2006年第1期 我们和历史一起进步　作者：本刊编辑部

退回四十年，文革开始。退回三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们参与了前贤没有经历过的社会实践，见证了新的历史进程。

对比跨越两代人的历史实践，我们有一个感悟：论走路，一条腿不如两条腿，两条腿不如四条腿。同样，思考问题，一个脑袋不如两个脑袋，两个脑袋不如四个脑袋。充分发挥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依赖单人或单个社会集团积极性的办法更高明，也更稳妥。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思路，这种感悟或许可以提升为“科学历史观”。科学的历史观来自历史实践。历史前进，我们的历史观也随之前进。历史实践已经证实：大包干比人民公社高明；改革开放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高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高明；集体领导比个人崇拜高明。国内国外、城市乡村、集体个人，各种社会力量都得到尊重，权利得到保护，因而发动起来，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加快了。

当然，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各个社会集团一起行动起来，一起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时候，如何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如何争取双赢局面，如何在和谐中开拓前进，就成为新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先进国家的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让人们讲话，让各种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争论，交流，妥协，合作，达成共识，建立众人认可的规则，然后彼此监督、贯彻实施。这些经验，汇总起来，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努力追求、文革后汲取教训反复重申、中共十六届各次全会一再呼唤的民主制度。孙中山总结世界和中国历史的经验，认为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历史潮流，凭借民主制度谋求社会和谐发展，体现了以中外历史经验为依托的科学发展观。以这种制度为基础建立的社会，便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热切而乐观地盼望和谐社会的圆满到来。

《炎黄春秋》已经办了十五年。十五年来，我们遇到过无数困惑，常常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唯一坚定不移的宗旨就是实事求是。十五年的实践使我们意识到，这个宗旨也是一大批作者和读者共同坚守的底线。在这条底线上，不同的意见可以统一，不同的主张可以调和。而且，这项宗旨也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入世界历史潮流，使我们的观念随着历史实践，跳出了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从不高明到比较高明，最后得出了与科学发展观一致的结论。这大概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吧。

我们随着历史进步了，我们的杂志也随着历史进步了。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继续进步，并和作者、读者一道推进社会进步。在科学的历史观和发展观看来，人民群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006年第1期 民主共和国的标本　作者：笑　蜀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1935年8月1日，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确立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共中央名义草拟《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宣言于10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正式发表，不久辗转传入国内。

时为燕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东荪注意到了这个动向，在《自由评论》杂志率先发表文章，响应“八一宣言”。他在文章中对中共在此前后的主张作了比较，断言“八一宣言”是中共政策转向的标志，并列举了所谓中共政策转向的五大标志：

一个向来主张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

一个向来主张全世界革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

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

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

张东荪尤其强调：“我们历来不反对国民党与共产党而只反对一党专政，以为一切罪恶皆由此而生。现在共产党提议合作是显然放弃了专政，这真是一件最可庆幸的事了。”

张东荪为此热情洋溢地欢呼：

“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

姑不论张东荪对中共既往政策的概括是否完全准确，其对中共当下政策调整的描述确实非常到位。

因应着全面抗战即将爆发，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形势，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战略转折至此揭开了序幕。

一个人人自危的局面在张闻天为总书记的时代结束了

重大战略转折首先表现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变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听取了地方党组织关于肃反问题的汇报。张闻天、毛泽东一致表示：陕北肃反搞错了，要纠正，要立即释放刘志丹。常委随即分成两路，毛泽东率部队去前方，张闻天率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进驻瓦窑堡。当事人郭洪涛多年后回忆：

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同志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由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

五人小组迅速查清了问题，于当月释放了关押在瓦窑堡的刘志丹等十多位陕北根据地重要领导人。张闻天亲自主持为刘志丹平反的大会，并以中央最高领导人的身份发表了讲话。

从富田事变起，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竟然衍为风气，肃反扩大化步步升级，使苏区蒙受惨重损失。长征路上，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肃反扩大化暂时消停。但到陕北根据地之后，在站稳脚跟之后，肃反扩大化会不会卷土重来？这是党内许多同志所关切的。以刘志丹案件为标本，张闻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以暴力手段对待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传统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这无疑搬掉了一直压在党内几乎所有同志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一个人人自危的时代在张闻天手中结束了。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中，延安几乎就没有冤假错案的记录。

张闻天不只致力于平反党内的冤假错案，在他看来，党内不许“整人”，社会上同样不许“整人”。1936年1月27日，张闻天主持拟定一份关于宣传工作的文件，他在文件中要求“根据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来检查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根本纠正过去宣传的“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杀尽地主富农”等错误口号。在社会上乱捕乱杀，是极左统治的症候。四川通、南、巴曾经是张国焘的大本营，现在一些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记得，张国焘治下的通、南、巴，杀人是一件随便的事。只要谁被指控为地主或是其他坏分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程序核实，马上就可以拉出去砍头。这种恐怖风尚，在张闻天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几年中，再没能回潮。

这种政策调整，具有革命性意义。尊重生命，保障人权的理念自此在延安逐步发育。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抗战以前，中国社会的主流话语，是占据执政地位的国民党的独裁话语。

1928年10月，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1931年，又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规定训政时间为六年，到1935年结束。训政期间，由国民党独揽政权，训练人民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人民只有服从国民党才能享受公民权利，国民党可在必要时对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加以限制。

国民党的独裁话语，遭到国统区知识阶层的强烈抵制。张东荪认为，国民党训政理论完全是骗人的谎言。它所要实行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而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结果，显然是失败的。

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反省，把内忧外患完全归结为它的敌人即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双重破坏的结果。举起右手打倒共产主义，举起左手遏制自由主义，成了国民党当局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从30年代起，蒋介石就开始求助于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有着国民党背景的一家上海媒体就这样呐喊：

“执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要注射法西斯蒂的新血液，才有生路。”

一位御用学者也赤裸裸地公开主张：

“中国需要有钢铁一样的领袖，他用钢铁一样的手腕建立革命的新中国，这样的领袖我们应该用热血去拥护，是忠实于三民主义的独裁的领袖。”

法西斯主义主张，无论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还是在精神、道德领域，国家都要居于领导地位，“法西斯主义主张国家应给予一种具体的意志和权利，以便制裁一切，统治一切。”

政治方面，他们主张“实行组织坚强、行动活泼的民族独裁政治，即实行国民党的法西斯化，强力执行三民主义。”

经济方面，他们主张统制经济，即国家控制经济命脉，国家主导经济发展。

文化方面，他们主张文化统制政策。他们认为，应该反对和扑灭的文化，不仅包括赤色的共产主义文化，还有黄色的社会民主主义、虚伪的德谟克拉西以及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一类“陈词滥调”。甚至还包括“个人团体观念”、“乡土观念”、“家族观念”。

为此，他们要求建立严密的组织，首先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党员不论参加文化工作与否，均不许有非组织或自由的表现。“党内完成了文化统制的基础，再在社会各文化组织内建立党团组织，使文化在党内的统制影响扩大到党外，可以更进而完成全体国民的文化统制。”

他们强调：在所有方面必须加强控制。“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低落，不少社团都操纵在民主的棍子手里。这种虚伪民主现象，不但在政治上是一个致命伤，同时在文化上也是一巨大的障碍物。中国如果要发动文化统制运动，对于社会各层的社团统制当然也不能避免。”

总之，将中国变成国民党独占的中国，只能有法西斯大一统，不容一丝一毫的异质，但凡拒绝为法西斯所同化，必为异己，必予斩草除根。他们露骨地扬言：“凡有主张一切反动文化的人和物，当不惜代价使之破坏消灭”。“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治理念，至此呼之欲出。从所谓“三民主义”向着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合流，构成抗战前夜国民党思想路线的基本趋向。

“民主共和国”当时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

那个时候，与国民党的趋向相反，以平反冤假错案，制止乱捕乱杀为发端，中国共产党开始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就是一个继承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民主思想极浓厚的领导人。“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恢复党内民主，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曾任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先生说。毛泽东对此也有定评，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是中共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毛泽东并戏称张闻天为“明君”，说洛甫（张闻天）很民主，不争权。

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中共开始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向新民主主义体制转型。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宣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的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是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声，是朝着政权开放跨出的第一步。

次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更是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认为，“民主共和国”是一个比苏维埃体制更适宜的选择。它不仅出于抗日救亡的需要，而且“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决议郑重宣布：

“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权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部分，苏区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苏区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进一步承诺：

1.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2.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启动，持续十年的苏维埃工农专政体制正式终结，陕甘宁边区政治体制改革进入实战阶段。

毛泽东说：“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15岁投奔延安，16岁入党的何方，亲历了1941年的第二届边区参议员竞选。那次竞选，他所在的抗大三分校和鲁艺、自然科学院三个单位为一个选区，产生一个参议员。抗大提的候选人是校长郭化若，鲁艺提的是周扬，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退出竞选。因此参与竞选的只有郭化若和周扬。郭、周互不相让，各有短长——

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议，委托俄文队队长曹慕岳替他竞选。周扬则是亲自出马，除谈了自己的施政意见外，还批评郭化若缺席，说明他对选举不够重视，将来还能保证负起参议员的责任吗？双方的拉拉队也是嚷成一片。我只记得鲁艺的拉拉队长是我的老乡刘炽（著名音乐家）。他能出洋相，花样翻新。他大喊一声：“《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齐声答曰：“周扬！”相形之下，曹慕岳的名堂就不多。但选举结果，由于抗大人数大大超过鲁艺，结果还是郭化若当选。周扬上台讲话说：其实他和郭化若都是共产党员，不论谁当选，也都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徐老最后上台说：他是鼓励搞竞选的，这也是将来和国民党及其它党派进行竞选时的预演和操练。过了一阵，第二届参议会开完了，郭化若迅速向三个单位的选民作了传达，其间还回敬周扬两句，但周扬那次没参加。郭化若提到，有人说他上次请假是不重视参议会工作，其实他是很重视这一工作的，而且保证一定做好，请大家监督，云云。

这是何方平生第一次尝尝民主的味道。民主的味道不赖，让何方回味至今。

从1937年底开始，陕甘宁边区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保证选举能依法正常进行。考虑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边区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了多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选民热情很高，边区的投票率总能维持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国民党当局对此很不服气，由此引发一场论战。国统区一家官办报纸断言：共产党的“普选”是做秀——“谁不知道，中国人民有百分之八十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他们既不能记自己的名，更不会记共产党所指派那一群大小官吏的名了。这种政府只能叫做‘魔术政府’，不能叫做‘民主政府’。共产党人却掩耳盗铃，硬说‘魔术政府’就是‘民主’政府，简直就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这激怒了《新华日报》。《新华日报》立予反击，撰文介绍边区选举制尤其是投豆法的变迁，以此证明“只要有实行民主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

《新华日报》特别强调：无论如何，选举的能否进行和能否进行得好，主要关键在于人民有没有发表意见和反对他人意见的权利；在于人民能不能真正无拘束地拥护某个人和反对某个人。至于选举的技术问题并不是无法解决的。

显然，真理在《新华日报》一边。

边区的普选，后来推行到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据周恩来统计，截至1944年10月，抗日民主根据地人口共达九千万，都建立了普选产生的地方各级政府。

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立健全参议会制度，都是边区民主建设的重要元素，一直为史家所称道。

对边区民主建设，毛泽东有过最好的概括。1938年7月2日，毛泽东告诉世界学联代表团：

“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说：此乃边区之最大特色，即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只要做到了这一点，总能有很大效果。“在这个制度之下，无论哪一种职业的人，无论从事什么活动，都能发挥他们的天才，有什么才干的人都可以表现出来。”毛泽东最后道破天机：边区这些政治改革，有一个良苦用心，那就是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民主政治的模范区，成为民主共和国的标本。他说：

全中国也应采取这个制度，应把抗日战争与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以民主制度的普遍实行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果全国人民都有言论集会结社的充分自由，全国军队中官兵打成一片，军民又打成一片，全国教育也以民主精神实行之，全国的经济建设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与改良人民生活相连结，全国各级政府都实行选举制度，并有各级人民的代议机关，而一切这些都是为了抗战的胜利，那战胜日本就指日可待了。民主制度在外国已是历史上的东西，中国则现在还未实行。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的意义与作用。

抗日与民主不可分割，必须把抗战与民主结合起来，这其实也是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的心声。在这一点上，中共与国统区广大的中间阶级取得了共识，奠定了宪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9年9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以此为发端，宪政运动平地而起。兑现承诺，结束一党专政，实施民主宪政，甚至成了街谈巷议的主题，宪政意识大觉醒，大普及，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抗战之前属于禁忌范畴的词汇，从此浮出水面，成了流行的关键词。救亡并未湮没启蒙，救亡反而激活了启蒙，提升了启蒙，救亡运动同时构成了空前规模的启蒙运动。

而边区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使边区成了抗战与民主结合的典范，成了宪政的雏形，因而备受瞩目，仿佛一颗璀璨的晨星。

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民主是边区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但边区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民主。民主而外，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也是边区政治颇为可观的一景。

这种一定程度的持平、均衡和中立，来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体察。1941年，毛泽东在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对此有过阐述。他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不能偏于一端，“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中共的社会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等一切公共政策，都要具有均衡性，都要尽可能地一视同仁，人人平等，一体保护。

中共是一个工农政党，维护工农利益从来争为人先，这方面不会有问题。人人平等、一体保护，重点和难点并不在此，而只在于如何同时维护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的利益。所谓持平、均衡和中立，主要就取决于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等在苏区历来是消灭对象的中间阶级、剥削阶级，其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与工农合法权益同等水准的维护。

答案是肯定的。这种政策调整，跟政治体制改革同步甚至更早。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已经宣布：“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以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平分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同时宣布，要“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

边区大门向地主、富农、资本家和其他工商业者敞开，这在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是一个崭新的实验。在实验的基础上，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正式发布。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在农民与地主之间，政府必须持平，均衡，中立，是“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决定”强调，“于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在适当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

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至此完全确立下来。这在法制上亦有体现，作为边区基本法律的《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即为例证。

在对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毛泽东对持平、均衡和中立的政策导向，有过精彩说明。他说：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实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合力抗日。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

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从毛泽东的演说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是一种均衡的、混合的社会体制。它不是偏于一方，人为地制造对抗和冲突；不是利益独占，你死我活。而是包容，妥协，兼顾。它是理性的，务实的，是切合人的通常心态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需求的，因而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经济体制，公营企业，私有企业和个体劳动多元并存，各得其所。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均衡的和混合的政治体制，政权向着社会各阶层开放，工人、农民、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参与，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政策。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还可以说，新民主主义同时是一种以开放、多元、包容为特色，接受、集纳人类主流文明的融通文化。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而当时中共要建立的新中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就是被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就是被融通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正是融通文化，最终使延安成为圣地，成为当时中国的精神高地。

社会主义者当然把延安看作自己的故乡。对自由主义者来说，延安则是专制大一统格局下的民主奇葩。对民族主义者来说，延安始终高举抗日旗帜，对他们也不乏吸引力。

就连抗战前一直亲蒋反共的美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司徒雷登，这时也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认为共产党人首先是民族主义者，是爱国者。他因此开始接近中共，为根据地输送了大量的人员和物资。

融通文化也赋予中共以强大自信。毛泽东曾自豪地对美国外交官说：“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

正是基于强大自信，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诗意地欢呼：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使国民党当局极为尴尬。既然中国可以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有自由，有人权，有尊严，为什么还要容忍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呢？

国民党执政集团的合法性资源因此面临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挑战。

国民党当局不敢掉以轻心。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亲自出马，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他的答卷，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中国之命运》。

其实，早在抗战之前，国民党当局就试图要给全国人民一个答卷。既然昭告天下训政六年，那么时限将至，究竟如何打算，多少得有个说法吧。国民党当局不含糊，他们给出的说法是法西斯主义，毕竟，三民主义不可能构成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只有引进法西斯主义，才能为他们继续独步天下提供合法性资源。墨索里尼、希特勒因此相继成为那时国民党当局的唯一精神导师，国民党当局当时是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的。

但是，风水轮流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招玩不转了，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就是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法西斯主义这时已完全破产，即便在中国也是人所不齿了。国民党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思想基础差不多淘空了。

本来就弱不禁风，这种情况下，中共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更给国民党当局以致命一击。

国民党当局必须应对，无可逃避。

这种情况下推出的《中国之命运》，自然举世瞩目。但可惜，它并没有能够享受它的主人所期待的荣光——它实在是乏善可陈。

《中国之命运》的核心主题就一个，即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来置换国民党当局昨天所推崇的法西斯主义，以此为国民党注入一党专政、领袖独裁所急需的新的合法性资源。

因此，《中国之命运》用了很长篇幅来描述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的伟大光荣。在蒋介石笔下，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真是美比天仙，艳若桃花，但他无法解释一个问题：既然中国传统的儒教文明如此伟大光荣，那么在西方文明东渐之后，它为什么那样的不堪一击，而使中国和中国人民蒙受了整整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和屈辱呢？

接下来，《中国之命运》对中国近代历史作了通盘解说。把近代中国的一切成就、一切光荣归于国民党，而把一切罪恶、一切苦难归于帝国主义列强、归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则是其鲜明特色。用意很清楚，“述我国家民族百年的经历”，是为了“指出我国家民族今后的方向”。挖空心思为国民党脸上贴金，无非是要论证“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只有国民党解释的那种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的官方意识形态。果不其然，在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的基础上，蒋介石宣称：

自国家有机体的生命上说，没有了三民主义，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指导的原理。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自国家有机体的活动上说，没有了中国国民党，中国的建国工作就失去了发动的枢纽。所以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

龙身至此挥就。《中国之命运》下面这段话，就属于画龙点睛了——

中国国民党如能存在一天，则中国国家亦必能存在一天，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如果中国国民党，革命失败了，那亦就是中国国家整个的失败。简单的说：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是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就无所寄托，不仅不能列在世界上四强之一，而且就要受世界各国的处分。

党即国，国即党。党天下理论因此天然合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非但不法，而且不义，自当人神共愤，天下同讨。

这篇文章如果出在国民党南京建都之初，还不至于令人吃惊——那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低潮期，也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的低潮期。那时出这么一篇文章，跟周遭的话语环境，落差并不太大。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抗战末期）就国际环境而言，自由民主因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而越来越汹涌，已经成了公认的世界潮流。就国内环境而言，则有国统区宪政运动的迭次高涨，尤其有了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示范。这种情况下，公然以一国最高元首之尊，一党最高领袖之尊，出而为一党专政辩护，出而与自由民主对抗，其颟顸，其狂妄，其昧于天下大势，真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也就因此，《中国之命运》甫一出世，即成炮靶，而遭中共和所有民主人士痛打。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批判。在蒋介石笔下，国民党一党专政简直就是中国人民之福。事实却印证着他的荒谬。就在《中国之命运》出世前夜，即1942年冬到1943年春，一场大饥荒席卷河南、广东，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无能，河南人饿死了300万，广东人也饿死了300万，都占当时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而在《中国之命运》出世不久的1944年，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国民党军队一泻千里的湘桂大溃退，让日本人一直打到贵州。《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当时《新华日报》的这个社论标题可说是对中国现实极为精当的写照。

专制不仅是最大的灾难，而且是最大的国耻。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战，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老大积弱的形象，抬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在国际社会多少赢得了一些尊重。但是，中国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政治制度却没有因应着人民大众的强烈呼声，没有因应着世界潮流的巨大变化而有丝毫改观。国民党的专制就意味着背离人类主流文明，就意味着奴役，就意味着野蛮。所以，国民党的专制国家在国际社会不可能真正有地位。蒋介石欣欣然于外交胜利，比如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比如联合国创始国地位的奠定。但他不知道，这些胜利并非专制之功，而是几千万同胞的流血牺牲换来的。就在他洋洋自得之时，高层次的腐败闹剧在他身边不断发生，而他一筹莫展。国民党当局的贪婪和无能成了国际笑话，以至于丘吉尔总是用鄙夷的目光迎接他，罗斯福甚至打算以史迪威取代蒋出任东方战场最高统帅；越来越多的美国记者、美国外交官对国民党当局失望乃至绝望，反复呼吁美国政府不再主要援助国民党。

所有这些，无疑最大限度地打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形象，最大限度地削弱了国民党当局的合法性资源。尽管国民党当局在硬力量上暂时处于强势，但在软力量上，即道义上，已接近破产。《民主的才是合法的》，这是《新华日报》1945年2月的一个社论标题。中共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撑腰，当然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向着国民党当局叫板。

基于同样原因，抗战胜利前夜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可以这么理直气壮地宣布：

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其它人民军队，不但在对日战争的作战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项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1937年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宣言，承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这一宣言，在中国解放区是完全实践了。

中共高举起民主的标杆，自由的标杆。国民党当局无词以对，处于绝对下风了。

一个是向着人类主流价值回归，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体制转向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融通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最终形成联合政府的主张，因之迅速崛起，在精神上道义上砥柱中流。

一个是抗拒人类主流价值，固守特权，固守既得利益，固守独占、单一、排他的传统政治格局，最终从所谓三民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而为天下侧目。

这就是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不同的路径。不同的路径导致不同的命运。至此，大局定矣。

（本文在写作中，得到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先生、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先生、南京大学教授高华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先生和雷颐先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吴小龙先生诸多启发。在此谨致谢意。）

2006年第1期 我在大是大非中认识了任仲夷　作者：徐庆全

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的官声，凭纠正“左祸”、落实政策的能力，在中国历史开辟新局的起点上决毅受命，在经济改革的试验田里耕耘播种，任仲夷这个名字，当然要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书上留下浓墨。这位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老人，于2005年11月15日阖然长逝，享年92岁。老人留下的遗嘱是：（1）不作告别仪式；（2）不写生平；（3）不留骨灰。但我们这些改革事业的受惠者与后来人有责任、有义务去缅怀，去承继。

2005年12月初，与任仲夷有较多交往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在北京万寿路家中，接受了我的访问。

徐：听到任仲夷同志去世后，大家都很震惊。您与任仲夷交往较多，您如何评价他？

杜：得到他去世的消息，在北京的一些老朋友，商量要写一副挽联。电话中商定，11个人联合署名，由朱厚泽与于光远秘书胡冀燕带到广州去与任仲夷告别。挽联请李锐同志执笔，是这样写的：“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南天一柱，世人景仰；仲夷同志，永垂不朽。”这应当是我们大家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

徐：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这样的评价的确是涵盖了任仲夷的政治品质。

杜：是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和国家面临着破除迷信和平反冤案两大根本问题。在中央，胡耀邦是走在前面的。可是，那个时候如果没有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同志的统帅，没有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支持，光有胡耀邦同志是不可能的。在地方的“诸侯”中，在辽宁省任第一书记的任仲夷，是冲在前面的；后来，他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以智慧和勇气开拓进取。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所以，“改革开放，勇当先锋”四个字是很贴切的，不夸大的。

改革应当是全面的，经济和政治要同步进行。我们经济体制改革步子很大，也很成功，可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滞后，更确切地说是有些“跛足”的。这是现实。任仲夷无论是在任上，还是退下来，对这个问题都有清醒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在热切地鼓与呼。所以，我们有“自由民主，高举大旗”的评价。

对“两个凡是”、对张志新案显现出非凡胆识

徐：您何时认识任仲夷的？

杜：我与任仲夷认识，有一个过程，先是不知其人，后来闻其名，再后来有了接触；接触多了以后，感受也多了，他的见解让我对他产生了崇敬之情。

1977年，我从广东调回北京新华总社任职时，也算是走南闯北的人了，对于各省的领导人大致还是知道的，但惭愧的是，当时我不知道任仲夷在哈尔滨任职，也不知道他到辽宁任第一书记。很快，发生了两件大事，使我知道了他的名字，感觉到了他的超人胆识。

徐：您说的两件大事，是不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关键。

杜：是的。十年“文革”，使我们这些以前盲从的人慢慢地有了些独立思考。粉碎“四人帮”以后，我觉得自己不但在生命意义上获得了新生，在政治上也成熟了一些。对胡耀邦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运作的这两件大事，我是衷心地拥护的，并尽自己的所能进行推动。那时候，任仲夷等一批老同志更是这样做的。

徐：可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中国仍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种思维与力量是萧规曹随，“两个凡是”；一种思维与力量是咸与维新，拨乱反正。两股思维与力量是……

杜：正因为有两股思维与力量，站在哪一方，就需要有胆识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到任仲夷的胆识的。

“两个凡是”是华国锋等同志坚决“照过去方针办”，推行一条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路线的核心理论和行动纲领。这样，必然在思想上束缚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使亿万人民的头脑继续被禁锢；在组织上使“文革”中受迫害，包括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内的一大批干部、群众继续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国的历史继续大倒退。

当时，任仲夷从黑龙江调任辽宁工作不久，他毫无顾忌，挺身而出，勇敢地举起鲜明的旗帜，投入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两个凡是”的战斗。1977年7月，也就是在真理标准公开讨论约一年前，任仲夷就在辽宁省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响应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观点，并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刻的阐述。1978年6月30日，也就是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开展思想大论战的当月，任仲夷又立即响应，在辽宁省委信访工作会议上，做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讲话，鲜明地批判“两个凡是”。

那时我任职的新华总社国内部是各省领导人言论的“大集中站”，任仲夷这些言论，使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产生了好感。

徐：后来任仲夷是“诸侯大员”中最早鲜明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之一。

杜：的确。真理标准大讨论发动以后，我非常兴奋，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态度。当时，我们总社国内部给各省和各大军区打电话，敦促“诸侯们”一个一个地表态。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第一书记杨易辰首先表态支持，再就是任仲夷。后来我才知道，就在北京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三天，任仲夷就着手撰写一篇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此文6月写出初稿，经过几次修改，8月定稿，题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全文8600多字，刊登在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1978年第8、第9期合刊上。该文系统地提出针对“两个凡是”的“三个不要”：（一）不要迷信“特殊身份”；（二）不要单凭朴素的阶级感情看问题；（三）不要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反对实事求是。同时，提出坚持“实事求是”的“四个必须”：（一）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二）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组织保证。（三）必须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时刻倾听群众的呼声。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路线。（四）必须承认实践高于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鉴别标准。

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在1978年那个特定时期就能在刊物上发表如此尖锐泼辣、针对性强、理论和实践结合较好的文章，旗帜鲜明地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除了需要敏锐的政治眼光，清醒的头脑外，也确实需要“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勇气。看到他的文章后，我们国内部立即发了通稿，转发全国。这时，我对任仲夷的敬意又增加了几分。

徐：当时，《光明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并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小平同志表示赞赏。

杜：可贵的是，任仲夷并未就此止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上，揭露“两个凡是”的谬论；提倡解放思想，则是从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的牢笼。这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因此，他从9月起着手撰写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文章，11月完成了题为《解放思想是伟大的历史潮流》，约一万字，刊登在1978年12月号《红旗》杂志上。这篇文章针对性、战斗性更强。与华国锋等同志的“两个凡是”针锋相对，任仲夷提出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两个凡是”：“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就要坚持；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要坚决纠正。”这是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极其有力的战斗檄文。

到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对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还很激烈。会议简报刊登了吴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当晚打给该报总编辑胡绩伟同志的电话内容。在这个电话中吴冷西同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凡是派”的观点。

徐：将一个“电话内容”郑重其事地登在中央会议的简报上，是颇有意味的。“凡是派”同志大概是想通过这篇文章以图最后一搏。

杜：是啊，这正说明斗争的激烈啊。参加会议的任仲夷，以这个电话内容为靶子，对“两个凡是”再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发言中一针见血地提出：“这篇文章（电话内容）确实代表了吴冷西等同志现在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的实质，是要从理论上把我们拉回到林彪、‘四人帮’那里去，是要反对或阻挠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前进。”同时针对吴冷西的观点逐条进行批驳。这是短兵相接的时刻，任仲夷能够挺身而出，非常不容易，非常让人敬佩啊！

徐：您能对任仲夷心生敬意，说明你们是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杜：说志同道合是对的，但是，当时我的思想境界，还达不到任仲夷的高度。这是后来从对张志新冤案的平反这件事上认识到的。

张志新是我党的一位好党员、好干部。她在“文革”中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公开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表示对林彪不信赖，对江青有怀疑，对打倒和陷害一大批革命老干部不满。因而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死党毛远新一伙的残酷迫害，于1969年9月被捕。张志新被捕后，坚持原则，坚持斗争，被硬加上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在长期监禁中，她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并于1975年4月4日被毛远新下令处死。绑赴刑场前，她被割断了喉管。

任仲夷从黑龙江调到辽宁时，张志新烈士已牺牲近两年了。1979年1月，在辽宁省委扩大会上此事被揭露出来，引起任仲夷的高度重视，他一再强调“公安司法部门应抓紧清查这一案件”，“这个冤案，一定要迅速查清，给予平反。”由于任仲夷的高度重视和督促，辽宁省委政法小组、省委宣传部于同年3月写出专题报告，随后报省委认真研究，作出《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

对张志新冤案如此处理，并在全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向张志新学习活动，同样要冒政治风险。因为张志新不仅坚定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同时对“文革”和毛泽东主席的错误（包括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也坦诚地提出尖锐批评。这两个问题，当时属于绝对“禁区”，甚至是极其敏感的政治“雷区”。因此，这样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对于任仲夷同志为第一书记的辽宁省委这样做，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华国锋同志却不表态。当时华国锋同志正在辽宁视察工作，任仲夷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华国锋就不题。于是乎，这平反之事便有“行不得”之疑，有人问任仲夷怎么办？任仲夷说：“他不题可能有别的考虑，这不要紧，我们还是按省委的决定办。”

徐：“按省委的决定办”，掷地有声。这说明任仲夷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不移，态度鲜明果断，决不看风转舵！

杜：当时，我们新华总社国内部接到了新华社辽宁分社关于这个案子的报道稿，还附了七八张照片。我看到后，感到非常震惊。说实在的，当时我是很犹豫的。报道肯定要报道，但是怎么报？照片中有张志新被处死时的场面，血淋淋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制造的处死自己同志的大惨案啊！我当时想，报一下可以，但不要大张旗鼓，更不许披露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对我们党的形象太不好了。新华总社国内部当时办有供党内高层阅读的“内部参考”，国内部有一个庞大的“内部参考”编缉组。“内部参考”编缉组同志建议说，新华社不能公开报道，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有关文字和照片可以罢。这样的意见，也被我否决了。那时，我是新华总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包产到户三件工程中，我是大刀阔斧敢冲敢打的，同志善意地送了我一个诨号，叫“杜大胆”。但我心中竟还是这么顾虑多端。这说明，我的境界比任仲夷差了一截。

徐：其实，看到张志新被处死的照片，会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文革”的悲愤和反思。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杜：是啊，要不说，我这个号称“杜大胆”的人，思想解放的程度赶不上任仲夷呢。

徐：《炎黄春秋》2005年第五期上发表了纪念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的文章，从编者按中知道，是任仲夷向您推荐的，可见他一直关注着这件事。

杜：这篇稿子是原在辽宁省宣传部任职的干部写的。任仲夷读到后，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该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

徐：应该说，当年冲破阻力为张志新这样大的冤案平反，任仲夷确也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啊。

杜：就因为任仲夷在这两件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我“认识”了他，从那时起，在我脑袋里，任仲夷的形象就鲜明起来了，突出起来了，对他的所作所为是引为同道的，对他关注也多起来了。

艰险的广东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徐：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以后，中央希望广东作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这在当时需要有一位坚强有力的领导人来发动改革，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我想，中央调任仲夷任广东第一书记，肯定是经过反复挑选和慎重考虑的。

杜：当然是这样的。当时两个省，一个广东，一个福建。没有任仲夷和项南当政，局面很难打开。前面说过，没有任仲夷这么头脑清醒，这么勇敢的人，广东和深圳特区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当年少数同志对他们两个人的勇于改革，不满意，诸多责备甚至刁难。项南曾遭到不幸。1985年任仲夷退下来时，跟老朋友们说我是“安全着陆”，此话是话中有话，含有辛酸啊！

徐：您在广东工作了20多年，是老广东了，对广东当然关注；而任仲夷又是您敬仰的人，想必您是一直关注着广东改革开放的。

杜：任仲夷到广东的5年，大致是我在《光明日报》任职的时间。有你说的两个渊源，我的确是很关注广东的情况，任仲夷在广东的作为，也大致是了解的。我先跟你说说被很多媒体忽略的一个情况，那就是任仲夷在广东对包产到户的推动。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而农村改革则从“包产到户”突破。因此，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如何，是检验我们对中国改革态度的一块试金石。实践证明，任仲夷经受得起这个检验，他是全国最先支持“包产到户”的为数极少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后来说，原来中央决定中有不要包产到户的规定，我们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而且，当时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手里有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因此，耀邦同志接受我的建议，于1980年9月为此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万里在会上说：“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和我一起公开赞成“包产到户”比较突出的人物，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就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

任仲夷到了广东又如何？我的老朋友，省委分管农村工作的领导林若、杜瑞芝告诉我：当时在广东，从上到下，对“包”字尤其是对“双包到户”确有一番争论。谁是谁非？谁也说服不了谁。大体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处于僵持状态。任仲夷调任第一书记仅三个月，他在召开的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作总结讲话，用搞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增产增收、经济发展、市场活跃等大量事实，说明农村形势的主流是好的，党同农民的关系密切了。强调已实行“双包”的地方，都是符合群众意愿的，就不要改过来了。任仲夷的这一席话，为“包”字之争打上了句号。

徐：任仲夷1980年到广东工作时，从大背景上来说，不是很有利。稍后，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杜：你说的问题，的确是任仲夷到广东任上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它的起因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读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认为，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徐：在这种情况下，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如何做的问题。

杜：这一时期的情况，后来任仲夷跟老同志们谈得比较多。他说，当时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所以，他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是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后来他多次说的一段话：“思想不解放，特别是领导同志的思想不解放，搞不了四个现代化，工作也不可能大治快上。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同志思想比较解放，那里的工作办法就多，步子就快。反之，就慢慢腾腾，工作很少起色。有的人老于世故，凡事‘一慢、二看、三通过’，认为解放思想这个头不能带，还是‘稳当’一点好。在新形势下，已有许多事实说明，那种思想僵化、四平八稳、无所作为的人，是不受群众拥护的，是站不住脚的。这样的同志如不转变，在新长征中，早晚要被淘汰。”

徐：任仲夷还有句名言，很能说明您说到的这一事例。他说：允许“变通”，不许“变相”。任仲夷的解释是：“变通”，就是要全面理解和掌握中央的政策，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政策去解决工作中的矛盾。讲“变通”，不应形成“变相”地违反政策。

杜：必然的改革开放，未必会有一个必然的开局。商品经济，打开国门，广东试水，示范全国。成则全局盘活，败则时机错落。任仲夷主政广东，不但要思考“变通”的经济布局，还要思考“打通”种种质疑非难的保守思想。那个时候，什么广东“放羊”了，广东“精神污染严重”了，“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了，等等，各种说法都有。有的老同志从广东回来后，甚至痛哭流涕的说：广东变成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复辟了！……

徐：那时，也有同志搞点小动作对广东进行责备甚至刁难。我记得当年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发表出来了。当年不懂，现在回头看，文章适时而出，矛头是直指广东经济特区的。

杜：当年任仲夷的确面临着各种复杂的、甚至是艰难的局面。不过，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任仲夷挨过批评，也写过检讨，但有一条他坚决守住了，就是决不让广东就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对于对外开放的利弊取舍，更言简意赅地归纳出“排污不排外”的逻辑与口号。在情势复杂的改革年代，这是一份理论与意志的坚定，更是一份能够成全这份坚定的谋略与智慧。他的确是一位改革勇士，一位智慧老人，一位披荆斩棘的行动者啊！

至死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鼓与呼

徐：关于任仲夷在广东5年的情况，您叙述的全面了。我还想知道的是，您什么时候“见其人”的？

杜：我和任仲夷第一次见面，是他退下来以后，更多的接触还是到90年代我主持《炎黄春秋》工作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他是兄长，我是小老弟，但我们几次长谈，可以说是志同道合。

徐：任仲夷晚年最专注的事情，我看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而您主持的《炎黄春秋》杂志也一直非常地关注这个问题。

杜：任仲夷，包括党内外一大批同志，也包括我，都是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坚定的、衷心的拥护者。关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政策，任仲夷曾有过一个概括。他说：小平同志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国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及时地、有力地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有人说我们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够协调、不够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能否更好前进的一个关键问题。我非常同意任仲夷的这一论断！

徐：小平同志1986年6月28日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64页）这是真理！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跛足”的改革现象呢？

杜：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些老同志和任仲夷也几次交流过意见和看法。小平同志对我国政治改革有许多精辟、科学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是正确的、精辟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论同样也是正确的、精辟的。改革之初，小平同志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事实上，上世纪尾我党我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确实为我们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他可能担心搞政治体制改革会引起乱。其实，正像任仲夷说的，我们稳步地推进政治改革不会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打心眼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继续安定，但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我们的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所以，只要我们的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稳步地进行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

徐：我注意到，任仲夷的几篇谈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都发表在《炎黄春秋》上，说你们志同道合也好，说相互激励也好，总之，你们晚年的追求目标是一致的。

杜：追求这个目标的是一大批同志，是一股力量。凡真心支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我们交往过程中，这个问题的确是我们近年交谈最多的话题。任仲夷近年写的这几篇文章，往往交给我。

去年七月份，任仲夷接受人采访，写成了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他在长途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

老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他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专门谈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并提出了推进民主政治的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搞“试验田”。他说：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第二个方案是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好像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也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逐步取得了这些成就的。我认为，这是人类共同的文明，其中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任仲夷说的这两个方案，在交谈中他几次提到过，但现在系统地提出来，的确很精彩。至于说这是“政治遗言”，恐怕说得伤感了些！

徐：听说任仲夷这篇长文章在《炎黄春秋》发表时，你还是有所删节的。我看到广东的一家刊物也发表了任仲夷的这篇文章。任仲夷在谈到借鉴西方政治文明时说：现在我们的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几种权力的相互制衡，本质上是一种制约权力的手段。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实践已证明，他们这种权力制衡权力的制度对制约权力遏制腐败有效。就像市场经济能有效配置资源一样，这是人类创造的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有效工具，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所以，这种做法，我以为，我们也可以参考的。

杜：不管怎么说，任仲夷提出的这两个方案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谈到中国的改革，我爱用“跛足”这个词。如任仲夷所说，小平同志留下了一块还未被很好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科学发展观”？什么叫“协调发展”？任仲夷的见解非常正确，我非常赞同。他说：科学、协调发展，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同样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就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可能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徐：人生不过百年。任仲夷去世了，让人悲伤，让人惆怅，但我觉得他留下了“政治遗言”或者说是政治遗产。所以，我们不必有遗憾。因为他的勇气没有老去，他的智慧没有老去；因为这是一个不曾结束的时代，这是一场还没完成的变革。

杜：任仲夷离休之后，见他的人都习惯地说句祝他健康的话。任仲夷总是纠正说，不要健康，要“天天向上”。他的确是在“天天向上”，一直都在不懈怠地前行，继续充当着中国改革开放排头方阵里的一个兵。我同意你的话，任仲夷去世，我们不必有遗憾，但我们更要牢记孙中山的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像任仲夷一样，“改革开放，勇当先锋；自由民主，高举大旗”，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继续以大智大勇精神、以科学的态度推动改革开放。这恐怕是对任仲夷最好的缅怀。

2006年第1期 我与耀邦共事　作者：李　昌

耀邦与我初识，是在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以王稼祥同志为主任的党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按：此机构成立于1938年11月）听取各个根据地来延安的同志的报告，为中央的相应指示准备意见，大约每两周开会一次。我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耀邦时任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也是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经常见面。其实，这之前的1938年9月我第三次到延安时，就已听人说起胡耀邦，知道他在苏区做青年工作，曾任少共中央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他作为红军青年干部，年仅24岁就担任军内要职，深获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器重；后来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担任政委，在延安青年干部中很有影响。我们认识后，由于我对苏区青年工作情况了解不多，常常向他请教，而他对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也满怀兴趣，问起“一二·九运动”、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各种细节，一谈就是半天，我们五十年的友谊从此开始。

在战争中沐弹雨建铁军

1946年6月，我奉调担任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后改编为解放军第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即前往纵队驻地山西阳高县，耀邦那时是纵队政委，两人又走到了一起。从那时到1947年7月他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政委为止，我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短短一年多的相处，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那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华北战场炮火纷飞、战事频仍。1946年9月，四纵在绥远省集宁围城打援，傅作义调动四个骑兵师以及其他精锐部队猛攻我军阵地，我军奋勇阻击，双方都打得顽强，战斗惨烈。那天我随他到前线视察，我们正在接近前沿的指挥所吃饭，忽然有敌机从山后扑来，机枪哒哒，弹如雨下，耀邦端在手里的瓷碗被打得粉碎。战士急忙拉着我们钻入防空洞避开敌机的袭击，这才发现他的大衣穿了个洞。我说“好险啊”，他却满不在乎，镇定如常，该问的问，该说的说，视察照样进行。耀邦作为军政委深入前沿阵地，在战场上处变不惊、无所畏惧的军人气概，对指战员的信心和斗志是极大的鼓舞，而我有幸在他身旁，得以亲眼目睹。集宁一战之前围攻大同以及此后的历次战役中，耀邦总是不避危险，亲临前线，很快就赢得了战士们的衷心爱戴。

解放战争初期，敌人来势凶猛。1946年的华北战场上，张家口在傅作义骑兵奔袭下失守，我军撤退到涞源山区。张家口是侵华日军在晋绥地区的最大兵站，囤积了大量物资，也是当时解放区最大的城市之一。张家口得而复失，战士又惋惜又抱怨，而敌军貌似强大，还在步步进逼，部队情绪低落，跟不上党中央军事战略思想：“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这个当口，耀邦在灵丘县召开干部会议，以“不得了、还是了不得”为题分析了形势。他指出：张家口失陷并非不得了，敌人也没什么了不得。敌人以全国人民为敌，孤军深入，每占一城一地都要分兵把守，兵力分散，被动挨打。我军为人民解放而战，到处得到人民群众支持配合，失去张家口当然痛心，但反而卸去包袱，可以集中兵力机动作战，哪里有把握打胜仗就打哪里，一部一部歼灭敌军。耀邦指出，蒋介石发动内战5个月，就被我们歼灭了39个旅，再歼他两个39个旅，战局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张家口能够失而复得，更大的城市也能一个个解放，北平、天津、上海，都不在话下，这才是真正的了不得。这条由后来的战争历程一一验证的军事路线经过耀邦深刻而生动的分析，干部心里亮堂了，传达下去，战士情绪迅速恢复和高涨。他们把耀邦政委的讲话编成顺口溜，“两步并作一步走，歼敌三个三十九”，在军中传唱。部队转入休整练兵，随后投入了平汉路北段作战，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耀邦高瞻远瞩，这段时期表现在部队建设上。早在解放战争初期的1946年，我军还处在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阶段时，他就看到了我军现代化的前景，预见现代化必然要求我军提高战士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于是因陋就简，从头抓起。这里两件事值得记忆，一是大力支持政治部创办铅印的《前卫报》。

我党从来重视宣传工作，而报纸是宣传的重镇。野战军运动作战，驰骋山区平原，报纸必须流动。为此创建了流动铅印车——先是一辆马车，后来又增加了一辆，装载铅字和印刷机随军行动。编辑人员也都配备了马匹。纵队还为《前卫报》配备了电台，随时接收前线电报，抄录新华社新闻广播稿。根据耀邦的意见，由他和我分任正副社长，都为《前卫报》写稿，帮助选用新华社电讯稿件。按照我们商定的编辑方针，报纸少发社论，多写连队讲话材料，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纵队首长指示精神，结合纵队实际快速发布军事、学习、生活方面的信息，大力表彰英模，宣传立功受奖活动。报纸大受战士欢迎。为了及时把报纸送到战士手中，纵队为发行工作配备了四个骑兵通讯员，有的部队还是等不及，索性派出骑兵到政治部来取。从1946年底到1955年，这张报纸办了八九年，冯征、王惠德、沈定华以及和谷岩等同志都曾当过主编。

另一件事是编印出版《人民军队三字经》。《前卫报》分发下去，有的战士自己能读，有的战士只能由别人给他念。针对他们不同的需要，耀邦和我商量编写一本启蒙读本，把识字和政治教育结合，要求内容充实而语言生动活泼、通俗顺口。课本编写了两次，第一稿不满意，没有通过，第二稿就交给和谷岩编写。和谷岩当时不过是二十岁出头的小青年，耀邦鼓励他放开胆子下笔，结果就是这本《人民军队三字经》：“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从人民翻身讲到共产党、毛泽东和朱德，从大革命讲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讲到美国和苏联，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到奋勇杀敌、立功受奖、优待俘虏。《三字经》起初在《前卫报》连载，全部完成之后，耀邦和我修订了两遍，又让部队画家郑拓配上插图，然后印刷出版，全体指战员人手一册。《三字经》深受欢迎，一章章一段段许多战士都能背诵出来，被当顺口溜演唱。《三字经》被不少战士随身携带，在伤员血染的衣袋和烈士遗物中都曾发现。

人们不尽知道，平日的耀邦乃是一位恂恂读书人，从初中文化水平出发，从战争和政治斗争的危途一路走来，始终勤学苦读、博览群书，成就了他的渊博知识而又通情达理。耀邦的勤奋，在晋察冀军区四纵队共事这一段我也得以亲见。每解放一座城市，他都要收集历史、地理等各种书刊，一路行军总是带着书籍在马上阅读。他的读书习惯使我深受感染，也给干部战士树立了榜样。四纵文化政治教育工作在部队中取得的成就，乃至这项工作的启动和发展本身都离不开耀邦政委本人的体验和示范。

耀邦如何大力支持政治部的工作，除上举者外还有一事值得回顾，那就是四纵开展的立功运动。我和耀邦多次交换意见，认为部队政治工作是深入持久的任务，需要说服教育，也需要一个恰当的激励机制，二者并行才能全面提高士气。人类一切行为离不开激励机制，带兵打仗尤其不可违背这条规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于是根据政治部的建议，四纵于1946年12月以在部队开展立功运动为主题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耀邦亲自起草《立功运动条例》，在会上征求意见。经过热烈讨论，归纳总结了指战员的各种建议给《条例》定稿，对实施和评选奖励办法作出了具体细致的部署，并决定用缴获的金银铸造奖章，奖励立功官兵。接着，各个旅、团、营、连层层召开动员会、誓师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功臣”，“有功必奖、多功多奖”的口号深入人心，群众性的立功运动很快在四纵形成高潮。

1947年1月打响的保（定）南战役，就是开展立功运动的第一个战例。1月28日拂晓总攻开始，四纵勇士在炮火掩护下分三路攻到定县城下。冲锋号吹响了，突击队的勇士们胸挂冲锋枪、手持手雷手榴弹攀登云梯，一拥而上，把红旗插上城垣。主力部队相继攻入城中，歼灭了残敌。四纵传令嘉奖三十二团的尖刀八连，陈正湘司令员、胡耀邦政委授予八连立功奖状和“登城先锋”锦旗，突击班班长王祥海荣立特等功。1月29日中央军委来电，嘉奖四纵。陈正湘司令员说：政治部的工作做得好啊！部队的精神面貌和过去真是大不一样了。这是对政治部、也是对耀邦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团中央共患难

耀邦在四纵时间不长，不久之后调动了工作，我们又分手了。直到我任团中央书记时他调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我们才又走到一起。那是1952年秋天，建国已经三年，党已经处于执政党的地位，总体情况和个人身份都与战火纷飞的岁月大不相同。在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忠诚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仍然是党团干部最根本的要求。这根本的一条人们未必都能做到，耀邦却模范地身体力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四纵一段岁月更深。

这段时期有一件往事难忘。1953年6月，（中国）青年团筹备召开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耀邦做工作报告，我做团章修改报告。两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两个报告后来都得到了毛泽东主席肯定，称赞“写得不错”；而这两个报告都曾删去了“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埋下祸根，事过十三年文革爆发，这几个字的删节成了耀邦和我的弥天大罪。我那时在国家对外文委担任副主任和党组书记，和耀邦一起被造反派揪回团中央礼堂批斗。造反派厉声质问我们，为什么竟敢从团的工作报告、团章以及修改团章报告中删掉“毛泽东思想”。耀邦推功揽过，把责任全揽到自己头上，却再也想不起事情的由来，而造反派不依不饶，连连追问。逼急了，耀邦就说：“你们去问无产阶级司令部去！”造反派恼羞成怒，把他斗得更狠。

其实，无论从原则还是从具体情节来说，耀邦这话都是绝对不错的。当时我听着造反派对他逼问，就回想起了事情发生的经过。我告诉造反派，“修改团章报告和团章中的‘毛泽东思想’几个字是我亲手划掉的。这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派陈伯达来帮助我们起草文件，陈伯达传达毛主席自己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毛泽东思想’就不要再提了。”毛主席自己的话总得听信罢？这才解了围。押出礼堂时我们在礼堂大门口相遇，耀邦面容消瘦憔悴，和我互相注视，默默无言中传达着彼此的关切。

这事耀邦后来也想起来了，此外我还想起了陈伯达作威作福的丑态和耀邦的愤怒。陈伯达那时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权势显赫，架子极大，根本不把团中央放在眼里，一味指手画脚。每次来到团中央，把报告接过去看几眼就随手递回，指摘这不行那不行。有时说毛主席不满意，有时他把报告带回去，不知看了没有，反正一个字不动就拿回来，还是要改。耀邦和我把自己整天关在团中央办公室里，改过来改过去，改得身心疲惫，愁眉苦脸，陈伯达依旧挑剔不断。终于有一天耀邦发火了：“毛主席让他协助我们改文章，他整天只知道指手画脚。不管他怎么说，老子就是不改了，就这样定了。”毛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删除的话，就是在这之后告诉我们的。团的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后，毛主席接见耀邦和我，“你们的报告写得不错嘛”这句话，就是这次见面时说的。耀邦和我听了相视而笑，陈伯达的事却没有敢告诉他。

和在四纵时一样，我和耀邦密切配合，整顿团的工作作风，加强团员青年的思想工作，迅速跟上党中央的步伐，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表扬。

在中科院同刮“翻案风”

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代周恩来总理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7月，小平指示整顿中国科学院。“文革”时期，中科院一开始就是重灾区，到70年代初，科学院71名司局级干部中有59人被打倒或被重点审查，处级干部也有半数以上倒台。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地区有170位高级研究人员，其中131位被打倒或被审查。全院科技人员被迫害致死者达229人，其中为中国卫星事业立下不朽功勋的一代科学巨匠、著名科学家赵九章死得尤其惨。中国科学院在“文革”前17年的工作被彻底否定和批判。“名利挂帅”、“技术挂帅”、“专家路线”、“知识私有”的帽子满天飞。“四人帮”在中国科学院的代理人公开宣称知识分子“一无政治头脑，二无工农感情，三无实际本领”。江青、陈伯达甚至把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视为“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开展了对“相对论”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横扫”给中国科学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面对这一片混乱，小平决心坚决整顿，把耀邦和我派去中科院，分别担任党的核心组第一副组长和核心组副组长。1975年7月18日我们进入之后，立即根据小平的指示，与中科院“四人帮”帮派分子和极左思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好”的指示，以耀邦为首的领导集体反复阐明科学技术的特点和重要性：指出自然科学既然重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它本身就不包含阶级斗争，在自然科学领域就不能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不能把科技人员当做专政对象。我们否定了“知识私有”、“白专道路”等错误提法，强调重视和发挥科学家在研究和管理上的重大作用，明确研究机构要以研究为中心。耀邦说：“科学院就是科学院，不是生产院、教育院、白菜院、土豆院。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的，是搞自然科学。”“所有搞科研工作的共产党员，业务上非上去不行。科研工作搞不上去，不仅是犯错误，而且是犯罪。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10月中旬，他在中科院共青团纪念长征40周年的大会上发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长征”的号召。他的生动率直的语言、热情洋溢的号召产生了巨大持久的影响。

9月26日，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听取《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人们通常说的《汇报提纲》）的汇报。《汇报提纲》由耀邦主持撰写，我协助。按照耀邦的设想，由我、王光伟、胡克实等分工起草，再由耀邦分章分节、逐字逐句定稿。一共写了六稿。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得到熟悉科学工作的于光远的帮助。提纲就解放以来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巨大成就、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中科院的组织机构、人员、工作状况，就我国的科技路线、科技战线的任务以及中科院的组织整顿思想整顿等等提出意见。小平边听边插话边评论，许多话一语破的，发人深思，气氛热烈。有关的报道传达出去，人们耳目一新，看到了希望。

提纲经过反复修改，去掉一些太尖锐的话，送交毛主席审阅，没有得到毛主席的批准。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横加批判，污蔑这个提纲是邓小平反攻倒算、大刮右倾翻案风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其他两株一是《论总纲》，另一是《工业二十条》），拿出来批判的是耀邦主持起草的第三稿。耀邦和我都被停职反省。回顾起来，我们到中科院这段工作前后不过四个月。

1976年7月，耀邦和我被中科院造反派揪到大连化学所，要在所谓“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批斗，但人心不服。这时耀邦病重住进医院，医生坚决抗议造反派要他到会的命令，严正声明谁要粗暴劫持，谁要违反医嘱，一切由谁负责。造反派惯于放肆，迫害他人从不手软，一听要承担责任就软了下来，只得悻悻而去。我的批斗会群众不乐意参加，开得也很不成功。又一次，造反派哄骗人们说是看电影，及至宣布是开批斗会，人们一哄而散。

在改革开放中互相支持

“四人帮”粉碎后，我恢复工作，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和主席团执行主席。1982年我68岁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退居二线。耀邦这时已经担任党中央主席，他提议我到中纪委工作。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我当选为中纪委书记之一，工作上继续得到他的支持。这里只举一例。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后，农村普遍办起了乡镇企业，其中不少是党员干部办的。乡镇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出现了雇工现象。对此，1981年10月国务院有文件规定，允许经营者有两个以内的帮手，有技艺的可以带五个学徒。部分群众对超标准雇工反映强烈，党内也有不同的意见。有一种意见认为，雇工超过了七人就是剥削，是党员的就要除名。大量来信反映到中纪委。1984年2月14日中纪委常委开会讨论。会上，绝大多数常委认为雇工就是剥削，主张开除超标雇工的党员。我则反对开除超标雇工的党员。我认为雇工是农村经济发展必然出现的现象，包产到户后农村经济刚刚有所发展，就要开除带头致富的党员，会动摇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使党失去广大农民的信任，不利于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关常委会开了六次，争论激烈，无法达成统一意见，我虽陷于孤立，但一直坚持不能开除雇工党员。由于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中纪委常委决定将不同的意见一起上报中央书记处。后经书记处讨论，同意了不开除的意见，按小平同志说的“看两年再说”。我没有向耀邦问起过这件事，但书记处会议由他主持，相信他是支持我的意见的。

1987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批准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一年多后，1988年春节前夕（2月14日），我与老伴冯兰瑞一同去看望他。进入客厅还未落坐，耀邦就迎了上来，冲着我老伴双手作揖，开玩笑地说：“你是英雄，我是狗熊……”耀邦与冯兰瑞也是老朋友，每次见面两人总喜欢开点玩笑。然而，在这次玩笑的背后，却可见他在辞职后的复杂心情。我当时就对耀邦说：“冯兰瑞不是什么英雄，你也不是狗熊！”耀邦接过话说：“看来我是检讨过头了……”耀邦指的是辞职前在生活会上那次违心的检讨，此事一直让他懊恼，我则始终认为耀邦的辞职是被迫的。我们坐下后，耀邦又神情严肃地说：“你们来得正好，帮我考虑考虑后半辈子做什么事，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什么工作？”耀邦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受了莫大委屈也不忘记人民。这一天，我们交谈得十分愉快，冯兰瑞还为我们拍了照。想不到，竟成了我与耀邦的最后一次见面。

1989年4月16日，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耀邦同志去世了。我不敢相信。随后到来的胡克实证实了这一噩耗。说耀邦同志确实逝世了，他刚去过医院。对我来说，这简直如同一声闷雷，震得昏头胀脑。回到家，第一句话就是把噩耗告诉老伴冯兰瑞。她一向刚强，也不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这天下午，我们前往府右街会计司胡同25号胡家。四合院内放着两张签名桌，灵堂中央是耀邦遗像，四围摆满了花圈。当中花圈绢带上写着“李昭率子胡德平夫妇和胡德华夫妇敬挽”……耀邦真的走了，我们只能对着他的遗像深深鞠躬。我们是来吊唁并想安慰李昭的，自己却有点控制不住了。

耀邦只活到了74岁。无论怎么说，就其壮怀激烈的政治理想，以及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需要来说，他走得太早了！耀邦是我党的卓越领导人，尤其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转变时期，他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组织和领导了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这是我们党最好的时期之一，而耀邦功居至伟。我们看见的耀邦无私无畏，时刻把国家和人民之急放在心上，身体力行，他是一位高瞻远瞩、励精图治的政治家。特别是耀邦一生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其高尚品格将永标史册。

4月23日，我和老伴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面对鲜花丛中覆盖着中共党旗的老战友，从此天人路隔，不禁隐隐心痛。从大会堂出来，目送着灵车沿着长安街缓缓西去，两旁站满了送别耀邦的人群，一如当年为周恩来送别的感人场面。

（作者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时任抗日民族先锋队队长）

2006年第1期 共青城的思念　作者：万绍芬

编者按：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九十诞辰。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特刊发《共青城的思念》一歌的歌词，以兹缅怀。

一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鄱阳湖畔长满荆棘；

你风尘仆仆走进茅棚，

为“棚友”带来温暖和勉励。

又是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共青城拔地而起；

你兴致勃勃漫步街头，

和“垦友”共商未来大计。

还是个飘雪的日子，你来到这里，

那时敷阳山悲痛沉寂；

你屹立在松柏丛中，

凝望共青城迈向新世纪。

朝气蓬勃的青年导师啊，

共青人永远不忘你。

鞠躬尽瘁的人民公仆啊，

亿万人民永远怀念你。

注：胡耀邦同志三次来到位于江西省的共青城，都是在冬季。第一次是1955年冬，胡耀邦同志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第二次是1984年冬，胡耀邦同志时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第三次来临是1990冬，他长眠在共青城敷阳山。

（作者系中共江西省委原书记）

2006年第1期 跃入“共产主义”的悲壮实践　作者：王　泓

读了季羡林的《沧桑十年·序》，他说：“‘文革’浩劫才过去二十年，人们已经淡化了，给年轻人再谈，已被看作是‘天方夜谭’、‘海客谈瀛洲’；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对此，我久久不能平静。特别是想到“大跃进”，它对“三农”的破坏、摧残，决不次于“文革”，真使农村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境地。对历史负责，就应把它的教训很好的传给后代，不使他们重犯。怎么办呢，李锐的意见我很赞成，他说：“我们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实的亲历者，真实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框框。现在这样的著作面世的不多。”这是一个很好的补救办法。

我是亲历者

我自己可说是大跃进的“亲历者”。那时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曾几次去河南、河北、天津、安徽、江苏做过调查研究，又是万名干部支援农业队伍中的一员，在河南叶县的旧县公社（后改为区，下属八个小公社）担任过两三年的公社书记或区委书记。我们下去时，国家几个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我们作动员报告，都比较笼统地说，现在农村出了问题，情况比较严重，有的公社化、食堂化都成了危机。这是社会主义也是共产主义的阵地，一定得保住，也要解决群众的困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原因有三：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苏联逼债。下去一看什么都明白了。没有什么天灾，苏联逼债不会造成没饭吃，实际上只有人祸这一条。我们下去原来是为大跃进擦屁股的：一是尽快制止人口非正常死亡；二是恢复农村瘫痪的政权；三是恢复农业生产；四是处理各种“大办”的遗留问题；五是维护食堂化。食堂要办好没条件，要坚持就不能制止饿死人，要解散又不许。总之所有工作之难、责任之重、压力之大，是我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因此，我自认为自己是大跃进的亲历者，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说我是个受害者呢？因为大跃进初期，我几次下去调查研究，结果都不好。例如到南京看大炼钢铁，见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将学生正在使用的原国民党中央大学等校留下的小钢丝床、院墙铁丝网都炼了钢，结果变成一堆堆烧结铁、废物。我写报告说，炼钢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不该有用变成无用。特别是很多学生还在打地铺，国家还得花钱给学生搞床睡，又是一笔浪费等等。于是这就成为我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庐山会议后，国家计委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对我的，看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戴定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反右倾”突然停止，对我也就不了了之。

又如一次去河南调研，随便了解某大学毕业生分配情况（那时周总理确定大学生毕业分配由三个部门管：计委管计划、教育部管调配、人事部管调整），谁知该大学竟自作主张停止分配工作，要大学毕业生都回家劳动，并说这是毛主席的号召，搞得学生家长到学校来大闹。怎么办呢？对此，我只说了两句话：学生毕业分配问题，到目前为止，我没听到毛主席、党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你们要搞，工作要注意做细，不能出意外问题。可是我还没回来，告状信已经来了，说我下去指手划脚，给大跃进、新生事物泼冷水。这信多亏落到我的一个领导王汝之手中，他给压了下来，未做任何处理。不然也成了我反对大跃进的罪状。

再如我和老领导张北华（原为计委劳动工资局副局长，宋平为局长。第一次成立国家经委时，计委一分为二，我和张一起到经委，他任干部计划局局长）去天津参观水稻的大卫星。到地里一看，一眼就能看出是把二十多亩地中快成熟的稻子合并移栽到一起造成的（各地都出现这种办法）。由于挤得太紧，上边装了许多大灯泡照明，下边用鼓风机吹风。张是一个只说实话的人，他在地里就说：“这是胡闹，算什么卫星，非减产不行！”出了稻田刚上公路，就碰到几个拉车担扁担的人，带铺盖锅盆碗筷，他要停下来去问问是干什么的？他果然猜对了，是山东逃难出来的。他是山东人，当即表示：看来我们山东政策出问题了，农民故土难离，怎么这时还出来逃难？！他看到经委北门外也搞土炉炼钢，便摇摇头说：“怎么我们也这么搞，这能炼出钢来吗？！”他将他的看法，都对委领导作了汇报。结果，很快调往甘肃，听说他在甘肃又是老说实话，被反复折磨致死。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也被调回计委。

回计委不久，又被暂调国务院科技队伍规划办公室。这时大跃进的后果已经显现出来，影响到国务院食堂。我在那里还占了点便宜：一是口粮定量时，给周总理也评了定量，由于他每月有许多顿饭是招待外宾的，把他的粮食定量的一半左右均给大家，给我也涨了一斤；二是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不知从哪儿搞到豆腐渣，每天早上由食堂免费、免粮票供给每人大半碗，很解决问题。大家都很感激这位好秘书长。但好景不长，突然调我回计委去农村支援农业，好像还是多人中挑一似的。不管怎样，是党员，就只能二话不说的下去。

下去工作上困难不说，生活上也很难过得下去，要能带领群众渡过难关，首先得与群众生活在一起，同甘共苦。因此，我在旧县吃过17种不是人吃的东西，包括树皮、树叶、谷物秆、玉米芯、红薯蔓、观音土、棉枣、麦苗等等。一次肚子特别饿，到老乡家去，正碰人家吃午饭，吃的是玉米芯（剥去玉米当柴烧用的玉米棒），吃多了，一两天也缓不过来，肚子烧得很难受，整天喝水也不行，而且怎么也拉不下屎来。这样不久就浮肿得很严重，首先感觉走路很困难了，我就托人买了辆自行车，平路、下坡都可以，可是上坡就麻烦了，怎么也推不上坡，只好坐在路旁等熟人，请人帮我推上去。有时我知道有人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坐也坐不住，急得直想哭。接着反映在眼睛上，晚上办公，开始还可以，不多久文件上的字就密密麻麻一大片，模糊不清了。闭上两眼靠椅背休息二三十分钟，才能再看一会儿文件，这个罪也很急人。这时农民一天三两八钱粮食，干部、民工再多占一点，一顿一两也难保，死人现象就很难制止。我自己身体也难以支持，请大夫来给我看病，都说吃不饱，缺营养，热量不够，就给开半斤或一斤酒（那时买酒必须大夫开条），叫我必要时喝上一口。至于营养，我两年只吃过两个鸡蛋，还是我爱人去广东出差拐到叶县来看我，在路上花高价买了带给我的。为了吃这两个鸡蛋还犯了难。我虽然在区里单独住一个小屋，但鸡蛋皮不能叫人看见，就出去到田边散步，在野外吃了，蛋壳埋在地里。

就这，我还是性命难保：一次我在思诚村驻村，一天饿得昏了过去，起不了床了，村里请大夫给我诊治，大夫说有危险，但无药可治。她悄悄对村里人说，看样子吃什么东西也不行，他已难以吃下去了。最好弄点鱼汤给他喝，也许有希望。村里几个人商量，叫谁打破薄冰下水库摸鱼呢？人都饿得很虚弱，下水危险也很大，最后几个青年一起去摸了鱼回来救活了我。这件事使我很感动、很难过。吃，感到吃不下去，落了泪。不吃也感到对不住群众的情意，心里也很难受。群众多好呀，我终生难忘！

第二次是我又不行了，当地大夫说，那儿还有两支进口葡萄糖取来给注射。谁知这葡萄糖已变了质，注射进去后马上发烧到昏迷状态，一试温度计四十多度到了头。几个大夫都感到束手无策，叫地方准备后事。主治大夫是个女的，带着两个孩子，竟然把孩子扔在家里，两天两夜陪着我，坐在我身边痛哭不已。她以为我十之八九不行了，我死了，她也就活不成了。我偶然清醒一点，就赶紧叮嘱地方干部：我死与大夫毫无关系，她是好心，无论如何不能归罪于她。但我命长，终于活了过来。最后还是因我病危被送回北京。

根据以上情况，我深深感到现在到我说话的时候了，应该把过去想说不好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给后世子孙留一宝贵的教训。

我的几点看法

对大跃进我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大跃进表面上似是经济的跃进运动，实质上也是一次政治运动，问题比较复杂、涉及面很广，我的见解不一定准确，需要提出来求教于专家、学者和领导。

一、大跃进是一次重大的为时不短的政治运动与经济运动，但人们在谈我国发展历史时则说“58年大跃进时期”、“三年困难时期”。似乎大跃进是58年一年的事，完全把三年困难，大量饿死人与大跃进割裂开来。当时说困难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造成的，既然主要是天灾，还能追究老天爷的责任吗？这样写历史，本身就淡化了大跃进，实际上那几年老天爷很帮忙，没有什么大灾，58年还特别风调雨顺，丰产不丰收能怪老天爷吗？三年困难、死人是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因果关系显而易见，况且1959年大跃进仍然处在高潮期，许多“大办”并未停止，这一年也是死人很多的一年，60年许多“大办”才有所收敛。因此，把大跃进的下限划到三年困难时期，甚至1963年恢复期都是有道理的。

二、搞大跃进目的何在？我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跳跃式跨进共产主义。这从当时中央最高领导直到普通农民都是很清楚的。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就指出：“总想—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度占了上风。”毛在回答彭的批评时也说：对“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当毛泽东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后，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并强调：“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不少人都到河北徐水县参观过那里的共产主义规划。毛泽东视察后非常高兴，还在那里提出要大家考虑“粮食多了怎么办？”《人民日报》在《徐水人民公社颂》中说“徐水是全国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县。”“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告诉人们徐水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我到河南叶县旧县公社后，听说我们公社有七八个老太婆在食堂吃不饱饭、开始饿死人时，凑到一起谈共产主义问题，我便去找她们，结果人已死去—半，只找到两个，请她们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谈的。她俩的话大致相同，很精彩，很深刻，大意是说：“我们几个也不知怎么凑到一起的。开始谈现在食堂没粮吃，怎么办？谈着谈着就谈到我们农民祖祖辈辈受欺压，种地吃不饱饭；祖祖辈辈盼来个大救星，救我们能安居乐业，吃饱穿暖；现在大救星来了，大救星就是毛主席，所以我们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现在毛主席要咱们大跃进，公社化，实现共产主义，这还能有错，我们不懂的是为什么搞共产主义就要大糊弄、刮共产风。现在吃不饱饭，是小和尚把毛主席的经念歪了。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的话，他不会让我们都饿死，人都没了，还要共产主义干什么？所以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能干的庄稼活还要干。为了共产主义，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饿死也心甘情愿。更要管住孩子，不能因饿而去偷摸，干坏事。”这些话深深打动了我，说明老百姓多么盼望共产主义的到来。大跃进适应了老百姓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幻想，所以也就能顺利地开展起来。

看来，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念念不忘我们的终极目标和理想，也会起到动员鼓励作用。问题是那时所说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式的“左”倾幻想共产主义，而且是混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幻想一步登天。这种错误列宁干过，但不能与我们相比，列宁初试即止，我们不同，我之所以把它称为“悲壮实践”，因为我们不是小打小闹的试验，而是全国全面的实践，是来真格的。而且知错不改，即大跃进失败后接着反彭德怀、反右倾，延长了错误的时间。

三、大跃进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没有错，我们党的历史就是左、右路线斗争史。毛泽东一再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作出这样一个结论。但这样讲多了，使人觉得有点公式化、概念化、不实际，也缺乏针对性，不能给后世留下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为此，我和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都广泛交谈过，他们一般的认为：路线斗争左呀右呀的，那是上边领导的事，我们不懂。我们农民讲实际，什么事错了，为什么错了，讲清楚我们喜欢听。不要上面路线斗争，使我们老百姓糊里糊涂白吃苦。因此，有人甚至讽刺地说什么“今反左明反右，越反百姓越糊涂；今反右明反左，百姓遭殃无处躲。”

那么怎样表达这一错误为好呢？我看还是再学学周恩来59年庐山会议前6月11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批评为好。他说：“1958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就是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这几句话对这一错误作了高度的概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就形象地表明主客观都无限度。这里不由人想起当初的荒唐事来：《人民日报》登出一个女孩（看来已有七八岁）坐在稻穗上的照片；我在基层还看到一幅招贴画稻穗上不是小孩，而是大人在跨步前进，标题则是：《俺的稻子不算好，社员可在稻穗上跑》。

四、所谓“抓纲治国”、“政治统帅经济”、“阶级斗争为纲”、“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抓革命促生产”等等这一套方针，在“大跃进”中贯彻得淋漓尽致，破坏性之大，尽人皆知。大跃进中的一切活动，都带有阶级斗争的意义，阶级斗争取代了一切，冲击了一切。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主要目标也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反对大跃进、消极对待大跃进，都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河南抓了“小潘复生”又抓“小彭德怀”，搞得不亦乐乎。群众吃不饱饭挖点野菜、搞点树叶等，说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扒了树皮被说成是扒社会主义的皮等等，不一而足，都要批斗。河南的批斗会叫“光荡会”，就是批斗者围一圈，把被批斗者放在中间，推过来，推过去，有的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搞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尖锐到了极点。据说，这样翻来斗去，都是为了纯洁生产关系。这也是为了要执行最高指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农民不搞农业生产了，被逼得以死相抗，还不是生产力的暴动吗？！“生产关系过度革命，生产力暴动”，这可能就是结论。

五、有人说：“大跃进”不考虑人民死活、不顾及生产发展。我认为这话要加以分析，不能说出发点就没考虑这些。想迅速改变一穷二白面貌也好，超英赶美也好，物质极大丰富也好，都是从发展生产出发而提出的。问题是大家的思想都跟不上毛泽东的要求。周恩来为此还作检讨说：“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生产跃进的发展”，“这是一种右倾保守思想”。国家计委对1958年钢生产搞两本账，一本是必保指标，一本是争取指标，都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甚至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也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

至于死人问题，更是难以预料的事，是大跃进错误造成的恶果。死了多少人，众说纷纭，有的说两千万，有的说三千万，也有的说数千万。其原因：一是非正常死亡，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并非全部属饿死，情况比较复杂；二是上报死人特别是饿死人情况，从上到下都感到不光彩。在基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情况十分严重。他要高产量，我尽可能弄虚作假往高处报。要报人口死亡数，你不愿听我可不报或少报。因此，吴芝圃（我下去时他还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倒说了真话，指示下边：“人口死亡不要调查，查也查不清，越查越多。”三是像我所在的公社那样，后期政权已基本瘫痪，生产队以上干部大都抓起来关押在县里，谁来做这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因此，我意今后谈大跃进死人问题，取其中数说个大概就行了。

一个公社是怎样“人亡政息”的

我下放担任书记的公社，是河南省叶县旧县公社。河南是全国大跃进的先进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是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第一个粮食高产卫星也出自他们；毛泽东在河南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国唯一的大炼钢铁先进县是河南禹县，等等。

出了叶县县城沿许（许昌）南（南阳）公路下行，不远就见到在我们公社与邻近公社接界处新建了个大公园（这里原是一片大好的麦地）。公园纵横修了几条大道。中间建了凉亭。公园名叫“麦海公园”，这无疑是文人给起的。具有麦浪翻风的诗意。再往前到公社所在地附近，一长排新房很耀眼，据说这是公社的工业区，到了公社（即区委）则见门口不远处新建起一座庞大的大礼堂。只这三大件，就使人震惊不已。我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要建这么一个礼堂？他说：“这是省上规定的，要限定时间在各公社所在地建起三大建筑：一是像军区礼堂式的大礼堂；二是像河南饭店式的招待所；三是像郑州百货大楼式的百货商店。我们只是建了大礼堂，砍光了附近的树不说，还拆了群众400间房。还规定里边要有多少座位，现在一个座位也没有，已经无能为力了。而且一次也没用过，不知道建这有啥用？其他两大件也无法再搞了。”

社办工业方面，在工业区建了几个工厂，在平顶山搞了个小煤窑。工业区的几个所谓厂子，除化肥厂没有搞成外，已建成的两个厂子简直使人哭笑不得，不可思议。一个是把全县所有的铁匠都集中到这里，办了个飞机厂，没有钢就搜集农民的农具（大炼钢铁时已经收集了不少），据说还真打出一架飞机，就是没有发动机不会飞。我下去后，不少铁匠还没遣散回家，住在那里白吃饭。因为这是共产主义的方向，谁也不敢轻易解散它。另一个工厂是专给牛做牙刷的。以为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牛也要刷牙讲卫生，这不知是谁的发明创造？这个厂子我下去时已经解散了。厂房里还堆了许多已做成的牛牙刷，完全是一堆废物。直到我离开旧县时，还没个处理办法。我只得向接替我工作的同志交待说：“大跃进”中的遗留问题，大部分已经处理，没来得及处理的，我提个意见供你们参考。唯有牛牙刷，我不知该怎么办？留给你们研究吧！除此之外，煤窑还有一百人左右，住在山上，多吃多占社员的口粮，这些人不撤回社员意见很大。但派谁去处理也处理不了。首先上山的农工坚决反对，因为他们回家吃不饱饭，还被折腾。你提出解散，他们给你上纲上线，说什么解散煤窑就是解散社会主义。没法，我去了一趟平顶山，也下窑看了看，事实上他们早已停工，也没条件生产。那个斜井是个小斜洞，一根支撑坑木也没有，爬进爬出背那么一点煤，还很危险。我向他们做通思想工作后，让他们马上解散回家，他们向我提出：几年了，这里什么家产也没有，只有一条大猪怎么办？这头猪大得像头牛。我说，这是你们养的，你们有权杀了它，除了吃一顿外，家里两年多没吃过肉了，还可带点回去。他们听了简直感激得热泪盈眶。

农业生产，1958年起就处于半停顿状态。丰产不能丰收，好多庄稼都糟蹋在地里。红薯则套犁耕一下，露出地面的大个，捡一个就完了。第二年一年猪总在地里拱，才没饿死。男劳力基本上都调到大炼钢铁、大搞水利等工地去了。剩下的妇女社员很快也患了浮肿病，还加上子宫下垂，基本上不能下地干活了。对此，我问过一些人，我说我也有浮肿病，不能说一点活也不能干了吧？我这句话说得不好，把我们的妇女主任逼急了，她说，现在不是一般的下垂，而是掉出体外，挂在裤裆里，不信你来看我的。说着就脱裤子。我只好赶紧阻止说：“别！别！我信！我信！”那时，种地只是为对付上级检查，只干路边、地头的农活，地中间的草比庄稼高。施肥套辆马车装上有机肥，检查团到了村东头马车飞跑赶到东头，检查团到西头，这车粪又拉到西头，永不卸车。他们把这称作“生产第一线”。

大搞水利，我们一个公社要同时在淮河上游的一个支流上修两个水库。两个可能都算中型水库。一个大点的是在上游建的一个跨公社水库，我们是主要受益公社，派的民工数量最多，我到叶县后，民工还撤不回来。我去看了一下，这个不小的大坝，只是堆了大量黄土而已，连个溢洪道都没有，白耗了大量民力。不久上面决定这个大坝要扒掉。还未完全建成，又要开始扒坝，民工还是不能撤退，只好当个大包袱背起来。另一个社内的水库，我原打算请专家来看看，争取保留下来，后来听说我走后也扒掉了。这两个水库劳民伤财，损失之大，难以估计。

人民公社既然是攀登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就要贯彻“一大二公”的方针，共产风也应运而生。农民特别不理解、特别恼恨的就是这个共产风。他们认为共产风刮得他们农民不能种庄稼，什么都一平二调三共产。土改刚得到的土地又收归公有，连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归了公；现在什么生产资料都“归大堆”，牲口也要归公，种啥不能由己，打的粮食也都拿走。拆掉了我们的灶，砸破了我们的锅，非要人们吃食堂不可。一会儿要人“放开肚皮吃”，“吃饭不要钱”。一会儿食堂断了炊，叫我们怎么活？！农民把主要罪过都归咎于共产风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大二公”、“一平二调三共产”搞得他们一无所有了。我看过许多农民的家，屋内空空如也，一般只有这样几样东西：一个所谓床是几根木棍或小树杆搭起来的，没床板只架上一层高粱秆；在地上挖个小坑，用三块砖头架起一个小锅为灶，旁边铺几块砖头放个瓦罐（装水用）和碗筷；农具也只剩下铁镐和铁锨。我问他们为什么这两样农具没被收去炼钢或造飞机？他们说：“修水库总不能叫人用手挖吧？而且我们还要用来埋人哩！家里的门、缸都用作棺材了（两个缸对在一起装尸体下葬）。他们还开玩笑说我们这儿新鲜事可多了：我们已经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了’，因为无门可闭，无遗可拾。我们用缸埋人，千百年后发掘出来，还真够文物专家研究一阵子的。农民还说：缸，我们过去都用来装粮食，现在倒好，家无颗粒粮食，今后有了粮食都会被老鼠抢去。这里只有老鼠生命力最强。但也很反常，白天照常出来活动，说明洞里藏的粮食也空了。我在区里住的小屋（兼办公）也是这样，当时干部告诉我：它不光乱跑，有时还咬人的脚腿。得防着它，见了就打。于是帮我拣一些砖块放在办公桌头，我还真打死过两三个。为了体现“一大二公”，一度要把公社范围内的两个街镇铺面与邻居的间隔全部打通，进了一家的门，就可在里边通行全街。据说这是为了打破“自立门户”的界限。只是由于群众抵触情绪很大，没有完全执行就停止了。

食堂化是饿死人的最大祸根。但它是社会主义的根基，是绝对动不得的，而且一村一食堂还嫌小，要两村三村合办，群众说，吃不饱饭还要跑几里路，来回一走，吃的那点东西都白吃了。我到旧县时，群众口粮已经完全由国家供应，虽然每人每天只有三两八钱粮食，搞好了可以制止饿死人问题。但放在食堂吃大锅饭，群众每人每顿能吃到一两就不错了。在外边搞工矿、修水库的民工要多吃，队里一部分人要多占。难怪群众有顺口溜说：“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脸红脖子粗，不是会计就是伙夫”。那时办食堂根本没有条件，不仅粮食不够，烧的也没有，“瓜菜代”也无法解决。我认识到不解散食堂，让群众分散渡荒，死人就制止不了。有一次我到马庵大队，晚上住在那儿，食堂没煤了。第二天可能要断炊，半夜派人套牛车到平顶山拉煤，第二天中午车早该回来了，但怎么也等不到。我站在村头张望了很久才远远望见有车过来，我高兴极了，谁知到了跟前，才见车上无煤，只有一头死牛。原来牛也没吃的，快到矿上一头牛就死了。河南农用工具很落后，那时的车还是二牛抬杠，一头死了，一牛拉车，不平衡，走得慢，耽误了时间。怎么办呢？这时候，群众一顿饭，特别中午饭一点不吃就可能死人的。那天准备吃的午饭是红薯蔓（秆）拌面粉，这种饭很费火，太硬了咽不下去。红薯蔓本来是当柴烧的，现在成了这个队的主要代食品，绝不敢再烧它。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今天把食堂散了，面粉分给大家，谁要红薯蔓也给一些。这个村我比较熟悉，刚下去第一次驻队就在这个村。因此我提出解散食堂后，干群同声劝阻。干部说：“你不要党籍了？”“你不怕坐牢？”群众说：“我们宁可饿着不吃饭，回家睡觉去，你也别冒险。”结果，也把我逼急了，我说“请会计拿纸笔来，我给你们写个字据，说明这是我坚持要干的，你们没任何责任，好不好？”这才得到解决。饭后，群众纷纷来看我，问我吃了没有，并说：“两年了我们没这样好好吃一顿饭了。”食堂解散后，一天全集镇的支部书记给我打电话，说他那里发现一个寡居老太太用鸡粪摊饼子吃。我马上赶去看她。见面后，才知情况更为严重，那时鸡已很少，她怎么能攒到这么多鸡粪呢（小柜还有半柜）？看来她早作了长期打算，而且说食堂化时，她吃不饱就拿它来贴补，有时感到食堂没啥吃也吃不饱，就不去食堂了。对此，我愧疚得无地自容，我哭了，老太太哭了，赔我去的人也哭了。此事使我终生难忘。

能否吃上饭是一个涉及到生死存亡的天大的事。这个问题越大，人民内部矛盾也越大，阶级斗争这个纲也才更能排上用场，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小潘复生”、“小彭德怀”则是反对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你反对“一平二调三共产”就是反对共产主义；你没吃的，挖点野菜，扒点树皮，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就是扒社会主义的皮，就要给“光荡”致死；你要晚上出去搞点代食品或出去逃荒，民兵发现了，可以随便开枪，打死不偿命。我问过农民群众，“你们这儿过去不是有逃荒习惯吗？这次这么大的灾荒为啥不逃呢？”有人说，“王书记你不知道？现在不是国民党时，那时他管不到村里，现在共产党村村有支部，党员插花到农户中，我们想跑也跑不了，况且晚上还有民兵看守呢？怎么逃得了？！”

这话简直是在骂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问这样的问题了。农民还特别说，逃荒不让逃，没饭吃还不让瘦，说面黄肌瘦是给社会主义丢脸，检查团来了就得把你集中锁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不让见人。有的事后忘了开门，两三天就全饿死了。反正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这样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急剧恶化起来，社员以死抗争，干部束手无策，放弃不管了。而揭了盖子以后，又把罪过全归到基层干部身上，一般都抓起来，押在县里。政权也就瘫痪了。

这时公社至少还有三人坚持办公，一是必须留一个书记或社长，对付上级检查团，一是管计统的行家，一是管总结报告的秀才。他们可以把粮食报表计算到斤、两，假造得极其细致逼真；工作还没做，就可写出工作总结，说得天花乱坠，而且早准备好一套群众的顺口溜，生动感人。我打算首先换掉这两位虚报浮夸、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天才。恰好我们计委有位与我一起下去的王景五同志，他是我们综合局一位搞统计报表的专家，便让他顶替那位搞计统工作的天才。结果，不几天就出了麻烦，上边要报农民家果树情况，要求分村、分户还要按树种，今年各产多少，自食多少，出卖多少等等，限三天内上报，这样的报表根本无法完成，急得我们这位专家哭了起来。我问明了情况，便给县里打电话说：你们是要真情况，还是乱估些数？真的搞不了，假的你们自己去估。不过要估，我可以说点情况供参考：一是果树只有少数农家院里有一两棵小树；二是结果很少；三是都自己吃了，个别给亲戚送一点；四是没有出卖的，农贸市场全取消了，要卖也无处卖。于是这个报表才不了了之。

到了村里往往一个干部也找不到，只能找会计，因为没有会计食堂就散伙了。你要开展工作，就得恢复政社合一的政权，首先分期分批地把干部解放出来。但恢复起来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在向县里领人时，要先看材料听取群众意见，然后开条子派人去领人。回来后，要向群众见面，由干部作检讨赔礼道歉，群众点头才算完事。但两方面都诉苦，互相顶牛。干部说：我打人是上面逼的，要两三天内把群众家的锅头都刷成白色，人都不行了，回家躺在床就像个死人，我去催一次、两次都说他马上起来就刷，第三、第四次去还没刷，自己就急了，打了人。上边和群众都不答应我，我有什么办法，吵架、打人，我也很冤，没有什么可赔礼道歉的，我根本不想再干了。有一个中年妇女坚持光道歉还不行，他把我的头发拔掉了一块（连带头皮），我非得拔下他一撮头发。这当然也不能同意，但工作却做不通，最后，请她的亲属来，连劝带拉，把她拉回家，才算勉强下了台。看来，他（她）们都有苦，向谁诉？只有向“大跃进”诉，我自己只能和稀泥罢了。

至于旧县公社究竟死了多少人？我没搞清楚。但我有两个底：一是驻村时，在有的小村作过调查，到摸底时为止，大致死亡人口占30%；二是经过我自己挨村调查，全社死绝户的占7%。这个情况过去我一直没敢写到报告中，也不敢对人说。最后，我用恩格斯的话来结尾，那就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2006年第1期 中外人工合成胰岛素比较　作者：熊卫民

诺贝尔科学奖是国人心中长久的痛。因为它不仅是一项针对个人的荣誉，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水平。一直没有任何植根于本土的研究获得这个奖项，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强的国度，在高规格请进“赛先生”之后百年，仍全面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每到颁布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国的媒体都不免要重炒一下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冷饭，并且常常要惋惜一番——毕竟唯有它才是我国科学家在本土做出的确切获得过诺贝尔奖提名的工作。但历经四十余年的宣传之后，仍然鲜为人知的是：即使在这项少有的世界级成果上，我们与国外也存在优先权之争。直至今天，美国和德国的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还在宣称是他们第一个用人工方法合成了胰岛素！

国家行为和个人行为

当美国的维格纳奥德于1953年合成了第一个天然多肽激素，英国的桑格于1955完成了胰岛素的全部测序工作之后，人工合成胰岛素就成了一项世界性的热门课题。据国外媒体报道，1955-1965年间，在世界范围内共有10个研究小组在进行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其中，最终达到了目标的除我国外，还有美国的卡佐亚尼斯小组和联邦德国的查恩小组。

我国的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涉及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所、北京大学化学系等多家单位，参与人数最多时达到约800人，少的时候也有约30人。这个题目虽然最早由科学家说出来，但考虑到它的“大跃进”背景，尤其是真正被确立为科研课题的过程，应当承认，它的提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钦点。而且，它的研究资金完全由国家无限量提供，具体工作更曾多次受多级党政领导的直接指挥。所以，从多个方面看，都可以说它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

与中国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

卡佐亚尼斯是美籍希腊人。他于1952年在雅典大学化学系获博士学位，随即去美国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工作，跟195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国际多肽合成领域的领衔人物维格纳奥德一道进行多肽合成研究。他们共同署名发表了一系列的成果，譬如催产素的合成（1954年）等。1958年，他以副教授的身份进入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正式开始他独立的科学生涯。

他自主选择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就是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不难理解：他在多肽合成方面受到了良好的训练，正在寻找新的合成目标；而胰岛素的一级结构刚刚被测定出来，正向所有的多肽合成专家提出了挑战；同时他还很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并不害怕困难，敢于面对挑战。他认为，利用已有的多肽合成、分析技术，再凭借自己的独特智慧，自己确有可能登上合成胰岛素的高峰。合成途中当然很可能会遇到众多的艰难险阻，但克服它们可能意味着带来巨大的理论突破。这种前景对一个科学家而言，显然是极具诱惑力的。而且，胰岛素给以前必死无疑的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生的福音，是一种神奇的物质，如果能用化学手段合成，并通过工厂生产出来，也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这也是很具诱惑力的。基于这样的理由，卡佐亚尼斯决定攀登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之峰。

查恩，联邦德国化学家，1940年从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工业学院获得博士学位，自1952年起开始担任位于亚琛工业学院的德国羊毛研究所的主任，并于1960年升为该学院教授。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及以前，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羊毛。

他卷入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课题有一定的偶然性。据他的学生斯坦纳回忆，1958年时，他和别的一些同学厌倦了羊毛研究，特别想换换口味，凑巧听说有人在合成他们熟悉的胰岛素分子，就也想在自己的实验室做。向查恩反映后，查恩也很兴奋。不久之后，这个工作就开展了起来。

当然，上述简略区分也不能绝对化。人们的行为动机经常是很复杂的，可以有某个主要影响因素，但经常难以完全排除别的影响因素。中国相关科学家在提出课题和从事研究的时候，未必就全都违背了他们的个人兴趣。而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人的经费来自企业和国家的有关基金，这里面也必然体现有后者的意志。拿查恩来说，他之所以进入人工合成胰岛素领域，除斯坦纳说的偶然因素外，还在更大程度上出于实用目的考虑——胰岛素分子与羊毛分子在结构上具有相似性，他和给他提供经费的羊毛生产商试图通过合成胰岛素而对后者达成更充分的了解。

官营研究和自由研究

既然主体存在区别，相关研究的组织方式也就有所不同。

我国在这项工作上所体现出来的最大特点是“全国一盘棋”。多级党政领导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以集中力量做成这件“大事”。缺实验原料，马上办相关的工厂和生产车间，并组织多人到全国各地搜罗。缺实验人员，立即让数百名其他学术单位的人员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紧急过来支援。进入大饥荒时期后相关研究人员不忍心再多花经费，而聂荣臻副总理则指示他们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

这种组织方式在压制其他多项研究的同时，给胰岛素工作创造了相当优越的条件。就像踩高跷或者叠罗汉一样，它使得物资基础比较薄弱的中国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所不能企及的高度。当工作遇到极大困难，绝大部分相关研究人员都想下马这个项目的时候，它更是一面大做政治思想工作给他们打气，一面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使得这个项目延续下来，并最终导致了人工胰岛素晶体的获得。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我国的胰岛素工作之所以会遭遇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等所不曾经历的极大困难，也完全是出于这种由党政官员所主导的组织方式。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或者出于科学上的无知，这些比较外行的官员在支配反正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瞎指挥、瞎折腾现象。在“大跃进”、“反右倾”的狂热背景下，为了在激烈的国内竞争中保住头上的乌纱帽，各级党政官员层层加码，发动了“大兵团作战”：把“保守”的专家晾到一边或者让其充当科研流水线中的小兵，由他们自己直接指挥多个研究单位的数百“革命”群众不分日夜地“向科学进军”。就是这个阶段出现了科研资源的极大浪费。不仅导致了大量伤病、令数百科研人员一事无成和数以百万元计的经费打了水漂，还使得合成胰岛素工作原本良好的势头遭到了遏制。

卡佐亚尼斯和查恩只是美、德两国比较普通的科学家，不曾得到国家的特别关注，也就没有遭遇上述机缘或者厄运。在锁定目标之后，他们时而独自一人，时而带领几个学生，一边书写经费申请报告和利用私人关系寻求一点的合作，一边进行实验和思考。在研究的关键时候或者自己心情急躁的时候，也偶尔加加班；一般状况下，则不时渡渡假。根本就没人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以动员他们继续做这项研究，或者采取何种方式去做这项研究。他们的经费支持者只在给钱和监督的问题上把握大的方法，根本就不关心这些细节，所有的一切都由他们自己做主，由他们自己对科学和个人名利的追求、对胰岛素研究的兴趣所决定。就这样，尽管不曾达到很高的速度，但从总体上看，他们的研究工作却一直都在不急不慢地向前进，从来没有出现过大的波折。

最终的胜利和阶段性领先

尽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代价，但事与愿违的是，最先宣布合成成功的居然是国外的研究者。

1963年11月底，卡佐亚尼斯在蛋白质基金会第15届科学年会上发表了题为“胰岛素A、B链的合成研究”的演讲，向大家宣称，他已经合成了胰岛素的A链和B链，对它们进行初步的重组合后，得到了具有微弱胰岛素生物活性的产物。1964年初，卡佐亚尼斯又在《美国化学会杂志》发表了自己的这番发言。

查恩小组的胰岛素工作也在这个时间有重大突破。1963年12月，他们在《自然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条短讯，宣布自己已经合成了羊胰岛素，其生物活性为0.5-1%。1964年7月3日，查恩在哥廷根举行的马普学会分子生物学讨论会上发表演说，宣布了同样的消息。该消息被收录入1965年的《生物化学年鉴》，被认为是1964年多肽和蛋白质合成领域最重要的成就：

在多肽和蛋白质合成领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胰岛素的合成；这项成就意味着蛋白质化学的大门已经敞开。有三个研究小组在进行这项研究，查恩及其领导的小组是第一个成功者。

当然我们可以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正如杜雨苍研究员所分析的那样：

美国人……开记者招待会，说自己已经合成了胰岛素，我们拿他发表的文章一看，他根本连大肽的合成都没有完成，他哪里来的胰岛素……关键性的文章没有发表，他前面说的话是没有什么根据的……从后来的工作来看，许多关键大肽的合成他后来还是做了，而且用的是我们的方法。他用我们的方法来做，做出来了，有一定的活力，但那是以后的事。

国外科学界也并不是非常肯定他们所宣称的成果。譬如，日本坂田大学校长、曾在查恩实验室工作过的奥田畅就曾公开发表文章说：查恩实验室没有取得全合成胰岛素结晶，不能认为合成是完成了。

我们国家于1965年9月17日做出了人工胰岛素结晶。而且，我们还有其他非常强硬的数据。譬如元素分析、层析、电泳、旋光测定、酶解、氨基酸组成分析、指模印鉴等等。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确实是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结晶胰岛素！

但我们并不能说查恩他们完全没有一点优先权。胰岛素合成并不只有取得结晶这样一个鉴定标准。而且，有机化学界的一些知名学者甚至还习惯于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信件的方式表明自己合成了什么，然后过较长时间之后才发表实验数据。更重要的是，合成胰岛素并不等于一篇全合成论文，它还有大量的中间工作要做——在发表最后的全合成论文之前，我们共发表了24篇中间成果。这些中间成果也是很重要的，其重要性并不一定逊色于最后的成果，完成它们之后，最后的结果就基本上是水到渠成的了。而在中间成果发表方面，美国、德国的实验室并不总是比我们晚。

我国的一些领导人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否认这一点。据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前副主任薛攀皋先生最近透露，1978年在决定只推荐一位诺贝尔奖候选人时，我国的有关领导人考虑到了“联邦德国、美国在胰岛素人工合成方面也取得较好成绩，有可能此奖将由两国或三国科学家共同获得”的可能性。

究竟谁更优胜

也就是说，我们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于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个小项目上，在消耗了比人家多得多的资源、付出了比人家大得多的代价之后，仍然没有完胜卡佐亚尼斯和查恩这两位几乎是单兵作战的学者——而这已经是中国最高水平的工作了！

是不是卡佐亚尼斯和查恩特别优秀呢？情况似乎并不如此。虽然他们此前此后还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一直到晚年，他们俩都不曾获得过国家科学院院士之类的学术地位。换句话说，他们还未必算得上是美、德两国的一流学者。而与此同时，我国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邹承鲁、王应睐、汪猷等人均享有世界性的声誉。

为什么把很多优秀专家加到一起，在不计成本的情况，仍然只是基本与国外的一两位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个人战成平手呢？

恐怕关键还是在于体制。我们计划体制，或者更确切地说官营体制下的科研产出效率实在是不够高。它固然存在集中资源攻坚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这种优势往往会被官僚主义所带来的劣势所超过。虽然具体在人工合成胰岛素这类可谓国家面子的少量工程性项目上，由于国家在投入时根本不惜代价，其优势还未完全被劣势所抵消，但我们从中至少可以看出，同样多的科研资源，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其科研产出要比官办高得多。

科学上的事情究竟该由行政人员做主，还是该由科学家做主？我们国家是否还应当把资源集中于少量行政部门？鉴往是为了知今，希望人工合成胰岛素中的教训能引起人们的深醒。

2006年第1期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修正的风波　作者：余广人

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在胡耀邦总书记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在纪念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之际，《炎黄春秋》2005年第11期发表了当年参与这份文件起草的郝怀明的回忆文章：《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披露了文件起草过程，材料非常丰富。文章平实的语调，令人产生一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回味。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向有温和之称的胡耀邦，为了摒弃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提法，态度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一起联名，几易其稿，给中央常委写下了一封信，专门阐述不用这一提法的理由。这封信得到了邓小平等的赞同，因而在《决议》中摒弃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

围绕《决议》起草过程中的这一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提法是否写进《决议》的问题，而联系到当年的情况来看，这场争论则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不小的争论，用多年后田纪云的话来说，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

一

耀邦信中阐述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因为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对“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二是因为后来又“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

综合这两方面原因，说到底，是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在对那时国情的认识问题上，胡耀邦与一些人意见不一致，并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

分歧之一是：政治报告应当以全面推进改革还是以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为中心内容。胡耀邦认为，为了实现20年的奋斗目标，在农村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的形势下，必须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进行初步改革的基础上，抓紧制订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实施步骤，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全面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开创新局面，才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政治报告以此为核心，予以强调，是适宜的。但是，胡乔木却要强调调整，坚持要在政治报告上写明：“在1981年到1985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要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在80年代，“国民经济的发展不可能很快。”他只把胡耀邦的上述重要观点附带在后面，以“同时”连缀起来。胡耀邦对这种表述是不满意的，但是他的意见被胡乔木拒绝了。胡乔木曾当着全体起草人员的面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有方针性意见可以对我说，具体问题就不必过问了。”

分歧之二是：是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坚持计划经济。报告起草时，经济学界薛暮桥、林子力等人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诸如：要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要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经营方式等等。胡耀邦认为，这些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见十分重要，对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提请文件起草小组予以重视。但是在此不久之前，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央的一个会议上仍然说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批评“现在计划经济不受欢迎”，提出要“强调计划经济，不强调不行”。于是，起草小组中有的人写了一封信，说那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必然会削弱计划，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信中还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如果做这样的概括，那就会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界限，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胡乔木将这封信批发给中央各领导人。对于这封信的许多观点和分析，胡耀邦是不同意的，但是他审时度势，感到如今要在十二大的报告中解决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时机还很不成熟；何况，起草小组在胡乔木的主持下，仍然用很大篇幅阐述计划经济。他只能回避这种冲突，对起草小组的报告稿作了很多修改，委婉地说要“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并说“要继续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计划管理上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选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指导性计划”，等等，实际上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开了许多绿灯。

分歧之三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下国情认识的分歧。这个分歧也是前两个分歧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国情是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前，党内习惯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报告中的提法：“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进全会公报上的观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一段话：1、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时期；2、将整个社会主义划为过渡时期，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大搞阶级斗争，而且要长期化、绝对化（也必然会扩大化）；3、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十年“文革”内乱的基石。

粉碎“四人帮”以后，伴随着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一些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及八届十中全会所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提出：1、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到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不分阶段地说成是一个完整的过渡时期，是不对的；2、我国当前处于什么阶段？结论是还是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这种可贵的探索所得出的正确观点，在1981年被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个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从语句上来说，“尽管”二字只是一种陪衬。但是，这种陪衬却也不是随随便便出现的，这是经济学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成果在党中央文件中的首次被确认。此后，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胡耀邦从理论高度上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国情认识的出发点。所以，在起草十二大报告时，当起草组成员于光远提出，政治报告应该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还不发达”，胡耀邦听了连声说“很好，应该写”。

但是，有些人抱着固有的条条框框不放，仍坚持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了。既然当前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那么，1、十二大报告的核心内容只要提出在原有的基础上“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可以了，何须提全面推进改革！2、当然要实行计划经济，何须发展市场经济！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必然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因此，当于光远的提议得到耀邦的赞同后，胡乔木不好反对，但只是把胡耀邦肯定的这句话孤立地写了进去，对于初级阶段将会给我们全面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及其方针政策带来哪些特殊问题，并没有展开论述；相反，他还是用更多的篇幅讲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

政治报告在阐述精神文明时，用了相当多的“共产主义”词句。例如：“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期的努力奋斗。但是，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现在这个运动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把政治报告刚刚说过才几百字、是胡耀邦和于光远等坚持写进去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完全不顾，而说成已经“建立起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尽人皆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报告还说：“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一切文化建设当然也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之下发展。”报告中还提出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胡耀邦对政治报告中这些“共产主义”的奢谈并不是毫无察觉，但是他当时只认为脱离实际的空泛之话多了一些，出于对胡乔木等人的尊重而未加删除。大会期间有些代表们在讨论中婉转地指出了应当坚持双百方针、应当有切实措施等修改意见，又被胡乔木等人拒绝了。

这一过程，大约就是耀邦在信中所说的对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的背景。

报告中这些“已经进入共产主义大门”的言词，今天读来不免有滑稽之感。可是当年，宣传部门是以此为“纲”来组织全党学习十二大文件和要求全国的宣传、教育、思想战线来遵循的。还在十二大报告起草时，起草小组另一个重要成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兼中宣部部长就反复向宣传系统的干部说，这次十二大报告是由乔木同志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的精神是乔木同志说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贯穿整个报告。在十二大闭会以后布置如何宣传时，他也特别强调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他说：“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贯串着实践共产主义这条红线，学习宣传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中宣部还起草了一篇《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性文章，作为各宣传单位进行宣传的依据，而且还要组织大批理论工作者撰写一系列文章来宣传。乔木同志还说要为大家拟定一百个宣传题目。

果然，1983年3月1日，就以中宣部名义发了一份名为《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研究提纲”。这份“提纲”就说得更透彻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确立以后，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发展到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阶段。我国的共产主义实践，已经是建设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共产主义实践。”“提纲”生怕下面的干部不解其意，还特别说明：“这不仅是个名词和用语问题，而是要有科学的概念来表达我们当前的社会性质和我们从事的实践活动。共产主义好比一座宏伟的大厦，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大厦的门外，而是已经进入了大厦的门内。进行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对于我国人民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理想，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我们现在实行各项社会主义政策，也就是共产主义在今天的实践。”

众所周知，十二大精神当然是邓小平在开幕词中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耀邦加以具体化提出来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宣传部门硬要说十二大精神是共产主义。这不但不能使十二大报告更好地贯彻下去，而且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停留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上，难以形成群众性的自觉行动，陷于混乱之中。对这一点，当时很多人都感觉到了。比方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的老革命温济泽就认为，他听见乔木说过，现在有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共产主义曙光已经冒出地平线，怎么还能说渺茫呢？他还听别的同志说,“乔木说过,共产主义就在脚下”。他向研究生院传达过乔木的这些说法，引起一些人的诘问。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成这个样子，怎么倒要批判“共产主义渺茫论”呢。这种宣传的结果，造成大话、空话盛行，左倾错误思潮又重新抬头，其中尤以“清除精神污染”为最烈。其结果使得人们对政治思想教育表示厌恶，对宣传工作表示不可信甚至鄙视。

这也就是胡耀邦在信中所说的“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的由来。

二

既然认识到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没有经过推敲，且又发现在后来的宣传上引起了误解，胡耀邦当然要纠正。到了四年后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夕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胡耀邦才得到纠正的机会。

从郝怀明文章提到的起草过程来看，胡耀邦要摒弃这样的提法，也不是那么容易，仍然充满着争论——这一点，文章虽然提到但并没有展开来谈。

其实，促使胡耀邦和赵紫阳联名写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1986年8月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决议》第三次修改稿时的争论。在这次讨论会上，好几位书记都发言肯定了这个文稿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重要修改意见。一位书记作了长篇发言，详细说了他的修改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是两点：一、这个文稿与十二大文件和十二大以来其他文件缺乏连贯性；二、反映这几年来新经验、新问题不够。听者都明白他的意思，前者是没有讲共产主义，后者是没有讲精神污染和自由化。但是没有什么人附和他的意见，相反有人发言说连贯性当然重要，但要把过去说过的话都说一遍也没有必要，还是要有新话。

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决议》修改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征求意见。在书记处会议上作长篇发言的那位书记，邀集了一批人对《决议》修改稿提出了一个修改稿。他们的修改稿加了很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仍将长期存在”、“要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以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等等的辞句，甚至引征十二大政治报告中的“共产主义”段落，还加上了这样的话：“在我国有过资本主义剥削的历史，如果搞得不好，是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

胡耀邦看了那位书记的修改稿，认为分歧的焦点在于要不要援引十二大报告中“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而在这个根本点上如果不加以澄清，文件就无法通过，更严重的是在实际工作中间还会发生“左”的干扰。这时候，胡耀邦不再犹豫了。9月13日，他执笔亲自起草了前面提到的那封信，并于次日征得了赵紫阳的同意，两人联名发出。

作为党的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对于那位书记的修改稿并不满意，尤其是看到那句“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的话，便一笔删去。在看了胡耀邦、赵紫阳这封信后，自然批示同意。

多年以后，参与这个决议讨论修改的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发表文章认为，起草《决议》过程中的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的“一场激烈争论”。田纪云还披露了9月15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胡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许多人，可能有二十到三十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邓小平：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还是要放，而不是收。明年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决议》稿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诉我。你还可以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随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的这些话，并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田纪云的这段话，应该是当年原始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坚决态度，同时也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至少在《决议》修改稿时，邓小平对是否用“自由化”这一词有过考虑；在六中全会通过《决议》时，听到陆定一等人坚持去掉“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时才态度鲜明说还要继续提。从郝怀明的文章来看，在《决议》中写上“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词，耀邦的态度同坚持要去掉“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一样，同样坚持仍应该写上。但他要求给予正确的解释，使之不要成为打人的棍子。但耀邦这样的想法，后来却被人误传为在《决议》中不写这个词，并进而被引申出导致他被迫辞职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的理由。在倡导“和谐社会”这个词已渐渐淡出的今天，回头来再看这段历史，不免生出些许“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恬淡。从当年为这个词的剑拔弩张，到如今的淡出，人们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感受到了历史的进步！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本题。对于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句话，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站得住？在组织上是否合法？胡耀邦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来他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详细说明了四点理由：

“第一点，主要是因为：（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什么叫共产主义？可以是指高级阶段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等，这是一个范畴；可以是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即马克思主义，这是另外一个范畴；可以是指共产主义精神，大公无私等等，又是另外一个范畴；此外还可以是指‘劳动不讲定额，不计报酬’等等，那就是又一个范畴了。如此‘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不容易搞得很准确、很周密，实际上是讲不清楚。（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不适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三）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用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四）这个提法使台湾和广大华侨、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更加不利。”——胡耀邦还援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三段话，说“我们由这三段话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所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提法，轻一点说也是很不适当的。”他从理论上、政策上、实践上，言简意赅地作了阐述，也否定了胡乔木等人的左倾错误的一个理论堡垒。

“第二点，这样做丝毫也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中明确提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决议》还指出，‘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奋斗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所以说，并没有隐瞒和降低我们的最高纲领。”这就回答了那位书记在这个《决议》修改稿时再作的一个修改稿时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点，不再沿用十二大的这个提法，合法不合法？对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次党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不妥当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援引，这种情况在我党的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也是可以的。”胡耀邦在讲话中还列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调整了十一大制定的路线，十一届五中全会改正了十一大报告把刘少奇同林彪、“四人帮”放在一起的错误等历史事实，解除了一些人的疑惑，更是对少数人质问“十二大还算不算数”的一个有力回答。

“第四点，从参加《决议》稿讨论的两千多人的修改意见来看，虽然绝大多数同志都没有对这个《决议》稿不再沿用那句话表示疑义，仅有少数同志主张援引，但是鉴于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我和紫阳同志正式向常委作了报告，这样处理也是很慎重的。”

四点理由是充分的，令人信服的；也加深了人们对《决议》所确定的指导方针的理解。

令人抱憾的是，六中全会之后通过这个《决议》不过三个多月，胡耀邦就下台了。此后各地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似乎也随同胡耀邦下台而销声匿迹。此后一些年，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处于自流状态，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远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九十诞辰纪念日，愿此文化作心香一缕，敬奉在这位人民从心底里敬仰的伟人的灵前。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严如平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2006年第1期 费孝通在五七干校　作者：刘　晓

初识费老

1956年8月我考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这里汇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民族史、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像担任系主任的蒙古史专家翁独健，系副主任，社会学、民族学教授林耀华和清史专家傅乐焕。还有早就蜚声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教育学家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以及王钟翰、张锡彤等老一辈学者。

费孝通是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国务院中国专家局副局长，又是中央民族学院的副院长。他曾给我们系的师生作学术讲演，讲在云南彝族、傣族、景颇族地区的调查实践，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滔滔不绝，不知疲倦，大家听得饶有兴味。记得有一次在全校大会上，他面对全校师生说：我马上又要下去调查了，作为当老师的不能不下去作社会调查。因为你们就好比像待哺的羔羊，我们好比母亲，下去调查就是将捕捉到的青草，变成鲜美的奶汁，再补充到你们身上。否则我们拿什么营养和有价值的东西给予你们呀！

费先生当时的讲话内容还有许多，就是这几句简短的比喻，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成了“罪状”之一，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说他的讲话是向各族师生“放毒”、“什么调查是获取奶汁，是蓄意向党进攻、毒害青年的毒汁毒箭”。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明明知道这种批判是歪曲原意，无中生有，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费孝通是钦定的右派，谁能扭转这种局势，谁能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暴风骤雨般的批判，在学校范围进行了一个月，1957年的暑假前，方告一段落。暑假后，学校的政治空气依然肃穆紧张，而学习空气却一天天淡薄。被戴上右派帽子的老师，像系里的吴文藻、费孝通、王钟翰等人，从讲台上消失，学生们都不敢去接近他们。此后的几年里，他们和学校研究所的一些人被编在一起成立小组，默默无闻地去整理史料，翻译边界问题的资料。尽管后来得到了所谓“摘帽”改正，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依然得不到信任和重用，也仍然无法像正常老师那样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去接触学生，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

发往干校

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作为培养教育人才的高等院校全部停课闹革命。中央民族学院也不例外，在揪斗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混乱中，潘光旦先生和傅乐焕先生遭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先后离世。此后全校师生分成两派，打起内战来。一些关在“牛棚”的“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因为两派内战不休，无暇顾及对他们的管束，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军工宣队开进学校，实现两派大联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像费孝通先生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又成了审察的对象，政治空气突然又紧张起来。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出了战备疏散第一号命令，北京的机关、学校大部分人员要疏散到外地，开往五七干校去接受锻炼和劳动改造。中央民族学院的五七干校设在湖北省潜江县的广华寺，简称沙洋干校。动员令下达后，学校第一批发往干校的人，首先考虑的就是打入另册的五类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等等）。费先生当然名列其中，那年，他已是快满60岁的人了，同样要和学校的广大教职员工一起，收拾行囊，告别妻小，登上去往湖北沙洋干校的火车。

设在潜江沙洋的所谓“五七”干校，其实是湖北潜江县的一个劳改农场，在我们全校教职员工到达时，留场就业的劳改犯人还没有全搬走。这里既无像样的房舍，也不见其它设施，只有几排原劳改犯住的简陋房舍和管理劳改犯的办公用房，外加羊倌房和几间烤烟房，还有稍远的农具和拖拉机仓库，总共不足百间房子，能住人的充其量才有六七十间，当时我们开往干校的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是携家带口全家搬走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如何安置？大家守着像山一样大的行李堆，静静等着军宣队的安排发落。成年人和老年人还可以忍饥耐渴，小孩子们等不及，一个个哭闹起来，喊着要东西吃，要水喝。费先生当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一旁，看着教职工们焦急和无奈的表情，心里也急，他默默地找到自己的行李包，从里边掏出从武汉带来的吃食，分给周围饥渴的孩子们。

接近傍晚的时候，大队人马才算分批有了安置。可是由于房子少，男女必须分开，每间房子内都用刚刚砍下来的树干搭起的双人铺，上下各住8人，睡下去只能侧身，翻身都很费劲，全家搬下去的职工，也只有老年夫妇才能得到一点照顾，可以住在一起。

除了住房的拥挤，喝水也成了问题。所以当务之急就是打井，搭建食堂。我们历史系的职工，也和其他系职工同样按军队的编制组成，我们历史系是一个排，排下边是班，我和费先生同分在一个班里。由于班里老年人居多，被分配参加打井的辅助性劳动。打井这种活，谁也没有干过，气力不够，又不会巧干，挖不到两米深，出了水，个个脸上身上溅满了泥浆，活干的很辛苦，但是彼此看看满身的泥浆、花脸，都互相开着玩笑，用这种方式排解内心的不悦。不久，挖井工程完成，开始供水，解决了几百人的喝水问题。沙洋的水质不太好，但是水是用自己的劳动和汗水换来的，所以喝起来还觉得甜滋滋，另有一番滋味。

挖井工程过后，我们班又转去搞基建盖房子。壮实年轻一点的教师调去拉沙子和泥，年老的、女同志当小工，将拉到工地附近的砖，一块一块的传到砌墙师傅的手中。一天干下来，对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先生们来说绝不轻松，即使年轻一点的教师，也累得腰痛手疼，不愿动弹。这种繁重的劳动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这个班，除了费孝通、林耀华这样的老人外，后来又从北京和湖北咸宁两地将吴文藻、谢冰心夫妇也调来编在我们班里，参加盖房子的劳动。大家在学校没有很多机会能“四世同堂”（指从吴文藻先生传承到费孝通、林耀华先生再传到我们，共四代师生关系），可是沙洋干校的特殊环境，却把几代师生聚拢到一起，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大家互相照顾、互相鼓励体贴，成了一个大家庭。患难出真情。劳动中，班里的老弱妇孺组织起来，年轻的帮助年老的，大家协手照顾说笑不断，感情更加融洽，劳动效率也渐渐高起来。

费孝通、林耀华虽已年近花甲，可是在老师吴文藻、师母谢冰心面前，仍是小学生。传砖时，费先生不忘关心照顾他的老师，主动站在吴先生的前边，每递一块砖，就多走两步，凑到老师身边，将砖送到吴先生手里，用此办法减少老师的劳累。他还时常到谢老太（在干校时大家都这样称呼谢冰心先生）那里问寒询暖，送去吃的，生怕师母有个闪失。这种无言的尊师风范，让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别人看来他们这些“反动学术权威”或许缺少人之常情，但是干校的相处，让我看到了他们身处逆境，彼此间的师生情谊非比寻常，即使在一些细微的事情上，都自然地显露出那种待人诚恳大度和为别人着想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沙洋干校的劳动生活刚刚稳定下来，干校领导就通知我们四连和二连共出8个人，一起到干校附近的红桥大队红桥生产队插队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锻炼，军宣队指定我们班出3个人，两女一男，我和费先生榜上有名，同分在一个生产小组。在农村的40天，和费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劳动，彼此照顾，对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我们之间的师生情谊也更进了一步。

红桥生产队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贫瘠的农村，下属的第三生产小组，总共不到10户人家。这里是血吸虫病的高发区，农民生活很苦。住房是篱笆墙搭成的草房，四围见天，村子里没有井，到处有水塘，吃水吃村边池塘的水，人畜共饮，水的混浊情况，可想而知。下雨天被子衣服全是潮湿的。我和队长商量，把费先生安置在贫农张万洲家，我住在林业队长家，中间相隔两户，其他6人安置在离我们较远的生产队队部周围。张万洲家共四口人，都有劳动能力，家境稍稍优越些，比我的住户（劳力少、孩子多）强很多。我们每天都要和生产队的老乡一起拿上农具下田劳动。费先生起的早，每天上工前都是到我的住户门前叫上我，然后一起出工。插队期间，正逢江汉平原上摘棉花的季节。一望无际的棉花地，白花花的棉桃挂满枝头，让人看了感到心旷神怡，十分振奋。我和费先生都出生在江苏，从未见过这么大片大片盛开的棉花，惊异之后，见到大朵的棉花便手忙脚乱地抓摘起来，一天下来，看看篓里的棉花并没有摘多少，而我们两个的手指都被棉壳、枝杈扎出血来。老乡们知道后，都围过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急，教我们如何摘的方法。费先生对我说：“摘棉花看似简单，其实也是有学问的，不学习的话，我们是要吃苦头的呀！”收工时，老乡们个个背篓里满满的棉花，可我们仅摘了一二十斤。经过几天的磨炼，我们的两手变得灵巧了，精神也放松了许多，摘的速度加快了。有一天费先生竟摘了40斤棉花。40斤重的棉花背篓，对长年劳动者背起来不算什么。然而对费先生来说，却是不轻的负担，社员们看到他很费劲，抢着帮他，他不干。我想他是怕在老乡面前丢面子，不肯接受帮助，当离开人群过沟坎时，我想去接过他的棉花篓，他也不肯，偷偷地说：“非要自力更生闯过这一关。”说话间，他背着棉篓下田沟，陷到泥浆中，我焦急地放下自己肩上的几十斤棉篓去拉他，他却笑嘻嘻指着两只不停顿挣扎的泥脚说：“刘晓你看，真个越陷越深，拔不出来了，但我一定要拔出来！”看到他的样子，听到他所说，我先是心中一酸，很快转念接过他背上的背篓，使劲地拉他。当他走出泥沟，又笑着打趣地说：“有惊无险！有惊无险！又过了一关！”

农村的生活，老乡们朴素热情对我们的照顾，很快使我和费先生由拘束变得活动自如了，慢慢地我们主动走进老乡当中，和他们谈家常，谈生产，说国家大事。彼此感情亲近起来，有的老乡告诉我们说：你们刚来时，大家都传着说这一批新来的劳改犯比过去的有钱，你看他们“穿的破，吃的好，光着膀子戴手表”。可生产队给我们介绍说：“你们不是劳改犯，是北京下放来的。”有的干脆就直问：“你们都是干部，在北京当大官的吧？为什么跑这么远来帮助我们干活？”有的妇女还凑到我的耳边问我：“这老人（指费）是你的长辈吧！是不是亲戚？”我和费先生解释说：我们都是学校教书的，不是当官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所以下来要向你们学习。说的他们都摇头不认可。说我们没讲实话，但都认为我们都是好人，老实人，将来会官复原职回到北京。

大家感情上的贴近，很快成了朋友。尽管生活很苦，但老乡们想方设法为我们改善伙食。张万洲老人看到费先生年岁大，找我商量说：“老费年岁大了，不能委屈他。再说你们来这里住也是短期的。他住的房子阴暗潮湿，还是换间向阳的房间吧！就搬到我儿子的新房住吧！”费先生知道后，执意不肯用主人家的新房，说：“不能给老乡添麻烦。”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可是没有几天，天气骤变，费先生没有注意添加衣服，受了风寒，发起高烧来了。晚上梦语不停，我得知后，十分担心，怕他转成肺炎，守护他一夜没敢离开他的床边，按时为他灌汤吃药，不断地换凉毛巾退烧。张万洲一家也忙个不停，早晨蒙蒙亮就送来开水和稀饭，还派他的儿子到供销社买了个新暖壶供费先生使用，并全家一齐动手，把床铺和费先生一起不容分说地搬到了向阳的新房间。待他烧退了，清醒以后，看到我守在他的床边，便抓住我的手，和张万洲玩笑地说：“你不是说她像我的女儿吗？看来这次是真的做了我一夜的女儿，守护了我一夜，我都不知道。”

费先生这次发高烧病愈后，身体有些虚弱，他仍坚持每天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休息不够，不久他的哮喘病犯了，一天无论向嘴里喷多少次药也不管用，憋的他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在大田劳动时终于倒在了田里。我遇到这种情况万分着急，找来了同来的医生小罗商量，马上决定送他回干校，费先生坚持不肯回去，好歹劝说着送走了，可是在干校没有休息几天，他又回生产队来了。张万洲觉得老人愿意回农村里和大家在一起，便和队长商量，不派他到田里劳动，叫他白天和生产队饲养员一起放水牛，晚上给张万洲上高中的儿子辅导功课，这两件差事，费先生都干的很得心应手，与张万洲全家和左邻右舍的农户接触更多了，他无顾虑地和他们谈古论今，细心观察村里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利用他在西方学到的调查研究方法，开始了他的老本行——社会调查。我看到他几乎每天都和张万洲坐在村外宽阔的草地上，两人一边抽着烟、一边谈生产队生产和农户的收入情况，他还向生产队献策，问张万洲一个人能不能多放几头牛，牛多了肥就多，肥多了又可以增产丰收，既可增加社员收入，又能为国家作贡献。他建议生产队多养母牛，这样可以本钱少，增产多，1+1=2、2+2=4（当然母牛若能一年产两仔更好），牛生牛、牛产肥、肥增粮，粮多了牲口的饲料解决了，再生产，再增产，人民生活也就渐渐提高了，孩子也有钱上学了。知识变产品，周而复始，良性循环，人们的日子不是越来越好，生产队也越来越富裕，再办各种事业，不是更好了么？一席话说的很多听者入了神，乐滋滋的，张万洲见人就说“老费有学问，他什么都能扯到我们庄稼增产上来”，“他说的都是我们希望的事。”从此，他和社员建立起友谊，后来我们离开生产队回到干校仍不断来往，不时骑车去红桥生产队探访，有时还给住户送些当时市面上不好买到的东西，像煤油、火柴、烟、糖果、肥皂等等。老乡们也不时拿着土特产或自制食品（如冻米糕、大馒头）到干校来看望他。直到他从干校回到北京，仍然和他书信往来不绝。谁能想到这样一个驰名中外的学者，竟然一点架子没有，如此的平易近人。不管自己处境如何，心中总是装着老百姓，急人民之所想，国家之所需。后来他一再跟我说：“农民是识货的，他们虽然质朴无华，其实他们最懂得分量”。还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喜欢水、喜欢住在水边，因为住在水边的农民，人际关系与人为善，所以我愿意和他们交往。”

1993年5月费孝通先生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回到了阔别20多年的红桥生产队，去看望他多年不见的农民朋友，遗憾的是他的住户张万洲和他的老伴、儿子这时已先后离世，再也无法叙旧。

学种棉花

插队回来的第二年，1970年4月，我们班的劳动由专建房子，转变去兼种棉花。军宣队领导给我们连下达的指标是种100亩棉花。可实际上任务都落在我们班10多个常务劳动力身上，其中包括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林耀华和夫人饶毓苏、翁独健夫人邝平章，还有几个近60岁的老教师，这个队伍真是老弱残兵，不成样子。虽说担子重、劳动量大，可大家都想尽其所能完成定量。劳动一天下来，人人精疲力尽，连走路都抬不起腿来，但看到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棉苗，一天天茁壮长大时，内心都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快活。可是天气变暖，棉田有了地虫，同时间苗、定苗、除草、松土，道道工序也一起提到日程上来，大强度的劳动让“老兵们”再也无法应付了。因为这些活计都需要腰上的功夫，而大家都是常年握笔杆、坐办公室的，哪里练过这般功夫，开始还可以勉强支撑，后来年纪大的干脆坐在地上往前推着进。费先生当然也不例外，所以他取笑说：我们在这，不只学会了捉地虫，间棉花苗，还学会了“推拉机”（指坐在地上往前推着走，时间长了站不起来，还要靠别人帮助拉起来）。这时，抬头四望，你会发现大田里整齐的劳动“大军”，大多改成坐着推进，直立弯腰操作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为了消灭害虫，我们不管老弱都要背着净重四十斤的药桶齐上阵，每天来往穿梭在棉田里，给棉棵打药。费先生这样的老人，比年轻人付出更多的辛苦。其情景正像他在干校家书中描述的那样：我们天天泡在（棉）田里面，还抓不开，因为草多、杈多、虫子多，在温度40度的酷暑烈日下，周身汗洗，想来是健身良方。“短衫汗透迎浆水”更觉切情了。露在衣衫外的皮肤已黑黝黝的如非洲人士，很多人光了上身劳动，我还穿了件汗衫，因为紫外光太强，皮肤下层有反应，出一粒粒小泡，很痒。（见《费孝通文集》第七卷，群言出版社，第141页）

到收棉花的季节，棉棵长的都齐人高，这时虽早已过立秋，但骄阳仍然似火，大家钻在密密不透风的棉秆中间摘棉花，“浑身上下都被热汗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谢冰心老人走在回来的路上，边走边咏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费先生接着谢老太的话也附和着说：“收粮食辛苦，收棉花也真不易呀。”老人们的话唤起大家的共鸣，这是大家在“五七”干校，通过亲身参加劳动刻骨铭心的体验！

坦诚的师生关系

从1969年底到1973年初，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广大教职工不仅负担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精神上还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军宣队执行极“左”路线，大抓阶级斗争，在干校不仅继续进行“清理阶级队伍”，还要对现行的所谓“516”反革命分子进行隔离审查，大搞逼供信。

我从红桥生产队插队锻炼回到干校不久，即被列为审查对象。因为我在学校时，同大家一样也参加过一派群众组织。这一派群众组织是军宣队抓“516分子”的重点。干校成立了若干个审查小组，不少“516”审查对象，受到隔离监禁，失去人身自由，运动还处在深挖阶段。我被牵连进去，说和“516”有关系。“罪状”是“整中央领导的黑材料”，要我老实交待这方面的问题。军宣队想从我身上搞到材料，顺藤摸瓜，挖出背后更阴险的敌人。今天对年轻人讲这些，或许认为荒诞可笑，可在那时，却有多少人相信这种“鬼话”。军宣队队员和搞专案的“左”派们，轮番找我谈话，施加压力，如果我说没有问题，便打态度，说对组织不老实、抗拒运动，快滑到敌人的边缘了，还不回头！威逼恐吓接踵而来。既被审查，自然要遭受孤立，组织上视你为异端，不再信任，熟悉你的同志再也不敢接近，专案组的人板着面孔追逼，责令我交待问题。这突如其来的审查，使我承受了巨大精神压力，自己既惊慌失措，又苦闷委屈，无处诉说，无人信赖，感到前途渺茫，看不到希望，再加上由于不交待问题，说我态度不好，剥夺了我和亲人的通信自由，使我再也得不到家人及孩子们的消息。我着急绝望了，想在绝望中以死来抗争，用结束生命以求解脱痛苦。不想我的行为招来了更严厉的批判。谁也不敢再理我，很长时间我是在孤独和不服的煎熬中过日子。这时只有费先生和几个所谓有问题的人敢来接近我。费先生在对我的批判会上，没有发言。看我整日闷闷不乐，给我送来一碗热汤，四下无人时就开导我说：“要往远处想，眼前的处境是暂时的，你是世家子弟出身，一帆风顺，没有经受过这些，可以理解，不能总这样，要从困境中走出去。”又说“是会碰破点皮的，皮破了再长好，就不在乎了，要振作起来。”老师的话，虽说的很朴实，但对孤立无助的我却给了莫大的鼓励和安慰。随后，费先生还经常有意地叫着我一块去挖荠菜做汤，一齐打饭吃饭，使我打消了消极的念头，慢慢变得冷静下来。有时我跑到谢冰心老人那里，听她讲诙谐有趣的文学故事，看吴文藻老师如何每天坚持看报、剪报、作卡片、编号；有时和更多的人一起听费先生讲读报心得，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大事。记得有一次在河岸的树荫下，特别听了他讲到刚刚开始的乒乓外交，中美政府巧妙的接触。他敏锐地感到了国际形势即将发生大的变化。他预见说：小小乒乓球将推动大的地球更快转动，从而牵动世界局势的变化，引发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消长。世界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对国内产生影响，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使用问题快有变化和盼头了。他的讲话里，充满乐观、信心和希望。在场的听众都听得十分专心，折服他的精确分析和推断。在封闭的干校田野里，当时有这样一股春风掠过，让大家视野顿开、一扫心中的郁闷，心情真是舒畅多了。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干校的政治气氛有了很大的转机。生活居住条件也早有了改善，我的住房经过调整和费先生的住处仅隔一个房间，大家见面的机会更多了。费先生为了帮我排解精神上的苦闷，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早晨不到5点就约我一起沿着干校后的河岸散步，或者去江汉“五七油田”发信、买东西。遇上大休息天，我们洗完衣服就一起骑自行车去离干校8里外的一新街吃“龙抄手”（馄饨）和肉丝面，打打牙祭。开始时仅我们俩人不声不响地去回，后来有人知道了，硬要跟着我们去，揩费老师的油，叫他请客，他也总是乐呵呵地不加拒绝，自愿出钱和大家一起解馋。这样和费先生谈话聊天的机会多了，不免常常在他面前发发牢骚，倾吐内心的苦水，认为自己在这里横遭审查，感到无辜和委屈，前途未卜。费先生总是耐心地宽慰我说：“你只要想一想，你现在身后没有保镖（指受审查的人后边总有人跟着监视其行动），不是比别人自由多了吗？不要总想着委屈，烦恼，不愉快，要胸襟宽一些，眼光放远一点嘛！”还有一次他语重心长地鼓励我说：不要再想轻生的事，你想想共产党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发生了根本变化，没有帝国主义欺负了，这是谁人，哪个政党都没有做到的。我这个臭名远扬的人还要活着呢，你那么年轻，要珍惜呀！不搞清问题，糊里糊涂地离开人世，不是自己吃亏吗？

费先生是一个具有远大抱负、乐观豁达的战士，是一个心胸宽广推己助人的长者。他是我的好老师。和他在一起，就感到亲切温暖，浑身有劲。他叫你心情放松，什么话都可以倾吐。我知道，由于当时我们各自的身份不同，有些话是不能说透的，但是老师的真诚期许，无以言透的隐语，我是心知肚明，获益良多。

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等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1972年春天，国内外形势有了松动转变，一批接着一批的干校战友开始打道回府回北京去上课了。费先生在他的老师吴文藻、谢冰心夫妇离开沙洋后不久，也应召打点行装准备返程。他在给亲人的家书中写过这么一段话：“就要离开这里了，这两年来对这里生活确有点留恋。说要走，留恋之情也就成了形。在旷野里劳动时，呼吸万里，感到人生很真实。密集的团体生活对人的表现也容易体悉，深刻得多，较之旧生活似乎更有意义。……这个机会是难得的，说要走，不免有些怅然若失。”临别的那天，他把用了两年多的小饭盆递给我，“这饭盆留给你（这饭盆至今我还保存着），以后吃饭，可以用你的饭盆盛饭菜，这个盛汤，一菜一饭一汤，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吧，我们北京见！”

1973年沙洋干校宣布解散，我回到了北京，又恢复了往日大院里的生活。清晨，费先生仍然起得很早，围着家属院的马路跑步，锻炼身体，有时站在我住的楼房窗前喊我，让我下来和他一起跑步——实际他是端着两只胳膊漫步行走。一路说着话，仍然是笑吟吟的，和在沙洋干校没什么两样。有的同事看到了，不解地问：“费老先生怎么对你那么熟识亲切？”我说：“因为他是我患难时的好老师，干校时期‘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呀！”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副教授）

2006年第1期 熊希龄退出官场之后　作者：龙儒文

一

熊希龄（字秉三）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曾经在袁世凯的北洋政府里，担任了三个月的财政总长，八个月的热河都统，六个月的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

退出官场后，熊希龄首先是以一名慈善家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的。从1916年3月第一次主持办理湘西灾赈开始，他的后半生从此便与慈善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主持了胜直救灾、北五省救灾、义赈湖南等一系列大型灾赈活动，其中尤以胜直救灾最为有名。

191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普降暴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五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道，使北至张家口，西至西陵房山以西，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的胜直一带，全部受灾。京兆及直隶一省，有105个县、1.9万余村、25万余顷田亩被淹，灾民达600多万人。仅宝坻一县，灾民就达30多万。

洪灾暴发时，熊希龄在天津，目睹了灾民惨状，1917年9月25日，他赶赴北京劝告政府，力主赈济整个灾区。

北京政府当即召开国务会议，讨论结果，一致认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财政总长梁启超将讨论结果电话告知熊希龄，他不回话就无法定议。

熊希龄原本只想出面向政府提出筹赈的建议，根本就没想到政府竟然执意要他出来主赈。自从1916年6月隐居天津后，他就决定退出官场，要他重新回到政府来任职，多少有点强人所难。

他是个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他看到数百万灾黎扶老携幼，栖息旷野，风餐露宿，惨不忍睹，不得不勉为其难。9月29日，冯国璋颁发大总统令：“特派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次日又令财政部拨款30万元给熊希龄赶办急赈。10月4日，熊希龄正式就职任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22号熊宅设立了督办处，在天津河北造币厂设立了分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

他将救灾的方针和步骤确定为：一是要求政府拨给巨款，以便赈务之进行；二是委托地方士绅及教会办理赈济，以杜绝官吏之侵蚀；三是联合中外慈善团体共同支配，以免偏远之向隅；四是堵筑决口，以防水患之蔓延。

救灾工作分为赈务与河工两个方面。赈务方面又分为急赈、冬赈、春赈、杂赈四项，主要是赈济灾民。所有各赈，都得先有巨款才能进行。然而北洋政府财政支绌，仅给熊希龄拨赈款30万元，这无疑是杯水车薪，难期遍及。因此，熊希龄决定在官款之外，广集社会民间资力，以补官款之不足。他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捐助现洋500元，然后又将家中所有新旧衣布，由家人督率婢仆缝纫，得棉衣100套捐给难民。在他的呼吁带动下，各方群起响应，捐衣捐款者源源不断。综计捐数，共得棉衣裤148601件，皮单夹衣裤82400件（约值20余万元）；得捐款90余万元，另有中钞与公债等30余万元；得煤3400吨。政府拨款的不足，居然由此得到了巨大的弥补。

筹得这些款、物后，熊希龄立即着手赶办急赈。他一面派人前往锦州、营口、奉天、四平街、铁岭、开原、公主岭、长春等地采办赈粮，开办粥厂，救济民食；一面通告京畿各县，严禁出卖幼孩和宰卖牛马；一面派人前往安平、定县、安国、沧县、盐山、内邱六县放赈；一面致电各省，要求转运赈粮、赈煤、赈衣及赈务电报免费、免税。在他的统筹规划下，京畿特大水灾的赈济工作很快便收到了实效，冬赈、春赈、杂赈、以工代赈等也办得有条不紊，600万灾民因而得以全活。

在赈济灾民的同时，熊希龄还着手对河工进行治理，以彻底根治水患。他从督办处派员会同各河务局长暨各县知事，组织民力分别对南运、北运、大清、子牙、永定五大河流进行治理，将各淤塞之引河、减河分别疏浚。随后他又组织成立了胜直水利委员会和运河工程总局，对天津海河进行治理。特别是他所著的《胜直河道改善建议案》，更是成了北方河防建设史上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直到今天仍然闪烁着智慧的灵光。

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是熊希龄真正投身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开始。他的这次救灾活动，在工、赈两方面都是非常成功的。投身社会慈善事业，使熊希龄赢得了“熊菩萨”和“慈善总理”的美誉。

相传熊希龄中举后，曾画了一株枝叶俊秀的棉花，很多人开始见了都不以为然，待看了他题的“此君一出天下暖”这几个字后，个个惊得瞠目结舌。从1917年后，熊希龄毕后半生之力践行着自己年轻时立下的这一誓言。

二

熊希龄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是创办了举世闻名的北京香山慈幼院，将全国各地的数千孤贫儿童收留起来，用当时最先进、最优良的方式进行教育，使他们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

奉命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不久，熊希龄就看到、听到各地的灾民因为缺衣乏食，或把儿女遗弃路旁，或像牲畜一样出卖，或带着儿女投河自尽，或全家集体自杀。可怜这些孩子，他们生下来并没有什么罪恶，为何遭此惨累？出于一种极度的同情心，他决定在北京设立慈幼局，聘请天主教徒英敛之担任局长，由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熊希龄任会长）从民捐存款项下提拨经费，专门收养这些灾童。

当时熊希龄设想，慈幼局只需办理5个月，待水灾平了以后，即可将这些灾童分别招领或遣送。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水灾平了以后，竟然有200多灾童没有人认领。这样一来，熊希龄不得不想办法设立一个永久性的机关，来收养教育这些儿童。他请现任大总统徐世昌出面与前清皇室内务府商量，请将香山静宜园拨与督办处，用来建造一所规模宏大的慈幼院，索性把京城内外贫苦旗民的孩子招进来一同教育，免得这些孩子受苦。

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香山慈幼院基本建成。初建时的香山慈幼院分为男女两校，后来发展为一个总院六个分院。总院为全院的行政中枢，第一院为蒙养部，第二院为小学部，第三院为中学部，第四院为职业部，第五院为职工部，第六院为大学部。其设施之完善和规模之宏大，足以作其他各私立学校和慈善教育机关的模范。

1920年10月3日，香山慈幼院正式开院，一次就招录了640名孤贫儿童。到1926年，在院儿童已达1704人。在近30年的时间里，它把近7000名孤贫儿童培养成了社会的有用之才，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原铁道部部长刘建章、原邮电部部长王子纲等都是他的学生。

然而，当时很多人对它并不了解，往往把它与教会或外国人办的孤儿院与育婴堂等同起来，担心把孩子送进去会被挖眼睛或挖心脏，因而对孩子入院都顾虑重重，不少人都是抱着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去碰碰运气这种试试看的态度把孩子送进来的。孩子入院后他们才知道，慈幼院竟是这样一所环境优美、设备齐全、规模宏大的学校，这里简直就是贫困儿童的天堂！

香山慈幼院是一所特殊的学校，更是当时新式教育的试验园地。它与其他国民学校的最大不同之处，即在于推行的是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体制，并且对孤贫儿童即正生的衣、食、住及学习、生活用品全部免费。它“纵的方面自婴儿教保园、而小学、而中学、而补助升入大学，贯彻全部教育阶段；横的方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兼施，学校与工厂齐办，小学得职业之陶冶，初中得职业之试探，高中得职业之专修”，形成一系列完整的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慈善教育的先河。尤其是他创建的为了能让孤贫儿童享受到母爱和家庭温暖的“小家庭”教育模式，比1949年奥地利的世界第一所国际SOS儿童村还早了15年！因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只要一提到北京香山慈幼院，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称颂之声，遍于环宇。

它就像香山满山的红叶，吸引了当时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参观者。1929年7月，美国记者团边参观该院蒙养园边忍不住称赞该园“较之美国所办之幼稚学校有过无不及”，“足以作将来世界幼稚教育之模范”。

多少年后，曾在该院任过教的陈树人老师，回忆起该院昔日的盛况，仍感慨万千地说：“只就经费一端言之，已远超过张伯苓先生之于南开，胡元先生之于明德。全赖秉老爱心独运，发为民胞物与，救死恤伤之心，致其毕生教育及慈幼事业之辉煌成就，足以垂范后世！”

三

熊希龄同情共产党人，在危难时刻援助了身陷绝境的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在白色恐怖下，保护了李大钊的家属。

1921年9月，蔡和森、陈毅、李立三、刘明严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购买军火和强行住进中法大学，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留下来的女生熊季光、蔡畅、李志新、萧淑良等因找不到工作，完全断了生活来源，忍饥挨饿，度日如年，不得不写信给已回到上海的向警予陈述困境，请求紧急援助。

向警予此时分娩在即，病魔缠身，接到姐妹们的求助信后，寝食不安，一筹不展。谁能怜悯和援助这些蹇留海外的学子呢？她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人可以援助这些海外孤儿，那就是湖南同乡熊希龄先生。当时他们赴法勤工俭学，不少人就是通过熊希龄筹款和支持才得以成行的。此时她能够想到的也只有正担任中法协会执事的熊希龄先生了。于是，她不顾自己身怀有孕，毅然挺着个大肚子，冒昧求见熊希龄，向他一一陈述了留在法国勤工俭学女生所遭遇的艰难困苦情形。

熊希龄听完向警予的陈述后，欣然慨诺出面臂助，并一再嘱咐她进京陈述于中法协会，一切援助工作全由他出面主持。

向警予因临产在即，进京不便，没有及时赶到北京。熊希龄返京后，见她没有如约前来，以为她是经济困难，立即托蒋华卿带去一信催促，同时还附路费25元。

当他得知向警予因恐火车颠簸而不能来后，立即组织成立了华法学务协会，并亲自出面向政府请款，政府当即拨款10万元，用来紧急援助和救济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使他们渡过了难关。

后来，在他的积极干预下，留法勤工俭学女生大部分转入中法大学学习，生活困难的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逮捕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等80多人，并疯狂搜捕与李大钊有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在李大钊家属生死攸关的时刻，熊希龄机智地以女儿结婚迎宾为名（他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于1927年4月3日完婚），派当时香山慈幼院五校副主任、共产党员、李大钊的乐亭同乡李凌斗（即李时），抢在敌人下手之前，突破敌人的重重关卡和封锁，用自己的汽车紧急把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和孩子们接到了香山。

熊希龄觉得还不安全。为了防止不测，他没有立即把赵纫兰母子接进香山慈幼院，而是秘密地把她们母子藏进了香山红山头南麓正黄旗对面的“姑娘场”。逃过奉系军阀的大搜捕后，他又及时协助共产党人将她们母子安全转移出京。

李大钊被害后，停灵6年不能安葬。1933年春，在地下党组织和社会名流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始得以出殡安葬。出殡那天，熊希龄又组织慈幼院的部分进步师生赶来为他送葬。

不久，赵纫兰也去世了。李光华和李欣华兄弟求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二话没说，立即再次伸出援助之手。1934年秋，李欣华兄弟一同被熊希龄招收为慈幼院的正生，享受了生活、学习全部免费的待遇，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

50多年后，李光华深情地回忆说：“对我来说，香山慈幼院的那段生活不仅仅是一般的过去。如果把回忆我的大半生比作欣赏一场音乐会，那么，在香山的那段生活则是这场音乐会中的一支最优美动人的歌曲。”

当时，熊希龄在慈幼院还收养了不少朝鲜共产党烈士的遗孤和中国死难烈士的后代。现在不少健在的慈幼院学生，每每忆及熊希龄的这种宽宏与达观之举，总是充满了敬佩之情。

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熊希龄是做过许多好事的。”

四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立即感到国难临头，若不奋起抵抗，则国难家破之日将为时不远。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比较强的冯玉祥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

看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对日军的大举入侵不仅不及时组织反抗，反而想乘机围剿红军和剪除异己，熊希龄立即联络马相伯、章太炎、沈钧儒、黄炎培、章士钊等60多人，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宣言，提出三项救国主张，要求国人团结抗日、共御外侮，使得抗日救亡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同时，他们又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拼死抗争，“本会誓为后盾”。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受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亲临宋哲元将军的第29军，对士兵发表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在他的宣传鼓动下，第29军官兵率先通电全国，发出了“宁为战死鬼，不为亡国奴”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一震撼人心的呼声！

“一·二八”战争爆发后，熊希龄立即组织成立了“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积极筹集社会资力抚育殉难将士遗孤，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接着，他又发布了《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对自己一家的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具体的安排，还组织院内200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开赴战区医院帮同看护伤兵和难民。随后，他又在香山北辛村为自己修了一个生圹，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14元，以及41张房地契、1张矿产股票和1张地契银行存证等多项未计价或无法计价财产，悉数捐充儿童幸福基金，以孑然之身，全力奔赴国难。

长城抗战开始后，熊希龄立即以世界红 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 字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喜峰口、古北口、石匣等地救死护伤。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护伤之事”。他在北平设立了一所后方临时医院，在平、津、察设立十余处难民收容所，一面救治伤兵，一面收容难民，历时三月之久，筹款40多万元，收容难民5万多人。在前线各地，人们经常看到这位63岁的老人，臂缠红 字袖章，日夜出没于负伤军民和难民之中，给前线将士以莫大的鼓舞。

在长城抗战这一重大救济活动中，熊希龄自始至终亲自指挥，或坐镇北平，或亲临前线，为抗日救亡立下了汗马功劳。

淞沪会战时，熊希龄与夫人毛彦文正住在上海爱麦虞限路，住处离战场不到千米，随时都有被日军轰炸和被流弹击中的可能，亲友们都劝他们离沪远避，他却义无返顾地留了下来，以老病之躯，率领上海红卍字会会员，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难民之间，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从事救护工作三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所，救出伤兵6000余人，收容难民15万多人。此外，他还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

在淞沪会战的第八天，熊希龄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女儿熊芷和女婿朱霖。在信中，他将一个星期以来上海的战况和自己在沪组织救护伤兵和收容难民的情况，告诉了女儿女婿。仅一个星期，他就和上海红卍字会的会员们一起，从火线上救出伤兵400多人，收容难民6万多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的这封家书字字珠玑，声声震耳：“余以老病之躯，又无官守言责，本可往就安全之地，但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余虽老，亦应尽国民一份子之义务，故决计与妈妈在此办救济也。”“儿等青年当为国尽忠，以慰老怀！”

在淞沪会战初期，熊希龄看到中国守军奋勇抵抗，毫无畏惧，对战局还十分乐观。白天他奔走于伤兵医院与难民收容所之间，晚间稍有余暇即写文章向当局贡献抗日救亡意见，日以继夜，不肯休息。

当时，他几乎天天盼着前方传来捷报，因此总保持着一种振奋乐观的精神状态。直到大场失守，他才开始意识到上海可能再也不能久呆了，但仍始终期待着能出现奇迹，期待着战局能扭转。闻讯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后，他当场痛哭失声，悲痛欲绝。这时，他才决定立即离沪返湘，准备一边在长沙主持筹建香山慈幼院长沙分院，一边继续募集抗日救亡经费。

那时，长江航运已断，上海成了血肉磨房。熊希龄与毛彦文不得不绕道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广州，再由广州坐火车返回长沙。谁知刚到香港不久，他就因战事失利刺激太深，精神负担过重，不幸猝发脑溢血，于1937年12月25日清晨6时撒手尘寰，享年仅69岁。逝世的前夜，他还向四处写信为抗日救亡筹款。

熊希龄抛下他未竟的事业和1000多名嗷嗷待哺的孤贫儿童走了。他逝世不久，南京国民政府即颁文说：“赈务委员会委员熊希龄，才猷卓越，字识谌深，辛亥光复以后，屡任要职，望实允孚。嗣后办理慈善事业，提倡民众教育，原力恢宏，功在社会。此次抗战开始，在沪创设伤兵医院及难民救护所，悉心赈济，成效昭然。近以中愤填膺，撄疾逝世，追怀往绩，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交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议恤，并由行政院转饬湖南省政府举行公葬，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资表彰，而昭激劝。”

论世知人。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教育落后的旧中国，熊希龄“能以慈功垂社会，常留余德到儿孙”，“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生前的作为是了不起的。香山慈幼院的学生们对他们敬爱的熊院长，始终感恩戴德，铭记在心。

1992年5月17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的遗骨从香港归葬北京。在归葬仪式上，雷洁琼代表中央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充分肯定了熊希龄的历史功绩：“熊希龄先生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他在旧中国奋斗了半个世纪。他的一生是忠于慈善教育事业的一生，是追求光明与进步的一生。”

2006年第1期 上海交大首任校长唐文治　作者：周金品

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字蔚芝，别署菇经堂主。早年主持上海南洋大学（后改名为交通大学)，交大礼堂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文治堂”。晚年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桃李遍及国内外。

清朝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唐文治出生于江苏太仓。他自幼勤奋好学，27岁中进士，深得主考老师翁同的赏识，历任清政府户部江西司主事，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云南正主稿行走，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农工商部左侍郎署理尚书。但他不入俗流，力主改革，后来便成了一位思想开明的爱国学者。

唐文治29岁那年，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满腔义愤上奏《请挽大局以维国运》折，提出发愤图强、励志改革的8条主张，甚为翁同所激赏。他向清朝当局进言道：“方今中国之积弱，非一朝一夕之故，苟非举宿昔之弊一切扫除而更张之，则万不足以固邦本而御外患。”针对清廷行政用人的腐败，他明确提出“正人心，别流品”，“务刚断，严赏罚”，“正官常，破资格”等；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学习科学知识；改革武科试弓矢刀石之旧制，通晓新的军事学和新式武器；以及“联邦交，简使臣”；“塞漏卮，节浮费”等建议。

1895年，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无锡、太仓应试举人向朝廷集体上书，所奏《上察院呈》折就是唐文治起草的，奏折极力反对卖国的和约。以上两项奏折，均比历史上著名的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还早，却鲜为后人所知。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掀起的维新变法运动得到了清廷军机大臣翁同等人的支持。同年二三月间，唐文治也先后呈奏《谨殚血诚以维国脉》折和代拟《谨陈管见以固人心》折，主张“仿欧洲各国之例，集思广益，折衷舆论”，并极力反对贪污和专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翁同也被革职回乡之时，唐文治不怕受牵连亲自到正阳门车站为翁送行，“黯然而别”。

他后来在外务部供职时，曾坚持拒绝葡萄牙向我提出增加租借地的要求，因而挫败了葡国的图谋。1902年5月，英王将加冕于伦敦，唐文治奉命随使英国庆贺，并应邀访问比、法、美、日诸国，“经途八万里，为时十七旬。滂滂地圆，随日以行，左旋一周，极西极东”，在当时可算是破天荒的盛大外事活动。他回国以后，将所见所闻写了一部《英轺日记》共12卷，于1903年2月由上海文明书局印行，使国人大开眼界。

唐文治在日记的序言中对于西方诸国的强盛发达深表感慨，呼吁中国卧薪尝胆，力谋自强，以期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唐文治炽热的爱国真情，令人感奋。他的门生、后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先生在撰写《漫步巴黎忆恩师》一文中回忆了老师唐文治当年给学生朗读《英轺日记》序言时的情景：“我是1945年在无锡国专沪校读书时亲闻唐校长朗读这篇文章的，当时他已八十多岁，双目失明，然朗读时声震屋瓦，声泪俱下，其忧国之情，使学生无不为之动容。”

唐文治在清政府商部和农工商部供职时，就极力主张改革政治，学习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文明，并积极主张扶植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以培植国家元气；同时要求“堂司各官均宜束身自爱，不得私营商业，借图私利”。他自己更是严格拒绝一些官、商的赠金，操守廉正。1904年，他在商部任职时，有人送给他白银二百两谋求职位，他当即掷还；次年，广东一商人赠他白银二千两，也被他坚决退掉。此间，他还在北京设立高等商业学堂、勘矿总公司等，并呈奏《请设立商会》折，说服慈禧太后，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总商会，使商人有了保护自己利益的组织，并批准在上海设立商务印书馆、科学仪器馆等文化科学机构。

中国建筑铁路，一向依靠外债。唐文治极力主张自力更生兴建铁路。由他拟定的商办铁路政策中，把利用华商侨商的财力作为建筑铁路的资金。从此以后，商办铁路在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后来，清政府邮传部接管了铁路，非但不支持商办铁路，还要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准备把全国的铁路主权拍卖给帝国主义，因而引起了各省大规模的保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的“爆破点”。

尽管唐文治殚精竭虑，擘划中国农工商业，无奈清朝廷腐败透顶，他所写奏折包括兴办东三省铁路、矿业、水利、商业和收回辽东法权的《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以及《请改定官制》折、《请立宪》折等，都被束之高阁。他深感个人很难有更大作为，便在41岁时离开了官场。从此，他便全身心投入教育救国事业。

1907年，42岁的唐文治应邀出任南洋公学监督（即校长）。他在校内开设铁路专科、电机专科、后又增设商船驾驶科、铁路管理科，并开办机械、电机等附属工厂，以供学生实习试验之用，奠定了以后交通大学作为工科大学的基础。这在交大校史上，乃至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属首创。1911年辛亥革命后，该校改称南洋大学，后又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改称交通大学，唐文治先生为首任校长。不管学校名称怎样改变，前后共14年，唐文治先生始终任该校校长，成为上海解放前在交通大学任期最长、建树最多的校长。他广聘中外名师来校任教，并积极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把一所设备简陋的普通工业专科学校，办成了一所德智体并重、中外基础课并重、工科文科与管理学科教学并重的工科大学，奋起追赶世界先进水平。

1920年，唐文治眼病加重，他决定回无锡家居讲学，遂又创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并任校长。办学之初，他首先宣布：“吾国情势，日益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必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宗旨。”他一再强调：“国家之亡，先亡于无是非；人心之亡，先亡于无是非。”“未有身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未有心不正而能正其身者也。”新生入校的第一堂课，必由唐校长亲自讲授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使学生首先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和抱负，体现了他“教书先要育人”的教育思想。他因积劳双目失明后，仍坚持担任两三门课程的教学工作，需要读课文时，便请人代读；同时坚持著书立说，自己不能书写，便亲自口授，托人代笔。他任该校校长达30年之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该校并入现在苏州大学前身之一的苏南文教学院。以后唐文治先生仍然担任该校的名誉教授，直至1954年4月9日病逝。享年89岁。

唐文治平生自奉甚俭，在上海交大和无锡国专经费困难时，他带头只拿半薪。一旦国家发生大灾，他总是自己带头赈济，并八方呼吁募捐。据统计，在1912年至1943年的31年间，他就组织赈灾并自捐款物十四五次，所赈济地区近及太仓老家和无锡、崇明、常熟等地，远及湖南、陕西等省。20世纪20年代初，他与画家朱屺瞻等发起修筑沪太公路及锡澄公路，继而他又会同无锡、江阴知名人士，向有关当局申请以工代赈，用以救济两县灾民。1935年，山东、江苏、河南等省遭受水灾，唐文治先后募捐，交予上海水灾义赈会散发。1940年，在他75年岁高龄时，还和同乡一起组织“积善会”，开办施粥厂，向穷苦百姓施舍米粥。在太仓老家，对少数不能出门的老弱妇孺，他还派专人给他们送上门去。1943年大旱，太仓百姓严重缺粮，他又特意动员商人到常熟等地去买米，帮助近千名孤寡穷人渡过了难关。

唐文治虽属维新派，但他却没有像康有为那样后来蜕变成保皇派，而是顺应历史潮流，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他当时除与他人联名电请溥仪皇帝逊位外，还积极支持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前身）学生剪除发辫等革命行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唐文治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是义愤填膺，曾多次在报刊上撰写文章，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敌。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唐文治老先生又率先同张元济、陈叔通等上海10位老人联名致上海市长吴国桢公开信，严辞抗议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爱国进步学生的罪恶行径，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学生，并表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2006年第1期 三十年前外电对周总理逝世的报道　作者：王忠人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今年1月8日已经是30周年。

在我的书柜中，保存有我自己装订的厚厚一本《参考资料》（通称大参考），时间是1976年1月9日——18日。这10天《参考资料》的内容，主要是周总理逝世后世界各国各地的反映。我之所以把它单独装订起来，一是有感于周总理的伟大，二是有感于世界各国人民及政治家、社会名流对周总理作那样崇高的评价，实出意料。正所谓“死后更知君伟大。”（叶帅语）

但是，由于“四人帮”一贯反对周恩来同志，当时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禁止刊登世界各国的反映，以至国内广大人民看不到这些外电和新华社发自世界各地的报道。今天重读这本资料，我的心情还是激动不已。我把这10天《参考资料》的这部分内容，加以整理和摘编，奉献于广大读者。

一、安理会默哀，联合国和一些国家下半旗志哀，世界各地各大报刊大篇幅地突出报道逝世消息，称颂周总理是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

法新社联合国1月12日电 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会，一开头称颂了上星期四在北京逝世的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

安理会主席坦桑尼亚的萨利姆回顾了周先生的历史形象，并请代表们默哀一分钟。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也发表了赞扬已故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他说：“世界将由于在关键时刻再也得不到他的智慧和政治家风度的好处而蒙受损失”。

中国代表黄华向安理会表示感谢。参加安理会会议的所有中国代表团团员都在他们深灰色制服的袖子上佩带着黑纱。

路透社联合国1月9日电 为了哀悼中国总理周恩来，联合国今天下半旗，联合国会员国的旗没有升起。联合国发言人说，这种哀悼方式将持续数天。

在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一位重要国家的政治人物举行葬礼的日子下半旗。先前，只有国家元首享受这种荣誉。联合国对罗伯特·肯尼迪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逝世进行过这种哀悼。

新华社平壤1月10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委员会1月9日通过一项联合决定：周恩来同志葬礼的前一天和当天为全国志哀日。在志哀日全国一切机关、工厂、企业、学校、街道和农村皆悬挂丧旗。

进行周恩来同志葬礼之日，全国停止一切歌舞。当天，进行志哀广播。

新华社地拉那1月9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1月9日决定，为悼念阿尔巴尼亚人民热爱和尊敬的十分亲密的朋友，在1月15日即周恩来同志安葬那一天，为全国哀悼日。这一天所有国家政权和行政机构一律降半旗志哀，停止剧院、影院、音乐会以及其它类似的活动。

美联社科伦坡1月9日电 斯里兰卡政府1月9日宣布，全国为周恩来总理逝世志哀三天。周举行葬礼的日子（1月15日）为哀悼日，公休一天。早些时候，这个国家已下半旗。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月13日电 巴基斯坦全国为周恩来总理逝世志哀一星期，1月10日和15日举行葬礼那天，全国下半旗。政界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他们有参议院主席、国民议会反对党代理领袖、联邦农业部长、法律部长、教育部长、卫生部长；旁遮普、信德、俾路支三省省长，西北边境省和信德省的首席部长，巴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商会联合会主席、新闻工作者联合会主席。

还有劳工阵线、塔克西重型机械厂、冶炼厂的建筑工地和巴基斯坦文官学院皆举行集会进行悼念。

（编者注：下半旗志哀的国家，除上述朝鲜、阿尔巴尼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四国外，还有坦桑尼亚、阿富汗、孟加拉、越南等国。）

路透社华盛顿1月9日电 美国报纸、电视和电台都把中国总理周恩来去世作为头等重要消息来报道。许多电台和电视台中断了正常节目以宣布他去世消息。正常的新闻广播时间有许多被用来介绍他的生平和即将进行的领导更迭。

美新处华盛顿1月9日电 美国几家大报，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都以超过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周总理的卓越政治生涯的文章和照片。各大报的标题有：《周这位独一无二的总理，是屹立在不断变动的潮流中一块坚定的岩石》、《周恩来的灵活性使一场战争得以避免》、《周被视为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大国努力中的杰出的组织者》等等。

新华社巴黎1月9日电 法国各报以显著地位大量篇幅报道和评述周总理逝世。各报均介绍了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卓越贡献，以及周的高尚品德和非凡的才能。

《法兰西晚报》在第一版第三版显著地位发表文章。

《世界报》用近五个整版，发表消息、反映和介绍生平。

《十字架报》头版头条登逝世消息，左上方登周总理照片，第三版介绍生平。

《南方电讯报》用套黑大字标题发表消息和照片，并刊登几位名人谈话和文章。

《西南报》刊登消息、照片和文章。

《费加罗报》第一版发表消息和照片，第三版发表谈话和文章，又刊登蓬皮杜总统访华时与周总理在一起的照片，第四版发表反映。

《震旦报》头版右上方发表消息和照片，第三版发表长篇文章，并登二张总理国内活动照片。

《巴黎日报》以大标题发表消息并配发照片和社论。

《人道报》一版发表消息照片，三版发表文章。

新华社东京1月9日电 日本东京各大报1月9日晚刊均以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和周总理半身遗像。各报并用4-6块版篇幅编发了大量评论、悼念文章、座谈记录和周总理各个时期的照片。

《读卖新闻》六块版

《日本经济新闻》四块版

《每日新闻》六块版

《东京新闻》四块版

《朝日新闻》六块版

《产经新闻》五块版

日本各电台、电视台也以“特别报道”的形式连续报道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一位共同社记者对中国驻日记者说，“日本报纸电台用这么多的篇幅报道一国领导人的逝世是罕见的，这表明周总理在国际上影响之大以及日本人民对他的爱戴”。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正好当天下午到达东京，各报对这一消息都安排在第一版左下角一块很小的位置上。

新华社香港1月15日电 菲律宾《今日公报》1月15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周恩来这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人格高尚，使人们今天忘记了政治上的分歧，甚至那些同情台湾政府的人也来这里对他表示悼念。中国大使馆灵堂和各个大厅里摆着数以百计的花圈，其中有一个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亲台湾的菲——中（台湾）协会中心送的。该会还派了以执行副会长为首的代表团去吊唁。

香港《大公报》14日刊登一则新加坡专讯说，至13日为止，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已收到当地各界致送花圈数百个，吊唁周总理。接待的一万多名吊唁者中，在吊唁簿上签名的有八千多人。

新华社香港1月11日电 《明报》1月11日又以《行高于众，功高天下》再次发表社评。文中说：周恩来总理逝世，全世界除了莫斯科和台北以外，所有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都是同声悼惜，称赞他的品格和贡献。苏联与台湾虽激烈反对中共，但对周恩来个人也无贬辞。苏联发表了极简短的唁电；台北的发言人则说：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的是政治制度而不是个人。对于周氏个人，这已可说是最大限度的赞扬了。这样的表示固然相当得体，但也显得周氏人格感人之深，即使是敌人，也不禁对他深有钦佩之情。

附录：报刊标题集萃

巴基斯坦《黎明报》1月10日社论《一位伟大的亚洲人》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人民报》社评《中国一位领导人的逝世，引起了世界悲痛》

印尼《独立报》1月12日社论《新中国是毛和周创建的》

伊朗《德黑兰日报》1月10日社论《世界将把周作为伟大的政治家永远铭记在心》

墨西哥《日报》1月10日社论《周恩来，当代的一位伟人》、《国民日报》一版四栏标题《一位推动第三世界历史的领袖》

埃塞俄比亚《新时代报》1月10日社论《伟人逝世》

圭亚那《纪事日报》1月10日消息《周—全世界哀悼》、评论《富丽堂皇的功绩》

南斯拉夫《新闻报》评论《首屈一指的外交家》

阿尔及利亚一机关刊物《非洲革命》文章《周恩来：第三世界失去一位自己人》

《科威特时报》1月11日消息《世界赞扬现代中国缔造者》、社论《失去一位朋友》

法国《南方电讯报》1月9日文章《既坚定又灵活的钢铁性格》

法国《红色人道报》1月13日社论《周恩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朽的革命榜样》

西柏林《每日镜报》文章《中国外交大师》

美《巴尔的摩太阳报》1月16日文章《回忆周——很有吸引力的革命家》

日本《经济新闻》1月9日文章《四分之一世纪的顶梁柱》

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文章《周恩来—罕见的革命家》；1月10日晚刊评论《外交上的超人周恩来》

香港《星报》1月10日短评《杰出领袖去世，全球同感惋惜》

《澳门日报》1月13日消息《葡籍人士悼念周总理》

二、各国政要纷纷发表谈话和声明，盛赞周总理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外交家，盛赞他在促进世界和平和推动各国和平共处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

美新处华盛顿1月8日电 白宫1月8日公布了福特总统在听到周恩来去世消息以后发表的下列声明：周恩来总理将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人长久铭记在人们的心中，他不仅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舞台上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我们美国人特别不会忘记他在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新关系方面起的作用。我们确信这种关系将在他帮助建立的谅解和合作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美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哀悼。

美联社华盛顿1月9日电 亨利·基辛格国务卿就周恩来去世发表正式声明：我获悉周恩来总理去世的消息深感若有所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它的伟大领导人之一，世界失去了当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我曾荣幸地同周总理进行过多次会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效力于本国的利益，他深刻理解世界局势，他难能可贵地既有敏锐智慧又有个人魅力。

美联社加利福尼亚州圣克利门蒂1月8日电 尼克松在一篇声明中说：二十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他对周恩来的逝世感到悲痛。

共同社东京1月9日电 三木首相9日对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发表了总理大臣的谈话：今天，在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阁下逝世的讣告时，感到无比的震惊和悲痛。周总理不仅是中国的伟大的领导人，而且是世界的有代表性政治家之一。失去这样一位人物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的巨大损失。

我对周总理的卓越见识和对日中友好关系世世代代发展下去所寄予的那种非凡的热情，直至今天仍深为感动。在此为周总理阁下祈祷冥福，同时向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哀悼。

时事社东京1月9日电 前首相田中发表谈话说：周总理是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可缺少的人物。可以说，困难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是因为周总理是中国方面的代表。周总理曾留学日本，体验过日本的生活。也是一位完全了解战前、战时、战后三个时代的日中两国一切问题的人。我认为周总理是为数不多的知日家。我访华时周总理曾对我说：“我是在神户乘货船从日本回国的”。并问我：“上野的森林现在还有吗？”“神田的书店街怎样了？”从这些话语中，我曾期待周总理有一天会访日，但现在已不可能了，令人遗憾。

周总理是和本世纪的中国历史同时走过来的人，是积累了实践经验的人，是世界性的政治家，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也将被长期传颂。

路透社伦敦1月9日电 英国首相威尔逊今天就周恩来逝世发表声明。声明说，他获悉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深为悲痛。周总理作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缔造人之一和作为一位卓越的国际政治家而受到人们普遍的尊敬……英国人民将尤其要把他对发展联合王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所作出的贡献铭记在心。

路透社伦敦1月8日电 英国前保守党首相爱德华·希思说：在过去两年中我曾两次到中国。周在西方受过教育，了解西方，并能在西方政治家和中国人之间自由地行动。他是一位伟大的谈判家，一位十分老练、智力过人和具有巨大影响的人。

新华社巴黎1月8日法文电 法国前总理孟戴斯——弗朗斯说：在个人方面，这个人的品格非常高尚。他的态度和谈吐，他的与众不同、高尚和具有的魅力，以及对他的国家和使命的坚定忠诚，使人不能不尊重和敬佩他。这就是为什么他占有突出的地位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都有影响的原因。

德新社慕尼黑1月9日电 西德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就周恩来总理逝世发表声明：在差不多一年之前的一次非常难忘的谈话中，我亲自听取了周的才智横溢的见解。周对政治现实的认识，不仅对西德政策目标有非凡的了解，而且他还鲜明地表达了对一个独立和统一的欧洲的关切。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如下事实的政治家之一：我们今天的世界再也不能由两个超级大国来统治；超级大国必然受多极法则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与反抗外来压迫斗争所制约。

施特劳斯在声明中断言：上述思想中蕴藏的力量肯定在未来是有效的。

新华社波恩1月10日法文电 西德《世界报》以《周——一位用有弹性的优质钢做成的人》为题发表外交家施罗德的谈话，他说“周恩来的去世是世界历史上一位伟人的去世”，他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他以镇定自若和给人以印象深刻的方式，表现得有经验和个人造诣。对新的事态发展绝对有信心。1972年7月19日，在北京我和一个非常熟悉德国的人谈论德国，这就是那次谈话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新华社布鲁塞尔1月10日法文电 比利时首相廷德曼斯说：当我同周恩来举行会谈时，我对他的机智和敏捷，他的幽默感、智慧和他对国际政治的了解非常吃惊。

新华社拉瓦尔品第1月11日电 巴基斯坦新闻部昨天深夜发表布托总理的声明：周恩来总理逝世使巴基斯坦人民和政府感到深切悲痛。我有幸非常熟悉周恩来总理已有15年。周总理在谈判中表现出深刻了解地理政治因素，很有气魄。使我们能够把中巴关系置于持久友谊的基础上。

周恩来总理是我们时代的杰出的革命家之一。他也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他对各国的和平事业作出了影响深远的贡献。作为一个反帝战士，在当代伟人中他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可靠的朋友。他对我国人民的不断关心，他对巴基斯坦事业的大力赞助，使他永远活在我国人民心中。

法新社科伦坡1月9日电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向报界发表声明说：在我个人对他的逝世感到若有所失的同时，确实可以说，斯里兰卡失去了一位一贯的、真诚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享有最高声望的世界人物。特别是对发展中世界来说，周先生是一向鼓励它们努力摆脱外国控制的巨大鼓舞源泉。

拉丁社墨西哥城1月8日电 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在书面声明中说：墨西哥人民对失掉一位领袖深感痛心。周恩来一向发挥他的祖国的威力和道义权威来支持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对和平共处和促进国际正义作出了根本的贡献。

新华社乔治敦1月9日电 圭亚那总理伯纳姆说：周恩来同志是一位真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他四分之一世纪多以来是使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主要人物。他是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屈不挠的战士。

法新社堪培拉1月9日电 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说：周总理是现代世界史上的巨人之一。周和毛泽东一起，体现了和表示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统一和国际尊严的愿望。

我对他的魅力、他的仁爱、他的精力和他的远见有深刻的印象。如果说当今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了更好的了解，这主要是由于这位非凡的人。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1973年两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同他会谈两次达20个小时。

三、知名人士，社会名流以述说亲身体会的方式追念周总理知识渊博、才智过人、朴素谦逊、诚恳待人的优秀品德和人格魅力

纽约新闻社纽约1月9日电 著名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接见记者时说：“我要对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一位伟人——的逝世表示悼念。我们不能忘记，伟人不管在哪里都是伟人，失去他我们都受到损失，周恩来是国际上的伟人。”费正清把周恩来逝世对中国的损失，同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对美国的影响相比。他说，周最伟大的品质，除了他的行政管理才干以外，就是他求得妥协解决并调和针锋相对的利益的能力。

美国《亚利桑那共和报》1月11日米尔克斯的文章：自1946—1949年将近三年时间内，我认识了和观察着这位谈吐文雅而热情认真的红色领导人。马歇尔将军同周恩来会谈时间持续了好多个月，马歇尔有一次说“这位身材细瘦、头发乌黑的共产党人是我所见过的人中最有才识者之一”。

美联社东京1月9日电 美联社记者罗德里克谈他多次见到周总理的印象。周恩来才智过人，有吸引力，学识渊博，不但能把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

许多总统、国王、首相、总理或一般人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精神，谦逊的态度和他的仪容吸引住了。钦佩他的人有马歇尔、基辛格和前总统尼克松。

1947年我在离开中国之前最后一次在延安会见了周，我同周以后一次会晤是在过了24年以后，地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尽管二十多年没见面了，他在来访的美国乒乓球选手中认出我了，我当时被派去中国报道乒乓球队的活动。

他同我握手时说：“罗德里克先生，欢迎你再次来中国，好久没见了。”接着他指着明亮的大会堂叙旧式地问：“罗德里克先生，我们现在比延安时候怎么样？”我点头回答：“是比我们那时住的窑洞好”。

法新社威斯康星州麦迪逊1月9日电 斯诺夫人发表谈话说：周恩来是我们在中国的最好的朋友。他很英俊、很开朗、很坦率和友好。他很少讲英语，但曾经在法国留过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是一个温和派，一点不反对西方，他老早就希望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是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设计师。

新华社日内瓦1月10日法文电 著名女作家韩素音说：我同周恩来会晤过十来次，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他说真理，他是平静和合乎逻辑地说出真理。他有无限的耐心，他想以理服人。而且当他听到没有理论的话时他从来不生气，然后他说，那好吧，你再想一下吧。

周总理的记忆力是非凡的，1971年当他接见我的丈夫（他是印度人）时，他谈到喜马拉雅山所有的峡谷高度和名字……十年前，他曾同一个外国人士简短地谈过话，十年后，他在一次大宴会上碰到这个外国人，总理从他的桌边站起来，去见这个人。他对这个人说，十年前我们讨论过某某事情，你是对的，我错了，他就是这样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特别敬佩。

法《西南报》1月12日佩雷菲特文章：政治天才是存在的，周恩来就具有。他的天才，主要在于对形势的透彻理解，顽强与巧妙相结合。这是伟大政治家们的特点。礼貌周全，专心而热烈，灵活而顽强，了解一切事物的细节，并且明了全局，这就是这位精干的、来自旧社会而献身于新社会的革命家给我的印象。

日本《读卖新闻》1月9日刊登大松博文的谈话 作为排球教练曾四次访华，训练了中国女子运动员的前众议院议员大松博文说：这是我在第二次或第三次访华时候的事。周总理到北京体育馆看我们练习，那时，可能是他碰巧看到我打运动员屁股，后来他在休息室里一见到我就笑着说，解放后中国有条法律，就是不准打人。身为总理的我请来的大松先生，这样对待运动员，她们要是说责任在我，那我就不好办了。

当时，我忽然注意到他穿的衣服的袖口，在破了的地方补着一块补钉。我会见过各式各样的重要人物，但从未见过一个穿这种衣服的国家领导人。我早就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位严格、卓越兼备的人。看到他穿这样的衣服，再次使我感到他是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的人。

日本《产经新闻》1月9日登该报记者林慧儿的文章：“会见周恩来总理以后，不得不痛感到自己是多么粗野。”这是1954年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在会见了出席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周总理后所说的话。无论是中国，还是周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都还是第一次出席国际会议；但是同莫洛托夫（苏联）、艾登（英国）、杜勒斯（美国）这三位外长相比，围住周总理的西方记者比谁都多。他那庄严的语调和有魅力的举止不能不吸引很多的人。

2006年第1期 难忘的一月八日　作者：董克发

1976年的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今年的1月8日是总理逝世的30周年纪念日。总理走了30年了，但很多往事仍深深的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那是1976年的1月8日，天气很冷，应全国劳动模范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请求，周总理答应接见全国石油系统在北京的全体人员。会议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发表了讲话，本人有幸聆听了这次讲话。

北京工人体育馆1月8日晚聚集了全国石油系统的数千名员工，有工人、有干部、有学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批判石油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横幅。主席台对面贴着“打倒余秋里”、“打倒康世恩”的大字标语。

时针指向7点30分，开会的时间到了，主持会议的造反派代表（北京石油学院学生）出来向大家解释：“周总理问会场内贴的什么标语，我们汇报了，周总理不同意，要求把打倒余、康的标语撕掉，大家同意不同意？”，接着就有不少人跟着起哄，“不同意”。主持人又回去商量，大约几分钟后，主持人又向群众解释：“周总理说不撕掉标语，他就不讲话，大家同意不？”经过两次折腾，主持会议的那些人终于同意撕下了会场内的大标语。至此开会时间已被拖延了半个多小时。

大约在8点10分左右，周总理来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周总理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王铁人首先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周总理就向与会的石油工人发表即席讲话。那一天他准备讲三个问题，全场数千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讲话。大约讲了30多分钟，台下有一个造反派突然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下面也有部分群众随之呼应，唯独周总理不举手，不随声附和，而是背对着群众，面向毛主席画像。等大家喊完之后，他随即转过身来对大家讲到：“你们当着我的面喊这样的口号，使我很不好办，刘少奇同志还是中央常委，有意见可以提，呼喊这样的口号不合适。”

由于会场气氛不是太好，周总理看起来真有点生气，同时也很疲惫。经过一个小时风波后，总理继续讲到：“老同志我就是要保，保不了我就不保了，不光是刘少奇，还有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我都要保，有不少老同志还在生产第一线工作，他们很辛苦，又要工作，又要接受批判。”随后他又讲了余、康的问题，讲了余、康开发大庆油田的功劳，他们对国家是有贡献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今天凌晨红卫兵冲击中南海，我第一个冲上去，劝大家回去，到大会堂座谈，我一天只吃几片面包，睡觉不到两小时，我为了谁啊！我不是为了毛主席嘛！”讲得大家非常感动，台下的群众不约而同地喊到：“总理坐下讲”，周总理说：“我坐下就打瞌睡了”。总理又继续讲着……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位工作人员给周总理耳语了几句，接着主持人向大家解释，中央让总理回去开会，会议就此结束了。要讲的三个问题也只讲了两个。

30年来，自己总想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出来，今天终于实现了，以此作为对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通过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可以感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谋略、他的品德、他的为人。

2006年第1期 在日寇大屠杀中幸存的婴儿　作者：邹　瓒

1943年5月，侵华日军为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武装，出动重兵对太行山区的唐县、完县（今顺平县）、涞源等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 “扫荡”。5月7日，日寇在完县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野场石沟惨案。

1943年5月1日至7日，日伪军从四面包围了完县西北山区，并驻扎在周围山上。他们每天下山到处搜索，企图毁灭八路军后方机关。由于抗日军民早已做好反“扫荡”准备，进行了彻底的“坚壁清野”，部队转移，群众也都隐藏在山沟里，敌人扑了空。抗日军民积极配合，神出鬼没，伺机打击敌人，使敌人寸步难行，连水都喝不上。

敌人气急败坏，5月7日清晨出动100多人，从四周朝野场围拢而来，边吼边用石头往沟里砸。在石沟掩藏着野场等四个村的老百姓近200人，被驱赶到石沟靠山坡的一个小块地埝里。他们怒视着山坡上的敌人，男人们沉默不语，妇女和小孩子慌乱地呼唤着亲人，紧紧靠拢在一起。

翻译说：“你们不要怕，只要说出八路军在哪里，枪支、子弹、鞋袜、衣服藏在哪里，就饶了你们。”

人们低头不语。翻译官连着说了几遍，谁都不吭声。翻译又喊：“说不说？不说就开枪了！”

一个妇女骂道：“我们什么都有，都被你们这些强盗抢光了！”气得日军上去把她刺倒了。翻译又紧逼威胁：“知道不知道？不说就开枪了！”群众一起回答：“不知道！”

翻译狞笑着说：“哈哈！你们边区的老百姓真坚决呀！”他向日军摆了摆手，一个日军恶狠狠地说：“杀不完老百姓，就杀不完八路军。统统的是八路！”敌人真的下手了，随着重机枪的叫声，无辜的群众倒下了。

两次扫射之后，几个日本兵用刺刀在尸体中翻腾，见有活着的就用刺刀挑死、戳死。一个婴儿爬在死去的母亲身上吃奶，日本兵竟用刺刀把婴儿的两只脚掌全削掉了。

野场惨案，有118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弹和刺刀下，有54人受重伤，其中妇孺占死伤人数的四分之三以上。仅野场村就有王长合、王喜亚、王德子、陈亭儿四户全家遇难。

在这场大惨案中，有一名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婴安然无恙。女婴叫廖茜茜，父亲是八路军某部作战科长，母亲冯景新是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校的护士。小茜茜出生八天，被寄养在完县野场村名叫杨桃儿的年轻农妇家里。杨桃儿聪颖善良，朴实淳厚，耳闻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看到共产党、八路军舍生忘死打鬼子，从心眼儿里拥护共产党，爱戴八路军。杨桃儿的小孩因病夭折，她将对儿子的思念，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深情厚爱全部倾注在小茜茜身上。

5月7日凌晨，杨桃儿抱着不满周岁的茜茜同乡亲们一起被敌人驱赶到野场石沟地埝里。面对敌人的屠刀，她想的是茜茜的安危。她挤到人群中，解开衣襟将小茜茜裹在怀里。人们自动形成了一道人墙，挡在桃儿母女俩前面。村长的媳妇张竹子、儿童团团长王璞和其他乡亲们也都用身体遮掩着小茜茜。

凶恶的鬼子开枪了，杨桃儿用身体挡住了子弹，不幸身中数弹，倒在了血泊中。身受重伤的杨桃儿怕孩子啼哭被敌人发现，便挣扎着用奶头堵住小茜茜的嘴，并用受伤的躯体挡住小茜茜。

弥留之际，她将随身仅有的两张边区钞票塞在小茜茜衣服里，并对身边受重伤的乡亲说：“这孩子是八路军的女儿，她的母亲叫冯景新。要想办法把她交给她的父母……”

惨案发生后，晋察冀边区三专署抗日联合会主任王纯（全国解放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奉命率部赶赴出事地点。在整理遇难乡亲们的遗体、遗物时，发现了浑身血污、幸存的小茜茜。她伏在奶母杨桃儿的怀里，嘴里还含着奶母已经冷却的乳头。王纯和前来营救乡亲们的战士看到这个场面，都潸然泪下。

后来几经辗转，王纯终于将小茜茜送到她母亲冯景新的怀抱。现在，冯景新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白衣战士已离休，昔日的小茜茜如今的廖雁北，已成长为首都友谊医院的副主任医师。

廖雁北大夫感慨万分地说：“是奶母杨桃儿用乳汁养育了我，用生命掩护了我。完县人民和八路军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永远忘不了完县，忘不了我的完县母亲——杨桃儿。”

2006年第1期 陆定一保护了故宫　作者：陆　德

推荐者的话

陆定一的长子陆德到我家来，要我把他所写的这篇《陆定一保护了故宫》推荐给《炎黄春秋》。我愿意做这件事，这不仅因为陆定一是中共党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因为我参加过上世纪50年代批判梁思成对古建筑“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参与这项活动有关的主要人物有五个人。毛泽东、梁思成、陆定一、彭真、于光远。无论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或者对梁思成“资产阶级”建筑学、建筑思想的批判，毛泽东都是发动者领导者，是主要的“正面人物”，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梁思成本来是一个古建筑保护主义者，是个非党员。在北平城内尚未解放、梁思成还在城外的清华大学的时候，解放军一位将军，特别派人到清华找他，请他把城里古建筑的位置在地图上标明出来。这件事使梁思成对共产党重视古建筑的政策，十分感动，开始接近我们党。以后，进一步加入了共产党。陆定一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整个“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负责。但是因为梁思成是北京市的党员，就要于光远去找彭真，请彭真抓这件事。彭真反过来要于把批判梁思成的班子组织起来，并且让北京市宣传部理论处处长查汝强，坐镇颐和园畅观堂，写出三十来篇批判文章。然后彭真自己出面，手中拿着这些文章，与梁思成谈判。告诉梁思成，我们不是写不出批判文章。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错误，那就把这些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你和我们辩论辩论吧。当梁思成承认自己错误之后，彭就决定这三十来篇文章一篇不发。

总的说来毛泽东是批评者；梁思成是接受批判者；彭真是按照毛泽东的旨意从事实际行动的人。

彭真曾经告诉梁思成，有一次毛泽东和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毛用手比划着用赞美的口气说，“将来从这里望出去，全是高烟囱”。梁思成后来回忆说，自己当时听了之后全身凉了半截。不过彭真在处理梁思成的事情上，很有分寸。

至于陆定一本人的观点如何，陆德的文章中写了中宣部开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过保护故宫的问题。这次会议，我恐怕出国或者去了外地，因此完全不知道。这次看了陆德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原来陆定一是主张保护古建筑的。

由于这个原因，我写了这样一篇推荐《陆定一保护了故宫》的文章。

于光远

父亲陆定一1996年去世，遵照他的遗嘱，2002年将他的部分骨灰撒放于家乡的马山。魂归故里，完成了父亲的宿愿。

无锡市的西河头，一所老宅，有上百年的历史，是陆定一少年居住的地方。无锡的现代化建设，在老宅的数百米远处，建筑了辉煌的希尔顿大酒店，一古一新，房地产商愿出高价，拆掉这所老宅。此事在家乡引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有碍瞻观，主张拆掉；另一派认为是陆定一故居，且属古建筑，在市内已不多，应该保留。为此，市里专门邀请全国有名的古建筑家，来无锡进行鉴定评估。此事，却引发了一件催人泪下的历史故事。

2004年，我第二次回家给父亲上坟时，听我表妹严冬冬告诉我：专家们对故居进行了评估，北京来的专家的意见和看法，还在当地报刊和电视台播出了。专家讲，此古宅所以要被保留，不仅是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底蕴，在无锡已残存无多，更主要的是陆定一挺身保护了北京的故宫，就凭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同意让人拆掉陆定一故居。专家讲，当时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是拆除故宫去修马路，但被陆定一拼死上谏，才使北京故宫得以保全。

关于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风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十、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平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以后也就没有人敢轻易去反映这种事了。看来，为了保护故宫，父亲60年代初挺身直谏，敢于“冒犯”毛主席和彭真同志的意见和看法，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近日，偶得《作家文摘》的一篇报道《故宫80年》，才把前后几件历史事实串接了起来。

此报在《故宫80年》中报道：

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透露，上个世纪60年代初，北京市曾提出（由于）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故）要对它“进行改造”——（要）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把故宫一分为二），并将文华殿、武英殿两殿改造成为娱乐场所。

当时的中宣部陆定一专门（为此事）召开了处级（注：文革前中宣部除部长外，下面直接就是处室，不设厅、局。其处的级别，比现今的处级高许多）以上干部会议，研究这一问题。谢辰生说，从传达的文件中他得知，当时陆定一在会上表示：故宫就是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反映）封建落后，“（对）这个地方不能搞现代化，我看，一万年也不要在里面搞电灯。”陆定一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长以上的都是（保护故宫建筑的）保皇党。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在亦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中宣部将此意见反映到中央和相关部门，中央当时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终于否定、修改了原来的计划，使故宫一直保留至今，没有受到丝毫损害。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人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仅以此篇文章，怀念父亲陆定一诞辰99周年。

2006年第1期 历来君王需要用小人　作者：冯东书

中国历代好心的大臣和儒生都劝君王为社稷着想，要“亲贤臣，远小人”，要“近君子，远小人”。但是，历代君王多会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有些好心的人遇到这种事，总是为君王惋惜，以为是君王没有看清小人的真面目，上了小人的当，用错了人。

其实，稍微懂事一点的君王，都懂得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君，都要识人，都要“近君子，远小人”的道理的。

那为什么从古到今，做君王的（不管他叫不叫君王）总是要重用一些“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呢？

这就因为他们有重用小人的需要。

历史上的皇帝，是不可能有民主意识的（现在欧洲的一些君主立宪国王除外），他们掌握国家权柄，不仅要保持自己的终身统治权，还要把权力传给后代，一直世袭下去。为此，如果他开明的话，自然要用一些品德好、威望高、能力强的贤臣来帮他治理国家。同时，他也必然选拔一些能当打手、心狠手辣的鹰犬放在自己身边，以对付他怀疑对自己有不轨之心的大小臣子，如汉武帝重用酷吏杜周。武则天多聪明！她不知道索元礼、来俊臣、周兴这些酷吏坏？索元礼冤杀数千人，人畏之甚于虎狼。来俊臣就是那个发明“请君入瓮”的人，酷刑逼供，冤杀了一千多人。周兴陷害过数千人。武则天那么聪明的人，能一点都看不出来？如果她什么都不知道，怎么最后又把他们统统处死了？时机成熟了，她就会杀他们的头以平民愤，收人心。时机不成熟，她还要用他们来打击她的反对者，或仅仅是怀疑中的反对者。

特别当一个君王有了大失误，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反响，而自己又不愿承担责任，不愿认错，他当然知道会有人不满。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有人会借此机会联合一些人推翻他的统治。于是，“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对他就更是必不可少的了。这些小人会用一些卑鄙的手段去消灭对君王不满的人，或被怀疑为可能对君王不满的人，不管这些人是不是曾对社稷有过大功，也不管搞掉这些人有没有证据。这些小人在为君王排忧时，当然要趁机消灭打击他们自己的对手和不喜欢的人，既遂了君王之所好，又达到了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一个赞成实事求是，讲究重证据，讲究公正的贤臣，能满足君王的这种特别需要吗？当然不能。

比如宋高宗要推行他的求和路线，能让岳飞这样主战的贤臣强将一个劲向北打吗？他为了自己坐江山的需要，也只能用秦桧这样的小人。秦桧自己怎么敢又怎么能害死岳飞这样威望很高的大臣？而有良心的贤臣又不愿意干。宋高宗也只能用心狠手辣，昧着良心干事的小人去干这种事。

君王还有很多见不得人的欲望。如唐高宗李治要娶自己父亲的小妾武则天作妃子，这是乱伦的。唐玄宗李隆基要把自己的亲儿媳杨玉环夺过来作自己的老婆，这也是乱伦的。一般知书达理的贤臣君子怎么能帮他们干得了这种缺德事？不仅不会帮他干，还会劝他不要干。这也必须靠阿谀奉承的小人出馊点子，做手脚，才能办成。

君王打天下夺取政权时要依靠一批能人，没有他们难成大事，但成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又是一件难事。他们是能人，打天下需要他们，打完天下，他们高超的才能和威望以及他们都有众多的部下，就会使君王觉得是对自己的威胁。如何处置这种能量大的功臣呢？这也不能靠贤臣和君子，只能靠小人来做手脚。

唐玄宗用酷吏吉温和罗希，他心里明白得很。他也说过他们不好，但还是重用了。唐玄宗欣赏他们的行为，放手让他们屡起大狱，弄得人人自危。正是这样，唐玄宗高高在上的神圣的君主形象得到了升华，皇位得到巩固。等到唐玄宗的目的达到以后，把吉温处了极刑，罗希被发配到蛮荒之地。他对大臣说：“朕受人迷惑，用吉温至此。”“今已将他斥退，卿等可高枕无忧矣。”小人又成了君王的替罪羊。于是，大家又要欢呼皇上圣明，为民除害。皇上在政治上又捞了一把。

君王利用小人做的坏事多了，他就怕有人和他算账，怕人民推翻他，他就越要利用小人来保护自己的统治权。他这样做，当然也怕“是鬼不是人”的小人势力因此坐大，危及自己。这时他就会不断用这一茬小人搞掉那一茬小人，然后过些时日，又用下一茬小人搞掉这一茬小人。

这是专制制度必然产生的现象。

2006年第1期 “实事求是”考源　作者：甘惜分

“实事求是”这个词语，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且人人会说。

但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到底出自何处？也许有人考证过，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有“实事求是”这样的字吗？当然不可能有。这是古汉语，西方不可能有。从古以来，只有中国人善于提炼出最简易的词语表现极为丰富的思想，而外国人最讲究写厚厚的大书，一写就是几大卷。

在中国，最常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语的据我所见是毛泽东。我记得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曾用“实事求是”来阐述整风的意义。

我近日查书，毛泽东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就开始运用“实事求是”四个字来批判种种不良思想倾向了，他批评一些人写文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在另一处，他要求做研究工作的干部要“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并且对“实事求是”一一加以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从那时起，“实事求是”四字就经常在报刊上出现，逐渐成为全民的惯用语。

但是毛泽东在使用这个词语时，没有说明这是他的创造，还是借用别人的语言，以至于几十年来人们都把这四个字视为毛泽东的创造，称颂它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来没有为此事作过一次辨正。

我查了班固著的《汉书》，终于弄清楚了，《汉书》五十三卷“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2410页）

但班固著作中并未对“实事求是”这句话作出解释。到了唐代颜师古为古史作注，他对“实事求是”注：“务求事实，每求真是也。”（同上页）

这就是“实事求是”最原始的出处。颜师古的注释也是简而要的。

毛泽东是爱读古书的，他可能很早就把“实事求是”这个词语牢记于心。他在内战、抗日战争中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中，注重调查研究，万事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各方面的情况作周密考虑，作出决策，作到真正的实事求是，才取得了战争和工作的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毛泽东笔下的“实事求是”已经被改造了。颜师古对班固的注释只是说刘德（即上述的献王）的“实事求是”，而未及其他。毛泽东却不但在“实事”二字上下功夫，而且对“是”字下功夫，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这就是毛泽东对古代文化的改造，使古为今用。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才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确认客观事物在先，人对事物的认识在后，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一旦认识了事物的规律，又反作用于客观事物，推动世界的改造。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实事求是”的意思是一致的。

班固著《汉书》，颜师古注《汉书》，他们想不到他们笔下的“实事求是”四个字在两千年之后被后人稍加改造，竟然如此辉煌，成为中国人民建党、建军、治国之本。几十年来，“实事求是”已普及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普通公民心中，成为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

几十年来，我们党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方法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例如，“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一战略决策，就是创造性地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的结果。

但是，也有人高喊“实事求是”而干了许多反“实事求是”的事情。“实事求是”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实际上走到了“实事求是”的反面。

比如，民主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生产力还很低下之时，却要一步登天跨入共产主义，这是实事求是吗？

在农业小生产的基础上，能在十五年内生产力赶超英、美，这是实事求是吗？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过十几年，就猜疑中国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必然大乱中国，于是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弄得全国大乱，陷入崩溃边缘，这是实事求是吗？

可见“实事求是”确是一切人都应当遵循的思想方法，违反了它，一个普通老百姓只不过犯小错误，高级领导人违反了“实事求是”原则必犯严重的难于收拾的大错误。

可见，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中楼阁。“实事求是”的命运也是这样。

2006年第1期 医多不治帝王病　作者：章立凡

中国老话“龙多不治水”，一语道破政出多门之弊。多年前读邓之诚先生的《骨董琐记》，其中全文收录了一份给真龙天子光绪看病的史料——《德宗请脉记》。在清宫档案未整理公开之前，是唯一由当事人公布的重要全程记录。近日重读，感慨系之，盖《官场现形记》之御医版是也。遂作此文，题曰“医多不治帝王病”。

《德宗请脉记》为清末名医杜钟骏所撰。杜钟骏字子良，江苏江都人，当时为浙江候补知县，经由江西巡抚冯汝保举，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历七月，应召入京为光绪帝治病，其时距驾崩仅三个月。该书系民国七八年时京华印书局所印，当时作者已在北京悬牌行医。据说杜大夫的曾孙女，就是当今传播界的名人杜宪女士。

关于光绪之死，历来众说纷纭，我对《德宗请脉记》的兴趣亦缘于此。但研读之后，却引发了对封建王朝政治体制的思考。我未谙医道，也没有专门查核清宫医档，故对于光绪死因及这篇私记与档案间的参差，不予置评，只谈读后感。

不求有功，先求无过

光绪自十年前变法失败被幽禁，忧郁成疾，历经太医院多方治疗，未见好转，反有日益加重的趋势。朝廷不得不向各地征求名医。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焘、杜钟骏、施焕、张彭年等地方名医，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先后入宫供奉的。据陈可冀主编《清宫医案研究》的统计，光绪在被囚的十年间，因疾苦而请御医与荐请名医诊疗者达924次，平均每年诊病九十多次。尤其是其末年（1908年），自夏历三月七日至十月廿一日的二百多天内，经御医或外荐名医诊治达260人次。

地方名医一入内廷，也算有了御医身份，给皇上看病，不叫诊脉叫“请脉”。内务府将应召入宫的六位医官排班，每人一天，轮流请脉开方。此前陈秉钧、曹元恒曾分两班供差，两月更换一次，到了病情危重之时，变为六人轮流值日，以致医出多门，方剂日更，病人反倒成了实验品。杜钟骏于1908年8月12日（夏历七月十六日）初次入宫，光绪曾当着慈禧的面，与他探讨自己的病情：

皇上又问曰：“予病两三年不愈何故？”予曰：“皇上之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虚者，由来渐矣，臣于外间治病，虚弱类此者，非二百剂药，不能收功；所服之药有效，非十剂八剂，不轻更方。”盖有鉴于日更一医，六日一转而发也。皇上笑曰：“汝言极是，应用何药疗我？”予曰：“先天不足，宜二至丸；后天不足，宜归芍六君汤。”皇上曰：“归芍我吃得不少无效。”予曰：“皇上之言诚是。以臣愚见，本草中常服之药，不过二三百味，贵在君臣配合得宜耳。”皇上笑回：“汝言极是。即照此开方，不必更动。”予唯唯。复向皇太后前跪安而退，皇太后亦曰：“即照此开方。”

医家诊脉用药，须有一定的持续性。杜大夫作为一名初入内廷的地方名医，对每天轮流请脉、“人人负责，人人不负责”的当差制度，感到十分困惑，曾向内务府大臣继禄提出质疑：“六日轮流一诊，各抒己见，前后不相闻问，如何能愈病，此系治病，不比当差，公等何不一言？”继禄的回答更令他一头雾水：“内廷章程，向来如此，予不敢言。”跟外行讲不通，他又去问出身悬壶世家的吏部尚书陆润庠：

嗣见陆尚书曰：“公家世代名医，老大人《世补斋》一书，海内传诵，公于医道三折肱矣。六日开一方，彼此不相闻问，有此办法否？我辈此来，满拟治好皇上之病，以博微名。及今看来，徒劳无益，希望全无，不求有功，先求无过。似此医治，必不见功，将来谁执其咎？请公便中一言。”陆公曰：“君不必多虑，内廷之事，向来如此，既不任功，亦不任过，不便进言。”

两位高官的回答都是“向来如此”，杜钟骏在官场“潜规则”前碰了一鼻子灰，得出结论：“此来必无成功也”，只好默然而退。

接下来的日子便是六日一请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朝廷还优恤有加，赏赐不断。撞钟撞到八月初八日（1908年9月3日），大约继禄也觉得这种治疗方式不妥，当太后向他询问御医们的生活起居时，便乘机进言。慈禧以体恤医官辛劳的名义，下旨延长了治疗周期，还给新御医们发了伙食补贴：

外省所保医官六人，著分三班，两人一班，两月一换，在京伺候请脉。张彭年、施焕著为头班；陈秉钧、周景焘著为二班；吕用宾、杜钟骏著为三班，每人每月给饭食银三百五十两，钦此。

此项小小的“医疗改革”，似是部分采纳了杜大夫的建议，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医出多门，语存忌讳

清朝历代皇帝，多以知医自命，光绪也不例外。

医家怕担责任，病家不信任医家，都是医患关系中的大忌。杜钟骏初次请脉后退下拟方，“行未数武，皇上又命内监叮嘱，‘勿改动’”。他刚坐定开方，内监又来云：“万岁爷说你在上面说怎样，即怎样开方，切勿改动。”指陈莲舫而言曰：“勿与彼串起来。”切切叮嘱而去。

除了怕御医私下串通之外，皇帝对药方也不放心。据当时的《申报》披露：“刻下虽有多医请脉，然并不时常服药，上又自明医术，最恶用杜仲、菟丝子两药，凡医生有用此二药者，必圈去不用。”关于光绪对用药的挑剔，杜钟骏还谈到如下情况：

一日，予方入值，于院中遇内监，向予竖一大指曰：“你的脉理很好。”予曰：“汝何以知之？”渠曰：“我听万岁爷说的，你的脉案开得好。我告声你，太医开的药，万岁爷往往不吃，你的方子吃过三剂。”言讫如飞而去。

《申报》对此也有类似记载：

据内监云，近两月来，各医所开药方，皇上辄不愿饮，十剂之中仅服一二剂，独周医（按：指周景焘）之药，颇得圣上欢心，故四日之中已诊三次。”

由是可知，皇帝吃药看病全凭自己好恶，不遵医嘱，这样身份的病家，谁也奈何不得。被万岁爷认为“脉案很好”的杜大夫处方，吃过三剂就成了内廷新闻；周大夫“颇得圣上欢心”，四天内请脉三次，也成了坊间新闻；其他人的方子，命运不得而知。

当时西医早已传入，但有清一代，除康熙外，其他君主都不大相信西医，光绪医疗过程中亦有过“西法调治”之说，可惜浅尝辄止。御医力钧兼通西医，其脉案累遭皇上驳斥。

以光绪的高级囚徒境遇，其用药也确有被忽视的情况，曾令他大动肝火：

一日，皇上自检药味，见枸杞上有蛀虫，大怒，呼内务府大臣奎峻曰：“怪道我的病不得好，你瞧枸杞上生蛀虫，如此坏药与我吃，焉能愈病？著汝到同仁堂去配药。”奎唯唯照办。

在慈禧降旨实行“医改”的同一天，光绪也交下太医院医方二百余纸及病略一纸，并有谕旨：

予病初起，不过头晕，服药无效，既而胸满矣，继而腹胀矣。无何又见便溏遗精，腰酸脚弱，其间所服之药，以大黄为最不对症。力钧请吃葡萄酒、牛肉汁、鸡汁，尤为不对，尔等细细考究，究为何药所误？尽言无隐。著汝六人共拟一可以常服之方，今日勿开，以五日为限。

光绪在内廷的医疗环境中煎熬多年，此刻想搞一点“民主集中”，类于今日之会诊，要求“尽言无隐”。这可能是他自戊戌变法失败被囚以来，运用“天字第一病号”的特殊身份，所推动的一点微小改良。可悲的是，前者尚属救国图存的政治体制改革，后者只是为挽救自己生命的最后挣扎。

圣上的病和大清朝一样难治，问题也在于病家讳疾。“两宫”则各有忌讳，令医家依违其间，不敢畅所欲言。杜钟骏初次请脉时，光绪问他：“你瞧我脉怎样？”答曰：“皇上之脉，左尺脉弱，右关脉弦。左尺脉弱，先天肾水不足；右关脉弦，后天脾土失调。”杜大夫深知：“两宫意见素深，皇太后恶人说皇上肝郁，皇上恶人说自己肾亏，予故避之。”

杜大夫当时应对机智，点水不漏。待到八月初八光绪要新御医们评议太医院的医方得失，这六人却一齐犯了难。大家群推齿高望重的陈秉钧（莲舫）主稿，陈“直抉太医前后方案矛盾之误”，众人皆不赞成，于是又有如下磨合：

（杜）乃谓众同事曰：“诸君自度能愈皇上之病，则摘他人之短，无不可也。如其不能，徒使太医获咎，贻将来报复之祸，吾所不取。”陈君曰：“予意欲南归，无所顾忌。”予曰：“陈君所处，与我辈不同，我辈皆由本省长官保荐而来，不能不取稳慎，我有折衷办法，未悉诸君意下如何？案稿决用陈君前后不动，中间一段，拟略为变通。前医矛盾背谬，宜暗点而不明言。”众赞成，嘱拟作中段，论所服之药热者如乾姜附子；寒者若羚羊石膏；攻者如大黄枳实；补者若人参紫河车之类，应有尽有，可谓无法不备矣。无如圣躬病久药多，胃气重困，此病之所以缠绵不愈也。众称善，即以公订方进……

一怕得罪两宫，二怕太医报复，三怕牵连保举人，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已经决定了治疗的结果。陈莲舫入宫早于他人，深知积弊，已不打算敷衍下去，因而“无所顾忌”；其他人受本省长官保荐而来，有人事上的牵扯，则不得不有所顾忌。中医历来注重调和，最后只好请杜大夫来当“甘草”，既以“应有尽有”粉饰以往的谬误，又把问题推给病家的“病久药多”，正所谓：面面俱到，不可救药；体制如此，皇上必死。

这时的大清朝，已如同光绪一样行将就木。为挽救覆灭的命运，朝廷于两年前宣布了“预备立宪”；这一年的8月27日，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对于重病中的光绪而言，无异是一针政治上的强心剂，七天后他公然对太医院医方提出了抗议。这种内外的互动虽十分微弱，却也在死水面上掀起了几缕微澜。

自同年6月起，《申报》就不断披露光绪的病情、脉案，颇类今世国家元首临终前之“病情公告”。这在当时算是开天辟地的“新闻自由”，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杜钟骏记述了宫廷中对此的反映：

一日，入值请脉，内务府大臣继禄，嘱到内务公所云：“两江总督端方在江南考医，以报纸刊皇上脉案为题，取中二十四本，派员进呈御览，如赏识何人之奏，即派何人入京请脉，皇太后一笑置之。”予等见其所取之卷，有调当补肾水者，用六味地黄丸；有谓当补命火者，用金匮肾气丸；有谓宜补脾胃者，用归芍六君之类；有调当气血双补者，用八珍之类；有谓当阴阳并补者，用十全大补之类，皆意揣之辞也。

号称满官“开明派”的端方真会裹乱，竟在皇上病入膏肓之际提倡“医疗民主”，引来各地儒医、郎中们的“百家争鸣”，纷纷献计献策。这些隔靴搔痒之举，只落得慈禧“一笑置之”；亦曾有人上书指摘用药不当，已入内廷供奉的新御医们，当然也不会买这些同行冤家的账。

医龙治国，气数两终

依靠人人不敢负责的体制，即便延长了医疗周期也是徒劳。头班两医官请脉两月，药石罔效。转眼到了太后“万寿”前夕，内务府大臣奎峻向杜钟骏透露：“一日皇上在殿泣曰，‘万寿在即，不能行礼奈何？’六军机同泣。头班张、施两位之药，毫无效验，君等在此，我未尝不想一言，俾君等请脉。然君子爱人以德，转不如不诊为妙。”

11月10日（夏历十月十七日）夜，杜钟骏忽被急急传召入宫请脉，告以“皇上病重”。他赶到瀛台涵元殿，只见光绪气促口臭，带哭声而言曰：“头班之药，服了无效，问他又无决断之语，你有何法救我？”杜大夫诊脉之后，知道病人行将不起，脉案中有“实实虚虚，恐有猝脱”之语。此时周景焘等已先后请脉，焉有不知大限将至之理，但未敢明说，皆以“棘手”等语搪塞。杜钟骏一语道破，立即引起内务府大臣继禄的恐慌：

继大臣曰：“你此案如何这样写法，不怕皇上骇怕么？”予曰：“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险，予此来未能尽技，为皇上愈病，已属惭愧，到了病坏，尚看不出，何以自解？公等不令写，原无不可，但此后变出非常，予不负责，不能不预言。”奎大臣曰：“渠言有理，我辈亦担当不起，最好回明军机，两不负责。”当即带见六军机，六军机者：醇邸、庆邸、长白世公、南皮张公、定兴鹿公、项城袁公（按：即载沣、奕、世续、张之洞、鹿传霖、袁世凯）。醇邸在前，予即趋前言曰：“皇上之脉疾数，毫无胃气，实实虚虚，恐有内变外脱之变，不出四日，必有危险。医案如此写法，内务三位恐皇上骇怕，嘱勿写，然关系太重，担当不来，请王爷示。”醇邸顾张中堂而言回：“我等知道就是，不必写。”即遵照而退。

在作出“两不负责”的处置之后，光绪病情大渐，“喘息不定，其脉益疾劲而细，毫无转机”，逐渐进入弥留状态。朝廷连发两道上谕：“醇亲王载沣授为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著各省将军、督抚，遴选精通医学之人，无论有无官职，迅速保送来京，听候传诊。如能奏效，当予以不次之赏，其原保之将军、督抚，并一体加恩。”

大约由于丸药不如汤药容易识别成分，明清两代又都发生过君主因服丹药而殒身的故事，因此，“皇上病笃之际，皇太后有谕曰，皇上病重，不许以丸药私进；如有进者，设有变动，惟进药之人是问。”后来慈禧弥留时，医官施焕欲用乌梅丸，“内务诸公不明丸内何药，不敢专主。请示军机，索阅乌梅丸方药，见大辛大苦，不敢进，遂置之。”

光绪驾崩的前夜，六位医官均被促起，“但闻宫内电话传出，预备宾天仪式。疑为已经驾崩。宫门之外，文武自军机以次，守卫森严。次早六钟，宫门开，仍在军机处伺候，寂无消息。”候至中午，方被传请脉，杜钟骏记载了光绪的最后时刻：

于是予与周景焘、施焕、吕用宾四人同入，予在前先入，皇上卧御床上。其床如民间之床，无外罩，有搭板，铺毯于上，皇上瞑目，予方以手按脉，瞿然惊寤，口目鼻忽然俱动，盖肝风为之也。予甚恐，虑其一厥而绝，即退出，周、施、吕次第脉毕，同回至军机处，予对内务三公曰：“今晚必不能过，可无须开方。”内务三公曰：“总须开方，无论如何写法均可。”于是书“危在眉睫，拟生脉散”。药未进，至申刻而龙驭上宾矣。

11月14日（夏历十月廿一日）光绪驾崩后，“皇太后有谕，到皇上处素服，到皇太后处吉服。次晨召施、吕二君（施焕、吕用宾）请脉，约二小时之久，施、吕下来，而皇太后驾驭西归矣。”据说慈禧曾发过“我不能先尔死”的毒誓，如今她笑到了最后。这对母子君臣的一世恩仇，就此永远了断。三年后，大清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帝祚龙脉，也被辛亥革命斩绝。

征召地方名医进京请脉，不能不说是对太医院垄断地位的一点突破。但名医入宫成为御医之后，不仅受内廷体制的制约，还有太后、大臣、同僚乃至光绪本人的牵制干预，最终无所作为，眼睁睁看着三十八岁的“万岁爷”盛年崩逝。三天后，地方举荐的名医们被降级留任，太医们则革职戴罪效力。

《德宗请脉记》由小见大，从医家的视角昭示后人：帝王之家富有天下，医疗条件全国第一，但如果死守体制不变，人人不敢负责，再高明的医术也救不了真龙天子。

医道亦如国道：因循苟且，敷衍塞责，瞻前顾后，弊病交摧；病入膏肓时才想起改良，名医束手时还不许说出真相。封建王朝的体制“向来如此”，光绪焉得不死，大清焉能不亡？

“生于末世运偏消”，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位主张政治改革的君主，光绪饮恨而终的命运令人扼腕；对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而言，政治改革的历史机遇早在十年前就已错失，覆灭是无法挽回的。晚清的历史是一面镜子，光绪的命运，就是大清的国运。

2006年第1期 告别科举的曲折　作者：王　毅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发生了一件酝酿已久的大事，即清政府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等人建议，下令“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改行“多建学堂、普及教育”的新式学校教育。由此，中国自隋唐后施行千余年的科举制被废止，从而开始了全面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进程。今天回顾和体会这百年间教育发展的历程，仍可从中得到教益并生出许多感想。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在危难中的起步

中国在近代被迫打开国门和试图维新之后，早已弊端百出的科举制必须改革越来越成为朝野共识，直到“戊戌之变”的1898年，康有为奏请光绪变法时仍强调：“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先于改科举！”而此前伴随洋务运动的兴起，在同治年间即开始一系列引入现代教育制度的尝试：同治元年（1862年）设立培养翻译人材的同文馆，除外文之外逐步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天文、物理等课程；从1872年30名学生赴美开始而创立留学生制度；各省改旧式书院寺院为学校；创建“船政学堂”、“自强学堂”、“中西学堂”等新式高等学校；1898年诏令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设立主管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和“管学大臣”（后为“总理学务大臣”），等等。

引入新型教育的努力曾因戊戌变法失败、义和团兴起而遭重创——例如义和团的切齿讨伐：“闻同文馆洋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不过经历了庚子之祸的国人对蒙昧误国有了极真切深痛的认识，由此使改革教育的呼声更强烈。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疏详论育才兴学，其结论归结为废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年底，清廷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恢复京师大学堂，并责成他草拟《全国学堂章程》。张氏参考欧美日本教育制度，详细拟就此章程，并于次年七月由清廷颁布，即《钦定学堂章程》，是为对中国新教育体制全面设计之始；后经张之洞重拟、并于1903年颁布。总之，经数十年艰辛而至1905年废除科举，教育的革故鼎新成为了当时制度文化变革中影响最广泛深远的领域，其结果终于使新式教育至少在形式上取代了旧教育制度，从而为中国新的政治时代和文化时代到来准备了条件。

中国教育确立现代理念、告别科举宗旨的艰难长路

由于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化进程是在窘迫中起步，其进程的极尽曲折远未因科举之废就告一段落。比如1917年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中说：“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又如因国民无权支配国家财政，所以经费窘迫严重制约教育发展，1919年黄炎培《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忆曩年游美，彼纽约一市之教育费，当吾全国而有余；嘉南崎氏一人所捐于一大学之基金，又当吾全国而有余，苟论人国者必欲以教育程度之高下第其文野，则吾中华民国人民果何年得与世界列强相见耶？”

而更深刻的危机同样很快凸显，这就是现代教育的宗旨与统治者权力意志之间的根本冲突。民国、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后，以北京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宗旨为代表，现代教育理念得到广泛传播，比如蔡元培指出现代教育就是要消弭中世纪文化“攻击异教”的专横偏狭和对国民自由个性的压制，促进全体国民健全人格的育成，并且由此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现代教育也因为摆脱了中世纪的迷信和专制，所以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真正的近代西洋教育》）基于这种理念，蔡元培反复强调教育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要反对以党派私利凌驾和扼杀受教育者的个性：“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独立议》）他在1912年起草教育部“学校法令”时特别申明：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可见他期望的，是中国也能像“共和时代”世界先进国家共同遵行的准则那样，使教育摆脱千百年来以统治者之是非为是非的传统——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曾说，这一传统乃秦汉以后中国教育的根本宗旨。

然而由于中国的制度环境，现代教育准则的实现备受阻遏、屡遭挫折，而以圣人和权力者之是非为是非的科举式教育理念，却总不难卷土重来、甚至变本加厉。较早的典型事例，如1901年以后“新教育”纲领中仍强调以“忠君”为最高宗旨、以读经为首要课程，在教育方针上仍推行“干涉主义”。而后来国民党大张旗鼓实施的“党化教育”则更直接悖逆于现代教育的方向。关于“党化教育”的宗旨，孙中山晚年《致南洋三宝雁学校成立祝词》概括为：“吾党主义，是曰三民。揭橥理则，地义天经；敷为教育，本正源清。哉诸子，竭陶成”——意为自己一党之主义因其垄断了世界上最先进的事物，所以不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且尤其必须将它尊崇为教育的源泉、推广成为陶育普天之下一切学子的终极理念。1927年1月，蒋介石在“江西讲习会”上强调，因为“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所以必须将其灌输给青年学生；而直到1939年他宣讲“今后教育的基本方针”，其核心仍是以“三民主义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基准”。

与科举时代“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育宗旨通过皇权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等手段而推广一样，“党化教育”也是被强大政治威权灌输的：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广东模仿苏联，规定一切学校如不遵行“党化教育”就一律取缔，“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支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次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党化教育正式标准，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必须融会党义精神，每周必须讲授党义课（私立学校中此课也要列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每个中国教员必须在每周举行的仪式上宣誓“服从党义”等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当时即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这不仅大悖于“以人为本位”的现代教育原则，而且是复辟了中世纪制度：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这种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

直到抗战结束后，教育家陶行之仍然疾呼：“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可见废除科举之后虽经漫长时日，但是使教育成为“国家公器”而不是沦为“一党一派的工具”，这仍是需要恒久努力的目标。

科举曾经具有的重要制度功能

一百年前，科举制在一片诟病声中再难支撑；但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深广的一种制度，它却长久地承担着基本的社会组织和知识传承的功能。那么后人应如何看待其是非功过？

简单说来，科举所以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制度建构之一，原因在于自秦确立的“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政体，要求经济、教育、伦理、行政官制、思想文化等一切领域，也要相应地建立起从属于皇权的运作体制。而这众多的亚层制度都必须具备两方面的功能：一是保证整个社会的运行始终以皇权为轴心而不会导致“王纲解纽”，二是能够通过一套宏大有效的政务程序，使皇权这金字塔的顶端能够顺畅自如地控制社会，使众多社会阶层及其利益诉求得到尽可能有效的调控整合。

在国家制度的一切重要领域都建立起兼具这两项功能的运作体系，当然是非常巨大的社会工程，以教育和官吏选拔而言，虽然早在秦汉，统一皇权国家的制度方向即已确立，但在以后漫长时期里，官吏选拔过程和文化教育的领导权却经常为高门大族操控，因而不能统一稳定地从属于皇权，并由此直接间接地不断造成“王纲”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整合危机（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详的说明）。而只是在隋唐确立科举取士以后，上述危机才通过有效制度程序予以克服，其结果就是国家的中枢制度、各级行政官员的选拔调配制度、全社会文化教育的领导权和价值取向等等，开始了以皇权为核心的统一运行，即唐代人所说：“五服之内，政决王朝；一命免拜，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

所以不仅如前人所说，通过科举将下层士人选拔到国家管理层，这对于平衡各阶层利益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科举的更深刻作用在于：以往非常分散的社会文化形态和众多知识精英、统贯国家肌体要冲的行政脉络、最高权力中枢，这三大层面的协调统一，对于将庞大皇权国家导入平稳成熟的程序轨道是绝对必须的。所以康有为吁请光绪废除八股的奏章中，他仍然留恋地指出中国的科举选士曾经远优于欧洲中古的贵族制度。

科举等前现代和逆现代的教育体制，它们共同核心是什么？

科举作为一种效用广泛强劲的粘合剂，将以往可能离心的社会文化资源和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取向，尽量包揽无余地吸附固着在皇权及其行政体制周围，由此而聚集的巨大制度动能，对于宋明以后皇权在生命力衰减情况下维系传统制度模式，愈加成为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同时，随着作为科举基础的皇权政体日益专制，一切附属制度也就越来越失去相对独立的空间，越来越把巨大的制度成本糜费在支撑这日渐颓朽的大厦上，而不可能转而探索发现新的方向。如《清史稿·职官·三》所说：“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可见对教育的主导操纵（“立教”），被彻底纳入包括法律、经济、宗教、社会协调等等“靡所不综”的一体化控制系统之中，由此不允许教育有最低限度自主发展的可能。

在此构架下，教育不仅只能如蔡元培所说“专制时代”教育家遵循权力者意志、不能确立其独立崇高的品格，而且一系列由更根本制度之祸导致的教育弊端也不可避免。例如，腐败是科举时代教育学术制度中除了读书内容空疏无用之外最怵目的丑恶现象，至明清后更发展到有科举必有腐败、读书者较常人更狡诈贪婪的地步。百姓的形容是：“读圣贤之书，精盗贼之事；开口尧舜周孔，梦寐时共、鲧、苗、（共工、兜等都是凶顽之徒的代称）！”虽然明清统治者为整肃科场反复动用严刑峻法，但因科举如疽附骨一样寄生在已充分腐溃的权力体制上，所有治理努力都成了天下的笑柄，这在《儒林外史》等作品中有无数生动事例。

而与现代教育更深刻的悖逆还在于，科举等依附统治权力的教育体制以强制方式规定：天下一切知识谱系和知识准则的源头，都只能来自统治者的政治权威。康熙皇帝《日讲四书解义序》说得最明白：“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也”；他在《训饬士子文》中申明的教育制度方向乃是：天下学子的一举一动都能够让皇帝满意（“以副朕怀”）。

圣人（皇帝必是圣人或准圣人）既是普天之下的统治者，也是“万世道统”和最高道德的代表，同时又是亿万子民必须躬承其教诲的“师”。由此而至高无上的制度定势就是：有权力者必有知识、有权力者必有真理、有权力者必有道德！在这种知识谱系中，亿万子民永远不可能企及知识和道德的本源；而只能日复一日揣摩、贯彻统治者兼圣人颁赐给他们的知识之末流和枝叶。所以科举注定以“代圣立言”为永恒主旨；而大学者们竟然也是将获得权力而不是探求知识本身视为人生极致：“宁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无权！”（元·严忠济《越调·天净沙》）于是在这种体系中，知识本身的崇高性、知识逻辑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对知识之真的探求高于一切、以人类理性为穷溯事物本质的唯一前提（康德）、知识评价和传承标准的客观公正等等，都是完全不能想像的。

而其进一步悖逆于现代世界方向的关键还在于，这种知识谱系又是与前现代的法理学、政治社会学等等互为支撑，即一切“学理”、“法理”、“教理”、“事理”、“伦理”等等的本源，都必须被总揽无遗地垄断在统治权力手里。比如法律只能是皇帝和官府的禁脔（所以人们直接称其为“王法”“官法”）；小民百姓之所以永远不能与衙门“讲理”，就是因为以“蚁民”们的微渺之身，绝对没有权利上溯并掌握政治权力合法性和法律正义性的源头；于是留给他们的出路，只能是企盼包青天等大救星将神圣不移的制度逻辑之末端结果赏赐给他们。

所以，在国民必须永远仰承“君、师”无限恩德的制度环境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党化教育”之类以中世纪式宗旨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在科举之后死灰复燃，就并不困难；同时这也说明，中国教育现代化有赖于中国整个制度的现代化，而实现这双重目标所需努力的巨大和艰辛，可能是1905年废止科举时人们未曾想见的。以大家更为熟悉的近五十年教育史为例，在经历了全盘学习苏联、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改造、教育革命、乃至终于改革开放等无数的翻覆曲折之后，我们更深地体会到：教育一旦偏离了现代社会尊重国民的个性权利、崇尚知识本身的价值和尊严、使教育成为天下公器而不能沦为私利工具这些根本的方向，则科举时代的种种遗绪（以权力之是非为是非、对受教育者天性的压制、教育体制的官僚化与腐败化等），就依然可能严重阻碍我们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2006年第1期 润笔今昔　作者：韩士奇

写文章换钱，古人称之“润笔”，今人叫稿费，据说始于西汉司马相如。南宋王木《野客丛书》说：“陈皇后失宠于汉武帝，别在长宫门，闻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文君取酒”，相如因而为陈阿娇皇后写了篇《长门赋》，叙其哀怨，汉武帝读了很感动，将阿娇“复迎入宫如初”。清初考据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此事，认为最晚在东汉末年，就有作文付酬的惯例。

说是惯例，不等于凡是写成文章都有报酬，只是说作文付酬的事比较普遍。综合众多记载，大约只有两种文章能得到稿费，一是为皇帝、朝廷、官府起草文件或著述，一是为达官权贵作碑志。北宋司马光受命修《资治通鉴》，成书上奏，宋神宗赐给他“银绢、对衣、鞍辔马”等厚重酬劳；宋人孙奉命撰写《进李太后赦文》，讲述仁宗生母李太后事迹，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公开赏赐之外，还把“东宫旧玩”私下赐给孙；寇准拜相的制书是杨亿撰写的，文中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一般说来，文人地位越高、名气越大，稿费就越高。《新唐书·李邕传》说，李邕能工文善书，尤善长以行楷写碑，达官显贵纷纷携带金帛登门索求，李邕先后作碑文墓志数百篇，“受纳馈赠，以至巨万”，杜甫《八哀诗》中还专门写到李邕靠作文受谢成巨富后“丰屋珊瑚钩，骐麟织成”的奢华生活。

作文付酬，唐代大古文家韩愈最引人注目，他写《师说》得稿酬四五十万钱，写庙碑、墓碑、墓志铭收受酬金更多，他一生为别人撰写了碑铭七十五篇，所得酬金不计其数。仅为国舅王用写一篇神道碑文，国舅儿子送他“鞍马并白玉腰”。当时有个奇士叫刘义，说这些都是“谀墓中人所得”。元和十三年，韩愈奉敕撰写《平淮西碑》，正文545字，就得汴州节度使给他绢绸五百匹，几乎一个字就换得绢绸一匹，像这样一笔大数目，在当时一名小吏需工作30年才能挣到。难怪韩愈死后，刘禹锡为他做祭文时，文中就有“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的话。但韩愈还不是作文索酬最高价的人，韩门弟子皇甫在宰相裴度门下任判官，裴度要修福先寺，准备请白居易写碑文，皇甫知道后卷起铺盖要走，说裴度太小看自己，居然舍近求远，斐度只好挽留并请皇甫撰写碑文。皇甫“斗酒饮酣，援笔立就”，裴度送他宝车、名马、器玩甚厚。皇甫一看怒道：“您也太看不起人了，我的文章不是一般的文章，我主动要做是为了感恩知己。全文3254字，每字要三匹绢，少一点儿也不行。”裴度虽为权倾朝野的宰相，却也无可奈何，照数送他9762匹绢。

不过，古代多数文人的稿费往往是很微薄的。《明史·李东阳传》说，诗人李东阳弃官归田后，生活过得很窘，靠为人写碑颂或应时之文换点钱维持生计。杜甫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云：“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荆扉深蔓草，土锉冷疏烟。”生动描绘那些每日苦苦写作、卖文所得无几、过着清贫生活的文人作家寒酸相。

进入现代社会，文化人对钱的看法也发生很大变化，人们认为，写作是一种艰苦的劳动，写作获酬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因而一大批现代作家及文化人，都靠撰稿获酬来维持生活。就以鲁迅为例说吧，鲁迅一生总收入相当于今392万元，大概属中产阶级。从他“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收入相当于今164万元，平均月收入9000多元；中期(厦门广州时期)，一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今17.5万元，平均月收入1.4万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九年收入相当于今210万元，平均月收入2万元。（据学者陈明远《鲁迅一生经济收入》，见2005年3月25日《中国社会报》）钱，是鲁迅坚持“韧性战斗”的经济基础，在残酷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主要依靠写作自食其力，自行其是，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新中国实行稿酬制，白云苍狗，变化不小。建国初期，我国稿费效法前苏联，标准较高，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好时候，往往一本书可获五六万元稿酬。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不过几千元，至多上万元，因而许多作家都买了房子，周立波在北京香山买了一座大院落，赵树理在煤渣胡同买了房子，田间买了一座紧挨后海的小四合院。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后，稿费一直很菲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恢复稿酬制，众多的报纸、刊物、出版社，为文化人写作提供广阔空间。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6——15元；20世纪90年代改为10——30元；进入21世纪初改为20——40元左右，依照市场规律，一些经济效益好的报刊、出版社，每千字发到100多元左右。

2006年第1期 《炎黄春秋》读后感　作者：徐亚峰

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共产党员，《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我阅读《炎》刊还不到一年，不仅获得了不少知识，而且消解了我胸中的愤懑和忧虑。

《炎》刊里所讲述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尽可能实事求是地还其本来面目。它探讨的学术专题，能展示各种见解，客观地分析比较，给读者以正确导向。

它情真意切地呼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痛析历史教训，坦陈现实弊端，不偏执，不狂放，字字句句凝结着对人民、对祖国、对党的滴滴真情。铮铮切切的建言，无不发自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心声。视人民群众“是党的根基，党的血脉，党的力量”的党中央，一定会倾听这些声音，并会为之感到宽慰，感到力量。

党自十六大以来，吹响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号角。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适时地在党内外充分讨论，集思广益，形成共识，并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稳妥有序地推行。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的必需和必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若能达到大多数人民群众的预期目标，那将是中国几千年来政治生态的历史性飞跃。如此重大深入的变革，必然会有很大的阻力，自然不会一蹴而就，但也不能等到遥远的未来。顺应民心、与时俱进的党中央，一定会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让广大人民群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切切实实地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及选举权和罢免权。封建主义的特权思想和专制行为的遗毒，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逐步肃清。当权由民所赋之时，各级官员，一定会真诚自律地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党群关系，官民关系，一定会再现当年抗日敌后根据地的那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的鱼水相依之情。一个实实在在具有中国特色、繁荣富强、团结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定然为全世界人民所向往。

衷心祝愿肩负民族复兴神圣使命的党中央，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坚定不移地朝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率领中国人民大步前进。

衷心祝愿，体现中国知识精英传统精神、勇于坚持真理、坚决不说假话、直言人民心声的《炎黄春秋》，在民族复兴、和平发展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不停地擂起给人以企盼催人奋进的鼓声。

新疆石河子市 徐亚峰

2006年第1期 毛泽东约见塞克的史实　作者：高　沂

炎黄春秋编辑室：

同志们好！

最近阅读了贵刊今年第11期刊载的《塞克的人品与文品》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毛主席约见塞克的情节，与事实不符。为了维护《炎黄春秋》求真务实的办刊宗旨和历史的真实面貌，我作为这件事情亲历、亲办的当事人，有责任将真实情况讲清楚，以匡谬误。

那时塞克同志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党外人士），另有两位党员副院长王真（已故）和吴雪（现已是植物人长期住院），我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剧院工作由我们3人共同负责。剧院归中央青委冯文彬同志领导。

毛主席召开文艺座谈会之前，冯文彬同志通知我，说毛主席要约见塞克，要我通知塞克并陪同他按时去杨家岭毛主席住处（当时中央青委也住在杨家岭）。接受这个任务我很高兴，但也想到，这个人有点怪脾气，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要有所准备，以便圆满地完成任务。

抱着这种心情，我去通知塞克，说毛主席请他去谈一谈，塞克很干脆地回答我：“我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进不得衙门。”这样，我不能不对他做点批评和规劝。我说：毛主席约见你，是你塞克的光荣，也是我们剧院的光荣。你不能把我们的党政机关和旧政府的衙门简单类比，更不应该把我们党的领导人和旧政府的官僚类比。同时我告诉他，我将亲自送他去杨家岭，一切手续由我办理，你不能不去，结果他同意了。

随后，按约定的时间，我送他去了杨家岭。杨家岭在延河的东侧，是东西向的一条沟，毛主席的窑洞离沟口百余米，（当时毛主席住处没有院墙，窑洞就在山脚的半坡上）我向设在沟口的总收发说明情况，他们已经知道，让我们直接进去，于是将他一直送到毛主席的窑洞门口我才返回。在毛主席住处没有岗哨，为此日前我特别访问了那时在杨家岭做警卫工作的原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富有同志和在杨家岭总务处工作的原中央警卫局局长田畴同志，他们两人一致说，那时毛主席住处从来不要警卫站岗。

塞克见过毛主席后很高兴，并根据他的记录向我们几个负责人作了传达。

我通知塞克去见毛主席的经过，及时向冯文彬同志汇报了，也对王真、吴雪讲过，知情人只有这几个。

那时李卓然同志在西北局任宣传部长（当时我不认识他），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高级干部，与我们剧院没有工作关系。毛主席不可能、也没必要请他去找塞克，至于说李卓然同志未能说服塞克，回去又向毛主席汇报，直到毛主席撤掉岗哨、对警卫人员谈话等情节，纯属子虚乌有，文章中将李卓然这位老领导“安排”这样一个“无能”的角色，特别是还编造有关毛主席的言行，不管作者的动机如何，都是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不尊重。

联想到去年贵刊有一期登载了一篇文革中监护蒋南翔的文章，作者自称是清华人，对时任清华党委第一副书记的刘冰都不认识，甚至把我和刘冰张冠李戴，其他情节也严重失实。这个问题去年我和黄辛白同志曾与你们的编辑同志谈过，刘冰同志也给贵刊写过信。（编者注：此文刊于2003年第7期，此信刊于同年第12期）为此，我希望贵刊的作者、编辑一起来向求真务实上多下功夫，以维护贵刊的良好的声誉。对于瞎编乱造、弄虚作假的文章，一经发现，要及时曝光，以保护《炎黄春秋》这块净土免受污染。

以上然否？请酌。

此致

敬礼！

原教育部副部长：高沂（91岁）

2005年11月10日

附言：塞克同志的一生，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像他这样的全国知名人士，似应由中央有关部门对他做出公正的评价。

2006年第1期 关于《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的几处小失误　作者：钟兆云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今年第10期《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有几处事实有误。

一、刘亚楼住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不是文中所说的“1965年春”，而是1964年11月27日。

二、刘亚楼夫人名叫翟云英，不是文中所说“翟月英”。

三、文中提及，“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个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其实，刘亚楼请老部下杨成武照看男孩，并不是刘、翟“恋爱时”的事，也没有一个“怕”字，而且与翟结婚前，刘已有两个男孩。文中所提“一个男孩”回国是解放初的事，而刘、翟恋爱结婚却是1946至1947年的事。

四、文中讲5月5日罗瑞卿、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前，又去林彪处，“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这也与事实不符。刘亚楼当年病重时，中央高度关心，吴法宪等空军常委到上海轮流守护。5月4日下午，罗瑞卿在上海锦江饭店（也就是罗、杨下榻处）还召集吴法宪和空军其他领导如王秉璋、曹里怀、徐深吉、张廷发、王辉球、余立金等一起开会，谈关于刘亚楼的治丧问题，怎么不知吴法宪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呢？

我因长期研究党史、军史，并写过刘亚楼传记，查阅过档案，采访过大量当事人，故知道一些情况。

虽有这些小疵，但瑕不掩瑜，该文还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通过知情者杨成武的口述，告诉世人，所谓刘亚楼揭发罗瑞卿“四条”完全是林彪、叶群捏造的无稽之谈！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 钟兆云

2006年第1期 《炎黄春秋》感人至深　作者：张　耐

我是一位退休干部，也是贵刊的一位热心读者，我自费订阅《炎黄春秋》多年，特别近两三年来，我感到贵刊发表的大稿件，叫人读后非常亲切，说出了我们广大读者的心里话，真叫人手不释卷。我是个喜欢交朋友的人，遇到朋友我就将杂志借给他们看，朋友看了也叫好不迭。在我的宣传鼓动下，我们潜山县城这几年贵刊订阅数字大增，我从内心感到非常快慰。我生长、工作在一个山县偏僻的地方，孤陋寡闻，无法向贵刊投稿，随信寄去表达我心迹的《两字藏头诗》一首：“炎黄春秋，感人至深。”望予笑纳。

热心读者

张耐（安徽省潜山县教育局）

2006年第2期 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　作者：湘　人

王任重与李达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李达是1953年2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因为新中国的高等学校是接受中央和地方的双重领导，所以尽管武汉大学是国家重点大学，李达是国务院任命的部管高级干部，但却同时接受高等教育部和湖北省领导。同时，李达也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由于这种双重关系，李达与王任重也有交往。再加上毛泽东来汉总要见见他，王任重作为东道主，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场，但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8年，中共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王任重撰写《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一文，派人将稿子送李达征求意见。李达读后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应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

王任重接受李达的意见，发表其文章时把题目改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他却认为李达的意见是思想不够解放，仍然使用着不同时空、不同意义的“超”。他说：“我开始考虑这篇文章的时候，本来想用‘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这样的题目，因为有几位同志不同意所以放弃了这个题目。如果说学生要超过先生，儿子要超过老子，青年人要超过老年人，活人要超过死人……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赞成的；但是如果说要超过马克思，那么有人认为这似乎太狂妄了。我想，如果不准说超过马克思，那么能不能说马克思不仅是前无古人而且是后无来者的一位神仙呢？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了真理的顶点，已经结束了真理呢？我看这样的说法也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不能同意的。那么超过马克思的提法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呢？难道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实践，20世纪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没有超过产生马克思主义的19世纪吗？难道马克思不希望后来的人超过他吗？”

思想和事业自然是发展的，不同时空的人也可以延续和发展同一种思想和事业，但却不是同一时空人的“赶”和“超”。李达不同意或反对王任重的“超马克思”，当然不是指思想和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而是既强调时空的界线，又注重实际的意义。1960年，当经济遭遇严重困难，他惨淡经营的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刊物《理论战线》不得不奉命停刊时，他终于道出了他当年反对王任重“超马克思”的实际意义：“超过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超……超……超得好！我们这个刊物还是小事，饭也没有吃的了！”

1958年，武汉大学同全国其它高等院校一样，进入了所谓教育革命时期。虽然在“教育革命”高潮中，毛泽东于9月12日视察武汉大学，肯定了武汉大学“教育革命”的成绩，而李达却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对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制到公然反对。李达对于“教育革命”的这个态度，不能不令中共湖北省委派往担任中共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仰峤和书记刘真甚至中共湖北省委不快。因此，即使在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眼里，李达也不免同二刘等人一样有“碍手碍脚”之嫌。但是，李达是中共创始人之一，行政级别定的很高，又与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历史关系并与毛泽东保持不错的私交，因此无论在武大还是在湖北省委，都被视为“通天人物”，他们对李达除了敬而远之，似乎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为贯彻“高教六十条”，1961年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朱劭天来领导。经过非常激烈的整风斗争，继刘仰峤之后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的刘真被调回湖北省委，校党委两位副书记侯福珍、罗鸿运也被同时调离武大去郑州担任河南省国防工办副主任，改由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但是，李达因为反对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左”的倾向，在1961年整风中又发表了后来被指称为对1958年“教育革命”“反攻倒算”的激烈讲话，因而便得罪了刘真等许多“教育革命”积极分子即后来他们自诩的“左派”，埋下了以后“文革”置他于死地的祸根。

朱劭天是北平燕京大学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去延安，曾任陈云的秘书。南下后留在湖北工作，来武大前为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朱劭天，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后，李达与他配合默契，工作显然顺手起来。

不意到了1963年，时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的刘仰峤拟把在1961年整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惯例，他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但李达认为他们不懂教育，不宜回武大工作。刘仰峤很不高兴，便直截了当地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省委听你的，还是你李达听省委的？李达本来对刘仰峤1958年在武大领导“教育革命”就有看法，侯、罗二人那时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党总支书记，正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绩”而被他刘仰峤双双提拔担任武大党委副书记，现在又要把他们调回复职，李达自然顶牛。他毫不退让地说：“那好，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要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说完竟扬长而去！

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果真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有人劝他，他说：“生姜愈老愈辣，犯错误就犯错误，为了这件事，总开除不了我的党籍！”杨秀峰是资深的共产党人，第八届中央委员。解放前夕，曾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30年代，与李达同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他接到李达的辞职电报，十分惊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事，何况还是发生在他这位大名鼎鼎的老朋友身上！他马上把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叫来，将李达的辞职电报交给他说：“你赶快去一趟武汉大学，看李老遇到什么坎坎过不去。你只了解情况，回来报告。你在那里不要表态。”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来汉后，立即造访李府，转达杨部长的问候。他说：“杨部长让我来问您老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坎，以至于要辞职。”李达见杨部长接到他的电报就派专员前来关心，心情很激动。他在如实介绍了他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场人事纠纷后说：“是省委刘仰峤同志跟我过不去。”

高教部人事司司长回京向杨部长汇报后，杨部长对着话机向王任重通报情况后说：“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于是，王任重不能不过问了，两位副书记的调任只好收回成命。

翌年春节，王任重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就此事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李达此事在当年那个时候不无唐突；但后来“文革”说他是反对党的领导，却显然不实。

王任重此次去看李达，知道李达身体和心境都有问题，他也急了。他当即把常务副校长何定华找去谈话：“李老夏天去青岛，冬天去（广东）从化，你们要关心。没有钱，找省委，具体事你们办。”

但是，王任重却对朱劭天不劝阻李达给省委所捅的这个“漏子”有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对朱劭天说：“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其实，这也是冤枉了朱劭天。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事。1964年，朱劭天终于被调出武大，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副主任，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

1965年1月，李达当选为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央组织部已通知他留京专任全国人大常委，不再担任武汉大学校长，还给他在京找了房子。他本人也于10月14日给武大党委写信说明原委，并要其家属将书籍、衣物搬去北京。但到12月中旬，中组部又派员向他传达：原决定系个别部长意见，现予作废。李达仍旧担任武大校长兼全国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汉。他因急于向其助手交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历史唯物论大纲”的编撰工作，便于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暂住。

可是，李达哪里想到，一场置他于死地的奇灾大祸就要降临到他头上了。他的赶回武大也就成了他“自投罗网”而抱恨终天之行。7个月后，8月24日，他就被迫害致死！

4月10日，广州开始举行“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13日，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讲话说：“这是一场很大的仗，中南局下了决心要打。”他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点了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

4月21至23日，一连三天，王任重派车把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陆某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她居然搜集到了李达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他依据陆某提供的材料点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还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

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要求他们“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在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既不可能判断这份材料的真假，又没法不同意湖北省委的意见。

另一方面，省委又将这份材料报送5月上旬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局扩大会议讨论。陶铸再次强调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5月12日，陶铸在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接着，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李达成为“‘三家村’村长”

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后，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会上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他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按：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动员大会后，李达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才让把“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同李达见面。李达看了三遍，用他的秘书刘某向工作组密报的话说，“他基本上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6月13日，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指使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被三次按下头来现场斗争，并被摄像。就在这一天，省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同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以《湖北日报》为例，其第一版头版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大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一些人揭露批判武大的“三家村”黑帮的文章和大字报。

14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报道“同声欢呼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众口齐诛珞珈山的‘三家村’黑帮，全省人民坚决声援武大革命师生，横扫一切害人虫”。第二、三两版则是报道声援情况。15、16日的《湖北日报》继续以整版的版面报道声援情况。

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道：“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但此时报刊电台对李达尚未点名，而以“某资产阶级‘权威’”代指。6月28日毛泽东来汉时，工作队（按：6月中旬以后，工作组扩大为工作队）还派人将李达住宅内外关于“打倒黑帮头子李达”一类标语、漫画、大字报统统揭去，洗刷得干干净净。究其用意，一是王任重仍在请示毛泽东：“李达的问题，可不可以上报点名？”一是考虑毛泽东万一来武大视察，不至于有碍观瞻。

李达在历史上脱党但始终宣传和研究马列主义，这本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可在那“怀疑一切”的时代氛围下，人们亦怀疑李达也一定有“大问题”。王任重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加按：“李达同志的历史可不光荣啊！一九四九年以前你在哪里？”在决定打倒李达的中南局会议上，庄果也预言：“按一般情况，李达一定是在大革命时叛党的。”

6月30日，李达被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这两个材料，进一步揭露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黑帮的反动面目，这样，就便于同志们了解他们的反动言行，看透他们的反动本质，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批判，把他们斗倒斗臭。”

李达向毛泽东求援

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畅游长江，消息顿时传遍武汉三镇。李达从门外雀跃的小孩知道了这一消息，不由产生了一线希望。17日，他试探地问刘某：“听小孩讲，毛主席来武汉了。”刘某因未得工作队指示，不便回答，只是冷冷地答说“不知道”。他迅即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耽心的正是怕李达去见毛泽东，便反过来让刘某去试探李达是不是有想见毛泽东的念头。

李达经受18日那天他家乡湖南零陵“贫下中农代表团”和哲学系部分师生的面斗后，心里愈加愤怒。他甚至气愤地说：“我是叛徒，是叛的陈独秀的党，不是毛泽东的党！”他也更加痛苦，到19日很少说话。得到了工作队指示的刘某这时以关心的口气反过来问李达：“毛主席来武汉了，你是否想去找主席？”而李达却反而冷静了，他说：“毛主席在武汉，可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去找，去，也可能不会接见我。问题这么多，毛主席怎么包得了！”刘某向工作队汇报，工作队也就放心了。

但到这天下午，李达的血压已升到了236/114，尿糖仍是4+。在饭厅床上量血压时，刘某劝他坦白交待，低头认罪，他“顽固猖狂”地讲：“我过不了这一关，快死了，斗死算了。我顾不得别人了。死了拉倒，后代也不管啦。”量完血压，他背着石曼华叫刘某入内，“怒气冲冲”地说：“叫我回乡，带回去斗，我不去，要带就带死的回去，我就死在这里。”他对刘某说：“你帮我一次忙，不知肯不肯，就帮这一次忙。”刘问：“什么事？”李达说：“我血压这么高，随时都可能脑溢血，今天气喘病又发作，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我76岁了，死了算啦，你帮我一个忙，救一条命，毛主席在武汉，给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里去。毛主席住在东湖宾馆，内有冷气设备，你去找。”

随即，李达用毛笔亲笔写了一封信。信封上写：“送呈毛主席武汉大学李达”。信纸上写：“主席：请救我一命！我写有坦白书，请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为感。此致最高的敬礼！李达七月十九日”。

李达这封信虽说是请毛泽东“救”他一命，但实际上也是对毛泽东的“将军”：“我写有坦白书，请你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队取阅”。

对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件，李达要刘某马上送到。但是刘某因为还没有与工作队联系，不便答应，便推说：“今天已下午5点多了，明天一早送去。”

李达不依说：“今天就送去，你送去，要不找祝福庆、刘敬一（按：均为李达警卫，运动中已被调开）送去。”他还特别交代：“你帮个忙，送这封信到毛主席那里，你不要与工作队他们商量。与他们一商量，信就送不到毛主席手里了，他们会留下。”他似乎在提醒刘某：“这还是一场宗派斗争，刘真、侯福珍回来领导运动，他们来整我们几个人，非要把我们整死才甘心。”刘某顶他说：“省委不早作结论，武大没宗派问题。”他仍然说：“是宗派斗争，整我们几个人……”

5点半，刘某即到招待所向工作队庄果等三人汇报李达写信情况，交了信。庄果接后即行拆阅，在取信纸时还说：“呵，这是给主席的信啦，没有看见，糟糕！我犯了个错误。”因为其时已有作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反党集团成员的杨尚昆所谓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他们商量后，决定把信留下。庄果又告诉刘某如何向李达交代。他说：“你先到外面去玩玩，过一两个钟头再回去，对李达就说信已经送到毛主席那里了。”遵照庄果的指示，刘某晚上七点半回去见李达，讲信已经送到的情况。

李达问送信的经过，还讲主席是住在什么地方。但他又怀疑地问：“信是否真送到了？”刘某说：“怎么没送到？毛主席住的地方还有绿色篱笆呢。”李达似乎还不放心地问：“有收条吗？”刘某未想到此着，愣了一下，便支吾说：“信交给了警卫，他说给主席的信是不给收条的，他保证送到就是了。”李达由衷而充满期待地说：“辛苦你了，交给警卫，信毛主席一定能见到。”

直到7月29日，工作队陆某才让其秘书将李达这封给毛泽东的“救命信”改换信封，以机要档交邮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陆某此举同样是出于所谓杨尚昆“私拆”和“扣押”毛泽东信件的“罪行”问题。

6月30日报纸、电台点名批判李达，翌日，7月1日，王任重就拟向已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尽管他每天都能见毛泽东，却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毛泽东决定7月18日晨离汉回京。17日晚上，他在东湖召开省委常委会，一举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任何一级基层党组织的讨论，也不听李达本人的申辩，属于运动中的“热处理”，而不是通常运动后期的“落实处理”；并且属于“文化大革命”的罕例。

这个《决定》也开列了一些强加给李达的“三反”言行，明文肯定了李达“是个老叛徒”，但却既不给李达戴“三反分子”帽子，也不以“叛徒”罪名清洗出党，却只戴“地主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并“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管制劳动改造”。

这个《决定》连同《关于开除李达党籍的请示报告》上报中组部，由该部八处于7月27日呈送已调北京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陶铸批阅。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前夕的8月1日批复：“同意你们给予李达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但是,李达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了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写这张条子的人当然就是收到武大所寄李达给毛泽东救命信的人，他注明“武汉大学”，是因为他知道除了“文”李达，还有“武”李达，即刘邓大军的参谋长、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李达上将。毛泽东看到的只是这张条子，并不是李达的原信，自然不知李达的其它话语。但对于李达的求救，他岂有不允之理，当即便用他那特制的粗红铅笔作批：“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同日，陶铸也在这张条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志”。

王任重后来说，毛泽东还曾当面指示他：不要把李达整死，要照顾一下。他也向毛泽东保证：“武大的革命师生决不会对李达采取过分的行动。”

但是，无论是毛泽东对李达“救命”信的批示和对王任重的当面指示以及王任重向毛泽东的保证，都没有传达，武大的师生也无从知道。但到8月中旬,省长张体学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回来却对武大校文革传达了毛泽东对李达问题的这样两点指示：毛主席说李达是没有什么用了，我相信武大革命师生是不会对李达采取过火行动的。

8月16日，张体学一行来武大，临时召开师生员工3万人大会（包括附近的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武汉测绘学院等院校）。性情豪放、快人快语的张省长对李达问题又讲了一番能烘托当时“革命”气氛的话：“李达，过去我们叫他李老，现在我们叫他老不死。他现在已经搞臭了，你们再用不着斗他了。你们一定要相信省委，把他交给我们处理。让他进博物馆，吃饭、睡觉、拉巴巴！你们也可以回家看妈妈。”

李达之死

自7月中旬进入批斗高潮以来，李达胃溃疡复发，糖尿4+，血压已升到236/114，常感“头顶发麻”，心力已感衰竭。但他仍被强迫参加大小批斗会，最后是在家听批斗实况广播。由于他已是被公开点名批斗的“敌人”，校卫生科也停止了对他的公费医疗，连糖尿病需经常服用的D860药也停止供应。李达的病情愈来愈重，到8月上旬，他已感到极度虚弱。他多次请求自费住院检查、治疗，让他活到运动结束以后再死。据当时武大卫生科医生说，李达虽年老多病，但按他的体质和病情，如果保持正常条件，稍加医疗照顾，三五年内是不容易死去的。但此时已既无正常条件，更无照顾医疗了！李达因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行政6级，在正常条件下，他不仅享受特殊医疗待遇，而且有防痨专家、武汉医学院李晖教授的亲自诊治，他的治疗和保健当然不成问题。但是，现在他遇到了极不正常的条件，他也就是脱毛凤凰不如鸡了，连自费治疗的请求也得不到准许，哪里还谈得上医疗照顾呢？

8月13日黎明，李达在卧室突然摔倒，仰卧在地，脸色苍白，口吐鲜血，连血都喷到了墙上。监视人员不仅不去请医生，反而斥责李达夫妇在耍花招。当日上午9点左右，卫生科医生来探视，诊断可能是胃出血，血压也陡降为90/50，随时有发生休克的危险，建议立即送医院治疗。刘某去工作队请示，医生也去向工作队说明诊断情况，但却被一句“研究一下”的话推搪了。上午11点才由护士来打针止血，却并未给药。

19日晨，李达高烧39·4℃，又从床上摔下，监视人员仍漠然置之。到20日才来一位护士打针。她发现李达小便带血，大小便都拉在床上。她要去向医生反映情况，也被制止。

李达自知年事已高，现在又病处垂危，但他仍在顽强地坚持生存，不想就这样戴着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于和他有几十年友谊的毛泽东！他对夫人说：“等病好了，我们就离开武汉大学，我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告状！”于是，他最后再一次向庄果请求允许送他去医院。他悲愤地说：“印度战俘有病，我们也给他治好病送回，现在你们把我当敌人，我就算是你们的一个俘虏吧，你们也应当让我治病呀。”然而，他的请求仍未被准许。

自8月13日胃出血倒床后，心力衰竭，李达很少说话。他的住院请求被拒绝后，自知不久人世。17日，他终于嘱咐妻子：“我如死去，请转告托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们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卷编出来，上卷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

一直到8月22日早上，李达已奄奄一息，工作队才叫刘某等2人将他送往武汉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但不准夫人石曼华去护送和护理。李达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对夫人说：“他们不让你今天去，你好好带嫒嫒，明天来看我。”于是，李达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达三家村意）住进普通病房（按行政级别，李达是当时整个武汉地区两位6级干部之一，当住高干病房）。第二天，秘书刘某来找石曼华，说他马上去医院，要她买些鸡蛋糕交他带去。石曼华要求一起去，仍然遭到拒绝。她请求带一点牛奶去：“他是靠牛奶吊命的。”但刘某还是不愿意。结果，石曼华只好买了四块鸡蛋糕和四个梨子给他带去。医院每天早餐是稀饭馒头，中、晚餐则是干米饭，李达粒饭未尝，石曼华托刘某带去的鸡蛋糕和梨子，也原样未动。只三天，8月24日，李达便撒手人间，含冤死去。

李达死后，25日，遗体即被火化。当天晚上，武汉大学校文革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愤怒声讨地主分子李达”大会，宣布李达已死，宣读中央陶铸批复的那份《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

1967年春，武汉大学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公开为李达“三家村”翻案。这年夏，王任重也受到了部分群众组织的严重冲击，并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王任重在接受武大为李达翻案的群众组织盘问时说，对于打倒李达，他先后三次直接请示过毛泽东。第一次，杭州会议期间，他问毛泽东“李达可不可以批判”，毛泽东不表态；第二次上海会议问，毛泽东仍不表态；第三次问，毛泽东才说：“既然群众要求批判，在校内批判一下也可以。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这也就是前文所说直到1966年6月30日李达才被“报纸、电台点名批判”，而此前一直被报纸、电台冠以“某资产阶级‘权威’”的原因。

1985年，曾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的梅白在武汉大学纪念李达诞辰95周年的会上披露了1958年李达与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当面论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举座皆惊！人们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达的睿智和胆识。但是，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任重却于1989年3月撰文《满篇谎言》，认为梅白所披露的这场论争“全是一片谎言”。他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主观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没有提倡过，湖北省委也没有提倡过。”但是，所幸梅白并不是孤证，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之22节也述说了这场颇有兴味的哲学论争。

然而，正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据说，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日，终于说到他这一生有两个人对不住：一个是李达，一个是张体学。他所说的对不住李达的地方，不用再说了；而他所说对不住张体学的地方，大概是指1959年反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批张体学的“右倾”吧。张体学同样是革命家，王任重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他担任第二书记兼湖北省省长。他虽然文化和理论水平不很高，但却是一位性情豪爽、快人快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的好省长。不过这已经超出本文的范围了。

2006年第2期 抗联名将冯仲云　作者：许人俊

教授之家成了省委活动中心

1930年夏天，冯仲云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入狱，历经折磨和考验。不久，北方军阀纷争，政局混乱，监狱管理松散，他乘机逃出监狱，北上哈尔滨。经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推荐，他到哈尔滨商船学校（青岛海军学校分校）担任数学教授。学校位于松花江畔，位置僻静，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党组织支持他以教授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他虽然只有22岁，但数学天赋高，富有组织和教学才能，很快赢得海军学校师生的欢迎和尊敬。附近的中学纷纷慕名聘他担任高年级大代数、解析几何、微积分教学。他不仅团结学生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文艺书籍，而且秘密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和反帝会会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在沈阳的满洲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许多领导人被捕。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驻东北代表兼省委书记的罗登贤，被迫转移到哈尔滨领导抗日救亡斗争。他在冯仲云家中紧急召集北满党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新形势下如何开展工作。冯仲云受命担任满洲省委少数民族委员会书记、全满“反日会”党团书记、省委秘书处长，妻子薛雯任省委交通员，侄子冯铉任省委联络员。

当时，省委面临严重困难：一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央苏区正遭受敌人残酷围剿，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已失去正常联系；二是党的活动经费业已断绝，省委需要自筹资金。

幸好冯仲云是教授，又兼任附近中学数学课，月收入260多块银元。他们夫妇拿出180元交党费，同时利用各种关系筹措活动资金。

不久，他们家迁到市区南岗一栋僻静的俄罗斯别墅里。当时，满洲省委下辖哈尔滨市委、磐石、珠河、汤原、宁安等中心县委，双方都是通过秘密交通员传递文件、沟通情况。省委文件和宣传品，均由他组织秘书处印刷、分发，妻子薛雯负责机密文件保管和秘密交通接头。她不断在省委宣传部、组织部、印刷机关之间往来联络。

当时罗登贤27岁，冯仲云、赵尚志24岁，赵一曼26岁，薛雯19岁，平均年龄24岁。为了抗日救国，他们分别告别故乡——广东、江苏、四川、河南，先后来到哈尔滨，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友谊。

教授投笔从戎组织抗日武装

1932年，东北三省已被日寇全部占领，关东军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城市隐蔽斗争更加困难。此时周恩来以伍豪名义发表文章，提出“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罗登贤如获至宝，决定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周保中、杨靖宇、赵尚志等分别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斗争。

不久，省委又派冯仲云到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中心县委组织抗日武装。

汤原县原有一支中国工农红军33军抗日游击队，因缺乏经验，战斗不断受挫。冯仲云多次召开党的会议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捐款买枪给游击队。同时发动游击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开展夺枪斗争。在他组织动员下，有一次从敌人手里夺取了五条枪，士气大振。这支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后来发展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日联军第六军。

1935年1月28日，哈东游击队正式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庆祝大会后，李兆麟、金策、王惠同、赵一曼等率领部队赴方正、延寿地区打击敌人。他和赵尚志率领部队化装成伪军向方城岗、小山子等行动，仅三小时就占领敌人三个据点，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后来又组织反日联合军突击方正城，俘获伪县长。当年冬天，关东军对抗日联军加强了扫荡，战斗十分激烈，第三军二团顽强抵抗，团长王惠同光荣牺牲，赵一曼政委不幸被俘，第二年英勇就义。不久，冯仲云和十多个战友在转移中，也遭敌人突然袭击，三个领导干部牺牲。他左手负伤，仍带着伤痛掩埋好战友的遗体，发誓：“为了祖国的统一，要斗争到最后一滴血！”

事后，他代表省委向党中央写报告：“哈东游击区，自1935至1936两年间，同志牺牲者数百名，百姓以数千计，血染帽儿山，尸填乌吉密，哈东人民解放斗争实以鲜血写成中华民族斗争史之光辉灿烂的一页。尤其是我共产党员赵一曼、王惠同等诸同志，在敌人百般严刑拷打、威逼与利诱之下，不屑屈辱而慷慨悲歌，从容就义，使哈东人民永铭勿忘，实我大中华民族之光荣，谁谓东北无慷慨悲歌之士！”

1936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东北党组织在汤原县密林深处召开了历史性的“汤珠联席会议”。他和汤原、珠河中心县委书记及东北抗联第三军、第六军军长赵尚志、夏云杰等出席，确定“领导群众抗日反满的各种紧迫的经济、政治斗争，广泛造成全民抗日统一战线，并在统一战线中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关于游击运动则提出“采取进攻策略，向新区发展，向日满统治薄弱的缝隙突击，以出奇制胜游击战术解决敌人。”

会议推选冯仲云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赵尚志为执委主席，并和省委常委夏云杰共同负责军事部；朱新阳为省委常委，任青年部长；李兆麟为省委常委。

当时，在江西的党中央因反围剿斗争失败被迫率领红军长征，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组织关系改为由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王明、康生直接领导。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扫荡，东北党组织领导抗联部队坚持独立自主、顽强作战的方针，牺牲和损失惨重。王明、康生不了解东北艰苦复杂的斗争情况，给东北党组织下发《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以及补充指示——简称《王康指示信》、《吉特信》、《中代信》。其中有正确的指示，也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内容。满洲省委在讨论这些指示时，往往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产生许多不必要的矛盾，严重影响对敌斗争。冯仲云、赵尚志对王、康指示曾经持怀疑和反对态度。

当时，王明、康生对东北党组织时有不满，经常调换领导班子，多次令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去莫斯科汇报、接受审查，甚至挂起来不作结论，给省委工作造成许多困惑。长期在省委工作的冯仲云深有体会，所以他这次特地派常委朱新阳去莫斯科汇报，请求指示。不料王明、康生严厉批评《汤珠联席会议决议》“完全是反统一战线的”，“不是真正懂统一战线”，“不懂满洲实际情况”。而且不让朱新阳回国沟通情况，送他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挂起来。

朱新阳一去不回，《珠汤联席会议决议》得不到莫斯科批准，根据地议论纷纷，冯仲云处境尴尬，但仍坚持党性，忍辱负重，履行领导职责。幸好不久吉东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代表省委给冯仲云写信，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受到莫大鼓舞。

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和赵尚志商定在汤原县小兴安岭山谷里召开北满省委扩大会议，除冯仲云、赵尚志、李兆麟、周保中、省委常委和珠河、汤原中心县委书记出席外，抗联第三军、第五军、第六军领导人也赶来与会。会议决定千方百计带领部队，利用青纱帐和深山老林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对抗日本关东军的三光政策，打击敌人。

会后，他和东北抗联的将领们分别率领部队，在松花江两岸和兴安岭野林不断出击。有一次，在鹤岗煤矿附近集镇活动，日本关东军正张贴布告通缉他，调动部队四处搜捕，悬赏一万元要他的人头。地下党向他通报情况，他镇静表示：“不用怕，敌人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他有千军万马，我有地下长城。”

第二天凌晨，他和战友们趁着朦胧雾气钻出铁丝网，胜利脱离包围圈。当时，敌强我弱，反讨伐战斗十分残酷，东北抗联原有三万多人，只剩下一千人左右。一些团、师、军长相继牺牲，血染疆场。敌人曾经押着战俘辨认哪个遗体是冯仲云。战士为了迷惑敌人，随意指一人说是冯仲云。敌人信以为真，将人头割下悬挂牌楼上炫耀战绩。

其实，当时冯仲云正在森林里参加省委会议。会议选举他和金策、李兆麟三人组成新的常委会，确定金策任省委书记，他任宣传部长，李兆麟任组织部长。那是东北抗联部队最为艰苦卓绝、充满悲壮的岁月，敌人重兵讨伐，强迫群众并屯居住，切断抗日部队的联系。我军伤亡惨重，粮草弹药断绝，到处冰天雪地，大家以树叶作铺，围着篝火睡眠，常常挖树皮草根、猎杀野兽充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作战，在漫漫森林里辗转穿行。冯仲云与李兆麟等战友偶尔相遇，第一句话往往是“你还活着呢！”

1939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那天深夜，为了打通与党中央的联系，他和战友高禹民等，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寻求与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沟通情况。

在异国他乡，他四天内奋笔疾书，挥泪写了三万多字悲情报告：“亲爱的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从1935年5月——1939年5月，整整四个年头了……北满党完全处在四外隔绝的状态，得不到任何直接的援助，没有得到上级组织的领导……但是值得中国人民嘉许和中国共产党足以自豪的，是我们在敌寇空前严重压迫之下，在巨艰万难的环境中，本着共产党员的真正革命精神，前仆后继，不怕牺牲，不怕流血地前进！一息尚存，誓死抗战，使我大中华民族史上呈现灿烂的光辉！”

他直言不讳提出“中央三四年来与东北党，尤其是北满党没有联系，使党内各种问题不能及时在政治上、组织上得到解决，使工作受到无限损失。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中央某些同志应该负有责任。”他希望见到中央同志当面汇报，批准由苏联远东党部发起召集吉东、北满党领导人开联席会议，研究建立统一指挥和调整党的领导机关等问题。

一个月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海来看望他们，冯仲云再次提出上述要求，对方说正在请示中，他又要求给延安党中央发电报联系，马海将电文带走，以后杳无音信，始终未见到中央领导人。

冯仲云焦急万分，直到1940年1月，他才和先后来苏联的周保中、赵尚志见面，共同商定在苏联伯力召开中共北满、吉东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2天会议，认真总结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确定统一成立东北抗日联军：南满为一路军，杨靖宇任总指挥、政委；吉东为二路军，周保中任总指挥，崔石泉任参谋长；北满为三路军，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许亨植任参谋长。

不久，他们返回中国境内，向抗联部队传达伯力会议精神，继续在林海雪原深处浴血奋战，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此时，日寇在东北的兵力已增至100万，对抗联部队进行“毁灭性的扫荡”，攻势猖獗、残酷，抗日名将杨靖宇、赵尚志等相继壮烈牺牲。

为了保存实力，积蓄干部，东北党组织决定将抗联一部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内继续整训，冯仲云由此开始进入新的人生历程。

配合苏军光复东北河山

苏联伯力附近有一个一千多人的抗联野营基地，属于学习、训练性质，通常叫教导旅。成员是苏联、中国、朝鲜的抗日军政干部，其中有中国的冯仲云、刘亚楼、周保中、李兆麟等，也有朝鲜的金日成、崔庸健等，亦称国际旅。冯仲云、刘亚楼和一位四川人是国际旅的三位“大老师”，分别讲授政治、军事课程，深受人们尊敬。

当时，大家都盼望祖国早日解放。1945年，这一天终于来到了。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本宣战，调动150万精锐部队，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对日军发动突然攻势，给日本关东军毁灭性打击。那天上午，中、朝抗联将士在伯力机场握手告别，先后登上飞机回国参战。金日成等率队进军平壤；周保中、李兆麟率队进驻长春和哈尔滨；冯仲云率队进驻沈阳，担任警备司令部副司令。他首先会见八路军先遣队曾克林将军，写信向党中央汇报抗联部队回国参战情况，“希望党中央派人来，越快越好。”同时指示沈阳电台着重播送新华社的新闻稿，宣传东北人民抗日英雄事迹。

不久，“九一八事变”14周年来临，在沈阳十万人“血耻大会”上，他以驻军副司令和东北抗联将领的双重身份慷慨演讲，回顾东北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历史，号召大家勿忘国耻，建立自己的军队。当天傍晚，党中央派陈云、彭真、伍修权等到达沈阳，他们热情握着冯仲云的手，亲切慰问：“我们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事最艰苦，第一是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第二是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十四年苦斗。”接着，他参加了东北局工作会议，直接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冯仲云重情重义，深切怀念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杨靖宇、赵尚志等战友，曾写报告要求东北局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命名纪念。后来，黑龙江和吉林设立了尚志县、靖宇县。

1946年4月24日，38岁的冯仲云高票当选松江省主席。不久，“七七事变”九周年纪念来临，哈尔滨20万人隆重集会。他在大会发言中热情歌颂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赞美东北人民前仆后继抗击日寇的英雄气概。同时，他念念不忘战场上壮烈牺牲的战友，饱含热泪倡议将哈尔滨最热闹的街道改为靖宇街、尚志街、一曼街，获得热烈赞成。从此，三位民族英雄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事迹永传人间。

大会刚刚开完，战火纷飞年代离别12年之久的妻子薛雯带着儿女，也从江南新四军根据地来到哈尔滨。一家人久别重逢，幸福团聚，其乐无穷。东北局领导陈云、彭真、林彪、林枫四对夫妇，特地设宴为患难夫妻幸福团聚热烈祝贺。席间，大家相互开玩笑说：女同志应该学习薛雯，男同志应该学习冯仲云，他俩成了忠贞爱情的榜样。

此后，他一直担任省主席、东北局委员，并同周保中联名向东北行政委员会倡议建立东北烈士纪念馆、烈士陵园、烈士纪念碑、烈士子弟学校。他经常执笔撰写东北抗联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不断向文艺界提供有关赵一曼、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以及八女投江等故事的生动素材。当时，文艺界的袁牧之、陈波儿、塞克、周而复、刘白羽、于敏、石联星等，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聊天，搜集抗联部队的资料。电影《中华儿女》、《赵一曼》在国内外获奖后，剧本作者颜一烟和著名演员石联星曾感慨说：“望着这些荣誉，我总不能不想起最初向我谈材料并给了我许多帮助的冯仲云。”

冯仲云还兼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每周到学校办公一天，帮助解决难题。著名作家刘白羽采访冯仲云后，夸赞“他是一个教授，一个学者，是从艰险中苦斗出来的出色英雄。”“他是一个热情的人，也是一个好作家。他一时一刻也不忘牺牲的战友。”

2006年第2期 韩光——屈指忆征程　作者：唐　瑜

韩光从十几岁参加革命，是抗联组织者之一，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的战友，是新中国第一位大工业城市的市长，是国家科技战线和国家经济建设的卓越领导人。76岁时韩老才从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

沐浴着八月的阳光，我们走进韩老的家。作为晚辈，我们倾听，我们思索：韩老的一生有如一部生动的教科书，让我们去阅读，去品味，去接受它的感染。

做一个职业革命者

韩老说，参加革命，就得下两个决心：一是不再升学，放弃正常学业；二是非经组织允许，个人不谋社会职业，做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9年冬，他在邹大鹏（中共党员）老师的帮助下，来到哈尔滨参加革命活动，被组织安排到哈尔滨学院从事学生工作。实际上，后来他的一切活动、去向都是由党的哈尔滨市委决定的。

1930年3月31日，东北特区警察局以印制、出售进步书刊为由对哈尔滨书店、开明书局进行搜查；同时，以哈尔滨学院“煽动学潮”为借口，逼迫王里封院长辞职。消息传来，全院师生义愤填膺。当晚，学生召开会议，抗议当局干涉出版、集会、言论自由的野蛮行径，并决定举行游行示威。第二天，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哈尔滨青年反帝大同盟”、“争自由大同盟”等学生群众组织举行示威。沿途散发《青年反帝大同盟宣言》、《哈尔滨青年反帝大同盟纲领》、《哈尔滨市民争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等传单，号召工农兵群众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海陆空军出中国，撤消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天，又搞了“飞行集会”发表演讲，学生们的演讲博得了工人们的掌声。这次行动中有4名学生被捕。在参加哈尔滨学院的学生斗争过程中，韩光被吸收参加了共青团，介绍人是邹大鹏和朱新阳。这是他职业革命生涯的开始。1930年4月，哈尔滨市委把韩光调到市委机关搞秘密印刷工作，主要负责刻蜡版，印宣传品。

韩老给我们讲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故事：

有一天，警察突然来“造访”。房东陪着警察来敲门。这时我正关着门复写密件。听见敲门声，知道是警察来了。因我事先早有准备，桌子上经常放着代数、物理等课本，还有没算完的习题，钢笔当然也是插在墨水瓶里，随时可用。这时，我迅速将密件藏好，右手拿起钢笔，从容地站起来，用左手把门打开，若无其事地说：“老总有什么事吗？请进屋里说。”警察一看我正在做功课，一点也没怀疑，还说“老弟真用功啊！”我回答说：“为了升学，不得不努力复习。”房东于是也对警察说：“这位学生每天都是这样用功，日常我都舍不得打扰他。”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茶，又给那位警察点上一支香烟。那警察问了我的姓名后，又问有没有家眷，为什么不在家乡复习等问题。我说：“家乡哈尔滨的学校多数都开俄文课，补习俄文可以，可英文就不行了，不及沈阳补习英文的学校多，水平高。”他喝了一杯茶，吸了一支烟，说：“不打扰了。”我送他们出了房门，这次检查就这样从容应付过去了。

韩老是在邹大鹏老师的引导下把革命志向，付之于革命实践的。时隔70多年后谈及此事，韩老仍心存感激地强调“立志”“做事”都“要有引路人”，要有良师，无论性格、人格都要有可法之楷模。

特殊的较量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击败了日本关东军，对东北地区实施管制。当时的大连没有中国自己的政权，国共两党在大连政权的接管上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较量。

1945年10月，韩光按照彭真的指示，“抢形势，搭架子”，成立了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届党的市委，制定了具体的行动方案。韩老为我们讲述了几件事：

对于国民党企图接收大连的各种阴谋活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为应对国民党可能接收旅大政权，采取了几项对策：如与苏军商妥，成立关东公署，对流通于旅大地区的苏军发行的通行货币进行登记、兑换、加贴印花、加盖钢印，以防有人将曾流通在东北其他地区的苏军货币带进大连，破坏旅大地区的金融经济。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在董彦平的带领下，携带大量苏军货币来到大连。我按照5月29日地委会议“拖延、孤立、留难、限制、监视”的对策，牵头负责领导这场斗争。关东公署指示各单位，没有公署介绍信不予接待，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仅参观了几个单位，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冷遇、拒绝及机智的答问。他们到金县视察，因无关东公署的介绍信，被金县公安局南站派出所阻在南站，拒绝参观。他们到工厂问工人，“现在造炮弹吗？”工人们说“我们工人不生产炮弹。”“有没有从山东过来的八路？”“没听说过八路”。他们还到处觅妓院、购鸦片，结果一无所获。他们带来的货币没有贴花钢印，已成废纸，弄得他们不仅不能给潜伏特务提供经费，连他们自己也手无分文，窘态百出。

为了支援解放战争，1947年7月1日我们组建了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建新公司”。在三年里，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万吨，无烟火药450吨，还生产了1430门迫击炮及其他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被誉为中国保尔的吴运铎同志就是这条战线上的英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亲笔写信给我，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粟裕副司令员说：“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开创新局面

韩老讲：1946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大批大中型企业处于停工停产状态，这不仅关系到大连20万工人及家属的生活问题，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地方政权的巩固。经过协商，由关东公署代表中方和苏方合资经营了四个大型企业：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股份为：中方51%，苏方49%。中方任董事长，苏方任总经理，初期经理、厂长都由苏方派，中方任副职。后期，我方副职学会了经营管理，我们的干部越来越多地担任了厂长、经理。1949年——1950年，全国解放，苏联政府决定将中苏合营企业和苏联代管企业无偿归还我国。周总理指定他担任中方首席代表，接管了这批企业。

除去和苏联的“合资企业”外，韩光领导的大连党委、政府也搞了一批自己的企业。“关东实业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它接收和管理了六七十个厂矿，大厂如大连纺织厂10万多纱锭，广和机械厂以最早试制生产苏式机床闻名，还有窑业、搪瓷、造船、胶鞋、暖水瓶、针织印染等企业。“实业公司”开始是用“实物工资制”。生产逐步发展起来后，已不利于鼓励技术进步，于是他们率先实行“七级工资制”，在工资改革上前进一步。全国总工会知道后，表扬了关东实业公司，并且立即将他们主持搞“七级工资制”的王榕同志调到全总，研究改进整个工资制度。通过这些措施，大连的工业投资，1949年比1948年增加5.32倍，1949年工业总产值增加65.46%。全区消灭了失业现象，物价平均降低了40%，其中煤炭降低了70-80%，食品降低了40%，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男同志西装革履，女同志衣裙鲜亮，市面繁荣，人心稳定。1949年秋，大连举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工业展览会。这是共产党接管工业大城市后的第一个工业展览，在当时影响很大，意义深远，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

大连党委先后创建了旅大建国学院、大连工业学校、关东电器工程学校、关东医学院和关东俄语专门学校。1948年，把几所学校合并，建立了我党直接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理工科大学——大连大学（后来改变成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大连俄语专科学校），为新中国培养了许多人才。

恕己之心恕人

在文化大革命中，韩老和其他老干部一样受到了冲击。当时韩老是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主任是聂荣臻元帅），是国家科技战线的重要领导人，正在领导成昆铁路的建设。

1966年7月30日，江青亲自到场召开大会，批判“国家科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会后，江青在科委选中的代理人找到韩光说，只要能与她合作，她和造反派绝不打倒他。韩光拒绝后，遭到了无休止的批斗，陪斗，游街，受到了残酷的人身迫害，被下放工厂劳动改造。韩老回忆说：

起初是送我到科技出版社印刷厂，到厂后把我分配到零件车间。这个车间的主任叫罗学儒，两个副主任，一位老师傅姓陈，一位女青年叫任小华。我住的屋子原来是个大庙的门洞，小罗和小华带了几个工人帮我打扫干净，还拿来牛皮纸将顶棚和墙壁都糊了一遍，几乎像个新房了。军代表指责他们没有与“反革命走资派”划清界限。小罗因此被调到分厂，预备党员也被拖了4年才转正。小华也受到点名批评，可她不在乎，还给我买苹果。一位老厨师，总是留在厨房，星期天厂里工人都休息，食堂几乎无人吃饭。但这位老厨师却从不休息，几乎是专门为我做饭做菜。一位党支部书记，是个40多岁的女同志，她也是几乎每星期天都来厂里，有一次她来看我，问：“外面有卖油炸黄花鱼的，你想吃吗？”我说：“想吃也不能去买啊。”她说：“我去给你买。”我说：“那怎么行，他们会批判你的。”她说：“我才不怕他们的批判呢，我们工人没有一个怕他们。”她果然给我买了油炸黄花鱼，说什么也不要我的钱。

过了不久，我被送到科委所属的计量研究院第二精密仪器厂劳动。有一位女工，年龄较大，是搞技术检验的，日常喜欢自己烧菜吃，上海口味，我们同住在一栋楼里。每逢星期日，她必做两个可口的小菜吃。每做一次，都要送给我一小盘，送过蛋角烧油菜、雪里蕻烧豆腐，更常送糯米圆子羹，还送过烧虾仁、烧青蛙腿等。所有的工人都叫她“妮佳”。我也跟着大家叫她“妮佳”。但我这样一叫，大家却都笑起来。他们说，“别人叫得，只有您叫不得。”我说：“为什么？”妮佳说：“‘妮佳’是上海话，‘妮’是‘二’，‘佳’是姐，上海人叫二姐，发的音是‘妮佳’。您叫我‘二姐’我怎么承受得起？”我说：“没关系，我是当作你名字来叫的。”以后我一直这样叫她，以至这位常常烧上海菜给我吃的女工的真正姓名，我一直也不晓得。

我们看到了韩老在讲他始终不知道“妮佳”真实姓名的遗憾，看到了他讲那些普普通通的工人，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对他的照顾时的动情，但是，他没有再提那些迫害他的跳梁小丑。我们还是忍不住追问了一句：“您不恨她吗？”出乎意料的，韩老说：“她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最后她自己也身败名裂了，干嘛要恨她？”

做官从做人始

1982年中央召开十二大，选出了新一届的中央纪委，陈云为第一书记，黄克诚为第二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韩光为专职书记。不久，黄克诚同志逝世，王鹤寿任第二书记，韩光任常务书记。

这一届中央纪委主要是抓党风、严党纪，强调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外，处理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问题仍然是中央纪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我们想听如“福建晋江地区假药案”等大要案的查处情况时，韩老却给我们讲了一个“吴隐之畅饮贪泉水”的故事：

东晋简文帝时，广州石门盛产象牙、珍珠和名贵药材，历任刺史贪污受贿极为严重，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可是官吏们说，是这里的水不好，喝了石门“贪泉”水，才使他们产生贪念。百姓广为流传，信以为真。简文帝调吴隐之任广州刺史。他听到这个传说后，立刻命人汲取泉水，当众畅饮几杯，指出世上哪有致人贪念的水，都是骗人的鬼话。以后吴隐之坚持饮用此泉水，居官一尘不染，清正廉洁，过着清贫生活。韩老说，这个故事给人的启发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客观环境与主观因素的关系，也就是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对此有三种态度：有人说，久在井边转没有不湿鞋；有人说，久在井边转可以不湿鞋；还有人说，久在井边转就是不湿鞋。吴隐之的实践表明，久在井边转究竟湿不湿鞋，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主观因素，只要严格自律，就能保持廉洁的本色。

韩老说，讲这个故事是希望大家从中受到启发，重视学习。我们作为党纪法规的维护者、执行者，更要时时把教育和学习放在第一位。

韩老的话，使我们感受到了一位革命老人的殷殷期望之心。颜渊之赞孔子“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韩老之“教人”深谙此道：“万事皆由人为，做官从做人始，做事从做人始。教育重于惩罚，育人是事业之本。”

后记

94年的人生之路，77年的漫漫征途，韩老屈指数来举重若轻。

他的话让我们陷入深深的思索。

韩老是“勇者”，以杀身成仁的决心投入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勇不仅表现在他早年从事地下工作、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更表现在他不计得失和名利，不断做出开创性的工作。

韩老是“智者”，以其睿智审时度势，不断作出适时的、不脱离实际的决策。智不仅表现在不断的学习提高，更表现在不间断的革命实践，只有有了实践能力的智，智才能活起来。

韩老是“忠者”，把自己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民族富强。忠不仅表现在战争年代的坚定不移，更表现在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始终如一地把一生交给党安排。

2006年第2期 我所知道的江青　作者：于光远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李云鹤当时哭着离开了徐明清和对她悉心关照的徐家。

在这里我想插进来讲一段俞启威，他后来改名黄敬。我和黄敬没有直接接触过。但是对他的事情知道的不少。知道他在1935年冬北平掀起“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担任这一运动党的领导工作。1936年党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担任北方局书记，黄敬是北平市委书记。1937年3月我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知道黄敬是以彭真为首的六人北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去延安参加1937年5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代表团的成员，除彭真外其他五人是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另一位是工人代表。建国后我仍旧没有同黄敬见过面。但是我现在正住着的寓所，恰好是黄敬和他的夫人范瑾以及他的南国社的姐姐住过的地方。后来黄敬做了“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我在聂荣臻领导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工作。两个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不过这时候黄敬因病不能工作，我与他始终无缘见面。

江青在到延安之前，是上海滩上的二流电影演员

1936年8月徐明清知道李云鹤已经改名蓝苹，成了上海电影界明星，并和俞启威分手与电影圈的唐纳结了婚。

最近我看到郁风所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出版的文集《巴黎都暗淡了》中所收入的《蓝苹与江青》。在这篇文章中郁风说，从1935年到1937年蓝苹离开上海去延安以前，她一直是青年妇女俱乐部的会员。那是陈波儿、吴佩兰和我，在一位中共地下老党员领导下，自己筹募经费，打通关系搞起来的党的外围组织，向社会公开招收会员，很快会员多至数百人，分组活动。有大中学女学生、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工厂女工、也有演员和作家。蓝苹是从1935年秋较早参加的，而且很积极，每周都来一两次帮忙工作。来时梳着两条小短辫，蓝布旗袍，不搽口红。她那时刚到电通影片公司当演员，是陈波儿介绍来的，很快把我们当作好友，表现热情。那时陈波儿已是主演了电影《桃李劫》的明星，比蓝苹名气大得多。那时电通正在拍《自由神》，王莹主演，蓝苹在剧中只演一个不重要的配角女兵。郁风年龄最小，只有19岁，可能也是最单纯的一个。蓝苹只比郁风大两岁，在青年妇女俱乐部几个人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愿和郁风接近。每次散了会，她常和郁风同路走在霞飞路上，一面走一面有说不完的话。蓝苹把郁风当作政治上比她幼稚的小伙伴，有一次神秘兮兮地告诉郁风如何对付特务跟踪之类。后来到快离开上海以前，郁风才从领导她的人那里知道：蓝苹不过和她一样在一所以女青年会名义办的女工夜校教课。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2006年第2期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作者：史义军

罗思鼎的构成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于上海市委写作组和罗思鼎笔名的由来，当年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回忆说，罗思鼎写作组形成时间是在中苏论战期间，是复旦大学的七名年轻教师相约共用的笔名，取义于1963年发起的“学雷锋运动”中间提倡的“螺丝钉”精神，并非出于市委的事先安排，它的前身是“丁学雷”写作小组。这两个写作小组的工作地点因为都设在华东局“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所以又叫“丁香花园写作班”。丁香花园是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私家欧式住宅，在长宁区华山路。“丁学雷”也和学雷锋有关，有“丁香花园中学雷锋”之意。后迁至徐汇区康平路89号。

1968年，文革运动深入之后，写作组原来批判刘少奇的任务已完成，早期的批判任务就告结束，人员分散到各工宣队里面去了。

1968年底，姚文元要徐景贤在上海找几个人组织一个小组，专门为《红旗》杂志写文章和组织稿件，姚文元说：可以让朱永嘉负责。1969年夏，张春桥到上海，说是要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样本。张春桥让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每天到他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去陪读，边读边改。

1970年，姚文元要徐景贤正式筹建《红旗》组稿小组，指定由徐景贤、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四人组成。徐景贤立即将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后任王洪文秘书）从工宣队找回，成立以朱永嘉为首的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给《红旗》杂志写文章。这个小组由张春桥、姚文元直接领导。这个小组是《红旗》杂志在全国惟一的组稿小组。

这个小组主持过很多次座谈会，例如文科大学座谈会、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等，还整理过从工人中间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后来被毛泽东批示推广，就是著名的“七二一”经验，以后各地不少工厂曾经兴办过“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红旗》上海组稿小组，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不少关于“黑线专政论”的文章。

1971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来到上海，在康平路办公室召见徐景贤，说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正式重建上海市委写作组，由朱永嘉、王知常和肖木负责。张春桥强调说：“至少要培养一支二百人左右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写作队伍。”

1971年7月，上海市革委会写作组正式成立，由在上海市委兼任第二书记的姚文元主管。写作组名义上属市委领导，实际上除了张春桥、姚文元，谁也无权过问。正如朱永嘉所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人的话可听可不听。”

写作组重建时，正式成员只有四十余人。后来以借调使用、办学习班、培养理论骨干等方式建立外围组织层层向外扩展。到1976年，写作组本部成员及外围组织人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

上海市委写作组分历史组、文学组、经济组、哲学组等，又下辖有若干外围小组（如“石一歌”和各种教材编写组）；外围小组人员编制仍在原单位，经费由所在单位担负、筹措、拨付，分合自如，高度集中。在北京设有联络处。由于当时无宣传部的设置，写作组实际上兼有宣传部的管理职能。

历史组以复旦大学教师为班底，别的小组成员另调有原宣传部、作家协会、华东师大、上海师院等单位的人。

哲学组的笔名为翟青，历史组的笔名为罗思鼎，文艺组的笔名为丁学雷、方泽生、任犊、石一歌,这些笔名是比较固定的，其他还有，宫效闻、石仑、康立、翟青、方海、齐永红、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谐音“放眼量”）、金风、方耘、常峰、景池、龚进等八十多个笔名。最重头的文章也使用上海市委写作组或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大批判组的名义。

此时，写作组工作职能也扩大了，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形似松散庞大而结构紧密的行政管理系统，利用“分层控制、多方插手”方法运作，直属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代管）。“文革”中张、姚两人给写作组的批示、书信、电话多至360次以上。例如1974年6月3日，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在朱永嘉的来信上“批示”，答复他提出要建立社会科学院的问题。张春桥的“批示”首先给他的班子打气，说“上海培养理论队伍是有成绩的”，然后说：“对社会科学院问题，我认为不忙建立。一搞这类机构，势必增加许多行政问题，忙于应付。”姚文元表示同意张的意见，并说：“我觉得写作组（或写作班子，这个名称不一定不好听，中央文革也叫小组），还是按照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需要，今后的战斗任务及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考虑组织形式较为实际。不在乎名称，而在乎实际。不要只看到顺利而不想到困难方面。”在信中提到“办临时学习班”时，姚文元批道：“这种形式较灵活，比集中到社会科学院好”。王洪文在次日批：完全同意张、姚的意见。

朱永嘉、王知常、肖木是该写作组的主要负责人。

除写作外，写作组还负责为张春桥、姚文元收集各种资料，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思想文化，无所不包；从上海到各地，从地方到中央，无所不有。他们仅密报张春桥、姚文元的资料就有一千多份。以至于其成员私下议论他们“所干的事，说出去是要杀头的”（代替了文革初期“游雪涛”的功能）。有人据此论定它除了写作班子外，还兼有“情报班子”职能。

写作组还以“调查”为名，如外贸调查、造船工业调查等等，为“四人帮”的活动提供了大量“炮弹”。不仅如此，写作组还通过编写《党史》、《一月革命大事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小辞典》等，为“四人帮”捏造功绩，树碑立传；通过“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农村所有制过渡调查”、“阶级关系调查”等“三大调查”，为拼凑所谓“张春桥思想”提供根据。

充当高参，是上海写作组活动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那几年，写作组为张、姚的活动献计献策。如1975年底，张春桥写信给朱永嘉，要他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说什么“虽然不一定马上就能写文章，甚至不是为了写文章。”不久以后，朱永嘉就通过信函向张、姚提出，批“四个现代化”，以攻击“引进"作为突破口，并进而提出要张、姚抓《毛选》五卷的出版，抓“编写党史”，抓“中央起草班子”，以便把“号令权”控制到手。

上海市委写作组直接控制的刊物共有八种。最主要的是《学习与批判》，此外还有《朝霞》、《朝霞文艺丛刊》、《教育实践》（名义上是上海师大学报）、《自然辩证法杂志》以及文艺、哲史经、自然科学三个《摘译》。

《学习与批判》挂着复旦大学学报的招牌，实际上，它是上海市委写作组一手包办的帮刊。罗思鼎的头头自称它就是“同人刊物”，“就是搞一家独鸣，不搞百家争鸣。”它的稿件，除少量投稿外，主要由上海写作组直接根据“四人帮”的指示，或主动配合“四人帮”的活动，自己拟题写作或请人写作。据粗略统计，这类文章近七百篇之多。

《学习与批判》自创刊号起，发表的大量文章中，有不少是以谈论历史为名的文章，用借古讽今的手法，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

正因为《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得心应手的工具，所以“四人帮”将它广泛推销，甚至将其发往香港出售，扩大影响。“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些亲信洋洋得意，自吹《学习与批判》是“小《红旗》”，“《红旗》不便登的，我们这里好登”，“别的省市都要看这份杂志，摸政治气候”，“我们传达的精神有时比《红旗》快”……

从中共十大到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上海写作组及其下属各组写文章156篇之多。仅1973年下半年至1974年，发表在《红旗》、《人民日报》上的所谓重点文章就有十二篇，几乎每月一篇。代表作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证的社会基础》、《从“洋务运动”看崇洋媚外路线的破产》、《评〈水浒〉的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企业管理的两条路线斗争》、《〈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该写作组活动的历史最长，参与配合的运动最多；写作文体多样，有政论、史论、杂文、小说、教材等，产量最高；组织分工细致周密，作者队伍庞大，直接掌握的刊物最多，可以独立形成协同作战、轮番冲击能力，声势上超过其他御用写作班子；形成“北有梁效、南有罗思鼎”的格局。1976年10月后，该写作组成员都受到审查，有些人长期受影响，著述出版不顺利，无法评上高级别教授职称；不愿再提及这一段“伤心史”。

《朝霞》事件

《朝霞》是上海市委主办的文艺刊物，由肖木和陈冀德负责。1973年肖木调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书，《朝霞》杂志就由陈冀德全面负责。1973年5月，《朝霞》丛刊第一辑出版，写作组召开大型座谈会以示庆祝，扩大影响。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创刊。创刊号送到姚文元处，姚文元很欣赏，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种高卷云，它吸收阳光中的各种颜色，只反射红色，所以是红的。”姚文元在会见外宾时，把《朝霞》杂志吹捧为全国文艺刊物的“样板”。

《朝霞》的编辑和作者队伍一律由写作组自己培养，上海原有的文艺编辑和作者队伍几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涌现出来的一批工人作者。这引起文学界大多数人的不满。但《朝霞》编辑部有恃无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场轩然大波骤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总工会召开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还邀请了犯过错误已经下台的老造反派头头，动员批林批孔。徐景贤在会上作报告，主题叫一月革命精神，还谈到“老造反正确对待自己”。第二天，这篇讲话的内容被《文汇报》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

总工会头头们看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很不以为然，把文章给了王秀珍。王秀珍看过文章，说，文章有问题，对一月革命的评价不对。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经验是夺权，文章却没有讲。

于是，王秀珍要总工会整理一份材料批评徐景贤。材料整理出来后，王秀珍觉得还不够尖锐，又让他们修改补充。然后，王秀珍以“群众来信”的名义报送张春桥。张春桥看后在材料上写了批语，是批评徐景贤的。为此，徐景贤在市委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大家都批评他，说他好出风头。总工会的头头们觉得整了徐景贤很解气，也算报了写作组不重视工人作者的仇，于是他们继续找写作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们。

这时，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这期杂志的头条小说题为《红卫兵战旗》，讲红卫兵打破山头主义，搞大联合的故事，其中有个细节讲到一派红卫兵张罗成立半周年纪念活动。

总工会的头头们看了这期杂志后说，这篇小说有问题！里面重提半周年这件事。

有的人拍着桌子大骂，这是影射攻击我们总工会。

工总司成立半周年时，王洪文搞半周年纪念活动，被徐景贤报告张春桥。张春桥讽刺道：“难道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王洪文为此与徐景贤大吵了一场。当时张春桥立足未稳，还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评了徐景贤，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总工会的头头们拿着《朝霞》杂志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马天水，说要批判《朝霞》。他们又打电话给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汇报这件事。这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

《朝霞》编辑部还蒙在鼓里。他们正在忙着第四期杂志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艺短评，作者是工人文化宫文艺评论组头头，他在校阅文章清样之后，加上了一段话，说上海近来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为林彪路线翻案。

陈冀德审读清样时提出要删掉这段话，作者一反平时谦和的态度，坚持己见，寸步不让。陈冀德感觉奇怪。

这是写作组得到的第一个信号。

总工会那边则早已做好准备对付写作组的办法。他们从三期《朝霞》杂志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红卫兵战旗》是“影射讽刺工人造反派”；《初试锋芒》是“污蔑工人民兵”；《闪光的军号》是为“林彪路线招魂”。当然，“半周纪念活动”的事只能意会，不必言传。

首先发难的是总工会一个头头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后方基地工厂里召开了批判《朝霞》大会。紧接着，团市委，妇女联合会，民兵指挥部这些工人造反派掌权的群众组织闻风而动，纷纷召开批判会。工人文化宫团结的一批工人作者这下找到了宣泄不满的机会，又是开会又是写大字报，十分起劲。

《朝霞》编辑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里，他们平时盛气凌人，独来独往，群众敢怒不敢言，现在批判《朝霞》的大字报一下子覆盖了出版社的大字报栏。一时间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艺界关注的中心。

这时总工会也出面召开批判会。写作组得到消息后派人去会场探听，结果被人认出而赶出会场。此后，总工会正式给中共上海市委打报告，要求对《朝霞》进行全面清查。

作为市委书记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问题很严重，要好好清查。”

马天水见王秀珍态度如此强硬，还摸不着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这一头不能得罪，便批了两个字：“同意。”

对此事，徐景贤颇感为难，他和陈冀德关系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里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实际是冲着他来的。况且他与王秀珍争权夺利，由来已久。但王秀珍的态度从来没有如此强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线出动，气势汹汹，连稳健老练的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边，在市委书记的三票中他们已占多数，形势对他极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来保护《朝霞》，承担责任，矛盾的焦点势必立即转到他身上来。弄不好他就会垮台。他左右为难。这时他只能自保，无法保写作组了。他在王秀珍和马天水的批示下面写道：“同意秀珍同志意见。”

徐景贤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写作组的意料。写作组的人没想到徐景贤在关键时刻把老朋友们都出卖了，他不仅没有保护他们，反而把他们抛了出去，自己却溜了。

三位市委书记的指示使写作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连朱永嘉也十分紧张，一时没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里去打招呼，表示愿意检查错误。王秀珍却毫不客气地对他说：“你不用检查，我不要听你检查，你们知识分子要写检讨还不容易吗？！”

显然，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罢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经没有能够制约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写一份简报，向张、姚报告事件进展情况，他又要王知常出面，每天给姚文元写信，反映写作组成员的看法。

但是，接连几天，发往北京的简报和信件都没有反应。

这一下，写作组惊慌失措了，以为他们的张春桥、姚文远在工人造反派的压力下也要抛弃他们了。

朱永嘉已经稳不住阵脚，他想到自己苦心经营的这支队伍将毁于一旦，几次黯然流泪。他强迫陈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让步，争取妥协。王知常更是顶不住，在总工会头头的追逼下，把肖木抛了出来，说这三篇有问题的小说从主题到构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编辑部的编辑开始清理抽屉，准备关门。而写作组的秀才唇亡齿寒，不觉惶惶然。只有陈冀德一个人态度强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头。

工人造反派见写作组和《朝霞》内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胜追击，准备以胜利者姿态接管《朝霞》杂志。据说，他们已经拟出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名单。他们心里很清楚，这次他们如果能够压倒写作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写作组一个年轻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门口等候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让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报。

何秀文按时来到出版社。看了大字报后匆匆走了。

当天半夜，肖木从北京打电话给朱永嘉，说张春桥要他打电话告诉朱：“我是上海的第一书记，《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问题，我应该负主要责任，而且，据我看没有什么问题，陈冀德不用检查。”肖木还告诉朱，过几天，张春桥会有批示给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电话时，陈冀德也在场。以后陈冀德给张春桥写信时曾这样描写他们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和朱永嘉一边听电话，一边热泪直流，我们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

陈冀德对《红卫兵战旗》的作者说过：“没有张春桥，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写作组所属文艺组成员，传达肖木的电话精神。他情绪激动，流着眼泪，边哭边讲。

此时，总工会还不知道形势的变化，还在起劲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宫组织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谈会。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会议的通知，被写作组窃去了一张，作为总工会整写作组的“罪证”。

过了两天，马天水来电话请朱永嘉去，给他看一份张春桥的信，就是肖木电话中提到张春桥要给上海市委的批示。

张春桥在给马天水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字条：

天水同志：

此件本来是想答复朱永嘉同志，现在考虑还是寄给你，请你约秀珍、景贤、朱永嘉三同志一谈，不要再扩大范围了。

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的信是在谈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条给这个事件下了结论：

天水同志：

请市委考虑：

1.朝霞、学习与批判、文汇报、解放日报，都不要发表批评外地报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请示市委。

3.这期朝霞准备批解放军文艺的文章，不要发表。

4.这些报刊的领导责任在市委，市委应负责，不要推给写作组。

如同意，请告朱永嘉同志。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张春桥在信和纸条上签的日期是4月9日，实际上是4月12日才发出的。他让秘书何秀文转告马天水。他还给何秀文写了一张条子：

何秀文同志：

材料收到。请你把总工会的刊物从创刊号寄给我一份。团市委的那个简报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够找到有关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来得突然，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来龙去脉打听一下。老马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不清楚。当然，你要谨慎。只听不说。

张春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这个日子！

“又是这个日子”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张春桥最忌讳“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发生过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他对此记忆犹新。他认为总工会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讳“炮打”的罪名，过去两次“炮打”，凡有牵连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张春桥的信后，立即下令总工会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动。总工会的头头听到“炮打”的传闻，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现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说总工会一帮人不是对写作组有意见，而是对徐景贤不满，想不到徐耍滑头，一个批示把矛头转向了写作组，自己溜了。

过去一个月里，写作组秀才们担惊受怕，现在可以扬眉吐气了，他们也不轻易绕过工人造反派，指责他们搞写作组是假，其实是炮打张春桥。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会中，王秀珍说着说着哭了起来：“我们怎么会炮打张春桥呢？”

一向霸道逞强的工人造反派这次栽了大跟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些人过去动辄对别人上纲上线，小题大做，妄加罪名，现在轮到他们自己被别人揪住小辫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纲，明天你上我的纲；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谁一朝得势，大权在手，便重复别人整自己时的方法和手段。这成了历次运动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张春桥的干预下，《朝霞》事件总算平息了下来。

2006年第2期 李正文在苏联劳改营　作者：张惠卿

李正文同志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他在1941年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日伪的情报工作，日寇投降后转回中国共产党，直到上海解放。他长期在隐蔽战线上英勇斗争，出生入死，屡建奇功。上海解放前，他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三位委员之一。

1999年在纪念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之际，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表彰这位为解放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革命老人，特地派两位负责干部去北京李老家中慰问，并以该局名义赠给他书有“疾风劲草青史英豪”八个大字的横幅，以表敬意，也是代表组织对李老一生的公正评价。

李老这位忠诚坚定的共产党人，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那就是他曾在苏联被内务部逮捕关押，在劳改营经受了近两年的残酷折磨，九死一生，是极少数得以平反出狱的幸存者之一。斯大林当时的所谓“大清洗”，冤死的不仅是无数苏联本国党政军各界的干部和群众，还有很多外国的革命同志，包括我国一大批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干部和学生，以及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极为优秀和忠诚的共产党人，却被强加于外国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作为反革命罪犯投入监狱，不少人惨死在劳改营中。这一段惨痛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李正文1908年出生在山东潍县农村一个贫农家中，1916年随家人逃荒到了东北关东的四平街。他自小勤奋好学，但因家境贫寒，小学和初中期间经常被迫辍学，后得到同学资助，顺利读完高中三年。1930年以优异成绩升入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

本想作马列主义的信徒，却成为情报人员

李在高中时期即开始接触先进思想，参加进步活动，接受中共满洲省委地下组织领导。在东北大学曾被国民党市党部通缉，幸得校方庇护，才免于被捕。

“九一八”事变后，李逃亡到北平，在清华大学借读。1932年参加北平“左联”（左翼作家联盟），并很快被选为执委兼理论部长。不久又从“左联”转到“社联”（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担任执委兼研究部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用岳光的笔名编译了多种苏联有关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和小册子。

1933年10月，李正文经北平“社联”党团书记宋劭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社联”的党团成员，从此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

当时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党组织经常举行飞行集会、游行示威和公开讲演等冒险活动，把党员群众和进步力量公开暴露在国民党特务面前。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白色恐怖越来越猖獗，蒋孝先的宪兵第三团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色群众，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社联”、“左联”等进步团体也陷于瘫痪状态。1934年5月宋劭文被捕，整个“社联”的活动被迫停止。

约在此事发生半年前，李曾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在共产国际情报部工作的刘一樵。刘和李经过多次交往，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刘也知道李的共产党员身份。在“社联”停止活动后，刘就向李提出，愿不愿意去苏联学习，李当即表示愿意去。1934年8月间，刘带李到六国饭店会见一个苏联人，在座的还有一位名叫肖项平的中国人，据说是苏联情报系统在华的负责人之一。那个苏联人问李到苏联去想学什么，李说希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就说，那就派你到莫斯科去学习理论。

肖项平带李正文到了上海，办理去苏联的手续。在上海停留了三个月，肖要李抓紧空余时间设法提高自己已掌握的英、日文水平。1934年11月李正文乘上去苏联的轮船，先到海参崴，后转伯力，在伯力又停留了约一个月，到达莫斯科时，已是1935年1月了。

在莫斯科接待李正文的是苏联国防部的一位叫阿基莫夫的少将（此人在我国北伐时曾来华担任过军事顾问），阿基莫夫把李送到莫斯科郊区的赫姆基无线电学校，要他学习无线电课程，实际上这是一所培训情报人员的秘密学校，李当时毫无思想准备，因为他在北平时讲好是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经过反复交涉，校方最后同意李的请求，为他专门开了列宁主义问题的课，同时也要他学习其他课程，包括如何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各种武器弹药的性能和作用等知识。在这个学校和李同一班级的共有八名中国学员，1936年上半年同时结业。李原有较好的英、日语基础，在学习期间，他又很快掌握了俄语。

结业以后，李被单独转到莫斯科的另一个叫马拉霍夫卡的郊区，住在一幢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宿舍大楼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幢大楼又称国际招待所。

先后来到这家招待所的中国人连李在内共有六个人（四男二女），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李的俄文名字是瓦夏。最后到的一位取名叫罗莎的女同志，是刚从上海来的，她原名吴先清（刘鼎同志的夫人），是中共老党员，长期为苏联搞情报工作，与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有来往。

在这个招待所里，他们的生活条件较好，除吃住外，每人每月还发100卢布零用钱。有的人就经常进城去吃喝玩乐，甚至喝得酩酊大醉回来。李正文则始终洁身自好，烟酒不沾，也很少去莫斯科城里闲逛。他总觉得应该利用空余时间多学点东西，所以几乎成天关在房里看书学习，主要是钻研俄文和理论。他和大家的关系都处得很好。但万万没有想到，可怕的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来。

遭诬陷，成为苏联大清洗中的“特务”

1937年夏季的一天，吴先清对李正文说，她发现他们那个叫索妮的女同志经常偷偷地给上级写针对他们几个人的诬告信，指控他们是反革命。吴还说，今天乘索妮不在，她找到了一批诬告信的底稿，叫李快去看。李看后大吃一惊，其中讲到李正文的部分是这样说的：

“瓦夏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大家喝酒庆祝，而他怎么也不肯喝；瓦夏不想看到苏联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所以经常呆在房间里，不愿到莫斯科城里去参观；瓦夏为了掩盖他的反革命政治面目，买社会主义建设公债最多，捐给西班牙革命战争的钱也最多。”

实际是李不乱花钱，把每月的零花钱省下来，因而买的公债和捐献的钱就比别人多。索妮的信里还说：

“瓦夏懂日文，他的母亲是日本人。他长得也像日本人，肯定是日本特务。”

她写吴先清和其他几个人的诬告信，也都是满纸荒唐，全是造谣。

李正文完全没有想到，世上竟会有这样卑鄙到不择手段来陷害别人的人。他和吴先清都气愤极了，当天等索妮回来就和她大吵了一架，从此见面也不说话了。

当时正是苏联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大搞肃反扩大化，全苏联处于极为恐怖的气氛之中。不仅是苏联人，也使在苏联的外国人感到人人自危，李正文他们也感觉到了。当时苏联的《真理报》、《消息报》已经大张旗鼓地宣传，声言要发动一场“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斯大林公开号召，要大家“大胆怀疑”，提供“人民敌人”的材料，说什么只要包含百分之五到十的真情，也是我们需要的。于是在全苏联掀起了一片诬陷狂和告密狂，造成不仅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共产党人遭逮捕，在苏联和共产国际工作或学习乃至避难的外国共产党人也纷纷被捕，中国人自然也不例外，一批接着一批遭到苏联内务部逮捕和审讯，差不多都是被指控为“日本间谍嫌疑”，而西方人则被指控为“德国间谍嫌疑”。

住在国际招待所的六名中国人，除那个不断写诬告信的索妮外，都先后被捕。李正文懂日文，在劫难逃。吴先清则因她来苏联时途经日本，并在那里停留了若干天，也硬说她是“日本间谍”。五个人中他们两个是最后被捕的。

1937年11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招待所那个一直和他们联系的翻译通知李正文和吴先清，说领导要找他们谈话，并一再要他们多带点衣服和日用品。李虽意识到可能要逮捕他们，但自认为自己完全清白，反正很快就会回来，就和往常一样，什么也没有带。中途换了一次车，从黑色车换成了内务部的黄色车，直接开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据说这个监狱关的都是“要犯”，关李正文的牢房里已有近十个人挤在一张通铺上。他们见李进去，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给他腾地方。李当时认为他们都是真正“人民敌人”，而自己则是因误会被捕的人。同他们是敌我关系，故装聋作哑，自始至终不和他们搭话。但他们仍然亲切地向他介绍，说他们都是苏联的驻外大使，这个监狱的规矩是如何、如何的，并告诉他，如果你的问题严重，就要留在这个监狱里，如果不严重，就将被送去布德里斯克监狱，然后押到劳改营。但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被释放，还要判刑，至少五年。

李正文当时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这些话，认为是故意挑拨离间，要他反苏。他心想，抓我完全是一时误会，不出一个星期就可获释。然而大出李正文的意料，对他的审讯既草率又无理。首先是每次审讯都叫他“刘进”，李一再声明，他从来没有叫过“刘进”，你们搞错人了。最后他们才改口称他“刘进又名李正文”，说明他们连名字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人抓进来了。

然后是大搞疲劳轰炸、车轮战，每次审讯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搞得李头昏脑胀。一再逼他承认是“日本间谍”，还用手枪顶着他的脑袋吓唬他，硬说他懂日文，母亲是日本人，非是“日本间谍”不可。李再三申辩说，日文是在东北四平和沈阳学校里学的，那时那里的学校都有日文课，至于他的母亲，则是一个大字不识的中国劳动妇女，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人，你们只要稍作调查就会弄清楚。可他们根本不相信，说他编造假话，还骗他说：“我们有一种药酒，人喝下去就会迷醉，不自觉地把真话都说出来。你不说真话，就叫你喝这种药酒。”李说，“我倒真想喝这种药酒呢，那样你们就会知道我说出来的全是真话，到底我是不是日本间谍了。”

谁知这些审讯者完全不顾事实，也不要任何证据，就把李正文定为“日本间谍嫌疑犯”，并经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处五年徒刑，送到布德里斯克监狱关押。这时李正文才开始明白那几位苏联大使所讲的话，并怀疑苏联内务部抓来的人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人民敌人”！

非人的监狱生活

在布德里斯克监狱，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大牢房里，住着一百多个犯人，除了少数刑事犯外，大多是所谓的“政治犯”，有苏联人，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些“政治犯”彼此间都很融洽，对李正文也很友善，使李体会到一种国际主义的友情。在和他们接触交往后发现，这些人和他一样，都是无辜被捕的忠诚的共产党员，他们崇敬斯大林，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天真地以为他是受了内务部的蒙蔽，才发生现在这样的事情，只要斯大林一旦发觉，他们都会被释放出去，而且这样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

有一位乌克兰中校军官，睡在李正文旁边，因为彼此都是共产党员，便成了好朋友。一个做值日的苏联盗窃犯老是找岔欺负李正文这个中国人，故意折磨他。这位中校就挺身而出，把这个盗窃犯狠狠揍了一顿，使他再也不敢对李无理。监狱每天只发300克（6两）面包，李经常饿得十分难受，而中校的妻子常从家里给中校送来面包、奶油和香肠，他都要分给李吃。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李说：“如果我们都能释放出去，那就一起到中国发动游击战争，你当政委，我当指挥员。”这些都使李十分感动。

1938年5月，李正文和其他几个中国“政治犯”一起被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发配到苏联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服役。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自然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他们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如不出工一天只给200克，出工只完成定额一半以下的，给400—500克，完成百分之百定额的给800—1000克，菜和汤也按定额分配。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更不用说日用品了，逼着你拼命劳动挣钱来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缝了又缝、补了又补、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李正文体弱力气小，又不善于干力气活，累得要死也完不成定额，当然也就经常挨饿。

那里的人际关系也极为险恶，这个劳改营里有“政治犯”，也有不少刑事犯——小偷、流氓、劫匪、赌徒、杀人犯等等。这些刑事犯十分嚣张霸道，常常欺压殴打“政治犯”，偷、抢“政治犯”的东西，女犯人则被他们轮奸，整个劳改营是一座可怕的人间地狱，不少人就在那里被折磨而死，有饿死的，有累死的，有病死的，还有冻死的，死了就抬出去一埋了之。和李正文一起被押解到这个劳改营的原莫斯科东方大学青年学生王迁，一位1927年就入党的姓包的老同志，还有和李同时被捕判刑的吴先清同志，都在这个劳改营里悲惨死去。李正文自己如果不是得到难友姚艮的全力帮助，也必死无疑。

姚艮比李正文小四岁，他于1931年在东北入党。“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他受组织派遣到莫斯科求援，在进入苏联边境地区不久即被当作日本间谍嫌疑逮捕。最后被莫名其妙的判刑五年，递解到远东、中亚等地的劳改营服役。其间因劳动优异，按规定应给他减刑二年半，在1935年3月释放。但苏联当局言而无信，非但没有给他减刑，五年期满后还把他继续关押劳改，最后转到了齐必由劳改营。姚感到灰心失望、前途渺茫，在李正文到来时，他正处于极度苦闷无法自拔的状态之中。

李正文和姚艮同住在一个大工棚里，这里除姚艮外，还有一些中国“政治犯”，有的已经关押很久，他们都曾经满腔热情地来到这个被看作是共产主义圣地的苏联，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平白无故地蒙受不白之冤，成了一名罪犯，大家怎么也想不通这个道理。而在苏联这个最北边的劳改营里，对每个人都是严峻的大考验。精神上的折磨不用讲了，每天还要在严寒下干挖煤、挖坑、砸石头、盖房等等超乎体力的重劳动，很多体力差的人就这样被拖垮、拖死。李正文成天干重活，吃不饱、穿不暖，靠着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定信念和毅力，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已到了能够忍受的极限。

姚艮向李伸出了援助之手，这个小伙子经过五年多重体力劳动，什么苦活都干过，练就了一身强壮的筋骨。他和李正文一见如故，常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口粮给李充饥，并用工余时间帮别人干活挣来的钱接济李，这样才使李没有饿死、冻死。有一次劳改营派他们到一个一丈深的大坑里去挖泥，修建重油库。李奋力干了一阵，力气耗尽，再也挖不动了，人像瘫了一样，定额还远远没有完成。而姚艮干完了自己的定额后，又回过来帮李干了好几个小时的活，完成了定额。这样的事经常发生。

有一天，姚艮下工回来，看见一群人正围着李正文，看他干劈柴的活。李用一把大斧在劈一段直径足有半米长的木柴。那把大斧子叫大楔子斧，斧头足有十公斤重，再加上又粗又长的柞木斧把，一个棒小伙子举起它来都相当费劲，只见李正文勉强把斧子举了起来，落下去时非但没有把木柴劈开，反而弹落在地上，粗大的木墩子上只留下一道浅浅的斧痕，围观的人群登时哄然大笑，有人说：“哎，不要把大斧子落在自己头上，当心脑袋开花！”

从这天以后，姚艮和其他几个好心的“政治犯”就尽量挤时间帮李锯木头，劈木柴，并教会他如何巧干这些力气活的要领。但李毕竟是个文弱书生，力气小，个子又较矮小，再怎么尽力，也总是干不好，每次都是累得精疲力竭，还是完不成定额。

有一个叫隋老爹的“政治犯”，他原是苏联远东红色游击队的司令员，是姚艮的好朋友，也很同情李正文。他在这个劳改营有一定的威望，经他多次找管理员交涉，才得以把李正文调到了烫衣房工作，那里的活比较轻，李学得很快，也干得很出色。李十分感激他们的帮助和关照。他常常对难友们说，是他们救了他的命，如果他继续干劈木柴、砸石头、挖土方的重活的话，大概早已不在人世了。

李见姚艮思想苦闷，就耐心劝导他、鼓励他，要他克服消极情绪，振作起来。当姚表示想学习马列主义知识，要在理论上求得进步时，李非常高兴，帮他制定了一个具体的学习计划，并按计划一步一步地给他辅导。他们睡在上下铺，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互相切磋。姚在李的悉心指导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在他们相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这两位难友成了最亲密、最知己的好友和同志。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理想，是为了追求真理，决不能半途而废，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离开革命。

姚艮在被关押六年三个多月以后，终于在1939年2月获释，辗转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担任过公安部办公厅主任。他把自己在苏联近七年的惨痛遭遇写成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书名叫《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写到了在齐必由劳改营和这位李正文大哥的生死之交的前后经历，十分生动感人。

姚艮走后，李正文继续在劳改营服役。他和好几位外国“政治犯”，包括苏联、波兰、捷克、朝鲜的共产党人交上了朋友，常和他们交谈各国的革命情况。每当他们从《真理报》上看到报道关于中国红军打了胜仗的消息，就来向李正文祝贺，他们也曾多次请李到他们住处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情况。他们家里寄来黄油和面包，也总会拿出来请李共享。特别是几位苏联同志常向管理员说情，尽量让李正文干一些轻活，并在生活上给予方便。这也是李在姚艮离开后仍能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向斯大林申诉

李正文对自己的冤案始终不甘心，也从不气馁，到了劳改营后，他仍像前一段一样，接连不断地给斯大林写申诉信，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要求重新审查。他在信中巧妙地引用了斯大林自己的话：“托洛茨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辨别敌友。”并反问道：“我为什么就不能被辨别呢？”

他坚持不懈地用俄文先后给斯大林写了二十多封信，有的托被释放的难友带出去，有的自己投邮。这样反反复复的申诉，终于发生了作用。据说斯大林发了话，经过有关部门甄别，于1939年9月正式向李宣布：“撤销原判，平反释放。”李正文是被捕受冤者中极少数例外的幸运者，前后被关押了近两年，就逃脱了这场厄运，而和他一起在国际招待所被捕的四位同志，都全部冤死在劳改营中，无一人生还。

但是，劳改犯即使平反获释，也不准再让你回莫斯科，对李正文的处理是“遣返回国”。他从齐必由劳改营被遣送到歌德拉斯堡的劳改营停留了若干天。在这个劳改营里，李正文见到了不少中国政治劳改犯。一位叫张北的东方大学学生告诉李，他被特别会议判了8年刑，并说莫斯科东方大学绝大多数学生都被捕了。李还碰到了被特别会议判刑20年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成员陈郁同志。他们两人畅谈了很久，彼此都感慨万千。陈俄语说得非常流利，当时在那个劳改营里担任近百人的劳动队长。据陈告诉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中大部分人被捕了，都是由特别会议秘密判刑10年、15年、20年、25年不等，现在都分别在几个劳改营里服役。

李正文在歌德拉斯堡呆了不久，又经过阿拉木图、阿克斗卡等城市，等待一些监狱中被释放的华侨刑事犯一批一批集中过来一起遣返，最后共有二百多人，这些人中就李正文一人是“政治犯”。一直到1940年夏天，苏联当局才把他们途经阿亚古兹押解到我国新疆塔城。李正文终于结束了在苏联的这段噩梦般的生活，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隐蔽战线上的勇士

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李正文决定先回到重庆找党，投身抗日行列。但沿途交通十分不便，他历尽艰辛，长途跋涉，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安西、兰州、西安、宝鸡、成都，到达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已是1941年1月了。

李正文通过熟人，找到了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和该处的负责人徐冰见了面。徐冰听了李的详细叙述后说：“你在苏联被捕过，要解决党的关系，必须要有苏联政府正式平反的书面证明。”

李又设法找到阎宝航寻求帮助。阎是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周恩来领导，并和苏联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有密切联系。李和阎在东北时就相识，李对阎十分敬重。阎很同情李在苏联的不幸遭遇，立即找到苏联大使馆的武官罗申（罗后来是驻新中国第一任大使），请他帮助查询此事。苏联方面很快来了答复，说李正文是一位好同志，1937年被捕是一场误会，早已正式平反，并要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上是苏联在远东的一个情报机构。罗申交给李正文一份用俄文打印的证明材料，其中就是以上内容。李内心不想再和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就推托说：“我不会抽烟喝酒，也不会交际应酬，不适宜做情报工作，还是让我回中国党去。”罗申说：“这是决定，你必须留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

李正文拿了证明去见徐冰，汇报了苏方的意见，表示自己迫切希望回到中国党来。徐说：“既然共产国际要留你在他们那里工作，你就应该在那里工作，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不能和共产国际抢干部，挖他们的墙脚，反正你在哪里都是一样干革命。”李一再请求，徐就是不松口。这样，李正文就只好接受苏方的决定了。罗申要李先协助阎宝航工作。阎将李安排在黄炎培先生主持的重庆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任顾问，作为职业掩护。

大概在1941年6月15日前一两天，阎宝航从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那里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6月20日以后几天内进攻苏联的重要消息，这个消息是从国民政府驻德使馆秘密传回来的。阎一方面将此事报告了周恩来，一方面要李正文将这一重要情报迅速转告罗申。

据后来知道，潘汉年也随后在香港获得了这一情报，报告了中共中央。苏联最高当局是6月16日收到中方提供的这份情报的，可是他们将信将疑。因为苏德已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方不相信德国法西斯会如此不讲信义。但以防万一，还是作了一些部署和准备。因此，当德军于1941年6月22日果真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进攻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情报，使苏联得以避免更大损失。为此，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表示感谢。

194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决定派李正文去上海从事对日寇和汪伪的情报工作。上海是沦陷区，除租界成为“孤岛”外，已全被日军占领。

李正文从重庆乘飞机先到香港，再搭船于8月到达上海，和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上海地区情报工作的苏联人尼克莱·伊凡诺维奇接上了关系，从此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地下秘密工作。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李正文在敌占区的隐蔽战线上，应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渊博知识，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复杂凶险的恶劣环境和白色恐怖的严重威胁，始终勇敢坚定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的一个又一个艰巨任务，为革命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特殊贡献。

李老于2002年2月病故，终年94岁。他是一位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共产党人。

2006年第2期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作者：张治宇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入里的一席谈话。

1980年4月应我党中央邀请，意共总书记贝林格率该党中央代表团来华访问，实现了中意两党关系的恢复。作为一名翻译，我参加了接待工作的全过程。我清楚地记得，在同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会谈时，耀邦总书记详细地向意共客人介绍了我们党的发展历史、当前国内形势与政策，以及我党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与政策。在回答中国能否避免“文革”重演这一问题时，他强调指出，要防止“文革”这样的灾难，必须从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要发展和健全民主。他提到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称赞马克思对这次政变作了非常光辉的分析。耀邦总书记说，对（中国）“文革”大灾难，既要从社会根源上找，也要从当时的主观原因上找。林彪、“四人帮”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但他们的坏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从中国旧的剥削阶级那里学来的。旧社会的痕迹在中国是要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怎样防止野心家和个人主义者改变党的方向，这就要从我们党和国家的制度上想办法。使党和国家的制度没有漏洞，减少漏洞，尽可能堵塞漏洞。耀邦总书记指出，文革十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场大灾难。他引用了恩格斯在1893年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的一句话：“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灾难。文革是最大的一场灾难。我们能不能像恩格斯所说的，用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这场大灾难呢？有这种可能，而且是很大的可能。当然要努力争取。耀邦总书记特别强调：作为一个执政党，我们一定要把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搞好，要制定一整套适合执政党的党规党法。他还借用邓小平同志的话：“人到八十岁，一般地讲，脑子僵化了。有功绩的人当然要尊重他，更重要的是，要强调集体领导。少数人掌握国家大权效果不好。”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耀邦总书记认为，仅仅用“四个现代化”来概括党在今后20年中的任务“还不很完整”。在集中精力搞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提出“建设现代化、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

在回答意共客人有关取消“四大”的问题时，耀邦总书记指出，所谓“四大”实质上是号召大家写大字报，没有事实根据就提出打倒谁，这不是什么民主。对方听完解释后表示，取消大字报并不是取消民主。耀邦总书记明确肯定地说：“对。取消‘四大’不是取消民主，而是要发展民主，健全民主。”

耀邦总书记同意共客人这一番谈活内容同邓小平当年8月18日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重要讲话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耀邦总书记的谈话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番谈话中所包涵的精辟论断依然闪耀着光芒，完全没有过时，对我们全面推进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曾任中联部西欧局局长、办公厅主任）

2006年第2期 先父施咸荣的翻译生涯　作者：施　亮

我的父亲施咸荣于1993年5月18日因病逝世。我们家人遵从他的遗愿丧事从简，只在他的遗体火化前举行了一个简单告别仪式。那天，约有各界人士近400人参加。大伙向父亲的遗体三鞠躬后，即将把他的遗体搬运走。在一片抽泣声中，我扑过去把自己脸颊贴在他的瘦削脸上，感到了一阵冰凉，这种冰冷感觉一直浸透到内心……是啊，亲爱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那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痛苦。十二年很快过去，再重新回想父亲的一生真是感慨万端。

无端成为肃反对象

我的爷爷曾经是上海某英国轮船公司的经理，也就是后人所称的买办。他发奋要让儿子读书，将我父亲送进了当时上海有名的“圣芳济”教会学校。

父亲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之后，他充满一腔报国热情，觉得中国农村凋敝，若要强国必须振兴农业，就投考了上海临时大学的农艺系。但进校门却发现这不是一所正经大学，教师学生都吊儿郎当，他随即退学，又报考了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是国民党政府为培养外交官而新设的系，待遇特别优厚，不仅不收学杂费，免费供食宿和发服装，还每月给一定津贴。不过，那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不堪，政局混乱，兵败如山倒，父亲的心理也是很复杂的。他厌恶国民党官吏贪污成风，尤其看到金圆券飞涨等黑暗现象，对当局充满了失望感，可是他也忧虑自己个人的前途。以后，国民党在大陆溃败，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曾经派专机接他们这批学生去台湾，一班同学约四十人，一半人走了，另一半人则留在大陆。父亲坚定地选择留在大陆，他说他不相信国民党还能起死回生，对他们失望厌恶透了。

父亲在1949年又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由于原来英语基础较好，他免修某些课程，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写作和翻译。他曾经用英文写过六千字的长文，刊登在当时的英文周报《密勒氏评论报》上，还有许多译作在报刊发表，读书期间已经出版三本译作了。毕业前一年，国家实行院校调整，他又转入北京大学读书。父亲于1953年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先让他去原稿整理科工作。他心绪有些不愉快，认为要他放弃所喜爱的外国文学，实在是学非所用。但是，他很快又想开了，心想以后若要搞外国文学翻译，也离不开吸收中国文学养料。况且，他在清华读书时，曾经主动选修过著名作家李广田先生的课程，对当代文学创作也很感兴趣，他就在原稿整理科安心工作，还处理过杨朔等不少作家的稿件。以后，回忆这一时期，他对我说，人不仅在顺境要注重学习，在逆境中也要会学习，总会学到东西的。

一年后，他终于被调到了外国文学编辑部，正待充满青春活力大干一场时，厄运却无端落到他的头上。肃反运动时，单位收到一封匿名信，诬告陷害父亲是暗藏的军统特务，且有七条人命案，因此足有半年他被拘押在单位受审查。这一段痛苦日子里，母亲肚皮里正怀孕着我，她日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眼巴巴等待，希望见父亲一面，或找到某一位高级领导能够申冤上诉。父亲被关押在单位内，禁止与家人联系，也不知道母亲的情况如何，内心的凄凉滋味可想而知。这时，聊以安慰他心灵的是还允许读书，他就利用一切空闲时间看书，既读中文书也读英文书。父亲说，正是有了这些书籍，才使他免于精神崩溃。父亲病逝后，当年的一位同事写过悼念文章，描述他软禁期间专心致志读书，几乎忘记了旁人，忘记了时间，让监视人员也大为感动。肃反运动过去了，单位负责人确认是冤案释放他回家。但是，反右运动接踵而至。在鸣放中父亲虽然谨言慎行，未写文章也无激烈言论，单位负责人却逼迫他去揭发另一个同事，此人曾经在鸣放时为父亲喊冤，领导便一定要父亲加一些罪名在那人身上，父亲拒绝了，觉得这不是该有的为人之道。哪里想得到竟然因此又惹祸上身，被单位负责人内定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受到降一级工资处分。当时也是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右派太多了，有的编辑室居然大多数业务骨干都被一扫而空，难以开展工作了，父亲方才侥幸未被戴上右派帽子。

人文主义者的思考

父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28年，主持编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哈代选集》、《司各特选集》、《萨克雷选集》等大量外国名著。在60年代初，又开始注意研究英美当代文学各个流派，与同事一起翻译出版了一批“黄皮书”。这期间他孜孜不倦工作，在政治上小心翼翼，思想深处却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大概是由于他研究英美文学，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较深，对极左的那一套做法甚为厌恶。与他同一编辑室的黄爱伯伯，跟他的思想很一致，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心里明白，由于领袖制定了错误的方针路线，政治理论越来越左，国家也面临着更大灾难祸害。黄爱伯伯时常与他谈一谈对时局、政治的看法，父亲虽然赞同他，却仍然谨慎从事。还劝解过黄爱伯伯要注意结交，千万不要把心中的想法随意跟别人乱说。可黄爱伯伯是性格爽朗的人，有话藏不住。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那些言论终于被人揭发，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事发后，父亲冒险悄悄递纸条给黄爱伯伯暗通消息。他后来几次对我说，他很钦佩黄爱伯伯注重操守品格，被关押后绝不乱咬别人。否则，他自己也必被牵连进去乃至大祸临头。可以想象得到，那一段时间父亲的内心是极其忐忑不安的。其实，在家中，父亲即使对较亲近的亲戚朋友，也很少讲自己内心的真正看法，很少谈时局、政治。只是有一次，家里人过中秋节，父亲饮酒过量，醉醺醺地抨击时世。记得他痛骂那批文革新贵，断言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他还说，很久以前在文化部院中曾经偶然遇见过贺龙元帅，与他谈过话，是个性格豪爽之人，竟然也遭到陷害。倘若贺龙真要反党，又何必当年抛弃高官厚禄来参加革命呢？他预言那时的政治形势发展会越来越糟糕，竟趴在桌子上痛哭起来。这情景在我幼年记忆中清楚地铭刻着。因为，父亲平时极少袒露心灵深处的思想。而那一天是内心深处积郁的一次爆发。看来，他极其忧虑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国家前途。

我渐渐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思想。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度过的，那里集聚了一大批“落难精神贵族”，这些文化人的思想也是各式各样的。由于逆反心理及各种复杂原因，我的思想却越来越左。我在师范毕业后，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还有启蒙时期欧洲哲学家的著作，自以为有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我认为，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搞文化大革命，都是很正确的。因为十月革命后，苏联虽然没收地主资产阶级的财产，镇压了剥削阶级，可是党内却产生官僚阶层，他们有权也有钱，必将是新资产阶级的萌芽。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毫不松懈地抓阶级斗争等等。这个思想与“新左派”理论很相似。那时我还有一批年轻朋友，经常在我小屋里高谈阔论。父亲向来作风民主，对我的那些思想观点很不以为然，却保持着沉默。有一天，我讲一句：“你们也都是既得利益者，自然是从内心里害怕革命……”激怒了父亲，他滔滔不绝地讲出一些内心的真实思想。他说，我算什么既得利益者，那些文革新贵们位居高官，有权有势才叫既得利益者。说实话，我是不主张总是搞什么斗争，把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中国从鸦片战争后陷入混乱，辛亥革命以来国家又四分五裂，老百姓只是希望国家能够统一，过上安宁日子。有句俗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你们哪里晓得军阀混战时惨不忍睹的情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饿肚子也没有造反，为什么？就是怕回到战乱的日子里去呀。暴力革命会给社会带来破坏，建设起来就很难。任何一股在野的政治势力为了上台掌权，总是把话说得很好听，平等呀自由呀，这个那个的，可上台后谁会想到去兑现政治支票？中国的事情是很复杂的，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建设，绝不是一场又一场革命。还有你在农村呆过，也知道一些农民的真正状况。现在，报纸上总讲什么“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工农兵当家作主人”什么的，其实对于农民来讲，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很差，温饱都未能满足，又何来什么“当家作主”？他又对我说，你现在研究理论，在看那些哲学书，我不反对。多看一些书总是好的，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凡是闭起眼睛大谈什么理论教条，不去看社会现实，不问老百姓疾苦，这样的人没有不失败的。我那时听了父亲的话更增加反感，觉得他的话都是改良主义那一套，胡适那一套思想体系。后来，我的思想历程经过一段反复，也逐渐摆脱了极左理论。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这里也就从略。

顺便还要提及一点，新时期文坛曾经出现过一种现象，就是所谓“书香门第作家”现象，所谓“子承父业”。很多评论家认为是由于“家学渊源”，是某种文化素质的影响啦，其实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这一现象仅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具有特殊性质。比如在这特定的时期以前，如此现象却是极少的，多数文化人子女倒是从事另类专业。这可能因为在文革动乱时期，那些文化人子女的境遇不很好，就使他们直接接触了底层社会生活，而他们的家长又大都具有民主作风，使得那些子女能够独立思考，这才是他们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原因。有生活，有自己的思想，这是形成一个作家基本素质的最重要的条件。但是，父一辈作家与子一辈作家的思想却未必完全一致的，有时还大相径庭。一代作家总要反映他们所处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因此很难与父辈们的思想完全一致。这也就是所谓“代沟”吧？

致力于翻译事业

8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时代，父亲的事业也进入了黄金时期。他从编辑工作岗位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担任文化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又撰写文章介绍了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各种流派，还出版了不少翻译作品，尤其是参与写作《美国文学简史》，其中黑人部分和当代文学部分就是他撰写的。

1984年，他又作为美国富布赖特基金的访问学者，先在哈佛大学讲学和研究3个月，以后又转到伯克利的加州大学讲学和研究，为时一年时间。他这时开始对西方通俗小说感兴趣了，在加州写了《英美畅销小说一瞥》一文，认为通俗文学虽然不被学者所重视却被广大读者所喜爱，占畅销书之大宗。他那时就敏锐地察觉到，我国转入市场经济时期后，文学作品也将成为一种商品，通俗文学也必然会有很大发展。父亲还认为，真正优秀的通俗小说并不比“纯文学作品”的艺术地位低，过去英国的历史小说家司各特和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都被人们认为是通俗文学的作家。目前在国外，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言情小说等都属于通俗小说范畴，拥有很多读者。因此，应该借鉴国外通俗小说的优秀创作手法，发展我们国家各种艺术形式的通俗小说。而且，尤其要加强理论研究，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相比较，将中国传统通俗文学与外国通俗文学相比较，将通俗文学的各类作品相比较，只有这样的纵横比较，才能深化通俗文学的理论研究，繁荣我国的通俗文学创作。

他还想写一系列文章，包括总结我国的通俗文学历史。他说，我国较早的通俗文学作品是《施公案》、《彭公案》、《三侠五义》等，还有各式的演义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也未尝不是通俗小说。我国的小说作品开始大都是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出现的，由说书人讲故事再演绎成话本。所以，有它们的优点，比如故事曲折生动，描写人物传神，具有戏剧性等等。可是也有严重弱点，它们受传统伦理观念影响很深，使得主题难以深化，写人物时好人绝对好，坏人绝对坏，又大都是大团圆结局，显得很肤浅。到了现代，又有张恨水先生和张资平先生等，小说题材大都是男女情爱，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在写作技巧上借鉴外国小说，注重心理描写等，他们的小说有一种模式，也拥有相当数量读者。这样的小说也是一种类式的通俗小说，特别体现了通俗文学领域里过去由传统文化占统治地位，到后来也开始借鉴外国艺术形式，这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以前，对他们的小说，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这是不对的。

父亲准备写一部外国的通俗文学史，还准备搞中国通俗文学与外国通俗文学的比较研究，基于这种思想，他在回国前，在美国购买并搜集了许多国外的通俗文学作品，装了几十箱带回国内。回国以后，他去海关取那几十箱书，一位海关工作人员惊诧地问他：“这是不是你们单位委托你买的？”父亲老实地回答：“不，这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那位海关工作人员大为感动，他说：“我瞧见的出国人员几乎全是买电器买货物的，还没有自己花钱买书的。看来，您是一位真心研究学问的学者。说实话，您的这些外文书我是一个字也看不懂。就凭着我对您的信任，咱们也别一箱一箱查啦！您就都运走吧。”后来，他与漓江出版社联系，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出版了英、美、日等西方国家约二十余种小说，比较受读者欢迎的有《假若明天来临》、《情盗》、《百分之七溶液》、《偷宝石的猫》、《夏威夷》等。那时的报刊上，还曾经炒作过此事，说是“欢迎专家入俗”云云。父亲苦笑着说，其实我们本来就在俗中，还有什么入不入的。通俗并不等于庸俗、鄙俗、恶俗，其实高雅与通俗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有些自以为阳春白雪的作品难道就没有鄙俗气息吗？他还曾经想研究关于电影电视文学剧本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曾经有过一个中外通俗文学比较研究的庞大计划，可惜只作了一个开头，由于各种因素而未能实现，这也是他临终前最大的憾事之一。

一个学人的政治良心

1989年4月，父亲受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第二次偕同母亲赴美讲学和研究。他打算为即将撰写的《美国黑人文学史》和《美国当代文学史》搜集一些资料，也为进一步开展中外通俗文学比较研究做好充分的学术准备。就在这期间，国内政治局势出现动荡，许多人劝他俩留下。美国一个学术机构还主动给父亲打电话，向他提供了待遇优厚的职位，答允支持他写完《美国黑人文学史》。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转折路口。但是，父母经过慎重考虑，还是按期在7月中旬回国了。那时有很多人感到不可理解。其实，又是可以理解的。他毕生研究英美文化，晚年又涉猎研究美国政治，别人以为他是受欧美思想影响很深的知识分子，而他由于比较熟悉西方社会，反而能够客观地分析认识西方文明的精华与糟粕，他内心深处传统文化的东西实际很多，尤其是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充满理想主义成分，民族情结是融化进思想血液中去的。他始终不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一次，父亲赴美国大使馆宴会，一位熟识的使馆官员好奇地问他：“那时侯，你为什么回来呢？”父亲微笑地反问他：“我又为什么不回来呢？”那位美国人只好笑着耸一耸肩膀。父亲后来对我说，由于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各种因素，中国人很难将自己融入到西方社会里，他们身处异邦的寂寞与孤独心理别人难以理解的，尤其当时的国内人们更难理解。如今，大量的“海归派”回到国内，此事就不难理解了。

回国一段时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命父亲担任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所里的人事状况较混乱，还要他主持所里的工作。他几经考虑，又与老朋友们反复商量，最后同意了。而我们家里人并不很同意，觉得学者做官，殊为难事，倒不如安心做学术研究。对于我们的看法，父亲从道理上是同意的。但是，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具体原因，使得他不得不挺身而出，身任艰巨。后来，他幽默地苦笑着说，他是被拉上“官轿”的。他主持美国研究所工作，正处于90年代初极端压抑的社会环境里，他为处理繁忙所务整天疲于奔命，面对种种复杂的局面，纷纭的人事纠纷，以及难以使人舒心的氛围，回家后总是忧虑重重，长吁短叹。我记得一天晚上，他不去看电视，却拿一本金庸的武侠小说靠在沙发上，怔怔地望着天花板。我悄悄过去问他有何心事？他却长长叹息一声，挥手说：“你别管了，跟你说，也说不明白！”父亲比较内向，有什么心事总埋在心里，更是绝少与家人谈起。不过，我心里清楚，他对那时有些人又企图恢复极左的政策，特别是想恢复整人的那一套，心里很厌恶的。他认为，美国研究所的那些年轻人本质是很好的，既有才学又有爱国热情，即使在那场风波中有过冲动，有些什么激进的言语行动，只要认识到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置人于死地呢？他下定决心保护那些年轻人。他说，自己过去就挨过整，是极左政策的受害者，如今不能让年轻人再受害。这些年轻人是国家财富，保护他们也是保护国家的未来。所以，他殚心竭虑地与某些思想僵化者周旋，用各种方式保护那些年轻人，帮助他们摆脱那些麻烦和纠缠。我记得，其中的几个年轻人后来被保送出国留学，到我家来向父亲辞别时流泪向他倾吐心声，那些情感真挚的依依惜别场面实在使人泣下。父亲的内心愿望终于得以实现了。但是，他毕竟只是学者，没有政治经验，那几年苦苦的应付与周旋，使他心力交瘁，成为染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父亲患病后期，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我始终不明白，你何必当这个副所长呢？”他长久不做声，脸色肃然，好一会儿才嗓音沙哑地说：“是呀，你讲的这些，我怎么没有想过？干我的学术研究，轻松潇洒，也不用操那么多心！可是……”他又沉默片刻说，“你知道吗？爸爸年轻时挨过多次整，我真是不愿意看到现在的年轻人再挨整了！我对某些人说过，你们若是非要整那些年轻人，我宁愿也陪着挨整；你们要是送他们进监牢，我也宁愿陪着一块儿去。还有，我与那些年轻人没有一点儿私人关系，我为的是什么？为了国家！”他的声音又激越起来，“咱们国家可是经不起再折腾了！你看看这十几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发展。再有十几年，我们国家就会更加强大。中国人在国外也能扬眉吐气了。可是，不能再折腾，一折腾，什么都完了。再也不能恢复那种人整人的一套了！”他又说，他绝不后悔做出的这些事情。他自己一人作学术研究，无非是写出几本书。但是，他能够保护了一批年轻人的话，将来他们又能够出多少学术成果呢！

父亲的这一套思维方式，现在的年轻一代或许并不理解，被认为是很陈旧甚至很迂腐的想法。有人还感到诧异，像他这样毕生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为何骨子里边又那么传统呢？这确实是值得研究的一个现象。这一代老知识分子当中，一些研究国学的知识分子却隐约散发着崇尚欧美文明的气息，而欧美派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又很传统。可能，就是东西方文化冲突又融合的某种矛盾统一现象吧？父亲是钱钟书和杨绛先生的学生，他极为钦佩这对夫妇的学问品格，认为是大师风范。他多次公开说，他仰慕这两位老人。他特别喜欢杨绛奶奶《干校六记》中的一段话：“默存常引用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父亲感慨地说，其实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都有一个“俄狄浦斯恋母情结”，这个母亲就是祖国。父亲病逝后，我代表全家人起草了一幅挽联敬献在他的灵前：“一生坎坷，永忆江湖尽归白发；三载从政，萦怀天地实难袖手。”这个“天地”，也就是“伊”，也就是这个情结，他之所以“衣带渐宽”，之所以“消得人憔悴”，之所以“尽归白发”，之所以“实难袖手”，也就是为此。

父亲病逝第二天，钱钟书爷爷和杨绛奶奶给我们家人写来一封唁信：“若莹夫人、亮、研贤伉俪同鉴：昨日得知咸荣逝世，不胜惊悼。数十年至交，临终未得诀别，尤为悲感。我自动手术以后，衰朽愈甚，一时未能康复。杨绛失眠减食，亦成病妪，本拟闻讯即造尊府慰唁，而实以精力不胜，稍待异日。先此草函，尚望节哀顺变，料理大事。指痛不便多写，书难尽意，即颁阖家平善不备。钱钟书、杨绛同上。五月十九日。”这是钱钟书爷爷亲笔信，也是他拖着刚动大手术的衰弱病体给我们写来一封哀切的信。过去，他给我家的信从来是一笔遒劲有力、神采飞扬的毛笔字，当时也只好用钢笔了，而且字迹颤抖，我们看信不禁潸然泪下，深深为老人的情谊所感动。如今，父亲已病逝十二年，钱钟书爷爷逝世也有六年，这使我想起向秀《思旧赋》里的话：“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他们这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形”已经逝去，是不是“神”也会随之而流逝？在这变动越来越剧烈的时代里，人们的思想当然也会有更大变化，那些风范与品格也可能再也传不下去了，会成为一种陈旧古董，只能让年轻人付之一笑吧。说实话，在这个扰攘纷纷的世界里，连我自己也很困惑，也只好“心徘徊以踌躇”了。

2006年第2期 叩访李四光故居　作者：刘仰东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1971），是在紫竹院北面一处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2005年深秋的一个上午，笔者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有幸见到两位“留守”者：一位是马胜云研究员，1955年从北京地质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部李四光部长办公室，长期给李四光做学术助手，如今年近八十，是李四光纪念馆的馆长；另一位是自1960年起在李四光家工作的保姆，看样子也已七十开外。两位老人一直没有离开这处主人已离去三十多年的故宅，足见他们和院主人的情感之深。

故居

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马胜云说，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老保姆回忆说，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手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择地而居，必然捎带关及“水土”，选象鼻子沟如此，选此地也是如此。从周围的一些历史遗迹看，这里不失为一处“风水宝地”：门前是一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有人测量过，这棵树周长9.8米，树高约27米，树冠荫地面积约400平方米。传说当年李自成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栓过马；李宅正南是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寺，北面是法华寺，还有几座历代名人的墓安在附近，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兵部尚书甘文，明朝大太监刘瑾，以及辽代的什么人物。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老保姆告诉笔者，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这里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马胜云说，这是李四光的手笔，写于“文革”高潮时期。那时，业务活动已不可能正常进行，“天派”、“地派”的红卫兵又轮番“造访”，或许是李四光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写上去的。如此说，这四个粉笔字至少也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

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还住在这里，也患病在身，出入不离轮椅。在李家客厅的书橱里，摆着三张中科院院士（学部委员）的证书，它们的主人分别是：李四光（1955），李四光的女儿李林（1980），李林的丈夫邹承鲁（1980）。一门三院士，似已传为佳话。邹承鲁院士在生物工程研究领域的多项课题中取得过重大突破，尤以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最令他感到自豪。

李四光迁居这里，马胜云的家也就随之从象鼻子沟搬到这里——作为李四光的学术助手，须随叫随到——一晃四十多年了。李四光去世后，马胜云一直守在故居附近，住房条件没有得到太大改善，他说，也不是没机会改善，但为了兼顾李四光纪念馆的事情，多次放弃了搬家的机会。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银杏树，以及刘瑾、甘文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加上深秋的萧瑟氛围，多少显得有些残旧。当年的墓碑早已不知去向，银杏古树若非马胜云等人的一再呼吁，也早就因房地产开发而化为乌有了。

故居的主人（一）

在故居客厅的会议桌边，马胜云向笔者谈起了他所知道的李四光——

李四光是农民的后代，出身寒微。马胜云去过他的家乡，是湖北黄冈回龙镇下张家湾乡的一个穷山村，与林彪的老家上张家湾相对应。他14岁出国留学，凭的是自己勤奋努力得来的成绩。李四光先去日本学造船，后去英国学采矿，最后确定以地质学为终身事业，但也付出了不少实际代价。在去日本学造船的船上，因为穷，买不起正式的铺位，只好白天窝在底舱，晚上在船顶过夜。不想受了风寒，大病一场，又因没钱医治，落下一个毛病——不能吃肉，一吃就犯病。此后他一生与肉绝缘。去英国留学，靠打工维系生活。写毕业论文时，腿上长了一个浓疮，也因为既没钱又没时间，耽误了治疗，他索性用刮胡刀片自己把疮刮掉，腿上落下一个大疤。

李四光穷过，也因为穷而吃过这样或那样的苦。但苦中有乐，他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一些后辈学者叹赏前辈科学家的国学根底，常拿李四光为例。的确，李四光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用马胜云的话说，同样写得“有声有色”的。这只能归结为一句话：国学基础深厚。不仅国学，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1920年，他在巴黎曾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故居里。李夫人是钢琴教师，与李四光有珠联璧合、相映成趣之美。

李四光问学虽苦却并非不问窗外事。上世纪20年代，他在北大教书，有一次带学生去三峡调查地质，刚到宜昌，还没有住下，正扛着行李找旅店，大街上忽然传来英语叫骂声：“蠢猪！东亚病夫！”李四光随声望去，看到这样一幕：两个英国水兵坐黄包车到地方不但不给钱，还殴打向他们讨车钱的车夫。一群中国人在围观。李四光见状拨开人群挤过去，挺身阻止住外国水兵，他的学生王恒升等也抄起地质铁锤跟了上去。两水兵见这阵势，不免心虚起来。李四光用英文命这两个水兵付车钱，向车夫道歉。两人慌忙照办，逃离了现场。车夫很感激，当下给李跪地磕头谢恩。李四光扶起车夫说：“我们是同胞兄弟，应该的。”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掌声。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他身体一直不好，血压高，肺也不大好。饮食上不沾荤腥，常喝用玉米须熬的水。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家里的一架电视机——当年的高档产品，还是50年代苏联专家送的。李四光身兼多职，但除了必须出席的会议，他从不在类似晚会、宴会、纪念性活动这样的应酬场合露面。他总觉得年岁越大，时间越紧，要尽可能地把有限的时间花在有用的地方。

李四光待人和蔼、慈祥，不摆架子，无论对下属，对身边工作人员，对保姆，都一视同仁。因而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也都愿意当面向他提出来，无所顾忌。但这不意味着他放任他们，马胜云说：他对我们其实要求很严，只不过不用训人的方式而已。这也体现了一个大科学家所具有的胸襟和涵养。李四光对科学事业的追求相当执着，这不是一句空话，他解放后回国时已年过六十，但跋山涉水依然是他的一种工作常态，北京周边所有有地质价值的点，没有他没到过的。有一次马胜云随李四光去八大处考察，途遇大雨，当时李已七十多岁，马劝李这次就别爬山了，雨太大。李不听，说有个问题不到实地不能解决，执意爬了上去。结果是两人浑身湿透，淋成了落汤鸡。到家后，马胜云不免被李夫人训了几句，李四光则替马胜云开脱：“是我坚持要上的，你要骂就骂我吧！”

