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第1期 新年献词　作者：本刊编辑部

《炎黄春秋》杂志已经发行13年了。13年，150多期，3000多篇文章，2000多万字，缺点和遗憾自然有，但力求真实表述历史则是一贯的；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始终是鲜明的；科学地、与时俱进地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是从来没有摇摆过的。

遥想我们创刊的1991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十年后的大背景下。这个大背景，是党、国家、人民对待一切事物的评价比较客观了，求实了，杂志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空间，有了更多的科学态度。13年来，尽管非科学的框框还有，作者和编者在叙事写人时，仍有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犹豫，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重叠在一起。

在举世瞩目的十六大上，党中央对民主的重视和强调是显而易见的。十六大报告篇幅很长的第五部分，引人注目地专讲“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三、十部分也反复强调了民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2002年12月，胡锦涛同志在宪法二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概括地指出：“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一起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是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也是我们继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完成好的重大任务。”在刚结束不久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继续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观”的主导思想，把“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作为党的重要任务显明地提了出来。

科学化和民主化，不仅仅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务，也是所有思想领域和探讨一切问题的基本前提。以科学和民主的态度来大力宣扬“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新的重大认识”，应该成为每一个真诚的共产党员的责任，也是我们杂志的使命。新的一年的办刊思路，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兢兢业业地去完成这一使命。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们党今天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对以往的成功经验，包括错误和教训认真总结的基础上的。要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就要让人民如实而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而这正是以中国历史尤其近现代历史重要人物和事件为主要关注内容的《炎黄春秋》的任务。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述过去，思来者”。13年来我们领受这一任务，应该说大体上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目前，科学化与民主化琅琅上口，我们更没有理由让读者失望。

过去的一年里，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作者和社会各方面的爱护支持下，这个刊物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和读者的关系更加密切。读者每一封来信，无论批评还是表扬，我们都感受到一份滚烫的赤诚；在家人搀扶下耄耋之年的老读者，时不时坐到我们面前娓娓倾谈，每一次都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谁念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一元复始，照例是送上祝福的季节，请接受我们深深的祝福和谢意！

2005年第1期 牢记对老会长的承诺　作者：佚名

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1年5月正式成立，7月1日这份杂志就出版了。这是我们的门面，也是我们的招牌和骨干。

这份杂志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老会长萧克将军一手创办的。创办之初，即正式列为研究会三大任务之一。老会长对这个杂志的领导是非常具体的，倾注了许多心血，直到二三年前病重后，仍嘱托我们将这个刊物办下去，办得更好。我作为继任的中华炎黄文化会会长是郑重地承诺了的。

杂志创办十三年来，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方面，始终旗帜鲜明，从来不曾摇摆过。在宣传思路上，如“百家争鸣”，做了可贵的探索。既然是探索就有创新也就难免产生失误。总体来看，这个杂志较好地体现了政治上爱国大团结、对人对事实事求是、不增美不溢恶、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对于已出版的一百五十多期杂志，国内外的反映是好的，老干部和高层次知识分子的反映更好些。尤其是最近一两年，订阅数量一直稳中有升。

寒冬岁阑，新年将至。我说几句希望的话：希望《炎黄春秋》照这个样子办下去，取得更大的成绩；希望广大读者和党政有关领导同志继续关注这份杂志，经常地给予批评建议。

2005年第1期 我们在前进途中　作者：杜润生

现在我们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改革进行了20多年，但是并没有完成。前途已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体道路正在探索，还存在种种变数，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动的时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面临民族复兴、社会发展、认识互异、思想活跃，预示知识社会的发育，显示出时代活力。

《炎黄春秋》以史为鉴，立足当代，回顾走过的道路，了解前人和外人的成败得失，这种历史知识可以拨开眼前的迷雾，帮助我们确认方向。看《炎黄春秋》的人很多，就是因为杂志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方针，澄清了许多问题的真相，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高透明度，可以避免摔跟头、走错路。

建国以前，黄炎培在延安请教毛泽东，如何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规律，毛泽东说要搞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世界历史的潮流。我们要朝这个方向走下去。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进步。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外，邓小平同志废除了终身制，这两年又完成了党与国家的领导集体的平稳交接。这是一项政治层面的成就。深入研究当代的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研究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历史经验，我们还可以发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还要依靠进一步的改革。其中重要的，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程，加快步伐。当然这需要时间，需要摸索经验，稳步前进。

新年伊始，希望《炎黄春秋》继续努力，为我们的读者提供历史知识，帮助我们的每个读者提高认识能力，做出正确的选择。

2005年第1期 乘风破浪又一年　作者：李　锐

在《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几句话：“澄清史实明辨是非，学术道义勇挑双肩，此为国本精神资源。”时间又过了四年，《炎黄春秋》比过去办得更好，发行量大幅度上升，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炎黄春秋》其所以得到这么多读者的喜爱，是因为这本杂志坚持科学的态度，不断匡正过去史书上的谬误，不断披露过去某些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努力还历史本来面目，给读者以深深的启发。

自然界的存在变化有其自然规律，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有其普世规律。从近代到现当代的几百年，尤其经过20世纪的大动荡大变革，凡遵循自由、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的轨道的国家，就能逐渐消灭一切专制，现在仍在这个普世规律中发展前进。我国从清末进入民国，也出现过变法维新，三民主义，五四运动，直到延安时期，追求新民主主义，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独立和富强的新中国，而且提出“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可是，1949年后，却遗憾地走过了一段大弯路，那时面对一系列严重明显的错误，无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找不到规则和办法予以遏止。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接受“走到崩溃边沿”的教训，才逐渐走上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道。但同旧习惯有关的政治、文化等体制的改革，未能与经济同步，以致贪污腐败、实利犬儒之风盛行，使人感到我们还没有从过去历史的种种迷误中彻底清醒过来，还未能对历史进行全面反思。

不久前召开的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使我们看到要进行全面改革的希望了。1999年底，我在《炎黄春秋》上刊载的《迎接新世纪要四讲》一文中说过：“总结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21世纪就要来临之际，我认为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有关人物和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近年来，继经济学成为热点之后，历史学又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各种反思历史的杂志应运而生。在这些众多反思历史杂志当中，《炎黄春秋》无疑引领着潮头。

在新的一年，我希望《炎黄春秋》站在历史的潮头，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005年第1期 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　作者：龚育之

新的一年到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要我为杂志写一篇新年祝词。于是，写下这样一个题目。

两大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大口号，是《新青年》提出来的。这个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创办，到现在正好90年。它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

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一篇《敬告青年》，就提出了这两个口号。不过当时叫科学和人权。1919年段祺瑞主政时期，陈独秀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说：《新青年》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这是当年中国掷地有声的一篇战斗宣言。旋即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波及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国运动。从此，德、赛两先生在中国声名大振。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陈独秀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提倡民主和科学，于是，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了德同志和赛同志。

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为科学和民主奋斗了三十年，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胜利。

五十五年中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科学和民主奋斗得如何呢？

概而言之，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一方面又有若干的不足，还需要新的觉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迎来了新的觉醒。

这新的觉醒，是伟大的，也是艰难的。

人权入宪，法治入宪，是新的觉醒，是重大进展。入宪，不是万事大吉。作为有重大意义的新的开始，是万事开头难，万事落实难。

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又是新的觉醒。

三大口号：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是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要体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人们有理由期望，在这三大口号下，在研究和贯彻四中全会决定的过程中，科学、民主、法治在中国会有新的扎扎实实的发展，而不会停留在口头上、虚文中。

人们有理由期望，《炎黄春秋》和中国所有的叙史论时的杂志，都继承《新青年》的优良传统，在推进中国的科学、民主、法治中办得更加活跃、精彩。

2005年第1期 君子多识前言往行　作者：范敬宜

《周易》有一句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大意是要求人们多了解前人的言论和行为，以积累为人处世之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使自己今后变得更加聪明。

《炎黄春秋》就是这样一本帮助人们“多识前言往行”的刊物。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正在发挥越来越明显的“治史经世”的作用，因而理所当然地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欢迎。

在鸡年即将来临之际，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衷心祝愿它在新的一年里越办越出色，做到：

秉笔直书论炎黄，

引吭高唱迎春秋。

2005年第1期 贵在一个真字　作者：冯　健

一元复始。我挑出一首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七言诗，作为我献给《炎黄春秋》和广大读者跨进新一年的贺岁礼。诗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何也？我对这个比喻做一点解释：在我国报刊园地里，《炎黄春秋》像一面镜开的半亩方塘，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林林总总在这里展示，宛如在塘面上徘徊摇曳的天光云影。《炎黄春秋》逐步被广大读者认可，在读者中扎根，其源头在哪里？一言以蔽之，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炎黄春秋》是一本以记述历史和人物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纪实杂志。评说历史事件与人物，贵在一个真字。所谓真，就是秉笔直书，不做曲笔；就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客观、公正，是则是，非则非，不歪曲，不捏造；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是我国历代良史所遵循、传承的一种精神。一直被奉为圭臬的，当属被鲁迅推崇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了。博极群书如西汉的刘向、杨雄这两位大家，也称服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炎黄春秋》力求承继这个优良传统，制订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

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最大的遗憾之一，是讲假话、不讲真话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经历过这是非混淆、善恶颠倒，说假话飞黄腾达、说真话遭罪受过的十年，又面对近年浮躁之风日盛，如今讲真话几乎成了一种艰难，不说假话仿佛也不那么容易了。惟其如此，讲真话在今天更显其难能可贵，特别值得倡导，值得嘉勉。

一个真字，使历史具备了对后世鉴戒和警示的价值，这就是所谓“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司马迁在《自序》中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古今嬗变的因果；是要“述往事，思来者”，即追述过去，思考明天，就是这个意思。历史是一面镜子，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人如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面对今天，思考未来，他就会变得聪明些。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党中央倡导求真务实。我盼望新的一年将是一个求真务实年，举国上下能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多一些真话实话，少一些假话空话；多一些真抓实干，少一些虚夸浮华；多一些人民群众翘首期盼的久旱降雨、雪中送炭，少一些口慧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和麻袋上绣花的“政绩”工程。祈愿人民公仆们都来安民爱民，而不要去扰民坑民。

2005年第1期 进入新天地　作者：佚名

在甲申之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杂志社全体同志致以新春的问候！

甲申总是一个大开大合、令人难忘的年头。它往往和社会的前进，思想的解放，事业的新兴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年，我们的《炎黄春秋》杂志在上下左右、领导和同志、专家和读者、朋友和诤友从不同角度给与的支持和帮助下，经过自（下接第7页）（上接第6页）己齐心协力的拼搏，又进到了一片柳暗花明的新天地。杂志继续坚持了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方针，稿源在扩大，质量在提高，园地在巩固，订户在增加，在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进爱国团结，加强交流联络，推动研究切磋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继续办出了个性和特色。我们在共同分享愉快和欣慰的时候，特别要对为杂志付出了艰辛劳苦的同志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炎黄春秋》是社团办的刊物，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遵循着文化市场运作的规律，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秉笔直书，不溢美，不溢恶；面对文化市场不媚俗，不取巧；明辨是非，不求组织论争；尊重事实，允许各抒己见；建言倡议，拾遗补缺，总是为党，为国，为民，为文。因而纵有一些工作失误，总是竭诚欢迎批评指出，努力改进完善，力避因小失大。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作为《炎黄春秋》的主管和主办单位，始终同杂志荣辱与共。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坚持办刊方针，尽心竭力，务使杂志办得更好。为此要继续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要加强法制观念、政策观念，更自觉地把我们的所有工作，规范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要广泛地依靠社会各界，为我们出谋划策，增强我们的知识后劲。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努力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我们的炎黄事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我们的力量。

2005年第1期 邹韬奋为民主理想拼搏终生　作者：郑连根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先生因耳癌去世。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并没有将邹韬奋的光辉业绩湮没，相反，当回顾这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政论家的生平时，我们发现，他给今人留下的是一笔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一

邹韬奋，原名邹恩润，1895年11月出生于福建永安，少年时代在福州求学，1912年赴上海，考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先读小学，1913年升入中学，1917年升入大学，学的专业是机电。机电与新闻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可是，邹韬奋这个学理科的人却偏偏爱上了文史，一心想做新闻记者。他一有空就往图书馆跑，每次都要找当时上海有名的报纸《时事新报》。当时，著名记者黄远生在《时事新报》上开了一个专栏“北京通讯”，这个专栏深深地吸引着邹韬奋，他十分佩服黄远生，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黄远生那样的记者。

可是，由于家境贫寒，邹韬奋的大学还没有读完，就被迫休学了，他不得不一面干杂活，一面求学，1919年2月，他到江苏宜兴蜀山镇给人家当起了家庭教师，干了半年，又带着挣来的钱返回了大学课堂。由于缺课太多，他的机电专业索性不上了，改学了文科，9月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西洋文学，副修教育学。

1921年7月，邹韬奋大学毕业，先在上海厚生纱厂、上海纱布公司任英文秘书，还兼任中学英文教师，但都为期不长。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邹韬奋参加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担任编辑股主任，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从此走上了编辑出版的道路。

1925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创办《生活》周刊，作为职业教育的园地。《生活》周刊出刊一周年的时候，主编王志莘辞去职务，到银行任职，邹韬奋接编了这份在当时看来十分不起眼的周刊。当时，《生活》周刊每期只印2000份左右，邹韬奋还得兼任《时事新报》的秘书主任，这样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但是，经过邹韬奋的努力工作，《生活》周刊的销量迅速上升，1927年底就达到了2万多份，邹韬奋不得不于1928年辞去兼职，专心主编《生活》周刊。

原来《生活》周刊的宗旨是：“揭出社会上困苦和快乐的生活实况，并加以批评建议”，“揭出人类正当生活的途径”，“揭出各种职业之性质与青年择业安业乐业的准则”等。邹韬奋接编之后，将《生活》周刊的宗旨改为：“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

这个宗旨切中了当时一些底层民众的“心脉”，同时，邹韬奋又特别注重刊物和民众之间的“互动”，所以，《生活》周刊很快就在青年中有了极大的影响。

从第二卷第一期起，邹韬奋就开辟了《读者信箱》专栏，发表读者的意见、希望和编者的答复，这大大地拉近了编读之间的关系；以后邹韬奋每主编一种刊物，都保持这一专栏，这在我国报刊史上属首创。邹韬奋用全部精神处理读者来信，“以极诚恳、极真挚的情感待他们，简直随他们的歌泣而歌泣，随他们的喜怒而喜怒。”“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为读者“竭我智能，尽忠代谋”。读者来信一小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和解答，大部分信给予回复。后来读者来信多了，他确定四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复信立卡存档，每封复信邹韬奋都要亲自过目，签名后寄出。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代读者办事、购物；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成了他的良师益友，编者和读者由此形成了良性互动。

从第二卷第四十七期起，邹韬奋又在《生活》周刊上开辟《小言论》专栏，每期一篇，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议论。与此同时，邹韬奋在办刊理念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在编辑方针方面，邹韬奋认为：“最主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尾巴主义是成功的仇敌。” “在内容上是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在文字方面，力避‘佶屈聱牙’的贵族式文字，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

他强调《生活》周刊要用“生动的文字”，要用“有价值有兴趣的材料”来同读者见面，“其注意之点不但在‘报有价值’，尤在‘报有趣味’”。他既不赞成老生常谈，也反对“滑头面孔”，而提倡寓教育于趣味之中。邹韬奋这样创办报刊在当时是少有的。他还说：“不管是老前辈来的（稿件），或是后辈来的（稿件），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须是好的我都要竭诚欢迎，不好的我也不顾一切地不用。在这方面我只知道周刊的内容应该怎样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道其他的一切！”有了这样的办刊作风，《生活》后来的成功就不值得吃惊了。如何反映底层最广大民众的呼声并和他们形成良性互动，这始终是新闻传媒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邹韬奋先生在这方面的作为实在值得今天的传媒借鉴，可以说，这是他给今人留下的第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二

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的内容逐渐地由探讨个人职业与生计问题为主变为评述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为主，最终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圈子，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它的读者也随即由最初的职业青年和失业青年扩展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随着时局的变化，邹韬奋多次撰文说明刊物的性质和宗旨。1927年，他说：“本刊的动机完全以民众的福利为前提”。1928年，他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以社会的改进为鹄的。”1930年他表明，创办报刊“不以赢利为目的”，“全靠自己的正当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与力求自己的发展。”同年，他还宣布：“依最近的趋势，材料内容尤以时事为中心，希望用新同学的眼光，为中国造成一种言论公正评述精当的周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更是及时调整，迅速走在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前沿，1932年，邹韬奋先生宣布：“本刊最近已经成为新闻述评性质的周报。”可以说，随着时局的变化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办刊思路和办刊宗旨，以紧跟时代步伐，这是邹韬奋先生留下的又一笔精神遗产。

在上海淞沪抗战中，《生活》周刊每日编发“紧急号外”，组织读者支援前线、发动捐款、征集物资、开办伤员医院等。在大声疾呼抗日救亡的同时，《生活》周刊还勇敢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抨击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的错误政策。1931年8月，读者来信要求披露国民党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贪污交通建筑款、造房纳妾的丑行。邹韬奋亲自调查了此事，并给王伯群新建的花园洋房拍了照片。王伯群得到风声后，派人携巨款找邹韬奋，企图“资助”邹韬奋和《生活》周刊，目的当然要免登相关报道。邹韬奋断然拒绝了这笔交易，于8月15日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读者来信、记者调查和照片，并斥责王伯群为“作贼心虚而自己丧尽人格者”。这一报道，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称赞。同年的11月28日，《生活》周刊第六卷第四十九期上发表了邹韬奋的文章《政府广播革命种子！》，指出国民党政府压制抗日言行就是“广播革命种子”，并警告说：“民众为自卫及卫护民族计，随时有爆发的机会，起来革命！”

当《生活》周刊以提倡个人修养和职业道德为基本内容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称赞它“取材丰富，理论新颖”，而在它宣告以时事为中心后，就日益为国民党当局所不满。1931年底，就从南京传出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勒令《生活》周刊停刊的消息，1932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停止《生活》周刊的邮寄。但是，这些手段仍然不能遏制《生活》周刊影响的扩大。1932年，《生活》周刊的发行量超过了15万份，成为当时销售量最大的杂志。也就是在这一年，它公开宣称拥护社会主义的主张，发表了一系列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邹韬奋和同事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减少损失。1932年成立生活书店，是作为刊物的《生活》周刊和作为出版机构的生活书店相分离。同年10月，邹韬奋写了《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备用。可以说，邹韬奋对《生活》周刊的被查封是有思想准备和行动准备的。在这篇“告别”文章中，邹韬奋重申了自梁启超、邵飘萍等先辈所倡导的新闻自由的原则，表示要坚决捍卫“报格”，他说：“绝对不容侵犯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也就是所谓报格”，“定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希望读者“把对本刊言论的同情移到实际方面的努力上，共同奋斗，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1933年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思想激进、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查封《生活》周刊。12月13日，《生活》周刊在上海一些报纸上刊登公告：“本刊迫于环境，无法出版，结束办法可另行通知”。16日，《生活》周刊出版最后一期———第八卷第五十期，在这期上发表了署名“同人”的文章《最后的几句话》，其中说：“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人类的全部历史记载着，民众利益永远战胜了一切。”当然，这一期上还刊载了邹韬奋一年前就写好的告别文章。

三

当邹韬奋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在最后一期《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时候，邹韬奋本人已经身在欧洲了。事情是这样的：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事震动很大。邹韬奋当时也被特务列入了暗杀名单，情况非常紧急。为了躲避暗杀，邹韬奋于7月14日出国流亡，而《生活》周刊的编务则交由胡愈之、艾寒松等人打理。

从1933年7月至1935年8月，邹韬奋一直在国外流亡。他先后到过意大利、瑞士、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苏联和美国。在出国之前，他就打算把在国外的见闻和感想写出来，寄回《生活》周刊发表。整装待发之时便写下了第一篇稿件《开端》，此后每到一处都细心采访，深入调查，两年时间便写下了159篇国外通讯，计50万字，后来汇编成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两部书，前者在他回国前已编成集子出版，后者则是他回国后整理成篇的。

邹韬奋曾说，自己在国外采访写作时，“心目中常常涌现着两个问题：第一是世界的大势怎样？第二是中国民族的出路怎样？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不得不在意中国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大势怎样，这两方面显然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邹韬奋的“大局观”。我觉得，这是邹韬奋先生给今天的新闻工作者留下的又一笔精神遗产。读近现代名人的著作，我明显地感到与今人的文章有差异，这其中最大的差异还不在行文习惯上，而在文字所展示的气魄上。前辈们的文字———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陈独秀、鲁迅，从蔡和森、毛泽东到范长江、邹韬奋———都有一种叫做“伟人气象”的东西充盈其间。这些人尽管思想性格各异，文风也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文章都体现出了一种极宝贵的人生品格：注重对世界和人生本源的追问，面对纷繁的社会，有“舍我其谁”的自信和救民众于水火的责任感。这些文字反映出了这些人的胸襟，他们的心里装着民族的苦难与希望，而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利害得失。或许正因为他们有这份自信，有这样的责任感，所以他们才能从容地应对艰难的世事和坎坷的人生。

四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到了上海，一方面整理材料，撰写《萍踪忆语》一书，另一方面着手创办刊物。努力之下，11月16日，《大众生活》在上海创刊了。邹韬奋在发刊词《我们的灯塔》中宣布办刊宗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当时日本正在策划“华北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在高唱“敦睦邦交”。《大众生活》及时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阴谋，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以“赤化”、“妨碍邦交”为借口镇压人民大众的抗日运动。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大众生活》立即响应，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称颂学生的救亡运动，认为“这是中国民族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这之后，又陆续报道了上海、南京、武汉、杭州等地的学生运动，号召学生和中国大众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大众生活》成了救亡运动的舆论机关，它还报道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等社会团体的活动。1936年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人书》，给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加上了“反对中央”、“颠覆政府”的罪名，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了《对中宣部告国人书之辩正》，指出救国会不是“一纸污蔑文书所能恫吓得了的”，同时还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大众生活》刊登了这个文件。这再次惹恼了国民党中央政府。他们先是找邹韬奋“谈话”，后下令停邮《大众生活》，最后于2月29日查封了《大众生活》。

《大众生活》被查封后，邹韬奋面临着被国民党逮捕的危险，为了避祸，他化名离开上海去香港，再次流亡。到香港后，于1933年6月7日创刊了《生活日报》。《生活日报》继承了《大众生活》的衣钵，继续宣传团结抗日。邹韬奋在《发刊词》中写道：“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同时还表示：“同人愿以自勉的第一义，便是以全国民众的利益为一切记述评判和建议的中心标准。”邹韬奋主持《生活日报》，除了负责制定报道方针外，还着重抓言论和读者来信。头版每天都有社论，由邹韬奋执笔，每篇500字左右，针对读者关心的各类问题发表评论。

《生活日报》创刊的前几天，爆发了“六一事变”，广东和广西的军阀联合起来，声称“抗日反蒋”。当时香港有不少报纸支持这次事变。而《生活日报》则力排众议，宣传“枪口对外，团结御侮”，并提出了“全国一致对外的口号”，呼吁“必须发动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抗战”，显示了邹韬奋高远的政治见解。

《生活日报》的创办，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在天津主持中共中央华北局工作的刘少奇，于1933年5月24日、6月19日两次署名“莫文华”给邹韬奋写信，对于出版《生活日报》表示欢迎，并就该刊的性质、任务与宣传方针提出建议。邹韬奋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加上编者的话，表示完全接受。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同邹韬奋建立了联系，共产党员胡愈之、恽逸群等参加了《生活日报》的工作。

《生活日报》是一家在贫民窟出版的报纸，困难极大。稿件要经过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的审查，“帝国主义”只能写成“□□主义”；纸张昂贵，印刷条件差，铅字不全，常常要在大标题里镶小号字。例如，缺少“铲”字，就印一个“产”，下面加括弧注“加金旁”。另外就是华南地区交通不便，严重地影响了《生活日报》的发行。鉴于这种情况，中共在南方的党组织建议《生活日报》迁往上海，以扩大它在全国的影响。邹韬奋接受了这个建议。1936年7月31日，《生活日报》在香港自动停刊，《生活日报星期增刊》改为《生活日报周刊》继续在香港出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不予登记，《生活日报》没能在上海出版。于是，《生活日报周刊》宣布迁往上海，并改名为《生活星期刊》，邹韬奋依然任主编兼发行人。可惜，出版不久，邹韬奋就被捕入狱了———1936年11月23日，邹韬奋与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因主张抗战被捕，这便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邹韬奋也没有停止著述，他写道：“我要掮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七君子”被关243天后出狱。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邹韬奋又出版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邹韬奋取道香港、广东、广西抵达武汉。到武汉后，邹韬奋到八路军办事处访问了周恩来，主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时的邹韬奋在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主持的书店和出版物遍及全国，甚至在海外华侨中也有许多读者。国民党当局也企图控制邹韬奋，遂对他软硬兼施：一面威胁说“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另一面又拉他参加国民党。1938年初，蒋介石亲自找邹韬奋、杜重远谈话，要他们“特别注重组织的重要”。但邹韬奋不为所动，反倒一再表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劝他留在党外，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

1938年3月，邹韬奋参加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被推为名誉理事。7月6日，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参政员，出席在汉口举行的国民参政大会。同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举行第二次大会，会上，邹韬奋提出了《请撤销图书杂志原告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自由案》，经过激烈辩论，此提案获得了通过。不过，国民党当局依然我行我素，根本不受这个提案的约束。

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借《战时新闻检查办法》、《战时新闻违检惩罚办法》、《抗战时期报纸通讯社申请及变更登记暂行办法》等法令压制进步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邹韬奋主持的书店多次被封，主编的刊物也多次受到刁难，他的文章屡次被检扣。为了争取书店和刊物的生存权利，他多次给国民党当局写信表示抗议。他还亲自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副部长潘公展交涉，争取和捍卫新闻自由。国民党特务机构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徐恩曾是邹韬奋在南洋公学的同班同学，邹韬奋也找他“晤谈”，争取“自由空间”。徐恩曾直率地对邹韬奋说：“到了现在的时候，不做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其间没有中立的余地，无所谓民众的立场！你们这班文化人不加入国民党就是替共产党工作！”徐恩曾还承认“跟”了邹韬奋达七年之久，未能证明他加入了共产党，希望他加入国民党。这一要求被邹韬奋当场拒绝了，徐恩曾十分恼怒。

为了理想，为了“主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邹韬奋先生留给后人的又一笔精神遗产。

五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举国为之震惊，邹韬奋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社论，但全文被扣。愤怒之下，邹韬奋决定在报上“开天窗”以示抗议。这之后，他再次陷入危险的处境中，他在秘密拜访了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等人后，于2月25日凌晨4时只身一人化装出走，取道湖南、广西，最后抵达香港。

邹韬奋抵港时，范长江等人正在筹办《华商报》。他们用预付稿费的方式在经济上资助邹韬奋，随后又在报上连载了邹韬奋的《抗战以来》。与此同时，邹韬奋自己也在积极地筹办刊物，经过努力，《大众生活》于5月17日复刊出版。邹韬奋在复刊辞中写道：“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紧急问题，就是如何使分裂的危机根本消灭，巩固团结统一，建立民主政治，由此使抗战坚持到底，以达到最后的胜利。”至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香港的《大众生活》不得不再次停刊。至12月25日，香港沦陷，邹韬奋躲在“贫民窟”中避难。后来，中共中央指示华南工作委员会将邹韬奋、沈雁冰等20多位文化界人士由香港转移到内地，他们一行在东江纵队的护送下，于1942年1月15日抵达东江游击队的机关报《东江民报》编辑部，此后又经过多次辗转，至9月下旬才抵达苏中抗日根据地。邹韬奋在苏中抗日根据地会见了粟裕、黄克诚、陈丕显等领导人。对抗日根据地的考察给了邹韬奋极大的信心，他在给陈毅的信中说：“过去十来年从事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

1943年2月，邹韬奋被确诊为耳癌。陈毅军长主持紧急会议，研究治疗问题。病中的邹韬奋也表示：“希望病愈之后再和大家一起努力二三十年”，还说要办一家日报。1944年初，病情稍好，他就又提笔撰写《患难余生记》，计划写五章，可是只写到第三章就因病情恶化而写不下去了。6月2日，邹韬奋召集亲友，口述遗嘱，“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同时他还请求中共中央审查他的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嘱还勉励眷属、子女，努力工作、学习，为革命事业做贡献。

1944年7月24日上午7时20分，邹韬奋与世长辞，遗体以“季晋卿”假名入殓。在邹韬奋病逝之后，刘少奇与陈毅书写挽联：“噩耗传来，忆抗敌冤狱，民主文章，革命气骨，涕泪洒襟哭贤哲；胜利在望，看欧西革故，敌后鼎新，人民抬头，光芒到处慰英灵。”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电邹韬奋家属，高度评价了邹韬奋先生的一生，电称：“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的临终请求，并以此引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也为邹韬奋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家，邹韬奋先生是无愧于这些评价的。

2005年第1期 《江声日报》事件与记者节　作者：刘晓滇　刘小清

（一）

上世纪30年代在镇江曾经有一份报纸叫《江声日报》，该报创办人刘煜生为江西人，大革命时期曾接受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熏陶。抵镇江后，刘煜生立志以报纸唤起民众，遂创办《江声日报》，自任经理与总编。取报名“江声”是喻指镇江百姓代言人。刘因其在报界的影响，被推为镇江报界公会主席。

民国时期，虽然政府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完全自由”，而且强调“保障人民的自由权”，但这一纸空文丝毫未能约束政府官员对舆论的钳制。1932年，刘煜生抱着“犁尽天下不平事”的愿望，在《江声日报》开辟《铁犁》副刊，并称该副刊“需要新的记述，爱的素描，是大众的呼声，是不平的呐喊”。之后，《铁犁》陆续刊登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进步文章。其中，在《时代不是时代》的文章中有这样的描写：“时代已飞卷起狂涛，一切旧的马上就被冲倒，时代已撞起丧钟，一切旧的眼看就要葬送，奴隶们斗争吧！”这是对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一种呼唤和期盼。

不料，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显有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含有共党口吻”为借口，称刘“意图颠覆政府，实属罪不可逭”，亲自下令省公安局逮捕刘煜生，查封《江声日报》。

一介报人何以令省主席亲自出马并如此大动干戈呢？原来其中另有隐情。此前，江苏省民政厅长赵启吸食鸦片成瘾而不思政业，为百姓所痛恨。刘煜生闻讯后即在《江声日报》揭露其丑闻，同时披露了省政府官员参与买卖鸦片的内情，由此触犯当局。赵启长期为顾祝同部下，两人过往甚密，私谊笃厚。北伐时，顾祝同任第九军军长，济南惨案后，蒋介石收缩编制将第九军改编为陆军第二师，顾祝同任师长，参谋长即为赵启。以后顾、赵又发展为儿女亲家。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后，拥有实权的民政厅长一职自然非赵启莫属。由于关系非同一般，有时赵启甚至能当顾祝同的家。顾、赵如此亲密，如此默契，刘煜生揭露赵启，顾祝同自然不会袖手旁观。

（二）

刘煜生被捕及《江声日报》被封，立刻在全省引起强烈反响。镇江新闻公会率先而起，向全国新闻界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呼吁，要求保障新闻自由。无锡、南京等地新闻界随之形成呼应之势，抗议顾祝同滥用职权，封禁民声，要求立刻放人。南京新闻公会同时派员赴镇江详细了解事件真相，并当面向顾祝同递交抗议书。继之，上海、北京等地新闻记者在全国各大报纸发表文章，以为声援。在民众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不得不干预此案。经过调查，省党部形成结论性意见，认定《江声日报》“无反动文字”，望顾祝同准许该报复刊，并将刘煜生交保释放。

然而，顾祝同根本不把省党部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拒不释放刘煜生。

顾祝同藐视法律的行为震惊了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院长于右任拍案而起。他随即派两名监察委员赴镇江调查。顾祝同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对监察院调查不予配合，甚至处处掣肘，拒不交案卷。面对顾祝同的傲慢和嚣张气焰，于右任要求监察院依据《国民政府弹劾法》，呈请国民政府将顾祝同“交付惩戒”，“以维法纪”。

然而，就在监察院呈请弹劾之际，顾祝同置民怨和法纪于不顾，诬刘煜生违反《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于1933年1月21日将刘煜生秘密枪毙。在给行政院的呈文中称：“刘实系共党”，以为掩盖。

顾祝同的有恃无恐、变本加厉以及对监察院的蔑视激起了众怒，特别是监察院的威信受到了挑战。为此，监察院对新闻界发表谈话称：“中国为法制国家，监察院是属总理手订五权之一，凡属公务人员理应遵守。今顾对党纪国法一再破坏，且蹂躏人权，监察院职司所在，当然不能漠视。”于是，列举顾祝同五项罪状在《申报》上公布，其中包括拘押刘煜生未移交法院；拒绝监察院调卷；非法逮捕，逾越职权；意图陷害；妨碍言论自由，破坏法制精神等。并且再次提出弹劾，以“彻底根究，而清吏治”。

刘煜生无端丧命，顾祝同逍遥法外，新闻界亦为之大哗。上海新闻记者公会成立了“刘煜生案专门委员会”，并派代表赴南京吁请国民政府查办顾祝同。同时发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呈请中央撤惩顾祝同通电》，其中称：“如此摧残人权，草菅民命，在军阀时代已属罕见，而顾祝同竟敢悍然为之。”强烈要求将顾祝同撤职归案，依法惩办。南京新闻记者公会在《宣言》中称：“似此任加人罪，何殊军阀暴行，若不加声讨，严惩重罚，不特新闻记者人人自危，即全国人民亦时时恐怖，国家纪纲破坏无余，社会秩序岂有宁日。”之后，发出振聋发聩之呼声：“全国各界，一致奋起，共作不平之鸣，籍尽护法之责！”抗议并要求严惩顾祝同的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无锡、常州、镇江、北京、天津、武汉、广州、青岛、太原、杭州等地新闻界均举行集会，发表通电，抗议顾祝同破坏法纪之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其时较有影响的《申报》、《生活周刊》、《新闻记者》等也载文谴责顾祝同，争新闻记者之权利。

（三）

刘煜生及《江声日报》事件同时也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极大关注。身为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主席的宋庆龄闻知顾祝同如此践踏民权，非常震惊。她随即召集同盟紧急会议，并通知驻沪各新闻单位派记者参加旁听。既是同盟成员又是社会知名人士的蔡元培、林语堂、邹韬奋、史量才等均到会。

面对同盟成员和新闻记者，宋庆龄女士不无激动地说：“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以保障民权为己任，对镇江新闻记者刘煜生这样连生命权都得不到保障的事件，我们岂能旁观。”蔡元培在会上宣读了谴责江苏省政府顾祝同、赵启蹂躏人权的宣言。宣言称《江声日报》事件“实与北洋军阀在北京枪毙邵飘萍、林白水如出一辙，全国人民应予以严重之注意。”邵飘萍、林白水均为著名报人，他们针砭时弊的犀利笔锋透骨见血，为军阀忌恨，1926年先后遭张宗昌枪杀，成为中国新闻界骇人听闻的惨案。《宣言》将顾祝同与北洋军阀视为同类，并称“顾祝同任意滥用其权利，蹂躏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实质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国人民之公敌。”宋庆龄随后倡议由上海新闻界发动罢市一日，以示态度之坚决。此倡议得到参会者的一致响应。

翌日，上海滩著名的《新闻报》公布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专门致当局电：“欲集人民智能共决国事，首当以诚意示天下，人民所渴望者在此，政府所当努力者亦在此，则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经屡次所宣示者，当不致再托言。”李烈钧虽没有明确抨击顾祝同，但此时此地呼吁保障言论自由，其寓意十分显然。史量才任总经理的《申报》亦发表时评《顾祝同枪毙刘煜生案》，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认为对此案“政府有彻底根究以昭示于全国民众之必要”。著名报人邹韬奋在《新闻记者》一文中慷慨陈辞，不要“以为只须新闻记者能受操纵，能驯服如绵羊，便可水波不兴，清风徐来”，而“水波不兴的下面必将有狂澜怒涛奔临，清风徐来的后面必将有暴风疾雨的到来！”

刘煜生案与《江声日报》停刊事件引起如此大的社会反响是顾祝同所始料不及的，更何况此案的发展已给国民政府造成巨大压力。为平息众怒，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冯玉祥等于1933年8月联署发出《保障正当舆论》的通令，其中称“扶植民众运动，保障正当舆论，为本党一贯政策”。9月，国民政府又发布《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称“各地方政府对于新闻事业人员常多不知爱护，甚至有任意摧残情事”，“应由内政部通令各省市机关，对于新闻事业人员一体切实保护。”尽管当局在这些通令中作出了一些姿态，但对于刘煜生案的责任人顾祝同如果没有丝毫触动，既不能取信于民，亦不能平息党内怨言。迫于无奈，蒋介石最后还是撤销了顾祝同的江苏省政府主席，调任它用，以搪塞民愤。

《江声日报》事件给新闻界留下的印象是深刻难忘的。1934年，在刘煜生遇害一周年之际，新闻界纷纷发起纪念活动。杭州新闻记者公会有感于《江声日报》事件，倍觉新闻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遂倡议每年9月1日为记者节，以争取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和保障记者之人身安全，同时促进全国新闻界团结一致，共同争取民主自由。这一倡议随之得到全国各地新闻界的响应。当年9月1日，北京、杭州、太原、青岛等地的新闻记者均举行了欢庆记者节活动。以后，活动影响逐步扩大，进而延及全国。

2005年第1期 日据台湾的真实历史　作者：王也扬

自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次年日本割占我领土台湾，到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曾有过半个世纪的日据历史。不久前，黄静嘉著《春帆楼下晚涛急———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一书在海峡两岸先后出版。作者早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6年赴台参加接收工作，即着手研究日据台湾历史，积数十年之材料与功力，锻造一书，揭橥历史真实，论辩大是大非，读了令人既受益又感动。

黄著指出，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除具一般殖民主义特征外，尚有其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以严刑峻罚的高压控制与深文周纳的自私政策相结合，对台湾人民实行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和民族歧视。经过血腥镇压当地民众早期的反抗斗争，日本在台湾建立起由总督专制，配合警察和保甲制度的殖民统治秩序。50年中，三分之二的驻台总督是军事首领，总督的命令即为法律。警察则是总督令的主要执行者，其员额超过文官数倍。台湾居民被编入保甲，十户为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保（设一保正），负治安连坐责任，使之互相监督；而在台日本居民不入保甲。保正虽为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但日籍警察震怒时，可随时令其当众下跪。

一些专门针对台湾人民的法令反映出日本殖民主义者极端残暴和用心歹毒，如为镇压抗日行为制定的“匪徒刑罚令”，除藏匿及“图免”匪徒者，为有期徒刑外，其他均为死刑，最轻亦为无期徒刑，且效力溯及既往。用该法令以一审终结的临时法院曾一次判处死刑犯近千人。根据警察法，当局对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均得以干涉，只要被认定为“浮浪者”，不必构成犯罪，即可送往强制定居地火烧岛（今称绿岛）。又如“台湾鸦片令”，该法令允许台湾人吸食鸦片，但又规定以鸦片或其吸食器具交予军人、军属或其他来台之帝国臣民者处死刑，严厉保护日本人防止其染毒。台人吸食的鸦片为政府专卖，当局从中牟取巨额收入。被日人所称道的第四任总督儿玉太郎及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治台的“功绩”，就是用向台民卖鸦片的钱一举使台湾变成了“帝国”之“宝库”。在其当政的1903年，总督府的岁入为2170万元，鸦片专卖收入即达420万元，而台湾当时人口仅270万！上述这些罪恶的法令一直实行到日据末期。

日本对台湾的经济掠夺更以强权加独占为能事，把宝岛当作大块肥肉全部吞入腹中（《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语）。据台不久，日人即开始对台湾全岛进行详细的山林原野调查，凡无证明所有权之地契或其他确证之山林原野，皆归官有，结果民有地不及官有十分之一。当局把这些掠夺来的土地交予日本财阀和移民经营，从而控制了台湾经济最基本的资源。

为了抑制本岛民族资本，在日据台湾的前30年，曾禁止台民独立成立公司，台民如欲组织公司，必须把资本交给日本人支配（与日本人合组）或以日人为人头，这样日本资本在台湾建立起绝对的独占地位。以1941年为例，实收资本在500万日元以上的大企业中，日人资本占96.9%，台人资本占2.8%；而在台湾各业别投资总额的绝对数字上，日人资本约占3/4；那些大规模的现代公司企业，则几乎整个为日人资本。一些台人资本的公司，经营权也操日人之手。

按照殖民统治者的意志，台湾长期被作为日本农产品（主要为糖米）的取给地，及其本土工业品市场。在对日输出的最高年份，台米约占日本输入米量的四分之一（余由朝鲜供应），糖则几占日本国内消费量的90%。为了增加台湾的糖米产量并将其牢牢控制，殖民当局建设了嘉南大圳水利设施，并把给水量及给水期严加管制，对农民强行采取三年轮作制度，使每年灌区内必须有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甘蔗，以保证日本在台独占制糖企业的原料供应。蔗农们因不满于甘蔗的垄断收购价格过低而多次抗争，均遭野蛮弹压。

不了解日据台湾史的人，一般会想当然地以为，台湾今日的现代化工业基础是当年日人留下的，其实这很有限。包括二战时期为支持战争兴建的工业，日据末期的台湾经济结构中，农业及农产品加工合计仍达各业总产额的70%以上。黄著以事实说明：台湾今日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成就，主要是光复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应归功于华人之素质及努力。日人在台遗留之基础建设及若干工业化设施，尚非其主导及决定性因素。

黄著还告诉读者，连日本学者也承认，台湾日据时代的民族压迫与歧视问题，较当时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要甚得多。那时，台湾人被侮称为“清国奴”，没有任何基本的政治权利。台湾的较高级官吏和公吏，几乎完全为日人所独占。直至1945年，全台167位敕任官，本岛人只有1人，且为与行政无关的医学博士。日本人不仅独占了绝大部分公职，还“依法”享受特别加俸（较同职级本岛人高50—60%），退休后则继续任同业组合、公共埤圳、农会、水利组合、街庄长等职，仍享受优厚待遇，这些社会性职位也全部为日人所独占。

日本是靠普及教育而实现近代化的，因此深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重要性，其推行的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于此也颇为用心。根据殖民当局的教育法规，在台日本人子弟入“小学校”，本岛人子弟入“公学校”，前者经费由地方税支办，后者则由街庄居民筹款自负；两种学校的设备、课程、师资均有差别，台人子弟上的公学校要逊色许多，这样到中学考试时就不能与日人子弟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至高等教育阶段，台人子弟便尽遭淘汰。事实上，当时用台湾人民脂膏作经费办的大学，长期是以自日本本土招生为其主要学生来源的。在1944年台北帝国大学学生357人中，本岛人仅85人，其中80人为医学部学生，文政学部只有2人，理农学部1人，工学部2人。可见殖民统治者如何殚智竭虑以限制本岛人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文法方面的教育。

在据台后期，日本殖民统治者开始标榜一种所谓“内地延长主义”，企图使台湾民众产生正逐步取得与日本本土人平等待遇之错觉；至侵华战争发动，为了将台湾人民绑上战车，更是掀起“皇民化运动”。学校中禁止学生说汉语，否则将受处罚；车站中若不以日语购票，则将无法购得车票；所有报纸的汉文版皆停止印行；执行公务不说日语将马上遭到解职。凡家中悬挂“国语（日语）家庭”牌子者，可以得到较多的配给及警察较好的对待。同时，当局还强迫本岛人改用日本姓名、参拜靖国神社，不肯配合者，会受到领不到配给品或撤职的处分……

黄著的书名，取自梁启超的诗句。1912年梁启超应台湾爱国人士林献堂之邀访台，夜泊马关，当地春帆楼为中国甲午战败媾和缔约之所，梁氏故有“春帆楼下晚涛哀”的诗句。黄静嘉先生有感于历史巨变，将梁诗中的“哀”字改为“急”字，可谓点睛之笔。

2005年第1期 胡耀邦向我们三鞠躬　作者：陈　模

我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跟随中央青委常委蒋南翔率领的五四青年干部工作队挺进东北做青年工作，担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建国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我们《中国青年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报社人员都是从团内外挑选的好干部，报社里热气腾腾，绝大多数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工作热情、肯干，他们富有朝气，敢想敢干，是一个颇有革命活力的先进集体单位。

《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是团中央副书记、组织部长蒋南翔同志起草的。南翔同志在创刊的筹备、调配干部、培训人员方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继他领导《中国青年报》的，有胡克实、刘导生同志。他们都以思想锐敏见长。领导《中国青年报》时间最长、抓得最具体的是胡耀邦同志，可以这样说，他是《中国青年报》的灵魂。

耀邦同志常常来报社参加编委会，向编辑部干部讲话。讲到报纸的战斗性问题，耀邦同志从坐位上站起来，口里讲着手里比划着说：“报纸是个号角，要吹着人前进的，因此声音必须洪亮。力量微弱、战斗性不强，就不能很好地起引导与鼓舞大家前进的作用。今后《中国青年报》应当加强战斗性，也就是加强指导性、鼓舞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纸应当有声音，有言论，争取每期有一篇社论……”他要我们拿出好榜样，让青年学习；又要把坏人坏事公布出来，让青年不要学，并鞭策有这样、那样错误和缺点的人改正。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访问伊朗等中东国家。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家主持工作，并领导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各单位的反右派斗争。

《中国青年报》的社长、总编辑，开始由团中央宣传部正副部长杨述、韦君宜兼任着，以后专职社长是陈绪宗，他是上海复旦大学文学系毕业、团华东工委宣传部长，文笔过硬，工作稳健。继任者是张黎群，他勇于开拓创新，放手使用干部，坚定地执行耀邦同志的办报方针，要求大家做一个思想解放、朝气蓬勃的青年报人。主持日常编务的副总编辑，一个是我，主管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报道，包括青工部、青农部、团的生活及《团支部副刊》。另一位是钟沛璋，主管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在《接班人》副刊上，发表过冯定、周扬、乔木、丁浩川、田家英等著名理论家的文章，“思想三日谈”栏目虽小，颇受青年欢迎。《辣椒》副刊号召青年在做好自身工作的同时，要勇敢揭露社会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和刚刚露头的干部中的腐败作风。《辣椒》一创刊，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各省、市、自治区的团报、团刊，也办起了类似的副刊，敢于讲真话，说心里话，形成了一股社会舆论监督力量。

《中国青年报》不仅办成了深受青年喜爱的报纸，也成为成年人爱读的报纸。发行量平时每天200多万份，最高时七八百万份，受过毛主席的几次表扬。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张黎群同志由于在首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有个称报纸成了“布告牌”、“传声筒”、“留声机”的发言，团中央工作组要把他打成右派，几经折腾，邓小平同志说了话，保护他过了关，但被撤职下放。前社长、总编辑陈绪宗，由于保护他爱人，为她开脱“胡风分子”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列为右派。副总编辑钟沛璋主办《辣椒》，鼓吹反官僚主义，《星期天》副刊宣传穿花衣服，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团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还发表团的“独立性”言论，被打成右派。

我入党后受党的教育，组织观念比较强。团中央机关党委号召，党员要帮助整风、提意见时，我在座谈会上就积极发言，讲了三点：1、团的学校工作，不如解放初期；2、团的基层工作薄弱；3、团中央对团报的领导，有官僚主义的情形。我在报社负责团的三大宣传，登了几篇发扬民主，对团的工作提意见的文章。

没过几天，社内和团中央大会就批判我和社会上的右派配合，猖狂地向党进攻，说我散布“今不如昔”、“青运倒退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火烧三大”，将我兼的反右派领导小组组长撤职，以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取代，要把我列入“敌我矛盾”，将我打成“反党分子”（也就是右派分子）。

所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人，都要经过团中央常委会的讨论。张黎群同志是常委之一，他在常委会上说：“陈模从小参加革命，历史清楚，扛过枪、吃过小米、爬过大山，把他打成右派，他想不通，会自杀的。”主持会议的××，打断他的话，严厉地说：“你这是温情主义，就让他去自杀吧！”于是，我被打成反党分子，开除党籍，降五级，下放农村劳动。对我来说，有如跌进了无底的深渊。党组织对党员也要讲诚信，自己号召党员对党提意见，而且意见也是善意的，怎么能“引蛇出洞”，翻脸不认人，把人打成右派呢？

原来我并不知道我被定为“反党分子”的决定。1957年末，我向党支部交党费时，党支书说：“你已经被开除党籍，不用交党费了。”这是晴天一声霹雳！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人的精神似乎整个地垮了。我回家连哭了三天，爱人、亲友和孩子，谁也劝阻不了我。饭也吃不下一口，只喝了一些开水。

我想，哭没有用，也不是办法。团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我都熟，有的还是我的老上级。应该说，他们是了解我的为人和过去的表现的。我去找了章泽、路金栋、胡克实、王伟等人。我说，我没有反过党，我对党是有认识、有感情的。我有工作中的错误，念我入党二十年第一次犯这种错误，请不要开除我的党籍。我可以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农村，不拿国家一分钱，自食其力，在业余帮助党支部、生产队做些工作。书记们说，不行啊，你的错误性质是敌我矛盾，党籍是不能保留的。平时，他们一个个是和善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铁面无私”的人。我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

在中国青年报社，除整了张黎群、钟沛璋和我之外，青工部、文艺部、记者部、思想修养部四个部主任都被打成右派。编委会九个编委打了五个。《辣椒》组长及几乎所有评论好手都打成右派。有一位编辑在院子里贴了一张《人事科用人唯亲》的大字报，被打成右派。一位同志不服气，说了句“这也成为右派？！”照样被打成右派。党中央明文规定，在一个单位内打的右派，不得超过单位人数的1.5-2%。《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人员不到100人，被打了17名右派，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都倒了。

1957年9月末，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结束访问中东几个国家，回到新疆的乌鲁木齐市。一下飞机，他就打长途电话，问团中央主管反右派斗争的书记处书记××：“家里的运动搞得怎么样啦？”

答：“已经结束了。”

耀邦问：“这么快呀，打了多少人？”

答：“七十一人。”

耀邦问：“《中国青年报》呢？”

答：“十七人。”

耀邦说：“损失惨重呀！”

耀邦同志回到北京，详细地了解了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反右派斗争的情形，认为有不少人只是思想认识问题，并无反党的行动，是不应该打成右派分子的。他想为《中国青年报》的两位副总编辑———钟沛璋和我平反。在团中央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上，他提出为钟沛璋平反，出席会议的书记们，因受反右派斗争“左”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同意，我的平反也只好作罢。

1958年2月，团中央系统71名挨整的右派，要下放到山西省平顺县去劳动改造。出发前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在团中央大会议室接见大家。他说：“你们人很多，我来不及一个个找你们谈话。今天和大家见见面，谈一谈，也算给你们送行吧。我今天要讲的，集中起来是‘两个十分’的问题。”

大家听了不甚明了，这“两个十分”是什么意思。他慢慢地说，这“两个十分”，一个“十分”是，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你们应该有足够的认识；第二个“十分”是，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第一个“十分”，他只讲了两句话，再没有多讲。第二个“十分”，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的大意说，人的一生，不可能一点不摔跤子，只是摔得多，摔得少而已。他还问大家，摔了跤子怎么办？一句话，摔了跤就爬起来，在哪里摔的，就在哪里爬起来。摔跤子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坏事。可以吸取教训，以后不再摔跤子。为什么说你们的前途是十分光明呢？第一，因为你们年轻。如果是老年人，摔了跤子爬起来，来日也不多了。你们不同，才二三十岁，还有几十年好过。给你们改正错误的时间很长，改正了，还能为党为人民工作嘛。第二，你们有文化知识，有一定专长，可以用你们的本领为国家做事，为人民服务。第三，你们受过党的长期的教育，不少人还是党员，对党都有一定的认识。有了好的表现，将来还可以入党，党的大门对你们会敞开的。

耀邦同志的讲话，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他没有摆训人的架子，更多地是亲切的关怀。在我们面前，他不是什么大首长，倒像个慈祥的长者。

临走时，我送他下楼。从他1952年秋来团中央以后，我和他接触很多，每个星期天的晚上，各报刊和团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都要到他家中去开“神仙会”，汇报青少年情况，议论可写的社论、文章。他出题目的社论，我就写过十二篇，写好要送给他看、修改，交心的时候也很多。他拉着我的手说：“陈模，下乡劳动习惯吗？”我说：“我是贫农出身，从小干过农活。”他说：“你摔了跟头，要想得开，我等着你的好消息。”我谢了他，说：“我会努力的。”他点了点头。

时间过得真快，“四人帮”垮台之后，我被借调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担任《儿童文学》杂志编辑室主任。1977年的7月，我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要求为我1957年的冤案平反。不久，团中央机关党委派人找我说，你给耀邦同志写的信他收到了，他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上说，他完全同意为你的冤案平反。只是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公安部、民委、统战部正在起草为右派改正的87号文件，不久会发下这个文件。在文件发下来以前，你是否可以先重新入党？我说：“我是1938年5月入党的党员，为什么还要重新入党呢？”来人说：“这是权宜之计，耀邦的一份用心嘛。”我没有同意，来人走了。

过了几天，来人又找我，劝我先重新入党，便于为党工作。我说：“那样，我要保留恢复党籍的权利。”来人表示同意，我就在入党志愿书上注明了恢复党籍的要求。当天夜里，中国少儿出版社召开党支部全体党员会，一致通过我重新入党。团中央代表宣布任命我担任中国青少年出版社党组副书记兼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我二十一年没有工作，如今走上工作岗位，感慨与兴奋之情不言而喻。我狠抓了拨乱反正的工作，无非是给挨整的人平反，重建编辑队伍，不断扩大出书品种，恢复原有杂志，增加新的杂志等等，这就不嗦了。

1978年12月间，党中央发布了87号为右派改正的文件，我是团中央平反的第一名。

1979年2月间，团中央召开一年一度的各省、市、自治区团委书记会议。过去我是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现在让我列席。会议地点在西苑饭店，我去晚了点，坐在最后排。胡耀邦同志这时任党中央的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他是团中央的老书记，会议请他来讲话。他一进门就看见我，笑着说：“陈模同志，你好啊！”我答：“您好！”他又问：“工作了吗？”我答：“谢谢您的关心，已经工作了。”他高兴地说：“那就好。身体呢？”我说：“身体好。”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在第一排坐下，自己走到主席台前，不等会议主持人宣布开会，自己站在麦克风前讲起话来。他指着我对与会者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陈模同志，团的高级干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挨了整，吃的苦头最多。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我在最后的裁定书上也签了名嘛。现在我向陈模同志赔礼道歉！”说着他走到我的面前，行了三鞠躬。他并没有直接整我，先把整人的责任担当起来，他的大度、坦诚、谦逊的作风，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耀邦同志接着说：“我不但向陈模同志道歉，还要向团中央机关及所属单位所有挨整的，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说罢，走到主席台前向全场同志三鞠躬，赢得了与会同志热烈的掌声，也赢得全团同志的尊敬。

耀邦同志又说：“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这件事对陈模同志也是一次锻炼，一次学习。我还要强调的是，今后这种整人的事，不要再发生了！”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2005年第1期 “扫盲大跃进”亲历记　作者：孟祥才

1958年7月下旬，我正在山东临沂北老屯村家中度暑假，每天同社员一起下地干活。有一天刚吃过早饭，大队长找到我说：“今天上午公社召开扫盲誓师大会，你就不要下地干活了，带几个学生去开会，回来咱们商量怎么扫盲。”当时我这个高二的学生在全村是最高学历，参加扫除文盲的活动是责无旁贷。于是我急忙找了四五个中学生，一起赶到五里之外的公社驻地付庄。

进入公社大院，只见刚刚搭建的主席台上红旗招展，旁边几个年轻人起劲地敲打锣鼓。院内墙壁上贴着大字标语：“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苦战三个月，扫除全公社文盲！”大约九时，誓师大会开始，公社书记作动员报告，大讲了一通扫除文盲的意义，号召全公社敢想敢干，一定在三个月内将文盲扫光，每人都能识字三千，达到熟练的读书看报的水平。接着文教助理将扫盲的组织领导、工作步骤、检查验收等有关事宜做了布置，最后是几个大队代表表决心，调子出奇地一致，都是保证超前完成任务。

散会后回村的路上，我心里直打鼓：小孩子6年小学毕业，还不一定能顺顺当当地读书看报。现在正值夏季，农活挺多，组织文盲识字一无时间，二无教材，要求三个月扫光文盲，简直是开玩笑。我回村就找大队长汇报，讲了许多困难，表示三个月无法完成扫盲任务。大队长是我的同姓长辈，他苦笑着说：“现在什么都跃进，上面怎么布置，咱就怎么干。反正别人能完成，咱也能完成。”他要我立即向全村广播，要求全村50岁以下的青壮年文盲，不分男女，从明天起，以小队为单位，利用午饭后时间，各自找一片树荫，学识字一小时，然后再干活。当天下午，我就召集全村八九个初中生开会，要求每人包一个小队，以小学语文课本作教材，以一块小黑板作教具，自找场地，从明天起，利用午休时间，开展扫盲教学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巡视”了全村八九个树荫下的教学点。这些点上，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都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认真真地看着黑板学识字。当时我很高兴，心想，虽然三个月完成扫盲任务有困难，但只要这样坚持下去，让文盲识些字还是不成问题。识字教学进行到第四天中午，我正在一个教学点上教社员识字，大队长心急火燎地找到我，说：“坏了！咱们大队的扫盲落后了。人家付庄大队，上午开完誓师大会，下午就向公社报捷，说他们已经完成了扫盲任务。你快去大队办公室，用红纸写一份报捷的喜报，就说我们大队经过苦干加巧干，也超前完成了扫盲任务。然后找几个年轻人，敲锣打鼓将喜报送到公社。”他看我吃惊的样子，不容置疑地说：“快去办！再不快点，咱就更落后了。”

我只得按照他的要求写了“喜报”，于当日下午四时左右敲锣打鼓送到公社大院，受到公社副社长、文教助理、团委书记的接待。他们接受了我们送去的“喜报”，说了些“继续努力，巩固成绩”之类的话。回过身来，我环视公社大院，看到四面墙上贴满了报捷的“喜报”，全公社的大多数生产大队都在我们之前报了捷，我们真是有点落后了。

回村后我向队长汇报了报捷情况，谈到怕公社检查露馅时，队长说：“不用担心。我估计十之八九不会检查。为防万一，你把全村上过小学和初中的人列个名单，让他们随时准备应付检查。”以后，我们又组织了几次识字教学活动。由于已经报捷，组织者和参加者都没了积极性，“扫盲大跃进”也就结束了。

平心而论，“扫盲大跃进”不过是整个“大跃进”中微不足道的一出小小的闹剧，但它却具备“大跃进”中荒唐事件的基本特征：上面下面一齐吹牛、造假，彼此心照不宣而又装得煞有介事。

2005年第1期 我与日军空战　作者：吴鼎臣

1937年9月19日的沪宁保卫战中，由于日军的96式战斗机性能优越于我们当时使用的霍克Ⅲ战斗机，战斗中，我的飞机中弹十多处，一粒达姆弹击穿飞机的玻璃风挡后炸成无数只芝麻大的碎片穿进我的右小腿内，忍着剧疼，我驾驶着受伤的战机好不容易才降落到扬州机场。紧接着就被紧急送到扬州医院进行手术。

当时我们空军的情况并不好，军事力量上敌优我劣，尽管中国空军已连续击落日机60多架，但我们损失更大，由于没有技术力量制造也购买不到飞机，国民党军方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临时组装一些飞机，根本压制不住敌机的强大攻势。照这样下去，中国空军将全军覆没。

就在我为下一步如何空战焦急万分的时候，接到了我所在的空军四大队发来的电报，让我在伤好之后赶到兰州接收苏联援助的新型飞机。要知道，能驾驶战机重返蓝天战斗，那是一件多么让人振奋的事情啊！当时别提我有多么激动了。顾不得腿伤还没有痊愈，我坚持要求出院，当天奔赴兰州。

这里有必要提及《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由于空军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外援，当时太平洋战争还未爆发，美国无心介入，蒋介石只好把目光投向苏联，经过一番磋商，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条约，苏联不但为中国输送了飞机，还派来了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

当我风尘仆仆地赶到兰州，战友们在与我热烈地拥抱后，就急着向我介绍苏联新式战机的优越性能。我们四大队接收的是E-15和E-16两种型号的战斗机，这两种战斗机最大的优势就是速度快，转弯灵活，配备的火力猛。先是在湖北襄城机场完成熟悉飞机性能的训练任务后，我们四大队就接到上级命令，驻防到武汉王家墩机场，保卫武汉领空。武汉作为当时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和抗战物资的集散地，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然也是日军进行军事打击的重要目标。我们个个摩拳擦掌，发誓要驾驶新型战机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第一次空战，我们击落敌机十二架

1938年2月18日，武汉地区晴空少云，江面上风平浪静、舟楫稀疏。地处中原地区的武汉，虽然离当时的抗日前线还有几百公里，但在中国传统的春节期间里，人们根本没有心思过年，日军飞机空袭的警报不绝于耳，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武汉三镇。

当天，我和其他担任警戒任务的飞行员寸步不离各自的战机，就连中午吃饭，我们都是在各自的机翼下面蹲着吃，就在我吃完饭准备进入机舱休息会儿的时候，突然间空袭警报长鸣，我们立即登上战机做好起飞的准备。这次日军来势凶猛，在26架战斗机的掩护下，12架96式轰炸机满载着炸弹，排着长蛇阵向武汉方向饿扑过来。

随着三颗红色信号弹的升空，在代大队长李桂丹的率领下，我们四大队所属的21、22、23中队立即全部起飞，迎战敌机。当我们升高到2000米高度时，就发现大批日机已逼近武汉东南部上空。李桂丹当机立断，指挥大家投入战斗。第22、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顷刻之间，一场激烈的空战打响了。就在我的飞机升高到3000米的高度时，一架96式战斗机居高临下向我俯冲下来，想咬住我的飞机尾部实施攻击。由于手中驾驶着性能优越的E-15战斗机，我心里一点也不慌张，开始慢慢地在空中兜圈子，并故意做出躲避敌机射击的样子，引诱敌机上当，敌机果真以为我的战机害怕了，也跟着我的战机转起了弯子。突然，我以最小半径的急速转弯，猛地转到日机的尾巴后面。惊慌失措的敌机发觉上了当，猛升、猛降、急转弯……使出吃奶的本领想挽回劣势局面。上钩的鱼儿可不能让他白白溜掉，当距离三十多米远的敌机锁进了我的瞄准镜时，说时迟那时快，我的四挺机关枪同时开火，眼看着敌机飞行员的脑袋蔫在一边，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机此刻拖着长长的浓烟，翻转着向前下方坠落下去。那年我未满23周岁。

“二·一八”空战，从战斗打响到结束，只进行了12分钟，共击落敌机12架。四大队损失飞机5架。代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队员巴清正、王怡和李鹏翔5人，为掩护战友血撒碧空。

2月21日，武汉市各界在汉口总商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周恩来、陈绍禹、秦邦宪、董必武等领导人送来了挽联，上写：“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万万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二·一八”空战的中国空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军民抗击日寇的士气。过了几天，那些被我们击落的敌机残骸被堆放在汉口中山公园大门外，武汉百姓扶老携幼争相前来观看，照相留念。我们这些飞行员自然也成了武汉姑娘追求的偶像，我的妻子也就是在那时经朋友介绍认识并结为眷属的。

第二次空战，钢板椅背救了我的命

没有了敌机的骚扰，武汉又暂时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学校也恢复了上课，就连电影院也开始热闹起来……但我们空军时刻没有放松，时不时地飞到前方战场为陆军加油助威，并在空中向日军阵地投掷炸弹。为打击日军空军基地，我们奉命调到南昌机场，准备与苏联空军志愿队一道，奔赴广州外海的三灶岛的日军基地实施空中打击。但天公不作美，正逢梅雨季节，天天小雨下个不停。

那时中国空军有三个不飞：天气不好不能飞，飞机不好不能飞，飞行员身体不好不能飞。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在南昌待命。

4月29日，是日本天长节，即日本昭和天皇的生日。日军企图在一天之内一举消灭驻武汉的中国空军主力，以实际行动向天皇祝寿。为此，日海军航空兵团经过两周苦心筹划和精心准备，决定由佐式保指挥的第2联合航空队负责执行这一“神圣使命”。

殊不知，日军的意图早已被中国空军所获悉。中国空军在4月20日击落一架前来武汉上空进行侦察的日机，在死去的飞行员身上搜出了一个笔记本，上面披露了日军29日空袭武汉的重要情报。在与苏联志愿航空队研究部署后，我们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

日军对他的秘密被泄露并不知晓。当天下午1点多钟，日本棚町少佐率18架轰炸机，在小园少佐指挥的27架战斗机的护航下，从安徽和江西边界大举进袭武汉。

下午2时30分，日空军编队进入武汉空防警戒范围，三镇空袭警报同时响起。早有准备的中国空军第3、4、5大队的19架和苏联志愿航空队的45架E-15、E-16战斗机此刻已占据有利高度，正准备歼灭进入他们预先设下的空中口袋的日机。

这一仗历时30分钟，在中苏飞行员的密切协同作战下，共击落敌机21架，余下的狼狈逃窜。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志愿队飞行员舒斯捷尔与日机格斗中，临危不惧，在战机受伤的情况下，先后与敌机相撞而英勇牺牲。他们为中国抗战而死，功垂千史。

在那天的空战中，我和陈怀民担任总领队刘宗武副大队长的僚机，突出在大队的最前端。战斗一打响，我就遭遇三架敌机对我进行包围攻击，我照顾了这一架，就顾不上另外两架。突然间，一阵子弹打得我的座椅背叮当响。这下我反倒镇静了许多，真没想到我刚刚安装的自制钢板椅背救了我一命（“二·一八”空战，我们吸取了阵亡战友的教训，将原先战机上的铝皮椅背改换成防弹钢板）。我沉住气准备寻找机会先击落其中一架再说。不料，又一阵子弹从我的侧面进行扫射。立刻我的战机被打中起火，由于惯性，大火烧在了我的面部和颈部，情况十分危急，我只得弃机跳伞，降落在武昌徐家棚附近的水田里，落地后才感觉到脸上身上一阵阵灼疼。

当地的老百姓得知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后，立即取来扁担、绳子和门板做了副临时担架，抬着我准备护送我过江。行走了约一里路，遇到了开车前来巡查路况的粤汉铁路的一位段长，当听说我是负伤的中国空军人员，急忙将我扶上车，将我送到粤汉铁路医院进行急救包扎，然后又护送我过江，就这样我又转入了当时由外国人开设的万国医院（位于中山大道黎黄陂路的交叉口）。经过外国医生的复查，重新消毒后整个头部包了起来，由于伤势严重，必须住院治疗。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我住院的当天，我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病床上，突然听到有人对我说：“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先生来看望你了。”我想揭开包扎在眼睛上的纱布，亲眼看看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轻轻地握住我的手，用我们苏北口音亲切地对我说：“希望你好好养伤，伤好后再重上蓝天杀敌，我们后会有期。”尽管当时我没有看到周恩来先生的面容，但他温暖的双手、亲切的问候，至今让我终生难忘。两天后，我面部的纱布拆除了，看到病房摆满了慰问的鲜花，床前的桌子上放满了各种食品，床头上放有社会各界人士慰问时留下的名片。还有抗敌后援会赠送的一块阿美加手表和一只派克钢笔。

陪护我的小通信员将我身上换下来的衣物还给我，我的飞行服被敌人燃烧弹引燃烧成了碗口大的洞，身上穿的衬衣背后有6个洞，那是被敌人子弹从侧面射穿的。那子弹距离我的腰部至多也只有0.5—1毫米。我右脚大脚趾上被子弹射穿了两个洞，但未伤到脚趾骨。我真的好幸运，也多亏了那块钢板椅背，是它救了我的命。

由于我的面部伤势较重，还需要进一步治疗。就这样，我失去了“5·31”武汉第三次空战的机会。三个月出院后我奉命调离空军四大队，到昆明航校一面疗养一面工作，并开始了培养飞行员的教官生涯。

2005年第1期 不从乱命引祸端　作者：王生明

《东周列国志》从“周宣王闻谣轻杀”到“号始皇建立郡县”全书共写了108回(章)，对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兴亡盛衰，作了或粗或细、或深或浅的剖析，成为后人(包括共产党人)的资政明鉴；然而，在上个世纪70年代，时任中共雁北地委副书记的李惠春同志，在借用《东周列国志》第五十五回“从治命，不从乱命”的古训，回答其部下提出的：“‘四人帮’倒台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批邓”时，却因此而招来被捕入狱之祸。

1976年秋天，“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施光南的祝酒歌)。直接受到过“四人帮”之苦的人，更是心花怒放、扬眉吐气。可是高兴了没几天，从北京和省城太原，相继传来“继续批邓”的号令。时任《雁北报》副总编的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三思而不得其解。

一日夜晚，因失眠症不敢按时上床休息，在夜深人静时走出楼门去散步，望到地委办公楼李惠春同志的办公室内灯还亮着，我即推门而入，当着他的秘书直问：“‘四人帮’都垮台了，为什么还要继续批邓？”

李书记见我思想郁闷、情绪烦躁，先让我坐下，让他的秘书给我倒一杯开水，在秘书还没有从写字台前站起来的时候，就被我谢绝了。我再次单刀直入，请书记对“继续批邓”的必要性做出明确的解答。我之所以敢如此固执是因为，他虽然是个“三八”式的12级老干部，但我和他平时交往多，在“四人帮”疯狂肆虐的时候，他就敢在我面前抨击江青，我了解他的政治底牌。而且他在我面前从不摆架子，所以我们之间不讲客套。再者，他分管地委组织、宣传系统，是我的高层领导，我的思想遇到疑惑，他有义务给我做思想工作。当我坐下来聆听他的开导指点时，他却没有直截了当解答我的问题，而是慢声细语地像个说书人一样，讲起了邓小平同志的经历：从少年留学法国，到百色武装起义；从中央苏区任县委书记，到带领八路军一二九师开进山西；特别是在讲到解放战争初期，小平同志怎样组织策反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高树勋起义反蒋时，讲得十分详细，对邓小平充满敬佩之意。接着又讲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参加指挥淮海大决战；全国解放后调回中央帮助毛主席和周总理执掌党和国家军政大局；“文革”中怎样经历磨难；毛主席又怎样器重难舍；复出后在整顿“文革”混乱局面时多么英勇果断等等。

我与他的秘书聚精会神地听完他讲的故事，等他正面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时，却哼哼唧唧，欲言又止。见他有难言之苦，我先说话：“按书记所言，更不该批邓。书记对我的提问不做正面回答，我能理解。我们的报纸宣传贯彻‘继续批邓’很可能跟不上形势，也希望书记能够理解。”说罢起身就走。在我将要跨出门槛时，又被书记喊回来，我问：“还有什么指示？”他笑而不答，随即从他的书架上寻出一本书，就是《东周列国志》，他翻到第五十五回，给我和他的秘书宣读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国名将魏每次出征前都要给他的两个儿子留下遗言：我若战死沙场，你们给我的爱妾祖姬找个好人家，把她嫁出去，免得我死后让她流离失所。到他年老病重临终之前，却又留下遗嘱：我死后让祖姬给我陪葬，免得我在黄泉之下孤身无伴。言毕而卒。他的长子魏颗为他办理丧事时，未让祖姬陪葬，而是让她改嫁远走他乡。小儿子指责其兄长不按父亲的临终遗嘱办事为不孝。魏颗说：“孝子从治命，不从乱命”，父亲年迈病笃，脑子已不管用，殉葬之命，与他一向关爱祖姬的本意是背道而驰的，故不殉葬。这位“从治命，不从乱命”的魏颗，后来成为晋国功德显赫的大将。

这个故事讲完后，李书记无比遗憾地说：“两千多年前的人尚能正确对待先人的遗愿，更何况毛主席并未留下过继续批邓的遗嘱，我个人认为继续批邓是没有道理的。”我长叹一声接着说：“古人比我们高明，我们不如古人!”李书记则说：“不能这么讲，认识一条真理并不容易，要有一个过程，办任何事太急了反而办不好。”

告别出来，已是满天星光。可我心中并无豁然开朗之感。谁能料到什么时候才能从“治命”而不从“乱命”？

大约在半个月后，一位领导同志在地直机关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宣布：“李惠春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停职反省。”并说，有人在深更半夜到他家通风报信，因此勒令切断其家中的电话。此时，我已经感到自身不妙，在未对我下手前，在朋友的指点和帮助下，我离开了雁北，没过多时，听说有人检举揭发他借古讽今，用《东周列国志》的故事，恶毒污蔑毛主席，攻击党中央“继续批邓”的政策，因此而被逮捕送往大同县看守所关押。事后弄明，检举揭发他的人不是李惠春的秘书，而是一位具有高等学历、能说会道的有识之士。

1978年12月，中共山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我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晋首席记者身份驻会采访。一日，在参加分组讨论中，省委副书记王大任、常委贾俊、省军区司令员王夫之（省常委）三位领导走进小会议室，听取大家发言讨论时，遇到短暂的冷场。会议临时主持人指着坐在最后—圈椅子上的我说：“年轻人发言。”是的，他们大都是“三七”、“三八”式的老字辈，就我是个“小不点”。我说：“我只是个记者，有记的权利，没有发言权。”他说：“党的会议，你是党员就有发言权。”我当机立断，把椅子往前一推，挤到大圆桌前的第—圈坐下后说：“说实话，我有事早想给省委领导汇报、今天我要当面向大任同志、贾俊同志、王司令员报告一件事……”

我一口气讲了雁北地区在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时，有人夹杂私心，对李惠春同志“从治命，不从乱命”的本意恶意曲解，颠倒黑白，把他错误地定为“现反”，是个冤案，希望省委重新审查李惠春一案。在我发言中间，曾被一位身穿黄色军服的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厉声打断，他质问我：“你是不是说雁北的‘清查’搞错了？”我以同样的语气回敬他：“我是在向省委三位领导同志汇报，不关你的事！”

分组讨论结束后，我立即回到大会为我提供的住房面壁发呆，真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么重要的会上放这么一炮，我的发言会不会给尚在看守所的李惠春同志帮倒忙？第二天早饭后，大会简报被送进我住的房间，在厚厚的一叠简报中我看到一份，上面印的全是我昨天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之前，我想到了另一种后果：“王某人系李惠春的同党、漏网分子，逐出大会，撤职查办!”又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切都印在简报上了，只好听天由命去吧!

出我意外的是，一出喜剧的帷幕突然拉开。会后没几天，我接到李惠春同志一个电话，他说自己已被释放，正在迎泽宾馆东楼某房间等待省委书记王谦同志接见。

我立即到宾馆去看望他，路上还琢磨下几句安慰他的话，可是一见面却派不上用场，因为老李在看守所蹲了一年半，却全然没有一丝一毫变化，还是那样和声细语，还是那么乐观幽默。他说：“我在看守所自学了高中化学，针对雁北耕作粗放、肥料短缺的弊病写好两篇论文。正准备写第三篇论文，地委薛书记驱车赶来，亲自走进监所对我说，12月28日接到省委‘立马放人’的电话，他马上赶来请我出监，出监后直接把我拉到大同县招待所设宴款待，我从阶下囚到座上客，不到两小时，你有何感想？”

我说：“你的思想解放得比别人早，古今中外，凡是先知先觉者难免扮演悲剧角色。你演的不是悲剧，而是悲喜剧。值得庆幸。”

不久，李惠春同志到中共太原市委担任副书记。又不久，他被调往中共长治市委荣任第一把手。最后一岗是省顾委委员。

20多年过去了，搬了几次家，《东周列国志》始终没有离开过我的书橱，工作生活中遇到疑难事便去翻阅它。我的悟性不好，可也悟出一句话：认识一条真理，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有一颗公正无私的心，还不可缺少勇气。

李惠春同志是个爱学习、有智慧、有道德，又不缺少勇气的老共产党员，我们党有这样优秀的党员，理当引以自豪!

2005年第1期 张闻天出任总书记的前因后果　作者：曹春荣

一

杨尚昆20世纪20年代后期就在莫斯科与张闻天有同窗关系，30年代前期又在中央苏区与张闻天有上下级关系，他生前曾经对都是所谓“教条宗派”里人的博古、洛甫（即张闻天）和王稼祥，作过一番比较。说他们的共性是都相信共产国际，学了不少本本，但没有实际工作经验。他们的区别则在于“张闻天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博古很有才气，锋芒毕露，比较喜欢整人；王稼祥比较灵活。寥寥数语，张闻天的书生意气便跃然纸上。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闻天在未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之前，是个饱读诗书、学贯中西的书生。他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评介过外国文学，写过长篇小说，还当过英文、国文教员。1925年6月入党后，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马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尤其是经济学作过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回国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在1931年2月至1932年12月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他在上海撰写发表了大量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虽然有不少承袭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关门主义的东西，但应当指出确有一些表现他个人独立思考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经济和中国革命性质、任务的正确认识，对“左”倾错误的批评与觉察。而这也正是他能较早从“左”倾错误中走出来，转到正确路线一边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3年1月中旬，张闻天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此后到中央红军撤离瑞金进行长征前的一年多里，他担任过中共中央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书记、中革军委委员，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等职务。期间，他虽然不能不“从战争学习战争”，学习政权建设、经济管理和群众工作，但依然在党的宣传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保持了“喜欢学习，喜欢研究问题，平易近人，不大愿意做整人的事”的秉性。这又是使他能同“左”倾错误决裂，而同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张闻天到底整过人没有，具体地说就是整过毛泽东没有。毋庸讳言，在上海和在中央苏区最初的一段日子里，张闻天曾因自觉不自觉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有过不正确的批评压制。如在批评中央苏区“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战略方针是“浓厚的等待主义”，中央苏区领导人“右倾”、“狭隘经验论”的时候，显然矛头就是指向毛泽东。在1932年10月6日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张闻天附和博古对毛泽东的批评，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来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又积极参与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客观上也起了打击毛泽东的作用。但所有这些都与张毛之间的个人恩怨无关，绝非张闻天刻意整人。其理由是：

第一，张闻天与毛泽东虽然早在1919年12月和次年1月先后加入中国少年学会，但他们的头次见面却迟到1933年初。这之前，两人并不相识，更未共事，既无正面冲突，也未打过笔墨官司，谈不上有何成见恩怨。

第二，诚如张闻天所言，他当时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

第三，更重要的是，当实践证明自己错了的时候，张闻天勇于承认错误，服膺真理和代表真理的同志，站到正确路线一边。在不断的实际接触，尤其是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与博古们交锋之后，张闻天扭转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主动亲近他，尊重并接受他对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查田运动、福建事变，以及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战略策略的意见。长征前夕，张闻天更把毛泽东视同知己，向他倾吐了对博古的“左”的一套的不满，表达了与“左”倾错误分道扬镳的意向。唯其如此，才有长征路上的“中央队三人团”，才有遵义会议。

这里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张闻天与博古的关系。两人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又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共事过。进入中央苏区之前，两人在政治上，在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方面，并无二致。到中央苏区后，由于张闻天在中国革命的策略、政策和军事问题上的观点有所转变，两人逐渐产生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共同抗日三原则”的理解，对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的策应，对广昌战役失败的评价等重大问题上，张闻天越来越激烈尖锐地批评博古奉行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博古不但不接受张的正确意见，反而寻机排斥打击张。事情到了这一步，张闻天只能义无返顾，与博古即与“左”倾错误路线代表决裂。

以上史实，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充分反映了张闻天的书生本色———独立思考，认真做事，不随人俯仰，不随波逐流，不争名争利，不文过饰非，坦荡为人，唯理是从。

二

1931年至1934年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

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在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为代表的多数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红军高级将领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召开并取得成功的。张闻天在其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被会议“比较一致的意见”推举为取代博古、担任党的总书记的人。由于张闻天“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此事“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至此，张闻天在政治舞台上的角色，由书生变为领导全党的领袖。

当然，张闻天的这一角色转换并非一朝一夕间的突变，而是日积月累的渐变。促成这一渐变的，有外因，亦有内因。

先说外因，或曰客观情势。博古等人在中央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给党内关系、统战工作、苏维埃政府工作、苏区经济活动，尤其是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恶果，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只剩下放弃经略五六年的中央苏区突围转移一条路。这已经引起党和红军中许多人的不满。大搬家式的长途行军，人马疲于奔命，作战部队形同保姆顾此失彼。更恼人的是如此奔突，竟然不知道要到哪里才是个了结。1934年11月下旬的湘江之战，使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党和红军中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不满情绪达于顶点，可谓天怒人怨。战前博古、李德拒绝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关于积极寻找战机歼敌，变被动为主动的正确建议，事后面对惨败，他们又一筹莫展，只有唉声叹气和诿过于人。

由此红军指战员们开始思考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屡屡失利，眼下更是濒临绝境的原因。渐渐意识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代表的正确路线，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所致。要求改变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呼声也就日益高涨。

在湘、桂、黔交界地行军途中，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博古、李德一路争论，除了批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错误外，特别着重于当时亟待解决的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通道会议上，他们否定了李德、博古落脚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盘算，提出转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这个建议得到了“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支持，并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而通过。黎平会议继续就红军何处去这个战略方针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的《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肯定并巩固了通道会议的成果，还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935年元旦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而要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干脆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通过会议形式变换党中央和红军领导的问题，也就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遵义会议上，博古所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被会议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鉴于博古既不能承认错误，又不能接受正确的批评，且实践证明他不配领导全党，他的下台也就无可避免。

再说内因，即张闻天的自身条件和表现。前面说过，张闻天有深厚的马列主义功底和历史文化素养，有很强的党性，加上他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特别是“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他还有不争名夺利、不文过饰非、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的美德。这些长处使他具有成为党的领袖的基本素质。

张闻天虽然也宣传、贯彻、执行过“左”倾错误路线，但他在上海时就曾对“左”倾有过批评与觉察。进入中央苏区后，又较早地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他写文章或在会上多次公开同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作斗争，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9月29日的《红色中华》报发表的他的署名文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就是一篇批评和否定“左”倾军事战略方针的檄文，一篇从战略上深刻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的宏论。因而它被誉为“关于红军战略的社论”，当时红军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被红军总政治部规定为红军转移进行思想准备的一份重要文件。

长征路上，张闻天和王稼祥一道，最早接受了毛泽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的分析。而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不久，张闻天就对“左”倾军事路线、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这样打下去，我们能有胜利的前途吗？”广昌战役后，他又提出“不该同敌人死拼”，结果同博古闹翻。这表明张闻天赞同毛泽东的分析并非偶然,或者出于一时的利益权衡。

黎平会议后，在红军西进路上，李德和博古仍然不甘心放弃他们的错误战略方针。张闻天对此深为焦虑，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问题。1934年12月20日，在黄平的一片橘林里，张闻天与王稼祥边休息边议论眼前形势。谈到红军此行尚无确定的最后目标时，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这番话，第一次在中共高层挑明了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非同小可。王稼祥自然由衷赞同，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后来的事实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议符合党心军心，它为遵义会议恢复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并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起了打招呼、定调子的作用。

遵义会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在博古作主报告和周恩来作副报告之后，张闻天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反报告”提纲出自“中央队三人团”集体，而由党内第二把手张闻天讲出来，分量之重，作用之强、影响之深，自非他人可比。因此，“反报告”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启动了变换军事领导的程序。与此同时，也就完成了党内对于选择张闻天为新的最高领导人的审察。

当时有可能接替博古担任新的党中央总书记的，除了张闻天以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为什么最终没有选择毛、周呢？依据种种史料史实来看，大抵原因如下：

毛泽东和朱德一起创建红军、中央苏区有大功，而且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主要制定者、坚持者，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声望。但他直到由遵义会议选为政治局常委前，从未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加上他在中央苏区肃反问题上犯了错误，个性倔强（有时甚至粗暴），不注意团结身边（尤其是领导层）同志，就很难使大家接受他。况且他此前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战争上，似无意于此道。遵义会议后，他感叹地对妻子贺子珍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就表明他对过去忽视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的悔悟。此后果然“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张闻天大致相当，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又是中革军委副主席，还是长征前夕至遵义会议结束前的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他的品德、才干、经验、胆识均早为党内所公认。但是，遵义会议既然否定了此前错误的军事路线、军事指挥，明确了军事领导上严重错误的责任，周恩来就免不了和李德、博古一起承担过错（尽管不负主要责任）。李、博下台，而再让周接替博古上台，也就不合时宜。

三

1935年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之地，张闻天遵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正式取代博古，就任党的总书记。从此，他兢兢业业，尽心尽责，演好这个角色，为党、为中国革命建立了新的功勋。仅在长征途中，他就做了下述几项重要工作。

一是重新建立新的中央领导与中央苏区间的组织联系。

张闻天接任总书记的前一天，中央纵队接获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发给党中央和军委的急电。项英批评后者“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提出“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应早定”。2月5日又以中央分局名义致电中央，提出关于中央苏区“行动方针”的“两个意见”和“对各个苏区的领导”问题，“请立复”。要求中央赶快决策、进行领导的心情之急迫，可想而知。然而，中央却因总书记未变换，无从确定方针以复。2月5日当晚，张闻天即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苏区问题，并立即复电项英转中央分局，对他们的两通来电明确答复。复电除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目前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外，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以项英为主席。这就改变了过去无指示、无领导的状况，并及时传送了遵义会议主要精神。

二是积极组织、领导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宣传、贯彻与落实，实现战略转变。

张闻天受命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后，即边行军边思谋。他以自己的“反报告”为基础，吸收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的发言意见，并根据会后的情况变化和新的决策，写成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论述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符合国内革命战争规律的战略战术原则。

为使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尽快化作红军的实际行动，张闻天在扎西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随即将决议文本印发各支部讨论。在印发决议全文之前，张闻天还赶写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先行发布，以应尽快传达之需。1935年2月10日，他亲自在军委纵队于扎西镇召开的营、科长以上干部会上，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传达报告。他还专门向做地方工作的同志传达了遵义会议情况，指出要改变地方工作政策，比如打土豪时再不要扫地出门，再不要打烂三缸（米缸、菜缸、水缸）了。随后，他还多次利用各种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为全党全军尽早知悉和掌握会议精神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张闻天几度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回兵”、“缩编”决策，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领导作出决定。所有这些无不表明身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已在及时、有效地担当起了领导全党、全军实现遵义会议决议所规定的伟大战略转变的使命。

三是支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确立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第二天，常委进行分工，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此毛泽东重回军队领导岗位，参与对红军的军事指挥。在这件事上，张闻天是积极支持的。1935年3月初，红军二进遵义城。张闻天有感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军事指挥才能的卓异超群，遂提议成立一个前敌司令部，请毛泽东到前方担任前敌总指挥。3月4日，中革军委一纸命令委托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亦即习惯上所称前敌总指挥）。3月11日，毛泽东因攻打打鼓新场的一场争论，险些去职后，向张闻天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很赞成”毛的提议，第二天便在苟坝附近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上，将成立“三人团”的提议交付讨论，获准实行。至此，遵义会议变换领导的重要决策遂告完成，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

从1935年3月中旬起，毛泽东指挥红军三渡、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实现了遵义会议北上的战略决策。然而，红军中不少指挥员对毛泽东的穿插迂回，大踏步行军作战的战法，仍然有所责怨。为统一思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于5月12日在会理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按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定的报告大纲作了报告；会议结束前，又作了结论。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机动作战、怀疑军事领导的右倾情绪，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且决定中央红军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泽东对军队的领导地位得到完全巩固。

四是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道，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正确、坚决的斗争。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实现了遵义会议决定的北上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的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大会师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在中央面前。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再占领川陕甘；张国焘却要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张闻天先是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通过电讯联系同张磋商，交换意见。接着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按张国焘的方针行事，“对于红军极不利”（因懋功地区地形上不利于大部队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敌人倒正想把红军“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压迫至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带）；而“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建立根据地。文章还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指出应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1935年6月26日，张闻天主持两河口会议并发言，再次肯定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坚决否定“西进”的错误方针。他还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应统一”。受会议委托张闻天写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申明了北上方针及为实现此方针的措施。

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表面赞成北上方针，同意打松潘，但行动上却拖延迟滞，贻误战机。并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加强红军总司令部等问题为由，向中央讨价还价。为顾全团结北上的大局，中央一面对张国焘的错误提出批评，一面委曲求全，尽量照顾张国焘在“组织问题”上的要求。张闻天甚至主动向毛泽东表示，自愿让出自己担任的党中央总书记职位，来换取张国焘共同北上。

在接下来的芦花会议上，张国焘担任了军委总政治委员。他这才勉强执行军委为补救延误战机而发布的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率部北上向毛儿盖地区集中。可是，到毛儿盖后，又一次动摇，进行一系列分裂活动。而此时敌胡宗南部已趁机在松潘附近构筑成堡垒线，各路敌军经调集、布防，形成了围困与消灭红军于雪山草地的态势。面对如此险恶处境，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全局出发，为促进张国焘转变和争取四方面军，采取一系列特殊方针，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张闻天主持并为之起草决议的沙窝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是此中范例。

沙窝会议后，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张闻天带领中共中央机关随毛泽东、周恩来、徐向前率领的右路军行动。右路军按计划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后，张国焘却不顾朱德的反对，在阿坝附近停止向右路军靠拢，并电令中央和右路军南下。在对张国焘一再劝告无效后，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举行中央常委紧急会议，果断决定中央和四方面军暂时分离，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速出甘南。随后，立即开始了秘密脱险行动。张闻天亲自向李维汉布置任务，并交待他绝对保密。1935年9月10日凌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部离开危险区。张闻天策马前后照应，亲自向干部讲明当时险境，又亲自与彭德怀一起布置三军团部队在山上警戒。当日到阿西，张闻天发布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南下是绝路”，“只有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号召左路军广大指战员“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张闻天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危急关头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从容以对，同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央和军队的领导同志团结一致，紧密配合，成功地化解了危机，使党和红军又一次摆脱生死攸关的险境，充分表明了他是个称职的总书记。

在随后主持的俄界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张闻天作总结发言，深刻阐明了同张国焘斗争的性质，预言了张国焘“组织第二党”的结局，并主张“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可惜张国焘一意孤行，果然被张闻天不幸言中。

五是为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开创新局面，提出了重要意见。

1935年9月下旬，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人在甘南小镇哈达铺，看到当年七八月间的天津《大公报》，得悉陕北仍有红军、游击队，大喜过望。张闻天仔细研究了报上的相关材料后，写下一篇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读报笔记。他敏锐地觉察到红二十六军力量相当强大，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红二十五军也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直逼西安；甘南东部，尤其在毗连陕西、宁夏边区的庆阳一带，也有红军游击队活动。由此得出结论：“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两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着”，“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9月27日，张闻天在榜罗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到陕北去，在陕北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这样，困扰红军多时的落脚何处的问题，终于得到妥善解决。在中央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的决策过程中，张闻天提出的上述意见，以及他在10月18日铁边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无疑对决策有重要意义。

此后，从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一年中，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在领导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转变；不断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促进内部团结，为三大红军胜利会师创造条件等重大事件中，进一步展现出一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品德，以及娴熟的斗争技巧、踏实的工作作风、忘我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他“不争权”、讲民主、勇于任事、仁至义尽、虚怀若谷、淡泊宁静的领导作风与生活作风，也使人们在仰慕他的总书记角色的同时，想到他的书生本色。

2005年第1期 回顾县史悼李宜　作者：任知时

李宜是河南省巩县的一位人民教师，已逝世多年，最近几位老同学相约要为李宜（克中）同志出版《诗集》，约我写篇纪念文章。我认为纪念李宜要从他一生遭遇中吸取些历史教训，才有实际意义。

李宜是我在高中一年级的老同学，因为相处时间很短暂，早已记不起他那少年英俊的模样。倒是他负伤后，尤其是被错划右派以后，那面容憔悴、削瘦嶙峋，拄一根长棍，瘸一条伤腿的悲惨形象，还历历在目。

李宜是1948年秋，开封二次解放随校南下逃亡的学生。他在流浪京、沪期间，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祸国殃民，民不聊生，已是穷途末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教育了他，只有共产党才是民族的希望；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国家和个人才有光明前途。于是，他毅然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旋即转战江南。不幸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腿部中弹负了重伤，成为二等荣誉（残疾）军人。但他身残志不残，伤愈后，拄着单拐回到巩县，走上人民教师的岗位。

1957年末，他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诚心诚意帮助党整风。当他见到报上登有“右派”攻击共产党在镇反运动中杀人过多的言论时，就写了反驳的大字报。不料却遭到“左派”积极分子的曲解，把他文章掐头去尾、无限上纲，反而把他错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公职，回乡监督劳动的处分，把他打入阶级敌人的行列。虽然当时有“右派属敌我矛盾，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指示，在那宁左勿右、阶级斗争步步升级的年代，是贯彻不到基层的。于是李宜在那政治运动频繁年代，成为村里逢运动必“挨斗”、绰号为“运动员”的“右派”分子。在那长达21年的岁月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充当阶级敌人，承受“群众专政”那动辄得咎，备受人身凌辱的个中滋味，真是一言难尽。同时在经济上也陷入绝境。光荣负伤使他丧失体力劳动的能力，错划“右派”又使他丧失脑力劳动的机会。仅凭他每半年十几元钱的荣军补助费，实难养活他老少五口之家。

1958年，巩县党委号召干部教师们“交白心（错误思想）换红心（与党一致思想）”，抓住把柄，又划“交心右派”和“漏网右派”221人。巩县共划正式在册的右派890人；若加上在巩县划右，不统计在巩县的省、市营厂矿右派99人；加上因右派问题而戴上其他帽子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流氓分子、不良分子等150人；再加上不应划右而转来的“学生右派”14人，全县遭右派苦难的共有1153人。

从“反右”及“右派改正”历史档案中查得：“右派改正”初期统计全国“右派”有54万人，占全国当时干部总数的5.7%，（最后统计为55万人）；河南省最多，有7万多人，占全省当时干部总数的15%；省内永城县划右最多，有2423人，占该县当时职工（划右已超出干部教师范围）总数的33%；巩县教师右派496人，占当时教师总数的30.2%，干部总数未查到，估算也应在30%左右；河南省超千名右派的县只有商丘地区四个；巩县划右之多，在全国也应在前列。

1979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以反右时的原始档案为基础，按原中央划右标准重新衡量，内查外调，最后巩县右派全部得到改正。李宜改正后，又回到教师岗位，积极地发挥他的光和热。

在“右派改正”的《总结报告》中，有几段话值得我们吸取教训。“当时确有一小撮右派分子乘党整风之机，向党进攻，企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击是必要的。但是不恰当的估计阶级斗争形势，加上思想上的片面性和工作方法上的错误，产生了扩大化。从我县复审改正实践证明，绝大多数属于错划的……” “因为当时反右斗争来势迅猛，工作比较粗糙，有些材料未经核实。加之有‘宁左勿右’的思想作祟，既不允许本人申辩，又不允许了解情况的人发表不同意见。本人申辩是态度不好，罪上加罪；旁人发表不同意见是包庇同情右派，轻则受处分，重者也被划为右派。因此在复查中发现材料是不真实的”。

敢于说“真话”又能知无不言的“右派”们被打倒后，尤其是“言者有罪”后，共产党在执政中堵塞了言路，也失去了患难与共的朋友，重大决策时也失去了民主化、科学化的基础。于是狂热的、非理性的“大跃进”开始了。

首先是大办粮食。当时“左派”积极分子竟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在这强大的政治压力下，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的“好成绩”，获得“卫星上天”的赞誉。巩县在当时的产量会议上都有虚报。早报的亩产有好几百斤（当时绝大多数岭地亩产仅一百多斤），后报的有千斤以上，并依此进行了“高征购”。全国出现了“浮夸风”，造成全国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了的假象。紧跟着出现了饿死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其次是大办钢铁。也是用“务虚不务实”的政治手段来操作。在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资源情况下，采用小（小土炉）、土（土法上马）、群（群众运动）的方法盲目上马。开封专区东三县（开封、兰考、东明）在无资源又无技术人员情况下，利用公社化 “大兵团”作战的优势，由三个县委副书记挂帅，调配三县43900个青壮劳动力，浩浩荡荡开到巩县矿山上去大办钢铁了。巩县更不甘落后，竟放弃占公社大食堂半年粮的红薯不去收储，抢先赶上“大跃进”的高潮。导致红薯霉烂在地里、水囤子里，形成1959年秋巩县丰产没有丰收的事故。巩县共动员了12万人的“大兵团”（注：当时全县人口434540人），吃住在矿山上，挖矿石、砌小高炉、砍树木、烧木炭（代替焦炭），仅巩县就建5636个小土炉（投入使用的2183座）。炼出的明明不是铁，是未烧透的矿石渣，把它称为“烧结铁”。创出日产4万吨的高产纪录。向上级报喜后获“卫星上天”的殊荣。

在那疯狂的年代，矿山上白天处处冒青烟，夜间满山是火光，那热气腾腾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巩县境内有那十几万人的“大兵团”，还有几千个小土炉在不停的烧炼，不出几个月就把巩县能烧木炭的树木砍个净光。那时公社化后，树权归集体，谁也无权干涉。直到改革开放后“大包干”，树权有主了，植被才恢复起来。产权明晰不明晰也是财产增值的关键。倒是巩县第一炼钢厂，从开专调来一个懂行的“右派”，按科学规范建一个8立方米高炉和六个3立方米高炉（只使用两个）；陶瓷厂（制碗）的内行右派陈迹解决了耐火砖问题；巩县钢铁办公室留一个学地质的“右派”刘传三（改革开放后任人大副主任）参加策划；又调拨一些正规焦炭。有了科技基础，在党委领导下才出现日产灰生铁1-2吨的成绩。生产半月后因焦炭不继就停下来了。无怪乎文革中的造反派当权时，讥讽说知识分子是“臭豆腐”，政治上臭，用起来香。“大跃进”运动两大重要内容一个粮食，一个钢铁。不依靠科学，不依靠人才，只依靠政治挂帅，只依靠群众运动，用人海战术，像打仗一样搞建设，终以失败而告终。

真正使人民生活走向灾难的根本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些“浮夸风”、“高征购”、“瞎指挥”，关键更在于“共产风”。在于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后，那“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要饭钱”平均主义大锅饭分配制度。它使劳动者不能直接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成果通过公社统收统支，第二次分配转化为“他”人所得，严重挫伤了劳动积极性。实践证明，该制度实行三年，减产三年，人民群众饿肚子三年。这才是造成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按巩县水文记载，这三年两年偏丰，一年偏歉，根本造不成灾害，纯属“人祸”。1958年8月巩县实现食堂化后，人民生活逐年下降，营养不良的浮肿病逐年增加，人们体质严重下降，也造成育龄妇女不孕和非正常死亡人口增加，人口出现了负增长。按当时出生率、死亡率科学计算可达三万人。永城县划右时最左，后来该县非正常死亡达十几万人，牲畜减少60%。全国在那后三年闹浮肿病、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人。“左倾教条主义”同样能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过这是在“革命”的名义下形成的失误，以“交学费”的形式开脱了。时过境迁已近半个世纪了，应该正确吸取教训，告诉后人要力避“左倾”路线。经过“低标准”、“瓜菜代”、“淀粉馍”（注：用植物粗纤维碱化后做的馍）、“百日休养”等一系列措施，这个分配制度实在执行不下去了，终于在1961年冬解散了大食堂。1962年实行“留够自留地”、“借地救灾”（注：从集体土地中拿出1/10的土地借给各户自耕自收）、允许个人开“小片荒”等措施。在土地家庭承包权上开1/10的小口子，一举消灭了“浮肿病”。

李宜在这非常时期又遭“中年丧妻”的不幸。在1960年“瓜菜代”时期，公社社员每日三餐只有七两粮食，又无副食品的情况下，在大食堂打回来的“稀粥菜汤”，可让他贤慧的妻子作了大难。她上要奉养老婆母，下要抚养六岁、二岁的幼子，李宜又是家庭的主要成员还需要稍微照顾一点，就是苦了她自己。时间长了她的“浮肿病”越来越严重，终于弃世而去。普通人家去世的多是老、弱、病、残，她却是正当年轻少壮的年华。诗人李宜终生内疚。14年后的1974年元月16日除夕雪夜，作一首《伤怀》小诗：

面前怯伤慈母心，背后偷泣结发情。

除夕饺子挥泪捏，多少辛酸不成形。

没有切肤之痛，很难作出如此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句。

被人民群众呼为救命田的“借地”，在巩县只实行了1962年秋季一个季度就被收回了。这时的分配制度调整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人、劳比例参加分配。一般生产队多是人（头）五、劳（劳动工分）五。但还提倡人头分的多、劳力分配的少，说是含共产主义成分高。所以也有少部分生产队执行人六劳四的，个别副业多的队也有人八劳二的。这意味着劳动者的成果，至少有一半以上被“人头”分走。实践证明，这种分配制度只解决了“出勤”的积极性。因为人头粮是固定的，分配多少全靠工分多少。于是男女老少都争抢挣工分。只要记工本上记一个劳动日，能参加分配，就达到目的了。至于劳动质量和效能，就不是人们关心的事了。制度决定人的行为，有人想关心也没有用。于是出现了出勤不出力，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八点敲钟九点到，磨磨蹭蹭盼下工”，一天干不了半天活。这就是落后的生产力难以适应那“先进的生产关系”。“文革”中的造反派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肯定是阶级敌人在破坏。于是在推广“学大寨”运动中，把政治表现也作为评工计分的内容，提出“大批促大干”的政治口号。落实到基层变成拉出已斗倒十几年的“老敌人”反复批斗，李宜也在其中。不解决分配上的问题，不与劳动者的利益挂钩，根本解决不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于是形成越穷越斗、越斗越穷、走上了“穷过渡”的怪圈。“穷则思变”，才引发了出名的小岗村人民冒死创造“大包干”制度。“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实事求是的新一代领导人把它总结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人民才走向富裕的道路。马克思曾说过：“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列宁批评左派幼稚病，执行新经济政策是有深刻道理的。走了二十几年的冤枉路，又回到原来的基点上，交的“学费”也真够惨重了！

在那按工分吃饭的阶段，李宜家庭只有一个老人，二个幼子、一个残疾人，无论如何挣不来工分。当时有适当照顾的政策，当然轮不到他这“阶级敌人”头上，所分粮食实在糊不了口。为了生存，他拽住六七岁大儿子，抱住二三岁的小儿子，扒上南下的“荒车”（注：当时灾民多，坐空货车、拉煤火车可以不买票）到驻马店信阳地区乞讨。该地区原饿死人较多，灾后重建，政策比较宽松，人民生活相对宽余，便于乞讨。李宜还有“书生”风格，认为乞讨是不劳而食。于是买一把推剪走乡串户，见到头发长的就去替他理发，理后不收费，只要换回几个馍就行。老百姓看他前拽后拉、又理发，也乐于多施舍这位奇特的乞丐。他把好馍留给母亲，次的给儿子吃，最差的自己吃。积攒三五天以后，把小儿子交给大儿子看管，留在候车室内或破庙中，嘱咐千万不能跟别人走。赶快扒上“荒车”回到巩县给老娘送干粮。进门先担一缸水，立即扒车回去找儿子。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这样断断续续熬到儿子勉强能挣工分，才停止这特困生活。经济上的困难，政治上的歧视，也影响到他两个儿子，小学没有上完整。母亲去世后，形成了一家三口人皆为男性的单性家庭。哪个姑娘愿到他家受这种“洋罪”？老大30多岁，老二29岁都还没有结婚（当时农村青年20岁左右就结婚）。一直到1984年，有老教师提前退休可以安排一个子女接班当工人的政策。李宜抓紧时间赶快离休。小儿子当上了工人，1988年才娶到媳妇成家生子；大儿子又到九中当了清洁工，也娶到媳妇。这才结束他家30年人口只减不增的状况。李宜在改革开放后，近60岁才终止坎坷，安度晚年。最终又逝于癌症，享年72岁。

过去左派们，以“革命”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共产主义，不惜剥夺农民的土地、生产工具、甚至房产“归大堆”。违背科学规律，造成人为的“自然灾害”而不自鉴；如今又有干部以“发展”的名义，好大喜功，急于建成小康社会，不惜侵占市民、农民的切身利益“大拆大占”，违背科学发展观而不自觉。其思想根源都是企图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左”倾急性病。小平同志说的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会葬送社会主义”。

2005年第1期 我的母亲刘清扬　作者：刘方清

1973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专案组通知，让我去探视在监内的母亲。自1968年2月母亲在“文革”期间被抓走，我们已经六年没有见面了。母亲出了什么事？病了？还是……？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赶到专案组指定的地点(复兴医院东侧的一个小楼)，好不容易才等到探视时间。一辆小车推着一个白发苍苍、双腿瘫软、面庞浮肿、目光呆滞的老人。啊，这就是多年杳无音信的母亲？六年的铁窗生活，竟把往日精神抖擞、步履刚健的一个人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互相凝视了片刻，一向十分健谈的母亲这时竟说不出话来。还是我强忍悲痛，打破了这尴尬的沉默，询问她的健康并报告家里的情况。不料母亲对这一切反应漠然，却冲破“禁律”(探监是不许谈政治的)，迫不及待地探问周总理的情况和邓小平同志的“出山”。因为从审案人的问话中，她敏锐地感到有人还在处心积虑地整总理，对此她忧心忡忡；而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则表现异常兴奋，充满希望。最后她严肃又郑重地对我说：“方清，你记住，我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这句话她反复说了好几遍，看来这话在她心里已埋藏多年了。她多么想向党，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倾述自己的衷肠啊!

甲午风云中诞生战斗烽火里成长

1894年2月15日（农历正月初九），母亲刘清扬出生于天津一个回族小家庭。当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烧杀劫掠我平民百姓的时候，她的家也濒于破产。1905年冬，她将满12岁时，进入天津严氏（严范孙氏）女学读书，受到老师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

1906年，天津爱国人民为了建立海军以巩固国防，发起一场群众性的爱国储金运动。在一次募捐大会上，讲演人的慷慨陈词，群众的踊跃捐献，激发了少年刘清扬的爱国热忱。她当场把身上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还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爱国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爱的金戒指捐给大会。“十三岁的女学生捐出一个金戒指”的故事从此宣扬开来，传为佳话。会后，她还和同学们挨门逐户进行劝储，并动员家里人把部分早餐费省下来支援爱国储金运动。这次的爱国行动，揭开了她革命生涯的序幕。

有一天，刘清扬的大哥刘孟扬拿着一张身穿和服、手持短刀、英姿飒爽的年轻女子的照片给她看，并对她说，这就是秋瑾烈士，一位留日学生。她是因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而死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尊敬的巾帼英雄。刘孟扬向她介绍了秋瑾的生平和革命事迹，使她很受感动。她暗下决心，要做一个秋瑾式的爱国女英雄。后来刘清扬回忆说：“秋瑾烈士实是给我指导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时，刘清扬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简称“女师”)，并参加了中国同盟会在天津的秘密组织———天津共和会。共和会的任务就是发动滦州起义，然后进攻北京。共和会会员们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油印反清宣传品，探听军情，募集军费，积极参与策动滦州起义。女师地理教员白雅雨先生是共和会会长，担任起义参谋长。白雅雨在赴滦州策划起义之前，交给刘清扬两项任务，一是为白雅雨等十人去滦州筹措经费；二是起义成功、截夺军火后，由女同学掩护把军火秘密运往北京，准备在京发动起义。刘清扬积极承担并及时完成了第一项任务。当时她的哥哥刘孟扬等在天津报界颇有名气，同戏剧界联系密切。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冬赈义演。刘清扬就请哥哥从冬赈义演的捐款中拨出一部分钱，赞助了白雅雨等人。但起义因叛徒告密而惨遭镇压，白雅雨等义士也壮烈牺牲。

五四大潮露头角津门女界一英豪

1919年，北京学生点燃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火炬，天津学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起来。刘清扬和直隶女师的同学邓颖超、郭隆真等发起成立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她本人当选为会长。她们上街游行，高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她们在大街小巷宣讲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道理。她们打破男女界限，和天津学联并肩战斗、相互支援，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刘清扬在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和较强的组织才能；尤其她那激昂慷慨的演说，更是振奋人心，铿锵有力。她先后被选为天津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抵制日货委办会常务委员以及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理事，并两次代表天津各界赴京请愿。

1919年6月下旬，因《凡尔赛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联合会于26日开会决定派刘清扬等十位代表进京，会同山东、北京代表请愿，要求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27日晨他们乘火车赴京。当他们来到新华门总统府递交请愿书时，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请愿代表。他们不顾烈日炎炎，在总统府前坚持斗争，受到北京学生和市民群众的热情支持。直到28日晚，徐世昌才被迫接见学生代表。面对徐世昌总统，刘清扬义正词严地指出：“拒签巴黎和约并取消二十一条卖国密约，这是四万万人民的呼声。今请总统立即致电巴黎我国代表，拒绝签字，并取消二十一条及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次请愿我们既受人民重托，决不空手回去。”在各界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团终于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1919年9月16日，刘清扬同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位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举行会议，在会上成立了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出版刊物《觉悟》，研讨世界新思潮，领导天津学生运动。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学生焚烧日货时，日本帝国主义者竟开枪打死我爱国学生和巡警，制造了轰动全国的“福州惨案”。为了抗议“福州惨案”，加强抵制日货运动，在觉悟社领导下，天津各界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动当局镇压群众的爱国行动，继逮捕各界请愿代表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人后，又于1920年1月29日用武力镇压请愿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四名请愿代表，酿成震惊全国的“一·二九惨案”。事件发生后，刘清扬于第二天清晨就化装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呼吁全国各界营救被捕代表。她到达南京，向南京学联控诉了天津反动当局的罪行，南京学联立即动员万余学生示威游行。随后她又来到上海，向全国学联作了控诉。全国学联在上海跑马厅举行了三万多人的集会，刘清扬在会上痛述了天津爱国运动惨遭镇压的经过。大会强烈要求天津当局释放被捕代表，并决议通电全国一致声援。同年2月，全国学联推派刘清扬和张国焘两名代表出访南洋，向海外侨胞宣传国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呼吁侨胞的同情和支援。他们于4月初先抵达香港，在香港各校学生大会上发表了演说，然后出访了新加坡、马来亚和槟榔屿三岛。尽管殖民当局进行种种阻挠，在爱国侨胞大力协助和巧妙安排下，他们举行报告会，开展募捐活动，掀起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潮，并得到陈嘉庚、彭泽民、吴有胜 等华侨领袖的大力支援。由于刘清扬等人的奔走呼号，激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声援，斗争持续达半年之久，被捕代表终于在7月中旬全部获释。

1920年8月16日，刘清扬和周恩来、邓颖超等十一名觉悟社社员来到北京，邀请“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读互助团”等四团体在北京陶然亭举行座谈会，共谋社会的改造。刘清扬被推选为会议主持人。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都出席了会议并作了发言。他们见到周恩来同志，十分投合，互相倾慕。9月底，刘清扬再次来到北京，张申府和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找她谈话，希望她加入共产党。她出于对党的认真态度，表示对党的认识还很不够，没有立刻同意。

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切听从党安排

当时华法教育会正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许多有志青年因不满国内军阀混战，寻求中国的发展道路，纷纷踊跃报名参加。1920年底，“觉悟社”决定派周恩来、刘清扬等人赴法。11月7日周恩来先行，半个月后，11月23日刘清扬也出国。她与被聘赴巴黎里昂大学中国学院任教的张申府同船。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使船上的十几位爱国同胞增进了友谊与了解。途中，张申府向刘清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讲述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党的性质，使刘清扬对党的组织有了更多的认识。到了巴黎，他们又与周恩来会合。1921年初，经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二三月间，张申府又和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也相继到了法国。他们五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和指导作用。1922年2月，刘清扬又和张申府、周恩来到了德国柏林。一个月后，刘、张、周和张伯简四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组。在巴黎期间，刘清扬与志同道合的张申府结婚，成为一对革命伴侣。

1923年冬，刘清扬和张申府一道从德国路经苏联回国。回国后，刘清扬先到天津，参加了邓颖超等人领导的天津妇女进步团体“女星社”。在刘清扬的倡议下，1924年1月1日出版了《妇女日报》，由她担任《妇女日报》总经理。在该报上，她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提出了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妇女解放问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讲求优生、限制生育等思想，并提出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的主张。在上一世纪的20年代能提出这样的论点是难能可贵的。

1923年，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根据“三大”的方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刘清扬加入国民党，作为跨党党员，参加大革命的斗争。1924年春，刘清扬由党组织派往广州，参加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的工作。同年5月，随李大钊同志到苏联参加第三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情况。

1924年冬，刘清扬又被党中央调回上海，参与筹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作为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代表，1925年春，到北京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常务委员。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为了加强左派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领导，建立了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刘清扬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任妇女部部长。任职期间，她在团结各界妇女、发展进步力量、宣传中共的主张、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段祺瑞政府开始大肆逮捕爱国人士，3月26日发布通缉国共两党48人名单，第一名是李大钊，第二名就是刘清扬。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刘清扬和李大钊以及国共两党的机关，只得搬进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进一步加紧镇压革命党人，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尽管苏联大使馆受到敌人的严密监视，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刘清扬等人从未间断工作。她们通过地下活动方式与外界保持联系，继续坚持斗争近一年之久。

1927年1月，刘清扬接到中共中央妇女部通知，调她到武汉工作。当时，刘清扬要想离开苏联大使馆，时刻都有被捕杀头的危险。但为了执行党的指示，她决定冒险出去。这时，恰好国民党中央派康新之来京找李大钊商议工作。康新之表示愿意掩护刘离京南下。一天晚上，刘清扬乔装打扮，由康新之的夫人和妹妹陪同乘坐小轿车从大使馆东门冲了出去，由她们伴送她到天津，随后踏上南下的轮船，转道上海奔赴武汉。

到武汉后，刘清扬先后任何香凝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妇女训练股股长、宋庆龄主办的国民党中央妇女高级干部训练班主任、汉口市国民党妇女部部长等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至此，蒋汪合流，共同反共，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革命转入低潮，刘清扬退出国民党。这时她正怀孕(此前，由于到处奔波，不止一次流产)，在白色恐怖万分严重的复杂情况下，不久也脱离了共产党。

倭寇悍然侵我土巾帼岂能不动容

30年代初，张申府在北平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刘清扬已经有了我和姐姐(张立丽，后改名刘方明)两个女儿。我们住在清华园，本来可以过比较平静的生活。但“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不但强占我东北三省，又步步进逼我华北等地。刘清扬耐不住心头怒火，重新踏上政治舞台，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日军进攻山海关。长城各口守军奋起阻击，重创日军。刘清扬团结各界妇女成立北平妇女抗日救护慰劳队，开展抗日救援工作。她在清华大学教授夫人和家属中开展募捐活动，并组织她们缝制棉被、棉袜送往前线，使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深受鼓舞。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妄图进一步吞并华北。为了抵制这一阴谋，北平大中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1936年1月4日，清华大学参加南下宣传团的同学在操场集合，整装待发。刘清扬冒着严寒赶来，和同学们一一握手，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是到了我们该干事情的时候了。”

1936年1月12日，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召开了北平妇女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刘清扬主持大会并被推选为妇救会主席。

那时我和姐姐，一个六七岁，一个八九岁。母亲过于繁忙，无暇顾及我们的冷暖和学习，但是一有机会，就向我们讲述日本强占东三省、妄图亡我中华的野心，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她不止一次带我们去女青年会和妇救会的朋友们一起为前方士兵制作卫生药包。有一次她带我们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参加一个文化界座谈会，会间她把我抱到一把椅子上，让我向大家高声说：“我长大以后一定要坐飞机去打日本!”就这样通过一个孩童之口表达了全国老弱妇孺一致抗日的决心。母亲在一天忙碌之余，有时晚饭后坐在清华园宿舍前的广场上，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感人的曲调至今还常常缭绕在我的耳边。在这动人心弦的歌曲中，浸透了母亲对祖国的爱并把这爱国的种子播进我们幼小的心田。1937年3月8日，母亲带我们姐妹俩到女青年会礼堂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在会上让我们和另一个名叫程欣的女孩登台合唱了救亡歌曲。这个场面在第二天的《北晨画刊》上就登了出来。这份画刊我一直珍藏着，作为母亲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纪念。

国民党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大举镇压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之后，于1936年初，又开始对广大知识分子狠下毒手。2月29日清晨，军警突然包围清华大学，抓捕爱国学生和进步教授。两个全副武装的宪警闯入我们家，把我们两个孩子和一个保姆堵到厨房里，在屋子里乱搜一通。当时我父母都不在家，他们扑了空。后来他们在城里先逮捕了我父亲张申府，接着又窜到我们城里的家。母亲刘清扬傍晚回来，一进门就发现家里有便衣侦探。她机警地说：“我是来找人的。”便衣冷笑道：“你四处活动，我们还能不认识你!等你大半天了，跟我们走吧。”刘清扬厉声质问：“我抗日救国，犯的什么罪？你们也是中国人，就不该爱国吗？”便衣显得有些狼狈，就转了口气说：“我们已经把张先生带进西城侦缉队了，现在只要你去跟他对证几句话，完了就放你回来。”刘清扬不理他们，回身向家里人说：“别信他们，我是不会很快回来的，你们不必怕，我们为了爱国被捕，又不犯法，迟早是要放我们的。”刘清扬先被押到侦缉队，后来又转到京师警察厅拘留所，最后被关到陆军监狱。在从拘留所转到监狱的前一天，一个姓邓的把刘清扬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她说：“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有什么家务、财产要嘱托的，我可以帮助料理。”刘清扬泰然地说：“家里财产是张家的，我无所求。我只有两个女儿，张家也还有人，可以照顾。如果他们的父母因救国有罪而死，也会有爱国朋友把他们抚养成人，继承他们父母遗志的。”听了刘清扬的话，邓掩面落泪。

刘清扬被关进陆军监狱时，监狱的院子里，男女“犯人”都被砸上脚镣。当她吃力地走入女牢，难友们表现出同情和悲愤的神色。刘清扬反而风趣地说；“男人能带脚镣，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带？没关系嘛。在这里倒实现了男女平等哩!”在监狱里，她不断地鼓励难友们要临危不惧，威武不屈，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还为我们姊妹俩做了两个书包，在书包的两面，分别绣上了“丽儿”、“玳儿”(我们乳名的昵称)，“狱中的母亲作”。一针一线浸透了母亲对女儿的思念之情。刘清扬、张申府等爱国人士被捕后，党领导广大群众展开紧张的营救活动。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大姐张亚丽自告奋勇，只身到南京请冯玉祥出面主持公道。冯玉祥即派邓哲熙到北平任陆军部军法处长审理此案。邓哲熙对刘清扬说：“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妇女运动就没事了。”刘清扬理直气壮地说：“爱国之心人皆有之，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也是我的光荣。”

刘清扬在监狱里关了近三个月，经过多方营救，于1936年5月22日出狱。她回到家里匆忙安顿了一下家务，便立刻赶赴上海参加5月31日开幕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联合会常务委员。7月初，又回到北平，继续参加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平津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七省在内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会由杨秀峰、张友渔、邢西萍(徐冰)、张申府、刘清扬等五人负责，刘清扬分管组织工作；主要干部有肖敏颂、刘文哲、王春裕等。联合会的任务不仅是做抗日宣传，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联络更多的人民团体，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支援当时对敌作战的二十九军。石驸马大街的红十字会成了妇女救护慰劳队的集中地。北平妇女救国会一方面派出妇女救护队到永定门抢救伤员，一方面协同北大学生组织担架队，并在北大三院大礼堂设立了临时伤兵医疗站。当时刘清扬的家(西城学院胡同甲二号)，则作了同二十九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分派工作的联络中枢。直到28日夜，刘清扬还守在电话旁等待消息，并给各方工作队准备第二天的任务。午夜两点钟，突然电话铃响了，二十九军张参谋长在电话中说：“刘先生，不必准备了，二十九军已经开始撤退了。”这阴沉的声音好似一桶冷水浇到刘清扬的头上。她痛楚地感到，国破家亡的危险已近在眼前。这是她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大的震动和打击。这天夜里，她辗转沉思，最后毅然决定远离亲人，到抗战大后方去参加救亡运动。

八年抗战备敌后为国难顾儿女情

“七·七”事变后，北平许多爱国人士经天津纷纷南下，刘清扬、杨秀峰、张致祥、王春裕(董毓华)等人暂时留在天津，继续完成组织华北游击队的工作。在地下党领导下，他们一方面秘密筹建华北抗日游击队，派王春裕深入冀东各地进行游击队的组织工作；一方面印发传单，出版油印小报，进行抗日宣传。记得母亲常常带大姐和我们较小的三姐妹到公园去，以看着我们玩为掩护，偷偷在树上和长椅上贴传单，往草地和花坛上扔传单，甚至向过往行人散发传单。他们还于晚间，挨门逐户地把传单投进大门的信箱里。有时客人来我们家以打麻将作幌子同母亲商议事情，我们就到门口或楼道一边玩一边放哨，见到可疑的人就进屋报信。1937年11月5日，在我们家以庆贺乔迁之喜举行家宴为名，召开了五路游击军区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宣言、告华北同胞书及政治纲领决议案。会议推选刘清扬和王春裕二人携带文件到武汉，向国民政府军委会备案，以取得共产党对华北抗日武装的合法领导权，并为冀东游击队募集资金。11月上旬，刘清扬惜别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离开天津。当她到达南京时，南京也已告急。三日后，她乘最后一列撤退专车到达武汉。

当时的武汉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中心。在抗日热潮中，年已四十三岁的刘清扬，以她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说，宣传团结奋斗，抗日救国，使青年们热血沸腾。她讲述华北人民抗日的生动事迹，为华北游击队募捐，得到文艺界人士和海南岛同胞的支持。她和李德全、曹孟君、杜君慧、安娥等人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并被推选为保育会理事兼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她和邓颖超、史良、沈兹九等妇女代表人物五十人，参加了宋美龄召集的庐山妇女谈话会。会议的结果是把宋美龄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大和改组，使之成为妇女界联合抗日的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宋美龄让刘清扬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组长。刘清扬说：“我担任组长，就要训练为群众服务、为祖国献身的干部。那样做，别人会说我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也是共产党干部。到那时，你不为难吗？”宋美龄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陈立夫就对我说过你是共产党，不能让你来训练干部。可是我相信你不是共产党。你做你的好了。”刘清扬心里有了底，便利用自己暂时没有党的关系的身份，积极主持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的工作。她把中共党员郭见恩(郭建)、夏英、李植春、张润芝安排为助手和骨干，使训练组成为一块红色基地，与史良任组长的联络组、沈兹九任组长的文化事业组并列为妇女指导委员会内左派掌权的三个单位。由于这三个组的存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得以保持统一战线的性质。

1938年7月，训练组举办第一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学员六十名，教师有邓颖超、阎宝航、邵力子、戴伯韬、张爱萍等；课程有“民众教育方法”、“妇女组训”、“农村服务方法”等。训练期满后，刘清扬、郭见恩等亲自带领学员分赴湖北四县，进行乡村服务，作为结业实习。宋美龄听到群众赞扬“蒋夫人的女学生”，十分高兴。不久，战火蔓延到武汉，有几个训练班毕业的学员正在衡山做战地服务工作，不幸被敌机炸死。刘清扬爱生心切，不怕艰危，在战火纷飞的荒野中，护送死难者的棺木安葬。她还在敌机狂轰滥炸之下到医院看望和安置伤病员。

1939年4月，刘清扬到达重庆。正值5月3日、4日敌机的大轰炸，城区受难居民纷纷往城外疏散。刘清扬亲自带领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通往城外的磁器口路上，沿途设茶水站，一连三四天，直到难民疏散完毕。这又一次为宋美龄领导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博得了声誉。

刘清扬在妇女指导委员会训练组工作的两年时间里，训练了抗日妇女干部近千名，其中绝大多数以训练班为起点，踏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刘清扬对革命事业的一项突出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后，重庆陷入白色恐怖。刘清扬按照中共南方局领导同志周恩来、邓颖超的指示，以去沦陷区接孩子为名，离开重庆，暂避风险，实际是转到桂林、香港继续参加抗日活动。在侨胞的协助下，刘清扬在香港九龙创办了中华女子学校。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她又于1942年撤离香港，路经广东东江解放区，在地方党组织协助下，跋山涉水回到重庆。到重庆后，多半时间是参加救国会的活动，同时继续做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的工作。

1943年春，在重庆的周恩来、徐冰等同志为刘清扬庆贺五十寿辰，周恩来同志还亲自下厨，做了炸酱面。这次聚会使刘清扬非常高兴。郭沫若赠诗一首。诗云：

慷慨幽燕姐，犹然十五余。

登台三寸舌，下笔万言书。

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

行途刚半百，努力莫踌躇。

1943年秋，张澜到达重庆，决定进一步扩大民盟组织。刘清扬经张澜介绍，于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她出席了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

1945年7月，在重庆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李德全任会长，刘清扬任理事兼秘书长。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25日刘清扬从重庆回到北平，和浦洁修等同志筹备成立了中国妇女联谊会北平分会(1947年正式定名为“北平妇女联谊会”)，并参加妇女联谊会的领导工作，直到最后。

喜迎全国解放日两次进入解放区

刘清扬回到北平后，即和军调部中共党代表取得联系，参加民盟华北总支部和北平市支部临工会的工作。1946年7月下旬，军调部中共代表办事处接连收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来电，邀请刘清扬到解放区去。党代表助手徐冰同志担心路上不安全，劝她不要去。刘清扬说，杨主席打电报要我去，肯定有重要事情，坚持要去。这时正好我三姐张向丽从天津来到北平。她是天津地下党领导学运的领袖之一，由于受到特务追捕，不能继续公开活动，正准备去解放区。刘清扬给向丽改名为刘方美(意思是方向美丽。“方美”后改为“方眉”)，二人扮成母女回乡探亲。她们于7月底乘平汉路火车出发，在火车上就碰到一伙持枪弄刀、穷凶极恶的“还乡团”。由于她们沉着机警，一路上平安通过关卡，终于到达邢台，即党的北方大学所在地，受到范文澜校长的热情接待。几天后，刘方眉留在北方大学继续学医，刘清扬便赶赴边区政府会见杨秀峰主席。杨秀峰说，为了开展工作，解放区急需革命知识分子，请刘清扬回北平后，介绍和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来。他们商定了联络暗号，以后凡是刘清扬输送来的人，接关系时就说是“冯伟”介绍来的。“冯伟”是刘清扬到解放区后为了保密使用的假名。谈完这项任务，刘清扬还为民盟出版的《民主》月刊向杨主席募了捐，得到边区政府的大力支援。

回到北平后，刘清扬来往于平津之间，除参加民盟工作外，还和一些学生领导人密切联系，到北大、师大、天津南大等院校进行讲演，热情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等反蒋反美运动，并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

第二次去解放区是1948年10月。这时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为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党中央邀请进步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到解放区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刘清扬的革命活动早已受到严密监视，警察甚至在半夜闯进家里进行搜查。在这种形势下，北平地下党同志便动员刘清扬再次进解放区。

大约11月20日，刘清扬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被接到平山县李庄中央统战部所在地。在那里，他们学习讨论了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年底，他们被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新年。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传来，他们连夜乘卡车赶回北平。1949年2月2日，刘清扬等登上正阳门城楼，观看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大典。

中华昂首新国立 耄耋犹奔最前锋

1949年3月，刘清扬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刘清扬当选为全国民主妇联执行委员。同年9月，她作为全国民主妇联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她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中央常委；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妇女干部学校校长、北京市妇女联谊会主席、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等职。

刘清扬非常珍惜她的政治生命。早在抗战初期，她就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希望恢复她的党组织关系。周恩来同志劝她，暂时留在党外，便于作统战工作。解放后，她又多次申请入党。1961年，刘清扬终于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更加意气风发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工作。

1963年2月，刘清扬七十岁生日时，她回忆起二十年前过五十岁生日与周恩来等同志聚会时的情景，感慨万千，提笔写了一首诗：

韶光易逝又念年， 七旬初度犹壮年。

踏遍坎坷不平路， 改造河山更向前。

身临逆境志无改 革命一生贯始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中华民族遭遇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多少无产阶级革命家、多少党的好干部，惨遭迫害，蒙冤受难，刘清扬自然也未能幸免。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统战部的红卫兵战斗队(或是专案组)来了。他们搜查了一通，审讯了母亲，就把她带走了。过了些天，一个阴冷的晚上，突然有人敲我们房间的后门。声音紧迫而轻微，让人毛骨悚然。我过去开门，两个孩子吓得抄起了火通条。啊，原来是母亲趁着看守不备，偷偷跑了回来。七十四岁的老人，发着高烧，跌跌撞撞地从统战部跑了四五十分钟的路。她冲进屋里，倒在床上。疲惫、惊恐和发烧，使她全身颤抖。我急忙给她盖上被子，喝了热水和感冒药，老人才慢慢安静下来。专案组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一次次来审问，不断加重“罪名”，无中生有地扣上“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大约半个月后，他们又来了，从病床上揪起虚弱的老人，不容分说地又把她带走了，这次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知道，她被关进了北京卫戍区的看守所。在监禁中，她受到了难以言状的非人待遇。由于她行走无力，一个看守竟然用柳条像赶牲口一样地抽打她。一次次的逼供，不但硬给她扣上“叛徒”的帽子，还强制她承认是美国特务。这样的诬陷和屈辱，使为革命奋斗一生的老人实在难以承受，身体日趋衰弱，以至于在一次审讯时心脏病突然发作，趴倒在桌子上。

母亲被关在单人牢房，完全与世隔绝，周围没有任何有生气的东西，陪伴她消磨时间的就是那四卷《毛泽东选集》和每月一期的《红旗》杂志。六年后，直到1973年10月，才允许我去探视。

1974年，我偷偷地给老人带去一本小日历。老人如获至宝，把它珍藏起来，并在小本的背页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1973年7月23日，由卫戍区转进复兴医院。一位警卫员的协助转告上级，我在病中想念儿女。居然于10月31日，方清突然来探视“病中之母”，这使我出乎意料的欣慰!

74年4月19日，小平(刘的外孙)生日这天，方清又来了。专案组某人陪同方清前来说明党中央指示编译局党领导，要方清于每星期来探视。我很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但无须方清每星期来，只要两星期来一次，以免多误党的工作。照此约定进行，直至1975年2月底(方清)去江西劳动。这是方清来时给我买的小日历，使我在痛苦中得知日月季节，因此我很爱惜这一本小书，特此记载，永留纪念。

“病中之母”记

这是七年多来母亲在狱中写下的唯一的一篇日记，也是她留给我们的珍贵的纪念。从这短短的一段话中，不但多少反映了狱中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在逆境中仍然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无论是抗日救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刘清扬总是孜孜不倦地为党工作，从不停息。而今身陷囹圄，终年面壁，她内心充满痛苦。在我去探监时，她对我说，哪怕是让我到大田里拾麦穗，为社会主义建设出点力也好嘛。就在这含冤受难的日子里，老人家还惦记着社会主义建设呢!

实在难以想象，没有钟表，没有日历，看不到日月星辰，这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刘清扬被关押了七年半，直到1975年5月31日才解除“监护”，背着受审查的身份回到家里。

1975年底，刘清扬近八十二岁高龄，在蒙冤受难中写了下面一首诗：

忆昔当年风云涌， 战略纵横胜群凶。

而今身心忍痛苦， 壮志未酬愧退休。

沉思远眺望东风， 三山已倒雪犹封。

寒流难消心头火， 自信有为灭妖风。

世界大乱形势好， 但我终怀无限忧。

身离战场整八载， 遥望曙光靠群英。

离合悲欢都历史， 真理均在实践中。

功过是非人心亮， 野心篡改势难逞。

这首诗反映了她一生革命、被迫离退的悲愤，表达了她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心。遗憾的是，她虽然看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却未能看到自己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噩耗很快传到刘清扬的耳边。对于从“五四”时代就并肩战斗的周恩来同志，刘清扬一直怀着无比爱戴和崇敬的心情，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好似晴天霹雳，使体弱多病的八旬老人猛然惊呆了，一阵昏厥，心脏几乎停止跳动。刘清扬瘫倒在床上，欲哭无泪，半天才发出一丝微弱的哀叹，喃喃地叨念道：“恩来同志啊，我的老战友，你怎么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现在国家怎么能没有你啊!”老人辗转在床上，桩桩往事浮现眼前，就这样似睡非睡地挨到了次日天明。在这举国哀悼的时刻，她多么希望能最后再看一眼自己敬爱的老战友啊!但是她这样的身份，哪有资格参加什么悼念活动。一个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以惊人的毅力拖着病弱的身体爬下楼梯，迈过三四条坎坷不平的土路，找到一个可以打公用电话的地方。她用颤抖的手拨动话机，找到在中央编译局工作的女婿王家华(当时我在江西下放劳动)，用沙哑的哭声说：“如果你有机会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一定代表我向总理告别，替我多看总理一眼，向他表示我最最沉痛的哀悼。”说到这里，老人已泣不成声。

周恩来同志是最关心、最了解她的人。周总理的逝世，使她受到极大打击，从此身体更加衰弱。1977年7月19日，母亲含冤去世，终年84岁。当母亲的灵车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我禁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端。从“五四”起就在这天安门城楼前，为了反抗列强的欺辱，争取祖国的独立富强，母亲发表过多少次激动人心的讲演，而今她却凄凉地离开了这战斗过的地方。

两年后，1979年8月3日，党中央为刘清扬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宣读悼词，康克清同志满怀深情地郑重宣告：“刘清扬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亲爱的母亲，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

2005年第1期 邓小平的恩师汪云松　作者：贾昭衡

当年，是谁帮助年轻的邓小平迈出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关键一步？邓小平之女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都满怀敬意地提到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人公推吴玉章先生，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的功臣，当属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先生。”

“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

汪云松，字德薰，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汪云松从小就喜欢读书，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由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不仅获得了包括乾隆、康熙皇帝御书在内的大量珍贵古玩字画，而且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哥哥、古乐大师溥雪斋有金兰之交，曾换帖结拜为兄弟。1905年，他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其妻汪廖氏常以廉正爱民相勉，因此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就保升道台，奏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五常府知府等职。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返回重庆时，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吉林十分便宜的皮衣外，再没有其它财产。幸亏其父经商尚有不少收入，一家人回渝后的生活才无后顾之忧。此后，他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巴县乡贤刘焕彩、李晴湘、朱叔痴、王凤鸣等人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并一直担任董事。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此间，汪云松除了协助父亲、弟弟经营济兴隆商号外，还于1919年与孙仲山、何鼎臣等人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该行资本曾达到100万元，并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有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在四川，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于1918年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这批学生途经重庆，在朝天门码头意气风发地登上轮船沿长江出大海向欧洲进发时，时任重庆总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并深受感染。当年在清朝为官时，他就赞成康、梁的维新主张，还珍藏着康有为手书的横幅。但变法维新以失败告终后，他的思想遂倾向革命。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他多方奔走，向杨希仲、朱芾煌、黄复生等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并经当时的教育局长温少鹤同意，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亲任校长，校舍设在重庆夫子祠内。

汪云松筹备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具有开明思想的邓绍昌立即请人带话到家乡广安县，让长子邓希贤中止在广安县中学的学习，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于是，同年9月初，预备学校已经开学了，15岁的邓小平才风尘仆仆从偏僻的广安县赶了来，作为自费生参加学习。这批学生共有110人，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公费生由学校提供300元旅费，自费生由学校提供100元，自己筹集200元，毕业经考试合格后即可成行。

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毕业考试、体格检查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有83名学生合格，邓小平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名。正当学生们忙碌地进行着奔赴异国他乡的准备工作时，从学校筹划、集资、选址、聘请教员、考试到最后办理签证都极尽热心、亲自奔走的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一番。汪云松为何给邓小平如此优待呢？与汪云松关系一向亲密的外侄孙杨钟岫（现为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当时任重庆《新民报》记者）接受笔者采访时解开了这个谜：“解放战争时期，当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威震四方时，舅公就带着几分自豪地对我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这是云松先生在近一年时间里，从邓小平话语不多但学习刻苦认真、在抵制日货斗争中的表现中认识到的。

1920年8月27日下午三时，汪云松将邓小平等83名川东子弟送上了“吉庆”轮。

获得汪云松帮助的不仅仅是邓小平。

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由于资金和名额所限，川东一些青年只得直接自费去法国。1919年底，江津县的聂荣臻和十余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颖彬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代办护照。汪云松自然热心应允，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从朝天门码头启程；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那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经办人员去银行办理时，银行已经关门。然而，汇票又必须当晚汇出。无奈之际，经办人员找到了担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据汪家一位亲戚回忆，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他不喜欢讲排场，却酷爱古玩字画

汪云松的声望与人品，使得他与重庆市的各界名流和后来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的要人多有交往，并多次被聘任为重庆市政府顾问，担任过三届重庆商会会长，四次连任重庆市参议会主席。从20年代到40年代末，汪云松尽力为重庆的建设和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20年代，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殃及百姓。汪云松深感痛心，多次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及与各方的关系，冒着危险从中斡旋，以减轻百姓损失，稳定商业市场。1922年10月，他与工商学界一些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重庆裁兵促进会，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敦促重庆军方实行裁兵，以稳定社会，减轻各方负担。此举虽然未能抑止军阀野心，但代表民意发出了正义的呼声，因此深得民心；1925年，他与巴县议事会副议长李奎安等倡议筹办重庆大学，到1929年重庆大学正式筹办时，他被聘为筹委会常委，并从经济上给予赞助；1929年，汪云松发起并参予重庆自来水公司创建工作，由市政府任命为筹备处长，尽心操劳，使山城市民喝上了洁净的自来水；抗战前夕，他又和温少鹤等人筹建起了巴县汽车公司，集资修建了重庆到壁山、重庆到北碚两条公路。同时，购买了一批汽车，开辟了市区七星岗到磁器口的公交线路，方便了市民；1940年，当日军飞机对陪都重庆狂轰滥炸时，汪云松受命参加了重庆防空委员会，积极为重庆防空事业筹集到了40万元资金，购置了大批防空设备。之后，他和温少鹤、康心如等9人获得了政府颁发的金色奖章；除此之外，汪云松还与一些商界人士先后创办了重庆孤儿院和平民教养工厂……鉴于他在公益事业上的贡献，国民政府曾颁授他嘉禾、文虎勋章。

二三十年代，汪家在重庆声名显赫，汪云松之父汪在椿年年都要举办生日庆典，登门祝贺的多是名流政要。1929年农历冬月22日，是汪在椿的82寿辰，也恰逢他与妻子张氏结婚60周年，传统习俗谓之重谐花烛之庆，西方则称钻石婚。于是，汪家在其住所中营街（今八一路）67号大办“重谐花烛”盛宴。那一个月里，汪家公馆的两个大院里，总是笙歌缭绕，高朋满座，甚至许多名流要人也带着家中多病难养的孩子前来“赶寿”，讨个吉利。

和汪老先生不同，汪云松却不大喜欢讲排场，这或许和他的文人秉性有关。1944年11月，是汪云松的70大寿。可是，当后人们来和汪云松商量筹办70大寿宴会时，他却连连摆手道：现在正是抗战时期，日子过得艰难，一切都应从俭，生日宴会就免了吧。为向亲友表明自己心系抗战先忧后乐的情怀，他自撰对联一副：“我亦古稀年，生逢赤马劫尘，遑云四豆；天如早灭日，直到黄龙痛饮，再补一杯。”

汪云松生活节俭，却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和名流政要交往，也为他收集古玩字画提供了便利。重庆城里的古董商们都知道他这一嗜好，只要店里来了什么好东西，都要跑来告诉他。只要看中的，他总是不惜重金收买，哪怕这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正紧。天长日久，他专用书房的一排排橱柜里，摆满了他从各处收集来的古玩、字画、扇面。一有空，他就躲在书房里细细地把玩、欣赏。30年代中期，他曾到大中银行上海分行忙了一段时间。“八·一三”抗战后，他才回到重庆。见日机不断到重庆骚扰，他预料日后可能会不断升级，便将自己多年收集的古玩字画转移到了北碚乡下一亲戚家。果然，1939年5月3日、4日，日本飞机对重庆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数千无辜百姓倒在血泊中，大片大片的房屋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一回，汪家也损失惨重，汪公馆两个大院子的几十间房子全被炸塌，汪云松的四子汪曰福也被炸得头破血流。幸亏云松夫妇带着那些珍贵的古玩字画早已转移乡下，否则不知会有什么后果。事后，汪云松来到废墟前，眼前惨景使他胸中怒火熊熊，对日本侵略更增添了几分仇恨。之后，他多次在《新民报》上发表自己的诗作或文章，谴责日军的罪行，用的笔名便是“五四难民”。此后，汪云松夫妇便带着大儿子汪曰贤一家一直寄居在绣壁街（今解放西路）一亲戚家里。

“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

面对飞速变化的时局，汪云松一时有些举棋不定：尽管自己曾帮助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共产党人，可也曾听人说共产党人六亲不认，是不讲人情的。况且，这二三十年来，自己与国民党的军政要人来往密切，担任过国民党市政府的几届顾问，又是重庆名噪一时的大资本家，尽管没干过什么坏事，但眼下与国民党水火不容的共产党能放过自己吗？然而，要跑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跑到成都，解放军照样会追过来；跑到台湾，自己已是耄耋之年，国民党也不会给什么关照的；跑到香港，自己在那里没一点根基，又能干什么呢？那段时间，他真有点如坐针毡，便私下里找到一些与共产党有所接触的亲友，其中也有自己的外侄孙、思想一向进步的杨钟岫，从侧面探听共产党的政策。

杨钟岫老人给笔者讲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汪云松讲了自己的种种担忧之后，当了多年记者的杨钟岫安慰他说：“舅公，我看你不必那么紧张。邓小平既然是你的学生，到时你完全可以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嘛！据我所知，共产党是把民族资本家当作团结对象的，对于没有血债的士绅，是讲联合的……”

听了杨钟岫等人的安慰，汪云松放心了一些。可是，11月30日，解放军要进城了，重庆地下党组织了城内一些开明绅士到南岸海棠溪去欢迎解放军，却没有邀请汪云松（或许是考虑他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汪云松心里又产生了一些疑虑。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那几天，汪云松天天把杨钟岫叫到家里，了解市面上的情况，询问共产党的政策。杨钟岫见状，总是竭力安慰，并借适当的机会将汪云松的情况向重庆市军管会人事处长田伯平和新华社西南分社副社长邵子南作了反映。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在绣壁街的住所前突然来了三名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向人打听汪云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汪云松在屋里听到了，想起近几天城里正在抓反动分子，不知是凶是吉，忙叫大儿子汪曰贤出去应付。见到解放军，汪曰贤谎称父亲有事外出了。等那三人一走，汪云松立即出门赶到杨钟岫家，讲了刚才的事，疑虑重重地说：“他们来找我，不知是什么意思？”杨钟岫问：“他们的态度怎么样？”汪云松说：“听曰贤讲，他们态度还是很和蔼的，并说过两天还要来，叫我一定在家等着。”杨钟岫肯定地说：“如果是来抓人，肯定不会这样的态度。依我看，也许找你是好事。下次他们再来，你无论如何也要亲自接待。”

过了一天，这几个人果然又来了，并带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见到汪云松，他们说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去的。于是，汪云松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跟着他们上了车。到了邓小平的住地，邓小平一见到他，格外亲热，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汪云松的一颗心怦然落地。邓小平夫妇请汪云松吃饭，吃的是大食堂里的大馒头，但菜却加了鱼肉。席间，这对分别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各自讲起了这30来年的经历。此时虽是冬日，但师生间的谈笑，却使屋子里荡漾着不尽的暖意。饭后，邓小平又派车将老师送回了家中。一到家，汪云松笑眉舒展，仿佛换了一个人似的。给许多亲友讲了与邓小平会面的经过后，他感慨万分地说：“谁说共产党不讲人情？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确是最讲人情不忘故旧的，小平就最认我这个老师！”

周总理夸汪云松：你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从此，汪云松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由于邓小平的关心和亲自提名，1950年1月，汪云松被推选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不久便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接着又应邀赴北京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

在重庆市档案馆，记者在浩繁的档案中，查到了汪云松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一段发言的原始记录：“我以76岁的老汉来参加，觉得这实在是70多年没有见到过的。记得幼年时读过两句书：‘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蒋介石统治时代弄得民不聊生，叫做天下无道。今天毛主席、朱总司令扭转时局，解放了全中国，从此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了。……还希望各位代表提有关国计民生的提案，一件一件地提交政府，又把大会的决议件件实行了，这样我们庶人就不再议了。”

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那天怀仁堂举行宴会，邓小平把汪云松介绍给了毛主席。大概毛主席对他早有所闻，当下便笑容满面地说：汪老对重庆是有贡献的，创办了自来水公司，还办了个汽车运输公司。宴会上，毛主席坐在第一桌，第二桌是邓小平、陈毅和汪云松等，这样的安排无疑是考虑到三人之间的交往。席间，邓小平半开玩笑说：陈老总我们两个分一下工，请客由我负责，完了你负责把汪老先生送回住地。陈老总当然满口答应，宴会一散，便用自己的小车把汪云松送回了住所。云松先生的大孙女汪毓秀接受采访时还告诉笔者：爷爷回渝后曾谈到，政协会议结束在怀仁堂和中央领导人合影时，他拿到照相站队的号票一看，不由心头一热，这号数恰好和他的年龄一样，便猜测可能是邓小平的有意安排，于是感叹：“只有小平才知道我的确切岁数，共产党做工作真是细致得很！”不知此事真如云松先生的猜测，还是只是一个巧合，但这事足可看出云松先生对共产党已经是钦佩之至了。

担任了一系列社会职务之后，汪云松时常出面参加社会活动。1952年春天，成渝铁路即将完工时，邓小平又特意邀请汪云松坐着铁路工务车到工地上视察。见到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云松先生心潮难平，回想旧中国几代人未办到的事情，共产党一来就很快办到了，更对共产党多了几分敬意。

采访中，重庆文史馆年近古稀的退休干部陈联合给笔者谈到这样一件事，这件事曾令云松先生感动不已。当年，曾任二野敌工部长的杨松青担任重庆市委统战部长后，了解到汪云松和邓政委的那段历史，更注意从多方面关照这位曾帮助过共产党的老人，时常主动登门向汪老征询意见，商谈有关事宜。有一天傍晚，杨松青带着统战部工作人员陈联合去汪云松家，途经群林市场里的拍卖行时，碰巧见到汪云松的一个家人正拿着从家里悄悄拿出来的几幅扇面在卖，才一元钱一把。杨松青知道这是汪老十分珍爱的东西，当下便自己掏出钱来买了两把。到了汪家，杨松青说：“汪老，你家××把你恁个贵重的扇面拿出去贱卖，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看，我给你买回两把。”汪云松接过扇面，脸上充满感激之情，连声说：“你看，你们还是供给制，怎么好意思让你来花钱呢？”这虽是一件小事，但汪云松却从中看到共产党团结、关心民主人士是真心实意的。

鉴于几年来的一系列感受，汪云松决心要向共产党表示一点儿心意。1953年11月23日，汪云松致函重庆市政府，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件宝物———清代乾隆御窑古月轩所产的宝石浆胎东方红天球尊（原名“美人齐”宝石料瓶）作为1954年的元旦献礼捐赠给党中央，并希望市政府代为转送。该天球尊状似花瓶，长颈巨腹，双层结构，全高36.1厘米，颈长21.5厘米，腹围55.5厘米，它凝聚了清御窑能工巧匠们的高度智慧与诸多心血，价值不菲。

老先生的美意岂可辜负，重庆市政府即于当年11月27日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请示“是否即需（将该天球尊）呈送中央”。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接函后，起初有些为难，因为按照我党的规矩，不允许给中央送礼。可小平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对有关同志说：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的这份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你们要了解汪云松，不要伤了他的心。于是中央办公厅当即将函转给文化部办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经过一番研究，于12月24日致函重庆市政府：“该瓶寄京途中恐有损坏，可请西南博物馆鉴定，并由你府代为接收，并希照一相片，连同鉴定意见一并寄与我局。”1954年元月8日，重庆市政府代为接收了汪云松所赠宝物，之后致函西南博物院，要求派员前来鉴定。不久，西南博物院派出了古董专家潘必琼前往鉴定，并写出了鉴定结论：“此类料器在西南甚为少见，我院亦无此收藏。”做完这些工作，重庆市政府即将鉴定结果和所拍照片、草图一并函寄中央文化部。

1954年6月，在慰问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代表团第三总分团（其中第一分团由重庆市市长曹荻秋等41位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带着天球尊来到了北京，将这一珍贵的礼物献给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和他们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亚洲6国后，从昆明乘飞机到了重庆。2月10日傍晚，周总理等来到市工商联二楼学习室，会见工商界代表。当介绍到汪云松时，得知他有过清代知府头衔时，周总理笑着问他：“你是候补还是实授？”汪云松回答：“实授吉林五常府。”周总理称赞说：”汪老先生你真不错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注：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1952年，筹备成立重庆文史研究馆时，邓小平提名让汪云松担任该馆副馆长（暂未设馆长）。1953年6月1日，重庆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不久，汪云松走马上任，便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文史馆员不少是前清举人、秀才，曾目睹了世纪风云，熟悉历史。汪云松将他们组织起来，先着手编撰重庆市志。尽管他已80高龄，但每次讨论稿子都亲自主持逐字逐句地修改，定稿后又组织老先生们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当两本《重庆市志略》抄好后，除了馆藏一本，另一本送市委办公厅存档。接着，应市委书记任白戈之邀，他又组织老先生们整理传统川剧唱词，为川剧改革做出了贡献。

1957年底，云松先生体内发现了胃癌。他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一再叮嘱家人，一定要把家中珍藏的全部古玩字画捐给国家。1958年2月8日，云松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邓小平的弟弟、当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主持并致悼词。悼词中充分肯定、热情赞颂了云松先生一生中为国家和人民所做的好事。据他的后人回忆，云松先生患病后，邓小平曾打电话请他到北京治疗，他逝世后邓小平也曾打来电话表示哀悼。

云松先生去世不久，他的亲属何佩华和汪平叔便将保存多年的377件古玩字画整理出来，上交给了国家，由重庆市文化局具体接收。笔者手中拿到了一份抄录下来的交接清单：“唐邛窑碟1件；宋川东窑香炉1件（带金）；蜀窑瓶1件；康熙御书1件；乾隆缂丝中堂1件；康有为横幅1件；张大千山水画卷1件……”这些珍品的价值，已根本无法估量。云松先生对国家的一片痴情，于此可见一斑。

2005年第1期 八路军的“电讯大王”王士光　作者：江　文

“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这是毛泽东同志1941年为我军通信兵的题词。在战斗岁月里，无数优秀儿女运用各种科技手段，为民族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王士光同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虽于2003年6月不幸去世，但为我军通信事业建立的卓著功勋，将永载史册。

五台山麓的“助理教授”

1943年秋，我由冀中军区无线电中队政委调任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大队政委。当我赶到军区司令部所在的阜平县城南庄报到时，聂荣臻司令员高兴地向我介绍说，他请了两个洋教授，正在无线电大队开办无线电机务高级研究班（当时简称高研班）。叫我赶紧去看看，叮嘱我一定要把高研班继续办好。

第二天下午，我从城南庄出发，向南走了七八公里山路，到达高研班所在的中白叉村，首先看到两个黄头发高鼻梁的人，正在指手画脚地和一群学员热烈交谈。一个身材高大、面庞清瘦的八路军不时地用英语作着翻译。经介绍，大高个是王士光，两位洋人就是聂司令员说的洋教授，都是英国人。老一点的叫班威廉，原任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年轻一点的叫林迈可，是燕京大学经济系讲师，无线电技术的爱好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们几经辗转到达晋察冀根据地，这使一向珍视人才的聂荣臻司令员如获至宝，劝说他们留在阜平帮助办大学班。1941年春，王士光同志奉命由冀察热辽军区无线电中队机务主任调八路军前方总部（简称前总）工作，路过晋察冀军区时，也被聂司令员截留下来，专电请示延安同意后，任命他为军区三科教育股长，主要负责高研班工作，为两位洋教授当助手和翻译。这天下午，王士光同志兴致勃勃地向我汇报了两年来高研班的教学进展，还介绍了他带领高研班学员改装电台发信机的情况，谈得很投机。从那天起，我们成了好战友、好朋友。

王士光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四哥。1934年，19岁的王士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物理系，翌年，又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工程。受进步书刊和进步学生的影响，王士光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王家参加革命第一人，成为兄弟姐妹的学习楷模。王光美受其影响，后来奔赴延安，三个妹妹也相继参加革命。1938年7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王士光与王新假扮夫妻，在天津秘密组建电台，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一次次完成地下党组织交给的联络任务，爱情之花也在这曲折惊险的地下斗争中悄然开放。

在高研班，王士光是主要负责人。高研班的学制为两年，学员大都具有高中或初中文化程度，有的是作战一线的报务主任、电台队长或机务骨干，有的是各军分区挑选的基层干部，还有几个是大学毕业生。所学课程分必修和选修，必修课为高等数学、高等物理、电工原理、无线电工程等四门；选修课有高等微积分、高等电磁学、光学、量子论、相对论、天线理论等。教材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课本和班威廉编写的讲义。由于基础不同，高研班分甲、乙两组。英语基础好的编为甲组，直接听两位老师讲课；基础差的分在乙组，由王士光整理笔记，译成中文，再刻印成讲义发给大家阅读。当时只有26岁的王士光，既当领导又当助手，既当学生又当“先生”，既做翻译又当编辑，忙得不亦乐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助理教授”。

为了更好地满足八路军前线抗日作战通信联络的需要，王士光除了做好高研班的组织之外，还开动脑筋，将课上讲的发信机原理绘制成图，编成实习教材发给大家学习；同时潜心钻研，创造性地研制出了电子交连式（即电子耦合式）发信机，使发射功率更加稳定，并节省了一个电子管。这种改进后的发信机，抗战乃至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军区成为最抢手的电台。

在高研班工作期间，王士光还发明了一套简便的方法，能帮助学员很快掌握电子交连式发信机计算公式的推导、性能参数的确定以及调线程序的制定等，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创举。这套方法在军区推广后，有效地提高了大家的业务水平。从1942年“五一”反“扫荡”到1944年初，在晋察冀根据地环境最残酷、战斗最频繁、敌我斗争最激烈的时期，高研班竟然奇迹般地坚持下来，与王士光的殚精竭虑是密不可分的。高研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地抗战前线，大大加强了我军的通信力量。曾在燕京大学任教10余年的班威廉教授感慨地说：“这么好的学生和人才怎么都到八路军里来了！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教学很久，这是我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回国后他写了一本《新西行漫记》，书中赞扬高研班学生的水准，“与任何第一流大学的学生相比毫不逊色”。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一时期培训的无线电技术人才，不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不少还成为新中国的电讯骨干。”

林迈可于1944年4月离开晋察冀转道回国，新中国成立后，曾多次来访。1992年我和王士光一起去宾馆看望他时，谈起当年的高研班，他依然对王士光赞不绝口。

太行山上的“电讯大王”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每当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我就会想起王士光在太行山区为我军通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1944年初，因为生病，组织上决定我到延安治疗休养。虽然和王士光分开了，彼此的情况却一直相互关注着。1944年春，王士光调到八路军前总通信科材料股任股长。他把在高研班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研制总结的方法运用到材料股的各项工作中，使八路军前总通信器材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时任前总电台报务员的徐继泉在《赤胆金钟战太行》一书中写道：“王士光同志的到来，使我们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可以说，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1944年下半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迎接大反攻，适应部队大发展的需要，八路军前总首长要求尽快生产一批电台，满足前线急需。王士光同志受领任务后，立即因地制宜地进行设计，他采用主振放大式线路设计发信机，采用超外差式线路设计收信机，不分昼夜地绘制出16部收发信机图纸。接着因陋就简地展开装配。没有机壳，就用核桃木做机箱和面板底板。没有支架，就用飞机的残骸铝浇铸。没有电池炭包，就和大家一道抡起大锤一锤锤地打成。材料备齐后，他带一名通信员，到安平县彭家营村一个堡垒户家中进行装机。为了赶时间，每天几乎工作15小时以上。由于长时间在炭火盆边烧烙铁焊元件，几次造成一氧化碳中毒。一次上厕所时，他晕倒撞在墙上，鲜血直流，醒后只用炭灰抹抹伤口，又继续装机。经过一个半月的突击，终于完成了16部电台的研制装配任务，迅速下发部队，受到八路军前总首长的表扬。

为了研制出更多更好的无线电台，王士光带领全股30多名同志反复研究试验，确定以改进后的电子交连式线路组装电台发信机。在装机过程中，他们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1945年上半年小批量生产后定型，成为当年八路军自制的高性能无线电台。它的体积只有枕头包大小，重量只有7公斤，功率达到15瓦，比当时的日式、美式电台还实用。解放战争中，从上党战役到平汉战役，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到决战淮海，从解放南京到进军大西南，这种电子交连式电台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电子交连式电台小批量生产成功后，王士光组织大家扩大生产，相继生产近百部，为解放战争初期的防御作战提供了良好的通信装备，受到刘伯承司令员的高度赞扬。

1947年3月6日，时为华北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以《人民的电机工程师———模范电讯技术员王士光》为题，作了特别报道。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一提大王，在电讯人员里都是熟悉的，而且大家都存在着对他的佩服和亲热。这个称呼的来源，由于他是个高大的个子，加上他的稳重与和蔼，如果我们一语双关地说他是这个区域的‘电机工程大王’大概是不过分的。”此后，人们在“大王”的称呼之前，又加上了“电讯”二字，“电讯大王”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太行山区越传越广。

晋冀鲁豫的有名英雄

人们大都知道，通信兵是无名英雄。当年的王士光是个例外，因为做出了特殊贡献，他成为有名英雄。

1945年12月，为加强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语音宣传，晋冀鲁豫军区滕代远副司令员请示刘伯承、邓小平后决定，将当时缴获的两部美造中长波飞机导航电台改装成中波和短波广播电台，由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局长兼政委林伟组织，机务工程主任王士光具体负责。

接受任务后，王士光首先对导航台进行了认真详细的分析，查阅了大量资料，搜集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器材，做好了设计改装的准备工作。从1946年2月开始，他和战友们在河北省涉县的沙河村，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改装工作。盛夏季节，骄阳似火，炎热而又潮湿的气候使机器零件性能不稳，电路经常发生故障。在调试最紧张的时候，王士光病倒了，痢疾和疟疾两种病魔同时侵入他的肌体，一病就是两个多月，茶饭难进。一米八的大高个，病得弱不禁风，走不动、站不稳。同志们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笑笑说：“这没什么，如果身体有病就停止工作，那算什么革命！”就这样，王士光躺在一张小床上，始终坚持在现场指挥调试。

1946年9月1日，邯郸广播电台正式开播。人们奔走相告，激动异常。王士光用他不太标准的国语，播完了第一条新闻。霎时，红色电波飞遍中华上空，真理之声响彻神州大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来祝贺的电讯，前线将士传回激动的电文，国统区民众寄来热情的信件……一时间，邯郸广播电台成为全国的“热门话题”。

1946年11月，国民党强行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大”，彻底关上和谈大门。12月，晋冀鲁豫军区接到中央指示，要求一旦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撤退，要邯郸台做好接替。受领任务后，王士光通宵达旦地工作，先用两天两夜完成了原邯郸短波台的调整，做好了随时接替延安台的准备。随后又连续奋战20多天，将邯郸中波台改装为短波台，既准备接替延安台后邯郸台还可同时播音，又准备接替延安的电台一旦发生故障，可以迅速改用邯郸台代替。

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25万大军，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19日，党中央撤离延安。2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预先设置在陕北瓦窑堡的备用台接替播音。在这段时间里，王士光和他的战友们每晚7点坚持收听陕北台的播音动态。3月29日晚7时整，陕北台没有出现，怎么办？当时既未接到上级指示，又没收到陕北台的稿件。如果等待中央的指示或收到稿件后再播，就会导致党中央的声音中断。“决不能让党中央的声音中断！”新任军区通信联络分局副局长的王士光果断地指挥开机，机智地反复播音：“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由于机器发生故障，暂停播音，明天再见。”30日晚7时整，在王士光的精心保障下，邯郸台正式接替陕北台。正当胡宗南在延安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时候，广播里又传来了“兄妹开荒”的前奏曲，“陕北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接着是新闻，随后是其他节目。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也使胡宗南摸不着头脑。从此，“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在沙河村一直播音到1948年5月23日。它以铿锵有力的声调向世人昭示，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1947年8月，为表彰邯郸台成功接替延安台这一特殊贡献，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政治部作出一项特殊决定：为王士光记特等功一次，授予“特等功臣”锦旗一面、“人民功臣”银质奖章一枚。

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王士光同志一生都在跟电子器件打交道，那些林林总总、五颜六色的“小东西”，别人看来并不起眼，但在他的眼里，却是心爱之宝。很多元器件及其性能，他都烂熟于胸，如数家珍。在长期的实践中，他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装配电台方法，被大家称为“士光装机法”。按照这一独具特色的方法，在新中国诞生前后，他组织生产了大批无线电台，成为新中国电信工业的开路先锋。

1948年5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军区合并组成华北军区，王士光担任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仍然分管通信装备器材工作。这时，王士光手下已经“兵强马壮”，既有电讯器材厂、电讯设备装配厂，还有电讯技术实验室、电讯专科机务班。1948年秋，军委三局王诤局长来到华北军区检查通信工作。王士光在河北省平山县白沙镇第一次见到了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军通信兵“开山鼻祖”的王诤同志，两人多次促膝长谈。王诤局长临走前交待王士光说，军委三局正准备接管天津的电信局和几个工厂，要他抓紧生产一批15瓦电台后赶往天津，参与接管各电信工厂，组织恢复生产，着手建立自己的电子管厂和元件厂，为发展新中国的电信工业奠定基础。为完成王诤局长的嘱托，王士光从此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电子元器件和无线电通信装备的生产上面。巧合的是，后来王诤担任电子工业部（即四机部）部长时，王士光则担任副部长，两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与创始人。

从1948年秋到1949年春，王士光组织指导有关电信工厂，相继生产两百余部电台和干电池，源源不断地送往参加战略决战的前线部队。通过这些自制通信装备，一道道命令和一个个捷报，穿梭于西柏坡和各大战场之间，奏响了新中国的开国乐章。同年8月6日，王士光参加中央军委在北平召开的华北电信会议时，受到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我在东北军区司令部任通信处长，以主要精力支援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通信兵使用了数以万计的电台、电话机、交换机、发电机、被覆线等通信装备器材。其中，有从国内其他部队抽调来的，有从国民党军队和美军、日军手里缴获的，有从苏联买来的，还有我国自行研制生产的。据志愿军通信官兵反映，最好用的还是国产电台。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非常受作战部队的欢迎。当时我们都知道，这些性能优良的国产通信装备，大都是当时受军委通信部领导的电信工业局组织生产的。1951年初即担任电信工业局副局长的王士光，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49年下半年，王士光赶到天津，先后参与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开办的12个电信企业。按照王诤局长的指示，迅速恢复生产。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部队需要大批通信装备和器材。当时，苏联为我们提供了几种通信装备，但频率范围窄、笨重，使用的电池需要用汽油发电机充电，不符合我军作战需要。王士光坚决主张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与王诤局长不谋而合。随后，经中央军委同意，根据国情和部队的需求，开始自主研制通信装备。在王士光等同志的组织指导下，12个电信企业的4000多名职工，不分昼夜地研制生产，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新中国电子工业的“幼苗”。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先后出厂多批国产通信装备。其中有天津无线电厂生产的81型15瓦报话机、702型超短波步谈机、七管直流收信机、50瓦发信机；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150瓦发信机、12管收信机、71型两瓦报话机；南京有线电厂生产的野战用电话机和交换机；重庆无线电厂生产的轻便手摇发电机；汉口电池厂和电工厂生产的干电池、组合电池，天津电缆厂生产的被覆线等。与此同时，王士光等同志还组织各电信工厂整修出几千部（台）战场上缴获的通信装备，及时运往前线，满足了部队的急需。

特别是71型两瓦报话机，由于体积小、重量轻、功率大、使用方便，深受前线部队的欢迎。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就是使用这种报话机，喊出了“向我开炮”这一震撼人心的豪言壮语。为了使前线将士早日用上71型两瓦报话机，南京无线电厂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士光在回忆文章中说：“南京无线电厂的全体同志在志愿军的英勇事迹感召下，为了早日将71型两瓦报话机送到前线，克服了种种困难，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研制出样机。为按时交货，装配车间工人和技术人员连续工作36小时不肯休息，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战后，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专程到南京无线电厂看望全体职工，表扬他们制造的71型两瓦报话机‘在朝鲜战场上立了大功’。”

为解决部队的通信装备，王士光同志就像改装邯郸广播电台那样，总是拼命地工作。记得在我担任总参通信部主任期间，针对当时81型电台存在的问题，叶剑英同志在中央军委办公会上特别指示：作为我军主要通信装备的半导体81型15瓦电台，因烧管子问题严重影响战备，要通过会战解决这个问题。通信部应会同四机部共同研究解决。当时四机部分工王士光负责这项工作，他立即带领17个单位的55名技术人员，赶到陕西宝鸡组织会战，一住就是半年，终于使问题彻底解决。

新中国的电子工业是从通信装备起步发展起来的。从15瓦短波电台到通信卫星发射成功，从电子工业迅速发展到通信装备不断更新，无不倾注着王士光的心血。王士光后来虽然转到地方工作，但他始终竭尽全力为军队建设服务。他的崇高品质和重大贡献，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国防现代化的丰碑之上！

2005年第1期 李正文　陈蕙瑛夫妇的情报工作生涯　作者：伊　里

在我做党史人物研究工作之前，很早就认识了这两位慈祥的长辈。李正文同志朴实儒雅，和蔼可亲；陈蕙瑛同志开朗直率，待人真诚。这对党内高级知识分子老夫妇，无论是住在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里的老楼，还是搬到高教部大院的小单元，都是乐呵呵地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让人怎么也猜不到他们曾经是我们党内功勋卓著的秘密情报人员。我带着疑惑去问李正文同志，他笑着回答说：“要是你们都看出来了，那不早叫敌人抓起来了吗！”

一.苏联的座上宾与阶下囚

李正文，1908年8月31日，出生在山东潍县张庄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16年，全家逃荒到东北四平街，靠亲戚资助和学业优异读完了小学、中学，考入东北大学经济系。国弱民穷、备受欺侮的现实及进步书刊的影响，使李正文萌发了爱国反帝的思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流亡关内，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国家的危难使李正文热血沸腾，他于1932年1月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很快担任了北平左联执委会理论部部长。1933年8月，李正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1月，国民党蒋孝先的宪兵三团在北平大肆搜捕进步人士，环境恶化，李正文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5年1月，李正文进入莫斯科近郊国防部无线电学校的情报工作研究班，他的苏联名字叫瓦夏。班上学员待遇优厚，主要课程有俄语、英语、马列主义理论，照相、无线电收发和修理、电报密码的规律，情报工作的组织、内容和方法，逃避敌人追踪的技术，以及识别日本的军种、兵种和使用各种武器的知识。李正文大出意外，坚决要求只学原先讲好的政治理论，他不想搞情报工作，时刻盼望早日回到中国党内从事理论研究。

1936年夏，李正文调到马拉霍夫卡，继续在特别政治训练班学习。这时，苏联开始了血腥的肃反扩大化时期。同住的中国学员索妮不断诬告李正文“每天在家看书，很少到城里去，这是不愿看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光看共产国际1935年大会的报告，不看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这是不愿学习列宁主义的表现；逢年过节，谁劝也不喝酒，这是不要庆祝苏联成功；购买苏联公债和对西班牙捐款比别人多几倍，这是掩饰自己反动面目的假招子；”还造谣说：“瓦夏的母亲是日本人，又懂日文，一定是来破坏的日本间谍！……”

1937年11月下旬，李正文被送进关押重犯的鲁别克监狱。5个月后，苏联法院特别会议判他为“日本侦探嫌疑犯”，刑期5年。从布德里斯克监狱到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正文写了60多封信寄给斯大林。他利用精通俄语和理论的优势，故意在信中引用斯大林说过的话：“托洛斯基认贼作父，糊涂蛋认友为敌（这句是他加的），只有布尔什维克才能分清敌友！”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反。他的执著终于有了结果，1939年9月，苏联当局正式宣布撤销对李正文的原判，无罪释放。

1940年5月，李正文出狱后被遣返回国，他历尽坎坷，好不容易于1941年元旦到达重庆。虽然他渴望回到中共党内工作，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安排，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的情报员。

1941年6月中旬，阎宝航从孙科那里获得德国将于6月22日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后，亲手交给李正文，李正文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同志，同时转交苏联驻华武官罗申。这个关系到苏联和世界前途命运的情报，通过中共中央直接送到斯大林的手中。

随后，李正文被派往上海，专门负责收集宁沪杭地区日伪的军政情报。

二.双重情报工作关系

李正文于1941年7月由重庆飞往香港，带着香港文化供应社上海分店经理的头衔，乘船进入日寇占领下的申城。他按上级指示，与自己的领导人尼克莱·伊万诺维奇接上了关系。这个干练的苏联特工开门见山地说：“首先，要搞好掩护职业，否则不仅站不住脚，活动也会受到限制。其次，要千方百计去找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尽量去搞第一手情报。除了直接情报外，还要从大量日伪报刊中寻找有用的信息。给你半年时间，把工作网建立起来。”

他规定每月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是接头的日子，晚上7点在法租界某条马路上会面。如有特殊情况，可临时再约。分手时又严厉地警告李正文：“这里情况十分复杂，日本、国民党、汪伪政权及各大国势力都在互相角逐，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避免暴露。不可以看进步报刊，特别是苏联社会科学书籍；不要搞武器、财物，更不要策动伪军起义；尤其不允许同其他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在尼克莱的领导下，李正文开始了他从未做过的危险工作。为了搞好掩护，他先后担任暨南大学附属补习学校和上海慈幼教养院的日文教员，还应聘去给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外籍人士教日语，同时考入申报馆去做日文翻译。这些职业为他开展情报工作提供了保护和便利条件。

李正文发挥老黄牛埋头苦干的韧劲，到处寻找有用的关系。不久，通过辅仁中学的英语教员裘维琳，发现了一个重量级人物———嵇显庭。他是汪伪政府立法院长陈公博的大舅兄，有了如此的裙带背景，嵇显庭很快被提升为南京日汪大头目协调会议的秘书科长。每周五召开的日伪高层首脑决策会议，他担任记录和整理文件事宜。据裘维琳介绍，此人良心尚存，对日伪的前途不太乐观，一心只想借妹夫的势力多捞钞票。李正文立即向尼克莱汇报，尼克莱非常兴奋，痛快地拿出一大笔钱，指示李正文赶快钓上这条大鱼。

裘维琳按照李正文的策略说服了嵇显庭，他同意每周向他们提供情报。周末，李正文与裘维琳一起从上海乘火车到南京。为了避免暴露，李正文坐在不惹人注目的小茶馆里悠闲地喝茶，由裘维琳去找嵇显庭接头。第一次嵇显庭十分紧张，他匆匆把几张打印纸塞给裘维琳说：“本来会议记录我只印三份，一份送给日军司令部，一份送交秘书长，还有一份存档。这是我多打的。”裘维琳把一大包钞票留给他，嵇显庭顿时安下心来，表示愿意继续效劳。

由于车站检查严格，李正文决定亲自带情报回上海。火车站口，日本宪兵森严壁垒，拉着吐出鲜红舌头的大洋狗，对过往的中国旅客虎视眈眈。李正文把文件卷在当天的《大公报》里很随便地拿在手中，坦然地走向检票处。“站住，举起手来！”几个凶恶的宪兵围了上来。李正文顺从地抬起手臂，报纸几乎触到了日本兵的鼻子。宪兵从头到脚仔细搜查，还让李正文把鞋袜也脱了，唯独没有注意那张报纸。李正文顺利地回到上海，把情报交给尼克莱。

经过几次往返，李正文发现车站有一条日本人的专用通道，一般不会检查。于是，他穿上讲究的西服，戴着金丝眼镜，冒充日本人走向那个特殊入口，还用日语跟守卫打招呼。卫兵以为他是哪个部门的长官，立即持枪敬礼，毫不阻挡。这样一来，日伪方面对华的军事行动、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计划，事先就被李正文掌握了。他不但在半年内完成了建立情报工作网的任务，还立下了特殊的功勋，受到莫斯科总部的嘉奖。

嵇显庭提供情报干得顺手，又能获取大量的金钱，积极性越来越高。除了日伪高层会议记录外，还把他得到的日寇扫荡苏北新四军、日伪联合行动对付根据地的计划，日伪顽的勾结内幕等其他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到李正文手中。看到这些对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系重大的消息，李正文决定违反尼克莱的禁令，想办法与中共地下组织联系。他千方百计找到了苏北根据地的秘密通讯处，将情报寄到某县粮站，及时传递给新四军领导。从此，日伪的行动屡屡失败，敌人非常恼火，却找不出原因，只能大骂新四军“狡猾，狡猾的！”而陈毅却十分高兴，后来多次表扬了李正文。

李正文还是汪精卫参谋长唐莽家里的常客，唐莽把李正文当作不问政治的大知识分子，一个可心的听众，常常向他吹嘘自己消息灵通。李正文从唐莽和其他敌伪上层人物的谈话中，不断筛选出有用的情报。有一次，唐莽向他透露，某国府要人的姨太太正在为蒋介石、汪精卫牵线搭桥。尼克莱听到这个消息认为很重要，它说明日、汪、蒋有合流的可能。尼克莱对李正文说：“我们将检举此事，斩断这条黑线。”果然，以后再没有听说姨太太从重庆跑到上海了。

李正文还争取了日本友人德田恒夫，中央税警总队副队长李次白（队长是周佛海），顾祝同的驻沪专员张大同等人，或者向他提供日伪方面和国民党的重要政治、军事情报，或者准备率部投诚。尼克莱除了遗憾李正文本人没能打入敌伪高层外，对他的工作非常赞赏。

三.爱人———战友

李正文和陈蕙瑛是真正的爱人加战友，他们的感情在一次次生死搏斗中不断地深化。2000年10月18日，陈蕙瑛不幸因病去世后，李正文非常伤心，不久也病倒了。在最后的这段时间里，李正文经常深情地说起与妻子共同战斗的经历。

上海东亚书社是知识分子喜欢光顾的地方，李正文也常去那里为香港文化供应社购书。很快，他注意到一位清丽脱俗的姑娘，看见她经常翻阅进步书刊，便主动上前与她攀谈。李正文儒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给姑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是上海震旦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二年级学生，叫陈蕙瑛。得知李正文通晓英、俄、日三国文字，陈蕙瑛便请求他当自己的俄语老师。通过频繁的交往，李正文发现陈蕙瑛不但思想激进，而且性格开朗，敢做敢为，很有点巾帼英雄的豪气，是很好的培养对象。在他的帮助下，陈蕙瑛进步很快。1942年初，开始为李正文传递情报，参加了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成熟了，于1942年夏天结为夫妇。

陈蕙瑛是浙江宁波人，1919年8月8日出生在汉口。她在武汉上完了小学、中学，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崇拜那些不怕牺牲的革命者，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痛恨，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40年9月，陈蕙瑛与几个女同学乘船一起到上海念大学。没想到船上的日本浪人想欺侮她们，陈蕙瑛情急生智，利用熟识的法国神甫解了围。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好几回，陈蕙瑛都想办法化险为夷，于是同学们戏称她为“小诸葛”，把她当成了主心骨。

参加革命后，陈蕙瑛不但给李正文当交通员，同时以各种身份帮助作目标的工作。她机警灵活，落落大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还介绍李正文担任女子文理学院的日语教授，使他又多了一层有利的掩护身份，很快成为李正文的得力助手。

1944年以后，形势急转直下，伪政权风雨飘摇。中国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刘景灏（上海滩的首富之一），除了向李正文提供敌伪情报外，还一再表示愿意为新四军捐献大量日寇控制的军需物资。几支伪军也准备投向解放区。李正文觉得自己返回中国党内的时机到了（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6月解散），就派陈蕙瑛到苏北根据地与组织联系。

当时日伪方面对新四军占领区封锁仍很严密，到处都有军警、宪兵和便衣。陈蕙瑛假作回乡探亲，徒步从上海走到苏北。她克服了种种危险艰难，带着满脚水泡，终于找到了中共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详细汇报了李正文的历史情况和工作，表达了希望回到中国党内的强烈愿望。刘长胜答应了李正文夫妇的请求，表示将派人到上海与他们联系。1945年9月，上海地下党领导张执一会见了李正文，代表组织亲切地对他说：“从现在起，你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游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李正文激动万分。

随着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不断恶化，更加紧了对国统区进步人士的镇压，不断传来我们的同志被捕、牺牲的消息。1949年春天，李正文因有重要情报，准备亲自送至上海局和中央联系的秘密电台。临出门时，陈蕙瑛拦住他关切地说：“老李，现在外面情况很糟糕，还是我先去看看吧！”李正文犹豫了，“放心，我的目标小，不会有事的。”陈蕙瑛打扮成太太模样，走出家门。

细心的陈蕙瑛发现电台二楼窗口的信号花盆有点倾斜，显然是有人重新放上去的，马上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不动声色地赶回家报信。电台果然已被敌人破获，如果李正文贸然前去，定会陷入险境。现在必须马上把备用电台送到指定地点。长期在危险环境中战斗，他们夫妇早已配合默契，李正文深深望了妻子一眼，转身走出门去。

因为到处都是敌人的检查站，李正文找到国民党淞沪港口副司令、少将段仲宇（1949年初，由李正文发展加入中国共产党），要他帮助把电台送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开车带着装电台的箱子直闯封锁线，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一些不甘心为蒋家王朝殉葬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纷纷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出路。蒋介石嫡系一个军长的侄子，拐弯抹角找到李正文（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说他已拉了四个军准备起义，要共产党给他一个名义。李正文敏锐地感到这是个骗子，立刻甩掉了他。不久，此人被特务机关逮捕，马上供出了李正文，还大献殷勤地保证一个星期内抓到李正文！

当时，陈蕙瑛也在策反委员会工作，负责领导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的地下党员。她接到在上海保密局工作的王月英的紧急通知，装作她的表姐进入这个阴森的地方。看到悄悄交给她的纸条，那是打字员（我们的同志）录下的口供。陈蕙瑛马上通知李正文隐蔽起来。朱落红（国民党军长侄儿）又诱骗联系人不断打电话寻找李正文，统统都落了空。

一周过去了，朱落红穷凶极恶地带领特务到处搜捕“白头发老李”，审讯记录很快又落到陈蕙瑛的手中。李正文因为经历坎坷，头发早就花白了，陈蕙瑛帮丈夫染黑了头发，让他躲到相对安全的地方。1949年4月，李正文奉命撤离上海去北平。

四.共同策反老蒋、小蒋的亲信爱将

李正文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以后，用教授身份作掩护，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领导爱国民主运动。1948年秋，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共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首的策反委员会，李正文担任委员，陈蕙瑛是机关党支部书记。

李正文把策反的目标瞄准了蒋介石的爱宠，国民党伞兵三团。这是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现代化部队，上校团长刘农，是蒋介石的亲信爱将。蒋介石早就准备调他们到台湾，充当自己贴身的御林军。在李正文和段伯宇（李正文领导下的中共党员，蒋介石军务局少将高级参谋）的积极工作下，1949年初，刘农弃暗投明加入了共产党。他们本来打算等解放军攻打上海时，控制飞机场，活捉蒋介石。可是台湾方面一再催促，虽然借口没有运输工具等不能开拔的理由拖延时间，但是蒋介石疑心很大，再不服从命令，必会生变。

1949年3月中旬，在宝山路的段仲宇公馆的小白楼上，李正文代表策反委员会宣布：“伞兵三团马上准备起义，乘船开赴解放区。现在组成起义临时党支部，书记周其昌（李正文派到伞兵三团的联络员，）成员刘农、陈家懋（从陈蕙瑛领导的那个系统调来）、李贵田（伞兵三团副团长）、孟夫。”大家都很激动，立即分头准备。李正文还派航海技术员白力行，原“重庆号”军舰上的海员吴成纪去帮助他们控制轮船。

1949年4月，起义准备就绪。但是解放区连云港没有码头，如果乘军舰将无法靠岸。大家都急坏了，还是段仲宇借口遵照蒋介石的密令，送伞兵三团到台湾，硬从淞沪司令部调拨了一艘3000吨的大型登陆艇给他们。登陆艇载着三团的官兵、大批武器和银元开出了吴淞口，起初向南行驶。一到公海，刘农就下令掉头北上，开往连云港。起义非常成功，影响很大。蒋介石在台湾闻讯，气得暴跳如雷。4月18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传令嘉奖：“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

刘农后来担任了解放军空军伞兵师副师长，1960年以前历次国庆节阅兵，他都亲率我们的伞兵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李正文又把目光对准了蒋经国的第一心腹，南京政府预备干部局代局长（局长蒋经国）、预备干部总队队长少将贾亦斌。这个部队是蒋经国嫡系的太子军，而且担负着为新筹建的30个军配备干部的重任，既是小蒋掌握军政大权的基础，也是蒋家王朝赖以继续生存的依靠。所以蒋氏父子非常重视。

贾亦斌是个正直有血性的男子汉，对政府挑起内战、坚持独裁极为不满。这些对南京政府早已失望的国民党少壮派高级将领，经常聚集在南京干河沿109号贾亦斌的家中，分析形势，讨论出路，最后决定设法寻找共产党的领导。通过段伯宇，贾亦斌和李正文建立了单线联系。

李正文与贾亦斌经常在小白楼碰头，研究部队投诚的问题。贾亦斌对李正文印象很好，真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不久，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1949年2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请求。贾亦斌更加积极地准备起义，由于内部有人告密，蒋经国叫他去浙江溪口向蒋介石述职。此行凶险莫测，可是如果抗命，起义即将流产。贾亦斌与李正文商量后还是毅然去了。由于准备周密，沉着应付，老蒋和小蒋很快放他回来，但却撤销了他预备干部总队队长的职务。

1949年4月5日，浙江嘉兴火车站一家药店门口，李正文与贾亦斌碰了头。他们坐上了南湖揽客的游艇。贾亦斌汇报说：“情况紧急，我的卸职交割不能再拖了。如果现在不起义，就没有机会了。”他热切地向李正文要求：“整个预干总队都发动起来了，除了几个反动军官外，都表示拥护我们，请组织批准我马上起义！”

虽然原来计划等解放军渡江时，贾亦斌里应外合反戈一击。但是现在情况有变，太子军的倒戈，将会极大地动摇国民党内的军心、人心，政治意义重大，所以组织上考虑了提前起事的问题。李正文紧紧握住贾亦斌的手，代表策反委员会同意了他的计划。

4月12日，贾亦斌带领4000王牌太子军，英勇地宣布起义了！南京政府内部一片慌乱，蒋介石咬牙切齿，大骂儿子用人失察，立即调集数十倍的重兵，天上、地下围追堵截，还悬赏50000大洋要买贾亦斌的人头。起义军在贾亦斌等人的率领下拼死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了。贾亦斌身负重伤，被当地游击队和群众救回解放区。

李正文这时已去北平，但心里一直牵挂着贾亦斌。听传言说部队被击溃，贾亦斌可能已死，非常悲痛。当他随南下大军回到上海，在小白楼意外地看见贾亦斌时，两个生死战友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为了获取国民党绝密的江防计划，李正文给策反过来的海军部少将办公厅主任金声打电话。金声非常欣喜：“我可盼到你来了！”李正文坦然地走进戒备森严的海军部，金声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真是胆大包天！这儿你也敢来！”又向李正文介绍了海军部长桂永清的机要秘书游侠。听了李正文的要求，两人都笑了，金声说：“你算找对人了！”他们同意把国民党的军事布置画成地图交给李正文，帮助我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当天，他们就给了李正文一些重要的书面情报。怕路上遇到意外，双方约定每周在上海海军宿舍碰头。

李正文拿到这些绝密的军事情报，立刻交给张执一。张执一非常兴奋地说：“这些情报太宝贵了，是万两黄金也买不到的！”解放后，张执一见到李正文，又说：“解放军之所以能顺利渡过长江，金声和游侠是有很大功劳的！”

为了减少解放上海的阻碍，李正文从副市长那里搞到了上海城防图。可是，城里到处戒严，满街的警察、宪兵、特务和军队，怎么送出去呢？陈蕙瑛对丈夫说：“这好办，就交给我吧！”她提着皮箱坐车出城去了。路过关卡，警卫见陈蕙瑛像个老实巴交的家庭妇女，这样的人每天来来往往的很多，她又有通行证，就不太注意了。偶有检查，见箱子面上不过是小孩儿披风等旧衣物，更没有了兴趣。陈蕙瑛顺利地进入解放区，从披风底下拿出上海城防图交给了组织。

李正文夫妇还策反了蒋介石装备最精良的重型工兵第四团上校团长王海峤，驻防浦口的陆军少将师长李西开，江苏省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齐国，国民党少将参谋长宋健人，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长刘泉溪等国民党将领。同时，把中国海关副总税务司丁贵堂，资源委员会秘书主任杨志信，《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国民党立法委员、上海中国建设服务公司理事长王艮仲，国民党中央委员、复旦大学校长章益等在社会各界有影响的人物也争取过来，为中国共产党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叶利钦颁发的奖章

1995年11月1日，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内喜气洋洋，正在举行隆重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酒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高度评价了这场拯救世界和人类的正义之战。还郑重宣布受总统叶利钦的委托，授予阎宝航和他在抗战期间领导的地下工作者阎明诗、李正文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表彰他们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所作的杰出贡献。场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阎宝航的子女阎明复、阎大新扶着激动不已的李正文，接受了这份殊荣。

当年斯大林及时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两条渠道，获得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信息。虽然将信将疑，他还是下令做了一些准备。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军190个师团突然对苏联发动“闪电战”时，这些防御性工作减少了苏方的损失。日本投降前夕，李正文把日寇的政治打算、军事布置、经济状况，特别是关东军的动向，源源不断地向苏联情报部门报告，为苏军进入东北对日作战，彻底战胜日本法西斯，立下了汗马功劳。

1995年11月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叶利钦总统授予阎宝航、李正文等中国同志“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奖章的消息，还说“罗高寿大使认为，这两件事（提前向苏联通报德军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供了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情报）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

李正文、陈蕙瑛解放后都在教育系统担任领导工作，为改革旧的教育方法和制度，建立、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殚精竭虑，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可是，就因为他们曾经是党的情报工作者，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身份复杂”、“外国特务”等不实之词的诬陷、打击。

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李正文和陈蕙瑛重新焕发了青春。李正文担任了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的负责人，陈蕙瑛承担了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主要领导工作。

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的功绩，1997年9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中央组织部的胡锦涛批示教育部，说李正文是有功的老同志，要很好地对待他。

李正文于2002年2月20日在北京逝世，胡锦涛同志的秘书打电话代表胡锦涛向他的家人表示深切的哀悼。上海安全局所赠的书法条幅：“疾风劲草，青史英豪”，正是他们夫妇一生的真实写照。

2005年第1期 《辞海》编纂先驱舒新城　作者：黄飞英

中国著名教育家、出版家、辞书编纂家舒新城（1893———1960），原名维周，湖南省溆浦县人，出身于佃农家庭。自幼聪慧过人，读书过目不忘，一生刻苦自励，自学成才，1912年曾进入常德师训班免费学习；1914年，因他没有上过中学，于是就借用族兄舒建勋的中学毕业文凭，以优异成绩考入岳麓高师，即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入学后不久，有人揭发舒新城冒名报考事，幸亏著名教育家、校长符定一慧眼识英才，当他得知这个穿着简朴的学者型的年轻人舒新城因家境贫困没有念中学，而是靠他勤奋自学、博览群书完成中学全部学业并超过当时中学毕业生的学历水平时，倍加赞赏，不但让其继续上学，而且还特别准许他恢复本名“舒新城”。果然不负众望，舒新城在湖南省高等师范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

舒新城毕业后曾任中国公学中学主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对道尔顿的教学制度有较深的研究，并著有《道尔顿制研究集》。1925年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恽代英介绍，投身于出版界，在中华书局从事著译工作，1928年起负责主编《辞海》。1930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任中华书局图书馆馆长。

舒新城在主持《辞海》（1936年版）编纂工作时对编辑人员要求十分严格，因为这是关系到百年大计、造福子孙后代的繁重浩翰工程。他把搜集新词列为工作重点，要求每个编辑人员要尽可能地遍阅新书报，与国民政府出版检查官们巧作周旋。1936年有人提出涉及政治条目应尽力求简，而且不收“九一八”、“上海事变”、《塘沽协定》等条目，以不得罪日本人为“上策”。为此，舒新城严加驳斥：“敌人强加我之事实，竟默然不提，未免太不近人情！”他始终坚持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史实，以“春秋笔法”对有关涉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条目，一一如实作了叙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舒新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第一任主编，主持对《辞海》（1936年版）的修订工作。1959年舒新城提出重订《辞海》与影印《申报》，曾获得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赞许，并由他担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舒新城先后被选为政协上海市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舒新城主要著作有《中华百科辞典》、《近代中国教育史》、《道尔顿制研究集》等四十余种。

舒新城主编《辞海》，默默耕耘三十四个春秋，毕生的精力与心血全部倾注在这部巨著里，造福于后代，真可谓是“功德无量”。一直到临终前，他还在病床上逐条审读《辞海》试写稿，并写下了几十条书面意见，为宏篇巨著《辞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005年第1期 胡适四次营救陈独秀　作者：赵映林

由于政治主张相悖，陈独秀、胡适分道扬镳，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陈独秀一生遭绑架一次，四次被捕。遭绑架那时他与胡适还不相识。后来的四次被捕，胡适均不遗余力地积极营救他。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利用在京的安徽名人与时任警察厅长的皖人吴炳湘的同乡关系，去打通关节。他给张东荪主编的《时事新报》写文披露陈独秀在狱中受到的非人道待遇。在《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无视人权的专制统治。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陈独秀。

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租界当局逮捕。胡适知道后请蔡元培向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设法救出陈独秀。那天，胡适越想越气，在日记中写道：“法国人真不要脸！”随后胡适与蔡元培领衔，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经各方人士合力多方奔走，法租界最终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陈独秀获释。

胡适第二次营救陈独秀时，陈已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同胡适在政治上已是“道不同，不相与谋”了，可胡适只以友谊为重。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又在上海法租界被巡捕房逮捕。胡适在陈被捕的第二天晚上得到消息，便找到李大钊商量营救的办法，又找在外交部任职的顾维钧，请他无论如何要为陈案出点力。胡适还软中带硬地暗示法国公使不要惹出思想界的“排法”情绪。胡适声明：“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指法国公使)出点力。”顾维钧不敢怠慢，即派刘秘书到法国公使馆疏通。1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罚陈独秀400银洋了结。

陈独秀于1929年被中共开除出党以后，仍坚持反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以致国民党当局不惜悬赏万金缉拿他。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后，就被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开动所有的官方宣传机器，竭力主张“迅予处决”。胡适不顾压力，一方面联合好友翁文灏、丁文江、傅斯年、任鸿隽等学者名流联名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好使案子公开化，请律师申辩。另一方面，他请私交笃契，时任外交部长的罗文干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沟通联络，并与蔡元培、段锡朋(国民党中央执委，胡、陈在北大的学生)等磋商请有名望的律师为陈出庭辩护。

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他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政治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与胡适无有大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联系邓小平的相关讲话，今天读来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2005年第1期 张伯苓与张学良的忘年交　作者：申泮文

一.一次震撼心灵的讲演

1990年解除幽禁之初，张学良和夫人暂时留住在台北寓所休养，是年8月中在寓所接受了日本NHK广播协会记者的专访。采访的详细报道于12月6日发表在日本《产经新闻》上。12月17日我大陆许多日报均有转载，不须赘述。

在采访当中，日本记者突然向张将军提问：“先生在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张将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是张伯苓先生！”接着张将军回忆了早在1916年他还是一位年仅16岁翩翩少年的时候，在故乡沈阳聆听了张伯苓先生的一次讲演，张伯苓的讲话十分感人，使他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

1916年10月底，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应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到沈阳讲学，在沈阳青年会对青年教友作了一次讲演。讲题是“中国之希望”。这时张伯苓年届40，正当壮年，办学有成，他创办南开中学已满12周年，积累了丰富的对青年进行教育的经验。以他口若悬河的天津话和善于鼓动的激情，打开了青年听众的心扉。掌声一次又一次地震撼了讲演大厅。

鬼使神差，谁也不知道在台下听众席中有一位显赫人家的子弟，东北三省督军大帅张作霖的16岁公子张学良。此时的张学良正是一位享受优越生活无所作为的富家纨绔子弟，前来听讲只是由于慕名张伯苓的办学业绩，同为基督教教友，抱着好奇心来猎奇的。但在他当时的二八年华，正是青年人憧憬未来征程，为国家和社会的前途踌躇苦闷、思想多变的时期。张伯苓讲到国民对国家的责任时讲出了一句语惊四座的话：“中国不亡吾辈在！”在张学良的头脑中引起了震撼。张校长讲道：“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几句话对张学良竟然丝丝入扣，震撼心弦，对他起到了拨雾指迷的作用。

张学良听了张伯苓的讲演词，认识到自己不应该继续沉湎于游乐、做父亲和家庭庇护下的公子哥儿，而是男儿当立志，应该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有益的事业。张伯苓的声影在张学良的头脑中深深打下了难忘的印记。

二.抗日救国的共同理想

1927年，张学良在奉军中已升任高级军官，人称少帅，受命主持华北政务。为对张伯苓表示尊重，聘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张伯苓以不愿参与政治为由，婉言谢绝了。

是年9月，张伯苓为警醒国人，揭露日本对我东北地区的侵略意图，亲赴东三省考察，得到张学良的妥善关照和安排。返回天津后，于11月在南开大学建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该会建立伊始就得到张学良的大力支持。张伯苓多次致函张学良，介绍办会宗旨和工作进展情况。1928年1月派人持函往见张学良，邀请他担任“东北研究会”名誉董事。张学良欣然接受邀聘，并向该会捐助银元500元作为该会研究经费，对该会的活动倍加赞许。

这年4月，张伯苓偕“东北研究会”总干事傅恩龄再次赴东北三省调查研究，月余返校，也都受到张学良和东北官方的诸多优待。张伯苓根据调查所得，依东三省的丰富自然资源、经济、人文、地理等方面，积累了许多资料，发表了许多调研报告并且编著了一部《东北地理》，在南开中学开班授课，教育学生认识广大东北地区对祖国建设事业的重要性和日本的侵略所造成的危机。这些工作后来都引发了日本侵略者的忌恨。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因日本人有杀父亡家之仇，抗日救国的决心强烈，张伯苓担任了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席，也是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的。老张小张的共同抗日救国理念，使他们之间更加互相支持，在他们的忘年交之中增添了诸多传奇色彩。

三.张学良支持张伯苓办南开大学

1928年12月，张伯苓赴欧美考查教育，取道沈阳去欧洲。由于张学良对张伯苓改变自己人生观的那番讲演，一直怀念有加，对南开大学的办学时有关怀。对张伯苓的到来深表欢迎，曾两次邀请张伯苓“欢谈”，对张伯苓“以半百之身，远涉重洋，努力于教育之发展”，表示十分钦佩，并决定向南开大学捐助银元20万元，作为学校发展基金。张伯苓此次欧美之行，尽历英、法、意、瑞士、美、日等国，对各国之教育进行了考察，次年9月回国。

1930年，张学良30岁，被蒋介石提升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显赫一时。这年秋天，受张学良东北军控制的天津警备司令部将小站营地约千亩稻田划归南开大学经租，租金作为南开学校办学经费。

12月10日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和随从人员，分乘8辆小汽车，浩浩荡荡，开到天津八里台南开园，对南开大学进行一次视察访问。张伯苓校长在文科楼秀山堂的礼堂内，召集全校师生，为张学良一行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据媒体报道，张学良对全校师生发表了“情词恳切的训词”，受到热烈欢迎。他在发言中再一次提起14年前张伯苓的讲演，情绪激动地说：“予之有今日，张校长一言之力也”，又说：“我之所以有今日，实亦南开之赐！”

四.张伯苓帮助张学良办东北大学

张伯苓对张学良的热心于教育事业和体育事业也全力给予帮助。张学良在沈阳创办了东北大学，自己兼任校长，但缺少执行经常校务的得力助手。南开大学第二班毕业生宁恩承，是张校长得意门生，从英国留学归来，正好也是东北人。张伯苓遂推荐宁恩承到东北大学出任秘书长，执行校长职务。谆谆嘱咐宁恩承说：“汉卿有求于人的困难，咱们应该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全力支持宁恩承在东北大学大胆工作，迎难而进，革故鼎新，整顿校务，取得了成绩。与此同时，张伯苓本人接受张学良聘请，兼任东北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多次应邀赴沈阳指导工作，帮助改革和制定建设方案。又曾派遣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和体育课主任章辑五等人先后去东北大学帮助工作。此外，张伯苓还割爱把自己的校务得力助手南开四校事务主任孟琴襄借调给东北大学一年，帮助东北大学整顿后勤工作。孟琴襄是张伯苓办学的四大金刚之一，是校务管理的行家里手，到东北大学担任事务部主任，带领员工辛勤工作，不久，校园就大变样：校园电灯亮了，马路平整了，下水通畅了，教工宿舍不再怨声载道了，工作一年下来，给东大节约了后勤经费20万元，誉满沈阳。由于东北大学多方面学习南开大学办学经验和校务管理经验，成效显著，所以沈阳传媒报道说：“南开精神已由白河之滨移来辽河之滨了！”

五.张伯苓精神左右西安事变

待到1935年，张学良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命令，驱师大西北，督率东北军和西北军，参加“剿匪”战争，在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口号驱使下大打内战。张学良出于良知，一向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同时也制约于部下东北军将领和士兵“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决心一试停止内战的努力。通过东北军内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联系，于4月9日毅然独自驾驶飞机飞抵陕北肤施，力图与中共代表接触，会谈抗日救国大计。当日傍晚，在一座天主教堂里，与中共代表周恩来会见了。

张周二人刚一见面握手，张首先对周说：“我和你同师，咱们可以说都是南开的人。”周恩来一愣，说：“张校长怎么成了你的老师了呢？”张学良随即谈起如何受张伯苓启发，精神振奋，改变人生志趣的过程，然后爽朗地说：“我很感激张伯苓先生，我对他总是以师礼事之。”

历史总是会出现一些扑朔迷离的玄机巧运，谁能想到“张伯苓”这三个字竟会成为一次伟大变革的催化剂，给仍在春寒之夜凭空增添了许多温馨，给周张会谈增添了轻松和融洽，催生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对张学良来说，从人生观转变、到促成全国团结抗日，可以说无不与张伯苓有某种联系。

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4时，双方取得了共识，周张握别时，张学良以私人款项2万银元相赠，回西安后又向红军馈赠了法币20万元充实红军粮饷。

酝酿中的变革终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了：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的军事领导人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形式扣留了蒋介石，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整个形势震惊世界，南京政府内部混乱了，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重兵进攻潼关、进犯临潼、西安。另一派是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国民党元老为主的主和派，主张谈判调解，和平解决矛盾，解救蒋介石。

南京政府方面夙知张伯苓对张学良有影响，所以在诸多调解活动中，紧急电召张伯苓晋京，共商国是。张来京后，宋美龄和宋子文就央求张伯苓亲笔写信给张学良，这封信的内容未见外传，但可知不外乎是要求张学良以大局为重，悬崖勒马，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这封信派由国民政府行政院美籍顾问端纳飞西安面交张学良。端纳曾经做过张学良的顾问。随后两宋也联袂飞往西安，直接与张学良进行面对面的斡旋。

西安事变危机的真正解决，众所周知，是张学良邀请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西安，与囚禁中的蒋介石会谈，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达成某种妥协之后才得以和平解决的。张、杨宣布释放蒋介石，中国渡过了一次难关。遗憾的是，张学良为表白自身光明磊落、肝胆照人，毫无一己之私，没有听从周恩来的劝阻，毅然跟随蒋介石回南京“认罪”，遭致终身软禁之灾。张学良不愧是一条英雄汉子，但从此从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纵观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张伯苓的两位真假门生周恩来和张学良作用巨大，张伯苓像一条无形丝线，把中国近代史中的两位英雄人物联结到一起了。

六.张学良挥毫缅怀张伯苓120周年诞辰

张学良于1992年移居美国檀香山，闭门谢客，颐养天年。在美的生活情况，传媒亦偶有报道，不需赘述。过去在东北大学做他的秘书长的宁恩承比张学良大一岁，也在美国做寓公，是汉卿家常来往的门上客，兼代为张汉卿家做一些秘书工作。1996年4月5日是张伯苓老校长诞辰120周年，南开校友总会准备在南开大学举行盛大纪念以缅怀他老人家的伟大教育功绩。校友总会先期致函宁恩承，请他婉求张学良将军为纪念张伯苓校长诞辰120周年题词。宁恩承照办，3月14日宁恩承寄来张将军的亲笔墨宝，端端正正五个大字“桃李满天下”。宁恩承在邮件中附言说：“兹奉上张学良题词，请酌放大装饰，以滋显著。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

张学良将军于2002年在美国檀香山终老，享年102岁。张伯苓校长于1951年2月在天津病逝，享年75岁。

2005年第1期 我外公陆定一的生死恋　作者：荒　坪

相爱于莫斯科

在外公陆定一的记忆中，总有一朵永不泯灭的红霞，一团光华耀眼的火焰。年轻的外婆唐义贞，就是那红霞，就是那火焰。

外公与外婆是在苏联莫斯科相识、相爱并结婚的。那时外公是以瞿秋白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外婆则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外婆是来自长江之滨武汉的一位共青团员，于1928年初由党组织派来中山大学学习。

1929年12月的一天，外婆迈着轻盈的步子，走进了“留克斯”旅馆———外公下榻的地方，她的脸上荡漾着兴奋和幸福的神情———这天，是她与外公结为伉俪的日子。

1930年，共产国际提出要“刷新”中共代表团成员，外公回国，外婆则还在“医务训练班”培训。他们婚后第一次分离。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外公于1930年七八月间回到上海。外婆则是在当年9月底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于10月份回国，来到上海。外婆与外公在上海的小住，是他们婚后的所有岁月里相对稳定的一段“家居”生活。外公不无遗憾地告诉我：秘密工作的缘故，他与外婆结婚和婚后连合影也没有拍过一张。所以他拿不出一张他们合影的照片来。这成为外公的一件憾事。

一天下午，他们发现忽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来到他们住地的前楼望了一望，一言不发就走了。他们警惕起来，不一会儿，这个男人又来了，并且带来一个人，一看，原来是周恩来同志。他们虚惊一场，赶忙让周恩来进屋。带周恩来来的那位同志又出去了。周恩来坐着不说话，他们也不好问什么，怕隔墙有耳。大约一个小时后，那位同志回来了，把周恩来引走了。事后才知道，是因为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组织党的机关紧急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暂时没地方去，先到他们住地避一避。顾顺章只知道党的机关地址，不知道团的机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住地倒是较安全些。他们为能掩护周恩来同志感到高兴。

1931年11月，外公与外婆进入中华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江西瑞金。外公担任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这时，外婆被任命为药材局局长。一天，外婆突然接到外公从瑞金寄来的一封信。外公在信中告诉她：他又一次遭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撤销了苏区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派往上海团中央做组织部干事。这是外公与外婆结婚以后的第三次分别。

一天，王明集团的要员找外婆谈话说：“你知道吗，陆定一逃跑了!”外婆平静地说：“我不相信定一逃跑回家。”后来外公经过一番艰难辗转，果然回到了苏区。这是他们婚后离聚生活中的第三次重逢，是经历了严峻考验后的刻骨铭心的爱的盛会。

断肠的生离

外公与外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分别，是在1934年10月。

这时，外公知道了长征的消息。外公的心倏地像铁砣般垂了下去，变得万分沉重：“义贞呀，你的处境将是非常非常困难呀!”而外婆在危难关头却没有一句泄气的话，反倒来安慰外公。

“挥手从兹去”，他们婚后五年中的这第四次分别，竟成了永诀!

大部队走后，外婆将三岁的女儿交给管理员张德万，委托他将孩子带到瑞金以外的乡村找可靠人家寄养。接着擦干眼泪，跟上了留下来的人们组成的队伍。

1935年1月28日，被围困在山坑的外婆和战士们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外婆被敌人逮捕，外婆知道：为革命献身的时候就要到了!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关于25岁的外婆的死，贺怡是这样告诉外公的：“唐义贞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铲共团把她抓去了。唐义贞同志对敌人破口大骂。铲共团把她的肚子剖开，让她痛死。唐义贞烈士死的时候，满嘴是土，这是毛泽覃告诉我的。”

一份来自福建长汀县党史办康模生等同志对陈六的采访记录则说得更详细。陈六，长汀四都人，1934年末至1935年初，曾经与外婆一起工作生活过，相处了一个半月时间，她是外婆惨烈就义的目击者。

外公当年在延安从贺怡口中知道了外婆牺牲的消息，这迟到的噩耗，使他的心碎了!“最坏的事情发生了。我失眠半个多月。从此，不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1985年，长汀县人民政府为唐义贞烈士立墓。在长汀县城西门罗汉岭瞿秋白烈士纪念碑一侧的山坡上，修建了唐义贞烈士的“衣冠冢”。外公亲笔题写了墓名和碑文。晚年，外公在《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中转述了外婆的口信后写道：

这一曲正气歌，表明了唐义贞烈士下定决心对敌宁死不屈，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以革命为重，以夫妻为轻的胸怀。她即使没有党籍，却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她信任和勉励我继续革命，我没有也决不会辜负她的期望……

外公没有忘记外婆的遗言，也没有忘记她的深情和相知。直到晚年，他依然称她是他的“最亲爱的亲人”。

结婚仅五年，分别却四次，

再见已无期，惟有心相知。

这是外公晚年怀念外婆而写下的。这是外公的悼亡诗，外公的《遣悲怀》!

2005年第1期 教育的传统资源　作者：李冰封

刘鹤守先生主编的《沙坪岁月》一书是抗战时期重庆南开中学的校园回忆录。撰稿者是近两百位当时的老校友。他们的校园回忆录，生动表现了这所抗战时期大后方名校的整体形象，表现这所名校校长如何管，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当年，作为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的威尔基，到重庆后，曾专程访问南开中学并发表演说。他回国后，曾写了一本名为《四海一家》（One World）的书，介绍了这所中学，并对张伯苓校长有着很高的评价。威尔基在演说中说：“像南开这么好的学校，你们中国固然很少，我们美国也不多。”六十多年过去了，威尔基这个中肯的评价，在中国，并未过时。那么，当年的重庆南开中学，对当今中国的中等教育，有哪些启示呢？依拙见，有如下九条：

（一）《沙坪岁月》一书显示，中国的中等教育，曾经拥有丰富多彩、内涵深刻的教育资源。现在，这种资源还没有充分发掘、研究和继承。

从19世纪末，中国出现新式的学校起，到上世纪50年代，国内若干名校，在办学过程中就不断积累了不少可贵的教育资源，南开中学是其中的佼佼者。50多年来，我们的教育工作出现了不少失误，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抛弃了我们曾经拥有的资源，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失误。

这种教育资源的核心是什么？我理解，应该是如何培养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这种人才，要既有公心，又有能力（即南开校训中指出的“允公允能”），能尽心尽力并称心如意地服务于社会。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全力服务于社会的各类人才，要有完善的人格，科学的思想，健全的体魄，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法治的素养。南开中学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上述的培养目标来进行的。为达到上述目标，就必须：

把各科的学业教育和以上的培养目标完整地结合起来；通过各种活动，有效地进行公民教育，主要教育学生要有独立的精神，民主的思想；注重体育，把体育作为增强学生体质、毅力和具备公平竞争素养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美育，主要用艺术手段培养学生高尚的品性和情操……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教育资源，实在需要我们结合当前实际，分科分目逐项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里且举我国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状况为例，来说明研究和继承这种教育资源的必要性。

现在，我国语文教学出现的一系列严重问题，应该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搞什么汉语和文学分家时，就已经开始。以后，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问题就更加突出、严重，乃至实际上用政治课代替了语文课，在教学上采用“烦琐分析法”代替学生字、词、句及作文的布局谋篇等方面的基本功训练，且默认学生可以用抄袭或说谎的办法来学写作文，实际上取消了正常的作文教学，从而使学生语文水平急剧下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后，在吕叔湘等先生领导下，《中国语文》杂志曾经发动关于语文教学的讨论，吕叔湘先生、叶圣陶先生以及国内许多著名专家和若干大、中、小学教师，都为此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文章，吁请社会及学校注意这件大事。

到上世纪90年代初，陆定一同志感到问题严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中学语文教学新体系〉序》。李慎之同志读了以后，十分兴奋，当天就给陆定一同志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到：

“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一直到硕士生、博士生的语文程度越来越低。在内心深处，我一直以为这已是我们民族的一大灾难……而且随着教师学力的下降，水平还在下降”，“现在大学都说要振兴科学技术，要建设精神文明，但是却很少有人注意，人的思维能力决定于少年时代的语文训练。而语文训练既决定于识字的多寡，也决定于语文所体现的知识和哲理……”，“我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十年了，按我们的体制，这是最高学府，是人才荟萃之地，但实际水平，实在不堪逼视，原因何在？不是资料少，不是交流少，而是因为基础差。基础为什么差？小学中学的语文就没有过关。”“从我自己体会出发，我以为您（按：指陆定一同志）提出的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是真正关系到我们国家命运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的语文教育所以下降到今天的地步，我们党的工作不能辞其咎。我希望您能继续领导我们来纠正自己的失误。”

现在又是十几年过去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中国过去的许多著名的中学，在国文教学方面，都有可贵的教育资源，为什么我们不去发掘和继承呢？

（二）办好一个中学，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和一个好的领导层。就像重庆南开中学张伯苓校长以及喻传鉴主任所代表的那种好的领导层一样。

这些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真正懂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要懂得如何对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要有彻底献身于他所从事的崇高教育事业的决心和精神，要十分爱护学生。同时，还要思想开放，鼓励教师和学生都能自由思考，不使他们的思想封闭在某一个框框内，或束缚在某一根绳子上。还要使教育事业保持绝对的尊严和相对的独立性，不能无条件跟着上级指示打转转。

（三）严格择师，是办好学校的又一关键。进入南开中学的教师，都是经过严格选择的。选择的标准，首先当然要看学识。比如，教英语的老师，进南开中学前，喻传鉴主任就要面试他或她的语音水平，要求语音能够达到标准。其次要看人品，看够不够“为人师表”。有一位老师，刚到校不久，就用各种名义向学生借钱。经考察属实后，就被辞退了。此外，对各科老师都要求有很高的敬业精神，要对学生极端负责。重庆南开中学的国文教员，水平都高，对学生的作文，往往连标点也都注意到了。如，有一位同学作文，开头一句是：“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陶光老师在作文评讲时说，这句话，可在“的”字的后面加个逗号，变成“远远的，东方太阳正在升起。”这就把整个情景写活了。同学们大为叹服，称陶光老师为“一点师”，以别于古人所谓“一字师”。重庆南开中学不论正科、副科，选择教师都一律要求有高水平，这就更难得。教历史的方慕韩老师，教地理的董心涵老师，教音乐的阮北英老师，教美术的陈湘燕老师等等，都是当时第一流的各种专业课老师。教化学的郑新亭老师，化学课教得特好，许多同学考大学时，因受郑老师影响，而报考化学系或化工系……如此事例，不胜枚举。

（四）要让学生自由地接触各种思想，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使他们从小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重庆南开中学每周有周会。周会由学校邀请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潮代表的名人，来校作讲演。这种讲演，对学生了解时代、开阔思想，无疑起了很大作用。被邀的政界名流中，有周恩来、孙科、冯玉祥、何应钦、陈立夫、朱家骅、王世杰、蒋廷黻等，著名学者和新闻出版界名人有：马寅初、胡先、翁文灏、孙本文、卢前（冀野）、范存忠、胡政之、王芸生、王云五等，著名作家有：老舍、曹禺、冰心等。总之，他们思想各异，主张有别，但南开中学都邀请他们来校演说，这体现了南开教育自由、开放的一面。

学校中还鼓励学生办各种各样的壁报，在壁报上发表各种各样的意见。且有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的。办壁报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还是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还举办各种辩论会，大都辩论时事问题，促使学生关心时局，培养学生的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和演说的口才。参加辩论会的，有许多初中部的学生，男生、女生都有。

以上说明，南开中学的办学倾向是主张自由的，是反对思想专制的。这是办学方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在办学中，一旦过分强调思想定于一尊，使学生不能在自由的环境中，对各种思潮进行鉴别择取，比较分析，势必造成思想上的僵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们的后代，一旦思想僵化，不能正确地思考如何吸收各种思潮中的有益成分，那就必然极大地危害这个国家、民族的前途。且思想专制，绝对定于一尊，客观上一定反对“兼容并包”，这也最容易形成一种逆反心理，逆反心理形成高潮之时，这个国家、民族也就什么事都办不好了。

（五）南开中学的“公民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德育的主要内容。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既是人生观，也是方法论。公民教育主要就强调“公”字，教育学生如何做人。而这种公民教育，也是让学生在各种实践中学到的，包括：社团活动，班级活动，创办壁报，举行辩论会，等等。

（六）真正把体育作为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能有健全的体魄，服务于社会。绝不能把体育作为表现某种虚荣心的手段。

有一种“三点半”精神，是南开教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每当午后两节课上完，正是下午三点半钟。这时，同学们都要走出教室，进行体育活动。当然，也可以利用这时间，进行其他课外活动，如歌咏活动，排戏，办壁报，等等。不少校友到了老年，还感谢这“三点半”精神，使他们养成了经常运动的习惯，增进了身体健康。

南开的各种运动队都是业余的，队员没有任何特殊化的待遇。对队员功课的要求，也和其他同学一样，不及格的要补考，三门不及格的要留级，绝无例外。这就防止了因提倡体育运动而培养出一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扭曲了的所谓“体育明星”。

此外，体育还加强了学生对毅力的锻炼。由于强调要注意体育道德，也就教育学生从小要注意增强道德素养。这就不详说了。

（七）美育及课外活动。这本来是两个范围的事情，但由于有某些联系，就合在一起来写了。

美育的教学活动，主要通过下列环节来实现：1、重视音乐课和美术课。不是把音、美作为可有可无的课程来看待，而是把它看作对学生品性和情操熏陶的重要环节来看待。因此，这两门课都有许多具体要求。2、适当增加一些有关美育内容的选读课。如教国文的孟志荪老师，在高二高三班就开了“诗词选读”。使学生能从中得到情趣上的感染和美的熏陶。据现居台湾的南开中学校友齐邦媛教授回忆：孟老师这些课程“绝不输于今日大学的课程”。当然，对学生教授这些诗词，并不只限于美学上的价值，更多还着眼于文学，着眼于如何理解一些古代诗词作品的艺术和社会价值。3、训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养成爱美的习惯。要求教室和宿舍都要整洁，在学生宿舍中，要“考美”，等等。

美育还和许多课外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如，组织歌咏队，排练大合唱，演话剧，唱京戏，组织欣赏古典西洋音乐会，等等。这都是在实践中体现美育。张伯苓校长有句名言：“不会玩儿的是傻孩子。”用“公”“能”目标培养出来的人才，当然要有些生活情趣，要爱玩儿，而且要玩儿得好，玩儿得痛快。在学生时代，这样的玩儿，不但不会影响学习，而且促进了学习。

如今，“应试教育”往往把我们一些学生，教育成既不会尽情玩耍，也不会认真思考，而只会死记硬背的“书呆子”。这些“书呆子”往往“高分低能”。

（八）允许并鼓励学生在思想上独立思考，鼓励学生思想上的自由，绝不排斥学校对学生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严格管理。其中包括了升、留级制度和考试制度的严格执行。

（九）最后，重庆南开中学成功的重要秘诀还在于：整个学校上下左右，都充盈着爱心。张校长、喻主任都全心全意爱护同学，所有授课老师也爱他们教过的学生。这样，学生们当然也爱他们的校长、主任和老师。同学和同学之间，更胜似兄弟姐妹，互相关爱。这是一个真正温暖的大家庭。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雨沧桑，师生、同学之间的爱心依旧不变，这很不容易做到，但南开的校友们做到了。台湾大学的齐邦媛教授，是1943年重庆南开中学的毕业生，1994年写了一篇散文：《寄英茂》（英茂是她的同窗好友），主要回忆她们当年的校园生活。文中提到：1968年，她到纽约讲学，想起要去看看相别二十多年、她敬畏的王文田老师。在王老师公寓的通道里，师生执手，一往情深，竟是泪眼相看。齐教授在文中还怀念已逝世多年的教国文的孟志荪老师。她写道：“不知他晚年生活如何？葬于何处？祭拜之心，常在念中。”齐教授提到，学生们对老师的这种感情，实际源于当年校长、老师对他们的关怀，源于“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的启示，源于校长要用办教育的方式，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

今日，仍然是这种爱心，把当年南开的校友们与母校及老师、同学拧在一起。这个现实，也启示我们思考一些办教育的根本问题。

2005年第1期 华盛顿拒绝王袍加身　作者：付　阳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会议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但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了。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意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订，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

2005年第1期 纪念郑和：我们应自豪还是自省　作者：李一蠡

整整六百年前的1405年（明永乐三年），是郑和奉旨“七下西洋”的首航之年。其后，这支大明帝国的庞大舰队平均每四年远航一次，大体两年在海外巡航，两年在国内紧张休整，准备新的远航。这七次（一说八次）距离、规模、耗资三空前的远航，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航海史上一件大事。中国和世界都有理由纪念这个属于人类创纪录壮举之一的事件。

但是，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在各国，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大国纷纷强调“海权”和“海洋战略”的今天，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以什么心态纪念中国人做出的这一壮举？它仅仅是一件值得为我们华夏先人自豪的往事吗？

是“创举”，还是“绝唱”

“海洋权利”、“海洋战略”，即英文sea power这一概念的提出，大约仅有百年，首先出现于1902年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我国早先把这一概念译为“海洋权利”，但power的确切意思应是“力量”、“权力”或“实力”。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内涵，早已在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海洋权力时就成为尖锐的客观事实了，所谓“海洋文明”或“蓝色文明”就是由此所推及的概念之一，而近些年这些概念更加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有论点认为，中国压根儿属于“黄土文明”国家，从来就缺乏“海洋文明”传统，并把这归为中国积弱的原因。这个看法值得商榷之点在于：中国虽然文明中心在中原，总体上是农业国家；但看看清中叶以前多数朝代的历史版图，中国海岸线之长，海域之广，完全可与被称“欧洲文明摇篮”的地中海面积和海岸线总长相伯仲。而且即使在古代，中国沿海人口数量也不少于地中海沿岸人口，中国先民航海的历史和成就比之希腊、罗马绝不逊色。早在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已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揭开了航海的序幕。到秦汉时代，海船大型化特别是用帆御风的技术，使徐福东渡日本和西汉远航印度洋得以成功。由汉代开始，中国曾经有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举国开放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中西亚和南亚有了商业、文化往来。隋朝时就能造名曰“五牙”的大船，“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隋书》）。唐代陆上丝绸之路达到极盛已众所周知，而海上丝绸之路也于这时兴盛起来。到宋、元海上贸易已大大超过陆路贸易，泉州、广州、明州（宁波）、合浦等城市已是有名的贸易港。唐、宋开始在广州、泉州等地建立了市舶司，是为世界最早的海关。由于航海的需要，北宋时已懂得利用星图和指南针航海。元末中国已与亚非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上贸易关系。那时刺桐港（今泉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港口”，这个评价恰恰出自两位来自地中海的西方人的著作，一是《马可波罗游记》，一是1347年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的《游记》。

郑和远洋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程之远、航技之高，成为当时世界之最。明朝的《自宝船厂开驶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图》记载：郑和所率200余艘船只，最大的舰船（称“宝船”）“长度为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张十二帆，可容千人”。而哥伦布船队最大的船，按当时中西度量衡之比，只有郑和宝船1/8那么大，整个船队也仅三只船而已。航海技术是足能说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具有代表性的标志之一。因此，郑和携两万多水兵的七次远航，是15世纪初旷世未有的中国综合国力大演示，说明着中国几千年积累的航海知识和科技能量。

这里有必要推荐最近才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已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系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教授、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荣誉院士）。这部书说中西开展海洋贸易之初，“东方的经济规模和利润比欧洲要大得多”。“欧洲人……及其商船仅为中国人及其船只的1/10；而且欧洲人的货物主要不是欧洲产品，而是中国的瓷器和丝绸。”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在技术方面，西方几乎没有传给东方任何东西，技术的流向是相反的。”而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就麦迪森这本书所作的引申补充之文《中国经济千年史》所说，中国在公元1000年（宋真宗咸平三年）至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的八百多年中，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大体上不断增加，最高时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 ，即世界总和的1/3！其后才逐渐下降，到1950年仅为4.5%，达到最低。

这就可看出，郑和出海时，中国正处在经济上升时期。郑和之旅既然是建筑在中国的总体国力包括传统航海能力领先于世界的基础之上，自然能做到规模空前，很难说是郑和，更难说是厉行禁海政策（即使在郑和出海同时也严禁其他出海活动）的明朝廷骤然横空出世的“创举”，倒应说是历代中国人积累下来水到渠成的勋功伟业。而令人不胜扼腕惋惜的是，中国恰在此时禁海，官方航海活动也以郑和第七次出海后戛然而止，直到清朝后期才在外患逼迫下新建海军。郑和的事业成了一曲五百余年无后续演出的“绝唱”！

而中西航海事业差距以及所有方面差距的拉开，只是从此时埋下伏笔。在郑和下西洋之后87年、92年、114年，欧洲人才有几次堪与郑和比肩的航行，分别是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远航印度，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环球一周航行，此后西方航海事业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所谓“蓝色文明”。而中国则拱手让出海上领先地位，正式退守“黄色文明”。

是“国事交往”，还是“帝王家事”

郑和的时代恰恰是个有代表性的时代，即中国由汉唐宋元时的较开放社会，断然决然地向古老的封闭社会回归。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由于他自身和元末造反的各家头领大都是流民出身，所以他深知流民是最不稳定最易拉竿子造反的阶层。而江湖商贩和商人雇用的农村外流人员，正是流民之渊薮。控制流民的最好方法是将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所以朱元璋以农本商末为治国要策，大力抑商，特别是厉行禁海，宣布“片板不准出海”。而正是在“罢市舶严海禁”，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三十一年后，郑和却奉旨远赴南海西洋。

那么郑和出海究竟是为了什么？

现在，为纪念郑和首航六百年，举出了若干理由，实际上是猜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新朝国威，有人说是为了缔造和平环境，建立邦交。但既然明朝把保守主义国策都镌刻在铁板上挂在皇宫正门内了，那么这些推测好像都站不住。

这就有必要提及明初皇家一段家事。

郑和首次远航的1405年，是明朝第三代皇帝朱棣继承大统的第三年。众所周知：朱元璋登上帝位后，为集权于一身，四次罢相，后来干脆废除古来的宰相制，撤销中书省，并先后把开国将领诛杀殆尽。同时却裂土封藩，把自己的26个儿子封为大小藩王，镇守各地。朱棣是朱元璋第四子，封燕王，驻北平（今北京）。1399年朱元璋病危时，因皇太子朱标已死，下诏传位给皇太孙朱允，是为建文帝。朱允在位三年多时间中，考虑到朱元璋所封的各地藩王都是自己叔辈，有不少人积有战功，恐日后“尾大不掉”，同时也为了改变祖父朱元璋重武轻文的做法，于是按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言，开始改制，实行“新政”。由于涉及削夺藩王权力，这就引起了皇族内部一场血腥斗争。

朱棣在诸藩中最强，战功最著，心计又最多，他先是装疯，“佯狂走呼市中，语多妄乱”，给人以假象，暗地里却充实兵力。1399年7月，以朱允“居丧无状，淫纵过于桀纣”为罪状，发起“奉天靖难”之役。经过两年零九个月血流漂杵的内战，在1402年6月攻陷南京。但宫中突然烧起大火，朱允却不知所终。整个故事的“扣子”正在这里。《明史》说朱棣“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但据中华书局出版的《明史考证》（作者黄云眉），《明史》的纂修者们在朱允是否死难的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于是在《明史》补本中这一句又改为“遣中使出后尸于火中”，“帝”字不见了。而野史有的记载是“程济奉上（指朱允）易僧服去”（《明书·建文皇帝本纪》）；有的说“帝由地道出亡”（《震泽纪闻》），甚至传说有人在云南见过“着僧服”的朱允……这段公案一直争论到民国初年。当时的北大教授、史学家孟森则坚持认为朱允未被烧死，并举四大理由，其中重要的两条是：朱棣长期羁押审讯一个叫溥洽的和尚，只因这个和尚涉嫌为据说已出走的朱允剃度；另一条是，《明史》胡滢、郑和传中记有朱棣密令胡滢“遍行天下郡县”，寻访朱允下落，和“遣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孟森问道：“果成祖已确认火中有帝尸，何必海内外分途遍访，历二十余年？”

现在很多史家在谈论郑和七下西洋时，往往津津乐道其壮举的一面，这一段皇族内部的斗争多不涉及，但在追寻郑和出洋动机时，这些帝王家内之事或许是很有讨论价值的。

不过，郑和完成的多次壮举，不是商业行为，也未促进国际贸易。他带出去的大量人员乃是军队，大量物资乃是“赐物”，带回来的除航海日志式的东西（今存几本小册子）外，则是以奇珍异宝为主的“贡物”，那些东西没有进入国内市场，更没有公之天下与民共享，而更多是在皇帝赏玩之余还分给了少数皇族和官僚；其次，明朝并未在郑和出海的同时废除海禁政策，普通商民仍不准出海贸易，违禁的处罚仍十分严厉。

事实很清楚，郑和的远航即使不是纯为帝王家事，也与国家贸易无关。

值得国人“自豪”，还是更值得自省

明朝1405-1433年这一过度铺张浪费的大规模连番远航，如果说值得我们纪念，那么我们是该为六百年前这一“绝唱”“自豪”呢？还是应该自省？

从后来发生的历史及其教训看，似乎不那么值得华夏人“自豪”，却大大值得我们自省。

郑和连续多年的远航，扩大了他的眼界胸襟，总结见闻认识，他曾说出一句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极富远见卓识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亦来自海上。”他的这句话应与二千五百年前古希腊学者狄米斯托克利的预言有渊源关系：“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

他毕竟见识了近半个地球的广大和富饶，甚至耳闻了红海西边正在噪动变化中的欧洲的情况，才知即使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是关起门来自唱自乐也仍是一种夜郎意识，甚至是一种隐隐的危机；但他毕竟只是个太监———帝王奴仆，他的认识却改变不了帝王的无知，改变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国策，改变不了以后的明清两朝以海禁和抑商政策对中国发展势头的严重阻滞，改变不了这个曾令人倾慕的“天朝大国”自我斩断发展生机，由盛转衰的历史。

无论是朱元璋的禁海或朱棣时的“七下西洋”，都不是忽发奇想，而是为了维护已处于中国封建末期的皇权，是为了一家乃至一人之私权私利。六百多年前的抑商禁海，正说明皇家对当时中国渐渐壮大的商人阶层的恐惧。而“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167页）商业被抑制，商人被盘剥或被收买（像晋商徽商大户那样成为官商、“红顶商人”），新阶级无从产生和壮大。而没有新生产关系新阶级的历史要求，中国那些巨大“夜郎之国”的帝王，除了更加精研专制之术外，是永远不可能产生海洋意识、海洋战略的。归根到底，不是我们这民族偏爱“黄土文明”，而是中国的专制统治阶级特别钟爱“黄土文明”，因为天然的“皇权主义者”、好像“一麻袋马铃薯”（皆马克思语）那样的农民是最容易统治的。

郑和七次浩浩荡荡的航行终成绝响，而在他之后87年，哥伦布才率90名水手驾三只小得多的帆船完成“发现美洲”之旅；在郑和之后114年，麦哲伦才率265人驾五只小得多的帆船去执行绕地球一周的航行。然而历史价值的大小不是凭船队规模的大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评价哥、麦二氏的航行所造成的影响的呢：“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地、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共产党宣言》）

中国由一个原本可成为海洋大国的国家，一个原本可为世界历史的发展更早做出伟大贡献的国家，出于今日思来显得异常渺小却又实质上异常深刻的原因，自甘自愿退出15世纪开始的人类史上创造全球功业的竞争，郑和的短暂风光迅即黯淡，终于使中国在沉寂四个世纪后的鸦片之役开始，吃尽丧权辱国的苦头，以曾为举世公认的富裕之邦，变成因落后而贫弱不堪的半殖民地！时机既去，噬脐何及！六百年所经所历，不能不成为中国人难以忘怀之痛，足够深深地反思寻味。

如果说有些值得讨论、记取的东西，那么至少可提出三点：

一是守成意识。朱元璋是历史上少有的以农村流民出身参加起义当上皇帝的。农民意识之一就是守成，小富之后必守成，暴得天下更要守成，办法就是以农立国。他严海禁、撤市舶，建九边、修长城、抑商兴农、以保甲连坐的酷法把农民固定在小块土地上，以及诛杀旧日同袍，大兴文字狱，搞特务统治……无不出于“为子孙谋”的意识。而一个农户守成无非是守住田产，自给自足过日子；国主守成则体现为“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月》），就是无限高度集权，照《皇明祖训》老章程原教旨办事，奉之唯谨，不敢错一步，而不求发展创新。怎奈时代不同了，当时西方已开始迈入生机勃发的资本主义初期，在竞争的大环境中，不进则退的道理尤其成为绝对法则。无怪乎台湾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中把明季说成“绝对专制的大黑暗时代”，“官僚文化的大酱缸”。

二是上层建筑如何适应历史的要求。今天看来，明清两代前期迷于并擅于集权的君王，虽然各有其文治武功，史家甚至多有颂之为“盛世”者。但从本质上说，那样的上层建筑是严重背离经济基础的要求的。中国积数千年的民族智慧和自然经济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使中国一直到清嘉庆时国家财力仍占世界总财力的1/3。马克思说“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生产的历史前提。”（《资本论》第三卷167页）从唐、宋起，中国已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商业，这才是综合国力较高的原因，仅靠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出现这样高积累的。如果上层建筑不成为发展障碍，说中国向商品经济社会转变根本没有可能的观点恐怕是武断的。而不断地推进上层建筑的改革，使之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带规律性的课题。封建王朝出于统治者的私利，一般不可能自愿做到这一点。

三是海洋战略眼光。尽管西方在面向海洋走出去的时间比中国要晚，但重要的却是，两者的历史效应迥不相同。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使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的朱元璋不可能有通过商业进而通过商品经济振兴国家的眼光和韬略，而西方却恰恰以商人即早期资产阶级的兴起而得以引领世界风骚。他长于内斗———镇压国内的异己力量，把一同起义的各路农民领袖（包括其宗教性的领袖偶像小明王）一一除掉；他仇视并惧怕商人，以抗倭为名严禁海商出海，而当时出海经商的海商集团已形成规模，于是明朝与被迫违禁出海贸易的海商形成很长期的斗争，既损伤了海商的发展从而自我斫伤了传统的海上实力，也削弱了明朝自身。他的儿子朱棣也以内斗见长，通过内斗取得了皇位后仍大开杀戒，翦除忠于他亲侄子的大量南京朝廷官吏。他派郑和出海如果确是为追寻朱允，那就把内斗延长到了海外。韩非子说，使国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是国家强盛的征象之一，而勇于私斗（俗称“窝里斗”），加强对内镇压，在明清两朝则较之以前的封建王朝更加青出于蓝！

这样，中西方之间就首先在治国理念和方略上出现了一个分水岭，中国在13、14世纪即朱明王朝以后，就决定了走下坡路的前景，其后所出现的任何"盛世"景象，放在世界历史坐标上看，都不免有虚幻的、孤芳自赏的一面。而由于先进却终于落后，由于灿烂却终于黯淡，世界的几大文明古国大体都曾进入这样一个历史怪圈。这很值得深思。

不过，平心而论，却不应因此而大大贬损郑和的事迹。郑和34岁（一说30岁）接受率舰队出海任务，历二十八年艰辛，在许多方面创造了此前未有的世界纪录，最后死在第七次出海的归程上（一说死于镇守南京任上）。无论如何，从人类发展史角度看，以大规模远航征服大洋，使隔绝的东西方有了首次大规模接触，以及它在航海经验和技术上的空前贡献，那次壮举的意义无疑应该在史书中落一重笔。虽然出海动机成为千古之谜，成为有过程而无绩效的一件尽显风流和锋头之事，但其过不在郑和。他的名字仍会留于史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世界历史名人。

2005年第2期 齐燕铭在文化部　作者：齐翔延　周士元

被周恩来派进文化部

1958年国庆，在天安门城楼上，文化部的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向周恩来总理提出，希望能派齐燕铭到文化部帮助工作。最初总理不同意，后来答应让齐燕铭兼一部分文化部的工作，只管文博、出版和戏曲，主要精力仍放在国务院。

1960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批准齐燕铭为文化部党组成员；2月16日，周总理任命齐燕铭兼任文化部副部长。1961年3月，钱俊瑞调离后，他又被任命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由于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社会活动较多，齐燕铭实际上主持文化部的工作。

60年代初期，全国文化界的形势正处于一个艰难的时期。

建国十一年来，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无论在电影、戏曲、音乐、舞蹈、小说、诗歌、美术等方面，在艺术水平上、品种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特别是电影、话剧（包括歌剧），涌现出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戏曲创作逐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展现出新的舞台形象。

然而，文化艺术界每迈出一步，同时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变幻无常的政治运动始终是笼罩在文艺界头顶上的一块阴云。

解放初期，当广大电影工作者正积极投身于新中国事业的时候，1951年发起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致使电影事业停顿了两年时间。随后开展的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影响，文艺战线一片萧条，各地各个剧种的传统剧目、地方戏保留剧目一概被禁止演出，以至于许多剧团无戏可演，生活不保，引发了艺人们的极大不满。

1956年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文艺界欢欣鼓舞，一时涌现出一批反映新中国建设现实生活的文学艺术作品。文化部也于1957年4月宣布开放一批“禁戏”。有人称颂“文艺界的春天到来了”。但时隔不久，反“右派”运动开始，大批文艺界人士被打成“右派”。

1958年，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文化部把“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作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并采取按百分比的方式（即现代戏、传统戏各占多少）给各级剧团下达指令性的任务，形而上学的行政措施违背了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一时间“假、大、空”的胡编乱造的“艺术”作品充斥舞台，不但现代戏没有促上去，连好的传统戏剧也给拉了下来。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宣部召开的文化工作会上提出警惕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认识文学艺术上的主要危险”，提出开展一个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文学艺术的运动，批判修正主义，认为其主要表现就是“以人性论反对阶级论，以人道主义反对革命斗争”。甚至涉及19世纪欧洲文学。

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情况下艰难地发展着。中国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担忧，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局面，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理想终将成为一句空话。

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条件下，齐燕铭被周总理派进了文化部。

对文物古籍事业的贡献

齐燕铭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介入文化部工作。在兼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第一年，他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国务院，在文化部，开始只管古籍、出版、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为今后推开文化部的工作做一些调查研究，组织召开座谈会，深入基层听取群众意见。

齐燕铭一直把保护和拯救中华文化遗产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在文化部的岗位上，他顺理成章地将这些事情纳入了正常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轨道。例如，蜚声于海内外的北京荣宝斋，齐燕铭就曾经给予很大的关心和支持。

荣宝斋是享誉中外的一家中国传统的古玩字画店，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齐白石等艺术大师，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就连鲁迅、郑振铎也都常常光顾荣宝斋。然而到了解放前夕，荣宝斋到了几乎要关门的地步。在郑振铎、胡愈之、齐燕铭等人的帮助下，国家出版总署投入一部分资金，实行公私合营，使荣宝斋免除了这一劫难。

齐燕铭以其远见卓识支持临摹复制古代书画名品，成为北京琉璃厂的一段佳话。50年代后期，经理侯恺为推动荣宝斋的经营，启聘了一批行家里手，从故宫和东北博物馆临摹了百件中国古代书画精品，诸如唐周的《簪花仕女图》、晚唐的《韩熙载夜宴图》等。这样既能更好地宣扬祖国绘画艺术瑰宝，同时也有利于荣宝斋的经营，并且可以为国家换取大量的外汇。

齐燕铭仔细地看了足以乱真的《韩熙载夜宴图》后，高兴地说：“不要急于卖出，因为只有三十多件，数量少，画又名贵，国内国外各大博物馆都可作为一件副本收展。虽非原作，但可欣赏到中国历代传统绘画的基本面貌，还可在报纸杂志上介绍宣传一下，我可给你们介绍在国外报刊杂志上登载。价格可定高一点，国内外要有区别。”果不出其所料，这些复制品以五万元为起点出售，销路极好，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纷纷前来购买。

齐燕铭认为，荣宝斋应当利用自己的影响和能力，帮助国家回收古代著名书画作品。在得知荣宝斋存在资金上的困难后，齐燕铭特批了十数万元专项拨款，作为回收资金使用。荣宝斋的工作人员奔走于民间，搜集回来大批字画。每批珍贵资料搜集到之后，齐燕铭都亲自组织专家审鉴。他指示凡收到的一级品，一定要提供给国家收藏。而故宫有些不必收藏的，或数量过多的，再由荣宝斋出售，称之为“前门进，后门出”。

齐燕铭到文化部工作后，把字画销售问题列入文化工作议程，1960年4月3日，齐燕铭把商业部、外贸部、土产出口公司、特种工艺品公司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请到文化部，对改变文物商业管理体制问题交换了意见。11月30日，发出了《关于新华书店经销荣宝斋木刻水印画的通知》。1961年12月，又召集部长会议，专门讨论了将不宜在国内出售的清末民国初期的名人字画组织出口和将荣宝斋、文物出版社的复制品运往香港出售的问题。这些政策对于弘扬祖国文化，增加荣宝斋的资金积累，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在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是1952年由郑振铎、齐燕铭提议，政府批准成立的，郭沫若题写了招牌。在以后的岁月里，齐燕铭给予了大量的关心和支持，中国书店开始以经营古旧书刊为主，兼做文房四宝、工艺品等，如今已成为北京以至中国的古旧书业的“龙头老大”。齐燕铭稍有闲暇，就要去和中国书店经理和专家们聊一聊古籍文物的发掘、抢救问题，指出不要轻视古旧书经营行当，这项工作做好了，同样造福社会、功在千秋。自1952年11月4日成立以后的50年里，中国书店抢救的各种珍贵古籍文献中，未见著录的罕见的孤本、珍善本古籍5000余部，被完好地进入国家级图书馆永世收藏；修补珍贵古籍20余万册；补配重要典籍近万部；整理、出版古籍图书2035种。如今，设在琉璃厂的总店以及同一条街的子店邃雅斋、汲古阁等，都是学人们“淘金”的好去处。

齐燕铭亲自领导的古籍整理、点校、出版工作，更是新中国文化事业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

1957年12月10日，在齐燕铭的倡议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亲任组长，以抢救、整理、点校、注疏、编辑、出版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历史典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人员都是中国当代学问大家。文学组召集人是郑振铎、何其芳。历史组召集人是翦伯赞。哲学组召集人是潘梓年、冯友兰。规定中华书局担任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为加强古籍出版力量，文化部出版局局长金灿然调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兼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公室主任。1958年当年，文史哲三个小组完成了《整理和出版古籍计划草案》，从浩瀚的古籍中选择出几千种选用对象，并且列出所采用的版本，其中文学部分3383种，历史部分2095种，哲学部分1313种，合计6791种。很短的时间里，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1960年，齐燕铭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后，领导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规划草案共列入古籍选题500多种，读者对象分作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这些读物和工具、参考书，为广大读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为专家、学者进行科学研究，发挥了深远的作用。

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是古籍整理中一项最有代表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到二十四史的整理和出版问题，许多民主人士、学者也都引颈企盼。在齐燕铭的具体领导下，从1958年开始，中华书局组织专家学者开始进行整理，在校勘、标点、分段后出版发行。1959年，前四史首先出版，受到社会上的好评，同时也为其余诸史的点校工作铺垫了深厚的基础。到1978年，点校本二十四史全部出版。如今，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已成为公认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随后，《新元史》、《清史稿》也得以校勘出版，人们遂称之为二十六史。

中华书局是中国古籍出版业一块“金字招牌”，然而当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都非常艰难，128名业务、行政人员挤在东总布胡同十号大院东北角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大批珍贵古籍史料堆积在走廊楼道，整个院子拥挤如蜂巢蚁穴，冬季煤气呛人，夏季恶臭刺鼻。金灿然一次次找文化部有关部门交涉，数年没有结果。齐燕铭为此极为愤怒。到文化部以后，他亲自多方奔走，终于使中华书局在1961年秋季搬到了翠微路的文化学院的旧址，办公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得到相当圆满的解决。他还帮助物色人才，陆续推荐了一批学者，加强了中华书局的编校力量。在三年困难时期，为了保证标点二十四史老专家的身体健康，他又帮助解决副食品供应等问题。

齐燕铭在出版学术著作问题上，极力主张尊重科学、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摒弃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和政治上的偏见，支持出版近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书局在齐燕铭的指导下，组织专人整理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朱希祖等人的著作，其后，冯友兰、马叙伦、杨树达、余嘉锡、陈垣、汤用彤、岑仲勉、罗常培、王力等各不同门户学者的著作也都相继问世。那时国家困难，印刷纸张十分低劣，但是，他们的作品得以出版已属不易，还是非常高兴的。

他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古籍整理事业，始终强调对古籍整理人才的培养。在他和金灿然、吴晗、翦伯赞、魏建功等人的努力下，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合办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设了古汉语、古籍校勘、版本目录和名著选读等专业课。后来还招收研究生。中华书局也选送青年编辑去深造。齐燕铭、吴晗、金灿然等同志也都在这个专业讲过课，为我国培养出一批不可多得的古籍整理人才。

齐燕铭在进行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时，并没有忽略正常的出版发行工作。仅在1960年和1961年的时间里，他就召开各种会议十余次，围绕科技图书、学生课本、毛泽东著作、文学作品、画册年画等开展座谈，进行调查研究。由于天灾人祸，纸张等印刷物资供应极其困难，他又专门组织召开文化物资方面的会议，协调、解决出版方面的困难，并强调无论如何，要确保学生课本应用纸张。他针对编辑印刷环节存在严重的的质量问题，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严厉要求健全编辑审校制度，堵塞差错漏洞，提高编辑、印刷质量，并以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宣部报送了《关于提高书籍质量，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这些措施，为我国的出版事业走上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进行的，还有文物工作和博物馆的建设工作。此前文化部尽管对文物和博物馆工作也做了不少事情，但工作处于一种无章可循的混乱状态，以至于陈毅副总理曾为此发过脾气。

1960年3月15日至25日，在齐燕铭的主持下，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对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指示精神、总结十年来的工作成绩、讨论文物与博物馆事业的八年远景规划和1960年工作计划。

齐燕铭在会上作了《关于积极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提高工作质量》的报告，他说，从1949年建国至1957年，全国博物馆已增至72个，为1949年的342%；发掘古文化遗址316处，古墓葬23102座，出土了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各时代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物。表明新中国对文博工作的重视。报告强调今后文博事业的发展需要进行全面规划，注重提高质量，并迅速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专业人才。随后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调查、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两个重要文件。

1960年11月，陈毅副总理主持的国务院第105次全体会议。在讨论《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时，齐燕铭说明了制定这两个文件的原因：(一)过去陆续发的几个有关文件，有些已不适用或重复，有的需要统一起来，集中成一个文件。(二)1956年国务院发布了《配合农业生产建设高潮保护历史、革命文物的指示》后，各省市区作了文物普查工作，到1959年10月，各地已公布8663个需要保护的重要文物。为了便于同规划、基建部门配合，以利将来的文物发掘规划、保护、移动，提出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暂行条例》对文物的范围、管理机构、文物等级、保护、发掘等作了20条规定。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176处。会议通过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批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于1961年4月1日公布。

这些法规对全国文物保护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齐燕铭在主持文化部工作的时间内，为剧团的改制、为群众文化工作、为改善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管理，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和管理条例。同时，完成国务院要求文化部机关及文艺团体精简机构和下放人员的任务，落实甄别平反政策，给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安置生活、安排工作。

所有这些，不过是他在文化部工作的一小部分，对于他的艰难的文化之旅，仅是一个起步。

提出“三者并举”的口号

戏曲事业一直是文化部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对于戏曲，齐燕铭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行家里手。在延安时期，他和杨绍萱共同创作了《逼上梁山》，并亲自导演，演出后反响强烈，毛泽东当晚就给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赞扬道：“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1949年初，齐燕铭护送一批民主人士从石家庄去北京，在李家庄停留的时候，中央统战部举行晚会，齐燕铭应大家的邀请，清唱了一段昆曲《林冲夜奔》，字正腔圆，余音绕梁，使得许多人大吃一惊，楚图南在他回忆录中感慨地说：“我这才了解到燕铭同志的多才多艺，既有深湛的文化艺术修养，又有燕赵之士的豪情，更有一个坚强革命者的机智和勇敢，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齐燕铭身边团结了大批全国东西南北各剧种、各流派的表演艺术家，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有这些，都是齐燕铭能够当好文化部领导的重要条件。

1957年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艺术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批批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因为“政治错误”而受到批判、处分。许多人感到压力很大，战战兢兢，生怕逾越“雷池”一步。即使在这样狭窄的艺术空间里，还是出现了一批思想水平、艺术水平较高的舞台艺术作品，如歌剧《红霞》(1957)、《洪湖赤卫队》(1959)、《柯山红日》(1959)、《红珊瑚》(1960)、《刘三姐》(1960)等轰动一时，妇孺皆知。话剧舞台也涌现出《枯木逢春》、《槐树庄》、《龙江颂》、《洞箫横吹》、《万水千山》、《兵临城下》、《创业史》、《星火燎原》等，还有反映历史题材的《蔡文姬》、《胆剑篇》、《关汉卿》、《文成公主》等等。而传统戏曲舞台则相形之下显得不足。196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戏剧观摩演出中，传统戏的剧目占的比例很大，少量的新编历史剧、现代戏不但微乎其微，而且质量粗糙。

齐燕铭十分清楚，戏曲改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有历史渊源的关系，又有现实的问题。首先传统戏曲在表演程式上的局限性，对于表现现代人物，尤其表现工农兵，就面临着许多复杂的问题。其次，落后的剧本创作也是戏曲发展的一个主要症结。第三，在音乐、舞美、化妆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脸谱化的模式，成为传统戏曲改革的不易逾越的障碍。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文艺战线泛滥成灾的极左思潮。许多人不分良莠，把传统剧目统统作为封建主义的糟粕加以否定，而现代戏的创作和表演还处于从无到有的摸索阶段，数量少，质量差，其中许多还受到批判。省、市、县的剧团因无戏演而生存困难，老百姓因无戏看而有意见。

新中国文艺界“左”祸的发端，应当是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部电影最初根据教育家陶行知提供的山东贫民武训乞讨筹资兴办义学，让穷人子弟得以识字读书的事迹，组织创作了电影剧本《武训传》。著名电影导演孙瑜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因资金不足而停顿。解放后，孙瑜得到国家贷款，在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很快完成了拍摄任务。电影放映后，在北京、上海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在江青的蛊惑下，毛泽东对电影《武训传》以及关于它的赞扬文章发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又在江青的参与下，中宣部专门组织人马到武训的家乡“调查研究”，进行穷追猛打。在这次批判中，周恩来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从而保护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政治批判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电影界、戏剧界的作家不敢写、导演不敢导、演员不敢演，“停演”、“禁演”传统戏之风也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

文化事业的发展极不正常的这种状况，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为此，他做了许多艰苦而细致的工作。1956年4月19日，周恩来在看了浙江省昆苏剧团演出的《十五贯》后，针对戏剧界存在的问题做了重要讲话，他说：“毛主席说的百花齐放，并不是要荷花离开水池到外边去开，而是要因地制宜。有的剧种一时还不适应演现代戏的，可以先多演一些古装戏、历史戏。不要以为只有演现代戏才是进步的。”随后在5月17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更为详尽地谈到了地方戏的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传统剧目的改编问题、戏剧的民族风格和优良传统问题、“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问题。明确指出“古今中外都有好东西，都要学，不要排斥。不要认为古的东西没有演头。”在谈到古装戏的积极思想意义时，他充分肯定《十五贯》有丰富的人民性和相当高的艺术性，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歌颂劳动人民，揭露反动的统治阶级，也需要像《十五贯》这样的戏。不要以为只有描写了劳动人民才有人民性。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物，人民在那个环境中，没有办法摆脱困难，有时就把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如戏中这样表现，况钟去见周忱，周忱不见，况钟击鼓，他就不敢不见了。我们国务院，人民群众要见我们，有的也难见。……现在有个风气，对领导不称首长就会有人怪。目前我们所谓保卫首长的某些办法是有缺点的，老百姓想见‘官’的有多难啊！我们也需要一套制约的办法。《十五贯》教育我们作‘官’的人，是不是真正在为人民服务。”

当时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一个剧目（《十五贯》）救活了一个剧种，也挽救了传统戏剧。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周恩来依然旗帜鲜明地反对文化战线的“左”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在1959年《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这是周恩来于1959年5月3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集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的文艺界代表、部分北京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讲话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的问题，就文艺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数量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领导方法与作风和艺术领导民主的关系，戏曲的形式与风格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指出艺术创作和艺术生产必须学会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和主观性。

三年之间的两次讲话，充分体现出周恩来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体现出周恩来对于戏剧文化艺术的真知灼见。对于这两个鼓舞人心的讲话，当时的文化部党组都没有认真传达、贯彻，理由是怕影响“大跃进”的情绪。上海的柯庆施只批准在20个人范围内传达。对这种做法，周恩来总理不能不有所感觉。他曾在1961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说道：1959年这个讲话“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应，打入‘冷宫’，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在1962年2月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那次我的讲话，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今天我看了上次的讲话，内容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周恩来在文化战线上的指导思想的贯彻决不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把齐燕铭派往文化部，希望他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拓展出一个新的局面。

齐燕铭不负总理厚望，到文化部后，认真学习总理的指示，扎扎实实地开始了调查研究和整顿、改革的工作。

1960年的全国戏剧观摩大会结束后，文化部召集了一个创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来自各地的作家不怕“戴帽子”、不怕“打棍子”，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许多尖锐的意见，反映出当时现代戏剧的创作为什么数量少、质量差的普遍原因，把矛头直指“左”的思潮。

广东省的郑达在发言时说，广东的粤剧、潮剧、琼剧，传统破坏较大，受外界影响多。1958年大跃进中还在整风。尽管广东省在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时成绩大，粤剧演出了现代戏《刘胡兰》、《黄花岗》，历史戏《荆轲》等，琼剧有《红色娘子军》等。但是，剧本创作还是有几个难题：1、历史上统治阶级人物能否当主角？2、历史剧如何表现人民反抗斗争的失败？3、如何记载历史真实？如何抛开史料写历史剧？如何确定史料的限制？4、如何表现落后人物的转变？如何写英雄人物和群众的关系、和领导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可否成为悲剧？

武汉人艺的吴乙天在发言中说，如何贯彻“二百”方针？1958年-1959年，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有很大的片面性。以政治代替艺术是根本的问题。简单化的领导是普遍现象。头天交任务，次日要交卷，大戏三五天。不许对现代戏提意见。现代戏有政治性。他们（指领导）的方法，一是根据报纸的消息，二是小人书。除毒草做得好，但是识别毒草、香花有问题。专业编剧人员太少，他们都是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的对象，对创作顾虑重重。一致怕写、不写现代戏，或仅只根据别人作品改编。写矛盾、写正面人物和领导人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到生活中采访，容易写真人真事，没有冲突，没有对立面。造成作家为写矛盾而写矛盾，人为地制造矛盾。

作家黄佐临在讨论会上说写作有十一怕：1、怕犯错误、怕“戴帽子”；2、怕写矛盾（现代剧）、对立面；3、不敢写对比；4、正面人物不敢夸；5、不敢将反面人物写得太深刻；6、怕出题目做文；7、怕同首长争论；8、群众的意见不敢争论；9、怕割爱；10、怕集体创作合不来；11、怕重大题材。小组会上还说，上级的意见，下去就变为命令。创作单位不能自定计划，要跟着运动跑。《上海文学》发表《钢人铁岛》剧本，被停刊一个月。

安徽的作家说，怕写现代戏有三个原因：1、作者本身有情绪；2、生活少，写不出；3、批得厉害，“左”得过火。

福建的作家说，现代题材戏质量低，是因为作家不敢写。

齐燕铭听了这些意见，大为感动，陷入深思。

这一切都是不争的事实，都是摆在他面前的难题。他看到了在广大作家、艺术家身上蕴藏着极大的艺术创造热情，认为只要善于因势利导，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保护他们，中国的戏曲事业才会有希望。一场场的观摩，一次次的座谈，一个个的交换意见，常常使齐燕铭彻夜难眠。他必须寻求出一条这样的道路：既要上面满意，同意放行，同时又要广大文艺工作者能够接受、能够实行；既要考虑到传统剧是不可遗弃的文化遗产，又要充分考虑到现代戏也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路。

他根据周恩来多年来对于戏剧事业的一贯主张，联系自己对于戏剧艺术的认识，在1960年4月29日举行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三者并举”的口号。

他说：“我们要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戏三者并举，即大力发展现代剧目；积极整理改编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提倡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在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为“禁戏”和“开禁”问题困扰，一直把传统戏和现代戏视作两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而争论不休的时候，齐燕铭把这三者关系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整体，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具体而不是抽象地诠释了党的“双百”方针，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大跃进”期间提倡的“以现代戏为纲”的极端观念的纠偏。

“三者并举”的思路立即得到中宣部的认可和支持。在5月7日举行的座谈会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就“三者并举”问题讲了话。他说：“以前提出改戏、改制、改人，以后要进入新的阶段，不断革命、革新、提高。1958年表现现代生活成为潮流，成为新的发展方向。不但能演传统剧目、历史题材，而且能演现代题材。……扶持现代剧目，不要排斥传统剧目。不能以要求传统剧目的艺术标准要求现代剧，因传统剧目是长期的创造、积累，内容形式协调。现代戏存在矛盾。另外也不要鼓励现代戏粗制滥造，临时任务是另一回事。”

5月7日的《北京日报》发表了齐燕铭的《现代题材戏曲的大跃进》文章，在充分肯定现代题材戏曲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辩证的分析了历史剧、传统戏的发展状况。他写道：“过去也有人写历史剧，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如《空城计》、《包公案》、《狸猫换太子》、《封神榜》等，今天也可以替曹操翻案，对历史剧不要随随便便抛弃。”传统戏曲剧目“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创作，不少剧目反映着人民的斗争生活和意志，表现着人民的智慧和勇敢，因之也一直流传下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有一些老艺人懂的传统剧目很多，本身又有精美的表演技能，我认为他们可以完全不再去演现代剧目，而应该集中精力，有领导地去进行对传统剧目的改编和整理工作，专门负责演出经过改编整理的传统剧目。这是合理分工。”

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戏剧必须不断革命》的社论。

齐燕铭决定从抓建立和保护剧本创作队伍、推动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入手，推动戏曲方面的改革。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多次召开戏曲创作座谈会。其中1960年11月21日至26日天津召开的北方四省(河北、陕西、辽宁、河南)重点戏曲剧院的创作汇报会；1961年1月20日至31日在上海召开上海、广东、四川、武汉四省、市重点剧院、团创作汇报会等。在这些会议上，他充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齐燕铭曾先后与梅兰芳、马连良、周信芳、欧阳予倩、盖叫天、曹禺、尚小云、俞振飞、言慧珠、袁世海、红线女、袁雪芬等40多位知名度很高的戏曲界人士进行过交谈，从各个侧面了解文艺界的情况，探讨文化工作中的问题，寻求改进的办法。

1962年6月3日，在中国文联的工作会议上，齐燕铭说，为积极推动创作、繁荣创作，文化行政部门与剧协加强剧本创作的组织工作。举办学习会、戏曲讲习会，每次讨论十个剧本。举行三个座谈会：话剧农业题材座谈会、戏曲现代题材座谈会、革命历史题材座谈会。他说，现代戏创作的核心问题，是党的文艺政策与作家深入生活问题。积极创造条件，鼓励作家深入生活，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具体安排好关心作家的福利工作（解决好旅费、观摩、听报告、参考材料、开会、兼职多、夜餐粮、健康等问题），要认真贯彻“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各地、各文化单位积极推荐好的剧本，发现人才，学习广东经验，奖励好的作品。同时进一步做好观摩演出、加强出版力量、办好两个刊物以及建立戏剧资源馆等方面工作。

随着这些工作计划的落实、实施，现代戏的创作、生产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轨道。

“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三者并举”口号的提出，对于戏曲的创作、生产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1962年文艺界呈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文化部着力组织现代戏的创作、演出，终于在1964年成功地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标志着传统戏曲艺术的改革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钱让能为责任田上书毛泽东　作者：陈大斌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及随之而起的“共产风”，给农村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地方的农村出现饿死人的严重局面。农民对“一大二公”的集体完全丧失了信心，纷纷实行“包产到户”以自救。据有关部门的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国有20%以上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到户。其中，以安徽省在全省推行的“责任田”规模最大，全省90%以上的生产队实行，被农民称为“救命田”！当形势稍有好转，中央便令安徽省委立即“改正”“责任田”的资本主义做法，但却遭到广大农民的抵制。同时，全省各级干部中也有一些敢于坚持真理的人站出来，搞调查、写文章，呼吁延缓“改正”，继续实行；还有一些干部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书”，“保荐”“责任田”。其中影响最大的“保荐书”是钱让能写的。为了这封“保荐书”，他被“揪”住，在安徽全省游斗，差点丢了性命。但他始终无悔，坚持认为自己的“保荐”是正确的。这份《保荐书》已被收录在多种农村改革的论文集或资料汇编。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现在让我们来了解钱让能“上书”的艰难过程吧。

2002年春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专程来到安庆拜访已经退休的钱让能，屡经磨难而今年逾古稀的钱老，身体尚健，精神矍铄。相对而坐，面前清茶一杯，我们谈起了40年前的往事。

我之所以决心“上书”，因为我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我是为万千农民请命

钱让能是一位有着良好文化、理论修养，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干部，原在中共安庆地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科副科长。1960年8月，为了解决农村的严重问题，安庆地委从地直单位抽调大批干部直接下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担任实职。钱让能被派到太湖县徐桥公社任副书记兼龙王大队支部书记。

钱老说，大队部请一位老大娘为我们烧饭。她是个善良慈祥的农村妇女。几天来，我常见老人深夜对着岭下哭泣，便问她何以如此伤心。她说：“家破人亡了！老伴原来也是小社的社长，办公社，吃食堂时，连饿带病于去年冬天走了，儿子也在今年春天死了，媳妇远走它乡，就剩下我一个孤老太婆了。现在生产队又拆我的房子，真不晓得以后如何舞？”（当地方言：即不知今后如何生存）我连忙叫醒了原大队支部书记，问他为什么要拆民房？他说“这是上面布置的。为了便于管理，拆小庄并大村庄。”我问：“那大庄子的人到哪里去了？”他说：“大庄子的人跑的跑，病的病、死的死，好多房子没人住。”

他的话使我十分震惊！第二天一早，我就走村串户实地调查。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察看了20个村庄，10个大食堂，走访了100多个农户，沿途但见大片田地荒芜，秋季作物收成无望。好几天，我都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大多数村庄，都是屋破房塌，满目狼藉。只有“三面红旗万岁”、“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超英赶美”等标语，在断墙残垣中还隐约可见。所有农户（只有一户副大队长家除外）没有家禽家畜，连猫狗叫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全大队十多个食堂我都去尝试过，每人每餐只合二两多点秕谷，没有蔬菜，只好在河里捞些水草当菜，没有点滴油腥。一碗稀粥喝下，碗里要剩下一小堆的秕籽壳。有的社员偷偷对我说：“这点吃的，没法填饱肚子。如果允许我们晚上动烟火，搞点野菜什么的熬点汤汤水水喝喝也好些。但是生产队设有一个专门巡逻队，谁家冒烟就砸谁家锅钵，而且还要大会批，小会斗。更严重的是，即使如此的低标准的伙食，以各个生产队现有粮食，也只能维持一个多月，晚稻、荞麦收成无望，各队的山芋又很少，冬季社员吃粮没有着落……”

钱老继续说，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钱老说，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钱老说，我自认为所掌握的材料是绝对真实可靠的，提出的见解也是我多年在农村实践中体验出来的，毛主席完全有采纳的可能。为了证明他的观点，钱老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分析、说明：

第一，“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解放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对错成败，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建国后十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众所周知毋庸置疑。但是57年尤其是58年以后的严重失误，农村出现的各种严重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无论问题出在哪里，执政党无法推卸自己的责任。毛主席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因此他一定会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

第二，毛主席对人民一贯情深意笃。他热爱人民和人民心连心，尤其是对中国的广大农民，他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倾注了大量心力。“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使得农村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成灾，也无不是脱离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结果。作为一个有党性的共产党员，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我不能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尽管人生道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处世哲学不同，但是热爱脚下的田园国土，忠诚于已经遭遇不幸的农民，则是起码的道德。封建社会士大夫尚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一定要如实禀报。当时我想，只要他老人家了解到真实情况，肯定会采取措施扭转局势，“责任田”也许有保住的希望。

第三，“民以食为天”。当时全国粮食空前紧张，城乡人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既然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施行一年多之后，农村人民群众的口粮问题已基本缓解，有的食足有余。那么这种办法可以使全国人民吃饭的问题得以解决。至于“责任田”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可留待以后去解决。我想，即使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主席也会完全赞同的。更何况1961年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原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当面请示过主席同意的。

基于上述想法，五月下旬，我便着手写这份报告。为了严格保密，我白天照常工作，晚上挑灯夜战，草拟“上书”。那时太湖县小电厂一到晚上11点就停电，我只好用煤油灯照明。经过八个夜晚的奋笔疾书，写成“上书”的初稿。

我问钱老，当时有没有感到这样做在政治上会有风险？钱老说，怎么会没有？在写成初稿后审校文字和推敲内容的过程中，我感到这次“犯颜直谏”，面临极大的风险。“上书”表面上是对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持有不同意见，而实际上则是对公社体制提出问题。所以，几天之内辗转反侧，不能决断。特别是想到庐山会议上彭总“上书”被批，党内敢于说真话的同志，一批批被打倒的现实时，“一字入宫门，九牛拖不出”的古训就响彻在我耳际，就像千斤重的包袱常常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但是，我脑子时时浮现出来的农村那一幕幕惨景，更有广大干群的殷殷重托声在耳边回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亡祸及家身、国兴福连黎庶”等先贤哲言使我不再犹豫。即使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也绝不能后退。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古往今来，“没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我光明正大，严格按党规国法办事，行使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对我实行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那实质是“文字狱”的悲剧重演，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更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初稿经过修改后，我将其交给县委党校文书朱登和同志，请他复写一式三份。他晚上挑灯夜战。复写好后，我请他将一份装进大信封，用毛笔写上“北京：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亲收”。随即以机密军邮寄走。为了保险起见，我将另一份也以机密军邮寄国家外经部李强部长，托其转交毛主席。6月17日，县委书记谷志瑞同志去省城开会，我又请他带一份呈送安徽省委。

不出所料，不久，“保荐书”被批判，上级派人来和我谈话，让我作检讨，那是1962年9月底，安徽省委已派来一个十多人的调查工作组，名义上是前来太湖就《保荐书》一事进行调查，实际是奉命来罗织罪名，对“责任田”大加挞伐。省里的那位负责人一到太湖，立即找我谈话，指出：“你给中央、主席写信在组织程序上没有错，但在政治、思想认识上有严重的错误。”于是他从公文皮包里拿出一大堆文件给我，要我认真阅读，然后再和他谈感受。第三天我将文件交回，他问我想得怎么样?我说：“我从组织上服从，但认识上予以保留。”他正色说：“你的报告是毛主席批示的，属于认识上的错误，如果坚持不改，矛盾也会转化的，望你三思。”随后他叫我陪同工作组下乡调查了几天。调查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他们在调查之前就有了结论。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看到的省委调查组1962年10月15日写出的那篇调查报告，《“责任田”应该保荐吗?———对钱让能同志〈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调查》。这篇调查“报告”全面否定了“责任田”的积极作用。对于我个人，《报告》说钱让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错误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阶级观点分析观察问题，二是没有认真调查研究，没有具体分析，三是不了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和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的区别，不了解“五统一”与包产到户之间的矛盾。

写出《调查报告》后，他们召开县委扩大会，名义上是作调查汇报，实际上是对“责任田”进行严厉的批判，把《保荐书》提高到两条道路、两种路线、两个阶级的斗争高度，说它是为农村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之后，又促使广大干部转“思想弯子”，召开更大规模的干部大会，批判“责任田”。

由于我在“上书”《保荐书》时准备比较充分，几种可能与后果都作了预测。因此，在各种压力的面前，我个人倒显得很平静。省委调查组负责人再次找我谈话，声色俱厉地训斥我：“主席的批示，并未给你定罪，但你的认识是有代表性的，而且也是很系统的，现在影响较大，如你能作个检讨，对全省改正‘责任田’是大有推动作用的。”我说：“我个人服从组织，但我思想认识是由来已久，给主席的报告，并非偶然冲动，如果勉强要我写检讨，那只不过是违心的。”他接着又厉声训斥：“这是组织上的意见，你能不服从?”

我回到家后静夜自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知心好友、时任太湖县监委书记的李俊谈心。从50年代我们都在安庆地委工作，彼此了解。为了保护我不再受更深的伤害，他经深思以后对我说：“庐山会议彭老总都作了检讨，我们这些小人物检讨一下，又算得什么呢?况且这是向党组织作检讨。写个简单的检讨，无论是对省委还是对调查工作组都有个交待，不然，他们也有为难之处。”在调查组离开太湖时，我饱含屈辱之心情，写了一个两页纸的检讨交给他们。他们如获至宝。以后，等着我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批判和写不完的检讨了。

接着在全省范围内对“责任田”的大批判铺天盖地而来，一浪高过一浪。在省委、省人委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有些负责同志都以我为反面教员公开点名进行批判。省党校、省干校每期轮训班上(全省公社书记参加)都要以《保荐书》作为反面教材。

10月，省委一届十三次全会(县委书记参加)将我的问题正式提交全会，将上书全文和省委调查组的批判材料印发全会进行批判。11月，省委以皖发34号文件上报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报告说：“钱让能在责任田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比较系统，比较突出，他的调查方法也是错误的，所反映的情况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表明他实际上已经站到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那一边去了。”

由于省委作出示范，各地、市县也都起而效尤。在太湖的县、区、社、队当然也是如法炮制。全省批判的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比起反右派、反右倾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说到这里，钱老感慨满怀。他说，在高压的氛围中，我不得不向我的妻子道出真情，并安排了我可能遭遇到不幸的后事。她既为自己丈夫的义举而自豪，同时又为不能为我解忧而痛心。

当时，钱老政治上陷入困境，幸好太湖各级党委和广大人民了解他关心他，安庆地委的主要负责人暗中保护他，又给予工作，让他下乡调查研究。经过二十多个月的风风雨雨，他安全的渡过了难关。1964年春，太湖县转发地委通知，调他离开太湖去省里等待另行分配。

钱老说，这出乎我的预料，省委调我到省委政研室工作。据说是省委书记李葆华点的名。

钱老说，我在省委政研室工作了近一年时间。1965年初，我被调出政研室，回到安庆安排到地区农研所任所长。当时的政治气氛已趋紧张，我这种人这时只能搞科研，不能搞政研了。而“文革”一起，想搞科研也不可能了。

1966年夏秋间，我正与一班科技人员在徐河公社的稻田里日夜奋战，地委行署派人把我从徐河押回安庆。这时地直机关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妻子饱含热泪给我收拾行李，当年我们一起辞别校门投身革命，她一直不辞劳苦的支持我做好本职工作，而今我却因言惹祸，而且祸及她和孩子，真让我五内俱焚，总觉有千言万语要对她倾吐。但时间和环境不允许，我只能背着押解人员偷偷地和她说上几句话：“除了‘上书’，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决不会自杀，你也要带孩子坚强地活下去。”她会意地点头说：“我相信你”。离别了妻子，我随着押解人员到了隔离地受审。在受审地，我被严密监禁，除大会批小会斗以外，平时连吃饭、喝水、大小便、起床、睡觉、扫地、运送垃圾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得要向提着大红棍子的专政队请示汇报，一切人身权利都被剥夺贻尽。批斗与劳动改造交替进行。江堤冬修时，我们一群所谓“牛鬼蛇神”都由专政队押送到堤上干活。分给我的任务是拉大板车运土，每次运土都要堆得满满的，一车土大约有六七百斤重量，还要翻过十多米高的坝埂。从早上东方放白拉起，一直要拉到晚上摸黑。精疲力竭地回到住地后，还要“请罪”，并接受专政队的批斗，随时被拳打脚踢。

随着“文革”的发展，批斗高潮迭起，对我的迫害愈演愈烈，以致发展到捆绑吊打，用石块砸身等。面对专政队的种种非人折磨，我曾想投江自尽。心想：活着受辱，倒不如到另一个冥冥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但忽而又想：回首平生无憾事，仰不愧天，俯不怍地。我决不能也无权利随便毁灭自己。坚信是非曲直忠邪，自有千秋公断。于是我暗下了决心：一定要活下去！

安徽省、安庆地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后，为了肃清“三自一包”的流毒，搞大批判为其开路，把我当作活靶子。地区革委会成立了一个“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钱让能战斗队”，用了十多天时间，精心编排批判“保荐书”的材料，并进行了预演。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些人在干什么事，有天夜里，突然听到战斗队传来狂热地喊叫，其中有号啕大哭的，有狂笑的，有怒吼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慷慨陈词的，也有抑扬顿挫像是在朗诵，就像一台戏。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为批《保荐书》而进行的预演。

正式彩排那天，我被拉到会场，战斗队员鱼贯而入，一个一个地照本宣科地批判我。其中有好多东西都是“莫须有”的，我无申辩的权利，只能“老老实实”听他们讲。批斗一节，就追问我一节。我则从容不迫地一节一节予以驳斥，有根有据，常常驳得他们哑口无言。头头们只好与战斗队一起大呼口号。

1969年元月，安徽省第一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为了给会议增添光彩，体现活学活用，学用结合，革委会又把我“请”到合肥。为了显示批判的“高水平”，会上又专门针对我组成了一个战斗队。除在大会场批斗之外，每天还要到合肥市中心将我作为最典型的活靶子进行批斗，一直批到月底。之后又将我送回安庆，游斗于大别山区和沿江两岸城乡。

钱老说，整个“文革”前期，我作为靶子，在全省到处“游斗”。真是几度寒暑，几度春秋，都在批斗中度过。后来，也许是老调重弹没有人爱听，年年如此的一本旧戏，大家都感到了厌烦；也许是某些领导和头头们认为流毒已经肃清，大功告成。在省、地革委会的批准下，1969年6月，对我的巡回游斗终于偃旗息鼓。1969年冬，我同绝大多数“走资派”一样获得了“解放”。此后，连续三年将我安排在农村驻点，后被分配搞科技管理工作。直到1982年12月，中共安徽省委正式下文，为我平反。

在我们谈话的最后，钱老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已经过去，宝贵的青春年华也在历史误会中耗尽。但是，我无怨无悔。历史发展证实：任何一次巨大的历史性灾难，必将以历史的巨大进步作补偿。经常想到这，心底也就自然宽容和坦荡了。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幸存者。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谭甫仁017凶案　作者：周孜仁

如日中天的谭甫仁遭暗杀

谭甫仁，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衔。

罗列以上一大堆军历，除了介绍逝者光荣历史，另外一层意思是要说明：按照当年“划线”方式———谭甫仁当属林彪的心腹爱将，从而文革大乱，他得以以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班主任的身份，主持多个省市麻烦问题的解决。至于1968年8月，待全国各省“新生红色政权”先后成立，仅余的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的革委会也已待建就绪，谭遂以“封疆大臣”之尊走马上任，飞赴云南，作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昆明军区政委，集党政军权于一身。

谭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曰“划线站队”，即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之；板斧二曰“围海造田”，即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并以粮为纲之；板斧三曰“修‘万岁馆’”，即将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或炸或撤，一夜之内夷为平地，以速速敬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云。板斧利落既下，短短时间，“谭政委”在云南之威望便日盛一日，蒸蒸直上。下面小举一例。

1970年11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因该届大会代表人数逾万，故又称“万人大会”），其时，我作为“谭办”秘书参会调研，一位山区代表在开幕式后深情无限地对我告白，说他看见谭政委身体如此健壮，实乃云南人民的最大幸福，他激动万分当即大呼一句：“毛主席万岁！”接着呼第二句：“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再接下来———他说他真想再呼第三句，因为怕犯错误，终于抱憾强忍了———我当然明白他想喊什么，对于山民的朴拙憨实只能报之一笑而已。

谭威望之如日中天，仅此一斑，可略窥全豹了。

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万人大会闭幕后第三天，谭甫仁即被枪手击杀。暗杀发生在凌晨4时50分左右，后，周恩来亲自安排北京专家急飞昆明实施抢救，终因伤势过重，救治无效而亡。时间是当日中午12时许。谭1910年出生，去世时正好六十岁。同时被暗杀的，还有夫人王里岩。

该案件发生的时间是12月17日，按照时钟表示法，“12·17”亦可理解为零点十七分，所以在当时正式文档和会议上，这个案件标称为“017案件”。

在“无产阶级专政”非常强大的20世纪70年代，这类事情却绝无仅有。凶案既出，让人很容易联想到1936年因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基洛夫被刺而引发的苏联大肃反。谭案虽远没有那么性质严重，但也够触目惊心的。昆明全城戒严多日，捕人无数。外间传闻更是玄乎离奇，真伪莫辨。最流行也最荒诞无稽的版本，是说林彪密命谭何日何时将飞经昆明上空的某次飞机发炮击落———谭事觉蹊跷，狐疑难决，最后试着先将飞机迫降再行定夺，不料飞机着陆，周恩来竟从舷梯款款而下，谭大惊失色———接下来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林彪为了灭口，遂派人将谭秘密杀掉了事。

在当时的情况下引出如许传闻也许并非不无理由，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如此震慑人心，而谭甫仁身边的戒备如此森严，能对他如此成功实施暗杀，肯定绝非普通人能够所为，也绝非个别人能够所为，定然该是一个错综复杂、蓄谋已久、集团策划的惊天大案了。

案件发生时，我正好供职于昆明军区调研组。谭从北京来昆，带来两个贴身秘书，一名王克学，时任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负责为谭照看军内事宜；另一位叫甫汉，河北平山人，负责为谭料理地方工作，为此，甫汉受命组建了一专门班子，由谭亲自命名为：“昆明军区调研组”，地点位于司令部大院八号楼。八号楼在文革中被人称为云南的“中南海”，可见在外间看来是很神秘的。其时，军区调研组被人称为“谭办”。

“谭办”成立于1969年10月，次年谭被暗杀，机构自然解散。谭甫仁被杀前后，我正好身处军区大院，整个过程中的所历所见所闻至今记忆犹新，故择其要者追记于后，以飨读者并供有关史家参考，如有讹误，恳请指正。

凶案的蹊跷之处

“017案件”在外间之所以被传得神乎其神，是因为案件的发生确有许多蹊跷之处。

蹊跷之一是发案时间。第二届“学代会”11月中旬开幕，为时一月，闭幕式是12月15日举行的。谭很喜欢下基层视察。闭幕式前，他一直巡游专州，13日才返驾回昆。讲话稿由秘书事前拟好，15日他去会上念过，计划18日左右还要外出视察。凶手不早不晚，恰恰非常准确地把暗杀选定在了17日。

第二是警卫条件。谭甫仁的住宅共布设了五个警卫员，前门二人，后边三人。那时候正值“备战备荒”，要和苏联打仗，部队正搞所谓“千里野营拉练”。他的警卫员们不例外，也被拉走了三个，仅仅剩下两人。

第三，环境条件。谭甫仁住解放新村32号。解放新村是一个大院，位置所在，解放前还系城郊野地，富人们的别墅区。这片地界解放后悉数划归了驻昆部队，四面高筑围墙，将其中若干别墅整个儿圈起来，取名为“解放新村”，也就是昆明军区司令部大院。谭甫仁所住32号就是其中之一幢。别墅围墙很高，一般人，即如凶手那样搭上一条凳子是绝然不能爬进去的，除非梯子。而事实上凶手就只搭了一张条凳。这张条凳是从食堂拿来的。32号对过，隔着一条窄路就是军区机关中灶食堂（即干部食堂）。我们每天都在那儿吃饭。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所谓蹊跷疑点，如：食堂原来养了一只狗，偏偏出事前一两天失踪了……这些应该是好解释的，这类作案的环境准备，哪怕单个人也完全能够实施。而前面说到的几个条件，外人、单个人就很难办到了。

问题恰恰在于：凶手正是昆明军区前保卫部副科长王自正，对于军区内部情况，对首长及首长住宅的情况，包括活动规律、房屋结构，甚至主房、副房的布置等等，均了若指掌。再有，军区保卫部保存枪械的保密室没有明锁，只要知道密码，就可以开柜取枪。王兼过多年枪械保管员，密码早稔熟于心———所有条件他都已具备———“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中国西南一隅的惊天大案，顺理成章该由这个叫王自正的军人来进行实施，并且得手了。

暗杀全过程回放

和谭甫仁32号后墙平行置建的，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的住所，也是一幢别墅（号码记不起了）。两幢别墅背靠背，后墙之间的距离约摸两三米。王的围墙也很高。两堵高墙之间的夹道就被谭的警卫员用砖石在两端砌起短墙，围出一个长条形的小天地，开成了菜畦，种些葱蒜豆苗之类的作物，并从32号的厨房专门开一小门与菜地相通。

问题就出来了：短墙的高度远远低于别墅本身的围墙：这就留下了隐患———凶手王自正正好就是由此短墙爬进去实施了凶杀。他是从食堂取来凳子的，站上去，很容易便进入了菜地。破案者提供的线索之一：凶手身高约一米七左右，理由就是这身高加上凳子的高度，正好能方便地爬墙而入。

1970年12月17日是一个非常寒冷的日子。王自正是凌晨4点左右潜入的，那时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所有人都安卧睡乡。他于是人不知鬼不觉地由短墙而入菜地，由菜地而入厨房，由厨房而入小院，进了小院，他非常方便地便踅上小楼，逼近了谭的卧室。

谭甫仁卧室在二楼，凶手非常清楚，径直敲响了应该由谭居住的主卧。

那一晚，谭恰恰没有住在自己的屋里，是夫人闻声起床开的门。

手枪子弹已经上膛，凶手直逼王里岩———接下来的情节是目睹过现场的人的推断：

王自正问：“谭甫仁在什么地方？”

王里岩回答：“不知道。”

凶手急眼遍搜屋子，谭果然不在，于是他开枪把谭夫人射杀。

根据看过现场的人介绍，说夫人是被逼坐在沙发上击毙的。子弹正击额心，弹洞四周的皮肤已被枪口喷出的气体灼焦。凶手显然是用枪口死死顶紧夫人额头抠动枪机。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声音更小一些。

1970年12月17日凌晨五时许，昆明城绝对安静，军区大院绝对安静。这枪声绝对惊天动地。手枪既已抠动，凶手接下来显然该是准备逃走了。恰恰命中注定，那一晚，理该谭甫仁死于非命。他住在旁边另外一间屋，听见枪声，他便往外跑。几乎和谭同时跑上走廊的，还有他的姨妹，排行老六，人称六姨，在省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教育革命领导小组供职。其时她也住在二楼。她跟出来，听见谭大呼“什么事？什么事？”直往楼下跑，于是她也跟着跑起来。

事实上，枪声已经响过，宁静已被打破，谭甫仁当时如果闭门不出，对方是不会、也不可能一间屋子一间屋子搜寻的。谭的自动现身，定然让凶手喜出望外了。王自正立即跟上，在谭身后急追不舍。从二楼仓促而下的队伍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谭位处第一，凶手第二，六姨第三：三人一溜儿地往楼下跑了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凶手只有20发子弹，而且分装在两只手枪里。我们已无法证明装在凶手手中这柄凶器中具体的子弹发数，反正已经用去一颗，如果有人能够参与搏斗，将凶犯的子弹再消耗一些，整个事情的结果可能就会完全改写。可惜，六姨她没有这样做。事后，她只是以目击者的身份提供了线索，说凶手身着军大衣，面带口罩，脸略胖圆，大眼睛。如此而已。

谭甫仁当然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急于要呼叫警卫员。出生入死的将军在和平年代过得太久，他已经忘记武器是自己的第二生命，他已经没有随身佩枪的习惯，已经本能地把警卫员视为可靠的盾牌。可惜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沉睡正酣呢！

警卫员就十八岁，是不是瞌睡太大？案发后对该警卫员进行了审查，他说他当时确实已经醒了，而且他确实也听见了枪声———正是因为听见了枪响，他害怕了。他说这些年没仗打，当和平兵，听见动了真家伙就吓得全身发抖，两条腿只管往一只裤筒里塞……

几年后，邓小平复出主政的1975年，公安部派副部长赵苍壁来滇重审此案，那时事过境迁，已被关得晕晕乎乎的警卫员才如实招供———我没有一手资料，对于其中细节不敢妄言。只记得某日省委办公厅一位负责人从重审地云南财贸学院回来，很是愤愤在我们办公室说了句“简直莫名其妙！”接着说了，你们知道那一晚警卫在干什么？和保姆如此这般！———房门砰砰山响，他以为有人捉奸呢———那年月通奸的事，罪名可是大着呢。小伙子不敢开门。

总之，一切条件都为凶手准备停当。窄窄的小天井里，谭甫仁已无处可逃，王自正非常从容地开始对自己的猎物进行射击。仅仅在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前、甚至几分钟前，这位“猎物”在2300万云南人心目中还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庞然大物，而现在，面对握着一柄手枪的小人物，却顿时变得如此渺小不堪！古往今来，人类社会没完没了的政治争斗总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演绎着人生戏剧。

前面说了，谭甫仁来云南的一件大事就是“划线站队”，“清理阶级队伍”，追查“滇西挺进纵队”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为此他作过很多指示，比如：“（阶级敌人）有一千抓一千，有一万抓一万，有十万抓十万，有一百万抓一百万，你们不要手软。不要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框框的约束、限制”。“我在个旧地区讲了一次话，一夜之间就揪出了九百九十多个坏人。有人问，可不可以拉出去游街？游街后能不能把这些人下放劳动？我说游街可以，下放劳动也可以，戴白袖套也可以，让群众识别嘛！”根据有关统计，仅下关市一地，追查“滇挺”分子运动中就打死逼死七百多人，打伤致残一千多人，打伤一万多人。临沧地区追查“慰问‘滇挺’”一案，就株连一万多人，其中二千多人被吊打，五百多人被打伤打残，六百多人被打死逼死。据云南省委落实政策办公室统计，曲靖和昭通地区，受“滇东北游击军”假案牵连干部群众多达六十万人，仅曲靖就有二十九万三千一百九十三人，其中二万多人被批斗，二千多人被关押，四千多人被打伤，二千多人被打残，二百多人被逼死，一百多人被打死……

云南一位著名的军旅作家曾在50年代写过一本长篇小说，叫《我们播种爱情》，而事实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旗幡之下，那年代播种的却是太多的仇恨。播种仇恨的始作俑者当然轮不到谭甫仁将军，但在云南，他毕竟需要对那么多冤魂和无辜者直接背负责任。于是，在广阔社会上演的惨剧，不可避免地被微缩在1970年12月17日凌晨32号院的小天井里，以一对一的形式重演一次了。

按当时官方传达的案情，说发生这一切的时候是凌晨4点50分。但是等到秘书赶来，等到把情况向军区各有关部门首长通知到位———不知道处理问题确实需要这么多浪费时间的繁文缛节？还是机关办事效率太低了些？反正等到在党办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对军区司令部大院实施戒严，已是早上6点。

冷面杀手的效率却是很高的，在第一波暗杀得手之后，他已经非常从容地走出司令部，去政治部大院开始他的第二波暗杀行动，接着又非常从容地回到了他的住地安然入睡。

王自正被监视居住于距离解放新村仅仅一两千米的西坝、昆明军区原战俘管理所。文革大规模群众斗争已告一段落。云南的两大派：“八二三”和“炮兵团”的生死搏斗，早在一年前便以谭甫仁的“划线站队”而尘埃落定。剩下的事情就是对上面说到的那些“叛徒、特务、走资派”、“滇西挺进纵队”、“国民党云南特务组”、“滇东北游击军”或其他嫌疑人等进行没完没了的审查、处理。王自正正是前面说到的许多被审查者之一。军区的这些“准囚犯”当时就集中在西坝俘管所的院子关押。王的仇恨不是他一个人的仇恨，客观上代表了一大批人。他除了对谭甫仁恨之入骨，对虐待他们的整个对立面都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原单位负责人保卫部一个叫陈汉中的上司，成了他的第二个刺杀目标。谭甫仁既已杀掉，天还早呢，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把陈也一起干掉。

司令部大院和政治部大院就隔着一条街。他走进去应该是5点多一些，天依旧很黑。街道依旧很静。他不知道陈汉中住房的具体位置，依稀找到一间房门便敲。开门的是一位13岁的少年，昆明一中学生，叫马苏红。迷迷瞪瞪起床来，他给王自正指了陈家位置。小孩对王很面熟，指路后又自个儿囫囵睡了。

非常幸运，陈汉中当时不在昆明，他出差上海了。王暗杀无果，匆匆忙忙又潜回了西坝。

一位正被审查者，何以能够如此方便地出入住地？这当然大可存疑。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这家伙已被关押数月，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图谋不轨的危险行为，或这种关押本身就形同儿戏，漏洞百出。总之，后来的事实已经说明，平常凶犯时不时回家过夜，这种事监视者也浑然不知！监管形同虚设，不出事才反而不正常呢。

王自正已经把他想做的事情做完，回到俘虏管理所，他心满意足地平静睡去。

大搜捕正在全昆明开始。

我的印象

凶杀发生那一夜，我正在军区大院8号“谭办”值班室安睡。

离32号有相当距离的8号楼是解放前美国新闻处的住所，也是一幢小别墅，绿树花藤，森然一片，很静。其时我为单身汉，除办公室并无别的地方安身，那一晚自然在8号院值班室高卧。那时手表对于我尚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档消费品，独卧小楼，绝对毫无时间观念，每天同事们进门了，我就知道上班了，马上起床就位。1970年12月17日这天早上，偏偏谁都没来上班。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发现时间不早，我急忙赶去食堂吃饭。食堂早已大门紧闭。整个大院一派冷清。正觉蹊跷，但见食堂对面许多军人，一个个默默低头徘徊，在32号周围的草坪上做地毯式搜寻。那一天天气极冷，寒霜将满地染得一片雪白，白霜上踏出的脚印狼藉杂陈。当时我就纳闷：是不是秘密图纸丢了？虽对侦破一窍不通，但破案小说是读过的。像这样搜寻案犯，我想，不但找不到线索，原有一点线索倒可能被这帮人破坏殆尽。

饥肠漉漉，我又骑车去街面觅食，这才发现，1号门、环城公路侧门和东寺街侧门都已封锁，确信是出什么事了。

忍着饥饿回到8号，站在门口的警卫员对我的孤陋寡闻大感惊讶：

你怎么不知道呀？谭政委，出事啦！

从那一天起，我被独困在院里整整三天！

8号寂寥有如死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我都无从知晓，有一种坐牢的感觉：一座很别致的牢房。只是每天夜里都会有荷枪实弹的军人惊吒吒闯进来，手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他们一进来就把守住各个门口，然后气势汹汹要我将办公室、卧室的门和橱柜一一打开。好像凶犯就窝藏在这幢人迹罕至的小楼某个角落。

三天后，开始上班。谭死了，我到主任甫汉那间椭圆形办公室请示问题。四十多岁的燕赵大汉，正独个儿扑在办公室前伤心地哭。他说，首长已经走了，我还能说什么？你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按照军区统一布置，我们就每人写出交代，以小时为单位，详细说清那些天各自所作所为，包括每个细节。我记得我写得绝对清楚：几点，去食堂吃饭未遂；几点，独自一人在办公室学毛著、马列；几点，学习累了去院里一人散步；几点，在阳台上独拉二胡；几点洗脚上床，一个人唱了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均无证明人，除了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

案破前后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了，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为有作案嫌疑。

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多日案件侦破仍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生气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我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于是全军区开始查验枪支，某日，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突然发现保险柜中两支五九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翼而飞！保密室的门窗绝无撬动痕迹，保险柜暗锁完好无损！周恩来所指问题在内部，可谓千真万确了。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重责难逃，在学习班开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1968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将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首长们大会小会都爱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目击者被重新提上来。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六姨已经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岁的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查询。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亲为谁。70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马苏红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玩耍嬉戏。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纳闷了：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俘管所吗？身被羁押，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三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打扫庭院。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走向队尾，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他对我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见许多士兵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那支保卫部遗失的“五九式”手枪。在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支———可以认定王行凶后返回途中把枪扔进了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弹，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还剩下多粒。杀手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往门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无路可逃。枪声把守候南屋的战士全都惊醒，他们纷纷提枪对冷面杀手射击。

王自知逃脱无望，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

凶案余音

凶手王自正，河南内黄县人。按照当时的说法，在此前二十余年的1947年，内黄县武拐村曾发生过一起凶案：富农分子王某实施反革命报复,曾纠集其堂弟王志政等多人枪杀了本村武委会主任武某。后，王某于解放之初被我人民政府镇压。首犯既殁，所有线索亦随之中断，案悬二十余年再无续事。文革“清队”旧案重提，武拐村革委便有一纸公函直寄云南省革委，接着呈报谭甫仁。其时昆明军区本已决定将王贬去文山自治州军分区保卫科任职，既有人举报其旧案涉身，且所涉案情严重，那就把他揪出来吧。谁说中国人做事不讲究量化管理？那时候搞任何政治运动，总是揪出的阶级敌人数量越众多，革命成绩就越伟大。于是该王被隔离在俘管所，一关就是七个多月，自由遥无定期。

姑不论当时本无法制可言，仅就事论事，这儿至少有两个问题存疑：一，该王如真为当年凶犯负案外逃，为何把名字仅易二字而不改得更彻底？二，就算是此王自正确属彼王致政，那么，既已隔离，就理当严加监管以防不测。事实上，案破后披露的大量证据表明，监管七月，被监管者把监管人的活动规律摸得一清二楚，而被监管人回家过夜，甚至后来行凶归来安然高卧，监管人却浑然不知。王畏罪自杀，当是咎由自取。几十年前发生在内黄县武拐村的凶案，也因他的死而再次断线，随之而来的却是一桩更大的凶案：将军喋血，全国震惊。这不是对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莫大讽刺么？

再说谭甫仁。将军遇刺不到一年，即1971年9月13日，被写进中共“九大”新《党章》的法定“接班人”林彪突然乘机出逃，摔死外蒙温都尔汗，所谓“四野派”随之也陷入了尴尬困境。如果按当时标准来划线，“四野”出身的谭甫仁很可能被拉上林氏路线：1970年的庐山会议他就算是一个角色。如果不遇刺身亡，那么等到“九一三”发生，他会不会莫名其妙也被卷入别样的政治劫难？这也是个变数。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整人者如此，被整者也如此。

再说专案组。王自正饮弹自尽———而且很多证据都足以证明“017案件”确实就属他一人所为，凶案应该于此告破了。但事实上，该案在理论上却迟迟没有结案，专案组趣味盎然，一直存在：一下子又拖到了“九一三”。林彪已经在北漠摔个粉身碎骨，那么，让同样属于“四野线”的赵泽莽来继续主持破案显然已不合适。专案组领导权再度易手，又改由昆明军区的老人重新组阁。赵专案组的人又成了嫌疑对象。死一个像谭甫仁这样的重量级人物是不多见的，这个题材必须用够。70年代，整个国家都在“翻烧饼”———今天甲派整乙派，明天乙派翻过来又整甲派。专案组要翻翻“烧饼”当然毫不足怪———事情就这样一直拖到了1975年，邓公小平复出主政，这才派公安部副部长赵苍壁前来云南重审此案，算是对“017案件”做了最后了结。

逝者已矣！现在，无论怎样评说谭案中那些个相关的人和相关的事，包括每一个细节，甚至为此争个喋喋不休，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十多年前发生在昆明军区32号院里的惊天大案、包括凶案侦破过程本身，都那么鲜明、那么无奈地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悲剧———这才是需要人们记取的。（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阎锡山与日寇的六次洽降密谈　作者：王生甫　杜佩玲

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同年11月初，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取得了重创日军的不小胜利，使日军付出了官兵伤亡和经济上的重大代价。日军想速战速决已不可能。日本为了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急切希望蒋介石的南京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甚至投降。与此同时，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正是他们理想的猎物之一。

阎锡山在中华民国史上是一位军政要人，在华北是独一无二的、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他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举足轻重。

1939年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后，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工作的代号称为“伯工作”，由华北派遣军和山西派遣军共同负责。日本天皇亲自批准了这一项工作。日本政府和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与坂垣征四郎、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山西派遣军司令以及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筱都把诱降阎锡山的工作放在首位。

“存在就是真理”是阎锡山的信条。为了存在和发展，保住“华北王”的地位，他认敌为友，联日反共。

阎锡山是中国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是封疆大吏，握有很大权力，为什么要丧失民族气节，走投靠日寇的道路？对此，他于1940年11月委派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与日军密谈前作了如下表白：

目前咱们的处境很不好。蒋介石借抗战之名消灭咱们，不发给咱们足够的经费，也不给补充人员和武器，处处歧视咱们，事事和咱们为难。共产党对咱们更不好，到处打击咱们，八路军在山西各地有严密的组织，把老百姓都拿过去了。如果日本人再打咱们，那就只有被消灭。咱们如果想在中国求存在，非另找出路不可。存在就是真理。只要能存在住，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权衡情况目前只有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才能发展咱们自己，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也是咱们惟一的出路。日本人想依靠咱们，这些时派来过一个人，在克难坡（吉县）住了几天，我已叫迪吉（第二战区长官部机要处副处长）跟他到太原和象乾（即苏体仁，伪山西省省长）、西樵（即梁上椿，山西省公署参议）他们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机会和办法。现在他们接上头了，叫我派代表到太原。我认为现在公开派代表到太原还不是时候。所以约定派人先在孝义白壁关村和他们会见。我想别人不可靠，你去最合适。你和西樵、象乾他们很熟，可以通过他们协助接头。你这次去，主要是商量四点，也就是四句话，即“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前三句对日本人无害，他们也希望这样做，会同意。第四句可能有争执，一定要争取做到。如果内政不能自理，老百姓就不会相信咱们，不跟着咱们走，咱就不会有力量，那就谈不上和他们（日军）合作了。这四句话，前三句是咱们迁就他们，后一句要求他们迁就咱一点。如果要求咱像汪精卫那样，我是绝对不干的。

从以上阎锡山一席“推心置腹”的谈话，可以断定：

一、阎锡山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绝望和孤立。他于1939年利用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机会，在山西制造“十二月事变”，企图将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山西新军（决死队等）、牺盟会以及所有进步组织、抗日民主政权消灭，然后再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把八路军赶出他的势力范围，继续维持他在山西的独裁统治。但事与愿违。经过和决死队等新军部队一个半月的较量，他除去从决死三纵队瓦解了七、八、九三个团，并使其他纵队一些零星的旧军官等少数人叛逃外，其他却一无所获。在晋东南，晋城、高平、沁水、阳城、陵川、浮山等县大部还是被中央军所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把整个晋西北丢了。他在全国失去了山西是“统战模范区”的美称，把为他增添无限抗日光彩的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一手推到了对立面，暴露了他反共、反人民、亲日妥协的丑恶面目。他的嫡系部队六十一军、十九军、独八旅，尤其是骑一军等部损兵折将，一蹶不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孟宪吉等弃官抛印投靠了蒋介石，赵瑞、杨诚等被俘后摇身一变投敌当了汉奸。蒋介石也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仅在粮饷、军火武器上卡他的脖子，而且一有机会就要派中央军进入他的防区兴风作浪，名为支持，实为蚕食。堂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所统辖的军队仅有几万人，能供其粮草钱财的县份也只有寥寥几县，而且大都是人烟稀少、地瘠民贫的山城小县。

二、不惜民族气节，要“联日”求存。虽然他已感到“处境很不好”，但他却不愿回心转意，真心实意地和代表抗战、团结、进步力量的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新军合作抗日，争取抗战的胜利和民族复兴。而且更怕共产党夺取他的天下，失去“华北王”的地位。同时，亦不甘心受蒋介石“处处歧视”、“事事为难”的抑制，甚至还怕蒋介石真的和日本政府“和谈”成功而落个“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的下场。为了“存在”，阎锡山不惜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丧失民族气节，以反共为筹码，“暂借日本人的力量”来“发展自己”，“只要能存在，以后怎么转变都可以”。他玩弄两面三刀的手法，不管采取什么办法骗得日本的信任都行。只有这样才能凭借实力随时应变，亦即随时可以适时应势而“存在”而“发展”。只要能“存在就是真理”，哪管什么国家尊严、民族气节。

三、阎锡山派代表和日军的使节互访、洽谈的真实意图是想暗中借助日军的力量灭共拒蒋，而不是要把他的军政大权都被日军操纵做傀儡。他所谓的“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句话的谈判原则，最重要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内政自理”这一条。但他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虽然他坚持不像汪精卫一样去公开当汉奸，但他却充当了暗藏在抗战阵营中的汪精卫之类的角色，与日军互不侵犯、联日反共，本身就是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战的一种严重的叛国行为。虽然汉奸的名分还尚不完全具备，但已有汉奸之实的事实却是无法推卸的。

六年中阎锡山与日寇进行了六次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共同反共、互通有无等“协定”，对抗战事业造成极大破坏

从1940年春到1945年秋的六年中，仅有据可查的阎、日会谈就有六次，由阎锡山亲自参与的有三次，并与日军签订了政治上联合反共、经济上互通有无、军事上相互配合进犯抗日根据地等多条“协定”。这六次密谈是：

一、白壁关会谈。双方代表在孝义县白壁关村日特晋中公馆工作人员白太冲家中进行，前后两次。第一次是1940年11月。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行人员为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在会谈中，楠山秀吉提议：日、阎双方取消敌对状态，互相提携，共同“反共”。赵承绶表示原则同意，并希望日军撤出孝义、汾阳几个县城，供给武器。会谈未就实质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请示上级后再谈。第二次是1941年3月。日方代表为宫内幸五郎，阎方代表为赵承绶。双方协议：日军从孝义县城撤出，让阎军进驻。此项协议于同年6月实现。

二、汾阳会谈。自白壁关会谈后，阎锡山闻讯日军将进攻阎军，来往曾中断一时。经过日本军方派大仓商事日本顾问林龟喜作为非正式军使赴吉县直接转达日军意图后，日方接受了阎方关于在离石县一带对共军作战的要求。1941年7月，双方意见基本一致，于是决定9月10日，两军代表在汾阳城内签署正式协定。1941年8月8日至11日，阎、日代表在山西省汾阳县城内会谈。日方代表为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随员有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独立混成第十六旅团长若松，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阎方代表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随员有第七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军长温怀光、参谋长齐凤洲、骑一师师长赵瑞等。会议结果双方代表在《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上签字。此协定分为“方针”、“要领”两部分：

方针

（一）本共存共荣建设新东亚之目的，晋绥军与日本军成立停战协定，与南京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合作。

（二）依据于南京缔结之中日国交调整基本条约，国内之政治及军事由中国方面自理。晋绥军之管辖区，先为山西，渐次及全华北。实力充实时即行努力统一国家，实现东亚和平。

（三）阎锡山先任南京政府副主席及军事委员长。将来适当时机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及华北国防军总司令。

要领

第一阶段

（一）晋绥军与日本军缔结停战协定。

（二）停战协定成立后，孝义县城（此时为日本占领）交予晋绥军，晋绥军即向以孝义为中心区域推进，阎长官移住孝义县城或隰县，与日本军紧密配合。

（三）合作实现后，日本军集中于军事上必要之地区，晋绥军担任山西省内各地方之治安。其详细办法，随时与日本军商定之。

（四）晋绥军兵力三十万，由山东、河北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武器由南京政府给以下列数目之补充：

步枪十万枝；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九百挺；掷弹筒四千个；各种炮三百门及所需之各种弹药。

关于粮食与服装，就地征发，由日本军予以援助。

（五）为整理晋钞，予五千万元之透支借款。

（六）在执行协议期间一面秘密联络各反共将领，一面在太原或孝义与汪主席协议合作。

（七）军费每月由南京政府支给一千二百万元。

（八）以上各条，必须秘密地，并在可能范围迅速施行之。

第二阶段

（一）第一阶段工作完成后，阎长官即向重庆政府督促反共和平。如不接受，则向中外宣言单独行动。

（二）第一阶段之军队部署及军队补充完成后，与日本军合作，首先肃清山西省内共产军。

为此临时支给二千万元之军马、武器费，另外每月军费为二千万元。

（三）山西共产军肃清后渐及华北全部。此时南京政府更供给下列武器及其他所需之弹药、汽车、步枪十万支、轻机枪八千挺、重机枪一千八百挺、掷弹筒二千个、其他炮三百门。

（四）晋绥军兵力五十万，由山东、河南、河北、安徽等地补充壮丁约十万人，余由山西省内补充。

（五）恢复太原兵工厂。

（六）在此期间，联合各反共将领，向和平统一方面迈进。

第三阶段

（一）负责维持华北全境治安。

（二）由南京政府支给华北善后费一万万元抚恤军民。

附带条件

（一）察哈尔、绥远问题与蒙古民族问题之解决，概由汪、阎商议决定。

（二）西北实业公司、同蒲铁路及山西省人民公营事业董事会所辖各工厂承认完整归还，俟阎长官回来后施行。

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日起生效。

日、中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晋绥军代表赵承绶

大日本华北派遣军代表田边盛武

关于上述协定中，虽未明确雁北十三县的归属，但在会谈中日方已承认阎锡山实行“山西自治”，为完整山西政权，将现属蒙疆区管辖的十三县仍归划山西范围。

在签署《日本军与晋绥军基本协定》的当日，日军楠山秀吉和赵承绶又签订了晋绥军与日军的《停战协定》，全文如下：

晋绥军与日军互为友军，彼此合作，为向共同防卫之目标迈进，订立协定如下：

第一条晋绥军与日军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敌对之战斗行动。本共存共荣之旨，努力解放亚洲民族，建立新亚洲，首先铲除共产主义之破坏而密切合作。

第二条晋绥军自本协定缔结后，尽速向协定区域发展，日本军当予密切合作。

有关实行此项条款之具体事项另行协议决定。

第三条日本军协助晋绥军之整编、训练及补充军械。对于征集粮秣，应互相协助。

附则

本协定自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中、日文各制两份，双方互换保存，日、中各一份。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一日

昭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于汾阳

山西派遣军代表楠山秀吉

晋绥军代表赵承绶

以上两个协定因都在山西汾阳签订，故通称为“汾阳协定”。11日上午签字结束后，日军设宴招待阎方人员，并赠送伪联币二十五万元、法币七十五万元及布匹等。

“汾阳协定”后，阎、日双方于1941年10月，又在太原举行了为充实“汾阳协定”中有关“防共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10月初，赵承绶、续志仁到太原，在东典膳所一号成立办事处。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岩松义雄与赵承绶正式会见。继而由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与赵承绶会谈，并于10月中旬签订了《防共协定实施细则》。其主要内容为：

1、日方分批拨给阎锡山壮丁五万名（由原先承认的十万人减至五万），步枪十万枝，适当配备训练人员及弹药。

2、日方第一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两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吉县移驻隰县。

3、日方第二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锡山收到后由隰县移驻孝义。

4、日方第三批拨给阎锡山步枪三万枝，阎收到后，通电反蒋，由孝义移驻太原，将吉县小船窝渡口移交日军进驻，阎军由晋西向南同蒲沿线移动。

5、其余步枪两万枝，按需要由日方一次拨给之。

6、双方进行物资交换。

7、阎方派第二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张文（少将）驻运城，宪兵司令部服务员刘虎文驻临汾，骑一军参谋杨向山驻汾阳，分别成立办事处，以便双方驻军加强联系、交换情报。

三、安平会议。1942年5月5日，日、阎双方又在山西省吉县安平村举行了“安平会议”。日方代表为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随员有华北派遣军参谋长边田盛武、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伪山西省省长苏体仁、省公署参议梁上椿等。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出席，随员有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第七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续志仁、骑一军参谋长齐凤洲等。会上，日方要求阎锡山先投降，然后给人给枪；阎锡山则坚持先要兵要枪，然后投降。双方争执不下，暂时休会。日方指使苏体仁、梁上椿居间讨价还价，也无结果。阎锡山乘休会期间溜出会场，不辞而别。会议未达成具体协议，但也没有完全破裂。