故居的主人（二）

有一类人，擅长闷头做学问。他们逮着一个价值可观的课题关起门来猛钻研，以至于不问世事，不识人间烟火，几十年如一日，牺牲了正常的生活和人生的乐趣，最终取得重大突破，得到这个或那个奖，并载入史册。李四光不属于这样的科学家，在他的履历簿上，还写着与科学无关却非常重要的这样几笔：

李四光是中国同盟会的创建会员之一，参加过1905年7月30日的同盟会筹备会和8月20日的东京同盟会成立大会，这年，他16岁，是同盟会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在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特地走到李四光跟前，摸着他的脑袋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李四光一直记着这句话和同盟会成立当天的一些情景，他后来回忆说：

闭会后，我和（马）君武先生一同出街，走在路上，不意遇着留学生监督李宝巽（汉军旗），他开口便说：“你们小孩子不读书，在外面干些什么，我都知道，再不要胡闹！”我们转背便走，我和君武先生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你去请他加入好不好？”君武先生：“哈哈！”

辛亥革命爆发时，李四光已经回国。11月初的一个晚上，宋教仁约李四光等到湖北咨议局旁一公馆内，议论时局及组织南京政府人选。宋在谈话间曾试探李是否愿意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次长。李四光推荐了马君武。南京政府成立后的1912年2月7日，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的实业部长。袁世凯当权后，李四光辞去职务。第二年再渡海外，留学英国。这一去，才奠定了他终身为之献身的地质学事业。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选拔六个人为孙抬棺送灵。选拔的标准是：一、与孙中山有密切关系；二、在辛亥革命中有贡献；三、对当时社会发展有重大推进作用。时任北大教授的李四光便成了这六人中的一员。4月2日，李四光参加孙中山的祭奠活动后，到中央公园社稷坛（今中山堂）为孙中山抬棺送灵。目睹这一历史性场面的袁复礼说：“李四光在这些抬棺者之中，是左前方的第一位。”孙中山的遗体棺被抬到门外后，放到高架灵梓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陪同下，前往西山碧云寺。李四光则从中央公园一直步送到西直门外的万牲园。

故居的主人（三）

说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学界的泰斗，这有点打不住。一则他的弟子如杨钟健、黄汲青等人，也早就是称誉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了；此外，作为一个大科学家，李四光的眼界、抱负和贡献，都不止于地质学界，甚至不止于科学界。

前面提到，李四光早年去日本，学的是造船，以求用船坚炮利救国。后来到英国学采矿，最终从事地质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科学救国”这个根本初衷。如今全球都在关注的两大问题——能源和地质灾害，李四光在上世纪20年代就预见性地提出过。1920年，他在巴黎给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作的《现代繁华与碳》的学术报告中，不仅精确地计算出我国煤炭的储量，而且提出能源将渗透到现代生活的各个角落，必须用新的能源去替代资源有限的石油和煤炭。后来，他和许多那个年代的优秀科学家一样，拒绝国外的高薪聘请及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过苦日子。他四处奔波，找煤，找石油，到宜昌找三峡库址，找一切可以转化为能源的东西。他孤军奋战提出的第四季冰川学说以及他在地质力学领域做出的创造性的贡献，已是人所共知。马胜云向记者特别讲到的，是另一个话题。

提起新中国的核工业，很多读者能说出一串科学家的名字，但里面如果没有李四光，这份名单至少是不完整的。李四光在上世纪20年代初就把“原子裂变”作为天然能源之一提出。他认为铀矿是稀有放射性矿床，往往产生在地质构造复杂的地区。30年代他曾派学生去广西调查铀矿，首次发现了磷酸铀矿、脂状铅铀矿和沥青铀矿。这项工作后因战乱和暂时提不到实际利用日程而中断。

1953年夏天，李四光到北戴河疗养，朱德、李富春等也在那里。李四光平时走路有观察地质的习惯，有一天，在北戴河海滩边，他散步时发现了一堆黑砂，当地渔民告诉他，日本人占领时期，曾挖走不少这种黑砂。当夜李四光就派人带信到北京，找钱三强借仪器测试，并随即向朱德反映此事。朱德提出，应及早着手放射性矿产资源的调研。

第二年，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调查，这等于延续了他30年代想做而未能展开的工作。他在地质学会第二十九届学术年会上敏锐地提出：“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油’和‘铀’两种矿。”

第三年，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他在会上问李四光：中国有没有造原子弹的铀矿石？李四光拿出随身带来的铀矿石标本，答道：有。但一般的天然铀矿石，能作为原子弹原料的成分只有千分之几，因此需要大量的铀矿资源和浓缩铀工厂。他们给中央领导人现场测量，探测器刚一接近矿石，就产生了信号。毛泽东见状很高兴，他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床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此后，李四光一直身居领导中国核工业事业的核心位置，他是1956年成立的国家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陈云）、1958年成立的中科院原子核科学委员会主任。他不仅直接领导原子核科学委员会的经常性工作，还直接给来自基层的地质工作者讲解、做部署，在他提出的三条东西构造带上，陆续发现了储量丰富、品位高的铀矿床……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李四光的贡献有多大，是不难推想的。

说李四光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并为之拼搏到死的人，也不是一句空话。李四光不大相信天分，有人问邹承鲁：“如果天赋不好，即便很勤奋，是不是也难以成才？”邹是这样回答的：“李四光先生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老说自己天资不是很高，考虑问题比较慢，但慢有慢的办法，人家花一小时，我花两小时，别人学一遍，我学两三遍，也一定能学会。”辩证地看，惟其慢，也许会更扎实和更深入，也就更有可能有所突破。马胜云告诉笔者，李四光晚年几乎没有节假日，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直至病重去世。他晚年考虑最多的是地热的利用、能源的利用和地震灾害的预报这几个问题。这在今天，依然是科学界最值得思考和解决的课题。去世的前两个月，他还在召集有关会议，故居客厅的墙上挂着他在会上发言的照片；去世的前一周，他还在过问我国海域寻找石油的事情；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2006年第2期 护法运动中“南北军”大战　作者：陈明德

孙中山何以护法

1915年，北洋军阀袁世凯精心策划的“洪宪帝制”出笼，引起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从而爆发了旨在反对袁世凯取消民国的“护国运动”。民国开国元勋孙中山立即发动中华革命党在南方各省相继举行武装起义，全国各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讨伐声中，袁世凯在皇帝美梦中一命呜呼。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担任内阁总理。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培养自己的在华势力，纷纷扶植在华代理人。北洋军阀的主要头目在帝国主义列强收买利诱下，迅速分裂为以冯国璋、曹锟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两大派系。而在中国东北地区有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南方也有滇系和桂系军阀。另外，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和割据徐州的张勋，也是两股颇有影响的军阀势力，整个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继续实行独裁统治。

面对错综复杂的中国局势，军阀混战的导火线一点就燃。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孙中山于1917年7月率领驻沪海军和部分国会议员南下广东，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实力派，树起护法大旗。8月25日，非常国会（因议员人数不够故称非常国会）在广州召开，到会议员120余人，讨论了组织政府事项，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在《临时约法》恢复前，大元帅为国家行政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9月1日，举行大元帅选举会，到会议员91人，孙中山以84票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大元帅下设外交、内政、财政、交通、陆军、海军六部，从而形成了北、南对峙的两个中国政府。

中华民国军政府（俗称南方军政府）成立之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通电全国，否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1917年，南方军政府巩固了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数省之后，决定开辟第二战场，派遣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俗称南军），出兵福建，计划占领闽省之后，再图浙江、上海、江苏等地，进逼南京。由于福建与广东毗邻，又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前方基地，不但是中华民国军政府进行北伐的重要障碍，而且对南方政权有着直接的威胁。所以，南方军政府能否攻克福建，在战略上至关重要。当时驻福建的北洋军阀（俗称北军）代理人李厚基，在“护国战争”中就已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了福建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使福建的局势牢牢地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南方各省的革命形势高涨后，原福建的革命党领导人方声涛立即以靖国军总司令的名义，树起“护法”旗帜，并在福建各地召集地方民军，扩充自己的武装势力。尽管陈炯明与方声涛所打的旗号都是为了“护法”，但各怀鬼胎，都在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

各抱目的的军阀

1918年夏，陈炯明率粤军攻克了福建的西部龙岩后，直逼闽南重镇——漳州，从而有力地打击了驻福建的北洋军阀，动摇了北洋军阀在福建的统治基础。粤军的军事行动引起北京政府的惊慌，为了阻止南军的前进，保住福建这一前沿阵地，段祺瑞立即命令驻浙江的童葆暄部，通过海上运输进驻厦门，企图用武力阻止粤军进攻。为了避免军队的重大伤亡，孙中山邀请浙江督军吕公望出面，成功地策动了浙军第一支队司令陈肇英倒戈，从而使北军从攻势变为守势。随后，陈炯明又率粤军乘胜出击，全面占领了漳州、泉州所属各县，直逼兴化，将地处闽中战略要地的莆田、仙游等地推上“南、北军”大战的前沿阵地。

莆田、仙游地处福建沿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有革命党人组织农民武装起义。“护法运动”爆发后，莆田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原黄濂起义军旧部再度揭竿而起，形成不同归属的地方民军。最早成立护法军的是莆田籍前清秀才杨持平。杨早在武昌起义前夕就投奔黄兴，继后又辗转上海，参加革命党。辛亥革命后，他在厦门任《民钟报》编辑。“护法运动”开始后，他带领一批莆田籍农民骨干在长泰成立了“闽南护法军”，通电反对北京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夏，杨持平率护法军配合粤军进攻安溪、南安和同安等县。李厚基急令驻厦的浙军童保暄一师共2000多兵力进攻驻灌口的闽南护法军。杨持平率部队奋起反击，大败浙军，使闽南护法军军威大振。莆田、仙游两县的民军在杨持平闽南护法军的胜利鼓舞下，纷纷宣布起义，对抗驻守莆田、仙游的北洋军阀政府。有的民军还投靠杨持平部，如原黄濂旧部的陈贻、黄金藻、何标、陈铁和邹去病等部民军，他们虽驻扎莆田的黄石镇，却归属闽南护法军第三路军。其他各路民军包括仙游民军，虽然游离于南军与北军之外，但大多是以反对北洋军阀统治为借口而揭竿起义，并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武装力量。因此，粤军的陈炯明和靖国军的方声涛都想方设法拉拢争取莆田、仙游等地的民军，以壮大自己的势力。由于杨持平与方声涛是故友，自然归入靖国军。而陈炯明也不甘示弱，马上派人拉拢驻仙游颇有势力的民军头目张约，委任张约为援闽粤军左路军司令，下辖三个营。9月1日，张约奉陈炯明之命率民军攻打仙游县城，推翻了北洋军阀仙游县政府，委任周湘俊为仙游县长。南军占领仙游后，驻莆田的北军急调两个营的兵力，企图收复仙游城。但因张约受到粤军的支援，武器装备得到改善，加上北军两个营内部存有矛盾，不能同心协力，故被张约个个击败。

南军在仙游得手之后，立即向莆田进军。当时莆田驻军有北洋军马督彪营和福建陆军第一师江涛营。护法运动爆发后江涛曾经与许莫多图谋在莆田举事，后因计划泄露，江立即将许杀掉，以推卸责任。因此，李厚基对江涛表面上信任，暗地里却存有戒心。粤军入闽后，李厚基为防不测，命马督彪率北军一个营到莆田协防，实为监督江涛。在南军将要攻打莆田城前夕，马、江矛盾恶化，马威逼江率部移驻莆城南门外，把江部推向战斗前沿。江部屡遭马部威胁，心中不满。在派兵攻打仙游时，马督彪曾借用李厚基的名义，派江涛营打头阵，江营被张约打败后退时，马部用炮火阻止江涛营的士兵撤退，使江部损失惨重，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回到莆田后，江、马两部矛盾公开化，随时都有火拼的可能。江涛于1918年9月8日撤出莆田县城，移驻城外，并准备武装进攻马部。时任莆田县长的刘荫榛亲自出面调解，但难以化解双方矛盾，这给南军进攻莆田提供了良好机遇。在莆田北军内部剑拔弩张之际，南军也在积极策动莆田、仙游的地方民军攻打莆城。因此，在南军攻莆时，江涛营临战倒戈，率众参战。但在战斗中江部只是观望不前，虽然武器比民军优良，却没有发挥作用，而且还伺机向李厚基投靠。

第一次南北军大战

1918年9月11日，莆田、仙游的各路民军在粤军的支持下联合进攻莆城，爆发了“护法运动”中在闽中动用兵力最多且持续最长（81天）的一场“南、北军大战”。此次大战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9月11日至9月底，代表南军的莆田各路民军分三路围攻莆田县城：一路由仙游民军张约部同莆田民军杨雷霆部和潘云部及江涛营作为正面战场，进攻莆田县城的南门；一路由蔡春庭、陈龙、吴牧村等常泰民军攻打西门；还有一路由邹鸿俦率民军攻打莆城东门。当时驻莆田城内的北军有马督彪和一些地方武装，马系北洋军阀的直系部队，装备精良，配有快枪大炮，战斗力强，而莆田县城又是福建著名的“石头城”，城墙均用大石块垒砌而成，又高又牢固，易守难攻。因此，北军凭借坚固的城墙，分兵把守，固守待援。而民军武器大多是土枪土炮，只有江涛营武器较好一些。同时，各路民军纯属乌合之众，缺乏正规训练，战斗力低下，又没有统一指挥，协同作战，更没有集中兵力，攻其要塞。在攻城的头两天，士气较高涨，少数民军曾一度抢上城墙，却因寡不敌众，被北军个个击毙，死伤数十人。只有东门外锦墩村一带民军，组织土制大炮配合药统进攻，沿用过去农村械斗时的熟练射击技术，把炮弹射中城内数处，给北军造成一定威胁外，其余的子弹均被坚固的城墙所挡住。加上没有切断北军同福州的交通线，在战略上尤为失策。因此，南军打打停停，围困北军10多天，仍然未能攻破莆城，时间一长，民军反而情绪低落，缺乏取胜信心。而在南军攻打莆城的同时，李厚基急电段祺瑞，要求调兵增援，因莆田与福州系唇齿关系，唇亡齿寒，一旦莆田落入南军之手，福州城将岌岌可危。因此，段祺瑞急调装备优良且战斗力强的耿锡联“模范团”增援莆田。

9月14日，“模范团”前头部队程经邦营，约600多人从南军防守薄弱的莆田北门突破，进入城里，加强了北军的防守力量。9月18日，耿锡联率“模范团”主力进驻莆田涵江。翌日，即派出一个营兵力从莆田县城的北门援助北军。城内北军见援兵已到，士气大振。9月20日，被围困多日的莆田北军转守反攻，集中兵力，冲出南门，首先出击围攻南门的民军。由于民军多日攻城未克，情绪有所松懈，认为北军被困，不可能反守为攻。加上江涛营已密电李厚基：“友军挑战，不忍糜烂生灵，迫而处此，求瓦全”，表白自己是被马部所逼而致，并无反叛之意。李厚基马上派遣沈国英携带军饷数千，慰问江部。当江部获悉“模范团”到达涵江时，即率部退出莆田南门阵地，佯装去攻打涵江。队伍行至桥兜时，即令士兵撤掉南军徽号，再度临阵倒戈。所以，南门的南军兵力锐减，北军很快就突破了民军的前沿阵地，并焚烧筱塘村。左路军司令张约中弹阵亡，仙游民军群龙无首，各自持枪退回仙游。莆田地方民军杨雷霆部抵挡一阵后也不敢恋战，急忙撤退。9月21日，南军经过一番兵力调整后，再度攻城，双方激战一个晚上，仍未能攻破莆城。9月24日，北军又集中兵力袭击在东门外围攻莆城的莆田民军邹鸿俦部，邹部难以抵挡强敌，只好撤回黄石根据地，并派人往同安请杨持平增援。而西门外的莆田民军蔡春庭部面临强敌，孤掌难鸣，亦不战而退，撤回常泰山区。9月25日，“模范团”与莆田马督彪部会合，又出击城南一带，将莆田民军余部追击到南寺口。至此，第一阶段的闽中南、北军大战暂告一段落，但零星战斗仍在继续。

莆城久攻不克，孙中山、陈炯明等甚为担心，如果南军受阻闽中，就很难实现开辟第二战场的战略计划。所以，陈炯明即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部增援莆田。而在此之前，闽南护法军主帅杨持平也心系家乡民众的安危，于10月8日从同安派遣两支护法军赶回莆田增援。10月13日，北军从涵江、城里分两路向黄石进攻。第一路北军由马督彪部从咸淳桥方向准备抢占塘头。而闽南护法军却在沙坂村伏击，双方展开激战，北军当场被击毙5人，伤多人。北军不能越过咸淳桥，便固守桥头。为了歼灭北军，护法军正准备分兵绕道咸淳桥从侧面进行袭击，恰好杨雷霆、潘云率民军及时赶到，截住了北军的退路。北军背腹受敌，阵容顿乱，士兵们拼命向城里逃命，护法军乘胜出击，击毙击伤北军百余人。

与此同时，北军耿锡联的“模范团”也派两个连从涵江向黄石进攻，在后尾地区遭莆田民军邹去病部、翁汉国部的袭击，耿部因马督彪部已被击退，失去犄角，孤立无援，故无心恋战，退回涵江。10月21日晚，莆田民军又分两路袭击北军，是夜城涵两地枪声大作，但仍未攻破莆城。10月23日，耿部"模范团"围攻海滨村，捕抓民军13人，焚烧房屋无数。10月下旬，以北军袭击各地民军据点为主陆续发生了多次战斗，双方均有伤亡，但这都是第一阶段南北军大战的余声。

第二次南北军大战

护法运动时期闽中的第二次南北军大战从1918年的11月初拉开序幕。11月上旬，莆田地方民军杨汉烈部开往莆田北面的梧塘，拟与邹去病部联络，召集其他民军一道袭击驻涵江的北军，忽接到援闽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援莆急电，许已率部到达莆田梧塘，正在联络莆田、仙游两县的地方民军。这时闽南护法军总司令杨持平也率部从南安溪尾到达莆田，并主动到驻梧塘的粤军第二军军部同许崇智联系。双方商定，所有莆田、仙游两县13支部队统归许崇智指挥，粤军主力负责进攻涵江的北军“模范团”，由驻黄石的民军邹鸿俦部从南面配合粤军进攻涵江。杨持平率闽南护法军及莆田其他各路民军联合进攻莆城。并约定莆涵两地首尾呼应，协同作战。

11月中旬，南北军在莆田进行了第二次激战。11月15日，许崇智派朱得才、赵光、武定国等旅，向北军“模范团”发起总攻，双方一接触就展开激战。北军在涵江黄巷坡构筑工事，凭借阵地的掩护，阻击粤军的前进。粤军虽损失惨重，但人多势众，大兵压镜，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用大炮摧毁了北军的前沿阵地。双方激战两天，许崇智部于翌日晚进占了涵江塘北制高点。随后，粤军架起大炮，向涵江镇区猛烈轰击，素有商业重镇的涵江成为一片火海。涵江的各界士绅担心商业区毁于炮火，便通过红十字会向许崇智求情，恳请不要炮轰城区。许崇智认为粤军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北军已成为瓮中之鳖，自信不用炮兵也可以推毁“模范团”，便命令用步兵进攻。北军利用粤军停止炮轰的机会，调整了兵力布署，利用粤军地形生疏的弱点，分兵埋伏。粤军不明底细，贸然从涵江东面沿街开进，结果在涵江顶铺遭到北军伏击。北军在暗处，南军在明处，短兵相触，炮火发挥不了作用，粤军前头部队被切成数块，伤亡惨重，急忙退出涵江。

经过几天激战，南、北军都消耗了不少弹药和兵力，北军几乎弹尽粮绝，便通过中间人向南军建议，因当时正处农忙季节，要求双方停战10日，让农民收割粮食。此时，粤军也已乏弹，便顺水推舟，同意停战。北军得到了休整机会，立即向李厚基呼援。李马上通过海上向“模范团”补充武器弹药和兵力。北军得到补充后，士气复振。而许崇智也向陈炯明急电要求补充供养。

在涵江激战期间，杨持平也按计划率闽南护法军和各路民军包围了驻莆田城郊的北军两个营。激战一天，北军损失惨重，阵亡数十人，急忙退回城里，据城抵抗。由于城墙坚固，南军围攻数日，难以破城，也暂时休战，准备待农民收割之后，再行攻城。

然而，此时战局出现了意外转机，陈炯明并没有及时向许崇智补充弹药，使许崇智大感困惑。11月下旬，粤军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奉陈炯明之命从长泰前往永泰，途经仙游时电召许崇智到仙会晤。蒋传达了陈炯明的授意，令许暂缓攻打莆城，准备退兵。原来，陈炯明正背着孙中山与李厚基谈判，双方初步商定以莆田为界，莆田以北的地盘归北军管辖，仙游以南划归南方军政府。于是，许崇智便将粤军撤回仙游。

南方军政府的攻打莆田的战略计划半途而废，杨持平的闽南护法军和莆田、仙游的地方民军都极其不满，公开表示反对，并准备继续进攻莆田的北军。而陈炯明又担心“南北协议”被杨持平破坏，即派亲信诱杀了闽军护法军驻安溪的第二路军司令林敬根，袭击了护法军第二路军。随后，陈又派兵进攻驻安溪、南安境内的闽南护法军。杨持平为了解救部属，被逼放弃攻打莆城，率部返回闽南，先后击退陈炯明部的多次进攻，并乘胜追击，进军长泰，威胁漳州。陈炯明见势不妙，深怕自己陷入闽南护法军的包围之中，急电请孙中山出面解围。孙中山从大局出发，亲自向杨持平写信，并派黄展云到闽南劝说护法军。杨持平为了顾全大局，接受孙中山的劝告，停止对陈炯明的进攻。尽管如此，陈炯明仍对杨持平记恨在心。1920年，陈炯明勾结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发动政变，从闽撤军时，暗约北洋军阀李厚基夹攻闽南护法军，把漳州、龙岩所属各县，全部移交给福建的北洋军阀李厚基接防，并逮捕杀害了闽南护法军总司令杨持平。

由于陈炯明的叛变，南方军政府开辟福建第二战场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也功败垂成，历史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和软弱性，难以担任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这一历史使命将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身上。

2006年第2期 王震两签合同为植棉　作者：熊坤静

如今，新疆棉花的总产、单产已经雄居全国第一，成为我国重要的棉花主产区之一，并由此撑起了自治区“一黑一白”（“白”即棉花）的经济发展框架。但50多年前，新疆仅有少量的棉花种植分布于南疆，其它地方特别是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仍是植棉的空白区。在时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兼新疆军区代理司令员、代理政委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委的王震的领导和开拓下，才使棉花种植逐渐推广到全疆，从而奠定了新疆棉花产业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回首往昔，王震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种植而两签合同的故事，已然成为深深镌刻在新疆各族人民心坎上的经典。

一

和平解放之初，新疆突然一下子平添了包括进疆人民解放军以及由“三区”民族军和驻疆国民党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第二十二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总计近20万人口，使得本来就贫穷落后特别是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当地粮食等物资供应万分紧张。为了减轻地方各族人民群众的负担，王震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要求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参加生产劳动的指示，除了从驻疆人民解放军中，分出一半继续执行守卫边防、剿匪肃特和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等任务外，其余10万多官兵在他的率领下，自1950年起即奔赴天山南北，挺进亘古荒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以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为目的的大生产运动。

按照新疆军区的命令，第二十二兵团的绝大部分指战员进驻天山以北的茫茫准噶尔盆地。当时的新疆虽然百业待兴，但吃饭穿衣问题依旧是首当其冲的当务之急，加之随着棉纺织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必需有源源不断的棉花供应才能维系。为此，兵团在开荒种粮的同时，也开始了棉花生产。早在1951年，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兵团司令员的陶峙岳即萌生了在玛纳斯河流域垦区试种棉花的想法。他将通过一位探亲归来的老战士从关内带来的一包棉籽郑重其事地交给兵团二十六师七十八团（现石河子总场四分场）试种后，当年秋季就获得了50公斤/亩的收成。尽管产量很低，但这一事实却打破了过去流行在某些专家学者口头上的关于高纬度、高寒地区不能种植棉花的论断，也彻底结束了玛纳斯河流域亘古未有的植棉的历史。在此鼓舞之下，兵团党委提出，1953年在玛纳斯垦区进一步推广棉花种植并达到单产200公斤的要求。

为了完成上述指标，驻玛纳斯垦区的兵团农七师和农八师的领导想方设法，而一向崇尚科学、重视人才的王震更是煞费苦心。他特地将来华从事援建工作的苏联农业、植棉专家迪托夫聘请到兵团来做技术指导。

以工作上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而著称的迪托夫一上任，即着手对玛纳斯河流域的气候、水土等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尔后，他便信心十足地对王震、陶峙岳等兵团领导人说：“如果司令员能保证按我的要求去做，我就可保证达到兵团党委提出的亩产量。”

“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满足。”王震豪爽地满口答应道。

迪托夫见状，这才直截了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说：“我的要求有三条：一是每亩地施优质厩肥3000公斤，二是在栽培技术和管理措施上要严格按我的规定办，三是办一个植棉技术培训班，由植棉单位的团长、营长和连长亲自参加，不得借故派人顶替。”

王震笑了，以征询意见式的目光望着陶峙岳说：“这个要求不高嘛！你说呢，陶司令？还有晋初、仲瀚同志？”

得到陶峙岳的赞同后，也不待时任兵团参谋长的陶晋初和兵团政治部主任的张仲瀚说话，王震便明确表态道：“迪托夫同志，你的要求我们件件照办，如果更具体一点，就是技术上由你负责，施肥、管理和其它杂事则由师、团负责。若有不听指挥的，向陶司令员和我汇报。”

“司令员的话我很满意，也深信不疑。但你们不可能时刻都跟着我在农场工作，如果出了问题再找司令员汇报，就可能延误时机。我想，要是用一个什么法子来实施监督约束的话，双方就不至于失信。”迪托夫以双手比划着，搜肠刮肚地说。

王震愣了一下，随即顿悟似的说道：“噢，我们可以立个军令状嘛！”

“军令状？”

见迪托夫莫明其妙、一头雾水的样子，众人不禁开怀大笑起来。

“军令状是军队专用术语，类似于合同。照我的理解，迪托夫的意思是要订个合同，把我们口头商定的条款都写进去，以便做到责任明确、有据可依。”

张仲瀚的解释立马使迪托夫明白过来，以致于他高兴地竖起大拇指连连夸说道；“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就来订一份植棉合同。”王震响亮地拍了板后，又用目光扫视着陶峙岳等人。

当陶峙岳的“要得！”二字脱口而出，陶晋初和张仲瀚也无什么异议后，他们就很快拟定了一份植棉合同，包括：由王震负责组织领导，由陶峙岳、陶晋初负责物资供应，由迪托夫负责技术指导，由时任兵团农七师师长的刘振世和农八师师长的罗汝正保证各项技术措施的贯彻执行以及亩产籽棉200公斤等主要内容。最后，由迪托夫以及王震、陶峙岳、陶晋初和张仲瀚分别代表双方在合同上郑重地签了名。

通过各方面的协同努力，玛纳斯垦区的两万亩棉花获得了平均亩产籽棉超400斤的大丰收，其中有1.6亩产量高达1349斤/亩，创造了当年全国棉花单产的最高纪录。因此，该垦区也迅速跻身为全国重要的产棉基地之一。

二

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军区于1954年10月决定，将集体转业的驻疆生产部队与新疆军区生产管理部合并，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后更名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使其成为一支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为一体的特殊的党、政、军三结合组织，成为一支一手持镐、一手拿枪的劳武结合型的屯垦部队。从此，生产建设兵团获得了一日千里的篷勃发展，并曾于上世纪60年代中叶一度成为新疆先进农业生产力的代表。但在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中，兵团和师两级机构于1975年3月被撤销，原兵团所属各团场及企事业单位归地方农垦部门统一管理，使屯垦事业遭受挫折。

作为新疆屯垦事业开创者的王震，虽然早在1954年就调走了，但他却时刻关注着新疆，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他得知生产建设兵团被撤致使屯垦事业徘徊不前时，简直忧心如焚。因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就积极筹划着恢复生产建设兵团的有关事宜。1980年9月至1981年5月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等职的王震热情地奔走呼号，先后四次往返于新疆和北京，竭尽全力做了大量深入的调研等前期工作。1981年1月12日至13日，来疆视察的王震在乌鲁木齐延安宾馆先后接见了石河子垦区、奎屯垦区、新湖农场以及二十九团负责人。1月12日，他认真听取了石河子垦区新湖农场的工作汇报，当得知位列全国八大农场之一的新湖农场竟然是一个累计负债达7011.9万元的亏损大户，况且其棉花亩产仅有五六十斤的情况时，便痛心疾首地说：吃社会主义，这样吃不得了！他表情严肃地沉默了一会儿，又坚定果断地说：石河子农学院正在搞地膜植棉，你们看了没有？亩产达200多公斤，要增加多少利润啊！随后，他像是发布作战方案似的命令道：“你们新湖农场要搞35000亩地膜棉，一亩也不能少。”紧接着，他又扳起手指头给大家算起经济账来：35000亩地膜棉，亩产200多公斤，每人管3亩，就是600多公斤，40%奖给个人，可得480元钱。这样，职工就能很快地富起来。正当大家为此而喜上眉梢之际，王震却又忽然大声喊道：“拿笔来！拿笔来！空口无凭，立据存照。咱们写个字据，大家都签上字，好吗？”签完了字，他就高兴地站起来和随后担任恢复了的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王寿臣以及时任新湖农场场长的黄金山和副场长张守廉握着手，连声说道：“好好干，明年棉花丰收了我来参加你们的庆功会！”

新湖农场遵奉王震的教导，上下齐心协力、大搞科学种田、推广地膜植棉，一举扭亏增盈，当年即实现利润400万元。

由于王震的大力倡导，先进科学的地膜植棉技术率先在新湖农场得到应用，然后迅速推广普及开来，从而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棉花生产再创新高，成为引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产业的一面旗帜。

2006年第2期 东北青年抗日中的“一二·三○事件”　作者：董锐平

“一二·三○”事件发生于1941年，是伪满政府对东北青年反满抗日组织的破坏事件。关于该抗日组织的政治背景，曾经引发一番争论，不明历史真相之人可能会将该事件与同时期发生的“贞星事件”相混淆，并将该青年组织误认为是国民党的组织，甚至在一些国民党人士口述的材料中也有此误解。近几年来，史学界的许多学者对“一二·三○”事件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同时还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著书立说以缅怀过去。其中以郑新衡先生所著的《一二·三零事件始末——东北青年反满抗日地下斗争史事纪》最能够反映东北青年地下抗日活动以及“一二·三○”事件的全貌。该著作将这个历史事件发展的整体脉络展现在读者面前，详细阐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爱国青年秘密组织的抗日活动，并拨开历史的迷雾，说明因“一二·三○”事件而被日本人破获的抗日组织，并非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而是由东北青年特别是爱国学生自发组建而成的。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东北地区一直就是日本侵略者垂涎的对象。日本人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并将该地区变成其吞并全中国的以战养战的基地。敌人对东北资源的掠夺、对东北人民的奴役，激发了爱国人士的救国思想与抗日激情，在东北地区相继出现了许多地下抗日组织，其中就包括因为“一二·三○”事件而被日本人破坏的左翼青年组织。

这个地下抗日组织没有明确的名称，在日伪档案被称呼为“左翼读书会”、“东北大众革命党”、“铁血同盟”、“全满读书会”等等。这个组织的成员不是普通的东北青年人，而是由伪满政府培养出来的，伪满的财务职员训练所的学员为其主要成员。该训练所原名“经济部财务官吏养成所”，1937年成立时隶属于伪满政府经济部，一年后改名为“经济部财务职员训练所”，实为财经学校。这个训练所属于“官费”学校，不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还为学生们提供优厚的待遇，每人每月发放二十元津贴。由于训练所的待遇优厚，许多出身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子汇聚于此。也正是由于学校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学生们有充裕的资金购买进步书籍，并通过读书交友等活动逐渐形成了抗日救国思想。

在训练所，学生们以读书会为主要形式开展思想交流活动，并逐渐扩大读书会的规模，准备成立组织严密而且目标明确的地下抗日团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要成员的秘密抗日组织的筹备工作，是在财职训练所二期毕业生陈树满的召集和主持下进行的。该组织的宗旨是“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学生们成立抗日组织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华民族，而是为了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因此，抗日组织的纲领是“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关于组织的名称，大家出于不同的理由确定了以下五个：“东北青年复国会”、“东北青年救国会”、“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东北大众革命党”。尽管对各个名称有不同的解释，但是大家都认为青年人是东北的希望，因此几乎所有的名称都冠以“东北青年”四个字。在1940年的端午节这一天，这个以财职训练所学员为中心的抗日组织的成立大会正式召开，李逢春、刘庆武、陈树满、王国贤、李金山、刘长青、唐允武等十五人参加了会议。在与会的十五人中，有多人在“一二·三○”事件中被捕。

抗日组织成立后，成员们致力于秘密图书馆的筹建工作，并继续通过读书交友的形式开展爱国思想的传播活动。同时，组织者吸收更多的成员，壮大抗日队伍，并在东北的各个地区相继建立、发展了分组织。此外，该组织还积极地寻找内地的抗日组织。

1941年6月，作为该抗日组织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国贤被伪首都警察厅逮捕。这件事是“一二·三○”事件的导火索。在逮捕王国贤过程中，日本人发现了该组织的一些线索。此后不久，该组织的相关成员如李逢春等重要人士相继成为敌人的搜查、缉捕对象。为了进一步破坏东北地区的地下抗日组织，敌人还暗中派遣特务混入其中，这些特务后来成为日本人破坏该组织的帮凶。

同年7月，该抗日组织在长春的负责人之一刘荣久在马成龙的介绍下结识了朱广军（朝英）。朱自称是共产党黑龙江支部的军事负责人，骗取了刘荣久等人的信任。朱广军假装同意帮助刘荣久逃到华北，并要求刘在走之前能够在新京组织一个新的抗日团体。为此，刘荣久、马成龙等人决定建立长春地区的抗日组织——东北大众革命党，并吸收了张文芳、刘清臣等青年学生为成员。9月7日，刘荣久等人就组建抗日团体事宜召开了筹备会议，军官学校、新京工业学校、法政大学、新京医科大学的一些学生参加了会议。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在其名称、宗旨、纲领上有所体现。例如，“东北大众革命党”是在原组织筹备大会上被提出的；“解放东北大众，建立理想社会”的宗旨也是由原组织制定但尚未实施的。由此可见，刘荣久筹建的团体是对原有组织的恢复与改进。但是，这个团体最终未能成立。在一周以后的会议上，准成员张文芳突然以组织抗日团体具有危险性为由，提议中止该项活动，并获得大家的支持。同时，刘荣久不再向朱广军提供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抗日团体的筹备活动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张文芳等人对朱的共产党人身份有所怀疑，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理论不了解，因此，不但取消了筹备活动，就连有关抗日组织的情况也对他进行封锁，只有刘荣久、马成龙仍然与之保持个人联系。

在朱广军潜入长春地区抗日组织的同时，在齐齐哈尔，有五位参加了北满执委部的组织成员因“田白事件”而被敌人逮捕。

1941年9月20日，田中、白丸部队在兴安省莫力达瓦旗西线急袭了抗联三路军九支队的郭铁坚等十八人。日军在战死的郭铁坚身上搜到了密码文件。齐齐哈尔宪兵队以此为线索对抗联地下组织——北满执委部进行调查。该事件被称为“田白事件”。“田白事件”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唐允武、张德邻、李德先、刘长青、胡振武等五名成员被捕。这五名成员是抗日组织的骨干，其中刘长青是哈尔滨地区的负责人。以刘长青为代表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是在1941年的8月间与“执委会”取得联系的，并且与其他学校的大学生及准大学生组成了“执委会”下属的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小组。

刘长青等人的被捕震动了刘荣久，刘决定离开东北去关内发展。为了防止刘荣久逃脱，内侦朱广军伪造中共指令，称自己将要返回黑龙江军事基地，要为军队招募志愿者。被蒙骗的刘荣久决定前往所谓的军事基地，以便为组织创造更多的抗日条件。

此时，单凭朱广军一个人已经无法从刘荣久身上套取更多的情报，敌人决定向抗日组织中增派内侦。在伪满治安部警务司的田端、大原事务官的指挥下，伪首都和哈尔滨警察厅向组织内部派遣了一名中共叛徒，进一步开展内侦工作。这名特务化名王福，伪装成中共中央东北特派员。12月14日，王福与刘荣久、马成龙见面，向大家介绍了关内的抗日情况，并演唱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歌。王福的“表演”完全迷惑了抗日青年，大家对他的身份深信不疑。但刘荣久等人并没有完全丧失警惕性，他们对王福索要组织成员名单的要求予以拒绝，使敌人妄图消灭抗日组织的企图再次落空。

由于内侦王福未能顺利地从刘荣久等人那里骗取抗日组织的成员名单，敌人决定假借召开会议之名将该组织成员一举捕获。16日，王福以研究东北抗日活动为借口，要求刘荣久召集其他地区的组织代表，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为了使成员对王福等特务的信任，敌人在继王福之后又派出一名内侦——刘玉廷（或名刘玉章），此人伪装成王福的上级，即中共中央代表。12月19日，组织派遣马成龙为代表前往哈尔滨与这位所谓的党中央代表会面。21日，刘荣久、杨文革在朱广军、王福的陪同下会见了刘玉廷，这个内侦谎称要带刘、杨二人到中国即内地去。刘、杨二人向此"中共中央代表"询问了许多问题，刘玉廷利用自己对抗日形势的了解作了一一回答，骗取了他们的信任。

1941年12月30日，是该抗日组织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的日子。在此之前，刘荣久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将东北各地秘密抗日组织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因此召集辽西、吉林、齐齐哈尔、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区的代表前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会议当天，吉林地区负责人陈作师、辽西地区负责人齐九皋等人未能参加。30日上午9点钟，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共有五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另有一位与会者就是内侦王福。会上，“中共中央代表”刘玉廷作报告，王福作记录。中午时分，王福称到街上购买食物，半小时之后归来。正当众人准备用餐之时，七八名特务闯入，将与会者全部逮捕，其中包括刘玉廷。当时，与会代表还不知晓刘玉廷的真实身份，为他感到惋惜与抱歉。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后，敌人对东北各个地区进行了大肆搜捕，将与该抗日组织有关的成员一一逮捕，只有陈作师、张秀媛等少数人得以幸免。此次日本人对东北地下抗日组织成员的逮捕活动被称为“一二·三○”事件。

“一二·三○”事件是以1941年6月组织重要成员王国贤的被捕为起点的。敌人以此为线索展开调查，将目标锁定该组织在长春的两个负责人——李逢春、刘荣久，并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进行处理。逮捕李逢春，派遣内侦潜伏在李荣久的身边，以便获得更多的情报。敌人在迷惑刘荣久等人的同时，还以9月20日发生的“田白事件”为突破口，逮捕了在哈尔滨工作的刘长青等五名组织成员。最后，在刘荣久的身边，由伪满警察厅主持，以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名特务作内应，这个以爱国青年为主要成员的东北地下抗日组织在1941年12月30日被敌人破坏。

在“一二·三零三○织破坏的事件。这个被称作“左翼读书会”的组织与国民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

首先，从组织的名称上可以证明。1940年，该组织筹备期间，筹备者提交的《章程草案》中征集了大家关于组织名称的意见，并最终确定了五个名称：“东北青年复国会”，因为东北虽然已经沦陷，但是全中国并没有灭亡，以此叫“复国”；“东北青年救国会”，表明东北地区的反满抗日活动是挽救中国的组成部分；“东北青年铁血同盟”，主张人们要以“铁血同盟”的精神反抗日本侵略者；“东北青年解放先锋社”，认为组织建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抗日反满，更要致力于全民族的解放运动，使广大的中国人不再遭受剥削与压迫，而青年人应该充当人民解放运动的先锋；“东北大众革命党”，提出只有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才能彻底消灭剥削、压迫。无论是组织的名称，还是确定名称的各个理由，都没有反映出该组织的筹办者有创建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意图。既没有在名称中提及“国民党”的字样，也没有在确定理由中表明该组织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

其次，该组织制定的宗旨与纲领没有仅仅着眼于反对日本侵略。筹办者将组织的宗旨确立为“争取人们活着、继续活着、好好的活着”，而没有简单的定位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或“收复中国失地”等口号上。筹办者认为，只是赶走日本侵略者并不能使全体中国人都能过幸福生活，中国人不但要摆脱日寇的奴役，同时也要摆脱国内统治阶级的奴役，成为自己的主人。在组织的纲领中这样写道：“联合一切爱国力量，配合祖国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军阀、财阀，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筹办者并没有将全体日本人民看作是中华民族的敌人，他们认识到日本人民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真正的罪犯是那些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势力与资本家，以此组建抗日团体的最终目的是谋求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其中也包括日本人民。在宗旨与纲领的内容中，体现了筹办者的一些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这一点来说，也不是国民党人士所能具备的。

第三，该组织的发起人及主要成员都是由“财职训练所”培养的青年学生，而不是国民党人士。在这个抗日组织成员当中，李逢春、刘庆武是一期学员，陈树满、陈作师、董春荣、齐九皋、徐连汉、王宪国等人是二期学员，陈树满、李金山等人为三期学员。在训练所，学生们学习日语，接受军事管理体制，日本教官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管理十分严格。伪满政府开办官费的“财职训练所”是为了培养伪政权的顺民与奴仆，但是却事与愿违，学校军国主义的高压管理，反而促使青年学生走上抗日道路。这些学员利用训练所提供的条件为自己铺设革命道路，从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该组织的成员除了训练所学生之外，还吸收了东北其它地区的爱国青年人，并特别注意在学生中间发展新成员。这个组织在成立之后的六七个月间，得到迅猛发展，人数增加了七倍之多。其中除了“财职”四期学员之外，还包括新京医科大学组、新京工业大学组、哈尔滨工业大学组等。至于其他地方组织更是数量繁多。这些成员大多是青年人，由大学生、社会职员、教师、伪军官、工人、家庭妇女等各类人群组成，成份十分复杂。目前尚没有资料显示在这些成员当中有国民党人士，即使有，也改变不了组织的性质，即不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

第四，在财职训练所学习期间，学生们利用学校提供的津贴购买进步书籍，主要是近代左翼人士撰写或翻译的作品。其中既有中国作家的著作，也有外国作品。在中国的作家当中，鲁迅先生的《坟》、《呐喊》、《彷徨》等，茅盾先生的《子夜》，巴金先生的《家》、《春》、《秋》等，老舍先生的《赵子曰》、《老张哲学》、《骆驼祥子》等书受到学生的欢迎。苏联、法国等国家的作品也在学生之间争相传阅。此外，学生们还特别关注社会科学著作，例如邓初民的《社会进化史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思想方法论》；陈志远的《哲学基本问题讲话》、《新经济学大纲》；钱亦石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演集》、《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书。这些书籍揭露社会黑暗、宣传革命思想，成为爱国青年学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宣传救国思想的有力武器。进步书籍加深了学生们对中国社会以及帝国主义的认识，使他们的革命思想跳出了简单的民族主义的局限，逐渐向社会革命的领域飞跃。这种质的飞跃是只有作为无产者的青年学生才能够实现的。

第五，虽然该组织的成员一直在积极地寻找关内的抗日组织，但是从来没有与国民党建立真正的联系，更没有得到过国民党的具体帮助。这个由东北青年组成的地下抗日组织成立伊始，就开始以各种方式谋求与关内抗日组织取得联系，并与一些“祖国派来的人”进行过交往，例如石墨堂、魏忠诚。1940年端午节组织的成立大会上，董春荣曾经提到过石墨堂。同年夏天，石墨堂两次去哈尔滨，与当地的负责人董春荣、刘长青交谈。董、刘二人认为此人思想保守，并且挥霍浪费，是不可能革命的，因此不再与其接触。8月，陈树满向长春地区成员汇报关于魏忠诚的情况。此人自称是“祖国政府派到东北来的”。组织决定派李金山、王国贤、高德生和陈树满四人赴沈阳会见魏忠诚。经过一番详谈之后，陈树满等人认为这位“祖国派来的人”什么办法也没有，也许是冒牌货，不用对他抱有希望。与该组织进行接触的石墨堂与魏忠诚二人的确是国民党人士。据日伪档案中介绍，石墨堂是在“九·一八”前参加的国民党，曾历任奉天党部委员、伪锦州省政府教育股长、东北协会在东北的负责人，以及东北调查室主任等职务。至于魏忠诚，其真名罗庆春，又名罗大愚，1937年抗战爆发，当时在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的罗庆春与东北留学生张宝慈等人成立“抗战联合”，开展抗日活动。1940年春，罗庆春成为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员返满，组织反满抗日团体——东北抗战机构。该机构虽然鼓励和引导东北青年的抗日活动，但是却相当排斥左倾思想。在石墨堂、魏忠诚之后，未曾有相关的资料显示该组织与其他国民党人士取得过联系。在向国民党寻求援助而未果之后，刘荣久等人相继与所谓的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即朱广军、王福、刘玉廷三人。虽然这三个人是敌人打入组织的内侦，并直接促成“一二·三○”事件的发生，却表明这个东北抗日组织并不是一个隶属于国民党系统的团体，否则是不会被朱广军等人所欺骗的，也就不会出现“一二·三○”事件了。

这个被敌人在日伪档案中称为“左翼读书会”或“全满读书会”的秘密抗日组织，既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共产党的下属组织，而是由东北爱国青年为了实现国家与民族的解放，自发建立起来的。该组织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政治背景，但是，它对东北抗日运动乃至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无法抹煞的。

2006年第2期 胡风与王实味冤案引出的同类教训　作者：郑文林

近读当年胡风蒙冤的有关书籍和文章，不禁想到早他八年、遭遇同类冤案的胡风北大同学王实味。两人蒙冤过程虽有不同，但所受劫难的性质和原因，及其给我们的教训，却有许多一致之处。

胡风（张光人）和王实味是1925年夏天进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学习的。但同学只一年，胡风便转去清华大学英文系学习；三个月后，又离开清华回湖北老家了。1929年秋，胡风去日本留学，开始了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1933年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从事进步的文艺活动。王实味在北大也未读完全程，他于1927年年底辍学回河南老家，先后在南京、上海和开封等地卖文、教书为生，并从事文学活动和革命活动。1937年9月，王实味携范文澜的介绍信去了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列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胡风、王实味相继离开北大后，除1932年在上海有过短暂接触外，两人彼此联系不多。1940年开始的“民族形式”论争，倒使这对同学分别在重庆和延安有过一次文字“接触”。

“民族形式”论争始于当时向林冰（赵纪彬）的一篇文章，中心是主张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新文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向的主张得到当时文艺思想界一些人的赞同。胡风从捍卫五四新文学出发，坚决反对这种主张。认为现实斗争和革命的内容才决定形式，不能简单“旧瓶装新酒”。胡风为此写了长文《论民族形式问题》，还编了《民族形式讨论集》等，不仅对向林冰进行批评，还对支持和同情向的观点的郭沫若、周扬、艾思奇、胡绳等知名人物也“直率”地进行指名批评。

这场被有些思想史家称作“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之一的论争，不仅波及重庆，也波及到延安思想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风的同学王实味也参加到论争中来，他写了《文艺形式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一文。在这场论争中，王实味基本上站在他的同学胡风一边。他“大体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胡风“在基本上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著了相当的劳绩”。他也和胡风一样，在文中“直率”地点名批评了陈伯达、艾思奇等人的观点。不过他从爱护老同学出发，也指出胡风在该问题上有“过左的偏向”和“傲慢气概”。他要老同学“能更虚心一点”。最后，王实味写道：“沪上一别，十载未通音讯，故人大概不至以我底直率如昔为忤吧？”

“民族形式”论争，本是一场学术观点之争，但在当时的情势下，这场学术观点之争慢慢渗进了政治立场和政治内容；尤其胡风、王实味这对北大同学在论争中“率直”地指名道姓，得罪了当时思想文艺界的主流派，这和他们以后相继在政治上罹难，不无影响。

就在那篇民族形式讨论文章发表后仅一年，王实味便因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野百合花》一文，而成了当时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斗争目标”；继而在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座谈会上又成了“政治斗争目标”——托派分子。这是陈伯达在会上首次提出的，他揭发说王实味“掩盖了托派的历史”，“这个人不只是限于保存托派思想的人，而且还是进行托派活动的人。”原来，当年王实味、胡风的北大同学中，有两人即王文元（王凡西）和陈清晨（陈其昌），后来成了托派，王实味在上海时都偶然地遇见过他们，有过短暂接触和来往。王实味一到延安，便主动向组织交待过这一事情。现在要把王实味这个“目标”彻底打倒，光凭《野百合花》这篇文章是不够的，于是便抛出了王实味的“历史问题”——托派，“托派分子”帽子一戴，王实味便由同志变成了敌人。结果是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并被长期关押。

最后抛出“历史问题”把斗争对象打倒，这成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和“大批判”运动，特别是“文革”运动中屡试不爽的手段，也成为一种运动“模式”，从作家胡风、丁玲等一直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等，无不如此。其始作俑者，盖为王实味案。

王实味案，当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还起过一点“历史作用”，这就是由此案使中共最高领导者对解放区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估计产生误判，使整风运动一度转入“抢救运动”。

就在揪出王实味不久，中共最高领导人就在一次讲话中说，在中央研究院发现了王实味是托派，他号召大家“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日特、国特等三种人”。不久，中共中央就作出了“审干”的决定。其结果就导致了使整风运动一度转向的“抢救运动”，延安曾经一度“特务如麻，到处都有。”（胡乔木语）好在中共最高领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错误，并制止了“抢救运动”的发展，对受冤者给予甄别平反。然而，由整风运动导致“抢救运动”的起因案件——王实味托派案，却没有得到平反。

1947年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王实味被押着转移，在山西兴县一处山隅里被秘密处死。此事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情，当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他拍了桌子，指着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林老，你还我的人！”当然，林伯渠同此事并没有什么关系（见《杨尚昆回忆录》）。直到建国后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还在念叨这件事：“他（王实味）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在王实味身上发生的文祸冤案，八年后的1955年在他的同学胡风身上又重复出现，而且规模更大，变成了以胡风为首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酿成为建国以来一场最大的文字狱。

有人说胡风罹难，也是由一部文字——《三十万言书》所致。也有人说，决定性的是舒芜的交信行动。实际《三十万言书》只是导火索，“交信”只是定罪所需的“由头”。和王实味不同，胡风罹难有很长的历史原因。

从上世纪30年代“左联”开始，胡风便因和鲁迅的关系、“两个口号”之争，以及“典型问题”、“民族形式”之争等，和中共党内后来掌管文艺的主流派成员观点相左，产生过争论，彼此关系存有芥蒂。以后在重庆、香港，又因为胡风的文艺理论观点——“主观战斗精神”，以及他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过某些看法，于是遭到主流派的几次批判。建国后，因这些分歧，加上条件的变化，文艺主流派变成了文艺当权派，对胡风的批判，更是不断并加剧。胡风和王实味一样，也是一个在观点上“死不改悔”的人，但他毕竟是一个文人书生，他天真地以为最高领袖和党中央在了解了他的观点和情况后，是会支持他的。于是在文友的支持和帮助下，胡风撰写了《三十万言书》，递交给党中央和最高领袖。他在文中详细叙述了他的文艺观点和看法，反驳了论敌对他的批判和攻击，提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建议。

据《陆定一传》（陈清泉等著）转述陆定一的话说：毛泽东对胡风的案子“非常重视，特别是看过胡风30万字的报告以后，更加恼火”。于是，形势急转直下。这时，正缺少一个“草船借箭，只欠东风”的“东风”。于是敏感的舒芜便应运而出，向上面交出了胡风历年来写给他的信件（对于是否叫“交信”，舒芜还有不同看法和解释），并按当局的意图辑成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其中“反党集团”是后来毛泽东所加，舒芜原写为“小集团”），并公布全国。于是，胡风及其文友由同志一下子变成了敌人。以后，随着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又改为“反革命集团”）的公布，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胡风及其“集团”成员全部成了阶下囚。有正式材料说，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78人，涉及两千多人，实际株连者无以计算。

和八年前最后定王实味罪行时一样，最后定胡风及其“集团”罪行的，并不是《三十万言书》之类的文字了，也是“历史问题”，即“反革命历史”。三批材料及其按语说：胡风及其“小集团”已不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为任务的。”

历史的重复还有，和八年前王实味案后搞了一个“审干”和“抢救运动”一样，“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出来后，也使最高领导对建国后的干部队伍和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产生误判，随即在全国干部、知识分子队伍中搞了一次“肃清反革命运动”，党政军机关和文化教育单位相继成立“五人小组”，清查胡风“分子”和“历史反革命”，也搞得“人人过关，个个恐慌”。这不仅使胡风一案株连面更为扩大，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知识分子，而且为不久打出新的“反党集团”（如“丁陈反党集团”）和发动新的更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反右派运动，埋下了伏笔。

酿成这两起文祸冤案的原因是复杂的，远不是一句“文化专制主义”所能概括。有的史家探讨，比如认为当年延安处于日寇、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之下，容易造成夸大敌情，甚至不分敌我而酿成王实味托派案；建国初期敌我斗争状况，也易使最高领导产生“不拿枪的敌人”还在大量活动，从而酿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等等，但笔者认为还有两个原因值得一提。

一个是把文艺学术问题政治化。五四以来的文人知识分子强调“独立人格”，他的学术观点或政见，有一些往往与党的领导人的观点或政策不同，甚至有偏颇还坚持己见。王实味、胡风就是这类知识分子。历史的可悲处在于，王实味、胡风还不是政治敌对者的知识分子，而是自己营垒内的知识分子。王实味是共产党员并去了延安，胡风虽不是党员没有去延安，但也是政治上有名的进步文人。他也服膺共产党的领导和毛泽东思想。他们在和“论敌”论战表述自己观点时，还不断引述毛泽东的话语和观点以证明自己的正确。然而，他们还有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见，并坚持这些观点和政见，不肯轻易放弃。而当时党的领导人往往不能容忍这些“自己人的”学术观点和政见的存在，视之为“错误观点”；又片面夸大它的“政治”作用，把它和自己当时所从事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政治活动相挂钩，使其由文艺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最后用行政甚至专政的手段来加以解决。王实味、胡风两案都是由此酿成。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总结这一教训时说得好：“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做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脚的。”

一个是个人性格因素。王实味的同学和朋友说王实味“孤傲”、“好走极端”，对人“用词尖刻”，“固执己见”等等。这种性格使王实味到延安后，成了延安几个“有名的怪人”之一，和同事、上级关系紧张。这从导致王实味罹难的《野百合花》一文中也可看到，片面、夸大的事实排比，再配以尖刻的言辞，其给领导和读者造成的不好感觉和印象是可想而知的。这种性格又决定他后来的对毛泽东派胡乔木来帮助他、中央研究院开始对他的批判帮助会，一概采取排斥态度，毫不领情，拒不认错。这种性格决定的态度，其政治后果是可以想见的。

这一性格因素，在王实味同学胡风身上也同样存在。鲁迅曾说“胡风耿直，易于招怨”；又说过胡风“神经质，繁琐，以及在理论上的有些拘泥的倾向”的话。胡风的朋友反映胡风文学“派性”强，“热情内涵”但又“嫉恶如仇”，对不喜欢的人“爱冷冷地说几句讽刺话，又是毫不留情的”等等。这在胡风给他的亲密文友的信中就有强烈的表现。这使胡风既得罪了当政者，又得罪了不少文人作家。因此，当政者一旦公布了他的“密信”（虽然是片面摘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便引起了“众怒”，形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这不能不是胡风罹难的一个重要性格原因。

一位智者说“性格决定命运”，信哉斯言。当然，这只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此。因为导致这两起文祸冤案的，主要还是当时客观的社会政治原因。

不过，比起王实味这位老同学来说，胡风还是幸运的。当年胡风看到报上公布说他的“反革命集团”材料和“按语”后，已感到问题的严重，并作了最坏的打算。他曾对路翎说：“我可能被枪毙，而朋友们，你可能是长期徒刑。”然而，胡风其后虽历经苦难，但最终并没有被处死，而是被判了无期徒刑。这要得益于他的老同学王实味被处死后，引起毛泽东的不满和批评，因此规定了对待他这类案犯一般“不杀”的政策。更为幸运的是胡风在被关押二十多年后，终于能1977年得到释放活着出来，并于1980年庆幸地得到初步平反，恢复了他做人的尊严和地位。

这不是胡风比王实味命好，而是中国的政局发生了大变化，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88年胡风在逝世后更获得了彻底平反；他的老同学王实味也在1992年得到了平反昭雪。

2006年第2期 一个宣传了几十年的错误口号　作者：冯东书

在中共“十六大”期间，中央电视台请专家讲解“十六大”精神，在讲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讲了家富才能国强，其中提到一句“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这使我十分感慨。

1961年春天，当时新华社各省分社同时是《人民日报》的记者站，我作为山西分社的农村记者到《人民日报》实习当半年编辑。那时为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让农民热爱人民公社，稿子里常出现“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意思是只有把人民公社办好了，公社社员家才能富裕起来。当时有六个分社的农村记者在《人民日报》农村部实习。我就听到一名分社农村记者向一位农村部副主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话不对。天下哪有大河有水小河才满的事呢？不都是小河有水大河才满的吗？以后不要这样说了。”那位副主任说：“你说得好。”但是以后，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地报纸、广播上，在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在广大农村的群众会上，仍然不断地在向农民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讲起来上口、好记、形象化，说来说去，使它在当年的普及率之高是少有的。它的生命一直持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人民公社在改革中散了伙，才消失掉。但是公开反过来讲“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满”，我是在“十六大”才听到。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这句话，是在1956年全国“合作化”以后，在当时的政治需要下应运而生的，很快就成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的经典比喻。

都没有人看出这是一句常识性的错话吗？当然不是。但是由于它是当时解释公与私之间，农村公有经济和农民之间关系的政治性语言，在一切强调公有化的时期，你非说只有小河有了水大河才能满，那不是在反对党的路线吗？不是说只有农村个体发家致富了，公家才能富吗？这还了得。人们犯不着为这么一句话去冒风险，宁犯常识性的错误，不犯后果严重得多的政治性错误。我记得曾有人想改一下，改成“锅里有了，碗里才会有”，但终因不如原来的话上口、好记，没有扭过来。这也可能和那时人民公社的锅里饭不够吃，锅里没有，有关系。

用这种话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民信吗？农民不信。这句话教育了农民几十年，农民一直要求“包产到户”，压下去冒起来，再压下去，再冒起来，直到硬是人民公社拖垮为止。当时也正因为农民不信，才反反复复地向农民说。过去中国农民最想念的时期是什么时候呢？是土地改革以后，“合作化”以前。他们觉得那是他们的黄金时代。他们有了土地，有了耕畜，可以开始盘算怎么发家致富了。但是自从1951年春山西办起第一批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全国农村统统办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当时叫“合作化”），到1958年农村一阵风都办起规模更大的人民公社（当时叫“公社化”），广大农民的耕地、耕畜都从手里飞走了，归了公。从那以后，农民一直没有感觉到公有化水平越来越高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肚子都吃不饱。河南农民说：“富的穷了，穷的没富起来。”另外，农村有河，农民看到的都是小河里的水流到大河里，大河才满的；没有见过一条大河里的水是倒过来向小河里流的。因此，他们根本不相信我们讲的那个道理，讲一万遍，十万遍，也没用。那时有一个理论，说农民不会自发产生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才行。可是讲“大河有水小河满”这种道理，硬是灌不进农民的脑壳里去。因为它不是真理，是笑话。

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批判彭德怀副总理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之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南组的会上发言说：“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这是关系五亿人口稳定的问题。”（见李锐《回忆庐山会议》一文）朱德的话算是说到农民的心坎上了，农民要是听见了，会举双手拥护。可惜他们听不见，当时朱德说了也不管用。

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就拿常识性的错误道理当真理来没完没了的教育农民几十年，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类似的事可不止这一件。这是个什么问题呢？老百姓会笑我们，外国人会笑我们，历史会笑我们。我们当时做出这种事，不是可悲又可怜吗？

2006年第2期 从陈播的一封信看《苦恋》高层争论　作者：徐庆全

1979年9月出版的《十月》第3期上，发表了白桦写的电影剧本《苦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彭宁据此摄制的电影改名为《太阳和人》，在1980年底完成。

从剧本发表的1979年9月到1981年10月，围绕这部电影持续了两年的争论，并在文坛上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现今留存下来的时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播的一封信（此信为私人所藏，未曾公布），揭示了关于这部电影最初争论的一些情况。现将信转录于下，并结合当事人的回忆及相关材料，略作解释。

陈播致贺敬之、李英敏的信

敬之、英敏同志：

昨接文艺局的同志来电话，询问长影拍摄的《苦恋》的情况，就我了解的向部报告如下：

我们看的文学剧本，是一九七九年五月“长影”印的，还有十月印的分镜头剧本。我是昨天找来看的。分镜头剧本与文学本略有不同。

作者是白桦、彭宁二同志。此片已由厂里决定开拍了。

作者是想写一个在旧中国出身穷苦家庭的青年画家，飘流海外，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到祖国，想献身祖国，受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故事。“苦恋”在剧情中写在他的一生中恋爱生活的苦情，也含意他对祖国热爱而“苦恋”的双关语。

我找了几个看过剧本的同志谈。认为：

一、这个剧本想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剧中不仅写了对画家晨光一家的迫害，还有对诗人、教授的迫害，逼迫他们过原始人野人的生活，只能长期隐藏湖荡吃生鱼、鸟蛋为生。写了画家一生，热爱祖国、忠贞不渝、坚强不屈的性格。从这点说来，有一定意义。

二、作者在探索“电影诗”，追求电影所表达的一种新的样式和风格，这种想法也是好的。

三、作者想通过艺术形象隐藏着自己的倾向，而不是说出来的，这种艺术探索是可取的。

四、对于剧本有以下几点看法：

1.整个剧本的构思与艺术形象的表现，使人感到在影片拍成后是悲怆的情调，这个剧本没有反映出“四人帮”横行前，党对于知识分子总还是重视的，（虽然有“反右”扩大化的问题），归国华侨中有许多人、许多知识分子是受到重用，也发挥了他们的为祖国服务的才能。这个分镜头剧本在结尾，写了晨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在雪地里爬行，寻找他的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是在一个大问号的那一个点儿上冷却了身体，他用两手尽量向天空伸去，两眼睁着……这和文学剧本开头引了屈原的《天问》篇的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相呼应的，这样表现是不好的，使人感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晨光却死去了，是为什么？没有解答，令人难以理解。

2.这个剧本大写雁在天空写成人字，从开头贯穿到晨光的死去，最后结尾是“一枝芦苇在风中晃动着，坚强地挺立着……”这种寓意是很含蓄的，放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晨光死去了再现的，更加深了对死的渲染，这种手法也是值得深思和推敲的。

3.整个剧本所描写的，由于采用“电影诗”的手法，对于年代、时间，虽有所表现，但是，有许多使人看不明白，如晨光到天安门前贴一张屈原《天问》的画，背景是“白花山，白花海……”只能使人联想“四·五”事件；粉碎“四人帮”前后也是分不清的，还有一些其他情节不一一说了。

4.据说长影对这个剧本，有不同意见，导演彭宁同志曾将拍过的两本样片，请夏衍同志看，夏衍同志因看其他影片，稍看了样片，夏衍同志说，我未看过剧本，不好发表意见。（看过样片的人认为，样片的调子低沉，主人公晨光是在雪中爬行，最后死掉，脚手朝天，有人打了火把来找他）。

最近文化部即将举行优秀影片授奖大会，我们想将各厂来的领导同志留几天，专门将这一类剧本讨论一下。看作如何处理为好。

陈播

4月24日

中宣部意见：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

根据《苦恋》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却没有看过的电影，介绍这部片子，还得根据文学剧本《苦恋》。

剧本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遭遇。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虽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生活上也处处得到人的照顾。青年时，被国民党抓壮丁，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相爱。后来，凌晨光因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被特务追捕，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享受着有别墅、汽车、画室的豪华生活；绿娘也来到美洲，有情人终成眷属。祖国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之时，他们的女儿降生了，并取名为“星星”。回到祖国享受了短暂的快乐时光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凌晨光一家的命运，如同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堕入谷底：全家人被赶到没有窗户的昏暗斗室。在凌晨光生日那天，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已经不能容身了，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藏身芦苇荡，成为一个靠生鱼、老鼠粮生活的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早在电影剧本发表后，就引起了文艺界的争论，也引起了中宣部的注意。时任中宣部部长的王任重听到这些争论后，给文化部主管电影工作的王阑西副部长和陈播写了信，要求他们关注这部影片的情况。陈播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

王任重先是听到有人向他反映情况，等看过样片后，他给王阑西同志和我写了一封信，说到正在拍摄的这个片子的问题，要我们关注。我把样片调来看了，果然像王任重所说的一样，我们就很重视。（2002年7月10日采访陈播记录。以下所引陈播的回忆均源于这次采访，不再注明。）

陈播的这封信，是就王任重的询问，给当时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的贺敬之和副局长李英敏的答复。

4月28日，贺敬之将陈播的信转给王任重：

任重同志：关于影片《苦恋》的情况，文化部电影局的陈播同志写了这个情况和他们处理的意见。我建议你、周扬同志和我们一起调看一下这部影片的样片。可否？请批示。

当天，王任重批示说：

敬之转周扬同志，这部片子我看不要演，如看也可以看一下，请夏衍同志也看看。

5月17日，周扬让秘书露菲转告贺敬之的秘书张作光：调《苦恋》看一次，看时要把夏衍请上。

周扬等人什么时候看的样片，没有材料。5月21日，王任重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一起看了样片，“大家都反对拍这部电影”，但是，显然也有人提出了修改后拍摄的意见。所以，王任重告诉王阑西和陈播，“修改不好电影剧本，就不要拍。”（1981年8月25日王任重致周巍峙的信）

修改过程中的争论

根据这样的意见，文化部电影局便开始组织修改这部影片。陈播回忆说：

我们专门研究了剧本和分镜头剧本，帮助导演分析剧本中所存在的问题，说服他进行改动。导演彭宁思想不通，但口头答应改。为了能修改好电影，我们让丁峤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把我们的意见转达给长影，让长影修改，并要求他们拿出书面的修改意见，报文化部。长影接受我们的意见，写出了修改意见给我们。我看到他们的修改意见后，又报中宣部。中宣部同意按照修改意见拍摄。

可是影片完成送来审查时，我们发现，基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只是将结尾凌晨光趴在大问号上改掉了。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时，白桦、彭宁也在。他们让我马上表态。我说：现在我不好表态，因为你们没有按照修改意见修改。我还要报告中宣部，报告王任重同志。

王任重同志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很慎重。他提议，请中央党校和军队的同志们来看看，王任重同志的意思是，让这两部分观众来说服白桦，对影片进行修改。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又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寻求支持，看影片的有七百多人，还有外国人。看过的人都说好，感觉是在替知识分子说话。

影协的林杉同志对这部片子很看好，他召集了一个座谈会，大概是在1981年1月份，要我去参加。我当然不便参加。中宣部文艺处的一位女同志去了。她回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也向我讲述了座谈会的情况。座谈会上都说好，这就造成了一种声势。这样，这部片子就不但是送审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文艺界关注的问题了。

陈播所讲的白桦和彭宁找电影家协会的事，林杉在1981年8月召开“首都部分文艺家学习小平、耀邦同志关于思想战线问题重要指示的座谈会”——为叙述简便，简称“思想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也谈到，可与陈播的讲述相印证：

电影剧本《苦恋》在刊物上发表后，未引起影协一些同志的重视。影片《太阳和人》的样片，电影局审检后，按惯例为中国电影家协会放映了一场。后来按白桦、彭宁的要求，又加映了一场。这一次白、彭还邀请了一些外国人来看，事先我不知道。放映后，《大众电影》编辑部应白、彭的要求，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开会那一天，编辑部通知我去主持。会议中途，我有事退席了。后来得知，会上除了一两位同志委婉地从政治上指出影片的问题外，其他发言大多是肯定这部影片的；又听说白桦即席赋诗并朗诵，对大家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当时并未引起注意，而是认为对一部影片可自由讨论，各抒己见，看不到一片叫好声是当前社会思潮的反映，因而没有采取补救措施。后来才知道，白桦、彭宁利用这个座谈会对影片的支持，到处宣扬，并向电影局施加压力。（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原《电影艺术》的副主编罗艺军，对陈播所提到的中宣部有人参加会议也有印象。他告诉我：

我记得中宣部文艺局参加会议的是两个同志，一男一女。女的我记不清是谁了，男的是梁光第。我在会上有一个支持这部片子的发言。散会时，梁光第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谈及我的发言，还是表示支持的态度。（2003年1月26日采访罗艺军记录。以下所引罗艺军的回忆，均源于此次采访记录，不再注明）

关于这次座谈会的情况，我曾想方设法想找到会议记录，但是没有成功。这里，只能引用陈荒煤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中对此次会议的介绍：

最近，我重新看了《大众电影》编辑部去年底、今年初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材料，很吃惊。参加座谈会的，有我们电影界的评论家，比较优秀的导演和写过很多好剧本的编剧。尽管会上对这《苦恋》有两种不同的分析，但不少同志对影片作非常肯定的支持和表扬。如，有同志说：这部影片“在思想上是振聋发聩”，“艺术上是标新立异”。有的导演讲：粉碎四人帮后，这是一部最新最完整的影片。有的编辑说：凌晨光就是影片编导者的形象。如果不是强烈的热爱祖国，写不出这样的作品；影片的编导像凌晨光，像屈原一样爱国。有的评论家说：画家的悲剧命运，牵涉到“四人帮”的罪恶，领袖的错误，群众的愚昧，人的异化等问题。有的人赞扬影片用大雁把“人”字写在天上是“诗化的主题”，就是要恢复人的尊严，艺术的尊严。一位导演说：影片的结局改变了凌晨光作为一个大问号趴在地上这一幕，很可惜。他责问：我国出现了这场大灾难，难道连划一个问号都不可以吗？一位评论家说：影片的主题是人性的召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待画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导演彭宁同志说：一般影片都出单主题，而这部影片是多主题——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歌颂对祖国和中华民族的一代苦恋者，歌颂他们的向心力和凝聚性；要从这一代人的悲剧中找出历史的教训，使这些历史不再重演；歌颂人的尊严、生命、自由、价值和奋斗；反对现代个人迷信。白桦同志说：这部影片是他写电影以来和他原来的文学设想最接近的影片，是他看自己的影片第一次流泪的，有好像看到了自己生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那种感受；影片写的是艺术家短暂的一生，而意图是概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反映人和历史的关系。他还说：开始创作这个剧本时，他就想到我国伟大的诗人屈原，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都是九死未悔的。他引用了《离骚》的话：“亦余心至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九死未悔”，很深刻、很形象地反映了我们的肝胆；凌晨光命运的客观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见《会议简报·陈荒煤发言记录》）

在陈荒煤讲话的8月21日，已是对《太阳和人》口诛笔伐的时候，陈荒煤对这次座谈会的介绍，当然是作为对这部影片批评的材料依据来看。

《太阳和人》为更多的人所观看，是在1981年1月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两家杂志联合召开的“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这次会议是在1月5日召开的，地点在北京体育学院的留学生楼。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的罗艺军谈及了有关情况：

这次会议邀请电影界编剧、导演、评论工作者为主的一百多人参加，会期两周。之所以选择新年伊始为会期，基于两个因素：一、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观摩1980年的部分较好的新片，从评论具体作品再归纳出一些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头年底正是影片杀青之际，年初开会正逢其时。二、在生产第一线的导演艺术家，往往在年初处于旧作完成，新作尚未上马之际，正好有一段空闲能够与会。

会议的前半截气氛开朗而活跃。许多多年来未能谋面的朋友，互诉衷肠。对影片的讨论，是自由论坛，求同存异。会议主旨标明“民主、争鸣、团结”，由于大家刚刚从“文革”及其后的两个“凡是”的阴影走过来，因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左”倾向。谢晋带来他的新作《天云山传奇》，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谢晋介绍，影片正在送审，前途未卜。因为有一种意见认为影片“美化右派，丑化党的领导”。在这个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支持谢晋，认为《天云山传奇》是一部佳作。

参加会议的白桦和彭宁带来了电影《太阳和人》。在会上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引起重大分歧。多数人对《太阳和人》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态度，有的给予很高赞扬，认为影片深刻地批判了现代个人迷信，并真实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我当时任《电影艺术》副主编，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也作了一个基本肯定性的发言，认为影片在美学上有突破。当然这纯属个人意见。

这次会议虽由两个杂志出面，实际上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主持的。代理影协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林杉及另外的几个书记处成员，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这次会议也受到上级领导的关注，林杉同志和我每隔两三天都要赴周扬同志寓所，向他汇报会议的动向。

在这次座谈会“一直坐镇并起决策作用”的代理影协第一书记的林杉（影协第一书记袁文殊因病住院），曾有一个肯定该片的发言。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8月24日，他在检讨中谈到发言的内容：

我在发言中曾肯定该片，认为它是80年的好影片之一。发言时，我虽声明不代表影协，但仍造成影协支持该片的印象。这一点我应检讨。事实上，影协领导核心未讨论过该片，也未取得一致认识，有些主要领导同志对它也持否定态度。我的发言实际上给了这部影片支持，我承担责任。至于有的同志说这个座谈会为了掩护《太阳和人》，有意推出另一些影片加以批评，这个情况不存在。

我当时之所以肯定该片，首先是从艺术上引起的。最初的印象，是影片有点精雕细刻，与一些粗制滥造的不同，又错误地认为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不能用现实主义手法去规范它；还认为它是一部意念电影，固然不是我们应该提倡的创作方法，但可有一席之地。在影片的内容上，又错误地认为它是反映现实的，只是反映得不够准确。因此，没有很好地去考虑影片的社会效果如何。（见《会议简报.林杉发言记录》）

在这次检讨发言中，林杉还透露，影协“党的领导小组五位成员中，三位对《太阳和人》一直是持否定态度的”。同罗艺军的印象一样，林杉也认为，“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上，多数同志肯定该片，有的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会出现一边倒现象”，“经做工作，才有一位珠影的同志发言，基本否定该片”。

为什么在“一边倒”的情况下，还要“经做工作”让人说出不同意见呢？罗艺军告诉我：

会议上确有一些对影片持批判态度的人，可一发表意见就被赞扬派的人打断，形成一边倒的趋向。这里的原因有会议的气氛问题，但更主要的是白桦和彭宁的态度。白桦和彭宁对这部片子是下了功夫的，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珍惜。他们也都属于狂放的人。在片子放映后，有人也说出过不同意见，但是，在白桦和彭宁看来，这就像说他们的孩子不好一样，他们不大能接受。换句话说，给影片提出意见的同志是少数，往往会受到白桦和彭宁以及与会者的反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觉得这和会议的主旨“民主、争鸣、团结”不合。为此，我们还去说服动员持批判态度的人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可无人愿意再充当这种角色。

到了会议的后期，人们听到了对《苦恋》要批判的传闻。因此，主持会议的人似乎有些手足无措了。罗艺军回忆说：

在会议的后半段，已经有传闻说要批判《苦恋》了。这样，会议的气氛就明显地不好了。按照原定会期，还有五六天才结束，我们主持会议的人，似乎不知道怎样收场了。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林杉同志和我几次到周扬同志那儿去，汇报会议的情况，希望周扬同志能给予指导。可是，周扬同志只听汇报，并不表明态度，对《苦恋》这部片子，我记得他也没有明确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这样，会议就虎头蛇尾地收场了。

会后影协内部进行总结，有人追究《太阳和人》事件责任，疾言厉我，气氛森严，颇有点又要开展一场反右运动的味道。林杉同志未在大会上发过言，总结会上却表示他要承担这个事件的全部责任。我对这位在多次政治运动中挨整的老剧作家勇于承担责任的表态，肃然起敬。如果说这个事件果真是一个重大政治错误的话，别的人且不论，我至少也应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幸而时代已进入新时期，《苦恋》事件并未发展成一次反右的政治运动，我们也就蒙混过关了。

这样，正像陈播所言，这部片子就不单单是个送审的问题了。如何处理？陈播回忆说：

在这种情况下，中宣部和文化部就更加慎重。这时，文化部是周巍峙同志任代部长，他接手处理这件事。他认为，这部片子是有错误的，我们电影局的意见是对的。另一方面，根据王任重同志的意见，他强调，对这部片子要民主，要修改。

当时，我们担心白桦和彭宁不尊重我们的意见，特意请了陈荒煤、司徒慧敏等电影专家，我们一起与彭宁谈话，谈修改意见。

尽管有电影专家出面，白桦和彭宁还是希望影片不要修改了。面对着一方面是一片叫好声，另一方面是文化部要求继续修改的局面，白桦想到要让中央高层领导看看这部片子。他找到了胡耀邦：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晚，我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

不过，尽管胡耀邦拒绝了白桦的要求，但在社会上对这部片子沸沸扬扬的时候，还是保持了一种冷静的态度。白桦在《我所见到的胡耀邦》一文中写道：

已故的中央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白桦：《我所见到的胡耀邦》，载《怀念胡耀邦》第3集，香港亚太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21页）

文艺界领导层之间的分歧

在这“沸沸扬扬”的时刻，文艺界领导层之间对《苦恋》的看法也产生了分歧。

1981年2月14日，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的刘白羽致信周扬、王任重，“建议在文艺界党员学习大会上放映‘太阳和人’，联系实际，进行讨论”。（1981年2月14日，刘白羽致周扬、王任重信）

周扬、张光年、夏衍、陈荒煤等人，与王任重的意见一样，不枪毙影片，促使作者修改。林默涵和刘白羽虽同意这样的意见，但仍有自己的看法——张光年有生动的记载：

（1981年）2月23日，上午到周扬家开碰头会，着重谈了白桦的电影《太阳和人》修改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白羽、默涵咄咄逼人，碰得夏衍老头气恼不置。（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从这则日记可看出，在当时，最起码是意识形态领导部门中的部分领导，对于处理“《苦恋》问题”是相当慎重的，而且，对于《苦恋》的“修改”（即“挽救”）已经基本“取得一致意见”，但是，从张光年笔下刘白羽、林默涵两同志“咄咄逼人”的表现来看，刘、林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或者说不愿就此罢休。刘白羽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领导，这也是稍后的“《苦恋》风波”最先起于《解放军报》的重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苦恋》的作者白桦是部队作家——武汉军区，这也使得《解放军报》对于他的批评“师出有名”。

在此前后，主持编辑《时代的报告》的黄钢等人，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写成报告，送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中纪委介入。中纪委接到报告后，在中纪委第三次会议上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思想问题座谈会”上，苏一平讲话中提到此事：

中纪委对此片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个同志说：现在电影、小说就是两个题材，一是爱情，一是反右派和“文革”问题，看了以后悲悲惨惨，不能鼓舞和激发人的积极性。这是自己人和自己人对着干，自己拆自己的台，哪天垮台了，宣传部门有责任。他们认为《太阳和人》是否定三十年，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是一部很坏的影片，不应公映，必须进行批判。（见《会议简报·苏一平发言记录》）

中纪委讨论后，对此事的处理也是很慎重的。中纪委打电话给中宣部，询问是否要中纪委出面来处理。王任重征求周扬的意见。周扬则召集一个小会讨论。张光年记载说：

3月2日，上午到周扬处参加核心组例会，……黄钢借《太阳和人》电影事件向中纪委写报告，要求调查出笼经过，追查支持者。周扬在会上征求意见，默涵支持黄钢，贺赞成调查，陈荒煤和我表示反对，夏衍、赵寻、陆石等也不赞成作为违纪事件处理。我第一次同默涵公开争执。（张光年：《文坛回春实录》（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26页）

尽管有林默涵同志对黄钢举动的赞成，但会议还是认为，中纪委不应介入此事。随后，王任重根据周扬等人的意见回复中纪委：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但是，到了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却发表了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对这部电影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此后，关于这部电影的争论也推向社会，并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2006年第2期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现代法理评析　作者：胡铁民　黎映桃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江西、四川、贵州、湖南等省连发教案，而天津教案因死人之多，闹事之大，尤为引人注目。中兴名臣曾国藩，时任直隶总督，因天津教案，清廷令曾氏驻节天津，悉心专理。该案事关多国主权，涉及清朝督、抚、道、府、县数级官员和方圆百里地方百姓，尤其是当时还存在国内士大夫阶层和民众爱国排教情绪高涨的实际情况。这些特征均表明了天津教案的错综复杂与纷纭莫测。但此案经曾国藩困心横虑，努力弥逢，终被办结且成为历史的陈迹，而曾氏办理天津教案的是非成败及所反映出来的法理问题，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思考。

一、基本案情及关键争端介说

同治九年，法国在天津海河北岸的狮子林桥边建立望海楼教堂。这年夏天，因当地百姓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同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犹如“一颗开花炮弹”激起了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

教案发生后，法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慈禧急速派老成持重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教案。此后一个月时间内，法国代表同直隶总督曾国藩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原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氏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虽然后来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曾氏作了部分变通，但曾国藩却从此案办结之日起就因被国人责骂而名毁津门。

二、本案法理的现代评析

l、从具体案情看天津教案的性质与是非曲直。本案有诸多特殊之处：事关教民相争，教堂教士为百姓所围攻，是为教案；事关中法相争，乃至中、俄、德等国的外交争端，是为涉外案；事关杀人、伤人及打砸焚烧教堂，是为刑案；本案含丰大业在内，打死外国传教士20余人，烧毁财产价值巨大，引发严重外交争端，为通天大案；涉案人员有乡民数百人，且乡民为自发行动，恰如现代所言群体性事件。因此，天津教案是一起有着许多特殊属性的特别重大的刑事案件，它因自身带有浓厚的政治、外交色彩而无疑变得复杂难办。

在今天看来，就事论事与以案说案，有两点可以分析：一是百姓因怀疑法国教堂有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罪行，而围攻教堂、骚扰传教士是说不过去的。因为仅是怀疑不能作为判断定性的依据，曾国藩也认为，“于情于理，洋人都没有必要这么做”。而事实上，曾氏抵天津后，即派人对此传闻进行调查，“查来查去并无确证”。二是丰大业开枪打死人固然有罪，他的责任自然有清廷与法国交涉而被予以追究，村民无权自治其罪，甚而毁国旗、烧教堂、打死20多人，致使后果极其严重，则更是百姓义举行为的局限。但从更深层次看来，法国对清朝的侵略与掠夺是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入手的，传教士的活动就是一种重要的方式，它构成了实质意义上的非正义。教民与百姓之间的争端处置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构成了形式意义上的非正义。这些非正义因素集结在一起转化成一种正义对非正义的强烈清算。从这点意义上讲，清王朝那样众多的士大夫和当时的国人鼓呼“宁和法国开战”也不能答应法国的非分条件就不难使人理解了。

2、从办案过程看传统士大夫操守和法观念。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以“仁爱礼义”持身，讲究经世致用。他的很多传统士大夫的操行在办理此案中时有体现。（1）爱国拒强。法国公使上门交涉时粗暴地宣称：“敞国上下震怒万分”，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他甚而想，法国强行在中国传播他们的教义是“可恨”的，朝廷应该借此机会，将侵略者“统统逐出国门”，真正实现“御强敌于国门之外”。（2）尽忠职守。赴天津办案前，曾氏染病在身，在圣旨下达的当天，他还让李鸿章帮他运来建昌花板木材，为其准备后事之用。在幕僚劝说他称病请辞时，他说：“我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能不管吗?”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决心向林则徐学习，力疾受命。（3）体恤下情。曾氏到津后，并未高居督抚位上，在天津各界士民要求见他时，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他一方面为百姓的行动寻找正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地方官面临压力时，他好言宽抚他们，更是拒不同意法国代表提出的“严惩地方官员、杀官抵命”的要求，在天津地方官因此案被革职后，他还动员僚属私人出资，安抚官员家小。他亲自为这些“罪官”送行，并沉痛地表示：“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疚意”，“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曲，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

透过曾氏浓浓的士大夫礼义操守，还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办理此案的法观念：（1）讲究公正。曾氏在接见天津士民时，曾当众大声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在法国代表要求诛杀天津道台、知府、县令时，他坚持认为：“命官犯法，自有朝廷处置”，他表示应“交部议处”，否则，“大损朝廷尊严、更于国法不合”。在慈禧要他“多杀几个凶手”时，他认为应以查案结果为依据而不能事先预定杀人多少。（2）注重调查。这几乎是曾氏办案的一个惯用办法，在唐浩明全篇作品中，描写了曾氏多次亲历亲为调查案情。他有时微服私访，有时坐堂问讯，注意对案情作细致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办理此案时，曾氏“趁着人少的时候去踏勘闹事的现场，询问育婴堂内的孤儿”，对知情的百姓进行走访，他表示：“不可再听市井议论了，要按自己已定的方针办。”他在现场附近的寺庙中整日整夜地与调查回来的幕僚交换意见，其注重调查的观念可见一斑。（3）警惕会党。曾氏总认为会党的力量很大，破坏也最大，这一点他比其他官僚看得更准确、更深刻。会党对政权构成危胁的教训对作为镇压行家的前湘军统帅现直隶总督来说，简直是太熟悉了。他在历次办案时都留心对会党的发现与清除。当他在本案中发现被调查的对象有“水火会”的成员时，就抛开了办理教案本身的要求，提出要“借个机会，将它取缔”。这种现代社会看来类似危害国家安全的会党活动，在曾氏的法眼里是重中之重。

3、从案件的结局看封建刑事司法的局限。天津教案以严惩天津地方官员（在曾的力主下未被抵命）、处死直接闹事的百姓8名、修复法国教堂和赔款白银50万两为代价终被平息。在当时办案的曾国藩看来，这也许是最恰当的处置方式，但从当代法理角度考察，即可发现清朝刑事司法的局限。

（1）历史的局限。由于清朝发生教案的当时，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清朝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的削损。对于两国之间的冲突和争端，一则缺少共同的国际法作准则，二则既使在有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在两国国力明显不对等时，平等地按规则处理涉外案件，简直是一句空话。本案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教训是深刻的，教训是国家不强大。”当时法国陈兵津卫，以“即行开战”为要挟，清廷害怕了，屈服了，只能答应法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将当时的刑事司法附属在外交强权的门下，使刑事司法完全背离其原则要求而剥夺国内民众的不应被剥夺的利益。这正应证了现代人权保护是以国家主权为前提的法理结论。没有或缺少国家主权的国家，其国内民众也就没有或缺少人权。这种由于国家主权的不完整而使民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事实在清王朝的后期历史中，简直是最常见不过的。

（2）现实的局限。在清廷的当时观念中，并不存在“严格依法办案”的意图。清廷当时没有派出专职的刑事司法官员主持或辅助办案。慈禧考虑办案官员的人选时，也是以“老成持重”与“顾全大局”为标准，据此派出的可以“宽洋人之心”的“重臣”，当然首推节制天津的最高行政官员即直隶总督曾国藩。最有意思的是，清廷自王公大臣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认为办理天津教案的关键不在于刑事司法，而在于外交斡旋。并且，正因为当时司法依附于行政的现实状态，刑事司法的独立性无法彰显。即便是多次表示“秉公办案”和“勤勉为政”的曾氏其人，其办案过程也免不了因缺少刑事司法的技能和切实可行的规则而显得毫无程序可言。甚至“擅权夺情”，生出严重背离今天的刑事司法理念的“为多杀几人，而用其他案犯替代”的司法舞弊行为来，这不能不说是对清廷刑事司法的一个讽刺。

4、从法、情、势冲突看曾国藩的人物悲剧。在《曾国藩》一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对主要人物曾国藩进行了刻画，在天津教案的写法上，着重突出了曾国藩的人物悲剧色彩。

曾氏的天津之行是近乎悲壮的。他在同一天收到了为自己做棺材的建昌花板和皇上的圣旨，他联想并预感“此去津门，有去无回”。在尽忠王事与畏惧艰难的冲突中，他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曾氏在办案过程中，力主“不能将地方官员抵命”，但导致了法方坚船利炮和清廷的训斥的威压，在多重法、情、势冲突面前，曾氏左右为难，最终公正、人情、国法只能向“形势”屈服，这给曾国藩的良心造成极大的痛苦。他多次表示“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曾氏和当时国内民众及朝廷的士大夫普遍排教拒外一样，也有爱国的激情并讲究民族的自尊，也有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言行。在国力严重悬殊，“战争即将爆发”的双重冲突面前，曾氏异常悲愤，是坚持自己的办案主张，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是为“使国家和民族免遭战火”而向法方屈服，在两难选择的狭缝中挣扎的曾国藩的人物悲剧色彩因此而愈加明显。

曾国藩是一个功勋盖世而又恪守儒家正统经义的精英高级官僚，他平素以“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因而自律颇严，自视颇高，一直渴望有较好的官声民望。特别是赴津之前，他即以平定“洪杨之乱”的奇功被赞誉于当世，而天津教案的办结使当时举国上下一片沸腾，人们咒骂他出卖国权，堪为民族败类，他时常感到“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及至于对被扩大化处死的百姓家庭进行补偿和对被误伤的百姓进行周济后，他“心灵深处才觉得好受些”。天津教案无论是情、形还是法、势在诸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要解决这些冲突就不得不扭曲自我。从办理此案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自明且必然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名毁津门的事实成为曾国藩内奉操守、外薄清名的一生中的最大的遗憾。

2006年第2期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符合当时中央的战略部署　作者：王辅一　李维民

2005年第4期《炎黄春秋》发表的署名王人广的文章《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对于我们所写的《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提出不同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新四军军部去皖南前有请示，到皖南后有汇报，中央并未提出异议

《王文》认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不是中央的战略部署，“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王文》全文引用了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康生、陈云《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长江局（陈、周、项、博、叶）的电报后说：“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又说：“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涵义。”我们认为，《王文》这个结论与事实恰好相反。上述电报显然是首先考虑了新四军组成后如何展开和部署而提出的，电报中明确提出“苏浙皖赣边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这两个支队占了新四军部队的一多半。在此之前，中央在10月1日电报中曾指出：“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是十分重视他们。……我们应采取下列步骤，达到保存这些支点。”在与国民党谈判新四军编组问题时，国民党当局曾想把新四军调到山西前线去，而我党中央则“以新四军参加东南作战，不北调”为主要条件。后来经过“折冲结果行动地区是在江南”。12月30日毛等提出的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建议，并不包括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即江北的第五战区和江南的第九战区的100多个师、百余万人），只限于建议在武汉外围地区设立两个主要军区和几个辅助军区，两个主要军区不过“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在这些外围地区，显然我军是重要的力量，这个建议与上述保持我党在南方战略支点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当时新四军去皖南集中，不是项英个人的决定。关于新四军军部的驻地，1937年11月8日毛泽东提出：“军部第一步设南昌”。如果说向敌后发展，南昌比皖南离敌后还要远，去皖南已向北前进了一步。当时，日军正气势汹汹地向南推进，如果继续南下，皖南也就成了敌后。后来因为华北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迟滞了日军南进的步伐，这在当时是难以预测的。1938年1月14日，项英请示中共中央和长江局，提出准备“集中部队，向皖南休宁、徽州一带集中”。15日，长江局复电项英并告中共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项英和长江局的两个电报，中央都会收到，新四军军部直到4月4日才离开南昌，在这两个多月内，中央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2月27日，叶挺将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向皖南开进的情况电告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项英也发过几个电报向中央报告部队情况，毛泽东和中央均未对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有任何异议。就是皖南事变后批判项英时，也没有说军部当初设在皖南是错误。

项英参与制定并贯彻执行了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方针

《王文》指责项英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实际上，项英不但参与制定了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1938年2月14日，项英、陈毅在南昌联名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编组后，不应全部集结岩寺，应尽量前伸，向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配置。这是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最早构想。《王文》在引毛泽东2月15日复项英、陈毅电中，只讲毛泽东提出要向苏南敌后发展，却将第一句话“同意（项英、陈毅）14日电的行动原则”故意不提。4月初，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大部进入皖南后，不到一个月，就走出了向敌后发展的第一步。项英与军领导人一起，从第一、二、三支队抽调侦察分队和部分干部组成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28日出发，挺进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第二天，项英向毛泽东和长江局报告：“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6月4日，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我一支（队）全部已入敌区，正向溧水、天王寺方向前进。”第二支队也于六七月间分路进至苏南，到1938年底，初步建成了苏南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第四支队于5月进至皖中开展游击战争；第三支队于7月中旬进至皖南南陵北面的西河镇一带抗击进犯之敌，后转到铜陵、繁昌沿江一带抗敌。11月17日，项英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向北发展的精神，派张云逸参谋长率军部特务营和一批干部，由皖南赴江北无为地区，加强江北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2月，周恩来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与军领导人商定并经中央批准的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第一句是“向南巩固”，就是说，不是放弃皖南，而是首先巩固皖南，同时向东作战，向北发展。从1939年3月下旬起，项英与叶挺一起，报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加强江北的工作，包括：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兼任指挥，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统一指挥第四支队、第五支队及江北游击纵队。后又派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去江北皖中。7月，项英在云岭与陈毅约见管文蔚，确定将管部上升为主力，为由苏南向苏北发展作准备。8月，向中央和军委建议，鉴于张鼎丞已赴延安，第一、二支队统一由陈毅指挥。11月7日，第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11月中旬和12月初又将第四团主力（旋即改为苏皖支队）和以第六团为骨干的挺进纵队派往江北，在扬州一带开展抗日斗争。江北、江南指挥部的成立，表明了新四军初步完成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

1940年1月14日，项英在云岭召开军分会、东南局联席会议，认为“江南应大力争取苏北，来配合江北与华北打成一片，在战略上力争华中优势”。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建议发展苏南东路（指江阴到无锡公路以东、宁沪铁路以北地区），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3月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要他带一批团、营干部，将苏南东路的抗日武装统一编组，到当年10月发展到3000余人。同年夏，项英要军部战地服务团大部去苏南随陈毅北渡，又派东南局青年部长陈丕显带一批干部前往，协助陈毅开展苏北地方工作。至1940年底，新四军由1938年4月编组时的10329人，发展到88744人，歼敌顽9万人，在苏南、苏中、皖中、皖东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以上事实说明，项英不仅参与制定了向北、向敌后发展的方针，而且贯彻执行了这一方针。对此，中央曾多次给予肯定。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项英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指出：“新四军的领导同志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阵地上，锻炼出坚持党的路线至死不屈的党的坚强干部，保存着各个游击区域艰苦卓越的武装骨干，发扬着布尔塞维克英勇奋斗的光荣传统，为党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一支抗战前线上铁的新四军。在抗战两年中，新四军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阵地，开展了敌后游击战争，给了敌人无数次的损伤，破坏了敌人无数次的‘扫荡’，并且正打击着敌人以战养战的新政策，为大江南北沦陷区域的群众指出一个光明的奋斗目标，与新四军一起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大江南北的游击根据地，以争取长期抗战的胜利。这是你们的成功，这是新四军党的领导的正确。”新四军在皖南期间取得的业绩，与项英的辛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新四军军部未及时撤离皖南，责任不在项英一人

《王文》说：“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而项英强调困难丧失了转移时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1940年春季之前，中央从未提出过新四军军部撤离皖南的问题。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陈毅猛烈发展苏北，……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建立政权，力求扩军。”

1940年4月23日，项英在转报陈毅、粟裕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项英赞成军部移至苏南。5月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但《王文》却把中央书记处复电中要求项英“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的重要内容删掉了。实际上，党中央既同意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移至苏南，同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且还要发展皖南。

5月28日，项英、袁国平向中央报告：军部将率第一、三团东移；留第五团在皖南。此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方面坚持以新四军江北部队南调为先决条件，为东移设置障碍，致使皖南军部和主力东移的问题被延搁下来。《王文》引用7月12日毛泽东同朱德、王稼祥的电报：“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然后引用项英的电报：“据上饶谈判结果，暂不可能取得合法东移。目前的布置和计划，应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阵地，准备独立斗争。”《王文》由此断言：“这样，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丧失了转移时机，并使自己陷入受袭击的危险境地。”把责任完全推给了项英。

应当指出，国民党与新四军的关系，在皖南事变前、后是截然不同的。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受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饷弹也由他们供给，行动受到限制。1940年11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致项英电也说：“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只好留皖南。”这个电报说明，当时中央并未要军部不顾一切从皖南撤离，也说明当时皖南情况复杂，并非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方面发出“皓电”，要新四军北移，到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其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为什么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这是问题的关键。

1940年11月9日，为答复国民党方面“皓电”，毛泽东起草的 “佳电”中宣布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叶挺去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国民党汤恩伯、覃连芳两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国民党方面“如汤（恩伯）东进则战事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11月15日，毛泽东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讲道：“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12月1日，中央致电周恩来、叶剑英的电中还讲道：“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

从以上各电可以看出，毛泽东讲的皖南部队“北移”是有条件的，条件不满足不走。但是，蒋介石在我军取得黄桥战役胜利后，即策划了进攻新四军的阴谋，制定出《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不可能再给我军饷弹。当时中央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和决策的某些失误，正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所说：“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一度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北移的主张。”直到12月18日，从延安发出的以朱、彭、叶、项名义致重庆周、叶转国民党方面的电报还提出：“近日东京及南京广播，已宣传新四军移动事，因此移动必有周密之准备，否则有被敌伪阻碍不能通过长江南北多道封锁线之虞，……又移动之前请求对饷弹予以补给，现尚未全领到，故请转陈委座，展缓移动时间至明春二月半，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德等保证全部离开皖南现地，不留一兵一卒。”这是新四军军部未能及时转移的主要原因，因而把责任完全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

2006年第2期 笃好文艺的皇帝多败国　作者：官伟勋

历史上，凡笃好文艺并有卓越成就的皇帝（包括一些没正式当上皇帝但几乎当上皇帝的），不仅政绩都不佳，而且大都弄得国破身亡“不得血食”。

汉灵帝刘宏，“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召纳许多“能为文赋”擅长“尺牍及工书鸟篆者”，并待制鸿都门下，“无行趋势之徒”（一些品行不端趋炎附势的家伙），“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这位汉灵帝，因为好文，所以也特会玩，“列肆于后宫，使诸采女贩卖，更相盗窃争斗”。他自己则“著商贾服，从之饮宴为乐，又于西园弄狗，著进贤冠，带绶。又驾四驴，躬自操辔。”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京师转相仿效，驴价遂与马齐。”在他统治时期，宦官专政，党锢之祸复起。因国库空虚，为了弄钱，公开标价卖官。不够，又把天下田亩增税十钱，兴师动众，大修宫室，终于激发了黄巾起义。东汉之亡已无可避免。

东晋末，刘毅与刘裕争帝位。“刘裕素不好学”，刘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宁远将军胡藩曾问刘裕：“公谓刘卫军（即刘毅）终能为公下乎？”刘毅最终肯在你之下？裕默然。问胡：你怎么看？胡藩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毅以此服公。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凑归之（车马盈门）。恐终不为公下。”刘毅身边聚集了那么多“白面之士”，一个个都以能谈史咏诗自豪，但却缺乏办实事的能力，缺乏军事指挥才能，结果刘毅被刘裕彻底打垮，刘毅深夜投奔牛牧佛寺，要求避难。该寺因当年曾窝藏刘毅的政敌桓蔚，老和尚被刘毅所杀，所以和尚们怕再受牵连，不敢收留刘毅。刘毅叹道：“为法自弊，一至于此！”上吊死了。

最典型的应数梁元帝萧绎。此人好读书好到入迷的程度。自己读累了，让侍读替他读，他听，昼夜不断。歪在榻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书。侍从见他已入睡，念的不认真，念错一句，他会立即惊醒：“不对吧！”他写东西不打草稿，援笔立就，自称：“我深于文士，愧于武夫！”大军压境，城破在即，他还召集大臣上课，给他们讲《老子》。眼看城破了，伤兵哀号，尸体遍地，他还要求大臣每人即景赋诗一首。敌人攻进来了，他不忙于组织抵抗，而忙于烧书，人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他不怪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践，反而怪书本！

隋炀帝杨广，史称“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善长文学，不想让任何人超过他。他“自负才学，每骄天下之士，当谓侍臣曰：‘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设朕与士大夫高造，亦当为天子矣。’”意思是，人们都以为他是靠继承父皇之位，而当上皇帝的。其实我就是跟天下文士比试，也会是天子的。他善于作文章，还会写诗，酷爱著述。大业十一年正月，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史书上说：“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以至为帝，前后近20载”，修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蒲博（古代一种博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31部，万七千余卷。”他爱著书，还特爱书，搜集很多善本，“于观文殿前为书室14间，窗房床褥厨幔，咸极珍丽，每三间开方，户垂绵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杨广要去书室时，宫人执香炉，走在前面，踏着机关，二飞仙就下来把帐幔收上去。“户扉及厨扉皆自启”，杨广出来时，“则垂闭如故”。瞧，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们这位历来倍遭唾骂的杨姓皇帝已经在搞自动化了。

宋徽宗赵佶，擅长书、画、乐、舞，能文章，传有真书及草书《千字文》等。“绘画重视写生，以精工逼真著称。工花鸟，相传用生漆点鸟睛，尤为生动。他广收深山的奇石，江湖中的异物，抢占天下名贵花石树木，称“花石纲”。为运这些奇石珍竹果木，毁桥梁，凿城郭，不知糟蹋了多少人民的生命财产。为铸九鼎，用掉22万斤铜。铸成后，饰以黄金，建九座大殿安放，称九成宫，他亲自著《九鼎记》以记载这一“盛事”。

公元1335年，元顺帝看到宋徽宗的画，一再表示赞赏。翰林学士库库在旁说道：“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元顺帝问何事？库库说：“独不能为君耳。身辱国破，皆由不能为君所致。人君贵能为君，他非所省也。”

库库的批评，看似苛刻，实际上很中肯。隋炀帝与宋徽宗的悲惨结局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南唐二主李、李煜，史称“多才艺，好读书”。李，“善容止，器守高远，性宽仁，有文学。”李煜“能诗文、音乐、书画，尤以词名”。他那些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流水落花人去也，天上人间”！千百年来倾倒了多少文人雅士！可惜他“风流才子误作人主，至有入宋牵机之恨。”所谓牵机之恨，是指他被宋俘虏后，被迫服用了牵机药，死前在床上，肚子疼得脑袋连连碰膝盖。

爱好文艺著名的还有唐玄宗，他酷爱音乐舞蹈，会作曲，培养出无数文艺尖子。“梨园子弟”中的“梨园”二字，就是来自他的作为。其他爱好文艺出名的还有刘裕的儿子庐陵王义真，“警悟爱文艺，而性轻易”，与谢灵运为密友，被司空徐羡之杀了。还有北朝秦王兴的太子泓，“性宽和，喜文学，善谈咏，而性懦弱”，被晋抓到建康，跟他老婆一块“被斩于市”。

明人，《谷山笔麈》的作者于慎行，有如下分析：“人主之好文章书画，虽与政理无裨，然较之声色狗马，雅俗不同。且从事文墨，亦可陶冶性灵，简省嗜欲，未必非养身进德之助。”这分析有道理。接下去他又说：“自古兴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表章经训，劝学崇儒，如汉武唐宗是也。败王之主有好文者，多是耽精技艺，善画工书，如陈叔宝，李煜是也。然使陈、唐二主留心国政，忧勤万机，即耽精文艺，政自何妨？惟其庶政怠荒，万事不理，而一于流连光景，弄笔染翰，与雕虫之士争短于尺寸，斯其所以败耳。”中肯，但难以做到。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国家之事太多太复杂，罄尽全力尚且未必做得好，况且生活在变化，社会在发展，需要学习研究的新问题很多很多，如再“耽精文艺”，对诗词对书法或绘画精益求精，是很难两全的。要吟出一句好诗，谈何容易？“为安一个字，拈断数根须”。贾岛为了“僧敲月下门”，是敲好？还是推好？骑在驴上，自言自语比比画画，费了多大的劲？老那么琢磨，能不误正经事吗？

当然，业余时间有些此类爱好，不刻意求精，不主次不分，倒也确实不失为陶冶性情劳逸结合的好方法。

其实，好学的帝王也并不少，“周公朝读百篇书，夕见七十士”；宋太宗“开卷有益，不为劳也”；康熙“手不释卷”，“至于咯血”；曹操、李世民也都是好读书的人，怎么没亡国呢？李世民有段故事很说明问题。

唐贞观十二年，著作郎邓石隆打了个报告，建议把李世民发表过的言论搜集起来出个集子。李世民说了下面一段话：

“朕之辞令，有益于民者，史皆书之，是为不朽。若为无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皆有文集于世，何救于亡！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为！”不同意给他出专集。

看来，以上种种，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是把德政放在第一位？还是与天下文士争短长，把个人耽精文艺放在第一位？简单点说就是：是为政而好文？还是为文而好文？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里有段台词：

“读书人总是这样舍近求远，当他一心研究怎样可以达到他的志愿的时候，却把眼前应该做的事忘了！”

颜习斋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李恕谷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

这些话，都是针对他们当时所处的时代，读书人都把精力放在钻故纸堆上、不顾国家衰亡人民涂炭而说的。如不把它绝对化，不误以为他们在提倡读书无用，而了解其精神实质，这些见解都是很宝贵的。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可能在个别方面有大成就。热衷文艺的专攻文艺好了；有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就专心致志于治天下好了。务求兼得者，怕不利于国也不利于己。不过，说服文艺大家不去谋权，大约容易些。就是他不服，这种人大致也弄不成。碰两下钉子他也就服了。但若说服后者怕就难了。

隋炀帝在那个时代就能编著那样的《百科全书》，还能搞自动化，实在难能可贵，人们在推翻他的王朝否定他在政治上的某些方面时，连他开大运河，和在著述上的成就也给否了，甚至给毁了，这实在是中华文化的一大损失！

对历史，该接受的教训一定要接受，该肯定的，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该予以肯定！

2006年第3期 《武训传》讨论　作者：袁　鹰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要闻一年多以来，常收到新华社播发有关国内国际大事的《人民日报》社论，地方报纸必须转载，但是《人民日报》为一部电影发社论却是破天荒头一回，不禁有点惊讶，赶紧细读社论全文：

在发表扬耳同志《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一文时，我们说希望因此引起对于电影《武训传》的进一步的讨论。为什么应当重视这个讨论呢？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试看下面自从电影《武训传》放映以来，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中报纸和刊物上所登载的歌颂《武训传》、歌颂武训、或者虽然批评武训的一个方面，仍然歌颂其他方面的论文的一个不完全的目录：

（以下是一份长长的名单，列有四十三篇文章、四十七位作者、发表报刊和日期，另有三本已出版的关于武训的书，此处从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开展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我连读了两遍，一面读，一面止不住心惊肉跳：这篇社论同以前在《人民日报》上读到或者新华社作为电讯稿发出来的社论完全不同。那些关于抗美援朝、国际形势的社论，可以使你情绪激昂，充满自豪感；那些关于国内经济建设和政法治安方面的社论，政策性指导性很强。但是这一篇社论，说的是一部电影，却提得那么高，那么严厉，“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非常严峻的责问，哪里是社论的口气？点了那么多作者的名字，那么多文章的题目，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不是因为《人民日报》是中央党报，就可以用这样的口气写社论？我越读越糊涂，也越读越紧张，不管懂不懂，理解不理解，反正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社论，也是一件极其严重的事。

社论一开始提到的扬耳文章，使我忽然想起前几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当时只看题目，未看正文，就从报架上取下来看了一遍，这篇文章是转载《文艺报》的，“编者按”明确而严厉地指出：“歌颂清朝末年的封建统治拥护者武训，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电影《武训传》的放映，曾经引起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报纸刊物的广泛评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最早发表的评论（其中包括不少共产党员们写的评论）全都是赞扬这部影片或者是赞扬武训本人的，而且直到现在，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也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

这个“编者按”措词很厉害，上海话就是“很结棍”。但是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不料才过几天，社论就出来了，而且更加严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正想着，管夜班的副总编辑魏克明同志来上班了。没等他坐下，我就告诉他新华社发来一篇《人民日报》重要社论，说着，赶紧将那一叠电讯稿送到他桌上，他坐下来，茶也来不及喝，烟也来不及抽，先仔细地读了一遍。看完，对我微笑一下说：“这篇社论非同小可。我估计有几段很可能是毛主席写的。”我大吃一惊，我知道毛主席修改过《人民日报》社论，在战争时候用新华社名义写过评论和通讯，但是亲自为《人民日报》写一篇有关电影的社论，却是从未想到的。听老魏的口气，似乎很肯定。果然，他的估计很准确，不久，就听说是毛主席亲自写了社论中除了一大批名单以外的段落。文化大革命中出版的种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都有这篇社论，1977年4月，正式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就收入此文，注为“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节录”。

问题提得如此严重，如此尖锐：“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同一天《人民日报》第三版“党的生活”专栏还发表了一篇专文，号召“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已将“讨论”改为“批判”了），口气同样很严厉。报社编前会上，有人问报纸应该怎么办，要不要组织稿件，魏克明同志很沉着，说《人民日报》怎么宣传我们就跟着办，《武训传》是上海拍的电影，更要看市委的态度，不必忙。现在上海正忙着“三反”、“五反”运动，增产节约运动，捐献抗美援朝的飞机大炮，要宣传报道的东西很多，不要又开辟一个宣传战场。然而《武训传》这部电影毕竟出在上海，上海文艺界特别是电影界立刻受到重大的冲击，一时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市文化局长夏衍，正参加一个由林伯渠、沈钧儒率领的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和民主德国，远在欧洲。上海文艺界的事主要由文化局副局长于伶负责，他又兼电影厂厂长，自然首当其冲。5月21日上海各报一律转载社论，当天晚上，组织了二百多位文化教育界人士开会，重新放映《武训传》。放映之前，有关负责人黄源（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于伶（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和戴伯韬（上海市教育局局长）三人先后发言，检讨自己过去对这部影片的错误态度。据于伶同志四十年后对我追叙，那一天他从早到晚处于紧张状态中，连饭都顾不上吃，准备组织大家看电影，作检讨性发言，市委更决定要他以上海电影厂厂长身份写一篇文章，第二天同《武训传》讨论会消息同时见报。一天之内赶一篇文章怎么来得及？但又非写不可。于是，那天晚上，就在他同文化教育界人士在文化局电影处放映室看电影并且作自我批评的同时，在放映室楼上一间办公室里，华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冯定和原《解放日报》总编辑恽逸群两位大手笔正伏案挥毫，赶写一篇《展开对〈武训传〉的批评和讨论》文章，署名于伶，当晚送到《解放日报》，同新闻一起在第二天见报，算是上海市文化界领导机关向中央表一个态。

作为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的夏衍，到6月下旬才从东欧访问结束回国，自然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卷进狂飚的中心。据他四十年后所作《武训传事件始末》一文（见《夏衍全集》第十五卷《懒寻旧梦录》附录二）回忆：一回到北京，他的老战友，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就要他立刻回上海，写一篇关于《武训传》问题的检讨，夏衍不满地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一、昆仑公司要拍此片，我不同意，对孙瑜说过“武训不足为训”的话，剧本是后来中宣部通过的；二、对这部片子上海文化局没有资助，贷款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的，因此，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周扬却提醒他：你要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毛主席亲笔改过两次，有大段文章是他写的，为此我作了检讨。周总理也因为事先没有考虑到这部片子的反动性而一再表示过他有责任。加上这部片子是上海拍的，你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你再想想除了《武训传》外，也还有一些问题，中央领导是有意见的，这样一说，问题就清楚了，检讨文章是非写不可的。

夏衍还说到他回上海前向周恩来总理辞行，周总理在电话中就《武训传》的问题作了指示：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于伶通过电话，你回上海后，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邀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要对事不对人，孙瑜、赵丹能作一些检讨当然好，但也不要勉强他们检讨。最后还说你方便时可以把他的意见告诉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和宣传部长舒同。回上海后，夏衍先在上海文化局召开的约一百多人的文化界集会上对《武训传》问题作了检讨，又把这次发言整理成文，寄给周扬，这就是《人民日报》1951年8月26日发表的《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化艺术界的工作》。发表前夕，周扬打来电话，说这篇文章送请毛主席看了，毛还亲笔修改，有一段就是毛写的。并说毛主席看了之后对他（周扬）说“检讨了就好”，要夏衍“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不久以后，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陈毅从南京回到上海，他向夏衍、戴伯韬等文化教育界负责人明确表示：“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他甚至强调：“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意见。”他的表态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态度，夏衍等同志根据他们的指示行动，就起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上海只开了两次一百人左右的会，没有搞什么“运动”，《武训传》电影主要摄制人员孙瑜、赵丹等，只在会上作了些自我批评，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1951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正处于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各项政治运动的高潮中，人民群众生气勃勃，热火朝天。这场突然从天而降的狂飚，虽然没有搅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但是规模还是不小，《人民日报》从5月20日至7月下旬的七十天里，就连续发表批判文章、有关人士检讨、集会消息和读者来信一百二十余篇，声势宏大，炮火猛烈，版面集中，显得非常突出，也树立了一个模式，以后一二十年中历次政治运动，报纸如何贯彻和宣传，大抵都照章行事，如法炮制。它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而深远。不说别的，只以上海的电影为例，1950年到1951年生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为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开拍，文化界形成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拍片找麻烦，不拍保平安”。这还只是电影生产这一个方面，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影响要大得多。

批判《武训传》开始两个月以后，《人民日报》从7月23日起连续六天每天以整版篇幅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这篇全文四万五千多字的调查，兴师动众，访问了武训家乡一带三个县许多人，搜集了许多县志、账册等文字资料，但是实际上是先有结论再找材料，目的是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完全正确，被调查的人只能顺着调查者的话说，要什么就说什么的主观主义的调查。毛泽东亲笔作了多处修改才定稿见报。《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袁著有《武训传批判纪事》一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作了系统而详尽的揭露，叙述了事实真相，此处不赘。调查记表明，调查组主要成员和执笔者为人民日报社袁水拍、中宣部钟惦、文化部李进等三人。那第三位“文化部李进”最容易为读者忽略，其实却是最重要的人物江青的化名。江青当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不知何故要冒称文化部的人。中宣部那时在文艺处之外，有一个电影处（并无戏剧处、音乐处、文学处……），不久以后江青不当电影处长了，这个处也就撤销。就如夏衍在文章中所说：“《武训传》事件之所以会惊动党中央和毛泽东，这和江青的插手有关。孙瑜、郑君里、赵丹这些人30年代都在上海电影、戏剧界工作，知道江青在那一段时期的历史，这是江青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心病。加上赵丹、郑君里等人都是个自由主义者，讲话随便，容易泄露她过去的秘密，所以《武训传》就成了打击这些老伙伴的一个机会。这一次事件孙瑜、赵丹由于周恩来的保护而没有整垮，但是江青对他们是不会甘心的。”这是江青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尽管“犹抱琵琶半遮面”，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此后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事只要江青一插手，问题就立即严重而且变质。她苦心经营十多年后，羽毛渐丰，野心渐露，有恃无恐，取得最高领导人的绝对信任，居然攫得操纵文化大革命的大权，于是兴风作浪，舞剑挥刀，排演出长达十年之久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旷世大悲剧。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当时已有九十高龄的夏衍老人，针对《武训传》问题对此后中国文化教育界以至整个知识分子界产生深远的负面作用，发了长长的、深深的感慨：

“从上海解放到1955年7月我调到北京，在上海工作了六年，在华东局和市委，我都分管宣传、文教。所以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最使我感动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后来我被攻击得最厉害的也就是我对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我青年时代到过日本，解放后访问过印度、缅甸、东南亚、东欧各国和古巴，就我亲身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以为世界上最爱国、最拥护共产党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自己的民族、自己的祖国，这在全世界都是很普遍的，但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就很不寻常了。十月革命之后，大批俄罗斯作家、艺术家跑到欧洲和美国。我记得很清楚，1951年我访问民主德国，当时的总统皮克单独接见我的时候，他就说：德国有最优秀的思想家、艺术家，但现在由于他们不了解共产党，所以许多作家、演员还在西欧和美国，他真诚地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他们的祖国。我五十年代两次去捷克斯洛伐克，情况大概和德国相似，捷克斯洛伐克人热爱自己的民族，有自豪感，但在集会或单独会见的时候，很少谈到政治，几乎没有人敢谈到当时的执政党。在东欧，各国都有党领导的文化部门，但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不关心政治。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曾在中国读过大学的文艺评论家公开对我说，作家的任务就是写作，不写作而去当官，他就失去了自己的声誉和地位。这一切都和中国很不相同。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泰，以及不少的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呆了十年。而中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祖国。当然，还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难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么？在上海解放初期，我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他在文章结束处说：“写到这里，不免有一点儿的感慨，中国知识分子这样真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又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

这场民族悲剧从50年代初一直追续二三十年！那句“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程度”的结论性语句，从此几乎成为某些领导人的基本思想定式，也成为文化界人士头上的紧箍咒，时时处于提心吊胆的状态，谁也不敢预测什么时候又会突然来一场风暴。

1985年9月6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刊登一条消息，标题是《胡乔木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全文如下：

本报讯记者毕全忠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9月5日在谈到武训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时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要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胡乔木是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谈这个问题的。

胡乔木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的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这个批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同一天，新华社以同样内容向全国发了通稿。电影《武训传》在被“片面、极端和粗暴”地批判三十四年之后，终于得到平反昭雪。话虽然说得平和委婉，字斟句酌，但是意思十分明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搞错了，是一场大冤案！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歪曲事实、不得人心的任何批判、任何决定，迟早总是要平反昭雪、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鲁迅早就说过：“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延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自《武训传》批判起，从九天落下的狂飚，从此在中国知识界、文化人头上，时松时紧，时高时低，时密时疏，连绵不断，落了多少年，伤了多少人，谁能忘记？谁又能知道？

走笔至此，我不禁又一次想起198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同志在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作长篇讲话的最后场面，他又一次强调要爱护文艺队伍，忽然激动地站起来，举起攥紧的拳头，高声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

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的春雷，人们忘情地不停鼓掌，一任从内心涌出来的热泪淌满双颊。二十多年过去，斯人斯语，此景此情，恍如昨日，不禁百感交集，怆然于怀。2006年新春雪夜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我了解的杜润生　作者：张根生

我与杜润生同志从南下时相识、相知到结成友谊，已有50多年的时间了。他一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为我国的农村体制改革、建立农村市场经济体系和发展农村城镇化做出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

200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润生的一部重要著作《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出版社推介说：“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杜润生同志生肖属牛，他的一生恰似探索农村改革的孺子牛，一生历经坎坷，始终默默耕耘。

土地改革开新篇

杜润生是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山西省积极参加反抗日寇的武装斗争，并从事地方党政工作。在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批跟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实施战略大反攻，任中原局秘书长，以后又到皖西北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

我是1949年4月在河南省开封认识杜润生同志的。当时我们是中央大批抽调南下干部的最后一批，由晋中区党委为主抽调三个地委班子，察哈尔、冀中各抽调一个班子。目的地是湖南省。因为那时大军还未渡过长江，中央便将我们送到河南巩县待命。碰巧这时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扩充机关力量，要求从分配到各省市的南下干部队伍中各挑选一些人去机关工作。这样我便和任雷远到了中南局研究室农村组任研究员。中南局为了加强农村工作，又先后调来陈洪新、周宇博、薛经纶、杜瑞芝、李友九、刘因等一批地专级干部。当时接见和安排我们工作的领导就是杜润生同志。那时他是中南局的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他首先安排我们参加学习，并告诉我们准备进驻武汉。

那时全党及解放区正在学习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根据国内战争形势的发展，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告全胜，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我军各路大军正在作渡江准备，要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故此，二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以城市带动农村。从当时全国的局势来看，党中央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从当时中南局所辖的六个省（两广、两湖及河南、江西）的情况来看，除河南省有一部分是老解放区外，其余都是新区。有些省虽有一批游击队武装和地下党组织，但绝大多数农村没有党组织，虽然占领和成立了县、区政权，而农村广大基层政权仍为地主恶霸所掌控。针对这种情势，首先是林彪与杜润生商谈共同认为：根据北方的经验，在刚解放的新区必须先进行土改工作，才能建设成巩固的解放区。然后正式提到中南局讨论，林彪、罗荣桓、邓子恢、李雪峰等一致同意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仍应首先放在农村的主张。杜润生起草，以中南局名义正式报告给中央，主张将工作重点首先放在搞好有三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上，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农村基层政权。中央很快就批准了中南局的这一报告，并且批转到了各大区参照执行。1950年7月1日，中南局召开纪念大会，林彪代表中南局所作的报告主要内容，也就是经党中央批准的中南局决定将工作重点首先放在农村的方针。我曾参加了这次会议，深感党的方针、政策正确与否，是至关重要的。

1949年11月，中央政策研究室召集华东局、中南局的同志开座谈会，研究新区土改政策问题，中南有杜润生、我和任爱生（湖北省农工部长），华东是刘瑞龙参加，少奇和朱德同志亲自到会听取意见。当时中央的意见是：重点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保存富农阶级，以利于缩小打击面，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生产。在开展讨论时，总的指导精神大家都是同意的。华东局刘瑞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的土地，包括出租部分。但中南局根据本地区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由杜润生在会议上发言，他说：“邓子恢同志主张，因为据调查南方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比率较低，合起来也不过百分之四十多，为了使贫雇下中农能多分到一点土地，所以主张征收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这样更有利于农业生产。”根据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规定了原则上不动富农的土地，但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规定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分给贫雇农民。过后，从中南各省实际执行的结果来看，这样一方面使富农保存了富裕中农的土地数量，另一方面又满足了广大贫雇农的要求，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紧接着，中央又召开了有一些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研究如何加快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由于杜润生参加过1946、1947年华北老区的土改工作，南下后到阜阳任地委书记时又参加过新区当时称之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过左土改，有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在会议上提出新区土改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首先重点打击地主恶霸，消灭土匪；同时减租退押，适当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经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初步组建农会或贫农小组，为下一阶段的土改打下基础。第二阶段是划分阶级，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征收富农出租土地，并建立农会和贫农团组织，发展党员，使农村基层政权真正掌握在贫雇农骨干手中。后来也有的提出三阶段，把组织建设也作一阶段。当时毛泽东同志对此主张曾给予充分肯定。杜润生同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分阶段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得到了与会中央领导和各新区负责同志的高度认可。中央领导曾明确指示各新区均应按照杜润生所提意见执行。事后回想起来，杜润生同志的工作富有创造性，为新解放区胜利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经坎坷学新知

杜润生同志并不反对中国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在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工作后，以邓子恢为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便发动农民搞互助组并试办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初级合作社，探索中国农业规模经营的新路子。为了保证这次农村体制改革既稳步发展，又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制定了巩固合作社的标准是：使入社人员的收入逐步达到富裕中农的收入水平。但这个正确的主张却被毛泽东同志错误地批评为像“小脚女人走路”，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受到点名批判，随后免去了杜润生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

杜润生开始是准备下放到海南岛工作的，在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科学会议时，我去东方宾馆看他，他曾说及本来要去海南岛了，后来毛泽东念其在土地改革工作中提出过好的意见，有才能，而且作出过贡献，才改派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党组副书记和秘书长。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杜润生同志虽处逆境，仍不忘报效国家，他十分关注世界先进国家科技发展的新动向，总结他国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呕心沥血地参与规划我国科学发展的蓝图。张劲夫（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同志说：杜润生同志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期间，为起草和制定我国科学长期发展规划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在这一段时期，正如杜自己所说：“虽然离开了农村工作，但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参见《杜润生自述》第75页）

在杜润生一生中，这是一段重要的时期。除了对科学工作的贡献外，他读了许多书，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上有了新的飞跃。知识的积累为他复出领导农村工作，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预计农民要在摆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共同体中各自孤立的生产生活方式之后，逐步摆脱对物的依附和对人的依附，从而拥有一定个人财产权利，在此基础上进行自由交换，最后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在思考，如果靠将农民的土地财产充公去形成“联合体”，则难以生长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难以摆脱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另一方面，被依附的队长、社长也容易变成特殊于群众利益的权力垄断者，出现像前苏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所发生的消极现象。因而要另找出路。

杜润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成叛徒、刘少奇的忠实追随者、极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大批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开除党籍，撤销公职，而且扫地出门，被赶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1977年我调国家计委工作时，曾去家中看他，见他精神仍然很好，虽然又遭受到严重折磨，但是他经过的考验多了，因而他对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充分的信心，决不悲观失望。

农村改革立新功

杜润生同志直到1978年才被落实政策、平反复出。刚开始调到国家农委任副主任，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直接协助党中央、国务院主持农村改革开放工作。在人们称之为中国农民第二次解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当中又为国为民立了新功。

我在1977年底调到国家农林部任第一副部长，又在国家农委和杜润生领导下工作；1979年我去吉林工作，五年多主要是参加农村包产到户改革；1986年又回到国务院农研中心给杜老做助手当副主任。这几十年中我受到杜老的教益很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指引下，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一场改革开放的大潮，而农业战线的改革又走在全国的最前头。全国农村改革的序幕首先是在安徽、四川等省拉开的。杜润生领导的农村政研室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积极支持和引导这一改革向全国铺开。

杜润生由于长期从事我国的农村工作，有深厚的“三农”工作底蕴。他反复强调农研室的工作一定要代表最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要推动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农研室逐步形成了“三个一”的工作方法：一是组织大批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每年用半年时间下乡），了解农民在想什么，干什么，他们有些什么要求；一是代中央起草一个文件，根据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出当年的农村改革方针政策；一是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文件。真正做到鼓励发表不同意见，真实反映农村情况。在经过反复修改，甚至推翻重写的基础上，再报党中央、国务院，经中央批准之后作为第一号文件正式发出。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改革向前发展，使全国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为全国各条战线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而且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当然这一殊荣首先应该归功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指引，但是杜润生在农村这一改革过程当中作为党中央领导的得力助手，其功劳亦是非常突出的。现在杜润生已是全国农村干部群众有口皆碑的大改革家。

“三农”问题创新论

杜润生同志在“三农问题”上积累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述：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就是要把农村走过了头的生产关系调整过来。

杜润生认为：我国自1953年全面完成土地改革任务之后，就把旧社会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转变成了农民所有制，实现了几百年来多少仁人志士、热血青年梦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由于广大贫雇农有了自己的土地，便有了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1949年至1953年的4年间，人民群众的生活明显提高，社会秩序极其稳定。大家都热爱新社会、拥护共产党，形势发展非常好。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1957年掀起了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热潮。在农村普遍实行高级社，到了1958年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从而将分给农民的土地又夺了回来，实行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违背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规律。这种改造不仅没有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反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这是在这之后20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倒退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的农村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纠正1957年所犯的错误，把土地的经营权归还农民，顺应了多少年来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当时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文件中明确说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管理形式，从而消除了人们的思想顾虑，推动了全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据统计，1984年粮食生产就从1978年的6000亿斤增产到8000亿斤，基本上解决了10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二、放开农副产品市场是保障农产品供应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

杜润生认为，过去我国商品物资匮乏主要是实行计划经济所造成的后果。什么都按计划生产、凭票供应，堵塞了市场流通渠道，阻碍了个人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他极力主张全面放开农村市场，将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全国的市场改革首先是从放开水产品和水果市场开始的。当时我们党内有些同志顾虑重重，一怕放开后物价上涨，影响社会稳定；二怕物资紧张，商品供不应求；三怕滋生资本主义等等。但放开后的实际效果非常好，不仅水产品供需两旺，而且物价稳中有降，人民群众非常欢迎。这样就进而放开了肉禽、水果、蔬菜、粮食等农副产品市场，废除了实行30多年的统购、统销体制，为全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施城镇化战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杜润生认为：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小农经济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我国唯有实施城镇化战略，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中去，才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唯一出路。为此，杜润生首先提出了农村城镇化这一个大的战略问题，他极力主张大办乡镇企业。中央1984年的四号文件和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3个一号文件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自1982年起全国各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大批农村农民青年离土不离乡到乡镇企业里务工。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农民的非农业收入，另一方面又为农业的规模、产业化经营创造了条件。据统计：全国最高时有1.3亿农民转移到了乡镇企业就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非常突出。

随着乡镇企业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90年代初全国的乡镇企业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改造、改组。一批大型集体乡镇企业转变成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大部分中小型企业则转变为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少数企业改变成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乡镇企业的这一改造重组，给这些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实力。近十几年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和城市转移就业，数量已在一亿至一亿一千万人左右。这些农民工为我国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了主体部分。杜润生十分关心农民工的工作、生活问题，反复强调要给予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现在已经有许多农民工在大、中、小城市里扎了根、落了户，加快了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杜润生关于加快我国小城镇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思路、指导实践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发展国民经济起了卓越的作用。

四、解放思想是实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

杜润生一贯重视学习，获得新知，一贯重视解放思想。他反复强调说：只有一个一个问题分清了是非，我们才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过去我们长期受到的教育是：土地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私有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农民在家种田是搞社会主义，外出务工、经商是搞资本主义；农民种养的产品卖给国家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拿到市场上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僵化的思想教育铸就了僵化的行为方式。不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改革开放的步伐是难以迈进的。杜润生认为人类社会与世间万物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由低级走向高级。如果我们违背其发展规律的要求，是注定要失败的。我国在1956年时，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这种经济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前20年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中国目前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一定要与现实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这样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向前发展。我国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大批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的杰出人才，这与杜润生的带动和影响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五、农民必须组织起来，才能更好地解放自己。

在杜润生九十寿辰的座谈会上，他深情地说，自己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再转移2亿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去；一是要让农民组织起来。他说也许自己来不及看到了，有些任务要交给下一代。这是他的夙愿。

其实，关于农民组织的问题，他在1980年向邓小平同志汇报农村工作时就提到了。那时邓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参见《杜润生自述》第116页）

1986年，杜又一次向邓提出农民协会的事，邓说再看三年吧。后来发生了80年代末的风波，这件事也就一直搁置到今天，还没解决。以至外国不少农业专家都不理解，为什么拥有最大农民群体的中国，竟然没有一个代表农民的组织。这就使农民处于分散状态，缺乏话语权和谈判权，农民的呼声不易上达，而党和政府也就缺乏与农民对话的桥梁和纽带，从而阻滞了信息的畅通。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以外，在杜润生同志倡导和带领下，当时“农口”有一个好的传统，有一个好的团队，有老年、青年，一大批战斗力较强的人才，大家都愿意为农民服务，做农民的代言人。

近几年来有许多青年同志已崭露头角，他们在不同岗位上出色地工作，这与“农口”那一段熏陶不无联系，或者说是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综上所述，杜老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经济学家，是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经济理论家。他的杰出贡献，党和国家特别是广大农民永远不会忘记。

（吴镕　整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3期 我与李雪峰的交往　作者：吴　象

2003年3月15日，李雪峰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堪称世纪老人。

我是晚辈，比雪峰同志小整整16岁，对这位革命前辈十分敬仰，知之甚少，只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深深留在我的心中，不时引起我的怀念与沉思。

随雪峰同志视察山西农村

李雪峰的大名，抗战初期我在太行山抗大一分校学习时就听说了。当时雪峰同志任晋冀豫边区党委书记，配合八路军一二九师创建根据地，是太行山妇孺皆知的领导人之一，但因种种原因，我一直无缘面识。

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领导人，已是新中国成立14年之后的1963年了。

建国后，李雪峰任中南局副书记，1954年调回党中央，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6年“八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60年9月，中央决定重新在各大区建立中央局，李雪峰出任华北局第一书记。

1963年秋，他到山西视察农村工作，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全程陪同。当时我任《山西日报》总编辑。陶鲁笳让我随行，告诉我这是个学习、提高的机会，同时可留意搜集线索，组织报道。

从1963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我们一行从晋东南专区的长治、平顺南下高平、陵川、晋城折向西经阳城、沁水到晋南专区的翼城、曲沃和汾河边的临汾，先后跑了15个县，其中只在三四个县停留了较长时间，但也没有作专题调查研究，主要是观察农村情况、议论农村形势。我们共十多个人，三四辆车，虽说不上轻车简从，但是确实没有后来首长外出的那种阵势。华北局陪同来的主要是办公厅主任张铁夫，我和他是1947年在新华总社认识的。张铁夫曾任《长江日报》总编辑，以他为主主持过一个杂文专栏，署名“马铁丁”，笔锋犀利，颇有影响。

雪峰同志的秘书杨枫和黄道霞比我小几岁，我们几个人很快就搞熟了。当时雪峰同志年近花甲，一看就是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他身躯颀长，面容清癯，精神矍铄，动作矫健，一点没有老态。他对熟人和生人都很和蔼，并不难接近，但话也不多，无形之中使人觉得一种威严和睿智。

过去在敌后根据地，人们均以同志相称，入城后风气渐变，称官道衔的越来越多了。党的系统比政府系统好一些，《山西日报》还是老传统没变，社长、总编辑史纪言、毛联珏调回省委任职后，大家仍称呼老史、老毛。对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我们也只称鲁笳同志，非特殊必要的场合不称陶书记。没有想到，这次大家对这位年长得多的高级领导也都叫雪峰同志，不称书记或首长。有时散步，雪峰、鲁笳要找地、县领导询问情况，边走边谈。铁夫、杨枫、道霞和我就随意闲聊，也是边走边谈。这种亲切融洽的气氛，使我很快便消除了最初的拘谨。

1963年是左倾错误逐步升级又不断碰壁，不得不暂时收敛的一年。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接着是连续三年困难饿死人。到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终于讲了真话，作了检讨，并开始调整政策。李雪峰参与制订和修改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陆续出台，农村形势有了好转。大概这次李雪峰来是要亲自观察、印证和判断政策调整的效果，所以选了这么条路线。他是山西永济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写的便是他的故乡。解放后似乎没有听说他回过山西。这次到了临汾，离永济不算远了。但他只到了临汾，时间更多地花在他太行10年中熟悉的老地方。

沿途所得的印象，农民的积极性正逐渐从挫折和伤害中恢复过来。深秋季节的太行山区，洋溢着丰收的欢乐，打谷场上满是忙碌的人群，田野里又紧张地展开了争取明年丰收的活动。秋耕比上一年进度快、质量高，农田基本建设的规模也大大超过上一年。这些随处可见的普遍现象是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李顺达、申纪兰、郭玉恩、武侯梨这些老劳模所在的大队，在刮浮夸风、并大社的那一阵就比较实事求是，不跟风跑，甚至有所抵制，政策调整以后更显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成为粮食亩产“过黄河”的高产红旗了。

在这些地方参观的时候，雪峰同志多次提醒，要接受片面追求粮食高产的教训，正确理解“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太行山高、土薄、石头多，应该特别重视多种经营，鼓励养蚕、养蜂、畜牧。羊井底大队1953年在老劳模武侯梨的倡议下，订了个“千亩果园、万亩林，百头牲口、千只羊”的远景规划，10年来奋斗不息，已全部实现。雪峰同志和大家一起在槐树沟、杨树沟、核桃凹、花椒凹，爬上爬下，看得非常高兴，腿脚不亚于年轻人，几次劝他休息都劝不住。长治县林移大队，40年前是个渺无人烟的荒草滩。后来从河南林县逃荒来的难民多了，成了村庄，所以叫“林移”。这里地处平川，却凭四旁绿化建成了一个林茂粮丰的新农村。15年来植树16万株，人均330株，用自己的木材变工互助盖新房，全村面目一新。村子的东、北、西三面，都是密密层层的防风林。当时虽然已是秋风落叶，看不到浓绿夹道的旖旎风光，但还是使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雪峰同志东看看，西走走，太阳落山了还不愿回去。

少数先进典型不能代替整个的面，农村形势是否真正好转，关键要看落后面有什么变化。所谓落后面，当时估计约为农村核算单位的35%到20%，其实恐怕远远不止此数。“左”的错误和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相互影响，这一部分农村农民积极性没有得到恢复，可是其中也有些开始出现好的变化。雪峰同志对这种变化特别重视。他说话不多，略有口吃，一般是多听少说，甚至只听不说，只偶尔作几句不失幽默的插话；有时有所感悟，在小纸条写几行字，便洋洋洒洒发挥一大篇，往往很精彩。我赶紧记，前前后后记得不算少，可惜文革抄家时都遗失了。有次在晋城，县委汇报时讲到一个基层干部，名叫司象林，是公社党委的组织委员。两三年来他一直蹲在最困难的后进队做工作，不搞好不离开，已经先后改造了三个后进队，又到第四个去了。他是真正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一个一个地交朋友，一户一户地作调查，摸落后的原因，找改造的办法。懒惰往往是队干部脱离群众逐步变质的开始。针对这一点，他每天天刚麻麻亮就起床，挨门挨户叫村干部下地，有的人嫌他讨厌，说怪话，耍脸色，使他碰了不少钉子。但他始终任劳任怨，照旧每天起早催人下地，硬把懒干部叫勤了。队干部作风变了，社员干劲就高了。接着，针对经营管理混乱的缺点，他又带领干部试验劳动定额，实行小段安排，组织检查验收，最后总结评比，一项一项把着手教。雪峰同志对这位埋头苦干的基层干部非常赞赏。他说，司象林同志体现了真正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作风。他强调指出，改造后进队，关键在于发现和发挥积极因素的作用。越是落后，社员出于自身的利益，更加迫切地要求改变现状，追赶先进，这就是最大的积极因素。雪峰同志整个讲话不说辩证法而辩证法自明，大家凝神静听，无不折服。

此行所见，政策调整已经见效，农村形势开始好转，雪峰同志在视察的整个过程中都显得心情愉快、潇洒从容。他在关注农村形势的同时，似乎对古庙、历史文物也饶有兴趣。晋城有座玉皇庙，就是他主动提出要去看的。原来其中二十八宿的泥塑，是很重要的文物，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可与太原晋祠圣母殿宋代宫女塑像相媲美。参观时他不时讲解，使人茅塞顿开。他特别告诉县委同志，要十分珍惜、保护这些重要文物，要组织人整理历史资料。在襄汾时，看到了一些古字画，他兴趣盎然地发表了不少议论，还说到邓拓在这方面的鉴别能力很高，不亚于党外一些老专家。尽管邓拓当时已被斥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贬到北京市委工作，但在他心目中，邓拓依然是邓拓。这位太行山区的老领导，十几年阔别后，重来故地，一定会引起不少回忆和感慨吧，我真想听他讲点这方面的事情，可惜没有，一点也没有。为什么呢？也许因为不愿轻易袒露内心感情，也许因为没有适当场合，也许什么也不因为，过去的早过去了，何必再多说呢？

回到太原，雪峰同志住在晋祠招待所，同省委其他同志见面，处理了些事情，接着又召集劳动模范，整整座谈了三天。我把路上见闻整理成三篇通讯，总题为《从太行山到汾河湾》，分三天在《山西日报》刊出。雪峰同志认为还不错，对我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合成一个版集中刊出，这在当时可以算是对地方报纸的很大重视了。

但是，1963年秋冬农村形势的好转只能是暂时的，不巩固的，潜藏着危机。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随后，“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逐步普及，四清运动逐步展开，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又面临一场新的磨难。雪峰同志身居庙堂之高，十分清楚八大的决议对主要矛盾是怎么论断的，后来又怎么消失了，变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矛盾。这些年决策的过程及政策的调整，他更是亲身参与，内心深处到底对形势有什么更深的看法，我不敢妄加猜测。他和鲁笳同志是否个别交换过意见，也不得而知。但他回到太原后，召集劳模座谈，方式比较特别，只选定了三个人：朱文华、陈永贵、周明山。一个一个谈，看似随便却很仔细，与其说是总结经验，无宁说更像考察干部。三个人事迹都很突出，陈永贵不必说了，朱文华是童养媳出身，不识几个字，却把一个村治理得无可挑剔。周明山高小毕业回村后任党支部书记，毛泽东思想学得好，用得活。雪峰同志这次亲自选定周明山来参加座谈。会后不久，他又让秘书黄道霞起草，请铁夫修改，他亲自定稿发表一篇署名文章《让千百个周明山成长起来》，由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各报都刊登了。这在当时是很鲜见的，影响相当大。看来，雪峰同志当时对形势发展持乐观态度，并积极采取措施促其进一步好转。对那一场日益逼近的“文革”灾难，似乎也没有什么警觉和忧虑。

整整近一个月，天天和雪峰同志在一起，怎么说也同他熟了。我认为这位年长的领导是值得尊敬的，他的人品和水平都令人钦佩。这种尊敬和我对毛主席更深的尊敬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他是毛主席倚重的、独当一面的大员，他对工作的指导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他不眷恋更不炫耀过去的辉煌，他认真对待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充满信心地为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在我的心目中，这些都是值得尊敬和学习的。

文革中的两次接触

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这期间，我同雪峰同志有过两次接触。一次是1966年夏初到秋末，一次是1970年6月下旬。

1966年5月19日，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被借调到《北京日报》工作组、新编委工作。当时雪峰同志正担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我多次听到他在各种小会、大会上讲话。但除了偶尔在北京市委大楼走廊里碰面打个招呼外，没有谈过一次话。

文化革命狂飙骤起，惊涛骇浪排山倒海而来。北京被认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北京日报》自我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阵地”。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第一书记的身份，出任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他仓促上阵，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从华北各报派人接管《北京日报》。接着，他又主持召开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当时，从各省市的领导人中揪出一个又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消息不断传来，令人心惊肉跳。谁也不知道究竟谁是革命的动力，谁是革命的对象。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学生们最先起来响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号召，造学校党委的反，停课上街“破四旧”，“造反有理”成了狂热时代的时尚。新市委匆匆忙忙奉命向各大学派出工作组，矛盾加剧，局势复杂，造反派、保皇派、工作组，你斗我，我斗你，文革小组背后煽风点火，全国一片混乱。

7月28日，我接到市委通知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却不知道是什么会，有很多学生代表也来参加。帷幕拉开，李雪峰主持，主席台上有许多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我第一次听到刘少奇、邓小平自称“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刘少奇说“要服从多数，保护少数”，邓小平检讨自己“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派工作组是犯了错误。接着，毛主席由周恩来总理陪同，从后台缓步出场，全场掌声雷动，欢呼万岁。毛主席畅游长江归来，红光满面，显得神采奕奕，非常健壮。毛主席没有说话，只是在主席台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微笑向台下挥手，引起更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周总理走到台前中央，亲自带领并指挥大家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嘹亮的歌声使热烈的气氛达到了沸点。主持会议的李雪峰宣布散会，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从此他就因执行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被停职检查。我的角色也不断变换，由工作组而报社负责人，由靠边站、受围攻而被打倒，一年后又被揪回山西，关进牛棚，接受批斗、审查。

4年之后，即1970年6月下旬，我在石家庄又一次见到雪峰同志。

山西夺权后派性闹得很凶，中央在1968年发布“7·23”布告，制止了武斗，对以刘格平为首的山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进行了改组，69军军长谢振华、政委曹中南成为山西掌权的一、二把手，全省局势渐趋稳定。当时采取了一条大措施，就是把省直机关各单位全部“一锅端”到北京办学习班。9月1日，林彪第一号令把许多老帅都赶出了北京，我们也奉命转移到石家庄，住在师范学院继续办学习班，规定了“不准上街，不准会客，不准和家属通信”。到了1970年6月，我的检讨总算通过了，调到校部帮助写总结，处于一种半解放的状态。雪峰同志离开北京后调到天津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黄道霞同志仍在他身边任秘书，不知他怎么了解到我的情况，派了部车去接我来革委会见面。几年不见，恍如隔世，重逢欢聚，话几乎说不完，但有句话谁也没敢说出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成这样，治得了吗？”后来雪峰同志开会回来了，黄道霞又领我去见雪峰同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一种长者的关怀和爱护使我心中涌起温暖，但我们毕竟距离远，不可能像对道霞那样互相倾谈。谈后雪峰同志又留我共进晚餐，告辞时特别嘱咐我：“要经得起委屈。一定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如果说这次见到雪峰同志出乎我的意料，更出乎意料的是听到他当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出事的消息。雪峰同志在庐山会议上担任华北地区大组组长，陈伯达和汪东兴由中央安排到华北组参加讨论。陈伯达的发言主要是讲“天才论”，汪东兴主要是表明坚决拥护设立国家主席的态度。他们一个是政治局常委，一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他们的影响下，会上有十几个人表示支持，对他们的发言，雪峰同志感到突然，一直没有讲话。散会时，记录的同志向陈伯达要发言稿出简报，陈说待他改完后单独出他的简报。当晚12时左右，简报组仍在打电话向陈伯达要稿子，陈仍说没有改好。李雪峰、解学恭、吴德三人便在简报上签了字（华北组2号、全会6号简报）。不知道什么缘故，也不知什么人安排，压下了已编号的4号、5号不排，午夜提前印了这6号简报，并在25日一清早就发到一些人手里。毛主席为此批评李雪峰：“你这个当组长的怎么当的，怎么不把关？”其实，简报从编号、排印到分发都是中办的同志负责，李雪峰根本无权干预，也不了解内情，只能无言以对。

1970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批陈整风”的华北会议上，江青恶狠狠地对李雪峰吼叫：“那年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辩论聂元梓大字报，你不是要和我们奉陪到底吗？好了，今天我们就跟你奉陪到底！看你低头不低头！”于是李雪峰被解除职务，后被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秘密押送安徽审查达八年之久。1973年党的十大又被定为林彪集团的“大将”，受到 “四人帮”的进一步迫害，永远开除出党。但此时他正远离北京，被单独隔离审查，对自己被开除出党毫不知情。不过他离家时早就嘱咐过：“我是绝对不会自杀的，如果宣布我自杀了，必是我被谋害了。”

文化大革命是空前的民族灾难，受迫害的人数之多，范围之广，迫害人的手段之卑劣，都远非过去历次运动可比。1970年6月我见到李雪峰时，全国各大区书记、各省省委书记，地委、县委、公社书记，还没有被打倒的已寥寥可数。李雪峰在文革之初受命接替彭真，应当是毛主席特别倚重的。但我回忆当时的感受，他好像想紧跟而跟不上，对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一开始就显得心力交瘁，摇摇晃晃，既受到来自上面的沉重压力，又引起了下面各种各样的误解。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他所处的位置，常常使他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我看到，他脸上惯常的微笑不见了，沉静、从容的风度消失了，很快就被停职检查，靠边站了。1966年秋末，毛主席同意并批发了他的检讨，才算没有倒下去。没有想到4年之后，终于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劫。挨整是痛苦的，等待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尤其是去整自己熟悉并明知不该整的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不同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刻多少倍。

遭受迫害后的再次重逢

岁月易逝，又一个10年过去了。1980年夏天，我从山西转到安徽工作了一年之后，被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工作。刚来没有宿舍，便在厂桥中直招待所（即现金台饭店）暂住，恰巧雪峰、翟英同志一家也在这里。他们已经住了一段时间，等待中央对他的问题重新审查。更使我高兴的是雪峰同志的老部下、我的老战友霍泛同志也在这里。他在广西被整得很惨，粉碎“四人帮”几年后还不许他离开南宁一步。他悄悄跑到北京，向中组部申诉。中组部见他身体垮了，送他去医院治疗，通知广西他不回去了，就在北京等待做结论，因此出院后也在这里住下了。霍泛是山西黎城人，抗战期间任黎城县委书记，喜爱读书、研究问题，同我是老相识。全国解放后，我们仍有交往。有机会和这两位老同志成为邻居，我内心十分高兴。他们俩都是瘦形的人，但当时的身体状况却大不一样。霍泛个子并不矮，他当时60多岁，腰背稍弯，比我记忆中英姿焕发的霍泛老多了，而且可以说是瘦骨羸躯，弱不禁风。雪峰同志已七十五六，依然身板硬朗，腿脚灵便，精神更不像古稀老人。霍泛同志受了太多的折磨，留下一身病，劫后余生，可谓幸存之人。雪峰同志单独监禁，身体受过多大的伤害我没有细问，但精神上的折磨不用问也知道是严重的。相当长时间，不许他与任何人见面，不知外界任何消息，直到5年后怀疑他患了胃癌，才许家里人去探望，他才知道自己被永远地开除了党籍。对于一位毕生为革命奋斗的老人来说，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但是，他没有不明不白地死去，而是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而且活得健康，活得精神，活得充满信心。

他们两位都有起早的习惯，天刚亮就在院里打拳、做操了。雪峰同志舞太极剑，腿脚轻快，姿势优美，有时舞罢收剑，纵身一跳，竟能折下树枝高处的绿叶，使我不禁感到羡慕和惭愧。我们有时随意闲谈。霍泛讲过一些广西文革的情况，我讲得也比较多，雪峰同志也讲，但不多。他的问题没有解决，还在等待中，一定有很多郁闷，但在他的言谈神情中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出于尊重，我们也不问他的事。

1982年4月党中央正式发下文件，对李雪峰的问题作了审查结论：平反党的十大时期所做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但是没有像许多老同志那样补发全部工资，官复原职。据说是有人反对。1983年4月，他被选为政协六届常委会委员，1985年9月，在全国党代会期间被补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据说原拟选中顾委常委，有人反对，是什么原因呢？我没有也不便去探究。

每年我去他家里看望几次，礼节性地随意谈谈，他平静地笑眯眯地听着，有时也问几句，不多。他成为政协常委后曾到外省视察过，有次我去看望他，他刚从外地回来，说了一些见闻，表情比较兴奋。他曾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祖国大地在改革开放中发生的变化，显然使他感到新的喜悦。

他逝世后，我去参加追悼会，读到他女儿悼念父亲的文章，才对这位世纪老人内心世界有所理解。文章说，她们为父亲整理遗物时，发现了许多材料，笔迹各异，几乎全家老少每个人都有。细一看，都是父亲刚刚到北京治病之初，母亲带领她们为父亲写的申诉材料。这些都被他压在箱底了。有一次雪峰同志几位老部下曾来征求他的意见，说他们想联名为他写申诉信，他也没有同意。女儿李丹林说：“曾经一度，我与父亲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很大分歧。我总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而他则坚持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

但是他不断反思，还写过一些笔记、心得，其中一段是：“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感到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对于争议颇多的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他也作过反思和剖析。那次会议于1966年5月23日至7月20日举行，传达“5·16”通知后，按地区分省（市、区）开会，在当时大环境下就都闹起来了。会议期间，华北局不断向中央汇报，中央两位主要负责同志也同一些同志谈了话，指出了“问题”，批评了“错误”。他写道：“会后，以华北局名义，由各省起草，给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对一些省市区负责同志的‘错误’，难以实事求是，对他们的批评过了头。当时，我对一些问题也看得重了一些，伤了一些同志，我深感歉意。会议后来开得有些失控。说到底，这次会议的错误是华北局领导的失误，我要负责。但说我夺了华北地区五省市区的权，没有什么道理。我作为中央任命的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已给了我这个领导权，还夺什么？我们处在‘皇城脚下’，我也很难办。可是最后同志们都不谅解，我也只好自省、自责、深表遗憾了。而我自己呢？被整的程度在一些方面比这些同志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又能怨谁呢？”

李雪峰同志是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共产党员，从不对儿女们议论自己问题的处理，儿女们问到时他总是三缄其口，但并不是没有话要说，只是不对他们说，要对组织上说。1981年4月，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为什么说我夺了华北局的权？为什么6号简报的责任要强加在我的头上？出简报是中办直接领导，具体掌握，我李雪峰有什么权利抢先发？简报上写的是小组会上大家的发言，我自始至终没有发言。为什么把我划入陈伯达反党集团？为什么把我划进林彪反党集团？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为什么剥夺我工作的权利？这一个一个“为什么”，把压在心头多年的冤屈悉数倾吐，从中不难体会到他内心曾经如何地翻江倒海，也不难体会到一个共产党人必要时那种破釜沉舟、决裂一切的气概。

见到李丹林的文章，我才知道1982年的平反结论，还留着一个尾巴，即“在两个反革命集团夺权中犯有严重错误”（追悼会上经中央批准的《李雪峰同志生平》未写）。我默默在想，这公平吗？他能接受吗？但他女儿在文章中说，他认为“这是组织做的结论，看到结论后，他立即又把嘴闭上了。”

1983年和1985年他被选为政协常委和补选为中顾委委员后，有些老太行为他鸣不平，劝他去找邓小平谈谈，他没有去。也没有找对他有严重误会的同志作什么交谈或解释，他一直保持沉默。后来儿女们同他谈起这一段时，他很感慨地说：“人呐，该担当时担当，该负责时负责。我已经这么大年岁了，不可能再去工作了，既然不能工作了，还找他们干什么？要房子吗？我的房子够住就行，能遮风避雨就行；为加工资吗？我的钱够用就行……”

他得不到一些人的谅解，却能理解进而谅解这种不谅解，使自己胸襟日益广阔。在他心目中，平了反，恢复了党籍，这是最主要的。有些人含冤而死，没有活着等到为自己平反的结论，那又该怎样呢？文革是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党接受了教训，纠正了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这是大局。他亲历了扑朔迷离和尔虞我诈而大彻大悟，思想升华到一个革命者更高的精神境界，再回头来看那些说不清也不必要纠缠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真正可谓是视名利如敝屣、置毁誉于无物了。越是到最后的岁月，他越显得安详、自在、平静，超脱于一切之上。

我仍然每年去看望他几次。90年代中期以后，地点往往不在他家里，而在协和医院的一间病房。他患多种老年性疾病，特别是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疾病较重，后来已不能进食，完全靠鼻饲维持生命，老伴先他而去，儿女们常来看望，但上着班，也不能常在。终日陪伴他的是值班的女护士。她曾告诉我，老人虽然生活已不能自理，但自己能完成的动作总是挣扎着要自己完成，特别头脑清晰，说话清楚，耳也不太聋，声音稍大一些，就可以同平素一样交谈。每次去看望他，他都显得很高兴，很亲切，从床上坐起来，或坐到那一张单人沙发上去，问话也多了些，显然他对形势的发展很关心。但我怕影响他养病，总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告辞。有几次他还挣扎着站起来，让护士扶着他，迈步要送我，我连忙阻拦。他说 “正好也要在走廊里走几步”，坚持送我到电梯门口。

后来，我因事外出，有一段较长时间没能去看望他，等到再一次想去，护士在电话中说李老病已转重，不便让人去探视了。

（责任编辑林耀）

2006年第3期 “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　作者：梁志远

1958年春夏之交，安徽省亳县反右派运动进入处理和深挖阶段，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的形势已经形成。随着“大跃进”运动的深入发展和三年困难时期到来，民主与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县人大、县人委（政府）和县政协遭到严重冲击。当时我在县人委任办公室副主任，亲身经历了这场遭遇。现在时间已过近半个世纪，为使人们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历史，特作一简短的回顾。

县人大停止一切活动

根据当时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县人大没有常设机构，大会闭幕以后，由县人民委员会执行大会决议，向人代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县人代大会最少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1958年5月26—28日，举行了亳县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大会上县人委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均以县委指示“大跃进”精神，对各项任务提出过高的标准，同时作出了《掀起全面工作大跃进》等决议。随着“大跃进”的发展，以后被视为不能紧跟形势的右倾会议。从此县人民代表大会停止了一切活动，一停就是三年零五个月之久。

在三年的时间里，亳县发生了一系列世人罕见的重大惨痛事件。1958年秋大刮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在农业上，亩产4万多斤水稻和数以千计的农业高产“卫星”上天。同时县党代大会作出了“1958年实现粮食亩产千斤县，1959年实现粮食亩产万斤县”的决议，并要全县人民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在区乡体制上，由区乡制改变为政社合一体制，由270多个尚不巩固的高级社七天内撮合成13个人民公社，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大到高级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粮、牧，小到社员的锅、碗、瓢、盆，一律收归公社所有。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公社统包下来。全面消灭农民的家庭小伙，一律参加农村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的“共产主义生活”，并实行全面搬家并庄，按军事化组织，男女分开、集体住宿。生产实行大兵团作战，致使出现秋收粗放，到处丢粮，秋种有误农时等等严重问题。

由于粮食高估产，引发了连年粮食高征购，致使购粮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加之1959年夏秋旱灾，致使粮食征购连年完不成征购任务，采取了年年季季户户搜粮，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普遍发生，从而出现了全县性的荒、逃、饿、病、死，更严重的出现了人吃人。

有关资料表明，全县270多万亩耕地，有近百万亩抛荒。由于农民连年饥饿，全县成千上万人口外流，因饿而引发的多种疾病达50万人次以上。全县农村71万人口，据多点调查推算，死亡人口达20万人以上，人吃人多处发生。耕畜减少50%以上，鸡鸭大减，许多村庄猫狗绝迹。农民房扒拆和倒塌近10余万间。80%以上的林木被砍伐，全县农村面貌全非，一片凄凉。

根据中央指示，于1960年底至1961年上半年，开展了整风、整社，基本上刹住了“五风”，同时设区分社，缩小了社队规模。在上级的再三督促下，于1961年10月7—10日，举行了亳县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但对人民代表大会停止活动三年多的时间里，亳县发生一系列悲惨的重大事件，仍然是报喜不报忧，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这一颠倒的历史。

在县人委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先成绩再问题后任务的常规模式，除农业按照整风整社中落实的产量外，工业、手工业、交通、邮电、水利、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有不少仍是以“大跃进”的成绩指标，向大会报告。在取得成绩的原因上，仍然是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结果。肯定了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摆脱贫困的愿望。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是三面红旗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报告中讲到问题时，也不得不接触一点事实。如口粮标准低、副食品少、布票不足（笔者注：1961年每人发布票1.7市尺）、群众家底薄、国库空虚等。关于造成问题的原因，说法是这样的：

首先大讲了“连年自然灾害”、“1959年百日不雨”和“1960年的风、霜、虫、涝等灾害”。亳县的实际是：正常年份降水量820毫米左右，而1959年降水量634.1毫米，属于雨水偏少。但旱情出现在7—10月的关键时期，从而形成了旱灾。由于抗旱中实行大兵团作战，死保少量水稻，放松大田等，从而加重了灾害。到秋收季节又大吹抗旱取得大丰收，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按照大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强迫进行粮食高征购，商品率达39.5%，农民大部分口粮被购走，从而出现了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夏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1960年的征购办法依旧，所以农民秋冬死亡继续发生。为了夸大灾情，1960年基本无灾，但把全县发生的0.42万亩虫灾，也置于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其次，人们很难想像的理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富反坏分子占据领导权。同时也有蜕化变质分子为非作歹，破坏政策，危害群众，打人扣粮，不发社员工资等，造成人畜伤亡。这个问题，从整风整社揭露的情况看，全县干部中五六类分子仅占5.3%，补划地主、富农约不足百户。而造成全县28000多户农民家庭毁灭，30%左右农民死亡，难道说这少数坏人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吗？明显的是政策问题。

第三是“我们的步子大，工作没有经验及‘五风’危害”。这一条虽接触了问题的实质，可惜仅用一句话一带而过，把悲惨的历史掩盖起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县人代会再也没有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从“大跃进”中亳县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来看，人祸超过七分。然而在县人代大会上长达万字左右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发生的问题和原因仅有200多字。由于当时代表们历经两次反右，心有余悸，对重大人畜伤亡没有一个人提出尖锐的批评，顺利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并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换届选举任务。正如人们所说：“这次人代大会是顺顺利利作报告，高高兴兴当县长。”以后，还有顺口溜说“饿死人不要怕，骗过政协骗人大”。

县人委与县委合署

为适应“大跃进”和“全民皆兵”的形势需要，1958年10月8日县委第一书记宣布，亳县为民兵第九师。县委为民兵师党委，县人委为民兵师司令部。县委、县人委合署办公，两委办公室合在一起。宣布当时县长、副县长都不在机关，宣布后向他们打个招呼，即完成了合署任务。名为合署实为合并。从此，县委、县人委党政不分，工作都步入了不正常状态。合署后县长、副县长的工作安排：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带民工去地委凤台钢厂炼钢；县委常委、副县长兼第一中校长并驻校兼搞教育系统肃反；另两位副县长，一人调人民大学学习工业，一人因右倾未安排工作。

随着县委、县人委合署办公，县委书记处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及全委会议不能正常召开。县人委党组会议、县人民委员会议、县长办公会议、科局长例会等均停止召开。作为县人民代表大会执行机构，县人委主要活动停止了，当然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活动也随之停止。之后虽然在党内决定调整了县长、副县长，但在长达三年多的时间内，也经常无人主持人委工作。小事由县委各部包揽，大事由第一书记决定。县人委所属各科局的工作和干部管理均由各部分包。党、团组织大部分归口组编。县人委人事科合入县委组织部，县委政法部驻公安局，县农林局长搬进县委农工部办公等等。县人委办公室干部既属县委政法部管理，又在县委办公室领导下进行工作。

由于上级政府机构没有停止运转，县人委总会有些行政任务，如原规定党管干部，需要政府任命的科局长，都是由县人委会通过任命。而合署后只要由县委或县委组织部通知执行，县人委不再履行任何手续。

各科局需要由县人委出面下达的文件，有不少由县委各部批发。如县人委文教、卫生方面的文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某不断签发；人委财粮科必须由县人委下达的文件，有一次县委财贸部工作员田某某说“干部由我管，业务由我抓”，接过文件草稿在领导批示栏内代县长划上个“行”字；县水上运输人民公社成立，本应由县人委下文，而县委工交办公室发文宣布执行，如此等等，至此可以说县人委只有一块牌子，一颗印章。

我作为县人委办公室唯一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对合署后发生的问题，不得不作为业务研究，曾小心谨慎地向县委和县长们提过几次。万万没有想到，1959年冬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网织成“不服从县委领导”、“分裂党政活动”、“破坏党政关系”、“把科局与部办平衡看待”等等罪名，加之我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问题越发严重，经过反复批评，于1960年3月免去我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县以下的区、社（人民公社）乡党委，从反右派以后，区乡社长不仅配置数少，而且多长期下去包点或兼职，对县人委部署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完成，有的甚至公开对抗。如1958年5月中旬，县人委发出通知，5月26日召开县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信寄张集区以后，竟被县委委员、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兼张集区第一书记张某某，在信封上签署了“区公所无人退回”等字样，邮局把信原封退回县人委办公室。由于县人委管不住下级党委，县长们没有敢说什么，只是要办公室请示县委，后由县委出面与张谈妥后，才勉强接受按此通知办理。

自1958年10月，县委与县人委合署，到1961年10月县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完成县人委换届选举后，县委、县人委才始得分开，县人委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大跃进”造成的违反《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严重事件，长达三年的时间才得到纠正。县人委一位负责同志说：“这叫违法不犯罪，没有什么大问题。”

县政协活动受限

县政协委员会的委员，由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艺术等知识界和工商界所占比例较大，当时很多属于改造对象，在反右派和“大跃进”运动中，几乎被领导视为右的范畴。这样一来，政协的各种活动就受到限制。

三年中，每年一次政协全委会都按时举行，虽听取审议政协常委的工作报告，而委员们多种形式的考察活动，大大减少。特别是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对农村生产生活方面的考察全被停止。各工作组对农村也无工作可做。

在参政、议政方面，对国家公开发表的重大方针政策，如1959年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国庆十周年前夕国家发布千名战犯特赦令，干部下放劳动等问题组织座谈活动外，对本县三年困难时期的问题，全属禁区。不要说组织考察活动，就是谁说句实话，也会大祸临头。由于县人大停止一切活动，县委与县人委合署，对政协委员列席人代大会，参与政府领导人选的协商等政治和民主权利，也不复存在。

根据政协章程，1960年12月6—11日，县第四届政协举行全委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共亳县县委负责同志“关于政治形势”和“人民公社政策”两个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大讲了“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取得的伟大成就”、“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即规模大，公字程度高），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社员生活集体化，实行食堂制，吃饭不要钱等。也讲到了公社初期的浮夸风、“共产”风及严重自然灾害给公社造成的一些损失。同时为加强县委对政协工作的领导，这次会议完成了换届选举，原由县委副书记兼任县政协主席，改选为县委第一书记兼政协主席。

人们都知道，1960年是亳县农村饿死人最多、对农村生产力破坏最大的一年，召开四届政协全会时，饿死人还在继续，而两个报告中对发生的严重问题，实行了全面封锁。据一位常驻会专职委员张某某曾经反映：“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听取了县委的多次报告，对农村饿死人等严重问题是滴水不漏，对我们这些人是严守秘密的，只有表决通过报告。”

三年中，县政协常驻会专职委员和工作人员除了搞点文史资料和协助编《县志》以外，没有多大的任务，正像顺口溜所说：“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参政议政少沾边。”

“大跃进”中，亳县发生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及民主监督的权利被剥夺，县人民委员会的职权不能全面行使，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等重大事件，使国家法律变成一纸空文。这充分说明了这是权大于法、人大于法所致。这段颠倒的历史过去已近半个世纪，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国家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政协、人大按照党中央的倡导和建议，提出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方针，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和亲民措施。特别是将“国家尊重人权和保障人权”首次写入宪法，使人民的权利有了根本的法律保障。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回顾往事，写此短文，抢救历史，以鉴往知来。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作者：李维民

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以前，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虽然有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制定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阐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他在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后指出：

“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论新阶段》这个曾在全党普遍学习的重要文件，虽然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叙述，比之后来某些有关的叙述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933年开始采取的新的立场，是指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起草的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四人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宣言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与这个宣言成为姊妹篇的，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也提出了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

这时，共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虽然尚未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已开始转变。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才有了重大的转变。季米特洛夫因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王明、康生、张浩、吴玉章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七大前夕，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和1935年日军继续向华北入侵的严重局势，在王明主持下，代表团全体成员反复讨论了七天，最后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于8月1日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郑重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第23次会议上，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的长篇讲演，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充分肯定了《八一宣言》和王明的讲演。

共产国际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

《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发表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为了及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七大尚未结束，中共代表团便派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不久又会见了从前方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和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根据张浩的传达，结合当时国内形势，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12月25日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毛泽东所说的十二月决议。决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并指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这个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但是决议仍然认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反日与反蒋相提并论。1936年2月21日，张、毛、彭签署的关于与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中，估计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蒋”，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从东征前线致电张闻天，虽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但同时提出“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8月9日，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在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中央从而得到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是蒋介石首肯并由陈立夫主持的信息。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会议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必须“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推动中共中央确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起了重要作用。8月24日，以“洛、恩、博、稼、泽”署名的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到：“九个月来统一战线工作，虽原则上执行了国际七次大会路线，但在对南京及西南等问题上，我们是犯了错误的，现正遵照国际指示迅速纠正。”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8月31日，周恩来回复国民党方面参与国共谈判的曾养甫，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日，周恩来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再次表示中共方面早已准备随时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具体谈判。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9月24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带着中共致国民党书和周恩来再致陈果夫、陈立夫函，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八一宣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接触与谈判

国共两党的接触，是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开始的。1936年1月，蒋介石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王明答复说，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在国内进行为好。与此同时，蒋介石要陈立夫设法与中共建立联系。陈让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派早年曾与周恩来同学的交通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共产党。谌小岑通过左派教授翦伯赞找到时为民族反帝大同盟负责人的历史学家吕振羽，1935年11月底，中共北方局派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和吕振羽去南京和曾养甫接触。谌小岑还在上海多次会见了中共代表张子华。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把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交给曾是中共党员的董健吾（即王牧师），要他去陕北，转达国民党愿与共产党直接谈判的意向，并给董健吾一张由孔祥熙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装扮成董的仆人，两人一同到了西安。这时，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部队的包围中，要去陕北必须得到张学良同意。在此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中共方面已有了联系，但接触是秘密的，怕被南京发现。张学良看到南京方面也派人来了，便更放心与中共联络。2月19日，他派飞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见到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在宋庆龄寓所向宋子文、孔祥熙作了汇报。张子华后又多次往来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中共在与南京方面接洽谈判的同时，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果。从1936年1月开始，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举行谈判。4月9日，周恩来又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也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保安接待了李宗仁、李济深等派来的代表钱寿康，并与之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中共还与北平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有了联系。

1936年12月上旬，中共代表潘汉年再度同国民党陈立夫谈判。12月8日，中共中央从潘汉年来电中得知，国民党方面继续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限制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超过3万人，并否认谈判的平等地位。中央当即回电潘汉年，认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表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通报中共与蒋方谈判情况时，也重申了这一原则。

共产国际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反复劝蒋均遭斥责。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没有告知中共，突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八项主张。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已是夜晚，欢欣鼓舞的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庆祝。谢觉哉登高一呼：蒋介石怎么办？台下齐呼：杀！（1980年4月15日访问冯文彬谈话记录）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提出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二辑135页）。虽然，张闻天在会上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毛泽东在最后总结时，也说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批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但会议的基调还是“审蒋”、“除蒋”。毛泽东、朱德等15位红军将领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罢免蒋氏的主张是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同的。共产国际8月指示中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指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联合抗日，即举国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不仅仅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很快表明了不支持的态度。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自蒋氏长行政院以来，已逐渐集中力量，显示领导国家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见1936年12月16日《中央日报》）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不同，主要是由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有区别。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出“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再进一步联合桂系”。12月14日，中央致刘少奇并转上海的电报，提出活动“阎（锡山）傅（作义）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发生后，上述各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均未对张杨表示支持，甚至谴责张杨的做法。连不久前发动两广事变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未支持张、杨。南京、上海的主流媒体更是一片谴责声。共产国际和苏联基于原来的主张，又看到事变后的形势，所以对张学良之举采取不支持的态度。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共产国际的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对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说，根据从1933年开始，特别是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无疑是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但还不仅如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起了更直接的作用。通常的说法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但因电码错乱不能译出，直到20日才收到（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563页）。但是，12月16日的《中央日报》已经报道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接着又报道了苏联驻中国代办向南京政府外长张群表明苏联政府立场的消息。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后，18日向中央发电，汇报了国内外各方包括苏联的反应。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谈到了苏联的反应，说明这时中央已得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在此之后，中央才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19日向党内发出通知，并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原来提议召开的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为南京，改变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契机，并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成果。如1937年2月10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五项要求和中共方面的四项保证。并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去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了多次会谈。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一系列决策。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对于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限制人民民主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斗争，使国共谈判取得了进展，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实现。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历史的车轮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一代学人傅斯年　作者：纪秩尚

一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1896年3月26日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祖宅（俗称相府）。傅氏为当地名门望族，教育世家。其七世祖傅以渐是清代开国第一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太子太保，是康熙的启蒙老师。他对清初满汉文化融合和康熙从政后的思想有着直接的影响。康熙南巡途经聊城时，曾为其祖宅题词“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横批“圣朝元老”。其曾祖傅继勋曾任安徽布政使，是清朝名臣李鸿章、丁宝桢的老师。其父傅旭安曾任东平龙山书院院长。

傅斯年从小敏而好学，十二岁读毕十三经，初步奠定了国学基础。因为其父早逝，他十三岁随其父亲的学生侯延爽到天津，考入府立中学，接受新式教育。后入北大预科社会科学部学习，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他20岁升入北大本科国文门，23岁投身文学革命，创办《新潮》期刊，参加“五四”运动，任总指挥。25岁考取官费留学生，到英、德等国留学，重点攻读数理化和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学论”，以及实验科学，比较研究法等。七年留学生涯中，他广泛涉猎西方科学教育、文化典籍，孜孜以求。“为学好造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不断攀登科学创新的制高点。

1926年10月，傅斯年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英、德留学生涯，满载回国。12月应朱家骅、戴季陶之聘，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并亲自开课讲授《尚书》、《古代文学史》、《陶渊明诗》、《心理学》等课程。他广泛网罗知名学者如顾颉刚、杨振声、丁山等来校任教。1927年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发表论文多篇。不久，该所扩建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兼任所长。建所之初，傅斯年提出了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的目标。该所组建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四个组，分别聘请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为各组组长。在此期间，傅斯年抢救整理了明清大内档案，出版了《明清史料》30册。同时领导发掘了山东龙山文化遗址和河南殷遗址。傅斯年还发表了许多学术论著，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等。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东北三省，傅斯年忧心如焚，频频发表言论，鼓吹抗日，在百忙中组织编写了《东北史纲》一书，用大量史籍资料证明东北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该书出版后由李济翻译成英文，送交“国联调查团”作为参考，成为1932年“李顿国联调查团”调查“九·一八”事变时中国政府提供的确凿历史证据。在北平沦陷在即之时，为保护文化教育事业，傅斯年提出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南迁的建议，后在昆明合并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为我国保护和造就了大批优秀人才。

1945年7月1日，受国民党参政会推选，傅斯年、黄炎培、褚辅成、左舜生、章伯钧、王云五等，为促进国共两党和谈，赴延安访问，傅斯年一行六人于当天下午抵达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从7月2日起，傅斯年等人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进行了三次会谈。他们会谈的事项特别多，最后形成了一个文件，即《延安会谈记录》。五日后傅斯年一行返回重庆。握别时，毛泽东将一帧亲笔墨迹面赠傅斯年，上书“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等人的延安之行，促进了国共和谈。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抵重庆，开始国共两党和谈。1947年聊城解放时，为保护文化古物，颁布三项命令，其中第三项“保护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在聊城北街的住宅”等等，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颁布的。但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灾难深重的“文革”浩劫，波及聊城。傅斯年家族许多人惨遭迫害，历史上的“相府”、“傅氏祠堂”被强占，1976年傅氏祖茔三百多人的坟墓被挖掘，暴尸荒野。傅以渐茔地所有地上文物石刻、牌坊、碑文和近千棵古树全部被摧毁……幸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春风吹散乌云。20年来，在党中央、省、市委领导下，拨乱反正，被尘封了五十多年的历史逐渐被世人所了解。聊城修建了傅斯年纪念馆，2004年在聊城召开了“傅斯年先生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会议”（此前1991年至1996聊城共召开三次）。现在正在筹备纪念傅斯年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纪念会。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他上任后，面临的第一难题是北大复员问题，以及数以千计的师生员工和庞大的校产转移搬运；另一棘手的问题是处理伪教人员。傅斯年克服重重困难，在短短的半年内，不仅北大顺利迁平复课，还延揽了一批实力强的教授，并坚决地辞退了敌伪时期北大的教职员。他认为专科以上学校必须在“礼仪廉耻”四字下给学生作榜样，维护了北大的爱国主义传统。

1948年11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第四任校长。面对前几任留下的困难局面，傅斯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首先废除了日本教科书，在一、二年级开设通习科目，提高基础课程的水平。傅斯年亲自担任国文大一、大二的教学工作，广聘教授，建章立制，跑经费，建校舍，在不长时间内，台大招生人数一增再增，教学水平直线上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他为台大提出八字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八字校训也是傅斯年一生的真实写照。几十年来，台湾大学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人才，一跃成为当今世界一流水平的名牌大学，这其中凝聚了傅斯年的许多心血。可以说，傅斯年是台湾大学迈向现代化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1950年12月19日，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女士，在他的小书室中生炭盆取暖，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为《大陆杂志》赶写文章，夫人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旧袜子，傅斯年急于拿到这笔稿费做一条棉裤。他搁下笔对夫人说：“稿费到手后，你赶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次日，傅斯年穿着他单薄的西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答复关于台湾大学的有关问题。他在台上高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讲完后走下台来，突然倒在地上，猝然而逝。

台湾大学停课一天，下半旗致哀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界前往致祭者5000余人，送挽联270余副，挽诗60首，中西文悼言函90余封。

1994年春，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为傅斯年陈列馆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2005年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说，高度赞扬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健将，任北大代校长和台湾校长，多有建树，贡献很大。台大幽静的校园里，至今还回响着“傅钟”的嘹亮钟声。连战以“一代学人”题词，为傅斯年纪念馆落成志庆。

二

傅斯年先生1926年（31岁）从西欧留学回国，先任中山大学教授，并创建语言、历史研究所。后兼任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曾代理北大校长，最后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55岁）英年早逝。短短24年的教育生命，他始终站在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而奋斗的岗位上，呕心沥血，进行开拓性的教育改革实践，卓有成效地谱写出一系列教育新诗篇。如同马卡连柯、陶行知和苏霍姆林斯基等现代教育家一样，以光辉的教育革新业绩，永载教育史册。

傅先生不仅是最受欢迎的一流教授，同时是最受师生爱戴的院长、校长、所长；他不仅是学校教育实践的事业家、管理专家，同时是教育革新的理论家；他不仅是承前启后的知识传授者，同时是教育与科研相结合的开拓者……傅先生是纵贯古今、横联中外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现代综合教育家。

（一）亲自授课与科学管理相结合

傅斯年身兼教授和行政领导双重职务，而且满负荷运转，长年如此，这是非常了不起最令人敬佩的。从开始在中山大学任教直到任台湾大学校长，他都坚持为学生亲自授课，始终未离开讲台，还经常深入课堂听老师讲课，和教师同甘共苦，与学生打成一片。他既懂多科专业课的教学，又懂行政领导的科学管理；既关怀学生的成长，又体贴教师的甘苦；既是师生的领导，又是师生的朋友。学校形成教学相长、团结奋斗的人和亲情的优良传统和自强不息的学风、校风，增强了学校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创造力，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傅先生身兼数职，一个人做三四个人的工作，都是自愿选择的。一方面体现了他博学多识的睿智和拼搏奉献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他的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综合管理体制的成功：形成一套完备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岗位分工负责制和民主管理制度（如建立校务委员会制和学生自治会等）。人人都是学校的主人，群策群力，自主自立，自尊自律，学校工作可以自动运转，大大提高了工作和学习效率。

（二）学校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傅先生的教育实践和理论，不是脱离实际的、坐而论道的、封闭式的经院教育，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知行合一的、开放式科学教育。他创办的语言、历史研究所是这一教育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可操作性的有效途径。他为什么选择语言、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呢？因为任何学科专业都有其产生、发展、成熟、消亡的历史，任何学科的成果和历史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载、表述和传播的，历史规律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具有相通性，可以收到举一反三、一通百通的效果。因此，创建和坚持“语言历史研究所”的事业，是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从广州到南京，从西南联大到北大，最后到台湾大学，他从未间断过，而且傅先生始终亲任所长，可见其重视的程度。他的学生中虽然有不是学语言、历史专业的，但是科学研究的创造意识、基础能力和良好习惯都是相通的。心理学的“学习迁移”原理是傅先生最欣赏并运用自如的。

对这种学校教育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实践和理论，持之以恒，身体力行，是傅先生的创举，有利于建设科研型教师队伍（不做教书匠），有利于培养研究型的、学以致用的学生（不做书呆子）。长期坚持逐渐形成了“一、二、三、四、五、六”的教学与科研互依互促、良性循环的有效机制：即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取得育人实践成果和理论升华双成果（如创办期刊出版文集）；三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校与社会结合，领导、专家与师生结合（如开展社会调查，古文化遗址发掘，不同民族语言和历史资料的采访、搜集都是三结合的成果）；四层次是师生科研队伍的初、中、高、专的四个层（不用一个标准要求），也是每个科研型师生成长的四个阶段（不要求一步到位）；五方法是以行动研究法为主，结合调研法、文献法、比较研究法和古今中外法等综合运用；六字箴言是：教、学、做（合一）、思、辩、写（结合）。

傅先生创办的院、校、系、所都是师生成人成才的摇篮，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手脑并用、德才兼备的现代创业者和科技文化的建设者。

（三）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和择优借鉴相结合

傅斯年所以能成为前无古人的现代综合教育家，原因是多方面的，是主客观多种条件的综合。其中最主要的是他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热爱学习：勤学、善学、乐学三位一体、始终处于“三学”合一的最佳学习境界，并终身学习，一以贯之。因此，成为学贯中西、文理并举，承传优秀文化与择优借鉴、综合创新相结合的历史学家、教育家。

傅斯年以亲历其境的切身感受，对比中西文化、教育的优劣长短及其不同特点。有比较才有鉴别，有继承才有发展，有择优借鉴才有综合创新，逐渐形成了他的科学教育文化观：既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他坚持亲自开设国学课），又要吸收借鉴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方法（他坚持创办语、史研究所，并亲自教授“心理学”）。二者结合，相得益彰。他既反对盲目地排外，又反对僵化地复古；他既重视博采众长，汲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精华以为己用，又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崇洋媚外。

他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凝聚贯彻于一生的教育事业中，他把振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所以选择了教育。正像陶行知所说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许身孺子甘为牛，学海指航巧作舟，愿化春蚕丝吐尽，织成锦锈饰神州”。他实践了孙中山所倡导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八方友，创千秋业”，志存高远，脚踏实际，终身学习，自强不息。“历尽磨难成铁骨，养就浩气育英贤”。他不仅善于言教，更重身教，他以“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光辉榜样获得了学生、亲友和世人的衷心爱戴和永久的敬仰。

我们纪念傅斯年先生，学习他的思想、精神和事业，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有借鉴创新的理论价值和可操作性的实践应用价值，值得进一步系统地总结弘扬。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任白戈文革蒙难记　作者：何　蜀

任白戈（1906—1986），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被一条注释打倒

文革开始以后，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们，虽然与全国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却并非“很不认真”，而是像领导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一样积极认真行动起来。任白戈亲自“挂帅”担任了重庆市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

一开始，重庆市也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仿效北京的做法，掀起了揪“三家村”、打“黑帮”的高潮，由市委部署，首先批判了原《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杂文专栏，“揪出”了《重庆日报》以副刊部成员为主的“三家村”，并将1963年已受到批判处理的所谓“萧、李、廖（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反党集团”定为《重庆日报》“三家村”的“黑后台”，重新抛出来加以公开批判。同时，在《人民日报》6月2日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大学“陆平黑帮”、6月16日公开点名批判南京大学“匡亚明黑帮”之后，重庆市委也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于6月21日将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定性为“黑帮”，责令其“停职检查”，并在22日《重庆日报》公开点名批判，市委还派出200多人的强大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领导“抓郑思群黑帮”，将校、系两级领导干部90%以上“靠边站”，发动师生员工进行全面开花的揭发批判。

不料，当重庆市正在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却挨了意外的一闷棍：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征求有关组织意见，也不向有关组织打招呼，突然袭击地采用在文章的注释里点名这种“史无前例”的手法，批判了重庆市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在此前的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遭到严厉批判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为首的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随后，彭真遭到不点名的公开批判。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就没有点彭真的名。

虽然这次任白戈被点名不是以中央文件的形式，而且只是在一篇文章的注释里出现，但是当时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决非可以任意而为。而且，当时作为中央舆论喉舌的传媒，都被视为传达的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声音”。因此，《红旗》杂志此举必然被视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部署，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那篇文章在各地党报转载（《重庆日报》于7月6日转载）、广播电台反复广播后，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的领导人任白戈。市委无法回答。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当时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被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

在重庆这个当时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党政一把手突然之间被以如此不正常的方式“打入另册”，威信扫地，在市民中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这是重庆局势陷入大动乱的一个重要起因。

经过多次政治运动“锻炼”的不少干部、群众，已经学会紧跟风向行事，“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就在任白戈被公开点名之后，马上就有人写了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寄给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比如，重庆大学电机系六个二年级学生就于7月9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给重庆市文艺干部和文艺活动积极分子的报告）的文章寄给《重庆日报》。

“一个奇怪的华侨”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对要求他承认的“鼓吹‘国防文学’”、“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攻击鲁迅”等罪名都不愿承认，怎么也想不通，无法写出让上级满意的检查。跟他一样想不通的省、市委领导只好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同任白戈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8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全面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全党共识和中共中央正式决定。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显然已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明白任白戈的下台命运已无可挽回，大约是为了下一步处理方便，遂通知将任白戈转移到成都，安排住进了锦江宾馆。实际上这时任白戈已等于是被软禁起来听候发落。

然而形势骤变，8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东方红礼堂（即锦江礼堂）召开驻四川大学工作组的检讨大会，一些首都赴蓉红卫兵及川大学生认为这是“假检讨”，冲击大会造反，进而与省委形成对立，千余人在省委大门口静坐绝食……省委不愿让任白戈被造反派学生发现抓走，便又将他于8月28日深夜转移，给他改换姓名，以“某省厅长”身份住到成都近郊一处招待所。

8月31日深夜，省委又派专车，将任白戈化名“省农业厅视察室主任张新”，转移到简阳县偏僻山沟——三合坝。并对负责保护（也可说是监视）的公安人员交待，如有农民问起，就说“张主任”是归国华侨。

后来，有造反派文章写到任白戈的这一段经历，用了“一个奇怪的华侨”这样的标题。许多人都还记得，文革前的50年代，曾有一个隐藏于乡间的国民党特务杨进兴被抓到了，报道这件事的文章就以“一个奇怪的贫农”为标题，一时间很吸引了不少读者。深受革命教育的青少年们对“一个奇怪的……”这样的标题自然是耳熟能详，运用自如。可叹的是，昔日的革命领导人任白戈，如今竟也落到了与革命的敌人国民党特务一样以“奇怪的……”为伪装东躲西藏的地步。

就在这期间，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为争取主动，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号召革命左派“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李井泉到会讲话，不得不宣布将任白戈罢官。任白戈成了在职的领导人们力图用来吸引群众批判火力的靶子。

住宅成了“展览馆”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毛泽东在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概念的时候，并未对什么是“资本主义”，怎样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中央领导人还是普通百姓，谁都说不清楚怎样才算是“走资派”，在长期受到的左倾思想教育影响下，一般人就把那些经济上或生活作风上有点毛病的干部，或政治高调唱得少一点，生产抓得多一点，对群众的生活福利关心多一点，对城乡集市贸易搞得活一点，对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表现得开明一点……的领导干部，统统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任白戈既已被西南局和省委宣布正式罢官，那就等于成了可以千人批万人斗的对象。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不满情绪有了一个合法宣泄口。但群众很难了解任白戈有些什么政治上或工作上的问题，更容易引起兴趣的是其生活上与市民有什么不同。这时，位于重庆市委大门对面的第六中学的学生（该校学生中干部子弟较多），在首都南下红卫兵的鼓动下，率先翻墙闯入市委大院，到任白戈住宅“造反”，并将其作为任白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对外展出。

以往在市民心目中十分神秘的市长住宅变成了公开的“展览馆”，自然轰动一时，当时传单、大字报上对任白戈住宅的称呼是“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红卫兵给任白戈住宅取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文革前大搞阶级教育期间，四川搞了个有名的刘文彩“地主庄园”展览，一时间报刊发表文章，舞台演出节目，纪录电影全国组织观看，“罪恶的地主庄园”家喻户晓，青少年们记忆犹新，就如法炮制，套用了这个提法。其实任白戈住宅并不是什么“庄园”，只是市委院内一幢旧式小楼及其附属建筑。只因为他是重庆市“一把手”，按照当时已经形成的体制等级和“工作需要”，住得比一般干部宽一些，显得特殊一些。

因为在文革之前已经深入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深入进行了“反修防修”教育（特别是批判了苏联有一个“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四清”运动中又反复强调了领导干部的“懒、馋、占、贪、变”的蜕化变质“规律”，文革前夕还大量宣传了“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廉洁简朴的生活作风，所以，人们对干部生活上的任何一点特殊化都十分敏感。这时去“参观”了任白戈住宅的群众，看到他一家人能拥有楼上楼下那么多房间，大多会感到震惊、愤慨，必然将此住宅看作是“修了”（“堕落为修正主义了”的简略说法）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标志。一些当年去“参观”过的人士至今记忆犹新的，除去房间多以外，还有这样几点，一是房间里的灯多（当年城市居民通常一家只有一盏灯）；一是那些房间中有专门的“钢琴室”——而这是当时许多“三代同堂”、“四代同堂”（几代人同住一间房）的平民不敢想象的；还有就是住宅中有好几个厕所——而在当年，城市居民往往一个大杂院甚至一条街才有一个公共厕所；以及书柜中摆放着不少属于“封、资、修”禁书的文学名著……于是，有参观者出来一传，加上传单、大字报一炒作，自然就引起观者如潮了。

不过，这个“展览”并没有热多长时间，群众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在任白戈之后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现任领导干部身上去了。任白戈毕竟下台早，缺少这方面的“现行”。

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都作了检查，各级领导干部被迫“转弯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为大势所趋。李井泉开完会回到成都，立即与省委和重庆市委研究，决定把任白戈送回重庆（大约是准备随时交给群众批判了），随后，主持重庆工作的重庆市委代理第一书记鲁大东把任白戈接回重庆。回来后，任白戈被安排住在市人委旁边的农场管理局招待所。直到群众造反运动兴起后，市委领导瘫痪，任白戈才落到了造反派组织手中。

揪来斗去的“死老虎”

1967年1月，全国到处掀起了“一月夺权”风暴，《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欢呼：“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重庆造反派和奉命“支左”的驻军部队也在这“伟大号召下”行动起来，于1月下旬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

1月29日上午，阴云密布，寒气袭人，重庆造反派群众和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在解放军支持下夺取了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及大会照片，其中一张是任白戈被戴上一米多长的纸糊高帽子，由红卫兵反扭双手作“喷气式”状示众，照片的说明文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一副狼狈像”。不过，天公不作美，会议进行中下起了小雨，批斗者与被批斗者都被雨淋成了“一副狼狈像”。

“一月夺权”引起了造反派的大分裂，重庆市的造反派组织分成了两大派，以重庆大学八一五为首的一派，在驻军支持下建立了“临时权力机构”革联会，另一派则称革联会是“假夺权”，重大八一五是被“黑市委”收买了的“叛徒”。他们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竞相比赛谁对以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更仇恨，都认定对方与任白戈为首的“黑市委”有勾结。

在1月29日的誓师大会之后，任白戈作为一个“活靶子”被一些群众组织揪来揪去批斗，不知什么时候被弄到了工人造反军总部。而工人造反军很快成为反革联会一派的主力，与八一五派矛盾冲突加剧。2月23日晚上，八一五派组织人马抄砸了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当他们查抄到一个没开灯的小房间时，找到了被关在那里的任白戈，当时任白戈头上戴了个大草帽，脸上被一个大口罩遮住。于是，又有谣言传出，说任白戈被工人造反军总部“化装隐藏”，造反军总部头头与任白戈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任白戈落到革联会一派群众组织手中后，1967年3月31日，这一派的重庆市委、市人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除去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发言批判外，原市委书记处的一个书记，原市监委的一个副书记，原任白戈的一个秘书，都被迫上台按照当时的“主旋律”口径作了“揭发批判”发言，以表明自己愿意“紧跟毛主席干革命”。

任白戈被关押在革联会期间，行动还比较自由，每天自己到市委机关食堂吃饭。云南作家周孜仁当年作为重大学生曾被调到革联会编辑《山城战报》，他的长篇回忆录《红卫兵小报和我》对在市委机关食堂吃饭的任白戈有一段记叙：“他和我们在同一个机关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任白戈任何时候都是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任是走资派，只能卖给他低价位的菜。我曾有意识靠近他的饭桌吃饭，有时干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在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是些清水菜肴。不过他吃得极认真，满嘴咂咂有声。我猜想他的心态绝对正常，因此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十分硕壮，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便显出了许多落魄来，很像造反派漫画上的形象。”

当时造反派的漫画上，通常把任白戈画作一只人面虎身的趴着的老虎，既寓示其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表明其已是一只被打倒的“死老虎”。

“红五条”作出政治定性

因为掌权的一派要“捍卫一月革命伟大成果”，而对攻击革联会的另一派进行了镇压，另一派则上北京告状，控诉革联会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中共中央不得不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5月16日，毛泽东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五条意见的第一条中即提出：“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指向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军队内，在群众中，对刘、邓、李、任等人的罪恶，进行充分的揭露和彻底的批判。中央同意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这样，任白戈被中共中央正式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公开宣布撤销了职务。从此，以他为首的前重庆市委领导班子，有了一个钦定的新名字“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

任白戈在听到传达这个“红五条”之后有什么想法？没有见到他事后的回忆。不过，另一位领导干部的回忆可资参照。时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武光，在《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一书中写下了他在听到中央通过“两报一刊”社论将他点名定性为“中国赫鲁晓夫在新疆的代理人”时的绝望心情：“第一次听到广播那天，我正在厕所洗衣服……我怎能经受得住这样晴天霹雳式的致命的打击呢？当时，我只觉得一阵昏眩，差一点跌倒在地，我挣扎着扶住墙，才慢慢地走回囚室，然后一头栽倒在床上。”他称这一天是“一个足以让人绝望的日子”。武光的这段回忆，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任白戈在那时的心情吧？

在武斗中历险

“红五条”的公布并未使重庆的局势得到稳定，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1967年6月，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已经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开始以棍棒、石头进行武斗。6月5日至8日，在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发生了武斗，两大派纷纷前往增援，形成大规模武斗。就在这期间的6月7日，八一五派江北区“捍卫红色政权指挥部”为显示自己“掌握斗争大方向”，在江北城街道办事处门前召开了批斗任白戈的大会。

任白戈是从重庆大学押来的，批斗完后，下午3点多钟，八一五派将任白戈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上，准备送回重大。开车后不久，看到路边有一个自来水站（当时自来水还没有接入每户人家，居民都得从水站买水后挑回家中使用），任白戈提出想喝点水，押送的造反派也想喝水，便停下车到水站取水，不料，正在此时，江北十六中学的反到底派红卫兵突然冲来，将任白戈抢夺到自己手中，呼啸而去。

十六中的反到底派将任白戈抢到手后，迅速将其转移到三钢厂。三钢厂的反到底派又将其转移出去，辗转经江北县、北碚区、巴县青木关等地，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秘密送到市中区观音岩下方的中国科技情报所重庆分所。以后，又转移到了重庆医学院。当时重庆医学院是反到底派势力较强的据点，不仅在该校占大多数的反到底派重医兵团控制了学校局势，而且重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反到底司令部和国防工业系统的反到底派组织军工井冈山总部也都设在那里。

然而，重庆医学院很快便成为两大派武斗的一个焦点。

6月23日，八一五派武斗指挥部决定拔除反到底派设于重庆医学院附属小学内的武斗据点，两派在重医附小展开武斗，小学被烧毁，武斗中死4人，伤百余人，财产损失3万余元。

7月1日，两派在重庆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武斗，使用钢钎、刺刀、自制燃烧瓶等，死2人，伤数十人，附一院门诊部全天停诊。重庆医学院66级毕业生、反到底派《东方欲晓》报主编于可被钢钎刺死……

在这样的形势下，反到底派不得不考虑任白戈在这里的安全问题。一天，反到底派重医兵团的一个负责人去查看任白戈住处情况，看到他房间的窗台上放了几个干馒头，问他为什么不吃，任回答，因为担心武斗起来顾不上给他送饭，自己早做准备，省下来作备用粮。

重医兵团发现继续关押任白戈已经是个大麻烦，便找了附近的驻军部队，提出要把任白戈交给他们管理。部队指挥员一听，马上回绝。为什么？因为文革初期中央就有指示，部队不能作“走资派”的“防空洞”，有的部队就是因为在文革初期收留了去躲避群众批斗的领导干部，而遭到了群众组织的冲击，有的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加上反到底派与重庆的支左部队素有矛盾，部队指挥员不得不防反到底派的这一提议是否“别有用心”。

重医兵团负责人无计可施。一天，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一位负责人来到重医，重医兵团负责人向他说起任白戈不好安置一事，那位军工井冈山负责人开玩笑说：“那有啥子难的？随便找两个人把他拉出去枪毙了算了。”

好在任白戈没有听到这几句对话，否则他一定会好几天睡不安稳觉。

玩笑归玩笑，问题还得想法解决。最后还是由军工井冈山总部派出江陵机器厂的一个职工，在重庆城里找了间僻静房子，把任白戈转移到那里去住下，并由那个职工专门对他进行“监护”。

从7月底到8月底，整个山城炮火连天，两大派深陷于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狂潮之中，没有谁再顾得上去斗“走资派”，任白戈也就乐得当了几天被“监护”的“逍遥派”。

没有抓到“走资派”时，觉得缺少了批判的“靶子”。“走资派”在手里交不出去，又成了烫手的炭圆。反到底派从抢到任白戈并将他“隐藏”起来，到急于想把他交出去而不得，是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终于，不知是哪个高人想出了办法，反到底派组织了一次批斗会，请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市革筹）派人参加。市革筹派来的是重庆军分区的干部。任白戈被押到会上批斗一番之后，反到底派就一本正经地当众把他交给了军分区来的代表。

从此，任白戈就由官方“监护”起来，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热烈欢呼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将任白戈与其他几位被打倒的领导干部一起并称“中国赫鲁晓夫……在西南及四川地区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之流”，进一步明确了对任的政治定性。

这时，这位“中国赫鲁晓夫的代理人”已经被送到北京关押，交到了冷酷无情的中央专案组手里……直到以后得到“解放”。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3期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作者：穆广仁

60年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

“据点”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政府发动多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皖南事变之后，大后方（国民党统治区）处处笼罩着白色恐怖。在重庆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不得不令各地的党组织进行疏散，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暂不恢复，也暂不吸收新党员。

抗战初期爱国青年们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被迫偃旗息鼓了，许多进步学生被公开或秘密逮捕、杀害，他们建立的读书会之类的社团被封杀。但是，他们仍然怀念前些年上街游行、喊口号那种活动方式，希望建立色彩鲜明的青年组织。在绵阳的国立六中一些流亡学生到了重庆，就想组织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全国性的读书会；复旦大学一些同学计议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南开中学有个“号角社”，引起反动当局注意；重庆联中一些毕业学生成立的“中国青年民主社”遭到镇压。南方局青年组建议他们暂停组织活动，劝说这些爱国青年转变“救亡作风”，埋下头来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勤学、勤业、勤交友。青年组负责人刘光多次秘密约见从国立六中流亡到重庆的刘晴波、许鲁野、王振华等人，向他们进行耐心的说服。

刘晴波等人终于想通了，可是刘光内心仍不平静。他完全理解这些青年人的迫切愿望，需要尽心保护他们，可是没有任何组织，只是个别活动，行吗？他向周恩来汇报遇到的难题。

“这个情况我知道”，周恩来说，现在的大环境不许可，“我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可以不要组织名称，不制定章程，不规定纲领，在志同道合的友谊的基础上形成不拘形式的小组。只要小组的人数不多，就无妨。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组织叫什么？干脆叫‘据点’吧。我们在沦陷区敌后开辟了一些据点，在这里（国统区）也应该安插一些‘据点’。”

刘光把周恩来的决定告诉了青年组的朱语今，他俩具体讨论了建立据点的方案。

重庆地区的“据点”

中央大学从南京迁至重庆的沙坪坝。皖南事变后，这里的共产党组织被撤离、党员被疏散，校内反动力量占统治地位。

1942年春，刘光找中大政治系学生刘明章谈话。刘光谈起建立“据点”的想法，刘明章立即写信通知疏散到某中学教书的黎连汉（黎力）“回学校来吧，有事情可做”。黎连汉办理了复学手续，第二天就和刘明章到红岩村，刘光和朱语今接待了他们。

黎连汉回忆他第二次去红岩村的情况时说，接待他和另外两位中大同学的是一位朴实可亲的长者，就是声名显赫的老革命家董必武。董老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特务统治，大铁铊一般镇压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和爱国民主运动。过去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采取过几种形式，有了组织就不能不是比较严密的，而越是严密就越要秘密，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允许这种组织合法存在。你越严密、越秘密，反动派也越是要千方百计钻进来破坏。一旦被发现，损失就很惨重。我们的革命组织和他们的特务组织都是铁的严密组织，这就是铁对铁，硬碰硬。他们当权，强悍，肆无忌惮；我们无权，弱小，必然受伤。现在我们可以采取没有固定组织形式的个人友谊联系方式，好像棉花一样，反动派摸不到我们成形的组织，要打我们，就好像铁打棉花，打也打不伤。而我们却可以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去一样，能够自由活动。每个进步青年身边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三五个人再各自联系、团结三五个人……这样便能逐渐形成一支巨大的力量。”

董老的一席话使黎连汉茅塞顿开。回到学校后，他和刘明章开始筹划建立中大“据点”。刘光把疏散到重庆附近当教师的白显富、在中大化工系就读的吴佩纶介绍给刘明章，他们四个人就组成了中大第一个“据点”的核心组。这是南方局青年组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据点”。

中大“据点”成立后，又把沙磁区其他院校（如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的进步学生联系起来。

1942年，在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也开始了建立据点的活动。只是由于始创人王晶尧转学到成都的燕京大学，事实上创立据点是在次年。据点还单线联系另两名成员王效仁、田歌。在据点建立前后，复旦校内就存在着若干进步学生的小圈子和社团，也有和青年组保持着个别联系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杜子才、陈以文等。据点核心在开展活动时，常常和这些小团体“撞车”，有时还发生误会。到1944年下半年，青年组就把杜子才等人的工作关系交给了“据点”。这就形成“据点”的非党员“领导”党员（失去关系的党员）的特殊局面。

复旦的“据点”核心和此后发展起来的“十月同盟”扩大了在北碚地区一些院校的活动，把江苏医学院、戏剧专科学校、歌剧学校、立信会计学校和一些中学的进步青年联系起来。

在青年组的帮助下，在重庆九龙坡的交通大学、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都建立了各自的“据点”。青年组还建议国立六中的进步学生刘实到重庆电力公司工作，在青年工人中建立了“据点”。

按照各个学校、工厂不同情况，各个“据点”都有自己的特点。总的说，在地下党组织撤离、党员疏散之后，“据点”的核心实际上担负着地下党的作用。他们从红岩村取回《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文章和青年组编发的学习材料，《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大众哲学》之类的小册子等，回来后在成员中学习、讨论，在相互交往中逐步扩大志同道合的朋友。“据点”这个名称并不下达，只有极少数与青年组联系的核心成员知道。核心成员联系着基本成员，基本成员又联系若干一般成员。他们还鼓励成员们参加各种公开合法的团体，传播爱国民主思想，并对所在单位做些调查研究。

据1945年4月青年组统计，在大后方广大地区建立的“据点”48个，同“据点”保持联系的有近千人。他们后来大都参加了“民协”、“民青”、“新青”等进步青年秘密组织。

“民协”（成都：民主青年协会）

成都南郊的华西坝，以早年在此建立了华西协和大学而得名。抗战期间，北平的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等院校，先后迁移到这里。原址于成都城内、移校峨嵋的四川大学，也回迁成都，在望江楼附近原农学院院址扩建了校舍。

这些院校大多数是教会办的，外籍教授较多，有一定的自主权，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有所抵制。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政府也存在矛盾。因而，成都进步民主力量的活动余地要比重庆大些。

复旦大学的王晶尧转学到燕京大学后，就和金陵大学的赵一鹤（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革命先烈赵世炎之侄）取得联系。在赵的周围有一帮进步朋友，如燕京大学的刘克林、崔嵬，华西大学的刘盛舆等。1942年，赵一鹤把这几个人找到一块儿，成立了以成都的简称为名的秘密组织“蓉社”。1943年，“蓉社”改名“马克思主义小组”。赵一鹤因患肺病休养，改由王晶尧负责，小组吸收了一些新成员，其中多是失去组织关系的党员。小组的活动方式基本上和“据点”一样，没有纲领和章程，是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友情的结合。这年冬天，成都的民主宪政运动正在兴起，为适应新的形势，他们又把小组名字改为“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推进成都的民主运动。

与“蓉社”同时，在成都校园内还有另一个进步青年社团“现实文学研究社”。当时在金陵大学求学的谢韬回忆说：“1942年我和方然等进步同学一起，组成了一个‘现实文学研究社’。除了金陵大学进步同学外，参加的还有华西大学的学生，三联书店的经理。后期，邹狄帆夫妇到了成都，在美国新闻处工作，也参加了。我们先办一个手抄传阅的刊物，后来又办了一个名叫《呼吸》的刊物。名为‘文学研究’，实际上无所不谈。我们举行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晚会，把志同道合的朋友联系起来，团结起来。”1944年，“现实文学研究社”改名为“现实学社”，明确以探讨时事政治、研习进步理论、参加现实斗争为宗旨。

成都的民主运动逐步高涨的形势下，进步青年越来越不能满足于分散的个别活动方式。贾唯英就经常为“隐蔽何时了”所折磨。她是个四川籍的共产党员，抗战开始时她与同伴们从北平到延安，后来因治病回到成都。她曾渴求回延安，邓颖超、孔原同志劝她留在大后方读书。于是她考进华西大学，隐蔽下来。在这里她遇见了在延安时的两个战友程天赋、胡文新。在胡文新的劝慰下，她潜心学习，并被选为女生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

谢韬认为“是时候了”，进步力量应当联合起来了。谢韬回忆说：1944年5月间，“现实学社”推举我出面，串联了九个大学的进步社团的骨干分子25人，在望江楼公园的一个茶馆里开个联谊会。大家认为，形势发展很快，当务之急是如何发动和组织群众，迎接更大规模的斗争。贾唯英建议各校进步同学成立一个共同组织，会上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成都举行“国事座谈会”之后，爱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1944年秋天，“青年民主宪政促进会”约定在成都北门内的文殊院集会，到会的有十几个人，大家都同意成立“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并公推燕大、川大与会同学为召集人，推举与重庆红岩村保持联系的王晶尧为协会的临时总负责人。会上讨论了几条：“民协”的任务是团结青年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当局的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在各校建立组织，发展会员，开展活动，各校设立联络员；“民协”是秘密组织，会员必须保守秘密，防止特务破坏；吸收新会员应有两个会员介绍，干事会批准。这几条就成为“民协”的不成文的章程。

“民协”不仅在各大学建立了“民协”小组，而且扩展到新闻界、妇女界、教师界。到1945年秋，会员数量达128人。张定、卫永清、李慎之、彭迪、于明、赫鲁、石泉等人都是第一批“民协”成员。“民协”成立之初，就积极参与和领导了成都1944年11月的反抗法西斯统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史称“双十一”运动）。

“民协”的成立和她的发展，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共产党员处于隐蔽分散状态下，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一些失去关系的党员实际上是和非党的进步青年处在同一位置上）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主动积聚起来建立秘密组织，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当时并没有党组织的直接指示和介入。当时国民党政府总是把爱国进步青年反抗独裁专制的行动，归之于“异党暗中策动”。而解放后的某些党史文献、资料，也往往把一切爱国进步青年的行动，说成完全是党直接组织、直接指挥的。但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民青”（昆明：青年民主同盟）

在昆明，由于云南地方实力派主要人物龙云与共产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共产党各级组织在皖南事变后短暂隐蔽就恢复了一定的活力。西南联大还有一批进步、开明的学者、教授。

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感到，只有一些小型的分散的学生社团，已经不能适应民主运动兴起的势头了。这年11月间，成都成立了“民协”的消息传到了昆明，进步学生们受到鼓舞，立即商议、串联，打算在昆明建立一个类似的青年组织。

原任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的袁永熙，皖南事变后曾被疏散出去，在四川重庆白沙隐蔽了两年。1944年秋，红岩村要他回西南联大复学。临行前南方局交代他到昆明后和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保持联系。他回到联大，很快就结识了洪德铭（洪季凯）和一批进步青年。洪德铭曾参加湖南人民抗日游击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部队，对日作战。皖南事变中受伤被俘，在被押解途中逃脱。为了找党，他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他在联大也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包括也在寻找党的关系的谭正儒（严振）、萧松、王念平等人。

萧松正在向袁永熙申请入党，袁向云南省工委郑伯克谈了洪德铭、萧松等人的情况。郑伯克考虑，只有公开的学生自治会是不够的，进步青年需要有个秘密的坚强的核心组织。他告诉袁永熙，对洪德铭等人应当鼓励和支持。

袁永熙通过萧松和洪德铭联系，说明当前青年组织的政治目标、基本任务、组织名称都应适应进步青年的根本要求，才有吸引力和生命力。他们认为可以参照成都“民协”的做法，定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

从这时起到1945年初，他们就为筹建“民青”而紧张地工作。其时，联大学生正忙于期考，学生自治会也正在改选。他们就把筹建“民青”和改选结合起来进行。

洪德铭估计吴晗、闻一多教授可能与党有联系，就将成立“民青”组织的计划向两位老师作了详细介绍，得到他们的支持。不久，吴晗告诉洪德铭，他已将筹建“民青”的情况告诉了中共朋友（华岗），取得了同意。闻一多也将“民青”一事向民盟云南支部作了汇报，民盟的反映是赞成的。筹建期间，洪德铭联络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东方语专的30多人，大家委托洪德铭起草“民主青年同盟章程草案”。1944年底的一个夜晚，举行了第一批参加者的会议，绝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接受中国最先进的政党（中共）的领导，和民盟及一切民主力量合作”，“以在中国实现新民主主义为奋斗宗旨”，“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

1945年2月4日，一群作游客打扮的青年，在滇池游船上召开了“民青”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和工作计划。这时，盟员已有40多人。

民盟云南支部决定闻一多、吴晗作为民盟联系“民青”的代表。吴晗对洪德铭说：“我们真是结成忘年之交了。”洪德铭说：“我们永远是两位老师的学生，吾既要爱真理，又要爱吾师！”

在袁永熙、洪德铭筹建“民青”之际，马识途、齐亮也在酝酿组建云南进步青年核心组织，他们也起名为“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两个“民青”同时孕育，就像一对“双胞胎”。郑伯克得知后，考虑到洪德铭他们筹建的“民青”一事已报告南方局，还没得到答复，对于马识途他们筹建的组织，只好暂不作定论。郑对马说，先在联大与其他各校的读书小组里，吸收拟建的核心组织的预备成员，何时成立核心组织，以后再议。

1945年春，“民青”召开 “民青”代表会议，参加的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昆华女中等校14个分支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民青”章程，确定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选举出以陈定候为首，洪德铭、严振、萧松、何东昌为执行委员的领导机构。同年6月，“民青”改选，洪德铭出任主任委员，王汉斌、严振、徐克权为执行委员。中共云南工委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和历史关系，把洪德铭等人组织的“民青”作为“民青”第一支部，把马识途等人组织的“民青”作为“民青”第二支部。两个支部平行，互不发生横的关系。袁永熙、马识途代表党组织分别领导两个支部。不久，两个支部通过协商，协调彼此的工作。

1944年冬，在周新民、尚钺、楚图南等的支持下，云南大学也成立了一个“民主青年同盟”。而联大两个“民青”支部也在云大发展盟员。经过协商，云大的“民青”和第一、第二支部在云大发展的盟员，合编为“民青”第三支部。

由于“民青”的迅速发展，以学生为主的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西南联大被誉为昆明的“民主堡垒”。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昆明掀起声势浩大的制止内战、反对独裁统治、要求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北大、清华复员之后，又在北平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

“新青”（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重庆是战时国民党政府的心脏。迁渝各大学彼此之间距离较远，在特务的严密统治下，很难建立全市性的进步青年的统一组织。但在南方局青年组指导下形成的“据点”的周围，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进步青年。在爱国民主运动逐渐兴起的形势下，在“据点”的基础上建立进步青年的秘密核心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就应运而生。

1944年11月，日军长驱直入至贵州独山，重庆人心惶惶。蒋介石号召青年从军，爱国学生纷纷报名，欲上前线抵抗日寇。中央大学进步学生得知此事由军统特务头子康泽负责，提高了警惕。罗炳权、陈宏万（两人在广东梅县中学入党，因组织遭到破坏而失去组织关系）、曾卓（曾庆冠，地下党员）、柯在铄、潘志新等，秘密商讨，决定成立“中央大学学生抗日救亡会”（简称“救亡会”），引导同学走正确的抗日救亡道路，避免投入可疑的青年军。他们四出串联，联络了几十个人，于1944年12月2日召开预备会。他们认为“救亡会”的现实任务是向群众宣传全民抗战，到战地做慰问将士、救护工作等。会上决定12月3日在101大教室召开“救亡会”成立大会，并在校园里公开宣布。

中大“据点”负责人吴佩纶得知进步同学要召开“救亡会”的事，心里十分着急。“据点”核心成员都认为召开“救亡会”这件事是不妥当的，不适合中大当前情况，过于暴露自己，容易受到打击。刘晴波连夜赶往红岩村找青年组的朱语今，朱说，要劝他们不要开大会。可是，等他午后回到沙坪坝时，几百名同学已经去101教室开会去了。

大会尚未开始，教室外面已经被青年军和三青团分子包围。大会开始，主席陈宏万刚刚说了几句开场白，就被会场内的几个特务学生的吼声打断。接着，宣读由曾卓起草的《救亡会成立宣言》时，外面的青年军新兵和预伏的暴徒们冲进会场，顿时叫骂声、桌椅碰撞声，一片混乱。最后任健、陈宏万和潘志新都被他们抓住，捆绑起来关进他们私设的牢房。之后，这三位同学被学校开除，柯在铄在中大也呆不下去了，转到西南联大继续求学。

“救亡会”的失败，进步同学遭到迫害，使中大的“据点”成员深刻反思。他们终于认识到，进步力量（包括一些有单线的党员和失去关系的党员）没有统一的组织，行动步调不一致，松散的联系形式和小手工业的工作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也脱离了大多数进步同学对于建立自己的组织的迫切要求。

青年组负责人刘光提出，先把“据点”核心成员组成定期开会的核心组，逐步改变按自然形成的友谊关系的单线联系的工作方式，按照院系建立小组，由核心成员分头联系。这样，就把原来松散不定型的联系转化成严密的有形的秘密组织。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的雏形。

1944年12月，朱语今到成都了解青年运动的情况，回来向主持南方局工作的王若飞同志汇报，说成都已经建立了“民协”，重庆各大学建立类似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王若飞同意，在重庆有较多“据点”成员的大学和青年工人、职员中，着手建立这样的秘密组织。

朱语今立即把这个意图告诉了中大“据点”核心成员，要他们起草这个组织的章程。黄可、刘晴波起草了“中央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或“新青”）的章程。章程规定，接受中共的领导，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章程规定参加组织的条件和严格的手续，社员的权利和义务，秘密工作的原则等。

1945年春，经青年组同意，在中大“据点”基础上建立了“新青社”，并在柏溪分校发展组织。同年8月，新青社得到南方局的批准，其核心组成员为：黄可、刘晴波(刘宪贞)、黄志达、罗炳权、胡甫臣、童式一、穆广仁、任彝玺（任健树）、翁礼巽。新青社成立后，迅速建立了一批进步的壁报社和各种名目的社团，中大终于突破了长期沉闷的局面，呈现出活跃的民主气氛。由于中大民主力量的发展和与其他各校的串联，促成了1946年1月25日震动重庆的促进政协成功的“一·二五大游行”。万余名学生和中大校长吴有训、马寅初等百余名教授走上重庆街头。

在重庆民主运动迅速兴起的形势下，复旦大学“据点”核心的活动不断扩大，同时许多进步的小团体、社团也在发展、活动。

1944年10月，杜栖梧叫金铿然在北碚的悦来店租了一个房间，作为复旦“据点”核心联络校内各方面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大家议定，成立一个以复旦为基地在北碚地区开展青年民主运动的秘密组织，定名为“十月同盟”（对外说是“时事讨论会”）。他们制订了章程，规定了宗旨、机构、活动内容和分工等。这样，就把全校的青年运动初步统一起来，并担负起推动北碚地区各校民主运动的任务。这个组织把校内各个小圈子、小团体联合了起来，并加强了与“文学窗社”、“德社”、“菊社”的紧密联系。事后，“据点”核心给青年组打了个报告，说明“十月同盟”成立的必要。青年组对此表示认可。

“十月同盟”成立后，他们计议建立代表全校各院系的群众性进步学生团体。经过慎密考虑，由陈以文、金本富出面，张历冰、王效仁协助，把各系学生会干事会的进步同学串联起来，成立了半公开的各系民主学生联合会（简称“系联”）。“系联”的成员不断增加，他们又在“系联”的基础上改以各学院为单位推派代表，组成“院联”（名称仍叫“系联”），并夺取了全校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十月同盟”又委托复旦最有影响的壁报社团“文学窗社”的带头人束衣人出面，联络各壁报社，成立了“复旦壁报社团联合会”（简称“壁联”）。

为适应北碚地区民主运动发展的需要，复旦以“据点”核心和“十月同盟”为基础，吸收“系联”、“壁联”和其他进步社团的骨干，于纪念“一二·九运动”九周年之际，组成“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成为北碚地区民主运动骨干分子的统一秘密组织。

结束语

上世纪40年代，以这些青年组织成员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为争取抗战胜利、为推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其中有些被国民党专制政权杀害，幸存者们仍然无悔地坚持热爱祖国、争取民主的初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不已。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3期 文革初期的空军　作者：钟兆云

没支持吴法宪招来报复

1966年6月6日，文革爆发不久，空军召开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会议未开之前，两位副司令员有所活动，其中一位给林彪写信告吴法宪，另一位则到叶剑英那里状告吴法宪。会前，叶剑英给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打来电话，要他过去谈情况。在这次全会上，吴法宪的开场白还没讲完，就被某副司令员打断，话筒也被人抢去。七个常委齐上阵，搞得司令员吴法宪、政委余立金措手不及。何廷一对此颇感吃惊，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对吴、余当空军的军政一把手不满意，看不起他俩，要知道，他们中想当空军司令的大有人在。于是，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开得气氛分外紧张。

会后，吴法宪急得上蹿下跳，到处活动，企图拉拢一些人为他“保驾”。一天，他把何廷一找到家里，要何支持他。何廷一是参与空军初创的元老，比吴法宪到空军的时间还早。何廷一不想卷进这些是非，建议吴法宪找反对他的七个常委面谈。几天后，吴法宪又把何廷一找去，在座的还有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军校部部长陈熙、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谁也没吭声。

吴法宪为了拉帮结派，可谓绞尽脑汁。一天，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十分热情地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想自己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物质引诱。吴法宪还说已给林彪汇报，准备直接提你当副司令员。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一天，空军一位高级干部来何廷一家串门，试图探听他对吴法宪、余立金的态度，何廷一以不了解情况把他支走了。何廷一认为这次全会开得极不正常，因此小会几乎都没去，大会也没全参加，通知非去不可时才勉强去一二次。这次全会分成两派，开始时由于对立派相当活跃，吴法宪、余立金有点招架不住。后来由于林彪出面干预，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在三座门召集空军党委常委开会，批评组织派性搞地下活动不对。叶剑英还在空军十一次全会的大会上要参加会议的同志记住三个“六”，即1966年6月6日，其意是说此会开得不好，要大家接受教训。会后，吴法宪显得趾高气扬，另一派则有点灰溜溜的。

由于何廷一不支持吴法宪，吴法宪拉拢了几次也不见效，于是心怀不满，便要寻机报复了。这年9月某日，空军防化研究室为了检查作战部防化处长赵修直有没有反毛泽东思想，竟然拿走了西线核试验文件，试图从文件里寻找有没有反毛泽东的东西。作战部副部长曾幼诚迅速向何廷一作了汇报，何廷一大为震怒，当即命人取回。正在开会的吴法宪听了空军副参谋长梁璞的报告，认为报复机会到了，遂利用此事大作文章，中途离会，把何廷一找到办公室，当着梁璞等人的面好生训斥了一顿。梁璞还火上浇油地说：西线核试验的文件是绝密的，记了全部数据，如果被敌人搞走了，要使国家遭受重大损失。何廷一说，防化研究室取走文件的事，曾幼诚报告了我，我批评了他，并要他立即乘车把资料追回来，此事已经处理完了。吴法宪不甘罢休，责问何廷一为什么不向他报告。何廷一回答说：你正在开会，何况资料又很快原封不动地取回来了。

针对此事，梁璞还制造了一个假情报，说防化研究室取走资料后，西郊机场附近停了一辆外国使馆的汽车，意思是来取资料的。好在资料已及时追回，使得他和吴法宪合计谋害何廷一的阴谋没有得逞。

空军乱了

1966年国庆刚过，数以万计的空军院校学员，手持林彪签发的允许进京串连的电报令，大摇大摆地进京来了。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兵种机关成了他们冲击的对象，空军首当其冲。

面对这种情况，空军分管空防作战和院校工作的副司令员成钧忧心忡忡。在不久前的“六六六”会议（即空军党的三届十一次全会）后，他就受到林彪的点名批评，说他参加七个常委联名向中央军委写信是“有野心，搞罢官夺权，犯了反党性质的错误”。针对林彪的批评，为取得吴法宪的谅解，搞好空军班子的团结，他只好委曲求全，再三到来京的空军院校学员中承担责任，耐心做工作，劝说他们回去复课闹革命。可空军技术学院“红色恐怖”的头头萧某某不仅不听，还率人把接待单位的干部打个遍体鳞伤，强迫他们跪了一地。

空军院校来京的这些造反者，天不怕，地不怕，经四处串连，多方查抄“黑材料”，竟把大火烧到了吴法宪的头上。造反小将们在机关门前静坐，要求吴司令出来接见并回答问题。面对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吴法宪哪敢出面，惹不起便躲，可他越是东躲西藏，越是激怒了造反小将们。他们高呼“吴法宪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吴法宪必须当众请罪，承认错误！”吴法宪又急又怕，指示党办的王飞、周宇驰、何汝珍、于新野等一帮干将不断搜集材料整理成“情况反映”上报，还亲自频频向毛家湾告急。

在林彪撑腰和密授机宜下，吴法宪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下令把空军第一高级专科学校的教员× × 抓起来，罪名是说他指挥军事院校学员冲国防部。接着，几个院校造反组织的头头也被带到空军第二高专，准备审查处理。但林办突然来电话，命令立即释放他们，还让食堂立即准备一桌饭菜，为这几个被抓的人压惊。这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吴法宪可真蒙了。

一夜间，“吴法宪继续执行资反路线压制革命，抓革命群众”的说法在北京城传了个遍。而后《红旗》杂志1966年第15期发表社论，说：“那种迫害群众的司令部，难道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吗？难道不可以炮轰吗？……”造反派对号入座，对吴法宪的攻击更为猛烈，说“吴法宪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火烧、炮轰吴法宪”，有人还闯到空军指挥所去揪他。

林彪当然不会丢弃忠于自己的吴法宪，他要运用一个稳当的办法来解救陷入困境之中的吴法宪。中央文革小组把持下的《红旗》杂志，他可以打招呼，让他们变变风向，那些造反小将他更是有办法控制。这些小将冲击三总部及军兵种机关之初，一会儿正确了，一会儿错误了，这一切正是由他的意愿所左右的。林彪喜欢空军这支解放军最现代化的部队，但对空军眼下的现状不甚满意，他关注着空军的一切，他要在乱中取胜。于是，空军还在乱着。何廷一感到工作越来越难以开展，为此忧心不已。

1967年1月5日以后，空军司令部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先是管理局的职工深更半夜要求成立造反组织。何廷一和徐又彬向他们解释军委命令军队不许成立组织，但他们不听。第二天，司令部的二级部开始成立名目繁多的所谓“革命组织”。接着，作战部、领航部、办公室先后有人冲击司令部党委会。主持司令部工作的何廷一感觉自己已经被架空了。

吴法宪为了从造反派的“火烧”、“炮轰”中尽快脱身，一面向毛家湾求援，一面转移目标，唆使院校造反派在大院内揪斗所谓“罗瑞卿分子”、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张廷发受尽折磨，肋骨被打断三根。在吴法宪的授意并经请示叶群后，党办司办的王飞、周宇驰、何汝珍等一帮干将成立了自己的造反组织。先是在大院里贴出一大批攻击空军前任司令员刘亚楼上将遗孀翟云英的大字报，紧接着又抄了她的家。因为翟云英与罗荣桓元帅的遗孀林月琴等有些正常的来往，加上她又拒绝为叶群炮制的所谓刘亚楼生前揭发罗瑞卿“四条”作伪证，便引起叶群的猜忌，把她们打成了“寡妇集团”。

吴法宪和他的喽罗们的反常表现，激起空司一些干部群众的不满。群众自发揪斗了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等人，追问他们深夜组织人写大字报搞阴谋活动、转移群众视线的问题。眼看机关内部乱起来了，党办司办的秘书们彻夜行动，向林彪叶群写报告、送材料，吴法宪从院外打电话，要王飞等几个人“吃饱一点……坚决顶住”。

有了吴法宪的密旨，司令部办公室有人公然闹到部党委会来，要求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并问何廷一支持不支持？何廷一说：如果是群众的革命行动，我就支持。对方又说：开群众大会，部党委要派人参加。但部党委没有人愿意参加，最后何廷一提议部党委委员都去参加。

1月11日晚，何廷一走进第二食堂。刚坐下，便有人给会议主持人递条子：“这个会与何廷一有关，让他退出会场！”台下有人拉长声音起哄表示同意。何廷一知道自己被人耍了，立时起身回家。后来听说这个会开了个通宵，群众把姚克佑、梁璞、石国英等轮流批斗了一夜，还给石国英穿了纸马褂。看来这个会是有准备的，可是由谁发起的呢，怎么把梁璞这些得宠人物拿去批斗呢？何廷一怎么也想不通。造反派很快放出风来，称这个会是“111事件”（因为是1月11日晚上开的），还造谣说何廷一是这个会的黑后台。这下，何廷一知道这是个黑圈套了。

12日傍晚，何廷一得到报告，说二食堂贴了张大字报，说部党委规定了三条：不准与院校学生串联，不准机关干部参加院校学生的集会，不准……何廷一判定要出事，立即赶往吴法宪家里报告。吴法宪躲进东交民巷招待所，兼他办公室主任的老婆陈绥圻出面招呼，说了一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文化大革命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过去了，游不过去就得淹死在江中。

何廷一从吴法宪家中出来，就看到空军院校师生成群结队，敲锣打鼓，高呼口号向空司办公大楼冲来。何廷一见情况不妙，急忙打电话找吴法宪报告情况，吴法宪躲避不接。而梁璞他们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出何廷一的大字报专栏，暗示院校造反派不要冲击吴法宪，而去揪何廷一。

无时不在关注空军动静的林彪，看到火烧得差不多了，乃和叶群商量，决定去找江青“救火”。1月13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总已向江青讲好了，今晚中央文革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由江青出面讲话保你，但要提出打倒刘震、成钧、何廷一。你把他们三人的主要材料写上几条交给江青。

1月13日上午，何廷一上班发现出了他的大字报专栏。司令部那伙人闹了一夜，仅拼凑了6张无中生有的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最为恶毒，煽动性也最大，说何廷一是反党分子，污蔑江青一家，攻击江青“太娇气”，她的女儿李讷生病要派飞机送医生，何廷一和叶子龙坚决不同意……

下午上班，何廷一发现红机子被撤掉了。红机子是中南海三十九局的保密电话，撤红机子是要对他动手的征兆。

江青林彪联手，拉开空军大批斗的序幕

1月13日晚，人民大会堂南大厅人山人海，军委文革领导小组接见空军机关、院校的造反派。江青大放厥词说：吴法宪是个好同志!空军真正的坏蛋是刘震、成钧、何廷一。刘震、成钧、何廷一就是关锋同志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震我不认识，他是彭德怀的死党。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何廷一好像见过面，他是罗瑞卿的死党、杨尚昆的人。他们有一个吃喝小集团，整天吃吃喝喝不干革命，专干反革命的勾当，他的材料刚才我又收到一份……会场上立刻有人领头喊起了打倒刘、成、何的口号。

江青批何廷一的这段话拿腔作调，一个“好像见过面”表现了她极大的不屑。当年何廷一在延安枣园看望叶子龙时，碰上江青，一起照过相。解放后还送她到合肥，并去上海等地接她。汪东兴曾对何廷一说：主席知道你来接江青，就放心了。在安徽合肥，江青曾“友好”地拉何廷一吃饭，护士告诉他江青怕声音，吃饭时碗筷要轻放。这使何廷一的自尊受损，再不同江青一起用餐了。又因江青不够礼貌，上了毛泽东的专机后就抢先躺在床上，弄得毛泽东只好坐在椅子上批阅文件。何廷一曾就此向她提了意见，没想到从此埋下了祸根。

刘震、成钧又是什么人呢？

刘震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兼空军学院院长。1931年，这位16岁的湖北孝感青年便参加了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战时期便和吴法宪一起工作，以后两人同在四野二纵，刘任司令员，吴任政委。1950年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空军司令员。1955年，年仅40岁的刘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后当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文革前，由于刘震说过彭德怀、黄克诚的好话，并向吴法宪提过批评意见，遂被林彪、吴法宪一伙视为“彭黄分子”、“有野心”，“在空军搞罢官夺权”，是必须借助江青打倒的危险人物。

成钧是空军另一位副司令员，和刘震一样，也是位出生入死的老将。到空军后，分管国土防空等重要工作，协助刘亚楼精心组织指挥，使得年轻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多次击落美制U-2高空侦察机。此外，他还长年奔波在大西北的试验基地和技术院校之间，为“两弹”的上天和空军部队装备技术的改进尽心尽力。这位为空军建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老将，就因为是贺龙的老部下，林彪就想着要把他搞掉。

“9·13事件”后，江青对批刘震、成钧之举，作了解释，说她当时并不了解空军的情况，也不认识刘震、成钧，乃是奉林彪之命去讲话的。1978年10月，吴法宪接受审查时，坚持说：打倒刘震、成钧，是林彪提出来的，打倒何廷一是江青提出来的。

在人民大会堂南大厅的这次接见中，江青的点名批评，揭开了空军大批斗的序幕。此会一散，不明真相的院校造反派，立即步行到空军大院，对刘、成、何这些“反革命分子”施行果断的“红色恐怖”。

1967年1月13日晚11点多钟，空军技术学院的造反派组织“红色恐怖”前来冲击了，他们大声敲门，狂呼乱叫。何廷一刚打开房门，造反派不由分说涌进屋里，揪住他的胳臂，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出院外，用大衣蒙住他的头，架着他脚不着地地往工程部办公楼走，上楼时，他们不断地踢何廷一的屁股。上到五楼，他们把何廷一推进一间屋子里，几个造反派把何廷一夹在中间。一个头目气势汹汹地逼问：1958年杨尚昆招待机组时说了些什么？

1958年朱德乘坐空军三十四师的专机，到新疆等地视察回来后委托杨尚昆宴请机组，以表谢意，何廷一应邀作陪。何廷一实在搞不懂这些造反派怎么会把这事与“文革”联系起来，大做文章。他的回答当然不能让造反派满意，斥责他还在为杨尚昆说好话，并施以拳脚。翌日清晨，何廷一刚从床上坐起，几个造反派鼓着两眼要他写什么夺权罢官的材料。何廷一气愤地说：真是莫明其妙！我夺了谁的权？罢了谁的官？他的回答又招致了一场毒打。

何廷一惨遭非人的折磨迫害，他的妻子儿女、亲戚和一些同志也无辜受到牵连和迫害。

幕后黑手，空军批斗“流成河”

1月14日，即江青发表讲话的第二天，空司机关的一些秘书拉上一些与他们观点相近的人搞起串连，明目张胆地亮出了“革命造反队”的大旗，队长周宇驰。首长们的耳目和心腹竟也出来拉队伍“造反”，这可是非同寻常之事。一时间，“空司造反队”名声大噪。

空司造反队借助江青讲话的声势，除批斗刘震、成钧、何廷一之外，还肆无忌惮地抓了军务部长邢永宁、领航部长尉剑畴、司政主任王少江，说他们跟着何廷一“反党”。他们还对贴过他们大字报、查斗过王飞等人的干部群众进行泄愤报复。司令部办公室有三位干部在群众自发开会斗王飞时，曾提供过揭发材料，遂被点名作为“叛徒”给抓了起来。

1月15日，造反派在空军大院广场，召开几千人的批斗大会。技术学院的造反组织“红色恐怖”把何廷一拖到露天舞台上，连按带踢地强迫何廷一跪下，还在他背上狠狠地踏上一只脚。何廷一有生以来还没有受过如此污辱，直气得两眼火星四溅。他正愤怒地挣扎着，一个造反派对着他的脸大刷起墨汁来，数九寒天，北风凛冽，何廷一脸如刀割，全身打颤。然后，“红色恐怖”把何廷一同刘震、成钧装上一辆吉普车，拉到院外转了一大圈游斗。

这以后，何廷一接二连三地被机关造反派揪斗。批斗时，造反派抢走了何廷一的小红书，说他没有资格举毛主席语录。他们喝令何廷一交代“罪行”，何廷一不低头也不认罪。过了几天，又把他从工程部办公楼揪到育鸿学校院子里批斗。他们用八仙桌做台子，把何廷一推到桌上，连打带踢地把他按倒跪下，从他的领口往里灌墨汁，冷得何廷一心如针扎。

自1月13日被揪斗两个星期后，何廷一被恩准回家，但是“白天批斗，深夜回家”。何廷一回家不过两天，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又打上门来，把他揪到西郊机场关了几天后，联合体工队狠斗起他来。他们把何廷一打翻在桌子上，给他戴纸高帽，挂“三反分子”的牌子，牌子是用铁丝拴的，挂在何廷一的脖子上，拉来拉去勒得他的脖子起了好几条红道。

何廷一像只皮球被造反派踢来踢去，防化研究室的造反派很快就把他“转让”给南苑一高专的造反派了。这回被揪斗时，何廷一是和成钧同乘一辆大卡车去的。去南苑有段坎坷不平的路，成钧被颠得在车上来回滚。何廷一想去拉住他，却遭造反派一阵喝斥，还要动手打他。他们饿着肚子上台接受批斗时，发现同台挨斗的还有刘震、张廷发等人。这里的造反派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推到台上，站成一字形，每人由两个造反派押着，其中一个造反派揪住他们的一只胳臂，把手往后拉并使劲地压他们的手掌。这是法西斯酷刑！不少同志被压得直叫唤。何廷一咬紧牙关，忍着剧痛，数九寒天，豆大的汗珠从脸颊上滚落。

密切关注空军形势发展的林彪、叶群，见时机成熟，遂开始收网。根据林彪签发的明码电报令，外地院校师生立即退出空司机关大院。尔后，原在《空军报》社工作的林彪之女从杭州回来，发布书面声明，参加《空军报》社原本只有八个半人(半个是家属)的一派“造反队”。她这一公开亮相，使得占机关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联”被说成是“站错了队”的“右派”而自行解散，空司造反队和报社造反队则成了空军司政机关主持“文革斗、批、改”的指挥部。在《空军报》社，5个处长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大会小会受批斗数十次，至于其他人的命运，也都有一本辛酸史。空军政治部主任黄玉，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叶群，说“黄玉也不是好人”，《空军报》社造反队立即贴大字报说他“反毛泽东思想”，黄玉在空军党委常委会上当场被造反队抓走，不久就被拉往空军学院批斗。

在空军学院的那场批斗阵容极为庞大，挨斗者除“刘、成、何”外，还有张廷发、黄玉、王平水、王静敏等人。王静敏没站多久，心脏病发作，差点儿倒在台上，可有人还说“你不要装”。批斗结束，这些人大都气息奄奄，黄玉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掉了两颗牙。被拉回空军大院时，被打得浑身无力的张廷发，爬了几次都上不了车，何廷一顶着造反派的监视，用力把他扶上去。

看到空军这些“异己”纷纷落网，空军形势“大局已定”，林彪乃于这年2月让称作“老虎”的儿子林立果出山，从上海回来入伍，正式进入空军。

为了彻底控制空军，林彪、叶群蓄意扶持吴法宪、王飞、周宇驰等一批亲信，叶群还露骨地对吴法宪说：要把空军反对你的人搞掉，撤掉他们的职务。吴法宪对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干部没有好感，有后台撑腰，更是大施淫威，不久又把1946年驾机起义投奔延安、时任空军学院副教育长的刘善本，扣上“特务嫌疑”的高帽，隔离审查，将其迫害致死。在空军政治部，吴法宪指责保卫部“在关键时刻没有站在空军党委一边，包庇反革命”，决定“关门整风，查出坏人”。结果部处以上干部多数被打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小爬虫”，副部长赵国锐被逼上吊自尽。

在批斗中，空军技术学院“红色造反纵队”的头头萧某某看风使舵，投靠吴法宪，表示坚决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办，支持吴司令员领导我们斗倒斗臭三反分子刘、成、何！吴法宪当即封他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批准他把成钧押到西安市，在体育馆组织十万人大会进行无情批斗，尔后又指示成立专案组，大搞逼供信，说成钧“要搞兵变”，把他投入监狱。这位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老将军，在林彪自爆后重见天日时，身体已被摧垮了。

身为空司“造反队长”的周宇驰，还一身二任，兼着机关“文革办公室主任”的要职，不遗余力地执行林彪“大罢一批，大提一批”的指示，把紧跟吴法宪、王飞和自己的人迅速提升重用，让他们控制机关的各个部处，以达到净化以吴法宪其实是以林立果为中心的环境。在这期间，空司凡站错队的人都一个不落地受到清查批斗，受批斗面达百分之六十，其中有80多人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至于那些既无过也无功的人，则大批调离，或让“支左”，或下放部队，或让去“五七”干校安家落户。这也是后来周恩来批评空军“万马齐喑”，无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原因。

《空军史》载：“十年动乱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插手空军，通过其同伙吴法宪把持空军领导机关，推行极左路线，以‘阶级斗争’之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全空军造成的冤假错案达5300起，受吴法宪直接诬陷、迫害的有147人，其中定为‘走资派’的33人，定为‘敌我矛盾’的仅空军司令部就有64人……许多干部和群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管‘审查’或关过监狱，被他们认为‘有问题’而送‘五七’干校劳动的有1.3万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空军受批斗的哪里仅仅是刘成何（刘震、成钧、何廷一），其人数之多，其鲜血淋漓，照群众的说法，真是：江青一句话，空军“流成河”。

十年动乱，空军深受其害，各项建设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损失和破坏，空军领导机关、院校、科研部门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林彪自我爆炸后，惨遭批斗的刘震、成钧先后解放，而何廷一却迟至1973年才结束囚徒生涯，从流放地戈壁滩辗转回到北京后，仍受到歧视，不给分配工作，也不让过组织生活。1975年9月下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发话后，总政治部起草了任命何廷一为空军副司令员的报告，经病中的毛泽东圈阅，何廷一于这年10月5日重新工作，分工主管后勤部及司令部的军务、装备、外事等工作，为空军的整顿复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5年8月，何廷一退出空军领导岗位，时年70岁。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改革就是突破垄断　作者：杜　光

2005年已经过去了，回顾这一年我国经历的大小事件，颇多令人兴奋之处。其中最有意义的，当数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36条”）。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对国有垄断经济的突破，这不仅意味着改革的深化，而且也意味着中国民主革命的新进展。为什么这样说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按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新的国家，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完成中国的民主革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市场经济，推行政治民主，实现社会自由。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此后偏离了自己建立的理论，建国不到四年就急于提出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迫不及待地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拒绝他原先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要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存在。而匆匆忙忙地建立起来的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又全盘照搬了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模式。所谓斯大林主义模式，借用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的说法，是“垄断所有权，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真理”。这种以经济、政治、文化三垄断为基本特征的斯大林模式，同原来毛泽东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相对照，不是什么“巨大的进步”，而是严重的倒退。在经济上，从适合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各种所有制同时并存，倒退到公有制的绝对垄断；在政治上，从各阶级、各民主党派的联合政府，倒退为一个人说了算；在文化上，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判胡风胡适，确立了舆论一律。总之是从建国初期的人民民主体制，倒退为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垄断的体制。这个体制经过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等群众运动而不断巩固，不断加强，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粉碎四人帮后，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开端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批判“两个凡是”的表层开始，对“三垄断”的体制进行了冲击。可惜的是，以真理标准讨论为标志的这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远没有继续深化，“三垄断”的体制未能受到进一步的削弱。但真理标准的讨论毕竟打破了思想的僵化，这就为恢复已经中断了二十多年的民主革命理论与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党和国家对“三垄断”体制的冲击和突破，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饱受人民公社的专制垄断之苦的农民，挣脱了束缚他们多年的清规戒律，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从秘密到公开，从种植业到副业手工业，从小商小贩、短途运输到乡镇企业，人们对改善生活的需求和渴望，一点一点地撕破了人民公社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垄断，终于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开展。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在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有经济，连同三资企业，加上进行了产权改革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构筑起初步的市场经济。不管正式文件和理论文章是否承认，市场规律实际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它目前还只限于经济领域的半壁江山，在一些重要的但也可民营的生产部门，生产资料所有权还仍然由国家垄断。对于这些垄断企业，市场规律很难发挥作用。所以，直到“36条”发布以前，经济领域的垄断只能说是突破了一半。“36条”的发布，使民有经济获得了向垄断领域进军的合法依据，从而可以突破经济领域的另一半垄断阵地。这不仅对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而且从继续民主革命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因为，改革就是要突破绝对的垄断，它正是现阶段继续民主革命的内涵。

前已提及，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经济政治文化三垄断的专制体制，是对新民主主义的偏离，是历史的倒退。继续民主革命，就是继续新民主主义的未竟事业，把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改革的意义，从原则上说，是革除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革除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让人民满意，人民当家，突破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绝对垄断，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对文化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绝对垄断。这个绝对的“三垄断”的专制体制，正是继续民主革命的对象。从二十多年的改革进程看来，自农村包产到户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突破了国家和人民公社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垄断，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股份公司、合作企业在内，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和投资者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经济领域已经突破了一半垄断，而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虽然进行过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我以为实际上却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原有体制，突破绝对垄断尚未破题。如何实现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的突破，肃清专制主义，仍是一个十分艰巨、相当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改革的过程，也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过程。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期，有的同志曾把改革说成是补课，补新民主主义之课，补民主革命之课，为此遭到严厉的批评。但补课有什么不对呢？既然实践证明了我们放弃新民主主义路线，退向专制体制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要总结教训，重新前进，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不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继续吗？不同的地方在于建国初期具备的很多有利条件，现在已经变弱了。例如，工商业者和广大人民群众那时对政府和政策的拥护，官风清廉，政令畅通，社会安定，团结有序，等等，使我们本来有可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避免其固有的弊病，如血汗工厂、残酷剥削。但经过历次群众运动的折腾，这些优势大都丧失了。现在由于官商勾结，各图私利，不顾《劳动法》的规定而残酷剥削工人的血汗工厂、血汗矿山遍布各地。我们建国后没完没了的那些群众运动削弱了传统的诚信、朴实、仁义、善良、忠厚、宽容、礼让、扶弱抑强、尊老爱幼等等社会美德，而贪污腐化、惟利是图、拜金主义、弄虚作假、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却成为大量存在。这些至今仍在不断滋长的社会毒瘤，摧残着道德观念，败坏着社会风气，严重地阻碍着改革的健康发展，阻碍着民主革命的推进。因此，现在继续开展民主革命，比建国之初要困难得多。但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一定要迈过这个历史的坎，从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上回过头来，走上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正道。

为此，必须有领导有步骤有序地开展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社会是否能够继续健康发展，和平崛起，不仅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像邓小平同志说的，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是否能够全面地突破绝对垄断，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改革就是继续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

在新的一年里，我希望“36条”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对经济领域的绝对垄断能有更大的突破，也希望在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上能够有新的启动，对政治绝对垄断和文化绝对垄断能有新的突破。更希望理论界政治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能有新的觉醒，按照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共同努力，一起来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竟事业。

2005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3期 走改良之路　作者：高伟梧

2005年9月，任仲夷同志约我们几位学者漫谈改良主义，这是有关政改部分发言的综述。

孙中山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今世界潮流是市场经济、民主法治政治与科学的人文的文化。我国市场经济已初步建立，不能再走回头路，当前主要的是过政治改革关。

这个政体转制关总得过，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与计划政治的矛盾终得解决，我们要力争过好，就是推进民主法治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不产生动乱和降低民众生活水平。和平崛起先要和平转制。

中国如何实现政体和平转制呢？我们主张走改良的道路。

我们说的革命常是指政治革命，实际是社会革命，是整个社会制度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转型。整个社会的现代转型要有个历史过程，不只破旧还要建新，破旧像毁掉旧楼房用炸药爆破可以或者必须，但是，建新社会制度必须是渐进的。

革命万岁论和告别革命论，都不全面。革命的发生是社会诸多因素综合形成的，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不来不会因你高喊万岁就来，要来不会因你告别就不来。

造反不等于革命，革命不一定就是暴动，革命也不是只靠革命的手段，革命尤其是渐进式革命，必然包括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包括改良和改革。世界近现代史，推翻专制独裁常是暴力革命，也是不得已的事。现在看来，靠战争摧毁旧政权，较干脆不拖泥带水，可往往会“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容易产生胜者为王唯我独尊和特权，沿着敌对的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暴力迷信，贯用打压消灭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这也就不利于民主法治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建设。

改良，若果不是以维护旧的核心制度为宗旨，而是为了达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就是革命的一个过程，一种手段，就具有革命性质，所以说改良就是革命，是质变中的量变，是进步的积极的。改良并不一定是慢慢来，革命要造成反复，也会延误历史进程，不断朝着转制方向的改良，分段快步，不走回头路，不仅减少代价，而且也会更快达到目标。

说革命是自下而上，从外到内；改良是从上而下，由内及外，其实改良也要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我们是党领导的国家，共产党是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核心，要有序改良和平转制，就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前取消党的领导必然出乱子，而不主动推进政体改革，让其自流，也就是放弃党在这方面的领导。党要领导好，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改革的主要对象是旧体制，握权者很容易成为原体制的维护者。改革的动力和力量主要在基层和民众，体制创新的经验主要来自直接实践者，党的领导必须依靠全党和人民群众，做到内外上下结合，而以上以内为主。党内改革的力量起主要的主导作用，此是改良的必要条件。

西方学者说现代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一个条件，是政权从传统的政治领袖向现代政治领袖转移。形成现代政治领袖核心是决定性的。现代政治领袖必须两个决裂，要有现代的政治文化，新的理念，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潮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负起历史责任；明白权为民所谋，权为民所授，不为家族和小集团谋特权私利；带头遵守宪法，按照法定的程序办事；要有民主的平等的公民意识。社会改良要靠共产党靠党的领袖，而且要有足够的威望，获得人民高度的信任。我们不赞同新权威主义，也不否定权威的作用，没有足够的威信是难于驾驭形势、开创新局面的。然而，威信来自正确，来自真正为民众办实事，真正推进社会改革，吹擂作秀适得其反。SARS问题的公开处理，新的三农政策，给农民国民待遇，台湾冷战僵局的突破，扭转了困难的形势，这有政绩。克服传统旧思维，推进民主政治，最能提高领导威信。党和领袖都不是神仙，讲过错话做过错事，也在所难免，正确认识、承认和改正就好，文过饰非，推诿辩解，会令人民失望。清理历史上讲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不但会提高全党全民的思想认识、政治理论水平，而且也会提高党的威望。

政体转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关键是实现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向现代政治权力结构的转型。减少阻力，和平过渡，可以分步到位。首先是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党中央带头学习宪法是榜样，但还得在行动上落实。实行宪政，所有党派社团组织以及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建立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法治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民选立法机构，具有国家最高政治权力，“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我国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党派社团通过选举进入人大，中国共产党在人大中占多数席位，持续执政，就不会产生社会的大的波动。执政为民转变为执政由民，就是尊重民众的选举结果，尊重多数选民决定的规则。

民主具体表现为自由，推进法治民主，就是依法落实公民的自由权利，宪法所规定的选举、言论、集会、出版等权利。我们是一个几千年帝皇专制的国家，形成了一套维护专制制度的传统文化、世俗风范与社会心理，中国改革不能操之过急。然而，世界潮流汹涌澎湃，社会内在矛盾已经积累，人均1000美元就进入爆发期，我们也拖不起，必须有“只争朝夕”的精神。要平稳改革须要通过试验，逐步推广，我们在基层已经有了多年民选的实践，新一代公民现代文化水平大为提高，民主意识更大不同于前辈，这个进程大可以加快。我们主张中间突破，就是选择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县、市或者单位如高校、文化社团等作为试点，取得经验，再普遍推开。民主集中制，先民主后集中，根据多数人的意见集中，候选人先由公民提名，一般选举应该有差额，无记名投票。香港不仅有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可以为大陆所用，它的民主法治建设与社会管理也值得借鉴。

思想自由实际是指思想表达自由，能在社会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思想。这很重要的是写作权出版权在媒体上的自由发表文字与信息的权利。自由不同于自由化，毛泽东说“化者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皇帝才能做到。公民的思想自由同样是在宪法和法律规范之内，哪些出界哪些未出界，就要有新闻法和出版法加以明确界定。现代传媒是信息载体，是新兴文化产业，如果把传媒只单纯作为宣传工具全加以行政控制，那会造成信息严重不对称，它造成的垄断必产生腐败。必须有新的视野和理念，重新定位，改革管理体制，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现代信息社会，不放开舆论是不可能的，也是有害的。禁堵不住突然决堤式的放开，超出社会承受力，就会泛滥成灾；逐步通过引导开放不断增加社会承受力，提高公民的辨别能力，效果会更好。

可以采取分级逐步放开的办法，先对市县依法自由采访和报道，发表有关评论，或自由讨论，然后省、全国开放。现在有的报刊时评就办得好。有党掌握媒体的引导，政府有法律监控，有民众监督，不会出大问题。所有转制顺利的国家与地区，都是舆论先放，是否逐步开放公共舆论是推进政体转制一个先决条件和考验。必须继续启蒙，加强公民教育，培育独立自主的公民意识，特别须教育官员，认识手中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造福于人民，为人民推进现代公民社会建设。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欧远方之死　作者：邹人煜

欧远方是我的伴侣，他活了80岁，古时有人生五十不为夭之说，他能活到80已算是高寿了。使人扼腕的不是他的突然因心脏病发作过去，而是因为他是带着一肚不便宜走的（朝云说苏轼语），换言之，即是一脑子遗憾走的。他的一生，可以折射出一个老干部、一个老知识分子的遭遇，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痛苦、回归的心路历程。

欧远方17岁投身抗日，不久即干上新闻事业这一行，从此与新闻这一行结下不解之缘，他的悲欢也就从此开始。起先是他参加编一个小报——《团结报》，后来又到了《拂晓报》，二十多岁即当了《拂晓报》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期间，他们被围困在洪泽湖里，一叶扁舟，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极端困难条件下，他和几个同志坚持办报，靠打渔维持生计。

入城后，他到《安徽日报》，先是副总编辑，后是总编辑，全身心地投入了这个事业。

新闻工作是个敏感的事业，也是个踩高跷的行当，注定他要在风险中度过一生。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他为所谓的失误受过处分，两次被迫离开他的心爱事业，到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和其他工作。

他是个虔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极专心的学习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资本论》反复读，书的眉头笔记像针尖样的密密麻麻。他是读书狂，最大兴趣就是买书画，一辈子的工资大半花在这些方面。他对领导尊重，沉默寡言，但他决不会去巴结谁，谁交任务他都认真执行。他在《安徽日报》任总编辑的时候，还常发表驯服工具论，说报纸工作人员就要倒在党的怀里。他对新闻事业热爱终生，想尽各种办法提高报纸质量，每天超负荷工作，不以为苦，天天一早起来到省委办公厅列席会议，下午要开编委会传达讨论或者开编前会，晚上还要上夜班，所以他37岁就得了高血压，夜间要服安眠药，但他体质好，一直能吃能喝。反右中，当一把手，自然是要执行上级指示的。那期间，他变得很烦躁，常常夜不成眠，他总想多保护几个，所以当报社不得已要开鸣放会的时候，他主持会议，常常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发言。有一次，一个叫袁平的编辑正欲讨伐上面的官僚主义，他忽然严厉地说，不要说了，注意时间。这袁平年轻气盛，况且报社又是民主空气较浓的单位，他便马上掉头向老欧开炮，老欧一言不发，听他说完，回来他对我叹气道：这个袁平，他哪里知道轻重啊！遗憾的是，袁平虽被保住了，还有一些未被保住的，其中不乏有他欣赏的记者与编辑。

1958年，因一位副总编连写八篇小品触了上怒，将他左迁至省委内刊编稿，当时没有头衔，不久当了副主编。

1961年，因陆定一两次要调他到中宣部，正左迁中的欧远方突受重视，将他调任省委宣传部部长，但未参加常委。1962年，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调走，李葆华来任第一书记，又将他左迁至省委办公厅任副秘书长。对这种频繁的调动，他一无怨言，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久又得到李葆华的信任，让他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他是个书呆子，不善于观察形势，文革前我已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报纸上一片肃杀景象。我感到干这一行太危险，其时他已调省委办公厅干副秘书长兼《安徽日报》总编辑，便劝他抽身，他执迷不悟，我气极了，便去找秘书长吴文瑞，让他找书记李葆华，免去他兼总编辑的职务。吴巴不得他抽身好全力帮他搞办公厅，便向李葆华书记反映，李也同意老欧不兼，老欧也默认了我的建议，组织部便决定另一同志来《安徽日报》，要是这样下去，也许根本就没有后半生的波折，如果老欧自省委同意起，就坚决不过问报社的事，也没有什么事。可是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心愿发展，偏偏在这时那位同志来不了啦，老欧高兴地一路兼下去，我则总是预感不妙，和他吵了多少次，要他坚决不兼这一职。可他哪里听得进呢，天天白天黑夜的往《安徽日报》跑，夜间不管两点三点，只要值班副总左其煌电话一来，他便骑上自行车就走，因为夜间不好叫小车，便自己拿钱买了自行车。我十分恼火，因为影响了我的睡眠。可他我行我素，累死了也毫无怨言。由于夜间常到报社，这边办公厅的事又不能少，所以他十分劳累，身体是外强中干。

不久，文革爆发，开始是冲击我，不久便冲击到他，我的担心成了现实，打倒他的就是《安徽日报》的造反派，谁叫他兼总编辑呢？什么事都弄到他头上，加上些个人恩怨，他的情况很不妙，最早被投入牛棚，在安徽挂牌游街最早的一批中，就有他一个。他一天几场接受批斗，还得干最繁重的、最脏的体力活，诸如做砖瓦工、扛铅板、推卷筒纸、打扫厕所等等，加上不给多吃，身体很快衰了下来。此时造反派已限制我与他见面，每谈一次话，我都要手捧小红书罚站半至一小时。有一天，我在厕所旁边见到他，只见他面色苍白，挑了一担水，歪歪倒倒，我吃惊地问他，他说，气喘不上来。我着急地说，你怎么不要求治病呢？他苦笑说，没用的，他们不同意。我听了掉头就走，找到造反头子，要求给欧远方治病，他们凶狠地说，死了算了，不要浪费钱财。我说，他是你们一号斗争对象，他身上牵了好几根重要的线，你们让他死了，等于灭口，上面追下来怎么办？他听后思索了片刻，便说，好，让他治吧。就这样，他才得以治疗。一检查，方知得的是最凶狠的胸膜炎，亏得赵衍大夫尽力治疗，方拣得了一条命。

文革十年，他倒霉了十年。1970年前后，许多老干部都“解放”了，重回工作岗位，而他一直被贬，因为《安徽日报》造反派把他的事向上汇报，说他交待少，态度差，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省军管会的某个大人物听取汇报后，便点了他的名，封他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从此便以某大人物点名为由，不“解放”他，一直把他放在农村改造。俗话说，淹死会水的，缠死玩蛇的。欧远方便是这种类型，可叹他热爱新闻事业，却因这热爱而倒了大霉。他热爱人才，热爱部下，却不被理解反而被斗得七死八活，这就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的悲剧。

文革后，他转来转去，又回到了省委办公厅，还是副秘书长，华年已逝，廉颇老矣。最后他落脚到省社会科学院，以院长、省顾委常委身份离休，算是落了个副省级。

他自离休后，甩掉了乌纱帽，思想就更开朗了。原本自三中全会后，他的思想就日益开明，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说倾诚拥护，对农民问题日益关怀，他全力倡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大别山去调查，写了专著。此时，他仍受排挤，我颇为他不平，但他从未说这些人一个不字，可见他为人宽厚。因为当时一些领导不想重用又不得不用他的才能与淳厚，便老是打打用用，用用打打。为此我曾以十七令打油诗一首赠送他：“老马为时累，心力已交瘁，跌跌爬爬赶，掉队！”他看了苦笑无言。

但离休后的他，直到死时也没闲着，他先是组织一大帮专家、老干部到安徽各县咨询，帮着各地决策参考，写成一部书《安徽发展咨议》，反映他一颗火热的爱国爱家乡之情。然而这一切在某些人眼中，是大钱不值一个，还背后说他这些意见都是书生之见。其实那里面充满智慧与调研得来的真知，如果当时这些建议能在省里实施，安徽的情况应该比现在好些。后来他又转向安徽文化的调查，他组织了一帮文人，将安徽文化创造性地分成三个文化圈：淮河、皖江、新安，写了不少文章，又与电视台合作，搞了历史文化片《皖赋》，这是足以流传后世的杰作。这件事完成后，他又组织了炎黄文化研究会，办了杂志《华夏纵横》，自己则到处开会、旅游、写文章，生活得十分充实。他广交朋友，上到北京、上海、安徽著名的思想家、文化家，下到工人、农民，都与他通过电话、开过会、吃过饭。他酷爱旅游，一生拍下许多照片。晚年的他，头上没有乌纱了，开放多了，话也敢讲了，文章也敢写了，回归到真实的自我。直到去世前，他的笔未歇过。写了五本书，第一本为《安徽包产到户研究》，这是农村改革较早出的一本书，不免要引起一些争议和麻烦，还被告了状；第二本是和朱文根合写的《安徽农村改革》；第三本是《安徽发展咨议》；第四本是《致远集》；第五本是《书生之见》。这些书中，不乏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如《五四运动与社会主义民主》、《反腐斗争呼唤政治体制改革》、《封建主义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等等。其中三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被张劲夫老收入他的《嘤鸣·友声》集中。其中一篇反封建的文章在他死后还遭了通报，说他批评了一位大人物的封建残余。其实在他生前也已听到批评的话了，不过没有正式通报而已。

他这人一生未住过医院，为党和人民干了一生。他是一辈子只吃草、专吐奶的黄牛，是满腹才思、藏而不露的学者(只有我知道他学习是多么刻苦)，是个遭遇不幸的文人。他老来表面健康，实际上心脏并不好。促使他心脏病发作以致死亡的除了病理机制外，还有心理机制。他写信、写文章均遇到了麻烦。第一件，某大人物到老家南陵去了解粮食状况，那里的干部欺骗了他，说粮食走向市场如何乱了套，他头脑一热，当即决定，退回到统购统销年代。这一下，粮食部门的大小官员来了劲，粮商也来了劲，农民粮食上市无处可去，只有涌向粮站，粮站不仅恢复了压级压价的老做法，又开始了打白条。可怜中国农民，生产粮食本身就只能糊口，这一来更是不赚还倒贴工本费和劳动力，他们怎能不怨言沸腾！对抗的唯一方法就是抛荒进城打工。我的老伴听熟悉的老农来反映，他又到了肥西等地作了调查，心急如焚，一心想向中央反映。他通过原新华社国内部主任杜导正老同学，辗转把信交到某某手中。某某看了顿时大怒，立即把老伴的信连同他的批示返回安徽省委。省委办公厅不敢怠慢，当下把批示复印一份给老伴，意思要他检查。那上面措辞十分严厉，说他不该对粮食政策说三道四。这一通话使得老伴脸色煞白，一句话也说不出，但他没有后退的意思，还是继续通过各种关系向上反映。对这一倒退做法反映强烈的不止老伴一个，全国农村有良知的人都反对。事实是，统购统销搞不下去了，某某这才觉得有问题，只得先做改回的试点。得此消息，老伴已重病在院，不多天就抱憾离开人世。在老伴去世后几个月，某某终于收回错误的决定。此时老友们纷纷打电话、来信告诉我，都说老欧要迟走几个月就好了。可是哪能呢，他是带着一颗被伤害的失望的心离别人世的。这使我欲哭无泪，我只有把满腔悲愤写在诗里：“目注风云天下事，常忧风雨问民情。直言招得权人嗔，谁识书生赤子心。”第二件，他从苏联参观回来，看了大量资料，写了一篇《苏联垮台的历史教训》，这是掷地有声之文，可不久就受到了某刊物的批评，而省里又有人上书告状，这又是一个重锤。可他就在病重时也不忘保护年轻人，这文章是在社联一个刊物发表的，老欧抱病披衣写信给宣传部，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这几件事，使他彻底变了一个人。那年的冬春，他一切都反常，我早已预计他活不到八十。果然，在3月12日生日之后的半个多月，他就匆匆的走了。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朋友真多，在他遗体告别的那天，到了足足有两千人，哀乐从两点放到五点，签名册不够用，白花也告乏。殡仪馆的人说，这是空前的。老友徐亦孺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遗体告别，他回去对杜导正老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备极哀荣”。有这一句话，老欧也该瞑目了，他得到了做大官没有得到的一切。为此，我也曾作七绝一首：“大厅滴滴清明泪，悼语拳拳意俱真。始信人心均有秤，叮肌宵小是蝇蚊。”

纵观欧远方的一生，虽没有像右派那样受过大苦大难，也没有在文革中被折磨死，但他的一生，或起或落，或沉或浮，在老干部兼知识分子中，却带有典型性，偶然中含有必然，很值得我们去玩味，去思索。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怀念千峰　作者：安子贞

李千峰同志仙逝了，一位宽厚的长者，资深的新闻工作者，我师、我友离开了我们，使我深深的怀念与他相处的日子。

我闻李千峰同志的大名，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在河北日报社当记者，那时他好像在《旅行家》杂志做记者，撰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旅游通讯。我读过他写的《华北平原旅行记》，记得他把写在保定城墙上的一幅大标语“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劳资两利”写进了旅行记里。每次从北京坐火车南行，离保定市老远就先看见城墙上的这幅大标语，因此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只是闻名，未曾见过面。我认识李千峰同志是在十多年以后，1964年他从新疆调到人民日报社任编委、记者部主任。所谓认识是单向的，即我认识他，他未必认识我。因为我不在他领导下工作，文革以前没有打过交道。文革中，因为他到人民日报社不久，办报和人事等方面的是是非非不多，虽然属于当权派层次，但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人民日报》是文革中未曾停过刊的极少数报纸之一，在我的印象中，李千峰同志也在断断续续地工作。既然工作，就得按着上头的意图行事，也就免不了说错话，做错事。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文革后，李千峰同志调离人民日报社，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当调研员，后到中国农民日报社任社长。

写了一串李千峰同志文革前后的履历，是因为这段履历与我有些关系。斗转星移，时序推进到1984年，我在人民日报社当机关党委书记，工作不大顺心，想另找个地方换换空气。李千峰同志闻讯，多次找我，说是1985年要出日报，急需要人。我当时虽然对他了解不多，但感到他是一片诚心，最后，决定去协助他办于1985年元旦出版的《农民日报》。

走近李千峰，相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我看到，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很多党的新闻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李千峰同志处世待人以诚，办事与人为善，有很强的敬业精神。他懂得办报，研究办报，向年轻的编辑、记者传授怎样办报。在他坐班的时候，一早就来了，安排部署日常工作，晚上下班的时候，上白班的人都回家了，他不回家，把报社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留下，拿出京沪出版的报纸，上面画着各式各样的杠杠，叫大家看。看过一遍以后，就研究讨论。哪家报纸提出了新的问题，哪家报纸编排得好等等，联系《农民日报》怎样学习、改进、提高，出日报的初期，几乎天天如此。就我个人来说，过去编过一块版，没编过一份报。编一块版，只是报纸的一部分；而编一份报，需要统揽宣传报道的全局、整个报纸版面的全局，做整体思考，事情要复杂得多。就是在李千峰同志的引导下，我开始学习怎样办报和怎样把报纸办得使读者喜闻乐见。那时，我与千峰同志可谓志同道合，他放手，我实干，初办日报，整个编辑部有一股热气，在大家的努力下，一个时期《农民日报》办得很有生气，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喜爱。现举两例：

一是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报道。1985年初，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农民开始摆脱饥寒贫困，少数地方农民手中有了余粮、现款。舆论界总是抓典型，而且常常犯层层加码、日日升温的毛病。于是一段时间，有些传媒把农村经济的初见好转说得有点过头，说目前农民已经富得流油。说过一点，可以鼓舞士气，刨除虚数，实绩不减，倒也无伤大局。只是由此产生两种思想偏向：一是有些部门、有些干部认为农村已经富起来了，各式各样的捞钱的手，也就从四面八方伸过来了。农民不堪重负。再是有些农民对于手中余钱不知如何使用，加上当时有一种“高消费”可以刺激生产之说，有的人就瞎花滥用；有的人投资不对路吃亏蚀本。针对这些情况，《农民日报》选择典型事例，配合评论，加以引导。配合典型报道，先后发表了《要讲点花钱的学问》、《农民还需要休养生息》等评论，保护农民的利益，减轻农民负担；引导农民投资，把余钱用在扩大再生产上。

再是关于农民进北京卖菜的报道。1985年五六月份，农贸市场开始活跃起来，国营菜店按计划收购蔬菜价格低，农民不愿意出售。一时，城里上市的蔬菜很少，“快马赶不上青菜行”，蔬菜价格天天涨，直到头茬春菜上市的时候，仍然居高不下。这时，《农民日报》记者张志清、李英杰在采访时发现一种奇怪现象：城里蔬菜紧缺，而来自农村的运菜车却在路口上被卡住，不能进城卖菜。原因何在？经了解，原来是文革期间一份限制农产品进城的文件还在起作用。这份文件规定：农民运载农产品进城，必须有地、市一级开具的证明，才能放行。一是农民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再是蔬菜属于鲜活产品，由村到乡、到县、到地市，层层开介绍信，加上有些地方还要走回头路（比如紧邻北京市的涿县，还得南下保定去开介绍信），这么折腾起来，青菜早就烂的烂了、蔫的蔫了。记者向报社领导汇报上述情况以后，李千峰同志立即找有关同志商讨，认定这是对文革期间的有关文件未认真清理改正，阻碍城乡物产交流，不利于改革开放的一个典型事例。统一认识以后，《农民日报》决定组织一个临时班子，连续集中的进行报道。于是在1985年5月29日布置记者连夜采访，第二天在第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打开城门让农民进京卖菜》的《记者来信》，同时配合发表评论。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出。这一消息立即在北京引起震动，中央有关同志给北京市领导打电话，询问是怎么回事？北京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检查阻碍蔬菜进城的原因，并作出果断决定：撤销进城手续，农民卖菜一律“凭菜进京”。《农民日报》于5月31日又在一版头条发表《凭菜进京好》的新闻和评论。这样一连报道了十多天，共发表新闻16篇，评论8篇。在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天天晚上打电话问情况、问版面安排。对这一组报道的评价，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说：农民报的报道意义超过了蔬菜，立了一功。菜农说：《农民日报》的报道给农民积了德。北京市领导开始不愿意提起《农民日报》的报道，后来，在总结工作时不得不谈到：“北京在5月下旬出现居民吃菜难，《农民日报》发现这个问题后，发表记者来信，建议我们给外地运菜进京车辆开绿灯，这个建议提得好。我们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城门大开，凭菜进京，这很好。到昨天（1985年6月7日）已进来400多辆车，相当于5月29日的10倍。北京的菜多了，这也是一个改革。《农民日报》的报道推动了我们的工作。”可以说，农民日报社在出日报的开始，打了一场突破城乡壁垒，为农产品开拓城市市场的漂亮仗。

此外，《农民日报》还就保护耕地问题、军民共建农村精神文明问题等等，发表了一系列的典型报道和评论，受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的欢迎。1985年这一年，皆大欢喜：上级领导部门对《农民日报》的宣传报道比较满意，报社从业人员对努力办好全国第一份农民的日报树立了信心。在那些日子里，李千峰同志很高兴，我也感到工作顺手、开心。报社上下，有一股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劲头。

李千峰同志从农民日报社社长的岗位退下来以后，我回到人民日报社工作。逢年过节我去看望他，他经常讲述当记者的一些往事，听得最多的，是他参加新中国开国盛典报道的故事：1949年春，李千峰同志随解放大军进入北平城，在新华通讯社当记者，负责采访高层政治新闻。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圆满胜利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在空旷的广场上，毛泽东主席面对1000多名代表，用浓重的湖南语调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毛泽东主席读罢碑文，挥锹填土的时候，李千峰来到他身边，小声地说：主席，我是新华社记者，想借用您刚才宣读的文稿，誊抄下来，写报道。毛主席直起腰，从口袋里掏出文稿，叮嘱说：就这一份，可不能丢失呀。用过以后要还给我！李千峰说：请主席放心，不会遗失的，抄过后我即还给主席。李千峰拿回文稿，誊抄罢，奠基仪式已经结束，到哪里去找主席呢？千峰想交给党中央办事部门转呈，又一想不妥，还是应该亲手送还为好。后来，打听到晚上怀仁堂有联欢晚会，毛主席肯定会参加。于是，李千峰带着文稿到怀仁堂，走近毛主席身边说：主席，我把文稿还给您。毛泽东从坐椅上站了起来，与李千峰握手，风趣地说：你这个记者，还是很讲信用哩！

我建议千峰同志写点回忆性的文稿，把那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很平易近人，当记者是很惬意的事写出来。据我所知，后来由于千峰同志身体健康上的原因，未能如愿。在千峰同志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想把他讲述的这段逸事记录在案，以资纪念。

千峰同志从延安到北京，从新华社记者到《旅行家》杂志、《人民画报》的主要负责人，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后，被发配到新疆，1964年回北京，任人民日报社编委、记者部主任，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副部级研究员兼任农民日报社社长，为党的新闻工作、为“三农”事业作出积极贡献。我到农民日报社的时间不算长，与李千峰同志相处很融洽，我视他为好领导、尊敬的师长、亲密的同志、知心的朋友。我常常想：能够在农民日报社结识千峰同志，受到多方面的教益，仅就这一件事来说，那也算不虚此行了！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3期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作者：金冲及

周恩来是20世纪的伟大政治家之一，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对人民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他精力充沛地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他谦虚谨慎、周密细致、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一直深深地留在亿万人民的心里。

《周恩来的晚年岁月》，讲的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事。这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身于斗争旋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在谈这个问题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两段话很值得注意。一段说：“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也就是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另一段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里是集中全党的意见，对周恩来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作所为做出的公正评价。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但当时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前面所说“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和国家、民族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是值得反复玩味的。它正是周恩来此时此刻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们还可以看看邓小平、陈云的评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身处逆境。他们能够真正地理解周恩来的用心所在和他那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到粉碎“四人帮”条件成熟时，周恩来在不求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所做的一切，都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要周恩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拒绝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又能够做到前面所说的这一切，这种话讲起来固然痛快，其实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讲客气些也只是“书生之见”。

有时还听到一些说法：周恩来当时为什么不这样做或那样做，并且据以对他提出严厉的指责。其实，那样说的人也许只是以一种普通人的心理，去忖度一个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肩负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家在危难时刻所作的衡量和选择，跟事实的距离未免太远了。至于那些从敌对立场或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所作的歪曲描述，就更不值一提了。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像对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后人尽可能作出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记得西方有位哲人讲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讲得很深刻，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当然是毫无价值的。

要说清楚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谈何容易。我很高兴刘武生同志能够写这本书。他写这本书有很多不可多得的条件：他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下分生平和著作两个小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过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近一两年来，他又集中力量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中的周恩来，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可以有助于读者增进对这段复杂历史和周恩来这位人民总理的理解。

（2005年10月）

2006年第3期 读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　作者：朱尚同

年过古稀的资中筠，退休以后的初衷原本是向着“乐琴书以消忧”的，但“忧时”和“求真”的积习难改，身处北京芳古园的斗室中，还不住地向窗外凝望和求索：“陶醉在‘崛起’的豪言壮语中的吾国吾民何处是精神的家园？……俯仰今古，心事浩茫，对斯土斯民，乃至地球人类，难以释怀。”这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忧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因此近些年来新作不断，而且都是为时为事之作（引文除注明外，均摘自资中筠《斗室中的天下》、《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和《冷眼向洋》三书）。

资中筠新书《斗室中的天下》（撰文起讫年代为2000年岁末至2005年年中）包含有历史、现实、人文、政论等等说中道西之作。这几天我读着一篇篇文章，仿佛重温了走过的路。这几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我期盼过、担心过、清醒过，又糊涂过。但读着这本书中的慷慨陈辞和深入浅出的分析说理，自己乱丝一般的思绪梳理清了，常有茅塞顿开和“最难风雨故人来”的感受。

我和许多朋友都认为这本书中，有她一贯追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和风格，有很多振聋发聩的文章和可圈可点的论点，故而一边读一边写下了以下一些读书笔记。

我们每年都纪念“五四”，从来都是说“五四”是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的爱国运动。可有那么几年在报纸上报道“五四”时，强调“五四”的意义主要是爱国精神，看得出是有意逆前辈之说，将德、赛二先生“淡化处理”，似乎强调两位先生就有碍于爱国似的。书作者在2004年春天，以敏锐的感知和笔力，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精神渗入我国政府处理“SARS”的经验教训中，将民主、科学和爱国统一起来，写了《“非典”与“五四”精神》与《痛定思痛话“非典”：再反思》两篇掷地有声的文章，痛切陈辞：认为这次“SARS”的突然袭击，以至泛滥成灾，而后得到遏制，我国有关当局如果认真总结，每一过程都与“五四”两大主题——科学和民主——处处有密切的关联。指出医学是科学，“不过这里科学的含义首先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取向”，“科学精神就是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追求真理，把真实放在一切其他的考虑之上，例如政治影响、‘国家形象’、领导‘面子’、部门利益、经济收入、个人仕途等等。在我国‘真实’常常要服从于上述种种考虑，特别是所谓‘政治影响’，这是长期以来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从基层到高层各级官员皆习以为常，几乎成为一种本能，一发生天灾人祸，首先考虑对外‘口径’如何掌握，而不是穷追真相。”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腐蚀了科学精神”。

民主固然是政治制度和程序，但重要的也是一种精神，是一种生活方式，好像英国哲学家罗素就说过这个话，“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民主贯穿于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其基本要素之一是“知情的公众”，愚民政策显然与民主不相容。可是这些话言犹在耳，去年底松花江水污染危机中，又一次重演了2003年春天的错误，而且环保总局局长刚刚引咎辞职，中央调查人员刚刚下去，直接应对此事负责以及隐瞒不报的官员尚在等待问责时，已见媒体开始歌功颂德，赞扬恢复供水之“功”，官员喝水作秀，并据电视报道，居然已经制造一出歌功颂德的大型专题文艺节目“水之情”。转眼间“灾难”被办成了“喜事”，速度之快，文过饰非能力之强，与对待灾难之冷漠、隐瞒、说谎成鲜明对比，真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夺天之能！可见，作者指出的“还是要接着‘五四’精神的茬走下去”，“不能指望物质的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确有深意存焉！“在科技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不知伊于胡底的情况下”，“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将决定人类将造福还是嫁祸于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明与野蛮的竞赛尚在未定之秋！”这里是指如果一个社会缺乏人文精神，人们没有公民意识，素质低下，还能自称文明社会么？即令生产和消费再发达也将衰败下去。所谓“公民意识”就是要懂得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去保护和履行之。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就只三千来字，却把从古到今，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开创时期，中国在对待和处理国际关系时，国人世界观的延续和变化沿革理清了。结尾指出当前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处境既有历史的延续性，又有当代的特点。指出了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能不受本民族长远的文化历史和今天内部公众压力的影响。研究和了解自己和他国民族心理特点有助于更妥善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指出“合理的民族情绪在一定的情况下可能爆发为非理性的、群众性的排外行动，这对政府当局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利用民族情绪加强对外发言权，或者抵制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又会把自己置于非理性压力之下，使符合实际的、稳健灵活的对外政策遭到非难，造成被动。”

《重建精神的家园》与《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困境》两文有紧密联系。书作者指出，“中华民族早熟早慧，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相当成熟……但是过早地失去了天真和童趣，结果多的是处理社会人际关系的政治文化，少的是超越功利的探索。”“唯其早熟，其本身也受传统之累。与西方人争取到思想言论自由，建立起保护这种自由的民主制度……从而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中国历代统治者恩威并施手段日益高明，一方面以官位利禄使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一方面发明文字狱，收紧文网，禁锢思想，扼杀创造力。”我们以五千年光辉文明自豪，“其实有原创力的思想就在先秦诸子，由于他们享有后世所没有的思想和行动自由。”

欧美的发展历史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文章娓娓道来，提出西方在几百年中如何一个一个阶段循序渐进地发展了文明：从神权到人本位，从君主专制到民主，到确立自由权利，以及科学革命、工业革命都是一步一步走来，自文艺复兴起，从精神到物质，问题出现一点解决一点（陈乐民先生在《欧洲文明的进程》中，也阐述了同一论点）。而中国沉睡了一千年，突然被大炮轰开，一着急就赶快跟着跑，但我们要把别人几百年解决的问题拥在一起解决，为了赶时间，又来不及消化，不断吃夹生饭。况且，中国也根本不是什么“一张白纸”可以随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国历史长期专制主义的沉重包袱太多了，一个“言论自由”就常令上上下下头痛不已。而没有自由舆论，只说“反腐”这一项就不能不事倍功微，这是谁都心知肚明的。如今天天下命令反对公车私用、反对公款吃喝、反对公款出国旅游等等，几曾有尺寸之功，但只要舆论一开，立马就可解决。早年，从“戊戌”诸君子到“五四”健将们，他们向外学习，拿来的大多是精华，其原因就是在作为载体的这些人，学贯中西，知己知彼，对于该接受什么，该扬弃什么，体会非常深刻。而今天接受外来影响的载体，跟那时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过了文化的断裂，从总体而言缺乏足够的文化修养，因而缺乏选择能力。所以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后发困境”，而要扬长避短，这倒真是中国的重要“国情”。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个很有影响的电视台，请李敖先生在电视上月月讲、天天讲，有一段大意是书太多了，你们不必读，让我李敖替你们读，我读书，你们读李敖就行了。李敖先生也多少讲了点好观点，但有些话特别是这几句我总感到不是味道。本来我以为只是此人太自负，再一想，这种说法在文革中和文革前就已听得太多了。八亿国民，一个脑袋。既然有人可以“洞察一切”、“一句顶一万句”，那末任凭一个人或少数人代替中国几亿人读书思考和拍板不就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夷狄”之邦，重金礼聘李敖先生去替他们读书、想事、拍板的？寄语电视台诸君子，读书还要靠自己读，自己想，千万不要再这样导向了。因为如果“顺着这个方向走下去，欲求科学、民主、文明进步，毋乃缘木而求鱼乎！”“在国门再次打开时，面对光怪陆离的外来文化，或者饥不择食，失去选择和吐纳能力；或者在人家那里本是良种，如淮南之桔，过了江很快变质。”可见，办好自己的事，还是第一位的，少骂点别人，多一点反求诸己，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嘛！

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当今许多严重问题，主要来自阴魂不散的“前现代”因素，即历史包袱太重了，即令是从外面传染的，也是由于自己的痼疾太深，而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之后的弊病（至少主要不是）。这又是与从“文艺复兴”开始，一步一步走来的欧洲的不同之处。

2000年秋天有报纸组织关于“如何估量中国在世界的位置”的讨论。书作者十分风趣地说，问题本身就带有中国特色，说白了就是务虚名而轻实效。不能见物不见人。“要排名，不能不考虑这十几亿人的生存状况、生活质量、教育水平、精神面貌、公民意识（懂得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应尽的公民义务）、法治观念、社会正义的概念等。”对此，一百年前梁任公早已讲得痛快淋漓：“夫安知乎虐政所从入之门，乃即外寇所从入之门也？”“欲使吾国之国权与他国之国权平等，必先使吾国中人人固有之权皆平等，必先使吾国民在吾国所享之权利与他国民在彼国所享之权利相平等。”（梁启超《新民说》）民本、民权思想何等鲜明！何等透彻！！对于历来中国人民人格之受摧残何等悲愤！！！今人“得人心者得天下”，“人心”只是为“自己”的“天下”服务的，“爱民如子”、“为民作主”等等说法，与权为民所“授”，民有权利，民是主人，在观念上是主次颠倒的。今天一些人与古人梁任公相比，竟像是倒了个个，时光倒流，今人成古人了！当然是远远不及有见地的古人的。

本书中有一组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其中一些论点，书作者曾在上世纪末的一些论文和长篇著作《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中阐述过，其中有一些是美国研究领域中具有开拓性和“首发”的贡献。由于《斗室中的天下》最后的跋一文中，也涉及到许多这方面的问题，这里简要作些介绍和讨论。

书作者早已多次指出：“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其精髓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权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一般传统的观念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对外侵略与对内压迫有必然的联系。美国却不然，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对内不能实行压迫，所以才有渐进的妥协改良，才有今天的昌盛。”我们不能因为肯定它的民主，就否认它是霸权主义，或为之辩护；也不能因为它对外的霸权主义或行径，就说它是假民主。“它高举的‘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大旗，不论它自己在实践中如何多重标准，如何为其霸权服务，甚至伪善，就其核心而言是代表了世界进步的潮流。……60年代，我国高举反帝反殖、支持民族解放的旗帜，不论在实际政策有多少错误，这一口号确实代表当时的进步潮流，至少在道义上站得住。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需求是发展经济和民主改革，并且跟上世界潮流。我国在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利益时仍需要反对美国的霸道行径，但是作为一项总的口号，不可能建立反美或反霸‘统一战线’，就是这个道理。”几句话，将问题说清楚了，真是深入浅出的好范例。

本文作者曾在全国性的一份报刊的湖南增版上，见到转载的一篇文章，号召以我国为首，组织所谓“世界反美统一战线”。这两年来也常有文章，认为我们在实力上已可与霸权主义者一战，而且战必能胜。更有人丧心病狂的主张用氢弹突袭，先发制人，包括消灭对方人口。这些人或者是不负责任，以在战场上吸引火力，高唱“向我开炮”的“英雄”姿态，用于国家民族的安危；或者这极少数人实际是想走一条危害全人类的军国主义道路。可见书作者并非无的放矢。

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思考，即在批判美国强权政治的同时，为什么常有人对于西方对内确有相对多的民主、自由讳莫如深（自己大概还是知道的），更不为这些国家老百姓能享有较多的人权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高兴呢？这种心理不改，对于中国和平崛起是绝对无益而有大害的。这似乎不是工人阶级的胸襟，也非全球化过程中健康的心理素质，而更像是“阿Q精神”。请读一读恩格斯的晚年著作吧，对于当年资本主义的改良，恩格斯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据以修改了自己过去的某些结论。这才是伟大的思想家。

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成功的吗？资中筠回答说：“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到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但是这二者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矛盾也空前的尖锐化。”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政权在谁手中，或者疆土的扩大与缩小，也不是单纯的增长数字，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人类的两大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发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否则反是。窃以为这段话是20世纪观察全球各国兴衰的基本立足点。

书作者显然是不赞同所谓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也是不赞同所谓只要掌握好“笔杆子”和“枪杆子”就能长期或永远巩固一个政权之说的。20世纪的美国，“充满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种族冲突，还有对外的热战和冷战。但是他避免了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其他方式的无序政权更替，在思想信仰上也没有经历过和‘传统决裂’的过程，基本在原有思想和政体的框架内不断更新、变化，较之任何一个主要国家都稳定。正是在这种稳定的局势中发展成全方位的超级大国，领了一个世纪的风骚，其秘诀在于渐进主义改良。”“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由于政府领导是民选的，他们既不能压制舆论，又不能置之不理，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反过来这种改良和妥协也维护了社会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改革的动力。”“这种改良的力量并非只靠政府，而在于上、中、下三方面力量的结合，即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措施（如一系列向弱势群体倾斜的立法），自下而上的公众批判和抗议运动，以及介乎二者之间的私人公益事业。”

至于苏联，“我国认为苏联解体是西方‘和平演变’成功之说颇为盛行，由此推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有限开放都是开门揖盗，是罪魁祸首。那么反过来，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进入信息社会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事实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实际上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国际主义前提下，各国共产党员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本国。苏联对各国内政的干涉，不遗余力，众所周知。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50年代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说明当年美国为首的西方统治者感到了威胁，缺乏自信。后来，“自斯大林执政以后接踵而来的种种情况不断使一批一批向往者的理想破灭，而且使（西方）忠于苏联的共产党人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本国人民中孤立。结果，本来对美国社会极其不满的人鉴于号称实践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榜样’，二害相权取其轻，只能与改良的资本主义妥协。列宁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这里有极大的讽刺意义。”因而世界范围内“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

1975年欧安会的最后文件，西方将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换取苏联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交流、人员自由往来写入文件。有趣的是：人员、文化交流本来是平等的、相互的，为什么西方力争而苏联力拒呢？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演变”呢？西方“对苏”促变“是既定方针，是公开宣传的阳谋”。那么“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西方争夺势力范围，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资中筠因此认为：“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些话显然是有说服力的。这一系列论点，说明书作者完全没有拘泥于传统观念，而特别擅长于在纷纭庞杂的实践中，理清事情的全部因果，并从深入一大堆表象中筛选出判断真理的“真经”——即谁的制度和国民素质能更好解决或缓解20世纪“求发展”和“求平等”两大要求。

资中筠先生在著文时，要求自己：“若是真话不能全说，至少明知是假话的不说”，但“就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沉重话题，提笔时，一些论点和文章，就非所愿地难掩锋芒”。书作者十分喜爱辛弃疾词，文章悲歌慷慨的豪迈风格和忧患意识也正像辛词。这当然是为了：“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辛弃疾《太常引》）

写完本文后，又记起朱熹的一首诗：

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

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

渺者，深远，穷者，穷究缘由，资中筠先生著文时追求的正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说怀古，如果仅仅凭吊，非壮士本意，学古知今，使古能为今用，才称得上是壮士。查查历史，古往今来，一切有为的、有史可据的知识分子，无不是“忧时”，即居安思危、具有忧患意识的。本书中所有文章，都是从对现实的艰苦研究中成文的，决没有概念的游戏。在一片喧嚣浮躁之中，这样的呼声值得倍加珍重。如朱正先生所说，这是一本每个在关心和思考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人都应一读的书。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周佛海死刑改无期内幕　作者：王贤才

抗战胜利后，汪伪达官显贵，纷纷被捕入狱，巨奸陈公博、褚民谊、缪斌、梅思平、丁默、林柏生、陈君衍、叶蓬等都被先后判处死刑。独周佛海，由南京高院判处死刑后，复经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已成定谳，而又峰回路转，减为无期徒刑，实为群奸中绝无仅有的例外。其中原委，不乏传闻。近阅友人所著《南京大审判》，内容有涉及“周案”的，谓系周妻亲自跪求蒋介石，始得改判。实际并非如此。

叶庭长想玩“猫腻”

周佛海是1946年11月7日，由南京高等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的。因本人及家属上诉“抗告”，一月后，最高法院调卷复核，分发刑事第一庭办理。当时刑一庭庭长叶某，福建人，颇有心计。因周佛海长期主管汪伪财政金融，是块有名的“肥肉”，当然不肯轻易放过。不久即有两个福建人到上海，找到周佛海旧属、曾任上海《新闻报》社社长、上海特别市政府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并兼中国通商两行董事的李思浩，表示他们与叶某相识，案子就在叶某手里，周家有何要求，当可负责转达。用意是很明显的。李思浩即将此意转告周妻杨淑慧。周家商量后，虽觉不失为一有用门路，但恐其要求过高，难以满足。原来周佛海虽家资巨富，但已遭军统“洗劫”一回：1946年6月15日，陪伴周佛海软禁重庆的杨淑慧，获准由重庆回上海处理家务，飞抵上海后，即被军统扣留，逼令交出全部动产和不动产，损失不菲。更重要的是，当时杨淑慧认为已走通了另一“门路”，觉得更有把握，更有“权威性”，就没有理会最高法院刑一庭的叶某的要求。

马家“神坛”与委座“外宠”

原来杨淑慧自周佛海宣判死刑后，除奔走人事外，还到处求神拜佛，夤缘结识同为佛门信徒的马姓妇女，此人是立法委员马晓军之妻。马家设有“神坛”，传说十分灵验，善男信女，有求必应。杨淑慧也到过马家神坛求过，并与马妻成为知交。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她认识蒋介石“外宠”吴小姐，已托吴向蒋求情，为周佛海减刑，吴已答应，但吴下面的人要“打点”一下，需金条20根才能应付。以马的身份，杨淑慧当然是相信和放心的，当即答应了马的要求。马妻就叫杨淑慧写了两份呈文，由杨署名，一报国民政府文官处，一报军统局转蒋介石。周佛海在狱中听说此事，觉有疑义，但杨则深信不疑。不久马妻告诉杨淑慧，说吴小姐已在蒋介石处“求”到了“情”，蒋已将呈文，批交最高法院院长夏勤，指令减刑。但减刑仍须服刑，如能得到“特赦”，就可立即出狱。马表示亦可帮忙，但需再加金条10根，前后30根，先付半数，并议定将来获得“特赦”，发还资产应悉归吴小姐，杨淑慧也即依允，并连夜赶往上海，分头告贷，变卖女儿首饰，凑成30根金条，先交15根。于是马又代杨拟文，申请“特赦”。不久马回信说，她亲自携文到沪，面交吴小姐，吴已托蒋纬国带回南京，面交蒋介石。马说蒋纬国之妻就是吴小姐介绍的，因此关系非同一般，吴小姐在上海，就与蒋纬国夫妇住在一起，惟蒋纬国虽碍于吴小姐情面，允为代呈，也得给点好处，于是提出再给蒋纬国8根金条。杨淑慧也如数报命。但到1946年12月下旬，“减刑”或“特赦”仍渺无音讯，杨淑慧再请马妻到国民政府打听此事，因有一呈文是递到“文官处”的。未几马妻回报说：“元旦已来不及了，因须先由司法院呈请，公文往来，约需半月。”遂又提出：文官处经办人员也得给点“润笔”，以促其成，须再给金条4根。杨淑慧虽对索取无厌极感不满，但又恐功亏一篑，只好勉强支付。到1月上旬，马妻告杨：公文已于1月6日送达司法院。把戏愈演愈真，此时连周佛海都有点半信半疑了。看似“特赦”在迩，忽然一夜北风起，1月21日最高法院宣布对周佛海死刑一案，维持原判，才“大梦初醒”，真相大白。杨淑慧绝望之余，面质马妻。马妻这才承认，她并不认识什么“主座外宠”吴小姐，整个闹剧都是时任军统副局长的毛人凤之妻“导演”的，于是故意大骂毛妻。毛妻也怕此事闹大，因为毛人凤与军统头子郑介民向来不和，毛妻与郑妻也是死对头。怕此事为郑所知，授人以柄。毛妻便托曾任蒋介石侍从、特务小组首任组长、保密局中将设计员的胡靖安之妻出来圆场，要求不要声张，愿将金条退回。约定在上海退回20根，南京退回9根(实际上海只退回16根，南京仅退1根)。杨淑慧也投鼠忌器，又慑于军统权势，只好吃哑巴亏，同意不说此事。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郑介民也微闻此事，派人来找杨淑慧。杨虽未承认，毛人凤终觉心有不安，就想在杨身上抓到一点把柄，以利威胁、控制，于是又有了所谓“中共人士”过问“周案”的事。

神秘的“中共人士”

时为1947年3月9日，忽有一自称“中共人士”的薛某，自言辗转探得杨淑慧住处，特来拜访，带来中共某要员“亲笔信”，大意谓中共领袖毛泽东、周恩来对“周案”极为关心，决全力营救，特派此人来京主持。杨问拟以何法营救？薛某说“劫狱”。杨淑慧大吃一惊，敬谢不敏，说周佛海虽已判死刑，估计尚无执行之虞，不劳动此干戈。杨将此事告诉狱中周佛海，周立判其伪，肯定中共绝不会作此荒唐事。认为必是军统所为，但军统何以如此，尚难解释。以后薛某又来找杨，重申此议，并说如实不愿如此，请杨给中共某要员写一便函回复，他好回去交差。杨不肯写。周佛海则据此断定：此事是毛人凤或毛妻所为，旨在取得杨与中共要人交往的依据。

然则毛人凤为什么做这种雪里埋人的蠢事，导演这出必然败露的丑剧呢？原来当时抗战胜利，举国欢庆，高层已内定将于1946年元旦发布“大赦令”。毛人凤极知周佛海与国民党的深厚渊源，国府要员中，不乏周的知交故友，就是蒋介石本人，对周一直颇有好感，有意维护，这是戴笠生前就已吐露过的，故认定以周的身份、境况，不列大赦，亦必列入特赦，落得做个顺水人情，骗点金条。不想大赦令发表，汉奸皆不在内，也未对周另颁特赦令，而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裁定，也于1月21日下达。

原先杨淑慧以为有了“吴小姐”这条门路，算是拜到了“真佛”，未免冷落了法院。负责周案的刑一庭庭长叶某，带信过去，满以为可以发注大财，却久候周宅“关节”不到，气愤难言，不仅很快作出“维持原判”的决定，而且故意选择1月21日农历除夕这天发表，使得周家在死刑重压下，凄凄惨惨渡过那年春节。

惊动陈布雷

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宣布，也惊动了周佛海的一些知交故友。首先是陈布雷。陈是浙江慈溪人，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并负责过国民党宣传工作，与周佛海多年共事，私交甚笃。陈在上海得悉周案最后裁定消息，即赶回南京，请文官处政务局长陈方(芷汀)，找到正在走投无路的杨淑慧，叫杨速写一呈文，请求特赦，陈愿代为转交。陈布雷在国民党没有什么派系关系，一向小心谨慎，胆小怕事，更不肯多管闲事。此次对“周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表示将不顾一切，向“主座”进言。不久陈方来告：陈布雷已向蒋介石陈述此事。蒋说：“怎么到现在才说!”似有嫌迟之意，而态度则是积极的，而且立即将此事交陈布雷负责，设法解决。陈布雷领此“上意”，即去与陈立夫商议，决定仍由司法方面解决，并找时任社会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洪兰友，研究法律手续(洪曾任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是国民党有名的“法学权威”)。洪兰友与周佛海交谊也不错，此事又“恩出自上”，所以也很热情。二月初，在陈布雷推动下，国民政府正式行文司法院，表示对周可免其一死。时任司法行政部长的谢冠生，也同意由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但最高法院院长夏勤却不买账，说法院既已做出维持原判的决定，不便再事更改(这里未必没有刑一庭长的声音)。洪兰友就去找司法院院长居正，居正又与夏勤和谢冠生共商此事，决定改用政治方式解决，即由司法院签呈国民政府请求减刑。但其部属认为：应由中央党部下一公文，司法院办起来才有依据。于是居正又与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秘书长的吴铁城商议。吴认为此事最好悉由政府办理，不必牵入党部，致招物议。于是执论不下，几成僵局。陈布雷又邀陈立夫、洪兰友同访居正。居正终被说服，迳由司法院呈文，约于2月中旬，送达国府。但时近一月，尚无消息。陈布雷又访时任文官长的吴鼎昌，请再以文官处名义，加一签呈，直送蒋介石。吴鼎昌照办了。蒋介石看了文官处的呈文，亲笔将呈文内容作了修改，令文官处誊清再报。据陈方吐露：蒋改之处，比原文写得更加有力。陈布雷与陈方又按蒋的修改重新润色、补充，再次呈蒋。3月28日，蒋介石减刑令下，全文如下：

“查周佛海因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经判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现据该犯呈报其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护京、沪、杭等地治安事迹，请求特赦前来。查该犯自民国三十年以后，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续为转呈，准备事实表现，图赎前愆。曾令该局奉谕转知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等语，批示该犯在案，似可免其一死。经交司法院依法核议，兹据呈复，该犯既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可否将该犯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理合呈候签核等情。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该犯周佛海原判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

如上所述，可知周佛海改判，主要实得力于陈布雷，而陈之敢于过问此事，亦非偶然，除了与周的私交外，蒋介石对周一直颇有好感，另眼相看，作为蒋介石高级幕僚和心腹的陈布雷，肯定是了解的，故也是知其可为而为之。从这点说，陈布雷这番活动，并不很悖他的处世之道的。

全部闹剧，背后总导演原是蒋介石

但蒋介石何以在到终审定谳之后，才来干预呢？蒋介石说：“怎么等到现在才说？”真是下情不能上达，蒋介石竟不知情吗？其实非也，这正是“委座”的狡诈之处。抗战胜利，专门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惩处汉奸，是一件万众瞩目的大事，可说无日不见诸当时的报章，周佛海一案，尤其闹得沸沸扬扬，蒋介石是不能不知情的。恰恰相反，综观各方面资料，周佛海可说一直是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日本投降，汪伪政权作鸟兽散，周佛海则于1945年8月12日“荣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当然是蒋介石点头的。以后风头不好，辞职求去，要求到重庆或贵阳暂住，也是通过戴笠向蒋请求获准的。1945年9月30日，周在戴笠亲自陪同下，由沪飞渝，原拟次日换小飞机去贵阳，因周佛海岳父及妹佛珍均在贵阳，其母病故后尚暂厝贵阳市郊红花池。但蒋介石又变主意，要周留在重庆待命。当时蒋在西康，戴笠为此专程到西康请示后，即将周安置重庆“白公馆”。戴笠对周一再说过，“委座”对周至为关心，到适当时期必有解决办法。此话虽出自戴口，应属可信。因为以戴笠的为人，无论与周私交多好，如无蒋的旨意，是不敢与周佛海这样的特大汉奸打得火热的。还有一条“旁证”：周佛海由沪来渝前，戴曾约方以上海市长履新的钱大钧同访周佛海，钱曾任侍从室一处主任兼侍卫长，与周亦为旧交。钱就说他亲眼见到蒋对戴的“训令”，将周交戴笠负责。只是戴笠短命，不久就死于空难。

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40余中委谒蒋，要求严惩汉奸。蒋介石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周佛海匿居重庆，亦非了局。终于1946年9月17日，押回南京，此事仍由军统出面，但显然也是蒋介石交办或认可的。总之，周的一行一动，莫非蒋的意旨，判处死刑这样的大事，蒋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故周佛海自己也认为蒋是故意于复判定谳后解决，以示恩威并重之意，应该说他是很懂得蒋的为人和心理的。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郡县制与美国政体　作者：尹振环

《“秦家店”的郡县制》一文，分析了我国郡县制的形成、内涵，并与法式郡县制作了点粗线条式的比较。现在需要接着那个话题，再将郡县制与美国政体作点粗略比较。虽然美国政体是现代的，但通过比较，才会进一步了解古今中外的郡县制，并且顺便就了解了在美国为什么不会发生斯大林式的错误。

一、一部朴实与力行的“主权在民”宪法

不是说凡是没有出现秦皇汉武、拿破仑等等讲英语的国家，就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他们的总统、首相权力很小很少。不，不是这个意思。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西方各国都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着“帝王般的总统”、总理。以美国为例，总统掌握全部行政大权，总统的行政命令具有同法律一样的效力；经参议院同意，总统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其他高级官员；总统还是三军最高统帅，握有最高军事指挥权；在对外关系上，总统权力也至关重要；总统下的内阁并不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而是一个集体顾问机构，内阁不对国会负责，只对总统负责……无怪有“帝王般总统”之称。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过拿破仑、斯大林式的人物呢？没有像郡县制那样一治一乱、循环反复、周而复始呢？固然这是多方面综合因素造成的：

第一，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尤其是没有封建专制主义经历的污染；

第二，没有国王、贵族、军功、事功贵族等种种历史包袱；

第三，有着全然不同于中国的民族组成、宗教与传统文化等等。

但建国后的根本的原因是有部付诸行动的、真实不二的、主权在民的宪法：1776年的《独立宣言》、1787年颁布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1791年生效的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权利宪法》。它为美国缔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郡县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上述根本大法解决了共和民主政体的两大根本问题——主权在民和权力制约。

先看“主权在民”。

比起“君权神授”、“君权军授”，主权在民是一种质的飞跃。它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人民有权选择和改变政府。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宣布：

政府的正常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政府要破坏这个原则，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另建新政府。

权为民所授，权来自人民的同意，这“授”与“同意”的主要手段，就是普选、选举。七十年后，林肯总统再次给主权在民的原则下了一个定义：

任何人民，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愿意并有力量，都有权奋起行动，抛弃现存的政府，并建立新的、更合乎其意愿的政府。这是最宝贵和最神圣的权利，这是，正如我们希望的那样，将使世界得到解放的权利。

所谓“有权改变或废除它”，“有权奋起行动，抛弃现存政府”，并不是指武装起义，暴力夺权。而是通过选举、游行、请愿等合法的形式，改变、废除、抛弃现存政府。

第二层意思是上一层意思的推衍：人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不容剥夺。《独立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91年的《权利宪法》又作了具体规定：“国会不得确立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不得“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申冤请愿的权利”；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侵犯，没有正式命令不得逮捕、搜查和扣押；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禁止任何人自证其罪；禁止酷刑和过重的罚金；……尽管百万富翁与草芥小民在享有上述权利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主权在民”之“民”有极大的局限性，但它毕竟是“主权在民”的基本保障，没有它，主权在民就会是一句空话，而且也只有它才能防止暴政，防止滥用权力，防止专制主义。老拿破仑、小拿破仑式的政变，是不可能发生的。

二、一套切实存在的制约网络

尼采说：“历史存在的原则是追求权力的意愿”，为了达到权力，“要成为强暴者、自私自利者，要成为卑躬屈膝者和目中无人者，如果需要，集所有这些品质的大成。”这话对于追求权力的人来说，未免一概而论，有点过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话则易于为人接受：“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与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统治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就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管理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主要管理。”看来美国顺着这个思路——管理人民，人民管理政府，政府管理政府，逐步形成一套制约权力的网络。

⒈宪法至上。在中国古代秦家店、郡县制下，皇帝至上、至尊、至重、至隆，口含天宪，自然也可以无法无天。美国没有经历过帝制，所以一开始就使宪法凌驾于任何权力之上。它主要是对统治者对政府的管理，当然也包括对被统治者人民的管理。种种政治权力必须以无条件地服从宪法为其存在的条件。

⒉名副其实的普选制。国家行政首脑和参众两院议员由普选产生。尽管选举有种种不公平，选举过程中有种种弊病，但它体现了主权在民、权为民授与人民管理政府。使权力最终来源于、受制于人民。同时解决了用人上的择优汰劣“为政在人”的问题。

⒊议会制。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参众两院行使立法、制宪、选举（在总统或副总统所得选举人票未过半数时，众院决选总统，参院决选副总统）、审议、监督政府的职责。

⒋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相互平衡。总统、联邦高级官员的活动，受参众议院之监督；总统任命重要官员，需得到参议院同意；国会对政府有质询、问责、财政监督、弹劾权。立法机关立法权受到行政机关的否决权和法院方面的司法审查限制。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都必须送交总统签署，签署后才能成为法律，如不同意，总统有权加以否决，但国会仍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的法案，不经总统签署即可成为法律。最高法院也有权宣布联邦和州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宣布违宪者即不成为法律。司法机关的组织法是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最高法官由总统任命，终身职。参议院有审讯各种弹劾案的权力，而总统受审时，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担任主审。由于三个机关互相分离、制衡，从而防止了权力滥用及因独裁而犯的种种错误。与郡县制的集权于一身，万事皆决于上，相距万里。

⒌新闻出版自由。根据宪法“不得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普通百姓可以抨击时政。法国大革命时，罗伯斯庇尔说：“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最可怕的鞭子。”马克思1840年时说：“报刊按其使用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人民利用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管理统治者，使执政者时时保持头脑清醒。同时又使得掌握信息传播工具的新闻界，对一切违法行为都起震慑作用，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监护人与社会调节器。古代郡县制是没有这种权力的。

⒍两党制。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竞选总统、议员中起着重大作用。当选者入主白宫，执掌国家行政大权；失败者也不甘寂寞，在野攻讦评说；当朝者唯恐被揭出疮疤而兢兢业业；在野者则竭力在民众面前重塑形象，以待来年。双方彼此制约、相互监督、校正美国决策、政策。政党制度是近现代才形成的，所以古代郡县制无现代政党可言，无非是帝党、后党、官党……之分。

⒎消除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重大因素。建军权集中于联邦。军队属于国家，而不属于党派，更不属于私人。禁止各州有自己的陆海空军。禁止各州结盟。禁止各州同外国结盟。总统任三军最高统帅，但发布关于镇压叛乱等方面命令的权力属于国会。国防部长及陆、海、空三军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负责部队编制、训练、后勤、武器研究和发展等事宜，但无作战指挥权。铸造货币、发行纸币、招募军队警察的决定权在国会。宣布战争、签订外债、规定度量衡的权力，也属国会。从而消除了军阀割据混战、各州拥地自立成为“国中之国”的可能。

可见美国政治权力是被控制在一张网络之中的，其纵线为宪法、民权，其横线是各种权力的互相制约，或者说，美国的政治权力被控制在十大制约中：

⑴国家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

⑵行政、立法、司法的互相制约；

⑶中央与地方的互相制约；

⑷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政治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⑸权力获得的制约；

⑹权力运行中的制约；

⑺社会舆论、新闻媒体、出版自由，对国家权力的制约；

⑻权力运行后果的制约；

⑼总统等重要官职，法定任期的制约；

⑽议员等改选法定名额的制约。

我们并不认为美国政治体制尽善尽美，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美国政治没有肮脏的手段，卑劣的目的。我们只是说美国上述政治体制存在着一些郡县制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机制：

防止错误、纠正错误的机制；

择优汰劣的机制；

杜绝专制独裁的机制；

防止暴政的机制；

防止治、乱、合、分循环反复的机制……

它无法孕育秦皇汉武，也难以产生拿破仑、希特勒、各路诸侯。

它绝对不会削弱“统一”，相反，美国1776年后的一百年中，“统一”的领土扩大了十倍。现在早已由十三个州的“统一”，变为五十个州的“统一”了。

可见，统一中华、振兴中华、光大中华，需要的是邓小平的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这里就有政党现代化，政治现代化。

三、一个千真万确的判断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派米高扬亲自送达毛泽东。毛阅、听之后，曾感慨地说：“苏联揭露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徐焰：《苏联的1941年和1991年》《百年潮》2001年第五期），“这在西方是不可能发生的。”并且毛泽东还断言：“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上述论断精辟、深刻、正确。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是非常非常的表面现象，根源在于“这是一个制度问题”，千真万确的判断。陈独秀早在1940年，不仅预言苏联将亡，而且预言：“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和别国产生出来”（《陈独秀文选》，上海远多出版社，1996年版397页）。这里也谈到制度上的缺点，并且他的预见不幸而言中。在美国上述那种制度下，是绝不会形成斯大林主义的。一党专政；斯大林“拥有无限的大权”（列宁语）；他事实上掌握了党、政、军高级干部甚至中级干部的生杀予夺大权；任命制畅行无阻；各种权力受制于一人；宪法、苏维埃（议会）新闻出版自由有名无实；党、政、军内的，以及高校、科研等等机构中的异己分子或可能的异己分子，或调离、或流放、或诛杀；社会名流中不可靠分子，或明或暗加以驱逐、流放、以至暗杀；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完全成了现代苏式的郡县制。这种体制下产生斯大林的专制暴虐，毫不足怪。在美国上述体制下，它是绝对不可能的。美国克林顿总统，政绩颇佳，经济连年上升，失业率下降，政治、军事、外交，也颇多建树，但就是因为与莱温斯基偷情，而遭国会弹劾，险些下台。在中国，秦始皇、晋武帝等几位帝王，后宫竟达万人。“粉黛三千”之帝王，比比皆是。有一两个情妇，那算什么？毫不足道。尼克松对在野党安装窃听器，竟因此受到弹劾，不得不灰溜溜地辞职下台。前苏联，岂止是窃听，对敌党、友党，驱逐之，镇压之。结果只剩下孤家寡人。克林顿与尼克松，相去不远，人们记忆犹新。只简单提提就可以了。但1867年美国国会弹劾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的事件有必要稍作详细的介绍。

美国第十七届总统约翰生，是接替林肯被刺后的一位副总统。他是南部民主党人，曾拥有奴隶，内战后就任总统，对南方奴隶主，对奴隶制度，抱有同情，采取了一系列妥协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不满与激进共和党人的猛烈的反对。“1867年8月，约翰生总统要求陆军部长爱德义·史丹顿辞职。史丹顿予以拒绝。因为总统未依宪法所规定的征求参议院同意即把他免了职。参议院过去对于总统这类命令，曾经不是以普通的多数票，而是以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票予以批准的。现在因为约翰生总统未经参议院同意便把国防部长免掉，参议院拒绝批准。史丹顿于是又身莅陆军部大厦，并开始发号施令。1868年2月21日，总统再度要求史丹顿离职。随后史丹顿便把自己的办公室用砖堵起来并搬到里面去，晚上留在那里，吃饭也在那里。众议院认为总统的行为是违宪的，并于1868年2月24日举行表决，表决结果以126票赞成和47票反对而通过了把总统依宪法程序交付法庭审讯（所谓‘弹劾’）的决议，总共控告总统十一项罪名，其中除了有关史丹顿问题外，还控告总统在言辞中侮辱国会、拒不执行国会的若干决议以及其他等等。

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时，是在最高法官主持下进行的……这次对总统的审讯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波动。

1868年5月16日，有三十五个参议员投票赞成认为总统有罪，而有十九个主张宣告无罪。要宣告约翰生为有罪，必须参议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决，这就是说，如果这次所投的票不是三十五票，而是三十六票的话，则约翰生已被宣布有罪了。根据美国宪法有关条款，约翰生乃得宣告无罪，而仍旧留任总统。”（《美国史纲》，苏：阿·芙叶菲莫夫著，三联书店1972版，557、558页）

这三则总统案件，足以说明斯大林的暴虐不可能发生在美国。中国的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彭德怀、乃至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发生在美国。诚然，恩格斯只是说 “美国式的自治，这正是我们应该有的”，马、恩并没有提美国式的其它政治制度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但是他们所设想的政治制度，是比美国政治制度更民主，乃至“民主千百倍”的政治制度，同时他们把国家消亡与政党消亡，估计得太快。历史证明他们太过乐观了。我们现在又有了百多年的经历，同时不是一两个国家，而是十多个国家正反两面的经验，足可以使我们作出正确判断：哪些我们应该有，哪些应该渐渐一步一步地有，哪些应该摒弃。如果说，我们今天还存在某种郡县制的残余的话，那么应尽快抛进历史垃圾中去了，这是应有的起码结论。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不只是“落后就要挨打”　作者：官伟勋

一言而可以兴邦

“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是我中华民族从1840年以来屡遭残酷的侵略屈辱后，概括出的最沉痛最深刻的教训。如今，这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名言警句了！

这个警句非常好！好就好在它有极其有力的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它是警钟，是动员令！它无时无刻不在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强大而奋斗！

拿破仑曾称中国为“睡狮”。“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成为我国人民共识之日，就是“睡狮”觉醒之时。

晚清的六七十年不说。“七七事变”时，堂堂中国，一年才产4万吨钢。而当年日本已能年产580万吨钢，1580架飞机、744门大口径火炮、330辆坦克、9100辆汽车、5242吨军舰（郭玉槐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301页）。

我们呢？1954年毛泽东还说：“我们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也不能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712）抗战前还用说吗?我参加八路军已是抗战末期。发给我：老“七九”1支，子弹袋1条，内有子弹3粒，其余塞满胡秸棒棒，鼓鼓囊囊示以“弹药充足”以壮军威。另外还有4个手榴弹，1把刺刀。老“七九”的枪口老到能把子弹头装进去。射出的子弹会飞向何方？真是天晓得！

有人曾攻击我军“消极抗战”、“日军一进攻就跑”！莫斯科那个派住延安搞情报的“记者”，不但在日记（中苏交恶时出版）里写，还向莫斯科写密报，“揭露”中共军队“不抗战”，“破坏统一战线，搞独立自主”；“背叛国际主义”，不肯按苏联的指示去打关东军，阻止日军进攻苏联。他明明知道八路军装备落后，“兵工厂”拆七条破枪凑一条枪，他还要像某些人一样要八路军与装备现代化的日军死打硬拼打阵地战。若真照他们的办法打，不要说抗战八年，恐怕八天抗不到，长征剩下的那点老本就拼光了！

持久战、游击战、以空间换时间，打伏击、打拼刺刀手榴弹的夜战、近战，是武器落后逼的，非如此不能保存有生力量，不能集小胜为大胜，不能争取时间发动群众夺取最后胜利！国民党几百个师，其中不乏甘愿为国捐躯的英勇官兵，也确曾数次以巨大牺牲给日军以重创，但为什么不到一年左右，就丢掉从平津到广州，从大沽口到海南岛几乎所有大城市与港口？原因就在装备落后而又作战方针不对头。

战争之初，日本天皇问征服中国需多久？陆相杉山元大将很有把握地说：“一二个月足够了。”（【日】松下芳男著《日本军阀的兴衰》）他的根据就是中国落后。说实在的，如果不是我们党在敌后发动如火如荼的成功的游击战争，使日军痛感一线兵力不足，真不知已经打到广西云南的日军还会打到什么地方！

只有落后才挨打吗？

落后就要挨打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不是只有落后才挨打呢？历史回答并非如此。

晋、唐比胡如何？北宋比辽、金如何？南宋比蒙（元）、明比清如何？哪个不比所谓的“蛮荒之国”“蕞尔小邦”有着更发达的经济、更先进的文化、更丰富的人力资源？

北宋的经济与文化在当时的世界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农业与农业科技比起隋唐五代都有了长足进步。城市繁荣百业兴旺。东京（汴梁）成了“天下富商大贾所聚”之地。市上至少有160多个行业，行房有6400多户。造船业兴隆，指南针普遍采用，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以及火药火器，皆为天下先。宋朝发明的“交子”，史称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没有发达的贸易，不深感金属钱币之重之累，纸币是不可能产生的。北宋人创作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当年东京繁荣景象的生动写照！

南宋虽说偏安一隅，但随着大批官民随军南迁，加以江南已有东晋与宋齐梁陈几代人的开发，各方面不比江北差多少。经过一段恢复，南宋的经济文化很快就达到甚至超过了北宋的水平。临安（杭州）发展成拥有39万户、124万人口的大城市，超过了当年的东京。“店铺并列。交易繁盛”，“夕阳西下，夜市又开张”。陆运水运发达，水运可西达四川，南达广州、琼州，泉州成了海内外贸易大港，来自波斯湾的阿拉伯与来自高丽、日本的商人，络绎不绝交易频繁。林升那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虽说是讽刺朝廷醉生梦死的，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繁华景象。南宋中期不仅是政治经济发展鼎盛期，也是著名学派形成期。理学学派集大成者朱熹、理学心学创建人陆九渊以及“中兴四大诗人”陆游等，都出在这个时期。学术繁荣带来教育的发达，著名的南宋书院纷纷涌现。

明王朝在宋元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农业方面，由于育苗与春化技术的提高，产量大增。手工业如炼铁、纺织、制盐、制瓷、造船都有显著进步。由于交易规模越来越大，全国相继出现了纺织、粮食、印刷及文具等交易中心，从而使纸币更加普及。《梦溪笔谈》与《天工开物》两本书的出现，就是宋明两代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最好证明。没有雄厚的物质力量与科技水平，怎么会有郑和万人船队浩浩荡荡下西洋的空前壮举？

与宋、明敌对的契丹（辽）、金与蒙（元）与后金（清）又怎么样呢？

它们在不久以前都还以渔猎畜牧为生，南下占有了黄河以北或辽东后，才开始有了农业并逐步发展起手工业、矿业、商业。蒙古贵族奴隶主进入中原后，才逐步转化为封建农奴主或地主。总的说来都还是处在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阶段。

人口更不成比例。“记录在案的，宋明两朝人口都已达7000万，也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还要多些，有人估计达到一亿以上了。”（戴逸《论康雍乾盛世》）入侵者人口却只有几十万、百多万。毛泽东曾向范文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清朝入关时只有六十万人口（八旗兵则只有29万多——作者），怎么能征服有7000万人口的明朝？（戴逸《论康雍乾盛世》）事实正是如此！经济先进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天朝大国”，却不敌区区“小邦”，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庞然大物，被人口不到自己百分之一的后进小国轻而易举地打垮了！

原因何在？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新兴民族朝气蓬勃、上下一心、英勇善战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根本的原因却在“天朝大国”统治集团本身的腐败！

宋明王朝的腐败表现真是“罄竹难书”。仅说数事以为例。

北宋由盛而衰而亡是从宋徽宗赵佶重用蔡京开始的。宋徽宗赵佶本来就是一个只知享受不问政事的酒色之徒，蔡京钻营上来后，更想方设法引导赵佶玩乐以固宠。他出主意花费22万斤铜，铸造九鼎并饰以黄金，专盖巨大宫殿曰九成宫予以放置。下令全国搜罗奇花异石、树木百草、珍禽异兽、山珍海味运往京师，即有名的“花石纲”。耗费了巨大人力财力物力，折腾得民间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蔡京请客，仅蟹黄馒头一项，就花掉1300贯。钱花光了，就搜刮，就明码标价卖官鬻爵：“二千索（贯），直秘阁；五百索，擢通判。”官场之黑可想而知。

明朝的皇帝们更登峰造极，从宪宗到孝宗到世宗都不上朝。国家大事交太监管。太监们则靠特务控制朝廷。几代皇帝一个比一个混。嘉靖养鹰、犬、虫、鸟，年用肉16000多斤，米5200多石。养一只豹子，用夫役240人，岁廪2800多石。他还迷信道教，宫中每年要用黄蜡20余万斤，白蜡10余万斤，香品数十万斤。于谦抄太监王振家，重堂深院数处，豪华无比，绮丽器服、珍奇珠宝无数；光金银就有六十余库，良马一万余匹。而明神宗朱翊钧，活着要享受，死后还要享受。他用了6年，花800万两白银建定陵，石料从百里外的房山运，楠木杉木从云贵川采伐。深山老林、毒瘴遍地、野兽出没，死了不知多少人。千里迢迢，开路搭桥，不知累死饿死病死多少人。国库空了就加捐加税：“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令，密如牛毛。”（《明史》）

朝廷腐败必然导致军队腐败。“凡文武擢迁，但衡金之多寡而畀之”。当兵的大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军官则是“世胄纨绔，不娴军旅之人”，靠吃空名喝兵血肥己。无能而又狂妄，不懂军事而又侈谈军事。战事将起，纷纷脱掉军服溜之大吉。嘉靖朝，军团籍名册上有兵员38万人，实际上只有14万人。而真正算数的“2万而已”（《明史》）。富者聚敛挥霍无度，贫者无衣无食无立锥之地。皇帝花天酒地不干正事，官员朋党林立互相倾轧杀戮，军队成了社会渣滓聚集之地。腐败到这等境地！焉能不亡？

原因背后的原因

一个又一个王朝因腐败而亡，为什么后来的王朝不肯接受教训非要重蹈覆辙，“坚决”走腐败走灭亡之路不可呢?原因的原因在制度！

“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先哲黄宗羲老先生，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得出皇帝独裁制是天下之大害这样一个极为透彻的论断。

无论什么都要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别人说的再好也没用。他要用谁就用谁，他要杀谁就杀谁。关系人民安危的大事，他一人做主，他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怎能不出问题？遇上个“明君”还可以借天象或地震之类以“老天爷”的名义提醒一两句。碰上明世宗朱厚聪那类昏君，他能下令把数以百计提正确意见的大臣，拖到午门外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淋一批批地死去。

腐败的皇帝被腐败的臣子包围着，正人君子连见皇帝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传达下来的“圣谕”，不是无知太监的就是权奸的祸国殃民的私货。良知忠言偶尔能“上达天聪”，在这帮人的控制下也不会被采纳。宋神宗死了，议继位人选，宰相章说“端王轻佻不宜为君”。多么正确的意见，太后不听，还是立了断送大宋的端王也就是宋徽宗。

“用一君子则君子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俱来。”覆亡之国无不与用人有关。蔡京奸邪人所共知，民间称他的团伙为“六贼”，恨之入骨，时有“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的民谚，宋徽宗爱他重用他，别人就没办法。蔡京将亲信41人全任要职。把有民望的文彦博、司马光、苏轼等全打成“邪等”、“奸党”放逐。南宋则前期重用秦桧、后期重用贾似道，忠臣良将，不被害就被闲置。岳飞惨死风波亭，韩世忠被罢兵权，“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童奴游西湖以自乐。”强敌压境，国家正需人才之时，昏君却自毁长城。

腐败越来越严重了，人人都感到国家危在旦夕大祸就要临头了，却毫无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个“天下之大害”依然自我感觉良好，继续我行我素搞他那一套。

腐败还只是表象，“唯君”才是症结所在。

（责任编辑致中）

2006年第3期 清朝四部尚书戴联奎的绝世藏品　作者：鞠九江　周晓燕

千年古城江苏省如皋市物阜民丰，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2005年12月上旬，如城镇八旬老太叶涛将一只“文革”期间瓶首被毁、瓶身及花纹图案保存完好的清朝四部尚书戴联奎收藏的明朝青花瓶，搬进了儿子戴时祥创建的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至此，该展览馆展出文物已达960件，其中戴联奎藏品568件。神秘国宝暗藏着怎样的身世？笔者慕名对叶涛和其子戴时祥先生进行了采访。

叶涛出生书香门第，其子戴时祥，系清朝兵、礼、吏、户四部尚书戴联奎第八代嫡孙，如皋市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馆长、中国著名权威汝瓷鉴定专家。2003年初，戴时祥在母亲鼎力相助下筹办家藏文物展览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将分散在戴氏家族内的戴联奎收藏的历代文物整理集中后对外展出。笔者参观展品后，戴氏母子翻开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清史稿》、《如皋县志》、《戴联奎家谱》，讲述着有关戴氏文物的来源及收藏情况。

风雨飘摇，藏品躲过一劫又一劫

戴联奎，字紫垣，1751年生于如皋如城冒家巷一个仕宦之家。幼读诗书，聪慧过人，15岁时已有诗集行世，有“东皋文童”美称。17岁时，戴联奎赴京随叔父戴知相身边读书，中顺天府乡试解元，1774年殿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为编修。当时和当政，权势煊赫，而戴联奎刚正不阿，清节自励，不向和屈膝，因而20年没有得到升迁。乾隆去世后，嘉庆严惩了和，此后至道光元年（1821年），戴联奎先后担任兵、礼、吏、户四部尚书，是清朝汉人中官阶最高的一位。

戴联奎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曾担任过嘉庆、道光皇帝的老师，在职近50年，官至一品。戴联奎酷爱收藏，视藏品为生命，常节衣缩食，拿出薪水银两购买散失在民间的历代瓷器、书画，一次为购一只宋三彩浅笔洗，他竟花去两个月的银两，毕生藏品千余件。道光二年（1822年）二月初四，戴联奎因病在浙江去世，享年72岁。道光帝深感痛失一位贤臣诤臣，宣旨戴联奎葬于如皋东陈张草港，并派大臣致祭，以宰相级葬礼相葬。祭品，戴联奎生前藏品，乾隆、嘉庆、道光帝圣旨及所赐古玩古董，用38条木船运至如皋。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戴联奎藏品历经战乱、失窃，破损灭失严重，至20世纪初藏品不足600件，由其后代分散保管。戴氏后代为收藏保管先祖留下的遗物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付出了血的代价，其中2人致残，3人丧命。

1946年夏的一天，一名国民党军官率20名士兵从泰兴黄桥直扑如皋戴府，企图占有部分戴氏藏品。戴氏家族上到80岁老人下至7岁孩童近百人闻风而动，肩挑背驮，一夜之间将易被发现的藏品转移至大明、戴庄、东陈等乡村。次日，国民党兵扑了空，便用计将戴联奎第六代孙70多岁的戴文照诳至老松林餐馆。美味佳肴相待后，军官抛出一根金条、10枚银元说道：“戴老先生，只要让我们饱一下戴联奎藏品的眼福，这些都是你的了！”戴文照轻蔑一笑：“长官失望了，那些老陈货早已在鸦片、甲午战争中灭失得无影无踪，即便我活了这一大把年纪，还没见过半片子儿。”

“混账，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是你骨头硬，还是我棍棒硬。”军官一声吼叫，瞬间棍棒交加，老人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幸亏家人火速送来银两才将老人赎回。戴文照虽保住一条性命，却终身瘫痪。

十年浩劫，破四旧立四新，造反派将戴联奎第七代孙戴寿岩揪出来，要他交出四旧物品。关押期间，戴寿岩亲眼目睹红卫兵砸瓷器、毁佛像、焚字画、熔铜器的场面，他心在滴血：“作孽呀，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咋能这样糟蹋！”他暗示叶涛及子女竭尽全力保护好戴氏遗产。

戴寿岩被关押3个月，造反派在戴府抄了3个月。一日，几个红卫兵在戴家院内挖地三尺，搬出一只60公分高的明朝青花瓶，他们认为找到了戴氏家族暗藏四旧物品的证据，责令戴寿岩低头认罪。为保全花瓶，戴寿岩低下了头。岂知，造反派得寸进尺，责令他亲手毁了花瓶，以示悔过自新。戴不从，被体罚三昼夜。

数九寒冬，戴寿岩穿了一层薄薄的单衣，冻得浑身打颤，他自知凶多吉少，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他思忖着，老祖宗藏品有近300件是我藏匿的，我走了，藏品何以重见天日。他忍痛割爱，决计丢卒保车。他小心翼翼捧起花瓶，眼中噙满泪花，迟迟不愿下手。一阵沉默后，他左臂将瓶肚夹在腋下，右手捡起半截瓦片对准瓶口连击数下，“哐啷”，瓶首分离，瓷片坠地。他痛心疾首，捶胸顿足，造反派扬长而去。戴寿岩抱着残瓶发疯似的冲回家。夫妻相见，抱头大哭。因伤心过度，戴寿岩久病不起，1974年4月的一个黄昏，老人口述完戴氏藏品位置后气绝身亡。丈夫去世后，叶涛挑起珍藏保管戴氏藏品的重任。

后起之秀，戴氏家族收藏有传人

1949年10月，伴随着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戴联奎第八代孙戴时祥呱呱坠地。童年时代的戴时祥聪明贪玩，爱与邻居小孩玩铜钞（用铜钞投圈，比命中率高低），常赢回一小把铜钱。母亲叶涛因势利导，从教他认识铜钱上的汉字图案开始，循序渐进，讲述古币知识和祖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在小时祥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印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小时祥对古币收藏产生了浓厚兴趣，至15岁初中毕业时已收藏古钱币20余种近100枚。进入90年代，戴时祥又拓宽收藏范围，其藏品五花八门，他的案头床下、衣橱木箱内塞满了藏品，其妻称他是个“花花公子”。10多年来，戴时祥搬过三次家，家具家电减了一件又一件，而藏品却有增无减，并占据了室内主要位置。久而久之，邻里送他个“戴藏癖”外号。近年来，戴时祥潜心研究汝瓷艺术，他撰写的学术论文《揭开汝瓷的秘密》在香港《艺术与收藏》杂志发表，引起轰动效应，他成为公认的中国著名权威汝瓷鉴定专家。

戴时祥兄弟姐妹10人，他排行老五。母亲叶涛克勤克俭、含辛茹苦将儿女拉扯成人，无论多难她也没舍得卖出一件祖传家宝。然而，已到风烛残年的她，一直有个“心病”：戴家老祖宗留下的数百件藏品该怎样处理呢？深思后，她决定将保管戴联奎藏品的重任交给戴时祥。

如皋系千年历史文化名城，市委市政府十分重视戴联奎故居——戴府的恢复开放工作，将其列为全市的一大工程，并交由有关部门和戴时祥共同负责。整个工程分三步：成立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成立如皋市戴氏源流研究会；恢复戴联奎故居。叶涛老太一拍即合：“我举双手赞成！”

戴氏藏品中，高档次、重量级的藏品由叶涛老太保管，其余散落在戴氏家族中。老人半年内主持召开5次家庭会议，鼓励大家早日拿出藏品荣光耀祖，为国争光。戴家后人当场表态愿意拿出藏品。

2003年大年初一，春寒料峭，鞭炮阵阵，古城人沉浸在欢度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中。上午8时整，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租赁市区的地下室）装饰工程开工，叶涛坐镇指挥，戴氏家人与施工人员奋战在第一线，个个忙得汗流浃背。2005年3月18日，投资85万元的如皋市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开馆，省、南通市及如皋市有关领导到场祝贺。

弥足珍贵，藏品穿越时空二千年

如皋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位于如皋市文峰大世界西侧，占地800平方米，展出自秦汉时期至新中国“文革”期间藏品960件，其中戴联奎藏品568件。秦俑童女像、汉代混釉瓶、三国彩陶罐、唐三彩花果瓶、宋代汝官窑尊、哥窑洗、钧窑水仙盆、定窑瓜棱笔洗，元代鱼草纹酒杯，明朝万历年梅瓶，乾隆皇帝圣旨，嘉庆皇帝的赐品弥足珍贵，戴联奎藏品穿越时空两千余年。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在参观展品后连连称叹：“难得，难得的国宝，不少藏品，我跑了大半个中国都没有见过！”

戴氏家藏展品中，乾隆皇帝的一道圣旨引人注目。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初一，乾隆皇帝颁给戴联奎圣旨一道，全文162个字，内容大致为戴氏家人封官。

《戴联奎家谱》记载了皇帝赐品九龙宝椅的来历。嘉庆十年（1805年），54岁的戴联奎改任兵部尚书。一日，嘉庆皇帝退朝后略感疲惫，便到一妃子宫中歇息。傍晚时分，有人拜见，嘉庆帝还未弄清来龙去脉就被谋反者软禁起来。就在这火烧眉毛之际，一宫女急中生智，化妆成小太监混出宫，直奔兵部尚书戴联奎府中。瞬间戴联奎率御林军赶来，将谋反者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谋反者抵挡不及，缴械投降，嘉庆帝得以获救。因戴联奎救驾立功，嘉庆帝事后即赐其九龙宝椅两张。九龙宝椅是嘉庆帝外出打猎时的坐具，质地紫檀木，其靠背、扶手、椅前沿木、踩脚横木处刻有九条龙，榫封相结处裹以白铜，座底为棕榈绳交织而成，柔软而富有弹性，为宫中艺术珍品。

在戴联奎藏品中，有一份《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相府物品清单》分外引人注目。嘉庆元年（1796年）嘉庆在开始亲政的15天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一代巨贪和处了死刑，但对和“富可敌国”的说法后人无据可查。戴联奎留下的这份抄检清单让今人窥豹一斑，和拥有财产触目惊心，真可谓“华夏第一贪”。清单因长久秘藏和受潮，已是斑斑迹迹，满目疮痍。

嘉庆四年正月丁卯抄检和相府物品清单

屋宇：正屋7进33间；徽式1所62间；花园台楼42座；侧室1所52间；钦赐花园1所64座；更楼12座；杂房130间；瓷器库1所；锡器库1所；珍羞房1所16间；铁黎紫檀房6间；玻璃器皿库1所；药材库房1所。

地亩：800顷。

店铺：当铺75家；古玩铺12家；玉器店4家；绸缎店2家；洋货店2家；皮货店1家。

金银铜：古铜鼎22座；汉铜鼎11座；王鼎18座；古剑10柄；金碗碟32桌4288件；银碗碟32桌4288件；金镶牙筷500双；金唾盂120个；金面盆53个；银面盆150个；金脚盆64个；银脚盆683个；金罗汉18尊，每尊高1尺8寸；金镶玉500副；镶金八宝炕屏40架；镶金炕床20架；老金缕丝床帐6顶；金元宝100只，每只100；银元宝940万两；赤金500万两；生沙金200万两；银元58000枚；银号库银400万两。

玉石珠宝古玩：略

衣物布匹皮张：略

这张抄检物品清单让世人看到了和的贪得无厌，也应证了当时京城“和一倒，嘉庆吃饱”的传说。

宋代汝官窑玛瑙釉尊是戴联奎收藏的一件宫廷贡品。宋太祖建隆元年，宫廷为筹备赵匡胤生日庆典，特指令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精制两只汝官窑玛瑙釉尊作贡品。这两只尊工艺精堪，制作精美，令赵匡胤龙颜大悦，爱不释手。可惜在北宋淳化五年被李顺起义军抢走一只，至今下落不明。剩下的那只由皇室世代相传至清朝。清朝嘉庆皇帝登基后，抄了和的家，赏赐了一批藏品给戴联奎，其中就有一只汝官窑玛瑙釉尊。“纵有家财万贯，不如汝瓷一件”。据考证，目前汝瓷存世真品仅有数十件，且分布在世界各国有名气的大博物馆内，而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就有汝瓷3件。

结束采访时，戴时祥兴奋地告诉笔者：前不久，如皋市民政局批复成立“如皋市戴氏源流研究会”，已有美国、加拿大、缅甸、马来西亚等32个国家103名海外戴氏后裔来函报名参加此研究会；戴府的恢复工作已经启动，戴府恢复后，戴氏家藏文物展览馆将迁入府内，成为一大景观。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3期 也谈山西新军领导权　作者：杨剑龙

读了《炎黄春秋》2005年11期《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颇受启发，也就此谈谈我的浅见。

山西新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是共产党人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成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事物，对它的研究必须做具体分析。

山西新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1939年12月阎锡山制造的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是一次历史性的突变（质变）。在这以前与以后大不相同。之所以不同，最根本、最本质的就是党对新军的领导权的不同。对此，薄一波同志曾作过科学论断。那是1942年1月，薄老在决死一纵队第一次党代表会上谈到党对决死队的领导权时说：“‘十二月事变’为决死队突变的节日，将反动军官一扫而清，以后纳入了正常建设时期，从和山西资产阶级共同领导过渡到党的单一领导。”

上述历史发展过程是新军（尤其是决死队）中新（党的领导）旧（阎锡山的领导基础，反共顽固军官）两种力量争夺领导权日趋激烈的斗争过程。这种斗争，存在于决死队发展的全过程，不同程度地普遍于新军各部。在晋西事变之前，正如一波同志说的：“当时最紧要的是新军的领导权究竟由谁掌握，斗争十分尖锐。”可见当时党对新军的领导权并未确立。

晋西事变全面加剧和激化了新旧力量、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破坏了“共同领导”的格局，客观上促进了新军向党的单一领导的发展进程。新军挫败了阎锡山的进攻，夺得了反顽斗争的胜利，实现了新军历史的突变，开始了新军历史的新阶段。从此以后的新军，已经不再是原本意义的新军了。从此才可以说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都是我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只是出于政策的需要保留了一段新军的名义。

说新军中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从而确立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权”。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事实也不是这样。

须知，政治委员制度在新军中并没有普遍实行，以纵队及与之相当部队计，新军中多数部队根本没有实行（战动总会的游击第一路纵队、政卫纵队、三个保安旅），或基本没有实行（政卫二一二旅、二一三旅，只在支队时期实行过半年左右）。实行了的，政治委员也不“都是由共产党员担任”（如工卫队）。

当然，政治委员制度确实很重要，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确实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但是第一，这只是在有成套旧军官把持着的部队军事、行政、财务、物资实权的部队中才很重要，可以以他拥有的最高权力制约旧军官；第二，这也得依靠部队中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政治工作系统和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支持。否则政治委员纵然拥有最高权力，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可见，就整个新军说，保证和确立党的领导权的，只有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包括政治委员制度在内的政治工作系统和部队党的组织和党员，才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

至于1979年中央组织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通知》的那个说法，即“‘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和革命武装。”这是为了解决新军人员军龄计算这个具体问题说的。不能把解决军龄计算问题的具体说法当作是对新军性质问题的“政治结论”。

（作者系山西新军老战士、总政治部离休干部）

2006年第4期 燃烧的生命　作者：徐向前

当年胡耀邦同志逝世，徐向前元帅十分悲痛，撰写了这篇悼念文章。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未能公开发表。为纪念胡耀邦同志逝世17周年，经徐帅家属同意，本刊现首次予以发表。

4月15日早晨，病魔突然夺去耀邦同志的生命。噩耗传来，使我震惊、悲痛、惋惜不已！

耀邦比我们这些人年轻得多，精力充沛得多。在我的印象里，他总是那样神采奕奕，朝气蓬勃，浑身充满着燃不尽的生命之火。他这次患病入院后，我叫人打电话问候，他让李昭同志回电话说病情已趋平稳、好转，叫我放心，不要惦念。我也相信，凭他的活力，定能战胜病魔，早日痊愈，继续为党和人民效力。没有料到，仅仅几天的时间，他竟匆匆而去，和我们永别了。他的不幸逝世，的确是党和人民的重大损失。

我和耀邦，最早相识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但已担任总政组织部长的重要职务。中国革命战争是一所大熔炉、大学校。不少“红小鬼”在这里面受到熏陶、锻铸，成长、早熟，年纪轻轻，就脱颖而出，肩负领导重任，独当一面。耀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的热情工作精神，他的宽宏气度，他的魄力和才华，常为延安的许多同志共同称道。解放战争期间，我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耀邦奉命来兵团任政治部主任、总前委委员。他的到来，开创了兵团政治工作异常活跃的新局面，有力地保证了太原战役的胜利和兵团的发展壮大。这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或保持电话联系，更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

他是一个思想活跃、热情奔放的人。耀邦同志善于开动脑筋，敏锐地观察事物，在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讲话富有新意，不带八股腔，鼓动性很强，能深深打动指战员的心；作风雷厉风行，从不拖泥带水。他刚到太原前线，正值兵团开展政治整训，贯彻党中央“九月会议”精神。党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实行战略反攻，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并提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为保证部队贯彻中央指示，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耀邦不知疲倦地深入各纵队、团队、连队，调查研究，参加会议，指导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军队党员的基本职责》，要求党员做到八条：战场杀敌，坚决勇敢；遵守纪律，群众模范；工作学习，处处争先；团结群众，一齐向前；服从组织，加强锻炼；过党生活，发表意见；教育群众，介绍党员；执行决议，彻底圆满。尔后，又主持拟定了《关于加强党委工作的几个问题》。这对健全党委制，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保证战地训练和战役战斗任务的胜利进行，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围困和瓦解敌军，是太原战役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时达半年之久。由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王世英和耀邦等同志组成的对敌斗争委员会，组织和指导部队展开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攻势，创造了多种生动活泼的新鲜宣传口号和斗争形式，先后共瓦解敌军3万余人，为我军的战时政治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他是一个勇敢坚定、不畏艰险的人。在他身上，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融为一体，任何惊涛骇浪都无所畏惧。在行军路上，在训练上，在火线上，人们能经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听到随之而来的歌声、笑声、口号声。争夺太原东山的四大要塞战斗，血战17个日日夜夜，战况空前激烈、残酷。耀邦制定战役战斗政治工作要点，深入政治动员，将不怕牺牲、争取全胜的革命精神贯注于部队之中，率领兵团政治部的同志夜以继日地活跃在战斗最前线，冒着枪林弹雨，鼓舞士气，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指导部队顽强战斗，英勇杀敌。在我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太原城内敌整编第30军军长黄樵松准备起义，派人来和我们联系。耀邦自告奋勇，要求深入虎穴，组织起义。我们考虑到他重任在身，不宜前往，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后改派8纵参谋处长晋夫同志前去，结果因起义计划被人出卖，黄樵松与晋夫均被押解南京杀害。耀邦不计个人安危，勇于赴汤蹈火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十年浩劫结束后，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冲破重重阻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同样表现了他的非凡勇气和魄力。无私才能无畏。耀邦的大无畏气概，是与他的一心为公的高尚思想境界分不开的。

他是一个襟怀坦荡、热爱群众、没有架子的人。他有颗赤子之心，对上级、对同志、对群众，光明磊落，肝胆相照，从来不搞歪门邪道，算计别人。他在党的长期哺育下和革命战争环境中，养成了尊重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不论走到哪里，心里都装着群众，同干部、战士、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青少年广泛接触，谈起来津津有味，很快就能同他们交上朋友，打成一片。在1兵团，新来乍到的他，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广大指战员的信任，打开工作局面，使政治工作空前活跃、有力，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建国后的和平环境中，耀邦先后任团中央书记、西北局书记、省委书记、中组部长、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等要职，直到走上党的总书记的最高领导岗位。环境变了，地位变了，但他的这个特点始终没有变。他身居高位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掌握权力却从不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始终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种优良品质确实是值得处在执政党地位的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学习的。

他是一个好学不倦、勇于进取的人。“学习、学习、再学习”，一直是他的座右铭。不论战斗多么频繁，工作多么紧张，他每天都要挤出时间，哪怕是一点一滴的时间，读一点书。读书，是耀邦长年养成的习惯，甚至可以说是他的癖好。他对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尤其重视，经常反复阅读，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部队每打开一个地方，他总要千方百计去找些书来，充实自己的书箱子。他的住处，桌子上、枕头边，堆的全是书。在耀邦看来，一个革命者需要革命理论，需要文化和广泛的知识，就像人们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在工农分子知识化的道路上，耀邦同志是做得最认真、走在最前列的一个，为我们全党的同志，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勤奋求知的好榜样。

热情、勇敢、坦诚、好学、平易近人、联系群众——这就是我所了解的耀邦同志。耀邦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伟大共产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繁荣昌盛无私奉献的一生。他像一团烈火，走到哪里燃烧到哪里，在哪里放射出强烈的光束和热力。他忠于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人民，直至燃尽生命的最后一簇火花。他是人民哺育的好儿子，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永远活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1989年5月9日

2006年第4期 温总理教我们习惯民主　作者：贾如军

2月7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企业界人士和基层群众代表的意见。河北省藁城市南孟镇南孟村村支部书记冯志华最后一个发言。发言完毕，冯志华站起来，激动地对温家宝说：“借此机会，我代表广大农民兄弟向总理当面表示感谢!”温家宝连忙摆手：快坐!快坐!接着，温家宝诚恳地说：“刚才，农民代表冯志华说到感谢，我听后心里感到很不安。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应该对人民负责。我们做得对的、干得好的，那是我们履行职责，应该做的。我们做得不好的、不对的，应该接受人民的监督，修正错误，改进工作。”

温总理纠正老百姓的“感恩”思想，是在教我们习惯民主常识，是在有意识地引导全民的民主思想，一片苦心难能可贵，实在让人敬佩!