四、太原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协议。1943年春，日方又主动提出，双方先实行“部分合作”的建议。阎同意派代表到太原谈判。日方参加谈判人员为山西派遣军司令部参谋井宽一。阎方指派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为政治代表，原西北实业公司经理彭士弘为经济代表，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为军事代表。1943年6月，日方山西派遣军参谋长花谷正提出日、阎“政治、经济、军事部分合作方案”五条。双方经过具体磋商，达成如下协议，并进入实施阶段。

1.政治方面：阎方第一批派遣十五人充任五个县的伪县长、保安队副大队长和警察所长(地区和人员名单略)。第二批选派靳祥垣充任日伪山西省卫生事务局长，随带秘书主任毛德如、秘书卢宪武、科员李呈祥，另派陈兴舜充任日伪山西省保安队司令部总务处长。

2.经济方面：①1943年秋，在太原设立山西产业株式会社董事会，由日方井宽一、河本大作、高桥铁造(日伪太原铁厂厂长)，阎方彭士弘、贾英云等五人组成。②日、阎双方进行物资交换，在井宽一主持下，日方派大仓洋行高田克、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原敏郎参加，阎方派曲宪南、吴子青参加，先后交换六次。

3.军事方面：①日方接纳阎方代表第二战区长官部在临汾设立办事处，与日方第一一四师团司令部联系，交换情报。②1943年12月，由日方接应阎方六十一军约八千人由临汾渡汾河进入浮山、安泽地区；1944年5月又接纳阎方第十九军第三十七师渡汾河增援，日、阎两军配合进犯中共领导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③1944年春，日、阎双方各派部队夹击中共领导的晋南秸王山抗日根据地。

五、瑶圃会谈。1945年6月下旬，日、阎双方在山西孝义县瑶圃村进行了第五次会谈。日方代表为日军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随行人员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第二战区长官部秘书长吴绍之，还有阎方驻并（即太原）办事处人员、第二战区党政分会秘书长梁武、第三十四军军长王乾元等。高桥坦表示希望阎锡山早日到北京，在日军协助下掌握华北政权。阎表示不愿意去北京，建议日方先向中国“讲和”，自愿居间联系，向蒋介石说情可保存日军实力。这次会谈未取得一致意见。

六、司马村会谈。1945年8月初，日本投降前夕，日、阎双方在山西省汾阳县司马村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为山西派遣军参谋长山冈道武，阎方由阎锡山亲自参加。双方协商了日、阎交接太原的措施和步骤。

阎锡山在日军大举侵华并占领大片国土、无数同胞惨遭屠杀、各族人民正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国难当头之际，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军政大员，不以身作则领导战区军民坚持抗战，却勾结日伪军朋比为奸、认敌为友，完全是倒行逆施。尽管阎锡山还没有像汪精卫那样公开叛国，且在与日军、汉奸苏体仁等勾搭的同时，也曾进行过一些为保存实力而消极抗战的活动，但阎锡山与日军达成的“协定”本身和对部分“协定”的执行，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已构成了对国民政府的不忠，对抗日战争的破坏，完全丧失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

在中国共产党严肃忠告、部属极力反对和蒋介石的牵制下，阎锡山最终未敢降日

对阎锡山长期与日寇、汉奸来往、进行密谈、签订“协定”等洽降活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多次对他提出正面忠告。受中共中央之命专门做山西省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樊耕农等也做了大量工作。杜任之在《我所了解的赵戴文老先生》一文中说：“……早在1941年6月，他（阎）就与日酋岩松义雄信使往来，暗中磋商，拟定条款，准备投降（日本）了。当时党中央指示我们地下特别小组说：‘阎锡山是个军人，他要公开投降日本，会比汪精卫等人有更大的危害，我们必须坚决拖住他，不许他公开投敌。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必须坚决完成。’我首先去找赵戴文（阎锡山的谋臣策士、山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二战区政治部主任）说：‘抗战开始，你曾经公开表示不做亡国奴，坚决死守太原，与城共存亡。那时，你名声显赫……现在会长（阎）要回太原，也就是要去当汉奸。这样，他就会遗臭万年。你是不是同他一起回太原？’赵戴文立即说：‘我是有民族气节的人。我绝对不回太原当汉奸！要回，他回去，我的坟墓就在黄河边。’”杜任之说：“这当然很好！你决心不回太原，很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回太原当了汉奸，就成了民族的罪人。你和他共事多年，就忍心看他陷入罪恶的深渊吗？你得想办法拉他一把，不要叫他走那条路。”杜任之还曾对赵戴文说：“你还是把干部们的思想情况向阎老总说说，大家都不同意他这样干。别看有些军政人员现在跟他磕头盟誓。要真回太原，保管落个君不君，臣不臣，众叛亲离。”

杜任之等人还以各政治团体的名义，用不同笔迹写了多封警告信投入“密报箱。”这些警告信阎锡山都要“亲阅”，因此，这给他增加了很大压力。

阎、日妥协消息逐渐透露后，阎锡山内部哗然。一些高级干部纷纷请赵戴文代表大家向阎询问究竟。赵戴文向阎陈述了一般舆论，并坚决表示个人不赞同的意见。阎长时不语。赵说：“今日一打失败，仍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要回太原当下流汉奸，你如何吃得下！”

阎、日妥协的传闻明朗化以后，阎一些部下大感悲愤，纷纷去找赵戴文提出不赞成的意见，请赵向阎表示反对。赵说：“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了。”于是赵见阎询问：“外传与日妥协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如果有，大家是反对的。你回太原去，大家都不愿意跟你回去。”阎问：“你的意见如何？”赵说：“我也反对。”阎动了气说：“我如果投降，你将怎么办？”赵戴文说：“我一定跳黄河而死，决不跟你再回太原去！”内部舆论，很多部属特别是一些高级官员的态度，阎锡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一意孤行，将使自己陷入众叛亲离的绝境。

阎锡山与日寇的密谈也引起重庆蒋介石方面的警惕和关注。蒋介石曾派军令部长徐永昌、诠叙部长贾景德到山西会见阎锡山。阎强调“二战区的环境恶劣，补给困难。”蒋介石答应清理欠饷，增加军费，兵源、物资都可酌情予以补充。但要召回与日本的谈判人员，停止对日谈判。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意见阳奉阴违，一方面电召赵承绶返回克难坡，一方面又将梁武等人留在太原，继续与日军保持接触讨价还价。但为了保持与重庆政府的关系，阎锡山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在公开降日上三思而行，不敢贸然投入侵略者的怀抱。

（本文根据《赵戴文评传》第十四章整理）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2期 我在华懋饭店当西崽　作者：杨孟亮

屹立在上海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原华懋饭店）大厦，解放前是著名的沙逊大厦，为英国大地产商维克多·沙逊爵士所建。大厦始建于1926年，两年后落成。正面为12层，后面9层，屋顶筑有一高达近20米的草绿色方锥形尖塔，面临波涛滚滚的黄浦江，气势宏伟，壮丽美观，人称远东第一楼。

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代的变迁，这座当年有名的大楼，和现今对峙在浦江东岸的几座高耸入云的现代化高楼相比，已相形见绌，显不出昔日的风采了。但内部的布局设施，依然相当高级和特殊，所以和平饭店仍不愧为五星级饭店。

抗战前后，特别是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作为一个地位卑微的西崽，也就是服务员，曾在这家饭店工作多年，看到和经历了别人不易遇到和了解不到的人和事，以及敌我双方的较量。虽然已经过去了六七十年，但许多往事至今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我出生在福建省靠近福州市的一个港湾马尾镇，那里是国民党海军的主要军港之一。我父亲是一名海军水兵，经常出海，顾不了家，因此我家的生活特别困难。我刚满一岁时，母亲就只身带着我到上海投奔在我姑姑家中，帮她家料理家务，以此维持我们母子俩的生活。我勉强读完初小四年级，1932年12岁时就经亲戚介绍进入到华懋饭店，当一名成天站在九楼餐厅门口为客人拉门的小郎，开始了伺候阔人的屈辱生涯。

当拉门小郎三四年后，我先当小西崽，后升任正式西崽。我至今仍记得洋主管对我们的训话，说什么“你们得好好给我干活，要知道我找一百个西崽比找一百条狗容易得多。”为了保住饭碗，我忍气吞声，拼命干活，扮演了鲁迅笔下的“见洋人躬身哈腰，对同胞歪首斜视”的洋奴才角色。记不得是在1933年还是1934年，反正在我当拉门小郎期间，英国的著名作家肖伯纳曾到上海来，就住在华懋饭店七层的一间客房里。一天，鲁迅身穿长袍，脚上穿着一双跑鞋，来华懋饭店拜访他。不知是不是这双跑鞋让饭店开电梯的服务员瞧不起，把他当成个土老头，死活不让他进电梯上楼，弄得鲁迅十分狼狈也极为恼火。这件事后来成了一件新闻传开了。所以鲁迅这样讲我是深有体会的。

我求知心切，酷爱读书，除上夜校补习外语外，还经常光顾书店和书报摊，认识了一位在我家附近摆书报摊名叫黄务元的摊主。黄原是神州国光社的职工，思想进步，人很朴实，他对我特别关照，他书报摊后面往往藏有一些进步报刊，经常偷偷塞给我看，日子久了，我们成了好朋友。

这些进步书报刊，使我大开眼界，懂得了许多抗日革命的道理，我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深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要投身革命，报效祖国，做一个有骨气的人。

我记得当时从黄务元那里不断能看到一份《江潮报》，后来我得知，是一位姓邵的同志从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带来的。邵表面上是一个“跑单帮”的商人，实际上是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从事秘密工作的地下党员。他和黄务元很熟，我估计黄的书报摊就是他的一个联络点。黄介绍邵和我认识，我们一见如故，他向我讲了很多国内外新闻和抗战形势，使我深受启发。我当时不知道他的身份，但我十分钦佩他的人品和学识，并愿意尽力帮他办事。他曾通过我在一艘长江轮上工作的好朋友朱培德偷运过一批货物到苏北；他要购买西药，我介绍过一个姓陈的西药商和他联系。但不幸的是，一次几个日本宪兵突然到他家抓捕他，他翻窗跳楼逃跑，不慎失足摔下牺牲了。

约在1941年间，黄务元又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陈波涛和我认识。陈早在30年代初期就开始从事党刊党报的秘密发行工作，1940年后受李正文同志领导，李是一位学识渊博，懂英、俄、日三种外语，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老地下工作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委派在上海专搞对日伪的情报工作的。

陈对我在华懋饭店的工作很感兴趣，因为作为这家大饭店的西崽，我可以经常接触到一些高级人士，包括汪伪头目的活动。特别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华懋饭店被日本海军部接管，成了一个军管单位，但饭店照常营业，这里成了日伪机关和他们的高级人士经常活动（包括开会、密谈等等）和吃喝玩乐的场所。新来的日籍经理是在日本管理过大饭店的行家，相当精明。饭店服务人员的原班人马不变，我因是老西崽，服务工作周到，能够察言观色，熟悉各类客人的喜好，加上会讲一些洋泾浜英语和日语，深得历任主管的信任和赏识，许多重要活动都派我去参与安排和服务，使我有很多机会和条件，接触到敌人的一些机密活动和内情。而西崽这身白号服也具有很强的保护色，得以迷惑敌人而不受注意。

华懋饭店在日本海军接管后，原来十层沙逊住过的豪华套房，住进了一个日本海军大佐，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经常见到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大汉奸来这里活动。陈波涛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我密切注意他们（包括日方）的动向，搜集有关他们的活动情况。

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福间每周要在华懋饭店会议厅举行新闻发布会，日伪一些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记者都来参加，但这是公开活动，无情报价值。有一次福间开完新闻发布会后，特地开了一间房间，邀请一个中年男子共进晚餐并谈话，由我服务。我发现此人在向福间汇报苏北新四军的情况，引起警觉，就在门外注意偷听，他们两人都未注意到我。我得知此人是日方派往我新四军地区的特务，可能是个头目，他向福间谈到，说那边他已派人安排妥当，不会有什么问题云云。这说明他们刚在我方安插了密探，一切布置停当了。我无法探听到向福间汇报的这个家伙的身份和名字，只记住了他的外貌特征。这一情况我第二天就告诉了陈波涛同志，陈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

在这之前，陈波涛曾问起过我，有无办法可以买到军火。因为他知道我们一些福建同乡有私自买卖军火的活动。我就向我当海军的父亲打听。他说他认识一个姓林的同事，现在汪伪海军当一艘舰艇的艇长，这个人过去就干这种行当。我告诉陈后，陈就要我通过我父亲设法找到了那个姓林的艇长，介绍给他认识，以后结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194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日本主管交待我到十层的豪华套房，为那位海军大佐做房内的餐饮服务。原来大佐那里来了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是一个能讲一口地道日语的白俄女郎，此人我曾在一次舞会上见到过，我心想她这次不知怎么和这位大佐勾搭上了。他们在那里又吃又喝又跳舞，玩的很开心，最后杯盘狼藉，我退出房间，他们在里间卧室上了床。

到了将近半夜，我听到了大佐打鼾的呼噜声，准备去收拾一下杯盘，就轻手轻脚地推开书房门，眼前的情景使我大吃一惊，只见书桌上亮着台灯，一只公文包打开着，这位金发女郎半裸着身子正聚精会神地看着文件，我脑子里立刻闪出“间谍”两字，她突然见我进去，也吃了一惊。我沉住气，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俯身在桌上匆匆收拾了酒杯酒瓶，拿了空盘碟，迅速退出房间，到服务间里洗涤餐具。不一会儿，那位金发女郎披着睡衣跟了进来，塞给我一叠储备券（当时沦陷区通用的纸币），我自然明白她的用意，就不露声色地收下了，并朝她点头表示谢意。这件事就这样悄悄结束了。这是我见到的一个地地道道的间谍，不过我猜不透她是英美间谍还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向陈波涛报告后，他要我保持沉默。

1943年3月间，我得知陈公博将在华懋饭店八层舞厅举行一次庆祝汪伪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招待酒会，许多日伪头面人物都要来出席。我在两个星期前得到这个讯息，就立即报告了陈波涛同志，并向陈提议，机会难得，可否搞一次爆炸行动，可以事先在开酒会的舞厅隐蔽处放一枚定时炸弹，到时候把这批瘟神恶煞轰上天去。陈开始也很动心，并特地换了一身西服，装成阔佬，由我陪着他悄悄察看了现场。但此后再没有动静。招待酒会举行前夕我见到了陈问他怎么办？他告诉我，上级组织不同意采取这类过激行动，这件事就此作罢。

同年夏季，华懋饭店八层舞厅还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慈善舞会，由一个姓许的银行家出面主办。这个舞会的全称是“上海各界慰劳日本皇军伤病员慈善舞会”，有300多人参加，是有关方面借此向各界敛钱的一次活动。舞会的收入相当可观。参加者主要是上海各界名流仕女和伪政界人物，我记得有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夫妇、市府秘书长赵尊岳等，还有电影明星李香兰等一批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这位昔日著名的交际花在舞会上丰姿绰约，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的目光，几乎成了舞会的中心。

我十分纳闷，孙科是国民党堂堂要员，远在重庆，他的这位如夫人，怎么会跑到上海这乌烟瘴气的汉奸窝里来参加什么慰劳日本皇军的慈善舞会，还如此招摇过市，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她究竟是想要干什么？会场里的女眷太太们也都在议论纷纷，对她评头品足，表示不屑。

但据陈波涛同志后来告诉我，我方也获得有关信息，说有个国民党高官的姨太太，估计就是蓝妮，经常来往于重庆和南京、上海之间，和日伪头目勾勾搭搭，很明显是蒋介石回应日寇的和平攻势和劝降政策，派她来充当试探蒋日伪合流的可行性的先遣“特使”。陈还说此事已反映到国际上，苏联政府特地以此事为例，向重庆蒋政权提出警告，实际是借此揭穿蒋介石企图投降卖国的阴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有所收敛，蓝妮这个神秘女人从此也就“消失”了。

我参加这次舞会的服务工作，忙得不亦乐乎，直到午夜12点钟才告一段落。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回到家中倒头便睡。清晨五六点钟，突然被一阵“嘭嘭”的猛烈敲门声惊醒，只听见门外有人一面使劲敲门一面喊叫“快开门！”。我开门一看，只见一个大个子站在门口，命我快穿好衣服跟他走，我问他去哪里，他不耐烦地说：“特高课，快一点！”我吃了一惊，心想糟了，不知出了什么事，只得赶紧穿好衣服，硬着头皮跟他走。他带我步行到福州路的伪警察署，那里离我住处只隔一条河南路。他把我带到了二楼特高课的一间办公室，要我等着，就走开了。

房间里没有人，我发现我曾到这里来过，那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家楼下开设着一家挂着“美国书店”招牌的书店，那里常卖一些进步书刊，当时在孤岛上海是很诱惑人的，还设有一个服务部，专门预约读者所需要的书刊，留下姓名和地址，以便联系。后来陈波涛特地告诉我，说这家书店是日本文化特务机关开设的“钓鱼”书店，不知有多少不知情的进步青年落入了他们的陷阱，要我小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伪警察署特高课来查封这家书店，一个探员上楼来打电话，走过我住的后楼房间，发现我房里有书，进来查到一本《丁玲选集》，就拘留了我，把我带到警察署这间办公室里，一个日本探员和一个姓谭的中国探员（解放后上海市公安局曾向我来了解过此人的情况）审问了我，因未发现我其他任何问题，两个星期后就让我交保释放了。释放前谭某还对我“训话”，要我出去后做一个规规矩矩的“顺民”。

所以我这次是“旧地重游”、“二进宫”了。

房间里清静得很，我因凶吉未卜，心中忐忑不安。窗外外滩江海关的钟声响了七下，知道已是早晨七点钟了，我镇定了一下情绪，思考着应对的办法。不久我见到第一次被捕时认识的那个日本探员和姓谭的探员匆匆进来，径直向里间的办公室走去。一会儿，厨师端来了三客西式早点，分别送给我们三人。我吃着早点猜想他们不像是把我当犯人抓来，略觉宽心。

吃完早点后，他们把我叫到里间办公室，谭某面带笑容地问我昨晚慈善舞会的事，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我想起昨晚这特高课的两个探员曾到舞会来转过一圈走了，谭某还和我打了一个照面，肯定认出了我，知道我在华懋上班，大概是为了了解舞会的整个情况，所以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来。我约略地谈了舞会的情况以后，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要我设法查明后再去告诉他们。包括何人主办此事，有多少人参加，其中有哪些要人，舞会共有多少收入等等。

隔了一天，我就把他们要了解的全部情况去伪警察署告诉了他们，谭某听后表示很满意，并要我以后凡华懋有什么重要活动随时到他们那里去谈谈。意思很明白，是要我当他们在华懋饭店的“眼线”，也就是上海人很鄙视的所谓“三角麻子”（为虎作伥的鹰犬）。

我把舞会的情况和特高课找我去谈话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地报告了陈波涛，他对蓝妮的事很感兴趣，并觉得特高课主动找上门来，正好可以趁机打进敌人营垒里去。但几天以后，陈又来告诉我，组织上经过仔细分析，认为和特高课沾上关系极为不妥。因为我现在是在日本人军管的华懋饭店卧底，而如果又去充当同为日本人管辖的警察署特高课的“眼线”，实际上是在火药库里玩火，敌人是要我为他们“火中取栗”。加上“巧遇女间谍”、“二进宫”等经历，虽有惊无险但隐伏着很多危机。最后他们研究决定，我必须立即摆脱特高课，躲开他们的纠缠，要我马上设法撤出华懋饭店这个是非之地，以绝后患。

但我不能立即突然离开华懋饭店，公开辞职或悄悄溜掉都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和周围人们的猜测不解。因为当时时局动乱，民不聊生，要找到像我在华懋这种收入比较稳定的职业并不容易，谁也不会无缘无故把它放弃！所以要丢掉这只“洋饭碗”，还必须找到既合理又适当的借口才行。

我最后采取了自毁形象的办法，一改过去办事小心谨慎，洁身自好的习惯和作风，装作日渐变得颓废堕落，贪杯爱财，故意多次偷喝洋酒，私拿小费，在客人面前失态等等，严重违反店规，终于达到被华懋饭店主管开除的目的。约在1943年秋我悄然离开了这个战斗多年的阵地。

一个多月后，我经友人介绍，进入了南京路中央商场附近的一家苏籍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重操西崽旧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新的战斗。

抗战胜利结束后，我的上级领导人李正文同志的党的关系从原共产国际转回到中国党来，直接受张执一同志领导，我也于不久被批准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我的公开职业仍一直是马尔斯咖啡馆（现改为东海饭店）的西崽，而这个外国人咖啡馆就成了我党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接头、传递信息的一个可靠联络站。

1946年至1947年间，我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夜班学习，那里聚集了很多进步同学，全校中共地下党员就不下二三十人，该校的学生运动很活跃，我们还组织过一个校外读书会，团结了一批先进同学，暗中开展革命活动。在这以后，我曾参与策反过国民党海军军舰“长治号”的起义，并协助有关同志胜利完成了爆炸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还担任过地下交通员以及和浦东我游击区联络等工作。

渡江战役前夕，我和民治新专同学地下党员张惠卿、陈贤康一起，协助一位进步老师李毅夫，趁国民党镇江集中营迁往上饶的混乱之机，从那里设法营救出了一批（约10人）被关押的我党干部，我现在还记得的有张符瑛、刘永青、孙美、张聪敏等人，我们在上海为他们找到住所隐蔽起来，以后又帮他们安全离去，分别寻找各自的组织归队，从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我从地下转到地上，终于脱下了这身西崽的白号服，穿上了上海军管会的黄军装，成了一名革命干部。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中国教育值得深思的问题　作者：钟沛璋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愤怒地呐喊：“救救孩子！”鲁迅以“狂人”的目光，揭露当年的旧社会是人吃人的罪恶社会。

八十多年过去了。从人吃人的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孩子们的命运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就教育状况而言，很多孩子们的家长和关心社会未来的人们仍在呼唤“救救孩子”！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应该为我们民族造就人才的摇篮、为中国开拓未来的教育，这些年来，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越来越高的学费把成批成批的孩子拒之大门之外，剥夺了他们受教育的神圣的权利。沉重的学习负担，无休止的做题、测试、考试、课外补习，又扼煞了在校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使他们失去了人生中最宝贵的求知热情，成为没有灵性和个性、缺乏想象力、创造力的做题机器。厌学、逃学成为普遍的现象。“一考定终身”，还有的孩子因为通不过中考、高考的闸门，被逼走上自杀的绝路。2004年3月11日，重庆的两名高中女生，相抱从楼顶跳下，在遗书中写道：“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学习的压力让我们喘不过气来。”

为什么在新中国竟出现了这种现象？

我认为这首先是由于缺乏远见，我国的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1983年6月，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六届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当时我正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负责两会的宣传报道工作。两会上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今后应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以发展教育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政府工作报告的庄严承诺，极大地鼓舞了当时与会的近6000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发智力，成为当时两会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人代大会秘书处收到代表们有关开发智力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达381件。政协大会秘书处收到委员们关于教育方面的提案达120件。代表和委员们的热烈讨论也鼓舞了我，使我看到党心、民心心连心，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开发全民族的智力，正在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我以《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的述评报道。我在报道的最后写道：“在本世纪初，中华民族曾被称为沉睡的巨人。在本世纪中期，沉睡的巨人觉醒过来，推翻了三座大山。完全可以预期，到本世纪末，已经新觉醒起来的中华民族，将把‘一穷二白’的帽子远远抛进太平洋而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在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是4%，当时我国的教育经费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要发展教育首先得赶上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教育经费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看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消息：2003年9月9日至21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后，说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政府预算只占这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它来源填补。她尖锐地批评：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我国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长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4%，而实际经费又低于计划的目标值。据统计，在1993年以来的10年间各级政府实际少支付的教育经费超过6000亿元。农村的教育经费长期由乡镇政府承担（也就是要农民自己负担），而乡镇财政又无力承担。这就造成本来已很低的农村教师工资被长期拖欠，农村校舍危房造成师生伤亡事故不断，许多地方的农村教育都是负债运行。大批农村孩子失学。许多地方的小学义务教育名不副实。杯水车薪的“希望小学”，竟成了农村教育的希望。

教育经费的严重不足，教育资源的匮乏就必然造成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大批孩子被挤落淘汰的惨状。中考关，就有40—50%的升不了高中被淘汰。而在过关被淘汰前，已有许多孩子因厌学、逃学早离开了学校。想想看，十几岁的孩子，上不了学，被抛入社会，能干什么呢？除了一小部分充当童工外，就只能闲逛。进不了学校，有些人就进了监狱。这是中国少年犯罪，犯罪低龄化的重要原因。

有人辩解说，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多、国家穷，要先发展经济，才能发展教育。这正是缺乏远见的错误言论。日本是亚洲国家中率先实现现代化的。他们走的恰恰是教育优先的道路。这是从一百五十多年前明治维新开始的。明治政府刚成立，就派出由政府所有主要成员参加的考察团，到欧美考察，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求知识于世界”。回国后，全国上下形成了发展教育最优先的共识，教育经费在各项国家预算支出中最多。经过短短十年时间，日本国民识字率就猛升到百分之九十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国民经济已处于衰败的境况，甚至不抵当时的中国。日本却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方针。在我们中国连年搞政治运动，大革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之间，日本经济却飞跃发展，直逼超级大国美国。再看芬兰，已连续三年被评为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芬兰的名言就是“教育是芬兰的国际竞争力”。芬兰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高中和大学，都是免费的。教育经费占GDP的18%，远高于也重视教育的美国和日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羡慕地称北欧国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二十多年来，经济连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了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教育经费却为什么还是处于这种老牛破车的地步？据教育部政策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中国现在每年只要多投入500亿元到600亿元就可免掉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收费。难道我们真的就找不到关系到我们民族发展命根的这笔费用吗？

当然，要教育部门独立来解决教育问题这是不能承受之重。但是我国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却把已经稀缺的教育经费，往往又着重用来做表面文章。例如不扎扎实实地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却要搞创世界一流大学的“211工程”。一二十年下来，其效果如何呢？人们发现，连国人万民仰慕的大学如北大、清华，还排在世界二百名外！在基础教育中，许多教育行政部门又热心搞什么“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集中到重点学校，以保证这些学校的高升学率。人们看到，只有进了重点中学，才有希望考入重点大学，上得重点大学，就有希望来日取得好职位。“吃了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于是在家长、学校、社会的层层压力驱赶下，多少孩子都陷入了喘不了气的做题、死记、硬背、应考的困境，戴上了眼镜，驼了背，变成了“豆芽菜”。但是人们还是拼命向重点学校挤。重点学校就趁机高价招收“择校生”。哪些人当了择校生呢？人们发现又多是靠“票子”、“门子”和“关系”进来的那些子弟。优质教育常常成了少数人的特权，这种不当的教育政策，人为地扩大了教育的不公平。

当然，要政府把所有的教育都包下来，也是现今政府很难承受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从2500年前中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招收三千弟子开始，民办教育从来是兴旺的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像美国这样经济发达的国家，民办学校还占58%，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就是一所私立大学。日本的民办教育学校占71%，印度占59%，香港占55%，台湾占59%，韩国占80.5%。我国在解放前兵荒马乱年代，民办学校的人数还占大、中学校学生总数的40%。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大力鼓励民办教育来扩充我国的教育资源呢？改革开放初期，在当时政府的鼓励下，我国的民办教育一度有过很大的发展。但是这些年来，我国现有的民办教育，又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绝境。先是在《社会力量办学条例》明确规定：“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机构。”民办教育既然是不靠国家经费而民办，就得按市场的规律来运行。但是有的教育部门领导人说，教育是公益事业，不是产业。这样银行就不给贷款。民办学校，在国内很难融资，国外资金也无法引进。事实是，在堵塞民办教育在国内发展的同时，也堵塞了国外的资力和智力在中国兴办教育的可能性。今天国外有雄厚资力和智力可以为我国发展教育所用。例如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在中国却因为限制太多，无法办理。人们无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引进了这么多外资来兴经济，为什么不能积极引进外资来兴教育呢？我们既然能送这么多的学生到外国去接受外国人的教育，为什么不能引进优秀的外国教育家来中国办教育呢？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在世界向全球化发展的当今，封闭只会使自己落后，利用外力可以发展壮大自己，何乐而不为？

我以为，把教育作为我国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性事业，这一种做法值得商榷。我们是从校长的任命，从教什么、怎么教、用什么教材，出什么试题到用什么试卷，以至学校的财务，无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和控制下。中央教育部门有统一的高考，省教育部门有会考，市级教育部门有中考，县级教育部门则指定教辅以及不定期的各式检查和年终测试。一切围着应试教育的指挥棒转。各级学校都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的下属单位，一切听命于统一指挥，我国也就再出不了像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那样杰出的教育家。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存在种种弊端，我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只是无奈地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教师在课堂应该自由地讲授其研究的课题，责无旁贷地传授他所发现的真理。这是学术自由的首要原则。在我们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就很难有学术自由。没有充分的学术自由，就没有知识进步，就不会有一流大学。这就不难理解，几十年来，为什么美国大学能造就几十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和一百多位像比尔·盖茨那样亿万富翁的科技领军人物，而我国的大学却没有培养出世界级的科学家。我国的国家科学奖，一等奖已连续几年空着无人领取。

权力垄断还会造成腐败。教育资源短缺，这些年来给高收费、乱收费、发财制造了良机。学费猛似虎。过去农村小学的学杂费不超过十元，现在已超百元以上。城市里一些热门中小学的择校费或赞助费往往高达数万元。学校还收取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如强化班费、补课费、辅导材料费等等。一些学生千辛万苦闯过了独木桥，考上了大学，桥那头却伸着一张要钱的巨手，每年的学费高达上万。一些农村孩子的家长交不上这样的巨款，被逼向学校下跪者有之，被逼自杀者有之。对于城市的家长，高额学费，也同样是不胜负担。2004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我国大学学费比1989年增加了25—5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只增长2.3倍。一位福州的家长说，她女儿读大学四年，花掉了10万元，使她倾家荡产。教育当局虽然多次明令禁止高收费、乱收费，但是屡禁不止。为什么呢？因为发财的好处，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就首先得了重头。如择校费就是统一纳入教育行政部门账号。巨额的教材、辅导材料的利润，就有很大的回扣。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披露，广东化州教育局用学校收费的584万元钱盖了自己的楼，以626万元钱用于餐费等用途。广东吴川是个穷县，该县的教育局竟有17个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都张开大口吃喝，餐费高达611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教育乱收费竟高居首位，教育还成为中国当今十大暴利行业的第二名。

教育的权利是基本人权。使人人受到教育，是所有执政为民的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义务。现代社会的公平性在很大程度上要靠教育系统来调节，中下阶层子女一般是通过接受更多教育的渠道来提升社会地位，这使社会形成整体稳定。而现在我国，创一流大学和重点中学的这种做法，却是把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不公平的分配，人为地扩大了原有的差距。现在，最富裕省份与最贫困省份之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相差十倍，最繁荣的城市与最偏远的乡村这种差距更超过百倍。扶贫首先要扶贫困地区的教育。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人为地不断扩大差距，如不制止，则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愚昧和贫穷凝固化，造成我国社会的极大不稳定。

我国教育的问题，还造成一些少有的现象。许多家长为使孩子逃避应试教育的折磨，千方百计、节衣缩食地把还在上中学的孩子，早早送到国外去留学。留学的低龄化，世界少有。目前我国大学的一些学习尖子，还纷纷流向外国。中国的一流大学，成了美国一些大学的预科。许多留学生又把取得外国绿卡，作为最高奋斗目标。大批留学生在海外滞留不归，这与新中国建国初期大批留学生排除万难，争取回来报效祖国相比，真是太值得大家思考了！

所有这一切，怎能不使人呼喊救救孩子，救救中国的未来！？

在使人无奈之际，在我的故乡浙江，忽然传来一个喜庆消息：2004年9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全省教师节庆祝表彰大会上宣布：今年全省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段的15年教育，成为全国省区中的第一家。全省学前三年幼儿毛入学率达85%，小学入学率达99.99%，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比例达99.98%，初中入学率达98.4%，巩固率达99.85%。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比例达87.5%。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7.35%，流动儿童少年（民工子女）入学率达96.9%。浙江高等教育也有飞跃的发展。高教毛入学率已从原来的8.96%，提高到30%。高考录取率从35%，提高到76.6%。看到这样的好消息，真使人“漫卷诗书喜若狂”。这年10月，我偕老伴，以衰老之躯，在浙江的一些地方，走访了许多学校，从农村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到大专学校。二十天中虽然只是走马看花，但足以使人感到高兴，感到鼓舞。所到之处，我们看到当地最好、最新、最敞亮的建筑，必定是学校。我看到我国当今最现代化、壮观的高教园区（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最好的），也看到当今我国的弱势群体民工子女孩子们，在阳光灿烂的校园内游戏，在课堂里上课。省教育厅副厅长张绪培说，浙江正从沿袭下来的精英主义教育，向全民的普及的大众教育转型，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读上书。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话说，就是要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而原来的教育是寻找适合教育的孩子。过去是层层筛选，不断淘汰的办法，是所谓象牙塔，越到高处越尖。浙江的十五年教育，不是尖角，而是矩形，人人都要受教育。

我们到处访问、座谈、听取介绍，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浙江怎么能取得这样喜人的成绩？听来听去，我想主要是这样几点：

一是思想上对教育的重视。浙江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传统，大家都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祝英台是上虞人，一个女孩子为了求学，竟女扮男装远涉百里到杭州。在杭州万松书院与来自绍兴的男孩子梁山伯相遇，于是就有了难分难舍的同窗友谊和爱情故事。现在浙江的老百姓，家家都把子女读书上学，看成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农民说：“爹是梁，娘是墙，孩子是窗。”有窗才有光明，才能看清前途。而有了文化、教育，窗才能明亮。浙江的乡镇干部说：“扶贫最重要的是扶教育。孩子有了文化，就有本事闯世界。”浙江省的党、政领导顺从民意，摆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位置，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努力把建设教育强省作为建设经济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的基础工程来抓。

二是浙江省领导办实事。宁波商人爱说“闷声大发财”。讲实干，而厌恶嘴上乱吹。浙江民营企业搞得红红火火，靠的就是吃苦耐劳，“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浙江的领导扎扎实实办实事，不拉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取得成绩也很少开庆功会。这些年来，浙江省领导扎扎实实做的一件事，就是全省推行创教育强县活动。浙江实施了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明确县级政府举办基础教育的责任，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创教育强县活动的推行，在全省上下形成“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齐心协力办教育的良好局面。特别使人感动的是浙江省在保证弱势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权利、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教育的努力。省政府决定将原来每年1000万元扶困助学专项资金增加到3000万元。从2004年开始，省还每年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支持农村中小学开展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让农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许多地方采用发放“教育券”形式，保证贫困学生得到资助。浙江各地还高度关注进城农村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或是举办专门的民工子女小学，或是把民工子女就地安排到各学校学习。他们认为这不是一种恩赐，不是一种额外负担，也不是可做可不做的，而是地区政府责任所在，责无旁贷，是促进城市化工程，化不稳定因素为稳定因素和进步因素，功在千秋的事。包括来自各省到浙江打工的农民工，数量巨大，正是思想上这样高瞻远瞩的认识，这些民工孩子，96.9%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三是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兴办教育。浙江省专门制定了《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只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有利于增加教育投入，有利于扩大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有利于满足社会的教育需求，各种形式都可以大胆试验、积极探索。这个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众人拾柴火焰高，各类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1998年至2002年，全省社会力量对教育的总投入达440.51亿元，占同期浙江省教育经费总投入的39.4%。我们来到出过王国维、徐志摩、陈学昭、蒋百里、金庸等名人的历史古城海宁，下车伊始，市领导首先带我们看的就是一所民办学校———宏达学校。这所学校是1985年一家校办企业创办起来的。开始只是为外出打工的子女办一所寄宿学校。现在已发展成为有二千学生，七万五千平方米面积，总投资近一亿元，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学校。他们办学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功的喜悦。从学校老师、学校创办人宏达公司董事长沈国辅，到市领导的表情中，可以看到他们都为这所学校的成功感到喜悦和自豪。截至2003年年底统计，浙江全省共有各类民办学校（教育机构）10932所，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在校生总规模达131.9万人，约占全国的九分之一。

浙江的教育，像浙江的民营企业一样，都办得红红火火、蓬蓬勃勃。这说明什么呢？只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有开放的而不是垄断的管理体制，有真诚为民造福、为民服务的实干精神，我国教育事业是大有可为、大有希望的。

浙江的教育还存在哪些不足和问题，省教育厅的领导向我们列举了许多。我们虽然只是走马观花，还是看到老师们的忧虑和困惑。我们来到台州的温岭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却又全新的学校。虽然我们已经在浙江参观了许多漂亮校舍的学校，但看到这所造价2.6亿元、建筑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的县级中学，还是大开眼界。陈才校长是浙江省的功勋老师。他把自己的教学科研成果编了两厚册。在座谈中，一位特级老师说：老师们干得十分辛苦。每天早晨六点五十分就得赶到学校。学校在山区，老师们骑着摩托车赶来，已有好几位老师摔折了腿。学校的高考录取率是90%，其中50%是被国内重点大学录取的。但是社会对学校的压力还是很大。他们问：高考状元为什么不出在温岭中学？为什么不能让更多的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看来即使是功勋教师和这样现代化的学校，还是逃不出应试教育的压力。

在浙江访问期间，我看了《钱江晚报》的介绍，买了一本王宏甲写的报告文学《中国新教育风暴》。王宏甲是一位曾获中国图书奖的部队作家。他不是教育工作者，但是像所有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一样，关注着中国的教育。从1995年开始，他从东海之滨跑到长江源头，从繁华都市跑到荒原戈壁，历时十年。他真实地记录了自己亲历亲见、有关教育方方面面发人深思、引人警醒和感人的故事。王宏甲对我国的教育现状和世界教育的大趋势，进行广泛调研和深度思考，他指出，我国教育正处在有史以来第三次大的变革和转变，其核心是要使灌输式的被动的教育，转变为自主的、探究性的学习。这是跨越五千年的重大转变，是一场真正的学习革命。鼓励和培养孩子对探究知识的好奇心，永远保持探究的乐趣，是通向成才成功之门。王宏甲预言：中国新教育的风暴正在来临。读了这本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的确得益匪浅。有的读者说这本书不同于教育的“病危通知书”使人只想哭，而是看到了希望。但愿王宏甲预言的新教育风暴，吹得蓝天一片新，天下孩子尽开颜。

（2004年12月5日）

（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2期 民主：在信任与不信任之间　作者：高秦伟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度，是因为权力不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全体人民的手中。”当伯利克里面对雅典人这样阐释“民主”的时候，他全然没有预料到后来的人几乎动用了全部的理解力和想象力，让各种完全不同、截然对立的政治体制同民主挂上了钩。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宣布自己是民主的政府，是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以人民代表的身份行使权力的。民主恰似一顶帽子，任何人都可以戴。追求民主是没有错的，这个词本身的来源就是人民之治。“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而对个人最好的保护是由人民来选择管理者，并使之对人民负责。”可以想象得到希腊城邦中的公民是多么踊跃地投身于政治生活中，此种图景无疑给深受压迫的人们以无限的诱惑和殷殷的期望。

但自其后，在西方的语境下，民主却是一个贬义词，常指暴民统治。阿奎那、洛克、康德等人都明确表示反对民主政体。美国建国时，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卷中写道：“如（希腊与罗马般的）民主……很难与个人安全、财产权利相容，往往由于暴亡而夭折。”因而也拒绝民主。民主的流行仅是近百余年的事，其内涵也已不再是直接式的民主，而是代议制民主，英美的学者则更愿意称后者为共和。他们强调在政治过程中，既要有反映多数人意见的机制（如普选制），也要有保护少数人利益的制度（如司法审查制）。也就是说在整个政体的安排中，各种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表达途径，从这个视角来看，民主总是处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信任”，所以人民将权力委托给了国家，希望管理者能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不信任”，所以需要有权力之间的监督机制，多数人的利益表达机制、少数人的利益表达机制、中央的利益表达机制、地方的利益表达机制，等等。这些不同的竞争性利益的存在，成为民主的均衡和公共政策形成的基础。或许这正是共和的真正意蕴：分权、合作、制衡、共赢。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们的宪政民主、社会民主及党内民主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就宪政民主而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参政议政。就社会民主而言，村民自治、城市居民自治和企事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发展都足以作为例证。而就党内民主而言，各级党的领导问责制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做述职性工作报告等举措都在向世人昭示中国实行民主的决心。近代中国革命是以倡扬民主与科学为序曲的，根据这种“路径依赖”，国人总是认为只要实现民主就等于实现了一切，兴奋之余总是不能思辨式地思考民主的正确内涵。而这恰恰正是问题的关键。这里我们以民主的两个层面来分析我国民主的具体运作情况。

在我国，民主更多地被放置于信任的层面，新中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实践也多是在这方面下功夫的，如扩大选举范围，改革选举方式，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民主性、权威性与代表性，提高各级人大代表素质与回应性，等等。这方面我们确实需要付出更多、更艰辛的努力。基于信任，我们要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能够充分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基于信任，我们要使代表成为精英从而在政治过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些都需要机制的构建，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目前的民主政治实践，可以说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加大了力度。特别是通过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方式，已经引起了许多西方媒体与学者的高度关注。总之，信任式的民主可谓长路漫漫，征程不断。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人们对民主寄予了厚望，希望出现民主的奇迹。但我们不要忘了，民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不信任。在西方，随着民主实践的日渐丰富，人们开始反思精英式民主的不足，并注意关切少数人的利益。学者们指出民主并非简单地定义为一致性，它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利益，需要的是对话、谈判、协商。普选制可以解决多数人利益表达的对话机制，但并非十全十美，如何体现少数人的利益、怎样实现局部利益呢？从一些宪政国家的民主实践来看，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地方分权制度显然有利于解决这种对话危机。在中国还缺乏一种好的、有利稳定的社会对话机制。究其原因，可能就在于我们对民主的不信任层面关注太少，以为民主仅仅是统一式的、多数同意式的，以为少数人就代表着被统治，代表着错误，而实质上民主更需要对话，需要全体人民的对话。不信任式的民主事实上就是多元权力主体、结构并存的代名词。

代议制政府的民意机关在理论上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受人民的监督，但代表具有独立性，其意志也不能就简单地说是代表了人民。因此，真正的民主不仅应该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更应该建立在不信任的基础之上。美国宪法学家约翰·哈特·伊利说政治的“失灵发生在政治程序不值得信赖时，往往出于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在任者堵塞了政治变革的渠道以保证他们继续在任，未当选者继续落选；另一种是尽管没有人真正忽视一种意见或一个投票权，但一个有影响的多数支持的代表会有计划地损害少数群体的利益。”这种情形下，就需要我们在制度设计时，应特别注意解决由不信任而产生的争议问题，要疏通政治变革的渠道，要切实保护少数群体、局部的利益。

民主并不神秘，也不仅仅是西方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整套能够为国家带来良好治理的制度实践，如马克斯·韦伯、约瑟夫·熊彼特等人指出的，“民主充其量不过是选择决策者并制约其过分行为的手段”。因此，民主并不是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惟一办法。或许除了民主之外，我们还有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等价值因素。切不可以偏概全，不及其余，而此种理念曾经左右着国人的思维与行动。

（转自《学习时报》第262期）

西安古城墙

王星魁

由西安老城市中心偏南的钟楼向南约二里许，即为西安古城墙南门。南门建筑宏伟，属双瓮三门结构，有登临处。登临城墙，你会发现外国游客比中国游客还多。西安(古称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大都会。外国游客多是慕名而来，连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第一站也是首选西安。西安城墙上有自行车租赁站，单人、双人或三人联动车皆有，游客可任选一种沿城墙顶骑车兜风，也可乘电瓶车游览观光。城门楼无比高大，其上有书画展览，需再次买票方可登临。也许是为了限制人数，保护木结构而采取的措施。城门楼因建在12米高的城墙上层层拔高，视野逐渐开阔，环顾四周，俯视下界，街市楼宇，由大变小，宛如沙盘牙雕，行人如蚁，车流如虫，十分有趣。

西安现城墙，建于明洪武三至十一年(1370一一1378)，是在隋唐皇城基础上扩建而成，距今已有600余年。城墙高12米，顶宽12—14米，方形，周长为13.70公里。城墙上有城楼、箭楼、望敌楼100余座，分设在各门或城角，多以城门对称排列，十分威武壮观。城墙上有垛口5984个，呈内宽外窄的斜口，便于观敌射箭。城外有护城河，水深数米，宽约10米，古时四门有吊桥，可通可断，机动灵活，便于御敌。

西安城墙是目前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为研究古代城建技术和城市防御工程提供了实证资料。

现在古城墙四周护城河两岸，已开辟为环城公园，花木扶疏，碧草如茵，桥涵码头，曲径勾连，游船亭榭，点缀其间，正吸引着大批游客在绿荫中游玩……一派和平景象，无人再理会古代战争的肃杀、攻伐和呼号。

城墙外的高楼大厦在不断地向外延伸，城墙内的老城区，也已楼厦林立，与古建筑的保护区呈插花并存，相映成趣，成为新老西安古今共荣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005年第2期 从陕北革命根据地走来的郭洪涛　作者：文安生

郭洪涛是陕西米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也是“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立志革命和狱中斗争

郭洪涛考入榆林中学时，校长是著名的西北民主革命人士杜斌丞。当时学校已经有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郭洪涛受到很深的影响，不但立志革命，16岁就加入了共产党，还根据党的决定，加入了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担任榆林国民党县党部委员。1926年9月，他接任了中共榆林特支书记，后又任榆林地委组织部长，成为组织领导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骨干。他们在街头讲演，编演文明戏，散发传单，游行请愿，宣传革命道理，号召群众拥护北伐，抵制日货，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的斗争，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逼迫作恶多端的横山县长下台。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洪涛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被迫离开榆林转赴太原。他考入山西省国民师范学校，并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同年冬天，由于叛徒出卖，他在太原被反动政府逮捕，时年18岁。虽遭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护了党的机密和同志们的安全。

在5年零8个月的铁窗生活中，郭洪涛勇敢地坚持斗争。为了改变狱中残酷的监管和恶劣的生活条件，他和几位党员发动难友开展请愿和绝食活动，同伪监狱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当绝食第五天，许多人饿晕了仍不进食的消息被《大公报》披露后，监狱当局不得不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从此，伙食有了改善，也可以和亲友通信及定期见面了。

1931年，山西特委书记刘天章派人以探视为名到狱中同郭洪涛接上关系后，又指示成立狱中支部，指定他担任支书。支部组织领导了狱中斗争，要求党员立场坚定，对动摇分子进行教育帮助，对有反动言论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组织学习从狱外偷送来的党的文件和马列主义著作，郭洪涛还在难友中发展了两名地下党员。支部注意团结教育普通犯，做了许多争取看守人员的工作，结果有的看守人员能够帮助从狱外带来进步书刊，特许监外的地下党员同狱中党员见面，甚至党员能在囚室里开支部会，个别看守人员则利用站岗的机会为他们放风。在接到特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后，支委会曾具体研究和积极准备发动越狱暴动，联系了300多名普通犯，预定要配合特委正在组织的兵变，届时将里应外合，夺取看守的枪支举行暴动。

参与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3年郭洪涛出狱后，很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并来到北平休养。不久，中央驻北方代表决定派正在北方搞兵运的西北革命领袖谢子长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开展工作。一天，谢子长和阎红彦一起到北平沙滩蓬莱旅馆看望郭洪涛，他们在介绍陕西情况时说，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陕北革命受到了挫折。谢子长说：“我们得回去收拾这个局面，我想让你也一道回去。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咱们同心协力把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革命之火熄灭掉。”郭洪涛颇受感动，欣然同意。

12月初，谢子长返回陕北。郭洪涛随后到达陕北佳县，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在军事特派员谢子长和陕北特委领导下，郭洪涛参与领导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创建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同时，郭洪涛领导组建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四、第五支队。游击队在打击和消灭白军民团武装的同时，发动群众开展抗债、抗租、抗捐、抗税、分粮、吃大户等斗争，对罪大恶极的豪绅恶霸则坚决镇压，并以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张贴布告，公布其罪行。郭洪涛有一次路过绥德，听到群众议论说，陕北出了个姓苏的大人物，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到处为民除害，穷人有了出头之日了。郭洪涛感到无比欣慰，把这些话牢牢记在心里。在他看来，这就是老百姓对红军游击队的最高奖赏。

陕北红军游击队很快在绥、米、佳、吴边和绥、清、延川边发展游击战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根据地建立健全了党团组织和基层政权，普遍成立了赤卫队、少先队、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1934年7月，陕北红军总指挥部正式成立，郭洪涛任政委。他与总指挥谢子长一道率部攻进安定县城，从狱中救出了被捕同志和革命群众200余人，大大振奋了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的斗志，扩大了红军、游击队在群众中的影响。随后指挥所属游击队与红二十六军三团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使除神府苏区外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支队扩编为红军一、二、三团作为主力团，并经郭洪涛建议，中央驻北方代表批准，于1935年1月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该师组建后三战三捷，取得了反二次“围剿”的初步胜利。

1934年9月，郭洪涛到清涧县进行土地分配的试点工作。按照试点经验，确定了土地分配政策。经过一个冬春，陕北根据地全部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5年2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根据谢子长、刘志丹共同商定的意见，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对两个地区的党政军实行统一领导，并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作出了部署。郭洪涛任西北工委组织部长，后改任秘书长。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剿”，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做出了积极努力。

迎接党中央、毛主席长征到达陕北

1935年7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朱理治为中央代表团书记，上海中央局派聂洪钧参加中央代表团。朱、聂二人到陕北后，全面领导西北苏区党政军各项工作。聂洪钧任西北军委主席。撤销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包括陕甘边）发生了错误肃反事件。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以屈打成招的口供为依据，逮捕了红军和苏区领导人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前方还错杀了一些同志。在军事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后，中央代表团决定成立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军团长、刘志丹副军团长和程子华政委领导下，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在榆林战斗中歼敌一○七师四个营。这时，中央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消息传来，几位领导人就研究过如何迎接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榆林桥战斗获胜当天，确悉中央红军已到达吴起镇，经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商定，由程、郭前去迎接。同时报告了陕甘晋省委和西北军委，后方当即派人为中央和中央红军筹集给养。

郭洪涛和程子华从稻左堡出发，策马扬鞭，当天就到了甘泉县下寺湾，见到中央红军派来寻找陕北红军的贾拓夫。当李维汉和中央机关也到达下寺湾后，郭洪涛向李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两支红军的创建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正在进行的肃反，刘志丹等一批同志还在被关押等情况，并陈述了对肃反扩大化的看法。李维汉感到情况重要，即于11月2日带郭、程去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毛泽东认真听取了汇报，对陕北和红十五军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我们到陕北就是到家了，有了根据地，有了立足点了。谢子长、刘志丹同志对陕北是有特殊贡献的。”毛泽东愤怒地谴责逮捕刘志丹等的机会主义错误，说：“没有这些好同志，哪来的这块根据地！”据郭洪涛回忆，当时的陕北根据地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1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指挥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协同作战，在直罗镇全歼东北军一○九师。24日又追击歼敌一○六师1个团于黑水寺，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西北革命根据地从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出发点。到下寺湾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以及向毛泽东、张闻天汇报陕北苏区和红军的情况，也就成为郭洪涛革命生涯中一个独特的亮点，成为他终生难以忘怀的光荣经历。

郭洪涛和贾拓夫一起从下寺湾回到当时陕北苏区的中心安定（现子长县）县城瓦窑堡，进行接待中央入城的准备工作。11月7日，中央领导同志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王稼祥，邓发、董必武、林伯渠、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进驻瓦窑堡，受到数千名赤卫队和群众的热烈欢迎。街道两侧红旗招展，欢迎标语随处可见，在高昂的锣鼓唢呐声中，人们载歌载舞，送水端茶，中央领导和指战员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欢呼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

郭洪涛为中央领导和全体指战员准备了一餐尽可能丰盛的饭菜。当领导同志品尝到打土豪的胜利品、陕北罕见的海参、鱿鱼等佳肴时，称赞说，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长征打下遵义时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席间人们谈笑风生，意气盎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得知王稼祥在长征中负了伤，仍身体虚弱后，郭洪涛专门找来一头奶牛，使他每天能喝上牛奶。

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

迎来中央以后，郭洪涛被任命为新组建的陕北省委书记。作为地方的代表，他参加了中央负责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中央代表是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军委代表是张云逸）。1935年11月13日，郭洪涛参加了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做了工作汇报。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郭洪涛积极组织为中央红军筹集粮食给养和御寒服装，改善红军生活条件。根据地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节衣缩食，仅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完成军粮970余担，而延川一县提供的军服就多达3000套。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壮大红军力量，中央陆续将西北根据地内的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红二十九军（军长萧劲光、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和两个独立师。在周恩来、李维汉领导下，指定郭洪涛负责发动群众参军，在陕北各地迅速掀起了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热潮。1936年短短几个月就扩大红军9600人。同时，加强了对俘虏的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参加红军，争取改造了3000名东北军俘虏，扩大了兵源。

在张闻天领导下，郭洪涛参加了改变富农政策的调查研究。张闻天对郭洪涛反映的情况和建议十分重视。经过认真讨论，做出了纠正“左”倾的富农经济政策的决定，对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周恩来到达瓦窑堡后，郭洪涛列席了中央政治局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瓦窑堡会议和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会议，致力于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相继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1937年5月，郭洪涛参加了中央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终生不忘在陕北肃反中的错误

陕北错误肃反（包括陕甘边）发生在1935年秋，是中央代表团主持的。郭洪涛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1942年12月，西北局书记高岗却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的结论《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中说：郭洪涛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企图把刘志丹等同志杀了，好当西北领袖；朱理治同志和郭洪涛反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郭洪涛想当土皇帝；郭洪涛到山东工作后又搞错误的“湖西肃反”，继续杀人等等。1942年12月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也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结论。郭洪涛当时即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任弼时提出申诉，最后他表示在服从组织的原则下保留个人意见。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郭洪涛所在支部审查这个问题时，根据有关文字证明材料和郭的申诉，提出重新为郭做结论，后因高岗极力反对而未果。但支部书记陈奇涵以党小组的名义重新为郭做了一个实事求是的审查意见，并写明应把有关材料“反映上报，以便对郭复查时，作为参考”。

这以后，郭洪涛表现了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永葆革命青春的情操和胸怀。他在《郭洪涛回忆录》中写道：“在检讨、改正错误的心情和背着莫须有罪名的委屈情绪交集在一起的心态下，我横下心来，不再申诉，鞭策自己，埋头工作。我扪心自问，忠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忠诚为党工作，忠诚为人民服务，严守誓言、义无反顾、无怨无悔，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自慰的。”

1954年高岗反党篡权阴谋被中央揭露后，1935年中央处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五人委员会的成员王首道于1956年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我是负责审查陕北的错误肃反问题的，知道郭洪涛不是陕北错误肃反的主持人，而是反对逮捕刘志丹、高岗、张秀山等同志的。《毛泽东选集》的注释是不对的。建议中央重新审查。”

刘少奇表示：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对的，可以重新审查。邓小平同志致函王首道和郭洪涛，说中央同意重新审查郭的几个历史问题，要郭将有关材料直接送中央监委。于是郭洪涛提出了书面申诉。

1957年6月，按照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负责这项审查的委员会。中央监委根据反复调查核实的情况和审查委员会会议所作的结论，于1959年11月23日提出《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1960年4月，党中央正式批准。

从此，郭洪涛背了17年的莫须有的罪名，终于被历史事实和中央所否定，郭洪涛如释重负。

中央监委《审查意见》指出：“一、1935年陕北肃反错误是严重的……这一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书记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陕北军委会主席。郭洪涛同志当时是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对陕北错误肃反也负有政治上的责任。但是，就整个肃反过程来看，郭洪涛同志不是肃反主持人，没有诬害刘、高的意图，逮捕张秀山同志他事先不知道，也不同意把刘志丹、高岗、张秀山当反革命处理。在肃反初期，郭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刘、高、张是反革命’。中央到达陕北不久，郭也向当时西北保卫局长王首道等同志表示过类似的意见。根据以上情况，郭洪涛同志于1956年向中央提出的申诉，说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二、郭洪涛同志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的问题。三、罗荣桓等同志证实湖西肃反主要是由于湖边地委和区党委一些负责干部轻信了个别坏人的挑拨和采用了错误的逼供信方法造成的，并不是郭洪涛同志对本地干部采取宗派主义打击政策的结果。因此，1942年《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与事实不符的结论，都应该修改。”

但是，中央重新作的这个结论并没有下发，更没有公开，而50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关于陕北错误肃反的注释中仍留传下来“犯‘左’倾错误的郭洪涛同志”的表述。“文化大革命”中，有的群众组织认为这是郭洪涛的“罪行”，穷追不舍。郭只好向中央求救，直到《毛选》编委会批复说：“那条注释需要修改。郭提出修改，并不是错误。”之后，追讨方告结束。1991年6月《毛选》出版第二版时，终于对那条注释做了修改，并删除了个人的名字。

使郭洪涛深为感动的是，1978年12月21日，中央组织部将1960年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委”的那个《审查意见》，转发给了全国各省、部级组织部门。1983年中央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文件和中央党史研究室对陕北肃反问题的有关表述，都继续肯定了1960年中央对郭洪涛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的精神。郭洪涛在回忆录中说：“在我有生之年，这是我获得奉献余生、安度晚年的最大欣慰，我感激伟大的党。”同时，他一再表示：在陕北肃反中我盲目拥护王明路线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严重的。我做过多次自我检讨。迄今每当提出或想起这个错误，内心深感愧疚。我将永志不忘，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创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日寇侵入山东。山东党组织在多处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抗战形势很好，急需增加军政干部。1938年4月，中央同意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提出的派干部去山东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请求。决定派郭洪涛和罗炳辉（后改为张经武）到山东省委工作。同时，选拔了包括段君毅、霍士廉等同志在内的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去山东。行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干部，要求他们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创造坚持平原战争的经验。刘少奇指示郭洪涛、霍士廉，在山东要重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国民党及开明人士建立共同抗日的根据地。

郭洪涛到任后，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他主持召开省委干部会议，讨论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定了创立沂蒙、淄博、抱犊崮山区、大泽山、清河地区、沿海地区、梁山泊和微山湖等几个根据地，报请党中央审批。毛泽东电复：“这个战略计划很好，望照此去做。”

在领导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央决定重组山东省委，郭洪涛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后来先后改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及中央山东分局，郭均任书记兼军事部长）。在创立以鲁中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几个根据地的同时，1938年12月成立了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八路军山东纵队，兵力达24000人。郭洪涛认为，山东八路军游击支队的产生发展，不同于华北各省八路军游击支队和华东地区新四军游击支队的产生发展。那里的游击支队，一般是在正规的部队，或由它派遣的远征支队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而山东的游击支队并没有正规部队的直接帮助，只是靠着正规八路军的一批领导干部，和当地的群众领袖以及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建立起来的。所以，这个过程要更困难些。但是，由于山东民众具有反帝反日的斗争传统，有顽强的民族反抗精神和英雄气概，而且民间枪支极多。所以，不管如何困难，终于日益壮大起来，并且向着正规军的方向前进。这支部队经常袭击敌人，消灭日伪军大量的有生力量。仅从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就作战540余次，毙伤日伪军14000余人，俘虏16000余人；缴获机枪60余挺，迫击炮12门，步枪1700余支，电台7部；击毁敌机7架，汽车170余辆，火车机车18台，击伤敌舰一艘。

郭洪涛多次同各抗日党派、军队的头面人物会谈，争取团结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孤立顽固派、打击投降派的斗争，争取大批爱国人士参加党领导的抗日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省委还领导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党校和《大众日报》，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扩大了抗日宣传。1939年，山东分局领导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军2万余人对鲁中根据地的“大扫荡”，建立了32个县民主政权。

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安全进入北平

1949年3月，郭洪涛有幸参与迎接党中央、毛主席进北平的工作。1935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央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陕北作为落脚点，郭洪涛曾骑马到下寺湾迎接毛主席，在瓦窑堡欢迎中央进驻。这次是革命取得了全国性胜利，党中央、毛主席进驻文化名城北平，郭洪涛乘火车前往高碑店迎接。

郭洪涛作为党的七大代表，参加了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转赴东北工作，先后任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等职，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工作。北平解放后，郭洪涛任天津铁路局局长，负责接收平津一带的铁路，领导修复被战争破坏了的铁路，恢复运输，支援人民解放军南下。中央决定从西柏坡迁入北平途中，由高碑店到西郊清华园乘火车。郭洪涛领导的铁路局接受的任务是，要保证铁路畅通无阻，不发生任何问题。当时政治情况复杂，有些反动分子不甘失败，正在伺机进行破坏活动。因此，沿途一定要采取万无一失的妥善措施，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

按照周密细致的预定方案做好准备后，3月25日上午，激情满怀的郭洪涛早早来到高碑店迎候。中央领导同志的车队到了，神采奕奕的毛主席一眼看到郭洪涛，微笑着和他握手。看着他身穿皮大衣、头戴旧水獭皮帽，风趣地说：“你这个‘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刘少奇一边握手一边向他介绍了夫人王光美。周恩来打了招呼便详细询问列车安排情况，听到郭的汇报后，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中央感谢你们！”谈笑风生的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王稼祥等同志也一一同郭洪涛握手致意。

列车起动后，郭洪涛坐在第一趟列车上，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前方，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第二趟列车和警卫人员乘坐的第三趟列车开道。列车一路疾驶，全线绿灯放行，很快到了清华园站。中央领导人和铁路局的领导人一一握手告别，并要他们向广大铁路员工转达谢意。这一天，又成为郭洪涛革命旅程中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呕心沥血办交通

1952年初，郭洪涛任铁道部副部长，1954年冬改任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中央制定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政策时，听取了国务院各主管办公室和34个部委的汇报。郭洪涛和六办主任王首道一起，向毛主席、周总理汇报了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方面的形势和发展规划，提出了五项政策措施建议，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汇报内容基本上被中央采纳。1958年至1982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和迫害以外，郭洪涛一直在国家经委担任领导职务，分管交通运输、邮电通信业务和能源生产工作，制订有关重大方针政策和发展规划，协助经委主任处理工作中的重要问题，以及调研和总结实践经验。

在国家经委工作期间，郭洪涛还圆满地完成了中央领导交办的紧急任务。这里仅举一例。

1958年，“大跃进”造成交通运输紧张，南方煤炭供应成了大问题。毛泽东提出要扭转北煤南运的局面，在南方生产煤炭。可是，一座煤矿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建不起来的，当务之急在于提高铁路主要干线的通过能力。当年11月上旬，郭洪涛出差正在南京。周恩来派他的秘书李岩坐着伊尔军用运输机去南京找他，要他调查研究如何加大京汉、京沪铁路的运输量。郭和李岩马上在南京召开会议研究京沪铁路的问题。然后，坐上军用飞机到汉口、郑州研究了京汉铁路的问题。11月19日上午10时，郭、李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刚刚降落，就有汽车等着，遵照周总理的安排，把他们接到国务院。当时，总理正在主持国务院会议。郭洪涛作了汇报：根据现状，再增加运输量已不可能，需要采取技术改造措施。一是有些区段增加双线，将来需要时全线改造成双线。这时总理指示：“其他干线运输通不过时，也可以先搞部分双线，再搞全部双线。”二是股道由650米延长为850米，可以多拉车皮。三是增加直达列车，减少中间卸车。四是在煤矿继续推广土法滑溜化装车，提高效率，加速车辆周转。五是开行合并列车的经验可以推广。周总理同意这些意见，由国家经委和铁道部组织实施。此后运输情况，经委指定郭每半月向总理作口头汇报，每个月写成简报。

永葆革命青春

郭洪涛从“一线”退下来后，继续满腔热情地为经济建设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1982年，根据国务院决定，组建了国务院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郭担任主任，致力于以山西为中心的能源基地建设与发展。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能源基地开发规划和方针政策，并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更为可贵的是，郭洪涛在古稀之年，根据国家经委的决定，组建并主持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的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8年。协会主要是促进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与信息传控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开展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和交流经验。

作为会长，他在历届理事会会议和重要会议上，多次发表主题讲话和政策建议。这些讲话和建议，经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讨论后，均上报国务院及有关部委，对发展运输与通信事业的决策起了重要参考作用。协会在各主流媒体发表的重要文章，以及先后创办的《中国交通年鉴》和《中国航务周刊》，深受各界欢迎和好评。

为考察借鉴发达国家铁路电气化、老港口和老铁路技术改造、水陆空联合运输和集装箱运输等方面的经验，以及重载列车铁路的技术问题，郭洪涛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率团出访英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他还接待过许多国家交通界人士的来访，大力支持协会的外事活动，使协会成为沟通非官方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郭洪涛领导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为政府、为社会、为行业、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在努力发挥桥梁、纽带、参谋、咨询作用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服务工作，对促进我国交通产业的发展和改革起了重要作用。他在90高龄时辞去会长职务，担任名誉会长。人们称赞郭洪涛为我国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和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郭洪涛被我国交通界誉为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2004年3月25日，遵照郭洪涛的临终嘱咐，他的遗体从北京医院送往八宝山直接火化，只有几十位闻讯赶来的他的至亲密友、身边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在医院为他送行。在《郭洪涛同志生平》中写道：“郭洪涛同志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是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他“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坚持真理，思想敏锐，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力求与时俱进，永葆革命青春”。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崇高品德和辉煌业绩将永载史册”。（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百岁学者谈启蒙　作者：李维民

出生于1904年1月31日的著名学者夏征农，今年已超过一百周岁。他是1979、1989、1999年相继三次出版、发行600多万部的《辞海》的主编。2002年又以99岁高龄出任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大辞海》的主编，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在我国健在的著名社会科学家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位。他是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曾担任过新四军政治部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要职。

夏征农是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早在小学时期就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复旦大学。1933年加入“左联”，是“左联”后期领导人之一。20年前，我整理父亲李竹如的遗稿时，发现由蔡元培题写报头、我父亲主编的《文化报》1937年6月7日一期上，载有署名夏征农的题为《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文，同期报纸还有夏征农《野火集》的介绍。不久前我去上海时，把这期报纸的复印件送给夏老。我走进夏老家中时，他正扶着楼梯栏杆从楼上走下来，精神矍铄，不像是年逾百岁的老人。看到当年的《文化报》，夏老说，《野火集》是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但由于“七·七”事变很快爆发，未能保存下来。他回忆起当年与艾思奇等在上海创办流动图书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情况，接着又谈到抗战时在新四军、解放后在山东工作的情况，头脑非常清楚，记忆力很好。

夏老就“新启蒙运动”这个话题说：“‘五四’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是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前夕，是又一次启蒙运动，当时叫新启蒙运动，就是启发人民群众发扬民主精神，反对独裁统治，动员人民群众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7年夏老在《新启蒙运动的开展》一文中提出：“五四时代的反旧礼教是一般的，……我们现在应该进一步算清它的每一根骨骼，要从它的内部揭发出它的罪恶，要从每一点，每一具体问题，分别举出它在目前的实际作用。”文章最后这样写道：“可虑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提出了口号，而不付与具体的内容，虽然已经指出了新的路向，而不能坚决执行，我希望全国文化人来为这一运动斗争。”

68年前夏老写的这些话，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年前夏老跟我说：“启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能说现在已经完成了。”他说：“‘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又一次新的启蒙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倡民主与法制，不再用群众运动的方法，不是个人说了算，而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以法治国。”

夏老接着说：“列宁讲过，贫穷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革命推翻旧政权，但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从而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实行改革开放，搞两个文明建设。十六大又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写入党章，这些都是为了不断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实行和平发展的方针，不是你搞我，我搞你，而是争取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发展。”

夏老曾六次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是八大正式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特邀代表。2002年，他以99岁高龄进京参加党的十六大，在小组发言时他慷慨赋诗一首：“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多年来，夏老除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外，还担任过复旦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上海社科联主席，上海文联主席，而主要精力则倾注于主编《辞海》。《辞海》是向广大读者普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也可以说是一件启蒙的工作。夏老继舒新城、陈望道之后任《辞海》主编，这年他已74岁，与明朝39岁的解缙编纂《永乐大典》、清朝49岁的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相比，可说是前无古人。《辞海》于1936年初版于上海中华书局，1965年出过一次分卷未定稿。夏老主编《辞海》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于1979年正式出版了解放后的第一部《辞海》。夏老说：“我们开始遇到很多难题，曾派罗竹风同志去北京请示，有些问题当时也得不到明确答复，但时间又很紧，要求在国庆节前出书，所以第一次出版的《辞海》中，还有些‘左’的影响。1989年第二次出版，有些问题就能讲清楚了。例如，对一些人物的评价，我坚持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有人提出把活着的人也收进去，我没有同意，因为有的人还会变化。”

1999年版《辞海》，在夏老主持下，从内容到形式又有很大改进，许多条目作了更恰如其分的修改，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反映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纠正差错，弥补缺漏，精简少量词目和释文，并新增彩图，配置16000余幅图片，版式也有革新，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称赞。夏老说：“现在的《辞海》主要对象是广大读者，有些很生僻的字词没有收入，难以满足一些专业工作者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决定编辑《大辞海》，《大辞海》的篇幅将是《辞海》的2.5倍，从去年开始分卷出版。”

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去年是夏老的百年诞辰。人们隆重为他祝寿，夏老赋诗一首，题为《百岁乐怀》：“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这最后篇章就是《大辞海》。夏老亲笔题写的这首诗，笔锋苍劲有力，刊印在去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夏征农文集》书函上。这部文集分为理论与实践，文艺与大众，小说、游记、戏剧、诗歌、词曲及杂文五个部分。收录作品390余篇，共145万字，集中了夏老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2期 白桦关注右派分子　作者：于俊沂

1957年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号召，对党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时间不久，风云突变，转入了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被列为重点。不足百人的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就有包括笔者在内10人忽坠千罗网，被划为右派分子。此外，还有8人虽未被划为右派，但受到开除党籍、留党察看、降级等不同性质的处分，也有人称他们为“中右”或“内定右派”。这个单位可以说得上是“重灾区”。当时，我在宣传部任党刊《支部生活》编辑。白桦（1920—1993年）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业务；部长由市委文教书记兼任，统揽全局；另一名副部长主管干部工作，直接具体部署和指挥反右派斗争。市委宣传部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白桦不是主要责任者，但他在反右派之后，对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者的命运和前途，却牵肠挂肚，排除各种阻力，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

当年，许多人为了自己的安全，对于“右派分子”往往采取以下两种态度：一是视“右派”为“鬼神”而远之，尽量回避；二是雪上加霜，宁“左”勿“右”。白桦却不是这样。

1958年秋，我正在天津西郊区劳动改造，有事需要回原机关办理。考虑到个人的"右派"身份，暗暗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见到熟人躲着走，躲不开就低头而过。既不让人家为难，也不自找没趣。但在楼道里还是遇上了白桦。他主动喊我：“老于啊！”并让我到办公室坐下。我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没脸见领导。”他的心情显得很沉重，亲切地对我说：“不要那么想，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由于我领导得不好，你们犯了错误，我觉得很对不起大家。”看来他是有难言之隐的。反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能拒不执行吗？同时他还鼓励我好好改造，不要悲观失望，将来会有前途的。话虽不多，却暖人心田，我感到精神为之一振。好像未经“转世”又由“鬼”变成了人。

1960年，白桦晋升为中共天津市委常委，任宣传部长。在他的关怀下，到了1962年，我们这些“右派”先后“摘帽”，离开了劳改场地。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不少企业“下马”，机关也在精简，就业之难不言而喻。但经过白桦的努力，按照国家规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这与其他某些单位相比，我们算幸运多了。据我所知，市委有的部门就有人“戴帽”劳改二十年，直到1978年中央下达通知后才告结束。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地伤害了大量无辜。1962年初，白桦得到了一个信息：反右派斗争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当加以甄别平反。他认为市委宣传部也存在这种情况，立即指示干部处做好甄别平反的准备工作，一旦中央文件下达，就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毕，以免拖延时间，因形势变化而误事。果然不出所料，此后不久，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明确“右派无反可平”。甄别平反的事就只好作罢了。

1964年初，我被安排到天津市电影公司工作。白桦的秘书张宝珍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张小纸条，就让我去报到。我说：“是否写一份正式公函？”他说：“用不着，白桦已经同他们谈好了。”我到了该公司，按常规也就是在人事科办个手续了事。但出人意料的是，惊动了党政所有领导，受到了以刘德经理为首的4位负责的共同接待和欢迎。这显然是出于对白桦的尊重，我是沾了光的。扪心自问，我才值几个大钱！行政21级的最小科员，“摘帽右派”。但领导信任，不受歧视。有些重要工作写年度工作总结、典型经验和带领影院经理去外省市学习等，都放手让我去干。评比先进也有我。郊区农村的“四清”工作，我也作为一名队员参加。由于受到如此厚爱，那几年我的工作比较顺利，心情也舒畅。

应该肯定，白桦这样对待我和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的，是完全正确的，无可非议的。但是，1966年十年浩劫开始（此前一年白桦兼任副市长），白桦受到的冲击，在市委领导干部中居首位，挨斗次数最多，历时最长。其中有两大“罪状”，都与我们这些“摘帽右派”有牵连。一是“造反派”们从干部处的档案中，发现了1962年准备给“右派”平反的材料。据此加以无限“上纲”，指控白桦为“牛鬼蛇神”翻案。从法律角度看，这条“罪状”根本不能成立。因为甄别平反这只是一种设想，并未形成事实。而法律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的。二是文化局一名副局长揭发：“白桦重用右派，在文化局系统安排了8个人。”同时还引用白桦的原话：“这不是卸包袱给你们，我们那些在工作上都是能独当一面的。”事实是那8个人中有6人是“摘帽右派”，另外2人根本未“戴帽”，给予安排工作完全符合政策规定。原来是局处级职务的都当上了一般科员。上述两大“罪状”互相呼应，白桦因此受过多少次批斗，就无法统计了。我在电影公司算是“平安无事”，但随着白桦被打倒和“支左”部队的介入，我和其他许多一道被下放到天津自行车厂当了工人。

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落实政策的步伐加快，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得到解决。我认为1957年给我定的“右派”也属错案，准备申诉。找谁去谈呢？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已由“支左”部队代替，我连大门都进不去。那时白桦已由“五七干校”调回，任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我也只好找他了。在院内相遇，他仍和往常一样对人那样热情。曾几何时，原来满头的黑发已经白了许多。可以看得出“文革”期间他的身心备受摧残。到了办公室，他首先倒了一杯水送到我面前。昔日的阶下囚如今成为座上客，我受宠若惊，但不能忘乎所以。水我一口未喝，却觉得全身暖烘烘的。他听完我的陈述后，坦率地说：“俊沂啊！（这比直接叫我的名字显得亲切）你的问题有重新处理的可能，如果组织部门征求意见，我会提出自己的看法的。”

1978年夏，我写了一份申诉书，寄给了市委政法书记谷云亭。以后不久，白桦恢复原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革委会副主任（副市长）。他得知上述情况之后，十分关注。由于当时正忙于解决“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1957年的问题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他指示办公室先给我写封回信，告知“来信已收到，欢迎你有时间到部里来玩。”在一般人看来，这只有两句话的回信极为平常。但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这信的“含金量”是不可低估的。它表明白桦已经把我看作是自己的了。因此，这件事也轰动了我所在的车间。有的人说：“市委给你来信了，这可不是简单事，你的问题解决有希望了。”我也从中预感到了“否极泰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转折点。但也不敢高兴的太早了，因为那时党的路线是“抓纲（阶级斗争）治国”，千万不能给白桦添乱。如果再来一次“反击右倾翻案风”，是要闯大祸的，只好“守口如瓶”。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政治路线，明确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有了这“尚方宝剑”，白桦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迅速解决了我们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历史问题。1979年春节前夕，我上班后自行车厂人事科长通知我：“昨天夜间11点半钟，市委宣传部来通知，你的问题解决了。”随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难友，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通知，都得到改正。二十一年来，大家才算真正过上了一次欢乐的春节。

一件错案的改正，三更半夜下达通知，真是罕见。这样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又是出自哪位的“杰作”呢？想来想去，非白桦莫属。后来果然得到了证实。1979年春节过后，宣传部召开一次座谈会，邀请我们全体被“改正”者出席。内容实际上就是赔礼道歉，只不过没有挑明而已。当时白桦正在参加市委的一次重要会议，不得脱身，由那位当年具体指挥反右派斗争的副部长主持。但他没有表示歉意，大家也就只好东拉西扯地聊了起来。快到下班的时候，白桦赶来了。他同每个亲切握手，会场顿时活跃起来。他首先诚恳地说：“由于我领导得不好，让们蒙受了20多年的不白之冤，今天特意向大家赔礼道歉！”接着简单地介绍了错案改正的过程。他说：“春节前市委工作特别忙，下班时我对几位副部长说别走了！咱们熬几个夜，让那些受害的过上一个快乐的春节。不论白天或夜间，只要决定了的案件，立即通知到本人或单位。今后应当记取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对人的处理要慎之又慎。”大家听了上述的几句话，异常感动，痛哭流涕。在改正的通知书上，领导也是勇于承担责任，不留尾巴。通知书是这样写的：“某某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响应党的号召，对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被错划为右派。现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经领导研究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待遇，恢复政治名誉。”对下属单位，报社、广播、出版和文化等部门，白桦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明确指出：“只要你们决定了的，我们都承认。”这样，宣传系统错划的100多名“右派”，很快全部得到了改正。

在我们蒙冤的漫长岁月中，白桦所给予的关心和帮助，犹如严冬里的暖流，灌注全身，使我们减轻了痛苦，增强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勇气和信心，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终于迎来了百花争艳的春天，获得了新生。每当想到这些，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怀念敬爱的白桦呢！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淮海战役中的一位无名英雄　作者：朱太刚

淮海战役中涌现了无数英雄，在我亲身经历的追堵孙良诚部的战斗中，有一位英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为了完成任务而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而这位英雄却从不为人所知。他就是江淮军区独立团二营六连副连长董继民。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了。当时我任江淮军区独立团团参谋长兼二营营长。我接受的第一个战斗任务是堵住孙良诚逃往徐州。

提起孙良诚，淮北人民对他并不陌生。孙良诚是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兼一○七军军长，驻扎在宿迁。孙号称八个团，实际上经常活动的只有四个团。我们的部队与他打交道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从一年多前我淮支重返淮北的那天起，孙良诚就不断地纠缠我们。但他既不敢强攻，也不放弃对我们的骚扰和追击。虽说他在我们淮支身上并没占到什么大便宜，但牵制了我们部队不少精力和时间。战士们提起孙良诚的疲劳战术就恨得咬牙切齿，早想与他大干一场。

1948年11月12日早晨，独立团驻扎在睢宁县西南大庄一带待命，突然接到上级命令，令我率二营轻装急行军奔赴睢宁县城截住正逃往双沟（敌占区）的孙良诚部，要不惜代价完成任务。

二营受命后，早饭未吃完，半小时内就集合队员，副连长董继民同志则带领着六连早已出发了。在不久前的一个战斗中，董继民曾负了伤，此时，刚伤愈归队不久。我们的骑兵侦察员早已驰向睢城方向。经过3个小时的急行军抵达朱集朱楼以南，这时，遇到我团的侦察骑兵报称：孙的先头部队已出了睢城，正沿公路而逃。当时我考虑到在睢城附近截住敌人已经不可能了，便当即命令二营直插大王集方向。从地图上推算，敌我行程差不多，凭一向有飞毛腿之称的六连必定可以赶在敌人前面，截住逃往双沟的敌人。时间是决定战斗胜败的关键。

下午3点钟，终于在距敌占区20里处的大小王集，六连追上了敌人，并赶在了敌人之前。大王集西边的一片坟地，中间长着几棵光秃秃的小树，附近还有一条狭窄的小河，地形比较理想。董连长立即指挥战士们构筑工事，挖掩体。阵地靠近公路，必须封锁公路，董连长又迅速安排兵力把公路封锁的严严实实，只等敌人的到来了。

有的战士的掩体还未完成，便发现铺天盖地的敌人大队人马已蜿蜒而至。此时我部队只有六连一个连的兵力，大部队还未赶到，而敌人有一个师和一个军部，整整5800余人。敌人到了大小王集，发现逃跑的道路已被我军封锁，便以两个营的兵力向我军发动了凶猛的进攻。自古有“穷寇毋追”之说，可以想象被挡住了逃路的敌人进攻是何等的猛烈。由于敌我兵力极为悬殊，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非常激烈。

身为一连之长的董继民深知肩上的任务重大。由于大部队还未赶到，此地离敌占区只有20里路，稍一松懈，敌人就可能逃掉，完成任务就成泡影，而此时，敌我力量悬殊，时间紧迫，二营能否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就全看六连的了。

在敌人的第一次进攻中，一颗子弹击中了董继民的左肩，鲜血喷涌而出，染红了军衣。为了指挥战斗，他撑持着站起来，一手继续拿枪射向敌人，一边大声喊道：“打！打！”在他的指挥下，全连战士以猛烈的火力对敌射击，把敌人压在公路边的地沟里一时无法前进。急于逃（下转75页）（上接50页）命的敌人在绝望中猖狂了，又以两个连的兵力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在打退敌人的这次进攻中，董继民又一次负伤了，但他仍坚持着不倒下去。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一定要坚持住。六连，铁打的六连，打过多少硬仗，啃过多少硬骨头，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的记录，这一次，也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的到来。他一次又一次地满身鲜血的站起来，坚持着指挥战斗，拚命地向敌人射击。第三次负伤，董继民已生命垂危。英雄的血还能流多久！他最终还是倒下了。这时候，二营副营长张治玲同志及时率后续部队赶到（张后来也在此次战斗中负伤）。处于弥留中的董继民竟又奇迹般地睁开眼睛，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断断续续向张营长汇报了战况及敌人兵力的部署情况，才放心地闭上了眼睛。由于董继民所率领连队的英勇作战拖住了敌人，给我军赢得了时间，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下午四点多钟，独立团大部队赶到，从西、南两面包围了敌人。下午五时许，我华野五师在师长姚运良的率领下从宿迁赶到，于黄昏前把敌人包围得如铁桶一般，此时的孙良诚可谓是插翅难逃。这样相持到夜里11点多钟，孙良诚亲自乘汽车到五师师部，要求起义，被我军断然拒绝。1948年11月13日夜11点40分，孙良诚率一○七军军部及一个师向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

在这里，谈一下孙良诚最后的结局。孙良诚投诚后，我军当即释放了他，并劝他切勿去南京蒋介石处。孙良诚不听劝告，于翌日回到南京，几天后被蒋介石枪毙于南京雨花台。

（责任编辑王海印）

2005年第2期 执着的探索　作者：汪子嵩

收到薛德震同志的论文集《人的哲学论说》，读后仿佛回到20多年前，那时我在《人民日报》理论部当编辑，这本论文集中好几篇文章是在我们理论版上发表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论争，薛德震是积极的参与者，这本书中许多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现在许多人不了解这个背景，先作点简单介绍可能有助于理解本书的内容。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将一些被长期歪曲和颠倒的理论问题纠正过来，但是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在当时还是不能碰的禁区，因为当时认为人只有阶级性，而人道主义讲的据说是抽象的人性，所以是反动的。社会主义不能讲什么人道主义。虽然经过十年“文革”，任何人都随时可以被侮辱、打骂、迫害以至死亡；每个人的人格和尊严都被湮灭；人人心里都在痛恨这种湮灭人道的局面。记得当时有位搞外交工作的同志对我们诉说，他们参加国际会议时感到最为尴尬的是：当别国代表大谈人道主义的时候，我们既不能表示赞同，又实在无法站出来驳斥。薛德震将当时这种情况形容为“谈人色变”，确是史实。正当这时候，我们收到一位哲学家送来的文章《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对人道主义的再认识》，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就是主张要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目的，人的价值也就在于他自身。”这篇文章在1980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表后，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赞许，当时主管理论工作的胡乔木同志也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它被编辑部评成了“1980年好文章”奖。从此，理论界以为会开放一些了，陆续发表许多讨论人和人道主义的文章。薛德震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初探》和《“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都是在这时候较早发表的，他提出了“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有关人的解放的哲学。‘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也是它的目的。”等论点。

可是到1983年，情况发生了人们没有料到的突变。在那年3月7日举行的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周扬作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报告，其中主要是谈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在文革以前，周扬同志是党内文化领域的主要负责人，“文革”前夕，中央发表多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时候，周扬也作过批判人道主义的报告，甚至将苏联在揭露斯大林肃反等问题后所提倡的人道主义思潮，也批判为“修正主义”。但经过“文革”中长期被监禁的痛苦与奇异的生活后，他对自己过去的“左”有了深刻的反思。我记得1978年在一次全国性讨论“真理标准”的会上，有人说“真理标准”讨论这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正是周扬同志立即站出来，义正辞严地指出：“真理问题的讨论，是关系我们国家和党的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许多会议上，他公开向当年被整的同志道歉，承担并检讨他自己的错误。在一次中宣部的会议上，他公开宣布自己过去批判人道主义是错误的。正因为他不断深入探索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源，所以在这次报告中，他选择了人道主义和异化作为主题。他在报告中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异化，才能克服异化。”当时到会的听众，包括许多老干部，都为周扬同志这种爱国爱党、无私无畏的精神所感动，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接着便批判了周扬的这个讲话。周扬被迫检讨，他不愿意，认为自己没有错误；经人劝告要他“顾全大局”后，才不得不违心地作了检查，承认“犯了错误”。从此他郁闷在心，病势恶化以至不起。

在此前后，薛德震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时，也多次讨论到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他指出，“异化”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册中将它界定为：“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由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却被资产者拥有，反过来成为剥削和奴役工人的异己力量。在政治上，人民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官员，由于掌握了政治权力，便反过来成为人民的主人。宗教上的神本来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反过来人只能低头膜拜。这些就是异化。薛德震认为：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为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异化劳动论的逻辑的必然的结论。”当时理论界有所谓两个马克思即“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的说法，说异化概念是青年马克思不成熟时期所使用的，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已经抛弃了异化等概念了。为此，薛德震专门写了《驳在异化问题上所谓两个马克思对立的观点》，他具体分析了马克思在成熟时期的三部巨大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其中并没有放弃异化概念；只是在用语的精确性以及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方面，比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所提高和发展，“但在其基本立场和观点，在其精神实质方面则是一脉相承、基本上一致的。”

过了20年以后，现在国内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和人道主义的问题已经是理论界热烈讨论的话题，这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文明社会不可能关起门来建设，必须与世界相通，不过换了一个概念，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说人是最根本的，是中心。我以为：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其实是同一回事，翻译为英文，同为Humanism。薛德震在参加“以人为本”的讨论时，写了一篇简短的回忆文章《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化的文章》，发表在2004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原来在1983年批判周扬以后，胡乔木自己要重新做一次理论报告，作为那次批判运动的总结，那就是在1984年1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在他报告以前，曾将文章原稿在中宣部召开有二三十位学者参加的讨论会，听取意见，薛德震也参加了。他说他在会上提了三点意见：

第一，针对争论初期有人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人道主义，凡讲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现在胡乔木同志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点他是赞成的。但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在伦理道德意义上说”，这一点却是值得商榷和研究的。后来薛德震在1986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文章中说：“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可以说都浸透着崇高的人道主义思想……如果把对人的价值的重视、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的命运的关怀、对人的幸福的向往、对人的解放的论证、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憧憬等等饱含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内容统统从马恩著作中剔除出去，那么，马克思主义还成什么样子呢？”

第二，会上有个别人提出要埋葬“异化”概念，要为“异化”概念举行葬礼；薛德震据理力争，引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异化”概念作过界定。当场有人找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49页并宣读了马克思的原话。薛德震还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马、恩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马克思也没有对之作过哲学上的定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们改造自然界，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如：人作为主体创造出来的客体，不但不为人服务，反而反过来成为制约人、危害人、主宰人的一种力量，亦即马克思所说的‘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怎么能将它埋葬呢？”

第三，薛德震提出：“这场争论是一场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在国内也争论了几十年。在对十年动乱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同志与一批理论工作者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仍然属于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千万不要上政治纲，扣政治帽子。”可惜的是：从那时开始，对于“异化”问题，人们真是“谈虎色变”了。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权力异化”，像贪污腐败和特权等行为，触目惊心。这时候，正是特别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学说作为反腐的理论武器，可是它却被埋葬了，不能用了！今天我们重读当年周扬同志的讲话，真是不胜感慨之至！

现在，“以人为本”已是中共中央的决策，已正式写进中央文件，无论当年对人道主义持赞成的还是反对态度的人，对“以人为本”都异口同声，表示热烈拥护。但是大家对“以人为本”的解读，却还是不同的。2004年5月，薛德震写了《谈谈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一文，不同意一种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这种理论要将“以人为本”和“人本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区别开来，说：“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人本主义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客观存在，具有自己的客观规律，反对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换句话说，它是以社会为本。”按照这个逻辑，现在就不应该提“以人为本”，而应该提“以社会为本”，才是马克思主义了。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所讲的“人”，都还是“抽象的人”，属于思想观念；只有“社会”，才是“客观存在”。这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以前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混淆的产物。薛德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正是在批判了黑格尔、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的思想观念的发展和费尔巴哈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以后建立起来的。”“所以，马克思主义讲的‘人’，是具有丰富内容和多重规定性的概念，他既是主体，又是客体，而且是主客体的统一体；既是个体，又是群体，而且是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类的统一；既是‘我’，又是‘你’和‘他’，而且是你、我、他的统一。”大家知道：人类的认识总是从感性到理性，先是认识到一个个现实的人：你、我、他，然后才能概括出来类概念即“人”。如果说“人”是抽象的，不是客观实在，那么“社会”也是从各种现实的社会中抽象出来的类概念，同样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将空想的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就是由于它将研究的主体从“抽象的人”变为“现实的人”，是在各种社会关系（经济的、政治的、伦理的等）中进行实践活动的人，是一个个客观实在的你、我和他；从而才能发现其中的客观规律，提出科学的社会主义。

薛德震所批驳的这种论点，其实质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讲“以社会为本”，不能讲“以人为本”。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讲“以人为本”便必然会导致“个人主义”、“以我为本”，以至“天下大乱”了。

社会必然是由一个个个人组成的，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能单独生存的，必须和别人一起分工合作，形成为社会。所以，个人和社会是一对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矛盾。个人要求发展自己的才能和幸福地生活，必须要求社会的和谐和合理；而社会的和谐和合理，又必须能让个人发展自己的才能和过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存在着辩证的关系，存在双向的价值追求，个人要求社会满足自己的需要，社会要求每个人为社会做出贡献，并受社会规范的约束。

“以人为本”是不是就是“个人主义”？“以人为本”不是说以社会中的某个人为本，而是说要以组成社会的所有的每个个人为本。在我们中国，从历史传统到长期习惯，“个人主义”好像都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但是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个人主义”。一种是：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启蒙思想家们提出“自由、平等”的口号，将“人”从中世纪的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每个个人认识到自己有争取独立生存、平等发展的自由权利。由此产生的以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权利为特征的个人主义，英文作Individualism，它是近现代西方以及一切追求现代文明的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社会准则和理想目标，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以人为本”也是追求这种理想。而另一种个人主义则是以自我（ego）为中心，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英文作egoism或egotism，也可译为唯我主义、利己主义或“以我为本”，它当然是任何社会都应坚决反对的。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而这位论者却将中央倡导的“以人为本”和后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以我为本”等同起来了，难道他是真分不清两种个人主义吗？作为研究“人学”的专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在思想史上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居然混淆不清，实在令人费解！

至于个人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天下大乱”？那就要看是哪一种个人主义了。如果是前一种Individualism，每个个人都遵循自由平等的原则，既尊重自己的人格和权利，也更尊重别人的人格和权利，社会便会和谐而且合理发展，决不会天下大乱。而且这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立足点，是一个国家能否立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基础。党中央建议经人大表决，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进我国宪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没有每个人的尊严、文明与人格的独立，哪来一个国家、民族的尊严、文明与国格的独立？!如果是后一种 egoism ，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尔虞我诈，以强凌弱，没有法治，天下当然不能安宁和稳定了。

讨论中还有人提出，要用“以公民为本”或“以好人为本”取代“以人为本”。在他们看来，“人”是必须区别为公民和非公民、好人和坏人的，只有公民和好人才能成为根本，必须将非公民和坏人排除在外。这是对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严重曲解。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入研究和总结了历史经验，明确提出必须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是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夺取政权；夺取政权以后成为执政党，其根本和首要的任务便应该是建设。中央提出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便必须照顾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利益的协调均衡发展，从而使得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和平发展的机会，这样的社会才能和谐而且稳定。一个执政的党，不能只对国家中的某一个人或某一部分人负责，而是必须对所有的人，任何一个一个的个人负责。这就是提出“以人为本”的深刻含义，它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伟大理想，是完全一致的。

为此，必须大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中央提出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这就是说，要根据科学发展的规律，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去建设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现代文明国家。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国家，必须遵循的一条最基本的原则是：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对于任何人，不论他是公民还是非公民、穷人还是富人、好人还是坏人，都必须依法保障他的一切合法利益，包括尊重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即使对于已被判刑的犯人，无论是政治犯或其他罪犯，都只能剥夺他依法应该被剥夺的权利，同时也必须依法保障他其它一切不应被剥夺的权利，包括依法尊重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这是现代文明国家公认的法律准则，是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了的，我们国家是在这样的公约上签了字，要负责的。由于我国长期缺乏法治观念，现在也缺少法治教育，还存在许多法盲是难免的。但只要看到现在媒体上常有报道监狱改进对待犯人的态度，尊重他们的人权，以人道主义对待他们，在这些方面已经有所改进，便可以有所认识。再看到由于美国军人虐待战俘，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全世界舆论同声谴责，也可以理解这样的人权问题在世界现代文明社会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从这里应该看到：现在中共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确实是一项伟大的、里程碑式的重大方针决策。

薛德震同志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和人道主义的理论，经历了1983年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争论，一直到现在，又参与了“以人为本”的探讨。可以说，20多年来，他真是孜孜不倦地、执著地探索着这个重要的有关人的哲学问题。这本《人的哲学论说》是他取得的第一部研究成果。

关于“以人为本”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薛德震在书中多有所论及。以上只谈到“抽象的人”和“现实的人”，以及人和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其实与此有关联的问题还有不少，比如：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是不是“集中是目的，民主只是手段”？自由和纪律的关系，是不是能将个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可以置之不顾？等等。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为了建设和谐的社会，加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时迫切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学术问题，同时不必讳言，它们也是政治问题、实践问题。正因为是政治问题、实践问题，更需要大家来共同探讨，让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都发表出来，公开争辩，或者去伪存真，或者求同存异，以期取得某种共识，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实现中共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伟大方针，在建设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康庄大道上奋勇迈进。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2期 党史的写法　作者：韩　钢

这个题目，是从葛兆光先生近著《思想史的写法》套用过来的。葛著讨论的并不是思想史的写作技巧，而是有关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研究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龚育之同志的《党史札记二集》（以下简称《札记二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作者研究党史的理念、视野和方法。这些理念、视野和方法，主要不形诸文字而浸润在文字之中，是一种“在无画处看出画图，于寻常间显出奇异”的意境。所以，我便借用了葛著的书名。

《札记二集》是龚育之同志的第二部党史札记的集子。我是把这部集子（连同他的第一部集子）作为一部党史来读的。在国内，党史著述有通史类、断代类和专题类各种样式，可不可以还有其他的样式，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党史上的学术问题都应当百家争鸣，党史著述的样式不是也可以百花齐放吗？以札记的形式来写党史，就是一种新的党史著述的样式。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同样可以通过札记这种著述样式来阐释、论述和记叙。党史札记陆续发表后，引起党史界内外的关注和好评，比起那些人们熟知的党史著述样式更受读者欢迎。这说明，札记这种新鲜的党史著述的样式得到了社会认可，也说明，党史著述的样式是有创新的空间和必要的。

作者说过，札记这种体裁比较轻便，不拘形式，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可以引用适当的史料，还可以夹进一些个人亲历亲闻的回忆（《党史札记》书后缀语）。这些长处，是一般的党史著述不大具备的。《札记二集》里的《忆往：读毛与编毛》、《听毛泽东谈哲学》、《一件历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点》、《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编邓选》、《彭真同志与北大社教》、《读〈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几篇，都在叙述重大历史事件时，夹进了作者本人的亲历亲闻；至于有关人物的一些篇目，如《傅鹰老师二三事》、《“故人长忆亦长磋”———悼党史学家郑惠老友》、《我的第二个上级———怀念秦川同志》、《两件事忆沙洪》、《〈周扬集外集〉序》等更是作者的回忆。札记诸篇因此而生动可读，有一种让人不忍释卷的阅读魅力。

话说回来，《札记二集》（连同《党史札记》）的特点，并不只是写了作者本人的亲历亲闻。一个更值得圈点的长处，是这些札记展现出来的视野。党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动，是党史研究的对象。但仅仅反映这些，并不是对历史全貌的还原，因为历史的外延本来就是丰富的多层次的。单论人物，不少党史著述多注意高层人物，多注意政治人物，而忽略了其他层次的人物，忽略了经济建设人物、文教科技人物。《札记二集》则不然，所写既有高层人物、政治人物，如毛泽东、邓小平、彭真、薄一波、周扬、李一氓、胡乔木、胡绳，也有其他层次、其他领域的人物，如陈翰笙、秦川、傅鹰、林徽因、郑惠、沙洪、张泽石。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不一，但是他们迥异的经历同样是这个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可以从不同角度折射历史。写这些人物，能够多层次地反映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著述的内容。这不仅是作者的潜意识，更是作者的自觉。作者认为，写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作者还主张，那些重要的影响大的或者犯过错误或者有过争议的人物，那些在历史上被错杀、冤死的人物，那些普通人物，也应当作为党史研究的对象，党史研究者应当读、应当写他们各种经历的书（《札记二集》之《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的发言》篇）。《札记二集》写出亲历亲闻的历史，是因为作者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是一般党史研究者无法效仿的。但是《札记二集》这种开阔的研究视野，对研究者却应该有所启发。

读《札记二集》同读《党史札记》一样，还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诸篇札记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与一些读者交流，许多人都有这个感受。这固然同作者的文字风格有关，但细想，又不只是文字风格使然。作者对党史的研究，始终持论从史出、平和说理的态度或曰方法，全无那种简单从概念、结论出发的强词夺理，全无某些学术权威的盛气凌人。对事件，对人物，这些札记从背景到细节，都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来考察，尽可能还原历史，从史实中提炼观点。《毛泽东与八大党章的两个特点》一篇，阐述的是作者的两个观点，全篇用丰富的史料来说话，引文献，引口述，引专著，不足万字的文章有三十二个注释。直到这些札记结集时，作者看到了新材料，还在后记里补充进去。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在党内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来龙和去脉，在八大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背景和由来，特别是了解毛泽东本人同这两件事情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从丰富的史料叙述中，作者所作的理性思考便有了扎实的史实基础。正如作者自己说的，札记的观点是力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合乎历史实际的（《党史札记》书后缀语）。本着这样的态度或方法，札记的观点就有了说服力，札记自然耐读。

《札记二集》（连同《党史札记》）给读者提供了许多历史知识和启示，但并不等于说这些札记的观点就是定论，不能争鸣。作者就说过，札记中的观点，别人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这是学者的胸怀，学术研究应该形成这样的良性氛围。我也是这样看的。比如关于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加上“唯一”二字的问题（《札记二集》之《怎样看待理论创新》篇），札记对史料的考证是准确的，真理标准问题那篇文章的确不是最早提“唯一”二字的，当然也就算不上是理论创造。札记指出，那篇文章振聋发聩的意义，在于它的现实的针对性，政治的和理论的针对性。这个评价是深刻的。不过，尽管不是最早，但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之下，在个人崇拜依旧盛行的情势下，加不加“唯一”二字，意义还是很不一样的。有了“唯一”二字，才突破了本本的标准、“语录”的标准，更加鲜明地强调了实践的标准，表现出理论上的彻底和政治上的勇气。记得我那年进大学，正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方兴未艾，同学之间你争我辩，脸红脖子粗，讨论得最多的还就是“唯一”这两个字。强调那篇文章的现实的针对性、政治的和理论的针对性，同时也肯定加上“唯一”二字的意义（当然不是强调它的理论创新意义），评价是不是更全面一些呢？

近几年，听说不时有人建议龚育之同志写个人的回忆录。我想，那一定会是一部很有分量、耐人寻味的回忆录。但人们读到的，是五年来他陆陆续续发表的党史札记，这些札记有些篇目包含了他本人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这是不是他对前述建议的一个回应？不管是不是，读者都一定会期待龚育之同志的像党史札记这样的作品继续问世。毫无疑问，这也是我这个普通党史教研人员的期待。（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中国水电何以未能优先发展　作者：李　锐

《中国水力发电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史的组成部分，早在1985年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在南宁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时，就有编纂一部《中国水力发电建设史》的意向，经我建议，做出“开展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工作”的决定。随即成立编委会，编辑出版《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87年创刊，至1997年停刊的十年中，共出版了28期，刊出文章、资料约320万字。此事得到广大水电工作者的支持，特别是老一辈各级领导和专家积极投稿，总结了他们多年来参加水电建设的亲身体会和经验教训，从而抢救了一大批珍贵资料。这些都为编纂《中国水力发电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部书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水力发电建设事业的发展过程，并分述各专业技术进步的事实，以及各主要水电站的规划、设计、施工和管理等，可说内容相当丰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一切从事水电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现在正担负重任的年轻一代，了解和熟知过去的历史，从中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是必要和有益的。从而更结合实际，引进当今国内外有关的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各方面迅速提高原有的水平，并督促国家各有关部门为开发中国的丰富的水能资源，做出更多的贡献，这是老一代的希望。

水电是一次能源，如同煤炭、石油一样，但它是用之不竭的再生能源，更是毫无污染的清洁能源。此外，水电站所形成的水库多具有防洪、灌溉、航运、供水、养殖和旅游等综合效益；在电网运行中，可以承担调峰、调频等多项任务，有很大的灵活性。中国河流众多，水量充沛，特别是西南、西北地区，高山峡谷，落差大而集中，如黄河、长江干流总落差都是五千多米，水电建设有着天然的优势，造价一般低于世界各国。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就已查清，中国的水力资源居世界首位，开发条件特别优越。

1912年，在云南昆明市郊螳螂川上建成中国第一座水电站———石龙坝水电站。但在旧中国，水电曾长期是一个陌生事物。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在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开始修建几座装机仅几百千瓦的水电站。日本占领东北时，在松花江、鸭绿江等河流上大规模发展水电，但并没有相应地产生中国的技术力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0月，第一次全国水力发电会议，才为中国水电建设事业揭开了序幕。

1952年秋，我调北京中央燃料工业部主管水电工作，50年代和80年代初先后共工作了十一年，是我生平最长的工作岗位，从而同水电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虽身离岗位，但心却仍与水电密切相牵，继续为中国应优先发展水电尽绵薄之力。

当年，燃料工业部有煤炭、电力、石油三个部外的独立总局，水电是部内局；从国家计委到部领导都很不重视水电。同时，水利部专一防洪，大兴水库建设，已开工的官厅和淮河各支流的水库工程，都没有安排电站。经过努力，1953年初，即成立了水力发电建设总局，这样就便于呼风唤雨了。随后得知苏联专家电力组长曾向部领导警告：鉴于苏联经验，中国不要搞大水电站。经我建议，1954年派电力代表团到苏联考察，部内管电的副部长刘澜波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在苏联四个月，将他们开发水电的经验教训彻底弄清楚。如伏尔加是平原河流，总落差二百多米，建大水电站投资特大、工期又长，每年占去一多半电力投资，而投入容量有限。回国后，我作了一个报告，并在《水力发电》发表五万字长文《苏联水力发电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主要经验教训》。黄河规划结束之后，水利系统也开始接受防洪水库工程应当综合利用的主张。为了便于各地水电的开发，50年代中期，水电总局即在全国成立了八所水电勘测设计院，其中五所在西部，以便西电东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成的浙江省新安江水电站，装机66.25万千瓦，不到四年就开始发电，又好、又快、又省，造价同火电相当，水库千岛湖现已成极佳的旅游胜地。

1958年1月南宁会议，讨论三峡问题的“辩论”，毛泽东否决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尽快上马的意见，同意我的从长计议；同时，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完全有条件比较快而省建设大中型水电站，于是确定电力工业“水主火辅”的方针。党中央八大一次会议上，电力部刘澜波部长曾谈到“二五”计划后，力争水电比重达到50%。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梦想而已。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我被列入集团成员。随后水电部也打出一个“李锐反党集团”，我们被称为“反火电、反水利、反三峡”的“三反分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全国水电系统受连累的各级领导和技术骨干不下200人，使水电建设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文革期间水电系统更成为全国最重的受灾户。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当年水电部的负责人，沿袭水利建设的勘测设计分散于施工单位的办法，将水电系统所有勘测、设计、科研单位全部拆散，多所水电学校停办，人员分流，水电总局也被撤消，档案资料烧毁或丢失，只有成都、昆明两所勘设院，由于领导奋力顶住，得以保留。水电建设遭此摧残，元气大伤。1979年1月我回京复职后，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所有这些机构。这时提出的全国十大水电基地的设想，主要在西部。

到80年代，中央领导都言之凿凿要优先发展水电，但始终未能实现。我介绍过当时的世界形势：根据80年代中期的统计，除14个计划经济的国家外，在161个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电力，水电比重达到和仍在90%以上的国家有32个；水电比重达到和仍在50%以上的国家有112个。这些国家优先开发水电半个世纪左右，已开发水力资源都在40%以上，高者90%。我去过巴西和澳大利亚，都是煤炭出口大国，水电比重：巴西90%，澳大利亚59%。到2002年底，依靠水电提供能源的比重，仍有24个国家在90%以上，55个国家在50%以上，62个国家在40%以上。水电的平均开发度，发达国家已在60%以上，其中美国水电资源已开发约82%，日本约84%，加拿大约65%，德国约73%，法国、挪威、瑞士也都在80%以上。而我国水电资源的开发只有21%。在全国发电量比重中，五十年来水电长期徘徊不前：1950年17%，而2000年也只17.8%，导致此种局面，不能不令人叹息反思。

我们的水能资源和开发条件都是世界第一，为什么不能优先发展水电呢？我认为有三个基本原因：

第一，当然同经济体制有关，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1979年我随能源代表团访问美国，了解到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水电的各种优越性易于体现出来：不用烧煤，运行人员很少（为火电的十分之一），成本大大低于火电；在电网运行中，常担任峰荷和调频等，其售价高于火电。因此，水电股票在市场上最稳定，火电却受煤价波动的影响。同火电相比，水电虽然造价高，工期长，但政府和企业都乐于投资。政府对水电还有倾斜政策。水电建设由联邦和地方政府投资的占三分之二，还本年限50年，利息比商业银行低。火电建设由政府投资的仅占13%。

我们计划经济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电力部门的利润全部上交，建设资金全靠国家安排。电力、煤炭和交通的基建投资分归各部，火电投资只计电厂本身。水电投资除移民费用外，大部分用在大坝等土建部分，形成水库后的防洪、航运等综合效益部门，都不分摊投资。电力投资水、火捆在一起，在供电紧迫的情况下，自然“急功近利”，首先安排短平快的火电项目。其实火电属于能源工业内部的电力产业，需要解决燃料和运输问题。水电则是开发与转换合为一体的能源。因此，在我国最支持水电优先发展的是煤炭部。

第二，宏观决策和具体领导的短视与失误，这是指国家计划和电力部门领导而言。当年成立水电总局，部内尤其管火电的反对，我只好走上层找陈云解决。刘家峡水电站列入勘测设计计划，部计划司都不同意。上犹江水电站能较早建成，是因为江西没有煤。四川水能资源全国第一，屁股却长期坐在火电上，近年二滩水电站建成，大量电“窝工”送不出来。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煤炭紧张，竟兴建了635万千瓦的烧油电厂，将584万千瓦烧煤电厂改为烧油，几年之后油价上涨、油源紧张，又全都改回烧煤。这一折腾，损失一千多亿资金，如果早投入水电，至少能建70O多万千瓦。电力投资中水电比重逐年下降，从70年代的三分之一降到90年代初的六分之一。火电用煤的急剧增长曾使得煤炭工业难以承受，电厂纷纷被迫停机减产；这种恶性循环更加加剧电力紧张局面。

《电力法》第五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利用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发电。”水电理应同水利一样属于公益事业，同样享有各种优惠政策。实际上水电火电在政策上一视同仁，不加区别，过去和现在的财税和信贷政策，如进口设备关税、耕地占用税、水资源费、投产后的增值税、信贷还款期、还贷利率等，都极不利于水电开发，造成水电资金难筹，还本付息负担过重。水电的综合效益，世界各国早已遵循工程投资合理分摊的基本原则，如防洪部分资金多由财政直接拨款支付，不需还本付息。我们可怜的水电，却一直被有关部门和电网吃“大锅饭”，不仅所有优越性视而不见，反而长期戴着“投资大、工期长、造价高”三顶大帽子。在宏观决策上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一是我国人均能源相对匮乏，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专家测算年能源的缺口量，21世纪将超过一亿吨标准煤，以后会逐步增加。二是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问题。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煤炭占75%以上，其中火电为烧煤大户，许多大城市酸雨频频发生，据统计每年由于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以上，尤其同人民的健康直接有关。为这两个问题，也应尽快发展水电。

第三，水利部门难于合作且“乱点鸳鸯”，阻滞了水电的有效开发。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善于开发水利并有治河传统的国家。可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水利部门，由于急着彻底解决大江大河的防洪问题，且以修大水库片面防洪为主导方针，跟水电开发形成许多矛盾。1982年3月，为了水电和水利的顺利发展，我向中央写了一份万言书：《对水利工作的意见》。当时国务院正召集有关部门开水利工作讨论会，我的这份意见书被印发为会议的一号文件。其中主要批评：“三十二年来，水利工作中‘左’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根深蒂固。”“1972年12月，在为葛洲坝出问题国务院召开的三次会议上，周总理曾严厉指出，水利工作二十年不愿总结经验，吃了大亏，走了许多弯路。像财政部调查报告中的逆耳之言，我就担心能否听得进去。毛主席的功过和‘左’的思想都做了总结，难道水利工作就不需要彻底总结一下吗?做好这个总结，也关系到今后水电建设能否加快发展。”然而，积习难改，病灶依然，1998年长江大洪水，造成严重灾害，暴露了水利部门仍在走老路，总是不切实际，舍近求远，舍易求难。我在《谈1998年长江防洪问题》的长文中谈到：“几十年来，水利部门的防洪主导思想是严重脱离实际的，一直重水库，轻堤防；重建设，轻管理；重工程措施，轻水土保持；重大江大河，轻支流小河；重下游，轻上游。三峡水库对长江中下游防洪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控制四川来水，减轻荆江大堤所受威胁，对武汉不起什么作用。”“三峡水库形成后，按175米水位，能控制的洪水量也不过100—200亿立方米（这个数目相当于堤防加高一米后河道下泻的流量）。何况175米方案遗留问题极多，主要是泥沙淤积对重庆的影响。因此许多专家建议水位控制在160米。去年十五大我的书面发言的末尾谈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治水究竟做了哪些好事，哪些蠢事，哪些坏事？有关部门应当总结治水的经验教训。三峡工程要接受三门峡教训，水库形成后，可能出现哪些严重问题，怎样防范？要作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水电建设本身开始了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引进竞争机制，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施工方式、内部管理、产业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多变化，在开发方式上，也出现了河流梯级滚动统一自主经营的模式。但有关水电建设的全局，从总的规划、勘测设计、科学研究、人才培训到具体施工等等，是否缺乏一个总的管理机构？当前这种比较“分散”的局面，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还需不需要一个统一推进的机构？我就难以置辞了。

我国水电建设走过的道路是非常坎坷曲折的，一代代水电工作者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作为本身的业务工作来说，有很多好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误、教训。我认为主要经验是，我们一开始就树立了正确的河流规划思想，即利用自然、和谐持续发展，以综合利用原则规划整个流域，确定梯级开发方案，从经济上、技术上充分比较论证，极其慎重地选定第一期工程，这可说是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稍有不慎就犯大错误。

另一个根本经验是，十分重视水电建设的前期工作和严格遵守基本建设程序，在初步设计之前认真收集、分析、研究有关的水文气象、地形，尤其是地质以及有关国民经济等一系列资料，水电系统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从50年代初就培养了这种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调查研究作风，但在“大跃进”和文革中，基建程序遭到严重破坏，工程仓促上马，“三边”影响了工程质量，事故频发，造成一些工程被迫停工、返工浪费，教训是深刻的。三门峡的教训还在于，对黄河泥沙问题的研究和处理措施，存在失误，导致错误的规划指导思想，从而排斥了不应修建的正确意见。葛洲坝等工程这方面的教训很大，也是应引以为戒的。

尽力优先开发水电仍是21世纪我国能源政策中重要的一环。虽然到2002年底中国水电装机总容量达到8607万千瓦，年发电量2745亿千瓦小时，已名列世界前茅，但我国目前水能源开发程度仅为21%，远远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西部地区水能资源约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开发率却不到10%。新的世纪中，我国电力要求增长速度仍须加快。按照“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要求，根据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规划，水电容量占电力30%计，约需装机3亿千瓦，即20年需新增容量2.17亿千瓦，年均新增1000万千瓦以上。这是摆在全体水电建设者前面的艰巨的任务。实施西部大开发，西电东送，尤有赖于水电的加快建设。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一股反对水电大坝建设的风浪，还组织了一个“国际反坝委员会”（ICALD），指责大坝的危害，关键还在大坝形成后，同生态环境的利弊关系，究竟如何？怎样兴利除弊（或将弊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当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专家和媒体提出许多疑虑和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方面我们需要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也需要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对于在建的工程（如三峡），尤应对一切不良后果做出预测和防治办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贯彻全面、系统、可持续的发展，不贻误我们正当的水电建设事业。

（2003年10月）

2005年第2期 小平同志的三点高见　作者：杨正彦

回顾中国过去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我个人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方面，至少有三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有发展的。

第一，关于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少年时赴法国勤工俭学，虽然时间不长，毕竟对法国的社会有所了解。当他任党中央总书记后，以及他从“文革”后复出以来，又访问过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访问过马来西亚、泰国、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所到之处他都“不耻下问”，获得不少第一手材料。平时他又十分注意读海外各类报刊，所以他早在1985年即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的论点。到1987年便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到1992年，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后，思想上出现了一个飞跃，明确提出：“计划多一些还是市场多一些，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在这里，小平同志更大胆地提出，像证券、股市这些貌似发达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我们也不妨拿来试试。最后他说道：“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党中央遵从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一步步摆脱“计划经济”的桎梏，先后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经济与市场并行”，最后提出：“施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有用的东西，还予以保留。

新中国正是走这样一条有创造性的新路，近二三十年才取得经济及社会的飞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小平同志对市场经济的以上论断，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发展。

第二，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本著作中都曾讲道：在社会发展的三要素，即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英国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带来了西方社会的一场工业革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无论马、恩、列，都没有论及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这是受历史条件所限制。

邓小平同志活到20世纪90年代，他亲眼目睹了以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为基础原理，发展出的原子弹、氢弹无比巨大的破坏力，更看到由于核技术的和平作用以及计算机、互连网等的迅猛发展，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带来的变革，所以他于1988年大胆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方针、政策说什么是第一，这还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哪项工作排在第一，是可以因时而变的，但在理论上称什么是第一，那可是要有充分的论据，而且要经得住实践和时间考验的，是绝对不能随便改动的。

明确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国家以及地方工作就随之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组。首先就是在用人上，邓小平曾颇有感触地讲道：“只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高科技搞起来。”于是我们党和政府一步步深入贯彻落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从“老九不能走”，直到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中央和国务院专门召开会议，表彰和奖励自然科学家的优秀代表，以载人的长征五号飞船的总设计师为首的四名最杰出的代表，不但获得最高荣誉，还获得重奖。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教育事业，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靠科学和教育兴国。1985年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会议上讲道：“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万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这话讲得多么好啊！

第三，关于一国两制。

一个国家施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但邓小平同志却把它设计出来，并付之实现。香港、澳门回归后，这两个特别行政区都搞得不错，小平同志虽然没能在1997年后，到香港去看看，但“一国两制”这一发明，已经为世人承认是成功之举，将来台湾也将照此办理。

据查，香港是英国于1840年鸦片战争中强行夺走的，九龙和新界则是1856年和1860年英国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租借给英国的，租期为99年。1982年9月，小平同志与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外号称铁女人）谈判香港问题。一上来小平同志就开宗明义地讲道：关于主权问题，应该明确地确定，1999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

在那次谈判中，撒切尔夫人企图以主权换治权，小平同志讲道：“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得到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

上述意见发表时，不仅使国内一些思想保守的人士感到吃惊，连西方一些有识之士都感到大出他们的所料。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共产党怎么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制度在自己执政的国家合理合法地长期存在和发展呢？然而小平同志就是这么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1982年谈判后不久，中英即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协议，并且中国与香港开明人士共同组成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起草香港基本法。1984年，小平同志向香港工商界人士又一次发表重要谈话（后以《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为题，收入《邓选》三卷）。其中谈到：“‘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

不久前，中央决定重新发表邓小平同志1984年这篇讲话，除了坚定港人对高度自治下搞好香港的信心外，对什么样的人才是爱国爱港人士明确了其定义。这十分重要。已经连任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董建华先生，生在香港、到英国留过学，又在美国工作过，其弟弟仍在台湾经营一家很大的航运公司，是各方都愿意接受的人物。他就任后得到中国领导人的不断鼓励和支持，也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多数官员和广大香港同胞的拥护。因此我说，“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同志和中国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发展，是有根据的。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2期 梅兰芳天津滞留记　作者：张颂甲

五十五周年国庆节来临前夕，9月21日出版的第779期《作家文摘》刊登了《梅兰芳画传》中有关五十五年前梅兰芳在天津一度“受难”的情况。文中说，在北京开过全国政协会后，梅兰芳应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邀请，率团赴天津作短暂演出期间，他接受了天津《进步日报》文教记者张颂甲的专访。当时，全国戏曲界正轰轰烈烈地致力于戏剧改革。梅兰芳直言：“京剧改革又岂是一桩轻而易举的事？！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此言一出，立即引来批评声一片……有人上纲上线，说梅兰芳之所以主张“移步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阻碍京剧的彻底改革。这样说来，性质就严重了。

此文既出，旧话重提，不禁使我回忆起历历如在目前的往事。

“移步而不换形”提出缘起

1949年夏，北平解放不久，年方22岁，刚从国民党特刑庭草岚监狱出狱不久的我，离开北平师范大学，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任文教记者。同年10月底，梅兰芳先生应邀到天津市作短暂演出。《进步日报》采访通讯部派我访问梅兰芳先生。

11月2日下午，我在天津解放北路靠近海河的一所公寓里见到梅先生。只见梅兰芳身着深灰色西装，他虽然风尘仆仆，但毫无倦容。看上去很年轻，容貌光彩照人。

和梅先生寒暄叙谈不久，他的秘书许姬传先生也参加进来。我们的话题逐渐转到京剧艺人的思想改造和京剧改革上来。

梅先生认为，时代变了，社会也变了，京剧艺人需要改造。解放后，人民政府一直很重视这项工作，并且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措施，使大多数艺人开始走上新生的道路。对这一点，他是非常高兴的。

我问：“京剧如何改革，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梅先生说：“我以为，京剧艺术的思想改造和技术改革，最好不要混为一谈。后者（技术）在原则上应该让它保留下来；而前者（思想）也要经过充分的准备和慎重的考虑，再行修改，才不会发生错误。因为京剧是一种古典艺术，它有几千年的传统，近二百年的历史。因此，我们修改起来也就更得慎重。不然的话，就一定会生硬、勉强。这样，它所达到的效果也就变小了。”

他接着说：“俗话说，‘移步换形’。今天的戏剧改革工作，却要做到‘移步’而不换形。”

他列举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话来加以印证：“西蒙诺夫对我说过，中国的京剧是一种综合艺术，唱和舞合一，这在外国很少见的。京剧既是古装剧，它的形式就不要改得太多，尤其在技术上更是万万改不得的。”

梅先生说，京剧是要改革的，但要改得恰当，改得好。他列举了几个例子：如在《苏三起解》这出戏里，就不宜于把解差崇公道演成一个十足的好人，可以加强渲染他的同情心。在《宇宙锋》这出戏里，把赵忠的自刎改为被误杀，这样更符合剧情的发展。在《霸王别姬》这出戏里，他适当地减低了楚国歌声的效果，戏里说唱歌瓦解了项羽的八千子弟兵，是过甚其词了。他说：“这些小小的改动，不过是初步的改动，还远不能令人满意。”

梅先生毫无架子，对我这个青年记者热情接待，侃侃而谈，使我如沐春风，获益良多。许姬传先生也不时穿插，补充谈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引起轩然大波被困津门

11月2日当晚，我写出题为《“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的访问记，经梅先生签字，刊登在次日（11月3日）《进步日报》第三版上。

大约过了四五天，天津市文化局局长阿英（钱杏）、副局长孟波同志把我找到局里。他们态度严肃地询问我这篇访问记出笼的经过。我不明就里，只能据实以告。阿英同志见我有些惊慌，便告诉我，这篇访问记发表后，迅速地在北京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在京剧界很有影响的名家认为，梅兰芳在京剧改革上主张“移步而不换形”是在宣传改良主义的观点，与京剧革命精神不相容，他们（当时写文的有：田汉、马彦祥、马少波、阿甲等）已经写出几篇批判文章，要见之于报端。后来，中央（即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考虑到梅先生是戏剧界的一面旗帜，在全国人民心目中很有影响，对他的公开点名批评要慎重。于是才把有关材料转到中共天津市委，请市委书记、市长黄敬和市委文教部部长黄松龄同志处理。为此，天津市文化局两位局长才找我来，调查了解有关情况。

对此事当时我很不理解。我承认稿子是我采写的，发表前未请领导审阅是我的疏忽。但对旧剧改革各抒己见，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何致落罪？

我一方面气愤，一方面又感到惶恐。毕竟是自己写的报道出了问题，闯了大祸。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回到报社，赶紧向孟秋江社长和李光诒主任作了汇报。他们安慰我说：“新闻自由嘛，客观报道，记者是没有责任的。”有了他们的支持使我的心绪稍微放宽了一些。

话虽如此，我个人承认错误，写检讨，事情不大，而用我的笔给梅先生捅了漏子，于心不安。过了两天，我再次去看望梅先生。

才几天不见，梅先生这回显得有些心神不宁，容貌也有些憔悴了。他已从阿英同志处得知这个消息，精神很紧张。他告诉我：“已有两三个晚上没睡好觉了。”

那时，刚刚迎来全国解放，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艺人，对新社会的一切还不适应，思想还来不及转变，遽然受到“点名批判”这样巨大的压力，他怎能承受得了啊！

接着，他焦急并带有埋怨地说：“这事怎么办？那天我只不过随便和你谈谈，没成想你那么快把文章发表出来，也没成想那么快惹来了许多麻烦……”

我歉疚地说：“这事应由我承担。为了解脱您的责任，是否请您写个声明，说文章观点本出自记者，是强加给您的，此文与您本无干系。然后，我写个‘检讨’，说自己采访粗枝大叶，随意性强，把不属于梅先生的观点硬加在梅先生头上，文章见报前又没有送给梅先生看过，也没有送请市文化局领导审阅过，其中所有错误，理应由记者负一切责任。”我再三向梅先生说明，这样做，对我个人不会有什么影响，能够解除梅先生的烦恼，是我最大的愿望。

梅先生低头不语。此时，许姬传先生忙道：“不妥。那样反而会愈描愈黑，让人感到梅先生胆小怕事，推托责任，不虚心接受批评。”他又说：“我倒想出一个办法，由我许某人出面，写篇东西，说明那天记者来访时，梅先生因有事，只说几句就走了，访问记中所写的观点，全是我许某人所谈，如有错误，应由我许某负责，与梅先生无干。你们看这样处理可好？”

梅先生觉得这样处理也不妥帖。我也觉得拐这样一个大弯不好。三人琢磨半天，终无良策。

梅先生此时在天津已演完戏，本来预定11月10日返沪的，现在被此事拖住，欲走不能。他被困津门，一困就是半个月，迟至11月下旬，还不能脱身。每天无所事事，只能闭门家中坐，听候处置。

座谈会上被迫作自我批判

又过了数日，阿英局长电话告我：“梅先生的问题好解决了。”他嘱我立刻到他处，与他一同去梅先生寓所。

阿英同志笑容满面地向梅先生和许姬传转达了黄敬、黄松龄同志的问候，并热情地加以慰问。阿英同志说，颂甲写的那篇文章的问题，经市委研究，准备由天津市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出面，召开一个旧剧改革座谈会，请天津知名的文艺界人士参加，也请梅先生和许先生参加，颂甲自然也要参加，大家在会上就京剧改革的观点交换一下意见，对梅先生上次发表的观点可以提点不同的看法，梅先生也可借此机会重新修正一下自己的观点。然后将座谈记录全文在《进步日报》上发表，由《天津日报》转载，向全国有个交待，这事便可告一段落了，梅先生会后可以返沪了。

梅、许二位闻讯喜笑颜开，像是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完全同意阿英同志的安排。这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仅解救了梅先生的燃眉之急，也使我这个被牵连进去的记者得以解脱。那天是我很高兴的一个日子，所以印象很深，许多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天津市剧协召开旧剧改革座谈会。座谈会由阿英局长主持。

会上，市剧协负责人何迟同志首先发言，他扼要地报告了天津市解放九个月来戏剧改革的概况。第二个发言的便是梅兰芳先生。

梅兰芳先生说：“我很高兴在南下前夕还有这样一次集会。我也很感谢大家在这一回演出中给我以很多的帮助。因为行色匆匆，我只能谈谈最近演出和学习中所得到的一点零碎感想。

我对于戏曲改革的前途，是极其乐观的。在组织上，我们有最高的统一指挥的文化部戏曲局，也有全国戏曲改进协会，艺人们自己也在翻身后不断有着进步。有方针路线，有具体办法，有大家的刻苦努力，有这些基本条件，运动是不会不成功的。

现在最困难的问题，正如何迟同志所说的，是剧本的缺乏。发展的要求是普遍的，由于剧本不够，就使我们的发展受了限制。怎样解决这个困难呢？第一，当然是更广泛地发动大家创作新剧本，鼓励会写的多写，提倡写剧者和旧艺人结合起来写，倡导旧艺人自己写。采用奖励、稿费、上演税等等的办法，来刺激写剧运动的展开。第二，就是整理旧剧本，那根本上不应该再演的就不演，须要大修改的就大修改，小修改的就小修改。救急的办法，是先选出还可以演的，还有一部分意义的，把那要不得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反人民的地方，先行改掉。然后再有计划地从剧本的思想上来进行较彻底的改动。

关于剧本的内容与形式问题，我在来天津之初，曾发表过“移步而不换形”的意见。后来和田汉、阿英、阿甲、马少波诸先生研究的结果，觉得我那意见是不对的。我现在对这问题的理解，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内容决定形式，“移步必然换形”。比如唱腔、身段和内心感情的一致，内心感情和人物性格的一致，人物性格和阶级关系的一致，这样才能准确地表现出戏剧的主题思想。我所讲的“一致”是合理意见，并不是说一种内容只许一种形式、一种手法来表现。这是我最后学习的一个进步。

我希望，为着适应目前运动的需要，剧作家、文学家以及有创作能力的旧艺人，都应大胆放手创作新的剧本，以供给全国迫切的需要，使运动很快地展开。同时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也还要尽可能地细心慎重，初期虽难免出丑，但不要紧，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提高。这样，我们的旧剧改革，一定会有新的前途，会达到胜利成功的地步。

座谈会上，大家都静静地听取梅先生发言。只见他沉着稳重，落落大方，他的谈吐像在舞台上的唱腔、道白一样，字正腔圆，娓娓动听。他讲完，阿英同志带头鼓掌欢迎，与会者都热烈拍起掌来。此时，梅先生站起来，含笑频频点头致谢意。

和风细雨式地开展批评

座谈会接着进行。对“移步而不换形”观点提出异议的先后有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华粹深、著名作家方纪和阿英同志。批评是在与人为善、和风细雨气氛中进行的。

华粹深说：“我对于旧剧改革有两点主张。第一，我以为改进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只要认清立场和观点，就可以大胆去改革，不必有所顾忌。同时，要一方面研究，一方面改革，这样自然能够逐渐进步，而获得很大的效果。第二，形式和内容不可孤立，应当同时改进。以旧剧的内容来说，自然大部分是含有封建毒素的，而形式上有问题的也并不少，如果只注意内容，而忽略了形式，也是不对的。”

方纪说：“过去中国的文学和艺术是‘先于民间，死于庙廊’的。诗歌如此，戏剧也如此；昆曲如此，京剧也如此。皮簧产生以后，首先为人民所喜爱，然后为统治者所采取，便由民间进入庙廊。以后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从内容到形式都逐渐起了变化，成为脱离群众的东西。拿京剧和梆子来比，梆子音调高亢、节奏响亮，农民很喜欢；京剧在这一方面就不行了。

但京剧自然有它的优异处，如音乐和谐、表现细致等，就都是在宫廷里面加工的结果。这种加工，对于艺术形式本身固然提高了，但同时也因之失掉了生命。京剧形式上柔骼硬化的地方便是这样来的。因此它已不宜于表现新的现实的事物。正如绝句、律诗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一样。

因此京剧必须改革。这种改革不仅限于内容，同时一定及于形式。因为京剧的有些表现方法不仅不能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感情，同时也不能表现古人的生活和感情。特别是在我们用新的观点来处理历史题材的时候，古人的生活和感情也一定不会像现在京剧中所表现的那样了。因此京剧内容改革进入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形式也一定发生变化。有用的留下来，没有用的去掉，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发展，这就是改革。”

阿英同志就剧艺改革的全面工作提出四个问题：第一，是艺人们的思想改造。如果旧艺人不进行思想改造，新的剧本的内容将无法正确的掌握，对于人物的性格，总也不会有正确的了解，即使演出新戏，也不会有大的效果。第二，是普及与提高问题。第三，是内容与形式问题。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移步也必然换形。如苏北悲调乐曲无法容纳翻身的快乐情感。第四，是剧院前后台制度的改造问题。如天津各戏院的票房制度不但剥削艺人、剥削后台，也剥削观众。若不解决，整个剧运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在座谈会上，还有天津市著名曲艺演员富少舫、评剧演员白云峰和文艺评论家张富忱等人的发言。他们对梅先生多年来在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梅先生的秘书许姬传发言说，我相信梅先生一定愿意根据大家的意见，来努力旧剧改革事业。专程从上海赶来给老师祝寿的梅先生的弟子言慧珠也对梅先生表示了敬意。

直到万家灯火的时候，座谈会才结束。梅先生再次站起来，说明他对天津戏剧曲艺改革事业成就的欢喜和敬重。他认为这次座谈对他来说受益良多，他一定根据大家的意见，为戏改事业作出努力。他希望自己明年（指1950年）能在大家的帮助下，从事新的演出。

“京剧革命”中又成为大毒草

座谈会开过后的次日，即11月28日，梅兰芳和许姬传一行离津。我送梅先生登上去沪的火车。两天后，即11月30日，座谈会记录全文发表在天津《进步日报》的第一版和《天津日报》第四版上。

为表示我对梅先生的歉意，在《进步日报》记录稿后，我加添了一个“小注”：“本报记者前请梅兰芳先生发表对旧剧改革意见，因时间倥偬，访问记录未遑请梅先生审阅，其中内容或有与原意有出入处，特向梅先生致歉。”

对梅先生的这次批评，除天津开了一个会外，媒体未作任何报道。因此，很少有人知晓。天津的会上只有三位婉转地提了点意见，几乎是不露声色；梅先生当场“收回成命”，由系铃人自己解铃，无伤大雅。此时，这次风波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此事后来再无人提起，渐渐地被人淡忘了。

我和梅先生从此倒是结下了“患难”友谊。他每次到天津来演出，都打电话约我到剧院后台见面，并由许姬传先生陪同我在前排看戏。

谁也没有料到，事隔十七年之后，这件已被人们忘怀的事情又被翻腾出来。人们不会忘记，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从京剧革命开始的，众人皆知的那位自封为京剧革命“旗手”的江青，扬言她搞京剧革命几十年来，曾不断地受到阻挠和破坏；她还无中生有、煞有介事地说，早在解放之初，就有人“发难”了。她拼凑出反对京剧革命有所谓“三株大毒草”，梅兰芳通过张某人的手笔发出的“移步而不换形”论有幸荣登榜首，是为第一株！据说，另两株是孟超的“有鬼无害论”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实为彭德怀翻案”论。

此时梅先生已作古，记者尚存；何幸之有，戴此桂冠！当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旧（北京）市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三分指挥部二连的领导向我质询此事，让我将反对江青的事情交代清楚时，我始而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继而啼笑皆非，不知所云。所幸，1953年以后，随着《进步日报》恢复为《大公报》，由综合性报纸改为财经党报，我也转业为财经记者，与文艺界逐渐失去联系，其后再没有这方面的采写活动了。由于我与戏剧绝缘，就无法再罗织其他罪名了。最后，这事不了了之，我才松了一口气。

回首五十五年前的这个风波，对梅先生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全国解放之初，他是满腔热情地拥抱革命，投身于政治运动的。他不曾想，刚刚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就被政治狠狠地蜇了一下。这和他的和善、温良、恭俭、谦让的性格对照，无疑是极大的反差。他的心里充斥着后悔、懊恼、着急和迷茫，着实愁苦了一阵，让他领教了政治的无情和厉害。

但就他后来的涉身处事来说，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梅先生解放后的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此后再未受到风雨的侵袭和风浪的冲击。在土改、肃反、审干、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中，他都能安然度过，这不能不得益于解放初期的那次“教训”。

纵观梅先生解放后直到逝世前，他虽然还不至于“噤若寒蝉”，但总是让人感到有些“沉默寡言”。自那次风波以后，好像再没有听到他关于京剧改革的任何理论观点和独特见解了。梅先生的言路，可能因此受到堵塞。我以为，这对京剧改革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损失。

梅先生一生为京剧事业呕心沥血，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的出众表演天才，把京剧艺术推向高峰。这样一位京剧大师，提出的改革京剧意见自有其合理性，理应珍视，并很好地吸收其合理的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即使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理性地进行讨论，决不能动不动就点名批判，说谁是“革命”的，谁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的。特别是学术理论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更不能随意扣帽子，以势压人。

这里，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和盘托出，希望起到“立此存照”的作用。更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执行，今后不再发生本文所叙述的类似情况。果如是，则艺术幸甚，人民幸甚，国家幸甚。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2期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内涵和意义　作者：袁伟时

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党政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我们过去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西方技术之士在中国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七千部西方书籍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成百上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6.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逐步向现代主流文化回归，这个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之中。尽管有意无意的干扰仍连绵不断，市场经济、法治、人权、宪政、保障私有财产已经从异端邪说演变为可以公开言论的语汇。

这个过程留给人们的启示是：

1.以制度来说，各个国家的现代社会是大同小异的。

2.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社会、东方文化自我更新能力薄弱。无可讳言，这些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都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这是事实判断，顾准等人早就指出：假设可以自行转型，是不值得讨论的假问题。

3.接受或抗拒西方现代主流文化，是17世纪以降世界性的课题。这是关系国家盛衰和国民福祉的生死选择。中国是在20、21世纪之交才大体作出无法逆转的选择。迟滞、曲折来自过时的本国传统文化的阻力。

总结上述论述，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20、21世纪之交，以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为标志，中西文化论争在理论上已经终结，中国政府承认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并在道义上承担了使之在中国得到保障的义务，尽管把书面的东西转化为社会生活的实际还非常艰巨。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认识中国的传统文化？

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庞大的有机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解读；加上解读者视角和认识的差异，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乃正常现象。愚见以为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陈寅恪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见解很值得注意。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要点：

1.中国文化可分为制度层面和非制度层面。“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两教者。”

2.以儒学三纲六纪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已经具体化为社会制度。“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

3.中国文化即使吸收外来文化也坚持固有框架，在吸收改造外来学说融为一家之说后，即显现排外的本质。“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而卒归于消沉歇绝。”而吸收外来思想经过改造后存活下来的思想，“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

4.中国的制度文化已经不可救疗。“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

这四点说得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区分制度文化和非制度文化的观点。两者有密切关系，但是，有没有固化为制度，大不一样。百年来文化讨论纠缠不清，各不相让，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注意这个区分。

笔者断言20、21世纪之交，中国签署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和参加WTO标志着中西文化论争的终结，也是指制度文化而言。至于那些与制度文化无关的文化，例如，私人的各种宗教信仰，人生目标和价值观念，文化艺术爱好，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风俗习惯，乃至政治观念，如此等等，统一既不可能，干预则属侵犯公民自由，通常在个人自由选择中自然更替，这里不存在终结与否的问题；而且有些文化遗产，需要严格保护，根本不存在更新问题。但涉及制度却无法含糊，如何选择关乎国计民生，辩论和改革无法避免。19、20世纪的文化运动和文化批判此起彼伏，焦点也在制度文化。

普世价值与多元文化

跟着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如何看待多元文化？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都在强调人类文化的多元性。无论从起源和现状看，说人类文化是多元的，完全符合实际。在发达国家，保障多元文化体现着对不同民族公民平等权利的尊重。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往往与民族独立的诉求紧密相连。因此，这一问题的提出，有其明显的正当性。

不过，同任何问题一样，多元文化也有它的特定边界，不必要的超越，可能走向谬误。

第一.进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以后，多元文化的正当性，大体仅限于非制度文化领域。如果在制度特别是基本制度领域，不适当强调保留民族特性，往往成为抗拒改革的借口，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目前许多东方国家仍在泥淖中打滚，说到底，就是冲不破传统的桎梏，不愿勇敢地接受普世性的制度文化。

第二.不应以多元文化为借口，抗拒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人的价值至上。普世性的制度文化（民主、法治、宪政等等）正是围绕公民个人自由及其保障而获得正当性，并上升为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成败的关键都与是否接受这些普世性的核心价值息息相关。

如果上述两条边界可以接受的话，困扰文化讨论多时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会迎刃而解。

海内外学术界热衷于从民族传统中寻找自由、民主的传统。有些中国学者进一步冀图证明中国文化有特殊的救世良方，可以治疗西方现代社会的痼疾；加上有些西方学者推波助澜，对民族性的强调更成为一时风向。

愚意以为，这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从中可以看出这么几个问题：

1.东方各国国家独立后，无论经济起飞或者困顿，都会经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阶段，这是几乎无法避免的文化青春期现象。只有民主、法治健全和经济彻底融入全球化以后，这种民族狭隘情绪才会逐步消解。

2.民族文化研究青春期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夸大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19世纪以降中国屡见不鲜的西学中源说和东方文化救世论，就是其中两大流派。

3.不能低估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能力。新中国宪法把外来的马克思主义规定为指导思想；我国政府这些年又断然决定参加WTO，而朝野波澜不惊；都证明中国人，从平民到党政领导人，都有宽广的胸怀。那种认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不顺利应该归罪于不注意传统的论调，是文人学士不恰当援引洋人没有经过严格论证的假设后想当然的产物，经不起严格推敲。

4.中国正处在需要在从社会管理到企业经营，从军事、政治、法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个层面全面输入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就的关键时期，特别需要警惕别把弘扬民族文化变成构筑民族文化自我封闭的堡垒。

中国文化的改造无法回避

总结19、20世纪中西文化论争的历史经验，一个必须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是文化、学术积累不足的中国知识阶层，往往要在面对世界性的难题时作出自己的选择。走错一步，就要付出极大代价。在这个领域，特别需要的是冷静、理性、自由争辩。

从20世纪之初开始，既缺乏管理经济和社会的实际经验，又没有系统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的孙中山就鼓吹“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其文化底蕴直接渊源于《礼记·礼运》对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的描绘，加上一个美国三流经济学家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设想。

20世纪一个世界范围的论争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争。在频频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面前，在前苏联蓄意掩盖真实情况和大肆宣扬计划经济的成就的背景下，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经济学家和人文学者几乎异口同声，主张中国应该采取民主政治加计划经济的道路。张君劢、张东荪、马寅初、翁文灏……无一例外！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的坚定不移维护市场经济和个人自由的哈耶克。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治的传统。

说到底是中国没有牢固树立公民个人自由及其基础———财产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而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及服从君上等臣民思想却根深蒂固。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等人好不容易引进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制度，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国民革命中被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拦腰打断！

广义说来，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萌发的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屡扑屡起，但迄今还没有很好的完成人的解放的历史任务。

按照建设现代社会的要求去衡量，中国文化的土壤是贫瘠的。输入先进文化，改造和清理已有文化是中国知识阶层无法推卸的责任。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2期 台湾学界奇才吕士朋　作者：马社香

吕士朋是台湾著名的历史学家———台湾“教育部”表彰的教学特殊优良教授，国际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荣登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英国《国际名人录》的名人，也是一个身世坎坷经历了海峡两岸暴风骤雨的学界名流。

一、靠自学成才的的台大高材生

吕士朋1928年出生在大陆文化名城———江苏高邮。曾祖、高祖虽没有秦高邮“织云弄巧、飞星传恨”的文才，却以科举功名做了两代盐官，积累了一些家产。到祖父一代家道渐告中落，父辈时已见穷泊。吕士朋父亲任职高邮督学，不幸吸上鸦片，肺病不治，抛下5岁的他和两个哥哥去世。母亲靠娘家陪嫁的一点钱，供养三个孩子苦苦读书。吕士朋小学四年级，七七事变爆发。1938年日军占领高邮城，母亲带着他和二哥到乡间逃难。逃难途中一有空暇，吕士朋就捧着书读，后插班乡间国小六年级，完成小学教育，自修了初一课程。汪伪政府成立后，母子三人回到高邮城，吕士朋念了两年书。母亲便再也没有力量供吕士朋读高中了。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新，国民政府在沦陷区举办了一次“收复区学生甄别测验”，吕士朋报名参加，得到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同等学力程度的证明。学徒三年，休学一年，吕士朋几乎一天都没有耽误，自修完了整个高中的课程。1946年春，在哥哥同学的介绍下，吕士朋来到南京附近江浦县高里乡胜利农场当管理员。半年后胜利农场办不下去了。场长遣散了所有的员工，仅留下吕士朋一个人看管场房和粮食，管饭吃但没有薪水。

胜利农场的场长姓顾，他发现吕士朋办事认真，国文算术样样都拿得出去，就在农场内办了一个类似私塾的“胜利农场附设小学”。那是当地第一所小学，一下子四五十人前来报名，学生程度从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都有，吕士朋当年只有18岁，毫不畏惧地将他们一个个收下来，分班施教，成效很好。学生家长很感谢，自发地家家拿米给小老师作酬劳，因当时国民党的钞票一天天贬值得太快，米是“硬货币”。吕士朋每月竟有了两担糙米的收入，比北大教授的收入都要高，他便将母亲从生计艰难的大哥那里接了过来。学校越办越好，县政府批准注册为“江浦县立高里乡国民学校”，由乡长兼任校长，县里又派来两位老师，19岁的吕士朋担任了第一任教导主任。

大陆频频战乱，吕士朋二哥1946年去了台湾，在台湾长官公署工矿处任科长。1948年4月吕士朋陪着母亲来到二哥身边，7月参加了台湾大学和台湾师院的入学考试，均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吕士朋选择了台大历史系，以入学考试成绩优秀，得到奖学金。次年，台湾当局颁布凡是家乡是共产党解放了的学生，一律公费读书。吕士朋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一并解决了，大学的其它费用，他便靠做律师事务所书记和中学代课维持。大学四年，吕士朋没有花家里一分钱，学业成绩一直名列全系前茅，经常是代表台湾大学“书卷奖”得主，1952年顺利毕业。

谁知厄运一下子贴在这位一心读书的高材生身上。

二、两次冤狱苦脱身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大学生毕业必须接受“军训”一年，尽服务兵的义务。吕士朋在接受预备军官训练（预官一期）时，队中的指导员，几次劝他加入国民党，都被他婉言拒绝，想不到由此种下祸根。1953年7月吕士朋受训期满，回到母校历史系做助教。不久一个晚上，吕士朋居住的二哥单位宿舍突然被两个台北市调查局人员敲开，没有传票，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说明任何理由，便将吕士朋带到调查局办公厅，连夜受到“于科长”的审讯。

刚出学校的吕士朋到底犯了什么法呢？原来是受到大学同学的陈良谋“牵连”。陈良谋的“罪行”也是很好笑的。1953年10月，陈良谋任教的中学办壁报为蒋介石祝寿，陈良谋在办公桌上随便把祝寿二字写成“祝兽”，并未粘贴，几天后就被捕了。经疲劳审问和上老虎凳，陈良谋被移送到军法处以“叛乱”罪名起诉，罪状是“侮辱元首”、“为匪宣传”等等。在调查局的逼供下，吕士朋“招供”“罪状”：一曾参加1949年3月下旬的一场示威游行，高呼过“反对警察打人”、“打倒官僚作风”；二在宿舍内曾和同学批评过蒋介石总统，骂过孔、宋；三在宿舍内和同学讨论过毛泽东的《沁园春》词；四在图书馆借过《资本论》。仅此而已，吕士朋仍被“留”在了看守所监狱，从单人囚房换到三四人囚房，被允许看书。看守所监狱有个小图书馆，吕士朋在那里认真研读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和一些欧美名著，为他以后治学、从事教学领导工作奠定了“修”与“悟”的基础。由此获得了监狱“小博士”的雅号。

吕士朋边读书边坐牢，艰难地度过了360天，最后请了两回户保，才于1954年11月回到了家门。台大历史系不敢继续保持他的工作。吕士朋失业了，只好到中学和大同补习班教课，有幸被凌纯声、郭廷以两位教授力荐提携，1955年4月来到新建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工作。

好事成双，厄运“配对”。吕士朋在近代史所上班4个月，调查局来了两个人找他约谈。其中一人就是上次被抓审问过他的那位于科长。于科长一开口，三言不对，吕士朋又被带到调查局大龙洞看守所“羁留”。这一次吕士朋也是受到大学同学的牵连。这位同学是台大法律系的王东山，和吕士朋一届，大一时两人住同一寝室，关系较融洽。王东山是个在职生，一直在基隆港务局工作，对停靠在港口的美国军舰看不惯，常在办公室手指窗外，大骂帝国主义。调查局逮捕王东山前进行监控，发现王东山到吕士朋家度了一次周日，说说笑笑地还吃了午饭，扑风捉影把吕士朋划为了同党。

一个月后竟将吕士朋移送到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监狱。

半年过去了，军事检查官才第一次审问吕士朋，很快发现是一起冤狱。5个月后（1956年4月）军法处才发给吕士朋一张“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将他开释，没有一句道歉。王东山左查右查，也没有查出所谓“匪谍”罪行，后来被判“感训”。

手执这份“不付军法审判处分书”，吕士朋百感交集，看到处分书上的可疑罪状，更是哭笑不得。调查局把从吕士朋日记本中找出的阅读吴晗文章写的“锦衣卫和东西厂”字条，作为吕士朋讽刺国民党政府情报工作的嫌疑。简直是新版“草木皆兵”！好在近代史所所长郭教授是个做学问又讲独立人格的人，顶住了一些压力，仍聘吕士朋复职。

多少年后谈到这两次冤狱，吕士朋仍感慨万千地说：“白色恐怖时期，为肃清间谍，政府赋予特务机关太大的权力，造成太多的冤狱和悲剧，而主其事者为邀功及获奖，常不择手段地与人于罪。我是一个较幸运的人，虽蒙受两次冤狱，丧失自由近600天，但总算平安地归来。”

三、越南史研究的学术权威和中国通史专家

吕士朋有幸平安回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研究。政治的压抑挡不住吕士朋研究学问的执著。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短短的三年里，吕士朋发表了《西领时期菲律宾华侨的商业活动》、《南洋华侨乡土特质之研究》、《明代建都问题》数篇颇有分量的长篇论文，积累了大量华侨史和越南史的资料。吕士朋的勤奋和扎实根底，被近代史所一位兼职研究员———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主任杨教授看上，他诚恳地邀请吕士朋到东海大学做讲师。吕士朋这样来到东海大学，边教书边做研究又是三年。吕士朋接连发表了《清代华侨政策演变的经过》、《菲律宾华侨地位的回顾与前瞻》以及数篇有关宋朝和清朝与越南关系的重要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1961年吕士朋被邀请以访问学人的身份，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进修。哈佛燕京不提供学位，但待遇和地位都比研究生高，吕士朋在哈佛期间完成了他第一本专著《北属时期的越南》，1964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哈佛进修时，哥伦比亚等大学都想留下吕士朋去修博士学位，但吕士朋与东海大学签过约，还是如期回到台湾，很快升了副教授，1967年39岁时升为教授。吕士朋沿着中越关系史的方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和越南关系史的论著。如：《宋代之中越关系》、《元代之中越关系》、《明代之中越关系》、《明成祖征伐安南始末考》、《明代制度文化对越南黎朝的影响》、《清代康雍乾三朝之中越关系》、《盛清时期的中越经济关系》、《清光绪朝之中越关系》、《越南华侨对辛亥革命之贡献》、《中国文化与越南文化》、《二千年来华人对越南开发的贡献》，在海内外产生了比较深远影响。吕士朋做中越关系历史研究的同时，越南一直在打仗，北越和南越，越南和美国军队打得很厉害，越南一直是世界注目的焦点。吕士朋跨越时空和政治理念，从学术的角度探讨越南问题，既体现了吕士朋做学问的“古”与“今”结合的学风、也突出了他“修”与“悟”结合的非凡学识，从而在东南亚和欧美学术界奠基了他越南史学术权威的地位，被国际名流学会斐陶斐荣誉学会吸收为会员，在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和“美国名人录”同时列名，英国“国际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名人大辞典”同时列名。在台湾，吕士朋成为“教育部”表彰的教学优良教授，他的著作被“教育部”颁发著作特殊优良奖。

四、不是基督徒的教会大学文学院院长

吕士朋当时是东海大学最年轻的教授，学问受到赞誉，他年轻时磨砺的组织能力也受到新的重视。1972年随着美国联合董事会给学校的经费越来越少，东海大学决定扩大招生，开创夜间部，这个任务“历史性的”落在了吕士朋的身上。吕士朋担任夜间部主任9年，大胆推进了两项改革，一是开办形形色色的进修班，二是开办“东海企业讲座”，使东海大学在职教育品牌形象树立起来。夜间部学生在9年当中从138人扩大到2200多人，尚不包括各种进修班的学员。无疑这些都为东海大学“创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台湾推广在职教育开拓了一条路子。

治学是吕士朋的生命。夜间部的成功促使吕士朋坚辞行政职务，理由是“功成身退”。1981年他重新回到东海大学历史系。可校方抓住吕士朋的组织才能不放，又安排他任历史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在系所工作6年中，吕士朋开的课很广，有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经济史、西洋近代史、东南亚各国史、中国外交史等；他集中整理自己多年研究心得，出版了《民国史二十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等专著。吕士朋治学的深入、独到，使他的每一部论著和论文都在学界引起高度关注。

“青山入眼不干禄，白发满头犹著书”，1987年吕士朋辞去系所职务，利用休假到美国史丹福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分别以客座研究员和访问学人身份，作进修研究。休假一年后刚满，东海大学坚请吕士朋出任文学院院长。东海大学文学院下辖六个系、四个研究所、四个附属单位，机构庞大，环境优美，享有盛名。吕士朋没有任何背景，既非基督徒，亦非东海校友，也没有博士学位，却能出任东海大学这所世界著名的教会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台湾乃至海外华界都是一个特例，自然也是东海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成功。吕士朋的学术造诣使他对文学院的领导工作也得心应手，在师资提升、课程改进、与建教合作等方面迅速与世界接轨，同时在个人治学领域成绩斐然，先后推出《明清史》、《中国通史》、《中国现代史》、《中越关系史》、《东南亚各国史》、《华侨史》一系列专著及有关论文，约40余种。吕士朋总结其经验，“做学问不拘于小范围，因为历史与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相关性很大，在博与约之间要恰有分寸。”这个“恰”字，学问的深厚和造诣就显露出来了。

1996年吕士朋从东海大学退休，现和夫人定居在加拿大。可他常年仍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从事文化交流活动。从1990年以后，他13次来大陆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及私人访问，身兼大陆和台湾多种学术职务。吕士朋是台湾中国明史研究学会创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监事、中国近代史学会监事、大陆中国明史学会顾问。他热衷于呼吁海峡两岸和平谈判，共谋国家的统一。多年来吕士朋在台湾作了多场两岸关系演讲，并提出过相关学术论文。谈古论今，批判“台独”；在大陆，吕士朋宣传由和平、交流、相互谅解，逐步走向统一的言论也受到学界空前欢迎。

近年来，吕士朋对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颇有独到的研究。他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两岸关系》的论文从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1784年前来广州贸易为序幕，一步步揭示近代美国在中国的外交与列强的异同，以及美国现行台湾政策的历史性、客观性和本国利益决定性。吕士朋提出：“美国自1899年提出中国‘门户开放政策’以来，一直以推展或维护此一政策作为对华关系的主轴。时至今日，克林顿对中共所采的接触、深入、和平演变的外交策略，其精神仍源自此一传统政策。”关于美国对台湾的关系，吕士朋的分析更为深透：“自1950年6月韩战爆发后，美国协防台湾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由于美国对台湾有此历史渊源，故在台湾能以享有重大利益，包括道德利益、经济利益以及牵制中共的战略利益。今后除非中共在经济、军事实力方面赶上美国，美国会考虑撤出台湾，否则一二十年内，美国将不会放弃此一攸关亚太和平安全的战略岛屿。为此美国在两岸关系上仍有极大的影响力。而美国对两岸的应付手法，极为谨慎小心，‘台湾不独立’、‘大陆不用武’，殆为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两大重要指标。”对于当前两岸关系由交往变为僵持，吕士朋认为主要是1995年6月李登辉应美国康乃尔大学之邀访美发表公开演讲，内容有带领台湾走向分裂的趋势。1998年北京第二次辜汪会谈后，李登辉反而在1999年7月9日对德国《明星报》记者发表“两国论”。为打开目前两岸僵局，执政的陈水扁和民进党，宜调整其意识形态，主动承认“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台湾和大陆的统一是历史趋势，其过程不是靠武力解决，而要靠海峡两岸经济合作的共同活力，靠历史文化血统的同宗同源同一性，来推进和平，迈向统一。”

吕士朋先生是个大学者，也是一个以学论道的当今奇才。（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2期 洪秀全的历史真实面目　作者：潘旭澜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太平军为何失败？我们只须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为什么要救世主呢？因为世界末日到了。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其它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它收获一概上交。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这是洪仁1859年所作。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秦日纲和陈承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前面说过的洪仁，是洪秀全堂弟。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洪仁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当洪秀全让洪仁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他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为干王。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就是小王的合写。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2700多个，是否包括，已难以查考。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败。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游览，他照例作歪诗一首：“拉车对面向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库曾经黄金告急。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朝，甚至1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次。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放火烧了，结果连洪秀全尸首也无法寻找。当然，湘军纵火焚烧天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寺庙、书院、古迹、文物，或者烧掉毁掉，或者改作兵营、仓库、屠场。尤其是洪秀全倾全城之力营造天王府的过程，几乎将六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世闻名的南京大报恩寺塔，硬被炸掉了；明代故宫被拆毁得只剩一座破城门。这不过是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其它毁坏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对于图书，“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藏的《四库全书》，都被太平军烧掉了。杨秀清不赞成这种疯狂行为，用“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洪秀全没办法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言”，直到他败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人，前已说过，均视为“妖人”，杀之唯恐不尽。即使早先参加太平军的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在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权力斗争中，多受歧视、凌辱、打击，除一两个“不知所终”———可能是逃离的，结局都很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意，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叫参加考试者写歌功颂德的文字。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3期 试解“共产主义”之谜　作者：吴　江

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

近代，主要在西方，共产主义的幽灵并未消失，各种的人提出各种共产主义或近似共产主义的概念。我在这里要谈的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直到苏联垮台，世人对共产主义始终一则以惧，一则以喜。但是究竟何为共产主义，无论惧者喜者至今仍多迷惑不解。无怪恩格斯早在1894年就提出，对“共产主义”一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待能够确切地表达它时才用它。

很遗憾，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是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重读恩格斯著作时才特别注意到他关于《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几句话。他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说，这就是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而我们却长期没有注意这一点，我想恐怕与我们过去长期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关。80年代中期我们的改革进入一个重要时期，“人”的问题开始引起注意。那时我所写的《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人的问题》（载《当代社会主义若干问题》一书），专门阐述了《宣言》这一基本思想，并且写上：社会主义应明确地将这一点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但是坦率地说，我那时及其后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很有限的。

偶然读到《炎黄春秋》杂志（2004年第9期）杜光同志所写《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一文。这是近年在国内少见的论述关于人的自由的文章（至于恩格斯对《宣言》所说的那几句话这几年已被人争相引述了，但大都并未切实阐明其意义）。他以下述这段话来表述马克思关于自由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时，明显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前辈的思想成果。他绝非偶然地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早年著作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也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的解放，实现自由。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来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生产条件”，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被简称为“自由人联合体”。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只想补充说明两点：第一，马克思所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是和他所说“全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思想相一致的，换句话说，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互为条件的（举例说，20世纪中国每个人的自由解放以全民族的自由解放为条件）。第二，文艺复兴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以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人的自由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勋，但是他们只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一种“理性的行动”，自由以理性为基础，并依靠理性的指导与推动来实现，这是因为他们不能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看待人，因此容易把人只是理解为一种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

马克思虽然也承认人的自由“合于理性的本质”，自由“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甚至承认“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等等，但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需要“依靠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活动”，即依靠改变一定生产关系状况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换句话说，自由不仅要依靠消灭等级（这是资产阶级做到了的），而且要依靠消灭阶级，消灭人的异化状态来实现（这恰恰是为资产阶级所坚持的）。如此才能达到人类的真正解放。而要做到这一点，马克思认为，自由不能仅仅依靠人的理性，它首先需要依靠“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活动”。马克思这里所说的现实活动，主要就是指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阶级之间的斗争，以消灭现存状况。尤其对前者马克思尤为重视。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规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107页）。这句话十分重要，人的自由活动程度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达的程度。

而大大小小的阶级斗争不管其动机如何，形式如何，就其总根源来说，归根到底也是为了反对生产力的桎梏，推动生产力前进。例如，社会主义者在一些贫苦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取得某种成功，也能够在某些方面为人民争得一定的自由，但是，正像邓小平所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相应地，贫穷也不能为人们争得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相反，有时甚至产生扼杀自由的恐怖行为。这是已为我们的痛苦经验所无情地证实了的。

在社会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

如果说共产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人的自由平等和人类解放这一点至少从理论上还比较容易说明的话，那末，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出现何种所有制的问题，单从经验上看就是一个难解之谜了。过去，一般人（尤其是缺乏文化的劳动者和农民占多数的国家）常将粗陋的平均主义看成共产主义，或者将共产主义与“财富归一堆”混为一谈，尤其是经历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那些人会这样想。这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自然相去甚远。为了提出一种设想，我们或许可以拿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段话（见《马恩全集》中译本第20卷第143页）来作为这种设想的代表。从恩格斯的叙述来看，马克思是在讲否定的否定规律时，在谈到未来的“自由人联合体”将“重建个人所有制”时提到这个问题的。恩格斯的原文如下：

“马克思是说：‘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但这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以自由劳动者的协作以及他们对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为基础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个人私有制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7节）这就是一切。可见，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为了使甚至六岁的儿童也能明白这一点，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的许多的个人劳动力当做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也就是设想了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并且说：“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做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

我们知道，马克思是反对对未来社会作任何凭空想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对未来人类社会提出某些原则性的意见。例如，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并不是消灭任何个人所有制，而是依否定之否定原则在消灭私有制度之后“重建个人所有制”。如恩格斯所表述，这个社会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照现在的说法，包括一切生产软件与硬件）归社会公有，除一部分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料外，部分产品即生活资料或消费品则分配给个人所有，这是在剥夺剥夺者之后所建立起来的一种状态，恩格斯名之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这种重新恢复的个人所有制毫无疑问是个人自由发展的物质保证，无此保证就谈不到什么自由。个人所有的东西（如家庭住宅、私人花园、交通车辆、日常必要用具、子女抚养、教育费用、免费医疗、各种社会保障，乃至个人研究或实验设施———文化的、科学的等等）均受社会的和法律的保护而不受侵犯。这些当然都需要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来保障。过去像我们所经历的贫穷条件下的那种“归大堆”然后按平均主义进行分配的生活，事实证明不可能使人获得自由，相反，反而会造成一种新的奴役或新的劳动异化。

如果要举出例子，除我们自己经历过的人民公社外，在以色列还存在一种名叫“基布兹”的农庄（“基布兹”在希伯莱语中是“团体”的意思），它是一种公有制组织，团体的数目曾达三百多个，但它不是被强制组织起来的，而是在恶劣的政治和自然环境条件下，由人们自愿组织起来的。在上世纪70年代，基布兹曾一度创造出好的时光，在死海之滨营造出一片绿洲，被美国一家杂志誉为“人间奇迹”。加入者必须将全部财物充公，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外出打工的收入也全部归公。有一位中学教师，她对采访者说，她只愿意暂时住在这里而不愿加入“基布兹”，“因为这意味着丧失自由，你没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最近一些年，随着环境的逐渐好转，“基布兹”正经历着痛苦的蜕变和改革，例如，房屋开始私有化了；田地也逐渐“包产到户”，自己耕种、自己收益；食堂不再免费，许多家庭开始在自己家里做饭；外出打工的社员也可以自己保留20—30%的工资，等等。这些无疑也在被逼创造出一种“个人所有制”（关于“基布兹”的材料，根据《青年参考》2004年6月9日的报道）。

以上例子，至少使我们懂得如何创造真正通向自由之路，而避免那种不切实际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诱惑。

民主：政治上通向自由之路

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都说这样一句话：“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平等的。”例如，卢梭和法国《人权宣言》都这样说。我只想把这句话改一改，改成“人生来应当是自由平等的”。因为，人从一般动物演变过来，好像很自然地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既要任凭自然界的摆布，又要受同类的生死相争、甚至达到人吃人的程度。到了阶级社会，人奴役人、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只有经过漫长的时间，到了阶级社会的一定阶段，人才开始感觉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好像应当是自由平等的，这就是人开始有了理性。这种理性首先由资产阶级表达出来。

资产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来，首先是针对着统治权力，主要是对国家而言，因为国家首先是控制人、支配人、使人丧失自由平等权利的统治机构。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当美国人1776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挣脱出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组织国家，直到1789年才制定宪法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其原因，就是美国人惧怕国家权力会妨碍个人自由。欧洲的封建国家没有给人以自由，所以后来人们以“不自由，毋宁死”相争，和封建制度作殊死的斗争。资产阶级从封建主手里夺取统治权以争取自由，主要是用民主的办法，就是利用人民大众的多数，采取选举的办法，从封建主手里夺取统治权力，建立起议会，声称议会就是给人民以自由。资产阶级所运用的民主，当然首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及其统治服务，但是越到后来事情越清楚，资产阶级运用民主为自己所用，但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手段却同时可以为人民力量所利用，使自由平等越出资产阶级的范围，向全社会扩展。

18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分成赞成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两派，一直争论不休。反对者主要以卢梭的《契约论》作靶子实施攻击。本来，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体现着民主、平等和尊重个体权利，和那种人压迫人的丛林法则针锋相对。但是，反对者认为企图用民主手段来保证主权和自由而不侵害个人利益只能是一种幻想。在他们看来，任何主权都必须由具体的个人来行使，不能由“民主”办法产生的“人民代表”（虽然他们自称代表多数）来行使，否则，必然产生“多数人的统治”。而“多数人的统治”以及他们声称所拥有的“总意志”（或称“公意”）则必然产生“绝对权力”乃至产生“多数暴政”，堵塞人们通向自由之路。著名和平主义者罗素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之一（中国“五四”运动以后也出现过这类人，他们激烈反对当时提出的民主）。这种人只表达这样一个笼统的概念，即认为，“现代人的自由是一种在法律保障下的生存空间，是个人不受社会与政治控制的权利”。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现在不应当有政治、人民代表、国家等等东西。当然，这种主张经不起实际生活的检验，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又由谁来制定呢？并且将由谁来裁决执行呢？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就能够去决定吗？因此，很显然，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无政府主张而已。

当然，当“民主”或“民主国家”或“多数的统治”掌握在剥削阶级、少数富人、资本寡头等类人手里而不受人民制约的时候，完全有可能出现“暴政”、“侵犯人民主权”、乃至出现“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或者像有人（而且是美国人）所说的，美国是“对内讲自由，对外搞法西斯”的国家。因此，问题在于要将“民主”这一武器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和集团手中。恩格斯在领导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时候，根据当时情况重新考虑工人阶级斗争策略时，着重地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利用普选权作为“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并特别说，我们的同志绝不会因此不再使用自己的革命权。这也就是说，“争取民主”是为革命服务，为解放人类服务的。

因此，不是害怕民主消灭民主，而是要夺取民主，扩大民主，改造民主，真正实现民主。我们要争取社会主义，但是，没有民主能够有社会主义吗？经过多年困难的岁月，实行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什么？因为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自由平等，更创造不出共产主义来。这里可以提一下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瑞典是北欧一个发达国家，长期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而奋斗。前几年我国派出一个考察团去考察。我们的人直率地问瑞典社民党人：你们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对方也率直地回答：我们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是有条件的，就是社会主义前面必须加上“民主”一词，即我们是“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强调说：如果不加“民主”一词，则我们宁肯人家称我们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听!这不是从遥远的北方传来的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的问题吗？

共产主义社会要由真正成熟的社会主义创造出来

这里首先要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凡是读过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人，都知道马克思有这样一个公式：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后来列宁又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公式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因为直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碰了几个大钉子之后，才修正其原来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的公式，而将这两者区别开来，说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完全巩固的时候才能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发展出共产主义”；并说，“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141—143页）。这个观点就和上述恩格斯关于必须确切解释清楚“共产主义”一词的含义才能够使用这个词的意见相一致。而且无论恩格斯或列宁，在这里都把“共产主义”一词打上引号，意思是要重新审慎地研究“共产主义”，决不可头脑发热，胡乱吹嘘。然而，自那以后，无论苏联的共产党人也好，中国的共产党人也好，依然死抱住那个旧公式不放，认为只要政权一旦到手，不管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如何，社会主义就可唾手而得，而社会主义的获得（不管它还有多少人穷得没有饭吃）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获得，今后的任务就是向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过渡了。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是大家都见到了的。

将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区别开来，这是实践（尤其是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的实践）作出的结论，书本上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那是人类主观上所追求的一种长远理想。现在，不论是在发达国家中还是在不发达国家中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政党和人，大都把自己初步争得的成果定位在社会主义，或曰“民主社会主义”，或曰“不发达不完全的社会主义”，中国则名之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白了，就是说我们的国家虽可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的社会尚只处于为进入社会主义作准备的阶段），而没有称自己已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已经失势，处境狼狈不堪，特别在苏联崩溃以后，有的已直言退回到资本主义去了。

但是，对于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消失，也不会消失。人无理想，浑浑噩噩，不知其可也。

现在是重新回过头来审查已经走过的道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准备的时候了。在界说社会主义时，我们发现，人们通常偏重于经济建设、共同富裕方面（这自然也是对的），而忽略了政治民主化和人的自由发展方面（这是一个错误）。

人的自由是逐步获得的，正好像人性是逐步进化的一样。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战胜封建主义，除了生产力方面的优势以外，就是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而且确实在这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不但应在劳动生产率方面超越资本主义，而且在民主自由方面也理应超越资本主义。然而，20世纪出现于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却和原来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不同。由于各种条件和主客观原因（这一点我们已不止一次地分析过了），这种社会主义就其自身来说是失败多于成功，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窒息了民主自由的发展就是其失败的明显证据之一。现在被迫不得不从头做起，并且将社会重新定位，走改革开放之路。

过去我们按照《宣言》，回答十分简单：只要政权到手，不管社会发展程度如何，就可用经济和行政结合的手段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获得社会主义，而这样一来，共产主义也就在其中了。现在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十足的“左”倾幼稚病。共产党人获得政权，并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主义，称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尚可（因为当权的是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共产党人，而且在施政中也采取了某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而要将旧社会改造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则需要经过很长的过渡时期，其中包括民主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化资本主义等一系列内容。在这种经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私有制和公有制也将长期并存，虽然公有制获政权之助居于主导的地位，但在真正发展社会经济的功能上未必一定占优势。

为培育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创造以下的条件：首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利用资本主义所已获得的成就，尤其是在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文化方面，全力发展社会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协调并逐步消除城乡、工农、劳体之间的差别，为共同富裕和改善生态环境的目标而奋斗；积极推进以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公正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发展以宪法规定的公民所应享受的各项自由权利为中心的精神文明，等等。至于达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我想主要表现在：在上述基础上，物质生产力获得极大的发展，足以基本上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不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已不复存在，阶级已经消灭，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已为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社会大概可以认为已有条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吧!