那么世界发展到今天，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感恩”思想会延续至今？为什么我国老百姓面对政府或者政府高官的“善举”，潜意识里依然要禁不住的“感恩”呢？这说明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还很强，现代民主思想在我国还没有真正的深入人心。由于在我们一些人头脑里还存在王权意识，在一些人身上还存在官僚作风，不仅意识形态领域里对民主的宣传不够，教育不够，而且由于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思潮的泛滥，因而使得百姓的民主思维习惯一时还尚未形成。

温总理对他们“感恩思维”的纠正，不正是要向这根深蒂固的“民族习性”开刀吗？不正是号召我们各级政府官员破除封建专制思想，树立“以民为本”的民主作风吗？不正是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大胆追求民主权利，养成民主的思维习惯吗？

（原载2006年2月19日《新华每日电讯》）

2006年第4期 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作者：李靖炎

读到《炎黄春秋》2005年第5期上徐庆全先生的大作《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心里有不少感触。

一、胡绳先生的《八十自寿铭》

胡绳先生少年早慧，被誉为神童，30岁时就已是国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我看来却是他晚年作出的两项贡献：一是指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民粹社会主义根源，二是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继承关系，批判了把两者绝对地对立和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态度。

胡绳先生在他的《八十自寿铭》中简略地概括了他的一生：“吾十有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我以为若是把这里的数字稍作加减，大概可以适用于相当一部分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每一个人。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所以能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赢得相当的民心，他们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旧中国的极度落后，资本主义经济太不发达，产业工人太少，致令中国跟其他不发达国家一样，在党的创建上左翼知识分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党内所有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同时也是受害者。

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共同的心路历程，从天真的“立而惑”，到长期痛苦的“惑而不解”，直到最后“粗知天命”，正好对应于党在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工作的颇有成效，到后来极“左”势力瞎闯乱撞，闯下了大祸还硬不肯认错，终而把国家带到了绝境，最后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的“烈火”，党方才如凤凰涅般地得到了重生。

二、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在思想认识的共同弱点

我国老一辈的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革命热情有余，而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形势的认识却不足。由于他们在党的创立与斗争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在党掌握政权以后的实践中，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严重的后果。最鲜明的一个实例就是早在1953年，就不顾中国当时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实际，客观上除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外，急需通过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以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实力并尽速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却贸然地过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铲除仅有的一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此关键的时刻，面对这种严重的战略性路线性的错误，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不仅毫无警觉，反而大为欢欣鼓舞，以为多年的宿愿即将实现。

如今回顾起来，在解放前和旧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与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环境中，中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的不足与错误，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下面仅作一点粗略分析。

由于旧中国的极端落后(1906年方才废除封建的科举制度，1911年方才推翻满清的封建皇权)，在20世纪初期中国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在这方面大大落后于沙俄)。因此在很长时间内，我国只能照搬来自于西欧的各式各样的社会学说，毫无分析批判的能力。在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也同样是如此，只能全盘照搬而无力分辨。

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实际上，当时送来的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30年代和40年代，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学习的，其实全都是从苏联转借过来的，至少是片面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苏联当时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向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灌输了一系列错误的思想。其中最严重的是断言在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其垂死的阶段，从而要发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那些极不发达的国度也要这么办。

解放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所能学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主要就是1848年所写的《共产党宣言》。它是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革命檄文，有极大的感染力。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它其实是马、恩青年时代所写的理想或纲领性的作品。它以为仅凭“阶级斗争”，在19世纪的西欧就可以实现“社会革命”。

单纯迷恋阶级斗争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缺乏应有的了解，是党在解放以后不断犯“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上面所提到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与错误，其实是整个20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共有的。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生活在旧中国落后的小生产者犹如汪洋大海的环境中，这就不免会带上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特点，即反映出落后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希望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下创建出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

这种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情绪跟后来妄想“穷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打算显然是有联系的。但是既然按照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流行的可以称之为“革命政权万能论”的看法，无论原先的生产力水平如何低下，只要党掌握了政权，依靠政权的力量就可以强行建立完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从而创建出社会主义社会来。这种“革命政权万能论”实际是唯心的英雄史观的变种。任何“英雄”只要违背了历史的发展规律迟早总会倒大霉。一个政权也同样是如此。

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当年的另一个思想弱点，是对作为雇佣劳动者的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先进性缺乏认识。他们不了解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层。当时连马、恩虽处在19世纪的西欧，也都未能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不能要求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在建国前就能认识这一点。但无论如何这毕竟是我们老左翼知识分子的一个严重弱点。它不仅使我国在解放以后长期施行一种错误的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即歧视他们，甚至将他们视为必须加以改造的政治贱民，而且使得在党内代表着这个先进阶层的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们自己也觉得自己有某种天生的“原罪”，在与党内的极“左”势力作斗争时，总是提心吊胆，生怕是自己立场不对。而极“左”势力也竭力利用这一点，宣称反对他们的人都是“过不了社会主义关”!

所有这些在“立而惑”的阶段普遍严重地存在着的弱点，只是在通过长期而极其痛苦的“惑而不解”的阶段以后，方才在“粗知天命”时逐步被消除。

三、从“立而惑”到“粗知天命”的过程到底意味着什么

从天真的“立而惑”到痛苦的“惑而不解”，再到大彻大悟般的“粗知天命”，是一种极度无奈的过程。

前面已经指出，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解放前思想认识上的不足，这种“立而惑”状态下正是作为否定之否定过程之起点的。肯定阶段，是天真幼稚的，是一种痴愚。这时的革命理想与思想认识的弱点处于一种既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状态之中。其间的矛盾处于隐含的状态而尚未通过实践暴露于现实之中。

建国以后，革命政权的实践带来了预期的成功，但也日益暴露出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原先隐含着的思想认识上的弱点，也就导致了“惑”的必然发生：(1)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的种种目标与表面上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2)在急需各种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以尽速提高生产力的国度里，却人为地硬去禁绝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3)对科学技术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发展现代先进生产力上的决定性作用缺乏应有的认识，再加上平均主义意识的作祟，错把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当作排斥甚至打击的对象，致令国家的建设日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在客观上使得党不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4)我国民主革命并未真正完成，又建立了专政型的政治体制，结果使得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侵入人民政权和党本身，导致了个人崇拜与个人专权。(5)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乏必要的党内外民主与法制，最高掌权人一旦受到了民粹社会主义思想的控制，结果必然导致极其严重悲惨的后果。

所有这些全都导致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停滞，然而此时世界上的发展变化却完全出乎斯大林主义的预期：(1)世界上并未再发生预期会导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总崩溃的世界经济大恐慌。(2)20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发生的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适当改善。(3)在此基础上，由于人民群众的斗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各方面都确实有所改进，如美国在消除种族歧视方面。而这就与专政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4)二战后苏联的经济发展不仅没有赶上美国，而且还落到日本与西欧之后。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尚有思维能力与良知的我国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甚地疑惑起来。

按照黑格尔的话说：“惑”就是恶，就是对原有盲目信从的凌辱，也就是对原有的思想认识的一种痛苦的否定。但是“惑”在后期实践中所受的失败，又意味着觉醒的开始和原来的痴愚状态的结束。它预示着未来的巨大的进步。

但是我国老一辈左翼知识分子的由“惑”到“不惑”决非易事。党和毛泽东个人的崇高威望是通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建立起来的。我们党在解放前与建国初期确实为国家和人民作了不少好事，特别是永远地结束了中国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而任人欺凌的状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假货所具有的欺骗性，要分辨其真伪，在我们这样一个学术落后的国度里往往是很困难的。当社会主义国家用国家的力量来宣传错误的东西时，要分辨真伪就更加困难了。20世纪的专政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禁锢政策，也使人轻易不敢去解惑。

由于这些原因，由“惑”到“不惑”，只可能是由点到面，由表面而逐步深入，由个别的人而到大多数人，所有这些都是需要耗费时间的。而且在每一个点，在每一个人，“惑”都可能有反复。

然而无论“不惑”是怎么地不易，极“左”势力通过历次政治运动把一切都推到了物极必反的极端程度，1957年的“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所开始的“反右倾”，特别是十年“文革”，把一批又一批的左翼知识分子逼得非大惑特惑起来前终有所觉醒不可。“文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到了“文革”后期，其恶果已再也无法掩饰，而1975年邓小平同志的治理整顿更是用事实教育了广大的群众与干部。1976年春，天安门广场上以悼念周恩来总理为名的反对极“左”势力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意味着广大群众与干部已经觉醒，不再接受极“左”势力的任意“运动”。极“左”势力所发动的“批邓”遭到了空前的惨败。其后粉碎“四人帮”所引发的全民大狂欢，更意味着全民性的觉醒。虽然觉醒的程度很有限，但是已经为后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和改革开放路线的实施奠立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由“惑”到“不惑”的发展需要时间，“惑”的解除就更需要时间。过去常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其实这是非常片面的说法。如果没有新的更正确的东西立起来，老旧而错误的东西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也就是“惑”而往往长期不能解除的根本原因。

但是“惑”的本身就意味着未来“惑”的解除，因为“惑”在另一方面也就意味着思索，即意味着对于真理的探求。而探求最终将会导致新的正确的认识（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4期 不深化改革　中国就没有出路　作者：杨启先

2005年，既是我们年初确定的“改革年”，也是所谓的改革“攻坚年”。从已经过去一年的实际情况看，尽管我们攻坚的主要目标——“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效果不是太理想，但其它不少方面的改革进展还是比较大的。例如：全面取消了在我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颁布了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36条”，积极推进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和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规范化，以及下决心启动了多年应该解决而没有解决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等等。但是这一年，也是改革共识明显比较缺乏的一年。除了从2004年就开始出现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否应该推进产权改革继续存在着明显不同的看法以外，对一些长期已经明确的原则，如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改革的主要方法是否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分配制度改革是否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质疑。特别是对过去改革的一些重要方面，如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等，究竟是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还是基本失败了？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决不是偶然的，它虽然经过了20多年改革，但与现实生活中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突出的问题有关：

一是，在经济领域，效益仍然十分低下。具体反映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系数明显不高。如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我国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至今只有4%到5%，也就是二十到二十五分之一。但每年为生产这些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资源性产品，即能源、原材料占世界的比重，煤炭达到了31%，钢铁达到了27%，有色金属达到了25%，水泥达到了40%，石油天然气占近10%，两者之间明显很不相称。导致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客观上也难以为继。

二是，在社会领域，分配不公的问题比较突出。包括：在地区之间，人均国内收入西部地区只有东部地区的一半；在城乡之间，人均收入超过了3∶1(如按可比口径计算，可能已经达到5∶ 1)；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已经超过了0.4差距过大的界线，达到了0.45-0.47。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

三是，在政治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相当严重。如果不能尽快加以有效抑制，势必会对安定团结造成不可忽视的威胁。

面对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已经进行的改革，从多方面进行一次认真的总结与反思，是完全正常和必要的。问题是如何进行反思，如下一步怎么办？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外乎以下两条路：

一种路子是，基本否定过去的改革，重走计划经济或集权经济的老路。但这条路肯定是走不通。因为，国际国内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计划经济不仅解决不了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分配不公与腐败问题。如我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起，到改革开放为止搞了20多年，虽然看起来经济建设搞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但由于效率太低，最起码的一点，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其总的成就，按照李先念同志1979年在国庆3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中所说，就是：“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很不相称，同亿万人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比较也很不相称”。如果现在要退回去，坚持走老路，时间长了，还有可能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造成原苏东国家那样的灾难性后果。

在分配方面，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可以说做到了“平”，如反映人均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只有0.16到0.17，属于绝对平均的范畴，在世界上也是最小的。但却严重的不“公”，即普遍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谁的劳动积极性也调动不起来。

在腐败方面，过去在经济上的权钱交易虽然没有现在多，但在政治生活中拉关系、向上爬、打击报复、媚上压下、蓄意陷害等现象，比现在却要多得多。由于政治腐败往往可以置人于死地，比经济腐败更可怕，所以至今许多人仍心有余悸，要重走这条路，绝大多数群众也肯定不会同意。

另一种路子，也是唯一可行的路子，就是“正确总结经验，继续深化改革”。首先是，在思想上要十分明确，上述存在的问题，虽然看起来是同某些改革有关，但它绝对不是改革的要求和改革的必然结果，而是改革还没有完成或者还不到位的反映。对于现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必须也只能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特别是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中央在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政治报告和历次有关的中央决定中，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原则和要求。只要我们坚持按照中央所确定的方针政策办，不仅这些问题肯定能够逐步缓解和解决，而且我们一定可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如：

1.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效率效益不高，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效益不高，如按照投入产出关系计算，现在我国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比重大约占40%左右，非国有企业大约占60%。但在每年所消耗的资金和能源、原材料当中，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至少占60%，非国有企业只占不到40%。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不用同国外企业比较，同国内非国有企业比较，也大体要低1/2。

解决的办法，按照中央历次文件和决定中明确提出的，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大力鼓励、扶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特殊垄断的领域以外，都允许非公有企业进入；甚至允许有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有偿收购重组某些关键性的国有企业，以合理缩小国有企业的范围，提高效益较好的非公有制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另一方面是，积极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关键是以产权改革为核心，推进国有企业规范化的公司制改组。包括：必须做到资产真实，即核定清楚在每一个企业中国有产权的真实数量；权责明确，即做到有具体的单位和个人对国有产权的保值增值负责；股东多元化，即积极吸收多方面的资金入股，打破现在国有企业一般都“一股独大”的局面；治理“科学”，即必须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形成在企业运营管理中，多方面既能够互相支持，又能够互相制衡的关系。确保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具有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的体制与机制，达到健康高效地运行。

2.在分配关系方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名为按劳分配实为平均主义分配弊病的否定，在促进经济发展、效益提高和职工收入合理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绝不能全盘否定，只强调公平而放弃效率，把本末倒置。应该继续肯定，效率优先的原则没有错。因为没有效率，就意味着各方面投入产出比低下，既浪费有限的资源，又创造不出更多的财富。没有较多的社会财富，不仅公平分配很难做到，而且由于分配的不可能均衡，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也可能保不住。

当然，现在的分配中，确实出现了种种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的现象。但这绝不是效率优先之过，而是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调节不到位的结果。因此，要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出路决不在于要不要放弃效率，而是应该加强国家和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合理调节。除了可以进一步加强与完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改革以外，关键是在国家的财政中，必须合理调整支出的结构，即有意识地压缩财政开支中的经济建设投资，将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建设性投资，逐步转由吸收民间资金包括个人资金解决。同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使国家的财力能够更多地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科技和社会保障事业，以尽可能做到农村居民和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实际收入能够有较多地增加，城乡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居民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得到必要的保障。只有建立在效率优先、财富较快增长基础上的这种公平分配，才是绝大多数群众所需要的，而且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做到和力所能及的。

3.在抑制腐败方面：当前，大量的腐败表现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新旧体制并存，客观经济生活中漏洞很多，钻空子的人必然也多，而且往往所得丰厚，因而形成了不少所谓“前腐后继”的现象；二是法制不健全，对各单位的领导人缺乏应有的制衡与监督，导致一些人得以一手遮天，贪污腐败，任意胡来。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对症下药深化两个方面的改革：

一方面，必须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包括：资金、资本、外汇的市场化改革和土地垄断制度的改革等。尽可能减少这些方面的体制漏洞，增加这些方面运行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消除人们可以寻租利用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成功的经验。如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利用生产资料的差价搞腐败谋私的问题层出不穷，到1992年以后，由于我们大步推进了价格改革，消除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这种腐败基本就不存在了。当前，资金、资本、外汇和土地的情况，同当时生产资料的情况类似，只能通过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来解决。

另一方面，下决心适当加快必不可少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尽快做到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各级政府部门坚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认真转换职能，合理分工，依法行政。与此同时，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人的监督，有效避免和解决由于个人权力过大缺少监督所必然带来的种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4期 旧中国乡村建设的三位探索者　作者：张秉福

民国时期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诞生过一批乡村建设运动的知名活动家。其中最为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活动家有三位：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三位先生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及动力的基本理论和主张也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都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概述

1.晏阳初：“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

民国十五年（1926），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之士，“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到河北省定县农村“安家落户”。他们以定县农村为中国基层社会改革和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依据现代社会调查的科学原理、方法技术，进行长时间、多角度的系统性社会科学调查。通过调查，晏阳初等人便在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里，高举“平民教育”的旗帜，进行一系列旨在顺“民心”、发“民力”的试验研究。结果，一套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并举，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综合运用，试验研究、分类培训、表证推广三项科技工作顺序推进，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整体实施的乡村建设方案，闪亮登台。

这是一套以“平民教育”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平民教育”“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农民问题的一场科学运动”。如何使“农民科学化”和“科学简单化”，以期把简单化了的科学技术转化为农民自己的实际操作，一直是平民教育工作者从事乡村改造事业的第一要素。而“各种建设的成功，自须经过一个教育阶段”。因此，可以将这一模式概括为“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

2.梁漱溟：“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

民国二十年（1931），梁漱溟到山东省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研究院设置研究部、培训部和试验区，分别承担乡村建设理论研究、乡村建设干部培训和乡村建设试验推广任务。培训部在数年间，为各个试验区培训了2400多名从事乡村建设实验的骨干。《乡村建设》半月刊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停刊，刊出了大量鼓吹乡村建设的文章，其中梁漱溟自己的文章就有49篇之多。这些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推行乡村建设的主张，为散布在各试验区的乡村建设者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指导。

梁漱溟认为，中国农村日益破败的原因，在于“中西文化的冲突”，是西方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人“抛弃自家根本固有精神”，丧失“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固有礼俗秩序与组织构造。又认为，“欧化不必良，欧人不足法”，以孔孟为代表、以儒家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要来得高妙”，“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为了“救活旧农村”，中国人应当“认取自家精神，寻取自家的路走”，在中国文化的“老根”上培育“新芽”，即“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这是解决乡村问题的唯一途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及能否真正达成树“民风”、启“民智”之乡建计划的关键。

为此，梁漱溟寓宋人吕大防的乡规民约论以时代的新意，谋求理想和谐社会之再现；立“乡农学校”，使之成为集政、教、养、卫于一体的农村基层“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分村学、乡学两级，列甲、乙两项工作，由“学董”即乡村领袖人物、“学长”即乡村品德高尚人士、“学众”即一乡一村之众、“教员”即从事乡村运动服务人员构成。其中甲项工作侧重学校式教育，兼行职业培训；乙项工作侧重社会式教育，兼行本乡、本村社会改造与经济建设。指望由村而乡，由乡而县，全国都成为一个儒家大学校。因此，这一套以“文化复兴”或“创造新文化”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可概括为“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或“‘老根新芽’——乡村学校化”模式。

3.卢作孚：“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

民国十五年（1926），卢作孚在重庆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翌年，主持四川省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一方面大力维护嘉陵江峡区安全，一方面着手进行以巴县北碚乡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经过几年实验，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即“建设成功一个现代国家”，而国家的现代化需要有乡村现代化为基础，“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于乡村大至于国家的经营的参考”。乡村现代化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前者是“办大工业”，使“一切产业都工业化”，用工业解决一切生产问题、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问题；后者是破除中国旧文化所衍生的“两重集团生活”，即“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的家庭生活及由家庭生活扩大而成的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代之以超越这两重狭隘生活的“现代集团生活”。

为此，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依据谋“民生”、保“民享”的宗旨，描绘了现代化北碚的蓝图：经济方面有煤厂、铁厂、磺厂等矿业，有大的农场、大的果园、大的森林、大的牧场等农业，有发电厂、炼焦厂、水门汀厂、制碱厂、酸厂、大规模的造纸厂等工业，有轻便铁道、汽车路以及电话、电报、邮政等乡村交通和通讯事业；文化方面有注重应用的生物研究、理化研究、农林研究、医药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等研究事业，有实验小学校、职业中学校、完全大学校和图书馆、博物馆、运动场等教育事业；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习惯；地方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皆可游览。这些内容，后来大多在北碚实验区变成了现实。因其着眼于实业（经济建设），以“民生”、“民享”为依归，可以概括为“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

二、比较

1.三大模式创建人的生平及文化思想背景

晏阳初（1890—1990），四川省巴中人。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早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和美国耶鲁大学。1918年，在法国战地服务中心的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活动，使20万华工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1920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同年回国，在大江南北推行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并为此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艰苦实验，成功地创造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1940年，在重庆创办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1943年，被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等比肩，并且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亚洲人。1944—1945年间，被美国锡拉立兹等三所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50年后，他又将“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非拉40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广泛尊重，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和“向愚昧贫穷开火的斗士”。

在《九十自述》一文中，晏阳初自己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三C”即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较具体地说，是指来自远古的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传教士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与智能。又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梁漱溟（1893—1988），广西省（现为自治区）桂林人。社会活动家、现代思想家、新儒家著名代表。青年时代一度崇信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后改信三民主义，又曾热衷社会主义并撰《社会主义粹言》，宣传废除私有财产制。1917—1924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师、教授。1929—1930年，任河南省村治学院教务长，接办北平《村治》月刊。1931—1937年，在山东省邹平从事乡村建设实验，创立乡村建设“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1950—1980年，任全国政协委员。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等职。

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分为西洋、印度、中国三种类型，认为中国文化以“意欲”自居一侧，调和持中，随遇而安，获取内在的满足，与“向前看”的西方文化和“向后看”的印度文化粲然有别。中国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生活价值取向，才能真正品尝“人生的真味”。因此，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也不认同东西文化调和论，他主张未来的文化应当是“斩截的改换”的文化，而这个改换的文化“又确为独属于中国一派”之儒家精神加民主加科学之“新文化”。具体地说，就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走接纳西方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文明，“农业引导工业”之“民族复兴”道路，而不是模仿西方，走西方近代国家以工业带动农业的老路。

卢作孚（1893—1952），重庆合川人。民众教育家、航运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贫寒家庭，自学成才，早年做过中学教员、报馆主笔。1921—1925年在四川省泸州推行新教育试验，在成都创办通俗教育馆倡导民众教育。1926年回重庆集资创办民生实业公司，翌年出任江巴壁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长，兴办民生机器厂，开辟渝碚和渝泸航线，着手进行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1929—1936年兼任川航管理处长、西部科学院长、兼善中学校董、四川建设厅长。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全国粮食局长、天府矿业公司董事长。1948年民生公司近洋航线遍布东南亚，北碚实验区既成为“四川模范实验区”，又荣膺联合国“基本教育实验区”称号。解放后，他在西南区任职，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称赞他是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不能忘记的四位实业界人士之一。

卢作孚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西学东渐的环境中成长，因其勤奋好学，博采众长，注重考察，善于思考，故在不少方面皆能独树一帜。在教育方面，他认为“内忧外患是两个问题，却只须一个方法去解决它。这个方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把教育的目的锁定为要使中国现代化起来。在实业方面，他认为“国家现代化”是实业建设的核心，只有“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一切产业都工业化”，国家才“有不亡的保障”。在旧中国，倡导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者大有人在，但大都没有提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其内容、目标作出界定的人，卢作孚是我国第一个。

综上所述，三位先生虽是同一时代的人，但创造不同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却属历史的必然。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社会改造责任心、民族复兴使命感和不同的社会阅历、文化修养、人生追求，正是这样的相同与不同，导致了三大代表性模式应运而生。

2.三大模式的基本理论

（1）乡村建设使命

晏阳初指出，乡村建设运动的使命在于“民族再造”，“根本是人的问题”，是“病至垂危，有无起死回生的方药的问题”。对此，不见梁漱溟、卢作孚有任何疑义。但在开具什么“方药”的问题上，三位先生却各走各路，见仁见智。

晏阳初认为：“世界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世界最宝贵的矿藏是‘脑矿’，最大的‘脑矿’在中国，中国农民蕴藏着无穷伟力。我们搞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就是在开发‘脑矿’，开发民力。”又认为：“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必须“照顾到农民心理和农村风俗、习惯等民间生活状况”，“从他们所知开始，用他们已有来改造”。所以，他开出了顺“民心”、发“民力”的“方药”。

梁漱溟与卢作孚则分别开具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保“民享”的不同“方药”。梁漱溟以“中国的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严重的文化失调”的认识为依归，强调中国原有“伦理本位”的社会礼俗秩序的破坏，导致乡村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和乡村破败的事实，强调依靠“乡农学校”这一“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再现淳朴“民风”，实施农民教育和农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卢作孚指出，“我们要提倡的事业”，“在消极方面是要减轻人民的痛苦，在积极方面是要增进人民的幸福”。“怎么样增进幸福呢？是要他们多些收获，多些寿数，多些知识和能力，多些需要的供给，多些娱乐的机会”，强调村民可以依靠社会找到职业、得到抚恤、接受教育、分享快乐的光明前景。

（2）乡村建设步骤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分三步走。第一步，进行社会调查。既对定县历史、地理等进行全面调查，又对所划“乡村社会区”中教育、经济等方面进行具体调查，做到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动态与静态、纵向与横向相结合，力求真实可靠。第二步，培训人才，开展实验。遵循“平民教育”理念，培养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团结力”、“健康力”和“公德心”的“新民”；依据科学试验成果，分类培训确能掌握简单化了的科学技术的“新人”；进行“六大建设”整体实施实验。第三步，表证推广。既进行科学试验成果的表证推广，又进行“四大教育”、“六大建设”成功经验的表证推广，使更多乡村受益。

梁漱溟的“文化复兴——乡村学校化”模式，分两步走。第一步，设计乡村建设方案，培养从事乡村建设的骨干，并在小范围进行乡村建设试验探索。主要工作在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中进行。第二步，实施以“创造新文化”、“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方案，即通过乡、村两级集政权机构与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乡农学校”之构建，推行“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并同时进行所在乡、村各项建设即“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的建设。

卢作孚的“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基本一步到位。在吸引新经济项目实施实业建设的同时，推行民众教育运动，即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和社会工作运动。一些地方先行民众教育运动，后继实业建设。总之，卢作孚紧紧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牛鼻子不放，无论先后都要兴办实业，因为，“第一，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第二，必须增进人民的富力”；“第三，经济生活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政治应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自应先致全力于经济建设的运动”，广大乡村的建设尤为如此。

（3）乡村建设内容

晏阳初规划的乡村建设内容，前已述及，这里补充两点：第一点涉及教育。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存在四大病症，即“愚、穷、弱、私”，为此，要相应地从事四大教育工作，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但这“四大教育是连锁的，不是孤立的，要培养人民的知识力，就不能不培植其生产力、健康力和团结力，这四种东西是相依为命，不是单刀直入所能达到目的。”他主张农村教育要综合运用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方式，让三种方式都执行四大教育职能，使四大教育都运用三种教育方式。第二点涉及建设及其与教育的关系。晏阳初“不希望人们单纯地从教育或其它的立场看待我们的事业，教育只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主要环节，不是我们事业的全部”，因为在“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的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教育与建设作为农村社会的组成部分，其实是合二为一，一分为二的关系。

梁漱溟规划的乡村建设内容，如前所述是通过构建村、乡两级集政权机构与教育机构于一体的“乡农学校”，并利用它的职能，以实现一村一乡的“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种种建设。这个“乡农学校”是仿照宋代吕氏乡约组织起来的“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要求所有村民都应以类似于吕氏乡约中“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乡规规范自己的生活，并参加以“合作化”的形式所进行的本乡本村各项建设活动。

卢作孚规划的乡村建设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吸引新的实业项目，发展乡村经济；二是兴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丰富乡村文化生活；三是开展民众教育活动，开启民智。民众教育运动包括现代生活运动、识字运动、职业运动与社会工作运动。他认为，这三点以“大工业”、“大事业”为基本特征的内容，既是现代生产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具体结合的反映，也是现代化北碚赖以确立的基本保证。

比较而言，晏阳初、梁漱溟更强调文化教育对于各项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尽管前者注重教育与建设的总体实施，后者强调“乡农学校”的组织作用和实施能力，具体项目有所不同，但都是“以文化教育为中心”的产物。卢作孚则更强调发展实业的作用，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增进人民的富力”，故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设计乡村建设内容。

（4）乡村建设动力

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事业，接受基督教会与来自美国的募捐资助，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梁漱溟也大体如此，只不过支持的政治力量并非国民政府而是地方军阀。卢作孚靠所办民生公司募集资金，走自力更生之路，值得称赞，但他如没有初任峡防团务局长、后任国民政府官员的身份，他的实验未必能够开展并坚持下去。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借助政治力量，而在乡村运动内部，即如何发挥下乡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晏阳初要求从事乡村建设的人员，应当具有劳动者的体力、专门家的知识、教育家的态度、科学家的头脑、创造家的气魄和宗教家的精神。强调“回到民间去”的“知识分子”，“欲化农民，必先农民化”，其基本任务在于“启发教育农民，激发调动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培养他们自发自动的精神”，而“不是包办代替”。梁漱溟也基本如此，他深信“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不同之处是，梁漱溟派往“乡农学校”充当“教员”的知识分子属于基层权力结构成员，而晏阳初派往农村的知识分子只是从旁协助，寄希望于农民自己的觉悟。

卢作孚从事乡村建设独树一帜，既强调现代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统一，走乡村现代化之路，又强调从思想观念、道德人格、整体意识、专门技术等方面训练成功许多人才的重要性。“如这根本问题——人之训练的问题——不解决，则所有社会的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为此，他一方面将民生公司学校化，一方面实施学校教育与民众教育相结合的以民众教育为中心的社会教育，顺利地进行乡村实业建设和人群生活方式的转变，期待着“从旧社会当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来”。

三、借鉴

当代中国的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不可与三位先生当年面对的乡村问题同日而语，他们所创造的乡村建设模式也没有在全国整体实施的可能性，即便对三大模式加以整合也不完全适合当今情况。但应肯定其历史地位，尊重其原创精神，从中抽绎出合理元素，尤其是方法论思想之合理内涵，为解决当代中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一，深入调查，确定宗旨。三位先生都提倡深入乡村，进行科学调查，然后确定乡村建设宗旨，指导各项实验有序地推进。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有具体的方案，具体的方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必须靠有系统的精确调查。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1928年平教会成立了统计调查部，聘请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主任，在定县实施大规模社会调查，开我国以县为单位的系统社会调查之先河，最后出版了巨著《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基于调查研究，晏阳初为乡村建设确定了顺“民心”、发“民力”的宗旨。梁漱溟、卢作孚分别提出树“民风”、启“民智”和谋“民生”、保“民享”的宗旨，也出自深入调查，只是调查的系统性、科学性与晏阳初的运作不无差距。尽管如此，合三位先生各自的“二民主义”而为“六民主义”，即顺“民心”、发“民力”、树“民风”、启“民智”、谋“民生”、保“民享”，便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全部需要。至于当代农民具体需要什么样的农村建设计划，结论当然应出自广泛深入而有针对性的社会调查之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任何结论都应在此“六民主义”范围之内。

第二，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三位先生在各自的“社会实验室”里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皆以崇尚科学、注重实验为己任，并显示了不同的特点。至于实验的要义，实际上就是人们运用“试错法”来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的过程，即不断“尝试——错误——再尝试”的过程，人类正是在不断“试错”过程中进步的。

第三，联系生活，启发自觉。晏阳初从事乡村建设，主张联系生活，注重启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与“自发自动的精神”，使乡村建设真正成为广大民众参与的事业。这个主张利用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合理内核，又体现了自己尊重人的主体地位、旨在发挥民众主观能动性的思想意识，至今光辉不减。卢作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兴办实业繁荣乡村，使村民依靠社会找到职业、得到抚恤、接受教育、分享快乐，自觉地参加“现代集团生活”，虽然另辟蹊径，却也殊途同归，是一种较为实际的联系生活、启发自觉的方式，也是一种当代新农村建设可以参考运用的方式。只有坚持紧密联系农民生产生活实际，切实解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把他们的切身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广泛调动和吸引农民深度参与，把农村社会资源转化成社会资本，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事业才能稳步快速推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第四，忧国忧民，献计献身。我国20世纪上半叶尤其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很有声势，是因为有一大批忧国忧民、具有强烈社会责任心和民族复兴使命感的仁人志士，献身于乡村建设事业的理论研究与实验实践，诞生了一批知名活动家。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大批既有真才实学又有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真正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满腔热情地与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一起为新农村建设搞调研，做试验，定规划，出主意，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这无论对“三农”问题的进一步解决，还是对知识分子自身人生价值的更好实现，都是极为重要和有益的。

（作者系山东科技大学文法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　作者：张辉灿　慕　安

口述:张辉灿　整理:慕　安

“文革”初期，毛主席8次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组织接待、接见红卫兵和接见中的安全警卫工作，都是周总理组织实施和统一指挥的。这时周总理为首都工作组组长，直接指挥北京卫戍区。为便于指挥，把首都工作组的指挥所开设在天安门城楼正厅西边的一个开间内。每次接见，总参作战部的领导和蔡洪江、左勇处长还有我们几个参谋都在这个指挥所工作，我们亲历了八次接见的全过程。这种工作关系和亲历其境的场合，使我有幸对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的一些活动，看在眼里，记在心底。这些年来，我总是在想，把这些眼观耳闻的鲜为人知的片断、逸事整理出来，献给读者，留给后人，是我的义务和应尽的历史责任。

第一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红卫兵”原本是一张小字报的署名。1966年5月下旬，清华附中的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高中学生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7月28日，他们把大字报和前《两论》交给了江青，要她转给毛主席。

这些娃娃们，做梦也未想到毛主席会给他们写信。8月1日开幕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的这封信中，有三处“热烈支持”他们的话。

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毛主席写这封信的信息立即传遍全国，学生们把“红卫兵”看成是“最光彩”的名称，各种红卫兵组织纷纷组织起来，红卫兵运动立即风靡全国，震惊世界。

红卫兵运动的高潮，始于1966年“8·18”。8月18日这天，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不寻常的日子。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文革”发动的大会，北京和外地的百万红卫兵、师生(以下统称红卫兵)参加了大会。这就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大会。大会由陈伯达主持，7时半开始，林彪、周恩来和红卫兵代表讲了话。接着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清晨5点钟，毛主席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队伍中。周总理和首都工作组，为准备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部署安全警卫工作，连续忙了几个昼夜。18日凌晨1时，吃过夜餐后，蔡洪江处长对我们几个参谋说：“休息一会儿，6点钟到天安门指挥所”。为了早点到，不到6时我们就从三座门驱车到了天安门城楼。当我急巴巴地正要步入天安门城楼正厅门口时，在我前面的王政成参谋一把拽住了我，侧耳小声对我说:“主席在里面，别出声。”

我往里一看，毛主席穿着军装坐在正厅北面的沙发上。我惊喜地一闪念：“天哪!主席怎么来得这样早呀!”我们只好不做声地、轻手轻脚地从主席面前拐进西隔壁间的指挥所。

毛主席这天未睡觉。主席的卫士长陈长江同志说，为了接见红卫兵，半夜里主席说他要穿军装。因为事先没有准备，只好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中寻找主席合身的军装。一中队干部刘云堂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把他的军装拿给主席试穿，主席一试，正合适。这天主席通宵办公，清晨4点多钟他就叫准备出发。5点钟，毛主席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万岁”口号声响彻天安门广场上空。

主席看到沸腾的红卫兵，又走下天安门城楼，走进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的群众队伍之中，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很快，主席被紧紧地围在人海之中，也就出现了被挤伤、压伤的险情!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人海中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护卫着主席安全地返回了天安门城楼。这就是主席先于我们工作人员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原委。

楼上楼下，两种气氛反差很大。这天，在天安门广场上是万人雀跃欢呼，一片沸腾；而在天安门城楼上却是几人欢乐众人愁。今天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是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8月12日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单次序列位的，把林彪列为第二位，刘少奇降为第八位。新的中央领导人的排名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这就改变了原来毛、刘、周、朱、陈、林、邓的排名次序。林彪成为党中央惟一的副主席，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位副主席则被改为常委。

这种突然地、大起大落的变化(没有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公报中宣布)，首次在天安门城楼上亮相，是使人们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的震动极大。

这种大起大落的变化，再加上林彪在这天的讲话中大讲“四个打倒”和“大破四旧”，就像重磅炸弹似的把人们的脑海轰蒙了。尽管广场上红卫兵不时地沸腾起来，都不能改变在城楼上的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愁容。就我所见，这天情绪最忧闷的是刘少奇、陈云和贺龙元帅等。刘少奇远远地站在毛主席东边，不言不语，红卫兵给他戴“红卫兵”袖章时，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右手往下扒拉，红卫兵只好作罢。他站累了进城楼正厅歇息时，这时毛主席已先他进入正厅歇息，坐在靠东墙的沙发上看报，他从毛主席面前进入正厅，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两人相距不到2米，可是谁也未开口说话，彼此也未招手，未点头示意。

陈云在会议开始一个多小时后才到会。这时我正在城楼的西平台，有幸直观了他来去的全过程。他走出电梯门口后，径直走向检阅台，而没有到预先给他安排的位置上，只是在西检阅台上往天安门广场看了几眼，既未招手致意，也未和别人讲话，扭头就返回了电梯间下楼去了，来去不过三分钟。

受“二月兵变”之诬的贺龙元帅，这天更是沉闷。毛主席与他握手时，虽然都未说话，但我想这表明毛主席当时还是信任贺龙的。

这时的周总理已身处难境，他深知，必须当好适应“文革”的“大管家”。对于这天出现的楼上楼下两种气氛的极大反差，他想出了一个调解的招数，即组织1500名红卫兵代表上天安门城楼。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他立即交由傅崇碧组织实施。过了一阵子，傅崇碧把1500名红卫兵代表带上了天安门城楼，并按照总理的指示，把这些红卫兵组成两个方队，安排在城楼的东、西平台上，等候毛主席直接接见。

周总理首先给这两个方队的红卫兵讲话，规定纪律和主席接见时的注意事项，轮流到东、西平台打着拍子指挥红卫兵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歌曲，尔后他陪同毛主席到东平台和西平台接见了1500名红卫兵代表。这会儿可热闹了，打破了天安门城楼上的沉闷气氛，天安门城楼上城楼下的欢腾融为一体，“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歌曲声响彻城楼和广场的上空。

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1500名红卫兵，在毛主席接见后，他们的欲望更高了，谁都想面对面地看看毛主席，甚至与毛主席握握手。这时总理也指挥不了他们了，方队乱了阵，他们开始在东西平台和检阅台乱串了。当毛主席从检阅台走到城楼西南角时，被一群红卫兵拦住了。这时，我正在毛主席跟前，全神贯注地留意着他此刻的一言一行。围住毛主席的红卫兵，拿着“红宝书”或小本本、钢笔，争着请毛主席签名留念。主席一个一个地接过他们的本和笔，签上了“毛泽东”的姓名，别的什么也未写。得到签名的红卫兵高兴得蹦跳尺把高。就在这时，一个女红卫兵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高兴地接受了，并亲切地与她握了手。尔后得知，她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宋彬彬。

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红卫兵给毛主席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袖章，刚把袖章套过手腕时，毛主席看了看袖章上的字，什么话也未说，就用右手往下扒拉袖章，表示他不接受“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这时，我马上联想到，毛主席过去曾说过，他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信息立即传遍与会的百万红卫兵，城楼上下，一片沸腾。他们摇着旗高呼:“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和鼓舞。”，“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小兵”。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他看到城楼上下欢呼、沸腾的场面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有很大的意义。”

这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

从这天起，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向社会大破“四旧”，大抓“走资派”。

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

1966年“8·18”大会后，红卫兵运动的烈焰越烧越猛，很快形成了全国性“大串连”浪潮。外地来京的红卫兵日益剧增。

8月3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在天安门广场的红卫兵反映看不清毛主席，要求改进接见方法。于是周总理决定，对这次接见方式做些调整。就是请主席先乘敞篷车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上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17时40分，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两边各4辆敞篷警卫车的护卫下，缓缓地驶进广场的通道，检阅、接见通道两侧的红卫兵。毛主席不断地向红卫兵招手致意。“毛主席万岁”声响彻广场上空。当车队驶到金水桥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下车登上天安门城楼。

这次接见大会由代理中央“文革”组长江青主持，18时40分她宣布大会开始。林彪戴上“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讲话。他极力鼓励红卫兵的“横扫四旧”行动，并强调要重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的周总理，生怕运动破坏工农业生产，危及国计民生，他在每次讲话中，总是力图讲一些限制性的话。这次讲话，他强调“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讲话后，开始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

第三次接见100万红卫兵

随着“大串连”浪潮的高涨，来京串联，要求毛主席接见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进了首都。来势之猛，人数之多，再加上衣食住行全部免费，使首都接待红卫兵的工作实在是到了难以应付的地步了。党政机关又遭到冲击，难以行使职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总理只好将首都工作组的重心，转入组织接见红卫兵上。依据需要，首都工作组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军兵种、驻京部队、军事院校等单位的领导任各联指指挥员，并以这些单位的人员为主，吸收中直、国务院、北京市系统的有关人员参加，分别组成每一个联指，分片负责接待红卫兵和组织红卫兵参加接见。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秉承总理的旨意，统管八大联指的工作，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参谋王政成、王日升和我等参与组织指挥的具体工作。

进入9月份后，首都接待红卫兵工作开始处于饱和状态，吃住发生了困难，不少接待单位叫苦连天，有些接待指标分配不下去了。有的单位拒绝接受。周总理不断地像战争动员那样进行动员。在一次动员会议上总理说:“困难再大，也必须把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我在中南海接待1万红卫兵，由在邢台抗震的187师派人来负责。”这个“激将法”一使，谁也不敢再叫苦、说难了，只好挖掘最大潜力接受接待任务。

进入9月中旬，第3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安排70万红卫兵参加接见。因发生了一个歹徒劫车撞死了卫戍区清河哨卡哨兵，抢走了他的手枪的事件，为保证主席的安全，总理决定破案后再接见。14日破了案，15日安排接见。由于推迟了几天，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则增加到了100万。

第3次接见，仍沿用第2次接见的方法，9月15日17时15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5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先接见在广场和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尔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次大会由康生主持，18时开会，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毛主席开始检阅、接见通过天安门的红卫兵。这次有300名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接受了毛主席的直接接见。

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日，是建国17周年庆典的日子。这天，150万首都人民和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大会，也称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上午10时，《东方红》乐曲响彻整个广场上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民主人士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林彪、周恩来讲话后，游行方队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晚上，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晚上7点多钟，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大会堂西门外登车出发。当主席的车到达南长街南口时，被红卫兵拦住了，一窝蜂似的涌上来，都争着要看毛主席。主席的车一停，后面的车队全堵住了，顷刻间被包围在人海之中。任凭周总理和中央警卫局的同志怎么疏导也不管用。

林彪下车高喊:“我是国防部长，让我们的车到天安门参加晚会。”可是穿着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副统帅”竟然指挥不动眼前的这些“红小兵”。要看毛主席的人，洪水般地涌过来了，毛主席被挤伤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在这十分危险的关头，中央警卫团的领导带领警卫团的部队赶到了，北京卫戍区的机动部队也赶到了，在周总理的统一指挥下，两支部队硬是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驶进天安门。

为了保证毛主席从中南海到大会堂、到天安门路线畅通，行驶安全，周总理指示首都工作组着力加强这两条路线的警卫部署。郑维山、傅崇碧商量后经报请总理同意把这一重任交给了警卫3师。按照周总理的旨意，警卫3师在大会堂西侧、南长街、北长街部署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以部分兵力执勤，主力作为预备队，以应付突发事件。为便于指挥，在南长街南口开设了师指挥所，师长邱巍高坐镇，忠诚、坚决、认真地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保证了主席尔后行车的畅通和安全。邱巍高在周总理的脑海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第五次接见150万红卫兵

1966年10月15日凌晨1时多，周总理在大会堂福建厅召集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和联指有关人员开碰头会，研究布置准备第五次接见红卫兵的工作。

周总理撑着疲倦的身躯，焦虑不安地说:“主席日理万机，本来就够累了，又在43天中连续四次接见红卫兵，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主席实在是太累了。我不忍心让主席再这样受累了。我想用夹道欢迎的方法接见红卫兵。”接着他问道:“北三环通到哪里了?”蔡洪江回答“通到友谊宾馆了”。并问我带图了没有?我即从挎包里取出丝绸印制的一万分之一大比例尺的北京市地图展开在总理（坐沙发）面前的地毯上。具有高超识图用图艺术的周总理，立即把目光投向天安门广场，尔后沿着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北三环路一段一段地观察，分析两边的建筑物分布情况，尔后，他手指着地图说:就沿这条路线两边摆红卫兵。今天上午你们到沿线看一下，按照实地情况计算一下能摆多少红卫兵，实行这个方案的最大问题是保证主席的安全问题，你们要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明晚11时拿到这里研究。

16日午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负责人郑维山、部队组办公室副主任蔡洪江、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在福建厅向周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和警卫方案。总理认真审查后，认为这两个方案可行，当即决定按方案立即进行准备，18日12时左右实施接见。

按照总理审定的方案，首都工作组、北京卫戍区、公安局和各个联指，立即投入了紧张组织准备工作。

为保障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50里长的接见路线上的安全，采取了全方位的警卫措施。北京卫戍区采用了军、警，民(民兵、治保组织)三结合的警卫布势，武装哨与便衣哨结合，地面警卫与立体(控制制高点)警卫结合，对沿路两边的建筑物、住户、临街危险窗口、制高点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警卫、监控。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7日晚11时，郑维山、傅崇碧、蔡洪江等在福建厅向总理汇报了接见方案、警卫方案准备工作的落实情况。总理对周密的接见部署、严密的警卫措施，完全赞同，又一再强调在实施中要“万无一失”。

18日上午，离实施接见不到1个小时了，周总理又从大会堂来到了首都工作组设在天安门城楼的指挥所。他问郑维山、蔡洪江:“你们想过没有，若是红卫兵没有思想准备，主席的车通过时，他们没看清主席，要求再次参加接见怎么办?要立即写个广播通知，交给宣传车，在主席车出发进入通道前5分钟开始广播，过早了容易泄密。”接着，你一言他一语地议论《通知》的内容，我在小本上边记边整理。议论后总理叫我把《通知》稿念给他听。总理听后说：“就这样，马上交给宣传车，并告诉广播员，一定要在主席车出发前5分钟开始在沿线上逐步向前广播。”

12时45分，宣传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开始广播接见《通知》，12时50分，《东方红》乐曲响彻广场上空、接见开始了。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各乘1辆敞篷吉普车，中央其他领导人分乘6辆敞篷吉普车，从大会堂东门出发，在12辆敞篷车开道、警卫车的引导护卫下，首先接见广场的红卫兵，尔后沿着东长安街、建国门内外大街、东三环路、北三环路缓缓地驶进。红卫兵都按广播《通知》的要求办了，都在原地、原位预有准备地、秩序井然地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见。只用了1个小时，接见了50里巨龙似的150万红卫兵。

接见完后出现了意外险情。当主席的车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与外地刚来京的红卫兵相遇。这些红卫兵看到毛主席后，蜂拥而上拦住了主席的车，整个车队顿时被三四百红卫兵围住了，周总理、主席的警卫人员、警卫处长毕庶畅等急忙下车疏导也不管用。

一个男红卫兵跳上了蔡洪江与杨成武、傅崇碧同乘的敞篷车(在主席左后侧)，他想通过此车再跳上毛主席的车。蔡洪江手疾眼快一下子把他拽住了。他极力挣脱，并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我要上车看毛主席。”他极力挣脱，把蔡洪江的衣袖都拽破了，蔡洪江则死死拽着他不放。这时围观圈越压越小。就在主席有被冲撞挤伤的情况下，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天兵天将似的出现在现场，在总理、蔡洪江、毕庶畅的指挥下，迅速开辟出一条人墙通道，才使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安全地脱离了险境。

第六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第5次接见方式最省时间，最能减少主席的劳累，但周总理考虑到主席的安全，不敢在50里长的路线上重复使用上次的方式，于是他决定，以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的方式进行第六次接见。

搭载200万红卫兵通过天安门，至少需要6000辆卡车。当时驻京部队的卡车为数不多，要在3天内运筹6000辆卡车难度极大。首都工作组报请总理同意，连夜从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和军兵种中抽调，火速云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

当时北京能通卡车的大街不多，二环路、三环路尚未沟通。6000辆卡车的编队，登车点的确定和各路卡车纵队通过出发点、天安门的时间，以及疏散出口的规定等等，都必须作出科学的计算，准确的规定，密切的协同，进出路线都不能交叉运行。首都工作组把制定这一科学规划的任务交给了卫戍区参谋长刘光谱。他对摩托化部队的集结、开进、疏散有经验。他和科长胡自成、参谋刘广文、朱海英等，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制定出一份蜘蛛网式的地图注记式的行车计划。周总理在福建厅听取了刘光谱、邱巍高的汇报后，又亲自审查这个计划，并指示按这个计划组织一次演习。

1966年11月1日，首都工作组在天安门城楼组织6000辆卡车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首都工作组没有邀请周总理观看演习，因为考虑到:这时的周总理既要把日益混乱的国家管理好，又要把混乱局面的外交办好，为防备林彪、江青一伙的暗算，又必须把红卫兵当作“毛主席请来的客人”接待好。这个外交内政的“大管家”实在是太难当了。

接见红卫兵以来，周总理一昼夜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为了让他多休息儿一会，我们没有惊动他。可是总理极为重视这次演习，他未让首都工作组知道，独自在大会堂的二楼观看了演习的全过程，并在演习结束后，又召集首都工作组、卫戍区领导在福建厅开会，研究解决演习中发现的问题，又重新规定了6路车的车速、车距和间距。

11月3日上午10时10分，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大会开始。林彪讲话后，10时20分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开始缓缓地通过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

事与愿违，这种接见方式很不理想。搭载红卫兵的6路卡车，未能像演习那样顺利地通过天安门。因为，当卡车进到金水桥时，车上的红卫兵都争着要看清毛主席，车厢南面人拼命地往车厢北边挤，任凭广播员怎么劝说，他们也不听。这样，卡车载重失去平衡，时有翻车的危险，司机只好再放慢速度，不能按计划驶进，致使整个接见时间延长，直到下午3时才结束。

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份以来，北京的天气逐步变冷。周总理考虑到，立冬后再接见红卫兵，保障娃娃们的衣食住行将遇到极大的困难。

他力图说服毛主席尽早结束接见红卫兵的活动。经请示毛主席同意，11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署发出了一个紧急《通知》，规定红卫兵和师生“暂停来京和到各地串连”。可是，这个最高权威的红头文件，这时对红卫兵已没有约束力了，来京的势头不但未减反而更猛了。

为了早接见、早回去，周总理在第六次接见后的第七天，又安排了第七次接见200万红卫兵。

这次接见因人数太多，周总理安排分两批接见。

11月10日上午10时开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第一批150万红卫兵。红卫兵以游行的方式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接见。这次接见，进行得非常迟缓。红卫兵为了多看一会儿毛主席，走到金水桥时，或是放慢脚步，或是打旋涡来回翻滚。

毛主席为引导红卫兵西进，不断地沿着检阅台往西走，手挥军帽，示意不要在天安门前停留。周总理不断地叫我们打电话告诉邱巍高组织部队疏导。这种打旋涡翻滚渐进式的接见，直到下午4时才结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整整6个小时，实在是太累了。

11日，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批接见。把50万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留出通道)东、西长安街上，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了接见。

第八次接见250万红卫兵

进入1966年11月下旬，上次接见过的红卫兵还未走完，新来京的红卫兵又达到250万，两项之和，在京的红卫兵将近400万。

“小雪”过后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可是这400万红卫兵或是离家过早，或是从南方来，他们绝大多数都穿着单衣，没有御寒衣物。这时，周总理遇到的最大困难，最大压力是给这些衣食住行全免费的“客人”解决御寒被服，防止冻伤的问题。北京市的库存物资全部拿出来了也无济于事。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周总理像进行战争动员那样在工商系统和北京市进行了全面动员，号召工商部门、工厂、商店、仓库，把棉被、棉衣、毯子、绒衣、球衣等御寒物品全部拿出来。几经动员，同舟共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解决了这个大难题。周总理的高超指挥艺术，在这个关头，使林彪、江青一伙找不到茬儿。

这时，毛主席已经不太情愿接见红卫兵了。“小雪”已过，周总理设想在25、26两天中全部接见完在京的250万红卫兵。当周总理把这个设想报告毛主席时，主席说:“不是停止串连，要回原地闹革命嘛。”

总理说:“已经来了，天又渐冷，北京市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让他们快回去”，“你不见，他们不走呵。”

主席说:“这些红卫兵娃娃来了，你不见，他们不走，天冷了，了不得”，“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同意总理的建议，把第八次接见作为最后一次接见。因为人数太多，周总理为减轻毛主席的劳累，决定把250万红卫兵分两批进行接见。1966年11月25日接见150万，26日接见100万。

两批接见均把红卫兵摆在天安门广场、东西长安街、西郊机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乘9辆敞篷吉普车进行接见。

25日接见完广场、东西长安大街的红卫兵后，周总理请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大会堂休息一会儿，尔后一起出发去西郊机场。

不多一会儿，主席催着要出发，总理怕西郊机场未准备好，去早了怕主席在野外受冻的时间长，打电话询问又怕不准确，便叫蔡洪江坐他的“吉斯”专车亲自去看一下。一路绿灯放行，蔡洪江很快疾驶到机场，仅用了几分钟，就用总理车上的无线电话向总理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可以出发了。”

总理这才放心地让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队出发，到机场后，一点时间也未耽搁，开始得很是顺利。

26日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接见后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还未等主席换车，就“撒鸭子”了，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玉泉山。蔡洪江等步行协助毛主席的警卫人员把主席护送到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人。

在1966年70天的时间里，毛主席8次10批接见了1200万红卫兵。接见完后，周总理叫首都工作组写总结报告给主席。蔡洪江让我起草。我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经蔡洪江修改后，由郑维山签发报周总理转报主席。

接见红卫兵真是累坏了周总理。未亲历其境者，是难以理解周总理当时的处境和付出多大的心血的，他的辛劳真的达到了极限。

接见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后来红卫兵被造反派取代了。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　作者：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亳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十年间，我在县农林局工作，也曾兼任过学大寨办公室主任，亲见、亲闻、亲历，不会磨灭我的记忆，现对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历程，作一粗略回忆。

八千人参观大寨立竿见影搞突击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1968年秋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按照上级部署，亳县在驻军的领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为使运动开展的迅猛异常，走在其他县前面，于8月中旬至9月上旬，组织庞大的参观团分三批赴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团成员有：县、区、社、大队、生产队负责人和县、区、社下属单位负责人，县农、林、水部门大多数干部以及县、区部分主要造反派头头，总计约超过8000多人，来往耗资约数十万元。

为活学活用毛主席指示，参观团归来，要求立竿见影，在全县突击抓好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宣传学习大寨人爱国家、爱集体、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主要落实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具体是要在劳动管理上推行“大寨工分”（含有政治思想因素），废除小包工，劳动定额可有可无。它违反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六十条)的规定，使同工不能同酬，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分配更加严重，从而加剧了生产上的大轰隆，致使“文革”中的农业生产半瘫痪状态雪上加霜。

2、在收益分配上，只强调为国家多作贡献，不顾农民的利益；只强调集体积累，不顾农民家庭生活；口粮标准低，现金分配少。这样致使社员劳动一年吃粮缺钱的农户增多，有的穷队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户缺口粮款。口粮款从何而来？主要靠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收入弥补。

3、按大寨模式，大讲自留地归队管理、经营，以解决公私农活矛盾。当时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作为集体经济的补充部分，按《六十条》留给社员的少量自留地，也要收回，由队统管，按当年平均亩产分给社员粮食。这种办法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抵制。有的采取了强硬措施，全县约30%左右的生产队将社员自留地收归集体。

与此同时，一律禁止户养大牲畜。

4.迅速扩大社、队规模。人民公社初期，由于刮“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饿死人，亳县被迫于1961年初缩小社队规模，由县辖社改为区辖社。从此以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规模大、公字程度高）讲的少了，人民公社万岁没人喊了，现今在史无前例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要“破私立公”，提高“公”字程度，不允许社、队规模过小，从而充分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比优越性。1969年1月，全县9个县辖区，62个区辖社，全部撤掉，成立了20个县辖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由原547个并为312个，生产队由原近7000个，并掉500多个。随着“文革”和学大寨运动的深入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又有新的抬头，这使农民更苦了。

农民“斗私批修”净化农村集贸市场

在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农民“斗私批修”，是“文革”和学大寨的必然要求。只有搞好农民的“斗私批修”，才能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斗私批修”涉及到方方面面，内容繁多，同时列入了革命大批判的范围，包括：农民干活讲条件、劳动讲报酬、对推行“大寨工分”有抵触、工分挂帅、干集体活不出力、自留地里下功夫、家庭饲养不服从限禁、从事小商业活动等等。特别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很小的事情，也要社员“斗私批修”，形式多种多样。广泛的查，广泛的批，使“私”字无处藏身。说：“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公和私斗争越激烈……这个仗必须打，要打几十年，要打几辈子，一直打下去。”亳县也曾经传达过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几则顺口溜作为农民斗私批修的内容。一是有人在想：“我的猪、我的羊、我的自留地、我的小新房，哪有心思学大寨，哪有心思赶郭庄（全省学大寨先进典型萧县郭庄大队）”；“新堂屋，大肥猪，厚被子，新衣服，不学大寨也享福”。二是有人在干：“小毛驴，板车带，一天就捞七八块，谁说他能学大寨”？这些内容传达下去，要农民联系本人实际，反复对照，搞得农民无所适从。这种穷学穷斗穷过渡，树立了一种“穷光荣、富可耻”的社会风气。

与此同时，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农村集贸市场，是搞活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学大寨运动要求在原有净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农村集贸市场。全县规定粮、棉、油、烟，每季国家征购任务完成以前，一律不准进入农村集贸市场。由于主要农产品估产高，征购任务完不成，小宗的粮、油、棉、烟，一律长时间不准进入市场交易。平时的农村集市也和城镇一样，只有粮食、供销、商业（合作商店）、手联社等主要几家经营，占据集贸市场。同时有证商贩很少，无证经营多被取缔，主要商品如粮、布、糖、肉食等一律凭票购买。赶集的农民因无票证购买不到需要的货物，偶有免票的紧俏商品，购买的农民很快排成长队。在取缔无证商贩中，有的连烟茶摊也被废止。有时有些地方在集市想买茶喝也很难。

在净化农村集贸市场中，层层建立健全打击投机倒把组织，进一步开展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在打击投机倒把活动中抓到的重点人物，与“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揪出的牛鬼蛇神混为一起，统一批判、游街游乡、施行多种罚惩。并要实行专政，关进群众专政指挥部（后改为民兵指挥部），予以无限期的关押，以保证“斗私批修”的深入开展和农村集贸市场的净化。

为确保净化农村集贸市场，防止农民赶集误工，影响集体生产，把全县传统的隔一天一集，一律改为五天或七天一集。城乡一律不准召开物资交流大会，使整个农村集贸市场死气沉沉。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强令毁坏中药材

亳县农业学大寨运动深入开展之后，虽然实施了多种令人难以想像整农民的措施，但与大寨人所说的“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还相差很远。为把大寨精神学到手，各级党委经常根据当地各方面情况，挖资本主义的根，堵资本主义的路，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对农村集体和个人的养殖、种植、加工、运输、小商品活动等，也不知道查了多少遍，割了多少茬，整了多少人，也达不到学大寨“兴无灭资”的要求。

从农业来讲，层层卡死生产计划，年年农作物面积产量都由地委分配下达，明令落实到生产队，地区以下均无生产自主权。地委认为严格执行上级计划，就是防止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方面。

亳县是“华陀故里，盛产药材，是中国四大药都之一”，种植药材已有千年历史，特别是著称于世的地道的“亳芍”（即白芍），在全国乃至世界均有影响。这种药材易种植易管理，生长周期虽长，但一般比种植其他作物收入多，是农民发家致富的重要来源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亳县农民为解决温饱，在集体和自留地里种植约4万亩以上的白芍。眼看农民有笔可靠收入即将到手，这却引起阜阳地委（当时亳县隶属阜阳地委）领导的注意。地委书记认为亳县种植大面积白芍，是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势头……亳县白芍不仅是亳县乃至全区的一条最大最长的资本主义尾巴。他大会批，小会讲，要决心打一场毁灭资本主义的人民战争。

1974年初春，地委书记对农民即将到手的白芍下令：“五日内将全县白芍全部毁完。”他在战前“动员”中，不仅坐镇亳县指挥，还表示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决不手软，并强迫各级党委书记层层表态。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被迫表示坚决支持地委张书记的指示，并命令全县党员保证，贫下中农带头，层层建立了检查组织，对抗拒者组织批斗，硬抗不毁者组织突击队铲毁。

经过周密部署和下达命令，一场毁灭白芍的狂热行动开始了，全县农村被迫毁芍人群密集，刨的刨，挖的挖，掘的掘……几天内将4万余亩驰名中外的地道“亳芍”毁光了。人们有的含泪不语，有的放声大哭。

全县四万多亩白芍被毁，按当时生长不同年限的粗略估计，经济损失900万元以上，农民人均10元左右，相当于197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这样的巨大损失无疑是一重大事件。

在白芍被毁的过程中，正当农民痛哭流涕的时候，这位地委书记却大吹大擂地说：“地委帮助亳县拔掉了资本主义的苗，铲掉一块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这样才能‘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这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大寨运动的伟大胜利。”

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不仅全面毁灭白芍，而且限种各种中药材，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民财产受到极其严重损失。全县中药材面积1973年7.99万亩，到1978年仅有0.7万亩，减少面积90%以上，其中白芍已基本绝迹。使药材之乡著称于世的亳县，基本上形成了“药材之乡”无药材、县药材公司无地产药材可收的局面。

建设大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亳县为使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提前建成大寨县，决定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

在运动中，除县委领导班子自身进行整顿外，在城乡分三批开展卷帘式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1975年12月，组织1300余人的学大寨宣传队（后改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南部六个重点公社和城关镇、核桃林场，运动迅速开展，历时8个月结束。在毛主席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的限制，于1976年12月，经过整顿充实调整后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分赴北部8个重点公社继续开展运动，于翌年7月结束。下余公社因深入揭批“四人帮”而运动终止。

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基本任务，主要是大抓阶级斗争。首先对社、队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一个一个地清理整顿。其中问题严重的要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对部分社、队中的坏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思想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掌权问题，分别情况给予批斗、调离、处分、清除出党或绳之以法。在这次运动中，整了一大批干部和农民，发生了公社干部被逼自杀事件。

在对敌斗争和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锋芒指向地、富、反、坏分子和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对四类分子是人人训话、个个揭批，对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不放。如古城公社在运动中揭露出著名的唢呐演奏艺人随××因招学徒收入超过一般农民，被列为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随××被迫辞去学徒，低头认“罪”，接受处罚，得以从宽处理，未戴资产阶级分子帽子。全县以随××为反面教材，大肆宣传其剥削“罪行”，以警示干群。

在批判农村资本主义倾向中，大讲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新动向，大张旗鼓地宣传“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农民中大摆资本主义的表现，在“斗私批修”中，要农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全面收回农村外流单干的劳动力，把分散单干的工匠全部组织起来，把社员多占的自留地、开荒地全部收归集体，坚决纠正分配中不留公共积累、分光吃光的资本主义行为，以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阵地。

通过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社队领导班子不仅要达到革命化，而且省委书记还别出心裁地发出了一个“小鸡带老鸡”（青年作一把手，老同志跟着干）的新指示，从而把“史无前例”中的一些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和下放学生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有的由于缺乏领导经验，走上领导岗位后，在工作上比1958年“大跃进”更荒唐。如一位下放女学生被提到某公社主持全面工作，在六七月正当田管紧张阶段，同时又是高温季节，却集中大批劳动力去挖河。县生产指挥组组长齐松与其商量，河工缓至秋后进行，而这位新书记的回答是：“我们作为一级党委，可以见缝插针，学大寨嘛，就是要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之后仍然继续大干，农民怨声载道。

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时时、处处、事事无不存在着阶级斗争。1976年5月中旬，省委组织淮北片地、市、县小麦观摩，当大队车辆行走到亳县五马、张店公社时，省委书记看到小麦长势不好，随即批评说：“怎么搞的？这小麦棵里也有阶级斗争。”对亳县这一批评，不仅在全省普遍传开，而且亳县也就说麦棵里、棉田里和各种作物大田里、水利工地上等都有阶级斗争。从而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内容，使阶级斗争达到令人不可思议、无所适从的地步。

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学大寨前亳县经多年努力，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已完成了一些需要做而做得合乎标准的工程，全县有效灌溉面积、生猪饲养量和绿化都有了发展，水电和农业机械数量有所增加。但这达不到建设大寨县的要求，于是提出以改土防水为中心，实行沟、河、林、田、路综合治理。

1976年1月，在萧县郭庄大队全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通过会议整风，亳县制定了进一步建立稳产高产，粮、棉、猪、林四超纲的农业发展纲要规划指标。在水利上也赶形势，制定了《1976-1980年一网二化47、41引蓄排涝工程规划》（初稿），这就是以涡河闸为枢纽，以涡河为骨干，把全县骨干沟河有机结合起来，组成一个大水网，实现河网化和大地园田化。至此，掀起了水利建设新高潮，基本上不分忙闲大干，有不少人吃不饱肚子也要常年打井、挖河。

特别是县外开挖的长达数年的茨淮新河工程，除农民出工出资外，有不少生产队卖种子、卖青苗（地里长的庄稼卖给个人）、卖牲畜以保证工程需要，使一部分生产队粮食产量越来越低，农民越来越穷。

全县连年的水利工程中，也出现许多形象工程，报废的沟、河、井、塘、路工程屡见不鲜。如北起凤尾沟，南至龙德寺长近80华里的龙凤新河，开挖前就有异议而领导脑子一热就开工了，开挖后就报废了。

多年来，水利上挖压了大量耕地，全县1957年有273万亩耕地，到1978年减少70万亩，其中水利挖压占相当大的比例。

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

根据省、地委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树立的先进典型，亳县提出了学大寨、赶郭庄、赶柳西（阜阳地区利辛县柳西大队）赶小张庄（亳县双沟公社小张庄生产队）的口号。之后又出现了城北公社黄庄大队、城父公社马厂大队、沙土公社王汉桥大队等一批先进典型。在层层树立先进典型之后，现场会、参观团频频奔走于标兵之间。

在学大寨运动中，有很多人对先进典型不服气，人们对标兵单位有这样的顺口溜：“产量稍高人骄傲，标兵常靠吃小灶”。的确，县委对这些先进典型，有不成文的规定，实行了“三个优先”。即：优良品种、农药、化肥优先供应；水电农机优先配套；政府无偿投资优先支持。有不少的先进典型，在获得先进之后，骄傲自满。他们的负责人中有的着眼省委，紧跟地委，少找县委，不理部门。有的被上级指定提升县、社领导干部。也有的堕落腐化、垮台。

他们在执行政策上，比较随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有一个生产队收入高一些，就盖排房，社员生老病死、男婚女嫁都由队里包下来，搞的很难兑现。这样就恢复了1958年人民公社化初期的“共产风”，老调重弹，县社领导的话根本听不进去，在学大寨会议上随便介绍，影响很坏。一些标兵单位的生产管理、劳动管理和收益分配，一般都按照大寨模式进行，自留地由队统管，抓阶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都走在前边。

为了抓典型、树标兵、以点带面，从1970年到1977年8月，县召开了千人以上的学大寨、表先进大会9次之多。每次会议的主题都是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介绍了许多大堵资本主义的路、迈开社会主义的步的“经验”。然而，这些年的穷学苦斗，农民的生活仍赶不上1957年的水平，全县流传这样两段顺口溜：“学大寨、赶郭庄、俺队年年缺口粮”；“学大寨、赶柳西，社员年年穿破衣”。

用事实说话

大寨由一个艰苦奋斗、大干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先进大队，在“文革”中蜕变为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农业学大寨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加重了极左路线的危害。学大寨十年，亳县经历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那种穷学穷斗穷过渡，在农民中大搞“斗私批修”、“破私立公”、“兴无灭资”、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使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虽然完成了大量工程，但农民仍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亳县在农业学大寨运动十年中，农业生产是发展，是停滞，还是倒退？农民生活是富裕、是贫困还是有一部分人长期不得温饱？都要用事实说话。

“大跃进”前的1957年全县人均粮食生产715斤，而到1977年的20年中，人均粮食生产从未达到过这个水平，其中1977年人均粮食生产仅有601斤，人均比57年减产114斤。特别是学大寨的十年间，亳县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粮食总产仍徘徊在5亿斤左右，人均粮食生产600斤上下，粮食征购率在25%左右。农业生产的主要动力大牲畜，1957年为9.1万头，到1977年下降到7.4万头，减少1.7万头。

从1971年到1977年的7年间，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3.1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971年人均纯收入42元。当时国家规定的农产品价格低，但人均纯收入33.1元也很难达到温饱型水平。

从1972年到1978年的7年间，年人均口粮379斤，人均日口粮1.03斤。全县每年有几万人口缺粮。口粮的分配，必须通过工分折款计算，而工分不足的就要拿钱买口粮。由于一般队现金分配少，有些出钱户无钱买口粮，致使许多队年终分配现金不能兑现，出现了劳动一年吃粮出钱的局面。

在农民吃粮品种上，一般生产队全年人均分配红芋片200斤左右，农村流传着“红芋饭、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歌谣。分配杂粮100斤左右。一般分配小麦不超百斤。

油料、棉花的统购可以说是国家“一头齐”的政策。油料只购不留或者是留量很小，所以农民吃油就少得不可再少了。在农民穿衣上，每年国家所发的布票，加上自留棉，也很难达到每人年年添新衣的要求。

在农民居住条件上，除沿涡河有少数瓦房外，全县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墙草顶的土草房，依然是房屋破旧，年复一年。一些偏远农村偶见瓦房，也要当作“冒尖户”、“暴发户”看待，列为“斗私批修”或“路线教育”中审查的重点或批判对象。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我看守被监护的彭德怀　作者：柳守忠

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的北京西郊，春寒料峭，阵阵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一座俄式别墅小院——什仿院，更显得阴森、孤寂。这座小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四周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仿佛与世隔绝似的。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部队某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这里的一切显得陌生而又好奇。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

进了大门，就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

茅飞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手中的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他是谁？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首都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小窗吗？我要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的广播喇叭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

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彭德怀自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他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住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北京的几十名红卫兵将彭德怀揪到北京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无际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逝世。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口，就被一股刺鼻腥臭味呛得差点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的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很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他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德怀的伙食也和战士们一样。吃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偶尔也吃顿米饭、水饺；所谓菜，一般是炒肉丝、炒白菜；至于汤，不是小米稀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莱。茅飞看到彭德怀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多少，从来不吭一声，只是默默地吃着，吃着，吃得那么香甜。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监护连的事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德怀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他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不要！”彭德怀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事务长早已熟悉彭德怀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彭德怀每月交党费，都是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经常拿出针线来缝补。

动一动都要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德怀，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一天中每件事都先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同意后方可进行。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

彭德怀每次洗脸都要洗头，打上肥皂后使劲地用手揉搓，最后把脑袋栽到脸盆里冲洗。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室内始终保持着一脸盆干净水，反正往返都是倒掉旧的换盆新的。早晨洗漱完毕，他开始叠被子。他整理床铺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没有丝毫的马虎敷衍。

洗漱、叠被完毕，他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

那天彭德怀连续报告了四五次，哨兵回答依然是“等一等”。他被憋得实在受不住了，终于咆哮起来：“你不会下个命令，叫我不解大便吧！”

“等一等！”哨兵还是这样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什仿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上厕所，不等一等又有什么办法呢？

吃完早饭后，彭德怀就坐回到办公桌前，举着一副放大镜看书报。当时，每天发给他们一份《人民日报》。他的桌子上还摆放着《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他每天认真地看完报纸后，就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上面用红蓝铅笔、钢笔和圆珠笔画满了道道杠杠，还记了不少密密麻麻的笔记。

看书累了，彭德怀喜欢在屋内活动一下身子。每到这时，他就要报告：“我要活动活动。”哨兵也会随口应道：“可以，你活动活动吧。”彭德怀立起，在十几平方米的室内时而踱来踱去，时而大步走动，有时还练正步，或双手一抬一落，不断地运气，进行深呼吸。他就像一头被关在囚笼里的猛虎，再也不能像当年那样骑在骏马上叱咤风云、征战千里了。

按照规定，彭德怀和其他监护对象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放一次风，每次时间一般在15分钟左右。放风时，他由带班员或哨兵领到屋后的一块空地，哨兵拣起石块或树枝在地上给他画一个大约一间屋子大小的圈子，哨兵讲一声：“就在这圈内活动吧。”他就只能在圈内走动走动，不能迈出圈外半步。

彭德怀又要被带去审讯了。

中央专案小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提审彭德怀一次。通常是上午早饭后，一辆红旗轿车驶到一号门前，将他和负责监护的哨兵一起带走。这一次，正好茅飞值勤。轿车驶到五棵松后，一直向北，开到四季青公社的一个农村小院的院门前。

茅飞想跟着彭德怀进审讯室，被—名长得白白净净的专案人员挡住。他只好立在院墙外等着。彭德怀被带进一间很大的房子里。专案组的人坐在椅子上，面前摆放着一张咖啡色的油漆办公桌。彭德怀坐在特制的约半米长的木凳上，凳子用黑漆刷得油光闪亮而且较高，彭德怀坐在上面好像是半坐半站着。

每次审讯，彭德怀总要和专案组的人发生争吵，往往气得面红耳赤。

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彭德怀都上交中央了

转眼到了盛夏，骄阳似火，烤得人汗流浃背。彭德怀的监护房里，更是闷热得就像一个蒸笼。彭德怀穿着裤头、汗衫，还是不断地用报纸当扇子扇风。自从被打倒受监禁后，他身上就患了皮肤病，尤其是夏天更严重。每次洗澡后，他都要浑身涂上药膏。背上够不着，茅飞就进来帮他涂，还常劝他给中央写个报告，请求住院治疗。

彭德怀总是这样说：“不麻烦组织了，我身体还能挺，实在熬不下去时再说吧。比起死难的烈士们，我还是幸运儿呢！”

夏天的衣服不够穿，他就把那件破了的圆领汗衫补了又补。说心里话，负责监护他的哨兵们最不愿他缝补衣服。每次缝补衣服时，按要求哨兵必须紧靠着他，预防他自杀。

这天，彭德怀又“报告”缝补他那件圆领汗衫了，茅飞走进监房，紧靠着他聊起了天。

“彭总，这件烂汗衫扔在外面也没人要，你又不是没钱，怎不买一件新的呢？”

“小家伙，要是我当国防部长那阵子，我可要批评你了。”戴着老花眼镜的彭德怀扭过头，朝茅飞笑了笑，“我们军队有个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这里面有政治哟。过去，我们穿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烂了也舍不得扔掉呀。我们的穿戴，都是人民负担的。人民子弟兵应该时时刻刻想到人民，想到我们的优良传统。丢了这个传统，就是丢了我军的本色呀。”

讲这番话的时候，彭德怀的神情非常严肃。那表情，哪里像一个身陷囹圄的囚犯，分明是一位慈祥仁厚、谆谆教导的长者。茅飞突然感觉到，彭德怀依然是人民军队的元帅！那种来自本身气质的内涵，永远保留在正直的军事指挥家身上，永远不会褪色！

茅飞知道，彭德怀为了革命事业，一生无子女，只有一个侄女彭梅魁在北京。他只是在没有衣服换洗的情况下，才叫监护他的哨兵朱双虎到他侄女那儿取来他的旧军装。他的全部家当就是墙角那只小皮箱，里面仅仅装着两套旧军装，最好的一套还是他当国防部长时穿的马裤呢将军服。1959年秋，彭德怀离开了中南海的住地永福堂，搬到挂甲屯吴家花园时，他把自己的元帅服和勋章、奖章全部上交中央了。他很坦然地说：“凡是当老百姓用不着的东西，我都不要。”这样的胸怀和高风亮节，是常人能具有的吗？

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沉重的政治压力，使彭德怀经常生病。有一次，他发高烧达到40度，嘴唇起泡，浑身发烫，哨兵马上报告连长，连长立即请示中央专案组。最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后，茅飞和另外两名战士将彭德怀送进30l医院治疗，住在西楼将军楼204室。

经过紧张的三天抢救，彭德怀才清醒过来。

“我在哪里？”彭德怀问茅飞。

“在全军总医院为你治病呢。”茅飞俯下身子对他说。

彭德怀嘴角露出笑容：“谢谢你们！”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问茅飞：“今天几号了？”

茅飞看了一下日历回答：“今天是1969年8月11日。”

茅飞和彭德怀正聊着，专案组的人突然来到病房，他们看了彭德怀的气色和病历，马上通知哨兵让彭德怀出院。其中一个高个子的还说：“放心吧，他死不了！”

彭德怀一听，愤怒地吼道：“是的！我不会死的！我向马克思报了几次到，马克思都不收我，让我回来了！我不能戴着这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死掉！这顶帽子不摘，我是死不瞑目的！”

茅飞发现，只有彭德怀暴怒的时候，才能看出他当年挥师百万、斗志昂扬的雄姿。

这天天气特别闷热，彭德怀由哨兵搀扶着上了红旗轿车，重新回到监护小院。

司务长拿着工资表让彭德怀签字，司务长说：“你大病一场，这个月是否买点西瓜、水果保养一下身体？”

彭德怀摇摇头：“不用了，还按老规矩办。”

“那你也该考虑一下你的身体呀！”茅飞忍不住插了一句。

彭德怀望着他们，脸上微露笑容：“我知道你们是好意，但你们知道吗？这些年来我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很多，我不能再加重人民的负担了。这样做，我心里会好受些。你们就按我的话去做吧。”

无数次彭德怀请求重新工作，请求见见毛泽东，但都没能如愿

有一天，彭德怀抽一个机会对茅飞说：“你关心我，这个情我领了。但是我劝你还是和我划清界限，不然你会受连累的。我的侄女经常表示想来看望我，我没有答应。我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我不怕死，死对我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事没有搞清楚，我要活下去，我要见毛主席！”

彭德怀深情地给茅飞讲述了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他到中南海谈话，要他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并共进午餐的事。

那天上午3时15分，彭德怀应约来到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已在门口等候，看见彭德怀走过来，远远就伸出了手。彭德怀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问好。毛泽东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

稍停片刻，毛泽东继续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8万言。”彭德怀向毛泽东解释他向彭真等人谈过的不愿去大三线，愿去农村的原因。毛泽东说：“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备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以带一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当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彭德怀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此时，他为了进一步向主席表明他不去大三线的理由，便将三条保证重述了一遍：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做反革命；二，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三，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泽东和彭德怀在院子里边走边谈：“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正谈着，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先后来到。几人对彭德怀一番劝说后，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出来工作也是真心诚意的。”

整整四年过去了，彭德怀对毛泽东和他的谈话记忆犹新。他激动地对茅飞说：“不是说毛主席的话字字句句是真理，一句话等于一万句吗？毛主席和我谈话时，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毛主席的话总不会过时吧？”

打这以后，彭德怀每次在被提审的时候，都向中央专案小组的人要求重新工作，要求见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有时候他还激动地喊道：“我身体还可以干几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工作？我还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党再工作几年啊！”

每当茅飞听到彭德怀对他们大声要求出去工作时，他的心就像被刀扎了一样。

“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彭德怀临终前的遗憾

斗转星移，不知不觉寒冬降临。按专案组的规定，冬天，每星期允许彭德怀洗一两次澡，由值勤哨兵带他到海军司令部大院的一个小浴室去洗。一次，茅飞带他去洗澡时，彭德怀像顽童似的悄声问：“你说快了吧？”

“什么快了？”茅飞不解地问。

“快放我出去工作了吧？”

茅飞心里很难过，但嘴上还是安慰他：“我想快了。”

彭德怀微笑着说：“既然‘九大’开过了，文化大革命也要结束了，还关我干什么？放我出去还能给国家作点贡献嘛。”

唉，彭德怀想得太天真了！他哪里知道，在黄永胜的指使下，“彭德怀专案组”写了一份《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说什么“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可怜彭德怀至死还蒙在鼓里，幻想有朝一日重获自由，为党为人民再尽“绵薄”之力呢！

人生苦短，岁月如斯，春天总是姗姗来迟——彭德怀未能盼望到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那一天的来临！

1974年11月29日15时35分，彭德怀与世长辞，结束了他76岁的顽强生命。

已经复员回到家乡的茅飞，是从连队战友的口中得到彭德怀逝世噩耗的。战友告诉他，彭德怀在逝世前两个月，中央军委派来专案审查人员征求彭德怀“临终谈话”。彭德怀舌头已经僵硬，但他还是流着泪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

“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周总理，我们相处了30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策略的。我们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胜利……

“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一点上我是清白的……

“我们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

最后关于自己的“案子”，彭德怀只讲了这样一句：“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结论。”

茅飞听着战友的叙说，心里很悲痛。但在那时，年轻的共产党员茅飞也只能是默默地为彭总落泪，寄托他对一位真正共产党员、老革命家的无限哀思。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一九六六：我家庭的一次大震荡　作者：祁凤池

“四清”运动一开始，我就长年到外地蹲点，运动结束后才回到省计委机关。由于多年不在一起，机关已有许多同志不认识，有的原来认识现在也不熟悉了。回到综合处，原来自己分管的业务也由别人接管了，一切都感到陌生。没过多久，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降临了。机关干部们组织战斗队。由于观点不同，很快分成两派，双方争论十分激烈。随着全国运动的深入，“造反有理”、“无法无天”煽动起来的打砸抢行为愈演愈烈。各地造反派和社会上的红卫兵勾结起来，拉山头，抢地盘，到处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机关开始处于瘫痪、半瘫痪的状态。我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对这种越来越升级的动乱手足无措。由于我出身贫苦，社会关系单纯，机关的两派组织都想拉我参加。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参加了，发现两派战斗队的派性都很强，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纯正，因此很快退出。后来和几个比较超脱的同志，组织了一个“斗私批修”战斗队，促进机关各派的大联合。工宣队、军管小组进驻后，对我们的作为给予了肯定。

上海造反派夺权后，广东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也联合起来纷纷夺权，全国更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很快中央文革又公开点名陶铸，到处的高音喇叭都狂喊“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中南局立刻成了运动的重点，我的家庭生活也愈益震荡。先是扫“四旧”，吓得我将一些古旧书籍、文物资料，连同我的高跟鞋都付之一炬，化成烟尘。接着是被抄家。一些人到我家翻箱倒柜，连一个信封，一些纸条都不放过，把房间弄得一片狼藉，吓得连家里的保姆都不愿意干了。一天下班我往家里走，突然看到红卫兵押送两辆大卡车，从中南局机关宿舍徐徐开出，车前站着一批戴高帽、挂黑牌的人。我急坏了，不知道有没有我爱人马恩成——这个陶铸的“黑秀才”？他可是陶铸的秘书呀！我跟紧去追看，但两腿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只看到一些人的背影。气喘吁吁地回了家，才知道老马没事。晚饭后，刚学会讲话的小女儿，要到外面去“散步步”。我拉着她在大院里面走，心里想这个世面这么乱，妈妈能把你们带大吗？女儿问妈妈怎么不说话？她怎么能理解我复杂的心情呢！

机关动员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放又不准带小孩，省计委机关要去粤北连县，中南局机关去连山县，我们全家要一分为三。我们外省人在广州举目无亲，这个家托付给谁呢？有的同志把孩子托给自己的妈妈、奶奶，还有其他的亲戚，我们就只能依靠保姆了。当时，三个孩子都还小，老大只有八岁，老二只有四岁，还有哮喘病，老三只有一岁多。三个孩子交给保姆照顾实在太不容易了。这时房管部门通知，要我们立刻搬家，迁到机关大院的门房。出门就是大马路，人来车往，对孩子们来说实在太危险了，愁得我寝食不安，不知道该怎么办，而去干校的日子却越来越近了。老马当时已把全部书籍连同书架等卖光，把随身衣被捆了两个大行李。根据领导动员，要准备一辈子扎根农村，这些书籍、家具都没有用处了。眼看一家人要四分五裂，就想临别前留一点纪念。想起在广州生活十几年没有吃过蛇肉，想去一次“蛇王满”饭店。全家到下九路转了一趟，结果没有找到，只好在冷风嗖嗖中到文化公园了一圈。

去干校那天，大家同坐在大客车上，全车鸦雀无声，有人偷偷抹眼泪。汽车正好驶过我家门口。面对此情此景，不禁泪流满面。机关认为我在文革的表现还算不错，没有挨批斗，也没有要我写检查。到了干校，分配我在“专案组”，我也莫名其妙，也许是让我在里面掺沙子、说公道话？但又没有分配一个专案对象。在干校的第一个夜晚，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起家事，又想起自己未来的前程，思绪迷茫，不得解脱。虽然一夜未眠，但神智仍然清醒，第二天就和大家一起下地劳动去了。

一天一个寒冷的早晨，连里集合后要大家突击搬砖。当时干校为了盖房子，自己垒了许多大块泥砖。力气大的男同志一次也只能背四块。我爱面子，背了三块，一下子扭伤了腰，躺在床上不能动，请求回广州治疗，连里不批准，理由是广州的“阶级斗争复杂”，不能回去。林彪事件出来后，不让我听传达，又要我立即回广州搞外调。我说眼看快到国庆节，机关里放假找不到人，提议过完国庆后再走。专案组的同志急得发脾气，要我马上走。我原来蒙在鼓里，后来才知道让我离开的真正原因是回避。

回到广州走进家门，满目凄凉。三个孩子没有亲人的照顾，经常只能吃白饭泡酱油。见到我一个个沉默无语，小女儿甚至躲在了保姆的身后，把我看作生人。我说我是妈妈呀!她仍然不理睬。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印上深深的阴影。老二的哮喘病已经十分严重，医院检查的结论，是“肺叶不张”。我领着老二走出医院，心情十分复杂，怎么办？谁来医护孩子呢？想着想着，泪水直流。几天后我又不得不硬着心肠赶回山区干校。

四年“五七干校”的生活，我的心情由悲凉而逐渐适应。我曾向连长提出要求在干校附近的山坡下分给我一间房子。我想只要能和三个孩子生活在一起，使他们长大成人也算尽了做母亲的责任。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步好转，干校生活的逐步改善，我感觉有些期望了。所谓期望就是似乎可以走回工作岗位，孩子也会得到照顾。这是在干校后期萌生的想法。

1972年末干校进入尾声，许多同志都陆续分配工作了，而我仍是遥遥无期，据说还要看我爱人老马的处境如何。到年底分配我去广东省物资局报到。领导上征求我意见，我说最好去基层，结果分配到省物资局下面的化建公司工作。这时老马还没有回广州，但是家里最困难的日子总算过去了。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北洋之龙王士珍　作者：叶小青

在中国近代史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一个黑暗、混乱的时期。那时，军阀割据，群魔乱舞，弄得中华大地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提起北洋军阀，人们首先想到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崛起就肇始于袁世凯的小站练兵。袁世凯实为曹操、董卓式的枭雄人物，富有政治头脑，在小站练兵时，他网罗了一批喽。后因缘时会，这些人大都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呼风唤雨的人物。当时，其麾下有三大将：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世称“北洋三杰”，后亦称“王龙”、“段虎”、“冯狗”。民国后，“段虎”、“冯狗”均先后贵为国家元首，而“王龙”比他们稍逊，仅官至国务总理。然而论及品第之高下，王士珍则不在二人之下，其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似龙见首不见尾，“龙”之称谓，绝非虚誉。

王士珍发迹之始

王士珍，字聘卿，号冠儒，1861年生于直隶(今河北)正定牛家庄一户破落的小地主家庭。王士珍小时体弱多病，9岁才开始入私塾读书，16岁习武，17岁考入驻守正定镇的淮军中。因他读过几年书，做事又沉稳，深得总兵喜欢，所以被派为队官，后又被推荐到聂士成的武卫新军中。188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成立培养新式军事人才的武备学堂，要求各级军队选派优秀军官入校学习，王士珍也被选中。三年后，王士珍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发到山海关，任随营炮队学堂教习。据说，王士珍在入聂士成的武卫新军前，士珍并非他的本名，虽然他被选派，但职位卑下，恰在此时，有个名叫王士珍的守备迄退，王士珍便以其名入武卫新军。从此，其旧名无人提及。王士珍发迹之后，知道此事的人曾向在家贫居的真正守备王士珍说：“子之化身已贵显矣，子可往求之，必得富贵。”其人笑而不答。

1895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祈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而怀有野心的日本政府也乘机出兵朝鲜，向中国挑衅。为应付朝鲜危机，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军开赴朝鲜牙山，王士珍率炮兵学堂学生随军前行。7月25日，日军突袭牙山，叶志超不敢抵抗，率军逃入平壤城，会同总兵左宝贵防守平壤。在平壤城，王士珍观察周边地形后，向叶志超建议：“宜于城外山上设奇布防，敌至方能应战，如凭城固守，久必大困。”但叶志超一心想逃跑，根本不听从王士珍的意见。9月12日，日军两万多人包围了平壤城，从四面进攻。王士珍带领炮兵在西城防御，并亲自发炮轰敌。在激战中，王士珍左手无名指被炸掉，额头也被弹片划伤。但此时，叶志超不顾一切，带领亲信仓皇出逃，引发清军的溃败。王士珍也带领炮兵连夜奔逃。由于清军毫无组织，加之地理不熟，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窜。幸亏王士珍携带一军事地图，才引导残军安全退回中国境内。当是时，人们皆佩服王士珍的才略，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后风云际会，王士珍果然发迹。

小站练兵投靠袁世凯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朝野上下极感耻辱，但也刺激了他们的自救之心。他们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打败他们，就在于日本明治以来，大力学习西法，训练了一支精良的军队。而清军主力湘、淮军训练废弛、战术窳蔽，已经毫无战斗力。他们感觉到，如果不训练出几支能征善战的新式军队，统治就难以为继。1894年11月，清政府成立“督办军务处”，开始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在“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的联名保举下，12月，清政府委派袁世凯督练这支新式陆军。

袁世凯深知，靠他一个人的力量练兵是远远不行的，既然是编练新式军队，就得有懂新式军事的人才。为此，他请他的老朋友荫昌为他举荐人才。荫昌曾担任过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于是，他便把他的得意弟子，当时正在聂士成军中的王士珍推荐到小站。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二人。王士珍刚到小站时，正值他的嗣母病故，面容消瘦，身体羸弱，而且口讷寡颜笑，实在其貌不扬。袁世凯并没有认为他有奇特之处，但当议及军事，王士珍则面面俱到，极有规划。袁世凯大喜，认为其才可堪重用，立即任命他为督操营务处会办，右翼第三营步队帮统，兼步队学堂监督。不久，又升任他为工程营管带，兼德文学堂监督。由于王士珍做事细密、周到，而且不张扬，深得袁世凯的信赖，有关军中的成绩考核，人事的升降黜陟，多与王士珍、徐世昌等人商议。而王士珍也感激袁世凯的知遇之恩，竭力帮助袁世凯训练新军。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逐渐成为新式军队将领中的佼佼者，据说一次德国教官在参观三人阅操，看到整齐划一的队伍，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北洋三杰”之名由此叫起，后来人们又根据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在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的辅佐下，新建陆军面貌焕然一新，成为清政府新军的模范，时常派人去参观检阅。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并特别欣赏王士珍，向袁世凯赞叹道：“此人负治国之才，不第长于军事也。”袁世凯听后，更加倚重王士珍，对王士珍提出的要求，无不应允。1897年冬还派他去日本阅操。

小站练兵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正如台湾学者苏同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所说：“小站练兵，奠定了袁世凯以北洋势力控制中国的始基。”袁世凯就是以小站旧人为班底，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釜底抽薪，取代了清王朝，统治中国达十几年。正是随着袁世凯在小站开始的一人得道，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也鸡犬升天。

帮袁镇压义和团

1899年10月，袁世凯升任山东巡抚，当时山东义和团运动正蓬勃兴起。为了镇压义和团民，袁世凯先派王士珍往山东视察。于是，王士珍便带领两名亲兵往来于山东各地，未经一月，把山东的沿海要塞、屯兵处所、团民与教民的冲突，一一勘察周详。返回后，袁世凯惊喜道：“胡速归如此！”即委派王士珍为小站留守司令官，指挥各军依次从小站开赴山东。到山东后，袁世凯又任命王士珍总务山东全省军务，负责山东的“剿匪安民”任务。

在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袁世凯虽然主张痛剿，但朝廷和地方士绅主张安抚，袁世凯为此犹豫不决。王士珍向袁献计，建议对团民先行劝解，先礼后兵，如不听从，则诛杀首犯，解散胁从。袁世凯点头称道，向团民“出示剀切晓喻，先后至十余次之多。”然后举起了屠刀，结果，在袁、王的督剿下，不出一个月，山东的义和团民死伤惨重，余部纷纷转向直隶和京津地区活动。

袁世凯对义和团民的血腥剿杀，引起了欲借义和团达到仇洋排外目的的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等人的不满。1900年6月，他们派遣一个义和团首领持令箭来到山东巡抚衙门拜见袁世凯，说是奉端王爷命令来山东设坛。袁世凯闻听大吃一惊，忙召集幕僚商议。群僚表示，如应允则山东又要大乱，如不应允，朝廷的命令很难违抗，正在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之时，王士珍起立，表示此事交给他办，然后快步走出去。不一会儿，王士珍手持令箭回来，众人皆惊。王士珍从容道，来人乃是一江湖大盗，盗用朝廷令箭来此诈骗，现在已经将此人斩首，可将令箭奉还朝廷。袁世凯听后，恍然大悟，连连称赞王士珍精明果断。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外国传教士、商人纷纷来山东青岛、威海卫避难，王士珍特派便衣队沿途保护，并为他们安排舟马、提供衣食钱粮，竭尽庇护之能事，外国人很是感激。八国联军侵入京师后，四处掠夺，特别是在义和团民频繁活动的地区，更是烧杀蹂躏。但来到山东、直隶交界处，看到山东一侧的墙上写有“此山东境”，便停止了前行。原来这是王士珍派人写的，表示山东乃袁世凯管辖之地，是保护过外国人的。由此可见袁世凯、王士珍的行动得到外国人的认可。在义和团时期，王士珍为袁世凯的进一步飞黄腾达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自己也水涨船高，仕途平步青云。

官运亨通于清末

1901年袁世凯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当上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为了巩固自己的根基，袁世凯益加重视军队的编练，他任命王士珍为北洋常备军左镇翼长，兼理全军操防营务处，专司训练。而王士珍训练军队也很有一套，对士兵不打不骂，以恩德感人，如果军官犯了错误，他也从不当着士兵的面责问军官，以保持士兵对军官的尊重。他还极力培养士兵的绝对服从效忠意识，让他们相信袁世凯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只有听命于他，才能升官发财。

袁世凯对王士珍的忠心非常的欣慰，在其手下的众多诸将中，能始终受到尊敬信任的也就王士珍一个人。凡重要军事问题，袁必咨询士珍而后行，说：“聘卿核否？”他上的奏折中，凡是和军务有关的，必须王士珍修改后他才放心。当人问及，袁世凯称“聘卿乃北洋第一军事人才也。”

1904年11月，清政府决定以北洋新军为模范，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军队。为此，清政府成立练兵处，以庆亲王奕为总办，袁世凯会办，王士珍为军政司正使负责规划。奕作为袁世凯的傀儡，对军事一窍不通，只知道贪污捞钱，所有的训练计划、厘订饷章、军屯要厄，都是王士珍与段祺瑞、冯国璋商量主持，奕只是点头同意而已。由于王士珍为袁世凯立了汗马功劳，他为此向慈禧保荐说：“王士珍随臣当差多年，军务知之最悉，对朝廷切实可靠。”于是，王士珍很快便兼任了第六镇统制官，授正黄旗蒙古副都统，赏头品顶带。

1906年秋，清政府为了检阅新军的编练效果，展示其新的军事力量，决定在河南彰德举行军事演习，即会操。王士珍以军令司正使负责会操。彰德会操引起外国列强的极大关注，英、美、俄、日、法、奥、德、荷、比等国家纷纷派人来观阅。袁世凯自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吩咐王士珍一定积极准备，确保万无一失。阅兵开始后，当中外参观者看到队伍整肃，军容壮盛，无不啧啧称赞，皆曰：“法令之严明，战术之娴习，中国前此未有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得知彰德会操成功，极为高兴，亲自召见王士珍，予以奖赏。

1907年王士珍升任江北提督，加陆军部侍郎衔。按清制，武职至提督，皆一品，已为极崇，但不能节制地方。而王士珍所任的江北提督，因为是由江淮巡抚改设而来，其前身为漕运总督，所以有统辖地方之权，并且还兼理漕运事务，可见清政府对王士珍的重用。但1908年慈禧、光绪死后，摄政王载沣罢黜了袁世凯。作为袁世凯心腹的王士珍也忐忑不安，称病请求辞职，载沣不许。但王士珍再三请求，于1910年隐退正定。

游弋于民初政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载沣无法控制局势，只好请袁世凯重新出山。而袁世凯趁机攫取内阁总理大臣的职位，掌握了大权。袁世凯刚一组阁，便驰命王士珍入京担任陆军部大臣。1912年初，袁世凯逼宫成功，宣统退位，袁世凯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王士珍并不欢心。虽然袁世凯是他的主人，但他对于清王朝也忠心一片，再者他生性平和，淡薄于名利，当他看到民国成立后，政局扰扰，非他所愿，于是便再次辞官退居正定。袁世凯坐稳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多次函电王士珍，要他出山担任要职，但都被王士珍委婉谢绝。

袁世凯在当了民国总统后，“北洋三杰”中的段祺瑞、冯国璋的势力逐渐坐大，跟袁世凯离心离德，而段、冯二人也明争暗斗，袁世凯为此昼寝难安，便想借助王士珍这位“龙”头大哥压制二人。1914年春，袁世凯派儿子袁克定专车去正定请王士珍，临行前，他嘱咐袁克定说：“聘卿不来，弗许归。”袁克定到后，王士珍表示已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回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回事，如果你不去，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了。”王士珍抹不开面子，只好随同袁克定来到北京。袁世凯见到王士珍，非常高兴，说：“聘卿来，我心安矣。”即授王士珍陆军上将，并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模范团筹办处处长。

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其目标显然是对准陆军部长段祺瑞，段祺瑞十分不满，便向袁世凯辞职，而袁世凯也正有此意，想用蔡锷取而代之，为此，向王士珍咨询。王士珍不愿得罪段祺瑞，也不愿军权落入北洋之外的人手中，便沉吟片刻说：“锷乃南人，且对总统颇异之，如用之，北洋诸人心将寒。”袁世凯听后默不着（做）声，不再提起此事。1915年5月，段祺瑞称病请假以示对袁世凯的不满，王士珍只好暂行代理陆军总长一职。

当是时，袁世凯原形毕露，想尽快龙袍加身，做中华帝国的皇帝。杨度、梁士诒、陈宦等纷纷奔走劝进，封爵进位后又无不弹冠相庆。但王士珍比较清醒，超然与外，不为帝制所动。当袁世凯帝制失败，一命呜呼后，世人对王士珍不同流合污的品性极为称赞，同时因他是北洋的元老，为各派所接受，所以继续在北洋政府中担任高职，任陆军总参谋长兼京畿警备总司令。

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发生“府院之争”，张勋以调停之名率“辫子军”入京，企图复辟帝制。7月1日，张勋把12岁的清废帝溥仪抬出来，宣布清帝复辟。王士珍本来想躲开此事，不料被张勋派人强行请到府中，被迫在复辟电文上署名。溥仪复辟后，封王士珍为内阁议政大臣，兼参谋部大臣。然而，复辟帝制乃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段祺瑞也在7月4日马厂誓师，发布檄文，讨伐张勋。在讨逆檄文中，段祺瑞把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了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表示除张勋外，其他人既往不咎，宣称“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当段祺瑞的军队与张勋的辫子军激战时，王士珍督率模范团助段作战，张勋很快失败，段、冯重新掌握了北京政局，冯国璋任代理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王士珍则任陆军总长，一时，北洋人心大振，“北洋三杰”也成为世人倾慕的对象。

然而，段、冯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到11月中旬，段、冯已经闹的水火不容，对于“虎”、“狗”两家的内讧，王士珍无可奈何，对人连连叹息；“兄弟阋于墙，自毁家门。”11月20日，冯国璋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务，请王士珍组阁。但王士珍已经厌倦了政治生活，拒绝了冯国璋的请求。于是，冯国璋让人去王士珍门前请愿，并高呼：“请聘老出山组阁，以巩固北洋团体。”王士珍不得已，出任内阁总理，但宣称：“本总理今天一个人来，将来一个人去，决不更动内阁的一个人。”但王士珍看到段、冯两派磨刀霍霍，杀伐之声叫嚣不停，自己依违期间，很难做人，仅仅三个月后，王士珍便称病告归，离开了政坛的是是非非。

立遗嘱祈盼和平

王士珍晚年，笃信黄老之术，并结识道学大家段正元，为其修养所折服，便在北京成立道德学社，亲自为社长，聘段正元为社师，宣讲道术和修身养性之道。王士珍归隐后虽然想超然于政事之外，但由于他是北洋的耆老，一些北洋旧人有事还是找他商议，而他也乐意调和其间。直皖、直奉战争时他就多次出面调停，但于事无补。1926年冯玉祥遭到直、奉攻击撤离北京后，政权中绝，商会、银行公会出面组织临时治安会和救济联合会，王士珍以在野之身被推为会长，协助维持北京的秩序。1928年蒋介石北伐，张作霖败退北京后，王士珍又被公推为京师临时治安维持会会长。

1930年7月，王士珍患肝癌，卒于北京，年70岁。临终时，他写了一份遗嘱，表达了他的心愿，其大意是：

予自小站练兵，迄今数十年，只知有国有民，不知有身有家，予年已七十，孑然一身，自觉问心尚无愧怍。惟念国家前途，土匪遍地，灾迭见，而兵戈尚无宁止之日，心实不安。深盼邦人君子，一致祈祷和平，俾统一之局，早日实现，予虽在九泉，亦所心安。

王士珍虽自感无愧，然而他一生跟随袁世凯，是北洋军阀中的重要人物。虽然他不同于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人以兵祸危害中国，但他绝推脱不了其中极不光彩的角色。在临终时他期盼和平的愿望大抵是真实的，但在新旧军阀的杀伐中，其愿难偿。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渔光曲》曲作者任光夫妇之死　作者：季　音

一、任光的路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任光是与聂耳、冼星海齐名的著名作曲家。他的一曲“渔光曲”，曾经唱遍祖国大地。他的抗日歌曲，曾经激励了广大的爱国者。今年1月，是皖南事变65周年，我不禁又想起了在那场震惊中外的不幸事件里，被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枪杀的人民音乐家任光夫妇。

任光是浙江嵊县一个贫苦石匠的儿子。当年嵊县是个贫困的山区，但贫困的土地上往往绽放出奇丽的艺术之花。嵊县诞生了戏曲舞台上的奇葩越剧。嵊县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动听的民歌和各种民间的器乐曲调，以及“绍兴大班”、“新昌高腔”等等众多的地方戏曲。这是一块培育音乐家的肥沃土地。任光随着父亲来到采石场上，工人们激昂高亢的号子声，给了他最早的音乐熏陶。任光是个越剧迷，越剧唱腔里那种委婉细腻的抒情风格，在他以后的作品里留下了明显的印记。

任光17岁就离开家乡到了上海，贫困的家庭无力资助他，他只能半工半读，进了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震旦大学，一面读书，同时跟一位师傅学习修理钢琴。两年后他到了法国，边修理钢琴，边进一个学校学习作曲。从此他开始了终其一生的作曲生涯。1928年，他从越南回到祖国，在上海结识了“南国社”田汉等人，从此就跨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行列。他与聂耳等人举起了大众音乐的旗帜，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在他们的带动下，上海的学校、工厂里到处响起了健康、高昂的大众歌声。

1933年，任光与聂耳同时进入了上海电影界，从此他俩就成了一对亲密的战友，共同开创了电影音乐的新局面。就在这年，他俩同为进步电影《母性之光》配乐作曲。任光创作了电影的主题歌《南洋歌》，聂耳创作了电影的插曲《开矿歌》。不久，他们又继续密切合作，完成了有时代意义的进步电影《大路》的配乐作曲。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任光创作了曾传唱一时的插曲《新凤阳歌》。

任光的成名之作是电影《渔光曲》的主题歌。1934年6月14日，电影《渔光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立即风靡上海滩，主题歌《渔光曲》以哀怨的旋律，优美的抒情，征服了广大观众，电影连续放映了84天座无虚席，开创了当年上海电影放映场次的最高纪录。“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的歌声响遍上海大街小巷。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任光创作的主题歌《渔光曲》和《渔村之歌》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侵入了白山黑水间，全国掀起了抗日怒潮，上海左翼音乐界奋起响应。任光以“前发”的笔名创作了有广泛影响的救亡歌曲《打回老家去》，这首歌同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救国军歌》、吕骥的《中华民族不会亡》、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组成了抗日救亡的大合唱，一时间歌声响彻全国各地。

没有想到，《打回老家去》一歌给任光带来了麻烦。因为歌中响亮地喊出了“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还痛斥日本侵略者“他强占我们土地”，“他杀死我们同胞”，号召“全国同胞快起来，我们不作亡国奴隶”等等，它唱出了千千万万同胞心头的吼声。“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歌声使日本领事馆既恐慌又震怒，蛮横地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和租界当局也惊恐万状，日本侦探四处打听“前发”是何许人，最后查到“前发”就是任光，于是他们派出特务，决计要杀害任光。

就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任光，被迫再次流亡海外。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又回到祖国。1940年任光到了重庆。正好当时新四军军长叶挺因公来到重庆，在一次集会上，任光见到了叶军长，叶挺伸出大手紧紧抓住任光不放：“我们那里音乐工作者十分缺乏，我们热烈欢迎你去！”叶军长诚挚的邀请，加上皖南新四军也是任光久已仰慕的抗日劲旅，于是就搭了叶挺的车子，经过长途奔波，来到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

任光来到新四军后，既兴奋，又激动，他看到这里到处生气勃勃，充满革命朝气，与乌烟瘴气的重庆判若两个世界。从军长到一般战士对他的热忱欢迎，更使他深为感动。他几乎没有休息，就深入部队，体验生活，没有多久，他就写出了反映连队生活的《擦枪歌》等几首歌曲，深受指战员喜爱。

正当任光全身心投入创作的时候，一个良好的合作者和伴侣走进了他的生活。她，就是新四军的女战士徐韧。

二一对革命伴侣

徐韧是广东东莞人，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抗战前她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学的是医科。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学校流亡到昆明，进入了西南联大，仍然是学医。可是她业余爱音乐与文学，平时课余爱读各种进步书刊，这使她思想活跃，视野广阔。昆明是当年爱国学生运动的摇篮，她是学生运动里的一个活跃分子。

年轻的徐韧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不能忍受大后方沉闷的生活，一直向往去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她多次找到八路军驻昆明办事处，要求介绍她去延安或皖南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拗不过她，就告诉她说，从昆明去延安很困难，到皖南去可先到贵阳，在那里可能搭上去皖南的便车。于是，办事处负责人便给她写了一封去新四军的介绍信。战乱年头，交通不便，从昆明到贵阳很不容易。可是徐韧不顾一切困难，来到了贵阳。

这是1940年7月初。山城贵阳，闷热而潮湿。她在那里住了几天，终于打听到了一辆即将去皖南的卡车，便匆匆赶去，把介绍信递给了车上领队的一个中年人，后来知道他就是新四军上校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袁主任把她介绍给车上唯一的一个年岁稍大的妇女同志邬凌秋，要她沿途照顾徐韧。

在抗日战争年代，搭柴油车长途奔波可是件苦事，道路坑坑洼洼，车速慢得像头老牛，外加途中还不时要躲日本飞机的空袭。起早贪黑，每天也就走百十里路。奔波了一周，车子终于到达云岭。在办完了一切入伍手续后，徐韧脱下蓝布旗袍，穿上新领来的军装，袖子边上郑重地缝上了印有“N4A”字样的臂章，成为新四军的一个新战士。

事有凑巧，徐韧被分配到军政治部文化组工作，任光也在这个单位，工作上的经常接触，使两个人很快熟识起来。而音乐，使他俩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徐韧对任光是仰慕已久的，她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是电影《渔光曲》的热情观众，任光的名字早就印在她心头。此刻这个为她所仰慕的英俊男子突然来到了面前，怎能不深深地吸引了她。而任光呢，过去结过婚，原夫人就是《渔光曲》歌词作者安娥，后来两人因感情不合，离婚了。此刻一个既漂亮又热爱音乐的女同志，突然来到身边，就仿佛磁石一样吸引了他。

三、一颗罪恶的子弹

任光和徐韧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热恋，终于结合了。军部还为他俩举行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结婚仪式。

这对新婚夫妇没有想到，正当他们沉浸在蜜月欢乐里的时候，一片不祥的阴云正在向他们飞来。仅仅度过了三个月的新婚生活，寒冷的冬天和内战的滚滚硝烟，一起出现在云岭上空。原来重庆国民党最高当局命令，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撤到长江以北，背地里却调动大军向皖南进发，密谋在途中围歼这支江南人民的子弟兵。

军部决定把机关老弱妇幼和病号先往苏北撤退。组织上为了任光和徐韧的安全，希望他俩跟着这批同志走。夫妇俩都拒绝了。理由很简单，他们身体都健康，理应在战斗中经受考验和锻炼。

几天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了任光一个任务，要他为《别了，三年的皖南》这首歌词谱个曲，词是袁国平写的，几位军首长都看过，并作了修改。袁国平对任光说：“1938年新四军成立来到皖南，已经整整三年了，大家对皖南是很有感情的，这次北上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得给同志们打打气，振作精神，到江北敌后去开辟新的根据地。”

任光立即全力投入了创作，徐韧理所当然是他最好的助手。他们结婚后，任光已经创作了几首新歌，都是与徐韧合作完成的。每当任光孕育着一首新歌曲的时候，徐韧便随时将他哼唱的旋律记录下来，然后不断修改，补充，直至完成。这次还是这样，夫妇俩倾注了全部心血。有一天，叶挺军长也随着小提琴声走来了，站在旁边听他们夫妇俩边唱边改谱，还提了好几条意见。

不久，《别了，三年的皖南》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既保留了任光的抒情风格，又充满了高昂的革命激情，唱出了新四军指战员对皖南人民的依依惜别之情：

前进号响，大家准备好，

子弹上膛，刺刀出鞘，

三年的皖南，别了！

目标扬子江头，黄河故道……

在沉重的歌声里，迎来了1941年新年。这年的寒冬来得特别早，朔风在皖南丛山中呼啸，不时还飘起满天雪花。军部和附近的村子里，看不到往年过新年时的欢乐景象，人们都在匆忙地整理行装，补好鞋子和绑腿，缝制干粮袋，在炭火盆烧掉无法带走的文件……人们一边干，一边高声唱着“别了，三年的皖南”，唱了一遍又一遍。

1941年1月4日是永远难忘的一天，新四军九千子弟兵就在这天晚上离别了云岭。任光、徐韧夫妇是随着军部直属队走的，他们是第一次夜行军，但见周围漆黑一片，狭窄的山路七高八低，冬夜里寒风夹着雨丝，打得脸上生疼。他俩走得相当狼狈，一路上跌了不少跤，但始终紧跟着队伍。任光把一切能丢的东西全丢了，只有那个相依为命的小提琴仍然背在身上，这是他的“枪”。夫妻俩原以为只要咬紧牙关，渡过这严寒的漫漫长夜，几天之后到达新目的地，一切困难就会过去。哪里知道，在前面等待他们的，竟是一个可怕的阴谋与陷阱。

新四军在行进的第三天，就遭到埋伏在山岭上的国民党军队的围击，一时间炮声隆隆，机枪吼叫，峡谷湮没在一片滚滚硝烟里。1月13日，任光和一大群军部直属队的非战斗人员，退到一个叫石井坑的小山村，居高临下的国民党军依然疯狂地向人群射击，子弹如急雨般飞向村子。疲困不堪的任光坐在村头的一个土丘上，正在迷迷糊糊地打盹，猛觉身上一震，他“啊”了一声，人软绵绵地倒下了，背着的小提琴掉到了地上。坐在旁边的徐韧见状急忙扑过来，只见丈夫的军衣胸口已被鲜血浸湿。她完全慌乱了，只知道用手死命按住伤口，一股劲地喊：“任光，任光！”

正在附近指挥作战的叶挺军长闻迅赶来时，任光已经昏迷过去，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直往下流。“伤势很重，得赶快抢救！”军长对旁边副官处的人说了一句。但此刻哪里去找医生？哪里有药品？有人撕了几条布给任光包扎，根本无济于事。一会儿，任光眉梢一动，微微睁开眼，他看到了叶军长，脸上露出了感激之情，低声说了句：“谢谢军长……”

这是任光留在人间的最后一句话。人民音乐家永远合上了眼睛。

徐韧完全被突如其来的悲痛压倒了，她抱住叶军长的腿，恸哭不止。叶挺难过地抚摸着她的头，安慰她：“徐韧同志，你要坚强起来，要经得起考验。”周围枪炮声响成一片，部队在进行最后的突围。叶挺军长赶回指挥所去了。徐韧扑在丈夫身上不住地嚎哭。

最后，徐韧不幸负伤被俘。

四女囚队里的抗争

徐韧被俘后，被关押到了囚禁新四军被俘人员的江西上饶集中营的女囚队。

女囚队关押着30多个姐妹。她来到女囚队的开初一段时间，神情郁悒，有时呆呆的发怔，有时低声哭泣，生活的巨浪，把这个离开大学不久，才参军半年多的单纯姑娘打得完全晕头转向了。队里的姐妹们看到这个情景，都来安慰她，劝导她。秘密党支部指定一位大姐专门陪伴她，帮她料理生活，晚上同她一起睡。

几个月过去了，徐韧逐渐恢复了正常，她跟着姐妹们一起干苦役，出操，一起偷偷商量对付特务队长的计策。

一天傍晚，女囚队集会，徐韧看到特务队长也在边上，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捉弄一下这个坏家伙！就走出队列，昂着头，用英文唱了《新四军军歌》和《八路军军歌》，姐妹们热烈为她鼓掌。边上几个小特务啥也不懂，也假充内行，跟着鼓掌。见此情形，姐妹们不禁笑得前仰后合。特务队长看到今天这个集会竟开得这么成功，十分得意。

散会后，一个叛徒溜进队部报告：“队长，你上当了，那徐韧唱的是共产党的歌！”

“啊！”队长傻了眼，肥胖的脸涨得通红，这臭娘儿们耍弄我！

女囚队的特务队长名叫曾恭生，是集中营以心狠手毒著称的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此人粗矮肥胖，腆着一个大肚子和大臀部，上下是一个光溜溜的小脑袋和一双小短腿，姑娘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花生米”。“花生米”已不止一次受到徐韧的戏弄，有一次简直要把他毁了。那是一天下午，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情报专员、集中营顶头长官卢旭即将带领一批长官部官员前来视察，集中营里四处打扫粉刷，徐韧奉命在室内刷墙壁。忽然，“花生米”蹑手蹑脚地溜了进来，淫笑着将一只脏手搭到了徐韧肩上。

“滚开！放规矩点！”徐韧猛地推开脏手，怒冲冲地面对着特务队长。

“花生米”一惊，手足无措，下不来台，只是嘴里嘟囔着：“开个玩笑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个共产党婆娘……”

徐韧一听对方口出脏言，怒不可遏，随手端起身边的一只小板凳，使劲砸了过去。“花生米”大惊失色，慌忙把脑袋一低，小板凳从头上飞了过去，他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几乎栽倒在地。

当天晚上，几个宪兵冲进屋子，把徐韧抓走，关进了队部的土牢里。

女囚队秘密党支部经过紧急研究，决定要营救徐韧。她们想出了一个对付“花生米”的妙计：破坏囚房。集中营里已宣布，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官员一两天内即将前来集中营视察，各囚犯队的特务队长暗地里展开了一场角逐，都想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历来好胜的“花生米”一心想争个头功。姐妹们看准了这一点，一齐动手，砸墙的砸墙，撕标语的撕标语，才粉刷好的白粉墙上顿时砸出了许多窟窿，踩了黑脚印，新贴的标语全成了碎片，狼藉满地……姑娘们一片地喊：“徐韧有什么错！不释放徐韧，我们不罢休！”

“花生米”一听慌了手脚，把她们统统抓起来吧，这乱摊子如何收拾？长官部来人视察岂不要砸锅？况且，有几个队长早就和他明争暗斗，趁机落井下石，岂不更糟……算来算去，没办法可想。万般无奈，“花生米”暴跳如雷地大骂了一通娘，从小土牢里放出了徐韧。

面容憔悴的徐韧回到了姐妹们中间，大家又哭又笑地抱成一团，为获得斗争的胜利而高兴。

可怜的姑娘们没有料到，特务队长是绝不会认输的，几个月后，“花生米”对她们下了毒手。

1942年6月19日，集中营当局在闽北赤石镇郊外，对所谓的“顽固分子”进行了一次大屠杀，在被枪杀的76人中，有7个女同志，徐韧就是其中的一个。

18个月前，徐韧痛哭着在石井坑与丈夫任光永别。如今，在一阵罪恶的枪声里，她也倒在赤石镇的荒郊。

一对幸福的夫妇，就这样死在国民党顽固派的枪口下了。

作者附记：2006年1月，是皖南事变65周年。人民音乐家任光夫妇，是在皖南事变和上饶集中营里先后殉难的。我是当年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幸存者，曾经和任光夫人徐韧同囚于集中营。为纪念这对不幸的夫妇，我撰写了这篇拙文。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4期 永嘉改革：被歪曲了的改革者李桂茂　作者：陈大斌

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曾发生几起震动全国的大事件，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就是1956年发生在温州地区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与当时全国不少地方出现的农民自发的行动不同，永嘉不仅实行的面大（实行包产到户的占全县总农户的42%，影响所及，温州地区也有15万农家实行包产到户），而且是由中共永嘉县委正式作出决定，有组织有领导进行的，这在全国实属首创。杜润生说，这次试验是中国农业“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但这场雄心勃勃的试验，刚刚取得初步成果之时，风云突变，试验被诬为严重的“复辟资本主义”事件，中途夭折，有关人员受到残酷打击。时任中共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的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领导者、决策者、组织者，自然难逃“罪责”。但念及他战争年代的革命资历及功绩，由浙江省委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才决定网开一面，改变开除其党籍的原议。处分却是很严厉的：从地委委员、县委书记一下子贬为瑞安县塘下公社管委会副主任。可以说，这场试验改变了李桂茂后半生的命运。

但更让人不平的是，在这场试验“平反”之后的近二十年间，李桂茂付出了惨重代价作出的历史性贡献，仍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温州地委及浙江省委为这场试验平反。永嘉1956年包产到户试验的历史功绩，引起全国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争相报道，文艺界也跟了上来，有报告文学等多种形式的作品面世。这场试验被称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些多年来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罪人，成了誉满全国的风云人物。

但在一片热烈的颂扬声中，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李桂茂，却很少被提及。不仅他的贡献“隐而不彰”，反而被泼了一头污水。

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在永嘉、温州当地，在这场试验的亲历者和知情者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不少人愤愤不平。2001年秋天，我到温州、永嘉对这段历史进行调研时，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访问了若干位健在的当事人和知情者，也听到了许多反映，深感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这段重要的历史，显然被人为地扭曲了。

现在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上文说过，永嘉1956年的这场试验是中共永嘉县委组织领导的，县委书记李桂茂是这场试验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决策者。他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人物，或曰代表人物。

但在“平反”以来近二十年间的媒体宣传报道和多种出版物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说，领导、组织这一试验的是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这种说法经多种媒体反复炒作，影响极广。《李云河论文集》（2000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的《作者小传》中说，“国内外100多家报刊及电视台称其为‘中国包产到户的首创者’、‘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

而李桂茂呢？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在这场试验中做了些什么。相反，还有许多无端的指责、批评。如一本写包产到户历史的书，在有关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这一事件的有关章节中，竟然把李桂茂写成“与包产到户没有直接联系且很快转变了态度的领导人员”。还有一本写农村改革历史的书，在有关章节中，不但一句不写李桂茂的作用和贡献，反而硬说李桂茂在试验过程中，“中途勒马，反戈一击”，并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李桂茂其人则更值得心理学者加以研究。”

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无疑都会给年老多病的李桂茂造成很大的压力和伤害。老人身在偏僻小城，受诬后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在温州市、永嘉县，许多同志对我说了这样的看法：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是在中共永嘉县委领导下的有领导、有组织的自觉行动。这就决定了这场试验决不可能是一个副职领导干部（李云河同志1956年6月下旬才开始担任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当年5月燎原社试验开始时，他还只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连个副职都还不是），可以独力组织得起来，更不要说终于取得成功，并扩大试点（推广）了！而李桂茂当时担任温州地委委员、永嘉县委书记，是永嘉县身在其位，有职有权的第一把手，最具领导权威。按照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组织原则，如果他不参与，能够在全县进行一场有领导、有组织的包产到户试验吗？能够在全县42%的农户中实行吗？这是常识之内的问题。

亲身经历了这一事件的原中共永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接下来任中共温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陈启中，2002年9月4日写的一份材料，把永嘉县委领导这一决策过程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他写道：县委在燎原社搞包产到户试验这样的大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决定的事情。事实上是由县委书记李桂茂主持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进行研究，作出的正式决定。当时中共永嘉县委常委共9人，除李桂茂外，其余8人，同意试验的有李云河、赵文远、韩洪昌、武修仁4人，反对的也有4人。四票对四票，形成僵局。最后是李桂茂作出决断，拍板决定进行试验。可以说，他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当时，如果李桂茂反对，或者犹豫不定，永嘉就没有试验包产到户这一课题，后来的一切也都无从发生。

被县委派往燎原农业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的工作组组长戴洁天说，县委决定进行试验后，派我担任工作组组长。临行前李桂茂对我说：“大胆试验好了，不要怕。错了，哪怕试成了供给制（意为试验失败，合作社大减产，社员吃国家供应粮），由县委负责。”

在中共温州地委的文档里，存有1962年3月16日，温州地委对李桂茂甄别复查时，李云河写的一份材料。他写道：永嘉县的包产到户发展为路线错误……李桂茂同志作为当时的书记和支持者也有一定责任，他也是具体参与包产到户的全部过程，试验关键阶段戴洁天两次向县委汇报，李桂茂都参加了。有一次李桂茂去燎原社调查三天，回来时说：“你了解得很差，我这次深入去问了一下，这个办法的确好”，并向地委口头汇报过。李桂茂提过要试验一至三个社包产到户。

说李桂茂与这场试验“没有直接关系”，把他排除这一历史事件之外，是毫无根据的。

肯定李桂茂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李云河的贡献。这一试验，涉及面较广，工作量很大，不是哪一个人可以独立完成的。在永嘉、温州，了解历史情况的人公认，1956年包产到户试验是中共永嘉县委作出决定并亲自领导进行的，其代表人物，或曰关键人物有三位：这就是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和燎原社试点工作组组长戴洁天。如果只说一位，那只能是李桂茂，不应当是别人。

让我们来听听永嘉亲历其事的当事人是怎么说的吧！

2001年秋天我到永嘉时，当年参与这一事件的中共永嘉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已去世，但他留下了一篇回忆文章，《我对永嘉包产到户的回忆》。文中说，“回顾包产到户责任制探索试验和总结、推广，我觉得必须提一下三位同志的功绩。首先，应当肯定县委书记李桂茂和副书记李云河是县委之所以能够决定实行责任制到户的关键人物。”韩洪昌特别指出，“李桂茂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老区的一位区委书记，有魄力，还有深入农村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好作风。作为县委书记的他，对试点工作的安排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此外，韩洪昌还指出，另一位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县委派出的试点工作组组长戴洁天。他说，“他是（试验的）具体操作者，直接从群众中总结包产到户第一手材料的‘首创’者。”

原永嘉县党史办主任、副研究员周天孝，多年来悉心调查、研究1956年包产到户试验的历史。他说，二李一戴这三个人是试验成功的关键人物。可以说，办成这件事，这三个人缺一不可。李桂茂是县委主要负责人，以县委的名义进行包产到户试验，这样大的事没有他拍板绝对不行。决定在燎原试点，后来的扩大试点（实为推广），都是由他作出决定才付诸实施的。没有他的主张和坚决支持，试验根本不可能开展起来。

县委副书记李云河是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的坚决支持者，有力的宣传鼓吹者，特别是试验受到批评，上级明令全面“纠正”时，他仍然坚持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而戴洁天虽然当时职位不高，但他是县委派到燎原社试点工作组组长，是这场试验的具体设计、操作者。他是当时县里干部中少有的大学生，有较高的文化、理论水平，又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没有他夜以继日地辛劳，不息地探索追求，没有他的思考和总结，这场试验便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更不可能达到这样高的思想、理论水平。永嘉县委在这一时期有关生产责任制方面的文件、材料，文章中的许多思想观点、所举事例、数据，不少都出自他在燎原社的实践和总结，他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事实证明，完成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事件主体工作即在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试验的，在燎原社住了近十个月，完成试验全过程的工作，并写出《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等重要文章的，是戴洁天。所以，李桂茂在1998年11月接受《温州人》杂志采访时说，“说一千道一万，（永嘉县1956年）包产到户是戴洁天创造的！”

李云河、戴洁天也都为这场试验付出惨重代价。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戴洁天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三年，送回原籍农村“监督管制劳动”。

在宣传中为了贬损李桂茂，一些报道突出炒作李桂茂当时的“检讨”。某些文章、书籍便据此说李桂茂“中途勒马、反戈一击”。他的功绩全被抹煞，成了罪人。

戴洁天对这些说法极为气愤，他说，“李桂茂是一位关心下属的忠厚长者，又是一位有原则、有魄力、有能力、人格高尚的好领导。一说到这位令人尊敬的老书记，就是什么‘检讨’，似乎试验是别人干的，他干的就是纠正、检讨，在试点没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贡献。这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上，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是李桂茂一手支持出台的。当时县委班子思想并不一致，有人反对，有人不理解，更多的是看一把手态度。”“没有他这位强有力的核心人物支持，试验无从开始，即使自发尝试，一到地委机关报点名批评，也早胎死腹中，更何况总结经验和越级申辩。”

戴洁天说，李桂茂绝对不是一个听了上级批评就检讨，不敢坚持原则，见风转舵的人。在试验整个过程中，温州地委的某些领导几次批评永嘉包产到户，社会上一直有那么多风言风语，批评、责难之声不绝，李桂茂都顶住了。有一次地委又批评下来，他为了作出回答，说服地委，又一次亲自来到燎原社，一住四天，拿出第一手材料说服地委，使试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浙南大众报》发了批判文章后，在地委会议上，他当面与该报编辑论理，并向地委领导提出申诉。

他用自己的地位、行动和影响抵挡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责，这也是试验得以坚持下去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李桂茂的这些行动，当事人都记得清清楚楚。在永嘉县档案材料里，也可以找到佐证。他主持会议决定试点，后来决定实行“多点试验”，都有案可查。

说起李桂茂1957年3月7日后的“检讨”，戴洁天说，他为地委委员、县委一把手，永嘉出了这么大的事，中央、省委都发了指示，派员来温州纠正，温州地委也正式作出决定，下令纠正，他不执行行吗？他不检讨，承担责任，能把责任推给别人吗？他站出来承担责任，敢做敢当，令人敬佩。怎么反成了他的罪状了？

就在3月7日的这次县委常委会议上，李桂茂一方面宣布从3月8日起“一律纠正”，同时又要求燎原社在近期内搞清两个问题，向县委写出报告：一、包产到户究竟是经营问题还是管理问题（显然他不承认是方向错误）；二是实行这个办法究竟对谁有利（回击包产到户对富农有利的指责）？由此可见，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屈服。

关于“检讨”，李桂茂在回忆中还透露出这样一个事实：“（1957年）8月上旬，在地委会议上，有人拿来了《浙南大众报》社写的《坚决把包产到户全部纠正过来》的文章，要我签名，然后把它当作我们的检讨文章在报纸上亮相，这也许是当时领导对我们的‘关怀’。”这就是被许多人看得很重的所谓“检讨”文章的出笼经过。但是，从这件事并不难看出：从3月初开始“纠正”，直到8月，近半年的时间，李桂茂硬是没有“检讨”，如果李桂茂能够认错主动进行检讨，还需要地委“关怀”，找人为他捉刀代笔吗？

李桂茂被批判、处分之后，先贬到瑞安塘下公社，1959年又调离温州，多年来一直在台州地区的山间小城临海工作。当地很少人知道他那一段经历，事件平反后，也少有媒体记者去访问他。他置身于当时的宣传热潮之外，成了“桃花源中”人，别人不知道他，他也没有说话机会。别人说错了的，甚至攻击、贬损、责难他的话，他也没有机会申辩（有些责难之言，他可能很晚之后才听到），以至许多重要历史情况，至今只有一些人的一面之词，真相不为世人所知。

例如，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有一篇重要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这篇文章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当时有些人对燎原社试验的种种责难，而且为农业合作理论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这篇文章1956年发表时署名李云河。之后若干年里各种有关“包产到户”的资料汇编都收录了这篇“反面教材”，均署名为李云河。平反后，此文受到很高评价。其实，此文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作品。

直到2000年1月27日，李桂茂在病中口述了致永嘉县党史办主任刘衍志的信，才讲到此文产生经过。李桂茂在这封信里这样说：“李云河（署名）发表的那篇文章，是戴洁天提供材料，由戴洁天、李云河、李桂茂三人一起写的。本来署名第一个名字是李桂茂，第二个名字是李云河，因为我是地委委员，要发表重要文章必须地委表态。当时，因地委书记上莫干山学习，没有人敢表态，以后划去了我的名字。”

其实，此文原来是中共永嘉县委向地委、省委、中央上送的一份申辩材料。因当时县委领导对包产到户试验意见不一，只好以他们三人的名义来写。李桂茂因上述原故未能署名，戴洁天当时连党员都不是，当然更不可能署名。

过去，多年来人们一直把这篇文章看成某个人的作品，完全抹煞了李桂茂、戴洁天等人的作用。

永嘉1956年包产到户试验这一历史事件至今已50年，半个世纪的时光过去了，事件“平反”也已经25年了，李桂茂故去也有5年了。我们有责任还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也应当客观公正地评价李桂茂、戴洁天等人的历史功绩。李桂茂生前少有机会为自己争辩，现在他永远地失去了争辩的权利。我们不能让一个为人民做了好事，蒙冤半生的同志永远蒙受冤屈。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一个华侨家庭的永世怀念　作者：肖　荻

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的忌日，全国侨联副主席、原天津市副市长叶迪生怀着浓重的深情，和我谈到他对这位杰出政治家的深切怀念。23年前，耀邦同志和当时还在第四半导体器件厂工作的他一次亲切晤谈，那一言一笑使他永世难忘。

耀邦同志大步迎过来

那是1982年5月1日上午，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同志来天津，和各条战线的170多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欢聚一堂，共度五一佳节。在这前一天，当选为天津市特等劳模的叶迪生正在北京开会，而且第二天中央领导人就要接见。大家正在兴奋之际，晚上突然通知他，有急事，转天要赶回天津。他大为不解，又有些失落。翌日凌晨，车径直开到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并叫他直接到一楼贵宾室。一抬头，就见耀邦同志坐在那里。市总工会主席许明一介绍，耀邦立即起身大步迎过来，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笑着说：“你就是叶迪生？好。美国有个爱迪生，我们有个叶迪生！”又说：“过去你受了很大委屈，但是你很坚强，你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刻叶迪生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耀邦的话使他胸中涌起一股热流，瞬间眼里几乎噙满泪水。尔后到上面礼堂开会，全屋济济一堂，却让叶迪生第一个发言。他谈到当年错划右派改正后，谢绝亲属安排出国的机会，坚持留厂奋斗，几年来在半导体技术产品上自主创新，为厂里每年创利润500多万元，担任了厂副总工程师。耀邦同志几次插话，问及他家庭和工资情况。听说他弟兄都在国外，点了点头；又听说他的工资连升两级后，现在是78元。耀邦同志说：“凭叶迪生这样的贡献，工资就是涨十倍也不算多。但是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还要艰苦奋斗啊。”随后市劳模骆玉笙、张士珍等也先后发言，耀邦同志谈笑风生，祝骆玉笙长寿一百岁。当张士珍谈到在“四人帮”时期曾犯过错误的全国劳模李素文现在有了进步时，耀邦大声说：“工人阶级就是要改造社会、改造人，对犯过错误的要帮助，有了进步要欢迎！”

笔者那时作为《人民日报》驻津记者，当场就有关情况写了一篇报道，经跟耀邦随行的郑必坚同志审稿后，第二天就刊在《人民日报》头版显著地位。此刻，有一个人在九龙过摆渡去香港时买了一张《人民日报》，一眼就看到这条新闻，他高兴得几乎叫出来：“啊，老四真不简单！”这个人就是叶迪生的二哥叶竞生。这一声惊呼，浓缩着一个华侨家庭与祖国、与亲人多少的曲曲折折、悲欢离合！

罗湖桥头的热泪

叶迪生的父亲早年出国侨居南非创办教育事业。抗日战争刚一胜利，年方16岁一直向往祖国的叶竞生，立即启程回国，考入广东中山大学电机系。他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东北参加建设，领导告诉他，现在国家急需培养人才，你先到技术专科学校当教师吧。他干得很起劲。50年代“左”的运动连连，那波谲云诡的风云变幻，岂是一个热情坦率的华侨青年能适应得了的？1957年他和四弟、在南开大学上学、素好直言的叶迪生同命运，被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最使叶竞生伤心的是，自己满腔热情回来报效祖国，却莫名其妙地被反复追问：你在外边儿非要回来，是何居心？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之后，头顶“右帽”、俄文英文俱佳、学有专长的叶竞生灰头土脸。

打倒四人帮后，大哥在南非给四弟叶竞生找到了身份档案，1977年，他以南非归侨的身份拜别了祖国。几十年来喜忧交加的日日夜夜，使他临行时心头千万转，来天津和叶迪生彻夜长谈。走后，叶竞生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痛述衷情：30多年前自己本是钟情祖国的一个热血少年，没想到回来后遭遇坎坷，现已年近五十，再不走，这一辈子也就难有作为了。他写道：“我在罗湖桥头慢慢走往香港时，我不禁一步一回头，我是难以割舍，泪流满面啊！”后来他们才知道，《人民日报》不仅刊出了这封来信，而且加了一段语重心长的编者按说：这样一位热爱祖国的有为青年，为何回国后竟遭受这些磨难和不幸？这都是极左路线造成的！有朋友告诉他们，这些话是耀邦同志亲自加的。

叶迪生在南大毕业分配工作之后，虽然戴着“右帽”，但第四半导体器件厂上上下下，重视他的诚恳为人、埋头苦干和业务能力，给他很多温暖。在那个艰难时期，无论谁给一些理解和善意，都令他点点滴滴记心头。他结了婚，工作业绩突出。1976年7月大地震时，房倒屋塌，大墙砸扁了他的床，幸亏他们夫妇早一步抱着孩子逃出，厂里想办法把他安排到单身宿舍。

分道扬镳和殊途同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科学的春天”，以及徐迟写的“哥德巴赫猜想”，都使叶迪生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处境在升温，为国效劳的信心大增。可是来自侨居国外的弟兄们，一再动员他出国。大哥专程回国到天津劝说他。但他舍不得厂里那沉甸甸的信任，那浓浓的人情味！尤其觉得现在祖国云开雾散一片光明，正是大有可为之时，他坚决要留下。大哥急了，报告在广州养病的老父：“老四不听话！”已然病重的老父亲，在弥留时说了一句话：“你们兄弟都到美国不好，听老四自己的，留个根在中国吧！”

1978年叶迪生当选为特等劳模，在北戴河受到邓小平的接见。之后，他在天津开发区主任、天津副市长等岗位上勤奋廉洁，思路超前，在许多新事、难事、急事面前，运筹帷幄，攻坚克难，在创建全国一流开发区和拓展天津外经外贸局面上，多所建树，并当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他在北京有几次遇到耀邦的儿子、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德平，相谈甚欢，使他更加了解了耀邦同志的思想境界。他无数次想到，倘若没有耀邦同志主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坚决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大力平反冤错假案，怎么会有自己的今天？他更加坚定了奉献祖国的意志。

叶迪生的许多动人事迹，经媒体向国内外报道后，在美国、南非、香港等地的兄弟看到后都惊喜不已。当年与他分别时曾留话：“你不走，过十年再看！”的大哥，更不止一次从国外来电话赞扬他：“你留下来，很有眼光。现在国家爱惜人才，你也很有出息，你做对了！”二哥叶竞生虽然出国谋生，但这些年作为著名的香港嘉里集团在大陆开拓事业的要员之一，常年到祖国大陆京、津、沪、杭各地奔走创业，北京的中国大饭店就有他的一份心血。他和叶迪生虽一度分道扬镳，现在却殊途同归，都在蒸蒸日上的祖国大地上贡献力量，实现人生价值。兄弟相聚，回首往事，一家人对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是他们以回天之力，使阳光重新洒满祖国大地，使万千华侨居国外扬眉吐气，回祖国大有作为！

叶迪生满怀深情告诉笔者，去年夏天他随摩托罗拉党支部到江西井冈山瞻仰了红色根据地。之后，他驱车到共青城外、鄱阳湖畔，久久伫立在苍松翠柏围绕着的耀邦墓地，默念着巨石上镌刻的耀邦同志生平，向耀邦遗像深深三鞠躬。他低声絮语：“耀邦同志，叶迪生来看您来了。您永远活在我们华侨一家人的心中……”涌上心头的万千思绪使他吟咏成诗：

“大树参天梁栋材，当年华夏待春来。一篇‘实践’文中论，几载沉冤案底开。肝胆平生如朗月，胸怀标史是雄才。鄱阳湖畔轻腾浪，长泽陵园润绿苔。”（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胡耀邦的读书和做人　作者：江　唯

1946年5月初旬，为使急待救治的伤残右脚得到及时治疗，我到达张家口的当天便住进了白求恩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第二天上午，我去卫生间方便之时，与分别不到一年的胡耀邦同志又不期相遇了。当时，我兴奋地喊了他一声“胡部长”（一年前延安离别时他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长），他抬头望了我好一会儿没有分辨出来我是谁，当我报出了我的姓名，他当即惊讶地喊了一声“你还活着！不说姓名谁还能认出你，太瘦了，瘦得变形了！”接着他告诉我：“你们旅报告说你阵亡了，我们已将你的档案报送到中组部烈士档案室了。”说罢，他亲切地上来搀着我搭着拐杖的右臂，送我回到病房。上床坐定后，我首先问起他的健康状况，他说“一切都好，就是肝上有点问题”，病名叫“阿米巴肝脏炎”。他说他是同总政王稼祥主任一起住院的，王主任治的是腰椎伤（内战时期负的伤）。

接着我简要地向他陈述了赤峰战役黑水镇遭袭后足部负伤的前后经过，以及经野战医院治疗的情况。我毫不掩饰我对可能失去右脚的忧虑，情绪有些沮丧。这时，耀邦同志用略带几分严肃的口气对我说：“在困难面前看不到光明总是不好的嘛！”接着他又以亲切的口吻安慰我：“不过你的运气很不错，来得正是时候。王主任的保健医生周泽藻大夫正在这儿，他是一位外科高手，原是白崇禧的随从医生，后来革命了，就成了王主任的保健医生，请他给你治，肯定能治好的。”

当天下午，王主任就在耀邦同志的陪同下来看我。因事出意外，毫无精神准备，既感到兴奋，也有些紧张。为了表示对这两位久负盛名的上级领导的感谢，我当即离枕意欲坐起，耀邦同志轻轻按下我的头，连声说道：“不必坐起，不必坐起。”王主任也随声说：“我们都是病友，不必拘泥客气。”接着他对耀邦同志说“周大夫明天如果没有什么安排，就请他先来看看江唯同志的伤情，听听他在治疗上有什么意见。”

第二天上午，周大夫带了一位外科护士来到病房，他首先让护士打开我的伤口，详细察看了一遍，向我提出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当初打开伤口时，是在哪些部位消的毒？”我回答说：“是在枪弹进出口处消的毒。”又问：“枪弹进出口之间贯通的部位是否消过毒？”我说：“没有，那一部位始终未消过毒。”二是“消毒之后，上热炕之前，做过冻伤处理没有？”我回答“没有。”闻及此，只见他长叹一声说：“这些常识范围内的事，为什么野战医院的外科大夫竟然不懂得做，简直不可思议！”特别是当周大夫看到我负伤的右脚被截除的五个脚趾的趾根一直裸露在外面，皮肤坏死，而没有作任何处理时，面部表情十分难看。看得出来,他对伤口的这种极不负责任的处理是十分愤慨的。

大约两天以后，周大夫亲自来告诉我，第二天要给我动手术。要我吃好饭、休息好。当晚，护士给我服了一剂安眠药。

次日上午，一位护士作前导，警卫员赵永祥将我背进了一间治疗室。从室内器械的摆放看，似乎是供周大夫一人专用的。手术期间，在场的只有周大夫、护士和耀邦同志（不久耀邦同志因事退出），术后一切正常。到了半夜稍感不适，体温在37度以上。周大夫闻知立即赶来病房，经详细查找原因，发现是手术器械消毒不严所致。周大夫对此颇为气恼，决定再动一次手术。

术前，经周大夫的亲自调理，使炎症很快消失，体温也恢复了正常，精神状态大有好转。于是，第二次手术又开始了。这一次为了避免上一次的过失发生，周大夫将器械消毒、传递、操刀集于一身。所以这次手术只有周大夫一人，外加一位旁观者——耀邦同志。

从手术开始到全部结束，历时约一个小时，在这一个小时的过程中，耀邦同志时而观察大夫的操作，时而察看我的面部表情。周大夫摘下眼镜和口罩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好了，今后只要护理精心，一周以后就可以下地走路了。”耀邦同志喜形于色，竖起拇指对周大夫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谢谢你了。”我也兴奋至极，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尤然在目，今生今世也难以忘怀！

第二天上午，周大夫又来看我，见我情况一切正常，就对我说，休养四五天就要试着下地锻炼，开始要慢一点，最好由警卫员搀扶着，两三天过后就可以脱开他人的搀扶自己走，这样要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独立行走了。

遵照医嘱，我认真地在床上躺了三天，第四天就迫不及待地下地了，开始在病房里由别人搀扶着来回慢走，没过两天我就摆脱了他人的搀扶，走出病房来到大走廊上遛圈了。我为手术的成功和伤残处能够很快恢复感到由衷的高兴，于是，找了一个时间，独自一人来到了耀邦同志的病房。

耀邦同志的病房比普通病房要大一些，大部分空间堆放着古今中外各种版本的图书。我问他怎么带这么多书住院？他说其中多是从本市（张家口）借来的，极少部分是从延安带来的。他说书是他全部家当中最重要的财产，随身带几部自己爱看的书，是他军旅生活中最愉快的事。

我是一个爱读书而不善读书的人，而耀邦同志是一位爱读书又善于读书的人，为了从他那里取得善于读书的方法，我便隔三差五地去他那里聊天。

他说，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想有所作为，对人民的事业有所贡献，必须做好三件事情：一是靠实践取得经验；二是靠读书取得知识；三是遵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党性原则不断地改造自己。围绕这个话题，他讲了不少耐人寻味、催人奋进的小故事。其中对我印象最深、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小故事。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虽然尚未完全摆脱敌人的追剿围堵，但也深感这里的环境、形势比长征路上要宽松许多。于是耀邦同志产生了多读一些书的念头。但是在贫穷落后的陕北农村，要找到一本想看的书很不容易，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就背起了《康熙字典》（这部字典从何而来我没有问他，可能是长征路上打土豪得来的）。他说虽然其中不少字义不甚了了，但毕竟对他后来阅读古书起到了一些辅导作用。

第二个小故事。耀邦同志深知，知识不仅来自书本，还来自实践。要使实践不走弯路，首先要做好调查研究。在这方面除找知情人个别交谈或召开座谈会外，他说他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阅读地方志，如省志、县志、市志等。他说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弄清一个地区的现状是不可或缺的。他说这是他行军或到一地出差的必修课，而且多半是在到达一地的当天晚上就做。

第三个小故事。耀邦说陈云同志就共产党员党性修养问题同他有过一次谈话。陈云同志问：“假如派一位能力不如你的同志去做你的领导，你会怎样对待？”耀邦当时的回答是“按照组织原则当然是服从了！”陈云同志接着又问：“你感到舒服吗？”他回答说“当然不会感到舒服。”陈云同志听罢严肃地说“不仅要感到舒服，而且要感到很舒服。”接着陈云同志进一步解释道：“只有做到很舒服，才能做到真服从；只有做到真服从，才能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帮助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和衷共济做好工作。”

耀邦同志颇有感慨地说，他自1929年参加红军到今天（1946年），已有17个年头了，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在自身的自我改造中，究竟在人生观的树立上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可以说：“我只通过了两关，即生死关和金钱关，陈云同志提到的那一关，只通过了一半，即组织服从，还有一半即思想服从，还有待努力。”

有一次，他在谈到我党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时，提到了两位古人，一位是岳飞。他说南宋岳飞是一位治军能手，它可以使岳家军各层官员做到“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被国人传为佳话。而今我们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所有地方武装不仅做到了文官不爱钱也不怕死，而且武将不怕死也不爱钱，看来我们比岳飞做得更好。再一位是孟子。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的代表。他向他的门生提出了“三句话”“十五个字”的做人要求，后来被人们喻为保持节操的格言，那就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现在我们用它来衡量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我看除个别朽木不可雕者外，大多合格。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比儒家思想高明许多。他说他并不全盘否定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确有不少值得我们继承的地方，但必须抱着取其精华、摒其糟粕的态度。

那一年的六月下旬，国民党公开撕毁了双方达成的停战协议，发动了全面内战，耀邦同志立即出院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先后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四、三纵队政委，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转战华北、西北，1949年进军西南，被任命为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后调任青年团书记处第一书记。除了1953年，他去南方检查共青团工作，路过武汉有过一次会面外，我们再没有见过面。

从他与我短暂的相处，从人们对他赞扬的口碑中，我深深感受到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真正践行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正是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品格和作风，所以他的工作总是具有创造性。如1937年他在瓦窑堡（即子长县）任抗大一大队政委时，同国民党反动县长田杰生进行反磨擦斗争，就技高一筹，弄得田杰生这个顽固派灰溜溜的走掉了。据说毛主席当年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这一反磨擦斗争的策略，就是从他那里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耀邦同志还有一个独特的长处，就是他的心扉对同志、对群众始终是敞开的。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做。正因为如此，他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总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爱戴和拥护，从而很快打开新的局面，

（作者为民航离休老干部，当时任冀热辽军区热河混成旅政治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王宗一冤案四十年祭　作者：马懋如

王宗一同志离开我们四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他死时四十二岁，正是人生的盛时，他为党、为人民做过很多、很重要、很有益的事，没有留名，鲜为外界所知。

宗一同志是“文革”前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工作时的领导人。我在他属下十一年，受教益颇多，我很敬重他。他从不谈自己，我对他的过去知道的很少，只听说他是山东省费县人，1936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初期，他还不满十八周岁的时候就是我党的一位县委书记，后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和新华通讯社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十七年，先后任宣传处副处长、处长（司局级），1966年9月9日被“文革”迫害致死。他头脑清醒，办事严谨，勤于笔耕。他写的东西，依据充分，论证准确，文字简洁，逻辑严密，很受读者欢迎，还曾受到过毛主席的称赞，他在中宣部有“一支笔”的美称。他很受部领导器重，工作不管分内分外，不管哪位领导交办的事，总是尽心尽力，常常工作到深夜，靠安眠药入睡。

据我所知，他曾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编辑、注释和宣传工作。“四卷”的编辑工作由胡乔木、田家英同志负责，中宣部的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姚溱，还有王宗一参加，编好后他们参加了毛主席在上海、杭州亲自主持的通读定稿。“四卷”出版，许立群同志主持撰写宣传“四卷”的文章——《战斗的道路，胜利的道路》，宗一参加了。宗一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注释的编写由他主持。五卷“文革”前没有出版。根据部领导的布置，他还参与起草了其他很多重要文件。

1962年，宗一参加了《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注释主要由他主持编写。“文革”前“刘选”没有出版，听他说，少奇同志没有时间审稿。

建国十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建馆，首次举办中国革命史展览。宗一受部领导之命具体掌管此事。从筹备到确定陈列方针、内容，编写陈列提纲，以及展品的审定等等，他承上启下，为贯彻党的方针，费了很多心血。当时我曾跟随他多次到博物馆，多次与该馆领导和工作人员讨论研究，不少文字经他审阅定稿，差不多每件展品都经他过目。

部里不少国内宣传方面的通知、报告、提纲出自他的手笔。

宗一在中宣部的文字很多，很难一下说清楚，总之，多是奉命文字。奉部领导之命，实际上是奉中央领导之命，根据的是党和中央的要求，贯彻的是党和中央领导的意图，写出的东西也常常是经中央审批下发的。他默默笔耕十七年，不邀功，不为己，他是我党的一位杰出的宣传工作者。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中宣部首当其冲，被戴上了“阎王殿”的帽子，在“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声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一个重要部门中共中央宣传部顷刻倒台。随之中宣部的正副部长除陈伯达外，一个个被打成“阎王殿”的“阎王”，处长们成了“阎王殿”的“判官”，还有什么“牛头马面”、“亲信”、“打手”、“徒子徒孙”等等。那个时候，给党做工作做得越多的人，“罪”也就越多、越重。宗一是处长中揪出来较早的，他被打成“阎王殿”的“大判官”、“忠实判官”、“黑帮”、“牛鬼蛇神”，还被诬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他和部里被揪出来的同志们一样，被剃了光头，被勒令每天早晨到指定地点站队集合，低头、弯腰、挨批斗、罚劳动，还要唱“我是牛鬼蛇神”的歌自辱。“士可杀，不可辱！”宗一哪里受得了！他的功过、是非，他的冤哪里去诉？他性格内向，自尊，宁死不屈！

宗一是“文革”中中宣部有名的“三条人命”之一，其他两条人命是：副部长姚溱、国际宣传处干事刘克林。“文革”中中宣部的人命不只是这三条，还有几位同志也因受难，先后辞世。

1966年9月9日晨，宗一的夫人史葳同志敲我宿舍的门喊我：小马快来，宗一不知怎么了，叫他不起床。我一听，心想肯定出事了。我立即喊人并报告部“文革”领导人——宣传处副处长吕少泉。领导派来了人和车，进入他家，我看到宗一躺在客厅里的一张折叠床上，床前杯子里留有少量的水。很快他被车拉往医院，我目送他走，看见他的两只脚还露在车门外。他离开了恐怖的“文革”，离开了这个人世，离开了他那有病的妻、儿和三个幼小的女儿！此后，他的爱子开平因病不久于人世，大女儿到农村插队，二女儿由亲戚领去帮助抚养，他夫人带着小女儿到宁夏干校劳动。在他家没有找到他的遗言，在一个箱子里有几张小条子，分别写着布票、粮票和钱的数量（钱不多，仅几十元），别在布票、粮票和人民币上，看来这就是他给家人的最后交代。他家所有文字的东西，包括宗一多年的笔记本等被全部拿到办公室，存放起来，后来被中央文革的一个姓杨的强行拿走，我和处里的阎启华同志阻止无效，请他开个收条也不肯，这些东西至今未归还。

宗一何罪之有？他怎么会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三反”分子呢？

“文革”违背历史事实，颠倒是非、功过，加“罪”于宗一。他奉命起草的“反冒进”社论，成了他反对毛主席的第一大“罪状”。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社论，题目是：《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简称“反冒进”社论。

“反冒进”是新中国经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已载入史册，这篇社论成为经济建设史上的名篇。它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期，党内在建设方针、速度等方面的不同意见。当时影响我国经济建设前进最主要的倾向，不是“右倾保守”，而是“急躁冒进”。周恩来总理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他发现建设中不从实际出发的冒进现象严重，曾多次讲话指出这一倾向，提出既要反保守，又要反冒进，并采取措施压缩计划指标。陈云等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同志赞同周总理的意见。1956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主持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要中宣部就反对“两个倾向”的问题，组织一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这篇社论开始是由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写的，陆定一部长不满意，决定找人重写。部领导是深知宗一的，由张际春副部长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宣传处副处长的王宗一同志。宗一为写好这篇社论，他阅读了很多文件、资料，尤其是周总理的讲话。他尽量领会中央精神，并详尽了解当时我国经济建设中的情况和问题。稿子经反复推敲、修改。当时我是他手下的一个兵，借文件、资料，抄写稿子都是我帮助做的，记得稿子改的很多，很不好抄。原稿“反冒进”的调子比较缓和，首先肯定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保守“收到了重大效果”，列举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农业生产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当时工作的缺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对两种倾向作了深刻的分析后说明，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都“要加以反对”，“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原稿引用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讲的“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强调要从实际出发，提出“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去考虑和确立自己的工作步骤。

1956年6月11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讨论这篇社论稿，陆定一部长作了部分修改，在农村扫盲的例子后面加了“急躁冒进”四个字。12日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定，陆定一在清样上写：“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同时送胡乔木一份。乔木补充了急躁冒进的几个例子，其中一个是说，双轮双铧犁的计划太高，以至产品大量积压。定一、乔木补充的内容涉及到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少奇同志亲自审阅修改，其中有四处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少奇同志将修改稿送毛主席审阅，主席批“不看了”三个字就退回了，当时不了解毛主席的用意。据《邓拓传》：6月19日，稿件送到人民日报社，总编邓拓看到毛主席批的三个字，意识到毛主席的不满，在稿件上写了“全文明日（20日）见报，改排五号字”，想以稍小的字体发表，以减轻其分量。即使这样，和这篇社论有关的人均未幸免于祸。

毛主席对“反冒进”是不同意的，他曾对周总理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由于当时毛主席的注意力集中在国际上发生的波匈事件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对“反冒进”采取了保留态度。随着外部形势的好转，毛主席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从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达到批评的高潮，此后在中央召开的几次会议上一直在批，直至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才告一段落，批评长达半年之久。毛主席批评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批评矛头直指周恩来、陈云。为顾全大局，周恩来、陈云等同志作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对“反冒进”社论很恼火，认为是针对他的。当时他批“不看了”三个字是有用意的，后来他说，“骂我的，为什么看。”南宁会议上，这篇社论是批评的重点之一。会上发了二十二个文件，其中三件包括这篇社论是作为多快好省的对立面——反冒进的材料印发的。毛主席批评说：“1956年6月一篇反冒进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认为社论中引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几句话来说明反冒进，“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他还在这篇社论上批：“庸俗辩证法”、“庸俗马克思主义”、“尖锐地针对我”。后来一次谈到人民日报社的工作时，毛主席又批评说：“6月20日社论有原则性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陆定一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事后作了检讨。少奇同志对这篇社论承担了责任，他说：“社论是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

此事中宣部对宗一没有批评，也没有影响对他的任用。听说部里有人对宗一发难，他顶住了，他说，这是上面交办的，我不检讨。经过三年困难饿肚子的痛苦教训，“反冒进”的是非功过，已不难分清，1962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对经济工作做了总结，毛主席不再提此事了，此案本已结束。不想“文革”来了，“反冒进”的旧案翻了出来，宗一这就在劫难逃了。加之宗一在“阎王殿”写的东西多，在支部作了几次交代，有一次竟达四个半小时，很难过关。他说：“同志们怎么说都可以，怎么做结论都可以，怎么处分都可以。”可见他当时的处境。

“文革”强加给宗一的第二大“罪状”是参加起草《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1961年2月23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上世纪60年代初，受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实用主义的影响，社会上学习毛泽东思想中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乱贴标签的风气很盛，部领导认为此风不可长，为坚持正确宣传毛泽东思想，扭转这股不良学风，由主管出版工作的副部长林默涵布置检查报刊宣传中出现的问题，写一份报告。报告由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同志负责起草，宗一参加。报告指出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体育运动、治病、吃药等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是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如某报说：乒乓球选手庄家富读透了“毛选”中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了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又如：某书宣传一个医生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对体弱的癌症病人采用“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服药，停停服服，让病魔摸不着服药的规律等等。报告还指出在宣传领袖革命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是“客里空”的假报道；有的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吹嘘自己等等。为此，报告提出了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报告经部长办公会讨论后报送中央。中央很重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同志阅后画了圈，于3月15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全国，在文件上写明：“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这个报告切中时弊，对抵制林彪刮起的实用主义歪风，对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严肃性，对端正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学风，起了重要的作用，如今仍可借鉴。“文革”指控为“阎王殿”的王法，是压制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三根大棒（庸俗化、简单化、形式主义），成了中宣部的大“罪”，成了林默涵、包之静、王宗一等同志的大“罪”，他们被戴上了“三反”分子的帽子，受到批判。“文革”中宗一的“冤”不仅于此，不一一列举。

宗一的“罪”，宗一的冤，来自他的“笔”、他的文字，白纸黑字，可以说是“阎王殿”一案的特点，是“阎王殿”一案的一个缩影。“四人帮”粉碎后，拨乱反正，颠倒了的历史被颠倒过来了。中宣部的“罪”，宗一的“罪”，老中宣部不少同志的“罪”，真相大白。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文革”。决议肯定“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文革”前在“经济建设上的急躁冒进”的错误。对反冒进这一问题作了澄清。

关于中宣部“阎王殿”一案，1979年胡耀邦同志任中宣部部长时，向中央报告，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报告中说：“中宣部是阎王殿”，是林彪、“四人帮”故意捏造、歪曲事实制造的大冤案，“阎王殿”的说法应予纠正，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一律平反。报告还指出，1960年后，中宣部围绕正确的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同林彪一伙实用主义的谬论进行了勇敢的原则性的斗争。这一报告经中央批准，中央决定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197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

中宣部从“阎王殿”回到了人间！“阎王”、“判官”、“小鬼”们回到了人间！宗一和早已冤死九泉的同志们回不来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敬爱的宗一同志，对不起，四十年了才来祭奠您，太晚了！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陈独秀故居：今日蒿蓬难掩昨日辉煌　作者：刘谓福

2005年11月初的北京，北风萧萧，天日朗朗。我怀着朝圣的心情，寻访了陈独秀的故居——箭杆胡同20号(原9号)。

我按照一篇文章的标示，由沙滩北京大学红楼旧址向西再折南，沿着北池子大街走300多米，估摸着快到了。恰巧旁边闪出一个年轻姑娘，她边吃着油饼儿，边向门外走。我急忙走向前探问箭杆胡同陈独秀故居，她摇头不知。又问了四五个人，还是问不出头绪。我盲目地钻进骑河楼街，问一餐馆50多岁的女主人，她也“不晓得”。我灵机一动，前往一卖报小摊，60多岁的老汉略加思索说：“哎呀!箭杆胡同被拆除了。你从这里向西再向南，走大约100多米，就在那一片儿。”我七拐八转，凭感觉前行，终于有一中年男子一扬手说：“喏!就是东边这个胡同。”我走了五六步，进入一个小巷口，打眼看去，却见不到那北京胡同端口都有的胡同名称标牌。这已不成其为“胡同”的小巷，长约40来米，只有路南一个门楼。走近才看到，这是一个只相当于半间屋的旧门楼，大木门外框的红色几乎褪尽，中间新装了宽约一米二三的两扇小木门，闪着鲜亮的朱光，门楣两端各有一根突出来的六棱木柱，其淡红的残漆中透出上面雕刻的“吉祥”二字。只有小木门旁的两只约高60厘米的残旧石狮子，还能多少显示出旧主人的威严。如果不是大门外西边立的一块约1米高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面刻着“陈独秀故居”，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故居。

再仔细看，在大门框的西上方有一小红牌，上写“箭杆胡同20号”；再西首外墙上，有一块被茂密的爬山虎遮去左上角的约50×40厘米铁牌。其上写着：

陈独秀故居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安徽怀宁人，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提倡民主和科学。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改为文学院长)，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1920年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在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直到1927年，历任中共最高领导。2001年，陈独秀故居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笼统地说“2001年”，而石碑上记得清楚：这里作为文物保护单位，是2001年7月12日由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而石碑是这年10月立的。

而这个小院在这前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现在只见大门紧闭，胡同里寥无他人。我不愿这样离去，就在那里转悠着，等待里边有人出来，以便询问详情。随着一声门响，出来一个30来岁的青年人。我走上前问能否进去看看，他转身一指：“你没看到吗？这是居民住家，不能进的。”我这才注意到，在大门框的东边上有一方白纸，上面有电脑打出的八个字：“居民住宅，谢绝参观!”他说完话，不容回旋地走向对面的公共卫生间。

我仍不甘作罢。又等了大约半个小时，从门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她叫郝秀华，已80多岁，但身骨硬朗，面目和善。当我亮明身份、说明来意后，她马上微笑着说：“行，你进来看看吧。”她指着门楼西边说：“门楼和西边连着的两间耳房，还有再西边的三间北屋，都还是旧房子，最西边的三间瓦房是新翻盖的，变得比这边高了，其实原来是一样高的。听说陈独秀夫妻(即陈的第二位夫人高君曼)就住这三间旧瓦房。”她还告诉我：她老头儿叫孙志诚，已87岁了，他从小就随大人移住到这里；这院里原有三户，后又住进两户，搭建了这么多小房子，原来是一个院，现在变成了两个。我在里面转了一圈，看到实际上已不成其为院子，所谓俩院，只不过是几条狭隘通道被中间一个小木门隔开而已。老人还说：这箭杆胡同原是与东边一条大街相通的，住有六七十户呢；后来，被拆迁盖大楼啦，东边成为民政部，北边成为高检院；我们这一户原来也要拆的，可市文物局不同意，才保留下来。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四周即使只有一箭之地的人，也不知道箭杆胡同了。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对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他是一边倒地加以否定；只是近些年才开始逐步走向客观些，尽管当前还未到位。对其人如此，其故居更何谈!君不见，其故居立碑挂牌是迟至2001年下半年的事吗。

但是，五四运动前后，这里可是个车水马龙、风云际会的极为重要场所。

陈独秀是在1917年1月来北京为《新青年》杂志(由《青年杂志》改成)募款，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留聘文科学长的，不久陈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也随之迁来北京，编辑部就设在陈住的院子内。陈以《新青年》和北大讲坛为阵地，高扬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以北大著名教授和社会上激进的名流蔡元培、胡适之、鲁迅、周作人、吴虞、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和一批爱国青年为大将和骨干，向着封建专制、帝国主义及没落反动的旧文化，奋勇冲杀，所向披靡。先在北大任图书馆主任，后任校长办公室秘书的李大钊，更在《新青年》上连续发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呼吁走俄国十月革命之路。正是在这种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才产生了五四运动，才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据考证，1920年1月，在北大图书馆新闻纸阅览室当助理员、一月只有8块大洋薪水(当时北大一个学生的每月生活费约需6元)的毛泽东，曾到箭杆胡同拜会过名声煊赫的、每月有300元俸金的一代宗师陈独秀。

这次会见，以及陈独秀在北大期间的言行，给毛泽东教育很大、影响深远。直到1945年，也就是这次会见25年后，亦是陈独秀死于重庆市附近的江津后第三年，毛泽东在延安举行的“七大”预备会议上高度评价陈独秀。毛泽东说：

“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事实确是这样。为避北京政府的迫害，1920年2月，陈独秀由李大钊陪同，化装坐骡车出城，然后从天津乘火车重返上海。二人在骡车上约定，分手后即分别在上海、北京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这年8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时，他又与京湘粤鄂鲁等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共产党。第二年7月，即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一大”，向中外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尽管陈独秀因在粤有事未能出席“一大”，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央最高领导人；而且直到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这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一直是非他莫属。由此可见，他对中共的创建和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

我伫立在陈独秀故居前，看着这座旧门楼和那几间旧瓦房，感到这在北京数不清的四合院中实在是普普通通的；但想象着其主人在这里三年多时间内的所做所为及其产生的影响，又岂能以“惊天动地，功勋卓著”几个字了得!

近10年来，陈独秀研究渐成热点，评论陈的文章时见报端，《陈独秀传》也出了好几本。但我感到，从总体说，还有“犹抱琵琶半遮面”之感。我从北京购得两本《北京名人旧居》的大部头书，都是去年以来出版的，其中一本有陈独秀故居，而另一本中排了38位近现代名人故居，可就是没有陈独秀的。这时有时无，犹如早春，乍暖还寒。

毛泽东在1942年3月30日谈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时间又过去了63年，现在是否到了“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的时候了呢？我看是应该到了。

这使我想起著名学者欧远方生前写的《陈独秀之死》(1997年7月)。欧老在文中以自己的调查和研究，并综合引用其他学者的观点，对陈独秀作了高度评价：陈独秀领导了新文化运动，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如果任何人只做其中一件，都应该彪炳史册，而陈在这两件大事中都各领风骚；陈的功绩是伟大的，而他所犯的错误与之相比是微小的，历史终究会发展到给陈独秀塑铜像予以纪念。

由此我又想到，北京现在的陈独秀故居是徒有其名，里面几乎找不到陈的遗物旧迹。这不能不使人遗憾、怅惘。依愚之见，陈独秀故居还是应该有名有实，应该办个展览室或纪念馆，应该有些他当年的遗物、著作等，以反映这位近、现代史上的伟人的品格、言行和贡献。而对故居的现状，则不必作大的改动，只需搬迁出两三家住户，稍作修葺即可，留些痕迹也可说明对陈独秀的认识过程。

我将离去时，只听“吱”的一声响，一辆三轮车停在身后。我看到一个中年男子，推着车上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大声说：“这就是陈独秀故居，其实里面啥也没有，只住了几户居民。现在这里成了一个旅游点。”姑娘们只抬眼打量了一下院落，流露出惊疑、不屑的神情，那潜台词似乎说：“原来是这样子。”她们连车也没有下，就随三轮车掉头而去。

然而，那三轮车师傅说的“旅游点”的话仍回响在我的耳旁。我不由得作深一层想：这里难道仅仅是个旅游点吗？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周恩来用美国战俘交换钱学森　作者：吕　春

钱学森回国受阻震惊新中国

钱学森1935年赴美国留学。10年后，他成为当时一流火箭专家。由于发表了“时速为一万公里的火箭已成为可能”的惊人火箭理论而誉满全球。这位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在“二战”期间，跟其导师冯·卡门参与了当时美国绝密的“曼哈顿工程”——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工作，在美国是一个屈指可数的稀世之才。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消息传到美国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商量着早日赶回祖国。以麦卡锡为首实行全面清查，并在全美国掀起了一股驱使雇员效忠美国政府的歇斯底里狂热。钱学森因被怀疑为共产党人和拒绝揭发朋友，被美国军事部门突然吊销了参加机密的证书。这使他非常气愤——“我宁肯回中国老家去，也不愿在受人怀疑的情况下继续留居美国！”

钱学森以此作为要求回国的理由。然而，钱学森万万没想到，他的回国夙愿竟酿成了一场劫难！美国海军部次长恶狠狠地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a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从此，美国对他的政治迫害接踵而至。移民局抄了他的家，在特米那岛上将他拘留14天，直到收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的1.5万美金巨额保释金后才释放了他。后来，海关又没收了他的行李，包括800公斤书籍和笔记本。他们硬说里面有机密材料。其实，在打包之前，钱学森已交他们检查过。美国检察官再次检查了他的所有机密材料后，证明他是光明磊落的。

钱学森在美国受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国内，新中国震惊了！国内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党中央对钱学森在美国的处境极为关心，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

周恩来抓住时机启动中美谈判

当钱学森要求回国被美国无理阻拦时，中国也扣留着一批美国人，其中有违反中国法律而被中国政府依法拘禁的美国侨民，也有侵犯中国领空而被中国政府拘禁的美国军事人员。那时，美国奉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经常派间谍来中国搞颠覆破坏活动，仅1954年11月23日经我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依法作出判决的美国间谍就有13人。美国政府急于要回这些被我国扣押的美国人，但又不愿意与中国直接接触，生怕造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成事实。

1954年4月，美英中苏法五国在日内瓦召开讨论和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联想到中国有一批留学生和科学家被扣留在美国，于是就指示说，美国人既然请英国外交官与我们疏通关系，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开辟新的接触渠道。谈判中首先要联系中国留美科学家钱学森等被扣留问题。

为了掌握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黄华发表谈话，要求美国归还扣留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暗示中国愿意就扣押美方人员问题与美国直接谈判。美国政府只得同意与中国代表进行直接谈判。

经周恩来批准，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经美国代表团成员杜维廉的介绍，6月5日开始与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初步商谈。美方向中方提交了一份美国在华侨民和被中国拘禁的一些美国军事人员名单，要求中国给他们以回国的机会。

为了表示中国的诚意，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在6月15日举行的中美第三次会谈中，大度地作出让步，同时也要求美国停止扣留钱学森等中国留美人员。

然而，中方的正当要求被美方无理拒绝。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为不使沟通渠道中断，周恩来指示王炳南与美方商定自7月22日起，在日内瓦进行领事级会谈。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对中美会谈的诚意，中国释放了4个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

1955年7月25日，我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组长为章汉夫、副组长为乔冠华。8月1日，中美会谈由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

王炳南亮出钱学森的信件

中国作出的高姿态，最终是为了争取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尽快回国。可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人耍赖了。尽管中美双方接触了10多次，美国代表约翰逊还是以中国拿不出钱学森要回国的真实理由，一点不松口。

正当周恩来总理为此非常着急的时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收到了一封从大洋彼岸辗转寄来的信。拆开一看，署名“钱学森”。他禁不住心头一震，迅速地读完了这封信。信中的内容，原来是请求祖国政府帮助他回国。

这封信是钱学森当时摆脱特务监视，在一封写在小香烟纸上寄给在比利时亲戚的家书中，夹带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对于这样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周恩来总理当即作出了周密部署，叫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道：“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王炳南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率先对约翰逊说：“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维等11名美国飞行员，他们已于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8月4日即可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能对我们的会谈起到积极的影响。”（下转64页）（上接63页）可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约翰逊还是老调重弹：“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归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命令！”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件，理直气壮地予以驳斥：“既然美国政府早在1955年4月间就发表公告，允许留美学者来去自由，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在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呢?显然，中国学者要求回国依然受到阻挠。”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1955年8月4日，钱学森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

钱学森终于回到祖国

从1950年10月美国移民局对钱学森下达放逐令，钱学森在美国滞留长达5年。1955年9月17日，他梦寐以求的回国愿望得以实现了！这一天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为此，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感慨道：“美国把火箭技术领域最伟大的天才、最出色的火箭专家钱学森，拱手送给了红色中国！”他曾痛哭一场，话别时，这位导师充满激情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回你的祖国效力去吧，科学是不分国界的。”

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周总理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还意味深长地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汪精卫的汉奸之路　作者：徐培培

汪精卫叛变投敌，一直是历史学的一个热门话题。投敌的原因、情形等，随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死亡，成了众说纷纭的不解之谜。陶希圣，算得上汪精卫的左膀右臂，逃敌复归，对汪精卫和自己的行为留下“毒酒论”之说：好比喝酒，我喝了一口，死了半截，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又索性喝下去。

陶希圣（1900-1988）湖北黄冈人，以研究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成为20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1937年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学者谈话会（牯岭谈话会），从此学者从政，进入国民政府中央，从事理论宣传工作。蒋介石对陶希圣颇为赏识，曾单独接见。陶希圣与汪精卫渊源更为久远，自1928年后就有亲密关系，陶一直以汪追随者自居。对汪精卫逃渝至组府起巨大作用的周佛海、梅思平，还是陶希圣引见给汪的。

一、低调俱乐部

汪陶周梅等在中日问题上，政见颇为一致，形成所谓低调俱乐部。汪周陶梅等经常在一起聚谈他们在中日问题上的政治见解。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中对当时他们的政见有具体记录：

其一，中日战争扩大和全面爆发，日本和中国政府均不想见到，战争对双方都没有益处，因此有和谈的共同基础。“这次中日战争，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之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之势。”

其二，蒋介石“苦撑待变”策略没有实现的希望。因为1、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虽然地大物博，也打不过日本。2、国际形势不会如孙科所估计那样变化。孙科认为日本要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破坏门户开放政策，英美为自己利益着想必会与日本打仗。汪周等认为日本外交政策不会蠢笨到排除英美势力，即使这样做，英美也不会打仗，至多经济制裁。经济制裁能否置日本于死地则有很大疑问。3、他们尤其认为，即便中国最后成了战胜国，实际上还是失败的，中国会崩溃，最后共产主义会乘虚而入。“如果战事延长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其三，认为主和是一般人都暗自希望的。“没有一个人不想和，没有一个人敢说话，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没有不疾首痛心，诅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有了第三个人，调子就起来，和平是自己所希望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

其四，蒋介石也曾秘密和谈，只是由于寄希望于国联，错失良机。汪周等认为与其冀望美德等调停，不如中日直接谈判。

二、汪精卫出面和谈

汪精卫、高宗武、周佛海等人虽然倾向和谈，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从国民政府叛逃、单独言和，而希望说服蒋介石进行和谈。1938年6月7月间，高宗武私访日本，刺探日方和平动向，高宗武本来深得蒋介石器重，并不认为试探和平是背叛蒋介石。日方提出可以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谈，高宗武认为即使暂时推出汪精卫，最后真正能主持和局的还是蒋介石。

汪精卫也看到高宗武关于日本要求他出面和谈的报告，曾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本是蒋派的周佛海7月22日日记写道：“对方要委座下野，令人失望。”可见七月份汪周等还没有单独言和的打算。

到十月份他们才开始策划去国言和，汪精卫本不愿意，经不住周佛海和陈璧君力劝方同意。区区几个月，为什么汪周等决定叛逃国民政府呢？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他们在当时都不甚得意。汪精卫由于公开提倡和谈，受到很多人攻击，在国民党内处境不好。“当时汪先生痛愤尤多，感触更深。对外说老实话，共产党徒固不待说，孙科之流也加以攻击。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

周佛海作为代宣传部长，对抗战高调不以为然，工作不起劲，屡遭蒋介石呵斥。“闻蒋先生十号以前将来渝，心理上有莫名其妙之感想，如小学生闻先生将至然。”汪周虽在国民政府位居高位，却颇不得志。

高宗武把关于日本要求蒋介石下野、由汪精卫出面和谈的报告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非常生气，盛怒之下责问：“高宗武真是混账东西，是谁让他去东京的？”并停止高宗武在香港的活动经费。高宗武气得吐血，称病留在香港。

其二，战争形势愈来愈糟，认为再发展下去，亡国不远。1938年8月，广州、武汉落入敌手，还有长沙自家人放的大火，使汪周等人悲观失望，觉得战事再发展下去，谈和都不可能了。“不论日本居心如何，事实上他是不能灭亡中国的。既然不能，当然要和，既然要和，当然应该提早，以免双方多受战争的损失。有人或以为抗战越久，将来讲和的条件，必于吾国越有利。如果吾们的抗战形势优胜，这个话是对的。像过去一样失城失池，恐怕抗战越久，亡国越快，哪里还能希望有利的条件？”

其三，日本摆出主动和谈的姿态，谈和条件在汪等看来尚不苛刻。1938年12月20日一直没放弃与日本接触的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多次谈判，达成“重光堂协议”，主要内容有：1、缔结日华防共协议，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地区。2、承认“满洲国”。3、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4、在平等互惠下，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开发利用华北资源方面，为日本提供方便。5、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6、本协议以外的日军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

在战场上势如破竹的情况下，日本人提出不要求赔偿战费、两年内撤兵等如此优惠的条件。汪精卫等人觉得不能再像上次蒋介石那样坐失良机、以致一败涂地。既然蒋介石不同意，他们决定自己干。出走时强调他们只是为了从旁打开中日谈判之路，并提倡战与蒋战和与蒋和，等蒋介石回头。直到汪精卫组织伪国民政府，也只肯任代主席，表示虚位以待蒋介石。

1938年12月31日，陶希圣给原低调俱乐部同志、已任驻美国大使的胡适写了一封信：“蒋先生12月8日到重庆。他的态度完全改变，对于国家处境困难，全不考虑。他的全部计划在提携共产党。他说日本没有兵打仗了。他对于日本的和议不假思索地拒绝。这样的变动，以及客观的困难，使汪先生及我们都感到一年半的努力进言都成了画饼，更都成了罪状。眼见国家沦陷到不易挽救的地步，连一句负责任的老实话都不能说。幻想支配了一切，我们才决心去国。没有带出几个人，只有公博、佛海及希。我们不想作积极的打算。我们第一，想从旁打开日本与中国谈判的路，战与蒋战，和与蒋和，再向蒋公建言力劝其乘时谈判。如果做不到，我们便退隐不问政事，我们一样爱护蒋先生，支持战局。我们不同的只是认为再打下去，只有更沦亡，更加无望，应当及时谋战事的结束。”

三、因为“组府”内部分裂

起先，汪精卫等人只打算离开国民政府方便号召和谈，并没打算到沦陷区组织伪中央政府。1938年12月22日近卫第三次声明只字不提撤兵问题，汪精卫虽以艳电响应，心里是失望的；龙云、张发奎、陈济棠、何键等人也没有如期响应，再加上陈公博、陶希圣极力反对组府，汪精卫一度有意放弃出马，远赴欧洲，脱离事端。汪精卫在河内对蒋介石派来送护照和旅费的汪亲信谷正鼎说：“他如果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生不回国亦可，如搞得不好，我去了，还是要回来。”可惜被周佛海和河内刺杀一拉一推，竟到东京到上海参加组府了。

在组府问题上，汪内部出现裂痕，时任汪精卫秘书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说：“却说汪先生组府，周佛海、梅思平、丁默村等力主，陶希圣、樊仲云等则反对。希圣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惟我无可无不可。”汪精卫集团内部出现分化，形成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等强硬派，周佛海、梅思平等妥协派。汪精卫拿不定主意。

陶希圣、陈公博、高宗武认为，在沦陷区另外组织中央政府有违和谈初衷，开始彷徨。1939年6月6日，陶希圣给其学生何兹全的信中说：“汪之旧人不恤离去以相争，只有某某新交（注：周梅）力主组府，然组府岂易为哉。弟今已在离去之夕矣。”又对其家人说：“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1940年1月5日陶希圣致胡适信写道：“四月间（1939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查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甚力，从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

汪精卫、陶希圣、高宗武等决心脱离重庆，很大程度上是看到“重光堂协议”条件尚不苛刻，日本和谈态度积极。不想一年之后，日本内阁屡次更迭，日本内部主和派被孤立敌视，和谈局势已发生很大改变。这时日本出台的和谈条约“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其内容大大超出了“重光堂协议”，连主持和谈的影佐祯昭等都吃惊条约之苛刻，“不禁为之黯然失色”。陶希圣在1940年1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陶希圣认为这是由于汪精卫手无兵力，战既不能、和不由我，只能任日人要挟。因此坚持战则全面战、和则全面和。否则不是和平，而是投降。日方和谈的主持者影佐祯昭在《曾走路我记》中说：“陶的逃脱，从他真挚的性格看来，出于意外。可以认为，也许看到了日本方面提出的秘密草案，对和平运动前途产生悲观的缘故。”

1939年11月12日，陶希圣向汪精卫解释“调整中日关系要纲”表现了日苏瓜分中国的阴谋。汪精卫听得泪下。汪精卫和陈璧君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道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

四、汪精卫咽下“毒酒”

12月汪精卫的态度突然又变化。据日本方面记录：周佛海等妥协派重新得势，陶希圣等强硬派后退了。汪精卫放弃了又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越走越远。就像陶希圣所说，明知是一杯苦酒毒酒，不得不一口一口咽下。因为毒酒陶希圣可以吐，汪精卫想吐就没那么容易。陶希圣可以在蒋介石面前认错，继续呆在侍从室里；汪精卫这个全国公讨的大汉奸认错后下场在何处呢？陶希圣是一介学者；汪精卫从年轻时候起，就想做造时势的当世英雄。放弃和谈证明自己一年来所做毫无意义，还是坚持下去证明自己是为国为民，汪精卫选择了后者。在密约签订前后汪的文章中，可窥见其心路历程：

首先，认为战争终会结束，和谈是必然的，晚谈不如早谈。“无论胜败，最后都得和谈。既然都是和谈，为什么不能早点谈。”“我对于和平运动，是勇往直前的，如果眼见其成功，固然是国家之福，既不幸失败，亦必为和平前途留下一些种子，因为中日两国如果要共存共荣，终不能不向这条路走的。”

其次，认为日本强行征服中国之路行不通，最后会实现中日经济提携、平等互惠。“我以为日本对于中国，本来有两条路：一条在军事上谋征服，在经济上谋独占。那么，那是以中国为殖民地，第一期，榨取原料，销售商品，同时并行；第二期，中国人的购买力尽了，无所谓销售商品了，就只有于榨取原料之外，更榨取其劳力，使中国人以苦力始以叫化终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不通的。强行起来，必然遇着中国民族意识之激烈反抗。民族意识不是枪炮所能击破的，其结果必致徒劳而无功。所以这一条路，是断断乎行不通的。另一条路呢，便是近卫声明所谓按照中等互惠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了，这条路行得通吗？行得通的。”

再次，认为为殉国而死不如为救国而死，抗战是殉国，和谈组府是救国。“有一部分怀着民族自杀政策的，认定国将亡了，不如举其一切，同归于尽。如果国亡无可救，我也和诸君一样；如果国有可救，难道不应该以救国为先吗？我们今天要为救国而死，不要只为殉国而死！”“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要我签第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汪精卫自诩的“救国”动机，已被他的卖国行为彻底否定。

汪精卫在筹备组织伪中央政府的中日密约上签了字，今天，已被视为中国历史上两大汉奸之一。（另一个是秦桧）。1938年10月30日，周佛海在日记里写到：“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致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汪精卫想当造时势之英雄，有一句老话：有智不如乘势。潮流无以逆转，形势总比人强。但是，什么是潮流？什么是形势？汪精卫等人作为悲观主义者，认为抗战胜利无望是形势，奈何成了万夫所指的汉奸。陶希圣、高宗武及时回头，将汪日和谈密约披露出来，一个当了侍从室组长，一个拿了大笔赏金到美国当了寓公。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历代反腐倡廉机制　作者：叶炳昌

我国的国家机器诞生很早。沿着历史长河追溯，历朝历代都重视“廉政建设”，都懂得建立完善的“保廉”机制，要求“为官必廉”。愚以为，借鉴这些机制精髓，有益当今反腐倡廉。

远古时代的纳言、民主、监督、举报制度。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我国便形成了原始社会的纳言民主监督制度。这个制度监督的是经部落联盟议事会选举产生的部落首领。其特征则以纳谏纳言的舆论监督为主，监督权属于全体氏族成员。在夏商周三代的地方机构中，便有了类似当今纪检监察官的前身——“方伯”，他们“受命于王，以监察一方，谓之伯”。西周设有调查民意的询问官——小司寇、乡大夫等职。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政府中，一般都设执行反腐败任务的监察机构和官属，有的设御史，有的设郎官，专职司监察，已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监察网，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察举查办腐败犯法行为，实施对地方官吏的经常性监督。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全国分为36个郡，统一了包括廉政监察在内的法律制度，有了《秦律》这个中国第一部廉政法规，令官吏望而生畏。秦王朝的监察机构，从御史大夫到御史，从中央到地方，已经成为严密的独立系统，并且设立了“言谏监督制度”：一是设置谏官；二是建立议事制度。西汉时期，颍川太守赵广汉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受吏民投书”。三国时期的察人举官制度，也是有口皆碑的。曹操主张察人举官，唯才是举，不拘一格选人才。诸葛公主张“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苦心劝诫官家子弟培养节俭的品德，克服荒嬉的恶习。孙吴政权为了制止和打击威胁皇权的言行，设置了权力极大的校事等官员来加强监察。

唐朝庞大的廉政监察体制与开明的纳谏弹劾制度。唐朝时的廉政建设一直被高度重视。首先是完善廉政监察体制，把全国分为10道（后改15道）监察区，设置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分察制。其次是注重弹劾不法以扬吏治，审理狱讼以法治国，纠正违失以振纪纲。再次是明确监察官员的选拔标准，给予特殊地位，使之“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再有是广开言路，建立完善的言谏监督制度。唐朝重臣魏征敢于犯颜直谏，纠正了唐太宗趋于腐败的许多过失，至今传为美谈。“纳谏兴，拒谏亡”、“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就是这一时期给予后人的最深启迪。唐朝庞大的监督御察队伍和开明的纳谏弹劾制度，为“大唐盛世”奠定了根基。

宋朝时期的反贪三大措施。一是改武治为文治，为文臣统治全国，使“制度一新”；二是颁布一系列法律、法令和法规，三令五申官吏不得贪污腐化，明文规定贪污受贿与十恶大罪一样，必须处死，不得赦免；三是大张旗鼓揭发、打击贪贿官吏，并及时判刑，公诸于众。开国皇帝赵匡胤带头以廉自律，令卫士“砸夜壶”，抵制亲姐姐穿“贴绣铺翠”衣，以古训“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自律，使宋朝廉风颇盛。这个朝代的包公，深得百姓拥戴，万古流芳。

元朝的三权分制。元世祖忽必烈在中央建立了“司黜陟”的御史台，与中书省（最高行政机关）、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三权分制，成为皇权政治的三大支柱之一。这一北南文化合璧的创举，开创了我国古代廉政监察的新纪元。元朝首创在地方建立监察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自成独立的监察系统，其机构有御史台和肃政廉访司。用元世祖的话来说就是：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两手的。可见廉政机构地位之重要。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立御史台的同时，便颁布了《宪台格例》，共36条，作为台官行使监察权的法规。

明朝的廉政醒贪教育和地方三重监察网。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惩治贪官最严厉的时期。明太祖朱元璋，自幼饱受贪官之苦，因而登基后一直以最严酷的手段惩治之。明初经常以各种形式，劝诫官员廉洁奉公，爱护百姓，要求官员“约己而爱人”，不要“损人以肥己”。明代有了完备的监察机构和地方三重监察网；有了使官吏嫖妓几近绝迹的《严治官吏嫖娼制度》；有了成文的廉政法——《宪纲事类》；有了严密的《明代巡按御史制度及其回避制度与自身廉洁制度》和《言谏监督制度》；有了“某日做起，某日完结，勒限奏报”的惩治拖拉官僚作风的绝招。

清朝多元多轨的监察制度。清朝历届政府腐败却又“垂而不死”。从开国皇帝顺治，至末代皇帝溥仪，深明“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之要义，建立和完善了多元多轨制的监察制度，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监察网络：以廉政为主要内容的《台规》；对廉政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巡按制度》；将“无出息”的八旗子弟“始行分拨”，迁出关外，取消“旗籍”等措施；高官子弟不得充任监察官的回避制度和雍正帝倡立的“养廉银”制度；以禁贪、淫、毒为内容的《太平刑律》等等。实际上，正是反腐倡廉医治了清王朝的“痼疾”，才延缓了这一腐败王朝的衰亡。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古代封建王朝大都有一个较长的盛衰期，有的还创造了“廉洁兴盛”的辉煌后才灭亡，其成功的要诀，就在于反腐倡廉的方法有力得当，有一套切合时宜的监督机制。古代监督机制林林总总，归纳起来，我认为，以“六大文官制度”为代表的防止、制约和惩戒腐败的措施，最具借鉴意义：

1、以限制为官者资格和反对既无良心又无学问者进入官场为功能的科举制度；

2、以防止裙带关系为主要功能的回避制度；

3、用于防范和瓦解关系，打破“官场保险金系统”和“权力公司”的轮换制度；

4、以“回京述职”、“巡按检查”和“拦轿击鼓告状”为主要形式的检查监督制度；

5、对教而不改的违法悖理的贪官抄家斩杀，株连九族，使之家破人亡的严惩不贷制度；

6、官吏暮年，离开京城，妥善安置的告老还乡制度。

以上制度颇具威慑性，可操作性也强。这些机制帮助中国历代封建皇帝医治腐败，对维护其政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以上这些都是专制制度的内部制衡，不能改变专制制度权力垄断性，显然，其作用是有限的。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4期 嘉禾碑的联想　作者：常谦义

道光元年，济宁府汪泽民，自京城外放济宁任上已三年，急切盼望升迁。一日出城五里，有人（此人乃汪之心腹）跪于轿前，拦轿报喜。称稻田里生异稻一株，稻梗上并生九个麦穗，且个个硕大饱满。汪大人立即下轿，连滚带爬，对着九穗麦稻啪啪捋下手腕上的马蹄袖，面北跪于泥水之中，口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随从和村人说道：此乃国之异象，主大清朝五谷丰登，国泰民安。随即草拟表奏，又着人描图绘彩速报京城。新皇对嘉禾图深信不疑，目为祥瑞，颁旨汪泽民回京复命。汪升官离任前将嘉禾图刻石勒碑，立于府衙大门之外，石上并刻道光褒奖之词和汪之题跋。此碑现存于山东济宁市太白楼。

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世上各种动、植物皆遵从遗传学法则，有道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稻子植株上只可能结稻穗，小麦的植株上才可能结麦穗，谁见过稻子结麦穗？就算现今科技发达，也还没有人能鼓捣出来。汪泽民导演的这出戏并不高明，竟把刚刚登基的当朝天子哄了。都说官场中人捣鬼有术，只要能升官，什么歪点子都能想得出来，什么下作的事情都能干出来。这么低级的玩笑，就把皇上逗乐了，岂不荒唐可笑？

其实，这类事咱中国古已有之，汪泽民并非发明人。

明朝永乐元年（1403），靖难之役甫结束，朱棣对户部、兵部大臣说：“数年用兵，军民皆困，今与之休息……”基于这种认识，朱棣对永乐初年各地争献白兔、白象、嘉禾以及禀报某处普降甘霖等祥瑞中，最关注的却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嘉禾、瑞麦等物。永乐四年，南阳献瑞麦，朱棣对礼部大臣说：“此郡县屡奏祥瑞，独此为丰年之兆”，遂命荐献于宗庙。大概因为朱棣新从他侄儿建文帝手中夺过政权，为显示天下太平，国势强盛，也为了改变自己篡逆形象，他特别需要快出、多出“政绩”，老于世故的官场中人谁是糊涂蛋？揣摸透了皇上的心意，于是纷纷挖空心思，装神弄鬼，争献祥瑞。但朱棣毕竟是朱棣，不是好哄的。他对于一味热衷献祥瑞而不务实政的官员的投机行为，常严厉斥责，决不姑息纵容。有一年，山西代州献嘉禾，礼部请贺，朱棣回答道：“朕奉天子民，正愿天降丰年，使四海之人皆足。今苏、松水患未息，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桢祥朕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尔等宜助朕修德行政，他非所欲闻也？”对于腐朽无能的马屁精，朱棣狠狠地掴了他一巴掌，何等痛快！但官场中惯走捷径，谙熟潜规则的马屁精和专擅投机钻营之小人，一拨又一拨，因为他们不必付出什么成本，碰巧上头高兴，那就烧了高香。永乐六年春，福建以柏生花为瑞来奏，朱棣赐教训责说：“朕委任尔等镇抚藩方，以图安辑，尔等验之人事，岁果丰登，民果给足乎？树木之花，世所常见，何益于国，何利于民，而以为瑞也？相为朋比，戏侮如此，忠臣恤民之心，果安在哉？”不久，苏州、扬州以桧生花为瑞请贺，朱棣也降敕责之。

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官场上总少不了这号人，他们正经事干不来，官瘾还特别大，成天变着法子玩弄欺下瞒上的把戏。但既然玩的是骗术，便总会露出破绽，所以识别此类其实并不需要多高的智商，有点科学常识就行了。何况，时当永乐初年，正是朱棣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期，他励精图治，奋发有为，十分清楚统属下的各级官僚，为了各自的荣华富贵，往往对皇上只报喜，不报忧，弄虚作假，献媚邀宠，这些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一一在“批示”中给予鞭挞和“曝光”，这是朱棣可圈点处。（当然，朱棣亦是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功过是非如何全面评价，有待史家研究。）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当我们透过时间隧道，审视六百年前的永乐大帝和二百年前的道光皇帝时代发生的事情，不需要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我们便可以预测，后世子孙在回望共和国这一章时，他们的目光不会不停留在1958年，然后发出感叹：历史为什么总是循环往复，惊人地相似？京官也，封疆大吏也，为何一个个都那么热衷于向朝廷献祥瑞，有完没有完？让我们重温热火朝天的1958年。

1958年6月12日，新华社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首放小麦亩产3530斤的“卫星”。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9月18日，《人民日报》又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发射”的中稻“高产卫星”，亩产量高达13万多斤。当时，报刊上进行了大量的浮夸宣传。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撰文讲述自己亲眼看到广东番禺县亩产100万斤番薯、60万斤甘蔗、5万斤水稻的事实。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发表题为《驳粮食增产有限论》的文章，认为广东省粮食产量可达到亩产三四千斤以至1万斤。《人民日报》还发表大量社论，大批所谓“条件论”、“机械论”、“悲观论”和“农业增产有限论”，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不怕做不到”。宣称：“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这些宣传，进一步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虚报浮夸倾向。

在这股虚浮气氛之下，一时间，全国上下竟产生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忧虑。1958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8月4日视察河北省徐水县的一则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

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两千斤。主要是山药高产。毛主席听过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

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9千多万斤粮食呢！秋季要收11亿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哩！”

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

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令毛泽东高兴的“祥瑞”还有很多很多，像农业战线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在大炼钢铁运动中也广泛开展了大放高产“卫星”活动。9月14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14000吨，提前超额完成了9月份9000吨生产计划。河南省不甘示弱，马上宣布仅9月15日一天，全省就产铁1893.92吨。毫无钢铁工业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后来居上，连放几颗特大“卫星”，其中鹿寨县日产生铁竟然高达20万吨。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以全民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主要标志，大跃进运动达到了高潮。在大办人民公社方面，行动最快最最耀眼的是河南省，仅用8月份一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全省农村人民公社化，给北戴河会议献上了一份大礼！

还有更鼓舞人心的：在中共中央确定的共产主义试点单位河北省徐水县，在其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中，提出1963年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以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闻名全国的山东省寿张县，计划两年后即实现共产主义。浮夸风严重的山东省范县居然在1958年10月28日的万人大会上宣布，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而且还具体形象地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时间，在全国不少地区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狂热。毛泽东赞扬这样的“乌托邦”，在范县“共产主义规划”上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仓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也可以。”

文艺界也不甘寂寞，在“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的要求下，制定了自己的“跃进计划”，大放“创作卫星”，粗制滥造了一大批反映大跃进的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的所谓作品。特别是当时被推崇为革命浪漫主义典范的新民歌，一味堆砌豪言壮语，严重脱离实际，对大跃进浮夸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地方甚至提出每个县要出一个李白的荒唐口号，成为笑谈。

面对如此盛世景象，包括毛泽东在内，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中。基于高层判断，北戴河会议认为，我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基本解决，工作重心应由农业转移到工业上去。会议甚至错误估计到1959年，我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就可以超过英国。在1958年至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但是，由于全民大炼钢铁和其他各种“大办”抽调农村劳动力过多（约9000万人），因而，1958年秋收时，全国各地普遍出现农作物丰产不丰收的情况，大量成熟的农作物无人收获而烂在地里，损失巨大。当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而粮食征购却是根据7500亿斤的估产数字确定的，高估产高征购，势必从农民口中夺粮，加之公共食堂浪费惊人，到1959年春天，全国很多地方已出现农民缺粮、逃荒、浮肿甚至死亡等现象。据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1959年冬至1960年春，仅正阳县就饿死8万人，新蔡县饿死人近10万。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一个社就饿死4000人，占其总人口10%。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60年，全国人口净减少1000万人。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党内不是没有人察觉。彭德怀在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后到湖南考察，由省委书记周小舟陪同，先后到湘潭、韶山、株洲等地，并在家乡乌石旧居开调查会，到幸福院看望老人，得知他们每餐只有二三两米。随后到平江（这年正逢平江起义30周年），发现刮共产风和造假现象严重。有一位红军时期伤残老战士暗中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后来被广为传播的新民谣：“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呼！”他不能不动情，这是群众多么沉痛的呼声！

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是为纠正党在大跃进中左倾的重大失误。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全信3000余字，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公忠直言，光明磊落。不料，毛泽东将此信转发给会议分组讨论，继而又发动了对彭德怀和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和围攻，纠左契机从而丧失。几乎是命中注定，中国人民必须吞食大跃进的苦果，在人为的大饥饿中苦苦煎熬。要不了几年，又迎来了血雨腥风的10年文革浩劫，这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应该忘记的痛史！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话说苌弘　作者：张　麟

苌弘，字叔。他是我国东周时期一位神话般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我国的史籍《左传》、《国语》、《庄子》、《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对苌弘都有记述。他与思想家老子友情甚笃，他对教育家、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的大圣人孔子，有过帮助和指导。他是东周王朝的大忠臣，是古蜀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位历史名人。他是东周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兵阴阳家、天文学家和音乐大师。

苌弘于公元前约580年，诞生在今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忠义镇苌弘村苌弘山，苌氏大家族的一家中。他资质聪敏，博学多闻，兴趣广泛，曾拜巫觋为师，操练异术。他通晓天文及历律，擅长音乐，善于理政，有治国安邦才能，人称智多星，著有《苌弘》十五篇。

公元前549年，苌弘进入东周王朝，在周灵王驾下任召集诸侯之事。东周以来，王室衰危，诸侯各据一方，苌弘事周，正处在周王与各诸侯矛盾的风口浪尖。周景王时，苌弘任畿大夫。苌弘对周室一片忠心，费尽心思为周王献计献策，参与周王对国事的研究。公元前531年，《左传》记载，景王问苌弘：“今日之诸侯，何实吉，何实凶？”对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岁也。岁在豕韦，弗过此矣。”前525年8月，晋侯以治病为幌，向景王借路祈福，苌弘发觉其中有诈，便秉告景王，晋侯祈福是假，侵占陆浑是真，恐怕还有野心。于是，周师加强戒备。三天以后，晋侯果然灭了陆浑。见周师有备，未敢格外妄动。前520年，周景王驾崩，苌弘协助周卿刘文公拥立周敬王。苌弘统观全局，与周卿刘文公商议后，向敬王献策，要严明纲纪，重振朝威，团结诸侯，奠都成周，筹建王城。均为敬王采纳。于是，苌弘把早有考虑的具体实施方案，与刘文公研究后，付诸实施。后来筑城完工，敬王迁于新的都城。敬王鉴于苌弘在重振朝威、改变号令、奠都筑城方面，贡献卓著，升其为内史大夫，掌管爵、禄、废、置、生、杀、予、夺大权，辅佐国君，策命诸侯、卿、大夫，记录和发布王命等重任。前506年周卿刘文公死后，苌弘统管国家大权。他统管国家大权后，周敬王政权出现了新的稳定局面。

可是，苌弘这样忠心耿耿、呕心沥血，时年已88岁的老忠臣，为周灵王、景王、敬王江山的稳固安宁，不顾自身安危，竭忠尽智，前后长达57年，供职周王三代，却于前492年7月9日，因周敬王误中晋国赵简子奸计，苌弘死于敬王刀下，在成周被剖腹掏肠，壮烈殉国。临刑前，苌弘沉痛呐喊：“弘事周室，料有今日，杀身之祸，我并不悲哀，只恨宗周不统一，可怜我周王宁静的宗庙就要毁灭了。”《庄子》：“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碧血丹心”一语，源出于此。《蜀都赋》有“碧出苌弘之血”的记载。清人、曲学大师吴梅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为纪念死难的六君子，写作一剧《苌弘血》。剧中描写的苌弘，是2500年前的阴阳家、周朝忠良，四川资阳人。《苌弘血》传入资阳文人杨进斋之手，后由内江罗星洲改为川剧高腔，演出后反响强烈，观众纷纷赞颂苌弘的竭忠报国精神。此剧后来成为川剧《资阳河》流派的传统保留剧目。

苌弘精神感人肺腑，催人奋进。鼓舞着无数的志士仁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英勇战斗，敢于牺牲。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革命先烈李大钊，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讲道：“万一横逆之来，迫我于绝境，则当……出其丹心碧血，染吾黄帝以降列祖列宗光荣历史之末页。”苌弘家乡的人民更是采用多种方式，表达对他的崇敬。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治所出生的西汉王延世，年青时羡慕苌弘宗周之举，特取名字“长叔”，立志学习苌弘为国尽忠，后成为光禄大夫。《资阳县志》更有较详记载：“战国后，蜀、资人民筑祠祀周大夫苌弘”，“清泥坊苌弘祠宋时尊称‘苌大夫祠’”，“资阳文庙设忠义祠，周大夫苌弘居首席”，“资阳天台山筑苌弘祠”，“明嘉靖四川督学陈鎏兴建赞圣祠祀苌弘和老聃”，“清康熙知府冀应雄手书‘东周文献，苌弘故里’”，“清乾隆知县杨周冕主建‘三贤故里’坊，并手书‘东周苌弘，西汉王褒，东汉董钧’”。还有，《乾隆初修资阳县志序之一》：“资阳邑当冲衢，即古资中地也……访苌弘之故里，登子渊之书台，窃凭吊唏嘘，低回不能去。”苌弘诞生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是忠义镇、访弘乡、访弘村、苌弘村等山、寨、碑、庙、桥、埂、溪、洞，以纪念苌弘精神永垂不朽！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作者：兰殿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末帝大多沉湎于酒色，而明朝末帝崇祯朱由检则是个例外。他18岁称帝，17年后即亡国，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错。史书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明史》的作者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也有的史评家说他“宵衣旰食”、“殚心治理”，将其归于英主之类。

果真如此吗？史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大明王朝灭国三百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末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18岁登极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翦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

他开局顺手加之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乃兄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更令朝廷头痛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

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心切，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百分之十。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阴森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是无罪而且是有功大明之人，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被他十分情绪化的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过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这些令人头痛问题的存在，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感到登极不久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定格，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却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十三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路尽饿殍，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断，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有举措，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的话，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致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空亏，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帧“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又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事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

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

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

袁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本意是让已俘虏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下转80页）（上接75页）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是进？还是退隐？他没有主心骨了。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通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4期 戏解西游　作者：谢　山

俗语：跳不出如来掌心。似乎如来法力无边。但细思之，这法力其实亦有限，三千年一劫，即是历史发展规律。五行山也有崩颓之一日，岂能违反沧海桑田的规律。孙大圣被压了几百年，到头来还得放他出来，再关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如来也不得不出此一招，只是加了个条件：“皈依佛门”，其实丝毫没有改造好，只是用个金箍骗了他才迫使就范。然而查查记录，几次使用紧箍咒，错的是唐僧，由此可见紧箍咒的教育意义的渺小以至无能了。孙大圣放了出来，脾气还是依旧，看来还是挺“顽固”的，他是石猴，脑袋自然是花岗石的。

皈依佛门后成了正果有何意义？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孙猴子被封了一个什么佛，可是人们并不以此相称，人们只称他为“齐天大圣”，沿用他自己的称号，惦记着他大闹天宫，从不记得他叫什么什么佛。上天的封号还不如他自取的花名，真怪！这似乎是对神佛的亵渎，阿弥陀佛，罪过。

一般人认为《西游记》是神怪小说，我认为如透过神怪的外衣，把它作为一部社会小说来看意义更大，而且可发现不少新的启示。例如：取经路上遇到一些妖魔，总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土妖精，法力小，为害也不大，结果却被孙悟空一棒打死，名之曰为民除害——这是妖精的应得下场，体验“天法”的严正；另一类是有来头的，而且后台很硬。这些妖精都法力高强，几乎置唐僧师徒于死地，连几次请来天兵天将也无可奈何，最后发现他们原来是神佛的徒儿、坐骑、宠物，以及下凡的星宿等等。案子结束了，没有听说要受什么严厉处分（当然更没有刑事处分），而且他们的主子们也没有因为管教不严造成严重后果而被天庭撤职查办，似乎连检查也没有写呢。而唐僧师徒所受的折磨只当是活该，名之曰考验，而且还须不断经受考验，直至历尽八十一难。我想这是小说家为了写完这部名著，才让唐僧师徒活下去的，换个凡夫俗子，肯定受不了这般多的磨难，想想那些对手的后台多么强大！妖精中还有一类虽然没有来历，但是本领太高强了，于是，被神佛看中，收了去做镇山大使等等（如黑风怪、大鹏怪以及红孩儿等），当然皈依成佛后，也是前罪一笔勾销，还可享受人间香火供奉。这是第一类妖精所不能梦求的，原因就在于这符合一条辉煌的原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们原来所持的屠刀，确是够锋利的，而第一类妖精缺乏的就是这把锋利的屠刀，尽管罪恶小，却不能援引成佛的原则而只落得严厉镇压的下场。所以第三类其实可以和第二类合并为一类。从来妖精只能分为两类：一是和神佛无直接关系的，即土生的，严惩不贷。一是和神佛有关的（已有组织关系的，或可以发展的），治病救人，全力挽救。

上述发现也许比《狂人日记》的从字缝中发现“吃人”两字更有意义。不过这一发现，却使取经这一伟大事业的神圣光圈黯然褪色了。佛祖真是为了普济众生而把真经传来东土吗？为什么阻碍取经的恰恰是那批与神佛有关联的化了装的“魔头”呢？自圆其说的所谓“考验”，只能使身受其害者感到啼笑皆非，痛心疾首。究竟在普济众生的幌子下干出了一些什么勾当？从对待妖魔的态度上看，难道还分不出谁亲、谁疏？

我又发现《西游记》结局还漏写了一大段。书中说到取经以后，唐僧师徒都成正果，授予佛号，其实不然。当时诸佛对孙悟空做鉴定时，认为他首先出身不纯，不如唐僧是佛门弟子，八戒是天篷元帅，沙僧是卷帘大将，出身高贵，连白马也是龙宫三太子，而孙只是石猴，缺乏“神性”，此点是原则问题，非常重要，不能越级擢升，更不能上升为佛。说到取经路上的表现，更是意见一大箩，如一，屡次和师父顶撞，不尊重领导。二，遇事擅作主张，违反上级意图。三，逞强好胜，突出自己，目无组织。四，凶狠好杀，全无佛门慈悲胸怀，缺乏“佛性”。五，屡教不改，无纪律性。六，作弄八戒，群众关系极差。此外还提了几十条，每条都有确凿的事例为证。特别是，原在天国有组织关系的妖精在人间胡作非为，被猴头揭发控告，使诸佛大伤脑筋，认为给天国抹黑，怒不可遏（但这一点，他们自然不便明说了）。据说弥陀佛为了缓和气氛，提了一句：“悟空虽然缺点不少，但取经路上立功不小。”此话当场受到反驳，主要论据是：取经的成功，是由于我佛光辉照耀下，各方神佛的多方护持下，六丁六甲天兵天将的密切配合下，唐僧的具体领导下，八戒、沙僧、白马的全体努力下，还有尘间大批善男信女出于对我佛虔诚顶戴而作的积极支援下才能获得辉煌胜利，关猴头屁事！少了一个猴头，难道地球就不转了？真经到不了东土吗？猴头生性泼赖，专事捣乱，以前触犯天纪，我佛以慈悲为怀，容其改过自新，将功赎罪，取经是他争取改判减刑的机会，根本谈不上“立功”。据说有的佛还振臂高呼：“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的口号。最后还是如来作了结论：“从宽发落，既往不咎，孙悟空要接受意见，吸取教训，不可泄气”。当然这次评佛是评不上了，不过金箍圈准予取消了——其实，那个金箍圈当时锻造就很粗糙，已日久朽烂，不除它，也起不了当年的作用了。事后听说孙悟空被激得金睛火眼几乎爆裂：“猴子就猴子，老孙从来就不想成佛，宁可压在五行山下还自在些，好过受这么多窝囊气，老孙也不受骗去取什么真经了。”把观世音大骂了一顿，说她是头号骗子，以后一个筋斗跳到不知哪里去了……所以他也没有成佛。这才是《西游记》的真正结局。

吴承恩不能写得太长，感到太累了，于是草草收场，偏漏了这重要的一段。我希望有人用现代语言，补写一部西游故事新编（例如，孙大圣在地府“勾销生死簿”，翻译成现代语言是“销毁黑名单”）。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4期 九千岁　作者：李　乔

某刀笔小吏眼光甚犀利，动辄言某史著为“影射”。余仿其眼力，审读明史，亦发现几处影射文字。如：

太监魏忠贤，举朝阿谀者，俱拜为乾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吕毖《明朝小史》卷十三《天纪》

巡抚刘绍，悬忠贤画像于喜峰行署，率文武将吏，三跪五叩首，称“九千岁”。——《明史·耿如杞传》

余览罢，大惊，立马秃笔一挥，批道：“九千岁”者，“永远健康”也。此实乃影射林副主席，何其毒也。吕毖何人？《明史》何书？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当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举烈火而焚之也。批罢，窃自赞眼力之毒者良久。

细察上引二书，确乎是在影射：九千岁不够，还要九千九百岁，这不分明是在影射喊一句“永远健康”不够，还要再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么？站在画像前，文武将吏齐喊“九千岁”，这不又是在影射“早请示，晚汇报”时恭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么？查此二书作者，皆封建文人，亦即臭老九也，搞影射乃其阶级本性所致，本不足怪也。

余因二书所记，继而思之：魏阉甚喜人喊“九千岁”，不喊则必视为大逆。晚年林彪亦如魏阉，人喊“永远健康”则喜，不喊则盛怒之。文革中，代总长杨成武闻毛泽东言“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啊！”之后，遂不再喊，林彪因之衔恨于杨，终至打倒“杨余傅”。余又思忖：魏忠贤之“九千岁”，乃其干儿义孙们捧出来的，林彪之“永远健康”，不也是其死党爪牙发明的么？然天不容情，魏忠贤终究没有九千岁，而是死后被钦定为“逆案”；林彪更没有永远健康，而是折戟沉沙，葬身异域。鲁迅有名言曰：“愈是无聊赖，没出息的脚色，愈想长寿，想不朽。”（《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结果呢，“还不如一个屁臭得长久”！（《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魏忠贤、林彪不正是如此么？

余思绪至此，蓦然感到大事可能不妙：本小文不也可能被误为影射么？恐该拿办矣。

2006年第4期 老来随心所欲之　作者：李　锐

《李普自选集》的经办人命我写篇序言，当然乐意为之。我们是老朋友，是“两头热”的老朋友；他比我晚一年来到这个世界，他关心我重于我关心他。

1938年9月，徐州突围后，在苏北短暂停留，经上海、香港回到武汉，长江局派我回到家乡湖南省委工作。于是同李普（当年名李壬练）熟悉起来，他在省文抗会（文化界抗敌后援会），那是所谓公开的“地上”，而我在秘密的“地下”。我住在长沙营盘街《观察日报》社的编辑部，黎澍是总编辑，大家在此相聚，也就无所谓“地上”、“地下”了，经常漫谈，热乎得很。那时国民党的省主席张治中比较开明。长沙市有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对外负责人是徐特立。长沙大火之后，我与李普就分手了，整个战争年代没有碰过面。1946年我在热河省承德办报时，他在北平给我寄过国民党区民生凋败的通讯稿。1952年我调到北京，又隔行隔山，难以碰面；他曾从热门中宣部调到冷门北大，听说似乎有什么历史问题。1959年后，二十年我成为贱民，就更是音讯不通了。直到1979年1月，我从流放地回京，平反复职，我们终于又热起来了。这种晚年热同早年热相比，是热得更不同的热了。

我们住地靠得很近。不久黎澍成为我的邻居，李普和黎澍比我早离休，他们来往更多。记得1981年有一天，他和夫人沈容邀集廖沫沙、于刚、黎澍和我五对夫妇家宴，都是湖南老乡老友，谈笑忆旧，欢快之至。我曾即席口占一绝：“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他后来搬到新华社高楼，过七十岁生日时，我奉上一首祝寿诗：“平生笔一枝，南征北战时。偕老危楼上，随心所欲之。”前面那首诗就作为这首诗的注释，在《龙胆紫集》的“外编”中保留下来。于刚和黎澍于上世纪80年代先后去世。90年代后，北京的同乡老友就只剩下我们两人了。他八十岁时，我又献上一绝：“相交六十年，几度史无前。德赛先生事，岂能缥渺间。”在“外编”中这首诗有个标题：“李普乡兄八十大寿想必有同感焉。”这三首小诗也可稍微说明我们晚年热的情况。

李普一生从事新闻事业，从《新华日报》到新华社，跟随形势笔耕不辍，记录当代历史，大部分文章结集在他的《记者甘苦谈》、《光荣归于民主》两本书中。解放战争时，他一直在刘邓部队，跟随司令员、政委左右，于是晚年写出了极为生动的《记刘帅》传记，让事实说话，没有一个吹捧的形容词，主人的优点、弱点一目了然。由于整个战争年代在国民党区和前线活动，没有经过整风思想改造，他们两口子尤其沈容还保留了较天真的一面(沈容一生也在新闻圈子中工作)，即对人对事不是仰视，眼睛只习惯向上，而是平视，以平等心看待一切，包括上下级关系。不过，李普很早就读过《共产党员的修养》，知道党员除了从事党的革命的事业以外，不应当有个人的东西，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因此，经过50年代的各种运动挨整，他也未能例外，陷入了个人崇拜，认为自己缠过脚，“也是小脚女人”。毛泽东在延安的《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报告中，有很多批评知识分子的话。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有这样的话：“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李普当时相信这些话，因此他在北大工作时，终于也参加了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合唱，在《人民日报》发表过批评文章。关于这件事，他作了深刻的反省，认为关键还在自己是党员、党领导一切，自然应该奉命摆党的威风。

李普常说，他晚年大彻大悟始于“文革”，觉得这么搞下去会断送天下的，幸亏有真理标准的讨论。他还说当年三个老朋友的密切来往，也受黎澍和我的影响，受黎的影响多。大彻大悟同破除个人崇拜分不开，更同弄清楚三大问题分不开：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世规律，马克思主义及理论的作用，执政党如何执政及对党的认识。过去我们批判蒋介石搞“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对比之下，我们自建党以来尤其执政全国后，做的好事与错事，理论与实践的正确及失误，我们都彻底弄清楚了吗?这三方面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交谈最多。我们之间的交往，或许可以高攀如“元白”（元微之、白居易）之交。他俩诗歌唱和，书信往还。彼此学习，互相鼓励，对酒谈心，至于忘形，患难相关，到老不渝。元白之所以契合，如同胶漆，是由于他们思想一致，念在苍生，尤其诗文风格相近。“元九书”中大声疾呼：“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

李普深感过去个人崇拜很可笑、可耻，何以自己不用脑子呢。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他认为即是对历史、对一切不负责，只是为己所好，对自己负责。我研究过毛的早年，他的读书笔记中有过这样的话：“言行只对自己负责。”我和李普谈话的内容也常见之于自己的文章。纪念党成立八十周年时，我发表过《做人与当党员》文中，最后有这样一段话：“党性、人性、科学性、自由民主性（民主与自由分不开，是一对双生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能互相对立；关于治党治国要依靠民主、科学与法治的问题，这些最为根本的理论与实践，我们还远远没有弄清楚而至解决，还没有从专断独行，要一点个人崇拜的阴影中完全解放出来；有时口头上也讲讲，做的却是另外一套，有时同自由民主是对着干的。同志们，我们的路还很长，还要跋涉艰难险阻。”这之前的1999年，我还发表过一篇短文《又谈德先生》，其中有这样的话：“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民主与科学是双生子，西方资本主义今天仍在发展与此分不开。从马克思那里来的社会主义，原以为同民主的关系更胜于资本主义（列宁说过：要强百万倍）。可是，苏联七十年亡党亡国的教训，政治上正是走到民主的反面：个人崇拜，领袖专政，镇压异己，官僚特权。我们曾经差不太多，折腾了二十多年，且伴之以运动群众，十年浩劫走到了崩溃边沿。”“我们过去的问题就在没有解决好封建专制主义的传统。于是，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长文中，特别谈到思想政治方面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家长制作风，大搞特权，破坏法制等等问题。大家知道，由于随后的‘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的这篇文章被束之高阁，而且导致胡耀邦的辞职及去世后的政治风波。”“民主是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民主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是融为一体的，必须以法治为基础，如我们已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自己的国家宪法，都应切实履行。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信仰等自由，我们贯彻得怎样呢？别的不说，现在还是偏好舆论一律，连评说‘文革’的惨痛历史都常常遇到困难。”2003年3月3日，《二十一世纪环球报道》周刊发表了该报记者对我的访谈录，我谈到邓小平这篇文章被束之高阁，同胡乔木以波兰团结工会事例所阻有关。还讲了下面这段话：“第三代领导接班时，小平讲了这样三句话：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你什么时候说了算，我就放心了。”十天之后，这个刊物就被查封了。我随即向新的中央领导人写了封长信，表示异议，毫无结果。之后，连我已公开出版多年的畅销书，《庐山会议实录》、《龙胆紫集》等都不准刊发了。民主的根本，社会的稳定，和谐的实现，创新的求得等等，都离不开言论、出版、结社自由。这是我们晚年热的主题，也是我们尽力而为的工作。李普近年常说，“我逐渐信奉自由主义，积极维护人权。”“崇奉民主自由，反对暴力。”毛泽东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实践和发展了《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李普还谈到：“近几年我努力补宪政民主的课，十分用功，这门学问我懂得太少，年轻时读书没这么用功过。我的求知欲似乎还不曾停。”这种精神真是了不起的。他近年为此写过许多文章，在国内外传播，有很大影响，尤其有关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讲得中肯。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在文集中可以看到。

李普一生最大的幸福是同沈容同床同梦、同心同德。他们专业相伴、患难与共六十六年，尤其在历次运动中和谐共处、互相帮助。夫妇间有争执，也就如湖南人说的尿胀脾气：“尿完后就没事了。”他对我前二十二年夫妇生活的悲剧，有过透彻的评价；对我晚年有个好老伴很是赞赏。我们两家时常相聚，互相关心。沈容去世前写的《红色记忆》，她虽然只见到清样，却知道好些文章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网上的轰动，自然得到极大的安慰。李普买了二百多本送人。这本书的港版，他写了一篇《〈红色记忆〉二三事》的文章，其中说道：“这是她一些回忆文章的汇集。她没有准备公开发表，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她的经历，知道那个时代，知道她走过什么样的路，知道她怎样走的。”这本书赠送出去之后，李普接到朋友们许多电话和信件的安慰。都说沈容的文笔清新平易，评论常常带点幽默，记得那么多细节。“更赞赏她是个不喜欢张扬的人，说她经历了那么多大场面，认识那么多大人物，却从来不张扬。”文如其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我也是从书中才知道，从西柏坡到钓鱼台，从开国大典到粉碎四人帮，沈容那些传奇式的经历。开国大典是李普报道的，他俩都有城门楼上的照片，我也是很晚才知道的。

我们的晚年热还在继续，还在“与时俱进”。我们在这个党内生活了近七十年，我们入党时追求的“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新社会”还远没有到来，我们当继续努力，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2006年元旦写毕）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5期 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作者：田纪云

万里同志是老一代革命家，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他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做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他的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高尚品格将永载史册。

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使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农村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万里同志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和在四川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遥相呼应，带头打破“左”的禁锢，勇敢探索农村改革之路，大胆支持农民的改革之举，实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让农民重新获得生产自主权，粮食增产，很快吃饱了肚子。

万里同志是山东省东平县人，1936年5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二、七、八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秘书长，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

万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受命于危难之际，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出色地抓了铁路整顿。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门窗都是泥土坯（做）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错误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

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对农村实际情况的这种深切了解，我想一定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安徽省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基层干部暗地支持，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邓小平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主要负责人不大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随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万里同志在邓小平、胡耀邦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下，还主持制订了5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做出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在他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许多法规。

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护大包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若干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万里非常重视，根据他的批示，先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中国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造。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之后，有的同志想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要让农民重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道路。万里同志在邓小平等同志支持下，与其他同志一道坚决顶住了这股错误思潮。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总结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甚至广为流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的佳话。当然这不是对几个人的颂扬，而是人民对中共中央正确决策的高声歌唱！

现在，万老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关心着全国的三农事业，不久前还为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题写了馆名。

80年代，万里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他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大思路一致，工作配合默契，在推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做出了杰出贡献。许多重大改革措施都是由他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的。

积极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80年代，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他认为，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是一项根本建设，并在1986年2月的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民主和法制建设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他说：“不讲民主与法制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也不会是安定的社会。”“非常明显，缺乏民主与法制，往往和愚昧落后连在一起。”“因此，必须把民主与法制看成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性的问题之一，要下大决心、花大气力，从根本上去解决。”他强调，民主与法制建设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由于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影响，我们往往只有“人治”经验，而缺乏“法治”的观念。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从根本上增强党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民主与法制观念。越是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越应该有高度的民主与法制的观念，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和法律的约束。”

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他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这个讲话最精彩的是指出，为保障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对政策研究、决策研究也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万里说，“双百”方针不能得到贯彻实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很大的副作用。事实上，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很难分开的。“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在领导部门就政策问题作出决定之后，大家都应当执行。”万里把这个问题看作是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重要标志，认为“如果在人民内部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怎能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

万里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堂堂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领导路线正确，政通人和，百业兴旺，是不会被几句逆耳之言或别有用心的人借某些问题的煽动搞垮的。”万里还说：“领导人要尊重人们充分发表意见的民主权利，不要害怕别人讲不同意见的话，甚至讲反对自己的话。过去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正确的，但还有点消极。积极的说法应该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8年4月，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万里当选为委员长。他在这次会议发表的讲话中提出：本届人大必须把保证改革和促进改革作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他说：“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支持和保护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新思想、新事物、新制度。要围绕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在万里委员长主持下，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把制定有关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的法律作为立法工作的重点，先后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海商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等对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并总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情况，对土地管理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环境保护法、专利法、商标法等作了修改和完善。还审议了公司法、农业法和科技进步法等法律草案。同时，常委会把制定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放在重要位置，制定了工会法、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残疾人保障法等一系列法律。还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也已提请代表大会审议。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除通过了实行修正案外，共通过59个法律和27个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合计86个。

在监督工作方面，万里委员长提出，一定要把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都要有一个到两个法律执行情况的检查汇报，把它列入议程，这要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从此，开展执法检查并在每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和审议一到两个执法检查报告，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是人大监督工作的一个重大发展，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的一项重要措施。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先后对31个法律和6个法律问题决定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对促进法律的实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万里还非常重视惩治腐败的问题。他说，一是决策是否正确，二是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三是是否为政清廉，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半心半意。执政党离不开这四条，共产党能不能得到群众拥护，也要看你能不能做好这四条。一定要防止共产党在执政后失去监督，严重脱离群众。为此，就要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中国如何做到既不搞多党制，多元化，又能把各阶层、各方面的意见反映到人大和党委来，使我们执政党能接受群众的监督，不搞一言堂，这是个大问题。他一再讲，一定要加强人大和人大常委会的监督职权，支持监察部门、司法部门的工作，惩治各种腐败行为。1990年，全国人大办公厅根据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起草了监督法，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台。

在党的十四大后，万里最先提出修改宪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载入宪法。中央采纳了万里的建议，在1993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对此作了修改。

万里同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证明他是一位无私无畏、具有深邃见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

大公无私，积极培养年轻干部

在这里，我着重讲点个人的亲身体会。

像我这种既无大学或大专文凭又无政治背景、远在边陲当普通财经干部的人，做梦也没有想过会步入中南海，并且当上副总理。但时代的大潮却把我涌入了中南海和副总理的岗位。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文革”结束不久，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革命老干部，在邓小平、胡耀邦领导和推动的平反冤假错案中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他们的交椅尚未坐稳，椅子还没捂热，小平同志又号召干部年轻化。“文革”把他们整了十年，打天下的还没有坐天下，又要让他们让贤。多数老同志高风亮节，从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出发，主动提出退位，让我们这样一些当时还算比较年轻的人十分感动。但也确有少数老同志想不通。他们对新上来的年轻人在冷眼观察，看他们能否顶得下来，有没有治国的本事。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新上来的我们这一批比较年轻的同志，如果没有一些老同志的支持，本事再大也难以开展工作。我在第一任副总理期间，深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支持，特别是得到常务副总理万里的具体帮助。

我与万里非亲非故，虽然都是山东人，战争年代我就在他的家乡（东平县）周围活动，但我们并不相识。那时他已是高级干部，我是普通一兵。万里出于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真心响应邓小平关于干部年轻化的号召，积极帮助和支持新上来的比较年轻的人大胆工作。1982年，在我还是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时候，中央决定组建“大经委”，把国务院经济方面的具体事务交给大经委去处理。中央内定，由常务副总理万里兼任大经委主任。万里立即提名我去大经委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并指定由我和中组部副部长曾志同志负责大经委的组建筹备工作，我的任职，在党内已发了通知。但后来中央又决定，万里不再兼任大经委主任，大经委的职能也相应作了调整。这时，万里又提议并经中央决定，我仍留国务院工作，不去经委了。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不久，中央内定要在来年人民代表大会上提请任命我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要我与他一起去天津、河北、湖北等地考察工作，实际也是对我的具体观察、考核。1982年12月，万里又指定我率领有关部门同志去鲁豫川三省调查研究，如何深化农村改革，并回答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万里对工作组写的调查报告十分重视，不少建议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采纳。

在我担任副总理后，万里更是放手让我工作，并给我加担子，除我分工的财贸金融工作外，他很快明确由他管的农业、劳动工资、民政、物价等工作也让我负责。1985年，他曾两次对我说，纪云同志，你要大胆工作，有什么事我来承担。又说，我仔细观察，你对一些文件的批示是很得体的，对工作是胜任的。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

1987年5月16日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发生了一次开国以来最大的森林火灾。在森林火灾季节到来之前，我曾对林业部作过防火的具体部署，在大兴安岭火灾期间，从救灾到重建，我曾三次亲临现场（最后一次是与万里一起去的），具体指挥部署救灾和重建工作。大火扑灭之后接着就有一个调查起火原因和追究责任的问题，具体讲就是要追究黑龙江省、林业部和国务院分管林业的副总理的责任。6月26日万里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处理对发生火灾负有责任的人员。当有一位列席会议的同志提出应追究国务院有关负责人（当然是指我）的责任时，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有一位姓周的副局长，立即递了个纸条给万里，上写：今年3月纪云同志曾两次打电话给林业部部署森林防火问题。万里同志在会上立即说，国务院对森林防火是作了部署的，救灾也是得力的，国务院是没有责任的。就这样，使我免遭一劫。

1988年6月，万里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当年山东省有人向他写匿名信，诬我插手山东人事安排。万里十分清楚，各省人事安排是由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兼组织部长宋平一手操作，我根本不可能插手，万里当即批示“山东人事安排与纪云同志无关”，又使我免被诬陷。

我想，我与万里的友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共同的信念。特别是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有人想以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否定农村改革的大方向；想以“反和平演变”为名，否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时候，万里等一批同志挺身而出，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1992年4月，我应邀去中央党校去作过一次报告，主要是讲农业和农村问题，其中重要一部分是讲如何加深理解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问题，当时在高层引起不同反响。一天我去看望万里，一见面他就说，你在党校讲话讲得好，抓住了要害，有骨气！给予我极大精神支持。

据我所知，在万里的支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高层领导干部不乏其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与万里毫无私人关系。

万里的大公无私、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勇于负责的品德和精神，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巨大贡献，使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使他成为广大群众最崇敬、爱戴的领导人之一的根本原因。

万里对人生是乐观的。1992年下半年，在万里即将卸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前夕，我们一起吃饭，万里哼了几句顺口溜，道出了他晚年的期盼。当时我用毛笔记录下来：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一批好朋友，国泰民安久，晚年乐悠悠。

万里同志今年已九十高寿，我衷心祝愿他寿比南山！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5期 耀邦与我们共青人　作者：蒋仲平

1955年10月18日，98名热血青年响应党中央关于到边疆去、到革命老区去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告别大上海，志愿来到鄱阳湖畔的不毛之地——江西省德安县八里乡，在荒无人烟的滩涂野岭搭起茅棚，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垦荒事业。

这年11月，耀邦同志在上海检查工作，听说有这样一支志愿垦荒队，当即决定去看望。耀邦同志一行风尘仆仆，经浙江赶到南昌，再换乘吉普车于11月29日抵达德安。前行无路，当日下午便搭乘铁路轨检车前往九仙岭。

这正是大家创造新生活的第39天。当年的老垦荒队员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耀邦同志衣着简朴，穿着深蓝色中山装，一到垦荒队，不顾路途劳顿，就沿着山间小道登上荒坡，一一察看队员们住的茅草棚。

当天，耀邦同志和大家一起，就着咸萝卜干、黑泥豆，一起喝了顿稀粥。黑泥豆小得筷子夹不住，他索性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和队员们聊天。他关切地问：“茅草棚能住得惯吗？”

队员们说：“住得惯。”

一个队员补充说：“茅草棚是我们亲手盖的，我们要永远住下去。”

这时，旁边的一个队员又兴奋地喊了声：“茅草棚万岁！”

耀邦同志笑道：“茅草棚是临时的，不能永久住下去，它只能三岁，不能万岁，将来要盖更好的房子，用上电灯电话。”

喝完粥，耀邦同志问大家有什么要求，垦荒队长说：我们这儿还没名字。耀邦同志沉吟道：“噢，还没名字，那就起个名字吧，叫共青社怎么样？”

队员们都叫好，纷纷要求耀邦同志题写社名。可是，垦荒队有纸有墨却没有毛笔。女队员王宝华从厨房拿来一根筷子，敏捷利索地抄起把菜刀，在筷子一头劈了个口子，夹上一坨药棉，又从被子上扯下一根线缠住刚劈开的裂口。

耀邦同志接过一看，做得还真像毛笔，夸奖说：这笔做得有创造性。说罢，用“笔”饱蘸墨汁，写下了“共青社”三个遒劲的大字。接着，他又应队员们的请求，分别在个人的笔记本上题词签名。队员们至今仍然十分清楚地记得，耀邦同志在39个人的本子上都题了词，但给每个人题词的内容都不相同。

那天，耀邦同志和队员们谈理想，谈未来，越谈兴致越浓。临别时，他亲切地嘱咐大家：“战胜困难，多想办法，一定要把共青社办好！”

深切的关怀、恳切的话语，像一团火温暖着队员们年轻的心，激发起他们勇往直前的斗志，由此谱写出共青人创业的壮丽篇章。

回到北京20多天后，耀邦同志的心还牵挂着共青社的垦荒队员，他用自己的稿费买了篮球、排球、胡琴、喇叭及其他文体用品，寄给垦荒队员。他还多次要求有关方面经常去看望垦荒队员。

创业之路并不平坦。“文革”时期，耀邦同志被“打倒”。有人说共青社是“胡耀邦树的典型”，于是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暴也向青年垦荒队袭来，垦荒队一会儿被合并，一会儿又被搬迁，加之受国营农场体制的束缚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制约，共青社面临极大的困境。人们的热情在折腾中渐渐消退，一批又一批的垦荒人含泪离去，留下无限的依恋和未酬的壮志。但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却始终扎根于共青人心中，化为无穷的动力源泉，激励着共青人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1969年7月，共青社实行场社分家，老场部让给了公社，共青社则搬迁到了南湖分场——现址所在地。好不容易积攒下的一点家底，部分被无偿划拨给了公社，他们只分到了几台旧拖拉机、板鸭生产加工设备及工具。共青社的牌子都没地方挂，队员们就把它挂在电线杆上。

当时，我在共青板鸭厂任厂长。我带领团员、青年组成了突击队，驾着自扎的木排和小船，顶风遏浪，奋战数个昼夜，完成了搬迁任务。我们战胜洪水的袭击，重建了板鸭场，当年加工了11万只板鸭，出口香港9万只，盈利9万多元。

背水一战赚得9万元，救活了全场，也引发了大家对前途和命运的思索，我们耳畔又响起了耀邦同志看望垦荒队员时语重心长的话语：“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面前还有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我们还没有闯过去，但我们一定要闯过去！”

是啊，我们苦没少吃，劲没少使，可为什么一直闯不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什么鸭子经过加工做成板鸭就能增值几倍？只抓单一种地，不搞农副产品加工、多种经营，这难道不是愚昧?难道不是甘愿受穷？不，我们一定要闯过这两条大河，世上本来就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

正当我们刚刚缓过一口气来的时候，1970年春天，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上级又派人来宣布：共青垦殖场要下马，工资口粮一律不发，职工可以投亲靠友、自谋生路，也可以哪里来哪里去。

真的就这样解散吗？垦荒队员们想起了当年的血书誓言，想起了耀邦同志来看望慰问时的谆谆嘱托。

我们共青人开了三天三夜会，一致决定，上面不承认，我们自己承认，耀邦同志树起来的旗帜一定要扛下去！

当时德安县委对共青人的事业十分重视和支持，派了一批批干部到共青社加强领导。

我们共青人牢记耀邦同志的教导，不断发扬垦荒精神，埋头苦干，一面继续垦荒，一面改变单一农业格局，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走农工商发展新路。没有田自己造、没有厂自己办、没有城自己建，在水洼山丘插秧种树，在泥塘湖畔养鸭捕鱼，在荒滩野岭修路建厂。靠板鸭起家、靠羽毛发家。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硬是把鄱阳湖畔当年钉螺为患的不毛之地，发展成一座颇具规模的垦殖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相结合的综合型生产基地和新兴小城。共青人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鸭鸭”牌羽绒服以及板鸭、啤酒和瘦肉型猪等拳头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1200多万美元，人均产值达16000多元，实现了经济全面发展。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变化呀！

1978年秋天，团的十大召开前夕，团中央王照华、李海峰同志到江西考察并受耀邦同志嘱托专程来共青社看望。当时我任德安县委副书记兼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场长。他们看到共青社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但没有垮，而且处处欣欣向荣，新城拔地而起，深受感动。考察结束时，他们动情地说，耀邦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共青社，请你们立即向耀邦同志写信汇报这里的发展情况。我听后激动不已，敬爱的耀邦同志日理万机，还始终惦记着我们共青人！我立即布置并派两同志专程赴京将报告送至耀邦同志的警卫秘书李汉平手中。耀邦同志看信后非常高兴，称赞说：“共青社不但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发展得这么快，真是个奇迹，你们真不容易。”并当即接受请求，第二次为共青社题写了场名“共青垦殖场”。题词送到我处，全场振奋，大家奔走相告，欢呼雀跃。

1984年国庆节，经省、市批准，我应邀以共青人的身份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典系列活动，登上了观礼台，并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我为做一个共青人感到无比的骄傲！

1984年12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耀邦同志，来到阔别29年的江西德安，再次看望我们共青人。

那时我已调任南昌市委副书记。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后，我立即赶到共青垦殖场。又一次见到耀邦同志，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耀邦同志亲眼目睹共青垦殖场的巨大变化后，感慨万千地对大家说：“今天是12月12日，历史上有过西安事变，张学良是有志者事不成。如今不同了，你们是有志者事竟成。”

在接任共青垦殖场党委书记不久的老垦荒队员于维忠那个纸张发黄的笔记本上，29年前耀邦同志题写的是“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而今，他又挥笔写下：“有志者事竟成”。

视察结束时，应共青人的要求耀邦同志第三次欣然挥毫，题写了“共青城”三个大字。

耀邦同志联想起第一次到这里的情景，动情的说：“记得1955年我来这里，当时你们生活很苦，我也无力提高你们的工资，只好陪着你们喝稀饭，吃咸菜，吃的还是你们的口粮，心里难受啊！现在你们生产上去了，人均产值这样多，真让人高兴！你们要注意改善职工的生活，工资争取年年都要有所增长。”他鼓励大家：“可以搞自费工资改革！你们搞集体福利，我赞成。但你们的工资差别不大，要拉开档次，把岗位责任制同工资挂钩，这样才能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沉吟片刻，耀邦同志又说：“几十年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只想扩大生产，而不关心职工收入的增加，把这两件本应互相促进的事情对立起来了。现在我们不但要大大提倡干部同工人、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把这个观念牢固地树立起来，还要把人民生活的改善作为刺激生产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国家乃至各个单位才有希望。”

这时，于维忠请求说：“明年是我们青年垦荒30周年，我们准备开个庆祝会，想请总书记来参加。”

耀邦同志幽默地问：“你们30岁就祝寿？”

他接着说：“纪念还是要纪念，不要搞什么庆祝大会，叫回忆联欢会嘛。把分散在各地的老垦荒队员和他们的子女请来，还要请萝北的垦荒队员，请那些去大陈岛、海南岛、新疆、西藏工作的青年代表，请朱伯儒、张海迪，请30多年来的青年英雄人物，请大学生代表。总之，以青年人为主，不要请好多领导人来，不是向我们表功，而是向青年人进行教育，这是很有意义的事。这些青年是下个世纪我们国家的栋梁、骨干。这是真正的智力投资。”

于维忠点点头，说：“总书记，我们想请你在我们场里住一晚，同大家合个影。”

耀邦同志行程很紧，还要去其他地方视察，他说：“这次不住了，下次再说吧。”随即欣然和新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

共青人没想到，在共青垦荒30周年纪念日前夕，收到了耀邦同志写给新老建设者的一封亲笔信。耀邦同志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亲爱的共青垦殖场的同志们：

在你们为了祖国振兴而坚持垦荒整整三十个春秋的时候，我高兴地向你们和你们的亲人们表示热烈、诚挚的祝贺！

三十年前，你们中间的老一代人响应党的号召，高举向困难进军的旗帜，发扬坚韧不拔、艰苦创业的垦荒精神，勇敢地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三十年来，你们在鄱阳湖畔的荒滩野岭上安家落户，生根开花，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建了生机勃勃、繁荣富裕的共青城。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青年的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创举。

今天，在我们党领导十亿人民进行改变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仍然需要大力发扬你们这种极可宝贵的垦荒精神。一切有理想、有抱负、有出息的当代中国青年，都应该从你们的奋斗历程中悟出一个不朽的真理：中国青年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要靠自己用双手去开辟。让我们继往开来，再展宏图，一往无前地为共产主义壮丽事业英勇奋斗！

祝共青城的创业者们继续奋发进取，建功立业！

胡耀邦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纪念日那天，共青人按耀邦同志的建议，把庆祝会改为垦荒30周年回忆联欢会，向青年一代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

在共青人的整个创业过程中，虽然耀邦同志没有批给过我们一分钱，但是，他带给我们的精神食粮成为了共青人锐意进取的力量源泉。

1989年4月15日，全国农垦战线十大创汇企业之一的共青城，正在为中国鸭鸭（集团）公司成立祝贺。朝气勃发的共青城彩旗如云，横幅如虹，欢声笑语，到处洋溢着节日般的欢乐与喜庆。

当晚，电视里突然传来耀邦同志去世的噩耗，两万多共青人一天的喜悦顿时冻结了。大家简直无法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整个共青城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更早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痛苦万分，眼泪不断地流。敬爱的耀邦同志，您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我们共青人还眼巴巴盼您再来呢！我立即把共青垦殖场驻北京的负责人找来，请他尽快报告共青垦殖场党委。

值得我们共青人欣慰和自豪的是，经中央批准，耀邦同志亲手创建的共青城成为他长眠之地！

对耀邦同志怀有深厚情感的共青人本打算将自己最好的地方——七墩林作为其墓地，但耀邦同志的家人坚决不违背耀邦同志生前的一贯原则，最终选择的是一座荒山。此地虽是共青垦殖场的最高点，且面向浩瀚的鄱阳湖，但却是一座光秃秃的红土小山包，十分荒凉。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及子女反复强调不要大兴土木，但忠诚的共青人不会亏待自己敬仰的领袖，坚持要为耀邦同志建一座墓地，并请专家先后设计了六个方案。而耀邦家人选择了其中最简单的一个，并将小山包命名为富华山，寓意耀邦同志的一生追求——富我中华！

如今，这片昔日的荒丘野滩，已被我们共青人建设成了一座满目青翠的壮丽林园。

墓地依山面湖，墓碑庄严简朴，山上苍松翠柏，花红草绿；鄱阳湖水清澈如镜，碧波荡漾。顺着富华山坳向东望去，满眼葱郁，绿林如海，一直伸向烟波浩淼的翻阳湖。在那湖光山色里，鹭群晨飞如霞升腾，鹤阵暮归似锦飘落。鄱阳湖对面的茂密树林里，过去极少见到的鹭鸟和从没见过的白鹤、天鹅，成群结队地飞来筑窝结巢，栖息繁衍。夕阳西下，成群的白鹤飞回栖息在浓绿的树枝上，上白下绿，鹭鸣鹤唱，飞鸟洁白高贵的生命，使这片绿林红土生机盎然，充满灵性。这里成为了共青人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圣地！

伫立墓碑前，阳光下，墓碑上耀邦同志的浮雕头像熠熠生辉。凝望耀邦同志那慈祥的面容，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共青城是耀邦同志指引共青人创造的，这里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耀邦同志的巨大关怀，共青人对耀邦同志无比敬仰，怀有深深的依恋。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共青人在一起，耀邦同志的精神像太阳的光芒永远辉映共青城，激励我们迈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为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5期 王稼祥是我的第一位老师　作者：丁　盛

我1913年出生于江西于都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很穷，从小就没有上过学。1930年秋，陈毅任军长的红二十二军下面的一支部队，转辗到我们家门口。那时，我才17岁。我们村里连我在内有六个小孩，平时一起玩、一起放牛，总觉得我们家里太穷太苦太累，大家合计好，去当兵，脱离这个环境，找个地方有饭吃。在家乡打土豪，我们都是看到了的；红军来了，分地主的浮财，杀猪宰羊，我们也是看到了的。咱们就去当兵，参加红军。

就这样，我们六个人，当红军过来时，就跟着红军走了。当时各家的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所以，那个时候当兵，我是想不起来有什么革命思想，就是为了有饭吃，打土豪，杀猪宰羊有肉吃，就行了，就是这样当的兵！是在陈毅的部队，红二十二军一纵队特务连。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参军后，各家的父母都很担心，我的母亲多次到村外的山坡上去望，想我回家。

我们六个当了兵，跟着红军大部队走，愈走愈远，流动游击嘛，也不知道走了多少天。从我们家乡到赣州，现在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不过100华里路程。而在那时，转来转去，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出过门，就在我们村子里，没有出过20里地，顶多就是10里地，我们家乡到于都县城只有20多里地，我们也没有去过。现在随着大部队转啊转啊转，也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连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

一个星期后，行军到赣州附近，打了一下，没有打赢，国民党部队追出来了，追得我们很远。这样一追之后，我们六个人中间有两个人就吓跑了，回家去了；我们四个人没有跑，我们不跑，继续在部队里当兵！

这样越走越远，从我们于都县，走到了信丰，后来由信丰到了上犹、崇义。在这个地区，当时对付红军和游击队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保安团这些东西。国民党的正规军是不出动的，他们的部队也顾不过来，因为赣州是个中心区，国民党的正规军就驻在赣州。

从1931年6月开始，我们在上犹、崇义一带，呆了大约有三四个月。第三次反“围剿”后，我们这个师（红十一师）在整编中取消了。因为这次反“围剿”中，高兴圩战斗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很大。这个期间，红军很长时间没有打仗，在驻地住下来，训练上上课，有时也出一下操。第三次反“围剿”，部队没有刺刀，也没有手榴弹，这个时候，部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训练比较正规一点了。高兴圩没有打下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有刺刀、有手榴弹，而我们没有！人去冲，他不动，你没有办法。

我这时生了病，全身长脓疮，脸上、脚上都是脓，没有任何药，每天自己去池塘里洗，自然痊愈了。

十一师取消了，我们调到红四军政治部，我还是通讯员。这时有个战友、同事叫吴兴，上世纪80年代我在江西干休所见到过他，后来去世了。还有一个战友，现在还健在，就是当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的王东保，他当时是勤务员，我是通讯员。

1931年底1932年初，江西苏区有很大变化，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到各军去调人。1932年初，我就从四军政治部调到总政治部，我们两个人，还是通讯员。所以我这个通讯员是从1931年起，经过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之后，于1932年调到总政治部。总政治部驻瑞金，主任是王稼祥，我经常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送信。1932年，我当了通讯班长，任职一年。在这之前，我加入了共青团，并转入党。

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开始，我和王主任联系不多。后来打赣州，机关移动，在移动的路上，每到一个宿营地，就帮助王主任的勤务员搞搞房子，卸个门板，打扫卫生，因为当时的领导人就只有一个勤务员，没有警卫员，更没有什么警卫排。总政治部只有个通讯排，送信是他，警卫也是他。我从出发到打赣州，打完之后往福建走，一路上又像勤务员又像警卫员，在王稼祥身边就做这么个工作。后来又打了广东的水口，走路行军，回到江西宁都，召开宁都会议。我当时是通讯员，不知道内容，后来周总理给我讲过这些事情。宁都会议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来了，当时是1932年的初秋，天气都有点凉了。总政治部机关跟着战斗部队走，第一次就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占领了黎川，这是江西比较大的一个县。

有一次，王稼祥主任散步时，我跟着他，他问我：“你是什么地方人？”我说：“我是江西人。”当时部队里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江西人，一部分是湖南人。王主任说：“你还是江西亲老表嘛。小老表嘛。”这以后他就慢慢跟我们说些话。以前他没有和我们说话，我们也不敢和他说话。自从到了黎川后，他就了解我一些了。只要他外出，在我们这个通讯排里，无形之中就是我跟着他。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1933年4月下旬，总政治部驻在乐安县的一个村子叫谷岗。有一天，国民党的飞机轰炸总部机关，那时防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往哪里跑，乱跑。这次轰炸，王稼祥负伤，弹片打进腹部，取不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取出来。王稼祥负伤之后，要从前方护送到后方，护送到瑞金，由我带了一个班护送。

护送王稼祥到瑞金，除了我这个通讯班外，还有些什么人呢？我记得，还有位医生，这位医生叫陈志方，很有才气，建国后在广州当过副市长，后来又先后当了驻几个国家的大使；还有一名马兵，带一匹骡子；一名管理兵，就这么几个人。回到瑞金后，住的那个村子叫白城子，大地主家，很大的一幢房子。

王稼祥的伤很重，经过治疗，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地好一些，可以起来了，搬个凳子在门口坐一坐。有一次，他坐在门口把我叫去，同我谈谈，问我：“家里情况怎么样啊？”我说：“我不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你没有写个信回去？不通通信？”“没有，我不会写字，写不了信。”“你们还很年轻，很小，要学学文化。”“我们什么也没有啊！”我当时指的是没有纸，也没有笔。王稼祥说：“这个没有关系，你们拿个棍，在地下划嘛，找个识字的人，教你们几个字，你们写，不就学了嘛，我们在苏联的时候，也很困难，吃的是黑面包也要学习。你们还年轻，要学文化。”

所以是王稼祥第一次要我学文化。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事，大家就划哟划哟，带一个班划。所以我后来认识几个字，写得不好，现在写几个字像鸡爪子爬的一样，就是这个原因，没有用笔来练啊。后来到延安学文化写字。现在我会写，是在延安练的。

第二件事，因为王稼祥主任也没有钱，他也很困难。有一次下雨，我们江西那个地方，小水沟、水田特别多，一下雨，那些两个指头大的鲫鱼会从水沟、水田里面跑出来。我们就会抓鱼。雨一停，把小水沟上下一堵，把水搞干净，就可以把鲫鱼抓起来。抓起来以后，我们就搞来吃。我拿到伙房，叫炊事班做，没有油炸，就搞点水煮，煮一碗汤，送给王主任吃。王主任就问我们勤务员：“这个鱼是哪儿来的？”勤务员说：“是班长那里弄来的。”王稼祥就把我找去，问：“小老表，你这个鱼是从哪里弄来的？”我说：“我在小沟里面捉来的。”他问：“你怎么能够捉得到的啊？”我说：“这个很简单，我们当老百姓，这是我们的里手，我们很会抓这种小鲫鱼的，把水一堵，把水搞干净，就把鱼抓起来了。”“噢，是这样来的，你可不能要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抓老百姓的鱼啊，你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我知道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王稼祥点点头，很高兴。

王主任常常坐在门口，看看田里的稻子、庄稼，和我随便聊聊，因为那时也没有别人。后来很熟了，我觉得他对我还是很器重的。他对我说：“现在前方战斗很激烈，基层班干部伤亡很大，你去读学校。你当了两年多的通讯兵，一年多的班长，也是一个比较老的同志了。你去读学校，学习学习，学点本事。”

去读哪所学校呢？当时在中央苏区有两所步兵学校。一所是在瑞金的彭杨学校，一所是在于都的公略学校。彭杨是彭湃、杨殷；公略是黄公略，红三军军长，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了。这两所学校都是为了纪念先烈而命名的。

王主任是很关心体贴人的。他说：“你到公略学校去，公略学校在你家乡，你可以回家看一看。看看你的父母，看了以后再去学校报到。”我向他辞行，他再次叮嘱我到家看看，到学校好好学习。

随后我到公略学校学了三个月，学习内容很多，有平时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等等。毕业后，我回到瑞金，回到总政治部报到：“主任，我回来了。”“回来了很好，休息几天。”几天后，王主任把我叫去：“你学习毕业了，学了些什么东西？”他听了我的汇报后，指示说：“你还是到前方去，前方需要基层干部。”

我当时没有表示马上就去，没有这个态度。他看我有些犹豫，不大想去的样子，实际上我也确实不大想去。我不到前方去，在总政治部当个通讯排长是不成问题的，所以就没有表态。王主任讲：你还年轻，住了一期步兵学校，你虽然过去当过兵，现在到前方去锻炼一下好。我说：“我在这里挺好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去吧。以后有机会你可以回来看看我。”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了。讲到这样，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好吧，那就去吧。

第二天，他给我一封介绍信。信上怎么写的，我也没敢看，让我到彭德怀的三军团政治部报到。到了三军团政治部，他们看了介绍信后，就让我到第六师一个团的卫生队当指导员。我在这个卫生队当了一年多的指导员，没有到连队去。在卫生队，和步兵连就不一样，伤亡情况也不一样。卫生队嘛，不是在前面真刀真枪的干嘛，主要是接收伤兵。而伤兵主要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敌人的炮弹打的，子弹打的并不多。

就是这样，我没有当过排长，直接当了指导员。我从指导员到团政委也是这样的，中间没有当过教导员。我当指导员不久，红军就开始长征了。

（作者1999年病逝。这是他1997年所作自述历史的一节，题目是原有的。）

（责任编辑致中）

2006年第5期 《海瑞罢官》导演谈《海瑞罢官》　作者：田　耕

引子

《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前副市长吴晗为马连良新编的历史剧，于1960年8月定稿，1961年初开始公演。由于是历史学家写京剧剧本，所以当时廖沫沙写的评论文章《史与戏》，称赞吴晗“破门而出”，说他破了历史学的本行门户，跑到戏剧行当里面去了。但是，从戏剧创作和演出效果上来看，此剧在当时并未受到戏迷的热烈喝彩，更未引起轰动效应。

1965年2月，江青心怀叵测地跑到上海，与张春桥共同谋划，由姚文元执笔写成长篇评论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诬蔑该剧是影射现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把对此剧的批判演变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和导火线。这样一来，《海瑞罢官》就成为名扬四海、全球皆知的著名剧目了。

十年浩劫结束后，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作出决定，为吴晗这一冤案平了反。但是，《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饰海瑞的演员马连良，在“文化大革命”中，均已被迫害致死，目前只有导演王雁还健在，然而也已进入风烛残年，只有他一人能说出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个中的某些情节，是鲜为人知的，若不抢救下来，这段珍贵的史料就有被湮没的可能，于是，我就找王雁详谈了八次，现将访谈记录和笔者看到的有关资料，综合整理披露出来，公诸于世，以飨读者。

马连良恳请吴晗写海瑞

1959年，《人民日报》等报刊一连发表了好多篇宣扬海瑞的文章。其中，有吴晗写的四篇：一、《海瑞骂皇帝》（以刘勉之为笔名，1959年6月16日发表于《人民日报》）；二、《海瑞的故事》（1959年7月1日刊登于《新观察》1959年第十三期）；三、《清官海瑞》（以赵彦为笔名，1959年7月22日发表于《北京日报》）；四、《论海瑞》（1959年9月2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

马连良先生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过一出戏叫《大红袍》，写的也是海瑞的故事。说海瑞一生清正廉明，到他年老故去的时候，身无长物，家中只剩有一件大红袍。马连良既然演过《大红袍》，又看见报刊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有关赞扬海瑞的文章，就很感兴趣。

1959年年底，有一次全国政协开会，马连良、吴晗两位政协委员碰到一块，谈起了海瑞。马连良问吴晗：“我在报刊上看到您写的有关海瑞的文章了，报刊上为什么要连续发表宣扬海瑞的文章哪？”吴晗说，“1959年4月，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毛主席看了湘剧《生死牌》，剧的结尾出现了海瑞。毛主席查阅了明史海瑞传，对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敢于直言不讳的精神，表示欣赏。就在会上称赞海瑞，说海瑞这个人，刚正不阿，敢说真话，不畏权势，值得今人向他学习。所以《人民日报》等报刊，才发表了好几篇赞扬海瑞的文章。”吴晗又说：“根据毛主席在上海这次讲话的精神，钱俊瑞和胡乔木先后都曾来找过我，说毛主席一再号召大家学习海瑞，你是明史专家，对海瑞很有研究，应当写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过钱俊瑞和乔木同志的提示，我认为宣扬海瑞，义不容辞。我对海瑞的人品和精神，也非常钦敬，他有很多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所以就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马连良对吴晗说：“我在富连成科班学戏时，曾演出过一出《大红袍》，对海瑞也十分佩服。在民间和戏曲界有一个说法，‘南有海瑞，北有包公。’包公是由黑头扮演的，海瑞是由老生扮演的。我曾唱过《大红袍》，有条件演海瑞，您能不能写一出表现海瑞的新的京戏，由我来演呢？”

吴晗说：“我是学历史的，写文章还比较省劲，因为我对海瑞研究过，对他的事迹，比较了解。但是，叫我写京剧剧本有困难，第一，我对京剧不熟悉，看的很少，不懂京剧；第二，写剧本和写文章不同，我从来没写过剧本。所以叫我写宣扬海瑞的京剧剧本，实在无能为力。”马连良认为吴晗讲的确是实话，就说：“您对海瑞一生的事迹都很熟悉，他的哪一段事迹适于写成剧本，能不能给我们拉一个提纲，我们再找剧团其他的人，协助您一块写成剧本哪？”吴晗表示，拉一个提纲倒还可以。这样，就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这是一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与历史学家的一场普通而恳挚的对话。以上的过程，是当年马连良先生对王雁亲口讲的。

很快，吴晗就把他写的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给马连良送来了。马连良把提纲拿给北京京剧团的政治协理员魏静生、编导王雁、琴师李慕良看。魏静生对京剧很有研究，在延安曾唱过老生。经他们四人研究后，一致认为吴晗提供的提纲，故事还很完整，适于写成剧本。但是王雁，感到自己对明史缺乏研究，没法根据这个简单的提纲，写成一出戏来。所以，马连良、魏静生、王雁、李慕良四人，就一同到吴晗副市长家中拜访，请吴副市长根据提纲，先提供一个文学脚本，然后，再由王雁改为京剧演出的舞台本。在大家一再地恳请下，吴晗最后勉为其难地答应试一试。

由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吴晗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和写京剧《海瑞罢官》，都是应人之约才动笔的。十年浩劫结束后，有的文章在记述此事时，说京剧《海瑞罢官》是吴晗自己主动写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现特把马连良当年对王雁的叙述，和王雁介绍自己当时亲身参与此事的经过，披露于世，以正视听。

《海瑞》改名《海瑞罢官》

吴晗给北京京剧团写的有关海瑞故事的提纲是：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隆庆皇帝任命海瑞为应天（江南）巡抚，海瑞便服走马上任，一路调查研究，关心百姓，路遇乡民喊冤，诉说疾苦，从百姓的控诉中得知，从相位告老还乡在华亭县的老上级徐阶家有两大恶行，一是强占民田，二是他儿子徐瑛横行霸道，欺男霸女。经过深入了解，海瑞想解决此案。但是，徐阶与海瑞有点特殊的关系。京剧有一出戏叫《海瑞上疏》，麒麟童（周信芳先生）曾演过此剧。内容是讲：海瑞给嘉靖皇帝上疏，指出皇帝的缺点，嘉靖大怒，认为海瑞胆大包天，竟敢骂皇帝，就想处死海瑞。当时，徐阶在朝为相，就劝皇帝，说海瑞上疏的言辞虽然尖锐，但却是为了国家好。嘉靖的怒气才消了一些，没有杀海瑞，但仍把他关在大牢里，直到嘉靖皇帝驾崩，新即位的隆庆皇帝，才把他释放，官复原职。故此，过去徐阶对海瑞有救命之恩。现在，华亭县的老百姓，状告徐家霸占民田，儿子欺男霸女，草菅人命。海瑞对如何处理此案也感到为难。矛盾尖锐，戏就在这里。海瑞究竟应当如何处理此事？是袒护恩人徐阶家？还是秉公处理，为黎民百姓申冤？据吴晗讲，海瑞对他母亲非常孝顺，海瑞清正廉洁，和他母亲对他的教诲有关。在吴晗提供的提纲中，有一个情节，就是海瑞遇到此难题，就请教他母亲。老太太教育他说：个人恩怨是个人恩怨，百姓疾苦是百姓疾苦，不能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你身为巡抚，理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前面。不应考虑个人恩怨。这样，就坚定了海瑞为民除害的决心，矛盾就尖锐化了。徐阶见海瑞不买他的账，就责备海瑞忘恩负义。说：过去我救了你，现在我有为难之处，你就一点情面也不讲了，未免太绝情了。海瑞就说：你对我的恩情，我记着哪!但是，百姓的疾苦，我不能不管，更不能因为你对我的恩情，我就徇私舞弊。这样，冲突就激烈了。徐阶虽然不在朝里为相了，但是，当时他的门生故吏掌权的还很多。徐阶就通过他的故旧戴凤翔，给隆庆皇帝上了好几本奏折，诬蔑海瑞任巡抚后，纵容暴民状告乡官，使得地方不得安宁。隆庆皇帝偏听偏信，认为海瑞纵容暴民欺侮乡官，于是，海瑞上任才半年，就被隆庆皇帝罢了官。

吴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历史的真实，他表示，他提供的材料，“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根据”。他认为历史剧首先是历史，为了不给后人造成错觉，他不赞成在历史剧中搀杂虚构的情节。

但是实践证明，照吴晗的意见办，把戏照历史原样搬到舞台上行不通。原来剧本写的是，海瑞被罢官后，老百姓的冤案，不了了之，海瑞带着老母和家人，灰溜溜地走了。海瑞离任之际，华亭县的老百姓，自动组织沿途护送，依依难舍，怀念海瑞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这要是写成文学故事，读者看后，还可能受感动，但是，作为戏剧，前半段矛盾尖锐，冲突激烈，结尾却不了了之，不能满足观众艺术欣赏上的需求，大家就难以接受。

1960年，《海瑞》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彩排，请了文艺界、历史界、教育界的许多名人和吴晗的老朋友来看戏，老舍先生也来了。之后，在北京市府大楼召开了一个由部分名流、学者、行家参加的座谈会。大家一方面肯定并鼓励吴晗创作的剧本，另一方面，也提了许多建议。主要的意见有两点：一、剧本前半段矛盾冲突尖锐，但结尾却有点虎头蛇尾。二、吴晗写的剧本原名《海瑞》，有人（植物学家蔡希陶）认为此剧只写了海瑞任江南巡抚半年左右的一部分作为，并非写海瑞一生的事迹，所以叫《海瑞》，显得题目大，内容少，不如改名为《海瑞罢官》，更为确切。吴晗对这两点意见都欣然接受。不再坚持“无一处无出处，无一字无根据”的原则了，反问大家怎么改才好。

北京京剧团王雁等人七嘴八舌地建议，在剧本结尾处，增加一个情节，即海瑞在交印之前，先把残害乡民性命的徐阶之子徐瑛斩了，然后，再移交权力。这样，观众才感到出了一口恶气，正义战胜邪恶，戏剧达到高潮，演出效果就大大不一样了。吴晗同意剧名改为《海瑞罢官》，剧尾以斩徐瑛结束。

王雁导演搞了《海瑞罢官》舞台本

王雁对《海瑞罢官》最大的贡献是，把吴晗提供的文学剧本加以京剧化，改写为京剧舞台本。比较重要的建树，有以下三点：

（一）按照戏曲艺术规律的要求，将原来松散的故事结构加以集中，删繁就简，剪去多余的枝蔓，淡化次要的情节，突出主要矛盾，使主线更加清晰，戏剧冲突更为激烈，人物性格更为鲜明。

王雁认为，清代戏曲作家李渔（李笠翁）在编写戏曲剧本时，所提出的原则是很有道理的，即：“始终无二事，贯彻只一人”。李笠翁主张：一出戏，所表现的事件不能过多，只能突出一件事，不要节外生枝；而且要突出主要人物，把一切矛盾冲突，都和主要人物挂起钩来。这样，戏剧性才更强，观众才爱看。

吴晗最早提供的文学剧本中，讲海瑞做了三件事：一是治水救灾，为民造福；二是退田还民，维持百姓生计；三是除暴安良，平反冤案。

关于歌颂海瑞治水救灾的功绩，最初是通过勘察灾情，修筑河渠，欢庆竣工等情节表现的，在庆功一场戏中，舞台上出现了耍狮子、舞龙灯的场面，表面上看着虽然很热闹，但是和京剧的传统表演风格很不协调，另外，全剧也显得枝蔓过多，结构松散，平铺直叙，缺乏戏剧冲突，反而降低了舞台效果。所以王雁就建议把兴修水利的戏彻底删掉，仅在海瑞母亲的道白中，顺便讲了一段，就带过去了。

关于退田还民，原来吴晗最初提供的文学脚本，是作为主线来表现的。用较大篇幅来描写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强占百姓的田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还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王雁认为海瑞下令众乡官退田，对立面较广，矛盾分散，建议把这一情节，改为副线，一笔带过。把除霸、平反冤案二者合并，作为主线。

经过几易其稿，最后的故事改为：徐阶的三儿子徐瑛，霸占了洪阿兰家的田地，气死了洪阿兰的丈夫，在清明节，洪阿兰带女儿赵小兰上坟，徐瑛又把赵小兰抢走，之后，徐瑛又勾结知县王明友，做伪证，在公堂上打死了洪阿兰的公公赵玉山。这样，把霸田、抢女、逼死苦主等矛盾，都集中在海瑞为民除害，为洪阿兰一家人平反冤案上，以此为主线，从头到尾，贯彻始终，戏就显得紧凑了。同时，把海瑞下令让徐阶和众乡官将霸占的大批田地，一律退还农民，改为在道白和唱词中表达，如海瑞在和徐阶的对白中，要求徐阶退出霸占的农田二十万亩；在后来的唱词中，海瑞又激昂地唱道：“江南大害是乡官，强占民田稼穑难，冤狱重重要平反，退田才能使民安。”这样，就突出了除霸、平反冤案的主线，淡化了另外两条副线，使全剧脉络更为清晰，人物更为集中，矛盾冲突更为尖锐，戏剧性更强。实践证明，根据王雁的建议，修改后的剧本，演出效果，提高了一大截。

姚文元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中，用很大篇幅攻击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大写退田还民，是歌颂“三自一包”，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实际在公演的《海瑞罢官》中，剧本只用了很少的笔墨谈退田，主要矛盾写的是除霸和平反冤案。即使提到“退田”，也是令恶霸退出强占农民的田，与“三自一包”何干？

（二）搞出这出戏的特点，使之有别于其它的海瑞戏，勿重复他人。

海瑞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表现海瑞的戏很多，如《大红袍》《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生死牌》等等。鉴于上海搞的《海瑞上疏》，讲的是海瑞在嘉靖时期的故事，为了避免雷同，吴晗在构思《海瑞罢官》时，选的是海瑞在隆庆时期的故事，此其一。

其二，别的戏中的海瑞，大部分是表现海瑞的刚正不阿，敢于骂皇帝，敢于抗旨不遵，敢于得罪权贵；或是表现海瑞的廉洁奉公，安于清贫。《海瑞罢官》中的人物关系就和其它海瑞戏不一样。海瑞曾和徐阶同朝为官，当时徐阶是宰相，是海瑞的老上级，对海瑞比较赏识，向皇帝推荐重用他。过去海瑞曾上疏批评过嘉靖皇帝，嘉靖罢了海瑞的官，并要杀海瑞，徐阶曾救过他，是海瑞的救命恩人。两人的关系很不一般。所以，海瑞要惩处徐阶之子徐瑛时，内心是有一番激烈的斗争的。

其三，《海瑞罢官》在表现海瑞时，不仅刻画他坚持原则的一面，更注意表现了海瑞说理的一面，这样一出戏，和其它的海瑞戏就有所不同，特色比较鲜明。如在“求情”一场戏中，海瑞和徐阶的对话，就很精彩。徐阶向海瑞求情说：“海大人啊，老夫长子次子都已去世，膝下只此一子，还望俯念残年，从宽发落。”海瑞反驳他说：“老太师此言差矣!老太师你有爱子之心，想那老百姓，谁无父母兄弟？谁无夫妇子孙？骨肉之情，谁不悲痛!如今洪阿兰一家，她的丈夫被人逼死，公爹在公堂上惨遭杖毙，幼女被抢，我若循情枉法，上违国朝律令，下何以对得起那些孤儿寡母，屈死的老百姓!”徐阶说：“当年海大人囚在天牢，老夫也曾在先皇面前，婉言救解……”海瑞说：“当年海瑞触怒先皇，确蒙太师解救。但是海瑞上本直谏，忠君爱国，何罪之有？徐瑛欺男霸女，草菅人命，触犯刑章，法在不赦，两件事明明不同，如何能相提并论？”

（三）根据京剧观众欣赏习惯的要求，突破所谓“历史真实”的拘泥，力劝吴晗在写京剧脚本时，要有所虚构，不再受“无一处无根据，无一字无出处”的束缚，对原来文学剧本的情节，要大胆增删。

最大的改动，就是王雁建议吴晗把《海瑞罢官》的结尾，变为先斩徐瑛和县官王明友，然后再交大印。这样，能大胆跳出史实的约束，就能把戏剧推向高潮，海瑞的性格更加鲜明，形象更为高大，也更易于为观众所接受。

通过这次改动，吴晗对历史剧的看法有很大的变化。如他于1962年6月18日在《戏剧报》（1962年第六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原来的标题是《历史剧是艺术，也是历史》，然而后来在收入《学习集》时，就改名为《历史剧是艺术，但是和历史有联系》，在内容上，也做了一些改动。显然，后一个标题，比前者更符合实际，也更科学。在观点上，也和初写《海瑞罢官》时，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主张写历史剧，要“无一处无根据，无一字无出处”了。而主张：“……历史剧是戏，不全是历史，应该有虚构、夸张、集中，通过艺术手法，达到更高、更美、更动人的境界。”

吴晗提供的文学脚本中，也加入了虚构的情节，如戴凤翔本是在朝中弹劾海瑞、令海瑞被罢官的人，是江南乡官在朝中的代言人。但是，为了便于表现，在戏中就把他安排为宣布罢官圣旨和接替海瑞做江南巡抚的人了。

《海瑞罢官》文学剧本的发表与出版简况

经过王雁的建议，并动手搞了舞台演出本之后，《海瑞罢官》的故事，就定下来了。但是，王雁搞的《海瑞罢官》的舞台脚本，只供北京京剧团排演用，对外并未发表。吴晗写的文学脚本，汲取了舞台演出本的优点，在情节结构上和道白、唱词的京剧化上，均做了许多重大的改动。到1960年11月13日，已改过七稿。于1961年1月4日，先在《北京文艺》上发表。同年8月8日，吴晗于北戴河又亲笔改出了定稿，1961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改定本）的单行本。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于1979年3月，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单行本。1984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吴晗史学论著选集》，收入了《海瑞罢官》剧本。另外，1988年4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吴晗文集》第四卷中，又收入了此剧。

《海瑞罢官》公演后的反应和遭遇

1961年2月，《海瑞罢官》开始正式公演。以后在陆续公演的过程中，剧本还做过若干小的改动。当时，观众看了之后，并没有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京剧戏迷，感到在戏曲艺术上并无太大的突破。但大家一致认为演员的阵容比较硬（由马连良饰海瑞，裘盛戎饰徐阶，李多奎饰海母，周和桐饰戴凤翔，李毓芳饰海瑞妻），观众对他们的表演艺术比较满意。饰主角的马连良先生，尤其受到推崇。观众觉得他成功地塑造了刚直不阿的海瑞形象，表现了海瑞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秉公执法，为民除害的精神风貌，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然而，历史界、教育界、文艺界等知识分子阶层中的反响却相当热烈，认为吴晗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副市长，能写出京剧剧本，是难能可贵的，一致感到新鲜，所以认同廖沫沙的“破门而出”的评论。

江青一再要批《海瑞罢官》

1962年3月上旬，江青提出要看《海瑞罢官》，把戏调到民族文化宫演了两场。江青看了之后，就不准此剧再演了。当时剧团的导演和演员都感到惊异，纷纷向有关领导打探此剧被“枪毙”的原因。但是当时，谁都弄不清楚。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慢慢才打听出来，江青诬蔑此剧是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理由是：一、剧中提出“冤案重重要平反”，是暗指社会主义社会冤案重重，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二、海瑞退田到户，说“退田才能使民安”，是歌颂“三自一包”，鼓吹“包产到户”，反对社会主义合作化。江青指责以上两点都是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唱反调的，是大毒草。所以，《海瑞罢官》公演了不到十场，就被禁演了。奇怪的是，1960年写成的《海瑞罢官》，竟然是反映1961年的“单干风”、“翻案风”的；而且，批判“单干风”、“翻案风”，明明是1962年的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后才知道，早在1962年，江青就曾找过中宣部和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遭到拒绝。江青不甘心，在1964年下半年，又找在北京的评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对方表示不愿接受。于是，在1965年初，江青又跑到上海，与张春桥阴谋策划，伙同姚文元，多次秘密商量，炮制出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经过毛泽东审阅并修改后，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吴晗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在1960年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吴晗看了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之后，感到与事实不符，心中不服，于1965年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这段话载于《光明日报情况简编》第362期，标题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后的反映》。毛泽东看了此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但是，对吴晗还是照批不误，而且不断升级。

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和现实情况对不上号，许多历史学家，看到姚文元对吴晗进行莫须有的政治陷害，都很气愤，为吴晗打抱不平，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进行反驳。元史专家翁独健教授说：“姚文最后一段议论提出《海瑞罢官》影射现实，过了头，超过了学术范围，姚文元给吴晗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结论，这是莫须有的罪，和秦桧陷害岳飞时的理由一样。你姚文元把海瑞的平冤狱、退田同现实模拟，请问你是什么存心？你存心这样套，是不是存心反党反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教授说：“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凡事也有个‘一分为二’，一个同志写文章，难道就没有一点正确的东西？”“如果整吴晗，所有进步的知识分子都会寒心。”此外，上海《文汇报》收到的批驳或质问姚文元文章的信件，就有三千多封。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费时八个月炮制的黑文，一拳打了个空，怎么办？为了摆脱尴尬局面，毛引用了康生所进的谗言，康生诬蔑《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是为1959年9月在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

于是，就引出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对陈伯达、关锋等人的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指发表于1965年12月6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该文不点名地批判了翦伯赞的历史观）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后来又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在多次讲话中，也承认此点。）

在《海瑞罢官》剧本中，罢海瑞官的皇帝是隆庆，不是嘉靖

据史书记载，海瑞生于明正德十年（1515年），卒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一生历经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代皇帝，被罢官降职前后共三次。

海瑞第一次被罢官，是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任浙江淳安县令时。

当时，宰相大奸臣严嵩和他儿子严世蕃的亲信鄢懋卿，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督察使、钦差大臣的身份，出京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一路威风十足，地方大小官员，都要跪着迎送，不仅要送丰厚的贿赂，还要铺张招待，用锦缎做厕所垫子，用银子做便壶。当时监察官、钦差出巡，照例都要张贴告示，说明来意和地方注意事项。告示内少不得要说些“力戒铺张，务从节俭”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海瑞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给鄢懋卿写信说：“细读您的告示，知道您一向喜欢俭朴，不喜欢逢迎。您说：‘凡饮食供应，都应俭朴，不要过分奢侈，浪费人民钱财。’您又说：‘现在民穷财尽，宽一分，人民就得一分好处，一定要体谅。’您的种种恳切教导，说的很多。我相信您的话是为国为民，是从心里说出来的，决非空话。”义正辞严，话又说得很委婉。鄢懋卿看了气得直哆嗦，又奈何不得海瑞这个名气大的清官，只好批：“照布告办”，严州也不去了。但他恨极海瑞，叫他管下的巡盐御史袁淳想法报复。恰好这时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兴通判（知府的副职），他们便找茬说公文上有一个手续不对，结果把海瑞调任江西兴国知县。

海瑞第二次被罢官，是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担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时。

这次被罢官的原因是海瑞上疏，批评嘉靖迷信道教，妄想长生，挥霍无度，不能纳谏，二十多年不上朝理政，贪官污吏遍地，横征暴敛盛行，百姓穷苦不堪，暴动四起，天下人民都说：“嘉靖、嘉靖，家家都净!”嘉靖看了气得发抖，把奏折扔在地上，叫左右立即把海瑞抓起来，千万别叫他跑了!宦官黄锦在一旁说：“听说海瑞自知活不了，已和妻子诀别，并托人买了棺材，仆人吓得都跑光了，他不会逃。”嘉靖一听海瑞不怕死，反而愣住了，又把奏折从地上拣起来，一边读，一边叹气说：“这人倒比得上比干，只是我还不是纣王啊。”后来，刑部论处海瑞死刑，嘉靖也没批复。过了两个月，嘉靖病逝，隆庆即位，徐阶为海瑞求情，海瑞被释出狱，官复原职。这段故事，被上海京剧院改编为《海瑞上疏》，由周信芳饰海瑞。

海瑞第三次被罢官，是在隆庆三年（1569年）担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

隆庆三年六月（公元1569年），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驻在苏州。此年江南遭到严重水灾，农民缺粮逃亡。江南本是鱼米之乡，但因粮、差负担特重，故而百姓生活十分困苦。加上近二十年大地主占有土地很多，尤其是松江，为两京十二省之冠。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的老百姓就有几万人。海瑞一面救灾，一面治水，所用款项，都是从各方张罗来的，没有给百姓增加负担，兴修了水利，战胜了灾荒，老百姓高兴、感激。但要大地主退田还民，却相当困难。海瑞认为“擒贼要先擒王”，便先从松江下手，让江南最大的乡官徐阶弟兄做榜样，勒令退田。徐阶反抗，通过门生故吏，向隆庆进谗言，结果，海瑞只做了七个月的巡抚，就被隆庆罢了官。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反映海瑞这一段经历的。

由以上情况，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明明写的是隆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康生却把京剧《海瑞上疏》中，海瑞骂嘉靖皇帝，海瑞被嘉靖罢了官，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栽在吴晗头上，说《海瑞罢官》是影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毛主席罢了官。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康生纯粹是混淆史实，张冠李戴，用莫须有的罪名，陷人以死地，这样，吴晗就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从此就拉开了帷幕。

北京新华书店并未抵制定购和发行批判《海瑞罢官》的小册子

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巴卢库时说过：“文章（指姚文）在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时候在上海，后头我说印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因为有些人靠不住嘛!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但是，据1965年担任新华书店北京分店业务科长的孙忠铨回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当时他是主管全店图书购进工作的，是此事的当事人。他亲口告诉笔者：1965年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发来征订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电报，要求我们请示市委宣传部后，迅速回电，报订数。当时书店的许多同志都感到此事非常蹊跷，认为一本文艺评论书的订数，为何要求我们请示市委宣传部？1965年11月25日，孙忠铨带着电报到市委宣传部去请示，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夏觉接待了孙，留下了电报。11月26日，夏觉打电话通知孙忠铨：“同意订购。”孙问：“订多少合适？”夏说：“这是您们的正常业务，自己决定。”11月27日，北京正准备给上海回电报，恰巧上海来长途电话谈别的事，北京新华书店的同志就顺便告诉上海，定购五千册。并于11月29日，又用电报正式答复了上海。11月30日，小册子就运到北京了。上海是根据北京11月27日的长途电话告诉他们的订数发的货。这次北京答复订数，速度比平时还快。当时主管新华书店的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张治，在他写的回忆录《一桩公案的真相》一文中，所讲的情况，和孙忠铨的说法完全一致。但其它有些记述“文化大革命”史的文章，引用“文革”期间出的《大事记》，说北京未订姚文元的小册子，后来被迫订了书，又不发行。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澄清。

批判《海瑞罢官》造成悲惨的后果

《海瑞罢官》被批判了，和此剧有牵连的人士，均难逃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作者吴晗，虽然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康生的谗言是张冠李戴，都与事实不符，但是，他本人仍天天挨斗，后被关进监狱，遭受百般摧残，他的夫人袁震也被送去“劳改”，袁、吴二人于1969年3月18日和10月10日先后悲惨死去，吴晗时年仅60岁。女儿小彦，由于受到过度刺激，精神失常，后也被抓入狱，于1976年9月23日含冤死去。这样，吴晗一家四口死了三口，只有儿子吴彰是幸存者。主演马连良先生受尽批斗与折磨，于1966年12月含冤致死，享年仅66岁。导演王雁，经过十年的批斗，虽然死里逃生，侥幸活下来，但已是伤病累累，苦不堪言。以后又被分配到剧团资料室工作，一直不能从事戏曲的编导业务。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彭德怀的冤案均被平反了，王雁的问题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直到1979年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时，王雁方才被平反，并以导演的身份复出，荒废了13年的业务，才得以重新拣了起来。《海瑞罢官》的作者、主要演员、导演的遭遇如此，其他沾边的人士，处境也很不妙。就连曾经为这出戏说过几句公道话，或写过评论文章的史学界、教育界、文艺界、评论界、出版界的一大批人士，在“文革”期间，也都在劫难逃，遭到株连，受到程度不同的批斗、折磨、摧残。为吴晗鸣不平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被迫害致死。想把批判《海瑞罢官》引向学术争论的邓拓，被诬蔑为是“假批判，真保护”，与吴晗同为“三家村”“黑店”人物，逼得邓拓含冤而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受《海瑞罢官》冤案株连，也被迫害致死。北京出版社因为出版了吴晗的《海瑞罢官》、邓拓的《燕山夜话》、廖沫沙的《分阴集》，被诬蔑为是“三家村”的黑店，出版社被砸烂，多人被斗争、批判，全社人员被下放劳动。这一震撼全国、惊动世界的大冤案，株连之广，至今回忆起来，都令人感到惊心动魄，刻骨铭心。万幸的是，1979年3月2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已为吴晗的冤案平反昭雪。以后，其他被株连的人，也先后获得平反。这是大得民心的，也可告慰吴晗、马连良及其他冤死者的在天之灵了。

《海瑞罢官》重排复演，反应强烈

第一次重排复演是在北京。1979年上半年《海瑞罢官》被平反，下半年，为纪念吴晗逝世十周年，北京京剧院重排《海瑞罢官》，就把王雁请出来继续担任导演。海瑞由著名老生赵世璞扮演，徐阶由花脸罗长德扮演，海母由老旦王树芳扮演。重排的《海瑞罢官》于1979年重新公演时，比过去要轰动得多。原因之一是，广大观众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但是很多人并未看过这出戏，都非常想看看《海瑞罢官》究竟是怎样一出戏。因此，戏票卖得很快，上座率很高，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和中和戏院连演了一个多月，盛况始终不衰。

第二次重排复演是在上海和杭州。马连良先生的弟子安云武非常喜欢《海瑞罢官》，曾请教过王雁，问能不能指点指点他，把《海瑞罢官》排练出来。王雁把当年马先生演出的舞台脚本和录音找出来，和安云武反复聆听，并给他说戏，安云武感到获益匪浅。1995年，吴晗先生的义乌同乡——上海万顺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王政安先生鼎立相助，慷慨解囊，斥资十几万，赞助演出。上海市的有关领导，也大力支持。由上海电视台、上海京剧院联合主办了纪念吴晗编剧《海瑞罢官》创演三十五周年活动。由刘复之、汪道涵、陈沂任组委会荣誉顾问，刘复之先生题写剧名。《海瑞罢官》当年的原导演、北京京剧院一级导演王雁先生，亲自赴沪执导，由马连良亲传学生安云武饰海瑞、上海京剧院二团的花脸唐元才饰徐阶、老旦孙文元饰海母、沈漪朗饰海妻。此次复演也获得了极大的轰动。

第三次复演在台湾。1999年6月，北京京剧院纪念建院20周年，应台湾之约，组团赴台湾宝岛献艺，台湾观众点名要看《海瑞罢官》。海瑞一角，仍由著名老生赵世璞扮演，徐阶由花脸刘建元扮演，海母由老旦赵葆秀扮演，青衣阎桂祥饰海妻，小花脸白其麟饰徐瑛，小花脸黄德华也参加了此次的演出。剧团在台北公演，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海瑞罢官》特受欢迎，其它剧目均演出了一场，《海瑞罢官》则演了两场，听说台湾知名人士辜振甫先生两场都看了，由此可见一斑。

（2006年3月1日）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　作者：王也扬

自去年春天胡锦涛总书记与连战主席穿越60载历史风雨，实现握手以来，国共两党的交流与对话热络起来。国民党，这个对中国大陆地区民众既熟悉又陌生的话语，又回到了人们中间。所谓既熟悉又陌生，是说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了解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往事；但现在的大陆民众，却几乎都不大知道国民党去台后的情状。而要叙述国民党在台湾的历史变迁，就不能不讲到蒋经国与国民党的民主化转型这个重大历史话题。

一

让我们先交待几则历史背景。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全岛人民曾热烈欢迎自己的“国军”前来接收。可是不久，国民党独裁、腐败的劣迹便引起民众的反感。1947年2月27日傍晚，国民党专卖局缉查员在台北街头查抄私烟摊，一名中年寡妇下跪哀求不要没收她的东西，被蛮横的缉查员打昏在地，旁观的路人很是愤慨，围住施暴者责问，又遭缉查员枪击，当场死亡一人。第二天，数万民众上街示威，要求“惩凶”，后酿成全岛范围的“民变”，国民党当局动用武力血腥镇压，导致一万多人丧生的惨剧，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二二八”事件，它在台湾人民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恨。

大陆失败的教训，被蒋介石总结为是集权不够。于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变本加厉地实行一党专政。在“反共戡乱”的旗号下，从1949年5月19日起，台湾开始了长达38年的“戒严”，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被“冻结”。老百姓只要有一句话不慎，就可能以“通共”罪逮捕枪毙，“白色恐怖”笼罩全岛。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更是无以复加。《自由中国》杂志因宣传民主思想被封，发行人雷震入狱，杂志支持者胡适受到批判；作家柏杨、李敖等也皆因文字获罪而判重刑。

国民党迁台后，从大陆带去了大量的资金和人才，加之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援助、投资，在几十年和平环境里，台湾经济创造了不俗的表现，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经济发展的“一俊”难遮“百丑”，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台湾社会官商勾结贪污丑闻不断，且愈演愈烈。官员们以权谋私，利用工程承包、土地买卖、融资贷款，拿贿赂、得干股、发横财是公开的秘密。国民党历来党国不分，许多国营企业和物业作为“党产”，其巨额利润归党任意支配，更是成为金权结合的典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中美发表上海公报说：“美国认知到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都声称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此一立场没有异议，它重申它的利益在于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行以和平方法解决。有鉴于此，它重申其最终目标是把全部美军及军事设施撤离台湾。同时，它将在区域紧张局势减低的情况下，逐步减低其驻台部队及军事设施。”这一事态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震动可想而知，中美关系正常化、大陆与台湾走和平统一之路已是大势所趋。

二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主席，三年后又当选“总统”，成为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蒋经国作风务实，常深入民间，头脑也清醒，他上台后推出所谓“政治革新”，大力反腐倡廉，任用新人，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对社会矛盾，采取相对温和的解决办法，并明确提出以“一步一步来”的渐进方式向民主与法制过渡。这样，台湾社会开始步出专制独裁的“白色恐怖”时代，进入到比较开明的“威权政治”时期。

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并派警察到这些地方去检查。他还亲自过问一批经济犯罪的大案要案处理，惩办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发委副主任”王正谊、“高雄市长”杨金虎等人的贪污案件，其中王正谊还是蒋家的亲戚，他也毫不留情。然而，国民党的腐败是体制问题，靠“严规”、“严打”难以根治。1985年，全台湾最大的信用合作社——台北第十信用合作社因官商勾结，非法放贷，造成巨额亏空而倒闭的事件爆发，案件牵连到国民党许多高级官员，导致蒋经国最亲密的助手、国民党秘书长蒋彦士被迫辞职。舆论认为，这是自当年上海“打老虎”失败后，蒋经国反腐败的又一大失败，败是败在制度上。“十信弊案”对蒋经国刺激很大，他终于向党内发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治理腐败，那么“党员都会流失”，总有一天“人民会抛弃党”的重话。

利用黑社会和特务统治，来维持专制独裁的政治体制，是国民党的老传统。大陆时期，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主编史量才和民主派教授李公朴、闻一多，曾造成社会大哗，民心大失，加速了蒋氏王朝的败亡。来台后长期任职情治系统的蒋经国不会不知这种黑幕的弊端。但恰恰在他主政期间，又发生了国民党特务勾结黑社会暗杀旅美作家江南的事件。1984年10月15日，《蒋经国传》作者江南（即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家中车库被枪杀，美国警方查明刺客是台湾“竹联帮”头目陈启礼等人，他们是按照台“国防部情报局”的指示所为，进一步查下去又牵涉到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此事成为国际间轰动的大丑闻，给当时与美国已无外交关系的台湾当局和蒋经国本人以极大困扰。蒋经国不得不下令严厉查处，结果“情报局长”汪希苓和陈启礼等凶手被判无期徒刑，蒋孝武则被变相放逐到新加坡而退出政坛。此事也使蒋经国进一步感到，如果不加快“民主化”进程，他推行多年的革新事业及其自身历史形象有毁于一旦的可能。

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反思国共争天下半个多世纪，总跳不出兵戎相见，“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的传统路数。现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架构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政治架构之下，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蒋经国语）此时，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三

蒋经国长期患糖尿病，1985年后其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不平静了许多，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自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便断绝往来，成为咫尺天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近40年难以团聚，实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中华民族之团圆振兴，终于成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作者附识：本文写作时曾参考新华出版社出版的《蒋经国传》（〔美〕陶涵著、林添贵译）、《国民党下台内幕》（王建民、刘红等著）等文献，引文均系转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阅这些著作。】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两位外出木匠在一九六九年的遭遇　作者：闻　章

编者按：

此文朴素真切，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就是这么回事。近来听到一些赞美文革的议论，仅就经济政策而言，赞美者恐怕不是木匠之类的劳动者，或者不熟悉情况。设身处地替木匠们想一想，他的文革观该是什么样？

本人在旧货市场淘得一堆“烂纸”，抱回去仔细翻检，竟梳理出几件有头有尾的“投机倒把”案。现在来看这些当时所谓的案件，真令人哭笑不得。现在越是哭笑不得，越能显出当年的荒唐。不信你看这件拉锯案。

事情发生在1969年的下半年，河北平乡县的两位年轻农民，到山西左权境内拉锯解木板。他们的手艺不错，很受当地农民欢迎，由此挣到一些钱；另外他们的人缘也不错，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和谐，有的甚至成了朋友。他们走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一个叫霍家沟的村子里呆了20多天，在准备回家的时候，在左权县城被工商局查获。下面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件事罗列出来，奇事共赏。

一、法规背景

先说下背景。投机倒把本意是指利用非正当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但在后来，投机倒把竟成了做生意的代名词。文革期间，更是左得出奇，甭说做生意，就是自家种的青菜也不准买卖。通过1970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中可见一斑。

《指示》重申：一、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二、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许上市。三、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四、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都必须坚决取缔。

再看1969年河北某县革委会发出的《关于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分子的通告》，通告规定：“凡投机倒卖国家统购统销物资、工农业生产资料、倒卖布票、粮票、油票和其它各种票证以及长途贩运，私设地下工厂、商店、从事地下运输，进行黑市交易，私包转包工程，雇工剥削、走私行贿和其它投机倒把活动者，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犯罪行为，要严肃处理；对无证商贩和无证手工业户，必须坚决取缔；弃农经商的，私自外出的，必须立即返回原地，参加集体生产活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办的副业及生产服务行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变相单干，不准经商；生产大队、生产队统一组织社员外出承包工程所得款全部归队；应征收工商统一税，免征所得税；向队交款记工是一种变相单干，应照章征收工商统一税和所得税。耕畜只准生产队自养自卖、自购自用，外地人来我县买牲畜，必须持县革委会证明，在指定的地区进行采购，不准擅自到农村套购；农村‘四坊’（油坊、粉坊、豆腐坊、弹轧花坊）只准集体经营、只准代国家集体加工或代社员来料加工，不准买原料卖成品，更不准以副业为由搞商业活动；棉花、油脂、油料一律不准进入集市贸易；社员的自留粮，如果出售，必须卖给国家或通过粮食部门进行交换；一律不准私自买卖和交换土特产品，干鲜水果、木材、蔬菜等一律实行归口收购；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等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乱购物资；城市职工、居民和集体伙食单位，一律不准到农村或黑市套购粮食、油料。”

平乡县的这两位农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耍拉锯手艺的，真可谓大逆不道，难怪要受到处罚了。

二、外出证明

1969年7月31日和8月4日，这两位农民先后从各自的村里开了证明信。

其一：证明我队张某某、吴某某二人出外搞集体副业拉大锯，二人都是贫农，历史清白，希各地负责同志见信给予工作为盼。平乡县郭桥人民公社小章庄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其二：最高指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一句似是杜撰）。证明信：我大队吴某某（下中农成分）历史清白，现年31岁，外出搞集体副业交款，经大队和小队批准，希各单位见信参加是荷。平乡县郭桥人民公社晁庄大队革命委员会（公章）

笔者的话：这两个人怀揣着村里开的介绍信，背着行李和工具，出门向西，去太行山区谋份生意。那时生活极端贫困，没手艺的人没办法，有手艺的人自然憋不住，想法外出打工。村干部们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为他们能上交一些钱。你看，小章庄的村干部竟然把他们都写成是“贫农成份”，这有意无意间是在袒护这两名工匠。吴的村里开出的是“下中农”。但据后来左权县外调的结果，吴是中农。这下麻烦了，属于伪造证件。

三、家乡来信

外出的这几个月，家里外面情形如何？我们不敢妄测。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扣留了吴的妻子从家乡写给吴的几封信，通过这几封信可看出个大致：

其一，吴的妻子9月6日来信：

某某同志（看夫妻间的这种称呼，后来人恐怕要喷饭）：你好，握手。近来的身体健康吧，工作顺利吧，这些都是我时常之挂念的。

你的来信我收到了，内情尽知。都不必挂念。现在咱全家都很好，秋粮食已经下来了，生活上没有一点困难了，请你放心为盼。

下面把咱村的情况向你介绍一下。自你那回走后，公社里也没有强调叫往回叫，主要原因就是现在备战，这是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所以把外出劳力这一项就松下来了，不过（村）革委会在每次开会的时候，都点名叫往回叫。现在小三和振山他们回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县里基干团（员），其他别人都没有回来。小队里给要了一次款，我说不知你在哪的，等你给邮来在（再）交。不过这是退此（推辞）话罢了，别人如果交款咱就交，别人不交咱也不交。现在的秋粮已分了20斤谷子、30斤玉米棒子，是咱们俩（两）个人的。村里的情况没有什么变化，请放心。

再者，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安心工作，不要挂念家里。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四妮子和我做伴，我每天在地里参加劳动，割草，我和咱母亲现在和（伙）吃饭，生活很好。

你来信不是说让我给你准备棉衣和鞋吗？我现在就动手准备，下次给你邮去。希放下心来。另外再来信时把你工作情况详细介绍一下。只要你在外面住食各方面没有困难，我就放心了。你还需要什么东西来信说明。

你一人在外，里外多多保重……别不多谈。

代我向当地革命干群问好。

其二，吴的妻子11月5日来信：

某某同志：你好，工作忙吧？

你的两封来信我都收到了。两次邮来的共50元钱全收到了，希你不必挂念。你信上不是谈到买布的事吗？我可一切都照你的话办到。你说你10月底回来，我很同意。不过我多少参加一点意见：就是你如果是没活干就回来，如果是光为买这点布，我看你就别回来了。原因是咱村里很快就要来宣传队了。你如果回来，看样子一定村里就不让走了。别人都没有回来。我准备把你所要东西买齐以后去你那里一趟，你还要什么东西，请来信，我可以给你一下代（带）去，看你是否有意见。

下面我把咱家的情况向你告知一下：今年秋季咱这里的收成一般，原先生产队把外出的全家口粮全部扣下，每月18元钱，谁交够就叫谁把粮食分走。别人都交了30多元也没让分给。我看咱一定也交不够了，一共交给队里8元钱，我想别人要分我也要分。后来队里听说要来宣传队，考虑扣这些粮食也无法处理，就又全部都分给了。这一切我非常高兴。家里的一切都好，希望你不要挂念。生产队给我要了好几次款，我只说等你回来交齐。现在家里秋季分的东西我都弄好了，光剩下菜了。我有心去看你一趟，希望你来信把走哪里，路过什么车站来信说明为盼。

买东西用很多钱，你如果有钱，邮回来我接到钱就去。

其三：吴的妻子11月28日来信：

亲爱的某某同志：

你好，代我向当地的革命干群问好。

你的来信我已收到，希不必挂念。你信上所要东西，我已基本上给你办好了。咱处市场管理很紧，布很不好买。我现在只给你买了三丈白布两接（截）（一块10尺，一块20尺），黑色条荣（绒）和代（带）花的都没有，就有一样兰（蓝）色的，买了七尺。希你收下后暂用，等有了再给你买。白布每尺0.65元，条荣（绒）每尺1.35元，布票每尺0.45元。我听你信上谈到朋友结婚用，我很想多买点，只因条件所限，难以达到目的，希远（原）谅。

下面，我将你给我邮钱的支出向你汇报一下。你两次共邮来50元，买白布用去10元，买条荣（绒）布和锉用去10元，交队里8元，我买了一个条荣（绒）裤子用去8元8角，以前借用别人的还了2元，买大盐腌菜用去了2元，给你做鞋买布用去1元，现在给你邮东西又用1元多，我现在手里只剩下7块多钱了。生产队强调每月交18元，这个规定谁也不能改变，你考虑一下，你这几个月共得往生产（队）交多少钱。你如果能交够你就在外边，如果交不够你就回来，别人都交了80%，咱共交了8元，太没法交代。队长一在（再）给我要款，闹的我实在没有办法。秋季东西队里完全分给了，要是不给人家交款，这也太说不过理去。我在家里实在太节约了，还怕你交不够款。这个问题望你自己考虑。

现在队里全部劳力都在挖河，男的女的都去。今年的菜分得很多，咱两个人共分萝卜500多斤，白菜800多斤，这些菜都是分的畦，都得个人刨个人往家运。今年可把我累急了，我也实在想念你。如果你在家可用我费这样大的力气？现在我也可能挖河去，也可能不去。你还要什么东西来信告知。你那里有棉花没有，如有的话，我可给你邮布，希你在那里做条厚棉裤，咱家的棉花很缺。

今天给你寄去的邮包内有白布三丈，兰（蓝）条荣（绒）7尺，棉鞋一双，袜子一双，锉两支，都收到后速来回音为盼。

笔者的话：那时外出打工是违法行为，虽说村里给开了证明信，但村里每次开会的时候，还要点名让其返回。这一是形势所迫，二是做样子给人看。胆小的人有可能就回来了，胆大些的，就可以装听不见，在外面冒险。这一点也像拉锯，相互试探着两头抻。

当时全国都在“斗私批修”，可是你看，人们的私心仍旧很重。挣了钱不想交集体，能拖就拖。为什么这么大胆？还是因为利害关系，交的钱与分到的东西不成比例。可是，这位农民的妻子是多么通情达理的女人，一旦把东西分到手，又担心交不够队上的钱了。

信中提到买布一事，干什么呢？远在左权的丈夫，正跟霍家沟等几个村的村干部打得火热，他想买点送人。往下看，一切都明白了。

四、审讯记录

1969年12月20日，这天对平乡县这两位农民来说，是黑道日。正当他们坐着当地村干部到县城开会的车，欲返回河北时，被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扣住。扣住之后，20日审了一次，21日再审。请看审讯记录：

20日，单独审讯吴。

问：你们两个谁是主管？什么时间出来的？

答：张是主管，今年阴历六月出来的。

问：你来时带的什么东西？你的布票是哪里来的？

答：什么也没带。布票是从我家寄来的布，给了春元后，春元给的布票。

问：写回信后家中邮来什么东西？

答：家中邮来土布三丈，蓝条绒七尺。

问：布给了谁？

答：七尺条绒给了岂春元（岂春元和以下一些人的名字，都是当地的村民或村干部），土布岂春元一丈，刘先明一丈，张联明一丈。

问：给你些什么东西？

答：联明给5斤粮票，刘先明给了11斤粮票，岂春元给了三捆麻，刘先明给了二捆麻、一条毛巾。岂春元给了两双袜，刘先明给了一双袜。

问：为什么你给他们土布不要钱？

答：我去拉板，他（们）对我都不错。

问：你的语录本是谁给的？

答：一本是岂春元给的，一本是霍正云给的。

问：你给正云什么东西？和她什么关系？

答：我什么也没给她，和她见过面。

问：挣了多少钱？你分了多少？怎么分？

答：不知道多少，每天一元多，我们俩对半分。

问：你拿了多少？各邮回多少？他拿多少？

答：我拿的115元，邮回50元；他邮回40元。

问：你给了其他人多少钱？还给其他人什么东西？

答：谁也没给他们钱，没有给什么东西。

问：刘先明还给了你什么东西？你还给了刘先明什么东西？

答：没有什么东西。

问：谁给你的山鸡？

答：岂春元给的。

问：你出来带多少粮票？

答：带12斤。

问：你买粮来没有？

答：没有买粮，到什么地方都管吃。

21日再审，这次审的是两个人，问的人也变了。

问：你二人是什么时候来左权的？来左权干什么？在哪些地方？

答：是七月初来的，来左权拉板，在殿上、王家庄、师岩、霍家沟。

问：你出来有证明没有？

答：没有证明（指的是县里的证明，没县一级的证明就算违法）。大队叫出来的。

问：你们拉板是怎么拉的？

答：有是包工的，有是日工的。

问：包工怎么样？日工怎么样？

答：包工每一尺是3毛，日工是每工一块五毛。

问：你们带粮食没有？

答：没有，在哪里拉，在哪里吃饭。

问：你们二人一共挣多少钱？

答：一共是四百元钱。

问：你们来左权带什么东西？

答：有锯，一个平锯，还有行李。

问：你们来左权干过什么？

答：什么也没有干过，来左权这是头一次。

问：你们给干部送过什么东西？

答：给了魏家庄张联明土布三丈。是我自己的（吴）。还给霍家沟岂春元。先明一丈，春元一丈。

问：这些干部是什么职务？

答：张联明是师岩革委会主任，岂春元是霍家沟革委会主任。

问：你为什么要给他们布？

答：有几天下雪，我们没有活，在他们家吃过饭。

问：这些干部给过你什么东西？

答：联明给过我五斤粮票，春元和先明给我麻一斤。在师岩，春元、霍正云各给我语录一本。春元还给我一丈山西布票。

问：你还给过他们什么？

答：还给春元七尺青灯芯绒。

问：在魏家庄放的什么？

答：一个锯，一个锛。

问：还有什么？

答：没有了。

笔者的话：都交待了。谁敢不交待？不仅仅是两位农民老实，那时的政治形势实在是太厉害了，再说他们自己也知道投机倒把是什么罪过。别说你搞了什么，就是不搞，有手艺本身好像就与资本主义有了勾连。不过，纵然是都交待了，有什么呢？不就是干了点苦累活，挣了点血汗钱，再就是与当地村干部相互交换了点东西，以物易物，如果说给干部的多点儿，那也情有可原，因为这两位农民是外地来客，孤单无依，政治上需要庇护，精神上需要温暖啊。不过，拔出萝卜带出泥，这一交待，与两位工匠有了瓜葛的人就有了麻烦。他们都被“县打办”请到了县里，且还要办学习班，作检查。

五、个人检查

12月21日刘先明的检查。

检查

关于我和这个巨（锯）匠的问题向领导检查一下。关于这个巨（锯）匠在我村住了26天，在这26天当中，我和他熟习（悉），在这当中他要和我成朋友，我也没考虑到他是什么人，我很麻疲（痹），所以就和他成了朋友。在这成朋友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丈白土布，我还给了他一块手巾，一双妹（袜），我父亲给了他二支麻。在那时候我只是想到五湖四海，但没考虑到他是什么人，这应该受到领导的批评。

另外在19号我坐车要来县里开会，在这时候，他也坐车回河北，我和他就坐在一个车上。来到城里下了车，我们和他就到了招待所。在晚上他就和我们住在一起，到了20号早上，他叫我送他到车站，我就借了个车去送他。到了东饭店，他给了我钱和粮票给他买饼。我给他买饼，他往车站走。没有到了车站，就被领导同志拦住。结果领导把我和他叫回去。我是个民兵连长、革命委员会委员，又是团员，做的这个事真是危险啦。这应该受到领导的批评。这个批评是对我以后工作的巨大帮助，使我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

以后我不但不犯这个错误，如果发现这种人，我一定向领导报告。我以后一定要提高警惕，再不能麻疲（痹）大意，发现坏人破坏捣乱立级（即）报告。

这样的认识好像不够深刻，因此在22日这位民兵连长又检查了一次。这个检查大体内容是一样的，为了深刻，他在最后这样写道：

……没到车站就被领导拦住。现在正在备战期间，阶级敌人称（乘）机钻空，破坏集体材（财）产，投机倒把是称（乘）机钻空，在这时候我不但不制止，反而还和他搞关系，所以我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真是对不起党对我的关怀。

以后我一定不犯这个错误，反而发现这种情况一定向领导报告，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加强战备，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一定做到五保卫，为战备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而奋斗。

12月25日，小学教师霍正云（女）的检查。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

检查书

由于自己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够，政治思想觉悟不高，识别是非能力差，所以于本月16日将我在县学毛著积极分子会议上赠给我的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本）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这个人据说是河北的，是个锯匠，大队用来给拉板的。当天晚上，这个人到了学校，发现我桌子上放着这本最高指示，他说：老师，你送我一本高级语录本吧。我说：毛主席语录还有什么高级不高级的。他说：你这本语录就顶高级的，就把他（它）送给我吧。他连说带拿，就把这本最高指示拿上了。当时我有些犹豫，觉得不答应吧显得我有点小气，况且我还有好几本，于是就答应了。他拿去语录本大约一个小时后，便叫一个木匠给我送来一块毛巾。当时我不要，他便糊里糊涂给放下了。到17日我便请假回家准备结婚了，一直到本月23日，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叫我时，我才恍然大悟，如同梦中一惊，感到我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语录并且盖着县革命委员会的印，送给了一个不明身份的人，是多么危险啊。对于这样的投机倒把分子，不但没有协助政府给予打击，反而把这样宝贵的东西送给他，岂不是助长了这样的坏人吗？这个坏人拿到这本最高指示及革命委员会的印，一定作为政治资本或合法手术（续），进行投机倒把破坏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后果不砍（堪）设想。

通过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极大。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样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情况下，阶级敌人是用尽各种手法进行破坏的，并妄想尽各种办法，捞到一点政治资本作为他的护身佛（符），进行破坏活动。可是我的政治觉悟却是这样的糊涂，紧（警）惕性这样的不高，受了坏人的骗。如果不是政府对我的教育，说不定以后会犯多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大的不幸。

我今后一定要更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擦亮自己的眼睛，提高紧（警）惕，随时打击一切坏分子，卫（维）护国家和人民的一切利益，在阶级斗争中很好地锻炼自己，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紧（坚）强战士。

我所犯的错误极大，请求上级给我予应得的处分。

笔者的话：不要笑，不要以为这位老师故意用大话在调侃。不是的。对于一个年轻女孩子来说，她肯定是被吓坏了。她只有把检查写得深刻再深刻，才有可能免她一难。因此她是极其严肃地来检查自己内心深处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她真的悔不当初。当时她送给木工语录本的时候，可能没多想什么，她并没把他当成阶级敌人对待。一个外地民工而已。且又是那么执着，真心喜欢一本精致的毛主席语录，这不但没错，还有几分可爱。况且自己有好几本，送他一本也未尝不可。并且他是个多么通情达理的人，马上送来一块毛巾作为回报。做了这件事，不用说心情是愉快的。双方都是愉快的。没想到，县上把这个外地民工抓了，这个民工是坏人，坏人即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即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即你死我活。她是人民的教师，怎么能够包庇坏人呢？因此她把自己说成是“我犯的错误极大”，是紧缩着心说的，肯定害怕极了，只有老老实实交待，才有可能“坦白从宽”。

六、往来公函

这真的是一件大事，把人扣住之后，一方面有关人写检查，办学习班，同时，左权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给河北平乡县市场管理部门写信调查这个吴某人到底是什么人。12月25日，平乡县财政革命委员会税务市场办回函：

最高指示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山西左权县打办室：

所查扣我县晁庄吴某某，170元，经了解，是私自外出，中农成分，没有其它问题。我们意见，除照章征税外，余款归本大队取回归集体，当否，希酌情处理。（公章）

12月29日，左权县打办室给平乡县市管会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最高指示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河北省平乡县市管会：

贵处来函收到，内情尽知。

关于你处郭桥公社晁庄大队吴某某归结你处城关公社东庄大队张某某二人在我处作案一事，据你处了解该是私自外出，中农成分，但本人持有该大队证明，是下中农成分，这证明该是隐瞒成分伪造证件（伪造二支证明，其中一支是私改的）该人不仅违犯国议字19文件第二条一款，从事无证手工业，并且还破坏国家棉布统购统销政策，携带白土布、条绒等物资拉拢、腐蚀干部。并抢劫该所在地小学教员（女）县革委召开学毛著会议赠给的毛主席语录，该人存心不良，妄图利用此语录本上的县革委公章，再伪造证件，搞投机倒把活动。我处根据党的政策，以为情节严重，所以特将扣留现金没收150元，给予批评教育。妥否？请考虑为盼。

笔者的话：你看，本是做活，做木工活，在这里已经成作案。与当地人的物物相换，也已经成了拉拢腐蚀干部的罪恶行径。跟老师要了一本毛主席语录，竟然成了抢劫，不仅抢劫，而且还推理为他要利用语录上的公章伪造假证件，好搞投机倒把活动。因此，他的钱就该扣留没收。这便是当时的逻辑，可笑吗？可笑，却又是这么一本正经。

七、处理结果

12月29日，开具吴的市场违章案件处理卡片。罪名：无证手工业，走私行贿，伪造证件，认识不好。处理结果：对该批评教育，没收非法现金150元。

12月31日，开具张的市场违章案件处理卡片。罪名：非法流窜，伪造证件，认识一般。处理结果：对该批评教育，没收非法款100元。

笔者的话：这两个农民，在外做工近5个月时间，辛辛苦苦，战战兢兢，梦想着挣一点钱来维持生活。谁想到，最后的结局竟是这样：钱被扣了，交生产队的没了，这就意味着挣不到工分，没有工分，年底结算时又得亏很多。想挣钱，却拉下一大堆饥荒，来年的日子更不知怎么过。思及此，不由心内一酸。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沈元：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　作者：刘志琴

看到刘再复先生的《一个年青学者之死》，久久不能平静，那是深藏在我心中的一个结，这个结我不想轻易打开，因为关在闸门后面的是汹涌的心潮。

沈元，这使近代史所大喜大悲的年青学者已经离世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足有两代人之遥，现在所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他，认识他的人也极少谈到他，有谁知道这被遗忘三十年的人，曾经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掀起一阵阵风潮。

我与沈元并非同事，也与他没有交往，但我比他的同事更早地接触到他的问题。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工作，协助领导处理学术事务。沈元是他的姑母推荐给学部负责人刘导生的，刘导生主管近代史所，就把沈元推荐到黎澍的门下。按那时的人事常规，一个从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被开除的右派学生，即使摘了帽子，也不可能调进最高学府，有幸的是，刘导生和黎澍都是有胆识而爱惜人才的领导，那时又正值三年困难的调整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相对宽松，沈元才得以走进近代史所的大门。

风波起自1963年第3期《历史研究》发表沈元的《〈急就篇〉研究》一文，这是一篇对汉代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进行社会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展现了作者对史学、文字学和音韵学的深厚功底和新颖的视角，这在言必称阶级斗争的当时的学术界中是一缕春风，使人耳目一新；该文从经济生活来分析社会思想，也颇具历史唯物主义的特色。无论从国学或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考察都是一篇佳作，尤其是一些老学者对该文倍加称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他一说起沈元就眉飞色舞，兴奋不已；郭沫若甚至赞叹说:“这样的文章我也写不出”；在年轻学者和大学生中也有议论，议论最多的是沈元成了右派才有时间读书，写文章，尽管这是人们的妄加揣测，更不了解右派的辛酸，却把当右派看成可以赢得时间读书的机会，而对自己疲于政治运动，没有时间读书的经历非常感慨，甚至为此愤愤不平。

在大学或研究所没有时间读书！现在看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却是当时一代人的由衷之言，试看从1956年入学，1957年就投入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如火如荼；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不间断地下乡下厂劳动，热火朝天；1959年的交心运动，拔白旗，反右倾，接踵而来，人人如坐针毡。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连毕业论文也甭做了，就草草毕了业。五年制的大学真正埋头读书的时间又能有几何？研究所也不例外，虽说它以著书为本职工作，可都是集体撰写，个人若背着集体私下写作，称为“地下工厂”，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判，更甭说有独立思考了。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十多人参与，相互扯皮，多年不能定稿，成为马拉松。有一年近代史所上报一年的成果统计，全所上百名研究人员却只发表两三篇了无影响的文章。为此哲学社会科学部曾经进行“近代史所为什么出成果少”的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个沈元，怎能不引人注目！

沈元来研究所不久，1963年第1期《历史研究》又发表他《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长篇文章，同年2月12日《人民日报》用一整版刊载他《论洪秀全》一文，建国后《人民日报》从未以这样大的版面刊载学术文章，沈元得此优遇，再次博得满堂喝彩，一时间从南到北的学者，人人争说沈元，由此而派生出“沈元道路”一说。这“沈元道路”的说法，据说是来自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历史系有人向中宣部控告，沈元是右派，报刊这样发表他的文章，公然宣扬白专道路，对抗党的教育方针，这对担任党团工作的学生干部是严重打击。可这“沈元道路”的说法一传开，反响强烈，复旦大学的周予同在课堂上声称“我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先生的本意无非是强调学生要有时间读书，别无深文大义。可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引起舆论大哗。沈元问题有人控告，有人赞叹，沸沸扬扬，这一下引起主管宣传部门的注意，为此也要有个说法，周扬亲自发话要学部就此问题进行调查，就这样我参与了这项工作。

被调查的对象是近代史所的老中青研究人员，凡被调查的对象对沈元的为人和治学都有所称道。黎澍喜滋滋地说:“近代史研究要有十个沈元，面貌就能根本改观。”对一个小辈作出如此高度的评价，实在是前所未有，而且此人又曾是右派分子，此言一出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调查结果认为，对沈元的使用完全符合党的政策，本人努力改造，积极工作，在街道监督劳动期间表现良好，来所前已摘掉右派帽子，那就不应该以右派论处，文章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政治错误。其实这一调查仅限于沈元个人，而对社会反响最激烈、最尖锐的“沈元道路”避而不谈，在当时情况下这是保护沈元，息事宁人的唯一办法，这也是从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处的默契，作为参与调查工作的成员，也乐于保护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其时沈元又写成《马克思主义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文，但已不用本名而用“张玉楼”的笔名在《历史研究》发表，《人民日报》并加以全文转载。改用笔名也是有关领导在调查后的建议，可这一举措并未完全平息风波，有些人在得知沈元还用笔名发文后，又再次告状，甚至告到毛主席那里，不依不饶，一直到田家英向黎澍打招呼，再也不让沈元发表文章为止。

其实，以笔名发表的这篇文章，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奉命之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完全符合主旋律的，告状的信也绕开文章的本身，直指他脱帽右派的身份。按当时的政策，“右派”这顶帽子，是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特殊称谓，摘掉右派帽子，是矛盾性质转化的标志，这就意味着从敌我阵营，回归到人民队伍，理应享受人民的待遇，再也不应受到歧视。然而这在当时被誉为毛泽东思想一大创造的政策，并非如实奉行，在极左思想的引领下，对这批人依然是冷眼相对，若有对此心存疑虑的，一句话，脱帽右派还是右派，就驳得你哑口无言，更何况帽子还在别人手中，随时可以再抛过来。所以一旦当了右派，脱帽不脱帽，都是档案中永远抹不去的“污点”，背负终身，政治运动一来，又会陷入千人踩、万人踏的境地。从这里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对摘帽右派紧抓不放，为什么顾准直至临终也要拒绝脱帽。问题是，沈元被追堵时并非是运动时期，他是一个出身书香门第，腼腆少语，循规蹈矩的书生，从来没有得罪任何人，也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只默默地做一份应职的工作。一些知识分子也与他无仇无怨，又何以这样咄咄逼人，置人于绝路？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份尚属圆满的报告是由范楚玉执笔起草，文革前她已调离。当“文革”风暴来临之际，我担心这份报告会给一些人带来灾难，就私自销毁了，尔后在“文革”翻江倒海的查抄中，再也没有了它的踪影，但这记忆却永远埋在我的心中。

事实上“沈元道路”，也就是当右派才有时间读书的道路，是无法作出结论的伪问题。沈元骄人的成绩，是他的才华和努力的结果，作为右派成为另类，有可能被某些政治运动排除在外，省下参加政治运动的时间，但代之而起的是惩罚性的劳动和精神折磨，同样要耗去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所以“沈元道路”，并非是赢得读书时间的出路，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对政治运动厌倦不满而又无奈的臆想，长年被剥夺研究时间的抑郁，无法作出研究成果而又无处诉说的痛楚，都借助“沈元道路”的发挥，一吐为快，这是知识分子被扭曲的心态，强加给沈元的声名，谁又知道这在文革中加重了沈元多少灾难？！

文革到了，为沈元问题多少人遭受折磨！周予同被打得跪在地上认罪，刘导生、黎澍不知挨了多少批斗，沈元可想而知。

文革结束后我调到近代史所，那时沈元已按投靠苏修的罪名处死有年了，到所后我从人事处处长陈恕那里得知，沈元之所以逃往苏联大使馆，实在是被逼无奈，文革中他已经结婚，寄居在亲戚家，红卫兵运动一来，将他们一家扫地出门，迫使他们到处躲藏，走到哪里红卫兵就追到哪里，所里也根本不可能接纳他，沈元与他妻子连栖身之地也找不到。他曾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早已自顾不暇，又哪能再接受一个“反革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很难理解，那种被亲朋故旧抛弃的痛苦，那呼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绝望，蝼蚁尚且要惜生，又何况是一个有灵性的年青生命！1956年在他还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时，凭着他的聪慧和好奇心，翻译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岂知就是这样一个幼稚、鲁莽的举动，触犯天条，遭受灭顶之灾。反苏本是划右派的重要根据，他竟然在火中取栗，不是极右分子是什么？为此被开除、劳教，流落社会。当初对苏联奉为老大哥，人人都要一边倒，稍有异议的就以右派惩处。殊不知到60年代就已乾坤颠倒，老大哥成为罪大恶极的修正主义，人人都要斥而诛之。又怎能为了一己的生路，潜逃到苏联大使馆要求政治避难？当初为伊沦落到地狱，今朝又梦想伊能救他于水火，殊不知愚蠢的他，又一次犯了幼稚、鲁莽的错误。他用鞋油涂黑面孔，化装成黑人潜逃，以为可混过大使馆的门卫，却被轻而易举地揭露，在两国交诟中，这是投奔敌国的行为，毫无疑问，这是叛国，犯了重罪。然而要重判，至少要有出卖情报之类的证据，这是司法常识，可他身处社会的最低层，没有任何情报可出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只是为保命逃到苏联大使馆，岂能被收留？可这丝毫也没有减轻他的罪过。

在狼烟四起，遍地烽火的文革年代，一个右派叛国投敌的案例，是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最佳教材，文革中的领导岂可放过这一机会，公安部门很快就把这一案例交给近代史所的群众进行讨论，名为征求民意，谁又敢说个“不”字！在磨刀霍霍的逼视下，人人都不能不表态，就这样全所一致同意从重从快处以极刑，沈元因此被枪决，终年30岁。

文革后我来到近代史所，悄悄问过一些人，没有一个认为他是该当死罪的，言谈中都有深深的同情，有的还为当时的违心之论怀有内疚，可在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敢于站出来帮他说一句话，哪怕说一句死刑缓办的也没有，一个也没有！假如能缓刑，那就可能保住他的一条命，一个少有的才华横溢的年青生命。可这只是后来人的一厢情愿，是天真的幻想，岂不知，文革中无端丧命的都难以计数，何况还是有端的沈元！以征求民意为名要所在单位讨论，实际上是狠抓阶级斗争教育，甚或是在钓鱼，考验每个人的态度，这是文革中的常事，此种行动说它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不为过。由公安人员坐阵，形势之逼人，气氛之严酷，绝不可能有人站出来为他说情，包括最欣赏他，在学术界勇于提出独立见解的黎澍，对他的死刑也没有表示异议。在黑云压城，万马齐喑的氛围中，有异议的也只能深藏内心，而不敢有任何表示。

黎澍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当初对处死沈元没有异议，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沈元被揪，更加重了黎澍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名，他在1964年曾发表《让青春发出光辉》一文，列举一系列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在青年时期就勇于探索，作出贡献的事迹，鼓励年青人及早成才。就是这样一篇好评如潮，与沈元并无关系的短文，也被斥责为沈元张目，对年青人的热情期望被无情地践踏，有何天理可言！沈元之死黎澍也遭受刺心之痛，否则何以在文革结束后，是他，首先提出为沈元平反的问题。要知道这在改革开放初期，也不是没有风险的，事关“叛国”，谁又胆敢染指这一重大案件！有幸的是，刘导生已调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黎澍的建议很快得到刘导生的理解和支持。真是机缘巧合啊！是他俩赏识沈元，把他引进学术界，成就了沈元的声名。沈元在盛名之下遭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厄运，招惹是非，身遭文革浩劫，为避难而引颈就擒，如今也在他俩的努力下，力图放松沈元颈上的绳索，促使北京市公安局重新审定，作出罪不当死的结论，给予平反，了却这一冤案。

如今沈元早已成为枯骨，再也听不到为他不平，为他流泪的亲友的呼唤，但这一结论对他的家人，对所有为他负疚的同仁，是一种解脱。这也只能是对后人的一种象征性的安慰，在文革暴政挤压下的人性，只能容有这一丝余地，留待今日重申，不可弥补的是，沈元永不归来了。

这已是远去的历史了，沈元也早已被人们淡忘，他的后事，家属的下落，也杳无音讯。但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伤痛。因为像他这样被迫逃亡到海外而葆有爱国心的不乏其人。傅雷被错划右派，导致傅聪的出逃，而傅聪的出逃又加重了傅雷的罪名，父子之间的恶性牵连，祸端四起，肇成傅雷夫妇双双自杀，这是傅雷抑或傅聪之过？都不是，叶永烈在《傅聪缘何避走海外》一文中，袒露傅聪出逃的心情说:“1958年12月，我留学毕业，如果我回来，势必是‘父亲揭发儿子，儿子揭发父亲。’可是我和父亲都不会这样做。当时我是被逼上梁山的。当然，对我的走我永远是内疚的。”德国汉堡大学著名教授关愚谦也遭遇被迫逃亡的命运，文革中他冒充日本人避难西方，殃及妻儿亲友，被视为十恶不赦，可他也有一颗爱吾中华的心，多年来致力于中德友好工作，并成为德中友好协会的负责人。他们都为当初的行为有深深的自责，可都以赤诚之心努力补救遗憾，续写了流亡后的下文，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并不失为一名爱国者，为此也获得国家的谅解。1978年邓小平批示:“傅(聪)探亲回国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办理。”关愚谦的探亲归来也得到高层领导的同意，并受到国家的礼遇。

时至今日不禁要反思，多年实践而证明的爱国者们，在当年何以要冒“叛逃”的罪名远走他乡？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好人也会被暴政逼得无奈，甘冒人言之大不韪而自救救人，对此只能予以公道的评说。如今他们都已有了完满的结局，这不禁令人联想到沈元，可叹的是，他已永远没有下文了，生命的戛然终止，使他再无机会表现对国家的忠忱，留下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刺心之痛。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作者：金　凤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我当时在《人民日报》记者部工作，奉命到山东采访，自然要采访王效禹。他原是厅局级干部，和一般工人、学生“造反派”不同，他起来“造反”，有点不同一般。

电话打通，他欢迎面谈。王效禹大约四十多岁，中等身材，很善谈，谈起来滔滔不绝。

他不无得意地说，作为山东这样一个大省的第一把手，他的确非常之忙。但再忙，也要热情接待中央党报记者。

他谈到“文革”前遭到原山东省委（现称“主要走资派”）的排挤、迫害和折磨，他受到处分，下乡劳动改造（后来知道他是因渎职和生活作风问题而受到处分和下放劳动的）。他认为，山东省的“主要走资派”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他有所抵制，反而遭到迫害。因此，“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不顾一切，坚决起来造反！他有一定的宣传、组织能力，又了解一些领导干部的底细，很快当上山东省“造反派”的总头头，成为山东省红色政权革委会的主任。

他大摆他的“造反功绩”：如何紧跟中央文革部署，帮助各地“造反派”，不到半年夺了全省10多个专区、100多个县“走资派”的权，相应地成立了各地革委会。工作量自然很大。他谈到各派“大联合”如何困难，“走资派”如何顽抗，当地驻军又不支持等等。

他谈到当前要紧跟中央部署，着手恢复党的组织生活，首先要成立各地、县的党的核心小组。他说，青岛市“造反派”的力量很强，作为试点，他已任命青岛造反派头头、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当青岛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来抓恢复党的组织的工作。我顺口问了一句：“听说杨宝华是个工人，他是党员吗？”王效禹回答的有点尴尬：“大概不是。”我吃了一惊，忙问：“不是党员，怎么能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王效禹脸不改色地说：“没问题，我可以让他突击入党。”我紧接着问：“怎么突击入党？杨宝华突击入党了吗？”王效禹没有想到我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为难地说：“我了解一下。”他拿起电话，找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宝华。只听他大声问：“小杨吗，入党手续办了没有？”那边杨宝华大声回答：“实在太忙了，还没来得及办。”王效禹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怒斥杨宝华：“小杨，你真糊涂，这是件大事，有关你的政治前途，怎么能拖着不办？你马上写个入党申请，报到济南我批，赶紧办。”我又说：“入党申请要在党支部大会通过，然后再报上级审批吧。”王效禹哈哈一笑：“同志，现在不是还没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吗，如何让支部通过？只能特事特办，我批就行了。”

听到这里，我很反感，这简直把恢复组织生活当儿戏嘛。一切都是“造反派”包办。非党员竟可以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可以突击入党！把党组织玩弄于股掌之中！我禁不住长叹一声。

王效禹的确很重视这次谈话，从上午到下午，谈了整整一天，中午只吃了一顿便餐。他自然希望我好好写他一篇。

我心中对他已很反感，为了更全面了解他的情况，我找了当时担任济南部队司令员的杨得志同志。1952年他担任志愿军司令员时，我访问过他。

这次一见面，他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见了王效禹，印象如何？”我老老实实回答：“夸夸其谈，言过其实，心术不正，根本不像个老干部。他居然任命青岛造反派杨宝华当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杨宝华还不是党员哩，他让杨突击入党。”杨得志抚掌大笑：“当真是《人民日报》记者，说话一针见血。”他历数了王效禹干的许多坏事：残酷迫害省委领导干部；残酷打击他的对立面，也是造反派的工人；放任造反派打砸抢，抄家抄了不少文物据为己有；玩弄女学生和女工等等。他还挑拨离间省军区、各地军分区和济南部队的关系，指使造反派抢解放军的武器，引起大规模武斗。

听了杨得志这些话，我进一步了解了王效禹，我决定一字不写。记者必须从实际出发，尽管王效禹是当时红得发紫的“政治明星”，我认为他品质很坏，将来不会有好下场。

但山东不能白来。从新华社山东分社了解到，山东省大型煤矿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搞得不错，我立刻坐火车去了新汶。

新汶的煤矿生产已恢复到正常水平，这在当时全国工业生产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实属难得。我访问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工人和技术人员，访问了家属，又下井实地考察。

我写了山东新汶煤矿抓革命、促生产，煤矿产量跃居全国煤矿前列的新闻。《人民日报》把它发在一版，还发了一篇短评。听说，周总理看到这一消息很高兴，让各地工业部门注意学习。江青则很不高兴，批评总理“抓生产压革命”。她还追查这条新闻是谁写的，鲁瑛告诉了她。她记下我的账。

上海见王洪文谈了半天，一字未写

1967年9月，我到上海采访。当时，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指示要搞好革命大联合，要解放一些干部。我到上海，找到一些“解放”了的干部，开了座谈会，给报社发去一个版的发言摘要。我单独访问了刚刚“解放”的原上海杨树浦区委书记张金标，写了一篇通讯，发在《人民日报》一版。

当时，上海最大的“造反组织”是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这时，正逢“工总司”成立一周年。他们欢迎记者访问。我决定采访“工总司”司令王洪文。他原是上海国棉十七厂一名保卫干事，如今是上海响当当的“造反派”。

我找到外滩汇发银行，这里原是上海总工会所在地，现在是“工总司”司令部。王洪文的秘书小廖带我穿过曲曲折折的楼道，来到一个房间门口。奇怪的是，小廖不从房门进去，却带我从一个巨大的窗户钻进房间。这实在出人意料，有点故弄玄虚。

原来，这里是“工总司”核心组开会、学习的地方，一般人是轻易找不到的。房间很大，一张长方形的餐桌两旁，坐了“工总司”核心组的十几个成员。王洪文三十出头，面容端正，看来文静，不大像杀气腾腾的“造反派”。他的助手陈阿大是个工人，长得膀大腰圆，是个打砸抢能手。

小廖到王洪文身边说了几句，王洪文站起来，表示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们。我们正在‘天天读’，读毛主席著作，这是雷打不动的每天必修课，请你坐下来参加吧。”

我想，真糟糕，我手提包中既没《毛选》，也没有语录，怎么学呢？谁知，他们根本不是学习，而是核心组每天的碰头会，正在商谈工作。我松了口气，否则会很尴尬。

他们东拉西扯，不知谈些什么。那个陈阿大好像提出，他看中一座花园洋房，希望能搬进去。核心组另一名成员王秀珍马上说，她住的房子太小，也想搬搬家。一下子，大家吵吵嚷嚷，都吵着要分房子，要搬家。王洪文看到有我在场，这样吵着要房子究竟太不像样，用手一摆大声说：“这事好办，回头你们开个单子，交给我看看就是，用不着在这里议论。我们还是好好议一议‘工总司’成立一周年，大会怎么开吧。”

他们拉拉杂杂谈了些意见。王洪文总结了一下，特别强调，要注意北京的动向，要紧跟中央文革的部署，坚决执行春桥同志的指示。

他说，春桥同志最近提出，现在是“造反派”最容易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我们已彻底打垮了“走资派”，彻底打垮了我们的对立面“赤卫军”。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不要得意忘形。他说，春桥同志特别要我们保持工人阶级本色，艰苦朴素，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他希望大家好好议一下。

会场顿时沉默了，无人发言。我想，刚才大家纷纷吵着要瓜分资本家的花园洋房，这和张春桥的讲话，不是南辕北辙吗？王洪文对大家分房的要求不予驳斥，反而大包大揽下来，现在又提出要学习张春桥的讲话，这不是故意演戏吗？看来，王洪文和山东王效禹都是“一丘之貉”，造反起家，打打杀杀，争权夺利，简直和上海滩过去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差不多嘛！不过，王洪文他们的能量可比杜月笙、黄金荣大多了。他们简直就直接推翻了上海原市委、市政府，夺了他们的权，现在俨然是上海市的统治者，要几座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

我一面想，一面冷眼旁观，他们如何表演。

果然，王洪文一讲完，他那班伙计纷纷献忠心，表决心，要认真学习，坚决执行春桥同志指示，不忘工人阶级本色……如此等等。总之，一片空话、假话、大话，说起来头头是道，毫不脸红。

快到中午，小廖和别的工作人员端来饭，王洪文和大家一起吃了，我也吃了。众人散去，我提醒王洪文，要和他单独谈谈。他看看表，说吃完就谈吧。

我们来到王洪文的会客室。

王洪文首先介绍了他的简单经历。他家在黑龙江省，他在家种过地，后来参了军，学习了保密专业，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卫干事。他得意地说：“我种过地，当过兵，后来又当了工人干部，我是不折不扣的工农兵干部。”果然，伟大领袖也为他这个“工农兵”干部吸引，竟把他选为“接班人”，这是后话了。

王洪文继续得意地大谈他的“造反业绩”。由于他是保卫干部，接触不少厂里领导干部的档案材料。“文革”风暴一起，他摇身一变为“造反派”，抛出了厂领导的材料，当了工厂造反派的头头。接着，他联络上海许多工厂的造反派，成立了“上海革命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上海工人另一派造反派“工人赤卫军”势力很大，不同意他们动辄打砸抢和迫害老干部的行动。王洪文他们要上北京告状。他们到了距上海不远的安亭镇，火车不开了，他们挡住所有经过安亭的火车，造成火车停运，同时炮打上海市委，制造了著名的“安亭事件”。上海市委向中央紧急报告，“中央文革”派张春桥到安亭处理。张春桥表态支持“工总司”的“革命行动”。上海市委垮了，“工总司”势力猛增。

接着，王洪文眉飞色舞地谈到他最得意的“血洗上柴”的“英勇战绩”。他说：“上海的走资派不甘心，保护他们的上海保守派工人赤卫军也不甘心，他们集结在上海柴油机总厂，要和我们拚死一搏。”

说到这里，王洪文那张相当端正文雅的脸忽然变得杀气腾腾。他兴奋地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我们‘工总司’决不退让。我调来了十万工人民兵，进攻上柴，血洗上柴。据守上柴的赤卫军大约有一万人，怎禁得起我们十万大军的进攻？！可是，他们也十分顽强，和我们逐屋争斗，从上午打到下午。最后，他们死伤两千多人，我们也损失了几百人。我们拍了实况，你想看看吗？”

我连忙摇头：“不必看了。只是，我知道，你们和赤卫军原是一起造反的战友。你们苦守安亭时他们还支援过你们。你怎么下得了这样的狠手对付他们呢？”

王洪文冷笑一声：“喔唷，记者同志，我们决不当‘东郭先生’！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还有，卧榻之旁，不容他人打酣。毛主席也教导我们，领导权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本想开口问他，《毛选》四卷和《语录》里，什么地方有这样一句话。一想，算了，何必和他较真？“造反派”一向善于打《语录》仗，假造《语录》也不足为奇。

但面前这位长相温文的“造反派”竟对自己的阶级兄弟下如此狠手，实在让我嫌恶。

王洪文足足和我谈了4个钟头，他当然希望我为他写篇文章。他还似乎谦虚地说：“不要写我，希望你写写我们‘工总司’，拥有上百万工人造反派的‘工总司’确实值得上一上《人民日报》啊!”

我含含糊糊地敷衍他：“等我回北京向报社领导汇报后再说吧。”

他大约有些失望，但还算有风度，站起身送我出了密室，让秘书小廖派车送我回新华社上海分社。《人民日报》记者站早已和分社合并，我就住在分社。

其实，我心中早已打定主意，决不写王洪文，也不写“工总司”。我从内心对这些搞打砸抢、夺权乱党的“造反派”深深厌恶，怎么能为他们树碑立传呢！

回北京后，关于访问王洪文，一字也未向鲁瑛报告。有一天在走廊看到他，他问我：“在上海见到王洪文了吗？”他故作神秘地说：“他可是风云人物，听说还要往上走哩，你怎么不写写他？”我含含糊糊地说：“谈得不好，没法写。”搪塞过去了。

1973年6月，我从监牢出来。下半年开“十大”，王洪文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有人知道我采访过王洪文，怂恿我写一篇访问记。我摇摇头说：“事过境迁，不必写了。”有人还为我惋惜，说是可惜了这么好的题材和人物。

我可不这么想，我认定这种人决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尽管他当时已攀到政治权力的顶峰。果然，不到三年，1976年10月，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完蛋了。

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凭记者工作几十年的经验，我早已学会了，决不赶浪头，决不吹捧崛起一时的“政治明星”，决不写事后让自己红脸的文章。有些时候，不写比写好！如果1967年我写了王洪文和王效禹，事实上是吹捧了不该吹捧的“政治流氓”，我心何安？！

记得“文革”前看了一篇作家周而复访问关向应的文章。关向应正在养病，桌上是一部《鲁迅全集》。关向应对周而复说，他最钦佩鲁迅先生的是，鲁迅决不会写他将来看了让自己脸红的文章。就是他决不写违心的文章，决不写趋炎附势，赶潮流的文章。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关向应的话我牢牢记下了，下决心这辈子不写让我以后脸红的文章。“文革”中不写王洪文和王效禹，只是向鲁迅学习而已。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我在西路军的经历　作者：全　璜

笔者是西路军幸存者之一，依照自古以来的征战法律“赏存不赏亡”，也是得赏者之一。在每遇升迁和集庆的时候，笔者内心总是嘤嘤泣血，阵阵痛楚；脑海里常常泛起许多乡音亲切、面貌熟悉而一批接一批倒下去的战友的形象。要问何以会如此，得把我记忆所及，身历其境的河西战役始末叙个梗概。

近半个世纪前，飞渡黄河天险的确切日期是1936年10月25日，从甘肃省靖远县的河抱口（旧名虎豹口）开始。当时称“渡河部队”，包括原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新组编的红五军。这些都是经过千锤百炼，征战万里，翻越雪山草地而保存下来的精锐部队。三个军的人数分别约为九千、七千和五千，加上轻便的总部机构（司、政、供、卫）千余人，共二万二千人。渡河部队的任务是整个“攻宁战役”或叫“取宁计划”的一部分，还有若干部队作为实现这一战役计划的后续部队，或支援策应部队。因此，渡河后的部队即沿黄河北岸向东北方向疾驰，直奔甘宁边的景泰、五佛寺、小红山一线。

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阀（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调集数个旅的骑兵窜犯我一条山阵地。大战一条山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在这一战斗中是获胜的一方。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蓄积多时的力量，予敌骑兵以重大杀伤，全歼其两个团，击溃其各旅。事实证明抗击敌骑兵是可以取胜的，我军也付出伤亡数百人的代价。首战告捷不久（也许是十一月七八日），攻宁计划作了重大改变，即撤销了原计划。

若果于此时撤回渡河部队——这本是很有理由的——那当然是全师而返，胜利班师。但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渡河部队受命转向西北前进，11月11日，在古浪附近正式宣称为“西路军”，任务是“打通远方路线”。这在当时，该是一个多么炫耀、多么有力的号召，像是满园满树的金苹果在欢笑招手！好吧，既是如此伟大光荣的任务，就全力以赴吧。若果从古浪、大靖一线（即受命时的抵达线）算起，到达预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带，也只有两千多华里，按当时的行军速度（完全靠步行），途中不徘徊、不滞留，得食即走，不须两个月即可达到。可是，事情没有能这样发展，而又下达了攻取古（浪）大（靖）凉（州）永（昌）山（丹），创建走廊蜂腰地带根据地的重大任务。

这后一任务和前一任务貌似相联系，实则是极为矛盾的，是个鱼和熊掌一齐吞食的任务。这支已孤悬塞外的西路军就在这一带周旋，白白费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须知，这一个多月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贵如金玉。因为，11月入冬后，朔风飞扬，战士衣单，难以抵御塞外的严寒，这且不说。为要创建根据地，就不能不分散兵力。往往为了攻占一城一镇（河西各城镇村庄都围有厚而坚的土墙），而消耗了大量的人员和火力。永昌城的攻占和坚守，使九军的大部分精锐基本损失了。

12月下旬，部队抵达山丹。我们于24日听到“双十二”事变的传达。读者容易记得，1936年12月24日，正是西安事变后的第12天，也是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方案完全付诸实施的时候。这时集结于走廊腹地的马家三军，也不能不被猝然发生的西安事变而震惊，而彷徨失措。若果我军于此时提师东向，无疑义可做到“半师而返”，即可有万人以上回到河东。当然，事情也没有能这样发展。在一阵庆贺“双十二”喜讯之余，随即接到命令：“限于一月（指1937年）内夺取甘（张掖）肃（酒泉）二州，建立根据地，继续完成打通远方路线的任务”。依然是两个相矛盾的任务，不过此时这两个任务间的矛盾程度相对地减弱了些。因为，不论是第一任务或第二任务，执行起来都已不大可能了。这已是1936年年底，即是隆冬酷寒的季节，对于这支衣单力疲、孤悬塞外的部队，纵使能拖到玉门关外，恐怕一阵风雪也可以把它全部吞没；但去攻城略地，其后果也很严重。正所谓“行不能，止亦不能。”

1937年元旦前后，这支孤军依然旗鼓相当地向西进发了。这时五军接替九军担任前卫，约于一月一二日进占高台；有总直的少数单位跟进，入城者共五千余人。张掖、酒泉被马家军阀视为中心腹地，几乎投入其全部力量来争夺。经过八九个昼夜的浴血抗争，高台终于失陷，上至军长、下至马夫几乎无一生还。其他部队（三十军和九军余部）被阻于临泽县，相机攻占张掖已无可能，而援救高台也没来得及。高台噩耗传来，迅即转移到倪家营子。这是个百多户居民的村庄，我军一万三四千人在这里扼守四十多天，日夜奋战，一日数战，实在打得精疲力竭了，粮草柴水已无法解决；而所以要在这里困守许久，无非是要把塞外的酷寒冬季拖过。从这意义上讲，倪家营子的困守和在此前后的日伏夜行的做法，都是适当的。无奈大环境下这支部队的颓势已不能挽回。

在倪家营子苦战（苦守）40多天之后，拉出来向东行，经两个昼夜抵达西洞堡，还约有一万一二千人，人们都以为这必是东返了。若果此时决计东返，可能有十之一二的人员能回到河东，即所谓“残师而返”。可是事情又没有能这样发展，而是令下：迅即回旆西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打通”任务。这时“打通”的要求似乎是很迫切、很受催促的一件事了。于是，这支疲不堪战的孤军，第二次返回倪家营子。为什么定要折回这里呢？因为攻占别处都要付出相当代价，倪家营子则不需要攻占，在我军撤离后，敌人进去尽情地烧杀蹂躏，已是“屋上无完瓦，地上无噍类”了，甚至连一口干净水也没有。

就在这样一个空村子里，我军第二次又扼守苦战了九个昼夜。于三月六七日撤出，经沙河遇阻转移至祁连山脚下一个小村庄——三道流沟。读者会想到，三月上旬在南方称得上“早春二月”，而在河西走廊，这种“早春”是没有的，依然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

经过四五个月连续不断的苦拼恶斗，抵达三道流沟的还有八九千人。敌人死死咬住这支已逐渐失去战斗力的队伍，经过三四个昼夜的拼杀，溃围向后山退去。至半山的黎园口（三几户居民），敌骑兵前抄后合涌上来。全军上下人员无一例外地参与奋战，真正是“以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临时战垒，前赴后继地用身躯阻挡敌人的铁骑和枪刀。竟日下来，八九千人被铰去大半；剩下的部队向山的更深处转移。第二天到达一个草高于人的荒山坡，名叫马场滩，真是牧马的好地方，可对于我们这些步行的人则大为不利。敌人追来，全体人员像头一天一样无分上下地再一次与敌人展开拼杀，竟日下来，三四千人又被铰去大半。这连日两场拼杀的情景，不妨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渠”以概括之。任何凭吊战场的词文，或许不足以叙其实。何以会如此？就在于这支部队已是枪无弹，人无力，许多人伏下射击，待敌人抵面前，枪不能发，人已动不得了。

从马场滩退下来的一千多人，在一个雪线以上的山头——毛牛山集结。当夜，部队最高领导人冒极大的危险，奉命离队潜行，化装东返，说这是为缩小目标。所剩下的这一千四五百人，在新组成的临时领导（西路军工委书记李卓然）率领下，转移到石窝。追敌被暂时甩脱了。因为这深山巨石角落里，是人迹罕到的地方。经过一天多整顿，分东西两个支队活动。东支队四五百人，多数是伤病人员，不待说东进没几天，在红湾寺附近经一场激烈战斗，被敌人搞光了。西进支队由工委直接领导，算幸运些，经过40多天全无人烟的雪山行军，纵向穿过祁连山脉，抵达西边山口石包城（有三几户居民），计点人数，九百零几，这算是“走出来了”。

石包城至安西约两天多路程。此时倒感到些风和日暖的春天气息了，因为毕竟已是暮春季节。听到安西只有守敌一个连的不实消息，不曾放弃攻城略地的思想仍起作用，决定试攻占之。不意一打响，守敌约在两个团以上。请读者记住，这是1937年4月25日左右的事，当时，我军在全国范围内用团级以上为单位的进攻作战，这恐怕算得是最后一次了。可惜所有史书均不提及。试攻占不成，当然迅速撤退，半夜徒涉“水寒冰似刀”的疏勒河，水齐腰深，冰冻透骨（上流雪山、冰谷融化的水正滚滚而下），有些人因腿脚抽搐而倒下。渡河后沿着还未竣工的兰新公路向西疾奔。日午抵柳园（今敦煌县治）附近，再被敌骑兵追围，抗击至夜临，又突围西去，经三日夜的沙漠行军，终于到达拟定的“打通远方路线”的边境地方了。

见到前来迎接的人员，犹如远离的游子回到慈母身旁一样。计点人数，五百多一点，连迎接的领导同志也叹息说：“人数实在太少，要有千人以上，还可装备成一支队伍打回去”。是的，实在太少了，这五百多人中，真正能作为战斗兵的不到半数。这即是说，一支能征惯战的大军（西路军）已不复存在了。

以上是河西走廊战役始末的概述。如有历史爱好者欲知其详，不妨进一步覆实核查。仅从这概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一，我军在一个战役中牺牲两万多人，丧失三个军的精锐部队，通观第二次国内战争史，是少见的。二，这支部队在长达半年时间里，无日无夜不行军作战，艰苦异常，但无一人叛变投敌。三，所有人员在缺衣缺粮、无医药、无后方的情况下，每次临战都奋勇争先，毫不畏缩，人人亲眼看到敌人那样残暴杀害我方伤病人员（现张掖城边还有这样的万人坑多处），一上战场则视死如归，负伤决不下火线，必继以死战。四，在十分艰难、十分危急的时候，同志间、战友间的互助扶持和不伤害居民利益等传统纪律，都保持得良好。五，我军虽然大量歼灭了敌人（击毙两万以上，伤敌数倍于此），但敌人能够迅速补充，适当轮换和整顿，我军则全然没有这种条件。六，在战术指挥上没有重大失误，间或有之，也只占次要地位；主要是赋予的战略任务欠当，尤其是前期，两个任务互相干扰，结果是“打通远方路线”与“建立河西根据地”两两落空，教训深巨。

事已过近半个世纪了，似乎尚有不肯谈及此事者，有使这一段英勇壮烈的英雄史诗般的事迹永远湮没的危险。有些同志曾经想以此事迹为文著，都被“枪毙”。笔者写过《冲出绝境》一文，也遭此不幸命运。我不为这篇小文章遭“枪毙”而惋惜，那篇东西的的确确没有能反映出那英雄壮烈场面的事实于万一。笔者还写过若干短小诗词，意在悼念死者的伟大英灵，也稍稍慰藉自己的微小的心田。这些都无须叙及，这里仅录下多年前写的《悼念西路军宣传队》（注）的一首小诗，作为本文结束，未必算得过于繁赘之举。

沙渺渺，风凄凄，远离芳草地，只见雪纷飞。稔知死者英灵别，安问生者怎样归？沙茫茫，风吹吹，心言难听到，精魄将何依？后死荣为先死悼，知为后死悼者谁。

（注）宣传队男女同志三十余人，于山丹城附近一次敌袭中全部英勇牺牲。

（全璜（汪小川）一九八四年）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邓拓逝世四十年祭　作者：袁　鹰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奸佞覆乾坤。

——廖沫沙挽邓拓诗

一

1966年春夏之交，中国上空阴霾密布，狂风呼啸，电闪雷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5月18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那年他五十四岁，正是风华正茂的中年，就成为那场延续十年旷世大灾难的第一位殉难者。

整整一个春天，邓拓的心情都处在惶惑、愤懑以至震撼的状态中。从前一年冬天姚文元那篇批判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刮起的狂风，越来越猛，明显地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对着整个思想文化界和北京市委了，不是传来毛泽东主席对北京市委所谓“独立王国”的严厉批评吗？他惶惑不解：北京市委就在中央身边，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怎么可能“水泼不进”？接着，公开点了他的名，拿他的一些杂文随笔开刀，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在《北京晚报》副刊的专栏《燕山夜话》和他和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上的专栏《三家村札记》，那种从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牵强附会、任意上纲、罗织罪名的卑劣手法，使他这个熟谙历史的人很快就想起明清两代那些令人战栗的文字狱。昨天，报上又有一篇戚某的文章，竟无中生有地诬陷他是“叛徒”，更使他热血上涌，头晕目眩。冷静下来，他不禁认真思索：自己两次被捕经过，组织上早已作结论。这个戚某有什么根据将“叛徒”的帽子强加在他头上？工作的错误可以批评，文章的毛病更可以议论，职务也可以免去，但是，人格不能受侮辱，共产党员的尊严不能受侵犯，“士可杀不可辱”，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士的崇高形象经常屹立在面前。他要用自己的生命维护尊严，留下清白。

这天晚上，他决定给党留下最后一封信。在下笔以前，他先执拗地要妻子丁一岚带着子女先离开家一段时期，说“家里有姐姐照顾我，不要紧。”让心情沉重的妻子先去安睡。然后展纸挥笔，向党倾诉，按自己的认识、认真分析自己被批判文章的背景和不足，不同意那些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诬陷。

……文章的含意究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想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就在他用生命的最后一息虔诚地三呼万岁的时刻，作为那场大风暴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正以中央文件名义飞向全国，打开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文字狱的大门。

十三年后，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正式决定为“三家村”冤案彻底平反。决定指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并强加以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种种罪名，完全是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大冤案，应予全部推倒。决定下达后，全市人心大快，大家表示，一定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决不能再让林彪、“四人帮”这类的野心家、阴谋家逞凶肆虐，决不能再让“三家村”这样的冤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演。（见1979年8月3日《北京日报》）。9月7日，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追悼会，郑重为邓拓平反昭雪。那天，我奉报社领导人之命，起草一副挽联，记得上联是“闽海波涛，燕山风雪，三十载战斗年华，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

文字狱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统治下的现象。延至当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新的形式、新的手法。邓拓就正好撞到这个枪口上。

二

作为邓拓50年代在《人民日报》时期的主要助手、前《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的胡绩伟，在邓拓逝世二十年时写过一篇《平生赢得豪情在》，开头一段介绍了邓拓的工作和品格：

邓拓同志知识渊博，熟悉社会，下笔千言，倚马可待。他不是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指挥者，而是一个亲自动手主持编辑、写作和采访工作的实干家。他领导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对干部循循善诱，平等商讨，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有个时期，报社几乎天天都受批评，我们常常出大小差错，但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尽量保护干部的积极性。对于来自某些方面的责难和干扰，他常常一人顶着，独自排解；他忍辱负重，胸怀宽广，处之泰然。他体弱多病，仍坚持带病工作，常常通宵达旦。他在战争中腰椎受伤，经常带一个钢架子；他手脚整天出汗，越用脑子，汗流得越多。几乎一个钟头就换一块湿毛巾。真可谓是艰苦奋斗鞠躬尽瘁的典范。在他领导下，报社工作人员如鱼得水，心情舒畅，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那时《人民日报》的同志同心协力，全心全意为办好报纸而努力。《人民日报》的很多同志都认为，这个时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令人怀念的欣欣向荣时期。

我就是在那个“最令人怀念的”时期踏进报社大门，迄今已有五十余年了。

1953年元旦才过两天，报社人事科通知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说邓拓同志晚上要同我们谈工作。我们听了有点惊讶，几个普通编辑记者，只须人事科通知到分配的部门报到上班就是，何用总编辑亲自谈话？晚上，不免惴惴不安地走进他的办公室。邓拓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位温文儒雅的学者。他让我们坐下，开口就说年前因为工作忙未能在我们到北京第二天就见面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商量的口吻一一征询我们对工作岗位的意见。总编辑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我这样初到中央机关工作的人，尤其感受到一阵暖意，把窗外的严寒忘得一干二净。这件小事，至今还历历在目，想起当年同时去见总编辑的刘时平、钦本立、顾小岚三位，都已先后去世，不禁凄然。

我分配在文艺部（那时称文艺组）担任编辑，分工主管的副总编是林淡秋。50年代初报社在王府井大街前《华北日报》旧址，京城的平房大院，各部办公室分散，因而很少见到邓拓，不过常常从一些老同事口中听到对这位总编辑人品、风格和才华的赞美。他肩负重任，辛苦勤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与报社同事相处中，坦诚恳切，毫无领导架子，即使要公务员、通信员办点事，也总说“请你帮我”如何如何。报社从副总编辑到司机、公务员，一律称他“老邓”，少数刚来的称“邓拓同志”（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对领导人都以“老×”或同志相称，从来不称职位）。1954年盖了四层楼，编辑部办公室都集中在楼上，才有机会常见到他。有时在楼梯上相遇，他必定客气地打招呼问好，起初有些年轻同事不好意思，慢慢地也习以为常。有一回还闹过将两位身材矮胖的中年女同志名字弄错的小误会，成为善意的笑谈。

邓拓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晋察冀根据地编报纸，但他一直不脱文人本色，具有中国正直学者的品格和本色。他不好虚名，淡泊权位。50年代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刚成立时，要他担任主席，这本来只是个名义并非实职，但是他认真地一再坚辞，要让具有更多新闻工作经验的老同志担任，后来只是由于中央决定，并以苏联记协主席历来由《真理报》总编辑兼任为例，才定下来。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来已安排他为中央委员候选人，他得知后一再给中央领导同志打报告，恳切要求换掉他的名字，让给别人。这样的品德和风范，现在哪里还能见到？这是他的品德和素养使然，绝不是故意作秀、矫揉造作。那些年，报社大楼里确实是一片融洽相处、团结和谐的气氛，虽然也有过几次全党全国统一部署的政治运动，但还比较和风细雨，不似后来丁酉“反右派”斗争那样剑拔弩张，伤害同志，这同作为报社最高领导人邓拓的稳重平和有关，老同事们如今回想当年都依然不胜神往。

三

就是这样一位忠贞勤恳、鞠躬尽瘁的邓拓，1957年春天猝逢厄运。毛泽东主席忽然大发雷霆，以“按兵不动、不积极贯彻中央精神”为名，当众斥责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同中央唱反调”等等，忽而文雅地揶揄他是汉平帝，忽而粗俗地辱骂他“占着茅坑不拉屎”，忽而又鼓动部下造他的反。态度之严峻，措辞之凌厉，确是闻所未闻，也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而实际情况只是他对当时所谓“引蛇出洞”的阳谋不甚理解或者不无反感，因而行动上有所踟蹰，不料竟遭到如此严厉的训斥。一时报社大楼里人心惶惶，仿佛春天里却到了寒冬。这位对党对革命从来忠贞不二的老共产党员，为了顾全大局，只得忍气吞声，再三作违心的检讨，并且请求辞职。但未被批准，仅由代表中央主管《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来报社在一次小型会议上顺便宣布“人民日报实行社长制，邓拓同志担任社长，吴冷西同志担任总编辑”。

邓拓虽然处在名义上是社长、却无编报大权的位子上，依然一贯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每天来上班，认真工作。就在社会上响应中共中央开展整风号召到处“大鸣大放”的5月初，给我们副刊拿来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他以某县给农民下命令让全县的棉花在同一天打尖和机关人事工作的官僚主义为例，批评“我们有的同志，不知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的。”他说：假若一定要把这些都说成政治的话，那么，这只能说是“庸人政治”。“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文字朴素，语气平和，不似那些日子其它杂文慷慨激越，尖锐犀利。可惜在滔滔者天下到处可见庸人、庸官的时代，“一士谔谔”的逆耳忠言，有多少人能听得进去？

这是邓拓给《人民日报》副刊的第一篇杂文。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三年困难年代，又写了一篇《从借书谈起》，借清初学者袁枚的《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到贫寒文士读书之难，皇家和富贵之家藏书无数，“然天子读书者有几？富贵人读书者有几？”从而引出一个真理：占有得多不等于利用得多，许多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常是用心最勤的人。为了优越的条件而自满，而骄傲，结果只能引导到失败。胜利永远属于那些在困难中不但不低头、反而发愤图强的人们。

邓拓学识渊博，是位历史学家，对明清以后的历史更有专长，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说过新闻工作就是治当代史，希望报社编辑记者都应该研究历史，更应该以史为鉴。我自己就曾不止一次受到这种教诲和要求，他说，你不要只关心文艺，更要多读历史，最好能有计划地读完《二十四史》。很惭愧，我虽然对近现代史有兴趣，但从未认真钻研，读书也是兴之所至，胡乱翻阅，到现在也未能完成邓拓同志的要求，深负他的期望。1958年他到我们文艺部来蹲点，用当时的说法是“种试验田”，参加文艺部的工作会议时，很少谈文艺，除了关心杂文外，也不管具体选题，而是鼓励大家博览群书，利用报纸工作的条件，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说这是副刊编辑的起码要求。同时要开阔视野，同各方面人士交朋友，依靠各方面专家办好报纸。勤恳真诚、推心置腹的言谈，文艺部一些老同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四

邓拓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新闻家、杂文家、书法家，但我以为他的气质仍是一位诗人。从青少年时代直到去世前几个月，三四十年间写了大量诗词，有的潇洒飘逸，有的浑厚深沉，但都是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比如当年《晋察冀日报》社有位来自武汉年轻有为的记者司马军城，也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诗人。1942年随报社一批同志到冀东工作，在长城以南、滦河两岸游击区办报。邓拓同他情谊很深，在司马去冀东前，曾写诗为他送行，有“山中学道飘青鬓，火里抟金见至情，离乱旅途天野阔，轩昂战纛日边明”之句。1943年，司马军城给邓拓来过一封信。青年诗人从滦水边向西遥望燕山深处，意气风发地写道：“你看，朝晖起处，即我在也。”信到不久，就传来了他在敌人包围中壮烈牺牲的噩耗。邓拓展阅来信，夜不成眠，含泪写了一首挽诗：

朝晖起处君何在？千里王孙去不回。

塞外征魂心上血，沙场诗骨雪中灰。

鹃啼汉水闻滦水，肠断燕台作吊台。

莫怨风尘多扰攘，死生继往即开来。

这首挽诗，既有忧伤，又有怀念；既有哀悼，又有誓言；如怨如诉，可歌可泣，通篇都倾注着革命者对战友的深厚情谊，至今读了还是感人至深。

1948年6月，《晋察冀日报》奉命终刊，同晋冀鲁豫边区的党报合并为《人民日报》时，邓拓作为《晋察冀日报》负责人写过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战争年代，邓拓是党报负责人，十年间“战史编成三千页”，他的诗也都是“昂扬士气，激励民心”的战鼓。即使是写给丁一岚的情诗里，也一样能听到金戈铁马的鼓声和革命战士的心盟：

忆自滹沱河畔游，鹣鹣形影共春秋。

平生足慰齐眉意，苦志学为孺子牛。

久历艰危多刚介，自空尘俗倍温柔。

六年血火情深处，山海风波定白头。

建国以后，他的诗情更如春潮汹涌。大量诗篇，都是忠实地记录党率领人民进军的步伐，记录时代的进程，为新生事物唱赞歌。祖国的山川风物，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千年文物，一代新人，都进入了他的诗句。报纸工作繁杂，他不大有空暇经常到外地去，但只要有机会，就一定会让我们读到新作。他好似一位行吟诗人，一路走，一路唱，写的是亲身所见所闻，是人民喜怒哀乐。五六十年代的一些重大决策和措施，现在看来，未必成熟，甚至是走了弯路。但在当时，确实是撼人心魄的。而诗人邓拓，在短暂的旅途上，总是热情洋溢地赞美壮丽的山河和群众的力量，讴歌出土的春苗。诗篇中常常出现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名字。他同这些同志素昧平生，但是听到他们的先进事迹，就毫不犹豫地挥动诗笔。

我还记得：1958年2月中的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接到邓拓的电话，他几乎是哽咽着低着声说：“黄敬同志去世了，我正在写一首诗，你请收发室来取吧。”收发室同志到他家时，他正好撂下笔。这首同样真挚感人的挽诗，第三天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

千里飞魂入梦惊，寒窗猛忆故人情。

五台烽火连天壮，四野战歌匝地鸣。

往事廿年归史传，心香一瓣吊忠贞。

新潮今日方高涨，革命长征又一程。

这首挽诗，对老战友的哀悼痛惜之情，溢于言表。回顾当年，瞻望未来，又充满了对革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的信心。他怀念战友，也正是为了并肩作战，像几十年来的风雨历程那样，跨上新的征程。如今捧读此诗，不能不沉痛地感到后面几句恰正是我们此刻缅怀作者本人的心情。

作为一名文艺编辑，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他那许多由于报纸宣传需要而写出来的急就章。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些重要的节日，报纸往往需要组织相应的版面，包括文艺副刊。这类约稿，时间紧急，常常不容作者反复推敲。因此有些作者视为畏途，也不愿意或不屑于撰写这类诗文。但也有不少作者是满腔热情地、诚心诚意地支持报纸的宣传，乐于写“遵命文学”的。邓拓离开报社去当北京市委书记以后，我们还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有什么要求，写封短简，或者打个电话，一般都是有求必应，按期交稿。元旦或春节的副刊版面，要登一首词，而且最好用《庆春泽》《东风第一枝》《春风袅娜》这类不常用的词牌（纯粹因为词牌这个“春”字），按说实在有点违反常情，不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但是邓拓理解我们当副刊编辑的用心，总是欣然命笔。他的这些诗词未必首首都是艺术珍品，不朽杰作，但作者饱满旺盛的政治热情和火热的诗心，是我们经常感动和赞许的，到今天也依然值得大大发扬。急就章必定是粗糙的？未必。邓拓的这些“急就章”大都收在他的选集里，读者和评论家们可以自己来细细鉴评。精雕细刻出来然而是苍白无力、缺乏生命力的作品，不也比比皆是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就是对鼓手和歌手的召唤。

五

我要以特别浓重的伤感提到邓拓全部诗作中有非常意义、也让报社许多老同事至今难忘的一首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1959年初，他正式调离报社去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2月的一个下午，报社举行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他在讲话时念了一首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他一句一句念着，有的略加解释，如念到第三句时，他说前几天还有位老同志说他“书生意气未能无”，语气间有点自责，也有点自信，却一字不提两三年前那个“书生办报”的斥责。他在台上神态安详，感情真切，一如十年来多次在这讲台上作报告时一样，只是声调中略带着一点惆怅情味。我们坐在台下，静静地聆听着，却是心事如麻，感慨万千。我反复吟咏、咀嚼这首诗，尤其是“文章满纸书生累”这七个字，感到五味俱陈，这不是一般的应酬诗作，很有点像前人评诗中用过的“深情绵邈，寄托遥深”八个字。

欢送会刚散，报社内部小报《编辑部生活》的编辑就追到二楼邓拓办公室，他立即挥毫把那首诗写下来。两天后，小报登了这首诗，手迹也制了版，好心的编辑还将它印了许多单幅，许多同志将它压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朝夕相对。几年后，狂飚骤起，大量的污水泼向邓拓的时候，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中有一名刀笔吏不知从哪里看到这首从未公开发表的诗，喜出望外，立即作为重要罪证引入文中，说它通篇都散发“反党情绪”。不少同志含着眼泪把这珍贵的手迹烧掉，也有个别人跟在文痞后边向它吐唾沫，但它却更深地留在许多同志的心头。一想到它，邓拓同志那清癯文雅的书生姿影，就来到我们面前；那略带福建口音的娓娓声调，就响在我们耳边，跟着也就会有一阵揪心的悲痛。

70年代末，报社从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搬到东郊金台西路原北京机械学院旧址，是个占地三百亩的大院。办公场所顿时屋敞窗明、阳光充足，社长、总编辑的办公室自然比原来更加宽大。每天在大院树荫下来来去去，我常想要是邓拓活到雨过天晴、全民奋起的新时期，还不到七十岁，每天徜徉在绿树红花的大院里，坐在绿满窗前的书案前，读书撰稿、审阅大样，闲时挥毫泼墨，会平添多少灵感和诗情啊！抚今追昔，大家感慨良多。有些同志建议在编辑部楼前草坪上建一块邓拓的诗碑，镌刻他那首《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的诗，老记者陈勇进同志特别热心，四处张罗，并且具体找到了石料和石工，我也是竭力赞同的。可惜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原因，终于未能实现，实在是件憾事。但是，他的丰碑立在所有《人民日报》老编辑、老记者、老工作人员心里，立在所有熟悉他、热爱他、仰慕他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心里。2002年3月出版的五大本《邓拓全集》，凝聚了他毕生心血，不正是一块永放光辉的丰碑吗？“文字狱”的教训，更让我们刻骨铭心，那是由邓拓和成千上万忠诚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智慧和才华凝成的啊！

就在那次欢送会的当晚，在报社食堂举行一次小型会餐饯别。尽管他并没有远行，北京市委的办公楼同报社不过一箭之遥，但大家想到他不再能同我们朝夕相处，总是有点依依不舍。我端着酒杯走到他身边敬酒，邓拓从座位上站起来，握住酒杯笑着说：“我不会喝酒，你写一首诗给我吧。”我嘴里答应“好，我一定写”，心里也的确想写，而且步他的原韵，可是一直没有写出来。这一蹉跎就是二十年，二十年后写出来，却成了一首挽诗，再也不可能送到邓拓桌上请他“阅正”了。

血海冤沉不记年，星霜历历付云烟。

峥嵘气节追高范，锦绣才华迪后贤。

劲骨遭残宁愿折，蛾眉见嫉敢争先？

诗魂今日应无憾，泪溢银河注九天。

（2006年暮春）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带头上书反对毛、江婚姻的“党内海瑞”　作者：余宗彦

我是在延安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时认识世英同志的。当时，我只是个刚刚走进革命队伍的青年，而世英同志则是老革命。他长我十来岁，已经有十多年党龄，是位阅历丰富的老资格了。但是，他给我的印象却是像我们小青年一样热血方刚，冲劲不减。在他百年诞辰之际，我把他在延安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和“文革”初期的一件事记叙下来，聊表我的怀念之情。

带头联名上书，反对毛、江结婚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汉口经潘梓年、章汉夫介绍，于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介绍信，经西安于1938年2月底到延安，报名入陕北公学学习。可能是由于我在去延安前，曾阅读过《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什么是工团主义？》等小册子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社会科学十二讲》、《人类进化论》等比较通俗的社科书籍，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又由于我是由潘梓年、章汉夫介绍到延安的，政治上是可靠的，因此，在4月间，我由陕北公学保送去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经过考试和中央书记处张闻天、康生谈话，我于5月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

马列学院是我党为培养理论干部、提高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而创办的。马列学院第一班的学员，既有入党多年、担任相当领导职务的老革命，也有不少像我一样加入党组织不久的年青人。当时大家吃住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学员之间非常平等，相互也无话不谈。世英同志是有家室的人，当然不可能完全同我们年青人一样整天在一起，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同世英同志不像和同龄的年青人那么熟。但有一件事使我了解了世英同志敢怒敢言、疾恶如仇的个性。

延安不大，人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消息来源和消息传播渠道。特别是受年青人瞩目和崇拜的党的领袖们的革命事迹和奇闻逸事，更是大家所乐道的。我上马列学院不久，就听说了毛主席要同江青结婚的消息。世英同志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世英同志在上海工作过，了解江青在上海时的一些不够光彩的事情，包括江青在上海从事进步工作时曾经被捕过，但在狱中表现不好；被组织营救出来后，她不再做基层工作，陷入了演艺界的争风漩涡，风流韵事不断；为争出风头，她在1936年蒋介石五十大寿时参加过为蒋献寿的演出活动等等。听到毛主席要同这样一个女人结婚，他坐不住了。

一天，世英同志向小组里的同志们披露了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面目，并说，可能主席不了解江青的情况，如果主席同这样的女人结婚，不仅有损于主席个人的威信和形象，也有损于我们党的形象。大家听他说江青在上海时被捕过，表现不好，后来又很风流，同时也看到江青到了延安打扮得非常特殊，和其他的女同志不一样，所以七嘴八舌地议论，说应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情况，革命领袖不能和上海滩上的“戏子”结婚。特别是我们这些年青人，一向看不上某些到了延安就去找老革命的女同志，因为我们觉得她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贪图虚荣，贪图享受。嫁了首长，她们就可以享受警卫员的服务，享受小灶。所以，我们这些自以为清高的年青人非常看不起她们。现在，江青这样的女人居然要嫁给毛主席，我们觉得她根本不配。

可能世英同志在小组里揭露江青的历史时，就已经决定给中央上书，如实反映江青在上海时的表现，尽力阻止江青和毛主席结婚。他在小组里说这件事，一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怒之情，一是想看看大家的反应。结果，大家的反应更坚定了世英同志的决心。很快，世英同志联络了他过去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志，写了联名信，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世英同志的名字签在最前面，签名的还有陈雷、南汉宸等一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可能是由于世英同志看我有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所以，他问我敢不敢签名，我说敢，于是我的名字也签在了后面。

当时，我入党不久，根本不知道党内斗争的复杂，把一切都想得很简单。在我看来，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党的领袖也可能犯错误，共产党员要敢于直言进谏。签名这件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既没有什么犹豫，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但世英同志毕竟是老资格了，他深知党内、革命队伍内的斗争也是复杂的，所以他并没有征求小组里其他同志签名，可能也是为了保护年青同志吧。

联名上书事件自然也传了出去，一时却没有结果。不久，大约是7月，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世英同志接受了去山西抗日前线的任务，后来又被派往阎锡山处的八路军办事处(那时已改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从他到马列学院学习到离开马列学院，前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具有戏剧性的是，不久江青来到了马列学院我们这个一班学习，这时她还没有同毛主席结婚。

由于大家知道了她和毛主席的关系，又知道了她的过去，所以都对她敬而远之。冷眼旁观，江青确实不怎么样。我们一起吃大灶，小组的人席地而坐，一个组只有一个菜一个汤，放在地上，大家围在一起吃。当时一个菜一般就是白菜或山药蛋，一个汤其实就是淡盐水，上面飘着几片菜叶，有几点油花。结果江青经常叉开双腿往菜碗前一坐，毫不客气地捞着汤里仅有的几片菜叶，还把仅有的一点油花也撇到自己碗里。由于她坐得离菜碗很近，弄得我们这些男同志都不好意思去夹菜，结果自然便宜了她。好在没过多少时候，因为江青来得晚，又没有什么理论基础，学习不够好，就被调到第二班去了。

没过多久，就听说江青还是和毛主席结婚了。看来我们的联名上书没有起作用。但是又听说，中央有决定，江青仅仅是照顾毛主席的生活，不得参与政治活动。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想，这大概与世英同志发起的联名上书有些关系，总算达到了部分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世英同志没有看错江青。江青不仅政治品质恶劣，生活作风不好，而且心狠手辣，野心极大。可惜世英同志当时的上书没有起作用，不然“文化大革命”的危害可能会减小一些。

大胆上书中央，批评“抢救运动”

自从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大批投奔延安，改变了陕北根据地各个机关的人员结构。知识分子聚到一起，总是好发表议论，何况大家都感到延安是一个人人平等、精神解放的新天地，因此话题不论大小，不论是政治问题还是同志间的平等问题，都能引发一系列议论。整风运动就是要统一全党的思想，特别是要统一知识分子的思想。整风运动后期，延安开始的反“小广播”的斗争，主要就是针对知识分子们好议论、好评论的风气的，要求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反对“小广播”之后不久，又要求大家“向党交心”，一方面交待个人历史，一方面交待个人思想活动。“向党交心”要越详细越深刻越好。于是，有人是真正暴露灵魂深处的与党不一致的思想和肮脏思想，有人则为了表现暴露深刻以便顺利过关，开始往自己身上泼脏水。这个运动的结果并不够实事求是，好像就是为了打掉知识分子的自尊和清高。

在这之后，由于出现了张克勤案，康生提出在延安国民党派遣的“红旗特务”多如牛毛，于是推动了由整风运动到“抢救运动”，即揪出革命队伍内部的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抢救被国民党拉下水的青年。

由于“向党交心”活动，使一些同志之间产生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感觉，所以抢救运动开始时，一天揪出很多特务，大家都信以为真。大家对延安有这么多国民党特务深感震惊。随着特务越揪越多，同志之间相互都不敢信任了，议论也仅仅限于夫妻之间和极要好的朋友之间。不久，身边很熟悉的同志也变成特务了，自己也变成特务了，才明白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特务。

当时我和我的爱人都在《解放日报》社。我爱人陈也竞的姐姐陈楚平是在南京搞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辗转来到延安的，一直被关押审查，所以陈也竞当然是有极大的特务嫌疑；而我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解放后我父亲被定为开明绅士），社会关系复杂，更有特务嫌疑了。由于我们都不承认是特务，于是成了被抢救的重点对象。开始我们感到冤枉和不解，陈也竞比较沉默，只是死不承认自己是特务；而我则比较冲动，经常和帮助的人争论，还帮别人辩护，结果我们成了顽固分子的典型。不久抢救运动在有些地方搞成了悲剧，一些单位有不堪忍受“抢救”而自杀的，像在鲁迅艺术学院，自杀的还不止一个两个。但在有的地方到后来抢救运动则搞成了闹剧，比如我们所在的《解放日报》社，一些事情使我们感到又气又好笑：今天的积极分子，明天就可能被当成特务被斗争；而今天的特嫌，只要承认了自己是特务，不但第二天就可以当斗争别人的积极分子，当转变的典型，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病号饭，名义是补偿思想斗争的痛苦。如果说开始的时候一些同志是由于经受不了没完没了的斗争，而被迫承认自己是特务，那么后来，同志之间相互都明白谁也不是特务，承认特务已经成为了一个走过场。以至于有的同志劝我，你承认了吧，承认了就没事了，不然连我们都不得休息地陪着你。还有的同志拿来枣饼给我吃，等我吃完对我说，你饼都吃了，总该承认是特务了吧。再到后来，比较认真的积极分子也开始懈怠了，于是，开斗争会归开斗争会，开完会积极分子与“特务”们相互拍拍肩膀一起去吃饭。

虽然抢救运动中发生了不少悲剧，也出现了一些闹剧，中央一些同志也有看法，但抢救并没有停止，上面的精神和处理意见还是很严的。由于我们夫妻两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又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我被定为特务。王世英同志从山西回到延安后，参加了审干工作，看到许多他所熟悉、了解的人，甚至和他一起从事过艰苦的白区工作的人都被定成了特务，他认为运动搞得过左了，于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写了《关于请求中央纠正抢救失足者运动过左问题的报告》，大胆站出来向中央反映运动过左的问题，并列举事实材料，为他所了解的被定为特务的人做担保。我就是他所保的人之一。

在那个时候能够出来保我，保其他一些同志，并且提出用党籍和脑袋担保，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这样做很可能轻则被定为包庇坏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重则被打成特务头子，因为他在白区工作过。他之所以有这样的勇气，我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维护党，维护党的形象，就像上书反对毛江结婚、维护党的领袖一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同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出于老革命对新参加革命的同志的爱护，出于对白区工作的同志的信任，相信由白区同志介绍去延安的青年，绝不是国民党的派遣特务，认为组织上应该相信和爱护这一批人。

世英同志的这一报告，不仅体现了他的勇气，体现了他对同志的深厚感情，还体现了他的政策水平。世英同志看到，在延安搞这样大规模的抢救运动，远远超出了干部审查的需要，不仅伤害了许多同志的精神和肉体，伤害了同志之间的感情，还会影响到其他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对党的事业造成破坏，实际上是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反驳康生诬陷，力保革命同志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江青操纵“中央文革”，别有用心地利用红卫兵在全国范围内揪“叛徒”，使得在白区工作过的同志、特别是坐过国民党监牢的同志很多都被打成“叛徒”，致使一些同志没有死在国民党的枪口下，反而死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批斗和监禁中。就是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王世英同志不顾自己身处险境，不顾患有半身不遂之症，继续同江青、康生一伙斗争，尽力保护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我不仅听他讲过这方面的事，还碰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文革”初期，世英同志还担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一次，我到西单头发胡同33号世英同志家里去看望他，想和他谈谈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想法和看法。我去了不久，康生去了，我就回避了。事后，世英同志告诉我，康生这次去是谈全国妇联副主席章蕴大姐的问题的。康生一口咬定章大姐的丈夫李耘生是章大姐出卖的，要把章大姐打成叛徒，而世英同志也咬定章大姐是经受了严酷考验的好同志，她的丈夫是叛徒出卖的。结果双方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康生是喜欢到处卖弄他的才学的，他并不是第一次到世英同志的家里；而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因为要为同志申诉、打抱不平，世英同志也曾多次去过康生的家。由于世英同志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敢于上书，在延安“抢救运动”后期被毛主席称为“大老实人”，解放后又被大家称为“党内海瑞”，所以，康生对世英同志一直有所顾忌，而世英同志则经常不买康生的账。但是，这次争吵之后，可能由于康生已经窥到“文革”的底牌，所以不再登世英同志的门，并且也不再见世英同志。世英同志为了一些老同志的问题带病去中央党校找康生，康生明明在家，却让秘书挡驾，避而不见。事后，世英同志气愤地对我说，“好吧，你不见我，我也不见你，但是我有话还要说，我要对党对同志负责!”正是这种精神，支持着世英同志在“文革”中，在身患重疾、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时，仍然想着要向总理反映真实情况，为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屈不挠。

后来才知道，世英同志写的材料都落到了江青、康生手里，使他们更恨死了世英同志，加紧制造莫须有的罪名迫害世英同志，致使世英同志于1968年春天被迫害致死。这一方面是江青、康生对于疾恶如仇的王世英同志的报复，一方面也由于他们对刚正不阿的世英同志无奈，因此指使手下干将往死里整世英同志，以搬开他们打倒老干部的障碍。可惜一身正气、一生为许多同志平反申冤的世英同志，却冤死于党内坏人之手。但是，历史是公正的。江青、康生最终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而世英同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言行将永远被历史所记载。

（王世英，山西省洪洞县人，190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是参加过第一次大革命的老同志。他先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区从事党的情报、军运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时期，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及时向中央报告敌情，为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建国以后，他曾任山西省省长，以后在中央监委工作。“文革”中遭江青、康生残酷迫害致死。死时62岁。1979年中共中央为王世英平反昭雪。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

（余宗彦，1938年入党，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宣传部长）（责任编辑杜导正）

2006年第5期 工作着是美丽的　作者：钟沛璋

十五年前，一颗新文学巨星在西子湖畔殒落。五四以来第一代著名女作家陈学昭走完她85年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病逝杭州。今年是她的百年诞辰。

陈学昭是我老伴陈敏的姑妈。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就见了面，后来因为远处两地，不久又先后被划为“右派”，很长时间没有来往。粉碎“四人帮”后，怀着崇敬的心情，我曾多次到杭州看望拜见已满头银发的长辈。只见她总是在伏案写作。在北京得知她西去的消息，直后悔未能在她生前多听听她的教诲。当她百年诞辰之际，展卷重读她生前亲笔书赠我们的一本本著作，真是感慨万千。

陈学昭为20世纪留下了14部散文集、3部长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论文、杂文、诗集、回忆录各一部。这浩浩荡荡数百万字的著作，生动真切地展现了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历尽坎坷沧桑，为实现自我、追求真理、探索人生真谛的心路历程。

陈学昭出生在浙江海宁盐官一个“诗礼传家”的家庭。父亲陈典常是清同治的秀才，毕生从事教育。长兄是清末海宁头名秀才，与他同时中秀才的还有后来成为民国国学大师的王国维。前年我去海宁寻访陈学昭故居，看到修缮得很好的王国维故居，就在近邻。陈学昭的四个亲哥哥，也都是从事教育的。陈学昭7岁丧父，母亲多病，后瘫痪。她幼年就是由兄嫂带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当时还是小学生的陈学昭与同学一起上街宣传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接受新思潮的洗礼。但是在家里，还是受男尊女卑传统的压制。这个家庭对她来说是“极多的温柔，极多的爱，极端的刻板，极端的单调”。她看到旧社会的黑暗不公，不愿在家做“战战兢兢的小绵羊”和“寄居寄生者”，她写道：

“在这广大，空漠，扰杂的道路上，我踯躅着，我徘徊着，到处都是不可扑灭的尘灰，到处都是难以选择的歧途……”

“我的心剧跳着，它奔出胸膛，直冲灰色的云天，飘摇在空间；我的热情燃着，火球似的烫着了这冷酷的大地……”

少年陈学昭15岁就远离家乡到南通、上海求学。在上海爱国女校读书时，参加进步文学团体“浅草社”。18岁参加上海《时报》公开征文《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得了第二名。在文章中，她讨论了妇女解放，认为妇女要自立，经济独立，才能有大发展，对社会有大贡献。她举了《娜拉出走》的故事，认为女性第一要紧的是做独立的人。

从1923年发表《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后，陈学昭开始写作系列散文，给《妇女杂志》和一些报刊投稿。后来汇成第一本散文集《倦旅》出版。鲁迅曾经评述过“浅草社”作家们的创作特点，说：“那些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经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陈学昭的早期散文，以清新、优美的文字，把人物、情、景融为一体，在五四开创的白话散文星空中，陈学昭是一颗耀眼的新星。陈学昭也就此开始以卖文为生、追求独立人生的流浪生涯。

通过投稿，陈学昭结识了新闻界前辈戈公振和章锡琛、周建人。又经介绍认识了茅盾和夫人孔德、鲁迅和夫人许广平、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得到许多前辈的鼓励和教导。《鲁迅日记》里就有30处关于陈学昭的记载。翅膀刚刚长成，陈学昭就决定远走高飞，去看看海外世界。1927年，22岁的陈学昭用自己的稿费筹得的旅费，独闯法国巴黎。在法国七八年的时间中，一面继续给国内写稿，当《大公报》的旅法特约记者，以取得生活和求学的费用。另一方面刻苦攻读法文，最后在法国克莱蒙大学攻取了文学博士学位。在这期间，她创作了《如梦》、《忆巴黎》、《欧洲杂记》等几部散文和《南风的梦》、《待婚者》等多部小说。她在法国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小男孩。虽然如此，她还是感到身在异国，心系多灾多难的祖国和家乡的山山水水。1935年，她辞别法国的师友，登轮返国。

回到祖国，却是居无定所、报国无门，还是处于流浪的状态。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要求团结抗日的西安事变，第二年伟大的全民抗战爆发，极大地鼓舞了陈学昭，使她看到了希望。她看到能够领导抗战、求得解放的坚定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她决定全家奔赴延安。从此，她的人生道路也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从一个追求个人解放的个人主义者，转变为把个人命运与党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革命战士。直到晚年，她与人谈起这个转折，心情还是十分激动，她说：“你们能理解我当时的心情吗？理解一个游子找到了党，找到真理时欣喜若狂的心情吗？如果说，我以前的追求多少带有盲目性，那么在以后，这种追求便自觉了，执着了。”

开始时，陈学昭是以重庆《国讯》周刊特约记者的身份进入延安的。她连续给《国讯》周刊写了许多通讯，向当时国统区的人民报告了她在延安真实的所见所闻，并结集出版了《延安访问记》。之后陈学昭就完全融入了这个革命圣地。在长达8年的岁月中，她或是当《解放日报》的编辑，或是在中央党校工作，或是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或是参加整风学习、大生产运动，都是全心身投入的。我曾看过历史纪录片中陈学昭在延安纺纱的片断。一个留法文学博士，手摇如此古老、落后的纺车，似乎有点滑稽，但是陈学昭却干得十分认真。她说：“在纺纱中，我学到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这里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的，他教你耐心，教你不要主观，要切切实实，你要偷巧也是不可能……这就是毛主席指示我们的，老老实实的学问，实践的方向。”陈学昭纺出来的纱，都是一等的，还能换钱买一些糖果给她的孩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党中央决定派遣10万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这时陈学昭也接到中央通知，要她从东北经苏联重返法国巴黎，去做国际妇联的工作。陈学昭欣然接受这个使命，并期盼着去巴黎与她在那里的亲密友人见面。经过颠簸的长途跋涉行军，到了东北。由于当时铁路不通和有人背后说她的坏话，出国被阻。后又接到通知：要她去张家口转北平，再到香港出国。到了张家口，得知那里将有大战，陈学昭决定重返延安。到了延安，发现延安也在外撤。陈学昭辗转陕北，渡黄河，在山西参加土改，之后又接通知重返东北，准备出国。到了哈尔滨，临出国前夕，又接紧急通知，决定不让她出国了。命运竟如此捉弄陈学昭。

在烽火连天的解放战争岁月中，陈学昭行军跋涉于东北、华北、西北解放区，身体受了严重的考验和损伤。在“常常一天一个地方的行程中”，陈学昭不但写了《漫走解放区》的15篇报道，为世人介绍了壮观的历史画面。还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她的名著《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卷)，在大连出版。

陈学昭在法国留学时，常听法国姑娘爱说的一句话：“Qu'il est beau quand on traville。”这句话直译为中文就是：工作着是美丽的。这句憧憬美好未来的话，给陈学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呀，一个女子要自立于社会，就要工作，以工作来创造未来，回报社会。从法国回来后，她就想写一部书，描述一个女子的奋斗历程。在延安时，她写了两万多字，感到不满意，撕掉了。有在法国勤工俭学经历、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周恩来知道后，鼓励陈学昭说，应该写写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陈学昭在东北，一次过吉林，被邀参加一个知识分子座谈会。陈学昭发言的题目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道路》。一些人听了，鼓励她把它写下来。陈学昭决心提笔重写《工作着是美丽的》。这样从东北回延安，又从延安回东北，一边行军一边写，没有桌子，就用背包当书桌，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完成了上卷，是写到建国前的。

建国后，陈学昭谢绝要她在北京工作的挽留，坚持要回浙江，深入工厂、农村。她参加了土改，并长期生活在茶乡，创作了第一部反映我国农村土改的小说《土地》，和反映茶农生活的小说《春茶》。但是就在她自己的家乡浙江，她连续遭到了厄运。反右时，在一再动员发言之下，她说一句“省委对文艺工作不重视”，结果被突然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陈学昭感到无面目见父兄，不愿意给多年来了解她、关心她，她视之为父兄的中央领导和朋友写信。后来她见到邓颖超时，相抱痛哭，得知当时中央领导想阻止把陈学昭打成右派。但是因为当时省委有关领导说：“如果不把陈学昭划右派，我这领导做不下去。”这样，从反右到“文革”的二十年间，陈学昭一直过着非人的生活，受尽人间耻辱。如：晚上十点半扫厕所，早四点扫大街，白天挨斗。夺走因病痛用的拐杖，被迫趴在地上等等。直到“四人帮”粉碎才重见天日。陈学昭还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完成《工作着是美丽的》下卷写作，在1979年出版。

陈学昭从她1924年发表第一篇作品《我所希望的新妇女》，直到1991年85岁去世前的封笔之作《可贵的痕迹》，长达67年的创作生涯，共为世人留下近三百万字的著作。奔腾汹涌的海宁潮，为人们送来了刚正不阿、百折不挠的钱江女儿陈学昭。她去世后按照她本人的意愿又把她骨灰撤回钱塘江。同时代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丁玲，在给陈学昭的一封信中，这样描绘陈学昭的一生：“你年轻时为一枝早熟的春兰，峭然挺立在石山上。闲花野草可以趁春风灿烂一时，而你却出淤泥而不染，亭亭玉立于晚秋。现在你已进入老年，却正如西子湖边的红梅，傲霜而怒放。”

这枝傲霜怒放的红梅，陈学昭瑰丽的一生，留给我们些什么人生启示呢？

一是如何生存。行为科学告诉我们，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是活命。每一个想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特别是女性，都要面对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生存的权利。陈学昭少年时独立到上海求学，只有一身衣服。她就晚上洗了，白天还没有干就再穿上。一次回家，兄长看到她的铺盖包里少了一条被子(她借给留校的同学了)，就要对她抡起拳头。她去法国留学既没有公费可得，又无家庭支持，完全得靠自己稿费。有许多时候只是用开水加面包度日。在延安大生产时不停地摇纺车，那不也是为了生存吗？反右时对陈学昭的决定是：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生活靠写作自给。能被这样的惩罚压垮吗？陈学昭晚年曾多次对人说：“过去我是为活而写，现在我是为写而活！”

一是如何对待恋爱婚姻。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恋爱婚姻。好的婚姻是幸福。坏的婚姻却是灾难。陈学昭在法国时有两个很好的男友。其中一位是蔡元培的儿子蔡柏龄。1948年陈学昭接到邓颖超转给她一年前蔡柏龄写给她的信，称陈学昭是“我极亲爱的女友”。他从当时在巴黎的中国妇女运动领袖蔡畅的口中，得知陈学昭尝尽艰辛，离了婚，男孩也死了，十分难过。听说陈学昭还要来巴黎，“这对我是多么的快乐，能够在这里再见到您是多么幸福！极亲爱的朋友，希望不久就能再见您！”两位男友对陈学昭都十分关怀、爱慕、呵护、对她都有很深的感情。但是陈学昭却同一个并不真心相爱，只是因为对方苦苦追求、出于对他怜悯的男子结婚了。之后不得不经受对方变心、迫害、离婚、丧子等等痛苦。周恩来在延安时曾对陈学昭说：“你没有什么错，只是在婚姻上做错了。”我想，就陈学昭这部分经历，就可写一部令人肠断的婚恋小说。

一是如何对待人情。人活在世上，就离不开人情交往。陈学昭是一位“人待我一尺，我报之以一丈”，真诚、直率、天真的人，一直到老了，都是如此。她赢得了许多真诚的友谊。从许多人写的真挚的怀念她的文字中，都可看到这点。但是她的直率、天真，却又尝够人心险恶之苦。陈学昭痛心地体会到“要破坏一件事容易，要成功一件事却千难万难，也就是说，做一件坏事没有人阻拦，但想做一件好事，却有重重障碍”。人之初，性本是善还是恶，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争论。只有人间和谐，才能人性向善。而我们许多年来，奉行的却是“与人斗，其乐无穷”。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好事人人相助，坏事人人阻挡呢？

一是如何看待政治。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人是离不开政治的。陈学昭在法国7年，天涯归客，投奔延安，认为是找到了真理，至死无悔。她在《告别延安》一文中写道：“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思想。”建国以后，陈学昭的确就是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指示的方向，深入工农进行创作。但是偏偏就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的文艺战线老战士，在她梦寐以求的新中国诞生以后，却一直处在厄运之中，遭贬谪、流放，受尽非人的待遇，非人的生活。陈学昭政治上错在哪里？有谁能像周恩来指出陈学昭婚恋上的迷津那样，指出她政治上的迷津呢？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治悲剧，我们应进行怎样的政治反思？

一是如何战胜疼痛。由于战争年代受到损伤，特别是反右和“文革”中遭受的非人摧残，陈学昭到晚年已一身是病。每天只能吃很少一点东西。特别坐骨神经痛，使她整日坐卧不安，写作极为困难。可是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学昭盼来了“迟到的春天”，可以自由写作了。陈学昭在这12个“迟春”中，写了12本文集，一年一本！直到她病危躺在病床上，还喃喃自语：“怎么办，怎么办”，想着她的写作。是什么巨大力量支持着陈学昭如此顽强地奋斗不息呢？我想还是她坚定的、今天已广为人知的人生信念：工作着是美丽的！

历史是前人，我们的前辈，不同年代的祖先，创造的。对凝聚前人智慧的创造，他们的经验教训，成功的或是失败的，后人要不断去认识、反思、总结，人类才能不断进步。认识历史，使人聪明。忘记历史，使人愚昧。例如使陈学昭遭受非人摧残的“文化大革命”，今年是40周年。我们是继续淡忘它，还是应该进行深入反思，这正是进步与倒退、聪明与愚昧的分界。纪念陈学昭百年诞辰，重读她的瑰丽一生，我深感有思之无穷的启示。（2006年3月8日）

（责任编辑致中）

2006年第5期 逆流而行：杨度与君主立宪思想　作者：傅国涌

1915年12月23日，蔡锷发动护国战争之前以唐继尧等的名义给袁世凯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其中要求惩办十三个“帝制祸首”，即所谓的“十三太保”，除“筹安六君子”外，还有“七凶”（即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西南独立各省直到推倒帝制以后也坚持起码要惩办这几个人，但在1916年7月黎元洪、段祺瑞政府发表的通缉文告上，十三个人只剩下了五人，添上另外的三人，凑成八人，其余一律宽免。重读这个文告让人感到这真是一场闹剧。

被通缉的八人是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加上顾鳌、夏寿田、薛大可。榜上无名的人中，段芝贵是个小站出身的军阀，手里有兵，又有人力保；严复、刘师培是学者，也有人为他们开脱；胡瑛、李燮和是老革命党人，有人要求照顾；袁克定不算祸首不说，还为雷震春、张镇芳求情，当然他们也是带兵的军阀；袁乃宽姓袁，也可以不问。这样原来的十三个人中只剩下了五个人，大概觉得人数太少不好搪塞，就添了三个人。顾鳌是约法议员、政事堂的参事；夏寿田是袁世凯的一个幕僚；薛大可则是一个报人，写过几篇帝制的报道，署名为“臣记者”。这八个人大致上都是：一、没有军阀背景的；二、不是国民党旧人；三、不是遗老重臣、硕学鸿儒。当然，北洋政府对他们也都是网开一面，通而不缉，所以八个人没有一个真的被捕的。

张勋当时曾通电反对惩办帝制祸首，他说：“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也算是为他自己一年后的复辟事先辩护。

闹剧在历史上是经常重复出现的。仅仅一年以后，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又和康有为一起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闹剧。在这次的内阁成员中，就有好几个洪宪帝制的余孽：袁乃宽是内务大臣、张镇芳是度支（财政）大臣、雷震春是陆军大臣、杨士琦是交通大臣。几乎都是要职，其中前面三人就是十三个帝制祸首中没有遭到通缉的，更显示出民国政治的荒唐，如同儿戏。

张勋事先曾邀请杨度进京参与复辟，被他拒绝了。张勋复辟的第三天，他向张勋、康有为公开发出通电：

“两公向以复辟主义闻于国中，此次实际进行，度以不自由之身，虽于事实毫无助力，然平生信仰君主立宪，姑于两公宗旨亦表赞同。惟尝审慎思维，觉由共和改为君主，势本等于逆流，必宜以革新之形式、进化之精神行之，始可吸中外之同情，求国人之共谅。且宜使举世皆知为求一国之治安，不为一姓图恢复。至于私人利害问题，尤宜牺牲罄尽。有此精神胆力，庶几可望成功。而公等于复辟之初，不称中华帝国，而称大清帝国，其误一也；阳历断不可改，衣冠跪拜断不可复，乃贸然行之，其误二也；设官遍地，以慰利禄之徒，而宪政如何进行，转以为后，其误三也；设官则惟知复古，用人则惟取守旧，腐朽秽滥，如陈列尸，其误四也。凡所设施，皆前清末叶不敢为而乃行之于今日共和之后，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如此倒行逆施，徒祸国家，并祸清室，实为义不敢为。即为两公计，亦不宜一意孤行，贻误大局。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盖无程度之共和如群儿弄火，而无意识之复辟又如拳匪之扶清，两害相权，实尤较缓。所可痛者，神圣之君宪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张勋复辟只有13天就宣告失败，杨度从1902年留学日本时就已接受的君主立宪思想在坚持了15年之后也彻底崩溃。虽然他忠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异思迁，不翻云覆雨，有他的政治节操，但至此他君宪救国的梦想完全破灭了。杨度内心的痛苦是自然的，他也认识到在共和国成立之后，再搞君主立宪已经是逆流而行。谭嗣同献身的戊戌变法本身就是悲剧，而他参与的洪宪帝制不过是一场闹剧，至于张勋复辟则是闹剧的余波而已。尽管如此，杨度对君宪救国确是真诚的，所以他还不失为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代草《宪政考察报告书》到宪政公会

杨度1902年赴日留学，一年后，回国考取经济特科第二名。因有人指控他是康梁余党或革命党而被剔除，并遭到缉拿，被迫第二次东渡日本。1905年，被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干事长，剪去辫子。留日期间他接受了君主立宪思想，清廷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五大臣宪政考察报告书就是他代笔写的，内容包括东西各国宪政的比较、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的程序等，对此后的预备立宪进程产生过一定影响。

1907年，他在日本创办《中国新报》，组织政俗调查会（后改名宪政讲习会、宪政公会），以设立民选议院为立宪运动的中心目标。

他在《中国新报》第一号至第五号连续发表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虽然显得有些乱，但还是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中国人所认识到的宪政思想提供了线索。他的理想是：

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金铁主义（对内——富民对外——强国）

具体途径为：

工商立国——扩张民权——有自由人民——政党

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国会

也就是说他主张由拥有自由的人民组成政党，产生国会，监督政府，富民强国。他的结论是“有政党以开国会，则政治革命之事以成”，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君主、国会、责任内阁三位一体的制度。

他还在《中国新报》等报刊发表了不少宣传君主立宪的文章，主张速开国会，国民自己负起立宪责任，反对开明专制，也不赞成由清廷立宪。他认为清廷是放任不负责任的政府，中国的前途应该寄望于人民。但他反对暴力革命，倡导政治革命，认为清廷是最易推倒的政府，舆论的力量就够了，以国民的能力促成清廷的倒台。杨度的君宪论“虽欠正确而意态温和，文辞婉约，不急不徐，引人入胜”，当时有不少人为他所吸引。近百年后再回头看他的这些主张，我们难道有理由认为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他的政见是一点价值也没有吗？

1907年10月，杨度回国奔丧。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湘绮作过修改后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末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当时的《东方》杂志说“国会请愿，首为国民发未伸之意者实为湘人”。

1908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奏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袁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族亲贵演说立宪精义，当场答复他们的数十条质询，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表示要主张到底，“生死祸福皆所不计”，引起朝野注目。这也是他和袁政治上结合的开始。

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这一年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他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在以后的国会请愿运动中他就销声匿迹了。袁世凯被黜后，他在朝廷也失去了靠山。

1909年他上奏请厘定君民的关系、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作为宪政实施的宗旨，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不久他就请假回乡，直到1910年资政院将要召集前才回京。在国会请愿运动热火朝天之时，他才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奏请立即召集国会。他列席资政院开院大会，说明他参与起草的新《刑律》，是当时名动一时的三大演讲之一，让“听者神旺，记者腕疲”。

国事共济会

在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是统计局局长，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河南彰德，成为袁的一名幕僚。在随后的袁内阁名单里，他曾是学部次官（副大臣）。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自认为可以居中操持一切。

11月15日，与汪精卫一起发起“国事共济会”，宗旨为“使以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国民之意公决之”。

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清廷与革命军都应服从决议。

资政院曾三次集会讨论这一陈情书，由于议员们有分歧，更因为南方的反对，云南都督蔡锷就曾通电反对，《民立报》斥之为无聊的举动，所以没有结果。杨度后来自述这段经历“然其时全国鼎沸，选举难行，国会无由成立”。他们试图通过国民会议迅速解决时局的计划流产了，只得于12月5日宣布解散国事共济会，改变方式，直接与黄兴函电商讨南北议和问题。黄兴电复汪精卫，请他转告杨度，如果袁世凯能迅速推倒清政府，就推他为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因此加派杨度为参赞，随议和代表唐绍仪南下上海，秘密斡旋南北议和。目的就是希望利用杨度和黄兴的关系通过他们所带的国民会议方案。

按照杨度的设想，只有经过国民会议，袁世凯才不会背上篡夺的恶名；只要袁取得中国最高统治者的地位，暂时不必计较总统还是皇帝的名义。他离京南下前，就在京、津向各方面说明，到上海后还派人向各省游说：即便用总统名称，袁世凯仍可以为拿破仑，使共和再为君主，不料一语成谶。

1912年3月，他和北京新闻界人士、一些原资政院的议员成立了共和促进会，转而支持共和。有人说他如果真的认为共和不适宜于中国，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和梁启超一致，力持君宪主义，却是推倒清廷的内幕人物？他后来解释是满、汉情感既裂，已无弥合的余地，只有另造君统。又说“予在大总统幕中，亦不得已牺牲予平日宗旨，勉强与赞助，以免一时危亡之祸。”他的政见前后是有过一些变化，但大体上说他还是个君主立宪的信奉者。

《君宪救国论》

1915年3月，杨度写出《君宪救国论》托同学夏寿田（为袁幕僚中三要角之一，是杨度举荐的）密呈袁世凯，因为他早已通过这位同门窥见袁称帝的野心了，所以才投其所好，想一言为天下先。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其实，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和袁世凯之间的距离十分遥远。这才能解释杨度一直未得到重用的真正原因。他率先提出君宪救国论得到袁的赞许，只不过是起到了为袁称帝造舆论的作用而已！在共和都已出现的中国，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诚然是历史的逆流，但这个人不像一般政客毫无政见，一切从现实利害、升官发财这一角度考虑问题，其中也确实包含了他的某种理想在内。

筹安会

8月，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亚细亚报》公开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其实已在《君宪救国论》之后。不久杨度等六人发表《发起筹安会宣言书》，此后帝制论甚嚣尘上，短命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

这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干云，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

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研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很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不久，报上出现筹安会的发起书，他也在其中，他称这“何异拉夫政策！”人们似乎不太相信他的辩解，对这位中国留学界先觉的失节表示了极大的遗憾。

六人中杨度是个关键人物，他对君主立宪的信念一直没有放弃过，从留学日本时期到洪宪帝制的破灭，他的政见基本上是一贯的。所以相比之下，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中还是他比较可以理解。

杨度在有一万八百十一人签名的《筹安会请愿书》中提出国体问题应立即付诸民意机关表决，再以国民会议通过宪法。比起辛亥革命之初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国体有所变化，但力主以民意方式促成帝制则是一贯的。

他踌躇满志地对记者说：“君主立宪本为予生平唯一之政见”，“与从前国事共济会之宗旨略同”。“至于鄙人宗旨，于‘君主立宪’四字，一字不可放松。立宪而不君主，必不足以固国本，鄙人所反对也；君主而不立宪，必不足以伸民权，亦鄙人之反对也。”表示他言行一致，从清末以来就抱定这一宗旨，十几年如一日。只要君主立宪成功他本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将为这一目标而努力，“为一生之责任”。

事实上，筹安会出笼后，梁士诒紧接着就策划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筹安会也就门庭冷落车马稀了，10月杨度就放弃了筹安会这个牌子，改组为宪政协进会，确定“此后本会方针，应注重立宪问题”。筹安会一共只存在了两个月。

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却自信自己有开创之功，新朝宰辅非他莫属。当袁世凯赶制龙袍时，他也向远隔万里的巴黎订做首相新装。新装还没制成，洪宪帝国已经夭折，这些衣装至今还存放在巴黎。

毕竟是书生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说袁世凯骂杨度是“蒋干”，蒋干在《三国演义》里是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杨度的老师王湘绮称他是“书痴”，在《湘绮楼日记》里说：“弟子杨度，书痴自谓不痴，徒挨一顿骂耳！”（这则日记写于袁世凯称帝时）他自己写诗也自称书生，有“书生襟抱本无垠”等句。胡汉民说他在日本留学时“读书甚勤”。还有人说他“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这些材料都提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杨度形象。

今天我们再读他的《湖南少年歌》与《黄河》歌词，依然能够感受到少年书生的意气风发。《湖南少年歌》是1903年在《新民丛报》发表的，传诵一时，对湖南青年影响尤大。诗中自述“归来师事王先生，学剑学书相杂半”，号召“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其中也引用了两句因此而脍炙人口的诗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他能文章，有辩才，精通各国宪政，是个难得的人才。但他的身上缺了些英雄气，多了些书生气。在和梁士诒等形形色色、老谋深算的官僚、政客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他的某些书生本色，在袁氏当政的民初政坛上他也从未出任过什么有实权的要职。1913年9月，熊希龄组织“名流内阁”，原拟杨度出任交通总长，杨还想推荐蔡锷为陆军总长，但梁士诒从中一作梗就没有成功，让他改任教育总长，他则以“帮忙不帮闲”为由拒绝了。袁世凯也仅仅授以参政院参政等闲职。所以纵观民国以来的几年，他是颇为失意的。

和梁士诒比较，他们同时考取清末经济特科，梁是第一名，他是第二名；在清朝最后的袁世凯内阁里，梁是邮传部次官，他是学部次官。但进入民国以后，梁一直春风得意，手握实权，是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在民国史上以“财神”著称。他们的仕途之所以完全不同，其原因正在于，梁八面玲珑，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杨则才气纵横，雄辩滔滔，仍然不脱书生气。梁城府很深，从不流露真感情；杨容易动真感情，对袁世凯他是真心想感恩图报的。

杨度组织筹安会，梁士诒马上授意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与筹安会争妍斗胜，甚至比筹安会更直接，声势更大，十三太保中的显赫人物如段芝贵、袁乃宽等都参加他的联合会。如果说筹安会还只是以研究政体相标榜，请愿会则是一个实际劝进的团体。

在杨度为同时代、不同政见的友人所写的挽联中，我们也依稀看见他作为书生的一面。他对朋友、老师的情感，他的才华都毕露无遗。他的老师王湘绮说他“憨直”，不圆通。曾将他与蔡锷比较，认为杨度才高气傲，以澄清天下自许，往往是考虑不周，急于求成；蔡锷智虑深沉，胸怀大志而不露锋芒。如果蔡锷能与杨度合作，他们的成就不可限量。

蔡锷与杨度虽然政见不同，却也算得上是知己。他俩同是湖南人，在日本留学时“与杨度最善”，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他所抱的军国民主义，必须假手雄才大略的君主，才能有所作为。因而每与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论政，“如水乳之调融。”

1913年10月，蔡锷“自请解兵柄为天下先”，到北京后“与杨度过从甚密”。当帝制论出来时，袁世凯对蔡锷甚忌，派人监视，但蔡“夷然如平日”，杨度等也说和蔡锷“有乡谊，且持论夙合，必无他”。“袁疑稍释”。蔡锷在他的遗嘱里自述平生之志，并为杨度开释，对他作了较为中肯的评价：

“本人少年时，羡东邻强盛，恒抱持军国主义。是项主义，非大有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故政体孰善，尚乏绝端之证断。后因袁氏强奸民意，帝制自为，逞个人篡窃之私，不惜以一手掩饰天下人耳目，爰申正义，以争国民人格。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当时杨度作为“筹安六君子”之首正被通缉，所以这份遗嘱就隐而未发，不知杨度是否知道，但他在得知蔡锷的噩耗后写过一个挽联，极尽悲怆之至：

魂魄异乡归，如今豪杰为神，万里山川皆雨泣；

东南民力尽，太息创痍满目，当时成败已沧桑。

1916年4月10日，洪宪帝制行将落幕，杨度备受各方攻击，他在向袁世凯请求辞去参政院参政一职的辞呈中说：

世情翻复，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毕士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孟子。

文中把自己的心迹比喻为“中天之月”，清澈明亮。又以德国毕士麦（今译俾士麦）和古代的周公、孟子自况，依然是那么高傲、那么自命不凡。20日他发表通电，表示“君宪有罪，罪在度身”，如果杀他有补于国事，他万死不辞。而且到了这时候他还反对要求“元首退位”。

5月1日，他对《京津太晤士报》记者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不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违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除君宪外，别无解纷已乱之方。……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且退一步言，政见不同，亦共和国民应有之权利。

记者说他“态度安闲，辞意坚决”。

杨度终生都没有忘记袁世凯当年的知遇之恩，虽然他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他的君宪救国的抱负只有通过袁这样的旧权威才能实现。在袁的身边他一再劝他容忍革命党；劝他信任蔡锷，他曾极力向袁世凯推荐，“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希望他来改造北洋军；劝他以诚待人，施行真正的宪政。他毕竟是个书生。

袁世凯也许认为他书生误事，临终还说：“杨度误我！”杨度则在挽联中说：“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洪宪帝制的失败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以佛经自娱，在出世的超脱的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杂文和偈语，其中有这样的话：

“无我即佛；一心无二即佛；自由平等即佛。随偈入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偏医众疾。”

看来他在佛学中领悟到的还是救世，所以他的佛学不是出世的，而是入世的。

临终前几天他还为自己写了自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中国社会名流皈依佛教现象剖析　作者：吴　江

前年五月间我游杭州灵隐寺，蒙接待的法师赠董其昌手书《金刚经》（影印）一部加《灵隐寺志》一套。《金刚经》自唐以来即为佛教的第一经典，其译文深奥难懂，而其意无非是说世上一切事都是无常的，如梦似幻。即所谓“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按：佛教所谓“色”是指形式上看起来是实在的事物）。回京后凑巧得到冯其庸兄赠送的他费五年之力重校评批的《红楼梦》一部，印刷装订都十分精美，我接受这一贵重礼物时曾指着案头的《金刚经》开玩笑说，贾宝玉出家时的第一课恐怕就是诵念这一部经典了。

当时我还正在翻阅杭州佛教协会出版的两本《杭州佛教》（季刊），也是灵隐寺法师赠送的。内中提到佛教居士的问题。过去不少社会名流成为佛教居士乃至出家为僧的故事我略知一、二，例如在清代，本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名士如龚自珍、魏源等最后都皈依了佛教，并受菩萨戒；入民国，还有像苏曼殊、李叔同（弘一法师）这样的名流出家为僧。现在，刚逝世不久的梁漱溟和赵朴初居士是尽人皆知的，梁漱溟先生非正式佛教徒亦非居士，但他年青时一开始研究的就是印度佛学，并曾一度想出家为僧而未果，后来成为社会活动家但仍称自己的思想是受佛教的启发，并终生素食不辍。

这些事过去都留在脑海中来不及思考。不知怎的，这次碰到上面的事，脑海深处的这些记忆都跳了出来，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并找一些谈佛的书来读，汤用彤的，梁启超的，赵朴初的，方立天的，等等。我想，这大概也和人的年老有关，年青人是不大会去想这个问题的。

我以为，这个问题须从中国传统的思想和学术的大背景说起。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系统。儒、道两者是中国本土的，释（即佛教）则是从外面传入的，传入不久势力增大。鲁迅在《而已集》一书中曾说过，中国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而不憎道士。道教在汉唐时期确曾很有势力（这首先是因为唐朝皇帝攀老子为自己的始祖），元朝时也吃香过一阵。而且，中国古代有一个时期，士大夫的思想根基不外儒、道两家，有人在朝则为儒，在野则为道。但道家势力终于逐渐衰微，古代中国思想界的大部分时间还是儒、释的天下。而作为中国主导思想的儒学，自孔孟之后，经历了两大变化：一是汉代的引法入儒、儒法合一，或称“内法外儒”，开创了所谓“儒学独尊”的局面；再就是宋代理学家们的援佛入儒，这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本来，隋唐以降，由于长期战乱，佛教的禅宗思想鼎盛，“成佛”、“养神”、“修持”的出世思想弥漫人心，统治阶级中人物亦不免。

这里就先简单说一说佛教思想。

佛教源于印度，其创始人释迦牟尼所处的时代和中国孔子的时代约略相当。古印度人认为人生是苦，是一种迷误，佛教就是要灭苦，使人“觉迷”，它对人生是否定的。佛教出现各不相等的教乘，主要是小乘和大乘。小乘讲三句话：“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寂静”。涅即解脱之意。但小乘着重于个人的解脱，是“独善其身”。大乘在小乘的基础上形成，除了那三句话之外，还讲两句，叫做“不舍众生，不住涅”，主张不生不灭，它要普度众生，人人皆可成佛（人人都“觉迷”），可谓“兼济天下”。乘借喻为船，小乘如小船，只能一人乘坐，一人超度；大乘如大船，不仅要超度自己，还要超度大众，而且只有大众能度，自己才能得度。故小乘称罗汉道，大乘称菩萨道。虽说有这样的区别，但大致说来，佛教是以灭苦为初因，以出世为手段，以“觉迷”为目的。佛教的所谓“佛陀”，即智慧之意，而智慧与否就在于能否“觉迷”。汤用彤先生说：印度的宗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就是说，佛教除它的一套迷信的修炼程式外，还有它的一套学理，有它的逻辑思维和哲学思想，这为其它宗教所不及。如佛教不讲造物主，不讲神，更不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佛教认为万事万物皆由因缘和合而起，而因缘，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关系和条件。条件变了，缘尽了，事物也要变，所以人生须“随缘”。梁漱溟在他最后写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称佛教是“最高级的宗教”，是“唯一圆满之出世法”。梁启超说：佛学实际上“乃智信而非迷信，乃入世而非出世，乃兼善而非独善”。孙中山也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辅科学之偏”。甚至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也说：“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集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符合这些条件。”从学理上说，这要算是对佛教的最高评价了。当然一般人看佛教达不到这种水平。

佛教很早传入中国，它和儒学（且不说道教）的交流与冲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逐渐实现了佛教的中国化（禅宗、天台宗就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为中国群众乃至许多士大夫所接受，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之一。儒学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是有争论的，我同意梁漱溟的说法：“孔子不是宗教，可是历代的皇帝都把它好像当做宗教一样，所以有孔庙，念书人都要拜孔子，本来不是宗教的孔子，却把它打扮成孔教。”（见《梁漱溟晚年口述》，东方出版中心，第288页）那末，儒学是什么呢？简言之，儒学是中国封建伦理政治学说，或曰纲常名教，是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表现。佛教认为人生就是苦，因此其主旨在灭苦。儒学则是要发现人生的乐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宋儒就专标榜“寻孔颜乐处”，这也是儒学区别于佛家的一个地方。佛教在中国传播，最重要的就是要闯过中国的纲常名教这一关，还有“沙门应否敬礼王者”，以及适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东晋以降，佛教渐渐适应中国环境，也就渐渐兴盛起来，尤其在中国江南一带，俨然成一新文化（我所游的灵隐寺也是那时开始建造的）。到隋唐，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许多士大夫都成了佛教信徒或佛门居士，草圣怀素也是一位和尚书法家。我读过的一本《佛教与晚唐诗》（作者胡遂）就记述了晚唐那个不太平时期诗人多与佛家打交道并以禅意入诗，慨叹那个时候人生诸苦中最大的苦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是佛教八苦之一），如“求不得”功名之苦，“求不得”金钱和女人之苦，等等。晚唐的大诗人许浑的那两句名言即“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悲叹当时的乱情，一切由盛变衰，揭示出一个“空”字的无情。

到了宋代，儒学为了解决自己的危机，重建儒学的权威，吸取佛学思想中可资自己利用的东西，主要是建立心性之学，将心、性、理三者联为一体，以孔门的心法为基础，仿照佛学的本体论（真如）建立自己的“理"的本体论，而孔门心法和禅宗的所谓佛门心性说原是大体相通的，都是向内追求真理，不过彼此所谓“真理"的内容不同而已。佛家讲“苦”、“灭”、“空”，讲“人生无常”，因此最好是“无生”。孔门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讲人生不是苦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它特别把佛家的“灭欲”接过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佛家“灭欲”是为了自己求解脱，宋儒讲“灭人欲”则是为统治阶级服务，压制人民的正当需求，其为害就大得多了。这个影响是巨大的。总的说，宋儒家（即理学）不仅在本体论方面而且在心学方面也接受佛学的影响，明代批判宋理学的黄绾说：“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

因此，宋以后中国读书人所读的并据以应科举考试的书（“四书”），大都是由禅入门的书，不论今文经学之书也好，古文经学之书也好。今文经学是冲击古文经学的，在社会停滞期间或转型期间常主张改革。龚自珍和魏源是同时代人，即鸦片战争前后的人。两人都是今文学家刘逢禄的弟子，林则徐的挚友。龚自珍呼吁改革，猛烈抨击时弊，其诗文为以后的康梁维新派所推崇。魏源则和林则徐一样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前驱人物之一，他编《海国图志》，首次在中国传布外国的地理历史知识，并翻译西文书籍，传播西方思潮。但这两人最后都皈依佛门，受菩萨戒，成为虔诚的佛门居士。其原因何在呢？除当时儒释通融的思想大背景外，主要原因在于时政腐败，保守势力猖獗，任何改革主张都难以实现，觉得前途无望，因此最后在愤愤不平之下遁入了空门。“看破红尘”，此之谓也。

如果说，龚自珍、魏源两人在当时的情势下遁入空门这件事还比较容易理解的话，那末，苏曼殊、李叔同两人的遁入空门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因为一则，此时已推翻帝制，进入了民国，算是改朝换代了（以绘画著称的苏曼殊在民国以前当他十二岁时就已削发为僧了）。当然入民国后也有一些封建头面人物和封建军阀在失意或失势后成为佛门居士，这大抵属于装模作样，不值一提。但苏曼殊和李叔同两人都曾留学国外，接受新学，并都有风流浪漫名士之誉，擅诗文，懂艺术，李叔同更是中国现代戏剧和音乐美术的创始人。他们怎么会走上信佛当和尚的道路呢？

原因当然是复杂的。这里单说李叔同。李叔同正式出家当和尚成为著名的弘一法师，是在1918年，在苏曼殊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当时李叔同在国内的文化艺术界已经很有名气，欧阳予倩等还是在他的带领下在戏剧界出道的。他抛弃家庭，抛弃数十万家财，抛弃两个妻子（一个是结发妻子，一个还是刚从日本带回来的异国妻子），于1918年夏在杭州大慈山虎跑寺出家。“金刀剃尽娘生发，除却尘劳不净身”（剃度时念的偈文），毅然过起云水生活来了。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读过一本写弘一法师生平的书（名《悲欣交集》，陈慧剑著），此书没有正面分析清楚这个问题，只说他具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明知难以修成也要刻苦修炼，种植善根。弘一法师自己这样说：“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都非深信不可，那就是宗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弘一法师的修炼是极苦的，他“以生当死”，谢绝外缘，下死功夫念佛。他更以“持律”严谨著称于当时佛界。书中许多处透露出弘一法师对于社会上人的追逐名利并为此你争我夺、贪婪作恶的行为深为不满和厌恶。

李叔同的出家为僧和当时的时局也当然大有关系。入民国后，中国不但没有强盛起来，反而政治更不安定，国家更不统一，军阀割据，内战不断，民不聊生，因此所谓共和完全是一个虚名，乱局甚于清末。这时不要说像李叔同这样的人了，就是比李叔同在政治上思想上还要进步一点的戊戌维新派人物严复（他在维新活动时期是宣传西方文化思想、提倡西式教育、批评宋儒学最有力的人物），入民国后，也因政治腐败、国家衰乱日甚，他的思想几乎全面倒退，由维新派退回到帝制复辟派，由反宋儒学退回到推崇宋学，推崇“孔门圣学”，说“窃尝究观哲理，以为时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恰当李叔同出家不久。史料虽没有说严复也有出家为僧的念头，但严复的重归于宋学也就等于说他重新倾向于“禅”。事实上，严复在其晚年与佛门的交往唱和是不少的。

这里还可以提一件事。当抗日战争起，郁达夫曾在福建鼓浪屿访问弘一法师，并有诗赠法师。郁诗中有“中年亦具逃禅意”句，说明郁达夫在中年时期也曾有“逃禅”之念。由此可见当时像弘一法师那样的“逃禅者”的知己是不少的。

到了1949年革命后的新社会，情况当然大不同了。就佛教本身说，信教自由列入中国宪法，寺庙照旧遍布各地，“文革”中虽曾遭遇过一次惨重的“法难”，但恢复很快。尤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为金钱拼搏中更加相信命运的摆布，不少寺庙的香火比过去更盛，朝佛的善男信女成群结队而来，其中有普通的老百姓，有珠光宝气的富商巨贾，也有坐着官车争着前来朝拜（尤其在岁首争着前来烧头炷香）的达官贵人们（其中不乏贪官污吏而欲拜佛求平安者）。这里就隐伏着社会和佛教本身的某种危机。不少地方还发起了佛教旅游，青烟一缕广结“善缘”。但是真正属于社会名流的人选择“出家”的却已很少听到了。我们的社会并不是没有苦难，尤其在过去各项“运动”中挨整受苦的人很不少，这些人中有选择自杀的，有走其它绝路的，却未闻有选择“出家”的。右派分子中曾有一个较出名的文人叫储安平，他被打成右派后失踪了，遍寻无着，各种传闻中虽也有“出家”的说法，但至今并未证实。

那末，今后社会是否还会出现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出家”为僧或成为佛门居士之事呢？我看这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科学无法穷尽宇宙的奥秘，因此，必有宗教存在的空间，而且宗教也必将日益成为宇宙性的——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佛教最具有这种条件。另一方面，和其他宗教不同，佛教的特性是它不仅仅是单纯的信仰（说信仰也是泛信仰主义），而是有它自己的一套比较细密的学理，而且与社会状况和人生问题（尤其在生死、祸福问题上）有较多的联系。梁漱溟先生在他的《人心与人生》一书中所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在书中甚至还引用了费尔巴哈的话。他说：“生死、祸福，事最莫测难知，而事之最牵动扰乱人的感情意志者恰恰亦在此。费尔巴哈有绝妙的话说：‘若世上没有死这回事，那也就没有宗教了。’”而佛教正是在“了生死”这件事情上最下功夫。

生死祸福善恶患难等问题的存在，加上社会动乱不宁、统治不得人心、最易牵动人的感情意志，乃至促使宗教思想蔓延。在中国，无论在文化上，在人们信仰习惯上，佛教最易迎合人们消极失落的情绪，只是如今在佛教已作为一种合法的社会团体与当局不能不发生一定关系的情况下，凡有一定声望或一定社会地位的人要想自由出家为僧并不那么容易。但有一种情况必须注意，现在佛教本身也正在发生变化，有人称之为“佛教的现代化”。并举出例子：在某些信奉佛教的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许多佛教徒已是高层知识人物，留学的博士也不少，他们从事教育等服务社会的公益慈善事业（不限于办神学院），成效卓著，因此信徒也随之增多，他们日益溶入公民社会而成为其中特殊的一部分。

在我们的社会，事情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只要佛教的活动本身不脱离正确的社会方向，爱教而又爱国，并与人道主义精神相契合，共同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样除了佛教界本身会出现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外，也可能吸引某些社会名流或知名人士为之尽力。在今天的情况下，有人出家修行或当居士并非是为了去寻找“出世”和“剃度”的精神寄托，或去追求“芒鞋破钵随缘化”那种受苦境界，这只是浅层次的，而可能是为了跳出污浊，跳出某些政治恶斗，求得心地平静做一个虔诚向善的人，甚至为驱除人心中的种种贪欲邪念、灭掉人性中天然具有的某些野兽因子，作出贡献。因为人是从动物界进化而来，因此人性中总或多或少地会含有一些兽性因子，这是恩格斯所说的话，而这话是符合科学的。佛教修炼的重要目的之一，我看就在于灭掉人性中所具有的某些恶的野兽因子（包括权力野心、各种贪欲邪念等），使人成为真正纯粹的人，真正为社会做好事的人，真正为世界和平而尽心尽力的人。

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千辛万苦才实现了中国化，现在又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而这是使佛教宇宙化的关键性一步。可惜目前在我们宗教界尚缺乏这种有前瞻眼光的人才。但我相信时代将会把他们培养出来。

当我说上面这篇话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不久前离世的赵朴初居士。赵朴初之死，并非是他已成了“佛”或神，也不是像佛教所说的世间又多了一个“中阴子”，而是说，赵朴初居士的一生已为做一个真正纯粹的人、为众生种善根、为人类求和平、做出了好的榜样。他作为佛门居士最后修炼成功亦即主要表现在这里，这也可算是“功德圆满”。

我最后想说的是：我这个俗家人的这种说法究竟如何？是否恰当？或者只是妄闯“禅关”？则须请文化界以及佛学界名士不吝赐教——须知这也是一种缘分啊！

附言：我先将这篇文章向文史专家陈四益先生请教，蒙他就此提出了一些显然比我高明的好意见，现一并将他的意见附在下面，供读者思考。

2005年3月10日

附：陈四益关于佛教问题回复吴江的信

吴江先生：

所赐大文已经拜读。皈佛、逃禅，是古已有之的事情。今天如何看待这样的事，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过去有点简单化，其实中间有很多复杂的情况。

为世间苦难太多，因而祈佛，是较普遍的一种，于平民中为多。无子的求子，无财的求财，无功名的求功名，不平安的求平安，此生无望的求来生。总之，希望借佛的力量来达到人力无望达到的目标。这类人，即我们所谓的迷信。这中间还应当包括一些作恶多端的人，因为自知作孽甚多，希望祈福消灾。

在知识阶层中，情况也有不同。

原本入世，有致君尧舜、治国平天下抱负的人，在政治圈中翻了几个筋头，最后失败了，也会从治天下跳往“了自身”。这是中国读书人常有的两条路——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中国自身文化中，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也是各执一端。佛教传入后，先是与道家思想通融，后又与儒家思想通融。

在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激化的情况下，逃禅也可以成为保持气节的一个地步。清初明末遗民的逃禅，很具有代表性。陈援庵先生《明末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有详尽的论述。

佛学还成为改革者借用的思想武器。一个“无常”、一个“平等”，恐怕是近代不少改革者热衷佛学的一个重要因素。龚自珍、梁启超、章太炎等，大概都有这个因素。章太炎曾以大乘佛法诠释《齐物论》，以为“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详其实意，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物之义。”他认为齐物的思想与华严、法相之旨，吻合无间，可见是看重它的“平等”观。他还说，今天要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怎么改良？他讲，一个是“普度众生”，认为佛家主张“头、目、脑髓都可施舍于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这是要破利己。另外，“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生，这就是菩萨行。这是要破专制。

无常，即为实行变革张本；平等，正为推翻君权立论。不仅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鼓吹变法革新时都借用过佛学理论。此事苏渊雷先生《论近代我国佛学研究的主要倾向》有较详论述。

所以，佛教并不一定只是迎合消极的人生观，它也可以引出革命性的结论。就像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并不只是为现存秩序辩护一样。

现代逃禅的少了，我想主要是禅也无可逃。朴初先生是官方允许他做宗教工作才稳当居士的。如果不是这样，其他人不要说当居士，读几卷佛经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时代也是一大罪状，弄不好就被整得呜呼哀哉。苏渊雷先生是华东师大教授，他于佛学素有研究，但亮出居士的名头，是在文革结束之后。现在“居士”已经不少，不过情况也大有别。连和尚现在也有玩政治的、化缘弄钱的，真正于佛学有心得的不多。居士更无论矣。

先生以为佛学修炼有益于人性的完美，甚是。但老庄、墨家、儒家学说何尝没有这样的作用？问题是人到这些学说中，要寻找什么。善寻者得其正，不善学者得其邪。至于宗教的位置，只要科学不能穷尽一切未知领域，就有宗教的余地。而人类确实永远无法穷尽，因此，说一万年以后也不会消灭宗教，大概是不会错的。

对佛学我素无研究，上面这些话，不过是先生责我发表意见，所以写下了这些半是转述、半是臆测的读后感。无根之谈，见笑于长者，也不会觉得难为情了。

四益顿首

2005.3.24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5期 毛泽东总结一生的谈话　作者：于光远

我在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下》看到如下的记载：

1975年10月1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失声大哭，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O师干部作报告（1942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1947年）。

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岁古来稀，我八十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谈话，我曾经得到过一个关于这个谈话的两页的材料，我完全记不起来是怎样得到这个谈话的，又没有看到书面的来源，它的真伪我没有把握。现在我看到了新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最后一节“临终的日子”，其中根据张玉凤的一篇文章，把这件事情写得很清楚，我看是真的，是他的政治遗嘱。讲了他的一生，也讲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毛泽东同志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对毛泽东同志这个说法，我以为“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是我以为是准确的。《毛泽东传》说“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我个人觉得他没有如《毛泽东传》所写“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而是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观点至死不变。

这年6月下旬，也就是毛泽东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1976年7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同志没有作任何答复。

1976年7月6日，毛泽东同志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江青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追悼会，我在远处看见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江青。过去还算好看的江青，现在是一个丑八怪了。

2006年第5期 现代中国民主观念误区之我见　作者：应克复

在实现民主过程中，我们还面临着某些思想迷雾，陷于某些认识上的困惑。这些迷雾与困惑，多少年来都影响着中国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进。

一曰民主的阶级性

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没有抽象的民主，只有具体的民主。或者是资产阶级民主，或者是无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是在否定资产阶级民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型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此论以民主的阶级性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为所谓“无产阶级民主”进步性、合理性提供了神圣的理论依据。

这一理论误区导致中国在民主的认识和实践走过了很长的弯路，或者说，它使中国的民主建设陷于长期的停顿状态。

最早陷入这一误区的大概就是陈独秀了。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倡导民主与科学成为思想界领袖。1919年1月他疾呼，只有德（democracy）和赛（science）“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治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并誓言，即使为之“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19年12月他还说，“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democracy），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可是，到了1920年9月就改口说，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两个月后在《共产党》月刊创刊号上他号召：“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

陈独秀这一重要的思想转变的导因是十月革命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使他完全否定了他自己原来对民主的主张。

但是，最早从“民主阶级性”的认识误区中走出来的，可能也是陈独秀。

他在1940年9月《给西流的信》中写道：“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如果说无级民主与资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11月在《我的根本意见》中进一步写道：“‘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陈独秀已省悟到，将民主区分为两种互相对立的类型，抬高一个，否定一个是错误的。可惜此时陈独秀已不是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陈独秀。他贫病衰老，偏处江津小城，又拖着“托派”的身份，只有他的老朋友胡适才加以重视，予以刊布，高度评价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稀有的重要文献”，他说：“在‘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关头。”

这样的重要文献在1949年之后一直尘封，主旋律是大力张扬民主的阶级性，至少我们这一代人在这种教育下，对民主的阶级性一直深信不疑。大概又经过了一个甲子年，中国的思想界才有人对民主的阶级性提出质疑。

李慎之经过“反右”、“文革”，“才慢慢体会到原来实质民主必须有形式民主作保证，两者只要真干而不是假干，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有任何差别”。他还说：“前两年（1999——引者注）读了陈独秀在1942年逝世前的言论，我更恍然大悟，根本没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同，也没有什么旧民主与新民主的不同，民主就是民主。”

现在我们发现，最早否定民主阶级性的应当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他在1918年生命弥留之际口授了“政治遗嘱”，也简单地说到这个问题：“民主即人民的权力不可能是资产阶级的，也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好，无产阶级也好，只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且远非是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民主，即使是打了折扣的，毕竟仍然是民主。”他谴责“不受任何限制的阶级恐怖”却标榜为“无产阶级民主”。

二曰民主不能照搬

照搬不照搬，这是一百多年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了。不过，过去不叫“照搬”，叫“全盘西化”，意思差不多。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西方文明的亮点（核心）是民主：启蒙时代以来的民主理论与近代以来的民主制度。

学习西方民主，现在谁也不表示反对。问题是“不能照搬”。

“不能照搬”是对的。某一国家的制度模式不能照搬，也没法照搬。比如，能将美国的一套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吗？不能。或能将英国的一套政治制度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吗？也不能。可是，谁主张过这种生搬硬套式地学习西方民主呢？没有，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因此，这种“照搬”说，是无的放矢。

那么，西方的民主制度能不能照搬呢？

西方民主制度是指西方各国不同的民主制模式（如英国是议会制，美国是总统制，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制，瑞士是委员制）中所实施的共同制度，主要有选举制、议会制等。也就是，民主的不同模式中有着共同的制度框架，即异中有同：异是各自形式，同是共同规则。

不能照搬的应当是各自形式。但是，如果对共同规则即共同的制度框架也言称照搬，就要分析了。因为，对制度框架，用“照搬”一词不确切，应当说是学习、借鉴。照搬也是学习的一种方式，但那是一种低级的、简单的学习方式，是模仿、移植、引进。对于物质生产中的科学技术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制度就不行。学习、借鉴外国制度，有一个两种制度对接的问题。要将外国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就要对中国原有的制度弊端进行一番改造，抛弃制度中不适时宜的成分，添加符合民主原则的制度基因，如果基于对原有制度采取革新态度的学习与引进，也称之为“照搬”，也要反对，那只能说是拒绝借鉴西方民主制度了。

比如，民主就要进行选举。选举本身是一门学问，其中包括经验的积累，还有民众的习惯，在实践中需要摸索试验，不断完善。你不能把针对选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改进意见斥之为“照搬”；将之斥为“照搬”，不就是拒绝民主吗？

现代民主制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是看你是否有选举制、议会制等基本制度。这些制度我们都有，但对照民主原则相去还远。改革迫在眉睫。改革，谁都在吆喝。真要改掉这些制度中的非民主成分，又遭“照搬”的责难，“反对照搬”又成了阻止改革的挡箭牌了。

反对照搬的一个王牌理由，是“国情特殊”论。

我最近读到延安时代就成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艾思奇的一段文字，可以回答“国情特殊”论。

他说：“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不管它的外表形式怎样千变万化，它的基本内容不外是这样的：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杀人类历史上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艾思奇还指出，这种不断翻新的“国情论”，是近代以来中国守旧派与顽固派“所应用着的根本思想武器”，其目的“在于保存这种旧的国情”。

百余年来，中国国情一直变动不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情更有大变。搞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融入全球化，无不在深刻改变着中国国情。对改革者来说，重要的是改革国情。不是不应有国情意识，而是不应以国情为借口，堵塞改革者的口，捆绑改革者的手脚，拖延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三曰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

这是对民主的误导。

民主有这么一条原则：多数决定；但不可能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服从多数”。两者有原则区别，不能混同。

“少数服从多数”与“多数决定”两者都有按多数意愿行事的意思，似乎类同，原则区别在哪里呢？

关键是在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多数决定”是，在有关国家（或共同体）公共生活的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按多数人意愿行事，但并不要求少数跟在多数后面，去迎合多数。作为少数，不但可以不服从多数，而且可以与多数唱反调，反对多数。这是少数的权利。中国的“左”祸年代，这种少数的权利是受到蔑视的。敢于行使这种权利的人，往往会遭到迫害，顷刻间大祸临头，因此，每逢党内和国家事务中的重大决定，往往出现“一致通过”的团结盛况。这称之为“少数屈从多数”恐怕更为合适。“多数决定”意味着对于重大国务决策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与选择，其中少数者不会因与多数意见不同而惶恐不安；他们处之泰然，他们无所顾忌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他们的这一行为是正当的，权利是神圣的。当然，在决定通过后，每个公民，无论少数、多数都必须遵行，但并不意味着，少数就此应当放弃自己的意见；他们仍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还可以自由地宣传自己的意见，这是民主制的一项重要原则，保护少数。保护少数不仅仅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而是也为着维护共同体全体公民的利益（至少是一部分公民的利益不致受到湮没）。因为多数的决定并不一定正确，而真理往往首先为少数人所发现。所以，民主制下的自由与宽容，保护少数异见，不失为使人类少犯错误的一种理性方法。由此可见，保护少数的原则其意义并不亚于多数决定，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比多数的决定更为重要。

“少数服从多数”，要点在“服从”。在这一潜在思维驱使下，少数的权利无形中受到约束与侵犯：他们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更不要说与强势的多数进行争辩了；他们不敢行使反对权；他们只能违心地附和多数。加之，在强调团结一致、集中统一的政治氛围下，在有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时，“一边倒”、“一致通过”是不可抗拒的潮流。这种奇特景观在民主制下生活的人是不可思议的。从理论上讲，当少数意见被否定之后，他们仍可“保留”自己的意见；而面临的现实是有形与无形的压力、甚至冷遇、歧视，记录在案，秋后算账……如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他们便是批判的靶子，管你是将军，还是共和国的主席。

这种无视甚至践踏少数人权利的现象，被西方政治思想家称为多数人的暴政（如托克维尔），多数对少数的思想暴力（如柏林）。法国大革命的雅各宾专政，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都上演过这种血腥暴政，至于思想暴力更是习以为常了。所以，要求全体服从的民主往往无民主可言。

从概念上看，民主集中制缺乏严谨的科学性，逻辑矛盾不难发现。民主本身包含了集中，除了无政府状态的大民主没有集中的结果，有秩序、有规则的民主，最后必然产生集中。因此，称为民主制就可，再加上集中，是同义重复，画蛇添足了。

不过，我们应当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民主集中制，看待这一制度所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一制度是列宁创建俄国共产党提出的组织原则。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最初提出的是“集中制”。在接受了卢森堡批评之后，1904年列宁将之修改为“民主集中制”。之所以强调“集中”，是为了适应当时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国共产党也是在敌强我弱与列宁相处大致相同的历史环境下从事革命斗争的，加之又从属于第三国际，因而同样地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这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历史环境和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历史状况，党的这个组织原则我认为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将民主集中制改进为民主制，以承担起更艰巨的领导责任。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谁也无法垄断历史　作者：冯东书

在1966-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按国家宪法选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一下子就被莫须有的罪名打倒和整死了。他在去世以前，丢下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当时，他的这句话当然不能公开，但是，是有知道的人的。这些知道的人中，当时都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钦定的案子还能翻得了吗?不可能。中共中央还作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决议，大家是举了手的，中央的决议还能不算数?这么一件看上去铁板钉钉的事，到了中共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案子平反了。以后，刘少奇的纪念铜像在他的家乡立起来了，北京还举办了《刘少奇光辉业绩展览》，展览共分四个部分，第四部分的栏题就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刘少奇的这句话将成为一句历史性的名言，传下去。

有些有权有势的人眼里是没有人民群众的，他们从来不相信“得罪了人民群众会历史上过不去”这个简单的道理。他们坚信历史是一团泥，是可以由自己随便捏的。这种人忙于让人为自己写文章、出书、拍电影，把自己化妆打扮得好上加好，一贯正确，以为这就能够流芳千古。

还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太行山里采访。一位县委书记指着他书架上的三本书对我说：“我把几年的工作都印了书，白纸黑字，看他们以后怎么能否定我?”我翻了翻，没发现里头有一篇他工作失误和作风不正的检讨。实在遗憾得很，生活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我走了没几个月，他的事发了，下台了，他工作中的错误和道德品质上的缺陷都抖搂了出来。那三本书不仅没能救得了他，反而成为他不能实事求是对待自己的一个笑柄。由于私心太重，他做了一件大蠢事。

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1991年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等15个国家）的领袖斯大林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儿戏不得。一本苏联共产党史(过去简称“联共党史”)，是斯大林执政时出版的，当时被认为是一本“千真万确”的历史书。这本历史书里，斯大林一贯正确，好得不能再好。但是，斯大林死了，历史就开始逐步恢复原来的面貌了。那本联共党史就再也拿不出手，连改都没法改。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还有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因为在下面向群众做了调查研究，提出了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让”不合时宜的正确意见，便被打倒了。后来彭德怀、张闻天还被整死了。打倒他们，当时也是有党中央的决议的，看上去也是铁板钉钉的。但是1978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李锐同志把自己在庐山会议上亲身经历的笔记整理成《庐山会议实录》。它一出版，原来看上去很铁的决议，就铁不起来了。彭德怀的高大纪念铜像现今也在家乡立起来。北京也开了纪念他的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学习他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北京郊区的一个特级监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关押过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彭真、彭德怀、贺龙、黄克诚、陆定一、谭政、罗瑞卿、万里、刘仁、林枫、陈再道及邓洁等一批高级干部。当时条件下的专案组在审讯中做了许多坏事，还用了许多刑法。当时决策干这种事的人，都以为别人永远也不会知道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定的纪律是十分严厉的，他们自以为选的办案人、管理干部是绝对可靠的。但是，就是那里警卫部队里的一位指导员，他实在看不下去，良心使他把看到的事都冒险记了下来，后来出了一本《特监轶事》，把丑恶都抖了出来。这种事一再发生，有人以为是做得不够机密，假如当时把李锐整死，不就没有后来的《庐山会议实录》了吗?自然，整死一个李锐是很容易的，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不就被整死了吗?但是，天下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你整死了这个李锐，还会有另一个张锐、王锐挺身而出。现在街上不是又卖着一些类似《庐山会议实录》的书吗?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是除了官方史书，还有许多非官方的史书吗?不然，古时官方史书里不记的事，我们现代人是怎么知道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天下没有永恒的权力，没有无限的权力，因而谁也无法垄断历史。任何个人的权和势都是暂时的，相对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实。事实是最有力量的，它最后总要顽强地按本来面目表现自己，所以，时间老人是公平的，历史是公正的。使它们公正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相比任何个人来说，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永恒的，无限的。

不相信“历史是人民写的”的人，醒醒吧！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更不要给自己的子孙制造心灵上的痛苦。

这是一种很高的觉悟。（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5期 中央与地方：郡县制和西方政体　作者：尹振环

毛泽东说：“斯大林严重破坏法制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293页）这不仅是因为郡县制（或“秦家店”、“秦政制”、“秦政”）的国家政体与西方不同，而且地方政体也与西方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关注郡县制的地方政体，与近现代形成日、美、英、法诸国地方政体作点粗略比较，看看有哪些不同，哪些相同。

一、权力来源不同

郡县制下，省主要官员以及省以下地方主要官吏皆由皇帝特旨任命。明清时，省内道府以下官员虽可由督抚保奏参劾，但任免大权均由皇帝恩准。四品以下授官时，由各部带领引见，表示为中央任命，权力来自帝王。在西方联邦制的国家，如美国、德意志联邦、瑞士、澳大利亚，他们的理论是地方政府权力来自公民，中央政府权力来自地方。如美国，照他们的说法，美国联邦中央的权力是各州让予的（《独立宣言》说：十三个过去英属殖民地“州”，各为“自由独立之邦”），而不是相反。美国宪法生效后各州地位才发生变化。但州之主要官员，不是由中央任命或内定的，州长、副州长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选举选举人产生），任期四年。其他如秘书处、检察长、财政厅长、审计长，或由选民选举，或由州议会与州长任命。州以下政府受州控制。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二战以前，府县是国家代理人，知事是作为国家代表而存在的。而其下面的市、町、村的政权与议会，是作为反映地方意志的代表而存在，有一定自治权。随着二战的扩大，知事的权力完全支配了地方。战后日本府、县成为中间团体。日本宪法第八章地方自治，核心是知事公选化，成为地区强有力的代言人。在西方单一制国家，如英、法、意大利等国，他们的理论是中央政府权力来自公民，地方权力来自中央。尽管如此，也不是由中央包办地方政府的组成，如英国地方政府，由地方议会任命各种委员会组成，任期四年，地方议会议员也是任期四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四年全部改选。这些国家的地方议会，是地方政策的最终决定者，这一点是相通的。法国则不同，它长期以来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省政府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但他们又是执行地方意志的官员）。同时中央各部还向各省派驻代表，设机构，监督控制省的工作。只有省市议会由选举产生。之所以法国几次由共和变帝国、帝制复辟，看来都利用了这种政体。之所以法国1875年终于战胜王权，帝制没有再度复辟，那是因为中央政府已受制于议会、法制及新闻媒介。美国的州与其下面的市、县，也不完全是隶属关系，也有不同程度的自治。1875年密苏里州通过的州宪法第九款规定，较大城市可以制定关于他们地方政府的自己宪章，其他州不同程度上也作了效法。

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同

郡县制下，在中央是集权，控制、防范、监督；而地方政府是作为中央派出机关而存在的，所以必须唯命是听，绝对服从，一般说，地方政府并不代表地方的特殊利益。如宋代地方最高行政机关为“路”，路下为州、县。路以“安抚使”为长官，主军政；又设“转运史”，主财赋、治安、监察；设“提点刑狱”，掌司法；设“提举常平使”，主赈灾和盐铁专卖。这四个官都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监督与指挥地方军、政、财、刑的，他们互不统属，互相监督，直接对皇帝负责。就这样，还不放心，又于各州府设置了“事得专达”皇帝的“通判官”，以监督知州、府尹。其总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地方集权，形成割据势力。“省”原来是中央的御内侍机关，元代之所以将地方最高行政机关称之为“行省”，意指行动中的中央机关。清代省与中央的关系可概括如下：⑴皇帝诏旨可以不经任何曲折，直达地方，必须不折不扣执行；⑵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地方不得专擅；⑶督抚大员只能决定徒刑以下案件，流刑以上皆须送中央决定；⑷省、府、县考试，地方官只能充提调监临，主其事者仍为皇帝钦派之学政；⑸通过八旗驻防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严密军事统治网，凡要隘城市皆开军府，派将军拥兵驻守，既可随时镇压人民反抗，也起牵制地方官员的作用。

西方近现代，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建立在共同遵守宪法及法律基础上的。通过宪法，将铸造货币权、建军权、宣战权收归中央，使地方不可能形成“国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地方享有充分自治权。战后的日本，在美国等占领军占领下，进行了“占领改革”。其地方自治，是在中央集权下实行的。其都道府县市町村及特别区，都是各自独立的自治体，不存在上下级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1947年4月，日本通过的《地方自治法》，对中央和地方各自的行政范围有明确的区分。在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划分是由宪法及有关法案明确规定的：双方应具有哪些权力；禁止中央、禁止各州使用哪些权力；双方共同行使哪些权力，都具体一一列举规定；“凡宪法所未授予联邦，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宪法）”；在宪法规定范围内，中央和州，独立行使职权，互不侵犯；关于双方的权力关系需要变更，则必须修改宪法；如果双方发生权限之争，则由最高法院裁决。另外，监督州以下的各级政府，是州政府的专有权力，一般来说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州以下地方政府的活动；而州对地方各级政府，只行使监督权，而不能行使直接管辖权。英国这个自治传统悠久的国家，也有对地方的监督控制，除了中央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此项工作外，各部也管理各地有关事务，而控制地方的主要手段是：财政拨款、行政监督、立法审查。但这种控制监督具有双向性：地方通过选举、公民投票、新闻媒介制约中央。

三、职能之侧重各异

古今中外地方政府的职能都具有双重性，即社会职能与阶级职能。孟子说：“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参预），吾何以助。”说明远古时，政府以社会经济职能为主。郡县制后，随着阶级对立的加深，政府已以阶级统治与剥削职能为主了。从秦汉之郡守，到清之总督，巡抚，其主要职能可综为五：⑴布宣德意，抚安齐民，劝民农桑；⑵综治文武，修民政刑；⑶察举官吏，监督地方；⑷进贤劝功，举孝廉；⑸兴学、掌教育。所谓“德意”、教育，所谓进贤劝功，“举孝廉”，不过是进行皇恩浩荡，三纲五常的思想统治和网罗封建统治人才。具体之职能也可概括为：⑴布施教化；⑵劝课农桑（财政之源，政权稳定之基）；⑶赋役钱谷；⑷决讼断狱；⑸除奸防盗。而县以下的基层政权的统治、控制、剥削、催税、催差役、连坐的职能就更露骨，从商鞅的什伍连坐，到王安石变法县下设都保，宋南渡后保下设甲，其任务都是“联比民户、以机保伍”，互为监保，严密控制，以寄兵政。甚至到了民国，孙中山先生倡导“自治”，并未付诸实施，到了蒋介石，与古代也形似神同。总之郡县制的地方政府是以压迫与剥削、政治与思想为主，它不过是触角遍及各个角落的统治网。

一般说来，单一制国家也好，联邦制国家也好，地方政府职能实际上具有双重性，即执行职能和领导职能。前者指执行中央政府统一的政令、政策，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指导；后者指地方政府对所辖区域，进行管理和领导，促进地方事业的健康发展，保护地方的特殊利益。郡县制下，地方政府只能以执行职能为主，甚至只能有执行职能。把它看成统治阶级的工具、镇压的机器、彻底体现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恰如其分的。

西方近现代地方政府职能逐渐以执行社会职能为主，其阶级剥削与镇压职能是通过实行社会职能实现的。地方政府代表和维护其地方性、特殊性。美国州政府的主要职能：⑴公共卫生；⑵公共福利；⑶公共安全；⑷建筑、维护、管理公共工程；⑸管理农业、保护自然资源；⑹管理私营企业；⑺管理电报、电话、供水、电气、铁路、航运等公共事业；⑻管理专门职业；⑼解决劳资纠纷，等。市政府除了上述职能，还有饮水供应、消防、娱乐职能。其他县、乡、镇和特区政府，职能比较简单、特殊，大多为本地区服务性的职能。特别行政区因其特区性质而定，如学校区以管理学校为主、卫生区则主要是处理垃圾等等，同时也进行广泛性的社会服务，如保护自然资源、供水、防火、公墓、住房、城市更新、污水处理等等。在日本，把地方行政范围分为“国有事务”与“委任事务”，前者如市政建设、公共设施、市场、住房、公园、治安等等；后者则是中央政府交给地方政府经办的事，如失业对策、国土综合开发、户籍管理、国会议员选举、征税等等。在英国，地方各级政府的职权与管理事务各有侧重：郡级主管教育、社会福利事业及社会治安；区级则主管住房及环境保护、文娱体育等事宜；市郊区级与乡村级则主管保养公路、公共运输及有关乡村事宜。这些说明，西方地方政府的职能侧重点大不同于郡县制。

四、地方政权组织的异同

郡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呆板、缺乏西方地方政体的灵活伸缩性。

首先，从地方层级看。我国唐以前行郡（州、府）县两级制，而在郡以上设监察区，后来监察区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固定行政区，成了三级。宋、元初实行路、府（州……）、县三级制，后来元又派出“行中书省”，作为中央临时派出的机关。但不久行省变成常设固定地方最高行政区，形成四级地方政权。明、清采取省、府、县三级制，明朝因省过大（如山东包括今之山东辽宁、陕西包括今之陕甘宁），因此又产生九十多个道作为监察区；清除了道之外，又将省划小。所以两千多年层级划分无实质变化。英、美、法、日，也是实行三级或两级制，但不搞一刀切：美国罗得岛州，因面积小，不设县；路易斯安那州废除县设教区；许多州随着城市发展，县的数目大减。英国在郡、区政府下，有的设教区、有的则设社区，比较灵活。

其次，郡县制下的隶属关系是固定不变的，单向性的。直接隶属于上一级政府，没有横向隶属关系。西方隶属关系无固定模式，具有双重性、多样性：既隶属于同级（横）立法机关，又隶属于上级立法机关（纵）。美国纵向隶属关系较弱，横向又是分权制衡制，而不是隶属关系。法国省政府直接受中央政府领导控制，而较少受到地方议会的监督控制。

其三，郡县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及权力制约形式，由秦至清，大同小异，名称变化繁多，实质变化很少。西方近现代地方政体能适应客观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如美国州，取三权分立制衡式；县则取立法行政合一式（因面积小、无必要三权分立）；市则有三种政权组织形式：⑴三权分立的“市长议会制”；⑵立法与行政合一的“市委员会制”，即由市民选举市委员会，开会时履行市议会之职能，散会后各委员又都是各行政部门的首长；⑶“市经理制”。即由选民选举市委员会，作为立法机关，然后由市委员会聘请经专门训练的市政专家为市经理。市委员会对市经理有聘任、监督、罢免权力，市经理对市委员会负责，并有权任命官员及工作人员。由于它有一个统一而高度负责的行政首长；由于市经理非专家莫属；由于它摆脱了行政与立法分权而造成的对峙；由于它不是对选民而是对委员会负责；所以效率高、优点多，不仅美国一两千个市县采用此制，而且许多国家也纷纷效仿。

其四，地方政府区划的出发点不完全相同。在西方，便于管理，便于自治，利于发展经济文化，利于国防，尊重历史传统及民族风俗习惯，符合地理环境……是其地方政府区划的主要出发点。郡县制下固然也不无考虑到上述某些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监察之便与不便；控制之易与不易；能否上下相别、左右相制、内外相雄。唐将州府划为“辅”、“雄”、“望”、“紧”，就是根据州府所处战略地位、自然险恶远近来划分的。宋代将凡是帝王即位前居住、任职过的州，在即位后即升格为府，就是从利于提高皇权出发的。到清代，对于行政区划，煞费苦心，打破根据山川自然形态进行区划的旧制，认为“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之险失，汉中隶秦、旧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圣武记》卷十二）因而清代根据不能使某一地区据险以抗中央的原则，调整和增加了省的区划，使之互相牵制。如使陕西一省地跨秦岭南北。徐州本为山东门户，而使之隶属江苏，武汉岳阳可以互相控制，而使武汉属之湖北，岳阳属之湖南。剑阁汉中本为一完整的自然形势优胜区，而必将剑阁属于四川，汉中属于陕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务使地形交错，使一方受制于他方，防止割据，便于控制，并不考虑经济文化交流便与不便。（赵希鼎：《清代各省的政治制度》，《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

可见郡县制与西方近现代地方政体，相差整整一个时代——古代与现代。

五、三分自治，七分中央集权，地方可以控告中央

地方自治理论，在世界还是农业时代就已经形成了。今天已经进入到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日益密切，地方政府能否最大实现自己的利益和主张，取决与中央的关系。由于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央和地方相互依存关系更加紧密，20世纪后，中央对州，州对地方，加强了行政管理。上个世纪30年代，自治运动开始消沉，其它限制国家权力的国家，地方自治也日益减弱。所以有所谓“当今是中央政府掌握很大政策主导权的时代”，“三分自治，七分集权”之说。而属于中世纪遗产的郡县制，也应改造。中央与地方不应再是君与臣的关系。该逐步推行普选，使地方官员必须对地方负责，成为地方代言人，他的升迁陟黜，要掌握在地方人民的选票上。而地方大计的最后决策，要掌握在地方议会手中。当然也要对中央负责。

参众两院的质询、弹劾、以及媒体的监督，就有某种地方可以控告中央的含义。这里说的是地方可以直接控告中央。下面2005年9月7日《参考消息》这则《未能如期制定新节能标准，美能源部被十五州告上法庭》的消息，就是一个实例：

《路透社纽约9月7日电》由纽约州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牵头的15个州市今天起诉美国能源部没有制定家用电器能源效率标准。该标准将节约大量的能源。这些州和纽约市说，能源部违反了国会的规定，没有在法律规定的最后期限内为22种电器制定更高的能源节约标准。斯皮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能源部对7月1日要求它采取行动的通知书不予理睬后，该案件被递交到曼哈顿联邦法院。斯皮策说：“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价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以及全球变暖的影响日益明显，联邦政府没有确立重要的能源节约标准，这非常令人失望。”斯皮策和纽约州环保局局长彼得·莱纳说，以2002年的使用量为基础，像冰箱、空调、烤箱这类电器的新能源效率标准能让美国的用电量在25年内减少3%至12%，相当于13座至42座发电厂的发电量。18年前，国会通过法案，要求制定更高的家用电器能源效率标准，并责令能源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提高标准。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6期 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　作者：何　方

2005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诞辰90周年。在纪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总会联想到陈独秀和张闻天两任党的前总书记。虽然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一个重要问题上三人却有共同点或相似处。这就是他们在位期间都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创造了一个生动活泼或较为宽松的局面，把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只是可惜五四传统过去在党内很难取得长久统治地位，即使一时得势，也会遇到强大压力，不久就被断送掉了。而坚持这一传统的领导人也多是好景不长，没能得到善终。

这是因为，在党内和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处于优势和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另一种传统，即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苏联斯大林高度集权的影响，被毛泽东归纳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里的马克思实际上是斯大林。毛泽东自己就说，“中国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简称《决议》）中提到的也是这两个“社会历史的原因”，并指出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被称为“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毛泽东同志。《决议》并说他在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制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可见，我们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行的却是斯大林主义和封建主义。这当然不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它表现在：党政不分和以党代政、个人崇拜和独断专行、领导干部终身制和各级干部委派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由于强调一元化领导，就不适当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在这种人治成为制度的情况下，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和法治了。

邓小平同志提出要解决这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到现在已经25年了。党的十三大决定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也过去整18年了。结果如何呢？这是国人和世人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表明，封建传统在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是根子极深的。

但是，我们党毕竟是在五四运动的基础上，也就是由于西学东渐引进了科学与民主而掀起的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诞生的，所以党内的五四传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有时还可取得一定的主导地位。毛泽东同志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就属于这种情况。

毛说的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是从五四到大革命（1925年）。这正是陈独秀创建党和担任总书记的时期。照毛泽东的说法，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正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引进和倡导科学与民主，坚持五四精神和传统，使党在建立后得到迅猛发展，很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在党内也开创了一种自由民主、生动活泼的局面。过去我们说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如果指他的脾气暴躁，个性倔强，确是事实，他也承认；但是如果指的是他的思想和当时的领导体制，那就很不确切了。说陈主张个人专制，是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科学与民主的伟大旗手对不上号的。那样，也不可能在他周围聚集像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这些人，更不会在党内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时期。其实，专制还是民主，一个最明显和最重要的标志，就是看是否有言论自由。而在陈独秀任总书记期间，党的代表大会差不多每年一次，会上发言争论，批评领导，既无限制，更不审查。陈独秀也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不但党的会议上，平时报刊上也允许自由讨论，可以批评中共中央任何领导人。也没有公报私仇和制造冤假错案。这哪像个人说了算的家长制？

毛泽东同志说的中共第二个生动活泼时期，指遵义会议后和抗（日）战（争）头几年。人们知道，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总书记的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对“左”倾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张闻天。他主持中央工作后，一改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大力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一切重大问题都通过会议讨论决定，没有发生过哪个人挂帅拍板的事。他不只口头上号召“要全党实行民主”，而且付诸行动。对于党领导下的政权，只要条件许可，就实行全民普选制。例如我就参加过1941年陕甘宁边区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选举，时任鲁艺院长的周扬还亲自出马和我们军事学院院长郭化若竞选由几个单位组成联合选区的一名参议员。张闻天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离开自由，民主只能是空谈。所以他很强调个人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他在1940年为中央起草的办理党校和关于文化人的两个指示中，就一再提出这个问题，要求党校“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辩论问题的作风”；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指文化人）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作为具有进步思想的新知识分子，张闻天一直大力提倡科学。1940年在论述中国新文化方向的科学性时，特别强调要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坚持真理，有科学的发展观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因此在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党不但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党的力量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壮大；而且由于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人人平等，不搞个人崇拜，还造成党内生活的生动活泼局面和一次理论繁荣的最大高潮。

除了先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和张闻天外，在一个短时期曾成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瞿秋白也是个五四精神的传承者。他虽然由于被迫执行“国际路线”而犯过“盲动”错误，但本人的政治追求和思想倾向还是笃信科学与民主的。所以在党处于严酷的秘密条件下，他仍一再强调要尽量扩大党内民主。单是对下台后的陈独秀依然尊重，让他在短时期写出上百篇文章并予发表这件事，已是现在人们很难想象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没能使他以五四精神开创一个“我党生动活泼时期”。

事隔多年，中共中央又曾经出现了一个同上述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多少有些相似的时期。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任总书记期间出现的一种比较宽松开朗的局面。这当然主要是由于邓小平为核心的党领导国家实行经济体制的转轨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拨乱反正必然产生的现象，但也与胡耀邦本人的政治理念与思想作风有极大关系。例如没有他发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就谈不上拨乱反正。而没有这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也很难行得通。很明显，胡耀邦在新时期的所作所为，表明他的政治追求和价值取向实际上是要继承五四传统，发扬科学与民主精神，再开创一个生动活泼时期，而且确实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创造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环境和科学文化欣欣向荣的局面，胡耀邦以巨大的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在恢复工作后就一直大力提倡发扬民主、解放思想、言论自由。早在1979年6月，他已顶着上层的压力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公开呼吁：“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他刚刚担任中宣部长，就要求宣传部干部不要去搞“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说“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他几次向文化界人士推荐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说：大家看马克思讲的多好啊！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文化专制主义。我们社会主义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为什么要通过审查把它搞成清一色呢？还说，我们不搞审查。在此后的六年总书记任内，他更是排除万难、百般设法维护个人权利和言论自由。把这说成“自由化”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一个现代化文明国家和民主法治社会的重要条件和标志。

真正坚持五四传统和追求科学与民主的人，在他们的素质和品格上，也有不少共同特征，例如：光明磊落，不用权术，不搞阴谋；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不搞特权；宽厚坦诚，不滥用权力，不制造冤假错案；勤奋学习，思想常新，总是站在时代前列；以人为本，不搞愚民政策，不搞个人崇拜，等等。人们可以看到，这里顺手列举的这几条，也都体现在上面提到的三位总书记身上。其实这并不是偶然的。没有高尚的品德，也不可能忠于五四传统，顶多只是口头上谈五四精神、科学民主，实际上却要搞封建专制和愚民政策。还应指出的是，胡耀邦继承五四传统并非无意识的，而是相当地自觉。这从他对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和坚持五四传统的张闻天两位前任总书记的态度中也可看得出来。

胡耀邦担任总书记以后，就对科学研究和重新评价陈独秀给予了带有首创性的推动。还在1984年，他已过问和组织对陈独秀的研究和评价，亲自主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他在会上指出，过去很长时期对陈独秀采取全盘否定是不公正的，对陈这种为社会进步和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有一种深远的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才是正确评价前贤的态度。所以与会的郑惠后来说，“就像他为了平反万千冤假错案而不惜冒大风险一样，为了恢复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他也是排除重大阻力、勇往直前的”。

胡耀邦不但对张闻天的平反昭雪出了大力，而且在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上可说起了带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出任中组部长之初，张闻天夫人刘英就向他提出将张的骨灰从无锡一个破烂房间中迁来北京安放的要求，他当即答允，并且经过斗争，克服了时任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同志的阻挠，亲自参加了迎送骨灰到八宝山的仪式。在他出任总书记后，又很快批准整理出版张闻天文稿和成立张闻天文稿编辑领导小组。从此才启动了对于中共“一代明君”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他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的题词中所列举张闻天值得学习的突出优点“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确实是对张闻天既真实又颇为形象的概括，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他本人的写照。

这三位前任总书记，不但在坚持五四运动传统、弘扬科学民主精神上是相同的，而且都具有时代眼光和渊博知识，因而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先觉和前驱。陈独秀和张闻天固然是著名的学者和大知识分子，而胡耀邦也由于天赋高和勤奋好学，所读政治理论书籍之多和对现时代认识了解之深，也是延安整风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少见的。就他们的处境而言，陈独秀和张闻天曾受到共产国际不同程度的制约，胡耀邦则处于更加严峻更加微妙的环境之中。三人的最后结局又都以不同形式的悲剧告终。这说明中国封建传统的强大和五四传统的脆弱，因此亟需进行一场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愚昧的启蒙运动，作为五四的重要补课。

新中国曾丧失了30年的经济发展机遇。后来总算认识到了，并在努力进行补救。效果是举世瞩目的。但是，赶上世界潮流，实现政治文明，建设民主法制社会的政改，却相对滞后。这正是胡耀邦等先贤们壮志未酬、抱憾终身的事。只有认真实行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对胡耀邦的最好纪念，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稳定，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使全体中国人真地完全地站起来。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周惠——不唯上　不唯书　只唯实　作者：权延赤

1998年夏日的一天，我请周叔叔——原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周惠同志吃饭，最后一个到来的客人是包头市市长牛玉儒。他抢步上前蹲在周惠同志的轮椅前，握住周惠的手，眼圈泛红地说：“周书记，我当秘书时你送我三句话：勤政为民，实事求是，提高领导能力。那时我才二十几岁，并不真懂，现在当了市长，这三句话一刻也没忘记，越照着去做，体会就越深……”

六年后，牛玉儒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勤政为民，鞠躬尽瘁——论学习牛玉儒精神》。

玉儒同志走后3个月，荐贤者周惠在全党向牛玉儒学习的热潮中，于2004年11月18日在北京医院静静地合上了双眼，他生前最后一次对我说的话是：“我这一辈子吃人民的饭，办人民的事，是人民的儿子；做过错事，没做过坏事；基本上在说实话，办实事；虽一生坎坷，却始终心境平和……”

我哭了。只有一生为民，无愧于人的老人才能像周叔叔这样安详、恬淡地离开这个世界。

现在的年轻人对周惠这个名字可能陌生了；但是对许多老年人来说，他的名字并不陌生。

1959年庐山会议，他一屁股坐到彭德怀一边，被批为“彭黄张周周”。一贯主张“缩小打击面”的毛泽东抓笔从文件中圈掉了第二个周。他对周惠说：“周惠呀，你是被我从里面硬抠出来的。”他对周惠的三哥、江苏省省长惠浴宇说：“惠省长呀，你那位老弟是被我挖墙角硬挖出来的。”毛泽东将周惠勾出了“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同时也勾掉了他的“知名度”。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一生努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的老党员、老领导。

他做过错事。战争中太行山根据地搞肃反，一位张县长是北京来的大学生，被指控为特务，周惠负责审查：“你是不是特务？要老实交待！”张县长说：“周书记，金子是黄的，黄的可不一定都是金子。我真是像特务，可我真不是特务呀！”经过调查，周惠放了这名“特务”，并真诚道歉：“我错了，你是好同志。”文革中，这位张县长又被打成“特务”，周惠不顾身处逆境，对红卫兵说：“几十年前，我们搞肃反搞错了，冤枉了他，你们不要再冤枉好人了。”

大跃进，全国各省都在放卫星，唯独湖南没有一颗“卫星”，被一位中央首长斥为“在中南海是乌龟，在全国也是乌龟……”省委班子吃不住压力，请示：“周书记，不吹看来是不行了……”代理第一书记的周惠说：“湖南不是没吹牛，只是没吹破天，这个乌龟我当了。”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给粮食生产低指标的湖南插了一杆大白旗，周惠又遭到一位湖南籍的中央首长斥责：“妈个×的，给我家乡扛回一杆大白旗！”周惠说：“报喜者给喜，报忧者给忧，这才是妈个×的。插红旗的已经向我这插白旗的讨饭来了，你再骂娘我就不借粮食给这些‘红旗’省了。”这一年，湖南省没有饿死人。第二年，毛泽东到湖南，见农民在举国困难的形势下仍有干饭吃，欣然作诗道 “喜看稻菽千重浪”。他问周惠：“你看形势怎么样？”周惠想了想说：“要让我说，成绩很大，问题也真不少。当然，前途还是光明的哟。”毛泽东凝视他片刻，将手一指：“这次庐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你一定要参加！”周惠的这三句话，成了庐山会议最初纠“左”的基调。

“武将死于战，文臣死于谏”。周惠上庐山的主要观点是：“高级干部办事是要顺民心还是顺领袖之心？全国饿死那么多人，省委第一书记都该各打50大板。”

周惠被划入“彭黄张周周”反党集团，经受批判时，毛泽东亲自召见他，谈了一次话。

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将周惠一笔勾出了“反党集团”，评价说：“老实人，没城府。”彭真也曾叹息：“周惠要是少说几句，下山就是省委第一书记。”

“反党分子”周小舟想向主席“讲清楚”，熬夜写了一封信，请后期上山的省委领导帮忙检查，被断然拒绝，不得已转而求周惠：“老周啊，那只好求你了。帮忙把把关……”周惠明知“沾边”的后果，仍然接过信来尽自己所能，修改了九处。结果，他修改这九处成了日后湖南批斗他与周小舟“狼狈为奸，共谋反党”的铁证，连续几个月不得休息，被斗掉十几斤肉。再与妻子相见时，妻子难过地劝说：“老周，你要想开些……”

“我能想开吗？反我右倾可以，但组织800万人上山大办钢铁，回来就饿死了不少人。”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滚落下来。

周惠被打倒了，一倒就是20年，却又应了民间那句豪言：“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他重新出山，成了“封疆大吏”，出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

“今天这个话怎么谈？”周惠望着昔日的战友，今日的“英明领袖”。华国锋温和朴实地一笑，“天文地理，鸡毛蒜皮，随便扯扯”。“那我说几句大实话吧”，周惠点燃香烟，“华主席，当年搞大跃进可以说是没经验，可你现在怎么又开那么两个会，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你那是画地为牢，自己划牢自己坐进去。多少年了，老百姓还在饿肚子”，周惠将手在脖子上一抹，“你要能搞成，我把脑袋输给你。”

华国锋大度地问：“你去过大寨吗？”

“我不去，我这个人从不‘朝圣’”，周惠动了情绪，“火车都往那开，去了多少人，增了多少产？当年搞人民公社你也知道的，岈山、徐水、七里营，主席讲三个地方三个月有三个30万人‘朝山进香’，结果是3年困难，饿死了不少人。在庐山我就跟主席讲过，我这个人不‘朝圣’。”

“那你要怎么干？”华国锋问。周惠没有回答。他上任一个月后，便做出惊人之举：

“我来内蒙已经跑了十几个旗县，几十个公社。老百姓穷得可怕呀！大队管不了，公社管不了，我也管不了，我看国家也管不了，谁能管？只有农民自己能管：包产到户，让农民自谋生路！”周惠一路考察，一路宣布：“我知道我讲的不合时宜，我是被逼的。我不上梁山，老百姓就要上梁山了。出了问题我扛着！”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包产到户，周惠在党委会上说：“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日报》？只要实事求是，另搞一套就另搞一套吧，最终还是实践来检验真理么！”

十一届三中全会，周惠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回到内蒙，他说：“思想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们要积极培养，大胆提拔那些实事求是，勤政为民，敢为老百姓说真话、办实事的年轻干部……”在他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的8年里，先后提拔了几十名省部级干部，一百余名厅局级干部，延续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牛玉儒就是其中的一个优秀代表。

这便是我所知道的周惠同志，一个终生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爱民为民的老共产党人。

（此文原载《老年文摘》2005年1月3日）

2006年第6期 陈伯达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夺权的　作者：余焕椿

《人民日报》被开除出局

拙文《“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在报刊发表和连载之后，备受关注，说明它有一定史料价值，本人对此感激之至。

2006年是文革40年，粉碎“四人帮”30年，往事历历，纵有诸多难处，历史是不容忽略的。作为“严重灾难的内乱”的亲历者，我感到有责任来写这段回忆录，为《人民日报》多积累一点史料，为关心《人民日报》和关心中国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实情，这是我续写《“文革”前夕的人民日报》的一点心意。

下面这篇文章记录的是文革初发生在人民日报社的两件惊心动魄的事——六一夺权和六一社论。其实这两件事是一回事：舆情骤变，大权旁落。

自从1965年11月1日《文汇报》刊登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社就一直在揣摩上海“气候”和观察吴冷西的情绪、行为和举止中过日子。

编辑部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观察动向，刺探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这两个地方对《人民日报》似有防范和警惕，滴水不漏。有时觅得一点蛛丝马迹，又往往凭主观意愿推断，得出错误结论。

吴冷西仍同往常一样，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他有时突然召开编委会，有时从钓鱼台打电话过来，传达一点中央精神，每一次这样的举动都在编辑部引起不同凡响。有人说“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也有人说“吴冷西是故作镇静”，其实，谁也把握不准。

这个时候，陈伯达、康生、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段时间对《人民日报》——实际上是对中央第一线领导的不满，给此报设置陷阱：遇事撇开《人民日报》，一切重要文章先在别的报上发表，重大决策对报社封锁。因为这样，人民日报社一度对政治动向不摸底，对中央领导意图不清楚，处境十分艰难”。（穆欣:《劫后长忆》第99页）

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统一部署，署名高炬、何明的文章，把主要矛头指向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明攻“三家村”，实攻彭真和北京市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不长，但口气很大，调门很高，充满杀机。高炬文章题为《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说，“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何明文章题为《擦亮眼晴辨明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诬蔑《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两天后，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炮制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宣称《前线》、《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其“最深的根子”，扫荡“三家村”“新闻、教育、文化、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北京、上海舆论同时发起对“三家村”的狂轰滥炸，显然是在配合当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对彭真等人的批判，而挖“最深的根子”的意图也就不言而喻了。以往，像这样的重大举动，总是《人民日报》先发社论或文章，其它报纸转载。现在颠倒过来了，《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其它报纸的文章和社论。这种怪现象，使编辑部大多数人感到吴冷西大势已去，《人民日报》已被“开除出局”。

一夜之间大权落入陈伯达之手

党中央机关报，一旦不知中央的声音在哪里，那种慌乱和不知所措，就像没有爹娘的孩子。面对这种局面，报社人员开始分化，纷纷起来贴大字报，揭发问题，敦促吴冷西作检查。编委会和党委会主要领导仍抱幻想，同群众对立。他们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施加压力，搞起所谓“民主运动”，准备抓“右派”，目的自然是保吴冷西。

1966年5月18日，陈伯达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批评《人民日报》一潭死水，要王揖“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社内部的分化。

领导层方面，保吴冷西出了新招。编委会中胡绩伟提出了著名的“保旗论”，他说“吴冷西是一面旗帜，《人民日报》在风雨飘摇中要同舟共济，保护这面旗帜”。党委会策划的“民主运动”，抓“右派”，有了明确目标：抓“四条黑线”——彭真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他们玩“引蛇出洞”老花招，估计民主运动一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

群众方面，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人民日报》这潭“死水”真的动起来了，陈伯达感到高兴，说“大字报好，是教育自己，教育编辑部同志们的很好的工具”。他提出要批判“保旗论”，并根据大字报点名的情况，提出《人民日报》有一个吴（冷西）、胡（绩伟）、陈（浚）、王（泽民）四大家族，鼓动人们起来把他们打倒。

陈伯达要把“死水”搞成“活水”，并不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夺权。所以，陈伯达要继续对吴冷西施加压力，直到把他压垮。此刻，陈伯达已拥有很大权力，能够为自己制造一次次机会，搞垮吴冷西。

1966年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都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是第一副组长，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再次严厉批评《人民日报》5月5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作的删节。康生指出，这不仅仅是“大报思想问题”，“这种错误同《人民日报》领导人在这场阶级斗争中长期处于中间立场有关”。陈伯达当即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

5月23日，陈伯达又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陈伯达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5月31日，对《人民日报》来说是个灾难性日子。

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召集准备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成员开会，“滔滔不绝地大讲‘文化大革命’的意义。陈伯达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要夺权，‘就要打倒阻挡夺权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伯达在讲话中鼓吹要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把所谓‘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威信扫地”。（《劫后长忆》第104——105页）

下午，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决定派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邓小平说，“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日报》的宣传跟不上中央的步调，许多重大问题都先由《解放军报》报道。外电说现在是军队的报纸领导党中央的报纸，这是极不正常的情况”。他一面批评《人民日报》，一面又鼓励吴冷西振作精神，好好工作。邓小平说，“《人民日报》跟《北京日报》不一样，不要自己把自己置于同《北京日报》一样的位置”。“《北京日报》出了问题好办，是北京市委出了问题；《人民日报》出了问题怎么办？是中央出了问题”。“首都各新闻单位有好的稿件，要无条件地支援《人民日报》”。还说，“《人民日报》的大字报乱哄哄的，以后只能在几间小屋子里面贴”。

《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全都出席了怀仁堂会议。他们当中一些人受邓小平讲话鼓舞，一改初衷，纷纷向吴冷西示好。他们只知道邓小平在讲话中保了吴冷西，可是他们怎能知道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呢？从此，领导成员也不再铁板一块，“四大家族”分化了，各人按各人的人生态度生活，个别的人后来成了报社新主人鲁瑛的“高参”，紧跟“四人帮”。

晚上，人民日报社部门负责人以上干部在三楼会议室已坐等多时，大家相对无言，默默地静候中央工作组的到来。10时左右，工作组组长陈伯达带领王力、关锋、穆欣来到人民日报社，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解放军报》记者处处长朱××、军事宣传处副主编尚××已先期到达，随后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胡痴也赶到报社同他们会合。随之而来的还有陈伯达的“记者团”。这个“记者团”实际上是工作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比后来毛泽东称之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少奇、邓小平派出的工作组早50天。

当天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怀仁堂向新闻界宣布人民日报社工作组名单中，有王力、关锋、穆欣、杨×、钱××、朱××、尚××和上海《解放日报》的两个名额，人选当时还未定，后来才知是鲁瑛和×××。名单中并无唐平铸和胡痴的名字，他们也不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这两个“特殊人物”的到来，立刻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相信这是陈伯达的刻意安排，他需要在文革中态度鲜明、既懂得办报又与军方有密切联系的人来协助他接管《人民日报》。从5月31日起，唐、胡二人天天夜里来人民日报社上班，得到陈伯达的赏识和器重。

后来唐平铸当上《人民日报》代总编，胡痴当上新华社代社长，都仰赖于陈伯达的举荐。

陈伯达慢吞吞地走进会议室，冲着吴冷西和他的部下说：“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原来的社领导不得插手。”吴冷西要发言，刚讲两句，就被陈伯达打断了。他宣布吴冷西停职反省，并把他当作“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批斗，让印刷厂工人把大字报贴到编辑部楼道上来。陈伯达一举一动，无不显示他与几个小时前邓小平在怀仁堂讲的话针锋相对。其用意无非是要向报社传递这样的信息：邓小平救不了吴冷西。

一夜之间《人民日报》便落入陈伯达之手，成为中央文革呼风唤雨、制造混乱和草菅人命的工具。第二天，陈伯达在报社全体人员大会上说，他“在报社搞了个小小的政变”。

从表面看，人民日报社好像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内部反而显得异常平静，除二楼走廊上多了几个陌生人影，工作气氛比往日紧张、压抑外，并无什么特别变化。自从《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来，《人民日报》的老总、编辑、记者苦撑了半年多，现在终于从迷惘、困惑和彷徨中清醒过来：批《海瑞罢官》，并非学术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一场全面夺权的开始。

陈伯达在人民日报社的夺权并不顺利。他低估了吴冷西的影响，低估了《人民日报》编辑队伍的水平和能量。尽管大权被夺，但一些重要部门，像评论、理论等还在吴冷西时代的原班人马手中，他们并不完全听命于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许多有识之士虽无力与其抗争，但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消极抵制或不合作态度，使陈伯达和他的工作组遇到不小的阻力。

渐渐，陈伯达感到《人民日报》6·1夺权不彻底，他曾万般无奈地说：“《人民日报》这个组织5月31日以后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人民日报》不能改良，要革命。”

6月以后，陈伯达已不常来报社，他正忙于策划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于是把联系、领导《人民日报》的工作，交给“文革小组”另两名成员──王力和关锋。王力主要管《人民日报》，关锋主要管《红旗》杂志。这样，彻底“革命”的任务，自然落到了王力、关锋之手。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变“小政变”为大政变，在报社进行全面夺权。

但好景不长，1967年下半年，毛泽东对“揪军内一小撮”不满，提出“还我长城”，引起中央文革小组一片慌乱，王、关便在这一事件中成了替罪羊，从此在中央文革消失。经历几番周折，直到1972年底，“四人帮”在批林到底是批“左”还是批右的辩论中，占了上风，周总理再也无法管《人民日报》，这才完全控制住《人民日报》。

六一没有鲜花只有《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1日是国际儿童节，《人民日报》本应发表社论向孩子们献上鲜花和祝福，可这一天却被一篇充满血腥味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替代了。

社论是5月31日上午，陈伯达在钓鱼台授意钱××、尚××和朱××起草的。起草过程中，“钱××特地加进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关于政权、政变的一段话。钱××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和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于是，社论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第二卷下721——723页）

王力、关锋、唐平铸和胡痴参加了修改，陈伯达最后定稿。社论内容大都是陈伯达和林彪的话，无须作大的改动，只在题目上下功夫。社论原题是《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陈伯达认为题目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撼力和号召力，他大概早已成竹在胸，在纸上写了好几个题目，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这是陈伯达夺了吴冷西权之后，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他称之为“旗帜鲜明”的社论。

但是，使他始料不及的是，社论一发表，编辑部就接到无数抗议和批判的电话，直斥炮制社论的人是牛鬼蛇神，惟恐天下不乱。有一封长达数千字的信，逐段批驳，称社论是株真正的大毒草。此信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使陈伯达警觉起来，感到舆论机关内部不稳。于是，他带着工作组的人，到新华社，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召开大会，鼓动人们起来造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从军队中调干部，以记者名义到中央三大新闻单位去掌握情况，以便牢牢控制。

尽管有抵抗的声音，但太弱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毒素，像瘟疫一样很快蔓延开来，噬蚀灵魂，摧残生命，造成空前大灾难。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中算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单位，从未发生过武斗。6·1社论发表后，人民日报社突然掀起一阵揪斗“牛鬼蛇神”的狂风恶浪，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被造反派揪到五楼礼堂，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此时已被调到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也名列其中。“笑雨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到了办公室取了手提包，疾步下楼。他回到三里河华北局宿舍，但是并未回家，只是悄悄将手提包塞进宿舍铁门，就回身到玉渊潭，让清澈的河水陪伴他离开那个混乱污浊的人世。”（田锺洛：《书生办报——怀念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同志》《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

现代中国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老舍，在腥风血雨中自沉太平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哲学家李达在武汉被折磨致死……谁说得清楚，“横扫”以来，有多少民族精英和知识分子被打死、被摧残致死、被逼自杀身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草和修改这篇“社论”的人，后来几乎无一例外都成了“牛鬼蛇神”，包括陈伯达自己。陈伯达后来“很感叹地说：‘那时候我像发疯了一样！那篇社论起了很坏的作用。责任确实在我，不在别人’。”（《陈伯达传》下428页）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审判员问：“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你组织人写的吗？”陈伯达回答说：“我写的，是我写的。我写的不在于我拿笔写不拿笔写，我口述，我口述的。”“这篇文章的全部责任，全部，不是一部的责任，我都要负担起来。”甚至说：“就凭这篇文章，也可以判我死罪了。”

“6·1社论”后，连续5天，陈伯达主持发表了《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等一系列评论，将“文化大革命”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

后来，当人们谈起“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何时算起时，自然想起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不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大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虽然毛泽东曾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之日算起，虽然提出“文革”政治纲领，向全党发出开展“文革”号召是从《5·16通知》公布之日开始的。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世界变得混乱污浊和没有理性，也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6·1社论”是个分水岭，《人民日报》从此为自己“横扫”出一条罪恶之路——“一月风暴”、“揪军内一小撮”、“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文革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我给陶铸当秘书　作者：宋　群

一

我初次接触陶铸同志是在1948年11月初，沈阳市刚刚从国民党手里解放出来。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作为新华社辽北分社的记者，随军进入沈阳采访。有一天，突然接到沈阳市委办公室负责人薛光军的一张纸条，要我到市委去一趟。去了，才知道要调我担任陶铸同志的秘书。我说，还要到辽北后方郑家屯去取一下行李。他说，来不及了，马上就要随军进关，缺什么衣服，这里补发点就行了。就这样，我来到沈阳市委住下。此前，我只在郑家屯辽北省机关干部大会上，听过陶铸同志的一次报告，与他并没有任何接触。陶铸在文革落难时，造反派曾经质问过我：“你是怎样投靠到陶铸身边的？”我答不出，至今仍然答不出。

第一次见到我，陶铸也没有问什么，知道我没有回后方取衣服，便把他的毛衣、毛裤送给我。他的夫人曾志大姐也挑了几件衣服给我。我说，我没有干过秘书工作，不知道应该干些什么。他说，慢慢就会做了。实际上，作为首长，他对身边的秘书也真的没有什么要求。我除了每天收收发发一些文件、电报，接接电话之外，确实也没有多少事。本来照顾首长生活也是秘书分内的事，可是他不要我管。管理处派来一个炊事员，从处里领东西做饭，其它起居生活，都由两个年龄较大的警卫员袁三民和赵国治管起来了。相反，倒是他经常关心我的生活，每到一驻地，他总是看我住的怎样，有地方吃饭没有，不少时候就同他一起吃饭。这些琐碎的事，今天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秘书就是这样当的吗？

尽管我那时那么幼稚，那么不懂事，尽管我在他身边只有两年的时间，但是，他的一言一行，他对工作的充沛激情，他处事的果断明快，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在影响着我，有的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

二

我随陶铸进关后，第一件工作是，他作为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全权代表，于1949年1月23日先期进入北平城，与傅作义进行和平谈判。这是应傅作义将军的要求，我平津前线指挥部作出的决定。本来，双方的商谈已经进行了多次。在北平的中共地下党与傅方多次接触，尤其是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也对傅作义作过有力的说服。大军兵临北平城下，傅作义似乎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但是，傅作义仍然不放心。他派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先生来到通县，直接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林彪司令员和罗荣桓政委表达愿望：在城里直接与我平津前线指挥部的高层代表见面。林、罗满足了他的要求，决定派刚刚到任的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前往北平。

看起来，此行和平使命，应该是没有什么危险的。然而，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这期间，蒋介石和他的亲信们没有闲着。他们在北平城里修筑简易飞机跑道，达官贵人乘飞机南逃，说客们则纷至沓来。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了亲笔信面交傅作义，要求他带部队撤到青岛，并许诺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传话傅作义，美国今后将抛弃蒋介石，全力支持傅作义，由美派海军来协助傅作义南撤。蒋介石向驻北平城里的蒋军军以上人员发出亲笔信，要求他们“在北平与共军决战”，“不成功便成仁”，或者想方设法“离开北平”。蒋介石还派参谋次长李及兰、后勤总司令部参谋长吴光朝飞来北平，召集蒋系军以上人员开会，许以重赏，劝他们在必要时“只身离开北平”。当然，大势所趋，真正响应蒋介石招呼的实在寥寥。不过，城里城外，蒋介石嫡系和非嫡系部队，有两个兵团、八个军部和下属的二十五个师，共25万人，是个庞大的武装队伍，再加上特务猖獗，有些情况，也不是傅作义能够完全控制的。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陶铸由邓宝珊、周北峰陪同，乘车进入尚未解放的北平城。随行的人员，除了作为秘书的我以外，还有以政治部科长名义随行的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等几个人，真正带枪的只有袁三民和赵国治两个警卫员。

我们一行来到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将军接待宾客的“联谊处”。这里抗战前原是日本驻华大使馆的旧址。庭院十分寂静，铁门边有国民党军队士兵站岗，偶尔还有便衣人员悄悄地逡巡。陌生的环境，戒备的气氛，有点令人紧张。尤其是，进城的次日，《平明日报》发表了中共代表团进城的消息。本来双方的约定是秘密进城，不作报道的。可能傅作义出于稳定人心考虑，有意将消息透露给他控制的报纸。消息一出，当然就会引来更多国民党特务活动。我们为陶铸的安全担心。我安排袁三民和赵国治住在陶铸同志旁边的房间里，要求他们昼夜值班，随时都有一人在陶铸身边。但是，陶铸对这一切似乎并不在意。晚间，他指点着楼下那间华丽的房间对我们说：“知道吗？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派人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二十一条的地方。”他舒了一口气：“这一切都过去了，屈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今后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几句闲话，立时感染了我们，使我们的紧张情绪很快平稳下来。

经过双方谈判协商，确定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为七委员之一，负责对国民党部队的和平改编工作。这之后，国民党部队除九兵团司令官石觉等少数几个人飞离北平外，都随傅开往北平城外接受改编。这又是一个庞大而细致的工作。双方刚刚从敌对状态过来，稍一疏忽便会酿成大的灾难。所以，那几天里，陶铸是昼夜繁忙，一刻也不得休息。每天一大早，他就坐上吉普车，带上身边的警卫员，开到城外，一个团、一个团的向接受改编的部队官兵讲话，讲党对改编部队的政策，强调他们为和平解放北平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并且指明今后方向，留者欢迎，走者欢送。那时各部队多半没有扩音设备，在部队聚集的广场上，陶铸有时站在台上，有时站在部队中间，高声讲话，几天下来，嗓子都嘶哑了。

陶铸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官兵们受到激励，都表示要留下来，为新中国的诞生出把力。但是，也有少数顽固分子和潜伏下来的特务，不甘心失败，仍然伺机捣乱。有一次，四野文工团在为一个改编部队作慰问演出时，几个反动家伙竟往舞台上扔了手榴弹，炸伤了我们的同志。保卫部队担心陶铸的安全，建议他不要在改编部队多的场合下出面讲话了。陶铸拒绝了这个建议。他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正说明需要我们去做工作。受编部队官兵觉悟性提高了，特务分子就无隙可乘了。我们直接与受编官兵们见面，才能有利于他们的思想转变。我怎能仅仅为了避免个人危险就不去做工作呢。”他坚持按原定计划，逐个到受编部队各团去讲话。

对于陶铸来讲，这的确算不了什么“危险”的工作。几十年的战斗生涯，他哪一天不是以这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度过的呢。南昌起义的激烈枪声中，广州红花岗奋战的血泊里，厦门劫狱的惊险搏斗，直到南京监狱的铁窗生活，面对死亡，面对酷刑，他从未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动摇。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英雄本色。

三

在北平和平改编部队的工作甫告结束，他又着手展开了另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经党中央批准，在解放后的北平和天津招收万名大专院校的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是一件富有远见卓识的工作。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加入解放军，不仅为即将解放的广大南方地区准备接收力量，同时，也能为提高我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创造更好的条件。

招收南下工作团员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平津学生中引起报名的狂潮。一些学生运动的精华，都带头申请参加南工团。总团团长是谭政，副总团长陶铸实际负责全面组织工作。在北平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南工团成立大会上，他的精彩演说，使年轻的学员们群情振奋。“到南方去，为全国人民解放出把力”的口号，点燃了青年心上的革命烈火。事过几十年，现在已是古稀之年的那些老学员们，谈起那次大会和那次讲话时，仍然激动不已。

南工团学员们到达长江两岸后，参加了许多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很大的效能。但同时也遇到诸如工作安排、生活待遇，甚至恋爱等等问题。到当年的七八月份，大量学员来到陶铸住处上访，要求帮他们解决问题。最多时一天有三四十人。陶铸当时还兼任武汉市军管会副主任的实际工作，各行各业各个部门的事情都堆在他的面前，甚至《长江日报》每天出版前的大样，都要由他来签发。但是，他仍然抽时间，逐一接见这些学员，听取他们的意见。有些能立即解决的，当即作出答复；有些需要各部门解决的，则让我电话或文字通知有关部门解决。

通过与大量学员交谈，他对学员们实际处境和思想状况作出认真的分析，经过四野党委研究，他执笔写出了《关于争取南下工作团学员参加部队工作的决定》。这又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决策。《决定》确定将六千名南下工作团学员再加上新招收的万余名军政大学学员，分配到部队工作，做到每个连队能有两三个知识分子。指出“这将使我军面貌为之一变”，它“关系到我军今后能否提高文化，提高科学知识，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防军的严重问题”。《决定》中分析这批学员的优点是“绝大多数思想纯洁，有正义感，要革命，有事业心，工作热情很高，还能吃苦，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进步快，思想理论懂得一些”。同时也指出，他们的特点是“英雄主义和自尊心很强，爱鼓励表扬，怕批评指责，小资产阶级幻想很浓，受不了打击与挫折，容易悲观失望。再就是存在着很厉害的平均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思想。对人家严，对自己宽。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过不惯”等等。如何团结教育好这批知识分子，《决定》中说，“我们尚没有经验”，“特别是由于我军是从农村斗争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对知识分子一般的还很生疏与不理解，甚至可以说在相当一部分老干部中，还存在看不起与嫉妒知识分子的思想”，认为“组织上太重视知识分子，将来是知识分子的天下，工农老粗吃不开了”等等。因此，对知识分子“工作上要求太高，而帮助他们的工作做的很差，对生活上不太照顾、冷淡，有的则对他们缺点不是采取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而是讽刺打击，弄得关系很坏，最后是送走了事”。分析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两方面的情况后，《决定》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生活待遇方面、政治学习方面等六条具体规定，要求各级领导加强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把这批知识分子团结好，使用好。

今天重新来阅读这份《决定》，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说，陶铸在当时就对吸收知识分子加强军队建设这个问题，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不要忘记，那是在五十多年前的建国时期，有这样的认识和工作，是弥足珍贵的。

这份《决定》是他亲自调查和执笔写的。现在看来，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自己动手来干这样具体的事，也有点难以想象。其实就是在当时，许多人也认为这很不一般。但是，陶铸却习惯这种“亲自动手”的工作方法。1950年秋天，朝鲜形势紧张，战火已经烧到鸭绿江边。为了教育部队，鼓舞干部战士保家卫国的战斗热情，四野各部队普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育怎样进行？作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又自己动手来写《爱国主义教育大纲》。开始，他请政治部研究室的同志提供一点资料和数字。他的原意是帮他作点资料卡片就行了。不想研究室的同志积极性很高，很快就拉出了一个初稿。他看了，感到不足，就自己动手来写。他还笑着对研究室的同志说：“只要提供些资料就很好了，如果你们把稿子都写得好好的了，那你们就是主任了。”他连续奋战了几个通宵。夜深了，我睡醒一觉，见他室内灯光依然亮着，偶尔又听到他思考时来回轻轻踱步声。他写一部分，我誊清一部分。有时，他又在誊清的稿子上再改，我再誊清。就这样一字一句，终于写出了这份大纲。发给部队，为部队的教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对于他这种工作精神，当时四野政治部的同志们中有一种赞赏，说：“陶主任像一盆火，干什么都是把火烧得旺旺的！”他激情如火，同时也把大家的激情燃烧起来。

四

还应该再讲一讲他到广西剿匪的事情。

1950年末，他奉中央电令，带领工作组到广西剿匪。广西已经解放一年多了，可是匪患仍然很严重。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不下五六十万，成股的土匪也有十五万人。他们袭击公路上的军车，破坏水上的交通。就在他去广西之前的几天，四野司令部几个干部乘坐的汽车还被土匪打了。这时我已调任四野机关报《战士报》记者，随他去广西采访。当我们乘火车到达柳州，换乘汽车到南宁时，考虑到公路经常被土匪袭击，驻军派了一个加强排，在卡车上架起两挺机关枪，武装护送。他风趣地说：“三年解放战争，往来战场上，与国民党打仗，我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待。这次胜利打回南方来了，没想到倒要武装护送。”说是风趣话，实则他的心情是极为沉重的。解放都一年了啊，我们怎么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呢。

一路上，他每到一地，就与当地的军政领导细谈，了解情况，分析研究，寻找匪患难以消灭的原因。到达南宁后，工作组的同志分头下去，他也带着几个人到连队和农村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时，他已把广西匪患的主要问题弄清楚。于是，在广西区党委会上，他果断地指出，必须首先坚定地纠正剿匪政策上的宽大无边。他说，由于我们政策上的失误，已经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并被土匪利用。不少土匪被抓到后，说是“宽大教育”，没有几天就放了。有的土匪抓抓放放达五次之多。结果是土匪不怕被抓，可为我们提供情况的群众和当地的干部却大量被杀。有的土匪残酷地杀害给我们报信的群众，当众用刺刀把他们的胸膛破开，挑出心肝，炒来下酒。群众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过去不到一年里，土匪杀我干部群众六千余人，而我们镇压土匪只有二万余人。他说：“这难道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没有严厉地镇压，谈什么‘宽大教育’？对那些罪行严重的土匪，抓了，要公审、镇压！让群众信服，也让土匪畏惧。对于散落民间的枪支，限期收缴，以避免为土匪武装制造条件。”

正是由于政策上的改变，再加上军事上的重点进剿和驻剿相结合，发动群众一起剿匪，局面迅速改变。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1月中旬，三个月内消灭土匪十多万人。接下来，又在农村中普遍进行剿匪反霸，打倒土匪的后台，挖掉土匪的根子。终于，到1951年“五一”前夕，广西全境土匪已被肃清，党中央通令表彰。

五

当然，讲到往事，我们也不必为尊者讳，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陶铸的一生，也并不是处处功绩，事事辉煌。他工作中也有失误，思想上也有困惑，性格上也有弱点。实际上，这些也就不可避免地铸就了他后半生中一些悲剧性的经历。

比如，在农业合作化和后来的所谓“大跃进”中，作为广东省的第一把手，无疑也同全国一样，头脑发热，为生产和生活带来了重大损失。陶铸从来工作是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比较注重从实际出发的。在1956年1月31日的广东省委扩大会议上，他曾就全省农业合作化发展到高级社的步骤上，提出一个稍稍符合实际的规划，即第一年（1956年）发展到28%；第二年达到80—90%；第三年扫尾。据时任广东新华分社社长的尤淇回忆，本来陶铸坚持的这个稳步规划，事隔不久却被突破了，不到半年时间就由30%发展到50%，这时出现了一些社员杀猪、宰牛的现象。尤淇对这种高速发展的高级社报道上有些迟缓、压缩。陶铸当面批评他：“你对高级社的报道为什么这么消极？”陶铸为什么由慎重到着急？原来毛泽东的一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小脚女人”狠狠地“猛击一掌”，使全国立即形成了合作化热潮，各省形成了连篇累牍地进入高级社的报道竞赛。尤淇说，干工作从来不肯认输的陶铸坐不住了，他当然不愿当“小脚女人”，他“身不由己”地卷到这个“高潮”之中。原本计划在1962年完成的全省农业合作化计划，提前六年匆匆于1956年宣布完成。接着又同全国各省一样，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历史已经证明，它给农业乃至全国经济带来的破坏和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与人民公社化一起哄起的是生产上的浮夸风。全国到处大放生产“卫星”，广东也不例外。连县星子乡北庄放了一颗“卫星”，把六十多亩即将成熟收割的禾穗堆在一亩田里，加上重复过秤，竟放出了一颗30218公斤的粮食特大“卫星”。在这种处处虚假的产量“卫星”烘托下，又提出全省的粮食产量要由1959年的300亿斤，增加到400亿斤或500亿斤。一切“奇迹”似乎都可以产生了。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了：“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这也是他一生中很“著名”的一句错话，是他以后多年里沉重地反复向群众检讨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后果是，多吃粮，高估产，多征购，以及随之而来取消自留地和农民家庭副业，全民吃食堂，共产主义的“穷过渡”等，使广大农民陷入了深深的灾难之中。

不切实际的充满幻想的“大跃进”比赛，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距越来越远，陶铸的思想困惑也越来越重。当时《人民日报》驻广州记者林里回忆了这样一段经历。1959年2月底到3月初，党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出名就出名在这次会议开始比较冷静地发现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但是，会议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甚至连当时正在广大农村进行着的“反瞒产斗争”还在继续着（所谓“反瞒产”，就是认为粮食是有的，只是隐瞒不报）。会后，陶铸到广东四会县调查。他轻车简从，直接到农民群众家里调查。他的秘书汤龙夫，没有通知县社干部，出了县城，直奔农家查看米缸、谷仓。米缸是空的，谷仓也是空的。说是粮食都集中到公社食堂去了，家里连给婴儿煮糊糊的米都没有了。在一户农民家里，汤龙夫看到锅灶上正在冒着蒸汽，走上去想去看看煮的是什么。女主人抢先一步，挡住了汤龙夫，没有好气地说：“看什么，锅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背过身去，又顺手揭开锅盖：“要看，给你看个够！”锅里确确实实煮的野菜。

这种令人落泪的事实，后来陶铸同林里、汤龙夫又到台山、南海一带视察时，几乎到处可见。这时的陶铸，沉重如铅的心情，已经无法再按照上面布置去搞什么“反瞒产”斗争了。他给中央写了报告，一语道破：“没有那么多粮食！”他在报告中分析说：1958年报产报高了，征粮过头了；其次，农民集中到食堂吃饭，浪费了不少口粮；第三，他还承认不适当地提倡一日三餐干饭，敞开肚皮吃饱，又造成大浪费。为此他建议：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减免高征购。他说，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关系相当紧张，要是再反下去，反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还说，农民家无隔夜粮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陶铸在大跃进中的思想矛盾和困惑是：既不甘后人，坚决执行来自中央的诸多指示，又每每在农村实际调查中遇到完全相反的情况，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最后，拿出了有关停止“反瞒产”斗争的报告。现在看来，这也许很简单，实事求是嘛！可是，在当时那种气氛下，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恐怕还是要有点勇气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份报告没有给他带来严重后果。那时候，毛泽东也已经感到农村粮食不够的问题了。看了这份报告，毛泽东于1959年4月27日写出了一份《假话一定不可讲》的党内通信，印发给省、地、县、社的同志，还破例规定将这份文件发到基层小队长。通信中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信中甚至号召生产队的小队长“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的可能性。”

陶铸是幸运的，他的这次报告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之后不久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讲了真话，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彭德怀一封有关农村问题的信，引发了一场反右倾斗争，终于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直到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鲜为人知的是，庐山会议上，陶铸也是被点了名的。在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进一步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时，毛泽东指着彭德怀说：“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以信（指彭德怀给毛的信）为代表，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所谓“同情”，就是陶铸在批判彭德怀的长篇发言中，表示了自己的一点看法：“彭总的信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开展讨论，起了好作用”，还说“应该提倡彭总的那种不隐讳自己的意见，大胆地讲出自己意见的精神。”这自然是不能允许的。所幸的是，最后陶铸没有被划到彭德怀反党集团中去，躲过了一劫。由此，他的心情如何，也就不难揣摩了。

1959年9月，已经调离广东多年的新华社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在体育馆偶然见到陶铸，说：“三年没见到你了，你的身体还挺好！”这本是一句极为寻常的问候话，想不到却引起陶铸的一连串嗟叹：“好什么，老了，一身是病！”他那时才五十出头。尤淇说：“你一点也不老嘛！”陶铸半晌才说：“尤淇，个中情况，你不知道，现在的事，真是难啊！你是搞新闻的，你不见现在报纸上登些什么？一天一个模样，一天一个花头，叫人无所适从，怎么也赶不上，催人老化！”那时他刚从庐山会议上下来，有许多事是属于高级机密，他当然不可能对尤淇谈。但是他沉重和苦闷的心情，却也难以控制地溢于言表了。

这里还要谈到的是，陶铸一生最大的失误应该说是在广东组织领导开展的两次“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两次斗争中受到迫害的古大存、冯白驹等同志，前些年已经得到了平反。曾志在世的时候，曾对来访的《当代中国的广东》编纂委员会的同志说：“冯白驹、古大存长期坚持革命斗争，对广东是有贡献的。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曾志说这话时，陶铸逝世已经多年。相信，如果陶铸还健在，经过多次曲折和磨难之后，以他的个性，他定然也会像曾志一样，实事求是地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

六

《陶铸传》中说：“他（陶铸）一贯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指示，对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性从未有过怀疑和动摇。”当他发现实际工作中有问题时，他也总是把问号往自己身上打，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责任。他不仅把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完全放在领袖一人身上，把个人的安危得失也放在领袖一人身上。即使在自己遭受到错误批判和不公正待遇时，他也总是认为那是“误会”，或者是别人在毛泽东面前讲了坏话。陶铸在被江青一伙“揪出来”并指责他为“最大的保皇派”时，他还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毛泽东对他的“保”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陶铸突然发难之后，只隔一天，毛泽东与他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态度十分亲切”。会见后，他回到家中，高兴地对曾志说毛主席保了他，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可是谁又想到，此后他的遭遇是造反派开大会对他的批斗（曾志陪斗），失去自由，连电话也拆除了。每天从早到晚，包括睡觉时，都有卫兵站在身边。这时候，还谈什么“申诉”、“辩白”！

令人唏嘘的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被关的几年里，他还在认真地读那本《名臣录》，从古代的那些忠臣名将中寻求支撑的力量。在庐山会议上，他曾亲笔写信给黄克诚，劝说自己的这位老战友“检讨错误”，信中说：“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贤之书，一个人立身于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于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洁’之妇。”作党的“忠臣贞妇”，这是他至死不渝的信念（尽管此时的“党”已经同领袖一个人划了等号，“反党”与“反毛泽东”作为罪状是相提并论的）。当他带着严重病患，被赶出中南海遣送安徽合肥时，临行前还深情地嘱咐曾志：“我怕是难见到亮亮了。你看到她，要告诉她，爸爸对不起她，让她受委屈了。但是爸爸在政治历史上是清白的，是对得起她的。希望她要坚强，要紧跟毛主席好好做人……”这以后，只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就不幸含冤去世了，终年只有61岁……

（责任编辑致中）

2006年第6期 一个中学生向毛泽东上万言书　作者：陈定学

40多年前，我国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而我也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在1961年的夏天，我曾给毛泽东主席写过一封长达数万言的信，后来批判我的人都把这封长信贬称为“万言书”。一个小小的初中学生，为什么要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上“万言书”呢？这个“万言书”又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上“万言书”

我的祖籍虽是河南省孟州，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随父母来到河南省西部的一个小县城渑池。在小学的时候，我就亲眼目睹了“五七年反右斗争”、“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炼钢铁”、“大食堂”、“大锅饭”、“放卫星”等各种各样的运动，这些运动不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也留下了若干困惑。1959年，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渑池县第一中学。虽然那时高音喇叭里仍然在高唱着“1959年呀，更是个跃进年……”那样的革命歌曲，但是“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显现出来，群众生活出现了困难。到了1960年，由于严重缺粮，群众生活已经出现了更大的困难，人们在“大食堂”里只能喝上如同清水一样的稀汤，而饥饿的人们也不得不用野菜、树叶、树皮以及玉米芯做成的“淀粉馍”来充饥。我们在学校也是整日饥肠辘辘，那时我们班几乎每一个学生的抽屉里都放着两个小瓶子，分别装着辣椒和盐，饥饿难耐时就冲一碗咸开水来充饥。有的同学因为饥饿竟离开学校外出“盲流”，渑池的街头也经常可以见到一群群逃荒要饭的妇女与儿童。由于长期营养缺乏，那时有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而在渑池的一些农村也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失去了生命。

那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初中学生，但已经读了许多马列著作以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著作。那时我们在学校受到的几乎全是正面教育，老师、教科书以及报纸都在言之凿凿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我国的形势“一片大好”，“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天堂”……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还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疑问、矛盾与困惑使我陷入了思考之中。1960年，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忧思》的小诗，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

苦苦思国事，切切忧民生。

夜阑不能寐，年少发如翁！

在我们国家出现如此严重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那时我觉得问题的根源极可能在基层干部，由于一些基层干部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党中央和毛主席无法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所以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于是我想到直接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把下面的真实情况反映上去。一想到给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写信，我的心中又不免产生了许多顾虑和担忧，因为在那个年代，直言往往获罪，说真话常常挨整，战功卓著的彭德怀元帅就是因为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而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不少老师就是因为讲了几句真话而被打成了“右派”，像我这样一个地位卑微的中学生，又会落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批判、斗争、打“右派”、住监狱……一想到这些可怕的后果，我不寒而栗！但是，当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些在饥饿中挣扎的老人和那些逃荒要饭的妇女儿童的时候，我的心又久久无法平静。那时的我年轻、纯真、热情，对祖国和人民满腔热血、一片赤诚！我十分赞赏顾炎武的名言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岂能为了个人安危而装聋作哑、不管不问！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终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又充满风险的决定：上书中央，向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那时我在一首《述怀》诗中曾这样写到：民苦已若此，我身安足言！

一腔热血写“万言”

那时我觉得上书中央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所以反映的情况一定要真实可靠、确凿有据。为了掌握更多的真实情况，我决定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我的调查首先是从学校开始的。由于那时我在渑池一中担任学生会主席，与同学们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所以通过同学们了解情况十分方便。渑池一中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县各个乡村的农村同学，一提到农村中出现的困难，每一个同学都向我倾诉了他们的父母兄妹在农村的困难处境，倾诉了某些基层干部粗暴恶劣的工作作风。记得有一位十分老实内向的农村同学，说起自己的母亲正因病饿交加而生命垂危的时候，竟失声大哭起来。也有一些同学让我看看他们从家里带来的“干粮”，竟是一些掺有少许谷糠的野菜团！

为了保证我所了解情况的真实可靠，我又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发现问题更为严重，有许多生产队都严重缺粮，集体食堂经常无米下锅，农民们吃的常常就是大锅野菜汤，但是有一些公社或大队干部却利用职权在集体食堂里偷偷烙油馍，大吃大喝，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渑池县有一个笃忠公社，公社干部为了争先进、“放卫星”，虚报产量，谎称小麦大丰收，但是由于实际产量极其有限，所以在上缴公粮时只好把农民们的口粮也上缴了。结果笃忠公社荣获了国务院的奖状，该公社的农民们却不得不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有不少人由于严重营养不良而失去生命。渑池的许多乡村田园荒芜，人弱马瘦，问题相当严重。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尽快地解决这些问题呢？我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当时在农村实行的那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很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几乎绝大多数的农民都赞成“包产到户”，一位老贫农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咱农民世世代代都是靠地吃饭，只要国家把地包给咱们，保管老百姓不会饿肚子，保管国家的粮食库满仓流！”

那时“包产到户”正受到严厉的批判，批判者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变相单干”，就是“复辟倒退”，可是为什么广大农民都拥护它呢？为了从理论上彻底搞清这些问题，我又专门学习了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论述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学习了政治经济学、中国通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农学史等许多著作。通过这些学习，我认识到中国现在所推行的这种“一大二公”式的生产方式超越了当前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是一种“左倾幼稚病”，而“包产到户”这种生产方式却有可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可能是一种比较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较好的生产关系。

经过将近一年的准备，在1960年北风呼啸、滴水成冰的春节期间，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屋，哈着冻僵的双手起草“万言书”。我忘掉了饥饿和寒冷，奋笔疾书，通宵达旦，经过十多个日日夜夜，终于写成了数万字的“万言书”初稿。1961年，在功课之余，我花费了几个月时间又对初稿进行了细心推敲、反复修改，并几易其稿，最后定名为《论现阶段的中国社会》。1961年的暑假期间，我请几位要好的同学把“万言书”抄写了数份，并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分别寄给了毛泽东、当时的农业部部长和中南局领导人各一份。为了避免信件被当地截留，寄给毛泽东的那一份“万言书”，是托一位已经考上了河南医学院的高年级同学从省城郑州发走的。

我的“万言书”

我的“万言书”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在“万言书”的第一部分，我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还附有在农村流传着的一首民谣：

大干部吃死吃活，

小干部偷偷摸摸，

做饭的将就能过，

社员们饿死饿活，

毛主席在北京不知不觉！

在“万言书”的第二部分，我分析了造成这些困难局面的主要原因，我尖锐地指出：“1957年的反右斗争，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真正向党提意见的好人，结果导致人们明哲保身、不敢讲真话。”“1958年的大跃进是左倾，是揠苗助长，对中国的经济是一场浩劫。”“1958年，中国开展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风行‘争先进’的浪潮，基层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策指导，再加上县、专区及省领导的‘规定任务’，使基层干部产生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作风，为了求得表扬和不致被打成‘右倾’、‘小脚女人’，浮夸风这个江湖风气开始在干部中滋长起来。基层干部摔了群众的锅，砸了群众门上的锁，共产风刮起来了。为了‘当先进’‘争表扬’，许多干部作风粗暴，甚至打骂群众，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1958年留给我们的一条最为重要的教训。”

在“万言书”的第三部分，我提出了一些解决困难的建议，这些建议分别是：

（1）建议“改革当前的生产方式，采用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经济手段来发展生产”，而这种“最有成效的经济形式”就是“定产包产制”，即“包产到户”。我从八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我指出“定产包产制”最符合“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能最大限度地促进粮食增产，能以最快的速度扭转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局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在“万言书”中我还特别引用了列宁在《中央的政治活动》一文中的一段话：“只要大规模的机器生产还没有改造农民一天，就应当保障农民有自由经营他们事业的机会。”

（2）整顿干部作风。我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群众对干部的工作作风，特别是对一些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意见很大。在“万言书”中，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干部作风中所存在的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作风粗暴、强迫命令、打骂群众以及贪污集体财产等严重问题。我除建议对干部作风进行一次集中整顿，还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干部作风的机构——“政治部”，负责搜集人民群众对各级干部的批评和意见，督促、检查并及时处理干部队伍中出现的各种作风问题，对干部进行经常性的作风教育，以便从根本上解决干部的作风问题。

（3）大力发扬民主，让广大群众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我在“万言书”中建议：“在基层的每一个单位，例如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商店……都可以建立一个群众管理机构，可以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或群众大会，参与管理本单位的工作。”另外还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专门搜集群众意见和建议的机构，使下情得以及时上达。

（4）纠正当时在中国文化思想界出现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现象，建议充分调动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积极性，让他们真正反映现实。

（5）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纠正“运动热潮主义”，尽量不搞运动。

悲惨的结局

我的“万言书”发出之后，心情十分紧张，我不知道它将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几个月过去了，似乎一切风平浪静。但突然有一天，校长把我叫去，问我是否曾给上级写过一封信，并仔细讯问了信的内容。我一一回答了校长的提问，并说明了自己的观点，最后校长也没有说什么，就让我回去上课了。后来才听同学们风传，好像是上级派人来渑池调查，但由于我当时年纪较小、成分不错，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所以没有做出什么处理。

1962年9月，我初中毕业后顺利考入渑池高中。进入高中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那时学校也成了“反修防修的大课堂”，在这样的“大课堂”里，既不乏热衷于大搞阶级斗争的领导人，也不乏靠反右起家的“运动骨干”教师，更不乏靠打“小报告”抬高自己的“学生积极分子”，而像我这样一个喜欢独立思考、又敢于直言的学生，必然会成为他们进行“阶级斗争”的重点对象。1965年冬，灾难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渑池高中的校园里贴满了批判我的大标语与大字报，我被扣上了“替农民叫苦”、“对现实不满”、“攻击三面红旗”、“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等种种罪名，横遭批判斗争。我被打成“小彭德怀”、“小反革命”，被开除学籍、团籍，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年仅18岁的我就开始走上了一条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离开学校的第二年，文革爆发，我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涂黑脸、挂黑牌、住牛棚、捆绑打骂、游街示众，受尽了折磨与打击！我在农村劳动改造了8年之久，后来又到一个煤矿下井挖了3年煤，那时的我不仅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而且在生活上动荡不安，经济上穷困窘迫，四处碰壁，工作无着，厄运不断，度日艰难，几乎是处在一个山穷水尽的人生绝境之中！

当时遭受打击的还不仅仅是我，有不少同学也受到了牵连，那些曾经给我提供过材料、曾经带我下乡搞调查、曾经帮我抄写“万言书”的同学们都被打成了“陈定学小集团”的成员，他们多次被批判，被迫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1965年高考时，学校在这些同学的政审表中填上了“不宜做革命接班人”之类的结论，致使这些同学都未能考上大学，而这些同学大都是一些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实在令人惋惜！回到农村后，这些同学又被看作是“有政治问题的人”，被打入了“另册”，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待遇。孟新顺同学学习刻苦，又写得一笔好字，回到农村后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感到生活无望，最后竟卧轨自杀了！张克祥同学热爱文学，曾立志当一名作家，但高考落榜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刺激，他患上了精神病，竟成了一个衣衫褴缕、蓬头垢面的“疯子”，后来也上吊自杀了！这些同学的悲惨遭遇，实在令人心酸！

当年我们都是一些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抱着一颗赤诚之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出一些建议，没有想到竟会惨遭打击，没有想到结局竟会如此悲惨！20世纪70年代末，“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国发生巨变，拨乱反正，乾坤扭转。1979年，我们这起持续了14年的冤案终于冲破重重阻力得到了平反。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俯仰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中学生们如今也都变成了两鬓如雪的老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令人欣慰的是，历史必定会对所有的功与过都作出最公正的结论与评价。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从“起朱楼”到“楼塌了”　作者：雷　颐

从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起，到1949年国民党仓惶逃离大陆，国民党在大陆度过了五十五个春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中，它从一个仅二十余人的秘密小团体成为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巨大政治力量、经过种种曲折终成统一全国、拥有最强大武装的执政党；但在权力达到顶峰时，它却轰然坍塌、黯然离去。回首这一段历史沧桑，不禁使人想起《桃花扇》中的名句：“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兴衰每每令人慨然兴叹，但感叹之后的深思，恐更有意义。

“革命党”与“执政党”

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认真看待。其实，这却是中国历史舞台一出全新之剧的序曲，当然也是剧中主角国民党的开端。

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的成功与其说是革命党人的“制造”，勿宁说是由于统治者统治无方、使社会矛盾长期积累酿成社会危机，面对危机又处置不当的结果。兴中会成立的时候，正值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惨败。不久，希望在体制内改革、变法的维新派被清廷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血腥镇压，这就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体制外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拒不变革，使清王朝丧失了“一线生机”。其后，各种革命小团体大量涌现，终于在1905年汇集一处，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同盟会一些领导人甚至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在1912年3月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其他四小党的国民党在北京组建。但历史表明他们确实过于天真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下，政党政治终成幻影。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正式拉开帷幕，第二年3月，选举初步结束，国民党赢得了国会议员竞选的胜利。国民党在国会选举的胜利，无疑是袁世凯独裁的一大障碍。因此，他暗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从而引发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只两个月，组织涣散的“二次革命”即告失败，也宣告了中国初试“政党政治”的失败。

事实说明，在革命刚刚成功、一切尚未稳定时即匆匆取消“革命党”确是革命党人的重大失误。不过，他们提出的从夺取政权的“革命党”到掌握政权后成为“执政党”这种转变的意义，却不能完全忽视。

“一党治国”

在总结革命失败教训时，孙中山认为主要是由于国民党“徒以组织号召同志，但求主义之相同，不计品流之纯糅”，“故当时党员虽众，声势虽大，而内部分子意见分歧”，“徒眩于自由平等之说，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耳”，“至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此，他着手重组革命党时便强调“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党员必须绝对服从他一个人，入党时还要按手印。

对此，他的战友黄兴认为党员在誓约上写明服从孙中山再举革命已是不平等，而还要按手印则是人格侮辱，因此坚决反对。平心而论，孙中山本意是为扭转国民党的涣散、软弱，出于公心，不如此确实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然而黄兴等人的反对也确有道理，因为誓言规定只服从领袖，当领袖是出于公心时固无问题，但当领袖变质或更换时，领袖究竟仍是大公无私还是抱有个人野心则无法保证。或许，这是“革命党”不得不面对的“两难处境”。

对于未来的治国方式，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纲领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一党治国”模式：“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这种治国模式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之深之远，此时恐无人料及。

但如何将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革命党”付诸实行，孙中山毕竟毫无经验，因此“中华革命党”不仅无法夺取政权，本身亦渐式微。从1916年到1922年，中国政治一片混乱，陷入军阀割据之中。孙中山两度联络部分军阀“护法”，却都因军阀背叛而惨遭失败。在极度困难之中，他在1919年10月将越来越不景气的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虽对中华革命党的章程作了一些修改，但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仍与中华革命党一样，规定：“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时，以极富组建革命党经验的列宁为首的“第三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了援助之手，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开始了自上而下较为严密的组织建设和党军建设。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的北伐正在乘胜前进，两党矛盾空前尖锐，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国共合作破裂，开始了血雨腥风的“十年内战”。

在这十年间，国民党建立起了一党独裁的政体。1928年，国民党就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虽然规定“五权分立”，但各部门组成人员全部为国民党员，并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初步确定了国民党对政权的控制和垄断。而相继出笼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规定国民党总揽一切权力，公民和其它一切政党事实上不得享有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所有政治权利。以后颁布的各种条文、法规规定国民党以外的任何其它政党都是“非法党”。1929年国民党“三全”大会对国民党“一党治国”的解释是其独裁的基本“理论”：“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识与经验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婴儿；中国国民党者，即产生此婴儿之母；既产之矣，则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而训政之目的，即以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还之政，为其全部之根本精神；故训政纲领开宗明义即以中国国民党依照建国大纲，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因此，国民党要“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规定“于必要时，得就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民党、拥护“三民主义”。

从1929年到1931年，又进一步确立了“领袖”蒋介石的独裁地位。总之，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行政、立法、司法、人事、监察等全部权力都归国民党独有。

国民党的这些规定，通过特务体系和保甲制度得到贯彻实行。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产生、组成，以后发展成为“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系统。特务活动延伸到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系统，造成全面恐怖。同时，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从1928年到1934年，保甲制逐渐严密。“保甲”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基础政权组织，对国民实行“管、教、养、卫”。即清查户口、监视居民，一户犯罪、各户株连，实行“党化教育”，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并以“自卫”的名义进行军事训练。

通过这些措施，国民党一直实行严酷的独裁统治。

“胜利的灾难”

虽然国民党一直采取种种办法镇压“异党”，但以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异党”一直未被其消灭。而且，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严重，要求全国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要求、呼声越来越强烈。1936年年末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国共再次合作，也为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独裁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停止了对异党的镇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党派实现了局部合作。国民党释放了一些被捕入狱的共产党员和一些因反对蒋介石被捕的民主进步人士，允许各地成立抗日救国团体，放松了对新闻出版物的查禁，《新华日报》等共产党报刊可在“国统区”公开、合法发行。特别是1938年7月国民党邀请各党派人士“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成立，更表明国民党受到抗日民主浪潮的正面影响和冲击。

虽有此种种变化，但国民党并不想放弃“一党独裁”的基本政治模式。因此，它实际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在1944年秋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因为这一主张是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制的彻底否定。抗战胜利后，在国共的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仍把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争取民主政治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

以后的历史表明，这可能是历史给国民党提供的“一线生机”。然而，国民党被抗战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白白丢失。

1945年8月15日，中国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普天同庆。这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大规模反侵略战争中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在抗战期间，以英、美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为先导，百余年来列强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被废除，被日本强占半个世纪的台、澎列岛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国在联合国任常任理事国，百年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为“五强”之一……这一切，不能不令人欣喜万分，也不能不使国民政府、国民党的威望突然高涨，达到多年未有的高度。抗战胜利，确使国民党得到一笔巨大的政治财富或曰政治资本。然而，就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国民党的威望却一落千丈，并就此埋下了几年后失败的祸根。何以至此，的确令人深思。

一切，都源于对“敌产”的接收。

日本的失败，使国民党突然面对一笔巨大的财富。按说，对敌产的接收，应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军政大员接管沦陷区敌伪政权全部政治、行政和军事机关及一些日伪所拥有的公、私产过程。具体说，要对工厂、公司、办事处、仓库、住宅等查封清点。查清财产多少，属谁，来源等，该没收的没收，该还原主的归还原主。应有统一机构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但国民党的接收却是多头齐下，互相争夺乃至冲突，谁先抢到就是谁的。如9月上海成立了“敌伪机关及资产接收委员会”，但10月又成立了“不动产处置委员会”和“敌伪侵占平民工商企业处置委员会”。以后各种有关机构越来越多，如第三集团军、海军总司令部、国防部、经济部、粮食部、上海市政府等都有自己的“办事处”负责接收。各机构后面是不同利益集团，代表不同集团的利益，各有各的后台，根本无法统一。一些部门将“敌产”贴上封条，另一些部门来后撕下原封条，换上自己的封条。有时竟然架起机枪，武装相向。在许多地方只能靠日、伪军维持秩序，甚至谁只要有一两杆枪，就可以军管之名横行，以搜捕卖国投敌分子为名，抢占房产，强行抓人，“接收”各种财富。在这种情况下，本来有关规章就不健全，实际完全无人执行。如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法令，宣布一切由日伪政权登记、注册的土地契约全都无效，但迟至一个月后才公布清理敌有土地专门条例。这一个月的“空白期”使许多“接收者”鲸吞大量土地，后来者自然也不甘心，所以这个“专门条例”只是一纸空文。敌伪的许多财产其实是掠夺中国公民的私产，理应归还原主，但“接收”者往往找出各种理由拒不归还，甚至将其盗卖。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国民党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又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加便利。湖南省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省芜湖警察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市被接收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此种情况，国民党最高层当然完全清楚。所以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当时是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因此“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破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决议”列举的几十条“改革措施”，其中一条即“清查战时暴利之财富，课以重税。清查不法接收人员之赃产”。《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提出要“实行一次大扫荡的运动，从党里逐出官僚资本的渠魁，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正式宣告官僚资本的死刑。”稍后，《中央日报》又发表题为《向官僚资本主义宣战！》的文章，甚至主张要用调查、告密、陈报、清查等方法尽快查明“谁是战时暴利者”、“谁是不法的接收人员”。

这些“决议”、文章其文字何其冠冕堂皇、正气凛然，但历史证明这些其实都是“满纸荒唐言”，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孔、宋家族是公认的最大的官僚资本，谁敢动其一根毫毛？“利益集团”是此时的国民党无法克服的顽症，因为它在党内坚持领袖独裁，对外拒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提出的以“联合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政治制度。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它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失尽的国民党，在随后中共领导的人民与国民党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政治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政治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此诚国民党的悲剧，更是历史的吊诡。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历史，不是没给国民党机会，而是国民党自己一再拒绝了历史的赐予。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6期 一九三一年全国大水灾　作者：郭洪业

1931年发生的全国大水灾，让处于多事之秋的中华民族几近于 “九死之绝境”。

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这一年南方的雨季来的很迫切。4月下旬，广东连日大雨，东、西、北江潦水同时暴涨。进入5月后大雨开始遍及全国，珠江、闽江、长江、淮河等流域雨量较往年明显偏大。长江水位上涨，江潮格外的猛烈，预示着这是一个水情不平凡的一年。

6月福建出现了大规模的降水，连绵的大雨使闽江洪水暴涨，福州市大水漫入，全市除东北部分地势稍高而幸免外，其它地方尽成泽国，许多房屋经不住大水浸泡纷纷倒塌，很多居民或为水溺、或为屋砸，死伤惨重。

广东三江警讯连月，7月1日，广东三水县各地大堤竟在一日之内数处溃决，四万多人顿时为水所困，溺饿而死的灾民达四五千人。7月12日，广东源潭、清远的防线终于被无情的洪水撕开了计达数千丈的缺口。房屋倒塌者不下万家，30，000多难民无家可归，粤韶铁路被冲断，损失达100万元以上。

贵州沿河县“风雨大作，洪水暴发，纵横百余里之田土房屋，悉被漂没”。威宁“天降冰雹，田禾各物，均被打坏，秋时洪水暴发，土皮多被拆去”。全省被灾者计达20县之多。青海西宁“迅雷巨雹，狂风暴雨，酿成亘古未有之奇灾，全境禾穗被打”。全省受灾达12县。

7月24日，安徽芜湖的凤林、麻浦两大圩为汹涌而来的大水冲决，20万亩良田顿时为滔滔洪水所吞没。皖北淮河水势大涨，阜阳县被淹5万多家，淹死2，000多人。寿县县城陷入一片汪洋，难民坐于城墙上可以洗手涮足。颍上、凤台等县濒河地区尽被水淹。怀远“河湖倒漾，平地行船，水翻堤坝”。五河县“暴雨狂风，兼旬不息，以至遍野之洪流，又猛涨五尺有余，全境泽国，巨浪滔天，一望无涯，决无半点干土”。

在浙江，余杭大雨连日，六天不止。苕溪水与堤平，全城各处尽成泽国。富阳“27日起狂风暴雨，雷电冰雹，历时十余分钟，县政府房屋及民房田禾，均被雹击损毁”。太湖一带因雨水过大，一时排泄不及，水位大涨，环太湖各县损失惨重。

镇江、丹阳七月份降水平均在550毫米以上，江水暴涨，江潮潮位高达7.82米，江潮涌高倒灌，河水陡涨，其情景“为数千年来所未有”。

南京城也为一片汪洋所包围。京沪线铁路龙潭到栖霞段被大水淹没冲断，京杭公路被大水冲的千疮百孔，无法使用。电话线路多日不通。作为我国最为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的津浦路也为洪水冲断，持续54天不能通车。南京下关一带的4，000多棚户被江水冲毁，“成人鹄立水中，呼天喊地，小孩则啼哭不已，栖身无所，饥来无食，寒来无衣”。水西门外的沙洲圩也被水冲破，棺木漂流水中者，达800多具。

东北黑龙江、辽宁等省份也出现了灾情，至此全国几乎陷入无地不灾的严重局面。7月30日，救灾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呈文蒋介石和行政院报告说：“此次被水灾区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16省，灾民至少在5，000万以上……灾民不死于水，即死于饥，其惨状实为近百年来所未见。”

8月2日，防卫汉口市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单孔桥溃决，汉口全市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达三四尺深。居民在睡梦中惊醒，扶老携幼，仓皇逃避，时人记载：“富者重资雇佣（车马），冀免其鱼之戚，贫苦之壮者泅水而逃，至于老弱妇幼，则拽杖挽臂，且行且泣……一路呼天撞地，哭儿叫娘之声，惨极酸声。”“茅棚板屋全栋浮起，难民善水者，或伏屋顶，任其漂流，或攀电杆，疾呼救命。”“路埂上之灾民，则仍旧万千成集，坐卧于水深火热之中，无衣无食，哭声播野，诚空前未有之浩劫也！”8月15日，在大水中坚持了半个月之久的日租界终为大水所吞噬。至此，整个汉口已告陆沉。低洼处水深3丈，浅处也有3尺多深，昔日繁华街市，此时浊水茫茫，楼房如水中孤岛。“灾民多避居树上，树叶皆被食尽”。《国闻周报》哀叹：“武汉已成沧海！”

在湖南，溆浦“水灾惨重，亘古未有，溺毙人尸5000具，田庐荡尽”。永绥“大雨如注，河水涨至十余丈，溪洪同时暴发，堤溃山崩，田土房屋，尽被倾圮”。洞庭湖区各县灾情尤为惨重，溃决堤垸1600多处，淹没农田400多万亩。全省受灾地区达60余县。

河南是灾情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周口镇“大雨连绵，十日不已，田园庄舍，淹没坍塌。沙河上游决口，巨浪雄涛，势如奔马，遍地尽成泽国，黑夜横流，人民在睡梦中被卷去者不可数计。灾情之重，古今罕有……”沿淮各县，均处于一片汪洋之中。黄河重要支流的伊、洛两河也发生百年未有的大水，两河沿岸十余县受其涤荡，损失极惨。8月9日，河南省赈务会主席张钫致电行政院、内政部、财政部、赈委会，报告河南受水灾者已经达40多县，到8月20日，张再次电告蒋介石、张学良受灾情况时，灾区已经扩展到67县，河南难民达到1，500万以上。9月份进行统计时则达90县之多。

在长江上下游深受大水煎熬之时，强烈的飓风多次横扫闽、浙，余威播于赣、皖、苏各地。8月10日，一股强烈的飓风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北上，所及之处，房倒屋塌，树木摧折。25日又一股飓风狂扫上海及附近海面并深入内地，致使上海外海、内河的航运全部停顿达48小时，这场飓风使水势刚有所回落的高邮等地，狂风暴雨昼夜不息，邵伯湖、高邮湖发生湖啸，滔天的巨浪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本已脆弱不堪的大堤，冲决运河大堤，邵伯全镇被淹，里下河十余县陆沉，不及逃命而惨遭淹毙者多达数万人。“由淮阴南门舟行至高宝一带，惟皆行驶于秋禾之上”。兴化县最高之县署，“亦水深3尺，其他低洼之处，水高于檐”。灾情之重“几与武汉不相上下”！

28日飓风再次登陆，芜湖“数千人为大水所溺，大批的尸体在风雨中无法掩埋，只好系在树上以防漂走”。飓风过后大雨连绵，福建再受水灾，灾情重者达十多县。

江西沿江大堤和所有洲口大圩，悉被冲毁，受灾田园，达数百万亩，九江等城市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鄱阳湖储水外溢，沿湖一带千余里，悉被淹没。面对空前严重的灾情，江西省政府束手无策，赈灾无钱可支，抗洪则无策可用，水势逼人，灾民嗷嗷待哺，万般无奈之下，省府委员只好全体请辞，自谴“防御无方，救济力薄，致数十百万人民，死无所窀，生无所归”。

8月底，湖南省受灾区域达到了54个县，灾民1，400万，死亡20余万，洞庭湖区各县，受灾尤重，大多没于滔滔洪水之中，受灾耕地800万亩。

《国闻周报》称：“现时全国水灾区域，有谓16省者，然将各报记载归纳一处，岂止16省已哉……他如河北、山西、辽宁诸省，被水灾者，多少不等，几无一省能以幸免。此诚历史上少有之浩劫。”

在武汉逗留了几天的蒋介石也深切感受到了水灾之严重，在《告水灾被难同胞书》中称：“大江南北，洪水汜滥，祸事之惨，灾情之重，亘古未有，……此次水灾之奇重，不仅影响长江人民之生计，实关系中华民族整个之生存！”

如此局面正如国民党中央在《为赈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所哀叹：汤汤江汉，滔天未已。茫茫禹迹，沉没堪虞。死者尽葬鱼腹，生者沦为饿殍。斯诚国家之不幸，民族之奇灾！

人祸不已，天灾交作，其势之猛烈，将国民政府的统治推向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国内南方有粤方讨蒋之役，国民党顽固清剿红军的政策又让赣、湘、鄂、皖等地战火未已；石友三在北方重新燃起了战火；日本导演的万宝山事件置中日关系于险风恶浪之中；东北处于“九·一八事变”前夜的种种不祥征兆中。如此内外交困之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在《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发出悲怆的哀号：此次水灾之广，几亘全国，面积占全国2/3以上，被难人数至少在5，000万以上。今日之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痛伤国家民族元气的损失

当时中国统计事业的不发达，此次大水所造成的具体损失到今天已经难以进行精确评估了。当年8月11日，《申报》报道：“湘、鄂、皖、赣、苏五省受灾人数约达2，300余万，倒塌房屋1万余户，耕地被灾者达全国总面积的12%，整个损失超过20亿。”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苏、皖、湘、鄂、赣、豫6省的90个重灾县调查统计显示，总损失也在20亿元以上。而当时全国受灾县数共672个，重灾县就有214个（全境淹70%以上，农业歉收6成以上为重灾区）。特设赈务委员会曾对苏、皖、湘、赣、鄂、豫、浙7省情况进行统计，结果为：受灾面积318，629平方公里，灾民4，330万人，死亡265，800人，房屋财产损失15.75亿元。但如以各地所报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则远远大于此数。据《中国历史大洪水》一书统计，仅豫、鲁、苏、皖、赣、鄂、湘、浙八省受灾人口即达5，127万，死亡400，305人，受淹农田14，635万亩，经济损失达22.54亿元。这一数据与《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中所统计结果十分相近，后者略大于前者。而死于饥饿、瘟疫者则无从统计，有人估计因此而死亡者达300万之巨，虽缺乏这方面详实史料可以佐证，但像河南省“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的景象是大量而真实地存在的，死亡人数远大于直接死亡者则是毫无疑问的。

此次空前灾难出现于我国农业最为发达、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使本已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更加趋于崩溃的边缘。当年国内粮食大量减产，著名的芜湖、九江米市也充斥着洋米。此年和次年，洋米继续倾销于国内市场，进口量较前增长1倍以上。民国二十一年长江流域农业收成较好，但各省慑于民国二十年缺粮之痛，纷纷积谷备荒，仍在维持米禁政策。民国十九年进口小麦276万担，民国二十年猛增至2277万担，民国二十一年仍受水灾影响，米谷进口较民国二十年增1倍以上，小麦虽有回落但仍大大高于往年。东南缺粮省如福建、广东等地大量进口洋米洋麦以补其不足。

损失最为惨重者为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浙江7省。而受其创伤至痛至深者则属河南、安徽、湖北数省。河南自民国统一以来，天灾人祸交作，无岁不灾，此次大水几遍于全省，更使元气遭重创。“各县水灾之后，继以时疫，死亡枕藉，惨不忍视”。赈务之繁重，乃至于省财政罗掘俱穷。河南省财政，水灾前后几年均能保持收支大致平衡不至于破产，独此年收入减少而支出骤增，收支相抵出现约400万元的赤字，几占当年收入的45%。直到民国二十一年仍以“（民国）二十年水灾奇重，人民荡淅离居，故急赈工赈仍属切要之急”。

武汉全市被淹163，000余户，782，000余人。直到1933年商业经营者仍比大水前少1600家以上，很多商店经此打击一蹶不振，难以恢复，武汉在全国从此逊位于天津、广州之下。

江苏财政本就因积欠累累而不堪重负，在此次大水和次年的上海战事下，“直接受水兵两灾之人民损失不计外，已属可惊，而苏省近年来地方财政之穷困以及农村经济之衰落，是乃理所当然，势之必至矣”！

即使历年状况稍好一点的浙江，此次大水所带来危害之大，也是让人心惊的，“历年每遇天灾，尚可勉强支持，但本年处（民国）十七年（民国）十八年奇歉之后，社会元气尚未恢复……今遭受水灾风灾之县份，竟又达20县以上，稻田损失之外，且有蚕欠棉荒，竭一省之力以自维，已感困顿万状……惟他省直接间接之影响，势必使本省与他省同陷绝境”。

水灾对经济基础薄弱的安徽打击之惨重，实在难以想象。“经临岁入总计16，344，870元，经临岁出亦如之，收支适合。在今视之，实为皖省预算空前绝后之巨数也。乃为裁厘之后，益以大水为灾，全省灾区达180，340里，灾民计9，485，000人，为30年来未有之厄运，社会经济半行破产，政府收入亦即锐减，于是不得不紧缩开支，以图补救，故本年度实际收支不过800万元耳”。收支几乎减去一半，经费压缩的结果，往往是从教育部门开始，堂堂安徽大学“惟值水灾之后，兼以国难，省库奇绌，学校几告停顿”。而农村教育受其影响尤大，直到民国二十二年，安徽“在民国二十年水灾之际，收入锐减，大多数县份均有亏欠，两年来虽生产上稍有起色，又因物价低廉之影响，不易恢复水灾以前之状态，大多数县份对于教育事业，除已实行紧缩政策外，仍多积欠”。

大水之后的江淮广大地区，出现了如同二三十年代之交的北方大旱后的地价剧跌现象，江淮流域5省81县，地价平均下跌了37%，皖北竟下跌了49%，而高利贷率则平均提高了1/3，此后连续几年地价持续下跌，这更说明了此次大水给本已十分疲弱的农村经济带来的惨重打击，大大加深了农村社会经济本已十分严重的危机。

举国倾力的赈济活动

刚刚经过裁厘改税的改革，水灾之下各地大部分田赋被蠲免，地方政府收入大减，而支出则因赈济繁巨而剧增，根本拿不出用于赈灾的庞大开支。而国民政府财政也一向拮据，当年全国总预算只有977，087，761元，其中军费和债务两项就占80%以上，财政的窘况可想而知。救济水灾耗资巨大但又刻不容缓，国民政府只好以盐税为担保发行8，000万元救灾公债（实际发行额为3，000万元，因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出售困难停止发行）。并允许河南、湖北各发行300万救灾公债以自救。

8月6日，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在上海成立，许世英、王一亭、王小籁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决定组织五百个劝募组分赴全国各地劝募，每组筹募1，000元。

8月14日，国民政府决定成立特设救济水灾委员会，以宋子文为委员长，许世英、刘尚清、孔祥熙、朱庆澜等为委员，并决定招聘国内外知名人物为额外委员帮助筹集募款。

救济水灾委员会制订了总额高达7，000万元的庞大计划，其中3，750万元购买小麦用以施赈和工赈，运费1，200万元，救灾工作费1，000万元，其余用于购买灾民寒衣、卫生工作、紧急费用和准备金。分救急、过渡、恢复三个阶段进行大规模救济工作。

救急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灾民于洪水未退时得以生存。安徽、江苏、湖北、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在各被水灾区大量设立难民所，由于难民数量庞大，物资有限，条件都比较简陋，每日对难民进行施粥，或发放馒头，以免其不死。

工赈是在华洋义赈会负责下进行的，救济水灾委员会转拨五万吨美麦供其调拨。华洋义赈会分江、淮为18区（实设16）实施大规模浚河筑堤工程，这样一可救人，二可收亡羊补牢之效。各区分别收纳灾民数万至十数万不等，总计达110万人以上，间接受益者约在1，000万以上。

为赈济难民，湖北省决定公职人员捐薪助赈，以3个月计，拟可征集46，000余元的赈款，各地纷纷效法。8月26日，国民党中政会决定采用湖北、江苏省政府公职人员捐薪赈灾的办法，规定100元以下者捐5%，200元以上者捐10%，400元以上者捐15%，600元以上者捐20%，以3个月为限。

8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全国一切非切要建筑一律停止，将经费移借政府专用；中央党部的建筑费一律缴送中央，全部用于购买赈灾公债；加征奢侈品税；移救灾民；禁止屠杀耕牛等。此前刚刚实施的洋米进口征税政策也被取消，鼓励进口粮食以补不足。9月3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为赈济水灾购买美麦45万吨，半数为麦，半数为面粉，自9月起每月运回5万吨。

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和直接指导下，北方的救灾活动进行得相当热烈。8月27日，天津水灾救济委员会成立，张学良自任委员长，天津市政府决定先垫2万元，并向银行借款10万元急救汉口水灾。9月8日，张学良还在北平副总司令部设立各省水灾筹赈会，并于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省政府及哈尔滨、威海卫、北平、天津、青岛等市政府设立分会，张学良兼任会长，并要求各省市长兼任分会长。

灾情也引起了世界人民的深切同情，武汉天主教会致函罗马教皇请求拨45万元用于赈济中国大水，很快得到批准；美国总统胡佛电令美在华机构和军舰努力帮助中国救济水灾，美国红十字会捐赠10万美元专用于汉口水灾的赈济工作；日本天皇以个人名义向中国灾区给予10万日元的赠款；许多国家政府或首脑以各种方式向国民政府慰问我国水灾；东南亚华侨华商也纷纷慷慨解囊救助患难同胞。

国联对中国的灾情十分关注，国联秘书处还拟制订帮助中国灾区恢复的计划。9月8日，国联大会通过了英国代表薛西尔提出的国联卫生部协助中国救济水灾的议案。9月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飞抵南京，同中国卫生部会商灾区防疫问题，拉西曼还接受国民政府的聘请任卫生部高等顾问。

救济水灾委员会到10月20日共“收到各种捐款合法币5，239，305.41元，内计：私人捐助洋164，205.88元；团体捐助洋3，068，574.46元；华侨捐助洋877，967.41元；外人捐助洋1，128，577.66元”。这笔捐款对水灾的救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共和国历史上一场特殊的代食品运动　作者：罗平汉

以运动的方式发动群众，曾是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手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除了那些已写进各类党史国史著作的运动外，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曾开展过一场特殊的运动，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开展的代食品运动。

代食品运动的起因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代食品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词。何谓代食品，去查字典辞典，竟然查不到，而这些辞书里只有“代乳粉”一词条，释曰：用大豆或其他有营养的原材料制的粉，可以代替鲜奶。套用这个解释，代食品者，乃代替食品可以充饥的物品。之所以要生产代食品，并且还以此为主题开展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须说，是正常食品无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组织这样一场特殊的运动，追根溯源，则在于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底1958年初，从批评反冒进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其实就是各项建设事业都搞高速度。于是，一系列的不切合实际的高指标被提了出来。为了完成这些难以实现的高指标，只好采取自欺欺人的办法搞虚报浮夸。粮食生产上的虚报浮夸，早在1958年春就开始了。到了这年夏收的时候，搞浮夸还有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放卫星”，而且“卫星”越放越多、越放越大。以往小麦亩产不过百来斤，这时最大的小麦“卫星”已是亩产七八千斤；水稻过去亩产几百斤，这时放出的水稻“卫星”，亩产少则几千斤，多则几万斤，更有十多万斤者。对于这些产量高得离谱的“卫星”，人们内心未必信以为真，但1958年天公作美，庄稼确实长得不错，因而上上下下对这年粮食能获得大丰收却是深信不疑，所以国家农业部1958年7月23日发表的夏收粮食作物生产公报自豪地说：“今年夏收粮食作物空前丰收。播种面积53900余万亩，总产量达到1010亿斤，比1957年夏收粮食作物增产413亿斤，即增长69%，平均亩产187斤，比1957年增长70%。”1958年9月1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乐观地宣布：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中国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至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1000斤左右（后来核实，这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既然长期以来一直困扰国人的粮食问题，通过“大跃进”已经根本解决，所以一方面，领导层认为现在是工业的“大跃进”落后于农业的“大跃进”，今后要重点发展工业，尤其是发展钢铁工业，乃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正规的钢铁企业完不成全年钢产量计划，就大建小土高炉，时称“钢铁元师升帐”。另一方面，由于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生产力已得到了一日千里的发展，多年来人们企盼的共产主义，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实现。既然如此，原来的社会组织结构已不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于是决定在农村率先向共产主义过渡，建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结果，全民大炼钢铁虽然勉强完成了预定的1070万吨的任务，但为此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主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炼钢铁去了，地里许多成熟的庄稼来不及收回，造成丰产而不丰收。而建立人民公社时以为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为了“大”和“公”，就大刮“共产风”，同时普遍建立公共食堂，搞“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甚至鼓励“放开肚皮吃饭”，既造成了粮食的大量浪费，又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了1958年底，有相当多的地方粮食紧张，不少公共食堂处于停伙或半停伙状态。

1958年底到1959年上半年，针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中共中央曾决定对一些过“左”的做法进行纠正，形势出现了一定好转。但由于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发动了对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的错误批判，进而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运动，那些一度有所纠正的“左”的做法重新实行，甚至有过之无不及，加之不切实际地提倡“少种、高产、多收”，减少了耕地面积，造成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3400亿斤，比1958年的核实产量减少了600亿斤，减幅达15%。1960年又被认为是继续“跃进”之年，又遇到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这年粮食产量又比上年减少了15.6%。在粮食产量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大跃进”“大办工业”的结果，全国非农业人口却由1957年的10618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13731万人，净增了3113万人。这一减一增的结果，为了保证城镇人口起码的粮食供应，在农村就只能实行高征购，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农村粮食征购率分别为29.4%、39.7%和35.6%。如此高的征购率，当然只能以压低农民口粮为代价，1960年全国农村农民平均粮食消费量只有156公斤。如果单看这个数字，似乎也不算少，但这156公斤粮食中细粮充其量只有一半，而且这个数字中还包括除口粮外的其他用粮，农民真正能吃到的，肯定要低于这个数字。至于那些灾情比较严重或者“共产风”刮得厉害的地方，农民每天的口粮在半斤以下者不在少数。

口粮如此之低，加之农民原有的自留地在公社化时收归了集体，又不允许搞家庭副业（因为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尾巴），社员除了能在公共食堂得到那点有限的饭食外，没有其他食物来源。社员加入食堂后，虽然政策规定可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畜家禽，但是，一则无饲料可喂养，二则也不愿喂养，因为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过程中，两次大刮“共产风”，使社员对搞家庭副业心有余悸，不愿从事。虽然1960年曾一度大力宣传养猪的好处，要求每个食堂养猪若干，可是人都吃不饱肚子，哪有粮食喂猪。如此一来，绝大多数食堂不但粮食定量少，而且菜少，油更少，肉食之类更不可指望。那区区的几两粮，对于青壮年来说，连维持最起码的生存需要都不够，更不要说下地劳动了。俗话称，饥不择食，为了生存，人们只得寻找各式各样可充饥之物。于是，这些粮食、蔬菜等正常食物之外的可食物品，就有了一个颇有诗意的名词——代食品。

中央的指示与科学家的研究

对于代食品一词，《人民日报》最早使用是在1946年7月24日。这一天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紧急号召防灾备荒，积极生产严禁粮食走私输出》的报道，其中提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为及早防灾备荒，特向全区发出若干紧急号召，其中一条就是“要运用过去经验，组织妇女小孩，采集野菜及各种代食品，以作渡荒准备”。

建国后《人民日报》在报道中首次使用代食品是1949年10月初，该报一篇题为《河南各地秋雨成灾，人民政府积极领导抢救》的报道说，河南商丘地委在指示各地积极开展抗灾时特别强调：“要动员群众省吃俭用，生产备荒，预先将一切可食的代食品如树叶、野菜等大量储存，以备来年渡荒之用。”可见，遇到灾年，群众早已有采集代食品的习惯，政府部门也是将之作为动员群众生产自救的一项重要措施。所以1953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强增产粮食和救灾工作的指示》中，特地讲到：“号召灾区人民普遍利用隙地多种早熟的和多产的作物如瓜、菜、薯类等并收集野菜等代食品，以备秋收前青黄不接时食用。”“大跃进”前的1957年9月6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救灾工作的决定》，也要求“灾区应当大力提倡节约，发动灾民搜集一切可供食用的代食品”。

不过，将收集代食品作为一场群众运动有组织的进行，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这恐怕也是中国“运动”史上一场独一无二的运动了。

鉴于农村严重缺粮的紧张形势，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各地降低口粮标准，“同时，大搞瓜菜，大搞副食品，大搞代食品和代用品”，正式提出了“低标准、瓜菜代”（代即代食品）的要求。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全国财贸书记会议《关于坚决做好秋冬粮食工作的讨论纪要》。这个《纪要》将中共中央有关安排好人民生活，办好公共食堂的指示，总结为“低标准”、“瓜菜代”、办食堂、管粮食、劳逸结合五条方针，要求将“低标准”与“瓜菜代”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1960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其中说：自从中央提出“低标准”和“瓜菜代”相结合的方针以来，各地区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工作已经广泛地开展起来。目前秋去冬来，大部分地区农作物已经收获完毕，秆叶即将干枯，树叶已经开始或即将枯黄下落，各地必须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抓时机，抢时间，迅速地将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树叶、草叶和野生植物尽可能采集起来，把那些可以制成代食品的秸秆和植物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不要烧掉，并且有计划有步骤地制成各种代食品。指示要求各地在领导采集和制造各种代食品的运动中，应注意做到：

（一）书记挂帅，全面动员，全民动手，以食堂为主，工厂为辅，土法为主，洋法为辅；

（二）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妥善安排劳力和必要的物质设备；

（三）大力加强技术指导，提高利用效果，切实预防中毒事故；

（四）严格执行党的各项政策，有效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此外，指示还要求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一般应以食堂为单位，以便于直接增加社员的营养和发热量。食堂在采集和制造代食品时，应当合理地评工记分，各公社对于各个食堂生产的代食品，不要进行协调，如特殊需要进行某些调剂时，也应公平作价，在代食品运动中须防止新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社员个人在不妨碍集体劳动的条件下，可以在公社和生产队划定的地区和范围内采集和制造代食品，供自己食用。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参加的“瓜菜代”领导小组，并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同时，各地也成立了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这年11月，还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代食品会议。在这之后，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了一场广泛采集代食品的群众运动。

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曾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则改成了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 “代食品”的研究任务。

1960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的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食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食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大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100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的20%来提取淀粉的话，即可得淀粉6—7亿斤。

建议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也可食用。科学家们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果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代食品有八种之多，即：人造肉精、叶蛋白、小球藻、扁藻、藁秆、小麦和玉米根粉、橼子、鸭跖草。科学家们说，野生植物不仅含有淀粉，而且还有丰富的蛋白质。报告说，中科院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两个研究所从20种树叶、野生和家生植物叶子中提取了叶蛋白，每百斤鲜叶子可以提2至10斤干蛋白，其蛋白质含量达50%-70%。至于秸秆，全国一年估计有6000亿斤，如果以10%的秸秆利用来做能吃的东西，按每100斤出代用粮20斤计算，仅此一项就可替代120亿斤粮食。

代食品种种

其实，在科学家们做试验的时候，饥不择食的农民们，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代食品的采集了。代食品也是品种繁多，河北省就曾将代食品分为三种。第一类，有一定营养，群众欢迎的：甘薯拐子、甘薯叶、甘薯蔓、玉米皮、玉米轴、蒲草根、茅草根、小窄草、地梨及各种青代食品（如酸溜溜、曲曲菜、马生菜、灰菜、刺儿菜、黄须菜、榆树叶、杨树叶、橡树叶等）；第二类，吃了有害且与群众烧柴或工业原料发生矛盾的：棉皮、棉秆、稻草、稻壳、小麦秸、莜麦秸、大麦秸、玉米秸和高粱秸，河北省决定这些不应再让群众吃（这说明此前群众已食）；第三类是虽然可食，但吃了与牲畜饲料和工业原料有矛盾，如各种豆秸、花生秧、花生皮、多穗高粱秸等。由此可见，在这段困难的日子里，所谓代食品，就是一切可以作为肚子填充物的物品。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代食品运动的通知发出后，河北省投入代食品采集和生产的劳动力，平均每日达250万至300万人，最高达480万人，收集各类代食粉9.8亿斤，青代食11亿斤，高级代食品（指人造肉精、人造磨菇、小球藻等）881万斤，代食品也成了社员重要的食物来源。至1961年3月，河北全省已有17万余食堂吃上了代食品，日食多者5两以上，少者1两左右。1960年11月，河北宣化市1299个农村食堂中，已有1068个食堂吃代食品93万余斤，占食堂总数的81.2%，人均食用量从1两到3两不等。河北曲周县组成了3万人的收集代食品的专业队，跟随六十七台拖拉机收拾茅草根作代食品原料。为了抓好代食品工作，河北省县以上各级党委都建立了专门抓代食品工作的机构，社队也都有专人主管，省、地两级都编有代食品简报，还召开了一系列的电话会议。河北有的公共食堂还总结出了一系列的代食品食用方法，如粗代食品与粮食的搭配比例，以不超过30%为宜；在烹制上，代食品是煮不如蒸，蒸不如烙，烙不如烤；代食品磨得越细，就越好吃；代食品有热性、凉性之分，热性代食品单食会引起便秘，凉性代食品单吃则会泻肚子，应该两种掺着吃等等。

玉米包在平时是弃之不用的，可这时却成了很好的代食品原料。河南省清丰县马村人民公社的食堂发明了玉米包制淀粉的方法，立即向清丰县委报了喜。清丰县委随即将玉米包制作淀粉总结出了三大好处：一是大大增加了粮食，每亩玉米按1800棵计算，收获的玉米包可做淀粉183斤，能顶粮食122斤，清丰全县共种玉米24万亩，总共能增加粮食2928万斤。二是玉米包的淀粉量为30%，含糖3%-5%（据说这是河南省粮食厅化验的结果），还含有一部分脂，它能增加耐饥能力，增加营养，使人们身体健康（这也是当时的惯例，凡发明一种代食品，就宣称其如何有营养，如何有益健康）。三是大大方便了生活，这种淀粉加30%的粮食面粉能做10多种馍饭，能做30多种糕点，而且操作简单易推广。

随后，清丰又试验出了绿豆秧磨粉、红薯秧磨粉、高粱秸皮加工成淀粉的方法。清丰县推算，按一亩玉米包制粉183斤，一亩绿豆秧制粉195斤，一亩高粱秸皮制粉275斤，一亩红薯秧制粉320斤，除了粮食收入不算，仅这些以前不能吃的东西就能制淀粉13092万斤，可顶6546万斤粮食。如此算来，以该县人口为30万计，仅此一项全县每人即可增加粮食200余斤，果真这样的话，任何饥荒都不用怕了。

俗语说，穷则思变，人们在饿肚子时，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弄到可以果腹的东西，于是两种高级代食品即人造肉精和小球藻被发现并广泛推广。人造肉精是一种酵母菌菌体做成的食品，据称可以土法培养，其办法是将淘米水、涮锅水、残菜帮、烂水果、各种无毒的树叶、野草、野菜、农作物的根茎叶、酒糟或造纸、制糖工业废水，煮后都可以制成培养液，然后将菌种放在培养液里，经常保持20℃—30℃的温度，两三天即繁殖成一层白膜。白膜在50℃—60℃的温度下，溶解成糊状，就成了人造肉精。由于人造肉精制作的关键是菌种要纯，培养时要注意温度，讲究清洁，农村的公共食堂自然难以做到这些，也难以大量生产。

小球藻是一种球形藻类，直径仅数微米，体内有一绿色杯状或板状色素体，种类繁多，生长于淡水中。云南省是较早推广食用小球藻的地方。据该省有关部门总结出来的经验，小球藻的养料可采用松针、树叶、煮菜水、洗菜水、淘米水等20余种，培养小球藻的池子可以是锅、缸、水桶、砖池。开始时，他们用小球藻作饲料，据说架子猪吃了，每天多长半斤肉；奶牛吃了，每天多产半斤奶；母鸡吃了下蛋增加三分之一，蛋重增加十分之一。1960年7月中旬，云南大理市郊区公社，有一头快死的癞皮猪，吃了小球藻竟然痊愈了。由此启发了这个公社的人，他们用小球藻给浮肿病人治病，居然成功，吃了小球藻后，浮肿病人都好了。接着，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治疗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病症减轻的占17%，无效的只有5%，都没有副作用，尤其对水肿、贫血、肝硬化、慢性肠炎等，效果明显。产妇缺奶，吃了小球藻后，慢的两天，快的三四个小时，奶量便大有增加。更神奇的是，有一个人眼睛看不见已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之洗眼，很快初步复明；有人背上长了一个盘子大的疮，用小球藻涂抹，很快消肿痊愈。至于是真是假，就只能请读者诸君鉴别了。

接着，云南省粮食厅曾进行过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1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少吃一两大米，10天后，参加试验的8个人，有5个人体重分别增加了4两到4斤。于是，云南在各人民公社大力推广培养和食用小球藻。随后，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河南等10余个省也广泛培植小球藻。

小球藻的价值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1960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胡乔木致信毛泽东说，推广小球藻的生产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至少可以保证不饿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减少乱采代食品而引起的中毒事件；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至因粮食不足而降低。胡乔木建议中共中央为推广小球藻和其他粮食代用品的生产发一专门指示直至各公社，逐级负责作出安排。不久，中共中央转发了胡乔木的建议。

在粮食极度匮乏的情况下，采集和生产各种代食品，倒也不失是一种动员群众渡过难关的办法。不过，这样的东西吃进肚子，几乎没有什么营养可言，仍难以遏止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发生。中共中央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困难局面，最关键的是要调整农村政策，于是有了随后的“农业六十条”的制订，解散了公共食堂，取消了供给制，允许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缩小社队规模，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等举措。通过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的形势也逐渐出现好转。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中国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　作者：熊坤新

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中，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各民族人民众志成城、前仆后继，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抗日救国大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一

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来，中日矛盾便成为主要矛盾，抗日救亡成了中华民族的首要任务。中国各族人民迅即行动起来，掀起了支前抗战的热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知识出知识”，这是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口号，也是他们的一致行动。处于抗战最前线的沦陷区各族人民将骨肉子女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游击队中，而且倾力承担了保护、养育各抗日武装的重任。大后方的各族人民则踊跃购买救国公债、献金献粮、捐款捐物，无私地支援了抗日前线。新疆各族人民把家传家用的挂毯、绸缎、衣物及牛羊、毛驴等都送到献金台。阿克苏一位维吾尔族妇女将其丈夫生前遗留的白银元宝27个全部捐献。有一个维吾尔族孤儿，把院方发给的一套棉衣包捆得整整齐齐，捐献给前方战士。新疆各地献金购机活动，更是成绩显赫，令人感叹。据新疆抗敌后援会统计，从1937年9月到次年9月，全疆各地共捐款折合大洋60万元，用此购得国防飞机10架，命名为“新疆号”，送往抗日前线，参加了武汉保卫战。1943年，新疆再次开展一县一机运动，一年之内共献机144架，比原订计划的64架超过一倍多。据新疆反帝总会1940年的统计，1937年9月至1940年5月，新疆各族人民共捐款折合现大洋322万余元。又据国民党新疆省执行委员会1943年1月至1945年3月的工作报告，在这期间共募得国币6600多万元。此外，他们还积极为延安捐衣捐物，仅1937年新疆边务处就派人护送一批有8万件皮衣、1万件马鞍和800斤西药等共80多辆汽车的物资到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了护送人员。1944年10月，西藏僧俗群众也发起开展献金购机运动，捐赠国币500万元，用以购买飞机25架，组成近3个空军大队，支援抗战前线。甘肃省拉卜楞藏区人民的事迹更为突出，他们捐献的财物，竟可购买30架飞机，受到国民政府特令嘉奖，颁给“输财卫国”匾额一方。此匾至今尚存于拉卜楞寺中。

保障国际运输线，抢修国防工程，是大后方各族人民支援抗战的又—群众性运动。抗战期间，新疆有1条空中航线、1条陆路运输线、1条驿运路线，通过这3条国际运输线运送了大批军用物资和医药器材等。据苏联方面统计，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苏联提供给中国的军用物资达6000多吨，其中有飞机985架、坦克82辆、大炮1300多门、汽车1550多辆、机枪1万4千多挺、子弹16400万发、炮弹190万发、炸弹8万2千多颗。这些物资基本上都是从新疆国际交通线上通过的。1939年后，粤汉铁路、滇越铁路先后被日军切断，为了开辟一条新的国际运输线，20万云南各族劳工硬是靠两只手，开山辟石，架桥筑路，在短短8个月的时间里，建成了有536座桥梁、3292孔涵洞，横跨无数高山峻岭、激流险滩，长达950多公里的滇缅公路，有2000多名劳工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负伤致残者则达上万人。随后，国民政府又决定修筑川滇西公路，与滇缅公路相联接。于是，沿途各族群众男女老少齐动员加入了筑路大军。在西祥公路段施工中，“罗罗民族（既彝族）亦均齐来赶工”，几乎占民工总数的一半。彝族土司爱国青年岭光电亲自率领近2000名彝工赶来参加筑路。1941年7月，这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川滇西公路初步通车，将四川与云南，以至与缅甸联接起来。从此，浸透有各民族人民血和汗的川滇缅公路起到了国际大动脉的巨大作用。1939年到1942年的3年间，通过这条公路从国外抢运回国的物资中仅汽车就达1万3千辆。1942年5月，川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云南、四川的对外进出口陆路通道，只剩下云南、四川经西藏入印度的传统马帮运输线一条。这时，由藏族同胞组成的马帮起了他人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从云南、四川等地把国产货物运进西藏，途中多次更换藏区所产高原马匹，历尽艰辛，再转运到印度境内，然后又从当地载上国内所需物资返回。在八年抗战期间，这条运输线从未中断过。仅邦达家族马帮在抗战期间运送的各类物资其价值即达1亿5千万美元。在关内重要城镇和沿海港口大多都沦陷的情况下，这些国际陆路运输线，弥补了空运运力的不足，保证了国际战略物资的运送，加强了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相互联系。在抗战期间，国防工程任务十分繁重，仅四川省境内修筑机场即达33处，其中多数又建于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民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1940年起修建秀山机场，仅开工时即征调民工1万1千多人，最多时达3万人，其中多数民工为土家族和苗族等各族同胞。在修建康定银官寨、甘孜、理塘3处机场时，所征用民工则主要是当地的藏族同胞。这些地方交通不便，劳动工具落后，施工条件恶劣，建筑所需土石方，全靠肩扛背运，各族民工含辛茹苦、排除万难，用血汗和生命保证了施工任务的完成。

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将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结合起来，用其独特的方式，为抗战胜利献了心、出了力。四川松潘各藏区土司联名具呈国民政府，表示愿率兵马奔赴前线杀敌，并“积极扩充骑兵，加紧训练，听候调遣”。川康藏区57寺僧伽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僧伽等分属国民，爱护国家利乐有情，未敢后人，谨于每月9日举行月会时，虔诚至心，增诵经课，面向三宝，为国家民众祈求胜利”。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热振活佛、喜饶嘉措大师等宗教领袖也表示拥护抗日。他们或发表文告、聚众演讲、号召抗日，或诵经读典、为国祈祷。热振活佛率西藏僧俗群众举行3次大规摸祈祷大会，著名的拉萨三大寺僧人自“七·七事变”起一年有余，为国家胜利而祈祷，昼夜恒未间断。1938年10月，九世班禅慷慨解囊捐助前线抗日将士医药费3万元，认购救国公债2万元，他还几次捐献战马数百匹。回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抗日外交宣传活动更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如1937年12月到1940年末，先后有达浦生教长、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艾沙和马赋良两人小组、西北回胞朝觐团、留埃及学生朝觐团、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等六批人员出访中东、东南亚穆斯林国家和地区。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访问了8个中东和南亚穆斯林国家，行程近5万公里，拜见各国政要和名流，接触11个重要党派团体，发表公开演讲43次，参加清真寺聚礼及演讲16次，散发、发表大量抗日小册子和文章，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

抗日战争中，沦陷区的各族人民，纷纷组织抗日游击队，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大量歼灭日伪军，开辟广阔的敌后解放区、游击区战场,使日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九·一八事变”后,富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东北各族人民,奋起高举抗日救国的义旗。朝鲜族人民一马当先，先后组织了以本民族为主体、受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磐石、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珠河、密山、汤原、饶河等抗日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历尽艰辛，几经挫折，由最初的十几人、几十人逐渐发展成为有上百人、几百人的武装队伍。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杨靖宇（回族）、周保中(白族)、杨林(朝鲜族)等党员干部到游击队担任主要领导或指导工作，并大量吸收汉、满等各民族爱国青年加入了游击队。1936年1月后，这些游击队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二、三、四、六、七各军。抗日联军各军中，有大批朝鲜、满、蒙古、回、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锡伯、赫哲、白等少数民族指战员。连人口仅一两千人的鄂伦春族,人口不足一千人的赫哲族，也有人参加了抗联。少数民族指战员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用血肉之躯同日寇展开殊死的搏斗，数以万计的将士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延边抗日烈士就达2841名，其中朝鲜族占90%以上，朝鲜族抗日女烈士就有338名，而且大多数为党团员。

1936年2月，内蒙古百灵庙蒙政会保安队的官兵1100多人在乌兰夫、云继先（二人均为蒙古族）等领导和傅作义的帮助下，脱离决计投靠日寇的德王，举行起义，打响了蒙古族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起义部队几经挫折，于1938年5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师，驻防伊盟，对于阻击日军南下，长期坚持鄂尔多斯高原抗日斗争起了巨大作用。“七·七事变”后，高凤英（蒙古族）与杨植霖创建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一带，后与八路军一二○师李井泉支队会合编成绥察支队，许多蒙、汉农牧民青年，自带马匹鞍具前来参加。根据新的斗争需要，1940年夏单独成立以蒙古族为主的抗日游击队，高凤英担任队长。游击队轻骑善射，节节胜利，至1941年春与其它抗日部队密切配合，开辟了拥有30多个区、50多万人口的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他们不断粉碎敌人的疯狂扫荡，牵制大量敌人兵力，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帮助下，广布于大江南北的回族同胞组成了数十支回民支队、回民骑兵团等抗日武装。其中以冀中、渤海两支回民支队最为突出。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转战南北，其足迹踏遍辽阔的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冀鲁豫边区，战功卓著，威震敌胆。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中回民支队先后进行大小战斗870余次，歼敌约3.67万人，攻克敌人据点、堡垒、兵营，破坏敌人桥梁、铁路等数百处，创造辉煌的战绩，被冀中军区称誉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被毛泽东赞誉为“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成为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一面英雄旗帜。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我国中南、华南、西南不少地区相继沦陷，居住在这里的土家、苗、瑶、黎、壮、白、京、布依、水、佤、傣、傈僳、景颇、哈尼、彝、拉祜、阿昌等各族人民义无返顾地集合在民族解放的大旗下，纷纷组织武装队伍，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广西融县抗日挺进队，由1944年12月上旬初建时的30多人，到次年4月底已发展到拥有500多支枪、800多名队员的多民族武装队伍，其中壮、苗、侗、回等少数民族和归国华侨约占半数，有的壮、苗族共产党员已成为挺进队的指挥员或骨干。仅在当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他们就截获或击沉敌木船23条，歼灭日伪军约400人。各民族人民及其抗日武装，以巨大的民族牺牲，捍卫了祖国主权，维护了民族尊严，保卫了自己的家乡，仅云南腾冲一县在游击战中卫国捐躯者就达2780多人。

另外，在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中也有许多少数民族同志担负了我党、我军的重要领导职务。如八路军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满族）、独二旅代旅长廖汉生（土家族）、三五八旅政委冼恒汉（壮族）、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韦杰（壮族）、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满族)、冀鲁边区副司令员杨靖远（满族）、新四军第二副军长罗炳辉(彝族)、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侗族)、三师独立旅旅长覃健(壮族)、四师副师长韦国清(壮族)、铁道游击队政委张鸿仪（回族）、伊盟蒙汉支队三大队教导员天宝（藏族）、豫皖苏军区司令部二电台台长杨东生（藏族）等。

三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调集大量兵力，形成正面战场的防御体系，阻击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部分国民党东北军官兵毅然自行组织抗日救国军、自卫军、义勇军，节节抵抗，阻击日军，给侵华日军以重大杀伤。他们之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官兵。如邓铁梅(满族)在辽宁凤城组建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满族人占有一定比重。队长中的王希臣、关世芬，炮兵负责人王哲普等都是满族人，骑兵第五旅旅部40人中有30人是满族，有的连、排、班里满族官兵竟占70%。邓部转战出没于满族聚居的凤城、宽甸、岫岩、庄河一带，不断寻机作战，取得了不少战绩。1934年，邓铁梅不幸被日寇逮捕并杀害。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称誉邓铁梅等人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高、中级回族将领，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第十七集团军正、副司令马鸿逵和马鸿宾、第四十集团军正、副司令马步芳和马步青等，他们分别率领所部参加了抗战。1939年秋，马彪为师长，由回、撒拉、东乡、保安、藏、汉各族8000余名将士组成的暂编骑兵第一师奉命围攻河南淮阳，与日军展开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生俘数十人，马秉忠旅长（回族）与2000多名将士为国捐躯。不久，该师在一次战斗中又打死敌骑兵500多人。八年抗战中骑一师官兵转战千里，血洒疆场，伤亡近万人，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国民党第二十三集团军二十一军一四五师四三三旅，自少将旅长佟毅（满族）以下，有满、蒙古等少数民族将校尉官近40人。淞沪抗战时，该旅恰在中央军西撤之际，奉命推进至浙江泗安。敌军以陆空军绝对优势兵力连续发动强大攻势。佟部与敌军浴血奋战，付出重大牺牲，给敌以巨大杀伤。当年11月下旬，佟因“应战沉着、指挥有方”，被擢升为一四五师师长。在冬季攻势中，佟亲率六个步兵团、一个炮团与敌血战，再次给敌以重创。因他指挥得力，处置果断，善化险为夷，有“福将”之称，随后升任为五十军中将军长、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国民党空军中的少数民族飞行员，也为保卫祖国的蓝天进行了不屈的斗争。1938年初，日机不断飞侵南宁上空，空军四大队中尉飞行员扎西（藏族）等人驾机9架升空迎敌，将入侵敌机10余架全部逐出南宁上空。空军二大队少校队长邵瑞麟（满族），多次驾机领队出征，深入敌后，以至飞越日本本土执行飞行作战任务。他还单机深入敌纵深地区，完成侦察拍照、散发传单的任务，成为传颂一时的“孤胆英雄”。1942年1月，邵临时接任第二大队副指挥，率领全大队9架飞机，轰炸日军重要军用机场——嘉林机场，炸毁十几架日军轰炸机，完成轰炸任务准备返航时，邵的飞机不幸被日军高射炮击中，飞机凌空爆炸，邵瑞麟光荣殉国。

抗战爆发后，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统帅龙云（彝族）奉命组编滇军六十军。该军中上自军长卢汉(彝族)、师长张冲(彝族)、旅长王炳璋(白族)、马继武（回族），下至普通士兵，有许多少数民族爱国将士。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开进台儿庄战场。张冲所率一八四师3000多名官兵火速赶到禹王山时，敌矶谷师团一个敢死队已冲上山顶。张冲下令王炳璋旅不惜重大牺牲务必把禹王山夺回来。王率部拚死猛攻，经反复拉锯，付出约两个营的代价，终于把敌人杀下山去。战斗中，王炳璋胸部被敌弹射中，鲜血直流，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完成任务。随后，我军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几乎每天每夜都有激烈的战斗。在前后27天的喋血恶战中，日军被我六十军官兵杀得伤亡累累，付出惨重代价，始终没能攻克禹王山阵地。当时，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陆军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二营，由湖南龙山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全营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土家族、苗族子弟。抗战爆发后，该营先后参加上海抗战，后参加昆仑关战役、滇西抗战等。八年抗战，二营转战各地，一直战斗在最前线，全营官兵600多人，最后除一人因伤离队幸存外，其余全部战死。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建议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　作者：孙大午

2002年，我曾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主张撤并机构，“拆庙养和尚”，现在我建议国家尽快制订一部“临时乡村法”或“乡村创业促进法”（暂名），不动现行体制，“养庙养和尚”。这样既不伤害任何人的利益，又给农民以自由和实惠。我相信，一旦出台这部法律，让农民就地自主择业，互为劳动，创业的热潮会在农村掀起，农民的身份会自然、自主、自愿地改变，农村会活起来，农民会富起来，从而有力地推动我们整个国家顺利转型，理性、科学、健康地向着和谐社会发展。我以为，这将是一条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规避了分裂和过多的难关，走向共同富裕的光明之路。

“新农村建设”需要“乡村创业促进法”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于改革有很高的价值认同感；而在20多年后，人们对改革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分歧。“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性决策，也是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具有第二次改革的重大意义。

中央一直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6字方针是非常好的，“少取”已经做到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下一步的重点和难点就是“放活”。为什么搞不活？我个人认为现在仍然对农民的劳动权利尤其是创业权利束缚太多，放不开，形象地说就是“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

例如，我的食品公司的生产用水，要经过好几个部门的检查。首先是水务局，抽水化验合格后，收费走人；水务局走了，技术监督局来；技术监督局走了，卫生防疫局来；卫生防疫局走了，环保局来……同是一个水井的水，同到一个地方去化验，化验单各部门互不认可。因为水务局执行的是《水务法》，技术监督局执行的是《技术监督法》，卫生防疫局有《食品卫生法》……他们都“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这样每个部门每年少则检查两次，多则四次，每次收费1200元——6000元不等，这是账面上的费用，实际的交易成本远远高于这些。

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还有很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也有发展。自从城市有了开发区，大点的企业纷纷搬到开发区去了，农村生成的小企业越来越少，生存越来越困难，资金和人才迅速流走。

我在农村办农牧企业21年，最深的体会是“自由劳动产生财富”。我感觉农村发展仍受制约太多，人们就业难是因为创业难。也就是说，农民现在还穷是因为农民有饭吃没钱花，没钱花是因为没事干，没事干是因为有事不能干、不敢干，想干也干不了、干不成。不论是生猪屠宰、农资专卖，还是民办医疗、民办教育的审批，金融、土地的限制和管制，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执法，都不同程度地剥夺了农民的创业机会，束缚了农民的创业能力，设置了转入非农领域的壁垒，强化了“三农”问题，形成了“农村住的就是农民，农民就是种地”的社会格局。

我注意到，今年中央两会期间，胡锦涛同志在3月6日的讲话中强调：“取消一切限制农民创业的政策规定，革除一切束缚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激发农民自主创业的潜能，营造鼓励农民干事业、帮助农民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中央领导现在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也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从2004年到2006年，中央连发3个“一号文件”，还颁发了“非公经济36条”，其主旨和落脚点都是放开搞活。但一些部门凭借部门法规为自己谋取利益、为收费而执法已成尾大不掉、难以禁绝之势。执法是刚性的，政策是柔性的，部门以法律在管，国家以政策在放，国家政策再好，也难以摆脱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法制化、利益化的格局。我想，政策只有冲破部门的法律障碍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建议出台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变“八个大檐帽”为“一个大檐帽”，即用“乡村创业促进法”这个大檐帽，把各种部门法规挡在城市里，挡在乡村外，让原来只能种地的农民在乡村自由进入多种领域、搞多种生产经营，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变“一个破草帽”为“八个破草帽”。

农民靠自己的力量富裕文明起来，对国家大局有百利而无一害。只有从法律上解放农民，才能从根本上激发农民的创业潜能，减轻政府的压力，有效落实中央的惠农政策。

“乡村创业促进法”的立法主旨和内容

顾名思义，“乡村创业促进法”只对农村有效，对城市无效。

它的立法主旨是贯彻现在中共中央“多予、少取、放活”的6字方针，落实3个中央“一号文件”和“非公经济36条”。立法的指导思想是“放小不放大，管大不管小”，城市可以对农村设防（农村产品卖到城市，接受城里的检测），农村对城市不设防（城市的产品卖到农村，畅通无阻），核心是一个“放”字；其目的和意义在于“放活”，通过放开，搞活农村。也就是说，对乡村，可管可不管的就不要管或少管，因为村庄太小，农民太弱了，像金融、土地、医疗、工商、税务、技术监督、文教、卫生等都可以放开。

笔者抛砖引玉，建议“乡村创业促进法”包括如下内容：

1、税收

对从事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农村企业，不再征收增值税，减半征收所得税，其他行业可以像香港那样，只收所得税（也就是说，企业赔了钱不交税，赚了钱才交税）；年销售额100万元以下的小企业，不再征收所得税。因为新的个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以1600元/月为起征点，年销售额100万的小企业，纯盈利大约10%，也就是10万元，相当于一个5口之家在税法起征范围以内的正常收入。反观我们现在搞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免税，龙尾企业纳税，也就是说，挣钱少的在纳税，挣钱多的反而不纳税。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

2、工商

村里面以家庭为经营主体的家庭企业，应视同自由职业者，可以不要求登记、申报、注册；村以上、乡以下、年销售额50万以上的企业及规模在5人以上的企业可以要求申报、备案；年销售额100万以上的企业可要求严一些，登记、注册、备案也就行了，但要允许先开张；县级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以在全国通用；凡国家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投资经营领域，农民都可进入，改审批为登记备案制度。

3、金融

中共中央连续出了3个“一号文件”，还有“非公经济36条”，其中都提到了“在农村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金融组织”。但中央政策已经出台3年了，全国几乎没有一个成功的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浮出水面，原因是没有生存的空间。我们的《银行法》及金融法规规定：经人民银行批准、实缴资本五千万元以上者可以开办农村合作商业银行，拥有两个亿资金者可以开办私人银行。这个门槛太高，限制的是农村的金融流通。这样的金融组织在现在的农村是极难产生的。在农村，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如果金融能够放开，人人都会懂金融，家家都可出老板。现在农村没有金融，没有自己的造血机制，创业的活力和潜力就无从谈起。我们常谈到的投资过热，实际上是城市过热，政府过热，而农村、民间的投资始终就没有热起来。

因此，“乡村创业促进法”可对农村金融做以下规定：1、对村里以家庭为单位的金融活动完全放开，甚至不必登记、备案、注册。因为村庄社会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社会，一个村子里不会有什么金融风险，即使有，这种风险也应该让农民自己承担，减少政府压力；2、两个村以上、乡以下的农民金融活动组织或社区合伙、合作金融组织需要登记、备案、注册；3、乡以上已成规模的达到一定数额的金融组织要接受政府监管。

4、土地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是不覆盖农民的。但是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地有拥有土地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保障农民作为一个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根据宪法的精神，农民，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集体，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但是现在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可以用住房作抵押贷款，农民却不能用自己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无论集体或个体现在都还没有这种权利。农民也是国民，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可是中国的银行现在不承认。如果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土地、住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么农村也不缺资金，也可以发展。

参照广东省土地直接入市的作法，我认为农村的土地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农业用地，一种是非农业用地。农业用地可以暂时服从《土地法》的规定，不变动（前途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但可以考虑让荒山、荒地、沙漠先行一步，放给私人经营，搞永佃权），非农业用地应该放开。比如：村里的闲散地、空心地既然归农民集体所有，也应该允许农民集体收回来搞二、三产业，由村民委员会自己做主，不需申报、审批；如果是几个村联合开发荒地，则实行备案制；项目较大的要接受监管；农民的宅基地，二、三产业用地则视同城市住宅（70年）用地，可以抵押、贷款，进入流通领域；支持乡镇建开发区，为村庄合并打下基础。

5、医疗

目前，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方面是医科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甚至在家卖糖葫芦。一旦放开农村医疗，这种矛盾可望大大缓解。“乡村创业促进法”可以规定：凡是取得正式医师执业资格的，允许在农村自由行医，不需申报、备案；乡以下的诊所只需申报、备案；乡以上的社区医院要按规定登记、注册，接受监管；村里要搞合作医疗，10户农民为一个合作单元，组成合作医疗，国家的医疗资源以医疗券的形式直接按人头配置到合作单元，农民患重病时由合作医疗先行支付，后经村委会证明，可到县财政报销，报销范围50%～80%，实行报销事后监管。对农民的合作组织给予信任，如果出现问题或诈骗行为，以《民法》和《刑法》论处。

6、教育

乡村民办教育不再审批。国家可以考虑用“教育券”的形式把教育资源配置到每个学生头上，政府只管公办的学校，让民办教育自由竞争，把择校权交给学生和家长。

7、生猪屠宰

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90年代，生猪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屠宰“一条龙”全垮了，无处索赔。至今生猪屠宰还是垄断经营。“乡村创业促进法”可以规定，城市里可以继续搞“定点屠宰”，但对农村应该放开，农民可以自由杀猪，在乡村销售。其他牲畜也不限制。

8、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

现在的乡村，计划经济体制的配套机构还顽强地存在着，化肥、籽种、烟草、食盐等物资经营仍然没有完全放开，我建议这些经营领域都可以放开，政府只管住生产领域。如果这些经营领域放开了，让农民自由进入，自主经营，农业产业化的各环节也会进入良性循环。

9、文化卫生

农村文化卫生等公益事业，村级完全可以放开；村以上、乡以下可以要求登记备案；乡以上可以要求审批、监管。

10、丧葬

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民政部门将“准入审批权”转化为“经营独占权”，垄断了殡葬，把原本带有公益性质的殡葬服务行业变成了暴利行业，致使骨灰盒比大彩电贵，墓地比商品房贵，老百姓连人都死不起。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应当允许农民进入殡葬服务行业，允许社区、家族自办公墓，按8‰的年死亡率计算，30万以上人口的县域最少有2个丧葬场所，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11、运输

农村的个体运输行业应该放开，异地运输到有关部门备案即可，政府的交通局、公安局不应设置太多条条框框进行限制，出现问题具体对待即可。

12、技术监督

允许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产品先投放市场，然后再去抽检，只要合格，马上批准，这比先批准再投入生产、销售更有利于打假。也就是说，技术监督局应该是事后监督，而不是事前监督，技术监督局不必懂得所有技术，完全可以让市场来监督。而且，技术监督局现行的事先检验“只对来样负责”，起不到监督作用，也不能给企业和消费者承担责任。

……

另外，在农村创业的人们都深有体会，现在政府的技术监督局、工商局、土地局、卫生局、农业局、林业局、畜牧局、水利局、环保局、交通局、公安局等部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职能交叉问题，或明或暗给乡村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大大提高了创业成本，抑制了农民的创业愿望和潜能，应改为合并执法；目前各职能部门的收费票据80%是服务咨询收据，上交财政的票据只占20%。依照《宪法》，国家对公民和法人只有依法收税的权力，而没有税外收费的权力。为避免政府执法部门依仗权力收费，建议在工商、水利、卫生、土地、技术监督等部门研究实行“费改税”。

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的预期效果

实施“乡村创业促进法”，我以为可以预见以下效果：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使臃肿的党政机构减肥，变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巨大差距。

以医疗、金融为例：按部队每100名战士配备1名卫生员计算，河北省有5万个村庄，接近5千万人口，就需要50万个乡村医生；金融以每100户有一个小规模的金融合作社来看，以河北省为例，农村能容纳的就业人口也在50万。依此类推，仅此两项全国就会创造出2千多万个就业岗位。如果让农民自由创业，自由劳动，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吃上和城里人一样的饭菜、穿上和城里人一样的衣服、住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房子、享受和城里人一样便捷、全面的服务，所产生的就业机会将以亿万计。

农村一旦放开，我认为不仅仅是农民要创业，各部门执法人员也会积极地下海创业，因为他们很了解哪些行业最赚钱。如政府卫生局的监管人员，土地局的监管人员，金融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会去创业，由监管者变成创业者。各部门的执法人员原本都是社会的精英，只要有充分的发展空间，人们会去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发展不平衡，京津地区人均年收入已高达4000美元，西北地区人均年收入不过1000元人民币，一旦放开农村，让农民自主创业，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很快缩小东西地区差距和城乡差别。仓廪实而知礼节，富裕产生文明，最终，全社会都能够共享农民的创业成果。

在革除体制弊端非常困难、修改部门法有待时日、城市与乡村已明显形成两个世界的情况下，出这么一部“乡村创业促进法”，区别城乡，管住城市，放开乡村，这是对社会、对各个阶层都有利的事，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增量改革。它基本上不伤害任何阶层的既得利益，法律可以从容修改，体制弊端可以缓缓革除，由此达成一个新的改革共识。就像改革之初，我们当时不动国有企业这一块，只是先给民营企业发展空间，等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一些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

现在，三大生产要素——土地、资金、人才都对城市开放，在城市流动，而农村有土地，有资金，也有人才，只是因为管得太死，放不开，才留不住。只要国家放开农村，这三大要素会在农村循环流转，释放出巨大的生产潜能，新农村的建设也将是“惠而不费，劳而无怨”的事情。农村会像1978年一样，再度焕发生机，充满活力和希望。

结语：疑惑和希望

2002年，我在呼吁中央出台“临时乡村法”时，曾以“土地法”与“银行法”等部门利益法为例，具体分析了农村创业所受到的严重束缚和制约，阐述了我所感受到的“三农”问题的症结。

四年过去了，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纲领性口号，我觉得当年提出的那些具体问题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突出，现在出台这样一部法律已经是恰逢其时，刻不容缓。在征求了一些专家和学者的意见之后，大家建议我将“临时乡村法”改称“乡村创业促进法”，显得一目了然，更为明确。但是，按照惯例，如果改成“乡村创业促进法”，要进入立法程序恐怕需要经历一个耗时很长、非常复杂的过程，而且一旦立法就有全国性、强制性、长期性，恐怕既不适合当前的迫切需要也不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

“临时乡村法”是一部政治性的立法，意味着区域性、机会性、过渡性。临时约法，立法程序可以简化，更为直接，也可由地方政府选择性实施。它的机会性是由当前我国的国情以及中央提出的新的历史任务决定的；它的区域性是由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发展不平衡决定的；它的过渡性则意味着这个法可进可退，有操作性和实践意义。

究竟是“乡村创业促进法”好，还是“临时乡村法”好？我疑惑不定，看来只有付诸公论和天意了。

我衷心地希望，以上建议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为下一步深化改革达成共识。哪怕是呼吁出台一个暂行条例，即便允许一部分地区试行，都是民之幸、国之幸！

农民是有希望的！

国家是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6期 路易·艾黎在西北创办职业教育　作者：李屺阳

路易·艾黎，新西兰人。1927年4月21日来到上海，目睹“四·一二”反动统治残暴镇压群众、工厂童工受压榨的悲惨情景，毅然留在中国。他在中国60年中，为中国老百姓做了很多寻常人难以做到的好事。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路易·艾黎1997年逝世，邓小平称他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路易·艾黎被称为“工合之父”。抗战中他组织全国各地建立了近3000个工业合作社（工合），生产军需品和民用品，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战争中老百姓的需要。同时为发展“工合”培训了很多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由于战乱，最后只剩下陕西宝鸡双石铺的一所培黎工艺学校。1942年，他和在校的亲密助手、英国记者乔治·何克不断受到反动派的指控和监视。这时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拟去玉门讲学，约艾黎陪同。艾黎路过河西，看到山丹有很多庙宇空空荡荡，可以当学校，便于1943年底将双石铺学校沉重的机器设备和学生迁至山丹。山丹小县，非常贫瘠，艾黎与何克战胜了种种困难，继续办学，探索新型的创造性教育。从1943年到1953年，艾黎战严寒、耐酷暑，大力排除反动地方势力和“地头蛇”的干扰，在山丹生活了10个春秋。他于1959年以创办培黎学校为内容，写了一本书《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在新西兰出版。我认为，艾黎对教育的探索是成功的，是切合甘肃农村实际的，也是非常迫切需要的。

（一）

艾黎办教育的宗旨是“创造分析”、“手脑并用”，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和工业、农业、畜牧业的科技知识密切结合起来，对中国基础教育进行创造性的改革。他的办学方向，就是面向农村青少年，面向农村的未来，把西方当时比较普及的农业、工业、开矿、制陶等科技知识应用于学校，要求学生手脑并用，学习技术达到一专多能，以多种本领为建设新农村、新城镇服务。这所学校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认为艾黎是一位全心全意为中国贫苦老百姓谋利益的人，把艾黎当作自己最崇敬的亲人。艾黎给农民带来了田野上的希望，使农民看到了幸福的前程，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为此，1992年再版《探索创造性教育纪实》时，我把书名更改为《农民的希望》，希望把上世纪40年代山丹培黎学校的经验作为典范，在全省推广。

1999年到2005年，国务院两次下发有关推行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决定，去年11月7日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这说明中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二）

艾黎的教学方式是启发式教育，师生相互讨论，教学相长，要学生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

以下举一些事例：

教师严立地（中国名字），加拿大人，电讯工程师。他精心把技术传授给电机组的学生。学生不懂什么是电，没有课本，他亲自编写，要两个英语稍好的学生当助手，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讲课的教案给他俩反复讲明白。开始学生不懂电的原理，害怕电，一个学生壮着胆子摸了一下电源，昏了过去。严立地为了解决学生害怕电的问题，他带了弱电装置，要学生和他握手，学生感到麻簌簌的。

学生问：“你为什么不怕？”

严告诉学生：“我穿的胶鞋。”

严一步步提高学生对电和电的原理的认识，电为人类谋利益的道理。电机组的实习室是个20平方米的工房，严立地因陋就简地开展形象教学，边教课，边介绍工房里的电器，进行示范实验，然后要学生们重复他的实验。凡学生提出的问题，都在现场答复，使学生学懂学通。严还经常要学生作实际锻炼，加深对科学原理的理解。为此，他在院子里用木料架起了错综复杂的电线网，要学生寻找和排除故障。有时由于操作不小心，技术不过关，电动机出了毛病；有时狂风吹断了电线；有时其它生产组电器出了毛病，正好给电机组学生创造了学习的机会，要进行检修。严立地手把手地教他们解决疑难问题。焊工组有两台电焊机，焊条充足，正是学习的好条件。学生们既动脑筋，又勤动手，逐步巩固了理论知识，练出了真本领。

电机组学生自己动手，建起现代式的变电所，学校各生产组都通了电，晚上学校电灯通明，惹得几十里以外的农民都来学校看这个“西洋景”。老乡们注视着他们村子的小伙子在操作，机器隆隆响，祖祖辈辈都没见过，想着娃娃学会了，将来一定会给村里带来幸福。

严立地走后，美国一家杂志社记者甘沛霖担任了电机组的专业教师，主要联系实际讲机械理论，如螺旋起重机、转轮起重机、液压千斤顶等机械的理论，离合器打滑时磨擦力的原理和防止磨擦的道理等等。1950年底，玉门油矿进口了一辆玛斯204吊车，途经山丹，动力系统发生故障，拖到培校，在甘沛霖的带领下，学生们学会了运用柴油机的知识进行检修，很快排除了故障。后来，玉门油矿同类型号的吊车出问题送到培校检修，同学们都圆满完成了任务，受到油矿和学校表扬。

瓦尔特·易斯利，美国人，高级机械师，知识渊博，技术高超，负责机械组、运输组、煤矿、农场等生产组工作。机械组有磨床、铣床、钻床、车床等等，起到了制造学校所需机器的母机作用。各组学生轮流实习车工、钳工、铣工、磨工，直到翻砂、铸工，学生们逐步懂得了学习机械制造的重要性。易斯利还带领学生把两个汽车的马达改造成一台收割机，和马拉收割机一块儿驰骋在四坝滩农场的土地上，这又在农民中引起了轰动。

艾黎担任校长，有时也给学生上技术课。例如，艾黎讲水锤泵的原理，先一天他在小河中安装好水锤泵，次日叫学生到小河边，看水锤泵开动后，冒出的水高达两丈，他问学生这是为什么，不少学生答不出来，也有少数学生的回答接近原理。于是艾黎取出水锤泵，仔细讲解它的原理和作用，答复学生提出的问题，让每个学生轮流操作，直到学会学懂。据有的老校友说，我国1960年左右才有了水锤泵的应用。

艾黎给学生讲汽车原理，也是用直观的办法，教汽车中的装配，每个结构的名称、作用，开汽车、修理汽车的方法。他像个驾校的老师，一批、一批教会学生。学校汽车数量多达30辆，来自各国，产地不同，型号不同，还有二战中拉炮的十轮卡车。易利斯开车，技术娴熟，车后还挂了三节拖车，像大蟒在地上爬行，倒起车来，灵活自如，引得学生们都想挤进驾驶楼，学他的驾驶技术。1948年秋，西北行政长官张治中到学校参观。为了安全，艾黎请他写了一张布告：“山丹培黎学校系国际友人所办，凡我军警不得动用该校一草一木，违者按军法处置。”

为了防备马家军部队劫走汽车，学生把汽车统统拆成零件，和汽油一起，都搬到煤矿一带的洞子里藏起来。山丹县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学生们把全部车辆装置好，部队损坏的大批炮车、汽车都拉到学校修理。解放军第三军军长黄新廷请求集中卡车，协助解放玉门油矿。学生们驾驶了14辆卡车，满载解放军，解放了玉门油矿，还解放了山丹马场。为此，彭德怀司令员让身边工作的张养吾专程来校表示感谢，并邀请艾黎去酒泉会见，赞扬艾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落后的中国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建立和开展工业合作运动。艾黎在荒凉贫瘠的土地上，继续开办培黎工艺学校，解放军西进时又大力支援。培校招收贫寒子弟，校训是“创造分析”，这种思想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精神，教学内容是现代工、农、牧业和医学方面的科学知识，联系实际，学用结合。艾黎不仅是一位大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而且是一位满腔热情的无产阶级教育家。

（三）

艾黎认为：能不能培养出有创造性精神的学生，对一个学校领导人来说，是很值得探索的问题。

在探索新教育建设教师队伍中，艾黎遇到不少阻力。有的教师认为：创办这类学校是错误的，在学校进行生产劳动训练，这种教学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学校应当增加高等数学，学生应当是未来的机械师、工程师。艾黎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的学校代表着一种新的教育思想，那些反对学校教学方式的人，恐怕不大懂得新科学、新农业、新工业的意义。他们脑子里装满了种种复杂的旧思想，迷信那种旧的教学方式。他们也不懂教育男女青年手脑并用，将来能够帮助人民为农村创造财富；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是在过去那种闭门读书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老师不应该以“民可使知之，不可使由之”的态度对待青少年。文化课需要这些教师讲授，但是这些教师最缺乏的正是他们没有机会和其他劳动者一道，手脑并用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他们反对同学们手脑并用，实际上否定的正是他们自己。

艾黎认为，创造性教育，就是要学生问“这是什么”，还要懂得“这是为什么”，要学生追根求源，培养学生的分析思维创造能力。他说，为什么世界上别的人能办到的事，我们就办不到、就不去试验、不去创造呢？一定要学生大胆思考，开阔眼界，多看图书，研究问题，勇于创新，动手动脑，创造未来。

艾黎对中国教育改革，提出了几条基本经验：一是中国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教育的重点要放在农村。农村需要培黎式学校，进行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是富有生命力的，是符合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艾黎认为：“西北需要把培养中、初级人才及早放在先行的地位，因为这种人才主要靠地方自力更生来解决，而且对开发大西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二是要提倡学生善于创造分析。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青少年的创造性，培养他们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不能把学校仅仅办成是传授知识、墨守成规的场所。师生融合，学生主动，独立钻研，才是好的教育方法。三是学生是学校的主人，让学生“早当家”。学生学习的内容，应当和他们出校门后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培校学生的年龄平均在十七八岁，每个生产组的学生学会了按规定原则管业务、管财务等等，学校监事会主席也由学生担任。学生从小锻炼，上午上课，下午工作，有困难向教师请教，确实锻炼出了工作本领、干劲和责任感。

艾黎1959年说：“作为教育，如果它没有给人民的创造性活动提供奋勇前进的思想和方法，而是成为扑灭富有创造性智慧火花的教条，那种教育就是失败的教育。”1992年他在《探索性教育纪实》的《前言》中写道：“这本书是对教育思想的探索，也是对培养有实践技能和创造精神的人才的一种探索。”中国“由于国内市场的日益扩大，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不断高涨的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渴求，他们将要依靠这种知识，在农村广泛兴办为发展农业的各种地方工业，这种地方工业必然越来越多地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艾黎的这段论述是很超前的。

（作者为甘肃省原副省长）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6期 深得毛泽东赏识的赵毅敏　作者：刘守森

赵毅敏原名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1月5日生于一个书香人家，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之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代表省委连夜起草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九一九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号召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斗争的第一篇宣言。1935年初，他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改名赵毅敏。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一）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毛泽东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到鲁艺后，赵毅敏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汇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见到了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并趁机汇报了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有毛主席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二）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央根据地内第一份大报《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披露，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调查这话背后潜藏的真正原因，就是征公粮太多。仅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沉重的负担把老百姓压得“哇哇地叫”，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我们不能看不起。他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提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老百姓看到剧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给剪子消毒，剪了脐带，造成婴儿死亡，联想到本村、本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有的拉着扮演医生的秧歌队员请教如何进行新法接生。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方面，毛泽东准备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酝酿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干部派赴东北去建立根据地。

赵毅敏认为自己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到东北基层去要比呆在中央机关会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知道了，两人都想挽留他。

赵毅敏觉得，尽管自己身体欠佳（在苏联给他作肠道手术的医生曾断言他只有五年的寿命），留机关可能会舒服一些，但东北背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会为最终赢得内战、解放全中国奠定扎实的基础，于是下定决心要到东北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杨家岭举办舞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来参加了。待毛泽东舞间休息时，赵毅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到东北工作的请求。

毛泽东说：“那好啊！开辟东北根据地非常重要，你要去东北开辟工作，我同意。”

“可李富春和陆定一同志都想把我留在他们那里，怎么办？”

“没问题，我同意了。”

1945年9月22日，赵毅敏协助林枫率1200多人经承德前往东北。凭借他娴熟的俄语和灵活的协调手段，说服了驻承德苏军城防司令，使其突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中关于凡苏军解放的我国东北城市，中共军队不得进入，需停留在城镇25公里之外的约定，允许中共军队着装骑马过城。

不久，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指示，称“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才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程子华任分局书记，萧克任军区司令员，赵毅敏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赵毅敏迅速把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胜利剧社”，接着又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和联合大学，为党培养了近两万名新生力量。内战爆发后，他又赴农村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和清算减租。

（四）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赵毅敏与市委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起进驻北平。

赵毅敏随市委一班人进驻原德国驻华大使馆，立即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通过城外解放军与赵毅敏取得联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戏”以欢迎解放大军。赵毅敏对两位艺术家的义举表示热诚欢迎，很快安排他们进行演出，梅兰芳精湛的舞台艺术和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等优秀剧目开始展示在工农兵面前，由此促进了京剧艺术的空前发展。

赵毅敏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尽快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他作为兼职报社社长，对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毛泽东闻讯报纸即将发行，很快审定了发刊词，嘱赵毅敏尽快开印。

办报伊始，版面由赵毅敏和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负责审定，后来彭、赵工作忙了，就让赵毅敏一个人负责审定。赵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梦中被叫醒起床审定清样，搞得他疲惫不堪。没办法，他只好拉上时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拓帮忙，两个人一人一天审稿。

赵毅敏作为市委宣传部长，要统盘考虑全市的宣传文化工作，制定具体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要请市委定夺，重大问题还要请示中央、直至中央主席毛泽东。

赵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过去骂共产党骂得很凶的旧作家、旧文人，于是他与彭真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的答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们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他们都有职业、有饭吃，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能给人以共产党一来就造成一些人失业的不良印象。赵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指示，除对个别有极大罪恶的文人进行了必要处置外，对绝大多数旧作家、文人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使解放后的北平市呈现出一片安定祥和的新景象。

（五）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长，无疑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他在任的4年之中，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当他看到中南文工团（原冀察热辽鲁艺人员为骨干）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连演奏《国际歌》都定不准音调，他就专门派人赴香港采购成套管弦乐器，使文工团可以演奏中外著名乐曲，许多旧社会过来的文艺家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迅猛发展翘起了大拇指。

赵毅敏还主持决定在武汉著名的“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兴建实验剧场，包括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综合性文化设施。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感到吃惊。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国来访客人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爱护和信任文艺家颇负盛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内地。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卖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币1万元），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赵毅敏亲自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内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原籍河南、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活动结束后，常香玉果然将演出收入捐赠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赵毅敏闻讯，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京剧著名演员赵燕侠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中南报纸因为她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摘她“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地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赵燕侠听说赵毅敏的讲话后很受感动，后来成为减薪的带头人。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六）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他主要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因为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考虑到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后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议将刊物性质界定为理论性兼报道性，正式名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人前去参加编辑工作，拟定了一个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可能认为，赵毅敏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还精通俄语，又晓得些英语，此重任非赵毅敏莫属，就亲自点了赵毅敏的名，并将这一意向随即告知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6月，赵毅敏和他的夫人凌沙等共6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理论论战。赵毅敏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重，实际上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据赵毅敏回忆，从1958年杂志创刊到1960年两年间该杂志共发表中国同志写的文章12篇，并刊载过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除了少数文章有宣扬极“左”的观点外，多数文章对捍卫马列主义、抵制苏共控制、宣传中国党独立自主的方针起到了好的作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苏共和追随它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对中国党的围攻愈演愈烈。这一年，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意共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中共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他当时尚在布拉格，遂径直抵达罗马。当他得悉意共在大会上要公开指摘中共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应对，中央电示应旗帜鲜明地批驳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赵毅敏连夜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在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意见，并针对意共的指摘进行了有力回击。由于赵毅敏话锋犀利，观点鲜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随苏共的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人的攻击。但赵毅敏正气凛然，毫无惧色，赢得了不少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工人的好感，请他签名留念的络绎不绝。当他参观意共报社时，工人们甚至印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欢迎他。

伍修权先后率团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五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受到了与会的苏共代表及其追随者的围攻，甚至在伍讲话时采取跺脚、起哄、吹口哨等不礼貌做法，但伍修权仍泰然处之，总是坚持你闹你的，我讲我的，把要讲的话讲完。

12月26日，毛泽东69岁诞辰那天，他有感于国际风云的突变和赵、伍二人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气势磅礴的《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据赵毅敏后来的秘书田俊杰讲，诗中的“独”字，就是指的赵毅敏，而“英雄”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七）

“文革”初期，赵毅敏先后八次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他的日子还相当好过。在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火爆的时候，毛泽东曾对赵毅敏等人说：“谁反对你们嘛，我不是反对你们的。”毛泽东还亲自对赵毅敏等人讲过他对文化革命进程的预期：“一年、二年、三年，三年收尾，顶多搞三年，震动震动，使大家把问题、思想搞清楚。”周恩来总理为了保护老同志，亲拟了一个保护对象名单，其中也包括赵毅敏。

赵毅敏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厄运：在此后不久掀起的“抓叛徒”狂飚中被卷进了漩涡。赵毅敏被以“坐过牢即可能为叛徒”的逻辑诬为“叛徒”，从1968年5月起，开始过“监护”生活，先是和吕正操、伍修权、平杰三、蒋南翔、张学思等被“监护”在一个兵营里，虽然行动自由受到限制，每天4角5分生活费也着实太少了点，但却免遭了批斗之苦。1975年5月赵毅敏被转移到陕西省乾县，在一个新开的电子元件工厂安排了工会和分发文具报纸的工作。也许是命运故意捉弄赵毅敏，可能由于毛泽东的忘却或无奈，或是“四人帮”从中作梗，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前，赵毅敏并没有得到“解放”和重新启用。直到粉碎了“四人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赵毅敏才获准携眷回京，由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黄克诚亲自协调安排到中纪委工作，先担任秘书长，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副书记，中共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为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人的平反昭雪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2002年7月25日，赵毅敏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红卫兵运动第一个殉难者卞仲耘　作者：钱　江

春天来到京城的时候，作者整理《人民日报》史料，发现了拍摄于1948年春天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有一位年轻女编辑卞仲耘——当时人民日报社仅有的几位女编辑之一。随后我又发现，这位1938年投身革命的前辈竟是“文革”中北京“红卫兵运动”的第一个殉难者——1966年8月5日在她工作的北京师大女附中被自己的学生打死！从《人民日报》的创建者之一到“文革”的最初殉难者，她的生命轨迹怎样迤逦而来，又怎样突然地被“文革”所阻断？

充满革命理想的新女性

卞仲耘，安徽无为县人，生于1916年。她的父亲原先很穷，少年时到钱庄学徒，渐渐积累经验自己开了一家小钱庄逐渐致富，后来当上了县商会会长。卞仲耘长大时家庭已经比较富有。

但是卞仲耘的青少年时代充满了苦涩。她出生不久生母即去世，父亲重男轻女，不雇奶妈，让独身居家的姑母和卞仲耘的三姐用米糊糊把她养大。最初，继母不让卞仲耘上学，卞仲耘奋力争取，又得到了姐姐的支持，才勉强读完小学和中学。

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这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这时又有热心抗战的同学拉她参加奔赴前线的“战地服务团”，她很快来到了武汉投身抗日宣传，错过了去延安的机会。但是卞仲耘希望去延安投身革命的热忱给八路军办事处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共党组织将她作为培养对象，后来确定，卞仲耘参加革命的时间从1938年填写去延安表格之日算起。

经历武汉会战后，卞仲耘所在战地服务团进入国民党第31师进行宣传，逐渐转至大别山区。战地服务团中有许多中共党员，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了卞仲耘。

进入1940年，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她在那里加入了中共党组织。

不料，地下党组织很快被国民党破坏，有的地下党员被捕，卞仲耘等一批学生被校方勒令退学。党组织负责人要卞仲耘立即离校，前往内地大学继续求学。于是她来到了成都，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继续求学。

刚刚来到成都，与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接上关系，卞仲耘有意识地订阅了一份在国统区发行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

没过多久，《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来到成都，应邀到燕京大学演讲，演讲大教室里挤满了人。卞仲耘闻知消息赶来，已进不了屋子，就站在门外倾听。

这时，她发现身边还站着一个男同学，他们的目光对射到一起，互相打了招呼。他是新闻系学生，名叫王晶（Yao,音：尧），是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负责人刘光领导的青年进步组织负责人。卞仲耘初到燕京大学就公开订阅《新华日报》，引起了王晶的注意。

不久，王晶组织的文学研究会吸收了卞仲耘。又过了些时候，文学研究会转为秘密青年进步组织“蓉社”，又一度改称“马克思主义小组”。名称几度改换，卞仲耘都是其中惟一的女性。在追求社会进步的学生运动中，王晶、卞仲耘由一见钟情进而相知相爱了。

青年时代的卞仲耘，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她和王晶相约，待到大学毕业，就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战斗生活。

投身解放区新生活

王晶于1944年秋经中共地下党员、川大教授李相符和著名民主人士刘清扬介绍，进入美国新闻处成都分处图片部工作。王晶随后介绍燕京大学同学李肇基、陈浩、张学礼、孙贡三等中共党员进入了美国新闻处。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新闻处要发展建立西安分处，王晶又接受党的指派，到西安参加分处筹建。他到西安不久，接待了同样接受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指示到那里开展工作的何燕凌和宋。

抗战胜利后，美国新闻处决定迅速建立北平分社，王晶又一次领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平。他于11月赶回成都，将卞仲耘接到西安结婚，婚后一起越过风陵渡进入太岳解放区。

王晶、卞仲耘夫妇同行者一共6人，3男3女，都是城市知识分子模样，很快就被解放区民兵截住了，送往太岳军区敌工部。王晶等向解放军首长详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

太岳军区对这几位年轻人不摸底，既然他们要去北平，就索性先将他们送到上级军区——晋冀鲁豫军区，从那里再去北平也是顺路。

几位年轻人在解放军战士护送下徒步跨越中条山、太行山，于1945年12月下旬来到晋冀鲁豫军区所在的武安县（现属河北）伯延村，住进军区司令部对面的招待所。

这时，晋冀鲁豫军区已经了解清楚了王晶、卞仲耘一行人的情况。他们住下才一两天，就有安徽老乡来看望卞仲耘。来者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记者吴象，他奉总分社负责人安岗的指示前来探问，看看是否有可能将王晶、卞仲耘留在分社工作？接着，分社领导安岗前来探望。又过了些时候，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张际春登门看望。他进屋上炕盘腿坐下，说话亲切，表达了希望这些年轻人留下工作的愿望。

晋冀鲁豫军区上下真诚欢迎知识分子的热情，使王晶、卞仲耘非常感动。

几天后就是阳历年底，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召开晚会欢度新年，军区后勤部为王晶、卞仲耘发了军装。军区的年轻人爱热闹，齐声叫着，要穿上了新军装的“大学生”出个节目，后来更是点名要卞仲耘唱歌。

王晶、卞仲耘站起来，来了一个男女声和唱《在太行山上》，博得一片掌声。正是这片热烈的掌声，使他们下定决心留在晋冀鲁豫，到新华分社工作。

战火中的《人民日报》编辑

1946年上半年，王晶、卞仲耘都在河北省邯郸度过，迅速熟悉了新华通讯社的工作。这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首长邓小平、刘伯承决定创办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任社长兼总编辑，以原《新华日报·太行版》编辑人员为主体，组成《人民日报》编辑部。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负责人安岗原先就是《新华日报·太行版》成员，这时又率队归并于《人民日报》编辑部，同时继续承担向新华总社发稿的任务。《人民日报》于这年5月15日在邯郸创刊。

当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领导机关于月底撤回武安伯延，《人民日报》编辑部随同领导机关离开邯郸，在伯延不远处的南文章村住了下来，不久又撤进山区，在太行山麓的河西村落脚，并且一直驻扎到1948年6月。

这年8月，卞仲耘生下了大女儿，她带着孩子来到了河西村，一直从事编辑工作。

1947年3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出延安后停止播音。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鲁豫中央局责成《人民日报》组建接替台，在新华广播电台3月29日停播当晚即发出台号电波，次日全面接替播音。王晶被抽调参加“临时新华总社”，赶到河北涉县西戎村参加广播稿编辑工作。数月后新华总社人员赶到，王晶继续留在总社工作。

卞仲耘留在河西村当编辑。这期间，又有一对颇有文艺天赋的青年夫妇丁丁和胡志涛来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他们曾在延安鲁艺学习，其中胡志涛还曾在延安协助冼星海抄写《黄河大合唱》的歌词。她和卞仲耘都喜欢唱歌，彼此很快就熟悉了。

丁丁、胡志涛夫妇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往育英学校。后来北平和平解放，胡志涛参加接管了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终生从事教育。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卞仲耘先在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编辑部，从1948年6月起又参加了新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

1949年初，卞仲耘在解放后的北平见到了胡志涛。胡志涛热情地邀请卞仲耘转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当教师。

当教师，是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建国之时百业待兴，卞仲耘觉得自己喜欢当一名教师，就接受战友邀请，来到师大女附中这所著名学校。

危险逼近的时候

在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教过语文，转而教政治，又当过教导员，后来升任教导主任、校党总支副书记、书记和副校长。她有4个儿女，丈夫王晶从新华社调到中宣部，后来到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研究员。

师大女附中创建于1917年，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著名中学之一。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级领导的女儿进入这所中学，校长通常由老资格革命家担任。到1966年“文革”前夕，校长暂缺，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就是学校的最高领导了。

卞仲耘深切地感到，“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到“五·一六”通知一出，积蓄能量多年的潘多拉盒的盖子终于被打开了！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张贴了攻击北京市委、北大校党委的大字报。6月1日中午，3个师大女附中学生也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对学校领导进行攻击。6月3日，工作组进驻师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来“造反”的学生，斥令校领导全部“靠边站”，全校师生主要以开批判会、写大字报等方式开展“革命”。教师的尊严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学生可以对老师直呼其名，学校里很快贴满了攻击学校负责人和教师的大字报。

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

6月23日，工作组主持召开女附中全校批判揭发大会，卞仲耘被推上批斗台，其他4位校领导站在台下。上台发言的女学生呈气愤填膺状，不时挥拳呼喊口号。批判发言时，突然有学生手持军事训练用的刺杀木枪上台，几下将卞仲耘捅倒在地。她刚刚倒地，又有人拽着头发将她拖起来。当时情形已非常残忍，但是无人制止。

批判会后，心情沉重的卞仲耘向上级写了一份请求保护的报告。她写道，自己拥护“文革”，但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说：“在群情激愤之下，我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肢呈90度）、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捅脊梁，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1938年即投身革命的卞仲耘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红卫兵运动带着“红色恐怖”呼啸而来。8月4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们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情况，她们强迫那些不幸的学生交代“反动思想”，最后还必须连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该死。”

同一天下午，红卫兵闯进几位校负责人办公室，用皮带抽打了他们。

卞仲耘感到，巨大的灾难迫在眉睫了。就在这天晚上，她对丈夫王晶说，按这个势头，学生打死她这样的人，就像打死一条狗，现在她的处境非常危险。她和丈夫商量：是否向相识的中央领导人写信求救？

王晶主张妻子立即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暂避一时。但是卞仲耘不同意。她认为天南地北都是中国，天罗地网无处躲避。更重要的是，她认为自己是清白的，如果逃走，反而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为了人的尊严，我决不能逃走”。

王晶又劝说了几句。卞仲耘外柔内刚的性格此时显现得格外鲜明，她最后对丈夫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第二天早晨，家中保姆对卞仲耘说：“别去学校了。”但是忠于职守的卞仲耘还是走向了学校——那是她的岗位。

这天早上，倒是同为师大女附中副校长的胡志涛赶到北京市委，找到熟悉的分管文教负责人，报告说在师大女附中，校领导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但她得到了无奈的回答：“你先回学校去吧。”

惨剧在四十年前的8月5日发生

1966年8月5日下午，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斗争了学校的5位负责人。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首当其冲。

下午2时左右，女附中一个班的“红卫兵”突然聚集起来“斗争黑帮”，冲到正在打扫厕所的副校长胡志涛跟前。胡志涛对学生说，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如要开批斗会，要事先报告新成立的北京市委。就是说，红卫兵不能自作主张地斗争校领导。

红卫兵根本不予理会。一个红卫兵拿来一大瓶墨汁，不由分说朝她头上倒下来，胡志涛全身顿时就被墨水染黑了。

红卫兵将学校5个负责人揪到大操场上，给他们戴上了用废纸篓糊成的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套上写有“反革命黑帮”、“三反分子”字样的牌子。接下来，强迫他们一字排开跪下。“大批判”会立即开始了。

成群的学生涌来，聚集在台下。在狂热的批判中有人喊道：去木工房拿棍子。结果即有女学生跑向学校木工房，拿来了待修的破课桌木腿，那上面还有没拔除的钉子。更有人跑向开水房去取热水，打算浇烫这些“黑帮”——当代教育史上残忍的一幕就这样开始了。

红卫兵们草草“批判”了几句，就将被斗者从高台上拉下来“游街”，强迫他们一边走一边敲打被硬塞到手里的铁簸箕，反复地说：“我是牛鬼蛇神。”

5位教师被赶到小操场，要他们停下来劳动，挑走那里的一堆沙子。红卫兵自己动手，把要卞仲耘挑的筐里装满沙子，用铁锹拍了又拍。经受了半天折磨的卞仲耘哪里挑得起来。红卫兵一拥而上将她打倒，拳脚乱棍交加。

女附中的教师们吓得缩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5名校领导孤立无援地迎受狂热女生的殴打，完全失去了自卫能力，被学生们一路厮打扯向宿舍楼。

一路上乱棍如雨，殴打者使用了形形色色的木棍，其中包括带有钉子的桌腿。宿舍楼走廊的白墙上留下了斑斑血迹。

这场狂热语言和棍棒交加的批判持续两个多小时，被批判和殴打的教师完全没有抗辩可能。大约到下午5时，受殴打最重的卞仲耘终于失去知觉，倒在了学生宿舍的台阶上。仍有一群女红卫兵围住她，用脚猛踢这位不久前还受学生尊敬的副校长，大声喊：“装死！”

毕竟有人看出卞仲耘性命攸关，结果叫来一个校工和语文教师林莽，将她搬上平时推垃圾的手推车。红卫兵们继续批斗神志还清醒的另外4人。

副校长胡志涛看到躺在手推车上的卞仲耘胳膊红肿，布满伤痕，眼睛微张，瞳孔没有了反应。胡志涛挣扎着对身边的红卫兵说，她有生命危险，要马上送医院！

红卫兵却对胡志涛吼道：“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接着将她推进一间办公室关了起来。

残酷的批斗会终于进入尾声。有校工将载着卞仲耘身躯的手推车推到学校北门附近，因为马路对面就是邮电部医院。那时天色还很亮，有红卫兵说就这样把卞仲耘推出学校“影响不好”，于是就将大字报覆盖了她，还在上面压了一把扫帚。

这时，红卫兵渐渐散去，有人到邮电部医院请来医生急救。医生在晚上7时左右赶来，见状即将卞仲耘抬往医院抢救，但这时的卞仲耘已经死亡多时了。她的生命在50岁时突然结束，甚至来不及发出抗争的呐喊，来不及留下遗言。

这天，另外4位校领导均受重伤。胡志涛遭受带着钉子的桌腿殴打，浑身血水，一度昏迷，后来发现被打成腰椎脊突骨折。学校教导主任梅树民是50年代初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来校任教的，他身穿的衬衣被打出许多小洞，布丝深深嵌入肌肉。

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她

时间长河默默流淌，如果到2006年卞仲耘还活着的话，她将度过90岁生日。作为京城名校校长，她会迎来无数学生的鲜花和祝福。

现在，作为“文革”开端红卫兵运动最初的殉难者，她留在历史照片上，以温柔清澈的目光注视今天的生活。

1948年春天，当卞仲耘作为一名《人民日报》女编辑，在战火中勤奋工作的时候，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大卫和伊莎贝尔·柯鲁克不远万里来到太行山麓，用文字和照相机镜头记录中国革命的进程。他们访问了《人民日报》编辑部，也许是在无意中拍摄到卞仲耘的镜头。不久前，年近九旬的伊莎贝尔·柯鲁克教授将多年的若干照片送给报社。这使卞仲耘作为《人民日报》创建者之一的历史凸现得更加清晰。

河北省武安河西村的乡亲还记得她，将她的名字载入村史。

“文革”后，卞仲耘得到平反昭雪。在她的追悼会上，人们泪飞如雨。

卞仲耘为之献出了生命的学校，现在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这所名动京城的“市重点中学”每年都有大批学生考入重点大学。

今天是多么美好，但是通向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是留下了血迹的。记住卞仲耘的名字，是为了彻底否定“文革”，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因为她的悲剧完全证明：“文革”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彻头彻尾完全荒谬错误的。

（2006年2月18日）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再忆甲申之警钟　作者：金铿然

前不久，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又有几名省部级贪腐高官曝光，他们是：山西省委副书记侯伍杰、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厚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维席、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王昭跃。另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中谈到，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各级纪检机关给予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处分的党员达十六万四千八百多人，其中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又据最新报道，2005年因贪污腐败受到处分的省部级高官达13人。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审议批准了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看到这些报道，我不禁想起了“甲申”——甲申之警钟！

公元2004年是我国农历的甲申年，干支一转为60年，上一个甲申为1944年，那是抗日战争的后期，距离胜利之日不远。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发表了一篇长文《甲申三百年祭》，讲的是三百年前的甲申，即1644年的事，其中谈到明末朱氏王朝统治的极度腐败，同时也讲到甲申年农民领袖李自成攻入明朝京城之后，“开国”功臣们就以为大功告成而骄傲自满，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宫殿，贪污腐败，骄奢淫逸，以至“大顺朝”很快就被由东北进关的满蒙八旗部队打败，不得不离开占领不日的北京向内地溃逃，导致最后灭亡，等等。

郭沫若文章发表后，当时身在延安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号召仍在“整风”中的中共党员及全体干部，认真学习郭文所提出的三百年前李自成失败而灭亡的历史教训。其时，我们一些在大后方重庆地区的革命知识青年，也响应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号召，认真阅读了该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郭沫若文章（很快就印成小册子）内的历史情节和故事文字细节，现在已记忆不清，但毛泽东指出的文章的主题用意，至今仍有深刻的印象。

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得到极大的发展和壮大。在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内战较量中，得到全国包括蒋管区民主力量、革命学生运动及工人、农民斗争的支援配合，仅仅以三年多的时间，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就以摧枯拉朽的破竹之势，取得了除台湾之外的全中国的胜利。

历史果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上演相似的活剧。在中国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的更迭中，统治阶层掌权以后或迟或早必然会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天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事件曾向全国敲响警钟，震慑一时。当时最高领导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决。但是，严惩刘、张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腐化堕落问题，只是在舆论垄断的情况下，一些上层人员的腐化事实，一般干部和民众并不知情。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事件不时暴露出来，到了今天，贪官污吏自上到下层出不穷，从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部长、省长、市长、厅长、局长、县长直到基层的镇长、乡长、村长，各行各业贪污腐化似乎无所不在，以至老百姓中有这样戏谑性的顺口溜：“一个某某某（大贪官的姓名）倒下去，千万个某某某站出来。”

中国的经济仍在“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而当代中国的贪污腐化现象却也“与时俱进”，具有了“现代化”的表现。不少贪官污吏损公肥私，非法攫取国家财产，把国家的，也就是老百姓的钱财搜刮到私囊之中，然后千方百计把掠夺的财富转移到国外银行，并购买高级公寓和别墅豪宅，为他们外逃后以及他们的老婆、子女后代享受。据媒体公布的数字，至少有四千多名贪官污吏外逃，携走（主要是事先转移）非法掠夺的赃款估计至少50亿美元！另据国外报刊透露，中国有的外逃贪官和官商勾结而发家的“大款”在美国加州等地购买豪华别墅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元现款当场一次付清，令一些美国房产商瞠目。因为在西方购置房产，一般都是先付一笔现金，其余款项以后分期支付。

如此猖狂的贪官污吏，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不但在政治、经济领域，并且出现了更广更深层次的社会腐败（医务、教育、学术腐败等）现象。这是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引来的，或者某领导人号召或提倡的结果呢？当然不是的。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济都是开放的，它们也有腐败现象，但似不如我们中国这么“名震全球”。而在中国，自毛泽东始，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讲话或文章中，从来也都是反对腐败的，有的领导人还把腐败问题同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命运联系在一起。当今在职的各级领导干部对下级和群众讲话，从来也都是反腐倡廉的。但是，有的领导人公开讲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出现一些昨天反贪污报告时冠冕堂皇，今日却因自己的贪污受贿被曝光而锒铛入狱的事实。这里有一个言行不一的问题。一个领导人口头讲的头头是道，实际他做的完全是为了一己（一家、一姓、一伙、一帮）的私利，一些地区一些部门在这样口是心非的人领导下，反腐肃贪的实际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另外一个问题可以说是关键，就是如有的明眼人所提出的，一个再高明不过的外科医生是很难为自己身上的毒瘤开刀的。他或者可以为自己腿上、脚上的一个小疣动手术，但对长在自己肺、胃、肝、肾等部位的肿瘤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说，只有实现人民群众的监督（自下而上的监督），只有实现社会监督（包括各种媒体等舆论的监督），只有实行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使权力受到多方面的、严格的制约，才能真正解决腐败问题，改变中国官员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这些并非我的创见。

让我们再三再四地来回顾一下毛泽东在延安与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

上一个甲申的第二年，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自重庆到延安访问，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一次，毛泽东同黄炎培谈话，问黄老来延安后的感想怎样。黄老答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老人做了一些说明之后接着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讲这番话是1945年7月，在延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也一直主张并要求在全中国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并且对“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民主制度表示首肯。这是当年在大后方读过《新华日报》的一些人记忆犹新，难以忘却的。

但是，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不久，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大概淡忘了他自己关于跳出“周期率”要走民主“新路”的谈话，尤其是1957年大规模“反右”，整垮至少50多万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之后，思想上却以“马克思+秦始皇”自诩，“心血来潮”，一言九鼎，以致“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几千万人！更不用提“文革”十年了。而写《甲申三百年祭》的昔日文豪郭沫若，在建国后，一切以“上”意是从，已毫无谏言可进了。

1883年辞世的马克思，若地下有知，发现有后人将他同中国的秦始皇并列在一起，不知有何感想。根据马克思一生实践和他的著作，他是绝对不齿于同公元前三世纪古代东方皇帝“为伍”的。上点年纪的人都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他们是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的社会，作为他们理想的新社会的。热爱自由和人权的马克思是绝对不会同意对人民群众施行专政的。

至于秦始皇，我这里想起早在一千一百多年前，唐末一位诗人章碣写的一首七绝，诗曰：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章碣诗概述了史实：秦始皇（祖龙）焚书坑儒为时不远（坑灰未冷），就有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刘邦、项羽在东边起来造反了。

中外历史证明，秦始皇之类的极权专制，绝不可取。但当时的当局者不以为然，以至由“反右”而发展到“文革”，除极少数人外，全民族遭受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甲申之警钟不可忘却。时至今日，自由、民主、法治的世界历史潮流滚滚向前，我们已经耽误了时日，非急超直追不可。中国一定要走上“新路”——民主之路啊！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6期 “老高三”四十年　作者：吴　敏

在新中国的编年史上，作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高、初中在读学生简称的“老三届”，是一个同幼稚、盲从、狂热、不幸、磨难、倔犟等字眼，同“红卫兵”、“大串联”、“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等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着的一批人。而在这一批人中，作为1966年高中毕业生简称的“老高三”，因为在“老三届”中届次最高、年龄最大，是当年的一群正在“跳龙门”而又被全部重重地摔到了无底深渊的“鲤鱼”，其经历更坎坷、更具有悲剧性，在心理上遭受的创伤更明显、更严重。就某种意义而言，可以说，在绝大多数“老高三”的心目中，1966年都是一道渗透着殷殷血迹的深刻刀痕，都是一个使人生轨迹骤然转向彷徨、痛苦和不确定性的命运“拐点”。俗话说“六六大顺”，然而，1966年，对于“老高三”、“老三届”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我虽然不知道其他“老三届”和似乎很健忘的一般中国人，会不会将1966年牢牢地铭刻在自己的心里，但是，因为我也是一个“老高三”，所以，我真切地知道，绝大多数“老高三”几十年来的人生道路都走得很崎岖、很艰辛，都有一种终生难以痊愈的一想起1966年就会隐隐作痛的“心病”，就像因刀斧棍棒砍击而留下的疮疤会在阴雨天难以忍受地疼痛一样。

“老高三”至今已整整40年了，这个“心病”没有因时光消磨而淡化和减弱，仍然是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当然，极少数“老高三”或因出身于豪门、或因个人运气好而在几十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活得很顺利、很滋润，他们的1966年情结可能比较淡薄一些。但是，1966年也是他们人生道路上的一次挫折，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也具有负面意义。我在和此类“老高三”接触时，一谈起1966年，他们亦是耿耿于怀、感慨系之。显然，这种古今中外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老高三”现象，浸洇着浓重的社会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和分析。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绵延40年之久的“老高三”社会文化现象呢？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参加高考和上大学深造无疑是一种关键性、根本性的际遇和基础。然而，正是在“老高三”们这个重要的人生“关口”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需要缺乏理性、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去冲锋陷阵，去造那些“牛鬼蛇神”、“资产阶级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老高三”以及整个“老三届”正处于青春躁动期，是一群傻小子，最适合于被利用。因此，正常的教育秩序因“革命需要”而被打乱了，高考制度被废弃了，包括“老高三”在内的全国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在当时的最高决策者看来，为了实现“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崇高目标，几十万“老高三”、几百万“老三届”牺牲自己的学业，到“文化大革命”中去“经风雨、见世面”，不仅义不容辞，而且是一个锻炼成长的“好机会”。伟大领袖自己就没有上过什么大学，仅仅在师范学校毕了个业，可他老人家的雄才大略及所创立的丰功伟绩，古往今来有几个人能与之媲美呢？

记得1966年6月17日清晨，我们班的同学们像往常一样早早地就起了床，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新一天的冲刺。我们的毕业考试、体检、填报志愿等程序早就搞完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着十来天后就要冲上高考的战场了。由于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这些高三学生大都没有什么考前的畏惧感，而是满怀着愉悦的心情企盼和设计着美好的未来。尽管同学们复习功课都很认真、很下功夫，但这主要不是出于害怕考不上大学的后顾之忧，而是想力争考一个好学校，以检验并证明一下自己的功底、能力和价值。有的已经被提前选送到新华社等单位去做“机要工作”的同学，这些天来实际上已经不怎么看书了，只等着过些时候接到通知去上班。突然，就在同学们刚刚坐到教室里准备复习时，学校广播喇叭里播送了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考推迟半年”的消息，同学们一下子都愣住了。大家的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味味俱有，很不是个滋味。这就像是喜滋滋地正准备迈入“洞房花烛夜”的“新郎官”、“新嫁娘”，猝不及防地被推到了黑云翻滚、风狂雨骤的野地里。而且，同学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按当时“文化大革命”风雨乍起、惊雷闪电的态势，半年之后进行高考的可能性很渺茫，很靠不住。

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大家所料。“推迟”高考和“停课闹革命”以后，全国各地中学里“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气氛陡然升级，“红卫兵”、“破四旧”、“红色恐怖”等均由中学生发起，在中学里折腾得最厉害，中学里被学生批斗、羞辱和折磨致死的教师的比例较之大学里要高很多。我们班的化学老师赵崇印，就是在被初中班的同学批斗之后忍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极大侮辱，硬是在单身宿舍里用榔头砸碎自己的脑壳而自杀的。同学们知道这个消息后去到现场，只见屋子里的墙壁上尽是血迹和脑浆，惨不忍睹。我们的老校长郑云萍在挨批斗之后也跳进了学校的水井里想自杀，因被发现得早而没有死得成，又遭受了多次更严厉、更残酷的批斗，弄得他真是“活着比死了还难受”。“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所在的那个不大城市的各个中学几乎都发生了教师被批斗致死的惨剧。有所中学的一位女老师经历了多场批斗，疲累至极，不能走路，仍被一群学生拖在地上四处批斗，拖得血肉模糊、奄奄一息还不罢休，终于被活活地拖死了。全国各地中学里发生的情况，基本上也大同小异。而且，中学里的“革命造反组织”（我校的主要组织名称就叫“反到底”）还很快就同社会上的其他造反派联系到了一起，又是游行示威、围攻党政机关，又是到工厂、农村煽风点火，将原来正常的社会秩序搅扰得狼烟四起、天昏地暗，“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们都被搞得威风扫尽、“臭不可闻”。实践证明，被“红卫兵小将”等高帽子和受伟大领袖亲自检阅等无比荣耀激励得晕头转向、不知天高地厚的“老三届”、“老高三”们，的确是给自己心中的“红太阳”交上了一份成绩斐然的答卷。

高考“推迟”半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由“批斗牛鬼蛇神”、“大串联”升级为翻来覆去的“夺权”和愈益剧烈的“全面内战”。我校所在的那个地区和城市的“夺权”和“反夺权”（并不是反对“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而是反对由另一派夺权，要求由自己这一派夺权）斗争非常激烈，在相当长时间里你来我往地呈僵持和胶着状态。与此同时，两派的“武斗”也逐渐升级，发展到了动用迫击炮、装甲车等武器真枪实弹地互相开火、攻城掠地，双方背后的军队实际上也卷进去了。有的军人常常换上便装、带上枪支弹药，参加到所在一派的“武斗小分队”里去“执行任务”。在武斗最厉害的那一段时间里，三天两头有打伤人、打死人的消息传来，大家当时似乎都已经麻木了，习以为常了。我校的一名初中生返回住地时不小心踩上了自己这一派埋下的地雷，当场就被炸死了。我的两个初中同班同学在本市的另一所中学读高三，他们都曾被对立一派的“武斗小分队”抓了俘虏，被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据各方面传来的消息，全国各地的情况都差不多，不少地方和城市的“武斗”甚至比我们那里还要厉害得多。在这种愈来愈恶劣的情况下，原先关于“高考推迟半年”的许诺根本没有人再提起了，早被扔到爪洼国里去了。

到了1968年后半年，严重混乱的局面稍微平稳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已经胜券在握，不再需要“革命小将”们去上火线打头阵了。但是，小将们业已被激发起来的亢奋心态和“天不怕、地不怕”精神不可能在短期内被遏制，这对于掌权的新贵们反而成了一种负面力量。为了把这股凶猛的洪水疏散开去，最高决策者采取了一种很便捷的办法，就是把“革命小将”们打发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我所在山西省的工矿企业比较多，中学生原籍农村的也比较多，所以，在1968年没有将“老三届”整体发配到农村去，而是将其分作了两部分：父母系农村户口者回老家务农，父母系城市户口或极少数情况特殊者被分配至厂矿当工人。父母都是农民的我，本该回老家“修理地球”，侥幸遇到了一个机会，被分配到一个偏僻县城的小企业里当了一名月工资18元的学徒工。那一段时间，我们这些“老高三”为了生存而“飞鸟各投林”，累累若丧家之犬，1966年6月17日之前忙着准备高考的情况完全成了遥远的隔世之梦，想都不敢想了。我们班的同学们散伙分别、各奔东西时，大家的心情都沮丧到了极点，连一张临别的全班集体合影照都没有留下。同学们谁也没有想到，自己初中毕业后踌躇满志、兴致勃勃地上高中、奔前程（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刚刚渡过，除师范之外的中专学校概不招生，高中的招生数量也很少，许多县都是只招一个高中班，很难考），五年之后竟然落了这么个下场。至于恢复高考，那已经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66年之后11年的事情了。但此时的“老高三”们已到了“而立”之年，绝大多数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要养家糊口过日子，生存状况很艰难、很窘迫，有几个人能重振鸿鹄之志并丢老弃小、抛妻别子、义无反顾地去考大学呢？植物开花亦有时节，如果开花时节遭遇冰雪严寒的惨重袭击，枝叶凋零，花蕾尽落，过几个月以后再让其重新开花，那委实是“咦吁，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我爱人也是一个“老高三”，她的一个同班同学1977年时正在一个乡村小学当民办教师。他下了很大决心准备参加高考以改变自己眼下的穷困处境，但步行几十里来到县城以后，左思右想，实在不忍心把务农的老婆和嗷嗷待哺的孩子扔在家里受煎熬。于是，他找到我爱人的办公室，絮叨了一番自己的苦衷后，身心疲累，情绪茫然，靠在椅子上休息了一阵子，根本没有去考场就打道回府了。我爱人的另一个同学倒是参加高考并被省城的一所大学录取了，但他上了不到一年的学，老婆、孩子在家里的日子苦不堪言，他只好办了退学手续。类似此二位的经历，在“老高三”中决不在少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班30多个同学，我所知道的在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并上了大学的只有4位，约占十分之一。而且，恢复高考后各大学录取学生有一个未成文的默契，都不愿意招年龄大的考生。“老高三”是参加高考队伍中的年龄最大者，他们即使高考成绩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可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好大学。我们班那4位参加高考的同学，有一位情况特殊上了北京大学，另三人上的都是本地的末流学校。可以想像，当绝大多数“老高三”看着比自己年龄小很多者纷纷走进了自己11年前就应该走进的考场和大学时，其内心的苦涩和酸楚是终其一生都不会忘记的。

比“老高三”早一年的1965年高中毕业生近乎全部地顺利考上了大学，但他们只上了一个多学期的课，“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就“停课闹革命”了。1963、1964年考上大学者，基本上都到农村去参加了一年左右的“四清”，其在校学习时间和1965级大体相同，比“老高三”多不了多少。这一批“文化大革命”爆发时的大学在读学生，通称“老五届”。有一个和我很熟悉的1964级“老五届”曾亲口对我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就是个高中毕业，和你们差不多。”然而，改革开放以后不久，中央大规模地实行领导干部“四化”，既年轻又有文凭的“老五届”被整体性地提拔到了各级各类领导岗位上，并且在此后20年间越来越成了全国各层次、各领域领导干部队伍的主体。他们不仅在自己的岗位上呼风唤雨、大显身手、官运亨通，而且由于他们的荫庇，其远近亲属都生活得很优裕、很风光。相比之下，“老高三”却是“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们较之比自己年龄稍大的“老五届”，因为没有文凭而在各方面越来越被摔到了社会下层；他们较之比自己年轻的同事，因为在年龄方面处于劣势，竞争力又越来越趋于弱化；他们要得到自己应有的“社会回报”，一般都得付出比其他人多几倍的奉献和辛劳；而改革开放的“成本”和“代价”，则往往都要摊到他们的头上。因此，在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队伍里，在小学教师“裁员”的队伍里，在各单位分配住房老也轮不上的队伍里，在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家里住房子需要掏腰包而自己实在是囊中羞涩的队伍里，在以年龄划线必须提前退休的队伍里，以及诸如此类各种各样“倒霉事”的队伍里，往往都能看到“老高三”的身影。当这些“老高三”远远地仰视着那些实际上并不比自己在学校读书时间多多少的“老五届”飞黄腾达、鲜花着锦的身影时，他们心里无疑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压抑、郁闷和烦躁。

人的心理承受力是有限的。过于巨大和强烈的精神刺激、心理压力，使得相当一些“老高三”愈来愈承受不住了。我们班的团支部组织委员姓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弱书生，学习很用功，成绩很优秀，性格内秀而在政治上、理论上比较早熟。记得大约在读高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啃大部头的马列著作，被同学们戏称为“宋克思”。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必定能考上名牌大学。1968年以后，他到一个工厂当了工人，被分配的工种是开天车。因其胆子比较小，对高空作业很恐惧，他多次向领导要求改换工种，但那个“大老粗”的顶头上司以“不安心工作”为由，硬是不同意。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中医，并在全县的统考中名列前茅，具备了行医资格。他以此为据要求到厂医务室去工作，领导上还是不批准，仍然让他去开天车，这使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熬不出头了。再加之家庭关系又不太和谐，所以，他于1976年一气之下回到乡下老家，关起门来上吊自尽了。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文静而寡语，1968年以后到煤矿当工人，在井下当了一年多挖煤工后被抽调到了本矿的科室工作，命运应该说还是不错的。但其妻子没有上过什么学，比较粗野，家庭关系很糟糕。这位同学到煤矿工作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的气，回到家里又要没完没了地受老婆的窝囊气。在气上加气、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在1980年代末期跳楼自尽了。这两位同学寻短见的直接原因都与其特定的工作和家庭环境以及性格弱点有关系，具有某种偶然性，但这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导致他们如此结局的真正根源实际上还是1966年那场灾难。可以想见，在他们两个最后下决心走上绝路、命归黄泉之前，一定作过长期、反复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一定会多次诅咒1966年那个令其命运发生根本转折的可恶的年份。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们两个在1966年正常地上了大学，必然能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家庭环境，决不会年纪轻轻就走上了不归路。

我们班30多个同学，1968年离校之后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迄今为止我知道下落者并或多或少有些联系者只有20多个人（不知道下落的那将近10个同学，现实处境可能更加不如意。因为，按一般常规，处境较好者都会主动与同学们联系的）。在这20多个同学中，除上述已自杀者2人之外，20岁出头因公致残、双目失明、终身吃劳保者1人，50岁出头病逝者2人，占了大约五分之一。这个比例，在全国的“老高三”中决非偶然，应该是具有一定的典型和普遍意义，可以说是“老高三”生存状况的一个缩影。

显然，将“老高三”同1960年代以来毕业的任何一届中学、中专更遑论大学本专科毕业生相比，甚至同近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包括战乱时期在内的任何一届中学毕业生相比，其命运的持久悲怆性都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说，自1966年以来，在漫长的40年悠悠岁月里，幸运之神一次也没有顾及过“老高三”群体，而尴尬磨难遭罪之事则一次也没有把他们忘记和落下。

“老高三”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两三年，在1950年代伊始就朦朦胧胧地有些记忆了，是牵着共和国衣襟长大的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初期灿烂的朝霞，给他们的幼年、童年带来了许多欢乐和幸福；“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风烟和“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使他们在少年时就初尝了生活的艰辛；“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混乱、动荡和阴谋、诡谲，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和烙印；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社会转型的巨变及其愈益显露的负面代价，让他们的中年既觉得重逢机遇、愉悦欣喜，又感到不堪重负、心力憔悴和无可奈何。现在，“老高三”们已是将近“耳顺”之年，正在逐渐步入“夕阳红”的队伍。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显然早就被“边缘化”了，不可能再对社会有多大贡献了。但是，在他们的身上，真实、清晰地保留和展示着新中国成立57年来寒暑冷暖、阴晴雨雪的“年轮线”。他们保留和展示这些“年轮线”，不是为了炫耀，不是在发牢骚，不是像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地念叨自己的苦难，而是想真实地倾诉和记述历史，想为对其感兴趣者特别是正对社会实践进程承担并发挥重要责任者提供一份进行研究和参照的“活化石”。细细观察和琢磨这块“活化石”，特别是通过它透视绵亘40年之久的“老高三”这种奇特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对正确反思新中国成立57年来曲折、艰辛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和解决现实中国社会因处于转型关键时期而产生的诸种矛盾、困难及问题，得出一些有益的启迪和警示。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作者：金　凤

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新闻界的前辈李庄同志不幸于2006年3月3日辞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李庄同志德才兼备，为党的新闻事业特别是《人民日报》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庄同志是我第一位上级，我是在李庄同志严格的训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缅怀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我第一次见到李庄同志是1948年12月，在刚解放的河北省良乡。当时，北平即将解放。上千名大学生齐集良乡，准备参加北平、天津的接管工作。中共北平市委在良乡成立，人民日报社先遣组也已到达良乡。我离开清华大学奔赴解放区，到华北局城工部报到后，一路行军来到良乡，经北平市委组织部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采访科科长兼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的李庄同志也风尘仆仆赶到良乡来了。

李庄同志那时大约三十岁左右，已是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了。他穿一身棉军服，身材高大，文质彬彬，说话从容不迫，态度平易近人。闲谈中他提到他父亲是徐水县最大的地主兼资本家，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1947年在上海交大入党，曾深深为自己出身江南水乡地主家庭而苦恼。李庄同志大概看过我档案(到解放区写的一份详尽的自传)，了解我的情况，也了解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心情。他笑笑说：“家庭出身我们不能选择，但参加革命的道路，我们可以选择。马克思、恩格斯并非劳动人民出身，并不妨碍他们是无产阶级伟大导师。我们队伍中有的领导同志也出身剥削阶级，但他们彻底背叛了出身的阶级，很好地领导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要背上家庭出身这个包袱呢?”