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现在有人不相信共产主义，甚至百般加以嘲笑，几乎把所有共产党人看成是不知改悔的狂想病患者。我对上述这类人的态度表示谅解：谁叫你天天喊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的苏联这么出人意料地就垮台了呢？谁叫你大夸人民公社就是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的天梯却顷刻间就被人民抛弃了呢？不受人信任甚至被嘲笑是自找的。但是，也必须坦率地告诉这些朋友们，不能因为有人犯过错误（包括胡乱解释共产主义的错误）就否定人类对未来的理想。近年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思想家不也在大谈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吗？他们也不喊“资本主义万岁”，除了一个名叫福田的日籍美国人以外，他断定苏联垮台以后从此“历史就告终结”。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比较一下，那末，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未来的前途的，在目前恐怕还是一种比较务实的态度，尽管有人不喜欢“共产主义”这个名词。但是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识之士都憧憬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其中“空想”自然不可避免。但与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空想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总要比较地多一些，否则《资本论》就不会长期风行世界了，而共产主义的前景正是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分析中自然得出的结论。

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拒绝对未来的社会进行任何凭空的具体构建和描绘。但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资产阶级的无聊政客，以及不读书不思考却自夸聪明的一部分人，对于共产主义却编造出种种奇异的谎言，竭其轻蔑之能事，只嘲笑别人陷于“空想”，自己却安于吮食资本主义的“奶水”。故此，我甘愿冒“空想”的风险，根据以上各节所述关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或“自由人联合体”的论述，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首先作个总的交待：今天无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均无绝对真理可言，社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过程，共产主义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已。共产主义的实现固然是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一个胜利，但并非是它的最终完成。

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我认为最值得注意也最有价值的，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在这个基础上，将重建个人所有制（亦即私人所有制）。这就是，生产资料及其他生产要素归社会公有，所有消费品除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外，其余将平等分配给每个人所有。分配不再以每个人的劳动和能力为标准，而是按个人的基本需要进行分配。这就消灭了社会主义下的那种“按劳分配”的不平等权利，但又与平均主义相区别。分配当然要有一定的规则，不是每个人想要什么就取什么，想取多少就取多少（如对“各取所需”做这样理解自然是错误的）。这时人们的生产时间在不同部门仍将进行有计划的分配与监督（物质产品在不同主权的地区之间仍可能进行某种等价交换）。人们既有按需要平等获得生活消费品的权利，也有各尽所能平等从事劳动和工作的义务。社会对于那些只想享受权利而逃避应尽义务的人，即那些偷懒耍滑的人，自然也要有必要的措置和舆论监督，不能听之任之。这也属平等范围之内。在那种社会，因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其丰富，可以分配给个人的自然是丰富而多样的，如前面所说的包括家庭住宅、花园、交通车辆、个人研究室，社会管生活必需品、管教育、管医疗、管子女抚养及各种社会保障等。

其次，关于人的自由发展。到了那种社会，阶级已经消失，社会公正得到实现，人们共同富裕，个人所有权受到尊重，这就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人的自由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社会“自由时间”的增加和利用。《资本论》说自由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转化。那时各种条件足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把剩余劳动时间直接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每个人的创造性和各方面的聪明才智、特长、个性具有的奇异能力等，都能在自由时间内充分发挥出来，在这种条件下，人也才能成为全面发展的人（顺便提一下：很可惜，我们在现时条件下所勉强获得的一周两天的一点自由时间，大多被旅游、宴请等市场性活动占用去了）。但自由是不是无限的、绝对的呢？当然不是。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甚至比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人的自由都受两种限制：一是每个人的自由不得侵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否则就不能保证“每个人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二是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必然王国”的约束而不能肆意妄为。有人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王国”不存在了，只有人的“自由王国”，这是一种狂想式的奇谈怪论。

说到自由，这里特别要提一下家庭、婚姻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仍会坚持一夫一妻制。人的情爱当然是自由的，真正有情爱的男女同居也应当允许，但是社会仍需要由男女双方共同负责的家庭，家庭仍然是社会的细胞，而且在科技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家庭将越来越成为一部分社会工作的场所和学习的场所，这也是增加“自由时间”的一种方式。同时，家庭也对延续和培养人类后代负有特殊的责任。有人以为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将回到原始的乱婚状态去，这不是无知，就是诬蔑。康有为的“大同说”不主张有家庭，“人民公社”破坏家庭，这不仅是破坏社会，也是糟蹋人性。所以，共产主义在这方面也应当有自己的法律约束和道德保障。

再次，关于共产主义政治。19世纪法国有一位鼎鼎大名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师圣西门，他首次以确定的方式表达未来的共产主义，认为那时社会已没有了对人的管理，只有对物的管理。就是说，到那时，政治已消失了。这也是一种好心人的设想，以为到了那种社会，人都会被改造成为有理性有觉悟有道德的人。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让我们听听恩格斯所说的一句话，他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是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马恩全集》第3卷，第140页）这就是说，人性中包含着兽性的因子，并且将伴随人类的始终。甚至人类社会的后天文明 （包括消灭了阶级之后的社会文明），非但不可能完全消灭反而有时还会激发人类本性中的兽性因子，尤其在追逐权力和卑劣的贪欲这两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虽然都是自由的、平等的，但每个人的性格、兴趣、才能、世界观等方面仍各不相同，更不要说民族特性和宗教信仰了。有人安分守己，有人想出人头地，有人追求享乐，有人酷爱权力，并用各种手段追逐权力。人们中间也会出现不同的利益集团，进行激烈的竞争，其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虽然总的方面权力和利益均具有社会公共性质。但在那种社会里，如果我们不沉溺于幻想，那末社会自身的管理不能不同时具有政治性质。社会的管理仍然不能不依靠一定的政治法律手段，法的规范和道德的规范将一道存在（这时的“法”自然不是任何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是全民公共意志的表现）。

再说一遍，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仍是具有“兽性因子”的“政治动物”，他们有强烈的意志和愿望，特别随着新事业的不断开拓和活动领域的扩大，人们不可能避免各种不同思想和利益的争论与冲突。人世间为什么会出现宗教呢？除了由于人们在“必然王国”中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以外，还因为人们有一种遏制人性中兽性因子的善良愿望，所以多数宗教一开始都是向善的（当政教合一或宗教被政治所利用的时候，情况自然就不同了）。所以，只要人尚不能跳出“必然王国”的范围并且不能消灭自己本性中的兽性因子的时候，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宗教还会和科学一道存在，这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与社会的改造同时，人自身的改造是个极大的问题，同时也是极难的问题。

总之一句话，共产主义社会依然会是各种人间矛盾和冲突的舞台，否则，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共产主义社会倒真正成了历史的总结。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正好像我们自以为容易掌握绝对真理而这是不可能的事一样。

（责任编辑杜导正）

2005年第3期 “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孙铭勋　作者：孙丹年

（一）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

1951年，重庆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被定为西南地区“武训精神”的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孙铭勋与电影《武训传》毫无关系，批判之初，他根本没有看到过这部电影，因为当时西南地区还没有放映这部影片。此前他也从来没有单独地以个人身份大力宣传武训。孙铭勋从一开始就被定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批判武训运动”的实质，是要否定当时众多教育家们各自所主张的教育理论,如“生活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活教育”等等。孙铭勋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的代表人物。

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先生，意在牵引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1951年5月25日《大公报》登载《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拉开了批判武训的同时也批判陶行知的序幕。

1951年10月6日《新华日报》刊登重庆市教育局对各公私立中小学的指示《开展电影〈武训传〉及“武训精神”的讨论》中，首先说明“……所谓‘武训精神’，由于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予以表扬传播，其影响尤为普遍深刻”；重庆教育工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明确革命的立场观点”的问题，规定了学习分为两个阶段，时间必须学满两个月，每两周汇报一次等等，还特别指出：“除教职员外，……育才中学的全体学生，都须参加学习。”

陶行知先生是享有崇高威望的教育家，不可能全盘否定，也否定不了，批判者们采取的是承认陶先生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民主斗士”的一面，而否定他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一面，将他定位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1951年，“改良主义”一词的概念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也就等同于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因为“改良主义”主张教育救国（或别的什么救国）而不提倡“暴力革命”。

由于陶行知先生早已去世，他的学生们便成为批判重点。在重庆乃至西南地区，被称为“陶门大弟子之一”的孙铭勋，在劫难逃地陷入了被重点批判的灾难。

自1951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对孙铭勋公开点名批评起，至1952年4月针对孙铭勋的批判基本告一段落，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中，据笔者对《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所登载文章的不完全统计，共有数十篇文章对孙铭勋点名批判，直接以姓名作标题的有16篇。其中影响最大的有1951年11月28日用黑体大字标题置于头版头条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同版配发社论《批判孙铭勋思想，进一步肃清“武训精神”的影响》；1952年4月10日《新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市委员会关于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195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开除孙铭勋出党是党的重大胜利》；以及1952年4月20日《大公报》第二版《育才中学学生拥护市委开除孙铭勋党籍的决定，纷纷批判“孙铭勋思想”在校内散播的毒害》等等。

（二）孙铭勋坚持“育才立场”

孙铭勋顽固坚持“育才立场”，他拒绝承认陶行知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是错误的。

“生活教育”作为教育理论体系，内容是博大精深的，涵盖面很广，主张教育要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要联系经济的发展，要与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等紧密结合，要注重人格和品行修养。在教育方法上，主张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多动脑、多动手，从实践中培养才干，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上富于独创性。

1905年底孙铭勋出生于贵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27年为革命的新思潮所吸引，辗转到了上海。偶然和同乡同学戴自俺看见了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的招生简章，觉得十分独特新奇，立即给陶行知校长写了一封信，询问有关事宜，并很快收到陶先生的回信：“……晓庄学校开办已快一年，贵州的同志一个还没有。两位有志加入乡村教育的队伍，有志到晓庄来学习，我们极表欢迎！如果将来乡村教育有到贵州的一天，两位便是第一个使者……”这时孙铭勋已经21岁，是贵阳师范学校毕业生，他在晓庄相当于研究生学习，很快便成为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

孙铭勋和戴自俺曾向教育家张宗麟请教“男子可以办幼稚园吗”？张先生笑笑说：“我不是男子吗？陈鹤琴先生不是男子吗？你们打算学习幼稚教育，好极了！”他们又请教陶行知先生道：“假若我们研究儿童能从幼儿研究起，研究教育能从幼儿教育研究起，将来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有根基。”陶先生大加赞赏，鼓励他们说：“这是有志气的想法。你们要在教育上做一番事业，这样走是对的。”

孙铭勋先后参加创办了南京迈皋桥幼稚园、上海劳工幼儿团、江苏淮安新安幼儿园等，还参加创办新安小学。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幼儿教育的文章，并先后写作出版了《幼稚教育》（作为师范生教材）、《乡村幼稚教育经验谈》、《劳工幼儿团》、《古庙活菩萨》、《从行知诗歌看教育》等专著，与戴自俺合著出版了《晓庄幼稚教育》、《幼稚教育论文续集》、《晓庄批判》、《儿童节教学做》等专著。到30年代中期，30岁左右的孙铭勋已经是国内有名的幼稚教育专家。在陶先生及其他先生指导下，他和同学一起，初步创立了早期中国幼稚教育理论及实践体系。

1930年6月晓庄被查封，孙铭勋被捕入狱，坐牢数月，得到张治中先生营救而释放。

抗日战争中，全国著名文化人云集重庆。陶行知于1939年在重庆远郊创办育才学校，曾延请众多著名专家学者到校讲学。蒋介石政府要求将育才学校纳入公费管理，被陶行知拒绝，因为陶先生要保持独立性，避免被国民政府掌握和控制。育才学校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抗战中流离失所的“难童”，学校维持生存靠的是社会各界募捐和进步人士援助，因此这所学校尊崇“行乞兴学”的武训精神。育才学校的大楼曾经取名为“武训大楼”，门前还挂着“武训大楼”的牌子。即使在重庆解放后，孙铭勋考虑到可能出现政府对育才经费投入不足的情况，还在进行向社会各界的募捐活动。

1952年2月2日《新华日报》刊登作者柳的文章《略论对孙铭勋错误思想的批判》涉及到了本质问题：“……对孙铭勋来说，要真正使他彻底清算自己的错误思想，最后也必然要牵涉到生活教育的思想体系。”

孙铭勋数十年如一日，充满独立性、富于创造性地实践着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他坚持的“育才立场”就是“生活教育”的立场。

（三）孙铭勋继承陶行知“育才学校的道路”

对于育才的发展前景，陶行知先生有一个庞大的规划，他曾经设想，等到战争结束、社会安定、有了条件，就将育才学校办成一个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专科的完整的“生活教育”实验学校（见《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陶行知先生去世，作为重庆育才校长的孙铭勋，就决心继承陶先生的遗志，去实现这一理想。他的整个计划见1950年7月21日《新华日报》第六版《育才学校的道路》一文。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得到周恩来赞同的。周恩来与育才学校的关系很深，一直亲自关心支持并给予实际的帮助。南方局派出共产党员到育才学校工作（孙铭勋就是党组织派到育才去的），周恩来坦诚地将学校中共产党员的名字告诉陶行知，在白区秘密工作时期这种情况十分少见。育才学校决策层中的共产党员们，帮助陶行知制定了学校的教学计划和远景规划。如此密切的关系，基于周恩来对陶先生的信任，也基于周恩来对“生活教育理论”的赞同。1946年7月陶先生在上海逝世，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也被一般人看作是毛泽东对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认可。

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大部分迁往上海，小部分留在重庆。不久内战爆发，留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分部与上海失掉联系，完全断绝了经济来源，募捐又越来越困难。周恩来鼓励重庆育才分部负责人说：“把育才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这个鼓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苦撑苦熬中的育才师生。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指示从香港给育才学校汇来800块银圆，使他们顺利度过最艰难最黑暗的一段时期。那时候，孙铭勋已经在思考着解放后育才学校大发展的实施计划了。解放后，孙铭勋遇到重要事情还直接与周总理通信。

解放了，育才师生扭着秧歌舞欣喜若狂地迎接解放军进城，并且在“抗战胜利记功碑”（现在的解放碑）顶上插上他们自己制作的、飘扬在重庆上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解放当天，重庆广播电台播放的第一支进步歌曲，也是由育才师生演唱的。

解放之初，作为国内知名的幼儿教育家、育才学校校长、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孙铭勋，享有较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的委员，当选重庆市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他写的文章经常见诸于各报刊杂志，育才师生的学习及活动情况也经常为各报刊所介绍。

孙铭勋向重庆市政府文教局提出了创立规模庞大的“育才学园”的设想，希望得到政府支持。他是这样想的：“……饱受压迫，尝尽辛酸的育才学校，已随着重庆解放而获得新生，……明年将增设托儿所，恢复小学，扩大初中，和社教组，并呈请军管会另拨较宽的新校址，发给学校经费和部分学生公费，同时积极展开募捐工作，筹集款项，以便从事新建设。……”

这一想法初步得到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允许：“本市育才学校……校址和经费问题，军管会同文教会已答应帮忙协助，并发起向社会人士募捐运动，共同来完成这有益于后代的义举。”

这一设想最终没有能够实行，原因在于一方面孙铭勋的规划与现实有着较大的距离，另一方面，依然为“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斗争”所激动的人们，难于静下心来思考文化建设。孙铭勋怀抱着宏大的育才学校发展规划，找到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文教局，又直接找到副市长，说明育才学校从创立开始就是租借房屋校舍，一直“贫无立锥之地”，现在准备扩大招生，希望政府拨给相当于一所大学的地盘，并给以人员和经费物资的支持。

他说话十分直率，一切都直截了当。他的态度立即使文教局长和副市长非常反感，副市长不客气地斥责说，你是党员首先要有党性，你是干部为什么不首先考虑服从组织决定，你怎么总是强调你的个人意见！两人发生争执。孙铭勋觉得人民政府理所应当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公仆”，便说出“人民政府是不是人民的政府，就以对育才的态度来考验”这句传播很广的“名言”。

（四）教育家的民主政治理想

孙铭勋对于中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充满着梦想。他在《怀念陶行知先生》（《新华日报》1950年7月25日第六版）里这样写道：

一九四五年十月陶行知先生从重庆城里到乡下草街子去参加育才的庆祝胜利会，他听到一位老太婆问：“民主是不是老百姓做老板？”这“老板”二字感动了他，于是，他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公司，四万万五千万人做老板。”里面有这样的一些句子：

“……中国好比一个大公司，老百姓都是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妇女是女老板。……文武百官是伙计，大官是大伙计，小官是小伙计，女官是女伙计。……要想事事如意，人人如意，伙计要忠实，伙计要和气，伙计要努力。还要四万万五千万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

……目前除了台湾西藏，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会议，地方协商会议，各行各业的各种会议，组织起来了，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人民做了主人，“重大方针自己管”，“好的规矩立起来”。而共产党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善于和党外人士合作，要密切联系群众，要理论与实际一致，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真正要把忠实和气努力的工作作风普遍到全国了，诚然如陶先生所说的：

“工厂还是工厂，情形大不相同，从前工人是奴隶，现在都是主人翁。你来我去拉拉手，工人歌声遍西东。只要自己不懒惰，海阔天空路路通！”

是的，陶先生的愿望已经成为现实，解放区的幸福是永远说不完的。今天如果陶先生仍然健在人间，看见了人民大翻身，看见了共产党领导的英明正确，不知道会如何的愉快高兴哩！

电影《武训传》放映之时，京津沪渝等大城市里刚刚从国民党末日状态下解放出来的文化界民主人士，反对专制独裁的高昂情绪尚未消失，追求民主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优良传统依然存在，英勇无畏、敢说敢为依然是一种受鼓励的时尚道德评价。但是理直气壮地追求民主与开放的文化人还没有懂得新中国的法则，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对某种尚未得到当局首肯的事物大声叫好，实在是犯了大忌。

于是孙铭勋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压力，承受了各种责难甚至污蔑，孙铭勋有着太多的委屈，他在《解放一年来的我和育才学校》一文中说明了自己担任育才学校校长前后的情况，这样剖析自己：

在解放前的一段最艰苦的时间，……我积极准备，要能维持到解放后三个月，就是说：在解放后三个月之内，不能向政府要钱，而政府也一时不会有钱，但是，那时候，也有着一种主观的幻想，以为解放三个月之后政府就可能有较多的钱来支持，绝不会使我们内部的物质条件再像过去那样的贫乏，……今年三月，育才改为市立，必要的经常的费用，已由政府负责，原有的一些无家可归的公费生的饮食，也有了人民助学金来维持。但这些公费生的衣服、书籍、文具、零用还得由学校自行设法，尤其是医药方面，过去对于校内师生尽量供应，而且供应校外民众，现在是一天天的在紧缩，……

在没有能够迎刃而解的时候，政府没有力量来负担这个责任，学校也没有力量负担这个责任，遇着一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生了重病的时候，以及一些虽然有家而穷得连伙食费都纳不起也不能请领人民助学金的孩子没有饭吃的时候，多半是由先生们来解囊相助。先生们的薪水，在改市立之后，和私立时候相较，实是提高得很多，因而有可能也极愿意拿出钱来帮助学生解决困难。育才的师生，从来就是在同甘苦共患难中生活出来的。

在过去的反动政府压迫之下，十一年来弄得贫无立锥之地。最初在草街子的凤凰山，是租的房子，虽然订了二十五年的租约，但被当地的土豪恶霸侵略、驱逐，最终不得不整个离开。到了红岩村，也是租的房子，我们采取不声不响的躲藏的策略，也算躲过来了。解放前后我们主观的希望也太奢，以为政府一定可以拨给我们较多的房子，这种愿望与客观的现实不相符，重庆的房子根本也不多，而政府机关所需要的房子还不够用，自然一时无法拨给我们，到了六月，红岩村塌了楼房，死了一个女生，伤了几个。据建设局派人视察的结果，整个房子，如不大加修理的话，都有在短期内倒塌的危险。于是只好宣布暂时停课，……

从这一大篇实事求是的倾述里，可以看出孙铭勋能够体谅政府的困难，他并没有把人民政府当成敌人，同时他也在反省自己，认真地作着自我批评。

但是1951年11月28日《新华日报》头版头条黑体大字登载的《关于重庆育才中学“武训精神”影响及前校长孙铭勋思想的初步检查报道》长文中，却说“……孙铭勋向人民政府提出要求，其中有‘请拨伪国防部———即前伪国防中学旧地全部地皮及房屋’，……补助150个工作人员及500名公费生的经费，要农场工厂用具、小汽车、大汽车、钢琴、提琴、收音机、电影机……孙铭勋的个人野心，在这里已充分暴露无遗了。……”

在明确了毛泽东思想“定为一尊”以后，任何人的名字（更不要说“思想”）不能再和毛并列时，孙铭勋还在一股劲儿地要“按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教育”，真是表现出文化人对待政治的十二分天真。

许多教育家都懂得充分运用沉默的力量，或有充分的智慧虚与周旋，由此得以保存自己。孙铭勋却缺少保持沉默的涵养。又因为孙铭勋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员对待组织必须坦诚。

（五）孙铭勋不愿意盲从

当灭顶之灾明显昭示给他时，孙铭勋是可以选择的———生存，或者毁灭。

一位当年经历过批判“孙铭勋思想”的老同志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公开发表的孙铭勋的自我检讨的文字。只是在运动前期的学习发言中，他引用过报纸文件上的话。”

在被隔离审查的日子里，孙铭勋实事求是地写出思想检查，没有胡乱招认，没有人云亦云。他要对陶行知开创的教育事业负责，要对党组织负责，也要对自己负责。但是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被工作组的领导人认可。

1951年《重庆教育》第二卷五期发表孙铭勋的《武训与陶行知》。10月11日《新华日报》这样评论：“重庆育才中学前校长孙铭勋，在《武训与陶行知》一文中，着重解释陶行知为什么要大张旗鼓地表扬武训。这篇文章没有联系到自己的思想实际，只是作了空泛的议论，态度是不够严肃的。”

孙铭勋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不说没有经过自己思维的话。年轻时追随陶行知先生，是因为陶行知先生高尚的人格、渊博的学识、谦逊的风范深深地吸引着他，从精神上温暖着他，从前途上指引着他，使他心向往之。解放后，文化素质偏低的行政干部普遍存在。孙铭勋对于个别对教育仅仅一知半解（或完全外行）、对教育理论并无兴趣、作风又很专横跋扈的领导，从内心深处不认同。这些领导却极其粗暴地要求各具特色的教育家们批判他们亲手创立的教育体系。

孙铭勋不认可对外来教育理念断章取义的作法。批判陶行知和其他教育家，批倒批臭之后，总要另立一种教育理论来取而代之。这另行祭起的大旗，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关于教育的一些片段和苏联教育体制。

孙铭勋并不是不知道外国教育家的言论，他是不愿意盲从。

（六）极端个人主义者，能不贪污吗？

“批判武训运动”一开始，先后由市文教局副局长、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带领的工作组进驻育才学校，孙铭勋被隔离审查，不许和任何人接触，每天枯坐在学校图书室一角写思想检查。工作组物色了一部分学生参加他们的工作，并广泛找学生谈话。

十来岁的中学生们说话不需要在政治上负责，经过一再启发鼓动，他们揭发了不少“问题”，试引录一段：

……育才中学普遍存在着乱抓乱拿的不良风气。有的人自己没有东西用，看见别人有了就要想拿走；没有牙膏自己不买，想到反正可以乱拿。而且竟将这种恶劣风气称为“小型共产主义社会”。这简直是对于共产主义的污蔑！这种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教育分不开的。育才学生普遍以穿得破烂和不爱整洁卫生为光荣，认为要穿得烂垮垮的才能表现出育才是有优良传统的好学校。同学们常常竞赛不洗脸、不洗澡，“以苦为荣”。显然，这更是与“武训精神”的影响有关的。更有甚者，在“武训精神”和“天才教育”的教育下，大大助长了学生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并被称为“独特的性格”而得到鼓励。师生们存在着敌我不分和轻视劳动的观念。在减租退押中，有的学生帮助地主隐藏财物。初三上级学生许桂庆曾检讨说：“我看见劳动人民洗衣挑菜就觉得他们做的事太渺小，很是看不起。我自己劳动洗衣种菜则是学习武训的吃苦精神。”……孙铭勋一直把育才看做他个人的事业和地盘，把学校当作一个封建家庭来管理，孙妈妈（孙铭勋在育才的称呼）之下，教师们则按照到校的先后次序称为某哥某姐。

工作组得出如下结论：

……孙铭勋办教育的思想与个人的打算是分不开的，也就是持着“教育至上”、“文化至上”的思想办教育的人，他本身即是极端个人主义者。而这正是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者的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解放后孙铭勋在育才坚持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并灌注着“武训精神”，处处与人民政府的教育方针相违背，与政治运动和实际工作脱节。

“改良主义”等同于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政治斗争。但是事实上育才学校并不反对武装斗争。1948年和1949年，孙铭勋主持重庆育才学校工作的时候，亲自送出不少成年学生去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共有13名学生壮烈牺牲在战火中和刑场上。孙铭勋还参与了促成国民党第四十七军军长杨熙宇的起义，并派遣学生打入国民党二三九师策动起义（未遂）。孙铭勋也没有反对政治斗争，他是一名忠实和积极的共产党员，许多老党员都证实孙铭勋在解放前对敌斗争非常坚决，党性很坚强。

对于大多数育才学生来说，运动开始时他们积极参加批判武训、批判改良主义，后来突然变成了批判育才学校、批判校长，甚至变成了批判他们自己，就瞠目结舌了：他们一直很爱干净讲卫生，也很热爱劳动，穿得破烂是经济困难迫不得已；学校领导从来都是教育他们跟着共产党走的，他们对特务的斗争十分勇敢，比如1946年校场口事件中，育才学生的英勇表现世所瞩目。他们面面相觑：为什么《检查报道》中要污蔑他们？

这场批判否定了育才学校的优良传统，使育才师生感到异常困惑。育才学生一直以母校为荣，他们的精神状态一直是神采奕奕昂扬向上的，现在却都灰溜溜的低下了头。那些经过工作组启发鼓动而揭发孙铭勋的学生，看见自己随口说出的话变成了铅字，被登在报纸上成为孙铭勋的罪状，许多人十分后悔。有些人到了80年代还找到孙铭勋的妻子道歉。

1951年下学期，孙铭勋被迫辞去校长一职。育才学校被“分解”了———一部分撤消，一部分合并于其他学校，只留下中学部，取名“育才中学”。到1952年上学期，高中部分离出去，改名“重庆市第13初级中学”，再改名为“第20中学”。育才学校的特色彻底消失了。

“三反运动”开始，孙铭勋的问题上升为敌我矛盾。据一位当年亲身经历过批判孙铭勋的育才老同志回忆说：“当时的文教局副局长找我去了解情况，我跟他说孙铭勋决不会贪污。他反驳说：既然孙铭勋是极端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极端个人主义呀，怎么可能不贪污？他还搞了那么多的募捐册，怎么会不贪污？怎么不该审查？他当然是大贪污分子！”

于是把孙铭勋定为大贪污分子，发动学生对他轮番批斗，带他到学校食堂中央，让学生们围着他高呼“打倒贪污分子！”刺激得他要发疯。搞疲劳战术，常常一昼夜不让睡觉。把学生食堂里饭桌上抛洒的残渣剩饭抹下来给他吃，晚上强令他睡在100瓦的电灯下，终夜不许关灯，借上厕所之机用枪押着他在学校里示众，以摧毁他的尊严。

孙铭勋平生最钟爱的就是学生。他投身教育和革命数十年，两袖清风，身无长物，想尽办法募捐来的收入都供给学生，还不够学生吃饱穿暖，而现在，来自学生的侮辱和伤害使他无限伤心。孙铭勋终于心力交瘁。同志们不相信自己，党组织也不相信自己，只有用死来表白清白无辜，只有死后让历史去评说。他对自己说“我只有死路一条了”。1952年3月6日深夜，他找到一把平时用来剪叶子烟的小剪刀，用力割破了颈部的动脉血管，鲜血迸涌中，他辗转发出窒息的呻吟，惊动了看守，立即将他抬到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又送回来，继续批斗，监视更严密了。

由于他的自杀阻挠了运动的深入开展，真正是罪加一等，经中共重庆市委讨论研究决定，定性为“自杀叛党”，给予开除党籍并撤消一切职务的处分。

孙铭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一落千丈，一度陷入为勉强糊口而辛劳奔波的境地。经过朋友们向市里多次反映，一年多以后调动到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儿童文学。1957年错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死于贫病饥饿。

（七）全盘承袭苏联教学模式

50年代初期，把所有教育家的呼声都压制下去之后，中国的教育体制顺利实现重大改革，全盘承袭苏联的教学模式成为大一统。

曾经充满理想光辉、充满创造精神的育才学校在政治车轮的碾压下变为一般中学，又变为将学生陷入“题海战术”的一般重点中学。

曾经对中国教育界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其他著名教育家，也没有逃脱这场灾难。晏阳初先生虽远在国外，仍作为教育界的主要批判对象，在重庆首先被“揪”了出来———1950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大字标题刊登《晏阳初是怎样为“农民”服务的？》文中列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晏阳初先生是怎样剥削压榨农民的。一个多月后，1950年12月28日，又登载《撕破改良主义外衣看晏阳初的真面目》。1951年7月30日起，《新民报》连载《从自我批判认识反动组织平教会及文化买办晏阳初》。

陈鹤琴先生也逃脱不了厄运。陈鹤琴先生《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分为两部分在《大公报》1951年10月15日、17日连载。1951年11月15日《新华日报》的报头广告中，关于新一期《人民教育》的内容也登载了陈鹤琴先生的《我对“活教育”的初步检讨》，以及评论文章《写在陈鹤琴先生的初步检讨之后》。

这则报头广告还配有一段文字介绍：“《人民教育》月刊，自第二卷第六期起，即已开始了对‘活教育’的批评，至第三卷第六期已将此项批评逐渐开展，第四卷第一期起将更有系统地开展这一批评运动，以此树立全国教育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风气。这一批评运动，对于中国教育界清算反动的杜威思想将有很大作用。值得全国教育界注意的。”

以批判“武训精神”为借口进行的这场文化围剿，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文化冤案”。批判的结果，使原本具备高度社会良知、“以天下为己任”、勇敢地站在民主斗争前列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一步步走向了沉默。他们只能缄口不言，或终身幽闭，或妻离子散，或肉体消灭，终止了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而且使原本多元发展、朝气蓬勃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逐渐进入一个难以解脱的怪圈，直至今日。

问题还不止此。

当教育工作者全都唯唯诺诺之后，当学校校长很少由教育家担任，而是由政府选派那些政治表态很清醒的行政人员充当的时候，当代表一个民族的希望和未来的孩子们，从满七岁背上书包到学校去报名开始，就进入严格的班级制度，被整齐划一地编制进某种体制、按一定的程序准确运转、被制造为同一模式的产品的时候，当人们一生的道路都听命于政府安排的时候，这个民族的创新和拼搏精神也就委顿了。

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切等着“上面”安排，一切等着上级发给，一切都首先服从于政治需要。过了半个世纪，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人们的命运不再由政府安排了，铁饭碗、福利分房、公费医疗等等令人心安的政策不再存在了，到处拥挤着焦虑万状的下岗失业人员———他们全都是从小就按照整齐划一的班级授课制的思维模式成长起来的，人们一致发出的强烈呼声就是：“政府为我们安排！”

新一轮改革阵痛中，包含着多少血腥的历史教训。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3期 “大寨工”对全国农村的恶劣影响　作者：消　寒

据阴发祥遗著《往事今鉴》记载：1979年全国先进单位和劳动模范会议发奖仪式的前一天———12月28日上午，陈永贵到西苑饭店看望山西代表，在带队人住的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对阴发祥说：“劳动管理上我错了。”就这么一句话，别无反省与自责。这不啻是陈永贵个人觉悟与进步的表现，更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结果，是理性的胜利。至此，“大寨工”———一场持续16年之久，席卷全国的风暴，以陈永贵认错而告终。此次陈永贵与阴发祥的谈话，自始至终在座的有栗茂林和杨葆荃。

分歧从何而来？

从头谈起：

1964年3月5日，晋中地区农业生产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在榆次召开。陈永贵在会上介绍了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即所谓“一心为公劳动，自报公议工分”。事实上是取消劳动定额，不要评工记分，后来简称“大寨工”），全场轰动，反应不一。会前，我（当时任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到招待所看代表，在陈永贵住处说起他的发言题目，他说准备讲劳动管理。我说还是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好。他没有听。他在大会上讲了劳动管理经验。随后，我讲了我的意见：这是大寨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可以在先进生产队试验、示范，不宜普遍推广（会后，各县选择一部分生产队试验。截至年底统计，有占全区生产队总数13%的一类生产队试行，试验结果，效果不好）。从此埋下了我在“文革”中遭遇的祸机。

1964年3月25日，阴发祥随陶鲁笳到邯郸汇报山西“四清”，毛联珏把他写的建议托阴发祥送交毛主席。建议写的很短，用3号黑体字打印了半页。内称：生产队社员计酬，大体合理即可，不宜斤斤计较，把制度搞的繁琐复杂。29日下午，陶鲁笳让阴发祥给毛主席送材料，阴发祥把毛联珏的建议放在上面。毛主席当即看了，随即讲了一段话，他说：“我们党是连续打了20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根据地社会并不实行供给制，但是实行供给制的人员多的时候有几十万，少的时候也有几万人。一直到解放初期，大致过的是平均主义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革命精神的鼓舞。”毛主席的这段话不胫而走，《山西日报》记者郝占鳌闻风而动，把大寨的劳动管理概括为9个“活”字，写了一篇充满革命词藻的报道，4月上旬见报。

这篇报道一发表，山西全省哗然。各地、市、县、社纷纷提出意见，要求省委表态：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的经营管理还要不要制度，社员报酬还要不要有差别？于是，山西省委派出由省委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王林堂任组长的工作组到大寨调查。阴发祥（当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组织领导了这次调查。经过调查研究，大寨的劳动管理办法是在历史上死分活记、等级工资影响下，在抢险救灾中逐步形成的，是有制度的，社员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调查组回来后，约请《山西日报》记者到省委农村工作部座谈，共同核实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求得了共识，要点如下：

第一条叫定额先定心；第二条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叫打铁先得本身硬；第三条出勤日、标准工分等也是有制度的，叫做制度不繁琐；第四条社员与社员之间的标准工分也是有差别的，叫做有差别悬殊不大；第五条农活质量主要不是靠事后检查，而是靠社员自觉和生产中互相监督，叫做把不合质量的农活消灭在生产过程中。自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大家在座谈会上一致认为：大寨的经营管理也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1964年4月30日，省委工作组写出了《关于大寨生产大队以革命精神改进劳动管理的考察报告》。5月10日，省委批转了这一报告，批语中写道：大寨生产大队改进劳动管理的五条基本指导思想，各地在整顿经营管理工作中应该普遍学习，至于具体的劳动定额、计工形式、劳动组织和验收制度，各个基本核算单位应该根据本单位社员觉悟程度、干部条件、管理水平及其它条件因地制宜，不要把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盲目废掉。7月省委农村工作部又印发了《改进劳动管理，提高农活质量———段店大队实行按农活质量分等计工的办法》等经验介绍。

陈永贵一再向新闻界大讲大寨劳动管理经验，越讲越起劲。作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1965年继续在广大农业农村工作者、四清工作队中进行争论。赞成大寨劳动管理经验、主张“按政分配”的人上纲上线，借突出政治之风占了优势。不赞成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坚持“按劳分配”的人退守阵地，据理力争。文水四清工作团内部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辩便是一例。阴发祥及其主持的省委农村工作部和省委四清办公室始终站在维护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边。为维护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制度，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维护农业生产秩序继续努力。

1966年2月，陈伯达派方纪来太原，约刘芝兰（延安时期老同学，任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陪他到大寨。他们和陈永贵长谈之后，方去武汉向陈伯达汇报。陈伯达说：“这是土生土长的，有创造性的经验。”肯定了大寨的方法，认为是一个方向。在陈伯达的示意和支持下，1966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突出政治的生动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洋洋万言的长篇报道，并加了编者按语。陈伯达还派方纪在湖北省和上海市到处做报告。不久“5·16”通知发布，“文革”开始，“大寨工”形成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

陈永贵是全国劳模中第一个“杀出来”造反，夺县委、地委和省委权的“英雄”。他当了山西省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政委以后，到榆次地委后楼地下室对我“拼刺刀”，又在太原五一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谩骂我。后来，当我在姑姑庵见到阴发祥时，他满头系着绷带，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伤病员，早已被关进了刘芝兰为他安排的高级“牛棚”。我们都成了陈永贵的阶下囚。在此期间，1967年9月、1968年1月，先后以国家农业部名义在大寨召开的两次全国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现场会议，把“刘少奇一伙”的按劳分配“批倒批臭”，把陈永贵和“大寨工”的身份抬得更高，掀起学习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新高潮”。

在“文革”中“大寨工”的风暴越刮越凶。它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口号下，按阶级出身、政治态度以至社会关系亲疏爱恶计酬分配，事实上成了一种赏罚予夺的手段。陈永贵大肆鼓吹为革命种田，劳动越重越光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被滥用。陈永贵欣赏柬埔寨红色高棉对城乡男女劳动力实行军管那一套做法，说马列毛没有实行共产主义，波尔布特做到了。这样做的结果，直接损害农民经济利益，侵犯农民民主权利，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秩序混乱，造成大面积磨洋工、大幅度农业减产。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农业学大寨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旗号下进行的。陈永贵红得发紫，连“永贵好”一句礼貌用语也成了最高指示，广为传诵。

1975年七八月间，陈永贵让宋沙荫起草给毛主席的报告，提出五条建议，主要是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和大寨劳动管理办法。其余三条是社员住房和欠粮欠债处理办法。关于劳动管理是这样写的：“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怎么搞好？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所谓‘标准工分’，其实就是思想好，劳动态度好，既能大干又能干得好的‘标准人’。自报工分要同这个‘标准人’的条件比。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可以从根本上摆脱‘工分挂帅’的繁琐哲学。”8月14日，毛主席在陈永贵的建议上批示，让政治局讨论一下。9月23日至10月27日，第一次全国农业会议期间，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座谈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赵紫阳和谭启龙坚决反对，连张春桥也表示不同意，陈永贵一再强调，争到上火处还忍不住高腔大嗓地嚷起来，以至后来有陈永贵大闹12省书记会之说。由于分歧太大，座谈会无结果而散。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重新指出，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明确指出：按劳分配只能按劳，不能按政。现在农村人民公社早已不复存在，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年。在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条件下，还要加上按生产要素分配。十六大报告进一步要求：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3期 不畏强权的名记者严怪愚　作者：达　文　严　农

严怪愚先生的名字，在青年一代读者中，或许会觉得陌生，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生中受尽了政治上的不公平对待。

战争年代，他的笔触揭露日伪，开罪国府。1949年以后，他还是为民请命，忠直敢言，先是被打成“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打成长沙大“右派”，从此沉寂，受尽二十多年磨难。

1979年，严先生的冤案平反昭雪，长期的磨难留给他的是一副病残的躯体，但他仍然抱病写了大量回忆录。他才过上几年好生活，但死神缠绕着他，1984年3月1日，严先生不幸病逝———上帝对他未免太不公平了。

严怪愚本名严正，湖南邵东县人。他之所以改名怪愚，是因为邵东乡下多鲶鱼，此鱼形象丑陋，习性刁钻古怪。乡人乃喜欢以“鲶鱼拐子”或“鲶拐鱼”来骂人。在湖南大学读书时，严正即谐“鲶拐鱼”取“严怪鱼”为笔名发表文章。

1935年，严怪愚从湖南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放弃了所学专业的大好前途，却投身新闻界工作，开始了动荡危险的记者生涯。当时许多亲戚及同学劝他不要放弃专业，不要走“歪门邪道”，有人甚至说他人如其名，又怪又愚。他回敬说：人各有志，请勿勉强。

踏入新闻界的第一年，他第一次前往沪宁探访，即趁机拜会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对他说，做人傲气不可有，傲骨不可无。这句话竟影响他一生，也使他受了不少苦。

1936年“三八”妇女节，二十六岁的严怪愚与大家闺秀姚家芳参加了长沙市政府举办的湖南第一次集体婚礼，这事在当时很轰动，比赵丹、江青（蓝苹）等人的集体婚礼早一个多月，在湖南的影响并不低于赵丹他们在沪杭的影响。当时湖南的封建势力很强，社会舆论压力很大，特别是女方家长极力反对女儿嫁给一个“穷书生”。但是，严怪愚不向反对势力低头，情愿托朋友向成衣店赊账为新娘子做嫁衣，亦不去讨好很有钱的岳父。而主办当局亦刻意选择象征妇女解放的“三八节”为他们举办集体婚礼。

鲁迅悼文引起论战

婚后，严怪愚更是全力投入独立的长沙《力报》的工作。可是不久，鲁迅先生逝世，当时任采访主任的他与主编陈楚率先在《力报》开专栏悼念鲁迅，使许多其它报纸不敢采用的纪念文章得以在《力报》发表；并在长沙发起召开隆重的追悼会，因为这张报纸创刊时曾声称“拥护中共”，此举深为一些政要和右派文人不满。

刚好，随后段祺瑞也辞世了，当时在东南新闻界风头十足的《国民日报》主编罗心冰，就抓住鲁迅与段祺瑞两人的遗嘱大做文章，还出特刊追悼段祺瑞，实行与《力报》唱对台戏。他在一篇《随便谈谈》的文章中，说段祺瑞至死不忘国事，仍在为国家操劳，贬责鲁迅死也不忘个人恩怨，为儿女操心。因此，他得出结论说，“鲁迅之死不算得损失，段祺瑞之死才算得损失”。

严怪愚马上撰文回驳，他写道：“鲁迅的遗嘱，我喜欢他的‘硬’，喜欢它刻毒而近乎实在……段祺瑞的遗嘱，我喜欢他的堂皇，口气足，虽然实际上做不到，事实上近乎夸大，可是到底可以给‘幻想’一点安慰。但我更爱鲁迅，因为他一生没有做过‘媚’的文章，他始终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为民众的觉醒而呐喊。的确，段祺瑞功在‘民国’，那么，鲁迅则功在‘国民’了。”

罗心冰以他的老资格，万万意料不到会败在年仅二十六岁的严怪愚手里，他大骂严怪愚“领了俄国卢布”和“啃了俄国的黑面包”之余，只好央人斡旋调停。

1938年春，在台儿庄战役打响之前，严怪愚作为随军记者去到徐州前线，进行几个月的战地采访。他写了十几万字的战地通讯，揭露日寇的野蛮行径，讴歌了抗日军队的业绩，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斗志。

揭露丑闻险遭杀身祸

1938年底，严怪愚又到了大后方重庆。12月29日，汪精卫辗转到了越南河内，在那里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本政府的近卫声明，对重庆国府建议“和平”，实是对蒋介石等人劝降。因为这是国民党内亲日派脱离中央投日的丑闻，使中央政府极为紧张，连忙封锁消息，免得家丑外扬。

当时重庆各报虽略知内幕，但国府不准报界披露，慑于当局威势，各报也一时不敢将消息见报。当时中共的名记者范长江也在重庆，他得到消息后由于种种原因发不出去，乃将有关材料转给了严怪愚。严怪愚虽无党无派，却有一腔民族激愤。他还未看完材料就拍案而起。正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觉得有责任揭露汪伪真相，就是杀头坐牢也在所不惜。当晚，他就写成《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稿，连夜电发长沙《力报》。

第二天清晨，这篇电讯在《力报》以头条刊出，东南一隅倾刻哗然，整个国统区为之震动，激愤的军民纷纷要求严惩卖国贼。湖南当局由于疏忽，让《力报》漏出这个消息，想抓严怪愚不得，慑于重庆当局的恼怒，只好登报谎称“严怪愚造谣惑众，诬陷党国，已在重庆捉拿归案，枪毙了”云云。

但是，纸包不住火，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消息迅速传开，国府只得改变策略，一脚踢开汪精卫，几天后就由中央社和各报报道汪精卫叛国丑闻，还宣布将汪精卫开除出国民党。严怪愚及《力报》也因此幸免于难。

1939年秋，严怪愚从重庆回长沙，出任《力报》总编辑。当时国民党桂系大员自吹广西“模范省”，有“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三大成就。于是，严怪愚怀着好奇心亲自入桂采访，写了篇《春草遥望近却无》的通讯，揭露某些人弄虚作假制造广西繁荣的假象，使所谓“模范省”名誉扫地。

严怪愚的所作所为，令一些党国大员极为恼怒，但又一时没奈他何，只好对他威迫利诱。某些大人物给他种种承诺，有些更是送钱送礼，但他总是拒之千里之外。“政学系”在桂林创办《大公报》邀他加盟，他也拒绝，认为那会失去言论自由。然而，他对当时较弱小的中共，却冒生命危险去同情和支持。

触怒当局报馆被查封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国府勒令中共代表团限期撤离上海。代表团启程时，迫于紧张的局势，各方人士都不敢在便衣盯梢下前往送行，月台上只有一个送行者，他就是严怪愚。第二天，上海《申报》消息称：“昨日中共代表团成员全部离沪，只有《东南日报》特派员严怪愚先生一人在风雪中送行……”

除了正义，严怪愚也没有什么强硬的后台，所以他也因此吃了不少苦。《晚晚报》因发表了他一篇描写何键公馆黑幕的小说，就被当局查封，也使得他很久不能用严怪愚这个名字发表文章。1940年，湖南当局趁取缔八路军驻湖南办事处之机，诬陷严怪愚主持的《力报》“言论荒谬”、“协同‘八办’阴谋推翻政府”。于是，报馆查封，三人遭捕，严怪愚被投入监狱达八个月之久。此举惹起民众抗议，许多读者拒绝办理退订手续，要求《力报》复刊。出狱后，严怪愚即与冯英子找省党部书记廖维藩交涉复刊，廖同意复刊，但提出复刊后的《力报》必须听从政府指令。严怪愚即刻表态：“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当即拂袖而去。

严怪愚记者出身，也当过文艺副刊的编辑，认识不少文艺界人士。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省城及地方的好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大都是他参与创办的。他曾在《力报》、《晚晚报》、《中国晨报》、《实践晚报》等几家报社出任过社长或总编辑，还约请过沈从文、聂绀弩、王彦西、彭燕郊等著名作家为他的报纸主编文学副刊。在办报生涯中，他与冯英子、陈楚以及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等成了莫逆之交。1980年，在严怪愚沉寂二十几年后，远在美国的断绝往来几十年的谢冰莹，还写信给《湖南日报》，查询他的下落。

50年代，严怪愚先生曾任湖南《大众报》副社长及省通俗出版社副社长。但风云际会的时代过去了，特别是中共这时开始推进“左”的路线，容不得严怪愚这种党外人士。于是，他离开了报界，自请去湖南师范学院任教，讲授新闻学。

就是在这所学院里，严先生被指为“胡风分子”，继而在1957年被打为“右派”，受到双降处分，“文革”时更是下放师院在平江的农场牧牛，过着非人生活。他曾哀叹“搞到妻离子散”。

贺绿汀与严怪愚

1960年，由于漫天的吹牛和“人祸”，人们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花生壳、树叶、红薯藤，都当成高级“人造蛋白”，供人们享用。严怪愚全身都浮肿起来，一个月六十元的生活费，要负担六口之家，他每天只能靠几两粮食充饥，一分钱只能掰成几瓣来用。每到月中，家中便出现“财政赤字”。全家只能在肌肠辘辘中过日子，眼睁睁地看着严怪愚的面部越来越“胖”。

一个阴雨绵绵的冬日上午，破窗外突然响起邮递员低沉而略带惊异的声音：“严怪愚，你的汇款单！”当时全家一惊，这种时候，谁还能给严家寄钱？严怪愚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走到门口，用十分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雨中的邮递员。邮递员将一张被雨水微微打湿了的汇单向严怪愚一亮，十分确切地说：“是你的，请签名吧！”严怪愚用颤抖的手，在单据上签了字，从邮递员手中将汇款单接了过来。拿到小屋里昏暗的灯光下一看，汇款单收款人一栏上确确实实写着“严怪愚”三个字，汇款人一栏上赫然写着“贺绿汀”三个字，留言栏上清楚地写着：“怪愚，知病重，汇上二十元，供买点营养品之用，请好好保重身体。绿汀。”在弯腰挨斗的日子里，严怪愚从未流过泪。这时，他的眼睛却润湿了。

严怪愚颤巍巍地走到破旧床边，从陈旧的有点霉湿味的褥子底下，慢慢摸出一张用旧塑料纸严严包好的小包，里面是一张发黄的照片。这是抗日战争时期贺绿汀在重庆嘉陵江边的寓所送给他的一张照片，照片上贺绿汀正坐在一架钢琴旁，在凝神深思。照片背面的题词是：“人，应当像嘉陵江水一样，百折不挠，激流勇进。”

划为“右派”被抄家时，什么都被抄了去，唯独贺绿汀亲自签名的照片，严怪愚想尽一切办法，将它保存下来。

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卷来，贺绿汀在全国第一个被打成文艺界的“黑帮分子”。上海来人找严怪愚调查贺绿汀的所谓“叛徒”问题，严怪愚一听，怒发冲冠，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正好有一颗钉子，殷红的血，从他巨大的手掌上流了出来。他横眉怒对“调查者”吼道：“贺绿汀同志一生革命，他是旧世界的‘叛徒’！”“调查者”被他的凛然正气吓坏了，指着怒火中烧的严怪愚，哆嗦着说：“你，你……天底下哪有你这样的右派！”严怪愚赫然一笑：“那就让你看一看这样的右派吧！”

事后，有人问严怪愚：“你当时是专政对象，处境十分艰险，造反派要搞死你，比搞死一只蚂蚁还容易，你不害怕吗？”“害怕？”严怪愚淡然一笑：“害怕就不是贺绿汀的学生了！”

1980年，贺绿汀再次回到湖南，第一件事，就是驱车前去探望正在马王堆疗养院的严怪愚。师生多年未见，有多少说不完的话呀！贺绿汀紧握着严怪愚的手第一句话是：“我们毕竟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1984年3月1日，严怪愚与世长辞。现在，严老夫人姚家芳也已离休，家里分了新房，子孙满堂，安享晚年，两个大儿子已学有所成，成为大学讲师。严老应该安享九泉了。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杨明斋为陈独秀鸣不平　作者：吴　晓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之后，中共江苏省委于11月下旬，又召开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拥护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拥护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并作出决议开除了省委委员罗世瑶。此后，对托派更加严厉清洗与打击，一批批地被开除出党，党内几乎没有人敢反对。然而，此时有一位被周恩来称誉为“忠厚长者”的人，毅然不顾中央反对托派的方针，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这位党的创始人表示异议，认为这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为此，他在遭到中央斥责后，愤而不平，偷越国境，历经千辛万苦，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为陈独秀说情与鸣不平。这位“忠厚长者”，就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筹备时期任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翻译的杨明斋，他也是上海党、团组织最早的成员和发起人之一。

杨明斋，名好德，1882年生于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一个农民家庭里。早年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19岁那年即1901年，家庭遭遇天灾人祸，本已不富裕的家庭因而败落，一贫如洗，生活无着，被逼只得一人闯关东，在帝俄时代进入俄罗斯谋生，历经千辛万苦。他先后在海参崴、西伯利亚、莫斯科等地打工为生，也当过职员，读过半工半读，学习勤奋，通晓俄文，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入俄罗斯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逐渐成为一名觉悟的工人阶级战士。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加入俄国共产党（布），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和保卫红色政权的斗争。由于他表现突出，精明灵活，俄共（布）为培养和深造他，保送他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结业之后，他被重用，奉命到海参崴并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身份开展工作。

1919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的怒潮震动了世界，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视。于是1920年初，列宁便派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为首的工作组来中国，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访问领导五四运动的人物，杨明斋成了维经斯基的得力助手。然而，他们初到北京，人生地不熟，一时无法开展工作。后来，他们通过苏俄驻中国大使馆的关系，才找到在北京大学任俄文教授的鲍立维，并经鲍立维的介绍首先访问了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公开赞扬十月革命、宣传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通过杨明斋的翻译，很快对维经斯基这位朋友怀有好感，真诚地与他交换了意见。然后，维经斯基又通过李大钊会见了一些与五四运动有关的人士，还在北大图书馆办公室召开了一次会议，实际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

维经斯基在北京工作结束后，经过李大钊的介绍，又转往上海访问了陈独秀。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一见如故，又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上海《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并商讨建党事宜，杨明斋不仅在其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很敬重陈独秀，也成了陈独秀建党的得力参谋和助手。1920年5月，杨明斋参与了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加了该会的负责工作。8月，杨明斋作为发起人之一，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此同时，为了团结、教育青年，扩大党的影响，杨明斋和俞秀松受陈独秀与发起组的委托，又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S·Y），因当时许多进步青年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找“青年社”想办法，所以上海共产党组织就把他们组织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还邀请杨明斋参加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共产党》的编辑出版工作，并撰写稿件，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及苏俄的社会情况。

由杨明斋负责的党和青年团的一些公开和半公开机关的活动基地，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如华俄通讯社、社会主义青年团、外国语学社都设在这里。由杨明斋任社长的华俄通讯社，原是维经斯基到中国首先建立起的工作部门，后改为由中共上海发起组领导，虽不经常编发新闻稿件，但在中俄两国人民间却架起了沟通、相互了解的桥梁，对宣传和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由杨明斋任校长的外国语学社，则是上海党组织为培养青年干部而设立的一所干部学校，从中培养和选拔优秀青年送苏联进行培养和深造，杨明斋任校长并亲自教授俄语这门主课，教学认真负责，并先后从中挑选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任伟民、何今亮、许之桢等几十名优秀青年，由杨明斋亲自安排并介绍去苏联学习深造。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还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

杨明斋还协助陈独秀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他所负责的新渔阳里6号，实际成了上海产业工人发起成立工会组织的基地。如1920年10月3日，上海造成船厂、电灯厂、厚生铁厂及东洋、恒丰纱厂的机器工人代表，就是在这里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的，参加会议的各厂代表80人。发起会接纳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为工会经募处主任。杨明斋与陈独秀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觉悟的工人要团结、联合起来，组织真正的工人工会，揭露假工会，去争得自身的解放。是年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白克路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有1000名工人代表参加，陈独秀、杨明斋代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等应邀参加成立大会，受到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陈独秀与孙中山同台发表演讲，热烈祝贺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同时，陈独秀、杨明斋与孙中山等参加这次大会，其本身就是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为日后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推动各地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杨明斋随维经斯基常来往于北京与上海，努力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立。此间，杨明斋还回故乡山东，与应陈独秀之约正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的王尽美、邓恩铭联系，协助和促进了济南共产党小组的成立。时到1921年初，在南陈北李的推动之下，建党工作进展迅速且条件日趋成熟，杨明斋与张太雷受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委托赴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建党情况，并就中共成立、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等问题与远东局代表进行了会谈，还起草了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是年6月，杨明斋与张太雷代表中国党、团组织，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是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最早的两位中国共产党人。由此可见，杨明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出了积极贡献，对中国党有着特殊的感情。同时，在革命的实践中，他与陈独秀结下了深厚友情，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党德高望重的领袖。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据茅盾回忆说，杨明斋在上海党内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等专题。1924年，他出版了《评中西方文化观》，主要批判梁漱秋、梁启超、章士钊复古倒退思潮，李维汉曾著文评介这本书。1925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与北伐战争高潮时期，杨明斋奉命赴广州任苏联顾问团翻译，是年秋受党的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并任副校长。中山大学是国共合作的产物，经过国共两党严格的挑选和考试，中山大学第一期录取了340名学生。到1927年，在校学生达到500余名，其中不少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和亲戚。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等。为体现中苏合作、国共合作，中山大学为联共和国民党共同管理，联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这样，托洛茨基任命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拉狄克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国民党派邵力子为常驻中山大学代表，负责监察校务，杨明斋受中共的派遣到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同时，带伍修权等一批中国学生由上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杨明斋由于性情耿直，待人忠厚，工作认真，生活刻苦，为人质朴谦虚，受到中国学生的尊重，加之他那时年已40多岁，所以，年轻的中国学生都亲切地叫他为叔叔、伯伯，伍修权还赞誉他“不愧是一位老共产党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发生混乱，许多人承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和警告是正确的，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共产国际的观察与指挥是错误的。中国革命形势的恶化和发展，严重地影响了苏联两派斗争的进程，党内思想路线上的分歧，终于很快变成对抗性的矛盾。中山大学也出现了两派斗争的热潮，托派教员不仅在课堂上宣传托派观点，还拿来托派秘密文件给学生看。拉狄克在会上甚至断言：由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将使中国革命推迟十年。两派辩论越来越激烈，把中山大学搞得天翻地覆。这样，中国的留学生也卷进了两派之争，尤其拉狄克校长被撤职，由亲斯大林的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托派教员也被撤职，引起托派学生的激烈反对。是年7月，当汪精卫分共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论断和预言，被彻底的粉碎了。这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转向托派，对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及苏联托派产生反感，就连蒋经国也毫不犹豫地站在托派一边。“四一二”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感到震惊和愤慨，在武汉《人民论坛报》发表声明，谴责父亲蒋介石，表示与其划清界限，宣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经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

联共中央利用手中的权力，一面继续批驳托派，一面采取组织措施，于1927年10月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致使矛盾进一步激化，以致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发生了中山大学的苏联托派分子和中国留学生红场反斯大林游行事件。他们挥舞布旗，呼喊“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中国留学生比苏联托派分子喊得更响。这是联共党史上从未有过的严重事件，由此加剧了联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事件发生后一周，联共中央即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边疆城市阿拉森图。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转入地下。此时的中山大学已经成为米夫———王明统治集团的天下，对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进行残酷、无情地打击，开除党籍和团籍，有的被充军到边疆服苦役，有的被投进监狱，多数人1927年被遣送回国，苏联当局希望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消灭这些异国狂徒。与此同时，不满意米夫———王明集团及其控制下的党支部官僚宗派主义统治的中山大学董亦湘、俞秀松、周达明等一批老中共党员，也被王明集团利用肃托运动所击败。王明借口董亦湘、俞秀松等人多是江浙籍的人，蓄意制造了一个“封建性团体———江浙同乡会”的莫须有的罪名，打击董、俞一系的人，把他们统统作为“托派”或同情托派的集团，进行残酷的审查、批斗、开除、监禁、流放，中山大学一片白色恐怖。

面对斯大林、苏联当局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及其中国留学生的极端的措置，尤其对米夫———王明集团对中山大学的白色统治，杨明斋极为不满，愤而于1928年辞去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职务，回到中国平津地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冀东丰润县中学国文教员。他在白色恐怖下编著出版了《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以学术研究为掩护，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然而，他没想到一踏上中国大地，就敏感地嗅到中国党内反对托派的火药味。尤其当他听说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发生严重分歧与矛盾，中共中央对其严厉批判时，甚为震惊与不安。他认为共产党的同志是一家人，意见不同不能分家，尤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更不能敌我不分地加以残酷斗争，以削弱自身的力量，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同时，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的创始人更不能随便开除。于是，他凭自己在中国党内的影响，通过中共顺直省委向中央表示，要到上海去进行“调解”，以缓解陈独秀和中央的矛盾，但为中共顺直省委所阻止。省委告诉他党中央与陈独秀之间的问题不是偶然的误会造成的，也不是仅仅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而是重大政治路线斗争，陈不仅是右倾投降机会主义者，而且是分裂党的托陈派首领，这是不能靠调解解决的。杨明斋也因此被中共中央斥之为“调和主义”。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批判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委派他的工作，且在最后两封信中，“公开揭开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旗帜，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对此，杨明斋旗帜鲜明地表示异议，且愤愤不平，认为中国党采取极端的态度，随便开除陈独秀是极不妥当的。于是，他辞去冀东丰润县中学的国文教员之职，只身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吃尽千辛万苦，进入西伯利亚，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为陈独秀鸣不平并说情。他以为共产国际经验学识丰富，许多人也认识和了解陈独秀，不会像中共那样采取极端的态度。但他到伯力后，却被留住，未能如愿到莫斯科，他写的说情长篇报告书几经周折，终于转送到共产国际。

这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收到中共中央的报告，并立即作出答复，给陈独秀一封电报，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局审查中国共产党的党籍决定的会议”；“如果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这虽是共产国际给陈独秀的特殊待遇，但陈独秀对此并不领情，更不抱幻想，他在回信中全面回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后，宣称：“关于这些根本问题，我和你们实有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这些根本问题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而且这是官僚的办法。”就这样，尽管杨明斋奔走说项，陈独秀还是无可挽回地被开除出党了。此时，年逾半百的杨明斋由于坎坷的经历、长年累月的奔波和环境的恶劣，积劳成疾，加之为陈独秀愤愤不平，一气之下而病倒了。1931年苏联当局送他到西伯利亚疗养，后病逝于伊尔库茨克。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呼唤工商文明　作者：武克钢

编者按：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先生前不久在北京一个企业家座谈会上发表了《呼唤工商文明》的讲话，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本刊摘要发表如下。

欧洲工商文明的兴起

世界的历史进程是如何演化的？对这样的大问题，人们会有深浅不同的解读。我的看法是，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以科技为基础的“工商文明”战胜进而取代以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封建文明”的过程，就是现代企业家取代传统封建贵族的过程，是用科学和民主战胜独裁、封建和愚昧的过程。

工商文明是怎样发生的呢？是小农经济和封建传统、封建文明走到了极端，走到了黑暗专制的极限后发生的。在西方，人们把它称为中世纪的黑暗。由于封建，由于农耕文化、农牧文化走到了极限，把人性的所有的光芒都掩盖了，把人性的创造性压抑了。在这种极端黑暗之中，文艺复兴的曙光在西方兴起。一批科学家、企业家、思想家站在历史的前沿，借助现代科学的思想和科技革命的伟大火种点燃了火炬，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哥白尼的“日心说”冲破了宗教的“地心说”，动摇了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威。科学和理性的呼喊，终于呼喊出整个新的思维和新的科技，生产力的基础因此而变革。科学和理性是冲毁中世纪黑暗的真正神火。现代工商业文明发展于欧洲。简单说来，就是一批工商者、一批贪图钱财的、一批觉得我不应该当奴隶而是应该凭我的智慧可以和你们贵族平起平坐的新生代的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们创造了变革。他们呼喊出：凭我手里的科技，凭我的管理，凭我对生产和财富发展的贡献，我们应该崛起。代表人类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这么一个全新的社会力量，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欧洲当年文艺复兴的背后，就是一批压不住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商业者、企业家的意志。就是一个个新生的工商集团的兴起，新生的社会集团的兴起。

他们要变革，他们变革的对象是指向谁呢？指向的是封建贵族，指向的是那些几千年自认为对整个社会控制是不可置疑的封建贵族。我们读过雨果的小说，读过巴尔扎克、狄更斯的小说，读过《双城记》、《九三年》等作品所描写的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整个欧洲所上演的，就是新生的企业家集团和传统的封建贵族集团进行全方位角力的精彩戏剧。刚刚崛起的企业家阶层没有社会地位，传统的封建贵族们借助宗教，借助皇权，有着强大的统治力量，阻挡企业家阶层的崛起。新生的工商业者越来越觉得这种不公平、这种不合理不应当再延续下去。他们不甘示弱，通过文化变革，通过工商力量发展，通过社会变革而崛起了。

欧洲的崛起，大概就是两个模式。一种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革命的模式。法国大革命，历史上可以有各种的写法，但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看到，实际上是新生工商资产阶级和传统的封建贵族之间的一次不可调和的冲撞。新生资产阶级奋起反抗传统贵族的压制，用革命的暴力把贵族推上了历史的断头台。终于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三色旗为号召，推翻了君主制度，打碎了欧洲现代化的障碍。

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个模式的欧洲的现代资产阶级的兴起。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没有像法国那样激烈地用贵族的脑袋来换取新生资产阶级的胜利，他们走向了另外一条路，他们走向了光荣革命。前不久我刚到英国才知道，英国在大伦敦之内，还有一个小伦敦。这个小伦敦从法理上讲不归大伦敦管，它是一个独立的小伦敦。这是个什么原因呢？当年英国的贵族和英国新生的资产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时候，资产阶级首先在已经被废弃的、没有人去的一个平民窟，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社会组织力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权力管理结构。他们在那里建立自己的工商会，很多工商会的总部都是摆在这个地区。当他们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举起义旗进行革命，他们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他们以当时的六十万英镑向贵族朝廷买了英国一个管辖区域内的永久自治权。这个区域我给你钱买断了，我们自己管理。在这个权力区域内，过去英国贵族经常来收税，经常来骚扰，经常来打击，他们干脆用六十万英镑把这个地区的从现在到将来永远的自治权都买下来，形成了英国伦敦商会的自治区，这就是今天的小伦敦。这个历史一直到今天，仍有象征性的仪式和意义。今天，英国女皇如果要走进小伦敦，必须先拿女皇权杖在小伦敦的街口地上跺三下，然后由小伦敦的市长出来询问。如果女皇想到小伦敦来进行一次探访，市长得汇报小伦敦议会，等议会批准后，才能打开门，欢迎女皇进来，直至今日还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变革如果在中国出现，当年有人把我们西安城、咸阳城、阿房宫也买下来留到今天，不就是保留了一座座完美的城市了吗？可惜呀！中国没有这样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过程。

总之，正是欧洲工商业者点燃了现代文明的火炬，呼喊出了科学、民主、人权、自由、平等、法治。所有这些口号，现代文明的口号，都是顺乎工商业集团的要求而呼喊出来的。工商业群体的历史崛起，就是现代文明的兴起，工商文明发展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体。

美国工商文明的兴起

我在美国留学五年，对这个国家多少有些了解。今天的美国走向了世界警察，走向了霸权主义，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它确实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那么它又是怎么兴起的呢？

欧洲工商文明兴起以后，紧接着就是今天最具代表性的最彻底的工商文明的兴起，这就是美国为代表的美国文明。美国历史上没有过封建专制的长期统治，来自欧洲的移民们面对的是原始的印第安人。西方移民把那片土地当成了没有人的地方，当成新大陆，以他们的洋枪洋炮，以他们的马队和先进的科技，很快把印第安人击溃了。留学过美国的人都会看到，美国人一看见国旗就会肃然起敬，就会起立，一听到国歌就会真诚地流泪。对印第安人来说，欧洲移民是强盗。但对欧洲大陆的人来说，美国是欧洲的叛逆者们组成的国家，所有奔赴新大陆的都是欧洲的叛逆者，都是对当时欧洲国家失去了信心，要投奔自由，寻找没有管制地区的一群叛逆者形成的自由国家，这就是美国啊！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管制太多，控制太严，在欧洲要获得发展空间，就要通过革命，要通过赎买，太累太烦，一群工商业者，一群理想主义者，一群追求宗教自主者，他们去了美国。在美国，他们寻找到了自由发展的空间，他们就很快发展起来了。

很不幸的是，英国政府没有一个面对这新生社会力量的正确态度。他们把对美国的统治，企图简单变成一种殖民统治，他们把枷锁越拉越紧，把税官派到了美国的各地，把按照君主立宪的制度建立起来的一套东西要强加到这些叛逆者的头上。而这群工商文化的代表者不干，他们不愿让他们拼死逃脱的那个国家的统治延续到美洲这个新大陆。于是他们呼喊出独立宣言，他们呼喊出人权的口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工商文明的社会要求在北美大陆上最彻底地呼喊了出来。他们要建立一个不要皇族，不要封建统治的自由社会。美国人第一场战争就是独立战争，独立战争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仍然是封建管制，是工商集团反对欧洲封建统治在北美大陆的延续。美国走上了独立。独立战争高举义旗的领袖是什么人？从华盛顿、富兰克林、汉弥尔顿、杰弗逊到其他被后人所尊敬的立国者，他们五十五个人，是工业企业家、农业企业家、大金融家和律师，其中四十七位是企业家，四位是律师，还有会计师等专业人士，就是这样的五十五个人，代表着新生的力量，呼喊出了人类要求摆脱封建文化统治的最强音。他们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以后，出于工商业的利益和原则的驱动，他们很快地发现，如果仅仅反对封建欧洲对他们的制约，他们还不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除了废除暴君以外，还必须防止暴民。

我曾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最具破坏性的是“两暴文化”，即“暴君文化”和“暴民文化”。暴君把王权推到了最极端的独裁，压制了人类文明和人性的光辉。当这种压制到了极致的时候，人们对付暴君的方式就是杀掉他们，改朝换代。改朝换代的力量是什么？是暴民。以暴制暴，成功的暴民升为君主，他的后代又被新的暴民运动所推翻。几千年来，这种以暴易暴的循环，人口周期性地被消灭，生产力周期性地被破坏。暴民和暴君是一张牌的不同面。

“两暴文化”的根基就在“官本位”。有史以来，中国的精英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路是“读书做官”，即“学而优则仕”；另一条路是“杀人放火”当暴民。当了暴民，或者取而代之，当暴君；或者受招安，当官。官也好，匪也好，最后指的目标都是官，都要在“官本位”的社会结构里寻找自己的地位。

“官本位”和工商文明水火不相容，“官本位”势必要压制工商文明。在美国这块工商文明的土壤上，不会允许“官本位”的发展，也不应当有“两暴文化”。但这需要法律保证。

美国开国之父五十五个人，他们关上门开会了，他们明白新兴的美国文化不允许再出现封建暴君，同时又不能成为任暴民乱政的混乱社会。也就是说，工商文明的发展，一手必须防止暴君专制，一手必须防止暴民乱政。他们由此进行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运动———立宪运动，制订和通过《美国宪法》。美国《宪法》在两百多年内，五分之四的文字没有被动过，某些条款进行了十四次修订，这十四次的修订中，有两次还是为酒贸易修订的，禁酒改了一次，开放酒禁改了一次。美国《宪法》的精神是简洁的、清楚的。他们就是在现代科学、文化、人权、自由、平等发展的基础上，从社会制度上摆脱了封建王朝复辟的可能性，他们同时也从制度上控制住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可能的暴力动荡。这批开国者的智慧，他们的工商利益原则确保了美国两百年来的繁荣与发展。

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工商文明新时代

经过25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

计报告，2004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了2万亿，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千美金，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进出口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联合国的时候，中国赴美代表团参加这次盛会。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只能用美元。于是紧急下令全中国所有的银行将美元搜罗起来。知道找出来多少钱吗？找出来三万八千元美金，成了我们当时赴联合国的全部经费。今天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已经是世界第三，我们的进出口贸易已经名列世界前列。仅仅只有25年哪！我们的国家真的是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出国，到了新加坡。我被新加坡的现代文明所震撼。当时我们代表团的成员们在酒店说：“我们的国家五十年以后会有像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吗？”我们当时的回答是否定的。历史证明我们保守了、我们错误了。我去年又去了一趟新加坡，我觉得它在一些方面还比不上我们的深圳、大连、上海和北京。短短的25年，“工商文明”将中国带上了繁荣。在“工商文明”之光的引导下，我们终于找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道路。当然，今天中国还有八亿农民，还有几千万没有脱贫的农民和非常贫苦的地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是中国现代工商文明真正开启的25年。经过25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凡是投身于这场工商文明革命的人，凡是对近代历史有所了解和客观评价的人，都不能否认这25年中华民族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从推翻帝制、推翻封建王朝到现在，仅仅只有一百年，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仅仅是一瞬间，可是在这一百年里我们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我们中华民族没有像美国的印第安人那样在强大的工商文明面前被毁灭，相反，在最近25年里，我们在工商文明的道路上开始崛起了。

毋庸讳言，正在发展中的中国工商文明，还会有种种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就是“官本位”。什么是“官本位”？就是社会上的事，官说了算。官决定着我们的命运。鲁迅先生读中国的历史，他说他翻遍了二十四史，读到了两个字———吃人。我读中国历史这本书读了一生，读出了三个字“官本位”。“官本位”是势必要排斥、压制工商文明的。

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官本位”为主的社会，官的原则仍是控制社会的基本原则。虽然现在已经强调“小政府大社会”，可实际情况是，政府再小还是政府，企业再大也还是企业。一个科长、一个县长到了企业，还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态度，他们是来视察的，企业再大也不能怠慢他们。但是，无论“官本位”如何在阻碍企业的发展，我们仍然相信，人类的发展是有铁的规律的，这就是谁效率高谁就有优势。科技和工商业代表效率，这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不是说不要官了，而是要官来适应工商业的原则。发达国家再发达，也离不开官的服务，但是有一个前提，官是否按工商原则行事，是否按主权在民，是否按自由、平等、契约、法治的原则行事。如果我们要经商，如果我们要发展，我们必须去跟官员形成某种起码的、底线的共识，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生产力的所有人，大家一起来发展最具生产力的工商文明。

如前所述，“官本位”是以暴力为支撑的，它是以强权为基础的，它是建立在“两暴”（暴君暴官与暴民暴匪）周期性对抗并周期性转换的基础上的。那么，“商本位”的基本的特点是什么？“商本位”是以智力和契约为基础的。工商业者的竞争是比创新、比成本、比质量、比价格、比服务的竞争，是比创造和比建设的竞争。工商文明需要一个平等、自由、契约、法治的社会关系。因为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强力掠夺和以行政手段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级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的，不是暴对暴。比方说，过去认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但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企业内部的中上层与中下层的关系，它们之间当然会有分配上的矛盾，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需要的。谁死了都不行。没有好的企业家和优秀营销、技术人员，企业不可能发展。没有优秀的职工队伍，企业也不可能发展。如果没有职工们的努力，如果说资产阶级不给职工合理的报酬、不支持职工合理发展的话，它就不可能形成资产阶级的利益，哪怕最小的利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现代社会如果逐步进入工商文明，就把过去依靠强权、依靠暴力建立的文化给改造了，现在是依靠知识创造财富，依靠学习改变人生，依靠管理获得地位，依靠团队合作共同发展。工商业的发展，使整个思想文化、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我们高度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开启的中国“工商文明”的进步，我们说这种工商文明给中华民族开启了一个真实的、稳定的和发展的时代。如果我们来反思近二十五年走过的路，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开创，完全可以跟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第一个共和国，跟毛泽东赢得国家独立创建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功绩相媲美的。

（责任编辑阳文）

2005年第3期 从胡适的一首词说起　作者：盛禹九

拍手高歌 庶民胜利

胡适是我国文坛巨擘。蔡元培称誉他“新知深沉”，“旧学邃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写过许多白话诗，也写过一些旧体诗词，其中脍炙人口的一首是：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民主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笑君休笑老胡。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是歌颂俄国二月革命的。上阕写于1917年3月21日，即革命发生后的第三天。当时，胡适正在美国留学。《胡适留学日记》中这样写道：

前日报记载俄京革命之第一日，有此一段：成群的学生很容易从他们的黑色制服和蓝帽子被辨认出来。他们中还混有许多起义士兵的粗布衣裳；各色人等杂入其中。眼下他们消除了党派之争，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团结成一体。

《日记》中还写道：俄国突起革命，市战三日而功成。俄沙退位，逊于其弟密雪儿大公。大公亦谦让不敢当也。吾意俄国或终成民主耳。此近来第一快事也。

20多天后，4月17日夜，胡适在《留学日记》中又记了一段：

吾前作《沁园春》词记俄国大革命，仅成半阕。今读报记俄国临时政府大赦旧以革命暗杀受罪之囚犯。其自西伯利亚赦免者十万人云。夫囚徒十万志士于西伯利亚，此俄之所以不振，而罗曼诺夫皇朝之所以不倒也。而爱自由谋革命乃至十万人之多，囚拘流徙。摧辱惨死而无悔。此革命之所以终成，而“新俄”之未来所以正未可量也。吾读之有感，因续成前之词而序为右。

56年前，我读过胡适这首词。激情荡漾的文字曾经唤起了我对革命的向往。“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使我记起了俄国从普加乔夫到十二月党人武装起义那段可歌可泣的百年历史：为了反对沙皇的暴政，多少革命者流血牺牲，多少工农和知识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然而，暴政和镇压并没有使俄国人民屈服，反而唤醒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前仆后继，进行着英勇的斗争。1827年，普希金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的著名诗篇，热情地歌颂了那些英勇无畏的革命者：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愿你们保持崇高的榜样。

你们悲惨的工作和崇高的理想，

决不会就那样消亡。

……

沉重的枷锁会被打碎，

自由会来到你们的身旁；

牢狱之门也会打开，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这首诗被人带到西伯利亚，在当地流放的十二月党人诗人奥多耶夫斯基写了一首诗回答普希金，其中一句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燎原大火烧毁了沙皇的宝座，“一万里飞来大赦书”，“冰天十万囚徒”得到解放。激情奔放的胡适因此“拍手高歌：新俄万岁”！

俄国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之后，诞生了一个资产阶级政权。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继续较量，彼消此涨，局势未定，所以胡适词中有“后起谁欤”之句。果然，几个月后，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成功了。为此，李大钊热情高呼：《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他在文章中写道：

历史是人间普遍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件事的征兆，和世界全局的征兆有关联。1789年法兰西的革命，不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1917年俄国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事实也如李大钊所料想的那样：继十月革命之后，中国革命胜利了，许多国家的革命胜利了。74年后，苏联和东欧集团国家解体，这些国家又在恢复、继承和发展俄国二月革命的事业，走向新的时代。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见微知著，“一叶惊秋”。“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在这一点上，胡适和李大钊都有着惊人的预见性！

两阕《沁》词同工异曲

读胡适的这首《沁园春·新俄万岁》，很容易使人想起另一首词，那就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毛泽东作古以后，著名的旅美学者周策纵教授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详细研究和比较过毛泽东和胡适的这两阕《沁园春》，发觉它们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首词用同一词牌《沁园春》，主题同为雪。“冻雪层冰，北国名都”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从用词到意境，多有暗合之处。毛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似由胡“乌衣蓝帽，轩昂年少”脱胎而来，且同指革命者的服色。至于“无数英雄竞折腰”，不正像“万众欢呼”“拍手高歌”吗？胡句有“毕竟谁输”，毛则有“欲与天公试比高”；而且毛的“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还是胡的“毕竟谁输”之意；从句法上，“惜秦皇汉武”似“去独夫沙”，“看红装素裹”类“似这般快事”；而结尾三句更妙：一个是“从今后，似这般快事，后起谁欤”？一个说“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都是历史的纵观，今昔未来的对比，只是毛用肯定语气，更见豪放的力量。

胡适《沁园春》成稿于1917年4月。这年底，胡适从美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此词最初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后收入胡的《尝试集》中。1918年7月，青年毛泽东来到北平，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并且成为陈独秀、胡适这些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热心读者。毛泽东后来对埃德加·斯诺说：“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在北大工作期间，毛泽东想已读过胡适的这首词，并受其感染，铭记在心。毛的《沁园春·雪》写于1936年，发表于1945年。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前人的佳作，常化而用之；在写《雪》一词的过程中，会不会从胡词中得到启发和灵感呢？

胡适论词，特别强调的是词的内容，即意境和情感。他认为：“单有音律而没有意境与情感的词，全没有文学上的价值”，“重音律而不重内容，这种人不是词人，只可叫‘词匠’。”两首《沁园春》，就气魄而言，毛词显然高于胡词，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柳亚子评《沁园春·雪》“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膛乎其后”。然不论从音律遣词，还是从情感和意境来说，胡词亦不失为上乘，这是人们的共识。

胡适和毛泽东的《沁园春》，都是歌颂革命的：胡适歌颂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毛泽东歌颂的是无产阶级革命。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韦君宜在《露沙的路》一书中写的一段文字：

露沙想教学生一点诗。有一天，她选了毛主席的《长征》……她在堂上高唱起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第二次又选了一首赞美当年俄国革命的词：“客子何思，冻雪层冰……”但是当念到“新俄万岁”的地方，她忽然不那么神气昂然了。自己心里有点不安：

这首诗，是胡适之做的。胡适之这个人，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是顶臭的。把他的作品选了给学生讲，不那么合适吧？自己是一时失于检点。

下了课，她把这件事告诉老崔。老崔说：“其实一诗一词都不错。可是，毛主席的诗，好就是好；胡适之的词，好也是坏。咱们这些人，看作品不能只看作品本身哪。”

他说完了，轻轻叹了口气。

这是韦君宜叙述自己1938年在陕北绥德教书时的一件小事和当时人们的心态。当我读着这一段文字时，也只能是“轻轻叹了口气”！

民主自由陈胡共识

正如韦君宜所说，在过去一段时期，胡适其人和他的诗，在大陆确实是“顶臭的”；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两次“胡适大批判”，胡适从过去被称为“当今孔子”和“圣人”，一下子变成为“奴才”、“走狗”和“最危险的思想敌人”，成了“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真是“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平心静气论胡适，他既不是什么“当今孔子”和“圣人”，也不是什么“走狗”和“敌人”，只不过是一个信奉和鼓吹“自由主义”的民主主义者（或曰“民主个人主义者”）而已。

什么是自由主义？胡适的解释是：“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我提倡自由，我一直主张，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人民必须享受思想的自由，信仰的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就是言论自由。”说他是“最危险的思想敌人”，主要是因为他在以上这些问题上，与无产阶级提倡的在很多地方是相对立的。

胡适的一生，无论从学或议政，都是为了鼓吹和实践其“自由民主”和“学术独立”这一理念而奋斗。他从大陆到台湾，曾扶植过许多学术团体，办过很多刊物，累遭批判和厄运。例如，在上世纪20年代，胡适创办《努力》，鼓吹“好人主义政府”，被北洋军阀政府“止了壁”；之后，他办《新月》，鼓吹“人权”，抨击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以党专政”，又受到了围剿；30年代，他的《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阴谋而被查禁；50年代在台湾，他支持雷震的《自由中国》，针砭台岛时弊，鼓吹民主自由，再次受到围剿，《自由中国》也因此查封。

胡适曾多次拒绝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引诱，和国民党政府虽然也有过合作，但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国大”，主要是为了实践其“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他曾多次“进谏”蒋介石，要蒋“废除总裁制”、“实行多党制”、“培植言论自由”，并下“罪己诏”等，被蒋一一拒绝。在一个封建专制主义如此漫长，传统势力如此根深蒂固，又如此缺乏现代意识的国度，要实现民主自由，谈何容易！当胡适“自由民主”的理想一一遭受碰壁和破灭后，他只能以流落异乡、晚景凄凉而告终。

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作为时代的启蒙者，胡适和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曾一同高举过“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之后，两人又分道扬镳：一个鼓吹资产阶级民主；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这一段期间，两人在个人信仰上又都有过反复和游离。例如，1926年6月，胡适去苏联参观后，曾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列宁一般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苏俄的制度是否有普遍系性？我的答案是，什么制度都有普遍性，都没有普遍性。我们如果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1934年9月，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还歌颂过“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例了”。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在历经坎坷和反思之后，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明确指出：

民主主义是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于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又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

……

在十月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这样，在如何认识民主这个问题上，陈独秀和胡适两人晚年又回归“五四”，取得了共识。

56年前，笔者听过胡适的一次学术讲演，那是1948年10月在武汉大学念书的时候。记得那次，胡适作为武大校长周鲠生的朋友，应邀来到珞珈山讲学。他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身着浅灰色派力司长衫，在学校大礼堂里，面对莘莘学子侃侃而谈；讲演的题目是《东西方文化》，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为此，笔者曾写过一篇通讯———《胡适博士在武大》，发表在湖南的一个报纸上。这个报纸的所有档案资料在“文革”中荡然无存。我的原稿也在“文革”中销毁，详细内容已经淡忘，只记得那篇文章对胡适总的评价是：学术上肯定，政治上则是否定的。

54年后，在广西柳州一位朋友的家里，重读和谈论《沁园春·新俄万岁》这首词，我对胡适又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感悟：

作为一个学者和新文化运动的拓荒者，胡适研究的范围很广，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考据，以及宗教等诸多领域。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比如，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就着力地强调过“实事求是”的这一观点。他提出过：“一切学术和理想都必须用实行来试验过；试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这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同样一个意思。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至今仍为许多学术工作者所遵循。他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人生格言，闪耀着思想的光辉，鼓舞着人们为崇高理想不懈奋斗。除此之外，我还赞赏这样一个观点：“他[胡适]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

胡适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对他的真正认识还需要时间。可以相信，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思想将越显露其光辉，他的业绩将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承认。正如胡适暮年喜爱吟颂顾炎武的诗句那样：

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至望河清。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3期 从魏延说开去　作者：桂向明

魏延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党内斗争中，某公称彭德怀为“魏延”，其实不是；也有论者替魏延打抱不平，断言“魏延之乱始于诸葛”，是耶？非耶？谨申管见，就正于广大读者。

作为蜀国大将，魏延智勇兼备，战功不在关羽、张飞之下。史书说他“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只有长史杨仪不买账，“延以为至忿，有如水火”。但杨仪非寻常之辈，刘备同他“语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亮数出军，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魏延也确实过分，两人争论激烈，“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这便埋下冤冤相报的种子。帐下文武不和，诸葛亮既“深惜（杨）仪之才干”，又“凭魏延之骁勇”，而“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时军中司马费领会主帅意旨，每当魏、杨发生争执，即“入坐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匡救之力也”。

到诸葛公病殁，魏延和杨仪矛盾激化，“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后主以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琬、允咸保仪疑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仪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

一员沙场勇将竟至于众叛亲离，身首异处，诚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所言：“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至于说魏延后脑有反骨，诸葛临终授计，那是小说家虚构，和诸葛亮无关。

值得一说的是，“建兴十年，（刘琰）与前军师魏延不和，言语虚诞，亮责让之”，并“遣琰还成都”。刘琰不同于杨仪，他“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故坚决调离。由此可见，诸葛平生谨慎，思虑周密，一切从大局出发。

应当指出，诸葛亮并不偏袒杨仪，他密表后主，认为杨性狷狭，不宜重用。后“仪至，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杨仪自以为“年宦先（蒋）琬，才能逾之”，而位在蒋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之后上书诽谤，“遂下郡收仪。仪自杀，其妻子还蜀”，也是悲剧人物。

魏延恃才傲物，喜欢闹独立，“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诸葛亮对他心存戒备，建兴十二年秋，“亮病困，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我们不得不佩服诸葛料事如神，“亮适卒，秘不发丧，仪令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健）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耶？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跋扈骄横之态跃然纸上，陈寿言信不诬也。说“魏延之乱始于诸葛”，却找不到半点事实根据，学术讨论的基本原则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切忌信口开河，妄下断语。

魏延、杨仪搞“窝里斗”，均不得善终，这是应该吸取的教训。我以为，关键是摆正个人在事业中的位置，诸葛亮功高并不震主，因为他没有私心和野心，“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武侯祠原是昭烈庙，但在后人心目中，诸葛亮的形象高于刘备，就把这个皇帝挤到偏殿去了。陈毅游武侯祠后写道：“孔明反胜昭烈，其故何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

平心而论，魏延有才有志，只是人格尚有缺欠，现在某些文坛勇士今天批评这个，明天批评那个，和魏延争强好胜的心态毫无二致，迟早要摔跟头。

看看鲁迅大师吧，先生对冯雪峰说：“我想，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3期 苏联拆运我国东北机器史实　作者：薛衔天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全境，随即将东北经济纳入战争体制，对东北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为了不断满足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急需，日本一方面对东北人民敲骨吸髓，聚敛可以搜刮到的一切财富，作为原始资本，投入到工业中去；另一方面从其国内向东北大量转移资本和机器设备，在东北建设起强大的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到了抗战末期，日本为躲避美国飞机轰炸，把一些要害的工业部门也转移到了东北。东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任日本无代价、无限制地掠夺，东北大量青壮劳动力被驱之如牛马，不分昼夜的为侵略者“勤劳奉公”。在这种超常生产的情况下，东北的工业飞速发展。据专家估计，到抗战末期，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之上，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条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 “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我等希望……对于所有之专门家、技术者、事务员、工人等，向在此等事业中工作者，不问其民族如何，均予以职务，保证其生命财产与生活。

这样，高崎等一伙为了活命，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苏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作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如辽阳橡皮公司20人、本溪钢铁公司53人、抚顺铁厂50人、轮机油厂30人等，总计783人。

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据了证明，证明以上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作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由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暨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该厂被洗劫之彻底，非经重建，永无恢复之可能。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既破坏东北的工业基础，又满足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被拆卸后的工矿企业一片惨景。当时中外通讯社作了大量报道，现择录几则如下：

美联社：中国接管东北工业的希望已粉碎无余。记者目睹无数工厂仓库及机厂，战前曾充满活力，今则工厂阒其无人，仓库已被洗劫一空，机厂设备亦荡然无存。只有孤独步哨巡行其间，红军以机关枪驻守荒废各厂，红军司令虽令英美记者团随时随地视察，但仍一再被阻。

中央社、合众社：沈阳全城共有工厂4570家，内有第一、第二等工厂948家，战时全部开工，今仅有20家继续开工，内15家由中国人任经理，5家苏联人任经理，惟此继续开工的20家也均由苏方控制，苏方派兵守卫，其他工厂大部经过焚烧，仅余屋壳，重机器被掠，任何有价值物件，又遭小贼偷窃而去。20家工厂之机器，已于数月前被运走。

美国星条报：东北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经日人苦心经营之庞大工业，在屠杀及恐怖中被洗劫净尽，工厂工人亦被逼协助搬运，唯大部工作，系由日本战俘为之。自哈尔滨起，凡重大军械飞机厂，据传已被剥精光，大部赃物俱由大连出口，运至海参崴，转载至苏。哈尔滨和大连之间铁路交通，现由苏方严密守卫运用，载运其“六日大战”作为战利品的千万吨重工业机械。

合众社：东北不复为富庶工业区，“九一八”后日本辛苦经营之结果，已尽付东流，盖东北无数工厂，已被按部就班搬运一空，各种机器，不论大小，自火车头至旋凿，皆被苏军当作战利品车载而去。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 “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作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

苏联拆运机器设备的总价值到底有多少，有各种统计数字，如（台湾）国民党中央党史会库藏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中国记者的统计资料、鲍莱调查团的统计资料和东北工业会及日侨善后联络处（下称“东北工侨”）的调查资料都提供了各种不同的数字。这些资料中统计数字的出入主要因调查详略和货币换算不同所致。例如，鲍莱调查团的资料，当时认为是权威性的，但事后发现，鲍莱的调查并不全面，首先，许多地方就没有去调查，而且换算也有失误之处，据鲍莱的估算，苏联拆运所造成的损失为895，000，000美元。相比之下，“东北工侨”善后联络处的调查就更准确一些。该处于1946年冬组团，对东北工业所受损失的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调查。调查团各组有21名前东北各事业高级主管，了解实际情况，判断事实与估算方法也比较可靠：损失程度以恢复原状估计，损失额折合为美金，以珍珠港事件前10年美金与日圆的比率和1934—1945的10年中机器和材料的物价指数折算，100日元等于23.53美元，机器价值均摘自各厂账簿。按“东北工侨”的统计，损失为1，236，211，000美元。但占东北企业三分之一的日本陆军企业并未包括统计之内，如加上这部分损失，总计不下于2，000，000，000美元（币值以战前为准）。

“东北工侨”的调查，凡与鲍莱报告出入较大之处，均说明理由。例如，关于非金属工业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为10，000，000美元，“东北工侨”为60，815，000美元。“东北工侨”解释说，鲍莱团仅述及大矿二所及小矿若干之损失，“而本团则亲至大矿十四处详细调查，求得其损失如上，此外尚有大矿十家，无法前往，其损失如何，亦无从探知”。而电报电话方面的损失，鲍莱的数字则大于“东北工侨”的数字，“东北工侨”也如实作了说明：鲍莱得出损失为25，000，000美元的数字，是因为鲍莱团假定全部损失为全部投资额的60%，“本团（“东北工侨”）查得满洲电讯之投资几集中于新京、沈阳、大连三处，而遭受损失者亦以上述三处为重，达18，500，000日元之多，如以4.25除之，则得是4，588，000美元”。这种追求实际、不追求数量的调查资料当然具有说服力。

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对苏经济合作代表张嘉一到东北，就按照政府指示，向苏方声明，东北日资产业应作为日本赔偿的一部分，归中国所有，并对苏联大肆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提出质问。苏方一口咬定，凡为关东军服务过的日资企业都是苏军战利品，毫不让步。1945年底、1946年初蒋经国访问莫斯科，直接要求斯大林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因为中国人感到耻辱。斯大林以取消战利品的说法将使苏联军人感到耻辱为由，把蒋经国给顶了回来。此后，苏联领导人和苏联学者一提到这次大拆运，总是理直气壮，还编造了种种理由，毫无歉意。其实，苏联这样做，即违反公理，也违反法理。

首先，所谓东北敌产（日本产业），不同于日本本土的敌产。据张嘉调查，东北敌产中相当一部分是东北人民的财产。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发行钞票130亿元，其它发行的公债、邮政储金、人民存款尚有二三十亿元。这样，中国中央政府对东北人民将负有一百五六十亿元的债务。而东北全部工矿如数保存其现有财产，不过百亿。根据这一基本事实，张嘉提出，“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抗战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苏联谈判代表斯拉德科夫斯基则根据被苏军扣押的前日本在东北的企业负责人所提供的资料，说被苏军指定的日资企业，日资占70%以上，而华资占30%以下。即使按苏方的统计数字，30%的中方资产也不能被作为敌产白白没收而去。于是，苏方提出，将被它拆运剩下的机器设备的一半，作为苏联对华友好的“礼物”，无偿赠予中国，与中国共同经营。实际上，还是全部没收。

其次，苏联谈判代表多次强调，苏联出兵东北蒙受了重大损失，暗示它有权占有和没收东北机器设备以弥补军费。这也是毫无道理的。对于苏军军费问题，有些情况必须阐明。苏联出兵东北，如果它完全是帮助中国，军费当然应由中国完全负担，因为苏联帮助中国收复了东北。但苏联出兵东北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过程中，斯大林说，旅顺口为苏联海军基地，大连辟为自由港，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营，外蒙古独立，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向苏联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出兵东北。中苏条约与各项协定签订了，苏联出兵的目的达到了。所以，当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约谈判过程中，提出让中国负担军费时，被宋子文一口拒绝，斯大林也没有坚持。苏联对日作战仅有一周，从中国取得的利益足可补偿苏联对日作战的损失，所以苏联出兵东北不应让中国支付军费。这是关键事实之一。事实之二，中国长春铁路（原中东铁路）的满洲里至绥芬河段与哈尔滨至长春段，苏联早已出售给了伪满洲国（日本），它对这段铁路这时已不再拥有所有权了。所以，这段铁路应该完全归中国所有。苏联将自己卖出的东西，与中国“共有共营”，就等于向中国行抢。事实之三，仅就军费而言，中国也不是毫无支出。苏军占领东北后，即将所有银行现金和金银等贵金属全部提走。特别是1945年9月24日起，苏军当局在东北发行军用票，变相地让中国负担了苏军驻扎东北期间的军费。该票以元为单位，与东北货币共同流通，比价为一比一。实际上苏军进入东北之后，苏军在东北的全部开支，用的是从银行提走的现金和军用票。这些军用票转化为东北人民供养苏军的物质负担。军用票的发行，至当年12月10日才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签订《中苏财政协定》。该协定将苏联发行军用票的日期向前提到1945年8月9日，并规定苏军撤退两个月后，由中国中央政府用东北流通券将军用票换回。中国政府的这项开支，由中国向日本索赔。这就是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自己的战败国日本“垫支”了费用。苏军当局共发行多少军用票，待苏方有关档案公布后才能知晓，但到1945年12月1日，已发行了28亿元（相当于当时东北货币总额），以此估计其总数不下于60亿元。中国连日本战争赔款都没要，当然更不可能向日本索要苏军的这笔开支，苏联军用券补偿问题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情况，苏方完全明白，中国没有再行负担苏联军费的义务。因此，对军费问题，苏方从没有明提，但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开始，又总是不断地暗示。这种暗示，又往往与“无私”、“解放”等冠冕堂皇的用语同时俱来。

斯大林理直气壮地说，苏联将东北日资企业视为战利品并进行“毁灭性”的拆运，是根据战争法。但战争法是怎样规定的呢？根据1907年海牙陆战章程规定：战胜国对占领国财产的处理，首先要分清是公产还是私人财产，凡属私人财产一律不可侵犯。第二，对占领国的公产，必须分清动产和不动产，对动产现金、车船等经过移动不改变其原有价值的财产，战胜国完全有权据为己有，也就是说可以作为战利品加以没收。但对不动产，房屋、土地、工厂、矿山连同机器设备，一律不得搬运毁坏，必须严加看管，等候战后议和时处理。因为这些不动产，一经搬动，其固有的价值将损失殆尽。苏联是海牙章程的签字国，它对东北财产的处理，除了没收现金等动产符合战争法外，对工厂、矿山等机器设备的拆运，都是典型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被誉为战争法权威学者的夏尔·卢梭特别指出，“苏联政府于1946年把在中国东北各省的、曾经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所有日本企业视为战利品。这种解释遭到了美国和中国的反对，因为这种解释超出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实践普遍承认的战利品的概念”。苏军不仅将东北现金、证券、金银搜刮一空，而且不分军需、民用，将东北轻重工矿企业的机器设备几乎全部拆运而去，造成亘古浩劫，这是二战后一起最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事件。

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苏联拆运东北机器设备对同盟国也是一种背信弃义行为。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英三巨头即已商定，对日本所有境外资产，应优先赔偿受日本侵害最重、在战胜日本的过程中贡献最大的国家。但日本一投降，苏联就背着自己的盟友（包括中国），几乎将全部日本在东北的资产据为己有。非但如此，苏方还闪烁其词地宣称：苏军拆运东北机器设备，是根据三巨头或许在雅尔塔，或许在柏林达成的协议。这就更加激起盟国的一致抗议和国际舆论的严厉谴责。1946年2月26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断然指出：“据其所知，美英苏三强间，并无准许苏联搬运满洲方面日本机器之协定。”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本政府不接受战利品包括工业企业或如中国东北境内日本工业及设备（即工业企业之附属品）之任何解释”，并将其2月9日致中苏两国(其实针对苏联)的照会公开发表，把美国的立场和主张（认为对日本国外资产，例如满洲的日本资产的最后处理，乃一切担负击败日本主要责任的盟国共同关注的问题，建议成立盟国对日索取赔偿委员会处理日本赔偿问题）公诸于世，进一步引起盟国和国际舆论的普遍关注。3月6日，英国外交部表示，苏联搬运东北机器设备没有任何协议根据，东北日本资产应由盟国共同解决，在解决之前，应由资产所在国（中国）保存。并于3月9日照会苏联政府，英国“对于第三者（即苏联）擅自运走此类财产（东北机器设备）不能同意”。美国62名社会各界名流还发表《对中国东北宣言书》，严厉批评《雅尔塔协定》和苏联，对中国表示同情和支持。该宣言书说：雅尔塔秘密协定的公布，使中国对美国的名誉信念发生动摇。苏联仅以6日的战争，“竟藐视数年以还经历痛苦失败，卒赖共同牺牲，获致太平洋战争胜利之中美两国，中国于此危机中之反应，自属明白，然美国之反应又如何耶”？“吾人必须为中国力持正义……支持中国人民之呼声，彻底修正《雅尔塔协定》之要求”。外国报刊纷纷谴责苏联违法行为，对中国所受浩劫表示同情，对中国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但苏联完全不顾美英抗议和国际舆论的谴责，于3月12日复照美英，强硬坚持 “任何日军所属物件，苏军悉可视为战利品”。美英曾想在行将到来的巴黎和会上向莫洛托夫提出解决办法，但后来害怕影响和会议程，这一设想遂胎死腹中。

苏联对东北机器设备的拆运，直接影响了它第三个方案，即垄断性经济合作协议的达成，因为机器都差不多拆光了，还有什么可合作的呢！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孤岛”时期郑振铎抢救国宝　作者：倪怡中

“日子久了，了解较深，他搜集古籍，‘抢救古书’，完全出于爱国心，甚至是强烈的爱国心。他后来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这是巴金百年诞辰时候发表的，他在1999年1月才修改、续写完的《怀念振铎》中的几句话，也许这是巴金发表的最后文字了，是什么引起巴金对老友这样深切的怀念呢。

“狂胪文献耗中年”，龚定庵的这一句话，对于我是足够吟味的。从“八一三”以后，足足的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许多朋友们都走了，许多人都劝我走，我心里也想走，而想走不止一次，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

———摘自郑振铎《求书日录》

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以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摘自叶圣陶《西谛书话·序》

郑振铎说他不能逃避的责任，叶圣陶说郑振铎正在做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日本侵略军不仅仅要占领我们的国家，而且要毁灭我们民族的文化。许多保存着重要民族文献的图书馆、藏书楼都成为日本重型轰炸机俯冲投弹的目标，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常塾古里铁琴铜剑楼都遭到轰炸。8月14日，郑振铎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的100多箱古籍被烧毁。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的所谓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其他地方都已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上海成了“孤岛”。江南历来多著名藏书楼，作为一名嗜书如命的学者和藏书家，郑振铎眼看江南许多珍贵典籍毁于战火，幸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其家属出售，赡救度难，这是怎样的一种伤痛呢！他深深地感到，国难当头，抢救祖国的优秀古籍文献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他义不容辞的工作，他勇敢地、执著地留在了“孤岛”。

“八·一三”以后大量珍贵古籍流失

“八·一三”事变以后，江南许多著名藏书楼毁于战火，珍本典籍损失惨重。侥幸保存下来的，也纷纷被家属变卖换钱，维持生活。许多平时不易一见的秘籍频频出现在上海的古书摊肆上，汉口路、四马路一带书坊里，北方来的书商终日盘据。他们为利所驱，南下收书，一包包收购来的古书，捆扎成邮件待运，堆得像小山。他们收购来的图书卖给谁呢？郑振铎通过书店的朋友打听到，大多是卖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去的。这时，上海报纸登出消息，报道中国图书流入美国情形时说：“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这消息使郑振铎极为愤怒而忧虑。更重要的是，华北交通公司是敌伪机关，他们居心叵测，大量收购府县志等地方文献和有关史料文献，显而易见，是帮助他们调查物资资源，研究地理形势和行军路线，直接为他们的侵略战争服务，更进一步妄想控制我中华民族史料及其文献，达到灭亡我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罪恶目的。郑振铎忧心如捣，日夜焦虑不安。作为一名著名学者，他当然知道这批图书的价值，岂忍眼见这些国宝流失呢。作为一名著名作家，他的稿酬和版税收入丰厚，但他嗜书如命，余钱都用来买书，乃至他的夫人高君箴为了家庭生计经常与他吵架。尽管如此，他仍竭尽全力，遇到好书，倾囊收购。一时拿不出钱来，就拿自己的藏书作抵押借款，也要将书买下。有一次为了筹钱，他将自己珍藏的七十种明清书刊传奇杂剧、十几种明人集，分两批出让给北平图书馆，得7000余元。他想，卖给图书馆，书还是属于国家的，而且得到的这笔钱，又可以收进许多珍本书，使其不流散出去。这是非常值得，非常划算的。他用这7000余元钱收购了八九百种古籍。只靠他个人的微薄之力，即使把他的藏书全部卖光，也只是杯水车薪。他在《劫中得书续记》中慨叹道：“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一部《元刊古今杂剧》

1938年5月的一个晚上，中国书店经理陈乃乾打电话给郑振铎说，一个苏州书商发现了32册元剧，带到上海，其中有刻本、钞本，刻本有写刻的，像《古今杂剧选》，有宋体字，不知何人所刻，钞本则多半有清常道人赵琦美的跋。郑振铎不禁怦然心动，难道是他寻访已久的那部书出现了？

郑振铎热衷于中国古代戏剧文献的收藏。但是，由于古代对戏剧的轻视，流传下来的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存杂剧，只有明代选家臧懋循《元曲选》和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所收162种（臧选实际上只选取了元人杂剧94种，其中还有可疑的在内，余6种为明人作）。现代陆续发现刊行于臧选之前或约略同时的杂剧选集若干种，较之臧选均相形见绌，所载至多不过臧选一半，且所能补充臧选取的，也不过寥寥几种而已。郑振铎曾在顾曲斋刻元剧里找到关汉卿《绯衣梦》一种，就诧为不世之遇。

可是郑振铎仍然认为一代元剧不会仅仅只留存百来种，完全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他在撰著《文学大纲》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从很多书中都有发现了元杂剧的线索。明代著名藏书家，如《祁氏读书楼目录》、《晁氏宝文堂书目》都有惊人的丰富的曲藏目录。《季沧苇书目》也载有钞本元曲三百种，一百册。特别是清代常熟著名藏书家钱遵王的《也是园书目》记载了大量元杂剧的名目，钱氏距今不远，郑振铎不相信这许多书会全部不存于世。

1929年郑振铎从欧洲回国。一天他在《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看到常熟藏书家丁初我《黄荛圃题跋读记》一文，在这篇文章里发现黄氏的《古今杂剧跋》。丁氏注云：“也是园藏赵清常钞补明校本，何小山手校。”又跋云：“初我曾见我虞赵氏旧山楼藏有此书，假归，极三昼夜之力，展阅一遍，录存‘跋语二则’。”又云：“案也是园原目除重复外系三百四十种。荛圃所存为二百六十六种，实阙七十四种。……汪氏录清现存目录十四纸，依此书之次第另录之，实存二百三十九种，又阙二十七种。”

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发现！郑振铎抑制不住心中的狂喜，就是说文章作者曾见到过这套也是园藏《古今杂剧》，这书至今没有亡佚，虽有阙失，但余下的二百三十九种必定还在人间！郑振铎立即写信给北平的朋友打听书的下落，又从朋友处询问到了丁氏已迁居苏州，便立即赶去苏州找他。丁氏说他当时只借阅了三天，匆匆过目就归还了原主，他在跋里也是这样写的：“时促不及详录，匆匆归赵。曾题四绝句以志眼福。云烟一过，今不知流落何所矣。掷笔为之叹息不置。”郑振铎又赶到常熟，找到赵家后人，也没有得到确证。但他没有灰心，始终相信书不会亡佚，而是藏在某识家的手中。

现在，陈乃乾在电话里说书是从丁家散出来的。郑振铎断定很可能这就是他多年寻访的书。他立即托付陈乃乾将书买下，并说应该还有三十二册，一共六十四册才对。第二天他匆匆赶到来青阁书店，老板杨寿祺告诉他，的确有六十四册，三十二册在书商唐某处，大约千元即可购得；还有三十二册在古董商孙某处，大约要一千四五百到二千元。杨还说他已看到了书。郑振铎大喜过望，二千四五百就二千四五百，他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就将筹来的一千元钱交给杨，约定隔天先取唐某的半部书。谁知郑振铎去取书时，杨却说，唐某的那部分书已被孙某以九百元买走，如今书已合成完璧，孙某奇货可居。热望了十多年的书，垂得而复失之，这懊丧，这痛苦，使郑振铎失眠了。

郑振铎只得又去找陈乃乾。陈说书成完璧后，孙某待价而沽，非万金不售。郑振铎托陈对孙再三说，书不可卖给外国人和汉奸，他一定设法筹款。

郑振铎发了两份电报。一份给在香港的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守和；一份给在汉口的教育部干事、词曲专家卢冀野。第二天香港的回电来了，说无法筹款，只好“望洋兴叹”。但卢冀野却回电说要郑振铎再去议价。柳暗花明，郑振铎立即找到陈乃乾。经过三天和孙某的折冲樽俎，最后双方以九千元成交。先付一千元定金，余款在20天内付清。5月30号郑振铎携一千元借款到孙某处交定金签契约。至此，他才看到梦寐以求的原书。他激动不已，一册又一册地翻阅着，不忍释手，不忍挪离自己的眼睛。在他看来这无价的元剧的宝库决不是区区金钱所能等值的，在这座宝库前，再多金钱也如同粪土，只要能看到这部书，即使自己承担契约上的一千元定金的损失，他也毫无怨尤。

战争时期汇款困难，汉口来电说，请郑振铎先设法筹款在期限内付出。结果郑向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代理校长程瑞霖借了九千元，终于在规定期限内，交款取回了书。当他捧着这六十四册古书回家时，那兴奋如同战场上的将军收复了一座名城凯旋而归。

这六十四册书是何等宏伟的一部戏剧总集，包含钞本、刻本的元明杂剧242种，其中元剧有29种是人间孤本，即使有些名目和臧选及其他选本相同，而其文字间也大有异同。29种杂剧有关关汉卿的4种，王实甫的1种，还有郑德辉、高文秀、李文蔚、贾唐、白仁甫等剧作家的杂剧。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欧洲文艺复兴不过三四百年，仅仅发现一个莎士比亚的签名，全英国为之骚动，如果发现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呢。元代距今已六七百年，中国的关汉卿完全可以和英国的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一次就发现关汉卿的4个过去亡佚的剧本，这该是中国文学史上怎样的盛事呢。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中说：“其实，我在劫中所见所得书，实实在在应该以这部《古今杂剧》为最重要，且也是我得书的最高峰。想想看，一时而得到了二百多种从未见过的元明两代杂剧，这不该说是一种‘发现’么？肯定地，是极重要的一个‘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郑振铎为保存祖国的文化典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实上他最担心的珍贵古籍落入敌手，差点成为事实。就在他为购书将情况告诉袁守和时，袁写信告诉了在北平的藏书家傅增湘，傅则将消息告诉了已沦为汉奸的董康。董是古文献专家，懂得这部书的价值，便请傅出面，接连几次写信、打电报给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说愿意以3千元价格将书买下来，后来得知书已由郑振铎出面替国家买下，傅才写信告诉张说，不是自己买，而是董康托他买的。可见如果没有郑振铎的努力，书的命运难以预料。

出版界元老张元济慧眼识宝，立即决定由商务印书馆择其精华，挑选一百余种杂剧，出版《孤本元明杂剧》，并聘请曲学名家王季烈校勘。张不顾自己年老体衰，亲为复核，与王“函牍往返，推敲入细”。王季烈在序中说：“……前后300余年间，海宁王君静安曲录所载，凡九百四十一种，……可谓盛矣。然王君当日亲见其书者，元曲选百种及零星刻本十数种而已。”近三十年，各地（包括日本）的藏书楼、图书馆，“皆印其所藏珍秘，以公之世”，“然除去重复之本，总计种数不足二百，是则亡佚者仍十之七八矣。”这次出版，“计得往昔未见之本，百四十种。”“而三百年沉埋之古籍，今得读之，吾辈眼福不浅矣。”“故此书出而元明两代之杂剧，非特骤增一倍，且于雅俗两途，可窥其全，为研究两代草野风俗人情者所不可缺也。”1939年四卷本《孤本元明杂剧》问世。第二年，王季烈七十寿诞，张元济贺诗一首记述往事：

人间法曲几销歇，百卷元明尚有书。

点定千秋不朽业，吴兴而后是吴趋。

中国文学史上平添了100多种从来未见的元明杂剧。在战争动乱的年代里发现、保全了这么重要的一部古代文献，这功劳当首推郑振铎。

联名上书重庆政府组织“同志文献会”

如果说收购《元刊古今杂剧》是偶然的事，郑振铎组织同志文献会，抢救民族文献的工作，却是有计划、有组织的。

抢救大批古籍文献，个人财力毕竟有限，必须依靠教育部和国家的力量。郑振铎考虑到，收购《元刊古今杂剧》获得教育部的公款，陈立夫、朱家骅还是懂得古文献的价值的，现在国共合作时期，如果能联系一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政府，也许能争取到专项拨款来抢救古籍。看来这是唯一可以与书商们对抗的办法了。郑振铎是个急性人，想定了主意，便立即去找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以及北京大学教授张风举先生等人一起商量。这几位都是声名卓著的学者，又是有影响的文献学家，他们也为江南珍本古籍的大量流失而深感痛心，喟叹个人无回天之力，听到郑振铎的建议都表示这“抢救”工作必须立即去做。由郑振铎执笔，他们五人联名给教育部和中英庚款（英国部分退还的庚子赔款）董事会发电报，要求拨经费抢救民族文献。1940年1月5日，他们几位又联名给政府拍去一份长电，恳切地陈述了江南珍贵文献面临洗劫的紧急状况，如不迅速采取相应措施，后果不堪设想，强烈要求政府立即拨款予以抢救。然而就在前一天，何柏丞打电话通知郑振铎，说敌伪方面把文化界救亡协会负责人14人列入绑架黑名单，劝郑振铎出去躲避。拍电报的同日，郑振铎在锦江茶室遇到周予同，慨然说：“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横逆之来，当知所以自处也。”周予同说：“人生找结笔甚难，有好结笔倒也不坏。”

1月10日，何柏丞在暨南大学收到两份电报。一份是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打来的：“歌（即5日）电敬悉。关心文献，无任钦佩，现正遵嘱筹商进行。谨此奉复。”另一份是朱家骅和陈立夫联名签署的：“歌电奉悉。诸先生关心文献，创议在沪组织购书委员会，从事搜访遗佚，保存文献，以免落入敌手，流出海外，语重心长，钦佩无既。惟值此抗战时期，筹集巨款，深感不易；而汇划到沪，尤属困难。如由沪上热心文化有力人士共同发起一会，筹募款项，先行搜访，以协助政府目前力所不及，将来当由中央偿还本利，收归国有，未识尊见以为如何？谨此奉复，伫候明教。”郑振铎看了电报，喜忧参半。政府支持赞同他们的计划，固然可喜；但如果他们有能力筹募款项，还打电报到重庆做什么呢。政府都拿不出钱，他们几个穷教授能凑出多少钱呢。这又使郑振铎忧虑重重了。他们商量后，又给重庆打了回电，说明由他们筹款的困难，再三希望政府竭尽全力。

利用中央图书馆的100万元扩建费收购古籍

重庆方面也在积极想办法筹款。朱家骅想起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百万元扩建费。未及开工，因战争爆发，中央图书馆迁移，这笔钱没有动。现在战争不知打到何年月，等到战争结束回南京建馆，货币贬值，这笔钱所剩无几。还不如先用这笔钱让郑振铎他们去收购图书，既得到了文献，又避免了贬值，岂不是两全之策。陈立夫也表示赞同，他们说服了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骢，并派蒋立即去上海和郑振铎他们联系。

1月13日，蒋复骢秘密抵沪。1月19日，在张元济家，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张风举、叶恭绰和蒋复骢商定，推举张咏霓主持收购文献事，对外严格保密，只以他们私人或所供职的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名义购书。原则上以收购藏书家的书为主。未售出的，尽量劝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则收购之，绝不听任其分散零售或流失海外。最后一致同意，从今以后，江南文献决不任其从他们面前遗佚，有好书，有值得保存的书，必须为国家收购到。他们还明确了分工：郑振铎和张风举负责采访；张元济负责鉴定宋元善本；张咏霓和何柏丞负责保管经费。日夜焦虑的事总算有了眉目，郑振铎自然十分高兴，他心中明白，分工不分家，主要的工作还是要他来做。事实上张风举不久去了内地，采访即由郑振铎一人负责。而且他是著名版本学家，和何柏丞、张咏霓一起参与图书鉴定也是无法推辞的。他随即起草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其中规定，凡购书每部在50元以上者，须全体同仁通过，重要的宋元版本及抄本，必须由同仁共作鉴定后才能决定收购与否。落实了章程和分工，郑振铎立即提出，玉海堂、群碧楼两家的文献，亟需早日收下。北来书商觊觎已久，如农历年内没有款到，只恐书商们捷足先登。郑振铎还极力主张，收书决不能拘于一格，决不能仅以罗致大藏书家之所藏为限，凡市上零星所见之书，只要是善本、孤本，有保存价值的，都要尽力收购。

玉海堂、群碧楼和江南著名藏书楼

1月21日，郑振铎就迫不及待地请他的朋友潘博山介绍到书商孙伯渊家看玉海堂藏书。为慎重起见，他甚至请了70多岁的张元济一起去孙家。经他俩鉴定，确认玉海堂藏200册元刻元印本都是真品善本。孙开价2万元。郑振铎托潘博山出面与孙几次磋商，孙将价减让到1万元。郑振铎转告张咏霓、何柏丞他们，三人表示价格可以同意，先付定洋，余款俟蒋复骢回渝汇款到时再付。2月3日，郑振铎和孙签约，先付3千元（从暨南大学经费中借支），余款半月内付清取书。

初战告捷，郑振铎又把主要精力放在收购苏州邓邦述群碧楼藏书上。群碧楼所藏古籍从质量上、数量上更胜玉海堂一筹。邓氏的藏书楼之所以取名为群碧楼，因为他收藏了两部极珍贵的宋版书：一是唐代李群玉撰《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二是唐代李中撰《碧云集》三卷。这两部书上都刻印有“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之宅书籍铺”的牌记，陈氏是宋朝有名的刻书家，这两部书确是宋版无疑。不仅如此，这两部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是宋版，还因为它们都经历了明清两朝许多著名藏书家的收藏而尤为珍贵。书中钤有文徵明、安歧、黄丕烈、金俊明、徐乾学、张隽、季振宜、冯新之等人的收藏印记。尽管如此，郑振铎仍请张元济同他一起到孙伯渊处看群碧楼藏书。稍后几天，他在给张咏霓的信中说：“我辈对于国家及民族文化均负重责；只要鞠躬尽瘁，忠贞艰苦到底，自不至有人疵议。盖我辈所购者，决不至浪费公款一丝一毫；书之好坏，价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一方面固以节俭为主，同时亦应以得书为目的。盖原来目的，固在保存文献也。浪费，乱买，当然对不住国家；如孤本及有关文化之图书，果经眼失收，或一时漏失，为敌所得，则尤失我辈之初衷，且亦大对不住国家也。故我不惜时力，为此事奔走。其中艰苦，诚是‘冷暖自知’。”几乎同时给张咏霓的另一封信中说：“为公家购书，确较私人为不易。我为自己购书，如为我所喜者，每不吝重值；但为公家购书，则反议价至酷。我辈爱护民族文献，视同生命。千辛万苦，自所不辞。近虽忙迫，然也甘之如饴也。”

原来北方书商听说群碧楼藏书要出售，纷纷聚集苏州。上海书商孙伯渊赶去，与他们合资，约以4万5千至5万元价格买下藏书。郑振铎闻讯，急忙找到孙伯渊，反复与他商议，做工作，要他们以民族大义为根本，绝对不可将藏书分散，各取所需。最后以5万5千元从孙氏手中将群碧楼藏书悉数购下。郑振铎在给张咏霓信中仍按捺不住喜悦之情：“昨日下午，由孙贾送来群碧楼藏书（已运沪之一部分），……在此三千一百余册书中，佳本缤纷，应接不暇。”

北方书商南来，看重的是江南若干大藏书楼的珍本古籍。这几年中，江南藏书散出者，尚没有像玉海堂、群碧楼那样量多而质精的，而这两批书恰恰又都是被郑振铎他们出巨款收下的。书商们知道在经济能力上、购书魄力上都比不上郑振铎，也知道在江南一带，确切地说是在郑振铎这个又是行家、实力又足的“大书商”面前，他们已经不会再得到什么了。因此，他们反倒向郑振铎走动起来，经常拿些很好的、很重要的古书，让郑振铎识货收买。郑振铎当然“见猎心喜”，见好就收。这一来，书商们来的更多了。郑振铎仅因收这些书和张咏霓、张元济、何柏丞诸先生往来的信札，叠起来就有一尺多高。郑振铎的时间全消耗在接待这些书商上面了。郑振铎深受黄丕烈（清代藏书家，字绍武，号荛圃，又号复翁，江苏吴县人，搜购宋本图书百余种，专藏一室，名为百宋一廛）收书方法的影响，黄在书商到的时候，即使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选购几部，不使书商失望，以后自会有惊奇的发见的，这是千金买马骨的意思。郑振铎对凡是找他的书商一律热情接待，有时来的没有铺子的掮包的书商，也一样招待。因此，书商只要有了书，总是先拿来给郑振铎。郑振铎自己也说：“以我的力量和热忱吸引住南北的书贾们，救全了北自山西、平津，南至广东，西至汉口的许多古书和文献。没有一部重要的东西曾逃过我的注意。我所必须求得的，我都能得到。”

上海古籍散失的局面迅速改观了，各著名藏书楼散出的书悉数被郑振铎他们收去了。继玉海堂、群碧楼之后，他们又一举收购下了邓氏“风雨楼”藏书、张氏“蕴辉斋”藏书、海盐张氏藏书、陶氏“和涉园”藏书、南浔张氏“适园”藏书、刘氏“嘉业堂”藏书等等。尤其是嘉业堂藏书数量极大，精品也很多。但悉数买下，数量太大，没处存放，价格太高，付不出那么多钱。他们商量之后，由郑振铎和徐森玉（著名版本学家，从重庆专程来沪）去嘉业堂挑选，他们耗费了好几天工夫从刘氏所藏庞大的藏书中挑选出1200多部明刊本，以25万元巨款收购下来。

南浔适园的藏书，亦几经商洽全部收购下来。这一批书，数量并不太多，只有1000余部，但精品极多，仅黄荛辅校跋过的书就在100种左右。

“文物的事问郑振铎好了”

上海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为安全计，郑振铎把“国家级”的珍本80多种，托徐森玉带到香港，再转运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接到这批书后，曾开了一次展览会，轰动了整个山城。其余3200多部（30000余册）珍贵古籍也陆续从邮局寄到香港，由许地山先生负责收下，并打包装箱，准备运往美国庋藏。不料未及运出，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这批书被日寇劫去。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国驻日代表在日本帝国图书馆发现这批书，经交涉追回，计107箱。

在郑振铎为首的同志文献会孜孜不倦的努力下，以中央图书馆的百万元扩建费收购了大量珍贵的文化典籍。其中珍贵的“善本”有4000种左右，已经抵得上当时北平图书馆苦心经营了几十年善本书库的总数了。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几乎全是由同志文献会抢救收购的。徐森玉在给蒋复骢的信中说，郑振铎他们“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确为人所不能；且操守坚正，一丝不苛，凡车船及联络等费，从未动用公款一钱”。郑振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为民族为国家抢救、收购散佚的珍贵古文献，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自己也说过：“我们创立了整个的国家图书馆。”后来，黄炎培、褚辅成、冷、章伯钧、傅斯年和左舜生等六人去过一次延安，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向周恩来副主席提出，南方文物多，应当如何保护处理。毛泽东主席在一旁立即回答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郑振铎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这样说，是对他在上海孤岛时期抢救国家珍贵文献的高度评价！

历史会永远记载郑振铎的功绩。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3期 二十世纪初的新疆留学潮　作者：帕哈尔丁

现今乌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是中亚一座闻名中外的文化古城，其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经济、科技、文教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

当时，这里原有的学校进行了扩建，并重建了不少大学，不仅满足了乌别克斯坦青少年的求学需求，也为周边国家和地区创造了留学机会及条件。为此，中亚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纷纷去塔什干求学，在这出国潮中，中国新疆也有一批求学若渴的学生前往塔什干的高等院校进修、深造，新疆学生去塔什干留学在盛世才统治时期，达到了高潮。盛世才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赢得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促进新疆科学文化的发展，培养为其统治卖力的各类人才，并以此作为自己与苏联睦邻友好的具体行动，也选派了几批学生去苏联学习。

今天，我们且不论当年盛世才的用意如何，但就这件事本身来说，可谓轰动一时，也可以说是新疆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一大批有志青年相继归来为新疆各项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世才政府根据与苏联政府达成的协议，从1934年11月至1936年11月间，向苏联乌别克斯坦共选送了三批留学人员，留学生源基本上来自于新疆省立师范学校、省立中学的学生、工作人员及部分社会青年，采用自由报名、文化课考试（考试题目以初中教材试题为主）及体检等选拔方式。

盛世才与苏联政府的协定规定，每年选派100名学生去苏留学，并对出国学生民族成分的比例也做了具体规定，如：使用汉语的学生（汉、满、锡伯族）占40%，维族学生占40%，哈萨克、柯尔克孜学生、蒙古族学生占10%。实际上去塔留学的汉族学生是84名，维族学生46名，然后是回族16名，哈、柯族30名，乌别克、塔吉克族4名，蒙古族12名，塔塔尔族5名，总共299名。有的材料统计为307名，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每一批学生都有政府指定专人，负责送到塔什干。第一批学生由代理领事张英相（音译）负责，第二、三批学生是由当时的教育厅秘书左南铸（音译）负责。

他们行进的路线是：学生们从迪化（今乌鲁木齐）坐专车出发经塔城口岸出境，到达苏联境内的边防站。然后由校方派来的专车送到西伯利亚火车站，而后在塔什干火车站下车。其中穆罕穆德·莫依提等学生是从喀什选派的，他们先是骑马经“阿日凯西塔木”路去“安间”（均是地方），再坐火车至塔什干。

生活方面，苏联政府为每个学生发放购买服饰的费用是2000卢布，每位学生每月还发放生活费100卢布，每年暑假学校还组织学生去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观光旅游，还去农牧草场考察学习，所花费用都由苏方提供，以后从借贷给新疆政府的费用中结算。

中亚大学的学历为二年制，每周上课36学时，所授课程是教育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法、国际制度、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虽然学制短，但一般大学所学的课程，基本上都开设了。

这些学生学成归国的时间是：第一批学生1936年，第二批1937年，第三批学生中有30余人被盛世才冠以莫须有的“叛徒子女”的帽子提前于1937年送回国内，其他学生于1938年集体回归。

学成归来后，他们还要参加短期培训班，经过政治教育以后，方由政府统一安排工作。大部分学生分配到高等院校、中学、报社、银行、教育、文化促进会、司法、外事、公安等部门工作。已故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赛福鼎·艾则孜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先是分到塔城报社，后因受到盛世才政府迫害，被迫出走伊犁参加革命。开始他们都享受部门副职待遇，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很好作用，其中较大多数都信奉马克思主义，热爱祖国和各族人民。他们是一批充满希望、精力充沛、勇于探索的有志青年。回到国内后，他们竭尽全力投身工作，受到各族人民的好评和尊重。他们被亲切地称为“塔什干人”，意为曾在塔什干读过书的人。在盛世才统治时期，他们与其做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他们也因此成为盛的眼中钉。

苏德战争爆发后，盛剥下了伪装与苏联和中共断绝关系，彻底投入蒋介石政权怀抱。“塔什干人”中的大多数被盛世才逮捕入狱，有些在狱中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有的被折磨致死。1944年秋季，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部分的三区革命”爆发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积极响应，争先投入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他们不仅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成为先锋队，还成为英勇善战的战士和优秀的指挥员。他们出生入死，英勇战斗，建立了卓著战功。赛福鼎就曾担任过三区民族军团长、教育厅厅长、新疆省联合政府委员兼省教育厅厅长等职。1946年6月6日，张治中将军为首的国民党新疆政府和平代表团与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经过两个阶段的谈判，最终签订了和平条款十一条。此后，“塔什干人”中的一部分参与了迪化（今乌鲁木齐）及新疆各地的工作，并发挥了各自的作用。1947年十一条和平协定被国民党方面撕毁后，新疆省联合政府宣告破裂。这期间，塔什干留学生中的一大批人员随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三区领导人一起赴伊宁，他们在解放战争年代，组织秘密进步团体和参加武装游击队，与敌军浴血奋战，为革命胜利洒下了一腔热血，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积极响应新疆的和平解放，衷心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

解放后，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成为区内外各个部门的领导和专业骨干力量，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击迫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有的被致残致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重见光明，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不实之词被推翻，并给他们恢复了名誉、工作、党籍。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些留学生中也有几个人在盛世才的淫威、拉拢和欺骗下为反动政府卖过力，但最终他们也没能逃脱盛世才残忍的毒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怀着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无限忠诚，热诚地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责任编辑李 晨）

2005年第3期 “我从来不悲观”　作者：袁　鹰

夏衍同志1995年2月驾鹤西去，岁月不居，忽忽已是十年。哲人远行，他的崇高风范，嘉言懿行，长留人间。去年以来，受浙江文艺出版社委托，我参加了由周巍峙、王蒙同志主持的《夏衍全集》编委会，同姜德明同志一起负责全集中文学、新闻两部分的编辑工作，得以重温夏公大量著作，从盛夏至寒冬，沉浸在这位世纪老人、文学巨匠的手泽中。夏公一生著作等身，范围很广，涉及文学、戏剧、电影、社会科学、新闻和翻译，文学范围内除诗词外各种写作形式他都擅长。过去我读的比较多的，主要是话剧剧本、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和杂文随笔，而属于新闻类的政治、时评、通讯和匕首式的小杂感，虽也有不少曾经读过和编过，但也有相当多数量是从未读到或只是闻名而未得一见的。翻阅之际，仿佛又一次次地亲近老人温文儒雅、坦诚亲切的音容笑貌，又一次次地触摸他的心灵，感受他真诚坦率的忧国忧民、关注国家民族前途的大海般情怀。

十几年中写了上百万字的时评、政论，在我国现代文坛上能有几人？

夏公生前一再说自己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是从事报纸工作的十二年，即自1937年起连续在上海、广州、桂林版的《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和重庆《新华日报》直到1949年离香港北上解放区的十二年。他在《懒寻旧梦录》中说：“这十二年的记者生涯，说来是十分坎坷的……但我觉得这十二年是我毕生最难忘的十二年，甚至可以说是我工作最愉快的十二年。”

八年抗日战争加上四年解放战争的十二年，正是中华民族从沉沦到振兴，从屈辱苦难到扬眉吐气的十二年，作为从“五四”大潮中走出来的革命志士，作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处于危急时期毅然投身中国共产党队伍的老党员，这十二年正是他用笔直接从事战斗、椎心泣血、经受艰辛严峻考验锻炼的日日夜夜。他的“记者生涯”，并不单纯是负责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实际上是总编辑、夜班编辑、记者、评论员、副刊主编等多种职务集于一身，无日无夜伏案挥笔，从社论到时评，从通讯到杂文，从三四千字的述评到三言两语式的一二百字的短文(抗战后期的重庆《新华日报》副刊上，他还创造一种只有几十个字的三言两句式小杂感，署名司马牛，当时读者称之为“司马牛杂感”)。只要报纸版面需要，战斗宣传需要，提笔就写，一挥而就，倚马可待，署许许多多不同的笔名，或者根本不署名字。篇篇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反应迅疾，观点鲜明，立论尖锐，文风犀利。举一个小例：1945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夏公奉命去上海将《救亡日报》改名《建国日报》迅速出版，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官员对沦陷区大搞“劫收”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他写了一篇短稿：“(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寥寥五十多字，连署名都没有，立时在上海人嘴上流传，表达他们对那批发“劫收”财者的愤怒。

1945年冬天，我进入由姚苏凤、冯亦代两位先生主持的《世界晨报》，开始五十余年的新闻生涯。当编辑不久，就有幸每天在第一版发一篇夏公署名“东风”的司马牛式时评《蚯蚓眼》。这个小专栏，成为报纸每天吸引读者的亮点。例如1946年3月间，国民党“军统”头目戴笠座机在南京附近撞山失事，机毁人亡，尽管“中央社”没有正式公布消息，但是社会上很快就广为流传，人们奔走相告，喜形于色，有些天真的人甚至高兴地以为中国特务统治也许就此垮台。夏公立即在《蚯蚓眼》写了一条：“戴笠将军乘飞机失事的消息，成了全市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永远把人看得太重，把制度看得太轻。”短短两句话，就给读者送一付清醒剂。

夏公对时事的敏感和责任心，决不止从事新闻工作的十二年，几乎是终其一生的。上海解放初期，他身兼多职，任务繁重，但是百忙中仍然每天抽暇在《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中写一篇几百字的时评，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社会现象和思潮，及时指点、引导、匡正。一年间竟写了二百多篇。其后十多年，也常常用杂文及时抨击种种时弊和不正之风，有的文章因而成了“文革”中的罪名。《夏衍全集》新闻部分两卷，共有一百万字之多，由于年代太久，有的报刊难寻，或者有的笔名无法查证，以致还有不少遗漏的。夏公直到晚年，尽管在十年动乱中受到凶恶摧残导致目损肢折，他依然尽可能保持几十年来每天总要写几百字的习惯。廖沫沙同志为《夏衍杂文随笔集》所作的代序中说：“单凭写作上的这种勤劳和数量的如此巨大，我们在现代中国文坛上能找到有几人？在世界文坛上又能找到多少？”

我看恐怕是没有的，至少我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一直戚戚于怀的是人口问题、教育问题和法治问题，说这是建国以来的三大失误。

更使我们许多人感到敬佩不已的是这位历经风霜劫难的老人，进入耄耋之年，仍然保持着几十年如一日的战斗风格，他那清晰敏捷的思维，深刻睿智的见解，忧国忧民的情怀，并未因年龄稍减，而是有增无已，特别是生命的最后十年间，还常常看到听到他那些闪烁着思想光芒的言辞。1986年1月，他对《望》杂志记者忧心忡忡地谈到：“这几年我常常想到，我们国家最困难的是人口问题，就是十亿人口和近八亿农村人口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许多产品产量居世界前列，可是拿十亿人口这个数字来一摊，那就不是“前列”而是倒数第几位了。他说：“人口是我们前进道路上一个最大最大的包袱，也可以说是我们解放以来三十六年间的一个最大的失误。……”“别的错误可以纠正，别的空白可以填补，而十亿人口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最沉重的包袱。”人口一增长，收入增加，就要满足他们衣食住行的需要，自然也就增加政府的困难。要盖房子就需要砖瓦、水泥和木材，市场供应不足，农民自然就有意见。他说：“大家都应该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有些人把目前的供应紧张和物价上涨片面地归咎于政府，而不想一想人口这个过去的历史性失误，我认为这是不全面、不公允的。”

两年以后，他对《世界经济导报》记者再次谈到建国以来的失误问题。这次他说了三个，除了人口以外，又着重提到“不重视教育，至今还有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口是文盲和半文盲，而且还不断有新出现”。另一个是没有法治，“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连民法刑法都没有，除了《宪法》、《婚姻法》外，都是暂行条例。所以十年动乱中，国家主席、中央委员都可以随便抓走，可以私设公堂，可以批斗打骂，甚至可以把国家主席整死”。他特别强调教育不发达，民主也难搞。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民权思想中，设计了一个训政阶段，也就是看到了人民素质太低这个问题，完全自发地搞“民主”是不行的。在那种素质的基础上放任自发，只能搞个“文化大革命”出来。他语重心长地说：“像‘文革’这样的动乱，西方国家是搞不起来的。这么多年轻人跟着起哄，个人迷信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条，关键是大家都没有法律意识，什么法都不懂。”他还向记者回忆一段“文革”中的往事：1966年12月4日，他与彭真同志同时被“造反派”抓起来，第二天上午彭真问了一句：“唉，同志们，你们究竟打算怎么样？”啪！立刻就遭到一记耳光。这哪有一点法治可言？文化素质差，没有法律观念，没有起码的民主意识，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但是经济却不会搞上去。

夏公批评多年来流行的一种“左”的观念：“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是不讲人权的，凡是带‘人’字的都犯忌，如人权、人性、人格、人道等都不行。讲人道主义就挨批。这些都是民主最起码的东西啊!现在连人权也不敢讲，把自由、平等、博爱都当作资本主义的东西批……现在提出的生产力发展为标准，但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人，长久以来却是我们最忽视的，许多弊端便由此产生。”

这真是如夏公对记者讲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他认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实际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

夏公说过：十年“文革”使他有机会回想过去，重新认识自己。被囚秦城监狱，获得准许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恩典”。可以不受干扰，边读边想，边联系中国实际。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感受就很不一样了，这本书开始照亮我的心，从辩证法的认识论来回忆自己走过来的道路，才惊觉到我们这些一直以唯物主义者自居的人，原来已经走到了唯物主义者的对立面!这就是公式主义，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

十年炼狱，有如烈火中凤凰得到新生，大彻大悟，把什么都看透了。

1989年4月，“五四”七十周年前夕，夏公应《经济学周报》编辑之约，同一位青年学者进行一次很有意义的严肃的对话，回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十年来的艰难历程。夏公回忆上世纪初知识界的种种思潮，“那时的主义很多，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空想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又有几种：有欧洲的，有日本的新村主义。”他说：“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十月革命后三年的1920年根据英文翻译的，当时懂俄文的人几乎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书，大多是从英文、日文翻译的，也都是三十年代我们这些人翻译的，真正马恩的书没有翻译过来。《资本论》五十年代才翻译过来。

这里，夏公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就像把儒家只归孔子一家一样，我们学的马克思主义实际是列宁和斯大林主义，我们搞革命，学的是列宁的东西。我们许多共产党人当年引以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就是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说到“五四”，这位十九岁就在家乡杭州参加办刊物鼓吹新文化思潮的老战士，禁不住感慨系之。他再一次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弘扬的实质是人的解放，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说：“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那时候就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五四”一方面是爱国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人的解放。后来我们把这些口号都还给资产阶级了。共产主义者还是要讲平等，要讲自由，要讲博爱。人的解放、文化的解放，实际上提倡的正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巴金、曹禺的作品反对封建主义，就是要求人自身的解放，要求自由平等，反对礼教的束缚。他们的作品抨击包办婚姻，提倡人道主义精神。讲到此处，夏公按捺不住满腔愤慨：“为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周扬被整成什么样子!”说这话的时候，他那位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为革命文艺事业与他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周扬，已在北京医院几乎不省人事地卧病三年，三个月之后含冤赍憾悒悒而终。

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几次到他北京西单六部口寓所去拜访过。夏公已到耄耋高龄，身体渐不如昔，说话声音也轻了，但是思想清晰如故。谈到官场腐败案例有增无已，有些地方民不聊生，一些地方官员一面花巨款盖楼堂馆所、大吃大喝，一面发不出民办教师工资等种种现象，他仍然止不住蹙眉长叹，忧心如捣。有时谈到有些地方的农民富起来以后，首先学地主老财的样子，忙于造坟墓，做道场，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一掷千金毫无吝啬，他认为这仍旧是愚昧的意识和心理在作祟，即使在他的家乡浙江这类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也难避免。谈到此处，这位一生以笔作战的老人，也只得掷报叹息，想再写点杂文和时评加以抨击已力不从心了。不过他并不悲观，有一次对我说过一句语重心长的话：“关键在民心，老百姓都看着你，光唱高调说空话是不行的，老百姓见得多了！”

一个与世纪同龄、经历过那么多风霜雨雪、辛酸苦辣的人，又受“文革”炼狱的洗礼，成为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他预见国家民族的前途必定光辉灿烂，坚信人民的力量必定会推动历史的进程。他晚年就一再宣称：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从来不悲观!”