李庄同志真善于做思想工作，见面不久，便解除了我的思想负担。从此，我可以昂起头，挺起胸，全身心投入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李庄同志告诉我们，他上过农业专科学校，酷爱文艺。抗战爆发，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22岁当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党委机关报《新华日报》特派记者，25岁当了编委和采访组组长。我们很高兴有这样一位新闻界前辈来领导我们工作。我们几个北大、清华、燕京的大学生，自以为读了不少书。不料，李庄同志的文史知识十分渊博。他和我们谈唐宋诗词，谈《红楼梦》和《三国演义》，如数家珍。他和我们谈政治，谈历史，谈抗日战争的艰苦和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我们认真学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和党的城市政策，谆谆告诫我们，学习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做好党报记者工作的第一步。

1949年1月，李庄同志带了陈迹和我，去北平郊区长辛店采访，这是我踏上记者岗位的第一次采访。

我们背着背包赶到长辛店。街上秩序井然，李庄同志带着我和陈迹访问了军管会主任，了解长辛店解放和著名的铁道机车修理工厂恢复生产的情况。

陈迹是北大历史系四年级学生，上大学前曾工作过，比我老练。李庄同志布置他单独采访一些工人。我刚刚20岁，刚离开校门，没有一点社会生活经验，不知道怎样采访。李庄同志看出我的紧张和为难，带着我去登门访问参加过“二·七”大罢工斗争的老工人、地下党员杨宝嵩。

杨宝嵩五十多岁年纪，穿一身打满补丁的黑色棉衣。他一见穿着军装的李庄同志，像见了亲人那样高兴，笑着伸出双手和李庄同志握手，李庄同志也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杨的双手，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那样亲密地聊起来了。我口袋中装着一个用解放区造的粗纸订起来的小本本，准备记录采访的谈话。只是，那些家常话又怎么往小本本上记啊！

只听李庄同志尽在问老杨身体好不好，他老伴身体好不好，国民党撤退时全家受惊没有?解放军来了粮食供应怎么样?工厂开工没有?工友和家属对共产党、解放军都说些什么……

老杨一一叙说着，就像和老朋友聊天那样。渐渐地，他说到1923年京汉铁路的罢工斗争，讲到他坚持三十年艰难险阻的地下斗争，他越讲越兴奋，越讲嗓门越大。我听得入神，完全忘了往采访本上记了。

他们谈了足足有三小时，我的小本本上一字未记，根本没好意思从口袋里掏出来。

回来路上，我问李庄同志：“这是采访吗?”李庄同志郑重回答：“这怎么不是采访呢?采访就是调查研究，就是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和他平等地、同志式地讲心里话，用我们河北话来说，叫拉呱。”

我这才开了窍，原来，采访是这样进行的。要善于和采访对象交朋友，讲心里话，这也成为我一生进行采访工作的准则。

李庄同志当天晚上，便写了杨宝嵩访问记，发表在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我学着李庄同志的样子，到工厂找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座谈会，个别谈话。像李庄同志那样，恭恭敬敬地把工人同志当成自己的老师、朋友，和他们亲切地聊天，他们果然也像对待自己人那样和我谈了很多情况。

我整理了采访的材料，在李庄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下，写了两篇通讯，发表在2月7日的《人民日报》（北平版）上。

1949年1月31日，我们坐了大卡车随解放军进入古城北平。2月3日，李庄同志指挥我们新华社北平分社的记者陈迹、柏生和我等，进行了解放军入城式的采访报道。

1949年的北平，全国性的会议特别多。我是人民日报社最年轻的记者，分工采访学生、青年和青年团的工作。2月，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我是学生运动过来人，对学运报道情有独钟，便洋洋洒洒写了两千多字的报道。李庄同志看了说：“一个学生代表会的筹备会你写了两千多字，学代会正式开会，你要写多少字呢?”他大笔一挥，将两千字压成两百字的短讯，使我很难为情。他严肃告诫我：“学生运动、青年运动不过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方面军，主力军是工农兵。采写什么内容，写多少字，必须从政治出发，不允许带任何个人情绪。”这教训，我牢牢记下了。

李庄同志对我们这些年轻记者既严格要求，又放手使用。根据分工，我参加了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的采访报道，又和陈迹一起参加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工会代表会议的报道。从新闻、通讯、特写到评论全包了，大家受到很大锻炼。

9月，我参加了全国政协代表的专访，访问了刘伯承、粟裕、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李庄同志参加政协会议采访，每天写一篇特写，包括在政协会议开幕式上毛主席讲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那篇特写，他将那句大长中国人民志气的讲话传遍全国人民。他同时还指挥对政协代表的采访。采访名单中原来并没有刘伯承同志，可能考虑到刘伯承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年龄也较高。李庄同志根据平日分工让我访问作为青年将领的粟裕、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和学生代表。我到中南海访问粟裕同志，饭桌上见到了中国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伯承同志，萌生了想访问他的强烈愿望。回来后我报告了李庄同志，李庄同志支持了我的要求。他采访过刘伯承同志，写过为刘伯承同志祝五十寿辰的文章。他亲自打电话给刘伯承同志。我终于能顺利访问了这位杰出的军事统帅，并且和他谈了八小时。遵循李庄同志的教导，我以小学生的态度，恭恭敬敬记下刘伯承同志谈二野在解放战争中的经历和作用的精彩讲话，又访问了二野代表团，用刘伯承同志说的“四战之地，四战之军”作为标题，写了文章送刘伯承同志审阅。刘伯承同志看过文章，用毛笔作了修改，最后写“刘伯承阅”几个大字。李庄同志看了十分高兴，他嘱咐我将原稿保留，另抄一份送排字房发排。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来信，以为作者是资深军事记者。李庄同志立即告诫我：“千万不要骄傲。归根到底是刘伯承同志讲得精彩，你不过是忠实地记录下来罢了。”事实果然如此，我的确骄傲不起来。同时，我还是十分感谢李庄同志对我的“敲打”。

1949年10月1日，李庄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同时又指挥了人民日报社记者参加开国大典的采访报道。我有幸在金水桥畔整整站了十二个小时，写了一篇特写。

这一年，我写了一百多条新闻，四十多篇通讯、专访、特写和评论，在采访写作方面有了一个较好的开始，这和李庄同志的帮助、支持是分不开的。李庄同志又及时提醒我，不能停留在北京作—些短、平、快的采访报道，必须到全国各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才能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

1950年起，我开始到全国各地采访，稿件的质量有所提高。

我一向喜欢文学，看的文艺作品很多，不大注重理论学习。李庄同志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批评了我。他告诉我，他和副总编辑安岗同志、编委肖航同志是太行山来的老战友，深感战争时期不能系统学习理论，为了弥补这一缺点，他们三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相监督，彼此相约每天不论工作多么繁忙，必须挤出一两个小时系统学习马列原著。他说，要当一名合格的记者，必须刻苦攻读马列著作。

我听了十分惭愧，下决心挤时间攻读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的十二本马列著作，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并开始啃《资本论》。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庄同志作为《人民日报》特派记者，奔赴前线，在十分艰苦、危险的情况下，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也是我学习的典范。

凭李庄同志的实力和爱好，他也许更愿意当一位名满天下的名记者和作家。李庄同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甘心牺牲个人的兴趣爱好，服从组织分配，哪里需要到哪里去，长期当内勤值夜班，勤勤恳恳地当一名老黄牛。

从朝鲜前线回来，李庄同志调总编室工作。后来又去莫斯科负责《苏中友好》杂志的工作，一干好几年。

1960年，李庄同志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主任。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我离开河北记者站调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当编辑，主要写评论，也做一些农村调查工作。我偏爱记者工作，不安心当内勤，曾在李庄同志面前发牢骚，说让我写评论是“赶着鸭子上架”，吃力不讨好。李庄同志严肃批评我，不能凭个人兴趣爱好，对工作挑三拣四。一定要根据工作需要，服从组织调配，即使放弃个人兴趣爱好，也是应该的。他派我先后去山西武乡、北京郊区怀柔调查《农村工作十二条》、《农村工作六十条》的贯彻情况，我了解了农村很多真实情况，获得很多宝贵资料，增强了我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了解。1962年，李庄同志又安排我参加报社的一个调查组，到房山地区羊头岗村调查包产到户。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敏感、冒风险的问题。我请示李庄同志，对包产到户究竟应该怎么看?李庄同志谨慎地说，可能是一时权宜之计，也可能是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一种方式。有了这个指导思想，我和黄植、安子贞同志一起写的调查报告，谨慎地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把包产到户作为一部分农民的要求。房山县委有同志向北京市委告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鼓励农民搞包产到户。彭真同志看了调查报告，说调查组还是把巩固集体经济放在首位嘛。这才避免了一场政治风波。

李庄同志还安排我一些采访任务。他对写稿提出很高要求，他说：“文章必须有新意，切忌套话空话；必须有闪光点，切忌淡而无味，老调重弹”。

当时贵州省出现了一位坚持侗寨十三年，为侗族人民办了许多好事的民兵英雄吴兴春。新华社贵州分社写了通讯，李庄同志看了不满意，让我去贵州采访。我跟班采访吴兴春，又访问了他周围干部和很多侗族百姓，写了两万多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李庄同志毫不客气地砍了一半，他说：“发一个版足够了，不能随心所欲。”这当然又是对我的一番“敲打”。

当时正值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写文章有许多禁区，这也不让写，那也不能写。我请示李庄同志，究竟能写什么?李庄同志巧妙回答：“除了不能写的，都能写！”这让我很为难，我小心谨慎地说：“是不是能写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李庄同志说：“知识性可以写，趣味性不行，免得被批为帮闲文学。”

“文革”灾难，李庄同志和报社许多领导同志一样受到很大冲击。他曾在报社搬运组搬运新闻纸，在图书馆打扫清洁卫生，到干校干重体力劳动……我则坐牢五年，出狱后和李庄同志同住煤渣胡同宿舍，见面时不能多谈，相互点点头而已。

粉碎“四人帮”后李庄同志担任总编辑，仍长期做夜班工作，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在记者部当记者，一次为稿子去见他，问他“长期做夜班，吃得消吗”？他摸摸有些灰白的头发，宽厚地笑笑：“还行，还行。”真是位不知疲倦的“老黄牛”啊。

李庄同志离休后仍辛勤工作。我有时去图书馆借书，总看到他在伏案查资料。他写了《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难得清醒》等好几本书，内容深刻，资料翔实，观点平实而又犀利。我认真拜读，受益匪浅，也有同感。李庄同志说到，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磨练，慢慢养成了“自以为非”的思维逻辑。凡事即使想不通也总以为是自己错了，党中央、毛主席是不会错的。他慨叹，要真正做到独立思考，保持清醒头脑非常不容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经历进行了深切沉痛的反思后的肺腑之言。

90年代中期，李庄同志担任了如今在读者中有相当影响的《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炎黄春秋》的同志们说，李庄同志十几年来给杂志社出了许许多多的好主意。人民日报社不少老同志为《炎黄春秋》写稿，我也写了几篇。李庄同志对此颇为赞许。

最后一次见到李庄同志可能是在世纪之交，2000年左右。我去协和医院看病，恰逢李庄同志看完病从医院出来，我们在马路边树荫下交谈几句。李庄同志低声告诉我，他从一位长期主管农村工作的老朋友那里听到，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的农民有好几千万人，数目实在惊人！我听了也大吃一惊。李庄同志当时神情凝重，一副忧国忧民的沉痛！我也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和老领导握手告别。不料，这竟然是最后一面。李庄同志住院期间，我几次想去探望。听赵培蓝同志说，李庄同志见到老同志去看他，常常心情激动，流泪不止。医生认为不利于治疗，谢绝探望。我听了只得作罢。现在想来，还是觉得遗憾。

众所周知，李庄同志才华出众，品德敦厚。记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曾提到“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这种社会现象。和李庄同志交往多年，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谈论别人的是非。一位和李庄同志同事多年的老同志为人苛刻，“文革”中表现不好，附和“四人帮”说什么“长期路线斗争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等谬论。同志们对他多有议论，李庄同志只是摇摇头。李庄同志一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但在工作上、思想上对下级要求严格，我多次受到他的及时“敲打”，受益很大。

古人有“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立德”为上。李庄同志在“立功、立言”方面贡献巨大，“立德”方面尤其突出。李庄同志家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同志送给李庄同志和赵培蓝同志的条幅，上书“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我以为，出自《道德经》和《易经》的这两句名言精确地概括了李庄同志光辉的一生。不揣愚陋，谨以这八个字作为本文的标题和结束语：“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高风亮节，山高水长。”李庄同志安息吧。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6期 阿Ｑ与朱元璋　作者：李　乔

虽说小尼姑骂了阿Q断子绝孙，但实际上，阿Q的子嗣甚多，血脉甚是绵长。我在《瓜葛——红卫兵的“革命”史》一文里，就曾考证出当时的红卫兵是阿Q的遗族。近来，我不再查考阿Q的子孙了，而是查考起阿Q的祖宗来了。

阿Q说他姓赵，我便想，他也许与稍逊风骚的宋太祖有些瓜葛，但终于很失望，没啥关系。也是，未庄的赵太爷连阿Q姓赵都不认可，更甭说赵皇帝是他祖宗了。但是，我却发现，阿Q与朱洪武大有关系。我怀疑，洪武爷朱元璋才是他的本家，是他的嫡祖，虽然洪武爷姓朱。

我有重要的证据这么说。

先要读一读《阿Q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的介绍：

阿Q“先前阔”，见识高，而且真能做，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了，但可惜他体质上还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癞”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这段介绍须细读，读了再去读朱元璋的“行状”，便立马可以发现，这个阿Q太像朱元璋了，或者反过来说，这位朱皇帝太像阿Q了。

朱元璋也是“见识高，真能做”。他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给汉族人争足了面子，建立起了明朝大帝国，“几乎是一个完人”了。此其一。其二，阿Q与朱元璋都有或曾有过一个颅顶的观瞻问题。阿Q的头皮上有几处恼人的癞疮疤，上面无发、发光。朱元璋也曾有过一个无发、发光的脑袋——他微时做过和尚。本来，朱元璋若是终生为僧也便罢了，但他后来造反发了家，当了皇帝，这曾经的秃头便成了心病了，因为在一般平民眼里，光溜溜的脑袋总是不大好看的。但是，朱元璋与阿Q在上述这两点上的相似之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相似的，是他们二人都极端的讳“光”讳“亮”，虚荣，护短；而且，谁若是犯了他们的讳，必遭惩罚——阿Q是非打即骂，朱元璋是让你脑袋搬家。

请看看朱皇帝是怎么讳“光”讳“亮”的。

徐帧卿《翦胜野闻·纪录汇编》卷一三○记：

太祖多疑，每虑人侮己。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尝作贺表曰：“光天之下”，又曰：“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太祖览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朕耶！‘生’者，僧也，以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即斩之。”礼臣大惧，因上请曰：“愚蒙不识忌讳，乞降表式，永为遵守。”帝乃自为文，传布天下。

文中的太祖就是朱元璋。杭州府学的徐教授本来做的是马屁文章，一片好意，但不承想犯了朱元璋的讳，竟遭到杀身之祸。朱元璋杀人的理由很明白：你徐一夔说的“生”字就是谐“僧”字，僧就是和尚，这是说我曾皈依释迦牟尼当过和尚。你说的“光”字，就是说我的和尚头又光又亮，是辱我。“则”字是骂我是贼。如此这般辱我骂我，正犯了大不敬我之罪，能不杀你！天子雷霆一怒，百官瑟缩，礼部大臣赶紧请示避讳条例。这位朱皇帝也真是把此事看得天大，竟亲自撰文写下哪些文字是自己忌讳的，并传布天下执行。

《列朝诗集·甲集》卷十三《张孟兼传》记：

（张孟兼）出为山西副使，布政使吴英，钟山僧也，孟兼负气凌之，屡与之争，上曰：“是与我争耶!”逮至京，立死。

文中的“上”，即朱元璋。布政使吴英当过和尚，副使张孟兼与之屡有争执，朱元璋不问是非曲直，便疑心张孟兼是在凌辱和尚出身的吴英，进而便认为张孟兼的矛头是冲着自己的。张孟兼便被捶楚而死。

陈田《明诗纪事·甲蘸》卷六记有多条明朝文人因著文写诗犯讳而被杀的史事，其中有三条是讲犯了朱元璋的和尚秃头之讳被杀的事。一条是：“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贺正旦表，内用‘睿性生知’句，诛。”因为“‘生知’音近‘僧知’也”。再一条是：“祥符县学训导贾翥，为本县作贺正旦表，内用‘取法象魏’句，诛。”因为“取法”音近“去发”也。另一条是：“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作贺万寿表，内用‘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因为“‘法坤’近于‘发髡’也”。前一条是犯了朱元璋怕听和尚一词的忌，后两条是犯了朱元璋怕人说他曾剃度头秃的忌。发髡，就是剃头、秃头的意思。后一条中的许元先生，本来写的是敬祝朱元璋万寿无疆之类的拍马文字，乃是出于一片忠心，但没想到贺词没有摆弄好，结果被马蹄子踢死了。

《明史·郭兴传》还记了这样一件事：大将郭兴的弟弟德成一次侍宴酒醉，脱帽谢君恩时，朱元璋看到他的头发又短又少，说道：“醉风汉，发如此，非酒过耶？”德成答道：“臣犹厌之，尽始快。”朱元璋听后默然不语。德成酒醒后，“大惧，佯狂自放，剃发，衣僧衣，唱佛不已”。朱元璋知道后说，原以为他说的是戏言，“今实为之，真风汉也”。这个郭德成为何“大惧”并剃发为僧？就是因为他知道朱元璋忌讳提剃头一类事，所以，当他醒悟到自己所说的“尽始快”犯了大忌后，为了避免杀头之祸，便赶紧装疯剃度为僧。

从上面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朱元璋特别害怕别人涉及他当过和尚的事，他对“生”、“光”、“髡”这几个字眼尤为敏感。在他眼里，说这几个字，就是在揭他当过和尚的短，就是嘲笑他的头曾经秃过，亮过。这个忌讳成了他大兴文字狱的原因之一。阿Q本来只讳说“癞”，后来“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朱元璋也如是。开始，他大抵只是讳“僧”，进而讳“生”，再后来连“光”、“发”、“髡”也讳了。比较一下阿Q和朱元璋所讳之事、所讳之字，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说这阿Q的祖宗，不是朱元璋又是谁？当然啦，阿Q的祖宗未必只有朱皇帝一人，据我推测，一定还有不少，且待来日再考。今日的认祖归宗，姑且先认下一个朱皇帝。

阿Q与朱元璋如此之像，使我又生出一种推测，我想，鲁迅先生熟读明史，他写《阿Q正传》时，脑际中恐怕总是晃着朱元璋的影子的，也许就是把朱元璋做了原型之一的。这也就是说，发现朱元璋是阿Q的祖先的，鲁迅先生恐怕是第一人。我的这篇小文不过是在给《阿Q正传》做些笺注罢了。

其实，阿Q还有其他许多与朱元璋相同的地方。比如，阿Q梦想中的革命便是乱杀一气，不仅杀赵太爷、秀才、假洋鬼子，连与他同阶级的小D、王胡也杀。朱元璋则是在倒元革命中杀鞑子，倒元革命后又杀与他同阶级（先是同为被压迫阶级，后来都成了统治阶级）的革命功臣。又如，阿Q梦想革命成功后，就往自己住的土谷祠里搬运赵太爷、秀才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宁式床，总之是所有的财富都归自己，自己也当财主。朱元璋则是革命后当上了口含天宪的洪武爷，威福、子女、玉帛一样不少，整个天下都归了自己。阿Q与朱元璋这种种酷似之处，都在证明着阿Q与朱元璋的血缘关系，证明着朱元璋是阿Q的先祖。

讳“光”讳“亮”，虚荣，护短，这一“国粹”，朱元璋传给了阿Q，阿Q不负祖德，又传给了自己的子嗣们。小尼姑曾恨恨的诅咒阿Q断子绝孙，但如今一眼望去，那报喜不报忧，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乌泱乌泱的，这景象若让阿Q见了，他一定会得意地说：小尼姑的话不灵啦，我阿Q不仅是耀祖光宗，而且是子孙绵绵无绝期呀！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论而不斗（杂文）　作者：李　峰

(一)“后遗症”论

社会上有些争论，对医疗、教育、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有不同的声音。本人似乎患有“争论后遗症”，听到“争论”，涉及面又那么大，脑子里就像“闹鬼”，隐约浮现不幸的历史阴影。建国后几次搅乱社会和谐生活，导致党和国家身受“外伤”“内伤”（信念和精神）的政治斗争，导火线都是由“争论”引发的。“反右派”、“反右倾”、“文革”以及北京政治风波，不都是如此吗？争论又多始于对当时国内形势和施政方针的不同看法，有的则只是始于对一出戏一个追悼会的不同观点。争论和斗争的表现形式，又多是由内部发展为公开，由嘴舌文墨的“文争”“文斗”发展为“政斗”“权斗”，由局部的小争小斗发展为全局性的大争大斗。斗争规模和结果，没听说哪位英明之士曾有预料。局面难收拾，损失难计算。所以，如今听到对改革又发生大争论，心里就嘀咕，担心有的争论会不会又引发出什么意外的事。

党和人民都“与时共进”了呀，这种“嘀咕”是不是庸人自扰呢？可摆在眼前的报刊上明明写着：如今的争论，“比1980年改革开始时的争论和分歧要大”，“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到了“是进是退的紧要关头”。“有些人却以改革的名义否定改革”，“打着公平的旗帜反对和否定改革”。一场“围绕改革争议的舆论战”已经打响。看到如此重锤敲警钟，我转念认定，那“嘀咕”不是自扰，是“居安思危”。况且，“思危”与思稳、思防、思进，同谋策献言，同无的放矢的“自扰”划清了界限。思绪至此，我才起笔定了本文的主题：除“后遗症”，打“预防针”，一箭双得。

（二）七嘴八舌论

社会生活熙熙攘攘，社会舆论七嘴八舌。再静听细看，社会生活或社会舆论，又是分阶层、分等级、分内外、分美丑、分正误、分不同背景、分不同声音的。每个人或每个群体，利益、信仰、文化或地域等等，也有差别。有差别就可能产生矛盾，有矛盾就可能产生争议，有争议就可能不只是双方，也可能是多方，甚至形成社会性的争议。所以，社会上有七嘴八舌的争议，如同林子里百鸟自鸣，应是必然的，正常的。

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含有人性、人权、民主、责任、品德和智慧的元素。这样的争议，可促进社会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上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是人类进步之声，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思想动能。卓越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聪明的大小官员和有识之士，会把人民中的纷纷争议，看作是听取社会原声民主的交响曲，观察社会生态的望镜。

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有时也有歪理误传。当权者的责任，不要任其自流，以防出现“无政府”或“民粹”倾向，产生“理念沙尘暴”气候，迷眼扰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所以，七嘴八舌的议论，也应纳入法治。自诩言论最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如此。前不久，英国伦敦市长因出言不慎触法，受到停职四周的法律制裁。一位历史学者因散布否定希特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言论，被判入狱三年多。诚然，1944年，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曾倡导过“言者无罪”。这句话是从春秋时代诗歌总集《诗经》中借来的用语，非古人治国成功之道。今天，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言者无罪”，不是无条件的，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法律。

实践证明，要有效地引导七嘴八舌的社会舆论，“导言”应当入耳、明目、实在。它要有党和国家所确定的方针大略，有社会舆论中代表多数人的民意，有为民办事的良策实招，从而才会求得社会舆论的共识或一致。

我赞同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的舆论共识或一致，不认同“舆论一律”，因为它绝对化，难做到，也不必要。打个比方，如果全社会所有的饭馆都用一个菜单，做一个味道，那肯定会使“为人民服务”成为一句空话。生产精神产品也同理，那样做会使“三贴近”的要求，得到“三远离”的结果。

在方向上、总体上、主流上达到的舆论共识或一致，同新闻工作（不是每篇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和“喉舌”使命，以及未来会制定的新闻法，也会是一致的，同新闻报道的多元化、多样性是统一的。

还有，随着网络、“博客”的出现，人民的话语权近乎无限。除了法律界限，谁能封网堵网呢？社会进步到今天，人们应当逐渐习惯于听到社会舆论七嘴八舌的声音。人民利用网络“博客”表达自发的民主权或话语权，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具有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音色。

总之，一个言论绝对自由的社会还没有出现，将来也不会诞生。一个没有七嘴八舌的社会，会是得了聋哑病的社会，患了痴呆症的社会，缺少现代文明的社会，甚至是闷在“火山”上的社会。

（三）文明争议论

历史留下了带泪水的脚印，它告诉人们，切不可用“斗争哲学”看待争论、引导争论、处理争论。对于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争论，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争论，尤其不可用“斗争哲学”当指挥棒，任“裁判员”。可昔日权威片面地认为，“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而“差异就是矛盾”，包括“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就停止了”。“斗争哲学”就是这样把一切差异都看作矛盾，一切矛盾都要用斗争的方法解决，一切事物的发展也还是都取决于斗争。革命战争年代特别强调斗争，那是事出有因。但由此便断定斗争统率一切、决定一切，就绝对化、扩大化、扭曲化了，“左”了。实践表明，一定空间的斗争结局，也未必一定是真理的胜利。在缺乏民主和法制的保护与制约条件下，理念的争论可以转成为权势的较量，甚至演变成以举党举国之权势压制单兵独将之正义的悲剧。这时权势得到的胜利，当然不等同于真理的胜利。建国后多次由是非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了这种悲剧，使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滞后了多少年。

鉴昔导今，建设和谐社会，要求逐步产生个无文成俗的文明争议规则。比如：

争议应论事、论理、论法、论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空论、泛论、冗论、偏论、“点论”（一好百好、一错百错）。

争议不以权势压人，不以人定理，即权大、势大、名大就有理。不搞小动作，拉小圈子，破坏团结。

争议中注意保护少数。发现发展真理的人，在思想上是走在最前头的人，勇于创新改革破旧的人。这样的人开始往往处于少数。

争议者应有乐于向真理“投降”的君子风度，大智大勇者的品格。向真理“投降”，是以谬误换真理，品格上的赢家，才能跃升的智者，高尚光荣。

此外，文明争议还需要有公正的舆论环境。媒体报道有社会意义的争议，应特别注意真实、客观、公正、全面，做文明争议的宣传者和监督者。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6期 英国老太太希拉里在华扶贫记　作者：昌　沧

我到云南昆明探亲，认识了一位年近古稀的英国老太太。

我们去拜访她时，她已在楼下广场迎候。她精神矍铄，眼神炯炯，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爬楼梯蹬蹬的，我那孩儿也得紧跟。

我说：“您身体挺硬朗的。”

“这都是我经常锻炼和下乡扶贫的结果。”

我们一见如故。她的英文名为希拉里，中文名为魏郁林。

提起她的中文名，还有一段情缘：她是1993年应沈阳双语幼儿园之邀来华从事英语教学的，她与孩子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个幼儿园有个叫郁林的小女孩，长得十分可爱，且聪明伶俐，在她的谆谆教诲下，还学会了弹一手好钢琴。她高兴地说：“留个纪念吧。我也叫郁林。我姓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为W，就姓魏吧。”

（一）

我为什么想起去拜访希拉里女士呢？说来话长。

我去丽江的途中，看到农民一锹一镢地翻地，十分辛苦。

“怎见不到耕牛呢？”

同行的女儿说：“这儿比较贫困，一般的农民买不起、也养不起呀。”她又感慨地说：“全国有273个贫困县，云南就占了73个。”这样我们就“耕牛”问题引发出了阿秀的故事。阿秀本名为俸太秀，布朗族。她是杨丽萍总编导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中的小演员。阿秀死活要去参加这个歌舞团的动机，就是觉得阿爸、阿妈种地太苦，要去挣点钱为二老买头耕牛，孝顺孝顺。

这可与希拉里有关。阿秀是她资助上学的孩子之一。有一次，希拉里率领热心扶贫事业的朋友和学生们下乡，头天从昆明出发到临沧，预计次日下午可以到达阿秀的村寨。可长途汽车颠颠簸簸地爬行到距村寨15公里处，路况太差，死活就进不去了。天也不早了，他们只得抓紧时间徒步上路，翻山越岭，艰难地行进着。刚好前些天下过大雨，有些路段泥泞不堪，一脚踩下去，淤泥就没过脚脖子。一不小心，就摔个仰八叉。

一位外国老太太为中国扶贫事业就这样艰辛地奔波着！同行者莫不为之动容。等他们走进村寨时，已是晚上10点了。接受资助的学生们见了希拉里他们，激动得又唱又跳。学生中数阿秀的舞蹈跳得最好，引起他们的关注。可不一会儿，她跳着跳着就昏倒了。经随行医生的抢救，才缓过气来。主要是因家境贫寒，她一直营养不良，体质较弱。他们从下午起就列队等候，也没有吃点东西，一活动、一激动，她就支持不住了。

希拉里他们认为阿秀是个可以培养的好孩子，就把她带到了昆明。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被杨丽萍所接纳，才有了她的今天。她的梦圆上了，她阿爸、阿妈的耕牛也用上了。

（二）

我问：“您怎么会想到中国的偏远山区去扶贫呢？”

希拉里笑着说：“我是1998年到云南电视台担任英语顾问的。我的一位国际朋友在云南文山县的麻里坡兴建了一所希望小学。1999年的一天，邀我去参观。我深深地被感动了。同时我也深刻地体会到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上学的困难：有的孩子要爬山涉水，走出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上学，实在太难了。有的孩子渴望读书，可家庭又负担不起，不得不辍学。于是，我萌发了也要办希望小学的念头。”

“可我是个‘洋打工族’，”她笑着说：“我的经济并不宽裕。于是，我就集腋成裘地省吃俭用，并利用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成立‘英语角’，为青少年们补习英语，来积累资金。”

“听说为了积累扶贫资金，您从早上9点起，为一批又一批的学生们上课，直至下午4点，中间也不休息？”

“经常是这样的。”她很平淡地回答。“好在，我在北京的朋友们得知后，都非常支持我。中国有句谚语：‘众人拾柴火焰高。’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地终于为我募集了6万元人民币。”

“这时，我手头有33个急需资助上学的孩子名单，都是红河州金平县铜厂乡冬瓜林村的。于是我想在这个乡里建立第一所希望小学。冬瓜林接近中越边界，路况不佳，交通十分不便，从昆明出发，长途汽车得颠簸一天一夜才能到达。这儿是苗、汉两民族聚居地，大家听说要在这儿建立希望小学，都十分高兴。但都提出将学校建在自己民族聚居地，他们说：‘如果学校建在我们这儿，我们就支持您。’”

“我笑着说，你们不要争了。我举起手中的笔记本，亮出了这些需要资助学生的名单，两个民族的孩子都有。你们看咋办？我看你们兄弟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互助合作，发展生产，提高文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建议哪儿有条件，就建在哪儿。这个希望小学就叫‘民族团结小学’。这行么？”

她的一席话，说得大伙儿挺不好意思，但他们心里却是热呼呼的。在乡政府和文教主管林佳文先生的大力协调下，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三）

在拜访希拉里以前，远在澳大利亚的外孙和外孙媳妇通过越洋电话告诉我：“我们崇敬的希拉里老师，在云南建了四所希望小学。”当我问到这事时，希拉里笑了，“确切点说，第四所正在新建中。”

她说：“第二所学校，是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合的，得到英国驻华大使馆的资助，建在临沧州双江县的三家村。共花了9万元。规模和设施都比第一所要强。其间还在该县公弄乡改建了一所小学，帮助该校修缮了学生、员工宿舍，并添置了一些设备，也花去了7万元。”

“第三所，建在该县的邦老乡。比前两所又进了一步。教室更多了，更大了，更明亮了，还有学生、教师宿舍，以及盥洗间、厕所等等。一共花了10万多元，其间的3万多元是当地自筹的。

第四所，建在该县以布朗族为主的邦协乡。这所规模就更大了。拟建成一个示范学校。不仅校舍多，设施齐全，为抢救并弘扬布朗族文化，在校内还建有布朗族博物馆。”

当地盛产竹材，曾经开办过许多造纸厂。为保护环境不受污染，以竹子为原料的造纸厂都先后关闭了。为就地取材，扶植当地生产，决定校舍、博物馆等建筑，都使用竹子。

这时，希拉里发现当地人畜饮用水十分困难。她认为这也是建校必须迫切解决的问题。于是，她不顾高龄，同当地群众一道，攀高山、越险崖，四处去勘察水源，终于从6公里以外引来了甘泉，又花6.5万元修建了蓄水池。人们手捧甘泉，激动得热泪直流。

“这个工程得花不少钱呀。”我问。

“当然啊！得花136万元。”她兴奋地说：“我得到了在香港的英国友人赞助。”她随后拿出了正在施工的设计图让我瞧。这个工程的规模真不小！我惊叹，“竹料还可盖三层楼房！”我又随口说了一句，“竹料虽好，可要注意防火”。

她说：“这个我们也考虑到了。竹料经过我们建材专家科学处理后，可以防火的。”

“你们想得真周全。”我问那位在香港的英国友人尊姓大名，她笑而不答，神秘地说：“我这位朋友要求我保密。他要学做中国的雷锋。”

这时，我们的翻译张艳玲——也是一位热心扶贫事业的云南师大教师，忍俊不禁地笑了，插话说：“您知道我们怎样叫希拉里的？叫老太太为‘老雷锋’、‘女雷锋’、‘洋雷锋’！”

（四）

筹建希望小学只是扶贫的一个方面。希拉里他们还资助了200多个孩子上学。按需分配：小学生每人每年200~250元；初中生400~450元；高中生600元；双江民族实验高中学生为800元；大学生看情况而定。本着“送鱼不如教织网”的古训，在希拉里的支援下，双江县妇联还办起了“郁林纺织培训班”，给妇女们传授技能，为孩子们更多地解决学费问题。

近五年来，为云南的扶贫事业，希拉里除了募集大笔资金外，个人投入也逾百万元。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伴和远在英国的老母亲、大儿子及旅居意大利的小儿子、女儿都支持她。他们也都为中国的扶贫事业捐钱、捐物。

为把援助落到实处，她还规定了定期回访。令她欣慰的是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学校都维护得很好。被资助的学生们都积极向上，发奋学习，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绩都是蛮好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成了优秀演员，还有不少成了建设家乡的骨干力量。更具影响力的是给乡民们带来了生活的信心和力量。他们说，连外国朋友都这样关心咱，咱政府和同胞们更不会遗忘咱的，但更主要的是“咱还应自力更生，生产自救”。

我被希拉里的高尚行为和精神所感染，不由想起了抗日战争中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我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终而以身殉职。希拉里与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是相一致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帮助我们的方式、方法有所不同。他们都是一样的伟大、一样的崇高，都是值得我们赞颂、学习和弘扬的。

可她只淡淡地说，“我们都是地球人类的一分子，都应相互尊重，相互关爱，相互帮助，要和平，要和好，要和睦相处”。最后，她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国云南省人民政府特为希拉里颁发了“云南省外国专家彩云奖”，感谢她对“云南建设事业的热情支持和在友好合作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她的感人事迹传到了她的祖国，被家乡父老兄弟传为佳话。鉴于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她的丈夫菲利普亲王亲自签署命令，授予她“大英帝国优秀国民”的荣誉称号，鼓励她在英中文化交流中继续辛勤地耕耘。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6期 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祭　作者：徐迅雷

都说在地震的废墟上栽了一朵摇曳小花的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在唐山大地震无形的废墟上，在三十年漫长的轮回中，如今栽出了一朵小花，它就是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

感谢唐山作家张庆洲，在历经多年艰难波折之后，终于能将这本《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呈现在我们面前；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在京城的出版社无法出版的情形下，于2006年年初，用良心和睿智出版了这本“警世录”。这是最好的“唐山大地震30周年祭”。

没有遗忘，仍旧疼痛。

什么是疼痛？柔石说，连眼泪都没处流的人，这才是人间最痛苦的人。而拿破仑则说，承受痛苦，比死亡更需要勇气。我们知道，以乐景写哀，其哀更哀。在走向盛世的今天，作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终于大情似无地揭开了一道伤痛，那是比死亡更大、更强的痛，比地震更深、更长的痛。

更深之痛，就是漏报。

更长之痛，则是隐瞒。

历史将永远记住公元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在那个很深的夜，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仅仅十几秒的地动山摇，24万生灵涂炭，16万人滴血负伤。人类虽然无法制止大地震，但死亡那么多人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之前已经准确地预测出了这场地震，只是有了“预测”之后没有能够“预报”。实际上每次大地震前大自然都会警告人类，在许多生灵在大逃亡时，只是人类没有引起终极的警觉和真正的重视。

尽管预测地震至今还是世界难题，可你还真想不到，对于唐山地震的来临，人们已经关注了近十年，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早在1967年，李四光就提请重视对这一带的观测，作为杰出的地质学家，他知道什么地带易发地震，如果那些地区“活动”，那就“很难排除大地震的发生”。1968年，有高度责任心的地震专家杨友宸着手组建唐山地震监测网，几年间，在唐山市区内先后建立了40多个监测点，各监测点都由专人负责，每天报给他数据；1976年初，杨友宸作出中短期预测，认为唐山市方圆50公里在本年度七八月份将有5——7级强地震；1976年5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两三个月内可能发生强烈地震。从1976年7月14日至7月27日18时（距离地震仅9小时），这前后半个来月时间里，各个观测点发出了大量“大震就要来临”的高危预报！但是，蓝光闪过之后，人们进入梦乡，灾难瞬间降临，唐山夷为平地，天灾嘲笑人祸，死难玩弄苍生。

唐山大地震同样也给张庆洲一家造成了灾难和苦痛，他的大姐在地震中一只脚被楼板压住，为获一线生机她逼着丈夫用锯把脚锯下来而最终因失血过多而死。然而，比地震更深的痛——“漏报”更是活生生、血淋淋。所以当张庆洲在深入唐山大地震这个事件的内部之后，“就像进入了一个磁场，在错综复杂的矿脉之中，每走一步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悲剧。地震当晚人们看到了地光，“常识”里竟然是苏修打过来可能放了原子弹，这是如何的时代背景？在那个荒谬的时代，眼看着就要摸着大震的专家杨友宸，却在临震前两天被“组织”通知去“干校”劳动去了！如今已难以考证杨友宸为什么被“左迁”至“干校”，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组织叫你走，想留留不住；组织叫你留，想走走不了”。这就是组织的力量。“人走政息”的悲剧其根源是体制性的，而这更致命。历史在这里哭泣，只是人们难以听见那哭泣的声音。

体制制度的深层原因，使种种预报变成了一盘散沙。当时高高在上的国家地震局，对唐山大地震的漏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越基层越准确正确，越高端越专权荒谬，上面下来的“领导型专家”是“形而上”的专家，哪里像下面的“土专家”天天在触摸地震。在基层，那个时候竟有那么多优秀的热爱地震预报的业余人士，他们就在地震中心预测地震，哪里是“领导型专家”那样远在“庙堂之高”？不好意思，在“官本位”环境中，这种“领导型专家”的悲哀，至今还在上演。

对于这些“领导型专家”来说，一句“地震短临预报是世界难题”，就可以轻松打发一切。偏偏在唐山大地震中，有一个“青龙奇迹”——距唐山市中心仅65公里的青龙县，在大地震中竟无一人伤亡！“青龙奇迹”是扇在唐山大地震漏报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正像当时有人说的，“唐山砸了个烂酸梨，青龙却无一人伤亡，这让国家地震局不好说”。

“青龙奇迹”是一系列“越轨”行为所造就的。国家地震局“有震派”代表人物汪成民同志是这次“越轨”行为的发端，他在一次会上把“7月22日到8月5日唐山、滦县一带可能发生5级以上地震”的震情捅了出去。接着，青龙县科委主管地震工作的王春青同志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回县里“越轨”地把“危言耸听”的消息捅给县领导。最后，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顶着被摘乌纱帽的风险拍了板，“越轨”地向全县“捅”出临震消息、预告灾情，要求干部必须在26日之前将震情十万火急地通知到每一个人，由此，青龙县百姓几乎全被“越轨”地赶到室外生活。曾有意识地阅读过地震知识书籍的冉广歧同志，在帐篷里坐镇指挥，三天没敢合眼。7月28日地震真的来临了，青龙房屋倒塌18万间，但47万青龙百姓安然无恙，而无人伤亡的青龙结果还成为唐山的后方救急医院。20多年后，冉广歧同志接受张庆洲采访时说：“我心里头，一边是县委书记的乌纱帽，一边是47万人的生命，反反复复掂哪。不发警报而万一震了呢？我愧对这一方的百姓。嘴上可能不认账，心里头过不去—— 一辈子！”漏报的一万种理由，都抵不上一个良心！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只要防而有效，人类本来可能成功躲避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可是，面对地震，我们为什么无法建立“宁可错报一千，不可漏报一个”的规则？内外双因时刻都在“捆绑”着当事人。“外因”是为了所谓的秩序和稳定。唐山大地震预报信息汹涌而来的时候，国家地震局有关官员却声称：“四川北部为搞防震已经闹得不可收拾，京津唐地区再乱一下可怎么得了？北京是首都，预报要慎重！”为了保持首都一带的“秩序”、“稳定”，宁可忽略事关无数百姓生命的预报！至于“内因”，是错报面子拉不下，而漏报则有“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大抵都是可以轻易地变为“谁都可以不负责”的。有了“集体负责”的挡箭牌，加上“地震不可测”的幌子，就更用不着为百姓的生命负责了，只要一门心思想着为自己负责就完事了。由此看来，“青龙奇迹”是一个“绝版奇迹”，成了“恐龙化石”，今后不会再有了。

而更可怕的是，在漏报之后，为了某种利益博弈，“漏报”的大事长期被隐瞒。隐瞒带来了更长的痛。要不是张庆洲这部《唐山警世录》，这个世界知道唐山大地震漏报的人至今寥寥无几。1996年，张庆洲以震后唐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震城》出版后不久，他接到一个声音沙哑的神秘电话，一位至今没有透露自己姓名的“深喉”，“捅”给他“唐山市一些地震监测点发出了短期临震预报”的信息，并请他去找知情人杨友宸。几年的艰难采访，才有了这部《唐山警世录》，盖子揭开了，一本书引发了一场人间地震，凤凰卫视在《社会能见度》节目里，做了上下两集专题报道，让这漏报事件透一点光，增一点能见度。

极力掩盖真相，其实是一种人性本能，是一种利己的博弈选择。利己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力量强大到绝然不怕24万亡魂的无声噬咬。在地震发生后当天，国家地震局的“专家”，就敢当面欺瞒“外行”的华国锋总理。书中写到一个情节：7月28日中午，华国锋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国家地震局的汇报，一位官员这样汇报说：“唐山地震十分出人意料，震前没有出现像邢台、海城那样的前震。震前什么宏观微观前兆都没有，故它是一次突发性地震。这种突发性地震是不可预测的，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听了汇报后，华国锋说：党中央、国务院不怪你们。一句话，把一切都轻轻放过了。那个时代，还是1976年“文革”的红色恐怖年代，人治色彩非常浓烈，谈什么“渎职罪”？

为什么能够轻易做到“欺上瞒下”？那是因为“欺上瞒下”实乃“欺少瞒众”。领导人少好欺骗，公众人多可隐瞒。真实的谎言，毕竟也有巨大的市场。“根本不可能预报预防”的惊天大谎言，一扯就扯了近三十年。然而，时间的流水是无情的，它能水滴石穿，它能水落石出。蒙蔽一时、瞒骗一地是可能的，想永远瞒过大众、骗过历史，绝无可能。

瞒骗、蒙蔽、隐藏，不仅是人性范畴的利己选择，而且还是体制环境下的制度选择，比如灾难中伤亡的数字，曾经长期被当成是“机密”。唐山大地震的次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稿，“报道重点”就放在人与灾难做斗争上，仅仅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直到3年后粉碎“四人帮”的1979年11月17日，在中国地震学会成立大会上，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多人的数字才披露。1986年，作家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也只能记录震后的事，难以提及地震前的预报情况。

轻松“遗忘”过去，轻易“放过”过去，对过去不肯回首，这是一种民族文化劣根性。不肯直面真实地回首那十年“浩劫”尾巴上发生大地震这个节点，与不肯回首“文革”十年，是一样的情形。种种“人祸”，往往都被看成是“敏感话题”。对有的人来说，处处都是敏感词、时时都有敏感事。而一个对这也敏感、对那也敏感的组织和组织中人，注定是不会对人的生命安危有什么“敏感”的。

大恸无声哀人祸，天公不语对枯棋。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矣！都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三十年过去，本质思维与本质行为依旧没有太大改变。每一次巨大的天灾中，我们都依然能看到漏报瞒骗等等人祸幽灵在游荡。在报与不报、真报与假报的所谓“两难选择”中，博弈中的责任官员们，其实很清楚“孰轻孰重”，轻易就把“两难选择”化为“惟一选择”。人们为什么不肯承认过失？因为许多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跟着震中亡魂而去，他们要努力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即使他们“走”了，还有“兼得利益者”随即产生。

唐山大地震被漏报、以及对漏报的长期隐瞒，就这样在中国的大地上划出了一道比地震本身更深更长的痛。这一痛史无情地告诉世人：只有人民能够决定责任人的为政命运和为政利益，责任人才可能真正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不愚弄人民，不欺瞒百姓，即使想那样干最终也不敢干、干不了。

假如明天灾难来临，人类是否吸取教训？不肯直面过失，人祸注定还会再次敲门。这，恐怕就是《唐山警世录》带给我们的最大警示。人类不能忘记，地震的警钟还会在某一天响起；今日不闻警钟之声，等来的必定是丧钟为你而鸣。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7期 我和胡克实的交往　作者：胡启立

时光如梭，转瞬之间胡克实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两年了。真可谓岁月无情，世事沧桑。

我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并曾经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共过患难，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但是一时又难以下笔。近日欣闻要编辑《胡克实纪念文集》，编委会还邀请我作序，所以就不能不让我忆及尘封的往事，想起在克实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想起克实同志的为人，想起克实同志的做事。

我是在1964年作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进入团中央领导班子的。从那时起直到1966年8月，我曾在胡耀邦同志和胡克实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在此期间，克实同志平易近人、勤恳稳重、踏实认真的作风，孜孜不倦、勤奋刻苦、联系实际的学风，朴实无华、精益求精、严谨务实的文风，以及对年轻干部的循循善诱、大力扶持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受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

克实同志是在经受了一二·九运动的洗礼后，于1937年9月在16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从那时起，他便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中。他经受了8年抗日战争和4年人民解放战争的锤炼，在不到而立之年，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这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青委副书记，重又开始做党的青年工作，并且由此进入他新中国的青年工作生涯。

1952年，他31岁的时候，奉调到青年团中央工作，担任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后来又担任书记、常务书记，先后在团中央工作长达22年，直到1973年调入党的科技工作战线。应该说青年工作耗尽了他韶华之年，而他也为党的青年工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他这种青年工作经历的，就是在老一代青年工作者中，也不多见。这种经历既表明了克实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忠贞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也充分反映出他对青年和青年工作的深厚感情。

党的科技工作是克实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从事的第二项工作。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离休。他是在经历“文革”磨难，重新恢复工作的情况下，走上党的科技工作的领导岗位的。这时，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国家科技事业的工作之中。10年动乱结束后，克实同志精神无比振奋，被压抑多年的工作热忱强烈地迸发出来，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和吸收新知识、新观念，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的科技工作方针，积极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为科技进步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在这个新的岗位上，他奋发学习，辛勤工作，殚精竭虑，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我永远忘不了在“文革”那个疯狂年代中，耀邦、克实等同志在极大的冲击和残酷迫害面前，表现出的对党的无比坚定的信念和忠贞不屈的精神!一段时间里，我们每天都要多次被揪出来示众，每人反剪两臂，弯腰90度，“接受批斗”。克实腰部受伤，严重到不能直立，只能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姿势弯着腰勉强移动。在那样严峻的情况下，他依然神态自若，闲庭信步，并关心像我这样的青年干部。他曾悄悄地对我说：“你要挺住啊，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真理和事实总会搞清楚。”这些掷地有声的话语，鼓舞并伴随着我度过了那些永生难忘的艰难岁月。

克实同志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追随社会前进的步伐，努力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表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所具有的良好修养和优秀品德。可以相信这本纪念文集的出版，能够让我们更多地了解胡克实同志，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向胡克实同志的优良作风和品德学习。为此，在这本纪念文集即将付梓之际，谨以此文来纪念克实同志85岁诞辰及逝世两周年。

（本文是作者为《胡克实纪念文集》作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2006年第7期 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　作者：李　锐

按语：陆定一同志1906年6月9日出生于无锡，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等要职。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达20年之久。今年6月9日，是陆定一同志百年诞辰，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高度评价了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宣传思想战线的卓越领导人的光辉一生。本刊特发表李锐和龚育之的文章，以示纪念。

八十年代到了中顾委后,同陆定一同志交谈多了起来。他一直以医院为家。每去医院，我总要去看望他，随便闲谈。当年项南不认识陆，很想交谈一次。于是我作了介绍，于1988年10月5日上午一起到北京医院，作了一次长谈。我特意带了一个录音器。这个记录是根据录音记下来的。

李锐：看样子戈尔巴乔夫是比较厉害，人事上变动，把利加乔夫调整了一下，不抓要害，只搞农业了。

陆定一：把利加乔夫留在党内是对的，干部政策不能搞一脚踢。我们党的七大，要把布尔什维克的几个头子选到中央来，有的当中央委员，有的当中央候补委员，大家都不赞成。毛主席说，一定要选，当时他说话灵，而且也说的对。结果这样一个中央就领导革命成功了。没有这些人，革命还不成功呢。

布尔什维克是可以的，但“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糟糕，就孤立了。像造反派还可以，但“响当当的造反派”就糟糕了，到了极顶就糟糕了。所以不要那么厉害啊！老人家晚年不要那么厉害就好了。

李：他到晚年太过分了。

陆：到了晚年他糊涂了，脑子太热了。

对“文化大革命”也不要悲悲戚戚。“文化大革命”在我们历史上有过，如王安石变法等。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人们说：“文化大革命”真悲惨啊，这可以理解，因为刚过来。过了十年以后，现在再来看，中国是巨人，巨人醒来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话还是对的。站起来了后，怎么走呢？我唱支民歌，你们听一听：“天上下雨，地上滑，自己跌倒自己爬，爬得起来就爬起，爬不起来你再爬。”就是说，中国革命成功了怎么办，应该继续吗？可我们接着就发高烧，一个大跃进，一个“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了，还要搞资产阶级思想。搞资产阶级思想怎么可以那么搞呢？用对待地主的办法来对待资产阶级。建国初和平过渡以后，资本家变成知识分子。我们恰恰相反，把知识分子变成资本家。全错了。三大改造以后，就应将资本家当作知识分子使用。毛主席曾经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各个阶级，哪一个有知识，农民没有知识很多是文盲；工人知识也很少，虽然在工业中工作，知识也不多；地主有知识，是孔夫子那一套，对革命没有用处。孔夫子有一点值得思考，他讲人与人的关系，讲“人伦”，都是封建的，就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经常在一起，就要讲关系，讲道德。其实毛主席也讲如何处理关系，比如军民关系、党政关系、上下级关系、中央地方关系、大民族同小民族的关系等，这些都是人伦的。人伦还要啊，但不是封建的人伦。毛的选集里面就有很多是讲关系问题的。比如“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些都是人伦，只是不是封建的人伦就是了。

我的两个发言你们看了吗？（指1988年4月30日、6月17日在中顾委常委会的两次发言，主要预言世界形势）看了，你们赞成，我就同你们谈一谈。不谈这两个发言了。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现在的变化问题，我想了很久很久。为什么在想呢？因为好多人提出来，马克思主义不灵了，讲课照老一套去念人们不听了。什么道理呢？因为形势已经变了。老一套只适合于1914年以后的五十年。这个时间没有查资料，我也不可能查资料了。我仅仅根据我的记忆了。这个五十年中，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批国家再革命，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和100多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革命。马克思是很希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结果搞到现在它那里没有革命。这就有了过渡时期。形势已经到了帝国主义把世界瓜分完毕，已经没有了那种形势了，还是依据老一套来讲，人家当然不理你，我也不听。所以产生了一个糊涂时期。这个时期发生了中苏分裂，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分裂，思想上中苏都是赞成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主张开兵到什么地方，革命就革到什么地方，就是输出革命。开兵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东德和波兰，而且在此驻有重兵。它搞集团，搞社会主义阵营，搞华沙条约组织，这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军事组织。我们为什么同它分裂，我们反对它的大国主义，这一点还是对的。但我们说它是修正主义，说它的速度太慢了，我们要搞大跃进。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甚至红卫兵还冲进了苏联大使馆。幸亏周恩来阻挡了他们。说他们变成了修正主义了，只有我们革命。所以这个时候是思想糊涂，乱了。另一个方面就是第三次浪潮，它对外国的影响没有中国大，在中国引起了轰动。“资本主义万岁，万岁”，这就反映了中国的思想混乱，从哪一年开始混乱可以研究，大概就有一二十年了。混乱的状况不止这些，还可以举出一些。的确是混乱。社会主义不晓得有好多种，主要的还是中国同苏联两国。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威信为什么下降，下降到美国、英国共产党的人数极少极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西班牙，佛朗哥传位给王子后，王子启用了共产党。

项南：瑞典、丹麦能不能承认它们是社会主义呢？我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李：最近一期《求是》上面，广东老年理论工作者会议谈当代社会主义的几种情况，似乎是这样说，过去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搞的是假社会主义，但假的里面有真的；我们是真的社会主义，但真的里面又有假的。）

项：前年我代表党中央去跟社会民主党谈判，他们的党纲是这样写的：社会民主党思想渊源于：1、马克思主义，即人道主义；2、德国的古典哲学；3、基督教的某些教义。

陆：它们去说他们的。像资本主义国家有的有皇帝，有的没有；有的总统制，有的内阁制。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搞社会主义，能否也搞多党制呢？

社会主义本来被广大群众看成为救星，有了苏联称霸，有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使群众觉得你不像个救星了。柬埔寨共产党内部起来要求取消共产党这个名称。缅甸社会主义民族纲领党也搞的一蹋糊涂。

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威信下降，日子不好过。斯大林有责任。但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现在把斯大林骂得一塌糊涂不对，不管怎么样，斯大林时期总是战胜了希特勒法西斯，保存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个巨人，我们自己的的年轻人不认识这一点。巨人跌倒，伤筋动骨，但中国还是爬起来了。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没有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还是应该讲的。形势不同了，阶级斗争表现为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

戈尔巴乔夫的书中不敢承认苏联是大国主义，是一霸。你有勃列日涅夫主义嘛？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大国主义嘛。也不敢承认苏联生产的低增长，只有2%。这个人花言巧语。我这里还要讲阶级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竞争。如果不讲是不行的。

有了四项基本原则就对了。而又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可以随便用的词，可以时紧时松。当然四项基本原则也可当棍子打，不过四项基本原则问题总是具体化了。现在讲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这就比较好了。现在《求是》杂志创刊时开宗明义说，反对僵化，反对自由化，也不讲资产阶级自由化了。自由我们还是要啊，在法律的范围里的自由嘛，这个连资本家都懂嘛。

李：我问您一个问题，毛主席为什么后来变化成那个样子？同他自己讲的绝然相反了。

陆：我不清楚。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线和二线。（李，这是否是主席的由衷之言。）主席退是不容易的。比如，如果毛泽东说，我要退，倘若刘少奇赞成他退，就说明有一些人在附合。因此，刘少奇不能赞成，周恩来不能赞成，旁的其它人也不能赞成。这一次，小平同志好，退下来了，蛮好嘛！如果他脑子不清醒，他就退不下来。（项：他究竟退了没有？）他怎么能退呢？你们都拥护，又没有一个赞成我退的，我怎么能退呢？因为他的威信太大了，群众拥护他，他退了农民都会不赞成的。如果他退了当然很好了。这就有个我们的制度的问题，选举中央委员能不选举他吗？美国选总统两个人竞选，如果得上40%多的票就能当选，不要半数，只要比对方多一点就当选了。他们的制度有一个好处，一届任期满后非退下来不可，要重新参加选举，不重新竞选就退下来了。我们就没有这一条，现在当然比以前好一点了。退下来不容易。（李：毛提出来一线二线，他退居二线，依我个人看法，这不是由衷之言。）不，八大二次会议他还是蛮好的。就是那一年冬天就搞大跃进了。那时，毛泽东主张大跃进，但他头脑还比较清醒。因为，大跃进把经济搞下来，搞乱了以后，他还能够同意“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就什么意见也听不进了。（项：“文化大革命”，把你搞下去究竟为什么呀？）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后来给我加了顶“阎王”的帽子，我是共产党内的唯一的“王"。

我主张还是要讲社会主义，讲阶级斗争，但不是原来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和平过渡、和平竞争”的阶级斗争。这一点我和戈尔巴乔夫不一样，戈尔巴乔夫避开这些提法，所以他的一套搞下去，将来会有困难。他说服不了我，因为离开马克思主义。

全世界许多国家革命都成功了，那些独立国家在寻找学习对象，如果中国好，它向中国学；我们中国要不要向别人学呢？也要向别人学。但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还是要的。现在向别人学，连马克思主义都不要了，那不行。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就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王明的理论讲得多好，迷惑年轻人，还迷惑老人啊。我认识王明比较早，他就是打击别人。留学生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反映问题，苏联不让代表团管，后来除几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少数几个工人出身的党员外，其余都打倒了。

项：定一同志，有个问题问您一下。1949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新民主主义结束。你参加讨论了吗？

陆：1949年宣布新民主主义结束，我没听说。

项：事情是1953年提出来的，但分界线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谭震林向我们传达的，当时我们听了都一惊，但没有人怀疑。提这个问题是因为现在很多人说，如果新民主主义那一套做法拉长一些，可能更好。

陆：我没有听说过。新民主主义的结束是在三大改造以后。当时，还没有狂妄到这个程度。如果那时讲，民主党派怎么会同意呢？我们会把民主党派赶走吗？不会的。我的看法，社会主义社会的开始早点晚点都没有关系。但在三大改造后，要使用民族资产阶级。

项：1954年我在苏联莫斯科，一看，商店里没有东西。后来我接待苏联共青团书记谢利平。他曾在苏联对我说，中国怎么样了？我说中国的东西比你这里多得多。他不相信。后来他来了，我陪他到了上海、杭州，他什么都没有兴趣，就爱看商店，他说中国这是一个奇迹。你们是不是搞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我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实行了三大改造。现在我的看法是三大改造搞早了。那时我们非常自豪。我到苏联后，又到了日本，那时日本也不行，商店里也没有东西。战后五十年代，它还不如中国。我在日本三十九天，只吃了一个鸡蛋，当时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光荣得不得了。

李：我们有一个问题，过去对社会主义没弄清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过去完全不去了解，把它看成为最坏最坏的，你死我活的东西。实际上当代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时代不能比，同列宁时代、斯大林时代和二次大战结束时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西门子公司的股票只有4%是西门子家族的。而且大企业领导人基本上不是家族的了，都是专家学者；股份是相当分散的。发达国家政府干预经济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变化，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东西也被他们吸收过去了。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发展中有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我们胜利后，把它拿过来就好了。本来应该是这样。

项：我讲一件事。打倒您的时候，中央发了个文件，把你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你还可以找来看一看，很有意思。其中一条罪状，就说你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1985年我和胡启立到了西德，到了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看他的故居，有一个马克思家族的系统表，其中有他的一个很喜欢的女儿，叫珍妮。珍妮的丈夫是荷兰人，叫菲利浦斯。我就问：这个菲利浦斯和家用电器的菲利浦斯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就是他。你看，马克思的女儿也是可以嫁给资本家的，马克思也没有僵化到把成份论看得这么厉害。

陆：成份论、血统论都是从苏联搬来的。

李：毛主席在解放后为什么对知识分子采取抑制到底的政策，从理论到实践到最后变为臭老九的政策，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陆：有什么奇怪，那时是头脑糊涂了。

现在有了和平演变的条件,将来暴动不可能了。到美国去暴动，暴动不起来了，人家控制得很严；人家又富了，富的人比较多了，谁愿意起来破坏啊。你到美国去打游击，都不行了。美国、英国的生产由停滞变成递增状。一个美国人同我谈话，我对他说，现在有两个国家呈递增状,一个是苏联,一个是美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都是递增状：2%—4%。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快，历史上面就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也发展的很快，因为所有的打仗的国家都向它买东西，买枪、买炮、买钢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递增状况有一段达到什么程度呢？一年是24%，三四年就番一番。

项：你讲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观点现在改变了，还有资本主义造成三大差别的日益对立也改变了。我到美国、丹麦、英国去看了，农村的情况比城市好，农民生活比工人生活好。在美国一个农民从事生产，他的投资平均要25万美元。而一个工人只要十万美元。现在我们不发达国家，人往城市流，美国等发达国家有钱人往郊区去住。我访美回来，华国锋问我，让我简单说一说美国社会情况，我说：“美国有钱人住乡下，没有钱的人住在城里；有钱的人多吃蔬菜，没有钱的人多吃肉；有钱的人住平房，没有钱的人住高楼；有钱的人坐大轿车，没钱的人坐小卧车；有钱的人穿棉布，没有钱的人穿化纤布。”

陆：你没有在美国住二十年，那个很乱的地方，你二十年才能看到。

项：我去了，最乱的我也看了，包括华人街和黑人街。华人街现在也神气得很啊。美国有一种民族，叫ABC，他不是因为经济的原因而是因为文化的原因，不用现代工业用品，不用小汽车、电灯，现在还用牛耕地。

李：今后世界是互相融合、比赛、竞争，谁也不要想谁吃掉谁。

陆：谁比谁好，可以互相学习。

李：最近出了《河殇》这本书，这部电视有缺点、弱点，特别对历史上有些事情的写法，包括你提的没有把中国革命放进去，但总的意图是好的，是为了唤起忧患意识。

项：《河殇》的作者跟我谈过一次，他的意思是中国黄河的文化曾经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怎么挣扎也挣扎不起来了，他们就是要回答一个为什么。

陆：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年的帝国主义压迫，使中国落后了，只单单贬低黄河不对。

和平过渡之后，资产阶级消灭了，资本家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国家就要用他们，再不要犯我们犯过的错误。我们搞的和平过渡是世界第一个，没有谁在我们之前搞过和平过渡。苏联、东欧都把资本家搞得很厉害，差不多就当地主在搞。我们的政策后来搞的不好，本应该在和平过渡后把思想转过弯来，为什么没转过来呢？当时对形势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列宁表述的那个时代。

李：费正清主持的哈佛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请我去，我初步想，索性讲一个很大的题目：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基调是：中国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不能胜利。请你提点意见。

陆：我们党在政治上有过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经济上也屡次发生错误，原因是我们整个党不懂经济建设，不止毛主席一个人不懂，对中国经济状况不大了解，凭空想象把经济跃进上去，这个雄心壮志还是好的，但想得太高了。对毛泽东，不能用他这个人来解释历史，解释不了。当时搞大跃进等运动，我们都提不出意见来。大跃进时，毛把各大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都找来了，大家都赞成他的主张。

项：定一同志，中国党历史上许多事情不能用个人来解释。你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有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我们党有好几次大是大非争论，但党和领袖，可以不听任何不同意见，也没有任何制衡的力量，也不能去监督他，因此中国党只要一犯错误，就是全党性的，没有一个地方例外。

陆：你提得好，提出来嘛，的确存在这个问题。

项：《河殇》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写作时间很短，连写连拍只有三十多天的时间，有很多毛病。作者都是三十几岁的人。

陆：那好嘛，不要打击他们。

李：在六中全会，你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讲了那么几点意见,不赞成决议中写上这一条，就当场闹起来，这个很不正常，耀邦同志的事也很不正常，我们都反感。

陆：耀邦的事是不正常的，你也不要太反感。

项：你平时还有个观点，说自由化是在文革时拿来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

陆：我查了报刊，第一个是用来反彭真的，第二个是反我，至于反刘、邓大概在以后，没有查我就不说，要有文字凭据。对老同志你们要原谅，他们是农民，忠心耿耿，不容易了。

陆定一是我的老上级。1941年《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办不久，我就调到报社，一直管评论工作。抢救运动刚开始时，我被人诬告。1942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博古、陆定一、余光生三人同我谈了一个通宵，询问我的历史情况。1943年4月1日，我被逮捕关进保安处。1944年6月释放回到报社时，博古说，他们是不同意逮捕我的。陆定一是改版后调到报社任总编辑的，从而报纸面目一新，也不每天发社论，而是要事才有社论。还记得这样一件小事：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我们能接触到美国的报刊了。有一天报纸四版刊了一条盘尼西林面世的消息，知道是陆定一翻译的。陆定一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当然重视自然科学（党内高层这样的老人极少）。应当知道，不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是搞不好的。当年我写过几篇有点名气的社论（如1944年10月3日的《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统计资料刊二版一整版）。博古和定一大概比较器重我，日本投降后，我就被派到冀热辽区主持报纸了。1959年庐山会议时，陆定一同我一个小组，批彭德怀和小组中批我时，他都一言不发。在秦城狱的最后几年，他同我是隔壁囚居。他的代号是68164，我是67126。（前两个号码是入狱年份，1是专案一办即管判了政治死刑的人，后两个号码是当年关进来的人次。）监狱管制极其严格，即使关在隔壁，谁也不知道是谁，放风时，也是露天的单监。我当然熟悉陆定一的声音，常听到他大声嘶喊：“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放风时，他老唱那首悲壮的苏武“牧羊歌”。那时，我真担心他得神经病。他后来同我详谈过，在关入秦城前两年，他关在一个胡同中，受到的种种酷刑审问的待遇，听来令人发指。我是1975年5月释放的，他到1978年12月才释放。陆定一冤案彻底平反后，他一直以医院为家，也未能安排正式的负责工作。但他不在其位，仍谋其政；有机会就发表谈话，并在报上发表系列文章，反映他对当前许多重大问题的看法。我非常崇敬定一同志，未能对他作什么研究，只有在他百年诞辰时（我参加了纪念座谈会），将他当年这个谈话记录公布出来，供关心他和关心党史的人一览。

2006年6月20日

（责任编辑杜晋）

2006年第7期 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执着追求　作者：龚育之

今年是陆定一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又是党的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周年，这两件事，都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

从七大以前的一九四四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二十二年间，除了中间一年多以外，陆定一一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恐怕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中宣部长了。

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陆定一为党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如果要问，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共产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着追求。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对科学文化工作的完整的方针，是怎么决定的呢？是一九五六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了这个方针。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陆定一代表中央在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

至于“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的分别提出，那还要追溯得更早几年。

最先提出“百花齐放”，是在一九五一年。毛泽东应梅兰芳之请，为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题词，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这是向戏剧界提出的，但还没有推向整个文艺界。

百家争鸣最初的提出，则是在一九五三年。那一年，中央决定要中宣部就中国历史问题、中国文字改革问题、语文教学问题组织三个委员会加以研究。当时，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何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分期问题，两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郭沫若和范文澜，有不同的意见和热烈的争论。当时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向毛泽东请示方针，毛泽东说要百家争鸣。这件事《历史研究》编辑部是知道的，在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当时一般还不知道。

一九五六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会议。这次会议上，陆定一作了一个重要发言。他说：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不要戴大帽子。这段话里，还没有“百家争鸣”这四个字的概括，但“百家争鸣”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接着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会上做《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在讨论报告的过程中，四月二十七日陆定一发言。这个发言的主要部分收入了《陆定一文集》，这里就不引用了。其中，从对苏联专家批判中国植物学家胡先问题的处理，说到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从苏联过去反对形式逻辑后来又不反了，说到中国科学院一位同志的法宝是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这样一来科学的发展就完蛋了；从苏联共产党对文艺干涉最多，说到中国写新人物和旧人物、写新社会和旧社会的争论，说到《十五贯》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发言过程中，毛泽东不断插话，气氛十分活跃。“百家争鸣”四字，不仅呼之欲出，事实上已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诸多方面初步展开了。

在四月二十八日的讨论中，有人发言，讲到毛泽东“百花齐放”题词所起的作用和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时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的情况，建议在科学文化问题上贯彻这两个口号。

这样，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讨论总结，才接着这个话，讲了“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那样一番话。五月二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又讲了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番话。这两番话，现在已经发表在《毛泽东文艺论集》中，这里也不引用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党的八大确认了双百方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今年是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五十周年。

陆定一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就我所知，陆定一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了几件大事。

首先，是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九五六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批阅一份东欧党对过去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李森科学派进行反思的文件，认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陆定一请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一九五六年八月在青岛联合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这次会议，使长期被压制的遗传学家在中国取得了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自由，在中国科学界影响很大。会议参加者李汝祺发表了谈与会体会的文章，毛泽东看了，认为很好，要求《人民日报》转载，并且代拟了按语，代改了题目：《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一九五八年拔白旗、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极大地冲击了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在这种情况下，陆定一为在生物学领域坚持这个方针，仍然保持了可贵的清醒。在一九六○年十月的各省市委文教书记会议上，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陆定一都指名一些大学在青岛会议以后再次批判遗传学是错误的，批评这些学校的领导没有在生物学中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没有实现党的领导。

更重要的是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的起草和试行。科学十四条是在聂荣臻同志主持下起草的，中宣部的干部参与了讨论和执笔。高教六十条是陆定一主持下由教育部和中宣部起草的。文艺八条，最初在周扬主持下起草，以后由陆定一主持修改。这三个关于科学文化工作的条例，共同特点是纠正“左”倾，调整政策。调整集中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一个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

“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努力都中断了，中宣部被称作“阎王殿”砸烂，陆定一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被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纲领批判，那几个条例也受到多方攻击。好在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出的陆定一，作为一个在党内经历丰富的老同志，致力于回顾和研究党的历史。在他心中，念兹在兹，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八六年，为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历史回顾》。他只能凭记忆写，因而对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到四月这个关键时期的一些史实，不免有些粗疏。我当时就与刘武生合作，根据档案材料写了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我专门到医院里去看望陆定一，把我们的文章读给他听。他听后，笑了笑，说：你查了档案，当然以你说的为准！

陆定一著文纪念双百方针三十周年，他自己说，目的是“为存史实，让后代知道和借鉴”。这三十年的历史，是开辟坦途，经历几次严重曲折，重新走上坦途的历史。重走坦途，仍然不免波动。现在又过了二十年。纪念陆定一诞生一百年和双百方针提出五十年，不但要知道一九五六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三十年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为借鉴，还应该总结和知道从那以后到现在的二十年间新的历史经验，也包括新的教训，以为当前和今后的借鉴。就是说，不能把双百方针当成空话套话，而要与时俱进，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从当前理论界学术界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提高到新的水平。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06年第7期 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　作者：张培森

今年7月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张闻天逝世30周年。回顾历史，这位老革命家在上世纪30年代党的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为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为实现党的战略转变和全民族的伟大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然而遗憾的是，关于他1935年遵义会议后党内所任职务却至今仍然存在着严重混乱。1979年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张闻天追悼大会上所作的悼词中，明确宣布遵义会议选举他为“党中央总书记”；而到了1982年党史部门却又根据中央有关领导另外的指示要求将其改为一种含混的称号，叫做“负总责”；而今日许多出版物在按此口径称他“负总责”，又不能否认“总书记”的说法时，便在“负总责”后面加一个括弧（习惯称总书记）。但是这种看上去很全面的说法，却实际上仍旧是告诉人们张闻天并没有总书记的正式职务，以至去年3月3日竟然出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刊载的历史人物专栏《永远的丰碑·张闻天》中，既无“总书记”又无“负总责”，等于抹掉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篇章的严重混乱。问题是究竟张闻天历史上有无担任过总书记的职务？早在2000年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就对此写过专论文章，而如今又出现如此严重混乱现象，笔者作为一个从事张闻天史料搜集、整理多年的党史工作者，就不能不对此有关党史的重大问题再作一点详细的论证了。

五十年代起：国内长期讳言，国外早有公认

关于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党内任何职务，建国后在国内很长时期一直是一个讳莫如深的问题。从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起，到后来几乎所有公开出版的党史革命史书籍，在说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都根本不提张闻天的名字，更不要说他后来担任什么职务。然而国外50年代以至70年代的一些有关中共党史的出版物，却还都说到张闻天担任过中共党内的总书记这一事实。1957年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将他1936年赴陕北采访的原始记录，整理写成了一本《红色中华散记》，由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出版（中文本199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奚博铨），该书在说到1936年7月26日他在保安对张闻天的一次“长时间的访谈”时，明确指出：“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再看1967—197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中华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包华德主编），其中有张闻天的小传，传记的开头就说他30年代中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mid-1930’s)；文中在叙述长征这段经历时，又再次说他接替博古的是“总书记职务”。当年出席遵义会议唯一的外国人，也就是人所共知的那个军事顾问李德（奥托·布劳恩）1973年在东德出版了一本《中国纪事》（1932-1939），其中关于遵义会议解决的组织问题，也是肯定“博古开始仍然是总书记”，后来才“同意将他的职位让给洛甫”。以上这些国外的有关中共党史书籍都毫不含糊地承认张闻天担任过党的总书记，表明这是一个早就为外界所公认的事实，只不过是国内长期讳言而已。

庐山会议后：批判中偶露真相

1959年庐山会议张闻天遭受错误的批判并被罢官之后，公开出版物自然更不可能记述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了；但是随后六七十年代党的高层领导人在谈党内“路线斗争”时，却间或透露出一些与此有关的基本事实。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紧张，1960年夏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有个关于中苏关系的长篇报告，报告在谈到党史中从五次反“围剿”失败到遵义会议这段历史时就说到了张闻天，报告说：“那个时候，开始倒是闻天转（变）得快，稼祥先转了，闻天也先转了。”这时，坐在一旁的毛泽东插话，说到他做张的说服工作时却透露了一句：“并且拥他为领袖”。毛泽东的这句话确实反映了张这个人物在那个关键时刻的分量，同时也可以说是遵义会议有过“拥他为领袖”的一个佐证。60年代中随着大批修正主义，毛泽东谈党内“路线斗争”的次数也日渐增多，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有一次谈话，他告诉客人说：我们这个党有过“几朝领袖”，第一代是陈独秀，第二代是向忠发、李立三，第三代是陈绍禹（王明），“第四代是张闻天”，“以后就是轮到我了”。毛泽东这里把张算做党的一代领袖，则至少是肯定他是党内代表一个时期掌握全局的人物。就目前所见，明确说及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是邓小平1965年6月14日接见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他在谈遵义会议这个话题时说：“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当总书记。”而在较大范围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职务的则是周恩来“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次讲话。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在党内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长篇的“两条路线史”的讲话，明确地说：遵义会议后“洛甫当了总书记，但未参加军事指挥”。同年7月5日，周在又一次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更加具体说到当时总书记的交接，他说：“我们在扎西川滇黔三省交界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住了一天，把博古换下来了，张闻天当总书记，我印象很深。”作为党的核心人物之一的周恩来如此明确说出张闻天的职务，则应该看做是可靠的基本事实。

“文革”后：确认“总书记”的两个正式文件

“文革”结束后明文确认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第一个党的正式文件，是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所谓“六十一人案”是“文化大革命”中蓄意制造的一大冤案。当年要这批同志履行国民党监狱的“例行手续”出狱，是党为迎接抗战需要保存干部而作出的决定。那时正是张闻天任总书记在中央主事。“文革”起来后，康生为了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头目”，竟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出来作伪证，证明刘在北方局是背着中央自己决定的。面对康生的威胁，张闻天坚持申明中央知道此事，而且为了避免涉及毛泽东，独自承担责任，只说此事是由他批准的。为此《调查报告》在澄清此案时特地指明张闻天当时在中央的职务，报告指出：“一九三六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是看作是代表中央的。”这里正是明确地用“中央的总书记”这个职务来证明这个批复的合法性。

第二个党的正式文件就是1979年8月25日邓小平在张闻天平反追悼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悼词”。“悼词”公布了有关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三件重大史实，一是在会上张闻天“做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二是受会议委托起草决议，三是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公开宣布总书记是由遵义会议选举，这是第一次。应当指出的是，这份文件是经中央审定，胡耀邦、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都审阅同意，在陈云主持的追悼大会上，由邓小平代表中央宣读的一份向中外公布的权威的公开文件；而且当时健在的出席过遵义会议的当事人除陈云、邓小平两位同志外，其他还有杨尚昆、聂荣臻、李卓然、伍修权等同志，他们当时都没有对以上史实提出过异议，有的如伍修权写的回忆文章也证明了此事。要说到这份文件的起草过程，清楚此事的张闻天夫人刘英不只一次地说过：《悼词》中关于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是胡乔木同志亲自加上的，他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应该说是完全可靠的。也就在追悼会后的第二年，在由胡乔木主编的一九八○《中国百科年鉴》所载张闻天条目中也是明确称他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1982年：改变的理由与矛盾

要求改变张闻天职务称呼的理由，是1982年中央有关党史部门从中央档案馆找出一份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以下称《提纲》）（有人考证不像是当时写下的传达提纲，更像是事后经过整理的保存于共产国际的一份档案），提纲中没有说到会议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而只有这样一段话：“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这就是当时上面要求改变为“负总责”说法的主要根据。

基于以上理由所作的改变首先想不通的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她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她当初听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时就知道他是总书记，不久她就接替邓小平担任了中央队秘书长，而且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同张闻天长征中结下了感情，到陕北后结婚成了家。她对张闻天文集组的同志不只一次地说，那时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总书记”，后来“毛主席称洛甫是明君，常跟我开玩笑称我是‘娘娘’，就是因为他是总书记嘛”。她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件事：1937年11月她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东方部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她的，住的是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曾领她去会见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她印象很深地记得王稼祥向季米特洛夫介绍时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人们都知道，刘英是从不争个人名位的，然而这次她认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她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何方、萧扬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不同意更改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同志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同志意见办时，她服从了。然而据笔者接触所知，刘英组织上是服从了，思想仍是想不通的。

对于要做这样的改动，张闻天文集编辑组的同志也是想不通的，那时虽然掌握的材料还不算多，但是仅就已有的材料来看，矛盾也是很明显的。编辑工作小组还就已知材料专门向上面打了报告，建议不要更改，批复也是“按陈云同志意见办”。当时我们正在编辑一本回忆录，看到在此之前出版的《彭德怀自述》、黄克诚发表的文章在说到张闻天时都是用的“总书记”，而我们征集到的老同志写的回忆文章中仍然不少人用了“总书记”的称呼，然而胡乔木看了一篇这样的文章后竟指责说这是“混淆视听”，于是有些老同志的文章就不得不按统一口径改成“负总责”，不过有的老同志如杨尚昆就在“负总责”的后面加上“习惯称总书记”。但是有些老同志后来出版的书籍就是坚持不改，伍修权1991出版的《回忆与怀念》中就仍然用的“总书记”（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199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也未作更改。

“总书记”究竟有无档案根据？

应该说在目前尚未发现遵义会议全面的原始记录的情况下，《提纲》的确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档案，其中也记录了不少有关遵义会议的重要史实，如“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取消三人团”、会议大部分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常委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等。然而从其内容来看，在党内最高职务这样的重大组织问题上，为什么遵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本身没有任何说法，却只是后来在“行军中”，才在“常委分工上决定”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那么这个“决定”又是根据何来？，而所谓“负总的责任”并不是什么职务。怎能孤立地单凭这样一份并不完备的简单的《提纲》，就断然得出推翻邓小平所说选举张闻天为总书记的结论？

而事实上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却是有其他可靠的历史档案为证的。其中有力证明的一份应该说就是张闻天本人1943年在延安整风中所写的《反省笔记》（以下称《笔记》）。这份《笔记》的缺点是检讨有些过头，但在一些重大史实上应该说是可信的，而其中关于所任总书记职务说得最明确的，是《笔记》说到张自己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要向毛泽东让位而未能正式提出的几段话。他说：“我现在反省我在六中全会上没有坚持的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我没有很好的思索王稼祥同志所传达的国际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没有把康生、陈云同志关于以毛泽东同志为总书记的提议，提到其他中央同志中去讨论，提到大会上去讨论，我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接着他说“当然，在六中全会时，关于此问题，我确首先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就马虎过去了。”再接着他又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确实首先向毛提出过让位，是毛本人当时还不同意提出，结果反而检讨自己，但是“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这句话却说得再明白不过，“总书记”是他当时在中央的职务。

既然总书记的职务明确是有的，那么这个职务究竟是否是通过会议选举的呢？《笔记》也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以证明，即在此之前谈他遵义会议的经历时说“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这里“推举”完全印证了邓小平所作《悼词》中所说的选举，而“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则说明选举只能是“政治局许多同志”出席的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不可能是《提纲》中所说后来行军中少数政治局常委分工的会议。虽然张闻天这里用的是“书记”而没有“总”字；然而人们须知，张闻天在此之前就已经是书记处的成员之一，根本无需再来“推举”，因此这里所说的“书记”决不可能是书记处成员之一的书记，而且《笔记》紧接着就自谦带检讨地说这是同志们不恰当把他“抬上了党内的最高地位”。因此这里推举的无疑就是他后面所说的要让而未能让掉的“总书记”职务，前后完全是一致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张闻天是人们所公认的为人正直、不说假话的革命家。而这份《笔记》成文时间又是在1943年毛泽东已经被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推举为中央主席之后，距离上述六中全会才不过五年，其所述历史事实的可信度应该说是相当高的。这份《笔记》据刘英回忆说，闻天写好后送给毛泽东去看，“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1983年张闻天文集编辑组也曾将这份《笔记》的摘录本送给陈云去看，陈云通过秘书批复说他看了两遍，也认为张闻天同志所谈基本上是准确的。因此张闻天这份《笔记》目前就是证明他担任过党中央总书记的一份最为可靠的历史档案。

此外，至今中央档案馆还存放着另一份重要档案，这就是1936年6月16日中央书记处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情况的一份电报。这是自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中断电报往来后的第一次恢复通电，电报原稿上注有“发报第1号”。电报向国际代表团汇报了中央到达陕北后的党和红军的全面情况，并陈述了目前的打算。就在内容共有十一部分的这份长电中有一段专门汇报中央的组成情况，电报说：“现在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丹、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两份名单中不但都是张闻天打头，而在常委名单中唯独张闻天后面注有“书记”，这里清楚地表明，他是中央常委中的“书记”，也就是“总书记”。

而从笔者主编《张闻天年谱》过程中所接触到的档案材料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央发给党内的由中央领导人署名的电报中大多数均是张闻天领衔，据不完全统计，从1935至1938这近四年他担任总书记期间与其他领导人联署的278封电报中，张领衔署名的就有242封，其中有“洛”在前的“洛毛”联署的共220封。而 “毛”在前“洛”在后的“毛洛”联署电报在整个总数中只有36封。另外在这近四年里，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不完全统计就有157次，并在大多数会议上作总结发言，重要的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些过去一般人全然不知，难怪王震1985年在一份批示中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史实。历史要真正实。”他还建议“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王震的批示是在陈云《提纲》公布之后，然而批示就没有按统一口径称张闻天为“负总责”，而是用了“中央书记”这个称呼。

那末“中央书记”是否就是“总书记”，人们不妨还可以再来看看当年继斯诺之后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的采访记录。1937年7月14日她在延安对张闻天作了一次专访，这次谈话的记录后来发表在1938年8月美国出版的《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刊物上，谈话记录前面有一段韦尔斯所写的说明，说明的第一句也是：“洛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Secretary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不过这篇谈话在收入她后来出版的《续西行漫记》一书时，她在书中对这个“书记”作了一番解释，她说：“在他（指张闻天）以前的书记们是陈独秀（1927年），瞿秋白（1927-1928年），向忠发（1928-1931年），1931——1933年这一期间无书记，职务由委员会担任。”韦尔斯的这个说明应该说是大体无误，因为她所举的这三人都是当时担任党的最高职务，这里除瞿秋白确切的职务现在查实为“中央临时政治局主席”外，陈独秀和向忠发的职务都是明白无误的总书记。由此也进一步证明“中央书记”即“总书记”，说法略有不同，实质完全一致。

总之无论是当时的历史档案，还是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张闻天的职务不是明确的“总书记”，就是专门标明中央的“书记”（同一时期别人所没有的称呼）的记载，却从没有见到过有“负总责”这样称呼的历史记载，难怪她的夫人刘英想不通说，“哪有什么‘负总责’呀”？后来不得已才在她发表的文章中改为“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其实这种说法也并不是老人真正的意愿。

杨尚昆90高龄吐露真情

既然“总书记”的职务确凿无误，问题便又回到了《提纲》本身，为何在这份《提纲》中却出现“常委分工”的“决定”？如果《提纲》也是客观事实的反映，那么可以判断《提纲》所说“常委分工”做出的由张闻天“负总的责任”的决定，只能是在遵义会议有过总书记选举这个前提之下，而不可能脱离这个前提。可是既然遵义会议已经有了选举，又为何后来还要常委会再来作出决定呢？这个令人迷惑的问题，最终是当年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向我们揭开了谜底，是他向我们当面讲述了事情经过的真实情况。

199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要出版刘英回忆录，刘英想请杨尚昆为此书写篇序言，经他本人同意后，这年3月22日刘英亲自带领我（即笔者）和程中原，还有她的秘书朱文英一起来到杨尚昆的家中。这次两位老战友相会，正是在邓小平逝世不久，而他（她）们本身也都是90高龄的老人，叙谈往事，不免感叹时光之倏忽。因为是要写序，交谈中自然最多的还是他们共同经历过来的历史，其中特别谈到了他们都深为了解的已故战友张闻天。而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话题是杨老主动说起的。他说：

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杨尚昆这番关于遵义会议真实情况的谈话，不但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在对张闻天《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当场接受），而且也说清楚了陈云《提纲》所说会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

经不住检验的“引证”

历史现象错综复杂，有时仅仅一个史实，不但档案史料中存在矛盾，而且即使是当事人也说法不一。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在把握事物的整体以及发展全过程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研究，才能对可靠的基本事实，得出近乎正确的判断。这里决不能片面地抓住一点或者某个局部，而不顾及其余。即使是当事人，哪怕是权威的当事者的某种说法，也需要进行分析，是什么时候讲的，是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陈云生前有名的“15字箴言”：“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我想对实际工作是如此，对于一个历史研究工作者也应该是如此。为何“负总责”之说长期为一些人相信，除了因为有新发现的《提纲》这个权威材料之外，还因为党史部门在片面得出错误结论的同时，还不加比较和分析地引用了其他被视为权威的“历史证据”。以下仅举数例：

（一）当初推翻邓小平所作《悼词》说法的依据之一，就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所作批林整风报告中的两句话，一句是：周在报告中说遵义会议后，“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接着又一句说“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你看，既然博古原来就不是总书记，那么接替他的职务的张闻天当然也就不是总书记了。可是笔者手中却有一份周恩来公开发表过的历史文献，这里不妨比较一下。这就是长征前不久周恩来签署的以“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名义发布的《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这是一份有“总队长张爱萍、党代表周恩来”签署的动员队员武装上前线的号召书，这份正式文件签署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公开刊登在由中共中央和工农政府主办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机关报上。号召书在引用博古、朱德两位党和军队最高负责人的讲话时，都明确标出了他们当时的正式职务，朱德标的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对博古明确标出的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原文是这样说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对我们说：‘在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唯一神圣与光荣的事业，就是上前线去，到红军中去！’”而这份文件发布的时间，距离后来发生的遵义会议和党的最高负责人的职务交替，也不过才八个月。怎么可能总书记这个职务后来就突然没有了呢？一个是当时正式公布的历史文献，而另一个则是30多年后的“文革”时期，并且从讲话记录来看前后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两次明确称“总书记”的话为何不引？）的讲话，怎么就能以此断定张闻天接任的不是总书记呢？

（二）将“总书记”改为“负总责”的再一个根据，就是陈云1982年对中央某个党史部门提问的书面答复《对遵义会议调查报告中几个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答复》中首先就说1931年和1934年先后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都“没有设书记处和常委”，接着又说：自从向忠发以后直至八大，我们党“没有再设过总书记。”这里笔者就要说到中央档案馆一位已故的李云龙老同志，这位从事档案工作多年的老档案工作者特别认真，他在《答复》发表之后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有根有据地得出结论：1934年1月召开的五中全会确实是成立了书记处的。人们可以从这些保存的档案中清楚地看到了当时书记处是如何从最初成员的提名，到如何请示共产国际并获得批准，直到全会通过的整个过程。他还查得，从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中央以书记处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就达一百多份。这位老同志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根据这些档案写了一篇题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是何时设立的？》发表在《中央档案馆丛刊》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有书记处就有常委，因为二者在当时是混用的。

而关于博古、张闻天“总书记”问题，《答复》所说自向忠发以后就没有再有过总书记的说法，如今看来也只是说对了一部分。1931年6月时任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两位主要负责人，一个是王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个是周恩来准备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开会商议并经共产国际批准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严重白色恐怖情况下成立的“临时中央局”的确没有“总书记”，博古只是被指定的总负责人。因此本文前面所引的斯诺夫人说，1931-1933年，这一期间中央无“书记”，职务由委员会担任，是基本符合事实的。然而1933年临时中央迁移到中央苏区之后，就不好这样说了。当时身处中央核心的张闻天最熟悉这段历史，他在1943年《反省笔记》中又是如何记述这段历史的呢？他说，记得博古到达苏区后曾主持召开了一个“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于是这次会上“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而博古本人对“总书记一职”并没有推辞。接着张闻天对此事还有这样一段阐述，他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由此可见从上述在苏区召开的这次会之后就不好再说中央无总书记了。

这次会是1933年召开的，接着1934年就在瑞金举行了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关于五中全会有无再推举博古当总书记，张闻天《笔记》中没有记述，但也没有说博古不再是总书记。不过既然会议决定设立了书记处，书记处的头却仍然是一个临时负责人，这有可能吗？而从前面所举的周恩来1934年5月17日所签署的公开文件上明确称呼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这件事上看，五中全会是1月中旬召开的，而周签署的文件距离五中全会才四个月，没有会议的正式说法，周怎能擅自公开对博古作这样称呼？然而从现在出版的所有党史书籍上只能看到六届五中全会所产生的中央机构中一律都是“总负责人博古”。但是很早以前，1982年一些老的党史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根据“中央档案馆和中央党校保存的材料”整理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中央全会和中央委员、中央领导机构情况的资料》，其中六届五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机构中就明确标的是“总书记：秦邦宪”（按：秦邦宪即博古）。

其实，对于张闻天的总书记职务问题来说，关键还是承不承认遵义会议有过推举他为总书记这个事实。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从会议之前的动议（毛泽东1960年的谈话），到会议本身的选举（邓小平1979年对张的《悼词》、张本人1943年的《笔记》、杨尚昆1997年的谈话、伍修权等人的文章），再到随后途中常委作出决定（杨尚昆1997的谈话、陈云的《提纲》），都有当事人前后一致的说法以及可靠的文字档案根据，而这又是一个不容分割的完整的过程。面对这样的事实，如若还要拿“中央机构没有设置”这样一个并未查实的说法来做根据而加以一概否认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提纲》中记录的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不是也要否认，如果这一点不容置疑（事实上毛泽东也正是从此进入中央核心），就同样没有理由否认有确凿档案以及当事人充分证明张闻天“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这一事实。

（三）还有一个被用来证明张不是总书记的“证据”就是1938年张闻天本人发表过一个“无所谓总书记”的声明，你看，连张自己都说“无总书记”，难道还不是有力的证明吗？然而引证者并未弄清这个声明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表的，为什么要发表这样的声明，以及声明发表后的实际情况又是如何。欲知此事的背景必须联系到王明的回国，王明是1937年11月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他在莫斯科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又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启程回国之前据说先后还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他当时这种身份回到延安自然是超乎中央之上的，故他一回到中央就立即召集政治局会议，这就是党史上通称的“十二月会议”。

正是根据王明的提议，会议对中央机构作了改组，常委扩大至9人，中央由常委实行集体领导并重新分工，会议虽没有明确撤销张闻天的总书记，然而却以实行集体领导为名无形取消了总书记。可是这种无头的“集体领导”却给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造成了相当的困难，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了武汉，中央常委分开了两拨，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张闻天、毛泽东又同王明明摆着存在分歧，中央的指示号令如何下发？好在原来会议规定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的同时还有这样一条，日常来往电报“党的交洛，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因此这时从延安发至各地的中央许多指示电报，包括指示各地大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电报，都只好是以“洛、毛”或“毛、洛”个人署名来代表中央。1969年党的九大期间毛泽东说到张闻天过去做的好事时还特别指出他在王明回国以后，“没有站在王明方面，是站在我一边的”，可见张闻天这个并没有明文撤销的总书记对当时处于困难境地的毛也还是相当重要的。

可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1938年3月26日，时在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该报记者采访张闻天的谈话《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文章的副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和正题一起均以显著字号刊登在报纸的头条上。报纸以这样的方式刊载谈话张闻天事先并不知道，而从武汉方面获悉以后，一向严于律己的张闻天觉得这样公开有违“十二月会议”议定的事情自然不太合适，便一面致电王明进行解释，一面在1938年4月12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公开刊登《启事》，声明：一、“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织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这就是给人印象“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这条“无所谓总书记”声明的由来。公开声明尽管如此，但是党内毕竟没有明文撤销，何况也没有明确谁来接替，因此实际党内总书记该履行的职责张闻天照旧履行，代表中央的署名电报照旧下发，该主持的中央会议照旧主持（至今留下的会议记录上的列名大都仍然照旧“洛”字打头），同年9月举行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开幕词也还是由他作的，直至六中全会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他只在名义上当当会议主席。因此并不能根据这样一个声明就认为张闻天就没有过总书记的职务，也不能据此就说他的总书记只当到1937年“十二月会议”为止，否则也就不会发生如他《反省笔记》中所说六中全会期间要把“总书记一职”让位给毛泽东之事，也不可能发生当时康生、陈云向他提出要在此次会上推举毛为总书记之事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张在回答造反派问题时，他还是坚持说自己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才是“书记处书记之一”，而不再是总书记。

我们应该怎样对历史负责

张闻天这个历史人物，延安整风清算党内路线时就是批判的重点，庐山会议后冤案17年直至逝世，光整他的专案材料就满满40多包，因此关于他的历史可以说很长一个时期被搅得连基本事实都面目全非。

就拿遵义会议前后的张闻天这段历史来说，从庐山会议批他开始，就一直流传这样一些说法：一是说他的转变完全是被毛“争取”过来的；二是说变换职务之事，是张自己提出来的，甚至说他是“自己想当”中央领导；三是上台之后又说他对“未参加军事指挥不满”，以致“反毛”。然而人们过去有所不知的事实是，张早在苏区时期就曾经是在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唯一起来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面对面斗争的中央核心领导人；红军长征出发前夕和途中的危急时刻，又都是他主动找毛谈话，并支持毛的主张。以他当时在党内地位和他原有的思想基础而言，应该说遵义会议之前，他同毛双方是一个合作和互动的过程。至于说当上总书记，现在才终于弄清，是会上选举了他，他还没有当场肯接受，后来又是在什么情况下才终于接受的呢？人们又有所不知的是，红军离开遵义之后，正是毛直接指挥的第一次战斗（土城战斗）遇挫，可以说吃了一次败仗，被迫转兵扎西（威信），在外有追兵，内部新的军事指挥又遭到怀疑的情况下，他才终于临危受命。更不为人知的是不但在扎西转兵之际，他以总书记身份通过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方式进一步支持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及至攻打娄山关二占遵义进一步显示了毛的军事才能之后，又是张亲自提议毛为“前敌总指挥”。诚然张不是军事家，没有参与当时具体军事指挥，然而却不能说他不懂得军事战略，现在人们有所不知，他就在长征出发前夕发表一篇董老（必武）称之为“战略社论”的重要文章，其中明确提出了红军（一）要采取依照具体情况决定“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二）要认清中国革命战争“不是几天几月甚至几年能完成”的长期性和地域的不平衡性；（三）要了解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持主力的有生力量”，以便在新的有利条件下粉碎敌人的“围剿”的三大战略思想。可以说后来整个长征完全证明了这三条战略思想的正确。如果了解了以上这些基本事实，谁又能相信前面那些不实之词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张闻天冤案的平反，和中央批准的张闻天文集、传记和年谱的陆续出版，应当说上述混乱状况已经得到不少澄清；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张闻天的真实历史被埋没得太深太久，以至时至今日有关他的一些重大史实仍然存在着严重混乱。笔者印象很深地记得杨尚昆在他1997年的那次谈话中，对于那些不了解张闻天历史的同志曾发出这样的感慨：“看来（还）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能单凭他的职务，长期以来又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张闻天这个人物，遵义会议后这段历史的主要作用就是保证毛的路线“畅行无阻”，说得好听一点，一切都听主席的，说得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仅仅是主持日常事务工作的总管而已。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关于是否是总书记问题就只是一个简单的史实之争，确实意义不大。然而究竟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

先就拿1935年转变党的政治路线的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来说吧，过去人们根本不知是张闻天主持召开的，现在党史书上终于写上这一点。然而至今也仍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之前又为会议做了哪些思想上的准备。事实上还在长征没有到达陕北之前，他就在自己的文章中纠正了过去苏区时期那种笼统“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左”的口号，向党内发出要更高地举起反日旗帜的号召。尤其不为人知的是在红军刚进入陕北后中央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吴起镇会议）上，他就在讲话中从对当时西方发生的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分析出发，提出当前世界有面临二次大战的危险，从而提出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即“变保卫苏区”的战斗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换言之，就是要将反“围剿”的内战转变到抗日战争的轨道上去，指明这是长征结束后“我们的新任务”。及至他率领中央机关进驻陕北瓦窑堡之后，便又紧接着著文，在全面阐述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要把“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放到党的“中心问题”的位置上来。此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前线作战，当捷报送到中央后，他又立即致电毛周，提出释放被俘军官，着手做争取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在爆发一二·九、反日新高潮到来的背景下，他便乘国际代表张浩来到陕北传达国际七大的东风，不失时机地主持召开了这次重要会议；而他所亲自起草的并得到会议通过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在党内立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继著名的“八一宣言”之后的又一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

再拿1936年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来说吧，应当承认共产国际在中共制定和平解决方针上有着重要影响；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作为党的总书记的张闻天，在这次事变中所始终表现的冷静坚定的战略远见。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2月13日），中央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商议对策，由于是突发事件，共产国际尚未有明确指示，在与会同志几乎都同意报告人“除蒋、审蒋”的意见的情况下，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张闻天力劝大家“慎重考虑”，“不要急躁”，并提出了与众不同的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统一战线。”当时列席会议的冯文彬同志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曾亲口对笔者说，这次小范围的会议上，毛张曾经发生一次激烈争论，毛甚至冲着张说：让历史去作结论吧！而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应验了张的远见，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整个时局的关键，长达十年之久的内战终于停止，这就为后来实现全民族团结抗日创造了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仅仅从以上这一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张闻天绝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庸碌之辈，更要看到的是，这位主要领导人不仅在事关政治路线问题上，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政治智慧；而且这位公认作风民主的领导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时期建立起一套集体领导的党内民主制度，开创了前所未有的中共党内民主的新时期。历史充分表明他是相当成功地履行了他自己的职责，成为中共党史上名副其实的一任好的总书记，其表现出的历史作用也是无人所能代替的。如果竟以种种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抹去这样一位重要领导人的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实际上就抹去了党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时期的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如果历史是这样，还能算是真实的、完整的历史吗？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06年第7期 许集美冤案始末　作者：苏双碧

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许集美，福建晋江安海人，1924年8月出生在一个华侨知识分子家庭。小学毕业后，就读于当地知名的养正中学。1939年，年仅15岁的许集美，由该校地下党员邓贡直、林松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弥漫着大江南北。为了保存实力，党改变斗争策略。经中共泉州中心县委批准，许集美在当地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借此身份掩护，为党作了许多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安溪县工委书记、厦门市工委书记、闽中地委委员兼泉州中心县委书记、闽浙赣游击纵队泉州团队指挥员兼政委。1948年，他经过精心策划，摸清敌情，虎口拔牙，大白天打进泉州监狱，成功地救出被捕的地下党同志。此举轰动泉州城内外，街头巷议游击队劫狱的壮举。

许集美白区工作的最大特点，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一切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1948年福建解放前夕，由于闽浙赣省委领导人曾镜水错误判断福州城工部是个叛徒、内奸组织，下令残杀福州城工部所属100多名各级党的领导干部，造成我党历史上一个重大的惨案。此后闽浙赣省委又让闽中地下党下令游击队负责人许集美等公开张贴布告，解散厦门城工部。这就意味着要对厦门城工部开始镇压。要许集美亲自去屠杀自己的同志，他怎样也下不了手。他一面推迟贴出布告，一面暗中通知厦门城工部成员逃到香港或其他地方，避免了我党的一次重大错误，拯救了这些革命同志的生命。许集美这种敢作敢为的胆略和气魄，在当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甚至招来杀身之祸的。

1948年上半年，闽浙赣省委为迎接解放大军南下，计划组织武装人员到闽浙赣边界活动，但缺乏经费。曾镜水要许集美在一个半月里筹集80两黄金。当时许集美是泉州中心市委书记，他和部下再三研究，因为80两黄金不是小数字，无法零星筹集，最后把目标锁定在华表山草庵主持人广空法师身上。许集美向广空法师如实说明原因并晓以大义。广空虽未接触过共产党，但传闻中印象不坏，就答应要帮这个忙，并亲自写信要他弟弟准备了100两黄金，许集美嘱咐以“泉州人民游击队”名义开了借条，并以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负责人身份承诺“只要经济略为好转，一定如数奉还”。100两黄金解了闽浙赣省委的燃眉之急。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广空法师为修葺草庵提出要回100两黄金，许集美等向省里打了要求偿还100两黄金的报告，并很快得到落实。广空法师盛赞“共产党言而有信”。

许集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由于他作风深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历经十余年的艰苦斗争，居然如履平地，没有被捕过，也没有受过伤。1949年，他策反国民党325师一名副师长倒戈起义，又策反驻守福州北大门的国民党50师参谋长陈盘庚阵前起义，为人民解放军解放福州立下汗马功劳。1949年8月31日，解放泉州时，他率领游击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泉州城区，为人民解放军进入泉州起了前导作用。泉州中心县委向党移交所属地下党员2232名（不包括所属的厦门市和屏州工委的党员数），正规武装626人枪，脱产武装2647人枪，为党奉献了一份极其宝贵的财产。

“莫须有”的“地方主义”罪名

泉州解放后，许集美先后担任晋江县县长、泉州市市长、晋江行署专员等职。在支前、剿匪、土地改革、镇反，以及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左”的思想路线影响下，许集美只因是地下党人、白区工作者，一次次遭受打击迫害。1958年福建突然搞起所谓“反地方主义”，把原闽中地下党的主要领导人许集美、黄国璋、林汝楠、王一平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党籍、政籍，工资降五级，押送劳改。原闽中地下党的一大批干部受到株连，被批判、处分和判刑。

那么，“地方主义”的罪名是怎样来的呢？福建大部分地盘属老区，长征时，从福建出发的红军人数就有二三万人，占红军总数的三分之一。红军长征后，福建地下党领导的为数不多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全省农村进行斗争，一直坚持到福建解放，被称为“红旗不倒”的典范。但是在解放后，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这部分同志中有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一些原地下党人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发点牢骚，说几句过头话，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

由于“左”的思想作怪，在历次运动中，有些人总以整人为快，胡乱上纲。例如当时他们批判的“红旗不倒论”、“忘本论”。“红旗不倒论”是黄国璋对下放干部作报告时讲的，他说：过去有两个考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老区斗争、红旗不倒”，“现在我们还要求老同志保持红旗不倒，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忘本论”原是王一平在省委召开的老区座谈会上讲的，他说：“不少群众向我们反映老区存在的问题，当时只做一般的解释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忘本思想。”类似这些说法，无非是指要坚持老区的革命精神，不忘老区人民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这个“本”，却被歪曲成“搞‘地方主义’的人提出‘忘本论’、‘还债论’、‘红旗不倒论’，宣扬斗争性，煽动和组织这些人向党进攻”。经这样一上纲，原本是正面、积极的言论，顿时变成“向党进攻”的毒草，属敌我矛盾。

其实，当时许集美并没有参加省委老区座谈会，但作为原闽中地下党的负责人之一，关心老区座谈会是理所当然的。他趁郑种植到福州出席政协会议之便，让他去看看黄国璋，顺便了解一下老区座谈会的情况。郑先后两次见到黄国璋，黄谈了老区座谈会的情况，并向郑询问了晋江地区地方干部的情况。郑回泉州后，把这些情况告诉许集美。这本来是个极平常的问题，却被歪曲成“许集美派郑种植三找黄国璋（实际上郑黄见面两次），面授机宜，正式加入了反党集团的一股”。既没具体行动和具体材料，就把许集美定为“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之一，进行严酷的迫害。

196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福建省委成立甄别小组，对此案进行认真调查。认定当时定罪所据材料都不能成立，给予平反。省委决定撤销“开除地方主义分子黄国璋、林汝楠、许集美、王一平党籍的决定”，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决定，恢复他们的党籍、职务和名誉，并向他们道歉。许集美平反后，调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副书记、中共三明地委副书记。可是时隔不久，十年动乱又开始了。许集美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进行长期关押审查，遭受残酷的迫害和批斗。最后，确实找不到他有什么大问题，只好重新安排他的工作，先后担任中共莆田县委副书记、莆田地委副书记、中共福建省委候补委员等职。“四人帮”垮台后，许集美松了一口气，认为又可以认认真真为党工作了，万万没有料到当时省里的主要负责人却借着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清查运动，炮制了一个所谓“四○五”案件，诬陷“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人都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许集美同志再一次被开除党籍，逮捕入狱。

“四○五”冤案是怎样炮制出来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关于清查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福建省委的某些人不去认真清查“四人帮”在福建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又一次把矛头指向地下党干部。

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的福建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华东组发言时就提出“原福建地下党干部黄国璋（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许集美（莆田地委副书记）等极少数几个人，长期以来，打着山头帮派旗号，利用派性，幕后操纵，干了很多坏事。”并说“这几根‘地线’不挖掉，一有风吹草动，又会兴风作浪，后患无穷。”上面一声令下，下边跟着就来。同年4月12日至25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当时的莆田地委第二书记在会上发言时竟然说：“现已初步查明，‘四人帮’插手莆田地区，主要通过三条渠道或叫三条黑线……一条是地区的许集美、莆田的张庆、永泰的程国良、仙游的林柏椿、福清的黄世铨、陈木水、平潭的余兴铨等人（被点名的都是担任地、县委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干部）通向黄国璋等人的‘地线’。这伙人是埋藏在福建党内的一个反革命帮派，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他们披着‘老革命’外衣，干着反革命勾当。”4月25日，省委主要负责人在闭幕会上讲话时又说：“我省乱而复治，治而复乱，几经反复，根子就在‘四人帮’支持的我省那几股帮派势力，为首的除了陈、郑、庄、李一伙以外，还有黄国璋、许集美、朱义斌等人……”

可以看出，省地两级主要领导人的讲话，已经为所谓“查地线”定了调子。可是还没有开始查，就把许集美等人当成“敌人”进行批斗。1977年5月10日，把黄国璋从福州押去莆田。11日，地委在莆田城关召开有6万人参加的批斗黄国璋、许集美“反革命罪行”的广播大会，据说全地区收听广播的达20多万人。之后，黄国璋、许集美先后被押去福清、仙游、长乐、永泰等县批斗。所到的县都要把所谓“黄国璋一伙”的“地线”人物抓去陪斗或关进学习班批斗。

在批斗黄国璋、许集美的同时，原地下党干部和老区群众也被关进所谓“学习班”“守法班”进行批斗。要他们交代同黄、许的所谓“帮派关系”，达不到目的就捆绑吊打、刑讯逼供，有的致死致残，有的坐牢、判刑、甚至杀头。在莆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副书记、副主任和地专机关科局长以上的原地下党干部共51人，因受许集美牵连而受审查和各种处分的46人，占90%。其中被整死的有永泰县委副书记程国良等3人，拘捕入狱的有老红军郭永星等3人，判处徒刑的有县委副书记林柏椿等11人。仙游、福清、长乐、闽清、永泰等5个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常委、县革委副主任的原地下党干部22人全部搞光。可知，这些人是借清查之机，大整地下党人，并不是在清查什么“四人帮”。

所以，当他们查不出“黄国璋一伙”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什么牵连时，他们就转换命题，大造舆论，说黄国璋、许集美等人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1977年6月3日，当时一位省委书记兼莆田地委第一书记在向省委常委会汇报时居然说：“闽中地下党政治不纯，有地、富、反、坏、特务、叛徒，包括黄国璋、许集美。”随后，省委于8月3日决定成立“四○五”专案领导小组，并在莆田、晋江、福州、厦门、漳洲等地市成立“四○五”专案办事机构。“四○五”专案领导小组由省委直接领导，其任务就是审查原闽中地下党及其领导人的所谓“严重政历问题”，并报公安部对25名地下党人立案侦查。在全案审查的25人中，被诬为叛徒、特务、内奸和反革命骨干分子的就有17人。这样，就把一个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历史的闽中地下党打成“完全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的反革命组织了。他们还无中生有指控“许集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1939年混入党内，内奸分子”。据此，于1977年9月3日对许集美拘留审查，1978年8月7日正式逮捕。从此，许集美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活。

实际上，许集美同志的家庭历史都是清楚的，父亲是个秀才，教书先生，没有当过官。哥哥、姐姐早年漂洋过海去印尼、菲律宾谋生，是爱国侨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时，他的四哥在菲律宾第一个升起五星红旗。所谓“官僚地主”家庭并非事实。

许集美本人15岁（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历史是清白的。“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指示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在肃反、审干中，经组织审查，福建省委于1956年正式作出结论“不作为历史问题”。

所谓“特务”问题也完全是诬陷，省委早有审查结论。1973年的一次省委全会上，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代表省委明确宣布：“经省委审查结论，许集美同志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可是“四○五”专案组还是对许集美作出“背叛革命，投靠国民党，参加特务组织，是个特务、内奸分子”的结论。

残酷的迫害和株连

许集美被逮捕入狱后，关在一间单独的牢房里，有病不给治，有药不给服，不准家属送食物，不给放风，不准看报纸，连听中央和省广播电台的有线广播也要进行干扰。省“四○五”专案领导小组成员、当时的莆田地区公安局长在审讯许集美时说：“黄国璋和你都是福建的拉鲁（西藏叛匪司令）。拉鲁在中国的西南，你们在中国的东南，一个搞公开叛乱，一个搞秘密颠覆，互相配合，共同进行罪恶的破坏活动。”每当这个局长审讯许集美时，经常要许站着受审，不准坐凳子；要是不按他们的需要招供，或不在他们编写的违背事实的审问笔录上签名印指模，就得长时间甚至通宵罚站，五花大绑，反手背铐，甚至挥拳猛击许集美的头部、太阳穴。

为了搞到许集美的“特务”材料，把一些所谓“知情者”秘密拘捕。省文化局退休干部兰守仁、漳州师范讲师郭荫堂，原养正中学校长俞贵元等3人，曾是许集美的老师；原南安南星中学校长、三青团骨干林则务，曾是高景春（许集美爱人）的老师；还有国民党专员黄哲真的老婆黄汉卿等人都被秘密逮捕审讯，要他们交代许集美的“特务”问题，搞不出材料就刑讯逼供，这些人受尽折磨，有的死于狱中，有的出狱后就死了。

许集美的爱人高景春同志是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经反“地方主义”和“文革”十年动乱的两次株连和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不得已于1970年提前退休在家，根本没有参加什么运动，也被列入专案隔离审查，受尽凌辱，被逼跳楼，跌断腰脊骨2节，肋骨断4根，双脚后跟骨碎。到了这般惨境，仍不放过，被强加罪名判处5年徒刑。许集美家的老保姆李茅，年近70岁高龄，是个地下党员。只因给许集美送衣服食物，先后两次被关进监牢。出狱时，那个公安局长还威胁她不准对任何人说她被捕的事。许集美的儿子，因为去学习班看妈妈，被关进莆田看守所一个月。许的侄孙是个医生，也被抓去关在泉州监牢。许在原籍的4个侄儿、侄女都被隔离审查，16家亲戚被抄家。许的大哥侨居海外50年，因为相信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回祖国定居安度晚年；大嫂在国内，曾经在敌人包围下，奋不顾身帮助营救多位地下党同志脱险，也因受许的株连，被莆田地区公安局派出的武装人员，带着手铐押解前去抄家，致使两位老人惊恐交加，先后离开人世。在这期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决议强调：“过去那种脱离群众的监督，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弊病极大，必须永远废止。”随后，公安部正式通知福建省委撤销“四○五”专案组。但福建方面拒不执行，继续罗织许集美罪名，抢在1980年《刑法》生效之前，于1979年12月21日以“反革命”罪判处许集美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中央领导关注许集美冤案

许集美被判刑后，他的海外亲属从菲律宾给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和中纪委、公安部、中侨办、外交部等发加急电报，要求对许集美案件“处理复查、以释放或保外就医”。后来又趁来京参加全国侨联代表会议期间，向中央写了申诉信。胡耀邦、邓小平及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同志十分重视，分别于1980年2月12日、3月8日、3月9日作了批示。中侨委领导接见了许集美同志来京的海外亲属。在许集美冤案还没平反之前，中央组织部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了报告，提出4点应急的缓冲意见：1、许集美的保姆可以释放，许的儿子回原单位工作：2、可以允许许的亲属探望，但要做好工作；3、可考虑高景春保外就医；4、许集美可减轻处理。中组部曾多次给福建省委打电话，讲了4点意见的内容，并要省委将处理结果报告中央，但省委却置之不理一直没有向中央报告。

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同志在审阅福建省“两案”办1980年3月12日报送许集美主要罪行材料（摘要）上批示：“许集美判刑的根据不足，也值得怀疑。”1981年1月27日，在福建省“两案”办报告许（集美）案复查结果时，王鹤寿同志又一次作了批示：“我看过福建报的材料，证据不足，而且牵强，请告福建省‘两案’办要慎重决定。”

中央领导为什么这样关注许集美冤案呢？这是因为：第一，福建地下党问题很复杂，除闽中地下党外，还有闽西南的“红旗党”案，福州东岭工委、厦门城工部等问题。闽中地下党案的解决，必然导致这些问题的解决。第二，许集美冤案发生在文革之后，十分离奇，属于比较明显的冤假错案。这个案子从1977年8月3日成立省委“四○五”专案审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至1983年5月12日省委向中央报告决定撤销这一专案，历时6年。这期间，用“四○五”专案办主任杨布的话说：“查阅了63000多卷的敌伪档案，走访了680多个知情者，访问、调查300多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这就是说，为了要搞出黄国璋、许集美等人的所谓叛徒、特务、内奸的材料，真是不惜一切代价，跑遍全国各地，查阅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等的敌伪档案，采用秘密拘捕、刑讯逼供等各种手段审讯几百个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以及所谓知情者。但是审查结果，在所有被立案审查的18个党员干部（其中地厅级干部8人）中，没有一人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有牵连，没有一个是叛徒、特务、内奸分子。

项南为许集美平反呕心沥血

1981年初，项南奉命督闽，中央领导人告诉项南：福建的历史遗留问题较为复杂，要坚决而慎重地处理。这里说的历史遗留问题，当然包括许多方面的问题，但使项南感到难度最大的是“福建地下党冤案”。当项南来到福建时，“文革”结束已经快五年了，还有许多“地下党”干部被关在牢中。对此，项南感到很意外。

项南深深地体会到，“地下党”的冤案能不能平反，“这是能否打开福建改革开放局面的一个关键问题。当时省委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把大批的干部解放出来”。项南亲自调阅了大量有关材料，并对那些处处设置暗礁的干部进行说服工作，亮明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造成这个情况的原因，是“左”的影响，他要大家不要互相“怪这个怪那个”，要以大局为重。

为“四○五”冤案平反阻力很大，一些相关的领导人推三挡四，拒不配合。项南不能因此影响省委的团结，但原则问题又不能“和稀泥”。阻力再大、再得罪人，他也得坚持下去。他向省委常委会提出让至今还关押在监狱里的许集美、陈贵芳等人“保外就医”。他的提议在阻力重重下得到落实。保外就医对许集美来说是个转机，他可以写申诉材料要求复查他的问题。他远在菲律宾的姐姐、嫂子也特地赶回来，要求政府为弟弟的冤案彻底平反。许的姐姐激动地说：“我弟弟十四五岁就参加革命，却被当成叛徒、特务，现在说要台湾回归祖国，像这样做法，他们会相信吗？”对此，项南表示理解。他决心要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用事实来证明共产党人是公正的。

正当项南在平反“地下党”冤案遇到重重困难时，耀邦同志在陈贵芳的申诉信上又作了批示：“地下党问题要很好抓一下，公公正正地解决，就先从福建抓起。”中央组织部在转达耀邦的批示和陈贵芳的申诉信时，要求福建省委“指定有关部门予以调查了解，并把结果告诉我们，以便共同研究处理办法。”这对项南来说是支持也是鞭策。

根据中央指示，项南决心加强力度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确定了“坚决、彻底、尽快、妥善”解决“地下党”问题的八字方针。强调“按照党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把地下党冤案问题查清，并予以公正解决。”由于项南态度鲜明，省委中的一些常委坚定地站在项南一边，给项南以支持。而另一些人则硬顶，阻止对问题的解决。

党中央对解决福建地下党问题十分关心，在胡耀邦的批示之后，中央决定由中组部、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一个30多人的“中央联合调查组”，由中组部秘书长兼干审局长何载带队开进福建。经过认真地调查研究之后，认为涉及原闽中地下党主要负责人的“四○五专案”，是典型的冤假错案，应予平反。项南想“借东风”，在常委会上请“中央调查组”当众宣布调查结论，并让常委都表个态，以便统一认识，推动冤假错案的平反。正在这节骨眼上，有的常委突然生病。项南说：“我们等。他什么时候病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开会。”

就这样，省委常委和“中央调查组”等了半个月。开常委会时，“中央调查组”在会上宣布为闽中地下党“四○五”冤案的平反结论。项南当即要求所有常委逐一表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常委都只好表态同意“中央调查组”结论。

1983年3月29日省委正式发出通知，宣布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楠等同志的冤案平反、恢复党籍。同年5月，省委又发文，对受“四○五”专案株连的地下党人员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至此，许集美冤案得到全面平反。随后，省委着手解决福建的地下党问题，成绩很大。据统计，经法院、公安、党纪政纪处理的7423件案件，经复查属冤假错案的竟达复查案件的81.9%。由法院受理申诉案2654件，改判无罪、免刑的2219人，达复查案件的83.5%。由公安部门受理的申诉案件，复查1875人，经复查平反纠正的1750人，占90.9%。此外，还恢复了3960人的党籍。这样大面积的打击和迫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但这样大面积的平反冤假错案，也足见党的魄力和实事求是精神。

许集美平反之后，心态很好。他在接受《项南传》作者胡少安采访时说：“彭德怀、刘少奇、贺龙这些开国元勋都受了冤屈，比起他们，我的案子算什么。”在项南的提议下，许集美到菲律宾旅行、探亲，借机广泛接触华侨上层人士，处处维护党的形象，宣传改革开放政策，招引许多华侨到国内投资，对推动福建经济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

平反之后的许集美被安排在省侨办当副主任，1985年当选为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二十年来他协助成立泉州侨乡开发协会，开办开发区，引进大量侨资。在担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执行会长期间，为老区建设作了大量积极而有效的工作，使不少老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由于他德高望重，被推举为林则徐基金会负责人，为修复林则徐纪念馆及其他遗址到处奔波，为基金会筹集资金，为宣传和弘扬林则徐的爱国为民精神提供了条件。他在协助党平反冤假错案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对福建的扶贫工作和中央的扶贫工作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7期 中共对托洛茨基评价的转变　作者：马长虹

每当提到托洛茨基或以他为首的“托派”，人们往往是谈虎色变。盖因自上世纪20年代末以来的近80年时间里，在整整几代人心目中，托洛茨基或“托派”都是反动或反革命的代名词。这并不奇怪，因为早在中共1929年10月的《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中，就有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地在政治上，组织上，各方面来攻击党，破坏党”的定性，在毛泽东的著名文章《论持久战》中，甚至有“汉奸托派”这样的字眼，而《野百合花》的作者王实味也是戴着“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在1947年被处决的。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正式作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决定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但是，从这一决定中仍可以看到，王实味是平反了，但托洛茨基并未昭雪，因为王实味是个好同志的前提，恰恰是他“没有”“参加托派”，如果参加了，那就是死有应得了！

中国人民一代又一代地学习着毛泽东的著作，不断地深化着反托意识；人们在为王实味英年早逝扼腕叹息时，不会想到还有一个比王实味更富悲剧色彩的托洛茨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中国舆论宣传的特点，托洛茨基渐渐淡出了普通大众的视野，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托洛茨基。人们知道十月革命，却不知道正是托洛茨基在列宁不在的情况下一手领导了十月革命；人们知道苏联红军，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红军的缔造者，并率领它打败了英法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军，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人们知道1924年的新经济政策，却不知道托洛茨基正是新经济政策最早的提出人；人们知道斯大林是列宁的继任者，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俄国的地位原本仅次于列宁，他的肖像与列宁的肖像并排悬挂；人们知道苏联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性，却不知道早在1930—1933年间，托洛茨基就在竭力争取德国工人阶级组织联合阵线，反对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防止希特勒上台；人们知道新版《列宁全集》中文版共有60卷，却不知道《托洛茨基全集》竟达150卷之巨，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艺术、教育等等几乎一切领域……

这样的一个伟大人物，又是如何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的呢？

1921年秋以后，列宁的健康每况愈下，后又突发严重中风，右肢瘫痪，口齿失灵，有时甚至不能说话。1922年12月，列宁抱病重新审查了与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冲突的前因后果，终于明白了斯大林作为民族人民委员在格鲁吉亚的粗暴举动。他发现斯大林加诸格鲁吉亚“分裂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虚假的。列宁最终选择了与“托洛茨基同志一致”的意见，虽然列宁此前曾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因受蒙蔽而支持了斯大林。除了这次的“格鲁吉亚问题”外，在“对外贸易垄断权”、“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优先地位”、“共产国际的统一战线”、“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党的官僚主义”等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问题上，列宁和托洛茨基也都是团结一致甚至是紧密合作的，与之相比较，他们之间的所谓“不和”根本微不足道。列宁曾不止一次向党和共产国际表明，他认为托洛茨基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列宁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中，认为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格鲁吉亚问题使列宁认识到了党的官僚化和权力被滥用倾向的严重，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说了这样一番话：“斯大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这个警告只是一种暗示，还不是断言。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在信中专门补充了一段对斯大林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一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位置，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这些话就是被后人经常提及的“列宁的政治遗嘱”。1923年3月5日，列宁感到健康状况已不允许他参加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了，便致信托洛茨基，要求他在大会上代为捍卫自己的立场。

但是，1922年3-4月俄共十一大后担任了总书记的斯大林是不会束手待毙的，由他领导的书记处（以及组织局）当时已经从政治局手中接过了绝大部分行政职权。斯大林利用手中的组织权力，通过任免，大力提拔反托洛茨基的人，将支持托洛茨基的人免职。这一过程甚至波及到基层，不反对托洛茨基的人不能担任厂长、车间党支部书记、会计和誊写员等职务。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前，许多省的代表会议的代表是在没有差额的情况下根据省委书记的推荐选出的。从1922年夏天起，省委书记名义上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推荐选出的，实际上是由书记处任命的。

斯大林在政治局为了排挤托洛茨基更是殚精竭虑。自列宁病情加重不能参加政治局工作开始，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在政治局结成了“三驾马车”，很快又由“三驾马车”扩展为“五人小组”，即在“三驾马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布哈林、李可夫，此后又形成“七人小组”，这七人是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古比雪夫，即除托洛茨基之外的全部政治局委员再加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对此毫不避讳，多次直接用“七人小组”这个称呼。“七人小组”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政治局每星期四召开会议，以便提前协调立场。“七人小组”垄断了全部大权，当时的经济、政治、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的问题以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最重要的决定，所有组织问题还有党的干部任免问题，几乎全是“七人小组”事先决定好的。季诺维也夫后来证明，“七人小组”是瞒着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实际领导，拥有专门密码的真正的派别组织。在这种情况之下，将列宁极不利于斯大林的政治遗嘱在党内公布已不可能，更毋论执行了。而列宁在病中一再求助的，并决心与之一同反对官僚主义的托洛茨基，反被戴上了“反列宁主义”的罪名。`

斯大林为首的官僚机器否决了托洛茨基在经济建设道路、党内民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问题等等领域的理论和提案，并发动了持续数年的、一连串的批判托洛茨基的运动，最终于1926年褫夺了托洛茨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将其逐出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在党的最高委员会上作最后陈词时警告各派说：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消灭所有的反对派；而且，他在一片嘲笑叫骂声中，预言将有一系列血腥清洗，说其中不仅他自己的支持者，而且多数布哈林分子甚至斯大林分子都将遭到灭顶之灾；他相信斯大林的胜利是短命的，而斯大林体制将会突然垮台，彻底崩溃，因为眼前的胜利过分依赖暴力。很不幸，历史让托洛茨基成为了先知：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将他的所有对手和盟友，通通送上了断头台；1991年，苏联解体。而预言了这一切的托洛茨基1927年11月14日被开除出党，罪名是“挑起反革命示威游行和实际上煽动叛乱”。1929年1月20日，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国境”。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刺客用冰镐暗杀。

关于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问题，国内外都是颇有一番曲折。

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以及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托洛茨基一直被当成反革命来丑化。在革命的旗号下，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歪曲无所不用其极，托洛茨基的著作被严厉禁止，阅读、传播托洛茨基著作者按反革命论处，被判处死刑、流放，最轻的也要监禁几年。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80年末，苏联开始为30年代“大清洗”中的冤案平反。就在托洛茨基即将迎来公正评价之时，苏联解体了。因此，苏联未能就托洛茨基平反做出一个正式的“官方结论”，可谓是不了了之。

就中国来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党史、共运史研究的深入，几十年来有着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这些转变集中体现在毛泽东著作及一些官方的权威党史著作中。

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针对托洛茨基的注释是这样写的：

托洛茨基集团，原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后来堕落成为完全反革命的匪帮。关于这个叛徒集团的演变，斯大林同志于一九三七年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里，作过如下的说明：“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它当时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

从这条注释可以看出，当时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是引用了斯大林报告中的原话，对托洛茨基极尽丑化诋毁之能事，绝口不提托洛茨基在苏联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功勋，而仅强调他及其派别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的“死敌”，任何一个革命者抑或仅仅是有一丝正义感的普通群众，在看了这样一条注释后，必然义愤填膺，对托洛茨基及其派别除之而后快。

1989年以后，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到了空前挫折。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也逐步地发生了微妙的较客观的转变，这种转变体现在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文中关于托洛茨基的注释修改为如下内容：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清除出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托洛茨基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

从注释内容的整体来看，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依然是负面的。但是，这里有两个改变：一、注释中加入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相对于1952年版毛选中的注释，中共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军事领域的工作，而列宁历来高度重视托洛茨基的军事工作，差不多是主动地接受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判断。二、删去了原注释中大量丑化和诬蔑性词汇。

更大的改变接踵而至，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一文中，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又有所不同：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注释中又有了三个可喜的变化：一、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领导工作；二、颇带蔑视色彩的“清除”出党，改为了较中性的“开除”出党，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态度的温和倾向；三、肯定了托洛茨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删去了原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了许多分裂和破坏活动”的不实之词。仅就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观点而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就有这样的表述：“托洛茨基对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两个集团的阶级实质的认识，对他们将要叛变革命的判断，对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的批评，有些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应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责。”

但是，注释中“列宁逝世后，他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这句评价并没有改变，这是致命的。

就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就在人们以为托洛茨基的平反要等到下个世纪才能解决的时候，《毛泽东文集》第六、七、八卷出版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第七卷《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均有对托洛茨基的注释，对其评价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首先，也是最最重要的，这里删去了旧注释中“反对列宁关于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的评价，这等于说“反对列宁”是非真，如果是真实的，就不必删去，正因为是非真，所以应删去；事实上，托洛茨基非但没有反对列宁，反而在一系列大是大非面前是列宁最可信赖的战友，这从《列宁全集》中收录的大量有关托洛茨基的文章和信件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其次，删去了原注中“在联共（布）党内组织反对派，进行派别活动”的评价，肯定了托洛茨基一直顾全党的团结的大局，致力于党内民主建设的功绩。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一员，他与斯大林的斗争是党内斗争；他从不笼统地否定多数派（先是“七人小组”，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破裂后，则是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中右派联盟）的政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对方的错误，阐明自己的观点，还为对方指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和正确途径，预见对方的错误将导致的后果。他对多数派的批评都是一种建设性的批评。这与多数派一味谩骂、固执己见的作风大相径庭。

第三，新注释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及之后各个领域中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逐一点出了他所担任的重要职务。

第四，使用了“遭暗杀”字样，体现了中共对托洛茨基之死的同情，否则的话，完全可以使用“被处决”。

至此，中共终于对托洛茨基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是，想要扭转几十年来根植于人们头脑中被歪曲的观念恐怕比修改毛泽东著作中的注释更艰难。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断与时俱进，有所创新，让历史中不再有“被遗忘的人物和空白点”。这是当代史学工作者的义务，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责任。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试解1967年初一份反“文革”传单　作者：王海光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捡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传单的落款时间为1967年2月。这个日期，正是“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阶段，各种群众组织纷纷夺取各级各单位的党政大权，全国范围的“天下大乱”的时期。

《紧急呼吁》一文，直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劫难，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也直接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我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伊始，就大声疾呼，中国共产党和祖国今天“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痛切地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机：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大动乱的原因，是多年来中共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引发的党内矛盾的产物，也是毛泽东同志“独断专行”造成的错误。

作者严厉地批判了当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传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保卫马列主义的”，“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不是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悲剧。毛泽东同志所以要在“文革”中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十六条”所以要提出群众路线“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正是因为党内生活已经极不正常了。

作者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对个人迷信的狂热呢？作者对此进行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归结为三个方面的原因：1、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一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的盲目崇拜、盲目崇拜的原因。2、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一个人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3、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一个人的思想，以换取一个人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中，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因，直接和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党的领导人，对1958年这条理论上、实践中都证明是错误的路线，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就是这些错误延续下来的最后结果。作者认为，在我们党的领导人为自己的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蒙哄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它指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就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我们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就是其中的“政治动作”之一。

《紧急呼吁》进而对中国当时大加宣传的“世界革命”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这种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在“战争不可避免论”上的。但是，这个理论是完全行不通的，用文中的话说，它们在事实面前完全是“无能为力”的。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作者表达了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作者还由此提出了自己对夺权者的认识。他认为，造反派的核心多是政治投机分子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和多年来运动对我党怀有仇恨的人。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运动真相，被无意识地动员到这场运动中来的党员、团员、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在这里，作者表达了他拳拳的护党之心，是从党性出发的，但对造反派分析中也显然有着不无感情用事的粗率之处。

既然这场政治危机是一个人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一个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周天寒彻”了，要把这场运动“重新纳入”党内斗争的范围，已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作者不无遗憾地感叹道：“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直接行动起来，对“一个人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揭露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作者似乎认为，在已经“天下大乱”的情况下，挽救党和国家的希望只能寄望于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觉悟了。他进而指出：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从文中可见，作者并没有指出这种依靠普通党员和群众的挺身而出，自下而上地进行反抗，具有组织行动意义上的任何可能性。或许，他实际上所要表达的，是共产党员在国家危难时刻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在结尾大声疾呼：“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正式发动起来了。运动的最初阶段，重点是在文化教育等意识形态领域，最先响应“文革”的群众主要是在学校。刘少奇、邓小平采取了派工作组入校领导运动的方式，——这是中共历来领导运动的传统套路，虽然也整了一批人，包括一部分激进的学生，但对社会的冲击面还不是很大。此时人们对“文革”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四清”运动的阶级斗争理念。

毛泽东同志发动这场“文革”运动，首先是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他肯定青少年学生的激进行为是革命行动，认定刘、邓派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是严重的路线错误。在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提出了这场运动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一场运动，肯定了群众自发成立组织的合法性，群众有“四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这是自建国17年来，中共第一次允许群众可以在党的组织系统之外进行自行结社的权利。

1966年10月，毛泽东同志为打破运动的阻力，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号召。这是毛泽东同志独创的，不同以往的解释党内斗争的一个新的政治概念。这个新的政治概念的提出，确定了用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党内斗争的方式。这是依靠党外的社会力量解决党内的“路线问题”的一个历史“创举”。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炮打”党政机关，揪斗领导干部的浪潮。动乱的范围迅速扩大到各个社会领域。到1966年底，在工矿、农村限制开展运动的规定都被打破，全国各行各业都卷入到了“文革”运动之中，各级党政机关陷入瘫痪状态，形成了全国大动乱的局面。

1967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自支持并指导了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搞的“一月夺权”，打响了全国夺权的头炮。一二月间，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地相继夺权。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场自下而上的夺权运动，称“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而形成了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号召群众大造他自己领导的各级党组织反的夺权奇观。

在这个“文革”运动从阶级斗争向路线斗争急剧升级的过程中，运动的对象和动力发生了转变。保工作组保党委的一派群众组织在政治方向上被否定，曾经风光无限的老红卫兵们摔落下马，敢于“矛头朝上”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运动的主导力量。原来限制人们参加运动的有关家庭出身、成分等等政治戒律被打破，更多的人卷入了运动之中。

这一时期，随着动乱范围的扩大，“文革”领导者和群众在互动过程中，出现了上下对接的错位。在各种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的思潮涌动中，党内外开始出现反对“中央文革”的声音，屡屡出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言论。这在当时被称为“十二月黑风”。进入夺权阶段后，以往的国家管理系统全部被打乱了，以极左思潮为特征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促使党内外一些思想敏锐者对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和做法进行更深入的推测思考，人们对“文革”不满的情绪开始由“文革”的前台人物渐渐转向到毛泽东本人。但是，此时反“文革”的思想言论，在中共党内外的动因和表现仍有所不同。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主要是从前段运动的矛盾引发来的，具有反弹的性质，以拥护和反对“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其分野；中共党内出现的反“文革”思潮，则主要是针对全面夺权来的，反对以群众运动的名义自下而上层层夺各级党政组织的权。

在社会的异端思潮中，当时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老红卫兵从天之骄子的革命宠儿地位上跌落下来，愤而炮打“中央文革”的举动，以“联动”为其代表；一是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名义，反对“血统论”思潮和贯彻政治歧视的社会政策，要求维护人权平等的基本价值，以遇罗克的《出身论》为其代表。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反映了前期运动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深刻的矛盾。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对以后群众组织的派别形成也有着重大影响。

在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文革”的声音出现较晚。中共执政后，是以党的组织系统掌控国家权力。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党的各级组织逐级传达到党员，通过党员贯彻到群众中去。在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党员和非党群众在政治资源的分配上历来是“内外有别”的。“文革”初期，党团员是讲组织观念的群体，大都是站在保党委和保工作组一边。毛泽东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号召群众运动的“大民主”，鼓动“天下大乱”，党团组织停止活动，党团员的政治光环被“革命造反派”取代。全面夺权开始后，各级党政组织系统几乎全部瘫痪了。上至中央各部委、省地县党政机关，下至工厂车间、生产队，都成为了夺权的对象。各级领导干部纷纷被打成“走资派”，一概“靠边站”了。党团员多、成分纯正的一派群众组织，都成了“资产阶级保皇派”，陷入瓦解之状。起来夺权的造反派群众组织，则是成分比较混杂，动机可疑。长期积累下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以及在这场运动中新生成的矛盾，都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号召下，以“革命造反”的名义，一并发作起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似乎一下子发生了颠倒。这不能不引起党内外一批正直人士对这场运动的怀疑和抗争。

1967年2月，在中共高层，发生了史称“二月抗争”的事件。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和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激烈抨击“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此举使毛泽东同志大为震怒，他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责令他们停职反省。这个高层政治事件的发生，与当时军队介入运动“支左”，普遍镇压了造反派的情况，有着逻辑上的一致性。当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为“二月逆流”。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还有许多并不在权位上的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干部，在各级党组织瘫痪的非常时期，以各种力所能及的方式抵制极左思潮的泛滥，反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他们虽然对高层政治动向一无所知，也没有什么资格资历，但并不缺乏护党安国的政治责任感。他们基于共产主义教育形成的理想信念，以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不惧风险，顽强地对这场政治动乱进行抵制和抗争。这种来自基层的抵制和抗争，就个体力量来讲，是分散的，微不足道的蚁力。但这分散的蚁力却能共同形成了一种历史力量，构成了“文革”领导者不能肆意妄为的社会态势。

相对于中共高层人物对“文革”的抗争而言，来自中下层党员的抗争活动，比较缺乏历史记述的事件色彩。虽然许多基层党员凭政治直觉已经意识到“文革”发生了问题，但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纪律观念的养成，长期宣传造成的领袖迷信，以及政治策略的现实考虑，使他们对“文革”错误的抵制，大都是在运动的具体政策问题上面。所以，党内的反“文革”思潮，多是以默默的行动语言出现，不像社会出现的反“文革”思潮，有着观点鲜明的文字表述。

但是，中共党内毕竟集中了社会多数的精英分子，党员中不乏社会责任感强烈，敢于担当，且有深刻思想能力的忠贞之士。这份《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的传单，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作。它不仅表达了一个中共党员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应有的革命风骨和与极左路线决死战斗的大无畏精神，还表现了作为中共党员对这场“文革”劫难进行深入思考的思想水平。它不仅弥补了“文革”思想史上在中共一般党员层面上的文献空白，更以其深刻性和尖锐性把反“文革”思潮的表现提高到一个新的档次。

14年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数易其稿，经过四千高级干部讨论，广泛征询党内外意见而形成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这份《紧急呼吁》几乎相同的观点和认识。

如《紧急呼吁》关于“文革”发生原因的分析，和《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的观点，和《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最后占据压倒地位的观点，尽管具体的表述方式不一样，但认识是极为相似的。都是认为从1957年后，党中央开始走上了一条“左”倾错误的路线，错误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了“文革”的发动。

此外，《紧急呼吁》关于“文革”是乱党祸国政治动乱的观点，关于毛泽东个人专断和制造个人迷信的观点，关于发扬党内民主、建立集体领导的观点，关于名为“群众运动”实则运动群众的观点，关于“文革”与反腐败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关于中共“唯我独革”的国际共运路线的观点，等等，都是人们经过这场十年“浩劫”的蹂躏后，痛定思痛达到的认识高度。这使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穿透历史的思想力量，不能不对作者钦佩有加。

特别是《紧急呼吁》对毛泽东同志“文革”错误的认识，足见作者非凡的胆识。应该说，“文革”进行到夺权阶段，感觉到运动发生偏差问题的是不乏其人的。但是，完全否定这场运动，并把反对的矛头直接指向毛泽东同志的，只是极少数的个别人物。当年的反“文革”者，多半是反对“中央文革”中的某些人物，反对“中央文革”对运动的指导，反对到处指手画脚的江青，反对不竭余力鼓吹个人迷信的林彪。在“文革”风暴中，能够起来反对他们，要有极大的勇气，已经是十分难得了。但就思想水平而言，这还是停留在反对“乱臣贼子”的层次上。遑论有些反对者还是出于“看不惯”的直觉感知，虽是胆气可嘉，但提供不出多少有思想价值的东西。

《紧急呼吁》是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并不旁及其他。真正应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名言。有无畏之心，才能有思想的彻底性，才能有洞察历史的智慧。作者把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的原因，与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错误，1958年大跃进的错误，以及以后为掩盖这些错误而采取的更为错误的国际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分析，论证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革”是一个错误叠加的历史发展过程。这个分析框架现在已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同，这就是现在学界通常所说的毛泽东晚期思想的错误形成和发展过程。

《紧急呼吁》对“文革”的否定，是和反对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联系在一起的。作者把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为“文革”发动的开始，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阴谋”，搞垮了北京市委，并为继而搞垮全国各省市党委树立了榜样。这是笔者所见最早出现的“文革阴谋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有偏激之嫌，但作者对“文革”起点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另外，《紧急呼吁》将这场运动中的举措，如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在各级党组织进行夺权等等，都和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因素相联系，以不无激烈的言辞，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态度。

毛泽东同志应对“文革”这场政治动乱负责，这在现在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历史决议》所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负有主要责任”。而在当时，即1967年初，全党上下都笼罩在个人迷信的阴霾之中，作者仍能坚持独立思考，指出这场政治动乱的肇事者和主要责任，这是极其不容易的。但是，《紧急呼吁》似乎对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权威力量和轴心作用认识不足。经过多年强化宣传，毛泽东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成为了党的化身。《紧急呼吁》对毛泽东的批评言论，发人所不敢想之想，言人所不敢言之言，虽是痛快淋漓，但也毕竟是太超前了。在几亿人民群众正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这篇言论是大大超越了当时人们的接受能力。即使在“文革”结束后，如何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是中共党内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直到1981年通过了《历史决议》，才破解了这道政治难题。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上海第一尊毛泽东塑像　作者：金大陆

一尊毛泽东不锈钢胸像

1966年9月，在文化大革命如日方升的时候，上海长宁区刻字社金属雕刻小组的十五位员工联名向中共上海市委倡议：塑造一尊巨型不锈钢毛主席像，安放在天安门广场。在一片革命的喧嚣中，这类倡议很快就泡沫化了（以至后来因市委“迟迟不予答复”，竟成为上海最大的当权派“仇视伟大领袖”的佐证）。“一月革命”中，长宁区刻字社的代表跑到北京，在出席全国工艺美术造反派大会时，再次向参与接见的周恩来、陈伯达提议，并当即得到周、陈的认可。第二天（即1967年1月13日），国务院第二轻工业部便致函上海市手工业局，表示热烈支持这一“革命行动”，同意筹建“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工程，并提议由市委宣传部负责定稿，先试制小样，备齐资料，上报审批。经费开支则暂由刻字社垫付，待后拨款。由此可见，上海的塑像工程在启动阶段就上下通达了，且打上了“组织委托”的印记。

1967年1月24日，由市手工业局牵头，有市委工业政治部、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冶金局、工艺美术公司、油画雕塑创作室、长宁刻字社等十二个单位参与的“毛主席塑像委员会”宣布成立，并开展了试制工作。试制工作没有专家，仅凭雕刻工、钢模工、翻砂工们的“赤胆忠心”和“深厚感情”在支撑、在操弄，所以送审的一公尺小样被第二轻工业部指定“内部审稿”，“继续进行表面加工”。为领袖塑像毕竟不是可以意气用事的，1967年的领袖被全民抬举着、欢呼着，风发而神圣，其形象岂容丝毫的差失。“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终因“没有能力塑造毛主席的形象，只好采用得奖的办法向全国征稿”。经过这么一番磨合和整改，“毛主席塑像委员会”于3月1日开始，正式在上钢三厂开模，首先为上海浇铸一尊毛泽东不锈钢半身胸像。制作过程历时近三个月，其间共试制了四百五十毫米、五百毫米、一千零五十毫米等八尊小样。据报道：正式“浇铸的这一天，当飞舞着万朵金花的钢水，注入砂模时，盼望了很久很久的人群，个个扣紧心弦，等到钢水浇完，钢像还处于红彤彤的阶段时，人们就冒着高热，迫不及待地打开砂箱，检查是否符合要求”。（1967年6月14日《红钢战报》）新铸的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高一米零五十、宽一米一、壁厚十六毫米、重三百公斤，被各类红卫兵造反报称为“全国第一座”。

6月5日，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塑像游行安放仪式。毛主席不锈钢半身塑像围着红绣球，由鲜花和青松簇拥着，端坐在报喜的彩车上。彩车在喧天的锣鼓、爆竹声中从上钢三厂出发，渡江以后沿瑞金二路、淮海路、南京路缓缓地向市革委会所在地外滩前行。一路上，身着白衬衫，佩带红领巾的少年儿童（注意：这身装束并不具有文革的特征）举着彩球载歌载舞，红旗方阵气势如虹。从四面八方奔赴来的群众，集合成了数里长的报喜队伍。队伍到达外滩后，举行了庆贺大会。随即“在万众欢呼声中将不锈钢毛主席塑像隆重地安置在市革委会的正门前”。

6月5日的上海是激奋而昂扬的，它通过仪式，通过集会，不仅制造了巨大的群众现场，更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共鸣。

两尊毛泽东金属立像

“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有着北京的背景，其具体任务也是要为天安门广场浇铸一尊“九米毛主席不锈钢像”。这种目标指向自然不能满足上海造反派的意旨，所以1967年3月，上海的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119工程组”，声称要在人民广场检阅台前，塑造一尊高达12.26米的不锈钢毛泽东立像。5月9日，上海工总司、同济东方红、红三司、红代会（筹）新复旦师、新师大红卫兵师等造反组织又正式发表了“关于铸造巨型毛主席立像的联合倡议”，指明这是“一座毛主席身穿军装”的立像，要让它“永远屹立在东海之滨，黄浦江畔，永远屹立在我们的身边，发射出万丈光芒”（1967年5月16日《火线报》）。随即，“119工程组”主持召开了各群众组织的座谈会，广泛征求对塑像的建议。

群众组织张扬出如此宏伟的规划，且“毛主席塑像委员会”的工作在多次要求“慎重”的情况下，正等待着“中央批示”，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促使市革委会办公室于6月29日发出通知：所有的塑像工程“暂停动工”，有待市革委会扩大会议决议。市革委会还指出：其实，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均缺乏条件和力量，在材料、浇铸、表面处理方面“存在一系列难题”。尤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两个组织还相互攀比，相互封锁技术。当119工程组筹建12.26米塑像时，塑像委员会即将原9米高的计划修改为15米。当塑像委员会因力不从心提出合作意向时，119工程组则不予采纳。双方人员间的走访，也尽量遮掩关键技术。在1967年全民崇敬领袖的狂热中，在直接为领袖造像的神圣行动中，竟然存在着不顾大局与要端，为追求更胜一筹的势派，为炫示超越他人的荣光，而谋虑计策方略，而把玩雕虫小技的情状。可见，人群集体性地升腾在虚幻中，一切都是膨胀的、浮游的。但回到具体的操持中，就必然会发生重重的纠缠，相遇种种的诱惑。普遍的人性在此才必需是面对的，在此才会是真实的（这即属于“非常”状态中的“正常”）。

7月11日，市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了“毛泽东塑像问题”。（恰逢毛泽东关于塑像“劳民伤财”的指示下达）会议认为：在上海市内的重要公共场所（如人民广场、外滩等）拟建若干毛主席塑像，但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划”，“各工厂、学校一律不搞”。很明显，会议的结论并没有限制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的动作，因为强调了“公共场所”的需要，重申了等待“中央规划”的必要，反而为这两个跨行业组织的存在和活动，提供了更富有弹性的腾挪空间。所以，尽管以后风声趋紧，不时传来中央或市革委会有关“制止”塑像的指示，准备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广场浇铸15米、12.26米塑像的规划，也几乎看不见落实的希望，但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凭恃着颂赞领袖的时代认同，借助着基层群众的期待和支持，仍在不停歇地为浇铸新的毛主席塑像而奔忙运作。各类红卫兵小报则不间断地向外界传输着这方面的消息，比如9月22日《新交大》报道，受国防科委委托，上钢三厂用二炉钢水一次铸成的毛主席不锈钢塑像（高7.1米、重16吨），正在进行抛光，将于国庆节前护送北京。9月30日，《新交大》第四期刊出的照片可谓确证。再比如8月17日上海电专编辑的《文革通讯》报道，高3.7米、重2500公斤的毛泽东磷青铜立像，已于14日在上海汽轮机厂分二段一次浇铸成功。其它消息也证实，8月17日，这尊毛主席立身铜像在119工程组展出，共有5万人瞻仰。看来，尽管消息之间在细节方面有些驳杂，但塑像委员会和119工程组在1967年的第三季度，塑造成了两尊全新的金属领袖像应该是确实的。

9月29日，市革委会政宣组向上报告，因仍有单位继续毛主席塑像的施工，“我们口头、书面劝阻均无效果”，故建议市革委会成立“毛主席塑像工作组”，进行“统盘考虑”。结果，徐景贤向张春桥汇报后作出严肃批示：“现在一律不造”，因此“不必成立工作组”。徐景贤还特地在批示中加括号注明“包括119工程和塑像委员会的铸像”。但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说了等于白说，做了就是做了，这多少具有冒犯和嘲讽的意味。

第一尊校园塑像

1967年5月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报了新华社专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型塑像在清华大学落成”，立即在上海的校园里产生了强烈反响。同济、复旦、华东师大等校的师生奔走相告，纷纷贴出倡议书，要“让毛主席的伟大形象也永远矗立在校园”。

同济是最早行动的，5月15日晚由军训团和东方红兵团确定初步方案，16日即选址破土，17日师生们便抬举着1米高的塑像模型在全校游行。确实是边设计、边施工、边庆贺。当时，曾有“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提出“伟大不等于巨大，巨大未必伟大”，“根据我校条件，搞个三、四米的就行了”的意见，这不仅引出了一场批判，以正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已一去不复返了”，更激发了“革命小将”的斗志，因为“我们依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完全有胆略、有信心、有毅力、有能力”，“高水平、高质量、高速度地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1967年7月1日《东方红》）。这便直接导致参与该项工程的全是普通的工人、学生和青年教师，竟然“没有一个专家，没有一个权威”。

为毛主席塑像是盛大的节日，设计组通过向全校征询意见，采纳了解放军“毛主席身着军装”“让军帽拿在手里”（因为“毛主席宽大的前额集中了全人类的智慧和理想”）的建议，完成了设计稿——毛主席巨型塑像耸立在同济园的中央，像高7.1米，基座高3米，由晚霞色花岗岩砌成。基座正面嵌着林彪“四个伟大”的题词，背面是十面红旗和万年青浮雕，这“象征着我们千秋万代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向着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海枯石烂不变心”。

施工是跃进式的，至5月31日，开工半个月的泥塑工作已基本完成。因为第二天是同济校革委会成立的重要日子，“泥塑工地上一片欢乐，参加劳动的工人和同学怀着喜悦的心情，忙着整理场地。下午五时三十分，突然泥塑后身开裂，裂缝迅速扩大，同学们奋不顾身抢修无效，终于整个泥塑全部塌下了”（1967年7月1日《东方红》）。这在当时是一件天塌地陷的大事，不仅仅在于明天政要们要来出席会议，更在于为毛主席塑像的行动所寄寓着的政治意义。经检查，造成塑像轰然垮塌的原因，是“运用了强度不够的木骨架”。这在以建筑为专长的同济大学，也应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确实，这是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工作的灾难，同时，幸亏没有专家、权威参与其中，也就消解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阶级敌人破坏捣乱”的猜疑和恐惧。

工人、同学们擦干眼泪，一遍遍地学习“老三篇”，“闻讯而来的革命师生员工纷纷送来鼓励书、请战书，送来一段段金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精神的照耀作为那个时代的法宝，固然可以重新集聚队伍，昂扬斗志，但终究不能替代科学的规律。经研究，工程组决定电焊钢骨架。于是，“电焊工人夜以继日地战斗，仅仅一夜工夫把高达七米多的钢骨架竖立起来”。接着，又两天两夜“把十三吨泥一块块抛上脚手架，扑打在钢骨架上”，至6月7日，新的毛主席泥塑成型了，师生员工们敲锣打鼓，声称“创造了世界雕塑史上的奇迹”。12日，工程完成了壁厚8厘米的石膏模上浆。后又用一千根钢筋，二万根细铅丝进行绑扎，且工艺规定钢筋骨架与石膏模内壁间的距离，必须严格控制在三至五厘米内。施工队连续奋战三天三夜，在完成了这项高难度的任务后，激动地在塑体上写下一条大标语：一切归功于毛泽东思想！从塑像的垮塌到再度树立，期间的痛苦、委屈和艰难终于在此刻消融了，消融在一条伟大的归因中——其实，在那个嚣浮的时代，这种思想和情绪的归因是很容易就可以攀援，就可以划入的，且越伟大越容易攀援，越容易划入——那就是简洁思想、沸腾情绪，让自我丧失在这种归因中。反之，当这种归因成为了集体认知，或者说表达了普遍心声时，它留下的社会悲哀又会是很深刻的。

6月22日，总高10.1米的壳体式毛主席塑像工程进入混凝土浇注工序。决战时刻，场面繁忙而热腾，人们紧张而激动。层层升高的作业台上，挂起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高扬起的塔架上，披下了毛主席的巨幅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炊事人员到达现场，医务人员到达现场，文艺小分队到达现场，广播台一遍遍情绪激昂地播送着“老三篇”。浇注混凝土需多方配合，连贯运作。经过长达四十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至23日凌晨，“当东方喷射出万道光芒的时候，当广播台高奏起雄浑的‘东方红’乐曲时，整个混凝土浇注工作胜利完成了”。

7月1日上午7时，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四十六周年的日子里，同济大学八千师生隆重举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型塑像落成典礼”。令人诧异的是：与两个月前新华社全面报道“清华大学建成毛主席巨型塑像”的消息形成鲜明的反差，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竟然没有对此作点滴的报道。

其它的塑像

同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于7月1日落成时，由劳模蔡祖泉挂帅的复旦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交通大学毛主席塑像筹备组、华东师大“九·一五工程组”等正率领着师生员工在校园中积极工作，比如：承担塑像任务的复旦“红画笔”不仅将各种毛主席像拍成照片，画成样稿，组织全校讨论，还专赴青浦淀山湖寻找上等黏土。殊不知，因清华的造像运动在全国引起了大规模的效仿，同时也引发了中央的隐忧，所以此时关于塑像的风声已开始悄悄地变调了。7月5日，毛泽东作出正式批示：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68页）。7月13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不仅传达了“最高指示”，更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每一座塑像都应当保证政治上、艺术上的高质量，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

在此前后，根据市革委会有关部门对上海的塑像情况所作的调查，全市共有32个单位有所行动（含跨行业的“119工程组”等），且已完成塑像的单位有4个，正在建筑中的有11个，筹备动工的有17个。

7月底，市革委会向各区、县、局、大专院校、群众组织，并特别提示“正在筹建毛主席塑像的单位”正式转发中央“七·一三”指示，严肃指出“上海一定要坚决贯彻”，“不折不扣地执行”。同时，市革委会又以徐景贤的批示“已建立的，不采取批准手续；未建立的，暂不建立；继续向群众做说服工作”为口径，向中央发出请示报告。一切似乎都在按照部署平稳地进行，但局面并未发生明显的改观。

9月13日，中共中央追发了《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七·一三”指示的通知》。《通知》承认“七·一三”指示下达后，“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直接给中央送来报告，要求兴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目前，有的正在施工，有的积极备料”。《通知》重申“无条件地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并在第三条中作出具体规定：

“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毛主席塑像的，严格按照‘七·一三’指示办事，由省市领导机关或军管会认真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七·一三’指示后计划或动工建造主席塑像的，立即停下来”。

事实证明，恰恰是这第三条规定非但没有成为有效的禁令，反而成为各地继续“兴建毛主席塑像”的借端。其一，因为出现了“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提法，也就在“未建”、“准备建”之间划出一条界限，客观上为前者的合理“存在”赢得了辩解的空间。其二，因为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实行检查，“不合格的坚决拆除”，也就将“建与不建”的问题，演变成了对“像与不像”的裁判。“像”即“合格”；“合格”则不拆。其三，因为规定“七·一三”指示后建造的塑像“停下来”，那么该指示前或计划、或动工的项目，自然也就不必“停下来”了。何况，对指示前后的认定，是很富有伸缩性的。

上海方面的情况可谓例证。据10月22日市革委会政宣组上交的《关于已经建成或将要建成的毛主席塑像如何处理的请示报告》称：据统计，“目前已建成毛主席塑像的有十多个单位”（期间，复旦大学的塑像于8月5日落成；华东师大的塑像于9月15日落成）。这不仅影响很大，使“原来已经停下来的单位，又继续动工了”（例如华东化工学院），这些单位的有关人员还经常手持中央“9·13通知”到政宣组来，指着第三条的内容“吵着要政宣组派同志前去审查”，并要求“报销经费”。同时，根据北京市革委会已组织二十多人规模的塑像检查组开展工作的情况，市革委会政宣组认为“我们不过问是不恰当的”，故特此建议由政宣组、群运组、文教组、工业组、经济计划组，并“可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成立上海市毛主席塑像检查组。对此，徐景贤作出如下批示：“我们没有责任批准他们报销经费”；“检查只是为了拆除不合格的，这项工作矛盾必大，可暂缓进行”，“如发现有严重歪曲损害主席形象的，可临时组织检查小组专门处理”。徐的态度是有些迟疑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回避的。半个月后的11月9日，政宣组再次向市革委会报告上海建造毛主席塑像的情况，“目前继续加紧施工的有机械学院、交通大学、华东化工学院、第一医学院、上海橡胶厂等单位”，“他们相互串连，相互效仿，相互支持”。同时，有些单位明知中央通知的精神，干脆不作汇报，擅自动工造像。报告特别提及工总司安亭兵团无中生有地宣称“经过市革委会同意，工总司支持”，在嘉定安亭筑建起一座毛主席立像。还有专业单位上海油画雕塑室在“七·一三”指示前，已建成四座3.8米高的毛主席塑像，“目前又擅自建造，虽加制止，效果不大”，甚至还准备向有关单位出售这些塑像。

那么，为什么“关于毛主席塑像”的禁令一直不通畅呢？

看来，在“为毛主席塑像”的使命面前，人们的情感和精神，正是通过对物质材料的把握和雕塑，而倾注于其中，凝聚于其中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充满情感和精神的运作，才使塑像神圣化、光辉化了，以致不仅可与人们的情感产生交流，更成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支柱。且用于塑像的物质材料是坚固的，即塑像将成为永驻的、不朽的存在，这一切怎能不使人们因热爱而执着，因景仰而向往呢！所以，即便有领袖的谕示，有中央的指令，但降临到民间时，民间的理喻和接受，也会使之产生偏离，产生倾斜的。

荒诞与失当

综观上海的整个造像运动，其内里的荒诞与失当也是值得一记的。

以1967年5月清华大学的毛主席塑像落成为标志，全国兴起了大规模的造像运动。因此时全国的文革形势正处于“全面武斗”的阶段，也就出现了不少同一单位树立起两座塑像的情况。上海市区的文革运动基本没有经历“全面武斗”，但个别基层单位的派别冲突，围绕着“为毛主席塑像”的重大事权，仍不免乱腾地发生争斗。前述中的华东化工学院两派就曾拉开阵势，企图对峙地塑像。结果，1967年11月，“红旗”一派在院内大草坪上筑起了巨型毛主席塑像，并署上了“红旗全体战士和全院革命师生”的字样。对立派“新化工”一千多人竟然九个月不去大草坪毛主席像前请示、开会。直至1968年8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化工学院，经作了大量协调工作，并决定将塑像的署名改为“院革命委员会”后，才算解决了问题。（1968年第59期《支部生活》）

上海某学院的A、B两派也曾上演过这么一出荒诞剧。当时A派率先于6月21日在校门口贴出筹建毛主席大型塑像的倡议，并敲锣打鼓，报送喜讯。但B派却“不闻不问，没有写出一张喜报和标语”。第二天上午，A派打电话给B派，请看以下的对话实录。

A派：“想问一下你们对校门口那个特大倡议的看法？”（作者注：竟然不直接说出是为“毛主席塑像”的事宜，可见心态之别扭）

B派：“这个问题——我们很早就提出建议了。所以，你们现在是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A派的传单上有“戳一枪”写道：“恬不知耻，贪天功为己有”——这是当时典型的用语）

A派：“你们的建议？怎么我们都不知道？”

B派：“有好多事情就不是大家都知道的。”

A派：“为毛主席塑像，我们就是要大喊大叫，打一场人民战争！”（因为主动，便把道理讲得圆满）

B派：“对！是要打一场人民战争！使全院的革命造反派在B派的领导下，共同来筹建毛主席塑像。”（可见要害不在于事情，而在于事权）

A派：“我们希望联合起来筹建一座光焰无际的毛主席塑像。如果你们执意同我们分裂，我们建造下去的决心是下定了。”

B派：“那是你们的事。”

通话结束（《情况纪实》上海某学院红卫兵传单）。

6月23日，A派宣布成立了上海某学院“毛主席大型塑像筹建委员会”，并联合附近工厂的造反队召开了“毛主席塑像开工典礼大会”。与此同时，B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声明》，强硬指出：A派“想在建造毛主席塑像方面捞稻草，想借此证明自己是革命造反组织，完全是枉费心机的、徒劳的。我们警告你们，你们根本无权建造。我院只能在B派领导下建造此塑像”。在这派言语中，哪还存在着“为毛主席塑像”的热情和忠诚呢！24日上午，A派去同济大学塑像工地取经。中午回院后即用白粉在大楼中心草坪上划出了塑像筹建区。B派一负责人当即与工人发生争执，并撕扯筹建区的牌子。下午，B派动用高音喇叭集合队伍，再次与工地上的A派发生争吵。以后，待到中央的指示下达了，这所学院的毛主席塑像也就没有建起来。

在此，不仅是记录了“为毛主席塑像”而发生的一段史实，更是为了说明“为毛主席塑像”这般神圣的行为和主题，也是可以通过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阐释而发生衍变的——以致或者使之悬置起来，变得庞大而不落实，落实的却是派别的需求；或者使之粉饰起来，变得迷离而不真实，真实的却是集团的功利。于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行为和主题，在一片拥护和歌颂中，尽管不失外在的“神圣”，内质里却已经渐渐地被标签化，甚至被工具化了。这是“为毛主席塑像”的荒诞和悲哀。其实，文化大革命的许多荒诞和悲哀都是可以通过这类小孔而窥见的。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感受少奇同志务实民主风格　作者：姚力文

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我曾在少奇同志身边工作五年多。我真正深入认识和理解他，还是在参加编辑《刘少奇选集》之后，联系五年多的耳闻目睹，我深切地感受到：不论在艰苦卓绝、处境险恶的白区斗争环境，或是在敌强我弱、浴血奋战的抗日斗争前线，还是在夺取了全国胜利，长期身居高位的情况下，少奇同志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人民公仆的本色，保持了真诚共产党员的本色。

少奇同志的高尚风格具有鲜明的特色：务实求真，勇于探索，独立地做艰苦的工作；他尊重同志，平等待人，具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和民主作风。

他倡导具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和作风

少奇同志在1948年10月间，用自身的体验，勉励华北记者团的同志们：“你们要有主动地学习的精神，独立地把你们的事业做好”，“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凡不愿做艰苦工作的人，任何事情也做不好。你们要切记这一点”。在这次谈话之后的不久，我从当时的《冀鲁豫日报》调到《华北人民日报》当记者，赶上了学习这次谈话的热潮。通过学习我深切体会到：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时刻，少奇同志不仅对记者们，也是对经历过革命斗争和战争考验的党的干部们所寄予的殷切期望。期望他们能够锻炼成为主动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能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运用理论，独立处理问题和独立工作”的建设新中国的人才。

当我回顾少奇同志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整理和编辑他的报告、讲话和文稿之后，我更具体地感受到，他要求别人做什么，他本人总是率先地切实地去做。

“提倡一种民主的工作精神”，这是1937年5月，少奇同志在白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来的。之后，他又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克服困难，准备反攻，为战后建立新中国创造条件》、《论党》等文章和报告中多次阐发了这一思想。

什么是民主的工作精神？就是不仅要认真执行民主的程序，更重要的是“把民主精神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少奇同志有针对性地指出：领导机关要尊重每一个同志的意见和应有的权利，启发同志的批评精神，使群众敢于讲话；领导人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同志，用平等的态度待人，虚心接受下面的批评，不搞任何特权；党组织要吸收全体同志的经验和好的意见，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在加强教育，提高党员服从组织、遵守纪律性的同时，注意清除命令主义和惩办主义。这就是民主的工作精神。与此相反，没有民主精神的人，往往是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甚至搞个人专制主义。他们只要下级的盲目信任和盲目服从，不听取下级的意见，不帮助下级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只知道作报告、发指示、责备下级。

少奇同志倡导民主精神并身体力行，是与他深厚的群众观点和公仆精神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少奇同志看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没有人民群众的努力，任何事业都不会成功，所以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人不应该、也不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只能是启发人民群众的自觉，引导和组织群众的带头人。“即使是伟大人物，也只能起这些作用。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少奇同志说，还有些同志自以为高明，自以为高人一等，他们是“站在民众之上，而不是站在人民之中；他们是以人民的上司自居，而不是以人民的勤务员自任”；“他们自以为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人民的公仆；他们不是听命于人民，以民意为依归”。如果这样的同志不努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没有相信群众，尊重群众，向群众学习的观念，他们怎么可能有民主的工作精神呢？怎么可能克服官僚主义呢？

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少奇同志强调：“要发扬民主，订立一套民主制度，便利群众去监督，保证群众有很多机会，用各种形式反对官僚主义。”他号召：“我们的同志要使自己具备充分的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人民中去运用民主，并总结各地实行民主的经验来教育党员和群众。还须制订出关于民主的法律，规定制裁那些违反民主、侵犯民权的官员的办法等。”只有加强对民主的学习、修养和锻炼，再加上健全的民主制度的保证，才能真正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

担任党中央办公厅主任近二十年的杨尚昆同志曾向我介绍说：我同少奇同志长期在一起工作，来往较多，彼此熟悉，我深知他好学不倦，勤恳工作，平等待人，作风民主。毛主席在一段时间里退居第二线，少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从不搞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有事总是同领导班子里的同志商量，乐意同别人交换意见。他对某项工作提出意见，总是事前经过充分酝酿，往往能得到大家的赞成。他原则性强，严肃认真，有时批评某个同志显得很“厉害”，然而这些同志也并不觉得他不民主。

他心系百姓、直面现实、勇于自我批评

提倡民主的工作精神，必须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是党内民主和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的内容，也是推动党内民主和发扬民主的工作精神的有力武器。要顺利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领导同志的以身作则是至关重要的。少奇同志指出：“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在党内造成一种敢于讲话，不怕犯错误，不怕批评，欢迎批评，放手工作的民主风气。

少奇同志是这样讲的，他总是身体力行、常年不懈。

1947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少奇同志和朱德等同志一起转移到华北解放区。他作为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中央委托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壮大了我党我军的力量，保证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但在工作中也出现了某些“左”的错误。少奇同志不推诿责任，勇于承认并努力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郑重地自我批评说：“土地改革中，各地犯了些错误，中央对此是有责任的，其中大多数与我个人有关。”大约在进北京后的1950年初，广大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即将展开的前夕，他叮嘱当时主持华北局工作的第二书记刘澜涛同志：你们什么时候开会，通知我一声，我到会上对1947年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以便于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以利今后更好地工作。“文革”后的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后，刘澜涛同志同我谈起这段感人的记忆时，仍然很动感情，表示出对刘少奇同志的衷心钦佩和怀念。

少奇同志不仅自己勇于发现和改正错误，他还鼓励全党同志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去研究问题、发现问题。

1948年秋，解放战争的形势飞速发展，全国胜利在望，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提醒自己，也告诫同志们，要经常检查自己，切不能自以为一贯正确。在这一时刻召开的华北记者团学习集会上，少奇同志不仅动员记者们到基层、到各阶层群众中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困难和呼声；鼓励记者们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中央。“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误，允许你们提出，这是你们的权利。如果你们看到党的政策大体上是对的，但是有缺点，也要提出来。”少奇同志还坦诚地说：“我们坐在这里（指党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在群众实践中考验。你们要把党的政策执行结果如实告诉我们，中央时刻在准备考验自己的政策。中央是这个样子，各级党委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1958年兴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我国农村的生产力遭受巨大损伤，为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少奇同志于1961年初，去湖南省农村作调查。在他自己的家乡——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我旁听了他同当地几位老农和基层干部的一次谈话。少奇同志动情地对乡亲们说：“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你们不起”，“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

在谈到“退赔问题”时，他说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还有部分个人所有制，不能随便侵犯，自留地的产品要归社员所有。不能动摇所有制，一动摇社员就不安心生产。为什么有些社员不尊重所有制呢？一个原因是肚子里有点饿，主要想拿点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的社员的东西。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现在应讲清楚，上边拿的要坚决退赔。社员拿别人的，也要退赔。现在拿不出的记个账，秋后退赔。

少奇同志还语重心长地向乡亲们提出建议：“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少奇同志的这次谈话，具体地体现他心系百姓疾苦，正视错误、勇于自责的坦荡胸怀和风格。这次谈话使我深受教育，终身难忘。

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讲过：“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可能具有最大的勇敢。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所以无所畏惧。他没有做‘亏心事’，他的错误缺点能自己公开，勇敢改正，有如‘日月之食’。”近半个世纪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表明，他本人正是这样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一个心系百姓，直面现实，勇于自我批评的榜样。

他是政治改革的思想先驱

1956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欧亚大陆先后发生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一是苏联共产党的“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推行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一是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召开了夺取全国胜利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八大”。党的“八大”集纳和深化了方方面面的成果，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为新中国构制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个蓝图。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正如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外宾所说：“过去斯大林的观点压倒一切，现在打倒了偶像”，破除了“迷信”，“打破了神话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在这一解放思想的大潮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探索和反思涉及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少奇同志的重要贡献是：他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思想，提出了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观点和设想。

少奇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敢于直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暴露出的弊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介绍了波匈事件的情况和教训之后，初步阐发了进行民主制度建设的观点。他说：“鉴于若干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国家的领导人员有可能成为特殊阶层，特殊的‘统治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为了“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除要进行教育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

少奇同志在1956年秋冬至1957年春的多次讲话和报告中，主要讲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制定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监督制度。他号召要认真研究人民代表大会怎么工作，如何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是研究报纸如何监督。对此，刘少奇曾指示新华社说：你们要认真地讨论一下，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外国新闻记者强调他们的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报道是他们的口号。我们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他希望报纸起到监督作用，因为“当错误从地平线刚刚冒头的时候，如果不加以揭露和制止，是对人民不利的；应该及时地在新闻报道中提出来，要人民注意。”他甚至提出了“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的通讯社”的观点。谈到党委和党代表大会的监督，他强调，“不能只是反领导才叫违反纪律，领导者压制民主就不算违反纪律？”这既是对党内纪律存在某些事实上不平等现象的谴责，也是对建立确保领导者与一般党员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平等权利的党内民主制度的强烈呼吁。

二是规定对领导者的权力限制。他说：“国家领导人员的权力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权力，什么事情不准他做，应该有一种限制。”否则，容易出现“一说要控制局面，就要实行专政，对群众也实行专政”的错误。这里刘少奇的阐述是简明而有针对性的，这确是当时反思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的一种新视角，一个大胆的法治思想见解，也是对建立约束权力主体行为机制的理性思考和严肃探索。

三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建国初期由于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各种组织机构建设的需要，党从军队、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提拔和选用了大批干部。由于事实上存在着干部不同于群众的地位、待遇和荣誉，而又缺少对干部的选举、任免、任期、离退等方面的明确制度规定，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一些干部产生了“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思想，干部队伍膨胀和机构臃肿、重叠的现象开始显现，而且带来干部队伍难以更新调整和素质下降的后果。这引起了少奇同志的警觉。1957年2月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今后干部工作方法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我国的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脱离生产和非生产工作人员已经过多，这在经济上是极为不利的，并且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现在对于生产人员脱离生产的道路还没有加以限制，而脱离生产的人员回到生产中的道路还没有开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加以改变，否则将造成严重的错误。”而在此前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对高层领导的任免也提出过意见。他说：“华盛顿在革命之后作了8年总统，又退为平民”；“艾森豪威尔当过总司令之后，又当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然后才去竞选总统”；“马歇尔当了国务卿之后，又去当红十字会长”。“这样的办法，我们是不是也可参考一下，也可以退为平民？”他指明：“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以参考。”他的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但已经有了这种意思。而且他敢于在政治上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作对比，表明在那一时期思想解放的大背景下，少奇同志探索改革道路的视野和胸襟是很宽阔的。

四是取消特权。党中央在建国前夕就敲响了防止党员干部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的警钟，建国后还发起了一系列运动进行整顿，并不断强调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对廉政建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少奇在“八大”上仍然不得不警告：“在党领导了国家政权以后，党内贪污腐化、违法乱纪、道德堕落的现象有了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制止。”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取消特权的观点，说：“我们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他建议，“一些特殊的待遇，也可以叫特权，应该取消”，例如领导人乘坐装有喇叭“可以不听交通指挥”的汽车；群众难以吃到肉、花生米、油等食品而领导人员有特殊供应；在人民中间影响不好的警卫措施等等。他提醒说，这些事情似乎是小事，但“不知不觉地享受了特权”。而且“人民没有提出来还不要紧，你们这些人有功劳，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吃点花生米算什么呢？一闹起事情来，一上了马路，这个问题可就大了。因此这些特权在原则上应该取消。”这里，少奇同志的说法带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他具有最高层领导干部身份却能够提出取消特权制度的观点，这与单纯强调政治思想教育相比，显然是更深刻得多的思路，是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直面现实的内省性思考。

尽管少奇同志上述政治改革的思想因未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未能在实践中贯彻与落实，而是被之后兴起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浪潮所冲击，所吞没。但是少奇同志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是相当丰富的，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他那种求真实务、勇于探索、独立地做艰苦工作的精神，他那种心系民众，直面现实、正视错误、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那种尊重群众、尊重同志、平等待人、把“民主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的民主精神和风格，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继承学习和发扬。

（责任编辑致中）

2006年第7期 邓拓的青史情结与忠诚意识　作者：李　玲

邓拓自幼浸染于儒家传统文化中，自然就把生命的超越之路定在对历史正义的追寻中，而不是定在对彼岸世界的向往中。个体如何面对青史的问题，对邓拓而言，同时也是个体如何面对自我的问题。儒家文化之外，邓拓还深受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为一名现代志士，他继承儒家文化关注现实人生、关注历史正义观念的同时，又扬弃了儒家文化与时代不相契合的传统意识形态内涵，而代之以马列主义。这样，他对历史正义的追求，就落实为对马列主义的忠诚。他忠诚于马列主义，往往又把革命组织、革命领袖认同为马列主义的化身、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当革命自上而下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本人忠信见疑的时候，他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生命被抛出历史正义事业之外、难以实现生命超越性追求的焦虑。当他对革命自身的失误作出反思的时候，他只可能站在革命主体一员的位置上，对思想方法等问题作出反思、批评；不可能跳到党派之外质问领袖、质问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当外部环境异常残酷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以自己的尸骸去填充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鸿沟，而不是去质问这种历史理性的合法性。

一、追寻历史正义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1926年，年仅十四岁的少年邓拓就步罗隐的《咏蜂》写下了这首充满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诗。诗中感叹民生的意识和兼济苍生的襟怀，表明邓拓自幼就深受儒家传统文化仁人志士精神的影响。

青少年时期，邓拓对文史地知识的涉猎面非常广。除学校教育之外，他大量阅读了父亲的藏书和家乡福州乌山图书馆的藏书。这些书包括中国传统的儒道释经典论著，还包括晚清和五四运动前后的书刊，以及十月革命后所传播的马列主义著作。同时，他也阅读佛教和基督教经典。福州西郊怡山附近有座千年古刹——西禅寺，经常有高僧开坛讲经。他时常不惜跑远路到西禅寺听法师讲经。福州东街花巷有个著名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堂——尚友堂，离邓拓家不远。邓拓也时常带小侄女邓全一起去做礼拜，听牧师宣讲基督教义。但最终形成他人生观基石的，只是儒家的济世精神和马列的社会批判理论。宗教，在邓拓的心理中仅仅是作为知识而存在，并没有形成信仰，对他的人生观没有构成什么影响。他始终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前生和来世。

192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著名的“科玄之战”。正处在建构人生观时期的初中少年邓拓一直非常关注这场论争。张君劢和丁文江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观点。这些论辩深深吸引住了邓拓。每天放学后他都迫不及待地到书刊上寻找新出的论辩文章，消化理解之后还向同学们介绍各方的观点、谈论自己的看法。这场“人生观与科学”的论战一直持续到1924年底。参加论战的除张君劢和丁文江外，还有胡适、陈独秀、梁启超、张东荪、吴稚晖、范寿康、林宰平、孙伏园、朱经农、任叔永、唐钺、邓中夏、瞿秋白等。论战的深入是代表科学派的胡适与代表唯物史观派的陈独秀展开正面交锋。最让邓拓服膺的是陈独秀等人的唯物论观点。在陈独秀看来，重要的是“历史观”，而非“人生观”，“人生观”必须无保留地统摄于“历史观”。与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相比，个体性的“情感”、“意志”、“信念”、“良知”等等，并不重要。陈独秀、邓中夏、瞿秋白等人的唯物史观深刻地影响了邓拓的思想。唯物史观把“历史必然规律”置于绝对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视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立价值。这种价值取向堵住了以个体生命体验反思意识形态信仰的可能性。它奠定了邓拓在革命队伍中无条件忠顺于意识形态信仰的心理基础。

1929年夏，17岁的邓拓高中毕业，本来准备按照三哥的建议报考清华大学。他的三哥邓叔群清华学堂毕业、公费留学美国康乃尔大学，获植物病理学博士和森林学硕士学位，此时已经成为著名的真菌学家，正在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任职。邓拓到上海考试由于被同乡拉去看电影看到深夜，早晨晚起耽误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于是，他就报名考取了私立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考试完他受到三哥的数落之后，反倒冷静下来对三哥说没有上清华未必是一件坏事。他说：“三哥，你以为清华和留美，便能挽救国家的命运吗？在这班国民党的腐败官僚掌握之下，所有的科学和文化的贡献、设施，都是空话！”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同样怀着报效祖国的殷殷之心，但与相信科学救国的哥哥不同，邓拓显然更加关注如何改造社会组织结构，认为追求社会公平比追求器物层面上的进步更有价值。邓拓的志向是批判甚至推翻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志向的思想来源主要有两方面。首先，邓拓在建构人生观的青少年时期经历了从“五四”到“五卅”再到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时期，在刻苦学习之中，他广泛接触了各种思潮，尤其是初步接受了从俄国传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历史唯物主义观念的影响，这样他的人生追求就和从小就泡在实验室中探索自然科学的三哥有所不同。其次，邓拓自幼就熟读经史子集，儒家圣贤“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社会使命感和他们“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也早已渗透在他的思想深处了。这样，尽管他有研究的兴趣，但是他显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意识形态问题。他希望能投身到追求社会公平、历史正义的事业中。他要在理想社会模式的建构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两间憔悴一书生，长对清灯亦可惊。

不卜文章流海内，莫教诗酒误狂名。

得侔前辈追真意，便是今生入世诚。

白眼何妨看俗伧，幽怀默默寄书城。

这首作于1930年冬的《书城》诗中，邓拓把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两类传统的知识分子区别开来。一类是以文章为传世之事业的正统知识分子，另一类是以诗酒傲世的狷狂知识分子。邓拓是积极入世的。他不愿意仅仅在诗酒山水中独善其身而放弃自己的社会使命。邓拓渴慕先贤追求真理的精神。他不愿意追求个人的功名，不愿意追求家族的荣耀，也不愿意仅仅在“立言”之中寄托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要在这新时代寻找代表历史正义的道路，要把自己投身在实现这种正义的实践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于在灯红酒绿之中浑浑噩噩混日子的庸俗之辈，邓拓是不愿意同流合污的。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通过各种理论的比较鉴别，邓拓认定了中国共产党所实践的便是自己一直在追寻的历史正义。他决定为之献身！他相信把生命投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就能超越个体的有限性，获得最终的精神归宿。

正是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邓拓才能在国民党狱中毫无畏惧、坚守气节。1932年12月11日，邓拓参加中共法南区委组织的纪念广州起义的活动，在工厂开会的时候被捕了，被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不久，他又被解押到苏州反省院。在狱中，面对叛徒的威胁利诱、面对敌人的酷刑，邓拓始终一声不吭。这时候支撑邓拓的是心中的理想之光，是共产主义信念。

从狱中出来，邓拓一边参加哲学论辩、宣传马列主义，一边寻找党组织、参加“左”翼社会活动。1934年至1937年，他在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就读。他提交的毕业论文是《论中国救荒问题》。在写作这篇毕业论文的同时，邓拓还完成了一部25万字的学术专著《中国救荒史》。邓拓研究灾荒，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活动，其中也熔铸了他关怀民生疾苦、批判社会不公的人间情怀。因而，他对灾荒史实的梳理最终引向对人类社会关系的追问。他认为：“所谓‘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的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伤害和破坏。”这一时期，邓拓一方面从事学习、研究，另一方面还担任了开封“民先”大队长的职务，领导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其他进步活动。正因为这些活动，他才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1937年从狱中出来，邓拓就奔赴条件极为艰苦的五台山地区参加中共领导的民族抗战工作，长期担任《晋察冀日报》的总编、社长，成为中共晋察冀边区文化工作的重要领导人。邓拓是以一个“左”翼战士的身份从事新闻工作的。他的新闻理论，延续了列宁关于党的出版物的观念，认为党报是“党的生活和党的工作中的重要环节”。这显示了他与诸多中国近现代报人的不同。他必然要把这些自由主义报人所反对的党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当然，在他的使命意识中，党性原则维护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团体自身的利益，而是党的纲领中所强调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而，他的新闻理论着重阐释了毛泽东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原则。

60年代初，邓拓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杂文集中集中批判主观主义、批判不切合实际的盲目行为。这既源于他深入研究历史之后获得的一种冷静、深刻，更源于他对现实问题的深切感受。“大跃进”给人民生活、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灾难，他感到痛心疾首。在中央领导层对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有所反思的时代大环境中，邓拓暂时舒展了他的呼吸，摆脱了精神上的许多束缚，写了一大批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大话空话的杂文，锋芒直指前一时期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也直指还留在许多人身上的极“左”作风。他抓住主观主义这一思想方法来批评，显然把反思的锋芒直指各个决策层、领导层。当然，这种批评仍然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的理论前提下对党的工作所作的内部反思，并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执政党进行批评，更不是对使得错误政策能够通行的政治体制本身进行质疑。他希望他的批评能够警醒从事现实工作的各层领导，让他们改变思维方式、改进工作方法。邓拓在毛泽东等已经作出反思的形势下写杂文，批评主观主义的错误，尽管忠心耿耿，且完全符合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原则，并且谨慎地把反思限定在思想方法上，不去触及中央仍然肯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本身，但仍然注定了是不会讨领袖的欢喜的。此时，邓拓历经延安整风和50年代的党内外斗争，自然是明白吹捧比批评更安全、什么都不说比反思更安全。事实上，1959年“庐山会议的事实表明，毛主席有错误自己讲可以，别人讲，就听不大进去，特别是过去有些积怨的同志讲就更听不进去了”。投机的林彪这时候选择的就是一味吹捧毛泽东。但是，邓拓提起笔来，辛辣地批评、讽刺了各种主观主义、盲目吹牛的做法。促使他这么去做的，是对社会、对历史、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心中的那一股追寻历史正义的理想之光！

“何以对将来青史”，是邓拓1946年痛悼王若飞、叶挺时质问国民党的一句挽联。其实，个体如何面对永恒的历史，也正是邓拓自己一生的核心情结，是邓拓衡量自我生命意义的标尺。他把马列主义认同为代表历史正义的大“道”，认同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于是忠诚于这一意识形态就是邓拓把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建构牢固关系的必然方式。把马列主义奉为唯一的信仰，而不是作为世间各种学说的一种，邓拓自然就不可能对革命的基本原则、基本组织结构作出反思，只可能在不动摇革命大原则的前提下反思具体的思想方法、工作方式。

二、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邓拓既有明确的生命自觉，始终关注个体生命与历史理性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在邓拓的思维中，基本上只是个体生命对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的被动服从，而不包含个体生命对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的质问。他的斗争锋芒只会指向意识形态的敌人，而不会指向革命原则、革命领袖本身。对敌的坚定顽强、与对党的忠贞柔顺，是邓拓性格中互补的两面。每当革命出现“左”的偏差，邓拓无端受到党组织的怀疑、受到领袖斥责的时候，邓拓心中便总是充满个体与历史理性关系被割断的焦虑。

1944至1945年整风受审的时候，邓拓由于在河南从事过地下工作，无端受到怀疑，他写下了《战地歌四拍》这组向妻子倾诉怀抱的诗。其中两首，他这样写道：

青丝依样似旧时，

镇日书空，

孤怀无寄！

入乡有意从头认，

壮志纵成烟，

不向蓬蒿浪掷！

心血如潮，

七度春秋销北地，

数三十又三年，

衰逝堪伤天欲晦；

问后来岁月，

还能几许？

古道凄清埋诗，

高山流水休再听，

广陵散绝，

无复当年韵！

只如今抖擞旧精神，

酬尽心头文字债，

待取新衣上征途，

好将身手试，

长为孺子牛。

鼙鼓又声喧，

打叠琴书无着处，

缩地失长鞭，

脚跟无线，

咫尺吴头楚尾，

想旦夕四野动烽烟，

顾不得惊起伯劳飞燕各东西。

漫负笈携囊早登程，

且休回首，

向茫茫平沙去处舞干戈，

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

回首三十三年的人生岁月，回首在根据地游击抗战的七度春秋，再面对目前不被组织信任的困境，邓拓不禁感到天地苍茫、时光无限，而作为个体的人是多么脆弱无力。他觉得满怀的壮志，都可能化为云烟；觉得自己的心境异常苍老，再难以用浪漫情怀去憧憬未来岁月。尽管难以抹去自我生命的荒凉感，邓拓还是不改甘为“孺子牛”的志向，他还是勉励自己要抖擞精神、继续在革命的征途上跋涉前行；还是鼓励妻子“且休回首，向茫茫平沙去处舞干戈，莫念那恒岳巍巍云里人！”邓拓在忠信被疑的情况下，既抚惜自我的精神伤痛，又不改追求理想的心志。这与屈原被放逐之际吟咏《离骚》抒发自己的忧愁，又表达自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追求何其相似！这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生命自觉和理想坚韧。所不同的是，邓拓在忧伤孤独之中并没有像屈原责备楚王宠信奸佞、批判世俗混浊那样去责备、批判任何人、任何制度。圣主贤臣的儒家文化，还提供了士大夫以天理大道对抗世俗权势的思想可能。但是，革命的意识形态，在高度的一统化之中，此时在中国还没有发展出可供质问革命异化的思想资源。任何人只要对革命忠诚，就很难从思想上去对抗、审视革命组织的种种作为。邓拓自觉以革命战士、以共产党人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不仅不会在理性上质问组织，而且不会对组织有什么非理性的怨气。邓拓在备受打击之时审视自己的过去岁月，追问自己的“后来岁月，还能几许？”这种对时间的焦虑，在本质上是能否实现人生价值的焦虑。这种焦虑源于强烈的愿望与强烈的不自信所造成的冲突。强烈的愿望来源于邓拓济世救国的高远情怀，而不自信则是因为他把党认定为历史正义的化身，这样，一旦党怀疑自己，固有的忠诚意识使得他不会去怀疑党与历史正义的必然联系，而只觉得自己可能要跌出代表历史正义的战车，堕入无边的历史阴影中，使生命失去意义。这样的焦虑，并没有对党的任何怨言，但是表现出对自我人生的强烈关注，因而仍然是一种相当个人化的思想漫游了。因而，即使在几十年之后，邓拓妻子丁一岚编辑《邓拓诗集》时，经反复斟酌，仍然不得不删去“镇日书空，孤怀无寄！入乡有意从头认，壮志纵成烟，不向蓬蒿浪掷”、“衰逝堪伤天欲晦”、“古道凄清埋诗，高山流水休再听，广陵散绝，无复当年韵”这样一些情绪低落的句子，因为“她考虑到这首诗写于抗日战争中，本应充满昂扬和豪迈，而邓拓那些惆怅情绪，需要做特别的注释读者才能明白”。担心读者不明白，实际上包含着担心受到误解，担心政治评价上再出麻烦。尽管几十年之后，人们认识到“惆怅和忧郁，并不总是灰暗与消极，也不会是豪迈、昂扬的对立面。它们不会损伤人的理想主义，不会让人消沉。相反，在特殊情形下，在特别的人身上，它们反倒使豪迈与昂扬更为深沉”。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革命的意识形态是不允许它的忠诚战士有任何惆怅与忧郁的。革命意志薄弱这类武断的评价，总是很容易被强加在那些有个人化人生感悟的忠诚者身上。

1948年4月，“如故年华过荏苒，伤心梦幻倍蹉跎”的焦虑再度充塞邓拓的心头，他还是用“一生九死抱琵琶”来明志并自勉。1957年前后，多次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斥责，他不仅不抱怨，而且还如实向下属传达领袖对自己的批评意见。每当忠诚的自我与革命主体之间出现裂缝的时候，邓拓总是用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用党性原则说服自己顾全大局，维护组织的权威和领袖的威望；总是勉励自己用更为勤勉的工作、更为忠诚的行动向组织和领袖见证自己的忠心，从而弥合自我与革命主体之间的裂缝，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能够融入自己所认定的历史理性中。每当个体生命面临被革命主体抛弃的可能性时，人生如梦的虚无感受就会悄悄在邓拓心头滋长。1959年的《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诗中，他郑重地告诉自己“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这恰恰表明他心中有人生如梦如烟的失重感需要克服。

正是因为把自我生命与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原则之间的关联看作立身之本，邓拓在他感到政治环境宽松一些的时候，便能大胆以革命主体一员的主人翁精神对革命事业中的不足之处展开反思。1957年创作的杂文《废弃"庸人政治"》中，邓拓便站在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批评了“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庸人政治”。只有对现实有敏锐的触觉、对历史和人民有深切责任感的人，才可能这样切中时弊地思考问题。而当意识形态、革命领袖走向偏颇的时候，邓拓有时便不能不放弃自己的独立思考，尽量按照中央的口径说话，尽量用领袖的思想代替自己的思想。1950年他写作了社论《谁领导了五四运动》，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定下的调子，认定“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的。1960年创作的《江南吟草》和《延庆道上》系列组诗中，邓拓像不谙世事的贵族诗人、像不愿意被现实打搅的归隐诗人那样，给饥荒中的农村镀上一层优美的田园诗意。在意识形态中不能落伍的观念，有时也会压迫着邓拓的思维，遮蔽着邓拓的眼睛。他这么做的深层心理动因是，害怕被抛出革命的战车之外从而与自己认定的历史理性、意识形态法则之间脱钩。他早已认定了追求革命、追随领袖是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唯一之路。

1966年，江青、姚文元等对邓拓的杂文进行政治附会，制造“文字狱”，把邓拓打成“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大老板”，打成“叛徒”。邓拓在申辩无门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用自己的尸骸去填补自我与革命主体、自我与永恒历史之间的裂缝。在遗书中仍然高呼“毛主席万岁”、表白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这表明邓拓至死都是忠诚于他认定的意识形态原则的。他不能让自我生命游离于他青年时代就认定的历史理性之外。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7期 白求恩助手辛育龄采访记　作者：王海印

辛育龄教授是我国著名的胸外科专家，中日友好医院的筹建者和第一任院长，曾获得许多殊荣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承担过国家多项重大科研项目，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胸外科医学人才，对我国的胸外科手术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他曾与白求恩一起工作，又践行了白求恩的精神，而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

与白求恩一起工作，感受白求恩精神

辛育龄1921年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时，他在保定的一个属于教会创办的学校读初中，年仅16岁的他不甘心作亡国奴，返回故乡，通过地下党员的哥哥参加了由政委程子华、政治部主任孙志远领导的抗日革命组织——冀中抗日民族自卫军。因他年纪太小不够参军资格，被派到政治部搞宣传，每天的任务就是到处刷抗日救国标语。半年之后，贺龙同志率领的部队到达保定，将自卫军改编为八路军，成立了冀中军区。辛育龄于1938年春正式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每当战斗一打响，一些伤员从前线被转移下来。当时我军的医护人手欠缺，军区卫生部就从政治部抽调人手支援，其中就有他，从此他便成为军区卫生部的卫生员，为以后认识白求恩并走上学医救人的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于不懂医术，为了更好的医护伤员，军区卫生部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那时候崔月犁（解放后任卫生部部长）与他在一个班。共有三个班：一个班是女同志学护士，一个班年岁稍大一点的学医士（医助），还有一个就是药剂班。当时的药品多是英文名称，因他懂得英文，于是便到药剂班当了司药。受训毕业后他就到冀中药剂科（药政科），主要负责管药、发放药品等工作。

1939年春天，白求恩大夫到了冀中军区，急需配备助手，卫生部便派辛育龄担任白求恩医疗队的药剂员。此后，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和白求恩朝夕相处。回忆起那一段生活，辛老没有谈自己的经历，而是谈白求恩的工作精神对自己的感染：

白求恩医疗队来到冀中军区，明知战斗前线有危险，但他坚持一定要到前线去，完全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到最需要他的地方去救治伤病员。在几个月的工作与生活中，我从白求恩的身上看到了他难能可贵的高尚品德和精湛的医术。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我们国家，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不遗余力的支援我们，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崇高道德啊！尤其是在救助伤员的时候，他表现出的那种英勇无畏，令人钦佩。

回忆让辛老陷入沉思，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与白求恩工作的情景，一点点地还原。辛老讲到了齐会战斗中白求恩的所为。

齐会是河间府的一个小山村，是日寇的一个重要据点。我120师到达以后，首先把战斗的重点放在这里。战斗打响以后，敌军凭借着精良的装备很嚣张，叫嚣着向我军攻来。我120师依据沙河的地势布阵，战斗到上午10时左右，将敌人包围并歼灭几百人。

这次战斗之前，白求恩医疗队并没有接到通知。在得知前方有战斗时，白求恩医疗队立即奔赴前线。到达前线后，辛育龄帮助医疗队搭建临时手术台后，就一直作为白求恩的助手对伤员进行救护。白求恩主刀，辛育龄的工作就是对伤员进行分类：看哪个伤员流血严重，就挂红牌，准备手术；伤势不太严重的伤员，便进行包扎或者挂黄牌。战斗从上午10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战况激烈。敌人的援军源源不断地赶来，并配备了飞机等空中支援。为了保存力量，我军进行战略转移。而白求恩呢？辛老回忆说：

白求恩是真不怕死的，他很了不起。在部队要撤退的时候，白求恩不吱声，他不说撤，也不说不撤，专心致志地做他的手术，包扎、止血等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领导派警卫员催促他离开，甚至要强迫他走。正在这时，一个浑身是血、肠子露在外面的连长被抬进了手术室。我用绷带将他的伤口勒起来，通过翻译问白求恩： “这个病人的伤势这么严重，他还能不能活下来？怎么办？”白求恩回头一看，命令说：“上去”，于是就将这个伤员放到手术台上，展开手术工作。由于医疗条件极差，就用凉开水消毒，然后把肠子洗完后填回肚子里，用线缝上。当时警卫员要拖开白求恩，要白求恩赶快撤退。但是白求恩根本不理他，硬是将病人的手术完成后才离开，拆下一块门板将这个伤员连忙转移。这个人还真救活了。当我们撤到宿宁县的时候，傍晚，白求恩检查伤员的时候，那个连长主动给白求恩打招呼，白求恩赶紧给他检查了一下伤口，发现没什么大碍。部队决定吃完饭后赶快转移。白求恩说不能吃饭，我病房还没检查完呢？本来贺龙要亲自接见他的，以表彰他在这次战斗中的英勇表现，抢救了很多伤员，是勇敢的国际主义战士。但白求恩坚持看完伤员后才回去吃饭。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煮几个鸡蛋或者煮几只买来的小鸡就算是最好的营养了。谁知白求恩却让他的勤务员把这些食物拿去给伤员吃。勤务员面有难色地说：“那怎么行呢？这是首长特意吩咐给您做的。”白求恩说：“快去，这是我让拿去的，快去吧！”……从一点一滴的工作和生活中，我打心底里佩服白求恩，为了抢救伤员完全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自己宁愿挨饿也要把最好的食物送给伤员吃。这些事迹都是真的，他可是一心一意为了伤员。

正是被白求恩这种精神所感动，辛育龄萌发了学医救人、学医救国的念头。此后，他一心扑在医学上，不但学白求恩的精神，也学白求恩的医术。尽管后来白求恩离开了冀中，他一直记挂着白求恩，时时刻刻以白求恩的精神作为自己工作的楷模。

此后，辛老再也没有见过白求恩，但是却听到了他的噩耗：

大概到39年11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通知，说白求恩同志病危。据我所知道的情况是，白求恩要准备回国，回国的目的是募款和采购急需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因他到中国来时带的东西（药械）已用光了。临走之前我军在青红江与日寇进行了一场战斗，白求恩要求打完这一仗再回国。在救治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的手被伤员的骨头茬划伤并感染了，当时他并未当回事儿就投入到新的抢救中。那时有两种细菌特厉害，一种叫破伤风，另一种叫七星坏疽，这种细菌一旦感染，它沿着淋巴管、血管走到肌肉，走到哪儿就坏到哪儿。刚开始时白求恩没有在意，到第二天他感到手痛，第三天胳膊就红肿了，感染得挺厉害。那个时候也没有抗生素，即使有，对这种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当他感到胸闷气喘的时候已经晚了。有人建议他赶快把这只胳膊截掉，防止病菌传播扩散。他说已经来不及了，病菌已顺着淋巴管扩散了。他已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加重，在最后的日子里白求恩曾说：“最后这两年，是我一生之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11月12日，他光荣牺牲了。他牺牲三天后，我们才接到卫生部的通知，赶去悼念。在追悼会现场，很多老百姓特别悲伤，哭成一团。我们心里也很悲痛。白求恩为什么如此受人爱戴呢？除了战场救助伤员外，如果不打仗时，他也给驻地的群众看病，大家有时亲切地称他“白爷爷”。被救活的那个连长（时任团长），也赶到了，他趴在白求恩的遗体上哭得死去活来，他边哭边说：“你不能死啊，我们需要你”……群众对白求恩，白求恩对战士的这种情结真是无法用语言形容。

这一幕一直深藏在辛老的内心深处，同时也使他树立起自己生活工作的坐标：以白求恩的精神要求自己，并将这种精神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

胸外科的创建人

在从冀中白求恩医疗队回到卫生部后，辛育龄根据卫生部决定，筹备建立了冀中制药厂，19岁的他担任了厂长。这个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创建的药厂，使军队缺医少药的局面得到了很大缓解。而在这一过程中，他干中学、学中干，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医学知识，逐渐成长为一个懂医懂药的医生。

1942年，根据中央的部署，一大批知识分子调往延安学习，他被派往延安。在延安，通过培训他考入了中国医科大学。这一段时光是辛老生命中最重要的痕迹。对于一个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医生，获得一个难得的专业学习机会，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他抓住这一次机会，认真学习，心无旁骛。学习结束后，他既有实践经验又有专业训练，真正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医生了。

1945年日本投降，辛育龄到了东北。他像白求恩一样组织医疗队，并把白求恩的精神作为医疗队工作准则，穿梭于各个战场，哪里有战火，哪里就出现医疗队的身影。1948年东北解放后，他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医院，并担任院长，为东北医疗队伍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1年，辛育龄被派到苏联学习胸腔外科。1956年从苏联回国后，他放弃了部队优越的条件，放弃了上校军衔，来到位于北京郊区的中央结核病研究所，成为一名普通的医生。那时，我国的胸外科技术相当薄弱，甚至难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大肆泛滥的肺结核则成为当时致命的“杀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他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吃住都在实验室。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在他的倡议下，我国医学上的一门新的学科——胸外科创立起来了。经过多次摸索实践，辛老首创了支气管黏膜外缝合技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杜绝了手术后残端致命性并发症，大大降低了支气管瘘的发生率，保证了手术安全并提高了手术后的疗效，因而获得了“国家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通过对动物肺移植的研究和实践，获得了肺移植手术技术和肺移植后抗排斥的宝贵经验，成功实施了两例人体肺移植，填补了我国肺移植科研领域的空白，荣获了“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为了消灭肺结核病，辛老积极推广肺切除手术，并发明创造了针刺麻醉法，配合肺切除手术。在当时，这样的手术方法不仅在国内是个创新，在世界也达到了先进的水平。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手术荣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一等奖”。尼克松访华时，叶剑英陪同访华团成员一同观看针刺麻醉下的肺切除，他们大为赞叹。

辛老特别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医德的教育。在他的带动下，胸外科培训、科研为一体的卫生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为我国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的胸外科人才。他以精湛的医术和良好的医德感染着其他医生，以救死扶伤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医学神话，

在辛老继续为祖国的医学事业探索奋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当“文革”的“激情”燃烧到病房的时候，辛老理所当然地被作为批斗对象。他被责令放下“屠刀”，接受改造。为了证明他是“只顾低头拉车，从不抬头看路的‘白专’典型”，造反派统计出他从医以来所作的手术有七千多例，作为“罪行”进行批判。

作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辛老不管受到怎样的批斗，他仍然以医生的职业道德来要求自己，以白求恩的精神鼓励自己。当然，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人民群众，都离不开医生。有时候，尽管他在批斗台上接受所谓的批判，但一旦有了病人，他就坚决要求进医院进行抢救。甚至批斗他的造反派，有的也成为他的病人，他一样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抢救。

熬过了犹如漫漫冬夜的十年文革后，辛老再一次焕发了青春。根据组织的安排，他领受了筹备创建中日友好医院的工作。

受命筹建中日友好医院

在中国筹建一所医院，一直是日本一些友好人士的心愿。中日两国本是友好的邻邦，但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使两国成为敌对国。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成功地实施了改造的政策，使日本战犯受到很深刻的教育。这些战犯回国后，有感于自己所犯的罪恶，成立了中日友善协会，或出于赎罪感或者其他原因，他们发出要为中国作点好事的倡议，提出帮助我们建设医院的意向。

中日关系正常化后，日本政府对此积极推动，首相大平正芳为促成医院的建立，牵线搭桥。继任首相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继续推动，并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签署了援建医院的合作项目。项目由日本政府投资，总投资额为165亿日元，（约合2亿8千万元人民币）后日方又补充了1000多万元。除日本政府出资外，我国还要负担一部分费用，包括征地、宿舍等项目建设。我国总投资大概为500万元人民币。根据组织的安排，筹建这所医院的任务便落在了辛老的肩上。

接受任务后，辛老把全部精力放在医院的筹备工作上。他多次与日方磋商，就医院的整体布局作出选择。同时，为了保持医疗卫生技术的先进性，他积极招兵买马。辛老给中央组织部长宋任穷写报告，从全国各地调入一大批学科带头人，由卫生部直接领导这所现代化综合医院。

谈到筹建这所医院的过程，辛老如数家珍：

当时，我们刚刚改革开放，说实在的，对于现代化医院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对所要筹建医院的技术水平、资金、设施等都不甚了解。我向中央提出，到日本进行考察。日本方面向我们提供了五所医院，我看了三所现代化医院，心中就有底了。第一感觉是日方提供的资金不够，相当一部分资金是用医疗器械代替的。我当时有个担心，怕他们输送来的设备过时或过于陈旧。在日本考察时我发现，当时日本医院的CT设备全是美国的，而他们给我们的是他们本国生产的，我就问他们医院的院长，他们说本国的设备不行，老是出故障。于是，在同日方谈判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第一次谈判，我向他们提出应提供200亿日元的投资，并就设备等问题提出了方案，结果没谈拢，他们说我苛刻。回国后，我向谷牧同志和万里同志汇报了情况，谷牧约见日本驻华大使磋商。同时，我向卫生部钱信忠部长汇报，钱部长提出，假如日方坚持不追加投资，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不要计划中的康复中心，我认为不可以，并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钱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其后，同日方先后谈判了七次。在谈判过程中，我曾向日方代表团团长提出：你们对我们国家是有血债的，犯有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我的哥哥就是被你们日本侵略军杀害了。我认为，你们为了这么几个钱，首先表明你们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当时的日方代表团团长说，真没想到还给你的家庭带来过伤害，现向你致歉。经过几轮的谈判，日方以研究所和人员培训的名义又给了一些费用。我国考虑到中日关系，最终达成了建院协议。

医院建立起来后，辛老即向组织提出，只干一年，在医院走上正轨后即退下来。辛老调来了中央保健局局长边志强等一批有能力、有经验的干部，组建了第一届医院领导班子，形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相互协作的集体。

作为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辛老虽然要面对医院许多大大小小的行政事务，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业务和研究。让他割舍不掉的是他的手术刀，是他的科学研究和那些期待通过手术治愈的病人。1985年，在中日友好医院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他主动要求退下来，回到了手术台前。此后，他老当益壮，专心投入到研究中去。经过多次探索、实践，辛老创造了一项重大发明：电化学治癌的方法（俗称电疗或烤电）。这一发明，为那些千百万个癌症晚期不宜做手术和不能使用放疗和化疗的癌症患者带来了福音，延长了病人的生命。该项发明在1990年被卫生部正式批准用于临床，至今也是治疗癌症患者的重要技术手段。

而今，八十余岁的辛老仍然以满腔的热情工作，继续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奉献。采访最后，辛老用一首诗概括自己所走过的历程，抒发自己的情怀：

缘古行医成名难豪情满怀创新天

悬梁刺股攻读艰总结经验留后人

救死扶伤平生事不甘医术化青烟

人生价值是奉献改革大潮催奋进

古稀之年心未老健步跨入新千年

朴实无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我国医疗事业的热忱。采访结束天色已晚，辛老还要准备明天的手术，他还要制定多项最佳手术方案，也许他又要工作一夜。在回来的路上，辛老的谈话回荡在我的耳边，他对病人的那份感情、对医疗事业的热爱和奉献让人感动。他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学医的承诺：以白求恩为榜样，将白求恩的精神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7期 唐山大地震采访记　作者：张广友

在我多年的记者生涯里，所采访的重大事件中最使我难忘的就是1976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

当时，我在新华社总社当机动记者。地震发生后，我是首批于当天到达唐山地震现场的记者之一。第二次地震（7.1级）发生时，我就在唐山市内。从那以后，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前夕（9月8日）的50多天中，我一直是在地震现场，有机会目睹此次大地震的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的许多重要情况，留下了许多终生难忘的记忆。由于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不能如实反映情况。这场非常罕见的大灾难实情，基本没有公开报道。

一、“7·28”抹不掉的记忆

1976年7月28日早晨，我是5点钟从家里出来的，到总社时不到6点。当时地震已经发生两个多小时了，可是还不知道震中在哪里，连国家地震局也不知道。去那里采访的记者打电话来说，从丰润县一个人的电话中，才知道震中在唐山市。这时已是6点半了，立刻由新华社发出内部消息。当时新华社内部报道不是论小时，而是论分发出的，比如“× 时××分”的消息随到，随编、随排、随发，流水作业，一刻不停。地震是3点42分发生的，我大约在7点钟出发。没有准备，除了一个装蜂蜜的玻璃杯，装了一杯水，什么也没带。总社派了一部“奔驰”车子，拉上我们三名记者出发了。出了京城往东走，越看灾情越严重。到天津，街上过不去了，只好绕着走。绕出了天津市区，驶上津唐公路后，路广人稀，以至见不到人。虽然汽车在飞速行驶，但仍不觉快，目不遐视眼前的一切，心中想的是唐山，急切想知道震后唐山的情况，大家相对无言……不知不觉来到芦台大桥，糟糕得很，桥断了，无法前进。当时，我想如果能发回一条哪怕几个字的消息，比如说“芦台大桥已断，不能通行”，那这条消息价值可大了，不知道可以多救多少人。因为唐山地震后70—80%的人被压在废墟底下，早抢救一分钟，就能多救出不少人，可是抢救队伍都不知道唐山芦台大桥断了。京津派去的抢救部队、抢救车，跟在我们的车子后面往唐山去抢救。芦台大桥离唐山还有100多华里，车子过不去，怎么办？要是走着去，天黑也到不了。退回去又不行，那不仅耽误时间，而且什么也没有了解到，那怎么行。我们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于是赶快调转车头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告诉跟在我们后面来的抢救车：“前面大桥断了！不能通行！赶快绕道走！”我们估计从北线经宝坻、玉田、丰润去唐山，这条路线靠近山没有大河，可能还行，于是我们绕道北上。车过玉田，越往前走灾情越严重，不时看到抢救车拉着伤员疾驰而过。我们急于知道灾情，拦住迎面来的汽车问，可是多次招手，汽车都不停。好不容易拦住了一辆拉伤员的卡车，问他们“唐山怎么样”，他们回答很简单：“全完了，全完了！”再想多问，汽车已经开走了。

车过了丰润，情况越来越严重。丰润到唐山的马路很宽，马路那边群众像炸了营似的往外跑，平板车上推的，自行车推的都是人，有死的，有活的，死活难分。这半边马路就我们这一辆汽车往里跑。当我们车快到唐山市时，放眼看唐山，楼房、建筑物基本上都没了，只有凤凰山上有个小亭子和电站的圆形热水塔没倒，其他就是一片废墟。

我们到唐山市，一进市内，第二次大震（7.1级）发生了。当时我们的车子正在路上走，突然好一阵摇晃，汽车方向盘不听使唤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说：“地震，赶快刹车！”所幸的是车子走得比较慢，没有掉到沟里去。车子停住了，我急忙把车门打开，当时摇晃得特别厉害，有些站不住了，于是我就抱着路旁的一棵树。这时，一些第一次地震已经震酥，还没有倒塌的建筑物，经过这次地震后基本全倒了，只见随着倒塌的建筑物升起一股股黑烟白烟。陡河电站180米高的大烟筒，第一次地震中错位了，但没倒，这次彻底倒塌了。有的汽车、拖拉机翻掉在路沟里。当时想，如果我手头有个照相机，这个镜头是很难得的，可惜我们这些文字记者，都没有照相机。

我们到唐山市后，余震不停。那种灾难情景是我想都想像不到的，更不要说看到过了。在不停的余震中，我们的车子缓慢地进入市内重灾区。我们边走边看，到处是凄凉的景象，所有建筑、房屋已经全部倒塌，几乎看不到一堵立着的墙壁。人们正在抢救被埋在建筑物下面的人。他们一个个满面灰尘，血迹斑斑，有的披头散发，好像刚从灰堆里爬出来似的。一些男人光着膀子，只穿着个裤衩，有的妇女穿的是男人上衣。在一些倒塌的房屋下，不时传来呼救声……街道两旁躺着很多人，死活难分。有的无声无息，有的在呻吟哭泣……当人们看见我们的车子时，都惊奇地瞩目相望，因为我们的车号前面两个数字是“01”，一看就知道是北京来的车子。于是好多人围上来了。他们首先问：“北京怎么样？”“天津怎么样？”我们告诉他们北京、天津的情况。他们说只要北京、天津的问题不大，我们就有救了。我们在和群众交谈当中，有的群众找上来了，说：“同志，你们救救我们吧！我家有位伤员快死啦，你们用车子把他送出去吧！”当时我们的心情是非常矛盾的：见死不救吧，情理难容，的确于心不忍。但是要救他吧，工作就没办法进行。后来我们讲：“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是中央派我们来了解灾情的，现在需要赶快向党中央报告灾情。如果我们去抢救，救了你一个人，救不了大家……”群众听到这些后就说：“赶快闪开，让他们走，快让他们去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这里的情况。”在那种情况下，群众如此通情达理，我们深受感动。

进入唐山市后，到处是死尸。有时甚至马路上车子都没法通行。我们的司机说：“老张，你下去给我拉一拉吧！死的我也不敢轧！”没办法，我就只好下车把死尸一个一个拉开，车子才过去……

唐山全市已是一片废墟，地委机关所在地找不到了，市委大院房屋倒塌不见一人。组织在哪里？领导又在哪里？我们逢人便问，到处打听。在一家倒塌了的工厂门前，碰到一位全副武装的站岗民兵。他告诉我们说，市委领导在市中心马路上停着的一辆红色大轿车里，那里是临时组织起来的指挥中心。我们按照那位民兵指给我们的方向去寻找。

我们来到了唐山市最宽阔的一条马路——新华路。这条东西长四五公里的马路两旁，过去都是整齐的楼房，现在已经全部倒塌。以这条街为界，往南是路南区，是这次破坏最严重的震中地区。从这里向南望去，一片瓦砾，以致连块立着的墙壁也看不到。在这条马路的东头大街上，停放着一辆目标明显的红色大轿车，这就是刚刚组成的唐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

在这辆车上，我们见到了当时的领导：当天从石家庄赶来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力和被抢救出来的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车上一共有四五个人。许家信上身穿着一件圆领衫，下身穿着短裤，头上和腿上缠着透着血迹的白色绷带。

我们做了自我介绍，说明来意之后，许家信像傻了似的，两眼发直，久久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慢慢地低声说：“你们看吧，情况就是这样！地委主要领导同志都死了，下边的各单位，有的还没联系上。究竟死了多少人，还不清楚。现在都在大力抢救压在下面的人……”他的嗓子嘶哑了，眼圈也红了。

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地委13名常委死了7名：第一书记李悦农，代理第一书记牛勇，副书记何毅、强华，还有3名常委。剩下5名常委，有2名不在唐山（书记刘歧、副书记曹子栋），其余3名包括许家信在内（地委书记兼市委第一书记）都受了伤。许家信是被武装部的同志从倒塌的房屋里扒出来的。他出来之后，找到了其他2名还活着的地市委领导，立即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抗震救灾指挥部。

他们说，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抢救出倒塌的房屋下面压着的还没有死的群众（后来得知当时还有10万人左右）。时间就是生命，时间越长，这些人活着的希望就越小。现在余震不停，抢救工作的危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残墙断壁，危险性更大。最关键的是工具，一般的锹镐之类工具不行，因为这些被压着的群众，大都是压在倒塌的房屋预制结构水泥板下面。一块水泥板都是两三千斤重，搬不动，拿不起。有的手指头抠得直流血，眼睁睁地看着人在那里压着，没有办法，最好是能够迅速派来一批吊车。其次是重伤员太多：一是抢救出之后立即包扎治疗问题；一是如何迅速转移问题。如果抢救出来治疗不及时，死亡率就会增加……

唐山是我国的重要煤炭生产基地之一，开滦矿的一些矿井在唐山市内。我们急于想知道开滦煤矿的情况。许家信说，地震时有1万名工人正在井下作业，地震后电停水断，万名工人情况如何，尚且不知。矿党委书记赵成彬一家4口人，他的爱人和两个孩子都已经死了，只有他被抢救出来了。他身负重伤，拄着根棍子组织抢救井下万名遇难工人……

震中一日，所见所闻，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要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但是，哪里有那么多时间？更重要的是电讯线路全部中断，写了稿子怎么发回去呢？正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还是指挥部的一位领导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他说，北京军区来人了，据说那里已经架通了一部电话，指挥部就设在飞机场，你们可以到那里去看看。

天已经黑了。我们冒着闪电交加的雷雨，赶赴距市内10公里左右的唐山飞机场。在通往机场的路上，逃难的人流仍是络绎不绝。人们把希望寄托在能够乘飞机迅速逃出飞机场。这些逃难的人流中绝大部分衣着不全，满面灰尘，有的光着脚，有的只穿了个裤头，有的相互搀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不能站立，在地上爬行，有的倒在公路边的沟里，死活难分……恰在此时，又下了一阵瓢泼大雨，雨水冲刷着一些受伤者的伤口，流到地上，呈现了许多血色泾流，有的同死的尸体泡在一起，成了赤水沟……那情景实在悲惨，令人椎心泣血！

在机场的指挥台下我们找到了从北京赶来抢险救灾的北京部队副司令员肖选进。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对我们很支持。他说，军用电话已经接通，你们可以先用一下，但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因为这是目前唐山通北京的唯一的一部电话，就靠它向军委汇报情况，联系调动部队抢险救灾。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江山和北京军区分社记者张景发，他们也都是在当天随河北省委和北京部队领导一起乘飞机到达唐山的。我们简单地交换了一下情况，决定立即与总社联系，写内部报道。

北京部队临时指挥部就设在机场调度指挥台旁边的一个草地上。一个20多平方米的帐篷，里面有一部小型柴油发电机，供几只电灯用电。我们便席地而坐，借助昏暗微弱的灯光，扯下笔记本上的几页纸，垫在膝盖上开始写稿了。

要写的东西太多。那么，这第一篇稿子写什么？我想了想首先还是救人要紧。因此，除了写灾情，写了抗震救灾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重点讲了希望飞快派吊车来，赶快解决伤员外运和安置、治疗问题……

夜里10点左右，我们同总社通上了电话。值班人员说，社领导们一直等待你们的消息。他们对你们出去后一直没有音讯很着急。接着社领导便接过电话，询问了灾情，并向我们表示慰问。我向他作了简短汇报后，便传回发自唐山地震现场的第一篇报道（也许是这篇内部报道起了一定的作用，很快北京就派了100多部吊车来唐山参加抢救工作）。

夜深了，雨止了。我们躺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心事浩茫，时而仰望满天星斗，时而闭目沉思。夜静更深，四周不时传来抽泣声、呻吟声。在机场内已经集聚了5000多名重伤员，等待外运。这声音实在使人揪心！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们虽然经过了整整一天奔波，疲惫已极，但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白天所见所闻的悲惨情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这情景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见过的，也是连想也没想到过的。唐山这个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片废墟，数十万人民失去了生命，我仿佛是在做一场噩梦，不知不觉东方已经发白。就这样，在唐山机场我度过了一个终生难忘的不眠之夜。

二、感人至深终生难忘

唐山大地震发生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处于危难的关头。人们说1976年是中国多事的一年，不幸的一年。开年以来，周恩来、朱德相继去世，“四人帮”横行，邓小平下台，毛主席病重，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经济方面，长期极左的路线干扰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尽管如此，唐山大地震仍然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以及全国上下的普遍关怀。据说，当时毛主席处于重病之中，但他对唐山地震十分关心。6月份他的心脏病发作以后，医生不允许他动，要他静卧。医护人员和中央领导有关人员分班轮流守护。据当时在场的身边人员说，7月28日凌晨两三点钟时毛主席还没入睡。地震发生时，他安详地躺在床上。汪东兴进来说，是地震。他马上要去了解情况，回来再向主席汇报，并让主席好好养病，不要着急。毛主席点点头，表示同意。到了下午，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说，地震震中在唐山，京津受到严重波及，唐山的损失和人员伤亡情况，正在派人进一步调查，请主席不要过于牵挂，听医生的话。毛主席点点头，然后对华国锋说，我现在正在病中，这些仍由你去处理。过了3天中央把唐山的情况初步搞清了，写了个报告，送到主席那里，中央决定要派华国锋去灾区慰问，同时要把灾民安置好，搞好抗震救灾工作。这个报告送到毛主席那里时，尽管他病得连说话都很困难，仍然在病床上坚持把这个报告看完了。当他看到人员伤亡、房屋损失的估计情况时，难过极了。他语气深沉地对华国锋说，要尽快去唐山，代表他慰问灾区人民，并一再叮嘱，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生活……据说，这是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第二天，以华国锋为团长，陈永贵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一行30多人，带着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慰问电，飞往唐山。我是29日接到总社通知，要我立即赶回总社，随中央慰问团采访。于是我立即回京随即同中央慰问团乘飞机飞回了唐山。

“灾区就是战场，震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当时参加抢险救灾的北京军区领导肖选进、万海峰，以“前指”的名义向参加抢险救灾的全体部队官兵提出的战斗口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各路支援唐山抗震救灾人马纷纷涌向唐山。首先赶到地震现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和沈阳部队。在交通断绝的严重困难情况下，十万部队官兵，紧急集合，昼夜兼程，跑步前进，从四面八方奔向唐山地震现场，到达后立即抢救。我亲眼目睹他们在不停的余震中，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抢救压埋在倒塌房屋下的群众，情节十分感人！开始那几天主要是救那些幸存者。据不完全统计，到8月13日，仅北京部队就从废墟中救出群众12245人。

进入8月中旬，主要是扒找尸体。当时气温高达37—38摄氏度，天气十分炎热，尸体已经腐烂了。要把腐烂的尸体一个一个地扒出来，再装在袋子里，然后再送到车上，那可真是不容易啊！当时有的尸体腐烂得一拉就流出腐烂的内脏和脓血，那种说不出的腥臭味实在难忍，有时戴着加层的口罩和防毒面具都受不了。唐山那么多死尸，大部分是指战员们扒出来并掩埋的。我采访过一位小战士，他是军区某领导的儿子，刚参军几个月，只有19岁，是38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我听这个小战士讲很受感动。他说：“我是从来没有见过死尸的，有时一听到死人就害怕。我刚到这里一看见死难的阿姨披头散发，吡牙咧嘴，缺胳膊少腿的，吓得连看都不敢看，更不敢去摸。后来部队领导说，这都是阶级兄弟，死人要当活人去抢救！开始闭着眼睛扛，后来慢慢地胆大了，一天扛几十个尸体。”刚开始那几天扒出的尸体还好扛，可是过两三天臭味越来越大，越来越难闻，七八天以后腐烂的尸体流着绿水，指战员们冒着酷暑炎热，在难以想象的环境下，不怕脏、不怕苦、不怕险，是那么勇敢坚强！

唐山地震时很多压在倒塌房屋下活着的人是部队抢救出来的，一些被抢救出来的孤儿，也是部队收养着。唐山地震中儿童幸存率比大人高些，据说可能是因“目标”比较小，所以孤儿比较多。唐山抗震中有一件五姐弟劳军的事非常感人。地震发生时他们的父亲母亲都被砸死了，就剩下五个小孩。其中四个女孩最大的17岁，最小的4岁是个男孩。部队抢救出来后，他们和部队一起生活，吃穿住都由部队安排。他们想爹妈，最小的还不懂事，成天喊着要妈妈，哭得没法，战士们想办法哄他们。孩子们对战士非常感激。地震时他们家还有一只老母鸡没压死。孩子们看到解放军对他们那么好，很感动。当他们看到解放军很累，吃的又不好，一个个身体渐渐瘦了。于是就偷偷把鸡杀了，给战士们送去。战士们说啥也不肯吃，给他们送回来了。怎么办呢？于是孩子们想了个办法，把鸡做熟了，熬了鸡汤给送去了。哪里能吃，又送回来叫孩子们吃。孩子们不肯吃，又给战士们送去。就这样，送来送去，谁也不肯吃。那天晚上开晚会，那几个大的女孩端着碗给解放军唱了《沂蒙颂》中的一段“我为亲人熬鸡汤”，边唱边流泪，情节十分感人，唱得周围的战士、群众都哭了。他们说，解放军就是他们的亲人。

有一次，那是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去采访第一批孤儿离开唐山去石家庄。那一批有400名孤儿，大部分五六岁，大概最小的三四岁，战士们一个个抱着送他们。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看到有个战士抱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那个女孩搂着战士脖子问：“解放军叔叔，咱们到哪儿去呀？”那位解放军战士说：“我带你找小朋友玩去，还坐火车，石家庄那里有好多小朋友……”小女孩问：“上火车你去不？你不去，我也不去。”说着就哭起来了。战士也流泪了。战士们和孩子们的关系是多么好啊！四五岁的小孩子可能似懂非懂，说明她不愿意离开战士，也说明我们的战士是如何对待孩子们的。诸如此类感人的事迹。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在唐山大劫难中，人民解放军是许许多多劫难余生者的救命恩人，又一次显示出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本色，他们的威望大大提高。

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在极端困苦的艰难时刻，唐山人民（包括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唐山人民的坚强意志和性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震后唐山，全市106万人口中，伤亡高达40多万。伤亡如此严重，人们想象中一定会是一片哭喊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唐山是一片寂静。当时流传一句话“无泪的唐山”。当灾难和悲剧突然降临时，唐山人民把巨大的悲痛压在心底，以顽强的生命力奋起与之抗争。地震发生时，绝大部分人被埋在倒塌的房屋下面，据统计，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在部队到达之前，靠自救和互救脱险的。可以说幸存下的80万唐山人民，在这场大灾中，每个人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险境，创造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人间奇迹。对此，我们作了大量内部和公开报道。其中在我记忆中最深的有，万名井下工人脱险记；陈树海等5名工人井下15个日日夜夜（地震时他们正在离地面900米深处的一条巷道的掌子面上工作。地震后断了电，巷道出处几处塌方堵塞。他们硬是一步步地扒开，在毫无食物的情况下，靠地下水维持生命，坚持了15天之久）；还有工人王树斌在废墟中坚持与死神搏斗8天，卢桂兰搏斗13天等等。部队发现抢救卢桂兰时，我曾到过现场。这位妇女当时年龄46岁，是在陪她丈夫住院被压在一处医院的楼底下，不能活动。这期间她没吃任何东西，也没喝水，渴急了用裤头接上自己的尿喝，部队从楼板底下救她出来之前，她赤着身子，她要给她送件衣服先穿上……这一切，既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也是世所罕闻的惊人奇迹！

唐山地震是国内外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件大事，可是当时“四人帮”控制着新华社领导权，对地震报道作了种种限制。开始时规定，有关地震只准发十几篇公开报道，尽管地震发生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抗震救灾发稿量还是压倒一切，公开报道不是什么十几条，而是300多条。这样内参报道量更大，总共发了1000多篇稿子，这些虽然没有同广大读者见面，但却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除此之外，我们记者在现场采访中还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今天，我的这些回忆文章就是根据当年唐山大地震采访中的记录和采访中收集的材料，以及记忆中的材料写成的。这些第一手材料是真实宝贵的历史资料，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许多事实，它凝聚着唐山人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凝聚着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奉献精神。这对当代青年人以及子孙后代了解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唐山大地震是十分珍贵和有益的。

三、世所罕见的记者生活

唐山地震中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地震后的头两天，我们整整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没有睡过觉。第一天，我们出发时只带来了一瓶水。7月底天气闷热，大家都十分口渴，可是谁也舍不得喝，互相推让。到了唐山市，供水供电系统全部被破坏，市区内找不到一口水井，老百姓渴急了，什么水都喝，以致把游泳池的水都喝干了。第二天整整一天，依然没有水喝。两天一夜基本上是没吃没喝，饥渴难忍，特别是渴的滋味那真是难以言喻。洗脸、洗脚就更谈不上了。后来北京派来水车送水，空运来的大饼、饼干，分给我们一些。开始时我们还不大好意思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选进理解我们的心意，风趣地劝说：“在这里的人都是‘灾民’，享受同等待遇。”“不吃不喝就没法工作了……”实在忍受不下去了，我们也只好同灾民一起，享受灾民待遇。大概是第三天，部队开始成立伙食团，我们挤进去先吃再说。部队对我们十分照顾，还借给我们一顶小帐篷。从此，我们总算是有了安身之处。但是，没铺，没盖，只有一张塑料布铺在地上，晚上蚊子咬得满身是包。那几天雨水多，大概8月4日那天夜里，一场暴雨，我们的帐篷全是没脚深的水。不要说睡觉，就连块坐的地方也找不到，只好蹲蹲站站，一直到天亮。吃过早饭又出去采访了。过了几天，部队运来几块床板，我们总算有床睡觉了。刚开始睡上床板时，甭提多么高兴了，有的同志说，比在宾馆睡“席梦思”还舒服。

有住处、有吃、有喝，基本生活有保障了，但条件还是十分艰苦。就拿吃饭来说吧，一是吃不上蔬菜，二是卫生条件太差。馒头里有时还掰出个大蛆来。厨房里剩下的馒头用白布盖着，上面落满了苍蝇，白布成了“花布”，甚至“黑布”。没有办法，一天三餐顿顿离不开大蒜。大蒜是好东西，可吃多了眼睛受不了。尽管如此，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拉肚子的，厕所都是临时的，不能消毒，更谈不到水冲，所以到处是粪便。由于长期蔬菜吃的很少，不少同志得了夜盲症。

最使人难忍受的还是死尸发出的臭味。那股味说不出来有多么难闻。百万人口的唐山市，死了近20万人，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且重点是在人口密集的路南区。此外，还有无计其数的大牲畜和鸡、鸭家禽等。我们住在飞机场，从机场到市里有十几里路，两旁接连不断，都是新坟。一个坟堆里都是埋几个人，有的是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人。由于死人多，又没有工具，埋得都很浅。许多死牛马根本没有埋，还有不少压在倒塌建筑物下的尸体一时扒不出来。更为严重的是，唐山市内的冷冻厂，装着上万吨猪肉，地震断了电，猪肉全部腐烂了。8月上旬，天气炎热，这许许多多的尸体、臭肉一齐散发的腥臭难闻气味，充斥着唐山市区的每个角落，使人无处躲避。严重的地方即使戴上十层纱布的口罩也挡不住，憋得喘不上气来。

为了防止瘟疫和传染病，8月间，国家多次派飞机来唐山市上空喷撒大量敌敌畏、六六粉等杀菌药剂，地面上也配合熏撒。药味难闻，刺人胸肺，难以忍受！有时药味呛得我们实在忍受不住了，几个人戴着厚厚的口罩跑到小汽车里躲避（其实那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不了多大一会儿，就憋得满头大汗，从车子里爬出来）。有的同志说：“地震没砸死，药味也快熏死了。”

地震地区的采访条件十分艰苦，特别是头几天大批抢救队伍开进了唐山市，各种车辆拥挤得无法通行，没有人维持交通，秩序混乱不堪。有时车子堵住了，我就下去指挥，当起交通民警。7月29日上午，当我们来到唐山矿门前时，同前来抢救的各种车辆挤在一起了。一辆牛车横冲直撞不顾一切地硬往前挤，车尾一下子把我们乘坐的“奔驰”划了好长一道子，车灯也被搞碎了。我们的汽车司机小李急了，说这是交通事故，要去找车夫讲理。我看着车上拉着三个人，死活分不清，赶忙制止司机说：“你没看到他车上拉着三个人是死是活都不清楚，他的眼珠都红了，这时候还去讲理？”后来从京津派去了100多交通警察，交通拥挤的情况才算解决了。

唐山地震后，我们记者从四面八方自觉自愿地主动赶到唐山，有的同志半路采访，听到唐山地区地震后立即奔向唐山。地震发生后的三周内，从总社和河北、辽宁、天津、北京军区等分社来的记者就有20多人；后来陆续增加，最多时达48人。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我们这些记者在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没生过病的。我得过痢疾、肝炎，体重下降了十几公斤，尽管生活如此艰苦，可是没有一个叫苦的，大家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什么荣誉、报酬，的确连想都没有想过。

唐山大地震灾情之重，死伤人数之多，在世界震灾史上是空前的，但当时中央决定既不要外国支援，也不准许外国记者前去采访。当全国、全世界人们读到新华社发自唐山的消息的时候，有谁知道我们这些记者是在什么样条件下，以什么样的心情采访写作的。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持我们冒着如此巨大艰险，克服如此严峻的艰苦困难？大家回答的很简单：是人民记者应尽的职责！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我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作者：张靓文

唐山大地震，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二十多万，受伤几十万，是有记录以来世界上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难。我是这场灾难的亲历者，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

1976年7月，正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季节。我们铁道部第三设计院的一支设计队伍，就驻扎在原唐山铁道学院的大院内。年初传说，京津唐地区要发生一次毁灭性的大地震，大家思想上都比较紧张。可是一个冬春过去了，还是平安无事。渐渐地，人们好像忘了这件事。不料，就在7月28日凌晨2点40分，天崩地裂的大地震突然爆发了。顷刻之间，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在唐山大地。此时此刻，人们都在睡梦之中。

事后回忆起来，那天的天气特别闷热，蚊子也特多，傍晚四周的青蛙叫得撼天动地。这些反常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我和大家一样照常工作和生活。直到凌晨楼房发生剧烈的震动，我才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当时只听得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滚滚而来，紧接着一道道刺眼的白光穿过窗户，射进房间。起初，我还以为是电闪雷鸣，是不是暴风雨要来了。但是，又觉得不像，会不会是什么地方扔原子弹了？还没有等我明白过来，身下的床板就猛烈地颠簸起来，一下子把我抛得老高。我立马坐起身来，求生的本能使我迅速做出决定：下地，冲出房间，逃生。可那时已经身不由己了，想抬腿抬不了，想下地下不了，心想事不成，全身都不听指挥。无奈之下，只好听天由命，蚊帐掉下来裹在身上，我也无可奈何。此时我才明白，是地震。

开始时，是上下震动；后来变成左右晃动。我们女同志住的是一座两层楼房，我住楼上。随着强劲的晃动，房上的预制板一块一块窜出横梁，落到地上。与此同时，两侧的立墙向一边倾倒，靠近我身边的一堵高墙倒在我身上，另一边的高墙向隔壁房间倒去。与我同屋的一位同事夺路而逃，幸免于难。这时，整座楼房轰然倒塌。我只觉得四面八方的东西一起向我压过来，身子直往下沉。我来不及思考，也不觉得害怕，头脑一片空白。在不停的抖动中，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整个儿被埋在瓦砾之中，动弹不得。

原先裹在身上令我很无奈的蚊帐，此时倒成了我的保护伞，既缓解了外来的冲击，又为我阻挡了尘埃。尤其幸运的是，一块砖头正好架在我的鼻梁上，我还能正常呼吸。此时，头脑倒清醒了。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房屋是否都倒了，同志们是否遇难了？我还能坚持多久，能不能活着出去？要是出不去了，岂不就此就要和我的丈夫、孩子永别了？我丈夫不善家务，他们以后怎么办？此时此刻，我心中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一连串的担心与问号……

过了好大一会儿，我隐约听到外面有动静，声音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只听两位男同志在互相庆幸。一个说：“好险哪！我头顶上的那块大石头正好掉在我的枕头旁，差几公分我就没命了。”另一个说：“幸亏我住在机电馆，房屋是框架结构，墙倒了，房架没塌，人都出来了。”听到他们谈话，我立刻感到有救了。我大喊救命啊！救命啊！不知道他们是没有听见我的呼救声呢，还是只想保全自己好不容易拣来的性命？他们竟然不理不睬，由近而远地离去了。

由于被埋的时间太长，我的四肢已经麻木，呼吸越来越急促，大汗淋漓，困顿不堪，直想睡觉。但是，我想起老人们说过，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睡着，一睡过去，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为了争取最后一点希望，我咬牙坚持着。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又听到声音，并且由远而近向我这边奔来，一边跑，一边喊：“底下有人没有？底下有人没有？”声音很熟，这是房建科的陈工。我竭尽全力呼喊，有人！有人！上面问，你是谁啊？我说我是张靓文！听到我的回音，他们立即动手扒砖头土块，不一会儿我的头露了出来。同事们说，这下没危险了。留下两人继续挖，其他人去别处救人。

等到把我的上身挖出来以后，他们想把我从土里拔出来。可是费了好大力气也拔不出来，原来我右腿上压着一块很大的预制板。要把预制板搬开，没有起重设备是不行的。于是只好另想别法，先把我身下的砖瓦土块掏空，然后把我的身体向下沉，再横移，终于把我从土堆中挖了出来。我环顾周围，我们的宿舍已成一片瓦砾，旁边的西讲堂也已倒塌，一个很大的人字型屋顶直落地面。我们这批伤员就被安置在楼前这块空地上。挖出来的还活着的人放在东边，断了气的放在西边。可是有些刚才还有气的伤员，一会儿也断气了，只得再把他们挪到西边去。那时，活人和死人，就差那么一点点，因此也没有人觉得害怕。人们已经麻木了，死一个人就像死一只蚂蚁一样。

我是28日早晨6点过后获救的。由于我被埋在里面四个多小时，下肢已经失去知觉，不能站立，更不能行走，大小便也不能自理，只能在地上躺着，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重伤员。我为自己能够存活下来感到十分幸运，因此躺在地上任凭日晒雨淋，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倒是非常担心我的队友们，不知他们的处境如何？当时，但凡有点能力的人，包括一些轻伤在身的队员，都全力以赴投入抢救。直到午后，队里的同事才陆陆续续过来看望我们，可是谁也没有认出我来。原来我的脸上又肿又紫，满面淤血，眼睛成了一条细缝。我们的石总工程师带伤前来看望我们，就是找不着我，只好大声呼喊：张靓文在哪里？张靓文在哪里？

震后的灾区一片狼藉。整个地区断水、断电、断路、断绝一切交通和通讯。我躺在地上仰望天空，气候时好时坏，一会儿烈日暴晒，一会儿大雨如注。渴了，能动弹的人连滚带爬到附近泥塘中淘点泥浆水喝；饿了，那些腿脚利索的同志，到处去找食物，拿回来供大家充饥。那时不分单位、不分你我、互相关照、互相帮助，犹如到了想像中的共产主义大家庭。然而，听说开滦煤矿已把唐院地下的煤层都掏空了，一旦唐院在余震中下沉，我们这批难友岂不又要遭难？大家心里都很紧张。我是完全不能动弹的重伤员，全要仰仗别人的帮助，心中更加不安。

后来队领导决定，把我们这批无力自救的伤员，转移到院外的铁路线旁。据说，勘察选线时规定，铁路两旁的煤层是不准开发的。这下总算让我们安下心来，等待东北的部队和北京局的救援队伍前来救援。队上又找来一些篷布和木棍，给我们支起简易的帐篷，感觉又好了一点。与此同时，不断传来噩耗，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许多朋友、同事都遇难了。特别不幸的是，我们队里有个李工程师，他的老家在东北营口，那里一直预报有地震，他总是提心吊胆。为了预防不测，他让全家老小一起来唐山小住。谁知没有过几天，就发生了地震，除了李工本人获救而外，他的妻子、两个孩子全部遇难；马工程师正在医院手术台上抢救，赶上一次强烈的余震，耽误了手术时间，就此告别了人间；一些重伤的队友，因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也匆匆离我们而去。另有一些队友，地震中被震落到楼房的地下室，上面压着硕大的人字型屋顶，只听到他们一阵阵呼救声从下面传来。可是，没有起重设备无法相救。我们只能盼望部队快点过来。可是，在一次强烈的余震之后，再没有他们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在期盼着。但是，听到的都不是什么令人鼓舞的消息：某处公路断裂，需要绕道而行，救援部队一时还进不来。我院的救援队伍早就出来了，由于各路救援队伍都向这个方向开来，车队堵了几十公里长，现在进退两难，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达这里。

我脚上的伤口开始感染，食物也很紧张。但是，大家的精神状态都还不错。有人去附近的菜地里摘些瓜果来，分给大家吃，我们躺在地上的伤员都舍不得吃，认为自己躺在地上，没有太多消耗，这些食品应该省给那些忙于救灾的同志们吃。这样，一个西红柿、一条黄瓜经过许多人的手，传来传去，最后还是送回到原来的箩筐里。这个场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使我感动不已。

29日开始见到直升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过，接着又见到直升机在附近抛东西。原来是一袋袋烙好的大饼往下撒，顿时大家一拥而上。哪知几十米高空撒投下来的烙饼砸在地上，就成了面一半、沙一半的混合物，很难吃进口了。幸好我们食堂还有一点残羹剩饭，让我们勉强又支撑了一天。

比较起来，生计问题还不算最严重。最大的威胁是余震。我们发现近在咫尺的一处险情：我们帐篷前面立有一个铁路大灯塔，如果遇有强烈余震，很可能砸到我们帐篷上。死过一次的人，神经格外敏感。大家都十分担心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向领导提出转移的要求，因为当时面临的救灾任务实在太重，不能再给领导添麻烦了。于是，我们每人都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便随时应付突如其来的变故。白天大家尽量爬到外面去休息，晚上轮流值班，时刻注意余震的动情。有一次发生强烈余震，我竟一下子就从帐篷里窜到帐篷外。到了外面，定下神来，我感到很奇怪，我是怎么窜出来的？平常情况下，这个过程起码要花三、五分钟。这大概就是求生的本能了。等到余震平息下来，再想回去，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此时我想起一句话来：“人急生智，狗急跳墙”。其实，反过来说，“狗急生智，人急跳墙”，也完全可以。人在极端情况下，身体里的潜能是很大的，这与动物一样。其实，人不就是从动物变来的吗？

部队是30号上午才开到我们这里(因为部队进入唐山后，先去抢救当地的重点单位，我们属于外驻单位)。解放军到来以后，查看了待救的地方，同样束手无策，没有现代化装备，谁也对付不了那些巨大的水泥墩子和大屋顶。国际红十字会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曾伸出援助之手，但统统被拒绝了。那时正值“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疯狂时期，“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多死几个人算什么？就这样，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被埋在地下的同志，悲惨地离开人世。死那么多人，当然是天灾，但何尝不是人祸？

铁道部的救援队伍31日到达我们驻地。我们像见到亲人一样，倍感亲切。他们先把我们这批伤员安置到车上，然后其他队员也都上了车，浩浩荡荡，撤离唐山。唐山已经面目皆非，市区的房屋全部倒塌，不见楼房，不见马路，不见路标，只有一片汪洋，连开车的方向都很难辨别。使我感到很奇怪的是，车站的水塔、市区的一块语录碑、沿路的电线杆，竟然还像模像样地屹立在那里，这恐怕只有研究地震力学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汽车一路缓慢行驶，有的马路断裂，有的地层错位。唐山火车站内的天桥扭成麻花，钢轨全部弯曲，静静地躺在地上。沿途摆满了一个个长长的塑料袋，里面都是遇难者的尸体。由于天气炎热，塑料袋内散发出来的刺鼻的气味四处弥漫，地面上苍蝇围着尸体和一些腐烂的东西飞来飞去。为使灾区避免发生瘟疫，直升机不断从天上喷洒杀菌的粉末。在地震中家园被毁灭，变得一无所有的灾民，低着头，背向路面，光着身子，默默地等待着救助。令人惊奇的是，面对这满目凄惨的环境，竟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流泪，没有人哭泣。语言已经成为多余的东西，一切都在不言中。这个世界突然变得那么沉寂，那么安静。曾经教过我们的马老师，全家只剩下他孤身一人。震后在铁路旁边搭了一个小帐篷，无声地守在里面，也许沉默是最好的解脱吧。在我离开灾区之前，我托队上的同事，打听曾在唐山机车车辆厂工作的一批老同学，结果得知他们那里是地震的重灾区。工厂的宿舍在刘庄，正是靠近震中的地段，他们的惨状可想而知。吴济怀、施明娟两口和两个小孩无一幸免。姚振玉和萧老师遇难在当地的开滦煤矿医院，他们唯一的小孩在广州的姑姑家，从此成了孤儿。还有教我们高等数学的杨教授夫妇，也都遇难在唐院。我队最后清点，与我同住一楼的同事和家属共有76人，地震后救出16人，其中一人因受内伤，不久内脏大出血离开人世，最后存活15人，我是其中之一。

接运我们的卡车缓缓地离开这个已经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以后，我的感觉，好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到了天津，才知道所有的医院都人满为患，我们这些伤员只能进驻天津北站的“宁园”公园。院机关临时调来很多帐篷，就地扎营，铁路医院的大夫为我们伤员清洗伤口、包扎、上药。家在天津的家属，十万火急的赶来认领自己的亲人。很多家属找不到亲人，就向我们打听情况。事前队领导早有交代，万一家属问起他们的亲人，我们一概都说不清楚，由院领导去解答他们的问题。以后我们这批伤员中，伤势不重的，也都陆续回到自己家里。我还不能行走，队上通知家属前来护理，要不就由单位派人护送回家。我丈夫从北京赶往天津，见我还能出气，只是受了点伤很感欣慰，当下就决定背我回家，与我同行的几位同事一起护送我上火车。当车上的旅客知道我是从唐山地震中救出来的灾民时，纷纷给我让座，表示慰问。一路上，我丈夫给人介绍说，我是“出土文物”，价值连城。在这场惊天动地的灾难中，我得以逢凶化吉，与死神擦肩而过，无疑是大难中的幸运者。可是我的许多同事，包括他们的老人和孩子，情况怎么样呢？回到北京以后，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令我寝食不安。

28年后，东南亚重现了一次类似的天灾——大海啸，死亡人数也近二十万，但是救灾的规模空前浩大，世界各国几乎都参与了救援行动。尽管这次灾害造成的损失不亚于唐山大地震，但是，及时的救援行动，肯定大大地减少了灾害的损失。自然灾害，现在还不是人类所能掌控的，我们所能做和应该做的，就是不要让抢险救灾留下不该有的遗撼，不要给子孙后代留下永久的伤痛。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五七战士”生活散记　作者：李学愚

大约在1969年12月初，我与我的同事们离开北京前往江西，成为一名光荣的“五七战士”。

“五七战士”一词，是特定时代的标志性语汇之一。我这个大学教师既没当过兵，也原本同“五七”不着边。如果说今天人们把医生尊称为“白衣天使”,那么作为医学院的教师，我可能更适合作“白衣战士”。“文化大革命”中，社会风气尚“兵”。人们以兵为荣，争做毛泽东的“好战士”。因此，到五七干校去，人们愿意被叫做“五七战士”。脱去白大褂，当了战士，自然光荣。特别是，知识分子主动走上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来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这样就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了，同“战士”近了。我在这里絮聒几句，把标题上的“五七战士”稍加解释，以免今天的读者误认这是一篇关于某部队招兵的故事。

从建国初期开始，我任教于北京医学院，是一名基础课教师。比起北大、清华和其他知名大学来，“文革”中的北医，算是相对温和的。但医学院也有比别的高校特殊的地方，这就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再次提出医学院到底究竟如何办的问题，或者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什么地方？

早在“文革”前，毛泽东在评论中国教育体制、办学目的以及授课方式时就讲到过，古代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是在大学里培养出来的。他举了不少古代贤人的例子，其中专门说，李时珍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写出了《本草纲目》。在1964年2月13日的春节座谈会上，他说，现在书念的那么多，书念的多害死人。知识分子应该下乡。明朝的李时珍就是下乡跑来跑去。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医务人员进行过一次谈话，尖锐指责了医药卫生部门和医学院的教学体制。这次谈话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六·二六指示”。在谈话里，毛泽东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15%的人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他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陀读的是几年制？明朝的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三年就够了。在谈话的结尾，毛泽东提出：要“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69年党的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开展起来。北医在实行斗、批之后，开始落实“改”。“改”的方向，就是落实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离开北京，是没有疑问的了。但怎么走，到哪儿去，还是个问题。最终，北医的教师被分为两个方向，即甘肃和江西，走同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但两批的性质又有区别：去甘肃者，是为“走六·二六道路”，他们属于到那里“工作”和“扎根”的性质。去江西者，为“五七战士”，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以成为新型知识分子。如果从职业分工说，去甘肃的人主要是各附属医院的临床医生，而去江西干校的，则多为教师。这样分别是有道理的。医学教授离临床太久，已无法当大夫，所以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而临床医生正好到农村去为贫下中农服务。

大约在1969年11月，北医附属第一医院（即通常所说的北大医院）、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和校本部的部分教师（主要以公共卫生系为主。公卫系的专业是防疫、流行病调查等，刚好可以在农村派上用场）共一千余人，携儿带女前往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地区。他们大都分配到公社一级的基层，基本上从事了与医疗有关的事业。在那个时代也算各得其所。

“六·二六战士”走了以后，我们“五七战士”该整理行装了。不做当家妇，不知柴米贵。收拾行装确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我的夫人已经随卫生部五七干校去了江西。而两个孩子，一去陕西插队，一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凭我一个人，要把原本一个家收拾停当，工作量很大。要知道，当时是下决心做五七战士不再回北京的。

处理了家当，我们赴江西的五七战士共一千五百余人开始启程。这是一支颇为不整的队伍。因为大家做了不回北京的打算，因此往往带上一切可以携带的生活用品，比如坛坛罐罐。有的人甚至还带了煤球炉子。不到下乡年龄的孩子也随队出发，当然队中还有那些祖父母辈的老人。我们的目的地，是南昌以北的新建县桑蚕厂。北医五七干校的校址就选在那里。如今新建县已划入南昌市。当时我们不知道的是，邓小平也在附近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参加劳动。

五七干校的建制通常是以连为单位，连下面再设排、班，连级干部是由工宣队充任的。他们负责整个学校的政治运动、思想教育、生产和生活。如果说，这些同志在主持政治运动上是严厉的话，那么在管理生产和生活上，他们的确是付出很多，尽职尽责。五七干校不是净土。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原单位在城里“文革”的延续。我记得，当时除去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不断传来的中央的指示、社论精神外，揭发、清理“五·一六分子”是一项主要的政治活动。今天的历史研究表明，“五·一六分子”是一个颇为子虚的事情。除去“文革”初期北京几个高校的极少数学生串联成立“五·一六兵团”，以打倒周总理为口号，被定为反动组织并遭取缔外，似乎并没有什么另外的隐藏的“五·一六分子”。究竟因为什么在大学五七干校掀起抓“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但“文革”本身政治风云波诡云谲，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抓个什么“分子”倒也不奇怪。

我们初到干校所干的事，大部分是盖房。当时的工种分配是，中青年身体较好者搞基建；一少部分人赶水牛耕地；老弱养猪。建房首先是备料，即备砖和木材。木料要到附近山里现伐。当地有一座山叫南山，南山上多松树和杉木。那时完全没有环保意识，只要是合用的材料，几乎都被我们伐下。据说今天江西的绿化率是全国最高的几个省份之一。这要归功于江西人民近二三十年来的辛勤劳动。而三十多年前的我们，的确损害了新建的绿化。

砍来的木材经水路运到永修，我们再装汽车，直奔工地。这些木材最后被切割锯断，由木工做成柱、梁、檩和椽。这些工料都配齐之后，盖房就开始了。通过我们的劳动，连队宿舍算是解决了。那房子是依山而建，远处眺望，也是灰砖红瓦，一排排的刹是好看。这里值得记叙一笔的是，邻近卫生部干校由于家底比较殷实，常应我们的请求支援砖瓦和水泥。卡车开来，我们去迎接，刚好看到卫生部长钱信忠先生也在运木料的车上。“钱老爷”是作搬运工来的。他一身旧衣裤，短短的白发，干活十分卖力。因钱的爱人与我夫人是大学同班，我们对“钱老爷”似有特殊些的感情。大概在1967年或1968年，钱部长多次被揪到北医批斗，斗完拉到生理楼一间房子里反省，竟由一批北医的家属小孩看押。如今看到他同青壮年一起劳动，身体健康，不由想起“城市老爷”这个赐名，像是黑色幽默。想来钱信忠先生当时已有50多岁了。

我们干校周围的农民，多着黑色中式布褂和长裤。即使在很毒的阳光下，他们也不挽起袖子和裤腿，还要穿长筒布袜，在裤腿上扎上绳，为的是防范蚂蟥。我们则没有这样的衣裤。在下水田前，只好在外露的小腿和前臂擦上清凉油或硫酸铜溶液。蚂蟥最怕硫酸铜，以此来防备蚂蟥非常有效。但问题是下水田时间一长，硫酸铜溶液就被洗掉了，蚂蟥即开始进攻。许多人过去没有遭到过蚂蟥的叮咬，一被咬住总是着急地想把它拽出来。但事与愿违，蚂蟥的吸盘吸附在皮肤上十分牢靠，一使劲就揪断了。按说，生物教研室的老师应该是昆虫专家，可他们对此也是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些医学院的知识分子能有大田劳动的经验，确是“教学相长”。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荣辱观。作为五七战士，我们不但要改造思想，而且要在外表上向贫下中农看齐。谁最像贫下中农，谁最光荣。

首先是穿着。我们从城里来，没有农民式样的衣裳。于是大家就尽量往“破”里穿。旧衣服最好，常常不离身。没有旧衣服，就把新衣服“做旧”。方法是多洗。洗时多放碱用力搓，颜色掉得比较快。然后是加补丁。新衣加补丁，色调有了反差，似乎也不难堪。补丁自然是越多越好，最高境界是“补丁落补丁”。于是我们几乎每人都穿着“百衲衣”。

其次是“扮相”。无论我们怎样“做假”，当地农民也是以一种异样眼光看我们这些“五七战士”。他们说我们是“金链手表、金丝眼镜、皮肉挺白，身高无力”。为此，我们把手表套在裤带上隐藏起来；大多头戴破草帽，尽量把帽檐拉低，盖住眼镜；鞋上的泥不擦，积得越多越好。最可回忆的是设法把皮肤晒黑。我们常常挑阳光充足的时候，脱去衣服，只留裤衩，在太阳底下“蒸晒”。办法是先晒正面一小时，然后再翻过来晒反面一小时。如此反复，最终把皮肤晒得通红。不妙的是在晚上，皮肤开始发痒，一两天后开始脱皮，也就是皮肤角质层脱落。用手轻轻一揭，皮肤就像半透明的纸，可以大片掉下来。应该说，我们这些学医的人，是明白这样晒的后果的。其实，这就是灼伤。江西的太阳很毒。这样暴晒多少是有危险的。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五七战士”，大家更忧虑的不是灼伤，而是能不能做到“脱胎换骨”。要改造，就不能不“豁”出去。在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最敏感的，就是怕贫下中农把自己看作城里的老爷太太。所以，时代决定荣辱观念，是不错的。

有件事同我们改造“外表”有关，在这里值得一记。当时，我们“五七战士”工作在江西乡下，但户口留在北京，工资照发。那时，我们算是“中高”收入者。在干校里钱无论如何花不完，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大礼拜（我们两个星期休息一次，称大礼拜），乘一站火车到南昌，采购吃穿用等物品，当然还要趁机“撮”一顿，大快朵颐。

董兄，我的老同事，也是一起“暴晒”的战友。他身材高大，面孔晒得黝黑。某一大礼拜天，大家委托他去南昌代购物品。他早上乘火车出发，可到天黑也不见踪影。直到第二天他才被工宣队的同志领回来。原来，他在南昌下车后，即被巡逻的工人纠察队盯上了。原因是，他身穿破衣服头戴破草帽，却戴一副金边眼镜，蹬着一双新皮鞋。这个样子即使在生活多元化的今天看来，也确实稀奇古怪，不伦不类。由于到南昌的次数不多，他有点发蒙，不时东张西望，而且在商店花钱也非常“大方”。纠察队越发觉得这人可疑。吃饭时，他摘掉草帽，脸的下部黝黑，可上面被草帽压着的脑门却很白皙。于是工人纠察队认为，此人必定在烈日下受过军事训练。又见他购物时使用的钞票都是新的（因为我们托他买东西时给他的都是十元的大额新票），把购得的物品分装在数个包里一一放好（董兄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就更加怀疑起来。当时人们反敌特的弦绷得特紧，联想自然丰富，最后判定他可能是一个“空降特务”。就在董兄采购完物品准备满意地返回新建时，工人纠察队的同志们果断下手，将他“擒获”。当场，工人纠察队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答以“五七战士”。战士就是兵，兵又非兵，岂不疑点重重。董兄于是被带到南昌市工人纠察队总部看管起来。最后，当然是一场误会，人们终于搞清他是新建县北医五七干校的“五七战士”，于是由工宣队前往南昌将他领回。我记得他回来时，大家都排在房外，像是列队欢迎。董兄在我们的谈笑中从此得了个“空降特务”的绰号。

在江西一年半时间里，我的劳动技巧得到很大提高。脱坯、盖房、当小工、插秧、喂猪、炊事员，干校的不同工种我都干过。在盖房过程中，我不仅在师傅们指导下学会了和不同用途与不同需要的泥，而且学会了根据房子的高低来设计脚手架、搭脚手架。那时的脚手架是用麻刀搓成绳子来捆扎的，横竖相交、错落有致，不但要实用，还要美观，是一门颇为荣耀的手艺。

约在1971年春，我们干校从江西搬到天津郊区的茶淀农场。这次搬迁的原由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将原属卫生部的北医和属北京市的北京第二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北京医学院。在这个背景下，北医的江西干校撤销，人员北迁。茶淀农场原为公安局管辖的劳改农场，是北京的一块废地，地权属宣武区。不知什么时候，农场的劳改犯人被迁出，北京市就将我们安置在这里。刚到时，当地人议论，这回不知从哪儿来了这么多犯人？还有这么多的女犯。我们听了只好付之莞尔。在茶淀又劳动了半年多。由于北医和北二医的合并流产，整个五七干校被撤销，我们也就相当于干校毕业，返回了北京。

经过这样一番动荡，原来的学校和宿舍已经变了样，房子被别人占用，我们一家不得已同别人挤在一个单元里。好在家具大多已卖掉，不大的房间到还住得下。幸运的是，我和夫人都回到了教学和科研岗位，可以用我们的知识为国家服务了。

如今，这段“五七战士”的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一世纪还多。国家的命运在这段历史中发生了当初未曾想过的巨大变化。我自己也已经到了耄耋之年。记得托马斯·曼说过：“一个人不仅仅过着他个人的生活，并且不管意识到与否，也是在过着他的时代和他同代人的生活。”这是一句精彩的话。人的生活不能脱离他的同时代。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周年，我把自己“五七战士”的片段记下来，献给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7期 用“十年失误”代替“十年浩劫”是不对的　作者：赖诗逸

在2002年9月出版的《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张荣生写的、题目很长的文章《珍惜党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前进道路的历史——论更加公正客观地看待党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的失误》。该杂志的编辑在此文的“摘要”中，把作者对“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概括成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党史、国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年浩劫’这一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不宜作为这一历史时期的代名词。”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谈的内容，不仅是一个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而且是涉及政治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地讨论清楚。

张荣生在文章的开头，曾经说：“‘文化大革命’确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十年浩劫’的提法有符合事实的一面。”接着，便在“但是”方面大做文章，根本否定了“十年浩劫”这个已沿用多年、大家很熟悉的观点，并拐弯抹角地说，使用“十年浩劫”的说法，是“不分青红皂白”、“把‘文化大革命’十年说得一团漆黑、尽情丑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张荣生没有具体加以说明，但他明确断言：这是“共产党执政期间发生的十年失误”。这个观点，他通过副标题也突出地显示出来了。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十年浩劫”还是“十年失误”，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它们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这场“政治大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以及如何认识这个后果的严重性。

研究“文革”的问题，最好是先从它的性质谈起。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已经对“文革”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它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这是一场“内乱”，它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灾难”。所以，把“文革”概括为“十年浩劫”，可以说是一语破的。这怎么是“把‘文化大革命’十年说得一团漆黑、尽情丑化”呢？至于“十年失误”，那是属于评论工作问题的说法，也大大地淡化了“文革”的破坏性。难道张荣生提出“十年失误”的看法时，忘掉他曾经说过：“‘文化大革命’确实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吗？难道“巨大灾难”不是“浩劫”吗？

张荣生在引用《历史决议》关于“文革”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性质都没改变”的论断后，发出提问：“‘十年浩劫’一词所寓意的社会画面，怎么能同这种社会性质互相吻合呢？”对此，我的看法是：我国的社会性质之所以没有改变，主要因为，党粉碎了林彪一伙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四人帮”策动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所以，“文革”还是处于内乱的范围。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一点，是必须采取严肃的态度加以正视的。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就是这一段话的最好概括。难道由于当时的社会本质没有改变，就不能把这个“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称为“十年浩劫”吗？

张荣生说：“按照‘十年浩劫’四个字的字面含义，那就是：在整整十年里，动乱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以致物质生产停滞不前，经济工作不进反退，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事实并非如此。”在引述《历史决议》中有关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的一段论述之后，又发表议论说：“这些成绩与‘十年浩劫’一词的字面含义怎么能相称呢？”在这里，张荣生既曲解了“十年浩劫”的含义，又把“文革”与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的十年”混同起来了。

“十年浩劫”的含义，虽然没有正式的法律解释，但是，大家都知道，其中重要的是“浩劫”二字，“十年”二字只是如实地记录了“文革”期间的主导潮流。但是，所谓“在整整十年里，动乱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恐怕只有张荣生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按照他的说法来推理，所谓“十年失误”也应该是：“在整整十年里，失误从头到尾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但是，我们知道，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经领导了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曾经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这明明是正确的举措，难道它们也被纳入了“失误”的范围吗？由此可见，张荣生想通过曲解“十年浩劫”的含义来否定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研究“文革”的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作为时间概念的“文革的十年”，是有明显区别的。“十年浩劫”，是专门针对那场所谓“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言。对于这十年所做的其他工作，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凡是确实取得了成绩的，都应该加以肯定。但是，用这一时期的工作成绩来否定“十年浩劫”的提法，说它是“寓意抹杀一切的不准确表述”，则很难达到目的。

《历史决议》确实提到，“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并列举了其他一些工作的成绩。紧接着，《历史决议》又明确指出：“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这里，我只摘引几个经济数据来说明这一点。按每百元积累的国民收入计算，在搞“文革”的这十年间，“三五”时期为26元，“四五”时期为16元，都少于“一五”时期的35元，而且是越来越少。在工业生产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1966年为34.5元，到1976年下降为19.3元。其结果，在“文革”十年中，仅国民收入就损失5000亿元。从经济效益（这是考核经济工作的重要指标）来看，认为“经济工作不进反退”，恐怕不会过分。从总体情况来说，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不仅如此，“文革”还在政治上、文化上、教育上、组织上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各个领域的长时间的大破坏，归结起来就是“十年浩劫”。这难道与“‘十年浩劫’的字面含义”不相称吗？

在研究“文革”的问题时，还必须注意到，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几年后，党又作出了彻底否定“文革”的重要决定。1984年6月31日，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第九号通知正式提出：“各整党单位一定要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历史决议》中已经透露出这一意图，这个重要文件对那场所谓“政治大革命”写下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邓小平在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也曾经指出：“‘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一代。”

谈到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一观点是怎样提出来的。张荣生认为把“‘文化大革命’称为‘十年浩劫’由来已久”。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早在1980年年中，胡耀邦就使用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说法。在当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胡耀邦提出，要解决好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遗留的问题，必须做好三项工作，第一是审判林彪、“四人帮”；第二是写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完成以上两项工作后，才有可能进行第三项即召开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这个时候，他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4个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总结历史教训时，曾经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错误，“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个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已于当年8月31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

1983年3月13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卡尔·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作报告时，再次提到“十年浩劫”。他指出，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这种倾向，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甚至把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这样，在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就发展成为令人痛心的十年浩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在一个隆重的庄严的大会上讲的。

1988年6月22日，邓小平又重提“‘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

除了党的领导人之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1980年9月2日于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上作工作报告时，也提到“十年浩劫”。他在讲到复查纠正冤假错案时说，这“对于治愈十年浩劫给人民造成的巨大创伤，对于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搞四化，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又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这是十年浩劫中审判工作的一条重要教训。”

邓小平的讲话和胡耀邦的报告，都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广大读者，特别是知识分子，对胡耀邦总结的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反应十分强烈。邓小平的讲话发表后，在全国还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学习活动。难道张荣生对上述文件都没有读过吗？

还应指出，张荣生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之余，又大讲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用意不说自明，但这种做法却令人莫名其妙。从上面所说情况可以看到，把“文革”概括为“十年浩劫”，是符合《历史决议》论述“文革”问题的基本精神的。因此，把这个观点与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扯在一起，是没有道理的。同时，我们知道，大力倡导四项基本原则的是邓小平，一再使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提法的，也是邓小平。请问张荣生，难道邓小平的言论会自相矛盾吗？难道他认为邓小平“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吗？

张荣生在文章中又提出，对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具体言行应该“科学扬弃”。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在这里，我只提出一点意见。张荣生在引述毛泽东的言论时说，“他认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应该指出，毛泽东的原话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康生在主持修改“九大”的党章时，也采用了这个提法，但加进了“始终”两个字，变成：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胡乔木早在1979年初就加以澄清了。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时光已经流逝了20多年，张荣生却依然引用康生修改后的写法。在对毛泽东的言行进行“科学扬弃”时，怎么能出现这种不应发生的问题呢？还有，张荣生不明确说明支配“文革”的错误理论是什么，这也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历史决议》明明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主要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是，张荣生在这篇研究“文革”的文章中，却一字不提这个理论，更不要谈“科学扬弃”了。避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怎么能说清楚“文革”的问题呢？

综上所述，我认为，无论是从坚持《历史决议》关于“文革”的结论来看，还是从响应党中央要我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号召来看，都不应该用“‘文化大革命’十年失误”的说法来代替“‘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个观点。为了牢记“文革”的惨痛教训，为了防止“文革”的灾难在任何范围重演，应该继续坚持“十年浩劫”的提法。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对《〈武训传〉讨论》一文的一点补充　作者：齐翔延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现在《炎黄春秋》发表了袁鹰同志这篇文章，把建国后对知识分子的这第一场大批判的真相揭开了。让人们能回头看清什么是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形式、手段、后果，使人懂得了政治运动是怎么一回事。更让人们经过反思看清表面的和深层次的种种问题。这可以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避免这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是一件大好事。让我们把人民付出了血的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变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牢牢记住它！

这里我想，有些事、有些话是否可以作点补充。

袁文中讲了夏衍当时说：“拍《武训传》这件事，与我无关……不必由我来作检讨。”夏衍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并非是推卸自己的责任。他曾亲口说过，最初是胡乔木提出要拍《武训传》的，而我不同意拍，并且说了“武训不足为训”的话。为了阻止拍这部片子，夏衍还提出，现在上海没有钱拍片。后来，中宣部审查剧本通过，并设法筹资，要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贷款解决资金问题。而上海文化局始终未出钱资助。电影上演后，胡乔木又组织文章大加赞扬。因此，夏衍所说“不必由我来作检讨”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当批判运动的暴风雨袭来时，夏衍却被告知，这是毛主席亲自抓的，连周总理也表示自己有责任。你是华东和上海文艺方面的主要领导人，能不承担责任吗？并且说，这件事由中宣部出面公开检讨影响太大，而夏衍出面只是上海地方的问题。为了顾全大局，必须要夏衍来做检讨。这样，夏衍的检讨是非写不可了。当夏衍把检查写好寄给周扬后，立刻就在《人民日报》上登出。应该对此事负责任者不作检查，而没有责任的却不得不写检查，而且还要登报宣扬。这是什么道理？

历次政治运动中，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强迫被整的人作检讨，说违心的话。不许他们说明情况，不许辩解，更不给他们应有的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随意捏造事实，乱扣帽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毛主席”、“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等。给他们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硬要他们承认，否则就是态度不好，过不了关。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实事求是之意，硬是强迫人说假话。而且逼着群众信假话，也跟着说假话。这是非常坏的风气。批《武训传》时是这样，反右派运动是这样，反右倾批彭德怀是这样，文化部整风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更是这样。文革后，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周扬发表异化文章还是这样。别人代他写的检查登报后，他就一病不起，最后带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过去凭空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后遗症之一，就是说假话成风，人人说假话，对假话不以为然，说真话反倒成例外。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必须彻底打掉这种风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事都要说真话，而不允许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为人之道。就职宣誓、入党入团宣誓，可以少些豪言壮语，但这一条必须列上。而且要让说假话的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受到应有的惩罚。而逼别人说假话的，更应罪加一等。这样，才能让我们不再受假话之害。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7期 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作者：沙叶新

读董健先生此书，我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越来越不相信眼泪的年代，是一个越来越把眼泪视为软弱、视为煽情、视为作秀、视为虚伪的社会，我也曾被别人的眼泪甚至被自己的眼泪欺骗过；但我至今还是经常会为生活中足以感动我的人和事动容落泪。前不久看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颁奖节目，我又再一次泫然泪下，获奖人物有歌手丛飞、民工魏青刚、村医李春燕、邮递员王顺友等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感动了中国，但他们确实感动了我，让我泪流满面，哭得像孩子。

我也深知民间和网上对媒体颇多尖锐批评，批评媒体缺乏诚信，尤其批评媒体对重大事情或隐瞒不报，或混淆视听。我同意这些批评，也曾撰文不遗余力地揭露过媒体的欺骗。但我仍然相信在凄冷黑暗的铁屋里，总会有点亮火柴的女孩；面对无冕之皇的华丽新装，总会有说了真话的男孩。尽管火光微小，尽管人微言轻，但他们是不可忽略的存在。因为他们代表了希望和真实，而这是最有生命力的。我也曾写过一首诗，最后几句是：“即便我受骗一千次、一万次，我也坚信：总有一朵花是香的，总有一片情是真的，总有一滴血是热的，总有一颗心是金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和痴情，所以我对感动我的人物毫不掩饰我的泪水，任它夺眶而出。况且我还认识其中的一些人物，比如陈健，很多年前我就在黑龙江逊克县双河见过他，早就闻知他为金训华守墓之事，此事在当时和现在都争议甚大。另一位是这次的颁奖嘉宾徐本禹，他同时也是《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我曾想对他和他任教的小学有所表示，但他婉拒了，他发来的短信至今还很珍惜地保留在我的手机里。他当初和现在都感动过我，所以我毫不怀疑他的真实性。

虽然举国上下随处可见的污秽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仍然有很多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灵魂。

我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河北一位老人白芳礼，在生命的最后19年，即从他74岁开始，用蹬三轮车积攒的近35万元，陆续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他自己的生活如同乞丐。一日三餐经常是两个馒头一碗水。有一年他到天津市南开大学捐款，学校要派车接他，他说不用，可以省下汽油钱给贫困学生买书，自个儿却蹬三轮车到了学校。在捐赠仪式上，老师把这事一说，台下一片哭声。许多贫困生上台从老人手里接过资助款时，双手都在发抖。去年9月老人去世了，终年93岁。

四川农村一患白血病的女孩余艳，原是被一农民捡来的奄奄一息的弃婴，长大后非常聪明乖巧，很小就会洗衣烧饭，学习也很刻苦努力，不幸于2005年的5月患上急性白血病。因家境贫寒以及她的十分懂事，她决心不再给养父增加无力承担的重负，便放弃治疗，小小年纪就自己安排自己的后事，在病床上偷偷写下遗书，嘱咐后人将世界各地捐赠她的57万元救命钱，分成7份，转赠给其他无钱治病的白血病小患者。一群署名“全世界爱你的人”在“我们的孩子余艳之墓”的墓碑上携刻着她在人间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我来过，我很乖……”她死时只有8岁。

真是感天动地！此时此刻，我在转述以上这一个特别老、一个特别少的两个人的特别感人的事迹时，仍然热泪盈眶。我相信他们感动的不只是一个人。虽然他们不是“年度”人物，但他们是超年度的，至少在我心中永远活着。

我被感动的大都是极为平凡的人：民工、农民、教师、学生、一般的公务员、普通的老百姓。对有些入选《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我并不那么感动。比如有些官员之所以入选，只是因为在现今的官员队伍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而他的那些“美德”也实在是他的本职工作，是应尽的义务。至于体育冠军的入选，则是把追星当作了“感动”，何况他们的“拼搏”和“贡献”早已得到荣誉和金钱的巨大补偿。他们入选的更主要原因是政治的需要，是政府的作秀，而入选标准当然也不会离开意识形态的一定之规。这也是历届《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评选中，始终没有知识分子的缘故。

我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袁隆平、黄伯云等那些技术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当然也是人中之杰，值得尊敬。我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具有公共性、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有自己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还能担当道义，介入公共事务，捍卫自由民主，揭露权力黑暗，成为社会良心。这类知识分子难道没有吗？难道不感人吗？

2004年一家媒体就曾评选过“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推出50人的候选名单，但遭到另一家媒体的反对，最终这一活动就不了了之，销声匿迹。50人的名单中，是否所有的人都可称之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可商榷，但其中也确实有人名副其实，当之无愧，如顾准、张思之、江平、邵燕祥、袁伟时、龙应台、刘军宁、高耀洁、丁东……他们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过中国，也令人感动。当然这类“公共知识分子”绝不止其数，如医生蒋和学者李，前者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揭示真相，震动高层，使之采取得力措施，拯救生灵。后者在耗费巨资举办的政治狂欢节中，写下宏文《风雨苍黄五十年》，襟怀坦白，大智大勇，真的是感动中国，令人泪下！

知识分子可以感动中国，但有的权势者惧怕这样的感动，并且阻止这样的感动，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的感动会给自己脸上抹黑，而他们所操办的感动则能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央视评选这样的“感动”自有醉翁之意，说穿了其实是央视“悲情版”的“春节联欢晚会”。

最近阅读董健先生的《跬步斋读思录续集》，再次证实知识分子的令人感动。董健先生在书中忧愤于腐败的教育和失魂的大学，主张“立人”为大学之本，开拓精神的空间为大学的崇高使命。他在大学里极力提倡：怀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超越的精神、追求真理的执着精神。因此他敢于揭露校园内黑幕，敢于在教育大臣面前指陈教育弊端。须知董健先生本人便曾是大学副校长，如今还是在位的文学院院长，他如此放胆直言，乃是自暴家丑，自揭内囊。这是置既得利益于不顾的牺牲，是不惜遭到上司和同僚压力的勇气。董健先生在该书《世相偶揭》和《招戏剧之魂》、《谈文说史》等几辑中，还把批判的矛头伸向校园之外，他透视贪官的心理，揭露金大侠的虚伪，他忧虑流行文化对公民意识的颠覆，痛陈中国当代戏剧精神的萎缩，呼吁将现代启蒙精神注入当代文学和当代戏剧中……凡此种种，无一不展示了作者的公共性和批判性，显现出他充沛的人文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我心怀感动。虽然我不敢断定董健先生的这本书，是否能感动整个中国，但我敢断言，它定能在知识界、在校园内引起共鸣。

董健先生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跬步斋”，跬步，乃半步之谓。我理解这不是董健先生的谦逊，而是他的诚实。一方面，他对中国这种虚夸、浮躁、误国、害民的“大跃进”十分反感，提出“跬步”与之对抗；另一方面，他对个人的人生步迹也深含着自责。譬如他在书中诚实地承认他在大学时于“红”“白”之间的彷徨，他还诚实地自责个人还残存着知识分子喜欢被权势者“赏识”的依附心态等等。取名“跬步”也是诚实地承认他在追求中国进步的道路上只是迈出了半步，还未能大步前进。与那些犹豫彷徨、裹足不前的知识分子相比，董健先生的这种老实态度也令我感动。可是“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我深信董健先生老而弥坚，志在千里，定会大步向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都能像董健先生一样在中国现代化和政治民主的大道上迈出“跬步”，那会是多么惊天动地的力量！

董健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写的书能不感人吗？

2006年2月18日晚于上海善作剧楼

（责任编辑萧徐）

2006年第7期 向华盛顿进军事件　作者：雷　颐

1932年大批美国退伍军人涌向华盛顿的“历史性进军”及最后被镇压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道“伤疤”。或是为了“后事之师”，这道伤疤仍时时被美国历史学家揭开，他们的研究、叙述，“拼贴”出这次事件的全景——

1932年5月21日晚，时任华盛顿警察局局长格拉斯福特正驱车经过新泽西向南开去。突然，车灯照出一片人影，后来他把当时的场景形容为“一群七十多或一百个衣衫褴褛的男男女女正在游行，他们情绪高昂地边走边唱，不时向从旁经过的车辆挥手。”只见一个男子扛着一面美国国旗，另一个男子则高举一面写着“退伍补偿金或工作”的旗帜。格拉斯福特把车开过去停下，想和他们搭话。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个在游行者的手推车上安睡的小女孩，她依偎在全家的衣服堆里，与四周的嘈杂不堪形成鲜明对照。此时，他想不到，以后历史将其称之为“历史性进军”。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格拉斯福特是最年轻的准将，此刻他立即就明白路旁的游行者是何许人也。大约两星期前，全国的报纸都报道游行者向国家首都进军的消息。这些示威者是退伍军人和他们家属的代表，到华盛顿去要他们的退伍补偿金，这笔补偿金是八年前，即1924年许诺给这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的。但那一年经过激烈的争吵，联邦政府又决定要到1945年才支付。现在，1932年，这些自称“退伍补偿金大军”的人把这笔要推迟支付的补偿金戏称为“墓碑补偿金”，他们说因为到政府支付这笔补偿金的时候，其中许多人早就死了。格拉斯福特立即向华盛顿驶去。

当他赶到那儿时，晨报已登出关于“退伍补偿金大军”的最新进展。《华盛顿星报》报道说：“一百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业老兵将在明天早晨乘货运列车从费城前往华盛顿”，来自波特兰大、俄勒冈和中西部的其他退伍兵也都将在那儿汇合。这位警察局的头儿马上就想象出自己将面临可怕的局面。但他不可能看到的是，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将影响到一些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大人物——这些人物包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乔治·巴顿，杜威·艾森豪威尔和爱德加·胡佛。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还将影响到1932年的总统大选，这时参加总统竞选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已向现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发出挑战，激烈地指责他应对搞得全国动荡不安的大萧条负责。

1932年，全国将近一万二千家企业倒闭，失业率飚升至25%，全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家庭无人养家糊口。许多无家可归者只能聚在一起，搭起简陋之极的栖身小棚，这种贫民窟被称为“胡佛村”，他们指责总统应为他们的不幸负责。格拉斯福特知道，他现在必须为这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建立一所“胡佛村”来安顿他们。但建在何处？最终他选定一块叫做安那科斯蒂亚平地的地方，从国会山经过一个跨越安那科斯蒂亚河的木头吊桥，就可到达此处。

格拉斯福特尽最大可能估算所需物资，购买大量木材、铁钉之类东西，同时他向当地商人要了一些食品，后来他还从自己的钱包中拿出773美元买来食品以防食物不足。第一支“退伍补偿金大军”在5月23日到达，随后的两个月中，到达的人数估计超过25000人，不少人携妻带子，要求得到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

事情还要从第一次大战结束后的第6年说起，那时面对这些退伍老兵的赔偿要求，柯立芝总统坚决反对，声称“能够买卖的爱国主义不是爱国主义”。但国会不顾柯立芝总统的否决，还是通过了一项补偿法，规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国内服役者每天补偿1美元，在海外服役者每天补偿1.25美元。其中50美元当时就支付，余下的美元到1945年凭证兑付。

直到1929年5月即“华尔街黑色星期一”五个月之前，一直都平安无事。这时，来自德克萨斯的议员怀特·波特曼由于本人是退伍兵，提出了立即兑现补偿金的提案，但这一议案连付诸表决的机会都没有。1932年初，波特曼采取了一系列步骤，想使此议案再度引人注目。1932年3月15日，一个此时已失业、名叫瓦尔特·沃特斯的低级退伍军官在波特兰大、俄勒冈的退伍军人大会上发出号召，要每个人都不付钱乘货车到华盛顿要回自己有权得到的钱。但他的号召当时并无人响应，不过到5月11日当波特曼的议案再次被国会搁置时，沃特斯赢得了大量追随者，大批退伍军人开始跟他一起向华盛顿进军。他们的“进军”得到铁路工人的同情，因为不少铁路工人也是退伍军人，这样他们通过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向华盛顿前进。他们在全国各地又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许多人为他们捐送食品、金钱，给他们巨大的道德支持。这时，各地退伍军人都组织起来，全国媒体也纷纷报道此事。

当他们向华盛顿进军的时候，美国军方情报部门向白宫报告说共产党已经渗透进这些退伍兵中，阴谋推翻政府。但总统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严重，他说这些抗议者“只是暂时生病”。

但从5月21日起，铁路警察开始把这些人赶下火车，他们被赶下车后则开始阻拦火车，不许火车出站，形势骤然紧张起来。面对这种情况，军方有人提出派军队前去干预。但此时的陆军参谋长、一位西点军校的毕业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任参加战斗的第42师师长，断然否决了这个决定，他的理由是这是政治事件而不是军事事件。他的名字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时，一些州采取了妥协作法，用汽车把他们运送到本州边界，让他们进入下一个州，继续向华盛顿进军，这样形势有所缓解。5月29日，包括瓦尔特·沃特斯在内的俄勒冈大军到达华盛顿，与先期到达的其他几百名退伍军人汇合。除了安那科斯蒂亚主营地外，陆续又建了26个较小的营地，虽然分散于各处，但还是集中在华盛顿的东北部。不久，这些营地就聚居了二万多人，他们的“总司令”沃尔特宣布了“军事纪律”：“不许乞讨，不许酗酒，不许言辞激烈。”在这两万人中，有一千名妇女和儿童，这是全国最大的“胡佛村”。“补偿金大军”把他们的聚居地起名为“麦克思营地”，他们之所以要用警官S·J·麦克思的名字命名自己的营地，他们的营地建在麦克思的辖区范围内，但为人宽和的麦克思并不为难他们。他们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设立了小图书室、理发室，高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们还设立了自己的纠察人员维持秩序，一些家长还给孩子上课。警察局长格拉斯福特几乎每天都骑着一辆蓝色的摩托车在营地上巡察，他还安排了一些医务人员每天两次为患者看病。

虽然报纸几乎每天都详细报道了营地的生活，但它们大都忽略了营地生活方方面面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在这个学校、公共汽车和电影院仍实行种族隔离的城市，营地中的退伍兵却不分白人和黑人一同生活、一同工作、一同吃饭、一同娱乐。吉姆·班克思是一个老黑奴的孙子，他回忆说：“这是我所记得的第一次大规模种族混同的努力。”

如果说报刊忽略了这种混同现象，却对少数共产党人在这些退伍军人中的活动报道颇为详细。这些报道似乎证实了诸如胡佛总统的新闻秘书西德罗·朱斯林这样的官员的说法，他曾声称：“这些游行者已经从补偿金的要求者迅速成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游民。”与此同时，在司法部，调查局（联邦调查局的前身）主任爱德加·胡佛正在极力寻找“补偿金大军”起源于共产党的证据——历史证明这是一项莫须有的指控。

这时，国会开始讨论是否立即兑付退伍补偿金的问题。6月13日，波特曼议员立即支付现金的提案获准交付表决，估计要支付24亿美元。6月14日，国会就此提案展开激烈辩论，忠于胡佛总统的共和党议员从平衡财政的角度考虑，强烈反对这一提案。但支持这一提案的爱德华·艾思力克众议员在发言为其辩护时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场身亡。数以千计的退伍军人排成长长的队伍，参加了他的葬礼。6月15日，众议院以211票赞成176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提案。

6月17日，参议院开始对这一提案进行表决。当天，有8千多退伍军人聚集在国会大厦前面，另有1万多人则分布在安那科斯蒂亚河对岸，河上的木头吊桥早就被警察吊起，以防不测。辩论进行了一整天，直到晚上还在激辩。最后，大约在晚9点半的时候，参议院派人通知沃特斯进去。但片刻之后他就从里面出来，对人群宣布：这一提案未获通过。

一时气氛骤紧，这些退伍军人似乎要攻击国会大厦。此时，一位赫斯特报系的女记者对沃特斯悄声耳语。明显是听了她的劝告，沃特斯对人群喊道：“唱‘美丽的阿美利加’。”唱完歌后，大多数人就返回营地。随后几天，有许多进军者回到家乡，但斗争并未结束。沃特斯宣布“为了得到补偿金，如有必要，他和其他人将一直呆到1945年”。确有2万多人和他一起坚持下来。此时已渐入炎炎夏季，从6月进入7月天气更是越来越热，营地的卫生状况迅速恶化，食品供应也日益紧张，对此，格拉斯福特和沃特斯二人都焦虑不已。

但此时，胡佛总统和麦克阿瑟、陆军部长赫尔利此时比以前更担心“退伍补偿金大军”会举行暴动，在华盛顿和其他地方引发暴力活动。最终，决策者决定在7月22日清除仍“驻扎”在市中心的退伍军人。但警察局长格拉斯福特设法把这一日期往后拖了6天，希望这些退伍兵能自动离开。

7月28日一大早，格拉斯福特和一百名警察来到退伍大军的营地，但退伍兵领导人沃特斯却告诉他，经过投票，他们仍将坚持留在原地。大约上午10点左右，警察把栖居退伍兵最多的一所废弃军械库用绳子围起来，里面的退伍兵开始撤离。同时，为了显示团结，数以千计的退伍兵在附近聚集。就在刚过中午时分，一小群退伍兵又向废军械库前进，试图重新占据它，但被一队警察阻止。这时突然有人向警察扔砖头，警察也开始挥舞手中警棍。虽然有几名警察受伤，但警察并未开枪，连手枪都无人从枪套中拔出。混战中格拉斯福特警服上的警徽被一名退伍兵撕掉。但只几分钟，冲突就停止了。直到1点45分之前，局势基本平静。这时，格拉斯福特看到在军械库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些退伍兵互相斗殴，有几名警察赶忙过去制止。对以后发生的事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人们无法确定哪种说法准确，反正不久就传来几声枪响。当混战结束时，一名退伍军人被打死，一名受重伤，有三名警察也受伤。

近两个月来，麦克阿瑟将军预见到很有可能发生暴力事件，所以一直在对部队进行防暴训练。当流血冲突发生时，他根据总统的命令，迅速从附近调来部队在白宫前集合。这时，他的主要助手艾森豪威尔强烈建议他离开街道，命令低级军官来执行这一任务。但麦克阿瑟不听劝阻，一定要亲自组织指挥军事行动，并要求艾森豪威尔与他呆在一起。

随后发生的事情永远铭刻在美国人的记忆中：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坦克第一次在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麦克阿瑟命令他的部队从市中心把退伍兵赶走，估计有8千多人，为数不少的旁观者也必须赶走。下午4点30分，大约200名骑兵骑在马上挥舞着马刀和战旗从白宫附近的草坪呼啸而出。在这支队伍的前面是这次行动的执行官乔治·巴顿，随后是五辆坦克和大约300名陆军士兵。这些陆军士兵头戴钢盔，端着装满弹药、上好刺刀的步枪。街上到处是人群，有好奇的围观者，公务员，还有“退伍补偿金大军”成员，许多人带着妻小，但大都被骑兵驱赶离开大街，一些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催泪弹的爆炸引起多处着火：军械库附近这些退伍兵塔起的临时窝棚开始燃烧。浓烟与催泪瓦斯融为一体，向四周散去。从晚7点开始，士兵开始全面清除市中心的“营地”，里面共有男女老少约2000人，还有数不清的旁观者。到9点，部队开始越过吊桥进入安那科斯蒂亚平地。

在这里，“退伍补偿金大军”的领导人被告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撤离妇女和儿童。然后军队向“麦克思营地”猛扑过去，用催泪弹驱散了约2000名退伍兵，并将这一营地付之一炬。几千人开始缓慢地向四英里外的马里兰州撤去，在那里停有国民卫队的一些卡车，准备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边界。

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的许多人都可亲眼证实，陆军部长赫尔利代表总统早就下令禁止军队越过吊桥冲向安那科斯蒂亚，并且至少派过两名高官向麦克阿瑟传达赫尔利的命令。艾森豪威尔后来写道，但麦克阿瑟将军说“他太忙同时不想让自己和自己的下属被这些从上面下来假传圣旨的人打扰。”这不是麦克阿瑟最后一次无视总统指令——20年后，他在朝鲜战争中因无视总统命令而被杜鲁门总统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之职。（杜鲁门总统曾明确命令不得轰炸朝鲜靠近中国东北边境的军事基地，因为这种行动将使中国更深地介入朝鲜战争。但麦克阿瑟无视杜鲁门总统的命令，从军事的观点坚持轰炸这些基地，并一直在努力说服国会同意采取这一行动。）

在整个事件中，共有两名退伍军人死亡，一些人受伤，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伤。

大约在晚上11点钟，麦克阿瑟召开新闻发布会，为他的行动辩护。他对记者们说：“如果总统今天不采取行动，允许这种情况持续24小时以上，他将会面临一场真正的战斗这种严峻局面。如果他允许这种情况持续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府管理体制将受到严重威胁。”

在随后的几天，报纸和新闻纪录片几乎全是这些退伍兵及其家人四处逃散、燃烧的棚户、催泪弹浓烟、步兵刺刀寒光闪闪、骑兵挥舞马刀这些令人心悸的照片和镜头。在全美国的舞台上和影院里，军队被人嘲笑，麦克阿瑟被人嗤之以鼻。

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罗斯福也反对立即支付这笔补偿金，他认为如果支付，则实际是在大家都在遭受大萧条的灾难时而独独照顾公民中的某一特别阶层。但在读到有关麦克阿瑟清场的报道后，他对一位助手说“这将使我赢得选举”。的确，三个月后罗斯福便以七百万选票当选。乔治·巴顿后来认为“大萧条”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有限，而是军队“这种反对群众而不是乌合之众的行动使民主党赢得选举”。为胡佛总统写传的大卫·伯纳尔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一事件给在任的胡佛总统致命一击。“在绝大多数分析家的头脑中，对于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输赢结果的疑虑此时全然消失。胡佛总统肯定要输。‘退伍补偿金大军’是他的最后失败，他的结束象征。”

作为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罗斯福虽然也不赞同支付“退伍补偿金”，却成功、精明地利用了政敌的这次巨大失误，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1933年3月，即罗斯福总统刚刚上台执政的前几个月，退伍补偿金大军又开始向华盛顿汇集。到了5月，就有大约3000人住进一座“帐篷城”，这是罗斯福总统命令军队在华盛顿郊区一处废弃的要塞专门为他们搭建的。在白宫的安排下，国家新的第一夫人爱莲那·罗斯福冒着风雨、踏着泥泞来到这些退伍军人之间，参加他们的歌咏会。这一招果然见效，一位退伍兵这样说：“胡佛派来军队，罗斯福派来他的妻子。”到1933年6月，约2600名退伍兵接受了罗斯福总统“新政”提供的工作，虽然还有许多其他人认为每天1美元工资太低近于奴隶而拒绝接受。从1934年10月起，罗斯福便在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建立了“退伍军人培训营”，试图解决“退伍补偿金大军”中其余失业者的就业问题，如佛罗里达营区的七百多人就参加当地一条高速公路的修建。1936年，怀特·波特曼重提立即支付退伍补偿金提案，此次提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来自密苏里的参议员哈理·杜鲁门是位坚定的民主党人、罗斯福总统“新政”坚定的支持者，也是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这次却公然反对总统，支持这一提案。1936年6月，开始支付第一笔补偿金，每人大约得到580美元。最终，给300多万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兵支付了近20亿美元。

1942年初，珍珠港事件发生不久，国会开始审议一项保障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军人权益的法案。这条法律后来被称为“军人权利法案”，是美国历史上有关社会保障最重要的立法之一。据此法案，大约780万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退伍后在入学深造和参加职业培训方面可以得到照顾，同时保证他们在买房、买农庄或自己经商创业时得到贷款。后来的事实证明，“军人权利法案”帮助制造了一个教育良好、住房良好的新的美国中产阶级，他们的消费模式为战后美国经济提供了活力。

罗斯福总统最终改变了他长期反对给退伍军人“特权”的立场，于1944年6月22日签署了这一法令。此时，盟军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指挥下解放欧洲，他手下的将军乔治·巴顿正在率部向塞纳河挺进，而麦克阿瑟将军正为光复菲律宾与日军激战。对这三位此时已被传奇化、成为万众景仰的英雄人物来说，十余年前的“退伍补偿金大军”事件已成遥远的过去，这件令他们极其尴尬的事件似已被忘却。他们或许没有想到，历史在铭记他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的同时，并不会忘记他们留下的那道小小的“伤疤”。其实，个人的功过毁誉确在其次，重要的是其能否成为民族、国家的“后事之师”。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7期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换届暨十五华诞庆典在京举行　作者：佚名

5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三层小礼堂高朋满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三届会员大会暨成立十五周年庆典在这里隆重举行。知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会会员、理事、顾问、部分外地团体会员代表及各界人士400多人共聚一堂。大会通过了研究会新的章程，组成新一届理事会和领导机构。大会一致推举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为新一届会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1991年5月。十五年来，在历届会长周谷城、萧克、程思远、费孝通的领导下，本着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的宗旨，高举爱国团结的大旗，开展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多种形式活动，在海内外受到广泛好评。

常务副会长张文彬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实现文化自觉推进现代新文化建设”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和充分肯定了第二届理事会工作取得的进展，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建议。常务副会长曲润海作了关于研究会章程（修改草案）的说明。

当选会长许嘉璐在会上致词，高度赞扬老同志热心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奉献精神，认为研究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联系全球炎黄子孙的纽带和桥梁。

大会后，专家学者和各地团体会员代表分别举行了中华文化传承、创新与当代价值学术研讨会和炎黄文化工作研讨会。

（王志光）

2006年第8期 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　作者：朱　良

今年8月15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外交家王稼祥同志诞辰100周年。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除了在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外，还有几件大事载人了党的史册。

1935年在红军长征途中，王稼祥为促成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支持毛泽东对中央的领导，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借着共产国际的名义，想攫取中央的主要领导权，并推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给党中央造成很大困难。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意见：“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43年7月，王稼祥抱病写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他是我们党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1949年10月5日，王稼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10月19日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1951年起，王稼祥担任了十余年中联部部长。

在长期的外交工作中，王稼祥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他孜孜好学，重视调查研究，勤奋思考问题，高度对党对革命负责，对重大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曾认为中国革命的经验，特别是农村包围城市搞武装斗争的经验，有普遍的国际意义。王稼祥总结了我们在政治上帮助有些国家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在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他大胆地提出：“应当正确地应用马列主义、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对于亚洲各国兄弟党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假如我们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那是非常危险的。”他接着语重心长地说：“我过去是犯过教条主义的路线错误的人，更应警惕，不要再把错误犯到国外去了。”

1962年，王稼祥为了纠正对外政策和策略上左的错误，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因此被扣上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的罪名，并横遭批判。特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稼祥受到几年的持续批判、斗争、折磨。1974年1月含冤逝世。

“反帝反修”、四面出击的外交政策占主导地位

为了理解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政策和策略，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

1957年中苏友好关系达到顶峰，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1956年已开始。1956年1月苏共举行二十大，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把斯大林描绘成独裁者和暴君，并提出了未执政的共产党有可能不通过暴力革命而通过议会多数取得政权的“和平过渡”理论。世界上出现反苏、反共的高潮，不久又爆发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的处境非常困难。我党通过内部会谈和发表两篇正面阐述的文章，分析、批判了上面两个问题，还批评了苏共对波兰、匈牙利的大国主义错误，帮助苏共渡过了困难，并稳定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特别是我党公开支持了1957年6月赫鲁晓夫挫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占多数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要解除赫鲁晓夫的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斗争，赫鲁晓夫对我党非常感激，这才有1957年10月苏联同中国签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以及供应中国导弹样品和技术资料的《协定》。

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联先于美国成功发射了人造卫星。毛主席除了两次讲话外，即席做了内容很广泛的长篇发言。他在会上宣称：“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还说，“赫鲁晓夫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他说，归根到底我们要争取15年和平，那时我们就将无敌于天下，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对外政策都“左”，同年下半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中美关系紧张。1958年起，毛主席进一步批判了右倾“反冒进”，提出了总路线，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9月5日和8日毛主席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中谈到，中国的钢铁产量已经不需要15年赶上英国，两年就基本上可以赶上；5年可以接近美国；再加上两年，搞一亿五千万吨，超过美国，变成天下第一。粮食生产，1958年比1957年翻一番，可能是七千亿到八千亿斤；1959年再翻一番，就可能是一万五千亿斤。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更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关于究竟有多“遥远”?原来提交会议的一个文件写的是“1967年以前”，毛主席改得活了一点，改成“1967年或1972年以前”。

当时王稼祥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苏联曾经试办过农业公社，结果犯了“左”的错误，斯大林不得不进行纠正。王稼祥要我驻苏联使馆广泛收集有关苏联搞农业公社的材料，选编成了《论苏联农业公社》，印发给中央同志和有关部门。王稼祥还向中央领导同志当面谈了我们人民公社办得过早了的意见。

对国内形势的过分乐观必然导致对外政策的调整甚至根本改变。1958年8月23日，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要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的第二天，我国开始了炮轰金门。头一天三万发，以后时断时续。美国以为中国要打台湾，十三艘航空母舰有六艘调来远东。国际形势突然紧张。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国也很紧张，在了解到我国并不准备解放台湾后，赫鲁晓夫写信给美国总统，说“中国一旦遭到侵略时准备随时援助它”，“侵犯中国也是对苏联的侵犯”。

在1958年9月的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中，毛主提出了要对美国采取“绞索政策”，“把美国人吊在我们中国人铁的绞索上面”，并且提出了八个观察国际形势的观点：(1)谁怕谁多一点?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2)不要把美帝他们结成军事团体看得那么严重。他们是侵略性的，但是并不巩固。现在他们是向亚、非、拉那些弱的进攻。(3)可以公开告诉世界人民，紧张局势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美国不利。紧张局势对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政府，我看都有利。我们可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4)美英侵略军赖在中东不走，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黎巴嫩也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一条绞索。绞索的一端，丢到阿拉伯人民手里。(5)戴高乐登台，对内对外也有好处。(6)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禁运，对我们的利益极大，我们自己搞大跃进，搞掉了依赖性。(7)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承认我们是要有利一些。(8)准备反侵略的战争。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我们不怕打，横下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帝国主义一定要打，死了一半人也没有什么可怕，这是极而言之。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紧张对我们有利和对美国的“绞索政策”，实际上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吸引到中国身上。改变了我们要为国家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政策。这是王稼祥所不赞成的。

1958年起，赫鲁晓夫巩固了在苏共党内的地位，开始加快同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他已经不再像前几年那么需要中共的支持。1959年，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已经显露出来，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政策进行影射批评，指责中共要抢先进入共产主义。

1959年12月毛主席谈中苏分歧的几个历史事件，提出“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1959年12月毛主席写了《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卷)，主要总结了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成了系统”的问题，讲到中苏某些不团结仍然是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讲了十件“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以下列举几例：

第三件讲：“1953年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在莫斯科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

第五件讲：“1956年，反斯大林事件，和平过渡论出现，我们有两篇文章。”

第七件是：“1958年，中苏北京八月会谈，共同舰队和70％投资建立电台事件，我们抵制了这个进攻。金门打炮事件，吓坏了我们的朋友。”“70％投资建立电台”是指苏方建议由它出资70％，中苏合建雷达站，建成后共同使用。毛主席批示：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也就是所有权属于中国。上述“北京八月会谈”实际是7月21日、22日毛主席同尤金大使两次谈话和7月31日赫鲁晓夫紧急赶来北京对毛主席作澄清。在这之前的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致信赫鲁晓夫，就苏联在中国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希望苏联提供生产核潜艇等方面的技术帮助。尤金大使答复毛主席称，“赫鲁晓夫希望同中国同志商量一下，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对此，毛主席在同尤金和赫鲁晓夫会谈中给予了痛斥，谴责苏联要控制中国，从他谈话用语的尖刻、激烈，可以看到中苏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已经受到极大损害，中苏关系恶化已是无法避免了。

第八件讲：“1959年西藏事件，中印边界事件，九月两党交换文件，十月北京会谈，抵制了朋友的谬论。”这是指1959年3月西藏达赖叛逃印度，印方给予了支持，8月中印边境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对这次冲突不分是非地表示“遗憾”。在这之前的1959年6月，苏联借美苏正在讨论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同中国签订的《协定》，停止向我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的技术资料。接着在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回国时来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在国庆招待会的讲话中，影射、指责我“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是不正确的。10月2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开始时双方气氛还好，但在金门打炮问题特别是中印关系问题上，双方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抓住中方一位同志的一句话(要争取印度尼赫鲁，“迁就是无效的”)纠缠不放。毛主席打圆场说：不谈了，算了吧!这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表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毛主席说，我们在政治上是互相支持的，在金门问题上，你们支持了我们。但赫鲁晓夫仍纠缠说，不能同意中方有同志指责他是“迁就分子”。王稼祥为缓和紧张气氛，最后讲了一句：这里翻译的可能不确切，没有说你是“迁就分子”。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赫鲁晓夫一回到苏联就在公开讲话中影射指责我党，说如果把战争强加在人民头上，是不能害怕战争的，“但是向往着战争，像一只公鸡一样准备打架，这是不明智的”。

毛主席《讲话提纲》讲到的第九件事是“同年(指1959年)，高饶余孽(指彭德怀、黄克诚)又在朋友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颠覆活动”。毛主席把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中的错误提出意见，看得十分严重，断言是苏联支持的颠覆活动。

1960年开始公开批判现代修正主义，中苏关系到了破裂边缘。1960年1月，毛主席下了决心，公开写文章批判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等问题，他说：它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只要有资产阶级存在，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90周年的时候，我们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长达六万多字的大文章，指名批判南斯拉夫铁托，实际上系统、全面地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批判了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战争可以避免等理论。三篇文章强调了列宁主义没有过时，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对帝国主义是马列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敌人。

这样，中苏大论战就公开化了。

1960年是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一年。主要表现在：继发表三篇反修文章后，(1)6月中旬，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进行了突然袭击和组织围攻，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观点，指责中共是“教条主义”、“民族主义”、“冒险主义”、“要发动战争”等等。还批评中国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东风压倒西风”等观点。(2)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个月内，召回在华的全部1390多名苏联专家。(3)11月在莫斯科举行81国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双方都以分裂的边缘政策对边缘政策。最后双方妥协，达成了谁也不准备完全执行、可以各取所需的《莫斯科声明》。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议指责了阿尔巴尼亚党，我们则支持这个反对苏修的主要盟友。中央认为二十二大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已经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可以概括为“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还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从此走下坡路了。

面临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王稼祥提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意见

这样，从1960年起，中苏关系很快地恶化并走向破裂，为了揭露苏联不反帝，我们高举反美帝的旗帜，对全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都要发表谈话、声明或举行盛大集会表示坚决支持。1961年5月，美国在南越发动“特种战争”，越南已派部队去南越和老挝。我们坚决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国同印度在1959年边境冲突后，两国关系一直很紧张。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内的经济情况十分严峻，从1959年起连续几年粮食不足，人口减少。

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严重形势，中央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心急如焚，本着对党对国家高度负责的精神，经反复思考，形成了对外工作的一些想法，于1962年年初开始，他亲自动手、口授和修改，主持起草了近十个文件，大部分没有上送。由王稼祥和中联部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签送的以《党内通讯》形式的信，上送给了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王稼祥在这些文件中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1)我们对外政策首先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服务，因此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渡过或减轻困难。王稼祥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创导的，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

(2)中苏关系。王稼祥认为要尽可能争取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美国最怕的是苏联，特别是中苏团结。要掌握团结反帝的旗帜，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同赫鲁晓夫的斗争，仍然必须服从于团结反帝的大局；互相不公开批评对方的内部事务，可以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不把修正主义当作反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直接的批判；总起来说，要在一种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范围内进行斗争，集中力量打击赫鲁晓夫的指挥棒。

(3)反对帝国主义问题。王稼祥认为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我们对美帝也应该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中国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朝鲜战争时，战火没有扩大到中国东北，主要是美国怕苏联参战，现在情况不同了。因此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

(4)中国和印度关系。王稼祥指出，为了争取印度人民，便利于印度主张印中友好的进步力量的斗争，我们需要考虑采取新的措施，打开目前的僵局。印度不是我们的民族敌人，我们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帝。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的旗帜。

(5)支持各国人民革命问题。王稼祥认为对别国的革命应该积极支持，但是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认为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同没有取得胜利的共产党不同，它由于有外交关系，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相反地只能说不干涉别国内政。不能以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推动别国革命的主力，否则将导致打到别国去进行革命战争。

王稼祥勇敢地提出对外政策的建议，基本精神是正确的，这样做也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党员义务和权利的。

被错误地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

王稼祥受到批判的导火线是，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争取裁军与和平大会。王稼祥认为，在裁军大会这样的场合，我们讲话的侧重点要把和平问题讲透。我们不仅要团结争取民族解放的力量，也要争取只主张和平、裁军的力量。会后毛泽东批评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做法“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

这次大会后不久，就举行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包括预备会议。毛泽东在1962年9月14日华东组的《简报》上批了：“可看，很好。”《简报》中讲：“××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缓和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所以又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立场不坚定的人吓昏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卷)。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了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说：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就是“三自一包”，国际纲领是“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政党。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王稼祥同志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主张“三和一少”。毛泽东强调：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

后来权力极大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野心家、阴谋家康生又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康生偕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还到中联部去煽动批判“三和一少”，斗争王稼祥。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使得整个对外工作走向了极“左”

批判“三和一少”搞“三斗一多”的结果，首先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加强了。1962年11月起有五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点名指责中国反修的主要朋友阿尔巴尼亚的同时，也指责了中国共产党，我党从1962年起由《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七篇文章，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共两篇，第二篇《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长达10万字)，系统地不点名地批判赫鲁晓夫，还批判了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和美国共产党等。

1963年6月，我党发表了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标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纲领性文件，揭开了反修斗争“大反攻”的序幕。接着以评论苏共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公开信的形式，陆续发表了九篇点名狠批赫鲁晓夫的文章，这就是《九评》。苏共方面发表的论战文章数量很多，但分量不重。《九评》除了断言苏共“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是苏美合作主宰世界，1963年9月发表的第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南斯拉夫搞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自由竞争，加工进口零部件，出口原料，私人企业在发展等，说明资本主义在城乡发展泛滥。1964年7月发表的第九评，总结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苏联学习美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搞利润原则、自由竞争、物质刺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等，造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拒绝派代表参加。中苏两个共产党的来往从此中断。随后我们同原来全世界80个共产党中70个“修正主义”共产党，也中断了关系。

我们越来越强调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1964年起，国内加快了反修、防修，准备战争，“要作美苏分别从南北动手，加上日本、印度、蒋帮，敌人从四面八方来，美苏瓜分中国的最坏设想”。

1966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后，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最高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等等。1969年4月，中共九大修改后的党章，正式写上“打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任务。

当时，还强行对外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1966年10月，中央批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作为驻外使领馆的首要任务，有的驻外人员甚至在所在国“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对许多涉外事件，不问事实真相，无限上纲，动辄抗议，甚至轻率地主张断交，使我国同48个建交或半建交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了外交纷争。最荒谬的是1967年6月至8月，发生了北京的“红卫兵”对四个驻华大使馆、代办处的“三砸一烧”事件：(1)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放火烧了代办处的办公楼，揪斗了英国代办。(2)50万人游行砸了缅甸驻华大使馆。(3)游行队伍砸了印尼大使馆，焚烧了汽车等设备。(4)游行队伍砸了印度大使馆，两个印度外交官被驱逐出境时，沿路又对他们进行批判、殴打。对方也对我方采取了相应报复行动，甚至中断了外交关系(印尼)。

中国同苏联的关系，1969年秋到了战争的边缘。1971年中美开始改善关系，1973年我们开始实行“搞一条线”的政策：“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共同对付苏联。这是后话。

我国对外援助特别是援助越南抗美和非洲国家的费用大量增加，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当时还提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党的对外工作是“支左反修”。我们同意并支持一些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以中国为基地进行公开的反对本国政府的政治活动，1966年至1969年同意并帮助几个共产党在中国设立广播电台，还帮助一些共产党和左派人士来中国学习军事，为他们提供军事、物资和经济援助，甚至派军事骨干去协助他们。

类似上面这种“三斗一多”四面出击的极“左”做法，正是1962年王稼祥担心和反对的。

1979年中央批准为“三和一少”平反，邓小平对中苏大论战的评价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涉及对外工作。1979年3月，中央批准并向全国通报了中联部上送的《建议为“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请示》(《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集)。《请示》为王稼祥平了反，肯定了他1962年提出的意见总的精神是正确的，否定了林彪、康生、“四人帮”在对外工作中煽动极“左”思潮，搞四面出击、“三斗一多”、打倒一切，破坏了我国同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和正常交往。

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同一些国家共产党负责人曾经简单地谈了对中苏大论战的看法。如1981年同原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1983年邓小平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大论战我们发表了九篇文章，从现在的观点看，好多观点是不对的。我们真正的错误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是非，因此有些东西不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原则。1987年邓小平会见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日夫科夫时说：我们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化，包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策也是“左”的。1989年5月，邓小平同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谈，宣布了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在谈到那场中苏大论战时，邓小平说：回过头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多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强调和平与发展，重申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在纪念王稼祥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再来回顾他1955年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的不能把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教条主义地搬到外国的重要思想，特别是1962年为纠正“左”的对外政策，勇敢地提出全面、系统的意见，是多么的正确，多么的重要啊!如果王稼祥当时的意见被接受(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后来的世界格局，就完全是另一种状况了。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判、斗争时，仍然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他感人肺腑地说，面临当时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我想啊想啊，觉得严重，于是乎，我就挺身而出，来向中央勇敢地提意见”，“我觉得如不呈诉自己的意见，那并非共产党员的本质；如不提出意见，中国若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我将后悔终身。”王稼祥这种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无私无畏坚持真理的伟大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8期 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　作者：韩宗平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陆定一就被定为“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成员，因为这顶政治帽子没有实质内容，不足以彻底打倒他们，于是就采取突击审讯、指供诱供、颠倒是非、捕风捉影、捉刀代笔、拼凑罪行的手法，罗列新的骇人听闻的罪名。即以陆案为例，什么“搞夫妻反革命黑店”、“要把副统帅整死”、是“阶级异己分子”、“叛徒”、“内奸”、“里通苏修”，是“大学阀”、“大阴谋家”、“大修正主义分子”、“大反革命分子”等等，必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就连陆的祖代与家人，“都是反动透顶的”。

那么，陆定一的冤案究竟是怎么搞出来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写了骂林彪、叶群的匿名信。1966年4月28日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被逮捕。接着，陆定一也被立案审查。同年5月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借机诬陷陆定一阴谋反党，并说：“匿名信是你指使的”，“我恨不得一枪打死你。”在林彪、“四人帮”、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操纵下，从1966年5月8日起，先后对陆定一实行软禁、隔离、监禁，采取严刑逼供手段，残酷迫害，长达13年之久。

(一)

1966年5月8日至9月30日，陆定一被软禁于自己的住宅。由两名工作人员以照顾生活为名，监视陆的言行，限制其人身自由。

陆定一针对林彪的打击诬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除了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之外，再三郑重说明匿名信与己无关，“硬拉成一回事，我不服，因为不合事实”。并说：“我想到的，是党内斗争的做法问题。我个人死不足恤，希望我们的党能办得更好，为后世法。”这封信被专案组搜去，专案组武断地批道：“还是修正主义的立场，不送。”

1966年7月26日，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专案组说：“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

1966年9月15日，谢富治对专案组说：“林总交的这件事情，要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挂帅，要带着无产阶级对敌人的仇恨去挖陆的老底，坚决贯彻执行，不要受公安机关的清规戒律束缚。”他还支持红卫兵抄家等违法行为。

8月底，中央宣传部和清华大学、北师大、哈军工、北京四中、八中等学校的七八十名红卫兵，多次闯到陆宅，把室内许多重要物品砸得稀烂，当场揪斗陆定一，戴高帽、挂黑牌、罚跪、站椅、用皮鞭抽打，在陆的白衬衫背上用墨水写了“黑帮头子陆定一”，还把陆拉到院子里，把小猫放到他脖子上照相，加以丑化。对这种行为，陆定一采取谅解态度，给毛主席写信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要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能走着跟，爬着也要跟上去”，“争取一个较好的晚节，把我的余生，贡献给革命，跟着主席干一辈子，直到我还有最后一口气的那一天。”

监管人员对陆定一加以种种限制，不许他向毛主席写信，不许子女给他读文件，不给他马恩列斯和鲁迅的书看，只许他检讨自己的“三反罪行”。陆坚决拒绝，严厉地指出：“想把我逼成一个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告诉你们，办不到!”说这些书，“即使是政治犯、战犯也可以有，为什么我是共产党员却不给我”?

1966年9月30日下午3时，有5人到陆定一家里向他宣布：“中央决定对你实行隔离审查。”陆定一问：“我犯了什么罪，这样对待我?”回答：“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很大。”于是，“像绑票一样，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陆抓上汽车，送到公主坟。”在离家之前，陆定一嘱咐子女，要把他的两句话转告毛主席。一句话是：“我以前受王明打击，是毛主席救了我。主席是我的恩人，我至死不反毛主席。”一句话是：“我是个共产党员，生为革命生，死为革命死。犯了错误，我改。跌倒了，再爬起来，不能走着跟，就是爬，也要爬着跟上毛主席。”

(二)

1966年9月30日至1968年5月31日，陆定一先后被隔离于北京公主坟“别墅”和西四七条监所。

陆定一被隔离后，陶铸指示：“对陆定一政治上要严格，生活上要照顾，保证安全，不要垮，不要死；伙食(每月)可以吃到45元，安个沙发，搞个钢丝床。”后来谢富治知道此事，对专案组发火：“你们是什么感情?”陈伯达、关锋也批评专案组“右倾”、“仁慈”。为此，1966年12月16日，陈伯达亲笔给专案组写批条：“1、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2、要(他)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3、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关锋还提出要红卫兵揍他。当晚10时，关锋等人到陆住所宣布：陆定一是反革命分子，当犯人看待，责令写出从去年10月1日以来的政变活动。

在监管问题上，陈伯达也大做文章，肆意虐待陆定一。1967年3月16日，他对专案组说，公主坟“那房子太好了，是德国人盖的，像别墅一样，是解放前北京最好的房子。不能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在里边‘休养’”。3月21日经谢富治批准，立即把陆转移到西四七条监所。

1966年10月19日谢富治对专案组定调说，整陆定一“这个任务重大，直接受林总委托，一定要搞好。”还说，陆定一“搞夫妻反革命黑店”，“陆定一是个阶级异己分子，叛徒，不是一般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直到他新的万贯家财(注：指从陆定一家搜去的个人存款)。对副统帅有刻骨仇恨，要把我们副统帅整死!我们对他们要有阶级愤慨，杀他十个头的罪都够了!”12月23日，经谢富治批发的第4期简报说：“陆定一案件，是当前大案要案之一。陆的一家都是反动透顶的，是世袭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大高利贷者，陆本人是大学阀、大修正主义分子、大阴谋家、大反革命分子。”

对陆案的性质和处理方法，不得有任何怀疑。早来的一些办案人员对此有些不同看法，即遭到严厉打击迫害。严佑民(原公安部副部长)认为：“像陆定一这样的人，不一定写匿名信”，被斥为“右倾”；严又因查阅中央有关档案，犯了“客观主义”错误和“盗窃中央档案”罪，被监禁10年。邱路(原江苏省公安厅副厅长)不同意陆严合谋“八大罪证”的看法，也被投入监狱10年。1967年底至1968年初，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认为公安机关的干部“思想右倾”，“旧框框多”、“不可靠”，便让其大部回原单位。他们还以办案不力是“包庇敌人”、“通敌”、“右倾”，对办案人员进行恫吓，驱使其按照他们“先定性、后调查，先关押、后审查，突击审讯、刑讯逼供”的错误办案路线，把大批革命老干部当成阶级敌人进行迫害，制造冤假错案。

专案组审讯陆定一的方案认为：“陆历史上叛变、充当内奸的重大嫌疑和陆严合谋搞反革命匿名信是陆案的要害。”他们千方百计地在这两个问题上下功夫，以求突破。先后进行了三轮规模较大、时间较长、刑讯逼供严重的审讯。第一轮是1967年6月至8月两个半月中，审讯92次；第二轮是同年12月，半个月审讯11次，其间三天三夜严刑逼供时未作记录；第三轮是1968年1月中旬，审讯6次。半年多时间，突击审讯109次。

陈伯达、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1967年5月17日谢富治说：“陆定一这个死案子没有进展……要集体审讯，一审几个钟头，非攻破不可。”7月份，陈伯达批评：“陆定一专案组，前线无消息，战场无战事，工作无进展。”他要求专案组“要连续突击，要厉害，不能心慈手软，不能搞‘和平谈判’。”12月5日谢富治说：“审讯要有狠心，下得手”，要“日以继夜地搞”，搞不下这个案子，“就要考虑是否有包庇敌人的问题。”康生也批评专案组“右倾”，“进展慢，力量散，方法乱”。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12月22日亲自批准对陆定一戴铐审讯。

在调查取证和审讯时，谢富治强调：“专案工作不能有闻必录，有闻必录就是客观主义，客观主义就是包庇敌人。”他以反“客观主义”为名，只准接受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材料，不准接受没问题的材料，否则就是为敌人翻案。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对陆定一的问题先定调子、划框子，作为不可改变的结论，要专案组去找材料加以证实。为了取证，专案组按照林、陈、康、谢的旨意，于1967年11月，到上海多次提审原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理组织部长黄旭初，要他交代陆定一被中统特务吴开先“密捕”搞成“内奸”的经过。他们采取威逼和疲劳战术，诱供、指供、逼供，以获取所需材料。有一次连续审讯半个多月，有时一天审讯10个小时。黄旭初由于身体吃不消，加之惧怕“抗拒从严”而升为死刑，就绞尽脑汁，编造了“一品香饭店事件”的假材料，以及陆在南京、重庆活动的假情况，才使他们满意。然后由提审人员拟好“供词”，叫黄照抄，要求：“字迹工整，行要整齐，不能改一个字，也不能漏一个字，也不许有一滴墨水。”

与此同时，专案组负责人组织10多人日夜三班，突击审讯陆定一，有时连续二三十小时不让休息。在审讯前，有的办案人员提出：“从公安工作讲，戴铐审讯叫刑讯，不能那么搞。”专案组负责人则大放厥词：“那是公安工作的旧框框。必须分清革命措施和刑讯逼供的界限。”于是在审讯过程中，他们采取极其残酷野蛮的手段进行逼供：戴铐，罚站，罚跪，按头，掐脖子，揪头发，拧耳朵，勒腰带，大弯腰，整姿势，无所不用；有时认为陆的态度不老实，“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陆定一年老体弱，经不起连续突击的车轮战、疲劳战和各种酷刑的摧残，精神恍惚，不能理智地回答问题。审讯人员不断诱导，要陆的招供与黄旭初的供词对上口径。在刑讯逼供下，陆定一于1967年12月18日写了《关于我的自首叛变充当内奸的罪行的初步交代》，但随后就推翻了。陆定一坚贞不屈。审讯人员说：“上边早已给你做了结论，你不承认行吗?”陆摇晃着手铐，一语双关地说：“是呀，我铁案如山(指手铐)，不交代行吗?”

用如此残暴的手段获取的假供，专案组当作宝贝向上报功：“在中央首长的亲切接见及重要指示的鼓舞下，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我们集中力量，从12月12日下午7时开始，对反革命分子陆定一进行了突击审讯，经过三个昼夜的紧张战斗，迫使陆犯缴械投降，供认了1930年11月叛变充当内奸的滔天罪行。”谢富治一违惯例，未经他的同伙陈伯达过目，抢先将“供词”直接呈送毛主席，进行欺骗。中央专案一办还印发了这个专案组总结的所谓“突破陆定一内奸”问题的典型经验，胡诌他们用天天唱、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武装了头脑；运用了什么战略战术和斗争策略，取得了胜利。陆定一对他们的这一套把戏，给以无情的戳穿。1971年1月20日陆定一给审讯组写信，指出：“当时你们搞刑讯，我为了不致受伤残废，写了假材料，所以，这个假材料实际上是你们‘打出来的’。”他在信里还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胸怀：

壮志饥餐帝修反，铁窗奈何锢英豪?

穷治极究纵严酷，真金不怕烈火烧。

文化革命风光好，如此风光世间少。

有反必肃错必纠，莫把风光玷污了。

陈伯达和关锋为了把陆定一搞成“反革命”，无中生有地提出审查陆的“政变”问题，而且要陆把“政变活动”一天一天地写出来。陆定一强烈抗议他们捏造的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指出：“我不是反革命，我从来不反毛主席。”“你们是逼供信，你们关了我，也关不出一个反革命来。反正我没有参加反革命活动，你们不要希望我承认这一点，不要希望我承认反党、反毛主席。”

面对林彪一伙的疯狂迫害，陆定一不得不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反对派名单”，1966年12月9日至12日，绝食4天；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政变行动”，1966年12月17、18日，绝食2天；为抗议他们追查所谓与彭真“反革命密谋”，从1967年1月3日晚上至8日中午，绝食5天。前两次绝食后，陈伯达在电话上叫嚣：“他向无产阶级进行绝食斗争，是反革命行为，是他一种斗争策略，是对我们的威胁，切不可上当受骗。要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乞求他进食。”第三次绝食，就是专案组负责人在陈伯达唆使下挑起的。他带领5个人去审讯陆定一，先罚他立正站好，陆拒绝立正，就踢他的脚，恶狠狠地说：“你不交代，我就枪毙你!你有骨气就再绝食，我批准你。不交代就站着!”结果，陆从下午2时30分站到夜10时50分，并从当晚开始绝食，一直到8日中午。

在绝食期间，白天把陆定一拉到中央宣传部、工人体育场进行批斗，“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两边无人挟着就不能行走”。回到监所后，不许休息，不许躺下，接着审讯逼供，折磨得难以支持。他抗议林彪一伙搞逼供信，提出“要到大会上去控诉”。陆定一意识到可能被整死，早在1966年12月10日就写了《预立遗嘱》：“我犯了很多错误，对不起毛主席、党、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我不是反革命。严慰冰反革命匿名信案，我既非主谋，也非同谋。我坚决相信，我的冤枉总会昭雪，因为我们有毛主席，有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三)

陈伯达、谢富治为了加紧迫害陆定一，授意专案组写报告，以“罪大恶极”罪名，要求把陆定一逮捕收监。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5月31日上午10时正式将陆逮捕入狱，“囚犯”编号是：68164。

1968年9月13日，专案组给陈伯达写报告，“拟按：叛徒内奸、反革命匿名信、里通苏修、结党营私、三反言行、反动家庭等六个问题”定罪。陈伯达给专案组写信，说：“在上海一品香，吴开先给陆定一1000元，陆定一从此做了叛徒，成为内奸，这件事必须写上。”同年9月16日，康生在一个文件上批道：“陆定一投敌叛变，有大量的确实可靠的铁证。”江青要求专案组写定性材料时，“要画龙点睛，刀笔吏，几句话把问题说清”。张春桥就用“刀笔吏”的手法，把审查报告中“有了投敌叛变的思想基础”一句，改为“早在1928年就已经下决心投敌叛变了”。专案组在1972年9月一个材料中，把陆定一定为“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里通外国分子，建议开除党籍，判处长期徒刑”。

为了制造社会舆论，把陆定一搞臭，江青指使专案组写了《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胜利前进》和《将批判唯心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两篇文章，经姚文元批准，以“钟慎”笔名，登在1971年第八、第十一期《红旗》杂志上。陆定一对文章中的歪曲、捏造，一一作了批注，予以驳斥。

“九大”之后，林彪、“四人帮”已经篡夺了一部分权力，他们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在审讯的时候，陆定一义正词严地指出，“你们看看，有多少省委书记，有多少部长，被说成是刘少奇的代理人”，“你们不要用肃反扩大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搞脏了”。面对审讯人员的挑衅，陆定一对他们说：“好!现在我们把话说明白，再过若干年看看，到底谁正确?!”对此，审讯人员以“疯狂至极”、反扑为借口给陆戴铐坐牢制裁。

在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1973年1月，专案组笔杆一摇，妄下雌黄，把严慰冰骂林彪、叶群的匿名信，改成：“在陆定一的主使下，用特务手段书写匿名信50多封，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到1975年3月，专案组还称陆定一是主使，伙同严慰冰书写匿名信的“现行反革命”。

听了“十大”新闻公报后，陆定一在奉命写的“感想”中，揭露了林彪借“匿名信”对自己的造谣陷害，是在“共产党内绝无仅有的”“阴谋诡计”；专案组在林彪挑动下搞刑讯逼供，是“比砒霜还毒”的阴谋，要求给以彻底平反，并追究“定计”“策划人”。

中央专案一办1975年10月9日向中央报送了《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审查报告》，认定陆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有“内奸嫌疑”，建议清除出党。中央1975年12月11日根据这一报告作出《关于陆定一问题的决议》，并以中发[1975]25号文件发至全党。24日，专案组负责人向陆宣布中央决议，陆当即申明自己“既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也不是反党分子，更没有内奸嫌疑”，“结论上写的都不是事实”，表示不服，要求给一份文件或抄件看，逐条进行答辩。并说：“给出路，给公民权，给二百元生活费，我不要，我要党籍!”要求中央改变决议，“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我不出这个狱!”直到1977年4月，专案组惧怕陆定一看他们捏造的“审查报告”，竟说：“这个文件，全国无论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准看。”可见他们何等心虚!

对陆定一的申诉和要求释放的呼声，他们一概看作是“翻案”活动，加以打击压制。那位有影响的人物1976年指使中央专案一办搜集“案犯”翻案活动情况。一办在调查报告中说，陆定一“一直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胡说他‘犯的是无名罪，坐的是无底牢’”。

1977年4月14日，陆定一对专案组负责人说：“叛徒、内奸、反革命修正主义政变集团，你们都不讲了。你们费了心思，搞了9年，还算内奸嫌疑。把我开除党籍，我是不能同意的。”专案组负责人回避问题的实质，却以政治局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批准为名，硬说“现在这个天是无产阶级的天”，“你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你什么时候也翻不了”，“不写检查不能出狱”。

从1976年2月至1978年11月，陆定一多次口头提出要求出狱，要求写申诉书，并又亲自给中央领导写了申诉信，都被扣压。

那位有影响的人物1976年2月对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说：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据此，在此后的两年多里，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对陆定一多次要求出狱和申诉的问题，一律是“现在暂不理”，“先不急，批批态度”，“以后还闹，去批他一下”，“不要理他”，“先不理他”。

陆定一之子陆德1977年为他父亲写了申诉，邓小平批交汪东兴核实上报。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则说：“陆定一的案子有大量证据，是可靠的，推翻不了。”以此抗拒小平批示。

陆定一在复兴医院看了1978年7月23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抓紧》之后，提出四条强烈要求：(一)要求释放；(二)要求找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三)要求给纸、笔写申诉材料；(四)要求见见孩子。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专案一办负责人才表示：“可以去医院同他谈一谈，要求写申辩，可以让他写。”可是陆定一8月13日向中央领导写的长篇申诉信，却被扣下。陆在这封信里，愤怒地揭露了林彪一伙对他的种种诬陷迫害的罪行，同时也揭发了专案组“抱信得过的态度，就要吃亏误事。这个组里的人，特别其领导人，是林彪、陈伯达挑选和组织起来的。他们是在‘砸烂公检法’，把毛主席肃反路线认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加以仇视，提倡刑讯逼供、违法乱纪、弄虚作假、阴谋陷害、作威作福等这条路线下成长起来的。林彪、陈伯达垮台后，他们改归中央政治局，但既未改组领导，也未检查工作，重新教育。他们之中有些人，特别是领导人，实际上是躲在死角里的林彪余孽啊!”

多年来，他们借口陆定一说过在问题解决前不出狱的话，拒不执行毛主席对陆“放了算了”的指示。1978年10月18日，那位有影响的人物还对专案人员说：“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

(四)

1978年11月25日，公安部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释放陆定一。经中共中央批准，于12月2日释放。中共中央组织部认真复查了陆定一的问题，1979年5月19日向中央提出审查报告，查明“此案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遗留的一起在逼供信下造成的重大错案”。6月8日经中共中央同意，以中发[1979]44号文件批转全党。陆定一历时13年的沉冤，至此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6年第8期 《土地改革法》的夭折　作者：何之光

1950年7月，湖南邵阳地区土地改革开始试点，当时我在该地区负责青年团工作，地委派我参加邵阳县委，在县委统一领导下搞土改。从一个乡的试点到全县基本完成，除“复查”外，我参加了土改全过程。

经过近五个月(其中约一个月搞征粮)夜以继日的工作，到同年12月，完成了包括三个试点乡在内的四个区的土改，并已按计划向其余13个区的60个重点乡铺开了。

此时，党中央突然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文件我未看到，主要精神是说前段工作没有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把地主阶级斗倒斗垮，并说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来的。立刻引起干部们的巨大震惊。于是层层作检讨，把四个区的土改说得一无是处，被认为是“煮了夹生饭”，“走了弯路”，“必须从头来”。由于高层强调说，这是“指导思想上方针路线的错误，由领导承担责任”，干部们的思想情绪才转过弯来。

胡乔木在序言中大加赞扬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4页，关于土改有这样一句话：“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这一句话掩盖了一段血淋淋的历史。

前段土改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以下简称《土改法》)和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刘少奇报告》)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以下简称《政务院决定》)三个主要文件以及各级领导的具体部署实施的。

当时，全国除台湾西藏外都已解放，各级新政权均已建立，党的威信空前高涨，受到广大人民热烈拥护，全国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情志高昂的大好局面。农村中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征粮等一系列斗争，“杀、关、管”了一大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反革命分子等。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尽管成分不纯，也已普遍建立，11月开始的大规模镇反也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应该说，地主阶级已遭受沉重打击，狼狈不堪了。

前段土改就是在这个形势下完成的。其基本做法如下：

土改工作队进村后即展开政治攻势，首先在全村群众大会上说明来意，宣传土改，稳定民心。然后分别召集农会会员、民兵、妇女、青年和暂不冠名的贫雇农、中农及富农、地主先后开会，有针对性地宣讲土改政策、约法几章。有的村还将《土改法》写成了大字报张贴。与此同时，工作队员个个深入农户，访贫问苦，与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纪律)。经过扎根、诉苦、串连、诉苦会等，将贫苦农民发动起来，选出觉悟较高、办事公道、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改造原农会，然后在农会和工作队领导下，有计划地对有劣迹有民愤或隐瞒土地、转移粮食等的不法地主，展开面对面的诉苦说理斗争，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确有必要时，由人民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斗争会上会下都禁止打人。在斗争间隙，继续深入发动，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农和妇女人农会。对一般守法地主，只要交出应交的地契房契等，承认过去剥削农民的罪错，便不开他们的斗争会，以利于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和土改工作的进展。

由于贯彻执行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的政策，地主分子陷入农民的汪洋大海，极其孤立和惶恐。在这种有声有势、合理合法的斗争形势下，即使是顽固地主也不能不看到，只有下决心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才是唯一出路。

所以，四个区的土改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顽固抵抗和破坏，没有发生大乱子，进展顺利，做到了《刘少奇报告》所要求的“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广大农民特别是分得土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贫苦农民是满意的。

这样的土地改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依法土改”。并不是不发动群众，而是发动群众按《土改法》的规范进行理性明智的土改。“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是当时的主要口号，从而也可看到，土地是回农民老家，而不是哪一个“恩赐”的。(可是后来却大肆宣传“饮水思源”，说成是党和毛主席的恩赐，农民要感恩戴德云云，个人崇拜便在农村迅速泛滥起来。)

这样的土地改革，对于当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也是符合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可以说，这是党领导土地革命多年以来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当然，四个区各乡各村的工作参差不齐，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错误。但总体来看，成绩是主要的，是不应该否定的。

下面是“反对和平土改”指示贯彻执行的情况：

首先，地委和县委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决定对全县工作重新作了如下部署：增加一个“反地主阶级当权派”或又叫“反霸”阶段。而且“乡有乡的当权派，村有村的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给予无情打击。这叫“从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由于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在以前一系列斗争中基本消灭，这是矮子中间挑长子，无疑是扩大了打击面。增加一项清算和分配地主果实的工作。不论浮财底财都要清算出来，作为“胜利果实”分配给农民。这叫“从经济上消灭地主阶级”。这样一来，打击面更大，无论大、中、小地主，开明地主，守法地主，都“一锅煮”了。发动群众派人将逃亡在外的地主都抓回来。各村农会都组织一个斗争委员会或叫贫雇农主席团，以加强和领导斗争。因人际关系而斗不起来的村，可调动外村外乡的积极分子去帮助。这些人几乎都是打手。为了加强干部力量，将原定60个重点乡减少为46个。为完成新增任务，将原计划定于1952年4月前结束土改(以便及时转人生产)，延期至年底结束。这一延长耽误了一年的生产。同时，为了防止地主破坏，县委下令13个区尚未开始土改的面上乡，限在几天之内把地主统统抓起来。对于前四个区的问题，待土改复查时解决。

这表明，《土改法》和《刘少奇报告》已从上至下被抛弃，“左”倾机会主义思潮又在沉渣泛起。

“反对和平土改”贯彻到村后，各村农会很快就把地主关押。干部、土改队员和农民中的极端分子很活跃。尤其是那些游民无产者包括流氓、地痞、兵痞等，出过远门，比一般农民见识广，善于出歪点子，有的早就想在土改中捞一把，如今机会来了，他们成了斗争急先锋，穷凶极恶，特别是追浮财挖底财，更不择手段。

斗争会上打人成风，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为了多搞钱财，尽可能抬高阶级成分，不是地主也要划地主。强迫地主供出埋藏金银财宝地点，否则非刑拷打，昼夜逼供，什么称半边猪、吊磨盘、踩杠子、割耳朵等都用上了。普遍抄家之外，还有的掘地三尺，有的扫地出门。打死人和被逼投水、上吊的，时有所闻。有的老公死了，老婆随后自杀，留下孤儿只好交给其亲戚或愿意收养者。1951年9月全省第三次党代会，邵阳县委书记钟石在地区代表团讨论时讲到：有一个村用铁钉钉死两个地主，还钉死了一个农民；有的叫地主女人当场脱了裤子斗争，不脱就打，打了还要脱；还有的强迫地主自己挖土坑，然后把他活埋了。隆回县委书记方明说：隆回问题也很多很严重，把中农划富农，富农划地主；关押吊打，非法斗争，不少富裕中农和富农都挨斗；还出现了所谓“贫农恶霸”，“中农恶霸”。其他县情况基本相似，不把人当人，死人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的混乱、残暴和野蛮，简直与流寇相差无几。“和平土改”变成了暴力土改。

农会派人去抓逃亡地主，一时农民纷纷到各城市集镇去抓人，几乎造成城市工作一个乱源。当时有些地主还有起义人员住在城市或兼营工商业，从此以后，集镇的店铺全部关门倒闭，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当时只要能搞到钱财，哪管什么破坏工商业和统战政策。

在一片红色恐怖气氛笼罩下，一般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妇女很是害怕，不敢参加斗争，有的连开会都不敢来了。

有的地主收藏有古瓷器皿字画古籍等，其中不乏上品，都被抄出糟蹋，或当引火材料和卷喇叭筒烟纸烧掉，毁了多少文物，无法计算。

乱抓乱打乱杀之风还影响到当时的镇反，并出了大乱子：邵阳县七区由于非刑拷打，“逼、供、信”，发生了抓捕中、小学教师百多人，打死多人，震惊全省的大错案。

上述这些暴行，哪有一点像20世纪后半叶一个文明国家执政党所领导的作为?它们所造成的混乱、恐怖、草菅人命的无政府状态，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及其执政党和政府来说，无异于一场人为的灾难!而这场灾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暴行也证明，人们在被煽动起来的冷酷残忍的“阶级斗争”中，可以异化为禽兽，人性、人道、良知、道德荡然无存。文革中发生在湖南道县、北京大兴县等地对地富反坏右逐家逐户地疯狂大屠杀，也是实例。

当年被抛弃的《土改法》，现在可能无人记得，无人知晓了。为了使人们了解其基本精神，特抄举主要几条如下：

《土改法》第二条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

这里的“其他财产”，就是指浮财和底财。《刘少奇报告》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没收和分配地主这些财产，就要引起地主对这些财产的隐藏分散和农民对于这些财产的追索。这就容易引起混乱现象，并引起很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和破坏。这样就不如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73页)

当年我曾听到汇报说，确实有个别地主拿着《土改法》来找干部争辩讲理，说这是毛主席正式公布施行的国家法律呀!但立即遭到拒绝，并被扣上“以《土改法》顽抗土改”的罪名。令人啼笑皆非，心情沉重!但谁也不敢依法纠正。

《土改法》第三十一条划定阶级成分时。应依据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按自报公议方法，由乡村农民代表大会、农民代表会，在乡村人民政府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评定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本人未参加农民协会者”就是指地主、富农及其他人。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国民嘛，划定阶级成分这样一件关系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大事，当事人理应亲自参加，并经一定的法律程序决定。但是，即使在四个区土改中，也只有贫雇农和中农是采取“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方法，地主富农参加评定和申辩、申诉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是毫无道理的。如果人家讲的有理有据，不是可以避免错划成分吗?

《土改法》第三十三条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实行，在土地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的方法，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这里规定，即使是恶霸分子和罪犯都要由县人民法庭依法审判和处分。《刘少奇报告》说：“对于一般地主只是废除他们这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要消灭他们的肉体。……地主在经过长时期的劳动改造之后，是可以成为新人的。”(见《刘少奇选集》下卷34页)这在前段土改中基本上做到了，并且公开宣传了地主改变成分的条件。

但是，毛泽东于1951年2月18日起草的党内通报关于土改的第七点说：“劝告农民以不采非刑拷打为有利。”(见《毛选》五卷35页)一个“严禁”，一个“劝告”，两者相距多远!而且此时正是乱捕乱打乱杀的高潮，能“劝告”得了吗?又有谁敢于去“劝告”而不怕落个“包庇地主”或“立场不稳”的罪名?

关于地主成分的改变，同样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务院决定》丙部分11条规定：

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经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得按照其所从事之劳动或经营的性质，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成分或其他成分。……不合于上述条件，则不得改变。

这里规范了地主的改造，使其有人生的奔头，对国家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对其家属与子孙后代，都是有好处的；《刘少奇报告》第三部分专讲“保存富农经济”，但后来都不予实行，反而把富农与地主同样看待，把“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固定为永久敌人，永不改变成分。1957年反右后加上右派，成为“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右派摘了帽子还是“摘帽右派”，作为不断强调的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也低人一等，备受歧视。而后又整出“右倾分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层出不穷，都被打人另册，实行专政。他们的人格和尊严都被剥夺，便都不是人了!是什么呢?“牛鬼蛇神”!而且特别讲究“出身”，他们的亲属和后代升学就业等处处都受限制，以致血统遗传，祸延子孙。

《土改法》第三十四条为保障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土改法》是由党政“二把手”刘少奇主持起草，经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后经执行全国人大职权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查讨论和修改，然后交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再由毛泽东于1950年6月30日下令颁布施行。这是经过许多人深思熟虑后制定的，是严肃的、郑重其事的。

但是，“反对和平土改”部署了相反的一套，下面做检讨都来不及，谁敢自由批评及弹劾呢?农民及其代表能批评谁?弹劾谁?应受法律制裁的又是谁?

一部庄严的具有进步意义，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国家法律，连同其民主法治思想和将阶级斗争纳入法治轨道的尝试，在摇篮里就被扼杀了。这是领导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随意毁法的严重事件，也是获取“无法无天”权力的一个突破。“和尚打伞”的角色在1950年就登上舞台了。

当年参加土改的大体上是三类人，有一定文化的年轻新干部包括地下党员；农民积极分子包括农村贫苦知识分子；区委委员以上的南下干部。他们接受了暴力土改的阶级斗争“教育”与“锻炼”，其中参加过1946—1947年北方土改的南下干部更是第二次了。尽管接受程度不同，但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和作风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那些出身、成分好，“根子正”，文化低却适合干部政策的人，刻意受到提拔，逐步成为基层、中层乃至高级领导干部，暴力土改为极左路线训练了一支庞大的“左”倾干部队伍。在后来的“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等运动中，他们总是有办法包括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来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极左路线畅行无阻。

土改的基本目的是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暴力土改的结果适得其反，抑制和破坏了农村生产力。耽误了生产季节，死了那么多人(其中不乏有用的人才)，糟蹋了那么多东西，是其一。其二，由于它的野蛮残暴，在普通农民心中埋下深深的恐惧，土改后他们嘴里不说，心里嘀咕：“富了没有好下场!”有些报刊当时曾开展农民积极分子“消极退坡”思想的讨论，湖南的李四喜思想和北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便是当时讨论的典型。

暴力斗争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不得人心。

1953年全国土改刚完成，同年冬开始，便相继实行粮棉油猪等农副产品由政府统购统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从此发端，不几年就固定为中国社会独特的城乡二元化结构，至今仍在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到1956年，农民手里的土地所有权被他们极不情愿的“合作化”彻底化掉了。接着而来的是“大跃进”和“公社化”，无一不是破坏农村生产力的倒退性灾难，而且愈到后来破坏愈大，灾难愈重。

回首往事，可以清晰地看到，1950年反对和平土改，自毁国家法律，是在反民主法治、反人道、反科学的极左道路上，跨出了严重的一步。这是把新中国历史车轮推向倒退的第一步!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两个路翎　作者：桂向明

记得是1987年的夏天，我去北京看望绿原夫妇，却没有请他们引见渴慕已久的小说家路翎，和这位稀世天才失之交臂。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路翎从朝鲜前线回来，写出多篇受到读者喜爱的小说和散文，掀起一阵“路翎热”，接着是来自指导家的粗暴批评。我当时在驻武汉部队的一个机关供职，匆匆草成为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辩护的文章，题目就叫《一部保卫和平反对战争的有力作品》，先请诗人曾卓审读，他一口气看完，说基本同意我的观点，要我将稿子寄给在北京的绿原，让路翎也看看。不久，反胡风运动开始，这篇没有刊出的文稿成为我的“罪证材料”，塞进本人分量已经不轻的档案。后来知道，周恩来曾指示胡乔木，应该把路翎这样有才能的青年作家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但路翎遭到不公正对待，先后两次入狱，在高墙内苦苦熬过20个春秋。

路翎出狱，当了四年半扫地工，他又一次拿起笔来，张业松先生说“路翎是在一种几乎将自己彻底与外界(包括家人和难友)隔绝开来的状况下从事其与时间赛跑、与自我搏战的创作活动的，也许只有这样，他才能够保证在写作过程中将其自我向自己的内宇宙彻底敞开，重温往昔追风逐电、狂飙激荡的激情体验，逼迫自己保持高昂的写作热情”(见《路翎晚年作品集·编集说明》)。让人揪心的是，路翎晚年作品总量不下于550万字，光长篇小说就有《江南春雨》、《野鸭洼》、《吴俊英》、《陈勤英夫人》、《乡归》、《早年的欢乐》与《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竟无一部问世，主要原因是达不到发表水平。于是有了这种说法，新诗是路翎晚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话隐藏着某种悲哀，路翎因小说扬名于世，有人以托尔斯泰期望他的将来。

路翎的遭遇已经成为世纪之问。

想当年，他凭一支生花妙笔不时引起文坛的惊异和赞叹——

邵荃麟：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充满着一种那么强烈的生命力!一种人类灵魂里的呼声。这种呼声似乎是深沉而微弱的，然而却叫出了多个世纪以来在旧传统磨难下的中国人的痛苦、苦闷与原始的反抗，而且也暗示了新的觉醒的最初过程。

胡风：时间将会证明，《财主底儿女们》的出版，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到21世纪初，《财主底儿女们》已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引者注)

聂绀弩：出了路翎这样的天才，我再写小说还有饭吃么?

杜高：不停歇地写作，当剧院刚刚否弃了他的一个剧本，他又交出了第二个。当人们正忙着打印、传阅、提意见、组织讨论时，他已埋头在第三个剧本的写作中了。

巴人：小说《初雪》是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那应该说，就是诗。

李辉：他挥笔疾书。4万多字的文章短短几天里一挥而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他要质问，他要发言。

曾卓：他的手曾经握笔写出了几百万字震撼人心的作品，现在他却以手在清扫着小巷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章高手终于“江郎才尽”，即使进人最佳创作状态(路翎告诉朱珩青：“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不给人看；等写好了看，你会大吃一惊的。”)，他也拿不出一部惊世之作。

1982年，路翎应《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杨义之约，写了关于自己的简传资料，第一段有这样的文字：“我于1923年1月23日生。南京人。父亲姓赵，经商，死得早，我过继给母亲徐丽芬。继父张济东。公务员小资产阶级生活，经常我继父任职务会计员等。”我揉揉眼睛，怀疑自己看错了，之后又发现诸如“解除部分问题”、“她在地方街道工厂当女工工作”等语句，杨义客气地说“有些文字不甚顺畅”，其实是病句，走笔至此，我不禁悲从中来，是谁把一个进入世界视野的天才作家降低到小学生水平?又是谁夺去路翎手中的笔，给他一把清扫街道的大扫帚?

冀访在《哀路翎》一文中写道：“在人生悲剧中，你的遭遇比你的任何一位朋友都要凄惨。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朱珩青语)，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二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个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消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一个优秀作家被长期打成“反革命”，而且改造得如此彻底，先前的路翎“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现在却不会写作。李辉先生对此作了精当的分析：“我不能不承认这一残酷现实：那个当年才华横溢创作《财主底儿女们》的路翎已经不复存在。很明显，他的思维、心理状况，已不允许他架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这一形式。同时，他的语言方式，也难以摆脱年复一年经历过的检讨、交代的阴影，大而无当或者人云亦云的词汇，蚕食着他的思维，蚕食着他的想象力。”(引自《序：灵魂在飞翔》)扫地工是辛苦的，路翎笨手笨脚却精如绣花，每天凌晨3时出去，总要到近晌午11时，方才一身泥土、一脸疲惫，蹒跚而回。在许多朋友的记忆里，路翎是一个美男子，胡风则说他是通体放光的作家，但到1979年，作家兼画家周翼南见到的扫地工路翎，让他想起小说《红岩》中装疯的华子良。在路翎身上发生的巨大变化，大概只有“异化”这个词能够解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相当生动和准确地反映了路翎复出后的精神风貌，那是1986年11月，在一次小组会上，路翎一直正襟危坐，非常严肃，他抓住一个空当，抢先发言，说的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套话，说完就像学生交上考卷一样，立刻显得轻松了，自在地伸直双腿，不断交替用一只鞋尖磨擦另一只鞋后跟。而在二十二年前，也是11月，胡风和路翎参加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二人一唱一和，真可以说语惊四座，用胡风的话说：“会后反映好，打动了人；一般都隐隐承认了宗派主义是事实。”两个路翎是何等不同啊!

和聂绀弩不同，路翎没有聂公超世不凡的态度，也不像他那样放纵任性，随遇而安，一句话，路翎过于执着，是一个没有半点弹性和弯度的人，他的悲剧是时代的，也是个人的。也许可以从小说《拌粪》里的一个人物揣测作者路翎的心路历程：“太阳很毒、很亮，李顺光的心里很苦、很辣，从上高中的时候起，他就立志要奋斗、要入党，可他奋斗的结局是什么呢?反革命!他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既然“万万没想到，也万万想不通”，我们心爱的作家只能发出难友们听习惯了的那种“一直不停地、频率不变的长嚎”，这长嚎我们并不陌生，请读鲁迅夫子《孤独》中的一节描写：“……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令人不解的是路翎回到亲人身边，每天都要无缘无故地嚎叫几次，有时他意识到就要嚎叫了，便急急忙忙跑到户外，嚎叫过了再回来。

“千古文章未尽才”，朱珩青撰写的路翎传就以《路翎——未完成的天才》为书名，北大教授钱理群甚至呼吁：“如果我们有勇气的话，应该把路翎的著作(包括晚年所写那些难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全部出版，留给后人一个完整的遗产。”胡风却别具只眼，他把路翎推向曹雪芹和鲁迅的高度：就说算到1955年，路翎也是世界文学上的人物。时至今日，路氏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洼地上的“战役”》、剧作《云雀》等，已被公认为属于新文学史上的经典名作之列。

路翎不朽!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8期 岂有文章倾社稷　从来佞幸覆乾坤　作者：关　山

2006年的夏天，在广州市东山湖畔一间挂满书法作品的寓所客厅里，满头银发的吴老向笔者打开了话匣子。

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关山(以下简称“关”)：吴老，大家都知道您是上一世纪50年代广东省委的宣传部长，打倒“四人帮”后，“重出江湖”担任省委书记，知道您有许多动人的经历，但具体情况不太清楚，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吴南生(以下简称“吴”)：可以。只怕一说就很啰嗦。我1922年8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当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长，以后当过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当过几年县委书记；1944年经重庆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二部学习，部主任是张鼎丞。中央党校校长是毛泽东，副校长是彭真。后来，有人跟我们开玩笑说：呀，你们是“天子门生”啊!“天子门生”谈不上，但在改革开放后，彭真同志来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和他共进晚餐，我和罗天同志恭恭敬敬地向他敬酒，说：彭真同志，我们都是您的学生!

我是从心底敬佩彭真同志的。他在1966年4月16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敢于对毛泽东同志讲真话，5月4日与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名列第一，直到1979年2月17日才被宣布彻底平反，被囚禁整整13年，置生死于度外。敢说真话的人，是最值得尊敬的!

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您是怎样去延安的，有关延安这段往事，能给我们讲一点吗?

吴：我是1944年由南方局安排经重庆到延安的。到重庆后，我们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里，平时门都不敢出，因为办事处坐落在红岩的半山腰上，左右两边通往市区的道路都被国民党特务把守着。住在红岩里的人是都要报户口的，工作人员是常住户口，我们就要报临时户口，没户口一查出来就会被抓起来。于是都报。我被说成是八路军一个师参谋长的儿子，爸爸姓陈，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当时报临时户口的人都被说成是谁的儿子、谁的女儿。

那时，党中央常常派代表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趁着谈判形势相对缓和的时机，办事处会安排一批大卡车护送干部和医药、无线电器材等到延安。我们就是趁林伯渠、王若飞到重庆谈判时进延安的。在去延安的路上，国民党特务多次来点名核对身份。其实他们也知道这都是假的。当时给我们训话的国民党军官就大声训斥调刺说：“你们都是孝子贤孙。万里寻亲，哎呀呀，真是孝顺呀!快去找你们的爸爸去吧!”

他算说对了，我们的确都是共产党的“孝子贤孙”。

关：后来呢?

吴：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组织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去了中央党校学习。当时的延安，“抢救运动”已经结束，“甄别工作”(类似“落实政策”)也进行得差不多了，我在1937年前后认识的几位老同志，他们作为“七大”代表，1939年从广东到延安，也都被“抢救”!这令我非常惊奇，义愤填膺。但我到延安时，“抢救运动”大多已被当成笑话，另一种气氛正在不断上升。

自由思想大会

关：什么气氛?

吴：实事求是的气氛、自由的气氛、令人振奋的气氛。

当时中央党校有六个部，每个部都有几百人，大多住在山上窑洞里，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山头。我所在的二部有十二个支部，占据了延河边长长的一排小山头。我们第七支部住在最高的一座山上，上下山到饭堂来回要走333级黄泥台阶。七支部的学员都是男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座山取名叫“五台山”。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上住着十二支部，他们女同志多，我们就开玩笑地叫它“桃花山”。在延安生活，是有许多很有趣的故事的。

党校的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干部，可以说是民意党心最集中的地方。“七大”三个报告的稿本，都在党校的学员中阅读，一次又一次提修改意见。

因为“七大”将要召开，不断有许多新的消息、新的政治理论观点传来，人们的思想很活跃。当时，在党校还举行“自由思想大会”，学员们自由报名上台发言，可以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从地方到中央的负责人，也可以上台公开做自我批评。据我所知，除毛主席以外，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都在大会上被指名道姓地批评过。这确实是很振奋人心的。

但是，这对于缺乏民主传统、民主知识的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却造成一种错觉，认为这就是“民主”。而不懂得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有明确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

20年后，即1966年，当“十年浩劫”刚刚开始，毛主席提倡“大民主”时，我还以为是指像当年党校这种“自由思想”大会呢。

在延安时，毛主席老人家不断讲民主。1944年秋天，他和美国中印缅战区司令兼蒋介石参谋长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美国人)谈话时，就特别强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谢伟思说：“美国的军队是不允许从事政治宣传的。”老人家还是强调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做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毛主席还说：“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

毛主席老人家还向谢伟思特别强调：“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至于1945年7月，老人家与黄炎培的谈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更是鼓舞人心，令人钦佩不已。

当时，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延安，政府的领导人都实行普选，一些党政部门领导也实行竞选。1946年，我在赴东北途中到张家口，被截留下来在市委工作。张家口曾经是察哈尔省的省会，是抗日战争中第一个被八路军解放的中等城市，当时就实行民主选举，连市委书记都上街去演说，参加竞选。北平的大学生都成群结队地跑来看，他们非常兴奋，说共产党与国民党确实不一样，都拥护共产党，不少人就不回去留下来参加工作了，人心向背一目了然。

我就在这时认识邓拓同志。当时，他是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日报》社长。我被中央局留下，待如上宾，要我筹备出版张家口报。在人生的征途上，常常会撞到这种“缘分”。

不久，中央就一再来电，明示去东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截留，要尽快把他们送到东北。于是，晋察冀中央局重新组编队伍。在延安出发时，我是党校大队中的一名小队长。这时，组织上决定新组成一个独立中队，由杨第甫同志和我带领。还给了个特别任务：带上萧军同志。并再三交代要好好照顾他，准备他去主持东北大学。谁都知道萧军的脾气很大，但我们一路相处得很好，他没发过一次脾气。

因为国民党军队已占领了锦州，我们只好改道赤峰，但战争情况一再变化，队伍三进三退赤峰，最后，从赤峰向西北，经过内蒙古大草原，到达白城子，总算是进了东北的地界了。从白城子到吉林延边地区——中共吉林省委所在地接受分配工作，已经是1946年10月。从延安出发，在路上将近一年，距离今天已整整60年了!你说，人怎么能不老了呢?老话就不说了吧。

义无反顾请缨办“特区”

关：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的创办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动作，能不能讲讲这一段历史?

吴：1979年初，省委(广东)分工我到汕头传达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那里呆了两个多月时间。汕头是我的老家，是一个开放比较早的城市，连恩格斯的著作里都写到这一点。解放初期，汕头还是个繁荣的地方，和香港差不多。30年过去了，我看到的汕头破败不堪，比我小的时候还穷一些。那段时间我是吃不下睡不好，我们当年拼命闹革命，可不是让老百姓越过越穷，我们真是有愧于那些流血牺牲了的先烈，有愧于当年出生入死支持革命的父老乡亲啊。我不禁想起叶帅多次对我说的话：南生啊!我们的家乡很穷啊!你们有什么办法没有?快想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

我50年代曾参加过香港部分工作，在海外有许多爱国朋友，我向他们征求意见，其中有一位对我说，你敢不敢办像台湾那样的出口加工区?新加坡、香港那样的自由港?如果敢办，你们的经济肯定会很快上去。听他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忙去征求汕头地委和乡亲们的意见，他们都举双手赞成。

1979年2月21日深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虽然感冒发烧，但“心潮澎湃”，连夜迫不及待地把我的设想给广东省委发了一份长达1300字的电报。2月28日我从汕头回到广州，晚上，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就到我家，我又详细地汇报了我的想法。他说，我赞成，过两天开常委会议，你讲。3月3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我又谈了我的看法，我说，“先走一步”。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失败了，要杀头，就杀我好啦!当时常委们都表示赞成，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习仲勋还当即表态：要搞，全省都搞。要求先拿出个意见，他4月份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时，带去上报中央。

当时，叶帅在广东，我和仲勋同志去向他汇报，叶帅很高兴，很支持。老帅是第一位支持办特区、也是第一位视察深圳(1980年4月)、珠海特区(1981年2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是他亲自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决定公布的。

4月1、2日，在杨尚昆同志的主持下，省委讨论了给中央的报告，要求允许广东“先走一步”。明确提出要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定范围的地方，进行试验，但名称一时还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会与台湾的名称一样，叫“自由贸易区”，又怕被认为是搞资本主义，叫“贸易出口区”，却又不像，想来想去，只好临时安一个“贸易合作区”的名称，写了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

关：名不正则言不顺嘛!至于讲到特区名称的由来，我2004年率《永远的春天——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采访组采访谷牧同志时，他倒讲得很清楚。

吴：是的，谷牧同志最清楚。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谷牧向小平汇报说，广东提出“先走一步”的设想，但对深圳这些地方，不知定个什么名称才好。小平很赞成“先走一步”的做法，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关：是呵，谷老说，当天傍晚他在中南海散步又碰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说：谷牧，上午给你讲的，记清楚了吧!就叫特区，不要改了。谷老说：明白了。当天晚上就打电话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

吴：谷老说的是事实。至于流传很广的小平同志1979年4月说的那三句话：“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不是他一次一下子讲的，是我综合起来讲的。2001年底，我写的《真实的历史“敢闯”的记录》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还要再讲一句，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华国锋同志主持的。1979年5月3日，习仲勋同志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说：“我讲的华主席很重视，政治局很重视，紫阳同志也很支持。”又说：“华主席说，要进行体制改革，广东可以搞一个新的体制，试验进行大改革。”这是历史，应该实实在在记下来。

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

关：您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是什么时候?

吴：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中发[1979]50号文件，批准了广东、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创办“出口特区”。当时还未叫经济特区。将“出口特区”改称“经济特区”，是1979年12月我到北京向中央汇报建立特区工作时提出来的，被中央采纳确定下来。

1979年9月，谷牧同志到广州与我们省委负责同志座谈时说：“办特区，就看你们广东了，你们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仲勋同志当场就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本来在省委分工中，我就是分管特区工作的，因此，省委决定我兼任广东省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市长。

关：啊，那后来金猴是如何奋起千钧棒的?

吴：筹办特区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最紧迫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起草特区《条例》。这个只有2000多字的条例，从起草到公布，却用了一年的时间，作过13个草案文本。当时不少海外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没有法，无法可依，无规可循，外商哪敢来投资。对这第一件大事我是抓得很紧的。《广东省经济特区大事记》中记载：1979年7月15日，中央、国务院决定试办出口特区。8月15日，由省委书记吴南生主持，邀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省委党校、中山大学、暨南大学部分学者起草特区条例；8月21日又邀请港澳经济界及有关人士45人举行座谈。

特区是要同国际市场打交道的，没有法，那不是开国际玩笑!可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其他人也不懂，国内无法无天几十年了，老人家就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怎么办?还得请海外朋友帮忙。当时主要是通过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庄世平先生、香港《大公报》社长费彝民先生等老朋友，收集世界各地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出口区的资料。我们对这些收集来的海外许多有关的法规进行了分析研究，适用的就照搬过来，要修改的就修改后再用。印象最深刻的是关于“地租”的问题。

有人说，我们是社会主义，打倒了地主，怎么又要收地租呢?后来我们就改称“土地使用费”，大家都觉得很好，很社会主义，反对的人也没意见。说“地租”就不行，中国人很重名分的!其实，解放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名分下干了多少非社会主义甚至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旗号下干了多少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像“十年浩劫”，你说，那是什么东西啊!

特区条例公布后，当时深圳最严重的问题——大量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当时我们感到很意外，也很高兴，这说明我们改革开放、办特区的政策对路啊!

严峻的1982年

关：遇到了什么困难和阻力吗?

吴：那多着呢!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疑虑很多、阻力很大，有人对这一创举和试验，诸多非议，专挑特区的毛病。

1982年春，冷空气大量南下，什么《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什么“特区不是社会主义”等等，没完没了!尤其是国家计委专门召开半个月的会大批特批深圳，更是杀气腾腾12月11日至13日，中央召开“两省会议”(广东、福建)，两省的常委都到北京参加会议，这是历史上很少有的。会议气氛非常严肃。开了一次，不行，又再开一次。我开玩笑说：“二进宫!”这个词，大家都觉得有趣，都用!这些，不少报刊都有披露，我就不多说了。需要说的只是：主持会议的耀邦、紫阳都心中有数，都是支持特区的。

特区最大的贡献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关：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经济特区的第一位“行政长官”，您认为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吴：引进了市场经济，使中国经济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循环。我认为这是特区对中国最大的贡献，也是特区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当时别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里很明白，办特区，就是要改掉那种苏联模式、自以为是的计划经济，走市场经济的新路。我们在1980年底即特区条例经全国人大批准公布后，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面对各种非议，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要知道，当时全中国都还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就等于搞资本主义复辟，罪大恶极啊!可谁能想到，20年后的今天，我们中国却要求人家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这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关：是呵，当时那么多“左”的思想，人民群众中也还有许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们当时有没有过犹豫?

吴：小平同志说，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闯”。从创办特区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从事这项巨大的改革开放工程，在实际工作方面要有勇气，在理论思想上也要有勇气。没有两方面的勇气是“闯”不成的。

广东的理论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学者们很支持改革开放，在理论工作方面做了许多研究。前面说过，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请广东的多位学者一块研究特区条例，同时座谈、研究有关改革开放的理论。要闯过这一关，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会作《关于我省设置特区和制定特区条例的问题》的报告中，曾非常明确地讲出我们的观点(即广东理论界的观点)。

这是我们25年前的论点：

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从来都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是绝缘的。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将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时继承它的合理因素，并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是事实上，首先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俄国，却不是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特别强调要吸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有用的管理经验。列宁讲过：“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列宁文稿》第3卷)

你看，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把“托拉斯组织”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而在这时，却把它作为“外国的好东西”吸取进来，成为构成“总和=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列宁的思想前后有什么变化，我们没有再去研究，但从他这段话即“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来看，肯定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有了这些理论上的准备，我们才有勇气面向“左”派的挑战。“约法三章”也是因为有了理论勇气，对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们一般见识!”好!你“正确”，你表演吧!我就不开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说”。你能怎么样?

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的性质

关：据说胡乔木同志对经济特区有不同的看法?

吴：我手头存有24年前胡乔木同志谈经济特区性质的记录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时三十五分至五时三十分，乔木同志来蛇口工业区视察，交通部顾问潘琪同志当面向乔木同志请教了当前理论界和在总结蛇口工业区经验中所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1、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2、特区的经济管理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主；3、对外来投资者的方针是否还是限制、利用、改造或采取什么新的方针等问题。乔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递交的这几个问题后说：“你提的这三个问题都很大。”在他参观完毕将要离开蛇口工业区之前，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区的经济性质问题，谈了如下看法：

乔木同志说，特区的性质问题，恐怕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如果说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全中国都可以建立特区了。特区要按特区的口径，那是区别于社会主义的，不然就不叫特区，恐怕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一小片国家资本主义。本来列宁也没有搞什么全国范围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跟他们的情况、条件更不同。但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曼不好办了。(梁湘同志说，但公开不公开讲是国家资本主义呢?)这个问题，公开讲不公开讲要看必要，就是在什么问题上，在什么时候，有这个需要才去讲，没有这个需要去讲干嘛!(梁湘同志说，我们内部要说清楚。)还是社会主义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里面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经济里面还有个体经济嘛!就是这种关系。至于我们这些人当然是共产党，烧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问题还是有精神压力的。)当权派嘛，还是社会主义的当权派。

我很尊敬乔木同志。他是我们党和国家著名的理论家。1960年初，他带领中宣部20多位同志来广州，编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住了一个多月。同来的还有康生。我作为主人一直陪同。期间，我还陪他到深圳，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从那时到1982年已是22年过去了。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较重，本来要去参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乔木同志来，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实干的老同志。他比我们晚到深圳，对创办特区早期吵吵闹闹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约法三章”这些事，所以就问了乔木同志特区的性质这一类问题。事后，他赶紧把记录送给我看，问：“……他说不是社会主义呵，怎么办?”我说：乔木同志的意见是理论探讨的意见。理论问题，有时几十年、几百年也说不清楚。如果我们不问，他不会说。问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还会再观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们讨论的。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们才开始实践，不急于去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前面讲过，1979年我们已集中多位理论工作者开始研究探讨过这些问题，我心中有数，不想再去问别人了，以免引起争论，一争论起来，没完没了，什么事也做不成。

一下子，又是24年过去了。现在的深圳与当年完全不一样了，似乎全中国20多年来走的路，和深圳是大体相同的，那么我们的国家又是什么性质呢?

我一直认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从俄国的实际中已经发觉许多问题，他认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包括美国的托拉斯(当然只是指这种经济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会主义，这是不无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

1918年5月5日，他在《论“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创造或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才配称为共产主义者”(《列宁全集》27卷324页)。1922年11月5日，他在答记者时说：“我们是否会倒退到什么‘封建主义’之类的时期去呢?无论如何是不会的，因为我们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的路线前进，……这是一条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的路线”(《列宁全集》33卷365页)。

我们看看列宁这些话，会更多地去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我曾经开玩笑说过，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来一次“路线斗争”，列宁一定会成为再一次路线斗争的“头号走资派”。

非常遗憾的是，不久，列宁就逝世了。

在这之后，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和列宁设想的是不一样的，他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无比专权的“个人迷信”，已经被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了是假马克思主义，是假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关：我是从事理论工作的，但竟不知道广东的理论工作前辈们在改革开放中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吴：是啊，这已是25年前的事了!

关：25年是四分之一世纪了，一定会有许多体会吧?

吴：体会?谈不上。不过，也常常会回顾过去的岁月，思考一些问题，有时，也有一点想法。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我认为，它们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它们都不是专属于哪一个阶级的。什么叫文明?这就是文明。

关于市场经济，还有一个必须不断规范的问题，但这已是属于实践中的问题了。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分析和确定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这是中国理论界的历史任务，要下点苦功夫，不是给它戴上一顶“社会主义”的帽子就能解决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问题，它涉及深化改革的问题，涉及我们的改革是只进行经济改革并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还是要继续深化，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前面讲过，延安时期，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不断提倡民主的。他对“自由”也讲得非常精辟。在“七大”的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这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直到晚年还一再强调，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老人家在“七大”的开幕词中号召全党要“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为了建立这样的新中国，千百万人前赴后继，血流成河，人们应当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应当记住毛主席他老人家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功绩!

关：从“七大”到现在，已经整整61年过去了!

吴：是啊，在“七大”闭幕的35年后，即1980年8月改革开放刚开始时，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小平同志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能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他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要记住，这是小平同志说的，是他亲自听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遗憾地说：“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是“十年”啊!是“浩劫”啊!是在斯大林问题被暴露、被批判的十年后发生的，同样是以“个人迷信”为特征表现出来的。你说，这是什么问题?

“痛定思痛”的真话

关：小平同志的这一讲话，我看过。是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确实是一篇历史文献。

吴：是的。小平同志经过“十年浩劫”，眼见他同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含恨远去，他自己又经历生死难料的两次大落大起，经过举国上下激烈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辩论，他痛定思痛，作出了这样历史性的讲话。这也是用实践来检验真理后作出的讲话。是“痛定思痛”的真话!你注意到吗?他讲话的时间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讨论通过这一讲话时间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和公布《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时间是1980年8月26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起动的时间啊!这也都是25年前的事了……

25年，是四分之一个世纪啊!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小平的三条要求，实现得怎样?这三条要求的本质又是什么?

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2005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万亿元，是1978年3600亿元的50多倍，应该说，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当然要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们已形成了新的生产力，它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这一新发展，它正向我们提出强烈的要求，这要求就是小平所说的第二条要求：“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至于第三：“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这也是正在发展中的生产力的要求。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自然辩证法》)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生产力总是最革命、最活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得不到正确的解决，就要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引起革命。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苏联、东欧解体以后，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问题更加清楚了。如果我们党没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改革开放，没有试办经济特区、广东先走一步，没有把市场经济引进来，并经过差不多十年时间，把计划经济改掉了，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改掉了，也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从国际上、从我们自身的实践，历史的经验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些不适应于生产力要求的上层建筑。

在这里，我想要特别强调的是：要警惕那些已进入市场或可能要钻入市场的权力，警惕那些与管理意识形态有关的权力。进入市场的权力之危险，尽人皆知。贪污腐败的不断发生，矿难的不断发生就足以证明这点。对管理意识形态的有关权力，人们可能还认识得很不够，要特别注意改革。因为这些“权力”会影响或造成错误的理论、条文、规定、措施，甚至某种“人见不得”、见不得人的权力行为，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下起着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建国后，意识形态领域是“左”祸的重灾区，多次有关政治、理论、文艺等意识形态的“运动”所造成的历史错误，给了我们沉痛教训，尤其“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错误理论加权力“江青+康生”模式所起的破坏作用，大家都是亲身经历了的，是万万不可再重复的!

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

再多说几句。要知道，权力和资本都是无限地扩张的。资本的贪婪，尽人皆知，这不属于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而“权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权力使人更多地腐化”这一警语，是古今中外有无数事实可以证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权力无限量扩张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泽东说，像斯大林那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不从制度上解决，在他的晚年又再次发生了。所以邓小平说，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也就是说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来保证国家不走邪路，长治久安。我们不是天天都在说“稳定”吗?这才是真正的稳定。两位老人说的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沉痛教训和解决的办法，难道到现在我们还听不懂吗?

要重视民主的共性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应该有什么区别呢?

吴：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两个一模一样的人那样。毛主席老人家说的“英、法、美”就不一样。但他们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民主这个概念下，不管是什么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否则，小同大异，对民主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关：那你认为应当怎样表述才是比较准确呢?

吴：我认为，小平的讲话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个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我想，没有什么解释能比他这句话概括得更好。

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我想应该是开放舆论

关：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怎样进行才好呢?

吴：我是个积极主张改革的汉子，但我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主张改良，不主张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进行这场改革，一直改革到实现马恩所说的未来的社会那一崇高的目标，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没有这种勇气和决心，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搞什么“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搞什么“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坚决反对到底!

办法是：逐步放开，逐步地提高民众的社会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实现民主的目标。目标是唯一的，但具体的途径则不是唯一的。可以用办经济特区的经验，突破一点，带动全局。

我个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应该是开放舆论，这一方面可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在中国目前权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尤为必要；更重要的是在于开放舆论可以开启民智，开启官智，通过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和意见交换，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标、程序、时间表等种种具体问题展开充分的讨论，以达成基本共识，中国的民主转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势力的扰乱，事半功倍，以较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成效。

我们有些官员，一听到“舆论监督”就脸色发青，少数或很少数人还“心怀愤恨”。这都是由于缺乏“民主锻炼”的结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所以说还有一个“开启官智”的问题。

建议：开放“舆论”，不要一下子都捅上报纸，第一步可以先办若干个刊物，从理论上、实践上、外国的正反经验上……种种，让智者尽量发言，让官员们以及读者们增强思维、增广民主知识。然后一步一步开放，如何?

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

关：吴老，你讲的故事和意见有的听说过，许多是我们以前没听说过的。

吴：人老了，总爱说老话。故事，其实就是老话。你一定知道《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故事吧?

关：知道。这是启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惨剧。

吴：你想想，姚文元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权力”在他背后支撑，他连个狗屁也不如。所以，我说：要特别注意“江青+康生”的模式!这种邪恶的“权力”利用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极大地破坏生产力，把国家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是中国历史最黑暗的一页，也是我们党最沉痛的历史教训!所有正直的共产党员都应该世世代代记住：永远不能再让这种邪恶的“权力”重演这样的惨剧!

邓拓同志惨死了，吴晗同志惨死了，“三家村”幸而还有廖沫沙同志在，他写了《挽邓拓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读了催人泪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记住这两句警句。尤其是从事管理意识形态的同志们。

我还要多啰嗦几句：没有邪恶的“权力”在背后支撑着的文章，是绝对不会“倾社稷”的，如果有，你举给我听听?老子?孔孟?屈原?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直至罗贯中、施耐庵、曹雪芹、龚自珍、鲁迅?但是，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在错误的“权力”支持下姚文元等人写的“文章”，却是可以倾社稷的。我想，我应该给廖沫沙同志的诗加上这么一点点注读。你看，怎么样?

关：两句诗真好，加上这样的注读我以为更完整了!

吴：我是有报天天读的。在回顾这些历史的同时，我也注意到当前的一些大事。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这一系列的理念，特别是“和谐社会”这一极其具有中国特色的构思。我觉得，这一构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加起来的社会主义，不就是令人和谐的社会吗?在我们的实践经过检验之后，成功了，再加上“主义”两个字，不就是“和谐社会主义”吗?只要我们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认真行进，和谐社会一定能获得成功的!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的社会。我觉得这种社会主义是会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你说呢?

(本文经吴老亲自修改，有关建立经济特区部分参考了杨剑同志对吴老的访问，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6年第8期 德国总理和我们谈三农问题　作者：春　桃

2006年的春天以来，我和爱人陈桂棣一直就在中国南方的农村搞调查。5月9日这一天，我们的手机突然响了几次，因为当时正忙于采访，就没有理睬。但它随后竟不断地响着，似有要紧的事，看了一眼，见是北京的号码，还是接了。想不到竟是德国大使馆打来的，说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我们能看一下。当晚，我们在一处网吧读到了这封信，才恍然想起，我们的《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在柏林荣获“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一等奖之后，德国驻华大使馆曾邀请我们去使馆作客，那天负责接待并担任翻译的是杨佩女士，这封电子邮件也正是她发来的。她告诉我们，德国新任联邦总理默克尔将于5月22、23日首次访华，22日白天要同中国政府首脑会晤，当天晚上还准备在大使馆与来自中国民间社会的一些人见面。杨佩在来信中恳切地问道：“你们有没有兴趣参加?期待着你们的答复。”

我们首先感到的是惊异，接着，便是兴奋。因为我们不可能想象德国总理的这次访问，会与我们有什么关联，特别是在如今等级还甚分明的中国，尽管我们并不是那种传统的作家，但也不可能具备这等想象力。面对突然而至的这样一件事，我们想，这显然不是一个“有没有兴趣参加”的问题，是没有理由可以拒绝的。

第二天我们就作了回复，那边很快也就把默克尔总理的邀请函发了过来。

杨佩告诉我们，默克尔的这次访华，是她在出任联邦总理后的第一次国事访问，之前虽也曾去过美国，但那不过是工作上的访问。她于21日晚上抵达北京，22日与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国领导人会谈，当晚就要飞往上海，就是说，她在中国实际上只逗留一天半，却准备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会见我们这些中国人，足见她对这次会见的诚意与重视。

放弃这次机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要不要给我们的领导汇报一下呢?尽管我们知道，一旦去汇报，也许会生发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我们毕竟不是地下作家，是有组织的，何况应德国总理的邀请进京会见，这不是一桩小事，于是我们就给中共合肥市委的一位主管领导打了电话。可打了数次却无人接听，问他的秘书，才知道他正在欧洲访问。又听说随团访问的市委秘书长手机是一直开着的，就又给这位秘书长打电话，竟也打不通。请示不成，眼看没有时间了，我们就直接从南国的农村进京了。

其实，自打2004年10月从德国领奖归来之后，我们就对这个引人瞩目的国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默克尔挑战施罗德胜出，成为德国历史上的首任女总理，自然而然地，我们就留意起她的故事。应该说，在世界的现代历史上，女人当政已不罕见。四十多年前自班达拉奈克夫人出任斯里兰卡总理，开创了女子担任民选政府首脑的先河，打那以后，亚洲就先后出现了八位女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包括最近被任命为韩国政府总理的韩明淑；在欧洲，挪威布伦特兰夫人三度出任政府总理，英国撒切尔夫人则担任首相长达十一年之久。不过，在这些叱咤风云、各具风韵魅力的女性政治家中，默克尔确实有着更多的传奇色彩。据说，多年来，德国的民众早就已经习惯了默克尔的沉默与强硬，几乎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忘了她应该拥有家庭的快乐和幸福，因此，被称为“德国铁娘子”。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发表的第一场竞选的演讲，竟是一改往日冷峻的风格，以从没表露过的女人的感性：柔缓的话语，温婉的面容，出现在民众的面前。那天，她没有去讲自己的政治抱负，而是饱含着情感地讲了自己的生活，讲了她外婆的故事。她说，在东西德国没有统一以前，住在西德的外婆每次总要先到泪宫办理入境的手续，然后才能来到东德探视她们。每次外婆回去，她都会和妈妈把外婆送到泪宫，直到开往汉堡的班车远去了，她和妈妈才会依依不舍地走开。她怕看到外婆变老，总担心自己会有一天再见不到她。终于等到东西两德统一的那天了，她又去了柏林东西德边界的泪宫，但这时外婆已经不在了。她说到这儿时，突然变得声音哽咽，泪流满面，再说不下去。但是她却因此赢得了从来没有过的雷鸣般的掌声。

她是德国洪堡大学的化学博士，又是个出了名的音乐迷。自1989年加入“民主觉醒”组织，一脚踏入政治大门，她就成为德国人熟悉的一个冰冷的女强人，但是，在音乐节那天的开幕式上，她却又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只见她一袭鲜靓的真丝红裙，浑身上下光芒四射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并笑容灿烂地向夸赞她漂亮的人挥手致谢，令人难忘地让大家领略到了“铁娘子”火热与柔情的一面。

她是政治家，可她的先生约阿希姆·绍尔，竟是个眼里只有学问根本不问窗外事的人。他是她读博士期间的指导老师，双方都忙于各自的事业，结婚那天，他们居然没有举行婚礼，甚至没有声张，连亲人也没告诉。直到默克尔挺身而出，参加德国联邦总理的角逐时，施罗德的夫人多丽丝无处不在，千方百计在为丈夫摇旗呐喊，但默克尔却是一直孤身奋战，以至人们都在奇怪地谈论：默克尔有先生吗?

就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德国铁娘子”，要来中国访问了，并在极短暂的访问期间要会见我们——直到我们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还依然觉得这一切好像并不真实。

5月22日下午五时，我们准时赶到了位于北京东直门外大街的德国大使馆。使馆门口这时已是戒备森严，三五成群的中国警察在附近警戒。大约5时20分，几辆黑色的高级轿车鱼贯驶入使馆的前院，我们注意到，默克尔从中间的一辆车上出来，没有来得及看清她的模样，她就被一群人簇拥着走进了东首的宴会厅。

随后，杨佩女士就把我们引到了宴会厅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那里已经按椭圆形摆好了十几张椅子，中间没有会议桌，只是简单地放着几个玻璃茶几，每张椅子的前面也没有摆出人的名字，显得十分随意，这和在中国屡见不鲜的格调绝然不同。杨佩首先安排我们人坐，她说默克尔马上将坐在左首的一个位置上。谁知默克尔走进来以后，十分随意地就坐在了我的边上，还让陈桂棣也坐在她的另一边去，我们就和她肩挨肩地坐在一起，这样，杨佩女士在内的两位翻译便只好坐到了她的身后去。虽然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电视上和杂志上熟悉了默克尔的形象，但是，突然来到面前的默克尔还是令我们惊奇。这天，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西服，身材高挑，眼睛很大，眸子很蓝，很漂亮，比电视和杂志上见到的更年轻。我们甚至怀疑坐在边上的就是鼎鼎大名的“德国铁娘子”，因为眼前的默克尔分明是一派学者的风度，温文尔雅，谦逊而又和善。她首先表示，非常感谢我们能赶来北京同她见面。这时陈桂棣就把一本《中国农民调查》的正版书，赠送给她。－年前我们去德国领奖时，开始，朋友们曾担心我们出不去，没想到竟是顺利地去了柏林，这至少说明，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还是在进步。默克尔此时接过书，认真翻了翻，因为不懂中文，便关心地问：有别的译文吗?陈桂棣说，德文版很快就会出来。她听了点着头说：那我一定读一读。

因为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北京帮助农民工维权组织的两个负责人，其中的巍伟没有按时赶来，默克尔就问坐在她对面的韩会敏，问她接到这次的邀请是否感到有压力?小韩说，压力倒是没有，就是比较紧张，因为自己还很年轻，这样的场面又是第一次遇到，很怕自己说不好话。默克尔笑了。显然是为了调节气氛，她首先让自己松弛下来，随手端起茶几上的一杯咖啡，然后，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尝着点心，像聊天似地问着小韩，你能给我介绍一下你所从事的工作吗?民工在北京都能找到工作吗?能够顺利拿到工资吗?他们的维权有困难吗?

小韩一一作答，不过，她没全讲真话，把事情说得太乐观了。

接下来，默克尔便开始问我们一些中国的“三农”问题。她说，中国和德国有些情况完全不一样，她对中国的农村就感到非常陌生。

对此，我们还是作了一些准备的。觉得没有必要去丑化或是粉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况且，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已经确实将“三农”工作视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陈桂棣在介绍我们下去调查看到的一些情况时，谈得很坦率。

默克尔认真地听着，插话说，在我们德国，在农村过日子是很悠闲的。

我说，是这样的，我们前年到德国，曾去过一些农村调查，发现德国的农民比城里人过得还好。他们的生活富足，而且过得悠闲，这一点同我们中国正好相反，我们是城里人比农村的农民富。

默克尔于是就问，为什么中国的农民会比城市人穷呢?

陈桂棣说，有历史上的原因，长期以来中国搞的是“城乡分治”，牺牲农民的利益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的现代化，拉大了城乡间的贫富差距；也有现实的问题，农民的负担太重，就说几年前吧：城里人的年均收入将近是农民的六倍，这里包括只有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福利，而农民无福利可言，但上缴的各种税费却是城市人的四倍。这种不顾农民承受能力的税赋政策，就把农民搞苦了。

我补充说，那时，农民上缴的税费多达一百多种，甚至荒唐到连农民在家里烧柴做饭烟囱里冒的烟也要交“环境污染费”。

说得默克尔笑了起来，她马上强调：城里的烟囱冒烟是要管的。又说得大家全笑了。

这时，她望着陈桂棣，问道：我今天上午见了温家宝总理，他说农民已经不交农业税了，农民的日子是不是好过一些了?

陈桂棣说，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农民都免除了农业税，我国政府结束了两千六百多年的“皇粮国税”的历史，这对中国的农民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今日中国农民的日子好过了不少。但是，造成农民不堪重负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比如，中国的农业基础本来就差，各级政府在农村医疗和义务教育的投入上又严重不足；臃肿的行政机构还有待改革；农资产品的涨价过快，也使得许多农民“增产不增收”，等等，问题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所以中国政府今年虽免除了农业税，还采取了许多惠农政策，但相当数量的农村状况不大可能在短期内会有一个大的改变。

默克尔静静地听着，就连把咖啡放回茶几时，动作也特别地轻，生怕碰出了响声。

这时迟到的巍伟走了进来，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今天路上堵车厉害，耽误了时间。默克尔一听，幽默地说：这也许怪我吧，我的来访给大家添了麻烦。说得我们又都笑了起来。

接着，我们就介绍了现在了解到的农村的一些情况。如针对农民看病难，很多农民因病返贫的问题，一些省的农村搞了医保的试点；如针对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不少地方正逐渐免除九年义务教育期间学生的学杂费，有的省市农村的孩子上学已经不再交学费；如政府想方设法改善农民工进城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力所能及废除那些不应有的歧视政策。这些都给农民带来了不少实惠，是受到了农民欢迎的。

默克尔想了想问，中国一户农民有多少土地?中国的土地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她提出这个问题，足见她对中国的农村有些问题还是了解的。因为中国农民的负担减轻以后，土地的问题就成为中国农村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陈桂棣说，各地农村的情况不同，农民占有的土地就不同。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耕地养活中国十三亿、甚至更多的人口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现在种地实在不赚钱，很多地方的农村以前都是种两季水稻，现在就只种一季了，那些农民说，粮食够他们自己吃就行了，有的甚至将土地抛荒，这个问题比较严峻。为鼓励农民种地，政府给予了一定的补贴。当然免除了农业税，这本身就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禁止在城市化的建设中对农民土地非法的侵占，中央政府制定了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默克尔这时转向我突然又问，农民非得进城吗?城里人本身也有个就业问题，农民进城真的就能找到工作吗?转了一圈儿，默克尔又回到了农民工的问题上。

我说，关于农民工，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查。进城的农民想要得到生存，确实是比较难的事情，因为城市里已经有了大量的下岗工人，他们想找到一份工作尚且不容易，对于那些文化很低离开农村便无一技之长的农民，自然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毕竟太多，再说种庄稼已经不能够使农民们脱贫致富，随着这些年逐步放松了对户籍的管制，现在至少有一亿多，甚至远不止这个数字的中国农民，走进了各地的城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能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那些脏活、重活，有毒有害甚而是危及健康的工作；当然，其中的一部分人，由于不断地打拼，已先后变成“白领”；也有数量可观的农民工做出了让城市人也刮目相看的业绩，早已成功地融进了城市。尽管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歧视农民的现象，但活跃在各地城市中的农民工，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让农村中的一些农民变成城市的市民，这应该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必然出路。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占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是农民，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富裕，也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因此，要富裕农民，就必须减少农民，帮助大量的农民工进城，这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然趋势。

整个会谈是随意而又愉快的。默克尔就这样零距离地坐在我们中间，忽而专注倾听，忽而插话或是提问。无论插话还是提问，她都微笑着打着手势，表示着对对方的尊重。显然因为气氛的温馨与和谐吧，我们有时竞淡忘了她的身份，似在同一个友好的学者，抑或一个熟悉的客人，在聊一个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

这些话题，其实大都被我们写在了《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按理说，对这种话题如此感到浓厚兴趣的，不应该是来自万里之外的默克尔女士，而应该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党政官员。《中国农民调查》虽被一度封杀，但我们历经三年调查到的中国的“三农”问题，却是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的。可悲的是，我们工作的那座城市，甚或我们所在的安徽省，至今还没有一个党政官员，有兴趣和我们认真探讨这个话题。也许，他们是太忙了；也许，有兴趣的默克尔有着她政治上的目的，或是人权方面的考虑。但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政治，不就是长期的城乡分治，导致社会不和谐，我们才需要建设和谐社会吗?不就是因为长期的二元体制，城乡贫富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才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全民共享吗?说到底，还不就是一个“三农”的问题吗?说到人权，难道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一个人权问题，不同样是如何去改变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过那么大牺牲的九亿农民，他们遭遇到的不应有的社会歧视，今天不应该还他们以国民待遇吗?

默克尔对中国“三农”问题如此的关注，确实出乎我们的意外。原只安排三十分钟的会谈时间，她却让由她主持的另一个大型招待会一再推迟，以至结束与我们长达四十多分钟的谈话之后，她只在招待会上象征性地说了几句话，便匆匆赶往机场，飞往上海。最能够体现身份和权力的大型招待会，她却“删繁就简”，匆匆走过；而最不需要权力和身份的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这种会谈，她却认真投入，以至忘了时间。用中国一句时髦的话说，这或许就叫“务实”，叫“不注重形式”，不过我想，默克尔可以告诉给我们的，显然远不止这些。

那天走出德国大使馆时，天已经不早了，但夏日热烈的阳光仍在各处晃眼地照耀着。北京的大街上人声车声的喧闹，一下就将我们包围了。也就在这瞬间，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的一句话，突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是呀，开放的中国，不应该是无声的中国。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要说的，恰正是我们这一天最想要说的：

“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潘汉年在劳改茶场　作者：黄禹康

潘汉年，一位参与过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传奇人物。他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解放后，他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社会部长、统战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4月，他突然以“内奸”罪名被捕，并被判刑，开除党籍，酿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75年，潘汉年被遣送到湖南茶陵县洙江茶场劳改。1977年，他因长期的监狱生活和久病未能治疗，终于含冤去世。洣江茶场成了他人生的最后驿站。

分开关押8年的患难夫妇，相聚在洣江茶场

1975年5月，根据中央专案三办的意见，将潘汉年从北京秦城监狱移送到湖南省茶陵县洣江茶场“劳动”和“安置”。公安部秦城监狱移送潘汉年的公文这样写道：“湖南省公安厅：根据中央决定，将潘汉年放在你省劳改单位劳动。”潘汉年于5月27日在公安部十五局所属的专案组以及秦城监狱和湖南劳改单位派出的公安人员的陪同下，从北京乘火车，于29日到达长沙，当天即与3天前已赶到长沙的妻子董慧会合后同赴洙江茶场。

潘汉年夫妇被分开关在秦城监狱，已整整8年没有见面了。虽说潘汉年还重压着一大堆帽子，但他们还是抑制不住这次重又相逢的喜悦。他俩有说有笑，十分高兴。他们对前途已不抱什么奢望，只求能在相互依偎中了此残生。

洣江茶场，地处井冈山下的湘赣边界的湖南茶陵县境内，这里除有少量的茶场干部职工之外，绝大多数是已判了刑被送来劳动改造的人。当时，无罪而被判有罪送到这里来的人也不少，包括“文革”前的一些“右派分子”，“文革”期间的一些所谓“现行反革命”。

为了安排潘汉年夫妇的住处，茶场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初是要在关押犯人的监房旁边，为他们单独修一座小平房，图纸画出来了，预算也造好了。但当时上面要求，潘汉年是“中央专案组单线审查对象”，属“敌我矛盾”，给他们的住房既不能和其他犯人在一起，同时又要在管理干部的视线之内。于是，茶场为他们安排了一间土红色砖墙、瓦顶的小平房。小平房坐落在场部办公楼与职工宿舍之间，原为男、女职工洗澡房，以后也住过人，大约有25平方米，内隔成两间，其中一间为灶屋，屋外有自来水，邻近是职工食堂。这对潘汉年夫妇来说，已经是相当满意了。所以当茶场征求他们的意见时，潘汉年连声说：“可以，可以。”潘汉年在这里一直住到1977年3月24日病重送长沙医治，历时1年9个月又5天。

患难夫妇相依为命，依依亲情苦撑余生

潘汉年夫妇俩，一个年近七旬，一个也接近花甲。潘汉年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但是每天总是5点多钟起床打太极拳，接着就打扫屋子周围的卫生。有时出去取报纸、买火柴、买菜。每逢买菜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潘汉年还读些从北京带来的马列经典著作和鲁迅文集。有时间就用手推车推着白发苍苍、下肢行动不太方便的董慧外出散步。因而董慧常开玩笑说，潘汉年的劳改任务就是照顾我。

同在茶场“劳改”过的阳江，在谈到他1976年初见到潘汉年的情况时，回忆道：我第一次在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当时场部要举办文艺汇演，我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毛料衣服，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场。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革命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星空，发出声声长叹……

潘汉年夫妇在洣江茶场生活期间，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们坚定的生活信念，对党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茶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曾提出要把自己的旧衣服送给茶场的文工团作道具，把电视机送给场部让大家看。他们给职工讲故事，补习英语，有时还让去他们家串门的同志尝尝他们亲手做的饭菜。茶场的干部、群众从来没有把潘汉年当成犯人对待，而尊称他们为“两老”。每当潘汉年到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逢到场部放映电影，看到潘汉年推着董慧坐着轮椅过来，大家就让出好的位置给他们。甘场长的老母亲常常留他们在家里坐坐。有次，当他们经过蒋会计家门时，蒋会计热情邀请他们进屋，并拿出食品招待他们，这使潘汉年、董慧感动得掉下泪来。

潘汉年夫妇每月各有生活费100元。为照顾董慧行动不便，茶场特征求他们的同意，选派了干部家属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在生活上虽然得到了一些照顾，但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潘汉年没有公民权，没有通信自由，未经省公安厅批准，不能离开茶场。董慧虽有公民权，但也有茶场指定的人对她进行管理教育。她有通信自由，但又不准泄露包括她们夫妇情况的“机密”。她与香港亲属通信，要经省劳改局批准。

董慧的弟妹大多数居住在香港，有的还在国外，都是在事业上、学术上很有成就又很爱国的人士。他们从小受董慧的影响，对董慧和潘汉年一直很崇敬，根本不相信他们会有这么严重的政治问题。当他们得知身处逆境的潘汉年、董慧夫妇在洙江茶场劳改后，就不断地写信、寄药品、寄食品。董慧坐的轮椅就是她弟弟从香港送来的。他们给潘汉年夫妇的来信，充满了崇敬、关切之情，十分感人。董慧的弟弟在信中说：“我希望你的领导会让我来看你，我们大家都老了。但我永远记着你在我青年时代给我指导和鼓励，此恩此德念念不忘!”在另外两封信里分别说到：“在我们兄弟姐妹一群人中，在事业上，我以为你成就最大，因为你能出生入死，参加了民族解放的工作，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我们曾经过1930至1949年这段时间，看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人应感到光荣的，而你和老潘在那段时间参加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工作，出生入死。明白过去的人，对那时所有参加过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应感谢的。”他们还请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先生转达对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问候，要他们保重。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董慧的弟弟给他们写信说；“老潘同志身体好吗?切要叫他保重，光明就在前面。”并打算在这年12月到到洣江探望他们。信上还说：“上一次做梦，梦着你(指董慧)，就收到你的信，以后就没有梦了。可是于9月27日，我再做了一个梦，梦见老潘在20年前的影像，穿着长裤子与衬衣，样子很年轻，想不到见面时，我们都是白发苍苍的人了。”“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两个凡是”的紧箍圈还没有打碎，所以潘汉年夫妇的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董慧的弟弟、弟媳在12月到湖南来探望时，被挡在离洙江茶场几百里的长沙，不能同亲人相见。他们返回香港后来信说：“打算明年11月再来，那时‘四人帮’的事总该结束了。”但他们后来再次到湖南时，潘汉年已不在人世了，只见到董慧。

久病不医酿成重疴，一代英才含冤去世

1976年1月，公安部的专案组作出了潘汉年复查书面结论，并且到洣江茶场向潘汉年本人作了正式宣布。这份复查结论写明了1963年的判决和1970年的重判以及前后两次的批准过程等。虽然其中有矛盾、有破绽，但也没有再过多地顾及了。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作出了一个含混不清、根本不理会一切法律程序和手续的决定：关于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事，不再重新起诉，也不再通过最高人民法院，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都予以省略，而一切由专案组包办代替，由专案组向潘汉年本人宣布。所做的书面结论也不必再和本人见面，不再要求本人签字，等等。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全国人民都在欢呼。遭受冤屈的潘汉年夫妇也非常高兴，董慧兴奋得丢了拐杖走路，潘汉年也对来看他的干部说：“江青这人我了解……”他虽然没有把话说完，但意思已能使人听懂了。有一次，董慧对人说：“老潘这人，在政治上比较敏感，他10年前就预计到‘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必然自取灭亡。‘四人帮’倒台后，问他为什么看得这么准?他回答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江青、康生这伙人已是恶贯满盈了!”