这可算是老人的遗言，十年以后，仍在我们面前熠熠发光，继续给我们许多启迪、警示和激励，告诫我们不管可能见到突然蔽日的阴云，不管可能碰到无端横阻的挡路石，也不管前行路上可能荆棘丛生，暗潮涌动，都不要悲观，永远相信党，相信人民。正是：“哲人日以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文天样《正气歌》)

（责任编辑叶方）

2005年第3期 坚持独立思考的胡克实　作者：赖诗逸

2004年6月下旬，北京来电说，胡克实同志于6月27日深夜不幸逝世。接到这个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月的上旬，我们到北京时，还到医院里探望过克实同志。当时，他的病情已趋于稳定。一见面，他立刻叫出我的名字。他坐上轮椅，我推着他在医院的走廊里转了几圈，他很高兴。怎么过了20多天，就突然走了呢？但是，这个电话是克实同志的夫人于今同志打来的，我不能不接受这个悲痛的事实。

接下来的日子，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克实同志的身影，想起与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一）

1957年，我到北京参加团的三大。克实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中，主动约见我，并做了一次重要谈话。讲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除了强调毛主席提出此问题的重大理论意义外，他主要谈了以下内容：

一是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意义。他说，积极主动地处理好这个问题，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家齐心合力，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处理得不好，则会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就会人为地制造紧张的气氛，并在思想上、政治上遗留下许多问题。

二是指出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最常见的是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也可以说，这是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这一对矛盾，在所有单位都存在，也与一切人都有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可以使领导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处于主动的地位。

三是共青团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如何进行工作。他指出，发生人民内部矛盾时，一般是由党和政府出面来处理，共青团处于协助的地位。但是，团组织不能因此而放松自己的责任。相反地，我们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态度。首先应该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摸清矛盾发生的原因，主动向党委汇报。在党组织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案后，共青团应该积极贯彻。特别要注意，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共青团要把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四是团的干部应该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绝对不能成为“青年官”。他指出，这是团中央历来强调的团干守则，特别是在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以后，更要注意这一点。只有成为青年的知心朋友，他们才会向团干部掏出心里话，使团干部及时了解青年的思想动态。如果变成一个“青年官”，就会严重脱离青年群众，无法妥善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到北京开会前，我虽然听了毛主席关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重要讲话的传达，但还没有认真学习。克实同志的谈话，等于是给我上了一次政治课，使我大大地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可惜，毛主席不久就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真正付诸实践。但经过这一波折，我并没有忘掉克实同志的那一次谈话，而是想得更多，记得更牢，特别是不能当“青年官”这一点，更起到“警钟长鸣”的作用。

团的三大结束后，我向克实同志辞别时，他还以强调的语气告诉我，要注意阅读报上刊登的毛主席接见团代会全体代表时所作的指示。特别是其中最后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他提醒我：“这句话是公开发表时新加上去的。”

我回想了一下，5月25日毛主席的现场讲话中，确实没有这句话。当时，毛主席在号召代表们“坚定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后，就结束了讲话。克实同志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发表新闻稿时要加上这句话。当时，我只是认为，这是为了加重前一句话的语气。实际上，其含义要深刻得多。紧接着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表明：毛主席是用这句话来向党、团员正式打个招呼，也可以说公开发出要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动员令。在那场大风大浪的斗争中，我常常想起克实同志在5月底的叮嘱，并从内心里感谢他在政治上对我的关怀。

（二）

1966年4月，我到北京列席参加团的九届三次全会。在此之前，耀邦同志已经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仍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从1964年11月起，克实同志就全面主持团中央的工作。所以，这次全会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揭开序幕的。

会议开始后，有一段时间，克实同志没有参加小组讨论，听说他是去参加党中央的一个重要会议。我很想了解中央有什么新的指示，一个晚上，我敲响了克实同志在宾馆住房的门。

当我问起中央会议有什么新的指示精神时，克实同志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次中央会议，不是研究工作问题；会上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揭发批判。接着，他简要地谈了一下会议的情况。我记得的是：会议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还批判罗反对毛泽东思想等。对罗的揭发，是1965年12月在很小范围内开始的。1966年3月上旬，在北京正式进行了揭发批判。3月中旬，罗瑞卿同志做了检查，但没有获得通过。会议要求罗再做检讨。3月18日，罗瑞卿同志从住所的三楼跳下来，跌断了腿。以后，会议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吸收了中央各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参加。克实同志是在这一阶段参加的。听说批判了罗瑞卿同志，我觉得很突然，特别是听到罗瑞卿同志跳楼的消息，我更感到震惊。

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克实同志又谈了对自杀问题的看法。他说，从过去的情况来看，领导干部的自杀，往往是在政治运动的紧张阶段出现的。有人觉得自己的问题被看得过分严重，或者认为别人的批判调子太高，还有人感到揭发的问题不大符合事实。总之，是认为自己受到了委屈，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不寻常的做法。

由于克实同志强调，这个问题还没有正式下达，所以，我只是倾听，但心中留下了很多疑点。

在这次会议的后期，克实同志还同我谈了耀邦同志在陕西的情况。

我先反映了一个消息：会议期间，有人在闲谈时说，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不大顺利，还受到批判。我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一提问，引起克实同志讲了一段很长的话。

克实同志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确实受到了批判，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严重的损害，最后被迫离开西安，到北戴河疗养。他到陕西后，经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到四清运动出现了不少严重的问题。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他提出，暂时停止捕人；对有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暂时停止开除党籍和公职，留待运动后再处理；面上的夺权也暂时停止，待重新部署后再采取行动。他指出，惩办是个必要的不可少的方法，但惩办人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改造人、改造社会。他还提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方针。这些意见，引起了西北局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满。《二十三条》下达后，就给耀邦同志扣上了“大刮翻案风”的帽子，不断地进行批判。有一次，耀邦同志在陕西省贫下中农代表会上做检讨时，突然大脑发病。医生说有生命危险，会议才不得不暂时停止，把耀邦同志送往医院抢救。就是这样，在病情稍为好转后，他仍要趴在床上写检讨。有人做了个统计，耀邦同志在陕西任职200天，实际上干工作的时间只有100天，而无法履行职务和接受批判也有100天。1965年6月，叶剑英等同志到西安。叶帅说，耀邦，你在西安谈不清问题，回北京谈吧。耀邦同志提出：“不叫我走啊！”叶帅说：“跟我一道走。”叶帅把耀邦同志拉上飞机，回到北京。当时，耀邦同志已被免去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

克实同志的一席话，使我了解到耀邦同志到陕西后的处境。听后心情十分沉重。我想起1965年底耀邦同志从福建到广东的情况。当时我到汕头迎接他，并陪他到肇庆休息。一路上，他只是参观，很少发表意见，与过去他谈笑风生的作风大不相同。看来，这与他在陕西受到错误的批判可能有关。

总之，克实同志在1966年4月的两次谈话，内容是十分重要的。对我来说，这是头一次直接听到领导同志讲述这一类政治事件。在谈话中，克实同志对罗瑞卿同志被批判的问题，没有明确讲出自己的意见。但他曾自言自语地说：“军事大比武进行集中表演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出席观看了呀！”这表明，他对批判罗瑞卿同志组织军事大比武一事是有某种怀疑的。在谈到自杀问题时，他实际上流露出同情罗瑞卿同志的想法。

至于批判耀邦同志，我从克实同志的谈话中看得很清楚，他是根本不同意的；特别是讲到那种过火的批判时，他的脸上充满愤慨之情。这表明，在“左”的倾向已占上风时，克实同志仍然站在党的正确路线一边；而对于党内斗争，他是反对“左”的做法，维护正确原则的。

（三）

1974年，我到北京参加一个会议，这是“文革”爆发后我首次进京。所以，在会议有空时，我就赶快去拜访克实同志。当时，他已被分配到国家地震局。

谈话一开始，我先做了检讨。这要从我的一次发言讲起。

1972年我恢复工作后，曾在一次会议发言中提到，1953年的团代会没有提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团中央的一个“严重错误”。散会后，原来在团中央工作的一位同志对我说：“这个说法不对。当时不提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党中央决定的。”为此，我感到很惭愧。

克实同志听了我的检讨后说：“确实不应该这样讲。”但他没有做更多的指责，而是对我谈起当时没提“毛泽东思想”的由来。

克实同志说，“文革”中批斗耀邦同志时，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被揪来陪斗的李昌同志申辩，最初起草的团章草案中，曾经写上了“毛泽东思想”。后来陈伯达传达毛主席的意见说：“为了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消除猜疑，不要再提‘毛泽东思想’。”所以，李昌同志就根据这意见，把团章草案中清清楚楚写上的“毛泽东思想”划去了。1954年，中宣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这说明，李昌同志的话是千真万确的。

最后，克实同志说，团的二大文件中虽然没有出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仍然强调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怎么是一个“错误”呢！

听了克实同志的话，我恍然大悟，插上了一句：我看到不少大批判的文章，都把解放后有一段时间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当作一个大问题，谁知道竟是这么一回事。他接过我的话题，又发表长篇的议论。

克实同志说，对报刊上的批判文章，要注意阅读，但又要认真分析，独立思考，不要随风倒。过去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文章，现在看来，有的就说过了头。接着，他着重谈了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一些批判文章的看法。他提到《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路线，就是‘克己复礼’。”他认为，这不符合事实，恐怕是另有所指。对于《柳下跖痛骂孔老二》一文，克实同志指出，柳下跖与孔老二生不同时，怎么能“当面痛骂”呢？还有一篇《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克实同志说，这篇文章在描写孔老二拜见国君时，竟出现“端起胳膊”四个字。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而大家都知道的是：周总理因为跌伤了手，没有彻底治好，常常“端起胳膊”。这不是借批孔之名，影射周总理吗？克实同志又说，最突出的是《红旗》杂志上刊登的《孔丘其人》。历史资料明明写着，孔丘在世时，鲁国根本没有设立“宰相”的官职。但这篇文章竟把孔丘加封为“宰相”。这是最明显的影射周总理。

会议后期，我还去见了克实同志一面。因为，我去拜访耀邦同志之前，有同志曾告诉我：耀邦同志还没有做结论。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询问克实同志，他详细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所谈的内容主要是：

“文革”初期，团中央已被定性为“修透了”的单位，耀邦同志受到了长期的批斗。1968年10月，他被中央临时“解放”，出席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接着，又参加了党的九大。在九大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初步名单上，原来有胡耀邦的名字。据说他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不要作为中委的候选人。后来才换了别的同志。

1969年，耀邦同志和团中央的干部一起下放到黄湖干校。在干校，他曾做过检查，承认团的工作在十七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但他认为，总的说，十七年是红线，不是黑线。他从思想上进行了检查，承认自己在解放后对毛主席有过“五次动摇”，即是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文化大革命”，都有过怀疑。听了他的检讨，不少同志都感动得流泪。但驻团中央机关的军代表却很不满意。

在对胡耀邦定性的问题上，耀邦同志与军代表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耀邦同志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有一次，军代表提出责问：“文化大革命初期，你已承认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不承认？”耀邦同志答：“当时，我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如果我不承认是走资派，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走资派。”军代表拍着桌子，说他“翻案”，并要他在定性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他拒绝了。最后，耀邦同志对军代表说：“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后面写上我的意见，请中央来决定。”军代表无法压服他，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送来的报告，立即决定把他调回北京休养。1971年10月，耀邦同志离开了干校。但在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解放”团中央书记时，仍然没有耀邦同志的名字。

克实同志最后表示：“我相信中央会给耀邦同志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他想继续干革命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克实同志同我进行上述两次谈话时，江青之流还在政治舞台上横行霸道。从他的谈话中，我体会到，他对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但对自己被批斗的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提到。更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些文章借批孔之名，影射敬爱的周总理，他已经觉察到，并持不同意的态度。这说明，在复杂的斗争中，他的政治嗅觉很灵敏，而且具有正确的政治立场。

回想起我与克实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对我谈话的情景，我仿佛又看到他那慈祥、和蔼的脸孔，又听到他那娓娓动人的声音。但是，要真正看到勤劳工作时的克实同志，已经根本不可能；就是让他再坐在轮椅里，我推着轮椅转圈，也已经办不到了。我只能说：克实同志，请您好好安息吧！（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民国史研究的开拓者李新　作者：魏久明

去年2月5日，正是大地迎春之际，86岁（1918—2004年）的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原副主任李新同志，伴随春风西行了。他是中央党史研究室自1980年建室以来，年过80岁的、担任过室主任的胡乔木（1912—1992年，80岁）、胡绳（1918—2000年，82岁），担任过副主任的廖盖隆（1918—2001年，83岁）和谢筱（1916—1999年，82岁）当中，最后一位离开我们的老同志。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内著名的史学家，也是党在新时期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开拓者。他们有关中共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他们主编的重要史学著作，为研究和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做了奠基工作。

他是个坚毅自信的人

在这几位老主任中，李新同志的身体是比较差的一个。1988年，他得过一场大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单。医生根据他的病情，确定非要动手术不可，否则，后果是不言而喻的。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微微闭着眼晴，呼吸短促，身体十分虚弱，显示生命垂危。但是，他不听医生、家属和机关同志的多次劝说，坚持不肯动手术。他微弱的声音中带着坚定的口气说：我了解我的病情，我相信不动手术也能把病治好。医生说：你要相信科学。李新回答说：科学要实事求是。虽然大家都为他担心，但都了解他坚毅和自信的性格，他决不会在生命的问题上随便作出抉择。他忍受着病痛，慢慢服用中药治疗和调理，奇迹般地恢复了身体健康。连医生都称赞：李新的这种精神了不起。后来，他谈起“为什么冒这样大的风险”时，他说：如果我动了手术，保住了性命，但要少活几年；不动手术，痛苦一点，可以多活几年，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随后，他孜孜不息地继续编撰未完成的史书，并抽出时间写回忆录。近十多年来，他几次患病，也接到过病危通知单，但他都跨越了死亡线。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在李新的主持下，先后编撰出版的有关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革命史、民国史，以及相关的资料丛稿、大事记、人物传等，有数千万字。对李新在史学上的成就，国内外都有很好的评价。

1972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和国务院安排，由李新组建民国史研究组（后改为研究室），研究和编撰中华民国史。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为国民党“唱赞歌”。后来还有人攻击他编撰的通史没有坚持“红线”，是“白线”、“黑线”挂帅等等。本来，研究和编撰民国史是很正常的事，因为历史是不断延续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个发展。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作为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史学工作部门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学习、研究中国的全部历史，更主要的是研究和撰写中国近现代史，包括中华民国这段历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李新对此据理力争。他说：我们研究、编撰1919至1949年这段历史，能不写北洋军阀吗？能不写蒋介石吗？能不写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汉奸卖国贼的行径吗？这些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历史，如果这不写，不敢写，能说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问题是如何写嘛！只要观点正确，坚持写历史的真实事实，就是贯彻了红线。他坚决顶住了所谓要停止研究、不便编写民国史，以及不能如实地写民国历史的意见。他说：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历史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国民党及民国政府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对于我们执政的共产党来说，是有好处的。经过三四十年的风风雨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李新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后来陆续编撰出版了《中华民国史》十余卷，《中华民国人物传》十余卷，《中华民国大事记》三十九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获得国内外史学界的好评。听说，国民党的中央党史委员会得知李新编撰出版《中华民国史》后，感到“惭愧”，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中华民国史》写出来，估计也很难写出来。

李新同志说自己是“研究历史的人”，是“历史工作者”，他一生主张“论从史出”，要写真史，写信史。虽然他在史学研究的道路上几经挫折，但是他想干的事业，都已基本完成了。

由爱国走上革命的道路

李新同志是我的前辈，也是知心的朋友。在抗日战争中，他做过青年工作，担任过晋冀鲁豫中央局的青委书记，在延安，他和胡乔木同志一起办过《中国青年》杂志。我也长期从事过青年工作，也办过《中国青年》杂志。因此，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接近和交流。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十多年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李新同志平易近人，热情好客。他有个“清谈家”的戏称，很喜欢和他人交谈。我们常在一起谈工作，谈历史，谈时事及其它感兴趣的问题。有时道别时，他总是说今天我们没有谈完，下次来再谈，并嘱，有空就来。他不仅学识渊博，见多识广，而且胸怀坦荡，谈论精辟，听了受益匪浅。

我敬佩李新同志不光是他的为人，他献身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他的科学严谨、求真务实和敢于创见的治学态度，他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安于清贫的作风，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李新和一切正直的史学家一样，是一位虔诚的爱国者，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李新1918年出生于四川荣昌县，家境贫寒，幼年丧父，兄长以打工的微薄收入为他提供读书学费。他从小聪慧，学习成绩优良。他对我说过，对于生长在山河破碎、年荒时乱年代的人来说，九一八事变对他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

今年是中国人民全民抗战胜利60周年，李新等一批革命青年成长的经历，反映了中国人民从觉醒到奋起斗争的历史。

1931年1月春，李新进入初中学习。9月19日这一天，他在学校报栏中看到报上登载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的消息，他说：“当时我热血沸腾了，立即跑到学校操场和同学们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第二天我们就结队上街开展抗日宣传了。”由于他办事积极，待人热忱，有演说口才，喜欢唱歌，又会吹奏笛箫，很快就成为同学中爱国抗日宣传活动的骨干分子。他组织的学生歌唱队和话剧、川剧队，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广泛的欢迎。他说：“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当时我们唱到、演到中国屡受帝国主义欺侮，人民备受苦难的时候，演员和群众泣不成声；当唱到、演到我们誓死不做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的时候，台上台下振臂高呼口号，连成一片。这些情景是永远忘不了的。”这年的11月，他和同学们促进成立了荣昌县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件，事前日寇曾向上海工人义勇军进行挑衅，这件事激起了荣昌县声援的热潮。李新的大哥李忠恒，决心参加荣昌“工人援沪义勇军”。虽然他大哥是家里的顶梁柱，但他母亲深明大义，好男当报国，她对儿子说：“我们都有两只手，饿不死，家里你用不着担心。”此事对年仅14岁的李新激励很大，当时他写了一首豪情满怀的长诗和他大哥道别。诗意是：“吁嗟乎！男儿眶中亦有泪，有泪不当别时挥；念我中华五千年，而今乃复遭急危；伤心目击山河碎，壮士安能不奋起；万里出征送君去，不扫倭奴誓不归！”

1934年，他考进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读书时，听说他大哥因反对“剿共”，秘密策划离队上前线抗日，而被国民党军队杀害，十分悲痛。国仇家恨，更加激起李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他说：我一定要实现哥哥的志愿，要“为战胜日寇而死！”他在川东师范学校，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众志学会”，担任会长，开始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通过创办《众志周刊》，举办讲演会、演唱会宣传爱国抗日的道理。

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李新等重庆一批进步学生，发起成立学联，“以北平学生为榜样”，动员青年学生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在重庆各学校的学生代表会上，他被选为学联主席之一。12月24日，重庆学联发动3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全城开展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他回忆说，那天各学校100多支爱国抗日宣传队在重庆朝天门集合，人山人海，队伍浩浩荡荡，抗日救国的口号震人耳鼓。队伍走到哪里，市民都和他们同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次抗日宣传和示威游行成功之后，他们派人到成都、万县以及到上海、北平等地，和全国学生爱国抗日组织联系，以便把重庆的爱国学生运动和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结合起来。这时，李新等人的爱国行动，遭到学校和国民党当局的镇压。1936年夏，重庆当局通知各学校都提前放假，以此来瓦解学生有组织的活动，李新也被学校开除。在这种情况下，李新别无选择，他对老母说：“我要去抗日，不赶走日本，决不回家！”

他含着泪告别家乡时，望着屋后山上的有名的“三块石”，增添了他的勇气和力量。相传，大舜为百姓造福，晚上耕田到这里，恰好鸡鸣天亮，牛和犁变成三块标志性的石头。李新说，这个传说故事鼓舞我勇往直前。这一年，是李新人生道路和追求的飞跃，他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加入了民族解放的旗帜———中国共产党，他决心为抗日救国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1938年初，他和几位战友一道，经历千山万水，徒步走到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投入全民抗日的洪流。李新所走的爱国、革命的道路，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先进青年普遍走的道路。

在抗战八年中，李新先后当过编辑、抗日宣传剧团团长、青年干部训练班班主任、中央局青委书记，在太行山一带经历了1942年最艰苦的抗日反扫荡斗争，多次遭遇险情。在一次突围中，敌机一连朝他们投了几颗重磅炸弹，他们周围炸出几个深坑，泥土石块几乎把他身边的一位同志掩埋。他们掀起土石，把这位同志扶起来，竟一点伤也没有，李新和同志们仰天大笑，说：“天不亡我，日寇必败！”

1945年1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科长的李新，随着邓小平同志率领的北方局干部，由山西辽县的麻田镇，南下中原。这是邓小平率领八路军的一部，南下中原，实行战略反攻的重要步骤。临行前夜，李新兴奋得睡不着觉。他想起从延安到太行，由太行到中原抗日斗争的烽火的经历，心潮涌动，彻夜写了一首词：“延安万古流芳，延河送别多悲壮。挥戈东渡，滔滔黄水，排空浊浪。高举红旗，仰天长啸，太行山上。望长城烽火，中原离黍，凝眸处，增惆怅。”他感到“增惆怅”词不达意，现在是“打胜仗”的时刻。正要修改时，天已大亮，立即收拾行装，出发了。

李新到豫东北濮阳一带，把太行山农村减租减息的经验传给当地党组织，以便更好地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后来他担任豫东杞县县委书记，不到半年，迎来抗日胜利的消息。这时，他想起一幕一幕中国人民八年抗战、前赴后继的情景，“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的心情：“爆竹连天天未倾，杞人今日尽欢声。八年流血山河赤，忽忆英雄泪满襟。”

他说：为了中国的生存，为了民族的解放，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千千万万的人，我是幸存者，当时我和大家一样，主要的愿望是要争取和平建国，争取民主革命胜利。

可是，事与愿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奉命进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在八路军驻北平办事处及北平军事调停处执行部工作。他亲身参加了反对蒋介石破坏和平谈判、挑起内战的斗争。1946年夏，在内战爆发前夕，李新和一部分同志奉命撤出北平。

李新回河北邯郸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因形势的变化，为加强平汉沿线的工作，他被派到冀南永年县当县委书记。他出色地带领当地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反奸反霸斗争，进行土改，巩固和扩大地方政权，动员翻身农民参军，支援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进攻。因为李新在河南杞县、河北永年县“治理有方”，人称他有“百里之才”。

1948年夏，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他调回华北局主持青委工作。

不谋权位潜心历史

在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李新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在新中国的建设中该做些什么呢？

1948年8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找李新去西柏坡谈话，要他接任华北局青委的领导工作。李新向任弼时同志汇报了他当县委书记时如何做党的工作，谈到他对组建青年团应如何吸取历史上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教训的看法，以及建团要注意的问题。任弼时同志表扬了他“你这个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对他谈的青年工作见解，也表示赞赏。当任弼时讲到“你到华北青委去工作”时，李新坦率地说出了他多次反复思考的想法：“我早不想搞青年工作了。”任弼时同志马上问：“你想做什么工作？”李新回答：“做教育工作。”李新当时考虑，全国解放后，新中国需要大批的建设人才，教育工作就是培养人才的工作。任弼时没有想到李新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当然也可以。不过……”任弼时同志又问：“你根本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怎么敢到大学去工作呀！”李新回答说：“到大学去，给教授当徒弟，好好学习，和学生们打好交道，为党培养人才。”任弼时同志听后笑了，鼓励说：“不用怕，大学没有什么了不起，恽代英就没有上过大学，不是也当过教授吗？只要肯学习，你将来也可以当教授嘛。”任弼时同志同意李新的要求，是因为当时党确实需要一批干部去搞教育工作。他对李新说：我就向吴老（玉章）推荐你！从此李新离开政界，同吴玉章同志办教育，走上了教育和研究历史的道路。

1948年9月，李新任华北大学一部副主任。建国初，他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备工作。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学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后来他长期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央党史研究室担任领导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编撰工作。

李新是一位执着的忠诚的史学家。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亲历者。通过实践，他体会到，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很多关乎“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人民一笔宝贵的财富。因此，他不计个人的得失和地位的升迁，甘于寂寞做个史学工作者。他说，我们这一代是亲身经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有责任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编撰历史，使它真正成为信史、真史。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太行山一带，一度曾在邓小平同志身边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四川人，有时在一起聊天、下棋，和邓小平有过很好的交往。1950年，邓小平给他拍来电报，要他去西南局任青委书记并兼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和职务。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婉辞了，他决心搞教育工作和历史研究工作。他说：他当时没有考虑地位待遇问题，宁肯坐“冷板凳”，而不去赶“热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李新同志除了一段时间管教学工作以外，他的主要精力是主持研究编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中华民国史》等巨著。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多年，他为了集中精力参加研究和编撰历史，没有参与管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日常工作。我在1987年初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时，他半带开玩笑地对我说：我是常务不常驻，他是（指另一位副主任）常驻不常务。他的行政关系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党组织关系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他这样做是为了便于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工作。

作为一位史学家，李新同志非常强调史德，写历史要秉笔直书。他说：“自古以来，要想写真史是很难的，首先在政治上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明写真史有时会遭到杀身之祸。但是，中国的史学正因此而形成了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传统，即认为写史而不真，有违史德，丧失了史学家的良心。”他说：“尽管有的‘史学家’由于昧心写伪史而飞黄腾达，但中华民族悠久的史学传统并没有失坠，它依然存在于史学界和广大人民的心中。”他非常厌恶为了所谓的政治目的，而把历史歪曲了。他说，我们写历史，不能像《红楼梦》那样，把“真事隐”去了。他在写回忆录中，就写到：“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些历史事实，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学家’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责任把它纠正过来，因此我必须写回忆录。”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李新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机关干部春节团拜会上，针对某些现象说：“我们党史工作者要坚持党性原则，写历史不能讲假话，我认为最多写30%的虚话和套话，70%的要写真话，不能写一句假话。”对于所谓历史科学要为现实服务的口号，李新不以为然。他说：“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有些人就借机粉饰历史，只唱赞歌，或者为现实某些失误辩护，以现代人的观点改写历史，这就使历史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我认为为现实服务，就是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几十年来，他培养和带出的一批学生，不少人目前在史学界是颇有盛名的学者，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按照他的“要敢于坚守历史，不受任何诱惑。切不可曲学阿世，追求一世闻达，败坏一世的名声”的要求，“直笔写真史，曲笔抒真情，彩笔传忠烈，朱笔诛奸佞”修史做人。

清贫的共产党人

李新同志生活一贯简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追求物质享受。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我一向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来没有奢侈过。”我们革命队伍中有许多老同志，到现在还保持着这样的生活方式。古人讲“君子安贫，达人知命”，在李新身上所体现的就是这样的革命精神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

李新同志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期间，很长时间住在办公室。在中央党校南院83楼，他使用三小间办公室，一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办公室兼会客室，约50多平方米。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条件很差，没有食堂。年至70多岁的李新，每天拄拐棍到中央党校南院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队，打饭到办公室吃。不搞任何“特殊”。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他是看门的老头儿。他中午多打一点饭菜，下午把剩下的饭菜热一热，晚饭就这样对付了。根据中央不能住办公室的要求，中直机关管理局给他在万寿路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这样，他很满足了，可以把办公室和会客室分开了。后几年，才分给他一套部长宿舍。房间多了，没有家具摆设。大客厅里只有一张旧沙发和两把椅子，还是从机关淘汰的旧家具中折价购买的。他使用的破旧电冰箱，是“漏水不制冷”的，他看的电视机是“有影看不清”的。他做八十大寿时，他的学生集资给他买了一台新的电冰箱、一台新的电视机，作为寿礼送给他。尽管这样，他清静寡居，勤做学问，每次见到他，总是乐呵呵的，和你高谈阔论，津津乐道。而感染给你的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纯清的生活乐趣。就像陶渊明讲的“闻多素人心，乐与数晨夕”。

（写于2004年2月11日，近修改补充）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3期 我的老师张治中　梁漱溟　杨效春　作者：陶天白

《出塞惜别两个小黄山》

小黄山下聚英俦，一曲骊歌别绪稠。

马后桃花马前雪，生徒怎能不回头。

1933年，张治中先生（字文白，1890———1969）在他的家乡安徽巢县小黄山之麓洪家疃，创办了黄麓师范，并亲题校训，曰：敬勇诚毅。1931年，梁漱溟先生（1893—1988）在山东邹平县的小黄山之麓，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我在这两个学校都求过学，且和创办人都有数十年的师徒之谊。1946年春，我在重庆北碚拜别了梁老师，追随张先生到新疆，途中作了几首小诗，上面的是其中之一。

1990年，张先生百年诞辰，黄麓师范举办隆重纪念，我寄去七律一首：

《敬怀张公文白先师》

敬事分劳忆训词，怀清崇礼旧新知。

张谊释囚甘担谤，公正存心致所期。

文教植基培国本，白拳创业慰亲思。

先生德范光传统，师表千秋世仰之。

1947年春在南京，国共两党打的不可开交，张先生心情烦闷，一些杂事他不愿管，写了条子，要我“敬事分劳”。

梁先生的墓在山东邹平小黄山之麓。墓碑为赵朴初所题。墓的左右，各有四块石碑，分刻陶天白、吴祖光、卢愚、袁晓、启功、沈醉、张岱年和冯友兰的挽词。我的挽词是：

邹平履霜，桂林步月，重庆雾浓，燕山云霁，五十年受教深恩，愧无报答，嗣后鲰生当继晷；

《觉悟》重农，《朝话》示变，《要义》探微，《人心》崇道，百万字研哲遗篇，多有创见，执中国是不言文。

梁先生的生年为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重阳节）。1994年我作悼诗一首：

《重九梁漱溟老师冥诞》

黄花时节吊师魂，绝学传宗幸及门。

批孔何曾伤圣洁，标忠犹似着烟痕。

苏东恶浪惊康运，巴以和风泥怨根。

纵使世间多变局，天人之际德为尊。

张治中、梁漱溟两先生已成为古人。张先生留下了口述的《张治中回忆录》，60万字；梁先生留下了他大公子梁培宽主编的《梁漱溟全集》精装8大册；张先生大女儿、前全国政协常委、外贸大学教授张素我主编的《张治中将军》大型画册；梁培宽主编的《梁漱溟先生手迹选》等书亦已问世。

两位老师在去世前数月都有信给我。今天清理这些信件，对两位老师无穷怀念。决以有生之年，刻苦自励，期能对新疆的文化建设，略尽绵薄，或可有慰于两位老师在天之灵吧。

杨效春先生冤案

杨效春（1897———1938.1），浙江义乌人，著名的乡村教育家。早年曾和李大钊、王光祈、曾琦、毛泽东、恽代英、刘仁静、张闻天、田汉、陈启天、左舜生、舒新城、吴俊升、邰爽秋、康白情、朱自清、高尚德等，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后分裂为各党派，杨先生属青年党（参见1982年全国新华书店发售的《中国青年党》）。

杨先生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作过陶行知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教导主任，成都大学教授，山东乡建院教授。1935年，张治中推荐杨为安徽省立黄麓师范校长。1937年底，日寇侵入南京，黄麓师范处于极端困难境地。杨校长前往合肥六家畈，和代理过安徽省长的吴忠英谋求应变之策。此时安徽省主席为李品仙，他的部下宋世科是吴氏仇人。宋捏造情报，抄了吴氏的家，搜出他们自己带去的“膏药旗”。李品仙误信为真，立即把吴忠英、吴忠流兄弟二人及杨效春都以“汉奸”罪名枪决了。

此事引起了社会人士的极大公愤。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曾琦、朱自清、闻一多、罗隆基等数十人在武汉、重庆各地登报为之鸣冤。1939年，我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会里运输大队长章文晋（英语极佳，后为新中国驻加拿大大使）、汽车队长小何（湖南大学毕业，杨校长夫人何伯宏之弟），大家谈起杨校长冤案，亦都十分愤慨。杨校长被害时只41岁，张治中曾为之挥泪。后来李品仙知道错了，亲自到重庆中四路桂园张公馆向张治中道歉，并送了一笔抚恤金给杨夫人何伯宏及其子女平平、安安。1947年春，我和洪品山、张立钧等跟随张将军又回到了他的故乡洪家疃。李品仙亦赶来看望。他再次向张治中表示错杀杨校长的罪过。

黄麓师范校歌为杨校长所作，大意说：天下为公，伟哉大道。敬勇诚毅，吾校之宝。人生之乐，和合与创造。1946年在新疆，张治中小儿子张一纯要我题字，我写了此歌词的两句，现在一纯还保存着。杨校长留有《晓庄一岁》、《乡村教育纲要》、《人生哲学》等。199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全国新华书店发售、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中载有杨效春，但对冤案则一字未提。作为学生，我应该如实叙之，使世人知晓。安息吧，敬爱的杨校长。希望平平、安安及其后代能看到我这篇沉痛的小文。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我收藏毛选四卷的遭遇　作者：樊　思

我的这套《毛泽东选集》四卷本，是建国后第一次正式出版发行本。大三十二开，繁体直排。外有淡赭色的书皮，正中偏上是外形为正圆形的毛泽东侧面浮雕像。里面的乳白色封面上“毛泽东选集”五字是烫金的仿宋繁体字。第一卷1951年10月发行，第二卷1952年3月发行，平装本两卷定价共4万元（旧币）。其时，我还是个穷中学生，对价值4万元且又那么厚的理论著作不敢问津。听说老师们要事先预定才能买到。第三卷1953年发行时，我是武汉某高校历史系学生，到新华书店购得此卷，并想买到一、二卷，但走遍书店均已脱销。

一天，我去看望任中学教师的表姐。谈到市面上买不到一、二卷，很遗憾。她当即将她收藏的一、二卷赠送给我。1960年9月第四卷发行时，我已是武汉某学院从事“中国革命史”教学的教师。记得国庆节那天，我挤在人群中，在书店门前排队才买到。从此，一套“毛选”总算配齐了。它发行的时间与解放后我的成长同步，对这套书我是很珍惜的。

谁能预料，随着上世纪60、70年代瞬夕多变的形势，这套“毛选”同我这个收藏者一道，经历了一段坎坷、曲折的遭遇。

我经过近6年的教学实践后，通过了政治审查和入学考试，由单位保送到北京某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学习深造。1963年9月，我带着这套“毛选”和简单行李北上，重温了学生式的学习生活。该校图书馆藏有1949年前解放区、国统区出版的大量图书报刊，进修学员可以享受进“教师阅览室”查阅资料的待遇；又有何干之、胡华、李新、彭明等教师为我们讲课。进修班的宗旨是，结合课堂教学，要求通读、熟读“毛选”四卷，熟悉毛主席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及“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反对右、“左”错误路线斗争中发展、成熟的过程，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体系，为提高今后的教学水平打好坚实的理论基础。

这个学习环境让我如鱼得水，我带到北京的这套“毛选”派上大用场。在阅读中，我不仅用红铅笔做了自定的各类着重记号，而且写了许多学习心得的眉批，还夹了不少写满字的纸条，抄了一札辅助卡片，毕业考试时我取得优异成绩。我这个对马列原著读得很少的青年教师，当时自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哪里想到在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毛选”上批字是犯了弥天大罪。

1964年7月，我带着这套“毛选”回校，给数学系某年级讲授“中共党史”（公共课），并随同他们赴南方某省参加“四清”运动。运动结束后回校，在政治系某年级主讲“中共党史”（专业课）。我在教学中运用进修时一些学习心得，并引导学生阅读“毛选”原著，颇受学生欢迎。

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在广州召开了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会议。院党委书记从广州回来后向全院教师、干部做了传达。还介绍了长沙某军事学校学习毛著运动的经验。实际上，早在1960年12月，中共中央已就军委扩大会议的一个“决议”做出批示，要“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坚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到我“四清”回校后不久，就听到传达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发出的“指示”，对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此后，对待毛泽东著作的这种庸俗实用主义学风，渐渐风靡全国。

“文革”运动开始后，在当时学习毛著这个极其严肃的“政治问题”上，出现了极其反常的现象。一方面，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愈来愈高，林彪早就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这种“顶峰论”在报刊广播中屡屡出现。另一方面，真正严肃认真系统学习毛著的人愈来愈少，像我这样曾经通读“毛选”四卷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也被卷入林彪煽起的这股庸俗实用主义狂潮。我收藏的这套“毛选”四卷本，越来越受到冷落。这不能不说是老人家革命理论的悲哀，也是我这个青年理论教育工作者个人的悲哀。

1966年9月7日，中共湖北省委派人给我院送来了13厘米长、9厘米宽、2厘米厚的“红宝书”，还附上给“大专院校革命师生同学们、同志们（原文如此———作者注）”的信，号召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8年初工宣队进校后，给我们发了小三十二开、薄薄的“选读”本和“毛选”简体横排缩印本。加以“两报一刊”三天两天用黑体字传达毛的最新、最高指示，要忙于敲锣打鼓游行庆祝，学习照办，我的这套厚厚的“毛选”四卷本便被“闲置”在书架上，蒙上了一层灰尘。

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工人、军人走进大专院校后，没有听到他们向革命师生宣传毛的革命理论，而是手拿“红宝书”忙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清（五一六、北决扬[群众组织]）”，“深挖细找”历史、现行“反革命”。按军事编制，我被编入第二连。中共“九大”召开前夕，连指导员叫我绘制了毛主席巨幅头像做庆祝游行之用，指挥长看了还给予赞扬。但工宣队对一批教师、干部的“内查外调”正悄悄进行。由于1968年5月我参加起草了批评工宣队“支派”的大字报，引起了他们的“警惕”。除派人到老家调查我的“历史问题”（老家解放时我不满17岁）之外，还乘我不在撬开我的寝室门锁和书桌的抽屉，企图寻找“反动”文章、日记之类的“罪证”，但毫无所获。于是，两名专案人员把目光投向书架，非法搜走了我收藏的这套“毛选”，仅仅翻阅了我写的少量眉批，就断然宣布“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

1969年夏，在指挥长（某营级干部）指示下，原党委政治部某干事在院广播台播发了一篇题为《樊某篡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檄文”。1970年初，又用“院斗批改办公室”名义，散发了《系统清算樊某反革命罪行》的材料。专案组采用当年康生在延安整人的斗争手法，逼我承认“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但他们没能举出我“篡改”的一条具体证据。而我那套写了眉批的“毛选”，又控制在他们手中，不让我见到。他们在斗批中反复宣读毛的《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要我“缴械投降”。我则在自我检查中，引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处理历史问题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及社会、历史、思想根源的有关论断，说明那些眉批是在某大学“修正主义教育黑线”的环境下写的，深挖自己没有无限崇拜主席著作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谴责本本主义的话，痛骂自己竟敢把伟大领袖的宝书当成“讨生活”的“本本”，但不肯承认篡改、反对毛的思想的“罪行”。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运用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可没有取得“双赢”的结果。但是，我后来遭到的惩罚就可想而知了。

林彪摔死温都尔汗的惊人消息，是我下放劳动两年后在某县区一个生产队水田里插秧时，听社员朋友悄悄讲的。到1972年夏，武汉某学院军代表和专案人员到区政府驻地，为那些因“历史问题”停止组织生活的“五七战士”恢复党籍，而对我们这些“现行问题”的“战士”却置之不理，我忿忿不平。

在他们即将返回武汉的前一天夜晚，我冒着细雨，在泥泞的路上赤脚摸黑步行十余里，从生产队赶到区政府，找他们索取被搜走的那套“毛选”，对我的“问题”做出结论。他们已没有昔日威风，答应回去请示、研究。同年冬，两名专案人员到生产队找我，声言“毛选”不能还你，拿出一纸写着“篡改毛主席著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要我签字，我加以拒绝。1973年春，不少“五七战士”回武汉分配工作，我被转移到某县农场继续劳动。一天，我在水田里扯稗子，排长到田边叫我，说有人找。我赤脚带泥走进场办公室，来者是那两名专案人员。他们将我一再索要的“毛选”交还给我，并说“你可要好好保管”。我说：“你们如果对我不放心，还是请你们继续为我保管。”看来，他们也非常“珍惜”这套“毛选”。不过，他们和我是以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来理解它的价值的。不管怎样，被非法搜走近4年的这套“毛选”，终于回到我的手中。但见它那精美的书皮已被揭走，沾满了污垢的封面上，烫金字已失去光泽，书脊上的字迹已模糊不清，灰乎乎一片。同它的收藏者一样，它也遭受了一场劫难。

由于那两名专案人员后来又多次找我，要我在他们做的上述结论上签字。1974年春，我在某学院工作时，抽空对我在“毛选”上写的眉批做了粗略统计和浏览。发现几个页码上打了一个大折，没有来得及做仔细研究。这年秋，他们拿着仅仅去掉“严重”二字的老结论又来“造访”，我在“结论”后面写道：“我1963年至1964年在某大学中共党史进修班学习期间，由于自己抱着资产阶级学术研究的态度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四本‘毛选’上写了学习心得体会1335条，除其中7条有认识错误外，这1000多条，并非‘乱批乱改’，也没有什么错误。”此后，他们没有再来纠缠，“结论”问题不了了之。直到最近，因阔别20多年的朋友（也是我表姐当年的学生）来访，回忆起已故的表姐51年前送“毛选”给我的情景，也回忆起这套“毛选”的一段遭遇，促使我从书柜中拿出这套“毛选”，对当年专案人员打折页码上的所有眉批，仔细琢磨，才发现他们所指责的几条“确凿罪证”。

第一卷第31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中谈到农民将地主武装拿过来改为“挨户团常备队”。眉批为“夺取地主旧武装，更重要的是建立新武装。对地主武装此时尚未提到根本改造”。同卷第39页，同篇第九件，“农民诸禁”中谈到农民禁运、焚烧鸦片，和政府的财政发生冲突，省农会下令暂缓禁运，农民忿忿不乐。眉批“暂缓禁运，当时比较适当”。又在“省农会为了顾全北伐军饷”旁批“这个矛盾这样解决是否正确”。当时的认识是，此篇是毛主席早期的著作，这些都是当时农民运动中提出的实际问题，其中不少问题毛也还在探讨之中。

第一卷第55页，《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三，“湘赣边界的割据和八月的失败”谈到1928年4月前，广州、海陆丰、湘赣边界、湘南、醴陵、黄安各地的红色政权，都先后受到白色政权的摧残。下批“把广州起义不能坚持之原因放在此处，与其他各武装割据一起总结失败原因，是否忽视了城市特点”。当时的认识是，大革命失败后，对夺取大城市和农村武装割据的不同道路，全党和毛主席都正在探索之中，毛自己也曾率队准备攻打大城市长沙。

第四卷第1184页，《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此文是1946年7月20日对党内的指示。“四，谈到农村解决土地问题时应将一般富农、中小地主和汉奸、豪绅、恶霸分子加以区别。”下批“农村政策还是五四指示精神”。当时的认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农民再次提出土地要求。为此，中共中央1946年5月4日作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上述7月20日指示的农村政策仍是“五四指示”精神，是我将两个指示有关条文做出对照后写的。

第四卷第1426页，《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谈到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又谈到在相当的时间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我对照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全文，原文为“一部分国民党反动军队”，“改编为吴化文、曾泽生的人民解放军”。我在旁边加了“反动”二字及“吴化文、曾泽生的”七字。并在第1425页篇题下注明：“括号内为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原文所没有的。”

其他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核对了上述几条眉批之后，我才大有所悟。当年30岁已出头的我，是何等的迂腐、幼稚、无知，出于研究毛思想发展、成熟过程的虔诚、执着心态，竟然在老人家的著作上妄写“学习心得”，并妄加“考证”，以致招来一年多的隔离审查，三年全家下放。而“斗批改办公室”、“专案组”的两三人，当年虽受指挥长青睐，贯彻林彪、“四人帮”任意整人那一套很卖力气，但他们并没有“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也缺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基本知识。（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随父亲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品　作者：陶家云

我的父亲陶震生(又名陶翔知)是党外人士,安徽省天长县铜城镇人。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在家乡开办了宏新香烟公司。我记得，厂房宽大、明亮，整齐地排放着卷烟机、切丝机、滚筒机、动力柴油机等机器。工厂里大约有30名员工，父亲从上海请来了技师和包香烟熟练的女工，从镇江请来了制盒工人。工厂每天能够生产几万支香烟。在当时看来，规模是相当不错的。凭借着父亲的经营头脑，公司的产、供、销模式令当地商界人士耳目一新，不少人都希望能够与他合作经营香烟生意……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淮南、淮北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我的父母深知“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主动将宏新烟草公司无偿献给新四军，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就这样，宏新烟草公司作为新四军在安徽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财经处下属的利民合作社，生产“飞马牌”香烟。办事处主任陈穆和父亲接触密切，张云逸、邓子恢、彭雪枫、罗炳辉等首长先后都来看望过父亲，称赞他在国难当头之时献出工厂的行动是爱国之举，称赞他“是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彭雪枫师长在接见父亲时说：“在敌人对我军严密封锁的关键时刻，你交出了烟厂，与新四军生死与共的真诚合作，我表示感谢！”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新四军的兵工厂都由各师自己组建，从无到有，规模小，且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军工物资的采购是关键。为此，首长们征求父亲意见，希望他能够为新四军二、四师的军工部和卫生部采购军工器材、医疗器械、医药用品。父亲采纳了首长们的建议，他认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献出烟厂，为新四军采购军需物品，就是为抗日战争出力；能够与新四军的将领结为朋友，能够相互以诚相待、彼此信赖、共同抗日，是一生中做的最正确的事情。从此，父亲往返于敌占区和根据地之间的采购工作如同家常便饭，父亲将自己和全家人的命运紧紧地维系在新四军二师、四师军工工作的生命线上。

父亲每次采购的物资都是按照军工部、卫生部的要求和所需材料、药品的清单办理。父亲采购的物资有刨床、车床、钻床、动力柴油机等急需的军工机械，制造枪榴弹的原料和各种西药。大部分军工物资是由父亲送到师部，也有一部分是师里的同志到我家里来取。如硫酸、硝酸，都是用大坛子封装好的，整齐地排放在我家院内墙边上，大人们一再叮嘱我和弟弟、妹妹，不许靠近更不许触摸。

那时候，兵工厂的吴运铎等同志经常到我们家来取物资，只要父亲不在家，都是母亲招呼他们，为他们忙前忙后。那时，我们全家人齐心协力支持父亲的工作，我年迈的祖父也帮助忙里忙外。

1943年末至1944年初，父亲采购的一批军工物资及西药在镇江被敌伪三师查获，敌人按照一封电报上注明的地址去抓父亲，结果扑了个空。后来，敌人在上海抓到父亲，押回镇江市。敌人对父亲软硬兼施，想从父亲的嘴里套出背后的指使人。父亲和敌人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毫不退让。敌人把父亲绑在老虎凳上严刑拷打，用辣椒水灌父亲，致使父亲口鼻出血、辣坏了气管。父亲坚贞不屈、只字不吐。

地下党的同志及时将情况汇报给新四军的首长们。二师的同志根据邓子恢主任的嘱托，来铜城将父亲被捕、组织上正在积极营救等情况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和祖父立即与来的同志一起将存放在家中的物资迅速运走。一家人都急切地等待着营救父亲的消息，却忽视了我染上伤寒病的大弟（当时已经10岁），他因贻误了治病时机而病逝。不久，组织上派人带着二十四根金条去扬州找青帮头子王老太爷联系（组织上曾允许父亲拜此人为师，主要是利用关系开展工作），请他出面设法营救我父亲。王老太爷亲自到镇江疏通关系，将父亲营救出来。

出狱后，父亲异常惦记还在敌人手里的那批军工物资和药品，根本顾不上养伤，他四处筹款，拿出家中祖传字画和积蓄，多方面打通敌伪关节，竭尽全力去疏通关系，终于从二鬼子手里把那一批物品全部买了出来，运回新四军路东办事处。为此，张云逸、邓子恢、张爱萍、方毅几位首长会见并宴请了他。席间，张云逸副军长说：“陶震生同志死里逃生，而且物资完整无缺地运回来，立了奇功。”首长们对父亲在完成采购任务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挫折，甚至是危险，都能随机应变、化险为夷，赞不绝口，称他是“铁嘴钢牙”的陶震生。父亲却说，为了抗战，不论付出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再好的家传物品都没有新四军需要的物资贵重。确实，父亲的诚信和机智在新四军首长们心中留下的印象是最为突出的。

1945年春，邓子恢主任派父亲再次去上海采购军工物资。考虑到工作的安全，邓主任指示他带上一个大孩子做掩护，并指示对孩子做好保密教育。为此，父亲决定带我去。父亲对我说，你是为了掩护我工作而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对任何人讲。我就是这样随父亲走上了为新四军采购军工物资的革命道路的。

到上海后，父亲租下了跑马厅附近一处楼房的两间房子。每次来人谈工作，我都在楼下放哨。父亲出去接头时都带着我，因为我不引人注目，机密的采购物资清单就缝在我内衣里。那时，父亲每次采购好一批物资都要亲自送回根据地，我们的住所就要变动一次。为了更安全起见，父亲托人把我安排在一个不起眼的私立中学读书。

我在私立中学名义是读书，实际上却是等待着父亲随时找我出去工作，有时还要随他去南京。我很少与同学交往，从来不和同学们一起到校外游玩。但是，为了完成任务，我经常一个人到上海的闸北去送信。我的学业始终是断断续续的。1946年6月，父亲运送军用物资到师部，并随军北撤到淮阴，到新四军军部后，由于旅途劳累过度，在镇江坐牢受刑留下的喘病发作，高烧不退。首长们非常关怀，请来医生为他诊治。病情稳定后，邓子恢主任让他在沪宁一带继续采购，我跟随父亲为新四军采办物资的工作直至1948年的秋天。

随着蒋介石疯狂挑起全面内战，新四军北撤山东，我的家乡成了敌占区。敌人得知父亲为新四军购买军工物资，多次到家里抓人扑空，就把我的祖父和母亲给关押起来，逼迫他们交人。地下党的同志设法托人把祖父和母亲保出来后，祖父为了躲避敌人三天两头的纠缠，决定放弃祖传的家业，带着全家人逃离家乡，先后在扬州、瓜州乡下、六合、南京、镇江、上海等地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生活。仅在全国解放前夕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的祖父因年迈和疾病客死他乡，我的四个弟弟、妹妹因肺炎等疾病无钱医治先后死去。我们在家乡近千平方米的祖宅以及家中的物品全部不复存在，地也被他人占用盖了房子，我们在家乡已无立锥之地，全家背井离乡，再也没有回去过。

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直在家乡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直到1986年病逝。一些知道父亲与新四军的许多首长关系密切的人，不忍看着父亲因在镇江监狱落下的哮喘病频繁发作，劝父亲找首长们帮助解决一些生活困难。父亲总是摇头说，当年我带大女儿采购军工器材，是我们心甘情愿的。现在解放了，不需要采购军工器材了，我又落下哮喘的病根，现在去找首长们，不是伸手讨功给人家添麻烦吗？我们自家的困难自己解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每当回想起我跟随父亲采购军工物资的岁月，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特别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让我敬仰的邓子恢副总理的夫人陈兰和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他们九十高龄之际，对我的父亲和我当年为新四军所做的一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党对我的父亲一生最高的奖赏。我想，父亲留给我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我们一家人在战争年代的所作所为，仅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万众一心抗战的一个缩影。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陈登科提案恢复国歌歌词　作者：陆志成

近年来，不断看到和读到一些关于国歌往事的访谈与文章。但其中述及在“十年浩劫”中从禁唱国歌歌词，到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恢复原国歌歌词这一段历史曲折，大都语焉不详。而我倒认为这段史实不可或缺。今将我之所见所闻写出来，作为补遗，并借以寄托对陈登科先生逝世六周年的怀念。

国歌歌词《义勇军进行曲》，本是田汉先生1935年2月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主题词，由聂耳配曲后广为流传，其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抗击日寇的战场上，前仆后继，奋勇前进。到了1949年9月，在北平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由周恩来、徐悲鸿等人最早提议，并经由毛泽东参与讨论和研究定为国歌。虽然当时有人认为歌词中的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合时宜”了，提出要修改的意见，但绝大多数人不同意。与会的毛泽东也认为：我国人民经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也快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留原歌词好。故，他后来在一份有关国歌的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但自“文革”始，由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潮所致，又加上田汉被打成“叛徒”，原词不被使用，国歌就成了有曲而无词、只能奏而不能唱的奇怪之歌。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年搞过的一次新歌词征集活动的情形，我还亲眼见过一本1978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征歌词选编》。里面选入歌词59首。由于选入了我们阜阳一位同志的一首，在当地产生过一些影响，故而对此事印象很深。

后来，1982年底原歌词被恢复，会场上又响起“起来……”的雄壮歌声。接着又听说在全国人大提出这个方案的第一人，是著名作家陈登科。恰巧那时我正在从事“陈登科生平与创作年谱”的编著工作，住在合肥，同陈老接触的时间颇多，便就这件事专题请教了他。下面便是我当时记录的陈老谈话的主要内容：

早在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歌词时，我就持有异议。首先是一个对国歌原歌词的情感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在那个年代，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枪林弹雨，走上抗日救国战场的。那时，一唱起这支歌，就想起中华民族的危亡，想起祖国山河被践踏、人民被蹂躏的现实，就抑制不住那种誓为祖国人民献出热血、献出生命的激情。因此，我们对田汉同志的这首歌词怀有深厚的情感。至于对新歌词，我们在感情上就接受不了。那些内容也是硬凑的，空空洞洞，索然无味。但由于当时田汉同志的问题尚未澄清，所以也只能议论议论，没有写出意见来。

到了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田汉的历史冤案已经得到平反。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作为与会的文艺界代表，向大会提出了这个议案———要求大会讨论通过恢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

就此事我曾同肖马、韩瀚二位作过深入的讨论，得到他们的支持，为议案拟出三条理由：一，原国歌的词和曲，都是毛主席亲自参加选定的，经历届人大通过决定的。二，现行的新歌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很粗糙，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对这个词反映冷漠，缺乏激情，且不易上口。我曾亲自一个人一个人地问过上百位代表，他们绝大多数不会唱。你看，全国人大代表不会唱自己举手通过的国歌，岂不是个大笑话？三，原词作者田汉同志已经平反，并有了明确结论。人平反，作品也应平反并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抽掉原词，以集体填词充数，这对国家的尊严、艺术的完整都是不严肃的，甚至使人感到有些不伦不类。

当然，也有阻力或非议。其中最突出的，莫甚于“过时论”。为此，我举出法国国歌《马赛曲》为例：自1792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马赛工人唱着它开进巴黎，一直唱到今天也没改。而我们的国歌，在历史上起到过巨大的作用，有着伟大的历史功绩。今天，它仍在教育、激发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精神，它永远不会过时（果不其然，后来在恢复国歌原歌词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国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笔者注）。

不过，议案的办理也经过了曲折的过程。当年大会秘书处只讲交付常委会研究，便没了下文。后来在五届三次、四次会议上，我也一次再次坚持地提，直到五届五次会议才得到通过。终于使这首失落17年之久的歌词，重新回到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一九一八年的上海社会风情　作者：吴国英

上世纪初的第二个十年，是上海这座现代化大都市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十年。一方面，上海已经初具规模，具有异国色彩的现代教育、现代商业、现代工业以及现代餐饮业已经萌芽、生根、开花，已经与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一起，成为上海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俄国及其他东欧国家流亡来沪的各国侨民，与19世纪先来一步的西欧、北美侨民一起，带来了异域文化和新的色彩。这种异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上海的本土文化海派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既产生了新鲜感，又产生了某种不安。

画展

地点在张园，目的是为救济从鲁豫皖来沪的灾民筹集善款，入门券是一块大洋一张，展期三天，时间是在六月份。由此可见，慈善事业在上海，早在1918年或更早已经开展起来。初期的筹办人是知识界和实业界人士。

此次画展引起轰动，是因为展品中有三幅中国古画珍品。一幅是明代唐寅的作品，据当时精于书画鉴赏和文物鉴赏的行家说：“此乃明代唐寅之杰作，此乃中国美术家所作风景画中一最有名者。”从画法上看，这幅画的明暗对比及远近的透视，效果都非常之好。另外两幅画，是唐代画坛高手吴道子的作品，画面上出现的是大海和人物。据行家说：“年代虽久，君能见其美妙之纹”，“此画描写天然，此画似已重改。”由于这三幅画参展，我们可知，此次为灾民筹款的善举，得到书香门第和世家大族的鼎力相助。

出殡

1918年上海的阔佬及长官出殡，就如同现在有头有脑的人物出殡一样，送殡的人会来上黑压压一大片，争相拉关系走后门。

那时候，已经有许多在上海定居的外侨。上海人出殡，自然要引起他们的好奇心，驻足观望、引颈探奇。而观察一个民族办丧事，如同观察一个民族的言谈、举止、吃饭、睡觉及其衣着打扮一样，是观察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习俗以及民族文明程度最直接的窗口。

在看过了上海人出殡之后，让所有外侨感到迷惑不解，进而颇有些微词：“论及大多数之中国人，君不能辨婚礼出行与出战与出殡，且吊者恒不知何者为适宜，何者不适宜。柩在前面而彼等乃高谈笑谑，而军用喇叭不和之调，则不堪入耳。”这样的大出殡，根本不能表达活人对死者的悼念，更不会引起旁观者的同情与尊重。

婚姻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流行的观念认为，男子以二十七岁为最适宜的结婚年龄。其原因有二：一是此时身体已经发育成熟，早婚则有害于男女双方的身体；二是此时男子已经能够立业，从而能够承担得起养家的义务。但这个最佳年龄却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所坚决反对，认为太晚了，因为“早生儿早得济”是社会大众共同的生育观。

新旧两派在婚姻上的歧见，形同水火。即使主张婚姻自由的知识分子，对新派的婚姻也颇有微词：“譬如吾少年男女，今有不欲与父母商及姻事者，而此则于稍得新知识者尤甚，居然有至于主张自由结婚者，在称为新派之中，吾人已闻有不正当之交际与离婚矣！此则自然较旧式结婚制度，更应反对。”

显然，这里是指的婚前同居和离婚率上升。现在，我们对此已经能坦然处之，但八十年前，中国人却把这看作是世风日下，是荒淫、放荡、堕落、败坏，众口一词地加以反对。

衣帽

通过衣帽，可以看出人的精神状态。

在当时上海的知识界中，穿西装已经是很普通平常的事情了，非常受欢迎。“洋服似将成为世界普通之装束。各种族各阶级之人民，均用洋服。君当知舆论以为不着洋装，即不文明。”但“穿西装即假洋鬼子”却是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的观念。他们的事业正红火的时候，为此砍杀了无以数计的中国人的脑袋。

尽管上海知识界文明开化较早，但却竭力反对女子穿西装和烫发。“男子尚无害，吾国妇人中，在衣服上有较此尤劣者，有人不特效法外人之装束，且又效外人之整发，其形状实属可哂。”男子可以穿西装理西发（分头），女子却不可以穿西装理西发（烫头），这种心理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在作怪呢？或是明为维新，实则守旧？或者是半新半旧兼而有之呢？

那时候在上海，不但有人大胆地穿上了西式男女服装，同时有人大胆地戴上了巴拿马礼帽。那时候，一顶正牌巴拿马礼帽售价是大洋20元。买不起的，只好买仿制品，售价仅为5元。看来，上海服装能够在大陆领风气之先长达数十年，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经贸博览会

现在，流行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博览会，在1918年的上海已经成功地举办过，不过那时上海人称之为“赛珍会”。地点是在张园，时间为上午九时至夜半，会期共计三天。

会上，举办各种文艺表演，有皮影戏、杂技、戏剧，动物园展出各种珍奇动物，各展台出售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小物件和纪念品；晚间则施放绚丽多彩的焰火，更是吸引得游人如海如潮，把经贸博览会推向高潮。

会上有文物馆，展出中国古代字画及古代瓷器；有实业馆，展出丝绸、茶叶、地毯、漆器、象牙制品等中国传统制品。

经济贸易博览会意义在于：“此种陈列，除教育上的价值以外，在鼓励实业上，亦为一极紧要之事。在一赛珍会如彼者，余等不能独见吾自己之物产，且能以吾的与人的相比较，如此则使余等得借竞争改良吾实业。西国之政府，为鼓励实业起见，奖赏佳美之制造家以奖牌。今吾国为共和国，则目的之一，即为发展实业。余等应有赛珍会较多，各省间之赛珍会，能在新实业上，教育各省鼓励各省，其益不浅。”

1918年的上海赛珍会，主办者并不是上海市政府，而是张作霖主政的东北政府。当时上海人称东北政府为“满洲政府”。选择在上海举办经贸博览会，说明东北政府为发展东北经济，促进地区间经贸往来，还是很有眼光的。中国第一届经贸博览会，于1910年在南京举办，名称为南京市南洋劝业会，主要是邀请南洋华侨厂商来参展。

旅馆

发展地方经济，必须发展有地方特色的餐饮旅游业，唯此才能方便商贾往来，并能以此吸引商贾，吸引投资。可以说，餐饮旅游业不发达的地区，其经济是不会发达起来的。而上个世纪初期上海作为现代化大城市的崛起，与上海发达的餐饮旅游业是分不开的。

1918年，上海最好的旅馆有“共和旅馆”和“中央旅馆”。“共和旅馆”距离上海火车站仅一英里，距离邮局仅有两个街口，每日房价从二元到十元不等。

“共和旅馆”是中西餐兼营的旅馆。早餐的饮食是：面包、大饼、粥、火腿、腌肉、炒蛋、牛奶；午餐的饮食是：饮料有葡萄酒、红酒、香槟酒、汽水、咖啡，大菜有烧鸡和炖牛肉，佐餐的水果有苹果、梨、葡萄；晚餐有煮牛奶炖鸡蛋，蛋要炖得很嫩，吃前加上一点奶油，还有其他饮食。

旅店的各项服务遵循细心、周到、满意、礼貌的原则。旅客既可以在餐厅用餐，又可以在客房用餐，由侍应生随时送到，遵从旅客吩咐；旅客写好的信件，要购买的报纸，既可自己去邮局投递购买，又可由侍应生代劳，悉听旅客方便。（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世界坐标上的“康雍乾盛世”　作者：李一蠡

清朝定鼎中国以后，出现了为一些史家称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风光至今，不断有人津津乐道那一段往日辉煌。“大帝”们的真假事迹也被小说家和影视作者炒得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但乾隆之后仅隔45年，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场鸦片战争，竟把按说正值壮年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一蹶不振，从此开始了当时已近四亿之众的偌大帝国的衰亡过程，真个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个中国，也正是以鸦片之役划线，掀开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绝，“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这个有着骄人历史的大国头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盛衰荣辱之间何以衔接得这样紧凑？而最启人疑窦发人深思的是，举世早已公认，直到18、19世纪交替之际，即乾隆末嘉庆初，中国在总体经济实力上还是全球第一。为什么仅仅时隔几十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至打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名外国水兵？在这场中西首战中，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为何没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

于是进一步问题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样一个“盛世”？“盛世”外壳里头又潜伏了什么致命之癌？为我们整个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鉴？

迄今对此所作的评析，见解很不同。看来恐怕不能只对这一“盛世”作孤立的单一维度的观察，而是要结合当时中国内部和外部条件，作多维度的观察。比如说，不仅要从中国历史作纵向的比较和观察，还要把中国放到当时世界坐标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纵向与横向相结合的比较和观察；不仅要从国家的疆域、财富积累变化状况，还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状况作广泛联系地比较和观察。

“奉天承运”定鼎中原，其兴也勃焉

单就有清一代来说，康雍乾三朝确是其鼎盛时期。首先是战绩显赫，逐步消灭汉族农民起义军和几个南明小朝廷，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郑成功后裔海商集团所据的台湾；同时又通过“改土归流”，即对一些少数民族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图在明朝基础上有所扩大，初步建立了比现今疆域还大的统一国家。从政治经济建设来说，清朝初期，确实也在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发展的经济基础上，使生产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无论是国家整体还是国民平均GDP，都达到了当时世界最高（这在世界级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新著《世界经济千年史》，和许涤新、吴承明主编2003年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新书中都有详尽的历史数据和考证论述）。以这些成就，不仅在清代，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确实也够得上屈指可数。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时不断闯入关内却只为席卷财富以供享乐、抢掠子女以充奴隶的狩猎游牧民族旧习，而是开始意识到要励精图治，准备坐稳天下。因此，除仍旧力图维持包括满人服饰和剃发留辫等“祖宗旧制”之外，还通过范文程、宁完我、洪承畴等汉族士大夫，努力学习远比满族文明优越的汉族文明，而以汉儒经典特别是明朝治国的现成的典章制度为主。事实上，不止康雍乾三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三帝开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国历朝的统治术，杂糅以满族奴隶制度的传统“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战并举的庄园制等等。从康熙朝开始，为了保持骄人的骑射技能，在热河建山庄和围场，定期举行“木兰秋”，对八旗将兵进行声势浩大的练武检阅。那架势，明显是要认认真真地开创一个以少制多的强大王朝，即以不足百万的满族人，统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几百倍的中原民族的爱新觉罗王朝万代基业。

中国历代新朝建立，总要在国号帝号前加上“奉天承运……”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运下符民心。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也自称“奉天承运……”。但清朝建国时，说是上承天运，赶上个良好历史时机，却是不假的。

首先，明朝后期几个皇帝昏庸腐朽，糜费无度，民怨蓄积已久，国家危机严重，到崇祯时，已是徒有中兴之心，而无回天之力。不断暴动的农民和武装海商集团（这是一股更大的新势力）的夹攻，已注定了旧王朝大厦将倾。而由于战祸频连，人心思定，乱极待治，这是清初可能出现盛世的绝好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历史条件就是，积中国几千年发展尤其是唐以后各朝发展的经济基础，出现了虽历经封建主义压抑而仍旧挣扎破土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中外学术界公正指出的当时中国已占到全球财富总量1/3的经济实力。而这就意味着，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要求着一个利于它发展的空间。由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便有了反映这一萌芽发展要求的思想，这就是明末出现的有点类似西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黄宗羲等人针对明朝重农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张，和削弱君权尊重“天下”权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张，最具时代代表性。

三个半世纪前以结社形式（如东林书院、复社等）成群出现的明末思想者中，黄宗羲的思想体系或许是最完整先进的。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首先提出并被我国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所谓“黄宗羲定律”，应是世界上较早认识到农业社会发展极限的理论之一。不久前，温家宝总理曾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如何摆脱“黄宗羲定律”怪圈这一思考题。我国农业经济历史悠久而发达，社会却终于不免落后，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农为本的政策园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统治术的需要而更加强化了农本商末政策。所以，重新认识黄宗羲的思想，就不仅是思考怎样走出农税减了又增循环不已而农民总是不能脱贫的“积累莫返之害”怪圈问题，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减少胥吏（中下层官员），和削弱集权于一人的君权制度，建立民间权力制约机制等主张，联系起来作全面理解。胥吏过多必然加重农民负担，这是“积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虽是国家的脓疮，却又是加强皇权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权就成了黄宗羲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而只有发展工商业，作为税收主要来源，才能从根本上减免农民税赋，并使更多的农民变成工商业劳动后备军，减少农业人口，逐步走出农业社会多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怪圈，进入更高发展层次。明末清初这种反映历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现，如果被权力中心认识和接受，就可转化为真正盛世契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指出作为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18世纪是商业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12页）》；而恩格斯用这样一段话来划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174页）

事实上，从明朝中叶起，尽管抑商仍是国策，但民间商业仍发展很快。运河边上的盛泽由万把人的市镇，只因商人集这里做丝绸买卖，不到百年成了十几万人的“绸都”，就是农业社会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产活力必然会迸发的生动例子，就是恩格斯所讲的“文明时代”的风雷已在天边乍隐乍现的鲜明现象。

此外，崇祯时吸取前朝镇压敢言之士激起苏州民变的教训，特别为大胆议政而遭流血镇压的东林书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许比东林更为激进的复社存在，举行上千人的集会活动，使明末民间结社议政公开臧否官吏的风尚达到我国历史之最。崇祯也大胆起用了参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启、史可法等。几个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张煌言、黄宗羲、瞿式耜等复社精英，并联合曾被称为“海盗”、“富甲东南”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海商集团，共同抗清。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政权病急乱投医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时一切已不决定于临近存亡关头的末代帝王主观动机，而是客观大势使然，是以崇拜集权的朱王朝统治力量彻底式微，而商业发展、商人利益冲击着不合时宜的“重本抑末”国策，中国式启蒙思想氤氲发作的时代大背景使然。在新的历史资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实历史数字）佐证下，应该认为，当时中国已有可能向“商业的世纪”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潜在动力。否则，所谓中世纪曾领先世界的中国GDP，靠农业而不是靠相当可观的商业是创造不出来的。

总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出露、与之相应的启蒙思潮有所活跃这样一个关键性过渡时期。这个王朝的运数———历史机遇实在是太好了。

然而，无情的史实却是，满族骑兵所至之处，随着朱明王朝残余的扫尽无遗，上述条件也只成了划过黑暗天空的一个闪电，一种新的铁血秩序又建立起来了。

终未逃脱历史怪圈，其亡也忽焉

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爱新觉罗家族是否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盛世，要拿到当时世界大历史背景下，去比较观察。

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中国历史学界公认的三个盛世，前两个，即汉朝文、景、武之世，唐朝贞观、开元之世，也都是我国历史上文治武功显赫、疆域广大的盛世。但如果只以这些论盛世，那末以血与火征服欧亚两洲广大地域的蒙元帝国是不是更应该称盛世？所以还必须提出更多的比较、观察条件。

汉、唐与康雍乾之世之间，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汉、唐盛期，都是我国比较开放的时期之一。这决定了它们可以吸纳当时世界文明之精华，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因而是评价盛世的一个必要标准。汉初之世，不仅天下大治，更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开辟了丝绸之路，掀开了中西商品和文化交流的首页。当时西域一词涵盖很广，最远可包括大秦（罗马帝国）、大食（阿拉伯帝国）。张骞在公元前2世纪到了中亚，他的副使到过南亚和西亚。而比张骞晚约两个世纪的班超，则派副使到了欧洲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中国轻柔华丽的丝绸曾风靡了欧洲上层社会，而成为中国古代一大骄人商品。到了唐朝，不仅扩大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交往，在长安建立颇具规模的四裔馆（外国人宾馆），很多西域商人甚至长期留居长安、洛阳等地，与汉人通婚，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也从隋唐开始发展起来，从而使远销的商品量大增。在文化交流上，佛教是汉朝时传入中国的，而唐朝时容纳的宗教信仰更多，儒、道、释之外，景教（基督教派系之一）、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是这时传入中国的。在服饰、音乐、舞蹈、绘画等方面，唐朝人也接受了不少外来影响。因此完全可以说，开放是汉、唐盛世的重要特点。

唐以后，中国的开放又断续延伸了四个半世纪，在明朝开国后因禁海而中断。但明末利玛窦、汤若望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带来了西欧先进科技和学术，与崇祯朝重臣徐光启、李光藻等成为知交，被聘为钦天监。徐光启、李光藻甚至加入了天主教，引起一些保守派大臣激烈抨击，崇祯对此却不予过问。在一群中国文人参加下，西方天文、地舆、数学、历法、兵器学等被大量翻译引进，一时形成一个中西文化交流小高潮。在明清政权易手后，西方商人寻求跟东方财富之国接触的努力，也以新的狂热开始。中国再次面临东西全面交流的客观形势。西方这种狂热来源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技术革命，使世界大棋局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所处的世界已蓦然扩大并面貌一新了。特别是，欧洲已处于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治社会迅速转变阶段，作为人口小国商业大国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先后成为海上强国，把触角伸到中国周边。但清朝廷却继承明朝国策，紧闭国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海禁小有松弛，康熙仍口谕大臣们：“除东洋外不许与他国贸易”，并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三卷468页）看来他是很以这种鸵鸟式避免危机的“远见”自负的。另一个上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故事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已战胜荷兰取得世界霸权地位的英国，派驻俄公使马嘎尔尼为特使，到承德面见乾隆，要求通商。清廷把他代表英国国王所赠礼物称作“贡物”，并要他对中国皇帝行跪拜礼。英王特使拒绝，竟致通商告吹。马嘎尔尼在这次出使《纪事》中以揶揄口气写道：中国自从“满洲鞑靼占领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满洲人打仗爱用弓箭，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弓箭而只用来复枪打仗时，他们愕然不解，认为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站在地上放枪豪迈。”

欧洲在1764年（乾隆二十九年）发明了蒸汽机，逐渐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大大提高了利润。而利润的刺激和商业竞争又不断引发新的技术革命，从而开始了西欧工业化进程。几乎同时，欧洲也开始了与经济同步的人文领域革命。作为社会主体和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得到了空前尊重和解放。在民主浪潮下，西方一个个国王权杖落地。而正在“康雍乾盛世”期中的清朝，为了保持“以少制多”的特殊社会结构，却更加强化集权。其两手策略是一方面加强民族镇压，一方面加强民族拢络。镇压手段可举出：一、令汉人满族化，强迫剃发留辫，改穿满人服装，抗拒者杀无赦，甚至不惜屠城；二、实行民族等级制，满人优先，在京畿周围百万平方公里内强行圈地，分给满人贵族作为份地，把被夺去土地的汉人充当“包衣”（奴隶），在北京城进行民族隔离，内城汉民一律迁往外城（南城），内城只给满人居住；三、严禁文人结社，大肆查禁图书，大兴文字狱，仅庄廷珑、戴名世、吕留良三案受株连被杀者就超过万人。怀柔拢络手段可举出：一、对与满人合作的汉人给以优厚待遇，功高者封王晋爵；二、颁行“博学鸿词科”，对全国有学识有名望的汉人，经荐举，不管曾应试与否，强行“请”到京师考试，赐给翰林学士名衔；三、依明朝旧制，严格八股文科考制度，使天下读书人只学习两种东西，即朱熹所注的经书和八股文范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就可当官。明清八股文考试制度，是一种鼓励士人大讲合格式的官方套话的制度，众口一词只说套活，久而久之就丧失了个性和思想能力，不仅没人再有异心，也没人去研究经世致用的东西了。曾以“四大发明”贡献于人类的中国人，后来殊少科技发明创造，与这种科考制度不无关系。而曾被西方欣赏的中国公务人才选拔方法的科举制度，最终成了束缚人民思想、圈定人才发展方向的有效统治手段之一。

特别是，对转而为清朝效力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先用后弃，一度投入监狱，并以“查禁异端”为名严禁天主教，耶稣会士从此绝迹中国；明末已翻译和待译的各种西方科技书籍也大多随传教书册（二者加起来共四五千种）散落流失。17世纪初开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断约二百年。

辩证规律说明：否定力量往往来自自身。满族皇帝强化自身权力的治术，却戕害了统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个国家。鸦片战争后，爱新觉罗王朝虽然没有马上覆灭，而是又苟延残喘170年。但越到后来，越形成一种外仰洋人鼻息，内赖汉族官吏支撑的死棋已定局面。爱新觉罗家族以及满族特权阶层越来越成为可怜巴巴的傀儡和大势已去仅存形骸的多余群体。一个曾以金戈铁马横扫中国而忽已发现膏肓重症的王朝，就这样构造了一个为衰世直接准备了充分条件的虚假“盛世”。

当欧罗巴人已经走向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如印度、埃及、中东阿拉伯诸国，已经沦为殖民地，从而表现出西欧资本主义与东方封建主义的质的差别的时候，清朝前期当权者们却仅有选择地留下传教士带来的自鸣钟、望远镜、地舆图等器物，以及红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称“红衣大炮”）制作方法，而无意学习乃至有意漠视西方所以强大起来的方法，更拒绝承认其物质文明深处的精神文明。中国人当时能够大颂“盛世”之歌，是因为离当时真正进入盛世的西欧较远，没有沦入另外几个文明古国亡国的命运。因而它是一个闭门自封的“盛世”，身旁没有或视如不见比较参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历史走向，几个号称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历史已经提供的机遇，没有使中国这样一个当时生产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国家，顺理成章地走进先进国家行列。这一页历史，既生动地验证了落后的上层建筑可以多么顽固地阻止历史的脚步，也完全验证了这样的国家只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规律性命运。

“盛世”就这样为衰世准备了条件

“康雍乾盛世”就这样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准备了条件。甚至可以说，有几千年骄人历史的中国盛极而衰，其实也正是通过最后一个虚假“盛世”表现出来的。

尽管马克思把鸦片战争直斥为西方强国加于中国的“海盗式”战争，但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马克思对“天朝帝国”“基于道义”的战争竟然失败，还是给予了冷峻的批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716页）

为什么是“对联式悲歌”？因为“陈腐世界”扬起的是“道义”之旗，是免于亡国灭种自赎自救之旗，晚清无数慷慨悲歌之士，从林则徐、关天培，到邓世昌、刘铭传……高举这样的旗帜，向“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的“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奋争，却终不免失败。因为这是个不对称的“对联”，讲孔孟之道的古国的陈腐“道义”，被现代文明国家的“不文明”打垮。而这归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赖不得别人。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历史毕竟就这样走过来了，不允许推倒重来，也不允许假设。但历史允许回味，而且需要人们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领受历史的馈赠，历史就失去了价值。所以恩格斯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说：“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3期 中国近代化历程中的郭嵩焘　作者：朱　薇

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激烈变化，正如当时人所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西方列强与近代文明空前的挑战和冲击下，中华帝国迈开了艰难的近代化步伐。

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大体上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1840—1894），这属于器物层面的近代化时期。部分觉醒的知识分子主张通过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铁路轮机和生光化电来维护清王朝的纲常纪要，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第二阶段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1898—1911），这属于制度层面的近代化时期。其间，无论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还是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轰轰烈烈的立宪派，他们都认为改造中国首先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经济制度等深层次的东西；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时期思想意识层面的近代化。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举起了“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改造国民性和开启民智的反思。

郭嵩焘（1818—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进士点翰林，入值南书房行走，曾担任过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理广东巡抚、诏受福建按察使，并曾作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出使英法。他是近代化历程第一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家，但其思想又远远超越了同时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他不仅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更强调了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文明，甚至远见卓识地觉察到了道德、人心、风俗的重要。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郭嵩焘不仅超越了器物的层面，而站到制度的层面，甚至更跨越到思想意识的层面上。其认识的深刻和超前惊世骇俗、振聋发聩。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看到了闭关自守的危机和朝廷士大夫的虚骄自大，承认有向西方学习的必要。但他们认为所要学的和极尽赞赏的仅仅只是以洋枪、洋炮、洋船为表象的西方科学技术。郭嵩焘也曾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

他第一次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和比较系统地接触西方事物，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这年年初，他曾奉曾国藩之命，赴江浙为湘军筹款。正月二十五日，他在杭州与浙江著名学者邵位西讨论“西洋测天之略”。他对自己最近在西洋读物上看到的“日心说”颇为怀疑。在和邵位西充分交换了各自看法之后，郭嵩焘似乎豁然开朗，满心新奇无以言表。二月初五他来到上海，初七日他参观了上海洋泾浜法国人办的利名、泰兴两处洋行，看到了价格极其昂贵的风雨表和双眼千里镜。接着他又参观了领事馆的一处洋楼，他在日记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房屋的结构和陈设，甚至记录了领事馆洋人女子的生活习惯，以及在回船路上遇到的两个“秀美”的夷人小儿。初九日他在人陪同下前往参观火轮船。他全面介绍了英国富领事轮船的结构、各主要部件的作用以及工作原理。他还不厌其烦地描述洋人款待的酒食，即便是悬在轮船两旁随风摇摆的西洋吊床也没有逃过郭嵩焘的眼睛。最后他还考察了由西洋传教士麦都事创办的墨海书馆，并由此结识了著名科学家李善兰、王韬等人，觅得西人所撰《数学启蒙》和西人刊行的新闻报纸《遐迩贯珍》数部。在那里他还第一次看到了印刷机以及它工作的情况，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短暂的上海之行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细致入微的观察和虚心求教的态度表明了他对西洋器物的赞赏。此后，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和十一月间，郭嵩焘多次与友人何秋涛讨论俄罗斯史地，并向其索要论著《朔方备乘》仔细赏读；同年九月二十五日，郭嵩焘在日记中还特别提到了魏源《海国图志》近增一百卷，以及详细介绍西洋制器之法两本新书：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邓复光的《镜镜诠痴》。同治初年（1862年），郭嵩焘在上海、广东等地，继续接触西人、西学。他从与李鸿章侃侃而谈，议论军事方略的英国军官身上看到了西洋也大有人在；他从英法联军会攻嘉定太平军，顷刻拿下的战况感到了洋人兵精器利，是为忧患；他在“得利洋行”第一次看到了碾麦的“火轮磨”和所谓“传书铁线”的电报，禁不住赞叹真是巧夺天工，称雄中国。

郭嵩焘一开始也相信以西洋先进的器物、技艺，嫁接中国传统的纲常政教就足以解决天朝所有的困惑。然而洋务实践的处处受阻，事事受挫，以及整个洋务事业的了无起色显然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他渐渐对中国固有政教习俗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他看到西洋也有二千多年的文明，它之所以富强并非偶然，有其自身的本末和体用，而根本在于政教风俗。洋务派极力效法西方的所谓“长技”，其实只不过是其“末节”而已。郭嵩焘这一思想的变化，清晰反映在不同时期他对当时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活动家做出的不同评价上。

早先，郭嵩焘在和友人谈论洋务时，对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等洋务名臣大加赞赏，认为李能知其大，丁能致其精，沈能求其实，而自叹不如。可是若干年后，光绪四年（1878年）十月，当在巴黎担任驻法公使的郭嵩焘，看到李鸿章通篇谈论枪炮军械的折件，并得知其跃跃欲试计划购买德国制造的轮船时，毫不客气地说：李相伯考察西洋军火虽然是很精通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都只是洋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而最根本，最精要之处李鸿章却没有注意到。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二十九日，郭嵩焘和友人张力臣谈论西洋政教风俗的本源。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张氏重新评价李、丁、沈三人的赞赏。在他看来，李鸿章、丁日昌和沈葆桢都一味地考求西洋富强的技术，对于西洋政教风俗毫不涉及。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即便是他们能够使中国的技术和西洋相匹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些细节问题。更何况中国与西方在技术方面的差距也根本是无法丈量的。

因此光绪元年（1875年），郭嵩焘于《条议海防事宜》中，就最早在中国提出了“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观点。他认为“本”是指政教和政治方面的创制，“末”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承认中国之“用”即科学技术不如人，而不承认中国之“体”，即当时的封建制度落后于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割裂了体与用的统一关系。恰恰正是因为腐朽的封建政治制度才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在郭嵩焘看来，要使中国富强，不能光学西方的坚船利炮，也不能只学西方的工业制造，关键还是要首先从政治上进行改革，才算抓住了根本和基础，否则只能是舍本逐末。

郭嵩焘在出国之前对政治改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和笼统，仅仅集中在对朝廷法度和纪律的剖析上。然而出使英法以后，他的认识更加清晰和明确。在担任英法公使期间，他对西方国家的新事物、新学理细加研究，勤加考求。初至英国后，他亲赴下议院听议员责诘政府，言语颇为强硬；他看到了西洋国家新闻报纸议论时政的舆论监督作用，以及衙门和议院行政、立法的分权；他注意到了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英国两党政治，较之专制政体的随声附和确实要高明多了。实地考察和潜心研究使郭嵩焘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看法。在和友人李丹崖讨论英国政治风气时，李氏不解为何平日里相处很好的两党议员，对于国政却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的结果总是以人多为胜，败者一方也不会因此要挟为难。郭嵩焘发表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指出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不是政治人物个人品质的问题。他说西洋国家议会和两党相维系的施政保证比君主贤德更靠得住一些。何以能如此呢？郭氏进而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日记，概述了英国由君权到民权的历史，不啻为一章英国政治简史，他说西洋国家长期稳定、国运昌盛的原因就在于有巴力门议政院维持国是，由民自选的买阿尔衙门处理政务，上达民情。两者相辅相成，所以才能立国千百年而不败。他接着说限制君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争取民权却容易得到人民拥护。他看到了中西政体国体的差异：中国崇君，西洋重民；中国强调德治，西洋则强调法治，国家的安危更加合理地系于法制的建立和健全基础之上，所以能够形成普遍的规范和约束；中国皇帝总揽大权，政策的推行依赖有限的官僚体制。西洋国家则凡事以民为本，将政权交给大臣和庶民，各国士民都可以参与国政得失的讨论，所以能够保持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他大声疾呼：西洋的这种风气是最应该提倡的。由此，郭嵩焘肯定了英国的“巴力门”和“买阿尔”，从而否定了将天下的治乱和苍生的祸福完全系于最高统治者一人之身的“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封建专制政体。他说英国的强盛在于议院制的设立，日本也是因为仿效了西方的议院制才使国家走向繁荣的。对封建政治的不满和对议院制的赞赏，明确反映了他认识到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优越于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在近代思想史上，郭嵩焘倡导在中国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此外他还非常留心西方司法制度等其它社会政治制度，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改善监狱条件，废除过于严酷的刑罚等，这样才能受到西方列强的平等对待。光绪四年（1878年）驻英期间，郭嵩焘在一次与英人的讨论中，热情地描绘了中国政治改革的蓝图：即在保留皇帝的前提下，其他一切，包括各项政治制度都要全面向西方学习，进行改革。资产阶级所渴望的“民主”和“民权”似乎都在这里隐约可见了。

郭嵩焘虽然批评舍本逐末的洋务思潮，但并未因此裹足不前，他同样深刻认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等经济活动在强国之路上的重要作用。郭嵩焘在国内任职期间，即很关心生产、流通、交换等经济领域的事务。他在出使英法时期，更是十分注意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在赴英途中，他和一个意大利的富商同舟，通过交谈，得知这个在国内是世爵，并获一等宝星的富商居然在伦敦开设洋行。贵族经商，这在贱商、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是不可想象的，郭嵩焘由此开始注意到中西经济生活领域的诸多不同。出国以后，他与英国著名的铁路专家史蒂芬森书信往来，讨论中国修建铁路事宜；他在英人陪同下至斯达佛访问煤铁各厂，参观炼钢轧钢、高炉出铁，并和矿工矿主攀谈；他参观了洋行、电报局、皇家造币厂、英格兰银行、税务局、织绣院、轮船机器厂、瓷窑……广泛接触到欧洲工业文明之后的郭嵩焘继续放眼西洋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并开始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来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原因。他诚恳地向井上馨、马格里等询问研究财政经济应当读什么样的书，得知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及詹姆士·密尔的《经济学》等经典著作；后来还反复与英、日学者和官员讨论中国的税收、矿物和铁路造价。他对英国官吏根据薪俸纳税的法则大加赞赏，并大胆地得出结论：这种方法在专制国家是行不通的。西方各国的统治者都十分关心商业的举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谋求中国富强也要先大力发展近代工商业，为最终引进西方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奠定物质基础。他大胆主张开埠通商。在光绪八年（1882年）七月十八日的奏折中，他说古往今来治理国家，都是要招徕商贾，没有谁会把闭关绝市当作仁义来施行的。他甚至说多开一个口岸就多一个口岸的税收，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也没有坏处。他呼吁撤销出海禁令，鼓励人民从事近代造船业。他说，如果老百姓能够制造火轮船，那就是和洋人夺利，这和战场上的争胜负没有什么差别。他积极主张打破官府垄断，给商民更多自由经营的空间，从而成为近代民办工业的首倡者。他奏请纂成通商则例以保护商人利益，甚至主张让商人参政。他希望朝廷效法西方各国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求国富民强。这些思想的火花在仍重弹着重农抑商老调的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犹如空谷足音。

郭嵩焘数度成为晚清社会的风云人物，但是仕途的坎坷又使他最终处于天朝政治的边缘，所以他的体制改革思想在其生前对清廷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在郭嵩焘作古十多年后，清王朝又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垂死挣扎———清末新政。从清廷这次改革的许多政治经济措施中我们都似曾相识地看到了郭嵩焘的影子。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寂和悲哀的。郭嵩焘倡导的“以通商为本”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以“政教为本”改革封建政治制度的主张，均遭到了来自朝野上下的百般非议。面对不尽如人意的历史境遇，郭嵩焘进一步认识到，发展商业也好，改良政治也好，都必须从改变人心风俗做起。正如他在《条议海防事宜》一疏中论述的，只有使政教深入人心，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才是最根本的出路。他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和中西文化的对比分析，进一步深刻认识到道德、精神建设在整个国家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的顽固派抱残守缺，拒绝学习任何西方的东西；即便是看起来先进的洋务派也只是单纯强调“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至于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领域，他们也仍然固守着传统。郭嵩焘比同时代人高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对传统的人心风俗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分析批判，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一种当时更为先进的人心风俗———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风气及其体系，并且进一步成为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滥觞。

风雨飘摇之中的晚清社会经济凋敝，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道德沦丧，价值迷失……然而走出国门的郭嵩焘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西方人永进无止、乐于趋公、不避艰辛、拱卫国家、风俗淳厚的精神面貌和两党相持、君民相随的民主风气。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经从整体上全面超越了中国传统的礼教文化，中国在世界上实已沦为文化二流之国了。他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心理、行为方式的批判，对闭目塞听、妄自尊大、粉饰作伪以及好虚不实的传统人心风俗作了具体分析。同时他通过对英法的实地考察，对西方人的开放求实、积极奋进以及重商求利的民族精神颇为赞赏。

为了废除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传统人心风俗，他积极投身于实践。起初他寄希望于朝廷能够以身作则，风范天下，从而扭转世风日下的局面。他在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陛见皇帝时说，只要朝廷认真一段工夫，破除陈规陋习，老老实实办事，那么就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天下的百姓自然跟着朝廷走，久而久之便会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只要朝廷做个好榜样，社会风气便会好转。但是不争的事实击碎了郭嵩焘对满清统治者的幻想，他转而寄希望于士大夫能够积极进行风习教育。他认为政教的得失，纪纲法度的修废，士大夫无能为力，但却应该以改善人心风俗为己任。改善的方法无非是大力推行有益于人心风俗之事，而坚决反对有损人心风俗之事。他在晚年深切体会到人心风俗是立国之本，而挽回人心风俗必须从学校开始。只有学校修明，人心风俗才能够得到振兴，懵懂之人才能够被潜移默化。

他自己在解职返乡、赋闲家居时，更是以挽救人心风俗为责，孜孜于教育事业。他曾写信给长沙三大书院的山长，痛呈完善学校对于挽救民情的重要作用。他更是尽一己之力兴学、办学。光绪五年（1879年）六月，他参与湖南学政朱肯夫的兴学计划。他帮助拟定章程，建立经、史、文、艺各堂，还参考了严复草写的英、法两国的学馆课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主讲城南书院时创设了思贤讲舍，初衷除了要陶冶和培养人才外，还想有益于乡里国家，不单纯追求为学而学。但是在当时，要想建立一所全新的西式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使若干课程如数学等，亦遭大忌。世风如此，他也只能着力于整顿风俗和转移风气，而不能奢谈其他。办学的艰难使郭嵩焘充分认识到人心风俗改造的难度，陈规陋习决非朝夕之功可以消除。他说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三十年可以告成，学习西方生产制造技术则需要五十年，而建立一所学校需待百年之后才大有收获。一百年清除陋习，一百年培养新人，再一百年稳固新风尚。振兴人心风俗需要不间断的三百年光阴。

如果说教育是人心风俗改造的长期的、循序渐进的工作，那么禁烟则是眼前最具体入微的问题。郭嵩焘在英国时，就和英国禁烟会的友人有过私下的接触，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同和感谢。他还亲自参加了英国人的禁烟会。光绪三年（1877年）二月初八，郭嵩焘和副使刘锡鸿会奏朝廷请禁鸦片，他说朝廷对烟民应该宽限时日，辅以教化，最重要的是让人们从心里感到吸食鸦片的可耻。返乡以后，他与友人一起筹备设立禁烟公社，商议禁烟公约，拟定每年集会四次。几乎每次集会都由郭嵩焘主讲，他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人心风俗日益败坏，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他号召人们要认清鸦片之毒害，下定决心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经吸食成瘾的一定要坚决戒除。然而这样一个温和、公益性的工作，还是招致了时人的不满，禁烟活动步履维艰。即便如此，郭嵩焘依旧没有放弃，他告诉友人，自己之所以知难而不退，是因为禁烟确实有关人心风俗啊。

郭嵩焘在思考实现近代化的历程当中，甚至还触及到了人的近代化这一问题。他觉察到了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兴盛要靠国民的觉悟和奋起，渐渐将改造国民劣根性的问题提上了历史议程，并且导引了国人认识自己，提高自身素质的探索。

郭嵩焘的许多思想行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似乎已经走得太远，大大超出了封建主义本身所能调适的范畴，因而几乎受到举国士人的讥嘲和辱骂。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只能败下阵来。这是郭嵩焘的悲哀，也是中国近代化的悲哀。然而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后，历史似乎依然走上了当年郭嵩焘指出的那条道路，所不同的只是付出了更高的代价而已。（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3期 虚导与实导　作者：陈四益

导向，是指对人行为的引导。

能引导人行为的，有虚实两种。虚的，是理论的、舆论的引导。这一点，一向很受重视。要求舆论一律，思想一致、意志统一，不要有杂音，不要有噪音，哪里出现一点问题，就临渊履薄，抓得很紧很紧。实的呢，就是利益的导向、物质的导向、实证的导向，这方面不能说没注意，但比之对虚导的重视，就远远不如了。然而，在我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导远过于虚导。

比如说，图书出版是采用书号办法管理的，为的是防止没有出版权的单位或个人乱出书。这办法已经沿用了几十年。每年有关部门都要核定各出版社书号的数量。有一个号，可以出一本书。书号管理，有关部门也曾三令五申：不要见利忘义，不准买卖书号，不准一号多书，不准以书代刊……为此，各种指令的、收费的学习、培训也搞了不少。虚导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但是，为什么买卖书号依然屡禁不绝呢？那就是因为在虚导之外，还有一个力度更大的导向存在。这是实打实可以量化的导向。出版图书有利可图———有的为了赚钱，有的为了出名（个人的或单位的），有的为了评职称，有的为了课题交差，当然，还有的为了某种纪念。为了种种利益要出书的人，因为没有书号，利益就不能兑现，只好同有书号的出版社打商量。于是原本不具价值的书号，因为需求的旺盛就成了可居的奇货。一家出版社，假若有三百个书号，拿出一半来卖，每个收取一两万（名目可以叫合作出版或管理费或其他什么），赚他一二百万不费吹灰之力。试想，那是怎样的诱惑，怎样的导向！于是，为了这掂得出斤两的实导，许多出版社竞相把费尽千辛万苦培训过的那些道理丢到了九霄云外，循着利益的导向前进了。

学术刊物，评定“核心期刊”，本来是为了提高这些刊物的影响力，提升刊物的品格，形成优质期刊，发挥正确导向。可是一旦评定，刊物就面临着另一种更实际的导向。硕士、博士的学业，专业职称的评定，岗位任务的完成，都要有论文发表，而刊物版面也就成了他们竞买的“商品”。有钱，文章质量可以降低门槛；没钱，对不起，敬请另投。于是，“品格”也罢，“优质”也罢，往往成了纸上的空文，虚导的功效被实导冲销。

同样，如果只有少数贪官受到查处，而多数逍遥法外；如果权力滥用的风险很低而收益颇丰；如果弄虚作假能博得步步高升，那么，无论发表多少篇论述清正廉明、要说实话、要办实事的文章、讲话，都是很难改变人们观感，力挽官场颓风的。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虽然古有明训，但我始终怀疑这“言”的力量是被有意无意夸大了。加大了“言”责，也便有意无意缩小了“行”的责任。而天下的事，大抵是做坏的多。做得好，要说坏它也很难。在讲导向的时候，不要把力气都放在了虚的上头，而要注重实导。如果不注重实的改进，单是说得好，其效用有限，还可能掩盖或涂抹了实情，助长不良风气的孳生。“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夫子说这句话时，也是很有些感慨的吧。诗曰：

无言桃李下成蹊，乌雀恼人恰恰啼。

多种梧桐能引凤，遍栽荆棘鸟难栖。

2005年第4期 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　作者：李兴韵

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民国时期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回顾民办教育在这些阶段中的起伏变化，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1912—1927年：民办教育的兴盛期

清末，朝廷推行新政，其中一项内容，就是模仿外国制度，建立全国性的现代学校系统。其中高等教育归官办，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外又建起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等高等学校。民办高校除了因日本留学生罢课回国风潮而创办的中国公学外，主要由教会创设，中国人士民间办学的力量则集中在中小学教育。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废除了清政府只许私人兴办中等以下学校的规定，宣布开放办学权限，除高等师范学校一种外，均允许私人开办，所以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高等教育获得较快发展。公立大学在民国建立后的几年内没有增加，但同时期私立大学却发展迅速。1914年春，仅北京一地，教育部就派官员视察了私立民国大学等四所私立大学，对它们的管理和教学都表示了肯定，批准它们的立案。民初私立中小学则明显处于公立学校的补充地位，从民国元年至五年，私立中学占中学总数的百分比最高是14.5%，学生数占总数的百分比最高为12.8%。小学阶段一直缺乏具体的统计数字，不过因为民国政府提倡义务教育，公立小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是政府教育工作的重点，私立小学无法竞争。

1916年袁世凯去世，中央政府失去了有效控制全国的能力，非官方的办学力量因此获得了成长的空间。同时，因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许多具有爱国思想的实业界与教育界人士纷纷投资兴学，复旦大学（1917）、南开大学（1919）、中法大学（1920）等著名的私立高校都在这一时期创办。新加坡华侨陈嘉庚于1912年领导乡人捐资办集美小学堂，1918年创办集美学校师范部与中学部，1921年又创建了厦门大学，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学校网，极大地改善了福建教育落后的状况。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废除了读经课程，儒学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各种不同观点在学校里得以自由传播。1915年2月，袁世凯颁布《特定教育纲要》，要求中小学一律增加读经课程，大学增设经学院，半年后，教育部下令把读经重新列为小学的必修科目，这使得“学校教师和社会上的其他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文化运动，对国家总统和他的追随者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袁世凯去世后读经课程再次被废。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潮流，进步的教育家对制定民主教育的目的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不仅是北大的改革风向，也成为整个教育界的追求目标。民国元年，教育部颁行了“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的教育宗旨，1919年，北京教育调查会请教育部改教育宗旨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次年会通过决议，要求根本废除政府的教育宗旨，指出“施教者，不应特定一种宗旨或主义，以束缚被教育者。盖无论如何宗旨，如何主义，终难免为教育之铸型，……故今后之教育，所谓宗旨，不必研究、修正或改革，应毅然废止。”全国教育界的代表公开宣布，政府根本不应该公布任何教育方针，应该让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自由地开展教育，使学生完全不受束缚地发展。

1922年民国政府颁行了深受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新学制，新学制吸取了五届教联会的议案，取消了教育宗旨，代之以七项标准，第一次实现了在法令中不存在政府强加的任何教育宗旨，使学术自由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当时上海私立美专开风气之先，使用裸体模特儿教学，引起了很大的风波。1926年孙传芳就模特儿之争函寄校长刘海粟，劝他不要再使用人体模特儿，刘海粟坚决不愿放弃，他在给孙传芳的复信中援引1922年学制的规定，坚持艺术专门学校列人体模特儿之绘画实习为必须课程，更坚信“学制变更之事，非局一隅；学术兴废之事，非由一人而定”。由于刘海粟的努力，使用裸体模特儿的制度坚持了下来，而自主办学、学术自由成为了私立学校的特色得以继续发展。

1922年学制还从法律上正式明确了女子同男子一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已行千年女禁的中国取得这一认同实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民办学校努力的结果。1844年中国内地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是私立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经正、务本女塾也是私立的。在清政府不承认女子受教育权利时，许多私立中小学都招收女生入学。1905年，私立岭南学堂允许女生插班，这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男女同校。另外，最早专门招收女子，为她们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也是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女子大学等私立院校。

民初虽然取消了清朝对高等教育的垄断，但还是规定了中央政府对高等师范教育的控制，直到1922年学制才规定普通大学，包括私立大学的教育系可以设师范科，这是近代中国政府第一次将各类各级教育的权限完全开放，民间力量的办学范围也扩展到最广，有些私立大学开始办起了师范科。这时创办学校是非常自由的事情，上海私立大学中的“四大金刚”复旦、大同、大夏、光华就分别是由脱离震旦、清华、厦门、圣约翰四所高校的师生创办的。

教会学校是最具独立性的民办教育力量，早在19世纪后半期已大量出现，清政府对它们一直采取放任态度。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力图改变这种状况，曾颁布规程，要求教会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根据一定手续向政府教育总长申请认可。但这一规定并未真正施行。相反，为着毕业生出路、经费资助考虑，许多教会学校都在国外申请立案。因为有着不受中国政府管制的办学权，教会学校一开始选择的就是西方的教育制度。教会学校首先冲破中国女子教育的禁锢，并且引进体育，冲击了中国人视文弱为美的千年传统。它们传播西方文化科学知识，使用现代学校教育的班级授课制与实验方法。在培养应用技术性人才（如医科、土木工程人才）等方面，教会学校的教育效果非常明显，为中国近代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参照系。发展到20年代，教会学校办学质量已得到国人赞许，许多政界、商界人士都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

因为政府放松了对教育的集中控制，同时对民办教育的发展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兴盛时期：各类民办学校纷纷创设，民办教育家们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各种民间教育团体也接连成立，道尔顿制等国外教育方法也在民办学校率先引进和展开实验。民办教育自由成长，也带来了教育界的蓬勃生机。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后来蔡元培回顾1910和1920年，曾感慨地说：“当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就是在北洋军阀承袭袁世凯压制自由思想的暴力压迫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制”。可是这样的自由却随着国民党政府党化教育的推行而结束。

1927—1936年：民办教育的禁锢期

党化教育开始于1924年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当局模仿苏联，在它控制的广州及周围地区推行“以党治国”的政策，在教育方面则停止了从晚清新政开始的教育改革，制止学校教育继续向自由化的方向发展，实行“党化教育”，明确提出中国境内所有一切学校均以中国国民党党化为原则，如不遵照上述各项实行者就加以取缔。1926年，国民党从广东出兵北伐。党化教育从珠江流域蔓延到长江、黄河流域，所有学校都要开设宣传国民党“党义”的课程，要求举行总理纪念周，学生被要求入党，教育变成灌输国民党政治主张的工具。一份1928年的文件写道：“自本党北伐以来，三民主义教育，甚嚣尘上，在各学校，党义已列为专科。”1928年2月6日颁布了《私立学校条例》和《私立学校校董会条例》，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1928年7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灌输官方正统思想的统一标准，规定：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要融会党义精神，另外每周至少专门讲授两小时党义课，这门课程必须使用中央训练部会同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行的教材。1929年1月教育部颁布了《私立学校规程》，这一规程延续了从广东国民政府时期开始的做法，要求私立学校向政府立案，并且还增列了核查学校训育及党义教育实施情形的条例，明文规定将私立学校的立案和党化教育强行相连，以确保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能贯彻到各类民办学校中去。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三民主义为教育宗旨，在教育界树立了唯一的权威。

党化教育的推行在一些民办学校，特别是教会学校中遭到困难。面对“反对党化教育的人们就是反革命”的舆论，民办学校对于政府强制党化教育的政策不可能公开加以反对，但在实际中对党化教育的推行很不积极。如1929年10月，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对广州各级学校党义课程及党义教师进行调查，18所受检的私立中学没有一所完全合格，8所没有聘请经检定的党义教师，不合格率达44.4%，17所不够每周两小时的教学钟点，不合格率达94.4%，其中培道中学坚持开设宗教课，根本不开设党义课。作为中国教育中具有独立性的部分，私立学校对党化教育的态度已经清晰可见。如果让它们，特别是有着西方势力背景的教会学校保有独立地位，那对国民党党化教育政策的全面推行定是一大阻碍。面对这样的境况，教育部于1930年2月11日又发布《考察教会学校应行注意各点》，要求各省教育厅对已立案和未立案的教会学校随时考察，如未严格施行党化教育即行取缔。当时，教会学校取消宗教必修课、开设党义课后，只要要求立案就会被接受，根本不需考虑其它的条件。如1931年，广东省督学视察全省教育就发现许多已立案的公私立学校在教学质量方面办理根本不合立案规程，私立中德中学就有多名教师、实验仪器、参考图书、校务管理等不符立案规程而通过立案。可见20年代末的私立学校立案重视的是政治控制而非学校的办学质量，立案是国民党政府扩充在学界控制力的一个步骤，是从维持自身专制统治而非遵循教育自身特性和规律的角度出发的。

立案后私立学校的学制、课程都要遵照政府的规定，至少在中小学阶段，公私立学校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由中国人担任校长，党义课程已经列在课程表中第一项，每周举行孙中山的纪念仪式，所有中国教职员都必须进行“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的就职宣誓。其实，教育家早就对党化教育的危害提出了警告。1925年正是反基督教运动高涨的时期，舒新城指出“党化教育实是教育界底最重大的问题。……至于以党义为神圣，思想不能自由发展，更足阻学术之进步。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为近代人类生活之一大进步，故教会学校在学校强迫实施宗教教育，教育者反对之，而有收回教育权运动，政党欲使一切教育党化，本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之义，亦当反对。然而国内教育者却少有人注意于此，而且潜向‘党化’方面走。”历史的发展证实了教育家的敏锐。在党化教育大盛的1928年，舒新城又写道“如有人对党化教育的用意存疑而发为言论文字，反革命的罪名大概是可以博得的。”他没有再公开反对党化教育，只能做变相的指责了。

高等学府，作为传播现代文明和进行学问研究的中心，向往和追求的是“学术独立”的原则，大多数教师都倾向于特立独行、思想自由的探索精神。1929年，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指责党化教育为党八股，他为此遭到国民党中央训练部的训诫。中训部指责胡适“近年以来，凡发言论，每多荒谬”，提出要加以“严惩”。中训部为此通令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主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发生。”大学教师们不再能公开作出反对官方正统理论的言论，这种以政治来干预教育、限制学术自由发展的做法扼断了大学的生命之根。另外全国各级学校教职员被要求以集中和自修的方式对国民党党义“作系统的研究，求深切的认识”。针对“教育不应该拘执一端，故步自封，而当包罗万象，以见其博者”的主张，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明确强调：“我们必不能让所谓‘包罗万象’动摇我们已定的教育宗旨！今后我们在惟一主义的民族，惟一主义的国家，惟一主义的政治下，必不许教育独异于此惟一的主义而有所兼容。”

国民党要建立的是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文化教育制度，所以对于“有异”的私立学校，采取的是严加取缔的措施。1929年，上海华南大学、大陆大学、建华中学就是被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理由封闭。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是以生活教育运动来推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的示范学校，校长陶行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主张“兼容并包”，我主张我们学校成为“自由园地”，你们不同的观点可以自由竞争，可以讲道理，但不能告密。因此晓庄师范学校成为江南各省进步学生求学的理想场所。1930年，由于陶行知拒绝蒋介石交出学校共产党员名单，开除游行学生的要求，蒋介石就下令教育部关闭晓庄师范学校，在陶行知散发《护校宣言》，痛斥“革命的教育摧残于所谓革命的政府之手”后，晓庄师范被南京警备司令部查封，陶行知本人被通缉，学校被逮捕了30多人，最后10名学生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只有少数外国人还起作用的教会大学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如燕京大学。1936年12月，《燕大周刊》发表了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突破了国民政府的文化封锁，在国内中文报刊中首次公开展示了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形象，这是当时其它报刊做不到的。高校教师对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始终坚持，如果公立高校教师不满政府干涉过甚，还可以到私立高校继续教学和研究，所以在高等院校数目中占半数左右的私立高校成为了国民政府意欲控制的对象。

正如袁征的研究指出的，党化教育的推行是中国现代教育史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它结束了晚清以来教育上的自由和开放趋势，改变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将党化教育的施行和私立学校的立案联系在一起，所以党化教育从公立学校扩展到私立学校，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遭到极大侵害。此一阶段成为中国民办教育的禁锢时期，从晚清开始民办教育逐渐兴盛的势头也被窒息了。

1937—1949年：民办教育的衰落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略中国。抗战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蓄意破坏，私立学校同公立学校一样受损惨重，这是中国教育最为困难的时期，如私立中等学校由1936年的1200所锐减到1938年的618所，减少42%。私立高校如复旦、南开等财产损失惨重，师生也大量散失，损失达到无法统计的程度。就在这样的艰难困苦中，还是有许多民办学校的师生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继续学业与研究，广东的爱国人士还创办了两所新的私立高校，为失学青年们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沦陷区内，燕京、辅仁、圣约翰等教会大学利用自己特殊的背景，竭力抵制日本军的奴化教育，为爱国进步的青年学生提供求学的环境。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宁愿关校也不接受敌伪对学校的干涉，坚决抵制了敌伪政权对学校的并吞意图。在颠沛流离的岁月，民办教育依然弦歌不辍，反映了民办教育家执著的信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了一些正确的措施，如救济学生、增设学校、充实设施等，对保护和发展中国教育起了积极作用，但也趁战时私立学校受损过于严重，陷入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将残存私立高校国有化。私立南开大学即为一例。南开大学是在1904年创办的严氏家塾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1919年正式成为大学，此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发展为闻名全国的私立学府。抗战中，南开和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战争结束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1945年8月致函蒋介石，提出南开原有的校舍和设备已被日军完全破坏，因而请政府资助学校的重建和发展。蒋介石却要求南开同意改为国立。这是乘人之危，以拒绝资助相要挟。张伯苓致函答复蒋介石，大大降低了请求帮助的资金数额，但明确表示：“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依旧“居于私立地位”，可是蒋介石坚持要南开改为国立。张伯苓考虑到抗日战争刚结束，到处都遭到破坏，难以筹款，只好同意。1946年4月，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文件。张伯苓提出以十年为期，十年后恢复私立。但不到十年，国民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被推翻。

北伐以后，虽然国民党当局的控制削弱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力量，私立高校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力。1937年，中国有高等院校91所，其中私立的有47所，占51.6%。由于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将私立院校收归国有、创办全国性的国立师范学院系统和把日伪学校改为国立高校，到抗战结束后，官办高校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私立高校。1946年，全国有高等院校185所，其中私立的为64所，只占34.6%。更由于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等一流私立院校都变成了国立学校，在教学和研究水平上，公立高等教育的力量增长和私立高等教育力量的衰减就更加明显，最后除了少数教会大学之外，中国所有一流大学全部受到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教育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服务事业。现代各个民主国家的政府都给教育机构（包括私立学校）以财政帮助。在学校遇到经济困难，特别是由于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学校难以生存时，中央政府组织学校脱离险区，以人民提供的资金帮助学校生存和重建，实属天经地义。”国民政府趁火打劫，将这些声誉卓著，经过民间教育家艰苦努力建立起来的私立院校据为己有，实属一种强盗行为。

在抗战结束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但是，他改变国民党一党垄断教育的希望很快就完全破灭了。战后，国民政府宣布对收复区学生进行“甄审”，在遭到广大学生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后，教育部公布的修正办法规定国文、英文可免试，而对于“呈读三民主义报告及标点批注《中国之命运》”不但没有修改取消，反而增加了“三民主义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任用的条件。所谓“甄审”其实是对收复区的广大青年进行“党化教育”，以达思想控制的目的。而1947年1月起，南京政府又规定专科以上学校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对高校实行进一步的钳制，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地指出：“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这是广大师生捍卫人格尊严和教育自由的呼声。同时，公立学校制度本身的“垄断”及“官僚”风气也造成了公立学校的低质量、低效率和脱离实际。抗日战争之后的内战，更使教育陷入破产境地。

抗战中，大多数的民办学校都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求生存，国民政府却趁机削弱民办教育的力量，并坚持文化专制的政策，严密监视学校，对师生进行政治迫害。这一阶段，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衰落期，由于日本的侵略，更由于国民党当局对民办学校的吞并，到抗战结束时，存留的民办学校在数量上和教育质量上已经根本无法与政府学校抗衡。国民党政府的思想专制导致人心尽失，最后，公私立高校绝大多数著名的教授都不愿跟国民党走，拒绝前往台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高等院校有223所，属于私立性质的有93所，经过1951、1952年全国实施院系调整，合并重组全部变为政府所有，私立中小学也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也一律收归国有，教育由政府全部包办下来。至此，晚清以来在中国维持近一个世纪的现代民办学校告一段落。

余 论

春秋时期，中国古代私学兴起，其后一直与官办学校并存，绵延不断。两千余年里，私学几经起落。新中国建立前，每当政府的专制统治加强时，私学就衰微；一得到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私学就发展。

清末，中国建立了现代民办学校系统。1906年，国人创办的第一所私立高校——中国公学干事姚宏业因办学陷于困境，自杀殉校，临终前指出：“考各国学术之进步，莫不有民立学堂与官立学堂相竞争，相补救。……今我中国公学实为中国前途民立大学之基础；若日进不已，其成就夫能驾耶鲁大学与早稻田大学而上之。”但可惜晚清开始的教育自由化的发展结束于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民国最终没能形成多元化的教育体制，中国民办教育中也一直没出现耶鲁、早稻田大学那样优秀的私立高校。英国思想家密尔指出：“在广泛思想钳制的环境里，过去出现过，将来也可能出现个别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没有出现过，将来也绝不会出现一个智力上积极进取的民族。”出现个别优秀学者是一回事，成为一个有卓越智慧的民族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智力杰出的民族，中国教育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

民就应当记取民国时期民办教育发展留下的教训。（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　作者：黎　勤　李　凌

（一）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由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

西南联大所以被称为民主堡垒，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以梅贻琦为首的学校当局和教授们坚持蔡元培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三校都有五四、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三校的教师许多都参加过五四和一二·九运动；三校教师中许多人都曾在欧美留学，受到过民主自由的政治熏陶；中共地下组织、中共党员以及广大同学的共同努力等等。这些都是重要的，但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客观有利条件，这就是联大地处云南昆明，而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对爱国民主运动持比较开明的态度，他自己也于1944年秘密加入民主同盟。有人说：如果西南联大在四川或其它蒋介石可以直接控制的地方，西南联大就不可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也不可能成为民主堡垒。这句话是符合实际的。

（二）

龙云，祖籍四川凉山，1884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彝族人，1912年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因颇有胆识，善于武功，曾在擂台上打败法国大力士，引起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注意，后被唐任命为飞军大队长（即警卫部队大队长），龙云从此发迹，在十多年的地方军阀混战中，几经起伏，在其表弟卢汉等人的支持下，取得胜利，实际上统一了云南，于1928年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云南省主席，先后又兼任十三路军总司令、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等职。为了讨得蒋介石的欢心，他曾大规模镇压云南的中共地下组织，直到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时，中共地下组织才得到恢复。

为了巩固自己在云南的地盘，加强实力，龙云曾致力于整顿军队和财政，强化经济和交通建设，颇有成效，客观上为以后支援抗日战争打下基础。抗战初期，在全省人民大力支持下，龙云动员大量财力、物力，以9个月的时间修通959公里的滇湎公路，在太平洋事变以前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要道，大量抗战所需要的物资从此运进，为支援抗战立下了功劳。

1934年和1936年，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长征，经过贵州和云南。蒋介石派追剿总司令薛岳等以追剿红军为名，派大军进入贵州，以收买等手段，瓦解并兼并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黔军，使王成了光杆司令，被逼离黔。蒋介石自以为得计，但却使龙云和滇军高级军官们寒了心，因此，当蒋介石命令滇军堵截、追剿过境的红军时，龙云等害怕蒋趁此机会使滇军和红军恶斗，互相削弱，蒋军从中渔利，因此滇军对红军作战不力，一般采取追而不堵的方针，所谓“追剿”，也往往只是尾随红军，总隔一二日行程，既可以避免和红军“直接作战”，又可以此为理由，尽量阻止蒋军入滇，龙云这种作法，客观上对红军当然是有利的。

1936年西安事变，龙云发电谴责张杨，向蒋介石表示忠心。事变在周恩来斡旋下得以和平解决。龙云对中共不计前嫌，以抗日大局为重，表示钦佩。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中共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气氛感召下，龙云萌发了爱国精神，支持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发动的抗日救亡运动。云南省政府的机关报《云南日报》经常刊登新华社的消息，转载《新华日报》的文章，还转载过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和彭德怀的文章。

1937年8月8日，龙云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机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龙云和朱、叶都是云南讲武堂先后同学，龙要求派滇军军事干部到中共领导的部队学习游击战术，还主动提出要和中共建立无线电联系。朱德送给龙云一本密码。这本密码在后来起到重要的作用。

回昆明后，龙云立即组织抗日部队，并派出卢汉率领的第60军（共四万多人）出师抗日，在台儿庄与日寇血战，给敌军以重大打击。1938年8月，朱德给龙云写了一封信，对龙云和云南人民积极抗战给予热情肯定，信中还说：“抗战无论如何，必须坚持到底，团结无论如何，必须巩固扩大；全国同胞抛却过去旧嫌宿怨，合亿万人之心为一心，本抗日高于一切之原则，努力做去，则胜利自然在危难险阻中获得……”中共的这些统战工作，对龙云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

七七事变后，原地处平津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1月1日开学。后日军继续侵犯，武汉危急，联大又奉命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于1938年5月4日开学。

西南联大为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学原则，对国民党政府企图控制学校自由的措施，采取抵制或消极对付的态度。如教育部规定国民党党义为必修课，西南联大采取大课堂讲座形式，后干脆改用学生交读书报告方法代替。实际上大多数同学从未听课，也未交读书报告，但成绩单上这门课程一律及格。教育部曾颁布大学文学院共同必修课目表，之后又陆续颁布各系必修课程、部门教材等，这种硬性规定激起了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反感，1940年4月在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上全体教授通过一封致教育部的公函，有理有力地对教育部这种规定予以驳斥，在实际教学中许多课程由教授们自选自编教材，自由讲授。教育部鞭长莫及，只能默认。

西南联大实行“民主治校”和“教授治校”，学校的大政方针都由教授会议和教务长主持、全体教授参加的校务会议决定。学校也有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姚从吾）和三青团分团部（主任陈雪屏），但姚和陈只能以一般教授身份参加会议，并无特权，因此学校的工作未受他们的牵制和影响。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的组织》规定，各校的训导处要承担党、团委委托的任务，西南联大的训导处也没有认真执行。

西南联大由三校联合组成，三校的校长（北大）蒋梦麟、（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共同组成常委管理学校，但因蒋、张二位在重庆任公职，日常校务由梅一人负责，梅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对大师十分尊重。三校都是名校，大师云集。在西南联大，尽管三校历史、传统不同，教师之间学术派别各异，政治见解也不尽相同，但都受到学校当局尊重，得以自由研究，自由讲授。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记：“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生辉，相得益彰，八音和奏，终和且平。”

曾长期担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的张奚若教授多年负责讲“西洋政治思想史”。他详细讲授欧洲启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人关于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讲以权力制衡权力的必要。他推崇卢梭为“革命教主”、“自由之神”，并说他们的思想虽然产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西欧，但这些思想是属于全世界和属于全人类的。根据这些思想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保持政局长期稳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权得到伸张。他还举出大量中外事例来说明，不管任何形式的一党专政，必然带来独裁和腐败（反对一党专政正是当时中共提出来的）。他的威信很高，国民党聘他为国民参议会的参议员，但当他发现这个参政会有名无实，不过为国民党一党专政装点门面的时候，他就拒不参加了，并把政府寄来的让他到重庆开会的经费退回，在电报上写道：“无政可参，经费退回。”当时教育部规定大学系主任以上领导人员，一律要填表加入国民党，他带头拒不填表，影响一些系主任也不填表，教育部也无可奈何，此事就不了了之。

政治系教授钱端升讲授他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详细地介绍各国宪法和政治制度，并比较它们的优、劣点，使学生对西方各国多党政治、三权分立和互相制衡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了解。经济学教授陈岱孙讲凯恩斯学说，赵教授讲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

这些课程不但吸引了大批联大学生，而且昆明市其它大学的学生和市民也闻风旁听，有的站在窗外听，其影响广泛深远。

（四）

三校的学生在抗战前就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长沙临大的时候，他们就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到了西南联大，在中共领导下的群社尤其活跃，他们请进步记者范长江、陆诒讲华北战场和八路军抗日的情况；他们办壁报和三青团宣扬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谬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还和三青团分子进行学生自治会竞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蒋介石集团宣称新四军是“叛军”，将新四军军长叶挺“革职”，交付“军法审判”。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的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评论员文章，被国民党检查机关扣留，开了“天窗”，临时由周恩来书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在头版“开天窗”处刊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群社的《群声》壁报刊出“终刊号”，贴出了《新华日报》的剪报资料，揭露了皖南事变真相，打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影响巨大。

国民党当局对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早就不满，对西南联大学生组织群社的种种活动更十分恼怒。1941年3月上旬，蒋介石派三青团组织处长康泽到昆明，要抓进步学生，遭到龙云抵制，康泽未能得逞，悻悻而去。

在白色恐怖阴霾下，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同学一百多人疏散到云南农村各地，隐蔽起来，同时散布民主的种子，西南联大校园暂时一片沉寂。

1942年1月发生的倒孔游行，使西南联大民主的声名，又一次远播。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不久日军攻占香港，当时滞留在港的不少著名人士如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以及联大教授陈寅恪等都无法及时撤离，原因是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垄断了中航公司的飞机，专门运他们的私人财物家具，孔家甚至把洋狗也用飞机运到重庆。重庆《大公报》揭露此事，引起西南联大师生极大愤慨，吴晗教授在讲历史课时，联系时局，对此予以抨击。1942年1月7日，西南联大学生发起讨孔游行，各校同学参加的两三千人。地处四川和贵州的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同学也以不同方式热烈声援。在整个大后方引起震动，也引起蒋介石震惊，蒋一再密令龙云“负责取缔，严予禁止”。接着又派康泽来昆明抓人，龙云又一次以“等因奉此”的公文旅行来应付，不采取实际行动，康泽又一次悻悻而去。

（五）

龙云为什么能够一再阻止蒋介石来昆明抓人？原来，龙云主滇以后，他最担心的就是被蒋介石并吞，因此他多次以滇黔绥靖公署主任、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的名义发布命令，不许蒋系军警进入昆明，龙云的军、警、宪兵以很大力量来对付蒋的军警特务，蒋介石和龙云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日益加剧。在军事方面，蒋以抗战需要为借口，调大量中央军进入云南境内，计有杜聿明、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等率领的几个集团军共约50多万人，而滇军只有十二三万。为什么蒋介石不马上动手解决龙云呢？原因是：云南是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地区之一，从中国各地撤退到云南的军队、机关、学校等数以百万计的人员的粮食、给养全由云南负担。云南又是当时唯一国际交通要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大量美军和新闻记者驻在云南各地，蒋介石如果对龙云动手，马上就会被认为“妨碍与盟军配合作战”，会受到美国的谴责，因此蒋介石只好暂时忍耐。

另一方面，龙云也感到蒋的沉重压力。因此，他主动向联大教授罗隆基提出，要和周恩来见面。获此讯息后，周恩来，董必武决定派南方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为中共代表，于1943年赴昆明和龙云谈判，取得了很大成功。龙云同意在他所主持的滇黔绥靖公署内（后又搬迁多次）设立秘密电台和中共联系，用的正是朱德送给他的密码；龙云还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日销《新华日报》3000多份，这对当时只有30万人口的昆明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中共办的《群众》杂志和其他进步刊物也很畅销，中共影响日益扩大。

华岗到昆明，公开身份是云南大学教授，化名为林少侯，他的另一个任务是团结西南联大、云大等校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创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每两周开会一次，地点有时泛舟滇池，有时在唐家花园（唐继尧的儿子唐筱的住宅）的竹林里，参加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楚图南、周新民、李文宜、唐筱、冯素陶、李公朴等。在会上，政治和时事报告由华岗负责，他介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八路军、解放区的情况；教授们则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通过学习，这些教授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后来都成为民主同盟的领导骨干，他们写文章、发表讲演、带头游行，在西南联大、昆明的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六）

1944年春，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河南向南进犯，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几个月之内，日军连陷湖南、广西重镇，一直打到贵州独山，大后方的重庆、昆明都在敌军俯视之下。人心震动，大家关心战局，关心政治。中共指出，战事之所以失利，主要是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军队腐败，因此必须结束一党专政，组成联合政府，发扬民主，才能取得胜利。中共的主张切中要害，深受各方面欢迎，也促使大后方以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涨。西南联大学生组成各种社团和民盟以及其他团体一起，利用各种时机，开展大规模的民主运动：双十节讲演会、纪念鲁迅大会、要求实行宪政的各种会议、纪念云南护国运动29周年大会等等。进行这些活动时，龙云派军警保护。1945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大举行的五四纪念活动可以说是民主力量的大检阅。从4月30日到5月5日，天天都有大型的丰富多彩的活动，由曾昭抡、李继侗、闻一多、吴晗、李广田、卞之琳、楚图南、张光年（光未然）等主持，或讲演，或朗诵诗，或指挥大合唱。每次活动都有昆明的大中学生和市民数千人以至近万人参加，大家沐浴在节日的气氛中，如醉如痴。五四那天，在云大操场开完会后，一万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出发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结束一党专政!”等口号奋勇前进。

（七）

由于华岗、民盟等对龙云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也由于形势的发展，龙云的思想也日益进步。蒋介石先后派康泽、刘健群、何应钦等来昆，开出黑名单，要他抓人，要他镇压学生运动。他开始时口头答应，实际上不采取行动。后来他思想更加明确，他说：“学生都是好学爱国的，借事生端的是极少数，他们闹事，是因为政府有些事未办好，他们有意见，只要政府改善，他们会听话的，有些人无事找事，学生说几句话就要追究，教授讲学也干涉，结果越压越闹。”龙云还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实多。有些人不听我的话乱来，以后闹出事来，我就不管。”几句话传出来，特务们就不敢动手。由于龙云对特务的控制，也由于中共地下组织严密，特务们对于中共情况不了解，也无从动手。据曾任军统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回忆，在他任内，始终没有找到中共地下党的线索，他的前两任也没有找到。所以，在抗战八年期间，除文山地区一个不大的党支部遭到破坏之外，全省的中共地下组织都没有遭到破坏。

1944年底，龙云宴请楚图南、闻一多、冯素陶等人，并举行了秘密的参加民盟仪式。入盟后，他不参加民盟的公开活动，但在政治上支持民盟，经济上给予援助，并明令保护人民的民主自由的权利，保障言论、出版自由，允许游行示威，等等。

解放后，龙云回忆说：“抗战期间，在昆明的爱国民主人士很多，尤其是西南联大的教授随时都有接触和交谈的机会，谈论国家大事，所见大体相同。对于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家都深恶痛绝。”（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北洋军阀时期为何也有“民主”　作者：李庶民

一、一个矛盾的问题

从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到1927年蒋介石形式上统一中国，这十几年的时间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亦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此期间，当政者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军阀统治的本质未曾改变。因此，在人们长期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特别是政治方面，腐败、专制、独裁几乎是这一阶段的代名词。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近代许多伟大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思想解放运动）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壮大，等等。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发生了那么多活跃的社会运动，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答案在于，北京政府时期，在种种因素作用下，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为上述那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二、北洋军阀时期民主政治发展的表现

民国北京政府在它存续的十几年中，被动地逐渐形成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制

度，虽然很不完善，但是对当政者的权力也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权利。

（一）形式上采取了三权分立制度，权力受到制约。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除《中华民国约法》外，均以立法的形式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以这一时期产生法律效力时间最长的《临时约法》为例，临时大总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如“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但须提交参议院决议”，“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官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公使得参议院同意”。其他诸如宣战、缔约、媾和及宣告大赦等权力均受到参议院的严格限制。临时大总统必须遵守法律，忠于职守，否则，将受参议院弹劾，并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之”。《天坛宪法》中，对总统的权力作了更多的限制，尤其是“解散众议院须经参议院同意”，在肯定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的同时，又在事实上“合法”的剥夺总统的这项权力。这样，从《临时约法》发展到《天坛宪法》，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在法律条文上逐渐完善。

三权分立政权机构是民主共和国的标志，在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面对段祺瑞内阁的专权，国会内进步党和国民党摈除党见，联合起来，维护权力制衡的原则，对段祺瑞的权力形成有力牵制，这一点，在对德国宣战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1917年5月，段祺瑞提出参战案，国会拒绝合作，形成了政治僵局。段祺瑞不断对国会施加压力，结果适得其反，国会于5月19日作出决定，先改组内阁，暂缓讨论参战问题。这就表明国会对内阁的不信任态度。总统黎元洪在国会的强烈要求下，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从而引起政府危机，使段祺瑞的参战计划严重受挫。我们可以看出，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作用。

（二）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的尊重和保障。北京政府时期的宪法或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约法》都赋予人民空前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新约法”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这就使人民在法定的范围内获得了空前的权利和自由。该时期的宪法已从立法角度确定个人权利并提供保障，并包含平等原则和保障权利观等内容。法律上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并没有在实践中全部落实，但是，即使是这种法律上的尊重，在以往的历史时期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三）司法独立体制得以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和《天坛宪法》都明文规定了独立、公开审判的司法原则。如“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特别是最后这一条对法官自身权益的保护，更保证了司法的公正和独立。1920年，北京政府又以法令的形式对法官的自身公正作了补充规定：法官不得列名党籍。“无论何种结合，凡具有政党性质”，法官“盖不得列名，其以列名党籍者，即行宣告脱离”。这一点最具现代法治精神，使司法审判不会因一党私利而有失公正。

司法独立的原则不仅写在宪法中，而且，在实践中也有所体现。20年代围绕“金佛朗案”的争执，能够看出当时中国政治中司法独立的特征。早在1923年5月，直系政府曾做出决定，按照法国的要求解决“金佛朗案”，但为国会所否决。同年12月，曹锟基于“执政在野，亦反对甚力”而再次拒绝各国的要求。1925年4月11日段祺瑞的国务会议决定接受“金佛朗案”，使中国在对法赔款中蒙受损失。这件事情导致司法机关的介入，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10月2日，翁敬棠写出8000字报告，确认“金佛朗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认为外交总长沈瑞麟、财政总长李思浩已触犯刑律第108条，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建议“饬令主办公员依法先行羁押，俾不致逍遥法外”。10月12日翁敬棠又检举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金佛朗案”从犯。翁敬棠以一个地方检察官的身份侦察此案，搜集证据，侦察活动历时6个月，整个过程依法进行，当时的中央政府至少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样的调查，与当今美国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以及英国法官对布莱尔政府“凯利事件”的独立司法调查亦有一定可比性，可它却发生在八十年前的中国，这说明，北洋军阀时期的司法独立并非全是虚伪的。

（四）言论自由得到一定的保障，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旧中国的政治历来基本上是由少数上层统治者操作，严禁民众议政。北洋军阀时期，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东方杂志》、《民国时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先后创刊，人们利用舆论阵地对政府作合法监督。早在1913年4月27日，因北京政府涉嫌“宋案”，上海民众就通电袁世凯、赵秉钧：“宋案铁证涉及二公，望总统携总理即日辞职，受法庭之审判。”这在当时震动很大。巴黎和会期间，国内舆论的活动表明现代舆论开始成熟。1919年2月5日《民国时报》披露，中国作为战胜国，按国际惯例，有权向和会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及秘密协定，但却遭到了日本政府蛮横干涉。消息传出，引起中国民众的不满，北洋政府在民众的压力下，没有向日本做出让步。《民国时报》在《本社专电》、《特约》等专栏上披露和会的发展情况，在巴黎的梁启超也利用《晨报》为舆论工具，不断报道有关山东交涉的种种最新动态，利用舆论来影响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中国政府最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与受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五四运动之所以爆发，舆论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此外，如果当时没有允许民间办报、言论相对宽松这样的社会条件，新文化运动也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三、北洋军阀时期政治民主发展的原因

北洋军阀政府在民主政治方面的上述进步与发展，其原因当然不是军阀统治阶层出于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主动推动的，相反，动因主要来自统治阶层以外的力量。

（一）辛亥革命使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这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原因。辛亥革命虽然夭折了，但是它已经构筑了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运行的基本框架，并在多方面进行了实践。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理论，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定的三权分立政体，再到南京临时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方面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民主政治理念、原则和制度。辛亥革命的果实虽被窃取，但毕竟国号未曾改变，每一派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为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都不得不在形式上保留三权分立的政权机构以及其他许多制度，这就使革命派或其他派别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国会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使政府无法独断专行，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条件。此外，辛亥革命的政权虽被军阀窃取，但这场革命给民众带来的民主共和观念却没有被窃取，实际上也无法窃取。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民众头脑中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观念（有的只是“为民做主”的企盼），而辛亥革命则相当于进行了一次“洗脑”，从此，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广大民众不能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恢复封建专制制度（袁世凯的下场就是说明），这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条件。

（二）军阀割据的“乱世”状态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历史上，凡是动荡、混乱的时期，政治环境往往宽松，思想言论趋于活跃，如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这是因为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力量比较均衡，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进行严密的专制统治，于是就留出了一定民主的空间。北洋军阀时期，政权虽一直由北洋各军阀把持，但军阀内部又分为直系、皖系、奉系等各派，各派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相互竞争，实力又相对均衡，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一方面，没有任何一派拥有压倒性优势足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而是都被其他各派所制衡；另一方面，各派也都愿意利用议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参与政权、宣传观点、笼络人心的手段，于是，民主政治相对得以发展。

（三）革命党人的不懈斗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观条件。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并未放弃斗争。在北洋军阀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多次斗争，反对军阀的专制与独裁，要求维护共和制度，维护国会，维护《临时约法》。面对这样强大的压力，北洋政府不得不在许多方面继续维持和发展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政治。

（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民主政治的经济根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在北洋军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较大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更是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民族工业的更快发展需要一个民主、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经过辛亥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也有了提高，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北洋军阀虽然主要依仗军事实力把持政权，但其统治的稳固也离不开日益壮大的民族实业家阶层的支持，因此，北洋政府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民族资本家的这种民主诉求，发展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四、对当今的启示

北洋时期的民主政治实践对当今至少有以下两点启示：

第一，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没有哪一派军阀真的想赋予人民权利，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也没有哪一部真的是为保护人民的自由，然而，那时的现实却是，人民的确享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原因何在？就在于权力的制衡。正如上文所提到，当时政府的权力受到议会和司法机构的制约，便不能再为所欲为。制度永远比人重要，我们看到，即使是封建军阀那样的统治者当政，只要存在哪怕是很不完善的一些权力制约机制，那么，当政者滥用权力都已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说，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无疑是最关键的一环。

第二，辛亥革命前后，民间办报之风兴起，到北洋政府时期，全国已是报刊林立，那时，言论环境比较宽松，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政府的文章司空见惯，以言获罪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虽然当政者依然昏庸，但人们利用法律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利用现代舆论对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施加影响，使政府不可能一意孤行。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改善我们的新闻工作，一方面有利于反腐败和民主政治建设，另一方面，这种改善本身也是民主政治的体现。

回顾整个20世纪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北洋政府时期在民主政治方面的确是一个亮点——20世纪前十年，中国还处于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之下，而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又长期以“剿共”的借口压制舆论、维护个人独裁；到20世纪下半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又发生严重曲折，以致最终发生“文革”那样的大倒退，直到世纪之末，才通过改革开放逐渐走出迷途。不得不说，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20世纪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史中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中国人的一次民主政治试验。（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胡适与国民党的冲突　作者：张家康

抑孙袒陈

1922年5月7日，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这是他放言政治，纵论时事的园地。他的“好人政府”和“贤人政治”的主张，便是由《努力周报》传播出去的。五四运动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反对安福系，支持学生运动。直奉战争中，吴佩孚又把张作霖赶出关外，其虚假的政治作秀，很得知识分子的青睐，胡适更是尤为突出者，认为只要吴佩孚不放弃努力，就能实现南北统一，产生一个“好人政府”，那么，他所企盼和推行的渐进式的和平改革，便有了最可靠的保证。他和蔡元培甚至致电孙中山，劝其结束护法战争，以国民身份为国尽力。胡适确实太离谱，也难怪国民党人“气愤填胸”，张难先便致信胡适等兴师问罪：

窃谓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苟且的，是糊涂的，是违反真正民意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是造成异日大战的，是污辱吾国最高学府的。吾气甚，闷甚，……二公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赖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卑污，赖学者以纠正之。今学者又复如斯，则吾国之苦百姓再无宁日矣。

恰在此时，孙中山亲手培养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国民党内外，全国上下齐声声讨和唾骂陈炯明。可是，胡适却唱起反调，在《努力周报》上作起声援的文章：

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

这番议论自然引来一片呵斥之声，《民国日报》接连发表《不赞成努力周刊记者的谈话》、《荒谬绝伦的胡适》、《叛逆与革命》和《胡适的伦理》等文章，批评胡适抑孙袒陈的言论，指责陈炯明发动广州事变是“叛道”、“悖主”、“犯上”。胡适是满脑袋瓜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理念，当然不能认同上述的观念，反而认为持有如此观念的人，“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他坚持认为，陈炯明的行动“本是一种革命”，讨厌诸如“悖主”、“叛逆”、“犯上”等封建思想作祟。他辩解说：“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

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后，便以北大同人、朋友的身份致信胡适，希望《努力周报》改变对孙中山的态度，信中说：“中山抵沪后，态度极冷静，愿结束护法战争，主张收军权于中央，发展地方自治，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李大钊的话，似乎提醒了他，他也开始反思起来，论争的调子有了些微变化，开始说孙陈之争是，“一个实力派与另一个实力派决裂，故认作一种革命的行动”。这种貌似公正的话语，其实质还是偏袒陈炯明，他说：“此次广州之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当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声明说：“对陈炯明所率叛军，当扫灭之，毋使祸粤者祸国”时，胡适又不高兴了，立即出面指责：“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1924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筹北伐革命，《民国日报》刊载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一讲，同版《响影录》专栏刊出胡适短文《少谈主义》。孙中山看后，心中尤为不快，并就原报亲批下文：

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这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经上海赴北京，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期实现中国的统一与建设。可是，段祺瑞又在积极“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邀请“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参加“善后会议”，胡适当然在邀请之列。胡适再清楚不过地知道，所谓“善后会议”，说穿了则是军阀、政客的分脏会议。但是，胡适又认为这毕竟是“和平会议”，“至少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他“也愿意试他一试”。

“国民大会”和“善后会议”本是泾渭分明、水火不容。胡适为“善后会议”凑热闹，自然难免为段祺瑞捧场之嫌。有文章批评胡适，受皖系军阀宠招，“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已经牺牲掉“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在国民的叫骂声中，“善后会议”无果而终，胡适也知趣识相，借机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

胡适是个从不服输的角色。他固守自己的独到见解，在致《京报》记者邵飘萍的信中，他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我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人权约法

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期间，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凡经省党部或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唯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那么，何谓反革命分子呢？陈德征将之定性为：“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

这样的政治界定太骇人听闻了，胡适按捺不住，立即给司法部部长王宠惠写信，批评这个提案：“先生是研究法律的专门学者，对于此种提案，不知作何感想？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我的浅识寡闻，今日读各报，真有闻所未闻之感。中国国民党有这样的党员，创此新制，大足以夸耀全世界了。……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写这封信给先生。也许此信到时，此案早已通过三全大会了。司法院也大可以早点预备关门了。我们还说什么呢？”

胡适还将信稿寄给国闻通讯社，不多日，国闻通讯社函告胡适，信稿转送各报时，被检查者扣留。胡适没想到，当权的新闻检查机构如此蛮横不讲理，他也要摆开架势，与当权者理论是非。于是，他的《人权与约法》便在《新月》发表，文章对国民党所允诺的保障人权表示失望，因为，凡此侵害人民自由及财产的行为，都被冠以种种政府及党部机关的名义。中华民国政府和党部行事无法可依，人民的权利已被剥夺的所剩无几。

胡适列举出这样的事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受蒋介石召见时，称蒋为“先生”，而没称“主席”，便被以“治学不严”而拘禁，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胡适说：“这是人治，不是法治。”唐山的商人杨某被驻军152旅拘禁，并被严刑拷打，商会代表只能去求情，而不能依照法律去控诉。胡适由此得出结论，此类事件，唯有“法治”可以规范。“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的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他呼吁：“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治的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如果有侵犯人权者，“无论一百五十二旅的连长或国民政府的主席，人民都可以控告，都得受法律的制裁。”

《人权与约法》发表后，立即引发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他的朋友罗隆基、梁实秋、王造时等，积极予以舆论支持。罗隆基紧步胡适的后尘，发表《专家政治》一文，指出：“中国的行政，目前是在这两种恶势力夹攻之下：（一）武人政治；（二）分赃政治。”提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最紧要的是专家政治”，“要实行选举制度与考试制度”。梁实秋发表《论思想统一》一文，文章说：“我们要思想自由，发表思想的自由，我们要法律给我们以自由的保障。”王造时也在罗、梁之后，给胡适以舆论声援。

他们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舆论造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蔡元培致信表示敬佩，说《人权与约法》乃“振聋发聩”之作。许多人致书《新月》，积极支持这场讨论，表示：“胡先生这篇文章应是我们民众所不可不读的了。”胡适太高兴了，兴之所至，文思泉涌，又连连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和《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

胡适认为，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只讲“军政”、“训政”，而不相信民众参政的能力。他说，宪法可以与训政并重相容，“宪法之下可以做训导人民的工作，而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中国几十年政治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法治，“故中山先生的根本大错误在于误认宪法不能与训政同时并立。他这一点根本成见使他不能明白民国十几年来的政治历史。”在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时，他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结果有两大危险”：

第一、许多青年同志便只认得行易，而不觉知难。于是打倒知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这是很自然的：既然行易，何必问知难呢？

第二、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知难既有先总理任之，行易又有党国大同志任之，舆论自然可以取消了。

这些文章写出来后，胡适的一些朋友看了，纷纷咋舌，都劝他还是不要发表，以免惹上更大的麻烦。可是，胡适却吃了豹子胆，非得要向国民党叫板，向孙中山质疑，他说：我们所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这点自由主义的呼喊，很快得到知识界、思想界的回应，人们致信称赞其有胆有识。有人称颂曰：“不特文笔纵横，一往无敌，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兄拟上胡先生谥号，称之为‘龙胆公’，取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义。”

胡适在叫板质疑时，还将国民党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数落了一番。他说：“如今中国这几十万官吏，从最高的院长，部长，一直到守门的门房，扫地的差役，”都是“靠推荐，援引，夤缘，苟且的方法来产生，”“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他触犯了众怒，成了千夫所指的人物，国民党的大小官吏也就必然鸣鼓而攻之，对他进行口诛笔伐的“文化围剿”。

口诛笔伐

还是那个陈德征，高擎“卫道”的旗帜，向胡适发起挑战。陈德征“卫道”有功，除担任党国其他职务外，又被任命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国民日报星期评论》上他写道：

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底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博士来胡说的。……乱道的，是革命的罪人，是主义的蟊贼；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文章没处发表，陈德征的反响却登出来了。”一时间，《民国日报》、《光报》、《时事新报》、《大公报》、《觉悟》、《星期评论》等，争先恐后地刊文批评胡适，讥讽斥骂，人身攻击，《光报》发表的《关于胡适之最近之胡说》，言辞尤为尖刻：

胡以不党之学者自居，而社会亦以是称之。故“胡说”一出，遂大得社会之同情，尤其知识阶级，大为称快。国内外之刊物，皆纷纷为之介绍。……况胡于陈炯明背叛孙先生之际，段祺瑞开善后会议之时，似尝与眉来眼去，结成露水姻缘。则今之坠欢重拾，亦属人之常情，是胡之不党云者，恐不过一时掩眼法，而背后之老板，固甚面目狰狞。

《民国日报》还发表署名无任的文章《有宪法才能训政吗》，宣扬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硬是要把胡适与帝国主义军阀划到一起，文章说：

现在的时期，中国国民党统一了中国，紊乱的中国政治渐次入了轨道，已在国民革命实行训政的时期了。同样的，在一般士大夫阶级封建余孽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高呼着，中国国民党独裁，中国国民党专政。他们反对中国国民党的意义和帝国主义是一样的。

最近胡适发表他的文章，反对中国国民党的理论，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用说胡先生有他的立场。他的观念，是代表现在中国一班士大夫阶级来反对中国国民党的。

在一边倒的批胡大合唱中，间或也传出一些不和谐声。老友张元济适时来信宽慰，以古人“邦无道，其默足以容”相劝告，希望胡适暂时沉默，他说：现在街上有一群疯狗在哪里乱咬人，避的避，逃的逃，忽然间有个人出来打这些狗，哪有个不赞成他呢！但是要防着，不要没有打死疯狗反被他咬了一口，岂不是将来反少了一个打狗的人。

除了张元济，也还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有人写文章说，胡适“具有真挚的心灵，渊博的学问，和大无畏的精神，并本着这种心灵、学问和精神，处处站在领导青年的地位，代表我们四万万小民来说话，即如他的《人权与约法》一文所说的话，是何等重要。他所提出的要求可说是我们四万万人心理上所共具有的，不过想说而说不出或说得出而举不出那样有条理有根据的理论罢了。”还有的文章干脆批评国民党，是在“钳制中国说真话的人。”这些朋友的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使胡适深受感动。

胡适对那些讨伐之作并不十分在意，相反倒担心骂人者走火入魔，损了自己做人的原则，他给杨杏佛去信说：

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所谓口诛笔伐，终究是笔墨官司，执政者要对胡适量体裁衣，科以罪名。1929年8月13日，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呈请市执委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12天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委召开常委会，同意三区党部决议，“转呈中央咨国府令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接着，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的国民党机关和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先后表态，一致要求惩办胡适。10月4日，教育部发来训令说，胡适“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在中国公学校长任内，“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

不仅如此，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还组织文人，集中撰写讨伐胡适的大批判文章，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由光明书局编辑出版，书名为《评胡适反党义近著》第1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宣传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杂志，刚刚出版不久的《人权论集》，也遭同样厄运。各种报刊相互攀比竞赛，对胡适的挞伐、诋毁日益升级，许多明显带有低级趣味的谩骂，如满天星雨，令人眩目，什么“丧行文人”、“无耻文人”、“胡说博士”、“竖儒”，甚至还有更唬人的罪名，如“反革命”、“叛国者”等等，应有尽有，不一而足。胡适自我解嘲，他以鹦鹉以小小的翅膀，入水濡羽而洒之，扑救集陀山大火的故事自喻：

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我们明知小小的翅膀上滴下的水点未必能救火，我们不过尽我们一点微弱的力量，减少良心上的一点谴责而已。

这是胡适的良苦用心，可是，国民党不领此情，仍是不依不饶，非要赶尽杀绝，在泰山压顶般的政治压力下，胡适不得不鸣金收兵，落荒而逃。

万山不许一溪奔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排山倒海之势。胡适在大厦将倾之际，检讨国民党政权“政治经济”上的错误，认为，今后“与共产党作思想斗争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出发之点，亦必须以‘自由’或‘自由主义’为唯一的归宿处。”说穿了，他要重蹈20年前的覆辙，再擎自由主义的旗帜，给国民党当“宗师”、“诤友”，推行所谓政治改革，引领国民党走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之路。这时，集聚在他周围的“第三势力”的朋友们，一致拥戴他“办一种日报或杂志以振起舆论”。于是，名为《自由中国》的刊物，便在台湾创刊了。他给《自由中国》拟订的主要宗旨是，“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胡适远在美国，只能兼得“发行人”的头衔，《自由中国》的实际主持者为雷震。胡适虽是挂名，也要忙里偷闲，给《自由中国》寄文稿。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批评政府机关和治安军警为谋得破案奖金，而预先设计圈套诱民入罪的骗局。此文捅了马蜂窝，台湾军政当局挑毛拣刺，求全责备，《自由中国》承受巨大的压力。可是，胡适却认为，这篇社论“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认真，”“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然而，胡适高兴的太早了，迫于如磐般的重压，《自由中国》也怯弱了，发表《再论经济管制的必要》，向最高当局赔罪道歉。看了这样软弱的文字后，胡适大失所望，立即给雷震去信说：

《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这封信刚刚刊出，便传来《新月》被查禁的消息（不多日又开放），胡适思前想后，好不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屡次说，倘使国民党肯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同陈独秀享受一样的待遇，只消三年，我的几部书都可以写完了！

胡适由纽约飞台湾讲学期间，与《自由中国》的联系更密切了，公开号召留美的文法科学生“替雷震写写文章”。

1953年1月16日，胡适拜会蒋介石时，直言不讳地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国民党特务头子，笔者注）。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蒋介石为标榜政治民主，对于这些逆耳之言，并不反驳，而是“居然容受了。”

次年9月，胡适为给《自由中国》壮壮门面，撰写《“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九百年前范仲淹争自由的名言》，文章说：“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1956年10月，蒋介石将逢70大寿，《自由中国》认为建言的时机到了，便出祝寿专号。胡适别出心裁，写的文章是《述艾森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故事一是，艾森豪（即艾森豪威尔，笔者注）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取消接见数十位分院院长和联合学部主任的计划，因为，二战期间，他任盟军统帅时，也只接见3位受他直接指挥的将领。故事二是，艾森豪当总统后，遇到难以决断的文件时，他会在同意和否决的两份批件上签名，然后让副总统尼克松替他挑选。胡适由此引发议论说：我们宪法里的总统制本是一种没有行政实权的总统制，蒋先生还有近四年的任期，何不从现在起试试古代哲人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御众势的元首呢？

听了这些话，国民党的那班御用文人，个个是捋袖挥拳，横眉怒目。《国魂》、《幼狮》、《革命思想》、《军友报》、《政治周刊》等官办报刊，联手出击，形成合力挞伐之势。他们说，胡适的文章是在“诬蔑毁谤”，“攻击革命领袖”，以“煽惑军民，分化群众”。蒋经国控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还以极为机密的《特种指示》，指责《自由中国》是“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歪论调”，是“毒素思想”。1957年1月，这个部还印发《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认为胡适的“无智、无能、无为”六字诀，“名为自由主义，实际却是共匪的帮凶”，他的三无即是“不反共、不革命、不负责、无领袖、无国家、无政府”，包含了共产党的“最大阴谋”，是“企图制造颠覆政府的条件，摧毁反共抗俄的根基”。

胡适在给赵元任信中说：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还是鼓吹自由主义，公开主张由知识分子组织一个在野党。他还表彰雷震“是真正争取言论自由的英雄、好汉、斗士”。可是，1960年9月，当所谓新党正在筹组时，雷震便被逮捕，接着又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的罪名，判以十年徒刑。此时，胡适正在美国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得到这一消息后，他在接见记者时拍着桌子说：“十一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经成为自由中国言论自由的象征，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是很不公平的！”

胡适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歉疚之情，“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雷震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1961年7月26日，身陷大狱的雷震逢65岁生日，以什么来慰藉囹圄寂寥的老友呢？“百无聊赖以诗鸣”，他只好抄录南宋诗人杨万里《桂源铺》为老友祝寿：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胡适是借古喻今，民主自由的“溪声”虽被“万山”所拦阻，但是，到头来终归要涌至“山脚尽”，从而潺潺涓涓流“出前村”。