然而，不幸的是，潘汉年的冤案问题还没有重新审查，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病倒了，患有多种疾病。由于南方气候潮湿，他到茶场后不久，就得了类风湿病，两手麻木，双脚浮肿，后来生活也渐渐不能自理。他被送进茶场医院后，又由于行动不便，医院缺乏护理，两次摔倒在地上，更加重了他的病情。

在茶场医院住了一段时间，病情不见好转；而且茶场医院医疗条件也不好，无法进一步全面检查。为此，潘汉年要求转入省城大医院去治病。对此请求，茶场领导固然不能决定，湖南省公安厅的领导也不能作出决定，因为据说这涉及到保密问题，要请示公安部。公安部指示后，还要经湖南省委批准。如此上下请示研究，层层审批，经过两个多月的周转，1977年3月24日，潘汉年才被送到长沙市治疗。在上救护车时，潘汉年曾大声地对董慧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放心!”到达长沙后，他由省公安厅的人员陪同，被送进湖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14病室，住110床。14病室是干部病房。

进医院时，省公安厅同志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为有利于对潘汉年的治疗和护理，经潘汉年本人同意，使用了他过去曾经用过的“肖淑安”的化名。住进医院后，潘汉年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了，近1个月时间几乎吃不进东西，全凭输液。但这时他神志仍然十分清醒，精神状态也还算好，还经常要医护人员读报给他听，有时自己拿着报纸反复浏览。然而他当时的心情是苦闷压抑的，常常仰望着天空，怅然若失。

经过检查，才发现这位瘦弱的老人，不仅早已患了慢性支气管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贫血，还患有多囊肝并消化道出血、肺部感染等病症。到这时候，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药物治疗措施，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据查阅当时的病历档案发现，1977年3月29日的病历单记载：“体温下降，今日问婆婆(指董慧)在哪里，担心她没有人招呼，陪护人员进行解说。”4月6日，病情加重，进食即吐，全身浮肿，眼睛睁不开，提出要见妻子。4月8日，使用冻干血浆200CC。4月9日输血500CC。以后，经常处于神志不清状态。

潘汉年被送到长沙医治时，作为妻子的董慧竟连看望和陪同的权利也没有。她天天焦急不安地等着潘汉年的消息。直到潘汉年病危时，有关方面才匆匆通知还在数百里之外的董慧赶赴长沙。还算幸运，1977年4月14日下午，董慧终于能够赶来和潘汉年见上最后一面。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董慧对潘汉年说：“你安心休息，要有信心，要安静。”当天晚上7点45分，潘汉年就停止了呼吸，一代英才含冤去世了，终年71岁。

董慧从长沙招待所赶到医院向潘汉年遗体告别。当时医院领导、医生把潘汉年的病情和抢救过程向董慧作了交代，并就研究病因需解剖尸体之事征求董慧的意见。董慧听了表示感谢，并同意解剖。解剖所见，腹腔与胃部全部都是紫血，肝脏烂得像豆腐渣一样。医生认为腹腔恶性肿瘤可能性大。

4月17日，潘汉年的遗体在长沙火化，骨灰埋葬在长沙市南郊的金盆岭墓地西侧半山腰。董慧请求允许她在潘汉年的墓前立块碑，有关组织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但墓碑上不准镌刻潘汉年三个字。董慧只好用潘汉年曾用过的化名肖淑安为潘汉年立了一块墓碑。

为夫昭雪疾呼号：“老潘没有死!”

料理完潘汉年的后事，董慧又返回农场。失去了相依为命的老伴之后，她更加孤苦寂寞。她向中央写信，请求为潘汉年平反纠正。她还向专案组询问：她什么时候恢复党籍?因为她从没有被宣布开除党籍，而是说“停止党籍”。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落实政策，重新成为一名党员，继续为党工作。

董慧下肢一直没有治好，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就患有的精神分裂症复发了。茶场派王芝兰同志帮助照料她的生活。王芝兰性情温和，很体贴这位不幸的老人，为了让董慧能够多吃点饭，常为她做一些爱吃的菜。董慧每次吃饭，都要留下一半饭菜，多摆一副碗筷，说要等老潘回来吃。她对王芝兰说：“我刚才看见老潘了，老潘没有死，他会回来的。”然后又拿出潘汉年的遗诗说：“你看，他给我写的诗，写得多清楚。”接着她又念起诗来。当每月发生活费时，她总拿出一部分钱存起来，说：“留给老潘用吧，他太苦了，从来也不会照顾自己。”

因为董慧喜欢孩子，为了减轻她对潘汉年的思念和痛苦，王芝兰便叫自己刚上中学的女儿刘海燕课余时间来陪伴董妈妈，董慧很喜欢聪明伶俐的“燕子”，燕子晚上也留在董妈妈房里睡觉。有几次，燕子从睡梦中惊醒，只听董妈妈高声呼喊：“老潘回来了!”有时说：“老潘复活了，老潘平反了!”有时自言自语：“老潘你回来吧!你回来吧!”而后伴随着一阵隐隐的哭泣声，直到她全身发抖，昏厥过去。

当燕子放学回到董妈妈屋里，劝她“少吃点花生，免得增加脂肪，血压升高”的时候，董慧就抱着燕子，深情地说：“好孩子，你是真心疼爱我的。”董慧眼里闪着泪花，马上把装花生米的食品盒盖上，继续读着《安娜·卡列尼娜》或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文学作品。有时向燕子讲述周总理、陈毅等革命前辈的故事，要燕子以这些老革命老前辈为楷模，做个党的好孩子。她还告诉燕子：看过的《参考消息》要好好保存起来，以免落到外人手里。

当燕子拿着英语课本在门外读单词时，董慧便靠着门仔细听着，而后说：“燕子，这样读不对，你要按照英语的发音规律，才能读准确。”说着要过课本，带燕子逐字逐句读起来。对难读的单词，反复耐心地给燕子纠正发音。从此，董慧每天教燕子读英语，帮助她理解课文，当董慧看到燕子克服了英语学习上的难关，不断取得进步时，脸上便泛起了愉快的笑容。燕子在董慧的循循善诱的辅导下，对英语有了特殊的爱好。

1978年国庆节，燕子陪伴在董妈妈身边看书。突然听到董妈妈自言自语地念叨着：“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燕子听得莫名其妙，便问道：“董妈妈你说什么呀!”董慧用手轻轻地抚着燕子的头，出神地述说着：“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刻，因为我学会了自己原来不会的东西。延安当时开展大生产运动，男的开荒种地，女的纺纱织布，开始我纺不出来。当我第一次纺出纱来的时候，恰巧，毛主席走到我身边，他弯着腰，拿着我纺的纱，高兴地说道：‘董慧纺出来了!’‘董慧纺出来了!’”说到这时，董慧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手绢，揩着红润的双眼。

1978年5月，董慧的弟弟董锡权携妻子，受旅居英、美、澳洲等地亲人的委托，来到湖南探望姐姐。茶场派专车由王芝兰同志陪同董慧到长沙，在湖南宾馆同董锡权夫妇聚首5天。董锡权夫妇反复转达了海外兄弟姐妹们的心愿：“我们欢迎大姐回香港家中治病，不论饮食起居和医疗技术与药物，乃至护理条件都有利于大姐的身体健康好转。”董锡权劝道：“人生一世，弟兄姐妹一场，我们得尽到亲人的一点责任。大姐，您同我们去吧!”董慧紧握着董锡权夫妇的手说：“亲人们的情意我都领会。请你们代我表示感谢。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富强回到祖国，那时才16岁，今年60岁了!请你们转告海外亲人：老潘的问题还没弄清楚，我不能走!我也不忍心离开他含冤负屈的骨灰远走呀……”至此，董锡权夫妇忍不住落泪了。董锡权了解和敬重他的这位大姐，她坚持不出国就医，是她刚毅坚韧的性格所必然作出的决定，便示意他的夫人不要勉强劝说了。他提议：“我们陪大姐拍几张照片，带给海外的亲人吧!”拍照时，董慧把王芝兰拉到身边同大家一起拍了一张。她说：“这位姐妹，是我国内的亲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出为彭德怀、陶铸平反昭雪的信息，给董慧很大鼓舞。她连续向党的一些老同志写信，希望潘汉年的冤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由于思想高度紧张，董慧的血压急剧上升了。1979年2月24日，因脑溢血抢救无效，在洣江茶场医院含冤逝世，终年60岁。

潘汉年、董慧夫妇没有子女，他们在洣江茶场的遗物经请示中央后由组织负责处理。一部分按他们生前愿望，送湖南省剧团做道具，一部分送茶场职工，一部分给潘汉年胞弟、胞妹、侄子。潘汉年在蒙冤期间写的诗词手稿，他视之如命的一箱鲁迅全集，部分随身日常用品(如表、钢笔、印章)等均放在上海档案馆保存。从潘汉年遗物中清理出来的诗词手稿有20余首，内容大多是回忆过去革命岁月和怀念董慧的诗句。潘汉年生前一直把一套精装鲁迅全集带在身边。从秦城监狱到洣江茶场时，这箱书是随身带来的。董慧常对人说，这箱鲁迅全集是他的命，装这套全集的木箱是专门精工制作的，箱盖上“鲁迅全集”字样，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写好后刻出来的。

1982年，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公开为他恢复名誉。根据中央关于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的决定，湖南省委首先把埋葬在金盆岭公墓潘汉年的骨灰坛取出，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大厅，把骨灰从坛子移入骨灰盒。同时，又把安放在洙江茶场的董慧的骨灰盒送到湖南省革命陵园，和潘汉年骨灰盒放在一起。

1983年4月14日上午，载着潘汉年夫妇骨灰的火车从长沙启程。到车站送行的有湖南省委主要领导以及潘汉年生前在湖南的友好。4月15日，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室举行了为潘汉年夫妇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仪式。骨灰盒然后被送往八宝山公墓安放。潘汉年的骨灰盒安放在副一室，董慧骨灰盒安放在东院二室。

27载的沉冤终于昭雪，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形象，又矗立在人民的面前，并载人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8期 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　作者：秦立海

1945年10月8日，在重庆谈判行将结束，毛泽东离渝返延的前夕，突然发生了一件令人十分震惊的事件：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在当天下午五时许乘车陪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突然有人自车后开枪射击，弹穿车皮和靠垫，并由背腋射入，击中李少石肺部，顿时血流如注。虽急送城内市民医院，但因伤势甚重，失血过多，经抢救无效，当晚不幸去世。李少石的突然遇难，究竟是国民党特务蓄意暗杀还是纯属意外事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

李少石突然遇难，中共怀疑政治暗杀

事件发生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正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大礼堂出席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而举行的盛大晚宴，气氛十分热烈。突然，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同志向周恩来紧急报告了李少石遇难的惊人消息。为了避免惊动毛泽东，周恩来随即沉着冷静地悄然离开会场，找到负责治安警卫的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向其提出质问和抗议，要他立即彻查此事。随后，二人于当晚8时50分赶到市民医院，看望死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李少石突然遇难，不但令中共方面深感震惊，也让国民党当局十分紧张。这是因为此事不仅发生在国共重庆谈判尚未签字、毛泽东即将离渝的敏感时刻，而且李少石本人身份特殊，是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女婿。因此，国民党当局在未弄清事实真相之前，一时有口难辩，很难脱得了干系。起初，中共方面怀疑是国民党特务预谋的政治暗杀，因此极为愤慨。当晚，周恩来在市民医院曾悲切地说：“二十年前廖仲恺先生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犹历历在目，不料二十年后，他的爱婿又遭凶杀。”次日，中共《新华日报》即以《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同志突遭暗杀》为题报道了此事，并对李少石个人生平作了简要介绍：“李少石同志今年三十九岁，广东番禺县人，共产党党员。他长期为革命事业艰苦工作，并因此而入狱，出狱后，继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工作不懈。为人温静和蔼，寡言笑，不善交游，平时足不出户，且向无私怨，此次偶因送其岳父至友柳先生返寓，竟遭毒手，殊令人愤慨不已。”言外之意，像李少石这样的共产党员，在国统区突然遇难，十有八九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与判断，中共方面特别是周恩来本人，对尚在重庆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极为担心。因此，从市民医院返回宴会现场后，周恩来为确保安全，严正要求张镇在散会后用自己的汽车亲自护送毛泽东回红岩。张镇基于职责所在，也深恐毛泽东万有闪失，只得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在深夜十一点多钟亲自为毛泽东执行了一次最高级别的警卫行动。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前，的确也感到紧张和心虚。李少石遇难的消息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次日上午，宋庆龄、邵力子、沈钧儒、陈铭枢、郭沫若、茅盾等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前往医院进行吊唁。重庆各报记者及在渝外籍记者十余人，也先后去医院探视采访，使这一事件迅速传遍了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

国民党连夜彻查，发现事件纯属意外

李少石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应中共强烈要求，另一方面为证明自己的清白，当即决定连夜进行彻查，以求尽快弄清事实真相。当时，宪兵司令张镇得知消息后即急电宪兵司令部警务处长卫持平和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责令其立刻连夜进行侦察破案，不得延误。与此同时，李少石遗体所在市民医院外科室，也加紧准备会同法官检察官及治安有关各机关进行遗体解剖，检取子弹，以配合破案。次日上午，重庆卫戍总司令王缵绪、警察局长唐毅及卫戍部宪兵司令部公安局人员等，也都赶到市民医院查询事件发生经过，了解情况。在短时间内，国民党当局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出现了少有的高效率办事现象。

经过连夜奋战，至次日(9日)凌晨二时许，案情即基本告破。据具体负责侦破此案的卫持平和张醴泉先后向张镇报告说：10月8日下午五时许，适有陆军重迫击炮第一团第三营七连中尉排长胡关台率武装班长6名，新兵30名，携带中正式步枪6枝，每枝配子弹4发，奉命由其驻地来重庆领取棉军服240套后，行抵红岩嘴六号门前附近，即在马路左侧休息，其时有弹药一等兵吴应堂蹲伏路旁，适有黑色轿车一辆，由小龙坎方向驶来，将该兵左臂部辗伤甚重，并撞伤右肩上方(中共方面的说法是，当时吴应堂正在路边小溲，汽车驶至时，因躲避不及，当被撞倒，头部受重伤，势甚危殆)。该车司机于肇祸后，向城内急驶图逃，该连下士班长田开福出于悲愤，即鸣枪一响制止，不意竟将该车击中，导致李少石意外遇难。查明上述情况后，国民党当局随即将当夜宿营于小龙坎松鹤楼的鸣枪班长田开福予以扣押待审，将其所使用的中正式15993号步枪1枝和射击的弹壳1枚、余弹3枚，一并予以缴扣。至此，“凶手”被迅速缉捕归案。

与此同时，卫持平等人会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赶赴曾家岩，勘察被枪击出事的国10375号汽车。该车司机熊国华(又名熊维屏)是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雇用的，他在出事后将李少石紧急送往市民医院，并驱车至《新华日报》营业部，将两名报社同志送至医院负责照料李少石后，又将车开回曾家岩，锁入车库，即称病逸去，不知去向。经国共双方共同勘验该车中弹处，发现子弹是经车后的工具箱部分，穿过座后的钢质弹簧，致使弹头破裂成数碎片，故穿出靠垫处有数小孔，经判定确是步枪弹片所射击。这与上述调查结果及有关尸检结论基本一致。至此，虽然肇事司机仍在逃，值案情已基本查清。

中共确认事实真相，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李少石事件真相大白后，钱之光随即代表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发表谈话称：“政府当局与社会各方对此经过都非常关心，幸赖本市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局协力侦查，得在最短期间使案情大白，疑云为之一扫。”“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偶然事件。感谢宪警治安机关医院法院的努力及各方人士的关心。”接着，钱之光简要介绍了事件经过，并指出：“李少石同志被枪击逝世，是革命事业中一个很沉痛损失，因此自此事件发生后，不但李同志家属，本办事处同人，新华日报同人一致痛悼，社会各方人士也都纷纷吊唁慰问，殷勤备至。而宪警治安当局与病院人员，更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张镇司令以及王缵绪总司令、唐毅局长与地方法院检察官，对于案情的探究，都很认真。对于这种热心关怀，本人敬表谢意。在事件初发生时，由于事出突然，肇事的汽车司机熊国华又已不知去向，大家对于李同志的死，都不免愤慨。但张镇司令指挥的宪兵司令部与警察局，努力侦查，同时本处亦派人赴肇事地点详细探访，并向有关人员一一询问，所获结果大致符合。所以虽然主要人证熊国华尚未到案，案情基本上仍可谓已经明了。”钱之光的谈话，“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实事求是”，在国统区产生了良好影响，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一贯工作作风。

如果说国民党当局对处理李少石事件尚能认真负责，不敢怠慢的话，那么对该事件中的另一名受害者，被汽车撞伤的弹药兵吴应堂则是另一番态度。吴应堂受伤后本已被送到条件较好的中央医院医治，但当得知其与李少石事件有关后，国民党当局将仍处于昏迷之中，生命危殆旦夕的吴应堂用汽车从中央医院转至市民医院，并将其安置在李少石原住病房对面，任人参观，以便作为“人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中共方面则对吴应堂表示了慰问，并“愿意担负他的医药疗养费，如万一不幸因伤逝世，并愿负责予以殓葬抚恤”。10月12日，《新华日报》还特地对其康复情况进行了及时报道，认为“这两日来伤势颇有进步”。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亲自前往市民医院看望吴应堂，嘱其安心治疗和静养，并重申一切医疗费用全部由中共方面负责。这种对生命的关爱与负责态度，的确令人感动。

10月11日，中共方面在小龙坎举行了李少石棺柩安葬仪式。当时，国民党当局竟出人意料地为身为共产党员的李少石棺柩上覆盖了一面中华民国国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则送了花圈，以示悼念。毛泽东还为李少石遇难题词：“李少石同志是个好共产党员，不幸遇难，永誌哀思!”周恩来亲自出席李少石棺柩安葬仪式并在墓前讲了话，认为李少石这样一个好同志的不幸死去，实在是很大的损失，他感谢死者生前为革命事业的努力，并感谢生者。李少石事件的圆满解决，迅速化解了国共之间可能出现的误会，因此并未对重庆谈判产生任何消极影响。10月10日，《双十协定》正式签字；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陪同下安全返回延安。

家属心中存有疑问，案情另有新的发现

李少石事件虽然很快结案，但其家属心中一直存有疑问。根据李少石的女儿李湄对事件的回忆，其中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一是“解剖结果证明，爸爸是被一粒‘达姆达姆’弹击中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妈妈说，‘达姆达姆’弹是用来打野兽的，全世界都禁止用于打人。因为用普通子弹打野兽，如果野兽不死反扑过来很危险，所以要用体内开花的‘达姆达姆’弹。这是必欲置诸死地时才用的。”二是周恩来在李少石公祭仪式上致悼词说：“敌人无论怎样残暴，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敌人越是疯狂，死亡得越快。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显然，这是话中有话，绝非无的放矢。同时，李湄还提出了自己对事件的看法：“据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部的调查，爸爸的死是由于汽车压伤路边一个士兵，士兵的班长便向汽车开枪。由于爸爸已死，司机失踪，我方便没有目击证人。而证人的证言是查案的重要依据。如今，惟一提供证言的，只有蒋军士兵和红岩嘴路边的茶馆老板。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调查报告成了案件定性的惟一依据。虽然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也派人到现场进行过了解，但军警宪特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事情是无法查清的。”“10月8日，正值国共和谈经过一个多月拉锯战好不容易达成协议，过两天就要签字的关键时刻”；再加上“毛泽东冒死犯难去重庆进行谈判，他的安危举足轻重。爸爸的死，无论是什么原因，追究下去都对大局不利。因此当时妈妈什么都没有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少石的夫人廖梦醒就接受了事件纯属意外的结论，因此事后并没有放弃对事件真相的进一步调查。

当时，社会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特务想要谋杀周恩来，因为李少石长相很像周恩来，所以误杀了李少石。建国以后，廖梦醒在重庆公安局查阅李案有关材料时发现，据重庆市纺织工业局在肃反时挖出的潜伏特务钱忠(又名钱振翔、金秉生)交代：“侍从室、稽查处、侦缉队都参与了李少石事件。参与者名单：侍从室——王群、蒋荣根、王启民、周炳辉、金革先；稽查处——陈毅、郭英启、陈锡明；侦缉队——顾立峰、钱振翔、陈国清、李白林、朱辉。新兵队班长开的枪。熊国华化名黄炳光，在上海整修一厂当副厂长，已入党。”1981年7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收到一封由“知情者”林祖德寄来的与李案有关的信函，提供了如下资料：“1945年秋，国民党反动派指使军统分子、重庆市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行动队第十组组长兰白旗在重庆李子坝到小龙坎之间开枪杀害了李少石，蒋帮阴谋得逞后，以狡诈卑劣的手段伪称追逃新兵开枪误事造成，用以掩盖其残酷罪行。凶手兰白旗因所谓‘功劳’提升为队长。”这两份新的材料使案情本已基本明了的李少石事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熊国华回忆事件经过，邓颖超否定暗杀之说

建国后，意外之说也不断得到新的资料佐证。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年汽车司机熊国华在晚年接受了学者吕荣斌的采访，详细谈了李少石遇难的经过。据熊国华介绍：10月8日，国共两党谈判接近尾声，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为此，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要于当日晚在军委大礼堂举行盛大宴会，欢送毛泽东。8日早上，熊国华接到任务，让他准备好车，下午5时30分毛泽东用车。当天下午，关心时局的柳亚子先生来到曾家岩50号拜见周恩来副主席，了解谈判情况，为了不影响周副主席参加宴会，畅谈一会儿就起身告辞，周副主席派他的秘书李少石送柳先生。这样，我们一位同志通知熊国华，让他先把柳先生送回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住宅。此时是下午4时45分。熊国华担心时间来不及，怕影响主席的活动，不想去。这位同志说，你把车开快点，5点半赶回来就行。这样，熊国华急速启车上路，行到中央大学门前时已是5时10分，他急坏了，转身对柳先生说：“我5点半还有要事，必须赶回去，就不能把您送回家了。”柳亚子先生马上下车，步行一段路回家。熊国华拉着李少石急速往回返，离5点半不足20分钟了，他心急如火，一路加大了油门，小车飞也似的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奔驰。行至红岩嘴时是下坡路，左侧是波涛滚滚的嘉陵江，江岸的山崖旁边是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门前一位同志见车速太快，招手示意让慢一点，可是熊国华顾不了这些，小车箭一般地顺着这下坡冲了下去。下坡后，他看见一队国民党士兵正在峭壁下的山路上向前走，突然一个国民党士兵于车前要横穿马路。在这突发情况下本应急刹车，但刹车不灵，紧急中的熊国华只有迅速调整方向躲开前面这个士兵，但是还必须防止汽车坠入左侧的嘉陵江。由于躲闪不及，这个士兵还是撞在汽车后门上摔倒，但熊国华并没有觉察，继续前行。后面士兵大喊大叫，他也没听见，一个班长竟朝汽车开了枪。熊国华听见枪响急忙回头，只见李少石用手捂住胸部呻吟着。他又急又气，更痛苦万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少石秘书送入医院……这与当时由国民党当局调查并经中共方面确认的事件经过基本一致，没有实质性的出入。这是主要当事人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后公开表态，再次证明李少石遇难属于意外事件。

此外，据20世纪70年代曾是《人民日报》总编室机要秘书室工作人员的温宪回忆，1976年底，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前夕，《人民日报》将三篇悼念文章送邓颖超审阅。12月30日晚8时40分，邓颖超给报社机要秘书室打来电话，请值班人员向总编辑转告对这三篇稿子的意见，要求对稿子中某些不实之处加以修正，其中就涉及到李少石事件。邓颖超指出：“1945年主席到重庆去谈判。一天，突然听到李少石被枪杀。当时以为是特务要谋杀恩来。恩来同志知道后，指示要提高警惕，限期查清。第二天查清李少石并不是特务暗杀的。那一天，由于我们那个车要赶时间，有什么急事，走得很急。前面有一群伤病兵，车在超过的时候，碰了伤病兵，结果我们的车没停，一直跑。伤病兵手里有枪呀，他们就开枪。碰巧，那一天车上就坐着李少石一个人，子弹正中要害，死了。后来那个司机一看闯祸了，就跑了。以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那个司机。所以这件事，开始我们以为是谋杀。后来一查不是。我今天还又问了童小鹏，他也说不是那么回事。原来有一个写恩来同志的单行册子也那么讲，总理曾当面进行过批评。我的意见，在这篇文章里，这事就不要提了。不说实话怎么行?!”邓颖超还强调：“对于历史事实，最重要的是要确切，要完整，要弄清楚。”“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不能胡说。”作为与廖家三代关系密切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颖超的谈话无疑为李少石遇难属于意外事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8期 井冈山走来的女战士彭儒　作者：唐　瑜

彭妈妈今年92岁了，看上去却不像。知情人都知道目前她已破了四项“纪录”：她是中央纪委唯一健在的大革命时期的女同志；是从井冈山走下来的唯一健在的女红军；是声名远扬的红四军“彭家将”中唯一健在的女将；是“朱毛会师”中唯一幸存的女战士。

92年，是一段历史，它既记录着一个革命老人南征北战、赴汤蹈火的一生，同时也印证了无数同她一样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强盛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死而后已的光辉历程!

92年，是一个符号，它既铭刻着老一辈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同时也启迪着年轻一代开拓进取、奋勇直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新的辉煌!

为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坚定不移

1928年3月，湘南大地冰封雪裹，寒风刺骨。积雪中，一排杂乱的脚印穿过一片蓊郁的杉树林，一直向罗霄山脉延伸……

在一个小山村旁，围满了衣衫褴褛的人。人群中，一个身材娇小、大约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正和几个年龄稍大的红军女战士一起振臂高呼：“乡亲们，红军是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要联合起来，支援红军……”

天气寒冷、空气干燥，再加上连日奔波、过度劳累，一股殷红的鲜血突然从正在喊话的小姑娘的鼻孔中渗了出来。小姑娘皱了皱眉头，走出人群，从路旁摘下一片树叶，揉成一团，将鼻孔堵上，又重新走进了人群……

这个小姑娘便是当年的彭儒。这个小故事，是她在参加湘南起义后，跟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上井冈山途中，发动群众支援和加入红军的一个片断。

彭儒生于一个开明乡绅的家庭，父亲曾经参加过辛亥革命，当过四届县议员。依她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她完全可以过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她却走上一条充满艰辛，随时都可能付出生命的革命道路。对此，彭儒说：“一个人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我的信念就是要为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自己的一生。这个信念一旦形成，我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1927年，彭儒正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当时正值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各种新思潮吸引和熏陶着她。在学校，她接触到了共产主义的ABC，并且在哥哥、姐姐、嫂子的帮助下，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因此，当湘南起义爆发时，她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起义，后又加入了红军队伍，被分配在红四军29团。1928年7月，红四军29团攻打郴州失败，彭儒的叔伯哥哥彭晒、姐姐彭堃、彭娟在战斗中被冲散，最后英勇牺牲。特别是彭娟等人，在郴州战斗中被俘，解回宜章，最后被土豪劣绅游街示众，凌辱而死。面对白色恐怖，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干了，跑回了家。彭儒虽然也很难过，但是，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她没有退缩，毅然跟随部队返回了井冈山。

在井冈山，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他们面前，粮食、衣被、住房、医药都十分紧缺。彭儒所在的29团，枪支少，妇女老少多，问题显得尤其突出。但面对困难，彭儒始终没有动摇革命的决心，她和红军战士一道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1928年秋，彭儒在贺子珍、康克清等大姐的帮助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结了婚。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历时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决定长征。当时，中央将彭儒列入了参加长征的名单，而陈正人却留守苏区。夫妻俩面临生离死别，但彭儒没有多想，她坚决服从组织，毅然踏上了长征的道路。然而，队伍出发两天后，因为过河受了凉，彭儒开始打摆子、发高烧。当时，组织上见她病得不轻，就由董必武出面找她谈话，要她留下，彭儒又一次服从了组织，她被老表们用担架抬回宁都，找到中央分局，从此在中央苏区一带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斗。直到1935年苏区中央分局决定，要她随同丈夫陈正人突破封锁线去白区治病，才离开了苏区。

在白区陪丈夫治病的近两年时间里，彭儒和丈夫始终没有忘记心中的信念，他们每天都在关注国内形势，每天都在打听党的消息，并且为重返党的怀抱做着各种准备。

1937年5至6月间，彭儒和丈夫在经历千辛万苦后，先后来到延安，又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毛主席见他们俩都还活着，非常高兴，给予他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你们这些留在苏区的同志能冲破艰险，战胜敌人，来到延安，真是不幸中的万幸。许许多多优秀的同志都牺牲了，但是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红军的党员、红军的干部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这时候，抗日战争已揭开序幕，彭儒和丈夫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了抗日战争中去。

消费不是浪费，勤俭节约不能丢

1928年秋，井冈山的枫树林已脱掉青绿的夏衣，换上了一身红妆。这一天，毛泽东同志正和贺子珍坐在一起吃饭。

“子珍姐!”随着一声清脆的叫唤，一个轻盈的身影闪进了屋里。贺子珍抬头一看，原来是彭儒。毛泽东和贺子珍很喜欢这个小妹妹，便叫她坐下，和自己一起吃饭。彭儒答应一声，坐了下来，拨弄着碗筷，却并不怎么吃。待毛泽东一碗饭快吃完时，彭儒突然伸过头去，瞧了瞧毛泽东的碗，然后就起身告辞了。彭儒的举动，让毛泽东和贺子珍觉得奇怪，却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其实，小彭儒是来他们家“打探情报”的。原来，彭儒听到一些战士风言风语说：“毛委员表面上跟我们吃一样的饭，实际上好东西都放在碗底。”彭儒很生气，便去一探虚实。经过几次打探，结果令彭儒很“失望”，毛委员吃的菜无非也是茄子、辣椒之类，根本没有肉，和战士们吃的没有什么区别。

这件事引起了彭儒由衷的钦佩。革命战争时代艰难困苦，不仅磨练了老一辈的坚强意志，同样也在他们的身上形成了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优良作风。彭儒的一生十分节俭，直到现在，老人家还保持了穿着朴素自然、吃饭简单不浪费的良好习惯。

彭儒一上井冈山，就和饥饿、严寒结下了不解之缘。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道香，餐餐吃得精打光。”这是一首彭妈妈至今还难以忘怀时时吟唱的歌。当年井冈山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老百姓除了自己吃用外，剩下的就不多了。红军上山后，老百姓为了不让红军饿着冻着，宁愿自己少吃点。毛泽东当然意识到，军队要尽可能减少群众的负担，不然时间一长会造成军队脱离群众。因此，他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5分钱菜金，有时甚至连5分钱也保证不了。山上的南瓜最多最贱，南瓜汤就成为每顿必不可少的菜。生活虽然艰苦，大家却非常乐观。

到了冬天，山高风大，雨雪交加。许多战士穿着单衣、夹衣，有的连草鞋也没有，打着赤脚。盖的东西也很少，每人只有一床军毯或夹被，大家便在地上铺一层稻草，有的同志干脆把稻草塞在夹被里，说这叫“金丝被”，当时有一首歌这样唱道：“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哪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1月13日，湘粤赣三省的敌军分三路进攻永新、宁冈、遂川等县。当时坚守井冈山的红军还不到1000人。经过7天7夜的浴血奋战，终因敌强我弱和叛徒为敌人带路，井冈山失守。白色恐怖笼罩着井冈山，湘赣特委只剩下彭儒、陈正人和王佐农在山上。

那年冬天出奇地冷，一连下了40天大雪，彭儒他们拄着竹棍在雪地里艰难地行走，而此时彭儒正怀着第一个孩子。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吃的。一连20天，敌人天天搜山，到处烧杀，彭儒他们只有靠从被敌人烧焦的废墟里找一些烧糊了的谷粒，和着挖来的野菜、竹笋，熬些汤喝。更难受的是没有盐吃，人人腿发软，心发慌。晚上没有盖的东西，只能用杉树皮当垫被，盖着一条破了十几个洞的棉花套，冻得整夜难以入眠。这种恶劣的境况一直到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及时派人找到他们才好转。

1929年秋，彭儒在永新大湾生下第一个孩子。当时连被褥都没有，只好垫着稻草生孩子，生下这个孩子，彭儒只吃了一个鸡蛋。孩子生下来不到3天，就送给了老乡。后来才知道，这个孩子6岁那年生病，因没钱医治死了。

回忆起这些往事，彭儒感慨万千，她说，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革命前辈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受尽了生活的磨难，我们这些活下来的老同志和现在年轻的党员领导干部们应当继承老一辈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作为共产党人，要时刻规范自己的消费行为，看是否积极健康，是否勤俭节约，是否想到了人民群众的温饱冷暖”!

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谋取私利

1960年3月5日，明媚的春阳映红了首都北京古老的城墙。

这一天，全国妇联主席蔡畅在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50周年的广播大会上，宣读了从全国各地遴选的首届“三八红旗手”及“三八红旗集体”名单。

作为当选的首届“三八红旗手”之一，彭儒那天特别高兴。“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到了一项荣誉，而是我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的观念得到了党和人民的肯定，党和群众的满意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彭儒说。

荣誉的获得，凝聚着彭儒艰辛的工作。1956年，国家农垦部成立，彭儒被任命为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当时，由于机构刚成立，工作人员少，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为此，彭儒总是不分昼夜地工作。大家见她玩命地工作，而且身体又那么瘦弱，就劝她多休息。但她口头答应了，却仍然坚持每天工作到深夜。

不仅如此，她还经常下农场参加劳动和调研。她经常到北大荒、海南岛等垦区去，每次上午一到农场，下午就开始干活。她总是深入到生产一线和群众见面，她说：“要想掌握第一手资料，不仅要跑一个生产队，还要跑更多的生产队，不仅要去近的生产队，还要去远的生产队，不仅要看好的生产队，还要看差的生产队。”

1959年1月，她到粤西团结农场参加劳动时，坚持要到离场部30多里外的开荒前线去，她说：“现在我们工作的重心就是推动开荒，怎么能不去现场呢?”因为路远，场领导要用车送她，她坚决不要，说：“别人能走我也能走。”

在海南岛东昌农场工作时，她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有一次，她同群众一起开荒，大家怕她累着，便说：“彭大姐，您不用干了，站在旁边看看，就给我们很大鼓舞了。”但她却说：“这样不行，我下来就是要通过劳动向你们学习的。”工人们很感动：“您年岁这么大，又是女同志，还这样干，我们青年人更应该鼓足干劲，加油干了!”

在任的时候，彭儒一心扑在工作上，就是离休了，她还是不肯闲着，时刻关心着民生疾苦。1985年9月，她从中央纪委专职委员的位子上离休。但是，一些群众有什么事情，还是给她写信，有时候一天就收到好几封。对群众的来信，她每一封都十分重视，并且分好类，叫自己的女儿或者秘书转交给中央纪委有关部门，还时不时打电话询问办理结果。

除了努力工作，为人民“干实事、务实绩、创实惠”，彭儒从政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廉洁自律。她说：“当干部，第一要执政为民，第二要廉洁自律，这两点缺一不可。”

彭儒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部下不叫她领导，而是亲切地叫大姐。她把部下当亲人，把他们的冷暖挂在心头。1960年，她一个部下的爱人刚调到北京就生下一个孩子，可他家里还有两个年迈的老人和一个盲女，生活十分困难。彭儒知道后，连忙从家里拿出仅有的几斤红糖和一袋黄豆送到他家里，并从自己也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拿出20元钱给予支援。这位部下的爱人1994年临终时，还叮嘱女儿要一辈子牢记彭奶奶的大恩大德。

到北京工作后的彭儒，对家人的要求更加严格了。她不允许孩子们坐父亲的公车，说“那是公家配给你父亲的工作用车，你们没有资格享受”；她要求孩子们打电话的时间不能太长，说“那是公家的电话，不能占公家的便宜”。凡是和公家沾边的东西，她都严格要求孩子们不要去碰。“母亲对我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有些事情现在说起来都叫人不敢相信，但母亲确实是那样要求我们的!”彭儒的小儿子陈洪生说。

离开彭妈妈的家，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她从一个娇弱的富家千金，成为一位坚定的红军女战士，并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女干部，支撑其一生的精神支柱，是她那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也许当年的小彭儒，是在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的爱国理念和共产主义信念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宝贵的东西，在经过战争岁月的洗礼和革命浪潮的熏陶后，已深深地沉淀在了她的血液里，使她一生的革命行动变得就如同吃饭穿衣般自觉平常。

彭儒同志的革命人生

彭儒，原名彭良凤，湖南省宜章县迎春镇石彭家村人。1913年3月6日生于一个乡绅家庭，1926年考入湖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后参加红军。

1928年，彭儒随朱德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部队和湘南农军来到了井冈山。上井冈山后，负责湘赣边界妇女工作。1928年秋，和当时任湘赣特委副书记的陈正人结婚。1930年由团转党。历任江西省行委、赣西南特委、永吉泰特委妇委书记。1931年至1934年先后担任江西省委妇女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汀州市委组织部部长、代理市委书记，中央苏区中央局妇女委员会委员等。出席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4年秋参加长征，不久因病经组织批准返回苏区中央分局，任江西雩都县委宣传部部长。1937年到延安，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工作，后到延安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参加学习整风，任党总支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彭儒曾北上吉林省，任延吉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吉林省委妇委常委。1949年南下江西，任江西省总工会副主席。后调往北京，历任农业部监察室副主任，农垦部人教司副司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国务院农林办公室机关党委书记，中直机关党委委员等。“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四人帮”迫害，后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恢复工作。1972年任国家水产总局顾问、全国政协委员。1979年，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两案办公室”副主任。1985年9月离休。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马寅初——单枪匹马　战死为止　作者：杨勤明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占世界总人口65亿的五分之一。13亿是个巨大的数量，需要多少粮食、多少棉花，才能使人人都吃饱穿暖?虽然，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执行“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国策，但由于基数大，目前每年净增人口即达1400—1500万。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16．5—17亿。过去有科学家测算，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只能养活16亿人口。如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

新中国建立56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努力，经济总量已达到世界第七位。但按巨大的人口总数平均，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2004年仅为1270美元，不到世界平均水平5800美元的四分之一，列全球第130位。按我国现行标准，年收入少于668元人民币者列为贫困人口，有2610万；而按国际标准，每日少于1美元即列为贫困人口，则达2．8亿，占我国13亿人口的21．5％，即每5个人中还有1个穷人。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人口约为4．5亿，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已突破6亿大关。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耀邦为著名经济学大师、因人口问题遭殃的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毛主席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从1953年到1979年，26年就增加了4亿人口,而从1979年到2005年，也是26年，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只增加了3亿人口，少生了3亿。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总理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毛泽东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他和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商量说：“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他们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毛泽东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六亿，如果按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八亿，50年后将达到十五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毛泽东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马老以为这次“廷诤”有了结果，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于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康生首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提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但年近八旬的马老并不准备投降。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一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入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进出这样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一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显然这位好友就是周总理。

毛泽东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了。”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党委书记指示：“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党中央，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这番话当然不是康生个人意见。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马老的院子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新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

1960年1月3日，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遭到了软禁，被冷藏了20年。1965年夏，他从报端敏锐觉察到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保持客观冷静头脑，决不可行“领袖至上”那一套。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神州大地，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流批斗，动嘴加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后周总理发话：“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才幸免于难。

马寅初铮铮铁骨，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实践已经证明。他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听他一句话，现在人口不是13亿，可能是8—9亿，可减少4—5亿。这个沉重包袱已经背上，后悔莫及，但愿如胡耀邦所言：“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愿决策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搞“一言堂”，坚决地、真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会愈辩愈明，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核物理学宗师王淦昌　作者：顾迈南

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除了党的坚强领导、全国大协作外，还因为我国有一批饱经忧患、历尽沧桑，了解中国国情，又有强烈爱国心的科学家。他们之中，就有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我曾多次接触并采访过王淦昌教授，在他北京的寓所里，在他领导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以及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听他和他的助手们讲起过他非凡的人生经历，以及他的科学成就和他参与带领年轻人研制中国“两弹”的故事。人们不会忘记，正是王淦昌教授积极倡议创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正是他和一些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党中央，提出了目前正在实施的“863”计划。

清华园岁月

1928年深秋季节，清华园里一片秋色。

上课的铃声响过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有训教授快步走进了物理系教室。在国外，他亲眼目睹了欧美正在日新月异进步的科学技术，心里很着急。这天，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长串数学公式，然后回过头来说：

同学们，翻开近代物理史就可以知道，人类的认识，是随着科学上层出不穷的新发现前进的，假定光是由名叫光子的微粒组成的，那么，当一个光子射到一个静止的电子上，又被散射到另外的方向时，它们的能量变化将是怎样的呢?

课堂上十几位大学生出神地听着，坐在前排中间的王淦昌思索、计算了片刻，举起手来，腼腆地回答了吴有训教授的提问。

“说得对，说得对!”吴有训听了连连点头。

王淦昌刚一讲完，其他同学也举起手来报告说，自己也找到了答案。吴有训耐心地听完，笑着说：“同学们说得都对，这种散射就叫‘康普顿效应’，它是美国一位叫康普顿的科学家首先发现的，因此而得名。在美国，我曾经和康普顿教授一起就这个问题做了一系列的实验，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也叫‘康普顿——吴有训效应’。”

讲到这里，吴有训勉励大学生们说：

“这都是历史上的事情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就拿近代物理来说吧，还有许许多多的效应、规律、原理，没有被发现，被认识。我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去发现一个又一个效应和规律，在世界科学史上，让更多的效应和规律，用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

吴有训的话，像一团火，点燃了年轻的王淦昌为科学献身的激情。

在这之前，王淦昌从故乡江苏常熟来到清华大学读书。他深知上大学的机会对他来说是多么难得。四岁时，他的父亲去世，13岁时母亲又殁了。后来，他只好投靠哥哥抚养。不久，哥哥也去世了。幼小的王淦昌依靠外婆抚养长大。离开家乡的时候，外婆拉着他的手送了一程又一程。嘱咐他说：“孩子，你长大了，你生活得不容易啊。进了大学，要好好地用功读书，不要忘了你死去的母亲……”分别时，他和外婆都哭了。

进了清华园，他的勤奋和好学，很快得到了老师们的青睐。

王淦昌在吴有训、叶企荪教授的直接指导下，进步很快。从这时起，就养成了自己动手做实验的习惯。1929年他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时，用自己制作的简单仪器，测量了学校周围氡气的强度和每天的变化，然后把自己得到的实验结果，写成了毕业论文《清华园上空大气层的放射性》。这是研究中国上空放射性物质含量的第一篇实验报告。工淦昌作为清华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走出校门以后，便以实验物理开拓者的姿态，走上了艰苦的攀登之路。

在德国留学的日子

1930年王淦昌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他在犹太籍女科学家梅特纳教授指导下，从事β衰变能谱的研究。于1933年获得博士学位。

王淦昌在德国留学时，正是希特勒上台前夕，柏林到处乱哄哄的。宁静的实验室里，不时传来刺耳的警报。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战争仿佛就要来临。

三年半的研究生生活结束以后，一天，梅特纳教授忽然向他告别说，她要到瑞典去了。而且不能够再回德国，因为她是犹太人。使王淦昌感到震惊的是，这样一位对原子核物理学做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也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几天以后，梅特纳就被驱逐出境了。

“是继续留在德国呢，还是回国?”梅特纳教授走后，王淦昌沮丧地想。这时，他从德国报纸上已经知道，中国的大片国土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看了这些消息，他的心情十分焦灼不安。

一天，柏林大学的学生们聚集在校园里，七嘴八舌地议论纷纷，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看待“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太无能了，日本人的进攻节节胜利，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有的学生说。

“优秀民族统治落后民族，理所当然嘛!”

“不管怎样，日本人干的是侵略别国的行为，理应受到谴责!”

王淦昌在一旁听了德国学生们的议论，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心头燃起了雪耻的欲望。他决定赶紧收拾行李离开德国，与祖国共存亡。

这时，王淦昌的卓越才能和工作成绩，已经被德国核物理学界注意上了。他要回国的消息传出后，德国同事劝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德国长期工作下去。”

“不，我不准备留在德国，我是个中国人!”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一位科学家，留在德国，会有很好的前途!”

“是啊，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可是人却是有国界的!”他从梅特纳教授的遭遇中，已经深深地懂得了“祖国”两个字的神圣含义。虽经劝说，最后他还是斩钉截铁地拒绝说：“我是个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我要立即回去报效她!”

1934年，王淦昌回到了战火纷飞的中国。

终生的遗憾

王淦昌从万里之外归来，他先是在山东大学任教授，1936年以后又到浙江大学教书。

“八·一三”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向全中国进犯，大片的城市和乡村硝烟四起。

王淦昌带着全家人随着浙江大学的队伍开始逃难。这时，他已是5个孩子的父亲，他和全家人从杭州出发，经过江西、湖南、广西，沿途搭车乘船，有时还要步行，历尽跋涉之苦，最后到达贵州的湄潭。

在湄潭郊区，王淦昌一家7口人住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草泥房子里。白天，他到浙江大学教书，靠着有限的收入养活妻子和孩子们，晚上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候，睡在阁楼上的孩子们一觉醒来，从楼板缝里发现，他们的父亲还在小油灯下伏案工作呢。

在战争年代里，孩子们见父亲越来越瘦，就在屋后的山坡上养了一只羊，为的是挤些奶给他增加营养。王淦昌也很疼爱孩子们，他永远忘不了给生病的孩子买二两猪肝而经历的一段辛酸往事。有一天，他走进一家肉店，央求店老板卖给他二两猪肝。

“不卖!”肉店老板冷冷地说。

“我的小孩子病得快不行了，卖给我一点吧!”他几乎是在乞求。

“不卖就是不卖，对于你们这些穷教员，有钱也不卖!你的小孩子死不死，和我有什么关系!”他就这样两手空空地回到了生病的孩子身边。

……

“唉，真是太困难了。不然，我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回忆往事，王淦昌感慨地说。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像王淦昌这样一位连二两猪肝都得不到的科学家，朝思暮想的却是如何多为国家和人类做贡献。

谁会想到，世界核物理史上的一块丰碑，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树立起来的。

1986年10月，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的序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王淦昌同志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及基本粒子物理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几经搬迁，到贵州湄潭不久，他独具卓见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然而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却不可能付诸实施。于是他写了一篇短文寄往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于1942年1月。不数月，美国阿伦博士(J·S·Allen)按照这一建议初步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以后，实验核物理学家们继续按照王淦昌同志的建议，进行了一系列工作，最终确认了中微子的存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科学家们曾经预言，自然界存在着一种“鬼粒子”，并预言说，这种粒子可以人不知、鬼不晓地从宇宙空间飞来，穿透地球上最坚硬的岩石，然后到达很深的地下。

这种学名叫“中微子”的“鬼粒子”，究竟有没有呢?如果有，怎样才能捕捉到它?王淦昌经过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这个方案，当时在国内是不能实施的，因为缺乏仪器设备。1942年他把它写成一篇论文，寄给了美国的《物理评论》发表了。

半年以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根据王淦昌提出的方案，证实中微子确实是存在的。这次发现，被当做人类认识微观世界的里程碑载人了史册。中国人王淦昌的名字，也因此写进了全世界第一本原子核理论教科书上。

然而，当人们赞扬这个伟大发现，纷纷向王淦昌表示祝贺时，他却并不以为然，他说：“中微子的实验，没有在中国进行，是我终生的遗憾!”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1960年3月26日，苏联塔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重要新闻：“设在莫斯科附近杜布纳的联合核子研究所，一批科学家获得了一项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科学界过去不知道的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反西格马负超子。”

塔斯社在另外的一条新闻中还宣布说：“这一批科学家中，包括中国的王淦昌教授和苏联的维克斯列尔院士……”

王淦昌在解放前就开始了宇宙线的研究。1947年，他在美国利用宇宙线研究了μμ(拉丁语)介子衰变的特性。回国后，在浙江大学因陋就简地筹建了宇宙线实验室。解放后，1950年他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2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在国家有关部门的积极支持下，在1953年到1956年期间，他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的宇宙线实验站，利用多板云雾室和磁云雾室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取得了一大批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的性质，使我国宇宙线的研究进入了当时国际先进行列。

1956年，王淦昌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58年担任了该所的副所长。他直接领导的研究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成为该研究所100亿电子伏特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关于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22年以后，中国发明制造评选委员会给予了这样评价：“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是项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它是实验中第一个发现的荷电反超子，它的发现，填补了粒子——反粒子表上的一项重要空白。这个发现，在科学上的意义，仅次于正电子和反质子的发现!”

最后，由钱三强、钱学森等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决定：授予王淦昌等发现者一等自然科学发明奖。

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刊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详细报道，王淦昌本人更是受到了苏联科学界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又是派画家给他画像，又是写文章赞颂他的才华，美丽的姑娘也被派到了他的身旁……

金钱、荣誉，都未能使王淦昌久留异国他乡。当时，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使王淦昌魂牵梦萦的是国内的形势。一天，他独自一人走出了杜布纳核子研究所所在地的森林，乘火车到了莫斯科，直奔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找到一位负责人，从自己的皮包里拿出了10万卢布，说：“这是我在国外工作期间节省下的钱，请使馆收下，转交给祖国和人民吧。”

那位负责人听了迟疑半晌，说：“这合适吗?”

王淦昌激动地对使馆负责人说：“请收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游子在外，给父母捎些家用钱，是应该的。”

从使馆出来，他独自一人走在莫斯科大街上，不禁又想起了柏林大学校园里的讥讽，想起了战火中在大后方经历的困苦生活，想起了新中国诞生时人们的喜悦和期待。他喃喃自语说：“新中国啊，我不能没有你。”

不久，王淦昌便奉命回国了。回国后，一件意料不到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

一切为了“596”!

“淦昌同志也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于1960年从苏联回国，次年3月调任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简称九院)副院长。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研究和新型炸药研制，以及射线测试和脉冲中子测试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上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技术关键。”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教授在《王淦昌论文选集》中的这些评价是不过分的。严济慈在该书的序言中还说：“淦昌同志一直十分重视核武器研制中的基础研究工作，早在1962年，他就领导开展了新兴的脉冲χ射线技术的研究，用于测量瞬时压缩度的问题。在他的指导下，建成了大型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后，中国的核工业建设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当时，国际上有人认为，苏联毁约停援，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从此以后中国将处于核技术的真空状态，再过几十年也搞不成原子弹。国内有些人也信心不足。为了打破霸权主义的核讹诈，造出中国自己的“争气弹”，为了让人们记住苏联撕毁协议的日子，中国前核工业部负责人刘杰，提出把原子弹的研制工程命名为“596工程”。一时间，一切为了“596”，成了全国一致的行动。

原子弹研制是一项涉及多种学科、综合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技人员通力协作。苏联毁约以后，王淦昌二话没说，告别了妻子儿女，打起背包，穿起布衣服，化名“王京”，三天之内便奉命到核武器研究院报到了。

“失踪”之后的王淦昌在四年时间里，时而奔走在长城内外的荒山野岭，时而到茫茫的戈壁滩风餐露宿，在凛冽的寒风里，在炎炎烈日下，他和参加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人们，历尽艰辛，利用极为简陋的条件，从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金属物理和弹体弹道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在荒凉的戈壁滩，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平均海拔3200米，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下0．4度，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王淦昌等人，喝的是煮不沸的水，吃的是夹生饭；粮食、副食供应不足的时候，他们就打骆驼草子，开荒种地，打猎捕鱼，千方百计地补充主副食品。1968年，王淦昌与朱光亚、郭永怀三位科学家准备一起去基地，他和朱光亚因为临时有事未能成行，郭永怀因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失事而遇难。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十分震惊，设想如果三位杰出的科学家同乘那架飞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将是一种怎样的局面。

1979年冬天，72岁的王淦昌教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他说：“生命毕竟是有限的，我要把余年用来给人民造福，尽一个科学家的本分!”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原子能研究所里，古稀之年的王淦昌还在孜孜不倦地带领年轻人研究受控热核聚变。人们问他为什么年逾古稀还不知疲倦地工作时，他说：“要知道，一升海水所含的氡放出的能量，相当于300升汽油燃烧后放出的能量呢!我们的实验如果成功了，我国的能源就不愁了。”

王淦昌又说：“受控热核反应的实现，将是人类解决长远能源问题的根本途径。我要在有生之年，竭尽全力研究它，争取早日在中国实现受控热核发电，让大海为人类提供无穷的能源。”

由于王淦昌教授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和国防建设的卓越贡献，使他成为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一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主要获得者之一。在近60年的漫长岁月里，王淦昌教授一直奋斗在科研前沿，为中国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开拓新的科学领域。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笔挟风霜”的《点将录》　作者：李　乔

明末崇祯年间，常熟有个叫秦兰徵的秀才，写了一百首宫词，题曰《熹庙拾遗百咏》，咏明熹宗天启年间的宫廷史事，其中有一首云：

星名次第列银光，点将标题当饮章。

圣主青年方好武，卷头先问李天王。

从字面上看，这首宫词冲淡闲适，颇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韵致。但实则其中却包含着一段严酷的历史。

秦兰徵诗末有段自注，云：

邹之麟用《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以供谈谑之资。如托塔天王，则李三才也。天罡星(笔者注：应为天魁星)及时雨，则叶向高也。崔呈秀廉得之，名之曰《点将录》。佳纸细书，与《天鉴录》、《同志录》，同付忠贤。忠贤乘间以达御览，上不解托塔天王为何语，忠贤述《水浒传》溪东西移塔事，上忽鼓掌曰：“勇哉。”忠贤于是匿其书不复上闻。

这段自注，实际是明末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历史的一个侧影。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是明末政坛上最黑暗、最丑恶的政治势力，东林党人则是一批较为正直、有骨气的士大夫。阉党势焰熏天，东林党则势力较弱。阉党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既有血腥的肉体消灭，也有流泯无赖式的攻讦陷害。其攻讦陷害的一个毒招，就是编拟东林党人的黑名单。秦兰徵诗注中所举的《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就是这种黑名单。实际上，当时各种名目的黑名单还有很多，如《东林朋党录》、《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初终录》、《同心录》、《石碣录》、《伪鉴录》、《蝗蝻录》、《秭稗录》等等。在这诸种黑名单中，最阴险歹毒、最具攻击力的，当是《点将录》。

《点将录》，全名《东林点将录》，即秦兰徵诗注中所说的那份“用《水浒传》天罡地煞星名，配东林诸人”的名单。这份名单，一共有109位东林党人的名字，每个人的姓名前，都冠以《水浒传》中梁山头领的星宿名和绰号。如名单中的前几位：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

天罡星玉麟麟吏部尚书赵南星

天闲星入云龙左都御史高攀龙

天杀星黑旋风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

天勇星大刀左副都御史杨涟

天雄星豹子头左佥都御史左光斗

这当中的第一、二名李三才、叶向高，秦兰徵诗注中作为例子提到了。在《水浒传》里，“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时共有头领108人，加上早亡的晁盖，共计109人。《东林点将录》中的109人，就是按照《水浒传》上的这109之数配定的。“点将录”三字中的“将”字，暗指这109名东林党人，如同梁山上的108将。《点将录》中的东林党人的排序，是阉党按照自己眼中各党人的重要程度排列的，而究竟以哪个梁山头领的星宿名和绰号配给哪个东林党人，《点将录》的作者则是经过仔细推敲后，以牵强比附的手法确定的。

关于《点将录》的作者是谁，秦兰徵的诗注中说是邹之麟，但《明史》魏忠贤传和王绍徽传皆说是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也确定为王绍徽。王绍徽，咸宁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中过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本“以清操闻”，但后来投到了魏忠贤的旗下，认魏忠贤做了干爹。《明史·王绍徽传》记载：“初，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忠贤首用居要地。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忠贤所喜。”按照这里所记，王绍徽是亲自把《点将录》献给魏忠贤的，但秦兰徵诗注则说，是阉党崔呈秀在市上廉价购得后呈送魏忠贤的。这两种情况，我想可能都有，因为魏忠贤的党羽甚多，他完全可能从不同渠道得到多部《点将录》。从秦兰徵诗注中可以看出，《点将录》当时在社会上已经流传开来。

何以说编拟《东林点将录》是个险恶的毒招呢?或许更有疑者问，这份名单以梁山好汉的绰号来称呼东林党人，应属美称，谈何是毒招?

那就让我们先来看一下魏忠贤得到这个名单时的反映。据无名氏《遣愁集》一书载，魏忠贤看了这份名单后，非常兴奋，说了这样一句话：“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大概因为时任户部尚书的王绍徽有妇人相，故魏忠贤说他“如闺人”。魏忠贤的心肠，无疑是绝顶的又黑又硬，又是个惯使毒计的阴谋家，但连他看了这份黑名单以后，都感到“笔挟风霜”，可见这份黑名单端的是厉害。厉害在何处?就在它用牵强比附的手法，把被人称作“魔君”、“贼人”的梁山头领的绰号，安在了东林党人的头上，以暗指东林党人是与梁山“贼人”一样的恶徒邪党。

阉党在这里，实际是袭用了讼师、恶吏借绰号以整人的老谱。鲁迅先生曾说：“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名，——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他们是恶棍了。”(《华盖集·补白》)历史上的流氓、盗贼，大都有自己的绰号，他们的绰号，又都具有凶悍、刁蛮、猥琐的色彩，因而，人们往往一听到这种色彩的绰号，便会猜想绰号的主人决非善类。正因为有此社会心理，讼师、恶吏便得以借此整人。《水浒传》写清风寨的知寨刘高，捕获宋江后，宋江不肯吐露真名，只报以张三，刘高为了把他坐实为贼盗，就上报其名为“郓城虎张三”。《点将录》用的正是这种手法。王绍徽这个阉党，把不知从哪儿学来的讼师恶吏的手段，也用到党争上，用到迫害正人君子上了。

梁山头领，我们今天称之为好汉，称为造反英雄，但在明朝人的眼里，特别是在上层阶级眼中，梁山头领都是贼人、豪猾、草泽无赖。不仅阉党这样看，东林党也是这样看的。对于《水浒传》，明朝廷向来都采取厉禁的态度，认为此书“以杀人放火为豪举”，应当“速令尽行烧毁”。(左懋第为陈请禁毁《水浒传》题本)所以，《点将录》给东林党人冠以梁山头领的绰号，就等于给他们扣上了“恶徒、贼人”的帽子，就是要告诉世人：这伙东林党人，都是像梁山贼人一样的混世魔头，是该杀的逆种。翻开《水浒传》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108将是洪太尉不慎放走的魔君，再看看“黑旋风”、“活阎罗”、“立地太岁”、“母药叉”、“拼命三郎”、“赤发鬼”、“丧门神”这些充满鬼气和杀气的绰号，确实极易让人产生联想：名单中的这些东林党人，都是和梁山头领一样的魔头。魏忠贤说这份名单是“笔挟风霜”，真是有眼力的评语，这份名单着实带着一股强烈的阴冷肃杀之气。东林党人看到这份名单后，感受如何，不得而知，但我猜想他们一定是极为恼火和愤恨的，胆小者也许会心惊肉跳。这份黑名单，实际是阉党下决心清除东林党的一个信号，是一纸向东林党下的战书。这份黑名单的直接后果，就是《明史·王绍徽传》里说的，“按名黜汰”东林党人，东林党人遭到了无情的清洗和迫害。

秦兰徵诗注说，魏忠贤曾把这份黑名单给熹宗朱由校看，但这位“好武”的皇帝只问了一下托塔天王是怎么回事(“卷头先问李天王”)，完全没弄明白阉党的意思，还傻乎乎地夸奖晁盖“勇哉”，于是魏忠贤赶紧把名单收了起来，不敢再给皇上“御览”了。这位熹宗朱由校，是明史上有名的“至愚至昧”的童蒙皇帝(孟森语)，好驰马，好看武戏，又好水戏，更好做木匠活，而把政事全推给了阉竖魏忠贤，从而使阉党一手遮天，搞得天下糜烂，更整苦了东林党人。这是皇权专制主义所产生的一个典型恶果。

王绍徽这本《点将录》问世后，因其手法新颖，阴险超群，引来了很多阉党的仿效。一个叫卢承钦的阉党所拟的黑名单中，把王图、高攀龙等称为“副帅”，把曹于汴、魏大中等称为“先锋”，把丁元荐、沈正宗等称为“敢死军人”，把孙丕扬、邹元标称为“土木魔神”，明显地带有《点将录》的胎记。还有其他许多黑名单，也都是极尽丑诋之能事，拼命把东林党人妖魔化。《东林朋党录》之“朋党”一词，本指结党营私的团伙，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东林朋党录》暗指东林党人都是小人。《石碣录》之“石碣”，出自《水浒传》里的石碣村，而这里正是梁山骨干头领阮氏三雄的家乡。《盗柄东林伙》、《伙坏封疆录》中的“盗柄”、“伙坏”，是在骂东林党人如同盗贼匪伙。《蝗蝻录》、《秭稗录》把东林党人贬喻为有害人类的蝗虫、莠草。仅从这些黑名单的名称，便可以看出阉党整人招术的毒辣和下流。

明朝最终在农民造反和清兵的铁蹄下灭亡了，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那页痛史，也化作云烟了无踪迹了。但《东林点将录》式的陷人于罪的招术，却并未绝迹。国民党曾给新四军政委项英起了一个绰号，叫矮脚虎王英，意思是骂项英和新四军是匪徒、匪军。“文革”中，各种黑名单大行于世，各种帽子花样翻新，目的都是要把好人定为贼人魔君。虽然没有用讼师恶吏和阉党起绰号的办法，但借恶名以“臭”(批臭)人之法，却很是得了《点将录》的真髓。那些“笔挟风霜”的大字报、大帽子，虽然早已销声匿迹，但至今让人想起来都会感到胆边生寒。

2006年第8期 良知与责任　作者：裕　雄

岁月沧桑，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已过去了30年。当年的一代青年学生也已两鬓斑白，进入了回首人生的老年。

一

我于1965年从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实验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即得知师大附中卞仲耘校长遇难的噩耗。一位中学女校长丧生于自己的学生——而且是女生——的皮带与棍棒之下，这本是古今中外少有的惊天血案!然而，继之而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十年文革，无数的血案，无尽的冤魂，麻木了人们的神经，也掩埋了人们的记忆；卞校长的遇难很快便被淡忘了。

20年以后，我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留学，并定居于这座美丽的城市。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文革中的一幕幕已如前世一般。一日，与在美国的老同学通电话时说起母校，方知卞仲耘校长于我恩重如山，而我竟数十年浑然不知。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设想文革是怎样一回事。而对于我们这红旗下成长的一代，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中成长的一代，那个年代的经历却是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刚刚懂事就经历整风、反右；读初中时的大饥荒、反右倾；高中时经济好转了，却大抓阶级斗争，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记得初中时虽然国民经济极其困难，但学校里的政治气氛还不致于太紧张。高中后搞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生以阶级出身划线，分为三六九等，一批人整另一批人；学校引导学生，特别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自我批判，大胆暴露各种错误思想，愈来愈让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凶险。

我的父亲是留学归国技术人员，母亲为中学教师。祖父母那一辈是地主或破落地主；自然被归为出身不好的一类，思想上产生自卑感。“三面红旗”，国民经济困难，个人迷信，等等，又给人带来满脑子的疑问。由于缺少人生阅历，误以为自己的异端思想是出身所致，是罪过。那种矛盾惶惑的心态，那种精神上痛苦的挣扎，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体会。结果，我老老实实地“向党交心”，将自己的异端想法都讲了出来。

我的“反动思想”，文革中成为我父亲的一大罪状。奇怪的是，我自己的升学却未受到影响。我向来麻木，想也不曾想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后才明白，当年全仗卞校长的保护。她坚持不将学生们暴露的思想记入档案；她对北大招生人员保证，说我是好学生，只是一时认识糊涂；这样北大才录取了我。否则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不同，我的命运也将与许多文革受难者一样悲惨。

我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六年，与卞校长没有说过几句话。只记得她母亲一样安详慈善的面容，和那微微发胖、踽踽独行的身影。想不到她的内心实如钢铁般坚强，无私无畏。我出于无知与恐惧做了蠢事，卞校长则出于仁爱与无畏保护了我。她保护的不只我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与我同样幼稚的青年学生。在那个年代，对于政治上的问题人们避之犹恐不及；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良心的大有人在；更有的人邀功请赏，助纣为虐。而我们的卞校长，为了她的学生的前途与命运，甘冒政治上的风险，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为我们撑起一柄保护伞。我们幸运地躲过了劫难；而她，她的家庭，却遭遇了惨烈的不幸。

二

卞校长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它的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人生之痛，可有更甚者?世道之残酷，又有几个可以相比?!年少无知的青年学生怎样沦为暴政的工具?我们的国家又是怎样走到了这既无国法，又无天理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建国后十几年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的个人崇拜，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遑论这样环境下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了一群少不更事的学生，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从而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师大女附中与一般学校不同，带有皇族学校的性质。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女儿们，都在这里读书。当然学校也接收成绩优秀，出身知识家庭或平民家庭的学生。这个学校的教师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学生们由于出身与家境带来的优越感和骄、娇二气，则深为北京其他中学的学生所反感。

一个学校汇聚了各种不同阶层出身的学生，自然成为社会的一个缩影。即使不将学生入为地分等，等级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共产党的理想是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父母为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学生在班级里占据主导地位，出身下层或被打倒阶级的学生感到压抑，被边缘化，除非懂得趋炎附势；这种状况高中后日益严重。我虽然由于书读得好受到学校的奖励，也作过学生干部，对这样一种气氛却始终不能适应。文革前两年贯彻阶级路线，美其名曰“讲成分但不惟成分论，重在表现”，实际上却将原罪加之于另类出身的学生，将他(她)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很多出身于非工农家庭，却违心地夸大阶级烙印，否定人性向善的一面，为了功利的目的祭起封建血统论的法宝。血统论加倍地助长了高干子弟的优越感，误以为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宰。这是文革初期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运动的直接原因。

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干部子女都趾高气扬，不是的；有些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很朴实，很平易。也不是说一些学生是绝对的加害者，而另一些则是绝对的受害者。高干子女的命运大多随着父母的命运起伏，其中不少人遍尝了人世的艰辛；而且由于落差之大，更有“天上人间”的体验。其他学生，不论出身如何，亦为多年阶级教育的产物，不会用平常心看待事物；斗争哲学，动辄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已深入血液之中。扪心自问，如果自己处在卞校长的位置，会去保护学生吗?如果卞校长遇难时自己在场，敢于挺身而出吗?或者起码有明确的认知与判断，知道谁是谁非，孰善孰恶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整整一代人都是受害者。

不幸中的万幸，文革也促成了我们这代人不同程度的觉醒。经历了一段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改革开放，中国打开关闭了三十年的大门，既带来了国民经济的腾飞，也开放了人们的思想，虽然与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尚有相当的距离。来到加拿大之后，更体验了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社会，了解了这里人们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加拿大有阶级差别，却无过分剧烈的阶级冲突。人们心态平和，除政党之间的攻击之外，一般就事论事，而不上纲上线，夸大其词。

以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与上一代更多地吸收了中外传统文化的营养并经历过抗战洗礼的父辈比较，不能不承认他(她)们中的许多人是非常优秀的。卞仲耘校长和她的丈夫王晶垚先生都是一直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卞校长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保护学生，她是我心目中的一尊女神。在她出之于自然的行为，实则出之于其高尚的人格，出之于深植内心的是非判断与道德准则。高山仰止，当引起人们灵魂的震撼。和卞校长一样，王晶垚先生也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之路。卞校长殉难之后，这位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奔走呼号，既是为的相濡以沫的妻子，更是为了正义能够伸张，社会不致倒退。前不久，我去看望了这位可钦可敬的老人。八十五岁高龄，他耿耿于怀的，仍然是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族卷入的人整人的运动，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虽然皇权达到了极致，意识形态上却从未这样高度“统一”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领袖既是国家最高领导者，又是思想上的绝对权威。这样，不但民主社会的制衡谈不上，连封建社会臣下对君王的进谏亦不可能。文革就发生在这样的体制之中。从另一方面来看，文化革命之能够横行无阻，在于人们——包括当权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邪恶的服从，对于权力迫害他人的容忍。只要人们像遇罗克，张志新和卞仲耘校长等人一样敢于说“不”，历史就会改写。无奈就是这一点差别，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虽然文革早已过去，却无人能保证它不再发生。只有全民族反思与忏悔，从鲜血与生命中得出教训，才能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

(2006年3月于加拿大温哥华)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大跃进奇闻拾屑　作者：李凯源

公社食堂要吃猴头、燕窝、海味

“大跃进”中，中央一些领导干部到基层宣传、描绘共产主义人民公社的美好前景，以鼓励人民的奋斗热情。当时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在河南省遂平县讲得最为具体，不妨抄录下来。他说公社的好处在哪里?

“首先，有好的食物，而不仅仅是填饱肚子。每顿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都是按需供给。第二，衣服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和品种的服装，而不是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将来，普通服装仅作为工作服使用，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当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第三，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人民公社。在屋子的北厢有供暖设备，南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第四，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的日子也不远了。第五，每个人都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这幅人民公社的美景，真让几亿农民乐得合不上嘴。只是谁也没有去想一想，那稀有珍贵的猴头菌菇从哪里获得?价格昂贵的燕窝(大饭店里名为“一品官燕”)从哪里进口?得养多少亿只狐狸才能让农民都穿上狐皮大衣?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副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河北省徐水县是大办公社食堂的一面旗帜，领先发出了“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全县有64000多户，320000人口，248个农业社。在“大跃进”中全县建立了1777个公共食堂，有285000人到食堂吃饭，实现了全县食堂化。为了适应不同工作、任务的需要，还建立了野外战斗随军食堂1410个，幼儿食堂119个，老年食堂248个。家家户户都把家中储蓄的粮食无偿地献给食堂，如吴庄社一连的社员献粮1296斤，刘花子一户就交出粮食500多斤。当时被认为是削弱家庭私有观念，共产主义因素萌芽的新事物。在办食堂方面较为消极的南张丰乡，受到县委批判后，第二天一天之内就建起92个食堂，实现全乡食堂化。后来，人民公社这座桥在九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耸立起来了，公共食堂遍地开花。但是好景不长，人民过桥以后看到的却是与梦幻中的天堂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莫说吃猴头、燕窝、海味，连稀粥也喝不上了。

评教授以产粮多少为标准

“大跃进”是全方位的，教育自然也不例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柯庆施提出15年全民都成为大学生。同年9月，刘少奇在河南说：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中学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将来出来，既是大学毕业，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河南方城县城关镇，共有人口1万1千多人，在几个月之内就建起了综合红专大学、卫生、戏剧音乐、舞蹈及师范等9所专科学校。各地工农大学、红专大学，如雨后春笋，茁壮出生。

1958年7月至10月，“大跃进”期间，康生以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到北京与河南省的一些学校视察“教育革命”的进展情况。在北京师范大学，他说：师大有两大任务，大办学校，大办工厂。每一个班都可以办一个工厂。大办学校，可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1958年至少要办100座这种亦工亦学的学校。至于有没有条件办，他不管。既然农业生产可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办学校不也可以“人有多大胆，多少都能办”吗。在河南他又说：学校是社会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学生可以每天上课2小时，劳动3小时；也可以上课2小时，劳动6小时。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农民可以撇下农活不干，都去大炼钢铁，学生也可以只参加劳动，不读书。看起来，“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白卷先生”、“凭双手的老茧上大学”的构想，在10年前的“大跃进”中，就已经在这位摇羽毛扇的人物心中形成了。

关于评教授，康生在“大跃进”中又有高论。他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明确指示：学校最少要挂五块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如能挂十几块牌子则更好。教授要按所种作物的产量评级，亩产1000斤的只能当五级教授，2000斤的四级，3000斤的三级，4000斤的二级，5000斤的一级。按照大理论家康生的这个标准，学识渊博、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只能下岗待业；年轻力壮的农民不但能聘为一级教授，当院士也是有可能的。这可不是什么笑话，是“大跃进”中“教育革命”的事实。

粮食太多就吃五顿饭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第八瀑河农业社视察。村里墙上画着鲜艳的壁画：年轻人攀着刺破蓝天的玉米秸爬上天空；老汉乘着比船大的花生壳，飘洋过海，周游世界；嫦娥从月宫下凡，到农田采摘斗大的棉桃……县委书记汇报，今年全县平均亩产麦子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还要放大卫星，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粮食多了换机器。”又问：“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我们只是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也要考虑怎么多吃粮食呢，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毛泽东又说：“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社长说叫“农庄”。苏联已经有集体农庄这个名称了，毛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那以后，“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了。以天津市为例，1958年8月23日，距领袖指示不到20天，4个郊区的59个乡镇、240多个农业合作社的40多万人，就成立了9个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其中最小的有6千多户、3万多人口；最大的人民公社有1万8千多户，8万多人口。

后来毛到安国县，看到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景象，就问安国县长：“你们愿意修个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挖掉?可这得要用一部分土地。”县长忙说：“我们非常想修个飞机场，县里地多呢，占地没问题!”毛又具体指示：“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今后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你这里。”于是各地修飞机场的计划纷纷出台，有的公社还加修直升飞机场，使村与村之间的联系更方便、快捷。修飞机场可不像修打麦场，最终全国公社飞机场一个也没建起来。

炼钢铁加中药

“全民大炼钢铁”，是工业大跃进的核心。1958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提出，中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12月2日，刘少奇在向全国工会第八次大会致祝词时，正式宣布了这一口号。

1958年1月下旬，北京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十五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5亿吨煤，4千万千瓦电力。”从此，不断批判保守思想。6月21日冶金部在“大跃进”思想指导下向中央报告，1959年钢产量可以超过3000万吨，1962年可达到八九千万吨。这个报告被批转全国。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土炉，点火冒烟。农村、城市，到处有小土炉。机关大院、工厂、学校、街道，也都投入炼钢热潮中。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000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4．38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1天盖起小厂房，又用1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3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1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10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能不是奇迹?

谁都能炼钢。某市中山路的十几个家庭妇女，白手起家，不懂技术，缺乏材料，硬是当天建起小高炉，当天就炼出了钢。副食店的职工奋战两昼夜，建起各种土炼钢炉9座。河西区委机关，用1斤无烟煤能炼出3斤钢。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炼出了钢铁。第二皮鞋厂土法炼钢更为简单，他们建造的坩埚土平炉，就是在地上挖个坑，用普通砖和耐火砖砌成，一次可以放8个坩埚，炉内不用焦炭作燃料，而使用劈柴和普通的块煤，下面用鼓风机吹风，两个半小时就可以炼出100多斤钢来。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办事处，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人中药槐角、鸡内金和龟甲等，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别说炼钢，就连制造原子弹的铀，农民都能炼出来。他们用木桶装满铀矿石、硝酸、硫酸，反复浸泡，最后用布袋豆腐包过滤，用铁锅当反应器，再把溶液慢慢烤干，就炼出铀来了，方法就像是民间做豆腐。

狂热躁动的“大跃进”歌谣

“大跃进”歌谣，像一面镜子，折射出那个狂热浮躁时代的社会面貌、人民心态。全国人民充满幻想，在歌谣中编造着亿万个美丽的神话。像《举得起天提得起地》：“天有把，我们举得起，地有环，我们提得起。毛主席叫我们做的事体，你看哪项不胜利?”西域边陲维吾尔族的歌谣《毛主席向高山招手》：“一座高山顶破天，山顶上有无尽的清泉，毛主席向高山招手，泉水就奔下来灌溉我们的花园。”赞颂伟大领袖是贯穿“大跃进”歌谣的一条中轴线。

农村是“大跃进”的主战场，所以反映农村变化、农业生产的歌谣数量最多，寄托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川一首出现较早的歌谣写道：“稻米赶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猫一样大，猪长像大象；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能站个胖娃娃；鱼苗撒下千万条，条条养得扁担样；玉米秆儿穿九天，浑身棒子有几千……”既具体又富于想像力。再如：《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甘肃一首改造山河的《两只巨手提江河》也很有气势：“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一炮能翻万丈崖，一钻能通九道湾。两只巨手提江河，霎时挂在高山尖。”《大山被搬走》与上首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比起愚公移山，社员真是神威无敌。陕西安康的一首《我来了》，在全国传诵，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人民公社”，曾有两句歌谣概括：“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于是把“人民公社”比喻为通向“共产主义”桥梁的歌谣遍地皆是。河南有一首《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全国最早办“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的河北徐水下属的谢坊，公社社部的高墙上写了一首赞颂人民公社的长诗，开头4句是：“谢坊是个幸福庄，幸福全在公社长。公社好处唱不尽，集体力量造天堂。”其中“造”字堪为诗眼。

“全民大炼钢铁”也是“大跃进”中的一大热点。山东青岛有一首《小高炉》：“小高炉，像宝泉，铁水源源汇成川。小高炉，像笔杆，蘸着铁水画乐园。小高炉，真好看，吞下矿山吐铁山。小高炉，全民办，全国竖起千千万。”全国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甚至医院、幼儿园竖起的小高炉何止千千万。河南洛阳有一首《铁水滚滚似火龙》：“炼铁要登云梦山，云梦山上把家安。白云深处搭帐篷，铁炉建在高山巅，拉起风箱火焰高，炼出铁水像山泉。别看俺的铁炉小，产品堆起撑破天，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缠三圈。英帝看见心发慌，美帝气得干瞪眼。”还真有点儿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味道。

有些歌谣的题材既广泛又具体。如《深翻》：“红色大军千千万，深翻土地突击战，冲天干劲如猛虎，铁锨飞舞似闪电。寒风凛冽汗满面，手中血泡磨成串，保证质量深二尺，超过定额驾火箭。”“大跃进”时提倡“深耕密植”，在农田上掘出二尺的深沟，大把地撒入麦种。麦种有多大力量才能顶出二尺的生土生芽成长?麦子都烂在沟里，颗粒无收。这样的歌谣确是当时农业生产的真实写照。“大跃进”中有一次“全民除四害”运动，大概也是一项世界纪录。《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人们上房敲铝锅、脸盆，真的把麻雀震得发昏，头朝下跌落地上。几年后发现麻雀不是害虫，而是益鸟，又下文件予以保护，才使麻雀在中国大地上没有绝种。军队战士的歌谣也是铺天盖地，如《英雄本色就是诗》：“战士人人是歌手，战士人人是作家，歌声直冲九天外，新诗多如五月花。字字如珠放异彩，句句如鼓震人心，英雄本色就是诗，唱绝前人启后人。”当时职业作家、诗人，更是挥舞如椽大笔，豪情万丈地写了很多“大跃进”诗歌，真不知道几十年以后，他们还敢不敢再吟诵那些锦章绣句?“大跃进”歌谣，白纸黑字为我们留下了那个热火朝天时代的雪泥鸿爪，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一定不会忽略这一特殊时期的诗歌创作奇迹的。

公墓编号：“多、快、好、省”

“大跃进”如狂飙海啸，一时间席卷全国。各地为了表示紧跟，纷纷改地名，改单位名，改人名。时至今日，近半个世纪了，各地不是还有很多地名为跃进道、红旗路、卫星里、跃进里、东风里、红旗饭店吗。有的大学改名东风大学、红专大学。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可见“大跃进”对社会、人心的影响是何其深远了。

有些事邪乎得不可思议。某市有一座规模最大的北仓公墓。1958年建立土葬公墓群时，恰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招展高潮。为了宣传配合政治形势，依照1958年3月中共中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把土葬公墓分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等若干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个坟头。为了便于管理及尸主家属扫墓时寻找辨认，每座坟前石碑或木桩的侧面，都用红漆写着“多字第xx号”“快字第xx号”等字样。有人推测，当时决策者的动机，可能是不仅让活人记住“总路线”，死人也应该烙上时代的标记吧。

每年清明节前后，附近农民扛着铁锨，在公墓门前等候扫墓者，为旧坟添新土、清杂草，挣些辛苦钱。见到扫墓者第一句话就问：“什么字多少号，我带您去找。”来者说：“多、快、好、省都有。”农民工前头带路，说：“咱们按顺序，从‘多’字开始吧。”也有的扫墓者特忌讳“争”“上”“多”“快”这几个字，谁愿意家人争着死、上前死、死得多、死得快呀，就换一种说法：“第1个字××号”或“第2个字××号”。打工者心领神会：“明白，跟我走吧。”某家比较幸运，其父1959年1O月辞世后，遗体葬在“省”字区，也是巧合，其后40年内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亡故。人们开玩笑地说：“他们家碰上了‘省’字这块风水宝地，省着死，多好呀!”这块土葬公墓存在40多年后，因城市扩建已于前两年推平改葬。但遗骸火化后的登记顺序号仍是“总路线”那12个字。看来上帝那边也不得不服从“总路线”的口号，按顺序接待了。

还有一个听来的真实故事。某地公墓扩建，在新的入口处，临时搭建一个牌楼，正面用红布书写一副对联，上联为“跃进跃进大跃进”；下联是“增产增产再增产”。横批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也许是天意难测，不幸而言中，两年后渡荒，这个公墓果然爆满，争了上游。多年以后，一些计划生育的标语，不知什么原因，竟然贴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内容是：“生产搞上去，人口降下来。”误会巧合，实在是文不对题，令人哭笑不得。

为首用“跃进”一词的人颁发博士头衔

1957年末“反右派斗争”取得全面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共揪出右派分子552877人。1959年又补漏一批，右派总数约为百万人左右，约占知识分子总人数的10％—20％。抓右派告一段落，反右倾仍在继续。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中提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中央某领导赞扬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人“功不在禹下”，并在有关这篇社论的批语中说：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8期 用信念浇铸的书　作者：徐庆全

赵杰兄比我年长10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而已。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自己岂不也可划入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容忍我这个在学界本不入流的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入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的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作编辑。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所以，在别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的更多一些。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世纪沧桑》、《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立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起始时间，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10年前，却也并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他阐述说：到1934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的愿望。

2001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9名委员们联名“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作了专访。现在，“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号外》杂志上刊登的日本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真。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章。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这些图片为引线，以钩沉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作点有意义的事情。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部书稿完成。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一家出版社。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受的痛苦。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禁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接着和我说。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她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我们只好写字交谈。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我又一次读完了。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从学术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因为这使命，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2006年第8期 “秦家店”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三部曲　作者：尹振环

毛泽东曾说：“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倡导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权运作，都离不开申韩法家体制”(引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0页)。此论至为深刻精辟和正确。所谓申、韩主要指韩非，而且韩又主要指它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之大成也。韩非子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形成，经历了近二十个世纪。如果粗略将其划分几个阶段的话，那么它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姑且称之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形成的三部曲。

第一部曲：“九世乱”刺激了君主专制理论的萌生

传说尧舜及尧之前，实行禅让制，王位传贤不传子。自从夏禹传子之后，公天下变成私天下，从此争夺王位继承以及争夺王权控制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或明或暗、或缓或激、卷入斗争的人数多寡不一罢了。君主专制及其理论就是适应这种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

《史记》载，夏的王位是父死子继制。因为这是个传说的时代，史料缺少，不去说它。殷商的王位世系已基本上为甲骨文所证实，所以可以从商谈起。殷商的王位继承是以兄终弟及制为主。也有少数是父死子继的。商王实行兄死弟及制的后果如何呢?王位如果由“嫡长子”继承，法定继承人仅只一人，其他兄弟叔伯不可能承继王位，这样觊觎者少，一旦扩大到弟，“弟”就不止一人，再说弟既可传己子，又可传兄长之子，继承者扩大无数倍，这样一来争乱必不可免，所以《史记?殷本记》说：中丁以来，因立弟引出了“九世乱”。乱成什么样，史载不详，无从察考。好在西周、春秋兄终弟及之制远未绝迹，还可以从后世弟及制的结果来推测这“九世乱”。比如宋是殷商遗国，它保留商的若干古风遗制。从微子到景公，共传二十八君，其中弟及的八君，这八君当中有六君(炀公、庄公、游、御、恒公、昭公)引起了弑君。这就是《史记·宋微子世家》所说的：《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又比如齐，从齐太公至春秋末的齐平王为止，共传三十君，二十君子继，十君弟继，这十君的弟继中竟有九君引起弑君。其他各国都有这方面不少事例。弟继制易引起争乱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难推测商王朝“九世乱”的大概：兄弟相争，叔侄相杀，宗室不宁，大臣纷纷卷进争夺王位的斗争，明诛暗杀层出不穷，政局动荡，这种局面整整经历“九世”百余年的时间。长期反复出现的动乱，使商代后期的君王懂得了对于王位直接地、经常地威胁来自哪里，王位的巩固、王权的加强，关键就在处理好王位继承、宗室关系、君臣关系。事实上，商的后期已经开始接受教训：帝小乙以后的九帝，只见二起弟继，其余为父死子继，并且起码在纣王时，已有了区别妻妾子女贵贱的某种制度了。但是全面改革王位继承制，建立一套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制度的，还是西周。尤其是周公旦开创了一些重要的制度，以稳定王权，加强王权。

(1)确立传子的制度。周人从“九世乱”的教训中，看到大利莫如定，大害莫如争，王位素定，可以大大避免争乱。王国维说：传子的精髓是：“立子以贵(正妻所生)不以长，以嫡以长不以贤。”这是王位继承的基本制度。

(2)从而生出宗法制及服丧之制，即君天子、臣诸侯之制。

(3)进而生出分封子弟之制，及分封功臣、同盟者之制。使诸昆弟、父辈兄长、宗室、功臣、同盟者通过分封，得到一定的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上的人民。这就形成了“浦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的局面。

(4)由于嫡裔贵于庶孽，他们在继承权上差别很大，这就需要辨贵贱、别亲疏、正夫妇，严格划分嫡庶界线。由此，嫡庶制、等级制产生和完成了。

(5)为了巩固嫡子制、宗法制、嫡庶制、等级制，讲求尊祖敬宗、等级名份等伦理规范的“礼”形成了，尊尊、亲亲、区别尊卑长幼等道德观念大大加强了。不仅宗法组织与政权组织合而为一，而且政权的行使与道德伦理合而为一。

(6)周天子保留并行使商代君王可以生杀废立诸侯、大臣的大权。《史记·殷本记》说：殷纣王竟将最高辅弼的三公一个剁成肉酱，一个制成肉干，一个或变为囚犯。到了周初“人或谮(诬陷)周公，周公奔楚”(《周本记》)。作为成王之亲叔、开国元勋，大有恩于成王的人，竞因谗言出逃，说明周天子握有生杀功臣、父辈的权力。

以上六点是我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基本框架。由此可见，商代的“九世乱”，对于孕育我国君主制，起了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尽管史籍没有详载，但口碑相传，自然会通过正反面历史经验总结，从而形成一定的君主专制理论。

第二部曲：弑君事件反复出现，促使君主专制理论的初步形成

西周实行传子传嫡制(终西周之世，只有一次传弟，即“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的确在统治阶级内部起到了求定息争的作用。除了厉王暴虐，幽王荒淫无道，废妻立妾，废嫡立庶引起动乱之外，一般说来是平稳的。它说明，西周创立的上述制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这种制度的致命弱点是：分封制渐渐形成了许多国中之国，尾大不掉，末大必折，祸乱由此而生。同时立嗣的主宰权在君王手里，君王常常忘记历史教训，物色嗣君时，任意废嫡立庶，废长立幼，因而有的以宠求嫡，争宠求立，插手立君的各派势力暗斗明争，酿成王室宫廷内乱。这类宫廷内乱，西周各侯国就不时出现。进入春秋时期，由奴隶社会渐入封建社会，各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加剧，强凌弱，大吞小，大量小国被并吞。“周武王千八百国，春秋见于经传者四十余国，又并为十二诸侯”(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政治动乱的频繁可以想见。而主要的诸侯国，又反反复复发生弑君事件，其次数之多，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从东周王朝来说，有五、六次是见诸行动弑君事件，未遂而已。从诸侯方面来说：“臣弑其君，子杀其父，蘖杀其宗，层出不穷。”“春秋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谓“弑君三十六”，实际不止此数。从《左传》、《史记》记载看，春秋时期各国发生的弑君事件就有六十三起。《战国策·东周》所说“春秋记乃弑君者以百数”，看来不是没有根据的。此外，还有二十二起逐君、二十九起“执君”事件。在二百四十二年里发生了这么多杀君、逐君、执君事件，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反复出现的杀君事件，就起因、过程、后果看，可谓多种多样，但又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陆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先有人作《春秋》，后有人为《春秋》作传，《左传》、《国语》等相继问世。虽然当时的认识还显得凌乱，但如果集中起来，也蔚为大观。在他们看来，春秋时期对于君主来说，有哪些历史经验呢?

第一，“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左传》桓公十八年)。这是说妾等同于后老婆等同于大老婆)，庶子等同于嫡子，两人共同执掌政权，大城和国都大小一个样，祸乱会由此而生。最著名的故事，如晋献公宠爱与听信丽姬，“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奚齐、卓子、怀公)，一君虏(晋惠公成为秦国俘虏)，大臣卿士之死以百数”(《吕氏春秋·乱原》)。这是废妻立妾、废长立少、贪恋女色酿成的祸乱。又如，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首，在管仲辅弼下，立了太子，但桓公好色多内宠，妾媵(陪嫁女)同于妻后的数人。桓公死后，众子争夺君位，太子出亡，两个新君被杀。所以，(1)不可乱了嫡庶制、等级制。“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国”(宠妾与王后并同、宠臣与正卿并列、庶子与嫡子匹敌、大城和国都同存)是不能允许的(《左传》闵公二年)。(2)严格遵循嫡子继承制，切忌废立无度。“太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左传》昭公二十六年)。(3)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对群公子和宗室作出必要的处置，如避，如“置”，如逐，甚至“诛”。但又必须处理好君王与王室宗族之间的关系。“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左传》文公七年)。周初“封建亲戚”而制限之，还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树枝不能大于树干，小腿不能肥过大腿，宗室大臣的富强不能超过君王。周削、鲁分、晋亡、齐易姓，就是由于末大于本。它也是导致杀君最多的一个原因。晋昭侯封其叔、即晋文侯的弟成师于曲沃，曲沃大于国都，而且成师很得人心，有人当时就断言：“末大于本不乱何待?”果然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晋出现五起弑君事件，终于政权易手。因而，(1)不可使臣所在之城大于国都。孔子及其弟子就曾“堕三都”(《左传》定公十二年)。楚大夫范无宇说：建城邑有如身躯，要分清“首领股肱，至于手拇毛脉。”总不能让拇指比手掌大吧。城邑固然如此，权势亦应如此，方可“大能掉小，变而不勤，动而不劳”(《国语。楚语上》)。(2)“末大于本”将成已成之时，就要“大其柯(斧柄)，去其枝叶，绝其本根，可以少间”(《国语·晋语八》)。无妨加长斧把，砍削一番，但最好还是经常砍削和调整。

第三，由于大权旁落而酿成弑君王事件是最多的。因此，军权、祭祀权、赏罚权应该牢牢在握。(1)“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废兴成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凡与“戎”(军事权)、“祀”(神权)无关的事，一般说来，“君不举焉”。也就是说，军权与神权乃是君主必须过问的根本大事。(2)孔子主张“臣无藏甲”(武器)(《史记·孔子世家》)。“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宗亲不得弄兵使将，异姓之臣更不例外。(3)“为君慎器(车服)与名(爵号)，不可以假(借)人”(《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车服爵号不可借人，自然赏罚之权也是不能借人的。(4)借用外力来篡位夺权的事，屡有发生，因而“臣不得有越境之交”(《左传》曾多次提到这一点)。

上述各点虽然不是系统的理论，但综合来看，正是国君处理宗室关系、君臣关系的基本方针，正是君主专制的关键所在。它载诸经史典籍，既指导了当时的君权行使，也为后代君主和大臣所运用，从而成为政治家、思想家理论之渊源。

第三部曲：韩非集君主专制理论之大成

战国时期弑君事件大为减少：二百五十多年里，燕、韩、秦、齐、赵、楚六国只发生了八起杀君事件。其中外力所杀的两起，臣弑君的只有六起。更有趣的是，法术家发源地的魏，竟无一起弑君事件。这只是一个极小的标志，但它说明君主专制已趋成熟。系统的君主专制理论，就是从反面历史教训和正面历史经验中，汲取养料，正式诞生的。

进入战国中后期，随着百家争鸣的开展，又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围绕加强专制君权，从不同角度总结历史经验。如法家学派商鞅、申不害等，以及《管子》一些篇章，多是从如何执“法”用“术”来总结经验的。所谓“术”，即是君主制御群臣之术，以免独专的大权旁落，这就抓住了君主专制的核心。《管子·任法》说：“明君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处(指地位、控制)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处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夺柄，借人以其所处，命曰失位，夺柄失位，求令之行，不可得也。”这是说，人臣的生、死、贫、富、贵、贱，握在君王手中，君王还必须独掌文、武、威、德四项大权。这当然是典型的君主专制理论。自然比《左传》、《国语》所述要集中、明确得多。但《管子》的这些学说，比较笼统、不够系统完整，有待于发展。而系统完整的发展，是由集法家学说大成的韩非完成的。

韩非处于战国末期，这时天下一统在望，兼并战争达最高峰，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成为时代潮流的客观要求。而君主专制，不仅积累了春秋时期的反面教训，并且有了战国时期的正面经验。出身于王室贵族的韩非，耳濡目染，体会深刻丰富。他研究了上至商纣下至当时的臣弑君、子杀父及种种亡国实例，从中“知臣知民”，“审于是非之实，查于治乱之情”，同时完全“摆脱了道德，而对政治进行考察”，从而得出一套不为任何道德所掩饰的、系统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这个理论，可分为御臣观和御臣术两个方面。

(一)韩非的御臣观

春秋六十起弑君事件中，子杀父者五起(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莒太子仆因国人弑其父莒纪公、蔡世子般弑其父蔡景侯、莒太子展舆因国人杀其君父密州、许世子弑其君买)。属于兄弟、叔侄、宗室、妻杀夫的二十二起。臣杀君的二十起。国人或“盗”杀九起。外力所杀四起。这说明了对于君王，主要危险不仅来自统治阶级的上层，还来自君王的家庭、宗室。韩非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对于家天下、嫡子继承制下的君臣关系，作了深入分析。

第一，在韩非看来，君仁臣忠之类的话并不可靠，甚至是空话假话。虽然君臣之间有利益相同的一面，但还存在利益不同的一面。这才是应该时刻加以注意的。比如，君王与后妃同床共枕，可谓亲密，但利益是否相同呢?韩非说：后妃的儿子立为太子，她就常常希望君王早死。因为夫妻爱则亲，不爱则疏，母好其子抱，反之其子释；男人到了五十岁依然好色，而女人三十美色衰，以衰美之色侍奉妻妾成群的丈夫，怎能不担心自己的儿子会不会失去太子之位呢?这就是后妃与太子希望君王早死的原因。卖棺材的望人死，卖车轿的愿人富，并非谁残谁仁，而是“利之所在”(《韩非子·备内》，下只注篇名)。君臣的这种利益不同，使得人臣会采取实现自己利益的行动。“翟璜，魏王之臣，但与韩善，阴召韩兵令之攻魏，因请魏王，为之讲和以自重。”只是为了“自重”，就搞出如此阴谋，一旦可以取人君而代之，“制万乘而享大利”，又该如何?“群臣孰非阳虎(鲁国著名之权臣、奸臣)”?之所以这些人没有行动，“其备未具”，“党羽不具也”(《内储说下》)。如君王果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方面、忠一于君王的一面，而不看利益不同的、相对立的一面，那就非常危险。韩非说：“知臣主之异利者王，以为同者劫，与共事者杀”(《八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和臣下共同执政的，就会被臣下杀害。韩非说得毫无掩饰。

第二，君王的危险，主要来自哪里?“爱臣太亲、必危其身；大臣太贵，必易主位；妻妾无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在太亲、太贵、无等、不服的情况下，必然危害君主之人是爱臣、人臣、主妾、兄弟。“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爱臣》)。在“无备”的前提下，倾国者、推翻王位者、乃地方或军队之重臣也。“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重臣也”(《八经》)，说得赤裸裸，毫不掩饰。《八奸》说：人臣成奸之道有八，“一曰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也说得毫不含糊。虽然听起来感到刺耳，但却与家天下的历史事实是相符的。无可辩驳的。

第三，上述君臣观必然引出的结论是：不要相信人，那怕亲生子、生身父，也要心存戒备。“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为人主而大信其子，则奸臣得乘于子以成其私”。太信其妻更是这样，“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也”(《备内》)。《内储说上》有一段说得更干脆：“尽敌之”，统统看成可能是敌人，只有“尽敌之、无患也”，因为统统不可信，然后统统加以防备，才能防患于未然。当然，所谓“不信”是说不要太相信，不能依靠人臣的信用和忠诚，而要依靠自己对于“法、术、势”的运用。“恃势不恃信，恃术不恃信”，只有我的权术是可信的。“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恃吾不可欺也”(《外储说左下》)。(它的母型乃《孙子兵法·九变》：“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不可攻也。”韩非还有不少将兵法移植到君道上来的东西。)只要有办法加以制御、“参验”(多方比较)，依然可信可用，必信必用。不然，偌大的天下，君王一人怎能包、保得下来?

韩非的御臣术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论基础上的。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能不依靠文武大臣及宗室、妻妾等人。但又要时时防范他们，必要时加以打击的，又恰恰也是他们。正因为如此，既要依靠他们，这是须臾不可离的；又要防范他们，也得时时小心。君王用“术”，要“藏之于胸”密不示人，不仅一般臣民，就连君王的父兄妻妾子女也是看不得、讲不得、想不得的。

(二)韩非设计的御臣术

《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文章，二十余万言，其中谈“术”，大至掌权、用人，小至备内、听言，无所不有，可谓丰富多彩，所以，这里只能择其要点来说。

第一，御臣之辔在赏罚。用赏罚制导群臣，控制全国。臣下的生杀予夺，富贵贫贱，都应操在君王手里。他们的官爵、特权、财富、荣誉，既可以封赠赏赐，也可以抄没收回。韩非说：要是一个人不衣不食不饥不寒，再加上不怕死，他就不可能有“事上之意”(《八说》)。因此，应该向驯鸟人学习：“断其下翎”，使它“恃人而食”，“焉得而不驯”(《外储说右下》)，君王独操刑赏，还会有什么事不可办到呢?

第二，君王务必保持自己至高、至贵、至尊、至重、至隆的地位。“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诸人，议之而得矣”(《爱臣》)。这“五至”只要跟臣属议论一番，甚至稍加示意就会得到。要是已经有了人臣之威势过盛，能与君王抗衡，则应“毋弛而(你)弓”，迅速改变“一栖两雄”(《扬权》)。

第三，刑过不避爱亲及大臣，“不赦死不宥刑”。有的人臣应质其妻儿于可控制的地方，有的用高俸禄，有的要特别加以警惕。如果这些还不起作用，则“除之”。“除”分“阴除”与显除。对“生害事，死伤名”者自然得阴除，收买他的仇人暗杀他，或“行饮食”(放毒)等(《外储说右上》、《八经》)。

第四，“备内”，即防备家内之乱。“虽有亲父，安知不为虎?虽有亲兄，安知不为狼?”自然，也有备内之种种办法。

第五，花草常打叶剪枝培土，君王也要经常砍削、调整人臣与左右的权势。“为人君者，数披其木，毋使木枝扶疏”，“毋使枝大本小”。一则要砍削，另则要增益。“厚者亏之，薄者靡(华丽)之，亏靡有度”，亏时要渐渐地，增益华丽时要慢慢地。同时任何“木枝”不得“外拒”——借外力实现自己的私利(《扬权》)。

第六，一切臣民的言行必须尊君利上。“大臣有行则尊君，百姓有功则利上”(《八经》)。要是当儿子的常对父母夸赞别的老人勤劳，这是“谤其亲者也”。同样，“为人臣常誉先王德厚而愿之，是诽谤其君者也”。因此，“毋称尧舜之贤，毋誉汤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尽力守法，专心事主”(《忠孝》)。当然更不许借古非今，说君王的不是。后来，就连非议本朝列主列宗也会杀头的。

第七，朋党结私，乃“臣之宝”，不能允许他们握有此宝。“朋党相和，臣下得欲，则人主孤；群臣公举(检举)，下不相和，则人主明”(《外储说左下》)。任何朋党的刍形，都必须解散，这叫“必伐其聚”(《扬权》)。

第八，官再大，也不能以其管辖的地盘成其势位。不能征税，不能拥兵，“处国无私朝，居军无私交”，随从车辆不得多于四乘，不得带奇兵，不得互相私自传递文书(《爱臣》)。

第九，稍举几条细小的“术”：(1)“即迩以知其内”。通过他亲近的人，了解他的内情。(2)“疏置以知其外”。开导他委置在外的人，从外面了解他。(3)“设间以网独为”。对于专任独任的大臣，应设某种监视网。(4)“举往以悉其前”。了解他的过去，以知他的现在。(5)“渐更以离通比”。逐渐更调臣下的职位与辖区，不使常任，以免结党营私。(6)“论反以得阴奸”。伪论事情的反面，用以察断阴私奸行。(7)“作斗以散朋党”，挑拨离间，瓦解朋党。以上仅仅是从《八经》篇摘出，其他还有不少。

不论哪一条“术”，都要绝对秘密，“言通事泄，则术不行”。同时，“主上用之，若雷若电”(《扬权》)。雷一般地迅速，电一般地神秘。

可见韩非是我国君主专制的理论家。世界上有哪一位思想家在总结君主专制的经验教训上可以企及韩非?集中国君主专制之大成，韩非当之无愧。

所以当秦始皇看到韩非的书后，大发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迅速派兵攻韩(《史记·韩非列传》)。可见韩非子理论对于秦家店的影响了。在赵高的教唆下，秦二世胡亥，篡夺皇位，破坏君主专制的基本制度，赐杀太子及他的兄弟姐妹二十六人，而且将秦始皇的滥用民力、滥用暴力更推向极致，从而招致王朝的夭折。它从反面证明秦家店是不能背离韩非的理论的。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6年第8期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上）　作者：佚名

2006年7月14日上午，炎黄春秋杂志社在北京万寿宾馆举办茶话会，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

杂志社社长杜导正首先向各位来宾致谢，特别介绍了出席茶话会的年过九十的老前辈：杜润生、杜星垣、张致祥、于光远、李昌、凌云、甘惜分，随后介绍了本刊从创刊起逐步形成的特点和办刊宗旨。

茶话会由本刊常务副社长徐孔主持。张文彬第一副会长致词，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杂志社表示祝贺。接着，杜润生、阎明复、高尚全、李锐、李昌、于光远、朱厚泽、袁鹰、冯健、李乔、孙大午、韩钢、王强华、钟沛璋、戴煌等同志先后发言，祝贺《炎黄春秋》十五岁生日，对刊物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表达了看法。

杜润生同志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阎明复同志谈了自己阅读一些历史文章的体会，李锐同志谈到他对一些历史和理论问题的看法，高尚全同志顺便介绍了西山座谈会的情况。朱厚泽同志在发言中讲到：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无法预计未来，只能在原地踏步。他的讲话被掌声所打断。

本刊还收到不少贺函、贺电。

我们在本期先刊出几位同志的发言与贺函，其余同志的一些发言与函电，将在下期摘要刊登。

2006年第8期 沿着这条办刊道路走下去　作者：杜导正

《炎黄春秋》创办15年了。从体制上说，炎黄春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从创办至今，炎黄春秋没有要政府一分钱，也没有一个正式编制。她走过的15年历程，似可作为中国报刊史上体制的探索的一个版本。当然，这是和我党推行民主、科学执政和各级领导的开放和宽容分不开的，允许我们探索，允许我们在探索中发生失误。

从内容和观点上，我们力求真实反映历史；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中共十一后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史德，我们始终不渝地恪守着。我们自认是坚定的马朋主义主流派。我们党能取得胜利，能存在到现在，最核心的东西，主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或者称之为科学精神。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依靠这个法宝。

最大的实事求是，就是认清世界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推翻帝制，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也是当时最大的实事求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小平同志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进展不够大。促进这方面的改革，顺应孙中山先生和毛主席早就认识到的世界历史潮流，胡锦涛同志最近将它概括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我们认为，这就是当前最大的实事求是。

在对中共党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曾长期受到一种与之相反的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在思想解放路线不断推进后，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那种非科学的心态直至今天不能说消失了。这些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也或多或少地束缚着编者和作者的手脚。这就使杂志15年来在述史述人时，有时候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但从总体上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是坚持了。尽管有时候是进三步退一步，跌跌撞撞的，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是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合辙的。

当然，我们还存在许多缺点，有让读者和作者不满意的地方。这些缺点，我们恐怕要随着政治体制改革一点一点地克服，体制改革多进一步，我们的胆子也会大一点，心里更踏实，多办一些事。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党今天倡导的科学的、民主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对以往的错误和教训认真总结基础上的。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让人民如实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思想健全，心理平和，社会稳定的真正保障。这个道理，我们的祖先在“子产不毁乡校”中已经讲清楚了。这也正是以中国历史尤其现当代历史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炎黄春秋》的任务。

我们会继续沿着这条办刊的道路走下去!

2006年第8期 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十五年　作者：张文彬

值此《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表示诚挚的祝贺!

《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年了，这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十五年。十五年来，《炎黄春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高扬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分析党的历史经验，遵循以史为鉴，立足当代，面向未来，期望能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作了若干探索。在国际社会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结构调整和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的时代，能有《炎黄春秋》这样的期刊出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党史理论刊物，这是对党、对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我是《炎黄春秋》比较早的读者之一。这也许同我所攻读的学科专业和个人兴趣有关。学生时期，我一直比较注意中共党史学习，凡出版的党史文献，我还是读过很多的，因而有许多疑问萦绕心间，希望得到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烽火年代，但没有能亲历革命战争那艰苦卓绝斗争的洗礼，对革命的复杂性知之甚少。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历史问题逐渐解密，使我们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炎黄春秋》发表的许多文章真实的再现了历史问题真相，使我受到深刻的教益。我感受有三点：

一、坚定性——《炎黄春秋》每期发表的主旨文章或重要文章，都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邓小平理论。例如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和中国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文章，发扬延安精神等文章，都坚定不移地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二、学术性(思想性)——这也是《炎黄春秋》的特点之一。邓小平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也曾说过，“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要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二要走自己的道路，就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照抄别国经验是没有出路的；三要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炎黄春秋》相继发表的《邓小平八一八讲话》《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和《马克思是怎样论述民主的》等文章，从理论上澄清了过去一些模糊认识，恢复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正确表述，纠正了一些错误观点，对提高人们的认识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有很大的启示。

三、真实性——这是《炎黄春秋》最显著的特点之一。《炎黄春秋》始终坚持了“秉笔直书，求实存真”的原则，赢得了读者的好评和信任。例如对中共创始人、五四新文化运动总司令陈独秀一生功过的评价，又如对张闻天的评价，《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又如对胡耀邦同志功绩的评述，通过《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决议起草过程》《我心中的耀邦》等文章，真实、生动地再现了耀邦同志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和他的博大胸怀、光明磊落的人格，同周恩来总理一样，堪称共产党人的风范。我记得南阳武侯祠就有耀邦同志写的一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是很值得体味的。

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述和对一些老革命家的访谈，也都能做到“求实存真，言之有据”，既表述了老革命家和老将军革命年代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也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思考，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育。汪小川同志写的《我在西路军的经历》，真实再现了西路军转战河西走廊的悲壮历程，真正是字字泣血!很多文章以生动的记述、翔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料性、可读性都是很强的。

有些文章，发表时有一定难度，这是需要相当勇气的。我们应当庆幸我党我国现今贯彻双百方针的宽容，政治清明，政通人和；另一方面也要承认我们刊物个别文字可能仍有不当之处，这在探索中是难以避免的。但瑕不掩瑜，期望今后能在继承和发扬办刊优良传统时，也要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指引下，“服从大局，服务大局”，为实现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战略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2006年第8期 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　作者：杜润生

祝贺《炎黄春秋》创立十五周年。十五年，共发出172期，其中颇多力作精品，体现了以史为鉴，不忘过去，未来之师。与此同时还形成《炎黄春秋》的办刊风格：求真务实，似可称当代资治通鉴，将过去历史重大事件，还原本来面目，力避误传误导。

有了《炎黄春秋》，可聚集一批作家，把他们的经历记录下来，增加史实，发挥应有效用，以正确历史观教育后代。

本求真精神，让我联想到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改革事业进入重要关头，对于姓资姓社的发问，邓小平提出不争论。实际上争论停息下来又会重复出现。

中央提出：我国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未建成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它须依靠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需依靠长期的生产积累。我国目前实行公有制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方针，这就是从各方面为社会主义准备生产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后富走向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同样远久。全世界有多少派别，就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开始，有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四国际，有人说现在有七十种社会主义。有人向马克思提问，社会主义细节是什么样式，马克思回答社会主义在实践中，不可预定细节，束缚群众行动，但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财富无限涌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资本主义使人异化为劳动工具，按人本主义，让人摆脱异化，劳动成为愉快，回归人的本质。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但还是一种理想，尚未成为普通实践。我们曾一度踏上误区，推行空想社会主义，奉行斯大林主义，甚至是封建社会主义。过早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背离了马恩如下阐述：一种制度当它还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毛泽东同志倡导每个人亦农、亦工、亦学、亦军，企图一时消灭三大差别；还大办人民公社，准备提早进入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努力，只不过起到试错作用，不仅是无结果而止，而且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起码的民主、自由精神。

胡锦涛同志最近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几条均可作为新起点，逐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抛弃斯大林主义模式。苏联解体，验证斯大林主义的失败。历史的曲折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中国辉煌的改革成就就是一项例证。

百年中外经历，启示我们，必须也有条件做出正确选择。建成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我们能够办到，一定能够办到。

2006年第8期 祝贺《炎黄春秋》十五周年　作者：燕　凌

记得杜老润生在《炎黄春秋》2002年迎春座谈会上曾经说过：要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我查了一下，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资治通鉴》总共九千多页。《炎黄春秋》15年出了172期，如果每期都是80页，总共就是一万三千多页了。每页的字数也比《资治通鉴》多许多。总计应该有两三部《资治通鉴》那么多了。当然，重要的不在字数，而在于它是“现代版”。《资治通鉴》基本上是供帝王将相作鉴戒的，“资”的是专制统治的“治”。到了新中国，这些应该说是“俱往矣”。将近三十年前辞世的现代伟人，生前也经常把这部大书放在身边，大概从里面也曾领会到不少治国谋略，实行起来自然不会原样照搬，而是“还看今朝”，我们是身受其惠的。

《炎黄春秋》“资”的什么“治”呢，应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治”吧。现在，中国的民不知道还是不是所谓“子民”，看来还是在有人“为民作主”的状态下的民，还不能说已经是自己作主的民，“民治”的机会还不是很多。“民主”这个词语说得不算很少，但总使人觉得是形而上的，摸不着的。《炎黄春秋》所“资”的“治”，看来是比较具体的，可以捉摸的。她使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于若干历史真相“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惊叹“原来如此”。她让越来越多的民众从以往的许多事件的本真状态和许多人物的切身经历中，不仅仅是知道，而是痛切地感受到“治”“乱”之本，明白“治”的成败得失之道，因之有所惕励。这也是一种启蒙，就是揭开蒙在历史上的种种迷彩服，使人们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也就渐渐懂得那些假恶丑的东西再也不能让它卷土重来，明白怎样才能走进真善美的境界。

作为读者，我们想要知道也特别应该知道的历史真相，在于过去的三个28年中至今仍然被隐蔽着的事实。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我们曾被反复告知奉《联共党史》为圭臬，后来才知道其中充满了谎言。我们看到许多有关我们自己的党史事件的著作，到了新时期又看到一些当事人的叙述，对照起来才得知原先的记载中也有许多是假的。对历史造假，不只是为某些人脸上刷金粉而已，其严重后果是不能接受历史上的沉痛教训，以致给人民造成更大的祸害。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内忧外患不绝、国无宁日、党无宁日的情势下苦斗了28年，终于创建了新中国。其中许多隐情不为众人所知，与后来又发生令人扼腕的事情不能说没有关系。1950-1978那28年间，得以安宁建设的日子仍然不多，终至天下大乱，遭逢浩劫，余波三年不息。1978年至今的28年，终于得以以建设为中心，可以说是进入“大治”时代了，而其间仍有风波起伏，且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垄断横行，民生仍然艰难。究其源，还在于改革只有经济这一半，而且这一半也还残缺不全，政治改革极其缓慢。不但是跛足前行，而且是在暗箱操作中前行，许多事情仍然是不透明的，“民治”的程度很低。

《炎黄春秋》对这三个28年中以往人们不了解不明白的许多人和事，尽力揭示其本来面目，这是最大的功德。她走过的路也崎岖不平。越是遭遇曲折，她越受读者欢迎，读者群不断扩大。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有长足进步，不知为什么，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却常常退步。与《炎黄春秋》同类的刊物越来越少了。因此人们就更珍爱她。祝愿她健康长寿，蒸蒸日上！

2006-07-14

2006年第9期 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作者：高尚全

胡锦涛总书记于今年3月6日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温家宝总理也在今年“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尽管有困难，但不能停顿，倒退没有出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当前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旗帜鲜明，铿锵有力，充分表达了中央的改革意志和改革决心，是在关键时刻采取的明智选择。不仅是对当前改革争论的回应，同时进一步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和《求是》杂志刊登“推进改革开放努力实现新突破”的评论文章。我认为《人民日报》和《求是》发表的两篇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反映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意愿。

一、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

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恐怕也会有。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受到“左”的干扰，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认为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红旗》杂志编者的话说，“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

但我经历的最早的观念之争可以追溯到1956年。那一年我在一机部工作，做了一些调查。1956年10月23日这一天，入住一机部招待所的达1444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企业需要设备，要找部里，企业需要原材料也要找到部里。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政府则忙于发文件，靠行政的手段来维持运转。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当时有一个画家配了一个漫画，说企业买一个打字机要坐着火车跑到部里审批。当时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不敢说计划经济不行，为什么？因为那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后来，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那不是修正主义吗？

现在回头来看，真正的突破是1984年。农村改革初见成效，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产品丰收了，农产品要有市场，要销售出去，同时需要交换城市的生产资料，所以迫切要求城市改革。但城市还是老的体制，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平均主义，严重影响企业的自主权，不改革已经不行了。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了重大突破，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起草过程中，我主张把商品经济的概念提出来。当时是什么状况呢？——哪个地方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商品交换，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展很快，人们就比较富裕。所以我当时提出来，在“只有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之后，还要加上“只有商品经济才能富中国”。当时的阻力很大，有的同志不赞成，说这怎么行呢？这变成资本主义怎么行呢？后来就找了20个思想比较解放的经济学家过来开座谈会。大家在座谈中都认为应把商品经济提出来。根据座谈会的情况写报告向中央反映。中央根据多方面的反映和呼声，下决心把商品经济的概念写进《决定》。

不过，1984年提出来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人片面强调有计划的一面。曾经有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种提法。将计划经济作为社会制度，将市场调节作为手段和方法，是两个不对称的概念，很不协调。所以后来提出计划和市场相结合，或者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也经过了一番争论。

其实，关于计划与市场，已在世界范围内争论了近100年。我国理论界的争论也没有停止过。但什么是市场？我曾经在多种场合讲到，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出现了市场，它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它自古就有了，古文中有“日中为市”的提法。一个地方有了市场，就会繁荣起来，市场+城堡，就出现了城市。计划与市场这两个概念是一种手段，一种方法，不是社会制度的特征与属性。但传统观点却认为，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是资本主义。

1987年3月20日，我在中央党校做了题为“探索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报告，提出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目标模式应该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8月20日我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是一种手段和手法，并不是社会制度的属性；二、用国家经济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改革的必然趋势；三、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展开，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从实物性计划向政策性计划转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需要。我希望中央十三大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时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李铁映同志把我的材料转送中央领导。

1987年10月召开中共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资本主义”，“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应当通过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按照等价交换原则签订定货合同等多种办法，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社会主义经济新的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在1990年，计划经济又回潮了，有同志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了好多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那时，有同志又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同志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有人写文章批判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那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条：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选择了以理服人的做法，通过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影响中央高层决策。我当时是陈锦华的助手，国家体改委副主任。

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同志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李鹏同志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当时，整理这个材料的一位副司长压力很大，怕犯错误，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司。

另一篇是1992年4月15日召开广东、江苏、山东等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这个座谈会的议题就是讨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座谈会很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因为在当时对改革的非议没有过去，讨论这个问题很敏感。

根据讨论，锦华同志亲自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从五个省的实践看，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这种手段和方法，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希望党的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这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当然，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小平同志。对全党通过的十三大报告，小平同志说一个字都不要改。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平息了关于计划与市场、姓“资”姓“社”的争论。

根据1992年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改革目标，但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当时并不明确。1993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负责市场体系部分。我提出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决定》。

解放以后，本来资本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后来我们搞了计划经济，“资本”两个字不能提了，因为一提“资本”，就跟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所以就改称“资金”。后来在《决定》中，使用了“资本市场”的概念。

我认为，确立“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是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种内在要求。既然我们承认劳动力是所有生产要素中惟一具有能动性的因素，承认它在各个生产要素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我们怎么能让其他生产要素都进入市场，单单劳动力不让进入，还怎么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呢？

但这个概念刚一提出，立刻就有同志反对，说这个不行，劳动力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不能动摇，怎么能够市场化？但我还是坚持。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我列席了。有关领导同志也担心提出劳动力市场能不能被接受。那种会议本来没有我发言的资格，但我莫名其妙，几乎是失去控制地讲了，提出“劳动力市场”的五条理由。后来，江泽民同志在我的《为什么要提出劳动力市场》一文上做了“请中央各常委参阅”的批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劳动力市场”最终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但虽然写进了中央的《决定》，后来还是有一位教授批判“劳动力市场”这一看法。

当前的争论是过去姓“资”姓“社”的继续和发展，因此历史的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二、正确评价中国的改革

改革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GDP从3624亿元增加到18.23万亿元，平均每年增长9.4%，而同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长3%左右。

改革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049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3255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6.1平方米和8.1平方米，增加到26平方米和29.7平方米。改革以来的28年是人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改革明显提高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日益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1978年到2005年，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16万亿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1.4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从1.67亿美元增加到8189亿美元。现在，我国GDP列世界前四位，外贸进出口总额居世界第三位，谷类、肉类、棉花、钢铁、煤炭、电视机、电脑等产品产量以及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不久前召开的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国和印度，并决定论坛夏季还要在中国召开。所有这些成就，都来源于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因此，我们必须理直气壮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坚定不移地加快推进改革。

中国改革实践充分证明，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正确选择，是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改革虽然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但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还存在不少前进中的矛盾、问题和体制性的障碍。比如，现在基尼系数确实已经很高了，贫富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看病难，上学难等问题也亟待解决。对这些问题要客观分析，不能武断地说医疗改革失败了，教育改革失败了，住房改革失败了，不能简单地下这些结论。这些问题有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不完善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协调性缺失，没有兼顾各方面利益造成的；有的是由于改革变形了，变成了假改革。因此这场争论的核心不在于是否承认问题，而在于如何分析问题。

大家知道，90年代中期以前的改革，大家基本上是普遍受益，现在，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同时也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困难群体。在社会结构大变动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思想多样化，改革触动到利益主体，改革要调整利益关系。改到这里难度就大了。在这个新阶段，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涉及政治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改革的深度、广度、复杂性正在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28年的改革进行总结，从而汲取经验教训，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在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深，往往跟不上形势发生的变化，一旦遇到问题，往往做出意识形态化的极端判断，认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改革所导致的。

当前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老百姓最不满的就是权钱交易，发横财的，暴富的。所以，真正的焦点在于行政权力参与市场化分配产生的不公平。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行政性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市场化问题，如1980年代中期利用“双轨”价差牟利，1990年代要素市场化中的“寻租”，近年来土地批租转让、资金信贷以及资本市场中的“圈钱”等腐败现象。这是对社会财富的瓜分，引发了广大人民的不满。

在这种局面下，只有着力推进改革，尤其要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才是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效率，同时要防止权力“寻租”性腐败，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怎么做？首先，政府要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其次，政府要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比如，通过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现象，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解决医疗救助、义务教育以及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等问题；另外，要建立利益的均衡机制和利益表达对话机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

当然，也有人说，过去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出现了两极分化，所以现在应该颠倒过来，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这是把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和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了。搞市场经济就要有竞争，要讲究效率，不讲究效率的市场经济就不是好的市场经济，容易搞成平均主义。在计划经济的时代似乎很公平啊，每个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但是大家不希望要这种贫穷的公正。市场要讲求效率，政府要强调公平。一个是有效地更好地创造财富，一个是更好地实现公平，使公平与效率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优先或者公平优先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现在有人提出，针对当前主要危险、主要倾向，当前要反右防“左”。现在老百姓最怕折腾。折腾的苦头过去吃了很多，折腾就会落后，折腾就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折腾就会影响改革和发展，折腾就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老百姓希望现在不要折腾，将来也不希望折腾。我认为，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只有解决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使我国经济社会保持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当前，要着力解决和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快速增长的公共需求，为老百姓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三、所谓“西山会议”的事实真相

不少同志问到，所谓“西山会议”到底是怎么回事？看来，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对改革历史的不负责任。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重点分析当前的改革形势，旨在深入研讨、交换意见，提出对策。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位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乌有之乡网站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还把一个普通的座谈会与当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扯到一起，戴上“西山会议”的帽子，进行恶意炒作。

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针对近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关改革的大讨论，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认识，坚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提出措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

围绕当前关于改革的这场争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那些公开质疑改革开放的观点，特别是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贫穷与落后，中国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改革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直面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改革的共识。

围绕当前广大群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诸如医疗、教育、征地、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政府官员腐败等，大多数与会者认为，与其说是改革的不成功，不如说是一些领域中的改革起步晚了，进展慢了，改革的力度小了，使得长期形成的一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不能把当前出现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

就如何解决当前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与会者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重点应调整积累与消费或者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应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扩大政府对困难群体扶助的转移支付。针对医疗和教育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重点是破除垄断，政府应管好基础医疗与公共教育，同时放出一部分资源交由民间主体去创办；通过竞争，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在抑制腐败的问题上，必须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特别是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进程，破除行政性垄断，从制度上根除权力寻租的腐败机会；同时，下决心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起一套合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与完善的法律制度。

从总体上看，除个别发言外，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围绕上述内容展开交流和研讨的。通过深入研讨，与会者树立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的信心，形成了下一步继续深化改革的共识。

乌有之乡网站于3月24日发表黎阳的署名文章《“改革攻坚”，还是颠覆政权？——看“精英”西山会议的典型发言》，首次将杏林山庄会议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牵强地联系在一起，说“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们也开了个‘西山会议’。”并声称会议原始记录“是一套完整的政治纲领，完整的党纲党章。以‘改革’的名义分裂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名为‘改革攻坚’，实为颠覆政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钟轩理的署名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为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后。6月10日，乌有之乡刊出了《钟轩理的“理”不通》的文章，认为整篇文章空空洞洞，根本不联系实际”。“说客气点，叫信口开河，不折不扣的官样文章；说难听点，是做贼心虚，以官方身份喝令老百姓停止反思改革，惟恐暴露以‘改革开放’为名盗窃国库、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窃国大盗的真面目。”6月11日，秋石客刊发《评钟轩理〈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一文，认为“这样重要的文章，连一句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没有提，是作者疏忽大意还是有意为之的呢，这可是最要害的问题。作者可能无视亿万人民群众对领袖毛主席无限的热爱之情，自然要滑到了新老自由主义反列宁主义，反毛泽东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日，黎阳在华岳论坛继续刊发文章《钟轩理合法非法？》，说钟轩理的文章与“西山会议”“是一伙的”，“一个鼻孔出气，连措辞语气都几乎一模一样。”

这些人制造所谓“西山会议”事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与束缚，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左”比“右”好的错误倾向。认为“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犯“左”的错误理直气壮，甚至很光荣；犯“右”的错误则要身败名裂，甚至被杀头。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不仅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冒出来干扰历史进程。极左派们制造所谓“西山会议”事件，不过是他们企图全面否定改革开放、开历史倒车的又一例证。

在有的网站中，人们经常能看到一系列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文章。例如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中，秋石客在《当前理论界应展开深入讨论的十五个问题》的文章中，提出要“重新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问题”。在他看来，“拿中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来说，经济工作是否依然是主要矛盾，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确已发生了变化，以资本主义复辟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等政治问题成了主要矛盾”。因此，党的“工作中心应该进行调整”。有一位从一开始就对改革持怀疑态度的同志甚至提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要不断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二次、三次、四次，而是七、八年一次地多次进行”。文化大革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主要是资产阶级叛变”，把矛头直指邓小平同志。甚至在乌有之乡的网站上，竟然出现了一篇《张春桥，你没有死》的文章，吹捧张春桥，说他是“一个被公认为中国最有才华和最有实力的无产阶级理论家”，明目张胆地为张春桥平反。刘日新同志在《从“计划”改“规划”谈起》的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是天经地义的”，“新自由主义特别仇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这样走下去，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将要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属国。”

这些人，不仅对杏林山庄会议的原始记录稿恶意炒作，连篇累牍地上纲上线，还给党中央施加压力，试图在全党、全国人民中间挑起一场“文化大革命”式的大批判运动。如果按他们的意见办事，必然出现灾难性后果。

四、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创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强大武器。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体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中国的国情实行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它有五个基本特征：

1.以民为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2.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基础；

3.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

4.民主政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障；

5.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这次改革争论中，为什么有人提出国务院发展非公有制36条是违背宪法的，不是搞社会主义；为什么有人说《物权法》是违宪的，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为什么有人说改革方向出了问题，改革是在搞资本主义；为什么国有经济实现战略性改组，就有人认为是搞私有化，就不是搞社会主义了。

有人认为，现在全国工业产值中，国有的比重已不到20%，公有制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了，私有化了，不是搞社会主义了，搞资本主义了；有人批判说，根据普查，工业领域中，国有和集体企业就业比重只占20.3%，这怎么叫社会主义？这就是资本主义。按照这些先生们的逻辑，只能搞一次国有化运动，把国有经济比重搞到70——80%才能算搞社会主义。按照他们的逻辑，只有倒退回去才算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争论？其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分歧。这次争论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争论还会继续下去，100年也不会罢休。

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是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准则的社会主义，是使人民得到实惠，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核心，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义不是说你的国家权力有多大，国有企业有多少，国有经济的比重有多高。社会主义的本义是以民为本，以社会为本。那种国家控制全部资源，国家包办所有企业，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总之是以国家为本的社会主义，以往的历史已作出了结论。国家社会主义，就是要通过国家的力量把企业和托拉斯国有化。德国拉萨尔曾鼓吹国家社会主义。恩格斯曾对这样的所谓社会主义作过深刻的批判：“自从俾斯麦致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十足的奴才习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券第255页）

我经常讲这两句话：人民群众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人民创造财富多了，政府的税收也就多了，就有财力为人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样就进入良性循环。

以人民为主体，首先表现为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而人民要成为创造财富的主体。马克思提出，要重建个人所有制。我理解重建个人所有制，必须承认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主体。社会主义必须使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同人民的劳动直接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才能使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出来，才能使人民群众富裕起来，才能使国家繁荣富强起来。这一切都必然要求有完善的法治来保障。正在制定中的《物权法》就是要保护人民的产权。不管是富人的和穷人的合法财产都要保护，合法财产为什么不保护？至于不合法的财产，逃税、受贿等靠非法得来的财产，自然有法律来制裁。人民财产必须保护，若不保护，第一资本会外流，第二会挥霍浪费，第三要丧失创造财富的动力。

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我所提出的民本经济，就是以民为本，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也就是老百姓经济。这种经济它可以使“你要我干”变成“我要干”，能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内在动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国有经济与民本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关键是政府要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维护人民利益，首先是维护人民创造的财富。财富的合理分配、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财富的有效创造是前提，财富的创造、财富的分配两个都要重视。对财富的创造如何保护，在这方面的经验和制度安排都很不够。所以，当务之急要加快《物权法》的制订。

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体，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我认为，这是这次改革争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雪泥鸿爪忆十年　作者：胡启立

1993年3月15日。人民大会堂灯火辉煌，人潮涌动。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召开。我随着众多人大代表一起从东门进入会议大厅，刚刚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就被眼尖的记者发现。顷刻间，我陷入了聚光灯和麦克风的重重包围之中。

记者们的提问在耳边响起：“请问胡先生，您过去是政治局常委，每次开会都坐在主席台上，如今坐到了台下，对此您有何感想？”

问题不容回避。在摄像机聚光灯的照耀下，我坦然地回答说：“过去我总跟别人讲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为什么轮到我自己就只能上不能下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不改。现在我要尽心尽力，当好一个人大代表。这就是我的感想。”

我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在我心中永远是至高无上，是第一位的。无论在任何岗位，任何情况下，都要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这就是我人生的信条。

我未能料到的是，就在那次人代会上通过决议，将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分开，成立了新的电子工业部，并任命我为电子工业部部长。我过去几十年中大多时间都是做党务工作的，到国务院政府部门工作是一个新的挑战，何况我对电子工业也了解很少，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考验。组织的安排，人民的决定，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毅然接下了这副担子。

在长期计划经济的传统分工中，电子工业部一向被认为是“国民经济装备部”，主要任务就是从事电子元器件和整机等产品的制造，如电视机、通信设备、各种电子元器件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观念使停留于单一制造而缺乏系统、网络和服务意识的电子制造业，逐步失去了市场。以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例，当时我国电信市场需求巨大，但是国产通信设备却只占不到30%的市场份额；跨国公司瓜分了大部分市场，通信领域的重要装备形成了“七国八制”的分裂局面。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和新电子工业部党组的同志们深入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电子工业的发展趋势，提出新电子工业部的首要任务是从传统的单一制造业向现代电子信息产业转变。围绕这一战略，在之后的五年中，我们重点抓了三件事：打破电信垄断，推进信息化，建设“909”工程。

为了推动产用结合，给国产电子信息产品开拓市场，并给广大消费者造福，我们致力于打破电信垄断，组建联通和吉通两个通信公司。此项举措，一时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虽经百般波折，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经各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两个公司终于成功地建立并取得了发展，从而第一次在我国电信领域引入竞争，拉开了电信体制改革的序幕。它们为近十年来我国电信运营和装备制造产业适应市场规律的要求，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了推动软硬结合，装备制造和系统集成的结合，推动我国电子工业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我们提出和致力于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组织实施了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设施工程——“金桥”、“金卡”、“金关”，即所谓的“三金工程”。它们实际上是计算机网络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推广应用。今天，“三金”工程已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金”系列工程，大大推动了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及其向各个行业的渗透。计算机网络管理与应用在全国真正进入了普及和深化的阶段，为国民经济发展发挥了“倍增器”的作用。

无论打破电信垄断，还是推进信息化，都是为了全方位、多层次地拓宽电子工业的市场，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也因此得到了快速增长。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尽管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速度很快，产业规模很大，产量也很高，但是利润却很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的原因是我国不掌握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产量越大，向外国缴纳的专利费、技术提成费也越多，中方只是获得微薄的劳务加工费而已。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作为电子产业基石的半导体产业方面。当时，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严重滞后，85%以上的芯片依赖进口，集成电路生产在技术上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三代以上。核心技术的缺乏，严重制约了电子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在没有自己集成电路产业的情况下，我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就受制于人，命脉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

经过细致深入的讨论研究，1995年电子工业部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九五”期间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报告》。当年12月，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组会上，又做了关于《发展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是重中之重》的专题发言。党中央、国务院对报告和发言极为重视。由此，“909”工程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果断决策下应运而生；继而，它又在中央各有关部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直接支持下，“特事特办”，高效运作；终于，凭借国家的强力支持和“909”工程建设者知难而上、奋发图强的艰苦努力，我国第一个世界主流水平的集成电路企业——上海华虹微电子有限公司诞生。国务院决定由我这个政府部长直接兼任董事长。

人的一生中总会在某种形势下做出自己没有料到的选择。我以66岁的年龄兼任华虹集团董事长，直接主持“909”工程，确实非我个人意愿和主观设计，完全是时也、势也。当时就有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你搞“909”，是“抢个地雷顶在自己的头上”。确实，当时并非不知道其中风险，只是风险之大，复杂程度之深，均远远超过我所预料。

“909”工程虽顺利立项，但迟迟找不到合作伙伴，被外国人嘲讽为“中国人以为有了钱就能搞半导体”，搞“错位”了；工程开工建设了，恰逢半导体市场低迷，全世界半导体工厂纷纷缓建或停工；想自力更生，却发现已经开工建设的超净厂房没有预见到未来的发展，比需要的面积小了一半；和日本NEC公司合作谈判成功了，却又招来批评，有人说是“中国人买个炮仗让日本人放”；还没来得及为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成绩庆贺，就遭遇世界范围的半导体存储器市场一落千丈，刚刚上路的生产线必须转型为代工……

一路坎坷一路歌。“909”工程从立项、建设到投产，这中间既有背水一战的拼搏，也有柳暗花明的转机；既有短暂的迷茫困惑，更有勇往直前的豪迈信念；既有沉着冷静的执著，也有迎难而上的坚韧。一次次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又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而我虽为之心力交瘁还能够坚持下来，是因为我明白，我背后没有退路，党和人民需要办的事一定要办成，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当时我曾经说过：“如果说，向集成电路投资有风险，那么不发展集成电路产业，因此而影响国家信息产业的发展，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那才是最大的风险。”个人可能遭遇的风险，和国家的利益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当时我曾向华虹董事会的同志们说过：“建设‘909’，走的好比是华山天堑一条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半导体产业是国家生死攸关的产业。‘909’如果失败，有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动摇我国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信心。这样一来，就会坐失良机，阻断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道路。”因此，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任何个人考虑，任何畏难、退缩情绪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正是国家利益，人民需要，这样一个大局把我们整个团队的意志凝聚到一起。这就使“909”工程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初创的胜利。

作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龙头企业，到2005年6月，华虹已经完成和超过了当初立项时的所有目标。

华虹集团现已成长为专注于芯片制造、芯片设计、营销、投资(包括海外投资)，以及系统集成等领域的大型高科技集团。华虹NEC的8英寸生产线实现了自主经营，2004年，华虹集团销售收入49亿元人民币，并进入稳定的盈利期。由华虹控股的上海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已掌握0.13微米面向大生产的标准CMOS工艺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初步形成。2004年，华虹NEC在全球半导体代工企业中排名第7。在完全依靠自身资金和技术积累的情况下，其产能从月投8英寸盘2万片发展到4万片(2005年底将达5万片)，技术从0.5微米升级到0.18微米，通过即将开始建设的12英寸生产线，华虹NEC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进一步做大做强。

华虹NEC生产线为信息产业的核心——集成电路产业在我国的生根、繁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效益。仅以手机的SIM卡芯片为例，在华虹NEC建成之前，我国移动通信SIM卡芯片全部依赖进口，平均采购价为每片82元人民币。华虹NEC投产后，支持华虹、大唐两家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自主设计开发SIM卡芯片，并为其加工；产品打破国外垄断迅速推向国内电信市场后，价格随之急剧下降。到2004年，SIM卡芯片平均价格已下跌到每片8.1元人民币，从2001年至2004年，仅此一项就让消费者节省了60多亿元。

华虹NEC的成功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它以事实证明中国大陆具备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产业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在其系统作用的带动下，海外集成电路制造商蜂拥而至，仅长江三角洲就先后出现了中芯国际、宏力、和舰、台积电等多家知名半导体企业。今天，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台湾省以外新的芯片制造基地。

芯片制造业的繁荣，直接带动了设计业的发展。到2004年中国大陆芯片设计公司增加到421家，总销售额达8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率为41.5%。

芯片制造与设计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我国从“电子大国”向“电子强国”的迈进，奠定了初步基础。

事实证明，1995年底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909”工程的决策是高瞻远瞩、正确及时的。华虹集团10年来潜心励志、艰苦奋斗，实现了在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掌握了半导体产业中一些关键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并具备了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为下一步以国际化(组建跨国团队、利用全球技术与资金、参与国际竞争)为目标的全面自主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转瞬即逝。而今我已经进入耄耋之年，双鬓朝如青丝暮成雪。随着岁月流逝，一切都会从记忆中渐渐淡去。正如苏东坡赠其弟苏辙的一首诗中所言：

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尔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池必卿交班　作者：朱厚泽

池必卿同志是在贵州摆脱“四清——文化大革命”的阴影，拨乱反正，端正思想路线，平反冤假错案，着手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干部新老交替之门，走向新的发展这一历史性转折时期，备受尊敬、信赖的贵州省委主要领导人。

当必卿同志即将迎来九十大寿的时候，类似我这样年龄和经历的贵州干部，内心分外惦记他。当年在他领导下工作的情景，就像一个一个电影镜头，在我心中萦回。

我第一次见到必卿同志，十分偶然。那是1978年底北京正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期间，我随原贵阳市委第一书记伍嘉谟同志、书记夏页文同志，按原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同志事前所作的安排，到花园村李的家里，当面向当时来京参加会议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汇报1964年贵阳四清的严重情况和受到错误打击的大批干部群众现时的困难处境，促请省委切实抓紧平反冤假错案。我是主要汇报人，情况说得很简短。在我当面“放炮”，批评当时省委对平反贵州四清中的冤假错案拖延、敷衍时，省委第一书记开始脸色颇表不快，但随着汇报过程中李井泉的插话和他转述耀邦同志的意见后，很快就转而对我们这些“四清下台干部”说起些言不由衷的好话来。而和他一起来的高鼻梁、深眼窝的高个子老头，除中间插过一两句话外，只是平静地听着，并未引起我们特别注意。会后回到中组部东华门小招待所翠明庄，我整理记录，这才找人打听，得知那位老头是新调任贵州省委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老资格的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间，由于必卿的果断和贵州许多老领导坚持正义热情推动，中央和耀邦同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决策在贵州提速行动，文革、四清、反右倾、反右派以及贵州地下党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大量得到纠正、昭雪平反。许多沉冤久远的老人得以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安度晚年；许多被赶出城市的家庭，得以重返家园，子女得以一视同仁，入学就业；许多被弃多年、长期被视为“异类”的知识分子和中青年干部得以重新起用。我就是这个时期，在平反、恢复党籍后，经省委重新任命参与贵阳市委领导工作的。

我与必卿直接的接触，开始于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贵州代表团到京，被安排在牛街住清真寺旁宾馆，我不习惯那个气味，弄得很恼火。传说是有人以为贵州省是“少数民族”，因而作了类似“伊斯兰”的安排。几个人在下边议论想提意见，据说必卿不让讲。我原来以为他是北方人，很习惯。谁知他根本吃不了牛羊肉，结果只能每天给他煮一碗北方汤面，或者加个鸡蛋。整个会期他就这么过的。我才体会到他的顾全大局和生活简朴。后来我上他家里，夫人徐若冰同志让我品尝她家的北方味，我只觉得从山西带来的腌小黄瓜，手指粗细，特别好吃，其他东西，都难与南方相比。

十二大结束，我直接回贵阳，向市委、市级机关、企业、学校作传达。好像事隔不久吧，刮起了一股清理精神污染的风，报上登载许多外省的领导人发表的谈话，像是表态的样子。我却没有看见必卿有什么谈话。后来《经济报》的记者还找我问，我说中央说过，不搞污染嘛。接着就传来贵阳街头有公安局的人剪小青年的喇叭裤，等等。必卿见我就问：有这个事吗？我说：我也听说了，给市公安局长直接打过电话，他们说市委夏页文同志已经批评了他们，马上检查改正了。必卿摇摇头说，可笑。接着谈起建寺庙、烧香拜佛之类的事情来。我说了陪客人上黔灵山，看到弘福寺里烟火缭绕。我说，穿着高开叉的旗袍，光着两条大腿，搽烟抹粉的，趴在地上又烧又拜，也真不太像个样。必卿却把眼睛瞪着我说：少见多怪！后来省委让检查一下各地清污的情况，事情还真不少，什么随便定性批判文章、书籍、绘画等，都有，还是紧张了一阵子。经过反复划分政策界限，才没有重复过去习惯了的在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毛病。

我在必卿直接领导下参与贵州省委的领导工作，是1982年年末。当时农村包产到户的激烈争论大体过去，必卿和他“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的名言，在贵州干部中近乎家喻户晓。省委工作重点历来在农村，面对这么个新形势，抓什么？怎么抓呢？

我把中央的整体部署精神和我们从地市、县区农村调查中了解的情况结合起来形成的一些想法，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向他汇报请教：在继续稳定包产到户责任制度，注重边远山区扶贫济困，保护农民耕种积极性的同时，把领导注意力转向对农村专业户和乡镇企业的扶持，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专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就要改革农产品购销制度，疏通商品流通渠道，发展民间商业和运输业，抓紧公路建设和场坝、城镇、城市的市场建设和市政建设。这就涉及转变传统的计划经济、国营垄断、政府控制等一整套思想观念和组织体制；涉及党政关系、政企关系、地区关系及其机构和运作方式等一整套调整和改革。这一来，城乡改革势必要结合起来，联动推进；干部的教育、选拔势必重新安排，相应转变……而这一切都必须从贵州省的省情出发。我深感对贵州省情的系统了解，深入研究太不够了。

我向必卿说：这个事情，可是太大了，下边的话已到口边，我想说“力不从心”。但他打断了我的话，没有让我说出来。他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嘛！还想用过去“催种催收”那老一套来对付现在的城乡经济局面，行吗？！他赞赏地说：就按这个思路去搞。你不只是管农村，要代表省委把城市也一同抓起来，沟通城乡联系，调整国营工业商业，发挥大三线企业的作用，谋划全面改革和今后发展。还要抓党校，轮训和培养干部。注意大学和科研院所，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可以搞个小的班子，联系一些专家，共同来研究省情，制定近期改革方案，策划未来的长远发展。

我在省委那几年的工作，大体就是在这么个思路下搞的。必卿对我的工作很放手，总是鼓励我和省委比较年轻的几位同志“大胆放手干，有问题我负责。”他还委托何仁仲同志直接帮助参与和组织，吸收了一批省级各厅局、大学、科学研究机构的学者、研究人员和领导干部参加，广泛搜集资料，编辑出版了贵州省情的专著，展开了贵州发展战略的研究，提出了城市改革的思路和要点，参与了大三线军工企业的调整，推动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协调与合作。

当时省政府先后主持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苏钢同志、张玉环同志、王朝文同志、周衍松同志、刘玉林同志等，抓经济工作都很得力。大家在必卿领导下分工合作，使贵州在原来较低的经济基础上，那几年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

1984年春，冰雪严寒，耀邦同志从四川南部向贵州西北高寒山区进发，一定要亲自去看望贫困山民。贵州山区冬季，要么毛毛雨在公路上结冰，形成一层“桐油凌”，要么大雪封山，汽车没法行。必卿让我们年纪轻的留在贵阳，他自己亲自到毕节去接耀邦。两人都年近七十，又都感冒生病，仍然坚持看望农民，找干部谈话。到贵阳后，耀邦又把西南几省领导人一起约来，分析情况，讨论工作，勾画西南开发的初步蓝图，促使四省五方经济协调会议形成。

我随必卿送耀邦到湘西后，他马不停蹄，立即赶回贵阳，按耀邦指示和西南领导人会议讨论的意见，召开省委会议，调整工作布置，并让我召开电话会议，直接传达到县委的领导人。那种严格、认真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1984年夏末，省委全会临近，而我们没有按时完成原定要起草的全省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文件。必卿让我向全会作口头汇报。会后他不仅没有指责我，而且背着我的面向若干领导同志赞扬和推荐了我向全会所作的口头汇报。他说：党委的讨论，重在把思路、观点搞清楚。他对我在汇报中着重强调的：社会主义者要在思想观念上认识商品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在体制改革上要抓住“简政放权、激活细胞，横向联系、服务协调”等几个要点，都给予充分肯定。全会经过讨论，在当时的体制改革上大体形成共识，对此后贯彻耀邦主持起草的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式决定，从思路上作了先导性的酝酿，也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相当认同。

1984年冬，在中央建立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的决策启发下，我在聊天时向来西南调研的中办负责同志，谈起建立资源开发型内陆开发区的想法。中办的同志听后当即问我：这么大的事，你说得轻描淡写的。你向中央写了报告没有？他们认为：提出沿海开放后，向浅内陆地区作纵深部署，使沿海加工贸易与内陆资源开发联动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催促我赶快写报告。我用一千字、一页打印纸，把黔中地区的区位条件、资源蕴藏和建立黔中资源开发型内陆开放区的战略设想，写成建议，送给必卿看。因为担心考虑不周，只想以个人署名上报，“仅供参考”罢了。不料必卿看后，认为很好，并由他亲自提请常委讨论，最后以省委署名，正式报告了中央。

那几年，原省委的徐健生同志、秦天真同志、吴实同志几位老领导人，从贵州的省情和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和趋势中，确实是高瞻远瞩，早就注意到贵州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民族特色，不辞辛劳，深入大山深处，亲自发现景观、勘察景点，规划协调，督促实施，倡导发展旅游业。而我那时还只顾上“吃饭穿衣”，没有“回过神来”。健生同志严厉批评我：“织金洞，你去看过没有？还是你的老家呀！”我向健生作检讨，和省委几位同志一起，在健生的督促和亲自带领下第一次进洞察看。必卿得知此事，非常赞扬健生，赞扬天真和吴实。提醒我认真注意全局，并以他到南斯拉夫喀斯特地区的亲身考察的经历。当面向耀邦推荐贵州的独特岩溶景观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争取中央机关对贵州旅游业开发的支持。

必卿和几位老同志深知贵州生态系统极其脆弱，破坏十分严重，而又是珠江源头和长江重要支流的生态屏障，开发必须小心谨慎。为了子孙的持续生存，要下大决心保护环境。我那几年抓紧时间自己跑宽阔水、洛龙和大小沙河、赤水习水林区以及几条江河上源等处查看，都得益于他们的经常提醒。草海的恢复和几个自然保护区就是在天真和几位老同志、老专家们的督促下实现的。

1984年前后，全国粮食增产，有的销区省拒绝调入，与粮食主产区闹矛盾。我和政府几个同志都比较一致，坚持每年20多亿斤粮食调入不要减少，除用于发展传统名酒，更着重于用在退耕还林还草上，希望逐步把大面积毁林毁草开荒占用的大斜坡地退下来，恢复生态。

落后国家、落后地区，一旦从长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经济体制下松动开来，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看上去高一点，这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然的。实践一再地证明是如此。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每到这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指责，还会弄出些“一刀切”的什么措施来。我对这种事，向来不大赞成，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对报纸记者公开谈起过：“哪个龙头漏水关哪个，不要遇到新问题就去关死总闸。”《世界经济导报》就曾经以此为题报道过我的谈话。正是在这个思路下，我在一次全省传达部署经济调整（实际是收缩）会议结束当天中午，立即通知把参加会议的县委书记们留下，就“政治工作要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为内容，专门单独开了半天会。我讲了话。这事可能是有人告状到必卿那里，他找到我，直截了当地问：“刚刚开完会，怎么又开会？”我如实地向他说明：经济调整就要贯彻下去了，我布置一下政治工作。我的想法是：全国性的调整措施，地方也无可奈何。但我们贵州这样的落后地区，许多宏观指标并未突破，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力争发展得好一点、快一点嘛。从他的眼神中，我看出他对我的观点是完全理解的，但他一句赞同的话也没有说，而是叮嘱我：可要谨慎啊！

只是到了我离开贵州，进京工作多年，经历一次又一次的风浪与波折以后，才了解到事物的复杂、艰险和微妙，理解他当时的关怀和良苦用心……那可是一块特殊专属领地、危险雷区，外人碰撞进去，就会引发高能量爆炸，是可以让你粉身碎骨的。

必卿是老资格的省委和中央局书记，比我年长十几岁，但他有意把我推到省委最前沿。中央一些会议在贵州召开，一些领导部门来贵州商谈工作，要听省委和他的意见，他经常让我出面。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的大会，中央派伍修权同志等党的老领导人到遵义参加会议并讲话，还有大军区的老将军们出席，他却让我代表省委作大会报告。我们多年来习惯于论资排辈，“小的站惯了，不敢坐”。对于必卿这种做法，我那时的确颇感为难。那天在遵义，我注意到，伍修权在大会上的讲话，是全文按北京会议的传真稿，一字不改地宣读的。我却冒冒失失地拿着自己到遵义后才紧张修改出来的报告稿，在大会上讲了一通。会议结束后仍有点忐忑不安，必卿却对我说：伍修权同志听完，向我点头，同意你的讲话。你不要那么紧张嘛。

1985年春夏，西南加广西，四省区五方经济协调会第二次会议即将举行。这是耀邦亲自倡导，得到国务院一些部门支持，各省协商一致“轮流坐庄”主持的松散的经济联合协作会晤。1984年第一次会在贵阳举行，必卿作主席，第二年轮到重庆，中央部门，沿海城市，许多大企业都有人来参加。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同志一再致电省委，请必卿到会。伯康还打电话给我说：第一任的主席不来交待，我们怎么接手呀？我当时正在遵义乡下跑，只得多次向贵阳打电话，请必卿去一趟。后来他总算电话回复，告诉了火车车次和时间，让我从遵义上车与他同行。那天傍晚我按时上车，与必卿和夫人徐若冰同志会合。我们一起在车厢里聊了好一阵子，各自休息。车到重庆是清晨4时过一点，天还没有亮，重庆市长到车站接客人。我已整装好请必卿下车，他却笑着说：你就去吧，代表省委讲话作个交待嘛。我这才知道他的车票是直达成都的，他实际上是把我赶下了车。随着汽笛长鸣，他和夫人、秘书就随车向成都方面驶去。

我只得随重庆市长于汉卿同志驱车到宾馆，洗脸、早餐，没有休息就进入会场。伯康大笑着把我拉到台前，坐在他的身边，硬是强迫我在开幕式上首先代表第一任主席作了一个即席讲话。然后，他才开始主持第二次会议的各项议程。

必卿与我在重庆火车站一别，就成为必卿夫妇离开贵州，与贵州人的告别。

他在成都呆了一段，经重庆转武汉，就离贵州之任转赴北京休息去了。

我回到贵阳，原省委的老同志们纷纷问起：省委就让必卿这么走啦？颇有责难之意。我当即让省委秘书长刘汉桢同志赶赴武汉，当面向必卿转达老同志们对他的问候，请他再留一留，回贵州再与大家叙一叙。从三中全会到1985年，这是多么令人难忘的岁月啊！可是必卿毫不犹豫，就这简朴得令人难以置信地离开了。

此后不久，我也调离贵州。必卿的离去，就成为我这个后来人的告别“模式”。

在北京，我们住在一个大院里，必卿对贵州仍然是很关心的。翻阅存档，我手头还存有他到京后那几年，画得圈圈点点，还加有小字批注的关于贵州情况的参考资料。

这些年必卿生活是安详的。他对国家社会的发展始终关注，也存在某种忧虑。

月前我到北京医院病房看望他，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压在胸前，久久地不曾松动。但是，已经不能开口说出明白的话语，……我们只能用眼神对话了。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曲折与风波之后，我也年逾古稀。

回忆与必卿同志相识相处的岁月，我的心中怀着的是尊敬、惦念，是感激之情……

在迎来老人九十高寿之际，祝愿老人平安，健康，生活在宁静、祥和之中！

2006年3月27日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我参加的1946年“反苏”游行　作者：燕　凌

1946年2月22日，在重庆，继之在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一次爱国青年学生反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游行示威活动。是非曲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几十年间，参加过这次行动的人们却为此背着一个“政治历史问题”的包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此挨整，至少是被弄得不清不白。至今，在青年运动的历史记述中，对这一件事情还没有一个明白的说法，正式的史书，有的仍然沿用以往的负面论断，有的则撇开不提，说是“回避”了。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为什么要回避呢？已经过去六十年了，还要回避到什么时候呢？

美英苏三巨头的雅尔塔协定埋下了祸根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1945年2月4—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会议，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规定了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对日作战的条件。其中直接有关中国的条件是：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协定签字的时候中国毫不知情。雅尔塔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

当时美英以损害中国权益为条件促使苏联参加远东作战，主要是为了早些结束战争，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和损失。

美方当然知道，一旦苏军进入与中共军队接近的地区，会出现复杂的局面。因此在这方面事先要同苏联达成谅解。于是，美苏双方在1945年5月间作了一次会谈。苏方表示：将定期做好对日作战的准备，而采取行动的日子将视中国满足雅尔塔协定的情况而定；苏方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并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使中国统一的领袖，中共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统一；苏军进入的地区，蒋介石政府都可以建立行政管理机构，蒋的代表可以随苏军一起前进。美方把苏方的要求和这些承诺通知了蒋政府。蒋介石提出要美国充当中苏之间的中介，美方拒绝了，并且申明，美国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

从1945年7月初起，中苏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一个多月讨价还价断断续续的谈判，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4日，在日本投降已成定局的时候，才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斯大林仗恃三国雅尔塔协定，蛮横霸道，而蒋介石政府当时有求于苏联，想要在苏联支持下独占东北，终于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

1946年2月11日，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提议，把原先秘密的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大公报》发表王芸生执笔的社评《读雅尔塔秘密协定有感》，其中说：“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还指出，“这秘密协定的本身还有一段很难看的文字，就是：‘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的权利……’2月24日，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王云五、楼光来、宗白华、范存忠、储安平、吴世昌、林超、苏阶、钱青链、吴人之、吴恩裕、陈铭德、罗承烈、赵超构、钱歌川、任美锷、张贵友20位著名学者联署在《大公报》发表《我们对雅尔塔协定的抗议》，措词强硬，指出这一协定开创了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之恶例，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之纪录。

广大青年学生看了雅尔塔协定，看了《大公报》的评论，不只同样感慨，而且愤怒起来。这时候，发生了“张莘夫事件”。张莘夫是一位工程师，当时是中央政府经济部工矿处副处长，被派到东北接收抚顺煤矿。据说，他和他带领的几位接收人员，到抚顺后受苏军阻拦不能执行任务，在离开抚顺的时候，在一个火车站上，被拖出车厢，一个个脱光衣服残杀了。传说，是因为阻拦苏军拆运机器而被苏军杀害的。又有人说，有人听到，他们被杀害的时候曾高喊：“中国人要有良心！”可见杀人的是中国人。有人说，他们是被东北民主联军游击队杀害的。或者说是被“胡子”（土匪）杀害的。莫斯科广播则说是被“反苏的匪徒”所杀。后来又有人说，张莘夫属于国民党内的政学系，是CC派杀害了他们又嫁祸于苏军的。这件事当时和后来都没有查清。但苏军声称东北许多重要工厂的机器设备是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大量拆走，确是事实。这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激起盟国一致抗议和世界舆论严厉谴责。苏军中的一些士兵在东北强奸妇女的恶行，也时有所闻。还有苏军在东北大量使用“军用票”换取民间物资，无异掠夺。这些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权益和感情，难免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的反应。

苏联本来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蒋介石怕苏军撤走以后，他们的军队来不及运到东北，留下空隙，便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大城市，因此要求苏军延期到1946年1月初撤离；随后，由于运兵不顺利，又要求苏军延期到2月初撤离。实际上，苏军未按原定期限撤离，也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因为想要搬走的机器设备还没有搬完，拆运一直到这年3月苏军开始大批撤离的时候为止，这时候实际上已经拆得几乎无可再拆了。

那时候，人们难免联想到，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曾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并发表宣言。不但宣布缔约国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敌对行动时另一方应遵守中立（等于宣称苏联不支持中国抗日），更令人气愤的是公然宣称：“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声明，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条约在莫斯科签订后，斯大林不但亲自为日本首相送行到火车站，还破例与日本外相共同坐了一段火车，表现得亲密得很。《苏日中立条约》公布的时候，中国许多著名人士，包括救国会七君子，就曾写公开信给斯大林，表示强烈抗议。1945年2月间在雅尔塔三国首脑会议上，美英首脑要求苏方立即废除《苏日中立条约》，对日宣战。迟至4月5日，苏联才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半个月，8月8日，苏联才对日宣战。中国人民对苏联这些并不友好的往事，憋在心中的愤懑，到1946年2月不由得一齐爆发出来。

那时候，蒋介石仍然力求用中苏条约阻止苏军帮助中共军队，当然不能发动反苏也不支持反苏。2月间重庆青年学生反苏游行即将爆发的时候，蒋介石在杭州，曾电令重庆当局设法制止。但国民党内对支持政协的和主持外交的宋子文、王世杰、孙科、邵力子等不满的极端反动势力（主要是CC系、主战军人集团、三青团头头），却认为群众的反苏游行是可以利用来向民主力量反攻，借以引起纷争，以便推翻政协决议的一个好时机。他们不但不制止，还在火上加油。

爱国的青年学生为挽回国家主权呐喊

2月中旬，重庆的一些东北同乡就上街游行，向政府和外交部请愿，要求挽回主权，保护东北人民的权益。各家报纸上，东北问题一时成为热点。21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和助教会发表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四个文件：《致苏联政府电》，《致英美苏政府电》，《上国民政府书》，《为东北事件告各党派书》。各界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激发起来。很多同学出于爱国热情，主张游行示威。三青团里的反动分子也乘此机会活跃起来，把民主力量与苏联拉扯在一起，借此攻击民主力量，破坏政协决议。他们想要混水摸鱼，也鼓动上街游行。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们作了一番讨论。他们按照自己一向接受的片面的宣传，认为苏联既然代表着进步民主力量，就不会做出对中国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他们对于反苏是极不赞成的。可是，云遮雾罩，情况不明，不知道该怎样向同学们解释，觉得很被动。另一方面，自以为进步力量已经掌握了学生自治会，在系科代表中占多数，就认为在中大搞不起来反苏游行。

两次系科代表大会都否决了反苏游行的建议。爱国热情高涨的同学们罢免了一些不赞成游行的系科代表，在又一次系科代表大会上，终于通过了到重庆市内游行的决议。

21日晚上，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到中大，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对他说，进步同学都不准备参加游行。朱语今也同意。他回到红岩向王若飞汇报了这个情况，王若飞说：“这是多数同学的爱国行动，进步同学都不去，以后怎么在群众中活动呢？我看进步同学也要去，特别是平时活动多的人要去，以免陷于孤立境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去了还可以观察，区别谁是真正爱国，谁是别有用心。”朱语今连夜又赶到沙坪坝，把这个意见告诉新青社核心成员。转这个弯子可费了点劲，他们好不容易才把坚持不去游行的人们说服了。

2月22日，由中央大学学生带头，沙磁区万余学生列队到重庆街头游行，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和利益的霸权主义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二二二”大游行。

游行队伍中有大幅漫画，画了一条大蛇，头是斯大林，蛇身盘在东北地图上，标题大字是《赤色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告世界人士书》，《对苏联抗议书》等文告，呼喊“苏军必须立即撤出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苏联应切实实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们不能再蒙受九一八的耻辱”……同时，反动分子夹杂进去一些反共反民主的口号。

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游行主席团领头的大队已经过去，落在后头的队伍已经是稀稀拉拉的了。这时候，反动派预先在附近埋伏的一群特务分子一涌而出，捣毁了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营业部。当时，国民政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坐着汽车跟在游行队伍之后，停在民生路，显然是在暗中指挥。一群暴徒窜进《新华日报》营业部，发挥打砸抢的本领，从一楼打到四楼，砸毁门窗桌椅，杯碗炉灶，撕毁书籍报纸，累积盈尺。他们还把这些毁坏的东西扔出门窗，铺满一段大街。来不及疏散的人员横遭凶殴，身负重伤。相距不远，民主同盟的刚刚发刊22天的《民主报》报社，门面也被捣毁。当这些特务分子行凶的时候，学生游行队伍已经自行解散。

事件发生的当天，中共代表团就此事写信给蒋介石，述说了特务暴行经过和《新华日报》设施被毁坏、人员被殴伤的情况，然后指出：在中国陪都森严之地，光天化日之下，校场口血案未了，继续发生今日之有组织的暴行，显系贵党内部一部分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派，企图破坏政府威信，推翻政治协商会议之阴谋活动。最后，要求政府立即查办主凶，解散特务组织，道歉并赔偿损失，保证此后再不发生同类事件。

当天晚上9时半，中共代表团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会上发表声明。他说：“这次有组织的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显然与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希望相违背。把战场上的挑衅移到陪都城市来，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他在声明中提出三个“分开”：第一，应该把爱国和排外分开。对于爱国，求民族独立，我们坚决赞成、拥护。但不能引导排外，因为今天要国际合作。第二，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的机会，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第三个区别，我们还懂得，这个阴谋也并不是国民党和政府所有领袖都知道的，而是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满意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想挑起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愤怒，好造成更大事件，来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他还指出：捣毁新华日报事件和校场口等事件，都是一个来源。“我们认为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处置和负责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在考验政府有无决心与各党派合作，有无决心负责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协议，有无决心使中国走和平民主的道路。我们对此次事件要求政府负责惩办祸首，赔偿损失，保证今后的民主秩序。”

次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消息和他给蒋介石的信，并且对这次学生游行作了正面报道。大标题是：《沙磁区万余学生昨日举行游行》，副标题是：《特务暴徒趁机捣毁本报及捣乱民主报》。文中详细记述了学生游行经过的路线，以及沿途散发《告全国同胞书》、《抗议雅尔塔秘密协定宣言》等文稿的情况，记述了游行的学生们喊的一些爱国口号。当然，也述说了“游行队伍经过本报门市部以后”暴徒捣毁门市部的情况。在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游行主席团的负责声明，说明《新华日报》被捣毁，是在游行队伍离开20分钟以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这是国民党内反动分子有计划的蓄意和阴谋。”坚决要求政府当局：1，立即采取坚决步骤，制裁反动阴谋分子，解散特务组织。2，严惩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之肇事祸首，赔偿一切损失。3，政府及地方的治安机关保证陪都治安，保证此类事件不再发生。

同一天，《大公报》也报道了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声明，并发表社评，措辞谨慎地说：游行的学生爱国热情昂扬是好现象，也是很理智的；有些人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的暴行，则是不理智的。

同一天，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政协会以后发生一系列暴行，校场口等事件的祸首尚未惩办，《新华日报》和民主同盟所办的《民主报》又被暴徒捣毁，“一次扩大一次，横行无忌，愈演愈烈，显为有计划有组织破坏民主团结，反对政治协商之成功。他要求严惩校场口血案及捣毁两报的主使人，解散特务组织，责令陪都治安机关切实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在广大民主力量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让重庆地方法院审理了这个案件。到4月5日宣判，把凶犯一干人判处有期徒刑。自然，对幕后策划主使者则未予追究。

进步青年学生的尴尬和检讨

复旦大学校园里和夏坝上的茶馆里，平日熙熙攘攘，22日那一天，冷冷清清。当时全校两千来人，没有去参加游行的大约只有二百来人。这二百来个同学，一时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由于距离红岩较远，复旦新青社核心成员未能及时知道南方局领导人提出的应该参加游行的意见。他们只是按照自己从某些书本上得来的成见，认为对苏联的一切都不应反对。结果，使自己相当尴尬。本来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当融洽的，这时候突然发生了变化。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回到学校，都板着脸不搭理没有参加游行的同学。没有参加游行的顿时陷于苦恼之中，不知道怎样才好。

当东北问题引起反苏游行的时候，进步青年学生大都一时不知所措，不能像周恩来、王若飞那样认识和对待，以致处于相当孤立的境遇，相当被动。这是为什么？他们之中一些人在苦涩中做过一些反思，可是总觉得不明不白。

3月初，中央大学新青社核心成员刘晴波等一伙人，在当时到重庆的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帮助下，做过一次检讨。他们当时认为，这当然有形势变化的客观原因；但从主观上检查，是自己“相当程度上脱离了中间同学”。更重要的是，“没有及时把爱国主义旗帜举起来”。冯文彬对他们说：中国学生有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一切有爱国心的青年团结起来。

当时的检讨还有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未能认识到，苦涩的孤立，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在理论思维方面，深深地陷入了苏式教条主义的泥潭；对现实的苏联的认识，有极大的盲目性。当时进步青年阅读的一些所谓进步的理论书籍和介绍苏联的读物，与其说是提供了科学的原理和实际的知识，不如说只是传播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他们毫无疑问地而且十分乐意地全部接受了，只因为，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现实太黑暗了，周围的空气太令人窒息了，而这些读物，为他们描绘了一幅他们向往的未来世界的图画，适合于他们改造现实的渴望。他们奉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圭臬。既然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第一阶段”，这“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的新社会，当然就是人类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圣地”，人民幸福，一片光明。他们深信苏联歌曲中所歌颂的：“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有一个实例：那时候，成都一些进步青年曾找一些中间同学谈心，解释，说服，希望他们不要参加反苏游行，可是收效甚微。这些中间同学几乎对进步同学的什么话也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愿意听。当时在华西大学的贾唯英后来回忆：“那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位同学，同我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上也倾向我们，参加过一些民主活动。反苏游行前，她却热心地为游行队伍绘制反苏的东北地图。我问她：张莘夫事件你相信是真的吗？她反问：不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说是假的？一句话倒是把我问住了。我又问：谁最先帮助我们抗战，不是苏联吗？要不是苏联出兵东北，日本会这样快就投降吗？她激愤地回答：不管那些，那是过去的事情；今天谁侵略我们，我们就要反对！我说：所谓侵略究竟是不是事实，你想过没有？她说：报上登了那么多事实，你没有看见吗？我说：看见了，可都是造谣。她说：你怎么能证明都是造谣？反对苏联侵占我国主权的同学这么多，他们都是没有脑子的？——谈不下去了，不欢而散。”

事实说明，当时多数群众参加反苏游行是正义的行动。而反动势力借口东北苏军问题兴风作浪，企图挑起事端，借以破坏政协决议，则是不得人心的。

斯大林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

当初，在1945年8月苏军向东北挺进的同时，中共领导的军队也坚决而迅速地向东北进军，与原先在那里的东北民主联军会合（后来统称东北民主联军），配合苏军，消灭日军和伪满的残余。苏军一度默许中共军队以东北人民自卫军名义占领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外国通讯社纷纷报道此事，美国就向苏联交涉，指出这违背了美英苏三国的协议。

此后，苏方就宣布把中长路沿线和城市全部交给蒋方行政人员接收，有苏军之处不许中共军队存在，并表明苏军司令部严格遵守中苏协议，不给中共部队任何帮助。甚至宣告：如果中共军队在这些地方不肯撤离，就要动用坦克驱逐。从12月下旬起，国民党行政官员先后接收了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但苏军不向国民党军队交防。当时苏方认定，他们按照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取得的“优越权益”，要靠蒋方保证；他们不愿意在东北发生军事纠纷，不愿因此使美军进入东北。但也不同意蒋介石派过多的军队进入东北。

中共方面当时也接受这样的现实，把中共领导的军队从沈阳和其他城市撤出，分散在苏军没有占领的地区。但同时派遣大量干部，包括许多主要领导干部到东北，在没有苏军的地方，在远离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

1946年1月，全国政协会议举行，国共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东北问题成为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坚决不肯与中共谈判东北问题，因为谈判就等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存在是合法的，苏军就也可以让中共军队接收东北的任何地方。美国由于有雅尔达协定的约束，不能在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地方进行国共之间的调解。苏联受中苏条约的约束，也不能在国共之间担任调解人。东北陷于僵局。

1946年3月1日到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极端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以CC系为代表的所谓“革新派”，与主战军人集团结合，在会上对国民党代表参与制定的政协决议群起咒骂，直截了当地要求蒋介石“临崖勒马，另行途径”。正是反对政协的这些人，在学生爱国反苏游行中另有所图，并指使特务暴徒打砸抢新华日报馆和民主报社，企图借此破坏政协决议。原先主持政协会议作出决议的蒋介石也反悔了，竟然使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否定政协决议的决议，回到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的老路上。

反苏游行的大规模发生和国民党内的动向，引起了苏方的警惕。特别是蒋介石政府迟迟不愿就东北经济合作与苏方商谈，使苏方认定不可能靠国民党政府保证苏联在东北的利益。这时候，在世界范围内，冷战的格局开始形成，苏方认定中国东北是苏联的势力范围，绝不能让美国染指。当时，九万美国海军陆战队占据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等地，美军用飞机、军舰运送54万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华北，3月19日又给国民党政府派了军事顾问团，帮助他们发展现代化武装部队，并提供大量军火、装备。这些不能不引起苏联的反应。

苏军驻中国东北总部对反苏游行中喊得很响的“苏军撤出中国去！”的口号作出了回应，2月26日发表从中国撤退的声明，说明国民党政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而苏军已经重新开始撤离，完成撤退的日期当不迟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

苏军的撤离，给了中共军队以行动的自由。3月间苏军在即将撤离的时候，就建议占领了东北许多农村地区的中共军队可以在南满铁路沿线“放手大打”，并表示支持中共在苏军撤出后夺取长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当中共军队向长春进军的时候，国民党方面又要求苏军缓撤，苏方拒绝了。显然，斯大林把确保雅尔塔协定给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优越权益”的希望，转而寄托在中共方面了。

就在学生反苏游行前后，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会议上多次商讨东北问题。3月27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止东北军事冲突的协议。可是，3月末4月初，蒋军不顾在马歇尔斡旋下达成的东北停战协议，继续向中共军队占领的本溪、四平等地大举进攻。

4月13日，周恩来在重庆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出东北局势已经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状态，再次抗议美国大量输送国民党军队到东北，特别声明东北民主联军有充分权利接收东北主权，接防苏军撤退的城市。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双方为攻防长春在四平街等地进行激战，国民党军队终于依靠优势兵力和美式装备于5月23日夺得长春，28日占领吉林。随着苏军继续撤离，东北民主联军则于4月下旬进占齐齐哈尔、哈尔滨。此后蒋军在东北曾向民主联军举行战略进攻，到1947年4月在东北大体上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直到1948年冬辽沈大战东北全境解放。

斯大林则一直念念不忘雅尔塔协定，念念不忘在中国东北攫取“优越权益”。1954年12月，周恩来同即将出使苏联的刘晓谈话，说要在中苏关系上给他交个底。他说，1948年斯大林派人到西柏坡，要求中共“停止内战”。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迁都广州，苏联大使按照斯大林的意旨随同前往。斯大林总是担心中国内战会打乱雅尔塔协定划定的势力范围，导致美国卷入，危及苏联。我们全国解放了，1950年初在莫斯科商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那里耽搁很久，很费了一番力气，就因为斯大林还是害怕我们触犯雅尔塔协定。最后双方都作了让步，才签订了这个条约。本来规定苏联应在1952年以前撤退驻旅顺口的海军，后来由于朝鲜战争，延期撤退。1954年9月末，赫鲁晓夫到中国来的时候又要求让苏联海军继续留在旅顺港，中国拒绝了。这才最后结束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

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划定“右派”的6条标准之一就是“反苏”。1946年曾发表反对“雅尔塔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声明，全国解放后留在大陆的人士，多被戴上“反苏”的帽子，划归“右派”，整得很惨。当年参加过反苏游行的人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也难逃厄运，即使得以幸免的，也被认为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原《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起初也是被定为“反苏型右派”的，因为他除了老账以外，1956年还应《旅行家》杂志社长、原《大公报》记者彭子冈约稿，写了一篇《旅顺小记》发表了。其中提及：看到1904年日俄两军激烈斗争的堡垒，想到沙俄固然失败了，日本军国主义终于也未能幸免。“殷红的鸡冠山石，像火似地点燃着侵略者的血迹。”批判者说这是含沙射影，讽刺苏联。这就成为“反苏”的新罪证。毛泽东保护他“过关”，他才得以免于一劫。 “反苏”这个型号的右派帽子不能空放着，只是给一些小人物戴上不足以显示警戒力量，后来落到了龙云头上。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我亲身经历的文革　作者：林　晰

1966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直接参与了一些事件的采访活动。亲历其境，感受真切，其中有着许多的困惑和悲哀。

从1966年开始的这场运动，至今过去了三十多年。我回忆其中的一些片断并把它真真实实地记录下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

我曾经是“文革”的拥护者

运动初期，我曾为这场打着“解放思想”旗号的运动所鼓舞，认为这将让中国人民冲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思想牢笼，可以使我们的人民和民族思想更为解放和性格更为开朗一些。所以我在“文革”初期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场运动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之后，《人民日报》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漫天浓雾。竟然找不到党中央的领导了！“上海为何突然向北京发难”等等一系列的不合常规的事情发生了，这使编辑部的同仁闷在葫芦之中。因此，《人民日报》编委会决定派出一个记者组（组长是资深记者顾雷同志，我是记者组五名成员之一），专程去上海摸情况，领导要求我们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千方百计地了解其中的缘由。事实上，上海市委已事先对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封锁措施，一举一动都受到了注意，电话也被窃听，结果是一无所获地回到北京。这充分说明，《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是徒有虚名了。

为了紧跟“文革”运动的步伐，编辑部的许多同志被派往全国各地采访，目的是为“文革”煽风，力求“将功赎罪”，我也被派到成都。我到外地这段时间，文化大革命全面铺开了。陈伯达带领的工作组（称记者团）在1966年5月下旬进驻人民日报社，夺了吴冷西的权，发表了制造全国动乱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红卫兵向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残余势力大举进攻的消息，从北京吹来的“造反有理”之风，也很快笼罩在古老的蓉城上空。抗日战争时期，我曾在这座城市读过小学，成都的一切对我是那般熟悉。那一天，我独自坐在少城公园（后改为人民公园）回忆儿时的往事，而周围开始了异样的动静，一群群人聚集在一起，而且议论纷纷……在我回到新华社四川分社招待所的沿路上，发现成群青少年正在用石子儿砸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他们无所顾忌，而且显得有些理直气壮。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造反有理”吧。

第二天，市面上已是一片骚动，更多的年轻人在街头巷尾砸烂店铺的招牌，忙于改变街道的名称，有人追着剪女人的长辫子……一切开始破例行事了，使我想起了毛主席在他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的情景，也想起了“天下未乱蜀先难”的古话，让我的思想很不平静。中午，我来到玉龙街上的“陈麻婆豆腐饭庄”，原是想在这里尝尝儿时爱吃的“麻婆豆腐”，却想不到在这里遇见了一场革命的风暴。只见几位工人师傅拿了菜刀，站在有人扶的梯子上刮去“陈麻婆”三个大字；在饭堂里，那些由名人题写的赞扬“陈麻婆豆腐”的匾额和“陈麻婆豆腐简介”牌，被取下来扔在墙角。“有麻婆豆腐吗？”我问。“只有麻辣豆腐，今天改了名。”一位女服务员回答。事情的缘由是，那天上午饭店职工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有人就提出“陈麻婆是个资本家”，不能要这个招牌了，把它砸了当柴烧。当时也有人不太同意，但在革命的威力下，无人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很为这件事所感动，这不就是“破旧立新”吗？及时地在现场赶写了一篇短通讯，题目就叫《麻婆豆腐易名记》，第二天就在《人民日报》上见报了。我在这篇通讯的结尾处写了这么一段话：“无产阶级的风暴冲击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包括这家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店。”显然，我对这场革命取赞扬、肯定的态度。然而，我那时哪里会知道，正是这场风暴造成了祖国的全面灾难，也毁坏了我的家庭，夺走了我亲爱父亲的生命。

我上了台，又被赶下了台

不久，报社通知我尽快返回北京，因为内部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社内运动初期那种恐怖的气氛未曾直接感染过我，那种残酷斗争所谓“走资派”的局面是我回来之后听说的。“当权派”已经一律靠边站，许多人挨了批斗，罚了跪，甚至挨了打。据说副总编辑胡绩伟同志被迫戴上了高帽子游楼，还让他拿着破脸盆敲打，高喊自己是“黑帮分子”、“三反分子”……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即马铁丁，著名的杂文作家）在一次有组织的“牛鬼蛇神”游楼时，被迫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的耳光，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看看并厉声问道：“我是谁？”……在深受人格侮辱的情况下，笑雨同志当夜就跳水自尽了。临死前他还给自己的爱人写了“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的字句。在尊严和侮辱碰撞时，他选择了做人的尊严。

我在运动初期曾谈到过一些相当“左”倾的观点，因为那时我从内心深处是拥护这场革命的。例如，我认为应当尽快实行巴黎公社的原则，即领导人工资收入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两倍；应该尽快在各级官员中推行民主选举制度，等等。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书本中来的，也确确实实是我心中真实的观点。当时我认为有些干部高高在上，甚至作威作福，听不得不同意见……我很赞成把这些人狠狠地“冲击”一下。正由于我当时的这些堂而皇之的言论和对运动的积极态度，在我从成都回来之后，很快就当选为《人民日报》国内部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同时任党的支部委员和行政领导小组成员，可谓是“一身三任”了。而当时“文革”小组组长又居于最重要的位置，实际上成为部里的第一把手。我主持会议批判“当权派”，对问题有了决定权。当时最热门的革命行动是“抄家”（抄“当权派”的家），我也卷进去了。我记得由工厂造反派提出要抄聂眉初同志（当时任工商部副主任）的家，并要我也去参加。我虽然内心不很赞成，但已经是身不由己，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去了。我当时确有困惑：这种作法合适吗？所以在人们动手抄聂家的东西时，我只是在一旁观望，也防止有人趁火打劫。一次，批斗安岗同志（《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我是主持人，有人要他站在一张软椅子上，低头弯腰交待所谓“罪行”，并有人动手打了他几拳头。安岗同志战战兢兢地站在那软椅子上，身子摇摇晃晃，往日那种领导干部的气势一扫而光了。我虽然很同情他那时的处境(听说他患有高血压症)，当时的气氛却不能让我表白态度，我的内心是很矛盾的。后来有个适当的机会，我就以命令的口吻让他从椅子上下来，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久而久之，由于我领导斗争不力，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说我过于“软弱”，是“保皇派”，甚至认为是丧失了革命立场。所以在我当权两个多月之后，在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被赶下台来。为此我挨了批，并违心地写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所谓“检讨”。

我虽然被赶下了台，还总想把同自己观点相近的人推上舞台。当其他部门的“造反派”扬言要来国内部夺权时，我就鼓动本部门的“追穷寇”战斗队（成员有黄采忠、尹品端等同志）赶快来夺我的权，并声言你们再不行动，我就要“引狼入室”了。这句话后来被认为是我诬蔑造反派的罪行之一。当时的局面真是一片混乱，“你方唱罢我登场”！我确实是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这番话，所以真真假假地“检讨”一番也就过去了。但“引狼入室”这句话，竟成了我在“文革”中的一句名言，一时在报社传开了。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见闻

“文革”中，毛主席一共八次检阅红卫兵，除第一次检阅我在成都之外，其余七次我都参加了采访报道。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规模竟是如此之大——每次号称百万人（其中有些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不满十岁的青少年）；受检阅的人竟是如此激昂——热泪盈眶，高呼万岁；宣传报道的声势和规模响彻云霄——整版的长篇通讯和通栏的照片歌颂伟大领袖毛泽东。这一切都是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事。我作为党报的记者，每次检阅都登上天安门两侧的检阅台，而且选择站在离城楼最靠近的位置。有一次，我站在华表旁临时搭起的摄影台，居高临下，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尽收眼底，有如一幅充满革命激情的伟大画卷。正是这一次，天安门广场上站立的红卫兵为了更清楚地看到毛主席，拼命地向前涌动，将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围得水泄不通。这时由解放军战士们挤出一条通道，毛主席则平躺在吉普车上，由林彪、周恩来、陈毅等人站在毛主席周围护卫着，车子才徐徐地开上金水桥进入了天安门。我此时站在摄影台上，与躺着的毛主席的眼光正好相遇，这是我距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也是看见毛主席最清楚的一次。那时毛主席的威望是如此之高，对他真是如同神灵一般的崇拜，说人们见到他时热泪盈眶一点也不过分，那时的我也是饱含着两眼的泪花，以那么清晰地见到他为人生最大的光荣。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他们都是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在广场上或东西长安街上整整等待了一个整夜。由于没有经过很好的训练，所以拼命地往前涌动，不少人被挤倒了，受伤了。每次检阅之后，广场上被挤掉的鞋子、帽子成千上万，足足可以堆成一座座小山。如果说，这是有如宗教信仰者对自己信奉的神灵的崇拜，那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们这些长期接受无神论教育的共产党人，为什么竟会如此狂热？我至今也未能完全说得十分清楚。

每一次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记者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主席充满了纯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会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片断（每次派出的记者往往是二三十个人，被分别安排在不同的地点蹲点或流动采访），然后由几个人统一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篇长长的通讯报道，当然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是很费推敲的。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所以往往要工作到报纸开印后才能去休息。只是在若干年之后，特别是退休之后，回顾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走过了既荒唐又悲惨的历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很多愚蠢的事，而当年那种崇拜之情，已经一扫而光了。这大概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吧。这个过程的变迁，其内涵又是何等的丰富啊！

京郊的一次武斗事件

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之后，全国范围内普遍发生了武斗现象。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就听说东安市场里面的吉祥剧院每天深夜都有批斗会，当场就打死了不少人（称之为“牛鬼蛇神”），然后就用大卡车当成垃圾运走了。由于这是革命的非常时期，我每天都是深夜才从报社返回东四六条宿舍休息，骑车经过王府井、灯市口、东四南北大街，各个路口都有人拿着棍棒守候在那里盘查行人，阴森森的，使人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有一天，当时编辑部的负责人鲁瑛通知我，让我尽快去北京卫戍区见傅崇碧司令员，说是京郊大兴县芦城公社新立村的地富分子杀了五十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并要求两家大报派记者同卫戍区的同志一起去查明缘由。我们一行约十余人（就我一人穿便服），分乘两辆吉普车，由摩托车开路直奔出事地点。沿途路过的京郊农村，灯火通明，据说是在批斗地富分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到达目的地已经是昏暗的傍晚时分了，只见上百名农民拿着棍棒和农具站在村口，不许我们进村。当说明来意，要求会见村长时，一位农民厉声地吼道：“你们是干什么来的？今天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经过相当长时间交涉，我们才被允许进到村政府办公室。此时，我发现在座的人眼睛血红，有的人直视且发愣，双眼充满了敌意和杀气。这些人的异样，显然是杀人杀红了眼。经过交涉才得知这个村在头一天晚上，一口气杀死了五十六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连抱在怀里的婴儿也未能幸免。据村干部说，起因是传闻地富分子要暴动，因此对他们先下了手。具体作法是，那天晚上召集地富分子及其子女到一间屋子里开会（包括从天津、北京临时召回的地富子女，他们在外面都有工作或经商），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地用乱棍乱刀砍杀，当时一片惨叫声，不少人死后被发现屁滚尿流，屋子里臭气熏天。我们提出要看看出事现场，回答是尸体已经统统埋在村后的沙滩地里了。

当晚回到卫戍区，由我执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立即送交中央，从此之后我未曾听到此事处理的下文。估计这份报告很可能送到了当时中央文革（即“四人帮”）手中，他们对此只会是睁眼闭眼不了了之了。这里需要提及的一个情况是，对这件事情的性质，我同卫戍区那位带队的处长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这种作法至少是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和党的政策；而与我们同去的那位年轻记者却说这属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左”得出奇的观点，令我们吃惊。在当时那种变了味的“革命”气氛下，我们未能也未敢同他进行辩论。此人似乎是愤愤地离去，所以只好由我执笔写下了这份调查报告。

大兴县发生的这件事，在整个“文革”中以及粉碎“四人帮”之后毫无下文。在那个极“左”的时代，也无人敢于提出来查个水落石出。然而，这件事却深深埋在我的心头！

陈伯达在报社搞了一场闹剧

1968年春夏的一个深夜，报社通知国内部在京所有成员紧急集合，原来是陈伯达、姚文元要来亲自审查国内部的阶级队伍。陈伯达开始时认真地对大家说，他同姚文元今天要对每个人进行审查，因为据他说目前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而在国民党手中。真是令人惊讶不已！然后又以近乎开玩笑的口吻开始询问每一位在座的人，在两三个小时里演出了一场闹剧，逗得人们哭笑不得。那一晚上的实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这里，我把记得的几个很有趣味的情节记述如后。

——当问及白夜同志，陈伯达说“你为什么要叫白夜这个名字呢？”陈竟自作回答：“啊，你是地主家庭出身，原来是不分白天黑夜、没完没了地剥削贫雇农呀！”逗得在座的每一位哄堂大笑。

——当问及赵近宇同志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赵回答曾经在天津《益世报》工作过。陈伯达毫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那是国民党的报纸。你有电台没有？”就因为陈伯达的这句话，在运动中把赵近宇同志当作打入革命队伍的特务审查了若干年，为党作过地下工作的近宇同志长期被关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当问及李成华同志是哪里人，李回答家乡是大连市。陈伯达立即问他：“你的父亲是汉奸吧！”以至当时年龄还不大的李成华同志，在运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

——当问及1945年从西安去延安参加革命的郑启民同志时，陈伯达问他：“你为什么要去延安？你带电台了吗？”这问得好奇怪啊！

——当问及崔筱桐同志家庭成分时，崔回答“中农”。陈伯达立即说：“你家庭是富农，为什么说谎？”原来崔筱桐同志家经过土改复查已由富农改为中农，陈伯达竟拿着原有的登记表格发问，不容得人把问题说清楚，好一副横不讲理的样子。

——当问及我的家庭成分时，我回答“高级职员”。陈随口而出：“你的家庭成份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来。

——当问及郝浩同志的家庭出身时，郝说她的爸爸在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工作过。陈伯达像发了神经病似的气愤地说：“那还不把我们这些人抓起来去枪毙吗？”“我们没命了……”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座位，同姚文元扬长而去……

总之，这次的审查中，陈伯达、姚文元提出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其中许多是十分荒唐可笑、不合逻辑的，有不少则是带有威胁性的。陈伯达那半真半假的态度，有时逗得大家开怀大笑，这时姚文元却装出一副严肃的面孔，以教训的口吻对大家说：“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他装腔作势的话使大家的笑声立即一扫而光，在权势的压力之下，人们的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

就是在这样一场类似开玩笑的审查运动中，给人们心头留下了许多阴影，也为以后的运动留了捕风捉影的后患，为一些同志带来了许多莫名其妙的“苦果”；也正是因为这荒唐的审查，进一步推动了《人民日报》社两派之间的斗争，因为不少人认为陈伯达、姚文元提出的一些问题总会是有根据的，可以成为打击对立面的武器。所以我们说，陈伯达、姚文元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黑手”，看来一点也不错。

把思想搅糊涂了的教育革命讨论

“四人帮”指责“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贯穿一条黑线，即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70年代初期，由姚文元亲自领导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开辟了三个教育革命讨论的专版：《关于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城市中小学应当如何办》以及《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黄植、林洪、王惠平、崔筱桐以及我被指定为这三个讨论专版的负责人（即主编），参加这几个专版编辑工作的还有其他十几位同志。我们的名单均事先送姚文元处备案。姚文元曾对鲁瑛说：“《人民日报》的其他文章我都可以不看，但这几个讨论专版非看不可。”可见“四人帮”对这一工作的重视。当时也确实是每一块讨论专版只有姚文元签字后方可见报。这是他们有意识地否定和搞乱教育战线，搅乱人们的思想，并以此为口实或突破口，在混水中夺取全国的政权。

《人民日报》当时这几块所谓讨论专版，先后抛出了不少典型事件，以致把全国人民的思想搞得云里雾里。我记忆犹新的有这么几件事。

——所谓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表扬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此文原载《辽宁日报》。《人民日报》未及时转载，是因为我们几个人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私下议论，被人告到姚文元那里，说我们思想右倾、保守，反对教育革命。1973年3月10日，我们奉命转载了这篇奇文，并奉命写了一个赞扬“白卷英雄”的编者按语。张铁生一时成为全国“反潮流”的“英雄”。姚文元批示：“要向交白卷的先进青年学习”；王洪文则鼓吹：“要锻炼一批‘反潮流’的干部队伍”；毛远新说得更为明白：“张铁生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们要拿这块石头打人了。”

——《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的“黄帅日记摘抄”，也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黄帅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因为同班主任产生矛盾，有一段造反精神的话记在她的日记之中。迟群、谢静宜等利用她日记中的某些话，有意制造和扩大师生之间的矛盾，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在学生中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人民日报》刊登此文之后，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学生反对老师的运动，把刚刚粉碎林彪集团后恢复的教学秩序又打乱了，许多学校的校风、学风荡然无存。我看到一个内部材料中说，“黄帅日记摘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之后，仅北京市在两个月里，学校的玻璃窗被砸碎的有二十多万平方米，在全国范围内又一次掀起了学生反老师的运动。这显然是“四人帮”为夺取政权有意制造的倒行逆施之一例。

——1974年初，为配合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人民日报》发表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这是“四人帮”利用一位女学生自杀事件，把矛头指向老师的案例。这份发表在《人民日报》的调查报告，后来经过调查证明，许多情节均属有意捏造。这些人的用心真是恶毒之极，也说明“四人帮”为夺取权力不惜玩弄政治权术，制造假的案例，其灵魂深处是何等肮脏。

我是这些报道自始至终的亲身经历者，并参加了制作轰动效应的标题，也参与了撰写评论和编者按语，对这些事情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责任不可逃避。当然我们对这些稿件是有过看法的，而且也很不以为然。怎么可以把交白卷的人视作“英雄”人物呢？是非显然是清楚的，但我们毕竟参与了这些制假贩假的活动。作为党报工作者，是党的工具，我们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意见，更无权拒绝发表这些稿件，只不过是在几位信得过的同志中间私下议论一下罢了。回想这一切扪心自问，我们这些人在那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日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这难道不正好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些人也具有“两重性”的人格吗？这也许就是我们新闻工作者无可奈何的悲哀啊！

父亲的死是十分悲壮的

1967年秋天，我从贵州采访回北京的途中，到郑州去探望父母亲。当时我很惦记父亲在“文革”中的处境和遭遇。郑州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同样陷于一片恐怖之中。我到郑州那天已经是夜晚了，从车站到绿东村的沿途几乎没有什么行人，不时地还会听到枪声。父母亲见到我当然很高兴，但父亲的脸色显然不同于往日，他正在受到审查。他面临两方面的审查：一是“走资派”的身份，二是由于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身份，一时难以说清楚。也由于他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在两派斗争中有意无意地同情了一派，结果遭到另一派无情的批斗，硬说他当年加入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实际上那是国共合作时期，许多共产党员是双重党籍）因此是“老反革命分子”；还有一顶帽子则是操纵一派斗争另一派的“黑手”。甚至说，他在留学德国期间曾同希特勒在一起照过相，肯定是国民党的一位大官。（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他在柏林机场实习时，从远处见到过希特勒，并偷偷地拍过一些照片）家被“抄”了，连相簿的封面、封底也被撕开来检查，看看有没有“反革命”的证据；住房缩小了，老两口挤在一间小屋里，连走路的地方也没有。母亲谈起这样一些遭遇和变迁，伤心地落泪了。

父亲这时已近古稀之年，看来他已意识到这场运动来势凶猛，所以对我说：“谁要想污辱我可不成，顶多一死嘛！”还说“前些时有人就从楼上跳下去了，也很痛快。”这些话浇凉了我的心，强烈地意识到他会在这场运动中出事，心情十分沉重。我劝说他一定要沉住气，尽一切可能把问题说清楚，万万不可冲动行事。事实与我的愿望相反，他是在1968年6月21日清晨从办公楼的五层楼台上跳楼自尽了。后来，他的单位的同志告诉我，他死去的前一天，造反派在礼堂批斗他，有人还动手打了他。他据理力争，结果是批斗升级，相持的局面越来越激烈……回到关押他的地方，他拒不取下挂在胸前的侮辱性牌子，并高喊：“谁给我挂上的，谁给我取下来！”表现了他的英勇抗争。这是一场以他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的誓死抗争。他的死是十分悲壮的，大义凛然，也透露出他胸中无尽的感慨和悲怆。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的，讲义气的，父亲真正做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尚境界。我从我的父亲身上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他是一个把人格尊严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的一个真正“大写”的人。

整整十年之后，即1978年的冬天，他的所在单位正式为他平反。这是河南省最早平反的案例之一。1979年12月29日《河南日报》刊登了为他平反的消息，对他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论。然而，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留给我的只能是一片凄凉和终身的悲痛。

（作者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原工商部主任）（责任编辑李晨）

2006年第9期 要给梁湘一个评价　作者：于光远

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组织动员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支持的结果。在此浪潮里，先后涌现了一批闯将，冲锋陷阵、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新路。其中有老干部，有年轻人，有专家学者，有普通工农兵，凝结为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曾经在深圳、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担任主要领导的梁湘同志，就是极其出色的一员。睹物思人，大家至今还是深情地怀念着他，常常讲述他的故事，描述他的音容。

闻声同志写的这本《梁湘传奇》，真实而简明地记述了梁湘的经历和生平，适应了关心我国改革开放的读者们的需求，也为改革开放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宝贵的信息。

梁湘是广东省开平县人，生于上个世纪初10年代。不到19岁，他就离开家乡，奔赴延安。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后，1936年大学毕业，曾南下广州开展青年工作。1938年我再次到广州，在中共广东省委工作。当时梁湘同志在广州负责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工作，但是那时我们没有见过面。后来我到了延安。在延安我与梁湘第一次见面，我们还曾经在一个党支部过组织生活。

他离开延安后北战南征，出生入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直至南下，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担任领导。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揭开帷幕，全国建立四个经济特区，一场大胆的探索开始了。闻颦鼓而思将帅，梁湘被派到深圳工作，乃广东省第一书记任仲夷和省长刘田夫力荐，得到中央批准的。他们两位领导感到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梁湘，北战南征，解放后兢兢业业，先后在辽宁、广州从事经济建设三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经济工作经验，为人正直、廉洁、负责、敢干。果然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率领干部和群众，为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子，在这荒芜的小镇艰苦奋斗，惨淡经营，很快就以“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著称中国，驰名于世界。

深圳不仅处于开放前沿，也是改革的试验地。

梁湘来到这里的短短几年，在搞“七平一通”和大量招商引资，开展“三来一补”的同时，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连创多个“全国第一”；如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取消购物票证和粮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开放；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筹措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和建立行业协会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在看，这些多已通行全国；而当时策划和实施，要有很大的胆和识才行。正是解放了生产力，深圳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跃居全国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现代化的指标，在全国起到了领军作用。但是，新生事物往往不容易为某些人所接受，在赞扬声中，也有质疑和抨击，直到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肯定其经验成功，才取得全民共识。

离开延安后，我们各奔东西，一直没有再见面。直至他主持深圳工作后，我们才多次见面。

1982年梁湘在弟弟梁文森陪同下，趁来京开会之际，到我家登门造访，专门向我征询有关特区建设和开放改革的大计。以后我去深圳又同他面谈，深入探索过。深感梁湘同志富有创新、敢闯的“开荒牛”精神。由于他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在当时就已非常明确，从而在他的领导下，使深圳高速发展，业绩辉煌。

在成立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时，梁湘又负重担。他续有新的开拓，如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吸取一个青年干部廖逊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作为建设海南的指导思想，并在洋浦试行“土地批租”。后者，又遭到过责难，最后得到了推广。遗憾的是他未能毕其功，而在一场风波后，受到不公正的处理。之后，他郁郁不欢，患重病在家。我曾经在他养病期间，去寓所探望他，听他倾诉，了解到他抱恨终生。

历史是人民写的。梁湘不幸去世，光泽未减。最近，国内外一些报刊连续发表关于梁湘的事迹和思想。人们来到深圳这座现代化、国际化的新型大城市，看到深圳的变化及有关怀念梁湘的文章，有的同志提出“重评梁湘”，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这本《传奇》，迟至今天才问世，也能对我们在感情上有所弥补，讲文字，本书不一定完美。讲史料，本书出于第一手，是珍贵的。据悉，还有几部有关梁湘的传记在撰写中，准备中，我期待着，乐观其成！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我的老师何干之　作者：宋　涛

何干之同志是我1939年在陕北公学和华北联大学习时的老师，也是后来我在华北联大、中国人民大学所尊敬与共事的领导。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其学术风格与正直的人品一直影响着我，是我学习的楷模。

记得1939年的4月份，我由新四军推荐来到陕西旬邑看花宫的陕北公学学习，当时陕北公学的教员当中云集了许多知名人士，其中就有何干之老师。虽然只聆听他一次讲课，但我已经通过他的著作从心中结识了他。1939年7月，中央在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工人学校和青年训练班的基础上组建华北联合大学，并准备开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深入敌后办学。8月，我们华北联大的师生就在罗瑞卿、成仿吾的带领下，渡黄河、过铁路、穿越封锁线，何干之老师也是我们千里小长征中的一员。10月，我们终于抵达晋察冀边区的根据地河北阜平的城南庄。在城南庄驻扎后，何干之给我们上了第一节课，至今记忆犹新。由于战争，仅上了一课就因敌人的扫荡而被迫打游击了。我清楚地记得，在城南庄的第一节课，是何干之老师讲的中国的社会性质。他首先说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然后问大家，什么是“半”？如何理解这个“半”字？大家都不知道，没有人能回答。何老师向我们解释说，“半”就是过渡的意思，封建不完全了，在向殖民地过渡，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深受外国侵略，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遭到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所以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因此我国的社会性质是从半殖民地向殖民地过渡。何老师讲课严谨又风趣，所以，至今印象十分深刻。

1940年春，随着敌人对边区冬季扫荡的结束，我在华北联大的学习生活也结束了，我被分配到边区四中开始了我的从教生涯。1944年，我们边区中学合并到华北联大，1945年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继续办学，成仿吾校长和何干之等从延安陆续回到张家口，从此也就与何干之老师奠定了共事的缘分。1946年，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下，华北联大从张家口辗转撤退到冀中束鹿的杜家庄，华北联大恢复了政治学院，院长就是何干之同志，我是他领导的财经系的一名教员和系主任，开始在何干之的领导下，按照正规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办学。1948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我们又迁到河北正定，组织上安排胡华与何干之老师二人教党史、我教抗日战争史，从而有更多的机会向何干之同志请教和商讨问题，我当时讲义的很多地方都得到了何老师的指导。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胡华住在前院，我在中间，何干之住在后院。我们三个一起在华北大学分区队讲大课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华北大学进入北京之后不久，更名成立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同志任新成立的党史系系主任，肩负起培养党史教师和编写中国革命史教材的重任。1953年，何干之老师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史》一书，一经出版，就被高教部定为全国高等院校的教材，广泛发行。可以说，何干之对中国革命史课程的建设和党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50年代，社会上反右派、反右倾等一些运动不断，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也不平静。正值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时候，我1958年下放河北安国任县委副书记进行调研，我亲眼看到了深翻土地，大炼钢铁的种种场面，让我感到，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实实在在的大破坏。我看了后心里很是不安，回来后我就分别给河北省委和国务院写了信，学校的李培之同志带我到中南海总理住处，当面向周总理作了汇报。结果1959年春，我正在东北出差的途中就被电报催着回校了。回来后，就有人通知我，犯错误了，反大跃进、反人民公社、反毛主席，是三反分子。接着就是停职和一连串的批斗，就在我被关押、遭受批斗压力最重的时候，何干之同志特地去看我，一见到我，没说几句话，我就哭了，他也哭了。我说，干之同志，你是我的老师，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同情，我认为我无愧于组织，无愧于人民。听了我的话，何干之同志更是趴在桌子上哭个不停，哭得很厉害，口中喃喃道，你不反党，你不反党......老师信任的话语，给了我无尽的力量，让我愈加珍惜与何干之同志的师生情谊和同志之间的友谊。

文革时期，我与何干之老师的遭遇一样，一开始就被打倒，一起被“勒令”每天到教学大楼去扫厕所。我们常悄悄地凑到一起议论形势，记得我们曾书生气十足地讨论什么是“走资派”，谁够得上条件。干之说，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系主任，算不上当权派，更算不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也赞同他的观点。“文革”中期，我们又常在一起劳动。一次在大操场拔草、刨地，干之同志这时已被折磨得心力交瘁，烈日当头，他一下子晕倒了，我在他身边，一把抱住他，火速给他服下口袋里的硝酸甘油，和胡华一道把他送回家去。据胡华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晕倒了。就这样，何干之同志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关押、批斗、强迫劳动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但不能泯灭的是他心中的凛然正气和对从事事业的热爱。1969年11月，我是第一批到江西余江下放劳动的。有一天，我突然听到何干之不幸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地哭了。1972年返校后，由于学校解散，也未能去看他的家属，很是遗憾。

这个遗憾后来得到了一些安慰，1973年1月15日，我特地找到干之老师的夫人刘炼同志，要她带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干之同志。这时天空尚未晴朗，我站在他的骨灰盒前，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喃喃地说：“干之同志，我来看您了，我来晚了。……”我相信他会听到的。

2006年5月是何干之同志诞辰百年，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张要在文革中坚持为刘少奇、万晓塘说好话　作者：方　凌

不幸早逝的《天津日报》资深老编辑张要同志，在残酷的“文革”浩劫中，特别是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被扣上“叛徒、内奸、工贼”三顶置于死地的大帽子，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他永远清除出党之后，仍大义凛然地公开宣称“刘少奇是革命的”，已被整倒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虽身临大狱、受尽折磨而不改初衷。如此高风亮节的新闻战线忠诚的共产党员，试问天津有几人？全国又有几人？

张要，不愧是一个“大写”的人。

独立思考决不盲从

在《天津日报》，我和张要同志在时事部（“文革”中改名编报组）工作，同在一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当时我和党小组长张琏编要闻，张要和汪诚彪编地方新闻版。每到安排版面的时候，他总会过来问我：“一版有转文没有？多少字？”由于一版要闻变化较多，还常因新华社突然在截稿后又发来要闻而不得不“唱倒板（倒版）”，重新调整版面，牵连到二版的安排，转文较多，所以他常戏称我是“扩张主义者”、“大地主”。但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主动配合，慷慨“割地”。有时他收到地方新闻稿认为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主动推荐给一版，特别尊重记者的劳动。

从河南到云南，从西南联大到北大，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锻炼了张要的坚强意志；而那些曲折坎坷的蹉跎岁月，更磨砺他铁骨铮铮、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革命气节。不正常的民主生活和不公正的对待，却使他更学会了冷静的独立思考，宁可保持沉默也决不趋炎附势。因此他总是叼着烟斗独坐沉思；透过烟斗里升起的缕缕烟雾，看到他那眯着的双眼，你可能以为他在打盹；但当你走过他身旁时，他会猛地拍一下写字台上的某一篇文章把你叫住：“喂，你看过这篇文章吗？这个论点行吗？”话虽不多，语不惊人，但却发人深思，擦亮眼睛。所以当“文革”的狂飚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他不但未被邪恶压倒，反而变得更加坚持原则，决不盲从。

真心似火真情难得

“文革”一开始，我就受到围攻，成为报社首批被点名的人物之一，办公室门口的满墙大字报说我是个“漏网右派”、美帝“情报局长”，停止了我的编辑工作，没有人再敢接近我。

有一次，张要与我在厕所相遇。他面壁而立，眼睛盯着门口，就像对别人说话似的，用只能让我一个人勉强听到的微声悄悄地说：“小伙子，稳住了，没什么了不起的。那些有了组织结论的事实，不是几张大字报一起哄就能随便推倒的。你首先应该对自己要有充分的信心！”说完转头就走。在那浊浪滔天、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刻，这样的同志是多么难得！他那番话，语短情长，对我来说比金子还珍贵，使我终生难忘。

在整个“文革”中，张要未写过一张大字报，并谢绝邀请在任何一份大字报上签名；更不在任何赶浪头的“大批判”会上发言，决不对受诬陷的同志落井下石。党组织瘫痪了，报社从党委、支部到小组都被迫停止了组织活动，但张要却要求党小组长张琏坚持每星期五照常召开小组生活会，而且十分固执地要向党小组汇报思想。急得张琏说：“现在市委都瘫痪了，报社党委书记、总编都进了‘牛棚’，你向我汇报，我向谁汇报？”张要却反问道：“按你这种说法，解放前的地下斗争就不用搞了？”这句话把张琏吓了一跳，连忙阻止道：“你可别乱说呀！这话要让他们（造反派）听见那还了得！现在党小组的人已经分成两派，小组会怎么开？你要在小组会上汇报这样的思想，不是自找倒霉吗？”

组织观念临危更坚

张要按了按烟斗里的烟丝，使 劲吸了两口，烟丝的火光映红着他那张清瘦的脸，激动地说：“那又能怎么样？开不了小组会，我也得单独向你汇报。我不信我们的党就会这样被人一冲就散了！”他显然是愤慨了，使劲地磕打着烟斗，拂袖而去。

这是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造反派夺了《天津日报》社的权，把我们这些“对立面”和“有问题”的人逐出编辑部之后发生的事。当时大家对“文革”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很不理解，前景如何更难预测，人人心中无底，思想上十分苦闷。张要坚持要过组织生活，张琏颇感棘手，便找我商量。当时经过反对“资反路线”，我虽已被宣告“解放”，但混乱的局面仍使我毫无安全感，不得不更加谨小慎微。我虽同意张琏的意见，但却无法说服张要。

张要是说到做到。从那以后，他真的每星期五晚上七点准时到张琏家去向他汇报思想。说完就走，杯茶不扰。张琏怕出问题，但又不能闭门不纳，于是一度到我家去“避难”。但张要仍坚持准时前来，风雪无阻。张琏不在，他就坐到门外石阶上等候，直到平时小组会该散会时才离开。

有一次，张琏约我去看看这番情景。我们隐藏在常德道离张琏家不远的一个门洞里，透过苍茫夜色只见张要独坐在张家门口冰冷的石阶上，双臂抱膝在抽烟，烟斗里的火光像星星在一闪一闪地眨眼，于黑暗中特别醒目。我真想给他送一杯热茶来，但张琏和我相对无语。当我们目送着他步履蹒跚地消失在寒夜中时，伤感和激愤一起涌上心头。慨叹时耶命耶，竟如此折磨着人！

沉着应变密商对策

夺权之争引发形势剧变。报社造反派夺了编委会和行政大权之后，内部发生了权力再分配的矛盾。而社会上各个山头的造反派冲进报社又夺了本社造反派的权，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一起爆发，以至引发武斗，使局面混乱得无法收拾。于是，天津警备区奉命连夜派人员维持秩序，接着天津驻军也派人进驻，成立军管组，宣布《天津日报》实行军事管制，一切权力归军管，要求报社员工尽快报到上班，以保证报纸正常出版。

但是报社造反派认为军管是夺了他们的权，要求军管承认他们夺权后的“合法”地位，还权给造反派；否则不与合作。但军管组拒绝接受这个条件，造反派便拒绝上班，僵持的局面绷得很紧。

要出报首先得有编辑，而当时管编报的时事部已溃不成军。部主任鲁思被关进“牛棚”，副主任和几位分管版面的编辑也离岗造反去了；我们这些被夺了权，靠边站的编辑还在外面“漂着”。但保证报纸正常出版是个硬任务，造反派既不合作，军管组只好启用我们几个“保”字号的编辑，但宣布我们是“暂时留用”，并要我们选出一个临时负责人。可是谁也不愿意在那个时候当这个“官”。军管组一看选举不成，竟鬼使神差般地指定我为临时负责人，并宣布将时事部改名为编报组。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军管组终于正式表态支持报社造反派。于是张琏就此宣布“转变立场”，离开了编报组。张要提醒我做好情况进一步恶化的准备。但是张琏并没有“出卖”我们，而造反派却加大了对我们的压力，外部各派势力的干扰也日益频繁，使我们面临无法应付的困难。与此同时，有人来动员我“起义”参加造反组织，并指出这是我“唯一出路”。张要问我的想法，我表示：“我是个共产党员，一生一世只能忠于党组织。”张要斩钉截铁般地说：“那好，咱们还一块儿干！”

军管组虽然表态支持了报社造反派，由于不可能向造反派移交已接管的权力，不但没有彻底改善同造反派的关系，反而加剧了造反派内部的分化，与造反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局面更加混乱。最后由于社会上造反派的强烈冲击，迫使报纸停刊；工宣队就此进驻报社。

不怕围攻坦诚直言

工宣队在报社与军管组联合掌权后，左上加左，提出要通过学《毛著》讲用会来推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潜藏在报社内部的“阶级敌人”；实际上这是一次人人过关的大清洗。报纸复刊后，首先清理了编报组的“留用人员”。我被首当其冲地送进了第八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改组编报组时，张琏也被排除在外靠边站。只剩下张要一个人还在造反派编辑的包围中苦苦支撑。

“讲用会”在雷厉风行地进行着。人们争先恐后地“斗私批修”、议怪事、揭发检举，乱箭齐发的大字报如火如荼，其狂热超过“资反路线”时期，真可谓“形势大好”。编辑部所有的人都讲用完了，就剩下张要一人仍在保持沉默。于是很自然地被当局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而列为攻坚重点。

编报组的“讲用会”终于拉开阵势，工宣队和军管组调来他们最信得过的“活学活用”积极分子，软硬兼施地对张要展开了攻势。胸怀坦荡的张要却以挑战者的姿态，理直气壮地谈了自己对“文革”运动的看法。从党史和党的组织原则的高度阐述了对一些事态的不同意见；实际上也就是两句话：“刘少奇同志是革命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同志也是革命的”。

顿时，这两句话就像两颗重磅炸弹，投进了工宣队和军管当局的总部，其冲击波直接震撼了市革委。当局下令一定要想办法让张要继续交代，运用“引蛇出洞”等老招儿“诱敌深入”。但张要在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后，再次保持沉默。

酷刑拷打忠贞不屈

够了，在那个时代，这两句话就足够置人于死地了。于是他立即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帽子，逐出编辑部送进“牛棚”，接着抄了他的家。在撬开他的办公桌抽屉时，发现日记本上放着一朵悼念万晓塘被迫害致死的白花。日记中写着深情的哀思之词；从而成了当时全市独一无二的“现行反革命”大案。

接踵而来的是暴风雨般的连续批斗，并把总编辑石坚和党委书记林锋拉出来陪斗。张要的身体本来就很瘦弱，当他被挂上沉重的“现行反革命”黑板牌子，反拧双臂用“喷气式”押上场时，已踉踉跄跄地难以站立。一轮批斗后问他：“说！刘少奇、万晓塘到底是什么人？”

“是革命的！”张要坚定地回答。

于是又招来一阵野蛮的毒打。有个“激起无比革命义愤”的打手，竟冲上来从张要的后腰提起他的皮带，将他的身子折成“人”字形离开地面，然后来个“扫膛腿”，将他重重地摔出去。但当他吃力地爬起来站定后，还是那句话：“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他被还押到“牛棚”时，一进门就找“同监犯”石坚同志汇报思想。“牛棚”看守发现后又找来打手将他拉到院子里拳打脚踢，揍得他鼻青脸肿。但是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张要坚持《党章》赋予党员可以保留不同意见的权利，使军管组和工宣队感到在报社这个“知识分子成堆”和“老党员、老家伙（老干部）比较集中”的地方，面对张要这样的问题一时束手无策，只好先让群众“打着瞧”。

从容入狱大义凛然

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力表忠心的时机终于来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决定，将刘少奇“永远清除出党”，并发出红头文件，正式公布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正式给他戴上了“反革命”帽子。

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军管组、工宣队精神抖擞，立即下手，召开全报社职工大会。对张要进行最残酷的批斗，却不料张要仍坚持“刘少奇是革命的，万晓塘也是革命的”，并认为“现在把少奇同志抛出来，只不过是运动需要一个这样的靶子……”

军管当局不敢让张要公开申辩，以防扩散，匆匆宣布他是“死硬到底、顽抗到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逮捕。于是我们的党用来对付敌人的手铐，竟无情地紧紧铐住了为之奋斗一生的自己儿女的双手！

张要在武装人员押解下被拉走时，身子已十分虚弱，脸上还留有青紫色血淤；但他神情自若、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一身正气。他给我留下的是一个刚毅、坚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英雄形象，永难磨灭。

蔑视劝降牢底坐穿

张要被捕后，人们都担心他很可能被判处极刑。因而在市军管会每次召开处决反革命分子的公判大会时，大家都十分紧张地关注着处决名单中是否有他。令人略感宽慰的是，他一直未被列入死榜。莫非他“认罪”了？妥协了？或者是被逼疯了？新一轮的牵挂又 涌上人们的心头，但又很快地被否定：“不可能，他宁愿把牢底坐穿，也不会屈服！”

果然，张要在狱中用实际行动回答了同志们的疑问。就在他被捕的第二年，军管组和工宣队动员一些人去监狱“做他的工作”，劝他“认罪服法，争取宽大”。这正好说明，黑牢和酷刑也未能使他屈服，张要仍是强者。狱吏和军管当局无奈，只好动员人去狱中“劝降”。但是张要坦然面对，一言不发，丝毫不为规劝和施压所动。就这样，张要被认为是“死不改悔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继续在大牢里忍受着法西斯式的折磨，身体几被摧垮；但意志却更加坚强，宁愿把牢底坐穿，决不在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

历史是无情的，祸国殃民的“文革”终于从理论到实践被完全否定。全国300万人冤假错案平反昭雪。张要终于从监狱凯旋并获彻底平反。出狱后发表很多评论文章。

以后，我离开了《天津日报》社，随后又去了香港。关山千里，天各一方。但我总认为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不料，张要却于1990年4月辞世，令人悲痛欲绝，悔不该未能当他健在的时候抽时间去看望他。如今，当年的党小组长张琏也已乘风去矣。每当我路过常德道张琏的故居，就想起那次我们三个人的“非常聚会”；而黑夜中张要烟斗里那星星火光，却一直在我的心中闪亮、闪亮，永不熄灭。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胡耀邦在川北指导我们办案　作者：杨宗贤

1950年我从四川大学法律系毕业，分配到川北法院工作。刚到川北法院，胡耀邦主任就派彭秘书长来法院欢迎我们，并征求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因为看到法院的同志都穿着灰色制服办案，我们一群学生穿着长袍大褂，不像革命同志，更不像“法官”，大家提出了发给制服的唯一要求。第三天胡主任就来给我们作报告，他首先说明，行署的“服装大楼”因匪特纵火被烧毁，“干部服装”很困难，但正在想法给每个人发一件衣服和帽子。大家高兴得拍手称快，不久我们就穿上了发给的服装。服装事虽小，难度可知，在我心中分量不轻，我们终于参加革命了，一种被承认和尊重的感觉油然而生。

胡主任是我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的大干部，看到他办事认真，说到做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加深了对共产党政府的认识。他知道我们刚从学校毕业都有大学文凭，他说：在实际工作中你们的文凭只能作参考。当时我们都想不通，认为千辛万苦，读了多年书，好不容易拿到的文凭，怎么会只能作参考。胡主任看出了我们的疑惑，他用自己来作比较，他说：“我从抗大毕业，分配到前线，在工作上碰到许多问题，所以我说毕业文凭，只能作参考，这话对不对，你们到实际工作岗位上去，就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继后我到苍溪县法院工作，最初一段时间，不会问案，不会搞调查，不会写判决书。有时碰到当事人的指责辱骂，更是受不了。在心情十分苦闷中，想到胡主任说的：“青年知识分子，刚参加工作，常常具有两重性，最初表现在心高气傲，看不起别人文化低，自己是大学生了不起，结果在实际工作中碰了几下‘钉子’，态度就180度的转变，情绪低落，甚至想离开革命，这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必须坚持到底，有问题，有困难，要诚心诚意地向别人请教。内心苦闷，思想不通，要找组织，找领导多谈心。要敢于暴露思想，说真话。”经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和工作上的锻炼，我才在实践中逐步学习到一些真知，适应了工作，也理解了耀邦主任所说文凭只能作参考的深刻含义。

1951年2月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前一时期剿匪反特斗争的继续。川北法院开会，会上胡主任针对近一段时间有杀人渐多的倾向严肃指出：“不杀不行，多杀不利。”也就是说“可以不杀，以不杀为有利，可以不杀而杀，对我们没利。”“要从人民的最大最长远利益而镇反。在政策上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分反革命分子与一般坏分子和违法分子。”并举例说明。他要我们必须准确掌握政策界限，调查了解实际情况，叮嘱我们要与县领导密切配合，务求不错捉和错办一人。此后他还亲自规定了对于镇反的批捕程序、量刑原则、判决批准权限等，要求法院与地方政府配合，严格执行。1952年4月川北地区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没有错杀一人。

农村土地改革运动是与镇反同时展开的，土改初期许多地主看到自己的财产行将不保，将其分散、倒卖，造成很大损失。土改一开始就针对这种违法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胡主任领导下，川北区党委作出了《正确开展惩治不法地主斗争的几项决定》，明确指出这场斗争不能单纯从经济上着眼，更要着眼于政治，只惩治违法地主，不惩治守法地主。即使是对违法地主惩罚，也要经法庭判决，赔偿费要留下一定比例，使他们有生活出路。当时有的农民常常到城里抓人，只要是地主都抓，甚至到行署抓人，回到乡村都当做恶霸地主批斗。胡主任严肃指出：“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行署就变成了窝藏地主、恶霸的窝点。”他特别强调：“对历史上虽有罪恶，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力立功的，有的还是头面人物（包括他们的亲属对革命有功的），要保护过关。已移居城里的地主，不允许农民进城抓人，由领导出面调解并对农民进行说服。对于任行署委员或协商委员会委员的则实行硬性保护。”我们法院工作基本是按照胡主任的指示精神配合土改开展的。实践证明，这些做法在当时获得了农民的赞同和认可，从当时和长远来看都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发展的。

记得在川北法院学习时，我曾办过“婆婆打死儿媳”一案，当时，我们大家认定应该判处被告死刑，送行署审批。胡主任不同意，叫大家再议，还是一致同意维持原判，再送审。胡主任很快来了，他说：“你们要判‘杀’的理由，主要是这个封建式的‘老婆子’在解放后还敢打死儿媳，为了迅速摧毁封建式的家长统治，需要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判处死刑。反过来我要问大家，中国封建统治的时间有多久？我们打倒封建社会的统治又有多久？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工作做了多少？其深度和广度又做得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拿个70多岁的老太婆开刀示众，是否妥当？在广大群众内心深处，是否真心实意的拥护？所以我考虑不杀为宜。”后来经过上报请示后结案，留下了老太婆一条命。但警示了一大批用封建家长方式对待家人的人，反响很大。有个老大爷说：“我们这些人是死脑筋！打骂儿女是家常便饭！我听了这案的判决，想到我把媳妇打回娘家的错误，如果再不改变，整出事来，恐怕就不能这样宽大处理了！”

我的司法工作是从川北法院开始的，有幸得到胡主任的言传身教，终身受益。几十年来我在办案时都要经过严格的认真调查，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才作结论，从未发生错案。

我怀念耀邦同志，他是我一生的好老师。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邓宝珊将军文革蒙难记　作者：牛正武

兰州市广武门外有一条僻静小巷，叫广武门后街。在满街平民百姓聚居的众多民居当中，有一处小花园，从外望去，土坯墙灰瓦顶的大门，不显山不露水，与周围的民居一般无二；进得门去，方见里边花木繁盛，曲径通幽，别有一番景致。如若不是文革中红卫兵冲击了花园的主人，或许很少有人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花园。

小花园的主人是被誉为和平将军的邓宝珊，故而人们称此花园为邓家花园。

邓宝珊，1894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16岁从军赴新疆伊犁，次年即在清朝新军中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了伊犁新军中革命党人的起义，后因起义失败离开新疆辗转返回故里。1914年，前往陕西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讨袁斗争和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1917年后，邓宝珊在陕西靖国军先后任营长、团长、前敌总指挥、副总司令。1924年，加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先后出任第二军旅长、师长，参与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有关事宜。1926年后，冯玉祥成立国民联军，邓宝珊被任命为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在中原大战中，参与了冯玉祥、阎锡山讨蒋斗争，险被蒋介石拘捕。“九一八”事变后，邓宝珊复出，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又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积极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在张离开西安赴南京、杨处境艰难之际，应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协助杨处理了善后问题。“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21军团军团长，驻守榆林。他大力协调榆林驻军各方面的力量，使其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一方面在北线抗击华北日军西侵，一方面也从北面保护陕甘宁边区。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对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毛泽东对邓宝珊胸怀大义高度赞赏，1944年12月致信邓宝珊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邓宝珊平生对国家、对人民的最大功绩，莫过于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贡献。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邓宝珊出任傅作义的谈判代表，频频往返于北平和解放军平津前线驻地之间，经过多次谈判，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全权代表在协议上签了字。1月22日正式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当时，北平报纸曾发表文章称赞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作出的努力，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先后被任命为甘肃省人民委员会主席、甘肃省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邓宝珊还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

邓家花园原本不叫邓家花园。原址本为清代兰州先农坛，1922年，为北洋政府甘肃督军的副官韩某购得，辟为私家花园，人称韩副官花园。邓宝珊1932年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后，从韩氏后人手中购得此园，增植花木，整修假山，建为别墅。1941年，兰州遭日本飞机轰炸，邓夫人崔锦琴携子女在躲避中不幸遇难。邓宝珊将爱妻葬于园中，于右任亲临凭吊并手书“慈爱园”，制匾悬挂于园门。花园由此而名“慈爱园”。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政府将此园稍作修缮，作为邓宝珊省长居住和办公的地方，从此人称邓家花园。

还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年迈的省长邓宝珊就已经卧病在家。主持省政府工作的是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由于邓家花园处于小街陋巷，周围住户都是平民百姓，不像省委书记们住的“青年农场”、其他省领导和部委厅局级干部住的“宁卧庄”那么赫赫有名，所以少有人知，更少有人注意。当文化大革命气势汹汹来临、浪潮一波高过一波的时候，邓家花园却有点像是世外桃源。身为民主人士的省长邓宝珊竟能置身“世外”，安安静静地在家养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地处大西北的兰州气氛越来越不平静。甘肃省的“文革”形势真可谓波谲云诡，变化莫测。从1966年初到8月份，以第一书记汪锋为首的中共甘肃省委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第一阶段，跟着北京及全国各地的步伐走，发动教育、宣传、文化、学术等战线，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各条战线所谓的修正主义，等等；第二阶段，在《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从本省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拿出一些代表人物，发动有关单位和社会进行大批判。从教育界拿出的代表人物，是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6月上旬，甘肃省委派出庞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州大学，支持造江隆基反的历史系学生李贵子，把江隆基揪出来进行批判斗争。批斗越来越残酷，最后达到了极端。当时的中共甘肃省委把江隆基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反分子，6月25日在兰州大学大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万人批斗大会，省委领导亲自出席，要把江隆基揪到会场台上进行批斗彻底打倒。就在大会开始后去江家揪人时，不愿再受屈辱的江隆基在家中自杀了。一生刚正不屈、倍受广大师生爱戴的江隆基就这样含冤自尽。

“文革”运动发展真是具有戏剧性。在中共甘肃省委还要再找典型代表人物进行批判以推动文革时，形势发生了省委领导们意想不到的变化。1966年8月下旬，一批声言“造反有理”的红卫兵从北京来到兰州，联络当地造反群众，把斗争矛头对准了中共甘肃省委。他们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举行大会，把中共省委主要领导推上大会主席台进行了批斗。中共省委领导们被拉下了马，中共省委瘫痪了。

中共甘肃省委领导前大半年在发动领导“文革”，顾不得管在家养病的邓宝珊省长。待他们自己被拉下马后，就自顾无暇了。此时人们还没有注意到邓宝珊。邓宝珊虽然心焦于社会上的动荡局面，但还能平平安安在家养病。不料，到了11月，一场灾难降临了。又是一批北京中学生红卫兵来到兰州，冲进了邓家花园，冲击了邓宝珊。

1966年11月下旬，一天午后，天阴沉沉，风冷飕飕。一个电话打到新华社甘肃分社，说：北京红卫兵冲进邓家花园抄家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和同事汪祖高立刻骑车奔往邓家花园。从新华分社到邓家花园骑车不到20分钟，说来可谓“近在咫尺”，以前竟从未到过。如果不是电话中问清了位置，一下子还不好找到呢。那时的邓家花园大门很一般，不像如今重修的门楼高大漂亮。进得大门，前院西厢房门口，坐着几个人，有男有女，像是邓家勤杂人员。他们指着花园后边的平顶洋房，说那便是邓省长的住宅。我们穿过花园小径来到邓宅，踏上月台还未走到门口，从屋里走出一男一女，把我们迎进屋里。在客厅落座后，女的自我介绍说，她是邓宝珊的女儿，叫邓引引，男的是她丈夫，都在兰州化学工业公司工作。我和汪祖高也作了自我介绍，说我们是新华社记者。

邓引引告诉我们，抄家的红卫兵午前已经走了。接着，她向我们叙述了红卫兵冲击的情况。她激动地说，父亲早就有病在身，加上“文革”运动来势凶猛，社会动荡不安，所以一直卧病在家。尽管外面闹得翻天覆地，家里倒还安安静静。想不到今天来了一群北京红卫兵，上午冲进来一直闹到中午才走。他们进得门来不由分说，各房间乱窜乱翻，找到一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的佩剑，当成了父亲反动的证据。他们把老人家从床上拉起来，罚他跪在地上，红卫兵拔出剑来架在老人家的脖子上，对他进行批斗。他们声色俱厉地喝问老人家：你是不是反动派？打过红军没有？杀过共产党没有？……

邓引引说到此处，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她丈夫接着说，老人家知道这些娃娃不了解历史，不懂得历史，实实在在地向他们承认，当年作为国民党军队将领，确实与共产党打过仗，打死过红军，打死过解放军，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

邓宝珊女婿讲到这里，摇摇头不胜感叹地说：这些红卫兵哪里知道，邓宝珊抗日有功，保护陕甘宁边区有功，促成北平和平解放有功，是爱国将军、和平将军哪！

邓引引稳住了情绪，接着说：红卫兵像审问犯人一样审问我父亲，对回答不满意，就举起宝剑威胁，抽出皮带威胁。反复折腾够了，才扬长而去。临走，倒也没有抢走多少东西，只拿去了那把宝剑，拿走了一些武侠小说，不过，没想到把我们俩带的手表也摘下拿走了。说到这里，夫妇两人伸出手来，让我们看了看他们的空手腕。

听过了夫妇两人的介绍，我们走到邓宝珊房间门口，轻轻推开门缝看了看。邓引引说，父亲受了惊吓，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现在里间睡觉。我们没有惊动邓宝珊，就告辞了。

离开邓家花园，我们想追踪采访北京红卫兵。我们知道，那时北京红卫兵来到兰州，一般都由兰州军区第二招待所接待。我们骑车出了广武门后街，即直奔兰州军区第二招待所。到了那里，招待所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北京红卫兵已经走了，兰州的一批大学生下午来把他们押到火车站，送上东去火车，驱逐出了兰州。工作人员说，这批北京红卫兵很神气的，听说大多来自高干子弟居多的中学，都是初中生，言谈话语之中可看出，他们的信条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想不到兰州大学生竟然能把他们赶走！我们让工作人员带着看了看北京红卫兵住过的房间，只见人去室空，留下了一些小传单、饼干盒、罐头瓶之类。

我们看时间已经不早，赶快回到分社，将所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当晚发给了新华总社。

两天后我们听说，周总理得知情况后，命人打电话通知尚在主持甘肃省政府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胡继宗，要他切实保护邓宝珊，保证邓宝珊的安全。几天后我们又听说，周总理已经派专机把邓宝珊接到北京，安排住进了医院。

两年后的1968年11月，邓宝珊于北京病逝，终年74岁。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了新华社发的一条简讯。

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为邓宝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邓宝珊将军一生做出了全面的评价。

邓宝珊将军可以瞑目了，邓家花园也旧貌换新颜。1982年，邓宝珊的子女邓惠霖、邓团子、邓引引、邓成城、邓文文商定将花园献给了国家。1985年，甘肃省政府接收后进行了修缮，将花园开设为旅游公园，住宅辟成了邓宝珊纪念馆。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周恩来与定西救灾　作者：邓全施

1973年夏天，自然条件恶劣，历史上十年九旱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已连续22个月未下过透雨了。土地无墒，草木枯焦，禾苗干死，数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和家畜缺饮用水，有不少的人因饥饿、患病而倒下了。周恩来总理得悉真情后，立即展开了救灾大行动………。

笔者当年全程经历了这次救灾。2000年1月15日至16日，又有机会专请宋平同志谈了当年有关情况。现在，我把当年的采访笔记摘抄整理，将这段历史再现出来，以飨读者。

一.宋平发言讲了灾情，总理听了伤心落泪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的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冼恒汉，带领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平，参加了会议。

宋平同志是1970年冬天，从西北局调到甘肃工作的。开始担任省国防工办的副主任，后来到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当副主任，抓工业交通方面工作。

宋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中讲到了甘肃农村情况。说定西地区因连年旱灾，农民缺吃少穿。正在这时，周总理来参加小组会。他让宋平不要停下来，继续讲。

宋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宋平关于甘肃农村的情况发言，当然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

周恩来总理听了宋平的发言很难过，当时伤心落泪了。他说，我们解放几十年了，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老百姓。甘肃农村的这些情况，我们过去不清楚，没有派人下去调查了解，我们国务院有官僚主义。但你们过去也没有及时汇报呀！我们的毛主席、党中央，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困难都想办法给予帮助，我们自己的人民受灾了我们怎么能不管呢？周总理还询问宋平，有什么办法抗旱和帮助农民增收。听了宋平的一些介绍，周总理还说，可以组织农民搞麦草编织，多织造羊毛地毯出口，还可以学台湾的方式搞来料加工呀。

甘肃省一直“形势大好，农业连年丰收”之类的神话破灭了。甘肃定西地区农民的极端困难被中央知道了，一场大面积的农村严重灾荒才得以救助。

二.定西农村一贫如洗，京官看后无不愕然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从国务院各部门抽调干部，立即奔赴甘肃帮助救灾。

这是个高规格的比较庞大的工作组。国务院工作组组长是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副组长有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宪。工作组里还有大批司局级干部。他们6月下旬到甘肃后，立即分兵几路下乡调查。

组长罗玉川部长一行，由宋平同志陪同。从6月23日至7月5日，先后考察了定西、通渭、陇西、会宁、靖远5个县的一些社队和农户。罗玉川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他是林业专家，一路上都鼓励基层干部和群众要多种植草苜蓿及抗旱耐瘠薄的柠条、酸刺、毛柳等灌木，既能保持水土，又能喂养大家畜，还能逐步解决农民烧柴问题。

新华社甘肃分社社长夏公然，带着我和何东君，随行采访。以下就是当年随行笔记的摘要（为保持历史本来面目，今天只加做标题，不改动原记录的文字）。

1.6月23日晚上，定西地区负责人王化宇全面汇报定西地区基本情况

全地区财政收入（1972年）3610万元，支出6600万元，其中基建投资3260万元，支援农业710万元，文教卫生990万元，行政经费660万元，优抚救济670万元等。

全地区商品零售额1.46亿元，人均购买力63元。1971年发给农民的布票有70%没有买。

王化宇说，定西地区海拔1800——2000米，年降水200多毫米，蒸发量1500多毫米。无霜期110多天。这几年农业学大寨，全地区有3万多人到大寨去过。如学大寨的工分制，收回农民的自留地。临洮县100%地收回了自留地。

居住在干旱山区的有80个公社的115万人，现在有7.8万户49万人、10万头大牲畜、10万头猪和36万只羊，饮水很困难。会宁县在1971年3——4月间，有9000多劳动力专门搞水吃。最远的30来里路担水吃。

王化宇说：定西地区农民除了几颗粮食，再没有什么可以变钱的东西。1972年年终分配平均每人现金收入有25.7元。通渭县人均只有2.8元，临洮县7.95元。农村单一经营，现金收入很少，政府给缺粮户的回销粮指标，他们没有钱买。通渭县什川公社一个队，63户的回销粮有48户无钱买。李家店公社三平大队175户中有48户变卖了家具什物买粮食。会宁县青江公社王湾大队贫农张东立，把屋上的300页瓦卸下来卖了，才买回点粮食。这个队有54人缺衣服，下中农韩三娃的女人，一年四季穿件烂棉衣。

王化宇说，年年又购又销，把农民折腾苦了。今年，有17.8万户、106.58万人吃回销粮，占农业人口一半。已吃了6900万斤，缺口还很大。老百姓没钱，先买回点粮食，拿到市场上高价卖掉，再去买回剩下的回销粮指标。这样，国家给农民一天0.8斤的回销粮指标，他实际上吃不到。粮食不够吃，有的人就外流讨饭。通渭县外流要饭的有3000多人。

2.6月24日，新集公社书记谈“水窖”功能及制作方法

汽车在黄土沟壑间爬上爬下两个多小时，上午11时到达定西县新集公社。公社书记杨和清汇报。

他说，全社12822人，其中有8000多人及各种牲畜，一遇干旱就缺饮用水。近的10里，远的走30里路搞水吃。这个地方主要靠水窖。全社已有1600个水窖，1972年一年挖了700多个，现在平均每户有1.3个水窖了。每个窖最多可贮水35立方米，按每人一天饮、用水10斤计，一年3600多斤，一个窖贮满水可供一户人用一年。问题是这几年连续旱，窖里没蓄上水。

罗玉川问：水窖是怎么样的？怎么挖？要多少工日成本？

杨和清回答：水窖选址一般在路边、屋边、禾场边，集雨面积大，便于蓄贮到雨水。下雨时，人人都赶紧跑出去，拿铁锨拦截雨水进入水窖。我们最喜欢过云猛雨，渗不到地皮里去，都汇拢集流到水窖里了。

杨和清说，全社有40%的生产队年终分配没有现金分。20%的农户无钱买布。老实的人布票棉花票全作废了；奸滑点的人就悄悄地拿到县城卖掉，1尺布票也可卖1-2角钱，买回点盐吃。布票棉花票全用完的农户约占30%。全社一半的农户炕上没有垫毡，只垫有芦苇席或竹席。一半多农户虽有垫的毡，但没有盖的被子。

罗玉川、宋平听完汇报后，要杨和清带路就近看看农民家里情况。

3.6月26日李店公社王永祥家使大家落泪，罗玉川、宋平当即决定开仓放粮

上午，到李店公社。1949年17岁参加工作的党委书记常怀志，给地主当过长工。他说，这个公社是由襄南、常河几个公社的边边角角新组建的，今年2月才安家办公。这是全通渭县最干旱，沟深、坡陡、水苦、碱大的穷地方。河沟里有些苦水，吃了肚子疼，拉稀。外地人喝了脸色发青。全社13000多人，60%的人、畜饮水问题没有解决。目前已有800多个水窖，计划再挖1000个，户均1个。公社所在地也没有水，要到10里外挑回甜水来，掺和苦水饮用。有9111人无钱买粮，有的户经常断炊。

罗玉川、宋平听了介绍，立即要去农民家里。常怀志领着大家看了3户人家。

王永祥家

住一孔窑洞，用破烂的牛皮纸水泥袋做的“门”。5口人，2老3少。长子20岁，是家中依靠。王永祥61岁，已10年未干活了，病在炕上。女人51岁，25岁时得了病，右手痛。宋平揭开灶台上的砂锅，用筷子搅动了一下，是很稀的能照见人影的野菜汤糊。炕头上有一小口袋玉米，斜躺在炕上的王永祥有气无力又怯生生地说：要不是咱公社书记好，咱就饿死了。这是刚买回来的16斤粮食，不敢吃哩。我不放在枕头边护着，娃娃就抢吃光了。一顿磨半斤，搅野菜吃。磨多了就吃光了，还有40斤指标没钱打。罗玉川和宋平站着听着，眼里都噙满了泪水，默默地走出了王家。

其它两户情况也是如此。

回到公社会议室，罗玉川和宋平向公社干部和随行的地、县委负责人讲话。他们心情沉重，语调低沉。大家都觉得空气像凝固了。

宋平说：今天看了这个情况，确实看不下去呀！你们在这里工作，心情当然可以想象。你们刚才说这个月中有14户就在今天要断粮。怎么办？现在穿的还是次要的，缺粮断炊是最重要的。反正不能让群众断顿呀！实在不行了，让粮库先提前放粮供应。登记一下，先供应。当然要教育群众节约用粮。

群众缺粮又缺钱。开始是卖猪卖鸡蛋，后来卖布票棉花票，变卖家里一切可以值点钱的东西。现在还有啥可卖的？有啥卖啥，连房顶上的瓦都卖了，以后下雨了怎么办？再不要让卖了。买粮没有钱，先打个借条，将来或贷款或救济。

群众这样困难，你公社还买了他的瓦。他的瓦又不是多余的。你们可能是关心帮助他才买了他的瓦吧？但群众的瓦盖到你公社的房顶上，这行吗？常怀志呀，那些瓦赶快退回去，钱就算救济了吧！

罗玉川说：王永祥这样的农户，粮食能不能就此救济到秋天？一天八两粮要让吃够。现在他不让小孩吃，饿坏了怎么办？你们要做好这一户的工作，影响全村。要让大家知道，这里的困难，党中央知道了，党中央关心支持大家的。你们可以给群众讲一讲。

宋平最后又叮嘱：你们迅速救济这些断粮断炊户的粮食。同时帮助农民多种些秋菜，节约用粮。他接着似乎自言自语地说，好在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浮肿和死亡，若再耽误些日子，肯定会有。

大家从会议室出来时，没有人大声说话，没有人笑。王化宇立即找地、县委的人布置工作。火辣辣的太阳烤得黄土地发烫，老天爷没有丝毫下雨的意思。路边有几棵柳树枝叶稀疏，没精打采地立在这贫瘠干旱的地方，四周的光秃秃的山岭没有绿色，了无生气。没有鸟飞，没有蝉鸣，没有鸡唱，没有狗吠。穷得没有生气。怪不得清代左宗棠就感叹“陇中苦瘠甲天下”！

（按：2000年9月我又重访了李店公社。王永祥夫妇都去世了，他们的大儿子盖了新房。我正碰上他们在吃中饭，是一盘馒头，但没有任何菜。他们都高兴地对我说：能有这样的白馍馍吃，这日子就好得很了。

4.6月29日晚上陇西县委汇报许多农户没有被子

陇西，渭河上游，陇山之西。当年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采薇菜充饥，最后饿死在首阳山。首阳山就在陇西。陇西县城四周有7万多亩川水地，但山岭上的土地也是十分干旱贫瘠的。

县委副书记胥起云汇报说：全县31.9万人，需要追加回销粮129万斤，救济被子2万多床，衣服14万套。柯寨公社八里沟生产队28户，只有19床被子；马河公社罗家山生产队13户人5户没有被子。队长家8口人，只有一串烂棉絮当被盖。

5.6月30日，定西地区粮食局长谈又购又销劳民伤财

下午召开的地区农办、气象局、粮食局等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粮食局长孙兆甲坦率谈到粮食政策问题是：又购又销劳民伤财。

他说，定西地区靠天吃饭，粮食生产很不稳定。近几年人口增长快，粮食没有增长，但粮食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多。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先不管你农民够吃不够吃，先要你给粮站仓库交了粮食再说。有的交了征购粮没过两个月，就缺粮了。于是，又到国家粮库去买回销粮。这样又购又销，粮食驮来驮去，把农民折腾苦了，当然意见大啦！近几年全区吃返销粮的社队农民都在一半以上，有些县如通渭，占八成左右。

罗玉川和宋平问，听说有些地方农民交粮食还很积极，为什么？

孙兆甲笑着答道：那是因为他交的少，返销的多。他不交一点，怕你不卖给他。再说，为完成征购任务，各级党委、政府又是开会，又是通报进度，今天点名批评这个，明天训斥那个，迫使下边干部谁也不敢怠慢，不购过头粮怎么办？农民也没办法，你要我交我只得交，反正你共产党的政府是不能饿死人的。

6.7月4日国务院赴会宁县工作小组的典型调查使京官刻骨铭心

国务院赴会宁县小组选择了一个好队和一个差队做了典型调查。

好队是河畔公社的上牟生产队。好就好在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这个队有68户441人3084亩地。有73头大牲畜101头猪203只羊。

1972年人均口粮397斤，生产队还有存粮95000多斤，按每人一天一斤安排可以到年底。

1972年平均每人分配现金8.1元，人均欠债4.1元。

有22户58人缺被子27床；8岁的女孩子8名，都没有裤子。

比较差的队是清江公社的后湾生产队。

全队17户99人，有耕地587亩，役畜13头。

1972年人均口粮201斤，根本不够吃。队上有牲畜饲料粮570多斤和油渣，都分给群众吃了。

1972年人均分配现金收入1.74元，人均欠债26元，每个劳动日值0.26元。

全村10岁以下的孩子33人，30人没有裤子。

李多财一家5口三代人，只有一床被子。

祁中海一家7口人，只有4个碗，没有被子。

全村有14户人家卖了布票1046尺。王聚民家卖10丈布票得1.3元，买了回销粮。

这里烧柴十分困难，公社调运了煤炭进来，煤价降到0.035元/斤，农民还是没钱买。有人一次买了2斤煤，用草帽子兜着拿回家。

汇报者神情凝重，说是许多长年在机关工作的同志来会宁农村看了农民家状况后很难受。都觉得若不是亲眼所见，真难以相信。刻骨铭心永世难忘。

7.7月6日王化宇再次汇报，罗玉川和宋平强调讲真话

罗、宋率工作组到了靖远县，住武装部招待所。王化宇再次汇报，着重在灾情的汇总、需要救济的具体数量和生产救助的具体要求。

他首先是做检讨，说地委工作作风不深入，对这次灾情了解漏洞多，情况不太明；历年吃返销粮在全省比较最多，思想有顾虑，不敢多张口，更不敢要救济款。（宋平插话说，这个问题省上有责任，省上没钱，没有及时帮助。）农村一些方针政策上如收自留地，也影响了农民积极性。

王化宇说，据各县最新报告的统计，夏接秋需要回销粮4733万斤，冬小麦种籽281万斤，救济款326万元。有98359户395540人缺棉衣裤75万件；有95401户361695人缺被子126000床。此外，还缺小农具、大牲畜等生产资料，请中央帮助。

罗玉川首先表态：先把需要救济的钱、粮、衣、被等底数核实清楚。小孩子穿衣问题，比如15岁以下的孩子，都应当让穿上衣裤。可以在大城市收买旧衣服，或调运解放军仓库的旧军服，发下去。有许多农民家的炕上光光的，不要说被子，连一张炕席都没有，说明穷得很了。这些情况在报告中都要如实写上。还要建议卫生部派医疗队来帮农民治病，提高赤脚医生水平，推动计划生育工作。

宋平接着强调说：要提倡干部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不要像1959、60年那样，搞假报告，对讲真话的人扣帽子。你们地、县委思想上也不要有负担，觉得救济面这样宽，数目这么大。地委和各县委工作都是努力的，对战胜困难也是有信心的。你们要组织干部下去看看群众，帮助群众。要像国务院的同志这样，深入社队农户家中了解实际情况。

（注：根据定西地委的两次汇报和沿途见闻，我们当天晚上写出了定西地区灾情的综合报道。全文近5000字，初稿由我和何东君执笔，夏公然最后修改审定，7月6日发往总社内参编辑室。）

三.南平房会议在如何向中央报告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国务院工作组到甘肃后，是兵分三路下去调查研究的。罗玉川一行走定西地区，水电部王英宪一行去临夏州的东乡族自治县，商业部刘忍一行到庆阳地区的环县。7月10日，三路人马返回兰州，汇集在宁卧庄宾馆南平房会议室开会。

主持会议的罗玉川说：今天的会议三项内容。一是请省上同志介绍全省灾情，二是讨论给国务院的报告怎么写，三是议论一下救济的标准。

甘肃省财办主任翟焕三首先回答了工作组询问的几个主要数据。他说，全省统计，口粮需要8895万斤，种籽1765万斤，共计10660万斤。

王英宪说：甘肃中部干旱山区这个概念，不能说都是灾区。一部分有灾，一部分无灾。但无灾的地方也很困难。比如东乡族自治县去年粮食生产是历史最高水平，但许多小孩子多年来就是没有裤子穿。现在是人吃不饱，牲畜也挨饿，“一根扁担可以挑两个毛驴”也统计在大牲畜数字里，生产怎么发展起来？周总理提出，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我感到，粮食问题，衣被问题要解决，更要研究找些什么门路发展多种经营。

刘忍说：给中央的报告要反映灾情，也要反映其他的东西。困难问题，主要是灾，还是工作问题？还是什么问题？这个也要反映。生产落后，我看不完全是灾，还有方针政策问题，多种经营问题，工作问题。

茅林（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说：甘肃这18个干旱山区县，有的是连续几年旱灾，有的是自然条件特别差，有的是工作问题。如单一经营，“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贯彻得不好。还有执行政策问题，如又购又销，劳民伤财，是个大问题。

这时，服务员请罗玉川部长去听电话。

罗回到会议室后说，杨立功（林业部副部长）同志告知，中央已开了会，专等调查组的报告了。我看，关于政策问题等，下一步再研究。这个报告围绕生活救济和今冬明春生产自救两个问题来写。

申效曾（省委副秘书长）说：报告中要提到阶级斗争路线教育问题，有6个方面：（一）粮食市场的投机倒把。（二）变相高利贷。（三）大牲畜和羊只分户喂养使集体经济解体。（四）有资本主义倾向，带头闹粮。（五）变相卖青苗。（六）阶级敌人乘机造谣捣乱。以上问题需要重视，专门作为一个问题写上。生产自救也要提出一个方向问题，不能让个人放任自流，变相单干。

王英宪立即接上说：高利贷与互相接济要分清楚，投机倒把与农民卖粮买粮要分开。

罗玉川说：现在提这些问题，弄不好就把群众卡死了。

这时秘书说话了：初步设想报告分四个部分：一，成绩说够；二，灾情说透；三，要解决的问题提出来；四，根本在生产自救。

大家一时无语。时间已是十二点多了，散会吃饭。

四.7月19日宁卧庄会议上出现了“不同调门”

7月13日，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已陆续返回北京。中央救灾的大批粮食、衣被等物资正在调运中。甘肃省为搞好这些工作，接二连三地召开各种会议。

7月19日，省委在宁卧庄礼堂召开中部干旱山区18县及邻近7个县的党委书记共30多人参加的会议。

上午，宋平主持会议并作主题发言。

他说：这个会议题有三，一是生产自救，二是困难救济，三是规划改变面貌。

宋平说，今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冼政委反映了中部地区的情况，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周总理几次讲到，很关心。当时只讲到定西情况，他听了很难过。要给予支持、救济、帮助，旧军衣可以给。回来传达会议不几天，中央就派了这么强大的工作组来，下去访贫问苦，了解了很多情况。

宋平说：造成中部地区困难的原因，当然有干旱、灾害，但主要的还要从主观上检查，从我们工作上检查。学大寨运动开展得不够，政策方面有些不落实。同样的困难地方，有些生产队就不错，有些一看就不怎么样。有些政策没解决好，如又购又销的问题，全省13000个生产队（占总数的51%）购了过头粮。其中静宁、通渭等县占80%以上。这个责任主要由省上负。把任务压下去，要人家完成，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不实事求是。

宋平同志就如何搞好救济工作和规划改变面貌谈了5点意见。

下午，宋平同志主持会议，各地县委负责人发言。或汇报灾情，或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或三言两语，或互相插话，比较畅所欲言。宁静县委负责人李佐仓说，解放20多年了，有些农民还是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外流讨饭，为什么？生产队选不出人当队长，轮流当，“决算干部”，年终就下台，谁也没信心。榆中县的负责人说，若不是这个会，我们还不敢讲夏粮减产定局，怕戴帽子挨批呀！会宁县的同志说，又购又销的问题折腾太久太苦了。公购粮任务能不能减免三年，让农民休养生息？这个难题不解决，生活不下去，生产更搞不上去。

下午的发言正热烈进行着，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兰州军区第一政委冼恒汉，省委书记、甘肃省军区司令员张忠到会了。宋平同志马上请他们讲话。

冼政委说：国务院工作组和省委都有给中央的报告，东西给多少中央定。我们先要有准备工作，思想工作要先做。要教育群众，首先要教育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当干部就是要准备同敌人斗争。

他说：教育农民，单干行不通。我们祖先几千年（单干），翻不了身。不搞集体经济，怎么搞机械化？怎么改土？困难多，党委不能回避。你不领导群众，阶级敌人就会钻空子。对敌人适当时机要打击，对群众要正面教育。

冼政委说：夏粮估产一次比一次少。我看，也不要你多报，但有那么多，少报也不对。说得那么难，看得太严重了，也会动摇我们的信心决心。

接着，张忠司令员讲：国家准备救济许多粮食、钱，使我们很受教育、启发、鼓舞。我补充三点意见。一，要解决救灾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要抓上层建筑。要深入开展路线教育，狠抓阶级斗争。不要只见物不见人，只抓物不抓人是不行的。昔阳抗灾，陈永贵有个报告，我们抗旱救灾要以大寨为榜样，扫除悲观失望和沉闷气氛，鼓足干劲。（冼政委：把陈永贵的报告发到公社，那是一个动力嘛！）他说：要依靠集体经济力量，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1960年是有经验教训的，搞单干，不仅不能解决困难，而且给群众带来了新的困难。困难时期把群众往哪里引？现在有的社队，社员大量外出搞副业，还开介绍信到外面去。这种错误做法应当纠正。……

这两位首长讲话时，会场异常安静。冼政委讲话慢条斯理，声音也不高。但大家感到了很重的分量。他们的话，有些地县委书记是会感到背上出冷汗吧！

五.并非结束语：定西农民幸免于难，总理遗愿有待落实

1973年秋冬，国家救灾的大批粮食和军队后勤仓库拿出来的大批旧军服，源源不断地运到甘肃，逐步分发到灾区农民手中。一时间，定西地区广大干旱山区受灾的农民“吃的是国家粮，穿的是黄衣裳”，几乎成了一个“复员退伍军人的世界”。农民幸免于难，对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感激涕零。农民们记忆中的灾年，如1929年死人是相当多的。翻开定西各县的县志，大旱大饥，“饿殍载道”“人相食”的记载屡见不鲜。最近的记忆则是1959年至1961年，通渭县非正常减少人口，即死亡和外逃近10万人，其中死亡60210人，死绝了2168户。70年代初的旱情，比历史上的灾害要大。幸亏中央发现了，救助比较及时，才使受灾农民幸免于难。

周总理当年要求甘肃“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灾民生活问题在半年内是基本解决了，但生产问题在两年半是没法解决的。冼恒汉当权，开口闭口抓阶级斗争，搞路线斗争，批唯生产力论，谁也没法去落实周总理指示。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中央解决了甘肃省委领导班子问题，宋平同志担任了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四人帮”那套极左思想路线对农村工作的干扰破坏才得以遏止。1979年后，甘肃定西地区农村逐步实行联产承包制，农村工作农业生产才真正走向稳步发展之路。但是，对农业生产基本条件相当差的定西及甘肃18个干旱县来说，轻言“粮食过关”或“改变了面貌”都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2000年1月15日至16日，记者请正在海南三亚休养的宋平同志，聊天式的回顾甘肃往事。他说到了如下内容：

我工作过的地方那么多，唯甘肃印象最深。每天看电视看完了新闻联播看天气预报，我都要看看甘肃兰州的。你想要我谈谈甘肃印象，那真是艰难岁月啊。一方面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困难，“四人帮”疯狂的时期啊。另一方面就是工作环境自然条件的艰苦。有些情况你也是经过了的。

我是1970年冬天去甘肃的。开始在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当副主任。后来参加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工作。生产指挥部负责人是张忠，省军区司令员。我当他的助手。

冼恒汉当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那几年甘肃工业增长速度和利税增长速度在全国都是靠前的。石油化工是增长比较快的。“一五”、“二五”计划期间上的工业项目陆续投产见效。

但是，农村情况非常严重，人民太穷太苦了。……

1973年5月，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冼恒汉带我参加。在小组会上我发言讲到甘肃农村情况，恰巧周总理进来了。他没有打断我，让我继续发言。我也不会说假话，把下乡看到的情况说了说。说的也不多，因为我不分管农业，掌握的情况也不多。……小组会上讨论讲的这些话，冼恒汉是在场的，听到了的，不存在什么告状的问题。当然，这些实际情况，冼恒汉过去可能也不甚了解，或者没有向中央认真汇报过。……农村的这些情况，过去一级瞒一级，连省上的同志都不清楚。那年月讲实话报灾情就要大祸临头，明明问题严重还要讲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这个问题在上面很难设想。那不是一个人少数人不讲真话，是整个风气不好啊！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以林业部长罗玉川为组长的工作组来甘肃救灾。看了灾情很严重，我们向中央要1亿斤粮食。当时中央粮食也紧，但后来给了我们3亿斤粮食。还给了许多旧军衣和被褥。……

怎么改变甘肃的穷困面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艰巨性、长期性一直估计不足。从张仲良到冼恒汉，都有这个问题。提的口号不切实际，一些措施缺乏科学性，劳民伤财，损失太大。张仲良在1958年大跃进，搞虚报浮夸，搞引洮工程，那几年死了不少人。教训很惨痛。冼恒汉提出学大寨要三年大变样。他说要亲自到通渭县蹲点，看看三年能不能变个样子。他们都存在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对甘肃的真实情况研究不够，对困难估计不足，而且心情太急了，想得太简单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9期 “红色间谍”郭汝瑰　作者：朱竟成　张治宇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国防部制定的作战计划，一份份被秘密送到共产党手中。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断定，国防部内部有“奸细”。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战功卓著备受赏识

郭汝瑰（原名汝桂），1907年9月出生于四川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读书人家。父亲郭锡柱曾中过秀才，清末废除科举，郭锡柱只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他想也想不到的是，日后儿子成了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

郭氏宗族中有个郭汝栋，是郭汝瑰同辈堂兄，在四川军阀部队中任高级军官。1925年，在郭汝栋的帮助下，郭汝瑰考上了黄埔军校第五期。这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吴玉章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学校任职，并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学说。郭汝瑰深受他们的影响，立志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料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清共”。此时，郭汝瑰暂时安身于杨森部队中。他秘密参加了共产党，暗中筹划组织“兵暴”。暴动失败后，他潜逃日本，进了日本士官学校。这样一来，他的组织关系也由此中断。

从日本回来后，郭汝瑰不愿再回郭汝栋的部队，于是他又进了陆军大学，当上了“天子门生”。陆大毕业不久，郭汝瑰进了陈诚的18军。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他因战功受到陈诚青睐。此后一帆风顺，仅几年间就当到了军参谋长，由上尉升到少将。

历尽艰辛重回组织

时间定格在1945年5月，地点是山城重庆。郭汝瑰前不久刚从英国考察回来，被任命为少将军务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

这天，他从军务署出来，驱车去浮图关。车出凯旋路，正要拐向校场口，突然，他瞥见路边有一位10多年没有见到的熟人。这人正是他的黄埔五期同学任逖猷，当年是中共党员。郭汝瑰一直在寻找着党的关系，见到他后不禁喜出望外。打听之下，郭汝瑰很是失望。原来此人也已失去了组织关系，目前，任职于中央军官学校，军衔仅为少校，处境并不如意。不过这次意外巧遇，却使郭汝瑰后来的历史有了重大的转折。

三天后的一个深夜，重庆临江门郭府，有人轻轻敲响了门环。勤务兵开了门，走进来一位衣冠笔挺的中年男子。来人是任逖猷之弟任廉儒，他是真的共产党员。不过，任廉儒并未当场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自我介绍是川盐银行的高级职员，兼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经理。他说，他是从兄长任逖猷那里得知郭汝瑰的消息的。郭汝瑰原来也认识任廉儒，并知道他的身份。但他现在也不清楚任廉儒还有没有组织关系。

在他的旁敲侧击之下，任廉儒只是一味“无奈”地说：“我也和组织上断了联系，不过……”他停了片刻，又说：“我可以给你打听打听，也许还有了解那边情况的人。”

其实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直接受董必武领导。他这次来是探听郭汝瑰的虚实，还不能立即暴露自己的身份。

随后的一段日子里，任廉儒继续造访郭府。而郭汝瑰也干脆把心中的想法全部袒露出来。他还一不做二不休，把自己主编的一份《国军战斗序列》材料交给了任廉儒。此材料属军事机密，只打印了13份，底稿由军务署少将办公室主任李文伦监督烧毁。蒋介石再也没有想到，延安方面居然也很快有了这份绝密材料。

临危受命卧底“国军”

经过一番考察，两个月后，任廉儒通知郭汝瑰去秘密会见董必武。地点是大军火商罗升之的公馆，即任廉儒的岳丈家。

幽僻的小巷深处，一座深宅大院里，郭汝瑰和董必武紧紧握手。他说：“董老，我来迟了。”“你来得正是时候。”董必武面带笑容说道。郭汝瑰急不可耐提出了归队的要求。董老告诉他：“党要你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董老并告诉他，今后将有专人和他联系……

与董老会面后月余，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了。何应钦选中郭汝瑰作随员，随他到南京接受日寇投降。哪知抗战甫停，内战又起。随后美国出面“调停”，成立了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调小组。郭汝瑰又奉命作张治中的副手。在重庆上清寺尧庐，郭汝瑰见到了周恩来。“老师!”郭汝瑰握着周恩来的手，喊了一声。他有多少话要向周恩来说啊，但此时身在敌营，有口难言。

不久，郭汝瑰又见到了董必武。董老告诉他，原则上可以恢复他的党籍，但必须等待，同时又嘱咐他千万要谨慎行事，不要功亏一篑。

周旋政要半年三迁

说来也巧，这时国民党中枢对郭汝瑰的宠眷也与日俱增。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当然四人对他最宠信的还是陈诚。

不久后，“太子”蒋经国也将目光放在他的身上。1946年5月1日，郭汝瑰随军政部全体人员由重庆到南京，他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当时蒋经国住三条巷，与他算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来到郭府。郭汝瑰不在家，他的家人在吃饭，桌上只有两样素菜。蒋经国喟然兴叹：“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党国就有救了！”

既然小蒋都如此信任他，郭汝瑰当然要充分利用啦。那些作战计划，一份份经他的手交给单线联系人任廉儒，再由任送给中共地下党，再转到解放军的作战指挥部。不仅如此，他还有意制造一些给当局添乱的事。1947年3月19日，300余名国民党退役将校级军官一齐来到中山陵，在孙中山座像前同声痛哭。此即“哭陵事件”。事情的起因是，当时国防部进行整军，大量军官被编余并要“自谋生路”。制定与执行整编计划的正是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郭汝瑰。

于是，这些人的攻击矛头就指向了郭汝瑰，一张传单上说：“有郭汝瑰者，仅因为陈诚亲信，为其十三太保之一，竟致一年三迁。红得发紫。试问当朝诸公，天理何在？”传单说郭“一年三迁”，其实郭是半年三迁。1946年9月，他先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部队编制，旋升任陈诚的总参办公厅主任，板凳还未坐热，复任五厅厅长，1947年3月，又任三厅（作战厅）厅长。这样的攻击，倒是给郭汝瑰身上又加了一道护身符，使得郭汝瑰可以继续进行情报传递工作。

疑为“奸细”化险为夷

1947年5月12日下午5时，国防部作战厅长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官邸汇报”在当时是国民党官场人人羡慕的事。

郭汝瑰与二厅（主管情报）厅长侯腾同时到了蒋介石官邸。他们刚刚坐定，陈诚与刘斐也先后来到。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解放泰安，并进入了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同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地形势。蒋介石归纳了众人的意见并作指示，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郭汝瑰将此一一记下。这就是后来发生的孟良崮战役。会议刚完，宋美龄走进客厅说：“请大家吃饭。”桌上只是四菜一汤，没有饮料，其中有一道菜──蒸气鸡，味道颇鲜。餐后的水果是木瓜，刚用飞机从广东运来，算是给众人尝鲜。

郭汝瑰回到家，就把当晚的作战部署重新抄录了一份。刚抄完，任廉儒就来了。他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74师，全部美式配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

果然，在孟良崮之战中，郭汝瑰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74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而这一切，距“官邸汇报”仅4天（5月16日）。“卧底”的郭汝瑰，所起作用不亚于10万雄兵！

隐藏得很深的郭汝瑰，还是差一点被人察觉，那人就是杜聿明。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徐蚌会战”）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守淮”的具体方针是，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他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计划。而郭汝瑰制定的计划尚未实施，就被送到解放军指挥机构。

接着郭汝瑰又诱导老蒋改变原来坚守蚌埠的决策，改为在徐州外围决战。当黄伯韬兵团被解放军包围在碾庄时，蒋介石急召杜聿明到徐州指挥作战。而杜聿明对郭汝瑰早有怀疑。日后杜聿明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回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报告的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杜聿明《淮海战役始末》）

事隔多年后，杜聿明和郭汝瑰同是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杜聿明患病住院，郭汝瑰去看望。杜问：“你那时就和共产党有联系？”郭答：“是的。你是从哪里得知的呢？”杜说：“山东方面。”“谁？”杜笑着避而不答。“那你为什么不告我呢？”郭汝瑰追问。杜长叹一声：“我拿不出真凭实据。”此乃后话。

淮海战役后，郭汝瑰找个机会到四川组建72军，他任军长。1949年12月，他率部在宜宾起义。

解放后，郭汝瑰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后在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研究员等职，以副兵团级离休。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李普今年八十八　作者：杨继绳

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河北省著名企业家孙大午，为彰示“两头真”的老人，还建设了数百亩树林，命名为“两真林”。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提出“两头真”这个概念最早的原型就是李普。

作为记者的李普

李普作为名记者，我在上学时就知道了。真正知道他这个人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1973年，他从中南局调回新华社，在北京分社任社长。我在天津分社当工业记者。有一次，我写了一篇天津工业形势述评，拿着稿子送到总社。工业组的老编辑华敏把我的稿子粗看了一遍，就从他的办公桌上抽出一篇稿子给我。这是一篇北京市的工业形势述评，北京分社刚发来的。华敏说：“这是李普写的，向名记者学一学吧！”我迫不及待地细读了一遍，果然名不虚传。那如虹的气势，那深刻的立意，那精密的结构，那洗炼的文字，使我钦佩不已。我赶紧从华敏那里要回了自己的稿子，躲在招待所里一遍又一遍地改了起来。两天以后，《人民日报》用“两虎把门”的版式，让北京和天津的两篇工业形势述评共享一版头条的位置。

位于天津市睦南道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在办公楼后的平房是一个放旧物、旧书的仓库。那里面有一大堆50年代初期的杂志。其中一套经济理论文章选集对我很有吸引力，上面收录的是孙冶方、薛暮桥、骆耕漠、许涤新等经济名家的文章。在这套书的第八辑，收录了李普1950年写的一篇长文：《调整经济的来龙去脉》。我先是羡慕作为记者的李普能写出分量这么重的经济理论文章。我读了两遍，不仅学到了很多经济知识，更佩服的是思想的深刻和表述的通俗。我从这里开始学习怎样用通俗的文字来表述深刻的思想。

李普的新闻写作是第一流的，这不用多说。李普坚持“新闻写作绝对不许虚构，必须每一点都是真实的。”他认为“真实是新闻文字的第一生命。”因此，他一再强调“新闻报道不要盲目向文艺靠拢。”李普是一位文学爱好者，但他对用文学手法写新闻始终保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比如某次高层会议和两三个人之间的密谈，有些作家写得如亲临现场，活灵活现。读者会问：你又不在现场，怎么知道每个人谈话时的眼神和动作？你又不是钻肚子里的虫子，怎么知道人家那么细致的心理活动？李普为这种“把真实的写成了可疑的”的作品感到惋惜。李普还创造了一种质朴的文风。他的文章很少用形容词，他认为形容词越多，文章越不美；他在动词上很下大功夫，力求准确和贴切。李普写文章不用华丽的辞藻，直接把日常口语挥洒纸上。读者却感到美，感到有说服力。这正像金代一位诗人《谈杜诗》中所说的一样：“欲知子美高人处，只把寻常话做诗。”

作为记者的李普，用他那质朴可信的笔，记录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上面说的那篇文章记录、分析了开国六个月之内发生的一件安邦定国的大事。在新中国开国前后，李普的新闻记录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记录了开国大典，这些，都已经成为研究中国当代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

作为记者的李普，不仅见证和记录了胜利和成功的喜悦，也见证了并评析了建国以后历史的“拐点”。他认为这个拐点是1953年。他认为“我们从1953年起就误入歧途。整整糟蹋了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逐步走上正轨。”在这一点上，李普不仅是记者，而且是历史学家。不过，他的这个重要的历史学结论，不是研究史料得出来的，而是实地采访和亲身观察和体验得来的。

他见证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那时他作为报道开国大典的记者，住进了中南海的勤政殿。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读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李普就从他手里接过了讲话稿和一张纸条上写的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单。李普从名单上看到了“联合政府”的阵容：六位副主席中有三位是非共产党人，56位委员中有27位非共产党人。政府部长中有四分之一的非共产党员。作为临时根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的灵魂是新民主主义，把搞社会主义当作将来的事。这个共同纲领还“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李普很赞赏这个纲领。

李普万万没有想到，1953年夏季的一个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上作了一个批示，这个仅有88个字的个人批示，不仅推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根本大法”，还作为全国全党必须遵循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于是，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年之内消灭了私有经济，实现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从而确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接着，“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国家一步一步地走下坡路。

李普认为，新中国历史上“左”倾的弯路是从1953年放弃“共同纲领”开始的。

李普在他的新闻学著作中写道：“独立观察、独立思考、更是一个记者的命根子。”李普能看到、记录历史这个大拐弯，正是因为他守住了记者这个命根子。

李普为“共同纲领”被推翻而婉惜不已。至于为什么一个人的权力那么大，他的88个字的批示能够取代“根本大法”？为什么“共同纲领”这么脆弱，一个人的一个批示就轻而易举地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说。

作为官员的李普

李普是大官，官至新华社副社长，至今还住在副部长级的房子里。可是，除了房子大以外，他不像个大官儿。

李普当大官的时候我和他没有见过面。这并不是他高高在上，而归于我的一种特殊的过敏症，对官员的面孔和眼神过敏，对官员鼻孔里发出的那种声音更是过敏。所以我对高官总是敬而远之。其实，李普并没有使我“过敏”的那种面孔和眼神。他的鼻孔里从来没有发出过那种令人浑身不自在的声音。黎澍曾说李普“在下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上级，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他没有把自己当大官。我们第一次认识是1985年夏天在养马岛休假，我们两人多次在海边散步。望着远处朦胧的小岛和近处的渔船上的炊烟，他说：你会写诗吗？咱们来两句！我说：上中学时我写过诗，在清华学了6年工科，诗情画意都被数理化熬干了。他说：那就不写诗了。我们到海滩去捡石头吧。他和我提着拖鞋，光着脚，一会儿弯腰，一会儿用脚踢沙子。捡到一块好石头那种欣喜的样子，就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那时我向他谈了一些当时主流舆论视为叛逆的言论，没想到竟引起了他的共鸣。他说出的一些话竟比我还大胆！我们年龄相差20多岁，但我总是对他李普李普地呼喊，因为我们谈话时，总是忘了年龄的差别。他呼我小杨，但写信时却称“继绳兄”，使我惶恐不已。后来我想，信上这样地称呼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规矩。

李普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讲资历有资历，讲能力有能力，讲人品有人品。可他在官场上混得不太好。在新闻界名气那么大，写了那么多名篇，可到头来还是副部级待遇，实际级别是正局级。当然，这与体制的改变有关。他离休时新华社是副部级单位，作为副社长，只能是正局级。后来新华社升格为正部级单位，水涨船高，连中层干部都是正局级，李普没有赶上。

李普在官场不顺，有复杂的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一直保持知识分子那种气质、那种独立、那种率真。官场是分等级的。在官场混的人必须有等级观念。即使你脑子里没有，你的行为上必须有，至少你的脸上必须有，特别是在高你一级的人面前非有不可。否则，你只能在你现有的级别上熬一辈子。而李普，除了埋头干活以外，却“在上级面前不自以为是下级”！作为官员，说话得讲“艺术”，要讲一些言不由衷的话，讲一些自己不信、却要别人信的话，有时甚至讲一些假话。李普不行。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总是讲真话，讲直话。他说话大胆，文字泼辣，简直不知道官场的种种禁忌。像他这种不懂官场的人，如果不是能力过人、成绩突出，恐怕连个局级也混不上。李普大概也有自知之明，官没有升上去，却也悠然自得。我没有听到他有什么怨气。我多次听李普说过这样的意思，他之所以能保持知识分子的“原汁原味”，因为他没有去过延安，他是重庆的干部。只有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和抢救运动的“磨练”，才会“夹着尾巴做人”。

这是不幸还是有幸？我认为是有幸。“文章草草传千古，仕宦匆匆仅十年。”建国至今五六十年，部长数以千计，谁能记得几个名字？而很多人知道李普这个名字。因为李普不断地向社会奉献华章，到八十八岁还文章不断。

作为学者的李普

有的新闻单位提出“记者要当专家”的目标，对这种提法我是不敢苟同的。专家的研究范围是相对固定的，他一辈子在他的专业领域里皓首穷经。在这个专业里，他有绝对的发言权；离开这个专业，他的认识深度和普通人没有两样。作为记者，不能一辈子只关注某一个专业。真要这样，他就改行从事那个专业了。要说记者是专家，只能是新闻这个行道的专家。所以，说某某是“专家型记者”是不妥当的。那些有成就的研究型记者，说他是学者比较恰当。

李普就是我说的这种类型的学者。除了有新闻功力以外，他还有理论功力。他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他采访什么问题，就把有关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研究得很深，从中挖出很多道理。只要他肯在某一方面花时间，他也可以写出某个专业的专著。他关于刘伯承的军事著作，受到军事家的称赞；他关于经济的论文，和著名经济学家的论著同列竹帛。李普不是专门研究某一学科的学者，他的视野更广阔。他关注的是国家、民族，是天下大事。他是一位思想者，是一位真理追求者。

作为思想者的李普，他的思想走过了一条“之”字路。他自己写道：

我早年追求民主自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间陷入了个人迷信、个人崇拜之中；这一段相当“左”，有时甚至可以说很“左”，“左”得很可恨、可笑。六十岁以来逐渐觉悟，又走入了自由民主的行列。

李普这里说的前两个阶段，走进革命行列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是这样。可惜，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进入第三阶段：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

要进入第三阶段必须有一个思想大解放。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解除前两个阶段留在大脑里、渗透到血液里的种种定见、种种框框。思想解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是要有勇气承认自己在第二阶段有哪些不对。第二是要冒政治风险，不怕与主流不一致。第三要有思想家那样广博的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品格。

李普敢于否定过去不正确的东西。他无情地解剖了他那一段时间“可恨”、“可笑”的“左”。他坦诚地向今天的年轻人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两次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的发言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现在来看我那篇文章，真正是信口胡说，气壮如牛，是一个十足的'无知者无畏'的典型。”李普为追求真理敢冒政治风险。他敢说与主流不一致的话。他不怕因说真话、求真理而被“边缘化”。

李普把重新走进自由民主的行列，称为他的“第二次思想解放”。他写道：“我一生经历了两次思想解放，或者叫两次思想革命。一次是30年代由爱好文艺而爱好普罗文艺，同时加上不愿当亡国奴而参加抗日民主救亡运动，这样就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第二次是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这第二次思想解放也是一个长过程。我好比进了一次大学，1978年的讨论好比是我的一年级，到今天我也不认为毕业了。我可以说至今天天在享受获得新知的快乐，天天在享受破旧立新的喜悦。”（《黎澍老夫子》）他还写道：“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已经多年不用脑子，不想问题了。然后又悟到，那时想还是想了的，不过是在既定框框里想，是预先肯定它正确。那时的想，其实只是领会，只是学习，只是‘跟’，跳出了这个框框，便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思考的快乐》）他在其它文章中也谈到第二次思想解放使他有“豁然开朗的欣喜，如梦初醒的振奋”。

本文前面说的，为什么一个人88个字的批示能够推翻“根本大法”；为什么“根本大法”如此脆弱，一个人的88个字就可以被推翻，作为记者的李普没有回答。而作为学者的李普，从根本上作了回答。到晚年他大彻大悟。他的彻悟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对领袖的认识；第二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第三是对现行制度的认识；第四是对马克思的认识。李普在这四个方面的彻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

话题又回到他的“第一次解放”。他“参加抗日民主救国运动”，到今天看还是无可厚非，而“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需要进行历史的反思。

一位著名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自由民主取代专制主义。“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启蒙运动。他在谈到他如何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写道：“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这位学者到晚年才明白：“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实际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

显然，仅凭陈伯达等几个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发起新启蒙运动的；当时的热血青年，也不是那么简单，陈伯达等人写几篇文章，就能把他们“启蒙”了？陈伯达等背后是中国共产党，是当时视为楷模的苏联。当时有一定的国际环境，有一股不大的国际潮流。国际环境就是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而相比较的是当时苏联的建设很有成绩。在这个环境中，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诸如英国的肖伯纳，说了不少苏联的好话。青年人的偶像鲁迅那时也向左倾斜。当时，在革命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一种共识：苏联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前途。新中国成立以后，依靠政权的力量，使这种部分人的共识变成了全民的“集体认识”。正是有了那种“集体认识”，才会有消灭私有经济的狂风，才会出现“大跃进”和由它引起的大饥荒，才会有文化大革命的荒唐。……

我这里说的“集体认识”是指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权威政治条件下，相当多的人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有着共同的是非观、善恶观、荣辱观、审美观。“集体认识”一旦形成，就会出现一股横扫一切的潮流，一切与这股潮流不同的都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消灭。“集体认识”有一个最高的权威，通常是最高政治领袖。政治领袖不仅垄断了权力，也垄断了信息，垄断了舆论，垄断了真理。只要政治权威发出什么号召，千百万人会真诚地、奋不顾身地、争先恐后地做出种种荒唐事。夫妻可能反目成仇，父子可能两军对垒，忠厚善良的人会血口喷人；清白无辜的人会遭受“广大群众”的残酷迫害；正派廉洁的人会被舆论压迫得承认有罪；撒下弥天大谎被认为是对党的忠诚；滥杀无辜被认为是解放全人类……“集体认识”是强大的，也是很可怕的。

李普回顾他的思想历程时说：“人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一个人所思所想和所为，同他处的环境分不开。如果我再活一次，再一次处于那样的年代，再一次面临那样的环境，我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小年轻，一定会再一次走我当初走过的路。”李普说的是实际情况。但可怕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如果你处的时代正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极小的弯曲，如果你处的环境正好被某种“集体认识”所笼罩，你会怎么样呢？你是像林昭、张志新、王申酉等那样，将生命化作夜空的闪电，还是乖乖就范，坠入历史的陷阱呢？纵观历史，前者只是极少数殉道的烈士，多数人只能是后者的命运。

李普已经八十八岁。他不会、也没有机会再一次掉入历史的陷阱。后来人可得十分当心啊！

2006年7月25日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06年第9期 纯情燃烧的岁月　作者：段仁汉

白盛玉，女，园林县人。是我在茶林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因我俩是同学，所以相处很好。但她比我大二三岁，所以我叫她“盛姐”。她也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看待，喊我“汉弟”。所以生活学习互相照应。她因人长得漂亮，学习唱歌跳舞样样行，是班上的尖子生。

1949年冬末，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路过我们学校。那时时局动荡，学校已停课。二野政治部招收青年学生参军。我俩被同时招收到随军学校受训。第一次穿上宽大的军装，我好高兴。但白盛玉整天都愁眉苦脸，有一次她悄悄地对我说，我们读了十来年书，结果却当了个“丘八”，这书岂不白读了？天天行军打仗，真划不来！我说，盛姐，解放军首长讲了，今后一安定下来，要派我们下连队当文化教员哩！她摇摇头表示不可理解。

果然不几天，白盛玉便私自逃跑回家了。

我们随军学校的郭副政委平时很欣赏白盛玉的才华，他也知道我和白盛玉是要好的湘西老乡。便对我说：“段仁汉同志，白盛玉主要是年轻不懂事，严重违反军纪。由你带路，我们返回湘西把她劝说归队。”

第二天我和郭副政委乘坐一辆小军用吉普车，带了一个警卫员，从四川酉阳出发，经过一天一夜急驶到达园林，找到了白盛玉的家。当时园林全县正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白盛玉家是地主，她父亲正在受到贫苦农民的批判斗争。白盛玉跑回家看到这一情况，好后悔，正在苦闷不堪时，恰遇我们来找她，劝说她归队。所以她二话没说，就跟着我们返回到部队。到达重庆后，我们一起参军的同班同学全都分配到基层连营当了文化教员，只留下白盛玉和我们班长向志在师部政治部当了文化干事，我们都羡慕不已，但也无法攀比。白盛玉自不必说，才貌双全。向志虽比我们大几岁，但他为人处世稳重，而且吹打弹唱样样拿的起放的下，一贯是我们敬爱的班长。

之后不久，就闻传郭副政委追求白盛玉的绯闻，我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因为郭副政委当时已是正师级领导干部，原来妻子是军区文工团员，在淮海战役中牺牲，没有小孩，正孤身一人。更主要是他当时也只有三十多岁，是当时解放军中极少数的知识分子领导干部，对我们这批参军的青年学生特别关照。我从内心祝福他俩喜结良缘。

1954年的冬末，部队的文化速成学习运动已接近尾声，大批南下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都达到小学以上的文化程度，每年分期分批把他们提拔到领导岗位。原来他们见到我们穿四个口袋的文化教员要敬礼，现在我们见到他们要向他们敬礼，因为他们这几年都由战士提拔到连营团的领导岗位。我们这批文化教员大都复员转业回到地方工作，而少数留在部队的经过五六年磨炼，大多都入了党提了干，我这时已调升师部通讯参谋。白盛玉已提升为军政治部文化部协理员。而出人意料的是，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班长向志却在一个边远连队当副指导员。让人更感到奇怪的是，一对让大家感到合情合理的幸福婚姻竟没有成功，至今郭政委仍是孤身一人，白盛玉当然也是单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几年郭政委一直对白盛玉一往情深，工作学习上照顾自不必说，就连生活上对白盛玉也十分照顾。开始白盛玉十分感激，但一提到婚姻她就一口拒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后来经过组织调查（解放初期解放军的很多单身领导干部都是由组织上考虑帮助解决个人婚姻大事的），发现白盛玉和向志感情好。组织部的领导就干脆找白盛玉个别谈话，说明郭政委为革命奋战几十年至今仍孤身一人，并且年龄也不大，又有文化，特别是对你白盛玉一往深情，希望白好好想想。至于向志，领导明确表示，他资历浅，职位低，在部队当时还没有达到谈恋爱婚姻的条件。白盛玉只默默地听着，不点头，也不摇头。领导只好让她好好考虑，想通了再向组织汇报。之后几个月郭政委又主动找过她好几次，并主动亲切地安慰她说，小白，不要勉强，慢慢想，好好想，想宽点，想远点，想好了我再来找你，反正我是从内心深处爱上你了。白盛玉只是不点头也不摇头，但眼泪却夺眶而出……

之后不久，向志便从机关调到一个边远的连队任副指导员至今。听说调离那天，白盛玉和他躲在竹林里话别。回到机关大家都看到白盛玉的眼睛哭得红肿肿的。

从此白盛玉对组织的态度强硬起来。每当组织部派人来问她考虑好没有，她都强硬地摇着头说，不行！不可能！但对郭政委她还是非常敬爱的，每当郭政委来看望她，他俩谈话都很融洽，但一提到婚姻大事，她都十分明确表示：郭政委您是我敬爱的领导，但不是爱情。因我已有心上人，他就是向志！

1955年底，组织上决定我们这最后一批知识青年全部转业到地方工作。离开那天，我们乘坐的十多辆军车停靠在大操场上。欢送仪式已结束正准备离开，但郭政委和他的警卫员还远远站在操场一角不愿离去。我和白盛玉、向志是坐同一辆军车。这时突然发现郭政委的警卫员跑步来到我们车前，向白盛玉敬了一个军礼说：白干事，我们政委请您去一下！白盛玉不肯动。大家都劝说她快去，我也劝说：盛姐，首长一番好心请你，你快去！就连坐在她旁边的向志也说，领导站在那等，可能要交待什么，你快去！她才勉强下车去了。我们静静坐在车上，只远远地看见操场的另一角郭政委正向白盛玉讲着什么，还不时用手亲切地比划着，样子显得非常亲切自然。而白盛玉却低着头，一言不发。大约有二十分钟，白盛玉才回到车上，脸上毫无表情。郭政委也来到车旁向大家道别，大家都站起来向这位敬爱的首长握手敬礼。只有白盛玉低着头坐着不动，两颗泪珠顺着她的眼眶流下，她迅速用手帕擦干……

第二天到达成都休息一天。我偷偷地问白盛玉那天郭政委对她讲些什么？她说他劝她留在驻军当地政府工作，并说不管分到哪里工作，工作、生活遇到困难都要给他写信，他可以设法帮助解决……

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我因在部队是通讯参谋，被分配到湘西自治州邮电局工作。向志和白盛玉都分到本县一中教书。他俩很快结了婚，生了一个儿子，组成一个幸福家庭。向志因为能力强，工作踏实，很快被提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后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事业，再也没有取得联系。

1960年初我调任湖南花垣县邮电局局长，有一次到武汉出差，路过白盛玉工作的县，我有意停留一天，想到一中去看望一下我的老同学白盛玉两口子。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穿一件笔挺的毛料中山装。一中传达室的人一看我进来，非常客气地问我找哪位老师。当我说明要找白盛玉和向志老师时，他忽然态度对我十分生硬。问我找他两个要干什么？我只得说他俩是我的老同学，我出差路过顺便来看一下老同学。他很卑视地指着里边一间偏屋说，在那间煤屋里，你自己去看吧。当时我一头雾水，走进那间屋里时，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一个女人披头散发地坐在那补衣服。屋里锅子碗筷到处散落，旧桌烂椅东倒西歪。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愁眉苦脸坐在女人身旁。当她回头看到我时，我俩都惊奇地对视好久。还是她先认出了我，你是段仁汉！我却不敢叫她。因为眼前这个女人跟部队时的白盛玉完全两个样。但在她满脸愁苦中带着倔强，凄苦的眼神中还带着一线希望。我肯定地说：“你就是白盛玉，盛姐！”

原来她的丈夫向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现正在农村监督劳动。她本人也被划为中右，取消了她的教学资格，专门要她打扫学校的清洁卫生。说着说着眼泪就长流不止。我只得劝说，现在反右是全国性的，又不是你一家。相信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希望你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委屈都要坚强地活下去！她顽强地点点头。

临别时我把身上仅有的八十多元钱塞进了她小孩的腰包，她也没有阻拦，只对我说，汉弟，你以后再也别来看我，更不要给我写信！我默默低头跨出了她的家门，走出学校回头一看，她还站在家门口对我呆呆地看着，我挥手叫她回去，头也不回离开了她的学校。

从此我们就失去联系，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1992年5月一天中午，从边城宾馆打来一个电话，一个女中音在电话里问，这是段局长的家吗？我忙说我就是段仁汉！你是谁？电话里却咯咯地笑了起来：你猜我是谁？听我半天猜不着，她却大声说：我是白盛玉！我啊了一声忙问，你现在哪里？她说我们现在就住在你们这儿的边城宾馆三楼318号。我马上坐车到边城宾馆。

一见到他们使我有点不敢相认。两口子一派华贵的名牌休闲服装，向志还是那么精干潇洒，白盛玉却显得雍容华贵，富态的身体有点发胖。我马上把他们接到家中欢聚。

原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俩都彻底平了反，俩人都被评为高级教师。向志还被提为县教育局副局长，唯一的儿子现在美国读研究生。两人现在都已退休，安享晚年幸福。这次是专程到张家界旅游，专门绕道来吉首看望我的。

蹉跎岁月，道路坎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嗟叹不已！

临走时她打开钱包，抽出百元大钞，整整数了八张塞给我的孙子。我说你给小孩那么多钱干什么？她说，三十年前，在我们最困难的日子里，只有你段仁汉一个人来看望我们，给我们活下去的勇气。你给那八十块钱，当时真是救命钱，我们铭记至今！

1995年我已完全退休，在儿子段明的北京家中闲居。无意中在解放军报中的边角看到一篇讣告，正是当年郭政委大名。原来他早已调中央军委工作。生前是中央军委中层领导干部，中将军衔，早已退休，妻子也在军队工作，也已退休在家。儿女都在军队工作。去世时86岁。我当时把这个消息电话告诉白盛玉，她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最后她问我追悼会哪天开。我说大后天下午。她又问我参不参加，我说争取参加。她说请你代我向他鞠个躬，敬个礼。我说可以。

不料追悼会那天，白盛玉和向志两口子都从长沙坐飞机赶到北京。我们一起前往北京八宝山告别厅参加了郭政委的追悼会。

在绕灵一圈时，白盛玉突然从队列中走出来，在灵前深深地三鞠躬。郭政委的儿女看到这位泪流满面的白阿姨的感人举动，都拥着这位素不谋面的白阿姨泣不成声。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吕彦直设计监造中山陵　作者：鄢增寿

在南京东郊的钟山风景区内，众多民国建筑众星拱月般地围绕着一座宏伟壮观、庄严肃穆的陵墓，这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寝——中山陵。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海内外宾客前来瞻仰。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中山陵与一个流星般短暂却炫目的名字——吕彦直紧密相连，他既是中山陵的设计者，也是陵墓的监造者，正是他的呕心沥血为我们留下了这样光辉的杰作。

吕彦直，字仲宜，又字古愚，山东东平人，1894年生于天津，1913年以庚子赔款公费从清华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先攻读电气专业，后改学建筑。毕业前后曾作为美国著名建筑师亨利·墨菲的助手，参加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校舍的规划、设计，同时描绘整理了北京故宫大量建筑图案。1921年回国后寓居上海，开设彦记建筑事务所。1925年在中山陵公开征集陵墓设计图案评比中获首奖，并应邀主持中山陵建设，终因积劳成疾患肝肠癌于1929年病逝，年仅35岁。吕彦直与梁思成、杨廷宝被称为我国近代建筑三宗师。在他短促的一生中，设计、主持监造了中山陵，并主持设计了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大型建筑群，这都是我国近代建筑中融汇东西方建筑技术与艺术的代表作，在建筑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构思巧妙，中西合璧，中山陵图案设计脱颖而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按其遗愿归葬南京紫金山，成立了由张静江、汪精卫、林森等12人组成的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委员会，设葬事筹备处于上海。段祺瑞政府也下令国葬，以示隆重。中山陵的建造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工程，陵墓设计图案至关重要。几经研究，葬事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征求陵墓图案条例》，决定向海内外悬奖征求陵墓设计图案，至9月15日，葬事筹备委员会共收到应征方案40余件。当时年仅31岁、名不见经传的吕彦直在上海报名后，潜心研究了中国古代皇陵和欧洲帝王陵墓，根据《征求陵墓图案条例》的设计要求，参照紫金山地形，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地工作，精心绘制出平面呈一大钟形的平面图及建筑物立面图、剖面图、透视图等9张设计图和1张祭堂侧视油画，撰写了约1000字的《陵墓建筑图案设计说明》，对布局、用料、色彩提出了初步设想。此次设计图案的评选，除宋庆龄、孙科及筹备委员会亲自评阅外，由委员会聘请凌鸿勋（南洋大学校长）、朴士（德国著名建筑师）、王一亭（著名画家）、李金发（著名雕刻家）等4位评判顾问分别对仅标暗号、不署姓名的中外建筑师、美术家应征图案，写出书面评判意见。结果，吕彦直的设计图案获得首奖，二奖为范文照，三奖为杨锡宗，名誉奖7名。

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既继承了中国传统陵墓建筑特色，又有创造性的突破。首先，陵墓整个平面呈警钟形，给人以警钟长鸣、发人深省之感。孙中山在临终遗嘱中说他致力于国民革命四十年，“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吕彦直的警钟形设计图案，最符合“唤起民众”之意。其次，从设计来看，它结合山坡地形地貌将牌坊、陵门、碑亭、祭堂、墓室巧妙地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用大片绿地和宽大的石台阶把这些单体建筑组合成为一组庄严肃穆雄伟的整体建筑群，主体建筑——祭堂虽采用了传统的造型，但却把平面设计成方形，突出四个角墩，屋顶采用蓝色琉璃瓦，墙体采用花岗石，护壁及柱子均采用黑色花岗石，烘托着孙中山的白色大理石雕像，十分肃穆。最后，祭堂在前，墓室在后，使用祭堂时，墓门可以不开，墓室为圆形，墓圹一周筑有石栏，便于谒陵者以此瞻仰，而且墓穴在地下，即使地面建筑被毁，孙中山先生遗体也不会受损。凌鸿勋评价说：“此案全体结构简朴浑厚，最适合于陵墓之性质及地势之情形，且全部平面做钟形，尤具木铎警世之想。祭堂与停柩处布置极佳，光线尚足，祭堂外观甚美……此案建筑费较廉。”李金发评价说：“造成一大钟形，尤为有趣之结构。”王一亭说：“形势及气魄极似中山先生之气概及精神”。

评选结束后，所有应征者图案都放在大洲公司楼上公开展览五天，展览期间每天来参观者平均约在一千人左右，中西各报纸各有评论，是为当时中国建筑界的一大盛事。展览结束后，葬事筹备委员进行复议，一致认为吕彦直设计方案“简朴坚雅，且完全根据中国古代建筑精神”，决定采用此方案建造陵墓。

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中山陵建设精益求精

吕彦直在设计图案入选后，受聘担任中山陵墓建筑师，主持绘制建筑详图、选用建筑材料、监工及工程验收等事务。他担当此重任后，立即着手编制初步概算，限于经费，经葬事筹备委员会讨论决定，工程分两部进行。吕彦直深知，要确保工程进度和质量，必须要有一个资金雄厚，施工经验丰富的营造厂承建，而当时上海几家大营造厂中，只有曾经建造过上海电话大厦、外白渡桥和南京南洋劝业会的姚新记营造厂最为合适。但直到招标结束的前5天，仍未见姚新记来投标。他一面将招标期限延长4天，一面让人以他的名义写信请姚新记前来投标。至招标结束，共有佘红记、姚新记、新金记康号等7家营造厂投标，姚新记报价为白银483000两，居第二位。由于经费有限，吕彦直与姚新记几经商量，最后，姚新记以白银443000两银的造价承包。年底，孙科与姚新记签订第一部工程合同，吕彦直以证人身份签字，合同规定工期14个月。1926年1月15日，中山陵工程开始炸山填土，3月12日举行奠基礼。

由于在荒无人烟的山坡上施工，条件极差，材料运输也非常困难。从意大利、香港、青岛、苏州等地运来的各种石料，只能运到沪宁铁路下关车站，用市内小火车转运至督署车站后再用自备汽车运出城外。城外道路更加崎岖，几经周折才能运至山下，然后在山坡铺上木枋、铁轨，用人力加绞关拽上山去。当时军阀割据，政局混乱，从意大利进口的大理石和从比利时进口的竹节钢经香港转运上海后，海关要征收巨额关税。沪宁铁路局也以“不办联运”和“枕木腐朽，不堪承重”为理由，勒索巨款。当地土豪劣绅又以占用农田、破坏道路为借口，进行敲诈、阻挠。而且当时南京被军阀孙传芳盘踞，政局动荡不安，工地被散兵游勇骚扰、工人被拉、财物被抢掠的现象时有出现，因此，工程进度十分缓慢。至7月中旬，开工已半年，而主要材料还没运到，墓室、祭堂的基础工程也没有完成。为此，葬事筹备委员会于7月19日致函吕彦直，告诫工期已近一半，如不能按期完工，将要承担责任并受到罚款处理。姚新记营造厂也多次致函吕彦直，要求帮助解决施工中的困难。为加快工程进度，吕彦直不得不奔波于沪宁之间，9月份，终因辛劳过度，病倒在上海寓所。但吕彦直对建筑所涉及的每一个细节都严格要求，每一份工程的图纸大样和做成的模型均须送往上海，由他亲自审查、修改。选用的建筑材料，除必须按他指定的商标、产地之外，还要选送样品，经南洋大学试验并超过美国标准，他才签字准用，否则，他就要求返工。他的严格要求与一丝不苟的态度，引起了姚新记营造厂发出“工程在宁、取决于沪”和“吕建筑师欲成其千载一时艺术之名，处处以试验出之”的怨言。

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后，葬事筹备处由上海迁至南京，加推蒋介石等7人为委员。5月起，材料运输顺利。11月24日，第二部工程开工，第一、二两部工程同时进行，进展十分顺利。1928年1月，南京严寒，大雪盈尺，由于之前工程进展速度太慢，至此，工期已超过了合同规定期一年，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7月，葬事筹备委员会召集委员、建筑师、包工会议，商量赶工办法，采纳了吕彦直提出的日夜施工的建议。8月11日起，两部工程同时日夜赶工。吕彦直拖着虚弱的身体，不分日夜地在工地巡视督促。1929年2月，墓室、祭堂基本完成，吕彦直在上海卧床不起，病中仍念念不忘中山陵工程。20日，他写信给姚新记，要求全部工程必须在3月9日前完成，以便在原定3月12日奉安大典（后推迟至6月1日）前验收交工。不料就在工程即将全部竣工准备迎接他来工地验收时，他却在上海病逝。人们无不为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建筑师未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设计、监造的中山陵建成就英年早逝而惋惜不已。4月3日，葬事筹备委员会第66次会议通过了“继承吕建筑师工作案”、“承认此项工程用彦记事务所名义，由彦记建筑师李锦沛继任陵墓建筑师”。5月，李锦沛、黄檀甫代表彦记事务所进行工程验收。6月1日按期举行了奉安大典。

永远的怀念

为了褒奖吕彦直在中山陵设计及建筑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1929年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向全国发布第472号褒扬令，全文为：

总理葬事筹备处建筑师吕彦直，学事优良，勇于任事，此次筹建总理陵墓，计画图样，昕夕勤劳，适届工程甫竣之时，遽尔病逝，眷念劳勋，惋惜殊深，应予褒扬，并给营葬费二千元，以示优遇。此令。

1930年，陵园管理委员会又为吕彦直立纪念碑，石碑上半部为吕彦直半身遗像，由捷克著名雕刻家高祺制作，下半部为于右任书写的碑文。文曰：

总理陵墓建筑师吕彦直监理陵工积劳病故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于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议决立石纪念。

这是我国至今为建筑师树立的唯一纪念碑，石碑原安放于中山陵祭堂西南角的休息室内，抗战中不知去向，至今下落不明。但这无碍于我们对这位杰出的建筑师的崇敬和怀念，因为，他已与中山陵同在。（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抗战期间蒋介石一度兼理川政　作者：曾景忠

在大陆时期，尤其是抗战期间，蒋介石之党政军兼职甚多。有些著述多从蒋氏喜欢揽权，独裁专制的角度进行分析。原因是否确实如此，颇值得研究。

单就蒋介石抗日战争期间一度兼理川政来说，就很耐人寻味。难道已经掌控全国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为了独裁专制，竟不容许别人担任省政府的领导职务，而要亲自掌握四川一省的统治权不可吗？恐怕我们还是要从分析当年四川政局的情况寻找答案。

四川地处西南地区，幅员辽阔，过去对外交通不发达，比较闭塞。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各派军政势力分裂割据，曾为争夺地盘争战不已。抗战前，蒋介石即选定四川为中国未来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国民政府中央的势力逐步伸入四川。1935年11月，建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川康军事进行整理，国民政府下令整理四川财政。这些都是实现四川国家化，实现全国统一，为将四川建设成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基地而作的准备。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总体而言，四川军民拥护国民政府中央发动全面抗战，积极支援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8月初，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应召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参与发动全国抗战的决策。不久，四川省出动14个师奔赴华北、华东前线杀敌。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四川各界欢迎国民政府迁都入川。这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表现。

但是，四川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随着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病逝，这一矛盾爆发了。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部川军开到浙皖边境，掩护从淞沪撤退之部队。1938年1月20日，刘湘于汉口病逝。为抚绥川局，国民政府对刘湘丧事之办理甚为隆重。国民政府明令褒彰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民政府还下令对刘湘国葬。

刘湘病逝后，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由谁继任，非常重要。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国东部地区重要机关、工厂西迁，四川成为抗战后方的中心地区，中央政府自然要加强对四川省政的控制。刘湘病逝刚过二日，1月22日，国民政府即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23日发布）。当时张群担任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并任行政院副院长，其每一项职务的工作均很繁重，但国民政府仍选用出生川籍（华阳）的张氏为川省政府主席，可见中央政府对掌控四川省政何等的重视。

但是，张群虽为川人，但早年离川，后在中央任职，不是川省地方势力代表。对张群的这项任命，遭到四川省地方势力的反对。25日，四川省政府保安处处长、代理省保安司令（原为刘湘）王陵基支持武德学友会（王任会长）发出通电，反对张群主川，出现了四川省政危机。

为稳定四川政局，1月28日，国民政府决定，新任命之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未到任前，省政府主席一职暂由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理，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一职暂由绥靖公署总参议锺体乾代理。

面对四川地方势力的挑战，中央政府只好妥协，四川军政职务还是要从四川地方人士中物色。3月2日，国民政府特派邓锡侯为川康绥靖主任。4月26日，行政院议决，张群一时不克赴川就任，省政府主席职务由王缵绪代理。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实际已成虚悬。至8月1日，行政院议决，由曾秘密加入过复兴社的川军将领王缵绪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同日，军事委员会任命张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

但四川省地方势力内部也矛盾重重。四川地方势力中有对王缵绪任省政府主席职务反对者。至1939年8月10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策动川康七师长彭焕章等通电反对王缵绪。9月，国民政府安排王缵绪出川作战。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仍未能确定适当人选。不得已，乃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1939年10月，身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亲自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在对日抗战非常紧张的形势下，作为军事统帅的蒋氏，可谓日理万机。由全国最高统帅亲自兼任一个省的负责人，恐怕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各国，都是极为罕见的。

蒋介石10月3日由渝飞抵成都。7日，蒋氏亲至四川省政府视事。10日，他招待出征军人家属。11日，蒋主持省政府会议，听取各厅长本年度工作报告。15日，蒋发表告川省同胞书。16日，他出席成都党政军联合扩大纪念周，讲施政要旨：去除倭寇，提高正气，培养民力，俾能担负民族复兴根据地的责任。17日，蒋方离蓉返渝。

其后，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贯彻蒋的施政方针。10月，贺国光召开全省专员会议，蒋未能与会，但对会议发来训词，由贺国光宣读。按蒋氏“告川省同胞书”要旨，会议确定：禁绝烟毒，整理财政，整顿保甲，推进地方自治，纠查兵役弊端，抚慰出征家属，确立役政，推广合作，开发地方经济。

12月5日，蒋介石手订《四川省施政纲要》，共8项，28条，交省政府政务会议审订颁布。1940年2月20日-3月13日，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四川省施政纲要》。4月19日，省府政务会议通过1940年施政计划，决定“为中枢分忧劳，为川民谋福利”。

1940年4月21日，蒋介石又从重庆飞至成都，处理四川省政务。26日主持省政府政务会议，约见成都各校校长，宴请各界绅耆。29日，他出席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川政建设之检讨与今后应有之努力》，提出：彻底禁烟，肃清盗匪，切实建设，造福川民，改进机关，建设社会，着重经济建设之推进，立信为行政之本。30日，他电令四川省党政军首长，力崇节约。

5月1日，蒋介石出席四川省训练团地方行政干部班第一期开学典礼。他致词说，要推行地方自治之根本要务。国民政府颁布新县制后，蒋令在四川省积极贯彻。

直到5月9日，蒋氏才离开成都飞返重庆。

兼任四川省政期间，蒋介石重视禁止烟毒工作。1939年12月16日，他决定改组四川省禁烟督办公署，亲自兼任督办，贺国光任会办。1940年5月8日，他对禁烟工作作作指示：要在半年内肃清，大力宣传，严法相绳。按禁政优劣对官员进行奖惩。对川边地区，设立禁政机构，长期督导，三年完成。他还兼任四川省烟毒总检查督察团团长。1940年8月16日，他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万县区办公处主任褚辅成代理。他授权检查团各组可电请省政府撤惩官吏。

他对四川省经济建设抓得很紧。1940年4月8日，四川省生产计划委员会成立，研讨四川省经济建设纲领，送呈蒋介石审阅。5月9日，《四川省经济建设纲要》发表，确定成立四川省经济建设委员会。6月3日，行政院颁布《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组织规程》。6月13日，蒋介石核定增加川省银行股本，调整人事，以期为建设注入资金。7月24日，蒋发表告四川省同胞书，希望整理各县市财政。9月27日，蒋指定张群、徐堪等十人为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11月1日，委员会成立，张群、徐堪、贺国光等80人为委员，蒋介石任委员长。蒋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成立会议，而由常务委员张群作代表，蒋氏颁训词，强调地方治安，要转移社会风气，加强交通运输建设，切戒机关衙署弊习。

战时军民食粮供应至关重要。1940年3月15日，成都米价猛涨。蒋介石发出手令，命成都军政首长，查明成都奸商大贾囤积居奇者，有计划地对粮食进行平价销售。如再发现囤积居奇，悉数充公，并按扰乱治安问罪。9月1日，设立四川省粮食管理局。11日，蒋介石发表“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10月15日，四川省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贺国光代表蒋介石报告省政工作。大会发出通电，响应蒋氏“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川省同胞书”，在加强粮食管理的同时，要捐献军粮。

蒋介石重视教育工作。1940年3月21日，四川省召开教育督导暨师范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救国，拥护蒋介石慰勉小学教师电和黾勉全国教师电，确立教育救国的观念。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主席14个月之后，直到1940年11月13日，才辞去省主席职务，而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

从上述可见，因抗日战争的形势，国民政府西迁四川，为了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国民政府原本安排中央亲信人物张群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由于遭到四川地方势力的反对，才任命川籍将领邓锡侯、王缵绪担任四川省的军政职务。但四川省军政势力内部也存在矛盾，王缵绪的省主席职务也做不下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蒋介石才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很明显，这里很难用蒋介石喜欢揽权、专制独裁的原因来解释。

蒋介石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职务，前后达一年另一个多月的时间，两次赴成都主持省政府工作。他兼理四川省政，并非只是挂一个空名。（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柳亚子与汪精卫　作者：李海珉

柳亚子先生在《南社纪略》等书中，多次提到“荃蕙化茅，不乏旧侣，最所痛心。”这“荃蕙化茅”出于屈原的《离骚》。“荃”和“蕙”都是香草，茅则是茅草，比喻好人变成了坏蛋。柳亚子先生用来指某些南社社员动摇变节，成为了汉奸国贼，其中汪精卫属于变节分子中的代表人物。早年柳亚子对汪精卫十分钦佩、推崇，引为南社的骄傲，后来对他则痛心、痛骂到痛疾深恶。柳亚子对汪精卫等人的爱憎，决不是由于私恩或者私怨，完全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义。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来看一看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爱和恨的渊源及其发展变化。

1897年，年仅14岁的汪精卫客居广东乐昌，重阳节游西岩时即兴赋诗一首：

笑将远响答清吟，叶在欹中酒在襟。天淡云霞自明媚，林空岩壑更深沉。茱萸怅触思亲感，碑版勾留考古心。咫尺名山时入梦，偶逢佳节得登临。

这首重九登高的小诗，大受时人青睐，更受柳亚子的赏识。后来，南社成立，柳亚子把它收入《南社丛刻》的诗集之中。

1904年，21岁的汪精卫赴广东应府试获府案首，被人称为才子。柳亚子16岁时与他舅舅一起赴吴江应童子试，三场考下来，舅甥两人难分上下。当时的主考官吴江县县长，特地接见了柳亚子，说因为柳亚子是外甥，小一辈，应当让一下，这一次的案首就取舅舅了。柳亚子虽然屈居第二，但是他的才名却传遍了吴江乃至整个苏州。柳亚子与汪精卫两个年龄相仿的青年（汪比柳大四岁），经历相似才气相当，互相爱慕当是十分自然的事。

汪精卫是中国同盟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之一，而且是同盟会的重要理论家，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思想的代言人。1906年，柳亚子加入了同盟会，结识了汪精卫。汪年少英俊，仪表堂堂，又是天才演说家，他的演说常常旁征博引借古喻今，分析入微论断严谨，更能联系时局切合场景引人入胜。柳亚子与汪精卫志趣相同，自然引为知己，再加上柳亚子自己患有口吃，不善辞令，因此对汪精卫深表佩服。

1910年，27岁的汪精卫潜心研究炸弹，成功之后到北京以开设宁夏照相馆为掩护，秘密建立了暗杀机关，最后决定谋杀摄政王载沣，但是连续两次都没有成功，第三次事情泄露，汪精卫等人被清廷逮捕。被捕时警察从他身上搜出了《告别南洋同志书》等决心一死的书函。审讯时，汪精卫索取笔墨直书供词：“汪季恂，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曾与其谋，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簏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寄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供词一一道来，痛快淋漓。在狱中写下《绝命诗》四首，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气冲斗牛，壮怀激烈，传达了革命同志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视死如归的豪情壮志，一时响彻四宇，环球为之震动。按大清法律，汪精卫等人必死无疑，但是当时清廷自感日薄西山，害怕处死汪精卫将会引发剧烈的反抗，无奈之下改判无期徒刑。次年，武昌革命爆发，清廷一面派兵镇压，一面下达“罪己诏”大赦革命党人，宣布所有戊戌以来因政治问题获罪的人，一律开释。1911年11月6日上午11时，汪精卫出狱。还在四年前，汪精卫赴南洋宣传革命，募集军费，有一华侨巨商之女陈璧君，年仅17岁，才貌出众，她对容貌英俊口若悬河的汪精卫由衷倾倒。汪精卫也有心于这位小自己整整七岁的陈小姐。但是，汪精卫自明，自己这一身随时随地要作出奉献，因此不敢贸然答应陈璧君。直到谋刺摄政王遇赦出狱，才答应了陈璧君，完成了夫倡妇随的姻缘。从此陈璧君是汪的夫人，又是汪的高参，后来，汪精卫在政治上的风风雨雨、雨雨风风都与这位高参的运筹帷幄密不可分。与汪精卫相仿，柳亚子先生20岁那年，到上海进入理化速成班，学习实用化学，想自己制造炸弹，准备从事暗杀，为革命出力。汪精卫从事暗杀，付诸行动，且义无反顾，柳亚子仅仅有这种念头并没有付之实施，因此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十分钦佩。

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汪精卫被中山先生指定起草改组宣言。柳亚子先生以一个老同盟会会员的资格加入了改组以后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先生逝世，汪精卫任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监。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打击排斥共产党。汪精卫因为蒋介石不打招呼擅自行动，竟然负气出走，赴法国马赛去了。当时柳亚子先生和国民党左派很多人士纷纷呼吁，坚决请汪精卫销假，以主持党务和政务。1927年，蒋介石一手策划的“四·一二”政变发生，汪精卫还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柳亚子先生与汪精卫的政见也完全一致，马上致电谴责蒋介石这种同室操戈的分裂行径。

总之，到这里为止，汪精卫的言行思想在柳亚子先生眼里大方向是正确的。汪精卫仍然是能人、是英雄、是荃蕙。汪精卫与柳亚子的交往一直比较密切。汪精卫参加南社比较早，在一千余人中，汪的入社号是第260号，1923年10月10日，新南社成立，汪精卫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合影留念，尽管政务繁忙，但汪精卫仍不断有诗词在《南社丛刻》上发表，那时，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器重有加，推崇备至。记得柳亚子先生在作南社与新南社的比较时曾说过，南社是诗的，新南社是散文的，南社的代表人物为汪精卫，新南社的代表人物则是廖仲恺。稍后，胡朴安从《南社丛刻》第3到21集中出了一个选本，名叫《南社丛选》，特地请汪精卫为之作序。

仍然是1927年，在8月6日汪精卫竟然发表了《错误与纠正》一文，称自己最大的错误就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他从此以后决定公开反共。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十分失望。柳在给友人姜长林等人的信中说，“武汉的事情被老汪弄糟了”，表示对汪精卫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所缓和，照道理他们两派应当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却不料，汪精卫与蒋介石一起推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造成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局面。这就是汪主政、蒋主军，汪蒋共管国民党，和平分权的所谓“宁汉合流”。对此柳亚子先生感到异常痛心。对于蒋介石其人，柳亚子早已看透，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可是对汪精卫其人竟然与蒋介石同流合污，柳亚子内心的痛苦真是无法形容。汪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一向公认是孙中山先生的理论家、代言人。他这一转变，带着极大的欺骗性，将带动一批人向右转，一起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国的三民主义怎么能够实现，中国革命将走上更为曲折复杂的道路。

抗战爆发，汪精卫在7月29日和8月3日两次广播讲话，大谈抵抗就是牺牲，就是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因抵抗侵略而毁灭。叫嚷：“我们牺牲完了，我们之抵抗目的也就达到了。”众所周知，“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就是这个汪精卫，阳奉阴违，继续叫嚣“牢牢认定剿共事业不可中止”，诬蔑共产党利用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汪精卫甚至纠集了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组成什么“低调俱乐部”，暗中策划与日本实现所谓的和平。荃蕙彻底化而为茅了，柳亚子先生痛心疾首，斥之为汪逆、国贼、千古罪人！

1938年11月26日，汪精卫偕同周佛海、陈公博等一小撮卖国贼逃离重庆，公开发表声明，响应日本军国主义提出的所谓“善邻友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三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由暗中通敌到公开卖国，沦为不齿于国家民族的狗屎堆。后来，在日本的武力压迫和政治引诱之下，汪精卫承认了伪满洲国，承认了华北的所谓“自治”和日本侵华以来的全部事实，在“防共”的名义下，又允许日本在华北、蒙疆、华南沿海岛屿和海南岛永久驻兵，完全满足了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侵略欲望。日本在1940年3月30日导演了汪精卫的所谓“还都典礼”。其实，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完全是傀儡政府，卖国政府，直到日本投降为止，这个政府存在了五年零四个半月。柳亚子先生义愤填膺，多次痛斥汪逆汉奸。

有几次，南社社友和其他朋友要为柳亚子先生编全集，柳亚子都不肯同意，他说：“比如汉奸国贼，我从前和他有来往，有恭维他的诗，现在都不能用了……”直到晚年，柳亚子先生移居北长街89号，布置居室时，他亲自指挥安排，鲁迅的条幅、何香凝的画幅都悬挂在中堂。有人找出了汪精卫早年为柳亚子题的扇面和条幅，柳亚子不看则已，一看怒气冲天，挥着手说：“这，这，这种劳什子只配挂到厕所里去！”

综观柳亚子先生对汪精卫的态度，从由衷的佩服、热爱和推崇，到失望、痛心和憎恶，根本不凭私人的恩怨为转移，完全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他站立的高度、观察人品的视角、品评人物的标准，值得我们沉思和效法。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　作者：吴　江

最近在2006年3月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读到《关于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一文（作者于祺明），益发觉得宗教问题大可研究。

这篇文章以爱因斯坦的“宇宙宗教感情”为题，引用了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不少言论，唯独我在别处看到的爱因斯坦的一段语录此文未提及。这段话是这样说的：“未来的宗教应该是宇宙性的，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无需死板的教条与教义，包括自然现象和精神领域，基于对一些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一体。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此语见上海市委宣传部思想研究室1985年9月19日编写的一则资料。但我亦未查明此资料的出处，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记得该资料还记录了尼采的一句话，尼采说：“佛教是历史上唯一真正实证的宗教”。而我们知道，尼采是无神论者，几乎是反对一切宗教的。

于祺明的文章（以下简称于文）主要分析爱因斯坦为何有“宇宙宗教感情”，对于爱因斯坦这个大科学家来说，我觉得谈这个问题有重要意义。我们的世界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这一点任何科学家都无法否定。有时当我们仰望渺渺的太空，发现有一些非常之奇妙的自然现象，有许多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自然结构，这时脑子中虽也出现一些从科学家论文中得到的所谓“宇宙大爆炸”、“虚粒子”、“量子力学”、“万物理论”、“暗物质和暗能量”（科学家认为它是整个宇宙不断扩张的力量）等概念及某些解释，但在认识上毕竟仍是一片虚空，更多的是会感到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奥秘。这个时候的内心感觉，常常是和真诚的宗教信仰相接近。所以这时如果你问宇宙中是否有人或者有造物主在创造这一切，我想任何人都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故事：已故的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对埃及共产党人说：“如果你们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奥妙和真正好处是什么，我马上就信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人能够告诉我什么是宇宙的奥秘，而且人类有能力穷尽宇宙的所有奥秘，那我就可以立刻告诉你：我不相信任何宗教，认为一切宗教都是虚妄的。在这样假设的人当中，就有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内。

爱因斯坦早在1946年5月间的一场公众讲演中曾这样说：“原来释放出来的能量已改变废除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外的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将日渐走向空前未有的灾难。”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爱因斯坦在其晚年撰写了大量关于伦理道德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他写道：“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们有充分理由把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客观真理发现之一。人类从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以上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911页）

宗教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产物，是一种自发朴素的世界观。宗教有不同的社会作用和倾向，有稳定社会并且有益于创造社会文明的正教，也有少数被人恶意运用并专门从事关于制造迷信以危害社会的邪教。这里不去谈这些，只谈爱因斯坦所讲的宗教。我们知道，爱因斯坦在科学上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相对论推翻了牛顿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看法并导致有关宇宙起源、黑洞和平行宇宙的理论。他还证明原子是存在的，光是由叫光子的粒子组成的，从而为核弹和太阳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于文在这里介绍了这位大科学家虽然不相信鬼神和拟人化的上帝，但他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却多次提到“宗教”和所谓“宇宙宗教精神”。例如爱因斯坦说：“一般地说，只有具有非凡天才的个人和具有特别高尚品格的集体，才能大大超出这个水平。但是属于所有这些人的还有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尽管它的纯粹形式是难以找到的：我把它叫做宇宙宗教感情。要向完全没有这种感情的人阐明它是什么，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因为没有什么拟人化的上帝概念同它相对应。”他说：“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经验是奥秘的经验……就是这样奥秘的经验——虽然掺杂着恐怖——产生了宗教。我们认识到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感情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感情：在这个意义上，而且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是一个具有深挚的宗教感情的人。”

究竟什么是“宇宙宗教感情”，于文有如下的解释：“爱因斯坦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这是‘第三个宗教经验的阶段’，已经超越了‘恐怖宗教’和‘道德宗教’两个阶段；是由对‘某种为我们所不能洞察的东西存在’的那种认识和‘感觉到那种只能从其最原始的形式为我们感受到的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的那种感情所构成的。所以，“宇宙宗教感情”的含意，一方面是对客观世界的可认识，‘相信世界的本质是有秩序的和可认识的这一信念是一切科学工作的基础这种信念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另一方面，‘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同它相比，人类一切有系统的思想和行动都只是它的一种微不足道的反映’。”

爱因斯坦把宗教分为“恐怖宗教”、“道德宗教”、“宇宙宗教”三阶段，因为对这三阶段没有比较分析，因此我们要了解它们仍然很不易。但从于文的叙述中大致可以看出，爱因斯坦的“宗教感情”和他所从事的伟大的自然科学事业有关。一方面，他从事探索宇宙和他自幼受熏陶的宗教感情也有关，特别当这种宗教精神和伟大的理性、理想相结合而成为一体的时候，正好像伽利略和哥白尼这些伟大的科学家，他们也都是宗教徒，他们也有一种造福人类的宇宙宗教精神。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自然科学的成就及其应用产生一种深深的困惑，觉得自然科学获得的成就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给人类造成灾难，这是一个无情地摆在人类面前让人万分痛苦的问题。这是他们切身经历到感觉到的。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二战时期跑到美国，正是他，一个证明了原子存在的人，提醒美国总统罗斯福及早制造原子弹，以便战胜法西斯强敌，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正在加紧研制原子弹,时不我待，必须先下手为强（按：据2006年5月17日《环球时报》载：据俄罗斯《事实与论据》、《真理报》等媒体近日相继报道，纳粹德国已先于美国四个月就试爆了一颗小型原子弹并准备立即采取行动）。虽然爱因斯坦本人并未实际参加此项制造，但原子弹终于造出来了，而且抢先爆炸了。在日本广岛，一颗原子弹就使几十万人命丧黄泉。那还只不过是一颗粗糙的当量很小的原子弹，它的威力远远不能和目前人类拥有的核弹相比较。而据今年3月份《俄罗斯报》一则报道，现在全球已拥有三万颗核弹头，并已有将近五十个国家掌握了制造核弹的技术。试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几十颗核弹头因有人发疯而爆炸，那我们人类及人类所居住的地球还能够存在吗？

这里我们可以插一段一位美国将军在二战刚结束时告诫大家的话。那是1948年11月10日在波士顿商会举行的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午餐会上，当时的美国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将军即席发表了一篇演讲，其中说到：“我们有无数科学家却没有什么宗教家，我们掌握了原子的奥秘，但却摒弃了耶稣的训谕。人类一边在精神的黑暗中盲目地蹒跚而行，一边却在玩弄着生命和死亡的危险的秘密。这个世界有光辉而无智慧，有强权而无良知。我们的世界是核子巨人、道德侏儒的世界。我们精通战争甚于和平，熟谙杀戮远甚于生存。”

一位刚刚获得胜利的美国将军尚且有这种感慨，并向社会发出强烈的宗教呼吁，难道首先掌握原子奥秘的爱因斯坦会无动于衷吗？他会觉得他能置身于人类毁灭的灾难之外吗？无怪乎越到晚年爱因斯坦越痛苦地认识到：自然科学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不能由自然科学来决定，只能由人自己来决定。“要关心人本身”，“宗教是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这样的话他讲过不止一次。1951年1月给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教育协会”成立75周年纪念会的贺信中，他又说：“在宗教清洗掉迷信成分以后，它所留下来的就是培养道德行为的这种最重要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对于宗教，教育却考虑得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考虑也还是很不系统的。”所以，他呼吁：“当前世界政治上所处的可怕的困境，同我们的文明疏忽了这一方面的罪过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伦理教育’，人类就不会得救。”（转引自于文）

在爱因斯坦看来，宗教最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宇宙观，它超越一个人化的神，而且，清洗掉迷信的成分，综合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经验，而成为教育人、改造人、培养人的道德行为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当他环顾世界各宗教时，独认为佛教最符合这些条件，佛教有可能使人类得救。这是一位科学家对佛教的很高评价。

我们无法猜测爱因斯坦为何会得出这样的看法，他怎么会把佛教看成是人类自救的办法之一。虽然他自幼受宗教的熏陶。就宗教本身来说，大凡世界各大宗教（当然除邪教外）的创立，都有其向善之心，有某种救人之心。但世界各种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当宗教和政治相结合并为其所用的时候，宗教对社会的作用就会很不同了，会有正面的影响，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但即令如此，宗教毕竟将始终和不可解开的宇宙奥秘并存。从历史上看，就各宗教的社会影响看，产生并广泛传播于东方的佛教确有其特殊性，我认为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教确实是改造人自身的宗教，其学说要远超过其他宗教；第二，佛教又确实是最崇尚和平的宗教；第三，佛教有一种独特的宇宙观，认为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量无边的，在时间上是无始无终的。这种宇宙观被称为宏观宇宙观，和现时的科学宇宙观暗合。爱因斯坦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佛教的这种特性，尤其是，至少他在世界上没有发现用佛教或佛教教派的名义发动的战争。

这就确实需要对佛教进行一番细致的研究。佛教没有“改造”人的说法，它用的是“超度”、“解脱”、“觉迷”、“涅寂静”等词，多少有些神秘色彩。印度的原始佛教不崇拜偶像，不相信神，不相信创世主。因此，从佛教的原始形态看，它确是“超越人化的”（说它是“泛信仰主义”也可以）。它所关注的是人本身，是人的生死、祸福、善恶报应等。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所以它的主旨是“灭苦”。灭苦之法，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它的学理基础是“因缘和伦合”，讲人的各种遭遇是因各种实际的“关系”、“条件”而定，“关系”、“条件”变了，人的遭遇也要变。所以说人生须“随缘”。这里面就含有一种辩证法因素。再从佛教的一切修持方法和严格的戒律看，也都是从人本身的超度出发。佛教分小乘和大乘两个教派，两派在超度人方面有区别：小乘只是超度个人自身（所谓“独善其身”），大乘则主张超度众生（所谓“兼济天下”），认为只有众生超度了，自身才得以超度。这和梁启超所说的话暗合，梁曾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汤用彤先生则说佛教是“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此说甚是。爱因斯坦之所以看重佛教可能成为宇宙性的，是否和佛教的“因理及教，依教说理”有关？可以研究。

佛教的和平性质大家都可以看到，佛书中也到处强调这一点。东方人民和亚洲民族之所以多爱好和平，我想在一定意义上和佛教盛行有关系（日本可能是个例外，那多少是因为日本人的佛教精神敌不过他们的武士道精神的缘故）。

在世界各宗教中，佛教堪称和平宗教，这一点大致可以作出定论。佛教作为文化的重要一部分，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不与其他教派发生无谓的冲突，更不导致战争，这种性质是极其可贵的。

我们在谈爱因斯坦的佛教观时，也不妨简略提一下佛教在中国的遭遇。据说在中国13亿人中，有1亿多是佛教徒。佛教本产于印度，传入中国后大约至少经历了一千多年的时间才跨过了“中国化”这一关，中国在此时恰正处在漫长的封建时期，而中国原是一个缺乏宗教传统但却有各种各样迷信习惯的国家，所以当原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反而大大增加了封建迷信的成分。现在的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即各方面现代化的时期，佛教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毫无例外也要过“现代化”这一关。所谓佛教的“现代化”，就是要使佛教在保持其自身的特性、主旨和基本的修持方法以外，要使其尽量适应现代人的宇宙观、思维习惯及其对人生的态度，即对完善人生的追求方法，并尽量减少其迷信成分。当然更要提高佛教群体的文化层次，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在爱国爱教原则下开拓国际宗教的和平交往。这样做自然要有一个过程，但更重要的是佛教界本身要出一批有思想的改革家。赵朴初居士生前极力提倡“人间佛教”，是否就可以看作是这种改革的开始呢？

中国的佛教界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曾出现过许多思想家和改革家，我相信，在当代的“佛教现代化”进程中，也一定能够出现更多的爱国爱教的思想家和改革家。

（2006年4月）

（责任编辑吴思）

2006年第9期 口号数字化　数码别太大　作者：章立凡

如今什么都讲究“数字化”——恕我用这样的时髦字眼，来评说严肃的政治口号。

某日与朋辈聊天，扯起历年政治口号，真个蔚为大观。其中有不少是数字口号，从革命年代的“三八作风”，历数到近年的这条那条。正当不胜枚举之际，我忽然发问：“五讲四美三热爱”的“五”“四”“三”，具体指什么？立时全场哑然，最终竟没有一位答得全的。

将政治主张口号化，是为了便于向群众宣传；将口号数字化，是为了便于群众记忆——尤其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

例如革命军队的军纪，纲三条目八款，就概括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编了歌教唱，为的是让大家“个个牢记”。又如抗大“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也被概括为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949年以后，这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被从山沟带进城市，并迅速推广到全国，成为中国特色文化。于是有了“三反”、“五反”、“一化三改”、“三面红旗”、“四个第一”、“四个现代化”、“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一打三反”、“三要三不要”、“三项指示为纲”、“两个凡是”等等等等……数码以三、四为多，绝少过五，盖因简单好记。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数字口号也坚持大旗不倒：“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大家都熟知的；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干部“四化”、“三讲”、“三个代表”等等……

数字口号的特色是名称朗朗上口，缺点是具体内容未必人人记得牢——数码多了也会把人绕糊涂。例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歌可唱应好记，怎奈年代久远，不少年轻人以为跟“三八作风”是一回事；更可叹者，还有将“三八作风”与妇女节操混为一谈的……怎么这么不严肃？！

最尴尬的仍数“五讲四美三热爱”，二十多年前也曾风行一时，还以此为名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各地都设有分支机构；我以这句口号为题，逢人便考“脑筋急转弯”，一个圈子转下来，被考者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另一些口号的测试结果也不理想。

尘世日见浮躁，认真学文件的传统，早不知哪儿去了；烦琐犹如迂阔，面面俱到的口号，最终只剩数字外壳；提倡节约型社会，宣传工具给人脑的信息，超过最佳当量也属浪费。

举一能反仨，过五算白搭；口号数字化，数码别太大。

（ 2006年3月15日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6年第9期 历史真伪的道德力量　作者：陈麟德

一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陆放翁此诗三四句，用欲擒故纵法，点明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又说：“张德远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桧之杀岳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允的，它有不可估量的道德力量。从正面来说，有强大的感召力。史可法慕文天祥之为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誓死抗清。而史可法崇高的民族气节和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三百六十多年以来，又不知激励了多少后人。在扬州城外梅花岭，有民族英雄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发人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以历史人物为楷模，以天下为己任，走上救国救民道路者史不绝书。可见，历史感召力是如何震撼人心。若从反面来说，则有无穷的震慑力，自《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连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均概莫能外。唐太宗深恐魏征把他与亡国之君隋炀帝联在一起。司马光在《涑水纪闻·卷一》中也记载赵匡胤畏惧史官。权臣显宦亦畏史官，汉末司徒王允杀蔡邕，即为例证。史笔千钧，岂可等闲视之。所以唐代刘知几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史通》）。

二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认为，史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清代学者章学诚于史家“三长”外，又补充“史德”一条。这就是说，才能（素质）、学问（功底）、见识（修养）、品德（心术）并重，缺一不可。那么，什么是史家守正不阿的品德呢？那就是善恶必书。然除司马迁外，孔子而后的封建史家，鲜有秉笔直书者。孔子据鲁史作《春秋》，叙事极简，字寓褒贬。如“郑伯克段于鄢”，《东莱博议》中评议说：郑伯讨伐亲弟段，为什么不说克弟于鄢呢？这是因为“段不弟，故不言弟；称郑伯，讥失教也。”这种冰霜一语，斧钺千秋的“春秋笔法”，可以说既有感召力，又有震慑力。“春秋笔法”就成了史家的传统笔法，中国历史著作的滥觞，“春秋笔法”也一直被沿用。其精髓有二：一是真实，二是简练。执著的史家为了史实而牺牲性命，传为美谈，代不乏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孔子一面为《春秋》立褒贬大法，一面又宣称：“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就不能不视为“春秋笔法”之微瑕。

偏偏就有一位离经叛道的太史公司马迁，抑扬去取，自成一家。要在史学上有独特的创见和迥异的风格，必然要放言无惮，言人之所欲言而不能言，不敢言，当然就“是非颇谬于圣人”。他连汉朝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前代皇帝景帝刘启和当今皇帝武帝刘彻均敢于揭露其丑恶行径。司马迁是悲剧人物，他的笔下也不乏悲剧人物，可以说“墨点无多泪点多”，太史公能把自己的坎坷遭遇与历史人物的不幸结局结合起来。他读屈、贾赋，则悲其志，得其情，论者谓《屈贾列传》“以抑郁难遇之气，写怀才不遇之感，岂独屈贾两人合传，直作屈贾司马三人合传读可也”（《史记评议》）。这样字字皆血，句句有泪的文字，物我难分，能不感人！卓哉史圣，不特为灵均、长沙之知音，抑亦屈、贾文章之知己也。

私人修史盛于明，衰于清。明末清初，有人因修史而罹文字狱祸，即使侥幸未罹难者，其所著之史亦不能刊行问世。扬州兴化明季史学硕儒李清，曾任崇祯朝刑、吏、工三科给事中，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明社屋后，“归隐邑之枣园，四十年不窥户”（《咸丰兴化志本传》）。键户著书，写成明季著名史料专著——《三垣笔记》及《南渡录》。《三垣笔记》记载从崇祯十年至弘光元年作者任刑、吏、工给事中时朝章典故和大臣言行，无偏颇之言，存真实史料。《南渡录》为作者任弘光朝大理寺左寺丞时所辑录之诏谕章奏及朝臣言行，反映了弘光朝君臣从崇祯十七年四月至弘光元年五月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私生活各方面的真实情况。《记》、《录》均可匡《明史》之谬，补《明史》之缺。《清史稿·李清传》载：“编次《南渡录》等书，藏于家。”可见，成书后即遭禁锢，更未能付梓，仅有少数抄本流传。故乾隆修四库，首禁李清著书。后因清人入主中原已成定局，《明史》刊行问世时，将《南渡录》书名列《艺文志》，属杂史类。

三

记历史事件，应用直笔，忌用曲笔。曲笔非但不成其为良史，而且所书之史亦不成其为信史。是是非非，方为信史。倘无直笔之史，后人则承其谬谈。史笔之直、曲，决定了历史的真伪。

中华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一部二十五史，是中华民族据以知兴衰得失、子孙繁衍不息、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的发轫史。然而清代写过《廿二史记》的著名史家赵翼告诫我们：“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后园居诗》）。此语虽言过其实，亦并非无稽之谈。

中国传统的惯例是新朝为旧朝修史，关系到新朝与旧朝的交接，无不扬新朝而抑旧朝，灭其国必先去其史，难免没有曲笔，难得求真存实。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南明弘光等政权尚与之相抗，就迫不及待地诏修《明史》，以示君临天下，而南明诸政权即为附赘悬疣矣。对于入关前爱新觉罗先世受明册封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与不承认南明诸政权，不为南明诸帝立纪，均为难言之隐，讳莫如深。弘光帝列传附于福王常洵之后，只写二百字，大量史实均不作记载。对于敌国之君的弘光帝，大泼污秽，竭尽诋毁，并借此宣扬“我大清兵”的赫赫武功。《明史》涉及反清言行一概讳而不载。南明弘光朝以左懋第为使往北京与清廷交涉，《左懋第传》闪烁其词，以清廷为正统而蔑视南明，对左一行如何不辱使命，保持民族气节直至壮烈殉国皆避而不谈，岂但《左懋第传》，《史可法传》、《表继咸传》等何尝不是如此。至于“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之战”更不会载入正史，《明史》是不录清军暴行的。

纪传体史书的中心是人物传记，论人立传，必须直笔，切忌讳言，多所溢美或曲笔诬罔，均失之偏颇，不能修出信史。《二十五史》中的人物传记，林林总总，浩如烟海，而列后的评赞却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如果说传文是在纪史，那么评赞就是在评史，评骘人物。如“君子曰”、“太史公曰”、“史臣曰”等等，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收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效果。纵观“前四史”而下，史传评赞的作用主要为：1、总结经验，借以发挥政治见解；2、权衡功过，给人物以恰当评价；3、彰善瘅恶，宣扬社会道德；4、纠冤辨诬，发抒对世事的感慨；5、因人评事，就事论人，法善戒不善；6、怀念先贤，寄托敬意，发抒自身的感慨。如《史记·项羽本纪传赞》、《史记·李将军列传评赞》均写得很出色。不仅正史人物传记后评赞百读不厌，即野史中对人、对事的评论亦不乏真知灼见。如明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评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是“不仁而有功”，虽“出于君王游幸之私意”，然凿成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运漕商旅，来往不绝”（杜佑《通典》），“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于慎行之论，洵为卓见也。

四

史乘包括正史、野史笔记和地方志。正史为官修，取材大都来自国家档案，亦酌取私修材料。观点平稳、严肃，一本正经，语言凝重、严谨，极有分寸，处处体现官方对事件与人物的看法及评价，有老成持重之态，无标新立异之见。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述诸葛亮“有逸之才，英霸之姿”，还专门给晋武帝司马炎进《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表》，陈寿父曾因故为诸葛亮处髡刑。臧否人物，不计个人恩怨，十分难能可贵，恐非溢美，当较可信。而《宋史》中对岳飞之死的记载则系泛泛而谈，官样文章，无鞭辟入里之见，未能深中肯綮。《岳飞传》载：“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秦桧传》亦载：“桧以飞屡言和议失计，且尝奏请定国本，俱与桧大异，必欲杀之。”皆未道出个中真谛。迄至明代文征明《满江红·题宋高宗赐岳武穆手诏石刻》问世后，如石破天惊，“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揭露宋高宗不顾国恨家仇，贪恋帝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岳飞被害，咎在高宗，只不过假手秦桧而已。寥寥数语，一扫笼罩历史数百年之尘霾，道出岳飞之死的真相。尔后，清代郑板桥又步文征明之后尘，写出《绍兴》一诗：“金人欲送徽钦返，其奈中原不要何”与“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郑春秋之笔，诛心之论，虽出自诗、词，然证之以史事，确系不易之论！高宗力阻二帝南返，有史为证：1、阁门宣赞舍人曹勋是跟徽宗北狩之小臣，后携徽宗手书自间道遁归康王（即高宗），建议募死士航海入金奉徽宗由海道归。然而，康王却通过执政“出勋于外”九年不迁其官。2、太学生陈东于两宋之交屡次上书论时政，曾风光一时。最后竟上疏请高宗亲征以还二圣，治诸将不进兵之罪，以作士气。结果，终因此次上疏而被斩首。

纳入正史的材料，极其审慎，宁缺勿滥。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一生放荡不羁，偏离传统观念，以致沉沦下僚，连在《宋史》上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小说家施耐庵、蒲松龄生平事迹就更不可能载入正史。唯其如此，自然而然就要借助于私人编修的野史和笔记了。《明史》不载左懋第使清的全部经过，李清的《三垣笔记》、《南渡录》对左一行抗节不屈却写得气壮山河，惊天地而泣鬼神。由此可见，笔记专著里不无信史材料。野史笔记虽也免不了缘饰，甚至有讹传，挟恩怨。但尽管如此，野史笔记中确实包含着翔实可靠的史料，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在反映历史的真相上，有时比承袭官方材料的正史或官样文章真实、生动和具体。所以野史笔记常得史官之青睐，有些学术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却在野史笔记中偶然得之。如《史可法复多尔衮书》究系何人捉刀，历来聚讼纷纭，各执一词。而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却言及此事：“史阁部复摄政睿亲王书，乃乐平王纲字乾维者代笔，见南昌彭士望《耻躬堂集》。余维忠正此书，海内争传，然莫知其为王君笔也，故特表而出之。”按彭士望《耻躬堂诗钞》卷十三《岁暮书怀第六首》，答书实系彭士望和欧阳斌元的好友王纲所作。“昔交王与欧，老死并无后。欧早负盛名，经术无不有。王为史相客，国书出其手。”彭士望《书欧阳子十交赞后》也记了王纲的活动，先是“纲从史公招徕高杰、复摄政国书俱出纲手”。除正、野史外，可从方志中得到许多从正史中无法得知的历史实际情况。如蒲松龄入江苏宝应知县孙蕙幕始末，孔尚任治水馆江苏兴化撰《桃花扇》二稿，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官任上写成《牡丹亭》，均为正史所不录，而《宝应县志》、《兴化县志》、《遂昌县志》则详记之。北宋词人柳永事迹，散见于《镇江府志》、《扬州府志》、《崇安县志》、《丹徒县志》和《隆庆真州志》中。《兴化县志续志》还为施耐庵立传，并载有《施耐庵墓记》、《施耐庵墓志》等仅见资料，为学术界所瞩目。方志还可为正史补缺匡谬，如《明史·列女传》载：宝应一位女子嫁给戚家，“甫合卺，而夫暴殁。妇哭之哀，投门外汪中死。”其夫暴殁之原因似未说清，后阅《宝应县志》，方知新郎夜阑送客落水死，非“暴殁”。方志亦可印证野史中所作记载，如按俞曲园及彭士望所述，答书出于王纲之手。同治九年《续修江西乐平县志》有《王纲传》，记《答书》出于王手。邹儒《志补》（乾隆《江西乐平志补》）云：“王纲有经济才，学极淹贯。为文博大宏远，诗有盛唐风味。甲申之变，弘光建国南京，阁部史可法闻其名，走书聘至幕内，参预机务。顺治元年，豫王督师南下，致书可法。可法命幕下诸名士各属答草。纲草先就，诸名士见之，皆曰：‘无逾于公者’，因尽焚去。相传《答豫王书》乃纲笔也。”清代章学诚认为：方志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章氏遗书·方志立三书议》），确系信评！

五

历史除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外，还具有无穷无尽的道德力量，是人们精神生活中的圭臬，道德的天平，立身处世的杠杆，为国为民的动力，明荣知耻的教科书。即以一肩明月、两袖清风的清官而言，他们为什么能出淤泥而不染呢？主要由于道德观念的支配，无怪乎郑板桥作宰山东范县、潍县三年，最终只得三头毛驴，驮着铺盖卷儿、书、乐器，罢官回乡仍心安理得。历史人物的嘉言懿行，可法善戒不善。野史称秦桧后裔秦涧泉，拜岳庙，祭岳坟后，油然而生感叹说：“人从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书法字体历代均以书法创始人姓名命名，如称颜真卿之书法为“颜体”，柳公权之书法为“柳体”，唯有宋体字却以朝代命名。宋体字的创始人是南宋秦桧，状元出身，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在书法上造诣很深。总结前人书法之长，自成一家，创立了宋体字。后世以其为人卑污而不称秦体。历史是公允的，不能爱憎匿善恶。岳飞后代岳钟琪，是清代雍正朝川陕总督，官封宁远大将军。雍正六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入陕，劝岳反清，被岳告发下狱。岳亲手炮制了一时震动全国、株连千百人的“曾静狱案”。这个岳家后裔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当年秦桧陷害他的远祖岳飞的翻版。而秦桧的曾孙秦巨，却是南宋抗金战争中的一位英雄。他为国尽忠的言行，八百多年后仍然令人肃然起敬。可见，功罪有时曾倒置，是非终究在人间。近年来有人著文诋毁保卫扬州以身殉国的史可法，不顾扬州百万生灵，难免沽名钓誉之嫌。甚至连写过“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之楹联赞颂史可法的郭沫若，也遭到嘲弄。更有人称“扬州八怪浅薄”，否定郑板桥诗、书、画三绝等等，皆为失之偏颇的曲笔。良史诛意，是是非非。褒贬不当，必为议者所病而被视为秽诬。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青蝇点素，枉费心机。明荣知耻，以德治国，不可不以史为鉴。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6年第9期 马克思的女儿不是嫁给资本家　作者：高　放

贵刊第7期《陆定一党是国是漫谈录》实录了陆定一、李锐和项南三们老领导于1988年10月5日在北京医院聚谈的内容，读后深受教益。只是有一段话不符合实际，请予更正。

项南讲到“文革”中中央曾经发个文件，把陆定一祖宗三代的照片都印出来了，说陆定一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是地主的孝子贤孙。项南接着说：“1985年我和胡启立到了西德，到了马克思的诞生地特利尔，看他的故居，有一个马克思家庭的系统表，其中有一个他很喜欢的女儿，叫珍妮。珍妮的丈夫是荷兰人，叫菲利浦斯。我就问：这个菲利浦斯和家用电器的菲利浦斯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就是他。你看，马克思的女儿也是可以嫁给资本家的，马克思也没有僵化到把成份论看得这么厉害。”

实际情况是马克思有三个女儿，都不是嫁给资本家。大女儿燕妮（不叫珍妮）嫁给法国新闻工作者沙尔·龙格；二女儿劳拉嫁给法国籍的英国外科医生保尔·拉法格；三女儿爱琳娜嫁给英国的大学教师和文艺工作者爱德华·艾威林。其中大女婿龙格是农村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二女婿拉法格是葡萄种植园主家庭出身；三女婿艾威林是爱尔兰基督教牧师的儿子。马克思不重视女婿的成份是真的。

项南谈到的他在特利尔马克思故居看到的马克思家庭的系统表，已经收入今年6月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戴维·麦克莱伦著、王珍译《马克思传（插图本）》附录，第496页。这份“马克思家谱”列出了马克思一家前后十代主要成员的姓名和生卒年份，从中中国读者可以第一次看出马克思七个子女（不包括另一个死婴）三个女婿以及孙辈的简况。

那么项南在谈话中提到的荷兰人菲利浦斯究竟与马克思是什么关系呢？莱昂·菲利浦斯是马克思的姨父，莱昂的儿子和孙子于1891年创办了菲利浦斯电器公司。

2006年第9期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中）　作者：阎明复　等

编者按：在7月14日纪念《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茶话会上，十几位同志作了精采发言，第八期登了几篇，这一期又登出五位的发言和贺信。第10期将刊出其余发言。

恳望出现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

●阎明复（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老读者，《炎黄春秋》对我来说，是良师益友，每期看完之后，都有许多感慨。我不可能像刚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领导人张文彬同志那样，详细地评述《炎黄春秋》的文章，但是，很多文章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今天在座的白介夫白老写的《我和萧光琰的交往》，写了和一位从海外回来的爱国的工程师、爱国的专家萧光琰在一起共事的那段经历。我是流着眼泪读这篇文章的。萧光琰热爱祖国，不远万里从海外归来，投向我们党的怀抱，结果却因为我们党的错误而结局悲惨，他的夫人和爱女同他一起被迫自杀。我们作为共产党的一员是有愧于他们的。这个结局是不应该有的。回忆邓拓的文章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邓拓是我们党的秀才，现在年轻人当中像邓拓那样有才华的人是太少了，他也牺牲了。这些文章我们应该把它编辑成册，留给后代。我不知道《炎黄春秋》在青年中的读者有多少。我想，在杂志社和社会各界同志热情地支持下，《炎黄春秋》能更加求实胆大，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代。

我也希望有关主管机关能够给《炎黄春秋》一个更宽松的舆论环境。抗战时期，毛主席讲，判断一个事物正确与否，主要要看它是“延安还是西安”，况且现在是我们党领导的天下。《炎黄春秋》在巩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教育人民等方面，起着这么好的作用，应该更宽松地对待它。即使有一两篇文章发表的不合适，也万万不可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禁止转载它的文章，甚至禁止发行，应该给它一个宽松的环境。另外，要相信读者，读者是有判断力的，让读者在阅读当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我是给毛主席当翻译的，我写了一些在给毛主席当翻译过程中的经历，发表在《炎黄春秋》上。有一篇有一个史实上的错误，读者就很不客气地给我指出来。我陪彭真同志到印度尼西亚去，我记得当时的印共中央的领袖艾地请我们到一个别墅去，留下一张照片，所以，我的文章就放上了这张照片，我给照片的说明说当中站着的是艾地。文章发表后，当年在新华总社雅加达分社任社长的一位同志就给我写信，说你错了，这不是艾地，是约多。这位同志认识约多。后来我就请一位同志到中联部里去找张向明同志核实，张老当年是认识这些人的。可张老说，他年纪大了不记得了。通过这个事例可以说明，读者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很多读者还有非常正直的良心，又有很高的觉悟，读者是有判断力的。《炎黄春秋》拥有这么多读者，而且发行量越来越大，正说明了这一点。

祝《炎黄春秋》杂志能越办越好，越来越发挥教育人民的好作用！

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朱厚泽（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炎黄春秋》创刊15周年了，要讲祝贺的话、希望的话，我想讲这样两句话：一句叫保留记忆，一句是保存信史。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是无法理喻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无法预期她的未来的。忘记了历史，就只能在原来的地方踏步，只能在已经逝去的生活里往复循环。

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们清华中学图书馆里有好些书，我们这些刚懂事其实还很不懂事的毛娃娃，就拿起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胡翻，有些好像看懂了，其实好些也没有看懂。这些年我又重新看梁启超的一些文章，感到有些惊异，也有点悲哀：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超出他们思索的范围，没有超出他们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有一些大报上发表的冠冕堂皇的文章，其实好多是梁启超那个时代已经批判过的东西，现在居然拿出来，当作发明，大登特登。

所以，我在想：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记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地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失却记忆、忘记历史的国家，不能不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

《炎黄春秋》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上做了许多努力，我和好多读者都感到非常高兴。

刚才李锐同志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炎黄春秋》有这么多老同志的关心和支持，要刊登一篇陆定一同志去世前的谈话，作者和编者还不得不把他老人家谈话中的某些个别内容进行“删节”或“改头换面”，才便于发表，这能不让人感到一丝悲凉吗？

就这样生活下去，让我们的后辈也这样生活下去，行吗？……这总是不行的吧。争取到像李锐同志刚才所讲的那样的环境，把宪法早已明确宣示了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兑现，这是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一个深深埋藏在心中的希望。而要使这种希望成为现实，恐怕是不能光靠等待的。

《炎黄春秋》得到这么多老同志的支持，大家一起来为这个希望的实现而努力。

《炎黄春秋》要在“保留记忆，保存信史”这两个问题上做得更好，就要在“鉴别真伪，揭穿谎言”这两条上，进一步认真下功夫。那么，我想，《炎黄春秋》也就一定能在“以史为鉴，开拓未来”这两条上，作出更大的贡献。

祝杂志办得更好！谢谢。

《炎黄春秋》的生命是无限的

●胡绩伟

我祝贺你们，感谢你们，这个“你们”是指你们全体同志，而不是刊物。《炎黄春秋》不是“你们的刊物”，而是“我们的刊物”，是人民大众的刊物。它不像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是无限的，是与世长存的。在你们诸位仁人智士的驾驶下，正如长江一样，滚滚东流，汇入海洋的！