11月6日，在台湾举行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他又作了25分钟英文讲演，他说：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人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c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此论一出，顿时掀起巨澜狂波，港台的一些知名报刊，如《自由报》、《自立晚报》、《民主评论》、《政治评论》、《中华杂志》和《文星》等，连连发表文章，或褒或贬，或讴歌或批判。批胡者斥骂胡适“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所发“狂悖的言论”是在“向西方人卖俏”。他们甚至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等旧账，也全算到胡适的身上，似乎是“庆父不死，鲁难不已”了。当然，也有微弱的颂歌声，称道他是，“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胡适代表了开明进步中国人的心声与良知。”

1962年2月24日，胡适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酒会，席间，当有人提及他的那篇英文讲演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酸疼便发作了，他尽量抑制愤懑的情绪说：“我去年说二十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他的话越来越多，后来更是颠来倒去、语无伦次地说着“民主”、“自由”等，说着说着，便面色苍白，身体倒地，虽经尽力抢救，却因心脏病猝发而长眠不醒，享年72岁。

胡适去世后，后人给他镌刻的碑文是：

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我随李富春访问苏联　作者：阎明复

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

1956年6月19日—9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访苏联，同苏联政府商谈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国代表团大概有五十多人，富春同志是团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张玺同志是副团长，团员中有好多工业部的部长，我记得的有赵尔陆、王鹤寿、柴树藩、黄敬等等。国家计委、各工业部都有由专家、专业翻译组成的工作组，同苏联有关部委的代表进行对口谈判。

不知道经过谁的推荐，计委的同志找到全国总工会，要我去给富春同志当翻译。我赶到计委见到富春办公室主任吴俊扬，老吴简单地交待了任务，要我抓紧时间做些准备，过两天就走。

6月19日，富春同志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乘坐苏联政府派来的专机离京赴苏，抵达莫斯科时受到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依巴科夫等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中国代表团下榻苏维埃旅馆，这是一座新建的接待政府客人的现代化的宾馆。

1955年夏，毛主席曾在农业合作化的速度问题上大反“右倾保守”，使原来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超高速度发展。几个月工夫全国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整个农业与农村发展目标都出现了严重的冒进。在这种气氛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也猛烈地加快了。到了1956年1月底，全国大多数城市都宣布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手工业合作化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种急于求成之风，很快蔓延到全国各地以及各个经济领域，严重地冲击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在这样的“反右倾保守”的重压下，各地、各部门都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根本无法完成的超高的指标。作为全国计委主任的李春富，深切地认识到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带来严重的后果。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同志关于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压缩过高指标的指示精神，李富春主持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的修订工作。这次访苏他就带着拟就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草案以及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草案来征求苏联政府的意见。

整个谈判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组会谈，一个组谈计划，另一个组谈项目。会谈方式一般先由中国方面说明情况，再由苏联方面提出问题，然后由苏方在小组中提出意见，经双方交谈后报告综合组，由综合组进行总的平衡和研究。第二阶段是由苏联方面提出对中国“二五”计划草案的初步意见和对中国方面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初步答复。

每天，计委和各部的同志都是上午去会谈，下午回来总结同苏方谈判的情况。然后由各部部长向富春同志汇报。我不懂业务，插不上手，所有的分组会谈，都由计委或各部的同志翻译。

两位苏联总顾问

这次我们代表团的整个活动都是由苏联政府派驻中国的总经济顾问阿尔希波夫负责安排的。他每天都到宾馆来看望富春同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阿尔希波夫，觉得他很友好，认真负责，后来在工作中接触多了，对他才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阿尔希波夫是斯大林于1950年亲自选派到中国来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一直工作到1958年。他本人是冶炼专家，长期在工厂工作，到中国后仍兼任苏联有色金属工业部的副部长。在中国工作期间，他做了大量工作。初期，苏联有些工业部门没有按期提供设备，影响了援华项目的进度，在他一再催促仍无结果的情况下，他专程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做了汇报。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苏联政府撤销了有关工业部的部长、副部长的职务，下令按期生产援华项目所需的设备，不得延误。从此，保证了这些项目的建设和按期投产。在中国政府聘请苏联专家方面，他主动帮助我们考虑，聘请什么领域、什么专业的人才对中国的经济建设最为需要。在物色援华的专家、顾问方面，他也是想方设法保证来华的专家都有真才实学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工作中他十分尊重中国同志，也要求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尊重一起共事的中国同事，平等待人，决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60年代，苏共领导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对中国大施压力，肆意破坏苏中关系。阿尔希波夫在成都会见陈云同志时，陈云忧心忡忡地对他说，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阿尔希波夫密电赫鲁晓夫，要求当面汇报，但遭拒绝。苏中关系恶化期间，据我所知阿尔希波夫没有讲过不利于中国的话，没有做过不利于中国的事。他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洛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建议，应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80年代初，阿尔希波夫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领苏联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他的老朋友，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签署了中苏两国的贸易协定，为改善中苏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0年代末，受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委托，阿尔希波夫主持苏联的专家、学者研究苏中关系恶化的原因和过程，指出赫鲁晓夫及其大国主义政策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以至于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根源。列举了大量有关事实，并提出了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政策建议，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会谈做了准备。苏联解体后，阿尔希波夫又以国家杜马代表团成员和民间团体领导人的身份多次访华，受到中国同志们亲人般的欢迎和接待。为表彰他五十多年始终如一致力于维护苏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感谢他对中国的建设所做的贡献，在庆祝他八十华诞的时刻，中国对外友协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节”的荣誉称号。阿老亲眼见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比欣慰，他感慨地说：“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一定会在中国实现！”

在介绍阿尔希波夫时，还想谈谈阿老的前任、苏联顾问团的第一任团长科瓦廖夫。科瓦廖夫原来是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中长路苏方负责人。1949年1月，米高扬到西柏坡会见毛主席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时，科瓦廖夫曾作为随员一同前来。之前他在东北解放区帮助修复铁路。3月下旬，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后，科瓦廖夫就从东北来到北平，因为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广州去了，科瓦廖夫就成为在北平的苏联政府官员中职务最高的代表，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多次接见他，介绍当前的局势，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特点等等。同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科瓦廖夫也一路陪同。应中国同志的请求，斯大林同意派一批专家来中国，帮助恢复经济，并研究新建项目，科瓦廖夫被任命为苏联顾问团的团长，这样他就成为第一任的苏联总顾问。

1949年12月毛主席访问苏联时，科瓦廖夫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陪同前往。在莫斯科期间，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反映他所获悉的中共的情况。

关于科瓦廖夫和他的信，我第一次是听毛主席讲的。赫鲁晓夫访华时，毛主席对赫鲁晓夫说，“四九年冬我去莫斯科给斯大林祝寿，坐冷板凳。好多天不见我，我发了脾气，大骂了一通，说难道我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吃饭、拉屎、睡觉吗？”毛主席接着说，“有个总顾问，叫科瓦廖夫，给斯大林写信，说高岗告诉他，中共分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高岗是亲苏派……后来，斯大林要见我了，就把这封信交给我了。”毛主席在谈到四八、四九年期间斯大林对中共、对他本人有疑心，认为他是“半个铁托”时，也提到科瓦廖夫和他的信，说直到派志愿军去朝鲜参战，斯大林才完全相信中共。

师哲同志在他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曾经写到这一段经历。书中说，科瓦廖夫和使馆的参赞、中文翻译费德林是陪代表团一起来莫斯科的。有一次他们来到别墅交谈时，毛主席对科瓦廖夫发了一通脾气，就是上面讲到的那几句发脾气的话。其目的是让科瓦廖夫向斯大林反映毛主席的不高兴。

师哲在回忆录中还写道：

科瓦廖夫和费德林离开时，我送他们出门，发现科瓦廖夫的表情不正常。

他们走后，我去见主席。他情绪很好，高兴地对我说，他如此教训一番科瓦廖夫，其目的是为了使他向斯大林反映情况。我向主席解释说：科瓦廖夫不会见到斯大林的，也不会反映他受到的训斥。他不能这么说，也不敢这样说。如果他这样说了，他就会受到指斥或处分。科瓦廖夫将采取什么办法摆脱窘境，还得等等看。

不出所料，科瓦廖夫回去之后写了一封对中国很不友好的长信。斯大林收到信后，立刻转交给我们，并说：“这是科瓦廖夫自己写的，不是我们授意的。须知，他不是搞政治的，只是一个技术员，却往政治里钻，这是很不适当的。”

后来，在毛主席和斯大林一次谈话中，谈到派专家的问题。毛主席提出是否可把科瓦廖夫派给我们。斯大林马上说，“科不是专家，不懂建设，我们将给你们派出熟练的专家。”

于是，斯大林特意为中国选派了一位“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有造就、有经验，非常能干、积极，为人正派，认真负责，行政管理能力、组织能力都很强，对经济建设有经验、有思想”（师哲评语）的阿尔希波夫。实践证明，斯大林没有看错人。

那么，科瓦廖夫的这封信的内容究竟如何？毛主席又是怎样处置的呢？

科瓦廖夫写的对中国不友好的信主要是反映据称是高岗同他的谈话内容。科瓦廖夫本人谈到有关情况时说：“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开始准备送给斯大林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报告中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尖锐的批评。就在毛泽东即将离开莫斯科回国之前，我听说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关于中共中央的秘密电报送给了毛泽东。更重要的是，斯大林还把高岗个人给他的全部情报案卷给了毛泽东……我感觉到，高岗这下子彻底完蛋了。”（见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英文版1992年第一至第二期冈察洛夫对科瓦廖夫的访问。译者潘琪）

80年代末，我曾就科瓦廖夫给斯大林的信的情况向杨尚昆同志请教。杨老说：“科瓦廖夫在东北工作过，高岗对他讲了一些离间同志的话，说什么中共中央有两派，刘少奇、周恩来是亲美派，他高岗是亲苏派，信中都是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科瓦廖夫在信中还说，解放军大部分是俘虏兵，军纪差，一打仗就开小差；中共党员和广大干部是农民出身，缺乏无产阶级意识，文化低。总之，把中共说得乌七八糟。”杨老说：“主席回国后叫中办把科瓦廖夫的信印发给在北京的政治局同志，指明不要给高岗。”一直到1954年中央开会批判“高饶联盟”时，高岗1948—49年在科瓦廖夫面前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一些话，成了他的一项错误证据。

在苏联的活动和参观

7月22日，富春同志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的说明”。苏联政府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巴伊巴柯夫及有关的工业部门的部长和专家。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都出席了。富春同志做了即席讲话。他说，我们在计划工作中，一直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过去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同苏联专家一起研究、讨论制定的，实施得很顺利。今年中共即将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要向大会提交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由大会代表审议。这次我们带来的“二五”计划草案，就是征求我们的老师、苏联同志的意见的，希望你们帮助我们把第二个五年计划编制好。他的这一番即席讲话是由我当场翻译的。富春同志的说明有中文文本，事先已译成俄文。在会场上富春同志没有宣读。

报告会以后，代表团的同志继续同苏联同志分组谈判。每天下午、晚上向富春同志汇报。一天早上，富春同志的秘书对我说，富春两手手背和手腕上皮肤发痒，起了一些小红疙瘩。我马上找到阿尔希波夫，他请来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皮科专家给富春同志看病，又陪他去医院诊断。经专家诊断，说是湿疹，看来同休息不好、饮食不习惯有关。医院每天派护士给富春治疗，后来，阿尔希波夫建议富春同志到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去休养一段，富春同志同意了。这样，我和富春同志的秘书陪同他搬到了郊区的别墅。

别墅坐落在一片茂密的白桦林中，是一座古典式的洋房，听说斯大林曾经在这里住过。别墅周围的森林望不到边，林间小道笔直，两旁花红草绿，空气新鲜，环境寂静，适于疗养。管理局派来的厨师长会做中餐，清淡可口，富春同志很满意。克里姆林宫医院继续派医生、护士每天到别墅来给富春同志检查、换药。苏联政府还派来卫士长，他们忠于职守，认真负责，对富春同志照顾无微不至。每过一两天，代表团同志就来向富春同志汇报工作。在这里，富春同志生活很有规律，病也就慢慢痊愈了。

7月下旬莫斯科的气候闷热，阿尔希波夫建议富春同志到列宁格勒一边参观，一边休息。代表团的张玺、王鹤寿、赵尔陆等同志一同前往。列宁格勒市是1703年彼得大帝主持建设的一个海滨城市，原名彼得格勒，它位于涅瓦河两岸。城市是建在一百多个岛屿上的，由六百多座桥相连接，河渠纵横、岛屿错落，风光秀丽。城市中心地区保留了古都的原貌，街道宽阔，整齐划一，两旁的古典建筑，如冬宫、海军大厦、喀山大教堂、博物馆、众多的广场、塑像，成为昔日辉煌的见证。

在阿尔希波夫陪同下，富春同志一行乘火车抵达列宁格勒，下榻在涅瓦大街附近的阿斯托利亚饭店。它建于20世纪初，古色古香，同邻近的老街区融成一体。

在列宁格勒，富春怀着对列宁的崇敬，参观了列宁为摆脱临时政府的追捕而藏身的拉兹里夫草屋和布尔什维克总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里的列宁办公室，又登上了“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列主义”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还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围困长达900天中英勇牺牲的80万列宁格勒市民的纪念碑献了花圈。

位于冬宫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的大量的艺术品也引起了富春同志的极大的兴趣。这里陈列的达芬奇、拉斐尔、伦勃朗等等巨匠的稀世珍品，更吸引了他，使他久久不愿离去。冬宫装饰豪华，精美的屋顶壁画，千姿百态的雕像，巨型的吊灯，高大的大理石石柱，回廊通道连接一间间金碧辉煌的殿厅，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们还游览了位于芬兰湾南岸森林中的彼得宫，也称夏宫，是历代沙皇的避暑山庄。在被称为大瀑布的阶梯形的喷泉群前，富春同志与陪同参观的阿尔希波夫、中国代表团的同志合影留念，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张珍贵的照片。

我们到列宁格勒后，富春同志叫我找到在这里学习的于绿林和聂莉。绿林是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的妹妹，在列宁格勒大学教育学院上学，攻读幼儿教育。聂莉是聂荣臻同志女儿，在列宁格勒工学院光学系上学。如今在异国他乡她们见到富春同志，如同见到家人一般，格外亲切。

在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听说富春同志来了，纷纷找到中国领事馆要求富春同志接见他们。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我们的留学生极想听到中央的声音。富春同志同学生们的会见是在一座大礼堂里举行，他首先向学生们介绍了祖国顺利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介绍了苏联在“一五”期间对中国的巨大的经济援助，这次我们党中央、毛主席对斯大林功过是非的看法，以及我们党历来反对个人崇拜的观点。最后，富春同志希望大家珍惜在苏联学习的大好机会，埋头认真学习，掌握本领，以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富春同志的讲话，针对性强，观点明确，亲切诚恳，感人肺腑，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

对列宁格勒的短暂访问结束了，正逢暑假，绿林、聂莉也同我们一起回莫斯科。

三次探望

在莫斯科期间，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专门去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王明。王明夫妇住在莫斯科郊区一个很有名的疗养院，叫巴尔维哈，是苏联中央领导人疗养的地区。他住在一栋小楼里。他说事前已有苏联同志通知他了，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和夫人都在客厅里等候。富春同志同王明夫妇握手问候，然后说，中央委托他来征求王明同志的意见，希望他能回国参加中央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王明说，他的身体一直不好，看样子回去参加八大的可能性不太大，后来明确表示，他不能回国参加八大。王明还问起我父亲阎宝航的情况，说他们过去在重庆时就很熟悉，并让我转达他的问候。陪同我们去见王明的是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处长谢尔巴科夫，他对富春同志说，王明同志的病，是他自己说的，但是我看他身体还是不错。

当时蔡畅大姐也在苏联疗养。我还陪同富春同志去看望蔡大姐。她也住在巴尔维哈疗养院，但同王明夫妇不在一个小区。蔡大姐听说富春同志要来看望她，很早就站在院中等候。富春同志下车后，同大姐握手、拥抱、互相吻面。我是第一次见到我们的中央领导人和夫人见面时用欧式的礼节，感到很新鲜。

那时江青也在莫斯科治病，富春同志也去看望了她。因为她不懂俄文，所以配了翻译来照顾她。总工会翻译室主任林莉就给她当过一段翻译，因为江青很挑剔，林莉工作了一段就不愿意再干下去了，这样就得罪了江青。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把林莉抓了起来，投入秦城监狱。林莉走后，北京医院的张亚男来接替她的工作，张亚男是李公朴先生的女儿，说起江青，愤慨万分，说这个人真难伺候。那时谁敢议论江青呢，“很难伺候”的言外之意，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降低计划指标

中国代表团和苏联计委等部门的会谈也告一段落了。苏联同志对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以及对中国请求苏联援助项目的方案，提出了初步的答复。苏联同志认为，这个草案所规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任务和道路基本上是可行的，但是感到这个计划执行起来会相当紧张。对草案规定的“二五”时期的积累率的提高、居民收入的增加比例表示疑问。认为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这么快，会造成很大困难，农业计划要超额完成也很困难；物资平衡方面有很大缺口，基本建设增加的比例太大。所以提出来了一系列减少基本建设的投资，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以缓和整个计划的紧张情况的建议。关于中国请求苏联援助的项目的方案，经双方磋商，由原来提出的二百三十六个项目调整为二百一十七个。

总之，对苏方的意见，富春同志认为是有道理的，他们所提出问题和我们前一段已经发现的问题是一致的或相似的，如：计划指标过高，增长速度太快，基建投资过多，物资仍有缺口。这些问题此前我们已在着手解决，现在由苏联方面提出来，对我们更切合实际地制定“二五”计划是有益处的。特别是苏联方面以自身的经验提请要注意农业问题，更有启发作用。

富春同志认为，除了个别问题外，我们都同意苏联同志的意见。他说，我们的轮廓草案是必须修改的，而修改的结果则是要降低，要少定指标，就是为了使我们不致于陷于被动。看来，富春同志对这次同苏联计委和各部交换意见的结果是满意的。这些意见有益于使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富春同志怀着满意的心情启程回国了。

9月3日，富春同志一行乘坐苏联政府派的专机启程回国。令富春同志格外高兴的，就是他的外孙安德列同机回国了。富春同志和蔡大姐的独生女儿特特，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同一位苏联同学结婚，生了孩子叫安德列，这次富春同志回国就把他带上。安德列的中国名字叫李勇，一路上安德列很活泼，我问他，你是哪国人呢？他说，我是俄罗斯中国人，“俄中人”。安德列回国后住在姥爷和姥姥家里，在中南海。他学习成绩很好，有一段时间，住在中南海的领导人的孩子们都学习解放军，在大门口站岗，安德列也参加了军训锻炼的行列，接受战士的熏陶。我当时已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上下班骑自行车路过大门口时，安德列给我敬礼。他说：“阎叔叔，我就记住你这双大鞋啦，你这双大鞋成了中南海的出门证了。”有一段时间，李勇给紫阳同志当过秘书，后来调到天津开发区，任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工作很有成绩。

这样，我陪同富春同志到莫斯科，去商谈中国的“二五”计划草案的工作就结束了。前后两个半月，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令我永生难忘。

（阎明复，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责任编辑方徨）

2005年第4期 “以法治国”发稿追忆　作者：王强华

一个重大提法（口号）的变化，往往能体现历史前进的步伐。

在经济方面，从解放初期全盘照搬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到而后的“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40年，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工作认识的深化。

政治从来比经济复杂、敏感。拿“法”来说，刚刚解放曾出现过“以法治国”的口号。从1956年党的“八大”董必武提出“依法办事”，到十年“文革”中事实上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倡导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真经，再到现在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肯定——否定——肯定”，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圈子。人们对“法”的认识升华了，整整花了半个世纪的光阴。

被郑重载入庄严宪法的“依法治国”（注：“以法治国”和“依法办事”本质上不应有区别。“依”，即依靠、按照的意思。而“以”即使用的意思；作为介词，它又能解释为按照、依照。可见这两个字的含义是一致的（参见1987年《法学》第10期第14页），今天已成大家的共识，人们对这一口号习以为常、耳熟能详了。

可是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也许不会知道，正是“以法治国”这一口号在20多年前还是一个“禁区”，不仅一般百姓不愿意“碰”它，就连某些专业工作者对它也不理解，讳莫如深。这里我介绍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当时我正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分管法制宣传。

1982年我国颁发了新宪法。为了宣传新宪法，《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首都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的新闻。文中写道：

座谈会认为……新宪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开拓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它将标志着由“人治”到“法治”的进一步转变。有的同志发言指出，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或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这就是“法治”，就是我们“以法治国”的根据。大家认为，依法办事，不仅指政治机关的活动，而且指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活动，举国上下加强法制教育，才能开创依法办事的新局面。

新闻发表的当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座谈会主办方一位负责人打来的，声称有两位有关方面高级别的负责人读了这条新闻，想就其中个别提法与我“交换意见”，让我现在就到他们办公室去。

这条新闻是《光明日报》一位专“跑”政法的女记者现场采写的，由我编发。记者写稿和我编发时，字斟句酌，如反映与会专家意见时，有三种提法：“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有的同志发言指出”。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语言雷同，主要是加以区别，举凡大家常说的话，就用“座谈会认为”、“大家认为”，而像“法治”尤其是“以法治国”这样敏感的鲜见提法，则冠以“有的同志”定语，表明持该意见的只是个别人，既不是座谈会的主流观点，更非主办方的“官方”意见。

但即使这样，仍然引来了召见的电话。我立刻意识到“以法治国”的提法可能出了“问题”，也知道需尽快前去聆听意见。但我胸有成竹，一是知道座谈会上的确有的学者提出“以法治国”，记者如实写入新闻，不是“客里空”；二是知道要我去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为人谦和、讲道理，不会无缘无故给报社和我上“纲”、上“线”；三是最主要的，我过去对“以法治国”口号进行过思考，也搜集了有关资料。1981年，我就写了篇《试论以法治国》的文章，论证了这一提法，发表在1981年《法学杂志》（北京市法学会主办）第3期上。在这以后，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新闻之前，我曾听说彭真在会见一家权威的中央大报主要负责人时，就说过我们要实行“依（以）法治国”，还听说叶剑英在一个什么地方谈过“以法治国”的问题。而在当时的法学界中更有不少人反对“人治”，主张“法治”，有人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最有力的是在本报这条新闻以前，《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发表过一篇短文，也提到过“以法治国”。

由于我掌握了这些情况，特别是知道叶剑英、彭真都说过“以法治国”，我接到电话以后倒也不紧张。我把当时保存的资料带上，行前又打电话到中央某大报找到有关负责人核实了彭真的意见，就赶紧找了辆车前去。听到的意见果然如我所料，（大意是）现在中央对“法”的提法是“依法办事”，没有提“以法治国”，《光明日报》的新闻提了“以法治国”，把“法”的作用上升到“治国”的高度，那么“政治”将被放到什么位子上，而“党的领导”又怎样得到体现？

面对几位老同志，面对这个敏感话题，我能说什么呢？争辩没有用处，反而会伤和气。我一方面真诚表示，我一定把老同志的意见，原原本本汇报给报社编委会，如果报社认为确实新闻有错，想办法补救一下；另一方面，又像传播“小道消息”那样，把我掌握的上述情况，特别是彭真的那次谈话内容，报告给他们。还告知《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某年某月某日刊登的短文，也有同一提法。意思不言而明：《大地》上的文章，白纸黑字，发表的时间比《光明日报》早，《人民日报》比《光明日报》重要，造成的后果当然更加严重。

我平心静气地说了这一番话以后，很快得到老同志们的理解，他们说请你来本来就是沟通一下，你提供的情况很好，以后再研究吧！

以后再也没人提及此事，一场短暂的误会消除了。

五年以后，1987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原题是《再论以法治国》（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以法治国”的口号没有错》），刊登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主办的《法学》1987年第10期上。该文先从语意和逻辑上分析“依法办事”与“以法治国”的异同，认为二者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不能说“依法办事”正确，“以法治国”错误；后面着重论证了“以法治国”与“党的领导”并不矛盾，提出了“以法治国的本质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的观点。

这也可以算作对1982年《光明日报》上那条新闻的解说吧。

现在已是2005年。时隔20多年，我之所以重提此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重要的提法，特别是新的提法，出现以后往往会经历不同认识的碰撞、观念的更新，才能逐步地被众人所理解、接受，而历史也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前推进。

今天，还有哪些重要的提法（如新闻方面的“舆论监督”），需要人们深入审视，正确对待呢？（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4期 我怎样成了小彭德怀　作者：宋铭赋

1959年我32岁，在浙江省中共金华地委农工部秘书科任职，做的虽然是机关工作，但也经常下乡。因此，对金华农村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兵团作战”所带来的祸害，见到的不少，听到的则更多。每当夜深人静之际，那“三面红旗”运动的景象，一幕幕映现在眼前，农民对人民公社的怨言，余音在耳。我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发生了疑虑：这样下去能把生产搞好吗？

1959年春夏，党中央郑州会议后，金华地区人民公社的体制已从大公社（区级）为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成为公社（区）、管理区（乡）、大队三级所有。然而，大队规模多数在百户以上，甚至有数百户的，小的有几十户之多。大队既是经营单位又是生产单位，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劳动力在一起劳动，“大呼隆”生产、“大锅饭”分配的弊端依然严重存在。面对这种情况，各级农村工作干部和广大社员，都在寻求克服的办法。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金华地委决定：1959年9月，由地委农工部负责召开一次全地区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8月，地委农工部紧张地进行着会议的各项筹备工作。

大会筹备工作之一，是要总结一批人民公社经营管理工作搞得比较好的典型，以便在大会上交流。为此，地委农工部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分头奔赴各县农村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农工部领导委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东阳县安文公社去摸摸情况。我们一行三人到了安文，首先听取了公社书记李世祥同志的介绍。他介绍了全公社的工作情况后，又专门讲了云山管理区上马石大队的经营管理新办法，并以征询的口气对我们说：“他们（指上马石大队）的办法不知道行不行，请你们去看看，怎么样？”“好呀，就去看看吧。”我答应说。

第二天，我们翻山越岭来到了云山管理区上马石大队。这里属半山区，有田有地有山，是有名的“云山芍药”产区。上马石大队是管理区机关所在地，有一百几十家农户。我们进入上马石大队辖区后，就对它产生了良好的印象。社员们三三两两、老老小小都在玉米田里忙碌着，玉米苗已有一尺来高，茁壮地生长着。微风吹来，绿油油的叶儿随风摇摆，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在这里，看不到“一条龙、一窝蜂、大呼隆”的人群，只有分散劳动的、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劳作组织。

一连几天，我们分别召开了管理区、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的座谈会，又上门访问了一些农户。他们详尽地向我们介绍了上马石大队为克服“一大二公”所带来的各种弊端而建立的生产责任制的具体做法和良好的效果。他们把土地固定到户，把一年到头的农活除收种之外都包到户去完成，年终实行奖罚。他们说：“我们这里土地零星，小丘分散，一百几十个劳动力集中在一块土地上是不好劳动的，生产也是搞不好的，所以想出这个办法来了。”我把他们实行的办法取了一个名称，叫：“按劳分田，包工到户”。干部、社员对这个办法从心底里感到满意。他们高兴地说：“有了这个办法，出工不用催，干活有劲头，担子大家挑，生产节节高。”在被“一大二公”搞得晕头转向的日子里，我们对这个能把生产搞好的管理办法，给予极高的评价。在调查报告中肯定了“这是管理工作上的创举，是先进经验”，并指出“这办法的产生，有它的客观基础和必然性”，“集体经济不仅有集体责任制，还必须要有个人责任制，没有个人责任制，责任制缺乏基础，生产是搞不好的”，主张把经营管理权下放到户。我们以满怀喜悦的心情把调查报告送到领导的手中，建议给予推广。

领导看了我们的报告之后，表示不能同意我们的意见，认为上马石大队的办法犯有政治方向性的错误。对此我想不通。

1959年9月，金华地区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在兰溪县上华公社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县的农工部部长、干事和分管农业的公社副书记等数百人。会上，我仍坚持要推广上马石大队的经验，领导仍不同意。为了统一认识，领导专门召集到会的县农工部部长进行讨论，领导说：“上马石大队的办法是单干，是政治方向问题。”我说：“土地、耕牛、大农具均属公有，收益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变，不能说是单干。”各县农工部部长们听了我们的争论，均默默不语，仅说了句“这种办法我们那里也有。”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最后领导以“先发下去让大家讨论讨论再讲”的变通办法，暂时结束了这场争论。

时隔不久，“彭德怀事件”发生了。全党开展了“反右倾斗争”，金华地委对“按劳分田、包工到户”的办法也有了正式结论：“属单干性质，反对社会主义，是方向道路（性）的错误”。省委农工部也在工作简报上点了名，《金华大众报》还发表了评论。我理所当然地也成了“小彭德怀”，无休止的大会批、小会帮，不断的低头认错。地委终于决定给我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上报浙江省委审批。不幸中的大幸是省委批复：“属思想认识问题，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同意戴帽子。最后，我受撤职降级处分，下放农场劳动锻炼。

个人得失终究是小事，遗憾的是，刚刚萌芽的适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个人责任制被宣告为非法，禁止再搞，搞起来的也被限期纠正。至此，表面上看起来问题似乎得到解决，然而，“按劳分田、包工到户”像不散的幽灵，并未因“禁止再搞”而绝迹，不少地方明纠暗保，或改头换面，或隐姓埋名，或在“地下活动”……一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包干（产）到户”的责任制终于获得了合法地位。

对我个人的处分，在“七千人大会”后，作了初步的纠正，在三中全会后的1981年得到了彻底的平反。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　作者：万炜明

1969年底，内蒙古自治区办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一是人数多，竟将自治区及盟市机关干部的大多数，计七八千人同时送进了这个学习班；二是时间长，从1969年底到1971年6月，共计十七个月有余，全体学员在学习班里度过了两个春节；三是办班地点的选择，虽说要解决的是内蒙地区的问题，却要全部挪到千里之外的河北省唐山市一带去办班。据说这是为了加强隔离封锁，防止学习班内外走漏风声，串通一气。其事态之严峻，即此可见一斑。

当时，文革进入了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康生和四人帮的指使和纵容下，内蒙地区大搞什么“挖肃”运动，凭空捏造了一个所谓的“新内人党”，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经周总理发现后加以制止。一些人仗着当初有康生等人的撑腰，一面不得不承认搞了“扩大化”，一面又说要反对平反“一风吹”，继续压制无辜受害的干部群众及其家属的平反昭雪的强烈要求。自治区革委会陷于瘫痪，社会动荡不安。于是内蒙古自治区实行了分区全面军管。

上述这个“史无前例”的学习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办起来的。这样一来，这个学习班还得增添一个特点：这个名为中央办的内蒙学习班，是在军管下办起来的。学员们按原有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的管理人员全都来自部队。

“三不准”

这支七八千人的队伍，各自带上行李和日常用具，浩浩荡荡开赴唐山地区，由于人数庞大，不可能全集中在一起。我们所属的第三大队由自治区宣教卫生部门的机关干部组成，约有两三千人，就进驻了郊外一个叫各庄地方的一座刚被腾空的部队营房。当初曾郑重地宣布过一条规定：有资格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只限于人民内部的范畴。那些在机关里被打成“走资派”或牛鬼蛇神的，都不能恭逢这个盛会。因之，我们这些学员刚一抵达，还口口声声被称作中央请来的尊敬客人。可是进驻不久，就对“尊敬客人”宣布了一条“三不准”的纪律。

头一个就是不准走出营房。这本来就是一个兵营，一排排的平房，栉比鳞次。平房内除了空出的过道，是一张紧挨一张的上下两层的单人床。院内操场、食堂以至小供销社一应俱全。大院围以高墙，门口站有岗哨。如果不被允许，谁也休想走得出去。

第二个就是不准与外面通讯联络。学员们家里都有老有少，来的时候又走得仓促，怎能一下子就断了音信!

第三个就是如果外面有人得知你就在这里学习，要来找你，也一律不准会客。

文化大革命到了这份儿上，一般人早感到厌倦和嫌恶。而对于“挖肃”这一码事，更是战战兢兢，有如惊弓之鸟，唯恐“挖肃”一个晴天霹雳，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对于其中内情，局外人又能知道些什么呢？如今不由分说，都弄到学习班来，实在是万分无奈。怎么到了这个学习班，还要受到“三不准”的禁锢呢！

毕竟是个学员七八千之众的学习班。尽管在这样严峻而沉重的气氛下，仍然有人提出：这“三不准”禁令，不是违反宪法了吗!

这个问题立时引起学习班本部高层的极大重视。不多几日，我们所在的第三大队在操场上召开全体学员大会，本大队的领导亲自出面，郑重其事地答复这个问题。解答的关键词，只有这么一句话：

有学员提出“三不准”违反宪法。我要告诉你们，这是伯达同志批示的。难道伯达同志还没你懂宪法吗!

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名列毛、林、周之后的第四号人物，正是如日中天，权倾一时。那末，谁还能比“伯达同志”更懂宪法呢？在这个“三不准”的禁锢下，我们的活动范围就只限这座大院的围墙之内。唯一的例外，是我们这些学员每月有一天列队步行到十多里外的开滦煤矿，下矿井劳动。

在学习班的漫长日子中，周恩来总理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一干人，两次接见过学习班的学员；是全体学员乘火车赶赴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受此接见的，以示对学员们的关怀。接见中，中央首长依次讲话，讲了些什么已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了。唯独这位“伯达同志”仍有惊人之语至今令人难忘。一次是他的闽南腔的普通话噜噜嗦嗦的，实在难以听懂他在说什么。只是有一句看来大家是听明白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先是台上继而台下席卷了一阵哄笑。还有一次讲话却出奇地低调。他讲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要干什么，说他要回到家乡去练习写大字!大家都纳闷这回何以讲得如此谦逊？联系到这位权势熏天的“伯达同志”不时把自己比作“小小老百姓”，并常以此作为口头禅，似乎也不足为奇。不过同那个飞扬跋扈、霸气十足的“三不准”批示，却形成了何等尖锐的反差!

“时间服从质量”

启程去这个学习班之初，并没有宣布学习的期限。虽说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到唐山市参观访问一回那么轻松，但眼见春节即至，总得让大家回家过节吧？没想到春节过了，春暖花开了，学习班还是寒凝大地，似乎才刚刚开了个头。学员们只好透过班部要家人寄来换季的衣物。光阴荏苒，经春历夏，挨过了秋凉，怎么也该在第二个春节到来之前收摊吧？不承想过了这个春节还是音信杳然。学习班何时结束？成了每个学员的一块心病。可是天机不可泄露，提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种禁忌。可还是有人按捺不住，学习班何时结束？问题一再被提出来，而上面的答复，总是以不变应万变一句话：

时间服从质量——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

质量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去保证的，可是，时间反过来是质量的一个要素。如果毫无节制地虚耗以至践踏人生如此宝贵的时间，弄得人心涣散，怨声四起，哪会有什么质量可言？空喊几个“不要急”就能解决了吗？

这个质量何以如此高不可攀，怎样才算达到要求？大家都感到茫然不解。

我们是解决内蒙问题的学习班，自然要结合内蒙的实际了。当时的动乱缘起于“挖肃”扩大化以及所谓的平反“一风吹”。但学习班却要追根溯源去批判乌兰夫。远远地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就在内蒙地区实行的“稳、宽、长”和“三不两利”政策方针。所谓“稳、宽、长”，即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要长；“三不两利”即是在蒙古族聚居的牧业地区实行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对牧主牧工都有利。这本来是一套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尤其是牧业经济所具有的脆弱性特点制订出来的一套政策方针，不仅为当时中央所肯定，而且经历了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民族团结、发展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但是，文革一开始就闹着要把这个“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不顾实际，无限上纲，说成是“民族分裂”、“反党叛国”，什么肮脏污秽都往这上面扣。而这一套所谓的大批判，在内蒙本来早已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学习班还要翻出来从头再来一次，更要反反复复，揭深批透。而在四人帮一伙垮台以后，乌兰夫不仅重上天安门，还当上了国家副主席，他回到内蒙受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回想学习班长达十七个多月贯彻始终的这场大揭批，无异是坠入了一个黑色梦魇的无底深渊。

至于“挖肃”的扩大化，上面是康生、四人帮一伙的纵容和支持，谁能动一根毫毛!至于下面，那是在单位掌权的一些派头头策划于密室的勾当，局外人除了整日提心吊胆，唯恐祸从天降，哪里晓得其中的玄机？

在进入学习班的初期阶段，大家确实紧张过一阵。但也无非照着上面的部署和要求，囫囵吞下，照本宣科。因为早已没有提出质疑和异议的可能。你要揭批什么人人都依样划葫芦说一通。至于上纲上线，那是没问题的，只会愈上愈高，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也包括痛骂自己路线觉悟不高，如此等等。这同上面的部署和要求早已经没有什么距离了。可是这个“质量”还是海市蜃楼那样遥不可及。大家于是在困惑中继续每日的揭批，由于那一套都已背得滚瓜烂熟，人人口若悬河，车轱辘话说了一遍又一遍。俗语说：话说三遍淡如水。如今却成了在嘴边的老生常谈，大家也都变“油”了。而所谓揭批就变成了一个滚圆的球，任由大家轮流把它踢来踢去。虚应了一回故事，也就草草收场。

于是，厌倦情绪像瘟疫一样蔓延着。有些人显然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心理压力，开始出现学员自杀的事件。在三大队我们的这个连，两个患有精神病前科的人此时也旧病复发。其中一位姓张的是我们单位的中层干部，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过什么冲击，说来算是十分侥幸的。忽地半夜里起来亮了电灯，睡在一排排双层床上的人们都被闹醒了。只见他走到双层床跟前，挨个下跪叩头，口中还叨念着要给自己请罪，祈求对他的宽大处理。把一屋子的人都弄得啼笑皆非。

也就在这时，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已频频出现先兆，几次发生了烈度较轻的小地震。有一次在冬天的夜半发生，人们从房屋的晃动中惊醒，慌张地在宿舍的狭窄出口争相拥挤、践踏。有一位睡在双层床上铺的学员，梦中惊醒后从床上陡然直立，头部猛撞在天花板的一根横梁上，当即晕倒并从双层床上铺直扑水泥地上，重伤不治死亡。

学员们的厌倦情绪，加上事故的接二连三发生，学习班的管理也跟着松弛下来。学习班规定每两周可以有一天的休整，但不准走出营房院外，这时可以到附近镇集走走了。有些人就趁机三五为群外出喝酒解闷，回来后为避免在宿舍内酒气熏人，索性戴上口罩挺在床上，或者大白天里倒头便睡，管理人员也只是嘲之为“傻吃闷睡”。一些人就这样在“傻吃闷睡”中打发日子。

学习的怠懈和纪律的松弛，凸显了学员们的归心似箭和学习班的人心涣散。凡此种种，对于所谓“时间服从质量”，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不过这样一来，好像倒是达到了“质量”的标准了，长达十七个多月的学习班，就此在1971年6月间收场。

“上头发烧下头吃药”

回到了内蒙，才搞清楚原来那位“伯达同志”已在1970年8月的九届二中全会被揪了出来。他擢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仅仅过了一年又四个月。他在我们这个学习班开学之初规定了“三不准”，没想到学习班还未结束，他便垮台了。真可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至于学习班被这样耽搁下来，是不是也与这个风云变幻有关，那就留待学员们去感喟和推想了。

学习班结束之际，出人意外地宣布了一个结业分配名单，学员们并没有就此回原单位；被挑选回原单位的寥寥无几。有的跟着要去内蒙地区的五·七干校继续锻炼“深造”，有的调到了其它单位或下放基层，仍然有一小部分人留在学习班处理遗留问题。那末，内蒙的问题是不是就这样解决了呢？内蒙地区此时仍实行军管，原单位的人员当然也包括那些派头头被七除八拆，各散东西，局面一时相对平静下来。其后又听到了林彪叛逃在蒙古折戟沉沙的消息。但是，主要还是小平同志复出，以及一批老干部陆续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局面才确实稳定了下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生产都逐渐走上了轨道。可是曾几何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的妖风一吹，单位里新一茬的派头和派性立时应声而起，到处又在抓“还乡团分队长”，重又陷入了新的动乱局面。

人们回顾这个长达十七个多月的学习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评价，但有一种说法似乎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上头发烧，下头吃药。上头发烧犯病，靠下头吃药是解决不了的，不管怎么个吃法，至多也不过见点皮毛的功夫，治标不治本，能维持得几时！只有四人帮覆灭了，十年动乱最后结束，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和振兴。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大跃进中敢于求实的县委书记古博　作者：陈瑞华　张广桥

古博同志，1957年10月调任湖北黄陂县委第一书记。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我们是古博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现在已是七旬老人了。

在放“高产卫星”面前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后，中共八届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全国迅速掀起“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办钢铁”运动。湖北省也提出层层加码的农业大跃进的高指标。从夏收开始，宣传襄樊的小麦亩产3215斤；早稻登场，宣传麻城亩产36956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在这些“高产卫星”面前，古博同志感到不可理解，思想上产生疑虑，一亩田产3万多斤有可能吗？把一亩田当晒场，三万斤稻谷要把这一亩田场地铺很厚的一层，这不是太离谱了吗？

黄陂是武汉市的北大门，省里的领导去麻城县、红安县、大悟县和新洲县，黄陂是必经之路。一次，省委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王延春，带领任爱生、张华等一行人去麻城县查看粮食高产卫星。路过黄陂作了短暂的停留，古博同志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简单地汇报了黄陂农业跃进规划和办高产试点的措施……交谈了几句后，王书记说：“麻城早稻亩产3万多斤，红安的直立花生亩产万斤，黄陂早稻产量上不去，已成‘盆地’，我们过往的车辆不愿在黄陂停留，不是路不好走，是黄陂落后。你去麻城参观一下，换一换脑筋。”还说：“你亲自做一个牌子，立在同新洲搭界的地方，有一个界线，让人知道黄陂落后……”

省委领导的批评给黄陂县委、县人委领导敲了警钟，古博同志被这高压形势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一方面立即召开县委书记处会议，针对全县农业跃进计划和粮食高产试点的工作，讨论研究夺粮食高产的措施修改跃进计划；一方面赶在孝感地委召开应城长江埠会议前进行认真调查。县委高产试验点和水稻生产好的一些农业合作社有三种情况。一是，蔡店区县委的试验点，放了一个所谓亩产5000斤的“卫星”，结果是假的，是将几亩成熟的早稻移蔸到一丘田里，按并蔸一亩田有多少穗，每穗有多少粒算出来的；二是群光试验点，由掌握种试验田的县农业局农艺师黄继武、任传泉亲自收割试打，10亩田平均亩产820斤，超过了历史；三是罗汉区的“五一”乡高级农业社早稻大面积长势好，密植合理，种良、穗大、粒多，按实际收打的产量，平均亩产700斤。一位社长说：“这是我们这里过去从来没有过的高产量。”

古博同志在掌握了这些实际情况后说：“我们这个亩产5000斤的所谓‘卫星’是假的，麻城县亩产3.6万斤，是真的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说假话，是个思想品德问题。”根据这些实际情况，他同在机关主持日常工作的县委常委兼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怡如同志商量，统一上报产量的口径，试验田报820斤，全县平均亩产报600斤。

在赴应城县开会时，古博同志不坐车，边走边调查。沿途看到孝感未收割的中稻不如黄陂的好，他对邻县的水稻生产情况又有底了。

到应城开会的第一天，各县报粮食产量，孝感县全县平均亩产2000斤。古博同志坐在会议室的一个“么四角”里算账：“孝感南部田地好，北部丘陵山地多。我又亲眼察看水稻生长比黄陂差，黄陂最好收成的队平均亩产700斤，而孝感全县平均亩产有2000斤，这真奇怪？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应实事求是说真话，宁可挨批评，坐‘么四角’，也不能随风跑。”他壮着胆子填报，黄陂全县平均亩产600斤，比较各县报的数字，黄陂县亩产最低。结果在孝感地区落个“右倾保守”的名誉。他只好承受着“委屈”回了黄陂。

粮食放“高产卫星”，而大办钢铁也要放“高产卫星”。这年7月下旬，黄陂组织了大办钢铁运动，在蔡店区成立大办钢铁指挥部。全县投入劳动力12万人（包括后勤人员），建小高炉1012个，动员大批劳力和学校师生到姚蔡河、滠水河淘铁砂，淘的所谓铁砂一直炼不出铁来，小高炉炼铁放“高产卫星”就更谈不上了。古博同志心急如焚，反复分析黄陂办钢铁的现实条件：黄陂没有铁矿，小高炉炼铁，大多数是收群众家里的废旧铁熔化的，城关镇连“西寺庙”挂的一个大铁钟也被打碎化了铁，这能大办钢铁吗？现在人已上了马，只有硬着头皮往前闯……8月的一天，省委秘书长王良同志到大悟县视察工作，路过黄陂长轩岭区，古博同志在区里同区委书记陈文卿接待了他，并如实地汇报了黄陂大办钢铁，小高炉炼铁出铁难的情况，请示王秘书长：“我们县钢铁卫星放不上天，怎么办？看来，我们是难以完成这项任务了。”王良同志很坦诚地说：“你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能炼出多少铁是多少……”古博同志听了这话，身上感到一阵轻松，送走了王秘书长后，他迅速赶到蔡店区炼铁基地，继续研究炼铁措施，争取出一点铁是一点铁。到年底全县终于凑合达到1200吨，尽管铁质差，总算为大办钢铁出了力。

在“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面前

黄陂粮食亩产难放“高产卫星”一波的余波未尽，省里令黄陂调八万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波涛又起。1958年8月湖北全省掀起了“人民公社化”和全民“大办钢铁”运动，省委在武昌县山坡建起钢铁基地，并分配黄陂县调八万民工支援武昌县，到山坡、马鞍山等处挖铁矿。

黄陂县1958年全县总人口73万多人，青壮劳动力22万余人。这年7月，开始了大办钢铁，逐步已上12万多人，修“京广复线”上了1.7万人，动工新建院基寺水库，上了2万余人，本县已安排了15万劳力，哪里再有那么多劳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更何况8万民工，远征百余里外的武昌县，一个民工需要二个人搞后勤，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得16万人才能保障8万人的供给，按照黄陂劳力的实际，根本办不到。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县委书记处研究确定丢己助邻，挤出四至五千人上武昌县的山坡炼铁基地。正在上人的过程中，省、地委的批评接踵而来。孝感地委副书记韩国治打电话批评说：“武昌县告了你古博的状，他们炼铁任务上不去，就是黄陂的民工上少了，挖铁矿石供不上，你们要派得力领导上去，赶快把劳力上齐，地委责成你要写出书面检讨。”古博同志说不出话来。同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电话边的县委常委张怡如接过电话说：“黄陂县十分重视调劳动力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的事，只是劳动力不够用正在调济，请老红军、县委书记处书记王世亮出马，加强领导，劳力以军事建制，成连成营的陆续在上，请地委放心。”这样，才使上下级间的紧张气氛暂缓下来。

紧接着，省委在全省大办钢铁电话会上，又点名批评黄陂古博书记。最后，古博敞开胸怀向省、地委实事求是汇报了黄陂农村劳动力的情况，全县22万青壮劳动力，上8万劳动力去武昌县，加上搞后勤需要的人，就是丢下黄陂所有的事不干，全县所有的劳力支援武昌县还不够，只有捏“泥巴人”。“我们丢着秋收不收，挤出四五千人上去，这就了不起了。”他坚定地说：“请省委和孝感地委派人来黄陂调查，如有不实，撤我的职，处分我，心甘情愿。”古博同志的坦诚打动了省、地委领导，确定黄陂的劳动力能上多少算多少……这才使古博同志从精神压力下解脱了出来。

事实上，黄陂的实际工作已蒙受了损失。全县大批劳动力上了本县大办钢铁工地并支援武昌县大办钢铁，正值秋收秋种紧要关头，留在家里的老弱病人和儿童学生，无力抢收，造成一批粮食、棉花、花生烂在田里，到手的粮食和油料大量浪费。

在《调粮“加急电报”》面前

真实地讲，1958年黄陂县农业生产是个好收成，由于“大跃进”、“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办公共食堂”、提倡“供给制”，吃饭不要钱，造成粮食紧缺，出现了1959年春天的饥荒。

1959年春节，黄陂县委和县人委的领导，放弃春节休假，正忙着计划安排新一年的工作和春耕生产；研究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以度春荒。正在这个时候，县委办公室机要室接到孝感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王家吉、行署专员樊作楷为武汉市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连续三天发来“加急电报”：

古博：请立即组织调粮指挥部，你亲自担任指挥长，务必在三天内，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王家吉樊作楷

秘书张广桥一天向古博同志送一次电报。他陷于沉思，只是说：“我知道了。”这个电报，他只告知了县长高起才，对外绝对保密。

紧接着，地委召开粮食工作电话会，王家吉书记又强调要迅速调粮到武汉市，说：“武汉市缺粮，我们农村可以采野菜、野果吃，搞瓜菜代；武汉连草都没有挖的，我们有责任调粮支援武汉……”

另一方面，由于饥荒，黄陂农村劳动力外流的问题也出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省委书记王任重亲自打电话给张怡如同志说：“黄陂县六指地区约有万余人外流到武汉，你们县委要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力量，把这些人动员回家。县委一定要重视并采取得力措施把农村社员的生活安排好，不准出任何问题……”

地委的《加急电报》、王家吉书记电话会上的讲话、六指地区劳动力外流武汉，这些事交织在一起，像一磅重锤锤在古博同志的心上，既要救灾，又要调粮支援武汉，如何应对？他在县委书记处办公室里闷着三天没有下楼；县长高起才也闷在心里不做声。古博同志对当时全县粮食紧缺的情况心中有底，全县国库存粮约2000万斤；县城国家机关部门、学校，每人每月供应粮食26市斤，吃“双蒸饭”，找代食品度日；工厂工人，一月每人供粮30斤；农村“公共食堂”，粮食紧张，有不少生产队自动停办；已动工兴建的“巴山砦水库”和“院基寺水库”工地，以工代赈，一个民工一天只能吃一斤半粮，有的人已害有“水肿病”等等。黄陂的人民群众，都处在饥饿线上，把国库仅有的2000万斤粮食，调1800万斤支援武汉市行吗？黄陂会不会发生饿死人的问题？如果饿死了人，是谁的责任？不可推掉的是我这个书记的责任。是唯上按“调粮急电”调粮？还是留下粮食，暂保黄陂人民群众生活？再说，“我这个共产党的书记，是人民的服务员，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和死活，够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的资格吗？不调粮，又违背了孝感地委的‘调粮指示’，又是个严肃的‘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纪律问题，也许我会丢官罢职，解甲归田。”这两者如何抉择？

1959年春天黄陂人民的饥荒，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事实，而调粮“加急电报”是脱离黄陂实际的，宁可自己受处分，不能唯上调粮。古博把自己的意见，同县长高起才、县委书记处书记武永胜、县委常委张怡如等同志通了气，取得共识。有县委这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他的胆量就更大了，按组织原则，理直气壮地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报告，讲明黄陂人民群众处在饥荒线上的实情，争取领导的理解和谅解，万一得不到谅解，准备罢官，也不调粮。古博同志的坦诚，终于得到孝感地委的支持，并迅速地向武汉市委报告了黄陂缺粮的问题。这就引起了武汉市委、市人委领导人的重视，派市人委党组书记薛朴若，亲临黄陂实地调查。

薛书记来黄陂后，古博同志和县长高起才，认真汇报了黄陂县粮食紧张闹春荒的实际情况，又陪同薛书记到县东北部王家河、长堰、塔耳岗、姚家集和西南部的祁家湾等五个公社进行了三天的调查，调查结果证实，黄陂县委向孝感地委和武汉市委的报告，完全是真实的，同时还发现县直机关干部、工厂的工人、学校师生以及农村社员中，不少男的患浮肿病、肝炎病；不少女的妇科“吊茄子”；育龄妇女怀孕少等问题，一致认识调18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黄陂将会出现饿死人的问题，各级党委就要承担不可饶恕的责任。

粮食不外调的问题得到解决，鼓舞了黄陂各级干部搞救灾度春荒的信心和决心。为了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工作，古博书记主持召开了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讨论了做好救灾工作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千方百计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度过春荒，是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不准出现非正常死人的问题，哪里发生了非正常死人的事，由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写专题报告，送县委办公室秘书张广桥（古博同志的警卫员）秘密保管，再调查处理。我们的责任重大，只准做好，不出问题。”

从此，全县上下投入到安排群众生活上来，本着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瓜菜代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安排好群众生活：一是成立县委救灾办公室，负责群众救灾工作。二是用好国库储存的2000万斤粮食。由县长高起才召开全县安排群众生活会议，分配粮食供应指标，有计划的定量供应到户，并明确县机关下乡工作队、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工作责任，哪一级没有落实好，就追哪一级的责任。三是农村公共食堂，采取常年、季节、临时等多种形式办，无力办的停止办；坚持办的队，取消工分粮制度。四是经地委同意，停止“巴山砦水库”、“院基寺水库”的施工，民工回队搞生产自救。五是借适度的土地面积到户，种菜种杂粮，自种自收自用。六是寻找代食品，搞瓜菜代。动员群众下湖挖野藕、上山采野果、野菜。七是组织医疗队到各公社为社员群众治病。

这些措施，得到群众欢迎，调动了抗灾的积极性，把众多的人从饥饿线上挽救了回来。这样，黄陂县才避免了非正常死人现象发生，保护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恢复了农业生产秩序，促进了农业生产。这年夺得了早稻生产的好收成。

在“第二次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面前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主席给全国人民的一封信《党内通讯》，调动了广大干部和公社社员恢复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黄陂全县早稻获得好收成。

7月下旬初，有的队开始收割早熟的早稻。正在这时，孝感行署专员樊作楷派地区财办副主任陈迹来黄陂，同县委、县人委的领导，协商调粮支援武汉市的问题，说：“武汉市粮食空虚，从外地调粮又不应急，黄陂是武汉市近郊，早稻收成好，从黄陂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越快越好，以解粮食供应的燃眉之急。”紧接着地区粮食局副局长祝庆惠也为此事赶来黄陂。

古博同志认为，这次调粮支援武汉市比第一次调粮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春天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和社员生产自救的措施得力，度过了饥荒，早稻有了好收成，农村社员群众生活相对稳定，有条件外调粮食。经县委书记处研究决定，调1200万斤粮食支援武汉市。

从全县各公社的早稻生产情况看，横店公社的条件较好。张怡如同志到横店，立即成立了临时调粮指挥部，他亲自坐镇指挥，收割早稻，边割边捆边脱粒，边晒边装袋。各大队天天向公社指挥部报进度。连续三天，各大队把晒干的粮食送到“汉黄公路”边。从8月2日起，武汉市来运粮的车队由“汉黄公路”边的乔店摆到滠口的长江民生大堤，像车水抱子一样运粮进武汉市，很快顺利地完成了1200万斤的调粮任务。

由于黄陂县调粮应急，一时缓解了武汉市粮食供应的紧张形势，受到了武汉市领导和广大市民的赞扬。为表示对黄陂县社员群众的谢意，市长刘惠农在1960年的春节，亲自到横店公社的滠口管理区民生大队拜年。( 责任编辑吴思 )

2005年第4期 《团泊洼的秋天》留传的故事　作者：刘仰东

1975年9月，郭小川在天津静海五七干校写了诗歌《团泊洼的秋天》。第二年11月，距诗人离世不到一个月，这首诗在《诗刊》发表，随即引起广泛而热烈的社会反响。近三十年过去了，当中的一些诗句甚至整个诗篇，许多人一定还能背出来，但是，这首诗歌富于戏剧性的来龙去脉，则几乎不为人知。

2004年10月18日，是郭小川二十八周年的祭日。这天上午，《团泊洼的秋天》的第一个读者，也是诗歌创作过程的惟一见证人刘小珊女士和诗人的女儿郭晓惠女士一同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1974年底，郭小川从刚解散的湖北咸宁干校转赴天津静海干校。此前，他被怀疑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瓜葛，一直在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同行者都可以在转车时回家看看，只有郭小川不准回家，在丰台停留时也有人看管，一路直接押送到团泊洼。

这时的郭小川，心绪之坏，大概达到了平生之最的地步。郭小川是诗人，由诗及人，他在生活格调上的“积极”、“热情”、“有朝气”，是不难推想的，这是他在历次自我鉴定中常用的字句。此前的政治运动中，他也被审查过不止一次，并留下了几十万言的检查交代材料。政治上的蒙冤容易把人引向两种心境。一类为气节至上，可杀不可辱，不惜以生命作代价来捍卫自己的清白。解放初期和郭小川同用“马铁丁”的笔名写杂谈的陈笑雨，“文革”中仅被拉去陪斗了一次，就投河自尽，走的即是这条路。另一类合乎“大起大落”的逻辑，思想上从“朱门”入“空门”。你斗你的，我活我的，即所谓“看破红尘”。这是根源于避世哲学而体现出来的旷达和明白。显然，用这两种心态标准去衡量郭小川，都不合尺度。把他的交代材料和同期作品对照着一看就清楚，郭小川那些很具政治震撼力和感染力的诗句中，有不少都出自自身尚为政治压力所困扰的背景下。他经常是一面以忧心写交代，一面以激情作诗歌。这种看似矛盾的创作心态的交替，恰恰表明了郭小川性格中的韧劲和政治信念上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这一次，他真有些心灰意冷了，天天以烟酒度日，身心极度交瘁。1975年2月，家属终于获准去探望，女儿郭晓惠来干校陪父亲过年，她还记得，团泊洼干校那片没有围墙的红砖房中，只剩下郭小川和几个“陪同”他的人。西北风阵阵袭来，一派荒冷而凄寂的寥落景象。郭小川见到女儿自然有几分高兴。晓惠在团泊洼呆了五六天，别时的依依之情是可以想见的。郭小川对女儿说：我以后再也不写东西了。这句话让女儿觉出父亲内心的沉重。她深感让父亲放弃笔，比放弃生命还要痛苦。

时隔不久，形势有了转机。1975年入夏以后，也就是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所谓“右倾翻案风”时期，郭小川的情绪随着团泊洼干校和整个社会气候的宽松，日渐舒朗起来。恰在这个当口，原在《人民文学》杂志作编辑的刘小珊作为中国作协待分配的工作人员，被轮派到团泊洼干校“值班”，同去的，还有张光年等十来人。他们和郭小川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团泊洼干校处在一个令“五七战士”们感到“尴尬”的位置。它的两边，一边是劳改农场，一边是右派劳动农场。刘小珊说，有时干校学员和劳改犯发生争执，对方常回以这样有力的反击：“你们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是什么人，我们也清楚。”从干校所在的位置，大致也反映出在这里接受锻炼的人们的处境。在刘小珊看来，郭小川那段日子过得还算自在，闲适，充实。他几乎每晚都和朱康平、钟灵等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冒着蚊子的袭扰打桥牌至深夜两三点；白天则读《红楼梦》，学习《哥达纲领批判》；他还自告奋勇地给“校友”们上政治经济学课；上午，他就带着来干校过暑假的一帮半大孩子去独流减河游泳。平时大家相处也都还随意，互无戒备，谈笑风生。

刘小珊回忆说，晚饭后，是散步的时间，她和郭小川常到独流减河的大堤上漫步、闲谈，这种交流套用一个外交辞令，是“广泛而深入”的。他们谈创作，谈《红楼梦》，郭小川也间或讲些当年采访中国乒乓球队时的趣闻。惟有涉及政治问题时，双方都比较谨慎。其间，郭小川反复问过刘小珊：“我还能不能写诗？”前后问了五六遍。刘小珊说，这个问题他也一定问过别人。他问别人，实际也是在问自己。他渴望得到肯定的反馈，渴望重新拿起笔。8月份，在干校连部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令人振奋的批示后，终于有一天，郭小川告诉刘小珊，他准备写诗了！刘小珊在替他兴奋之余，向诗人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他写一首战斗的诗歌送给自己，郭小川慨然答允。说到这里，郭晓惠从旁解释道：“小珊阿姨多年当文学编辑，还在鲁迅文学院作写作辅导，与父亲在文学上的交流很深。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中能够相互信任，无话不谈。正是这种交流，使父亲在时隔多年以后，又拾起了过去的创作感觉，写了两首真正意义上的诗（另一首是《秋歌》）。”刘小珊认为，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气候下，同志间的信任和保护异常珍贵，人与人之间的友情更易形成。

张光年获得“解放”，正是在这个时期，这让郭小川看到了自己问题解决的希望。刘小珊还记得，张光年离开干校时，有车开来接他，张上车前与郭小川相拥而别，他对郭小川说：“你也快了。”

9月初，刘小珊结束了一个月的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后，她和郭小川时有书信往复。她在信中经常透露一些北京的“消息”，介绍处于封闭环境中的郭小川了解不到的情况，给了他不小的鼓励和安慰，而郭的信件，则是一篇篇充满激情、富有思想，客观冷静、逻辑清晰的漂亮文章。9月间，郭小川向党中央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点意见书，同时另抄一个副本，寄给刘小珊。这些意见主要是针对江青一伙的。有些人认为郭小川是一个天才的诗人，政治智慧上则略显天真。刘小珊并不认同这个评价。在她看来，郭小川性格中固然有所谓“天真”的一面，但他有思想，善于思考，富有实际工作经验。他写的意见书，绝非一时冲动，而是他充分认识到文艺工作和社会全局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这是需要以对政治、政策等做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为前提的。当然，他有时对形势的估计也会过于乐观。刘小珊受到郭小川这些文字的感染，在一封回信中写道：“我最喜欢北京的秋天，它不仅有着洁净的高高的蓝天，而且给人们带来丰收的喜悦，惟其接近严冬，因此更富有生命力，但不知团泊洼的秋天怎样？”郭回信说，你的信给我送来了一首诗歌的主题。这等于回答了刘小珊在干校时向他提出的要求。

9月底，郭小川寄来了一封信，里面就是这首后来打动了不知多少读者的《团泊洼的秋天》。刘小珊说，这实际上是一封诗信，因为它没有写在稿纸而是写在信纸上，信封里也没有别的附加文字。只是在诗的末尾，诗人写了这样一句话：“初稿的初稿，还需要做多次多次的修改，属于《参考消息》一类，万勿外传。”

这首诗是以私人信件的形式寄出的，但刘小珊强调说，诗中的内容，代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和憧憬，实际上是一个关心国运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说出了大家想说的话，时间会印证这首诗的历史价值。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郭小川敢于用诗歌来表达对“四人帮”的鄙视和憎恨，需要足够的勇气。那年夏天的“小道消息”纷纷，无数人只是在私下议论而已，惟有郭小川以极大的道义勇气和牺牲精神，做出了行动。这也体现了渗透在诗人骨子里的激情和活力。郭晓惠说，父亲在团泊洼写的这首诗，与他在整个“文革”时期写作的其他诗篇相比，是最无发表意识的，完全是内心话语的真情流露。

果然如张光年所料，郭小川在这年10月被中央专案组宣布“解放”，结论未留尾巴。他很快回到北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那些日子，他经常和冯牧、贺敬之等人长谈，刘小珊曾听他说，有一回三人谈了一宿。来看望他的朋友络绎不绝，他也常进中南海。然而，好景不长，形势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0月下旬，他被当时的副总理纪登奎告知，到河南林县搞调查，实际是让他外出避避风头。郭小川行前来到刘小珊家，请她拿出《团泊洼的秋天》的诗稿，把原稿中“大雁还没有北来”一句更正为“大雁还没有南去”。这一走，郭小川再也没有回来。

郭小川到林县后，两人之间的通信并未间断，彼此依然保持着无话不谈的信任，只是形势看紧，有些信只能通过亲友传递。郭小川寄来了他悼念周恩来的长诗，刘小珊曾去信详述“天安门事件”的经过。1976年7月，文化部派两个人到郭小川所在的林县农村追查情况，诗人感到了形势的险恶，写信给刘小珊，要她把他写的所有书信烧掉。此时，刘小珊已把郭小川的来信转移到郭的女儿的一个朋友家里。正游移间，郭小川又来信催促说：“你如果不准备揭发我的话，请把我给你的所有信件销毁。”话说到这个地步，刘小珊不得不把信件取回，忍痛付之一炬，惟独留下了《团泊洼的秋天》，她实在不忍销毁这首佳作。她把那三张信纸叠好，用塑料薄膜严密封装，然后用四枚图钉钉在大衣柜的底部。这个衣柜至今还放在她家的一间卧室里。说到这里，刘小珊带我们参观了这个已从深色刷成白色的衣柜。她一边用手示意藏诗的位置，一边说，这是一个死沉的花梨木衣柜，除非把它翻倒，是发现不了这份诗稿的。

1976年夏天，刘小珊的日子也日见难过起来。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文化部分配办公室，将文联和作协的三百多名待分配干部集中到朝内大街203号院内，进行面对面和背靠背的“追谣、查谣、追查反革命”的大清查。刘小珊也在当中。她回忆说，先是追查“天安门事件”和“红都女皇事件”的“涉案”人员。她咬住“没去天安门”不松口，其实至今她还保存着两次从天安门广场亲笔抄来的诗歌。后来，作协的清查转入郭小川与“右倾翻案风”的关系问题，首当其冲的冯牧被连整带吓，病在了家里。刘小珊也成了重点“关照”对象，追查的核心是针对“五点意见书”，要她揭发郭小川。有人在会上质问她：郭小川的“五点意见书”是不是寄给你了？有人揭发说：他有一回给你寄了很厚的信嘛。在刘小删面临如此压力的时候，原《文艺报》编辑汤浩却站出来为她“证明”：“郭小川的信我看了，写的就是干校生活，秋天的景色。什么问题也没有。”刘小珊回家把情况告诉丈夫、八一厂编剧史超。史超的主意是，这件事绝对不能说出去，万一有什么不测，你也只好牺牲自己了。这更坚定了刘小珊“不说”的决心。那些日子，她只能利用上厕所的机会给知情者写条子，订立“攻守同盟”。有一次，她在厕所里给呆在家中的冯牧写了封长信，详细介绍追查情况，后来利用冯牧来开会的机会，当众若无其事地递给他，说：“某某让我带给你一封信，你看看吧。”刘小珊说，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在做地下工作。

因为追查不下去，刘小珊终于被“隔离审查”，不许回家。有一次，工作组把她找去，逼他揭发郭小川，她一言不发，双方僵持了半个多小时。组长发话说：总要讲一点吧。刘小珊就说了些郭小川和她谈到过的诸如有关“反右”、《红楼梦》研究之类不疼不痒的问题，想应付过去。尽管刘小珊态度坚定，但毕竟承受了五十多天巨大的精神压力，内心的紧张和恐惧在所难免，身体也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渐渐支撑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刻，情况发生了巨变。

10月初的一天，原音协秘书长曹兰通知刘小珊，史超打来电话，有事找她。中午，刘小珊避开众人，到朝内菜市场的电话间给丈夫史超回电话。史超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现在不是你写材料的时候了，该轮到他们写材料了。”刘小珊马上明白，“他们”指的是谁，有“大事”发生了。回来的路上，她的心情难以平静，竟致浑身颤抖起来，午饭也没心思吃。时过近三十年，刘小珊谈起那段经历，仍颇多感慨。她再三说，这场磨难对她而言，不仅是一次非常的考验，也是一生中一次人格上的提升，同时也让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史超人格上的可贵。

“四人帮”粉碎了，但诗人郭小川却在这正当放歌的日子里离开了大家，所幸刘小珊为他留下了那首《团泊洼的秋天》。刘小珊被解除审查回到家中后，马上从大衣柜底下取出诗稿，交给了冯牧，文学评论家冯牧看后眼睛一亮，连连说：“诗写得很好，哪来的？”他当即决定，在第一时间发表这首诗。

1976年11月，《诗刊》发表了《团泊洼的秋天》。不久，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第一次文艺晚会上，演员瞿弦和朗诵了这首诗，全场轰动；又过了不久，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次“悼念周总理，讨伐‘四人帮’大型诗歌朗诵会”上，诗朗诵《团泊洼的秋天》再次引发全场轰动，万余人掀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第二年，《团泊洼的秋天》被编入北京市中学语文课本，全市的中学课堂上，不时响起那洋溢着锋芒、真情的美丽诗句。郭晓惠就曾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中学生背诵其中的诗句。

当年，刘小珊舍着政治生命保存了这首不朽的诗篇，这是一个事实。但近三十年来，她始终没有公开这个“秘密”，《团泊洼的秋天》的读者们自然不明底细。对此，刘小珊在采访结束时作了这样的“解释”：“《团泊洼的秋天》是郭小川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激情的迸发，心血的结晶。没有必要让人知道，这首诗歌和我有什么关联。”

（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4期 三年困难时期的知识分子　作者：罗平汉

“三年暂时困难”对于今天的年青人来说，已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了，而对于经历了那段日子的人们来说，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本文试图以南方的一所普通高校为个案，对这一特殊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作一点描述，借此希望我们每个人倍加珍惜今天的生活。

一、“投机倒把”的教授

1958年到1960年三年的“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不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倒退。到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人所共见的严重困难，广大人民感受最直接的，是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严重不足。为此，国家一再压低粮食供应标准。196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农村口粮标准必须降低，城市供应标准也必须相应降低，除了高温、高空、井下和担负重体力劳动的职工外，其余的全部城市人口，每人每月必须压低口粮标准两斤左右。

应该说，在严重的困难面前，党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给予了尽可能的照顾。1960年7月，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一份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问题的报告，建议对高级知识分子一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二、三级人员，每人每月供应肉二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两斤。这分别是部级和厅局级干部享受的待遇。中共中央还指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今天看来，这样的照顾似乎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则几乎是倾其所能了。

然而，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毕竟是知识分子中的少数人。

这里记录的南方一所普通高校的情况，便可充分体现知识分子的处境。

这个学校的党委宣传部，编印了一份供校领导参考的《内部情况》。在1960年12月的一期《内部情况》上，有一份《中文系教师思想状况》，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方某某：一艰苦就留恋香港生活，胃病一来，就想快些回家，一上街见吃的东西就买，对市场供应有意见，粮、饼国家抬高物价，国家不对，心中不痛快。自己想，这种生活什么时候才结束！这样的日子短时间还可以，长期以来，实在受不了。

梁某某：怎么搞的，为什么市场供应越来越糟了呢？58年以前多么好，那时工作学习起来精力很充沛。现在工作提不起劲，主要是没有油水。像我们这样大的国家，又是“一穷二白”，要恢复过来难啊！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目前市场上啥也见不到，天气冷了，想给小孩买双棉鞋，找了几家铺子也没有买到，只得将自己的棉鞋前面放点棉花给他穿。把人民生活压得这样低，这样时局，几时才能好转啊！

周某某：我的肚子一饿就怀念过去的自由市场好，觉得今不如昔。我有病也不想去看，心想有病更好，可以减少吃的。每天上街东找西望，想找东西吃。羡慕别人有很多票，心想这种日子早日过去吧！希望一、二年后有好转，但什么时候才能好转呢？前途渺茫。

胡某某：粮食定量太低了，肚子老是饿，所以我现在常在食堂买双份菜和米豆腐吃，吃完饭也不离开食堂，转来转回想找门路，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肚子饿就借别人的外汇证去买来煮。但这个门也不行了。所以我现在对以后生活没有希望。就是有也渺茫得很。何时何月才好？

看到档案中记录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这时所思考的，不是如何地搞好教学，也不是如何地搞好科研，而是如何地填饱肚子。当然，此时并不是只有知识分子填不饱肚子，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如此。

更使人感到悲戚的是，即使在这肚子空空如也的时节，也仍然没有放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警惕。

过了两个月后，又一份反映中文系教师思想动态的材料摆到了党委领导的桌子上。材料中说，中文系的67个教师中，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属于第一类的，即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政治立场坚定，能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有16人，占教师人数的23.88%。属于第二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及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对当前形势认识模糊，立场动摇，干劲不足，缺乏艰苦奋斗精神的有37人，占教师人数的44.27%。属于第三类的即对“三面红旗”、党的方针政策有抵触不满情绪，表现消极怠工，悲观失望的15人，占教师人数的29.85%。

材料中还特地提到了一些第三类人的典型：

青年助教杨某，公开反对“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万岁的口号喊不出口举不起手”，认为当前城乡萧条得很，漆黑一团，感到前途渺茫。自从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他几乎天天中午都到市场，不惜高价买回各种鱼菜食品，吃后大发牢骚，说“一个月的工资买几斤鱼又完了”。

教授、系主任冯某，对市场物资供应不满，对食堂意见最大，动辄发火骂人。材料也承认，冯教授过去并不是这样的，以前待人态度很柔和，而现在却变了。至于变的原因，材料中没有说，但将冯列入对“三面红旗”有抵触的这类人中似乎已说明了问题。整理材料者不知想到没有，连学校最知名的教授也吃不饱肚子，脾气能好吗？

据材料反映，这位冯教授，不但态度变了，而且不愿意参加政治学习，产生了强烈的退休思想。他家人还常到自由市场上去买东西，冯教授自己还卖过三只鸡。之所以卖鸡，据教授自己说是因为粮食少，卖了鸡换回些粮食，但材料提供者断定，他是想高价卖鸡后买回兔子和鲜鱼，感到这样比较划算。

该校中文系教授在自由市场买卖东西的，并不止冯教授一人。这份材料说：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对于自由市场最感兴趣，常常议论，高价出卖自己的东西，中文系的几个知名的副教授和讲师，均在自由市场上买过鸡和兔。

在各个党支部写给党委的材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取一点食物，教师中有拿自己的物品去自由市场换食品的，有在食堂买两三份菜的，还有冒领别人饭菜的，可谓各种情况都有。知识分子们早已放下了架子，不顾脸皮，去掉斯文，为的是如何使空空荡荡的腹中，稍微多填充进一点东西。

笔者还抄录了一份该校化学系1961年元旦教工会餐的伙食安排：

主食：干饭。

菜：（一）烧罐头（红烧牛肉等七种合成，每三人一罐）；（二）盐鱼（每人2两）；（三）芋头丸子（每人4两）（四）苞菜；（五）萝卜（每人8两）；（六）兔肉；（七）味、杂锦香汤（鱿鱼、海参、黄花菜、紫菜合成）

这份菜谱，是化学系党支部向党委汇报中的元旦会餐计划，其用意本想在于显示本系的生活安排是不错的。至于这份菜谱到时是否能兑现，就很难说了。

二、代食品与浮肿病

在大饥荒的日子里，适逢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如同农村的人民公社社员吃喝在公共食堂一样，这所学校不但学生吃喝在食堂，连教师也在食堂吃饭了。随着粮食供应量的一再降低，尽管提出“政治进食堂，书记进伙房”，但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不过，真还有“巧媳妇”降临了。在该校的《内部情况》的“校外消息”栏中，就有一则来自清华大学的消息，文曰：

清华大学全党全校抓食堂工作。党委书记挂帅，成立食堂工作组，抽调大批干部深入食堂第一线，他们把抓好群众生活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

他们抓食堂的关键，试验过碗饭、盒饭、双蒸饭、烂饭等方法，而以烂饭量多且香。烂饭法的操作规程：一锅下米300斤，水要逐步加入。先干煮40分钟，然后第一次加水120斤。过15分钟，第二次加水200斤。再过15分钟，第三次加水520斤。在米下锅以后，最后加水100斤，等10分钟，就可以开饭。饭重量虽不及双蒸法（按所谓双蒸法，就是饭蒸好后，再加水第二次蒸），但体积大。煮粥法：20斤米下锅，加水370斤，出粥320斤。先以大火烧开，等到米已经煮得像饭粒那样以后，再用小火慢慢煮，共要2—2时半，粥多且又稠又香。

各种各样的“增饭法”，其实不过是多加水而已。按说，北京是首善之区，供应情况还是好的，但清华的师生还得为粮米不够而绞尽脑汁。如果不是供应不足，堂堂清华怎么会有如此“先进经验”呢？

可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封闭已久的自由市场已经开放，但市场上常常是空空如也，并无什么东西可买，而且，多少年来积攒下来的一点积蓄，也很快花光。为了生存，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加入到了寻找“代食品”的行列。

“代食品”对于没有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来说，自然有些弄不懂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食品。而经历了那艰难岁月的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有点心有余悸。说白了，所谓代食品，就是除了食品之外，一切可以替代食品作为肚子填充物的东西。这里头，有植物叶子，有玉米、小麦的根须，还有其他可进肚的物品。

在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中，中科院的科学家们承担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研究课题，而到了1960年，这些科学家的研究课题则改为粮食少了怎么办，承担了研究“代食品”的任务。

1960年月11月9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送了一份题为《关于大办粮食代用品的建议》，报告一开头就说：“根据中央支援农业的指示，为了有助于节约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最近几个月来，我们着重抓了粮食代用品的研究工作。由于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在生物分类和生物化学等方面稍有基础，研究工作进展是比较快的。目前已有几种代用品试验成功。这几种代用品，既有营养，又无毒害，原料丰富，做法简便，可以分别情况，大规模地推广。”

中科院党组在报告中说，橡子仁、玉米根，泡泡磨磨就能吃，应抢时间推广下去。科学家们估计，全国带壳橡子一年约有80亿斤，橡子仁中一般含有43%—60%的淀粉，每百斤橡子去壳后，可以提取淀粉30至50斤，如果以全国橡子产量20%来提取淀粉，即可得淀粉6、7亿斤。建议中又说，玉米根、小麦根，洗净、磨碎，碾成粉后，也可食用，而且色香味都有点像炒面。科学家推算，一亩地的玉米根可碾粉50斤以上，如能在全国普遍推广，以玉米根、小麦根的20%做根粉的话，全国可得几十亿斤的粮食代用品。

这份建议还说，叶蛋白（其实就是新鲜草叶、农作物叶子和树叶晒干磨成的粉）营养好，资源广，只要采集、加工有所安排，就可以大搞；食用微生物、浮游生物，繁殖快，只要学会一定的管理技术，准备必要的简单设备，积极而有步骤地推广，就会有很大的收益。

前面提到的这所高校，虽地处中等城市，但学校不远处即是山区，山上长着一种当地称为野红薯，或叫山薯的野生植物。在大搞代食品的运动当中，为了裹腹，师生纷纷上山挖回野红薯。应该说，在发动群众采集代食品之初，该校党委就注意到了防止中毒的问题。当师生将野红薯挖回之后，即要求科研科和化学系对野红薯进行化验，同时要求师生不要随便食用。化验的结果，发现野红薯含有一种有毒的皂素，院党委随即让学校生活委员会和科研科连续发了两道紧急通知，要求暂停食用。可是此时，饥不择食的师生们已有人食用野红薯了。因为野红薯的中毒反应比较慢，一般要在一个星期，甚至十天之后才有反应，以至吃了野红薯的师生有1600余人。

元旦刚过，传来邻近的矿冶学院几个学生吃了野红薯中毒死亡的消息，该校顿时紧张起来。此时，学校食用过野红薯的人也开始不断出现中毒反应。学校党委赶紧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采取紧急措施，成立防治疾病指挥部，停课进行检查，中毒严重的100多人被送到医院治疗，将中毒相对轻一点的，集中学校观察。据调查，全校或多或少吃过野红薯的师生中有中毒症状的有近500人。这一中毒事件幸亏发现及时，没有导致人员死亡，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营养的严重不足，致使许多人不瘦即肿。由于食物摄入量过低，饥饿难受，只得喝水充饥，以致浮肿病普遍发生。据一份资料统计，该校师生连同家属共4056人，病号数（主要是浮肿病）714人，占全校人数的17.6%；其中教工病号数257人，占教工人数的23.44%。但据经历了这次大饥荒的亲历者回忆，实际数字远远要超过此数。此外，全校还有众多的女教师和女学生患有妇科病，仅历史系就有80%的女生患月经病。

浮肿病的发生，原因就在于食品的极度缺乏。该校的一期《内部情况》在谈到如何防治这种病时，无意中承认了这一点。文章说：营养性水肿病是由于身体所吸收的养分不能维持其生活、劳动消耗所造成的，一个正常人如果每天吃入食物中的养分（包括蛋白质、热量、维生素）仅占其需要量的50%以下，在一个月内即可发生水肿，如果不足30%时，也可以在几天内发生。一向在社会群体中生活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都生活在如此贫困的状态之中，“三年暂时困难”之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灵丹妙药小球藻

在众多的师生大受浮肿病之苦之际，一种既是药品，又是美味佳馔的东西便格外被看好。这就是小球藻。

1960年月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推广小球藻在当前粮食因灾不足的情况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可以保证至少不死人，减少甚至消灭浮肿病；二是减少乱采代食品引起的中毒事件；三是保证劳动生产率和工农体力不因粮食不足而降低。毛泽东对这个建议很重视，将胡的信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要他们研究推广。

胡乔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附有一份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的研究材料，其中特地提到了小球藻的作用：云南省大理市郊区用小球藻给人治肿病，90%以上的病人都治好了。一般是三四天消肿，六七天出院。在大理州医院，用小球藻试治了25种疾病，效果良好的占78%，症状减轻的占百分之17%，无效的只占5%，没有副作用。更神的是，有个人眼睛看不见已有十多年，吃了小球藻并用小球藻洗眼，很快就初步复明。不但如此，云南省粮食厅还进行了人吃小球藻节约粮食的试验。每人每天吃一公斤小球藻浓缩液，可少吃一两大米，十天之后，参加试验的八个人，有五个人的体重分别增加了两公两到两公斤。参加试验的人反映：未吃小球藻时，到开饭时感觉很饿。吃了小球藻节约了粮食，到开饭时，虽然也感到有点饿，但比过去好多了。

自从师生吃野红薯中毒之后，上面提到的这所学校也就对小球藻的培植格外积极。化学系在给党委的一份汇报中说，党支部认真贯彻党委的指示，“大抓代食品的培养、加工工作，拨出有机化学实验预备室及实验室所有的大小玻璃瓶作培养人造肉、小球藻之用，做到重病号每天吃一次，全系师生每周吃一次。”“做好病号饭：每人每天吃一次人造肉汤或小球藻汤，每人每天加油半钱，主粮中加入玉米、高粱等富有营养的杂粮，对全体师生，每天煮姜汤，每席发上一碗，多吃玉米、高粱粥等。”由此看来，连小球藻当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用。

到1961年4月，学校的小球藻生产终于初具规模，共生产出了小球藻浓缩液3287斤，原液21400斤。用于小球藻生产的瓶、罐达622个。3月中旬以来，学校的小球藻开始大面积生产，投入生产的水池达24个，面积有50平方米，能容水194吨，还有十几个池子正在改、扩建。届时，每人每天能保证吃上小球藻浓缩液4两，原液3斤。

这所学校的情况，也许在全国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并不是最严重的。

据一份题为《部分地区试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的情况》材料介绍，武汉大学在1961年上学期开学以后第一次检查时，发现全校有浮肿病患者405人，占全校人数的6.4%，到第二次检查时增加到443人，占全校人数的7%。武汉医学院1960年12月有肝炎患者1094人，到1961年3月增加到1130人。湖南医学院的情况更为严重，该校患肝炎的人数，讲师中占90%，助教则为100%。

1960年，卫生部和中国科学院等单位，曾对在京一部分著名专家的健康状况进行了一次重点调查。

这次共调查了123人，其中教授有冯友兰、朱光潜、冯至等33人，医生有黄家驷、林巧稚、吴英恺、黄宛等52人，科学家有华罗庚、钱崇澍、陈焕镛等25人，作家、艺术家有欧阳予倩、戴爱莲、马思聪、刘开渠、叶浅予等13人。调查的结果是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都不怎么好，体重普遍下降，体质减弱，疾病增多。这123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体质减弱，但健康状况还较正常的有34人，占被调查人数的28%；体重下降较多，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基本上能坚持工作的49人，占40%；体重下降突出，并患有严重疾病，已经全休或半休的33人，因工作离不开尚在勉强工作的7人，共占32%。

这些人都是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属于生活条件较好的一群人，他们的情况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识分子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局面，直到1962年才有较大的改变。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王韬与华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　作者：刘小清　刘晓滇

（一）

1874年2月4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华人自己独立创办的《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刊，它的面世对中国报业的发展具有首创之功，因而有着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和特殊价值。

《循环日报》的创办人王韬是一名饱学之士。他出生于江南古镇甫里一个衰落的“官宦之家”，年轻时的王韬在父亲的耳提面命下，倘佯于《四书》、《五经》，闭门关舍，厚积待发。1846年，数年一次的江南乡试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贡院举行。王韬踌躇满志，志在必得。未料想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商女云集，灯红酒绿，十里秦淮更是青楼相接，歌笙达旦。置身于如此环境，王韬实在难以抵御粉香熏染、风月诱惑，苦读之志顷刻荡然无存。他情不自禁地穿梭于花街柳巷，乐不思蜀。最终，当他不得已收拢散落的书籍走向考场时，结果可想而知。

南京乡试的失败成为王韬一生的重大转折。从此，他对仕途产生倦意。他去了上海，看望在上海“设馆授徒的父亲”，同时寻找人生新的驿站。当时上海福州路一带有个地方叫麦家圈，其主人为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都思。麦都思曾在伦敦接受印刷术训练。当他抵达中国时，其携带之物不仅有一本必备的《圣经》，而且还有一部较为先进的书版印刷机。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译述西书的机构——墨海书馆。由于墨海书馆的建立，在麦家圈附近的四马路、福州路一带逐步形成书局林立、文化用品店铺聚集的局面。这便是延续至今的上海福州路文化街的由来。

墨海书馆诱发了青年王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前往拜访，参观了书馆的印书过程。其后，王韬记之为“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牖，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1849年9月，徘徊于上海滩的王韬进入墨海书馆，被聘为“秉笔华士”，即现在的编辑。从此，他即与麦都思朝夕相伴，“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

麦都思作为在华传教士，有一番宏大计划，即将《圣经》的《新约全书》、《旧约全书》翻译成通俗易懂、平实流畅的中文，以便于其传播。但他囿于中文水平，所译文字不免“拘文牵义”、“诘牙聱口”。王韬的到来正好弥补了麦都思的不足。助麦都思译书以及对所译文字的润色成为王韬在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这种宗教文字的翻译工作竟然持续了六年之久，这也是王韬自己始料未及的。王韬深厚的中文造诣，为宗教文字翻译增色颇多，以至后人誉其译本“文辞雅达，音节铿锵”。王韬在墨海书馆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以后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予以推广并且在中国广泛流传。

（二）

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言战事而受到清廷的追缉。他被迫避难于香港。

其时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正踌躇满志地计划将中国的经典文化作品翻译成英文，取名为《中国经典》。《中国经典》的翻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理雅各虽有留美学生黄胜等人助译，但仍感力不从心。理雅各原与上海麦都思多有联系，当他得知王韬抵港后，异常高兴。

此前，王韬在上海墨海书馆所表现出的经学功底，令理雅各心仪已久。他立刻修书聘王韬来书院参与翻译《中国经典》，并且“特为位置”，“优礼有加”。

自入英华书院，王韬便“杜门削迹，一意治经”。王韬的加入无疑加快了《中国经典》这一浩大工程的进展。但毕竟中国经典文词古奥晦涩，历史记述真伪参半，加之后人注疏汗牛充栋，十分庞杂。王韬不得不广征博引，详加考订，仔细辨析，同时“采择先哲之成言，纂集近儒之绪语，折衷诸家，务求其是”。仅《尚书》译述即达三年。继之《诗经》、《春秋》、《左传》译本又相继推出。王韬、理雅各鼎力合作，积数年之功，终于完成洋洋大观的多卷本《中国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此举引起西方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出版界的轰动。理雅各也因此得到极大荣誉并被英国爱丁堡大学授予汉学奖和荣誉博士称号。当然，理雅各并未忘记王韬对此的巨大贡献。他在出版前言中称：“译者不能不感激而承认苏州学者王韬之贡献。余所遇中国学者、殆以彼为最博中国典籍矣。”他还称王韬为中国第一流的学者，至少在香港未有能与之匹敌者。

1867年初，理雅各因事回国。他时常念及王韬，专门邀请王韬作欧洲之游。这年底，王韬搭乘普鲁士轮船离开香港，开始了对他一生有着深刻影响的欧洲之行。此后，他“纵横十万里，历经数十国”，足迹遍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槟榔屿、锡兰、埃及、意大利、法国、英国，眼界为之大开。王韬自己称，一路之行“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观其兵力之强弱”。

王韬在英国逗留时间较长，有两年之久。他全方位地考察了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风俗民情以及各类新鲜事物，特别对于电报、铁路、纺织、文化教育以及城市公用事业都有较详细了解和记载。王韬的这些观感，以后被其累辑成《漫游随录》而刊行于世。

其时，王韬因翻译《中国经典》在英国已享有盛名，英国众多大学、教会、团体竞相邀请他前往讲学。英国著名的牛津大学是王韬十分仰慕的学府，他在理雅各陪同下专程前往参观，并应邀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登上牛津大学的讲演台。他侃侃而谈，从孔孟之道的仁爱礼教直到中西文化的异同，口若悬河，“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之震”。

王韬在英国的社会活动产生强烈影响，好多图书馆请他题词，爱丁堡大学请他主持考试，伦敦照相馆专门为他摄像并作为世界名人像挂出，当地报纸追踪报道……王韬不无得意地用四个字予以概括：“吾道其西”，意即中国文化开始逐步深入西方。

欧洲之行，令王韬眼界大开，也增加其对西方世界研究的兴趣。之后，王韬即有《美利坚志》、《俄志》、《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学原始考》、《普法战纪》等系列介绍西方人文、地理、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专著相继问世，打开了国人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口。

（三）

走出国门的王韬，呼吸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气息。他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典籍制度固然折服，但对其信息灵通、舆论活跃的社会文化环境更加神往。王韬意识到西方国家制造之精、制度之美、民风之好，是与社会的舆论公开、信息开放以及报刊传媒的发达互为因果的。他曾用赞慕的口气介绍：“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于朝纲国政，颇得参以政权。阅之，足以知民情之向背，习尚之好恶，风俗之浇醇，国计之盈虚，时局之盛衰，兵力之强弱。”王韬对西方报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由此触发了办报的念头。

1872年，王韬从欧洲返回香港不久即加盟《德臣西报》译员陈蔼廷创办的《华字日报》，之后担任主笔。《申报》专门载文评价王韬“飞毫濡墨，挥洒淋漓，据案伸笺，风流蕴藉”。当时，《华字日报》对西报依赖较大，不仅内容多译自英文报刊，而且印刷发行工作亦由《德臣西报》担任。这是王韬颇为遗憾的。他下决心要摆脱这种局面，终于两年后创办了一份完全由中国人主宰的报纸，这便是《循环日报》。

《循环日报》完全由华人出资和经营。王韬对当时香港、上海等地中文报纸受制于西方人的状况颇有不满，他在《倡设日报小引》中称这些报纸“主笔虽系华人，而开设新闻馆者仍系西士，其措词命意未免径庭”，“欲矫其弊，莫如由我华人日报始。”为此，他不无自豪地宣称：“本局倡设《循环日报》，所有资本及局内一切事务皆由我华人操权，非别处新闻报馆可比。”

王韬所言的“本局”，即此前他与黄胜等人购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而成立的中华印务总局。王韬办《循环日报》除得到黄胜支持外，协助办报者还有留英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的伍庭芳，香港著名人士何启以及广东秀才洪士伟等。原上海《申报》馆职员钱征奉命考察香港报业，滞留香港，亦成为王韬办报的有力协助者。王韬是一位很有思想的香港早期报人，他提出办《循环日报》是“以中国人论中国事”，“凡时事之利弊，中外之机宜，皆得纵谈，无所拘制。”他认为“日报有裨于时政，报中所登之事，无非独抒管见，以备当事者采择而已。”由此可见，王韬办报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近代舆论意识。他要利用报纸议论国家大事，纵谈时事利弊和中外机宜，希冀以此影响国家当权者，影响时政。这种办报的指导思想使得《循环日报》具有不同于此前的中文报纸的一种鲜明特点。该报设有《中外新闻》栏目，几乎每天都发有时评文章，而文章绝大部分为王韬亲自撰写。仅1874年至1884年的十年间，此类文章即有900篇以上。以后王韬精选其中180余篇，编成《文录外编》。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中国报学史专家戈公振对《循环日报》如是说：“该报有一特色，即冠首必有一篇论文，多出自王氏手笔，取西制中适合我国者，借以讽刺清朝的改革。《文录外编》即为集该报论文之精华而成。其学识之渊博，眼光之远大，一时无与匹。”

王韬在《本馆日报略论》中曾明确表示，《循环日报》不仅要将国内外要事消息汇于一纸，而且要毫不隐讳地表述报社看法和主张。也就是说，王韬借《循环日报》一方面是传播西学新知，沟通内外信息，打破国人的闭塞状态；另一方面是借题发挥，阐述己见，引导舆论。当时王韬在《循环日报》上主要就内政和外交两大类阐明其主张。内政方面以《变法》、《变法自强》、《重民》、《除弊》、《兴利》等为题，系统宣传了变法自强的政治改良主张。在外交方面，则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日、俄、法等国对中国的侵略，并提出废除治外法权、修改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主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王韬糅议论于消息之中、积极针砭现实、干预生活的办报原则于《循环日报》得到充分体现。

《循环日报》的报名，曾引得后代学者推测不已，各抒己见。戈公振认为“循环”即指“革命”，系喻太平天国的革命虽然失败，但可借报纸传播其种子，以致循环。中国古代《易经》中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盛衰相继”、“刚柔相克”等循环观对王韬是有一定影响的，他之所以选择“循环”，至少应包含对当时中国现状的否定和对中国未来发展一种“由衰及盛”的设定。

《循环日报》汇世界意识与爱国情感于一炉的“兼容性”及其“言别人所不敢言”的特点，致其在当时受到广泛的欢迎，发行量处于同一时期各报发行量之首。报纸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澳门、厦门、福州、宁波、镇江、九江、汉口、烟台及海外的旧金山、悉尼、墨尔本、横滨、长崎、神户、西贡、新加坡等地“凡有华人驻足者”均设有代销处。

王韬是一位走出了传统的维新派报人。他创立了近代舆论意识十分强烈的新闻理论，这种理论同样也是他变法图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于新闻理论的探索和研究，成为开拓这一领域的首创之举。难怪有人称从王韬始，中国新闻学才算正式诞生。著名作家林语堂称王韬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

1884年，经李鸿章默许，王韬终于结束了二十三年的旅居香港生活，重回上海。他在上海创办了“书局”，出版了许多科技文化书籍，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不久，他又出任格致书院院长。格致书院是我国最早教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学校。

1894年，弃医从政的青年孙中山来到上海，在《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寓所中邂逅他仰慕已久的王韬。正是这次见面，孙中山托王韬转呈其近万字的《上李鸿章书》。王韬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身影，遂欣然为其润色，并托李鸿章幕僚罗丰禄为其转呈。

1897年，王韬在其上海寓所西草堂溘然长逝。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4期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和《新民报》　作者：郑连根

一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中国报业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们是《新民报》的创始人。在辉煌的时候，《新民报》先后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五地出版日报或晚报八种，号称“五社八报”，堪称跨地域的“大报业集团”。

不妨先从邓季惺说起。邓季惺，重庆人，出生于1907年，名友兰。她的母亲吴婉是一位知书识理的开通妇女，她认定女子要想摆脱受压迫的命运，就必须有知识。邓季惺的父亲邓孝然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她念私塾。在她14岁这年，趁邓孝然不在，吴婉自作主张地让女儿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季惺考取了，从此远走高飞，开始了她一生的忙碌、操劳和求索。

1923年初，邓季惺和同学吴淑英等相约到南京，进南京暨南大学附中女生部三年级。吴淑英的弟弟吴念椿在读金陵中学，两所学校都在鼓楼附近，暑假里，季惺和淑英经常到鼓楼茶座去乘凉，念椿也是这里的常客。季惺和念椿熟识起来。又过了一年，季惺去上海念中国公学大学预科时，念椿已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了。因着南京时的交往，二人已互生好感，便自由恋爱了。因为爱慕邓友兰（季惺），吴念椿遂改名为“吴竹似”，谓之“你与兰为友，我似竹高洁”。1925年底，邓季惺与吴竹似结秦晋之好，步入了婚姻殿堂。而这吴竹似，便是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生父。

1926年，吴竹似受聘《大中华日报》编辑，一家人回到重庆。这期间，吴竹似结识了陈铭德并与之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陈铭德，四川长寿县人，出生于1897年。1924年秋，他从北京法政大学毕业后回到四川，先后在成都法政专科学校教新闻学、任成都《新川报》总编辑和《大中华日报》主笔。1928年又被邀请去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做编辑。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工作不久，他便对刻板的工作方式和国民党钳制舆论的做法产生了不满。他认为国民党的新闻政策与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民主自由思想相去甚远，于是便产生了创办一份民间报纸的想法。他的想法得到了川籍同事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随后，陈铭德辞去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编辑的职务，再次回到四川，全力筹措创办新报事宜。

在四川，陈铭德得到了军阀刘湘的资助。刘湘资助他“启动资金”两千元大洋，以后按月支付津贴五百元大洋，同时还给陈铭德个人“活动经费”每月二百元大洋。有了这笔资金，再加上刘正华、吴竹似的支持，《新民报》于1929年的秋天创刊了。起名《新民报》，意思就是“作育新民”，向青年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同时也含有继承和发扬同盟会时期的《民报》精神的含义。报头上的“新民报”三个字，是由精于书法的吴竹似从孙中山先生的遗墨中摹写下来的，就连报纸选在9月9日这天创刊，也是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

这个时期的《新民报》，社长是陈铭德，总编辑是吴竹似。到1930年1月，吴竹似和邓季惺的儿子敬链出生了。可是很快，吴竹似就生病了，得的是肺结核。于是吴竹似和邓季惺北上求医。在照顾吴竹似的同时，邓季惺插班上了北平朝阳大学，学习法律。

1931年7月，吴竹似在北平去世。这对24岁的邓季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

作为吴竹似的生前好友，陈铭德来到北平，想安慰一下好友的遗孀，同时提供一些帮助。他看到邓季惺并没有整日以泪洗面，而是坚韧顽强地生活着——她一面带着三个孩子，一面继续自己的学业。他感佩这个女人的力量，心底里除了敬，还渐渐地生出了爱来。随后，陈铭德于1931年8月和前妻离婚，两人恋爱了。

1933年1月24日，陈铭德和邓季惺在北平南河沿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婚礼。这个婚礼也值得一写。婚礼采用了开会的形式，有一百多位亲友“与会”，陈、邓二人刻了一对石印：“海枯石烂永不相忘”。来宾们每人得到了一份新婚夫妇陈铭德、邓季惺署名的协议。这协议印在粉红色的卡片上，上面写明：各人用各人的姓——即邓季惺不冠以夫姓；邓季惺带来的三个孩子依旧姓吴；婚后家庭实行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邓季惺娘家和吴竹似家都略有家产，分别财产制可保证邓季惺母子四人的生活。当然，它的意义不只是明确家庭中的财产权利，更有象征意义：它表达了作为女性的邓季惺对封建传统的反叛和对女性解放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张扬。

二

1933年夏天，邓季惺从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先在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后又辞职，在南京和镇江当律师，业余时间里，则全身心地投入妇女解放事业。邓季惺和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做起了“女权运动”实验，学开车、练打靶，开风气之先，号称要“群策群力为妇女界作一番日新月异的工作”。她们认为，妇女没有经济地位就很难有社会地位，而家务负担是妇女走出家庭的羁绊。因此，要为妇女解除后顾之忧，于是便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邓季惺自告奋勇当所长。她们还利用《新民报》开办了《新妇女周刊》，邓季惺发表了《妇女运动的时代性》、《妇女运动与家庭》等文章。

陈铭德了解妻子的才干，他早就邀请邓季惺和他一起办《新民报》。邓季惺起初惟恐加入《新民报》后会成为丈夫的附庸而不肯让步，何况她单凭自己的力量已经获得了社会的承认。直到1937年，邓季惺才接受陈铭德之邀，正式加盟《新民报》，担任副经理，负责经营管理和财务。那么，这个时候，《新民报》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一看。

《新民报》在吴竹似去世后，1929年冬聘张友鸾任总编辑。在认真研究之后，陈铭德和张友鸾确定报纸以广大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并制定了具体的编辑方针，使《新民报》基本上定型。《新民报》初期设在南京洪武街上，发行量很小，只有2000多份，办公的房屋也十分简陋。随后几次搬迁、增加设备，到1936年春，报纸发行1.6万份，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50%，随后再次更新印刷设备，从日本读卖新闻社购得一部旧轮转机，并改换了新字模，报纸实现了轮印。这不仅提前了出报时间，而且大大地改善了印刷质量，使《新民报》成了南京报业中的佼佼者，发行量也跃升到两万份。

这个时候，邓季惺加盟了《新民报》。她一上任，就为报社的财务会计、发行、广告、印刷等业务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并监督执行。比如，财务对广告的控制。过去每天刊登广告没有登记，广告费的收取也没有严格的准则。邓季惺上任后，报纸每天刊登的广告一条一条地剪贴起来，做成一张报表，财务科就根据报表收钱。现金结算的，全部入账；拖欠的，记入债务，一个月下来，广告部门要把外债讨回来结账。发行也同样天天有报表，现金回笼是邓季惺每天都做的“功课”。

邓季惺在物资供应上也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纸张供应十分紧张，而报纸销路激增，她就派四五个人专门购买、储备纸张，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同时，战争使物价不稳，邓季惺及时把报社赚来的钱兑换成美元或黄金以防贬值。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五万元依法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邓季惺任经理。

可是，战争把一切秩序都打乱了。《新民报》坚持出刊到1937年11月27日，不得不迁往重庆。一个多月之后的1938年1月15日，重庆版《新民报》就问世了。

1941年11月1日，《新民报》成功地策划出版了晚刊，后来达到4万份的发行量。重庆《新民报》的成功，为他们扩大经营积攒了实力。1943年，邓季惺带领一班人马去成都，相继推出晚报和日报。到抗战后期，两地的《新民报》最高日发行量达到10万份，成为后方报业之翘楚。

在大后方，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得到了四川企业家的支持，重庆、成都比较著名的工商企业和银行几乎都投资于《新民报》。股东会连续做出增资决定：1944年5月增资为1200万元；1945年3月再增为2000万元；6月为准备胜利后在上海创刊，另组一重庆新闻公司，又集资3000万元。这时法币天天贬值，邓季惺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以保值。在各次增资中，还给对报社有贡献的职工按年资和贡献大小赠予不同股份。

1945年9月18日，日本投降刚刚一个月，邓季惺就由重庆飞回南京，很快恢复了《新民报》的南京版，接着，她旋风一般地至上海、北平，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新民报》上海版、北平版的筹办事宜。这样，《新民报》便发展壮大到了“五社八报”的规模，在中国的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

三

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各有特点。邓季惺是经营管理奇才，而陈铭德则长于“外交”，他兼容并包，政界、工商界、文化界都有大量的朋友，四川军阀刘湘、船王卢作孚、国民党的副总统李宗仁等是陈铭德的朋友。在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夏衍等也都是很好的朋友。广泛的社会关系，使陈铭德和《新民报》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纯粹的民间报纸要做实事求是的报道和评论，免不了要得罪国民党当局。每当这类事件发生，陈铭德就开始动用他的各种“社会关系”，疏通关节，使《新民报》免于触礁沉没。为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陈铭德往往不得不四处作揖，委曲求全。对陈铭德的这种性格和行为方式，许多人有过误解，认为他缺乏理想色彩。对此，邓季惺有过解释。1989年，在一次追思陈铭德的座谈会上，邓季惺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是1933年结婚的，到今天五十六年，超过了半个世纪。这五十六年我们朝夕相处，共同办《新民报》。我知道他的为人性格，也许可能比朋友们更多一些……我们俩人虽然志同道合，性格则不相同。铭德常说我这个人是个‘暖水瓶’，里头热，外面冷冰冰。他这个人，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都感到如坐春风，因此觉得他这个人不一定有什么坚定的理想。但我们共同生活几十年，我知道他是有坚定理想的。他的理想就是追求民主自由，想用办报，通过新闻来推动社会进步，就是‘作育新民’，继承和贯彻中山先生的那一套主张。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个复杂的环境里，他不能不在一定的限度内作适当的让步。……在报馆里，他去当‘外交部长’，为了《新民报》的生存，有时要对有权有势者磕头作揖。要让我来的话，我不会说话，磕头作揖更办不到，《新民报》早就玉碎，不能瓦全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我们的生活经历证明，在政治上，他没有拿办报去做敲门砖，解放前，他没有做过国民党的官，只是在解放后当过北京市社会福利局的副局长；在经济上，他没有借办报敛财，蓄积私产，至今两袖清风。……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主义直到现在其残余影响还未清除的社会里，办什么民间报，就必然是坎坷一生。在国民党时代，那是个什么样的日子，半夜三更还常常来电话训斥责问，直到最后也未瓦全，南京《新民报》还是被封了门，还要逮捕我们送‘特刑庭’。这四十年的环境比国民党时期好多了，但加给我们俩头上的两顶帽子也是够人受的。第一顶叫‘报业资本家’……第二顶就是五七年了（指右派），这一来就是二十多年，也是不好受的。所以，这四十年的处境也是坎坷的。铭德选择了办民间报纸这个职业，注定了在坎坷中度过他的一生。”

邓季惺的话很感性，而王元化先生则将对陈铭德这个类型的知识分子的评价上升到了理论高度：“（他们）与我所熟悉的现代思想家类型的人物毕竟有所区别。他们的特征毋宁说是民众的、实践的文化人品格。大致而论，前者所关怀的是历史文化的深层思想，而后者则直接介入社会实践。前者是力图站在现实之上去修正现实，去影响历史发展方向，而后者则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前者是将文化作超越性的思考，而后者则将文化表现为时间变迁中的历程，落实为具体集团与群体的生活情境。前者是自由主义知识人，而后者是中产阶级知识人……陈铭德、邓季惺等人，在现代思想文化史的脉络中，可列入本土民间市民社会实践者的先行队伍中。”这样的评价无疑是十分中肯的。

陈铭德在办报之初，曾以四事与同人共勉：“一、传达正确消息；二、造成健全舆论；三、促进社会文化；四、救济智识贫乏。”同时还表示，“决不官报化、传单化”，不作空洞说教，只代表中国民间的声音——“为办报而办报，代民众以立言，超乎党争范围之外”。

当中国遭到日本侵略的时候，《新民报》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旗帜鲜明地主张抗战，坚决支持群众的抗日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报社第二天中午才得知事件真相，但是，大家还是赶出了一个号外。9月20日，《新民报》的头版头条就是“日军昨晨炮轰沈阳城，实行占领。长春、营口同时被占领，我军毫无抵抗，完全缴械。”并发表社论：《东北完全非我有，亡国无日，请对日宣战》。随后，对于军民的抗日活动，《新民报》都给予了及时的、态度鲜明的报道。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会战前后的几个月里，《新民报》更是热情高涨地连续发表社论，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退让的国策，领导全民抗战到底。这一时期的系列社论有：1月17日《请对日绝交》、1月18日《对日绝交与应有之准备》、1月20日《再论对日绝交》、1月24日《请中央速决大计》、1月31日《救国之最后一着》、2月3日《守城与守心》……这一系列社论代表民间的声音，督促国民党政府放弃妥协，全力抗战。

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消极抗战，另一方面则腐败成风。对于这种黑暗的社会现实，《新民报》也积极予以揭露。1943年3月3日，重庆《新民报》刊出了两条消息：一条是女公务员因为生活困难，要求增发平价米，被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拒绝；一条是孔家大小姐飞赴美国结婚，随带大量的精美工艺品作嫁妆。编辑陈理源将两条消息编发在一起，并特意做了标题：《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孔大小姐飞美结婚》。这两条新闻排在一起，有很强的讽刺意味。国民党新闻检查所对前一条打上了“免登”的戳记，对后一条下令“删登”，即将孔大小姐随带的大量物品部分删去。《新民报》置之不顾，违检登出。《新民报》一时洛阳纸贵，大受欢迎。可是，陈铭德却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新民报》面临着被查封的危险。

陈铭德四处奔走，最后，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终于发话了：“只要孔副院长认为不是问题，我们就可以放行。”孔副院长当然不会认为“不是问题”。结果，先是由“官方”拟定了两个更正，交《新民报》发表。关于《孔大小姐飞美结婚》的更正以“本报讯”的形式刊出，说：孔大小姐飞美是将入彼邦大学深造，对结婚一事避而不谈。随身所带的物品，则是为蒋夫人带去的，用以赠彼邦友人以答谢其招待之谊。由中国航空公司飞机运去的东西，则是因为孔副院长和夫人与美国朝野人士颇多故旧，以女公子赴美之便，略备若干中国土产，藉作中美订平等条约之纪念品。外传系属嫁妆，实出误会。关于《女公务员为米请愿，孔副院长予以拒绝》的更正则由行政院秘书处函致《新民报》，称：“贵报所载一节，词意与事实颇有出入，恐滋误会，特函奉达，即希查照刊布，以正视听为荷。”两则“更正”刊出后，陈铭德还得再托人向孔祥熙疏通，并当面向其致歉。最后，孔祥熙表示：“我孔门以恕道传家，先父在世之日，每常以此教诲祥熙，《新民报》上所载，自可不必计较。但祥熙身负党国重任，报章如有涉及，最好稍加斟酌，因为这不仅是我个人的事情。你们那位编辑，既然年岁太轻，少不更事，希望陈先生和报社对他多加教导，以后不可造次。”

其实，孔大小姐飞美结婚不过是一个特例而已。陈铭德“代民众以立言”的新闻理想几乎无处不与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及当时黑暗的现实相抵触。作为新闻实践者，在坚硬的现实面前，陈铭德不得不一次次地与现实达成妥协，小心翼翼地周旋于错综复杂的社会上，如履薄冰地寻找着自己的理想与冰冷的现实之间的契合点，“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

四

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南京版日刊的复刊词中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民间立场：“本报是一个民间报纸，以民主自由思想为出发点，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只求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决不讴歌现实，也不否认现实。我们在政治斗争极端尖锐化的情况下，精神上时时感受到一种左右不讨好的威胁。但我们的态度很明确：主张和平、反对内战，主张民主、反对独裁，主张统一、反对分裂。”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重庆发表了那首有名的词《沁园春·雪》，首次刊发的报纸就是《新民报》。这首词是经柳亚子、王昆仑、郁风、黄苗子之手辗转至吴祖光，由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吴祖光编发的。

1948年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克开封，国民党军队仓皇败退，溃退之际在城市纵火，随后国民党的“东海”、“黄海”、“渤海”三个机群对开封城轮番轰炸，致使开封市民死伤无数。此时正赶上立法院开会，何应钦在6月24日的秘密会议上作了检讨中原战局的报告，立法委员们群起质疑。邓季惺当即提出了临时动议：“空军对开封盲目轰炸，人民损失惨重，责任谁负？应予追究！今后应严禁轰炸城市。”这份临时动议由三十多名立法委员联合签名，何应钦不得不再次到会接受质询，解释说：开封兵力不足，官兵待遇低，所以不得不出动空军，轰炸中发生误伤在所难免……

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就报道了立法委员们对轰炸开封的质询及何应钦对战局的检讨。此事一下子戳在了蒋介石的心上，6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对南京《新民报》做出了永久停刊的决定。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版被停刊，重庆版遭严重迫害；成都版被查封，各地编辑、记者和其他从业人员相继被捕被杀和逃亡，邓季惺也不得不亡命香港。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之后，还是对邓季惺发布了“通缉令”。

陈铭德1989年2月病逝，享年92岁。六年以后，邓季惺辞世，享年88岁。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作者：王人广

读了《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刊登的王辅一、李维民所写《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王李文》）一文，了解了有关皖南事变的一些情况，学到了不少东西。但笔者对文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观点，说“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的观点，不敢苟同。

现提出不同看法，并请教于《王李文》作者。

1937年12月30日电报不能作为“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根据

《王李文》提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主要根据是，1937年12月30日张闻天、康生、陈云、毛泽东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致陈绍禹、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的电报。笔者仔细阅读了这封电报后认为，将这封电报的内容作为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的主要根据是错误的。现将此电报全文公诸于下，供广大读者研究：

陈、周、项、博、叶同志：

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

甲、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必须建立下列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一）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

（二）鄂豫皖军区，以舒、桐、黄、广、商、固为中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占领三条铁道及沿江之敌。

以上两区是主要的。国民党须派大员指挥并各部署三万至五万兵力于其中。我们则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

（三）浙南军区。攻击占领杭甬路及浙赣路之敌。

（四）鄂赣军区。准备攻击占领沿江及南浔路之敌。

（五）汉水军区。准备攻击占领平汉南段之敌。

（六）豫西军区。准备攻击平汉中段之敌。

乙、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箝制作用，须建立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并指挥鲁东游击战争。此区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此区与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

以上意见，请考虑后向蒋提议。

洛、康、陈、毛十二月三十日

十分明显，这封电报是张闻天、康生、陈云和毛泽东提出的在日军进攻武汉时，中国军队在长江南北的作战部署的意见，请陈、周、项、博、叶考虑后向国民党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并不是专对新四军的战略部署。

从电报时间看，这时（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刚刚占领南京，尚无进攻武汉的作战行动。新四军军部刚刚在武汉成立，尚未到达南昌。分散在各省的游击队尚在原地准备集中改编。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怎么能够担负起电文中所说的那么大的战略任务呢？

电文中所提“我军”是泛指中国军队，并不单指新四军。《王李文》中说：“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这些阐述是值得研究的。

首先，这封电报不是中共中央的决定，只是洛、康、陈、毛向国民党当局的一个建议。其次，电文中的“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并不是对新四军的部署，而是泛指中国军队。《王李文》将此内容说成是“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是不对的。再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是以陈部在皖南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电文中并无“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的内容与含义。

向敌后发展是中共中央一贯的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指示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和项英（当时在延安）致电叶挺，指出：“长江以南各支队（共六个不是五个）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这是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向最早的一个指示。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但在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4月底，新四军各部大体在皖南、皖北集中完毕。4月29日，项英关于部队行动问题请示中央。5月4日，毛泽东复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指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因此，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6月2日，毛泽东再电项英，指出：“地区扩大已不患无回旋余地。望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准备派出一小支队。”以上各电，是中共中央对新四军战略方针的完整的指示。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决定。1939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了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后，毛泽东指出：“六中全会决议作出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10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1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江北新四军应猛烈向东发展的指示中，指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又作出指示，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1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关于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致项英、叶挺电：“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

综上所述，可看出，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中共中央一贯的指示是向敌后发展，在敌后发动群众，扩大部队，建立根据地。如果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率主力一、二、三支队进入敌后，首先进入苏南，并分兵向江北发展，就不会出现后来皖南事变那种情况。而项英却将军部和第三支队留在皖南，孕育了以后惨遭损失的后果。

在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日甚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力促皖南军部和部队转移

1939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2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用所有这一切办法去巩固自己的阵地，击破大资产阶级的阴谋，争取时局好转，争取继续抗战，并准备在时局逆转时足以应付一切。”这时，新四军军部已经不是继续留驻皖南，而是如何转移离开皖南的问题了。12月23日，项英致中央及军委电报告皖南情况：“目前除政治进攻、团结中间力量外，在军事上扩大力量，坚持和充实力量十分重要了。以江南（应为皖南——笔者注）情形，受限制最大者为经济筹款极难……因江南（1）无政权，政权完全是磨擦专家，保甲长多系国民党。（2）受国民党军队包围与敌情关系，向外扩张困难，就地筹款因政权均在他手，募捐很少，一时慰劳收入不多。”“江南如发生事变，江南地区不利，非转移他处不可。非战斗不能打开局面，冲破包围非有相当力量不可，否则分散游击，无论政治、军事上不能展开局面。”3月29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在华中为新四军磨擦日益尖锐的条件下，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皖南军部及部队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4月9日，项英复电毛泽东说：“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可能冲出。当时混乱，但工作人员众多，损失不可免。”4月21日，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皖南部队转移苏南。23日，项英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皖南部队向苏南靠拢。皖南留一个团可作战略协同。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指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

在局势严重恶化的时刻，中共中央认为项英存在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方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于5月4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东南局的指示》（即《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载《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支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项英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以后，一方面表示执行中央的指示，另方面强调军部及皖南部队转移困难。5月28日，项英、袁国平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东移朗溪区域，与苏南打成一片，“皖南仍留一个团（第五团）在铜繁地区；第一团（傅）、第三团（王）随同军部到朗溪营工作。”29日再电中央：“军部先率两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移。”但在6月12日，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军部移动已停滞。如自加移动，因由皖南至苏南中间地区在两河之间，彼方军队已布置，须两日半行程方能通过。加以这段地区地方工作最差，很可能为彼方借词进攻。这一带作战极不利，故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8月17日，项英再致电中共中央：“据上饶谈判结果，暂不可能取得合法东移。目前的布置和计划，应依目前情况，皖南部队仍坚持原有阵地，准备独立斗争。”这样，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丧失了转移时机，并使自己陷入受袭击的危险境地。

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转移苏南的指示是十分明确的。《王李文》引用中共中央11月1日复电项英皖南部队两条出路的内容，说：“这个电报距皖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不等于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皖南

《王李文》强调，“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皖南战略地位究竟有多么重要，尚值得研究。即使重要到如王、李强调的那样，也不等于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皖南。

关于战略支点。中共中央书记处于1937年10月1日关于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致张云逸等电中曾提到，“南方各游击区是今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这些战略支点是十年血战的结果，应该十分重视他们。”10月8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对南方游击队集中改编的建议中也提到，“关于南方游击区域，应坚决保持其为战略支点，是绝对必要的。”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前方各师及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电报中提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前两电中作为战略支点的区域显然没有皖南（它不是红军游击区），后电中提到的是整个中国抗战的战略支点，每一支点都是一个很大的区域，不是小点。皖南即便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也不等于说新四军军部必须设在此处。正如中共中央一再指出的，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是敌后，而不是皖南。按照军事作战的要求，军部应设在敌后便于指挥部队主力的地方。至于《王李文》中提到的，“同意部队向皖南集中。”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等说法，也不能作为军部设在皖南的理由。

关于皖南的战略地位。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地和活动区域，处于繁昌、铜陵和泾县之间（不是全部皖南）的国民党统治区。它北临长江，东、南、西三面均为国民党军队防区。军部设在这里，既脱离了深入敌后的主力部队，也无法在本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在此情况下，皖南作为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一个点，留部队一部坚持斗争是可以的，而军部长期设在这里则是很不利的。《王李文》说皖南“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如指的是安徽省整个南部地区是可以的，而如果指的是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活动的那个地点，则是十分勉强的。即使是前哨阵地之一，新四军以一部活动在这里也足够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中部分史实核正　作者：赵懋家

刊登在《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上的《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的文章，追忆朱总和周总理与侯方岳同志谈论范石生的种种情况，该文中有关段落涉及先父赵薪传（字贯一）和世交马曜教授（2003年访谈时93岁，白族，原云南民族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健在）。据我所知：有的记述是不准确的。为了澄清史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查阅了相关资料，并专门拜访了马曜教授，作了核实。现将史实情况记述如下：

一、《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文章中写道：周公（指周恩来总理）又对我说：“范为何不起义呢？这不怪范公，而怪我党干部不力，未做好基层工作，如马曜等在范军活动六年，而不深入团、营、连做基层工作”。姑且不问周总理是否真说过这样的话，是否会这样评价十六军的共产党员（包括牺牲的许多烈士），仅提供如下史料供剖析判断：

第一，当时广州“新滇社”的负责人之一冯素陶（原山西人大主任，现已离休）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各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后，我们对范有一个新的期望，利用他和蒋介石的矛盾，策动他联共反蒋。当时国民党在两广兵力薄弱，驻粤各军及桂系主力皆已进到长江流域，驻广州的李福林部是土匪队伍，没有战斗力，兵员也不足，这是一个夺取两广的有利条件。我们认为，打唐继尧是理直气壮颇得人心的事。现在形势变了，唐继尧已倒台，龙云等已改换了旗帜，并获得国民政府的任命。如再打回云南，不但师出无名，在政治上亦处于不利地位，军事上亦无把握。劝范石生放弃打回云南的计划，联共反蒋夺取两广。当时广西右江一带有韦拔群、张云逸、邓小平等（张、邓部发展可能在稍后）领导的红色武装可以联合，广西得手后继续进广东，依靠共产党发动群众，两广形势可以大变，前途大有希望。范石生表示要好好考虑，范回部队后，新滇社把配合地下党继续策动范石生的任务交给在十六军政治部工作的赵贯一（即赵薪传，十六军新滇社负责人——引者注）。后来赵贯一到广州东山龟岗二十号新滇社地下机关向我汇报范石生对起义的态度。说范对此毫无信心，他对蒋介石虽有矛盾，对国民党尚有幻想。他胸无大志，对我们意见不能同意，但希望新滇社员继续帮助他做政治工作。

冯素陶还写道，“赵贯一是以共产党员身份找朱德同志汇报范军情况的，曾在王楷团住过，他了解这段经过。这段经过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赵贯一曾对我说过（指朱德、陈毅部队在范石生部队情况——引者注），以后长期未曾看到记述这段经过的记载。近年来才看到两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与朱总司令有关的文章，中间写了化名王楷到范军的经过，与赵贯一当年告我的内容基本相同。”（详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第三十一辑《冯素陶回忆录》）

冯素陶的上述回忆中写明了：

1、策动范石生起义时的形势、原因和经过。

2、经多次劝说范石生仍不同意起义。

3、当时十六军地下党支部书记赵薪传（即赵贯一）曾劝说过范石生起义。

第二，先父赵薪传策动范石生起义的一些情况。

当我父亲赵薪传看到冯素陶写的上述回忆时，曾对我说：冯素陶所写的是事实，他还准备详细写一篇这方面的回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加之父亲当时年迈（85岁）体弱多病，精力不济，未能动笔，现仅就我平时问及父亲有关范石生为何不起义的情况简述如下：

父亲赵薪传曾对我说：“他当时是范石生十六军的宣传科科长兼宣传总队队长，又是云南人，利用可随时接近范石生之便，多次向范石生劝说，分析起义的有利条件，起义成功的可能性。但范石生对他（赵薪传）说，“你是新滇社派来的，是老乡，我猜想你还是共产党。你知道我对孙中山是忠心耿耿的，我们十六军为平定沈鸿英的背叛及陈炯明的反攻打过许多仗，而现在（指在广西旧州平马驻军时）所余官兵四千余人，力量单薄。我感谢你们新滇社派人来十六军工作，要我打起红旗闹革命是不可能的。我希望你们新滇社继续多派人来帮助我，不要走。”（这是范石生与先父赵薪传多次谈话的大意）

我父亲说，“范石生是位很重交情讲义气的人，当朱总司令起义部队转移湘南后，曾去信向范公求援，范石生马上就派上校参谋长敬容去与朱德联系，朱总带部队到范部时约700人，着装破烂、饥寒交迫，弹尽粮绝，处境极度困难，因朱总与范石生有金兰之交，又是同窗好友，所以鼎力相助。”我父亲赵薪传是以地下党支部书记的身份，主动与朱总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提供情报，为革命部队补充装备、军饷做了许多工作，当时朱总还告诉过我父亲：“原想试探范石生有没有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但范石生说：‘打起红旗闹革命我不能，现在你们有困难我要在力所能及处从旁给予帮助。你放心在我这里休整，休息好了，什么时候要走我不留。’”

这就是冯素陶在书中所说“四十年前赵贯一曾对我说过”的真实情况。他在《回忆录》中也是这样写的。

二、《追述》文章中还写道（第14页）：“朱德回国后，他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范石生部队中之中共负责人）转告范石生到上海同他见面，范见到朱德后，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朱德谦辞，范又要求朱德任参谋长，朱德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队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劝说杨森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难巨，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朱德还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这段描述也是失实的。

第一，需要更正的史实是：当时十六军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是先父赵薪传而非王德三。王德三同志根本没有在过十六军。证明是：1990年2月8日，杨成武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为悼念原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朱良才上将的文章中写道：“1927年大革命后，良才同志被捕入狱，敌人给他戴镣铐，施以重刑，欲加杀害，后得我党负责人赵薪传同志营救才幸免于难。”

据我了解，此段历史是摘自朱良才将军档案记载，在《将军传》第十辑中，朱良才传记中都有同样记载，《朱德传》中亦有记载。请注意发生时间是1926年。

第二，《追述》文章说：“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

先父赵薪传生前在《国民革命第十六军建党的前后情况》文章中是这样记载的（该文发表在《云南史志》特刊2000年第四期总100期上），“在组织军党部过程中，范石生驻广州代表杜韩甫与新滇社负责人王德三（当时任黄埔军校教官）通过周恩来（当时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总教官、华南领导人）及总政治部副主任孙炳文，决定派余少杰、书义光、王振甲、夏宗先、向镇弼、马季唐、饶继昌、李静安、胡兆祥、张镜清、罗灵、赵薪传等十二名共产党员到十六军”，这段史实证明：

1、王德三没有被派往十六军，赵薪传是当时地下党负责人，而非王德三；

2、也没有《追述》中所说“国民党左派青年”，十二名全是共产党员；

3、1926年在党内没有人通知过范石生到上海会晤朱总。

本文望能刊登，以正听视。

（责任编辑致中）0

2005年第4期 何思源在山东抗日　作者：王秉默

何思源先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前，他是山东省教育厅长，办的是求生教育、抗日教育；抗战中，他是鲁北行署主任、鲁北游击总指挥；抗日战争后期，他是山东省政府主席。

致力十年求生教育

1896年何思源出生于山东，1915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他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用7年时间先后在美国、德国、法国留学，认定教育是救国的最有效途径。

1928年何思源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随北伐军打到济南。5月16日，国民政府任命何思源为山东省教育厅长。截止到抗日战争开始的1937年，在山东省教育厅长这个职位上他整整干了十年。十年中他贯彻的是求生教育。他认为，人们在任何方面的活动都是为了求生，因此，一反“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他强调“教育是为的发展人民的生活能力，教育的目的是求生”，并以行政力量将这种理念推行到全省。他把反日爱国教育看成是山东人民的生命，上任伊始就主持制订了《学生问答手册》，要求所有的学校在每天早晨升旗后举行学生相互问答。通过问答了解日本是什么样的国家，共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历来侵略中国的野蛮行为，特别是“五三”在济南的大屠杀。

八年敌后游击打得鬼子心胆寒

抗日战争来临的时候，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手中没有一兵一卒，本应随政府机构一起撤到大后方，但他没有走，选择了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身为一个军人，号令着庞大的第三集团军，本应履行守土抗战的职责，但大敌当前，他扔下山东的父老，仓皇地一退再退。

在长期的抗日准备下，何思源拥有受过十年求生教育、抗日教育的山东民众。他清楚日军在山东占据了几条铁路线上的一些城市，距铁路十几里的县城仍由中国人控制，几乎在敌后各地方都有地方部队进行抗战，这些部队势力有大有小，性质也不一样，彼此常为争夺地盘和给养发生矛盾冲突，但在民族大义上是一致的，因此敌我双方的优势与劣势，他成竹在胸。许多地方武装的领导何思源都认识，有些人就是他训练出来的学生，因此，他拥有一支坚持抗战的骨干队伍。有了这些基础，何思源只要驾驭有方，指挥得当，就可以迅速发展抗日的有生力量，坚持敌后抗战。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黄河北岸，在鹊山向济南市打炮。韩复榘下令省政府各机关撤往宁阳，孙桐萱放火烧了省政府、日本领事馆和济南的一些重要建筑。炮火声中，撤离的人群争先恐后一片混乱。坚定而沉着的何思源组织起省教育厅的干部，分组带队，沿途设站，指导和帮助逃难的老百姓，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期间，平津的学生及文化界人士，纷纷流亡南下，何思源在潍县收容一部分青年，举办抗日骨干训练班。1938年，韩复榘不听命令，擅自撤退，因影响士气、民心而被国民政府正法，而外表文弱的何思源以省教育厅长的资格肩负起鲁北行署主任和鲁北游击指挥的重担。

此时，省政府所在地鲁南地区，有国民党的正规军，于学忠的两个军、吴化文和刘桂堂的两个师，而何思源管辖的4个专区27个县，一个黄河三角洲垦区，自济南直到渤海湾，完全没有正规军。何思源带着省教育厅十余名青年干部，一路收容教育局长、校长等人，然后以这些文人为骨干组织游击队，收编绿林土匪，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发展迅速，很快组成5个旅，10个团，20多个县大队。在敌后何思源建立了有力的行政系统，流通着鲁北银行的钞票，出版发行《鲁北日报》，自造武器弹药，组织培训了军政干部，甚至还开辟了邮路。这样有条有序地发展，卓有成效地稳定了人心。

何思源对游击队干部不断进行培训，训练宗旨是：“把保卫国家、保卫民族的思想植根于每个人心中，我们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要做到，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爱国心，就有中国的抗战力量，就有中国的政权存在。”游击队当时的口号是：今天打不着敌人，明天打；正面打不着敌人，侧面打；白天打不着敌人，夜里打。这些简明透彻的道理，灵活机动的战术，保障了鲁北抗日游击的有力展开，迫使敌人不得不多建碉堡、据点，派兵护路。

在鲁北，人们对何思源充满爱戴和尊敬。“老厅长”三个字成为人们对何思源的专称，妇孺皆知。爱屋及乌，凡是何思源手下省教育厅的人，即使是在土匪、伪军占领的地区也可以通行无阻。日本人则恨透了何思源，曾动员山东、河北兵力几千人，几百辆汽车，分几路大举扫荡鲁北。所有日军都带着何思源的照片，恨不能很快抓住何思源，将他处死。但是处处有中国人，处处是中国心。日本人有时与何思源当面走过，也没能认出他，抓住他。几年里，何思源带领游击队东奔西跑，转战鲁北平原，经历了日寇的讨伐、扫荡、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在山东人民的保护下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用智慧战胜敌人保护亲人

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是法国人，育有四个子女。抗战期间为支持何思源抗日，深明大义的何夫人独自带孩子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1942年，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抓不住何思源，竟通过意大利租界劫持何夫人和孩子做人质。这时，最小的女儿何鲁美才6岁，最大的儿子何理路也才只有12岁。他们威胁何思源：如肯投降，南京的部长，山东的省长任他选，否则就处死他的全家。更为毒辣的是他们扬言要派军队包围何思源的驻地，把他的妻儿绑赴进攻的日军之前。

得知日本人掳去妻子儿女后，何思源心急如焚、悲愤莫名。何思源是有血有肉的人，多少次在战斗的间隙中，他向战友展示孩子们的照片，述说孩子们的一颦一笑。但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决不向敌人示弱。他所掌握的知识使他异常准确地判断：此事虽是日本人所为，但意大利也参与其事。而何宜文是法国人，法国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这就牵涉到中、日、意、法四国，况且国际公法有禁止用妇女、儿童作人质的规定。知识就是智慧，他决定：此事得闹大，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形成国际纠纷，让日本人有所顾忌，才不敢轻易地下毒手。何思源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留给夫人何宜文的，一封是给鲁北地方武装将领的。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决不屈服，抗日到底的决心。目的是表明态度稳住军心民心。然后，他一面电告国民政府，要求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意大利政府提出严重交涉，抗议意大利政府为虎作伥，把自己租界中的良民引渡给别国政府。一面派得力的人士分赴天津、北平、南京、重庆等地积极活动，向报馆、教会、团体、学校、慈善机构及各国领事揭露此事，广造舆论。指斥日军不顾国际公约，在战争中以妇女儿童作人质的暴行，严正声明意大利租界当局参与了这一暴行，负有严重责任。何思源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鲁北各地的意大利传教士和修女都逮捕集中在一个秘密地点软禁起来。他提出如果自己的家属被害，所扣押的意大利人也将没有人身安全保障。

他的行动很快就见效了，在天津的意大利教会曾受过何思源的帮助，他们首先埋怨意租界当局不该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人抓何夫人和孩子。南京方面的意大利大使也着了慌，怕何思源真地蛮干，立即去找日军总司令。有些大汉奸也批评日本人：“这一手太不高明！”重庆方面指定外交部的王宠惠与法国政府、意大利政府商量，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回人质。

日本侵略者人质在手，一面用飞机散发劝降何思源的传单，妄图涣散瓦解鲁北军民的抗日决心。一面派人送劝降信给何思源，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一身戎装日本宪兵队长小林爱男站在柔弱的何夫人和幼小的孩子们身后，犹如豺狼炫耀到手的羔羊。何思源没有拆信看，在一次为抗日阵亡的张营长举行追悼的大会上，他当着全体军民面把日军的来信举给大家看，他说：“日本鬼子想让我去当他们的省长、部长，是瞎了眼!真无耻!这封信我没拆，更不屑看。”说着就当众把信给撕得粉碎。他接着说：“大家放心，日本鬼子动不了我一根毫毛，我的家眷是日本鬼子从意大利租界抓走的，我向意大利要人!我们坚决抗战到底，如果有人胡说八道，就以汉奸治罪!”最后何思源坚定地说：“他们还送来一张照片，我留下作证，将来拿住日本宪兵，好对照治罪。”

何思源在鲁北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不但地方武装服从他，人民群众拥护他，就连伪军都暗中为他工作。日本鬼子把何夫人和孩子们押到山东交一个姓丁的伪军头目负责看守。姓丁的伪军一面想方设法为何夫人和孩子们改善条件，一面随时向何思源汇报。何思源通过这个伪军，让自己的老勤务兵张宪五装成伪军前去照顾何宜文母子的生活。一次日军以何夫人为饵，押着她到何思源经常活动的地方，妄图引何思源上钩。何思源将计就计，当天晚上，让姓丁的伪军请日军去喝酒，自己与何夫人见面并谈了情况和措施，然后秘密地离开。愚蠢的敌人带着何夫人转了三天，一无所获。

人质事件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对日军卑鄙行为的指责，给日军高层造成很大压力。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亲自给山东省日军司令土桥下令，限期在1月26日前把何夫人和孩子们送回天津原地。何思源又一次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在抗战中何思源历尽磨难，但他从不退缩。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残酷的阶段。此时，山东境内已经完全没有国民党正规军了，山东省政府撤到了阜阳。而11月何思源在重庆接受了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他再次只身深入山东，承担起收拾山东残局的重任。（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杨伯涛会战雪峰山　作者：蒋国经

杨伯涛，地道的侗家农民子弟。1909年出生于湖南省芷江县，16岁参加北伐，19岁在国民革命军当排长。往后转战南北，英勇善战，战功显赫，尤其在著名的湘西“雪峰山战役”中出奇制胜，打败横行一时的日寇，成为抗日名将，更受蒋介石的器重，成为蒋介石嫡系第十八军军长（少将军衔）。他正值官运亨通之时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俘，于1959年第一批获特赦，又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关爱和三次接见，并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4年，中国军队在湖南芷江开辟了一座大型机场，进驻中、美混合空军一个团，肩负着对侵略日军的战略攻击。除了对日军军事目标进行攻击轰炸外，尤其是远程轰炸机B-29，即“空中堡垒”的轰炸，致使气焰极为嚣张的日军在湘桂、粤汉两铁路线陷于瘫痪；导致整个长江航运不能畅通。日本侵略军深受威胁，视芷江飞机场为其心腹大患，认为必须尽快捣毁飞机场，方能确保东南半壁的水陆交通，同时企图破坏中国军队积极调整装备待机反攻的战略部署。日军为了夺取芷江飞机场，于1945年5月初发动了湘西雪峰山战役。此时，杨伯涛任第十八军十一师师长，第十八军原属第六战区战斗序列，担任着常德、桃源、汉寿、津澧等地的守备任务，不归王耀武第四方面军序列。因日军攻击至雪峰山附近，战况十分紧急，何应钦决定将第十八军调离常德地区到沅陵、辰溪集结，为何应钦直接指挥，随时投入战斗。

战前的日中双方军事态势是：

日军方面：日军自1945年3月起开始调集部队，进行会战的多种准备。这次日军的最高指挥官是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郎。所属部队计有：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田银之助；第四十七师团师团长长渡边长；第三十四师团师团长伴健雄；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提三树男；第六十四师团一部及独立八十六旅团。另附特种部队，总兵力有20余万人。

中国军队方面：担任湘西沅水以南地区及芷江飞机场的全面守备是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辖第73军军长韩浚；第74军军长施中诚；第100军军长李天霞。

这次会战的中国军队最高指挥官是何应钦，何应钦原驻昆明，由于战况紧急，他把前方指挥所设在安江，亲临前线指挥。1945年3月下旬，日军进攻部队均按照预定部署进入位置，4月向中国军队开始攻击，遭到中国军队大纵深既设阵地节节阻击。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巨大的代价，每每为争夺一个要点，都是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战而几易其手。致使日军前进非常迟缓，于5月下旬到达湘西雪峰山主阵地前沿，日寇的兵员粮弹大量消耗。此时，中国军队指挥部觇知日军已全部进入战场，攻势即将到达顶峰，于是采取极为灵活的部署，决心使用新锐兵团转移攻势以歼灭当面敌军。命令在黔桂边区汤恩伯第三方面军所属牟廷芳第四十九军，由城步、绥宁快速前进，向武冈西北与施中诚第七十四军对战之敌军的左侧背展开攻击，经过激战，该军逐步进展到武冈、瓦屋塘之线。日军受到左侧背的压力，迫不得已暂停对雪峰山的正面进攻。七十四军也乘机转守为攻，协同第九十四军围歼当面之敌，致使日军左侧背受到严重威胁。命令杨伯涛所属的胡琏第十八军迅速向沅陵、辰溪地区集结，听候授予任务。军长胡琏命令全副美械装备的杨伯涛第十一师为先头部队，第一一八师随后跟进，第十八师殿后。以日行军40余公里的速度进发。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原定的作战计划是：

拟待日军攻势顿挫时，将未经战斗的新锐第十八军，使用于雪峰山正面阵地，居高临下向敌转移攻势，予敌以粉碎性的打击，一举解决整个战局。后经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及其他人建议：“日军主力部队使用在雪峰山下面，企图直驱芷江，而其两翼则是助攻掩护部队，兵力较为薄弱。这时日军下面主力部队攻势受挫，虽有损失，但基本上仍保持强大兵力。中国军队如由下面阵地出击，适攫其锋，针锋相对，难操必胜。不如向敌侧面薄弱部分出击，较有把握。”最后采纳这个作战方案，改变原定计划，决定以第十八军由溆浦、新化方面南下，向日军右侧背后方之邵阳、隆回、洞口以北展开攻击，直蹑日军后方要点，斩断前线日军与邵阳的联系，形成包围态势。当时第十八军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已通过辰溪、花桥、怀化到达安江附近，计划改变，立刻掉头向溆浦前进；第一一八师向溆浦以东前进；十八师向新化前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派其参谋长邱维达进驻溆浦，与十八军联系。

杨伯涛第十一师通过溆浦后，即以战斗态势搜索前进，预定第一攻击目标，指向敌右侧交通要道山门镇。第二攻击目标，指向敌主要交通线邵阳至洞口公路线。前锋前进至山门以北之马头骨附近，即遭遇日军迎面阻击，正激战间，日军一个步兵联队（团）和一个辎重联队，经山门向龙潭方向前线之敌增援补给。其步兵联队企图增援马头骨之敌。杨伯涛师乘敌运动之际，迅速肃清当面少数之敌，将锋芒转向这个联队。

经整日战斗将该联队大部歼灭，缴获山炮两门、步枪多支，生俘日军60余名，胜利结束这场激战。随杨伯涛十一师的美军官兵听到俘虏了日军，都好奇地去观看，其中一少尉军官手持卡宾枪，欲将一名俘虏枪毙以泄愤，被杨伯涛阻止。在缴获用品中有一箱装有日本国钞票，美军竟以美钞兑换，日军小太阳旗亦争抢手中，作为他们参战的光荣纪念品。

次日，该师乘胜向山门要点进攻。山门是一隘口，当东西要道，为日军第一线补给中继站，有日军防守，和杨伯涛师打响后兵力续有增加。杨伯涛指挥部队从山门东北地形比较隐蔽方面迂回攻击，在十一师两面攻击下，敌人向南溃逃。杨伯涛即刻命副师长王元直指挥一个团追击，敌辎重部队负载臃肿，在山地行动迟滞。王副师长抓住日军这一弱点，分兵截击，又全歼敌辎重联队，缴获日产大洋马300余匹及其他武器辎重。杨伯涛十一师于5月12日克复山门要地，日军右翼侧背阵地开放一大缺口，后方交通补给顿时闭塞。日军雪峰山前线部队，立即抽集兵力反扑，企图夺回山门。杨伯涛指挥部队在山门北面高地占领侧面阵地，组织火网控制东西道路。当日军向杨伯涛师阵地进攻时，摸不着十一师主阵地所在，向山门盲目射击一阵，即贸然前进。这时，杨伯涛一声令下，枪炮齐吼，日军毫无还手之力。其先头部队被歼灭过半，后续部队只得翻山越岭，觅路逃窜。

为彻底截断日军后方交通，协同友军全歼整个日军，杨伯涛命令部队继续向南攻击前进，以实现第二个攻击目标，截断邵阳至洞口间公路。这时日军在雪峰山前线攻击部队，由于形势不利，已开始向东后撤，部队猬集唯一交通线洞口至邵阳公路两侧，每一山头和村庄都有日军占据。杨伯涛第十一师每前进一步，都遭到日军的顽强抵抗。由于第十一师全是美械装备，火力较日军已占优势。加之中美混合团的空军，积极协同作战，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携带的陆空联络电台，随杨伯涛身边行动，在战场呼叫飞机驾驶员，指示射击和轰炸目标，纠正驾驶员的飞行方向与角度，准确地命中目标，使敌遭受重创。而日军的飞机则雉伏不出，只拂晓时一刹那间，以单机低空飞行，从杨伯涛师阵地上一掠而过，根本不起威胁作用。

杨伯涛师这次作战和过去大不相同了。过去作战在战场上同日军相遇时，都需极力隐蔽身体，秘密窥伺日军行动，如不小心隐蔽，一经日军发现，就会招致日军炮空军轰击。当杨伯涛带领师部指挥人员和美军联络官司乐中校一伙，大批人马，到第一线侦察敌情和地形时，发现小河对岸700米处，也有刚刚到来的十几个日军，探头探脑，东张西望，似乎也是在侦察情况。敌人发现十一师后，就钻入森林里掩蔽起来。十一师的官兵目睹窘态，都哈哈大笑起来，从从容容，部署部队向日军进攻。日军在各方面丧失优势后，主动活跃在战场的不是日军而是杨伯涛的军队。

在飞机的掩护下，杨伯涛第十一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展开向公路要点石下江市攻击。这里日军工事不甚坚固，被十一师一举攻占。占据石下江，就完全截断日军赖以补给运输的唯一交通线，形成对日军的四面包围。十一师左翼的第一一八师亦已越六都寨前进到荷香桥附近，向邵阳前进途中，被日军顽固阻击，进展特别艰难。

南面战场，第三方面军的第九十四军，经过激烈战斗，击破武冈、新宁之日军，日军向东溃退，九十四军衔尾追击，封锁了南部战场。

据守雪峰山东麓的第七十四军、第一○○军，不失时机全线发动反攻。将士们不顾长期苦战疲劳，奋勇咬住敌人毫不放松。日军在包围圈内越来越紧缩，濒临绝境。杨伯涛判断，第十一师占领石下江，卡住日军咽喉。日军处在严峻关头，势必竭尽其全力，打开一条血路，拿出武士道精神，与十一师将士们格斗到底，同归于尽。第十一师凭着旺盛的士气和精锐的武器，自开战以来，左冲右突，进展顺利。杨伯涛清醒估计到敌军的顽固性。敌人如拼死反噬，十一师将士们也会吃苦头，甚至转为败局。因此杨伯涛决心应付日军的突围大战，以免因胜利冲昏头脑，掉以轻心，贻误大局。决定以师主力面对由雪峰山涌来的日军，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加强封锁、迎击突围之敌；另以一个团有力一部，占领石下江市一座坚固建筑，卡住公路闭塞交通，成为阵地锁匙。该团主力以此为依托，占领公路两侧有利地形，严阵以待。杨伯涛为此部署，是渴望能协同各方面友军，全部歼灭被围日军，以抒八年来的深仇大恨。他率领的第十一师正在秣马厉兵严阵以待最后决战之际，忽然接到军长胡琏转来上级命令：令杨伯涛将扼守石下江的一个团，全部撤离，该师集中全力向敌侧面攻击。这样就放开一点，豁出一段口子，让日军顺公路逃窜。日军一见有路可逃，就不顾一切，狼狈逃命。杨伯涛虽督军率部队向敌侧击，但斩获之数就不多了。中国各方面友军经过追击，很快收复失地，恢复了会战前态势。雪峰山战役，于6月初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日军以强弩之末，攻击受挫，势穷力竭，陷于重围。中国军队本来可全歼日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料上级命令开放口子，大部分日军逃脱。大胜之局，功亏一篑。杨伯涛深感惋惜。事后了解：因重庆此时正召开国民党六中全会，全体与会人员对湘西战事十分关注。尤其当第十一师攻克山门时，战场形势顿呈有利态势。在安江指挥所的总司令何应钦及王耀武等高级官员、美军高级官员，额手相庆！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将军，立即打开香槟酒，举杯连连互庆胜利！重庆方面更为兴奋，立即发动各界组织慰劳团，携带慰劳品来到芷江犒军。在这种形势气氛下，总司令何应钦不愿战事拖延，影响六中全会情绪，踌躇再三，才决定开放石下江锁匙，给日军一条生路，从而提早结束了历时两月之久的湘西会战。

杨伯涛的第十一师在这次战役中，伤亡官兵400余人。其中不少官兵曾向他表示决心：“要帮师长保卫住家乡。”将士们在阵地前英勇杀敌，有的壮烈牺牲！将士们高尚的民族气节、爱国品质和对杨伯涛的深情厚谊，使杨伯涛深受感动，极为哀悼，耿耿于怀，永志不忘。战后，杨伯涛征得全师官兵的同意，在山门建立“第十八军第十一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坊”一座，以慰英灵，永垂崇念。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关于《陈独秀往事》的一封信　作者：龚育之

编者按：靳树鹏先生是《陋室漫笔》一书的作者，《陈独秀诗集》的编者之一。去年秋天，靳先生托友人将他的新著《陈独秀往事》的清样送给龚育之先生，请龚先生作序。龚先生回信，以对陈独秀没有深入研究为由表示辞谢，但对清样排印上的误漏提出了十数处校正，对文稿的编选提出了若干条建议，还同靳先生探讨了几个问题。靳先生表示感谢，并要求将这封信即作为《陈独秀往事》的一篇代序。盛情难却，龚先生遂对这封回信又作了补充和修改。下面发表的是改定的此信。信中几处附注，是靳先生加的。

树鹏先生：

收到来信。

《陈独秀诗集》当在复印后将原本寄回。

《陈独秀往事》清样已拜读。你用了这么大的力气，搜集陈独秀的著作和相关材料，追寻陈独秀的遗踪，访问陈独秀的旧交，写出了这样一本内容丰富多彩、文笔生动流畅的著作。你谦称自己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但在这样一个专题上，你比许多专业工作者（比如我）付出了更多的艰辛，取得了更多的成果。我为你的这本著作的将要出版而向你祝贺。

萧克老人为《陈独秀诗集》所写的序言，其实是一篇要求史学界“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纲领。我觉得把它移到你这本书的前面作为代序，很合适。萧老说：“对陈独秀的研究，我认为不能仅限于他在党内及其以前的时期，而且应该包括搞托陈取消派时期。中国的托陈取消派和外国的托派有什么区别？他们的纲领如何？对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的态度如何？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何？对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在国民党监狱里的表现如何？出狱到去世时的政治态度如何？都在研究之列。”这是从政治上研究陈独秀的主要问题。萧老还说：“对陈独秀的研究，不仅限于他在政治方面，当然还应有其他方面。”陈独秀的诗，他认为就是一个方面。他这篇主张“全面地研究陈独秀”的序言，是一顶大帽子戴在一个小头（《陈独秀诗集》）上，现在把它移到一个较大的头（《陈独秀往事》）上，不是很合适甚至更合适吗？

当然，你也没有企图在这本《陈独秀往事》中“全面地研究陈独秀”。你的笔触，集中在记述陈独秀青春年代的奔走，五四时期的英姿，晚年岁月的凄苦，他的家庭、他的婚恋、他的儿孙，他的朋友、他的同志、他的学生，他的诗篇、他的书法、他的字学……对萧老提出的“七大问题”，你或者没有涉及，或者有所涉及也是“散文式”的、“边缘性”的。那些政治方面的问题，需要详尽的论据、展开的论证、反复的斟酌，即需要有分量的学术研究论文，才能说得比较清楚，不是“随感式”的文章可以胜任的。你不去正面论述那些问题，只侧面涉及，我看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选择。

至于你要我也写个序，在读了你的书稿之后，我更缺乏勇气了。你说，“重新研究评价陈独秀的思潮已经涌动二十多年，著作几十种，文章不可胜计。”而我呢，这些著作许多都没有读过，甚至没有见过。《陈独秀文章选编》、《陈独秀著作选》各三大册，我虽然购买了，放在我的书架上了，也只选读过若干篇，没有通读过。没有研究，我没有发言权啊。

来信希望我对你的书稿清样提意见，我一边读一边记下一些被我发现的残留的错字，算是做个“义务校对”吧(都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又记下一些编辑加工方面的建议，算是做个“义务责编”吧(也已采纳,此处从略——靳注)。分散发表、汇编成集的书，重复的地方不可免，但重复过多还是不可取。来信说，你还在删削重复上下功夫，这很必要。附录这一部分，比较零乱散杂，性格不甚明确，建议加以精简（此点也已采纳——靳注）。

除此之外，这封信主要想同你讨论、请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鲁迅答托派的信。

1936年托派陈仲山（其昌）给鲁迅写信，大约是听到某些传闻，以为鲁迅同中国共产党有了矛盾，可能会支持托派的观点，才把托派的宣传品寄给他的。信里集中攻击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策，尤其是现时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些攻击的谬误和狂悖，当时在托派以外的人看来已很显然，现在更是被历史所完全地证明了。鲁迅收到信，很生气，在重病中无力写信，就由刚从陕北来到上海的冯雪峰为鲁迅起草了这封答托派的信。从回信本身来看，信中只是做出了托派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认为攻击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政策，“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信中的确说了：“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清楚么？”但接着就说：“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的钱出报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决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

根据这些话，把诬陷陈独秀和中国托派为拿日本人钱的汉奸的罪名，加到鲁迅头上，说鲁迅是始作俑者，恐怕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就是加到冯雪峰头上，恐怕也不能算是很有根据的。

陈独秀是主张抗日的，别的不说，1934年在狱中的组诗《金粉泪》，就洋溢着强烈而深沉的爱国悲情。抗日战争开始后，1937年8月他从狱中出来，明确表示赞成国共联合抗日的统一战线。1940年他写信同他从前的托派友人西流等争论，批评“有人曾把列宁1914年大战的理论与口号应用于中日战争，而忘记了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无论他唱如何左的高调，只能有助于日本。”同鲁迅答托派的信所用的逻辑一样，陈独秀在这里也只是做出了这种言论“有利于谁”的分析和判断，而没有理由说陈独秀指控某人为日本奸细。

你引用了王观泉先生的文章《诬陷陈独秀为汉奸问题的深究》。王文的贡献，在于查出《救国时报》在1936年10月5日就鲁迅答托派的信发表过诬托陈派为日寇奸细的伍平通讯和报纸社论。比别的文章把此事追究到康生1938年初在《解放》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为止，追溯得更早、更深。但是，《救国时报》上那篇通讯和社论，引用了鲁迅那封信，但却不能说是严谨地遵照它的原意，而是引申了它的原意。文中说：“先生毕竟还是出语忠厚”，从而略去了鲁迅的“忠厚”之语不引，却举出据说是“中国托派”张慕陶等事例，说：其实“这早就证明托陈派这一干人是在替日寇服务了”。这表明作者自己知道，他引用鲁迅，是加了码的，不但分寸上加了码，性质上也加了码。

我请韩钢同志帮我查了一下《救国时报》，发现确如王观泉所说，伍平通讯把给鲁迅写信的陈××误认为可能就是陈独秀。伍平又说，“即令不是陈独秀，也是一位托陈派中重要人物，反正都是一样。”但是，伍平通讯并不是《救国时报》指托陈派为汉奸的开始。在这之前（1936年2月29日、5月10日），《救国时报》就已发表过说托陈派是汉奸的文章，在这之后发表得就更是连篇累牍。《救国时报》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主持下的报纸。1937年底从共产国际回国的康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办的《解放》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连载两期的一万好几千字的洋洋大文，前一半说苏联托派为德日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材料都是引用斯大林和苏联反托大审判，后一半说中国托派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特务间谍，相当一部分材料同《救国时报》上的材料相同。文中提到鲁迅那封信，只用了半句话（“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这里直指陈独秀，可能沿袭了伍平把陈××误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回国的王明、康生为什么那么猛烈地发动反托陈派“汉奸”的舆论攻势？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挟苏联反托正紧之威，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在国内的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一定原则条件下接受和联合陈独秀一事，置于被动的地位。这一点，许多研究文章已经指明。

陈独秀的汉奸罪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已经为他洗刷了。这些诬陷从何而来？源头恐怕还要从苏联方面反托的材料中去找。1988年苏联最后为诬指托洛茨基派为德日匪谍一案平了反。但在30年代，却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各国党认定的铁案。前面提到康生文章，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反托是自王明、康生回国才开始。自从陈独秀同党分裂进行托派活动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把托陈派当作反动派别。值得注意的是，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把“中国托洛斯基主义者同盟”也列在呼吁联合的派别之中。但是，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内部指示信中又说：“陈独秀所代表的‘左倾’的托派的领导分子用尽了一切恶劣的字句，咒骂领导抗日的共产党，咒骂抗日主力的红军，咒骂为党所提出的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主张是出卖中国的革命，他们实际上已成了日寇的代言人，他们不仅是共产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整个被帝国主义压迫到吐不出气的中华民族的汉奸。这自然不是说被他们‘高尚理论’弄糊涂了的真正革命的分子，相反地，我们要尽力把这些分子从反革命的泥坑中解放出来，争取他们参加抗日战线。”（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不知道这是对四月宣言的补充说明还是有所修正。

我猜想，以冯雪峰的背景来说，为鲁迅起草那封信时说那些话，应有所本，不会是独出心裁，自作主张。

又，据胡风回忆，对冯起草的回信，重病中的鲁迅没有口授，只是表示同意。我相信这回忆大体是可信的。据冯雪峰回忆，鲁迅表示过对托派给他写信的恼怒，表示过同意冯起草的回信，还表示过把托派来信和鲁迅回信摆在同等地位发表是一个失算。这回忆我以为也大体是可信的。胡风回忆和冯雪峰回忆没有根本冲突。所以我认为新编《鲁迅全集》可注明信是冯起草、鲁同意，但没有充足理由把它从鲁集中撤除。

第二个问题是“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看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见《毛泽东传》）

这“有人说”，过去一般以为是社会上有此顺口溜。读了你编的《陈独秀诗集》，才知道是陈独秀说、陈独秀编的顺口溜！这是你关于陈独秀的一大发现（这是任建树先生的发现，不敢掠美——靳注）。发现的过程，郑超麟的回忆（发表在报纸的中缝里），回忆的误差（把《上海工人》的中缝记成《布尔塞维克》的中缝），萧老的回忆（在苏区的墙上看见的标语），包括他以为作者是红军的宣传员和他自己的几句续作，这些细节很有趣味。你那篇《萧克评说陈独秀诗》讲了这些细节，何不把这些内容也编入或写入你这本《陈独秀往事》呢？

说我们这个党是“党外有党”，当然是说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各民主党派。毛说过，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但他的重点在强调宪法他们都赞成，从反对走到不反对（1956年《论十大关系》）。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毛承认党外可以有同共产党争夺执政权的反对党。毛又说过，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毛承认党内可以有形成组织的反对派。1965年《二十三条》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记得文件一出来，中宣部副部长张际春在讨论中就提出：我们党内从来不允许有派别呀，怎么说有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但毛提出“走资派”，是把它当作社教运动要整的重点。毛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说党内有派“是正常现象”，其实是要发动一场不正常的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走资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来克服和消灭这种现象。而毛却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正常的”运动，最初他没有想到运动会持续那么长时间，但他认为，这样的运动过七八年还要再来一次。

第三个问题是反封建。

你赞同时下一些人的意见，以为用封建半封建来描述解放前中国的社会状态，不符合中国文字中“封建”的原意。这自然也是一家言。但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讲反封建，并非无的放矢。把旧中国的皇权专制和后来的军阀专制的政治制度，地主剥削压榨农民的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以前的这些制度，概括地称之为“封建”，在这个意义上“反封建”，我以为没有什么不可以，并不必拘泥于中国古代“封建”两字的原意。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是接受了这个观点，宣传了这个观点的，他的文章，如你所引用，多次讲过反封建的问题。他后来不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判断，他的判断是1927年以后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但也没有以中国古代对“封建”一词的原意为论据。你这本谈陈独秀往事的书，何必把这个问题放进来？

以上三个问题，我临时抱佛脚，查了一点材料，同你商讨。我可以做“义务校对”，做“义务责编”，但不做“义务审查官”。再说一遍：这是友朋之间的意见交流，可以接受，也可以争论、反驳，仅供参考而已。此致

敬礼！

龚育之 11月12日

（12月9日补充和修改）

（责任编辑徐庆全）

2005年第4期 汉武帝与轮台罪己诏　作者：王也扬

现代传媒的威力实在了得，一部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的播出，竟使许多人读《史记》、《汉书》，讨论起历史来了！西哲培根有言：读史可以明智。于休闲娱乐之中，了解和谈论一点历史，还是有益的。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87年），是西汉王朝的第6个皇帝。在位50多年，堪称有汉一代颇具雄才大略的君主，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列确有道理，因为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很像秦始皇：秦始皇遣大将蒙恬发兵30万打匈奴，长驱匈奴700里，汉武帝则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3次发动对匈奴大规模战争，基本打垮了匈奴；秦始皇废藩置县，立严刑峻法，以残酷统治，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则以“推恩令”削藩，任用酷吏抑制豪强和镇压反抗，动辄诛杀夷族，血流成河；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强权控制思想文化，汉武帝则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有破有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形成延续数千年的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穷奢极欲，建阿房宫，筑郦山墓，耗费无数，汉武帝也是荒淫享乐，劳民伤财，他在秦代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基础上大肆扩建，占地达300余里，内有连绵的亭台楼阁和人工湖泊，蓄养着大批宫女歌优，直至武帝晚年，上林苑的土木工程都没有间断过；秦始皇招神弄鬼，祭祀封禅，派数千童男童女出海寻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于此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建明堂，垒高坛，树“泰一”尊神，大搞顶礼膜拜，并且靡费巨资，步秦皇后尘，多次封禅出游，令大批人入海求蓬莱真神。为了通神求仙，他听信方士之言，把宫廷被服都弄成怪模怪样，还造30丈高的铜柱仙人掌，用以搜集甘露，和玉屑饮之，以为可以长生不老。迷信加多疑的武帝，最终酿成“巫蛊之祸”，逼死了太子和卫皇后，受诛连者数万人。对这些荒诞胡闹之举，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不少隐讽性的记载。

秦朝通过多年战争，实现统一，接着秦始皇继续他的大作为，国力已是强弩之末。横征暴敛和繁重徭役的结果，是人民揭竿而起，秦王朝二世而亡。汉朝建立后，前几个皇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70多年的积累，到刘彻即位时，国库丰盈，国力进入全盛，这是武帝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条件。可是积累架不住连年征战和肆意挥霍，过了20来年，国库即告空虚。武帝用亲信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官职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这样做使吏制进一步腐败。于是又建刺史制度，派专门对朝廷负责的刺史去巡回监察高级官员和地方势力，但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且愈演愈烈。在朝廷高层，由于皇帝依靠内臣近侍，集大权于一身，凭随意喜怒，即对大臣或擢或杀，政治秩序已十分不正常。文帝时期，汉朝就废除了“诽谤罪”、“妖言罪”，可到了武帝时期，这些罪名又盛行起来，甚至发展到了“腹诽罪”。大司农颜异对币制改革有意见，不敢说，只是嘴唇动了动，就被认为是“腹诽”（即肚子里不满）而处死。甚至首辅宰相因武帝一怒丢了性命的也有好几位，这在汉代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到了武帝晚年，汉王朝上下已经怨声载道、危机四伏。

那么，汉武帝“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资治通鉴》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很重要的一条，是他最后能够反省自己的错误，悬崖勒马，调整了政策。公元前89年（武帝去世前两年），桑弘羊等人上奏建议派士卒到西域轮台去屯垦戍边，对此武帝下诏说：“前有司奏欲盖民赋三十（每口增加30钱税收），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奏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虽胜，烽其王，以辽远乏食，道死者尚数千人，况盖西乎！”“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悻，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因养马而免徭赋），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轮台罪己诏”。至此汉朝的统治方针发生转变，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从而避免了像秦朝那样迅速败亡的结局。

与秦始皇至死拒绝认错的为政态度不同，汉武帝后来能够“罪己”，及时转弯，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较好的名声。而他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秦朝亡国的前车之鉴不远。后人常把“轮台罪己诏”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其实执政者“罪己”的政治传统在中国存在得还要早。《左传·庄公十一年》记载：“禹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只是当时的历史文献没有像汉代那么丰富、详尽地留传下来，因此说汉武帝是第一个正式下“罪己诏”的皇帝也不算错。后来这个传统一直被沿用。每当皇帝犯了祸国殃民的大错误，往往会下一道“罪己诏”，公开检讨，以表示与民更始。虽然，正如苏轼所言，执政者“罪己”的目的是为了“收人心”，但这仍不失为是一种在政治上比较高明的做法。试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不管做了何等错事，也是万岁、万万岁，而臣子们则以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为邀宠进身之阶，这是常态。如果君主能够反其常态而“罪己”，说明起码他认识到了两点，一是无论当朝的舆论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总有一杆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即便天子也须得道，考虑民意，不可过分胡来。这应当被看作是中华传统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东西。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历史上的平反周期率　作者：吴　思

一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三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四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2005年1月10日

（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4期 千古奇冤陈世美　作者：陈远发

说到某男人抛弃结发妻子，人们往往抬出一人作比：陈世美。由于戏剧《铡美案》的家喻户晓，恶棍陈世美的形象已在人们心中定格。然而，宋代包公如何铡清代进士？2004年12月中旬，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编导人员来到湖北省丹江口市，准备将此公案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央视报道，引出旧案重提。

传统戏剧中的陈世美，自报家门是“湖广均州人氏”。据《均州志·进士篇》记载：“顺治十二年，乙未科史大成榜，陈年谷，官贵州思石道兼按察司副使布政司参政。”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辞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记载：陈世美，清代官员。原名年谷，又名熟美。均州（即湖北均县，现丹江口市）人。出身于仕官之家。清初游学北京。顺治八年（1651年）辛卯科进士。初任河北某地知县，后因得康熙赏识，升为贵州分守思仁府兼石道按察使，兼布政使参政。在贵州为官时，同乡同学来投，谋取官职，他多次接待，并劝以刻苦攻读以求仕进。后因来投者日多，难于应付，乃嘱总管家一律谢绝。家住均州城郊秦家坡的同窗胡梦蝶，昔日与他进京赴考时，曾以钱财相助，因遭总管家回绝，顿生报复之心，遂将社会上一些升官发财、忘恩负义而抛妻灭子之事，捏在一起，加在他身上，编成戏剧《秦香莲》，在陕西、河南等地演出。相传清末一河南剧团到均州演出此戏时，陈的一个后人看了，气得当场吐血，陈世美第八代孙还组织家族众人，当场砸了该剧团衣箱，并殴打演员死伤数人，演出被迫停止。

一般地方和一般人看此戏并不把它当真，可是在丹江口市（原均州），陈姓居民一向认真对待此事，说这个戏冤枉了好人，因而愤愤不平，不许在均县上演陈世美的戏。自1980年以来，湖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全面开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当地民众为陈世美鸣冤叫屈，并逐渐用文字发表出来。当时李效时同志搜集整理写成的《陈世美真冤枉》一文发表在1981年出版的《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中，香港学者谭达先看到此文后，在香港《文汇报》副刊发表书评，突出地介绍了这篇为陈世美喊冤的作品。随后李征康同志也搜集到一组有关陈世美的传说，刊于1986年第1期《民间文学》上。1988年由原丹江口市豫剧团演员李现远业余创作的剧本《陈世美喊冤》，被四川省广元市豫剧团搬上舞台，引起轰动。随后该剧又在成都市锦江剧场上演，成都市党政负责同志观看了演出。从此，关于陈世美的冤情便在海内外传播开来，引起越来越多的民间文艺学者和有关部门的研究和重视。

丹江口市的童德伦老人为解开陈世美之谜，花费了数十年心血，他认为：陈世美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当地民间传说和1992年在丹江口市发现的有关陈世美的碑文记载，陈世美都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体察民情的清官。那些强加在他身上的所谓嫌贫爱富、杀妻灭子之事，乃系嫉贤妒能之辈所为。因此，均县有“北门街不唱陈世美，秦家楼不唱秦香莲”的俗话。

清代陈世美怎么会被宋朝的包公铡了呢？二百年来，《铡美案》虽然在世上演唱，使陈世美臭名昭著，但从现在搜集的大量素材来看，《铡美案》确属戏剧舞台上的历史“冤案”。

据传，清朝某年正月十六，有一个戏班子演《秦香莲抱琵琶》，看戏的人格外多，他们嫌戏文太短了，唱不到半天，不肯散去。掌班的没办法，只好在正戏前头加个《陈州放粮》的短戏。

戏唱到中午，陈世美的家将韩琪受命追杀秦香莲，又放走秦香莲，韩琪自刎，秦香莲拉着儿女倒在血泊中……又是到此煞戏了。看戏的不肯走，大家齐声吼：“杀了陈世美！”砖头瓦块齐向戏台上打来。掌班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乱转，不敢在前台露头，赶紧溜到后台。这时，唱《陈州放粮》的“包公”还未下装，他问：“台下怎么啦？出了什么事？”掌班的一见“包公”，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推着他说：“快，快到前台接着往下唱。”

“包公”说：“你急糊涂啦！我在宋朝，陈世美在清朝，相隔几百年，咋能同台唱戏？”“哎呀，事到这般时候，管他同朝不同朝呢！”掌班的说，“陈世美那么大的附马官，谁敢杀他？只有你‘包黑子’铁面无私可以把他铡了，给老百姓出出气，就算煞戏了。”

黑脸包公只得重新弹衣整冠，带着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班人马上场了。唱到他将陈世美一铡，台下欢呼起来。从那以后，小戏《秦香莲抱琵琶》就变成大戏《铡美案》了。（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4期 玩儿圣人　作者：陈四益

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对圣人应当规规矩矩，毕恭毕敬。但若不是诚惶诚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会发现，所谓“圣人”，常常是被人玩儿弄的对象。

孔夫子是称过圣、封过王，被当作“万世师表”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读书读的孔夫子，考试考的孔夫子，文章写的孔夫子。只要你把孔夫子那几条“语录”记得滚瓜烂熟，而且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做成文章，多半可以闹个“师长旅长”干干。如果你敢发表同孔夫子不同的意见，那就是非圣侮法，不杀头就算便宜。

不过，任何一种思想，如果“伟大”到谁也不能说一个不字，就会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缰锁。这时，尽管倡之者可以禁止、焚毁别人的书籍，甚至以功名利禄相诱，以坐牢杀头相胁，人们还是可以找到发泄的途径，最简单的就是拿圣人或圣人的思想、语言开涮，在玩笑中，把它的神圣性瓦解。灌输得越起劲，吹捧得越离谱儿，开涮就越普遍，花样也越繁多。

以《西厢记》中“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写一篇“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是一种玩笑，任意编排圣人的言论也是一种玩笑。

“非礼勿动”是圣人的明训。但一位制谜者，给这四个字作了十分香艳的谜面——“宫娥行步怯冰寒”。谜底是“非礼勿动”谐音为“妃履恶冻”。这样编排圣人，已经有点不敬，然而还有更邪的：“一个孤鸿带箭来，罗罗呖呖过楼台。老翁病笃无多气，口中连念释消灾。”“我视鱼儿活泼鲜，嘱妇勿把下油煎。听得厨中刀砧响，情愿长斋献佛前。”这两首不大高明的打油诗，前者是《论语》中“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谜面；后者则是打的《孟子》中“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一句。把那些庄严神圣的语录，变为滑稽突梯的谜语，这也是玩儿圣人之一法。玩儿圣人还有许多花样，故事、笑话、歇后语、顺口溜……中国本来就不乏文字游戏，在游戏中加入圣人和圣教，也叫做寓教于乐罢。

看来，思想的强制灌输，其效果适得其反。如果不是依靠思想或人格本身的力量，灌输力愈大，反拨力愈强。看似轻俏的调笑嘲弄，其实是心底的轻蔑。只可惜中国历史上掌握控制思想权力的人多是不懂这种反拨的。或许还以为他们的灌输已经使圣人的思想深入到人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哪。所以旧中国历朝历代，禁这禁那，但没有禁谜语、禁笑话的。诗曰：

称圣封王用意长，是非功过欠评量。

圣贤语录成何用？笑话一堆梦一场。

2005年第5期 张闻天对政治民主的卓识　作者：张培森

张闻天一生追求真理，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思想遗产。而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则是这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遗产中的一大亮点。在全党认真贯彻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研究一下张闻天的这份遗产自然是会有所裨益的。

19岁提出“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

这是青年张闻天1919年7月11日在一篇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文章中提出的。这时他还是在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的一名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已经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觉醒起来的张闻天积极投身运动，群众斗争高潮刚过，便写下了这篇他早年发表的第一篇政论文章。文章的独到之处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都还热衷于“忠告运动”、“呼声革命”等改良主张的时候，这位19岁的青年学子却鲜明发出从根本上“废除”军阀统治，建设“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呼唤。

那么这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又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他在紧接着发表的另一篇题为《中华民国平民主义》中作了回答，指出：“在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还说：“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国家亦发达了。”

张闻天的上述这个政治理想应该说恰恰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相一致。虽然他当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历史的安排，却正是这位当初抱定这样理想的19岁的青年学子，后来成了中共党史上重大转折时期的一任总书记。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经过28年奋斗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在国家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却又经历过那么多的曲折和教训，以至今天还在为完善一个“健全的民主共和国”而作不断的努力。

旧的思想系统不破，类似的旧制度还能够重新被创造出来

党成立不久，1922年春作为当时还是一名党外人士的张闻天，同党的一大代表之一的李汉俊，在报刊上就中国近代社会长期“纷乱”造成的原因和出路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这场讨论今天看来双方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分歧，不过对于张闻天，却是在他同对方商讨问题所写的一篇《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文章中，表现出他本人思想的一个飞跃，这就是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这个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来说明一切社会革命（文章列举了“英国的清教徒的革命，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美利坚的独立战争”）发生的根本原因。

但文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文中一个深刻的见解却是在这个根本原因的前提下，说到了作为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他不同意李汉俊把辛亥革命前后“君主制度而立宪，立宪而共和”，以及共和至今这段历史所产生的混乱笼统地都说成是“中国进步急速的表现”。他指出：“凡纷乱而不能破坏这纷乱社会中的人民所抱的旧有‘思想系统’Idea-System，那么尽管纷乱，尽管今天提倡科学，明天提倡民主主义都是无济于世的。由这旧有思想系统上所产生的制度尽管崩坏，但是使这思想系统而不破坏，他（它）还是能够重新创造出类似的制度的。”

纵观中国历史，有编年史记载的封建王朝就长达二千七百多年，而辛亥革命终结封建专制至今总算起来也还不到一百年。这样长的封建统治社会的历史，应该足够地看到其积淀的封建文化思想意识之深，是决不可能靠一朝一夕所能肃清的。否则人们就不好理解新中国成立了近20年，还竟然会出现将中共党员的权利公然从党章上砍去，而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总纲这样的怪事。

科学的真精神是个人的思想自由

张闻天的这个论断是在1922年4月发表的一篇题为《非宗教运动杂谈》文章中提出的。所谓的“非宗教运动”，其直接背景乃是中共党领导的，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然而张闻天的文章却是借题发挥，其中相当一部分篇幅是从哲学层面上谈了真理的相对性和科学与思想自由的关系。他首先指出：“科学上所发现的真理是时时变换的，换句话说，就是科学本身是进化的，今天所发现的在明天不一定还是真理，今年发现的在明年也不一定是真理。”因此，接着他说：“所以我们拥护科学如其单单拥护这些向来以为是真理的真理，结果，科学上的定律会变成宗教上的信条；那么这种拥护不但无益而且有害！我们所谓拥护科学并不是如此。我们所拥护的是科学态度，不是从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何谓科学的态度？着重个人的理知和经验，就是科学的态度。可见拥护由科学的态度所产生的结果，确是像一般人所说的足以危害思想的自由，而拥护科学的态度正是主张个人的思想自由。科学的真精神就是个人的思想自由！”

人们知道，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论”是1905年，而将其推广为“广义相对论”则是1916年，1921年（也就是张闻天写此文的前一年）他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美国《时代》杂志总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在评价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伟人时称，他的“相对论”不仅对物理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在人们的真理观和道德观上也打破了绝对性，使人们“不仅是不那么相信时间和空间的绝对性，而且还有真理和道德的绝对性”。而张闻天这位东方学人在这里所阐述的真理观和方法论应该说与受此启发有关，其意义不可小视，不但在中国现代思想解放史上值得书上一笔，而特别是由此而逻辑得出的鲜明的社会政治主张，对于今天我们探讨如何从体制和人文环境上保障理论和科学的创新，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党内要进行民主教育，要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

这是张闻天抗战时期1940年在一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提出来的。张闻天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至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不到4年的时间。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他虽然已经从总书记的岗位上主动退了下来，但有一段时间还没有离开中央核心。1940年6月10日中央书记处一次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陈云、王明等出席的，讨论纪念抗战三周年的会议还是由张闻天主持。他在这次会上的个人发言中突出地谈了民主问题。他指出：“目前要团结抗战，这个过去说过。现在要以民主为中心问题，没有民主是不能团结进步的。”接着他就说到共产党自身的民主问题：“在我们区域中也要实行民主，因此在党内也要进行民主教育，发告同志书也号召党员学习民主，对外发表宣言，也以民主问题为中心。”最后他还特别强调说：“要全党实行民主。有的同志对于党与群众的关系尚未弄清，还不了解群众是我们的老子，反而使党成为群众的老子。”

6月20日，也就是上述发言十天之后，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及边区某些党组织和党员存在严重的脱离群众现象时，又一次强调了民主问题，文章认为：“党必须大胆的发展党内与群众中的民主作风，建立各种组织的民主制度，发扬党内党外的自我批评，以揭发与清除各种组织内所存在的这些违反群众利益的严重现象。”

张闻天在中央会议上如此地重视和强调民主并非偶然，而是有他一贯的思想和行动基础的。早在中央苏区他就鉴于干部普遍存在强迫命令，而专门撰写了论苏维埃民主的文章，批评一些同志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看不到“苏维埃政权的德谟克拉西（民主）的一方面”。为了对付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提出苏维埃公民不但要学会如何使用选举权，而且要学会使用“召回权（罢免权）”与“改选权”。及至长征中他担任党中央的总书记后，不但作风民主，被毛泽东誉为“明君”，而且初步建立了一套中央集体领导制度，这在中共党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党的战略转变历史使命的实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上述关于民主的谈话前不久，即1940年1月在陕甘宁文代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特征和方向概括为“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比人们后来所熟知的方针的提法要多一个“民主的”，而他所解释的“民主的”的内容则是“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开始了依法办事的时期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去东北做开拓根据地的工作，担任了三年合江省省委书记，1949年4月又调任辽东省委书记。直至新中国诞生，这位曾为人民共和国奠基做出过不朽贡献的领导人仍然还在基层默默无闻地耕耘。今天人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位当年在辽东担任省委书记的领导人，竟然在新中国成立不到三个月会说出一番现在听起来也还觉得颇为新鲜的言论。这就是他1949年12月，在辽东省委会议讨论司法工作以及辽东省人民法院召开的司法会议上，先后两次专门谈法治问题的讲话。他说，过去我们依靠武装力量镇压反动势力，这个阶段已经结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依法办事的时期”。“我们要以法律来维护社会的稳定，用法律来保证经济建设的胜利进行。”他还说：“将来审讯有的案件可由各方面派代表参加，这样让群众了解司法工作，同时法律的威信也可以建立起来”。“一个案子要当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搞，以后我们要写新闻、社论、判决书。有些案子还可以巡视审判，这样来接近群众。”

现代民主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而司法的公开则又是人民政权的必然要求。张闻天以上的这番话归纳起来恰恰就是：一要确立法律的权威，二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可是回顾建国以来在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的曲折历程，可以看到在一个长期只有皇权传统，而缺乏“确定无疑的法律传统”的社会，要真正做到这两点又是何等的不易。

执政党怕的是听不到不同意见，重要的是要造成民主的空气和环境

众所周知，张闻天1959年因为在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错误而被罢官，可是人们今天如若重新读一读他在庐山会议上的这篇发言，就会发现其中不仅有在经济问题上的铮铮陈词，而且在民主问题上更有披肝沥胆的诤言。他说：“我们不要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英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意见。决不能因为人家讲几句不同意见，就给扣上种种帽子。”他还强调说：“这个问题对我们当权的政党特别重要。”当说到党内民主作风时，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可是没有想到就这样一篇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发言，却使他罗致十七年的冤案直至逝世。

及至罢官以后，身处逆境的张闻天不但没有中止他对民主这个问题的思考，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路线上，从社会的巩固和发展上继续探索这个问题。1961年8月他在自己私下的一份笔记（他当时已经被剥夺了党内外一切发言权）中写道：“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许多问题的争论，并非属于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如果把一切争论都归结为这种斗争，就是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利于党内民主，人民内部的民主。”同月他又在另一篇笔记中写道：“在思想领域内实行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自由争论的空气，在社会主义国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为马列主义是唯一的统治的理论，所以更需要如此。）人民思想的活跃，科学文化的繁荣，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

回想经过五七年的“反右派”，又经过五九年的“反右倾”，“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之说正在以压倒之势覆盖祖国大地的时候，张闻天的上述这番话今天读来诚可谓是空谷足音，弥足珍贵。而后来的事实告诉人们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是民主的大践踏，最终酿成一场空前的大浩劫，社会经济、文化的大破坏。

人民群众是主人

就在张闻天写出上述一番话不到五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文革”的狂潮中，一方面是大批老干部惨遭批斗、迫害，另一方面则是林彪、四人帮一批标榜“高举”的新贵们大搞特权，恣意横行。人们当然没有料到，就在“文革”进行到第五个年头，1971年发生了林彪这个疯狂鼓吹个人崇拜的总代表、已经被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叛逃的9·13事件。也就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流放在广东肇庆的张闻天又写下了《人民群众是主人》这篇文稿。

文稿中最有警示意义的一段话这样写道：“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的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这种情况，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前，固然容易发生；但在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更容易发生，其危险性也更大。”为何在执政条件下领导者容易犯脱离群众的错误？文稿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领导者在观念上把主仆关系搞颠倒了，由于党是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干部“地位特殊，工作特殊，生活也特殊”，因而错误地认为“他们是主人，而群众则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人民群众方面也往往由于受旧思想的影响，把党的领导者看作是“救世主”，再加上看到领导者“有权有势”，唯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为此文稿郑重指出：“这样，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提出了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

文稿还根据党处于执政这一条件的变化，对党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作了新的阐释，指出：“在这个领导方法中，必须自始至终贯彻着人民群众是主人，而党不过是勤务员的根本观点。”“‘从群众中来’，只有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即充分发动群众参加党和国家机关的任务的讨论，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各种意见，才有可能做到。没有民主，‘从群众中来’就会变成空谈。”

张闻天30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话，可以说是这位老革命家对包括“文革”在内建国以来前20多年整个党执政历史经验教训深刻思考的总结。今天距离张闻天撰写这篇文稿又过去了30多年，应当承认这30多年我们党在改善党的领导和民主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少进步，但也要看到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官本位”思想有着深厚土壤的国度里，要建设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还是任重而道远。如果不忘记历史经验教训的话，老革命家张闻天留给我们的这番遗训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重要警示的意义。

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

按照现代民主政治的理念，所谓执政党的执政，是指执政党依据宪法和法律，组织、调控和操作国家政权机器，通过政权机构处理公共事务和社会问题的活动。由于国家政权是法制机构，因此执政党的执政，除了从政党本身的角度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外，而从领导政府的角度而言，更多的也是更重要的是法治活动。可是建国以来我们党的一个教训是往往习惯于执政前的一套工作方式，把党的政治领导方式和政治斗争手段简单地照搬到执政活动中去，以至长期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而张闻天早在30年代中央苏区时就批评过那种由党直接包办政权工作，或者把它当作“无关紧要”而对其“根本不理”的错误倾向。建国以后他早就对把人民代表大会只当作一种形式表示不满，1971年在他写的上述《人民群众是主人》文稿中更是严厉批评了那种认为要取消这一“形式”的错误论调，指出：“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就是尊重群众的表现。把代表大会当作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组织形式，就是不尊重群众的表现。”现在需要的是“充实内容”，而不是“废除形式”。两年之后他再次写下了《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1973年12月）这篇关系党的执政问题的重要文稿。

文稿开宗明义指出：“党领导着我们的国家”，“国家的一切决定、命令和法律都必须得到党的相应的指示”；然而另一方面，“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并作出适合于群众自己的意见和需要的，并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的相应的决定、命令和法律，然后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国人民中公布施行。”而这个过程就是“党使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的过程”，也是党实现其对国家的领导作用时“所不能逾越的和必不可少的过程”。这是因为，虽然“党领导国家，但它本身不是国家”，“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不顾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代表的意志和决心而自己实行专政。”

那么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又究竟表现在哪里？文稿认为，“党的领导的任务，只能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以推动国家机关改进工作；同时，要“大量吸收、培养和提拔非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参加国家机关的各方面工作”，使“人民群众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反之，“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是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徒劳无功的。”

最后文稿强调了国家的法纪问题，指出：“国家的一切命令和法律，对全国每一个人，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是有效的，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应该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模范。”“任何共产党员，违反了国家的法纪，同普通群众一样，应该受到国法的制裁，决不能因为他是党员就可以无法无天，胡作非为。”

民主同法制不可分，没有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民主。联系到“文革”，人们也许会问，既然我们在50年代就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那么60年代为何连堂堂的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人身安全都保护不了，法律的权威又是何在？沉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国家政权体系的权威性和国家法纪的权威性的降低，以至有法不依盛行，何谈保障民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稳定发展？张闻天这里不仅严厉鞭挞了“文革”中对法制的破坏和践踏，而且深深地触及到了“文革”前我国政治体制中已经存在的严重弊端。要看到张闻天以上的这番话是在“文革”那种乌云遮日，鬼魅横行，而自身却又处于流放南疆失去人身自由的逆境下写的，今日读来不能不令人强烈地感到这位老革命家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性，以及非凡的胆识和勇气。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胡绳“回归自我”的历程　作者：徐庆全

胡绳先生80诞辰时，写了《八十初度》诗并一首80自寿铭。诗有“生逢乱世歌慷慨，老遇明时倍旺神。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句，铭有“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语。诗与铭对照读，颇令人感慨。孔子讲自己“三十而立”后，“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胡绳却说自己“七十八十，粗知天命”，“惑而不解”达30年。这30年，用胡绳自己意思来说，大致“是从五十年代后期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也就是1957年到1987年这段时间。（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61页）

李普在《悼胡绳》一文中（《炎黄春秋》2000年第12期），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这一评价，与胡绳80自寿的诗与铭相对照，是很确切的。

现今，学者们喜欢提“某某人现象”。有现象，自然有产生这种现象的本质。本质是什么？“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是焉。杨继绳把这三个阶段简而言之为“两头真”，可谓一语中的。就胡绳而言，也可归结到“两头真”现象之中。而他晚年探求真理的勇气和闪光的思想，则是“回归自我”后的“真”的本质体现。

“回归自我”的心路历程

胡绳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后，这位“少年早慧”、被夏衍称之为“神童”的理论家，虽然仍时有著作问世，但当年那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已不复存在。在胡绳的人生历程中，就进入了“惑而不解”的阶段。对此，胡绳自己有过概括：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作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胡绳全书》第二卷“引言”）

从1957年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国家“左”的倾向发展并愈演愈烈的20年。在这20年中，对形势的发展感到困惑的，远不止胡绳一人，所以并不奇怪。令人奇怪的是，胡绳这种“茫然”一直持续到1987年——“垂三十载”，又多了十年。他在与郑惠等人谈话中明确地谈到，“文革”结束，对于思想理论领域的方向问题，大约到1987年他在思想上才整理清楚，而这距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差不多晚了十年。而在这十年间，胡绳差不多有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即使写出东西来，也给他的朋友留下这样的印象：“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李普：《悼胡绳》，《炎黄春秋》2000年12期）。

当然，这并不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历史大转变的十年期间，胡绳如同1957年到“文革”结束20年间一样，始终处于一成不变的困惑状态。诚如郑惠所说：“总的说来，他是伴随着形势发展的主流而逐步前进的。但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他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

在现今已经达“七十八十”而对所经历的历史有过深切思考的老前辈的回忆中，大都说自己在1978年以后多了一点独立思考，少了一点盲从，却很少提到在1978年到1987年10年大转变期间所有的困惑。作为一个著名的理论家、思想家，胡绳却坦言，自己在这10年中间“仍然在大方向上有困惑不解的地方”，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不过，追溯一下这10年的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胡绳这样说，着实表现了他对历史的自省意识。

从1978年到1987年社会大转变的10年间，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风雨雨，有人曾这样概括说：双年反“左”，单年反右。这样的概括虽然不能说很准确，但大致说明了这10年间在大方向上的摇摆——当然，从主流上来说，一直是反“左”的。

在这期间，胡绳在做什么？答案恐怕只能这样：他在思索中为“七十八十，粗知天命”实现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蕴积着力量。

谈到胡绳，他在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作为，一直为人所诟病。胡绳在“文革”中大部分时间是批斗对象，住过牛棚，备受摧残。可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他却犯了和“两个凡是”相关的错误，说了一些错话。个中最深层的原因是思想框框。1979年1月24日，胡绳在理论务虚会中谈到这一时期的认识时说：

我在反对这种说法时，自己陷入矛盾。我也认为这里不是纯理论的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我自以为也是从实际、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当时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经过若干年的政治动乱，群众中存在着很大的思想纷乱，以为马列主义不灵了，毛泽东思想不灵了，社会主义不灵了；现在报刊上片面（当时我认为有片面性）强调实践的权威，同时说，马列也有错误，毛泽东也有错误，闸门一开，是值得担心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担心是错误的。

胡绳还说：

我虽然对那十多年间的许多事情有许多带根本性的疑问，但没有勇气把它提出来，其实群众中已经提出许多疑问，并且努力加以解决，而我却总是担心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把胡绳当作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官员、政治人物来看待，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这不仅因为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看法，而且还因为知识分子与文化官员这双重身份双重责任之间，又常常出现紧张的冲突与矛盾。李辉在评价周扬时指出:对于仕途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在个性与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都如此，姑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李辉编著:《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胡绳大致与周扬一样，也是仕途中的知识分子。在粉碎“四人帮”后真理标准大讨论与“两个凡是”对立的思潮中，胡绳当然是“从政治出发来看问题的”，但在汪东兴、李鑫（两人都是“两个凡是”的得力倡导者）领导下“毛选办公室”工作的背景（胡绳似是这个办公室的副主任），使他的思想多了一些框框，即使是从政治出发看待真理标准大讨论，看待两种思潮的对立，也离不开“两个凡是”的束缚。

对于这次错误，胡绳没有替自己辩护洗刷，反而检讨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李慎之:《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诸如此类的检讨，胡绳自觉地进行了很多次，理论务虚会上的检讨，就有两次。这样的检讨，不是避重就轻，而是触及灵魂的。

不能小看胡绳这一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在我看来，正是有了这次经历，使他从此摆脱了本本和条条框框的束缚，在反思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艰难地然而是坚决地找回了自我。可是，对于一位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像胡绳这样具备理论洞察力的人来说，找回自我值得庆幸，可是，庆幸之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困惑。

在西方，知识分子被认为是“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当代的许多学者也愿意用这些西方的判断来分析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的良心”这一行为准则，既是一个对社会认可和被社会认可的过程，又是一个自我的要求原则和自我的认同标准。当然，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前者倒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后者，只有具有了这种自我要求，才能做到不为世俗所影响，保持自我的批判立场和清醒的认识。但是，在中国，对于仕途上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自我要求原则和自我认同标准，还必须在“党性”的范围内，这两者时常会相互打架的。因而，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就像周扬在《〈邓拓文集〉序言》里所说的，当“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的时候，特别是“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情绪”，从而“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的时候，作为一个仕途上的知识分子，要如何面对呢？难道要“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高明”吗？当然不行。所以，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否坚持的问题了（参见叶凯：《作为知识分子的周扬》）。

胡绳在与郑惠谈到这十年的困惑时，说过这样一个例子：1985年12月，胡绳代表社会科学院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汇报的题目是社会科学研究和精神文明的关系。当时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认定思想文化界的混乱现象十分严重，强调思想理论战线的首要任务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而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则强调，近百余年来历史有了巨大的发展变化，因此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要以实践为依据，勇于冲破过时的论断，提出新的论断，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充实和发展。在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胡耀邦对社科院汇报提纲的一些说法不以为然，很不高兴，后来这件事变得很难办，也就没有什么结果了。郑惠说，正是在此前后，胡绳说他差不多好几年没有写出什么东西。

面对这种冲突，胡绳当然有自己的看法，从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不难，但作为一名官员，也就面临着难以选择的困惑：知识分子的立场判断使他不愿随波逐流，但党的纪律他也不能违背，对此他也是痛苦的。郑惠谈到的另一件事，也能让我们看到这一点。1987年，胡绳发表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长文，受到思想界和社会上的普遍赞扬，被誉为“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但据李慎之回忆，胡绳当年在一次社科院党组会上听到对他的赞扬时对李说：“其实我不过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胡绳这样说，当然是意味深长的。郑惠说：“这里所说的一半问题是什么？不难看出，就是指中国在按照历史的逻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之后，为什么不从容地建设新民主主义而又很快进入社会主义呢？为什么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又出现了那么多挫折和失误呢？胡绳在这篇长文中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但此时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已经‘整理清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了。”即使在“慢慢把思想整理清楚”的1987年，胡绳行文中还必须有所顾忌，不能畅所欲言。不过，对于胡绳来说，一旦“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也就从困惑中走出来，进入到思想发展的新的阶段了。

郑惠认为，“反映胡绳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性标志”，是胡绳在1989年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绳一改以往的作风，直言不讳地谈到了自己的思考。他在文章中言简意赅地回答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大问题：一、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不对？二、为什么在长时期内犯“左”的错误？三、为什么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什么？四、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讲到经济体制改革要过商品经济关，政治体制改革要过民主政治关，讲到“社会主义的旧模式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而得到改造，否则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坚持不了的”。还讲到，我们应该勇于接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形势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文章对于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的思潮，毫不含糊地回答说：“实践证明此路不通”，“抱残守缺，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利，更谈不到扩大其影响”。胡绳的文章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在1989年，否定改革开放、企图回到“文革”前的老路上去的思潮又一次掀起；一些所谓理论家又一次从否定改革开放的目的出发，挑起“姓资姓社”的喧嚣。因此，郑惠认为：“胡绳这篇文章，同这种思潮针锋相对，坚定不移地维护党的新时期的路线和理论，有许多新见解，表明他确实已走出长期的思想困惑，进入‘知天命’的新境界了”。

摆脱困惑的胡绳，虽然仍是官员，甚至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的政协副主席，但理论上却焕发了青春。而一旦“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后，胡绳的惊人胆识也就显现出来了。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胡绳晚年理论的重大建树，是关注和研究社会主义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著名学者吴江认为，“这也是胡绳在其一生中最后抱病为社会主义操心的一个问题”（《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重新认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等，改变了过去“左”的思维模式下，那种简单直接地通过消灭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路，主张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在实践上也为改革开放后翻天覆地的变化所证明。但是，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有一些所谓理论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是抱有抵触情绪的；又由于受实践中对邓小平理论歪曲变形现象的影响，不少人对邓小平理论也心存顾虑。要消除影响，解除顾虑，除了用事实说话外，还需要对这一理论加以正确地阐释，彻底说清楚一些基本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在我们这个“左”的思潮曾经泛滥过的社会中，以往“兴无灭资”的旧范式，旧的思维方式，依然有很大的市场。要在理论上重新阐发这一问题，清理旧有的“左”的思维模式，是相当艰难的。胡绳曾意味深长地说：

共产党的确是很为难啊，它的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结果你倒要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实在是个很难讲清楚的问题。形势发生了大变化，这个问题却越搞越糊涂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这个问题应当重新清理了（《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1页）。

要重新清理这些问题，阐发邓小平理论，不仅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还需要有直面责难的勇气。胡绳以关注改革开放和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反对思想僵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空洞的教条，创造性地阐发邓小平理论，为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

胡绳很早就关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问题。早在1985年，他就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为题，论证了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一问题，胡绳也向郑惠多次谈过自己的思考。他说，现在西欧、北美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经验等等，都达到了人类社会已有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要代之而兴，就必须在这一切方面至少与他们并驾齐驱，以至超过他们。而现在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得到这一切，除了向这些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文明学习以外，没有其他捷径可走。对这个问题的忽视，可能是二十世纪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在过去提出“兴无灭资”、“割资本主义尾巴”、“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等简单化的错误的口号和作法，都表现了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失误。

1994年6月，胡绳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从四个方面阐发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胡绳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胡绳指出，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胡绳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胡绳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

同年12月，胡绳在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演。这篇讲演特别谈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并提出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科学发展为建设的科学的问题。建设的科学所要研究的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的问题，因此它的内容绝不能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在建设的领域，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摆脱妨碍人们实事求是的种种思想桎梏，总结已有经验，开创新的局面。这些见解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赞扬。

20世纪90年代末，胡绳在病重的最后几年，继续研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并取得新的重要的成果。他在1998年8月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1999年3月发表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进一步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和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了历史的理论的考察，认为直到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才使这个问题得到透彻的解决，那时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坚定地、透彻地反对民粹主义的第一人。胡绳还分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失误的思想根源，并认为重新学习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对于我们今天理解邓小平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很有帮助的。

胡绳在回顾和总结人类在20世纪中搞社会主义的经验之后，指出:20世纪的历史经验，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灭亡，但的确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改革。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通行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是惟一可能的模式，随着世纪的更替，新的模式正在促成社会主义的更生。胡绳还满怀信心地预言:在新世纪中，社会主义制度由于总结经验而恢复其生命力，并在下一个世纪和更下一个世纪(2201—2300年)取得更伟大的胜利。人类世界如果在21、22、23三个世纪大体上完成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这在人类历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胡绳晚年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的论述，是基于总结人类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为了对邓小平理论进行阐述和传播。他在病入膏肓的残年，仍不遗余力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新论点。就学术探讨而言，是十分值得称道的。至于观点本身是否存在瑕疵，本可以进行平等的学术探讨，大可不必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是好事，但却出了些棒喝和流言”。龚育之回忆说：“曾有人问我：‘听人说，胡绳认为三百年不要谈社会主义，怎么回事？’这真是匪夷所思！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三百年社会主义全世界胜利的乐观坚信论变成了三百年不谈社会主义的悲观绝望论！”（《送别归来琐忆》，《百年潮》2000年12期）

实际上，只要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学者都可以看出，胡绳晚年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从根本上讲，是阐述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诚如吴江所言：“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剖析“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1998年12月，胡绳抱病参加了湖南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生105周年学术会议，最后一次面对公众发表学术演讲。这就是前面提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这也是胡绳最后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

《再评价》“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对建国后我们党犯一系列“左”的错误作了最深刻的理论剖析。他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的（参见李一蠡《胡绳周扬现象背后》，《炎黄春秋》2002年7期）。

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当时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民粹派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

早在1935年，胡绳就接触到俄国民粹派的问题。上个世纪40年代后，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多次涉及民粹主义问题。针对太平天国纲领中描画的不要商业、不要城市、尽力保持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图案，胡绳批评说：“这种图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是带有反动性的。”在论述孙中山的举政治改革、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时，胡绳指出，孙中山认为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实行社会主义很容易，这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胡绳由此发挥说：对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我们不能厚责于前人，倒是要看到其中的某些弱点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曾有过，而且是通过后期实践才逐步克服的。胡绳由此认为，中国几个不同阶级的革命代表人物往往从善良的愿望出发，想使落后的中国更快地进步，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大痛苦，因此不约而同地产生跳过资本主义提早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这是有他们的共同背景的。

具体到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民粹主义色彩，胡绳也作了系统地历史考察。胡绳指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胡绳指出，在那个时候，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毛主席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放弃了。在这以后三年急速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真正做到使一切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绝种”。1958年又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化，梦想一夜之间跨入共产主义。胡绳指出，在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当时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此后二十多年间与公社制度相联系的种种混乱思想，如“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都是如此，都在实践中起了坏作用（参见郑惠《程门立雪忆胡绳》，第170-176页）。

由此说来，胡绳《再评价》一文中对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的剖析，“决不是什么一时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这一新论点是十分精辟和富有远见的，对于中国的改革和建设极为有益。”（龚育之：《犹思奋笔追班马》，《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1期）

但是，胡绳提出这一观点后，却受到一些粗暴的“围攻”。围攻者从无限上纲到人身辱骂，重弹“文革”大批判的老调。对此，胡绳不但坦然处之，并且在给吴江信中，对这种“围攻”（胡绳原话）表示不屑回答。说：“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英雄好汉了。”

代表胡绳晚年思想的著作，收入在他逝世前不到10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这些著作，可以说是他“知天命”也就是比较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命运和自己命运的著作了。写这些著作的时候，胡绳年纪渐入老境，思想却是年青的，是与时代的前进而俱进的。就像他的又一首诗中说的：“此心不与年俱老”（龚育之：《胡绳的最后著作》，《百年潮》2001年4期）。胡绳在理论上实现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形成了一个光彩的“胡绳学术晚年”；同时，“回归自我”后的“真”，也打造出一个后人“须仰视”的不为名誉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光辉形象。

今年11月5日，是胡绳逝世5周年忌日。愿此文能化作一缕馨香，祭奠这位大师的英灵。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5期 云南少数民族的知心人阎红彦　作者：袁子清

阎红彦同志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奉调从四川到云南，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1967年1月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在这期间，全国经历了1959—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在1961—1965年一系列艰苦的调整工作后，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

阎红彦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和群众的思想脉搏。他坚决反对照抄照搬上级的指示，坚持从云南的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对经济上的调整，他积极主动地倡导进一步放宽政策。对政治上“左”的错误，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这在边疆民族工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以保证边疆稳定为根本任务

云南每个县都有少数民族，有8个民族自治州。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分布在边疆和山区。边疆地区有29个县，面积占全省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有240多万，少数民族人口占边疆人口的70%，其中有13个民族在4000多公里的边防线跨国境而居。解放初期，少数民族分别处在封建领主制、农奴制，甚至原始公社的末期。直到1955年，边疆才开始进行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或土地改革。1958年初，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户有10%。这一年“大跃进”中，边疆开展了“反三论”（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条件论）斗争，“一步登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严重损害了群众的切身利益，导致边疆局势动荡不安，边民13万人非正常外流。

阎红彦到任后，深入农村进行调查，批判“反三论”和“五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造成的危害。他说：“农民从1958年以来，只看到‘共产风’，没有尝到社会主义的好处。”“反三论不是没有常识就是故意说假话，是刀枪不入的主观主义。”针对当时流行的“左”比右好的思潮，他说：“‘左’并不比右好，都有立场和方法问题。你的愿望很好，但是愿望不能作为处理具体政策的依据。把明天的事拿到今天来办，是错误的。”

“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阎红彦强调，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他说：“判断一个制度是否优越，就要看它生产的东西多不多，群众生活好不好。”“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抓住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脱离生产，必然脱离实际，也就必然脱离群众，就会失掉民心。”“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

阎红彦认为，要发展生产，边疆稳定是个大前提。1960年12月8日，根据中央关于西藏必须采取稳定发展方针的指示，省委关于边疆地区执行“十二条”的指示提出：边疆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继续坚持慎重稳进的方针。阎红彦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保证边疆的稳定局面，以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斗争。边疆的一切政策措施，要服从大局，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团结各少数民族人民的大多数，有利于加强对内外敌人的斗争。

云南农村“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边疆不提两条道路斗争，不搞“整党内走资派”，不能搞“文化大革命”

1959年12月5日，在开展反右倾斗争，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形势下，阎红彦对云南省边委的一份报告批示：在边疆不要笼统地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1962年10月，中央要求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阎红彦和云南省长于一川研究认为，云南应该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进行思想教育，而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这项运动。这个想法请示邓小平得到了支持，后经省委常委会和扩大的工作会议讨论同意。应各级干部的要求，省委于1962年12月21日发出文件。西南局常务书记看到文件后，指责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进行严厉追查。

阎红彦非常反感，说：“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他为此夜不能寐，后来说：“老顶着也不行。我一个人倒了不要紧，不能把省委其他同志都牵连进去。”他给西南局常务书记写了信，承认文件的提法有错误，说明了情况，承担了责任。但始终得不到回音。

1963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杭州会议上，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会后，彭真受中央委托到云南检查处理此事。他听取了省委的检查，并到农村做了调查，肯定了云南的农村形势，说问题在于对阶级斗争思想认识不够，文件的文字处理欠妥。为时半年的这场风波终于告一段落。阎红彦深有感触地说：“想给老百姓做点好事，真难啊！”

1965年1月，中央发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纲领。阎红彦根据实际情况和前两年蹲点、试点的经验，提出无论点上、面上，都必须以生产为中心。对边疆民族地区，他先是提出1963至1965年暂时不动，后经反复调查研究，提出“边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在他的坚持下，省委决定边疆社教运动的内容是五抓（即抓培养民族干部、抓生产、抓生活、抓文化教育和抓卫生工作）和两带（科学知识、先进思想）。

1966年8月23日，昆明地区造反派开始“炮轰省委”和批斗阎红彦。11月，云南各级党政机关被冲击后普遍陷入瘫痪、半瘫痪状态。阎红彦在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忍辱负重，坚持原则，坚持省委的集体领导。有恃无恐、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查抄、进驻了这位开国上将的家。他的生命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他仍一再强调：“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一定要保持稳定。不能搞‘文化大革命’。”12月27日，省委为纠正违反民族、宗教政策的错误，发出《关于师宗、玉溪等县一些单位取消回族食堂，强迫回族职工吃猪肉的通报》，要求坚决制止。此时距阎红彦被害身亡只有11天，距省委被“造反派”夺权仅仅一个月。

不能因为建国营农场就向傣族群众征地和让他们搬迁

1960年，我国还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之中。橡胶，作为关系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战略物资，在海南岛和云南西双版纳、德宏试种成功。农垦部在西双版纳筹建的国营农场，解决了发展计划、资金、技术和职工队伍等问题，需要云南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土地的划拨和征用。阎红彦到西双版纳调研时，农场方面提出，考虑到橡胶属于战略物资，只能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宜让群众个人种植。为了落实种植计划，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便于管理，要求云南帮助解决在农场规划范围内居住的傣族群众的搬迁、安置和向他们征地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要求是合乎逻辑的。人们没有想到，阎红彦十分详细地询问了有关情况和许多细节，提出了一个新思路。

他说，要不要向农民征用土地和让傣族群众搬迁，既关系到橡胶生产的发展和农场建设，也直接关系到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还涉及到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处理得好不好，影响重大。

他指出：我们掌权了，有些干部往往只简单地考虑运用行政手段去完成上级任务，而不注意从实际出发，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群众商量。本来想更好地完成任务，却往往事与愿违，也损害了与群众的关系。

他说：要在边疆民族地区建农场，发展橡胶生产，离开群众则寸步难行。所以必须搞好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要依靠群众，首先要帮助群众。你考虑了群众的需要，才可能得到群众的支持。你不考虑群众的利益，甚至有意无意地损害群众利益，总是想方设法地防范群众，对付群众，那是对付不了群众的，也处理不好和群众的关系。

阎红彦提出，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最好不采取征地、让群众搬迁的办法，也不采取让群众带土地一并划入农场当工人的办法。因为那会带来许多矛盾和难以处理的困难。可以采取不改变所有制，和群众共同种橡胶的办法。就是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安排下，农场在完成自身种植计划的同时，帮助群众发展橡胶生产。在资金、规划、种苗、技术上给群众以帮助，将来割胶时，由农场统一收购、加工。这样，农场可以有保证地完成种植计划，拿到橡胶产品，又可以同时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提高技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既可以团结群众稳定边疆，农场也可以站稳脚跟。至于所有制问题，应该好解决。因为那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尽快、尽可能多地拿到橡胶产品。只要能发展，谁种都可以。不管土地、胶林归谁所有，所产橡胶产品都掌握在国家手里，那有什么不好呢？

在那个急于实现单一公有制的年代，人们对这一席话感到耳目一新，听他讲得在理，终于接受了。实行这种办法不但效果好，而且形成了国家在云南发展橡胶生产的鲜明特色。

“把制止肿病死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只要能安排出时间，阎红彦就下去进行调查，去体恤民情，听取意见，发现问题，商量对策，为省委因地制宜地做出决策和制订政策，提供意见和依据，或者向中央提出建议。1960年春夏之间，阎红彦在边疆民族地区澜沧县调查时，遇到一个老太婆在风雨中一颠一跛地翻山爬坡，到公共食堂去吃饭，浑身上下像从泥水中滚过一样。群众七嘴八舌地诉苦说，她跑的路还不算远，最远的有30里，每天骑上毛驴来吃饭，吃完饭刚回到家，又准备来吃下一顿。大家问阎红彦：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阎红彦被震惊了。在当晚的干部会议上，他气愤地说：“30里路骑毛驴吃饭，谁发明的？该让他去！稍微忠厚一点的人也不该这样做嘛！”他对县委书记说：“要根据群众的意愿，边疆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

他的主张没有人敢站出来支持，更没有人敢执行。因为当时说公共食堂是“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有的干部就是因为对公共食堂有意见，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撤职降级，送农场劳动。阎红彦后来又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1961年5月9日，在弥渡县调查途中，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对人民群众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据实上书，为民请命。他用普遍与个别相结合的第一手材料，就放宽若干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给毛泽东写了6000多字的长信，提出解散公共食堂等意见。毛泽东对信的内容及其调查方法予以肯定和赞扬，并批转给全国各地和中央工作会议参考，对中央决定停办公共食堂起了积极作用，解决了公社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个大问题。

1960年3月，阎红彦在大理白族自治州调查中，竟然在白族聚居的剑川县金华公社路遇饿殍。一队队送葬队伍，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他停下来查问。当得知州、县、公社领导干部因为“怕犯右倾错误”而置若罔闻、熟视无睹、知情不报时，阎红彦十分气愤。他几乎是在呐喊：这哪里像共产党？这要失掉人心的！不能整天只唱赞美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

他当晚就回到昆明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省委向全省发出“把制止肿病死人当作头等大事来抓”的紧急通知。全省上下着手建立了责任制度，限期控制发病和死亡。安排了为浮肿群众发放每人每天八两的救济粮。当年组织3万名医务人员下乡为病号集中免费治疗，同时要求为广大群众安排好劳逸结合。阎红彦强调：“要敢于负责，敢于坚持原则。什么是原则？合乎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就是最大的原则。”他在全省六级干部会议上说：只要你认真了解分析了情况，把情况真实地反映出来，认真负责地解决问题，那就不怕问题多。我们怕的是阳奉阴违，不反映问题，又不反映真实情况的浮夸作风。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肿病死人的蔓延和党群关系的恶化得到遏制，群众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健康状况逐步得到恢复，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风。

该单干的允许单干要“百摇不动”

1960年11月，阎红彦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政策的“十二条”，组织研究和主持制定了在不同地区进一步放宽政策的补充规定。如边疆地区一律不办公共食堂。内地高山分散地区分别实行大队、生产队、作业组所有制。远离生产队的单家独户或三家两户，作为生产队的“挂钩户”，实行单独经营。生产队、作业组、个体户实行农作物、畜牧业、林业和副业的生产承包责任制。这些深受各族群众欢迎的政策，当时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1961年3月，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制定《农业六十条（草案）》时，阎红彦建议调整社队规模。他说，在一些多民族杂居的山区，社队规模过大，不仅把穷富拉平，使生产受到重大损失，而且还妨碍民族团结。5月，他在大理州弥渡县和州县干部进一步商量如何给生产队放权，决定在四个大队试行，在大队的框架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谁也没有想到，消息一传开，一个月之内便在全州推广到大队总数的95.8%，在一个地区的范围内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当时在全国还没有先例。1962年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实行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项调整工作1961年底在云南全省已经完成。

解散农村公共食堂和给生产队放权获得成功，大大增强了阎红彦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继续调整农村政策的信心和决心。对边疆民族地区，他提出回到1958年以前的实际上去，能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允许单干。他利用1962年春节邓小平来云南的机会，汇报了上述设想。邓小平明确表示同意，说边疆的合作社能办就办，不能办就不办。于是，省委决定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省委组织了几个工作团，阎红彦也亲自深入下去，重新审查办社条件，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坚持集体的，退回到互助组或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单一民族的初级社。在一些分散山区允许单干。允许边疆农民长期保留自留地和零星果木、竹蓬、柴山、小鱼塘、分养牲畜。对缺乏劳动力的个体农民，允许用合理工资雇佣短工，或以畜力换人工。在一些地区还允许自由借贷和自由买卖。

有人担心这样搞会出现阶级分化、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阎红彦说，改变或调整所有制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而抽象地评判某一种生产关系的优劣。阶级分化是可能的，不要怕。最可怕的是减产。不能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敢发展生产，还是要发展生产，再从发展生产中来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经过各级党委耐心细致的工作，边疆入社农户由90%调整为53%。

民族上层人士可以有两个家，一个在昆明，一个在自己家乡

云南有民族上层人士一万余人，宗教上层人士两万余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团结整个民族，巩固和稳定边疆，都有重要作用。1958年在民主改革补课中，错误地斗争了上层人士和他们的家庭，没收了底财、浮财，破坏了正常宗教活动。省委统战部和边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将上层人士中294人集中到黑林铺整风，搞人人过关。许多人被定为“民族主义分子”、“特务嫌疑分子”、“叛乱首要分子”等。一些被视为不可靠的人被留在昆明定居，严重违反了民族、宗教政策，伤害了他们的感情，也损害了党的形象。

1962年6月7日，省委召开民族上层人士座谈会。阎红彦在会上传达了中央、省委关于长期团结民族上层爱国人士的政策精神，代表省委对上述错误作了检查和赔礼道歉，宣布凡是那次搞错了的都要甄别，损失了的要赔偿，戴得不合理的帽子要摘掉，降级和扣发工资的要恢复。阎红彦还提出，被留在昆明定居的，愿留愿回听其自便，也可以有两个家，来来往往。可以有两个家，是阎红彦从实际出发，认真执行民族政策的匠心独具之处，体现了省委改正错误、团结党外朋友的真诚愿望和豁达胸怀。

此后，云南民族工作得以健康发展，正常的宗教活动得到恢复和保护。各项调整措施受到民族上层人士和各族群众的欢迎，边疆形势迅速好转。一位民族上层人士亲自写了一个“天地君亲师阎”的大条幅，挂在自己堂屋的正中间，以表达跟随共产党的决心和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拥护和颂扬。

阎红彦批评党内一些干部光会下命令、搞运动，不去和人家商量。他说，社会主义不是包办主义，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一切。包下来的结果，积极性都没有了。他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使用，主张民族干部一定要有职有权。他认为，少数民族干部的多少，质量的高低，是衡量边疆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工人、技术人员、管理干部，是不能解放的。他要求全省党政军、群众团体和所有农场、工厂、企事业单位，都要吸收少数民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人才，并且要列入工作计划，要下苦功夫。他要求坚决扫除民族干部中三十岁以下的文盲，年纪大的要抽一半时间学习或轮训。他要求军队多征收少数民族参军，教他们学汉语、学文化，把他们看作军队的骨干，也要看作地方上的骨干。部队民族工作队的成员要有三分之一吸收当地少数民族，逐渐发展到三分之二，最后要做到指导员也是民族干部。他根据几年进行调查研究形成的思路，组织省边委、省委组织部于1966年2月制订了《关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意见》。

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多种经营是一项战略任务

1962年在楚雄彝族自治州调查途中停在路边休息时，少年做过放羊娃的阎红彦发现山坡上放牧的羊群中，老羊、瘦羊多，便和羊倌攀谈起来。羊倌说，为完成羊的增长指标，保证“存栏数”，不让群众杀羊、卖羊，所以老羊、瘦羊多，养羊也没有积极性。阎红彦很快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专题调研，省委做出了大牲畜和羊要按一定比例杀、卖、吃，并把“出栏率”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受到群众欢迎。阎红彦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农民对养猪吃不到肉的生猪派购政策有意见。经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大胆实行养猪吃、卖各半的政策，多养多吃，大得人心。到1965年，全省畜牧业收入提高到占农业总产值的20%，猪比1960年增加74.5%，羊增加70%,羊的收购量增加4倍多,全省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养大小牲畜一头多。1966年，农民户均养猪数跃居全国第一，羊的存栏数为全国第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1964年平均每户已有大牲畜两头，猪3.3头，人均占有粮食780多斤，大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1965年4月，为解除农民怕增产粮食自己不能多分的顾虑，阎红彦主持省委会议决定，从今年起，粮食增产部分实行“三三制”，即按国家超购、集体储备、社员增加口粮各占三分之一的比例分配，深受群众欢迎。

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山大、地瘦、缺水，种粮条件差又拘守“以粮为纲”方针，造成生产水平低，群众生活困难。阎红彦到这些地区调查，往往听到的是介绍穷山恶水，看到的是愁眉苦脸。他在苗、彝、回等民族居住的昭通地区走了七个县以后提出：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要多动脑筋，避短扬长，发展多种经营，包括大小牲畜、山林特产等等。比如这里的牛羊、油桐果、松籽、食用菌、鸡、天麻、苹果等等都可以发展，还要搞好加工业和采摘业。这里竹子很多，可以从四川请手工业师傅来，教你们生产竹筷子、工艺品、竹桌椅、竹木家具，你们请人有困难，我可以帮助联系。总之，只要发动群众，办法会多得很。

阋红彦说，增加收入，增加积累，巩固集体经济，增加工业原料，活跃市场，改善人民生活，主要靠开发多种经营。因此，积极发展经济作物、经济林木，十分重视畜牧业，开展多种经营，要作为一个战略任务去进行。1963年1月，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多种经营的指示，提出14项措施和具体要求。在阎红彦倡议下，省委成立了山区工作委员会，派出1000多人的山区工作队，增加了山区发展生产的专款，还试行了高山和分散山区以畜产品、土特产品抵交公粮的政策，促进了山区多种经营的发展和落后面貌的改变。

1962年4月，省委以《各级党委都要以极大的注意力研究市场问题》为题，批发了阎红彦在楚雄、大理、德宏地区对商业工作调查后给省委写的13000字的长信。信中指出，市场是联系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只有依靠正确的经济政策，依靠先进的流通关系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商品率的提高。他提出商业工作要有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要积极组织地方货源，积极恢复和发展手工业生产，纠正乱进货、乱调运。他还主张坚持开放初级市场，国营商业要参与初级市场发挥领导作用，要组织地方货源，调剂市场价格，挂价收购农民卖不完的产品。

阎红彦倡导教会群众洗脸、刷牙、磨豆腐、缝衣服，群众说他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

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云南1962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粮、猪、羊、大牲畜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烤烟、糖大幅度增长，油菜籽增长近一倍。1964年全省造林面积是1961年的5倍。从1964年9月起，猪肉在全省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完全放开。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边疆农民增加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比1957年增加64.7%。1965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因此，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建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

1965年7月下旬，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入边疆。

在靠近国境线的景颇、拉祜族，特别是佤族山寨，阎红彦看到群众穿的脏、破、烂，有的只有一块遮羞布。不理发、不洗脸、不刷牙，有的人用镰刀理发。没有医生，不看病，只会求神信鬼。找些菜来只会煮，不会吃油，更不会炒菜。许多人全家没有一条被子，只有一个火塘，一口吊锅。生产也只有一把砍刀，刀耕火种。他看后心情十分沉重：这样简单的生产，简单的生活，边疆如何稳定？谈何发展？在耿马一个乡54个年轻人中，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个。阎红彦指出，省委批转了不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文件，爱国主义在这些地方不都是一堆空话吗？他认为，边疆学校的课本，第一课应该是“我是中国人”，第二课是“我们国家有多么大”。

阎红彦强调，我们制定政策，要考虑到边疆民族地区生产力落后这样一个特殊的实际，不仅要看到解放后的十几年，也要看到过去的几千年。他认为，在边疆，不提高文化，不加强教育工作，要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并真正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巩固国防，稳定边疆，都是困难的。各民族群众也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放。所以，文化建设是一个根本建设问题。

文化建设从何入手？他说，边防部队和外来的干部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要传播先进科学技术，提倡学文化、讲卫生，发展商品经济。还要教会他们理发、洗脸、刷牙，穿衣服、盖被子，炒菜、炖肉，种地、施肥等等，使他们生活复杂化，促进思想意识复杂化，进而学文化、学技术、学科学，不断进步。

他提出，边疆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的经费、编制、招生人数都要增加。不同地区办学校可以分别采取国家办、集体办、民办、民办公助、农场办学，以及办农业中学、工读学校、耕读小学等多种形式，多吸取学龄儿童和群众入学。工读学校要培养篾匠、木匠、泥瓦匠、缝纫匠。为方便群众看病，要降低药费，并酌情减免。部队的医院、卫生所要向群众开放，给群众看病，经费可由国家和部队适当补贴。

在阎红彦倡导下，省委和昆明军区决定大力加强1964年经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组织的民族工作队，在民族地区扶植生产，传授技术。部队派出5000人，地方党政机关经常有三分之一干部参加民族工作队。阎红彦为民族工作队交任务、教方法，还具体交代人员如何配备。民族工作队和边防部队普遍开展了三员（文化教员、卫生员、理发员）、五匠（木匠、铁匠、篾匠、石匠、泥瓦匠）活动，深入边疆民族村寨，从教群众洗脸、刷牙、吃饭用筷子做起，直到教会腌咸菜、磨豆腐、缝衣服、盖瓦房……在阎红彦极力倡导下，边防部队的试验田主要是给少数民族做样板，影响和带动群众改变刀耕火种习惯，学会科学种田。

一件件具体细致的工作，春风化雨般地改变着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升着民族的素质，带来了边疆的繁荣兴旺，各族人民对阎红彦的爱戴之情油然而生。尽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大批判”的风雨沧桑，也全然改变不了阎红彦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北京的新华社记者和撰写阎红彦传的党史工作者分别到云南走访，人们都说，边疆人民至今仍在深深地怀念着阎红彦，称颂他是少数民族群众的知心人、贴心人。1999年10月，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在纪念阎红彦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时说：阎红彦是我们党非常优秀的领导同志。云南各族人民把他主持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他把自己的名字与云南这片红土高原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他将永远活在云南各族人民的心中。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冯雪峰坎坷的一生　作者：季　音

冯雪峰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曾经是左翼文坛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新星，是人们公认的我国“鲁迅学”权威。可是，他的后半生却历尽坎坷，饱受苦难。他的遭遇，深深地打上了过去那个时代的烙印。

长征路上的著名作家

冯雪峰出生在浙江义乌南乡一个叫神坛村的山村，家里世代务农，他在九岁时才放下牛鞭，走进了学堂，是这个贫困农民家庭唯一的读书人。冯雪峰由于天资聪颖，外加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优良。小学毕业后，他背着家人偷偷跑到金华，投考金华中学，以第一名被录取。不久，他又以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当地的浙江第七师范。读师范是有官费补助的，这就大大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就在这个学校里，冯雪峰投入了反对学校当局专横压制的罢课风潮，最后被学校开除。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第一次受到的打击。

在这次事件后，他跑到杭州，考进了著名的浙江第一师范，这是一所富有革命精神、思想活跃的名校，他在这里接受了老一辈文学家叶圣陶、朱自清、陈望道等师长的教诲，也在同学中结识了柔石、潘谟华、魏金枝、汪静之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好伙伴，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年轻人，在开拓新文学的道路上很快就结合起来。受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冯雪峰，开始热衷于创作新诗，不久，他和好友应修人、潘谟华和汪静之等人，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出版了新诗集《湖畔》。诗集以清新的文风，在社会上受到热烈欢迎，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都给以很高评价，从此，冯雪峰等人被誉为“湖畔诗人”。

冯雪峰一生中很重要的一步，是1925年他来到了革命空气浓厚的北京。他一边打工，做家庭教师，一边到北大旁听，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鲁迅的讲课。他以惊人的毅力自修日语，没有多久，他就开始以日文翻释诗歌、散文、小说和进步的文艺理论。他逐步成为一个翻释家。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事件，白色恐怖弥漫全国，革命队伍里不少怯弱者有的悲观动摇，有的落荒而走，甚至投降变节。就在这真正考验人的严峻时刻，冯雪峰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漫漫的革命征程。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久他在上海经柔石介绍结识了鲁迅先生，并奉党组织之命，与鲁迅先生商谈，并最后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实现了进步作家的大团结，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3年，冯雪峰奉调到中央苏区瑞金，不久就参加了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历经千辛万苦，据说长征队伍里，他是唯一的著名作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4月上旬，党把冯雪峰从山西调回到陕北瓦窑堡，决定以特派员的身份把冯派到上海去工作。临行，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分别找他谈话，详细交待了任务。

4月上旬，冯雪峰到上海后，很快就展开了工作，他第一件办的就是建立与中央直接联系的秘密电台，这是周恩来临行时嘱咐他要办的大事，因为自从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电台被特务砸烂，党中央与上海失去了联系。不久，冯雪峰通过鲁迅、宋庆龄等人的关系，很快把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从此，恢复了党中央与上海的联系。

这年8月，遭到破坏后的上海地下党，急需有统一的领导，上级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由冯雪峰担任副主任(潘汉年为主任)，开展了重建地下党和其它各方面的工作。据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的王尧山同志回忆，冯雪峰来到上海后，受到了上海地下党同志的热烈欢迎，他对冯雪峰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雪峰同志对当时工作的指导，基本上是贯彻了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特别应提到的是，对上海地下党的整理，贯彻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方针，为上海地下党初步的整理，及以后巩固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这期间，冯雪峰与鲁迅先生亲密合作，在文坛上披荆斩棘，进行了不少开拓性努力，写出多篇有影响的重要文章。直到1936年10月19日，一代伟人鲁迅先生去世，冯雪峰代表党中央主持了隆重的治丧仪式。他们两人之间有历史意义的合作，至此划上了句号。这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章。

集中营一支燃烧的火炬

我是在国民党的上饶集中营囚牢里，认识冯雪峰的。

那是1941年1月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特务在闽浙赣等地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1年1月25日，军统特务对浙江金华的进步文化界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一夜间就非法逮捕了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浙江潮》、《浙江妇女》杂志等单位的七个同志。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次大逮捕震动了金华的文化界与新闻界。一位好心人给正在浙江义乌老家的冯雪峰写了封信，通报了金华大逮捕的消息，要他多加小心云云。不料这封信落到了军统特务手中，就在2月26日的黄昏，冯雪峰被逮捕了。

冯雪峰押到集中营比我们晚。记得那是4月间的一个上午，集中营大门口又拥进一伙人，中间押着两个囚犯，一个皮肤白净，神态镇定(后来才知道他是浙江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另一个中年人头发很长，病容满面，但两眼炯炯有神。是谁又落入了虎口？我们正在猜疑，同牢的难友郭静唐很快就认出，那后一个看来身体很弱的中年人就是冯雪峰。因为在30年代，他们曾经共同在上海从事过进步的出版事业。

冯雪峰被捕后，最初被关押在专门囚禁政治犯的秘密监狱——茅家岭监狱。这个监狱在上饶集中营里被称为“地狱里的地狱”，是一处最残酷最暗无天日的囚房。冯雪峰入狱不久，就传染上了监狱里最流行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回归热”，连日的高烧把他折磨得半死。残忍的牢头怕他死在监狱里，不等他康复，就把他押送到集中营。

由于回归热流行，集中营里也不断有人死去，人心惶惶。幸好，这时由难友郭静唐出钱，到外面买来了特效药606药剂，把传染病控制住了。冯雪峰来到集中营以后，经过这种特效药的治疗，病基本上痊愈。

冯雪峰病后本来身体很弱，外加生活的极端艰苦，没有多久，他又患上了肋膜炎，整日疼痛难忍。即使如此，残忍的特务队长依然驱使他和我们一起从事种种苦役。集中营里有种种折磨罪犯的花招，命令全体囚犯围着大广场无休止的跑步，就是其中之一。冯雪峰也常常被强令加入。我常常看到他用手按着发炎的两肋挣扎着跑，没跑几圈就栽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由于缺医少药，他的肋膜炎日趋严重，疮口红肿流脓，再无力从事苦役。于是，他只好整天靠坐在草铺上，一个人孤寂地打发时光。有时，我看到他在一页小纸片上写些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写诗。当年的“湖畔诗人”，在残酷的地狱里又拿起笔来，控诉旧世界的罪恶，发出战斗的呼号。

上饶集中营对面远处有座灵山，遥望郁郁葱葱，挺拔俊秀，雨天时迷迷蒙蒙，似披上一层神秘的轻纱。这里在土地革命时期，是方志敏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冯雪峰经常远眺着这座灵山，陷入沉思。不久他写了一首《灵山歌》，诗是这样开篇的：

我们望得见灵山，

一座不屈的山!

它显得多么伟美——

崎岖，峥嵘，

一连串的高峰直矗到天际。

有时它蒙罩在梦一般的云里，

它自己也显得和云一般的奇伟……

这地方的人又指给我，就在这灵山，

伟大的战斗者，重聚了大军

坚持大义的血旗——

披靡着东南整个的地区，……

从这山，我懂得了历史悲剧的不可免，

从这山，我懂得了我们为什么奔赴那

悲剧而毫无惧色，而永不退屈!……

诗言志。这首《灵山歌》，是冯雪峰抒发内心真情的歌。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残酷迫害，他决心以方志敏烈士为榜样，为革命“奔赴那悲剧而毫无惧色。”

冯雪峰还有一首诗，题为《火》，其中有这样一段：

火!哦，如果是火!

你投掷在黑夜!

你燃烧在黑夜!

我心中有一团火，

我要投出到黑夜去!

让它在那里燃烧，

而让它越燃越炽烈!

冯雪峰在诗里说得很明白，他要求自己在黑暗无比的集中营里，成为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照亮狱中战友们的斗争道路。

事实正是这样。他毕竟是一个久经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他在狱中巧妙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用了个“冯福春”的假名，声称自己只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小编辑，与共产党根本不沾边，是被错抓进来的。任凭特务分子的百般审讯，追问，他都这样回答。特务们对他半信半疑，却始终摸不到他的底细。冯雪峰尽管常在病中，却始终关怀着狱中地下党领导的对敌斗争，通过可靠渠道，对同志们提出各种重要的意见和建议。地下党的领导人也知道冯雪峰是个老党员，遇到重大问题，也悄悄向他去请教。

有一回，集中营特务开展了一个诱逼“囚犯”们自首的活动，强令每个人签名在报上公开声明脱离共产党，凡自首者可以从宽发落，在生活上得到优待。有些人发生了动摇。冯雪峰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通过地下支部，指出必须坚决粉碎这个阴谋。后来在几个老同志巧妙周旋下，特务这个鬼花招终于未能实现，只有很少数几个人上了当。

集中营对敌斗争的主力，是被俘的新四军干部。1942年5月与6月，以他们为主，发动了两次集体暴动，即著名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两次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一批同志跳出了魔窟。雪峰对这两次暴动，都积极支持。

冯雪峰同时也主张，有些难友由于情况不同，可以采取分散越狱的办法。他直接帮助计惜英等与他关在一起的三同志越狱成功。新四军著名画家赖少其与邵宇，决定伺机逃跑，他们去征求雪峰的意见。雪峰全力支持，并拿出了身上仅有的钱，供他们作路费。他还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可靠朋友的地址，要赖少其越狱后可到这些地方藏身。

雪峰由于体弱多病，越狱对他来说当然是困难的，他只能采取其它办法出狱。1942年冬，由于敌特始终不了解冯雪峰的真实身份，又加上他长期疾病缠身，特务对这个老病号感到头痛。这年11月，由郭静唐、宦乡两人出面交涉，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帮助冯雪峰走出了囚禁两年多的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出狱后，疗养了一个短时间，待健康稍有恢复，即于次年5月到了桂林，找到了党组织，6月间即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召来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了上饶集中营的情况。这样，雪峰又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从此，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国统区的文化战线上。

“左”的逆流里的受难者

1953年春，我调到北京工作。四月间的一天，我们几个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幸存者，一起来到苏州胡同宿舍看望冯雪峰。我们都为能在新中国的阳光下重聚感到无比高兴。雪峰兴致勃勃，看来比过去健康得多。他说他参加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大典，还以华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被选为全国文联第一届常委。不久前，他组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还兼任了《文艺报》主编等领导职务。看来，工作十分繁忙，心情也很愉悦。我们相约，日后能再次欢聚。

不料一年后，政治风云突变，冯雪峰开始走向逆境。最早遭到责难的是《红楼梦》研究事件。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文艺报》转载并由冯雪峰写了个《编者按》。没想到这一下激怒了中央上层，毛泽东亲自批文，指责《文艺报》官老爷作风，压制新生力量。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矛头直指冯雪峰。

迫于万重压力，冯雪峰只好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在《文艺报》上公开发表。随即，他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

其实，这完全是一个冤案。指责冯雪峰轻视新生力量是毫无根据的。相反，冯雪峰十分重视扶植年轻作家的成长，他以极大的热情帮助青年作家杜鹏程完成《保卫延安》的写作，就是个例子。为了帮助他写好这部小说，冯雪峰一次次把作者邀到家里，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几乎逐段逐段地提出修改意见。作品完成后，雪峰又写了长篇评介文章，向社会推荐这本由年轻作家写成的第一部小说。杜鹏程对人说，冯雪峰对他的帮助，他永远不能忘记。

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红楼梦》事件刚过去，1957年，反右派斗争又起，揪出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之后不久，就把矛头指向冯雪峰，8月27日的《人民日报》，以头版通栏地位刊出了一则爆炸性新闻：《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自此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小批斗会一个接一个，污水从四面八方向他泼来，他甚至被指责为破坏了党与鲁迅的关系，一个熟悉情况的人竟然斥责他：“不但吃鲁迅，还欺骗了鲁迅，损害了鲁迅，是一个大骗子。”

面对强加给他的种种莫须有罪名，冯雪峰被完全剥夺了申辩的权利，有口难辩。

1958年4月，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

跟随党几十年历尽坎坷的冯雪峰，从此坠入迷惘中。当时他55岁，身体也还健康，可是却无事可做。怎么办？他对人说：“人活着总不能不做工作啊!”他想利用靠边站的这段时间，完成一部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乌代之死》。无疑，他是写长征最合适的作家。过去他在家乡义乌养病时已经写了几十万字，可惜在他被捕后丢失。现在有了时间，他决心把这件未完成的大事做完。他把这个意图报告了组织上，得到的回答是：“你没有资格写长征！”雪峰长叹一声，只好又把笔搁下。

在这种情况下，雪峰真是苦恼到了极点，他写了两首旧体诗，排遣自己忧郁的心情。一首诗为《塞童》：

天赐塞翁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御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另一首题为《未深思》：

嫦娥性急未深思咽下仙丹即起飞

只道月宫绝浊俗不知上界尚凄清

对空曼舞难寻伴遣夜幽谈又与谁

最是还乡也不得上天有术下无梯

读了这两首凄怆、深沉的诗，令人叹息。雪峰几十年来经历了长征、坐牢等无数艰难险阻，不料到了晚年，突然祸从天降，被“自己人”打翻在地，“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在1961年摘去右派帽子之后，他曾经几次给党组织打报告，要求重新入党，都遭到拒绝。

既然不准写反映长征的小说，又没有多少重要工作，依然壮志满怀的冯雪峰，决定写一部太平天国的长篇。他为此几乎花了15年时间，断断续续搜集了大量史料，拟出了写作提纲，并且亲自跑到广西，去作实地考察，体验生活。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完成这部他日思夜想的长篇巨作。也许，这是他晚年一个很大的遗憾。

“文化大革命”降临，雪峰又陷入新的苦难。他被关进“牛棚”，以后又发配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尽管他那时已是66岁高龄，造反派仍然驱使这个体弱多病的老人从事各种沉重的体力劳动。到了后期，他被调回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由于他对鲁迅先生相知甚深，就让他在家里做些校订《鲁迅日记》一类的工作，但不准到单位上班。

到了1976年，眼看天边已露出一丝曙光，令人遗憾的是，在“四人帮”即将覆没的前夕，他未能目睹祖国走出灾难，在l976年1月31日，抱憾离开人世。雪峰没有留下遗嘱，留下的只是在弥留之际，痛哭流涕地一再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到党的队伍。

耐人寻味的是，冯雪峰去世后，先后开了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1976年7月16日。他的一些亲朋挚友一再呼吁要为这位文艺界的先驱举行悼念仪式。后经姚文元批示，追悼会只能低规格，严格限制人数，而且不准致悼词。尽管如此，那天仍然来了300余人，茅盾、叶圣陶、胡愈之、楚图南、宦乡等著名人士都来了，人们只能流着泪，默默地鞠躬志哀。

1979年，冯雪峰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同年11月17日，再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胡耀邦还亲临追悼会。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致悼词，对冯雪峰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两次追悼会，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令人感慨万端。毕竟，历史最终是公正的。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毛泽东的老师袁吉六　作者：杨秉鉴

矢志从教不入仕途

袁吉六，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农历四月初十，殁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四月二日，享年64岁，是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举人，祖籍今湖南省隆回县罗洪乡白莲村。

袁吉六三岁丧母，父亲袁家绩，是清光绪甲午科秀才。袁家一贫如洗，主要靠卖豆腐为生。但袁吉六并未因家庭生活极度艰苦而放弃学业。他从小立下“囊萤、映雪，虽贫不辍”的豪志，凭自己的聪明资质，发奋读书，终于学有所成。清光绪年间，袁吉六身着简装，肩背包袱书笔，赶赴县城考试。袁吉六文思敏捷，立意新颖，论据充分而准确，考出最好的成绩，获得府试资格。

同年，府督考秀才，举行岁试。袁吉六满怀信心，欣然前往。因袁吉六家贫，沿途寄宿不食客餐，仅以苞谷粉和锅粑充饥。考试这天早晨，袁吉六事先将几块锅粑塞进左手衣袖内，准备在考试饿时食用。进入考场应试不久，被监考官察觉，疑是“夹带”弄假，便责令其站起接受检查。袁吉六内心明白，未等考官动手，便毫无惧色地主动站起，将衣袖筒往桌上一抖。考官们一看，原来是几块苞谷锅粑。监考官始知他是一个乡村的穷苦学生，不但未加责怪，还暗表同情，便默默走开……考试结束，袁吉六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家乡人无不为之欣喜，都称他为“锅粑秀才”。

清光绪二十三年八月（1897年），袁吉六又赴省院参加乡试，考中丁酉科举人。他的举人学衔高人一等，皇封钦赐旗匾一块，授予“见官大三级”之权，次年本应上京参加会试，后因病未能前往。

袁吉六中举后，不入仕途，矢志从教，致力于苗族、土家族、汉族人民的教育事业，造就不少人才。湖南省长兼督军谭延曾请袁吉六出任省政府机要秘书，被袁吉六婉言谢绝。谭延见袁吉六是个以不入仕途为荣的人，便请他任国史馆总编修，也被袁吉六推脱。1913年，老乡陈润霖任湖南省第四师范校长，请袁吉六去省立师范任教，袁吉六碍于老乡面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家乡，前往省立第四师范任国文教员。

授课一师培育栋材

1914年3月，省署将“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令省立第四师范并入一师。袁吉六在一师任教时，对学生要求极严，且能循循善诱，是当时学校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教员。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毛泽东先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第八班。袁吉六是第八班的国文教师。由于袁吉六是教师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又留着胡须，所以人们一般都称他为“袁大胡子”。袁吉六讲解精辟、学识渊博，深受学生欢迎。在此期间，袁吉六先生前后教过毛泽东五年半的时间（按学制毛泽东多读了半年）。

袁吉六是一师最通文字学的国文教员，最重古文的教学。袁吉六对毛泽东十分器重，尤其赞赏他的文学才能，并介绍他读古典文学作品。袁吉六对毛泽东的才华和品德非常赏识，并预言：“挽国家危难，其大任必斯人也！”毛泽东对袁吉六也很敬佩，他曾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风趣地说：“我学会了古体文，多亏了袁大胡子。”

由于受梁启超“新文体”的影响，毛泽东喜欢半文半白的文章。袁吉六称毛泽东的文章是“新闻记者的手笔”。袁吉六除在课堂里讲授古文外，还利用课余时间找毛泽东到自己房里个别辅导，指教他“文章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想、多问。毛泽东最欣赏袁吉六的这种方法，并且一贯喜读国文，对于文学，他有很深的爱好，曾仔细读过《昭明文选》、《诗经》、《楚辞》等，也喜欢孔融、韩愈等人的文集。有一次，毛泽东从一家旧书店买来了一部《韩昌黎全集》，看到错字甚多，又请袁吉六圈点，毛泽东将批注过的版本逐篇熟读，并开始学作古文。袁吉六先生对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很是赞赏，夸他的文章“大有孔融笔意”。常批给学生“传观”。传观后的文章贴在事务室的对面走廊里，每贴出一篇，同学们都争相阅读。可是，毛泽东从不满足，总是抓紧一切练习写作的机会，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坚持袁吉六传授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观点。除了在书上密加圈点和写眉批外，还经常写读书笔记，凡有什么心得体会或新的见解，都及时记载下来，不断积累。他在一师五年半的学习时间内，所写的《课堂录》、《随感录》、《日记》等就有几大篮。

袁吉六先生不仅关心学生的学业，他还敢于碰硬，见义勇为。1915年上半年，省议会做了一个新的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十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的穷苦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一师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于是，有人提出要赶走张干。加之，原四师部分同学对合校后要多读半年书，早有不满情绪，于是一场赶走校长张干的学潮发生了。在第九班同学的发动下，全校很快就罢课了，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之类的事实。毛泽东认为这没有击中要害，对同学们说，我们不是反对他当家长，而是反对他当校长，要把他从校长宝座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于是，毛泽东在后山君子亭起草了一个传单，与罢课发起人商量后，立即派人在印刷局印刷，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纷纷写上“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的纸条。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为此大怒，要挂牌开除毛泽东在内的17个“闹事”的学生。袁吉六先生对此极为反感，便挺身而出，会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再三顶住，并和张干讲明“爱竹当留当路笋，惜花不剪碍窗枝”的道理。张干只好被迫把开除学生的决议废除。事隔35年后的1950年10月，徐特立、谢觉哉、王季范和周世钊去看望毛主席，谈到张干还在长沙当中学教员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张干这个人，原我不高兴他……现在看起来，当时赶张干是没有多大必要的，多读半年书也没什么不好呢！”

袁吉六先生在引导学生思想进步激发学生爱国爱民等方面也身体力行。

1915年，袁世凯要做皇帝，唆使他的党徒从北京到各省去组织“筹安会”，制造“劝进”空气，当时湖南反对帝制的空气很浓。长沙船山学社绝大部分社员，包括一些有骨气的老人和青年都一致反对帝制。一师有个教员叫廖名缙在船山学社讲学，大谈帝制不符合民意，希望大家起来反对。然而，廖名缙却在一师课堂上又宣传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当时在一师教书而富于正义感的徐特立、袁吉六等老师，深恶廖名缙卑鄙无耻，鼓吹劝进派的恶毒行径。徐特立、袁吉六等用一部分学生的名义给廖名缙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这样的：“先生在船山学社反对帝制，在第一师范鼓吹帝制，一人之身，两种面目……吾等处积威之下，无以为报，将来有机会之时，当不忘先生之赐也。”廖得信后，知道自己的行径引起了公愤，再也不敢鼓吹帝制了。袁吉六先生所教的一师第八班，共有毛泽东等三十位同学。当时正是国内连年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日紧，以及国际上“协约”、“同盟”两大帝国主义集团大战时期。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正逐步实现，新文化运动正逐步兴起。毛泽东、周世钊、贺果、邹蕴真等同学，在袁吉六的教诲下，使他们后来能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热心社会活动，进行农村调查，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教民的道路。

主席不忘袁大胡子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之后，一心致力于革命事业，南征北战，戎马倥偬，但他仍然挂念着自己的恩师袁吉六先生。全国解放之后，缅怀先师的心情更为强烈。

1951年，毛泽东亲自向湖南省的领导同志写信，寻找袁吉六先生的夫人戴氏的下落，并派人接戴氏来北京参加“五一”节观礼。戴氏在北京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单独会见，并设家宴款待。毛泽东要长沙民政局，每月发给戴氏生活费30元。当毛泽东了解到先师袁吉六先生墓葬未曾修葺时，慨然解囊相助，赠款400元为先师修墓。1952年，毛泽东回湖南时，为纪念先师，亲书碑文“袁吉六先生之墓”七字，嘱地方政府为先生立碑。

1963年，戴氏老人患结石病住院，并施割治手术。湖南省委统战部派工作人员到医院探望病情，还送800元人民币作为医疗费用。此期间，毛泽东正好回湖南，还亲自去看望袁师母。1965年春，毛主席在中南海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同志作客，用家乡菜招待客人。席间，谈起第一师范的袁吉六先生。章士钊慨而言曰：“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接着说：“斯人教天下英才。”毛主席听了笑着说：“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则符合袁老身份。”

（责任编辑王海印）

2005年第5期 西路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　作者：丛　进

当我全神贯注地连续几个晚上观看十集文献电视片《李先念》后，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连声称赞这部片子编得好。

它浓缩地介绍了作为革命家、军事家李先念的生平，而且突出地将西路军历史真相，作出了确切的历史交待和说明，完成了这一重大事件的拨乱反正，是中共党史和军史研究的一大成就。

西路军问题的最初提出到最终解决，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过程。1936年10月21800人渡黄河组成西路军经甘西走廊向新疆方向前进。过去的党史认为，这是按张国焘的擅自命令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向西逃跑。毛泽东电文的发现，说明大军西进是领受了党中央的命令肩负打通国际路线重大使命，以接应共产国际给予党和红军的物资接济，并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的战略行动而向西战斗前进。

上世纪80年代初，与我一直工作相处近三十年的老战友朱玉同志奉组织之命，帮助徐向前元帅整理回忆录。他从文献史料中惊异地发现了毛泽东下令四方面军人马西渡黄河和成立西路军的电文，以及其他一些人们所不知晓的情况，进而在史学界首次提出了西路军问题的现有定性、定位很为不妥。

历史事实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当西路军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而兵败河西走廊之后，真相就被模糊和湮埋了起来，历史被改变了模样。

对这一问题如何定性和解说，关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红军两万多将士的荣辱声誉，理应作出正确回答才对，决不应再继续将错就错下去。

1980年12月2日朱玉以“竹郁”笔名写就了短文《“西路军”疑》，报送到了邓小平那里。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将《疑》文批给李先念研究。

随之，朱玉于1981年3月写出了自己的初步研究成果：《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一文，寄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希望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刊载，以引起专职部门的专家学者们研讨思考。

党史研究室主持日常工作的廖盖隆副主任将此文交给本室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和提出意见。

由于受西路军问题的传统说法年深日久的影响，担任研审任务的人员写出长篇文章，作出了不接受新观点的反驳回答，即坚持原传统观点的基本说法。

于是，朱玉又写出了观点鲜明的论文《被否定的历史和被历史的否定》，进一步详谈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作为对回答者的回答。

双方文章观点互相对立，但由于都是登在党史研究室内部文稿上，属绝密级，印数很少，发送面很窄，一般人并不知晓，对外无影响。

与此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并开始了对西路军问题的研究，并得到了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林浩和院党史教研室领导段浩然的支持。

由于当时有人给扣政治大帽子，说这是“为张国焘翻案”，一时间，某些公开刊物连续发表用传统观点解说西路军问题的文章。此事决非偶然，有强烈针对性。朱玉和我商量，由我出面在几份有影响的史学杂志上，向传统观点的坚持者和公开附和者请教、磋商以至争论。人们很快被吸引过来，议论纷纷。

由于这些争论来得突然，全国党史研究会的领导也一时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当时全国性党史学术讨论会几乎年年召开，每次开会，主持人都要一次再次地宣布：本次会议不讨论、不涉及西路军问题。但是越宣称不讨论，人们的兴趣和议论越多。

李先念接到小平同志批转的朱玉《疑》文和批示后，派人用不少精力和时间（约一年）广为查阅中央档案中的大量电报文件，并结合自己当年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率军渡黄河、战“走廊”、过祁连山、出星星峡进入新疆的亲身经历，于1983年2月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他在文中归纳说：“上述主要历史事实说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一九三五年九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是根据中央指示在甘肃河西走廊创立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李先念将此《说明》送给了陈云同志阅看。陈云是1936年秋从共产国际（莫斯科）专程赴新疆去迎接西路军的，是这段历史的知情者和重要见证人之一，具有对李先念《说明》鉴定判别的资格和发言权。

1983年3月8日，陈云对李先念的《说明》作出文字表态：“先念同志：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都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赞成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先请小平同志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

同年3月12日，李先念给小平同志一信说：“送上《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批语，请阅。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日，曾将竹郁同志写的《‘西路军’疑》一文批给我看，我又送给了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对西路军的问题有些了解。他看后要我写份材料存档。由于我对当时的全面情况了解不多，四十多年来又没有研究过，对重要历史事实根本不清楚。近一年来，我花了点时间回忆，又派秘书查阅一些历史档案，才写出这份材料，并请（徐）向前同志看过。请您审改后，可否按陈云同志的意见处理。请予指示。”

邓小平看了李先念的《说明》和陈云的表态信后，于1983年3月22日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全件”指包括先念同志选送的一批电报在内）。当时的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叶剑英、赵紫阳同志也都圈阅同意。

我在此前研究和撰文争论的过程中，广为收集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各种版本和教材，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对西路军问题的表述，基本上是大同小异，而基本的调子和说法，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是来自（或抄自）《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一条注释。建国初期为出版《毛选》，成立了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委员会，刘少奇为主任，胡乔木为主，负责进行文字加工和注释的领导工作，参加者还有田家英。重要改动和增加，要报毛泽东知晓。

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和注释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说法，我多年前通读《毛选》时就早已熟知，此时我重新研读，产生了大的疑问。其中的断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破产。”此文的注释则说：“1936年秋季，……张国焘命令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我觉得这个断语和这条注释的文字表达很有点费尽心思强作文章的味道。仔细查过史实，发现与史实严重不符。第一，1936年12月西路军并没有失败，虽然受到大的损伤，但大半兵力尚在，仍在继续艰苦地战斗前进之中；第二，1936年12月党中央还没有精力、时间和其他客观条件来集中解决党内高层的路线分歧。到1937年3月中央才召开批判、清算张国焘路线的会议并作出结论。据此，毛泽东不会也不可能于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的这次讲演中，以一两句话来宣称张国焘路线已经破产了，何况这种宣称与西路军的失败相联系，而西路军在此时还没有失败呢！

于是断定，这个断语和注释不是演讲当时的话语和意思，是后来加上的，行文上则脱离了当时特定的历史时限。由此，我们今天以这些说法作为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依据，是违背历史真实而站不住脚的。

1982年3月12日，我将这一新的发现写成《对“毛选”中有关西路军的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辨疑》一文，寄给《红旗》杂志社。文稿由编辑郭德宏同志负责审阅处理。

同年11月24日，郭德宏同志给我复函说：“收到您的大作，非常高兴。我详读之后，觉得您讲的是有道理的，立即送交《内部文稿》编辑部负责同志。他看后说，这样的问题提出来是必要的。但我们的《内部文稿》主要刊登现实理论问题，像这样专门的问题不好刊登。另外，这直接牵涉到《毛选》注释问题，由这里登也不一定合适。我考虑，您直接送交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文献和研究》或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资料通讯》可能更合适些。不知您的意见如何？”

郭德宏的答复和建议是妥当而合理的。

1982年12月6日，我将文稿又投给了《文献和研究》编辑部，附了一信说：“希望能在贵刊上发表，我认为，提请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

1982年12月22日，《文献和研究》编辑组给我复函说：“大作《对毛选中一个断语和一条注释的疑问》已拜读。这类问题比较复杂，牵涉较广，本刊目前不准备刊用，故特退还。谢谢你对本刊的关心支持。”对这个答复处理我虽然心中略感遗憾，但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也只有理解了罢！于是我又转向了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杂志。

这一次，我一改以往信投的方式，而是持稿登门拜访。见到了编辑组长夏燕月及郭雄、李俊臣等几位编辑。我向他们细谈西路军史中的问题和《毛选》及其注释中的问题，加之交谈中不断地答疑解惑，大力推介我的和朱玉的两篇文稿《西路军疑》及《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西路军问题初探》，结果他们将这三篇文稿一起刊登在该刊物的1983年第9期上（总第74期），并加了引人注目的按语，以示郑重推介。

此刊此期在全国反响很大。上海《解放日报》于10月4日在其《报刊文摘》上发专稿，标题是《西路军问题研究获可喜成果》，正文说：“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资料》今年九期发表‘西路军’问题专辑，并加编者按语说，这个党史、军史上的重大的问题的研究已获可喜成果。”

没想到，此刊却受到了高层某领导人的干涉指责。《党史研究资料》第9期被指令“全部收回”，博物馆编辑组被迫发了回收通知，并等候查处。

但是，一道收回令却起了提醒作用。有的人还没来得及注意细看，得知此令后急找来看和争抢着看，对收回规定，多数人置之不理。收回的期刊寥寥无几。

上面又强令《党史研究资料》编辑部以别的内容另编发一期，使用原来序号作为取代，掩盖真相。

一方面是中央重视，小平同志支持研究并对先念同志的《说明》和陈云同志的表态给予肯定支持，史学界的人们也极关注西路军问题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再三阻拦、压制、严加控制，以致又严重干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上卷的写作和出版。1991年7月李先念看到中共党史上卷有关西路军一段内容的阐述，违背党中央已定且多次正式文字使用了的口径（指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条目、红四方面军战史、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对徐向前逝世的讣告、徐向前生平介绍等文），只讲“奉命过河”，不讲奉谁的命，以此含混无宾语的叙述模糊历史真相。李先念很生气地于7月8日写信给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杨尚昆和副组长薄一波、胡乔木、胡绳、邓力群，对此提出尖锐批评。他激愤地指出：“‘奉命’，‘奉命’，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万万没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有关同志作出检讨。已经印刷的书籍多少万册拆了重印、重装。

电视片《李先念》不久前公开播出，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最近又播放了专题电视片《碧血黄沙——70年前的西路军魂》，通过其欧洲台、美洲台、东南亚台传向世界，将西路军问题真相向国人乃至世界华人作出了真实公正的交待说明。至此，人们已经可以向早已不在世几十年的当年西路军将士们的英灵说句告慰的话了：先辈们，您们如今已经可以闭眼安息了。

回想西路军问题从朱玉提出、我们配合到终于解决的全过程，历时长达24年。没有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同志的直接过问和批示，以及中央常委其他各同志支持，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

（丛进：原系国防大学教授，大校）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关系之谜　作者：章立凡

1936年“七君子案件”和“西安事变”相继爆发，迄今已近68年，当事人多已不在人世。“七君子案”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控罪中救国会领袖的活动与“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但由于过去的研究一直忽略这一点，某些谜团至今未曾打开。笔者的父亲章乃器是救国会领导人中与张学良的主要联系人，双方却都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兹就所涉猎的史料和见闻中探颐索隐，提出这两个历史事件之间的一些线索，以飨读者和历史学者。

张、杨的表态和《起诉书》的指控

救国会“七君子”于1936年11月22日被捕后20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通电上说：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心，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

《通电》还将“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列为八项救国主张的第三项。三天后，张学良在西安发表讲演，曾谈到蒋介石就“七君子案”对他的“重斥”：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他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做]，就是革命。”诸位想想，他这话有没有道理。

另据杨天石先生《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美国所藏档案新发现》一文记述，蒋介石当时还表示：“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虎城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兵谏”计划已经成型。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虎城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拘禁。翌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对“七君子”提起公诉。《起诉书》第九条举出控称，张学良“八项主张”中有“立即释放被捕之爱国领袖”，西安有救国会的活动；并举出1936年11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就“绥远事变”致电张学良：“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的文字为证，专门指控救国会领袖们对“西安事变”的责任：

此电拍发后，为时仅浃旬，即有西安事变发生，而张学良之通电，又明明以释放该被告等为要挟。且核其彼此所揭橥之主张，亦复完全相同，其双方互相联络之情形，已堪认定。虽被告原电仅系怂恿张学良联合各将领督促政府对外出兵，尚不能证明西安暴动系出于被告等所策划，而其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名为救国，实则害国，要属无可讳言。……其所倡另建抗敌政权一节，尤与张学良通电所为改组政府之主张，适相吻合。此外又复散发种种刊物，鼓吹人民救国阵线等谬说，淆乱听闻，使人民与政府间起分化之作用。是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更属罪证确凿，灼然无疑。

《答辩状》的辩白和张学良的证言

指控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驯至酿成巨变”，是极其严重的控罪，对此“七君子”在《答辩状》中坚决予以否认：

查西安事变发生于去年十二月廿二日，而被告等早于同年十一月廿二日被捕。当时正被羁押于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身在囹圄，不但无法与外人勾结，且即该项事变亦实无从知悉。

关于救国会与张学良勾结一节，则辩称：

联合一致，抗敌救亡，为大多数国民之要求，且为自中山先生垂训以来，中央一贯之政见，并为国难发生以来政府逐渐施行之政策……救国会自无法禁止他人为类似之主张，更不能为张学良所发全不同之通电负责。至张学良以释放被告等为条件，乃张学良行为，与被押业经两旬之被告等何涉？且我国上下要求释被告等者实不止张学良一人。以此为被告等勾结军人之证据，揆诸事理，实不可通。

关于西安救国会，《答辩状》称“未知该地有此组织”；至于救国会敦促张学良援绥抗日的电报，则举出当时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曾同时致国民政府及傅作义的电文“内容大致相同，均在督促坚决抗日与出兵援绥”：

呼吁援绥，与西安兵谏，实属风马牛不相及之两事……若谓督促出援，即为勾结，主张抗敌，即属轨外；则当时报载此类文电甚多，岂均在应受检举之列耶！

1937年6月25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次开庭时，这一问题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持续了7个半小时的审理中，除重复第一次审理提出的一些问题外，着重就“西安事变”与救国会的关系问题进行讯问。检察官翁赞年在庭上指称：“救国会电报引起西安事变”。

“七君子”全体否认这项控罪，并和全体辩护律师一致要求向张学良调查。检察官一再以“已在起诉书上载明，不必调查”为理由拒绝接受，辩护律师群起与之展开了激烈辩论。律师们抗言道：“起诉书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法庭上争辩激烈，检察官理屈词穷，庭长不得不宣告暂时退庭评议，结果决定向军事委员会调查审问张学良的案卷，定期开审。

随后，江苏高等法院致函军事委员会调查张学良的案卷。7月6日军事委员会查复如下：

贵院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二五六三五号公函，以受理沈钧儒等危害民国一案，嘱检送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卷宗，以资参证等由。查张学良劫持长官一案内，与沈钧儒有关之供词仅：“我们一切的人都是爱国的，我们痛切的难过国土年年的失却，汉奸日日的增加，而爱国志士所受的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等数语，相应函请查照为荷。

章乃器与西安方面的秘密联系

一封公开电报引发了“西安事变”？确实太不合理。控方说是，辩方说非，扯出张学良作证，仍无结果。随后“七七事变”爆发，“七君子”出狱，就不再有人追究此事了，但真相究竟如何？

其实“七君子”中的章乃器，与西安方面是有秘密联系的，但具体内容却至今是个谜。

张学良在1957年回顾“西安事变”时，曾谈到章乃器等人对他的影响：

当年使我心情激动者，章乃器是其中之一个。有一次，我向他劝募“献机”捐款。章说，“你们若是真为了抗日，我愿意连裤子都卖了去买飞机，但是，你们从事内战，杀害自己的同胞，我绝对的一个铜子也不出。”

张学良具体谈及与救国会领导人交往的文字，似乎只有这一处。先父章乃器在“文革”期间所写《我和救国会》中，谈到与张学良的交往也只有一处：救国会接受过宋子文和桂系的两笔捐款（分别由宋庆龄、陈劭先转交），“除了上述两处自动交来的捐款以外，我不曾伸手向任何人要过钱，连见到张学良都没有向他募捐”。

自“七君子案”以来，救国会领导人和张学良都讳言双方的关系，以保护对方。当时父亲的一些回忆录是以外调材料的形式写的，会有各种人看到。他之所以没有多写，可能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还不自由。记得父亲在“文革”初期得知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还谈到过会不会泄密的问题。

我曾问过父亲：“张学良当时和你谈了什么？”他回答说：“我是在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与张学良在上海秘密会见的。他曾向我解释，人家骂我‘不抵抗将军’，但东北是我家乡，‘不抵抗’是别有苦衷，今后会用实际行动来表明心迹。”父亲只说到此为止，我当时少不更事，也没有追问下去。

另据父亲在救国会时期的助手吴大琨在1983年回忆，救国会“和当时南京的冯玉祥，西南的李宗仁、白崇禧，东北军的张学良，西北军的杨虎城都有交往”：

一九三六年十月我看到过王炳南（西北救国会的代表）介绍来的张语还到过章乃器家。章对我说过，“大琨，不久政府方面会有大的变动（意指西安方面），你可帮我大忙。”

吴大琨当时就住在章家，很多事情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七君子”被捕的当夜他正在章家开会，父亲被巡捕房带走后，他曾与胡子婴商量：

敌人捕人，必要弄到证据，可能还要回来搜查，于是我们动手把有关救国会为日商纱厂罢工募捐的单据、名册等材料立即销毁，还打开了章乃器的抽屉，在他抽屉里发现两本密电本，都是与西南、东北军有关人联系的。

此事也可与章当时的夫人胡子婴在“反右”期间的一篇文字相印证：

在他（指章乃器）入狱的当夜，他在看守所托人打电话给我，说钱锁在抽屉里，叫我取用，打开抽屉一看，原来是他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报的密码本。他怕被搜查，示意我给他毁掉或藏过。

胡子婴未提及有无与东北军的密码本，可能是因为这是一篇揭发材料，只能拣不好听的说（当时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在台湾，在人们心目中仍是“战犯”），也可能与张学良当时仍被囚禁有关。

胡子婴说有“密码本”，而吴大琨说的是“密电本”，所述过程和细节也略有不同。如果另有“密电本”的话，完全有可能包含电文内容。

留给历史的谜团

从上述各种史料推断，救国会领导人与张、杨存在着秘密联系，不是空穴来风。“七君子案”作为触发“西安事变”重要动因之一，是没有疑问的。国民党CC派的陈果夫在事变爆发后的国民党高层紧急会议上，主张枪毙狱中的救国会领袖泄愤（被冯玉祥阻止），应当不是无缘无故的，是与后来《起诉书》上的控罪是一以贯之的思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等与蒋介石存在着权力斗争，在改组政府和转变国策问题上，与张、杨应该是有联系和默契的。改组派的陈公博也曾谈到，当时“东北军早有异动的消息，差不多也成了公开的秘密，我早就知道了。”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中共策动的。

当时中共中央与救国会的秘密联系，是以章乃器为主要对象的。毛泽东曾先后指派冯雪峰、潘汉年与救国会接洽，都是直接找章乃器。这从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和9月18日致救国会领袖信件的人名排序上，也可看出端倪（一为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二为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毛泽东第一封信件的油印本，即从章家搜出，成为”七君子案”的重要物证。

桂系策动“两广事变”倒蒋时，曾邀请救国会派人参加，指名要章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长，但救国会从大局出发，予以婉拒。作为会务的实际负责人，章乃器确实与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人物有联系，可能有多个渠道获知政局将有大变动。但若如吴大琨所述，则此信息应首先来自西安，甚至是来自杨虎城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王炳南等人。

此事恰可与张学良的回忆相印证：他晚年称杨为“西安事变”的“主角”，主要是指杨受王炳南等共产党人影响至深。张自洛阳归返西安之后，曾与杨虎城大发牢骚，杨他对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小家伙们”即指王炳南等人。从吴大琨的记述推断，采用非常手段的方案，当在10月间王炳南派张语还见章乃器之前即已形成。杨虎城既有此腹案，待到张学良在救国会领袖被捕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便趁机向张提出。“七君子案”和张学良的冲动型性格，是促成“兵谏”的催化剂。

“七君子案”和“西安事变”联袂发生，国民党高层（如CC派）从形迹上认为有联系，才会在“七君子案”《起诉书》中列出“勾结军人”等控罪，终因未能抓到具体证据，在质证中败北。如果当时密电本、密码本被搜到，则可能是另一番情形了。为保护对方和自保，当时“七君子”和张学良都回避相互间的关系，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密电往来之事，在救国会其他领导人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可能是因为不知情。张学良晚年出于各种考虑，一直避谈“西安事变”的详细内幕，最终带走了很多的秘密，实令人遗憾。

毛泽东曾在对柳的谈话中，高度评价了救国会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正是这一武一文两种力量的影响，引发了“西安事变”，促成了举国一致的抗战大局。随着主要当事人的相继辞世，除非有新的历史证据出现，章乃器与西安之间密电往还的内容如何，“七君子案”与“西安事变”之间有无更深的内幕关系，可能永远成为历史悬案。特将相关的线索列出，希望研究者们见仁见智，从史料中引发新的探索。（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论政党执政文明与党政分开　作者：许耀桐

所谓政党执政文明，是指政党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推行公共政务，发挥公共职能的作用，推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具体地说，政党执政文明包含下述若干重要的内在规定。

政党自身民主

政党执政要文明，政党自身必须是民主的、开放的。历史上的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政党，虽然也曾是通过赢得社会民主选举而上台执政，但由于它在党内实行专制独裁，不可能以自由、民主的方式，公正、有效地运用公共权力，因而带来的不可能是执政文明，而是执政黑暗，造成政治倒退。

作为民主性的政党，党内的所有成员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不存在普通党员依附干部，全体党员必须效忠党的领袖的情况。党内的各级职务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不称职的应予以罢免。党内的任何职务都不是终身的，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政策、方针、纲领以及各项决定，都是经过自由、民主的讨论，按照民主程序作出表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党内的事务是公开的，实行公开性的原则；党的干部要受到监督，允许对他们的言行进行批评。

民主性的政党以参与政治选举为己任，在民主国家的条件下，选举是民主性政党通往权力殿堂的惟一阶梯。共产党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也只是为了实行民主、扩大民主。民主性的政党在获得执政地位后，可以允许其追求连续的执政，只能通过政治选举的道路，不是对原有执政地位的自我固定化。

政党间接执政

政党执政，是以选派党的干部担任国家职务，构成的执政形式。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代表一个国家的合法政府只有一个。按照公共财政理论，凡是花纳税人税款的机构和人员，都是公共机构和公职人员，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这样的公共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机构，还有的是一些公共事业单位，如学校、医院等。除这种公共机构、公职人员外，不应有其它并存的机构。党政必须分开。执政党的干部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后，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工作和活动的。执政党和政权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执政党提出治国的方略、政策，推出党的领袖、干部成为政府的领导者。执政党的职能在于提出施政纲领，政府的职能在于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并加以实施、执行。

合法执政

现代国家和社会是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和社会，因此，执政党执政必须注重合法性问题。让马克·夸克的专著《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准确地概括了合法性的三个要素：被统治者的首肯，价值观念和社会的认同，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

首先，任何一个执政党都要在民众中不断增强和扩大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是执政党取得权力和进行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一个得不到民众认可和支持的统治政体，虽然依靠权力的强制性能够进行统治，并能满足一定的经济发展要求，但终究因合法性的丧失，难以支撑下去。

其次，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符合进步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得到社会认同。政党执政要顺应和推进民主、共和、宪政自由的发展，并自觉地以这些政治理念作为衡量标准。实行公民选举、候选人进行竞选，构成民主政治的基石，抽掉选举和竞选这样的环节，就没有民主可言了。没有民主，也就没有共和、宪政。共和与宪政是以民主为基础，以民意为依据，以民心为向背。比民主更深一层次的是人的自由，民主的基础植根于自由。自由，是政治领域的活动中能为彻底地贯彻民主原则铺平道路的力量。执政的合理性还在于树立追求民众幸福、社会稳定和国家强盛的理念。

第三，合法性的要求在于政党执政必须得到法律的认可并厉行法治。

受制约执政

执政必须受到制约和监督，否则必然滋生贪污腐败等丑恶现象。孟德斯鸠把不受监督、滥用权力的政府称为“暴虐政府”。

执政党执政要受到制约和监督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另一个方面是来自社会民意的监督，包括政治党派、社团、新闻舆论、民意调查等等监督。

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监督执政的最为关键、最为有效的手段。任何一种政治权力作为运行完整的一个过程，客观上应该分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种形式或环节。它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互相制衡。

社会民意的发展和发达，是监督政党执政最为广泛、最为敏感的手段。实行民意监督的必要条件是政务公开，民众有获取信息的自由。同时，民众还有结社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在民意受到钳制的社会，自由成为虚幻，监督实际上已不可能进行。

在政党执政文明的诸内涵中，政党自身民主是执政文明的核心，政党的间接执政是执政文明的必然，合法性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基础，受制约执政是政党执政文明的前提。归根到底，政党执政，涉及到与政权的关系。要做到政党执政文明，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关系问题，始终是围绕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的焦点展开的，但这两种执政方式之争，决不是一般的执政方法问题。党政不分和党政分开，体现了党政关系的根本性质。党政不分，必然是直接执政；党政分开，必然是间接执政。党政不分、直接执政是以党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直接干预、命令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非民主式的执政；而党政分开、间接执政是以政权为中心，执政党采取对国家政权提出大政方针的建议、通过法律程序立法、由国家政权决策执行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这是民主式的执政。因此，在党政关系问题上，是选择党政不分，还是选择党政分开，归根到底体现的是非民主与民主的性质区别。

如果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权，就必然会要求实行党政分开。这个问题是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

在这一点上，邓小平曾经作了透彻的分析。早在1941年他就指出，抗日的革命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共产党要在政权中掌握优势，优势从何而得？小平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他指出，如果采用“以党治国”的方式，就会破坏民主政权的性质。党政不分正是维护专制独断的工具，本身具有专制的特性。（《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共产党执政史上，列宁第一个提出要实行党政分开。但斯大林及其后的苏共的几任领导人没有一个愿意放弃专断独行的党体制。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毛泽东同志不谈党政分开问题了，相反，还恢复了战争年代搞的党的一元化领导。那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坚持党的领导被确认为由党直接管理和包揽一切，“党委负责”、“书记挂帅”等领导原则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各级党组织逐步包揽了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事务。在立法工作中，党中央当时直接向全社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和指示；在行政工作上，党组织那时完全处于行政第一线，国家政务事无巨细都须经党委决定；在司法工作中，党委也是直接审批案件；相当程度上党的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已经国家化、权力化、行政化。总之，当时一切权力高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又高度集中于个人，权力的运作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制约，最终不幸地导致了“文革”中那样的个人专断和权力的滥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党政分开的改革方案，但从那时到现在，虽说政治体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没有彻底解决。

党政职能、党权和政权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列宁早就指出，党与政的职能不同。他说，国家，“这是实行强制的领域。……采用‘行政手段’和以行政人员的身分来处理问题”，而党只对党员“开除党籍而不实行强制”。党对国家的领导属于政党的政治权威，属于政治权威的领导，而不是国家权力的领导。政治权威是一种使人们自愿服从的力量，以政治号召力、说服力和政治影响力为特征，以人民的自愿服从和自觉拥戴为实现标志。只有国家才是政权，可以使用行政、司法手段实施强制。党不是国家机关，不享有国家权力。

由于党不是政权组织，所以党的地位不能高于国家，更不能取代国家。列宁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高于参政党”。虽然党和国家政权之间是一种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但这种领导关系不是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支配与被支配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党员介入、思想沟通、路线指导、政策说服、获得转化的间接关系。

党当然也有权力，但是，党的权力不同于国家政权的权力。

首先，两种权力的来源不一样。国家政权是由全体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源于全体人民的授予；而我们的党是由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各民族的先进分子自愿结合组成的政治组织，党的权力源于全体党员的授予。

其次，两种权力的大小不一样。国家权力的行使，体现全国人民包括党员在内的意志；党的权力的行使，体现的是全体党员的意志。当然，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但是，党的这种代表人民利益活动，必须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党对国家的领导，也要服从人民的意志，受人民意志的约束，因此，首先要尊重国家权力。

最后，两种权力的目的不一样。党行使权力、发挥作用的目的，是支持和保障人民拥有当家作主的权利，除此之外，党没有自身的权力目的。而国家权力是要由人民来行使的，这个目的也就构成了党的目的。

所谓党政不分，主要就是党政组织上的不分，党政组织混在一起，造成职能的交叉重叠。

关于党政组织分开的思路，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构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工作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

党如何执政

党的领导是通过政治、思想的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坚持依法执政，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

党的执政是提出治国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党提出宏观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全社会的行动，而不可陷于具体琐细的行政事务和经济管理的事务中。

党的执政是提出立法建议并指导立法。依法领导或依法治国，即党的领导法制化，是政治领导的一种基本形式。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即通过法律和法令来实现党的领导。这意味着党把自己的领导活动纳入国家法治的轨道。

党的执政是选拔和推荐重要干部到国家政权机关中任职。党的执政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党的干部在政权中工作来实现的，要以国家政权作为执政中心。党必须把自己的领袖人物和主要干部推荐到国家权力机关中去。值得指出的是，党“推荐重要干部”，不是推荐所有的干部；是“推荐”而不是直接委任或决定，必须走法律的程序。党就是通过执政的这些党的领袖和干部来贯彻党治国的施政方针、主张。

党的执政是监督国家政权中的党的领袖、干部和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来保证党的决议得到执行。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5期 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　作者：阎明复

其实，我并不了解康生的很多情况，只能说是通过工作关系“有所接触”而已。本文我打算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几件事，使大家从不同侧面对康生的真实面目有所了解。

陪同康生见毛岸青

1959年春天，党中央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由李雪峰、康生、刘宁一、刘晓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21届代表大会。我作为随团翻译一同前往。

这次会议期间，代表团下榻莫斯科列宁山政府别墅，分别住在两座楼内。周总理住一座，我随康生、李雪峰等住在另一栋楼里。这就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康生。

当时康生约摸60岁左右年纪，中等偏瘦身材，戴深度眼镜，留八字胡，穿着一套由他本人设计的草绿色竖领中山装，踏一双特制的皮鞋（他脚上有鸡眼，鞋垫上有凹孔来保护鸡眼不受磨擦）。

到莫斯科后不久，有一天，康生对我讲：主席有个儿子叫岸青，精神曾受过刺激，现住在莫斯科的一家疗养院。他让我告诉苏方接待人员，请他们通知院方，我们要抽时间去看望岸青。他还要我去中国驻苏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的酱油、榨菜、辣椒等物品带上。后来康生又对我讲起毛岸青在杨开慧被杀害后流落上海遭受迫害而致病的情况，并着重说明，1935-1936年间，地下党组织找到了岸英、岸青，设法买了上海去法国的船票，是他专程从苏联到法国马赛港把岸英、岸青兄弟接到莫斯科的。康生讲这番话表示他一贯关心毛泽东的亲人。

这次，他提出要去看望岸青后，我按照他的嘱咐，做了一些准备。记得是在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陪康生一起去莫斯科郊区的一个高干疗养院。从外观上看，这座疗养院可能是沙皇时代的贵族庄园。房屋高耸而庄严，大理石楼梯，房间很大。院长、医生等人在大楼门前等候，陪同我们走进二楼会客室，并向康生简单介绍了岸青的情况。一会儿，岸青进来了，院长、医生稍微寒暄后便都退出去了。剩下来只有康生、岸青和我。

这时康生问：“你还认识我吗？”

“康伯伯，我认识你。”岸青回答。

然后的谈话便是一问一答了，内容大都是一些生活起居情况，岸青主动说话不多，对问题的回答也都很简单。

探望和谈话大约持续了30分钟左右，准备告辞了。临走的时候，康生问岸青：“有什么话要向家里说吗？”

岸青说：“向爸爸问好，不用惦念，一切都好。”

在回去的路上，康生讲：“这显然是一个高级干部疗养院，条件是很好的。但是还得想办法把岸青接回国内。这里再好毕竟是异国他乡啊。就毛主席现在在国内的地位来讲，岸青回国后会有比在苏联好得多的条件，将来再在医护人员中找个爱人，终身都会有人照顾。”

代表团回北京后，过了一段时间，康生的秘书李鑫告诉我，康生见了江青，对她讲了在莫斯科看望岸青的事，并建议接岸青回国，以便安排更好的治疗。据李鑫讲，康生告诉他，江青听后很激动，把康生去看望岸青的事以及他的建议告诉了毛主席，江青乘机为康生说好话，她对主席说：“你的老战友那么多人去莫斯科，从来没有人去看我们的孩子，还是康生对他好，专门去看望他，还建议将岸青接回来治疗。”后来国内果然派人去莫斯科把岸青接了回来。

我在上世纪90年代曾听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谈到过康生历史上的一些情况。杨尚昆在回忆党的历史时，谈到30年代的王明路线。

杨尚昆说：“康生在共产国际时代，在莫斯科积极支持王明”；他又说：“1937年冬，康生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摇身一变，把自己说成是反对王明路线的英雄。还对王明进行了揭发，以求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据史料记载，1933年7月至1937年11月，康生在莫斯科作为王明的助手，竭力推行王明路线，把王明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说成是体现了党的路线，在莫斯科的中国人中搞了一次要王明当总书记的签名运动，串联一些人向共产国际写请愿书，要求批准王明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还谈到：“1936年到1937年苏联肃反期间，我党留苏干部遭受迫害，康生是有责任的。”“1943年延安整风时，康生搞肃反扩大化，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奸’，很快被党中央发现纠正了，后来，毛主席给大家平反道歉。”杨尚昆接着说：“1947—1948年，康生在晋缓地区搞土改，又搞‘左’的一套。毛主席说，康生这个人极‘左’。在抢救运动中极‘左’，现在也没改掉这个毛病。”“后来毛主席派康生去山东工作，建国后也没调他来北京工作。”

建国后，康生长期处于休养状态，未安排到中央工作。为此，康生十分焦虑不安，迫切希望见到毛主席，重新获得毛的理解与信任。1952年初，毛主席允许他到北京来，住在中南海院的锡福堂。杨尚昆谈到了当时去锡福堂看望康生的情况。杨尚昆说：“我去看望时，康生说，现在身体好多了，惟一的愿望是想见毛主席。我从他那里出来就到毛主席住所菊香书屋，向毛主席报告说，康生回来了，他说很想见你。主席放下手中的工作，同我一起到锡福堂。康生一见到毛主席，喜出望外，紧紧握住主席的手说，主席这么忙还来看我！主席问他，现在身体怎样？康生说现在好多了。主席说，你还是好好养病吧，等身体好了再出来工作。说完主席就走了。这时，康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你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呀！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才好！’”

杨尚昆说：“文革中康生整我凶得很，难道这就是他的‘感谢’吗？”

康生回到北京后，虽然在中共“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七大”时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但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

1958年，他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还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

利用反修斗争取得毛泽东信任

1960年2月4日，苏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中国参加。中共中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代表团成员有伍修权和我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的翻译。这是我第二次与康生接触。

赫鲁晓夫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致支持苏联在裁军、禁止核试验上的主张；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我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中央批准。这份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不会改变，战争危险仍然存在，裁军目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讲话郑重声明，由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排斥中国，任何没有中国参加和正式签字的裁军协议，对我国都没有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

但是，2月5日，莫斯科会议开始时，却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可是，由于时差的关系，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已经在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这就违背了大会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运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事件来反对中共。

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开了一天半，第二天结束。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赫鲁晓夫在酒会上，不指名地攻击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招待会的第二天，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中央大楼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康生、伍修权和刘晓，宣读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口头通知。通知中对中共的对内对外政策进行指责，说中共的对外政策是冒险主义，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中印边界冲突；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心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代表团在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当时，康生、伍修权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对毛泽东同志和我党中央，这是你们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康生几次讲：“你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现在看来，当时康生对苏共进行反驳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时也显然是为了回国后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表明他是如何捍卫毛主席的。这样做就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国党的权力中心开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对中共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追求同西方达成妥协，就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期间，发表纪念列宁的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就是同年4月陆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

从那时起，康生就一直参与中央有关对苏方针政策的决策，参加中共与苏共之间所有的会谈。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9月的中苏两党会谈，10月的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11、12月的莫斯科会议等。特别是中苏公开论战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参与下进行的。

因此我认为，康生作为中国政府的观察员出席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以及他同苏共领导人的论战，奠定了他以后参加中共中央对苏政策的决策，以及处理中苏关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础。从此以后，康生越来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说，在和苏联领导人争论一步一步升级的过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巩固和加强。对外，他是靠“反修斗争”尖锐化、与苏共争论尖锐化而得势；对内，他是在毛主席阶级斗争论越来越强化的形势下，是在主席“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线，所以越来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时，也应当看到，康生的极“左”对毛主席晚年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联部

在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的过程中，康生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排斥和打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借以加强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识破了康生的极“左”思想，对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对中联部的有关副部长表示，无论如何不能让康生插手中联部的工作。

1960—1961年，当王稼祥得知农村缺粮非常严重，许多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后，心情非常沉重。他几次把我叫去，先是让我们翻译组查阅苏联历史文献和报刊，看看苏联当年的农业公社是如何垮台的，新经济政策是如何贯彻的；后来又让我们收集有关苏联农业集体化在遇到挫折时是如何克服经济困难的材料。我们先后给他送过几批材料，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批关于苏联农业中推行承包制的材料。主要内容是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安德烈耶夫在一些地区推广承包责任制，效果不错。但斯大林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集体化原则，批评了安德烈耶夫，并撤销了他的领导职务。

王稼祥看到这个材料后对我说，承包责任制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类似中国农民的包产到户。他表示，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当前的困难，内忧已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在国际上应当采取缓和的政策。

1962年2月王稼祥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就我国的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央提出一些建议。他考虑到自己的意见已超过中联部的工作范围，因此就采取了个人写信的方式，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三位领导同志写信，详细陈述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这封信的基本精神是：我们应当集中力量克服目前国内的经济困难，在对外政策上应采取缓和的方针。对美国要采取革命的两手策略，要缓和；对苏联要斗得有理有利有节，要缓和；对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也要缓和。在国内经济困难的形势下，我国的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刘少奇先后看了这封信，都没有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也没有认为信中有什么问题。

但是，1962年世界裁军大会上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康生抓到了攻击王稼祥的机会。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世界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以茅盾为团长、康永和为副团长、王力为党组负责人的代表团出席会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集体讨论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阐述了中国对争取裁军、保卫世界和平的看法。抵达莫斯科后，中国代表团团长茅盾在大会上发了言，代表团的同志们分别参加了各小组委员会的会议，王力参加了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活动进展比较顺利。但是，代表团回京后，却收到一份电报，说有几个非洲国家代表对中国代表团这次的表现不满意，认为中国代表的发言中没有大反美帝国主义，又认为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一反过去参加类似国际会议的一贯作风，很少同非洲的积极分子交换意见。

毛主席看到这份电报后批评代表团的做法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这一下，康生认为机会来了，到处煽风点火，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按照他2月份给周恩来总理等写的那封信上提出的对外政策引起的。他鼓动刘宁一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王稼祥的状。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刘宁一。刘宁一向毛主席历数了王稼祥在那封信上以及其他文件中的所谓的“错误观点”和中国代表团在裁军大会上的“错误”。毛主席听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以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

在1962年8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把对外政策中的“三和一少”和国内政策中的“三自一包”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出现了新的右倾思想”。康生在会上积极活动，除批判王稼祥的“三和一少”外，还就《刘志丹》这本小说的出版递条子给毛主席，说这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毛主席由此得出了“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的结论，又从《刘志丹》小说株连到习仲勋，并把习仲勋同死去多年的高岗拴在一起。中央成立了专案组对他们进行审查，并指定康生为专案组组长。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更把“三和一少”上纲为“三降一灭”加以批判，并把它写入党的“九大”政治报告中。

在1962年9月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就被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了，随后中央决定由他分管中央联络部的工作。由于对“三和一少”的批判，王稼祥不能继续工作，以养病为名，彻底靠边站了。

打倒知情人重掌社会部

康生1937年从莫斯科回国后，曾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后因他在许多工作中搞

“左”的一套，中央把他调离社会部。1948年，中央任命李克农为中央社会部部长。

建国后，中央社会部改为中央调查部，主要由周恩来和杨尚昆领导。康生对他当年被调离中央社会部并不甘心，但不敢违抗。1956年中共“八大”后，中央虽恢复了康生的工作，但一直没有实质性的重要工作安排。那几年康生一直想过问中央调查部的工作，但无论是早期的部长李克农，还是后来的部长孔原都不希望康生来插手调查部的工作，因此他无从下手。康生常发牢骚说，现在“我同中央调查部的关系就是‘书报简讯’的关系。”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康生认为机会到了。他利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职权，首先指使造反派打倒了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因为孔原30年代曾在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最了解康生在共产国际工作时期紧跟王明、带头呼喊“王明同志万岁”那段历史。在孔原靠边站后，康生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邹大鹏。邹大鹏曾经领导过东北的情报工作，也知道一些30年代王明和康生联名从莫斯科向东北地下党发去《王康指示》的事。凡是手中握有《王康指示》或了解《王康指示》情况的人，康生都认为是他的心腹之患。康生为了扫除通向中央调查部道路上的障碍，也为了除掉邹大鹏这个心腹之患，就编造党内有一个所谓“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高老庄”（指东北元老高崇民是该集团的领导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包括邹大鹏在内的东北老同志，硬说邹大鹏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指使造反派对邹大鹏进行大会批斗之后，又亲自在深夜打电话给邹大鹏，追问他的“历史问题”，追问他同“东北反革命叛徒集团”的关系。邹大鹏不堪忍受康生强加给他的奇耻大辱，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夫妇双双自杀身亡。1968年，康生如愿以偿，取代周恩来，实际上主管了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有关调查部的业务、运动、干部任免等重大问题都必须向他请示汇报。

1968年2月4日，康生向中央调查部发出了一个被造反派称之为“康老二·四指示”的文件，这个指示除全面否定建国以来中央调查部在周恩来领导下进行的工作外，还点了何长谦等一批骨干的名，说他们是坏人。何长谦同志是混血儿，其外貌酷似“洋人”。40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有关部门利用他的相貌特征，派他去沦陷区进行地下工作。长谦奉命潜入北平，建立情报网，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和敌伪政权的情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他又奉命到南京开展地下工作。他收集到南京解放前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安插的潜伏特务的名单，对南京解放后一举粉碎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网立了大功。长谦同志精通俄文、英文、日文等多国文字，是我们翻译界的权威。我们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论战文章和毛主席著作过程中，他都积极参与，负责定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文革中被康生点名后，造反派给何长谦编造了“八国特务”的罪名，把他抓进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于1974年夏死于狱中。生前没有能够看到为自己平反昭雪的公正结论。粉碎“四人帮”后，何长谦的弟弟何长青为其兄写了申诉材料，我设法将这份申诉材料转呈给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不久获悉，组织上已为长谦同志做出了平反昭雪的决定，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长谦举行了悼念仪式。长谦夫人的冤案也得到平反，获得了自由。

草菅人命的“迫害狂”

有人说，康生患有“迫害狂”，最喜欢整人。在国外，人们常把他称为“中国的贝利亚”。康生的“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要迫害的大体上是两类人：

第一类，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来整人。后来发展到根据江青的意愿来整人，江青要整谁他就整谁。只要江青说某人是坏人，他就连夜找材料，第二天就能证明某人不是叛徒就是特务。

文革前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际问题专家姚臻，从1960年开始就在康生领导下的写作班子里工作，勤勤恳恳，同康生朝夕相处，做了大量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贴了姚臻的几张大字报，康生立即把姚臻抛了出来，并污蔑姚臻是彭真“专门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康生又让他的秘书到中宣部的一个会议上宣布对姚臻的诬陷，把姚臻逼得当天晚上就含冤自杀了。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古今中外“政变经”的讲话。康生紧密配合，于1966年7月捕风捉影地大讲所谓彭真策划了“二月兵变”，并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致使许多人受到牵连，遭到迫害。

1968年，康生和江青一起指挥“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王光美是“叛徒”、“特务”。1968年9月17日康生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给刘少奇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等大帽子，并由此推断说：“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地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由此可见康生是如何丧心病狂地诬陷、迫害刘少奇同志的。

第二类是那些知道康生底细的老干部。康生心胸狭窄，生性多疑。他总怕那些知道自己底细的人有朝一日会向毛主席告他的状，揭发他干过的坏事。于是，他一朝大权在握，便对那些和他共过事的，或在他领导下工作过的知情人狠下毒手。除前面已提到的孔原、邹大鹏外，还有王世英、李士英、陈刚、赵健民、冯仲云、师哲以及他从前的几任秘书等人，都遭到他的严重迫害。还有那些同他本人、他的妻子曹轶欧以及曹轶欧的妹妹苏枚结下过恩恩怨怨的人，也难逃脱受迫害的命运。我在这里只举一个有关苏枚的案例，来说明康生的“迫害狂”已发展到何种地步。

2002年年底，我因患重病肌无力症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期间，结识了著名的王新德、郑剑晖等医学教授。王老曾多次给毛主席看病，主席病重期间一直守护在毛主席病榻边参加抢救工作。

在同王老以及其他几位教授闲谈中，我获悉康生在文革期间迫害医务人员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就是所谓的“苏枚谋害案”。据资料记载，苏枚是曹轶欧的妹妹，原任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历史上曾被捕过。出狱后经康生给她恢复了党籍。文革初期，正当红卫兵到处“揪叛徒”时，苏枚突然服安眠药自杀。康生、曹轶欧硬说这是“反革命谋杀”，责令公安部门和政法干校追查谋杀的凶手。1968年1月，康、曹听说政法干校有人调查苏枚的历史问题，又指使谢富治等人，以“谋杀苏枚的嫌疑”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将该校副校长石磊等7人拘捕起来，还有50多人被隔离审查和受到批斗，其中逼死一人，逼疯四人。

此案为何又牵连到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呢？据王新德介绍，苏枚在政法干校突然昏迷后，学校领导打电话给北京医院值班室，请他们派人来抢救。正在值班的内科大夫顾惜春急忙赶到政法干校，对苏枚进行抢救，后又把她接回北京医院急救室，请医院的专家，包括王新德教授在内，继续进行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据专家们分析，不排除服安眠药自杀的可能性。最后经解剖，发现死者的胃里有大量的安眠药片，确诊为服安眠药中毒。康生见到诊断报告后蛮不讲理地“批示”说：“苏枚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她不可能自杀。她胃里的安眠药片肯定是解剖时放进去的”，并勒令查办。这一下子，顾惜春大夫等十多名医务人员竟被捕入狱，无辜坐牢达六年之久。王新德教授由于当时是临时被邀请去参加会诊的专家，会诊完说了诊断和治疗意见就离开了，这才逃脱了一劫。

由此案可见康生这个“迫害狂”在文革中是如何草菅人命、为所欲为了！

（责任编辑：林耀）

2005年第5期 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记略　作者：吴　江

1958年开始的那场大跃进影响深远，大跃进失败后其它惊人事变接踵而来。所谓惊人事变是由国内外两大事件交织而成的。其一是1953年斯大林之死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以及他所进行的社会主义的短命改革，引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分裂、大挫折，使局势动荡，随之造成中苏两党关系恶化；其二是大跃进的失败导致党内意见分歧并由此最终引起一场所谓“文化大革命”。

这里只说前者。1953年斯大林之死无形中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党的关系丧失了一个由历史形成的制约力和平衡点，各国党的独立倾向加强了。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黑暗统治的内幕和由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危害。此举开社会主义改革的先例，但它却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震荡、大分裂。大批共产党员退党。尤其是引发了匈牙利、波兰两国的骚乱事件，影响巨大。这本来是东欧国家对于苏联强加给他们的外来体制的一种抗议，这些国家意图发动一场改革运动。然而苏联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的叛变，中国共产党亦于此时发表了两篇专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从“左”的方面把两国的骚乱事件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被削弱的结果，这在客观上恰是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张目。稍后不久，当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整风运动中遭遇到党内外的诸多批评时，终至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反右派”斗争，极大地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爱国心。这也与上述观点有关，即错误地认为中国也出现了“匈牙利事件”的苗头。这是一方面。

然而，当苏联共产党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将大国沙文主义施加于中国，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对苏联当时加之于中国的各项无理要求（如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长波电台和建立共同舰队等）坚决拒绝，毫不买账，这就导致中苏两党的矛盾冲突开始激化。当然，我们在这时也应当看到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毛泽东所起的作用。斯大林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中国与苏联并列为世界上两个大党、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或实际作为方面都不甘心屈居于苏联之下，而力图超过之。1956年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就是体现了毛泽东这位独创家企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的决心，同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也应当首先在中国胜利实现，至少不应落后于苏联。毛泽东之所以不顾一切满怀信心地发动大跃进运动，说到底，也与他的这种雄心有关。

由于中苏两党对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有分歧，于是一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运动开始了。我也因此两进钓鱼台（后称国宾馆），从事“反修”写作。

当时的所谓“反修”，除了反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之外，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是保卫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一个主要学派），特别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斯大林则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反对赫鲁晓夫丢掉“列宁主义这把刀子”，也反对全部丢掉“斯大林这把刀子”，免为国际反动势力所乘。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党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观点。7月，苏联政府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争论愈演愈烈。苏共及在其影响下的一些共产党国家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党。中国党于是集中一批人在钓鱼台，从1962年12月起陆续发表7篇文章予以答复和回击。其中，《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一篇由我执笔，经陈伯达修改，以“人民日报评论员”名义发表。

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当时批判修正主义曾以南斯拉夫作为靶子，实际上矛头针对着苏共，针对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大家知道，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因试图按照自己的国情独立走自己的路，为此激怒了斯大林，被加以“反苏”、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罪名，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南共承受了巨大压力，以坚毅的精神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平反了这件事，承认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并重新与之恢复了关系。我们虽然也与之恢复了外交关系，但在与苏共论战的条件下，却指桑骂槐地拿南斯拉夫作为修正主义来批判，至今想起来实在是一件憾事。这件事我也有份。因为1962年我也曾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两种不同制度“共处”问题上的看法。卡德尔的某些看法虽也有失当的地方，但当时南共领导人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人思考也是有益的，何况这是各国党的自由权利，对错都是各党自己的事。卡德尔在他的书中不少地方表现出南共独到的见解，对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也说了一些尖锐的话，在某些方面也涉及到中共。我的批判以《我们的时代与卡德尔的辩证法》为题，虽以学术形式出现，但对卡德尔的观点持过分批判的态度。此文除了以个人名义发表在《红旗》杂志上外，还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批，由中联部将这篇文章翻译印发给中国驻各国使馆作为宣传材料之用，这便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1963年可说是“反修年”。这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中苏争论因此进一步升级。为了打好这一仗，中共中央在总书记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特地组织了一个“中央反修领导小组”，于1963年夏季进驻钓鱼台，撰写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成员除正副组长康生、吴冷西外，有姚臻、熊复、王力、范若愚和我，共七人（这七个人，现在活着的只剩下我一个了），并配备助手和组织专门翻译班子。从1963年9月到1964年10月，共撰写9篇指名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文章（故称“九评”），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

写评论的工作程序如下：先定出题目分头撰写文章提纲，每篇提纲经领导小组初步讨论后，再由邓小平亲自到场审查定案（叫“定盘子”），然后写成文章，由小组讨论修改定稿。每篇定稿最后经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反修领导小组人员参加，邓小平为最后拍板人。当时毛泽东似在南方，我去书记处讨论定稿后并未留意这些文章最后是否经过毛泽东之手。很久以后，是负责党史研究工作的龚育之告诉我，这些文章都经毛泽东最后审阅，有的还有修改。

我在这次国际反修论战中无建树。分配给我的题目是关于当前世界的矛盾。这个题目如果从反修的角度，必然要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来，因为修正主义就是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资本主义所污染。然而我考虑的却是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问题。我觉得只有讲清这个问题才能打开人们对于当时世界矛盾的视野。我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在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只有讲清这个矛盾才有利于反修的大局。我的这个想法出乎领导小组的意料，他们觉得这个想法新鲜，但又感到没有把握。因此我虽写出初稿，但拖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故（我猜想是由康生促动），这个题目传到了陈伯达那里，陈对这个题目感兴趣，他把我叫去，说由他承担下来。因此另组一个写作班子（有我、邓力群、范若愚3人帮他），并移师“新六所”，费时一月有余，文章越写越长，三四万字也停不下来，势成“骑虎”。此时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此项写作不得不中途停止。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撤销领导职务，狼狈下台，而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恰于此时上天。小组为此写了一篇专论作为“第九评”。这场国际论战到此也算以胜利告终了。但是斗争并未因此结束。苏共新领导在对华政策上仍继承赫鲁晓夫那一套，没有丝毫改变。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也宣告中断。

这场论战早已成为历史。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固然是不对的，应当反对，但是“九评”的“左”倾思想越到后来越看得明显，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1978年至1979年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说：

二十年来国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在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自己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这种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进入了20世纪的80年代，诸多国际政治风云消逝之后，主持“九评”写作的邓小平也进行了反思，他向外国朋友指出：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

邓小平还说：“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这样说可以认为是把事情摆平了。这也是对于过去特定历史时期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这段历史总算已经翻过去了。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作者：范丽红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问题，不仅涉及九一八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而且有助于了解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与日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他们父子在特殊的环境背景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

“满蒙铁路悬案”的由来

“满蒙铁路悬案”问题由来已久，它是20世纪初，日本以铁路权益为名妄图扩大对华侵略的产物。早在1912年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日本乘他有政治、经济上的需求和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提出“满蒙五路”权益的要求，希望修筑四郑（四平街-郑家屯）、郑洮（郑家屯-洮南）、开海（开原-海龙）、海吉（海龙-吉林）、抚顺-山城（或兴京）等五条铁路。日本是想以铁路权益作为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工具。1913年10月5日，中日双方互换了《借款修造铁路预约之办法大纲》，即《满蒙五路秘密换文》。北洋政府迫于中国民众的反日爱国情绪，不敢履行五路协定，只与日本秘密签订了一项《四郑铁路借款合同》。

继《四郑铁路借款合同》签订之后，1917年到1918年间，北京政府又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吉长铁路续借款合同》、《吉会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满蒙四铁路借款预备合同》。日本共计以3600万元的借款合同，攫取了吉长铁路“委托”满铁经营的管理权和吉会铁路的修筑权，获得了海龙-吉林、长春-洮南、洮南-热河之一点至某海港的“满蒙四路”的修筑权。后来，北京政府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日本在同北洋政府的铁路交涉中，“满蒙五路”、“满蒙四路”、“吉长”、“吉会”铁路计划和借款本利均都落空。于是，日本决定以东北地方军阀实力派张作霖为交涉对手，企图假手张作霖实现其夺取路权的阴谋计划。日本与东北当局的“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由此开始。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导致张作霖与日本矛盾日趋尖锐

众所周知，张作霖在统一东北乃至几次入关角逐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均得到了日本的“好意援助”，为投桃报李，一度“满蒙五路”计划在张作霖的积极合作下，四平街-郑家屯铁路于1917年筑成通车。郑家屯-洮南、郑家屯-通辽两延长线的承建，也在张作霖与北京政府进行沟通下，顺利达成交易。日本在获得两延长线修筑权后，立即向奉天当局提出施工要求，得到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孙烈臣、吴俊升等有势力人物的赞成”。郑通线于1921年筑通。日本按原计划应接着修筑郑洮线，因第一次直奉战争，未能开工。战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日本从此越过北京政府径自与张作霖交涉修筑郑洮铁路。双方商妥由满铁先付800万元工程费，中国方面由张作霖“通融款项”，并负责作保，1923年，郑洮铁路全线通车。

1924年4月，日本政府指派满铁理事松冈赴奉天与张作霖进行会谈，开始交涉修筑开原-朝阳镇、吉林-敦化、长春-大赉、洮南-齐齐哈尔等四条铁路。这时张作霖正在积极加紧准备第二次直奉战争，为了获得日军军费、军械援助，当即答应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并责成王永江与日本进行谈判，张作霖声明“当协商之际奉天省方面一定尽力斡旋”。应该承认，张作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早年确有对日妥协与勾结的一面，致使日本对满蒙铁路权益的要求得到了一定满足。

在东北的铁路计划得到张作霖的默许后，日本变得更加野心勃勃。1925年9月，日本政府指使满铁重新确定了从1925年起20年内修建35条线，总长8828公里的“满蒙铁路网计划”，肆无忌惮地干涉和破坏中国铁路建设。日本这一无视中国主权的强盗行径，激起东北民众的强烈反抗。1925年，东北兴起“收回国权”运动，奉天、吉林、哈尔滨以及日本直接控制的旅大，接连发生群众集会，提出“收回旅大租借地”、“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要求。《东三省民报》对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张作霖的亲日政策也进行了某些揭露。张作霖也想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力图借助英美等国的势力，牵制贪得无厌的日本，由日本手掌中挣脱出来，以便获得较多的独立自主权。

张作霖不顾日本之反对，于1924年成立了自营自建铁路的领导机构和执行机构——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开始筑建东北铁路网。从1925年以后，张作霖以“自行筹款”方式，陆续建造了奉海（奉天-海龙）、吉海（吉林-海龙）、打通（打虎山-通辽）等铁路。并计划着手修建东北两大干线：一是从葫芦岛经由通辽、齐齐哈尔至瑷珲的西部干线；一是联系京奉路，经由海龙、吉林到佳木斯的东部干线。张作霖还筹备建筑葫芦港。其计划是企图通过自建铁路，把奉、吉、黑以及内蒙联系起来，以葫芦岛做吞吐港口，同时，在南满铁路的沿线设卡征收货场税等，用以限制日本利用南满铁路对我东北财富的掠夺。上述措施无疑具有张作霖企图摆脱日本控制和干涉的倾向。

从1925年以后，东北出现了一个东三省当局和商民投资修建铁路的热潮，这对打破日本长期控制东北铁路干线和垄断铁路运输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对此日本深为不满，认为东北修筑的铁路是“南满铁路平行线”，严重影响了其在“满蒙的权益”。为此，日本曾多次向张作霖提出警告和抗议，反对中国建路筑港。张作霖对日本的抗议和警告，未加理睬。张作霖与日的矛盾日益尖锐。

1927年6月，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采取所谓“满蒙积极政策”，加强对奉系军阀的控制。为贯彻“东方会议”精神，日本决定扩大铁路权限，向奉方提出建筑吉会（吉林-朝鲜会宁）、洮齐（洮南-齐齐哈尔）、吉五（吉林-五常）、延海（延吉-海林）、齐黑（齐齐哈尔-黑河）等六大铁路；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概不许建筑的要求。旨在把朝鲜同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铁路连成一体，一旦建成日本便可以从朝鲜直接侵入“北满”腹地。这既有利于日本加强对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于将掠夺的“北满”资源运往日本，日本实际上是想以推行“满蒙铁路计划”为突破口，实现其“满蒙分离政策”。“东方会议”同时决定，对张作霖采取高压政策及以武力驱逐其下台，“代之以听命于日本的人物”。

“东方会议”之后，田中内阁先后派遣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山本条太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腕，迫使奉天当局解决“满蒙铁路悬案”，张作霖在处理这一棘手问题时均采取拖延策略。

1927年8月4日，吉田茂开始与奉天省长莫德惠进行交涉，态度非常蛮横，要求东北当局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和不得反对日本在临江设领事馆，并威胁奉方，如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将考虑禁止京奉线专业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南满铁路拒绝载运奉军。张作霖对吉田茂的强硬态度非常反感，他说：“如果日方这样做的结果，只会使我排除万难，自主的修建铁路。”7月29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本庄繁时进一步阐明其立场：“我最依赖之田中内阁成立不久就发生此种事态，若终将发生重大变化，便不胜遗憾。切望日本方面亦稳妥处理诸事，此意望转告田中首相。”

强硬外交失利后，日本决定采取怀柔的方法，派遣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作为首相特使与张作霖秘密会谈。为完成“满蒙铁路交涉”任务，1927年8月，山本选派与张作霖素有深交的江藤丰二与町野武马与张进行初步交涉，当二人拿着“满蒙铁路计划”去见张作霖时，张作霖非常吃惊，他认为修建这几条铁路，犹如“怀里抱着炸弹”一样危险，表示不能接受。江藤丰二恐吓说：“如果你不合作，日本军队将要帮助你的敌人蒋介石！”1927年11月15日，迫于内外压力，张作霖在日方草拟的《满蒙新五路协约》上只签了一个“阅”字，这是张作霖在对日外交中所采用的一贯做法，以备日后翻悔之用。

根据协约规定，中国委托满铁建造以下五条铁路，即敦图（敦化-图门江），长大（长春-大赉），吉五（吉林-五常），洮索（洮南-索伦），延海（延吉-海林）。张作霖深感“这五条铁路好像插在横贯满洲的东满（中东）铁路上的五把钢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他自知《满蒙新五路协约》不仅仅是铁路问题，各铁路还有附属地，日本在“满蒙”的地位将由此而决定。因此张作霖反对日本将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的要求，总是推脱说如若那么做，势必出现“国论鼎沸”，奉系将“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对日本将密约变成公开协定的要求，采取拖延办法，迟迟不办理正式承包合同。

田中首相对张作霖“关于铁路建设一事，究竟有无诚意”也表示担心。田中认为，“倘若确无诚意，尽管满铁社长带回签有‘阅’字的签字，包括缔造合同，恐张必将制造某种理由拒绝实行。证诸往例，事属必然。”至此，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眼中，张作霖已成了日本在满洲建立新国家的障碍，很难再成为他们推行“满蒙政策”的好伙伴。经过精心策划，1928年6月4日在“皇姑屯事件”中将张作霖炸死。

“皇姑屯事件”的根源就是日本在满蒙铁路的侵略权益未得到满足的结果。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的继续及张学良与日关系的对立

张作霖被炸身亡后，日本关东军原本企图利用混乱制造事端，以武力占领东北的阴谋未能得逞。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政东北后，日本决定同张学良就“满蒙新五路计划”继续展开交涉。此次铁路交涉对于日本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日本所谓的“大陆政策”主要是变东北为日本的殖民地，而实现这个国策的基本方法，田中内阁认为有两种：一种是硬的军事侵略，即日军出兵强行占领东北；一种是软的经济侵略，即由日本借款修筑东北铁路。对于后一种方法，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说：“这等于购得了满洲，所以不必用武力来解决了。”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也认为“这些铁路如果建造好，以后就没有文章可做了。”毋庸置疑，日本当然希望采取第一种方法。因此，迫不及待的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借恭贺张学良荣任东北保安总司令之机，即提出了铁路交涉问题。甚至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也专程到沈阳“规劝”张学良借款修路。

张学良深知答应日本铁路要求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各铁路还附带有租借地，这无异于将东北变成日本的附属地，所以他采取了拒绝的态度。1928年7月23日，张学良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关于对日修约问题，余之意见，以为缔结条约，须缔约国双方合意之后，方能成为条约，否则专以片面的意见为前提而缔结之条约，即为不平等条约，中日两国历来所缔结之各种条约，均属此种，故今后约满后，凡余与日本或其他各国缔结新约，自当以双方合意为条件，而努力达此平等目的。”

1928年10月间，满铁向东北当局提出日本借款修筑长大、吉会路问题。1928年10月3日，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等人商议对日交涉问题，做出了拒绝日本 “满蒙新五路”借款要求的决议。10月7日，保安会正式答复满铁交涉代表江藤丰二，保安会不承认新合同。（指张作霖在北京所签预备合同）11月11日，东北代表邢士廉在上海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时亦表明了东北当局的态度：“吉会路草约发端于袁世凯时代，徐世昌成之，张作霖知此路为东省生死悠关，生前曾誓死反对，张学良决不签字。”11月16日，张学良在奉天接受记者访问时，再次表明自己的立场，“利用外资，兴拓实业、修筑铁路，余亦不反对，惟必中国人自动，更须看条件如何。”

其实，在张学良的内心正饱受丧父之痛，他深知张作霖的被害纯为日本所为，为寻求对日抗争的强大后盾，摆脱日本的控制，张学良已决定与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实现统一。张学良与南京政府的频繁接触，引起了日本的极大恐慌，日本公然进行干涉和威胁。面对日方的威胁，张学良庄严表示：“日方欺我太甚，誓死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2月29日，张学良不顾日本的阻扰，利用日本国内反对田中内阁的有利时机，毅然宣布服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权，实行东北易帜。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其意义深远：对内，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对外，摆脱了东北当局处处受日本人控制的尴尬局面，阻止和延缓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大举进攻和军事占领。东北易帜是年轻的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正面挑战，日本关于“满蒙铁路悬案”问题的纠缠，更加坚定了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的决心。