紧紧地握手！

胡绩伟敬贺

2006.7.6

（人民日报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

●冯健（著名记者，新华社原副社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这十多年，每次拿到这本杂志，基本是一页一页地读到最后一页。我看完了给孩子们看，孩子们看完了还要送给我的哥嫂看，他们是85岁以上的教师。所以，我这一份杂志等于三份，它的读者就更多了。按我这份杂志的读者数量推算，《炎黄春秋》的读者恐怕有上百万。

我读《炎黄春秋》这么多年，印象深的有两点。一是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二是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能不能做到这两点，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是一件大事。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历史为镜可以知兴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诚实而严肃地对待历史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还是很难很难的。古往今来都是这样。文革开始到今天已经40年了。这40年我们都经历过，其中有很多大事。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是不是一件件都诚实地对待了？是不是都吸取了教训？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1981年6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错误发动”，“内乱”，“灾难”是不是诚实、严肃地对待了？有多少教训？是不是认真总结了、吸取了、借鉴了？我认为差得很远。

唐代文学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写道“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是这篇著名文章最后的一句话，是点睛之笔。杜牧生在唐朝末年。唐敬宗准备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宫殿。杜牧写《阿房宫赋》目的是警唐。但这篇文章的意义不仅是警唐，它总结了一个历史规律。历史是公正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最终要作出评判。当代人不能评判，后人也要评判的。当代人不能哀之，鉴之，后代人也一定要哀之，鉴之。

《炎黄春秋》就是评判历史的一本杂志。要给读者灌输，让读者都能诚实地、严肃地对待历史，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对历史重大事件要哀之，鉴之。为什么《炎黄春秋》这本杂志发行量年年上升，影响越来越大？原因就在这里。读者喜欢它，原因也在这里。现在这本杂志已经有了十五周年的历史，我们应当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诚实、严肃地对待历史，对历史哀之，鉴之。

《炎黄春秋》印象

●李乔（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任）

《炎黄春秋》是我最爱读的杂志，其爱读的程度，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书籍和报刊。这不是夸张，是真的。我自认为是《炎黄春秋》的“红色恋人”，开始是相见恨晚，继而海誓山盟，终至难舍难分。我是七八年前才读到这份杂志的，故曰相见恨晚。没有任何人向我推荐，我也没有看到什么广告，但一接触，便放不下。因为我知道，我一展卷，就要和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些沉重而又非常重要的、不能回避的话题接触了。

许多革命前辈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过年轻时看《新青年》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我猜想，就是耳目一新，心头一振，振聋发聩。这种感觉，我在读《炎黄春秋》时似乎也感受到了些，我因此有时也将《炎黄春秋》比作《新青年》，我好像也有一点点革命前辈读《新青年》时的感觉了。

《炎黄春秋》不是官定正史，也不是纯粹的野史，但却有着鲁迅先生所说的野史的好处，首先是不摆官架子，再有就是，不仅仅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月光从树影中照在莓苔之上，写照出了当日的许多事实，而是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珍贵的历史真相。

《炎黄春秋》的“春秋”二字，甚好。“春秋”者，既标明了这是一本历史杂志，也代表了一种褒贬憎爱的严正态度。“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炎黄春秋》就有这个功能和作用。比如，坚持《历史决议》的正确立场，对“文革”做出如实的记述、评说，给予严正的批判，确会使“乱臣贼子惧”，也会使无知者和糊涂人士受到教育。举两个例子。我报有两位编辑，都是名牌大学研究生，30余岁，能力不低，但对“文革”知之太少。一次在美化版面时，欲将一方篆刻作品发表，已上了大样，我一看，图章上赫然三个大字：“天天读”。我问他，你知道什么是“天天读”吗？他说不知道。若不是我及时发现，就见报了。另一位编辑在编一篇歌颂田汉的稿子时，做了一个标题：《作为“四条汉子”的田汉》。我一看，大惊，问他，才知道，他以为“四条汉子”是个褒称，如同“新闻百佳”，“企业500强”。我说，你为什么做这个标题呢？他说，因为觉得“田汉真是一条汉子！”这是发生在几个月前的事，多么可笑和可悲。这是年青人不了解“文革”历史的结果，是少数总想给“文革”评功摆好的先生们培育出来的一代新人。《炎黄春秋》那篇批评“十年失误”之说的文章很好。应该多想办法让年轻人也看到这份杂志。对于“文革”，我认为，当然不能整本杂志、满篇报纸总是登，但也应该保持一定的量（哪怕是较少的量），不能像一些报刊那样，一个字都不登，真个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炎黄春秋》有董狐之风，有太史公之笔，敢于秉笔直书，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其实，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修史的本分，遥想三百年前的乾嘉学派，他们把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家法，难道共产党人还不如乾嘉诸老吗？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的“永远的丰碑”栏目很好，看后很受教育，但也感到有的文章有若干失当之处。比如，张闻天是总书记就没写，连“负总责”也不写。又如段德昌之死，只说是“牺牲”，人们还以为是牺牲在战场上，而实际上是死于夏曦的肃反。这些，都不仅仅是加减几个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历史的真实性和历史评价的大问题。《炎黄春秋》是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如刚刚刊出的张培森的《为张闻天总书记正名》一文，就是例子。办历史刊物有很多原则，如照顾大局、考虑现实、古为今用等等，但书写历史，实事求是应是最高原则。

《炎黄春秋》很尊重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知情权，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包括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的一些讲话，如小平同志讲的“有些政治家、理论家拿大帽子压人”那段话，我最早就是在《炎黄春秋》上见到的。有时看到一些刊出的史料，我就想，幸亏这本《炎黄春秋》登了，否则，真不知到哪里才能得知。

我从《炎黄春秋》这本杂志中，不仅能看到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的许多精彩观点，更可以看到这本杂志借以立身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类解放，以每个人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为崇高目标。《炎黄春秋》做到了陈云同志提倡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我想再加上一句，就是“不信神，不信邪，不怕鬼”。

从《炎黄春秋》的许多文章中，我能深切地感到编者特别是许多革命老前辈作者的拳拳屈子之心，即屈原的忧国忧民的情怀，更感受到了他们那种张横渠式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和理想。我仿佛听到了这些老革命作者的年轻时的心在跳动。

《炎黄春秋》也有缺点和不足，我想提几点意见和希望。

一、听一位《纵横》杂志的朋友说，《炎黄春秋》有时有史实上的失误。我不知具体指什么。但我想，《炎黄春秋》今后在史实的考订方面再多下一些功夫会更好。

二、文字上有时欠通顺。比如，刚出的这期杂志第73页说，“要避免祸国殃民的政治运动不再重演”，这话说反了，“避免不再重演”，不就等于要重演吗？我的一篇小文，把“报喜不报忧”，形容为“哪壶不开不提哪壶”，但发表时却错成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意思也反了。

三、希望作者的面再宽一些，如新当选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刚给本报写了文章，《新华文摘》马上就要转载，希望能在《炎黄春秋》上也能看到许先生的文章。“炎黄”二字，是个内涵最大的概念，希望《炎黄春秋》扩大作者，海纳百川。

为祝贺《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我写了一首小诗：

血性文章君子风，

爱敬炎黄九州同。

屈子高擎董狐笔，

横渠频敲警世钟。

乱臣贼子畏《春秋》，

志士仁人意纵横。

莫道尘埃掩真史，

人民方为太史公。

最后，祝愿《炎黄春秋》健康、长寿！

2006年第10期 邓子恢主政农工部的悲剧　作者：项小米

入京主政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离鄂赴京，负责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

到北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邓子恢，同在的还有原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后成为副部长的杜润生。毛泽东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吗？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就农村来说，土改已经结束了民主革命，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中央农村工作部组建就绪，从1953年2月起开始工作。

农村工作部甫建，当务之急便是如何对待和指导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

建国初期的中国农村，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从政治上划分，有老解放区、新解放区及未解放地区；从经营方式上划分，有单干、互助组及合作社形式。对于四亿农民来说，单干仍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形式，合作化之于他们，是一种完全新鲜的事物。无论老区和新区，都数量不等地成立了互助组，有的成立了合作社。大多数互助组是农民自发组织同时受到政府肯定和保护的一种共同抵御天灾，解决资金、农具、劳力不足的一种组织形式。这种互助组在解放前就存在，解放后有相当一部分互助组，至于合作社，更不必说了，是在当地干部急于求成、甚至为了用虚假成绩邀功请赏而强迫命令下形成的，如此做法，理所当然地在农民中引起疑虑与不满。这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他们有的是苦挣一辈子甚至几辈子才过上温饱生活，有的是在土改中刚刚分得梦寐以求的土地和农具，锄把还没攥热，突然告诉他们，这一切还要拿回去和贫农们“共产”，他们的抵触和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当然农民们的这种抵抗与民主革命时期对恶霸地主的抵抗有着本质不同，基本是一种自戕：破坏农具、杀掉牲口、砍伐树木，颇有些像毛泽东同志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指出的那样，“宁肯大家坐不成，也不让一个人抬了去”。但就是这样的反抗，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相当惊人的。

邓子恢和他的农村工作部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合作化如何“化”？“化”多少？如何解决合作化问题上求多求快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两难命题，不化不行，化快了也不行。应该说在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初衷本是一致的。1953年2月9日，邓子恢在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发表就职演说时曾说：“目前我国农业的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大农业发展，就是向资本主义大农业发展，而资本主义道路是我们坚决反对的，我们不能在完成土地改革之后让我们的农村经济长期停留在小农经济上面。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要使农民组织起来走大家富裕的道路。发展农业互助合作，是农村工作的主要环节。”邓子恢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正是毛泽东以及当时的党中央在中国农村实现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共同思想，或者说是农业生产合作化的理论基础。

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就这样开始了它的最初启动。

“办社！”“办社！”

农业合作化，办合作社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农业国度里从来没有人搞过，没有前人的经验哪怕教训可以借鉴，没有书本，没有理论。在国外，倒是有苏联先于我们搞了集体农庄，然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众所周知，1939年的大饥馑给苏联政权造成的严重威胁，人们大批死去、流亡，民族骚乱一起再起……这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盲目搞个人崇拜固然有关，然而忽视农业、集体农庄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在中国，农业合作化怎样搞？对邓子恢、对老一代革命家包括对毛泽东，都是一个没有现成答案的应该慎而又慎的未知数。

对于农业合作化，邓子恢有一套独特的思路。他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关键在于要能够找到一种形式，一种能够使农民稳步地从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过渡的恰当的形式，这种形式必须具备如下特点：对于贫困农户，它能够有助于解决生产中的困难，使他们乐于接受；对于中农，它能够保证顺利自然地过渡到集体经济，避免突然变化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种种损失。邓子恢在农村工作部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党已经从农民群众的实践中，找到了适合于中国农民特点的具体的过渡形式，即从农业生产互助组，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进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为什么要分这三步走，邓子恢有他的理由：在互助组里，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完全保留，集体劳动，是社会主义因素的萌芽；初级农业合作社在生产资料私有的基础上，土地入社，年终分配给入社的土地以一定报酬，其余部分按劳分配，是半社会主义性质；高级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年终按劳分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这三个阶段，必须循序渐进，一方面适应农民，一方面改造农民，使农民一步步从实际中自己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而决不能凭着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热情一蹴而就。当时初步设想，在全国成立高级合作社大约要用2——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也就是说，需要10——15年。而在当时，也即1953年的主要任务，是全力办好互助组。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邓子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

可是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态势，并不像邓子恢想象的那样。1952年冬季以来，合作化运动出现了一股“热潮”，在广大农村中汹涌着一股很强的急躁冒进倾向，有的地方甚至发生了捆绑农民强迫入社的野蛮行为。

急躁冒进倾向的产生，与干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盲目的社会主义热情有关，但相当一部分干部存在的追求形式、盲目攀高的浮夸作风是更大更深也是更主要的原因。

面对农业合作化中出现的狂热，邓子恢感到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主要危险，是急躁冒进的“左”的倾向。一贯襟怀坦白的他，决心将自己的看法直陈中央。

1953年2月24日，他向来农村工作部视察的朱德提出：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上制订的互助合作发展计划的指标定大了，要考虑。他清醒地指出“我们定大了，地方会更大”。

同年3月3日，邓子恢在部务会议上指出：“互助合作运动不能凭主观，一定要按照群众运动的规律进行。我的意见，十年或十五年或更多一些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不要企图在一个五年计划内完成两到三个五年计划才能完成的事。”

3月8日，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时毫不讳言：自52年冬季以来，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普遍发展的倾向，是急躁冒进。他指出：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主要是干部思想认识上有误解，盲目追求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形式，办社贪多贪大。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没有听到任何反对意见。

邓子恢把这理解为是毛泽东对自己的默许和赞同，接着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

首先，他代中央草拟了《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给各大区的指示》、《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中央为《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急躁冒进的报告》作了批示。这三个文件，中央先后于1953年3月8日、14日、16日以中央文件名义下发。

继而，由邓子恢主持、杜润生执笔为《人民日报》撰写了《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的社论，于3月26日发表。

1953年3月12日，他参加了华北局的互助合作会议，帮助华北局压缩了1953年合作化的发展计划。

4月13日，他受中央委托召开了全国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全部问题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中农也就是农民小私有者的问题。互助合作要稳步前进，任何过快过“左”的政策，都会破坏与中农的合作。

1953年4月1日，毛泽东将前面所说的三个文件及《人民日报》社论汇编成册，冠以《当前农村工作指南》的题目下发，要求各级认真学习。今天看得很清楚，这三个文件均出自邓子恢之手，而毛泽东将其汇编成册，无疑是对邓子恢一系列举措的首肯，起码也是一次投石问路。

邓子恢的举措通过农村工作部高速而卓有成效的运转贯彻下去了。邓子恢手下有一班精兵强将，邓子恢之下，有原中央政策研究室的陈伯达、廖鲁言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有“太行四才子”之一美誉的秘书长杜润生，农村工作部是中央农村工作的办事机构，每两月向中央做一次专题报告，要请示的问题单独提出，尾巴上不要“当否请示”字句，用中央名义发布决议、文件。一个这样的权力机构加上一个强悍的班子，邓子恢应该是得心应手的。

经过一段紧张艰苦的整顿，1953年农村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买卖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停止了，农民情绪逐渐趋于稳定，农村生产恢复正常。各级干部转变了重合作社轻互助组的认识，一度沉寂的互助组重新活跃起来，到53年11月，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42%，比1952年增长20%，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1.4万多个。秋后，农民们看到互助组、合作社收成普遍都比单干好，务实的农民对合作化产生兴趣。到此可以说，合作化运动初步展示出令人心悦的前景。

可惜的是那段日子太短了，短得不足以完成一段美好的梦想。

毛泽东说办合作社要“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仅仅在两个月前，农村工作部下发的一系列纠正急躁冒进的文件，都还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然而两个月后，事情却在毛泽东那里起了变化。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稍后，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并留他们吃饭，毛泽东说：“总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总路线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农民是小资产价级，富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不一定是自愿的。”

10月15日，邓子恢在南方考察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中说：“办合作社只要合乎条件，那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一般规律是从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社，也可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搞大的，不要见大的就不高兴。”“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邓子恢在上海收到了廖鲁言关于这次谈话的来信，他敏锐地感觉到毛泽东对纠正急躁冒进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很清楚，三大文件、《人民日报》社论下发之后，急躁冒进倾向得到纠正，农村形势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中农普遍安心了。这一形势必须要稳定住，决不能再翻回去。而这一切，毛泽东清楚吗？强烈的责任感驱使邓子恢连夜给中央写报告，在报告中他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在讲清了农村目前形势之后，他仍坚持“合作社发展仍应在数量上有所控制，从小到大，逐步发展。”

1953年10月26日，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廖鲁言主持下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10月15日的谈话，各大区负责人原本准备就如何纠正合作化问题上的急躁冒进倾向作发言的，突然听到毛泽东这个讲话，一时不知所措。但这时是建国伊始，正是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会议很快转为对毛泽东讲话的理解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农业生产合作化在整个互助合作运动中日益显出重要的地位”。会议结束前一天，毛泽东又一次同陈伯达、廖鲁言谈话。这一次谈话的分量要严重得多。毛泽东说，“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是既需要，又可能，潜力很大”。“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小农经济上行小惠，而希望增产粮食，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过多。不能把需要做，可能做的事，做法又不是命令主义的，也叫干涉过多”。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十分明显，都是针对邓子恢的。

此时，正在福建农村调查的邓子恢得知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心情非常沉重。毛泽东矛头所指，他心里很清楚。但令他担心的，并非自己的意见遭到曲解与否定，而是刚刚好转起来的农村形势又将全面回潮。

果然，第三次互助合作化会议之后，合作化热再度升温。

“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

1954年10月10日，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化会议召开，会议宣布，到1955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将发展到60万个。

1955年1月，全国已办起新社30多万个，并且发展势头越来越猛。农村工作部调查组向邓子恢汇报，东北有50%的社没有完成建社程序，5%的农户可能退社；山东新建社够条件的只有20%——30%。与此同时，粮食统购全面铺开，由于54年夏季的严重水灾，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收购却比原计划多了100亿斤，原因是许多干部为了超额完成收购指标，强迫农民交粮甚至收了农民的口粮，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于是又一次引起农民的恐慌和不安，宰杀牲口、砍伐树木的现象再度出现。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口头、书面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未表示不同意见。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1955年1月10日以中央文件发出。接着，邓子恢又于1月5日至2月初赴鄂湘粤三省考察，考察结果，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58万个。相当一些地区办得不错，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快过滥、严重脱离实际。当时河北已发展到10万个，山东8万，安微3万，浙江4万，这些地区情况都很紧张。经过与地方严格论证，冀鲁皖三省均缩减了发展指标。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形成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布置粮食统购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文件，经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子恢等修改，于3月3日由毛泽东签署发布。

即使是在今天，仍能感觉到《紧急指示》发布时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急迫。《紧急指示》开篇即言：“目前农村情况相当紧张，不少地方，农民大量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不积极准备春耕，生产情绪不高。应该看到，这种情况是严重的……它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紧急指示》将全国粮食征购任务减为900亿斤(后来又两次减低)，并决定把合作社步骤放慢。

《紧急指示》签发后，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五年实现农业合作化的步子太快，合作化的速度要慢下来。”“到1957年入社农户达到1/3就可以了，不一定要50%。”毛泽东把速度一下子放到如此之慢，是邓子恢没有想到的，因为在农村工作的计划中，57年达到50%农户入社还是可能的。邓子恢兴奋地说：“到今年秋后停下来。”毛泽东说：“干脆现在就停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

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又一次听取了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关于农村工作的汇报。毛泽东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谈到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邓子恢感到毛泽东的看法终于与自己趋于一致了，内心的喜悦是可以想见的。正如他的担心不是为着自己一样，他的喜悦也同样不是为着自己。

在农村工作部的全力调整、干预下，仍然没能遏制住农村合作化的不断“升温”，到1955年，已呈现无法控制的趋势，以浙江省为最。1954年春，浙江省入社农户只占全省农户总数的0.6%，到1955年猛增到30%，农业社发展到41880个，另有自发社15000个。由于粮食问题的更加突出，省委忙于抓粮食统购统销，农村出现失控局面。农业社普遍缺少农机具、牲畜、种子和口粮，贫农没有种子，而中农宁肯把粮食卖掉、牲口杀掉，也不愿将它们拿去充公。农业社的大批早产，使得它的肌体十分脆弱，稍遇风吹雨打便可能夭折，加上不少社是在干部的强迫命令下硬凑起来的，根本没有凝聚力，不久，便有很多合作社垮了台。

农村工作部在作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向中央反映了浙江农村的紧张局势，并于1955年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发了《对浙江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电文说：

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和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

同《紧急指示》一样，仅从这份电文的开头部分，就可以清晰地嗅到当年浙江农村的紧张气息了。这份电文，经邓子恢修改、陈伯达报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回话：“主席同意。”

浙江省委接到电文后，一致同意：“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并立即召开全省四级干部会作了布置。会后，全省进行了合作社整顿，干部纷纷下乡宣传互利、自愿政策，侵害中农利益的现象得到纠正，消除了群众认为合作社就是“合伙平产”的误会，问题大的社，根据农民意愿，由社转回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过整顿，全省合作社由53144个减为37507个，减少15607个。6月21日，谭震林在浙江向中央报告：“浙江收缩了一万多个社以后，合作社生产都很好，绝大部分增产有把握。”

浙江及全国收缩合作社的原因及其作法，邓子恢分别在1955年4月和6月向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赞同，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邓子恢《关于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报告中提出的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在55年65万个社的基础上，到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社。刘少奇说：“明年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前进敲门。”

从55年1月初邓子恢代中央拟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下发以后，全国合作社进行了几个月的整顿。在此期间合作社有“缩”也有“发”，两者相抵，在原有的67万个合作社基础上减少了2万多个。“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度流传的邓子恢在1955年砍掉20万个合作社的说法，与事实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风云突变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身穿白色衬衣、头戴草帽的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

毛泽东说：“我沿途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所谓缺粮，大部分是虚假的，是地主富农以及富裕中农的叫嚣，”“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部分社办不下去，是‘发谣风’”。

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向毛泽东反映说，他经过调查，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下边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对待合作化存在右倾消极情绪，这和上边有关部门不无联系。他所说的“有关部门”，指的还是邓子恢领导下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柯庆施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再次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重新评估农村中各种阶层和势力。

柯庆施到北京参加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时，有意将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这份汇报应该说基本上是实事求是的，关键在于听取汇报的人对汇报内容的“取”“舍”。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对汇报的后半部分非常重视，当即印发到会领导人手一份，并在“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上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

继而，毛泽东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指出：“浙江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干部和群众的不满，这是很欠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面对这样严厉而不公的批评，邓子恢内心很难平静。事情的对与错姑且不论，单凭“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这一点，对邓子恢就是不公的。基本事实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制订的每一件有关农业政策法规的大事，都经过审慎的讨论并经过中央反复研究批准。但尽管如此，邓子恢凭着高度的党性和委曲求全的博大胸怀，还是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将被毛泽东批评的这一切承揽了下来，分别向中央和浙江省委作了检讨。

1955年5月17日，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各省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数目都比上年翻一番。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约见邓子恢谈话，根据自己在南方考察得出的印象和省、市委书记会议听取的汇报，毛泽东提出：到1956年春耕前将全国农业合作社由现在的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当时没有表态，他在经过认真思索后，第二天见到毛泽东时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邓子恢认为上年由11万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下年按计划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将大大超出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邓子恢同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邓子恢的根据是：第一，整个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第二，根据各地反映，现有65万个社存在问题很多，巩固任务尚很繁重，如果再过多过快发展势必影响质量，合作化威信下降，反而欲速不达；第三，应接受苏联、匈牙利合作化过急的教训，避免重犯他们的错误。毛泽东则认为邓子恢对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认识不足，过分强调办社条件。双方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这次谈话的情况部机关很快就知道了，许多人暗暗替邓子恢担心，有人找上门劝邓子恢部长：“何必为30万个社的数字同毛主席争论呢？有什么必要冒这个险呢？”邓子恢坦然地说：“要紧的是，主席认为那些办社的条件都是不必要的，这怎么能够不讲清楚呢？这可不是几十万个数字的问题。”

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谭震林、杜润生，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主张。邓子恢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生气地对邓子恢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

7月18日，毛泽东要杜润生将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各项材料送他一阅，着手撰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在报告中准备用大炮轰邓子恢了。

中央定于7月底召开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

在毛泽东调阅了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和邓小平“吹风”之后，邓子恢也在着手准备他的《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这是为即将召开的省、市、自治区书记会议准备的发言稿。已经是泰山压顶了，他仍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坚持发展10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并在发言稿中阐述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怎样做的种种理由和办法。

7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的一开始，毛泽东情绪激奋地讲了那段“文革”中我们倒背如流但在当时莫名所以的话：“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论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毛泽东把他同邓子恢的争论在全党面前公开了。

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

共和国分管农业口的副总理、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自此由农村工作的决策者降为执行者。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随之大权上交。

10月4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开幕，248篇发言或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邓子恢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一人持异议。会议热烈而亢奋地批判了合作化问题上“反急躁”、“反冒进”等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情此景，在四年后的庐山上几乎如同拷贝似的重映了一遍，而被批判的主角，是同样忠诚、同样铁骨铮铮的、真正替人民说话的共产党人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

最后一次冲浪

继56年批邓子恢“反冒进”、57年反右、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之后，全党全国陷入一股愈来愈丧失理智的极“左”狂潮。当人们欢欣鼓舞，敲锣打鼓，以为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时候，一场巨大的灾难正伴随着极“左”狂潮接踵而来。不仅粮食、棉花、食油连带轻重工业生产全面下降，国民经济滑至崩溃边缘。城市居民实行粮食限量，浮肿病肝病流行，就连中南海里的领袖们，也把每餐的肉类卡到最低限度。最惨的当然还是农民。在农村，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浮夸风愈盛的地方死人愈多，河南信阳地区仅正阳、新蔡两县就死亡18万人，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

粮食！粮食！

党内一些仁人志士又在幻想着补天了。这些人里当然包括了邓子恢。

61年春，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龙溪县做调查，在漳州与先期在闽西做过调查的张鼎丞相遇。张鼎丞向他反映了闽西龙岩地区自“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情况，告诉他江山公社饿死了许多人，劝他回龙岩看看。邓子恢自离开龙岩后，只在56年回过一次乡，出于对自己职务和“避嫌”的考虑，一般情况下他是不会轻易回乡的。但他想到在北京时曾接到不少家乡来信中反映的严重情况，便决定回去看看。

回乡的20多天里，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家乡农民带来的灾难。他在内战时期开创闽西苏区根据地领导农民最早暴动的后田，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

面对着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是什么滋味我们不难揣摩。正是这片土地，当年为革命捐献出了那么多鲜血和儿女，而革命给了他们什么呢？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居然只能用蕉芋粉来待客！邓子恢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也不顾身边医务人员的劝阻，含着眼泪喝下了拌着糖精的蕉芋粉。

在邓子恢的出生地东肖的邓厝，邓子恢将托人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下进了几口大锅，用面条招待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几个老人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于5月13日向中央写了《闽西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应允许社员开荒、粮食包产利多害少、山林问题等许多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这些意见，在修改后《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中，全部被吸收进去了。

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作了一番交谈。

邓子恢是在中央广州会议期间听说安徽“责任田”的情况的。3年困难时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于政策不同，情况就大不相同。农村工作部去安徽调查的干部回来后讲了这样一则真实的故事：

河南新蔡的农民实在饿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颍上去要饭，河南农民对安徽农民说：“老乡，我实在饿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袄换你一点粮食吃？”安徽农民说：“这样，你饿是饿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冻死吗？”安徽农民给了河南农民十几斤粮食，把棉袄还给了他。

邓子恢听后兴奋不已：“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问题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湖南农村调查听到农民反映“包产到户”好，回京后向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汇报调查情况时，谈了自己对“包产到户”的看法和主张，得到一致肯定。

邓子恢于1962年接到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谈到“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从61年实行责任田，当年粮食就增产18%，农民非常欢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作出了改正“责任田”做法的决议。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恼，想不通。邓子恢清楚，62年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因为“责任田”问题受到批判，改正“责任田”正是毛泽东的意思，这是省委也无力回天的事情。邓子恢内心矛盾得很，过问“责任田”，肯定要再次担当风险；不过问，下边干部的期望会落空，“责任田”也必定会夭折。思索再三，他还是派出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率领工作组南下安徽。

6月16日，邓子恢看到了王观澜写的《安徽省当涂县责任田情况调查》，随后又收到了符离集区委全体同志《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两份材料针对“责任田”情况均做了详细汇报，认为责任制把产量与社员的个人利益结合了起来，社员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解决了合作化以来一直存在的社员劳动态度消极、不顾质量的问题，对恢复生产起到极大作用。

为稳妥起见，邓子恢叫王观澜再度到符离集所在县安徽宿县调查。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样。由于粮食产量增加，农民们纷纷表示：“包产到户责任田越干越有奔头，最好一辈子不要再变。”他们一再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党委书记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性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

农民的呼声和干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邓子恢心上。然而这决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决的。55年距离此时不过才7年时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七千人大会上已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在这个时候要提“责任田”问题，风险将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对中国农业如此严峻的形势和农民，如此急切的呼声，他又不可能无动于衷。思来想去，他无法卸下肩上的责任，他准备再一次涅了。

6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农村工作部关于安徽“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认为：“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只是集体经济经营管理的一种形式，不应该说成是方向性错误而全盘否定，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认为“责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试试看。刘少奇要求华东局转告安徽省委，对“责任田”不要下结论太早，可以由中共中央中南局搞一个“包产到户”的文件，在北戴河工作会议时再议。有一个看法大家是一致的，必须改变大锅饭的做法，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

“责任田”能否实行，关键只在一个人了——毛泽东

7月17日，从邯郸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约见了邓子恢。邓子恢在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内容时，坦诚地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他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毛泽东只是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曾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对于这次谈话，邓子恢清楚要承担风险，但没有想到一场雷霆暴雨会这么快就骤然而至。

1962年7月25日，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按原计划，这次会议应先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问题，然后为八届十中全会准备文件。8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之后，风帆便再一次转向了，转为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泽东说：“还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还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就有闹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毛泽东讲话打开闸门之后，批判的洪水立刻汹涌起来。有些人批判邓子恢的报告，有些人把未经整理的邓子恢的讲话记录拿来批判，还有一些人干脆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翻手云覆手雨，昨天还在主张“责任田”也可以试试，今天脸一变就像不认识了似的，大骂主张搞“责任田”的人是断定要在农村搞资本主义。

一些好心的同志悄悄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适当做些自我批评。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解散了几十万个（作者注：这也许就是‘文革’中号称邓子恢砍掉20万合作社的出处），毫无痛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多次批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面对这种局面，邓子恢无法做任何解释。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1962年10月5日，邓子恢心情沉重地步入农村工作部会议室，在这里参加了他在农村工作部十年里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宣布了中央撤销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决定，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

两年之后，1965年1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个人从30年代开始的辉煌，就这样熄灭了。

“文革”来临，我党又多了一个默默无言的老人

1966年，一场更大的风暴降临。对于这场风暴，很少有人能够幸免，更何况身上已遭数次重创的邓子恢。

党内斗争的机密流向社会，红卫兵纷纷涌向万寿路10号邓子恢的住所，轮番揪斗这个当年敢跟毛主席唱对台戏的党内“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常常一斗就是几个小时，弯腰、戴帽，有人还动手打他。66年的邓子恢已是古稀之年，常因批斗时间太长站立不住而瘫坐在地上，每次批斗之后回家都几天起不了床。

1967年1月，在戚本禹唆使下，农大学生闯进邓子恢家，企图抄出55年至62年期间的文件档案。红卫兵气势汹汹，而警卫人员似乎也接到了什么指示，口称“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而对红卫兵装作视而不见。眼见红卫兵砸开了一只铁皮柜，幸亏里面没有文件。情况紧急，邓子恢拿起红机子与中南海通话，要求对他的住宅、主要是对文件加以保护。两天之后，造反派依然自由出入，而红电话机却被撤走了。

特供被取消了，房子要收回，寒冬来临，农林口机关造反派居然停了邓子恢家的暖气。邓子恢患有严重的肺炎，最重时一年发作11次，犯一次就加重一次。滴水成冰的季节里撤掉他的暖气，险恶用心不言自明。

邓子恢更沉默了。已是风烛残年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终于，他的肝病、糖尿病、肺病、脑萎缩几病并发。曾经在北京医院看病治病的“特权”也被取消，邓子恢只能由儿子陪着，到北大医院门诊挂号看病，护士在诊室门口大呼“邓子恢”的名号，所有人都睁大惊诧的眼睛，唯独不感到惊诧的，只有儿子和他自己。

70年邓子恢病情加重，经请示中央，终于得以住进北京医院，但只能住进副部级病房，护理、药品与过去的待遇相比都要差许多。由于长期的腹泻、发烧，他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如果摔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后果不堪设想。夫人陈兰几次恳求医院给加铺一块地毯，都被拒绝了。

政治歧视就像瘟疫一样传染到社会各个角落。邓子恢是个宽厚的人，更不是吃不得苦。三年游击战争那样的苦他都吃过来了。人不怕伤皮伤肉，怕的是伤心。

正是这块地毯，成为邓子恢致命的原因。陈兰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2年12月8日，邓子恢在病房跌倒，后脑重重地撞在水泥地上，造成颅底粉碎性骨折，两天之后，辞世而去。

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在建国后受到的两次错误批判平反，恢复名誉。

（责任编辑 致中 萧 徐）

2006年第10期 吕正操在文革中　作者：方小宁

度过了60年代初天灾人祸的困难，到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建国后十余年来的实践奠下了中国铁路建设的基础，此时正渐入佳境。

这年的1月，经全国人大提名通过，自1958年起便代行部长职务的吕正操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部长。他把国家的重托，视为责任和使命——他期待在大江南北弹奏出纵横万里，荣盛百方，强国富民的崭新乐章。

此间，“三线铁路”建设正是紧张时刻；1956年就筹建的北京地下铁，也开始动工；路网建设、旧线修复、科技开发都在抓紧进行。一天，吕正操从贵州返京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还就援建坦赞铁路的事情对他说：“这件事我只是征求你的意见，这样大的事情，要等请示主席后才好决定。我先给你吹吹风，好有个思想准备。”坦赞铁路1800多公里，沿线深山峡谷沼泽交错，工程宏大艰巨，吕正操并不怕压力，对于工作，他游刃有余。

然而，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革”开始前，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抛出阴险的“桃园三结义”，诬陷彭真、林枫、吕正操为“反林彪小集团”；污蔑吕正操1946年在东北时期追随彭真，反对林彪，要他向中央“还账”。

彭真受到批判，吕正操在劫难逃。

不久，铁道兵在北京召开会议。正在西南组织和指挥铁路大会战、兼铁道兵第一政委的吕正操从西南回到北京出席会议。会议几天结束，正想立即返回西南，继续领导三线铁路的修建。不料却突然遭到批判。吕正操只得滞留北京，连篇累牍地触及灵魂写检查交代问题。

据当时也因事返京，亲历其景的副部长刘建章回忆：吕正操被批判后，铁道部组织召开部分局级干部参加的小型会议，令吕正操交代与彭真、林枫三人反对林彪的所谓“桃园三结义”问题以及所谓国民党对其策反的问题。

刘建章也被通知参加了那些小型会议，但没有发言，每次会后，刘建章的秘书和吕正操的秘书都到吕家去看看，刘建章自己也去。他说：“我颇感不安，认为这种做法不正常。”

时任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谷牧同志约见刘建章，让他回西南去继续管好三线铁路的修建。谷牧说：“看来，揭批正操同志还会深入，他是回不去了，老刘啊！现在斗争很激烈，老吕回不去了，你要回西南坚持修路工作。”于是，刘建章离开北京，返回西昌。

一面挨批判，一面要保证领袖接见红卫兵

铁道部机关出现了揭发批判吕正操的大字报、小字报：“吕正操的讲话没有突出政治”；“篡改铁道兵的建军方向”；“工改兵是篡夺铁道兵军权的阴谋”；“为右派翻案”；“技术挂帅”等等，围攻之势越演越烈。吕正操所作的深刻检查更成了“反面教材”。

不久，红卫兵免费革命大串连。作为国家主要交通工具的铁路，客运量顿时狂飚式暴增：1966年8月18日-11月25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各地师生。据《新中国铁路50年》统计：铁路共运送了5600多万人，人均行程568公里；仅9、10月间，全路加开师生专列6996列，其中发往北京5493列。

正常的运输秩序完全被打乱，大批物资积压。吕正操一面挨批判，一面顶着重压，采取果断措施，在非常状态下，力稳失控，保证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的串连活动，保证了国家建设重点物资的运输。

在相当紧张的9月、10月，吕正操召开了全路电话会议，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立即成立两个班子，一个班子重点抓运动，一个班子重点抓运输建设；强调铁路职工要坚守生产岗位；宣布大多数党组织和铁道干部是好的，不能把所有的党组织和干部都打倒。

对于这场运动，吕正操尽管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但他仍努力从积极方面去理解，努力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力图减轻运输秩序混乱对工农业生产建设的破坏。

周恩来：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

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一月风暴”。

1月13日，中央文革小组抛出“中断铁路运输”、“反林彪的反革命小集团”等罪名，公开点吕正操的名。造反派连推带撞把吕正操揪到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据当年参加了批斗大会的红卫兵回忆：那天寒风凛冽，被造反派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吕正操胸前挂着坠弯腰的黑牌子，他被反绑着双手，冷得鼻涕直流，也不给擦，都要结成冰了。造反派唾星直喷，指鼻戳脸，车轮式地辱骂，呼着震天的革命口号……

周恩来总理知道后立刻赶到会场，很气愤地对主持批斗会的坏头头们说：“你们不应该随便揪我的部长，吕正操即使工作中有错误，也应该让他工作，戴罪立功。”随后周总理亲自把他交给在会场执勤的铁道兵战士护送回家，并一再叮嘱，“要保证吕正操的安全和工作、生活条件，不准进家揪人。”

但造反派还是肆无忌惮地到吕家揪斗、抄家、“破四旧”。家里的东西横遭洗劫，连自行车、手表也被掠走，书籍和一些小摆设也成了小将们的目标。“他们‘破’了我很多重要的东西。”吕正操后来说，他的笔记本、日记本、各种资料等，都被损毁或不翼而飞。一家如此，全国有多少珍宝都被愚昧地糟蹋了！家里再不能呆，三个大孩子已然离家，夫人刘沙也只有带着小女儿暂避老战友处。

在极端混乱时期，周恩来每天都要看《铁路运输简报》，每夜还要找吕正操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了解铁路运输情况，并亲自指示哪列车进京，哪趟车离京。吕正操回忆道：在周总理日夜操劳、亲自坐镇的指挥和多方保护下，我勉强支撑应付着急剧激增的计划外运输的艰难局面。周总理无奈地说：“现在是我替吕正操当部长了。”吕正操说：“我有什么办法，我说了不算。”

毛泽东要保吕正操，但仍被关押七年

“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跟周恩来说：“要保吕正操。”周恩来还特地到大连找林彪，当面向其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林彪表面答应了，背地里却伙同江青、陈伯达、康生搞阴谋，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批斗，迫害不断升级。

1967年7月，林彪、中央文革小组及其帮派体系骨干，恶毒制造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案，说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人，在1946年曾联名给人民公敌蒋介石发电报，要求张学良回东北；“还密谋策划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进犯时，倒戈投敌，搞掉林彪作战指挥部，暗害林彪”，并据此认定：“这是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问题起了质的变化，吕正操被斗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实际情况是：194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重庆谈判桌上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之事。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吕正操、万毅、张学思等42位同志，经延安新华社联名通电蒋介石及旧政治协商会议，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同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配合发表东北各界和吕正操、万毅、阎宝航等纪念“双十二”十周年的消息和文章。

20世纪60年代盛行“莫须有”。吕正操由此被打成了“罪大恶极”的“敌人”。“叛党投敌”冤案的制造，是怎样地颠倒黑白，骇人听闻。

林彪、江青之流，为了制造吕正操的“罪证”，还把早已宽大释放的国民党将领杜聿明、郑洞国、侯镜如、赵君迈抓来，横加毒打，逼迫他们承认策反过吕正操。同时还把早已作了结论的事情重新翻出来：1946年吕正操根据党的决定，做国民党东北行营少将高参秦至诚的工作。此事后来却被国民党特务诬蔑为吕正操“接受了敌人送的委任状”。这件事情，国家公安部过去已多次调查，走遍几省，查证了60余人，多次写报告证实：“系敌人的层层欺骗，根本与吕正操同志无关。”1953年，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明确指出：“犯人所供离奇之处甚多，都是不可信的。防止人家害我们。”这早已搞清楚了的、与吕正操根本无关的问题，却在二十余年后被别有用心地作为阴谋整人的炮弹。

到1968年底，名单里的42人大多数被实行“监护”、遭受刑讯逼供，其中包括：原辽宁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陈先舟，原辽宁军区副司令员赵承金等。

1969年1月，这桩大冤案的制造者，又无中生有地编造出90人的所谓“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株连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2名，部、厅、局级干部36名，全国政协委员7名，省政协委员17名。他们胡说什么“东北地区我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的部下、政客、幕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是“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的”等等。在张学良部下干过事的东北军地下党员、干部等东北籍人士，甚至当年只是东北大学、东北中学的学生，都被凑进了这个捏造的“反革命集团”里。受牵连者达700人，株连亲属、下属不下数千人。

该案的“主犯”一共7人：吕正操、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解方、刘澜波。吕正操位列头名，遭受法西斯地狱式的摧残、监禁长达7年。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及陈先舟、车向忱等被迫害致死；解方、刘澜波也分别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滚出去！”我跟他们斗得最厉害了

1967年7月12日，吕正操“束手就擒”，被非法关押在京郊通县，由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监护”。他生命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失去了人身自由。

开始，吕正操还把被批斗看成群众运动的冲击，虔诚地“斗倒‘我’字，去掉‘私’字，从头改造，重新革命”，但却怎样也过不了关：“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用心。对文革，毛主席批评的‘三很’我都有。”

有一段时间，吕正操精神压抑，苦闷困惑，遗憾难受，辗转睡不着觉。他打鬼子出生入死，建铁路废寝忘食，不说有多大贡献，但尽心尽力，一片赤诚。党对自己也很信任。毛泽东曾评价他：“既会带兵打仗，又能动脑子办事。”记得有一次，江青向他乱发脾气，毛泽东还让江青向他道歉。万万没想到竟被打成牛鬼蛇神，戴上叛党、反党的帽子，遭受非人凌辱摧残，更让人忧虑的是国家大乱了。百口莫辩，百思不解，真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吕正操原来有吃安眠药才睡着的习惯，“人家把我看起来的时候，不给我吃安眠药，但我也睡着了。”人类的承受能力真是神秘莫测！

“在里面挨打，是常事，我也还手，也打。但他们人多，年轻。”吕正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顽强地抗争着。

随着迫害升级，深思宽阔的吕正操跳出凝重痛苦的反省，重新认识所遭受的迫害，察觉其中非同寻常：阴谋出自林彪、江青、康生之流那里。

吕正操向来厌恶反复无常、见风使舵、逢迎吹拍一套，而且敢讲真话、敢直言。解放战争任林彪副手时，他曾对林彪把东北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表示过不同意见，后来党中央的回电，修改了林彪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四平之战的具体打法，吕正操也觉得指挥“很笨”，造成太多不必要的牺牲……诸如此类工作上的不同观点，当时和他住前后院的林彪都有一本账，早就把他看成障碍，有机会必欲除之而后快。陷害、迫害变本加厉，以至批斗、关押。而他们更大的阴谋是篡党夺权。

吕正操相信真理终将战胜邪恶，笑在最后的才是胜利者。他顶住压力，坚持炼狱中的抗争与锻炼。看守仍然没完没了地提审，强迫他交代罪行、写揭发材料，白天如此，晚上如此，不让他休息，甚至跑进他的牢房呵斥，乌鸦似的鼓噪，损害他的精神健康。

画地为牢。吕正操反其意而用之，予以还击，不让小丑们得逞，勇敢地卫护着人的尊严，不让恶魔践踏灵魂。“他们想折腾我，找人在我房里看着我，逼问我黑后台。我说：“‘滚出去！’我最厉害了，天天跟看管我的人吵架，跟他们斗得最厉害！”

尊严地活着，拒绝“人圈”式放风

关押吕正操的是原来营房的房子，约有12平方米，因为是要犯，一人一间。里面有木板床、破桌椅和门窗各一。窗户关死了，里面用厚木板钉得严严实实，玻璃涂上了油漆；外面围着铁丝。牢房里不见日月，连无处不在的新鲜空气也仿佛被一同隔离，甚难透进。牢门紧锁着，门板上开了个用作监视的小洞。房顶上无一例外地亮着刺眼的灯光。睡觉被强迫平躺，以便监视者能一目了然。

室内的空气很混浊，放风透透气成了恩赐般的待遇。有人甚至以此为题作对：洞房花烛夜；监牢放风时。放风处是几个被隔开的小天井，在押的人都单独放风。开始是十天半月放风一次，后来几天一次，再后来是一两天一次。

“他们叫放风，跟日本人在冀中搞的‘人圈’差不多。”我说：“到‘人圈’里干什么。我不去放风！我就不去。”吕正操追述道。

当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驯化冀中人民，切断八路军和百姓的联系，强行集家并村，把村民迁进他们划定的居住地，四周建起高达3米的围墙，墙上架设铁丝网，闸门定时开关。村民们被牲畜似的圈在一起，高密度地居住，生活条件极差，进出都要报告，完全没有自由，若稍有反抗，日军就血腥屠杀，百姓憎恶地称之为“人圈”。

“大米发霉，没菜吃，老吃白菜帮子。”被监护时的伙食根本谈不上营养，还难吃难咽，但为了维持生命，吕正操总是全部吞进肚子里。

夏天的蚊子又多又凶，轮番来吸血。吕正操练出眼力、耐力，一打一个准。极度的营养不良和恶劣环境，吕正操体质不断下降，但生病吃药也被控制——“医疗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对“叛党、反党分子”不施仁政。

“我得了喉炎，他们不给药吃，说是喉癌要给我开刀。我说，我不让你们开。”吕正操十分警觉，坚决不让他们借机残害自己。他不会自杀，也不想被他杀。

自小就有一股犟劲的吕正操，“认罪态度”、“改造态度”一直不好，实际上专案组也找不到他的什么“叛党”铁证，提审次数渐少。他争取到看书读报的权利，还悄悄写了《显微镜》、《斥假证》、《逼、供、信》等诗。录其中的《斥假证》如下：

居然谓叛党，梦寐未曾想，

羁身入囹圄，异端从天降。

蒋贼谋陷害，垂死犹栽赃，

借刀以杀人，狠毒逾豺狼。

捏造假证据，离奇又荒唐，

用心想一想，祸心难包藏。

当事不分析，据以下定论，

构成奇冤案，株连无穷尽。

助匪行反间，为蒋泄私恨，

猾贼匿狞笑，魔爪终得伸。

顺水可推舟，匪特变功臣，

仇快亲所痛，敌友我不分。

不利于革命，贻害在人民，

翘首质日月，愿以明素心。

当时只允许抽劣质烟，这些吟啸自若，写于铁窗之下的诗篇，就记在劣质的烟盒纸上保留下来了。

株连：冤狱的重现

“文革”开始时，夫人刘沙任第八机械工业部教育局副局长。此前，她曾在北京大学工作过几年，当过学校的党委委员。

那天一早，刘沙听到广播里播送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她不知道这大字报的背景，却了解聂元梓的为人，便诧异地说：“怎么又搞到《人民日报》去了，什么人捣的鬼？”

她的话马上被反映上去，“诬蔑聂元梓，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帽子随即扣下来。刘沙被作为重点批斗对象，大会、小会地受批判，同时还要她揭发吕正操，企图打开缺口，查找“黑后台”。刘沙那句“什么人捣的鬼”的话还传到了康生那里。他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身份给八机部打电话，直接点了刘沙的名。

刘沙被扣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被非法关押了70多天。

但迫害却并未停止。1968年1月，中央专案组“二办”开进八机部，勒令刘沙“交代吕正操在东北的重大历史问题”。刘沙当场和专案组顶撞起来。专案组恼羞成怒，决定对刘沙上专政手段。

刘沙被戴上冷冰冰的手铐，被抓进监牢。

在狱中，专案人员反复追问她“吕正操叛党的罪行”。刘沙坦然以对：“子虚乌有。没什么可说。”不提审时，她就读书、看报，在长宽不足7步的囚室原地跑步，边跑边念叨着：“坚持就是胜利。”还写一首诗言志：“你死我活鏖战急，是人是鬼当自知。擎天有柱天勿坠，驱散乌云见红日。”

不久，吕正操90岁的母亲与在家的小女儿被驱赶出门。老人回到海城老家，年仅15岁的小女儿去了北大荒的建设兵团。好好的一个家，虽未人亡，却已四散。生活艰苦可以忍受，最恐怖的是政治诬陷、政治折磨。

“瓜蔓抄”——同姓人也遭了殃。他的一个堂兄弟被造反派拿钉子钉进头上致死，却说他“自绝于人民”，那是当年相当流行的害死人还要陷被害人于不义的颠倒黑白之词；辽宁的一位干部被问到是否知道“桃园三结义”。他以为问《三国演义》的刘、关、张，快嘴回答：知道。结果被打成了“叛党集团”成员。

1970年2月，刘沙被解除监禁，送往河南信阳八机部“五七干校”管制劳动，继续实行“政治隔离”。不恢复组织生活，不准亲属看望。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境况才有所改善，恢复了组织生活，联系上子女。

“株连”又叫“株联”，指一人有罪而牵连多人。它始于秦。《汉书·刑法志》曰：“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参夷”，即诛三族；到隋炀帝时，发明了“株连九族”；及至民国，蒋介石“宁可杀错三千，不可放过一个”，诛杀革命者及亲朋戚友等等；林彪、“四人帮”，迫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迫害无数干部、群众，用的也是古老惨刻的酷刑，罪恶滔天，令人发指。

苦难中相濡以沫

又是午夜了，看不见星，看不见月。

蚊子像小轰炸机似的嗡嗡嗡盘旋，不扔炸弹，却伺机吸血传播细菌。

人不能没有记忆和念向。无论是睡着、醒着，吕正操都会想起老战友、老朋友——程子华、黄敬、孙志远、刘建章……孤寂中，无以排解的思绪，默默化为他心中的诗句：

“风雨飘摇日，我怀子华兄。巨细持己见，爱憎太分明。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年别，竟尔失其踪。”这是思念程子华的。程子华建国后为首任山西省委书记。他在战争年代双手致残，端脸盘只能用手臂架着。“文革”中，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任上被关押，生活无人帮忙，真不知怎样艰难地独自熬过几年岁月。吕正操还记得自己在程子华的婚宴上，仗义助兴痛饮，喜庆热闹得独一无二，自己几乎被一群女将灌醉了……

后来，吕家的孩子悄悄把父亲狱中用纸烟盒写的诗带给程子华。程子华细品老战友的诗中情愫，百感交集，泪水涩苦。

“乱世宁馨偏多才，弛张表里袒胸怀。歌舞绮罗曾入梦，持论公道四六开。”这是怀念黄敬的。寥寥数句，概括了他的一生。黄敬当年就读北京大学数学系，参加革命很早。建国时，才37岁但已是老革命的黄敬，出任天津首任市长。他风趣地说：“敌人使我们长期与本阶级脱离，我们进入大城市是归队。”因过于操劳，身体透支得病。毛泽东曾捎话给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劝他好好养病。但因积疾太深，年仅46岁辞世。

“把酒论当世，兄亦嗜酒人。大圜犹酩酊，小醉自沉沦。箴言成终古，呓语记犹新。故友方散尽，我亦等轻尘。”这是悼念孙志远的。当年小樵改编后，孙志远协助吕正操做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同把部队锻炼成威武之师。建国后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等职，抓万吨水压机制造，参加大庆油田开发，提出“争取局部空中优势”计划。“文革”之初，受中央文革残酷迫害，突发脑溢血，大喊一声：“不公平啊！”饮恨长逝。

这些都是在冀中患难与共，生死同在的战友，吕正操的脑海里浮现出他们或健硕或清癯的面容，好像又听见他们各带乡音的笑语，怎能想象这些忠诚无私的老共产党员，竟会被堂皇的“革命”名义，关在充满浓重血腥味的革命监狱里！

还有化工部副部长张珍，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还有张学思，是公子哥但完全没有公子气，赤胆忠心，精通海军业务，却被诬陷为特务，折磨致死。临终前，想吃水煮土豆，想开开窗户透气也不准，他艰难写下“恶魔缠身”四字，撒手人寰；还有铁道部的班子，工作中大家坦诚相见，不推诿、不文过饰非……他沉入了无边的往事……

铁道部造反派开始批判吕正操时，有人向滕代远反映说：“吕正操在党组会上反对过你。”滕代远当即严正地说：“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在党组会上有不同意见，有争论，是正常的。把意见摆到桌面，讨论清楚，统一认识，才能做好工作。”并说：“你们为了打倒吕正操，把什么问题都强加给他，是不对的。即使在他代理部长期间，我还是部长，这时期铁道部的错误，我也要负责任。”滕代远当时也被抄家，却能为保护同志直言不讳。

副部长武竞天被诬蔑为叛徒，造反派责令吕正操跟着喊口号批斗。吕正操说：“那是你们定的。我没有材料，没有根据。”坚持不举手挥拳，也决不跟这些人乱喊，坚守着常人达不到的境界。

刘建章比吕正操小5岁，却有长者风的厚朴稳重，在工作上是吕正操的好搭档，在“文革”中也未能躲过厄运。他于稍后的1968年2月被关进秦城监狱。所幸妻子没被关押。她不顾受监视、受牵连的危险，尽力保护父母被关押的孩子。她曾到吕家所属居委会查找孩子的下落，吕正操的小女儿从北大荒回京，也曾暂住她家。

在中国灿烂的文化里，关于雪中送炭、仗义执言的描述有不少，而真正能让人从心灵深处得到慰藉的，是道义的援手。正是“哲人重道义，同道定见怜。”朋友之间，夹杂着功利的自私脆弱性和源本的圣洁崇高，它们往往携手而至，考验着人。大千世界，人间百态，主流还是：正道。

《宁古塔志》有云：“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回首往事，吕正操说：“批判我们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有资产，才能算得上资产阶级，我们当的官不小，但没有私人财产，连房子都是属于国家的。我们干的事，都是给国家干的。那时候，真是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各级政府那么好的风气，被弄坏了。最坏是康生，搞‘人治’。大家为建设祖国出力，他生前一味乱整走资本主义道路。林彪说：不理解，在实践中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整了那么多老干部、知识分子，我他妈越实践越不理解，完全失去了信心。很多人跟风，这远不是思想选择的必然，而是行为方式背后隐藏的私念私欲所致。他们最终也不会捞到好处。”

“她-是谁？”父女相见不相识

1972年3月，刘沙因病从干校回北京治疗。甫到北京，她就给毛泽东写信，请求看望吕正操。毛泽东批示可以探视。刘沙立即通知分散在各地的孩子，让他们想办法尽快赶回北京。妻子与丈夫，儿女与父亲，他们已经有6年没见面了，那是何等揪心的6年！

4月26日，刘沙和儿女们来到卫戍区。被关押了近2000天的吕正操，瘦得很厉害，皮包骨头，脸如菜色，原来敏锐、智慧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刚毅中深藏着疲惫和潜隐的痛苦。林彪、“四人帮”竟把这位热爱生活和人民，令鬼子闻风丧胆的开国将军，折磨成体弱多病的“犯人”！

当见到一位灵秀的姑娘来到面前，久未说话的吕正操吐词含混，问道：“她-是谁？”听说这就是被隔离时还戴着红领巾的小女儿，吕正操深感快慰地笑起来。他的嘴里空空荡荡，牙齿已脱落了十几颗。

第二次探视时，刘沙跟吕正操讲：“你应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把问题如实说清，家里给你送上去。切不可对毛主席见外，我可以请求中央派人来取！”

据吕正操大女儿彤岩回忆：他们去看父亲，大家都默契地不说伤心事，或讲讲在北大荒农场出的洋相、当地风土人情；或说说社会上的新鲜事、趣事；或谈谈读了什么革命书籍。吕正操虽身陷囹圄，但依旧专心读书，静观其变。他反复阅读马、恩、列、斯、毛等允许看的书籍和报刊，更客观地琢磨一些问题，从报刊的细微变化中获取信息。人纵然被禁锢，但思想可以自由飞翔。

孩子们都秉承了父母亲的豁达。他们每次见面总是平静地说一些高兴好玩、带劲儿的事。有一次，讲起什么，会心大笑，看守见状厉声斥责，吕正操和他们论理，结果被罚一个月不准家人探视。

吕正操说：“不都是要让我屈服吗！我不屈服。”他提笔给毛泽东写信，据实陈情。

1973年初秋，刘沙被宣布获得“解放”了。她相信这就是好的转机，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为丈夫申诉。

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提出：要把吕正操、杨成武、余立金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的盛大招待会，名单见报。这是林彪事件后采取的一种“解放干部”的方式。

7月31日下午，周恩来抱病参加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得以恢复自由的吕正操等几位军队干部。吕正操没说多少话，只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总算把我的问题弄清楚了。”

当时也在场的张春桥阴阳怪气地对吕正操说：“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有错误的嘛。”

吕正操马上顶回去：“做工作哪能没有错的？过去工作有错，今后再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的。”

当晚7点钟，政治局全体成员30多人又接见了他们几位老同志。周总理紧紧握着吕正操的手，语重心长地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要在意喽！”

吕正操看到周总理面容消瘦，忍泪问候他的健康，周总理安慰道：“最近做了个小手术，病已经好了。”吕正操不久得知，周总理是因为膀胱癌手术。

谈话间，江青走来说：“你的事，主席早就批了，一直拖到现在，我有责任。”

吕正操知道江青是要显示自己的权势，不卑不亢地说：“早出来晚出来都没关系，我还有些书没看完呢。”

原辽宁省省长杜者衡，文革中一直被关押，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让他出来工作，请吕正操先把消息告诉他。杜者衡得知如重获新生一样，高兴得举杯痛饮，导致心脏病发，遽然病逝。

周恩来对邓小平说起这件事，感叹道：“老干部能够解放的还是快点解放，解放晚了，就怕动不了了，辽宁的杜者衡就是一个例子。另外，保健工作要跟上来，杜者衡是死在家里的，如果救护及时，不至于嘛。曾山、陈正人也是非常可惜的。”

举一隅可以反三隅。当年的情况，大体如此。

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工作还没有安排，冤案也还没彻底平反。监狱数年，身心受损的吕正操，住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与同样未安排工作的刘建章天天乘公共汽车去打网球，连日寇追杀也没能阻止的、深具吸引力的爱好又恢复了。有时挤不上公共汽车，两人就边走边聊，到家就吃饭，日子过得单纯、自如多了。

如此大约半年。吕正操的健康渐渐得以恢复。

1975年初，海城发生大地震。周恩来记得吕正操就是海城人，特别指定他为中央慰问团副团长，让他重返故乡，一方面送去党的关怀，一方面看望遭到大灾难的父老乡亲们。当知道他出狱不久，没有可出远门的御寒棉衣，周总理立即予以解决了。这样，无官无职无秘书的吕正操临时带上小儿子随行，协助团长华国锋，完成了“解放”出来后总理交给的第一项工作。

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

1975年1月，吕正操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选为人大常委。

1975年春，吕正操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到中央党校读书班学习。实质是借学习的名义，把学员当批判的靶子。吴江在《十年的路》中说：“中央读书班是受‘四人帮’严格控制的，‘左’的势力十分猖獗。胡耀邦、吕正操、程子华等少数老干部在班里处于被批判、被监督的地位。”坚持极左还是否定极左的斗争仍很激烈。

读书班组织学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吕正操则另路而行，利用这个机会学习马、恩著作，做读书笔记，与同学悄悄探讨一些问题。在读书班里，他有个深刻印象，就是胡耀邦的读书态度和读书方法。他评价说：胡耀邦很爱读书，涉猎广，思考问题深，人正直坦荡，光明磊落，也吃了亏。

这年8月，冤案尚未彻底平反的吕正操，被任命为铁道兵第一政委。

1976年，“四人帮”垮台。复出的胡耀邦冒着被再次打倒的风险拨乱反正，首先做了两件大事：理论上，冲破各种禁区，从深度、广度进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大讨论；组织上，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

1978年10月底，中共辽宁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召开大会，宣布“对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一伙制造的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集团‘案件’彻底平反”。11月5日《辽宁日报》报道：该案复查结果证明，所谓“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假案，是林彪、“四人帮”集团蓄意制造出来的，并决定对在该案中被定为“特务分子”、“叛徒”、“叛党投敌集团成员”和“重大叛、特嫌疑分子”的共计90人，一律平反；对遭受迫害致死的予以昭雪，对致残、致伤的，妥善安置；彻底清理销毁有关这起假案的全部材料和本人档案中的有关黑材料，并给被平反同志和被株连的亲友所在单位发出平反通知，彻底消除影响。

同年12月1日，中共铁道部党组在落实政策大会上宣布了文号为“（80）铁党字五号”的《关于为吕正操、万里等同志平反和恢复名誉的决定》。1980年1月，铁道部党组发出《关于为吕正操同志平反的决定》的文件，文号为：(80)铁党字5号。文内写道：“现经复查，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东北叛党集团’及其一切莫须有罪名，纯系捏造诬陷。中共铁道部党组决定，为吕正操同志公开平反，恢复名誉。对强加给吕正操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通知所有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同志、亲友所在单位，按规定销毁一切诬蔑不实的材料，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那段岁月真是不堪回首！中国的大劫难！文化大革命，实际是大革文化命！”吕正操说。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博古与潘汉年关系的背后　作者：秦福荃

博古和潘汉年的友谊

博古认识潘汉年是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天。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噩耗震动全国，震惊世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各地纷纷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锡社”在“无锡”筹划举行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博古是江苏省无锡“锡社”的负责人，正全力投入追悼会的筹备工作。这时博古已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按照党的指示，要把追悼活动办成一次范围广泛、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因此在人手上很紧缺。

就在这个时候，三月中旬的一天，潘汉年来到会场，找到博古，自荐愿意参加筹备工作。经过交谈，博古得知他在无锡唐文治先生创办的国学专修馆学习，已经学了半年了。春节前回宜兴老家，在母亲的主持下，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与一个许姓女子结了婚，婚后又匆忙赶来无锡继续学习。

经过几天接触，博古觉得潘汉年很有能力，处事机灵，写东西快捷通顺，办事利落，就请他负责宣传，并兼顾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

三月下旬，博古投身革命的启蒙老师、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中国青年》主编恽代英来无锡参加孙中山追悼大会。博古介绍潘汉年与恽代英相见，恽代英了解了潘汉年的情况后，建议潘汉年去革命正在蓬勃发展、需要有志青年投身革命的上海工作。博古因为尚在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学习，还没有毕业，追悼活动结束后，即将去苏州继续上学，所以不能和潘汉年同去上海。三月底，两人惜别后，潘汉年即赴上海，四月底进入中华书局当校对。

一九三○年九月，博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同时在《劳动报》任编辑。一九三○年十月，潘汉年从“左翼文艺运动委员会”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红旗日报》任总采访，和在中宣部任党刊《真理》编辑的王稼祥住在一起。一九三O年十月下旬，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挚友沈泽民也回到上海，分配在中央宣传部任新闻宣传主管，是潘汉年的领导。由于大家都在搞报刊宣传工作，不久博古和潘汉年又重逢了。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是李立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进了中央政治局，分工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一月，王明有一天对博古说，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帮他主持宣传工作，博古就推荐潘汉年。于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底，潘汉年就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一九三一年是当时处在地下活动的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一年，一月十七日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被叛徒出卖，二月七日英勇牺牲。四月二十七日，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后，返回上海时，在武汉被捕叛变。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知道党的机密极多，清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的住址，所以顾的叛变，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才避免了对党的机构的严重破坏。

可是一波刚平，另一波又起。六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外宿时被人认出，而遭敌人逮捕，在二十四日就叛变了，供出周恩来的住处，幸亏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了，但敌人在全市大搜捕，使周恩来难以长期在上海继续存身了。

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后，决定重新加强特科的工作。博古特别推荐潘汉年，认定他是搞保卫和反间谍的能手。因为在一九二五年无锡筹备开孙中山先生的追悼大会和进行追悼活动中，博古已经亲眼目睹了他负责保卫工作的过细能力。于是在一九三一年七月上旬的一天，博古找潘汉年，谈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博古和王明约定潘汉年为联络员

进入九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已经暴露的人员，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王明也想离开上海，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准备去莫斯科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临走前他作出了三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

第一项是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共六人组成。并确定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随后报共产国际，十月十日获得共产国际批准。这项安排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六个人全是从莫斯科回来的，其中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又都是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在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观点一致的战友。尤其是博古在同李立三路线斗争中，和王明联手，共过患难。因此这个班子是王明完全信得过的班子。它排除了“三朝元老”、“不倒翁”周恩来，这也是王明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特点是这个临时班子不设总书记，只有常委和总负责人，因此王明给自己保留了“总书记”的位置。

第二项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了三条“切记”。第一条“切记”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使临时政治局在上海坚持下去。实在难以坚持，就迁往闽赣苏区，但必须先派人报告共产国际，再迁出上海。同时必须牢牢掌握住中央苏区，把这块根据地建成中央的根据地。第二条“切记”是：尽量不要召开“五中全会”，不要改变四中全会的选举结果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要强调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并批准的会议结果，必须尊重。情况发展到实在非开“五中全会”不可时，也应提前向共产国际报告召开的理由，经共产国际同意后再开。第三条“切记”是：从一九三二年元月一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绝对不准用于对苏区的电讯上。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是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由于当时白区国民党特工多如牛毛，派出去面述的人，不能带信函文件，只能靠脑子记，用口述传达，所以人选特别重要，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过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第三项是要发动群众起来同国民党军警特务斗争，要紧紧依靠上海的工人阶级，保护临时政治局在上海的安全，使临时政治局能在上海扎根。为此王明成立了“江苏省委破坏反革命军队运动委员会”，调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善长于做群众工作的帅孟奇（女）任“破反会”书记。这样内线有陈云、潘汉年的中央特科，外线有帅孟奇的“破反委”，负责临时政治局的安全。

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潘汉年和特科暂留在上海中央分局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四日，左翼文化人丁玲和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潘梓年与潘汉年是同乡，一九三O年前后两人都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常有接触，被捕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丁玲和潘汉年也有过接触。为了防止意外，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李竹声决定让潘汉年撤出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工作。

一九三三年六月中旬，潘汉年到达瑞金。博古十分高兴，留潘汉年同宿，细谈别后上海的情况。当时中央红军在三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土改“查田”运动亦取得了胜利，边贸开展得很活跃，根据地正在发展，军队和地方都很需要干部。正好前几天彭德怀向博古提出要给他配个政治干部，杨尚昆愿意去与彭共事。杨尚昆说：“彭总是条汉子，为人坦荡，与他共事有安全感。”现在潘汉年来了，正好接杨尚昆的工作，让杨去红三军团任政治委员，潘汉年就接任杨尚昆原来的工作，任中宣部中央苏区宣传部长，在中宣部部长张闻天手下工作。

大转移（万里长征）开始前，博古把潘汉年从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岗位上调回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同部队一起转移，为的是使潘汉年能留在身边。

派陈云、潘汉年去共产国际汇报

遵义会议后，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红军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休整时，博古派警卫员去叫潘汉年，警卫员对潘说：“昨天总政委（即周恩来）和总书记说了一下午话，现在总书记精神好了，找你过去谈一谈。”

来到博古住处，博古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全过程。谈得很细，要潘汉年仔细记下，并把周恩来昨天说的话也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并强调：“现在自己决定交权，让位给张闻天，并同意会议的决定，重新起用毛泽东。这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自己作为中央军事上掌握最终决定权的人，难辞其责。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来帮助中央掌握军事行动最终决定权的周恩来行使这个权力，否则‘蒸沙难成饭’。所以我思来想去，也只有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煮粥焚须’了。”

博古说：“交权不仅仅是交三个印章，交几箱文件。最重要的是要向共产国际交代。让共产国际批准张闻天接班，否则即便交了印章，共产国际不承认，这个权还是没有交出去。所以这个工作必须由你来作，也只有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因为我和王明约定的秘密联络员是你，只有你去了，他才会相信这是我的意愿。这两天你准备一下，把我刚才讲的话，反复背诵记牢。为了预防万一，我和周恩来已经商量过了，让陈云同志也去，由周恩来把我昨天说的意见告诉他。但两人要分开走，不管谁先到莫斯科，汇报以你为主，陈去补充。”

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俩人都流泪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张闻天同时把陈云和潘汉年叫去，交待了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和向王明汇报的任务，并提出自己有一个建议，想把党中央机关转移到香港去，请示王明是否可行，如王明同意，就请共产国际执委批准。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日在中央红军转移的同时，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南下经云南、香港转上海，走海上。同年六月陈云出发经四川转上海，走陆路。

八月初，陈云、潘汉年先后到达上海，在上海中央分局的安排下，前后各搭苏联货船，以押运员身份，经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先后去莫斯科。潘汉年是在一九三五年九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

此时，共产国际“七大”已经闭会，王明在“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公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台尔曼等七人的名字一样，受到“暴风雨般的掌声”的欢迎，王明此时此刻受到的殊荣，也是他一生中所达到的最顶峰。

王明听了陈云、潘汉年关于遵义会议及前后情况的详细报告后，对博古主动交权感到很遗憾，对张闻天上台则表示尚能接受。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张闻天为中国共产党临时负责人。

潘汉年、张浩受命回国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王明决定派潘汉年和张浩两人分别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七大”文件和对张闻天的任命。张浩原名林育英，由于不知道中央红军现在何处，陈云建议张浩走陆路，潘汉年走水路往回返。

张浩装扮成蒙古商人，从莫斯科经外蒙古，再穿内蒙古毛乌素沙地西沿的鄂托克旗，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打探中央红军的所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七日，张浩到达陕北定边，找到县委，了解到中央红军已在陕北，说明自己身份后，要求见中央。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瓦窑堡，一见面才知道原来是林育英。张浩把他被党组织从沈阳监狱营救出来后，改名张浩，后被派往莫斯科，以及这次受王明之派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及宣布共产国际对张闻天的任命等，细说了一遍。问及潘汉年是否已到，周说还没有。

其实，这时候潘汉年还没有离开莫斯科，他在卢镜如的陪同下，在共产国际的情报局学习“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白天学习，晚上还要反复强记，不断默写，再烧毁。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已经完全背熟。

一九三六年一月中旬，潘汉年已准备就绪要回国了。这时王明又找他说：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来找我商谈国共合作抗日问题，这可是一件大事情。我和陈云商议，陈云说你是个“谈判高手”，因此我们商定派你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去和邓文仪接触。办完这件事，你再回国。

在一月十七日、二十二日和二月三日，潘汉年同邓文仪进行了三次谈判，确定七月在南京和国民党代表陈果夫继续深谈。为什么蒋介石会提出“国共合作抗日”呢，为什么会在莫斯科开始这个谈判呢。原来苏联政府答应，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支援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蒋介石为了得到钱和武器，就让陈果夫出面与共产党高层联系。

为了使这个接触能继续下去，并取得圆满结果，王明让潘汉年赶紧回国，向张闻天报告谈判情况。王明再三强调：要向张闻天阐明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也是唯一的能够动员全国人民去与帝国主义作神圣的民族革命斗争的策略。要中共中央把与蒋介石商谈“合作抗日”作为首要的中心工作来抓。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经列宁格勒，准备乘希腊客轮绕道香港回国。不料希腊政治情况突然变化，船出海两天后又折回列宁格勒。直到旅游旺季的四月八日，潘汉年才以旅游者的身份，乘坐国际列车，取道巴黎，从马赛乘船到达香港，此时已是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了。到香港后得知中央红军已到陕北，而上海由于李竹声、盛忠亮的叛变，白色恐怖特别严重，进入上海十分危险。

这时距和邓文仪商定的七月会见陈果夫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先回陕北再来南京时间上恐怕来不及了，而且怎样过上海也是个大问题。于是他在香港给陈果夫发信，告诉陈，他已到香港，让陈果夫派人来和他联系。一九三六年七月七日，陈果夫派人在香港《生活日报》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叔安弟：遍访未遇，速到九龙酒店一叙。兄黄毅启”（肖叔安是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谈判时用的化名）。见面后，才知道黄毅是国民党中央委员、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的化名。

有了张冲这张护身符，潘汉年平安到达南京。可是当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得知潘汉年尚未和陕北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便不肯亲自出面，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来和潘汉年谈，要潘先回陕北，将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来南京，然后再和二陈进行正式谈判。并给了潘汉年“特别通行证”。

有了“特别通行证”，潘汉年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一日乘火车到达西安，八月七日顺利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的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在莫斯科的情况，谈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张闻天的任命，以及王明交待的任务。特别是着重汇报了他和邓文仪、张冲、曾养甫谈判的情况。

毛泽东说：潘汉年不可信用

潘汉年去莫斯科到回延安，这一去一回的一年半时间里，中共中央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特别是他比张浩晚到九个月，没有尽快带回国际的指示和密电码，毛泽东对他很不满意。而他更不清楚现在中共中央实际当家掌权的人不是张闻天，也不是周恩来，而是毛泽东。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对潘汉年的回来，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现得比较冷漠，和张浩回到陕北时的热烈欢迎相比，真有天上地下之分。毛和周都没有接见他，只让他住到中央党校宿舍，拨出一窑洞，让他昼夜不停地把新编密电码写出来，交给邓颖超同志。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有关问题，博古也从瓦窑堡前来参加会议。

会议开了三天，专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当时除了国民党驻莫斯科使馆武官邓文仪沟通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打开了潘汉年、张冲、陈立夫这条谈判渠道外，还有另外三条渠道，也正在进行国共谈判的联络。一条是由宋子文出面，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派董健吾牧师来陕北，带来了国民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并带回去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第二条是在陈立夫主持下，由曾养甫出面，委托谌小岑通过翦伯赞、吕振羽的关系，找到中共北方局的周小舟，并由周小舟和曾养甫进行了初步的谈判；第三条是谌小岑还通过左恭的关系和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由张子华往返于陕北和南京之间，几次转达了国共两党有关谈判合作的意见。

因此，政治局会议上，对这四条渠道作了对比分析。博古认为还是潘汉年这条渠道层次高些，应争取和陈果夫、陈立夫直接面谈。

周恩来说：“国民党驻苏大使馆出面联络的这条渠道比较正式，而且王明是让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官方身份，去同国民党政府的驻苏武官邓文仪谈判的，后又因同国民党组织部的张冲、铁道部的曾养甫接触，并与陈果夫也有了间接接触，所以这条渠道比较现实。”

毛泽东说：“这条渠道是好一些，但去谈判的人选要慎重考虑。”

张闻天说：“现在陈果夫要的是我们的条件，我们应该重点放在研究条件上，人选问题放到最后研究。”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周恩来为此和博古沟通人选问题，博古说：“我是重才不重人，用人就不疑人。”

在第三天的会上，周恩来表态说：“人选还是潘汉年比较合适。理由是在中央苏区时，几次谈判，潘汉年都谈得很成功，何况这次谈判是他开的头，谈得也很好，已经有了初步眉目，我们再换人，对谈判本身不利。”

博古支持周恩来的意见。最后毛泽东也同意了。

博古与潘汉年临别前的一次谈话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三日，潘汉年去向博古辞行。

博古语重心长地对潘汉年说：“我派你和陈云去莫斯科后，张、毛、周都焦急地等待回音。你脑子里带密电码，又以谈判代表身份回国，走比较安全的路，晚到一两个月，是无可非议的。张浩也曾说过，再等一个月潘汉年就能到来，结果你比他晚回来九个月。在这九个月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又联系不上，逼得毛泽东又派邓发去莫斯科，汇报一、四方面军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你在向张闻天汇报时，一再说王明交待的任务，要中央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放在第一位。这种说法不准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首先提出来的，不是王明。王明不了解国内情况，在国外指手画脚，想指挥国内，毛泽东对这种做法最反感。中共中央和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之间的关系，以前，临时中央一直把王明看成是上级，认为他既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又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书记处副书记，是共产国际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主要领导人，在国内时就是我们的上级，所以，一有问题就请示他，听从他的指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概念错了。到陕北后毛泽东明确表示：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是受中共中央领导的一个部门，因此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首先取得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央政治局可以根据需要撤换代表团成员。毛派邓发去莫斯科，其中有一件事，就是向季米特洛夫阐明，中共中央有权更换代表团成员，取得季米特洛夫支持。看来王明在苏联的时间也不会很长了。

这次你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等等，一概不要谈到我。现在已经有人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潘汉年很关心博古的处境，博古说：“我现在还可以，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潘汉年的结局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潘汉年首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五四年，发生“高饶事件”。在对饶漱石审查中，发现他有叛党嫌疑，特别在接管上海前夕，批准任用原国民党特务胡均鹤参加公安肃反工作，于是认定饶为国民党在华东的代理人。接着联系到上海市公安局在利用投诚自首人员上有重大问题，逮捕了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从而开始追查负责公安工作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

一九五五年三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简短的开幕词中，对当时的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做出了十分严峻的估计，并表示即将在全国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的决心。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潘汉年找陈毅谈了他在一九四三年被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会见了汪精卫的事情，并说明了后来长时间没有向组织上说明的原因，并把一份自我检讨的材料交给陈毅，请他转呈中央。陈毅安慰他，不要紧张，要相信组织，相信中央。

四月二日，陈毅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了潘汉年交待的事情，并交上潘汉年写的材料。毛阅后，提笔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随后，在当天下午毛又指示：“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这是建国后毛泽东直接制造的第一起“反革命”大冤案。

潘案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立即组织一个小组，在李克农领导下，对潘汉年的政治、历史、历年活动进行全面审查。专案组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全面调查，翻阅了潘汉年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来往电报，及同潘汉年有来往的全部人员的相关档案，审问了有关的在押敌伪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反复核实，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李克农向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报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证：

一、中央一再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

二、潘汉年利用袁殊、胡均鹤、李士群等都有正式报告。

三、是他提供了决策情报，其中包括德国进攻苏联时间的准确情报，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等。

四、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正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主席、周总理所知道的。

但是，这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在当时“左”的思想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并未引起重视。相反，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潘汉年作了“定性”结论。毛说：“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由于毛泽东的“宽容”，潘汉年得以继续活命。一九六三年二月三日出狱，在北京公安局的团河劳动农场，被管制生活。一九六七年三月，谢富治又把他抓回监狱。一九七五年五月送湖南第三劳改农场安置，一九七六年一月宣布结论：“无期徒刑”。

潘汉年在监狱中和劳改农场度过了二十二年后，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带着“无期徒刑”的结论病故。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建议复查此案，重新看到李克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及一些尚健在的老同志的旁证。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作者：高　华

长征作为英雄史诗，在中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是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却少为人知。

什么叫“历史的叙述”？就是随着人们对某一事件的认识的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新的观察视角，对某一历史事件反复进行追忆、回味、体会，发现，挖掘新的史实，再以不同的表达方式为载体，对之进行新的描绘和解释，使有关这一史实的叙述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长征的叙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解释体系中占据了特别重要的地位，其作用之巨大和影响之广泛，尤如“英雄创世纪”，如果没有“长征”这一段，不仅是难以想象的，而且有关中国共产革命的叙述就褪色许多。“长征”成为一个骨架和桥梁，把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两个历史阶段：瑞金时期和延安时期连结了起来，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号召回忆长征的最初目的

早在30年代，长征就已中外闻名，苏联和共产国际知道它，宣传它，英美世界也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名《西行漫记》）一书的广为流行，对之也很熟悉。1950年1月，出访莫斯科的毛泽东特别指示，对外发布任命张闻天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新华社稿件，需标出张闻天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闻名天下，和它的成功有极大关系。当时，还有一个由巴西共产党领袖普列士得斯参与领导的巴西农民的长征，也很有名，但他没有成功，巴西共产党没有开创出新局面，以后更没有夺得全国政权，人们就忘记了它。红军到达陕北后，困难重重，外有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内部财力物力又极为短缺，陕北地瘠民贫，很难养活几万人军队和干部，到了1936年的前几个月，情况更加艰难，所幸共产国际来了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迅速调整政策，经过红军东征、西征和建立与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才缓解了陕北苏区的危机，打开了新局面，一年后中共取得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共的力量得到大发展，“长征”就此天下闻名。

现在人们知道，中央红军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败而被迫转移的，最初的目标是和红二、六军团会合，以后毛在批判王明路线时称之为：从冒险主义，保守主义，到逃跑主义，也就是说最初没有“长征”的计划，也没有“长征”这个词语。而国民党从三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将中共的长征诬称为“西窜”。

一直到1935年夏，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才出现“西征”这个词，这还是红四方面军先用的。与此同时，陈云到达莫斯科，写了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也用了“西征”这个词，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创办的刊物，传到了中国。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5年12月，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用“长征”一词，他说：“长征是宣传队，是宣言书，是播种机，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从此，“长证”一词进入史册,也应了毛的一句名言：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1936年下半年，毛就开始号召写红军长征的回忆，直接起因是很现实的，就是争取外国人对红军的物质援助。本来，在长征结束后，党的领导人就有计划，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征集有关个人日记等，但因1936年上半年东征等军事紧张，此议就被耽搁下来。到了下半年，全国的形势有新的发展，两广发起反蒋运动，周恩来等对张学良的统战已见成效，陕北的局面出现转机，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在上海中共地下组织和宋庆龄的联络和安排下前来陕北采访，这是一个向外宣传红军和争取外部援助的极好机会，这样，征集长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向参加长征的同志发起征稿：“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经三个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时已到达陕北，她和另一个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参加过长征的成仿吾，一起参加了文稿的编辑工作，而全部工作则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最后由徐梦秋统稿，并撰写《关于编辑的经过》，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题写书名，共收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是为《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的许多素材皆取之于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苏区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国内著名的时政文化杂志《逸经》上发表的《红军两万五千里西引记》，成为在国统区发表的第一篇介绍红军长征的文章，其内容也是取之于这份书稿。

徐梦秋这个人

说起《红军长征记》这部最早的有关红军长征的历史记录文本，就不能不说到它的总编辑徐梦秋，他就是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多次提到的那个“红色历史学家”，可是他却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徐梦秋是安徽人，于1923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被派往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进入江西苏区，曾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和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徐梦秋在长征过雪山时冻坏双腿，到延安后锯掉，这在参加长征的领导同志中，特别是文职领导同志中是唯一的。众所周知，年近六旬的徐特立和五十多岁的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四老”，也没有一个不是安全到达陕北（“五老”中的另一老吴玉章当时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没有参加长征）。所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对徐梦秋特别疼惜，很快就安排送其去苏联治腿。

徐梦秋的妻子李玉南，是四方面军的红军干部，1937年，组织上安排李玉南和徐梦秋结婚，之前，两人互不认识。李玉南初不愿意，后组织上对其进行劝说，要李玉南“为革命做更大贡献”，才和徐梦秋结了婚，并随丈夫一同去了新疆。徐梦秋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听闻苏联正在进行大肃反，不少中国同志也被害，曾一度打消去苏联医腿的念头，留在了新疆，化名“孟一鸣”，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代厅长及新疆学院院长，和陈潭秋、毛泽民等一同工作。

1941年4月，李玉南陪同徐梦秋去苏联安装假肢。后苏联方面因其伤重，又将其送往德国准备安装假肢，行至边境时苏德战争爆发，1941年冬天，徐梦秋全家辗转经哈萨克回国后滞留在迪化，1942年，盛世才反共，徐梦秋被捕，毛指示要重点营救徐，但徐已投降盛世才。

建国初，徐梦秋在重庆向政府自首，即被长期关押，政府给了李玉南一笔钱，让她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四川通江老家。李玉南同徐梦秋离婚，她告诉孩子们“父亲是个坏人，要跟他划清界限”。李玉南从此一直单身，其子徐维陶虽然成绩优秀，但因其父的历史问题“不能升入高中”，“文革”中，全家几次躲进山里，也不知道徐梦秋是何时去世的。李玉南说过一句话：“长征是自由的，从此就不自由了。”

最真实的长征记忆

《红军长征记》整理完毕后，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为“党内参考资料”，由总政治部付印，并要求“接到本书的同志妥为保存，不得转借他人，不准再行翻印。”

这本长征的回忆文本的文献价值最高，因为它最真实，最质朴，是讫今为止，所有有关长征回忆的最初形态，它的主题是革命的英雄主义，没有反映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

通常回忆录都有一个缺陷，这就是写作时因年代久远，事主对当年发生的事件等已记忆模糊，但是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就在长征刚结束不久的1936年，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又大多是年轻人，对刚过去的事记忆犹新。主编徐梦秋也是长征的亲历者，完整经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协助他编辑的成仿吾也是长征亲历者，他们的编辑工作基本上是在文字技术性方面，就是删除重复，文字精炼等。更为重要的是，这本回忆录的作者在写作时，思想上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不似后来的各种叙述已受到各种有形无形的写作要求的影响。

这样的叙述和编辑方针，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确的。

1，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确实是长征的灵魂；

2，“路线斗争”和党内斗争也是事实，但是这本书的作者在长征中或他们写作的1936年，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离核心层较远，而这方面的内容又被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大多数红军干部并不了解详情；

3，最重要的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写作：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少奇、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罗迈（李维汉）、聂荣臻、罗荣桓、杨尚昆、邓小平、邓颖超等；他们才是党内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参加者和目击者，但他们知道“内外有别”，不会在共产党的处境还很艰难的时候，把这方面内容向外界（国统区和外国）去展示，即如毛在1936年和斯诺谈话时，也没有去展现他和博古、张国焘等的分歧，而是尽量表达党和军队的团结一致。

红军长征除了中央红军，还有二、四方面军的长征，以及红二十五军的长征，

为什么在很长的时期里，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红军的长征，而对其它红军长征的历史却很少了解呢？

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中央、中央军委是和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在战时状态下，是几块牌子，一个“单位”，中央红军的领袖就是党的领袖，上有共产国际的承认，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员，是中国革命的司令部，所谓“正宗”和“名正言顺”，加之红一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较多，留俄生也多，写史或写传，就很自然以红一方面军为中心了。

其次，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在徐向前等的指挥下，取得过许多重大战绩，但其将士多为不识字或识字少的贫苦农民出身，由于张国焘长期在鄂豫皖和川陕苏区厉行极左的歧视知识分子的政策，识字者常是极左肃反的对象，故而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很少，识字不多的一般红军干部更难在短期内写出有关四方面军长征的回忆文本。

更重要的是，张国焘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面批判，其间一度出现扩大化的倾向，波及和伤害了许多原四方面军的干部，加之红西路军的失败，使得原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一时也没有心绪来写自己的长征经历。随之，有关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结论，成为认识和评价这些事件的有着巨大约束性的前提和标准，这样，为了维护党和军队的高度团结和统一，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全貌和更复杂、更细致的长征历程，也就无从叙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叙述就以红一方面军为主体了，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长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中外报章都有报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就是从日本新闻社的报道才获知红军突围消息的。

这个时候国人对中共和红军的认识受到国民党或国内中产阶级报章的很大的影响，国民党方面曾组织新闻界人士去江西“共区”参观，《大公报》等一些报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记者单独前往采访，国民党军队的长年军事围剿，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极左经济和社会政策造成苏区百业凋零，人民生活艰难，在1934-1937年间，《大公报》、《逸经》杂志等对此都有报道，使得国内中产阶级和知识界对中共和红军畏之如虎。

这样，对国统区的民众宣传红军长征就得面对这个现实，直接歌颂之，必定受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而不能通过，只能转换角度，以旁观者的视角，向国人介绍长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陈云，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发表一篇《随军西行见闻录》长文，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细致叙述了中共和红军的政治纲领，以及红军长征至四川阶段大量生动的事例，文中以“赤军”和“南京军”分别指代“红军”和“白匪军”，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和《救国时报》一样，再通过巴黎-上海的海路，流传到国内，成为最早向世界和国内介绍和宣传长征的重要文献。而董健吾为了适应国统区的言论环境，甚至借用了国民党诬称长征的“西窜”一词，却丝毫没有减低他那篇文章的重要价值。

这是中共和红军自己对长征的叙述，这在当时，外界是不知道内情的，没多久，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变，国共在抗日的旗帜下，再度合作，国人通过《西行漫记》和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关长征的史实。

抗战初期，大批左翼青年到达延安，许多是被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吸引而来的，参加过长征的人，除了“红小鬼”，都被这些后来者尊称为“老干部”，不少在白区坐过国民党监狱，正接受组织审查的同志，更对自己缺少这一段长征经历深感遗憾，从此，参加长征的同志有了很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而在这之前，到达陕北的同志彼此都是参加过长征的，没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长征的英雄事例也开始作为训练干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关长征的叙述越来越丰富。

被删去的长征日记

以后的有关长征的叙述就如历史学家顾颉刚所说是“层累的堆积”。

随着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面胜利，建国后，党和政府从政治的高度开始了对红军长征事例广泛的宣传，通过建立红军纪念碑，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戏剧，电影（《万水千山》），歌曲，舞蹈，美术，年画，宣传画，连环画，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学教科书，使全国人民对长征史都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并深入人心，那就是：红军战士为革命，为抗日，冲破敌人封锁线，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翻越夹金山，穿过六盘山，突破腊子口，奠基直罗镇，胜利会师在陕北，奔向抗日最前线。笔者至今还记得小学时读过的两篇课文：陆定一的《老山界》和吴华夺少将的《我跟父亲当红军》。

可是徐梦秋主编的《红军长征记》却长期没有公开出版。1954年中宣部党史资料室将此书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在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上分三期发表，仍然作为党内参考资料。这一次的刊印，对1942年版的错字做了校订，并在“文字上略作修改”，其最重要的变化是是删除了何涤宙《遵义日记》、李月波《我失联络》、莫休《一天》等5篇。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选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没有收入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

1954年被删去的几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着50年代宣传工作者的思维逻辑，竟发现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干部的某些叙述和已成典范的叙述程式有不吻合之处！

在人们的认知、记忆和印象中，参加长征的同志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树皮，而遵义会议则是决定红军和革命前途命运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可是何涤宙的《遵义日记》，却写了干部团（红军大学）的几个红军干部在1935年初红军进入遵义城后的十天里，经常去饭店点菜吃饭，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鸡的质量越做越差，作者还利用空闲时间，把组织分配的打土豪获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缝店改做皮衣，被贪小利的裁缝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气，反而对遵义会议没一字的描写。

可是这能成为删去这篇文章的理由吗？红军长征艰苦卓绝是事实，特别是过草地的那一段，红军战士牺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区，也是红军粮食极度短缺的最艰苦的阶段，但是长征途中，红军大部分时间是行进在汉区，一路革命宣传，发动群众，一路打土豪，补充给养，过贵州，畅饮茅台酒，进云南，大啖宣威火腿，时时有胜利的喜悦。当年的红军将士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全身充满活力，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有记载说：“离敌人很近，或穿过堡垒线，则夜行军很肃静，不准点火把，不准照电筒，不准抽烟，不准谈话。无敌情顾虑，则大扯乱谈，甚至可以并肩而行，有时整连整队半夜高歌，声彻云霄。在总政治部行列中，潘汉年、贾拓夫、邓小平、陆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志竟然扯出个股份制的‘牛皮公司’，专事经营古今中外的笑谈美谈和奇闻逸事。”

何涤宙的《遵义日记》详细写到他在遵义的十天，既有去学校进行革命宣传，又写到红军干部和遵义学生打篮球比赛，跳舞联欢，处处真实可信。遵义是贵州省第二大城，也是红军长征中占领的惟一的中等城市，为了给遵义人民留下美好的印象，张闻天特别要求红军战士和干部在进城前要穿上鞋子。何涤宙的文章虽然没一字提到遵义会议，却是十分自然的，因为作为一般的红军干部，在当时完全不知中央上层的分歧和斗争，要深刻理解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还得在这之后。这就是1936年写回忆录的红军干部的认识，也是我们今天的认识，可是在50年代，人们对长征的认知已逐渐程式化，删去何涤宙的《遵义日记》，似乎也顺理成章。

长征叙述的转变

195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大型系列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开始出版，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长征回忆，写作者包括原一、四、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各个方面的老同志，基本格调是多侧面反映长征的历程，突出红军将士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战胜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

从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对长征的叙述逐渐从宣传红军的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卓绝的精神，向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颂扬领袖的丰功伟绩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向转移。1959年，刘伯承元帅发表《回顾长征》一文，成为建国后领导同志撰写的第一篇有关长征回忆的重量级文章。到了60年代初，特别是在1963年之后，对长征的叙述在继续过去的主题的同时，更加突出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强调毛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和党内错误路线对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

在文革十年，长征叙述完全被纳入到“两条路线斗争”的框架，并演变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鼓吹个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现了伪造历史的毛和林彪并列在遵义会议的油画。

文革后“拨乱反正”，对长征的叙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1979年12月，斯诺的《西行漫记》于建国后第一次在国内公开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领导同志支持，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的《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也正式出版，广为发行。这两个美国人一前一后写的这两本有关长征的名著，提供了红军长征史的丰富细节和场景感。

以1981年12月问世的《彭德怀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帅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为代表，一大批老同志出版了他们的个人回忆录，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长征的真貌，把过去受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而被遮蔽的历史真相揭示了出来，而有关张闻天等老革命家的历史文献的出版及相关研究，又丰富了有关长征历史的叙述。

例如：过去说中央红军“仓促转移”是不完全准确的。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的门户广昌失陷后，转移已成惟一出路，6月25日，共产国际来电同意转移，随即成立了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着手物资准备，猛烈扩红和加紧训练干部，1934年9月29日，张闻天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文章，已就战略转移一事，向中央苏区的干部吹风。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南线出发，因周恩来，朱德、潘汉年、何长工等和广东军阀陈济棠谈判成功，彼此商定“互相借道”，对方让出一条四十华里的通道，即第一道封锁线，还有意留下一批弹药和军衣给红军，对这个当时的最高机密，一般基层指战员并不知晓（在过第一道封锁线时，粤军有部分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曾和红军发生过激战）。中央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都没有打大仗,从而保存了实力，只是到了1934年11月28日——12月1日，红军强渡湘江才遭到重大伤亡，长征出发时的8万6千人只剩下3万余人，还有许多新兵和挑夫逃跑，但是主力部队全都过江了。

又如，过去因受张国焘错误的牵联，对四方面军长征中的战绩很少提及，八十年代后，出版了许多有关四方面军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面军和西路军同志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在1938年春被秘密处决于迪化的原四方面军高级干部李特、黄超，在90年代也得到了平反。

40年代后，在长征的叙述中，正面代表只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遵义会议后的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则完全不见踪影；在文革初期，正确路线由毛和林彪为代表；“九一三事件”后，只剩下毛一人；文革后恢复了历史原貌，在毛之外，又补上了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对错误路线的代表：博古、李德、张国焘等，在90年代后期也给予了非脸谱化的描绘，肯定了博古等对革命的忠诚。

长征成为重大的精神资产

革命理想主义及党和军队的高度统一，保证了长征的胜利。1935年9月12日，毛在俄界会议上说：只要保持数百干部，几千战士，这就是很大的胜利。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只剩两千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干部战士讲话时流下了眼泪，此时由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整编的陕甘支队只有14000人，而到达吴起镇时只剩下7200人。陕甘支队到长征后期，没打什么大仗，逃兵较多，因为前三个月在川西北的藏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见不到人”，“没有土豪打”，一路扩红进来的新兵，实在吃不了那份苦，到达汉区后，不少人不辞而别，有的人转回老家，还有一些人就留下给老百姓做了上门女婿，而从江西走过来的红军几乎没有当逃兵的，一路长征过来，更没有听说过哗变的事的发生。

长征从此成了"合法性"主要来源之一，成为中共重大的精神资产，长征结束后，毛发话，凡不是党员者，一律入党。抗战爆发后,老红军成为革命的种子，是党和军队的精华，在他们的带动下，中共力量大发展。长征干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国后党政军领导干部的主要来源，受到党和国家的特别爱护，参加过长征被打成右派的，只有冯雪峰等极个别文职干部。建国后党和政府在生活待遇方面对长征干部也有较多的照顾，都得到群众的充分理解。文革期间，许多群众对王洪文不满，就是因为他没吃过苦，是坐“直升机”上去的。1969年4月，毛在中共九大上还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是吃过苦的，和当时在国外的王明是不一样的。

参加过长征，以后脱离中共，投降国民党的只有张国焘等少数几个人，原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何畏，出身贫苦，因对批判张国焘不满，脱离了革命队伍，投奔张国焘，以后又离开张氏，通过自学成为金陵大学农经系讲师，1949年解放军渡江前夕，何畏夫妇在镇江长江边投水而亡。原一方面军干部郭潜，又名郭华伦、陈然，抗战期间曾担任中共南方工委重要的领导职务，1942年被捕叛变，成为国民党特工，1949年跟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后为台湾国民党军情局副局长。原红一方面军干部蔡孝乾(蔡乾)，1949-1950年任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也成为台湾军情局高级特务。蔡孝乾于1970年12月在台湾还出版了一本有关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经历的回忆录，剔除这本书中的国民党的“套话”，对红军长征的叙述还是较为客观的，许多资料也是取自于《红军长征记》。

还有一些人，他们不是共产党和红军，因特殊情况，和长征中的红军结下一段关系。在长征中曾被红六军团在贵州抓获的瑞士传教士薄复礼，跟随红军长征队伍中走了18个月，以后被释放回到他的出身地英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着是前所未闻的。他们的热情是真城的，令人惊奇的。他们相信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们正年青，为了他们的事业正英勇奋斗，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激情。萧克将军在给其回忆录的中文本写的序中说:“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令人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薄复礼的对长征的记载，也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有关长征的叙述。

最后，《红军长征记》在今年以《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的书名，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1954年删去的何涤宙《遵义日记》等5篇已全部补上，从这本珍贵的历史记录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年一群怀抱着理想和热情的青年人，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征程中，所经历的既有希望和欢乐，也有悲伤和痛苦的战斗生活，在经过七十年后，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原点，从那儿去体会一个真实和感人的长征。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贺龙愤怒制止冀中“肃托”　作者：李金明

一、“肃托”在冀中大面积展开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开始“肃托”运动。在此问题上，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的康生起了很坏的作用。他推波助澜，惟恐“漏”过一个坏人，使运动不断扩大化。

中央的文件传达到冀中后，因当时冀中情况较混乱，抗日武装多头管辖，党组织也不健全，因此文件精神无法贯彻，传达贯彻受到了限制。

1938年4月21日，冀中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冀中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会议代表500多人，代表着全区8000多名党员。会议整整开了12天，5月2日结束。大会分析了冀中地区斗争形势，总结了建军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大会选举黄敬、鲁贲、孟庆山、吕正操、张君、周小舟、孙志远等为冀中区委委员，黄敬为书记，鲁贲为副书记。

为解决抗日武装中党的领导力量薄弱，人民自卫军（以原东北军吕正操691团起义部队为主组建）和河北游击军（以红军团长孟庆山与冀中当地党组织组建）互相猜疑、互相摩擦，干部中本位主义严重及军阀主义、农民习气等问题，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冀中河北游击军和人民自卫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和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领导机关兼。吕正操任司令，孟庆山任副司令，李英武任司令部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正任供给部部长。纵队下辖4个支队（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辖4个团。安平的回民干部教导队开赴河间，与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教导队合编成“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

随着冀中党代会的召开和冀中抗日武装进行改编，党组织也逐步健全起来，这就有了贯彻“肃托”文件的条件。为了落实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除奸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边区公安总局对于“肃托”下了很大力量。对于一些领导干部来说，这是轻车熟路。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就抓过“右派”、“AB团”，湘鄂西根据地肃过“改组派”，鄂豫皖杀过“第三党”、“AB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错杀了多少革命同志。

8月，为使“肃托”工作深入发展，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派“肃托”工作小组到冀中进行监督检查。

原第9分区国防剧社女生队队长黄克、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的爱人后来谈起“肃托”时，仍毛骨悚然。她讲了自己18岁时亲身经历的事情。

“肃托”开始，先是学习讨论，认识“‘托派’比日寇还危险”。然后就是互相揭发，看看谁有“托派”言论。再下一步就是把有“托派”言论的人抓起来，用吊打、不让睡觉等方式逼、供、信，必须使“托派”供出一个同伙方可罢休。国防剧社有个姓王的北平知识分子，带一副度数很高的眼镜，写活报剧、写歌词，还能拉小提琴、说快板。他很爱与人开玩笑，不管是领导还是一般同志。大家都叫他“王瞎子”。“肃托”开始，剧社反复讨论，找不着“托派”，就拿他去凑数。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写的歌词里有一句话“大干、傻干加巧干”。“傻干”是什么意思？就是诬蔑八路军。

几天后开公审大会，同时公审的还有一个连队胖司务长。这个司务长人缘不太好，可能是贪污了几个面袋。开公审会中，主持人要大家提处理意见，有人说：“让他去当马夫”，有人说：“让他加倍赔钱”，也有人说：“砍头”。关键时刻，不知他嘟囔了一句什么，一下子惹恼了大家。表决砍头时，“哗啦”举起不少手臂，一数，超过了半数，通过！然后押到河堤上去执行。

国防剧社的“王瞎子”也被押上去执行。开始时胖司务长还叫喊：“我冤枉、我冤枉！我不拿面袋，我家8口人没裤子穿啊！唐河战斗，我光着脚，把全连1000多块大洋背回来……”后来见喊叫没用了，拿大刀的战士走来，他就开始憋足了气，红着脸练气功。看着的人们不知谁小声说：“完了！完了！”

“嚓、嚓”大刀一挥，两颗人头滚下河堤，“王瞎子”的眼镜跌到远处的草地上，沾满了血。

这时，被定成“托派”的，一是爱给领导提意见、讲怪话的；二是有军阀习气、游击习气和其它毛病的；三是相互之间有意见，借机泄私愤的。

首当其冲的是原河北游击军的干部、战士。这些人大都是冀中的农民，文化水平低，自由散漫惯了，当兵后毛病一时难以改掉，再加上说话随便，爱乱议论，在人人过关、相互揭发的“肃托”运动中，你说我，我说你，很容易“肃”出大批“托派”来。再加上地主坏分子趁机搅混水，运动越搞越乱。

较有代表性的是被搞成“托派”的河北游击军第2师师长段士增、参谋长兼政治主任杨万林、团长崔树凯3人。这3个人都是参加过1932年中共领导的“高蠡暴动”的老党员，暴动失败后，仍坚持革命活动。“七七”事变后，中共保东特委指示发展抗日队伍，根据当时“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原则，动员出各村地主的枪支，武装了抗日队伍，同时部队驻防到哪个村，就由哪个村的地主出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引起各村反动地主对第2师的仇恨。1937年底，他们联名告到人民自卫军司令部，诬蔑第2师抢劫，幸有保东特委翟家骏在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工作，使该阴谋未得逞。1938年5月份，已有很多地主子弟混入部队，借“肃托”机会，用联名“控告信”做借口，告到冀中军区。

冀中军区领导几次开会，研究段士增和河北游击军第2师的问题，有的上级监察组的领导提出：“段士增他们弄开粮店，抢粮食，是土匪行为，是典型的‘托派’应该处决！……”

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极力反对，他说：部队成立初期，要打仗、要行军，紧急情况下，从地主的粮店借些粮食是正常的，不能说是土匪行为。他们几个人是老党员，在发展抗日队伍中有贡献。错误可以批评，不能处决。

有人说：这不是有联名告状信吗！说他家盖起了小楼。国难时期，他借筹备给养发财，应该严惩。

孟庆山说，告状信说他家盖了小楼，那也得调查核实啊！

会议开了几次，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

冀中第一次党代会后，部队进行整编，命令第2师到河间集中，该师拖延了几天。这样，“新罪”、“旧罪”一齐算，将其定为“托派”。5月中旬，第2师4000余人在段士增、杨万林带领下，开到河间接受整编，冀中某主要领导给孟庆山打来电话，命令立刻将段士增等3人抓起来，孟庆山虽经解释，但仍解释不通，无奈之际只得将其抓捕。

随着“肃托”运动的发展，情况越发严重，有关领导几次来电话，命令孟庆山将段士增、杨万林、崔树凯3人处决。孟庆山在电话里苦口解释，说：“这3人都是部队的好干部，虽然有错误，但实在不应枪毙。”

1938年5月24日，孟庆山随第9分区机关转移到高阳县莘桥镇，夜里，孟庆山翻来覆去睡不着。为了防止敌情，他有枕着电话睡觉的习惯，这晚电话照例放在耳边，当时线路较差，电话串了线，孟庆山听到某领导和另外一个人讲话：如果他再不处决段士增他们，就连他一块处决……

孟庆山出了一身冷汗，一轱辘坐起来，脑子里激烈斗争好久，他经历过苏区的“肃托”，知道抵制“肃托”的危险下场。最后，他一咬牙站起，走出门外，喊警卫连：“把那几个‘托派’提出去，处决！”

这几天已处决好几批了，警卫连长闻令没说话，带几个人到后院将段士增、杨万林从看守室带出来。段士增二人见半夜将自己押出，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事。走到前院，见孟庆山和几个随从人员站在月光下，段士增走到孟庆山面前，问：“老孟，这是干什么？”

孟庆山往前走了一步，眼睛有些湿润：“老段，上级几次来命令，让执行你们，不执行不行了……”

段士增昂着头：“上级党就不调查一下，他们说俺们家盖起了小洋楼，他们就不兴去看看？俺娘还在家住着，那炕上的席子都是半边的，被子烂的提不起来。”

孟庆山低了低头：“老段，别说了！你们去了……家里的事……我们照顾。”说完，向警卫连长挥挥手。

杨万林在边上平静地说：“（高蠡）暴动失败，没死在国民党手里，现在反动地主窃取了司法领导权，只好做了光荣的牺牲吧。”

段士增被押解着向外走去，仰天长叹：“这共产党真是大白天见了鬼了，放着敌人不杀，杀自己人！”

在冀中“肃托”过程中，河北游击军的一些干部、战士被杀害，如河北游击军政治部主任侯平，第8路军总指挥刘可忠，第5路军副总指挥张静明。人民自卫军的一些干部、战士也难幸免。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晓初也被定为“托派”，押解到晋察冀军区处决。他这个“托派”又涉及到200多人。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冀中军区供给部长熊大正等人，“肃托”搞得人人自危。

二、“肃托”遭到抵制，贺龙喝令“急刹车”

冀中的“肃托”，还是受到了很多正直干部的抵制。1938年8月初，原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政委王平到冀中军区当政委，当天晚上，政治部的同志送来一批罪犯名单，说是明天要处决一批人，请他来签字。王平看了看，一共28个，据说都是“托派”汉奸。王平说：“我刚来，还不了解情况，怎么能随便批准处决人呢？”

政治部的同志说，说好明天要处决的，布告都贴出去了。

王平说：“那明天就暂不杀。”

晚上，王平决定提审犯人，没想到，第一个竟然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问了被抓的原因，才知道是因为小偷小摸。后来又审查了“犯人”，没有一个和“托派”“汉奸”对上号的。最后，这28人全免除了死刑。

1938年11月起，敌人出动大量兵力向冀中围攻，冀中部队的整编还没有结束，战士们普遍缺乏作战经验，又受着“肃托”的严重干扰，形势就显得严重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命令第120师冲破几道封锁线进入冀中，帮助巩固根据地。为统一领导冀中的斗争，党中央和北方分局决定，由第120师、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的领导同志贺龙、吕正操、孟庆山等组成军政委员会，贺龙任书记。贺龙实际上就成了冀中的“一把手。”

1939年1月，第120师主力5000余人从晋西和大青山分两路来到冀中。第120师是以红2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为基础改编的，红军老战士占了很大比例，战斗力非常强，师首长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都是我军著名战将。

1月25日，冀中军区领导吕正操、孟庆山等人在河间县惠伯口村迎来了第120师领导机关。吕正操、孟庆山敬礼后与贺龙握手，贺龙用力握住他们的手，风趣地说：你们冀中搞得不错啊，冀中的人口比陕甘宁还多两倍呢！

孟庆山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来冀中啊！他说的是心里话。在延安时，他就认识了贺龙，知道贺龙对党忠诚、为人耿直，在中央领导层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贺龙来冀中，会使冀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因为都是红军干部，孟庆山几次与贺龙谈话，如实地汇报了冀中的问题，包括“肃托”问题。贺龙听着、听着，眉头皱起来。

原是东北军团长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见到贺龙，贺龙诚挚地和他谈了话。吕正操心里也踏实了许多。第120师临来前，晋察冀军区曾给冀中军区政委王平发电报，（王平有一部电台直接与晋察冀军区联系，一些重要机密问题都通过这部电台收发。）尔后，晋察冀军区又发报给冀中军区。吕正操在司令部也收到电报，他对第120师来冀中发生了一点错觉，凌晨两三点钟来找王平，开门见山地说：“我有个建议，贺龙师长来了，让他当冀中军区司令员。我是东北人，可以带支小部队去冀东，打回老家去。”经王平解释，才消除了误会。

冀中“肃托”问题，引起了贺龙极大关注，对于肃反扩大化，贺龙是深恶痛绝的，抗日战争前，他和战友们创建的湘鄂西苏区，就因为肃反，从创始人到营、团干部，几乎被全部杀光。好端端的根据地被断送，红军队伍被迫挥泪远走他乡，成为天涯孤旅。

到冀中后，有一天，贺龙在党政干部的陪同下到一个村子，远远看见一群人被押着向村外走去。押解犯人的干部看见远处来了首长，赶紧催着犯人走。

犯人们也看出远处来的是首长，不知谁大声喊起来：“冤枉啊！我们冤枉……”

身披呢子军大衣、威风凛凛的贺龙听到了喊声，手中的拐棍扬了一下：“你们站住！”

押解干部不得已，命令犯人队伍站住。

贺龙走过去，问道：“这是干什么？”

押解干部赶忙走过来，笑着解释：“首长，这些是‘托派’，押出去处决。”

几个犯人异口同声地说：“我们冤枉，我们不是‘托派’，都是革命同志……”

贺龙问一个犯人：“你干什么了？”

“我给红军干部提意见，说他们从剧社里找媳妇，是‘拉女配’……”

贺龙皱皱眉头，用拐棍指指另一个犯人：“你？……”

那个犯人显然是个知识分子：“我给战士们讲果戈里的《钦差大臣》，他们说我是攻击党，就定我个‘托派’……”

贺龙拿拐棍往地上狠狠一戳：“胡闹！肃反扩大化怎么又搞到冀中来了？马上给我停止。”

在冀中军政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上，贺龙再次提出，立即停止“肃托”，全力对付日军的“围攻”。他用这个借口，策略地停止“肃托”。

他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很快，监督“肃托”的工作组灰溜溜地撤走了，为“肃托”成立的临时机构撤销了，冀中的“肃托”在贺龙的干预下来了个“急刹车”，这个“急刹车”挽救了许许多多革命同志的性命。

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建国后，段士增的儿子拿着请求为父亲冤案平反的材料，找到河北军区副司令员孟庆山，请孟庆山为冤案作证明。孟庆山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他留下的材料转到有关部门。

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孟庆山曾想为这些冤案昭雪，他流着泪为杨万林的儿子写了证明材料，承认了自己应承担的责任。1959年，他去北京看望已经担任中央部长的黄敬，见到了到北京上访的杨万林的儿子。黄敬把杨万林的儿子送出门，回来后对孟庆山夫妇说：段士增、杨万林应该平反，这是一个冤案。

建国后，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孟庆山是河北省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还担任河北省体委副主任兼国防体委副主任，因工作关系，他多次与贺龙元帅接触，贺龙也十分珍视他与孟庆山在冀中时期结下的战斗友情。孟庆山去北京看望贺龙元帅时，两人促膝长谈，元帅深情地谈到，第120师在冀中转战半年多，扩军5000多人，冀中人民和冀中军区给予第120师很大帮助。孟庆山则谈到，120师平息叛乱的独立第二支队，齐会战斗重创日军“扫荡”队伍，稳定了冀中形势。谈着谈着，孟庆山谈到冀中“肃托”问题，元帅默默无语，屋里一阵寂静。要解决历史上的这些重大问题，是贺龙元帅力所不能及的。

党中央也在反思，历史上的很多事情，终于用血的教训弄明白了。1979年9月，在共产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结束政治运动，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事实证明，政治运动发动容易，把握难。时常一搞就过火，经常会伤害好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段士增儿子的一份要求为父亲平反的材料，辗转到了我手里，我也曾经为他们上转材料，并给他们出主意。

冀中在“肃托”中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到1983年后，都陆续平反，有的还建起了纪念碑。如段士增、杨万林等冤案平反后，河北省高阳县为他们立碑，以志纪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0期 林炎志谈父亲林枫　作者：刘仰东

1945年6月，中共七大闭幕，由44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关向应和林枫两人为东北籍中央委员。关向应是大连金县人，林枫的家乡则远在位于黑龙江省腹地的望奎县。林枫的当选，在颇具代表性和特殊性的表象背后，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来自并不得风气之先的边远地区的共产党员，在近二十年革命生涯中对党的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建国后，林枫曾任东北局第一副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今年正值建党八十五周年，也逢林枫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七一”前夕的一个下午，林枫之子、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在北京吉林大厦向笔者追溯了父亲一生中的若干片段，从中可见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的政治智慧、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领导“一二·九”运动

林枫于1927年3月经范文澜介绍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八年后，“一二·九”运动爆发，他被中共河北省委任命为北平市委书记，直接领导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林炎志告诉笔者，母亲郭明秋（中共党员）当时是北平学联主席，经常冲在前阵，父亲则作为市委书记，运筹帷幄，此前两人并不认识。尽管在“一二·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不乏中共党员，“学联”中也建立了党的组织，但当时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的领导层对这场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模棱两可者有之，不赞同甚而反对者也有之。林炎志说，父亲的态度很鲜明，积极支持“一二·九”运动，明确提出党应当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市委书记，他通过与“学联”领导核心成员彭涛、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的直接联系，及时把握运动方向，使这场运动产生了具有全国意义的深远的历史影响。当时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后来回忆说：

从1935年12月中旬起，到1936年3月中下旬，我在林枫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我们的联系是密切的，每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有时见两次面。我把工作中了解的情况和遇见的问题详细向他汇报，每一次他都充分地听取我的反映，征求我的意见，然后将他的意见提出来同我讨论，取得一致。

1935年12月下旬，林枫代表北平市委和黄敬、彭涛等人商定，成立南下扩大宣传团，组织学生到农村去“唤起民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宣传团于1936年元旦过后成行，虽然前后不过十来天，只到了保定周边的几个地方，但意义却非同寻常。林炎志说，当年在北平念书的大中学生，多非劳动家庭出身，平时很少接触工农群众，更缺乏对底层生活状况的切身体验。母亲郭明秋曾回忆说，不少女学生是穿着旗袍和高跟鞋下乡的，起初叫苦连天，但艰苦的乡村生活最终教育了他们，触及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位参加宣传团的同学写信给上海《大众生活》主编邹韬奋说：“十二天的农村生活，精神上的热火压灭了一切冻和饿的进攻，我们得到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增加了不少的知识，这知识是我们在教室里和书本上所永远找不到的。回来的人都说：‘我们十二天的收获，比读一年的书强的多。’”这实际上意味着，林枫和北平市委领导北平学联，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引向一条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刘少奇也曾指出：“‘一二·九’运动中的革命学生所走过的这种道路，是一个模范。一二·九时代的革命青年学生（特别是北平学生），已经指出了一条道路——到乡村去，到革命的武装部队中去和人民特别是农民结合起来……这是一切革命青年学生在民族危险中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不久，林枫就向北平市委提出，北平学联拥有两万多学生，不组织一个核心力量，群众运动是不能持久的。1936年1月下旬，南下宣传团全部返回北平后，林枫又与姚依林、黄敬在骑河楼清华大学学生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南下归来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取名清华民先队，林枫指定黄敬为党团书记，黄敬推荐李昌为民先队长。随后，又成立了范围更广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即著名的“民先队”组织。

1936年1月底，各大中学临近开学。林枫从革命的长远利益考虑，适时地提出学生不应当无限期地罢课，而应当有条件地复课，学生运动的骨干也要回校学习，参加考试。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学联”党团书记姚依林曾问林枫：我的学籍还要不要，是不是回去参加考试？林枫回答说：你还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个学籍也好。北平学联根据林枫的意见，开会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为本市各大中小学生复课宣言》。就在这个当口，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迫害，逮捕了大批爱国学生。林枫根据形势的变化，立即向中共河北省委提出建议，将已经引起当局注意的学运骨干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以免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河北省委接受了林枫的建议，从北平抽调一批干部转移到天津等地工作。

1936年3月，林枫调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5月出任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的秘书，这年夏天，他与郭明秋结为伴侣。他在北平尽管只工作了短短的三个来月，但作为市委书记，他直接参与领导的“一二·九”运动，其意义之长远，已经超过了三年、三十年……大批进步学生通过“一二·九”运动，逐渐成长起来，最终投身革命事业。谈到这里，林炎志引了毛泽东几年后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的讲演中的一段话：“‘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林炎志认为，其中的“干部准备”就党迫在眉睫的事业而言，是最“实惠”的。他举例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退再退，有时一下让出几十个县，不断形成权力真空地区。为充实敌后工作，中共面临着大量德才兼备干部的需求。而通过“一二·九”运动走上革命之路的大批知识青年中，有数万名干部被输送到敌后，成为党建立根据地的宝贵财富，这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战而言，实可谓一种“久旱逢甘雨”的政治局面。新中国成立后，“一二·九”运动造就的一批干部在各个岗位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

林炎志曾长期从事学生和青年团工作，作为“一二·九”运动参加者的后人，他对这场运动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完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民主运动，应当是从1935年5月至1937年7月，经历了酝酿准备、爆发游行和深入发展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黄河赈济会为代表的发动、酝酿、准备时期；第二阶段是“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上街游行；第三阶段是全国学生青年走向工农群众，走向共产党，走向根据地的时期，前后达两三年。“一二·九”运动最生动的高潮虽然在第二阶段，但其历史作用的关键在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之后的与工农相结合，与八路军新四军相结合，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相结合。在这三个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这个抗日救亡民主运动的核心，是“一二·九”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林炎志就近几年社会上针对“一二·九”运动的某些看法谈到，“一二·九”之前，由于中共地下党被几次破坏，一直处于高度隐蔽的秘密工作状态。党的领导者不可能公开活动。这是许多当事者及后人，不清楚党组织对“一二·九”运动的运筹情况，不太清楚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作用的重要原因。甚至形成了一些舆论，认为“一二·九”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没有党的领导。林炎志说，“一二·九”运动当然有自发性。所有群众运动，都有自发性。没有自发性，哪里有群众性。但是中国近现代的所有群众运动能否在历史上站得住脚，都与共产党的领导相关。有人说，查不着中央的电报、指示。这更是反映了这种认识的误区。中国共产党由于承担的历史使命非常艰巨，所面对的环境又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空前复杂的环境。所有这些都造成党发挥领导作用的形式是人类政党史上空前多样，空前生动的。党的领导形式今后必然还会发展，还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但党的领导已经与中国历史必由之路相结合，已经成为客观之必然，尤其是青年运动之必然。

决断“晋西事变”

七七事变后，1937年10月，林枫任山西省委书记兼北方局组织部长。1938年5月，中共山西省委改称晋西南区党委，林枫任区党委书记，驻扎石楼县圪堵坪。11月，八路军115师补充团与晋西南游击部队合编为115师独立第一支队，林枫兼政治委员，陈士榘为支队长，在晋西坚持抗战。

不久，阎锡山开始在山西制造摩擦，预谋挑起针对中共的武装冲突。1939年4月，阎锡山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反动方针：取消新军中的中共组织和政委制，“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并对其骨干说：“天要下雨了（全国性的反共高潮），要快准备雨伞。”晋西南地区成为他们进攻的首要目标，形势不断恶化。1939年9月，中央电召林枫前往延安汇报山西的政治形势。林枫日夜兼程，赶到延安后，与毛泽东交谈了两次，林枫问毛泽东：“如果阎锡山打起来怎么办？”毛泽东说：“你们没有手吗？他打你，你就打他嘛！”后由林枫、王若飞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在《解放》杂志发表了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目前危险倾向宣言。公开提出“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战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主张。11月上旬，林枫从延安回到晋西南区党委驻地时，形势已相当紧张。林枫在区党委召开干部会，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讨论了反对顽固派斗争的方针。晋西南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从此采取不再让步，必要时不惜武装自卫的方针。

1939年12月，阎锡山首先向晋西地区大举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悍然发动了晋西事变，并提出“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口号，来势汹汹，根据地局势更为吃紧。12月6日，在林枫主持下，晋西南区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判定被动势必吃亏，果断决定要主动地武装自卫，“眼明手快，先下手为强”。同时决定在晋西南区党委统一领导下成立“晋西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12月9日，我军开始行动。在总指挥部的统一号令下，部队一部分就地作战，主力部队分两路出击。据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张稼夫回忆：“林枫同志实际上成为我方自卫还击战中的总政委，他带了一部电台和中央军委取得密切联系……一直坚持在战斗的第一线。”在和数倍于己的敌人激战20天、我军取得多次战役的胜利之后，为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由林枫率领部队和党委机关干部转移到晋西北，与那里的新军、八路军会合。

晋西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方面一再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党内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林炎志告诉笔者，毛泽东事后也曾问父亲：谁打的第一枪？父亲直言：是我打的第一枪。不打第一枪，就没有机会打第二枪了。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还重提此事，并当众表扬了林枫。林枫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但在不利的军事环境下，仍能果断决定主动出击，避免了另一个皖南事变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决断能力。

最后十年

林枫的最后十年（1967——1977）与“文革”几乎同步。他和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样，受到惨无人道的残酷迫害，他看到了“四人帮”的被粉碎，但没能等到自己的冤案彻底平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文革”开始时，林枫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6年8月，林枫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回到中央党校，“猛攻”他的大字报便扑面而来。康生亲自操纵了对林枫的批判，他或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及造反派头头，或派人到党校活动，他发出了一道道针对林枫的“批判指令”：“要彻底揭发、批判林枫压制民主、不准革命的严重错误。”“我完全支持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要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林枫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总的问题。”“杨献珍的党校是杨家党，林枫的党校是林家铺子。”康生还利用造反派盗用群众名义写的一个报告，亲自向中央提议撤销林枫的职务。

在这种局面下，林枫被戴上了“走资派”、“三反分子”、“特务”等一顶顶帽子。林炎志回忆说，即使落到这样不公的境地，父亲依然保持着一个革命者的气节，在已被“监督”起来的1966年12月，他还写信叮嘱子女：“高级干部子弟在生活上搞特殊化，在政治上有优越感，这是害人的，这是我很久以来担心的，你们要跳出这个害人的圈圈。”12月14日和18日，林枫两次被押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的批斗会场，和他一起被斗的分别是陆定一、张闻天、李维汉和彭真、刘仁、万里等人。在有几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林枫被逼迫低头下跪，横遭拳打脚踢，但他硬是不肯弯腰。18日的批斗会，林枫在坐“喷气式”时不断挣扎着直起腰，昂起头，以至激怒了丧失理性的打手，他肋骨被打断，左臂被打骨折，内脏被打出血。寒冬腊月，林枫的鞋被踢飞，夹衣被扯开，他就这样袒露着胸膛被拖着“游场”，最终昏倒在批斗会场。事后提起此事，林枫说：“我可以站着，可以躺着，就是不能跪着！”

此后一年多，林枫被监禁在万寿路罗道庄的一个兵营里，不时接受造反派的审讯。1968年3月，他被逮捕，送进了秦城监狱。不论是监禁还是下狱，林枫的气节和人格始终不变，没有在逼供的压力下伤害过一个同志。一些和林枫“同案”受迫害的同志，在“文革”结束后曾对林枫的亲属说：“从专案组的审讯、问话中，我们就能知道林枫同志没有说过一句不符合实际的话。”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8月4日上午，林枫的子女获准到监狱探视离别六年的父亲。当父亲蹒跚走来时，林炎志姐弟几人都惊呆了，父亲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他们后来在《我们的爸爸》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他变得太多了！他体重掉了四十多斤，瘦得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他的腰和腿都直不起来了；他的眼睛灰蒙蒙的……他怎能不变呢？！四年中，他只见过不足二十四小时的阳光；一碗米能洗出一碗底沙子，他吃不饱；他染上了肺结核并出现肺空洞，还得给别的犯人倒屎倒尿；在那条一穿就是半年的黑棉裤上，留下一层白霜，他的糖尿病已经加重了……

他的模样变了，可是他的精神没有变。就在这一天，他极为激动地打着手势说：“毛主席有一句话是‘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些年我就是靠这点精神过来的。我给自己起了个名字——林树乐。人家有‘八段锦’，我给自己编了‘三段锦’，每天坚持做。”爸爸是个含而不露的人，举止素来沉稳老成。他如此激动，我们还从未见过。后来他告诉我们，那一天他回到牢房，一直坐在铺板上，忘记了吃午饭，直至下午四五点钟才被喊“醒”。

这次探监后的第二天，林家子女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反映情况，请求对重病在身的父亲进行抢救。8月11日毛泽东看到信的当天即亲笔批示：“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这样，林枫才得以出狱，从秦城监狱被直接送进阜外医院，但仍不给作结论，不给恢复党籍，生活上也无人过问。此后五年，林枫一直住在医院，连家也没回过。有一次去协和医院做检查，医生特地请司机绕道天安门广场，这是林枫生命最后的十一年中惟一的一次“出门”。

尽管身体已经坏到极点，身在医院，党籍的恢复也遥遥无期，但林枫没有一天不在思考国家大事，没有一天不在关注时局。1975年，他对已恢复工作前来看他的老同志说：“小平同志是要斗争的，你们要支持他工作，他缺帮手啊！”1976年4月5日傍晚，从天安门广场赶回医院的子女向他讲起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刚听了个开头，他就自己挣扎着起来，一直用手臂支在双膝上，直板板坐着听完子女活灵活现的描述，可见他忧国之心之重。以后，时局更加复杂，“四人帮”猖獗一时，林枫再三叮嘱子女：“条件恶劣起来，你们可以不说话，但是不能跟着说！”有位老同志去医院看他时说：“外面都说中国又要出女皇帝了。”林枫断然答道：“现在的中国，不会出女皇帝，没那个条件！”

在阜外医院许多有正义感的、善良的医护人员及工人的尽心治疗和护理下，林枫垂危的生命得以延长五年，但他到底没能等来自己的彻底平反。1977年9月29日，林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信念与操守

林炎志特别提到了父亲作为职业革命家终身不移的坚定信念。林枫1927年3月入党不久，大革命就失败了。各地党组织或遭到破坏，或转入地下。不少共产党员因此脱党，林枫也一度失去和组织的联系。他虽身离组织，却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理想，为寻找党组织，他曾奔走于平、津、沪、汉等城市及河北、山西、江苏、浙江等地，虽未能接上组织关系，但他从不气馁，同时自觉地从事党的活动。1930年，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读书的林枫通过赖若愚终于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并担任中共北平大学工学院支部书记。多年后，他曾对妻子郭明秋说：“我在1927年入党，入党前就经历了各种思想斗争，所以，我走共产主义这条路，是有思想基础的。”“文革”中林枫受到残酷迫害时，曾几次对子女感叹道：“这个党，我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呀！”即使失去党籍，他的信念却依然不改。家里的书被没收了，没有工资收入，他就叫女儿从生活费中挤出钱来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并说：将来有了钱，还要买他们的全集。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一生喜爱读书。晚年病情恶化后，他还对妻子郭明秋说：“我不能看书了，可是也要买呀，闻闻书香也是好的！咱们给孩子们没有什么遗产，就是留下这些书。”

出狱后的林枫发生过心力衰竭，并患有白内障、神经炎引起手指麻木等多种疾病，写字已相当吃力，可他仍抱病在《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的扉页上一笔一画地给子女写了这样一段话：

京京、星星，你们先读这本书——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将来还要看他们的全部书信集。至于炎炎，可以先看马恩全集，也可以先看此书。我希望我们的青年都能读马恩的书信。这些书信很有趣地讲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道理，不但生动易懂，而且可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

林枫的人格魅力，不仅体现于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无论事业辉煌还是身处逆境，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还体现在他的个人道德操守上。林枫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人，抗战以前，他长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他以极强的亲和力，把一大批上层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党在白区的事业赢得了发展的机会。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当时的北大教授张柏园，月入百余大洋，一次发工资时，林枫去向他要钱，先拿了几块，又回过头来再拿几块，如是反复多次，直至自己手里的钱超过了张柏园手里的，张不得不说：“你还真能拿呀！”张柏园自然明白，林枫向他要钱，用途并非贴补或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是为了从事革命活动。在白区工作，环境自然相当险恶，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林枫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却从未被捕过，并非他未遇险情，而是每到紧要关头，总会有一些“有能量”的人物主动出来保护他，这些人也明知道林枫的真实身份。他是一个受到党外人士普遍欢迎并能赢得他们敬重的共产党人。

林炎志还谈到，父亲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同样以高标准的道德修养自律。他的能容人、“海量”、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都是熟悉他的老同志所经常提到的。他与高岗、林彪、康生在工作中都发生过意见分歧，始终以既不丧失原则，又不破坏团结的态度来对待党内斗争。

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时，把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林枫视为异己，用宗派的态度对其进行排斥，甚至在公开场合指桑骂槐地打击他，致使林枫处境很困难，周围一些同志对此也有朦胧的感觉，但林枫从来不说什么。直至几年后中央揭开高岗的问题，大家才恍然大悟。一位随林枫到北京参加中央解决高岗问题的会议的老同志回忆说，开会期间，中央发给林枫的文件，都注明本人亲收，不准秘书代领。因而随员始终也不清楚会议的主题，直到会议结束，乘火车返回沈阳时，林枫才告诉他：“高岗犯了错误。”当时任林枫秘书的李之琏曾回忆说：

东北解放初期，东北工作的各项重大方针都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制定的，但是，如何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是存在着分歧的。林枫同志是东北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对这些分歧是清楚的，但他从来不向下级人员透露。我作为他的秘书和组织部的一个负责干部，除了从中央和东北局来往的电报中了解一点情况外，林枫同志从来不透露只字。有时我看到一些不理解的情况，向他提出疑问，凡是涉及到领导人之间有不同意见的，他从来不作正面答复。希望他能有所解释时，他只以“有争论”三字简单答复我。

林枫晚年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他始终默默忍受，对同志对家人，都没有丝毫流露，以至后来当查证他是如何受迫害被打伤的情况时，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阜外医院治疗期间，许多人去看望，他也从不提及自己所受的种种折磨，没有表现出任何个人的埋怨情绪。整个“文革”期间，他很清楚当时的是非混淆，黑白颠倒，但他宁愿以“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态度对待自己不公的境遇。他自信党最终能够明辨是非，战胜邪恶，让真理重放光辉。林枫被监禁期间，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眼前的运动不理解，问他许多高级干部当年枪林弹雨、出生入死都闯过来了，这场运动中为什么一下子成了走资派？林枫很肯定地回答他：“这些到运动的后期，党中央、毛主席会作出正确的结论的。恐怕还得再来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这句话的预见性。晚年尚未平反时，子女曾劝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他则一再拒绝子女的劝说，坚持不写回忆录，并说：写回忆录难免自我吹嘘。我的历史中央都知道，事实是抹杀不了的。

颠倒了的历史终归又被颠倒回来。197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作出《关于林枫同志的复查结论》，对林枫同志的冤案“彻底平反”。中共中央批复同意。198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又发出《关于林枫同志入党时间问题的通知》，认定“林枫同志是1927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何孟雄——迭经坎坷的骁将　作者：李永玲

一

党的“六大”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同李立三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工作。他们的“第一把火”便烧向江苏省委。因为“六大”确定的干部路线是将工人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向忠发，这位武汉工人也就是按这一选拔思想而为共产国际相中上台的），照此，当时江苏省委是不符合要求的。于是，向、李决定改组省委，拟派广东工人、新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省委书记。对此，江苏省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省委负责人何孟雄认为这样改组是不妥当的。李富春等常委同意何孟雄的意见。

1928年12月，上海法电水公司工人举行罢工，向忠发主持的中央决定把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和江苏省委合并组成“行动委员会”，领导罢工。中央将江苏省委和“行委”合并的做法，引起何孟雄等江苏省委同志的不满，他们认为“行动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何孟雄还认为中央25号通告的政治路线是盲动主义的。他甚至还建议，目前上海法电水公司工人不要急于罢工。后来，罢工失败，向忠发把愤恨洒向李富春、何孟雄领导的江苏省委，感到改组江苏省委已经迫在眉睫。于是通过决定，撤销江苏省委，由中央兼任。

江苏省委闻知中央将兼任省委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上海各区委书记会议，传达省委与中央纠纷的经过，公开表示不能同意中央兼任省委的决定。向忠发闻讯后，大为恼火，停止江苏省委职权，命令各种组织不准与江苏省委发生关系。江苏省委也不示弱，公开与中央“顶牛”，拒绝中央巡视员李维汉到各区巡视，通知所属各级党部转移，不让中央知道新址，还表示要派代表到共产国际去申诉，并于1929年1月20日，向中央递交了省委对中央工作的书面意见。

随后，李立三在各省来沪代表会议上，指责江苏省委“非组织行动，离开了政治路线”。向忠发则认为“江苏省委负责同志此次行动犯了严重的错误”。为此，中央开会决定将中共江苏省委解散，给何孟雄以警告处分，降职到沪西区任区委书记。

“江苏问题”终于以组织手段解决了，何孟雄背着处分去沪西区委任职。

二

江苏省委解散后，何孟雄先后在沪西区、沪东区和沪中区任区委书记。基层第一线的实际工作使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城市中心论”的示威和集会，造成了革命力量一批批被逮捕和杀害。于是，勇于坚持真理的何孟雄便不畏打击，率先起来反李立三“左”倾错误。斗争在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尖锐化。

1929年11月18—26日，中共江苏省委“二大”在上海市龙华路外日晖桥的泉漳中学召开，何孟雄以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身份与会。大会首先由李立三代表中央作报告。报告认为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来临，对敌斗争策略上，要采取进攻路线，党内在反取消派的同时，必须反对右倾保守。

当大会转入讨论后，何孟雄两次发言，公开表示不能同意报告意见，他慷慨陈辞，认为：现在革命形势不是高潮，而是开始走向复兴，反动统治尚未崩溃，而是处在动摇之中；党的路线不应该是直接进攻路线，而应是准备进攻路线，所以，要注意主观力量的准备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而不是无条件地进行全面进攻。何孟雄的发言惹恼了李立三，于是李立三便组织大会转向对何孟雄的批判，并多次点名斗争何孟雄，指斥何是“调和派路线”，给何扣上“反共产国际”、“反对中央”的帽子。

何孟雄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未果。为了维护党的团结、遵守党纪，他表示服从决议，要求保留个人意见。

会议结束了，何孟雄因反“左”而被戴上了“调和派”帽子。此时此刻的他真正陷入人生的逆境。政治上、情感上的双重打击几乎同时发生。就在一个月前，与何孟雄情投意合、始终并肩战斗的人生伴侣缪伯英——中共第一位女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因患伤寒病逝在上海宝隆医院。何孟雄甚至还没来得及医治因爱妻病逝而受到伤害的心灵，便单枪匹马地投入到与敌人、与党内“左”倾错误的两个战场上去战斗。因为他铭记并要实现缪伯英“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的临终遗言。

三

1930年6月11日，李立三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这个文件标志着“立三路线”在党内取得统治地位。头脑发热的李立三要发动全国总暴动，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宏愿。

李立三空想的暴动计划，遭到了何孟雄的积极抵制。当“立三路线”在党内形成后，何孟雄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批判和抵制，他先后在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系会上批判过“立三路线”，阐述正确的意见和主张。

9月1日，李立三主持上海区委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何孟雄在会上要求停止武汉、南京、镇江的暴动，提出党内存在一条“立三同志的路线”，“再执行下去会葬送中国革命”。何孟雄的发言一针见血，李立三当场禁止何继续发言，并宣布何孟雄是“取消派的暗探”。

9月4日，在中央建议下，江苏总行委撤销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一周后，专门召开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批判何孟雄的“调和主义路线”。与此同时，《红旗日报》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何孟雄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其取消派暗探作用》等社论文章。

何孟雄以坚强的毅力顶住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把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和自己与“立三路线”的分歧归纳为十二个方面，写成《何孟雄政治意见书》，于1930年9月8日递交总行委、中央政治局。（1931年1月6日，中央秘书处单独印发何孟雄文件时编号为“第一次政治意见书”。）意见书直率地批评中央及省委某些领导人那种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忽视现实问题，使斗争不能发展的错误策略。

四

1930年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是专门为解决“立三问题”而召开的。

六届三中全会虽然撤销了李立三的政治局常委职务，李也因此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但是向忠发仍是中央总书记，他在政治报告中把打倒何孟雄的“调和派”和陈独秀的取消派并列为党的二中全会以来取得的“两大成就”，号召全党向何孟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无情斗争”。会后中央发表“告同志书”，公开点名批判了“江苏何孟雄”。

在中央批判何孟雄的强大压力下，江苏省委扩大会议在不许何孟雄参加的情况下，撤销了何孟雄“江苏省委候补委员”职务。

被撤了职的何孟雄为自己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重视而痛苦，但他没有消沉，不久，又先后两次向中央提出“政治意见书”，还几次向政治局写信，表示“坚决与立三路线尤其是三中全会路线及调和倾向作斗争”。

六届三中全会对待何孟雄反“立三路线”的不公正处理甚至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反感，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错误，指出何孟雄是“假的右倾”。为此，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十月指示信”。

1930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召开政治局会议，做出了《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基本肯定了何孟雄反“立三路线”的意见是正确的，承认“给何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与攻击，是很大错误……，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开除其候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取消这些决定，并公布何孟雄同志意见书与这一决议。”

遗憾的是，这一正确决定未能得到贯彻。不久，王明上台，何孟雄面对着更为“理论化”的“左”倾错误和新的打击。

五

1931年1月7日，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策划操纵下召开。会议一开始就处于不正常状态，至最后选举，争吵尤烈。米夫提出了事前圈定的包括补选王明、沈泽民为中央委员及王明为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名单，要求全会通过。至此，何孟雄明白，这次会议不可能纠正立三“左”倾错误，只不过是为由米夫培植的极“左”代表王明上台提供一个合法程序。会上，何孟雄发言，要求中央说明王明在上海被捕与泄露秘密机关的经过，用以抵制王明上台，何的要求被米夫制止。何孟雄对米夫、王明破坏党章、违反党内民主的丑恶表演深表愤慨。会后，他指出六届四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并参加了反王明新“左”倾的斗争。

面对会后党内的反四中全会和王明的声浪，王明不便直接出面，于是由米夫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要求他们支持四中全会、支持王明。当何孟雄表示不能接受他的意见时，米夫竟威胁说要给何处分，开除其党籍。

此后，王明主持通过《告全体同志书》，公开点名批判了何孟雄，他还亲自布置批判何孟雄，诬蔑何孟雄是“右派”、“反党分子”、“老机会主义者”……

正当何孟雄同王明“左”倾错误进行不屈斗争时，由于叛徒告密，何孟雄不幸被捕。从南京派来的国民党官员试图引诱何自供：“你反对立三路线，我也反对立三路线，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没等对方把话说完，何孟雄就一口回绝：“我反对立三路线，就是要打倒你们！”碰壁后的劝降者用嘲笑的口气对何孟雄说：“你死后，共产党给你什么处分？”意图挑拨何孟雄与党的关系，再次遭到何的回绝。

1931年2月7日，何孟雄在上海龙华慷慨就义。王明不但没组织任何悼念活动，反而表示对何孟雄等人的错误要彻底清算。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有关何孟雄反“左”历史和评价，这样写道：“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0期 陆定一不当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作者：龚育之

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进一步设四个学部（数理化学部，生物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并且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以院长郭沫若的名义，聘任学部委员。

这是一九五三年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回来，向中央提出的建议。这次访苏，中宣部科学卫生处也跟着去了一名工作人员，就是早我一年分配来的同学何祚庥。那时强调学习苏联，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也是以苏联科学院的院士制度为模本，但是又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以及临时性的东西。比如，不是选举，而是请国内比较著名的科学家推荐或向他们征求意见，由郭沫若院长聘任；不称院士，而称学部委员；人数比较多一些，学科范围比较广一些，有些学部委员学术成就现在可能还不够高，但现实中那个学科很需要发展，也聘任了一些。这几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同时，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这中间的继承性，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主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自然科学方面的院士，基本上都被聘为学部委员，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多数也被聘为学部委员。这就是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他是以考古学成就入选的。（还有一位马寅初，以经济学家身份入选，当时他已转到亲共的立场。）在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还有一位亲共学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要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

但是，哪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可以和应该聘任为学部委员呢？

近来读了一些网上和报上讲那次学部委员聘任情况的文章，从中得到两个重要的资料线索。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的张稼夫的回忆录，一个是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的日记。

张稼夫的回忆录中关于建立学部委员制度的事，是这样说的：

“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这个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的一些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搞的工作是社会科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能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来不及写多少文章和不会著书立说，其中有一些人也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大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也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杨尚昆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

“ 今天下午三时，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为：①科学院的工作检查报告、学部委员名单……

对于科学院的领导工作，政治局表示不满。对学部委员名单，少奇同志指出必须十分慎重，要真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人；共产党员的安排亦必须是有学术贡献的，不能凭资格和地位，党派去在科学机关服务的人则不能以学者资格出现，要老老实实为科学服务。共产党员不能靠党的资格作院士！”

这两段史料，特别是杨尚昆日记这段史料，非常重要。

中宣部和科学院内的党员同志对政治局这个指示是不是没有执行，是不是有所抵制？我觉得认为“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知识分子”比中共高层更“左”，所以没有执行高层指示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延安知识分子在建国以后的理论和学术界中有很高的地位，一九五五年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很多，这是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有共产党内的，也有共产党外的。党内的许多来自延安，也并不都是来自延安“中央研究院”，还有并非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延安人士。有些则来自其他根据地，还有不少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党外的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也不少，他们大都表示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个明确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那就是历史学家陈寅恪。

这里对于全国的和中国科学院内的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的情况，不多作论述，单说说中宣部里的情况。

聘任学部委员的事，具体操办的，是中国科学院；上面拍板的是党中央；代表中央来指导此事的，是中央当时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中宣部。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六十一人中，在中宣部任职的共有五人：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五位分别是中宣部的副部长或处长。

是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或者这五人官大，要管科学，就让他们当学部委员呢？

中宣部的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并没有当学部委员。

中宣部里这五位，是因为他们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当时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当时也有较大的共识。陈伯达写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中国四大家族》、《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胡乔木写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绳写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周扬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于光远当时是活跃在马克思主义启蒙学习高潮中的翘楚。

那么，陆定一是不是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呢？平心而论，应该说是。他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写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反对“新闻就是‘政治性’之本身”的说法，强调政治性比起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如果颠倒了这个关系，就替造谣、曲解、吹牛等等开了大门。我以为，这篇论文，应该视为中国唯物论新闻学的奠基之作。他一九四七年发表的《对于战后国际形势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解释》，我以为也算得上是那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扛鼎之作，美国大使特地把这篇文章选送美国国务院，后来收在著名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这样的人，能认为是没有学问的人吗？但是，不管他如何有学问，他在人们的印象中，首先是高官，而不是学者。他这位有学问的高官都不当学部委员，别的行政性质的或者学问没有那么大的高官，就都无从提起无从争起了。

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是中宣部长陆定一执行了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还是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反映了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观点，或者是个双向的相互影响的过程，现在无从考证了。但是，无论如何，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当学部委员这件事，至今还是一件有意义的、值得称道的事。

学部委员制度建立后，一九五七年增补过一次。社会上对这个学术称号看得很重。郭沫若说，全国人大代表（也许是全国人大常委？）每月车马费五十元，学部委员车马费应该更高，每月一百元！（那时我们这些年轻的机关干部每月工资不过六七十元。）后来，因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增补的事不再提了。但有过一次例外：六十年代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要求中国赠予他院士称号，当时中国没有院士称号，只有学部委员称号，赠予艾地荣誉学部委员称号时，正式规定：学部委员外文即译成院士。

“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又行增补，后来改称院士，并且多次增选。中国工程院成立，也建立了院士制度，也已多次增选。只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没有改称，也没有增选。去年庆祝学部成立五十年，《科学时报》发了一大版照片，共登了一九五五年成立学部的时候，担任学部委员的二百三十三人中至今仍在世的自然科学家十六人，最年长的贝时璋一百零二岁，最年轻的黄昆八十六岁（他不久就去世了），社会科学家四人，最年长的薛暮桥一百零一岁（他也随即去世），最年轻的于光远九十岁。

社会科学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至今还是悬案。有些同志主张社会科学方面不要评院士。这固然省了不少麻烦，但却带来一个大问题，即似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处在非常时期，没有进入正规化。既然南京时代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选院士，已有自然科学方面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中国科学院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也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方面，为什么到了现在，社会科学方面反而不能建立院士制度呢？据我所知，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国科学院还没有拿定主意是不是建立院士制度的时候，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力主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设立院士，并曾致信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人方毅和李昌，表示：“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院士制度是世界通行几百年的制度，无论如何不能用学部委员代替。两者性质很不相同。如科学院否决了，社会科学院即不便单独推行，这实是国家一级的问题，务恳考虑。”后来，中央又曾决定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建立院士制度的问题，当时社科院曾积极研究，还曾向我（时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征求意见。我在原则上是赞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院士制度的。但社会科学方面选院士，的确麻烦很多。说白了，就是许多党政领导是否选为院士。我当时的建议是：第一，社会科学方面应同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一样，推选院士。第二，绕开难点，开始的时候，先把党政领导人排除在候选人之外，仅从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从事科学的专业人士中遴选，不是党政领导人中没有人够资格担任院士，而是以后条件成熟再考虑这两大系统之外的人士。第三，就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原来的学部委员为选举人。这部分学部委员当时在世的还剩十来个吧，依照自然科学方面的先例，先把这些人确认为院士，再由这些院士推选新增的院士。我认为，按这三条办，社会科学方面建立院士制度的工作就可以启动了。

我这个建议，就是从一九五五年建立学部委员制度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同志不当学部委员的范例，得到启发而形成的。

不过，当时社科院研究院士问题的结果，因为领导同志不听汇报，就被搁置起来了。搁置到现在，我那个建议已经失去意义，因为还在世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只存三人，都已九十岁以上，没法由他们三人来推选别人为院士了。

近来，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筹备建立学部委员制度，《人民日报》上发表消息，说是建立“院士”制度，虽然打了引号，读者多半还是当它就是院士制度。对此，我有两项建议：第一，依照陆定一的先例，党政高官先不做院士候选人；第二，不能只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内，可以考虑先在全国的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学校系统两个系统内进行推选。如果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推选，那么，各高等学校呢，各地的社会科学院呢？只让一家搞，恐怕不行，难以服众；各家搞各家，则一定一塌糊涂，必将使院士的学术威望大贬值、谋取院士的学术不端行为大泛滥！（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康克清缅怀朱总司令　作者：解力夫

功勋卓著的共和国开国元勋朱德同志于1976年7月6日去世了。在治丧期间，朱德元帅的夫人康克清大姐怀着悲痛的心情，应笔者的要求向我讲述了朱德同志历经磨难探索救国之道，追求真理，叱咤风云，为国为民奋斗的光辉一生。

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路茫茫，黑夜长，前途在哪里？为什么中国革命一直遭受挫折？”当时身为滇军旅长的朱德将军，怀着忧国忧民的焦急心情，辞去了滇军旅长的职务，拒绝了四川军阀要他回川担任师长的邀请，外出考察，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

他首先拜访了孙中山先生，和这位伟大的民族领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那时，这位56岁的孙文已经在革命征途上度过了37个春秋，虽然屡遭失败，但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

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共产党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向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请求。他希望入党之后，可以从此踏上一条新的革命道路。但是，没有想到他的要求遭到拒绝。陈独秀看着来客，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滇军的将军。他不理解，一个有着优厚待遇的将军，为什么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他的问题，默默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中共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德后来回忆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绝望之余，他于1922年9月初，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的土地上，去欧洲这个社会主义思想的摇篮，探寻拯救国家的秘密。

朱德和他的同伴孙炳文，在一个中国商人家里住了下来。他们听说有一批中国留学生刚刚组成中国共产党支部。朱德连忙向主人打听。这些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据说是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主人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这批人，可是有人告诉他，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周已到德国去组织另外的支部了。

朱德迫不及待，他和孙炳文坐上火车，于1922年10月底到达柏林，立即去周恩来的住处。当周恩来的房门打开时，他看到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的英俊青年，两眼闪着光辉，严肃而聪慧。朱德看他大概是二十五六岁的年纪。周恩来举止优雅，落落大方，在招呼他们坐下，询问有何见教的时候，甚至还有些腼腆。

两位来客把经历说完后，周恩来微笑着说，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住的地方，替他们办理加入党在柏林支部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往中国而尚未批准之前，暂作候补党员。过了几个月，回信来了，两个人都被吸收为正式党员，但朱德的党籍对外界保守秘密。从此，朱德卸下了包袱，开始了新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党组织，几乎把时间完全放在学习上。除学大学的正规课程之外，党员们每星期举行三次讨论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讨论中国革命的各项问题。朱德作为刚入党的候补党员，只是在这些讨论会中坐着旁听。会后，再有一个年轻同志帮他学习。他们学习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其他共产主义入门书籍。但更多的时间是花在细读《向导》杂志上。这份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刊物，登载关于中国革命的学习资料。根据这些资料，党组织分析了中国以往的革命斗争，朱德也开始分析自己过去的生活和行动。同时，他开始学习德文，以便进入某个德国大学。1923年年初，朱德离开柏林，进入戈丁根大学政治系。1924年初，当朱德离开戈丁根大学回到柏林，着手把在德国的全体中国人组织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新的国民政府的旗帜下的时候，血染中国山河的激烈的北伐战争正在孕育之中。这时周恩来、孙炳文及一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到广州。在孙中山首创、而由蒋介石任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届时，中国的农工运动也在兴起，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开始了。面对着如火如荼的斗争，朱德心潮澎湃，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决心回到祖国参加这一变革现实的伟大斗争。

朱德一回到中国，就以高昂的革命热情投入到火热的斗争。在革命的风暴中，在历时半个世纪的革命征途中，无论顺境和逆境，他始终和毛泽东、周恩来站在一起。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三军副军长。1928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的部队，发动了湖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任军长。从此，朱德就在毛泽东领导下为革命军队建设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红军长征后，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为扭转中国的乾坤，为推翻三座大山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指挥千军万马，东征西战，横扫了上千万的反动军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朱德的名字也像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成了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朱德可谓共和国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元勋，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受到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他们煽动造反派攻击和诬蔑朱德是“大军阀”、“黑司令”、“黑帮总根子”、“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同时还散布“批朱联络站”印发的传单，说朱德秘密成立了一个什么党，还在什么地方开过会，是这个党的“主席”。朱德看过后，鄙夷地骂道：“纯粹是造谣!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襟怀坦荡的陈毅也对林彪集团造谣惑众、篡党夺权的阴谋十分气愤，他说：“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的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这位与朱德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老帅，说出了全党全军的心声！

然而就在这时，朱老总的夫人、全国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同志，也多次被造反派揪去批斗。造反派头头们声嘶力竭地叫嚷道：“你要老实交代你的走资派的罪行，还要老实交代朱德反毛主席的罪行！”

康克清愤怒地回答：“我不是‘走资派’，我从来没有反党、反毛主席!朱老！他更不会反对毛主席！”

“那你说，是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井冈会师的？”

“不！这不是事实！”康克清摇摇头说，“是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带领湖南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历史在那里摆着，不是谁想改就改得了的！”

“你不老实，你攻击林副主席没有好下场！”打手们叫嚷起来。

“九大”之后，林彪被选为中央副主席，并且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形势进一步逆转，朱德和一批老帅，以“战备”名义被勒令离开北京，朱德来到广东从化，名义上去“疗养”，实际上失去行动自由，被软禁起来。直到1971年9·13事件以后，情况才有了好转。朱德重新回到了北京。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集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们谈话时，热情地握着阔别日久的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听了这些话，朱德同志流泪了。这是他多年第一次流泪啊！

但是，为时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发动了“批林批孔”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和老帅们，更为让人揪心的是周总理的病情急剧恶化，竟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时，朱德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瞪瞪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苍穹，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接一滴地流下来。嘴里还不断地念叨着：“恩来啊！恩来您在哪里？”他与周恩来并肩战斗五十四年，失去推心置腹的老战友，是他一生遇到的最沉重的打击。

1月11日上午，朱德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来到北京医院。据朱德的女儿朱敏回忆：“向总理遗体告别时，父亲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总理举手致敬！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也不吃东西。治丧委员会的同志们征求他的意见，是否只参加一次吊唁仪式，他却坚持要全部参加。开追悼会时，他原来决定是要出席的，但是就在出发之前，九十高龄的父亲由于哀悼总理过分悲痛，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了，因而没有去成！”

从此之后，朱德元帅的身体每况愈下，7月1日那天，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医护人员和亲属们都在为他着急，可是朱老总，躺在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夜，静悄悄的。在他离开人世的最后几天，一直不能人睡，总在思念着我们的党，和被“文化大革命”搞得满目疮痍的国家。

他对前往医院看望他的国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一定要想法把国家经济搞上去，千万不要放松抓生产，要不断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这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立足之本呀！我好了还要工作，要革命到底！”这就是朱德同志最后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嘱托。

朱德元帅逝世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无限悲痛，当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时，人们聚集在十里长安街，含着热泪送着灵车西去。朱德的逝世，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中引起广泛的反响。他们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的哀悼，并且高度评价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领导人。

十年后，1986年12月，朱德一百周年诞辰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纪念大会上对朱德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朱德同志的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于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他功盖千秋，更令人怀念的是，朱德同志既是伟大的统帅，又是普通的士兵，堪称楷模，他的德行与日月同辉。（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0期 李庄和我在动乱年月的一段经历　作者：袁　鹰

李庄同志久病之后离世远行，几个月来，他在报社的许多老部下、老同事都沉浸在浓重的哀伤中。他那忠厚正直的高风亮节、严谨勤恳的工作作风和上百万字的文章，连同那冀中口音的言谈笑语，都留在我们心头。我尤其多次想起十年劫难中同他那段特殊的共同经历。

大动乱的第二年，1967年8月，我正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每天打扫印刷厂办公楼的卫生，随时还要回部门接受批判。有一天下午接到通知，说即日起改到搬运组参加劳动。说来惭愧，我在报社工作十多年，竟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部门。到报社后院找到搬运组报到时，当天的活已干完了，只有组长苏春义和副组长冯泽东还没有走。老冯问明我住在建国门外豫王坟宿舍，就问：“八点以前能赶到吗？”我连忙点头说“可以可以！”

第二天早晨，我七时半就赶到搬运组，师傅们大都已经上班，有的正在吃带来的早点，有的正在换劳动服。我抬头一望，靠里墙坐着比我早来几个月的李庄。他已经换好衣服，正翻着刚出版的当天报纸。我悄悄坐到他身边，他侧头一看是我，竟在此处相逢，有点意外，却不便说什么，只是点头致意。我轻声问这搬运组是干什么的，他简单回答是去西直门车站拉卷筒纸回来印报。正说着，老冯递过来一套旧劳动服，我赶快换上，跟在李庄后边，同全组师傅们一起去车队，爬上大卡车，直奔西直门货运站。

“—月风暴”引起的“夺权”恶潮，还在到处泛滥，神州大地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一片混乱。北京街头满城风雨，人心惶惶，今天不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去西直门途中，我们两个并肩坐在大卡车上。虽然都在报社，每天都到大楼来，但是动乱时日，却也不常见面，只是前些天在造反派揪斗彭老总的大会上见过。说到那次荒唐的揪斗，那令人悲愤而又胆战心惊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几十年出生入死，为缔造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功勋卓著的开国元戎，竟被诬蔑为“反党野心家”，真是从何说起！更叫人惶惑不解的是：彭老总同人民日报社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像前几个月刚被拉来批斗的胡乔木，领导人民日报社多年，为什么竟然也会拉到报社来批斗？这样一位名震中外的元帅，能随意想揪就揪，说斗就斗吗？那天五楼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气氛激烈，人们实际上都想来看一看景仰已久的彭大将军，未必会关心“批斗会”的内容。我们这类人照例充当陪斗角色，心里都有难以言宣的郁愤。我正站在李庄身旁，只见他脸色阴沉，紧咬嘴唇，呼吸有点急促。他抗日战争时在太行山，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前线，都曾在这位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麾下，亲聆训诲，怎会想到今天竟低头站在台下充当陪斗！彭大将军像一头受伤的狮子，威武不屈，目光炯炯，只用简单的言语回答迎面泼来的污水：“我没有反党，更没有反对毛主席。工作中的错误，我已经向中央检查过。”“有的事情，涉及党内机密，我不能说！”然后就一言不发，用沉默蔑视接连抛来的诬陷和污辱，直到终场。卡车上提起此事，李庄仍然心潮起伏，激愤难平，仿佛又回到那天会场上。

在搬运组每天来回四次推大纸，有时还去广安门外马连道纸库储存，风吹日晒，劳动量够重的，但对我们来说有个好处，可以感受一点瞬息万变的“文革”形势，大卡车从西直门内大街、地安门北大街或是西单北大街、广安门大街等街道疾驰而过，两旁到处都有五颜六色、新奇古怪的大标语，李庄和我就边看边窃窃私语，小声议论。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月×日文件！”这类“文件”，我们这类人照例是看不到也听不到的，但从标语上多少能猜到些大致内容，肯定又是大大地鼓动某些造反派们采取新的革命行动了。

“××同志×月×日讲话，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这种讲话，自然也是听不到的，但也可以猜测到一二。后半句含意搞不清楚，“资产阶级”指的是谁？社会上的资产阶级？不像。那个“××同志”对他们是没有兴趣的。也未必指我们这些顶着“走资派”帽子的人，我们本无什么“威风”，如果有，也早被灭得干干净净，何用等到今天！李庄微笑说，看来那大标语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方正在千方百计地搏斗，要拼个你死我活。

有一天，车过厂桥附近大街，忽然看到一条新的大标语：“打倒大军阀朱德！” 这一条使我们两人万分震惊。沉思好久，那年月，“打倒”谁都不会叫人意外，但是污水竟然泼到全国军民敬仰的总司令头上，却是怎么也想不到的。想来未必会怎么样，然而这年月，谁又能担保不会怎么样呢？彭老总不是也竟然被拉到报社来批斗吗？要是没有人授意、暗示、怂恿，谁有那么大胆量敢贴出这样的标语！我低声问李庄：“这是怎么回事？”他冷静地摇摇头：“不奇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央军委扩大会上，林彪不是就破口大骂朱老总是野心家吗？”我又问：“你说发生这样的事，他老人家究竟知道不知道？”他没有回答，盯住我望了几秒钟，叹口气：“谁知道！”出于为老帅的安全悬心，我们都陷入沉默和悲凉中，直到卡车驶到西直门货运站月台边，再也没有开口。

又有一天在车上，李庄指着满墙大字报，忽发奇问：“我纳闷，他们哪来那么多白报纸？”

“文具店买的呗。”我随口回答。

“你老兄真是！”他笑笑：“文具店能买到这么多大张白报纸，经得住天天刷、到处刷？又不是咱报社。”

我们边看大街两旁接连不断的大字报、大标语，边议论，这种大张白报纸，都是由造纸厂按国家调拨计划直接发到报馆、出版社、印刷厂的，文具店根本买不到那么多。这些由吉林、牡丹江、广州、南平造纸厂工人们日夜奋战生产出来，又由铁路工人千里迢迢装运到北京，又由搬运工人顶风冒雪运回来的雪白的大张报纸刷到墙上，寿命大约不会超过三天，就会被后来者遮盖，或者风吹雨打，零落成尘。说到最后，李庄长叹一声：“纯属纸张浪费，大约也是革命的需要。要不，怎么体现大好形势呢？”

这样的私语只能在大卡车上，悄悄地进行。从西直门拉大纸回报社，一般情况是上午两趟下午一趟，七八辆卡车搬运，我们在货站月台上依次往卡车上推大纸，每个卷筒纸大约五六百公斤，推了四个，搭上跳板，再往上面推三个，每辆卡车装七个卷筒纸，就拉回报社，另有一拨人在报社后院里负责从卡车上卸纸，推进轮印车间。我们在西直门装完最后一辆，大约休息半小时左右，就能远远看到第一辆空车又驶进货站，于是再装第二轮。然后，三三两两分别跳上车回报社吃午饭。饭后再去装一趟。如果到货集中，隔十天半月就运到广安门外马连道纸库存放。回来路上，李庄和我总是跳上同一辆车，席地坐在卷筒纸边，就是两人随意聊天的时候了。我从1952年底由上海调来北京，分配在文艺部，李庄作为总编室主任，长期值夜班，有几年还被派去莫斯科当苏联出的《苏中友好》杂志顾问。十多年里，我们除了编前会之外，单独接触并不多，更不用说从容聊天了。搬运组一年推大纸，让我们有倾心交谈的机会，很是难得。我们又都喜爱古典诗词，触景生情，自然而然会背点诗词名句，借题发挥。有一回突然下起霏霏细雨，我们就即兴想起有关风雨的诗词，李庄先背诵两句《诗经》：“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接着念“满城风雨近重阳”，他又念辛弃疾的“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我就念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路上轮流吟诵，顾不上衣衫淋湿，直到卡车驶进报社后门，跳下车回到搬运组那间大屋，意犹未尽，似乎满腔郁闷、惶惑和愤懑也能稍稍得到些慰藉。

搬运组大多是中年老师傅，收入菲薄，生活艰苦，但是和睦相处，互相关心，对我们两个顶着“走资派”帽子来劳动的人也不另眼看待，仍以“老李”、“老田”相称，毫无隔阂。如遇下大雨，报社当天印报的大纸还够用，就不去西直门，集中读报；师傅们有弄不清的名词，都向老李请教，他都详尽地解答。几个河北来的青年临时工爱请老李讲战争故事，他更乐于有求必应，回忆自己的经历，讲太行山的反“扫荡”必定讲到朱老总，讲朝鲜战争反击美国侵略军也必定讲到彭老总。有一次他因病卧床几天，我陪老苏老冯下班后去煤渣胡同宿舍探望，劝他安心休养，不要着急，李庄热情地招待他们喝茶抽烟。在这样和谐宽松的小环境里，我们两人享受了相对的心情舒畅，满城风雨中飘动着几缕温馨。每天拉完大纸，冲了澡，便随意在街头买几份红卫兵小报回家，不管大楼里贴满打派仗的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直到第二年夏天先后离开，李庄被调到别处，我被关进“牛棚”。

国庆前三天，搬运组有一件大事：为张兆存办喜事。老苏前两天就通知大家，那天拉两趟大纸到马连道。吃完各自带来的午饭，就借纸库一间空屋，摆了点糖块，用红纸剪了双喜贴在墙上，就算礼堂了。李庄和我自然也应邀参加婚礼。事先我们商量，是不是要送一份贺礼表示一点心意，但是目前“非常时期”，而我们两人是“群众监督劳动”来搬运组的，不能忘掉身份。老李说：“还是不送为好，人到了，当面表示祝贺，就尽心了，兆存不会计较的。” 婚礼原定两点钟开始，过了半个多小时还未举行，正在着急，看到一辆小轿车开进纸库大门，车门开处，下来的竟是“文革”跟陈伯达到报社夺权当了代总编辑的唐某，由两个“造反派”陪着。李庄和我都有点意外，不知是哪一位施展什么神通，竟能将当时报社的第一把手搬来。唐君一到，简单的婚礼立即开始。师傅们有的围坐在屋内长桌边，有的站在门外看。我和李庄在这种场合当然自觉靠边，站在门外，不能同革命群众平起平坐。唐君大约算是主婚人吧，讲了几句祝贺的话，给两位新人各佩一枚像章作为贺礼。然后，兆存的一位表哥作为家长致答词。这位表哥原先也是报社职工，前几年调出去支援兄弟单位，刚才他到场时同李庄和我都亲热地打招呼，可能并不清楚我们两个现在是被勒令到搬运组劳动来的。他开口就说：“今天兆存结婚，承蒙报社领导唐××同志、李庄同志、田××同志亲临参加，我代表家属非常感谢……”

我一听心中不禁一怔，怎么能将李庄和我同唐××并称为“报社领导”！李庄也在皱眉头。再偷望一望屋里，那个代总编辑果然板起脸，一副不悦之色。表哥的答词刚完，他就站起身说还有工作要先回报社，转身出屋，跨上汽车，一溜烟走了。大家继续说笑打闹一番才散。事后听说，唐君非常生气，在一次什么会上批评：“有些革命同志警惕性不高，竟然让我同走资派一起参加一个婚礼。”李庄和我私下议论，幸亏发生在报社里不被注意的搬运组，又是在马连道纸库，若是在王府井大楼里，肯定又会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如果再有好事者写份小报告送上去，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之流手里，说不定又会玩出什么花样。

前些天，在报社大院遇到已退休的兆存，提到他的在马连道纸库的婚礼，都感到日子真快，一眨眼竟快三十年了。他已经退休，儿子也已在报社工厂上班了。我们说到春天去世的李庄，又说到搬运组这些年先后去世的老梁、老程、老刘、老苏，回首在王府井报社后院和西直门货运站的日子，都不禁感慨好久。今年夏天北京多阵雨，此刻又是连天阴霾、满城风雨的时分，雷声隐隐，急雨敲窗，那年从西直门回报社在大卡车上背诗的情景，依稀又到跟前。想起前人“最难风雨故人来”诗句，凝神窗外，不知李庄的英灵风雨中正在何方安息？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李慎之二三事　作者：陈乐民

老李（慎之）走了三年多了，在他西行启程时，我曾以《山高水远望斯人》一文送别（刊于零三年的《随笔》第四期）。然而，他似乎没有渐行渐远，在我脑子里的记忆中，时不时地跳出来一些交往中的情形，遂择其一二，顺手写下，聊补前文之意犹未尽。

我与老李第一次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外交部的国际问题研究所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现欧洲研究所）；老李先于我一些时候从新华社到中国社科院任美国研究所所长。

八十年代初，社科院新成立了几个国际问题的研究所，美国所和西欧所即属于这样的新所，都正值草创时期。一天上午，老李到西欧所来与主持西欧所工作的施谷同志谈一些建所的实际问题；他们是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相识，到革命根据地之前分别在清华和燕京读过书，在那里算是“大知识分子”了。中午，施谷叫上我和老李一起在西欧所的食堂吃午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李。创办新所最大的问题是人手不够，需要赶快“调人”。我是施谷“挖”过来的；老李说他正在办把资中筠“挖”过来的事。当时十年浩劫刚过，“改革开放”提出不久，大家都有一种要把失去的时间追赶回来的急切心情。后来从施谷和别人那里得知老李的坎坷经历，他自己也从不讳言长期当了“右派”，到“改正”时已是五十五六岁的人了。

从此我们在社科院内成了“同事”，他随后当了副院长，我做了西欧所所长，接触的机会便多了。

接触多了我发现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领导”，按照通行的“官衔”，副院长是“副部级”，但同他交往，怎么也看不出有个“副部”的样子，他自己也说根本不会当“领导”。有时故意打点儿“官腔”，但总也不像；因而不免被有经验的“下级”所问倒。我找他去“请示”工作，到他办公室便“破门而入”，用不着先通过秘书约时间；他也没有专职秘书，许多事都自己动手。

初识他的文采，是由于他送给我一份油印的材料（彼时尚无电脑），封皮上标题：《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下半页是他写的几句“编者前言”：

“钱钟书先生当代硕学，其博学多闻，覃思妙虑，并世罕俦。世人咸知先生通多国文字，顾先生鲜有译作，唯于著述中援引外国作家之语类多附注原文，学者于此得所取则。唯零金碎玉检索不易，爰特搜集成册，以便观览。后生末学得窥云中一鳞，证月印于千江，则此帙之辑为不虚矣。”

这样的文言文在我们“国际片”里是很少人能写得出的。《举隅》就是把《管锥编》和《谈艺录》中英两种文字对照的语句摘录成册。我问他是否打算发表，他说不，只油印若干份给同好者看看。然后他示意如添齐法、德、意，乃至拉丁文，那就丰满了。我确有意把法文补上，西欧所有懂德、意文的，但绝无这种兴趣。我因事忙，法文终于没有补上。存此一帙，竟成永久纪念矣。

老李作为副院长分工主管“国际片”各所，（即世界经济与政治、美国、西欧、苏联东欧、日本、亚非、东南亚、拉美等八个研究所。）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根据当时时局延请一些对相关问题较有了解的人来给各所所长讲讲，然后大家讨论，起一个互通信息，把世界各地重点问题串通起来的作用，减少了各所各司其事、不谙全局的偏颇。

他很看重“国际片”的文风问题，常说把文章写得“清通”，是作研究工作的起码要求。他常举老先生的文风为例，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费孝通先生；在哲学方面，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冯友兰先生。说他们的文字深入浅出，没有“疙瘩”，非常顺畅。

他提倡学术自由，从不干预各所的具体问题，给各所以完全的自主权，更不做耳提面命和命题作文那样的事。而是经常地思考一些带有世界全局性的大问题，传达给大家。八十年代初我随他访问美国，其间他突然对我说，他感到世界性的人口素质差异问题终将在某一天会成为冲突的根源。当时我对此问题没有思想准备。后来想想这确是个全球性带有趋向性的问题。试看今天的世界，特别是“冷战后”的变化，以及亨廷顿讲“文明冲突”的文和书，等等，再回想到他早时说过的话，会感到他所思之广，实际上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尔后亨廷顿提出的问题。他在九十年代初提出“全球化”问题，在中国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罕见的。可见是他思考和观察很长时日的结果，绝不是出自一时兴起。

一次他问我，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应是怎样的人。我顺口答道：首先应是“通才”。他很赞成，说：国际问题似易实难。后来我写了一篇题为《拓宽国际问题研究的视野》一文，大意就是国际问题的研究需要与文史诸学相结合，即要有文史底蕴，不能满足于材料堆砌，讲“国际故事”。他看到后表示赞同，并说，我的文章只讲了学科的结合，应该还讲出学科的区别；文史是文化学养问题，“国际”是眼界问题，加在一起才成为“通才”。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朋友间相聚，只要有他在场，就是他“包场”了。不过他非常讲长幼有序的“礼数”，座中如有比他年长的，他是绝不会“造次”的。如果是平辈间争论，则非争到底不可。

他同我闲谈的时候很多，东拉西扯，大部分都忘了；而且是他说的多，我听的多。但要求我为他做的具体的事只有一件：他知道我喜欢康德，要我给他摘录一些康德关于“自由”的观点，说实话，这是个不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康德的东西是无法摘成语录的。但我揣测他可能正在思考“自由”这个理念在文化史上的来源。我认真地摘了好几段我认为最能反映康德有关“自由”的观点的话。他说，“自由本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东西，康德却说了那么多！”

晚年他很重听，我也聋了，每次打电话都很长，聋子对话，声音特别响，内容总是他正在想什么和看到了我写什么。他对我写的东西的最大的批评，就是太短、太含蓄，他说：你为什么那样“惜墨如金”？一篇说理的文章，没有三五千字是说不透的，可是你总是话留半句，你的观点我都赞成，但也只有我才能看出你的下半句来。我说我的文风变不了了，写不了很雄辩的长文章，怕是性格使然吧。一次在电话里我跟他说某名声很大的美籍华人学者在北京某会上含糊其词地说似乎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起了启发作用，我很不赞成。他大声说：你就该写一篇五千字的文章，以“思想家”的姿态批评他这个观点！我说我已在不止一篇短文中讲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了。他说“太短”，再次说也就只有他才能看出我的意思。我说我最近写了一篇关于英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时代的“启蒙者”的文章，举了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人如何受到英国影响的例子。他说已看到了，你可能是很少数的人明确地这样说的。但是我希望你针对那位美籍华人学者的话再写一篇，要点名点姓。然而我太懒，终于没有写。中国的孔儒之学对欧洲启蒙时代产生了如何如何大的影响之类的说法，在中国和国外一些人当中相当流行，至今不衰。中国人热衷此说大半是因为因此给老祖宗的脸上贴了金，自己也觉得“光彩”。老李很注意这个问题。他有一次对我说，听域外某公说，最近一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说，孔儒之学在未来的世纪中将引领世界潮流（大意），而且上了报纸，他问我怎么看。我说，即使有人说了这么一句，又怎么样？他说，那也要弄清楚是不是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很快他从某公那里拿到据说刊登此语的几份法国《世界报》，让我看看。我仔细看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有关“confusius”的一句话。总之，我觉得在许多类似的问题上，老李是我的“知音”。

确实是，我写的东西，他都看，不时在电话里发表评说。他看到了我写的一篇《陈序经与中西文化》，打电话来说：“陈序经可是‘全盘西化’啊！”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所谓“西化”被“热批”的时候。他说，你的文章我都剪下来放在一个口袋里了。我有一篇不关痛痒的随笔，里面用错了一个典。很快就有人指出并客气地说，也许作者“腹笥宏丰，别有所本”。某日，老李到医院来看我，笑眯眯地从衣袋里掏出一小块剪报（即批评我的那篇文章）拿给我看。我说：我看到了，是我错了。他调侃说，那你不是“腹笥宏丰”？我说，所以没有“别有所本”。相与大笑。老李卧室里有张木床，整齐地摆满了一叠一叠的牛皮纸信封，从报刊上剪下的文章或资料，分门别类地分装在这些纸袋里，袋上注明是某人某人的文章。他剪收的文章不拘作者是否知名，年龄大小，身居何处，只要有参考价值，无论是他赞成的还是反对的，他都不拘一格，成为他“思想体操”的资源。所以，他每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都能贴近和反映大众的心声。他的文章独具风格，却绝不是放言空论。

《风雨苍黄五十年》是他的暮年压卷之作。细读这篇满怀“与时俱进”精神的文章，凡有良知、不存偏见的人都不能不为他的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所感动。他退休后的十多年是他生命中最闪光的时期，所思所想莫不是为了国家、民族的进步。他常说，他的文章无一不是经过一番“动心忍性”写出来的。访问德国期间曾得了小中风，以后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地每况愈下了。但他的思想依然年轻而活跃，在住进医院前在电话中听到他宏亮而有些口吃的声音：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为民主呐喊，为民族的启蒙呐喊。接着他冷不丁地问我：你对丘吉尔怎样看法？我一时回答不出，他把电话挂了。我至今弄不清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的思想又“飞”到哪里去了。他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他最后跟我说的话。

不久前，一个偏远地区的青年教师在电话中对我说，他很敬佩老李；如有机会到北京，他定要向老李的遗像三鞠躬。

盛唐诗人高适有“别董大”二首，谨录其一，以结此文：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零六年四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一份历史文献的保存经过　作者：王　鹏

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里，有一份保存完好的《大公报》。这份创办于1902年6月17日，至今仍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的报纸，已有104年的历史，其报龄之长，堪称世界中文报纸之最。

完整保存这样一份百年的报纸，在世界集报史中也称得上奇迹。特别是在这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阀混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重大社会变革。由于战乱不已，《大公报》不得不几经流徙，先后创办有天津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报纸也曾几易其主，先后参与办报的人员难以计数。加之印刷纸张粗糙，旧报纸保存确实困难。那么，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是如何完整地保留下来的呢？

“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然而当这历史正在演进的时候，人们恐怕并不经意。世纪之初，外患严重，腐败的清廷日渐没落，受西方思想影响，又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天主教徒英敛之先生（1867—1926年），恨国家不振，“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满怀文章报国之志，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办了《大公报》。报名“大公报”三字，由著名学者、翻译家严复题写，并一直沿用至今。创刊之际，报头上还有法文“L’IMPARTIAL”的字样，意为“公正无私”，这也是英氏创办《大公报》的初衷。然而，在办报初时，由于保存资料的意识不强，没有从办报之初就建立起存报的制度，这就给以后收集这套报纸带来了许多麻烦。

最初产生收集整理一套完整的报纸资料的想法，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这时距《大公报》创办已有了43年。在这43年间，《大公报》几经周折。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意欲文章报国的英敛之心灰意冷，转而走向了慈善报国和教育救国，在北京开办了著名的香山慈幼院，以后还担任了第一任辅仁学社社长，因而把报社资产盘售给了商人王郅隆（1863 —1923年），1916年9月，《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结束了。王郅隆聘请了胡政之（1889—1949年）为总编辑，在这以后，《大公报》虽曾有过讨伐张勋复辟和派记者采访巴黎和会、披露重大事件内情的辉煌报道，但始终因经济困难，惨淡经营，勉强维持到1925年11月，最终难逃停刊厄运。1926年9月1日，吴鼎昌（1884—1950年）、胡政之、张季鸾（1888—1941年）组建了“新记大公报公司”，使《大公报》在天津得以重张。自此以后，这份报纸除因受军阀压迫和国民党新闻检查而被迫短暂停刊外，即便是在战乱之中，也基本上做到了一天不辍地出报。

1936年末，胡政之、张季鸾深感日军的侵略迟早要扩大到华北，天津不是久留之地，决意创办上海版《大公报》，以继续坚持为抗战宣传。1936年4月1日，《大公报》成功地抢占了上海滩。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的“卢沟桥事变”，很快波及天津。1937年8月4日，天津版《大公报》发表了“暂行停刊启事”，报社人员分赴上海、汉口等地，加强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的编辑力量。日军的侵略逐渐近逼中国腹地，沪、汉两地的《大公报》又被迫停刊，报社人员不得不再一次内撤，并在英属香港发展，办起了《大公报》重庆版和香港版。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港馆人员撤往内地，创办了《大公报》桂林版。1944年9月，日机轰炸桂林，桂林版《大公报》停刊，编辑人员撤到重庆。抗战期间，重庆是《大公报》的言论中心，也是它的最后归宿。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大公报》才结束了战乱流徙的命运。

抗战胜利了，老百姓企盼着安定的生活，《大公报》也面临发展的机遇。这时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和总编辑王芸生在重庆做出恢复上海版和天津版的规划，准备重整旗鼓，把《大公报》办成中国报业“托拉斯”。1945年11月1日和12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天津版先后复刊。这样，就形成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渝、沪、津三足鼎立的发展之势。1946年4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总编辑王芸生随即到达上海，成立了《大公报》总管理处，调整了渝、沪、津三馆的力量，形成了以上海版为言论中心的发展格局，并筹划出版广州版，使华北、华东、华南、西南各有一张《大公报》。广州版的计划因内战的原因，未能实现，不得已只能在1948年3月恢复香港版，以辐射内地华南地区。恢复香港版是胡政之的决策，现在看来是有远见、有眼光的，至今这份文化产业仍在发挥作用。就在《大公报》蓄势待发之际，一份挥之不去的烦恼始终困扰着胡政之和王芸生──在渝、沪、津三地报馆中，凑不全一套自创刊以来出版的完整的报纸。

事有凑巧，就在天津版恢复不久，有一天，一位姓李的先生来到天津《大公报》馆，找到津馆经理曹谷冰（1895—1975年），说他有一套自1902年6月17日至1937年8月4日的天津版《大公报》，一份不缺，但在抗战中被日本人强迫买去。这位李先生对曹经理一再表示，如果能找回这套旧报纸，他愿意送给《大公报》社。曹经理听完李先生的话，陷入了沉思。这位1927年参加《大公报》编辑工作的人，自然对这份报纸有着很深的感情。李先生所说的1902年至1937年三十五年间的整套《大公报》，会不会已被日本人运送回国？如果它仍在中国境内，会在什么地方呢？他把寻找这套《大公报》的任务，交给了曹世瑛（1911年— ）。

曹世瑛是1928年进入《大公报》的，从练习生做起，当时已成为报社得力的外勤记者。接到任务后，曹世瑛马上找到负责接收敌伪机关资产的国民党天津党政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的人整天忙着“五子登科”，抢占房产，攫取资财，没有人对一堆旧报纸感兴趣。曹世瑛几经周折，多方“打探”，才听说这些旧报纸可能存放在原日租界公园后面的“日本居留民团图书馆”内。当时，这个图书馆已作为敌伪资产被接收委员会封存，任何人不经特许不得入内。究竟这套报纸是否在图书馆内，曹世瑛不敢肯定。他立即把这一线索向曹谷冰经理汇报，为此，曹谷冰致电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请其关注并帮助找寻，但结果却是石沉大海。

据曹世瑛回忆，有一天，一位朋友告诉他，图书馆的大门打开了。原来在珍珠港事变之后，日本人接管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将没收的英法侨民的图书，也存放在这个图书馆里。抗战胜利了，这些英法侨民通过中国外交部，要求到这个图书馆寻找他们当年被没收的图书，这才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他借此机会，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跟着这些英法侨民也进入了图书馆，但他第一次进入图书馆并没有发现这些旧报纸。他并未就此罢休，转天又一次来到这个图书馆，找遍了书架和书库，《大公报》还是毫无踪影。就在几乎绝望之时，他看见房犄角有一个躺着的板子，掀开一看却是一个地窖。他鼓足勇气，摸黑进去，模糊中看见地上有一大堆土埋封尘的东西。揭开覆盖物，三十五年的《大公报》赫然在焉。欣喜若狂的曹世瑛马上意识到，他到图书馆是以“采访”的名义进来的，这些旧报纸一张也带不出去。他马上爬出地窖，掸掉身上的尘土，不由分说来到国民党天津接收委员会，找到负责人之一的张廷谔，向他说明了情况。好在这些旧报纸在张廷谔眼中不是什么金银财宝，于是，他很痛快地给曹世瑛写了一张条子，同意曹把这些旧报纸取走。在一个寒冷的下午，曹世瑛雇了十几辆三轮车，又约了报社的十几位同事帮忙，浩浩荡荡，把三十五年间的整套《大公报》运回了报社。后来，报社资料室的杨克武等人，用了将近一年的工夫，对这套旧报纸悉心整理，装订成册，共计400多本。对于那位收藏家李先生，《大公报》社赠送黄金二两为酬。

天津版《大公报》是《大公报》历史中的重要阶段，也是最难保存的部分，以后的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保存起来相对容易一些。1949年以后，各地陆续解放，在新中国报业调整中，天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重庆版《大公报》改名为《重庆日报》，均脱离了《大公报》。因此，中国内地只剩下了上海《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报社迁至北京，实行了公私合营改造，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成为报道财经和国际问题的全国性的专业报纸。这时的《大公报》坐落在北京市宣武区永安路18号，（现改为173号）已经有了8000多平方米的宽敞馆舍，《大公报》在各地的文献资料、档案等，包括过期旧报纸，都集中到了北京，各种资料、档案的保存，也有了条件。

早在筹备新中国建国之际，《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就秘密接受毛主席的邀请，同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一道，从当时还是蒋管区的上海来到北平，以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57年末，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大公报》社长王芸生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积极响应周恩来总理向政协委员提出的撰写文史资料的号召，决定着手撰写“大公报史”。编写报史，首先要有一套保存完整的报纸。这样，报社作出决定，由张蓬舟（1904—1991年）帮助王芸生、曹谷冰搜集整理旧报纸。

时任报社资料室主任的张蓬舟，原是1936年进入《大公报》做编辑、记者工作的。出于对资料工作的浓厚兴趣，解放初期，他主动申请到报社资料室工作。当他接受新的任务后，首先把报馆内保存的旧报纸又重新翻检了一遍，发现还有不少缺张或残页。他先后到了汉口、重庆、上海、桂林、香港等地，遍访官方和民间的档案、资料管理部门和熟悉的收藏家、老读者，硬是把缺张和残页都补齐了。这时，在北京《大公报》的资料室里，才真正有了一套完整的《大公报》。王芸生、曹谷冰正是据此才撰写了《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和《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等两篇长文，发表在由全国政协编辑、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

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社会秩序混乱，《大公报》更是不能幸免。由于《大公报》有着几十年的办报历史，经历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大事变而始终未停刊，是当时仅存的从旧中国延续而来的唯一一张全国性的大报，这就有了历史复杂的最大嫌疑，所以成了造反派攻击的主要目标。“文革”初期，《大公报》社即由北京“文革小组”接管，但在造反派的干扰和巨大压力下，正常出报已无法保证，报社党组不得不向上级党组织请示，经批准，北京的《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 日宣布停刊。保存完好的那套旧报纸被运到《北京日报》社，放置地下室。这时，已退休在家的张蓬舟再次挺身而出，他冒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够保护好这套旧报纸。（毛主席曾在这封信上有批示，指示有关部门采取保护措施。）不久，这套旧报纸被移送到已被重点保护，不允许红卫兵进入造反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予以保存。

应当说明的是，《大公报》在出版过程中，曾先后有津、沪、汉、渝、港、桂各版，最多时，在全国四地同时出版报纸。受运输条件所限，各版报纸只能在当地排版印刷。又由于受到当时电信发展水平和报社经济能力的局限，各版报纸只能做到重要消息、社评统一刊发，一般消息和副刊文章则由各版自行采编，因此，同是一天的报纸，各版内容并不完全一样。目前保存在国家图书馆中的这套《大公报》，从出报日期上说，是一套一天不少的完整报纸资料，但若分版按期排序，还是尚有少许缺漏的。

公正地说，在近百年的办报过程中，英敛之以及后来者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1901—1980年）等一批知识分子，虽然因种种局限，难以超越时代，但他们毕竟为反映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化和发展，付出了努力。虽然报纸难以与当事人的第一手档案材料相提并论，但作为历史档案的辅佐，一份完整的《大公报》仍不失其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历史和我国新闻史的重要史料的价值，我们的历史记载也因为有了这份记录而更为丰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宣传抗敌、誓不投降的精神，受到各方瞩目。1941年4月，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考虑到中国《大公报》在抗战中的贡献，决定把该院一年一度的“荣誉奖章”（1941年度）授予中国《大公报》。重庆《新华日报》的贺联写道：“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和“同心协力”。在亚洲，曾获得过这一荣誉的还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这也说明，中国《大公报》在世界新闻史上享有的声誉。

现在，这套旧大公报得到了很好的保存和利用。国家图书馆已把1902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拍摄成微缩胶卷，供查阅资料者使用，原报已被封存。人民出版社已将四十一年的天津版《大公报》影印出版，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重庆版、桂林版《大公报》正在整理之中，也将陆续影印出版。目前，仍在香港出版的《大公报》已有了电子版，还可刻录成光盘，保存和阅读就更方便了。

这套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历经战乱和“文革”的洗礼，终于保存下来了，确实不容易！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0期 从周正毅到张荣坤　作者：周瑞金

三年前，上海“首富”周正毅出事，在上海滩引起一场风波。今年5月26日，周正毅服刑期满，走出上海提篮桥监狱大门，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此后虽有一、二家上海媒体报道他仍想“东山再起”。但在香港廉政公署强调对周正毅发出的通缉令仍然有效后，便像被蒸发掉一样，在上海所有媒体上再也寻找不到有关周正毅的半点音讯。

是的，周正毅的事还没有完。今年一月，他的妻子毛玉萍就因串谋造市，诈骗上市公司股东的罪名，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刑三年半，而周正毅系该案的另一主犯，因此香港廉政公署发出了红色通缉令。尽管今年6月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上海方面谈不上协助香港廉政公署引渡或移交周正毅问题。然而，在香港廉政公署网页“被通缉人士”栏上，赫然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周正毅。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只要周正毅进入香港，或前往与香港有引渡协定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即会采取拘捕行动。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顾问、金融界人士刘梦熊起草了咨询意见，呼吁香港60位立法议会议员推动动议，不能让那些破坏香港金融和法律秩序的犯罪者在内地逍遥法外。

就在沪港两地人们正关注周正毅风波如何平息之时，想不到上海滩又冒出一个张荣坤来。8月11日，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被免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原因是“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这是近年来上海市涉案级别最高的官员，涉案金额高达32亿，而且是社保基金的“养命钱”。因此，案情一暴露，虽然媒体报道低调又低调，仍引起全市上下震动！

案情发生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即查封、冻结了涉案企业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昆山福禧现代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的相应财产，完成了对相关资产的诉前保全，有效查处了有关违纪资产，目的是力争依法全额追回违规操作的社保基金。与此同时，确认与福禧投资方面有关联的财产，包括在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嘉金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股权，也被全面冻结。

区区一个局长的“落马”，竟冻结如此众多公司的财产和股权，而这些财产和股权又都关联到一个人：张荣坤。在祝均一被“双规”的当天，张荣坤也被公安机关“监视居住”了。接着，又牵出上海电气集团的王成明董事长和韩国璋副总裁，相继“落马”，接受审查，导致“上海电气”、“上海机电”两家上市公司停牌。

掀起如此巨波大浪的张荣坤，何许人也？他1973年出生于苏州，开始从事粮食加工、家具制造，几乎与周正毅一样，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民营企业主。2000年他来上海成立一家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址竟是一家蛋糕店，店里员工都不知何谓“沸点投资”。这就是张荣坤初进上海吊诡之招。2002年他成立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不久就以32.07亿元的价格向国有上海城投公司收购“上海路桥发展”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据上海资产评审中心确认的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的经营权价值为35亿4千万元）。这一破天荒削价收购，因开创“民间资本首先进入基础设施领域”的纪录而轰动申城。接着2003年福禧再次斥资50亿元购得嘉金高速25年的经营权，这是一条通往上海F1赛车场的高速路。2004年它又以5.88亿元购得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截至2005年6月底，福禧投资公路里程越过200公里，投资额超过100亿。“公路大王”称号，由此被叫响。

上海“公路大王”又把触角伸向金融保险业，共投资持有中国财产再保险公司11.03%股权，中国人寿再保险公司10%股权，中再资产管理公司9.9%股权，中国保险报业公司15%股权。令人咋舌的是，2004年张荣坤出资10亿元购得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股份，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大家知道，上海电气是国内最大的装备制造业集团，在上海国有企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于2005年在香港上市的招股价约合每股1.7元人民币，以此计算张荣坤的股份升值至16.5亿元，短短一年他的账面净赚了6.5个亿。

张荣坤登陆上海滩仅五年多时间，不仅具有超强的融资能力，注册资本仅5亿元的福禧投资竟轻松自如地动用百亿资金收购最优资产和股权。而且，在垄断地带游刃有余，屡屡有惊人之举。如上海电气改制，世界上赫赫有名的西门子、GE、通用这些战略投资者竞无缘入围，让根本与电气不搭界的张荣坤独占鳌头。这不是神奇的谜吗？还要一提的是，就在今年出事前几个月，福禧投资还发行了面值10亿元的短期融资券，开创了国内非上市民营企业公开融资的先何。人们有理由发问：无论是介入繁华高速公路、进入关键国企集团，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张荣坤总能捷足先登，他究竟凭什么搭建了“近水楼台”，从而屡屡地实现“先得月”？

今天这“神奇之谜”终于揭开一层面纱。祝均一“收受贿赂”，让他得以动用上海巨额社保基金去收购高速公路；王成明和韩国璋趟混水，让他成为上海电气第二大股东。近日国内一家媒体披露了张荣坤在上海滩发迹另有“神秘武器”，在于他热心慈善事业。早在2000年他进军上海之初，就参加上海市慈善基金会举办的捐赠，一次就摔出200万元，一举夺得上海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桂冠。2002年他更上一层楼，一年慈善捐赠花掉2706万元，为此把福禧投资一年的利润赔进去不算，还倒亏了486万元。如此大手笔的慈善捐赠不仅为他创造一系列融资、收购的奇迹，而且为他获得各种令人目眩的社会头衔，什么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监事长等等，都为一个年仅38岁的张荣坤所拥有。

上海三年间，冒出两个“问题富豪”。从周正毅到张荣坤，一个从“阿毛炖品”起家，一个靠粮食加工、家具制造发迹，短短几年内从无名小辈爬上巨富新贵。这固然是他们长袖善舞，但谁都知道少不了掌权者的撑腰。这真让人感慨：今日上海滩难道果真成为孵化“中国富豪”的“新冒险家乐园”？（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列宁对社会主义市场关系认识的修正　作者：江春泽

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新书《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书中第一章描述了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7年间，多次修正自己的观点和更改原来的设想、计划或行动方案。从中可以看出，列宁的思想不是僵化的，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特别是他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既不是从传统的固定理念出发，也不是囿于前人的“本本”和“原理”，而是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实践的经验教训而不断变化、创新、发展。这对于我们今天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很有意义的。

（一）“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始于列宁。列宁毅然发动俄国十月革命，并非依据马克思的“本本”所预言，而是根据当时俄国内外的实际形势，他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但他以为通过俄国革命可以点燃欧洲革命的熊熊烈火，期待着所有发达国家同时爆发革命。到1918年8月，列宁放弃了这种想法，实事求是地承认：“革命是不能按定单制造的”，“革命是无法推算的，革命是无法预报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既无理论可依，也无经验可循。列宁直言不讳地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的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不能认为社会主义者先生们会将现成的社会主义用盘子托着献给我们，这是不会有的事”。“这是一项历史上没有见过、书本上也读不到的新事业”。他强调只能从俄国的实际出发来探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说：“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他还说：“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前，列宁曾经设想借鉴巴黎公社的经验，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管理处”、“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废除警察、军队和官吏”，“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但是，俄国当时现实的情况是，内有武装叛乱，外有武装干涉，工厂里管理制度瘫痪，劳动纪律瓦解，经济濒临崩溃，上述设想根本就行不通。列宁不得不放弃这种设想，提出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在工厂里通过实行“一长制”来加强管理，甚至认为“一长制”的领导者可以是“资产阶级专家”。他把夺取政权初期的“赤卫队进攻资本”的口号改为“精打细算，节俭办事，不偷懒，不盗窃，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他说：“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他强调“如果没有统一的意志把全体劳动者结合成一个像钟表一样准确地工作的经济机关，……那么也就谈不上实现社会主义了”。

后来，由于战争日益严酷，列宁被迫暂时中止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而把全国经济转入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轨道。

（二）“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

1920年底战争结束，战时体制要不要及时向和平建设体制转变？当时党内外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容许不容许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存在。有的人主张不容许，因为流转自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则主张容许，并提出用粮食税取代战时“余粮收集制”，让农民在纳税以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反对者指责列宁的观点是“对农民实行的布列斯特和约”，是“对小资产阶级投降”。

列宁的设想是：上面实行集中的大工业即社会主义大工业，生产足够的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下面实行农民的自由贸易，把一定范围内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因素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他认为在一些大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俄国可以实行这种独特的国家资本主义。

但是，当农民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自由贸易的小小缺口被打开以后，国内市场就迅速活跃起来，而且往往自发地越出当时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击国家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许多人（包括列宁和俄共）都认为“商品交换失败了”，因为“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商品交换失败”是指有组织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失败。其实，国内市场的活跃正是新经济政策的成果，表明市场的活力是巨大的。在总结这一“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列宁因势利导，乘机把这一政策推向前进。他反思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大家的主要错误就是只作最好的打算，因而陷入官僚主义的空想”，必须“要作最坏的打算”。这个“最坏的打算”就是国家和政府退却，取消国家和农民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让农民走向正常的商品货币关系之路，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体现在市场上，体现在商业上，这是列宁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三）国营企业“必须采用商业原则”

继农村实行粮食税之后，列宁联想到城市改革问题，提出了4条重要的改革方针：（1）政府只集中经营最重要的企业，把不是最重要的企业租给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2）向工人提供的供给，不按职工人数分配，而按照企业生产出的产品数量分配；（3）国营企业一律实行经济核算；（4）重新开设银行的贷款与储蓄业务。实行这些政策措施固然有受当时客观形势所迫的因素（1921年夏季，干旱造成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拼搏弄得筋疲力尽”），但这些改革实际上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新探索和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突破。

从1921年秋天起，列宁进一步思考两个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重要原则问题：一是个人物质利益问题；二是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列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他又说：“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我们“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除了必须重视个人尤其是农民的物质利益以外，列宁还认识到“必须采用商业原则”。他说：“在历史事变的链条中，在1921——192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过渡形式中，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四）“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受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影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关系对立起来，说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经过几年实践和理论探索，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他公开宣布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反省自己以前“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1921年12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决议还强调：“不健全市场就不可能迅速恢复大工业”，“集中于工人国家手中的国有化工业必须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上的竞争方法，以争取决定性的统治权”。“经济核算制应该是经营所有国营工业的基础”。

列宁把上述新认识归纳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道路”。他说，这条新道路不仅必须经历“一系列过渡阶段”，而且“不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列宁这个精辟的新观点，我们现在看来，仍然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时由于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在强调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又提出要在资源分配上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原则，说“必须把最大部分的物资（原料、粮食、燃料、货币）集中在国营大工业手中，并有计划地分配这些物资，以保证依靠国家供应的各企业的生产工作不致中断。”1922年初，有人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这两种原则是矛盾的。但文章提出的解决矛盾的办法不是以市场配置为基础，实行国家调节，而是主张坚持指令性计划，把国营工业排除在市场关系的范围之外，以免国营工业在竞争中被挤垮。列宁承认二者有矛盾，但解决矛盾的办法应该是国营企业提高效益，这就必须让它们进一步实行商业原则，到市场上去参与竞争。他在《关于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的提纲草案》一文中指出：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将来必定会是一种主要的形式。在容许和发展贸易自由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让国营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改行商业的原则。可见列宁那时对发展商业、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决议按列宁意见修改后付诸实施，大部分工业企业都实行了经济核算制，实行了商业原则，国家对企业用商品货币杠杆代替行政化的管理原则。

（五）“必须依靠个体农民”

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是从农村的余粮收集制转变到粮食税开始，继而推向城市，改革企业的管理体制，然后再回过头来，深化农村改革，重点是恢复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的合作社。在1920年底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实事求是地指出：集体农庄“还处于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的可怜状态，”“大多数国营农场的状况，低于一般水平。”“必须依靠个体农民，而个体农民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在最近不会有所改变，因此现在还不能设想向社会主义和集体化过渡。”根据列宁这一观点，1921年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宣布实行粮食税的同时，撤销了上一次代表大会以余粮收集制原则为基础的关于合作社的决议，从而为保留农民生产资料私有权、恢复和发展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扫清了道路。1922年3月俄共（布）中央致信各级组织强调：小农经济有适应商品市场条件下的特别方法，不仅能够在市场条件下比较长久地生存下去，而且还能通过合作社改善自己的工作并提高工作的效益，因此，合作社在农业政策的发展方案中占有极其显著的地位。同年8月俄共（布）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议进一步强调：“在实行实物税制和规定商品流转自由后，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商品交换形式是最好的、值得全力支持的形式”，“是使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就是建设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合作社网”。

列宁在总结新经济政策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晚期的著作《论合作社》中，提出通过合作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不是简单的指合作生产，而是在认识到市场和商业在过渡时期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观点。过去列宁认为，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是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为此需要组织大工业和小农业间的直接产品交换，帮助小农集体化。现在认识到，不要去直接建立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制度，建立产品交换和帮助小农集体化也不是当前的任务。当前的任务是实现合作化。列宁说：“因为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

（六）列宁的未竟事业和沉痛的历史教训

列宁在1921年提出的上述新经济政策是在一系列应急对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关于在落后国家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列宁并非一开始就有成熟的想法，但他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坚持从实际出发，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实践（试验）——总结经验教训——修正原先的认识和行动方案——再实践——再总结提高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深化认识、升华为理论并形成行动纲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大超过了前人，开始领悟到商业和市场机制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觉察到市场经济是不可超越的阶段。如果当时能够坚持按照列宁的思路走下去，若干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会在苏联建立起来，苏联的命运和前途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从列宁的一生来看，他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创新、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是，由于新经济政策实施的时间不长，列宁后来又患了重病，以致直到列宁逝世时，新经济政策及其相应的理论尚未完备。列宁在晚年虽然宣布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根本改变了”，但那时他的“根本改变”仅仅是在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看法上，而没有从根本上革新原来关于社会主义的不符合实际的传统理念，没有放弃消灭商品、货币和市场的目标，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套明确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体制模式。在当时的观念中，计划和市场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可以结合，但最终还是要用计划代替市场。所以，列宁逝世后，对新经济政策的内在矛盾即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党内高层存在不同的理解，作各取所需的解释。不少人并不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只把它看作是克服当时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应急措施、权宜之计，是向资本主义的倒退。例如有的老布尔什维克当时曾抱怨在经济中已没有留下什么“社会主义因素了”。因此，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党内就发生了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论战，而且理论争论和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不是在一种平等的、互补的、实事求是的气氛中进行讨论，而是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一方即使意见合理也被扼杀、遭到打击和迫害。新经济政策就在这样的专制环境下被最终废弃了，使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探索进程走了半个多世纪排斥市场经济的弯路，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沉痛的教训。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　作者：高　放

一、从1979年起我接连不断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1946年我毕业于福州英华中学后，考进北京大学，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的活动。1948年1月越过国民党政府的封锁线，奔向解放区。本想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没有料到，我竟被送到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8月间北方大学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我又被吸收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著名学者何干之教授指导下攻读马列主义基本原著。1949年3月我随华北大学的队伍从河北正定县迁进刚解放的北平城，提前结束了研究生学习生活，担任学习助理员，开始从事马列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也在这一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新型的文科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从此我就一直在这里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从教员、讲师、副教授到教授，主要是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也深受“左”的路线、个人崇拜(即个人迷信)和个人集权制的毒害。1978年底我们党端正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之后，痛定思痛，我深感我们党在二十多年之中长期犯“左”的错误难以纠正，根子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有严重弊病。

1979年，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全校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题为《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史的优良传统》。文中指出：“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是和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迷信的意识形态是个人专制的理论根据和思想基础。反之，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又是个人迷信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是根除个人迷信的消毒剂。如果缺乏充分的民主，就会导致个人集权过多。”“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才能从制度上保证巩固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防止把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社会法西斯主义或封建社会主义。”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初我写的这一篇论文，发表于《世界历史》(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1979年第4期，全文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1979年第10期。全文主题虽然是论述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但是已经点明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反对“个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恢复和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即是说，我在1979年5月开始提出我国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

到1980年，我进而探究我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弊端，并且提出具体改革方案。这一年10月6日我应《光明日报》编辑部邀请，在首都理论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表题为《重新总结历史经验，大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讲话，摘登于该报10月17日，收入《新华月报》(文摘版)第12期。同年10月7日我提交中国人民大学30周年校庆科学讨论会的论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政体问题研究》。文中指出：民主共和制政体理应是权力制约制、权力任期制和权力选举制，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领袖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背离民主共和制，必须进行改革，其核心是要妥善解决党政关系问题，实行党政分开；同时，我还对如何改进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出十点建议。该文后来分为《民主共和体制是什么样》和《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刍议》两篇分别公开发表，现均已收入本书。在整个80年代，我曾经就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尤其是就如何发展共产党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多党合作的党际民主等问题，发表过30多篇文稿，多次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接连不断呼唤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5年11月23日，我应邀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参加中央领导人布置的如何改进党的建设问题座谈会。我在会上提出按照马列主义党建理论，党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党中央委员会是党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而我党党章从1922年起历来把党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委员会并列为党的最高机关，这样写法是不合适的；与此相联系，“全党服从中央”的提法应该改为全党服从党代表大会。党的地方组织和部门组织服从中央(如军队、工会、妇联、青年团中的党组织)。1986年11月26日，我又应邀到中央直属机关招待所参加了中央另一位领导人布置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座谈会。我再次提出以上以及其他有关建议。先后都得到党中央两位领导人的肯定，他们都说以后修改党章要考虑我的意见，采纳我的建议。

1986一1987年，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的日程，并且要从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等七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当时全党全国人民无不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为了配合党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1988年7月成立了半官方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由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同志任会长，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同志任名誉会长。杜润生、钱其琛、尉健行等23个部长级高级干部担任顾问。领导上曾派人找我谈话，要我担任副会长。我当即表示，副会长理应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担任。可是中央领导人认为我发表的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既符合马列主义原理又切合中国实际情况，所以还是挑选我作为学者的代表就任副会长。7月12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成立大会，薄一波同志亲自到会，并且作了重要讲话。周杰会长在会上提出研究会有三项任务：介绍国内外各种有关资料，向中央和地方领导提出各种建议，进行理论研究与宣传。研究会成立后几次理事会都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召开，由周杰会长主持会议。我们组织出版了一套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政治体制研究丛书》，1989年初创办了会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还举办过讲习班，开展了与外国的交流。本来已决定1989年秋后由我担任团长，组成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考察访问。可是这一年发生了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被迫停止活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事业也进入了步履维艰的阶段。

二、1989年以来我持续不懈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作为一名勇于独立思考、勤于深入钻研的老教授、老学者，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取得全面成功的头等重要大事。所以近十多年来我依然不减1979年以来愈益增长的锐气，不畏“左”的势力屡次对我进行种种打击，在讲坛上文坛上反复不停总结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深层根源，持续不懈呼唤加快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1989——1992年东欧各国和苏联发生的剧变更使我深刻反思。不少人认为苏联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的失败是由于这些国家党的领导人推行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转去照搬西方三权分立、多党平等竞争的政治体制而造成的。我以为这只是表层的观察。实际上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些国家几乎普遍照搬苏联模式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长期推行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制、官僚特权制等等，缺少社会主义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拒不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引起越来越多党内外人民群众的不满，结果这种政治体制终于被人民群众所抛弃。这些国家的党政领导人大多是在党内外、国内外多种压力威逼之下，被迫转去推行体制外的改革，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和多党竞争制，结果执政的共产党纷纷落马，社会制度发生剧变。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常理。实践证明，长期的“左”势必助长后期的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也有个别党一“左”到底，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制、个人集权制和严密的思想控制等等，拒不听取群众正确意见，结果失败得更加悲惨。如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兼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总司令和爱国卫队总司令尼·齐奥塞斯库，在1989年12月底当人民群众上街奋起表达自己的意愿时，他竟下令爱国卫队(即武警部队)开枪镇压群众，引起部队哗变，齐奥塞斯库夫妇当即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刻处决。罗共覆灭之后，罗马尼亚最终也转向西方那种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政治体制。苏联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主要是：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自觉地进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不论先“左”后右或者一“左”到底，结果都必然是转向进行体制外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代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来势迅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铁律。专制已无藏身余地，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理应优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容掺杂封建专制主义余毒，而要彻底清除苏联模式极权政治的这些毒素，饱吸中外古今各种政治文明精华，进而开创更高形态的民主。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消除专制、开创更高形态的社会主义民主，那么人民大众最终只好被迫无奈去接受资本主义民主。固守专制、极权的苏联模式政治体制，终究是会被资本主义民主的巨浪冲垮的。

邓小平理论在国内问题方面最重大的贡献有两条：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另一条是改革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深知：我们“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而且“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这种政治体制的弊病是“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邓小平于1986年强调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我认为邓小平这些至理名言至关重要，一定要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指针，不论遇到任何风浪险阻，迟早我们都要尽力付诸实践。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经济继续得到发展，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决定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经济增长显著加快。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同步进行，以致党政官员的腐败超过80年代中后期，出现一轮又一轮的加剧现象。当前腐败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已呈现普遍化、团伙化、大额化、高层化、制度化的趋势。党政机关中机构臃肿、任人唯亲、滥用权力、官员特权等恶习依旧严重。要根治腐败等积弊，不能只靠治标，还必须治本，这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在总结我国1949年以来政治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1989年至2005年又持续不懈就如何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40多篇文稿，在社会上有较为广泛的影响。

三、编纂本书的缘由、原则和目的

1999年底，我自编了一本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集，约70多万字，联系好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出版社审稿后感到当时国内社会环境欠好，“左”的势力又抬头，还顾及大部头的厚书市场不便营销，所以要求我删去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全部内容，只保留有关政治学方面的19万字，先出一个精选本。由出版社取名《高放政治学论萃》，于2001年9月出版，印数3000册，迅即脱销。

到2002年，形势大有好转。我新编了三大本文集，当即由直属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一本书名为《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只印了1500册。面市后很快就售完，很多读者通过多种渠道向我反映要这本书。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现在我从中精选28篇，另加上14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近三年新写的)，合计42篇，重新编纂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一书，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我之所以要编纂出版本书，是想把我近25年来陆续论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稿精选汇总于一册，便于读者倾听一个老教授、老学者声嘶力竭、长久呼唤、高声呐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希望借此能够唤起众多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人民大众，增进共识，共同奋起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时常想起宋朝诗人王令(1032—1059)在七绝《送春》中留下的千古绝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古代传说子规，即杜鹃鸟啼叫最苦时会啼血。清末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赠梁任父同年》中还有肺腑之言：“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但愿我呕心沥血、忧思含泪呼唤政治体制改革的心声会得到东风的回响。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附庸伦理与文人助纣为虐　作者：张绪山

附庸即封臣，亦称奴才，是与“主子”相对的概念。在中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上，皇帝（或国王）之下公、侯、伯、子、男之类的等级，构成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等级体系。理论上，较低等级即是较高等级的附庸，所有等级都是皇帝（或国王）的附庸。但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和欧洲的附庸制度有所不同。

在欧洲封建时代的大部分时期中，由于王权长期处于积弱状态，诸侯各自为政，表现出很大的独立性，附庸对封主的强大依附关系主要限于直接的封主，也就是说，一个人在确立了他的从属关系以后，往往只是服从他的直接的主人（这个直接的主人往往即为绝对封主），并非服从主人的主人即间接主人，即使这位间接主人是国王或皇帝本人。这就是欧洲附庸制中特有的原则：“我封主的封主不是我的封主”。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的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土地和国家政权被认为是皇帝的私人财产，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因此，所有等级的附庸都服从于皇帝，各等级的封臣可以不服从自己直接的封主，但不能拒绝服从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这一原则只适合于皇帝以下的封主，对皇帝这个绝对封主是不能自由选择的；对于各级附庸而言，“主（皇帝）忧臣辱，主辱臣死”，乃是通行的原则，适用于所有等级的附庸。这是东西方附庸关系显著不同的特点。

在封建关系中，直接的主仆关系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它是血缘家族关系之外最强大的关系纽带。因此，主人与其他人发生矛盾或冲突时，附庸是断不能置身度外的，他必须加入到主人的行动。由于附庸本身不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行事，其行为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并不由附庸来承担；附庸按主子的意志犯罪，并不需要承担罪责。在这样的社会意识中，不但附庸可以用自己的附庸地位为自己的犯罪开脱，而且整个社会也往往不加追究，这就是封建社会特有的“附庸伦理”。这种伦理培育了一种不管自己行为是非，一唯主子之命是从，也不承担个人行为后果的特有心理，即是“附庸心态”。

表现“附庸伦理”的实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三国时期，袁绍与曹操在官渡大战之前，命记室陈琳草拟檄文声讨曹操，陈琳以其斐然文采，大挖曹操祖根，称其祖父与其他宦官“并作妖孽，饕餮放横，伤化虐民”；其父“乞携养，因赃假位，舆金辇璧，输货权门，窃盗鼎司，倾覆重器”；曹操本人则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狡锋协，好乱乐祸”，将曹操祖宗三代骂个狗血喷头，语锋犀利，用词刻薄，甚至令曹操这样处变不惊的乱世之雄听人读来都毛骨悚然，身冒冷汗。曹操击灭袁绍，俘获陈琳后，问：“卿昔为本初（袁绍）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陈琳答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获得曹操赦免。史书以曹操“爱其才而不咎”来解释曹操不杀陈琳之事，其实并非尽然。因为，在曹操看来，陈琳昔日在袁绍麾下为其附庸，自己是与袁绍对立的敌人，陈琳骂自己是尽其附庸的职责，当然是无可非议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可以“罪状孤”。曹操所不满的只是陈琳没有“恶恶止其身”，连他父、祖辈也痛骂了，这在曹操看来是太过分了。不过，就当时整个社会的附庸伦理而言，陈琳所为是情理中事，即使曹操也是不能不接受的。所以，陈琳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为根据为自己进行辩护，很容易得到曹操的宽宥。

儒家思想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入世哲学，使中国的士大夫很容易承认皇权的绝对“封主”地位。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并立的多元政治中，士子们可以凭自己的才识游刃于君主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人格的独立。汉代以后，孔子的学说被定为一尊，“修齐治平”和“学而优则仕”的信条，实际上已经使传统士子下意识地在精神上确立了对皇权的主仆关系。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最终确立，更使这种关系制度化，所以唐太宗看到天下士子因科举之制而被笼络殆尽，自动投入附庸关系网时，大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其实这话的真实含义就是：“天下独立不拘之人皆为吾奴才矣！”宋代以后，皇权极力提倡“君臣”纲常礼教，实际上将士大夫置于了绝对附庸的地位；所谓“君命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只是对某一级别的附庸，而是对所有附庸而言。

中国大一统传统下，绝对效忠只能及于作为绝对封主的皇帝；对绝对封主的效忠与其他封主的效忠发生矛盾，或绝对封主反对其他封主时，所有附庸都必须站在绝对封主一边，除非皇帝为非作歹以致天怒人怨，发生全国性的人民起义，暂时打乱附庸效忠关系。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按照皇命向任何人开战，不管正确与否，都是“名正言顺”、“理固当然”。以历史著名的秦桧杀害岳飞案，秦桧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就附庸伦理和“附庸心态”而言，秦桧所为只是在执行绝对封主赵构的旨意，自己的行为并没有错。岳飞一心要求收复河山、迎还徽钦二帝，是赵构极不欢迎的。如果事情真如岳飞所愿，赵构这位捡便宜登上龙位的皇帝将何以处之？因此，岳飞的雄心和执着只能导致被杀的下场。历史上并非无人看破此中机关。文征明（1470-1559）《满江红》诗作有云：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还，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

文征明已经清楚地看到，秦桧不过是尽附庸（臣子）之道，杀岳飞的真正元凶是赵构。然而，几百年来，人们还是大诟秦桧，对赵构则少纠其咎。此中原因固无他，乃“附庸伦理”使然。秦桧遭万世唾骂，后人铸造秦桧夫妻跪拜岳飞的铜像，文人墨客则以“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来评论岳飞与秦桧，以此表达对前者的憎恨和对后者的推崇，而真正的元凶赵构却没有遭到后人的笔伐。这个事实说明，在岳飞被杀后近千年的历史中，除了文征明这样见识卓绝的少数文人外，专制政权塑造的“附庸伦理”已是根深蒂固，即使在最有思维能力的文人社会中，也已经形成一种思维定式——附庸思维定式。在这种思维定式中，皇帝作为绝对封主的权威是至上的，是所有封建等级和等级之外的普通百姓的主宰，作为这个至上封主的附庸，是不能随意诟病的，可以诟病的是其他封主如秦桧之辈。

从历史上看，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传统儒家学说所保留的士子人格理想，并未完全扼杀中国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孔子主张“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实际上主张士子的理想无法实现时，可以固守其起码的独立人格。孟子以“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作为士子操守大丈夫人格的基本标准，比之孔子，境界似更高一筹。这些思想对以儒家经典进仕的书生不能不产生影响。加之，君王多冥顽不灵，也使士子不可能不对君主的依附有所保留。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样的附庸“独立人格”是被动的，在“仕途经济”中衣食住行一决于最高君主皇帝（所谓“食君俸禄”）的情况下，欲保持独立人格，实在是难乎其难，除非有陶潜（渊明）、郑燮（板桥）那样的恬淡心志、超凡智慧，是难以挣脱利诱之下的附庸罗网的。这就不难理解，历史上何以许多文人犯下助纣为虐的勾当。

“附庸伦理”在近现代社会并未绝迹。“大革文化命”更将这种封建社会的心态推向极致。“最高指示”、“无限忠于”、“一切服从”之类强行灌输的咒语式的信条，重新确立了一个皇帝般的绝对封主。在这个绝对封主面前，人人都不得不纷纷表示“忠心”；在绝对封主要求人们讲究“阶级斗争”时，人人必然是不遗余力地攻击其他任何阶级的人，甚至把人置于死地。“文革”刚刚过去以后，绝对封主当时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甚至说过的每句话都被奉为至上至尊——两个“凡是”即为明证。而这个“文革”时期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却被简单地推到了四个附庸身上。其实正如文征明诗所说，“笑区区，一桧有何能？”如果得不到绝对封主的赞同和支持，那四个奴才又怎能兴风作浪，将整个民族折腾得元气殆尽？

“附庸伦理”延续存留的另一表现是，“文革”结束以后，即使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甚至手上沾满他人鲜血施难者，也绝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主动忏悔自己的行为。江青受审时说过一句话：“我是他的一条狗”，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这个形象的比喻真可谓附庸伦理心态的绝妙的刻画。同样，“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施难者，正是以同样的“附庸伦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找到冠冕堂皇的辩护。这种心态最明显一个例证，是一位早年留学西方的学者的所作所为。这位学者在文革中以自己旧时习得的古文竟然派上用场而沾沾自喜，与世俯仰，风光一时。文革过后，他竟然还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最高封主服务为自己辩护，没有表现出起码的忏悔意识，更不用说以自己的教训勇敢地劝勉国人引以为戒了。这种自我辩护显示出，中国文化传统中“附庸伦理”已经浸入中国文人的骨髓。这位学者算得上是接受了欧美近代文化的洗礼，可是他偏偏忘记了西方近代文化中最重视的人格独立，忘记了学者的使命。费希特说：“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有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论学者的使命》）他不明白，学者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尤其是具有独立判断力的思想者，是不能以他人的强力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辩护的。他应该明白，尽管他躲在书斋里，没有直接赤膊上阵，参加对其他同类的肉体拷打，但正是他的一篇篇“力作”为施难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相形之下，另一位同样留学欧美的学者，却终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整个现代学人群体保存了起码的一点人格尊严，否则，我们的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真要发出“十四万军齐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的感叹了。正是从这种不可同日而语的思想境界上，我们可以明白这位师长何以送给他那位曾给予厚望的学生“曲学阿世，侮食自矜”的八字考语了。

（责任编辑 萧徐）

2006年第10期 纪念《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专辑（下）　作者：李　锐　白建钢　等

编者按：

本刊已经连续两期发表了几位同志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本期最后发表李锐、袁鹰、韩刚、孙大午等同志的发言和白建钢先生的贺信。

在纪念会上，还有五位老同志表示了祝贺，并做了简短发言。

李昌同志建议：《炎黄春秋》不仅要走下去，还要走出去，站在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战略大开发的高度，扩展视野。他说，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炎黄春秋》应该办成整个中华民族的春秋，和中央搞民族地区开发的大决策挂上钩。

于光远同志把《炎黄春秋》和人的一生做了比较。从少年时代走到青年时代，青年时代正当年，拳打脚踢，矛盾也最多。再往后年龄大了，地位高了，人也满头白发了。《炎黄春秋》现在是青年时代，正当年，要继续努力。

王强华同志回顾《炎黄春秋》的历史，讲到其前身《中华英烈》杂志，介绍了主办《中华英烈》杂志的温济泽同志和他在《炎黄春秋》创办初期的贡献。

钟沛璋同志谈到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的评价问题。他强调说，陈独秀的巨大贡献是不可遗忘的。

戴煌同志说，对陈独秀的公正评价至今仍是一个问题。五四大街上的浮雕，把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挤到一旁，是不公正的。《炎黄春秋》要继续坚持讲真话。

陈模同志在准备的讲话中写道：我对《炎黄春秋》深有感情，当作必读与学习的课本。它是全国最好的党史杂志和理论杂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秉笔直书，拨乱反正，实事求是，甄别了许多历史冤案，歌颂众多的忠诚积极、无私无畏、为党和人民建立功勋的人物。从第一年起，我每期到邮局、书摊去买杂志，以后14年一直坚持自费订阅。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这个有65年党龄的老党员最信赖的最好的老师。

开放言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李锐 （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

《炎黄春秋》办了十五年，很不容易。从开办以来，我同这个刊物就有来往，最近在七月号又发表了一篇文章，同陆定一谈话的记录，即他对党和国家大局的一些看法。我在党内生活了七十年（包括1959年后开除党籍的二十年），我们是怎样走过来的？关于历史的许多情况，我还是比较熟悉的。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从理论到实际，指出了中国应向何处去。当年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遭到人们的唾弃，认为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我们靠建立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理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来访的黄炎培说过：“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他随后还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可是，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按照陆定一讲的，我们走入了一条同这种追求和声明相悖的道路，走入了一个误区：以各种政治运动“兴无灭资”，快速建立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空想社会主义；从而贬斥资本，贬斥知识，大整知识分子；搞阶级斗争，搞个人崇拜，搞“马克思加秦始皇”；于是一次次运动，最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一直运动到崩溃的边沿。这个误区，当然同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有关，同向苏联“一边倒”有关；当然也同毛泽东个人的独断专行有关，他从马克思那里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共产党宣言》还有其他语言，例如“自由人的联合体”等；尤其马克思晚年对早年的革命学说已有所修正，恩格斯晚年也赞成通过议会道路取得胜利了。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我们必须弄清楚三个问题，这是近年来，我常常谈到的。

第一个是人类进步的历史，包括我们中国，到底依靠什么？现在我们中央领导也常讲科学发展观，即必须靠科学。特别是二十世纪有了电脑以后，通过知识经济，进入信息社会了。二是大家天天讲的民主。三也是大家天天讲的法治。四是这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经济。这四项属于全人类，也属于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恐怕不必再争论了吧。现在讲和谐社会乃至和谐社会主义，离开这四项又怎么和谐得起来呢！

第二要搞清楚的是主义和理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好、列宁主义也好，毛泽东思想也好，邓小平理论也好，这些理论在历史进步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应该占什么地位？上个世纪出的问题，1949年以来出的问题，好多同它们分不开，现在还写入宪法。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李普说过一句话，好像是一个老将军说的，我们这些人都缠过脚。在座的黑头发的，他们没有缠过脚，我们都缠过脚，我们都是解放脚，而且戴过紧箍咒。

第三个问题，党的问题要搞清楚。党在国家之上，还是在国家之下？党归宪法管，还是宪法归党管？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过去毛泽东讲过：“我就是无法无天”。党没有法，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亲耳听毛泽东讲的，“个人崇拜是要一点的”。但在西方，个人崇拜（personal cult）与邪教是一个词。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党也要讲民主和法治，不能搞专制，党要归宪法管。

我最近在好多场合谈过两本书，两位作者都是从事理工搞自然学科的。一本关于历史。作者张钦楠，是建设部搞建筑行业的总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七十多岁了。他写了一本《读史札记》总结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东方到西方各国，从革命与改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作历史发展的对比；认为民主、共和、宪政、信仰与思想自由、人文精神、市场经济、人权观念等，是构成现代文明的几大基石和标志。此书已经公开出版了，作者还在继续增补内容。第二本是《综合哲学随笔》，作者高亮之是一个老干部，也七十多岁了，原南京农学院院长。他的《综合哲学》不赞成把哲学只搞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以及唯物辩证法那样强调斗争；认为“事物各组成部分之间可以有斗争，但主要是互相协调、互相综合。”“从古今中外的众多历史事实看，不能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历史发展的动力应当是：科技、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因素的进步。”此书也已公开出版了。

两位作者都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经过深刻的反思，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写成如此独到的理论著作。这两本书我都寄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供他们过目。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历史的问题、关于理论的问题、关于党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还常常在误区之中，各种挂碍多得很。例如陆定一的谈话，我不得不删掉一些字，加上另外的字。

《炎黄春秋》在做的工作主要在历史方面，一直在作历史反思，当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最深刻的反思源于最深刻的教训。这一点德国人比较做得好。德国二战死亡400万人，战俘700多万。德国的经验教训表明，对一个民族最危险的就是集体狂热。我们的“文革”就属于集体狂热。德国总理施罗德在2004年6月6日参加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典礼时说：“正是（盟军）登陆的胜利，使德国人从纳粹暴政中获得解放，并非战胜德国而是拯救德国；此日象征的是自由而不是征服或失败。”这种反思的深度，日本人就差得很远。

我最近读书，抄了几段话：

爱因斯坦《我的政治理想》：“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强烈地反对今天我们在意大利和俄国见到的那种制度。”

爱因斯坦的另外一段话：“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有人这样正确地说过：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它在那个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状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百花盛开，其真正的基础就在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比较独立。”

我还抄了一段林肯讲的话：“政府存在的合法目的，是为人民去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去做人民根本做不到或者以其各自能力不能做好的事；而对于人民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事，政府不应当干涉。”

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腐败丛生。腐败产生于什么地方呢？就同我念的上面这些话有关。是我们的党政权力太大，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所致。因此有人叫我们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的经济形势不错，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大。除开腐败丛生以外，资源浪费厉害，环境破坏严重。

我们现在的硬实力还可以，但软实力，就是政治制度，还有待大改革。《炎黄春秋》就是在软实力方面作文章。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做工作。

国家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同全球化接轨，就一定要深化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我认为这是政治改革的突破点。

我今年进九十岁了。八十八岁时有一首自寿诗，其中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没想到老同志们今日思想如此年轻

●白建钢（深圳名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刊理事）

今天，有的人老了，但他却很年轻；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炎黄春秋》的作者、领导、编辑多是七八十甚至九十多岁革命老人。他们老了，经历过创建共和国的战争，领导过共和国党政军部门、地区，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面对改革开放，他们接受新事物，勤奋耕耘，思维敏锐，逻辑严密，铁肩道义，与时俱进，语出惊人，就像二十多岁青年；而我们不少中青年，初生牛犊，现在却暮气萦绕，人云亦云，守旧抱残，缺少思辩，没有创意，生不敢当人杰，死不敢想鬼雄，仿佛活在古老的历史世纪中，他们已经很老很老。

有的人老了，但他还年轻，这是国之珍宝，是年轻人的镜子；有的人年轻，但他却很老，这是国之问题，需要国家加以改变。《炎黄春秋》精神，使人青春永驻，愿我们社会永不变老。

希望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

●袁 鹰 （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

今天有很多老同志、老前辈在场，他们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我是作为《炎黄春秋》的普通读者发言。我家的报箱里报纸、杂志很多，一天得拿两次。说实话，有一些杂志只是浏览一下，有的根本不开信封。只有《炎黄春秋》，每期基本从头到尾全看完了。如果哪一期来晚了，我们全家就着急。是不是哪一篇文章使某人不高兴，某篇文章犯了禁忌，不让发了？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心里急，又不好问。我弟弟是人民解放军总后的离休干部，他也订了一份《炎黄春秋》。有一次，到日子没有收到。他很着急，很担心，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被人封了。后来收到了，他才放心。

有很多读者为《炎黄春秋》的安危悬心。也许这种悬心是多余的。现在，我国清平世界，朗朗乾坤，不应当、也不会出现我们所担心的那种事。但是，这样的事情曾经发生过。恰恰有一些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常常发生了。我们的悬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第7期收到了，不到四天，我们全家人从头到尾都看完了。关于陆定一的文章，关于张闻天的文章，很好，很重要。过去我还没有看到全面、完整、准确地介绍托派的文章，在这一期上看到了。在我们的印象中，“托派”比国民党、特务的问题还严重。有很多人，因为沾了“托派”问题，一辈子翻不了身，最后含冤终其一生。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很有才华，写了不少好作品。在上中学时的一个假期，在苏州参加了一个读书会，后来说这个读书会和托派有关，他也因此受审查。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历次运动，他一次一次地说清，但总也说不清。结果一辈子没有说清，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去世了。这一期的这篇文章，把托派问题说清了。

我自己读《炎黄春秋》这么多年，从中了解到很多党史问题、理论问题，对现代史上很多人物也有了新的认识，受到了实事求是的教育。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周年之际，我带着十分感谢的心情，带着希望继续受到教育的心情，写了两句话：

炎黄正气春秋笔，

志士襟怀父老心。

文天祥写了《正气歌》，其中提到一些人，就提到董狐。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发挥春秋史笔的作用，为我中华民族大树正气。

当代人不能修当代史？

●韩钢（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炎黄春秋》创刊十五年了。无论人们如何评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这个兼具思想性、学术性、普及性的刊物，已经越来越被人们关注。尽管它没有被定为什么“国家期刊”、“核心期刊”，但是它在海内外所具有的广泛影响，恐怕是某些“国家期刊”、“核心期刊”无法企及的。作为一家杂志，这就是成功，虽然它也经历过、也许还会经历波折和坎坷。

《炎黄春秋》的成功之道，可以作多方面的分析。作为读者，我无力全面概括。不过我注意到，这家杂志非常关注当代中国的历史，近些年来尤其关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这是它特别吸引我、可能还有其他读者的一个优点。我做了一个粗略统计，10年前的1996年和1997年，《炎黄春秋》发表的反映80年代以来历史的作品，分别是13篇和14篇；而2003年到2005年，每年都在20篇以上，最多的到30余篇；今年的前7期，这个数字就已达到18篇。这个统计，大概能够支撑我的上述判断吧。

当代中国的历史，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已经57年了。如果要划分段落的话，这57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大段，前27年（到1976年）或者29年（到1978年）和后30年或28年。没有人怀疑研究这57年的当代中国史的意义，但是，梳理一下中国大陆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著述，又不能不看到，有关前半段的历史，已经有了不少可观的成果；而有关后半段的历史，坦率地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还寥若晨星。这一段可以说是当代中的“当代”历史，竟然是如此研究状况，不能不令人遗憾。

中国自古有当朝人不修当朝史的治史传统，这个传统的涵义也许是多重的，但是被人们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当朝人修当朝史，难以保证其客观和公正。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句迄今为人乐道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管克罗齐本人怎样解释，许多人更多地是从负面意义理解这句话，即认为历史知识都是后来者按照现实需要或即时理解来构筑的，这样一来，历史便不是对已逝过程的还原而是曲解。

这样的观念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研究者对当代史的关注，我不敢肯定；但是，对这样的观念我表示怀疑。人们对当朝人修当朝史的担心，固然不无道理，可以佐证的例子也不胜枚举。可是，一旦将这种担心、这种观念绝对化，就不能不显出其片面性来。其实，当朝人记叙历史，虽然难免夹杂复杂的主观因素，但是也有后来人修史不可比拟的优势。那些历史亲历者对文献档案缺失记载的史实记忆，对历史场景、历史氛围的细腻描述，是后来人很难“研究”出来的，即便有所反映，也难达到当朝人直接感受的程度。何况，就文献档案的搜集整理而言，也需要从当代人开始积累，否则，遗留给后来人的文献档案未必完整和丰富。近些年来，旧文献旧档案大量流入旧货市场，就是一例。如果不是一些有识之士收购一部分，这些文献档案化为纸浆、遗散废弃也未可知。所以，当代人修当代史，应该是有正面意义、正面价值的。

还是回到本文开头。近30年来的中国，虽然没有经历像反右、“大跃进”、“文革”那样的大动荡，但也是风雨兼程，绝非坦途。围绕中国发展的一系列从理论到实践的问题，这些年来发生过多少“事件”、多少风波！如同人们希望弄清楚过去的历史一样，人们也希望弄清楚当代的历史。去年以来的“反思改革”之争，不正是一例吗？姑且不作价值判断，单就史实而言，君不见，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就有许多已有争议、需要“考证”的问题了吗？

令人欣慰的是，《炎黄春秋》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可贵的探索。可以相信的是，它还将持续地作这种努力。这是读者的祝贺，也是读者的希望。

老同志们多说真话对我们有益

●孙大午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现任大午集团监事长）

我是《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很喜欢《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我喜欢她讲真话，不讲假话，很少空话，很少套话，喜欢她实事求是，对历史进行反思。

《炎黄春秋》的文章大都是老同志们的回忆。老同志们有机会、有智慧、有勇气说实话、说真话，对我们非常有益。我觉得有个词用来形容老同志们的追求是很形象的，就是“两头真”。我觉得“两头真”也意味着春的萌动和秋的收获这个意境。老前辈们经历了大悲大喜、大冷大热，从严冬酷暑中走过来，有着非常宝贵的经验和非常深刻的感悟。我觉得这些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我祝愿在座的各位老前辈、老同志心情愉快、健康长寿。我深信上天也会让你们健康长寿。因为你们身上负有历史责任，就是把你们的真实经历、真实感悟说出来。实事求是地反思历史，就是你们健康长寿的使命。

我希望老同志们有机会就多说话，多说话对我们有益！

我认识一位老同志，他在最近几年里写了3本书，回顾和反思了自己一生的追求。他说我把这些书写出来以后，我心里就踏实了，放下心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有时我就想，“两头真”们著书立说，不仅是让乱臣贼子惧，也是在为我们开辟未来！我想建一个“两头真”纪念馆或者“两头真”纪念林。但是目前有些困难，因为一些手续很难办。我想把一些珍贵的史料，把老同志们的音容笑貌都收集保存下来——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我知识有限，在我有限的知识中，也有自己的思考。比如，历史是穷富矛盾还是官民矛盾？我们的历史，真的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吗？“穷无苗，富无根”，通过劳动，穷富是常常互相转化的。我一直看到的历史，是官民矛盾。如果说，当官才能发财，我们打倒地主资本家，那也是一种官民矛盾。在我的体会里，以穷富定阶级并上升到阶级斗争这个说法不一定科学，起码在我的企业里看不到。因为企业搞好了，工人的工资可以提高，奖金可以多发。我作为一个企业主，看到的是企业主和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当然，如果有官方背景，对工人进行压榨，那还是官民矛盾。这就是我的体会。

我喜欢《炎黄春秋》，是因为她不仅在反思历史，还在关注现实。今年第六期的《炎黄春秋》，就刊发了我的文章，《建议国家出台乡村创业促进法》以解决三农问题。农村为什么穷，为什么起不来？是因为农民受管制太多。在80年代，农村有乡镇企业，哪有三农问题？90年代林林总总的部门立法，把农民都管死了。在农村，不但是籽种、化肥专卖，教育、医疗、金融全都处于垄断状态，农民连杀个猪都不行，形象地说，农村是“八个大檐帽管着一个破草帽”。也就是说，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的限制和剥夺，使农村富不起来。我在农村创业、搞企业已经21年了，我们从养1000只鸡、50头猪开始，从1985年滚动积累发展到现在，我们没有贷款，但是到现在已经积累了几个亿的资产。我的体会是什么呢？就是农民需要劳动空间，劳动自由，有了劳动空间和劳动自由就会创造出巨大的财富。农村有能人，不乏能人，就是缺乏一个劳动空间。另外一个体会是，小钱在生产领域，靠种植粮食、养鸡养猪发不了财；大钱在流通服务领域，比如教育、金融、医疗这些部门。巨大的财富蕴藏在第三产业里，而第三产业正是我们国家发展最欠缺的地方。也就是说，创造财富的地方，不一定是最富有的地方，只有消费财富的地方，才是最富有的地方。比如北京，它并没有许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它是第三产业，是消费的地方，但也是最富有的地方。国家对农村“多予、少取、放活”的六字方针很好，“少取”已经不取了，“多予”正在大张旗鼓地做，但是搞活、放活是非常难的。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已经法制化甚至私人化了，这是我们国家进一步改革清障的难点，也是重点。

我喜欢《炎黄春秋》，喜欢她反思历史，喜欢她关注现实，喜欢她和着时代的脉搏、现实的脉搏在跳动。我打算多订几本，给董事会成员人手一册。我还想收集几套《炎黄春秋》15年以来的合订本，放在大午中学图书馆里和集团职工图书室里，让大家来学习，来和她一起反思。

2006年第11期 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　作者：萧　克

1958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的口号，理由也是如此。”

我又引证了政治协商会议总纲及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聂荣臻以及彭本人过去对两个口号的论述，指出：“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是党中央、军委及许多负责同志提出的，他们提出这个口号，不仅是从要具有和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学术来提的，而且同时是包括和联系政治内容说的。……在执行这一口号中，有若干同志产生错误认识和产生一些偏差，这是必须批判和坚决纠正的，因此建议将批评的火力集中在这些倾向方面，而不要批评口号的本身。”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想把这段时间自己思考的问题，系统地向彭老总谈一谈。那时，党内军内的风气还比较好，可以提不同意见，我也就没有什么顾虑。谁知，这封信在反教条主义后竟成了我向彭老总进攻的罪证，说我是“挑刺挑到国防部了”。

就在我给彭总写信后不久，训总召开了机关四级干部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贯彻中央的“双反”决定，反右倾保守，反贪污浪费，同时反教条主义。会议由我主持。在反贪污浪费的问题上，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我们对全军的训练经费精打细算，把能节约的都节约下来，共核减经费一千二百多万元，这样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

讨论到反右倾保守和反教条主义的问题时，发生了争论。本来，我和训总的几位副部长都想通过这个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一下。因为自从军内传出什么“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等后，沸沸扬扬，我们都认为要从思想上澄清一下。

当时，大家对张宗逊的意见比较大。过去，他对学苏联叫得最响，提出了什么“不走样地学”、“先学后用”、“高学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等不实际的口号；而现在他又把学习苏联都说成是教条主义，说学习苏联“学得越多，中毒越深”、“南京军事学院几年来的教学是教条，危险的是继续学下去”，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引起了训总许多同志不满。

张宗逊这时已调到总参任副总长去了。考虑到大家对他的意见很多，我们也想把前段的工作总结一下，就请示军委秘书长黄克诚，要不要请他回来听一听？黄克诚明确表示，让他回来，参加会议。

张宗逊回来后，大家无形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现在回过头看，对他有意见转达一下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把他请回来；请回来后，又不是和风细雨提意见，不利于解决党内的不同意见。

然而，在四级干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事情突然起了大变化。总政派工作组来。他们一到，就表态说，训练总监部是搞教条主义的。工作组组长刘其人（当时的总政组织部长）还宣布说：“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因为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党反中央。”刘又接着说：“彭总说了：‘训总开四级干部会反张宗逊，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他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这种以抽象的推测作根据，层层向上、向下、向旁挂靠，以推测得出结论，根本不是实事求是作风。自从我给彭总写信后，一直在等回音。我也担心这样直率地提意见，会不会引起他的反感。但他没有找我。没想到现在他表了态，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

成都会议上，毛主席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各地区、各部门争相提出跃进计划，中央就用地方来鞭策军队，说军队落后了，要赶快跟上来，建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用整风的方式讨论军事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并在这个基础上使各项工作得以贯彻”。

会议开始时并没有把反对教条主义当作中心议题，因为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但那时北京的军事机关中，反教条主义的空气已经很浓了。在一次会议上，我听到彭总讲了一段话。他说：“有些话我现在不想说，因为我出身寒微，没有上过学，不是学术权威；我也不是老资格，既不是南昌起义，也不是秋收暴动的；要查党龄，我都不如人家”，并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这番带有情绪的话，使我震动，我觉得彭总的话里有话。

军委扩大会从5月22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这次军委扩大会开始时发的文件，所批评对象都是×××、×××（当时被批评的人不点名，用× 表示）三个字的名字，×× 两个字的名字。批判的矛头也逐渐集中到我和李达的身上。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大会上讲了话，他一开始就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并给我们扣上了“军事教条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

6月23日和2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还活着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做了不适当的评论。当时，领导会议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拒不检讨。毛主席还说到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

毛主席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我、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叶剑英、刘伯承的名。当时正在外地养病的刘伯承，带病来京，一下火车就直接到会作检讨。因身体不好，特别眼病加重，眼压很高，住进医院。

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利。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在会上说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未说完，即被人连哄带扭，诬为大右派，当场摘掉帽徽领章，赶出会场，关押起来。后开除军籍，下放常州。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又要蔡认罪，蔡说我在军队训练工作中没有罪，他们诬我为大右派，是他们有罪。造反派便以现行反革命罪把蔡铁根这位坚持真理的硬汉子，无法无天的杀害了，真令人痛心！（注：枪毙蔡铁根的报告是得到当时南京军区、江苏革委会负责人签名批准的，并非造反派的擅杀）

这是我入党以来在党的会议上未曾见过的事，既感到震惊，也感到痛心。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而是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党，回到组织的怀抱，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我无论如何不接受这个不合事实的批判。那段时间，我常彻夜不眠，眼望天花板，一直到天亮。我多次跟他们说：“我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入党的，从入党起，决心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

但是，在那种斗争的气氛下，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从5月召开军委扩大会到8月，我已经挨了四个多月的批斗，身心疲惫，加上精神紧张，心中窝火，在一次批斗会结束从礼堂回办公室时，路程并不远，走到半路，忽觉胸口难受，就蹲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吐起血来。回到家里又吐了不少。

医生见我这个样子，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他们不但毫无同情之心，反而给医生扣上了“同情反党分子，立场不稳”的帽子。

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还想继续于革命事业，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我已经是被打倒的人了，全部承认也不过是打倒。我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两次北伐、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井冈山斗争、长征等，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

我决定作违心的检讨。一个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人，违心地承认强加给自己的诬蔑不实之词，那种痛苦是不堪设想的。当时只好这样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要以我毕生的言行来证明我对党的忠诚。

我按照他们的需要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合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还有一件令人不快的事，军委扩大会议后，他们指定郭天民担任训总临时党委书记。本来，郭天民与我们在部队建设、战斗训练等问题上的看法、做法，大体一致，他们却让他来领导揭发批判我和李达。在那种情况下，郭天民只能表现积极，但是，我们的结论刚作完，郭天民马上又成了批斗对象，给他戴的“帽子”，与我们的一模一样，而且，他成了我们这个“集团”的“第二副帅”。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这些在训练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辛勤工作，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贡献的同志，有的被撤职，有的降职降级，有的降职降级后被送地方安置。特别是对陈绪英处理得更重，因陈绪英在工作组的威逼利诱下，拒绝揭发在军委扩大会中被点名批判的高级领导人的所谓反党活动，他们便说他是坏分子，把他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改造，使他在地方受到误解，长期被歧视没有安排工作。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又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被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了极严重的打击、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德怀同志1959年庐山会议上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登峰造极。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经总政联系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彭德怀他老人家没有气了。通过“文化大革命”，我对党内斗争也有了更多的认识。我认为，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在“左”的狂潮中，很难把握自己的。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历史毕竟有着自己不可更易的规律。一切颠倒的真伪、善恶、是非，终将会回复它们的本来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反教条主义运动越来越被证明是错误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但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这个反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聂荣臻晚年也说过：“向苏联学习，主席讲就照他们的办，就向他们学习……后头反教条主义，把这个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

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谈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本文选自《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本文有删节）（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作者：关　山

自2001年1月认识任老至2005年11月15日他仙逝，此间我不时会拜访先生，记得住的，有十五次。记忆中，先生晚年最关心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我们聊得最多的话题，即使有时候聊其它话题，兜了一个圈，还是回到这个他最感兴趣的话题上。

第一次谈话，我就意识到这位老人不简单。我从未见过这样一个耄耋老人，头脑那么清醒，思维那么活跃，语言那么有哲理。况且，这是一位有近70年党龄的高级干部，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沧桑的革命生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先生的思想都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因此，我有意识比较系统地了解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

以我有限的接触和观察，我感到任仲夷属于那种一辈子都有理想主义情怀又富有理性的老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思索不止，即使退出权力舞台，也时刻关注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现把我所知道的他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综述如下：

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必然和紧迫的

任老这一思想这些年来是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过。主要有以下几个基本的观点：

一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他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无法深入，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他完全认同小平同志的主张：“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任老说：“发展是硬道理，硬发展就没道理。体制不理顺，终究会出大问题。”又说：“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不相适应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实，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发展的必然结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任老说：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时那一套，因此，必须启动政治改革，实现“计划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使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是认为当前的政治改革体制严重滞后，“这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是国家最大的不安定因素。任老说：“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比较富裕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跟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该同步进行。如果不能同步进行，为了避免乱，可以走得稳当一点，但不能滞后。现在早已经滞后了。有一位要人在国外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同步进行的。’这个判断我不敢苟同。要有勇气承认已经滞后。不好说严重滞后，因为这么说可能有人听着不舒服，但也决不是‘有点’滞后。”这些话集中体现了任老的一个基本观点：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

三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腐败的迫切需要。他多次对我说过，目前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这是当前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这种体制下，清官很容易变成污吏，好人变成坏人。他对我说：“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同一身体、同一体制、同一利益，谈何监督？”“吴南生（他的老友，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作者注）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我认为有道理。”

四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任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而坚定的认识，一直到他去世前还关切、忧虑这个事。他常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宜早不宜迟，早改要比迟改好，主动改要比被动改好，上下结合、体制内与体制外互动最好。”他还说：“政治体制必须从根本上、体制上去理顺，切忌用高压政策压住、捂住，否则，终究会因为一件小事，引发积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促稳定；舍掉改革来求稳定，那无疑是“缘木求鱼”。他说：“稳定压倒一切，最后就压倒了稳定。”

五是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最需要的就是勇气。他非常赞同小平同志改革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的思想。他说：“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会得到中国多数人的拥护，有这样的民意基础，改革不会乱。

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什么？任仲夷的回答非常明确：民主。他说：“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完成的历史任务。”

任仲夷在这里所说的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政治文明”的民主。在任老的眼里，民主是类同的，专制则各有各的不同，也就是说，天底下的民主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他认为，民主有以下的共性：1、主权在民，由民作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任老说：“毛主席曾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宪法也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又说：“民主是由民作主而不是为民作主，权为民所授，要保证人民有权以有秩序的方式选举官员、罢免官员、监督官员，使各级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司负责。”还说：“普选没什么不好，只不过是时机还不成熟而已，小平不是说了吗，五十年后中国也可以搞普选。”2、多数决定，保护少数。他认为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同时要保护少数，防止“民主的暴政”，因为多数的意见不一定都是对的。他说：“‘服从多数’与‘保护少数’是互相依存、相辅相成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在行动上必须按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办事；另一方面，应当保护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能对他们歧视和排斥，更不能扣上‘敌对’的帽子进行打击。”3、权力制衡，互相监督。任老主张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也可以参考可以借鉴。他解释说：“‘三权分立’的本质和科学的成分就是权力制衡，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他说：“现在腐败得不到有效的遏制，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他还强调说：“在和平环境下，对人民造成伤害的不是杀人的强盗，也非不可抵抗的天灾，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针对一些人对他的观点的非议，他对我说：“西方民主制度的这些形式我们不需照搬，也照搬不了，但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原则恐怕不能违背。”4、竞争政治，优胜劣汰。他说：“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真理。”又说：“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常识，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垄断必然带来腐败。政治上有竞争，执政者就不得不为民办事，不得不当‘人民公仆’，不然你就会下岗，淘汰你，这是保持先进性最好的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选择就会腐败，绝对的权力就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远的不说，改革开放的实践就是明证。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谈不上竞争，结果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搞市场经济，经济立马上去，为什么？就是有了竞争，有竞争就有进步。经济上需要竞争，政治上也需要竞争。”“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搞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非常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的提法：“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人民选择的结果。”5、依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他说：“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6、保护人权。他认为保护人权是民主制度的标志，没有人权保护就没有民主。他尤其重视言论自由，认为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他说：“什么叫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就是‘人人都说话，大家有饭吃。’”又说：“言论自由对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你想想，一个人不犯错误可能吗？重要的是能及时把错误公开，接受监督从而改正错误。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改正错误中成长并强大起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亦是如此。如果我们国家真正做到了言论自由，就不可能发生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人间悲剧。现在有人一提‘言论自由’就说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就是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人不是无知就是明知故犯。只要读过马克思著作的就知道，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通篇都体现了言论自由精神。”他认为，言论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中国公民的权利，现在关键是要遵守宪法，落实宪法。他还认为，透明公开也是民主制度的标志。

上述就是任老概括出来的民主的共性。他说：“当然，中国实现民主是一条漫长的路，要一步步来，但目标要清楚，尤其是官员，头脑要清醒，心中要有数。”

三、政治体制改革要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任仲夷思虑的答案非常明确：走改良主义道路，要改良，不要流血的革命。

2005年8月31日，任老让秘书打电话约我谈话，谈话结束后，我们一起步出大厅，突然，他停了下来，明亮的双眼凝视着我，拿着拐杖拄着地板，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改良主义者！”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几天之后，他就住进了医院，病情急转直下，延至11月15日与世长辞。

现在回想起来，最能代表他改良主义思想的恐怕就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改良，不是革命，是社会进步代价最小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讲，邓小平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五十年不变也是有道理的。

任仲夷的改良主义思想，概括起来，大概有如下几个观点：1、只有改良（改革）才能救中国。中国既要发展又不能乱的唯一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改革，把改革进行到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坚定地进一步深化改革，矛盾将越积越多，以致积重难返，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不赞成老百姓造反，因为造反是没秩序的，必然造成社会的混乱，生产力的大倒退，全民族的大灾难，但如果固步自封、不思改革，积压矛盾，就会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2、循序渐进，依法实施。他说：“政治改革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步步推开，一步步扩大，一步步深化，保证改革能有序地进行，不能没有章法地一哄而起。不能指望一个早上就解决所有问题，不能急躁冒进。”3、“只有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改革的主动权，这样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有意义的改良。”他认为共产党应该在它还能基本控制局面的时候，在软力量和硬力量都相对强大的时候，与时俱进，主动地改，积极地改，果断地及时地向社会让步，才能掌握改革和社会发展的主导权、主动权，才能获得新生。只能用改革的办法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用民主、法治的办法去解决，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4、政治改革的最佳途径就是“内外结合、上下互动、有序改良、和平转制”。他最担忧的就是前怕狼来后怕虎、优柔寡断停滞不前，错失改革的良机，使体制外改革的力量超过体制内改革的力量、民间的力量超过政府的力量、下层的力量超过上层的力量、激进的力量超过理性的力量而酿成暴力革命。他一直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利益的调整，有时矛盾可能会很尖锐，但是无论多尖锐，都要坚持非暴力。要充分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不能乱，一旦天下大乱，什么都谈不上，要大造这个舆论。

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

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步骤、方法和措施？任仲夷有如下几点主张：

第一，大胆地“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任仲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先进的政治文明。”他说：“政治就是管理，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虽然民主制度源于西方，却是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具有普世价值。他说：“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现在社会比较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结果，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参考、借鉴。”任仲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专制，缺乏民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需要好好地向西方学习。因此，他反对用简单的“西化”、“自由化”这种帽子整人。他对我说：“简单地批‘西化’难以服人，马克思是哪里人？科技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有多少只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又说：“自由有什么不好？马克思不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吗？现在西方人认为共产党不让人自由，这不对，当初我们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老百姓争自由要民主，我参加革命的初衷也是这个。”

第二，开放言论，集思广益。他认为这既是政治改革的先声，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政治改革涉及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必须让每个公民参与，不能搞黑箱操作、闭门造车。因此，必须开放言论，公之于众，让全民参与讨论，集思广益，共同设计蓝图，上下沟通，共同推进。针对目前意识形态控制思想的弊端，他批评说：“我们的意识形态方面还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八十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公开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而现在，往往是有一点出格的言论，就禁书、封报、拦网。这是解放思想还是禁锢思想？是启蒙还是愚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第三，透明公开，阳光政治。这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手段。我向他介绍了北欧透明公开的阳光政治，任仲夷对北欧的做法十分赞赏，认为透明公开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我们完全可以搬过来用，并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技术上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也体现了任仲夷接受新事物、新科学技术的高度敏感性和洞察力。

第四，办“试验田”，搞政治特区。任仲夷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搞“政治特区”，办“试验田”。他说：“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认为只要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第五，结合国情，重视启蒙。任仲夷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就是专制，并且根深蒂固，需要民主的启蒙。没有公民意识的提高，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成功。因此，他主张开展公民教育，补上这一课，让老百姓都知道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怎么样搞民主。

第六，“正本清源，以史为鉴”。任老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要正本清源，要弄清楚“真经”是什么。要弄清楚哪些是马克思原本的东西，哪些是歪曲和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去的东西，还马克思主义本来的面目。同时，对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要立足于当代，弄清楚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过时了，哪些要校正，真正做到以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二是对历史要正本清源。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任仲夷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就能看得更清晰透彻了，要善于从中外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成败得失中认识和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找准我们前进的道路，敏锐地捕捉和把握机遇。他一再说，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建国后的历史，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他说：“我们可以宽恕历史，但不能忘记历史，更不应歪曲历史。如果对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对历史事件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你怎么以史为鉴，你写的历史都是错的，那么照的镜子不是哈哈镜？能照出真相来吗？能以哈哈镜为鉴吗？一个不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是没希望的。”又说：“建国后，不但是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犯了大错，就是改革开放后，我们也有失误，我们都要实事求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只有从这些错误中汲取教训，我们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避免重犯类似的错误。”他又说：“但是我们做得很不够。（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党的两任总书记，尤其是胡耀邦同志，为改革开放呕心沥血，作出了重大贡献，功不可没，但有关改革开放历史的宣传报道中鲜见他的贡献，这样的历史怎样向后人交代？”

第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任老非常赞同小平同志这一思想，认为政治改革一定要自始至终坚持这一原则。他在我的面前多次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来批评那些形形色色的“两个凡是”和“左”的言论。他极度反感个人崇拜，他说：“我们对任何人都不能搞‘两个凡是’。”他认为我们党历史上犯的错误绝大多数都是“左”的错误，因此，我们今后的政治改革要特别注意防范“左”的干扰。

上述就是我所知道的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我认为，这是任老一生勤于学习，独立思考，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结果，既平凡又宝贵。说它平凡，是因为它立足现实，基于历史，符合逻辑，只要实事求是，不难得此结论，甚至可以说，这些都是常识，并非重大理论创新，事实上不少人有类似的认识，只是不想说不便说不敢说而已；说它宝贵，是因为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的“世纪绝唱”，是他刻骨铭心的经验体会。我认为，任仲夷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具有世界眼光和穿透历史的洞察力，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

先生是“五·四”时代出生、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与那些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揭竿而起的革命者不同，先生有文化有知识且生活条件不错，他跟我说他参加革命的初衷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作为一位有近7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辈子，对党自然有很深的感情，也有报恩的情结，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但毫无疑问，先生是一个不忘革命初衷的人，一个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的人，一个能尊从良知召唤、敢讲真话的人。他不像一般政客那样伪善虚伪、投机拍马，保留着罕见的坦荡、无私与勇气，正如他所说：“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先生对党始终保持理性的忠诚，义无反顾地让党性服从理性，利益服从良知，理论服从实践，谬误服从真理。一次次说这些“不合时宜”的真话，一次次为改革开放大声疾呼，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任仲夷的人格比思想更伟大！

（责任编辑 杜 晋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我在高层机关挑起的两次辩论　作者：朱成贵

发起以钢为纲的辩论

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委开始，我一直在办公厅从事会务秘书工作。由于我有速记专长，1957年被抽到全国人代会会务组，荣任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记录任务。从担任委务会、党组会以及专业计划方案研讨会会议记录工作中，了解到钢铁翻番高指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特别是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及人民公社化以来，城市粮油肉菜蛋等副食品供应紧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日趋下降的情况，我十分忧心，亟盼1959年的庐山会议能扭转经济工作“左”的倾向。然而会议不但未纠“左”，反而在全国掀起“反右倾”运动，我心里想不通，感到很不安。经过思考和搜集相关资料，我试图从计委业务角度提出建议，抵制庐山会议的不良势头。我写出两篇文章：一是《来一个以钢为纲的大辩论》，列举苏联历年钢的增长幅度和相应条件，对比中国的增长幅度，说明按高指标要求，将加剧严重失调和紧张局面。农村、农业和农民生产承受不了工业跃进带来职工人数和城市人口猛增的压力。我又写出《城市人口、职工人数的增长必须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论文。两篇文章于1959年8月10日和8月17日刊载于计委办公厅编印的内部刊物《经济研究资料》。有人发问：中央已作出反右倾的决定，正在批判“右倾”之际，你挑起这样的大辩论，这不是跟庐山会议决议相对抗吗？果然，这篇文章引起当时中央五人经济小组内部刊物《经济消息》的注意，将前一篇文章摘要刊载在《经济消息》的第四期上。不久，我成为“顶着风”、“边反边犯”，系统大量地散布右倾言论的典型，从支部、总支到全机关党代会上，经过重点批判，被定性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指责党中央毛主席的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大张旗鼓的批判，对我的错误性质作了结论，调离机要岗位，另行安排工作。

发现粮食数字的秘密

1960年2月我下放到陕西省延安县李渠公社阳山生产队劳动锻炼。下放干部和农民，在食堂吃的一锅饭，在地里干的一样活。这里继续坚持大跃进开办的公共食堂。干部和社员每天一斤粮食定量，普遍吃不饱。中午一顿糠窝窝，早晚两顿稀饭。“五一”之后，食堂的粮食吃光了，公社党委要求下放干部保证食堂不散灶。没有粮，挨户动员说服，发现有粮，登记后将粮食送到食堂。而我在执行时，却是挨门挨户“说服动员”不成，就翻箱倒柜搜粮。

头一户是在老乡灶锅底、炕洞里掏出用层层纸包的四五斤湿潮杂面，刚想登记后送到灶上时，一位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老大娘，抱着我的腿哀告说：“后生哩！这点杂面留给娃娃、老汉吧！”我和参加搜粮的生产队干部、民兵排长等商议咋办，我提出要让群众自愿，他们说：“从合作化到公社化，大办食堂，上级派下的要粮、要鸡、要猪等项任务，要讲自愿什么都搞不成。这家的不忍心收，谁家的也不该收，当不了就是散灶？”听了后，我态度果断起来，说服老大娘体谅我们：您一家给挡住，谁家的都收不成了，还是听毛主席的话，响应粮食到堂号召吧！就这样，我成了这次挨门挨家搜粮的“能手”。这样，全村粮食彻底到堂不到千斤，食堂仍然难以维持，社员就靠刚产出的红豆角、野菜糊口。

我们下放干部小组八个人，我平时劳动最卖力气，最吃不饱，也学社员们收工时，采拾野菜，装满上衣的两个口袋。到吃饭时，别人排队打饭，我却忙着洗菜，用小刀切碎，放在饭钵子里，到锅灶前，领了两勺玉米渣稀饭，洒一把盐，吃得满香。不料在一次小组会上，有人说：老朱干什么都那么认真，表现挺好，可是吃饭也太认真啦，表现特殊。次日早饭前，我上茅房时摸到准备早饭吃的一衣袋野菜，想到前晚因为吃饭挨了批评，便赌气把这袋苦菜抛到茅坑中。没几天，我的腿浮肿得迈不了步。伙伴们关心，不让我劳动，留在窑里休息。社员们听说“老朱饿浮肿了”，他们没有把我搜粮干下对不起他们的事放在心上，反而提议“看看老朱”。大队支书和队长买了饼干慰问我。又张罗安排社员用手推车把我送到延安医院。打了点滴，特别是吃上了两顿炸酱面之后，我精神起来，也能迈动步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如此厚待我，加深了我对延安人民的深厚感情。

在我挨家搜粮时，发现家家都有六七个或十几个柳条编的大粮囤子，每个可装2石至4石粗粮。我问：“没打下多少粮，为啥有这么多粮囤子？”他们说：“是合作化前粮食多，有的囤子是老先人留下的。”我问：合作化以后每年分来的粮能装多少囤子？他们说：“一到秋冬打场时，先完成送交公粮、购粮任务，分给社员的，顶多装满两三个囤子，有的吃到春节后，就要吃返销粮。”随后我访问李渠公社，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不明白粮食统计数字是咋回事。每年秋季不等公社报测产产量，县委早就定出各个公社的产量，公布下来，比实产高出一半甚至成倍，公社书记怕批‘瞒产’，只好领回来，开管区、大队干部会，也是照样往下‘硬估’。产量高估，公购粮交过头，就挤了口粮和饲料。”我听到后不寒而栗：合作化一层层命令向下压，粮食产量又一层层向上谎报，这样下去，给党和国家的决策带来的隐患，多么不堪设想啊！

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

1960年底，结束延安劳动锻炼回到北京，得悉我早已被列入编外的待分配人员。当时经济形势异常紧张，人们越来越看清庐山会议不纠“左”而反“右”所带来的恶果，但谁也不敢口吐真情。我是黑龙江人，准备要求到东北农村基层，把在延安看到令我惊诧困惑之事，到东北再看个究竟。这时办公厅领导提出让我随宋平同志到西北局工作，我有所犹豫，最终还是服从了分配。1961年3月到中央西北局计经委办公室从事资料研究和会议记录等秘书工作。

1961年，中央称为“大兴调查研究之年”，党内外乃至报刊媒体的民主气氛有所活跃。我没有机会下去作实地调查，却可以从资料室内部文件中看到一些地方农村贫困饥饿的困境，看到一些社队实行分田到户和单干。有的领导同志还向我发问：“小朱，你在延安农村干了一年，有什么看法？”各地的信息，机关领导和一些同志的提问，联系在延安发现合作化后农民粮囤子空着，我在学习经济工作“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形成一条思路：农业生产关系，农村政策有没有一个调整问题？我越来越把实行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甚至单干看作是扭转形势的必由之路。

这时，在东北家乡的老母亲（68岁）由于长时期营养不足病危，我不远千里来到她病床前，她拉着我的手说：“成贵呀，我总想吃几块肥肉。”我走遍全镇未能买到。在她离世时，我痛哭：“养儿一回，连买一块肥肉的孝心都未尽到！这是为什么呀？！”悲痛唤醒我：许多闹粮荒的地方，不知有多少缺乏营养的老人和婴儿病死饿死？我不能无动于衷，要为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着想，设法让党中央毛主席听到他们的呼唤。

196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份简报，提到广西各县干部会上，“公开主张单干或包产到户的占1/4，有的县超过半数以上，没有公开表示的还不在内”。简报的小标题还标出《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

1962年4月14日，我写出了呈寄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份意见书。一开头就对中监委简报所列“主张单干的种种谬论”明确表示：我不以为是“谬论”，可能是个刚刚开始的辩论。我分析说，一些地方集体经济不能巩固，农民积极性不高，粮食减产的根本原因，不完全在于“五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平调风等）或工业高指标的影响，而在于急于求成地全面实行集体化，违反自愿原则。我还从理论和路线上剖析，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原则，过早过快地全面集体化与生产力的要求不符，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当长时间”、“逐步”的要求不符。为扭转经济形势，扭转农村、农业、农民面临的困境，我明确主张包产到户和多种经济成分应继续存在。

挑起第二次辩论，再次给毛主席写信

1962年4月14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一封信发出后，时过两个月未见动静。1962年6月16日，我向党支部提交了《来一个允许包产到户的大辩论》的建议信，摘要表述了致毛主席第一封信的基本观点。文章又从理论上辨析“什么叫过渡时期？”讲述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多种经济成分，搞“青一色”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相当长的过渡时期经济规律的要求相违背。信中还为自己的观点主张可能带来的后果郑重表示：在此关乎亿民兴衰的关键时刻，不该一事当前先为个人着想，要为饥饿乏弱的人民着想。

1962年7月，西北局计经委总支组织学习讨论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条例修改草案，分一般干部和司局级干部两大组，我本应在一般干部组，但通知我参加司局级干部组。头一次会议一开始，主持人直接点了我的名：“据说朱成贵同志有些见解和看法，现在农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问题，可以畅所欲言地谈一谈。”我意识到我的意见信，没有受到正面肯定和支持，很可能是抓我这个典型，展开辩论与批判。我在第一次发言中，不加隐讳地摆明自己的基本观点和主张。此后，从七月中下旬到九月初，历经两个多月多次的辩论和批判，发言的政治分量和温度一次比一次高，到会的计经委五十余名正副局级干部，大部分人都根据我的观点做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批判发言。列举集体经济办得好的社队典型，或粮食增产的地方和年份，说明集体经济的优越；对农民积极性不高和粮食减产的原因，强调是自然灾害和干部作风造成的；把包产到户的主张认作是倒退到单干道路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意见，都改变不了我先前的观点。我在辩驳中说：“农民劳动力的付出，粮食产品的分配，都离不开商品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既然是商品，就该是商量之品（听者为这一新鲜之说有惊有笑），不应该成为上交之品、命令之品。排斥等价交换对待劳动力的投入和粮食分配，农民是接受不了的，这是农民出工不出力造成粮食减产的症结所在。”针对辩论和批判中提出的观点，我又综合整理出《关于两条道路问题的争论》一文。1962年7月22日，我发出了第二封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见信。

大辩论的收场

1962年9月初，最后一次的辩论批判会，为集中辩明粮食减产的原因，我根据在延安获悉粮食产量数字的真相，把上层机关夸大的虚假数字，设作真实的加以换算：先求出西北五省区从1956年到1961年各省区粮食总产数，然后减去农民上交国家公购粮留足农民口粮、大牲畜饲料和种子，剩下的余粮按全区当时农村总人口平均，每个农业人口拥有余粮400多斤，大大高于合作化前的平均数200多斤。如果这些粮食是真实的物质存在，试问：农民有了留足的口粮，为什么会大面积地发生口粮不足、挨饿、逃荒？留足了牲畜饲料，为什么会发生全区近一半（10万）的大牲畜死亡？如果每人平均实有储粮400多斤，为什么农民家庭副业养猪养鸡大幅度下降，城市肉菜蛋的供应为什么这么紧张？对比合作化前，如果粮食生产确实不如合作化以后的产量高，为什么那时没有发生大牲畜的大批死亡和城市副食品的供应枯竭？在作出这些分析之后，我当场质问统计局长：“您说说增产的那么多粮食弄到哪里去了？我们手头上的国家统计数字有没有虚报浮夸？”不但这位局长闭口无言，当场的同志也都愕然无声。这时，我更加明确表示：包产到户，单干，实践上要正视，理论上要承认，政策上要允许。最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朱成贵同志经过几次会议大家的启发帮助，观点和主张不但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发展了，态度也越加强硬了。鉴于各种意见大体都摆出来了，学习讨论会就告一段落。下一步再按中央文件精神自行学习和研究。”自此，我同计经委50余名司局级干部的舌战，以暂时还做不出谁对谁错、谁胜谁负的结论而告结束。

辩论之时，机关正酝酿职工精简下放，我申请调回东北老家从事农村基层工作。西北局组织部给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商调函得到回复，同意我调到老家黑龙江省克山县工作。

写出论文《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

1962年9月16日，我又以《继续完成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题写出一篇近3万言的论文，基本内容是：按生产关系变革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结合中国国情的实际情况，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不容无视，不可逾越；按实事求是的精神具体剖析粮食产量的实际情况，对集体经济优越性的发挥与效果，以及农民和基层干部思想觉悟要作切合实际的估量；农业生产关系组织形式要按不同地区不同条件，实行多样化的对待。这篇论文抄清一份，正式交给了党支部。与此同时，我不顾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发表，就几个月的辩论写出《保留个人意见》的书面报告，于10月12日正式交给党支部和局机关党委。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公布后被大张旗鼓地批判

1962年9月27日，要写的文章和报告都交了稿，调动手续业已办完。10月13日正准备动身时，机关党委和支部通知我：“回东北的调动手续不要办了，留在机关学习十中全会会议精神。”我心里一下凉了大半截：“一定是出了问题。”果然全机关听西北局领导传达八届十中全会文件精神的党员大会，支部书记向我说：“你不参加。”尽管先前有了“豁出来”的准备，但突然没有资格参加党的会议，还是不痛快。

根据局机关党委的布置，计经委总支党员大会上，在传达毛主席关于形势、阶级和矛盾问题的讲话时，联系阶级斗争形势，点了我的名：坚持“包产到户”和单干，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地富资产阶级利益，疯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自此，从支部到总支连续召开数次批判大会。后来又放到西北局全机关数百人的党员大会上，作为全机关“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

我个人虽然有挨批的足够思想准备，可是在西北局保育院工作的爱人却分担了莫大的委屈和痛苦。此前，她曾被保育院认定为工作表现最积极的教养员（教师），常常利用休息日整刷班内教室桌椅，自制一些玩具和教具，博得家长们的好评。《西安晚报》的记者根据她的事迹，写出新闻报道稿，听说我正在受批判，撤了稿。她在全院保教人员会议上遭到批评质问：“你爱人写的一些什么，你能不知道？知道了为什么没有制止，你跟他划没划清界限？”爱人回到家里又再一次为“划不清界限问题”而委屈和气愤：“我上一次被你牵连上，跟着受气，现在又这样坑害我。跟你这样人一起过，总是划不完的界限，受不完的气，遭不完的罪！”然后提出和我离婚，我只好耐心解释求其谅解。

1963年2月14日的一次支委会，鉴于我承认自己的观点主张是全面攻击和否定了党在农村的政策和路线，鼓吹实行单干和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严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等,提交支部大会正式讨论通过对我的处分。1963年5月21日，机关党委正式批准计经委总支的处分意见，认为朱成贵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可在登记党员时，按照不够党员条件加以处理”。

二次下放延安

1963年6月29日，计经委总支和人事处正式通知我：因为你犯了严重错误，决定把你下放到基层去接受改造和考验，地点是延安地区安塞县。

1963年7月13日，我和爱人携三个孩子乘着一辆胶轮马车到了安塞县。组织部的同志介绍了县社概况后，把我俩的工作安排在离县城较近的真武洞公社（徐家沟）。公社院内共有十座用大小不等的天然石块箍起的旧窑洞。据说延安时期，中央西北局曾在这里住过。刚离当今的西北局，又到了老西北局，难得如此妙遇！

公社干部除留一名文书外，一律下农村蹲点包队，每周或两周按公社通知回公社集体汇报工作，研究下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刚到公社，我看到的头一份文件就是以县长胡永清名义发出的纠正和查收“小自由”地的命令。头一次公社干部会就是布置收“小自由”地的任务。我参加数次下乡汇报会后，了解到几点情况：一是收“小自由”地的任务很艰巨。到一个生产队，队干部和社员一个心眼，让你没法摸到底细。即便公开了具体地片，秋后能否一律收到队里，也靠不住。二是地主富农分子表现不轨，有“反攻倒算”散布反动言论现象。三是封建迷信、赌博和外出“投机倒把”弃农经商等活动程度不同的反复发生。四是部分生产队领导班子涣散，内部不团结，干群矛盾多，有的“撂挑子”不干，有的争权抢着干。公社把这些概括为“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各种表现。

从1963年10月到1964年10月，我连续参加了沿河湾、高沟口两个公社的社教（四清）工作团，县领导指定我为工作团的文书，在团部承担会议记录、编发简报、起草报告和讲稿工作等。有时还派我到问题较多的生产队，协助工作。1964年秋至1966年秋，我从四清工作队回到公社，承担蹲点包队任务。全公社有20个大队120多个生产队，我先后下过6个大队、20多个生产队。所到之处明显看出普遍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工分计酬上的强劳好劳不多赚，粮食分配上劳力多、工分多不多得。这样就更加助长了脱离集体另找门路的倾向。要么不出工，偷开小片荒（即“小自由”地），要么出工不出力，省下力气收工后到自留地和“小自由”地里大卖力气。妨碍农业生产的另一个大问题是广种薄收，宜林宜牧的山地都种了庄稼，挤了牧业，出现牛羊越少，越没有粪肥，产量越低，越要搞广种薄收的恶性循环现象。加之，一年四季过分强调搞农田基建，大部分劳力都摆在修梯田、打坝上，挤了积肥、造肥、送肥所需要的劳力。一些农田基建工程，是在群众想不通的情况下进行的，质量不高，刚修起的梯田，要么倒塌，要么因为伤了表土而减产。

以上问题都被看作是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别人下去，处理不好，可以过得去，而轮到我的头上，就是考验我过去的观点是否转变的问题。我自己也曾向组织保证一定在行动上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和政策，决不另搞一套。因而我确实不折不扣地实施“大批促大干”，在工作中坚持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和“三过硬”（抓两条道路斗争过硬、生活吃苦过硬、劳动吃苦过硬）。

后佛店沟是“小自由”地泛滥较多的队，在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协助下，经过深入摸清小片地的地点，把所收获的庄稼（大部分是谷子、糜子）全部集中到集体场院，集体打粮，集体分配。我除了天天参加修梯田劳动之外，还亲自到场院，亲自查证粮食到库。为了自始至终抓到底，防备“玩鬼”，我协同队长和会计，按以人定量的口粮标准算出基本口粮分配方案，一斗一斗地把粮分到各家。一直抓到当年腊月二十三。由于即抓实事，又注意做思想工作，除了“小自由”地种得多的社员不那么高兴外，多数社员，特别是参加集体劳动较多的社员比较高兴。

公社领导认为我是最先过硬地实现收回“小自由”地的一个榜样。此后到其他队，对于同类问题，以及逃避参加集体劳动，外出搞副业，参加封建迷信，搞“投机倒把”和赌博的，只要让我掌握了实际情况，都分别作了严肃处理。特别是对于领导班子涣散，干群关系矛盾较大的白家沟、白家营、张家峁、李家沟、前宋庄等队下的功夫较多。

尽管工作不遗余力，方法上千方百计，但一些队有我在的时候局面较正常，离开之后，大多又有反复。当时提倡把领导班子工作做好，实现“不走的工作队”，实际上“人一走，什么都走了”。我意识到：讲革命化，讲突出政治，意味着对每个队干部、每个农民都要求达到共产党员的觉悟水平，既不怕吃苦，又不怕吃亏，能毫不计报酬地为集体出力，这样的先进分子是有，但是为数极少。这是我内心的思考。我仍然坚信农民的劳动价值，得不到等价回报，是粮食增不了产的关键所在。我一边老老实实接受“左”的考验，也一边观察和考验着“左”的政策，为什么行不通。

县、社领导和一般伙伴们，虽然知道我是下放改造的干部，多数都能一视同仁地善待我。下到农村所到之处，公认我什么苦活脏活都能一样干下去，什么粗糠杂饭都能一样吃下去。县委根据公社领导和群众的反映，于1965年9月向原机关中央西北局送交了我两年来表现的报告。

1966年秋，文化大革命烈火已经烧到了安塞县。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对我“老账新账一齐算”，经县革委批准，作为重点清理对象，背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牌子，在公社干部会、全公社和全县群众批斗大会上，多次被激烈批斗，身心倍遭摧残，后期下队巡回劳动待处理。1969年秋季后，县革委明文通知“解放”我，继续蹲点包队。

1975年秋，家中出现不幸。“文革”时，我遭到数次批斗，爱人刘凤琴分担忧愁，“往后这个日子可怎么过呀。”于是积忧成疾，常常神志不正常。我恢复正常工作，继续下农村，留给她的是沉重的家务负担，她的病情恶化为精神分裂症。县医院难以治愈，我曾领她去西安医治，回来后仍不时复发。要么哭个没完，要么笑个没完，有时无缘无故地打骂孩子。鉴于家庭的困苦，我向组织上申请返籍到爱人老家黑龙江省五常县。

1976年3月15日，县里派汽车送走我们全家。汽车沿着延河行驶，没觉出怎么快，已经到了宝塔山下，我感慨万千：在陕北的十四年就这样结束了，回到东北，又是一切从头做起。这是我大干的地方，这十多年到底有多大变化？除了县机关所在地增加几处新建的办公窑和汽车站、电影院，农村的羊群照样没有增加，荒山、荒地开没了，农民吃糠的日子仍旧没结束。农村的许多矛盾纠纷，一直当作阶级斗争，一抓再抓，一再反复，抓不完的抓。为什么像你老朱这样卖力气地抓两条道路斗争、抓大批促大干，都没有把你所到之处的面貌彻底改变？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过日子，何年何月能“灵出”农民生产、生活面貌根本改变，过上不愁吃、不愁穿的好日子？如此无声地发问，使我最终得出的理念：全局的前途命运，我难左右，个人的前途命运也难独立主宰，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党的正确决策上。

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转机

1976年4月至1978年，我先后在黑龙江省五常县城郊两个公社任公社副书记，继续下乡包队。大量的工作也是给基层干部搭班子，“砍资本主义尾巴”，解决干群一些纠纷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经宋平同志致信黑龙江省委领导，把我调到哈尔滨科技大学。1980年底，对我在1959年、1962年和“文革”三次遭受的政治打击分别给以平反。1983年秋调入国务院东北规划办。1989年规划办业务结束，调回别离了30年的国家计委。

通过几十年从上层到基层的长期实践，我见证了共和国建设时期的决策历程，获得了鲜活的实际依据，可以向那些对党的决策探索历程不甚了解的人，说明50年代发动的“大跃进”为什么失误，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政策为什么正确。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章伯钧拒绝给刘少奇加罪　作者：阎秉华

1967年初，章伯钧被民盟中央机关的“造反派”——“燎原队”囚禁在中院过厅东侧的一间空办公室，不许他出囚室自由活动，吃饭和上厕所时也有看管他的人跟着。

这年春天的某一日（具体月日忘记了），“造反派”——“燎原队”的队长突然找我说：“有个单位派人来要向章伯钧调查一件事，很重要。你与章伯钧熟，派你做记录，他可能少些顾虑。”我当时也想看看章伯钧成了什么样子，答应了。我到了指定的东院会客室，已有三个男青年坐在沙发上，不一会儿，“燎原队”队长领着章伯钧走进会客室，他向三个调查的人介绍章伯钧后就走了。调查的人最初表现还客气，让章伯钧坐在靠南墙的大沙发上，他们三人坐在靠西墙的大沙发上。北面大玻璃窗户前摆着一个大写字台，我坐在写字台东侧，与章伯钧对面。他看见了我，点点头，我也点点头。大家坐定后，一位年纪稍长一点的人对章伯钧说：“我们来是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希望你讲真话。你讲实话，对你有好处，将会给你改变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你的主要反动言论是主张我们国家实行两院制。我们查到，这话是刘少奇先讲的。刘少奇早在1956年12月（或11月，未听清）一次国务会议上就曾提出，在我国实行上、下议院的两院制主张了。你是在1957年春天才提出来的，可见你那个两院制的主张，是从刘少奇那儿听来的，你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你应当把这个真实情况讲出来，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听完这番“启发”的话后，沉默了一会儿，平静地讲道：“你们一定了解我的过去，我曾到外国留学多年。我对欧美国家的议会制、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得早，知道得多。解放前，我们搞民主运动，就有效法欧美，实行两院制的主张，拥护实施宪政的活动。我的这些所谓政论、政见，解放前是公开讲的，许多人都知道。说刘少奇提出的两院制是受我的影响还可能像点（说时发笑，边笑边说）。至于刘少奇1956年底在国务会议上讲没讲过在我国也实行两院制的话，我没有听到，我不知道。我讲的两院制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想法，与刘少奇无关！”

“难道你没有参加那次国务会议？你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你要老实讲！你讲老实话，对你有好处！”

章伯钧先生讲到“与刘少奇无关”一句，话音刚落，三个调查者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吼叫起来。六只眼睛虎视眈眈地盯着章伯钧先生，气氛顿然紧张。我住笔看着这情景，不禁为章伯钧先生担心。只见他若无其事地背靠着沙发，低着头，又沉默了片刻，抬起了头，平静而严肃地讲道：“我正是凭良心，讲的是老实话。我在什么时候参加过哪一次会，或者没有参加哪一次会，事隔十多年，我记不清了。但是，我没有听见过刘少奇讲实行两院制的话，这是事实。我的错误和罪行，是我自己的事，与刘少奇无关！”

章伯钧先生讲最后一句话时，两眼看着我，我会意，急忙记了下来。

调查者反复追问，软硬兼施。但章伯钧先生始终不为所动，或者默不作声，或者重复说过的话。那三个人纠缠了将近一小时，一无所获，最后吩咐说：“你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写份材料交给我们，对你有好处。你知道吗？你走吧！”章伯钧先生站了起来，看看我，掉转头时，轻蔑地微微一笑，眨了眨眼走了。会客室的门向东，来人看不见。

这三个人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当时“造反派”是不告诉的。但我后来对“燎原”队长讲：“从那三个人的神气和讲话口气看，我认为他们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是不是？”这位队长看着我笑了，点了点头。

上世纪80年代中叶，我听到我的小儿子讲，章伯钧先生的大女儿章诒学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北京第二光学仪器厂），我将我已写就的《回忆章伯钧老先生在十年动乱时期一件感人的事》一文，抄一份让我儿子交给章诒学。当时李健生同志（章伯钧先生夫人）还在世，我也熟，意在让李健生同志知道。

1992年8月1日上午，我听到有人叫门，开门一看，是位不认识的六七十岁的男子。来人自我介绍说：“我叫萧翰湘，是农工民主党的副秘书长，住在二号楼（指全国政协在团结湖的宿舍，我住在一号楼）。我听说你老伴患牛皮癣，我有一个偏方想告诉你们。”

我一听当然高兴地欢迎来人进屋。坐定后先谈治牛皮癣的偏方，他并答应给我们找药。

萧翰湘先生接着对我说：“我看到了你写的章伯钧先生应付‘文革’办公室调查人的那件事的文章，是李健生同志让我看的，文章写的很好。李健生同志对我说：‘还确有其事。1957年春，统战部给章伯钧发来召开座谈会通知，就在章伯钧出席座谈会那天凌晨两点来钟，正是深夜，李维汉部长打来电话说，刘少奇主席有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意思，但他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由章伯钧在座谈会上提出来。因为章伯钧是民主党派，比较好说话。章伯钧在解放前即与中共很近，支持中共。解放后一切听中共的，所以他就按照李维汉（统战部长）的意思在座谈会上讲了。原以为他还是按中共指示的办哩’（大意如此）。”

我听了萧翰湘同志讲的话后，理解了1967年春，我看到的章伯钧先生对“中央文革”办公室派人来向他了解，他讲在我国实行两院制的话与刘少奇主席没有关系时，他的异样表情。同时也理解了我几十年来不理解的另一个问题，即我们没有在民盟多次举办的座谈会上听到章伯钧讲实行两院制的话，他为什么敢在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讲。

我今年已88岁，1945年在重庆参加民盟，1950年到民盟总部（后改称民盟中央）工作，现已离休。近年来，我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两本书，感慨颇多，许多往事历历在目。

1980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证实通过复查并不存在‘章罗同盟’这个组织或组织系统。所谓‘章罗同盟’的‘反动纲领’，即民盟起草的《关于科学体制和高校领导制度的建议文件》，也得到了平反。”（《中国民主同盟六十年》第133页）

有了这样的评定，回想我在1967年春看到的章伯钧先生与“中央文革小组”来人较量的那一幕，对章伯钧先生究竟应该如何评论呢？我决定将我的见闻记录下来，供大家研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彭真像读毛主席语录那样读宪法　作者：俞梅荪

1985年间，我多次参加彭真委员长主持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等会议，与他多有接触。每次开会之前，我熟识的那位大姐（会议秘书处长）都要向彭真递上《宪法》单行本。彭真在每一次讲话的开场白都要郑重其事地翻开《宪法》，抑扬顿挫地宣读第5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那铿锵的声音，试图给与会者以法律至高无上的信念和信心，然后才开始他的各种切中时弊的宏论。

每次开会，彭真总是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单调的动作，尤如十年文革期间，人们习惯在开会时先翻开《毛主席语录》读一段，然后再谈其他。当时我想，这部《宪法》是在彭真主持下并倾注大量心血，为时两年完成的。他还参加了1954年《宪法》的制定，他对《宪法》了如指掌，似无必要每每如此虔诚地照本宣科。

直至1989年“六四”以后，我国的民主与法治气氛萧条，使我深深想起当年彭真委员长次次高声朗读《宪法》第57条的情形。我省悟到，他言必谈宪法的身体力行，是向人们强化宪法意识，用心良苦，意味深长。

尽管彭真从未担任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也就从未进入中共领导人的前10名。但是，彭真在十年的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我国宪法规定的最高岗位上，每每高扬法治的至高无上，这才是他的最为精彩之举，他是真正的宪法大师。

彭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说：“解放前，我在国民党监狱坐了6年牢；解放后，我在自己人的监狱里坐了9年半牢。这是我们党不重视法治的报应啊！”真是痛定思痛的彷徨与呐喊。

1966年，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彭真深陷囹圄之中，深入思考我国的民主与法治建设。毛泽东去世后，77岁的彭真复出，夜以继日地致力于立法，三个多月就主持制定了1949年以来的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1980年，他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宪法修改工作。他领导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机构、民事、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涉外等方面的基本的重要法律，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1985年1月3日，彭真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成员，听取国务院的经济立法工作汇报，为加快经济立法而探讨，能否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先行制定条例的新问题。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从下午一直讨论到傍晚，当时84岁的彭真临时请大家在会场里共进工作餐后，继续讨论至深夜，其中有87岁的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张友渔先生。我散会出来时，天上飘着雪花，气温已降至零下十余度。1月23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圆厅召集地方人大负责人座谈经济立法，我散会出来，天已漆黑了。1981年，他曾高烧39度仍坚持宪法的修改工作而病倒了。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人们在理论和实践中提出了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的社会大讨论，尤如“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彭真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即为，党的领导是原则性的，党自己必须守法是具体的，而司法就是具体的，其结论当然就是“法大”了呀！

早在1954年9月，彭真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担任副委员长，他发言指出：人人在法律上平等，法律应当是也必须是全体人民、全体国家工作人员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的指针，不允许有任何超越于法律之外的特权分子。1982年，他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再次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保证民主和法治实施的基本原则。

彭真在晚年多次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不管是谁，不论党内、党外，不论领导干部还是老百姓，都必须遵守宪法。党员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就是服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长征中的两位总书记　作者：史　甄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长征的胜利做出了杰出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参加长征的十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他们也为长征的胜利，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其中就包括遵义会议前后的两位中共中央总书记。

有错误也有贡献的博古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博古（原名秦邦宪），原来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决定去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明准备去苏联，在周恩来和王明离开上海前，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9人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负总责。1933年博古与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在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的会议上，博古被推举为总书记。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他继续任总书记。当时，以周恩来名义在5月23日《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的文件中，公开称博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在博古主持中央工作期间，1933年9月来到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掌握了军事指挥大权，他不运用过去几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又不采纳部队指挥员的正确意见，固执己见，独断专行，使红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连连失利。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被迫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根据地，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同时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筹划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准备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红军通过敌人的第一、二、三道封锁线还算顺利，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意图后，立刻调集重兵，部署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27日，先头部队控制了渡口，但因部队携带的辎重过多，行动迟缓，大部队还未过江，就遭到刚刚赶来的优势敌人的夹击。红军主力虽然突破了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部队损失惨重，在突击扩红中发展的新兵逃亡的也很多，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湘江失利后，博古感到自己责任重大，痛心疾首，一筹莫展。12月12日，周恩来召集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李德和博古仍不愿意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主张避开敌人的重兵，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也是这个意见，周恩来也表示赞同。博古这时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则愤而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于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张闻天、王稼祥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会后，周恩来把这个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两人吵得很凶，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桌上的马灯都倒掉了，警卫员赶紧又把马灯点上。这时博古的态度已有转变，尽管他的意见被否定，但他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省瓮安县猴场开会。决定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还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规定，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

湘江战役之后，大家议论纷纷，不论是随军长征的中央领导人，还是红军将领，都要求开会统一思想。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仍由博古主持，首先讨论行动方针问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讨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这时博古已看出当时的形势，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的错误作了一定的检讨，同时强调了许多客观原因，为中央和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和解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被后人称为“反报告”。之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王稼祥等也都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会后不久，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但会议认为博古还“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没有撤销他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革军委委员等职务，并决定他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列席遵义会议的伍修权回忆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决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地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伍修权认为博古“为人是正直的，对革命的忠诚和个人品质是应该肯定的”。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内，有的同志不同意更换总书记，但博古按照中央的决定，顺利地将总书记的职权移交给张闻天，为长征的继续进行取得胜利创造了条件 。

博古代理总政治部主任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工作。在长征中，总政治部及时向部队发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红军通过彝族区前，总政发出《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红军强渡大渡河前，博古亲自领导的《红星报》，发表了《强渡大渡河的宣传鼓动工作》；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夕,博古写了《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刊登在《前进报》上，给指战员很大鼓舞。

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博古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博古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是当时在中央红军中的四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所以，张国焘在分立中央的组织决议中，第一条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

在沙窝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常委分工时，决定博古负责宣传，并主编中央机关刊物《斗争》。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在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决定对外使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名义，博古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办事处主席，后又兼任外交部长。在中央发现陕北肃反错误后，决定组成在博古指导下的董必武等五人党务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为刘志丹等彻底平反。之后，博古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直至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长征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张闻天

早在长征之前，张闻天就用“洛甫”的名字。在1934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转移前夕，张闻天根据中央的要求，写了一篇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发表在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当时，《红色中华》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共青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篇社论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宣言书和动员令。红军总政治部专门发布“政治指令”，要求根据此文“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当时，对于一贯奉行的进攻路线，谁也不能触动，但是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做了全新的解释。他写道：“我们党的总的进攻路线，决不能解释成为只要采取进攻的斗争方式，就可使我们得到胜利。……我们依照当时的环境而决定采取进攻、反攻、防御以至退却的斗争方式，一切这些斗争方式的运用，都是为了实现党的进攻路线。”这就在当时允许的范围内，突破了只准进攻不能谈退却的教条。

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都编在中央纵队，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在互相交谈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一年多前，张闻天与博古就在思想认识和政策方针上逐渐产生分歧。还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怀疑李德的军事指挥，曾问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这样打下去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对待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张闻天主张在政治上公开支持，军事上积极配合；而博古把支持福建事变当作宣传措施，在军事上则采取不配合的策略，以致福建事变失败后，被“围剿”的红军更加被动。特别在广昌战役前后，张闻天与博古的矛盾更加突出，张闻天和毛泽东都不同意固守广昌，博古和李德不听他们的意见，以致使红军遭到重大损失后被迫撤出。在1934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公开批评单纯防御与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而且提出我们的事情不能全靠李德。博古不但不听，还给张闻天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与会的同志都未表态，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和李德都表示，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要团结，不要闹摩擦。张闻天对这种宗派观念不予支持和理睬。1934年7月14日，张闻天在《斗争》杂志上发表了他写的《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一文，虽然在当时还不能突破右倾是主要危险的框子，但这篇文章主要是批评“左”倾，批评党内流行的“‘左’倾总要比右倾好”的观点，表明他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

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到严重挫败后，仍然按原定的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越过老山界，经广西龙胜，于12月11日进占湘西南的通道城。这时，蒋介石已彻底弄清中央红军准备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集结重兵，形成一个口袋等待红军去钻。情势极其危险，而博古和李德还执迷不悟。中央纵队进入通道后，张闻天到毛泽东住处，为当前的形势和毛泽东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在12日举行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反对李德的方针，提出事先与张闻天和王稼祥商量过的不去湘西而向贵州进军的建议，获得多数同志的赞成，中革军委当晚发布了第二天入黔的命令。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红军行动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主张。在部队向遵义行军途中，张闻天向王稼祥谈到应该更换中央军事领导、要毛泽东出来指挥的想法。当晚，王稼祥就把张闻天这个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接着又告诉毛泽东。消息很快传到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得到大家的赞同。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发言，反对李德等仍坚持待机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赞同毛泽东关于在川黔边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是在黎平会议上就决定要召开的，许多同志会前都有了准备。张闻天针对博古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重要发言，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也纷纷发言，批评博古的报告，支持张闻天的报告和毛泽东等的正确意见。

会议推举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严正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决议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地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取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五次围剿敌人堡垒主义之下，我们虽不能像在一、二、三、四次战争中当敌人长驱直入时取得大规模运动战的机会，然而运动战的可能依然存在，事实上已经多次的证明了。”这里说的过去的经验，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决议还批评博古、李德贻误了实行战略退却的时机，而突围又成为“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大搬家式的行动”。在对待十九路军反蒋事变上，博古和李德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这个决议共分十四条，全文载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卷和《张闻天文集》第一卷。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后，很注意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严格遵守遵义会议之前中央就做出的“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经常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和具体行动计划。例如，1935年2月6日，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土城战役，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2月8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由他起草的决议大纲，他与毛泽东等陆续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上作了传达。2月9日，他在扎西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缩编问题，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

在红军二渡赤水之前，在指战员对灵活机动的迂回作战还不大理解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6日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说明“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月19日，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以整版报道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内容，指出：“军委纵队党的干部会议完全同意洛甫同志关于反对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一致拥护中央政治局的决议。”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及中央军区，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当时中央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失去电报联系，红二、六军团将决议转达给上海。3月5日，从二、六军团任弼时来电中得知上海党组织遭到破坏后，张闻天代表中央找当时任总政宣传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长的潘汉年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派陈云和潘汉年离开部队到上海长期潜伏，并设法打通和共产国际的联系，让潘先走，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设法去莫斯科。3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在红军二占遵义期间，张闻天曾提议让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3月4日，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六天后的3月10日，张闻天在鸭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同志对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发生激烈争论，多数同志坚持要打，只有毛泽东不主张打，并以当不当前敌总指挥来力争。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张闻天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的缺乏民主，便根据多数同志的意见做出取消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的决定。当天夜里，毛泽东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先说服周恩来接受他的建议，后又说服其他同志，第二天军委下达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毛泽东从这件事情上感到，打仗不能那么多人集体讨论，向张闻天提议成立几个人的小组负责军事指挥。张闻天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讨论，中央决定成立了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新三人团。这对于改进军事指挥起了积极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或是中央和军委领导人的联系会议，一般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指示和通告，也是张闻天起草的。这些文电不仅发给中央红军各部队，还包括给任弼时与红二、六军团，张国焘与红四方面军，项英与赣南中央分局的指示。从现已出版的各种文集、文电看，在遵义会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央领导人中，张闻天为中央起草和签发的文电是最多的。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军事行动，都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例如，1935年4月28日，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研究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采纳了毛泽东关于抢渡金沙江的建议。4月30日，张闻天向军委干部团和上级干部队一千多人做抢渡金沙江的动员报告。5月12日，张闻天在四川会理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大渡河，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17日或18日，张闻天又在四川礼州附近的铁坑主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负责人会议，决定放弃对西昌的围攻，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到川西北与四方面军会合。5月31日，张闻天在泸定城附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以后的形势和任务，做出两项决议：一是红军北上避开人烟稠密的地区过雪山；二是派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会后张闻天向陈云具体交代了任务。

新三人团成立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虽然中央决定他是周恩来的帮助者，但周恩来很尊重他的意见，经常是按毛泽东的建议作决定，由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向部队下达命令。从1935年1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央红军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扬运动战的特长，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变换作战方向，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先后四渡赤水，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这一成功的战略转移，在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理解，埋怨只走路不打仗，兜圈子走冤枉路，部队没有被打垮倒会被拖垮。3月，三军团在鸭溪召开团以上政工干部座谈会，到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的刘少奇，将会上反映的情况和他本人的意见电告中央，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字。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怀疑毛泽东的指挥，他给新三人团写信，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在新三人团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办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转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

为了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张闻天主持会议，并在会上作了事先与毛、王商量过的报告，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批评了林彪的观点。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指责林彪：“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他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报告，都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情绪的反映，也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和彭虽然心里觉得委屈，但在会内会外都没有争辩。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张闻天作结论，使毛泽东指挥四渡赤水的方针得到确认，毛泽东在部队的领导地位进一步提高。张闻天和彭德怀没有料到的是，在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批评张闻天在会理会议前挑拨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再次为此事批评彭德怀，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彭德怀不知道”，但“文革”中这件事又成为张闻天和彭德怀的一条罪状。不过，历史已经证明，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彭德怀也是无可指责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先后在两河口、芦花、沙窝、毛儿盖、巴西召开了8次有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共同参加的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些会议都由张闻天主持，由张闻天作会议总结，他还起草并经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一起，在与张国焘关于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的争论中，在反对张国焘企图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5年9月12日，张闻天在俄界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当前的行动方针。决定北上红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20日，张闻天在哈达铺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了陕甘支队的改编方案和各纵队领导人的任命。在哈达铺期间，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立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商议，决定红军改去陕北。9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致决定将中央和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张闻天根据天津《大公报》披露的红军在陕甘活动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写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发表在9月28日出版的《前进报》上。同一天，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上，毛泽东作到陕北去的战斗动员，张闻天和彭德怀、林彪也都讲了话。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22日，张闻天在吴起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张闻天作总结，指出长途行军已经完成，“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长征红军到达陕北后，发生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就是从莫斯科被派回国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在前线，张浩在张闻天隔壁的窑洞住下，首先向张闻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具体内容，即关于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当时党内许多同志对这一方针不理解、有抵触，张闻天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12月17日，就在张闻天住的窑洞里，由张闻天主持，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为中共中央确立了实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命运，乃至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决策。正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决策，才有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有了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和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张闻天为此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不应当被埋没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石西民谈徐铸成划右派实情　作者：徐复仑

我是《文汇报》创办人徐铸成的儿子，数遍拜读刊登在《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上姚芳藻女士撰写的《徐铸成划右派问题的争论》一文，感触颇深。姚老年事已高，视力较差，仍为还历史真面目伏案奋书，实在令人钦佩。温崇实先生在反右运动的腥风血雨中，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说真话，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不失为一位无私无畏的共产党人。

文章也引起我的一段回忆。

1981年父亲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全国政协第五届四次会议，被安排在特邀代表小组。同组有在文革期间饱受“四人帮”迫害的石西民同志。父亲与石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是老熟人、好朋友。解放后，石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是父亲的顶头上司。1957年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二十多年来两人从未有过交往。这对相识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在各自饱经磨难之后，再次在全国政协同一小组意外重逢，心情格外激动。相互之间只谈友情，没有套话和官腔，知心的话说个没完。石专门邀请父亲到政协住宿的京丰宾馆小餐厅吃饭，为1957年参与将父亲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当面道歉，并说出了如下事实经过：1957年某月（石没讲具体时间），中共上海市委得知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即将发表，社论点名《文汇报》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的，帅上有帅，就是章罗联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某日，石随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分管宣传工作的书记张春桥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处去商定《文汇报》编辑部的帅，途中张问石：“你看此帅应是谁？”当时浦熙修是《文汇报》副总编辑，浦的领导只有总编辑徐铸成和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钦本立两人。石答到：“徐铸成3月27日就出国访苏了，这几个月《文汇报》由钦本立主持工作。徐出国前，毛主席曾亲自接见，并对徐和《文汇报》给了很高的评价。这个闹资产阶级方向的帅应该是钦本立。”张春桥说：“你说得不错，但是老人家（指毛泽东）的心思谁也吃不透，哪天他又要揪钦本立的后台，岂不揪到你我身上来了吗？还是定徐铸成，再要揪徐铸成的后台，往章罗联盟身上一挂不就了事了吗！”随后柯庆施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这样，徐铸成的右派分子帽子在未经群众揭发批判之前早就内定下来了。

为了说明中共《文汇报》党委在中共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与以徐铸成为首的、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民盟支部作坚决斗争，《文汇报》社中要多定民盟盟员为右派分子，中共党员一个不定。因此，连原来内定为右派分子的钦本立和唐海都成了反右英雄，温崇实理所当然也就幸免于难了。

父亲接受了石西民的诚挚道歉，从此两位老朋友尽释前嫌，重归于好。会后父亲回到上海家中与家人谈起此事时还感叹不已。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改变知青工龄政策的一封信　作者：黄　海

上世纪60年代，我与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山山水水。蹉跎岁月，时光流逝。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全国上下平反冤假错案，百废待兴，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韶华已逝，一切已事过境迁。我们这些当年热血沸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是“三等公民”。即使给安排了工作，工种一般也是最差的。苦，我们并不怕，上山下乡这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将老年的我们，如今上有老、下有小，可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我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等都将从零开始，这就使我们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下乡的农龄算不算工龄，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我与1979年返城的老知青，当时就职于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的萧芸商议，决定鼓起勇气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了一封信，此信最后得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批示，根据这一批示，198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颁发了1985（23）号文件——《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闻讯的知青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因为我们在农村插队期间的农龄可以堂堂正正按规定转成工龄了！

翻开被深藏封存了近30年的8368号档案卷宗，这封被誉为数千万知识青年福音书的信件原文如下：

各位领导：

我们都是六四——六八年下乡，七八——七九年回城的知识青年。奔赴广阔天地的热烈场面历历在目，青春热血在胸膛里升腾的情境记忆犹新。在农村，我们日复日、年复年，泥水里滚，汗水里泡，一干就是十多年（最长农龄达十五年），在党的政策召唤下，我们流着眼泪回到“娘家”。

作为社会历史的一朵浪花，“上山下乡”成了过去，并即将被遗忘。但我们这些亲历者对自己的不寻常的历史却是铭心刻骨的，因为，我们把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献给了她。我们并不是牺牲者，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庸人，犹如将军回首戎马生涯一样，我们常常回味那不寻常的“蹉跎岁月”。在国家机构几乎瘫痪，生产停顿的动乱时期，我们几千万知青在农村，自食其力（不与城里同胞争饭吃，争穿用），深居茅棚（不与城里同胞争房住），荷锄肩担（不与城里同胞争饭碗），粮棉田里，我们曾洒下了多少汗水，这对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平衡，社会秩序的稳定应当是有积极作用的。若不如此，国家又会是何模样？这些看不见的、因而不被人重视的贡献，不应当随着历史的推移而被抹煞。

令人费解的是：在城里复员军人军龄算工龄，家属、闲散劳动力转正前的合同期、临时期都算工龄，而作为有组织，有号召，有计划上山下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却被一笔勾销了，这点，我们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上山下乡在当时来说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应当这么说！这是客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遗憾的是，有的人总是把知识青年回城看成一种“恩准”（这种人的另一种观点是下乡“活该”），因而知青的“苦衷”无人过问。弹指间，皱纹、白发都爬上了我们的眼角、头上，堂前父母老，膝下儿女大，说来惭愧，我们的工资数（元）比年龄数（岁）还要少。若遇不测，还要欠债度日，甚至一如过去，老着脸皮伸手向亲友要钱。如今提倡向前看，国家前途是令人鼓舞的，但我们个人前途是不可卜的，现在大家多在传说：八五年以后，国家工资制度将要改革，我们这些“无学历、少工龄、缺乏技术特长”的老知青辈将会作何安排？国家是否能理解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人的忧虑（也是成千上万人的）？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最后回城的我们这些知青几乎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干在农村的老实人。中国有句俗话：“老天不欺负老实人”，我们希望，国家在调整低工资，制定工资改革政策的时候，能考虑到我们的客观情况和实际困难，能在国家财政经济允许的情况下，适当提高我们的经济地位，使我们能和全国人民一道富起来，不至于永居“第三世界”，更重要的是，要使“下乡吃大亏论”无立足之地。我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微弱的呼声能换回祖国领导者传送的福音。此致

崇高的敬意

湖南省部分老知青

一九八二年十月七日

萧芸文才很好，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曾担任过连队秘书，尤其擅长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文革期间她还给中央写信反对“血统论”。知青返城后，由于插队农龄不算工龄，造成广大知青工作安排差，工资待遇低，精神上受歧视，内心苦闷压抑，经济上十分拮据，生活上陷于困境。在这种不得已的境况下，我与几十名知青战友再次找到萧芸，恳求她能为广大知青写一篇申诉报告。这封信就这样诞生了。而当萧芸兴冲冲地把几易其稿的定稿信拿出来请知青们阅读、签名的时候，大家却你让我、我让他地互相推诿，谁也不敢带头签名。因为当时文革“文字狱”的遗风还盛，如果撞到政治枪口上，判个“现行反革命”也不是不可能。面对签名纸上的空白，此时的萧芸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孤独。毁稿肯定不行，一旦有祸，定会罪加一等，只有独自承担风险了。想到这里，萧芸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又促使她一不做，二不休，毅然把信尾落款的“湖南省部分老知青”划掉，改写成了“执笔人：株洲市湘江机器厂办公室萧芸”，随后立即把信寄了出去。

这封信一寄出，萧芸当时感到如同寄出了自己的命运。据萧芸后来回忆说，自从信发出后的那一段时间，她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只要一听到电话铃响，心里就紧张地嘣嘣直跳，害怕是公安部门打来电话追查信的问题；看到陌生人到厂里或到厂办公室问什么情况，害怕是便衣警察来调查写信人……其紧张程度不言而喻。然而，谁又会想到，就是这封信，后来使成千上万名历尽千辛万苦插队生涯的知识青年们得到了一份尊重，一个肯定，也从而奠定了广大知青返城后在工作、经济乃至生活的起点。因为工龄涉及到中国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退休金核算等一系列问题，所以说，萧芸这封信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广大知青的插队农龄算工龄这一关键问题，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广大知青后半生的命运。

此信寄出后，一路顺风，历经三位领导之手。信最先寄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潘运告书记手上。据萧芸后来说，当时信写好后没有人敢签名，她以个人名义签了名，也觉得问题难办，如果没有熟悉的领导引荐和督办，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因信件内容涉及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可能被追查打击；二是被作为一般群众来信处理，石沉大海。萧芸将信直接寄给潘运告书记，是有其渊源的。因为潘运告原来在萧芸下放的湘潭县担任过县委副书记，分管过知青工作，萧芸当年写的知青材料，还几次得到潘运告书记的批示。所以，当萧芸陷入进退两难之际，一下子又想起了当年曾分管过知青工作并关注过她的老领导。潘运告书记接到萧芸的信后十分重视，因为“知青问题”家家有，也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他将信当即交给办公室主任林大智，并嘱咐及时转交其他社领导传阅，以出版社收集民情民意的名义提交省委。出版社党委在信件前附了呈词，加盖了鲜红的大印章，将信立即派专人送转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委办公厅文电处看到这封信和出版社的呈词，觉得事情重大，当即将信转呈分管文电和来信来访工作的办公厅领导，办公厅领导看后又立即将信转呈给分管来信来访和知青工作的省委副书记刘正，刘正副书记看完信后当即批示：此信件反映情况属实，请中央批示。当时，正好湖南省委有一批急件派专人坐飞机到北京呈送胡耀邦总书记批示，于是，这封信又加盖了中共湖南省委的大红印章，青云直上的到了北京，并顺利转到了总书记的办公桌上。不久，知青农龄转工龄，成为胡耀邦总书记落实政策“六年两千件”中的一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严文井口述中的中宣部作协琐事　作者：陈徒手

2006年7月28日去八宝山送文坛老前辈严文井先生，我早到了半小时，就发现第一告别室门前已聚集二三百人左右，人群中以文井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的老同事居多，个个白发苍苍，大多一脸哀戚。门前横幅上不写别人常用的“沉痛悼念”等字样，而是独特地写道：“你仍在路上。”进场致哀时放的是舒缓的西洋乐曲，透出人生一种从容、明朗的意味，让人体会到解脱一般的轻松，压抑的心境竟有些平复。我个人觉得这很像严老生前所喜欢的格式，不由对严老家人的安排生出不少敬意。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中国作协机关工作时，很少能在会议场合见到严老。从老作协人的嘴里，知道他当年带着两个人（一个是后任丁玲的秘书陈淼，另一个就是我在作协时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时任作协党组秘书，两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均遭到清算，先后被逐出作协）筹办了文协（作协前身），这个过程有些简单但也带有几分传奇。我奇怪，这个作协的开办人（或称创办者之一）为何与现在的作协关系这么疏离，与文坛纷争相隔如此之远？几位老同事说，作协某些高层人事安排对老头有些伤害，老头在延安鲁艺的学生都升至副主席的位置，而老头只挂了一个难于让人重视的闲职。从此老头毅然而然地采取了决绝的态度，对作协敬而远之。这很令我诧异，这种个性化的举动在当时官场上是难得看到的。

与严老的接触大约在1991年，之后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翻开记录本，从日期上看有一阵还较为密集，大概是我在作协机关闲来无事，一有空就骑车去红庙老头家聊天。有时聊到傍晚，我就陪老头下楼去买猫食，他走路缓慢，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走碎步。他自称从不锻炼，买猫食就是一次身体运动，就是一次与人民群众相互接触的运动。

我那时暗地里开始收集文坛史料，收集时间长了就有些痴迷，一碰到难题就到严老家去排忧解惑。1952年以后严老长期是中国作协的党组成员、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身居文坛要职，历经多少风吹雨打。我曾用“阅人无数”来形容他在文坛位置，他叫起来说：“看了很多本不想看的事，也做了不少本不想做的事。”

我拿了一些作协往事问他，他答得很细，老头对自己的记忆颇有几分自信。但有时问到政治运动中的某些作协党组内幕，他竟流露茫然的表情，有些不快地说：“今天才第一次听你说到。”他忿然地说：“领导层里有更核心的人物，他们瞒着我、骗着我这么多年，很多事我不清楚。文革中人家造反派一问我，我说不知道，造反派都不相信，说我狡猾。”

对经历过的人和事，他一再说难以忘怀，并在劫难过后默默地、相当坚韧地去咀嚼。他跟不少朋友提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放映电影《荣誉属于谁》时，中宣部机关众部长众处长们都觉得不错，夸奖声不断。但最高领导却有不悦神情，表态时语焉不详。周扬回来后多次与众秀才揣摩都不得要领，不知如何是好？只等到高岗出事了才有所明白，因为《荣誉属于谁》的后面有高岗的插手。最高领导对高岗的疑虑和防备当时是无法同周扬他们谈的。周扬此时方觉得有些后怕，庆幸当时没有进一步宣传影片的举措。

老人说了这么一个场景：解放初期胡乔木兼中宣部副部长，开会时他坐在主席台上，而正部长陆定一倒坐在台下受训一样听着，也与别人一样掏笔做记录。陆定一能够承受这种处境，众人们也习惯于这种处境，似乎相安无事许久。说到这里，严老总是习惯性地总结一句：“这其中有不少奥秘可寻。”作家史铁生有一次在饭桌上听严老讲了这些故事，感慨而道：“真是有趣。”又说，一个作家写作时都想像不出这样的细节，想像不出文人与官场还有如此值得回味的场景。

后来我就此又询问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任中宣部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的熊复先生，他说严文井的表述是对的，胡乔木在部里是说得算的，陆定一的意见是可以不执行的。中宣部机关以人划线，确有几个小圈子在活动，互有防备，正常的部务会就不起作用了。熊老说：“有一次很突然，习仲勋来当中宣部正部长，陆定一屈居副部长，我们不懂中央决策的原因，只是隐约知道陆定一犯了什么错误。可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陆又官复原职了。我们在机关这样复杂、变动的情况下处境很困难，难以开展工作。”

严老讲了很多文人在风雨飘荡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有爱有怜，有憎有恨。最令他感怀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小京派文人参加沈从文召集的茶会，与沈从文、林徽因、肖乾等品茗畅谈的场面使他铭记了温馨的内涵。他多次谈到与丁玲在延安共事的小细节，临结束时就说一句：“丁玲算是一个作家。”见我诧异，他又补充一句：“我称呼一个人为‘作家’是不容易的。”

他记得周扬早年在延安时的自信，周扬几次对人说：“在上海时党没有了，我们几个人就弄了一个小组织——”周扬的这点自信说了多次，在延安圈子内颇为自得，然而他也很快为此吃尽苦头，苦不堪言。

严老说，只要台下坐二三百多人，周扬就能说二三个小时，有东西，但车轮子转的话很多。1965年开青年作家创作会，底下人拿来周扬报告的原始记录稿，我坐在宾馆里就为如何整理稿子发愁，为上句子和下句子伤脑筋。周扬最后只能请中宣部笔杆子改。

他多次谈到老诗人田间在1955年肃反时受到的种种遭遇，说到诗人的不适和反弹。有一次为了收枪之事，田间不知不觉中受到刺激，突然在严老家中往外跑，边跑边喊：“你们看，你们看——”刹那间意识上有些崩溃。田间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缓过来，严老心里觉得内疚，有一次就积极提名田间参加访问埃及的文化代表团。没想到埃及人在访问时顺便搞了一个照片展，都是随手拍摄的，巧的是里面没有田间的身影。田间一下子又受到刺激，很激动地表示要向埃及政府提抗议。严老提到田间另外一次波动：“胡乔木这个人有时爱管人家写的诗，有一次在大会上就点名批评田间，说，田间你的诗怎么越写越差，越写越糟。田间一下子非常紧张，情绪上又控制不住了。”

他形容文艺界的不少领导人物在政治风雨中始终跟得很吃力，对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没有吃透，几次跟错。比如1959年、1962年原本要开会反左，但是紧接的就是风向大转弯，弄得一批人要斗争别人，一批人却要做检讨。他回忆道，庐山会议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念了彭德怀的信和全会决议，然后问与会者：“你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吭气，大家怎么会想到中央开会竟是这种后果？当时连周扬都上不了庐山，谁也不知山上会议的开法，大家只是感到一种莫名的慌乱。

他讲到作协诸多人物的事例时，往往几句就能概括传神，如说一个人，“善辩，能在曲里拐弯中取胜”；再说一人，“他是某某的左右杀手，一生世故，集江湖上的经验，内心隐密不向人说”；他又描述一个人的霸气：“能在会上咆哮两个多小时，无人能敌。”他会说某某某没有味道，因为某某某在延安时招供说延安的南方特务都是他联系的，咬伤了很多人。周扬他们明明知道这个人的不足，却在解放后着力使用他，让他成为一名好用的政治运动能手。

他零零碎碎地谈了一些五六十年代高层的幕后琐事，从他的个人角度提供了有意味的片断：“胡乔木对周扬是暗暗使劲的，明知道胡风和周扬不对劲，偏要安排胡风担任《人民文学》编委，偏要发表路翎的小说。后来批路翎，有人说我是《人民文学》主编，是我让发表的。但我不怕，因为我知道是胡乔木同意的。当时胡乔木提议彭柏山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华东局不放，之后胡就考虑让邵荃麟来作协，邵是忠厚的，有时想下点命令，但总难于实现，没有掌握什么实际权力。

“有一次丁玲和舒群吵架，胡乔木让我去开个小会解决。丁玲当着我的面大骂周扬，说了难听的粗话。后来胡乔木要我汇报，我就说了实情，胡听了就笑笑，可见他们之间是好的。丁玲借这个机会也等于向胡表明，她骂了周扬了。

“有一次胡乔木请我转告周扬，让周赶紧搬到中南海，否则会犯错误的。口气大得很。我只好委婉地告诉周扬，说乔木同志劝你搬到中南海。我猜测，当时周扬兼文化部副部长，属于政务院文委系统，归周恩来管。而毛泽东想让周扬多掌握党的宣传系统，所以胡乔木就让周扬住进来。周扬是一个明白人，就每个星期到中南海住一次，两边来回跑。

“胡乔木有一回想解散全国文联，胡风不同意，就写信给毛主席，说文联是统战组织，不可解散。毛主席就在信上批了‘同意’。毛对胡乔木说，以后你别管文艺的事了。胡跟了毛这么多年，自然心领神会，以后就少管文艺的事。”

有一次我去看严老，发觉他心事重重，细问之后才知老人所苦的是如何写好一篇新作，他甚至说早晨上卫生间时都坐立不安。他说，心里老想写一篇文章记述某文艺界领导，但不能写得中性含糊，要按着自己的思考去写，但这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来，写了又有什么用呢？突然间他大声念出文章的开头：“我怕你，我讨过你的好，但我不算你喜欢的前列干部，因为我是一个笨蛋——”老人脸涨得通红，念完后他沉默了半天，浮出一丝不易觉察到的苦笑。我知道他偷偷地写了不少类似的手稿，零碎，甚至是只言片语，记录了他的最新的思考，也记下了回想往事时所特有的愤慨。

他说1965年被挤出作协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险境。他说不去，周扬不轻不重地说：“那也有几百号人呢。”因为前任两位社长冯雪峰、巴人是那样一个悲剧下场，谁去接任都觉得害怕。严老告诉我：“巴人是冯雪峰的老朋友，调到人文社。可巴人1957年斗冯雪峰很狠，上纲上线，而巴人自己二年后也整倒了，后来死的时候是用绳索自缚的。我害怕，含着泪在心里说，不能去人文社，因为当社长都没有好下场。这是我当时不能告人的心里话。”他当时去找周扬说：“我已经45岁，我想写些东西，搞一点创作。”周扬说：“再干5年吧，如果那时我还在这圈子，我一定让你搞创作。”没想到不到一年文革便爆发了，周扬进了监狱，严老关在牛棚，因属于周扬黑帮分子屡次挨斗，处境更加不堪。老人谈到此仰头叹息：“什么都无言可答了。”

文井老人在晚年已经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人，对历史走向有着透彻的把握，也有深切的期待。在他们那一代文化人中持有这种思想探索的品质已属不易，尤其是老延安人具备这种反思的能力已是十分稀罕，可惜他没有机会把闪光的思想亮点展示给人们。想到他和像他一样勤于思索的老人经历如此坎坷思考如此之深，却没有留下此类文字，我觉得对我们这个国家民族都是无尽的损失。

在这样一个时代，寂寞无语有时是美丽的，结果却是异常残酷的。让人无言。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张元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　作者：越　宁

史海茫茫，知人论事。学习中国图书馆史，不能不知道张元济；读张元济，可以知道图书馆事业的创业之艰巨，守成之不易。中国现代出版事业的开拓者张元济先生曾手书过一副对联：“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些简单的话里，似乎沉淀了许多代人的文化经验。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鼓吹“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其中一个文化思维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民智的一大措施就是办图书馆。张元济也贯彻了这种思想，先后创办了通艺学堂图书馆、合众图书馆。

一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人海茫茫，恐怕并无多少人了解张元济的生平事略。如果说“响远不在音高”那倒也是。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正是维新活动特别开展的时候，张元济的想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开民智”的主张是相近的。当时他已有了“自强以兴学为先”和“以醒人为救人”的启蒙意识，也是他维新思想的核心。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8月，张元济考取总理衙门供事，在此供职期间，他的“有所为”体现于三方面：进书、分报、办学堂。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张元济与若干同道着手创立一所新式学堂——西学堂（后改名通艺学堂），参与筹办者有陈昭常、张荫棠、何藻翔、曾习经、周汝钧等，学堂内设有图书馆。张元济为学堂聘请教师，购置图书仪器及拟定章程花了不少精力。按“图书馆”专用名词，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的，但也有说源自“通艺学堂图书馆”。可见通艺学堂图书馆颇有影响。1898年（戊戌），百日维新流产后，通艺学堂连同图书馆一起移交给京师大学堂。由他创办的图书馆，即近代中国第一个图书馆消失了。

二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1903年他在上海应邀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正如高凤池认为，商务初期之发展，有两件事是关键，一是接盘修文书馆，一是编教科书。王云五也认为，张元济的加入，关系极大：“自是厥后，商务印书馆始一改面目，由以印刷业为主者，进而为出版事业。其成为我国历史最长之大出版家，实始于张君之加入。”当时的商务印书馆主要是编译出版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名著，以后随着清廷废除科举，又推出各种中小学堂教科书，因此资料室收藏各种文字的图书。张元济对编译所藏书有一个全方位的设计。他自称为购置藏书，“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驰域外”，目的是要囊括国内大藏书楼的珍本善本。为此，他先后购置绍兴徐树兰熔经铸史斋50余橱藏书，购入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藏书、广东丰顺丁氏持静斋和清宗室盛氏意园部分藏书，又赴太仓收进顾氏闻斋藏书。此中有不少珍本，如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大宋宣和遗事》。

张元济主要收书不为个人，这也是同以往藏书家不同之处。尽管如此，由于他尽力搜罗散出各家藏书，亦渐以藏书家和版本家著称。1906年春，号称清末四大家之一的归安陆氏宋楼，据说以拥有二百种宋版珍籍名重书苑，有意出售。当时商务印书馆已谋求建立自己的图书馆，意图购进，然因售者要价甚高，事竟未成。1907年夏，宋楼藏书终以十万元之约被日本人购去，中土宝贵文献舶载而东，归入岩崎氏之静嘉堂文库。此番落魄情状，使海内士人无不疾首痛心。宋楼的流亡海外，在许多人看来，比水火之患还觉痛心，这中间包含对民族文化衰落命运的悲伤与忧虑，似在时代变换期格外突出，古籍的命运尤有象征意义。文物与文献大量耻辱般地由母邦流出国外，引起了广泛而效果有限的呼吁，混乱年代的政府和权贵似不肯顾及此事。张元济有感于此，势不能不投入抢救和护持文化遗产的努力之中。他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一方面是性情，即爱书藏书传播书，成了生活的内容与趣味；另一方面又是责任，是文化托命之所在。这二者，使张元济成为著名的藏书家与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

因为收买宋楼的失败以及珍本的外流，可能刺激了张元济与商务收书典藏建立图书馆的计划加紧进行。张元济的收书之愿、积书之志，在清末数年间渐次付诸实行。到1909年建立了商务自己的善本书室——涵芬楼，后于1926年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善本书藏于该馆三楼，仍名“涵芬楼”。

自有涵芬楼成立，张元济保存善本旧籍之事业心日笃，除委托孙毓修管理图书馆事务，还躬自访书于京沪晋鲁诸地书肆。涵芬楼之起于沪上，一借商务的财力，二靠张元济的热心擘画。而它的存在意义又超出藏书本身之保存，更在于成为公共图书馆，使无力藏书的读者受益，同时，为商务出版古籍奠定了高质量版本的基础。涵芬楼藏古籍的版本和学术价值，对于历史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是极为宝贵的。

张元济于1910年作了为期半年的欧洲访问，先后到巴黎和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目的是观看所藏中国敦煌古书。欧洲之行，张元济带回来的不仅有拍摄中国文物、图书档案的大量胶卷，更有满腔爱国情愫，促使他弘扬文化，开发图书馆的决心。1911年他就提出：“本馆善本书目请用小册子速抄，拟添购旧书免重出，并示藏书家用。愈快愈好。”后编印了《涵芬楼古今文钞》。

张元济还着重搜集了各省县方志。他认为：“地方志虽不在善本之列，然其间珍贵之记述，恐有比善本犹重者。”他搜集地方志一是为编辑各种专科辞典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对我国方志的掠夺。他说：“事关国脉，士与有责。”他在上海觅购方志，并要求各地分支馆协助访购或借抄。

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藏书迅速增加，藏书已达463000余册，其中善本古籍3700余种，35000余册。全国地方志2600余种，25600余册，以及15世纪前印的西洋古籍多卷珍本、中外报章杂志、各种照片等。1928年10月至11月，张元济东渡扶桑观书，带回了宫内寮（6种）、内阁文库（28种）、东洋文库（2种）、静嘉堂文库（9种）善本的影印底片。

正如版本目录学者赵万里曾追述：“涵芬楼要算当时江南唯一的大藏书库，方面之广，数量之多，无论宋元旧椠、明清旧钞，足足塞满了二三十个大木柜子。虽然其中名贵的，已经盛了几十个大衣箱运到租界里金城银行内库避风火去了，剩下的一部分，据我看来，还是值得羡慕。”自从1932年1月28日，经过日本飞机队巡礼以后，涵芬楼同东方图书馆一道可悲地毁于日本侵略的战火中。涵芬楼与明末清初兴盛一时的汲古阁一样，既重藏书又重刊刻，本来以商务印书馆的实力可以长保于东南，何期战祸突来，火于一旦，竟不如当年的汲古阁，百年之后散归江湖。这是涵芬楼的经营主持者张元济一生最为不幸的一件事了。

三

敌伪侵占上海时期，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因战乱而大量流失，便与叶景葵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由张元济任筹委会主任，请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顾廷龙主持馆务。创办意见书宣称：“抗战以来，全国图书馆或呈停顿，或已分散，或罹劫灰。私家藏书亦多流亡，岂不大可惜哉！本馆创办于此时，即应负起保存固有文化之责任。”1941年合众图书馆馆址在上海落成。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以其顾祖禹手稿本《读史方舆纪要》为镇库书。后又收藏了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蒋抑卮、潘景郑等所捐藏书，这批书达22万册，其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当年东方图书馆所藏图书。当时，张元济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历年收藏的旧嘉兴府先哲遗著476部1822册；寄赠（后作为永远捐赠）海盐先哲遗著355部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之书104部856册，还有石墨图卷等。这批地方文献对研究社会文化发展极有史料价值。1950年，张元济主持《涵芬楼烬余书录》，由顾廷龙协助整理，翌年出版。他代表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的《永乐大典》21册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元济主持董事会议决，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国家，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为了纪念张元济和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1987年5月8日，在他的家乡浙江海盐武原镇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

四

张元济一生在“文教兴邦，开启民智”的事业上走的很艰难。但第一，耕耘总有收获，实际上张元济在出版事业和兴办图书馆事业上的努力，对于中国文化变迁所产生的潜在影响之大，是很难估计的。第二，这条道路的坚持仍然为文化思想史的反思提供了一个线索，即不得不考虑到社会文化变革系统中，这是不可忽视的方面。忽视这种建设性的努力，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将不可能成功。这已经成了一个历史教训永远留在那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上海社保基金案的初步警示　作者：周瑞金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7月中旬被中纪委“双规”后，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也被监视居住。接着，相关官员及国企领导“落马”的消息接踵传出，先是上海社保局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韩国璋，继之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也被“接受调查”。短短一月之内，一些政府官员与民企富豪相继被查，这在多年来很少案件报道的上海，引起极大震荡。与三年前周正毅案不同，这次张荣坤带出一批官员“落马”；周只是操纵证券和虚报资本金（最近传闻周正毅又被“协助调查”，这次“二进宫”有可能突破案情），而这次损失的社保基金可是上海千百万人的“养命钱”。由此引起上海上下强烈关注，自不待言。

但是，上海的民众很难从上海主流媒体上了解到案件具体情况。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播发了一篇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令人惊讶的是，上海市属媒体竟概不刊载。而在过去，大凡新华社上海分社发的有关上海的正面报道，上海各大报几乎同时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上海的广播、电视、网络也全面跟上，声势唯恐不大。这次，素来新闻敏感的上海媒体却噤若寒蝉，集体失语。除按规定刊发简要新闻外，一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避而不宣，好像这个大案不是发生在上海似的。于是，上海民众只好到非上海市属的报刊、杂志、网站上去获取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信息。

上述八月中旬新华社上海分社有关上海社保基金案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回味的话：无论是介入高速公路、进入关键国企集团，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张荣坤总能捷足先登，他究竟凭什么搭建了‘近水楼台’，从而屡屡顺利地实现‘先得月’？”毕竟是新华社记者的水平和眼光！这句切中要害、一针见血的话，在不到一个星期就得到了事实的验证：8月24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落马”了！秦裕“落马”给宝山区的声誉带来不少损害，难怪宝山区官员叫苦不迭。原来，秦裕从市级核心机关“空降”到宝山区当区长才一个多月，与祝均一“落马”的时间相差无几。他的问题显然不是发生在宝山区。秦裕的“落马”，恰恰把新华社记者提出的“近水楼台”问题，推到了公众的面前。

看来，这次中纪委办案效率很高，中央领导处事也十分果断，案情进展颇快。我相信中央和上海市领导一定能把此案查清，向上海市广大老百姓有个明确的安心的交代。

上海社保基金案曝光到现在，已过去一个多月。从目前公开报道的材料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案件给我们的警示，虽然初步，却是十分深刻的。

警示之一，类似社保基金（包括住房公积金）这样事关广大职工的“养命钱”、“购房钱”，离开社会监管，全由政府部门包办，暗箱操作，任意投资，必定非要出事不可。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社保基金结余额除预留相当于两个月支付费用，应全部购买国家债券和存入银行专户，严禁投入其他金融和经营性事业。接着1999年由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社会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就上述投资原则进一步制定实施细则。到了2002年，彻底收回社保基金运营权的上海社保局，非但全市社保基金的运营大权仍然掌控于政府之手，原来可自主选择投资经营主体的数十亿企业年金，也牢牢握在社保局长手中。于是，2002年2月上海社保中心刚一成立，3月张荣坤就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委托贷款方式，快捷拿到32亿元社保基金，去收购上海路桥公司的99.35%的股权，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

2004年5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同时颁行《企业年金试行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明确规定企业年金运营要采用信托模式，年金受托人，与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和托管人分开，形成多元化管理主体，以打破企业年金由政府长期一手包揽的积弊，按市场化运作完善企业年金的管理。然而，上海社保局全然无视这些规定，将托管权、运营权、监督权全部掌握在政府部门手中，毫无顾忌地把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混用，以企业年金中心名义去乱投资，甚至充当寻租的资本。如此管理全市职工的“养命钱”，就必然要曝出大案、要案、窝案了！

警示之二，慈善事业要社会化，不要政治化。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中国政府正致力于建设和谐社会。慈善事业有利缩小贫富差距，推动社会公益事业。中国人有乐善好施的好传统，但我国慈善事业起步晚，慈善管理体制仍沿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慈善事业成为政府管理的事业，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社会事业，由社会组织管理。像比尔·盖茨那样捐赠慈善金高达310亿美元，堪称世界级慈善大家，但我们没有听说，他因此当上美国众议院或参议院的议员，也没有当上州政府的官员什么的。而在我们这里，张荣坤来上海发展，不过在2000年捐赠200万元，2002年捐赠2700多万元，总共不过3000万元左右，他就在2002年5月当上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名誉副会长兼副监事长，7月当上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8月当上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名誉会长。2003年3月又当上全国政协委员，接着又当上全国青联常委。与此同时，他乘机风头大健地收购了上海多处繁华高速公路的收益权，当上了上海最大国企上市公司之一的上海电气副董事长。一笔慈善捐赠竟产生如此大名大利双收的神奇功效，显然，张荣坤把神圣的慈善事业当作了建立“近水楼台”的资本，当作了爬上巨富新贵宝座的桥梁。因此，他捐的钱变成黑幕交易的不义之财，哪有慈善可言？这是我国当前慈善事业管理体制弊端结出的恶果，将慈善事业异化成钱权交易、官商勾结的又一通道，这个教训很值得记取。

警示之三，上海社保基金案还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有了很大发展，但公共治理方面问题成堆，积重难返。这使得企业界中一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与相关政府官员相勾结，以便获取公共权力资源来提升企业竞争优势，荫庇自己膨胀的私欲。这使得企业主和官员寻租活动有增强趋势，企业主与官员陪吃陪喝陪洗桑拿陪打高尔夫不已成为见怪不怪的普遍现象了吗？张荣坤、周正毅正是上海滩的两个代表人物。上海的政治资源太丰富了，寻租的土壤太肥沃了，运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诱惑力太大了，如不警惕，不彻查，仍不免会曝出类似社保基金案，仍会有一批祝均一、王成明、秦裕之流“前腐后继”地走向政治蜕变、经济贪婪、生活腐化，这个教训不令人警醒吗！

总而言之，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出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制度性的障碍已经十分严重。如果不及时深入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会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这已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了！（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6年第11期 为什么在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作者：王幼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已过去整整30年了。“文革”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多反思。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浩劫，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领导、亲自发动这场“大革命”？这些问题，已有很多文章叙述过。例如有人著文说：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他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毛泽东认为：谁好谁坏，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对干部的一次大考验、大审查。就这样，在放弃了党的各级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矛盾，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积怨，就在失控的情况下爆发出来，掀起了全国性的群众斗群众，甚至可以乱抓人、乱打死人，造成全国的动乱。另方面，苏共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也使毛泽东震惊，毛泽东想到，会不会他在百年以后，也会有人像赫鲁晓夫一样的来否定他，故他在“文革”中多次提到要注意身边的赫鲁晓夫。毛泽东认为：只有他，只要按他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假想众多的阶级敌人，不断地革命，来治理、统治国家，中国才有前途，中国才不至变修，才不会变色，才会千秋万代。这是一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的原因。还有一种认为，特别是广大老百姓，他们认为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主要是想除掉刘少奇等。刘少奇也是我党、我们国家的缔造者，少奇同志为我党、我国不论在革命工作、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应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但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毛和刘在某些大是大非上出现了矛盾，例如在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明确指出，我们的工作不能老用一个手指头和九个手指头来评判（这是毛泽东常用的，即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是一个指头），而是应该用几个指头和几个指头来评价，又向毛泽东讲：历史上人食人，要上书；在四清工作上亦有较大分歧，刘少奇认为，四清工作是四清与四不清为主要矛盾，而毛泽东则把四清工作提到严重的阶级斗争上，是清理农村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大事；毛泽东也流露出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有点大权旁落。老百姓只是看现象，因为党的二把手、国家主席可以遭这样的残酷迫害致死，这不是个人恩怨又是什么？但也有人说：如果只是解决刘少奇个人问题，对毛泽东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事，即不必涉及范围那么广、那么多人，故说是毛刘之争是说不通的。其实在“文革”中，刘根本没有与毛争，毛在发动群众之后，刘少奇毫无还手之力，就被打倒。但有这样认为的人，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想一想。到了1966年，如果还想用会议或用举手的办法来解决类似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那样是否还可行？毛泽东一辈子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他当年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一位女红卫兵说：你的名字不要叫文质彬彬的彬彬，而改叫“要武”。这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全国红卫兵讲的。

为了国家防修也好，是因为毛刘之争也好，我认为都不是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根源。主要根源是体制，没有民主与法制，于是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民主与法制，一个人说了算，天下没有不乱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要负主要责任，但体制要负最大责任。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有哪一位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委员出来反对过，在造反派乱打人，乱揪斗干部时，谁出来反对过，国家主席被害致死，又有谁出来说句公道话。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要开除刘少奇出党，除了陈少敏这位女同志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拒不举手，还有谁反对过？（陈少敏同志后来被残酷迫害）在“文革”前夕，毛泽东老讲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这些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不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他喜欢杭州的西湖宾馆，喜欢华东的柯庆施。因为这个柯庆施讲过：“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崇拜毛主席要崇拜到迷信的地步。”这些“话”使毛泽东听起来多么舒服。毛主席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威？这是制度造成的。早在延安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于1943年3月20日通过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在明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同志为主席的同时，规定：“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就赋予了毛泽东超越中央集体之上的权力。翻开历史看看，在全国解放之前的战争年代，还没有见过个人决定重大问题的典型事例，那时是战争年代，大家都在“共苦”，毛泽东很愿意与大伙一道打天下，但建国之后没多久，在和平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

195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苏联黑海边索契休养时，当时江青也在那里，她去看望刘少奇，并很认真地对刘说：“主席身体不好，以后中央会议上已经原则决定的事，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可以办的，就不要事事请示主席，让主席多活几天。”刘少奇回国以后，把这个情况同周恩来、朱德等几位领导同志讲了。当时大家认为，这可能也是主席本人的意思，因为毛主席曾几次说过类似意思的话。这样，有些具体小事的文件就不送到毛主席的案前了。可能毛主席发现报他的文件少了，引起他不高兴。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写给刘少奇、杨尚昆的信中，说了几件事，其中有一条就说：“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请注意。”（见王光美访谈录）

由此看出，毛泽东在建国后是不愿意放一点权的。毛泽东的战友彭德怀，就是因为对“大跃进”提了一点点意见，写了个万言书，开始连刘少奇都认为：彭总信中所说的是符合实际的。但后来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了反党集团，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彭德怀被撤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彭德怀是毛泽东的老战友，一生立下战功无数，他保卫延安时，毛泽东写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诗句。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又点将彭德怀率领百万志愿军，不畏敌军优势装备，不畏天寒地冻，拼着一口气，以人力拼钢铁，打赢了这一仗。但是不管他功劳有多大，只要你与毛泽东意见不一，你只有挨整的份。又如1964年12月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谈了与毛泽东的不同看法，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对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党内不少人感到忧虑。因此朱德、贺龙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主动找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批评彭德怀的。刘少奇认为彭的意见虽然不算犯错误，但彭德怀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要人表态站在哪一边，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刘少奇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即顾全大局。

维护领袖个人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利益，这就是“大局”。这个逻辑能成立吗？

大局就是党的最大利益。那么什么是党的利益呢？人民的最大利益又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翻开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写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他说：“应该使每个同志明，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著文《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讲到：“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同志们，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还是那篇《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又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的任何政党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读了这几段毛著，可以看出，服从大局，是讲要服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这里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党有一条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路线。服从大局，绝非服从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无原则地去维护领导人的个人权威。上世纪的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把毛泽东的权威提高到至高无上，下至老百姓，上至政治局常委，都把维护毛泽东的个人权威当作维护“大局”，就是维护“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看来，毛泽东在上世纪40年代写的文章，我们没有学好，连写文章的人在建国后也忘记了，导致了建国后20年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悲剧。所以，真理光口头上讲，远远不行，要使它法律化、制度化、体制化，从而成为人人要遵守的准则才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下大乱，搞得天怒人怨，出于对党和国家利益的考虑，1967年2月，叶剑英、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帅和副总理在北京京西宾馆、怀仁堂对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进行批评和争论。这批老同志可以称得上“都是彭德怀”级人物。江青、张春桥、陈伯达论资历、社会地位、声望、革命贡献，怎么能与这批老帅们相提并论呢！但他们有毛泽东这个后台。于是未经中央集体讨论，毛泽东一人定调，就把这些老帅和副总理打成“二月逆流”，使党内高层再也无法进言，党规、党法荡然无存。还谈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工具，个人权力不受限制，以至于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形成父子君臣关系。邓小平把这些都归结为封建主义色彩，是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我们国家经历了二千年封建主义统治，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高喊“万岁”，是封建王朝里才有的规矩，但在解放初期，我们喊万岁，我们称毛泽东为“大救星”，这大概不会是毛泽东叫唱、叫喊的吧，是我们把他捧为“大救星”，当作“红太阳”，是我们自甘匍匐高呼万岁的。我们唱了，喊了，毛泽东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时，有人喊“大总统万岁”，孙中山马上制止，并且以后不准再喊。《国际歌》里说，不靠神仙皇帝，只靠自己救自己。而新中国建国后，却出现了“大救星”。不但是“万岁”，而发展到“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上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都没有接受。一个资产阶级的民国总统孙中山，不准喊他“万岁”，而我们无产阶级却喊了，而且被广大人民接受了。于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是历史的必然性，是势所必至，理所必然的。“文革”这种事件的发生，显然不是由一个人或几个小丑、小人能发动起来的，也不是几个跳梁小丑可以随便利用的，不能只怪罪于毛泽东。毛泽东是不可否认的伟人，但也会受到不好的制度的影响，有了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和环境，即使没有毛泽东，也会有其他人或早或迟以这种或那种的形态使其发生，不叫“文化大革命”，也会干脆就叫“武化大革命”。毛泽东本人不是也说过吗？“文化大革命”要几年来一次。前苏联著名作家法捷耶夫写的名著《青年近卫军》中有一个情节，青年近卫军的领导被德军抓住以后，要被活埋，当他走过一个德国军官身边时，他对德国军官说：“可怕的不是你，而是你们的制度。”的确如此，希特勒这个法西斯头子，依靠它的制度把德国军人变成兽兵。上世纪70年代初，西德总理勃兰特却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以真诚反省的姿态，表示德国人的忏悔。同是一个德国，同是德国人，但制度变了，人也彻底变了。现在的德国，谁要是再公开宣传法西斯，那就是犯法。“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手拿带有铁头的皮带，随便打人，把教他念书的老师活活打死。现在对30多岁的年轻人讲起“文革”中的惨事，他们无法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这就是因为体制发生了变化，反映出什么样的时代会造成什么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中国人民的重灾难，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却是一笔宝贵财富，它是用惨重代价、无数人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如今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幸运的，老百姓幸运的是邓小平从这笔宝贵财富里找到中国前进的方向，从而寻找出正确的思想路线、经济路线和政治路线，并且制定出相应方针、政策，最终发展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老人家空想出来的，而是从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中总结出来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我们体制中的缺点突出地集中地暴露出来，使我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找到出路。邓小平把“文化大革命”这笔财富加以利用，邓小平同志做得非常成功，挽救了濒临崩溃的党和国家，为中国开辟出一条富强的康庄大道。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我们应该不害怕把“文化大革命”的真相说出来，以警后世，不致悲剧重演。

杜润生同志说得对，“历史造成的损失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胡锦涛同志最近讲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几条均作为新起点，逐步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抛弃斯大林主义模式。苏联亡党、解体，验证斯大林主义彻底失败。历史的曲折造成的损失，往往可从后来更大的进步得到补偿，不是吗？中国辉煌的改革成就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六十春秋忆李庄　作者：燕　凌

60年前，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创办不久，中央局组织部把我分配到这个报社工作。报社的同志们大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太行山从事新闻工作的，编辑部和通讯采访部的骨干，大都比我们大三五岁，我们自然把他们当作老大哥老大姐。其中就有李庄同志。

初识李庄

我对李庄同志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的头一件事情，是由他和安岗同志“过于积极”地“组织”和发表的一条新闻引起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平时每天只出对开两版，第一版是时事版，第二版是地方版。那年8月初，第二版头条地位登出一条轰动一时的新闻：翟士贤献田。翟家就在报社驻地附近，是当地三大地主之一。翟士贤本人则是30年代初上中学的时候就入党的一位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奋不顾身做出不少贡献，当时是北方大学教员。按照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指示，当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刚刚展开。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为了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说服开明地主主动地把土地所有权献给无地缺地的农民，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太行区党委、武安县委都号召“向翟士贤同志学习”。这条新闻是通讯采访部负责人安岗、李庄为了宣传根据“五四指示”进行的土地改革，抓典型，安排记者采写的。到了后来，土地改革运动越来越过火，献田被定为阻碍群众斗争的“方向性错误”。翟士贤在北方大学遭到批斗，为此坎坷一生。安岗、李庄则在报上公开作了“检讨”，上纲说自己“由于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

当时我对于这件事情是想不通的，对土地改革运动中的过火的做法也是心怀疑惧的。但也只能告诫自己，有这种情绪是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对于这两位老大哥在报上作公开检讨，我心里有说不清也说不出的难受。实际上并不认为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同时又提醒自己，作为刚到解放区不久的知识分子，更要注意“锻炼自己的立场”。

后来渐渐知道，李庄特别克己忍让，成了报社里大家认为“最善于做检讨”的人。在报社通讯采访部（同时也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安岗是第一把手，李庄是第二把手。主要是安岗出主意的事情，受到了上级批评，也多是由李庄执笔写检讨，共同负责。在工作中，他常常采取低调的求实的态度，写起检讨来，则严于责己，调子很高，力求“深刻”，也就容易过头，而过头也往往容易“过关”。他后来回忆说：当时作检讨是“诚恳的，并无任何为难之处。但以戴帽子的方法代替具体分析，这种检讨不能律己，更不能服人，实不足取。”——其实，当时在政治运动的高压下，有的“检讨”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所谓“诚恳”，“无为难之处”，不过是在某种大气候之下的一种自欺，是对无奈的一种不自觉的掩饰。在内心深处，还是无可奈何。而自己在经历过“整风”的“锻炼”之后，作为“驯服工具”，这种表层的“诚恳”几乎已经成为第二本能。特别是对于他这个献身于革命而又信奉中庸之道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人民日报社这些老大哥老大姐们，抗战开始不久就在太行山山沟里活动，环境闭塞，生活艰苦，在反“扫荡”时期更是艰险备尝，从20岁左右奋斗到30岁上下，日想夜盼，盼到了抗战胜利。刚刚“一肩行李下太行”，在中等城市邯郸创办了《人民日报》，刚一个多月就又得离开城市，向后转，再到农村，再上山。我们到报社的时候，在武安南文章村，不久再西迁，到河西村，又是山区了。可是，大家都认为，拳头缩回去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相信再坚持几年，就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几年？至多再来个“八年抗战”吧！不可能再有反“扫荡”那样的日子了，总比那个八年要好过得多。一迁再迁，依然人人斗志昂扬。

报社的知识分子们，原先毕竟大都来自城市，离开城市久了，未免想念城市生活。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胜利以后要去办报的地方设想为北平，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工作之余闲谈起来，不时来个“精神会餐”。并不只是念叨什么著名的餐馆美味，更有兴味的是种种文化生活，特别是议论到了城市里怎样把报纸办得丰富多彩。大家摇笔杆子手腕已经很累了，还要到池塘边洗衣服，感到有些沉重。李庄开玩笑说：捉住了蒋介石，叫他给我们洗衣裳。大家哈哈大笑一通，也就把疲劳驱散了。

谁也没有想到，战局时局变化得这样快，1947年秋天，解放军就开始战略大反攻，冬天，华北全境除了少数城市以外，都解放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大片。中央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1948年5月，华北局决定，《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为华北局的机关报，仍名《人民日报》。1949年1月1日，以叶剑英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31日下午，我们作为头一批进城的文职人员，从西郊乘三辆大卡车，进西直门到了北平城内。8月1日，华北《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

仗义为“大老虎”开脱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期间，秘书长王友唐被当作“大老虎”，隔离审查，并没有任何犯罪证据。只是由于他负责管理行政工作，经手财物较多，就被认为“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他从抗战开始就参加革命，一直在太行山一些文化单位担任这种繁杂的工作，一向任劳任怨，清清白白，富于开拓精神，为文化工作创造物质条件，为同志们谋福利，为一起共事的同志们所称赞。李庄当时担任报社管这次运动的“节约检查委员会”的编辑部分会主任，他凭着自己对老王的深切了解，坚决不同意把老王“关禁闭”。他一再向邓拓同志正式提出这样的意见，认为这样对待老王是违法的，要求老邓干预此事，予以纠正；并且郑重地提出，愿意用自己的党籍保证，老王不会贪污。可是，由于其中有山头情绪在隐隐地起作用（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报合并的时候在人事安排上处理不周，原晋察冀的一些同志一直有气），有些人抓住一个在运动压力下假坦白的人交代的材料，加罪于老王，说得很邪乎，“涉案”数字很大，真实性很可疑，按常理本来应该先把那人查清楚之后再追究别人。可是，在“运动”的高压氛围中，老邓也无可奈何。不但老王被继续隔离审查，连李庄的“节约检查”分会主任的职务也被解除了。李庄无奈地说：老王出来以后，我先和他下一盘棋（表示慰问）。王友唐是我的同乡，老家两个村子距离只有几里地。他的兄弟王经川早年参加革命，是我敬仰的一位作家（笔名魏伯），我走上革命道路也受到他作品和为人的影响。我1946年到人民日报社以后，王友唐一直关心我。“三反”期间，我自然对他很同情，根本不相信什么“大老虎”的说法。在批斗他的大会上看到他满脸微笑，从容自若，就更加放心。李庄不顾个人安危仗义执言，我也更加敬佩。几十个人内查外调几个月，连老王的老家以至妻子的老家都查遍了，假坦白的人的说辞也彻底推翻了，事实证明，王友唐的确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李庄自然也很高兴。

《人民日报》升格为中央党报以后不久，李庄就改任总编辑室主任。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和版面编辑工作负责人，同他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工作，自然常受教益。1952年整党以后，编委会政治秘书一职取消了。我要求到农村组（后来改称农村工作部）工作，得到邓拓同志批准。李庄担任总编辑室主任期间对农村工作特别关心，而且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这时候开始发展，有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调查研究，他就经常同我一起磋商了，对我常有亲切的帮助。

“合作化”宣传的遗憾

建国之前，最高领导人就确定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建国后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前途教育，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报刊上宣传苏联的文章，电影院放映苏联电影，总是高调渲染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1952年夏，国家农业部出面，组织全国各地一些农业劳动模范和农林工作者到苏联参观学习了三个月，主要是看一些拔尖的集体农庄。他们回国以后，在北京停留了一段时间。中央领导人指示，要人民日报社派记者采访他们，集中报道，以此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的教育。

报社农村组人手不够，李庄作为总编辑室主任，负责从社内别的部门抽调子冈、赵培兰、陈大可等人，与农村组的部分同志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采访班子。报道计划由他和我商定，写出稿件由我“总其成”。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苏联的真实情况，按照国内当时的实际需要，李庄提出，不可过于突出地片面地宣传所谓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以免助长一些人急于“攀高”的倾向，而要比较突出地讲生产力的发展，这才是为远大前程打基础。还要强调按劳分配，科学管理。大家分头采访后写了几篇访问记，在版面上挂了一块“苏联农民的道路就是中国农民的道路”的牌子，陆续发表。我特别注意到李顺达访问十月胜利集体农庄的材料，写了一篇《从一个集体农庄看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历》，放在最后，在纪念“十月革命”的11月间发表。其中特别介绍了苏联农业集体化初期这个农庄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的危害，一度办“公社”，生活集体化，办公共食堂，弄得乱糟糟，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真是害死人。那位农庄主席告诫李顺达，切忌他们走过的弯路，从中汲取沉痛的教训。李庄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这些教训同我们后来‘大跃进’中的一些教训何其相似！前车之辙看来不是都能成为后车之鉴的。”还说，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未使某些头脑发热者清醒清醒”。其实，在那个人迷信的时代，一声号令就能震撼得地动山摇，小记者的一篇小文章能起多大作用。

1953年初邓子恢同志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成立后，报社由李庄负责与他们联系，李庄和我们一起探讨农村报道和评论的时间很多，还时常一起到西郊农村工作部驻地去，向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李庄在太行山时代的老相识杜润生同志请教。我们一致服膺邓老和老杜对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反对脱离实际急躁冒进，提倡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此后，我们按照邓老和老杜的意见报道和评论农村工作，大体上顺利而舒畅。李庄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证实邓老的指导思想确实切合实际，受到下面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衷心欢迎。

好景不长，到1953年夏秋之间，最高领导思想从支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一变而为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批评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了邓子恢的方针，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报社大张旗鼓地宣传，特别是向农民宣传。

我们怎么办？李庄一时精神恍惚，对我们说：“跟不上啊！”作为“驯服工具”，跟不上也得跟。在“绝对权威”的号令下，只能像李庄所说的，“找一切理由说服自己，要充分认识他是正确的”。他说：“我原来衷心赞成邓老对互助合作的意见，现在听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我立刻毫无根据地认为主席的见解毕竟是高。”还说，原先自认为到农村调查后摸到了农村干部的脉搏，听到毛主席的新意见，又对自己说，“那不过是个别地区部分干部的反映，毛主席才是高瞻远瞩，综览全局，拨正了运动发展的方向。”他后来回忆，“这就是我当时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新闻工作者不可缺少的独立思考精神是太少了。”我那时候的“思想水平和精神状态”也只能是与他在一条线上。1953年夏秋之交，突然出现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央提出只有加快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走出危险境地，走上光明大道。我们也就“恍然大悟”，全力投入这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李庄和我与很多同志一样，当时对宣传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都是很卖力的，我们完全想不到这样做会有后来出现的那些恶果。

邓老则一直是很清醒的，坚持着他的见解。毛泽东对他越来越不满意。1955年7月，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邓老用“大炮轰”。10月召开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把邓老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代表人物，批判的声势更加浩大。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随之爆炸式地上升，呈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是一场“大风暴”。

那时候，李庄作为具体组织《人民日报》的农业合作化宣传的编委委员、总编辑室主任，一方面也为合作化的飞速发展而兴奋，另方面也还有些困惑，总觉得不正常，心里不踏实。我心里也未免犯嘀咕。这种思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难免露个头，可是谁也不敢说透。内心有复杂的矛盾，还时时担心曾经按照邓老的意见进行宣传报道会挨批评。六中全会期间，就以“补过”的心情赶紧集中发表“大发展”的文章和报道。六中全会以后，李庄和我们一起按照这次全会的“新精神”，战战兢兢地拟定了一份关于合作化的宣传计划，由邓拓报送中央审批，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的命运。毛泽东对我们的宣传计划的批示，出乎我们意料。他提出：直接影响农业合作化的右倾思想已经解决，当前要强调提高合作社的质量；宣传要力求解决实际问题，要提倡及时解决问题，不要问题成了堆再去解决；要随时就下边发生的问题写评论，加强及时指导实际的作用。邓拓把这个批示传达给我们以后，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至少，看来不会挨批评了。更重要的是，不再强调加速发展而强调提高质量、解决实际问题了，这正适合我们的心思。我们一下子来了劲，在李庄帮助下，我们连续起草了《发展农业合作社必须注重质量》、《一有问题就去解决》、《解决新问题，巩固合作社》、《闻胜勿骄》等一系列社论，反对合作化运动中那种简单粗糙、不切实际，急于争先进、赶任务、比数字的做法，批评了动员群众入社的时候断章取义、信口开河的宣传，提醒人们及时发现和切实解决快速发展中发生的种种问题。

可是，“高潮”一经掀起，注重提高质量、及时解决问题云云的论述就都很难再起多大作用，只不过说说而已，哪能抗得住对“右倾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连续“用大炮轰”的威力。对于农业合作化的狂风骤雨般的态势和来自最高领导的指示的多变，李庄总是连叹“跟不上，跟不上”。看到毛泽东在《中国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我们也觉得自己太“右”了。当时我们谈起来“高潮”中的种种现象，不但望洋兴叹，甚至瞠目结舌。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所说的：“加速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的浪潮，像海啸一般席卷中国的大地，几个月的工夫，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这样的“完成”，其后果也就像海啸过后一样，一片狼藉。在看到恶果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李庄就又想到邓老和老杜，说起来依然满怀深情，赞佩不已。

“大跃进”之后的尴尬

1958年“大跃进”、“公社化”期间，李庄被派到莫斯科当苏联办的《苏中友好》杂志的顾问，我则自请下放到延安农村劳动锻炼，我们俩都没有经历那时候的报纸宣传。我在1959年回到报社农村部，由于讲了人民公社制度违反经济规律的话，加以1958年在延安写了报告反映“大跃进”中的虚夸、强迫命令等问题，在“反右倾”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被撤去农村部副主任职务，降了两级，仍在农村部写评论。1960年3月李庄回报社，任农村部主任，私下对我深表同情。看到几个熟悉的同志都吃了“右”字的亏，他自然更加小心谨慎，既为“左”祸愈演愈烈忧心忡忡，又怕在农村宣传报道工作中“跟不上”而“犯错误”。不得不维护“三面红旗”，又没有多少好事可说。前两年报上吹嘘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大话，要从天上回到地上，这个弯子可怎样转。群众在饿肚子，还要说“形势大好”？他说，做了二十多年新闻工作，从来没有遇到这样尴尬的事情。我完全理解，他在那时候是多么犯难。无奈，在报上只好多讲业务性、技术性的事情，避开政策性、思想性的问题。他概括为两句话：少说人与人的关系，多谈人与物的关系。甚至写社论也是如此，那时候的许多社论，实在不成其为社论，而更像是农业技术普及读物。上边指定的题目，如公共食堂，说是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必须坚守，要旗帜鲜明地突出报道，写社论赞扬；自己心里满是疑问，也得捏着鼻子执笔。上边说只能正面宣传，表扬好人好事。李庄一面照办，一面嘱咐大家：讲好的也要实事求是，宁可留有余地，不可说得太满。选择典型，不可选拔尖的，那无法推广，最好是“中不溜”的，多数人都能学。这是他一贯的指导思想。他坚持：做新闻工作必须实实在在，不要追求作惊人语。普普通通，才能真正发挥指导性。

眼看“大跃进”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反对主观主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我觉得这与自己的想法相符合，很高兴。李庄则认为，调查研究固然好，可是现在做起来相当难。在和平建设时期为何出现严重的全国性的偏差？并不是没有人了解实际情况，并不是没有人提出正确意见，而是由于主要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谁反映了实际情况谁遭受打击。1962年初举行“七千人大会”，说是保证“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宣布可以自由发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这时候，“反右倾”运动中给我做的“结论”和给我的处分一风吹了，我自然很高兴。李庄则仍然认为这次大会还没有解决形成严重困难的主要问题，因为定了一个调子：“三面红旗”必须坚持。当然，这想法他并不敢公开表露，只能私下半吞半吐地透露一点。不久以后，他参加了全国人大的一次会议，听了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跃进”以来的缺点错误作了公开的检查，还说明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再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指出国内阶级斗争正向着缓和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不断尖锐化。这个报告受到全体与会者热烈拥护。他听了周总理的报告特别高兴，回到报社转告了大家，大家也为之兴高采烈。正准备按照这样的新精神进行宣传，传来“中央指示”，这次政府工作报告的全文不在报上发表。这是没有先例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都说“不解”——大家心里其实都明白，只是谁也不说出来，甚至自己警告自己：涉及中央内部分歧，想也不要想。

农村人民公社实在难以照原样办下去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却不能改变。中央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以后一次又一次修改，一次又一次后退，就管理体制说退到同原先的初级社差不多。第一次大修改，是取消公共食堂和供给制。这时候，吴冷西、李庄任正副组长的调查组在北京郊区房山羊头岗做了半个月深入的调查，着重了解农民心里最大的疙瘩是什么。证实了群众最恼火的就是公社的公共食堂。1960年李庄在奉命写那两篇鼓吹公共食堂的社论的时候就很抵触，这时候有了“解放的愉悦”。

有一天，我正在对比《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的几次修改稿，写一份材料说明每次都修改了些什么。李庄看到了，提出警告，说不要写这样的东西。显然，他认为这材料会显示出来最高领导的多次失误，写这种材料的人以后又可能遭遇不幸。我告诉他，这材料是吴冷西要我整理的，他才释然。但我内心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他对我的爱护。

十年浩劫轶事

“文化大革命”正在暗中准备、即将发动的时候，人民日报社的头头吴冷西与中央最高领导的联系就被掐断了，社内同志们当即陷于非常尴尬被动的境地，处境险恶。千方百计，费尽心思，也赶不上趟。因为“史无前例”，不知就里，用正常的思维习惯，无论怎么做也是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当奉命转载5月4日《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候，爆破人民日报社的第一颗炸弹引爆了。就当天的版面看，第一版容纳不下，主持报社日常工作的一位副总编辑决定把这篇文章加以删节。李庄当时是分管夜班工作的副总编辑，他本来认为还是全文转发为宜，但主持工作的同志执意要删。李庄怕交给别人删节会删得不恰当出乱子，只好自己和一位老编辑同时动手，在看来有些重复之处删了几百字。当时他们都不知道此文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一点也动不得。不然，哪有这个胆量！报纸一出来，康生看到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严加指责，趁势追究，说《人民日报》上出了这样的大错绝非偶然，就在会上查根源，追动机，声色俱厉。

在报社以常写检讨、善写检讨、勇于承担责任出名的李庄，这次当然又得写检讨。过去他的检讨总是比较容易“过关”，这一次可就大不相同了。检讨书写了一次又一次，认错再认错，上纲再上纲，总是通不过。康生还说，这个检讨还要登在报上，公之于众。压力就更大了。他后来对同志们说，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俱废，只觉得天昏地黑。过了4天，有了转机，毛泽东考虑《人民日报》在国际上的影响，决定此事不必登报检讨。这样，李庄才得以解脱。经此一击，报社的同志们也就被动地表现“积极”，连篇累牍地发表对“三家村”的大批判文字，照搬当时军报文章创造的种种侮辱人格的词句，无所不用其极。这也无用，《人民日报》早被内定为受到“资产阶级司令部”操纵，必须由“无产阶级司令部”派人来夺权——换领导班子。

李庄当然与报社其他领导干部一样，被解除了职务，接受“审查”、批斗，由造反派“革命群众”监督劳动。我在1964年被任命为报社编委成员之一、农村部主任，自然也忝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来更加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等等帽子，被关进“牛棚”。李庄的劳动项目，头一年多是在搬运组搬运每卷半吨重的卷筒新闻纸、每箱50公斤的制作油墨用的松香。就在这时候，他的腿被沉重的卷筒纸砸伤了（留下后遗症，容易跌倒，最后的中风可能与此有关）。受伤后，被派到图书馆打扫阅览室、厕所。我在“牛棚”里和胡绩伟、田钟洛等同志在一起接受“群众专政”的管制，每天被押送到不同的地方从事各式各样折磨人的劳动，与李庄很难碰上一面。

有一次造反派批斗我，拿着从我家里搜查没收的一个笔记本，指着上面记录的一句话，追问来源。那是讽刺政治运动中无限上纲的手法的：吐一口痰，引申开来，说这直接传染了多少人，又间接传染了多少人，以致妨碍了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会被说成是反革命。我没有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也怕被说成是我自己的创造，本能地要自保，就老实交代是李庄作为一个笑话对我讲的。那时候李庄大概正在干活，穿着一身脏了的劳动服，被拉到斗争会场上对质。这对他来说也是突如其来，难以应对，他就按照造反派给我戴的帽子厉声说：我怎么会对这个阶级异己分子说这种话！我从来没有在运动中挨过整，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我认为很精彩而记录下来的这句话，本是另一位副总编辑在一次小范围的会上说的，李庄觉得这句话很形象也很准确地揭示了政治运动中随意上纲的荒谬，就在一次闲谈的时候转告给我了。他也许已经忘记了这个过节，在突然袭击中无意识地作出了保护自己的反应。

1968年秋天，人民日报社的人员开始轮流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被剥夺了工作权的领导干部则是长期在“干校”劳动。“校址”先在北京房山农村，后来改在河南叶县农村，最后迁回北京远郊小汤山附近，房子都是“学员”们自己动手盖起来的。李庄和我都长期在三处“学习”，劳动则不同工种。虽然“同学”多年，但是由于都在被审查之中，只得有意识地避免接触交谈，犹如不相识的路人。

“难得清醒”，终于清醒

毛泽东去世了，“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被调到刚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参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离开了报社。李庄在1983年11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到1995年8月离休。他离休以后，我写信给他，祝贺他“安全着陆”——在他以前人民日报社的历届总编辑中，他是唯一得以正常地干到最后的。我在信上说：能够如此，大为不易。看来惟“诸葛、吕端”一联可以当之。就是说，遇事谨慎，而大事不糊涂。在这以前，我寄给他一篇我写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叙述了1952-1953年突然终止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而大搞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那时候他仍然很谨慎，给我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还没有发表，还是暂缓为好。我说，已经发表了。他就说，时机不大好（1989年“政治风潮”之后不久），不过也不会有多大问题。他显得很高兴，说起“文革”期间说过一些荒唐话，觉得好笑。我说：我也一样啊！很糊涂。（确实，到“文革”后期他已经开始有所醒悟的时候，我在很长时间还是个糊涂虫，在个人迷信的迷宫里爬行。）他说：彼此彼此，都过去了，要怪只能怪那一个人。有一次，谈起来在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时候参加土地改革纠偏的事情，他问我当年在十里店采访我们工作的全过程的外国友人柯鲁克夫妇后来的去向。我告诉他，他们两位几十年来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热爱中国，只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也遭到无妄之灾，坐了牢，有一段时间孩子们只得流浪街头捡垃圾为生。他为此很激动，不禁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大人物大表义愤。

他一再说，过去几十年也没有看清楚的许多不解的事情，现在才越来越看透了。20世纪末，他写了一本回顾自己的一生的书，从“启蒙”、“探索”、“追求”、“苦斗”，写到“攀登”、“考验”、“困惑”，直到最后的“沉思”。书名《难得清醒》。的确很难很难，可是终于得到了自己多年渴望的那种“清醒”。他应该无憾，自己是在清醒的状态中最后安息的。

（此文引述李庄的一些话，见于他写的回忆录《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和《难得清醒》）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6年第11期 对父亲徐雪寒的零星回忆　作者：大　妹

编者按：

这是徐雪寒先生女儿回忆徐老的一篇短文。徐雪寒同志是一位令人十分尊敬的前辈学者和带有传奇色彩的职业革命家。他是新知书店的创办人，16岁时就任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部长，是解放后接管上海的主要成员，曾任多种重要职务，50年代初任国家外贸部副部长。徐老在1943年出任党在华中地区的情报领导机关——中共华中局联络部副部长，作为潘汉年的主要助手直接参与领导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作，解放后因潘案蒙冤入狱，改革开放后才得以平反。2005年4月徐老以94岁高龄去世。

父亲一生坎坷，1926年父亲加入了共产党。1928年初，他16岁时因叛徒告密被捕，在杭州和苏州的国民党监狱中呆了6年，1955年后在北京秦城等监狱中呆了十年，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在“牛棚”和“干校”中度过了大约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里，他有二十多年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度过的。

我对父亲第一次有记忆是1949年，母亲携奶奶、我们三兄妹从香港回到上海，在三叔婆家里见到他。之后就是他在上海铁路局当局长时。那时他在办公室搭一个行军床，吃住都在机关，只有周六晚上住在家。每个周六晚上他回家吃晚饭时，一进门我们三兄妹就雀跃欢呼，一拥而上，有抱住他腿的，有挂在他肩膀上的。当时听母亲说，每个周六夜里都是谈公事的电话不断，吵得无法睡觉。年长我四岁的哥哥比我多的记忆是父亲被派到某地工作，待全家迁去时，父亲早已又到另一个地方去工作了。记得大约在1950年老师出了作文题目“我的父亲”，哥哥详细写了家从一处迁一处，又迁一处，却总也见不到父亲的情形。老师的批语是“像捉迷藏”。1952年秋父亲调至北京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3年初全家迁到北京，机关和家只有走几分钟的距离，奶奶为了父亲的身体健康，要父亲回家吃饭，以便对点口味。平时中午我都带饭到学校，周六因下午无课回家吃午饭。可是每个周六中午都饿得咕咕咕的才能吃上午饭。因为父亲从来不能按时回家，而他不回来奶奶绝对不让开饭。至于他的晚饭更是没有钟点。当时我和父母、妹妹同住在一间大房间里，那里还同时是父亲的办公室和会客室。靠近我的床头有一个小圆桌，每天夜里待他回家，母亲用煤油炉给他热饭后，他一边在那小圆桌上吃饭，一边和母亲说话，我常被他们的声音从梦中吵醒。当时规定，按他的级别每年可携全家去北戴河休假，但我们从未去过，因为父亲说他年纪轻轻的，工作要紧，休什么假？不过那时候，周日有时他会带全家去故宫、北海、颐和园等游玩。

然而好景不长，1955年4月的一天，他去上班后就再没有回家。警卫员和司机告诉母亲，中组部将他留下有事。刚开始时，母亲和一些来访的叔叔、阿姨还猜测他是有什么特殊任务了。因为当时正值万隆会议，一架飞机被国民党放炸药炸了，大家猜测他的不在，可能与处理此事有关，那一年我十三岁，妹妹八岁。哥哥在那年夏天离家去苏联读大学，家里就只有我、妹妹、母亲和奶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家里的事不要我管，天塌下来她顶着，我管好自己的事，把书念好就行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可能有了点什么事情。如有一次母亲带我、妹妹和奶奶去照相馆拍照，似要寄给什么人;有时母亲又会一个人躲到奶奶房间里去写东西。有一阵放“五四”以来的老电影，每当我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插曲“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时，奶奶就会让我别唱。需要附带讲一下的是，奶奶虽然是父亲的继母，但父母对奶奶极好。父亲每月的工资一直是全数交给奶奶的，直到奶奶年迈不能管理为止。母亲每天下班回家先要向奶奶问候，我从未见他们婆媳之间红过脸。我知道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已是六十年代，由我哥哥口中得知。当时我根本不相信，问他是否搞错了，他表示他也觉得很惊讶，这是当时他的女朋友（后来成为我的嫂子）从介绍人(二姨妈)处得知的。

1955年后，父亲的工资和住房一直照旧未动，我也遵照母亲的嘱咐念好我的书，从未问过她父亲是怎么回事。等到再一次见到父亲已是1966年的“五一”节了，当时我已是大学教师。四月底教毕业班的老师和毕业班的学生提前从河北农村“四清运动”中回到学校，我得以从天津回北京过“五一”节。回家后，母亲交给我一份手抄件，它竟是1965年8月对父亲的判决书，父亲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2年！父母都不想让我们为此对党有怀疑，故对此事未作任何解释，只告诉我要将这事向组织汇报。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脑子里全是电影里演的“叛徒”、“特务”的情景，以至于妹妹去天津看我时（大约为1967年）我还提醒她不要受父亲的思想影响（她当时在北京上大学，回家的机会较多）。但妹妹说她觉得父亲对文革中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对的。

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叛徒”、“特务”满天飞，人们的思想都有了变化。妹妹1970年后分去内蒙工作，哥哥则于1960年回国后先在湖南后调江西工作。这样三人中唯我离家最近，加之随着运动的推进，学校管得较松，我回家的次数增多。逐渐地我了解到父亲虽然一生主要从事文化和经济工作，但因为他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其姐夫曾是蒋介石的副侍卫长，而表妹夫二十年代留俄时与蒋经国相熟，回国后在国民党军统中任要职），曾受命搞过情报工作，并为潘汉年当了一年多的副手。1955年“潘杨”案一发，他自然成了受审对象。母亲说1955年父亲离家不久，时任外贸部党组书记的解学恭曾专门告诉母亲，父亲的问题审查清楚了，没什么事，很快就可以回家。但随着潘汉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父亲的事就再没有消息了。后来听父亲讲，当时审查他的人让他承认自己是特务，说只要你承认是特务立刻放你回家，照常工作。他说我不是特务，怎么能承认自己是特务呢？那一位就说：“你不承认，那你就在里面呆着吧。”就这样，父亲一呆就是十年。在里面当然少不了写各种交代材料，除此以外，他读书，翻译书。种菜，养兔子是他在秦城为自己争取到的一点点户外劳动权。最后的判决让他非常意外，但他对审判人说既然党认为判我刑对党有利，我签字。签字之后，公安部放他回家，他对审判人说你们知道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要回家，我在监狱里呆下去好了。但他的要求未获批准。就这样，父亲戴着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渡过了文化大革命。打倒四人帮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时，在好心的唐姐姐的帮助下，父亲的申诉材料才得以交到了胡的手中。随后他的老战友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孙冶方、许涤新、石西民(其中，薛和骆是和父亲同时关在杭州陆军监狱的狱友)六位在五十年代初即为高级干部的叔叔伯伯联名上书中央，要求复查父亲的案子。当时对平反文革前的冤案阻力仍很大。经过多方努力，最高人民法院才在1981年宣布撤销父亲是反革命分子的判决，此时父亲已是七十岁的老人了。距1955年他被秘密关押起已经有二十六年，人生能有几个二十六年!

说到父亲，不能不提到母亲。母亲的一生也不比父亲幸运多少。他们结婚六十年，除年近七十之后，都是聚少离多。1949年前父亲为革命整天不着家，且时时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母亲除了要挣钱养家外，还要为父亲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国民党败退至台湾，好日子没过几天，父亲就又受牢狱之灾。彭德怀的夫人是母亲的同事，是个十二级干部，在彭出事不久两人就离婚了。但即使如此，很多党内会议她仍无权参加。母亲作为长期受审者之妻，在单位受到的政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而回到家，面对的则是思子心切的奶奶。同时，母亲还要为我和妹妹撑起一片能让我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天，不向我们诉说心中的苦楚！听母亲说父亲出事后，外贸部的一位副部长曾找她说要停发父亲的工资，母亲找到另一位副部长雷任民，表示她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但要求知道父亲到底有什么问题。雷将母亲的要求转告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结果父亲的工资和我们的住房一直保持不变，直至判决为止。顺便提一下的是1979年我出国前，母亲让我去谢谢雷伯伯（雷与父亲并无私交）。当我们去后，雷对我说：“我早知道你父亲的事是冤枉的。”因他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及负责审查父亲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同为山西牺盟会的，关系比较密切。打倒四人帮后，母亲曾托她的老师孙起孟转交申诉材料给安子文，安当面对孙讲：“这是我经手的错案，但现在这事已不归我管了，我只能负责批转……”

当1965年秋领导通知母亲父亲的判决结果后，母亲不得不表示要和父亲离婚，划清界限。但母亲所在的北师大党组织派人做母亲的思想工作，不但不许她提离婚，还要她好好照顾父亲的生活。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母亲又被批为与反革命的丈夫划不清界限，并为此进了“牛棚”。母亲因受父亲问题的株连，从五十年代初全国干部定级至文革中退休，一级都没有升过。当年和她同级的大舅和二姨父在此期间都各提升了三级。1981年父亲的反革命分子帽子取消了，她受的株连却无反可平。而她只要再升一级就可以有较好的医疗待遇了。母亲至死也未能得到她应享的医疗待遇。

文革中父亲身为假释出狱的反革命分子，在“牛棚”中受到的待遇可想而知。当时父亲所在的国家外文局的“牛棚”中，最大的“牛鬼蛇神”是外文局局长罗俊。罗与父亲在此之前并不熟识，但在“牛棚”中由于父亲的耿直和坚强不屈，以及两人的观念相同成了朋友。待到形势松动后，罗不止一次到我家来看望奶奶，为其拍照等。听说外文局很多人都认为父亲是一条“硬汉子”，连看“牛棚”的工宣队员后来都对父亲不错。记得有一次父亲回家，身边是看管他的工宣队员。恰逢我也在家，父亲非常高兴，询问我的情况如何等等。因为有工宣队员在场，我不敢多言。事后，母亲告诉我，该工宣队员对我很不满意，说我对父亲太不热情。

和父亲一起工作过的人，尤其是1949年前一起工作过的，后来大多成为父亲的朋友。即使在他去向不明的十年里，每年年初二总有大批叔叔、阿姨携全家来看望我奶奶和母亲，这一天总有一二百人之多。有一年，母亲为了送客连脚都走肿了。其实这些叔叔阿姨们大多为各自工作单位的各级领导，风闻父亲出事了，但他们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故在1965年判决前每年相约来我家拜年，给了奶奶和母亲很大的安慰。待到父亲判刑回来后，仍有像张启宗等叔叔不止一次上门探望。父母为避免对他们有不好的影响，一再不让他们上门。1978年刚刚改革开放，我从庐山参加全国物理学年会回京，因公在京滞留了几天，接到同事来信说学校有出国考试，可以自由报名。我的教研室领导已替我报了名，让我赶紧回校准备考试。当时正好许静叔叔来家看望。因为父亲的问题，我担心政审有问题，许叔叔告诉我，按国家政策，父亲已不是现行的杀、关、管人员，我出国应该没有问题，但各单位的土政策就不好说了。有了许叔叔的这个消息，我才下决心去参加考试。最后为了政审，父亲又找到许涤新伯伯，在他的帮助下，学校按国家政策通过了对我的政审。1980年1月，我出国进修，临行前父亲特别嘱咐我“国家送你们出去是希望你们回来出力，不要将家庭受的委屈记在心上”。我也按照他的嘱咐于两年后按期回国。

我从未听见过父亲对他的十年秦城冤狱抱怨过。我想在他因爱国而选定革命时已将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脑后了，个人的委屈当然只是小事一桩。其实早在他1933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之时，就有人劝他别再回共产党，说“你若回去，早晚会为坐监之事吃苦头的”。我的姑爹也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与死于北伐的小伯父是好友，因而成了我的姑爹。姑爹和父亲政见相左，走着截然不同的路。但父亲不仅是姑爹的内弟，也是他亡友的幼弟，父亲常年不在家，奶奶遵从当时的传统与我们住在一起。故姑姑家对我们一直是照应的。记得小时候当姑姑在上海小住时，她会教我认方块字，带我们去西餐厅吃三明治，去有冷气的电影院看电影，这在当时可算是特别的享受了。也记得姑姑在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小楼。现在想来，那时姑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一定已经不低了。父亲若不是一心为劳苦大众，追求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他是完全可以选择另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的。

父亲十六岁就被捕坐牢，他在校学习的学历不高，但他终生好学。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和牢友一起想方设法将许多公开的和非法的书籍弄进监牢，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在那六年里他还自学了日语。出狱后，翻译了两本书，当时最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他获得了一笔够他生活两年的稿费。他是在牢里念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出狱后，他用在牢里学到的经济理论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发表了一批经济研究的文章，所以他说他是上的“牢监大学”。他在五十年代前期主管对东欧国家的贸易，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自学俄语。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初，为了以史为鉴，他还抓紧时间读中国的二十四史。事实上，只要没有工作任务，没有家务活，没有朋友来访，他总是手不释卷的。

父亲一生真是“党叫干啥，就干啥”。1935年他与一批社会活动家一起创办新知书店(后与读书、生活合并成为三联书店)并任总经理。1936年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主编《救亡情报》。随后任全国救国会副总干事。1941年他和汤季宏叔叔等冲破日军重重封锁在上海把进步书刊输送到苏北等根据地，并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运输军需物资。1943年奉命进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军部协助华中局潘汉年做隐蔽战线的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调任华中人民银行副行长。不久奉命在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的贸易公司、银行、钱庄，进行合法的商业活动赚钱为党筹集资金。1948年共产党接管第一座大城市济南市，他又由香港调至济南军管会接管交通铁路系统。随后随军接管上海时又被任命为华东运输部部长、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等，直至1952年调为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一生中他的工作不停地变换，每一行都要从头学起。正是依靠刻苦学习和苦干实干的精神，他在每个岗位上都取得了好成绩。听母亲说王昆仑伯伯曾告诉过她，周总理有一次特别表扬了一位为革命干了许多不同行当的同志。说他干一行，钻研一行，并在那一行做出优异成绩。王说，这指的就是父亲。但父亲从未向我们提起过他的成绩与辉煌。只在晚年有一次听他说过，五十年代初期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表扬他物资交流搞得好。

父亲在各方面都非常有毅力，对身体也如此。他几十年坚持每天冷水擦身。所以虽然几经牢狱之灾，身体仍很好。七十岁时人们还说他走路一阵风。但1981年任国务院经济发展中心常务干事后，他一心想弥补二十多年未能为国为民工作所浪费的时间，连周末都每天十几小时趴在书桌前看文件、看资料、写东西，努力探究改革开放的最佳道路，身体逐渐不行了。对他搞的经济学，我一窍不通，只知道他当年一再建议要中央对上海“松绑”（减少上海市上缴的税务收入等）。说只要中央给政策，上海很快就会发展起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当中央领导接受了他的建议后，他非常高兴。也知道他对修三峡水库的意见和中央不合，但他还是要将自己的意见提出来，说这是他的责任。我常想，以父亲的耿直与认真，即使1955年没有被卷入“潘杨”案中，在以后众多的政治运动中，他早晚也是要倒霉的。

父亲知道我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勉强我。说既然你对政治不感兴趣，那就好好的做你的学问。每年我用休假时间去探望他和母亲时，虽然他不懂我搞的生物物理，但他总要问我科研做出了什么成绩。每年回去时，看到他一年比一年衰老，但仍然拿着放大镜看文件、资料与报纸。直到不能起床之前，每晚的新闻联播，他是必看的。有朋友来时谈的都是国家大事。我曾劝他说，这世界上少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您这么大岁数，管那么多国家大事干什么？他总是一笑置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已经融入了他的血液。父亲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比起死后才被平反的潘汉年和一度精神失常的杨帆，父亲又是幸运的。

我们的童年少见父亲的身影，母亲跟父亲结婚六十年，但七十岁之前很少有安稳的日子。从这个角度讲，父亲既不能算是好父亲，也不能算是好丈夫。但我尊重父亲，尊重他一生不谋私利，尊重他一生严于律己，尊重他为了实现自己“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的信念，奋不顾身地奋斗终生。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母亲已去世七年，父亲也于去年4月27日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文中提到的叔叔伯伯也多已作古。现仅以此拙文缅怀所有逝去的亲人和曾以各种方式给予我们帮助的叔叔、伯伯、阿姨、姐姐们。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往事悠悠忆尚钺　作者：谈滨若

2006年7月，是闻一多、李公朴烈士殉难60周年，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在缅怀先烈崇高精神的同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昆明，当年，在艰苦的条件下，有一位与我们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他就是尚钺同志，虽然时间已过去60多年，但他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舍生忘死的情景，尤历历如昨。

抗日战争初期，我和丈夫华岗还有尚钺同志都在重庆工作，同住在重庆郊区永兴场附近，尚钺常来我家，我也有幸在尚钺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41年皖南事变后，尚钺疏散到昆明，在云南大学任教，1943年，中央派华岗到昆明工作，我们又经常见面了。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以下一些。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国民党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越发暴露清楚，在重庆，原来的政治部第三厅，因汇集了重庆大批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及共产党员，被国民党撤销了，后经周恩来同志与国民党交涉，才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尚钺就在其中工作。该委员会地点设在重庆郊区赖家桥，尚钺和我家就住在附近。

文化工作委员会虽成立了，但国民党采取种种限制和刁难，不让开展工作。这时有少数同志思想苦闷，但尚钺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反而表现得更加坚强。他经常来我家，与华岗研究如何开展工作。有时也探讨学术问题，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这样久？中国古代史分期和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我如饥似渴地听着，觉得都是新鲜的知识。有些问题我一知半解，就主动提出来，尚钺总是耐心地一一做出解答。

后来我也到了文化委员会，在图书馆工作，尚钺时任图书资料室主任，是我的直接领导。由于我年纪还轻，处世不深，工作经验也少，他对我以一种兄长加同志的态度，一点一滴地教我把工作做好，而且还鼓励我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自然，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是非常舒畅的。

有一次天气突变，刮大风又下暴雨，中午我就未能回家吃饭，晚上下班时，雨下得更大，难以回家。当时我正患感冒，由于衣衫单薄，冻得浑身发抖，尚钺很为我担心；此事也被我的世界语老师——绿川英子得知，她马上脱下自己的外套给我穿，但我坚决不要，心想，宁肯自己挨冻，也不能让我的老师着凉。绿川英子是日本人，她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来到我国参加反战同盟组织，中国人民十分尊敬她。后来她和尚钺一再劝我：“你离家远，在风雨里行走时间长，如果病了，明天无法上班，那样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在他们一再劝说下，我只好服从了。不过当时因走得匆忙，忘记了关办公室的灯，第二天上班后，尚钺严肃地批评了我：“工作中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大意。”我觉得他批评得很对。

尚钺对同志的关怀、教育是真诚的。我到图书馆工作不久，与周围的几个青年同志由于对一些问题认识有些不一致，因而对他们态度冷淡，团结不够好，他察觉后，便找我谈话说：“你对人落落寡合，有点清高，是轻视别人思想落后吗？要知道抗战建国，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伟业，决不是少数几个人能成功的。我们的责任是要引导他们一起进步，一同干革命，不能三言两语话不投机，就不愿与人家交谈了，这不是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吗？”我听得心悦诚服，从此以后，我一直都很注意团结、帮助周围的同志。

尚钺对孩子剧团的教育更为重视。当年活跃在重庆地区的一支宣传队伍——孩子剧团，他们共有二十多人都是从日寇占领区流亡出来的学生，大的十七八岁，小的十四五岁。他们仇视日本鬼子，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孩子剧团隶属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由于接受了进步思想的教育，他们对宣传抗日十分积极热心，用歌咏、话剧、舞蹈、打花鼓等多种形式，奔走各地进行演出。全团人员不讲条件，带着简单的道具，废寝忘食地工作着，由于宣传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所以深受广大群众欢迎，但是，毕竟他们还是孩子，急需接受教育。我党和老一辈革命者从来都十分重视对青少年的培养教育，当时文工委的蔡馥生同志认为我有一定文化水平，又曾担任过保育院的教师，于是推荐我做辅导员，但那时我正怀孕在身，要和孩子们整天生活、学习在一起，有些难以胜任。于是，蔡、尚二位就暂时亲自参与授课及生活管理。尚钺重点抓政治，结合当时国统区黑暗、腐败的现实，用大量事实说明解放区的民主与进步；其次是气节教育，以自身的经历现身说法，培养他们在白区工作应具备的英勇、机智精神。尚钺还经常带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我家（人多了怕引起特务注意），请刚出狱不久的华岗给孩子们讲述在国民党监狱中，如何严守机密，不怕牺牲，不怕毒刑拷打，与敌人坚持斗争的故事，尚钺也常在一旁做启发引导：现在所处的环境犹如茫茫黑夜、荆棘遍地，如果一旦被敌人抓去，关进监狱时应该怎么办？通过许多深入的教育，孩子们逐渐变得成熟起来。他们中也有一些人不安心白区工作，向往延安，尚钺发觉后，总是耐心地进行说服教育，从思想上提高他们的认识。

尚钺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子女的教育也从不放松，他的女儿莉莉也在孩子剧团，年龄最小，身体瘦弱，可尚钺总是叮嘱：对她不能搞特殊化、要一视同仁，莉莉也理解父亲的用意，表现得特别好。

剧团的孩子们在党组织和周恩来、邓大姐的直接关怀下，幸福茁壮地成长着，后来都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有许多人还当上了重要的领导干部，这无疑也凝聚着尚钺同志的一片心血。

以革命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

皖南事变后，重庆文化界人士大疏散，我们和尚钺、绿川英子等许多亲密战友都不得不暂时分开了，尚钺去了昆明。1943年，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指派华岗去昆明做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的策反工作及知识界的统战工作，需要一个公开的社会职业做掩护，此时尚钺、楚图南、周新民等同志均在云南大学任教，为了尽快为华岗解决职业问题，尚钺将自己担任的两门课，分出一门“古文选读”给华岗，这样华岗便顺利进入云大教学，确保了党的统战工作及时开展。

当时在昆明，知识分子比较集中，除少数先进分子外，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了解甚少，大家出于爱国的热情，要求民主进步、团结抗日；龙云是支持抗日的。华岗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中共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积极协助华岗工作，成为文化研究会的骨干。由于我党的努力，统战工作影响渐大，昆明的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则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限制民主进步，他们指使特务摧残爱国知识分子。

尚钺等同志经常与华岗在一起商讨工作，研究如何支持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如何办好民主刊物、发表有分量的文章等等，尚钺总是以革命事业为重，工作态度谦和，从不固执己见。

1945年秋，华岗应周恩来电召，去重庆担任国共谈判我方的政治顾问，组织决定，华岗走后，云南省的统战工作要由尚钺来接替，在这险恶的条件下，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尚钺没有丝毫的犹豫和畏惧，勇敢地挑起重担，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气势，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弦。就在华岗即将离开昆明之时，国民党在昆明掀起了一阵阵反民主的黑风恶浪，形势越来越紧张，蒋介石反动派终于要下毒手了。有一天夜里，突然把云南省主席龙云用飞机押到重庆，那一夜，枪声一直不断，天亮以后，我上街一看，已是全城戒严，特务满街、便衣乱窜；抓人搜查、杀气腾腾。在这紧要关头，我们与外界完全隔绝，得不到任何消息。当时我家里有许多党的宣传品，华岗正在紧张地处理着……突然，尚钺冒着极大风险，化妆来到我家，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派来负责统战工作的华岗的安全。进门后，他简单地介绍了外面发生的情况，便提出要华岗马上离开昆明；而华岗考虑到当时的工作，也提出种种暂时不能离开的理由，说：“情况如此危急，我更不能离开。”第二天，尚钺冒险再次来到我家，送来了去重庆的汽车票，并传达党组织的意见说：“为了党的事业，你必须立即离开。我留下来晚几天再走，这儿有许多社会关系可以掩护我。”次日他将华岗送走，自己默默地承担起许多艰难的工作，这就是尚钺对党的赤胆忠心的高贵品质的真实写照！

我知道，尚钺同志的经历是坎坷的。他是在1928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毅然加入共产党的。后曾两次被捕，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被组织保释出狱。1932年，任满洲省委秘书长时，因对省委工作提出不同意见，被错误地开除出党，他的妻子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儿子又失踪，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在这样严峻的考验面前，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一边申诉，一边继续为党工作，在危难时刻，甚至不惜赴汤蹈火，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直到1945年，华岗介绍他重新入党，他才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党的无比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极端热忱，他的确是我们革命队伍中久经考验的杰出的战士。

自1945年与尚钺在危难中分别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见面。本来，1955年暑假，尚钺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因身体原因欲来青岛休养，我们怀着将要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精心安排好房间，购置了家具和生活用品，期待着他的到来，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华岗突遭政治陷害，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起来，我也难逃厄运：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送去劳改，全家人都受到株连，从此我们与尚钺便失去了联系。

1972年，华岗在狱中含冤离世。直到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经中央批准，才得到平反昭雪。我与一些老战友恢复联系后方知，1959年庐山会议后，尚钺被定为史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文革中，他不仅继续受到学术上的批判，还受到肉体上的折磨，更再次遭受丧妻失子之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坚信真理必将战胜谬误，他顽强地活了下来，终于等到了胜利的一天。我想马上与他联系，但却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然而不久，我却意外地收到了他的来信，原来，他从报上看到华岗平反的消息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地址，便立即写信给我，在隔绝了25年之后，我们终于又再次联系上了，我捧读着他的来信，感慨不已，真有一种恍然如隔世的感觉。遗憾的是，华岗未能读到这劫后余生的老战友的来信，否则，该多么高兴啊！

不久，华岗所著《中国历史的翻案》即将再版，我想，尚钺应是为此书写序的最佳人选，便请他写序，他欣然同意了。当时，他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多病，但他冒着盛夏酷暑，很快就将序言完成，这使我十分感动。序言写得非常精彩，在篇首，他写道：“正是此书完稿的那一天，华岗同志约我与云南省委负责人到他家开会，会议决定：华岗走后，由我接替他的工作。在如此紧张忙碌的时刻，他还完成了这篇高质量的重要历史论文！35年过去了，这位不知疲倦的战士的音容，犹宛然在目。”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于20年之后，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对书的内容作了全面、准确的介绍和评价，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华岗深厚的革命情谊。他说，“这是我唯一能为华岗同志所作的事了。”

后来，我又陆续收到他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写给我的信和签名赠送的《中国历史纲要》一书，我一一回复，也赠送给他华岗在狱中以惊人的毅力写下的遗著《美学论要》，并期待着与他重新见面畅谈。不料，噩耗突然传来：尚钺同志于1982年1月6日和我们永别了，我党又失去了一位忠诚的战士、有修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我们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回想起我们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想到他为今天的胜利所付出的一切，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热泪纵横，我隐忍着痛失良师益友的悲痛，重翻他的信件、著作，这些已成为珍贵的纪念品，我们期待多年的会面，终未能实现，也永远无法实现了。回首往事，虽然时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尚钺同志的面容仍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他所具备的老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始终鞭策着我不断前进，他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1期 我了解的台湾“三农”问题　作者：李昌平　周　婷

感谢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陈德升先生的邀请，让我们有机会花10天的时间，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台湾。台湾是一座宁静的森林公园，台湾有一个务实而活力的民间社会，这给我留下特别的印象，但无暇去做深入的了解。我们的兴趣只能集中在台湾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上。

一，台湾农业的三个阶段及对大陆农业发展的启示

——访问陈希煌（原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

70多岁的陈希煌先生，称自己是“根在大陆的台湾本省人”。陈先生是大学的教授，在大陆也有不少“学生”。陈先生在李登辉执政台湾时期，担任过台湾“农委会”主任委员一职，现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先生说，在我们拜访他的前一天，吕秀莲也登门拜访——顾得上就问了一下。以下是我们访问陈先生的记录：

台湾400年来一直是被人统治的，台湾的历史多半是受人欺侮的历史。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人均生产总值只有160美元。国民党以台湾为基础，建立起政治、经济、军事等独立“国家”体系——主体性，这是台湾400年历史中的第一次。“2·28”事件后，台湾就不谈政治了，努力发展经济和贸易。工业是高资本投入的产业，国民党是选择发展台湾农业开始的。台湾农业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的阶段：

追求技术和劳动密集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1950——1955年。国民党带来了农耕文明，由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开始向技术和劳动密集型农业转向，发展立体农业（水稻、甘蔗、长豆等间作套种），水稻等农作物的产量由1800公斤/公顷上升到3000公斤/公顷以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很快就自给有余。

追求价值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在1955——1960年。这个阶段在继续提高技术效益的前提下，重点发展经济价值高的农作物，主要种植香蕉、凤梨、洋菇、芦笋。粮食产量又有了大幅提升，达到5000公斤/公顷以上，自给有余；经济作物大量出口，“国家”有了外汇积累。

追求市场效益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60年开始，主要通过发展食品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开拓国际市场。1963年，洋菇芦笋出口占世界60%的份额。1963年，国际糖产量大幅下降，价格飙升，而台湾却大丰收，一年就盈利400亿美金。糖和洋菇芦笋几乎统治了欧美市场。

由于有了外汇，大约在1965年开始，政府将钱投入到纺织工业、化工业，台湾很快走上了工业化之路，经济起飞了。

80年代后，台湾全面走向经济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由封闭经济体系升级为开放经济体系。这时台湾农业面临国际竞争，手足无措，农业效率一年不如一年，农民大量转业，农业劳动力由300多万，只剩下现在的60多万。兼业化，专业农民不到6%。

陈先生认为，台湾农业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经验也有教训，现在还面临很大的问题。

陈先生举例说：60年代从国外回来的洋知识分子，70年代在台湾推广综合养殖。几个人养几千头、甚至几万头猪。大规模的养猪，致使价格暴跌，对台湾农民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养猪原本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农民调节现金的工具。当综合养猪导致农民家庭现金链断裂后，农村经济一片萧条。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出台了金融补贴政策。再如，70年代，政府动员“上山下海”，在山上大量种植槟榔和水果，量是增加了，但并没有增加农民的收入，还造成环境破坏，政府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纠正错误，至今还没有完全补回来。

陈先生认为，封闭经济体系，是以量为核心的农业政策。80年代后，国外农产品进入，量不能为核心，要制定以效益为核心的农业政策，农业政策不仅要考虑促进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改进管理和营销等等。但当时台湾对此认识不足，农业政策跟不上。直到1990年，才充分认知到小农的不足，政府大力推动“策略联盟”，将“小农”整合成“大农”。政府通过规划区域生产、区域加工、贸易组织，效果很好。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政治的因素，政策不连续，台湾农业又面临严重的困境。

“策略联盟”到底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我没有清晰的概念。陈先生作了举例说明。陈先生说，通过他的研究，台湾社会农产品的价格效益弹性为0.2%。主要农产品一般增产10%，价格会下降50%。2001年，台湾的芒果大丰收，以农会组织为主体的农业“策略联盟”，积极配合政府，将芒果的三级品采购30%（政府补贴一点），不许直接上市（做果汁后再上市），市场上的新鲜芒果价格不仅没有下降，还有上升（因为上市的主要是品质好的芒果）。不仅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收购三级品芒果的“策略联盟”定点加工企业（政府为保护果农利益而定点收购三级芒果的农产品加工企业，是“芒果价格策略联盟”的组成部分）和农会组织加工企业（台湾乡一级农会一般都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和农产品超市，必要时都会成为“策略联盟”的一部分）也增加了收益。最近几年，台湾“策略联盟”的作用因为腐败或政府官员的外行等因素影响，而大打折扣，农民增产减收是常见的事。陈先生认为，对农民而言，“错误的政策，比贪污更可怕！”

大陆在推行农业企业化（公司+农户），要特别小心。农业企业化，应该是农民有企业家精神，不是企业家经营农业。大陆推行企业家经营农业，是会出大问题的。一个国家，60%是工业和城镇，40%是农村、农业最好，不是农村、农业越少越好啊！

陈先生说，知识和经验是可以流失的。1950年来积累的农业经济发展知识和经验，到今天基本上都流失了。西洋文化把知识和经验学问化，这点，中国不如西洋。民进党更不懂这个道理了！

对大陆的农业政策建议：

陈先生说，大陆是1975年开始改革的（我没有问陈先生为什么认为大陆农业改革始于1975年），和1949年台湾改革是不同的时代。台湾改革是紧跟世界步伐的，大陆改革时，世界经济水准已经很高了，学台湾一步一步来是不行的，必须三个阶段一起来，三个效益同时追求。高水准技术、管理、营销都要。大陆如果锁国，农业还行，如果开放农产品市场，麻烦就大了。三个效益一起要，一定要发展农民组织，金融制度更要改革。大陆太大，要选择点做，慢慢散开。大陆太大，要搞区域特色互补，在区域互补的前提下，发展食品工业。内部互补很重要，这样可以避免国际冲击。内部互补一定要优先发展，再考虑国际竞争。东部学习台湾，中西部另谋出路。

对于大陆的土地制度，陈先生认为要从公经济和私经济两个方面考量。照顾公私两难。农民集体所有是好的，这是从长远看。已经私有的不要收归公有，私有的要组织化；农民集体所有的，主要是利益分配问题。要对农村不动产证券资本化，土地本身不动，但可以增加产权收益。

陈先生特别强调：要想办法让农民工留在城市，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国家战略之一。要想把农民工留在城市，就要改革住房政策，特别要将农民工的房子安排在最有增值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将有增值空间的地方安排给社会强势人群。只有这样，农民工的财富才会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长，才有能力留在城里。为了让留在农村的人生活得到同步提升，水权应该归农民集体所有，随着城市化，城市要向农民买水，这样也利于水资源保护。

二、参观土改纪念馆

台湾土地面积36000平方公里,其中三分之二是丘陵和山脉。土地改革以前，60%的农民为佃农,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土地改革的原则是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地尽其利等。台湾的土地改革采取的是“和平和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分为三个步骤: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耕者有其田。其成果是使286700户农民受益,提高了自耕地面积。台湾的土改，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典范。

坐落在桃园市中山路574号的台湾土改纪念馆也称“国际土地政策研究训练中心”。该训练中心于1968年成立,与美国林肯土地政策学会合作,定期举办训练班,学员以发展中国家和东欧国家人士居多,中心主要使受训人获得管理技巧和方法,对土地出租、都市发展和规划等内容进行教授。维持台湾土改纪念馆的经费，也来自国际组织。

关于台湾土改，大陆学者有不少的介绍。我这里不重复了，但我这里要重复几个不常听到的观点：

台湾的土地制度，在我看来分三大部分，一部分是农地农用制度，一部分是农地转为非农地制度，另一部分是土地非农用制度。

第一，农地农用制度

土改给台湾农民的土地权利，只是农地农用的权利；农民要出售自己的土地，出售的只能是农地，不能用作非农用。最初的时候，为了保护农民，土地只能优先在临近的农民之间交易，非农民是不许购买农民土地的。农地农用的交易，是免税的。农地只能在农民之间交易的规定，其好处是保证农地买卖按照农村农业发展水平和规律有序进行，这对保护农民和维护农村稳定都有积极意义。这项规定，只是在近些年才有所松动，但交易税率很高。西湖乡的周先生，8年前将3甲（45亩）山坡地出售给城里人（不能非农用，也不能坡改梯田），价值只900万台币，但征税高达300万元。如果是将这三甲地卖给乡里的农民，可以不征税。

第二，农转非制度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部分农地必然会转做非农用地，但土地转变用途必须严格按照土地规划执行。从土改开始，台湾就进行了严格而科学的土地规划，土地规划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组织部分。如果一片农地，规划在五年或十年后转做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或公益用地，在五年或十年之内，是不能改变农用性质的。有的农地是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也不能改变用途的。当农地依法（规划）转为非农用地，将有一半的土地“充公”，等于2亩农用地换得1亩非农地。“充公”的土地主要用于城市道路、绿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建设。

第三，非农地交易制度

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会使土地大幅增值，增值收益分配有严格的规范——“涨价归公”，这也是台湾土地制度的重要部分。台湾的农地和非农地的价格差距很大，一般在十倍以上。我拜访的曾先生，25年前，花400万台币（近100万人民币）买了5亩农地，随着城市的发展，该地已经是小镇边上的农用地了，明年就可以转做非农业用地了。如果转做非农用地，这块地的价值大约为6000万台币。按照台湾的土地制度，曾先生的5亩农地，明年转变为非农地时，就有一半“充公”，剩下的2.5亩就是他的非农用地了，价值为3000万台币。如果曾先生将土地卖出，增值（3000-400=2600万台币）部分，要严格依法缴纳所得税——即“涨价归公”（涨价100%,40%归公,200%->50%,300%->60%……）。所得税率是累进的，增值越高，纳税越多。曾先生说，他的地卖出的话，估计缴税在1000万台币上下。曾先生抱怨，最近几年民进党执政，经济滑坡，土地价格落去一半。

在台湾，土地交易的所得税，税收全民享有，而非地方或部门享有，这点和大陆有本质的不同。给人的感觉，台湾的土地制度很规范，清清楚楚，很难浑水摸鱼；而大陆的土地制度很不规范，非常复杂，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强势人群都可以把土地当“唐僧肉”，中央政府好像还拿这些吃“唐僧肉”的没办法！

第四，台湾的土改和大陆的土改其实有很多的相同

应该说台湾是学习大陆的土改，都是强制性的土改，但台湾在策略上稍有改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土改”。台湾政府先将土地地租“减”到很低水平，强制规定农地农用的价格为“年地租的两点五倍”，再由政府按照强制的价格强行收购地主土地，评价转手“卖”给农民。买地主的土地，没有现金给地主，给的是四大“国有”公司的股票。地主强烈抵制土改，有的地主逃到国外组织反抗运动。农民如果没有现金购买土地或认领公地，可以申请无息贷款，分十年还清本金。台湾的土改制度虽然是公认的成功典范，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去学习，但几乎很少有成功拷贝的。台湾的学者认为，台湾的土改，是在“威权体制”下进行的，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想学台湾土改也学不成的主要原因。

第五，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保障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

台湾土地制度是世界公认的学习典范。典范的核心意义不在于农地农用“私有化”，而是它用强权建立的“均田”和“涨价归公”制度，奠定了台湾建设均富社会的基础。除“均田”和“涨价归公”为农民和全民提供福利外，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为了帮助“农民工”进城，政府将最有增值价值的土地用于建设经济适用的“农民工”住房，让“农民工”的财产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增值，这样“农民工”就自然成为了城市的居民。

国民党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一到台湾，就马上学习共产党大陆土地制度，一直坚信和稳定这个制度。反而是大陆多次改革土地制度，快将“均田”和“涨价归公”改掉了。如果上海、深圳、北京等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土地“涨价归公”归全民享有，我想，大陆社会不会有举世惊呼的“两级分化”。

第六，台湾土改的成果是靠农会巩固的

以前农民只需要把农作物交给地主,由地主来完成销售环节。土改后，农民对怎样销售农作物不了解,这当中,农会组织无论在资金或技术支持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有效的保护了小农，避免了私有制条件下的常见现象——小农破产。台湾农会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没有台湾的农会，台湾农民的地位不会像今天这般重要，农民的权利不会和社会其他阶层那样的平等。正是因为台湾的农会制度，巩固了台湾的土改成果，打造了台湾特色的现代化“小农”农业模式。有几个台湾的“农民精英”朋友都对我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有农会，没有人（政治家）不敢不重视农民；他们甚至认为“独”也好，“统”也好；“蓝”也好，“绿”也好，都得看农民的眼色。

第七，消除非正规土地制度，完善和规范土地制度，恐怕是大陆土地制度建设的关键。

接待我们的马先生说：“台湾的土地制度是一种有管控的私有制”。了解了台湾的土地制度，感觉国内关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私有制”等争论，显得太过于意识形态化和抽象化了，或许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的束缚，实事求是，建立以增进全民福利为主旨的、以完善增值所得税为核心内容的土地制度。是国有的，就是国有又何妨呢？是村社农民集体所有的，为什么不能发土地证给村民集体呢？农民集体自主选择产权的经营方式和实现形式有什么不好的呢？核心的问题是产权主体要明确，所得税的征收主体和用途要明确。

当前，发达地区和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应该坚决消除，土地制度必须走向规范。发达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涨价”部分既没有完全归属真正的私人，也没有归属真正的公家，“涨价”的部分被“灰色化”后，再通过国有金融“非正规”的协作，就达到了“洗钱”的目的。这样运作的本质是用全民和弱势农民的土地财富，在全民所有的国有银行抵押套现（国民财富转化为个人和少数人的货币收入），等于是少数人和少数地方发了财，全国人民和多数地区“亏本”了；边远落后地区的“非正规”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商人”大量“无偿或低偿”的长期占有“公有”土地。不少地方，打着招商引资的幌子，以每年几毛钱、几元钱、甚至不要钱就将“公有”土地、山林和河流给了个人70年甚至更长的使用权和经营权。将来，这些几乎无偿得到的土地等资源，也会在“国有银行”里套现的。如果“非正规”土地制度，都穿上“改革”的马甲，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了，那我们就等于鼓励偷盗和抢劫！

三，拜访（苗栗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总干事和理事长

最近几年，经陈先生邀请，已经有包括于建嵘、党国英在内的六十多位学者专家去台湾考察过农会了。关于台湾农会的介绍已经很多了，我在于建嵘介绍台湾农会的基础上做一些补充。

台湾基本上是一乡一个农会，一县也有一个农会，还有省农会，但只有乡农会有农信部。过去，乡农会是要给县农会交钱的，县农会要给省农会交钱，现在不怎么交了。乡农会是农会组织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会组织系统中最具实际功能的组织。一般的农会都有会员大会，会员大会选举出理事会、监事会，由理事会聘请农会总干事，监事会监督总干事的工作。在总干事下面，有信贷部、技术推广部、会务部、产品营销部、加工厂、会员福利部等。公管乡农会和西湖乡农会的设置大体就是这样。接待我的是公馆乡农会的谢总干事和西湖乡的周理事长。

农信部：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的农信部，都有好几亿台币的自有资金，加上在农村吸收存款，存款余额以数十亿台币计算，而每年贷款总额都在数十亿到百亿台币之间。农信部吸收存款的年利率在1.9%，贷款年利率在2.5—4%之间。农信部是农会的最核心部分，是农民经济的血液，是农业产业延伸的纽带；农信部的利息收入，是农会的主要财政来源；农信部更是农民财产（包括农地、房屋、山林等）权利得以实现的金融保证。农民在农会贷款，以土地做抵押，土地估价100，可贷款90。现在，一般一甲地（15亩）可以估价1000万台币，贷款900万台币。房产和山林都可以抵押贷款。土地和房产估价也是农会的职能。

技术推广和产销部：台湾农业的技术推广工作，主要靠农会的技术推广部。这两个农会的技术推广部，每年大约需要1000万台币的费用，其中的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农会推广部在每个里（村）都设有产销经营班，产销班按照农会统一的技术标准组织生产，产品使用统一的品牌和包装。假如在台北市场上，检测到一份农产品的农药含量超标，仅仅凭借产品包装上的条码，就能知道是哪个农会的哪个农户的哪块田里生产的产品，不按照技术标准生产农产品的农会会员，是会受到农会组织的严厉处罚的。品牌是农会成员的共同财富，没有品牌的农产品是很难被市场接受的，农民都非常珍惜自己农会的品牌。

在西湖乡，我住在一户周姓农民的家中，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主人一家人就下地摘草莓了，摘下的草莓一颗一颗的摆放在专用的草莓盒里，装好后会贴上农会编制的条码。9点钟前，主人的产品要送到农会运销部。中午，主人家的草莓就上了台北的超市或送到了订户的家中。

即使是在最北端的台北超市，每天都能买到最南端的屏东县恒春农会当天产的新鲜农产品。一般农会都能在24小时内，将当天产的新鲜产品送到订户的家中，台湾农会的农业管理、农产品营销水平之高和台湾农产品物流之发达令人叹服。

一份经营一份收获，周姓农民家种有3亩草莓，据他本人计算，要卖近500万台币，纯收入应该不会少于300万台币。

农产品超市和生产资料超市：台湾农会都办有农产品超市和农业生产资料超市，是农会下面的经济实体，属于农会统一经营。超市的收入也是农会的财政来源之一。在台湾，农膜等生产资料使用后的废物，谁供应的，谁负责回收；只供应，不回收，是不允许经营的。农会的成员，在农会的超市里销售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是没有大陆多如牛毛的收费的。为了照顾农民，台湾农民的农产品生产和交易是免税免费的。

农产品加工企业：我所参观的这两个农会，都办有自己的农产品加工厂。主要的产品有酒、饮料、调味品、干果、饼干糖果等食品。在农会的超市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加工过的农产品和食品。农会的加工企业不仅帮助农民增加收入，也为农会创造收入，更是农民实现增产增收的保障。农业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减产增产是经常的事，产量增加，会出现价格下降，农会的加工企业可以帮助农民避免增产减收。

固定资产出租：农会一般都有很多的固定资产，主要是房产和土地。房产和土地出租也是农会收入的一部分。

会务部：主要是组织会议等大型活动。如：会员大会、理事会会议、监事会会议、选举、游行、产品展销会、演出、文化周、技术比武等等活动。西湖乡正是草莓收获的季节，周末来乡下采摘旅游的城里人，络绎不绝。在城市推介旅游产品、迎接八方游客，也是会务部的职责。

补贴和保险：农会也协作政府，做好休耕计划和对休耕农户的补贴工作。农会也统一支付会员的农业保险费。

养老：农会组织都对70岁以上的老人有特别关照的政策。如健康养老保险等。公馆乡和西湖乡农会，每月都给70岁以上的老人缴纳300元/人月的健康养老保险费。

农会的监督：对农会的监督，主要是财务监督。除了监事会的监督以外，县农委会的农金局和专业会计事务所监督是最关键的。因为监事会没有专业的财务知识，台湾的朋友认为聘请专业的会计事务所进行监督特别重要。

农会与民主政治：台湾的乡村社会数十年以来是有民主传统的。县乡地方领导的选举，从50年代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应该说，台湾的农会能够长期存在下来，并不断壮大发展，民主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民主既是台湾农会内部治理的核心要素，也是台湾农会政治地位的保障。但李登辉时期的民主政治对台湾农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常有政治人物，动用农会的资源选举，承诺当选后，更多的返还给农会，有的农会就对不同的政治人物“押宝”。这对农会的负面影响有两个，一是影响了农会内部团结，二是对农会的制度造成破坏。据说，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纠正。民主与农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期待下次去台湾再做专门的考察。

职业经理人制度：农会总干事是由理事会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可以是本乡人、也可以是外乡人、外县外省人、甚至外国人。农会总干事的工资等级分为120点，工作时间越长，点数越高；根据农会的收入情况，每点200——500元不等。农会总干事一般月薪在4-6万台币，每月还有约5万的“交际”费用。总干事可以干三届，但必须是特别优秀的。不优秀的，可能面临随时被解职的危险。在西湖农会的隔壁，有个卓兰镇农会，农会总干事因为争取酿造果酒项目的政府补贴不积极，导致该项目被西湖镇农会申请到了，西湖农会酿酒项目运行后很成功。所以卓兰农会总干事被解职了。

一点想法：台湾农会有很多的财产，这是我来台湾之前不知道的。这些财产用大陆的话语表达，应该叫“集体所有制”。我经常不厌其烦的追问台湾朋友，“集体所有”的这些“公产”为什么不卖给个人？台湾的朋友总是不解的望着我，却坚定的回答：怎么能卖给个人呢？我不完全知道他们为什么坚定地认为不能卖给个人，台湾朋友也不完全知道我为什么对卖给个人感兴趣，也许这个问题需要后续的探讨。

四、台湾乡村社会的治理

我感受到的台湾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是这样的。

1，“乡公所——里”系统，主要职能是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道路等基础建设，环保、维持社会稳定等等。

2，“农会——产销班”系统，主要职能是直接服务农民经济活动。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生产规划、生产资料供应、产品开发、生产管理、产品营销、品牌管理、价格保护等等。

3，立法院议员和乡民代表。收集民意，反映民意，代表人民管理政府，为所代表的民众争取权利。

4，党——社团组织系统。国民党、民进党等，都在农村有基层组织，发展党员，宣传本党主张，监督政府，做好事争取民意等等。

西湖乡有公民1400人，12个（村）里。民选11名乡民代表，乡民代表由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组成乡民代表会，监督乡公所和乡长行政。乡民代表每月有6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每年有出国考察费用5万台币。

乡长也是乡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但不属于公务员。乡长执行乡民代表会的决议（特别是预算），接受乡民代表对决议执行的监督。

（村）里长也是民选产生的，每月有4万台币的工资（包含交际费用），不属于公务员，但里干事（民选里长的秘书）却是乡公所的编制，享受公务员待遇。里干事是里长和乡长联系的纽带，（村）里内的公共设施建设，里长除发动乡民出工出力外，也会申请乡财政补贴。

县设警察局，乡镇设警察分局，几个（村）里设一个派出所，奇怪的是，在台湾很难看到警察。台湾的乡镇政府，除警察、税务设有机构外，没有大陆的乱七八糟的戴“大盖帽”的垂直管理部门。乡公所有人民调解会，选举产生人民调解员，调解意见当事人双方和调解员签字有效，但报法院备案。如果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则需由法院审理，这样的情况不多，一般都愿意接受调解。人民调解员有误工补贴，每出席调解一天，补助500元台币。误工补贴虽然很少，但调解员还是热心做，主要是为了获得声誉，为将来上升为乡长、县长或立法委员打下基础。

乡公所的体系还是比较大的，清理垃圾也是乡公所的职能范围的事。台湾农村几乎每一条河流都是清澈见底，农村的垃圾是不能随便丢弃的，家庭要做初步的分类处理，再由乡公所的清洁队集中处理。受益人出部分费用，垃圾回收也有收入，不足部分由财政补贴。垃圾中的有机物，会加工成有机肥料，几乎每个县都有用生活垃圾加工有机肥料的加工厂。

乡公所还处理一些突发性事情，如防止禽流感。上面来了禽流感的经费，乡公所会通过农会或里等组织，将经费补贴到采取了防范措施的主体。显然，没有大陆政府的强制力度和动员力度。不过，通过组织对成员的压力——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力——自我管理，效果还是明显的。因为不配合政府，今后申请政府资源就难了。

农牧业技术等服务工作，不是乡公所的直接职能，主要由农会直接承担，农会可以申请政府技术推广补贴，但推广的技术必须符合农业产业规划政策。台湾乡镇没有类似大陆乡镇“七站八所”之类的机构。向“一乡一品”的特色农业、优势农业发展，是台湾各个乡镇追求的农业发展方向。

在台湾，乡域内的水资源不是政府管理的，是由类似农会组织的水管会管理的。关于台湾水资源的管理，我还不十分清楚，期待再次专题考察。

台湾的基本医疗是免费的。大医院的医生每年都必须在乡镇医院工作数月，因此，乡镇医院的条件虽然没有大医院好，但医生的素质不会比大医院差多少。如果一个南部农民在台北出差生病了，他可以凭卡在台北任何一家公立医院看病，只需交挂号费。

台湾的基础教育也是全免费的，教师也像医生一样轮岗下乡。台湾大学教育收费和大陆各省大学收费相当，但台湾农民的收入是大陆农民收入的数百倍。

台湾农村的治理，政府、政党和社会分工是比较清楚的。乡镇、社区公共服务和基本建设是乡公所和里（村）的职能；农业经济发展的服务是农会等农民组织的职能；监督管理政府是党派、社团和乡民代表的职能。台湾农村社会，不是政府强力控制型的社会，政府是民选、民管的，各种力量相对均衡。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特别重视社会资本积累，感觉积累社会资本的竞争好像比积累经济资本的竞争更加激烈。

（责任编辑 李 晨）

2006年第11期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作者：李彦春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6月底上市，两个月突破3万多册，目前正在加印中。一本学术类书籍能如此畅销，超出了编著者及出版社的预期。《变局》作者，中央文献研究室毛组研究员张素华研究毛泽东28年，她倾10年心血打磨的力作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

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后推4年是“文革”，承上启下的七千人大会在党史的关节点上占有重要一页。七千人大会距今虽然过去44年，但该会对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经验与教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及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尊重规律对当今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警示价值。

寻找解困之路

七千人大会召开的背景：1958年“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使原本脆弱的国民经济遭受重创，饥荒蔓延全国。各级干部大干社会主义的心气从热情高涨的波峰跌至灰心丧气的波谷。针对众干部“气不壮”的挫败感及思想上的迷惘混乱及行动上不顾大局的本位主义和分散主义，弄虚作假，浮夸成风等，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统一思想、鼓舞士气。与会者7118人，简称七千人大会。会议上，中央领导以批评和自我批评、言路畅通的民主作风检讨了“大跃进”的错误并强化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不可违逆。

最新版本《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样评价七千人大会：“会议对缺点和错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给全党以鼓舞，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

1958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1958年8月，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毛泽东理想中的速度是“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显然，“大跃进”是他指望在短期内通达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

伴随“理想”速度的是乌托邦式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肚皮吃饭”、“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随之，全国各地竞放畸形跃进的卫星——亩产千斤县、万斤县“喜讯”连连。伴随“大跃进”同时出现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即全国农民共产私有财产，在形式上完成全民所有制，从而向共产主义过渡。一时间，全国劲刮浮夸风、命令风、跃进风、共产风。脱离实际、虚假繁荣之风在1958年的一幅壁画《一种树四种果》中有形象诠释——一棵树上结了苹果、桃、梨、杏4种果实。该画署名亦具时代特征“火箭二营”。

遗憾的是，毛泽东没看到令他愉快的浪漫主义的果实。正相反，如此挑战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却朝着他憧憬的“幸福生活”的反方向发展下去——全国经济陷入困局，多地出现饥荒。1959年至1961年,中国人民陷入集体性饥饿！以致该比喻流传甚广——“1958年吃了皮肉，1960年啃了骨头。”王任重这样描述他亲眼所见：“房屋倒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然而奇怪的是，嗷嗷待食的饥民与报刊上的“喜讯”——亩产千斤、万斤相互矛盾。1958年年末，毛泽东及时发现“大跃进”偏离了他设计的轨道，其败因是“做了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是因为脱离实际。”

违规苦果迅速显现——粮食极端匮乏，物质极端短缺（商店货架基本闲置），城市面临断粮危机。为保城市，中央开会落实粮食征购，然而在调配粮食调整指标过程中，却遇到抵触征购的强劲阻力（农村果腹尚难，谈何支援城市）。中央两次开会难以落实。邓小平针对地方各自为政、弄虚作假，一针见血指出：“数字不真实，困难也不真实，说假话，怕当老实人。”邓小平焦虑：“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希望。”主管粮食工作的李先念亦急：“搞得不好，城里开不了饭。”他拜托各省领导：“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沪。”当时，京津沪市民大多饥饿浮肿。周恩来与人谈话必涉及“粮食”这一敏感字眼，非常时期，人们称他“粮食调度总指挥”。困局中，有人给突破困局、化解困局支招：召开一个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会议，“统一思想、调整政策”。邓小平同意。该建议报至毛泽东处，毛泽东提议会议扩大，扩大到县委书记以上。他下指示：“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是讲清道理，好坏经验都要讲清楚。这几年各省只讲自己错，不讲中央错，这不符合事实，要用这个大会讲清楚，不要怕鬼。几年来中央犯了什么错误，要讲。中央的账要交代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地方）交心。错误的责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检讨。对地方只要求改，可以不做检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7118位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京开会。

会上，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强调凡中央犯的错误，第一个负责的就是他。针对经济工作，他批评自己：“没有经验，在没有认识其规律性之前，我们的行动带有盲目性，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干过许多蠢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还没有进入自由王国。”毛做自我批评，此为第三次。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历数自己两条“罪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自己：“违反了经济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旨为营造肝胆相照、坦诚相见的民主气氛。他的目的达到了。民主气氛将大会引向一种变局——人人批评自己，人人承担责任。如山西省第一书记陶鲁笳检讨他没做调查研究就向毛主席汇报石楼县平均亩产千斤的经验，后证实是170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亦相信了某地一亩地产粮一万斤的谎言。他之所以相信，是因他目睹“打场了”。殊不知，在他来参观的前晚，造假者将20亩水稻搬到一个场上，说是一亩地产量。王任重在会上批评自己:“现在看来，我们出了丑，我们在全国带了浮夸风的头。”的确，湖北在报上做过多次虚假宣传“粮食多得无处放”、“吃饭不要钱”。水电部的检讨是：“盲目上马很多得不偿失的项目。河南、湖北等省乱修水库造成大面积土地沙化……”

大会原定1月30日闭幕，不料，29日，毛泽东做出开一个“出气会”的决定。他这样解释他的决定：“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真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毛泽东幽默定性“出气会”：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毛泽东欲通过“交心、出气”达到另一个变局——加强民主集中制，变上下交心为上下同心。即让人讲话，讲真话。他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难免有一天要垮台。”他借古喻今，“刘邦让人讲话而得天下，项羽独断专行而霸王别姬”。针对地方上一些“土霸王”，他不点名地批评了“压制民主，不让人讲话、不肯揭盖子”的某省领导：“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凡是一人说了算的书记，就是一人称霸，就叫‘霸王’，而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有些人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毛泽东欲借大会出气。

对于“出气”的人，毛泽东阐明给予三不主义待遇——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他以秦穆公为例说明：“秦国3个将军打了败仗，被晋国俘虏，后来他们逃回秦国，秦穆公身穿孝衣迎接，说打了败仗不怪你们，是我的责任。”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交心、出气、讲真话”。他指出“大跃进”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说来自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做社会调查44天之感触。其间，他住在王家湾养猪场一间破旧空房里核实汇报材料中的“万头猪场”。经调查，只有几十头猪。所谓的“红旗大队”实则连年减产，减产导致农民几乎个个浮肿。刘少奇问农民原因？农民实事求是地回答：“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此次微服私访给刘少奇的刺激是：“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是该回头的时候了！”因此他在大会上脱稿讲话3个小时，其中引用农民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还批评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他说：“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刘少奇承认“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在执行中有偏差，注意了多快，忽视了好省”。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反思是：“大跃进没有错，就是猛了点。”

与刘少奇讲话针锋相对的是林彪，他说目前遇到的困局，“恰恰是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结果”。林彪力挺“三面红旗”：“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

1月2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特别满意会议的开法。”2月7日，会议闭幕，毛泽东评价该会“这个会开得好”。好在哪里？《变局》作者张素华认为：“好在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民主作风；好在干部们精神解放、手脚松绑；好在国民经济出现回升的变局；好在达到了毛泽东预期的‘大家满意’的目的。”的确，大会结束后，党内重现久违的宽松和谐。1992年，事隔30年后，邓小平忆说当年：“在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历者当中永远不会忘怀，我相信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诚然，无需回避的是4年后，中国发生了另一场涉及每个家庭、触及每颗心灵的超级变局——而这一大变局是七千人大会刚刚结束半年，毛泽东忽然重提阶级斗争的结果。该提法牵引中国一步步走向“文革”。这一次变局，比“大跃进”走得更远。

张素华认为七千人大会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相似。前者是总结前4年的“大跃进”，后者是清算十年“文革”。不同的是，后者因清算彻底，所以能使中国放歌“春天的故事”。前者虽指出“大跃进”错误，但因没彻底“破冰”，理论上自然也就没有突破性创新。所以半年后，历史卷宗上没留下毛泽东寻找“建设社会主义固有规律”的手笔，反而重提阶级斗争。这样，党探索社会主义的路径再遇瓶颈。

七千人大会的现代启示录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史为鉴，可以拓未来。

张素华在写作中，头脑中时常翻捡出毛泽东于1968年的讲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此话促她经历了由还原历史的写作初衷到以史为鉴为使命的升华。即撰写殷鉴不远的七千人大会，旨为避免现实重蹈覆辙，然而1962年检讨的病象于今仍未痊愈……

刘少奇在报告中批评：“许多同志常常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密切地接触实际，认真地去调查研究”，“这几年我们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很大的经验教训。”1962年所言的“很大的经验教训”于1998年被浓彩重抹了一笔。该年5月下旬，某领导人到安徽省南陵县调研粮食收购情况。此行旨在“修改和完善”粮食收购政策。俗话说：芜湖米市南陵粮仓，但此时粮仓无粮，于是造假。5月18日至21日，200余人参与运粮、进仓。4天时间，1031吨粮食搬进峨岭粮站。登上粮垛最高处的领导身陷骗局而浑然不觉。他回京十几天后发布了《粮食收购条例》。造假使《条例》失去了修改和完善的机会。同时，全国7省60多个县进行的税费改革因《条例》而夭折。该领导曾批复三农问题上书：“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峨岭“报喜”，恰是这一问题严重性的典型事例。峨岭粮站工作人员具体地叙述其严重性：“造假成本，里里外外十几万呀，还耽误了一季菜籽的收购。造假挖深挖大了粮站亏损的窟窿。”

再如，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人们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上下不通气的后果是，工作中的错误长期不被发现，因而长期拖延不能改正。”的确，就“大跃进”而言，干部们明知违背了经济规律，但都怕被当白旗拔掉（摘乌纱帽）而持明哲保身态度，说违心话，讨好上级，推波助澜。现实中，俯拾即是的事例充盈着刘少奇的论点。

“犯错误是付学费”、“跟着毛主席走永远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是因为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左’的干扰”……林彪的谄媚之言遮蔽了毛泽东的眼睛。在延安时，毛泽东告诫丁玲：“看清一个人，要用几十年的时间。”错看错用林彪的毛泽东对今日选干部用干部可为前车之鉴。

“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毛泽东痛恨的黑暗面在今天依然黑暗着。

1991年，薄一波说：“今天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年纠正那些错误是及时正确的，比如头脑发热，盲目追求速度、数量，各地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自行其是，各搞一套，重复建设，浪费惊人。”薄一波的话对应着当下一些头脑发热的败家事例。败家子的头脑发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时的决策者多数不具备科学发展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多出于公心，即好心办了坏事。今天一些干部的败家，是受私利所驱而有意违背科学发展观，例如只抓GDP，不考虑可持续发展，以破坏生态环境为成本的政绩工程——大树进城，树死了，而批准大树进城的人照样升迁；山西采空区已达2万多平方公里；陕北一些村庄不见飞禽和树木……

当年分散主义的表现特征是“谎报封锁”、“欺上压下”，今日地方保护主义的表演是瞒报虚报谎报，从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七千人大会上，人人做自我批评，人人挑担子的坦荡、责任、勇气比照着今日一些干部的自我表扬、粉饰太平、懒政、庸政。

另外，七千人大会表面为粮食征购，根源还是三农。新中国建立后，要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则赖于农业养工业。由于当时决策者不顾生产力的客观现状而主观改变了生产关系——如“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如此强硬扭曲经济规律的后果使农业陷入困局，工业亦受连带。七千人大会后的政策调整使农业恢复了元气，进而工业步入正轨。今日工农业的关系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即是反哺之物。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是杨尚昆的话：“特别满意大会的开法。”七千人大会主持人毛泽东以其政治智慧将如此庞大规模的会议开得“令人轻松、满意、有效”，此会提请今日诸多劳民伤财费时的无效会议注意开会的目的。

七千人大会过去44年，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尊重规律，按规律办事。今天，我们能否从这笔遗产中汲取教益以执行当下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则决定着是续唱“春天的故事”还是重蹈历史覆辙。

在毛泽东研究上应有自己的发言权

研究毛泽东28年，张素华辩证地评价毛泽东：“他的前半生为夺取政权、解放中国而受万众景仰，他的晚年在巩固政权、建设中国中则带有悲剧色彩。”客观公正地说，他的悲剧不应全部算在他个人的账上。悲剧的大背景是五千年传统文化，小环境是个人崇拜。历史将他送上神坛，于是人们以仰视的态度接受他及他发布的最高指示。如果有人质疑与挑战他，其结果，周围人也会将其打倒。

毛泽东总结自己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推翻蒋介石、赶走日本鬼子，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为什么视“文革”为一件大事，而将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胡锦涛讲话）这一恢宏史诗没算做大事？该问号，张素华以这样的研究释疑：一、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浴血奋战28年，倒蒋抗日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1955年，毛说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国家基本实现工业化，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赶世界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但直到1976年，他行将离世，从生活上看，人们温饱尚未解决；从国力上看，追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并非易事；从政治上看，他认为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三、搞了27年社会主义，结果还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这让毛悲哀。换言之，现实与毛理想相去甚远，此可解释为他没算作一件大事之因。至于他为什么把发动“文革”算作一件大事？张素华认为毛对社会主义蓝图的描画有他自己的构思及执着追求。毛泽东临终前，对前来看望的中央领导说他的两件大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两件大事概括起来，一是夺取政权，一是巩固政权，即统一大业及防修反修。

晚年毛泽东不能实现理想的惆怅、伤怀、无奈，张素华从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他的细节中找到痕迹。据芦荻回忆，她给毛泽东读过五遍庾信的《枯树赋》，每次读完，他久坐无语。另一个细节是，毛泽东在看到银幕上的解放军擎旗进城时失声痛哭。

盖棺论定毛泽东，邓小平给了三七开。邓小平曾站在制度立场上公允评毛：“毛泽东所犯错误不能一人承担。”的确，反冒进的刘少奇也做过冒进的推动者。1958年9月，刘少奇到江苏常熟和平人民公社参观号称亩产1万斤的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公社书记：“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周恩来也曾说过：“全党听中央的，中央听毛主席的。”正因为人们固有毛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思维定势，所以，黄克诚曾实事求是地坦白：“也知道他（指毛）说的不对，但是不敢讲。”毛刘周之错，邓小平仍站在制度立场上评说：“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制度往往把人推向反面。”赫鲁晓夫评说斯大林的错误时，即是从人品、性格上剖析其失误种种，而未从制度上分析其对人的扭曲放纵。勃列日涅夫亦延续性格论评说斯大林及赫鲁晓夫。好在今日人们认识到了制度好坏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譬如不好的制度之一——终身制。张素华假想：“如果毛泽东1959年退休的话，也就没了庐山会议反右倾，没了‘文革’，自然也就没了三分错误。”所幸，邓小平提出的“任期制”终结了使人容易变坏的终身制。随法制健全，制度完善，愈发制约了执政者执政的个性空间。

十年磨剑写《变局》

“在毛泽东研究上有自己的发言权”，毕业于河北大学历史系的张素华，自1978年分配到毛泽东著作编辑办公室（1980年改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后便立下此愿。然而，进京两个月，张素华便疾病缠身,医生预言她生命期限15年。即使保住生命，眼睛亦会失明。唐山地震留给张素华的丧父之哀和眼下病魔之痛还有生命之虞，几层夹击，将24岁踌躇满志的张素华“一个闷棍打倒了”。患病8年，有“药罐子”、“病秧子”之称的张素华在单位里“被当成半个人使”。直面疾病对业务的羁绊，张素华对自己“一阵子一阵子地不满意”。在中央文献这个藏龙卧虎、强手如林之地，学历浅、底子薄的张素华的压力日重一日。1986年，基本痊愈的张素华接手编撰《毛泽东年谱》（1925—1927年、1959年—1965年）。编撰过程中，她再给自己施压，撰写了《毛泽东军事文集》、《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尽管业绩不凡，“整天围着毛转”的张素华希冀业绩再上台阶“写一本在书架上立得住，立得久远的书，以此安身立命”。她憋了一股劲，欲把疾病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959年—1965年年谱，恰含七千人大会一幕。1996年，李捷（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在与张素华一次聊天中提到：“在党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的七千人大会，还没人搞，你试试看，我看可以写成一本书。”自此，张素华为这28天写就的重要一页，埋首十年。人称“十年磨一剑”。

自此，张素华泡进档案馆。她用“喜出望外”形容在档案馆“发现了一个富矿”。丰富的矿藏让她欣喜研究毛的空间在加大，从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史料愈多，冲动愈烈，“七千人大会太有写头了”。颇具戏剧性、悬念迭起的七千人大会在张素华面前展开一个又一个谜团——为什么更改大会议程？会议主题为何由反分散主义到统一思想，进而又转向开“出气会”？毛泽东如何看待刘少奇起草的报告？毛泽东为什么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毛泽东对林彪讲话持何态度？陈云为什么不讲话？毛刘分歧始于七千人大会吗？谭老板、曾胡子、李井泉等能不能过关？大跃进使国民经济遭受重创，为什么还要坚持“三面红旗”？人们为什么怀念七千人大会，大会成功之处？大会之后带来什么新气象？江青说，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憋了一口气，真有此事？根据是什么？七千人大会是否为“文革”爆发的一个远因？……

谜团在史料中逐渐解开。没有答案的疑问，张素华遂以采访活史料的方式填补缺憾。她采访了当年与会者袁宝华、杜润生、邓力群、张维兹等人。张素华承认在史料采撷上遗憾不多，但在活史料采访上，遗憾多多。所以她借媒体表达请求：请亲历者与她联系，共同完善党史中重要一页的撰写。

《变局》写作上，张素华秉持一原则：从史的角度还原大会原貌，不以超越历史的眼光检视历史中的人事，不回避、贬损、拔高当事人。伴随思想解放，毛泽东研究已从仰视、平视走到俯视。俯视看毛，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及公正，只有还原历史公正，才能建立现实公正。现据圈内圈外评价，《变局》基本还原了历史原貌，解开了党史研究的诸多谜团。写作结构上，张素华以上述众疑点搭屋构架，然后层层解构。治史行文上，张素华走的是戏说、学术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戏说不足信，学术化写作是只见事不见人。张素华沿着“可读性”思路一改党史写作的枯燥传统，力求人中见事，事中见人，因而人和事都见血见肉见骨头。圈外人评《变局》写作:“写得很老实。以史料的支持、研究的厚度、鲜活的叙述支撑了一本集可读可信及权威性于一体的党史专著。”圈内人评：“字里行间透露出张素华的文献出身，打磨痕迹很重。”同仁曾认同她打磨的年谱“做的很全很细”。

张素华的治史风格是落笔有据，大胆求证，小心结论；治史态度是“怀着丰富的想象力实事求是地再创作,不满足用史料记录历史”。

《变局》修改中，一件事，强化了张素华经验中曾有过的感悟：“在书本上想不明白的事情，实地看一下，会豁然开朗。”今年3月，张素华出差井冈山，她顺便去了三湾村。置身三湾村一刻，其情其景让她立刻联想到10年前一幕。1996年，她到延安。山连山、梁接梁的延安，多见黄土少见树，其荒凉偏僻超出了她的想象。在这个偏居一隅、衣食困窘的地方，张素华看到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背景，因而顿悟了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号召。另一个感悟是，在如此交通不畅、通讯不便的山沟沟里，毛泽东竟能正确地判断国内外形势，从而决胜千里之外。如此，张素华只能以“高瞻远瞩”折服毛之魅力。

10年后，置身三湾村旧址、原部队驻扎地的张素华，仅从住房上便分析出党代表当时所处地位。她于是恍然：当时毛泽东为什么要施行三湾改编，即“支部要建在连上”、“党指挥枪”。此情此景让她联想——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路上逃兵不断，并存在指挥官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能坚持到达井冈山的人几乎都是党员或铁心跟党走的人。所以，毛泽东要建立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以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延安、三湾村给张素华再添一感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研究毛泽东28年，张素华以“盲人摸象”、“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形容现今人们对毛的说不尽。若将毛泽东说完整说精当，她寄希望于后人，否则，就无法说尽20世纪的中国。《变局》即是给后人提供了完整、精当地还原伟人的一个平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　作者：邵燕祥

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回头看，亲历过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直到七八十年代的人，可以叫做“过来人”了。吴象此书，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写他的前辈和同辈之书。

这样的书，重在亲历，尤重真实。就读者这方面来说，从这样的书里，不仅想知道一些属于作者亲身的见闻，也想知道作者自己的态度和见解。

但这类书未必都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前些年，九十年代，我出于好奇心理，曾买过一位长时期(包括文革)中位居要津的“过来人”的一本书，书名诱人，叫做《××× 日记》，猜想他原先是记以备忘，未必打算公开发表的吧，应该有些独得之秘，或称第一手材料的，谁知翻开一看，大失所望，日记倒是日记，逐日缕述，但相当于每天报纸上要闻和社论的摘抄，加上些现成套话，不知当时就是这样记流水账以求“政治正确”，还是后来为公开出版而补办的。在日记这种私密性很强的文体中，竟看不到作者的真面目、真性情。作伪至此，令人一叹。

所谓日记如此，有些回忆录也是如此。某些名人回忆生平往事，本来也是个“看点”，但不少这样的文章取舍有偏。过去外面曾笑有人只夸功劳，讳言失败，“光说过五关斩六将，不说自己走麦城”；现在看到他们回忆往事涉及历次政治运动时，却又反了过来，“只说如何走麦城怎么挨整，不说曾经过关斩将的光荣史”了。这样的东西，给人的观感是：不可信。这种不可信的东西，为其作者计，其实出版不如不出版，不是说要相信群众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比谁傻呀”？看了这样的书，只能益增对作者的不信任感罢了。

吴象的书，于人于己，没有矫饰。

书中有一篇《革命前辈世纪老人李雪峰》，叙述了文革初起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的李雪峰，从受命接替彭真，紧跟而跟不上，与中央文革小组并不合拍，而左右为难，心力交瘁，而终不免在四年后的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又被打倒。吴象说：“挨整是痛苦的，等着挨整更痛苦，奉命被迫去整人，则是更大的痛苦。我经历过、感受过这两种的痛苦。我相信雪峰同志在这两方面的经历和感受，更不知比我要深广多少倍。”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在复杂而残酷的党内斗争中，“翻饼，烙饼”，绝大多数人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充当过整人与被整的双重角色，只是不同角色的时间长短、程度深浅，以及后果各有不同。对于这一现象，现在人们已不讳言，不过，这是就总体而言，就每一个体来说，情况则须具体分析。

十年文革是集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之大成，几乎人人挨整了，也是成为促使大家认真思考的“十年教训”。吴象此书，不像文革刚刚结束时的一些文章，主要是为受迫害的干部辩诬和恢复名誉，而能够比较客观地记述作者所了解的那一部分事实，有助于历史研究者们从这些个案材料更接近当事者的处境和心态，拼出更近于历史原貌的情景全图。

例如，有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他们在受到打击时，到底有哪样的表现？吴象书中涉及的李雪峰、项南、毛联珏等人，提供了不同的例子，这就不是一句简单的组织纪律性或什么“忍辱负重”所能概括的。

书中引用了李雪峰的一段私人笔记，其中真实地记录了他以毛泽东思想的逻辑说服自己的过程：

在我倒霉的日子里，自我沉思修养时，我曾反复思索毛主席的一个告诫，以求自慰。即我作为来自群众的一个共产党员，既是党的一员，也是群众的一员，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祖宗就是群众，自己没有理由不相信群众。但矛盾的是，自己（群众）还不能相信自己，还必须相信自己（群众）。这两者的对立如何统一？只能服从，归于相信党，相信群众，而约束相信自己。这还是毛主席讲过的道理：当迷路的时候，你和大家商量，共同决定问题，即使犯了错误，也容易纠正。这就是说，即使自己明明白白知道路错了，也要从众，跟着错，尽管自己有时觉得冤枉、内疚，也要顾全大局，要经得必要的冤枉。

这样的前提和推论，把迷信盲从同避免犯错误联系起来，等同于“相信党”“相信群众”，把明知错误也要紧跟同“顾全大局”联系起来，等同于自我牺牲的党性。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其实并不是林彪的发明，而是他总结了党内、革命队伍内相沿成习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但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就是发现了错误也还要执行，这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的要求了。于是所谓相信群众相信党，就成了一要紧跟，二要从众，随大流没错。——毛泽东不是倡导过“反潮流”精神么？但那是表达他可以力排众议，一意孤行的气魄，正如他放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典型的写照是他拉下了刘少奇这个国家主席，还有他提倡“海瑞精神”，据说却正是为了不要出海瑞一样。——总之，对于普通党员，乃至高级干部，都要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符合中央以至顶头上司的要求，经过自律或他律，修养成驯服工具，长期以来的“听党的话”由林彪明确演绎为“听毛主席的话”。至于你，比如李雪峰，你“很不理解，很不得力”，也只能自责，不可追问。至于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你就老老实实认罪去吧！

李雪峰去世后，在他的遗物里，发现了妻子带着儿女们替他写的申诉材料，都没有发出，压在箱底。他曾经对女儿说：真理就是真理，不辩自明；他坚持认为，一个党员所做的一切，党组织最后总是会弄明白的。所以他从不辩解，受了多大冤枉，多大委屈，遭到多少人误会，也不辩解。不辩解，不等于他心里不翻腾这些事。一个在党内生活中备受历练，又多年参与高层政治的干部如李雪峰者，既不糊涂，更不麻木，也还没有犯老年痴呆症，他之所以不向儿女倾诉，应有他保护下一代的亲情考虑。以他的政治经验，他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申诉也是白搭，而且正如吴象纪念毛联珏一文中说的，“如果辩解，罪加一等”。还有书中记河北双树村支部书记贾满富的遭遇，1964年四清工作组根据揭发材料，命他检讨，他不服气，据实申辩，便开会批判，加了个“抗拒运动”的罪名，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这样的事，不知凡几。高自彭德怀，下至一般右派分子，一经申辩，便是“闹翻案”，重拳打击，多少前车之鉴，李雪峰哪能不知道？李雪峰对儿女三缄其口，不仅是组织性纪律性强，更因他深知此中利害，自然不说为佳。1981年4月，面对中纪委派来的调查人员，李雪峰申诉、批驳、反诘，一连说了八天，问了无数个“为什么”。

原在山西工作，文革结束后曾任上海市委秘书长、北京市委秘书长和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毛联珏，在1982年春节，以五十出头的年纪抑郁而死。从吴象的叙述看来，他虽死于癌症，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死于捕风捉影的审查，“有罪推定”，一个题目没有做成什么文章，换个题目接着做。不要以为整人只是文革和文革以前的惯技，文革结束就缩手了。积重则难返，恐怕至今也是有的。内斗无日无之，原先是以什么路线斗争为口实，现在与时俱进，花样翻新。做老百姓不易，做一个正直的党员、正直的干部亦大不易。

历史研究者可以从吴象的书中找到“正史”的注脚，而我在阅读时，不免联想到今天的种种，这些恰恰从昨天来，只要原先的土壤没有大改变，它就仍然是老旧的弊政的温床。

吴象书中，除了《彭老总在太原前线》、《大写的人——记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外，其它的记事怀人之作，都涉及了文革。其中《卫恒之死》，写的是文革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的两位省委书记之一，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卫恒。卫恒在半个月前(1967年1月15日)还在十万人大会上遭批判时高喊“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半个月后，1月30日早晨，却已在单独关押他的小屋死去，而当时的官方说法是“畏罪自杀”，以坐实他作为“叛徒”、“特务”、“走资派”之有罪。这个“自杀说”当时就受到人们的质疑。吴象文中叙述了事发后经过漫长的十八年，直到1985年6月才为卫恒平反昭雪。对卫恒平反过程的内幕，阻力来自何方，吴象不得其详，他就采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从略而不加臆测。

我读关于卫恒之死这篇文章，不能不想到人的生存权，在没有法治的国度，是无法得到保障的，生存权尚且如此，遑论其它！同时，又不免联想到彭德怀、刘少奇、贺龙等人之死，想到统帅人物曾夸口说，他要置刘少奇于死地，“就像用手指捻死一只蚂蚁”！于是像许多普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和一般干部、党员，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聊以自解时说的，开国元勋、老帅们都沦落到这地步，我们还说什么！然而再一想，这样说，无异于承认地位高或动静大的人们，其生命价值高于普通公民，人们多年积淀的潜意识正是这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人生来是平等的”这样的精神遗产。实际上是认定某些高层的、高端的人物其生死“重如泰山”，而下层群众黎民百姓的生死“轻如鸿毛”，可怕的不仅在于将帅们习于把一般军民的生命只看成个兵力和伤亡的数字，而在于“沉默的大多数”也认同这样的看法。这样，再加上多年来对“不怕死”的宣传，对“活命哲学”的批判，在我们这里，“珍惜生命”的意识极其薄弱。高高在上的领袖须得“誓死捍卫”，遂不惜变相鼓励武斗，同时对手无寸铁的青少年，轻言不畏刀枪水火，造成无谓的牺牲。在生命价值问题的背后，是公民意识、人权意识、平等意识的沉睡和缺席。

从另一个角度看，书中涉及的文革旧事，如吴象书中所说，不仅有表层的“批判、斗争、挂牌、游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和殴打、私刑等等诉诸暴力的人身侮辱、肉体伤害，而且有种种造谣诬蔑，构词陷害，落井下石，所有人整人、人咬人以至人吃人的现象，都缘于或隐或显利益驱动。在文革以前，从绝对数量上看，以共产党外的斗争对象为主，到了文革，便更大规模地施之于共产党内，以至党内高层。在这里，有着冠冕堂皇的革命名义，那就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如果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必须这样搞法，那就是说，这些是党与生俱来的夙命，并将与党的存在相始终。如果说不是这样，那又何以致此呢？过去讳言“权力斗争”，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剥削阶级才“争权夺利”，但从实际出发，所谓路线斗争无法与权力斗争截然划开。且不说在党的基本学说里，革命本身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而在革命过程中，则要争取领导权。掌握了领导权，才能实现自己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几乎没有人不认为自己所提出、所执行、所捍卫是正确路线的，那么这样的“路线斗争”又怎能游离于“权力斗争”之外呢？至于在斗争中，明显的营私勾当，也往往假革命的、阶级的、集体的利益之名。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回首三四十年前的文革，有了距离感后，逐渐看得分明的一片乱象。

如前所述，文革是历次政治运动和党内斗争的集大成者，它把党内外的诸多矛盾推到极端，也把党内生活以至体制的弊端、原则的纰漏暴露无遗。自然，我们也还要从所谓国民劣根性的表现，寻找这些消极现象的人性根源。很难用量化的方法计算出，各有多少成分应归咎于什么。不过，像趋炎附势、谄上欺下、畏强欺弱以至借刀杀人等伎俩，的确是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就有悠久历史的社会和精神病态。只是在特定条件下，这些渊源有自的人性锢疾与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的阴暗面结合起来，互相助长了。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看人看事，我不再简单地相信政治标签。我更多地采取了道德标准。不管你是什么政治身份，共产党员也好，民主人士也好，某方面的权威也好，更不论你的职位，什么书记，什么委员，我都用一把共同的尺规量一量，是“好人”还是“坏人”。似乎也有失于简单化，江青就曾到处乱封“坏人”嘛。但我的即使出自本能的感觉，怕也与江青之流大相径庭，这我是有自信的。对参与政治的人物，我即衡之以“政治道德”，灵得很，好人、坏人立见分晓，其中好人并非通体发光，一贯正确，而多不免有过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有些坏人则未必没有能力没有做过一件两件漂亮事；当然，也还有些人属于“基本上是好人”的，另一些原还不坏，却已经走上了变坏的路。好在这些都在我的心里，一己的印象，一己的评价，并不算“盖棺论定”，也不公示于人。这点在内心里臧否人物的“思想自由”还是有的吧。或问你的政治道德标准是什么？我不说，我不想强加于人，故不一一列举。但建议所有的“过来人”，不妨设定一个政治道德的界限，试试看，是不是就此更加心明眼亮了。

这里透露一下，本书作者吴象，在我心中是一个好人，他这本书，除了是一本“过来人”写过去事的书以外，更是一本好人写好人的书。

是为序。

2005年7月23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作者：刘济生

中国传统文化有几个影响特别大的流派？学术界几乎是都维护这样一个定论的：儒释道三大家。那么中国究竟是四大传统文化还是三大传统文化？还有没有和儒释道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文化？后面我谈的帝王文化究竟是不是传统文化？帝王文化能否和其它三大传统文化相提并论？只提三大传统文化掩盖了什么？在传统文化里放走了帝王文化危害有多大？这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陈寅恪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从此形成了著名的三大文化说。此说影响甚大，规定了中国文化研究的基本走向。其实，中国不仅从晋朝，就是从远古至现代，还有一个影响更大的文化：帝王文化。帝王文化是以专制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也可以叫做皇权文化。可以说，帝王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最大的。

我说帝王文化是传统文化之一，可能遇到这样的诘难：历史上有帝王思想，帝王意识，但不能说是帝王文化；帝王思想和上面说的三大传统文化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他们不能装在一个筐子里。这样我们就必须看一下三大传统文化源头，文化结构，物态文化，文化符号，看看他们和帝王文化的一致性。帝王文化也有它的文化源头，文化结构，社会基础，文化符号，也和其它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也搀杂了宗教的一些内容，也都留下了无以计数的物态文化分布全国各地。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和三大传统文化并列的帝王文化。

一、帝王文化的源头和结构

帝王文化在三皇五帝的传说里，在夏、商、周时代的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里，就已经透露出一个帝王文化的大致轮廓。历史记载的和民间传说的三皇五帝，是帝王文化的源头。到了夏、商、周的时候，帝王文化已经是百川汇流了。《诗经》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表述，是对其上溯几千年地地道道的原生态王权政治的生动描述，它也开辟了歌颂帝王权威的滥觞。帝王文化在夏代确立了自己的政治体制，到秦始皇时，此体制达到了非常完备的程度。君权神授、等级制度以及等级观念、终身制度以及君权神授观念、世袭制度以及宗法观念、家国同构的制度和家天下的观念、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和非理性政治观念、奴性服从以及主子观念充斥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个阵地。这些政治体制为秦始皇继承下来，而他独创的是暴君体制、密谋政治、郡县制度、官员派遣制度、舆论一律制度等。帝王文化的结构是非常完备的，比儒家的政治理论还要完备。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左传》桓公二年）等级制度各国都有，它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在古代希腊、罗马，他们的等级制度和东方的等级制度就不一样。他们在自由民同一等级内部是民主、平等的。而中国古代，平民内部还是有等级，官员的级别和功劳挂钩，还要分许多不同的等级。为什么在同一等级内部也没有什么自由和民主的程序？就是中国古代没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果有，只有一个人有人权，那就是皇帝。皇帝是金字塔的塔尖。等级制度的沿袭成为传统文化。

除了尧、舜、禹是禅让之外，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记载的都是皇帝和国王的终身制，人们都呼喊他万岁或万寿无疆。周代出现了成形的王权终身制。

皇帝的职务不是选举或禅让，当然只能是世袭了。除了世袭制度之外，皇帝的一家一族要享尽荣华富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各级官僚也毫不客气地跟着学习皇帝的做法，整个社会形成了庞大的宗法制度和宗法观念。

家国同构的制度是以上几个制度和观念的必然结果。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的家就是天下的核心家族。是皇族就是贵族之上的贵族。你忠于皇族就等于忠于皇帝，你效忠皇帝的老婆、儿子、岳父，就等于忠于皇帝。家国同构的制度形成了家天下的观念。

武力为先的统治手段在中国历史之早，实为罕见。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上记载了好多以武力说话的事实。“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我们最有名的老祖宗炎黄二帝之战也是都使用武力说话。后来黄帝尊为天子，“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拔山通道，未尝宁居”。黄帝不辞辛苦地操练兵马，威慑天下。大禹死后启统治天下，“益干启位，启杀之。”（《竹书纪年》）有扈氏不服，启又兴兵伐之，“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商汤也同样是靠武力而一统天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周武王也是用武力把商纣王打个落花流水，坐上了天子的位子。在中国遥远的古代没有类似古希腊城邦那种迷人的选举的记载。

帝王文化在三皇五帝的时候已经形成雏形了，而儒家文化还没有诞生呢。远古的帝王文化不但体现了制度文化，而且体现了习俗文化和心理文化。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总结历史经验，出现了法家和儒家等不同流派。法家对历史上的王权给以充分肯定，把它推向极端，成为极权主义。这就是后来的帝王文化的一次大总结。

二、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

帝王文化的社会基础是地主和农民相结合的农业社会的阶级结构。帝王文化的统治阶级是天子、国王、霸主、诸侯以及皇帝、皇族、官僚、贵族等。而依附于帝王的是广大的农民阶级。儒家的阶级基础基本上是知识分子阶层。农民本来是受皇帝压迫的，但是他们又是皇帝统治的台柱子。他们并非反对帝王文化，他们反而津津乐道帝王文化。他们非常需要帝王文化。刘邦、项羽这些农民他们都非常欣赏秦始皇，想取而代之。国外的人也不例外，这一点马克思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中对法国农民有过精彩的论述。

三、作为物态的帝王文化

我们再看一看物态的文化。物态文化是文化学的第一种形态（还有制度文化、心态文化和行为文化）。历史上的物态文化指的是历史保留下来的历史文物古迹。全国各地的寺院是佛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道教宫观是道教留下来的物态文化，各地的孔庙是儒家、儒教的物态文化。而皇宫、皇陵、太庙、皇家园林、长城、御道等则是帝王留下来的物态文化。而留下来最多最好的物态文化恰恰是帝王留下来的。请问，哪个佛家的寺院能和故宫相比？哪个寺院能和避暑山庄相比？有哪个道教宫观能和太和殿相比？儒家儒教最了不得了，孔庙的建制有类皇帝，但气势宏大的孔庙还是皇帝下令修建的。祭奠泰山的岱庙体现了儒、释、道的文化，但更体现了帝王文化。天贶殿的九五之尊的殿柱和殿脊就是皇帝的大殿的建筑制度。大成殿也好，天贶殿也好，中间的大门是不能随便开的，是必须给皇帝留着的。帝王文化在许许多多的历史景观中都是居于中心地位。

当然，我们不可能说参观故宫，就是参观帝王文化，其实我们也是参观美学建筑。但是，参观这种建筑过程中，就已经笼罩在帝王文化的浓烟厚雾之中。

四、帝王文化的符号

各个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帝王文化的符号是龙。中国在图腾文化上几乎没有比龙影响更广泛了。有的研究人员统计，龙文化在全中国有数万处景观（参见潘一焕 杨建原 潘晓宇编著：《中国龙文化景观》，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年版）。大多数的景观是和帝王文化联系起来的。

龙本来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据专家考证，龙的图腾有七千年的历史。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据今年代为6460年。墓的主人是巫长，在墓主骨架的东侧，用蚌塑了一个1.78米的龙。考古学家认为是“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权力”。黄帝战胜蚩尤，后来骑着龙升天，神话把最高的统治者和龙联系在一起了。龙和黄帝出现的时间没差多长，说明了龙和王权，和权力，和战争相联系。《虞书·益稷》说帝舜让夏禹在礼服上绣十二种代表帝王的绝对权威的花纹，其中就有龙的花纹。本来龙的图腾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文化符号，结果变成了皇帝权力的符号。在夏、商、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皇权逐渐把龙图腾变成了皇权的象征。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就自称是个“龙种”，制造了他母亲梦中和龙性交的神话。

龙图腾后来就被皇帝彻底独自霸占了。皇帝穿的衣服绣着龙，叫龙袍，住的房子的各个结构上雕刻着龙，叫龙殿，住的床叫龙床，行走的路上也有龙的标志，使用的家具上雕着龙。龙如影随形地伴着皇帝。中华民族的图腾变成了皇帝的符号，也成了帝王文化的符号。明朝嘉靖皇帝看到兵部尚书张瓒身穿飞鱼服，看成了穿蟒服上朝，大怒，要杀张瓒。后来别人一再说明，才罢了。皇帝垄断了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打倒了皇帝，老百姓才开始把龙解放了，龙才回到了民间。

龙文化作为意象是帝王文化独有的，而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家文化没有太明显的文化意象。儒家文化有一个不太成型的“魁星”意象；佛教文化有莲花座上的观世音号如来佛等好多意象；道家和道教是有区别的，原始道家没有什么符号，后来的道教符号是八卦和太极图。儒、释、道的文化意象是绝对无法与皇帝的龙文化相比的。

五、帝王文化的文献载体和代表人物

儒释道都有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代表人物。三大传统文化之所以得到共识，原因主要在这里。帝王文化有没有呢？有。

可能有人说，春秋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晋代之后三大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文化结构。儒家有“四书五经”；道家有《庄子》和《老子》；法家有《荀子》、《韩非子》；佛教有卷帙浩繁的“佛经”。帝王文化有什么东西？其实，帝王文化也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文化载体。春秋战国时法家出来公开地维护帝王文化，已经给帝王文化确立了理论体系。慎到、韩非、李斯，都有帝王之术。晋以后没有像韩非的理论体系了，是因为它的理论形态变了。帝王文化的理论体系在晋以后有所变化，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专制主义思想吸取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不再是赤裸裸的像先秦法家那样，对儒家、道家的理论不屑一顾。但这不等于没有理论体系了。后来的《贞观政要》、《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大诰》、《大义觉迷录》、《康熙政要》、《盛世危言》等就是帝王文化的载体。

六朝时期的《鬼谷子》也是介绍游说之术的书，当然，里面还包含一些治国治军的内容。

《贞观政要》就是唐代历史学家吴兢为了维护李唐王朝的专制制度，吸取一些儒家的思想而写的帝王文化的范本。吴兢认为“君道第一”，谈帝王的个人修养和政治谋略。让皇帝从选官吏方面，刑罚方面，军事方面，生活作风方面遏制皇权的恶性发展，让皇帝认真把历史上留下来的儒家等有价值的思想接受过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反经》又称《长短经》，是唐朝赵蕤编撰的一部谋略之书，大讲任人之术、用兵韬略、权变之谋、历代治乱得失以及策士游说人主之术等。有人认为它是一部“讲王霸大略、经世之术、机权谋略的集大成之作”。他在吸收原始儒家思想方面不如吴兢。但比起韩非赤裸裸的权术要柔弱一些，他毕竟吸收了诸子百家的一些思想。

朱元璋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和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更是地地道道的极端的帝王文化的范本。

《官经》是清代大学士瑞常专为皇太子载淳编写的权谋之作。大讲事君之术、忠奸之辨、人君百态、明哲保身、胆识威仪、官场之道、赏罚之术等等。官场如战场，有军事学，就有官场学。《官经》就是官场的“学问”。

光绪年间，章(锓)效仿吴兢写了《康熙政要》，内容和《贞观政要》真有点差不多。讲了君道、任贤、宽仁、俭约、谦让等治天下之道。

以上这些范本只是晋代以后帝王文化的一少部分。真正要找全帝王文化的典籍，那也是一项很大工程。

至于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更是明显：法家的代表人物就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秦始皇也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像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他是帝王文化的集大成者，是帝王文化制度的宣传家，而秦始皇是勇猛的实践家。历代想在历史上留下点什么思想的帝王，他们也是帝王文化的代表人物。

六、帝王文化对其它文化的整合

文化是相互融合的，中国文化在秦汉之后，已经是杂家文化，每一著作，都不可能是单一的文化流派的继承者。

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内圣外王”、“外儒内法”。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结合的最紧密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不可能是独尊，只是表明帝王文化对儒家文化的汲取罢了。著名的诸葛亮的《出师表》，就是儒家文化和帝王文化的结合体。唐朝吴兢《贞观政要》也是儒家文化和帝王文化的高度结合体。历史上，帝王文化吸收了儒家文化的消极部分多，积极部分少，把儒家文化的服从国王的意识全盘接受过来，并发展了。在大一统问题上，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是基本一致的。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一家”思想和帝王文化的“家天下”思想外表也相似。愈往后来，儒家的反专制思想愈少了，甚至全丢了。儒家的反专制思想一面是被帝王文化给消解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整合过程中，帝王文化一直掌握主动权，凭自己的爱好宰割着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历史上是持半在野的政治立场，一直处于被动局面，任人宰割。当然儒家文化也吸收了帝王文化的一些专制的东西。儒家并不是完全被动的挨宰，有时候是主动去适应帝王文化的。

帝王文化吸收了佛家文化也是众所周知。但是，和吸收儒家文化比较起来，显得不专一。唐武则天之后好几个皇帝都对佛教相信的不得了。但也出了几个灭佛的皇帝。在万能的皇帝面前，佛教也很领情，各大寺院有三道门，中间的不开，非得等皇帝来才开中门。皇帝和佛教也是打得火热，给僧家们花钱修寺院，给寺院题匾额、楹联，刻碑立传、赏赐土地等等。佛教的忍耐和容忍是专制皇帝特别需要的。对全部跪在地上的佛教徒，皇帝会放下屠刀去吟自己的秋风诗歌。

帝王文化和其它文化相互融合使之更具有适应性和欺骗性。每个人都要受它的影响。所说适应性就是长期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存在，不死不灭，到了近代甚至死而不僵。农民起义之后，一开始就变质。还没等打下江山就变，不是半道就变质，而是甚至没开始就变质。刘邦在当民夫的时候就变质了，“大丈夫当如此”。不是想当皇帝吗？一个老百姓的刘邦就想当皇帝了，可见帝王文化的影响力有多大。

所说欺骗性，就是人们认为帝王整天讲着儒家那一套，他也是爱民的。皇帝总是好皇帝，坏就坏在奸臣当道。皇帝信了佛，别人就以为他也是菩萨心肠。皇帝信了道，别人就以为他是道家情怀。皇帝整天供奉孔子，别人就以为他是“天下为公”，就是“仁者爱人”。其实，皇帝什么都不信，他就信自己的权力和享受。一切的一切，都不能危及他的权力宝座。开明的皇帝可以考虑远一点，昏庸的皇帝只考虑眼前。考虑远一点的皇帝可以让你讲几句刺耳的话；昏庸的皇帝连一句刺耳的话都不让你说。但是，帝王文化是特别欺骗人的，因而出现了许许多多骨鲠之臣，被皇帝凌迟处死，也甘之如饴——他们认为皇帝坏了，但要忠于这个伟大的王朝。不忠于这个王朝，你当大臣干什么？可见帝王文化的影响力有多么大!

七、帝王文化掺杂的宗教内容

陈寅恪谈三大传统文化时说“三教”，意即有宗教的意思。帝王文化也有宗教的神秘的地方。祭祀泰山是帝王文化的宗教体现。君权神授几乎是各个封建国家的国王的惯技。中国的国王称“天子”，上天之子。既然是上天之子，那就得和上天沟通。这些国王们发现了泰山很高，就拿泰山当天吧。据《史记》记载，远古的首领们有72人去泰山封禅。从秦始皇之后有12个皇帝去封禅或祭泰山神（从宋真宗以后历代皇帝就不是封禅了，而祭泰山神了）。历代的皇帝如果不去泰山封禅，也得在帝都建立天坛，在天坛祭天，代替封；祭地，叫做禅。一样和上天沟通。他们既相信天，又愚弄天。宋真宗派人伪造“祥瑞”，说上天让他去泰山封禅，这就公然愚弄天了。天子，神秘化的人间帝王。释佛是当然的宗教，道是道家学说，和后来的道教是两回事，儒学带有宗教的意味，不全是宗教。陈寅恪为何称之为“三教”？原因是都具有宗教的特征，有偶像崇拜，宗教教义，有信徒等等。而帝王文化依然具有宗教特征：偶像崇拜，崇拜天，祭祀泰山神，宣传君权神授，皇帝是上天之子。龙图腾，皇帝是真龙天子。这些说明帝王文化依然具有神秘的宗教色彩。这样看来，帝王文化和其它三大文化具有一样特征。

八、忽视帝王文化的危害大不可言

李慎之在2000年5月15日的一篇大作中有过一次深刻的论断，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不等于中国的文化传统。他说：“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着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传统文化是上面提到的四大文化，而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

帝王文化对其它文化进行了整合，两千年来，凡是和帝王文化对立的文化都要被阉割，把其梳离专制主义的异端思想给以打压迫使其萎缩。原始儒家的命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各个朝代没有哪个皇帝容许反专制的思想的存在和传播。

笔者在2004年写了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的文章，探讨了人们把孔家店当作专制主义的核心来批判，放走了真正的专制主义。在辛亥革命过程中，那时的革命家们对现实的帝王政体和古代的帝王文化，都一概给以扫荡，毫不留情。孙中山、章太炎、宋教仁、陈天华、秋瑾，他们在刀光剑影中，在文化批判中，把专制主义送到了历史的垃圾堆。辛亥革命过后，专制主义出现了复辟，人们头脑中的专制没有打扫干净，迫使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等文化战士们再一次披挂上阵，想从人们意识上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开始批判孔家店，其历史背景就是针对复辟而来的。打倒孔家店带有双面的作用，批判了儒家思想为专制主义服务的方面，起到了伟大的启蒙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把儒家思想反对专制主义给忽略了，这是人们没有想到的消极一面。结果把反对专制主义的主要对象放在儒家思想这块了，帝王文化乘势溜之大吉。跑了真正的元凶帝王文化，把一个半拉子帝王文化抓住了批判了80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公开地为法家，为帝王文化辩护，把儒家文化当作比帝王文化更坏的东西来批判，这除了当时政治需要之外，和我们整个民族没有厘清帝王文化的本质有关系，和我们没有把帝王文化当作传统文化有关系。

搞了半个多世纪，帝王文化对各个阶层的影响大于其它传统文化。反对孔子，喜欢秦始皇，岂不怪哉！对于帝王文化不仅仅是封建帝王独自喜爱，老百姓也喜爱。老百姓在没有接受民主训练之前，满脑子是帝王文化的东西。这是几千年来帝王文化熏陶的结果。今天宣传帝王文化的影视作品仍然花样翻新层出不绝，这是历史的惯性力的作用。

在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血液里，存在着帝王文化的基因。当充斥帝王思想的电视剧《雍正王朝》播出时，有那么多人叫好，有那么多人对好皇帝充满着期望和爱戴。想想看，帝王文化是不是在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影响。陈寅恪说：“验以今世之人情”，我们验一验，今日之国民，切切实实存在帝王文化的情结。帝王文化对国民的危害既是潜移默化的，又是深入骨髓的。不把帝王文化拿出来批判，并进一步揭示它的外形内幕，我们就很难进步。人们往往拿本来是帝王文化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是对先进文化的公然挑战。

这些帝王文化就是建国以后也没有绝迹。林彪、康生、张春桥他们对宫廷政治都有研究。当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专讲帝王文化的政变经的，不过，他用了现代语言，讲夺权。这些人玩权术都有一套，讲治理国家、经济建设、保护人权、繁荣文化等他们都是外行了。呜呼哀哉，帝王文化这么多，我们竟然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把帝王文化拿出来让大家闻吧！我们文化传统中，不仅仅是三大文化，而是四大文化，其中有帝王文化！不可忽视！

知其有，观其形，闻其臭，才能抛弃之。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1期 古代的城与市　作者：施　亮

“城市”一词是近代才使用的。中国古代典籍则较少地将城与市连用在一起。杜甫虽然在《征夫》一诗中云：“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这里的城市，未必是现代城市的含义。可以说有城而少市，毋宁称城邑或城堡。那时的城，深刻打上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型烙印。如西周的城分为三个等级，一是周天子宫殿及政权机构所在的王城，二是分封诸侯居所及管理机构所在的都邑，三是贵族士大夫居住的食邑，城中建筑物及城墙高度按等级都有森严规格，不可僭越。城中的底层居民大多是统治者奴仆或官营手工业者。那些工匠的生活劳作无异于奴隶，甚至后代也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必须世代继承父辈的专业。他们制造出的产品绝大多数是不能以商品形式出现的，只是无偿交纳的贡品。他们有时还要为贵族殉葬，被残忍地杀害。直至春秋时代，城中开始出现一些市场气息。在靠近城门的地方设有民间交易场所，对交易商品的经营范围，统治者也有极细密的规定，《礼记·王制》中记载，不仅“圭璧金璋”等被认为妨害王侯贵族威严的许多贵重物品不得交易，甚至“衣服饮食”也全都“不鬻于市”。但是，随着时代的大变动，统治者越来越无法阻止城与市的合一，在各个城邑中市的功能增强了，城市迅速扩大，城市平民阶层也出现了。例如，当时齐国的都城临淄的人口已经有30万人了。

如今荧屏上出现许多反映汉、唐朝故事的电视连续剧，可其中大多对古代城市场面的描写是完全脱离历史事实，作者的艺术想象力未脱当今城市生活色彩。比如，在当时的贵族官吏根本不可能与平民百姓混杂一处。城中一条大道，除皇帝及随从队伍，任何人不准行走。城内的居住区则分为闾右与闾左。闾右靠近宫城，是达官贵人们的住宅，屋宇巍峨，朱门庭深，歌舞喧天；闾左则在城门附近，居住的是普通平民，茅屋连片，肮脏潮湿，臭气熏鼻。城内市场管理非常严格，筑有高墙，四门有执鞭的胥吏监视，每日定期开放，击鼓为号。市场内的摊位布局，允许上市的品种，甚至商品的物价等都由胥吏说了算，而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几乎与犯人同伍，受尽了歧视。在唐朝还有规定，四品以上官吏不许进市场。《朝鲜佥载》中记叙，京城四品官员张衡退朝回府路上，肚中饥饿，就在市场买一个刚出笼的蒸饼，在马上举饼大嚼，未想到被一位御史发现后参奏，当政的武则天即下令，不许他以后晋升三品了。可以说，那时的封建统治者特别重视抑商政策，牢牢把握市场不放，对市场进行严格的控制。他们担心市的发展，会冲击到城的统治。

我仔细欣赏过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长卷绘画《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整幅画卷犹如一首乐曲，由轻柔的乐段始，几经跌宕，层层起伏，至热烈的高潮终止。画卷开端是恬静的郊野风光，村落依稀，林木丛丛，乡人赶驮运的骡马到城里赶集。画卷中段，以横跨汴河两岸的拱桥为落笔集中处，展开描绘汴梁城的繁盛景象，艄公逆水行船，纤夫在岸上艰难前行，还有推车、挑担、赶脚的人们，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这些人穿街入城，（下转42页）（上接80页）画卷也进入高潮阶段。官府宅第，酒楼茶肆，店铺民居，鳞次栉比；仕工农商，男女老幼，摩肩接踵；真是工笔传神，精致而微。据说，南宋时期的临安城，这幅画的摹作复制品在杂卖铺的售价已经高达一两银子。而张择端的原作亦成为历代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对象。这幅画卷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它真实反映了北宋以来古代城市生活的巨大变革，城与市开始紧密结合，随着古代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应当具备的功能也趋于完善，市民生活日益成为城市生活的主体。

据一些学者研究，自从北宋的“城市革命”后，坊墙毁弃，街市融合，一扫唐朝以前古代城市的森严封闭，古代城市的发展也由此走上多元化的道路。比如，有国都、陪都之类的政治城市，也有踞于战略要地的军事城堡；这一类型的城市是以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威来带动文化和经济的发展，而市场的商品流通，往往被控驭于官僚的垄断体系之下。再有，就是江南新兴的多功能综合城市，以及镇市之类的经济城市，这一类城市较多地依靠民间的商品生产及市场流通，虽然对官府也有依赖性，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这两种不同类型城市的发展趋向，自宋朝始至明、清时期更为显著。尤其明朝中叶后，江南地区工商业迅速发展，两种类型城市的文化风格也越来越截然不同。一种是“城”的文化，宫廷森严，王府豪宅，京昆梨园，书店画铺，富有政治与文化特色；另一种是“市”的文化，幽坊小巷，酒馆歌楼，花山香阵，南货北味，见著于经济与市井风俗。这大概就是京派与海派文化的古老源头吧。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6年第12期 改革第三次争论：标志性事件和代表性观点　作者：马国川

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中国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改革之路如何走这些问题的争论就绵延不断。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诸多观点不断争论的过程。只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改革的争论也呈现出波峰浪谷。综观28年以来的改革史，争论的波峰出现了三次：1981-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为第一次，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定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9—1992年十四大前为第二次，争论焦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最后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以后，争论仍然时有发生。例如，关于“非公有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保护可否入宪”等问题的争论曾一度十分激烈。但是，真正的第三次改革争论是从“郎顾之争”开始的。

郎顾之争

2004年8月9日，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题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利用“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借鸡生蛋”七板斧伎俩，侵吞国有资产，席卷国家财富。顾雏军指责郎咸平是在“诽谤”，并对郎咸平提起诉讼。此事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起社会强烈关注，进而引发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的争论。郎咸平认为现在社会最大的威胁是国有资产流失，并且呼吁停止国企改革，他宣称，“国企不进行产权改革也可以搞好”，他建议政府用行政命令手段停止管理层收购。郎咸平指出的问题，内地学者早就揭露过，并不新鲜，但是内地学者使用的是学术语言，很难引起大众关注的目光。而郎咸平以情绪化的语言诉诸大众，再加上其香港学者的特殊身份，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力，从而刮起了“郎旋风”。

郎咸平要求停止国企改革的看法引起争论。吴敬琏承认，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郎咸平所批评的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但是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停止国有企业改制的观点；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叫停国企改制的战略，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方针，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中国社会科学院微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韩朝华呼吁人们“反思国企产权改革须注意鉴别方向”，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中资产流失现象的本质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所导致的腐败。而根治腐败，归根结底要靠民主和法治。这些经济学家被舆论称为“主流经济学家”。

自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内地学者写文章与郎咸平呼应。他们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大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韩德强三人，发表了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呼吁立即停止对国有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管理层收购，反思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以上海财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为首的十位学者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关于郎咸平质疑流行产权理论和侵吞国有资产问题的学术声明》，对郎咸平予以支持。声明说，要分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分清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观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他们认为，中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顾大量的客观事实，一味替“国退民进”的错误方针和由此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进行辩护。

“郎顾之争”挑起了关于国企产权改革路径与方向争论，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2005年4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财政部颁布《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明确表示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广东省公安人员带回接受审查。就此，沸沸扬扬的“郎顾之争”似乎结束，但是要不要继续国企改革、国企改革要不要触动产权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改革年”成为“反思改革年”

2004年中共中央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改革。从年底到年初，中央领导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讲话，将2005年定位为中国的“改革年”。他强调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但是，就在顾雏军被拘前一天，即2005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发表研究报告称：“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该报告和顾雏军被拘事件，以及卫生、教育、住房改革中出现的看病贵、上学贵、房价高等问题，引发了对市场化改革的整体反思，直接导致2005年“改革攻坚年”成为“改革反思年”。

一些质疑市场化改革的学者把九十年代实行市场化改革和新自由主义联系起来。中国社科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发表的报告说：“当前，正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传播走向深化的阶段，也是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传播与研究实施正确导向的关键阶段。”北京大学教授吴树青、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吴易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代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杨斌等认为，国际上一直有人反复向我们宣传西方公认的反共分子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企图用新自由主义误导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我们如果失去警惕，听任新自由主义泛滥，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就会丧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蜕变成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他们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决不是走新自由主义理论所描绘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回击新自由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中的指导地位。

一些学者据理反驳，他们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左右了中国改革”的看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呼吁人们警惕：“现在有的人借批判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我们千万不能被这种思想和言论所迷惑，千万不能上当。”他主张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判断过去的改革。他发出警告：“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在第二次改革争论中名声雀起的“皇甫平”(本名周瑞金)发表了文章《改革不可动摇》，认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文章说，我们面临着国内矛盾凸显期与国外摩擦多发期的交织，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他们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似乎又面临一轮改革“姓社姓资”争论的轮回。文章指出，目前有些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统统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本身，动摇改革，否定改革，这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现实中诸多矛盾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不成熟，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所致。作者呼吁“改革不能动摇，不能停步，更不能后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来否定改革实践，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国改革的历史”。

吴敬琏批评道：“某些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老近卫军’，利用大众对我国社会中消极黑暗现象的正当不满和学界人士对改革和发展中一些问题的有理有据的质疑，重倡他们在十几年前提出过的‘取消计划经济，实行市场化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命题，指称过去20多年的中国改革是由‘西方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主导的，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或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路线’，力图把人们引向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并且取得了某些成功。”但是，吴敬琏也承认，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即“有进有退”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第二，现代市场经济正常运转所必须的民主法治环境迟迟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须提供的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不但没有加强，相反有削弱的趋势；最后，与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体制相适应、基于高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也难于向基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集约增长方式转变。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行政腐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才爆发了关于我国改革和发展问题及中国应当何去何从的大争论。

“刘国光旋风”

刘国光是对我国早期改革有影响的学者之一，过去他一直坚持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但近年来一反常态。2005年3月24日，在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会上，刘国光在发言中批评道：这些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多了，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他说：“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尘埃落定，市场占了上风，计划经济不再时兴了。我不完全这么看。”

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他认为，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他提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尽管讲话内容以“经济学教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为主，但直接触及西方理论是否会误导中国经济改革。他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合于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而不能用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指导。他要求清理经济学队伍，“要检查一下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刘国光的谈话后，一些批评改革的网站纷纷发表文章，表示支持与赞同。不少“非主流”经济学者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研讨会，支持刘国光的讲话，有人说继郎咸平掀起“郎旋风”之后，刘国光掀起了“刘国光旋风”。“郎旋风”刮的是微观经济，而“刘旋风”则是直指宏观经济问题，因此“刘旋风”刮得越大越好。与此同时，不少人也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公开反驳刘国光的观点。

“刘国光旋风”公开指摘中国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一些学者问道：刘国光指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含义?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还是北欧式的社会主义?还是我们改革前的社会主义?

深圳市的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连续发表了多篇与刘国光讨论的文章。徐景安认为，有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斯大林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水平。关键的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选择，中国改革的出路是创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伟则认为，如果说中国改革的方向有问题，不是市场取向有问题，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不能跟着什么人刮“旋风”。解决目前中国存在问题的办法，就是政治民主化、垄断市场化、舆论监督社会化。政治体制改革应赶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才是目前改革的方向。

“非公经济36条”风波

2005年2月《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出台，这份被业界广泛称之为“非公经济36条”的颁发，被称为“共和国成立56年来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民营企业期盼已久的关于非公经济发展的一份非常及时和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但是，不久就出现了一份万言书《对于(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意见》。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的基本内容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会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万言书发出警告：“一旦私有制经济占居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被挖空了，则《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迟早要变质，几千万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人民江山将在红旗招展之下悄然变色!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出了马克思主义早已揭示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万言书建议立即撤销“非公经济36条”，依据《宪法》制定《基本经济制度法》和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单行法律，“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这份万言书一时间广为流传，不但引起人们对“非公经济36条”命运的忧虑，而且与国企改革争论汇流在一起，使得争论声音越来越激烈，也导致“非公经济36条”在落实过程中遭遇“肠梗阻”。到2006年初“非公经济36条”推出一周年的时候，这个当初出台之际被誉为将开启“中国民营经济春天”的文件却显得有些苍白无力。一方面是人们强力推行民营经济发展，但是2005年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从地方到中央不断有人出来抨击民营企业的种种弊端，这种批评一度到了对民营企业在改革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争论又迅速扩大到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产权改革以及社会责任范围。一场对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辩论也由此拉开。其中产权体制改革因为过程的种种不规范成为争论的焦点。由于揭发出一个贪官后面总有几个老板，所以民营企业家成为学术讨论之外社会民众的矛头所指。

物权法风波

民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物权法是民法的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物权法规范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对明确财产归属，合理利用资源，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权益，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没有完整的民法典，也没有物权法。在多方面的努力下，物权法草案终于在2005年完成。2005年7月1日，新华社向全社会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全文，广泛征求意见，不想却引起一场轩然风波。 北京大学的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发表公开信，指责《草案》在形式上是平等保护全国每个公民的物权，核心和重点却是在保护极少数人的物权，是在鼓吹私有化。公开信认定《草案》核心条款的废除是违宪的，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公开信在网上公布后，教育部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以机构的名义把该学者的意见向中央进行上报。近一个月后，巩献田来到全国人大，与法工委的数位领导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谈话”。

巩献田、左大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杨晓青和毛泽东旗帜网评论员红木等对《草案》持批判态度，支持现有《草案》的则有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等。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很快就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方，围绕《物权法》草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反对方认为，物权法草案是一部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开历史倒车的草案，实质上妄图用“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则取代“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违宪的行为。在物权法制定上，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决不存在第三条道路；支持方则认为：物权法是在宪法基本原则指导下制定的，它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历史潮流的。物权法不是财产分配法，是对财产分配结果的确认。无论富人穷人的财产，只要是合法获得的，物权法都要确认和保护。不能说苏俄民法典就是社会主义的，就一切以它为范本，也不能认为德国民法典就是资本主义的，没有可取之处。以苏俄民法典作为我国制定物权法的标准，是教条僵化。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民商法权威江平教授说，这实质上是要不要改革开放的问题，是巩献田等人先将对《草案》的争议上纲上线，“已经超出了《物权法》的范畴，他们实际上是觉得改革开放出了问题”。

2005年10月，《物权法(草案)》没有按预定程序出现在人大常委会第19次审议项目之列。2006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物权法(草案)》没有被提交表决。

树欲静而风不止

2006年2月底，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与一位中央高层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刘吉对当前围绕改革的大争论忧心忡忡。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共产党建国以来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因此千万动摇不得。这位中央高层领导鼓励刘吉把自己的看法写出来，送给中央最高层领导参考。在与那位中央高层领导进行谈话后不久，刘吉写成一篇6000多字的文章，通过特殊渠道摆上中央领导案头。

在文章中，刘吉质疑郎咸平是从根本上否定国企改革，认为目前社会上有一股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反动思潮，郎咸平不久前在《亚洲周刊》上发表的《人吃人的中国亟待和谐化》一文不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篇。这个思潮是“文化大革命”后遗症的继续，在邓小平发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伊始就一直存在。这次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反动思潮的一个特点是，老“左”派新“左”派大联合，是“左”派与海外右派大联合；与以往历次“左”潮不同，这次不是直接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而是集中攻击经济现象和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刘吉建议：中央应明确表态，及时拨正中国前进的方向，决不能让否定改革开放的“左”的右的观点继续自由泛滥。

2006年3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参加人大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努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同时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使改革兼顾到各方面利益、照顾到各方面关系，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这是中央对前一段时间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思潮的回答，表明了中央继续改革的鲜明态度。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指出“尽管中国目前的改革有很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只能向前进，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文章署名“钟轩理”。知悉内情的人知道，这其实是“中宣部理论局”缩写的谐音。文章说，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重大抉择。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要注重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要注重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要坚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同时，新华社发出通稿，全国各大媒体予以转载。

2006年3月4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杏林山庄举办了“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这本是一次内部的专家例会，会议的主题是为了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针对近一两年来社会上有关改革的大讨论，通过实事求是地分析，澄清认识，坚定方向，以期形成改革的共识与合力，提出措施建议，加快推进改革。出人意料的是，有一位学者发表了一些出格的言论，更没有想到的是，有人私自将会议的原始速记稿刊登在海外的华人论坛网站上。个别网站以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断章取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有人还把一个普通的座谈会与当年国民党“西山会议派”扯到一起，戴上“西山会议”的帽子，进行恶意炒作。

7月1日，“《刘国光旋风实录》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上许多发言人呼吁展开“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讨论”。有人在书面发言中指出，在目前，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着阶级斗争。要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忘记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要忘记工人阶级是我党的阶级基础。

改革争论至今仍未有止息的迹象，让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第三次改革争论与前两次争论不同，这次争论由国企产权改革发端，从经济学界迅速扩展到整个学界，并通过网络等媒介全面走向公开，转化为全社会的一次反思，一步步上升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改革开放向何处去的大讨论。

有的学者说：在这场争论中“主流”与“非主流”的博弈，公平与效率的冲突，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和现代理解的对立，正是中国改革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缩影。中国改革已经走到要害地方了。

(本文摘自《大碰撞》一书，该书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任仲夷——忘年之交的良师益友　作者：于幼军

去年11月15日，我在北京参加一个会议，突然接到任仲夷同志辞世的噩耗。会议一结束，我就急匆匆直接飞抵广州。在任老家简朴的灵堂中，面对他的遗照，紧握王玄大姐双手，我百感交集，欲哭无泪，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时光荏苒，转眼快一年过去。这期间，任老那清矍、睿智、慈祥的面容时常在脑海里浮现。此刻，当我提笔追忆与这位老人交往的点滴片段，不禁油然想起鲁迅先生说过的话：“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一)

任老于我，既是领导前辈，更是良师益友。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从北国辽宁来到南国广州，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短短四五年间，他打开了广东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的闸门，大刀阔斧推进改革开放，在极左思想观念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围困中，率先“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从原来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省份，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任老因此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戴。那时候，我还在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市社科院的前身)从事科研工作，虽然无缘与他近距离见面交谈，却一直深为他非凡的胆略、气魄和风范所折服。1985年7月，因年事已高，任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只担任中顾委委员。就在这年临近岁末的一个晚上，我怀着十分景仰又有点忐忑不安的心情，揣着厚厚一叠文章材料，首次敲开了任老的家门。此行的目的，是向他请教有关文化发展战略的事情。

这年2月，我以市社科所副所长的身份，领着一班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伙伴，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创办了按照市场化、社会化规则运作的智力服务机构——广州软科学开发服务公司，由我兼任总经理。公司成立伊始，我提出要“选择‘四化’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拿出有价值的对策方案，把公司办成领导机关的‘院外智囊团’，厂长经理们的好参谋。”为此，我们立足广州，面向全国，承揽各种研究课题，组织省内外专家学者开展研究。短短几个月，就相继拿出了《改善广州市交通管理方案》、《优化广州社会治安可选方案》、《以第三产业为导向，带动广州国民经济全面起飞》等一批具有较高质量的应用对策研究成果，在省内外产生较大影响，引起了广州市委书记许士杰等领导同志的关注和重视。出于对年轻人勇闯科研新路的信任支持，市委决定把研究起草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文件的任务交给我们。

这可是一项颇具挑战的课题。那时候，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进经济领域，但文化领域依然比较封闭。广州实行对外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大发展，经济事业蓬勃兴旺，国人有目共睹。然而，对于广东地区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却是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国内不少人当时把外来文化尤其是港台文化视如洪水猛兽，认为其只会腐蚀毒害青少年，给人们精神文化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因此，对外开放只能局限于经济领域，思想文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基于这种认识偏见，当时国内某地甚至出现了“抵制来自广州的精神污染”这类大幅标语。怎样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客观全面地评价对外开放给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影响?这是完成好市委交办的任务，制定好文化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为此，我们一方面组织力量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摸清真实情况，用活生生的事实说话。同时，邀请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文化发展战略的相关问题，召开了一系列研讨会，力求从理论上正本清源，厘清认识。调研结果表明，对外开放既促进广州经济的迅猛发展，也给广州的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特别是在宣传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风气改善、对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认同等政治觉悟提高方面，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踏步发展。据此，我们认为：“从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出发，不仅经济建设要开放，而且文化建设也要对外开放；不仅在物质文化方面要开放、引进，而且在精神文化方面也要开放、引进。文化全面开放，是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应从战略的高度自觉把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作为对外开放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明确提出：“广州处于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负有促进我国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化交融发展的特殊使命。应该把文化全面对外开放，作为广州文化发展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之一。”

这些思想观点，今天人们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因为文化的全面、全方位对外开放已经写进中央文件，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但在当时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遭到了理论界某些权威人士和省内省外一些同志的批评责难，被认为是主张“全盘西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映。一时间，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压力之下，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支持我们，并建议我们去找仲夷同志，听听这位思想敏锐深刻、德高望重的老领导的意见。

任老的家，出乎意料的简朴。眼前的任老，灰白的头发，宽阔的前额，饱经沧桑的脸庞，炯炯有神的双眼，隐隐透出睿智、坚毅、豁达的不凡气度。他迎上来握了握我主动伸出的手，微笑着打量着我，说许士杰同志曾经提起过我，还知道我写过《社会主义四百年》。听我说明了来意，他说：“好啊，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我这里不设禁区，也没有‘帽子’和‘棍子’。我已不是省委书记了，今天就权当一回‘厅(听)长’吧。”几句风趣幽默的开场白，打消了我内心的不安，拉近了我俩的距离。于是，我把我们提出的关于广州市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战略思路、重大举措等构想，特别是有关“文化全面开放”的问题，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任老饶有兴趣地听着，没有轻易表态，只是不时提出问题，引导我陈述己见，把话题一步步引向深入。不知不觉地我讲了一个多小时。这时，又有一批客人来访，我不得不中断话题，起身告辞。任老让我把文字材料留下来，说要消化消化，另约时间继续谈。

新年刚过，我就接到任老约见的电话，兴冲冲地再次登门造访。刚坐下任老就说：“你们的文章材料我都看了。基本观点没有错，我赞同。”接着，他针对我们提出的观点和遇到的问题，侃侃谈了这么几个观点。首先，他认为经济和思想文化不可分割。经济基础的变革与开放，必然要求并带来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与开放。这是马克思主义的ABC，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其次，他认为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适应经济，也适应于思想文化。如果经济上开放而文化上封闭，那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事实上也行不通。再次，他认为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文化交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社会进步的条件。尤其是近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必然要落后挨打。说到这里，任老特意举了中、日近代史上两场变法为例。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日本的老师，中华文化对日本影响至深。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同时遭遇西方列强的侵掠，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对危机，两国的有识之士分别发起了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运动，但是结果迥异。日本的明治维新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前两条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基本是一样的。明治维新之所以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文明开化”这一条，也就是勇于承认自身文化的落后，实行思想文化的全面对外开放，虚心学习汲取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积极推进国民教育的深层改革，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日本从此顺利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相反，中国洋务运动的主办者虽然也主张要“睁开眼睛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科技发达，并没有意识到自身思想文化方面的差距。因此在思想文化上仍然搞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死死抱住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封建文化不放，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结果错失发展良机，洋务运动归于破产。自此，“老师”与“学生”的差距越拉越大，最后在中日甲午海战中一败涂地，不得不割地赔款，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前车之覆，后车可鉴，教训十分深刻!

谈起这段历史，任老感慨万千。后来我知道，任老解放初期就在大连、旅顺担任领导职务。那里，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发生地!

最后，任老强调，广东地处沿海，毗邻港澳，应当好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及时了解世界文化信息，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当然，对外来的东西也不能囫囵吞枣，良莠不分，一概照搬。他说：“前些年我提出要‘排污不排外’，既要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排除精神污染，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而排污还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吸取借鉴。排污既要注重排外污，更要注重排内污，这就是禁锢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专制主义。这是思想文化建设一项更为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

任老宽广的视野、深邃的思想、精辟的语言，豁然解开了我心中的疑虑，使我平添了几分底气和勇气。回去后，我们对广州市文化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再次认真修改补充，正式提交市委。许士杰书记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个报告，使其成为指导全市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文件。

两次登门求教，加深了我对任老的认识和景仰。此后，每当思想上、工作上遇到什么疑难困惑，我都主动找任老倾诉、请教。任老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我和任老成了一对忘年知己，开始了长达20年的交往。

(二)

1986年11月，我出任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才3个月，就被调任广州市东山区委书记。此前，我曾经当过中学教师、机关干事和社会科学研究单位的负责人。东山区是广州市的中心城区，又是省委、广州军区等大机关的所在地，位置十分重要。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自己又缺乏从政经验和思想准备，当新老两任市委书记许士杰(时已调往新建立的海南省任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先后找我谈话并宣布这个决定时，我心里甚至打起了“退堂鼓”。一方面表示一定要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厚望，同时又恳请组织考虑能否让我先当几年副手，干几年政治“学徒”，不要一下子把我放到一个大区“一把手”的位置上。两位书记都语重心长地勉励我：区、县一级是干部成长很重要的一个阶梯，可经受全面的锻炼和考验。正因为你年轻，要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你才能放开手脚，才能经受锻炼，增长才干。

怎样适应人生角色的迅速转换，挑起区委书记这副重担?我自然想起了良师益友仲夷同志。任老显然早已知道这个消息，一见我，就打趣地说：“噢!我们年轻的‘父母官’来了，快请坐。”我连忙摆手：“任老，您别笑话我了。我这回可真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区委书记这担子太重，压力太大了，我怕挑不起来。您可要教我几招才行。”任老认真起来，注视着我：“怎么，胆怯了?你不记得铁人(王进喜)说过吗?‘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年轻人没压力哪会有进步?当年我像你这个年龄，‘官’不比你小，压力更不比你轻，不是也扛过来了。要对自己有信心，不要怕。”任老是抗战前夕入党的老革命。20来岁他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担任中共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北平市西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30出头又先后担任中共邢台市委书记、大连市委书记、旅大行政公署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等重要职务。和他们那一代出生入死、经受血与火严峻考验的革命前辈相比，我这个和平年代的区委书记所面对的压力，确实也不算什么。

任老的几句话，顿时减轻了我心头的不少压力。我向任老敞开心扉，谈了内心的想法打算。当我谈到自己因为阅历浅、经验少，年轻而居高位，今后在开展工作中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踏踏实实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时，任老打断我的话头：“踏踏实实当然对，夹着尾巴可就跑不快啦!你见过兔子夹起尾巴奔跑吗?你年轻居要职，固然要谦虚谨慎，要尊重老同志，善于团结党委政府一班人把工作做好。但如果因此变得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四平八稳，那就不妥了。你要保持那股子朝气、锐气，既要谦虚谨慎做人处事，又要大刀阔斧开展工作。想好了、看准了的事情，就放手去干，而且一干到底，不要怕得罪人，不要当老好人。当然，也要注意讲求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要从调查研究人手，争取尽快了解情况，进入角色……”

说着，任老起身把我领进书房，让我看一副毛笔书写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他告诉我，这是成都武侯祠一副脍炙人口的名联。它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上联讲争取人心的重要性。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光靠武力征服和强权压制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下联讲为政要善于审时度势，因时、因地、因事制宜，掌握好尺度和分寸，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否则，该严的时候不严，该宽的时候不宽，都是会误事的。他回忆说，1980年10月底11月初，中央把他从辽宁调到广东主持省委工作。赴京领命时，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央主要领导相继找他谈话。耀邦同志会见后，特意将这副对联书赠给他。说完，任老用钢笔把它抄录一遍，说：“现在我把它转送给你了，希望你悉心领会，好自为之。”

任老这番话，语重心长，意蕴深隽，犹如陈年佳酿，历时弥久，回味越醇。此后20年，这番话、这副对联，就一直伴随着我，时时警醒着我，成为我从政处事、为人做“官”信守不逾的基本准则之一。

(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突变。短短几年时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纷纷易帜，执政的共产党相继下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深重危机。危机之下，有人焦虑不安，有人迷惘彷徨，有人弹冠相庆，更有少数西方政客文人得意忘形、口出狂言——在20世纪产生的社会主义，将在20世纪成为历史。一时间，社会主义还行不行?社会主义往何处去?成为世人议论的焦点，成为蒙在善良人们心头的乌云。

在80年代初期，我曾利用业余时间，与另一位青年理论工作者合作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册)。该书把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从1516年《乌托邦》诞生、到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这整整400年的历史，采用章回小说和历史演义的体裁形式展现出来，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获得了全国第二居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此后，我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研究一直未断。苏东剧变的发生，使我陷入了深深的反省和思考，常常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因此也驱使我常往任老家里跑。

记得那天晚上，在任老家里聊起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谈到苏东剧变的原因，我对任老说：这段时间工作之余，我翻阅了有关研究资料和报告，也翻阅了自己过去的读书笔记，越发感到苏东发生剧变，不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结果，恰恰相反，这是苏东各党长期以教条主义和保守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后期又在强大内外压力下惊慌失措地抛弃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所受到的惩罚!并逐一分析苏东各党如何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史实。

任老听后精辟指出：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苏东剧变，内因当然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除了你说的这些，还有一点是起关键作用的，那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直至勃列日涅夫等所推行的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制独裁的那一套，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的货色，是比资本主义还不如、还落后的东西，以此来抵制资本主义的包围进攻，当然会败下阵来。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只有不仅赢得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且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更真实的民主制度，才能在竞赛中战胜资本主义。这对于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我国来讲尤为重要。汲取苏东教训，我们必须把肃清封建专制思想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谈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我认为，我们今天总结汲取苏东剧变的历史教训，应该把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未来理想社会，与后人探索实现这一政治理想的模式和道路区别开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后人所曲解附加的成分剥离出来。后人探索道路的失败不能简单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年提出的社会理想和理论体系本身。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等10多篇经典著作中描绘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核心价值原则，包括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像泉水般涌流、人人平等自由，消除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消除旧的社会分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等，哪一条都没有错，古往今来都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我们不能像列宁所批判过的那样：在倒洗脚盆脏水的时候，把盆里的婴儿也一块倒掉了。任老说：“这个比喻好。”我接着谈到：不必讳言，在把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社会理想变为现实社会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历史与现实、国内和国际等方面因素的作用，苏联、东欧虽然也曾取得过骄人的成就，但最终都失败了。然而，苏东剧变，充其量只是社会主义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失败。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早就坦言：社会主义是多条道路、多种模式的。一条道路、一种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整座社会理想大厦的坍塌和整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崩溃。中国共产党人完全可以探索新的模式、开辟新的道路，去继续自己对理想信仰的追求，完全不必也绝不能改弦易帜，乱了方寸。事实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举世公认的成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完善，就一定能够走出一条成功的新道路。

任老频频点头。他鼓励我把《社会主义四百年》继续写下去，把苏东剧变的前因后果进一步研究清楚，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正本清源，帮助人们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消除思想上的迷惘困惑，重新构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同时，他还提醒我：历史的发展是波澜起伏、螺旋式前进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不会一帆风顺。他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充满信心，又不能盲目乐观；对改革开放的进展成就既要估计充分，也不能估计过高。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现在这套体制基本定型，起码还需要二三十年的努力，至于建成社会主义，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任老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引用小平同志的话：“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关于如何摆脱“政权更替周期律”的提问时，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复杂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

那段日子，任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有病，经常长时间地与我促膝深谈，使我有幸聆听他那精辟独到、睿智深刻的教诲，那真是如同享受精美丰盛的精神大宴!与任老这一次次的交流对话，极大地鼓舞了我，深深地启迪了我。这些宝贵的思想收获，对于后来我撰写《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二册)、《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三次飞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论》等，都大有裨益。

(四)

1993年3月，我又遇到了从政生涯一次大转折——刚从天河区委书记调任广州市委常委、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任兼党委书记半年，又奉命出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次年8月，又被任命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走马上任前，我已习惯成自然地登门拜访任老。

老人身体比以前清瘦，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他还清楚地记得七八年前我第一次登门求教的事情，一见面就说：“好哦!这下你又干回老本行了。当年你关于文化发展的战略蓝图，现在可以施展了。”我连忙回答：“任老，您是看着我一步步成长的。搞宣传，我并谈不上本行。这些年一直在基层工作，对宣传业务早已荒疏。这次大跨度转移阵地，怎样当好宣传部长还得请您多指教。”任老笑了：“指教不敢。不过既然你来了，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归。今天我送你八个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知道，这话出自《诗经》，本义是要像站在深渊边缘和踩在薄冰上面那样，小心谨慎。想当年我到东山区当书记时，任老不太赞同我“夹着尾巴做人”的想法，特意叮嘱我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敢想敢干。这次，老人为什么却要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见我有点不解，任老接着说：“‘此一时、彼一时’嘛!当年你到东山区当书记，主政一方，缺乏从政经验，有点底气不足，所以需要给你鼓鼓劲、壮壮胆。现在情况不同了，你在基层摸打滚爬多年，底气足了，经验多了。这是其一。其二，当宣传部长、搞意识形态工作，这跟搞经济建设不太一样。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敏感性强，尤其是广东毗邻港澳，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处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风口浪尖，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不好，举国关注，稍有不慎，国内外影响大，一定要谨慎小心。要当好‘变压器’，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广东的省情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消除外界对广东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不良看法；要像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些不仅需要有气魄、有胆略，更要时刻保持头脑清醒……”

老人的话，字字珠玑，句句敲到点子上。多么难得的良师益友，多么宝贵的肺腑之言!

随着年龄增长，任老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始终深切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始终勇于坚持真理，敢讲真话实话，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思想活跃，常有精辟凝练、令人醍醐灌顶之语言。对于个人的生老病痛，他也始终坚持做到“凡事顺乎自然，遇事处之泰然”。自1983年之后，任老先后做过几次大手术，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但当这些痛苦落到这位耄耋老人身上时，却似乎都成了小菜一碟，他都豁达乐观，从容面对。动手术摘除了胆，他就说自己是“胆不在一处”，已经“浑身是胆”；后来切除了胃，他又说自己已“无所畏(胃)惧”；一目失明，他说自己“一目了然”；一耳失聪，他说自己“偏听不偏信”；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年，他的双目几乎失明，就说自己已经到了“目中无人”的境界。晚年的任老病痛缠身，却能够潇洒从容地活到了92岁。这，正是得益于他几十年革命生涯锤炼出来的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得益于他那胸襟开阔的政治家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2000年初，我离开广州到深圳工作，特别是2003年离开广东到湖南、山西工作，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随时登门向任老请教，只能每年春节回粤休假时拜访老人。这几年，虽然与任老见面的机会少了，且出于对老人身体的爱护，每次见面都不敢与他长聊，但我与任老的心始终是息息相通的。这些年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总能感觉到任老那双慈祥而睿智的眼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20年来，任老给了我太多太多，而我唯一能够报答的，就是铭记他的教诲，以他为楷模，一心一意扑在党的事业上，鞠躬尽瘁当好人民公仆。

还有，就是把这些记忆的点滴片段写下来，聊表哀思，也作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2006年10月于山西)

(作者现为山西省省长)

(责任编辑　杜晋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名记者杨刚之死　作者：叶　遥

十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天高云淡，我到八宝山参加一位同志的追悼会后，独自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八宝山东北方向的一座公墓走去。听人说，这个公墓是附近村里人集资办的，好像没有什么名字。到了公墓，只见一片荒地上密密麻麻散落着一些不大的水泥墓群，我母亲的骨灰由别处迁移埋在这里。没费多大工夫，便在墓群中找到一个小小的水泥墓，墓前埋有一块扁扁的石头，上面写着母亲的姓名和生卒年代。我不由地“啊”了一声，这就是母亲的墓无疑了。我掏出兜里的手帕，轻轻擦拭水泥墓和扁石上的尘土，默默祷念：“娘，我顺便给您扫墓来了。”

没有想到，我正往来路上走，距母亲墓只隔一条小路的对面，却看到一座较大的墓。走近看时，墓碑上写着杨刚的名字和生卒年代。我愣住了!难道这是三四十年前我曾参加杨刚葬礼的人民公墓吗?还是她的墓迁移到这里来了?附近只有一间房子，门锁着，见不到人问，我怀疑自己记错了方位。人啊，生死路上不相逢，却在无意中看到了我一向敬重、仰慕的好领导、好长辈杨刚的墓。我默默地伫立墓前，久久不愿离去。回家的路上，一些往事总在心里翻腾。多少次我提起笔，想写写她的光彩人生，多少次又放下了。她的感人事迹太多太多，可以写一部厚厚的书。但有的是我听说的，有的是读书报得来，我知之语焉不详，写不出来呀!这里只记几件有关她的琐事，算对她的悠悠思念吧。

杨刚早在1928年读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时，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病退党，但一直参加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上世纪30年代初，她是北方“左联”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救亡和革命文化活动，1938年重新入党。她主编过《大公报》的副刊《文艺》。1944年至1948年，任《大公报》驻美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和做党安排的国际统战工作。回国后，1949年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同年5月上海解放，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1950年，调外交部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甚得总理器重。195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调《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原分工领导国际部的国际宣传工作。后因外事活动遭车祸，患严重脑震荡，她曾到广东从化和浙江杭州疗养，效果不佳。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由四版扩为八版，文艺组改为文学艺术和副刊部。杨刚辞去国际部的重任，改为领导文艺部，负责筹划和签发文艺部的副刊大样，并审阅比较重要的稿件。林淡秋原为《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后提为报社的副总编辑兼文艺部主任。主任还有袁水拍和华君武，副主任是苏光和田钟洛。当时我在文艺部负责编辑每周一次的“作品”版，兼发一些革命回忆录。在工作上，我和杨刚直接联系不多，日常接触却不少。因为我们同住东城区煤渣胡同23号报社宿舍。这个宿舍不大，全部是平房，只住五六户人家。杨刚住东跨院，我住西院中部一间大厅内。我家对门住的是国际部的李何，他是原驻苏联记者，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是他的夫人。李何后患癌症，过早去世。别的户，我已记不清姓名了。院子里所有住户都走一个大门，进进出出经常见面。我早知道杨刚是杰出的女记者，在学生时代就读过她写的有口皆碑的美国通讯，以后读过她写的有真知灼见、鞭辟入里、堪称范文的国际评论，又读过她写的激情浩然、风格独特的诗歌，还有可称上乘之作的散文和小说。她是个优秀的女作家，我对她很敬佩。过去不认识她，以后渐渐熟悉起来，知道她为人豪爽，刚正不阿，诚挚待人，谈吐不凡，更加敬重她。她交游甚广，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结交的朋友中，不少是中外著名作家和文化人。她家经常有客人造访，有时宾客如云。她的客人中，有的我认识知其名，有的不认得。茅盾、夏衍、乔冠华、龚澎、胡绳、冯雪峰、田汉、龚普生、杨之华、袁水拍、徐迟、萧乾、邵荃麟等等，经常是她家的座上客。我在大门口曾遇到过邓颖超亲自到杨刚家探病。她的客人实在难以胜数，这里提到的仅仅是一部分人。她身体好时，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从她家小院经常传出她和客人们的爽朗笑声。

大约在1956年春节，林淡秋、袁水拍到我们宿舍看望杨刚，他们在杨家闲聊了一阵，杨刚说：“叶遥就在西院住，咱们一道去看看她吧。”林、袁同意。杨刚拿一盒精装的巧克力，他们三人一起来我家。杨刚轻轻敲门叫道：“叶遥同志，我给你领两位客人来了。”我开门迎接。杨刚幽默地说：“我不给你介绍了，他们两位你认识吧?”我笑了起来：“杨刚同志真会开玩笑，这两位我岂止认识，上班天天见面，老熟人了。”杨刚说：“节日里串串门，开个玩笑，乐和乐和嘛。”三位进屋后我说：“我家里只有两把木椅，是公家配给的，刚摔坏了一把，放在屋外走廊了，我自己刚买一把藤椅，你们三位怎么坐呢?”这一天，杨刚的情绪特别好，话特别多，完全不像她在办公室那么严肃。她说：“这好办。孔夫子不是提倡男女分席而坐嘛，两位男士坐椅子，我和叶遥坐床上，又软又舒服，何乐而不为。”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们进门时，我母亲正在炉子上煮饺子，我和两岁出头的儿子小三在床上玩气球。杨刚一坐床上，便和小三玩起来，并说：“让我抱抱宝宝好吗?”一边说一边把小三抱在怀里说：“哎呀，是个小胖墩呀!淡秋，快把巧克力糖盒给我。”林把糖盒放在床上，杨刚拿一粒糖，剥去纸，塞进小三嘴里问：“好吃吗?”小三说：“好吃。”小三学杨刚的样子，从盒子里拿出一粒糖剥了纸，把糖塞进杨刚嘴里。杨刚乐起来：“这孩子真懂事，像古代的孔融呀!孔融四岁能让梨，这宝宝刚两岁出头，就能让糖了，真乖呀!你别的孩子呢?”我说：“我母亲刚从家乡来不久，住在我妹妹家，今天我妹妹把母亲送来给我包饺子，带孩子出去玩了。”我母亲煮好饺子，捞三大盘放在桌子上请客人吃。我拿几个小碗和筷子给他们三人说：“你们都是南方人，不一定爱吃，尝尝北方人包的饺子吧。”淡秋、水拍端起碗吃着说：“味道真鲜，好吃，好吃。”杨刚也端起碗吃着说：“清爽可口，味道鲜美。”杨刚问我母亲：“高寿呀?”我母亲目不识丁，听不懂她的话，我答道：“我母亲属龙的，1905年生。”杨刚放下碗说：“这么巧呀，我们两个同岁，同岁，我也是属龙的，1905年1月30日生。”淡秋说：“叶遥以后该叫杨刚为阿姨同志了，你们排辈认亲吧。”杨刚马上说：“那怎么行啊，我和叶遥是同事，同志，叫什么阿姨同志，叫我杨刚好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又坐一会儿，闲聊些别的。杨刚说：“咱们该走了，饺子快凉了，叫他们吃饭吧。”杨刚吻了小三说：“再见，再见。”临走，杨刚对我说：“叶遥呀，我希望星期天宝宝从托儿所接回，抱他到我家里玩玩，让我快活快活。”我说：“你平时清静惯了，身体又不好，家里常有客人，孩子不懂事，怕打扰你。”她说：“哪里话，和宝宝玩玩，有乐趣，我喜欢。有客人也不要紧，谁家都有孩子嘛。”我只好点头答应。我挽留他们再坐一会儿，他们还是要走。我起身送他们，杨刚把我家门关上，顶住门不让送。我只好作罢。

从此以后，我和杨刚逐渐熟了。我知道她和丈夫郑侃因思想分歧早已离异，郑已在福建永安死于日军飞机轰炸，她一直独身。家里只有已牺牲的哥哥羊枣的遗孀沈强(也在报社工作)和她住一个院，她的唯一女儿郑光迪在苏联读书。杨刚和沈强姑嫂相处和睦，但两人各方面的修养相差悬殊，可谈的共同话题不多。杨刚平时精神上有些孤寂。晚饭后，她常一个人在小院里散散步，或到胡同里或米市大街或王府井大街走走，时间久了，有些厌烦。有一段时间，晚饭后她约我一同去散步，两人边走边聊，她的情绪稍好些。她有个习惯，从来不愿多谈她过去做的事，也不谈她的病。当时都聊些什么，我已经淡忘了，只有一件事还记得清楚。想不起是什么因由，我们谈到袁水拍。杨刚说：“水拍、徐迟、冯亦代三个人在香港从事革命文艺活动，被人称为‘三剑客’，这是开玩笑的话，以后传开了。我把他们三人看成小弟弟。水拍的政治讽刺诗写得很好，有才华，他是个老实人。古话说，愤怒出诗人，这话一点不假。他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写起诗来讽刺国民党像个无畏的勇士，但他的弱点是性格软弱，不太善于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我规劝过他。他的小儿子出生时，我给他小儿子起名叫刚健，他接受了。”我说：“这事我听说过，是水拍夫人朱云珍告诉我的。至今他的小儿子仍叫袁刚健。”杨刚笑了：“但水拍的性格仍然刚健不起来!”我说：“水拍确实是个老实人，他的政治讽刺诗在战时大后方脍炙人口，他的性格软弱，可能应了‘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古话吧。”杨说：“可能是这样，不过他的人品是朋友们称道的，我们始终是好朋友。”

在此前后，我曾数次出差，去过朝鲜，到过舟山群岛和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直到1957年夏天，狂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席卷全国，我被报社派去报道文艺界的“反右”斗争，我的工作紧张，精神疲惫不堪，无暇顾及别的。我和杨刚饭后散步、聊天几乎中断，有空时才去看看她。她的身体不如过去了，有时双手交叉抱在额头上，用两个大拇指狠揉两边太阳穴。我问她：“是头疼吗?”她点点头，不说话。我又问她：“去看病了没有?”她摇摇头说：“病没少看，药没少吃，不管用。记忆力很坏，刚做过的事就忘了。”她的情绪有点抑郁，精神像有点恍惚。以后我才知道，邓拓、林淡秋、袁水拍曾分别多次去看望她，劝她住院治疗或到外地疗养，她都不同意。她说她的病是阵发性的，住院只吃药，并没有别的治疗。到外地疗养也没有多大好处，不如在家好，头痛过后仍可坚持工作。没有办法，只好把副刊大样送她家请她审阅签发。

1957年10月6日夜里，我正在王府井报社大楼四层楼办公室看一篇杨刚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她好像没有参加萧乾的批斗会，是不是别人代她在大会上念过，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她不是用稿纸写的，用的是白油光纸。稿子写得很朴实，调子不高，没有无限上纲，但有内容、有分析，讲道理，好像规劝老朋友看问题不要太片面。稿子是淡秋交给我发的，因有些字写得不清楚，要我核校一下小样。我快核对完时，只听有人敲门，开门看是杨刚，我有点惊讶。急忙问道：“怎么这么晚你到办公室来了?”她说，她一个人慢慢走到王府井大街，看到我的办公室里有灯光，就爬上楼来了。我说：“已经十一点多了，你该早点休息啊。”她说：“老毛病，睡不着觉，吃了安眠药仍没有睡意，就想出来走走。”她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告诉她在核校她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她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我说：“这是淡秋交的任务，我做不了主呀。”她说她回家后给淡秋打电话不要发。看她很坚决，我答应她明天转告淡秋，劝她快回家休息。她一个人走，我不放心，便扶她下楼。这时才注意到她这天穿的衣服很特别：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不像平时穿着那么随便，但也没有疑心别的。我没有说什么，只扶她一道走，她有点责备我没带小三到她家去玩。我没有辩解，让她发泄一下心里的郁闷，可能回去入睡快些。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我慢慢抽出手，祝她“晚安。”她说：“谢谢。”我们招手告别。

第二天清晨，我骑自行车上班，刚把自行车放进车棚，就听见报社一楼过厅内沈强凄惨的大叫声：“杨刚死了!杨刚死了!”她像疯了一样叫，我着实吃惊不小。我跑到一楼过厅时，那里已经围了不少人问是怎么回事?沈强哭着断断续续地说：“早晨叫杨刚吃饭，怎么也不见答应，进屋一看，她直挺挺地闭眼躺在床上，推她也不动，她死了 这个噩耗很快在报社传开。我忙上四楼告诉林淡秋和袁水拍，把昨天晚上杨刚来办公室的事向他们说了。邓拓闻讯后，马上派人送杨刚到协和医院抢救，并派林、袁到医院询问抢救情况，我也跟着去了。杨刚的遗体放在协和医院后院的一间小平房内，杨刚的弟弟(我已记不清名字和他的工作单位了)先我们到达，正在问大夫情况，大夫说：“人送来时已经死了，经检查是吃安眠药过量致死的。”我们进屋看了杨刚的遗体，她的穿着和昨晚我看到的一样，她的遗容很安详，像睡熟了一样。我们四人禁不住哭出声来。她的弟弟流着泪说，他姐姐昨晚留他在家里吃饭，交待他今后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好好工作。他当时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常。想不到这是姐姐对他的最后诀别遗言。我们边擦泪，边往外走。

中午我到食堂吃饭，有位熟人悄悄问我：“杨刚丢了一个保密笔记本，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那位熟人又说：“她的死可能与此有关。”我有点发愣，暗自猜度：杨刚是个资深党员，她懂得党的纪律，可能要受党的纪律处分，不至于为此而死。何况党员自杀，当时被认为是叛党行为。我心里的问号是：难道她的死和“反右派”斗争造成的极不正常、人人自危的严峻政治局面无关?当时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包括著名报人、作家、艺术家等等，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人民日报社内部也不是世外桃源。国际宣传部的负责人黄操良自杀了。文艺部为报道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当初曾派包括我在内的四人参加。派出没几天，四人被撤回三个，其中两人被打为“右派分子”，一个定为“严重右倾”。我所以幸免于难，是因为在此前不久，曾和报社另两个同志到云南距中缅边界不远的地方，滞留在景颇族居住的深山老林里采访，与山外世界音信几乎隔绝。没赶上参加报社的“鸣放”，也没有发表犯忌的文章。剩下我孤身一人报道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任务重、时间长，实在勉为其难，难以支撑。曾多次向文艺部要求派人支援，但派不出。这些情况，杨刚是知道的。她除无可奈何之外，难道没有别的想法?她是个政治敏感性很强，有情有义的刚强女性，在当时情况下，她只有沉默。这是我自己对自己心里问号的回答。

当天下午，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沉痛宣布杨刚去世，并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严重的脑震荡使她很痛苦。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不开追悼会了。

邓拓作为报社领导，当时也只能这样说。我理解。

大约当天，杨刚的遗体移到煤渣胡同附近冰渣胡同里的小庙贤良寺内，不少同志流着泪，自动前去向杨刚的遗体告别。我也在这个队伍中流泪不止。

第二天，杨刚的白木棺材被送往西郊人民公墓安葬。国际部的一些同志和文艺部的林淡秋、袁水拍、田钟洛，还有我前去送葬。她的墓选在一个荒坡的半腰里，除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外，赶去送葬的有龚澎、龚普生等，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人也去了。大家默默地揩眼泪，默默地深情地向她安息的墓穴里一锹一锹撒掺着眼泪的黄土……杨刚真的走了。我默默地在心里说：“杨刚啊杨刚，你刚强一世，软弱一时。你的死，太让人痛惜了，多少人为你流泪呀。你知道吗?”

(责任编辑　吴思)

2006年第12期 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与父亲阎宝航　作者：阎明光　阎明复

今年是“西安事变”七十周年。又是张学良将军辞世五周年。使我回顾起张学良将军与父亲阎宝航等参与“西安事变”的情况。

“九一八”事变向日抗议第一人

1931年9月18日晚，刚从青年会回到家里的父亲忽然听到爆炸声，接着枪声大作。他最初估计，或者是日军的军事演习，或者是北大营东北军部队的军事演习。他万万没有想到，日军竟然发动了武装侵略事变。19日天刚蒙蒙亮，父亲拉着我大姐明诗的手去外面观察动静，发现一队队日军在街道巡逻，他才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父亲把大姐送回家，并对母亲嘱咐做好躲避准备。

20日早上，父亲到省商会卢广绩家，和卢一起，联络学生联合会会长金哲忱等人前往德法等国领事馆，请他们从中斡旋。结果，他们得到的答复是：“事涉中日两国外交，未获本国政府之命，不便过问。”随后三人又去英国领事馆，所得到的回答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英领事官愿意介绍他们去日本领事馆去见日本领事森岛，并写一便函给阎宝航。

当阎宝航等来到日本领事馆时，正值森岛领事从关东军司令部了解情况回来，在向林久治郎总领事汇报和讨论如何“通过特务机关使关东军立即停止日军的军事行动”，所以派他们的副领事出面接待。阎当即指问：“日军如此占领中国东北省城，作为领事为何没法阻止军事行动?”这个副领事竟说：“军事行动是关东军干的，我们做领事的管不了。”那副领事口气一转，反而要求阎宝航：“你们来得正好，你们应该立即行动，组织地方治安维持会。我可以叫日本居留民会长和你们商议。”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你们明天再来!”

日领事的态度使阎宝航敏锐地感到事态已不能通过正常外交途径来解决，他当机立断地说：“我们应该马上离开沈阳，否则不做汉奸就得做日本人的刀下鬼。”

对于阎宝航的反日立场，曾是蒋介石的顾问、英籍澳大利亚人威廉·亨利·端纳是这样评价的，有一次与张学良谈起对阎宝航、杜重远的看法，他说：“阎宝航、杜重远先生骨子里就是反日派，有民族气节，有才干。他们是东北日后所借重的人物。”张学良问：“阎玉衡利用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反日活动，你认为日本人会不会认为他有西方背景呢?日本人会记他的账的。”当时端纳严肃地对张学良说：“日本人放过你，也放不过阎宝航、杜重远这样的人，你们可要小心日本人的暗算。”

确实像端纳讲的那样，9月20日，日本人在沈阳城内到处张贴告示悬赏5000块大洋抓阎宝航。汉奸们还扬言不仅抓阎宝航，还要抓我们一家，并倒上火油点天灯。这天傍晚，父亲在外国朋友帮助下逃出沈阳，23日到达北平。父亲临走时跟大姐说：“大闺女，这里交给你了，你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妹妹，能行吗?”在众乡亲的帮助下，我们家搭上皇姑屯火车站开往北平的最后一趟火车逃出沈阳。

“九一八”事变的事实更坚定了父亲等东北爱国人士的斗争目标是日本帝国主义。

北京成立“救国会”　东北创建“义勇军”

1931年9月26日，从奉天先后到北平的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到协和医院看望大病初愈的张学良，因在事变中东北军未加抵抗，使日军轻易占领东北大部分地区，全国上下一片哗然，纷纷指责张学良是不抵抗将军。张学良内心痛苦。情绪低落，当他看到这些幕僚和朋友安抵北平，又来看他便攀谈起来。初别故土的阎宝航，这时痛苦和愤恨一起涌上心头，他说：南京不抵抗，我们东北军也应抵抗。故土沦丧，亲人被困，几十万难民流亡关内，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凄凄惨惨，这责任由谁来负?他越说越激动，又说：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眼睁睁地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人，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分明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他希望张学良不做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张学良见阎宝航是批评自己，大为动容，他大声嚷道：“我不抵抗，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要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

阎宝航同张学良发生言语冲突之后，对张学良抱着不抵抗命令的精神状态感到失望，但出于对张学良的了解，逐渐领悟到，这不抵抗主义的发明权不是张学良，而是南京蒋介石。王化一、卢广绩等劝说阎宝航接受张学良的建议，与他们共同谋划成立东北救亡团体事宜。张学良得知阎宝航致力于成立东北救亡团体，十分高兴，当面向阎宝航说明自己当时情绪不对，言语有失，特表示歉意。阎宝航也作了自我批评。

1931年9月27日，父亲和流亡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四百余名，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大会。劫后余生的东北同胞，群情激愤，同仇敌忾，一致表示和衷共济，抵抗日本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

1931年11月南京请愿未达到预定目的，教育了阎宝航和东北爱国民众。此时东北形势已有了新的变化，日军所到之处皆受到民众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抵抗。对于逐渐兴起的东北抗日形势，张学良倾注了很高的热情，开始着力组织与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复土斗争。由于东北军力量有限，为避免内政外交的麻烦，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必须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张学良建议成立以阎宝航、高崇民、杜重远、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十人的核心组，负责讨论救国会的原则大事，并按张学良将军的指令开展工作，

父亲所负责的政治部的工作任务完全超出原规定的宣传工作范围，而且其工作重点放在刚刚兴起的东北义勇军的各个方面。阎宝航作为流亡关内的东北人员中三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以救国会身份，训练特工潜入东北执行侦察日伪军政情报等任务。在阎宝航手中，从1931年到1945年中，掌握着张希尧、宋黎、宁匡烈、李兆麟、苗可秀、黄宇宙等几百名他亲自派出的情报人员。1931年10月，应阎宝航、王化一要求，张学良接见黄宇宙，并亲书手谕，黄宇宙潜入关外几经周折，将张学良手谕交给桓仁县义勇军，使义勇军受到鼓舞，情报人员为义勇军做了大量工作。同年，救国会从张学良处争取的大批军械物资，分发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张学良每次接见东北义勇军代表，阎宝航都积极参加。后来，抗日义勇军的足迹发展到全东北，人数达三十余万，斗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成为中国近代史人民反抗倭寇斗争极为壮观的一幕。

“复东会”继续救国　“新运”书记曲线救国

1933年3月，承德市失守，热河省和长城抗战相继失利，东北义勇军也溃败。张学良代蒋受过，被迫出国。北平的东北救国会被何应钦逼迫停止活动，使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落入低潮。原东北救国会的领导核心经过多次磋商，抛开原来委员中的国民党分子，团结热心救国的坚定分子，成立秘密组织“复东会”。“复东会”成立之后，父亲注意同在北平的东北军高级军政人员的交往，在接触中无意发现一个很重要的情报，即南京政府正在考虑调动军队开赴福建镇压蔡廷锴。他认为此情报意义重大，敏锐地联想到蒋介石在庐山拉拢王以哲的事情。随后阎宝航同与他对日态度几近一致的黄显声商讨防范分裂东北军的问题。阎宝航对黄讲：汉卿在出国前曾密嘱：文要保存东北大学，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现在看来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东北军是东北人复土还乡的资本，要防止被人肢解。黄显声听了以后才感到：阎玉衡所提供的情报和蒋拉王的事并非空穴来风，不可掉以轻心。11日，以黄显声为首的东北军将领在何应钦召开的东北军将领紧急军事会议上，避免了东北军被肢解，维护了统一。在张学良出国期间，阎宝航和“复东会”为东北救亡事业的统一，为东北军的稳定，做了许多工作。在这期间，阎宝航派往东北各地的地下情报人员，一直同他保持地下联系，他自己的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用于补贴这些人员的活动上。

1934年初，张学良从海外回国，“复东会”的阎宝航、王化一、卢广绩等从北平赶到上海。然而，张学良在向他们畅谈旅欧观感时，却大谈起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魄主张，使阎宝航感到非常突然。在张学良去南京见蒋后，得知蒋已下决心取消“复东会”后，张学良表示既然“复东会”使蒋不放心，不如取消它，与蒋合组一个组织，成立“四维学会”。“复东会”核心阎宝航、高崇民等都表示坚决反对。5月，张学良在武昌亲自向阎宝航等“复东会”领导人作了长时间说服工作。张学良说：“我这个想法，是没有办法，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阎宝航等看到张学良把话说到这份上，就不好再说什么。蒋介石借成立“四维学会”把“复东会”搞垮，目的达到了，“四维学会”也成为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

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5月16日“四维学会”成立，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全体理事后，即留阎宝航、吴翰涛作长谈，蒋留阎作新生活运动的总会书记。父亲感到“事出意外”。第二天，他又接通知，蒋再请他一晤。这次接见他的不但有蒋介石，还有宋美龄。阎宝航婉辞不就，蒋介石和宋美龄再次敦促阎就任。阎宝航回到寓所，吟思良久，仍不愿就职，便起草一份给张学良的电报，内称宝航不善官场，新生活运动一职奈难接受委任。张学良立即复电：“万勿推辞”，并电谢蒋公及其夫人。事后父亲到武汉和张学良交谈时谈到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说：“我们东北人在南京居高位的不多，玉衡兄应趁机会为东北人做点事情。蒋的力量大，我们回东北还要靠蒋的援助。蒋夫人又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要接受这个职务，广泛接触蒋方人物，以便更好的沟通双方的关系。”阎宝航不得不接受了这个任务。

父亲从1934年被任命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1935年10月又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1937年春改任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几年间，他以新生活运动大员身份，穿梭于大江南北，走了许多地方。事实上，阎宝航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也不知道在新生活运动中怎样才能干出名堂来。他想得更多的还是东北救亡事业，还是打回东北老家去。

新运总会书记这个职务，属于国民党上层。再加上他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及其夫人的红人，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等对他也都要高看一眼。阎宝航利用工作之便，通过张希尧等人与东北人民的抗日活动保持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支援工作，解救和保护抗日爱国青年免遭罹难，办新生活训练班培训抗日青年，并不断送青年到抗日第一线。阎宝航虽为蒋政权做新生活运动，但时时不忘抗日救国。

张、阎等长谈28天后发生“西安事变”

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人陕，蒋调东北军转进西北，任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10月，父亲与高崇民、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东北抗日核心人物齐聚上海。在一起去监狱探望杜重远后，共同讨论时局研究办法。会上，大家认为，蒋命令东北军参加剿共，是他消灭共产党同时消灭东北军的一箭双雕政策。要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必须停止内战，保存实力，准备抗日。不应在内战中把东北军损失殆尽，否则复土还乡更无希望。所以应该设法说服张学良，利用东北军在西北之际，与杨虎城联络，停止内战，搞西北大联合，以西北为抗日根据地和国内各实力派联合起来。大家决定由阎宝航、高崇民起草给张学良的信。

阎宝航离开上海回到南京，得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与日本外相广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会谈，广田提出了“广田对华三原则”。11日，阎宝航借到外交部演讲之际，会见新任外长张群。在同张群谈话中，又得到一个重要情况：蒋介石在同日本大使尤吉讨论“广田三原则”问题时，向日本保证，为了重新调整中日关系，他将接受“广田三原则”，这就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权实际上送给日本了。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时，阎宝航把他得到的关于“广田三原则”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学良，并告诉他，蒋介石曾表示要接受三原则，并为此给张群写过一封信。张学良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原则”感到非常失望。他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拥戴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参与“剿共”，目的是希望蒋能领导抗日，解放东北。现在，这种希望破灭了。

1936年11月初，父亲以视察新生活运动名义到西安，他先见了高崇民，他从高崇民那里了解到许多张学良的情况和西北的政治形势。11月14日，张学良把阎宝航接到金家巷公馆，同时来到这里的还有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张学良与阎宝航等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张学良明确而坚决地表示不再参加内战和实行联共抗日的决心。但他表示还要以至诚去感动蒋介石，以实现其救国打回东北老家的主张。阎宝航从西安回到南京，不到半个月，12月12日，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面见软禁的张学良　带张信再飞西安

“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以阎宝航同张学良的关系，及阎宝航刚从西安等地回南京，推断阎可能参与“西安事变”的预谋，随即把我们家监视控制起来。

12月26日，父亲得知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回到南京的消息，当阎宝航率“新生活运动总会”全体人员到明故宫机场欢迎时，却没有见到张学良，后才知，张学良和戴笠乘另一架飞机在另一机场降落，随后被软禁起来。

12月28日，父亲接戴笠的通知，宋子文请他到南京近郊北极阁公馆，在那里，他见到了被软禁的张学良将军。父亲后来回忆这段见面时写道：

“到达时，宋子文已在大客厅相候，见面就说：‘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啦。又说：我已从上海包妥一架专机，明天你就动身。’这个似从天外飞来的任务，使我当时惊讶而又欣喜，我表示接受后说：‘我可以和张副司令见面谈谈吧?’‘是的，副司令就在小客厅等着你呢。’宋子文边答边带路，我转进小会客厅时，张学良已在候我。大事当前，无暇寒暄。当我提及宋子文叫我去西安一事，他说：‘我们商量过了，你去一趟吧，我这里有封信你带给杨虎城先生，把飞机给他们放回来。’我问道：‘宋子文让我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你几天内就回去，你对这有什么把握吗?’沉默一会儿，他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待我怎样我不在乎。’我也沉默了。但是到底有什么把握呢?我沉默地注视他，期待着他的答复，张以手指向西北轻声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我领会了。我说：‘好罢，我去一趟吧。’张说：‘你走以前，还要去和蒋夫人谈谈。’‘是的，我就去。’我边辞去边答应着。”

就这样父亲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受宋子文、宋美龄委托，在“西安事变”后又飞抵西安。

西安之行受骗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事变后的西安之行，父亲一直有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在西安说服东北军、西北军放回被扣下的五十架飞机和陈诚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要员。时值1937年元旦，心情稍事轻松的阎宝航参加了西安举行的阅兵典礼。他和西安军民的心情一样，庆祝新年，欢腾鼓舞，准备迎接张副司令回西安。然而，刚刚从南京飞来的鲍文樾，气急败坏的带来一个坏消息：张副司令已受军法审判，并已从宋子文公馆迁往别处，任何人不准接见。阎宝航大惊失色，东北军、西北军将领们感到愤慨莫名，当场一致表示，必须要求南京履行“诺言”，放回张学良将军。

动身返回南京之前，刘多荃师长邀阎宝航吃饭。孙鸣九、应德田等在座，中共代表团周恩来也被邀参加，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大家在一起密商了如何恢复张副司令自由的问题。阎宝航郑重地复述了张学良所说“他们不要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这句话，强调：“要争取张副司令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父亲诚恳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这是他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数年来的经验谈，也是肺腑之言。

父亲结识周恩来，对他以后的抗日救国的政治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帮助。

四下奉化救张　最后一见张学良

从西安回到南京，父亲首先想到要飞去上海与宋子文、宋美龄商谈救张之事，阎宝航一见到宋子文，便愤慨地质问道：“事情变了，你们的保证落空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坚决要求非放回张学良副司令不可，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宋子文同意阎宝航提议，一同到奉化面见蒋介石。由于何应钦恶人先告状，向蒋大讲阎宝航在西安为张学良申冤，蒋介石拒绝与阎宝航会见，只派陈布雷会见了阎宝航，转达了蒋介石只同意阎宝航将张学良接到奉化的意见。父亲回到上海后，又约东北五老之一的莫德惠二进奉化。接着又约李杜、萧振瀛第三次去奉化。萧振瀛邀道士陈鉴歧同去，这位陈老道因与蒋介石是同乡，在蒋寒微时陈曾以金钱相助，父亲觉得可以利用他和蒋的关系开导蒋。结果，陈与蒋会面时，蒋介石只是茫然的哼哼，只字不提张学良之事。使父亲的希望和努力接二连三的落空了。

1937年2月中旬，父亲约刘尚清四进奉化，请蒋释张，再遭拒绝。不过被允许同张将军会面，当时的情景令他感怀颇深，他在描绘当时的情形时这样写到：

“山上积雪未消，寒气侵人，日色暗淡，一踏入雪窦寺，令人不禁有凄凉萧索之感。

刘尚清和张学良晤谈半小时，退出后，我被引进一间小屋里，屋里生着火炉，窗户微斜开一扇，和张相见之下，不知话从何说起，转念间，急欲把前此奔走经过做简要陈诉，每入话题，张辄以手势急加阻止，示意窗外有人窃听，我最后说：‘汉公，为国家，还要保重身体，再见吧!’张微笑点首，默不一言。

辞别下山，数十步外，回望张学良，犹伫立门前，目送我们离去。形影孤单，特务环伺，大敌当前，侵略未已，民族危机如此深重，张汉卿已亲见内战之停止，而身仍系囹圄。”

这就是父亲同张将军的最后一次见面。

尽管父亲为营救张学良竭尽全力，终因蒋介石不守诺言而未能如愿，而张学良从“西安事变”被押，1946年11月押送台湾清泉。1995年在美夏威夷定居，由于种种因素，张学良从1931年离开东北，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东北，这些都成为历史的遗憾。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父亲范长江与张学良副官陈大章　作者：范苏苏

今年12月12日恰逢“西安事变”70周年，在我们怀念张学良将军的时候，不由想到了他的侍卫副官陈大章先生。陈大章先生和我的父亲范长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有过交往，且他们的交往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又很具有传奇色彩。最近我又看望了陈大章先生的夫人，88岁的陈秀芳女士，对于当年那段历史又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可以说他们的交往对于促使张学良将军下决心抗日并发动“西安事变”起了特殊的作用。

初次相识

1932年秋，北平。陈大章先生当时是张学良将军的侍卫副官，跟随张将军已经九年了。那时张学良住在中南海，陈大章每天都到附近一个饭馆去喝茶、嗑瓜子，一天两碟瓜子。而父亲范长江则在北大哲学系学习，北大红楼离中南海不远，一次，父亲也到那个饭馆去，巧遇正在嗑瓜子的陈大章。父亲看他一身戎装，就主动过去和他说话，问他是干什么的，陈回答说：“我是张学良的副官。”这样两人就搭上话了。两人谈到当时形势，十分投机。父亲说：“你得和张学良说叫他抗日呀。不抗日可不行，咱们国家要是落在了日本人手里，咱们就成了亡国奴了，咱们就没有国了。”陈大章也很喜欢这位一见面就和他说要张学良抗日救国的年轻人。父亲还说：“军人要执行命令，但如果东北军实行不抵抗主义，你执行这样的命令，怎么向东北的老百姓交待?”陈大章表示，如果父亲愿意给张学良将军写几个字，他可以代转。于是父亲当场拿出一张纸，写了一首诗，请陈大章转交。父亲的诗是这样写的：

不抗主义祸国深，盲从杀身岂成仁；

冲出长城抗日寇，还我河山作伟人。 几天以后，张学良将军交给陈大章一个字条，让他转给父亲，上面也写了一首诗：

东北人民苦难深，生灵涂炭泣鬼神，

唯有抗日救中国，别无道路谢国人。

当父亲后来知道陈大章出身贫苦，从小学徒、做工出身，没有读过书，就主动推荐了一些书给他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陈大章看了那些书特别高兴，他说，这书可真好呀。有时他在屋里看书，忽然有人进来，他就赶快把书放到屁股底下，不让别人看见。通过学习进步书籍，陈大章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

西北相逢

父亲和陈大章先生几年后在西北再度相逢共有两次，一次是1935年11月4日在西峰镇，另一次则是1937年2月1日在六盘山。

1935年陈大章已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骑兵军第三师第七团团长，率部队驻守在甘陕交界处的西峰镇。父亲则从1935年7月14日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他从成都经松潘北上兰州，后从兰州又到了西安。父亲于11月2日离开西安，“因友人之便，特往陇东庆阳一带旅行。”11月4日父亲抵达庆阳之西峰镇，在那里与陈大章先生再度相逢。二人久别重逢，格外兴奋，但谈到时局，却无不心忧。父亲到西峰镇的第二天，当地下了一场大雪。父亲在此地密切关注正在长征中的红军动向，连续写了《红军之分裂》、《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两篇文章。父亲并建议陈大章打电报劝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陈大章于是写了一封“快邮代电”，内容大致如下：“东北军武器是东北三千万人民血汗金钱换来的，那三千万人民在东北受帝国主义压迫，过的是牛马不如的生活，我们不拿这些武器去抗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敌人，反而参加内战，残杀自己的人民，扪心自问，是否安心?张大元帅被日本人炸死，他临死前曾告诉少帅不要乘火车回来，要带着军队回东北打日本鬼子，替父报仇，他如果死后有灵，知道你还在打内战，也将痛苦于九泉。我听说共产党红军愿意帮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为什么不能与之合作呢?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应该重新分析。匆匆数语，冒昧上陈。职陈大章于西峰镇。”张学良将军的思想也确实在逐步变化。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12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1月又发出“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愿意同东北军停战，共同抗日。张学良于1936年4月9日亲赴延安，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决定联合抗日。同年8月，成立了东北军学生队。

陈大章先生在此期间，与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交往密切，他亲自到北平招募了一百名青年学生(其中一些人是民先队员或共产党员)。他到学校里对学生们说：“我们招你们就为了抗日，没有别的目的。”那时候进步学生也都愿意抗日。他招的这些人组成了“骑兵军第七团抗日学生队”，由他亲自兼任队长。他还为学生购买进步书刊，向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学生中还建立了共产党的支部。李觉、朱明、高尚林等人都是这个队的成员。后来，这些进步学生中的很多人都去了延安，成长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优秀人才。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父亲当时正在绥远采访。为了解这一当时中国的头等大事，父亲克服了重重困难，经宁夏、兰州向西安进发。1937年2月1日，在隆德城，父亲又见到了老朋友陈大章。他们的这次会面很有戏剧性，父亲在他的《西北近影》(闯过六盘山一节)中有过精彩的描述：“在隆德城堞已在望的近距离中，公路南面村庄突然走出一位青年的步哨，司机说：‘果然来了!’我们被他带进了一个破败的村镇内，去会他的连长，而他的连长已经到隆德去开群众大会。会到他们的司务长，才知道他们是郭希鹏师长的骑兵，驻防隆德的，是旧友陈大章所属的骑兵团，我们赶紧打电话到城里通知陈大章先生，而他亦已到会场开会，没有法子，只好请那位司务长押我们进隆德城，见了陈大章先生再说。押到城里，我穿的一双大毡鞋，不便走路，勉强到了会场……”父亲在会场上听陈大章给士兵和民众讲话，并拿着标语和小旗，领导群众拼命地呼口号，“毫不似从前安详的性格。”陈大章对父亲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士兵心理也不同了，不信你看看罢。”陈大章还请父亲给学生队的士兵讲讲话。父亲讲了绥远前线的情况，并对他们说：“你们这一百人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后来这些学生兵大多去了延安。之后陈大章帮父亲办了护照并通知了沿途的关卡，由布防六盘山的周连长亲自护送父亲走过了“最不易越过的六盘山关卡”，然后路经平凉，父亲终于2月2日下午到了西安，3日进入西安城。4日在杨虎城公馆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接待，6日又在博古和罗瑞卿同志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延安。9日见到了毛主席，并作了通宵谈话。这次谈话促使父亲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后来他写的《陕北之行》向国统区读者介绍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他这次和旧友相逢之后不久，东北军被国民党政府调离陕甘地区，陈大章以“非法”招募学生连的罪名被国民党关押，并没收全部财产。后经友人营救脱险，先躲到北平，又被怀疑为“八路军的探子”遭到日本人追捕，不得已才隐居成都，以种菜为生。

十七年后再相见

解放后陈大章从四川回到了北京，住在护国寺。当时凡是在旧军队中当过兵或当过军官的人都要去登记，陈大章也去了。他对接待他的人说：“我算是什么人呢?国民党我也没入，共产党我也没人，日本人又说我是八路军的探子。”陈大章还讲了自己在张学良部队中的经历。负责接待的人说：“你先登记，我们调查之后再说。”并暂时安排他到街道工作。陈大章满腔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不辞辛苦，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积极努力，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他被选为治保主任，多次受到市、区人民政府和市公安局的表彰和奖励，并于1954年当选为区人民代表。一次父亲看到报纸上区人民代表名单上有陈大章的名字，心想：“这个陈大章会不会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陈大章呢?”“这么多年没联系了，也不知他情况怎么样了?”于是派人到派出所去调查，一打听，果然就是老朋友陈大章。父亲叫秘书到陈大章家中去探望，进一步确实了他的身份。几天以后，分别了十七年的老朋友又在北京见面了。这次见面之前，派出所的人对陈大章说：“你去见了首长就说你希望安排个工作，你现在没有工作，老在街道不行。”父亲把陈大章接到家里，热情地款待老朋友。久别重逢，格外亲切。父亲问陈大章今后有什么打算，陈大章就说希望父亲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干什么都行。”父亲说：“你先等一等，证明你的历史情况需要有两个人，刘澜波了解你的情况，当时他是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人，现在他到苏联去了，等他回来我们两个人去找总理，给你安排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刘澜波从苏联回来了，父亲找到他，两人一起给总理写了报告，证明了陈大章在历史上对革命有过贡献，总理在他们的报告上批示：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从1955年开始，陈大章连任了六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一直到他1986年退休，长达31年。

患难见真情

1966年“文革”开始了。造反派叫陈大章写材料揭发“走资派”，他写的材料都是说的好话，没有一句坏话。来找他要材料的人说：“你写的这个我们不要，不想看。”陈大章说：“你愿意看你就看，不愿意看你就别看，你要不要就是它，没别的。”当时也有人想整陈大章，派出所的人说：“谁整他谁负责。”结果谁也没敢整他。陈大章则时时刻刻关心着自己老朋友的遭遇。我的父亲、母亲从“文革”一开始就遭到冲击，父亲很快就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关押在机关的牛棚里，母亲也被勒令在机关监督劳动，家也被抄了好几次。有一天，母亲正在机关劳动，忽然看见陈大章来了，母亲又感动又深觉意外，忙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陈大章回答：“我来看你来了，我不放心。”母亲安慰他说：“我挺好的，没事。”赶紧劝他走了。陈大章也去探望了同样受到冲击的张学思的夫人，给她以安慰。“文革”后期，刘澜波从监狱被放出来，住在阜外医院，他给陈大章捎了口信，说“我已经放出来了，在阜外医院呢”，陈大章去医院看他，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刘澜波的孩子说，别哭，我爸有心脏病，一哭就麻烦了。这才使他们冷静下来。我父亲则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陈大章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消息的，他知道后非常痛苦，但他为了使我母亲情绪不致受太大刺激，见面之后反而没有表现的很激动。“文革”结束后，陈大章亲自写了一个提案，提名我母亲沈谱为全国政协委员，这个提案获得了全国政协同意，我母亲担任了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11月，陈大章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9年4月27日，陈大章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周总理曾说张学良将军是“千古功臣”，而陈大章先生对促使张学良将军政治态度的转变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为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而父亲和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交往，也将成为千古佳话。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孙炳文与早年朱德的友谊　作者：倪良端

相识相交在川南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组成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年仅29岁的朱德被任命为护国军第三梯团第六支队支队长。他率部攻打北洋军，攻占了泸州，立下战功，升为少将旅长。但在那个军阀纷争不息的动荡岁月里，有着强烈的民主、共和意识的朱德，感到极度的无奈。正当朱德感到苦闷、徘徊之时，一个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的人物——孙炳文出现了!

孙炳文，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南溪县。自幼苦读，后考入京师大学堂文科预科班，思想进步。他参加革命后，因谋刺摄政王事泄露，遭袁世凯通缉，被迫潜回南溪以教书为业。

1917年春，孙炳文在胞兄孙炳章的促成下，往泸州会晤朱德。他们一见如故，倾心而谈。朱德豁达朴实、谦逊谨慎的作风深深吸引着孙炳文。孙炳文豪爽、侠义、正直无私的品德也给朱德留下了深刻印象。孙炳文剖析时政，抨击军阀混战，痛斥民不聊生之现实，详细介绍当今兴起的新思想、新文化……颇富见地的一席谈话，使朱德茅塞顿开，相见恨晚。

数月后，孙炳文来到靖国军旅部拜访朱德。孙炳文郑重告诉朱德：投笔从戎，协助朱德干一番事业。朱德即聘孙炳文为旅部咨议，协理军政事务。从此两人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结为挚友。

孙炳文任朱德旅部咨议后，帮助朱德建军建政，兴利除弊，使朱德及所部深受川南人民的拥戴，进一步巩固了朱德名将的地位。

朱德率部驻守泸州期间，部属陈平辉将堂妹陈玉珍介绍给丧偶的朱德，同来南溪会面。朱德与陈玉珍结婚后，南溪成了朱德的第二故乡。在简朴、新颖的家庭中布置了一间精致、典雅的书房，朱德与孙炳文常在这里倾心交谈，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这期间，朱德阅读了孙炳文推荐给他的《新潮》、《新青年》、《向导》、《每周评论》等刊物，还研读了陈独秀、李大钊、孟真、达尔文、卢梭的书籍。此时的朱德思想活跃，心情舒畅，决心为国家、为民族干出一番事业。

五四运动爆发，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号角唤醒了身处川南军营的朱德。他认识到用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法来从头进行革命。孙炳文也一再表示，愿意去北京追随五四运动的领袖。朱德提出，在走上其他道路之前，应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看看外国怎样维护他们的独立。在此思想指导下，朱德和孙炳文决定出国寻求新的革命道路和方法。1921年初，他们约定：“孙炳文先去北京，朱德则待打倒唐继尧后即离开军队去和孙炳文会合。”于是，春节后孙炳文偕妻子任锐和女儿去北京，作出国学习、考察的准备。

到马克思故乡去

1922年7月初的一天，朱德在北京火车站下车，雇人力车直奔宣武门外方胡斋胡同找到孙炳文。两人见面，格外高兴，孙炳文对朱德如约而至尤为钦敬。住下来后，他们详细倾诉了分别一年多来各自的遭遇。

几天后，孙炳文陪朱德北上游览、考察。途中，孙炳文介绍风起云涌的中国工人运动，说他的朋友李大钊去年参与组织了新党——中国共产党，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朱德很感兴趣地说：“这是个好党，我在上海时有所闻。一定要找到，我也想加入。你能介绍我和李大钊见面吗?”孙炳文说：“很不巧，李大钊去南方了。据说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此人我认识，我们去找他。”

8月中旬，朱德与孙炳文顶着骄阳来到上海，在闸北见到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孙炳文向陈独秀介绍朱德后，朱德坦诚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殷切地向陈独秀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陈独秀侧着头听完朱德的陈述后，两眼直盯着朱德上下打量一番，若有所思地说：“不客气地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还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再经过长期的锻炼和考验，共产党才会接受。所以，我奉劝你不要加入共产党，还是回到旧军队里去……”陈独秀一席话，犹如一瓢冷水泼在朱德头上。朱德和孙炳文带着满腹委屈和失望，默默地走出陈独秀的小屋。

9月初，朱德与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阿尔及尔”号，离开上海。10月中旬船抵马赛的当天，他们乘车去了巴黎。

在巴黎期间，朱德与孙炳文寄住在一位中国商人家里。十分眷念故土的主人有空就请孙炳文、朱德介绍祖国发生的事情，他也热情地讲述巴黎的情况。一天，他说：“听说有一个中国留法学生团体是共产党，在宣传鼓动革命。”朱德急忙追问：“这个团体在哪里?”商人不知道，只说：“明天，我带你们去认识我的一位朋友，他知道，会告诉你们的。”

朱德与孙炳文在这位热心商人的带领下，来到那位朋友家里。弄清了最近成立的中国留法学生团体，名称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负责人之一是周恩来。不巧，他已去德国柏林。那个朋友把周恩来在柏林的地址，告诉了他们。这意外的消息，点燃了朱德、孙炳文找党的希望之火。他们决定去柏林，找周恩来。

由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加入中共

朱德与孙炳文循着街道，瞅着门牌，谨慎地核实号数，轻轻叩响房门。开启房门的是位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彬彬有礼地站在他们面前。朱德问：“我们刚从中国来，有一位名叫周恩来的先生，在这里吗?我们要见见他，请通报通报，行吗?”那位年轻人没有回答来者的提问，热情地让他们进到房间，倒来两杯开水递到他们手上，又端来两盆热水，说：“擦擦汗。”待朱德与孙炳文洗过脸，落座后，他笑容满面地注视着他们说：“我就是周恩来，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朱德吃了一惊，自我介绍：“我，姓朱名德，字玉阶。”又指指孙炳文，说：“他，姓孙名炳文，字睿明，我俩是同乡、同志。”

一阵寒暄后，朱德与孙炳文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年仅24岁的周恩来，一切疑虑烟消云散了。在热情、友好和无拘无束的气氛中，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川北口音，一字一句地叙述他走过的道路和追求革命的经历……朱德表示：“我决心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再回到旧的生活里去。我一定努力学习和工作，党派我做什么都行。”孙炳文也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与追求，提出加入中共组织的要求。

周恩来、朱德、孙炳文就国内形势、各种思潮流派以及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中国革命的方久才说：“恩来，同志!”

1922年11月，经周恩来、张申府介绍，国内党组织批准朱德、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把喜讯告诉朱德、孙炳文时，特别叮嘱：“你们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一定要严格保密，不能张扬。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外不要公开共产党员身份。因为像你们这样有社会背景的人，便于团结更多的人。”朱德与孙炳文牢记周恩来代表党组织的嘱咐与要求，仍以中国国民党党员身份在中国留德学生中开展工作。

携手执行国共合作政策

临近“不惑”之年的朱德和孙炳文，德语基础较差，语言障碍是他们的最大困难，既不能与当地人交谈，又不能阅读德文书报。困难，没有吓倒他们。在柏林，他们比常人付出了加倍的努力，终于克服了语言文字关。

1923年5月，朱德同孙炳文迁来哥廷根。中共旅德支部哥廷根小组每周召开会议，成员有孙炳文、房师亮、高语罕、郑太朴、邢西萍、刘鼎等，朱德是主持人。他们把《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等作为必读课本。还组织学习《向导》、《国际通讯》等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世界与中国革命的文章，共同探讨世界和中国革命问题。

是年秋，孙炳文同张申府等绕道莫斯科回国。1924年2月，朱德在哥廷根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注册，就读哲学系专修社会学专业。在中国留学生中朱德的年龄最大，阅历最丰富；他待人诚恳，学习刻苦，深受同学们钦佩、敬重。不久，他被选为哥廷根中国留学生学生会负责人，按中共指示，工作重点是团结中国留学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教育。

1924年春，孙炳文再次赴德完成改组国民党旅德支部后，来到哥廷根会见朱德。挚友重逢，格外亲热。孙炳文向朱德传达了中共“三大”和国民党“一大”会议精神，带来了两会的主要文件。朱德兴奋不已，说：“两年前我们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时，他谈到在酝酿新政策。还未到两年，这新政策果然就出来了。我赞成党的国共合作政策，赞成国民党‘一大’的宣言。推进国民革命，任重而道远啊!”他充满信心地说：“咱们一起把国民党支部的工作抓起来，给它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不久，朱德被选为由孙炳文主持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没有公开，中共旅德支部仍派他在国民党驻德支部工作。他不摆资历，不拿架子，十分默契地支持配合孙炳文的工作；支持和配合时任国民党驻德支部书记、南溪县籍青年刘鼎的工作。在朱德、孙炳文等协助下，刘鼎执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了留德学生中的中间派和右派中的一部分人加入国民党。教育他们向左转，加强了中国留学生国民党左派的力量。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国留德学生群情激愤，中共旅欧支部立即发动留学生组织声援活动。朱德以他主持创办、与孙炳文共同担任主笔和编辑工作的《明星》报为阵地，通宵达旦编印了介绍五卅惨案、揭露英日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_的《明星》专号，迅速散发到留学生、华侨、德国工人和革命群众中。朱德和孙炳文等组织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

1925年6月19日，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广场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等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与孙炳文带领在柏林的部分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大会结束时大批德警突然冲入会场，逮捕了朱德、孙炳文、刘鼎等20多人，将他们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监狱里。三天后，柏林当局和法院没有任何解释，悄悄地把朱德、孙炳文、刘鼎等释放了。

革命友谊长存

不久，中共组织派朱德到苏联学习。孙炳文于1925年8月离开柏林，转道莫斯科回国。后，孙炳文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电邀赴广州，就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上校秘书。第二年6月，调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住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办公处，与周恩来、郭沫若、邓演达等相邻，工作交往十分密切。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上，邓演达随军出征，孙炳文升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处少将主任，负责筹备经费、器械、药品和补充战斗人员、训练骨干等工作。虽然任务繁杂而艰巨，但是孙炳文工作深入，廉洁奉公，严明法纪，身体力行。1927年4月，孙炳文接邓演达电令，赴武汉就军事委员会总务兼军事厅厅长任。其时，粤汉铁路中断，孙炳文于13日率总政治部工作人员及家眷10余人，由香港搭法国邮轮赴上海。此时的孙炳文尚不知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那天，孙炳文在甲板上散步，与褚民谊狭路相逢。褚民谊为邀功请赏，借法轮电台把孙炳文行踪密告蒋介石。

16日，船抵上海，一群法国巡捕冲上船，孙炳文和14岁的长子孙宁世、副官张斗南被捕。孙炳文等被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脚镣手铐加身。警备司令杨虎秉承主子“力主劝降”的旨意，威逼利诱，耍尽花招。孙炳文不为所动，怒目逼视，严词痛斥蒋介石及其帮凶走狗危害革命、屠杀人民的罪恶行径。孙炳文坚定、自豪地宣称：“我是共产党员，要杀就杀!”反动派无计可施，于4月20日凌晨将孙炳文押赴龙华密林深处……

时年42岁的孙炳文被蒋介石国民党当局杀害了，《民国日报》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这一沉痛的消息。朱德闻此噩耗，放声痛哭，悲愤至极。孙炳文遇害后，周恩来、邓颖超一直关心着烈士全家，对遗孤视同己出。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夕，朱德审读了孙炳文妻子任锐的来信和撰写的《孙炳文同志的简史》后，欣然提笔复信任锐。信中说：“炳文同志传，你写得很好，最亲切……在烈士传中我必从侧面再写，以光其模范。”为悼念亲爱的战友，朱德又为孙炳文写下赞语，高度评价其战斗的一生。赞语日：“炳文同志革命意志坚强，以民族民主革命的锐志而走到无产阶级的战士，是一贯革命精神。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深通历史及文学、哲学，最后在德国留学时，研究马列主义最有成果，并影响一批前进青年加入革命。平日生活最能刻苦自励，凡接近者均受其模范激励而有所振作。对敌人疾恶如仇，有灭此朝食之慨；对同志是爱护备至、情同手足之感。”字里行间浸透了朱德对孙炳文的怀念、崇敬之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人民日报《长短录》专栏纪事　作者：袁　鹰

1966年5月上旬，我正在北京市郊房山县罗家峪大队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的收尾工作。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风暴已经轰然而至，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我们在那个小山村里搞“四清”，“清”了大半年，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个政治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经济上的贪污腐化分子”。“四清”没有清出辉煌战果，本已无精打采，每天看报听广播，雷声隐隐，山雨欲来，更被搅得心绪不宁，一心只想快点做完收尾工作好回城去。一天早晨，广播当天一篇《解放军报》的文章，又点了一些作品的名字，其中有一句：“《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以及《长短录》里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统统要批判。”

我听了不觉一怔：什么?《长短录》里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这是从何说起?但冷静想想倒也没有惊愕。《长短录》的五位作者，近年来已经接二连三被点名批判，夏衍的《早春二月》、《舞台姐妹》被贴上“毒草”标签；另两位作者吴晗、廖沫沙，同邓拓一起在北京市机关刊物《前线》上的《三家村札记》正天天在报纸和广播中被批，火力很猛；还有一位作者孟超，写的历史题材京剧《李慧娘》，也被批为“宣扬鬼戏”。但是，他们合作撰写的《长短录》专栏，只是一批谈思想修养、工作作风、学习方法、为人处世的杂文随笔，怎么一下子就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呢?

大喇叭广播全村都听到。分散住在生产队社员家的四清工作队员当然也都听到。来自报社的几位同志都来问我是怎么一回事，我只能苦笑回答：我也弄得稀里糊涂。《解放军报》说它是“毒草”，想来必有根据，只好等到回北京再说吧。晚上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于是将《长短录》的始末细细想了一过。

缘起和经过

1962年1月底，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提倡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和民主集中制。党中央总结了建国十二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和党内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努力克服前三年由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引起国民经济的困难，领导全国人民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各条战线都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新局面。周恩来同志对文艺界作了几次重要讲话，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要重视艺术规律和文艺民主。他的讲话像一阵和煦的春风，温暖了人们的心田，在这阵春风里，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不少人士，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互相讨论，互相学习，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探索各项工作的规律性。报纸和刊物上，生动活泼的文章和议论逐渐增多。在此以前，邓拓的《燕山夜话》1961年开始在《北京晚报》同读者见面，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创造了一种杂文随笔专栏形式。其后，邓拓又同吴晗、廖沫沙两位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辟了类似的专栏《三家村札记》。这些杂文随笔，反映了六十年代初期渐趋生动活泼的政治形势。

这种形势鼓舞着我们，读者也要求报纸副刊能及时反映这种形势。为了适应广大读者进一步活跃思想的普遍愿望，就考虑约请几位杂文作者合作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一个专栏。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夏衍等同志。人们熟知，夏衍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也是新闻战线上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前辈，优秀的政治家和杂文家，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主持过《救亡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香港《华商报》工作，写过大量的政论、时评和杂文。其次又想到吴晗同志，他不仅是久负盛誉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文学家和杂文家；他在解放前写了大量杂文，后来编成一本《投枪集》；他用读书札记形式写的杂文也别开生面，继承和发扬了我国文学史上笔记小品的传统。其他三位廖沫沙、唐搜和孟超同志，也都是多年一直关心和支持报纸副刊工作的杂文家，孟超同志四十年代在桂林办刊物，是杂文刊物《野草》的经常撰稿人，曾经出版过杂文集《长夜集》和《未偃集》。廖沫沙同志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以怀湘的笔名写过不少杂文和政论；解放后，以繁星的笔名出版了杂文集《分阴集》；他在1959年1月在我们副刊上发表的《(师说)解》，是被许多杂文作者作为范文来学习的。唐弢同志更是一直被公认的老杂文家、专业的杂文作家，从鲁迅先生为他介绍出版第一本杂文集《推背集》算起，数十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杂文写作。可以想象，约请这五位老杂文家合作为一个杂文专栏撰稿，是最理想的人选。记得夏衍同志还曾说过一句“可惜绀弩不在”，很感慨于聂绀弩同志正被发配在北大荒，否则也是很合适的人选。当时这五位都担任着重要的行政职务，但是都欣然同意，在繁忙中抽出业余时间支持党报，完全是出于一种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报社领导很重视这个杂文专栏的创设。编委会专门开会讨论了《长短录》的计划，对夏衍等五位作者的热情支持表示感谢，并且确定了这个专栏的方针。当时的一份书面意见中写明：

“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4月中，我们邀请五位作家在四川饭庄小聚，具体地商量专栏的名称和稿件内容，约定不必拟订统一的计划，各自定个署名，各自寄到报社，由编辑部安排见报。席间谈笑风生，夏衍、吴晗、唐弢的浙江口音，廖沫沙的湖南口音和孟超的山东口音，使气氛更加和谐亲切。正是暮春时节，从饭馆出来分手时，都感到舒适和畅，略感暖意，好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几天后，夏衍同志就寄来三篇稿件，附信上建议由廖沫沙同志写第一篇“破题”文章，在5月4日开张，一是阐明《长短录》的宗旨，二是使读者知道今后这么一个专栏。我们接信后立即告知沫沙同志，他果然精心作了“破题”，写了一篇《长短相较说》。因为是5月4日见报，他就从“五四”运动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个重大历史发展，谈到中国人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革命从此踏上胜利的道路，然后就谈到要学好马克思主义不容易，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并没有真正学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因之一，就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者从古代哲学家老子的一段话“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言声相和，前后相随”中撷取“长短相较”为题，归结到一切矛盾双方都有相生、相成、相较、相倾、相和、相随这对立而又统一的普遍规律，提倡分析比较、认识客观世界的正确方法，并含有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意义。这篇《长短录》的“题解”，虽然充满哲学气味的思辨色彩，不同于一般的杂文随笔那样如行云流水，但是现实的针对性还是很清楚很精辟的。

夏衍同志寄来的三篇，在5月7日、11日、16日陆续见报。这三篇文章仍是夏公一贯风格，娓娓道来，以小见大，言近旨远，语气平和，尤其头一篇《从点戏说起》当时博得许多读者赞赏，不少作者也纷纷向编辑部打听作者是谁(他们从专栏的气势知道不是一般来稿)。这篇可作为《长短录》代表作的一篇，四年后竟被林彪、江青一伙御用刀笔吏们诬为毒草，夏公也为此吃了苦头。这是后话，容下面再表。为了让今天的读者看到这篇精彩的杂文，先全文援引如下：

从点戏说起

黄　似

从广播里听了相声《关公战秦琼》的故事，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来；这件事出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同样是点戏，却表现出点戏者与被点者之间的不同的态度，也许可说是不同的风格。

“……贾蔷急将锦册呈上，并十二个花名单子。少时太监出来，只点了四出戏……刚演完了，一太监执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问‘谁是龄官?’贾蔷便知是赐龄官之物，喜得忙接了，命龄官叩头。太监又道，贵妃有谕，说‘龄官极好，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忙答应了，因命龄官作《游园》、《惊梦》二出，龄官自为此二出原非本角之戏，执意不作，定要作《相约》、《相骂》二出。贾蔷扭她不过，只得依她作了。贾妃甚喜，命‘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练习’，额外赏了……金银锞子食物之类。”

这里，点戏者贾元春，是皇帝的宠妃，地位当然要比韩复榘的老太爷(侯宝林相声《关公战秦琼》里的主要人物——引者注)高得多了；贾蔷是戏提调之类。但他也算是贾门子弟；而龄官，却只不过是从苏州“采买”了来的小女伶，论身份，是连人身自由也没有的奴隶。可是，这三个人在这里都表现得很有特点。元春认为龄官的戏演得好，加点两出，但是并不强人之难，只说“再作两出戏，不拘那两出就是了”。贾蔷看来并不内行，而且也还有点主观主义，所以就“命”龄官作《游园》、《惊梦》，而龄官却颇有一点艺术家脾气(当然，也可以解释作是对贾蔷的拿腔作势)，坚持不演“非本角之戏”，贾蔷“扭她不过”，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但是他并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总比韩复榘的副官通情达理得多了。龄官很有主见地演了自己的对工戏，而贾妃则不仅“甚喜”，而且还给了“不可难为了这女孩子，好生练习”的鼓励。

点戏者、戏提调和演戏者之间的矛盾，看来是很难避免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妥善地处理。处理得好，看戏的满意，演戏的高兴，戏提调也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上下两不得罪；处理得不好，那么正如韩复榘的老太爷点《关公战秦琼》一样，不仅演戏者受罪，戏提调为难，而点戏者呢，也适足以暴露出他的狭窄、专横和无知而已。曹雪芹笔下的元春的性格是可爱的。她欣赏龄官的艺术，加点了两出戏，但是她并不下死命令，只是说“不拘那两出就是了”，欣赏演员的艺术而加点两出，又特别指出“不拘”，这中间就不仅有鼓励，而又还有了爱护和尊重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个点戏的人是有气度而又有教养的。贾蔷为了卖好，也许为了表现自己的教习有功，也许是为了要让龄官露一手，可是这一下就表现了他的主观和不了解演员的特长和性格。至于龄官，那就刻划得更可爱了，她敢于在皇帝的宠妃面前“执意不作”“非本角之戏”，而“定要”演自己对工的戏，这种有主见而又敢于坚持的风格，是难能可贵的。

贾元春点戏只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但是我觉得这插曲很值得我们深思。

《长短录》从1962年5月4日开始同读者见面，几位作者写得都得心应手。这种专栏形式，也被不少兄弟报纸的副刊同行借鉴，先后出现类似的杂文随笔专栏，如山东有《历下漫话》、四川有《巴山夜话》、云南有《滇云漫谭》等等，也算是一时风气吧。到了1962年秋天，最高领导人忽然发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又传来什么“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断言，顿时间霜天晓角，飒飒西风，作者们下笔便不那么挥洒自如了。到同年12月8日发表了孟超的《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之后，就无以为继，从5月到12月，七个月共发了三十六篇： 夏衍(黄似)九篇：《从点戏说起》、《草木虫鱼之类》、《也谈戏剧语言》、《联想》、《难忘的日子》、《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教子篇”补》、《历史剧的题材》、《力与巧》。

廖沫沙(文益谦)七篇：《长短相较说》、《小学生练字》、《还是小学生练字》、《郑板桥的两封家书》、《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跑龙套为先》、《药也会变么?》。

吴晗(章白)五篇：《争鸣的风度》、《谈写文章》、《论不同学科的协作》、《戚继光练兵》、《反对“花法”》。

孟超(陈波)十三篇：《为话剧青年一代祝福》、《张献忠不杀人辩》、《一代诗史当铙吹》、《白蚁宫的秘密》、《甘为孺子牛》、《漫谈聊天》、《何必讲“打”》、《陈老莲学画》、《读“质”与“文”》、《谈从望远镜中看人》、《读陈亮词旁引》、《枫叶礼赞》、《美国钢盔与生产工具》。

唐弢(万一羽)二篇：《“谢本师”》、《尾骶骨之类》。

诬蔑演成闹剧

我们“四清”工作组于1966年5月下旬离开罗家峪大队撤回北京时，已是满城风雨、电闪雷鸣。我一回到报社大楼，就遇到两件震惊的事：一是邓拓同志自杀，他面对种种无耻的诬蔑和迫害，用生命维护自己作为一名老共产主义者的忠贞和人的尊严清白。二是在我们文艺部办公室里，偶然看到一份文章的清样，题目赫然是《长短录批判》。赶紧匆匆读了一遍，文章显然尚未定稿，但是口气极其严厉，同当时报纸上批判《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调子几乎相同，等于是《解放军报》那篇点名文章的具体化。首先就将《长短录》定为“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在《人民日报》开设的一个“反党黑店”，目的是“歌颂资本主义之长，攻击社会主义之短”。其他罪名之多，数不胜数，现在还有些印象的，是“用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旁敲侧击，瞒天过海的阴谋诡计，大干反革命勾当”。当时那几条编辑和写作方针一一被逐条指责：“表彰先进”是“表彰各种各样的反党分子，为他们树碑立传”；“匡正时弊”是“矛头指向党中央”，是“向党进攻”，要“匡正毛主席革命路线”；“活跃思想”是“矛头针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要“传播反动的封建主义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增加知识”更是“散布形形色色的反动腐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知识，毒害人民群众和青年”。报纸副刊请几位固定作者共同负责一个专栏被指斥为“报社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相结合”，正常的编辑工作是“内外勾结，为反党分子大开绿灯的阴谋活动”。看到此处，我不免心惊肉跳，这两句话已经将《长短录》五位作者和支持它的报社领导以及我们文艺部具体负责的编辑人员，统统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帽子了。不过不知为什么，这篇杀气腾腾的妙文一直没有见报，我后来一直懊悔当时不曾在乱中留下一张清样。

5月底，陈伯达带领一批人来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原报社的各级领导人统统靠边站。陈伯达将总编辑吴冷西、副总编辑胡绩伟和另一位副总编辑及党委书记定为报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大家族”，对他们的批斗随即开始。有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向《长短录》进行轰击。吴、胡二人站在台边，主持大会的人声色俱厉地要他们交代炮制《长短录》进行反党活动的阴谋。

吴冷西不紧不慢地回答：“……那个时期副刊杂文比较少，文艺部同志有个打算，请几位老作家共同写一个杂文专栏，可以保证数量和质量，编委会同意他们的想法……”

这算什么交代?“造反派”立即打断，转而质问胡绩伟，要他老实交代如何利用《长短录》恶毒攻击江青的。

胡绩伟抬起头眨眨眼睛：“哪有这样的事哟!”

台上台下一时沉默，不知下面怎么进行，只见会场上有一位突然腾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以高八度的音调大声说：

“同志们，他们攻击江青同志是皇帝的宠妃!真是恶毒之至!”

会场仍然沉默，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皇帝的宠妃”的由来，在那样紧张的会场，站在台上的吴、胡二位是不是立即会想起是怎么回事，恐怕也难说。经手《长短录》具体编辑工作的姜德明和我，倒是听明白这五个字的出处就是《从点戏谈起》那篇文章，但是突如其来的一炮，我们一时思想也跟不上：批斗者何以认定写贾元春就是“攻击江青”?怎么能将江青比作“皇帝的宠妃”?这么说，将伟大领袖置于何地?实在岂有此理。再说，文章中写贾元春虽是皇妃，却尊重小女伶，不摆皇妃架子，明明是赞扬她，把她当作正面形象，怎么反成了“恶毒攻击”?可见这些枪手们连文章都没有读懂，只看到“皇帝的宠妃”五个字，浮想联翩，如获至宝，拿来就放，以为具有巨大威力，足以将对手置于死地，不料竟成了哑炮。

这一炮没有打响，会场上另一位又站起来放了一炮：

“他们胆敢诬蔑我们党中央是扁地球协会!”

这颗炮弹具有学术性，却毫无杀伤力，会场上大约全都不知道所谓“扁地球协会”是个什么玩意儿。

原来这是《长短录》中廖沫沙的一篇《从“扁地球协会”想起》。说的是英国伦敦有一个叫“扁地球协会”的团体，只有二十四名会员，这个小团体坚信人类栖息的地球是“又扁又平的”。他们并不是迷信的巫师或执着的宗教徒，而是自以为是科学家的一群人，不过他们生在现代，却坚信两千多年以前的“天圆地方”学说。作者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批评了资产阶级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不仅在自然科学上居然还有“扁地球之类”完全违反科学的东西，而且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中也仍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奴隶买卖等等数不尽的“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因而希望我们今天不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对抗一切新的事物。这么一篇既有思想也生动有趣的文章，怎么变成“诬蔑党中央”，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个“扁地球协会”自然同“皇帝的宠妃”一样成了哑炮。

这场原来指望很精彩的戏，竟演成观众没有反应、更不用说喝彩的闹剧，只好在一阵“谁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之类的口号中落幕。夏衍同志在对他的批斗会中不免也遭遇到类似的斥责，结果当然地都是不了了之，所以他后来在文章中说到此事时，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这是很滑稽的事”。

但是，事情远没有到此结束。七八年后，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批周公”旗号又一次掀起迫害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恶潮时，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爪牙们，对住在煤渣胡同宿舍常在一起读书、喝酒、听京戏唱片、也议论些时事的老干部又一次施行打击，给他们头上加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帽子，叫做“长短录俱乐部”，“长短录”竟成了邪恶的代名词，真是“文革”中又一项奇闻。一切玩弄阴谋诡计与人民为敌的人，都害怕杂文这个犀利的文学武器，如鲁迅所说：“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实在足以使这帮丑类胆寒的。林彪、江青一伙把持《人民日报》时期，姚文元便明令禁止发表杂文，只许登那种“最最最”的颂诗和吹捧八个样板戏的文章。“四人帮”覆灭后，我们还常常收到不相识的作者和读者寄来的申诉信，诉说当年由于写一篇杂文，甚至赞赏一篇杂文就遭到打击迫害的经历，可见十年的极“左”路线危害之深!

十八年后的感言

1980年2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将《长短录》结集出版，也算是为这个曾经横遭诬陷的专栏恢复名誉吧。出书之前，我们请劫后余生的作者写点“感言”“札记”之类，夏衍同志因工作忙无暇执笔，廖沫沙、唐弢两位都写了感言。

廖沫沙同志仍然是一贯严谨的思辨文风，他回顾了当年写《长短相较说》时候的心境和思想线索，讲了他这些年用辩证法观察世界的心得之后，写了这么几段话：

现在我对辩证法的理解，总算比十七年前又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对于事物的对立着的双方，依一定的条件必然要互相转化，我都亲眼看到、亲身尝试了。对于这一点，现在有了更深切的实际的感受，因此也认识得更深刻。

我忽然想到，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主要规律并不全部了然，或者只有片面的理解，即使口头上也挂着辩证法词句，却往往理论不能见之于实践，甚至言与行相违反。林彪、“四人帮”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猖獗起来的。所以我觉得，把恩格斯讲辩证法的主要规律的一段话，抄在这里是很有必要的。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总计划草案》)。

……我是在要求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现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无论是对《长短录》本身的文字、内容和它所遭逢的命运，无论是对它今天的出版成书或十七年来客观世界的风云变化，只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亦即辩证法，才能够得到较为正确的认识、较为正确的解释和说明。至于对我自己十七年来的遭逢、际遇、耳闻、目睹、身受的一切，我不过是把它看作我学习辩证法的又一进程而已。因此我把这篇“感言”，题名为：《我又学到一点辩证法》。

唐弢同志的《实事求是——我们的为人道德》一文的开始，说了这么一件事：

大概是1975年吧，有人告诉我，夏衍同志已经回到自己的家里。我想约个时间去看他。过了几天，他的女儿沈宁来访，说是夏衍同志的意思，我的身体不好，暂时可以不必去。沈宁同志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爸爸说，关于《长短录》的事，对你很抱歉!”

十年以来，我第一次听人说表示抱歉的话，出于意料的是，偏偏说这话的是夏衍同志——他不需要向我抱歉什么。又偏偏是为《长短录》而发——说起《长短录》，惭愧得很，虽承夏衍同志指名要我参加，而又除他本人之外，其余吴晗、廖沫沙、孟超三位，又都是我素所钦佩的在杂文写作上各具风格的作家；可惜我那时住在西郊，忙于编写教材，只用“万一羽”笔名，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五人中写得最少和最不称职的一个。因此，如果真要抱歉的话，就应当由我先向夏衍同志、先向《长短录》表示抱歉了。

《长短录》三十六篇文章，后人自可作各种评价，无论怎么说，林彪、江青的御用打手们加在文章上的一大堆帽子是一顶也戴不上的。人们倒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们对国家民族的忧患，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对人民喜怒哀乐的关怀。至于对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的时弊，作者们虽然作了嘲讽和解剖，但又都是与人为善和实事求是的。今天读来，仍能深切地感到作者们期望切实改正我们思想、工作、作风中的缺点错误的拳拳心意。说长道短，本来就该是舆论的天职，是舆论为社会、为国家、为广大读者应尽的责任。即便是议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只要是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为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中得到启发、得到教益，为什么不可以呢?同样，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时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所谓的“社会主义之短”，指出来“道”一“道”，针砭一下，引起重视和警惕，从而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加以改正，不是更加应该吗?如果从上到下，大家沉醉于虚假夸大的成就，闭眼不看民生疾苦，闭口不谈国家艰难，不听老百姓的不满和要求，养成一片颂扬捧场之声，沉醉于莺歌燕舞的升平气氛，那才真是危险不过的事。杂文写成那样，就是说假话，不负责任；报纸办成那样，作为党的耳目、人民的喉舌，岂不是严重的失职吗?

又是二十五年过去，今天再回首四十年前，如梦如烟，却又历历在目。五位作者，吴晗和孟超两位在十年动乱中惨遭迫害致死，吴晗同志更是被整得家破人亡。另三位，也是历经劫难之后，近十年中先后远去。他们都曾为我国现代文化事业呕心沥血，做出杰出的贡献，留下的丰富的文化遗产，也为后人树立了文化战士的楷模，《长短录》只是他们丰功伟绩中极小一部分。作为幸存者，我怀着对五位逝去前辈缅怀之忱，尽力向今天的读者还《长短录》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李晨)

2006年第12期 日寇投降亲历记　作者：何少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内阁正式宣布无条件向协约国的中、美、英、苏四国投降之后约十日的一个阴森肃杀的秋天早晨，位于陇海铁路徐州西边的砀山县城楼上，飘扬着一面下了半旗的日本国旗，城外梨园里，弥漫着酥梨的馨香，累累的果实，挂满了枝头，有的是用三叉木棍，叉在快要坠地的梨枝上，清翠欲滴!

砀山城南门外的梨园里，投降的日本“木更津”师团的××旅团(相当于国民党军一个师)的残部约七千多官兵，呆呆地一字长蛇阵式地静坐在地上，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摆在他们前面的地上。在每一个联队、大队、中队的末尾，都架着日式轻重机枪或轻型小炮。

梨园的西头，接受日军投降的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45军125师的部队，穿着五战区司令部新发下来的崭新军装，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走来。日军吹起了“立正”的军号“打、哒、嘀”，所有坐着的日军官兵，一律起立“立正”，官佐一律举手行礼。这个旅团的正副酋长和参谋长，骑着马向我们行“撇刀礼”，引导我们向砀山县城前进。我当时是125师少将参谋长，我和师长汪匣锋、副师长黄崇凯三人策马昂首前行，并不还礼。我斜视着肃立的日军官兵，军服破旧，面有菜色，低头向下。说明日本国内，连年战争，物资已极度匮乏。我们在进入砀山南门城门口时，一个值勤的“军曹”(相当于副排长)，面目白晰，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在喊了“敬礼”后，两行眼泪夺眶而出，表示了无限的悲伤和委屈。

街道上关门闭户，空无一人，随即进入一个又宽又大的院子。三个日军“驭手”牵着双方军马走了。在这之前，则是我军为预防不测，恐中途生变，在向东开进的同时，即在梨园入口的南北两侧，选择高地架设了俄制重机枪两挺，以交叉火力，控制了东面日军投降的场地。

进入大院后，一面大型长桌上铺着白布，我们三人向南而坐。桌上摆放着该旅团现有的人、马、械、弹、车辆、坦克、火炮……的花名册。这时，我军的炮、工、特、辎重各营首长，也随即入座。然后各按对口单位，拿着各有关清册，在日军引导下到日军清点……

我们三人背面墙上，一面“武运长久”的大幅日本军旗，挂在墙的正中央。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纸屑的臭味，地上留着一堆灰烬。靠墙的角落里停放着两辆轻型坦克。敌旅团长向我们介绍说，重型坦克及车辆等均在徐州师团部，他的汉语普通话很熟练。

森严肃杀的气氛里，我们才注意到，大长桌的果盘里，摆放着西瓜、酥梨……可是，谁也没有动它们。

这时，偌大的庭院，静寂无声。敌酋三人满含热泪，三个人鼻梁下的“一撮毛”式的黑胡子，紧绷在苍白的脸上，解下了各自腰间悬挂的军刀，右膝跪地，双手举起沾满我国同胞鲜血的指挥刀，顶在头上，向我们三位首长恭恭敬敬地献上。我们三人这时也一同起立，双手接过这“投降的证物”。

当我们起立出院时，日军驭手立即牵过双方的军马。在敌旅团长三人骑马殿后，在日军的“立正”礼号声中，默默地护送我们走出了砀山县城。

这正是日军投降后约10日在砀山接受日军投降的经过实情。

(作者为原国民党二十二集团军45军125师少将参谋长)

2006年第12期 大跃进时期与“五风”抗争的人们　作者：周学雍

上个世纪，大跃进年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猖獗，危害极大。时中央高层有彭德怀为民请命“鼓与呼”，安徽省副省长张恺帆、河南省省委书记潘复生，还有四川等省级领导，坚持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不顾个人安危，与“五风”作斗争，精神感人至深，名可载入青史。

“五风”导致“三年困难”，带来灾难。但如今却也有人说：这事上面没责任，都是下边歪嘴的小和尚(指基层干部)把经念歪了。其实，当时也有不少基层干部，坚决抵制“五风”。现仅就本人耳闻目睹，笔录几则如下：

(一)

胡华林，时任中共潜山县白水公社书记。

1958年8月，潜山县组织6万多劳力大军上山大炼钢铁。有一天，县委郭有顺书记路过白水公社，见到胡，开口就说：在你们这里还有那么多高大的板栗树，都长在路边，为什么不把它砍下炼铁?要是让省、地区领导路过这里看到，岂不认为我们大炼钢铁不力，影响多坏。胡回答说：这树刚进入盛果期，每棵一年可收板栗一百多斤，砍下烧掉太可惜了。郭书记说：最近上面发来文件介绍经验，说青阳县把桌、椅、板凳都用来炼铁了，板栗树算什么?胡不知天高地厚地说：我们要向好的看齐，错误的不能学。气得郭书记连递给他的茶水一口也没喝，拔腿就走。后来，一些公社炼铁，板栗树几乎砍光，唯有白水公社一大片板栗树被保存下来，不少至今还在结果呢。但此事却为以后批判胡的右倾，埋下了隐患。

过些时日，胡华林带领两千大军到炼铁第一线。有一天，白水公社社长黄万鹏打电话给他，说家乡晚稻已成熟，落了一场大雨，稻秆大多倒在田里，如不及时收割，就会发芽、烂掉。公社里劳力都在前线，没人收割怎么办?胡听后，没向上级请示，就从炼铁大军中抽出三分之一的人，返乡收割晚稻。这事被负责水吼炼铁区的武振权副县长知道了，在电话里批评胡，并要他立即把放回乡的劳力，全部通知回来炼铁。胡不情愿地说：“那样，稻子会烂在田里，将来社员吃什么?”

武副县长说：“你知道吗，现在大炼钢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

胡华林说：“但压倒一切，不等于压掉一切。”

气得武副县长挂上电话，把这事向县委做了汇报。无疑，这在胡的思想右倾账上，又记上了一笔。不过，由于胡的出身好，在当时当地干部中，参加革命较早，也算个“老资格”。加之当时白水公社炼铁任务完成得还不错，所以胡仍能在领导岗位上“安然无恙”。

不久，厄运终于落在胡的身上。那一日，水吼炼铁区在务下乡召开炼铁放卫星现场会。但见一个极大的铁块，矗立在人们面前。胡不明白，一个小高炉怎么一次能炼出比自身还大的铁块?知道内情的人偷偷地告诉他，方法是把炼出的铁水浇在大石块上，用铁水把大石块完全包裹后，待铁水冷却，就形成了外面一层铁，里面全是巨大石块的铁块。所谓放出的钢铁卫星，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胡华林听了大吃一惊，不相信竟有这等事。他认为这是弄虚作假，不是共产党员应有的行为。回去后，他仍然要群众按常规炼铁。结果，其他公社都接受了这一经验，上报钢铁产量时，割肚公社产10万斤，水吼公社产20万斤，横冲公社产30万斤，五庙公社产75万斤。唯有白水公社只产1．5万斤。当时，县委要求以“斗”字开路，推动钢铁元帅上马。胡华林成了右倾思想的代表，被批斗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在水吼召开的反右倾批斗大会上，他被批斗后，就被撤销了党委书记的职务，调水吼公社工作。直至1961年，反“五风”后，县委发文给他平了反，恢复了原职。

(二)

操文植，潜山县罗汉公社高集大队书记。

1958年，我下放在高集大队。有一天，公社召开下放干部、大队干部会议，要求各大队限期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其实，各大队都已卖了过头粮(即把群众口粮卖掉不少)，但因为浮夸，虚报粮食高产，上面下达高征购指标，无法完成，故都不作声。主持人大发脾气。这时，高集大队书记操文植站起来说：如果再卖粮，群众过年就没有米吃了。不信，你派人到我大队搜查，我讲假话，甘受党纪处分。话音一落，便遭到一顿严厉的批评。但各大队干部仍不表态。主持人无奈，只得草草散会。第二天，便召开了拔“白旗”大会。把操文植做典型，罚他站立，低头弯腰。批斗后，当场宣布撤职，职务由大队长兼任。吓得各大队干部纷纷表态，一再卖“余粮”。此事给我印象很深。但某些情况，我不太清楚。2002年12月，我见到操文植，问及此事。最初他不愿说，后闲谈中，他告诉我，当时高集大队1400多亩田，1400多口人，当年实际产粮82万斤(原粮)，征购任务43万斤，已卖出30多万斤，还要卖7万斤。剩下粮，除去种子，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六两多原粮，加工成成品粮只四两多。农村当时没荤菜荤油吃，劳动量大，一餐要吃一斤多米，剩下那点粮，怎么生活?大队长兼书记后，被迫卖粮，导致次年春天发生大饥荒……一个出身贫寒的大队书记，为民请命，遭到打击。但他至今无怨无悔。回眸往事，他说：“这事也不能怪公社领导，他们与我无冤无仇，为什么整我?也是上面逼的，他们也无法子。”听了令人感叹不已。

(三)

石幸生，女，时在县农业局工作。

1958年，石幸生下放在青楼公社先锋大队先锋生产队。有一天，公社开会，公布粮食征购任务完成进度、战果情况。先锋生产队名列前茅，受到表扬。谁知第二天，县里派来的工作组到先锋生产队来，要他们三天内完成征购任务，为全公社做个榜样。石幸生对他们说：队里已把社员的口粮卖掉不少，如果再卖，把剩下的两千斤任务完成，明春社员没粮吃，会饿死人的。那两位工作组干部十分气恼，批评石是狭隘的群众观点，不顾国家利益。石据理力争，双方争吵起来。社员都赶来替石讲话。那两人无奈，悻悻然离去。石担心他们告黑状，便赶到公社，见到了汪书记，说明队里确实没有多少粮食了。汪只说了句：“我知道了”，没支持，也没批评她。谁知几天后，公社召开大会，对她进行批斗。说她带头瞒产，抵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甚至以当时常用的阶级分析的观点，说她是地主家庭出身，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又说她的丈夫是右派(她丈夫王遵贤，反右前是县委农工部农村合作科科长)，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农业局也不甘落后，召开了批斗她的大会，罗列了一大堆罪名。最后，领导找她谈话说，看她是女同志，从宽处理，要她写个报告，申请退职回家。并对她说，这比把你开除，名声上要好听一些。石想到参加工作以后，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身边不少人倒了霉。如不同意，不知将受怎样处理。即使躲过这一劫，下次能躲过吗?便答应了……当时，我也下放农村，待返回农业局机关工作时，听说她犯j’错误被清除回农村劳动改造去了。文革后，她丈夫平了反(但他已含冤死去多年)，她也恢复了工作。2004年深秋的一天，我遇到了她。问起往事，她告诉我当时的经过。听后让我感慨万千。想当年，她一个孱弱女子，家庭出身又不好，竟敢不顾一切，为民说话，精神感人。但却遭到了反右倾铁棒猛烈的一击，流放农村，苦苦挣扎了20余年，却也令人感伤……

还要补充一点，由于强迫命令，造成卖过头粮，青楼公社自1959年春开始，至1960年，饿死了不少人。反“五风”时有个基层干部被捕……

(四)

父子两汉子。

在大跃进年代，大力开展兴修水利，兴建了一些水库、圹、埝、灌溉渠，对改善农业水利条件，减轻洪、涝、旱灾害，起到一定作用，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也有人为讨好上级，邀功请赏，欺压群众。同样，也有铮铮铁骨的汉子，威武不屈，奋起抗争。

我退休前，曾任潜山县土地局副局长。有一次，我们到黄柏乡去处理一宗村委会与村民组发生的土地纠纷。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农民代表，代表他所在的村民组与我接触。他不像另一方，请我们吃饭、喝酒，送一点小礼品，对我们十分恭敬。而是不卑不亢，慷慨陈辞，说的话有理、有利、有节，令我感到惊讶。特别是最初，由于我了解的情况不全面，说错了一句话，他就揪住不放，令我十分尴尬，也有点气恼。

这天晚饭后，另一方派了一位六七十年代的老基层干部找到我，说：“今天的事，你都看到了吧。这个×××(指那个农民代表)，哪知道天高地厚。这起纠纷，全是他在群众中挑起的。现在乡、村干部做工作真难，不像毛主席领导的那个年代，领导要怎样干，就怎样干。可你要是都由着群众，他们会爬上天去，在你头上屙尿。这个×××，生性和他老头子(父亲)一样，天不怕、地不怕，专与上头作对。”为了证实他的话，他又接着说：“1960年，我们这里的劳动力都集中去修长春水库。那时，民工每天喝三餐稀粥，哪有力气干活?挑土走得慢腾腾的，人像不死不活的样子。有一天，上边要来人检查，工地领导为了表现民工的冲天干劲，便命令全体民工都把棉衣脱掉，只穿单褂裤头。当时天寒地冻，北风刺骨，冻得民工挑起担子不得不飞快地跑，以使身体发暖。可×××的老头子，硬是不干，并说：‘我是贫下中农，过去地主、伪保长也没有这样欺压过我们，你们竟干出这样的事。’你看，这话简直是为地主、反动派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便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命人强迫剥去他的棉衣，按着头，跪在台上批斗。可他仍然大声呼喊：‘弟兄们，快把棉衣穿上，我们不是畜牲……’你看他父子，都是专门跟着政府对着干的。”他还要继续说下去，我已潸然泪下，让他不要再说了。

说内心话，我自知自己不是一个强人，这宗纠纷，我权衡再三，原曾想和稀泥。但自从听了这位老基层干部的话(他们至今仍认为，凡是不听上面话的，都是错的，已成习惯)，反激起我对这父子两条汉子的敬意。从而，下决心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好这宗土地纠纷案。最终，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在良心上，我总算为弱者出了点力，总算还能过得去。而在“五风”中，敢于抗争，威武不屈的那位农民的形象，深刻地印在我的脑中，至今难忘。

其实，在那个年代，敢于抗争的基层干群，岂止上述几人?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但他们的作为，可贵可歌，同样应该列入史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记者生涯难自励　作者：范　眭

从1958年开始，“三面红旗”下的灾难，已经过去48年了，但至今没有淡忘。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记者，“瓜菜代”的日子犹能苦熬，最痛苦的莫过于在强烈意识形态的压力下，不知道该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想，不能说真话，又不能不说话，处在一个苦涩而又无奈的境地。

泪水挡不住瞎指挥的命令

“大跃进”带来的厄难，早在1959年初，人们已笼罩在一片阴霾气氛中，惊恐觅食求生是众多的人唯一念头。开春，四川农村缺粮，水肿病像瘟疫一样在全省蔓延，大难已经临头。记者到简阳县采访，号称农民科学家的棉丰公社党委书记张泗洲放言，他发明的“蒸汽疗法”可治水肿病，已治愈了四周不少病人。一时仿佛华陀再世，省里不少干部前去求治，新华社四川省分社也有职工和家属曾去试过。怎奈病人排汗出水虽虚肿有减，但辘辘饥肠缺乏食物补充，不久浮肿依旧。 几个月来病人愈治愈多，“蒸汽疗法”也失灵了。但省里领导依然强调，水肿病原因不是缺粮，是农民不讲卫生。省里派出大批医务人员下乡，在统一口径下医生讳莫如深，只说是“不明病因”。私下里，记者和医生都知道，这是营养不良和长期劳累过度造成的，但在公开场合谁也不敢讲真话。

那时，尽管城乡经济遭到极大破坏，但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领导强迫命令瞎指挥丝毫未减，提出全省上下“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的口号，服从命令听指挥，一意孤行想扭转形势。在众多举措中，省里下了一道命令，放干冬水田，实施“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改种单季为双季，扩大复种指数，缓减粮荒局面。

四川省有大小河流1380多条，年流量2286亿立方，但如没有强大工业基础做支撑，要把河水抽到扬程高达几十上百米的山丘，遍灌全省冬水田，只是痴人说梦。下乡与群众交谈，他们对这种凭主观臆断，一味蛮干的作法强烈反对，说：“水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干老祖宗留下的冬水田，大家只有饿肚皮。”但是上面利用权力，谁也不敢违抗，泪水挡不住上面的命令。

省委主要领导是真理的化身，指东不能向西，要分社按旨意报道，显扬领导的这项决策方针是正确的。那些年，我和刘宗棠沿沱江、涪江两岸采访，除见个别地方有机泵抽水，大量冬水田放干后，机灌设备没着落，断电缺油，管道设施不配套，成了白天晒太阳，晚上照月亮的“望天田”。结果，当年水放不干，小麦播种积水歉收，次年春天缺水，水稻无法栽插，两头落空，呼天不应，喊地不灵，愈发加重了饥荒。

饿着肚皮讴歌“人民公社好”

分社记者常年基层采访，对灾情是清楚的，然而大家宁做“闭口道士”，也不口吐真言，教训太深刻了。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多，采访作风深入踏实，过去凡事都要问个明白，搬个道理，时有报道与省委领导看法相拗屡批屡犯。因此，1957年“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成了重点，派宣传部长来坐镇揭盖子，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指着社长邵挺军说：“四川分社没有‘右派’，你邵挺军就是‘右派’。”分社17名记者，上级领导指名道姓就划了5个“右派”分子，邵挺军也背上个“邵老右”的恶名。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省委派人到分社用“指鹿为马”的方式，要大家对《李仲云的意见书》和《彭德怀的信》表态，对“大跃进”是“赞成”还是“反对”。社长纪希晨是位忠厚长者，担心我们忘记吸取教训，说话没遮拦，荒腔走板乱表态，重蹈1957年覆辙，就把刘宗棠、王焕斗和我三人派到新繁县新民公社去蹲点调查，也有暂避风头保护的意思。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蹲点任务是完成一篇《人民公社好》的调查报告。庐山会议下山前，毛主席给吴冷西、陈伯达、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宣称“要向全世界宣战”，用这本书表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指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派记者到全国各地调查，“即日动员，一个月、两个月，至迟三个月交卷。”“文字要既扎实又生动，引人入胜。”书成后，老人家“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反对派。”

时间紧迫，纪希晨接到指示把任务落实到我们三人身上。我们在号称“天府之国”的腹地，看着空空如也的粮仓顿顿喝稀粥，饿着肚皮挖空心思做文章，堆砌美好字眼，想尽量放出奇光异彩，讴歌《人民公社好》，文章三易其稿终于脱手。

没想到十二月回到分社，这位敢于直言的社长纪希晨和采编主任李策，两人都因言罹罪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降级，不再过问业务。后来稿件送省委宣传部定夺发出，他们两人也随即发配农村劳动改造。

撕心裂肺在灾区

连遭二次“反右”运动的打击，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成了惊弓之鸟，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1960年初，我到隆昌县蹲点，所见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一片惨象。这个县素以出产“三白”——白猪、白兔、白夏布而著称，商品经济比较发达，是全省财贸工作先进单位，我蹲点的胡家公社供销社，主任陈舜尧是党的“八大”代表。往年腊月正是农家忙碌杀年猪、做腊肉的欢乐时候，但此刻见到的是断垣残壁，路断人稀，新坟还比旧坟多。

他带我看望了一家家蜷缩在庙宇、祠堂和大院里的群众，他们一无所有，“大跃进”砸锅拆灶，原来的土坯茅舍早已化作肥料和炉渣。口粮由公共食堂控制，每天老秤原粮四至五两，打出米折合新秤只有二两，群众就靠这点粮食苟延活命。

与省内其它县相比，隆昌县死人算是比较少的，但情景依然令人惊怖。长期缺粮的群众先是浮肿，渐渐地形销骨立状如骷髅，乡干部每天的头等大事，是入夜给聚居的社员烧一把柴草，御寒保持最低温度，次晨一早赶紧熬一锅菜叶稀粥施救，如果平安无事又可捱过一天。有的老弱社员见到端来热粥，兴奋过度心脏骤受刺激突然倒毙，断气时惨带笑容。抗战八年我几次从日寇轰炸扫射的死人堆里逃出，但眼下的惨状仍让我撕心裂肺颤栗不已。这个50万左右人口的县，一年多时间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人口。

在隆昌先后蹲点三年，正是全省灾情最严重的时候，我身在灾区不敢言灾，不敢言死人，没有写过一篇反映这方面情况的通稿和内参，领导不问，我也不说，这是一个报道的禁区。我用“钝刀子割肉”的办法，尽量避重就轻，就虚避实，绕开矛盾做文章。我针对当时国家对农民竭泽而渔，强制农产品收购，封闭城乡流通渠道，严禁“五匠”离乡谋生，以及无视价值规律，扼杀商品生产和流通等一系列极“左”政策，采写了《要学会与农民做生意》、《在茶馆里》、《纵与横——隆昌夏布生产调查》等一批稿件，大都被《人民日报》登在显著位置，有的还被《新华月报》转载。但这一切无济于改变灾区的现状，如像死水洼里漾出一个涟漪瞬即消失。

一场“赔粮”风波

那些年，我分工采访财经，对全省的灾情是清楚的。四川是个粮食调出大省，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调出32．24亿斤，三年“大跃进”放卫星，创高产，大话说过了头，又连续三年减产，比1949年还少30亿斤，但粮食外调任务有增无减，1960年外调粮增到68．4亿斤，比过去增长一倍以上。我们把这说成是发扬“四川风格”，把农民的口粮叫余粮，仿佛取之不竭。从1959年起，三年内全省农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原来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于强迫命令征了过头粮，国家粮库告罄，春荒没有返销粮，农民只好饿以待毙。三年灾难期间，四川的一千多万人就是这样活活饿死的。

民以食为天，群众对眼下的饥荒似乎看不到尽头，传出“中央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让京津沪死人”的小道消息。面对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省里为粮食而焦虑，搞得焦头烂额，不再宣扬“四川风格”，而是要求尽量不事声张。那时分社对粮食的报道，既要服从全国大局，又要考虑地方饥荒实情，处在一个两难境地，凡是涉及一个“粮”字的报道都格外慎重，严格把关惟恐有个闪失，宁肯少发或不发，尽管这样仍常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和责难。

1960年底，新华总社国内部财经组章海蓝来电话，从粮食部得悉四川已完成全年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尽快发一条消息。稿件很简单，我写好送审及时发出，赫然辟栏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中间，谁知这条普通的消息，触动了省委领导的紧张神经，见报即令宣传部负责人打电话到分社责问：“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是谁写的?”最后丢下一句话：“省里还没有完成统购任务，差欠的一千万斤粮食由分社和记者赔出来。”此事非同小可，一时大家都慌了神，惊得不知所措。采编主任翟静之清楚此稿来龙去脉，承担了责任，没有错也要认错，先向省委领导作了检讨以平怒息气，稍后再解释此稿原委，一场风波暂时平息。

事后打听方知，当时全国粮食形势越来越严重，京津沪几个大城市和辽宁存粮只能供应几天，许多粮食调入省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要求减少调出，中央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四川必须如期完成外调任务。发这条消息，中央有“借东风”的用意，对一些强调困难，拖延观望的省份起个施压推动作用，而省里虽然任务已经完成，但怕“枪打出头鸟”，“鞭打快牛”追加任务，于是分社被夹在中间，发生了这场“赔粮”风波。

记者不慎走进“触雷区”

一波未平又一波。1961年开春，刘宗棠去万县采访，发回一条《川东喜降春雨》的简讯，登在《人民日报》不显眼的角落，又遭省委领导斥责，认为分社哪壶水不开提哪壶，似乎专与省委唱反调对着干。一时大家蒙得晕头转向。

分社派我到粮食厅去打听，一问又是为粮食问题而引发。此刻，中央正在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落实各省当年征购上调任务，讨价还价争得不可开交，听说李先念几乎到了“乞求”地步。恰在这时，传来这条四川发来的消息，一场春雨意味着丰收有望，于是顺势借雨落实任务，四川代表顿失发言权，不容再有讨价余地。情况传到省里，省委领导大为恼怒，对分社劈头盖脑一顿批评。

这时远在川东大山里的刘宗棠，怎么也想不到，这条平常的气象简讯，竟会引起中央和地方的如此关注，成了双方在会上争执的焦点。一条在不当时机发出的消息，笔下会人命关天，生死攸关。灾难临头，四川每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导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后果。那时分社记者采访如同走进地雷阵，步步都是陷阱，报道稍有不慎就会触雷引爆，触发一场不小的震动。

邓拓赠诗留绝笔

多年做新闻工作养成的习惯，遇到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总要借古鉴今，忆往思昔力求找出答案。抗战期间我曾在四川呆过，群众生活艰苦负担可谓不轻。1945年10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指出，在抗战八年中，四川是大后方的主要基地，负担了当时国家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时超过了一半，供应的粮食占全国征解粮的38．6％。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302．5万人，还有350万人服工役，完成了川陕、川黔、川滇、川湘四条公路大动脉，修筑了33个军用飞机场。这些工程都是打着灯笼火把，挑灯夜战，不分昼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当时，四川人口不过四千多万，以不到全国十分之一的人口，支撑半壁江山，承受的人力、物力、财力负担，时间之长，劳役之重，都是历史上罕见的。那时也有天灾人祸，但没有发生过成千上万人饿死的事件。

抗战期间，宽厚包容的四川人民容纳了大批内迁工厂和几十万入川难民，有48所高校从战区迁川，开办了一批专门安置辍学流亡学生的国立中学。那时物价飞涨，不仅缺肉，连蔬菜也不够吃，吃的是霉变掺杂的所谓“平价米”。我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和成都光华大学附中读书期间，食堂吃的都是这种米，里面稗子、沙子、老鼠屎都有，粗糙难咽，但敞开肚子能吃饱，没听说过水肿病，只有营养不良症。许多国立学校的流亡学生免交学费，吃饭不要钱。分社一些老记者当年流亡入川，就是这样靠公费刻苦完成学业的。

那时，老百姓大骂国民党腐败，一些大小贪官污吏乘民族危亡之际，大发国难财，但人们仍是爱国的。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紧张的阶段，为了配合盟军对日作战，当局急需补充兵员，掀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从军高潮，全省一个月内有4．5万名知识青年投笔从戎。他们飞赴印度经过短期训练，殊死反攻缅甸，喋血高黎贡山，捐躯怒江两岸，青史留下了英名。回顾四川这段历史，天灾大都出于人祸，离开四川七年我重返故地，没想到在太平盛世会有千百万冤魂坠入深渊，“大跃进”的教训不能忘记。

在分社会议室，“文革”前挂着一幅邓拓写的一首“七绝”：“身居天府写文章，瀚墨清新立意强，记者生涯当自励，一言一动慎思量。”1958年3月，中央召开酝酿总路线的成都会议，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邓拓在与会期间抽暇到分社和记者站看望大家，临别挥毫留下这幅墨宝。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熟知党的历史，久经磨练，具有高度政治警觉的人民日报社领导人，当时似乎已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全诗满含愁虑悲悯委婉，没有涌情激昂的豪语。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四川分社记者大都比较年轻不明世事，但每当笔底疮痍心潮起伏的时候，都会想到这首“七绝”以自勉。对邓拓这首诗的含义，分社记者各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极“左”思潮的提醒。邓拓直抒胸臆勉励记者，但在那政治风云多变，莫测高深的非常年代，他自己却不断遭受到“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和“占着茅坑不拉屎”的辱骂和责难。士可杀，不可辱。他终于含冤含恨离开人间，为分社留下了“身居天府写文章”的绝笔。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建国初期“三大改造”得失之我见　作者：李　凌

1953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亮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这条总路线当时被人们简称为“一化三改”。“一化”，即工业化，由于后来大炼钢铁运动的干扰，其成败得失，在此不说；只谈“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先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1955年，全国农业初级合作社(土地入股，参加分红)已经发展到67万个，其中有的合作社工作粗糙，强迫命令，引起了农民恐慌，怕“共产”，一些地方的农民出现了杀猪宰牛，砍树和不热心积肥等现象，严重影响生产。中央发现后，经毛泽东批准，提出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的方针。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认真执行，全国合作社缩减了两万个，初步巩固了65万个。在此基础上，邓子恢提出到1956年春，发展到100万个。这个计划，已经政治局会议批准。但毛泽东从南方回来推翻了这个计划，要求从65万个发展到130万个，即翻一番。邓子恢不赞成，他认为，农业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速度相适应，干部水平和群众水平还需要逐步提高，现在问题很多，应该着重巩固现有的合作社，为进一步的发展打好基础。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子恢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毛泽东在当年7月31日的干部会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却严厉批判邓子恢的“右倾”，“‘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甚至说邓子恢是“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这样，就把工作中关于合作化发展速度这类正常的党内讨论，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的破坏。

毛泽东的报告一直传达到农村党支部，由于毛具有极大的权威，因此各地各级党组织纷纷检查自己“保守”、“右倾”，形成巨大的政治压力，合作社运动迅速盲目发展，才十几个月的工夫，到1956年底，加人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其中参加高级社(即包括土地等生产资料在内全部入社且不计报酬的合作社)的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7．8％。

在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压力推动下，到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总数的99％、私营商业户总数的82．2％，分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就是说，原来预计用15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一般说共18年)完成的“三改”，实际只用了三年就基本完成了。

当时的“三大改造”，在许多地方是在全国社会主义高潮的氛围下，强制地“自愿”完成的。农民只能以宰掉自己的牛、羊、猪，砍掉自家的林木来表示消极的抗议；资本家白天敲锣打鼓庆祝进入社会主义，晚上回家抱头痛哭。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自身难保，噤若寒蝉。在此情况下，宋庆龄挺身而出，于1955年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我们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前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抱怨。”(见吴江《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第26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当然，是没有结果的，亏得是宋庆龄，如果是别人，敢于批评毛泽东“自食前言”，那就更不得了了。

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1958年又开始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反右倾运动，使原来左的政策更左，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多吃多占风严重泛滥，1958年——1961年，农业生产逐年大幅度下降；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为2亿吨，1959年降为1．7亿吨，1960年又降为1．43亿吨，因浮夸风和高指标，导致高征购，一些干部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把农民的基本口粮甚至种子、牲畜饲料都搜刮殆尽。导致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的大悲剧。

现在，许多同志都认识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和反右倾等运动都是错误的，但有些同志仍认为“三大改造”还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有要求过急，工作粗糙，速度过快等缺点。有的同志认为，如果按照原来计划的18年，而不是3年就完成，那就是对的了。到那时，工业生产力已经很发达，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再来集体化，那就好了。当然，先有机械化，再来集体化，可能要好些，但也不一定，还要看其他条件。苏联30年代的集体化农庄的机械化水平要比我们当时的高级社高许多，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一直不太好，粮食供应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到1953年，全苏联粮食的生产总量为8250万吨，比十月革命前的沙俄时代还少(据《炎黄春秋》2002年12期第61页)。

有了机械化，是不是一定要集体化才能增产呢?不一定，以全世界农业最发达的美国来说，许多地方已经消灭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但美国的家庭农场仍占很大比重。据统计，1979年美国共有233万个农场，农业劳动者330万，平均每个农场还不到1．5个劳动者，就是说，大多数仍是家庭农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没有消灭家庭农场，而且为它们的存在创造了前提。目前美国农业机械化正在向大马力、先进控制装置、使用灵活准确等方向发展。田间操作可由拖拉机手一人担任，无须再配备农机手。另一方面，农业这一大部门逐渐分化出许多新的专业部门，如耕种、土壤化验、种子施肥、播种、植保，收割、储运、兽医等都有专业公司为农场提供服务，甚至对农场产品进行分类、加工、包装、储运、销售等都有庞大的产、供、销专业部门提供服务和协作，共同组成一个按专业分工的有机结合的农工商联合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各个“环节”，都是家庭农场或单独核算的大小公司(都是私有制)，他们是因适应生产力发展和市场要求，由经济利益的驱动而自然组织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每一个玉米棒子，甚至每一颗麦粒都不能说是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农场单独劳动的成果，而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多个部门精细分工合作的成果。自然，各国情况不同，不能一一照搬，但美国的模式起码可以说明农业的机械化，并不一定是所有制集体化。

“三大改造”如果说按照原来计划的18年，而不是3年就完成，那就对吗?

1859年，即《共产党宣言》发表11年之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某种生产方式，只有当它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时，才会发生社会革命，即改变所有制。这就是说，是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取决于生产力是否高，工业是否发达，而是取决于某种生产关系(所有制)是否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2年，我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不但没有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而且对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827亿元，比1949年增长77．5％(比新中国建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加20％)，其中资本主义工商业增长48．5％，农业增长48．5％(均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从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主席在1953年提出的“三大改造”是背离了他自己原先正确的新民主主义主张。以后的实践证明其效果是不好的。

什么时候资本主义经济、个体农业和手工业才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则只有根据当时的情况进行分析，不能够也不应该预先定下一个时间表，以超经济的方式强力推行。再看，我国自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政策以来，已经近三十年了，在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下，合法经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正在蓬勃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和平崛起的重要力量。它们为国家创造大量财富，提供大量税收，就近设点为群众提供多种方便和服务，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为国民经济继续发展提供了大量资本，有什么必要现阶段就把它们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呢?想想看，如果我们政府现在也预先制订出一个“改造”的时间表(比如18年)，让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家知道，在不久的将来，自己辛勤努力创造出来的企业和财产就要没收归公，那他们会怎样呢?他们会整日恐惶不安，那还会积极经营，扩大再生产吗?恐怕绝大多数人不会，很多人可能预先抽调资本外逃；如果是股份公司，则股东们会大量抛售股票，造成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整个社会也会陷入危机。这些恐怕是当年毛泽东主席没有估计到的吧，至于国内外新的投资就更说不上了。

从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主席当年提出的以15年为期或更多一点时间(共18年)完成“三大改造”的计划，主观动机无疑是好的，但这不过是一种主观的愿望罢了。

不论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何种水平，亦不论采取何种手段，不论是和平手段还是暴力手段，不论是有偿(付定息赎买)或无偿，当某种生产方式还没有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桎梏时，“改造”它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不必要的，对生产的发展，对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是不利的。马克思又说：“无论哪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当年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改造”了的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私营经济，现在又得到恢复和发展，不就是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的正确性的证明吗?

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今天的综合国力、经济实力比建国初期当然要强大得多，有关的各种政策、法律、法规等也比建国初期完备得多，但在经济体制原则大方面，不就是依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述、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论点，以及毛泽东自己拟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十六个大字吗?走了几十年的弯路，付出惨痛代价之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令人不胜感慨。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马寅初与“包产到户”的一段情缘　作者：陈大斌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提出的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新人口论》及所遭受的错误批判，早已家喻户晓。可马先生1962年支持农村“包产到户”，并与被毛泽东批判的一位“单干理论家”之间，有着一段堪称佳话的情缘，可能就鲜有人知了。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严厉批判“包产到户”为“单干风”，矛头直指邓子恢。同时还有几位青年知识分子，被批为浙江省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前几年，经过三下浙江寻访，我写了《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一文(见《炎黄春秋》2003年11月号)，介绍了冯志来、陈新宇、杨木水三位“单干理论家”坚持真理，为民请命的事迹。但因篇幅所限，对其中一位杨木水，因其关于“包产到户”的文章理论性稍弱，便从简评介。这一“简”，就把马先生支持“包产到户”及他与杨木水的一段情缘给“简”掉了，非常可惜。

当年马寅初先生为了帮助杨木水“上书”毛泽东，曾亲赴浙江嵊县访杨木水，深入农村调查，并帮助杨木水修改致毛泽东要求准许实行“包产到户”的文章。这段看似一段轶事，实乃很有意义的史实。现将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以飨有兴趣的读者。

在所谓浙江“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里，嵊县(今嵊州市)农业局农技站蚕桑技术员杨木水的遭遇最为悲惨。“文革”中他在劳改农场里，以“恶攻”(即恶毒攻击毛泽东主席)罪被判处死刑，戴上手铐脚镣关在狱中等待处决。“待斩”期内，形势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他才幸免一死。

这位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杨木水，生于义乌，自幼失去父母，在孤儿院里度过童年。他没有上过多少学，但为人聪明好学，干啥都有一股子钻劲，拜能人为师学得一手种桑养蚕的技术。50年代，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他进了有“越剧之乡”美誉的嵊县的农业局，成了一名农技员。本来他此生可以在浙东的青山绿水中平安度过。可他偏是个生性耿直，一腔正义感的热心男儿。他生活在农村，天天与农民打交道，对农村发生的事热心又熟悉。当他走上工作岗位不久，正要为农村农民做实事的时候，农村里正是“三面红旗”满天飞，“五风”遍地刮的时候，接着便是饿死人的大饥荒。杨木水亲历了这一切，亲眼看见这几年农民过着缺衣少食的苦日月。嵊县原是一个青山绿水、桑稻遍地的好地方，几年折腾只闹得山林毁坏，良田荒芜，农民缺粮无菜，市场上没有不缺的东西。是什么原因把好端端的农村弄成这个样子?怎样才能让农民吃上饱饭?这位农技员访农民，问基层干部，大家推心置腹，对他说实话，农村实行的大集体捆死了群众的手脚，大呼隆劳动，大锅饭分配实在害死人。救农村救农民只有一个办法：实行责任制，搞包产到户。当年嵊县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地方农民正在自发地实行包产到户，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种田人热情拥护。而政府却不准许，派大批干部下去“纠正”，弄得干群对立，农民怨声载道，生产受到进一步破坏。

这时，杨木水便想到，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不知道这几年农村、农民的苦处，不了解包产到户的好处?何不向中央、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进言，请求准许农民实行包户呢!这么好的办法，为什么非“纠”不可呢?

但是，这是一件风险很大的事。朋友们苦苦劝说，“这把火可不是好玩的，弄不好要把自己烧焦!”一个农技员，干好自己的桑蚕养殖就算尽职尽力了，何必自寻麻烦，硬往政治斗争的漩涡里跳?

杨木水却在想，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我这个小小技术员，难道只能去帮助农民种桑养蚕?现在乡亲们遭此大难，自己能装着没看见吗?这不合杨木水的做人原则!

在嵊县农业部门，谁都知道杨木水耿直倔犟，爱管“闲事”，遇到理不公的事，他一定不顾一切地出头去抱打不平。为此，这些年来他受过领导多次批评，但他痴心不改。现在，他下决心要为农民请命，向毛主席写信要求准许农民实行包产到户，这是谁也拦不住的。

杨木水说干就干。花了几天时间，他归纳出“包产到户”的十三条优越性。然后以这“十三条优越性”为中心，写出《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一文。

文章写好后，他寄给中央办公厅，请转呈毛主席。可是，文章寄出之后如泥牛入海。杨木水不甘心。事关万千百姓的死活，一定要设法让自己的意见能够直达毛主席的面前。有什么办法呢?思来想去，他想到从嵊县走出去在北京工作的一位大人物，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在国内外有着广泛影响，大概可以直接向党的领导人进言。通过他，把信转给毛泽东主席，不是一条通天的捷径吗?

1961年11月，杨木水把自己这篇文章又抄了一份，寄给马寅初先生。但杨木水并不了解马老先生此刻的处境。马寅初因为提倡节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新人口论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左派理论权威”康生讥讽他，你的“马”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1960年已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

马寅初虽然身处逆境，仍然心怀天下。他接到杨木水的信和寄来的材料，心上骤起波澜。家乡农村的状况使这位老夫子忧心忡忡。近年来，农村情况他也耳闻，家乡这位年轻人在信中反映的情况十分严重，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信中对实行包产到户的建议，似乎也有其道理。此事关系国计民生之大局，不能等闲视之。马老决定要来管一管这件事。马老是一位学风严谨的学者，他首先要弄清实际情况。这位年轻的同乡所反映的情况如实吗?“包产到户”真的如此灵验吗?他决心亲自去一趟嵊县，作一番实地考察，了解当前农村的真实情况，也见一见这位敢说话的小同乡杨木水。

决心要去嵊县实地了解情况，马老作出周到的安排。他这次是以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到嵊州视察的，先通过全国人大与浙江人大沟通，之后，他又亲笔给嵊县领导写信，详细告知他到嵊县考察的内容和要会见的人员，特别说明，嵊县有位“杨木水先生着”，把《关于农村六十条》的文章寄给了他，并说“杨先生爱社心切，所言不无可采之处”，所以拟请杨先生“与我当面一谈”。请县府领导“就近预先通知杨先生早日准备”。

为了给嵊县有关人员足够的“准备”时间，在发信一个月后，1962年1月，马寅初冒着严寒来到浙江，在省粮食厅长丁友灿陪同下到嵊县视察。

在马老到达的前一天，县委农工部召杨木水谈话，警告他在马老面前不要“乱说”，特别不能向马老说嵊县发生过大面积包产到户的情况。

虽然预先作了交待，县里还是不放心。杨木水来见马寅初先生时，县里安排了多位人员“陪同”。那些“陪同”人员寸步不离，看着杨木水的一举一动。

马老一看这阵式，特别是从县委陪同人员对杨木水的态度上，就看出了这个胆敢为民请命的小伙子，在当地处境不妙。当着省、县这么多领导干部，他怎么可能畅所欲言呢?于是便明确表示，要与杨先生单独谈谈，毫不客气地请所有陪同人员回避。

“陪同人员”只好退出。但县里还是想知道这一老一少在“密谈”了些什么，不断派人进来倒水、送茶。后来干脆送进来一位“秘书”，说要帮马老做记录。马老见状很生气，但还是强忍着，微笑着拒绝县里的一切好意，只与杨木一水两人对坐面谈。他实在想听一些真话，了解目前农村的真实情况。

马老做事认真，作风严谨，一丝不苟，但待人却十分诚恳、平等，他一口一声“杨先生”，使杨木水心头涌起一阵阵热浪。马老像一位慈祥的长者待一个晚辈，拿出从北京带来的糖果请杨木水吃，还亲手点燃带来的一个小巧的酒精炉，煮咖啡款待杨木水。马老的热情和谦和使杨木水很快定下心来，像面对自家的长辈。这一老一小，促膝长谈，十分投机。杨木水敞开心扉向马老谈了当前农村中的种种问题，自然也讲了农村的出路在包产到户。杨木水感到一吐为快，马老也很高兴。他从这位技术员口中了解到农村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

谈了一阵之后，马老才打开皮包，拿出杨木水寄给他的那篇大作来。杨木水忙侧目看看，只见文稿上，马老用红笔圈圈、点点、杠杠，划得密密麻麻，空白处还写有若干批注，或提出问题。显然，马老已经仔细读过自己的文章。他深为感动，心想，上级领导如果都能像马老这样重视群众的意见就好了。

马老对杨木水说，你的建议我看过了。不知道杨先生是否还有补充的地方?我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是对目前人民公社的情况和经营管理问题不甚了解，还得向你们请教。马老还细细地询问了一些问题。杨木水一一作答。

在弄清楚有关问题之后，马老决定帮助杨木水转呈这篇文章。他对杨木水说，你的爱社之心令人敬佩，你的文章从农村实际出发，列举了“包产到户”的许多好处，有不少可取之处。但作为向国家领导建言，还有一些不足、不当之处。尤其让杨木水难忘的是，马老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善意的批评建议要注意分寸。“理直”不一定非得“气壮”不可。看问题要尽量全面一些，说缺点要尽量准确、客观，感情务必不要偏激，冷嘲热讽之言务必少用。摆事实讲道理要比发牢骚、一味嘲讽的效果好。

马老博学文雅，谈吐幽默风趣。谈完这些之后，他又笑着向杨木水建议：一定要把文中所列“包产到户”十三条优越性归并成十大或八大、九大优越性。反正不要用这个“十三”!他说，这样做除了文字表达更简明之外，还避开了西方人的一个忌讳。马老风趣地说，西方人认为“十三”是个不祥的数字，沾上它就会“触霉头”。马老还讲了一段小故事作为佐证：自己有一次在上海请客，原来定好是十二位，结果临时来了一位领导同志，当然要请他入座。这就凑成了“十三”这个不祥之数，结果祸事马上来到。满桌人刚坐下，厨房间便突然起火，马老赶去帮助扑火，忙乱中碰破了头。一个故事说得老少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杨木水辞别了马老，回去后闭门谢客，按马老的要求，把文章改好、抄清。他特别注意把原来的包产到户十三大优越性重新进行归纳，改为“十大优越性”。与马老的几日相处，他更坚信，有马老相助，他的文章一定能引起毛泽东主席及党中央的重视。他感到庆幸，总算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大事。此事若成，此生也就不算虚度了。

这次马寅初先生在嵊县视察七天，临走时带走了杨木水修改过的文稿。

可是，马老和杨木水都不会想到，尽管杨木水把“十三大优越性”改为“十大优越性”，避开了那个不祥的“十三”，但却没能避开祸端。

杨木水的这封信转送上去不久，祸事便接踵而至。先是嵊县农业局把他从自己喜爱的工作岗位调开。一年之后，1963年春天，他被逮捕，在看守所关押了十三个月(又是一个十三)后，1964年初正式对他宣判：因“恶毒攻击党的路线政策，鼓吹包产到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犯“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8年，押赴浙江第二监狱服刑。“文革”爆发，杨木水被转押到浙江省衢州十里丰劳改农场。在这里，除了过重的苦役和饥饿之外，还有天天辱没人格的批斗，使杨木水无法容忍。13个犯人组成一个批斗小组，除了互相恶骂一通之外，还要抡起胳膊互相抽打耳光，直抽到脸肿鼻出血才停手。杨木水被折腾得无心再活下去，只想速死。可是这里监视极严，连自杀都没有可能，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后，杨木水见几个犯人因撕“红宝书”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从而受到“启发”。但他绝不会对自己敬爱的领袖下手，他的目光盯上那位“鹰鼻鸡眼不可交”的副统帅林彪，几年来他从心底厌恶这个“接班人”。一天“早请示”时，大伙正在大声呼喊“永远健康”时，杨木水突然大声喊道：“什么永远健康?这是烧香老太婆的祷告，是封建迷信!”他这一喊，当场就被抓起来，不经任何审理，第二天便被宣判死刑，除戴手铐外，脚上再加上38斤重的铁镣，等待执行枪决。而就在杨木水“狱中待斩”的时候，就发生了上文中说的情况：那位副统帅叛党叛国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里。杨木水死罪免了，却被加刑四年，理由是“他没这么高明。他当时的行动还是攻击领袖”!

杨木水死里逃生，1975年前后服满十二年刑期，仍然就地劳动改造。1978年才摘掉反革命帽子，回到故乡义乌。十几年的劳改囚徒的非人生活，杨木水只能跟山林草莽亲近。他决心学习中医，以草药济世救人。他以神农尝百草精神，遍尝常见的山花野草，在自己和犯人身上试着用草药治病。“单方一味，气死名医”。杨木水出狱平反后，在嵊县退休，回到老家义乌，凭着在狱中学到的本领，先在当地后在浙北乡间行医，用草药单方治疑难杂症，一时间在民间颇有几分好评。五十岁之后，杨木水与一个跟他学草药的苏北农村姑娘成婚，生有一子。2001年不幸病逝。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为什么邓小平说中国县级以下已实行直选　作者：李树桥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同志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说：“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当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当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现在我们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那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页)

为什么在二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这样讲呢?我们系统地阅读邓小平同志关于民主与法制的重要著述，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就会懂得，这绝不是邓小平同志一时兴之所至、随意说说，而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向国民和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根据我本人学习的粗浅体会，当时邓小平同志这样讲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确实希望能加快改革的步伐，特别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邓小平同志1987年6月12日谈话在收入《邓选》时所加的标题就是《改革的步子要加快》，可见编者是体会到邓当时急切心情的。在谈到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论述时，很多人都特别重视他1980年8月18日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做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认为那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并不准确。现在已经有不少老同志的回忆中都提到，邓的那篇讲话主要是针对华国锋的。1981年6月29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从党的最高领导位置上下来以后，在六年多的时间里，邓小平同志本人和我们的党就把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放下了，因为当时开展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是在1986年6月10日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时经济情况以后的谈话。那一天他明确地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0页)。从那以后一直到“六四风波”前夕，邓小平论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讲话仅载入《文选》的就有20多次。这是邓小平一生中谈论政治体制改革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呢?回顾历史，过来人都会清楚地记得，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思想认识达到空前的统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激情燃烧和高歌猛进的黄金时期。改革解放了生产力，我国经济迅速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的生活普遍有所改善，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望步入建国以来的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是在土地改革以后)。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同志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35周年典礼看到群众突然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时，他会怎么想?人们无法做出精确的猜测。但是根据他反对“个人迷信”的一贯思想，一定不会在耳边响起“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又出了个邓小平”的乐曲。他会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威望的提升，标志着党与群众关系的贴近。在这样一个时候推进政治体制包括选举制度的改革，既可以保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与时俱进，又能保证党的执政地位稳若泰山。邓小平不愿错过这样一个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同时，邓小平还考虑到当时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他在八十年代倡导、推动改革开放的两个主要助手胡耀邦与赵紫阳，一个是70岁，一个是66岁。虽然在一般人看来，胡与赵也都是老人了。但在邓的眼里，他们都还是年轻人。邓要在自己还健康的时候，把中国改革中最有风险的几步棋走过去，以便给后来年轻人铺平道路。这也是一个政治家历史责任心的突出表现。邓小平同志1987年就说我国县以下已经实行直接选举，是希望我们当年就马上把这个事做起来。他在选举制度的改革上之所以表现出如此急切的心情，以上考虑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第二，邓小平认为当时我国县以下就应该并且能够实行直接选举。

这从邓小平6．12谈话上下文的语意中就可以很明白地看出来。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同志是从五个方面来阐述为什么县以下可以搞直选、而高层搞直选的条件还不成熟的。话中应有之义就是，从中国的一个县或乡的范围看，土地面积并不大，人口也不算太多，民族成分并不十分复杂。选民的文化素质已经具备了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

间接选举与直接选举，属于选举制度中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互有短长，而无优劣之分。间接选举便于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志。从新中国半个世纪选举工作的实践经验看，实行间接选举，便于执政党通过规定人大选举委员会、指定“应选”代表和“寄选”代表、规定代表候选人的结构比例、人大在选举期间向同级党委的请示汇报制度、人代会期间只准共产党在各代表团设立临时党委或党支部、民主人士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人代会而不能有党派的活动等等环节，把执政党意志变成国家意志，保证执政党推荐重要干部的顺利当选。直接选举便于表达选民的政治意志，同时也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某一个地区干部和群众之间发生剧烈矛盾，通过一次选举把群众意见大的干部选下去，把群众拥护的干部选上来，社会矛盾一下子就化解了，剧烈的冲突一下子就平息了。直接选举还便于执政党和党的干部切实贯彻执政为民的方针。因为干部每一次换届都面临着选举的压力，对于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都不敢稍有懈怠。

直接选举会不会弱化执政党对社会管理的调控能力呢?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县及县以下，绝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这种结果。因为我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主导权、配置权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放权、收权的机制，对县和县以下的行政权力灵活地进行调节。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就曾经大大削减了县及县以下行政的自主权。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县政府管不了银行了。工商、税务、土地、质检等部门先后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了。有些县级领导干部当时说，我们管什么呢?难道县政府只是管城乡绿化、环境卫生、计划生育?当然这只是牢骚话，是极而言之。但它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在县以下实行直接选举绝不会影响执政党对社会管理的控制能力，更不会削弱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第三，在邓小平同志看来，既要遵守宪法，又要鼓励大胆地进行有领导的改革试验。

有人可能会说，邓小平同志所说过的县以下实行直接选举，是指县及县以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而不是指县长副县长、区长副区长、乡长副乡长由选民直接选举。对于这样的解说，有三点值得商榷：其一，至少在邓小平的谈话中，并没有明确的表达过他所说的直接选举，就是选举人代会的代表；其二，我们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0页前面所引那一节的上文。邓小平同志是从管理香港事务官员的选举谈到内地直接、间接选举的，而不是从民意代表的选举说下来，其意思所指一看即知；其三，我国法律的解释权都指定有专属机关，邓小平理论好像还没明确指定这样的专属解释权。人们根据自己的体会，把邓小平所谈的直接选举的对象理解为县长副县长、乡长副乡长、镇长副镇长，还能算得上犯什么大忌吗?

《宪法》明令禁止的是否可以有领导地进行改革试验?八十年代中国改革的实践中曾经出现过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1987年秋深圳特区领导同志向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请示，他们是否可以学习香港的经验，搞一下土地批租的改革试验?当时我们国家实行的是1982年修改过的《宪法》。该宪法版本的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按照这个规定，土地批租是明显违宪。当时经过请示邓小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不是断然拒绝深圳特区改革实验的要求，而是明确答复鼓励和支持他们率先进行土地批租的试验。这样才有了1987年12月1日深圳首次拍卖8588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四个多月以后，即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才通过宪法修正案，把“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写进了宪法。从那以后，中国才有了全国规模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才有了城市日益繁荣的房地产产业，才有了城市面貌的迅速现代化。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件往事也颇具借鉴意义。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毅然撤销“人民公社”、挂起“乡人民政府”的牌子，那个时候这是违背《宪法》相关条款规定的。当年8月中旬新华社记者把这条消息登在《新华社内参》上，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彭冲看了做出批示，责成人大法工委“调查核实”，并随即派出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和民政部组成的调查组。调查组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得出了建立乡人民政府的三大好处，通过1982年修改《宪法》，乡人民政府作为我国基层政权组织的合法地位才得到确认。至今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还会保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档案里。

可见，宪法是严肃的，但也不能机械地认为在宪法修改之前就绝对不允许有领导地进行改革试验。宪法是必须严格遵守的，但也必须给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留出适当的空间，给以后继续不断地修改和完善宪法条款留下空间。土地批租和撤公社建乡的改革实验是这样，有领导的县以下基层政权选举制度改革的试验也是这样。那种以违宪的名义把有领导的基层民主选举制度改革实验加以否定的做法，不一定就那么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自1954年颁布以来已经经过了三次重新改写，三次以修正案的方式对部分条款进行修改。那么以后我们的宪法再需要修改之前，除了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外，还能不能就某些重要问题在点上做改革的实验?以后还要不要基层为我们的立法工作提供实践依据?1987年2月中共中央颁布(1987)5号文件《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其中明确规定：“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在试验区要允许突破某些现行政策和体制，以利试验与探索。”没有这样的政策特许，能有八十年代蓬蓬勃勃的中国改革大潮吗?动辄以严守现行法律政策条文为理由拒绝有领导的改革试验，是违背我们共产党人所信奉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要求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强对社会建设重大问题的调查研究。县以下基层政权选举制度的改革理应属于这样的重大问题。从事这样的调查研究，既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大力支持，也需要全社会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从宏观到细节对选举制度、民意调查都有较深入研究的专门学者的广泛参与，还需要动员离退休的党政领导干部、老人民代表、老政协委员积极献计献策。既要研究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又要有广阔的世界眼光，吸取全人类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只有这样，才能在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改革等重大问题上提出既符合时代要求又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政策建议，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血流成沟”的回忆与思考　作者：戴　煌

引

千古以来，许多人为诉说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往往爱用“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之类的词语来形容。本人从苏北根据地边缘地带的一所学校的儿童团团长起，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和三年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及越南奠边府决战，遭遇过的大大小小的枪林弹雨不下数十次之多，虽没有目睹过“血流成河”，却也见过“血流成沟”……

(一)

那是1947年8月。

也许由于当年5月，受到鲁南孟良崮战役全歼蒋匪王牌军74师的辉煌胜利的鼓舞，一直坚持在苏中、苏北敌后的华东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暨苏中军区(司令员管文蔚、政委陈丕显)和第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司令员陈庆先、政委曹荻秋)，准备一起伸出铁拳，痛歼敌人的有生力量。

为了适时报道对敌斗争，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于当年6月应运而生，调来了三名记者，年龄最大的叫胡捷，好像是浙江人，约二十三四岁，在上海做过工人，参加新四军后做过基层部队的指挥员，又有一定的文化，就把他调了来；年龄中等的是陈清伦，22岁，原苏北文工团团员，1945年日寇投降前夕，调到苏北地区的报社已干了两年新闻工作，当时已算一个老记者了；年龄最小的就是我，19岁，原在苏北文工团(这时已叫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文工团)担任创作组(也叫文学组)组长，同时是1946年春天被选为苏皖边区第五分区(也叫华中五分区)新闻工作者联合会的理事。前线支社社长由纵队政治部宣教部的宣教科长张牧兼任。他原是新安旅行团的老团员。

一开始，由于到底有何重大的战役行动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分头到基层部队采写点小稿子；直到当年的8月初，才知道攻打盐城(当时叫“叶挺”，为纪念叶挺之故)。我们三人约定：深入最前线，观察最前线的战士们的战斗作风，决心逼真地刻画战士们的作战神态。尤其要目睹共产党员们是如何实践入党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的。

因此，当决定十一纵队攻打东门和南门，十二纵队攻打西门和北门时，胡捷即紧随攻打西门的三十五旅，旅长为谢振华。我和陈清伦就紧跟三十四旅的北门主攻团——100团突击队。

8月10日夜晚，在已扫清外围的据点后，我们的部队开始围攻盐城。我跟着一个突击营向城北串场河上的一座水闸桥进击。

这是由北面接近北城墙的必由之路。天上繁星闪烁。前面阻挡我们前进的守敌开枪开炮，火光闪烁不息。在一阵稠密的弹雨下，我们都从南下的公路上翻滚到公路西边的小土沟里。

这公路沟只有一尺来深。我们只能用膝盖和胳膊肘悬撑着身子匍匐前进。水闸桥头堡内的敌人打来的一串串子弹，在我们的脊背上空嘘嘘掠过。有的就像一把无形而又极锋锐的大剪刀，剪得沟边的灌木和蒿草的枝枝叶叶，纷纷洒落在我们的身上。队伍的前前后后，时有轻声的呼唤声——“卫生员，卫生员”，这说明又有人被流弹击中了，急需包扎抢救。

但是，浅沟中的人流继续静静地向桥头蠕动。与我几乎并排挪动的一个战士，身上的刺刀鞘和铁皮碗没有分隔好，每挪一步，它们就碰得咯当咯当响。我尽量压低了声音贴着他的耳朵说：

“请你把铁皮碗包一包好吗?”

“我的碗套没了，被铁丝网挂烂了!”他说。

“那毛巾呢?”

“不是扎在膀子上吗?”他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嘿，对，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毛巾扎在左胳膊上，作为夜间近敌时识别敌我的标志。我随手掏出自己的小手绢，帮他包好铁皮碗。我说：“这也许会响得轻一些。”

可他没理我这话茬，反而问我：

“你是哪个排的?我怎么不认得你?”

我说：“我是记者。”

他不懂什么叫“记者”，继续问：“什么部队?”

我说：“新华社，新华社记者。”

他听到了“新华”二字，“唔”了一声，似已明白了几分。因为那时在解放区，“新华书店”“新华印刷厂”“新华肥皂厂”等等，用“新华”二字命名的单位有的是，就是大字不识的人，一听“新华”二字，就都明白这是自己的人。

然而，他对“记者”一词，似仍莫明其妙。也许正当我回答他的问话时，敌人那边又乒乒乓乓地打来了一阵枪，使他听得不甚真切。所以他又惊诧地问：

“你是‘新华织布厂’的，到这里来做什么呢?”紧接着，他就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还不快回去!”

他不只这么“命令”，还突然加快速度，把我甩下了一步远，还用他那穿着草鞋的脚底板使劲地向后蹬，意思是不准我再向前爬。

看来，他真以为我是“新华织布厂”的什么人了，这使我很感动。不管他说的话多么生硬，连什么叫“记者”也不懂，但在这紧要的生死关头，他关心的是别人，爱惜的是别人的生命。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多么可敬可爱的战士!我连忙也加快爬了几步，贴着他的耳朵解释说：“我不是织布厂的，我是记者，就是给报纸写稿子的。”

他这才恍若有所悟，但还是坚持说：“拿笔的人，没有枪，不能上前线……”

突然，前面火光冲天，传来一声巨响，震断了我们的悄悄话。敌人的桥头堡被我们最前面的爆破手炸翻了。公路沟里的战士们一跃而起，向水闸桥直冲过去。

我也紧随不舍。但我又不能紧紧地跟着他们去。我应该首先到这个北门主攻团的前线指挥所，了解一下当前的敌我态势。

(二)

这支突击队过了水闸桥，直奔西南方向的青纱帐。我过了水闸桥，就向直南的青纱帐前行。团指挥所，就在这片青纱帐内一个比较高的土墩子上。这土墩子上只有一座两小间的草屋；草屋的北面是一个两檐几乎插地的披舍子，是一个厨房，这大概是平常看场子人所用。看起来，这草屋正对着城墙的东北角，约四百来米。

我正在草屋内与团长、政委、参谋长交谈，陈清伦也摸过来了。他立即也投入了交谈。不久，天色大亮，我和陈清伦来到屋后，与一位参谋席地而聊。

虽然这是青纱帐，四周都长满了玉米和高粱，但这草屋是建在一个高出农田的土墩子上，草屋必然高出这青纱帐；城墙上的敌人肯定会估计到这草屋内一定有我们的人。所以，突然射来一颗迫击炮弹。舍子内冲出一股浓密的白烟和气浪，屋内的电话总机和收发报台的人员捧着总机和电台纷纷跑出，被炮烟呛得咳嗽连连。我和陈清伦被强烈的爆炸声震得双耳嗡嗡响，什么也听不清。只见那位参谋同志抱着一条腿嗷嗷叫。原来他的那条腿的膝盖中了弹片，鲜血直流。而我和陈清伦除了双耳嗡嗡响却安然无恙。我们立即和那些急忙搬出总机和电台的人七手八脚地抢救这位参谋同志。

接着，我和陈清伦也分了手。他下了这个草屋土墩子向南，利用青纱帐的掩蔽，去了城墙东北角的主攻营；我则下了土墩子向西，去追赶过了水闸桥向西南方向急奔准备攻打北门的主攻营。

我走过了一片高梁地，是一条南北向的大约不到十米宽的小河沟。在北城墙上敌人的眼皮底下，不时打来冷枪。沟面上平放着一架准备登城用的云梯，供来往过人之用。城墙上敌人不时打来的冷枪，严重威胁北门主攻营和团指挥所之间任何必须来往的人员。所以团指挥所的通讯员带着我在沟东高梁地里等了好一会，等到枪声沉寂，才快速踏过这架云梯，跳进沟西的玉米地。紧接着，就“哒哒哒”地飞来一串机枪子弹，在我们的头上“吱吱吱”地飞过。

我俩弯着腰，穿过沟西的玉米地，来到一片乱坟岗。通讯员把我交给在一个较大的坟头下面隐蔽的北门主攻营的营长、教导员。

这片乱坟岗约有数百米宽长，其南沿离北城墙约有150米。北门外，是一条进出北门的土公路。土公路出城向北，百米左右就拐弯向东。敌人就沿着公路，在北门外筑了一个防守北门的土圩子。所以这土圩子百米见方，在面向东、西、北三面的土圩子上和它的东北角、西北角，均筑有坚固的暗堡，其南面则坐靠着城墙。所以在土圩子外围，是一丈多宽、五六尺深的壕沟。北门主攻营的任务就是首先攻占这个土圩子，然后再攻打北门。

看来，我们的攻击不会轻易奏效。因为背靠城墙、三面绕以壕沟、铁丝网密布、矮小而坚实的暗堡分布三方的土圩子内的敌人，必会疯狂抵抗。这大白天，我们都隐蔽在乱坟岗内，他们的轻重机枪和冲锋枪都不时喷出一串串子弹，交织成似能绞杀一切生命的扇形火力网。城里的敌人又不时打来一排排迫击炮弹，可见敌人的防守相当严密而顽强。

时将中午，阳光强烈。按老规矩，我们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能发起强攻。我和营长、教导员分别隐蔽在几个坟头下，以抵挡敌人不断射来的子弹。

那天特热，火气蒸人，隐蔽在坟头下也大汗淋漓，口干难耐。营部的几个通讯员不断地在附近的几个坟头之间的低洼地带，用军用小钢锹三下两下刨个小水坑，用小瓷缸舀点水给我们解渴。这小瓷缸里的水都浑沌沌的带有泥浆味，还有几个小孑孓在里面伸伸缩缩地乱折腾。我们只有把它们一一挑干净才敢喝……

(三)

好容易才熬到太阳西下。夜晚十点，总攻开始。后面我们的炮兵终于开火了。经过一阵急促而猛烈的炮火攻击，冲锋号四起，好多支部队一起跃出乱坟岗，冲出玉米地和高粱地，向黑压压的高大城墙猛扑过去。其中第一梯队的战士们，直指敌军防守严密的那个土圩子。

不一会，急匆匆地从前面跑下来一个通讯员。他带着急呼呼的喘息声向营首长报告：“第一梯队还没冲到土圩子的壕沟边，差不多就又倒下了一多半……”

听此紧急报告，营长和教导员立即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大喊一声“二梯队上”“三梯队准备”，就各自端着枪消失在子弹横飞的茫茫夜色中了。

我这个坟头，离敌人大约只有200米左右。我环顾四周，留在这乱坟岗中的，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了。

如果说，这几天来，我也常常接近过死亡的边缘，但那毕竟不过是身临险境的“观战”而已；可眼下又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如果继续留在这里，那就会成了一个“睁眼瞎”，啥场面也看不到；如果向后转，回到主攻团的前线指挥所去，那是说不过去的!我只能横下一条心：往前去!到血与火更稠密的地方去!既约定深入这个战场实际，那就深入个彻底!

等我跃出乱坟岗，过了前面的高梁地，滚过了公路，越过了几乎小半沟烈士遗体，扒上了铁丝网乱七八糟的土圩子，只见圩内人影幢幢，杀声一片。原来我们的第三梯队剩下来的战士已与敌人拼开了刺刀。从左胳膊上是否缠有白毛巾为标识，我看到敌我双方不断互有伤亡。当看到眼前我方一位小战士在刺中一个敌人的当儿，也被这个敌人刺中时，我快速扒进圩内，从这个敌人身上拔出我方小战士的那支枪也投入了拼搏，大声喊杀，拼了命……

一会儿，大概圩内残敌难以招架，他们响起一阵哨音，纷纷从只有他们知道的地下通道潜入城内，城墙上的敌人就向圩内胡扫射。我们的战士又倒下了不少。我以西北角的地堡作掩护，滑下了壕沟，越过了烈士们的遗体，爬出了壕沟，翻滚过公路，滚下了公路北边的小土沟，再滚过十几米宽的杂草开阔地，又滚进了青纱帐，我这才敢于稍稍抬起身，弯着腰穿过这片高粱地和玉米地，重新进了乱坟岗。过了乱坟岗和紧挨着乱坟岗的高梁地与玉米地，来到了就是前天夜间爆破其水闸桥头堡的那道河流——串场河。

这时城墙上敌人的枪弹虽属强弩之末，但头顶上仍时有枪弹飞啸飘洒。我不能摸到水闸桥那儿过河，只能把小战士的那支枪交给路遇的战士，穿着军裤下河。我一只手举托着上衣和挂包，一手划水，居然也泅过了这一百多米宽的著名于苏北的串场河。很快，就少有子弹在头顶上空呼啸而过了。

又走了里把路的田埂子，才到了十二纵队前线政治部宣教部临时驻扎的那几座零散的屋子，与陈清伦相会。他与攻打东北角城墙的那支部队，一起向敌人进行了冲杀，侥幸而还。我也是侥幸而还。只被土圩子上的残乱铁丝网挂破了一星点皮肉。

我穿着湿裤子稍稍静躺了一会，当太阳高升时，我与陈清伦再上前线。快到北门时，我们才知道廖成美旅长(即前些年我们新华社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宣奉华的堂姐夫，当然那时宣奉华还是个孩子)亲自指挥三十四旅102团，从城墙西北角奋勇攻进了城，打开了北门。在国民党飞机向北门附近刚刚扔下一些炸弹之后，我俩匆匆就从北门的城门洞穿入城内，与120团政治处宣教股的同志一起，跟着在前面巷战的部队逐屋前进。

快中午，残敌均退守在也有土圩子的盐城中学内。经过激战，并在我方大喇叭的劝告下，敌师长李铁民为首的成千的残兵败将，纷纷举起白旗或任何发白的东西表示投降。我方的战士一拥而上，收缴枪炮子弹。我和陈清伦也打开敌人的西红柿熬黄豆的罐头，填一填辘辘饥肠。同时搜集敌人乱七八糟的宣传品和报纸，整整装了两大包。

太阳偏西时，我们跟着部队出了城。经过北门外那个土圩子时，部队顺着土公路，在土圩子西边拐弯向东一直走了下去。这时我才注意到土圩子西边和北边的壕沟内的烈士遗体已搬运干净，壕沟底部浅浅的积水与烈士们留下的血水和脑浆混合成淡红色的血流。再回想十几小时前自己反复越过烈士们遗体时的惨景，使我顿感“血流成沟”。在这沟中与沟前究竟倒下了多少烈士，当时我也说不清。再加上其它城墙前的激战和巷战的阵亡人数，少说也有千人以上吧!

(四)

这次攻坚战，一共歼敌7250余名，生俘国民党42集团军总部少将副参谋长韩伊明、第一师少将师长李铁民、少将副师长彭定一、蒋记国防部新闻局少将文化专员杨念熙及以下官兵3221人，同时俘获周围好几个县的“还乡团”、保安队3500多人；缴获迫击炮、六○炮、掷弹筒将近100门，轻重机枪169挺，步马枪3000余支，弹药30余万发，取得了预想的胜利。

但是，我们也伤亡了很多同志。我以后再到当时的北门主攻团100团采访，再也没有见过那位竭力劝我向后转的战士和很多我已面熟而叫不出名姓的人。也许他们都已殉身于那条“血流成沟”之中了!

攻坚战全胜后，我们先听说，胡捷同志紧随主攻盐城西门偏北的碉堡的突击队，迎着敌人的弹雨一齐冲锋，许多同志中弹而仆，他仍奋勇向前，终于在他的左右大膀和左胸间连中数弹，光荣负伤。十二纵队暨苏北军区领导人立即嘱托政治部的宣教科长兼苏北前线支社社长张牧(后来当过24军一个师的政治部主任、华北军区战友文工团团长、华国锋掌权的国务院总理的秘书，离休后不久因癌症逝世)编发了一篇表扬电讯。前线支社发出的这则电讯，长约300来字，其中有一半的篇幅赞扬了胡捷；下半段也表扬了当时是“初次踏人新闻工作岗位”的我，说我“亲历解放军战士与守敌展开白刃战”；同时也说陈清伦“与第一线攻坚部队并肩而行”。

这个电讯，陆续刊登于当年8月17日《苏北日报》、8月23日山东《大众日报》和8月24日《人民日报》。可是过了少许时日，我们才确知胡捷同志已经牺牲了。当时抢救队的同志就把他抬上担架，急送前线包扎所抢救，但还没到包扎所，他就因好几处伤口流血太多而牺牲在担架上。至今新华社的“社史展览室”众多烈士中，还有他的照片和简历。陈清伦后来转业到合肥工业大学做了一个系的领导工作，多年前已离休，仍健在。

(五)

多年来，这“血流成沟”的惨状，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淡忘。我常常这样想：从南昌起义，到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屡次恶战，数不清的“血流成沟”的千百万烈士都是来自工农大众，他们的血肉构筑的新中国，给工农大众造了多少福利?工农大众在这个新政权的政治舞台上有多大的发言权?这是需要深思的。

想当初我也是个“个人崇拜”者。1941年皖南事变，我作为苏北游击区一所学校的抗日儿童团团长，将近13岁，应邀参加了粟裕当师长的新四军1师2旅一支部队的抗议声讨大会。会上同志们都愤怒地摘除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戴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并有人带领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也跟着狂喊。1947年春天，我还在苏北文工团担任写作组组长，为胡宗南侵占延安，也曾悄没声地躲在屋后面向西北方向暗暗流泪，担心毛老人家的健康与安全。随后自己还作词谱曲，搞了个《歌唱领袖毛泽东》；歌本发下后，苏北特务团有的营、连还传唱过。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作为新华社的一名随军记者，还和在南京大街上庆祝游行的大队人马同声狂呼过“毛主席万岁”。1956年春，在新华社总社听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才恍然大悟，对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和他那种集权政治的情愫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尤其在1957年“反右”之后的党内会议上，我仍和战场上一样，热情响应党的号召，继续整风鸣放，坚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表态是真诚的，于是我竹筒倒豆子，根本没想到什么个人的得失，大胆提出了警惕“神化和特权”等论点，结果照样被打成了“右派”，经受了长达21年的苦难。这样，我对高度集权的制度有了更为沉痛的看法。

1987年6月，我只能写一篇盐城攻坚战的采访记忆片断，题为《胜利之路，烈士们的血肉铺就》。其用意就是不能把千百万烈士们血肉铺就胜利之路的大功大德，都记到某个领袖人物一个人的账上。短文最后说：“几十年来，不论欢愉的时刻，还是苦难的岁月，我都常常缅怀过去一批批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时而默默流泪。今天，我们这个新社会虽已衣食无虞，但由于党风正气的衰颓，往昔的革命精神、同志友情、党与人民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反而十分淡漠的现象，却泛泛可见。这不能不令人在对先烈们的缅怀中，伴随着难以拂却的伤痛和悲愤!但愿我们所有当年心怀壮志投身革命洪流的人们，以及甘愿踏着用鲜血铺就的道路坚决走下去的子子孙孙，团结奋起，把20世纪的中国最伟大的革命事业，不是含污夹垢、拖泥带水，而是光明正大、健康无邪地继续下去，直到先烈们的壮丽心愿全部实现!”

总之，这“血流成沟”使我联想得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一一道来，只能就此搁笔。有何见教，敬希慨助。

(脱稿于2006年9月24日北京)

(责任编辑　杨继绳)

2006年第12期 自主创新贵在落实　作者：周瑞金

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国际激烈的竞争，中国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是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二是在国际以创新和技术升级为主要特征的激烈竞争中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弱化。

一个在强化，一个在弱化，矛盾就来了：一方面“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贵；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便宜”，以致在欧盟出现“Notmade in China”这标志的商品，公然嘲笑、歧视中国商品。另一方面是有钱也难买到需要的商品，中国能源需求旺盛，海外并购却屡屡受阻；高科技产品对中国更是有价无市，连想买先进武器，都被美国“盯死”。

怎么办?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无疑是非常适时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在，自主创新口号响彻大江南北，全国各级政府制定十一五规划也都把自主创新放在突出地位。这是令人鼓舞的。不过，规划制定了，人大通过了，宣传热潮也掀起了，目前关键还在于自主创新落实得如何?

“自主创新以企业为主体”。那我们的企业对自主创新反应如何?拿出自主创新方案的企业又有多少?增加了研发经费的企业又有多少?我初步询问了一些企业，他们的普遍反应是，期待政府的扶持与政策的引导，结果又把球踢回到政府脚下。据了解，我国真正具有研发型的企业只有山东海尔、深圳华为、安徽奇瑞、上海振华、海立等为数不多几家。中国企业普遍不重视提升自己的研发能力，企业的研发投入只占销售收入的0．5％，仅及发达国家一般企业的1／4。显然，企业这个主体没有充分发动，要真正落实自主创新，可就难了。

“自主创新以市场为导向”。那我国市场对自主创新的导向如何?目前，在中国注册的专利，尤其是高新技术的专利，绝大部分是外国的。其中，计算机类外国专利占70％，生物技术占87％，信息类占92％，半导体类占90％，外国专利显然占领了我国绝大部分领域。原先我们想靠与外资合资、靠让市场获得技术。现在看来，“以股权换技术”与“以市场换技术”，结果是让出了企业控股权和国内市场，而真正的先进技术却没有到我们手中，甚至有的反而废掉了我国原有的技术优势，自主创新更无从谈起。原因很简单，外方合资的目的是千方百计利用其作为独占性生产要素的核心技术，实现利益最大化，并不愿意与合资方的中国国内公司分享其独有的核心技术。因此，大多数合资企业只能按外方技术“照葫芦画瓢”，无法培育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只有少数合资企业由中方控制了合资企业的控股权和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才保障其推动了自主创新。事实说明，中国企业控制“两权”和以市场为导向，自主创新才有保证，才具有强大的、持续不断的动力，才能获得更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和实用价值。我国目前拥有的自主创新优势，如“两弹一星”、“载人航天”、基因组研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等，是值得自豪的。但是，也要看到，它们多数是靠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加大财政投入取得的。今天要落实自主创新规划，仅仅靠国家集中财力办大事的优势，显然是不够的，还一定要同市场导向相结合。要讲投入成本，要讲产出效益，要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利，要讲对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有益。

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依赖于学科的交叉融汇和技术集成。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展示了自然组织更深层次的统一，改变着人类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目前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纳米、生物、信息和认知四大领域的汇聚融合，体现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与集成，具有极大挑战性。这些领域的创新，需要综合应用各类知识、思想、技术和管理，其复杂性、系统性、拓新性空前的强。为适应这种多学科、深层次的自主创新，一定要具备思想精神层面上的条件。比如认知领域的创新，在国外已成为一门新学科，量子力学引起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现代科学实验已证明爱因斯坦的观念错了，“薛定谔的猫”假设实验将引起哲学的一场革命。如果我们重感性，轻理性，受机械唯物论的束缚，习惯于模仿克隆，甚至视恶俗、耍怪、搞笑为时尚，又谈何自主创新?由于原创太累，大投入见效慢，结果弄虚作假、瞒天过海、欺世盗名屡见不鲜，“汉芯”“生命工程”造假成风。一方面不宽容，不能容忍失败；一方面又不愿承担责任，只想一本万利，心气浮躁，侥幸乖巧。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又谈何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需要宣传，更需要落实。贵在落实!国家副主席曾庆红在全国科协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讲过一段很好的话：“一切妨碍自主创新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自主创新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自主创新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放手让一切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创造活力竞相进发。”

(责任编辑　萧　徐)

2006年第12期 鸡公山三次惊动国家最高当局　作者：笑　冰

鸡公山在豫、鄂两省交界处。它是大别山的余脉，西与桐柏山脉相接。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国人未曾发现它那美丽的风景和优良的消夏避暑功能。最早发现它的，竟是一个美籍挪威人、基督教传教士李立生。此后，这个面积只有27平方公里，中心区只有三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地，在上世纪的70多年中，竟发生了三次惊动国家最高当局的大事件：第一次是满清朝廷；第二次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第三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第一次清朝末年(1903—1907)

1902年平汉铁路通车，鸡公山下有一小站，名叫新店。1903年春夏之间，信阳教会的李立生和汝宁教会的施道格等曾几次在新店下车登山游览观景，发现山区景色秀美，气候凉爽。其中一次时值盛夏，他们在山上留连忘返，天晚下不了山，只好在山上一农家借宿(当时全山只有三户山民，数间茅舍)。这次他们发现山区夜晚凉风习习，空气清爽，虽在盛夏，犹如晚秋初冬天气。他们为自己发现了这个秀丽凉爽的人间仙境无比高兴。

经过奔走谋划，讨价还价，李立生于1903年9月15日用156两白银，从山场主人、湖北人叶接三手中，买得随田山场一处，长约三里，宽约二里。在信阳知州衙门(时任知州曾毓龄)报税获准建房四幢。1904年7月，汝宁教士施道格用562两白银，从山主信阳人张君仁等手中，买得水田11亩，随田山场一处，方圆五里。在信阳新任知州徐佐尧衙门报税获准建房两幢。随后，郾城教士饶裕泰等也前来买地建房。前两次他们尚能向当地官府报税。以后，他们竞把官府撇在一边，私下议价立约买地建房。几个愚昧无知的山主和两个糊涂州官，犯下了出卖国土，丧权辱国的罪行，而自己竟昏然无知。

李立生等占山建房之后，得意洋洋地给汉口的美国领事馆写了喜报。美领事带随员登山游览，无比喜悦，随撰文在西方国家报纸上宣传鸡公山风景优美，泉清林翠，气候凉爽，适宜避暑。并称，鸡公山地处“三关”(九里关、武胜关、平靖关)之间，自古以来为中原战略要地等等。引得许多外国人纷纷前来察看。李立生、施道格遂将所买山场，分片作价，转卖给各国教士商人。这样一来，在汉口、上海、广州、天津、青岛等地的美、英、法、德、挪威、丹麦、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教士商人，以及设在汉口的英国汇丰银行、华昌银行，法国永兴银行、宝正洋行，丹麦幸福洋行，日本三菱洋行、大全洋行、正金银行，俄国商行等都蜂拥而来，在山上买地建别墅、修教堂。建筑所需石料就地凿取，砖瓦开窑烧制，木料及金属材料等买自汉口，工程师多为外国人，工匠则雇自汉口、孝感、信阳及山下村镇。他们不惜重资，竞比豪华，争分夺秒，日夜赶工。两年间已有英、美、法、俄、日本等国建成各式楼宇27幢，寓居外侨70多人。而地方官麻木不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湖广总督张之洞闻知此事后，上奏清廷。朝廷震怒，严令张之洞和河南巡抚张人骏迅速查办，并通过外交途径收回国土。

两省督抚遵从清廷旨意，一面严斥信阳知州曹毓龄、徐佐尧“于教士购地时，并不详查，遽予税印，又未据实禀明，实属异常疏忽。奏请一并暂行革职，仍令随同妥慎办理，以观后效；一面委派胡藩、韩国钧等，先后到山调查实情，拟定对策，交涉收回。”两省督抚派出之官员以各个不平等条约和大清《总理衙门通行章程》为依据向各该国领事馆指出：外国人在鸡公山所买之地及所修之建筑物，必须作价赎回。而驻汉口各该国领事，以种种理由拒不接受。同时暗中支持鼓励各国教士商人，加快工程进度。而鄂豫督抚态度亦趋强硬，据理抗争，寸步不让。如此反复争斗，周折了两年之久，终于迫使外国人让步，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达成了《鸡公山租屋避暑章程十条》。主要条款为：凡外国人购买之山地，不论已税未税，一概由中国方面出价赎回；在原教会地(教堂公产)外，划出923亩作为外国人避暑官地；官地内已建筑之房屋，由中国方面估价收回，然后出租给外国人避暑；以后“外国人在避暑官地内新建房屋，必须先将图式合同，送由中国官府核准，始乃照图盖造。成后仍由中国给价收回起租”。这种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1935年。

此后，中国的军阀、富商、豪绅也认识了这个“三伏炎蒸人欲死，清凉到此顿疑仙”的避暑胜境，先后上山选址建房。直系军阀靳云鹗在避暑官地与豫森林地之间，建造了比所有外国楼宇都高大雄伟、方正端庄的大小颐庐。随后，吴佩孚、萧耀南、杜节义、吴庆桐、袁英等北洋军高级将领以及许多富商豪绅，也相继上山建造豪华别墅和娱乐场所。到上世纪30年代中期共有23个国家的教士商人和中国官绅建造的各种风格的崇楼峻宇、豪华别墅300多幢。夏季避暑人口达二千多人，南北街开设商店40多家，各类学校六所，服务人员多达数千。抗战开始后，鸡公山的消夏避暑活动渐趋冷落。

第二次 民国时期(1935年)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鄂豫皖苏区迅速扩大，红军发展到十几万人。国民党军“围剿”与红军“反围剿”的斗争十分激烈。

1935年初夏，国民党军112师对鸡公山东部何家冲、香炉寺、长岗一带展开“清剿”行动。7月6日，他们胁迫2700多名群众，开始“倒林烧山”。鄂东北道委和罗陂孝特委被困在新县的卡房、仰天窝和罗山的大、小鸡笼山一带，情况十分危急。罗陂孝特委在罗山何家冲山洞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用游击战破解山区之围。战斗部署分为三个方面：一、潜入鸡公山抓洋人作人质，阻止敌军“清剿”。二、令便衣队出击，捕杀一批反共保长和民团头目，挖掉敌人耳目，筹集粮款，以便长期坚持。三、派人去鄂省联络，在平汉路沿线展开游击活动，以策应鄂豫边区的反围剿斗争。

经过周密计划，由鄂东北独立团手枪连连长黄云先带10名队员，乘夜色从大东沟潜登鸡公山，经长林岗进入东部别墅区，在61号和63号别墅内，抓获了闻达卫、叶和慈等三个美国人和美文学校的华人管理员刘占甲。将他们押到山下，交给当地的施大安便衣队，隐藏在观音寨山洞里。

次日晨，蒋介石闻讯，紧急电令礼山县县长蒋少瑗“速谋救出盟友”。国民党军103师闻讯派兵追击，企图武力夺救美国人质。便衣队拖着洋人辗转迂回，敌军紧追不舍。在危急关头，便衣队在北安山杀掉一个，弃尸于路，迫使敌军停止追击，便衣队乘机转移。随后，另一支部队侦察到游击队行踪，继续追击，快要追上时，便衣队在礼山县城附近又杀掉一个，并在洋人尸体上留下字条，警告敌人。敌军怕再杀洋人，便停止追击，要求谈判。蒋少瑗在蒋介石严令下，急派刘前初、骆耀文进人游击队驻地，与游击队领导人何耀榜进行谈判，答应了游击队提出的三个条件：一、国民党军及地方民团立即停止“追剿”。二、释放“围剿”中被抓去的“政治犯”和被押的群众。三、以后一切交涉都用公函。随后，国民党军各部队和地方民团都接到了一星期内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武汉行营给红军送来一批现款和物资。游击队依约放回了人质。

这次事件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以政民伍二字第2934号训令，令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将鄂豫鸡公山地段统为一体，划为特区，设鸡公山管理局，统管全山行政治安事务。管理局由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直接领导，局长先由行营秘书丁超少将兼任，后由行营委员魏伦兼任，制定了一系列安全保卫措施，并调陆军31师一个营常驻山上，直到1938年。

第三次　改革开放初期(1981年)

1981年4月6日，新华社第716期《国内动态》清样送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手中。这一期的题目是《鸡公山风景区遭到严重破坏》，作者陈乔炎、何成章。文中说：“最近记者上山目睹的，却是一派令人痛心的景况：不少小楼别墅残破不堪，有六座全部倒塌，九座被人拆毁，马歇尔楼只剩残垣断壁，宋美龄跳舞厅楼板全无，裸露着地基。20多座小楼摇摇欲坠，多数通往山间亭阁的石阶被人搬走。据当地人反映，山容严重破坏的原因是由于管理不善，尤其是住在山上的131医院的一些人，随意砍伐树木，拆毁建筑物所致。”

这期内参4月5日编印，4月6日就得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批示。胡耀邦批示如下：

我的意见如下：(一)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论是物质文明建设，还是精神文明建设，是一场严肃的、紧张的、艰巨的战斗，任何部门，任何战线既要抓方针政策的领导，又要切实解决具体问题。我们对任何部门、任何干部都要职责分明，赏罚分明。现在我们工作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大堆问题无人负责，无人过问，因此要抓住一些具体事例加以解决，扭转风气。(二)如果这个材料属实，我认为武汉军区131医院是一个破坏国家风景胜地，损害国家财产，目无国家法纪的单位。必须追究责任。……(三)鸡公山今后必须明确管理责任。我的意见，该处必须由河南省(或信阳市)经营，在该处的一切外来单位，一切属于山区的行政事宜都要服从它的指挥和规定，任何人不得违反，而该山今后风景管理不善也唯这个管理局是问。

胡耀邦

四月六日(一九八一年)

总书记批示后，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和国家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4月9日就组成一个六人调查组。

中央六人调查组4月13日上午到郑州，武汉军区、河南省政府人员加入后，当日下午就到了信阳。14日听取了军、地双方汇报，15日上了鸡公山。联合调查组在山上经过十天深入、细致的调查，查清了情况，分清了责任，指导武汉军区和河南省政府达成了《关于鸡公山驻军营区及营房划出部分交地方作旅游区的协议》，并于24日写出了《关于鸡公山风景区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肯定记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指出了131医院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同时对该院在山上做的好事和他们在管理上的客观困难也作了认定。131医院党委态度诚恳，检讨深刻，并写出了整改措施。山上干部群众表示谅解，对医院为群众做的好事表示感谢。军、地双方都很满意。

调查组回京后，向中央办公厅、国家旅游总局、总后勤部、军委纪委作了汇报，由冯文彬、韩克华向总书记作了报告。1981年5月23日，中央办公厅下发了(1981)26号文件。文件写道：“关于鸡公山风景区问题的调查情况和办理意见，已经耀邦同志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各有关方面严格按此执行。”

中央调查组的报告和冯文彬、韩克华给总书记的报告明确指出：鸡公山是风景区，要妥善加以管理和保护。要求限期修复损坏的建筑物，不准再增加医院，现有医院、疗养院不准接收传染病人。同时要求国家旅游总局协助河南省制定整体规划，分期建设，逐步开放。关于旅游区与驻军营区划分问题，很快按武汉军区和河南省政府的协议做出了界定，完成了交接。信阳行署向省政府呈送报告，建议成立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为县级机构，直属信阳地区行政公署，统一管理景区内一切事宜。同年7月9日，河南省编制委员会下发(1981)131号文件，同意建立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行政编制30人。

鸡公山风景区是全国众多风景名胜区中唯一的一个由中央总书记批示建立的风景区。管理局成立后，遵照中办26号文件的要求，立即组织力量，制定了景区发展规划，修茸了损坏的房屋，恢复了破坏的景观，改善和新修了景区道路，使鸡公山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1982年被列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988年被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被评为4A级旅游区。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跟随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将军　作者：张天佑

1986年10月24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采访萧克将军的文章《统一战线在长征中的巨大作用》，文中记述了萧克将军的回忆：“一九三五年六月在湘鄂西一次战斗中，我们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一个名叫张振汉的纵队司令兼师长，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和我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悟。一个月后，打破了‘围剿’，我兼任红军学校校长，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经过一段时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张振汉随军行动，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一直走到陕甘宁大会师!”萧克将军说的张振汉就是我的父亲。

1893年，我父亲出生在当时属山东省的徐州市的贫苦农村。早年进北洋军阀办的陆军学校。后升入保定军校炮兵科第三期，接受了较严格的军事战技术教育和训练。

1924年，我父亲任奉军连长，任职期间曾在徐树铮麾下参加过外蒙古独立谈判。北伐战争爆发，父亲参加北伐军。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48师第142旅第283团团长。其后，于1930年任旅长，1931年任第41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1935年初，蒋介石苦于“追剿”中央红军屡屡失败，又怕活动在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西进贵州同中央红军汇合，紧急调集六路纵队11万人妄图“围剿”红二、六军团。我的父亲时任第41师师长兼第一纵队司令，指挥国民党军队同红军在洪湖等地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5年6月，萧克将军指挥的红六军团包围了宣恩县城，武汉行辕电示我的父亲率部从驻地来凤北上驰援。这一密电被红军截获破译，随即果断决定贺龙、任弼时所部红二军团同红六军团的主力急行军数十公里赶赴忠堡，以小部佯攻宣恩，以主力隐蔽设伏打援。

6月12日，国民党第41师以两个旅作为先头，经忠堡向宣恩进发。我父亲率师部和一个直属旅，即少将衔黄伯韬任旅长的第123旅，随后跟进。次日晨，国民党先头部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开火，将敌行军纵队分割成几段，各个击破、予以全歼。我的父亲率师部一到忠堡，四周山上都已被红军占领，师部被压缩在构皮岭的山凹中。占据有利地形的红军发起炮击，41师师部电台被毁，参谋长中弹身亡，后随的黄伯韬见势不妙率残部仓皇逃逸。我父亲头部和身上中弹片负伤，被红军俘虏。两天之内，红军歼灭了国民党第41师四千余人，创造了忠堡大捷，至今在忠堡还耸立着纪念此次大捷的丰碑。

同样是国民党中将师长，同样是“围剿”红军的敌纵队司令的张辉瓒，在从长沙出发去“围剿”中央红军时同我的父亲还见过面，他被红军俘获后是被处死了的。我父亲被红军俘虏之后，自认是必死无疑了。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不但没有杀他，还对他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挽救，还请他当红军学校教员。

我父亲万万没有想到，在他给红军指战员讲课时，萧克、王震等红军高级将领也会到课堂听讲。他在震惊中惶惑了!他为红军的政策所感动，他为自己的过去而惭愧，他更为红军对他的信任而感到欣幸和鼓舞。他把自己的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全部奉献出来，成为当时红军学校中公认的水平最高的教员之一。1987年我受国家派遣应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邀请赴美从事合作科学研究的前夕，去看望萧克将军，向他老辞行并聆听教诲。萧老那天精神非常好，谈起我的父亲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职业军人，是一个爱国军人。他有很多作战经验和军事知识。他参加军阀同外蒙古的谈判失败后，被蒙方驱逐回来，经历了许多天徒步沙漠的艰苦考验，克服了无食无水的困难，这些生存的能力也是军人所必备的。他有这些经验，我们就要向他学习。”

红军在长征途中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给了他很好的照顾。红军给他以军团级干部的待遇，给他配了骡子作为坐骑，给他配了专门的勤务人员照料他的生活。贺老总、任弼时同志、萧克将军把他当作朋友一起谈古论今。萧克将军对我说过，在长征中偶尔有了条件，他还亲自做(米)粉蒸肉请我的父亲吃。他庆幸自己在长征中结识了这样一批红军领导人，并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正义的光芒和民族的希望。

在过玉龙雪山时坐骑失蹄把他摔到了深深积雪的山凹之中身负重伤，红军指战员冒着生命危险，手牵着手地接成人链，把他从绝境中拉了上来，把他这个曾经同红军兵戎相见、血肉相拼的国民党将官从死亡中救起。红军以其精神之光和生命之躯把我的父亲彻底地从反动的营垒挽救到革命的队伍中来。萧克将军亲口对我说：“你的父亲的世界观的改造是在长征的血与火的斗争中完成的。”

跟随红军长征，我父亲是从失望惶恐，经历了极其尖锐的斗争，而逐渐地汇入革命的洪流之中的。

1935年11月，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犯，为了保存实力红军决定突围长征。长征开始前，红军军团首长找我父亲询问国民党北方兵力部署的情况，他就其所知提供了有关情报。红军指挥部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参考了我父亲提供的情况，做出了南下湘中、突破沅(江)澧(水)防线的战略决策。

红军长征途中物资补给十分艰难。红军领导人通过可靠的方式把我父亲还活在军中的消息传给了当时住在汉口的我母亲邓觉先。我母亲接到我父亲亲笔写的报平安信函惊喜万分，她从信中得知红军的艰难，立即变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通过国民党政界的关系购买了盘其西林、望远镜、手表、指南针、自来水笔等军需物资，准备送往红军。问题是红军的行进路线是十分机密又难以预料的，怎样才能把东西送达红军呢?她了解到，当时蒋介石是让湖南军阀何键负责探寻红二方面军的行踪的，何键同我父亲都是保定三期的，我母亲同何家又是湖南老乡，就利用这些关系，从何手下的情报处处长李佩阶那里及时掌握红军的去向。然后，以高价雇请“要钱不要命”的游勇，分批运送物资到红军手中。在长征途中生活了18个月的一位传奇人物，一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写了一本书《一个被扣留的传教士的自述》，张国琦同志把它译成了中文版。书中记述了这样一段故事：薄复礼被红军扣留，希望教会的人尽早送来钱和物资赎他回去，薄复礼向法官(指管他的红军干部)说：“除了钱，还有四担约四百磅东西，这么多还不够?”“贝克尔先生已经尽了篮子大的努力，送来了这么多钱和东西，再想多要是不可能的。”“不”，法官说：“你搞错了，那些东西不是贝克尔先生送的，这是张振汉将军家里送来的，他还准备送更多的东西来。”薄复礼神父的自述，证实了我母亲操办的钱和物资确实交到了红军手里。长征胜利的五十年后，在萧克将军和张国琦同志的指导帮助下，我同住在曼彻斯特的薄复礼神父联系上了，他给我来过三封信。90高龄的他向我回忆起长征途中同我父亲辨论宗教信仰和自由等问题的情景，他说我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是相信对真理的信仰。

1936年春夏之交，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金沙江畔。奔腾咆哮的江水挡住了红军的去路，船只早被国民党军队收缴一空，寻思渡江之策的贺老总派人找我父亲，问他有何良策。我父亲环视了周边的生态环境，建议砍竹子扎成竹排，放排渡江。此建议得到贺老总的赞同，即命一部官兵砍竹扎筏，另一部官兵继续到上下游寻找船只。在官兵一致努力下，两万人马顺利渡江前进。有关传记中还记述到这样一件事：红军进发到龙山县城，与敌军展开激战，长攻不下。敌人在隘口处设有两座碉堡，枪眼里射出猛烈的机枪火舌，封锁着红军突击部队前进的道路，不断有冲锋的红军战士牺牲倒下。这时，从敌人手中缴获的迫击炮只有两发可用的炮弹了。贺老总把炮兵出身的我父亲找来，问他能不能用这两发炮弹把那两座碉堡解决掉。我父亲立即目测指量，调好炮位角度，说：“好了，发炮吧!”红军战士引发，两声巨响，两个敌碉堡应声炸飞，枪声也戛然而止。

随红军到达延安后，我父亲继续受到党和红军的关怀照顾。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周恩来副主席亲切关怀他的生活，还说要争取把我的母亲接过去。我父亲同吴德峰、伍修权、王维舟、李六如等·大批共产党的领导人结成了朋友。同时，他继续为红军的军事教育做工作。萧克将军向我说过，当时大家都是供给制，我父亲得到特殊照顾，每个月还有光洋(银元)可拿。每到我父亲拿到薪饷，将军们就会找他一起到农家买些酒菜改善一顿。

我母亲邓觉先是长沙人，出身书香门第，是典型的湖南人脾气，敢做敢为，湘女多情。我父亲被红军俘虏，生死不明，国民党军政要员和众多友好都劝年轻漂亮的张太太改嫁，我母亲坚决回绝。自从得知我父亲还活在红军中，她不惜变卖房产贵重，力争支援呼应。在红军抵达延安之后，她就做了各方面的周密准备，打扮成农家妇女的模样，孤身从汉口奔赴西安，又请西北军方面帮助，千里寻夫抵达延安同我父亲会聚。她到延安后，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抚与关怀。待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日趋明朗，我母亲便决定先行离开延安返回蒋管区。临走，又是周恩来同志等馈赠盘缠，并安排人送到西北军防区安全交接。

1937年，蒋介石受迫于共产党人和全国民众的抗日救国压力，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条件。毛泽东主席在枣林接见我父亲，劝他回蒋管区继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经过反复思考，我父亲接受了党的安排，带着周恩来同志亲自安排的“安家费”，途经西安返回汉口，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又一段里程。

父亲回到汉口，蒋介石即刻对他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幸亏我父亲的同僚友好多在国民党军政高层，许多人出面据保。特别是得到了国民党元老、专门负责对高级将领执法的军法处何成浚总监的通融，这才保住了性命。此后，我家只有勉强以经商为生，节衣缩食，相当艰难，父亲从延安带回的“安家费”起到了重要作用。1938年8月，日军侵入中华腹地，我父亲带着怀胎十月的我的母亲从汉口乘船溯长江移迁重庆。

我家到达重庆之后，父亲通过侨务的关系创办了华南印刷厂、染布厂、林森百货公司。经济状况好转后，父亲在重庆当时最好的地段中正路、大梁子自建了一处公馆。从此，广泛地接待和交往抗日救国的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党西北军副总指挥的裴昌会将军，是胡宗南的副手，他在重庆常住我们家中，同我父亲促膝谈心相交甚密。裴将军思想进步，坚决抗日，与胡宗南政见不一。解放战争中，裴将军率部起义，解放后曾任重庆市副市长。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先生也常住我们家中，他决定南去香港时，我父亲请他从我们家转脚，并为他作了掩护与安排。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工作期间，我父亲曾秘密拜望，聆听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指教。在此期间，蒋介石通过何应钦、陈诚劝说我父亲复任军职，我父亲对他们说：“挂牌军官不干，要打日本鬼子当兵都可以。”后来经何、陈等斡旋，我父亲同意不任实职，只领一个中将高级参谋的名义。以后，我父亲利用这种关系和名义，冒险营救了一些被反动派追捕、扣押的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并在反蒋抗日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在新的形势下，我父亲带全家飞往光复后的上海，在法租界顶了一栋小楼，一边经营黄海渔业公司、大中华拖轮公司、富源盐号等实业，一边继续致力于迎接祖国解放的联络与策反工作。曾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的唐生智将军在上海第一次同共产党的代表会面就在我们家，秘密会商湖南和平起义的工作，协调程潜、陈明仁与唐生智之间不同派系的关系。在上海期间，我父亲在时任江苏省主席王懋功和江苏省政府秘书长徐道邻的劝说下，在祖国连云良港优越自然条件的感召下，于1945年至1948年出任新建的连云港市的第一任市长。他主持制定的《连云港市建设刍议》，包括市区计划和海港计划两大部分，至今仍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1948年夏秋，正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大军准备南下的时节，我父亲带全家迁居长沙北门外洋火局原何键的公馆。父亲一边在黄兴中路经营天平行毛线店，一边继续进行和平起义、策反和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工作。时任长沙市警备团团长的陈显微借住我们家，而共产党军事工作队的负责人刘润士同志也化名隐蔽在我们家，陈、刘曾一桌吃饭、一起玩牌。陈团长万万没有想到，他要抓捕的人就在他的保护之下。长沙解放后，刘润士同志任湖南省交际处处长。陈团长随陈明仁将军起义，组织上派他去革大学习，行前他同刘处长到我们家会聚，大家进行了很友好的谈话。长沙解放后，程潜任湖南省省长，唐生智任副省长，是我父亲去唐的老家东安接他出来上任的。1950年，我母亲在人民政府的指派和掩护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去香港把唐生智的夫人霍福光及子女们接回长沙，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唐夫人及子女挟持去台湾的阴谋。我父亲在长沙期间曾任长沙市人民代表、长沙市人民政府委员、长沙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湖南省政协常委等。

1956年，我父亲调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的工作，此后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

1966年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受“四人帮”阴谋策划的中央组织部“特务电台发报”冤假案的株连，我父亲和母亲都被投入了秦城监狱，我也受牵连被单独关押在秦城监狱近三年。到1975年我才知道，我父亲早于1967年5月26日在秦城狱中病故，我母亲也于1971年2月17日病故。打倒了“四人帮”，1979年，中央组织部的冤假案及我家受株连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昭雪。1980年1月31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等召开了我父亲的追悼会，为我们全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落实善后。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王安石变法为何演变成悲剧　作者：百　家

北宋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年仅二十岁的神宗皇帝赵顼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皇祖皇宗们对辽和西夏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此时的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曾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熙宁二年，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十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农历四月，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神宗不禁为之潸然：以王安石如此能臣，一场富国强兵的大变法怎么会搞得百姓如此凄惨，民不聊生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放在衣袖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神宗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除。

传统王朝史书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政治动作，将郑侠送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然而，连首都汴京城的水果、芝麻，官府都能想办法刮出钱来，甚至连挑水、提茶都要到衙门去交费，“食土之毛，莫得免焉”。这种于封建王朝体制内的变法成色可想而知。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知县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三十五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糟糕的是，王安石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手段，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官府几乎疯狂地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现在回溯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将变法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当时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要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三不”原则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的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地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仅从熙宁元年至四年就罢免了19位台谏，换上了自己的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在“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等人。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坛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就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钳制言论自由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很有问题了。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儒家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让朝廷的财富堆积如山，要专门新建五十二座财库来存放。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让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本来是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贷款，但实际操作下来却演变成了很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到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而原本目的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时试行免役法，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好的是通过变法，人民百姓走上富裕之路，由此催生出真正的国富民强；而糟糕的，则徒有堂皇高远的名义，不仅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反而让平民百姓生活更加困苦。商鞅“废井田，开阡陌”，从而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变法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飙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四十多年后，北宋亡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以生命一搏绘制的《流民图》。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心中不安，于是将大臣奏议中言及民间不满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却大不以为然。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安石日：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在这里，人们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历史上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对平民百姓的利益居然如此视如无睹，真是莫大的悲哀!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良知良谋写春秋　作者：杨湛山

我早就想给《炎黄春秋》杂志(以下简称《春秋》)写点读后感之类的文字，然而迟迟没有动笔。这是为什么呢?一是手头确实在忙，二是自感积累不足，担心词不达意。但是，当看了第七期《春秋》，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能感动中国吗?》以后，就抑不住激情进发，信口流出了一首拙诗：

圣洁灵魂遍古今

圣洁灵魂何处寻？神州大地遍古今。

无私奉献伴终生，一心为国更为民。

泰山压顶不弯腰，只为立言又立身。

马恩大纛光万丈，科学民主是精髓。

传到中国走弯路，哲人慨叹两头真。

和平崛起论发展，三民理念争创新。

我是《春秋》的老订户、老读者，现年七十又六。在我有生以来的阅读视野里，没有哪家期刊能改变我的阅读命运，而《春秋》使我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我原来是小说迷，现在竟变成了文史迷，《春秋》迷。但这决不是感情用事，我反复观察思考，做过比较，确实觉得《春秋》品位高，因为她具理论勇气、史料价值、锐敏目光、民主科学思想、知识水平……一句话，她的可读性最强。因此她早已成了我须臾不可离的良师益友，随身伴侣，即使过春节也不忘把她带上。大年初二到小女儿家聚会，唯恐让闲聊贻误了时间，躲进静室阅读《春秋》刊载的《我们心中的耀邦同志》。在夜晚踏雪归来的路上，竟吟成了《党的灵魂胡耀邦》这篇长诗，并经过反复阅读和兼读其他文章及征求诗友意见，最后定稿，送给内部诗刊发表，受到好评。那首诗是：

党的灵魂胡耀邦

(读史咏叹)

党有良心党兴旺，党内党外夸耀邦。

可惜贤哲不长寿，但喜精神大发扬。

故人一生多壮举，人格风范树榜样。

知错就改讲真话，面对诤友说赞赏。

拨乱图“新隆中对”，百废待兴抓大纲。

真理标准大论战，冤假错案一扫光。

联产承包心灵史，中南海边笑声朗。

精神文明作决议，社会主义模型创。

科学民主称旗手，中华文化放馨香。

首都八千人集会，倡廉反腐震天堂。

除却痼疾开心扉，姹紫嫣红百花放。

平地冒出“自由化”，无端罪名把人伤。

无奈请辞心不退，志走全国炼纯钢。

为人生来求上进，苦学苦思想独创。

通读马恩最刻苦，高层领导鲜有双。

化解多少常凄凄，总是心胸坦荡荡。

智勇诚仁真童心，为国为民更为党。

赫赫丰碑立神州，马恩大纛永飘扬。

在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的那一年，经过反复阅读《春秋》的有关文章、报道，我写出了《满江红·念小平》和《任仲夷解读邓小平》两首诗词，以表达对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改革开放先驱任仲夷的深切怀念。

满江红·念小平

(读史咏叹)

风雨百年，人尤念“小平您好”。普天下，众生良知，赞誉升高。英明卓绝世敬慕，国党万幸民族豪。力挽狂飙改弦易辙，觅新道。创理论，构想高，总设计，小康妙，驾世纪快车，决胜赶超。文韬武略震寰宇，高瞻远瞩黑白猫。人民儿子酷爱人民。心操焦。

任仲夷解读邓小平

(读史咏叹)

九旬志叟论改革，语重心长出新说。

感念小平总设计，杰出领袖功绝卓。

只缘马翁召见早，时不待人怎奈何。

政治特区当创试，总结推广到全国。

民主监督世瑰宝，治党治国堪上策。

今年是中共建党八十五周年、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我反复阅读《春秋》兼读其它期刊，创作了《湘江鏖战铸党魂》，加上前年创作的《淮海浩歌》，即形成一个“系列”，并注明(读史咏叹)，专写党史、军史、战史和党史人物，以便让人们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学形式了解党和国家的历史。

这样一来，便进一步加深了对《春秋》的渴望和眷恋，每当月初即翘首仰望，等待到来，当从传达室拿到手时，即边走边看，巴不得一口气吞下所有的铅字。

我还禁不住坦言向《春秋》建议，在我的记忆里，杂志对毛、刘、周、朱、陈、邓等党的领袖人物的报道还不够充分，尤其缺乏重点报道。最好约请一部分权威资深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用不同视角，像报道胡耀邦那样加以报道，因为这样的报道有历史过程有生动细节，最感动人，最教育人，也最鼓舞人。

在此，我还想到，在阅读《斯诺文集》时，发现以推行极左军事路线而驰名中外的李德，在被撤职后，并未沉沦，到达延安后，竟自告奋勇帮助红军训练骑兵，仍然积极向上。另外从别的报刊上看到，他在四方面军时曾制止了一名军人持枪威胁毛泽东的行动，这都是对他的正面肯定，也应该有意识地组织人撰写，否则就会在党的历史上给人们留下一个谜团。

还有，在《春秋》上还不时出现，把“文革”极左行动都扣在“造反派”头上的现象。事实上“保守派”在扫“四旧”、“抄斗赶”中的极左行动也不逊色，例如对“反动学术权威”和“文物”的推残和破坏，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邓小平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因此鉴于《春秋》的品位和在国人中的影‘响，也应组织人撰写“文革两派斗争史”。如果现在再不组织人写，再过十年、二十年，能口述这段历史的人物将不复存在。

我衷心期望《春秋》越办越好，获得更大的成就。

最后，我想以本人前不久创作的一首拙诗献给《春秋》，作为本文的终结。

良知良谋写春秋

刊海报山欲何求？爱不释手桌埋头。

去日沧桑秉笔纸，岁月悠悠栽舌喉。

志士仁人志相聚，民主科学竞自由。

国幸民幸党大幸，良知良谋写春秋。

(2006年8月3日—8月15日于趵突泉畔忧乐斋)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6年第12期 用词二则质疑　作者：钱天华

纯从文字修辞的角度，来考察斟酌贵刊和其它媒体的两个说法，笔者有所异议，陈述于下，以求共识。

一、关于“反腐倡廉”的用法和说法

说法决定了用法。“倡”字说得不当。“倡”者，是提倡、倡导，也有愿望、希望之意。然而也有非规定、不强制的意思，不如此做也无奈，无法惩戒。如“提倡戒烟”，“倡导老年人早睡早起。”而时下的“泛腐娼廉”已令人触目惊心，民怨沸腾。故说“倡廉”是不正确的。应提出守廉，即必须做到“反腐守廉”才准确和正确。

二、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

“发展观”是一种观念或是思维方式、思辨方式，如同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等，不是一项具体的事务。一般用“树立”、“贯彻”、“体现”等组合，如：“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体现了前卫的审美观”等等。笔者认为，这等重要的具有政治性的极具广泛地用于政治文件中的词，应该取消“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用法，而使用其它的正确的修辞，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我们的工作”，“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等。

2006年第12期 四首佚名诗非梁漱溟所作　作者：徐克敏

在我国知识界，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中间，提起梁漱溟先生，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梁漱溟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学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的朋友。其实，梁先生的“头衔”远不止于此。他还被人称为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等等。但友人近日拿来一本名为《六月雪》的新书，书的副标题是《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内容不言自明。引起我注意的是，该书的最后一页上，收录了一首七言打油诗一《咏“臭老九”》，署名为梁漱溟。又听说，梁漱溟先生的亲属近年也曾被询问：“梁先生的诗集将于何时出版?”当然，梁漱溟先生作为一位学识渊博的老一辈学者，身后留下一些诗作，似乎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他是不是又多了一个诗人的“头衔”呢?

据笔者所知，1989年6月13日，香港《大公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梁漱溟的四首诗》的署名文章，作者不仅公开了四首诗的全文，而且对于诗文中表现的不向恶势力低头和高洁的骨气大加赞赏。这可能是此前一直传抄于民间的所谓“梁漱溟作”的诗文首次“正式”见诸报端。随后，1990年8月由陆铿主编的梁漱溟先生的纪念文集在香港出版。《大公报》头一年刚刚发表的那篇《梁漱溟的四首诗》便被顺理成章地收入了纪念文集之中。于是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是进一步印证了这些诗作确为梁先生所作。同年的11月，在广州出版的杂志——《当代诗词》(总第20期)上，在“逸想遗音”的栏目下，再次发表了署名“梁漱溟作”的《七律二首》。此后，1992年上海的《新民晚报》也发表过评介梁诗的短文。1993年元月3日，香港的另一家报纸——《信报》，又发表了一篇《梁诗补遗》的署名文章。文中引述的仍旧是1989年6月发表过的那四首诗中的两首，其一便是《咏“臭老九”》。可见，诡称“梁漱溟作”的旧诗及其评介文章，自1989年走出“民间传抄”的状态之后，便频频以公开发表的形式出现于正式出版物的行列之中，流传至今，又有十个年头之久。如果算上“民间传抄”的时间，这几首署名“梁漱溟作”的政治讽刺诗总共流传达二十年左右。这就愈加使人相信这些诗确为梁先生所作。

可是，据我所知，梁先生从来不会作诗，也没有留下任何诗作，更提不到是诗人了。所以，《六月雪》书中收录的《咏“臭老九”》，连同其他两三首在“文革”期间就曾以梁漱溟先生的名义传抄于民间的所谓“梁诗”，均非梁先生所作。

根据之一是：在距今20多年前的1980年12月，梁漱溟先生的学生孟宪光(字晓阳)在给梁先生的信中，曾抄寄了一首署名为“梁漱溟作”的七言律诗，向老师请教。诗中有“淡抹浓妆多入时”，“辜负掌中笔一支”等句，不是《六月雪》内收录的那首打油诗，而是另一首所谓“刺郭”的旧体诗。梁先生在给孟宪光先生回信时就在那份抄件上写下了这样两句话：“我一生至今天，从来不会做诗词韵语，此诗当然不是我做的。晓阳为至熟至熟的门生，你曾见过或听过我做的诗词吗?”可见，梁先生早在去世之前即亲口否认过这些诗作是出自他的手笔。

根据之二是：在已经出版的八卷本《梁漱溟全集》中，根本找不到一篇诗作。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梁漱溟先生平生从不作诗，当然更提不到是诗人了。

但是，在用事实澄清了梁漱溟先生不曾作过诗这个问题之后，读者自然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诗作竟能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在民间传抄，甚至公开发表于报刊之上，以至今日又被收入一部颇有影响的文集之中，颇有点经久不衰的味道，而且又总是冒梁漱溟之名呢?”我想，这与诗中道出了人民群众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中的心声不无关系。这些政治讽刺诗的真实作者，在当年极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扩大诗的影响，冒用了梁老先生的名义，将诗在民间流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笔者以为，既然这几首诗有它存在的理由，我们完全可以用“佚名作”的形式将其保存下来，流传下去，只是在真相已经大白之后，不要再冠以“梁漱溟作”就可以了。是否妥当，还望读者赐教。

附：佚名诗作四首

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如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无 题

事不惊人死不休，风凄云惨暗神州。

秦皇若见甘膜拜，炀帝如知骇汗流。

登殿不闻争马鹿，衅钟谁肯问羊牛。

难能得一补偏手，又听喧嚣说反修。

无 题

强将弥勒化维摩，苦逼群仙出大罗。

按剑尚嫌天下小，忌才偏恨古今多。

一钱不值非公论，万寿无疆是挽歌。

堪笑孤行垂死路，任他挣扎绕盘陀。

刺 郭

淡抹浓妆多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吹召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掌中笔一支。

(责任编辑　赵友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