东北易帜后，1929年1月，日本派曾经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町野武马拜会张学良，“试图对铁路问题做最后努力”。1月10日，张学良与町野武马举行会晤。张学良宣称，有关铁路问题的谈判权利已上交中央，拒绝与日方直接谈判。这正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所力求的“中国人为中国人”的施政方针的具体体现，东北一切权利上交中央的思想理念，在张学良处理与日铁路交涉问题上，表现十分突出。

町野武马与张学良所进行的交涉失败后，转而与东北实力派人物杨宇霆私密商议，此前，杨宇霆在张作霖时代曾参与铁路交涉，二人准备就协商的问题发表声明。就在当天晚上，张学良以“破坏统一，阻挠新政”的名义将杨宇霆及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处决于帅府老虎厅，史称“杨常事件”。有关“杨常事件”多年来史家说法不一，但总的来说它是东北当局内部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日本方面却认为，这是张学良关于铁路问题向日本所做的最后通牒。町野武马认为杨宇霆之死，使日本人借款修筑“满蒙新五路”的最后希望断绝了，提出必须和张学良决裂的主张。

就在日本积极与张学良就“满蒙铁路悬案”进行交涉期间，全国各地爱国学生和各界人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帝护路斗争。东三省保路运动更是发展得如火如荼。1928年10月3日，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等人商议对日交涉问题，决定支持东北民众的保路运动。1928年10月22日，由东三省议会和工农商各界代表组成的东三省路权保持会在沈阳正式成立。东三省路权保持会以“唤起舆论、援助政府保持路权，排除外人侵略为宗旨”，广泛发动东三省民众进行保路运动。

1928年10月26日，吉林发生两万余名学生、市民集会游行，反对日本修筑吉会路的爱国行动。在北平各校的东北学生也纷纷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敷设吉会、长大两路。11月9日，哈尔滨学生为响应吉林的爱国护路运动，数千名学生上街游行，军警向游行学生鸣枪阻止，140余名学生受伤，造成“一一·九”惨案。张学良闻知此讯后，对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态“学良行年二十有八，来日方长，岂能损失东省利权以贻后患，是以关于国家权利上决不让步。”

张学良对东三省人民在保路运动中所给予的支持和声援，得到了东三省人民的拥护，时有“钧座恃重于先，国人奋争于后”的提法。在东三省保路运动，特别是在收回国权的热潮推动下，12月5日，张学良下令逮捕了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奉天亲日派赵欣伯等相继逃到大连。东北地区浓厚的反日气氛，成为张学良对日交涉的政治资本，在此背景下，张学良对日要求履行“满蒙新五路”的纠缠，坚决予以拒绝。

1929年3月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奉天召开成立大会，主张收回旅大租借地和南满铁路。1929年3月29日，张学良与满铁理事斋藤良卫会谈时声明：“就东三省来说，不仅张作相就是我也不能负责履行此项合同，所以尽管如何同我反复交涉也不可能解决问题，即使向南京政府交涉，恐怕亦无成功的可能。”张学良又郑重声明东北当局决不签正式借款和承包合同，并希望日方采取中日亲善的态度。至此，日本同张学良关于“满蒙新五路”交涉基本结束。

“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破产及张学良与日关系的决裂

张学良在抵制日本无理路权交涉的同时，加紧修筑东北自己的铁路，为此他改组了东北交通委员会，确定了自建、自营、独立发展东北铁路的方针。

自1928年7月至1931年9月，东北交通委员会主持修建了昂齐、齐克、洮索三条铁路，完成了沈海铁路延长线、呼海铁路北段、吉海铁路等线路的路轨铺设工作。其中，洮索铁路是日本提出的“满蒙新五路”要求中的重要目标，早在1925年，日本就把该路列入“满蒙铁路网”计划中，因为该路在“军事上极关重要”。张学良也清楚地意识到该线的重要性，不仅坚决拒绝了日本的筑路要求，还“有在索伦一带屯兵垦田之举”，无疑是针对日本对东北路权侵略的有力回击。1930年9月，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预计10年内修筑以北宁铁路为轴心，连接葫芦岛港，纵横东北的三大干线的宏伟计划。张学良的排日思想十分明确。针对东北当局的铁路发展计划，日本政府惶恐不安，视其为“针对满铁，收复满铁的目的而修建的”。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更是直言，“中国方面是计划依靠这些竞争线，将满铁两侧的货物运往连山湾或营口，使满铁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两侧四五十英里的地区之内，以便逐渐置满铁于死地，最后达到收回满铁的目的。”日本特别对张学良引入美国资本完成计划一事深感“事态决不能轻视”。

此时，在日本人眼里张学良同他父亲一样，已成为阻碍日本实施侵华政策的最大障碍，日本决定以武力实现对东北的占领。1930年10月，日本参谋本部根据东方会议的决策，在参照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早先出台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昭和六年度形势判断》的侵华方案，确定了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的步骤，即第一阶段：武力占领东北建立亲日政权，取代张学良的地方政权；第二阶段：建立独立“国家”，从中国行政分割出去；第三阶段：吞并东北领土，并入日本版图。日本政府积极布置准备组织实施军事侵略前，又重开与张学良的铁路交涉谈判。鉴于张学良此前对日交涉的强硬态度，为缓和张学良对日的反感，日本政府决定改变其以往单纯抗议、对抗的办法，关于东北铁路的方针做了一些调整，不再逼迫中国方面借款筑路，而是要把东北自建自营的铁路，与南满铁路连成运输网，使东北自建自营的铁路变为满铁的延长线，以此达到对东北铁路实现全面控制的目的。

1930年12月，日本政府指派满铁出面与张学良进行满蒙铁路交涉。1931年1月22日，日本特派外务省亚洲局长、满铁理事木村锐市为代表与张学良进行了会晤。双方商议决定就满蒙铁路的一些细节问题展开谈判。为此东北交通委员会还成立了专门的交涉委员会，准备与日方谈判。但日方对铁路谈判并未表现出应有的诚意，而是一拖再拖。而事实证明，所有这些都是日本为掩盖它的军事占领计划所做的表面姿态，因为直到九一八事变发生，中日双方关于铁路问题的谈判也未能举行。而且，随着中日之间矛盾的激化，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也就成了激化矛盾的重要舆论。此间，日本开动宣传机器大肆制造中国铁路包围满铁、危害日本“生命线”的谎言，为日本武力占领东北大造舆论。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致使日本政府与张学良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最终破产。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激化了张氏父子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日本采取断然的军事行动，以武力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笔者认为尽管九一八事变是日本长期推行侵华政策的结果，但“满蒙铁路悬案交涉”的失败是导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张氏父子围绕着“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与日本所展开的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挫败了日本妄图以修建铁路为名，扩大侵华权益的阴谋，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收回国权、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它是符合广大东北人民意愿的爱国之举。

纵观张氏父子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手段还存在许多值得深思的地方，特别是张学良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一味听命中央的思路和做法，影响到随后出现的中日冲突，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处理，并最终导致了他错误地执行了蒋介石对日冲突“不予抵抗”的政策，造成了终身的遗憾。

尽管如此，历史无法否认张氏父子在“满蒙铁路悬案交涉”中为维护中华民族主权所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后人也绝不应该抹煞他们的功绩。

（责任编辑王海印）

2005年第5期 汪精卫卖国文字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作者：王　鹏

1940年1月4日，由上海开往香港的“胡佛总统号”响起了长长的汽笛，庞大的船体缓缓离开码头。船上有两位非同寻常的乘客，他们是汪精卫叛国团伙中的“首义”人员高宗武、陶希圣。当客轮驶入公海后，他们的神色开始缓和了。随即，他们通过船上的无线电台给在上海的汪精卫发去了电报：“……际此意去迥异之时，未得先生之许可，遽尔引离，但至此时止，我等对于一党的秘密，决不向外宣泄……”汪精卫在上海愚园路官邸收到高、陶在公海发来的电报后，不禁大惊失色，沮丧十分。然而，1月22日《大公报》香港版全文披露了汪日密约，震惊中外。此“惊险”一幕，前后曲折。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1938年底日本近卫内阁两次发表“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这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身为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公然表示响应“近卫声明”，走上了可耻的卖国道路。而蒋介石对日的政策始终是迟疑不决的，一方面在全国人民强烈的反抗侵略的浪潮中，他不得不勉强地举起抗日的大旗，又怕共产党势力强大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响应德国驻中国大使陶德曼的对日调停，甚至时断时续暗中与日谈判媾和条件，意图是在合适的条件下，能够体面的结束战争，而面对日本苛刻的条件，他使用了惯用的政治手腕，即使不能与日媾和，也要击败国内的政治“对手”。

1937年11月，在国民党放弃上海前，蒋介石利用杜月笙的门徒与戴笠的特务联手，组建了“别动总队”，在上海潜伏下来，对日军及其卵翼下的汉奸进行所谓的“挖心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在军事委员会的直辖下，成立了对外不公开的“江浙行动委员会”，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为常委兼书记长，主持此项工作。不料，国民党军队刚一撤走，这群人马上一哄而散，“江浙行动委员会”也就随之而瓦解了。上海成为孤岛后，杜月笙便离沪赴港。1939年汪精卫来沪进行组府活动时，蒋介石又想起杜月笙，意欲利用他的门徒破坏日汪“合作”。于是，蒋介石下令成立了一个“地下市政府”，名称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仍以杜月笙为主任，戴笠等为常委。尽管杜未能亲自回沪主持工作，但他派徐采丞为私人驻沪代表，随后又加派他的总账房万墨林前来协助，这就说明他仍是这个委员会的核心。这个委员会的活动，既是政治性的，又有经济性的：所谓政治性是指他们除反汪任务而外，还在暗中勾结日本侵略者，搞“秘密交易”；所谓经济性是指他们勾结日方搞内地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活动。

《大公报》始终关注抗战的进程，对一切降日活动都予以揭露。在1939年3月间，高宗武受托汪精卫在东京活动，并公开与日本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签订了《汪平沼协定》。4月5日，《大公报》重庆版披露了这份骇人听闻的“协定”，《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为此撰写了题为《汪精卫的大阴谋》的社评，在对汪精卫的叛逆行径进行谴责后，发表了两点认识：“①汪精卫的通敌卖国，已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当他在重庆时即已开始策动。②汪氏的阴谋，并不是简单的个人活动，是有相当规模的组织的。”王芸生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谈了一点感想：“汪氏的阴谋，既策动如此之久，且有组织的行动，蛛丝马迹，布满沪渝，中央当早有所闻。当汪氏未离重庆之先，疏于防范，已是憾事，‘艳电’发表之后，中央只予除籍撤职的处分，并未发动国法，对于附和之人亦未查究，以致任令彼等逍遥法外，继续进行其大阴谋，宽大优容。语云：‘姑息养奸’，正汪事之谓。这是我们的感想。事至今日，中央再不容姑息，应速查明事实，发动国法，各治应待之罪。”这是指责蒋介石对汪精卫过于宽容，以致“姑息养奸”，并敦促国民党对附逆汉奸绳之以法，治之以罪。此外，《大公报》重庆版还揭露汪精卫要求日本每月津贴3百万元法币，作为建立卖国政府的开办费，另加2亿元法币贷款，拟建立一支汉奸军队。

汪精卫一步一步地加紧与日本人的联系，他指使高宗武、梅思平，代表他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进行密谈，并草签了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声称汪要脱离国民政府，成立亲日的“新政府”。汪精卫的行径，首先触怒了蒋介石。蒋不满意汪单独去和日方勾结，搞什么“和平运动”，而且准备成立的傀儡政府，也挂青天白日旗，也称国民政府。所以，当蒋听说汪伪组织即将登场之际，想抽它几根台柱，给汪拆台。因此，蒋介石一再给在香港的杜月笙带话，要他通过在上海的老关系，在这方面来一个“突破”，甚至不惜用许愿、重金等方法，收买汪的走卒。

杜月笙在上海的干将徐采丞，通过黄溯初得知高宗武、陶希圣有脱离汪逆之意，遂到香港向杜汇报。听罢，杜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的高声说：“采丞兄，这件事情关于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汇报。”1939年11月5日，杜自港飞赴重庆，在张群的联络下，他见到蒋介石。蒋面授机宜后，要求他从速返港，一切秘密进行。当时，杜感到十分振奋，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到香港。他又找到徐采丞，嘱咐急办两件事：第一，请黄溯初火速到香港，跟他面谈；第二，转告在上海的万墨林，只要高宗武说声走，便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把他和他的家眷，平安无事的送到香港来。黄溯初果真到了香港，把高宗武的意思向杜月笙和盘托出。杜又到重庆，再次向蒋介石当面汇报，临走时蒋还写了给高的亲笔信，托杜带去。杜月笙回到香港后，把蒋的亲笔信交给徐采丞，要他立即回上海面交高宗武。徐按照杜的指令，把事情办妥，高宗武答应把“密约”交给蒋介石。

那么，高、陶为什么要脱离汪精卫呢？据朱子家回忆：“高、陶之出走，绝非简单的所谓‘深明大义，幡然变计’。以高、陶的对于‘和运’，均以劳苦功高之开国元勋自命，对权位志不在小，那时对日的谈判虽方在开始，但政权成立后之重要人事，已拟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汪所内定的，是政权成立以后，陶除‘宣传部’外，兼任政府方面的‘宣传部长’，而陶则不愿任空洞的‘宣传部’，志在取得‘实业部’，但实业部汪曾面许由梅思平担任，已无可变更。至高宗武汪认为其资历不够，只能任‘外交部次长’，高则以为近卫三原则由其一手取来，且以后汪政权之外交，也不过着重在日本，外长一席，自非其莫属。但两人心中虽不满意，而又不敢与汪面争。‘壮志’未酬，渝方特工人员仍得乘其觖望之际，一经诱劝，自然很容易取得成功。……周佛海一到上海，立即筹备拟于汪政权成立之日，在南京创办一张日报，当时系由罗君强与叶如音进行（即后来之《中报》），陶希圣为‘宣传部长’后，一再与君强商酌，欲改为《中央日报》，置于‘中宣部’管辖之下，君强坚拒，至起龃龉。在高、陶临走前数日，君强且抵书陶希圣痛骂之。”

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带着《要纲》秘密潜入香港。高、陶虽参与了日汪谈判，但他们是如何把极为机密的文件拿走的？据当时负责谈判收发文件的陈春圃回忆说：“我是负责分发和收回文件的，每次如此。记得有一天高宗武对我说他要带一份回家参考，一二天就送回来，我请示过汪精卫点头答应后才给他。过了两天后高没有送回，汪就命我往取。取回后谁也没有怀疑过他已加以摘录和摄影，后来在香港发表的自然就是这一份，现在细谈其内容不独没有必要，手上没有原本也无可能，反正这是见之报载人所共见之事。”另据参与谈判的日本人犬养健说：“当时密约会议，因恐高宗武泄露，所以警戒非常严密，日方由矢荻，华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须留下，不得携出会场之外。据他们推测，高宗武等将每日结果，牢牢记住，一条一条写下，故与原约无异。”这说明高陶事先是有准备的。

此时正在香港的《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辑张季鸾通过朋友的“串联”，1940年1月21日得到了秘本《要纲》和有关资料，还收到了高宗武、陶希圣给《大公报》的亲笔信。高、陶在信中，极力解释参与密谈的卖国行径，其中有这样的话，1939年11月5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12月30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湮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在得到这些极为机密的卖国文件后，胡政之、张季鸾马上把该报港馆经理金诚夫、编辑主任徐铸成叫到他们的住处，要金、徐立即把《要纲》内容抄下来，把原件拍照，并给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拍电报，通报此事，安排报道事项。徐铸成作为当事人，他对当时的情景有这样的回忆：“大约在1940年1月过春节的时候，一天下午，他们两位（指胡政之和张季鸾）把我和港馆经理金诚夫接到胡的家里，张简单地说：‘我刚才得到一个极为机密的消息，陶希圣和高宗武已秘密到了香港，还带了一份日汪已经商订的密约。我从杜月笙手里讨来这份密约，答应晚饭前一定送还给他。他今晚要派专人送往重庆。铸成，你赶快先细细看一遍，就在这里写一篇揭斥敌汪阴谋的社评，你看完这密件后，即由诚夫抄录一份，以便和社评在明晨一起见报。’我们两人，埋头工作了两个小时，总算赶出来了。胡政之又核对了金的抄件，张则细看我写的社评稿，都点了头。张立即揣上密件原稿，坐上汽车，赶去送还给杜月笙。”

22日，《大公报》香港版在《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极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的通栏正副标题下，独家刊登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另在第九、十两版整版刊登了日文原件照片，还发表题为《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的社评。日汪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中有这样的卖国文字：“日华两国政府须根据‘附录一’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调整国交；在新国交恢复以前，既成政府经办事项，目前加以继承，如情况许可时，再根据第一项原则加以调整；在事变继续进行中，须谅解由此而发生的特殊情况的存在。”在“附录一”中，汪精卫的卖国嘴脸和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的行径更加暴露无遗：“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以互为善邻、团结一致成为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因此，规定基本事项如下：①须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特别是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原则。②须确定华北和蒙疆是国防上经济上日华之间紧密的合作地带。③在长江下游地域，经济上须实现日华之间的紧密合作。④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

这条独家新闻在香港和内地引起轰动，22日的《大公报》香港版不得不加印，还是销售一空。1月23日，《大公报》香港版还发表了陶希圣关于“日本对所谓新政权的条件”的谈话，27日还刊登了陶希圣在日汪密谈时的笔录，对密约的出笼做了解释。在短短几天内，《大公报》香港版抓住日汪密约不放，连续发表社评，猛烈抨击：23日发表题为《附汪者应速悔悟》的社评，24日发表题为《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的社评，30日发表了题为《粉碎汪派“组府”阴谋》的社评。高宗武、陶希圣由汪精卫投向蒋介石，并揭露汪精卫的卖国行为，经《大公报》香港版的及时披露，轰动中外，被称为“高陶事件”。

《大公报》香港版率先披露卖国文字后，汪精卫、周佛海等很是恼火，汪在24日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极力抵赖，竟说：“高、陶两人所发表者，完全出于向壁虚造，事实必有可证明之耳。”周在22日的日记中写道：“午饭后，接上海无线电，高、陶两败类，在港将条件全部发表，愤慨之至。……晚与思平谈高、陶之事，愤极之余，彻夜未睡。拟回沪发表长篇声明，说明内容及吾辈态度，以正国人视听，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周在2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接香港拍来高、陶二败类致《大公报》缄，不禁发指，因赴海光亭，晤清水、犬养等，谈及此事，余愤极之余，不禁泣下。”周在27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又谓此次高、陶发表文件，于吾辈大有不利，补救之法，在以事实证明其文件之不确。”日人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在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上，突然把作为日华两国条约的基础而进行谈判的密约揭露了出来，发生了攻击汪兆铭一派的和平运动为卖国行为的事件。……对于高、陶的暴露密约，汪兆铭、周佛海、梅思平立即分别加以反驳，声明说：他们两人在报纸上所发表的东西，不过是在谈判过程中的一个草案。但他们内心受到的冲击是难以掩盖的无可争辩，这对和平运动的前途投下了阴影。我和板垣总参谋长从1月22日起到27日逗留在青岛东洋旅馆中，知道了这个报道，立即同汪、周、梅等会见。最伤心的是周佛海，他认为高、陶的逃走毫不值得追究，但愤慨地说暴露密约完全是背叛行为，他泪下如雨，也不擦掉双颊的泪水，惟有长叹而已。”日人影佐祯昭在回忆中写道：高、陶“两人逃出上海，在香港把兴亚院指示的谈判草案原封不动地在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上的注意”。

就在《大公报》香港版披露汪精卫的卖国文字前夕，国民政府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滋正在香港，他于1月21日也拿到这份文件，立即让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发布日汪密约的消息，22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一消息，还做了三栏的标题：《汪逆卖国密约》、《经高宗武陶希圣揭破》、《条件苛刻甚于二十一条》，但并无密约的具体内容。23日，《中央日报》才刊登了这份臭名昭著的密约的全部内容。23日，《大公报》重庆版在《敌汪阴谋全盘暴露》的大标题下，也刊登了《要纲》，因《大公报》重庆版总编辑王芸生事先得到消息，所以他还撰写了题为《汪阴谋的大暴露》的社评，揭露汪逆卖国实质。在23日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了蒋介石的《为日汪密约告全国军民书》，称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机械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号召中华民国“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同日，中共重庆《新华日报》发表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的社论，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这次汪精卫的卖国文字被揭露，《大公报》抢了“独家新闻”，而提供新闻材料的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命运却是耐人寻味的。高宗武此后在香港得到蒋介石奖励的5万元美金，并由蒋亲自批示给了“高其昌”的化名“官员护照”，得以出洋游历。他带着年轻的妻子赴美作了“寓公”。那时，5万元美金是一笔可观的数字。从此，他在美国隐姓埋名，不谈抗战以及蒋汪之事。这是他接受蒋介石5万元美金的交换条件。之后，蒋还不断给他美元，陈布雷曾于1942年5月28日致电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由贺主任耀祖名义汇上美金四千元，系委座发高宗武旅学费，即请转交高君，并复为荷。”而陶希圣呢？他事后到了重庆，蒋介石给以高官厚禄，参加由陈布雷主持的第二侍从室的工作，参与蒋的机密；陶还替蒋撰写了《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经陈布雷润色后发表。（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抗战时一场气象情报争夺战　作者：蔡天新

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后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各国战场的败局已定。中、美、英等盟军为了防止入侵东南亚各国的日军从东南沿海撤退，堵住日军海上退路，决定增兵台湾海峡，对东南亚战场的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但由于盟军对台湾海峡的气候条件不甚了解，一时不敢贸然出兵。所以，中国东南沿海的气象情报，成为整个战略的关键。经中、美两国谍报人员的多方侦察，发现台湾海峡的一个小岛屿上即乌丘岛航标站中存有丰富的气象资料。

找关系摸情况

乌丘岛坐落在福建省莆田市湄洲湾外的台湾海峡，隶属原莆田县湄洲镇管辖。乌丘岛分为大乌丘和小乌丘两个岛屿，大乌丘岛离原莆田市的平海镇只有15海里，小乌丘屿处在大乌丘岛的南部，与台湾隔海相望（现仍处于台湾当局统治之下）。由于岛屿面积小，又孤悬海外，故旧的民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个岛屿。但小乌丘屿地处台湾海峡中心点，是中国大陆通往海外的重要航道，在台湾海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20世纪初，海上交通日益繁荣，台湾海峡过往船只增多，为了给海上通行的轮船导航，地方政府便在小乌丘屿上建立了一个航标站，并派人看管航站，记录海上气象变化情况，年长日久，便积累不少宝贵的气象资料。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掌握东南沿海的海上通道，动用武力占领了台湾海峡的众多岛屿，小乌丘屿是其中的一个。日军占领后，在小乌丘屿上建立了海上供给站，派兵守卫，封锁周围海域，禁止附近岛屿的渔民上屿，使本来就人烟稀少的孤岛，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为了尽快获得小乌丘屿上储存的气象资料，1945年初，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美国梅乐斯海军准将同国民党军统总部联合签署命令，命令强调：据侦察在福建省莆田县沿海的乌丘屿灯塔里保存着最完整的气象资料，美国海军配合中国军队不惜一切代价，以最短的时间夺取气象情报，移送盟军总部。命令签发后，中美合作所立即派人赶到福建，实施行动计划。福建中美合作所参谋长兼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接受任务后，不敢怠慢，决定由中美合作所下属的东南训练班副主任兼第七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林超少将会同美方人员，共同筹划猎取气象资料的军事行动。林超接受任务后，马上着手前期的了解工作，但从美国海军提供的地图上查看，只发现湄洲湾外的海面上标有两个小黑点，根本查不到小乌丘屿的地点和方位。于是，林超又向福建省政府的地质部门打听小乌丘屿的情况，仍然一无所获。正当林超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想起刚刚就聘东南训练班警政系的教官刘浑生中校。2年前刘浑生就任莆田县警察局局长，刚刚辞职来东南训练班不及1个月，对莆田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又是林超的学生，师生关系也不错。但由于刘浑生刚刚接受一项重要任务，正在闽东一带海湾勘察“盟军登陆点”。于是，林超马上向东南办事处主任李崇诗汇报，要求立即将刘浑生召回。一纸急电，刘浑生不敢怠慢，星夜赶回东南训练班驻地建瓯的东峰。

当晚，林超少将邀请刘浑生共进晚餐。席间，林超和盘托出军统局本部的命令和完成该任务的难处，希望刘能助他一臂之力。一者由于师生关系，老师有难学生岂有不帮之理；二者此举乃抗日救国之大事，国人哪有推辞之词，刘浑生欣然接受了任务。

笫二天，林超带领刘浑生会同美方顾问、东南班负责人及特训班顾问张驰等有关人员，共同商讨了一个“夜袭乌丘屿，武装夺取气象资料”的周密行动方案。其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即日起成立“奇袭乌丘屿突击队”，归中校教官兼突击队指导刘浑生领导；二是突击队所需的特种武器和器材由美方负责提供，由美方派出2名军官负责特种器材的操作培训和维修；三是制定了突击队的组织机构和行动方案。突击队下设侦察组和行动队，前者从东南特训班第一突击营抽出10名具有侦察技能的莆仙籍学生组成，随刘浑生先期出发；后者由第一、第二突击营中挑选出150—200名善于水战的学员组成，编为一个中队，施以各种技术训练，随时待命出发。袭击方案由福建省东南办事处上报中美合作所总部，经美方代表华兹少校同意后，付诸实施。

1945年2月1日，时值除夕的前一天，10名侦察员在刘浑生的带领下，以回乡过年为由分散返回莆田。随后几天，这些身着便衣的特工人员，白天以走亲串戚为由，深入海边进行侦察，了解大、小乌丘屿的情况，晚上则陆续潜入刘浑生的驻所汇总情况。但因日军占领乌丘岛后，加强了封锁，几乎没人能接近日占岛。侦察员经过几天侦察，仅弄清了乌丘屿的大致轮廓、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以及岛屿周边的海水深度、潮汐流向、落差和屿上建筑物的外观等一般情况。对岛屿上的兵力分布、武器装备、岗哨布防等有用信息，一点都没有了解到。所以，大家认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打入敌巢侦察，才能彻底弄清敌情。于是，刘浑生决定将10名队员分为5个组，一个组留在身边担任交通员和助手，其他4个组分别派驻莆田县的三江口、埭头、忠门、莆禧等4个海边活动点，并要求队员设法混入渔民中跟船出海捕鱼或下海走私，以便接近乌丘屿。同时，为了便于指挥，刘浑生也将指挥点搬迁到与乌丘屿隔海相望的莆田平海镇。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江口驻点小组很快就有了意外收获。该组的叶、陈两队员在涵江结识了一个姓林的妓女，林某与驻乌丘岛的伪军大队长张秀宝（惠安人）曾是一对露水鸳鸯，便许以重金，邀其下海走私。由叶、陈二人出资金、船只和采购商品，办理有关货物出口手续等，由林某负责进岛与贩卖。计划从三江口偷运粮、酒、肉、禽、蛋品等至乌丘屿，以换取鱼干、鸦片、布匹等运回陆地贩卖，获利3人均分。无本生意对林某来说求之不得，她欣然应允。然而，首航时货物就被岛上哨兵扣押，林某要求面见张秀宝。情人天降，张秀宝喜出望外，上船检查货后，又盘问了叶、陈二人的底细，见所言与林某介绍的情况相同，遂深信不疑。此后，每隔3至5天就出航一趟，没多久，叶、陈两人就与海上的伪军们混熟了。加上他俩出手大方，很受伪军们欢迎，在同伪军的闲谈中了解到一些驻守小乌丘屿的日军情况，但仍然没有获得重要的情报。

在同大乌丘岛走私的同时，叶、陈又设法同小乌丘屿的日军做“生意”。他们结识了一个专给日军作翻译的汉奸，先送他一份厚礼，然后请他设法牵线搭桥，并许以重金酬谢。汉奸见有利可图，便极力推荐。日军因生活需要，答应叶、陈输送一些日常生活用品，特别强调要兴化米粉和莆田荔枝酒。但日军又怕泄露屿上的军事情报，规定只能在码头上交易，不准登岸。小乌丘屿只有一处靠船码头，其余地方都是悬崖峭壁、奇岩怪石，不能停泊船只。日军在码头上设了一个哨所，日夜派兵把守，不准中国人上屿，甚至连驻大乌丘岛的伪军头目接受任务也只在码头上传达。叶、陈的走私船得准靠泊后，千方百计同屿上的人员接触。在买卖中，他们又认识了屿上惟一的中国人，此人原籍莆田望江，自幼被雇到小乌丘屿与一个看灯的俄国人做伴。日军占领小乌丘屿后，俄国人逃命去了，而他却被日军留下来挑水做饭，久而久之，竟能通日语，因而自然成为叶、陈的买卖翻译。由于叶、陈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但买卖甚合日军之意，并很快地同屿上的中国人成为好朋友。据了解日军对他控制很严，不准他离岛一步，最近2年，日军对他稍微信任之后，也只准许他住在大乌丘岛的老婆每星期来这里住一晚。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叶、陈利用去大乌丘岛之机，多次给他老婆送礼，联络感情，并从这位“望江嫂”的口中套出小乌丘屿的许多日军情况。

经过半个多月的努力，叶、陈初步摸清了海上大、小乌丘屿的详情。原来大乌丘屿的面积有1平方公里左右，地势平坦，驻有伪军张秀宝大队，约有人枪200余，大、小船只10余艘，该大队名义上受驻南竿塘的“福建和平救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张逸舟指挥，实际上受驻小乌丘屿的日军小分队指挥。而小乌丘屿实际上只是露出海面的一块大礁石，面积约几十平方米，海拔约100多米。礁石之上原是乱石堆，以前为了建航标站将其铺成平地。在平地周围用乱石砌成一道约4米高、1.5米宽的围墙，围墙里建了一座10余米高的灯塔。面对大乌丘岛方向留有一个出口和一扇铁门，铁门日夜关闭，并有警犬守护。从铁门到码头有一条几百级高的石阶路，是通往灯塔的惟一通路。围墙内用石头砌成了5间房子，作为日军士兵的宿舍，还有一间电台室和一间地下储存室。屋前建了一座灯塔，塔楼分为3层，底层为一房一厅，房是那个看灯中国人的宿舍，厅则是日军的厨房和餐厅。中层是工作室，除了安装气象测绘设备外，还存放着几十年的气象记录资料，那便是突击队所要猎取的目标。顶层置有风向标、望远镜等设备，日军占领后又架设着一门能作360度旋转的勃郎宁机关炮。室外顶端悬挂着一盏能自动明灭的讯号灯，以警示海上的来往船只。灯塔的底面是个天然洞穴，洞底有一眼清泉，安装着提水设备，泉水不但可供驻守人员饮用，而且还可供应过往的日海军舰艇的急用。洞内还存有几百桶汽油，专门为日军舰艇紧急加油备用的。小乌丘屿原驻守日军30余人，1943年后因正面战场兵力不足，屿上人员陆续被抽掉走，当时只剩15人。连同家属6人，总共21人。其中军官、军曹各1人，士兵编制一个加强班，分别承担电台、警戒、驾船等勤务，测量气象和讯号管理由电台人员兼任。从兵力分布和装备用途的情况看，小乌丘屿不但是日军海上的导航站，而且还是日军在东南沿海的一个临时补给点。所以，袭击小乌丘屿不仅可夺取有关的气象资料，而且可以摧毁日海军的海上中转站。

经过一个月的侦察，侦察组初步摸清了大、小乌丘屿的具体情况，虽然在此期间刘浑生与林超日日通话，汇报侦察的进展情况，但刘浑生还是专门向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递交了一份“已接近目标”的书面报告。详细介绍了大、小乌丘屿的地理位置、兵力分布、军事防务和交通、气候等情况，并提出突击方案。建议组织一支人员精悍勇敢、善于水陆作战的突击队，并立即带足各种战备器材，调到莆田平海进行应急训练，以熟悉水战环境。

两套方案预备，乘“东风”一举成功

林超收到报告后，立即上报军统局，并马上实施战斗方案。3月上旬，东南办事处在东南训练班中抽调了180名受过基础训练的学员，组成了一支临时突击队，以罗中中校为队长，又配备了一名姓李的上尉为副队长。美国海军方面也派出教官富勒上尉、礼本各中尉和3名美军机械军士和1名叫李保罗的翻译参加突击队。为了防止暴露行动计划，突击队以演习为名，从闽北的建阳出发，经南平、闽清，辗转永泰，于第三天夜间抵达莆田城内的梅峰寺。罗中中校一到莆田即同刘浑生中校接头。刘向突击队通报了敌情，并讨论制定了两套行动方案。一个是以叶、陈的走私船为工具，进行正面强攻，因岛上日军兵力较少，我军可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将其击败；二是等待雾天分两路偷袭。一路偷渡到小乌丘屿的正面，解决码头哨兵，并负责大乌丘岛方面的警戒，得手之后发出信号；另一路作为突击队的主力，偷渡到小乌丘屿的背面，将船停靠在离屿最近的地方，然后涉水到围墙下，爬上围墙，潜伏屋顶，当听到码头的得手信号声后，立即投弹，先炸死警犬和炸毁电台，然后组织火力冲开一条血路，直闯灯塔，猎取气象资料，夺取屋顶的机关炮，并用火力阻止大乌丘岛方面伪军的增援。任务完成后炸毁油库，摧毁灯塔，然后从正门撤兵，退回莆田平海。

东南办事处经过反复研究，批准了突击队的第二套作战方案。但第二套方案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须等待雾天；二是必须准备船只。于是，还是通过叶、陈那条“走私船”的艄公，不惜代价租用了4条民船和艄公。然后在船内装上美军装备的马达，并挑选了50名体格强壮、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让他们换上便衣，打扮成渔民，跟船出海，以适应海上作战环境。

然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连几天海上气候良好，使突击队的军事行动迟迟难以付予实施。1945年3月中旬，机会终于来了，据气象部门预测，次晨海面将有大雾。林超少将立即命令突击队立即行动。当晚8时许，突击队分乘5条民船从莆田平海下海。队员们佯装为出海捕捞的渔民，将枪支弹药包装成“货物”藏放在船舱里。走在前头的1号船是叶、陈的走私船，船舱内潜伏着3名武技高超的突击队员，直奔码头，负责解决码头的哨兵；第2、3、4号船各配10至12名主力队员，由上尉李副队长带队，作为主攻队；5号船作为预备接应的船只，备有临时维修部件、药品及通讯器材，战斗时并不靠岸，在小乌丘屿码头与其背面礁石之间游弋，随时准备接应。罗中队长、刘浑生和2名美军教官都在这条船上，实际上5号船是此次战斗行动的临时指挥部。

当晚，湄洲湾外风平浪静，夜幕深沉，为了不惊动大乌丘岛的伪军，突击队的渔船不开动马达，顺着潮水缓缓前进，一路上没有遇上敌情和其他渔船。夜里11时许，海上刮起东北风，空中乌云渐布，海雾骤起，且愈来愈浓，能见度极差。这时，突击队已接近小乌丘屿，按原计划立即兵分3路，向小乌丘屿包抄而去。主攻队靠近登陆点后，训练有素的突击队员们纷纷跳入水中，徒涉到岸边的乱石堆上，进而冲到围墙下，搭上事先准备的软梯，一个个队员敏捷地翻上了墙，潜伏在日军宿舍的屋顶上。

与此同时，叶、陈带领的1号船也靠近码头，他们一边手持白布摇动示意，一边降下风帆直靠码头。因叶、陈是岛上的老卖主，日军哨兵均认识，每次走私船靠岸，都会额外给哨兵一些食品“咪西咪西”。所以，哨兵并不怀疑，站在船头看了一眼后，准备回哨所内叫醒另外2名哨兵一起去“验货”。哨兵刚转身，潜伏在船舱里的突击队员一跃而上，将其扳倒。其他突击队员迅速冲进哨所，将2名正在酣睡的日兵干掉。这一切行动只在短短的几秒之内，叶、陈见袭击成功，立即发出信号。只听一声令下，埋伏在屋顶的突击队员纷纷将手榴弹扔进日军住宿的5间房里。刹那间，炸声雷动，大多数日军尚未醒来便一命呜呼。个别侥幸活命的日军，提着衣裤四处逃窜，但顷刻之间又全部倒在突击队的枪口之下。全歼了房内的日军之后，李副队长立即带领一个小组冲进灯塔楼，几个队员冲进二层，搜取目的物，其余的队员冲上顶层控制了机关炮。队员们用麻袋将42本厚厚的海洋气象资料装了起来，抬进了船舱。其他的人员分头打扫战场，但只见横七竖八地躺着21具尸体，却遍寻不着那位莆田老乡。突击队员按计划在油库里安放了定时炸弹，但又怕这位老乡尚未离屿，又发动队员四处寻找了一遍，仍未找着。由于时间急迫，突击队只好集队撤离。分别登上2、3、4号船，发动马达立即返航。1号船因没有安装马达，故弃而不用，其他的船只在5号船的指挥下，迅速撤离小乌丘屿。

突击队撤退10分钟之后，埋藏在油库的定时炸弹引爆，只听一声巨响，小乌丘屿上火光冲天，顿时成为一片火海。小乌丘屿上的枪声和爆炸声惊动了大乌丘岛的伪军，电台的中断也引起日海军基地的疑惑。1小时后，日海军基地派出一架侦察机在岛屿上空盘旋，观察屿上的情况。但因大雾垂海，能见度极低，日机既探不明乌丘屿上的情况，也没发现突击队的船队，从而使突击队能够安全撤离。

乌丘屿一战，虽然战斗规模不大，却是中美盟军精密策划、联手出击的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尽管击毙日军数量不多，但所缴获的东南沿海气象资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由于抗战期间中方人员过分相信盟军，致使宝贵的气象资料未加整理和复制就拱手相送，这也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了隐患。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郑重治史　惠泽吾辈　作者：呼燕燕　呼郑南　呼满红

爸爸去世已经整整两年了，我们一直不相信他离开了我们且永不回来，仿佛他只是出差在外或参加什么重要文件的起草，一时不能回家，突然有一天他又会提着公文包兴冲冲地回来，可这样的情景始终不能再现。多少次逢年过节，阖家团聚，惟不见爸爸，全家人不免悲从中来，伤痛不已。然而爸爸的音容笑貌却一直留在我们心中，他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对待同志、朋友、家人的件件往事总是那么鲜活地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在我们眼中，爸爸的生活没有上班下班之分，没有工作休息之别，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总是在读书或写作。他多年工作在中央理论宣传部门，因具有较高的理论文字水平，对工作认真尽责、精益求精，一直得到领导的信任，他直接参与了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献的起草、编写工作，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等等。我们很小时就知道，每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工作，爸爸为了赶写文章住在招待所经常几个星期不回家，回家来看到的也是他伏在书堆和稿纸之间的情形。在我们看来，爸爸的工作既枯燥又乏味，家里的事都要靠妈妈一人承担，对我们的关心也不够。然而随着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国家日益兴旺繁荣，爸爸参与起草的这些重要文献的意义也日益显现出来，渐渐为我们所理解，爸爸不是只会看书、写字的书生，而是为国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理论工作者。

爸爸对待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作风是出了名的，他曾告诉我们，他多次参与起草的党和国家会议的重要文章、重大报告，正式印刷前他都要做最后校对，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爸爸书生气很重，除了读书写作，不会关心自己的健康，不会为自己争待遇。工作虽然劳累，但爸爸不求自己出名，甘做无名英雄。每天兴致勃勃地读书、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他博览群书，写就了大量文章。然而当我们整理他堆积如山的书稿时，却发现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文章却很有限。正如同事们评价他的：半生俯首做嫁衣，文牍等身书生累。爸爸的许多老领导老同事曾说过，像《胡乔木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等书籍，理论性、政治性很强，但涉及的内容复杂散乱，整理编撰需要水平高、熟悉情况又不惜力的人默默奉献，这些书离开你爸爸是很难编撰完成的。

爸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信仰坚定，对待工作任劳任怨，但思想上从不因循守旧，政治上决不盲从投机。1957年为了替划为右派的徐宗勉叔叔说话，主持公道，他自己入党差点儿转不了正。文革中为反对陈伯达，他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在干校整整劳动6年。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他努力实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眼界更为开阔，心情更为振奋。对于后期遭遇的一些挫折和不公对待，他坦然承受，对于来自极“左”势力的攻讦，他奋起反击。在家中少见他抑郁消沉反而常常听到他兴奋的笑声。离休后，他干得最为痛快、最能体现他思想意志的事，就是创办《百年潮》杂志，从创刊号起，他一一到老同志家约稿，从些须小事到每一篇文章，他都倾注了全部精力，为我们树立了呕心沥血做成一番事业的典范。《百年潮》文章的质量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与爸爸付出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爸爸自少年起就关心国家兴亡，大学期间投身革命，晚年他回忆起1948年11月离开北平奔赴冀东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又亲历北平解放的经历，作诗二首：

一

又逢风鹤迭惊时，挥泪离平伴雨丝。

劳燕纷纷奔绿野，古城默默望红旗。

问关伍子轻生死，投止张生览画诗。

莫道书生难革命，长衫卸罢换征衣。

二

欢庆平津解放时，古城春雪白如丝。

万家歌唱千家舞，水样人流火样旗。

地覆天翻惊广宇，时移世易树碑诗。

战和声里军威壮，南望烽烟整炮衣。

热情充溢的诗句表达了他献身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一生追求真理，无怨无悔的心情，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爸爸心地善良，和蔼友善，对同志、友人、家人总是充满温情，因而他人缘极好，生病住院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前来看望。他病逝后，许多同志朋友满怀感情地向我们回忆起与他的友谊和曾经得到过的帮助：文革中曾被打成走资派而长期在外地工作的王里伯伯，是爸爸想方设法，帮他调回北京工作，他听说爸爸病逝的消息，禁不住失声痛哭；单位里刚分配来的年轻人住房困难，爸爸立即帮助解决；龚育之叔叔与爸爸自中学同学起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爸爸敬重龚叔叔，对他的工作、健康极为关心，龚叔叔搬家住房条件得以改善，爸爸也为之高兴，写诗祝贺：

勤修案牍不修窝，部长书生气若何。

诸葛庐低才自旺，子云亭小客常多。

龙离旧泽深藏尾，鹊换新巢巧唱歌。

穷达浮沉身外事，故人长忆亦长磋。

有一次龚叔叔因病住院手术，爸爸密切关注，得知手术成功，病愈出院，他欣喜万分，又赠词一首：

老大频怀旧。数平生，交游海内，几人诗友？烽火长沙曾共砚，击楫湘江酹酒。还试比，文章魁首。旭日东升乾坤换，趁青春，唱向光明路。管鲍谊，切磋久。

才华俊逸云龙走。发硎新，砉然奏刃，显君身手。屈贾深遗家国恨，今古娥眉见诟。风雨夜，鸡鸣相守。晚岁险惊刀圭劫，幸安痊，红树经霜秀。望霁月，祝高寿！

爸爸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有许多忘年之交：有的是老领导，像胡绳老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老上级，爸爸视为良师益友，一方面认真虚心求教学习，另一方面又经常一起研究问题，交流思想，甚至争辩不休。有时又诗词唱和，相互切磋。一次爸爸和胡绳老回干校看望，写诗一首：

重到高基日，风招淡淡云。

城宽村路近，农富稼耕新。

校址依稀认，乡情缱绻亲。

沧桑惊巨变，欣作白头吟。

胡绳老为他批改：诗意亲切，语句平稳。惟“亲”“新”同韵，“吟”尚可说是邻韵，“云”则相距较远。可考虑换一句，用“人”字押韵。

几十年深入的沟通理解，使他们在许多理论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在许多重要文献中得以体现。而后来与爸爸结识、共事的许多年轻人，又视爸爸为良师益友，因为他思想开放，愿意接受新鲜事物，处事公道。他们常与爸爸谈心，爸爸也总是尽其所能，给他们无私的爱护和有力的扶持。

爸爸视亲情乡情重如山岳，外地来京的亲友，不管事先通报的还是突然袭击的，爸爸总是热情款待，尽量让住在家里，于是家里常备多套客用被褥，被我们戏称为湖南驻京招待站。爸爸一生很勤俭，但对他人却很慷慨，有几个年轻的湖南老乡来京学习、工作，爸爸为他们交学费、交房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爸爸十分喜欢孩子，儿孙绕膝，是他最为舒心的天伦之乐，他对孩子爱护有加，期许甚高，但十分民主，从不苛求。妹妹满红做编辑工作，她写了文章后请爸爸过目，爸爸会很认真地修改，使文稿顿添光彩，妹妹的编辑水平很快提高，受益匪浅。爸爸最愿意与孩子们在一起，几天不见就想，外孙萧杨、天一都继承了外公喜欢读书、钻研等许多优点，萧杨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外公吟诵古诗文，耳濡目染，慢慢地也能和外公谈诗论文，深受喜爱。

爸爸为人谦和，说话轻言细语，加上深度近视，终日手不释卷的形象，使他确像叔叔阿姨们戏称的“老秀才”。他有“不食人间烟火”，“不理油盐酱醋”的一面，穿衣戴帽生活起居不求时髦，待人接物不设心机。但他更有内秀的一面，生活情趣丰富，乐观开朗，感情细腻，爸爸在家中有如大厦梁柱，有如温暖的壁炉，护佑着我们，给我们愉快生活的空间，无论他的智慧幽默还是他的迂拙迟钝都带给我们许许多多的欢乐。

爸爸喜欢诗词，对古诗词有很深入的研究，闲暇时背诗、高兴时写诗、与诗友和诗、为亲朋赠诗。家里到处可找到他不同时期写的诗、填的词，有些还保留着反复修改、逐字推敲的痕迹，让我们看到了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可惜我们没能请他一一注释，有些不了解写作背景和出处，但我们还是希望今后能出版他的诗集，来展现他诗人的情怀。

除了读书，爸爸也爱好音乐和体育。他会拉手风琴，喜欢听音乐，特别是西方古典交响乐，而且常常琢磨作者和创作背景，力求深入地理解和欣赏作品。他会打乒乓球、羽毛球，喜爱游泳，在大海里畅游时他不紧不慢，充分地享受着和大自然的亲近。

我们家长时间住房窄小，在干校多年更是无法言“家”，一旦回到北京，有了两间住房，爸爸似乎感到改善了许多，也要创造家庭的温馨，他亲自动手，设计打造家具，甚有情趣。

在干校的生活很艰苦，爸爸和许多同事还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作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时常在大会小会上遭受批斗，交待问题，还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改造。但他乐观开朗，坚强勇敢。他带着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拉煤，披星戴月两腿泥，到水田里放水浇秧，使我们经受了很大锻炼。挨批斗之余，爸爸不忘诗词爱好，常常和同事们相互打油唱和，自得其乐。当时胡绳老是头号批判对象，许多人不敢接近他，但爸爸出于对胡老多年的了解，在那样压抑紧张的气氛下，仍不忘与胡老互赠打油诗，爸爸曾将胡老那时写的一首打油诗背写给我们：

玄曹空论长，废话最称王。

量米姚家斗，拉鸡黄鼠狼。

秀才称郑顾，胖子属钟张。

骡小能生子，老牛本是羊。

大包营菜圃，猴子管书房。

邓胡分大小，朱刘论短长。

布点心房巧，蜂窝口席张。

（注：曹景元人称曹老玄，王主玉口若悬河；姚维斗管大家的口粮，黄展鹏人称老拉；郑惠和顾明被称为秀才，钟国豪和张先畴身材较胖；罗圣泉生了两个儿子，杨文炬大家叫他老牛；包英杰管菜园子，孙杰仁大家叫他猴子管阅览室；大邓胡即邓力群、胡绳，小邓胡即邓绍英、胡光明，朱仁祥个子矮小大家叫他朱部长，刘际启个子高大；房良均最年轻大家叫他小不点手很巧，席凤云爱张罗）

读起它，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干校的叔叔阿姨们各显其能，小诗诙谐幽默地描绘了当时的干校生活和各人特点，其中“秀才称郑顾”中的“郑”即指爸爸，“秀才”是爸爸在干校时的绰号，可见他的才华是被公认的。

爸爸生性开朗乐观，生病住院期间，他精神一直很好，许多来看望他的亲友都说他不像重病在身，我们也一直以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直到爸爸逝世之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的“病中偶感”一诗中原有“心如古井微澜止，命似阴云大晓迟”之句，才知道他其实早就清楚自己病情较重。只是为了不使亲人们伤心着急，而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并将诗句改为“春烟秋雨征程老，今是昨非觉悟迟”。因此他更加珍惜时间，不放过可能的一分一秒时间。他接待众多的来访者，商讨工作，讲述自己亲历的重要事件及著述思路，医生多次制止也无济于事。他还整理编辑出版了自己的文集《程门立雪忆胡绳》，审阅了《朱基走向中南海之路》的部分书稿，加快了已经开始的《胡绳传》的写作。由于在突然大吐血而昏迷之前，他一直精神较好，并未遭受痛楚，因此可以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对康复满怀信心，还计划着做许多事。2003年2月23日，爸爸憧憬着完成自己的鸿篇巨制，携儿孙回故乡与亲友故交欢聚的美好情景，含笑离开了我们，只有他未能实现的宿愿成为留给我们的深深遗憾。

告别会上，爸爸的老朋友们都惋惜说他走得太早了，他们冒着寒风前来为他送行，大量的唁电、挽联、诗词、纪念文章褒扬了他的人品才华和一生的劳作，寄托了深深不已的怀念之情。此篇标题，用的就是石仲泉叔叔写的嵌入爸爸名字挽联中的两句，全联是：

郑重治史，潜心吟诗，敷教先进文化，创办百年潮；

惠泽吾辈，提携后生，秉持诤言资政，弘扬二胡学。

这样的怀念文字还有很多很多，其中的深情厚谊当让爸爸含笑于九泉，也让我们全家感激不尽，永志难忘。

2005年1月16日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5期 我的老伴金如柏　作者：郑织文

金如柏是我的老伴，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去世，去世前任中央军委委员、军委炮兵政治委员。他已经离去了21年。21年来，国家巨大的发展和社会巨大的变化，让我一想起他来，就感慨万千。

“闹革命就没有家”

如今人们最温暖、最留恋的就是家。如柏他们那一代共产党人，最不顾的也就是家。

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去世又早，母亲对他钟爱异常，虽家境贫寒仍供他读完高小。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江西省永丰，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恩江学会，并在家乡搞起了农会，17岁成为乡农协的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大土豪刘协济抓住了他，在房梁上吊打，限当日交付一百二十光洋赎金，否则第二天一早押送县城。当时永丰城大西门前遍横“赤党分子”尸首。他母亲一双小脚，整整一天蹒跚奔走，当房子卖地、四处借债，傍晚才凑齐那笔钱。人赎回来了，他又多次外出寻找红军。30年6月，红军克永丰，他得讯到县城参加了红三军。走前母亲死死拉住他，痛哭流涕。他在自传中写道：“自己斗争很激烈，闹革命就没有家。我这样的家是不容易离开的，主要对母亲有留恋，我走后家一定会垮。可怜我母亲从小养大我这个孤子，是为了来养老的。”

他还是坚决走了，一走二十年。母亲顶着“土匪婆”罪名被赶离家乡，四处讨饭，在集市上被人用秤杆打瞎了左眼，在小油灯下织带子又熬坏了右眼。革命胜利后再见到他母亲，老人家一身缀满补钉的破衣和一头灰白的头发，只能用模糊的视线辨别想了二十年的儿子。

他后来专门请人在大理石上给母亲画了一幅像，用最好的木头镶成镜框，高高挂在墙上。

如柏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非常重亲情的人。但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84年去世，他只在59年回过一次家乡。他的生命，没有献给辛苦抚养他的母亲，没有献给家乡的山水土地，而献给了人民解放事业，熔化在更多陌生的山水、陌生的人们中间了。

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人。“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迫害，5年关押中见不到一个亲人，除了“交待问题”不许和任何人说话，每天除半小时“放风”，没有多少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的自由。1972年被释放，本应在非常难得的家庭团聚中好好调养一下身心，他却让孩子们带着简单行装参军上路，奔赴天南地北。临行前全家坐公共汽车出去吃了顿分别饭，他说：“我很早离开自己的家庭。17岁闹农会，家里因我倾家荡产。要革命，不能顾家。”

就这样，刚刚回到阔别五年的亲人中间，孩子们就跟他一一告别了。他长期患心脏病，孩子们在外地得到他犯病的消息，都为他担心。他知道后一面埋怨我走露了消息，一面戴上老花镜给孩子们回信：“我的身体今秋比去秋好，勿念。你妈妈反映我的情况是不完全的”，“一点小病，已过去，何必大惊小怪。”每封信的末尾都是“祝工作好、学习好、身体好”。他不让孩子们耽误工作，更不准因他的病请假回家。其实他是非常想念天各一方的孩子们的。当时我家住在机关宿舍三楼的一个小单元里，严重的心脏病不允许他经常上下楼，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每天除了看书报，他就坐在那张漆面斑驳的两屉桌前，长久的望着窗外。从感情上讲，他是多么希望儿女们在身边以解除这寂寞的时刻呵。他自己去排队买菜，自己抹桌子、扫地。犯病后别人把他从一楼背到三楼。但他不让子女们知道，不许他们请假回家照顾他。看到孩子们一封封来信，看到他们立功、受奖、入团、入党，每次他都激动得流下眼泪。孩子的立功喜报就放在他的抽屉里，有时间就拿出来，一遍一遍地看。

跟所有的父母一样，他希望子女们有出息。什么算“出息”，他有两条标准：生活上艰苦朴素，政治上追求进步。他说：走到哪里也不能忘记这两点。孩子们都知道，跟他在一起最好少讲个人的小家庭建设、少讲调资晋级。他一生不为经营小家庭费神费时，也最看不起这样的人。他最看重为事业献身的志向。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也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他是个受了很多苦的人”

这句话是1984年3月如柏病危时，他的老战友、女将军李贞赶来看他时说的。

1934年王明路线时期，如柏被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撤消团政委职务，“取消做政治工作的资格”。时任红军四分校政治部主任的李贞把他留下来当文书，在接踵而来的肃反高潮中因李贞的保护他才免于一死。

遭受错误路线打击的他后来被分配到机枪连工作，背机枪，行军时走后尾，打仗时留在后面掩护。一次完成掩护任务后，疲劳过度倒在路边睡着了，幸亏余秋里同志从后面赶上来看见，叫醒了他，两人一起追赶队伍。如柏当时患严重的痔疮，犯病时走路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肩扛机枪。他对余秋里说：“你放心，我不会掉队，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战争年代的艰苦以长征为最。因为走在队伍后尾，只好挖前面部队埋在地下的牛、羊骨头吃。他在自传中写道，过草地时，“我连自己的斗笠（牛皮的）、（鞋的）皮底、裤带（皮的）都吃完了”。余秋里同志后来感慨地回忆说，“如果不是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很难设想完成这一艰苦历程的。”

战争年代的考验经过了，和平年代的考验又来了。1955年全军授军衔，因为某种原因，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报中将最后改为少将。他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说明着他的资历和资格。后来在众多战友的反映下，定级时做了补偿。这些事情他从来不讲，我也是“文化大革命”后从余秋里、王恩茂等同志那里知道的。余秋里同志后来写文章回忆说：“金如柏总是替组织、替他人设想种种事情。党的‘八大’推选代表时，他在昆明军区任副政委，党组织准备提名他出席‘八大’。他考虑昆明军区所属部队都是四兵团的底子，而他是从其他单位调去的，没有什么代表性，辞谢了。‘十二大’和六届人大前他在军委炮兵，在酝酿出席‘十二大’代表和六届人大代表预选对象时，党组织准备提他。他又以调来炮兵不久，没有什么代表性和年大体弱为由，一再表示辞谢并建议从炮兵系统年轻的科技干部或教学人员中选一名代表。”

“文化大革命”中，他经受了更严酷的考验：被单独“隔离审查”五年。五年中被关地下室、锅炉房，经常挨打，关押5年中被打了多少次，难以计数。曾连续四个月每晚只让睡两三个小时，而且必须开着灯、面朝上这样一个固定姿式。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自己从来不对我们讲，我们都是通过侧面才了解到的。证明这一切的，是释放出来后体检表上开列的多种新增疾病：肺结核、胸壁结核、脊椎、膝关节结核……如柏在关押中偷偷在报纸的夹缝里写了许多小诗，名曰“囚中吟”。其中几首写道：“伪造诬据何其多，亲痛仇快无奈何。是非自有分明日，只恐病重难渡过。”“贺龙死党斗三年，残酷残酷史无前。左思右想理不通，这算是什么路线。”“历史清白乱追查，伪造证据往上挂。横眉冷笑相对待，胸有成竹我不怕。”听与他一起关押的老战友们讲：当时大家觉得“好汉不吃眼前亏”，唯有他经常和警卫人员大吵，整个走廊都听得见。为此他比别人多吃了不少苦头。被关押期间他也出了名：“思想最顽固”、态度最硬。解除监禁后这些事情又使他惭愧。他说，战士们都是执行命令的，他们有什么办法。回家十几天他就带我一道去警卫班，向战士们道歉。那些战士没想到这种时候他还会来，非常感动。后来一次到301医院看病，又碰到一个曾经和他吵得很厉害的战士，他主动上前握手。那个战士拉着他的手，流出了眼泪。

他并不是忘记过去、以求平安的人，他要忘掉的是一切个人的委屈和痛苦。他终身不忘这样一件事：1931年苏区打“AB团”，与他同屋的一个战友被拉出去，指为AB团。执行的战士挥刀时有些手软，那个被砍的战友扶着鲜血直流的脖颈还在喊：“我是CP，不是AB团哪！”特别到了晚年，这些往事使他热泪盈眶。他反复跟我和孩子们讲：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不应该只是个人恩怨，多少战友倒下去了，在探求真理、寻找真理的道路上，中国革命经历了多么艰难的曲折历程，中国共产党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牺牲。他激动地说：“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局面啊！”

关押中的三次见面

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当时如柏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兼军事法院院长，我是秘书。1967年7月，林彪突然在天安门号召造反派：“你们要战斗，要突击，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顿时总政机关就乱了套，加之如柏曾是贺龙的部下，1967年11月8日造反派宣布金如柏是中央“二办”专案对象，我是爪牙，即日隔离审查。我俩被关在总政太平庄集体宿舍的一间小屋里。不到一个月又将金带走，我俩被分别关起来。

我每日要到办公室劳动，中午拔草，晚饭后推垃圾，直至夜间十点造反派才将我的住房门打开，允许我回家休息。这些我都可以忍受，最使我放心不下的是如柏音讯全无，他有心肌梗塞病史，药还有没有？他睡眠不好，给不给他安眠药？有没有热水给他？衣服换了如何办？？？我是一百个放心不下。

十多天后，上午我劳动后上楼，听见一片吆喝声：“金如柏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喊声响彻走廊。他们在开他的批斗会，我无论如何要见他一面，当时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我急忙拿上杯子，倒了一杯开水，快步向会议室走去。我看见他面色苍白地站在中间，这时造反派头头见我进去，大声骂道：你干什么？滚出去！一巴掌打掉了水杯，我的手被烫红了，水杯打的粉碎。我又看了如柏一眼，他睁着既无助又无奈的眼睛说：“你去吧。”我被推出了门，一下子坐在地上，我的心在滴血，他那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是那么刻骨铭心啊！

第二次见面是四年后。这四年真是度日如年，不许通信，不许送东西，只知道他活着。属中央“二办”专案，关押在总政自设的“监护室”里，具体关在什么地方不得而知。

北京黄寺总政宿舍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柏同几个“要犯”关押在黄寺院子一座小楼里，每天上午几个人轮流“放风”。第二天上午我就带着小儿子一伟来到那个小楼外，远远的等着。第一个、第二个出来的都不是，第三个出来了，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他面无血色，瘦得皮包骨头，头发和胡须都很长。他在房前大约十米长的小路上低头慢慢地走着，有两个战士看守。因为他一直不抬头，我很着急，于是跟一伟说，你推自行车从他面前走过，我在这边喊你引起他的注意。一伟从楼后边绕过去，我就在距他四五米的地方喊“一伟，我在这里。”他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抬头看看一伟，又看看我。我比原来瘦了约四十斤，一伟也从十三岁长到十七岁，比他高出一头了，他惊奇的眼光不敢多看，就坐在路边。我俩一直等到放风结束后才回去。

我仍不满足，第二天我又带着二儿子前往，但等了一上午不见一个人出来，第三天又去，仍不见人。

是否因见了我们受刺激犯了心脏病？是否被专案组发现了要为难他？……又是许多没有答案的问号，留给我这颗受伤的心。

第三次见面仍是北京黄寺，又隔了半年多，如柏关在另一幢楼里。

也许是上苍想帮助我，这天我去黄寺办事，朋友说如柏关在B楼里，我去到那个楼前，被关押的四人已经“放风“在外。如柏首先看见我，当时路边正好停放着一辆拖拉机，他站在拖拉机西边不远的地方，我来到拖拉机东边，正苦于无法说话时，旁边来了一个妇女抱着孩子，她把孩子放在拖拉机上玩儿，我急中生智主动与这一妇女答话：我被关押一年半就放出来了，现在在石家庄干校劳动，每三个月可以回来一次；大女儿生了一个男孩，母子都好；二女儿在合肥当军医；三女儿在内蒙兵团劳动；大儿子插队在宜川；二儿子在街道工厂吹瓶子；小儿子在集体宿舍院子里劳动，家里都很好。那个妇女摸不着头脑，瞪着一双莫名其妙的大眼睛看着我听我说。我说完不久，战士催着说“放风”的时间到了，如柏顺手在路边摘了一根柏树枝，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看我，摇了摇手中的柏树枝，我勉强挤出一丝苦笑。

恢复自由后，如柏说那天是他关押四年多来心情最好的一天，因为不仅见到了我，而且听我亲口说了家中每个成员的情况，那一天他即兴写了一首小诗：

手摇柏枝情意长，我坐冤牢你不忘，

天河出在人间地，见面不言心齐放。

“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

1972年底他获释，从监禁地回到家整理东西时，从衬衣口袋里掉出一张纸片，上面就是这十一个字：“我死不瞑目，我相信党组织。”这是他在被诬陷、被批斗、被关押、被殴打那个最艰难的时期身患重病、自虑难愈时，用颤抖的手写在一个药袋背面、然后叠好放进自己内衣口袋的“遗书”。他觉得可能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

那一回他流泪了。他把那张揉皱的药袋片拣起来，用手掌展平，对家人说：“我从17岁到处找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党员开会，没有通知我还大闹了一场：我早就是共产党了，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别人笑我一顿。支部书记拿本‘党员须知’给我看，我才知道弄错了。后来我入党了，至今记得誓词有四句：‘一、遵守党纲党章；二、服从党纪；三、严守机密；四、永不叛党’。”

这几句话他真正做到了。他对党组织的信任终身不改。对自己能成为这个组织中的一员终身不悔。1972年他解除关押放了出来，没有做结论，住在集体宿舍三楼，生活待遇也比较差，当时有人劝他给江青写封信，改变一下处境，他说“我一辈子不解放也不给她写信。”邓小平同志出来后，他找到邓小平同志，不讲自己的处境与待遇，专门讲“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存在的问题。后来在一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主管军队干部工作的领导同志说：“金如柏是个大好人。”

他的遗物中，有一组他生前最喜爱的照片。那是1979年底在漳州照的。一路上他反复念叨：漳州、漳州。随行人奇怪，好像有什么重要事情在那里等他。漳州到了，他不顾长途颠簸的疲劳，一下车就去找一个什么广场。大家跟着他转了半天，才在一个绿荫环绕的露天会场前停下来。他眼里晶亮闪闪，说，就是这个地方，都变样了。他告诉大家：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就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聆听毛泽东同志讲话。四十七年重返故地，他百感交集。

如柏平时是不喜欢照相的，唯这次没有反对给他拍照。走到红军攻克漳州纪念馆前，他破天荒第一次提出：要在这个地方留个影，并且叮嘱：一定要照好。他自己整整军容，摸摸领章，正正帽子，然后像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并拢双腿，挺起了胸。身后纪念馆那面墙壁上，还可见到当年红三军留下的大标语：“扩大红军”。他又回到了那个热血奔涌的岁月，回到了那些共同奋斗的战友们中间。

这张珍贵的照片就在眼前。今天，我好像仍然看见他在那个露天会场神采飞扬的挥手谈笑，看见他在“扩大红军”的标语前立正、挺胸、抬头。回想这些往事，总让我产生一个又一个梦想。当我们国家的许多历史真相披露时，我梦想如果他知道，肯定会比我们更兴奋，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一个满身伤痛的胜利者；我甚至梦想有一天，他突然回来站在我的面前大声说：我回来了！当年赤脚参加革命的他，又回到了今天已经繁荣富强的祖国。

他晚年曾经一笔一划地给孩子写下自己参加革命的情景：“1925年五卅运动，我一个十六岁的学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最先接受的革命道理，就是列强欺压中国，中国是一个睡狮。”现在列强不敢欺侮中国了，睡狮业已警醒，他完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如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我知道我心中的梦想实现不了，但这些梦永远是我的精神寄托。在梦中我看见他赤着脚板，满身伤痛，佩带着将军军衔和三枚一级勋章组成的全部光荣，与千千万万已经牺牲的战友们一起，走进共和国的史册。（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5期 政治史意义下的文学史写作　作者：周巍峙

周扬自二十多岁就步入左翼革命阵营，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7年从上海来到延安，作为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周扬一直为毛泽东所倚重。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周扬一直是中国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并被称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执行者。

周扬的是非功过，需从历史的氛围来看。在党内政治生活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周扬在思想上的睿智和理论上的卓识是他人难以企及的。但是，当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指导方针存在着严重失误的时候，周扬也难置身事外。他不但竭力宣传执行“左”的理论，而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严重伤文、伤人。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周扬对于过去“左”的思潮造成的危害，心情感到甚为沉重。他从理论的高度对自己在十七年中的工作进行了深切的反思，尤其对在“左”的路线指导下伤文、伤人的事情有了醒悟，感到十分沉痛。

子曰：“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韩愈说：“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无勇。”人能知自己的过处，是大智。坚决改之，是大勇。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扬的确做到了大彻大悟，大智大勇。“文化大革命”以后，在那一个全民族反思的年月里，周扬同志真诚地、动情地向那些受过伤害的同志致歉，同时泪眼模糊地剖析自己。在谈到30年代文艺问题时，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对鲁迅先生的意见尊重不够。作为一位文艺界长期的领导人、理论权威，他良知的反思具有深刻性与彻底性。

从历史的反思中向受伤害的同志表达愧疚之意，周扬首先想到的就是冯雪峰同志。

冯雪峰同志比周扬同志长5岁，他与周扬一样，都是在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白色恐怖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在“左翼”革命文艺阵营中，周、冯两人曾经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相濡以沫的同志。

遗憾的是，这种关系并没有多长时间，两人就几乎从战友、同志成为冤家对头。这起因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没有去找周扬、夏衍等党员，而去找了鲁迅，以及“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尤其以后在鲁迅答徐懋庸信中点出“四条汉子”（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的问题，使他们的处境十分尴尬。

建国以后，冯雪峰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周、冯二人虽同属文艺界，但当年“两个口号”争论的阴影，一直在他们之间游荡，不但情感隔膜，甚至思想也常处于对立状态。到1957年反“右”时，作协党组扩大会旧事重提，“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冯雪峰被划为右派的“罪证”之一；再往后，“文化大革命”揭幕，“国防文学”又被野心家江青诬为资产阶级口号，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斗直到入狱；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冯雪峰，也未能幸免，受到残酷的迫害。直到1975年冯雪峰生病在家，周扬从监狱释放出来，他去看了冯雪峰。两位命运多舛的同志站到了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多年的芥蒂终于冰消雪融。

在这次历史的会面之后，冯雪峰写了他生命中的绝笔：《两只锦鸡》。文章中两人胸怀宽阔，对历史有深刻认识的形象，也跃然纸上。

因在文艺界工作多年，周扬、冯雪峰之间的这种戏剧性关系，我也有所了解。也许正因为如此，徐庆全同志才将这部《周扬与冯雪峰》书稿送给我，希望我能读完全稿，提提意见，特别表达了希望我为之写序的愿望。

《周扬与冯雪峰》全书25万字，比较准确地描写了两个个性鲜明的历史人物彼此的牵绊、纠葛、恩怨，以及他们在历史风云的变幻中跌宕起伏的命运。读完这部书稿后，虽然对我很有启发，也让我颇有感慨，但要提笔写序却让我十分犹豫，难以落笔。

首先，虽然在上个世纪30年代，我作为一个进步的文艺青年，在上海左翼文艺界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音乐活动，与音乐界领导比较熟悉，但与周扬、冯雪峰、夏衍等人并未见过面。“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当时我虽然在报纸上看到，但认识不深。对于周扬与冯雪峰之间的关系，根本不了解。

其次，建国后，我直接在周扬领导的文艺部门工作，但与冯雪峰在工作上的来往不多。只听说二人之间关系不很融洽，我也不很关心。及到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批判冯雪峰，1955年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将冯雪峰定为文艺界大右派等几次“左”的批判运动中，扯到历史旧账，扯到“两个口号”论争，我都感到十分意外。我因对于这种伤人、伤文的批判斗争运动有一种天然的反感，总感到在运动中一些有才华的人被打倒很可惜，对工作、创作是很大的损失。加之我业务工作很忙，只参加了必须要求参加的一两次会，对整个批判过程基本上不关心。因而对于“两个口号”论争中的一些情况，仍旧停留在30年代的印象中。因此要我作序感到不够格，难以应允。

不过，我还是愿意为这本书说点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政治方向一致的文艺口号竟在文艺界争论了几十年，最后被江青利用，成为在文艺界打倒一切的突破口。这段历史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一段“公案”值得我们搞清楚，应该加以分析总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时，我不是核心人物，只是参与者之一。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关于“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我认为，这一口号对于抗日救亡、建立广泛的文艺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亡斗争和文艺活动是有积极作用的。在周扬文章发表两个月后，有同志要我为进步刊物《生活知识》写文章，我就写下了《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的文章。我的看法是，“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文化运动”，具有“一致主张唤起民众，建立民族文化的国防，巩固意识上的阵线，作抗敌、除奸收回失地的准备”的作用，因而在音乐方面“实有建设国防音乐”的必要，并进而发出“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的号召。我还提出，建立国防音乐，必须使音乐大众化，“竭力写得非常通俗，使农工商学兵、老幼男女都能懂得。只有大众能明了歌词的意义，才能形成大众一致的救亡意识”。

因为持有“国防的”，同时也是“大众的”看法，所以，后来读到冯雪峰倡议经鲁迅首肯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我也是拥护的。我认为“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是抗日的，都是对的。因而对于“两个口号”大争论很不以为然。及至后来这又成为冯雪峰被定为“右派”的罪状之一，我更是不理解。特别在1966年，我读到江青和林彪共谋所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江青污蔑党领导的左翼文艺是“文艺黑线”的说法，让我不寒而栗——30年代进行左翼运动的人，都是提着脑袋在为革命工作，怎么都成为破坏革命的“黑线”人物了呢？后来我也成为这条“黑线”的头目被残酷批判，但从心底来说，我始终认为左翼文艺是革命的，这样的批判是颠倒历史的，因而对许多现象产生疑问，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场噩梦”的开始。

“文革”浩劫后，“两个口号”更闹得沸沸扬扬，是非颠倒。以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来看，我认识到：周扬和冯雪峰这两只锦鸡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只是个人的恩恩怨怨。放在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的长河中，在政治斗争中来考察，这样的悲剧不是他们哪一个人造成的，更多的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历史氛围，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他们二人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同我们党对文艺运动领导上的失误和挫折，同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的风风雨雨都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看到这一层后，我很希望有人能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作为切入点，从更深层次上考察文艺运动的历史。因为我觉得只有从历史的高度出发，才能很好地总结这场争论。为此，80年代初，冯文彬同志任主任的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成立时，作为委员的我便向冯文彬同志提出，趁着参加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老同志还健在，应当尽快搜集资料，并组织人员研究总结这一段历史。当时，我虽然兼任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但我觉得力量不足，对这一段的文艺史实进行分析总结，还是应该由党的有关领导部门来进行比较合适。但是，因为这个委员会事务繁多，或其他原因，这个建议也就没有实现。

为了弄清一些问题，我也看过周扬和上海文化界一些党员领导同志在延安时谈到他们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后，如何坚持党的斗争，开展革命文艺工作的情况，也看过周扬写的自传、回忆录等文章，并在参与筹办一些30年代文艺先驱，像田汉、阳翰笙、夏衍等人的学术纪念活动时，也多次讲过这一观点，目的是寄希望于一些文学史研究家，希望他们完成这一研究。但是，坦率地说，尽管关于30年代文艺的研究取得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成果，但以周扬和冯雪峰的关系为切入点的研究成果，我很少看到。现在读到徐庆全同志这本书后，留存在心中多年的愿望又被激活了。

作者徐庆全同志，从1996年开始，致力于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也许正因为他不是研究文学史的科班出身，他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反而是视野开阔、高屋建瓴的。不仅仅局限在文艺范畴内研究，而是把文艺活动放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考察。书中对周、冯二人关系的考察，也是基于这个大舞台。舞台上远景，是我们党一幕幕波澜壮阔、丰富曲折的历史影像；而近景则是文艺运动历史上的一朵朵浪花。远近背景的相互交替，在舞台上活动的周扬和冯雪峰的形象，也就鲜活起来了。两人50年交往中的一切，也就被还原到一个个历史场景中去；进而，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建国后几次“左”的大批判运动的历史，也在这种考察中清晰起来。

比方说，三十年代周扬与鲁迅之间不融洽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作者没有人云亦云地单纯纠缠在个人恩怨上，而是从30年代整个上海大的历史环境以及党的组织原则上来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作者看来，考察周扬与鲁迅的关系，30年代上海白色恐怖是最主要的线索。正是因为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的日渐加剧，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严重破坏，特别是1935年对田汉、阳翰笙等文化界党员的大逮捕，导致周扬等人行动更不自由，没有与鲁迅及时沟通的条件，才加深了鲁迅对周扬的一些误解；而远在陕北的党中央更难以得知上海党的组织的具体情况，才指示冯雪峰先与鲁迅等非党人士联系，这也是十分正确的、合理的，周扬本不应为此耿耿于怀。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周扬居无定所，行动隐蔽。鲁迅虽然名气很大，为了躲避迫害，也曾多次搬家，周扬和鲁迅难于及时沟通，沟通不到位，误解也就产生了。作为30年代过来的人，作者的这一分析，在我心中引起共鸣。

因此，我很看重作者从历史大场景来定位整个左翼文艺运动史这一特点。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我常听到周扬提到的一句话是：“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而阶级斗争是最大的政治。这句话意味着文艺界的每一次运动，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思潮。因此，研究文学史，如果不与政治、历史，也就是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要想取得很好的成果是很难的。徐庆全同志在涉足文学史研究之前，就具备了丰富的党史知识，这就使他对文学史的研究，对周扬和冯雪峰关系的研究，也有了更多的历史感。

这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是以史实说话。书中的资料非常丰富，有许多是首次亮相。徐庆全同志是从历史研究转而进行文学史研究的，历史研究所要求的深入挖掘材料、实证史料等素养，他是具备了的。通读全书可以看出，作者在搜求材料上下了很大功夫。书中那些鲜为人知的材料有两个方面来源：一是留存在文艺界人士个人手上的书札和机关档案，这些都是未曾披露的，也只有有心人才能搜集到的；一是文艺界人士口述回忆。听他说，自1996年转到对周扬和文艺界的研究后，他主要从事的就是这两项工作。他先后采访了几十位文艺界人士（我也是在他来采访时认识他的）。抱着“历史的书写从来就不是伟人的专利”的想法，作者采访的对象十分广泛，既有亲历重大历史事件的“重量级人物”，也有当年参与历史事件的普通人员，甚至只是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广泛的采访，同一事件不同背景下，不同参与者的叙说，便于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汇总历史全貌，进而得出自己的看法。而这样的采访工作又促进了作者对文艺界档案材料的挖掘和搜集工作。且不说书中的观点如何，就史料而言，此书的出版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具备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品格，古人称之为“史德”。这也是本书的第三个特点。按照古人的说法，“史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秉笔直书，“誉人不益其美，毁人不益其恶”；二是对于此前不甚清楚的、或者已经有定论的历史事件，经过自己的探索，敢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作者具有学术探讨的勇气和睿智，尽力追求历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悟力和洞察力。他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却不是单纯地铺陈史料，而是从史料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力求做到全方位地描述历史。应该说，这种探索难能可贵。

当然，我也不是对书中的观点或分析都赞同。而且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种研究也是没有止境的，学术研究也同样有“与时俱进”的问题。况且，一本书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解决，同时也肯定有某些不足。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这本书的总体评价和认同，也不妨碍我向读者推荐这本书。

是为序。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5期 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　作者：苏育英　邬谟侠

编者按：张志新，女，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期间，面对着国家的混乱局面，她独立思考，对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极“左”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对毛泽东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左”的错误有深入的剖析。1969年9月24日，张志新被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之后被捕入狱，被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里，张志新尽管受到非人的折磨，但仍不肯认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天，她被反绑着双手拉出牢房，一把手术刀野蛮地切断了她的喉管，使她发不出正义的声音。两小时后，张志新在大洼刑场被枪决。

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听取对张志新冤案的复查汇报。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坚决主张尽快平反。他在会上说：张志新同志是一个好党员，坚持真理，坚持党性，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我主张和赞成定为烈士，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79年8月，任仲夷在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张志新冤案作了系统的专题发言。他说：从张志新被害事件中，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到，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法西斯专政。其后，辽宁省委作出了《关于为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此案平反，震惊全国。

今年是张志新烈士殉难30周年，原辽宁省委宣传部两位作者写出了《张志新殉难三十周年祭》一文，当年力主为张志新平反、现年92岁的任仲夷老读到此文非常赞赏，将这篇文章推荐给本刊。他在给杜导正同志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合时宜，更具有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怎样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而张志新同志就是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典型，特别是在‘十年动乱’的政治运动中坚持真理的典型，我们广大党员更应学习这种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精神。”现特发表此文，以纪念这位坚持真理的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每年的4月4日对辽宁的人民来说，是一个沉甸甸的值得永久纪念的时日。因为这是党的好女儿、好干部张志新烈士殉难的纪念日。到今年，张志新烈士已经离开我们30周年了。张志新烈士英勇斗争的事迹，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为她平反昭雪后已广为传播。在她殉难十周年之际，邓颖超、陆定一、黄火青等中央和原省委七位老一辈革命家都题词，予以纪念。她的英名已载入《辞海》史册，并列入中国共产党“简史”之中。她的独特斗争的事迹，在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活中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40多年前，张志新同志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名干部。她1930年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教师之家，受过良好的家庭和大学教育。从军队复员到地方后，从事理论、宣传和文艺工作。她性格开朗，热情好学，多才多艺，勤奋工作。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她同众多的党员干部一样热情参与。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造成党和国家的混乱，社会上打、砸、抢风行而起，张志新则由疑虑、清醒转为愤怒，痛斥林彪、“四人帮”种种罪行，自觉地、坚定地捍卫党的正确路线。于1969年9月在盘锦市省五七干校被捕，于1970年8月被判无期徒刑，直至1975年4月4日为坚持真理而殉难。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3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做出为张志新同志彻底平反昭雪、追认她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并于3月31日召开两千多人的大会为她平反昭雪。

张志新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事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所面对的敌人，不是刘胡兰时代张牙舞爪的国民党反动派，而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着共产党的招牌，窃踞党和国家高位的反革命。同这类伪装的阴谋家进行斗争，必须具有马列主义水平和高度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张志新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坚持真理，捍卫党的正确路线，进行英勇斗争的时代英雄，她是先进共产党员的表率和楷模。

张志新同志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大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一种浩然正气？在她的斗争事迹中有哪些思想、品质、精神值得我们永久学习？这就是：

她具有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和信念。张志新同志于1954年入党，她在入党志愿书中曾写“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将坚持革命斗争……永不中途动摇，永不叛党，永远跟着党走，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和目的，将献出我的青春和生命。”1969年12月，在被拘留的监狱里，她曾写：“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为人类解放而献身，我决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张志新同志这种伟大的理想和信念，绝不是建立在表面和口头上，她勤奋好学，始终掌握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深入观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林彪“四人帮”的种种阴谋言行。在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管在干校、拘留所和监狱里，她都在选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她从这些著作中学到的理论，深刻思考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重大事件，研究了社会主义时期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并写出了十几万字质疑材料。她运用这些理论武器，联系实际，对历史和现实，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得出正确结论。她看清了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种种阴谋，从而对文化大革命由参加、疑虑到清醒。张志新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从社会上发生的大量事实中，上升到共产党人理论上的认知，并从感性到理性的升华，这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从而坚定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坚定了自己的政治方向、坚定了政治观点、坚定了政治立场。最近，中共中央发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通知中和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党的先进性的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基本要求，首先要坚持理想信念。在各个历史阶段，党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应该是终生不变的。

再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党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张志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清醒和坚定。她对党坚信不疑，在艰难严酷的时刻，把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看成是改造自己、纯洁党性的磨练。她在狱中六年，针对审讯人员的提问，写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万言书。她明确宣示，“一个党员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作为共产主义者，应该要求自己在斗争中提高政治修养，对敌绝不稚气，对自己也不放松。”在斗争中，她不断探索真理，孜孜以求改造自己，纯洁自己的党性。她说：“对错误不能用原则做交易，只有经过严肃认真的思考解决矛盾，才能合乎党性的判断。”她庄严宣告，“对关系党和国家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是忠于党的表现。”她在监狱中每次审讯总是高昂着头，她说：“共产党没有低头的习惯，要想革命吗，你就应当是个强者。”她的万言书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1970年6月29日的夜晚，在狱中她借着微弱的灯光，把手纸裁成一块块，把地板上紫红色的油漆一点点刮下来，用水润湿涂在纸上，把染红的纸贴在胸口上，用体温烘干，最后扎成一朵精致小红花，表达她对党的深深的怀念。在以后几年党的生日时，她又做了十几个精美的圆形、长方形、三角形的小书签，把自己忠于党的誓言写在书签上，时刻表达她对党的情怀和热爱。在她入党十五周年之际，她自己谱写了《迎新》歌，歌词中说：“十五年前的这一天，我庄严宣读了誓言……十五年后的这一天，我严肃接受了党的审判，不是我违背了誓言，为什么没有‘落案’，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追求真理，坚持战斗……铲私根，战恶浪……向前，勇敢接受考验，迎接胜利的春天。”她多么渴望这个春天的早日到来。

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纯洁的先进性，不惜舍小我而为大我。她抛弃了温暖的家庭和可爱的孩子及年迈的双亲等21位亲人，身在监狱的她给爱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嘱咐他“要保重身体，照顾好孩子，把我彻底忘却。”她表示，“一个人不管生与死，只要为了革命就有意义。”当张志新年迈的父母知道女儿被冤屈之事后，其父在梦中见她和妹妹在舞台上曾经演出过的《魔鬼舞曲》、《悲歌》、《终了曲》后与世长辞。而其母则在病中坐起，没有眼泪，怒目而视，并激愤地说：“不看到志新昭雪的那一天，我死不瞑目。”谁无高堂、谁无爱人、子女、兄妹，张志新为了坚持真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崇高纯洁的党性而义无反顾地抛弃了反哺之情、神圣的爱情和子女骨肉之情而被迫离开了她所有的亲人。

三是她具有一个共产党员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张志新坚持真理，凭她的坚定信念和纯洁的党性，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敢于同林彪、“四人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她当时的政治观点，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触犯政治禁区的。她捍卫党的正确路线，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她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反对“三忠于”，反对“顶峰论”，批判林彪大树特树搞个人迷信而行篡党夺权的阴谋；她维护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抵制林彪、“四人帮”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违反历史规律的倒行逆施；她忧国忧民，反对社会上的打、砸、抢，为国家的安危忧心忡忡；她对林彪不信赖，怀疑江青历史有问题，反对党章上把林彪定为接班人。当她的这些观点被定罪，并被逮捕，定为现行反革命之后，她仍威武不屈，志坚如钢。在监狱中每一次审讯，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她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中写道：“我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担忧，我不是反革命，我们从来主张讲老实话讲真话，我越来越感到我没有错。”她认为自己的意见“起之有因，看法观点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见错不究，不促其改变，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前提和目的只有一个，捍卫党的原则和革命利益。”她坚定地说：“哥白尼发现地球是圆的，他被定了罪，后来证明他是对的，我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时间和实践将会做出公正的裁判。”这就是张志新同志。

1975年2月，“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下令，决定诛杀张志新。1975年4月4日清晨，办案人员向她宣读判决书，并问张志新有什么要说的？她坚持要看判决书，遭到无理拒绝，她愤怒地说：“不给看，无法回答，不要再问了，我的观点不变。”行刑前，行刑的刽子手怕张志新喊口号，竟惨无人道地将其喉管割断，而张志新仍圆睁双眼，挺立在囚车上，直至走向刑场。她只是微微地颤动着双唇，似乎对“四人帮”有万丈怒火，要把自己心中的冤屈向党倾诉。最后，她不得不倒在罪恶的枪口下。

今天我们在回忆这段惨烈的历史，回忆张志新同志铮铮铁骨的大无畏精神，真诚地希望在发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法制，构建和谐社会中，张志新式悲壮的事件不再发生，让它永远成为历史！

张志新同志，没有离开我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她将永远记载在中国历史和党的历史上。

2005年第5期 长城　汉字　黄河　长江　作者：官伟勋

长城

近年来，不时有嘲笑长城“无用”的议论。说花那么多人力物力，死那么多人，挡住外族入侵了吗？修长城实在是个又笨又蠢的主意。有的还把修筑长城归结为我们祖先闭关锁国自我封闭心态的产物。

这是很不公正的。

嘲笑长城无用倒也并非今日始。唐人楮载不就在他的《长城》诗里说过：“安知万里连云色，不及尧阶三尺高”吗？只不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熙熙攘攘你来我往内外交流的热络，认同这种嘲笑的又多了一些罢了。

然而，细心观察一下可以发现：自古以来对长城持否定态度的，多属文人墨客，鲜有政治家军事家。相反，在那个北方游牧民族一再崛起，长城一线居民一再遭受残酷侵扰的时代，凡身负边防重任又真懂军事的人，鲜有不重视长城作用的。

长城有用没用要看事实。明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从浙东沿海调任蓟州总兵，一到任，就“修边墙，练军队，边防面貌为之一新”。《明史》称，由于他“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照着他的既定方针），数十年无事。”而在他之前，17年间撤了10个大将。都是因边境不守“犯罪去职”的。秦朝当年不也因为“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里，不敢南下而牧马”吗？怎么能说长城没用呢？

有关长城的信息，最早见于《春秋左传》僖公四年所谓楚国筑“方城”的记载。其后有战国时期齐、楚、魏、燕、赵等国在要害地带相继修筑城墙的记录。秦灭六国后，“乃使蒙恬将30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河套以南）”，为阻匈奴南侵，便把秦、燕、赵三国的城墙加以修缮，连接为西起临洮，北傍阴山，东至辽东的城墙。这就是后人所称的“万里长城”。

北魏、北齐、北周、隋，都曾在北边与游牧民族接境之处修长城。到了明朝正统年间，“鞑靼牧地渐次南展”。为防瓦剌和鞑靼入侵，嘉靖（1522至1567）以后，在与鞑靼及朵颜三卫交界的地方，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老龙头，“多次坚筑长城”，当时称“边墙”。后来为防女真等侵扰，又往东修至今丹东。之后，随着瓦剌和鞑靼势力的扩大，又修了从宣化、大同到山西一线的所谓“次边”。

不久前许多报刊刊登一条消息，说最新考古发现新疆罗布泊有长城遗址，因此，长城的西端不是嘉峪关，而是再往西500多公里的罗布泊。

没几天，又有消息说，社科院的专家指出，在罗布泊发现的应是烽燧。烽燧貌为墩台，也叫亭，是为燃放烽烟报警用的。它不是连绵不断的墙体，不能叫长城。

这是一个不该发生的错误。

从根本上讲，长城本是农业民族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入侵而建的。以农为本的民族，春播、夏管、秋收、冬藏，一时不能耽误。一误农时全年无收。因此必须定居以保农时。游牧族群则不然，哪里有水草往哪里去，即所谓“逐水草而居”，而且往往伴随着抢掠以补不足。“虏获财畜”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抢能杀被看作英雄的事业光荣的行为！

有人形容我国北方辽阔的草原是个游牧民族轮番演出的大舞台，一个种族经过征战兼并强大了，便四出征掠，所向披靡不可一世。但不久就由盛而衰，由东往西消失了。然后，又一个种族逐渐崛起，重演一场轰轰烈烈的盛衰剧。由于其地域偏北，气候寒冷，干旱少雨，不时有风雪灾害，所以十分向往南方农业地区的粮草财富，于是便趁秋高气爽草盛粮丰之际“南下而牧马”——抢粮抢草抢妇女孩子，屠杀反抗者。所谓“马前挂人头，马后驮妇女”，就是这种生活的真实写照。

游牧铁骑，来如狂风从天而降，去如闪电，倏忽间无影无踪。长年定居一地的一家一户的农业民族，对之防不胜防。你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他不来。你撤了，他来了。你再回来，他又走了。他的全部家当都在马上，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用步兵，难以对付；用骑兵，“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兵5人。3万5千骑，抵15万（应是17万5）步。”少了，不管用。多了，久了，“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容斋随笔》176）日子一久，再富再强的国家也拖垮了。为了节约开支，用有限的兵力，实施有效的防御，老祖宗才被迫想出建长城加烽火台这个“笨”办法，以迟滞骑兵的突袭，争取宝贵的集中兵力的时间。一些王朝得以“几十年无事”，靠的就是这类“笨”办法。

由此可知，把长城修到罗布泊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那是一个“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法显传》）的地方。不要说根本不可能调集那么多劳力去那个没水没粮没砖石没柴草的沙漠施工，即使能修，也实在没有值得防御的。墙内墙外都是沙漠，防什么？

这样的一条消息，按说是不该经过受过高等教育者的手一再编发出去的。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对历史教学的忽视程度。章学诚说过：“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诚哉斯言！国亡了，记住历史还有复国的希望。把自己的历史都忘了，复国还从何谈起？

不错，长城的确多次被攻破过，但“责任”不在长城。再好的武器工事也要靠人用。长城被破，是由于政府腐败，君昏臣佞残害忠良“自毁长城”。长城是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伟大创造。它是我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生动象征！它用令整个世界叹为观止的伟大形象向世人宣示：能创造这等伟大工程的民族决不会被打垮！她必将永远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愿我亲爱的同胞不要轻易否定我们祖先的作为。

应予嘲笑的，只能是那些根本不以国家利益为重，只顾个人享乐大刮民脂民膏的国之蛀虫民之蟊贼！

汉字

汉字的名声也像长城一样屡遭责难。与长城不同的是，否定的声音主要出自近现代，但激烈之程度则远过于对长城。说复杂的汉字，是我国难以消灭文盲全民文化素质难以提高的原因之一。是导致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罪魁。说中国如果也使用拼音文字，早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五四”时期的一位著名大学的教授不还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吗？

当时的中国，列强横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整个民族确实“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识之士都在探求中国之所以积弱积贫的原因，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妙药。各就所学各抒己见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主张。这是很自然的。

如今，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成了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中国人书写用的字还是汉字。于是乎，批评汉字的声音就几乎听不到了。相反对汉字大加赞赏的声音倒时有所闻了。

有意思的是，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国外。

据1982年5月，英国著名的自然科学杂志《自然》披露：日、英、美、法、西德5个发达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在共同进行的智力测验中，各自对本国的儿童智商进行检查，结果是：英、美、法、西德的儿童是100；日本是110。在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大部分学者认为与是否学汉字有关。他们认为：“学汉字，使得把握复杂的几何学的感觉特别发达。”

以上的见解并不是个别人的随意见解，而是经过调查研究经过科学推论所提出的看法。无独有偶，在今年2月3日法国《巴黎竞赛画报》上又有一篇《德斯坦谈中国》的文章，也谈到了汉字。他说：“中国人的智商远远高过我们，在美国西海岸的大学里，中国学生的优异成绩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有人问他这有什么秘诀吗？他回答说：“他们的教育体系完全以记忆为基础。幼儿园的孩子们不是画画、捏泥，而是坐在小课桌后面长时间地学写字，因为他们必须记住这些字。一个人要想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他至少得会1500个字，这是最低限度了。如果想上学，就得记住5000到6000个字。除了死记硬背别无他法。所以自然就需要他们勤奋好学。”（2002.2.3《参考资料》）

汉字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而且是从古到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字——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越来越发展越来越丰富，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掌握所使用——这决不是偶然的。

古埃及的文字早已随着古埃及王国的灭亡而灭亡了。它遗留下来的文字，直到18世纪才被拿破仑带去远征埃及的学者商买臣所破译。尼罗河两岸的人民早已不再使用这种文字了。两河流域的古文字也没能流传下来。有名的赫提文化，它的象形文字用于铭刻和印章，至今没能破译。古希腊迈锡尼文化的线形文字，到荷马时代已无人使用。代替它的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借来的。古波斯大约从大居鲁士时代起，开始用楔形文字书写。但即使在当时，“纯古波斯语的应用范围十分狭窄，只有地方和部落的意义。”印度至今仍有400多种语言。独立后，“以印地语为国语，通用英语。”其古文字的命运可想而知。

有人主张中国也统统使用拼音文字。天哪！请想一想，如果当年不是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我国各地都各用拼音文字记录自己的语言，拼出来的文字，不要说广东人看不懂福建、浙江、山西、山东人的文字，就是福建人自己，闽南人也看不懂闽西人闽北人的文字。大军南下到福建剿匪时，部队天天行军非常疲劳，战士们很想知道到宿营地还有多远？在福州刚学了一句：“靠关袄换要鬼里？”（到建瓯还有几里？）翻过一座大山就不管用了！如果全国各地都用拼音，中国恐怕就不是“有400种语言”了，四千四万种语言都可能有！

幸亏我们有统一的方块字，林则徐的福建话再难懂，他的奏折一上，道光皇帝一目了然。康有为梁启超的老广腔再厉害，他们的维新条陈，光绪皇帝也能看个明明白白。

我国每一个朝代都有为前朝修史的好传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保留着我们这么丰富这么灿烂辉煌的历史典籍文化著作。不懂汉字就没办法在这个无比丰富的精神宝库里畅游欣赏，无法认识并从中汲取可贵的知识。要把它完全翻译成拼音文字是不可想象的。新版《新华字典》里拼“JI”的音就含有150来个汉字，是“几”是“急”？是“鸡”？是“挤”还是“激”、“棘”、“乩”？猜吧！读用拼音拼出的我国古典著作，怕比登天还难！

黄河长江

一些心怀叵测敌视中国的人，一直在散布一种论调：中国太大了！太可怕了！中国应该分成七块才不会给亚洲与世界造成威胁。

国内个别人士也有一种近似或说貌似而神异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人口太多面积太大，不如欧洲分成若干个国家，互相竞争会发展得更快些！持这种论调的虽与前者动机不同，但同样是非常错误的，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中国，从古到今，这么多的人，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几千年来一直顽强地生活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决非偶然，其中必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这不是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可以决定或加以改变的。

人们常引用《三国演义》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是不准确的。就中国的历史来说，实际上是分的时间很短，而合的时间则很长很长。

中国之所以分裂不了，不仅是由其人文历史决定的，也是由其特定的自然环境决定的。

我国的西端是帕米尔高原。往南延伸是直插苍穹“离天三尺三”的喜马拉雅山。往北有高耸入云终年积雪的阿尔泰山。它们形成一道几乎是“与世隔绝”天然屏障。我国西高东低，从海拔五六千米以上一直东下到海拔50米以下的沿海，落差之大，为他国所没有。在这落差极大的而又极其广袤的土地上，黄河长江就像两条巨龙，一条黄龙，一条青龙，紧紧地把整个大地各个民族连结在一起。

长江在宜宾以上叫金沙江，从宜宾到宜昌叫川江，从枝城到城陵矶叫荆江，扬州以下叫扬子江。金沙江、川江奔腾于崇山峻岭，汹涌澎湃劈崖斩谷直趋三峡。一过宜昌就进入平原地带，汹涌的江水宣泄不通，形成迂回曲折的“豆腐腰”。汛期一来，江水猛涨，“豆腐腰”也容纳不下了，湖泊洼地沼泽地带就成了分洪之处。洞庭湖周围的农民和所有沼泽地带的居民如果要围湖造田，堤坝高筑，武汉三镇就要“人或为鱼鳖”。黄河九曲，兰州地区已经春暖花开，河套一带还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融化的春水滔滔北去，北端的冰层越积越厚，堤决冰溃漫出河床，茫茫牧场芸芸众生瞬间就会被冰河吞没。上游不节制用水，下游不仅无水灌溉，人畜饮水也成问题。千百年的淤积使黄河成了地上河，上游不治下游治，没用。上游治下游不治也不行。一旦堤决河水改道，就不知有多少郡县多少老百姓淹没于黄泥水浆之中。历代王朝之所以都把治理黄河当作朝廷大事来抓，原因在此。中国自古有“黄河清，天下平”之说，充分说明了治理黄河的重要意义。而要治好长江黄河，一会向东，一会向北，一会向南，流域达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河，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从整体着手是治不好的。

马克思在论古代社会时说过，在靠长河灌溉为生的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各地彼此没有什么联系，只能产生由皇帝统一统治的国家。历史正是如此。古代的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我们的黄河流域，盖莫能外。而在“海岸线曲折，多岛屿，河流短小，多港湾”的古希腊则均为实行民主制的城邦国家，号称专制的斯巴达，也由两个王族产生的两个国王管辖，而且其权力还受长老会限制。古罗马也一样，早在公元前510年就建立了共和国。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长江黄河的性格也与众不同。

尼罗河出了苏丹就一直穿行在平缓的沙漠之中，河水泛滥的季节正好给两岸带来肥沃土壤以迎接耕种季节的到来。也不像北美的密西西比河和南美的亚马逊河。这两条长度都在6000公里以上的大河，却几乎全程都在海拔很低的平原上流过。亚马逊河几乎全程都在海拔200米以下。而且地近赤道，森林密布雨量充沛。南美的太平洋水系则“源短流急，且多独流入海”。欧洲呢？正如世界地理中说的：“在世界各洲中，欧洲的河流，分布很均匀，河网稠密，水量较充足，多短小而水量较充沛的河流。”这哪里是我们中国可与之相提并论的呢？

欧洲之所以能分成若干不同语言的不同国家，能说是与其“多短小而水量较充沛的河流”的环境无关吗？

如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以及三峡大坝、京九铁路等为全民造福关系国计民生泽及子孙后代的重大工程，不要说经过若干国家协商难以想象，就是在一国之内，如果权力分散，各自为政，再加上土地私有，也就“难于上青天”了！有多少人愿意让挖他的良田，拆他的华屋，平他的祖坟呢？

黄河长江源头往西到我国的天然屏障之间，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自古以来他们就与长江黄河流域的各族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有以货易货贸易，有通婚嫁娶，有亲朋之间的走亲访友，也有互相征战。这一切都说明彼此的需要。丰富多彩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正是在这种交流融合中形成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内地离不开边疆，边疆也离不开内地；华南华中需要华北东北，东北华北也需要华南华中。合则俱利，分则俱伤！而且必然还会给心怀叵测的外敌提供可乘之机。

认为分成若干国家发展才快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只看一点无视其他的观点。非洲、南美、东南亚、南亚的国家还少吗？这种说法，就像说香港因为是被英国占为殖民地才有其繁荣进步一样是经不起推敲的。当年英国的殖民地多啦！“日不落之国”嘛！凡有太阳升起的地方不就有米字旗吗？可又有几个像香港一样繁荣文明的？

规律就是规律，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昂然屹立于世界，是经过了几千年严峻的考验的。这是由我们的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所决定的。中国过去不可分，今后更加不可分。经济的增长使我各族各地之间交往更频繁联系更紧密；综合国力的增强，使觊觎我们的敌对势力更加不敢轻举妄动。那些指望我国分裂的气急败坏的叫嚣，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顽固反华分子的痴人说梦罢了。中国要统一，中国要发展，中华要振兴，是伟大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责任编辑致中）

2005年第6期 悼念我们的会长费孝通老师　作者：鲁　谆

2005年4月25日，噩耗传来，我们尊敬的费孝通会长，于前一天晚间仙逝，享年95岁。我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几位同事来到费老家中，向他面带微笑的遗像，献上花篮，鞠躬默哀，往事一一浮现眼前。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发起会上指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挑战”

费老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1991年成立后不久，即受聘为顾问。在1998年6月第二届理事会全体会议上，以88岁高龄当选会长。晚年的费老，仍风尘仆仆于各地调查，不知疲倦地思考写作，同时以极大热忱关怀着研究会的发展。这六七年来，研究会的各项工作特别是学术活动，步入一个新台阶，与费老是密不可分的。我因在会里担负日常工作，感受甚深。

就在这年12月，费老热情地出席了我会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在香港主办的“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会上宣读题为《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学术论文。费老谦虚质朴的开场白，至今言犹在耳：“我自从参加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对我们常说的中华炎黄文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炎黄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一直想找机会向学者专家们请教学习。”

费老在这篇论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在20世纪向21世纪过渡的关口，世界日新月异，各种文化都历经着和面临着不断的挑战，中华文化也面临一个推陈出新、继续发展的课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存亡续绝”。为此，费老再一次呼吁要有“文化自觉”，并给以严谨的定义：“文化自觉，意思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这次研讨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发起成立“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得到与会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费老对“论坛”始终寄予厚望，给以大力支持和及时指导。“论坛”一年一度的小型暑期学术座谈会他都参加，谈他新近调查的切身体会和所作的文化思考；每两年一次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前，他都紧密结合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观察，从文化视角上加以分析，认真准备自己的学术论文。费老的学术谈话和学术报告，为“论坛”和研究会指明了方向；他在海内外的崇高声誉，为“论坛”和研究会扩大了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对于中国“三级两跳”的文化思考：“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我们缺了‘文艺复兴’这一段。这个方面，我们也要补课。”

1999年夏天，我会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座谈会在大连举行，在费老亲自指导下，与会者共商即将举行论坛第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筹备事宜。一致同意明年的会议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主题，邀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共同主办。2000年10月，论坛首次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海内外100余位学者与会。

正值新世纪来临、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之际，费老把握时代的脉搏，做了题为《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学术报告。他说：“我这一生经历了20世纪我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各个时期。这段历史里，先后出现了三种社会形态，就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里边包含着两个大的跳跃，就是从农业社会跳跃到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跳跃到信息社会。我概括为三个阶段和两大变化，并把它比做‘三级两跳’”。

费老说，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属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来者，并且后来而暂未居上，现代化进程一再被延误。改革开放以来，急起直追，现在出现了我们在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已经不能不进行第二跳的局面。这种局面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同时更须深入思考，盲目地进入潮流是不行的，要“顺应潮流，一边补课，一边起跳。”他深切地说：“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这是个文化问题，要更深一层去看。”

在这个报告中，费老还强调中国文化的许多优秀传统，今天在世界上仍有其重要价值。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大特征，是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观念仍有强大的活力，现代人类提出的一些准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一向坚持的。因此他认为，我们应当“树立起应有的文化自信”。他指出：“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把这个话放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年会上讲，我觉得应该有更充分的理由表达一种愿望，就是希望中国文化在对全球化潮流的回应中能够继往开来，大有作为。”

“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希望办得更好。”

《炎黄春秋》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当年就创办起来的纪实性期刊，作为研究会的三大任务之一，费老继萧克会长之后对这份期刊给予极大关怀，他是杂志社顾问，频频过问，有困难就帮助解决，杂志社同志说，费老对我们可说有求必应。

2001年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及其主办的《炎黄春秋》成立10周年，5月26日在研究会举行的庆祝大会上，费老致词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我们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觉。”7月21日，他参加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庆祝10周年座谈会。他结合这个杂志的宗旨和风格，对杂志坚持实事求是、以史为鉴、秉笔直书的办刊方针，给予高度赞扬和热情鼓励。费老当场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

在“从实求知”的学术道路上毕生探索的结论：“完成我们‘ 文化自觉 ’的使命”

2002年12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共同主办的论坛第二次会议，以“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为主题，在香港举行。这是我会以费孝通会长提出的“文化自觉”理论为主题，在境外开的一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我和会里的同志都为此感到高兴、欣慰和自豪。

遗憾的是，费老出席了8月举行的八达岭暑期座谈会后，却因病未能出席12月香港论坛会议。他事先认真准备的学术论文《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只能请人代为宣读。在这篇论文中，他回顾了自己提出“文化自觉”理念的背景和经过，实际上也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学术历程的回顾与总结。

费老说，“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他1997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的他的闭幕发言中“冒出来的”，但是它的思想来源很早。“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向西方文化认同？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我们熟悉的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内。”他回顾了19世纪中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到五四运动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随后是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马克思主义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到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暂时使争论停顿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然而历次政治运动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起来，“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使人以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直到改革开放后，开始有所反思。据此，他强调我们要搞清楚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

“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态度就是‘从实求知’。”费老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文化自觉”就是在中国这个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他经过一生努力，从实际中求得的真知灼见。实际上在经济全球一体化后，中华文化该怎么办是社会发展提出的现实问题，也是谈论文化自觉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一方面要承认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好东西，进一步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我们的历史，以完成我们‘文化自觉’的使命，努力创造现代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要了解和认识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的问题，为全人类的明天做出贡献。”

2003年8月中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太原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03暑期太原论坛暨晋阳文化座谈会”。令人惊喜的是，93岁高龄的费老，又兴致勃勃地到会了。在第二天讨论将于2004年举行的第三次论坛会议的筹备工作时，费老对下届论坛我会与澳门大学等单位共同在澳门主办，以“中西会通与文化创新”为主题，予以首肯。他说，我们真心地希望中西文化的交汇、融通，既要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也要批判地对待自己的文化。并且指出，近数百年来，西方文化到中国来，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个地点就是澳门。他还高兴地谈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开始第二次学术生命后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正是澳门大学授予的。所以，他希望明年能去澳门参加论坛会议。

然而，费老没能像大家期待和他自己希望的出现在澳门论坛会议上，因病又住进了医院。尽管半年多前，他的家人就对我们说，由于年事已高，病情严重，这回怕是难出院了，大家还是期待着奇迹发生，能有机会再次聆听他那带着吴江乡音的学术演讲和亲切谈话。不幸的是，这一切都永远不可能了。

费老走了！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全体同事，将永远怀念他，以他为楷模，把他未尽的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2005年第6期 建国后山东最大的冤案“向明事件　”　作者：任全胜

1981年4月3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原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向明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追悼会对向明同志一生的革命活动，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决定为向明同志平反昭雪，推倒过去强加给向明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恢复党籍。

向明何许人

向明原名巨同璞，山东临朐县人，1909年出生。1929年夏参加共青团，同年8月转为共产党员。入党后，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努力发展和壮大党的力量。在敌人白色恐怖的艰难岁月里，他领导学生运动和组织工人罢工，同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历任济南市委书记、山东省委组织部长。1933年，向明被捕入狱，在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下，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政治面貌，没有出卖任何同志和组织，没有泄露党的机密，并且多次参加和领导了狱中的绝食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时，向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当即奔赴陕甘宁边区，参加了抗日斗争。1938年向明曾任刘少奇的秘书，1939年上半年任河南省委副书记，当年下半年，随刘少奇到豫皖苏区任新四军游击支队二总队政委、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苏中四地区书记、军分区政委、苏北盐阜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新四军三师八旅政委。他转战江淮敌后，正确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党的组织，粉碎了日寇大规模的扫荡和分片“清乡”，出生入死，不畏艰难，为苏中、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做出显著成绩。

解放战争时期，向明曾担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华东野战军八纵队政委、胶东区党委书记、军分区政委，他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地方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带领部队英勇作战，粉碎了蒋介石向鲁中南解放区的多次进犯。向明在陈毅、粟裕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参加了1947年的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等，后又参加了陇海路两侧的阻击战，消灭了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

1950年到1954年向明先后任山东省政府副主席、省军区副政委、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第二书记、代理书记等职。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领导全省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组织农村互助合作，恢复生产，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然而，1954年向明突然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被撤销职务并隔离审查；1955年山东省委又错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在全省范围内肃清向明影响大抓所谓“小向明”，致使相当数量的同志受到株连，在山东省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山东史称这一案件为“向明事件”。

“向明事件”的起因

“向明事件”起因于向明被错误地认定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

“高饶反党联盟”是指高岗、饶漱石在建国初期结成反党同盟，企图反党夺权的案件。建国之初，高岗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952年8月高岗调中央工作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1953年6月14日至8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着重讨论贯彻执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问题。毛主席此前提出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预算、增薪、县区乡财政统一，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税收、五年计划、军费等问题。

会议进行时，参加会议的不少人出于对新税制的不理解和对本地区利益的保护，对新税制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会议主持人薄一波按毛主席的指示，在会议上就新税制中的不完善方面做出公开检讨。而高岗、饶漱石等人则抓住薄的检讨大做文章，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同志的一些言论统统算到薄一波的账上，采取“批薄射刘”的办法，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

在这次会上，山东的同志也和其他一些同志一样受高岗、饶漱石的蒙骗，对薄一波同志提出了不少批评意见。此前，早在1952年新税制刚开始试点时，向明同志便将新税制推行时遇到的困难以书面形式向毛主席做过报告，毛主席就报告做过批示，对向明等同志反映的意见基本肯定，但一年之后的态度却截然相反。向明反映的意见和所谈山东执行新税制的困难被中央认为是向高、饶“提供了石头打中央”。

1953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并提出了过渡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任务。饶漱石却在会议上再次挑起了批判安子文同志的斗争，且借口批判安子文，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刘少奇。在这次会上代表山东分局出席会议的分局副书记赖可可也受饶漱石的欺骗和蒙蔽，发言批判了安子文同志。这也被认为是向明配合高、饶向中央发难的一条“罪状”。

1953年12月24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即高岗的住所）车水马龙。高、饶的问题被揭开了盖子。

1954年2月6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对高岗、饶漱石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了严肃的批评。并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和揭发高岗、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

向明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但在揭批高、饶的反党罪行时，被认为态度暧昧、发言空泛，没有如会议对他预期的那样揭出更为严重的问题。毛泽东在听取会议汇报时曾讲：“向明我支持他，他不支持我。”

1954年初，中央酝酿加强高岗为主席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的饶漱石曾向中央建议抽调向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也被认为是饶漱石想用向明作为同高岗搭桥建立联盟关系的工具。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建国后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二人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高、饶反党联盟事件作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以高岗和饶漱石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中共全国代表会后，中央派周恩来、罗瑞卿到东北局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高岗的反党活动，并处理了东北局的有关问题。4月初，华东局也在陈毅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饶漱石的反党活动。但当时在华东局机关及上海市的干部中，主要是进行了正面教育，并未把任何人作为高、饶联盟的党羽来处理。这对稳定上海和华东的局面是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的。

然而，中共全国代表会一个月后，中央派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中纪委副书记钱瑛到山东检查向明同高岗、饶漱石的关系以及向明在山东的工作表现情况，于是揭开了“向明事件”的序幕。

“向明事件”的处理过程

陈毅离京前曾向毛主席请示如何处理向明问题，毛泽东对山东问题看得很严重，对陈毅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但又说：当然“你到山东检查向明问题要实事求是，不要受我的影响。”

1954年4月29日至6月7日，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由陈毅主持，采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个别谈话与查看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检查向明的错误和山东分局领导的问题”。

陈毅对向明问题的处理一开始是比较慎重的，他提出了几种可能请大家分析考虑：一是向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但有缺点毛病；二是向明基本上不好，但还有许多优点；三是向明闹独立王国，参加高、饶反党联盟。分局委员们均表示向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但有问题，特别是进城后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陈毅还给分局的委员们交代：要多同向明同志联系，你们和他一起共事，要劝劝他做自我批评。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关键是检讨。

陈毅还要求他带来的助手们在山东工作了三四个月的时间，调阅了山东分局的大量文件，并找了许多有关的同志谈话，调查了解情况，比较系统地检查了向明主持山东分局时期的工作。在深入检查的基础上，召开分局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搞清向明问题。在检查向明问题快要结束时，陈毅提出向明问题已基本弄清，并在干部大会上讲：过去我们华东局是支持向明同志的。这次检查向明问题与其说检查山东分局，不如说是检查华东局的工作。

会后向中央汇报前，陈毅又找向明谈话，指出向明的问题查清了，要向中央汇报，询问了向明个人的意见，一并带到中央汇报。

陈毅等人6月下旬回北京向中央汇报，7月中旬回上海路过济南时，无奈地对山东分局副书记们打招呼说：中央认为向明问题很严重，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分局书记不能再干了。你们和他一起工作，也要受点轻微处分，不然向明也不会服气。我先回上海，然后再来山东解决山东的问题。

由于中央定了调子，8月初，陈毅回山东按中央指示召开了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解决向明的问题。会议最后做出决议，认定向明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在山东大搞独立王国，在农村执行了富农路线，在城市执行了资产阶级路线，对上顶抗，对下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排斥异己，老虎屁股摸不得。并因此而对向明及山东分局的若干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组织处理。

1954年8月13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中明确地说：“党代表会议认为向明同志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的，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党纲领，积极参加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实际上已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严正党的纪律，特建议中央和华东局给予严格的处分，考虑他的党籍问题。”

《决议》还建议对分局副书记赖可可、分局委员兼秘书长张辑五、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王建明、分局副书记高克亭、任质斌、分局统战部副部长吴若岩、宣传部副部长王众音、副秘书长段林等同志给予不同处分。

对前已调离山东的郭石、苏继光、柳运光等同志“在山东工作期间所犯的若干严重性的错误”，《决议》“请中央转告其所属党委，责成他们检讨自己的错误。”

至此，除远在北京“养病”的山东分局书记康生外，以向明为代理书记的山东分局几乎全军覆没，中央批准撤销山东分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在中共山东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出舒同任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任省委第二书记，李广文、董琰、彭嘉庆为副书记。原中共山东分局的几个副书记统统下放锻炼。

“向明事件”的株连

在山东省第一次党代会将要结束时，陈毅在总结发言时讲了对向明问题的处理到此为止，不要再株连更多的同志了。但令人遗憾的是此时的山东省委却没有接受陈毅同志的正确意见。

会议结束后不久，1955年2月至1956年夏，山东省委以检查各级党组织的形式，有计划、有步骤、有领导地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肃清向明影响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青岛市委继续揭发向明、王少庸、吴若岩、曲及先、华岗、王绍洛等人在青岛工作期间结成反党宗派集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宗派活动，以及包庇、放纵反革命分子等行为。”省委认定了所谓“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问题，“对向明、王少庸、吴若岩、华岗进行了隔离反省（向明、葛申分别由河北省委和中央公安部进行审查）；逮捕了曲及先、王绍洛。为了这项工作抽调了90余名干部，分别成立了专案组，进行审查。一年多来，各专案组曾反复进行了1162次查证，重点地查对了华东局、山东分局、胶东区党委和青岛市军管会等部门的有关档案、电报，并阅读了个别同志当时的笔录等材料，多次审问了反党分子本人。”

与此同时，抓住向明在解放初期主持青岛军管会工作时，曾经按照党的政策释放过一批被俘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在反特斗争中曾经运用了某些策略方法，进一步把向明的问题上升为是“里通外国”，下令逮捕了一些与此有关的负责干部。此后又制造了多起重大冤假错案。其中有王少庸（青岛市委书记）、葛申（青岛市公安局副局长）等人的从“反党宗派集团”案到后来的“反革命内奸嫌疑”案；孙汉卿（省委委员、青岛市第二书记）、矫枫（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崔介（青岛市副市长）、孙扑风（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等人的“右派反党集团”案；李广文（省委书记处书记、原青岛市第一书记）的“右派反党集团”案；郭宏毅（省公安厅副厅长）等人的“通敌叛国”案；王华、韩洁石（均是省公安厅副厅长）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案。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自1949年11月青岛市委建立后至1956年6月，历任的青岛市委书记向明、赖可可、任质斌、王少庸、李广文，副书记薛尚实、孙尚卿、王建明、于明、刘特夫，秘书长曲及先、王卓青，除薛尚实、刘特夫、王卓青三人外，其余无一例外的全部被打成“向明事件”、“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成员和骨干分子。似乎青岛市自解放以来一直是被反党分子所控制的一块基地。

在这些错案中，前后无辜株连了一百余人，其中许多人受到错误处分，有些人被关押入狱，个别人被刑讯逼供折磨致死，使党在政治上受到了很大损失。

1955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写出报告，认定“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提议开除向明的党籍，10月10日中央批复同意开除向明的党籍。山东继续在全省肃清向明影响。

就这样，从1954年4月至1959年2月，从中央认定“向明参加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到肃清“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肃清向明影响”、挖掘“漏网的向明残余”，山东处理省一级的领导干部十数人，省直各级机关部门负责人近百人，全省范围内的各级领导干部上千人。

数十年后，当年曾经经手这一专案的原山东省长赵健民说：“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究竟是怎样组成的，成员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他们又为什么反党？所有这些重大问题，即使是提出有一个‘反党集团’的人，也根本举不出一件有力的事实来。”

“向明事件”的疑点

在回顾“向明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几乎所有受“向明事件”牵连和影响的干部以及了解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人都会提出一个最大的疑点，即：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华东局应当揭露和检查饶漱石在华东工作期间存在的问题，揭批饶漱石的死党也应该华东局和上海是重点，但华东局却集中精力揭批远在千里之外的山东的向明，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揪住不放，难道真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向明是参加了高、饶联盟吗？看看前面所列举的认定向明参加高饶联盟的根据并不充分，而且向明从1954年开始被审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再也未发现他和高岗、饶漱石有任何其他联系的材料。华东局常驻上海，上海无问题，华东其他省区均无问题，唯独山东出了问题，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是毛泽东所说的他路过济南时不敢下火车的说法起了重要作用。为什么毛泽东会说这番话呢？史料至今未曾公开过。但是50年过去了，在这漫长岁月里，山东党的领导已经换过多次，却一直未听说曾经发现过向明时代的党政军机关或党政军负责人有图谋不轨的材料。历史证明，毛泽东对当时山东问题的性质看错了，而根据毛泽东对山东问题的判断和指示把向明定为高、饶联盟的成员也是错了。

至于说向明在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时犯有大搞独立王国、在农村搞富农路线、在城市搞资本主义等严重政治错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建国初期，如果不稳定中产阶级，积极发展生产，迅速恢复和医治战争创伤，提高群众生活，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很难建立和巩固的。应当承认，向明在主持山东分局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但是，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对向明问题如此看重？而且会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这就需要对山东建国后的情况做一番认真的分析了。

1949年青岛解放后，中央为了统一山东各解放区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接受党中央和华东局的双重领导，并指定康生任山东分局书记，傅秋涛、向明分别任副书记。

康生此时还是七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对中央任命他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一直是极为不满的。在他看来，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原来的职务上，他都比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要高。解放后，他估计中央会派他担任华东局书记，不料却让他担任华东局副书记、山东分局书记。在他前面还有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第三书记谭震林、第四书记张鼎丞。他曾说：“过去长期在上海工作，比较熟，哪怕在上海当一个区委书记，也比在山东好。”他曾提出要求张鼎丞或魏文伯同志留在山东工作，又被饶漱石拒绝，于是他便泡病号“罢工”。当年秋，康生怀疑中央不信任自己，便去青岛“养病”，分局书记由傅秋涛代理。1950年底，中央调傅秋涛任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长，调身兼青岛市委书记的向明回济南代理山东分局书记职务，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

而此时挂名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主席职务的康生却一直未在山东任上，而是在青岛、杭州、北京三地长期“养病”、看“病”和休养。虽在“养病”，康生却一直没有闲着，他一直要求分局有重大事情要及时向他汇报。他的老婆曹轶欧（山东分局组织部副部长）经常奔忙于济南、青岛、杭州和北京之间，电话联系也经常不断。山东分局的各级领导到上海华东局开会和汇报工作时都要到杭州去“看望”他（实际上是向他汇报工作情况）。后来他到北京“养病”，山东各级领导到北京开会，也要向他汇报山东工作的情况。

山东出了“向明事件”和“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而身为山东分局书记、山东省政府主席的康生却既没有做任何检查，也没有受任何冲击，连领导责任也一点没有承担。山东分局撤销、山东省委建立后不久，1955年春，康生便宣布“病愈”，身体康健地在北京参与了中央的一些工作，这岂非咄咄怪事？

康生是如何能够不但不受“向明事件”、“以向明为首的反党宗派集团”的牵连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扶摇直上，我们不得而知。但康生当时是在北京最了解、最熟悉山东情况的人，是最能在毛泽东身边影响毛泽东同志对山东看法的人，这确是历史上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还知道康生在文革期间，也就是在“向明事件”十多年之后，仍对当年曾在山东工作过的刘贯一、任质斌等同志耿耿于怀，不忘要算旧账。

毛泽东建国后曾多次到过山东。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曾到山东视察过，在济南、曲阜等地住了两天，参观了文物古迹，当毛泽东视察到徐州时，向明由上海赶到徐州向毛汇报工作。因当时刚开始搞义务兵役制试点，毛对向明汇报的山东的试点工作很重视，要向明写一个报告给中央，并亲自打电话告诉中央有关部委要重视山东义务兵役制试点经验。后来，中央还转发了山东的试点经验。

然而事过不到一年半，毛泽东对山东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并说：“我每次坐火车从济南路过时，都不敢下车呢！”这不恰恰说明是有人在毛泽东面前告了山东的黑状，而且告状的人肯定是非常了解山东的情况又能使毛信以为真的人。

当然，历史是要凭事实来说话的，我们不能说肯定是康生说了什么谗言，那还要中央有关档案解密后才能证实。但纵观康生其人一生的历史以及他在延安整风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我们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正如薄一波同志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陈伯达一样，我们也可以借用同一段话来形容康生：“貌似‘忠心’一片，而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人们已很清楚。忠奸之分，正邪之别，历史会做出公正的评价。”

“向明事件”至今过去50年了，向明本人以及在“向明事件”中受株连的同志都已经平反多年了，不少人都已作古，活着的同志也都已入耄耋之年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认真地吸取了过去党内斗争的痛苦经验，大大改进了自己的工作。现在重温这段历史，是为了加深对已有的经验教训的认识，并用以说明党的现行路线的正确。让我们丢掉一切包袱，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吧。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对陈独秀接受朱家骅赠款事释疑　作者：曾彦修

今年《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载左双文《国民党对晚年陈独秀的资助与陈独秀的态度》一文，我是相信作者的材料和考证的。作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得档案五件，均注有“密”字，系有关国民党官方以朱家骅个人名义，在1940年、41、42年三年向陈独秀分别赠款一千元、五千元、八千元，并有陈独秀1942年1月29日致朱家骅信，表示“以后如再下赐，弟决不敢受，特此预陈，敬希原谅。”1942年1月一次赠款八千元，有陈布雷致朱家骅信（档案一件），是陈布雷“呈奉谕示”即经蒋介石批准的。1942年重庆物价已大涨，此八千元已不可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即1937年上半年时的物价同日而语了。

近二十年来，大陆考证陈独秀的书籍文章，说陈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赠款一事，均源于郑学稼对陈的回忆文章及郑写的《陈独秀传》。郑且说明他本人是陈独秀退还此项赠款的直接经手人。因此，在未获此事的直接档案之前，大陆诸家二十年来的说法，也是有根据的。

现在比较之后，我以为似以台湾档案为可靠，因为其中有陈独秀复朱家骅一函，可以证明此点。因此，我以为陈独秀确曾接受了此项赠款。

但我认为即使如此，也无伤于陈独秀晚年的日月之明。蒋政权及蒋本人对已不干预政治更无伤于他的统治的各方大名人，都是要设法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以便减少一点社会责难。此点各地方军阀也大都能办到。对陈独秀这个大名人，在当时还找不出堪与之对应、匹敌的人物。如果陈出狱入川后，不久即贫病而死，在国民党内部也会闹得纷纷然，对蒋也会有激烈抨击。

陈独秀的学生们，不居官而在社会纯以任职、任教为生者，其时生活水平均已大降，事实上已无力长期担负对陈独秀的资助了。此时，由国民党官方以私人或半私人名义赠给陈独秀生活费用是最为适宜的。

陈独秀在四川江津时期，国民党内可以私人出面，资助陈者，其实，冯玉祥、孙科也很相宜，但他们见不及此，未做。同盟会元老级人物，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院长覃振、居正，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也均可以出面干此事。且陈独秀同戴季陶、于右任、居正还是老相识，甚至是“战友”，但没有由他们出面。如由戴季陶出面，陈独秀决不会接受，因戴名声太臭。由陈立夫（教育部长）出面更不行，陈独秀不但不接受，且可能大骂人。最合适者，莫过于北大的先后同事与学生，此是自然之理。这时期的人物，最为适于出面的是北大学生，又是“五四”时北京学生领袖的傅斯年、罗家伦，与后于陈独秀在北大任过教授、系主任等职的朱家骅了。朱家骅身兼国民党党务与学术界两要职，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与蔡元培1939年逝世后所任的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政学两栖。且朱家骅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鲁迅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的时间相差无几，二人南下之前，又均同被列入北洋军阀驱捕的名单之列（鲁迅在一书的后记中详列了一连串名单，朱、鲁均在其中）。反之，如由教育部长（原国民党组织部长）、CC系头领、蒋介石的头号心腹、政治顾问陈立夫出面，陈独秀自然不可能接受。

至于傅斯年，此时期似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即原来杨杏佛的一职，似仍兼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罗家伦此时仍稳坐在中央大学校长位置上。因此由傅斯年、罗家伦出面赠款，更为合理，因为傅、罗二人均为“五四”运动产儿，是陈独秀的学生。但如由此二人出面，则又显得私人气太重，纯粹成为学生孝敬师长了，国民党恐又心有不甘。

朱家骅确是相对最为适当的人物，邵力子当然更适当，但邵此时期正任驻苏大使。而朱是1922年到北大当教授的，时陈离开北大已约两三年，朱在北大也任过教授、系主任等，与陈独秀的职务差可相当，属先后同事之列。而朱家骅兼党学二要职，表明他是官学两栖人物，可从侧面说明他的赠款正是以私人名义致送的官方款项。朱致陈三信中，有二信称张国焘为“同志”，一信称张国焘为“先生”，似也有意表明此项赠款系为官方所赠也。

左文发表后，我收到几个电话，询问我对此事的看法，并道及有的读者以此颇不直陈独秀先生。我的认识已如上述，国民党当时以私人名义对陈有所赠送是自然的，陈在得不到其他足够最低生活补助后，无任何条件地接受此项纯属维持简单农村清贫生活的赠款，也无伤于陈独秀的日月之明。陈独秀此时等于一件国宝，收存之责，人人有之。

因此，我以为，二十年来曾大大歌颂过陈独秀从未接受过国民党官方分文赠款的书籍与文章作者，都不必为此感到不安。再者，此项档案既全部存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之史语所，足证当日朱家骅赠款及去信，均是以中研院代院长或院长的身份做的。

至于郑学稼为什么要那么说，倒是一个问题。是否由于死无对证，郑为了自高身份而这么说呢？总之，看来郑学稼说的并不可靠。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都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大后方的情况知之甚少，故上文也许有失误之处，烦请识者指正。

末了，还要补充几句：当时救济陈独秀这一区区小事，却是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苏联正一直在大杀“托匪”，因此，中共及左翼人民均不能出面干此事，这是正面与斯大林为敌。甚且冯玉祥、孙科也不便出面做此事，因冯、孙在抗战时期，均必须对苏联保持十分友好，不能得罪苏联。对陈的一点点生活困难补助，在当时竟然微妙如此。因此，朱家骅、陈布雷等处理此事，应该说还是对内对外都比较说的过去的，并无可责之处。看着陈独秀饿死不管，对国民党只有害处而毫无好处。我以为这就是在当时具体环境下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不能简单化地看成陈独秀有气节问题。

国民党绝非对陈有所钟爱，而是在当时不得不出此。

（2005年3月30日）

2005年第6期 究竟谁出卖了瞿秋白　作者：耿　法

我面前放着《文人瞿秋白》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书中写到红军主力长征后，瞿秋白被留在江西，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一行从瑞金九堡附近动身，准备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同行的有何叔衡、邓子恢、项英的妻子张亮以及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四天后在长汀县水口镇一个小山村被敌人包围，队伍被打散，邓子恢率少数几人突围，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躲在灌木丛中被敌人发现俘获。瞿秋白化名林琪祥，只说自己是个医生、文化教员，没有暴露真实身份。他以化名给鲁迅写了信，告知自己被捕的事，鲁迅得知消息后积极设法营救。然而这时突然发生两个情况，使瞿秋白的身份暴露了：一是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俘获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供出瞿秋白等人已在濯田地区被俘，敌人正抓紧在俘获人员中寻查；第二更直接的是和瞿秋白一起被捕的张亮、周月林叛变，供出了瞿秋白的身份。书中这样写道：“4月25日左右，张亮、周月林两人又重新收押，由钟绍葵带同副官张友民押送，有轿子供她们乘坐，解送第二绥靖区司令部驻地龙岩途中。吃午饭时，张亮忽然无耻地对钟绍葵说：‘我怀孕不能走，你们给我轿坐，我很感激。我现在报告你们：那个医生林琪祥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瞿秋白。’周月林也同声附和，并供出何叔衡被打死，邓子恢已突围等情况。”这样，敌人才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后经蒋介石下令，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杀害。从书中叙述看来，张亮、周月林是货真价实的叛徒已确认无疑。这一情节我在其它一些书刊资料中也曾读到过，文字虽略有不同，但都明确地指认项英的妻子张亮和周月林是出卖瞿秋白的叛徒。

但我的书桌上同时还摆着《瞿秋白自传》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版），书中附录部分有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的《忆秋白》一文（原载《红旗飘飘》第8集）和《宋希濂谈瞿秋白》一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1995年9月16日、23日），也写到了瞿秋白被人出卖的情况，其情节却与《文人瞿秋白》一书的说法完全不同。

杨之华《忆秋白》一文中说：“秋白被解到长汀后，曾被敌人讯问用刑多次，都没有暴露。后来，匪徒发觉在被囚押的人中，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陈姓青年，曾在中央苏区人民教育委员会当过收发，因而想出一条诡计，设法使陈姓青年与瞿秋白骤然相遇，以观察他们的表情，辨别到底是不是秋白。这天，匪徒把秋白带到一间房子里，又秘密使人把陈姓青年带来。陈姓青年迈出门坎，突然看见了秋白，脚步骤然停住，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匪徒奸猾地说：‘原来你们彼此都认识么？’秋白马上从椅子上立起来，哈哈笑着说：‘这算是演了一幕很滑稽的戏！’随又说：‘我的事你们都知道了，不必再问。’”

《宋希濂谈瞿秋白》一文中，宋希濂（时任直接审讯瞿秋白的国民党军第36师师长）在“文革”前夕说：“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三十六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十六年（1927）我在武汉见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

无论杨之华还是宋希濂的叙述，都指明是一个男性叛徒通过直接指认出卖了瞿秋白，和项英的妻子张亮及周月林（苏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毫无关系。但长期以来不少报刊媒体却以讹传讹，如同《文人瞿秋白》一书一样，一口咬定是张亮和周月林出卖了瞿秋白，使她们背上叛徒的恶名不得翻身。更有甚者，有的报刊还登载文章说张亮叛变革命后被释放出狱，后来又回到项英身边，还没放下行李，项英就严厉责问她：“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将他出卖的？”见妻子张亮神色紧张，说话有些结巴，项英拔出手枪，一枪就打死了她。这一编造的充满小说色彩的故事情节绘声绘色，流传甚广。

近读《项英女儿项苏云追述父辈革命传奇》一文（见《中华读书报》2004年7月28日），项苏云对其母亲张亮蒙受的不白之冤十分气愤，她说：“这是一段十足的谣言，并且至今仍在报刊、网络上以讹传讹。事实上，见到母亲的父亲听她谈了很久事情的经过，当时曾山也在场，后来母亲还把弟弟送到延安；但就在她返回皖南找父亲时，不幸在乱世中失踪，再也没有她的下落。”项苏云还在文中披露说：“周月林解放后也被关了12年，直到1979年，在瞿秋白被害的那年国民党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投诚’的人供出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报道，才发现真正的叛徒是谁。而母亲与周月林都是无辜的。周月林被平反了，妈妈张亮却因为父亲的关系，至今仍含冤九泉，没人给她一个正确的说法。”

项苏云说的那张终于查找到的当年国民党的报纸上，明白无误地登载着“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还应该补充说明一点的是，万永诚同志指挥战士和敌人战斗，坚持两天后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是革命烈士；万妻被俘，因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的情况）。有关党史部门也已查清，那个指认林琪祥为瞿秋白的人系曾在苏区教育委员会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杨之华同志文中说那人姓陈，陈与郑在南方口音中很接近）。至此真相已经大白。当时，张亮、周月林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0年徒刑，张亮在监狱中生下一男孩。她们在铁窗里关了整整三年，直到1938年5月，抗日战争已爆发，国共业已实现第二次合作，经周月林丈夫的一个故人（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任职）疏通关系，保释出狱。张亮出狱后，经过艰难跋涉，辗转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见到了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丈夫项英。然而万万没想到历史如此曲折，张亮后来会被诬陷成出卖瞿秋白的叛徒，竟然还冒出她被自己丈夫击毙的谣言。

这真是天大的冤案！“文革”中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都早已平反了，而一个从上世纪30年代延续到今天的对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妻子的冤案仍没有昭雪，这是为什么？历史真相的披露真的就那么艰难吗？这不能不令人想到，其中涉及的不只是一个女共产党员的个人名誉及遭遇问题，而且是党内高层斗争的曲折反映。

项英1922年入党，长期从事工运工作，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是著名的“二七”大罢工领导人之一。他曾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留下领导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功勋卓著。抗日战争爆发后，项英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现在历史真相已经清楚，皖南事变中他由于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因此没有及时带领新四军转移。项英自己当然也有指挥失误之处，对事变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把皖南事变新四军遭到重大损失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项英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公正的。解放后的历史教科书中都把皖南事变作为项英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结果来总结“经验教训”，项英的名字也从众多史书、纪念文章、电视片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待项英的妻子张亮的不白之冤迟迟得不到重视与昭雪，就不难理解了。这实际上是封建的“株连”政策的反映。这里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不容怀疑、不容触动的“神话”与禁区，即：遵义会议后确立的党中央领导是一贯正确的，是不会犯错误的，凡是重大错误，都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的结果。其实任何政党都会犯错误，从来就没有“一贯正确”的政党，关键是吸取教训，及时纠正错误，并且以后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这就是智者。

长期以来，我们倡导革命传统教育，但是如何真实地告诉下一代历史真相，真正对历史负责，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能用虚假的历史来教育下一代，那种教育的基础是建筑在沙滩上的，不但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而且有极大的副作用。历史的谜团应该得到澄清，真相应该披露，冤案应该平反。即使张亮只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其所谓出卖瞿秋白同志的冤案也应予以平反昭雪，谣言必须澄清，我们必须尊重每一个同志的人格、荣誉和尊严。今后，出版物中凡是涉及项英和张亮的诬陷不实之词均应纠正，我们不能听任谣言再在报刊、网络上畅通无阻,继续往一个命运多舛历经磨难死不瞑目的母亲、妻子、女共产党员的心灵上捅刀子了。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结缘南斯拉夫　作者：阎明复

一

1955年4月下旬，我参加了接待南斯拉夫工会访华代表团的工作。代表团团长是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斯达门科维奇，团员有南斯拉夫战斗报社社长、南共联盟中央委员贝戈维奇等。贝戈维奇是南共的老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是铁托总统的战友。全总领导派我同世界工联亚澳联络局的副秘书长俞志英负责接待。在陪同客人们活动中逐渐发现，在各种正式场合出面讲话的是团长，但是整个日程安排都要听贝戈维奇的意见，他对中国的情况十分关心，所提问题的针对性很强，显然是有备而来，实际上他才是代表团的核心人物。

1948年6月，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了决议，把南共开除出兄弟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列，同南斯拉夫断绝了一切关系和往来。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苏共新领导主动承认苏联过去对南斯拉夫的态度是错误的，并着手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而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做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时，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刘少奇署名的“共产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文章，对南共进行了批评。后来苏共中央承认并改正对南斯拉夫的错误以后，中国政府决定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并决定派伍修权同志（外交部副部长）为我国首任驻南大使。当时中共和南共之间没有任何接触。这就是为什么南共中央派出中央委员贝戈维奇以南工会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中国进行访问，以便同中共领导进行接触的原因。

在北京期间，南斯拉夫客人们参加了“五一”劳动节的各项庆祝活动。对在北京和外地的参观、同工会朋友的会见，他们都表示满意，最后只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会见。

但有一件事情引起客人们的严重不满。五一节期间的一天下午，我和俞志英陪同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参观劳动人民文化宫时，在大殿的围墙门口，看见大幅的招贴画，上面写着“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展览”。大殿里陈列着各种揭露美国称霸世界的大幅的照片、图表、实物，还有大幅的标语牌。其中有一张美国军事基地的分布图，是一张放大的世界地图，哪个地方有美国军事基地，就在那里插一面三角形的小旗。贝戈维奇发现在南斯拉夫的地图上也插了一面小旗，十分恼火，严肃地说：“这不对呀，我们南斯拉夫从来没有美国军事基地。”我当场把他的话翻译过来，旁边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现在是预展，这些展品要经过领导审查才能最后确定是否正式展出。走出展厅后，贝戈维奇通过俞志英向我们提出了正式意见。回去后俞志英马上赶到全总机关，向刘宁一等领导口头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全总领导又给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后来俞大姐对我说，她专门写了检讨，宁一批评她，说你是一个老外事啦，还那样冒失！我说，我也有责任，想让外宾多看看，好心办了蠢事。

5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5月27日消息说，“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王稼祥，应被邀请来我国访问的南斯拉夫工会代表团的要求，在五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接见了代表团，并进行长时间谈话，对若干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并表达了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知道中央领导同志同客人们谈了什么。直到1991年伍修权伍老的回忆录《回忆与怀念》出版后，我才了解了当时的情况。现将有关段落摘录如下：

“1955年4月，南斯拉夫派来以贝戈维奇为首的工会代表团，一面参加我国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一面就中南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进一步商谈。我国由邓小平同志与他接谈。当时虽然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愿望，但是毕竟还处于‘解冻’的初期，加之本来就缺少互相了解，所以会谈时双方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贝戈维奇认真地向我们介绍了南斯拉夫的情况和南共的立场，特别对1948年情报局关于南共的决议，做了大量的解释。我们过去对许多事情确实不太知道底细，对贝戈维奇的话采取了一定程度的保留态度。他们还就‘五一’节里游园中的一幅世界地图上将南斯拉夫划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向我们表示了不满。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让有关部门把那幅地图取掉了。”

中央领导同志会见后，代表团长斯达门科维奇和团员叶哥罗提亚乘飞机经莫斯科回国。贝戈维奇则取道香港回国，我送他到广州，然后经深圳出境。

二

不久，全总收到了南斯拉夫总工会发来的邀请函，邀请中国工会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进行回访，为期二十天。全总决定派刘宁一率团，团员有全总书记处书记张修竹、全国重工业工会副主席石磊，以及两名翻译：英文翻译是全总国际部副部长蔡英平，我是俄文翻译。

出发前我们看了一些有关南斯拉夫的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占领了东欧各国，包括南斯拉夫。1941年铁托领导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山区发动抗德起义。当时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后来都被称为“首批战士”（即老战士）。他们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依靠人民，英勇奋战，终于在1945年解放了大部分南斯拉夫的国土。

铁托在南斯拉夫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强的凝聚力，在他的领导下建立了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时苏联同南斯拉夫关系很好。二战结束后，苏联以及东欧其他国家给予南斯拉夫极大的援助。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南斯拉夫也得到了英国、美国的援助，同英美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开始是军事联系，后来发展到外贸方面，并接受美国的一些经济援助。

随着二次大战的结束，反法西斯联盟也就解体了，昔日的盟国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营垒：大西洋公约集团和华沙条约集团。在两个营垒对立的情况下，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继续保持与英美的联系极为不满，要求他断绝与英美的联系。但是铁托没有听从斯大林的指示，于是就发生了上述把南斯拉夫从社会主义阵营开除出去的事情。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南斯拉夫并没有向斯大林屈服，也没有向西方国家出卖自己的国家主权，而采取了符合南斯拉夫实际的自己的发展道路。斯大林逝世后，苏共新的领导，特别是赫鲁晓夫掌权后，重新审查了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纠正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中国也同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访问南斯拉夫的。

9月16日，我们一行五人乘飞机从北京经莫斯科飞往南斯拉夫。9月21日飞抵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副主席德拉·涅门科维奇等人到机场迎接。当天，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萨伊拉等领导人亲切会见了中国工会代表团。

在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处书记维沃达等人陪同下，我们在贝尔格莱德逗留两天后，乘汽车周游了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国，参观了各类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项目，同各行各业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见和座谈，以“车上观花”的方式初步了解了南斯拉夫现行体制的方方面面。

二十多天来，早出晚归，日夜兼程，风尘仆仆。每到一处，市政领导、工会干部热情接待，主动介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对我们关心的事，如管理体制、工人自治等等，有问必答。特别是参观工厂、农庄时，主人们都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实行工人自治的经验。所到之处，南斯拉夫朋友对中国同志都很亲切，一谈到中国红军的长征，他们津津乐道，什么爬雪山，过草地，他们都知道，还讲给我们听。

同南斯拉夫朋友朝夕相处的二十多天，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十分融洽。无论是市长、工会主席或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很随和很朴素，没有什么“等级之分”，我们的司机就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吃饭。各地的宴请也很随便，从未刻意安排主次座位，菜肴也很简单。大家坐在餐桌旁自由交谈，毫不拘束，彼此坦诚地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询问关心的问题，往往聊到深夜。

南斯拉夫同志十分尊重南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光荣历史。他们自我介绍时，总是先说我是“首批战士（即老战士）”，并自豪地指着胸前佩带的“首批战士”纪念章给我们看。我们所到之处都看到庄严肃穆的烈士墓、纪念碑。特别是，主人们专门安排我们访问了遭到法西斯占领军大屠杀的克拉古耶瓦茨镇，在这里德国法西斯用机关枪屠杀了敢于反抗他们的全镇的居民，连母亲怀抱中的婴儿也没放过。在耸立在山岗上的烈士纪念碑前，刘宁一团长带领我们全团向死难的烈士默哀致敬，并献了花圈。至今我还保存着主人们在纪念碑前给我们拍的照片。

二十多天来，我们在周游南斯拉夫各地的过程中，虽然看到有些地区仍欠发达，但总体上讲，他们比东欧的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繁荣兴旺，人民安居乐业。城市街道整齐干净，绿树成荫，商店里的货物琳琅满目，各种食品、日用品应有尽有。大街上的路灯、商店的橱窗，整夜灯火通明。我们也访问了一些普通工人的家庭，虽然谈不上豪华，住的都是两三居室，但很整洁舒适。南斯拉夫的城镇居民有一个良好习惯，每天傍晚要到中心广场或步行街散步，有的小镇一半以上的居民都走出家门，无拘无束、悠哉悠哉地在街上漫步闲逛。看着这些围绕广场悠然自得地漫步的人群，不禁感慨万千。南斯拉夫真是多灾多难，千辛万苦，抗战四年，好不容易赶走了希特勒。刚过上二三年和平日子，又陷于斯大林的巨大压力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用自己的勤劳和牺牲换来了今天的繁荣昌盛，我们感到由衷的敬佩。

在代表团结束访问前，南斯拉夫总工会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刘宁一团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代表团在南访问期间，所到之处，未发现有美国军事基地。10月20日我们代表团动身回国。以后，翻译的职业使我一再地接触、认识这个“标新立异”的国家，从而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决心去留意有关它的一切信息，摸清它的“底细”。

三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我还在全国总工会工作，被借调到大会翻译处，参加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接待工作。代表团团长维塞林诺夫是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的党中央的书记、南共中央主席团委员，20世纪40年代当希特勒法西斯占领南斯拉夫以后，他参加了铁托领导的抗德起义，是南斯拉夫的“老战士”之一、深受铁托的信任。维塞林诺夫是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塞文同俄文同属斯拉夫语系，他能用俄文交流。

当时八大秘书处为每一个兄弟党的代表团派了一位联络员和一个翻译。南共代表团的联络员是丘金，他是全国海员工会的主席。为了接待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团，在西郊万寿路修了一个宾馆，一共有十八幢主楼、礼堂、服务楼等设施，叫“十八所”。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代表团都住在这里。南共代表团也住在这里。

在八大的全体会议上，维塞林诺夫代表南共对大会的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他说，南斯拉夫的党和人民以及铁托本人，一直非常敬佩中国共产党过去的斗争业绩和现在的建设经验，认为两党两国所走过的道路有许多共同点，这都是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各国具体情况出发的结果，这是对马列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新贡献。他们希望这种创造和南中两国两党之间的友谊能够得到发展。

九月的一天，大会秘书处通知我，说明天下午三时毛主席要接见南共代表团，让我通知客人们。我马上告诉了维塞林诺夫。得悉这个消息后，我自己又高兴又不安，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的见到毛主席。

“八大”是在现在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毛主席会见外宾就在大礼堂东侧的会客室。第二天下午，我陪同南斯拉夫客人准时到达政协礼堂的会客室，毛主席、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站在会客室的门口迎接客人。毛主席和客人握手后，突然说，“翻译同志，我们也握握手吧。”我急忙走到毛主席身旁，紧紧地握着他的大手，对我来讲实在是太突然了。

毛主席首先谈到情报局1948年和1949年的两个决议。他说，“1949年情报局骂你们是刽子手、希特勒分子，对那个决议我们没有表示什么。1948年那一次，我们写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应该和你们商量。反过来，你们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采取商量、说服的办法。在报纸上批评外国的党，成功的例子很少。这次事件对国际共运来说，是取得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毛主席接着向客人解释1949年中国没有同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因。他说，“1949年你们表示愿意承认新中国，我们没有回答，也没有反对，当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反对。那时没有回答你们，也有一个原因，就是苏联朋友不愿意我们和你们建交。那时苏联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同意也很难办。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当然没有作出决议说毛泽东就是铁托。从何时起才摘下半个铁托的帽子呢？从抗美援朝打击美帝以后，才摘下了这个帽子。”

然后，毛主席着重谈了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以及王明路线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他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搞垮了百分之百。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批评斯大林。我们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那时共产国际做了许多错事。共产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的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损失最大。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有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语，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后来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大林和罗斯福、邱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一些。这以前，我们已经开始批评机会主义，开展整风运动，批评王明路线。整风实际上也是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但是关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我们一字未提。不久的将来也许要提。过去不提的原因有二：一、既然中国人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人自己就应该负责。谁让我们去听他们的话呢？谁叫我们去犯‘左’倾、右倾的错误呢？有两种中国人：一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就听斯大林那一套；另一种中国人就不听那一套，并且批评教条主义者。二、我们和苏联的关系中不愿引起不愉快。第三国际没有检讨这些错误，苏联也没有提到这些错误，我们提出批评就会同他们闹翻的。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接着，毛主席着重谈到中共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情况。

然后，毛主席再次谈到过去写文章批评南共的事。他说，“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杀人偿命，欠账还钱’。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为什么现在还要沉默呢？在批评斯大林以前，有些问题不能说得这样清楚。苏联不批评斯大林，我们就不好批评。苏联不与南斯拉夫恢复关系，我们也不好和你们建交。现在就可以讲了，关于斯大林的四条错误，我就和苏联朋友讲过。你们是同志，所以也和你们讲了。但是现在还不能登报，不能让帝国主义知道。以后也许有一两条错误要公开讲的。”

毛主席又谈到对斯大林的看法。他说，“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斯基的一篇长文章（指《托洛斯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及《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毛主席还谈到对苏联要支持、对斯大林的批评、对兄弟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

他说，“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他们的错误是会纠正的。

我们支持苏联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这一点你们也许不同意。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你们从上到下都欢迎，而我们不同，我们人民不满意。”

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间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毛主席谈到中共领导正在考虑如何建立一种又有集中统一、又有民主、使人们敢于讲话、敢于批评的局面。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正在考虑这些问题。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最后，南斯拉夫客人请毛主席谈谈他不久前发表的《论十大关系》。

毛主席说，“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了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得有原料，也要有工厂。但我已经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

毛主席同南斯拉夫客人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他这次谈话已收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毛主席谈的许多内容我闻所未闻，再加上他浓重的湘音，听起来十分吃力，个别词如主席讲的“盲动主义”，我一下子找不到对应的俄文词，原想译成“冒险主义（avantiurizm）”，多亏了稼祥同志，他几次用普通话重复主席讲的话，而在“盲动主义”一词上他看出我“卡壳”了，轻声地用俄文提醒我“puttqizm”（在我摘录毛主席这次谈话记录时，发现《毛泽东外交文选》刊登的记录中删去了“盲动主义”一词）。我打心眼里感激稼祥同志，他帮我摆脱困境，勉勉强强地完成了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任务。九月的北京气候仍然炎热，政协礼堂当时尚未装空调，两个小时翻译下来，汗流浃背，浑身都湿透了。谈话结束后，维塞林诺夫代表南共中央送给毛主席一件纪念品，手工制作的银质瓶。多谢新华社的摄影记者，照下了主席接受这件纪念品的场面，我正站在毛主席和维塞林诺夫的中间，在翻译客人对这件工艺品的介绍。每当看到这张照片，就不禁回想起第一次给毛主席当翻译的种种情景。

四

1956年11月15日到1957年2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我参加了代表团的翻译工作。

先谈谈这次代表团出访的背景。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前作了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同年九月、十月期间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共插手处理了波兰事件；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苏共出兵用武力解决了匈牙利事件。中国人大代表团对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访问是在波匈事件发生之前确定的，当时提出的出访宗旨是：了解这些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和经验，考察各国议会在立法和监督方面的工作，向这些国家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特别是向东欧国家介绍有关统一战线政策和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情况。波匈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人大代表团相应地增加了一项任务，即多做团结工作，推动东欧局势进一步稳定。

全国人大代表团到达南斯拉夫进行访问，是在《人民日报》于1956年12目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编辑部文章之后。苏联出兵平息匈牙利事件，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当时，南共联盟领导人，特别是铁托在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抨击苏联。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是“人民群众反抗斯大林主义统治的革命”，说“匈牙利工人阶级的自发行动毕竟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且正是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行事的。”他们认为，匈牙利事件中产生的纳吉政府宣布国家生活民主化、要求苏军撤退、要求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实行中立，是表达了匈牙利人民的愿望。他们表示无保留地支持纳吉政府。他们说，“党是官僚制度的化身，无需恢复”，建议匈牙利“根本改变政治制度，把政权交给工人委员会”。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出兵匈牙利是“干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间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受到斯大林主义的损害，比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的总和还来得严重。”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铁托11月11日在普拉的讲话，他第一次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分子，号召把各国的斯大林分子赶下台。

针对上述情况，在毛主席主持下，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多次讨论，通过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阐明了中国党对当前国际局势、国际共运中的原则问题的看法。至于南共领导人的言论，据吴冷西回忆写道：“对于铁托作了批评，而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全国人大代表团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时获悉“再论”的发表，中国驻阿使馆给彭真同志送来了他们收到的文章摘要。彭真说，文章针对性强，理论性强，说服力强，高屋建瓴，气势恢弘，对铁托的批评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团里估计，对南的访问不会那样轻松。

1957年1月17日全国人大代表团在结束了对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访问后抵达南斯拉夫的首都贝尔格莱德，对南斯拉夫进行友好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斯洛文尼亚四个共和国。同南共各级党政负责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这次访问中，南斯拉夫方面派了我们的老朋友南共中央委员、战斗报社社长贝戈维奇全程陪同代表团。

彭真同志和代表团对南斯拉夫议会的体制进行了认真的考察。一次，彭真同志笑着对我们说，战斗报社社长战斗力不减当年，从车上争论到车下。彭真知道贝戈维奇当年在西班牙打过仗，所以说他战斗力“不减当年”。当时李越然给彭真当翻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陪同彭真访问的是南共战斗报社社长贝戈维奇，他与彭真走一路辩论一路。辩论的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大林。贝戈维奇对斯大林非常恼火，说他大国主义，整南斯拉夫整得厉害。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对的，但赫鲁晓夫在处理兄弟党关系上仍然是大国主义。彭真坚持对斯大林要全面地、历史地、公正地给予评价，还是要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不过，在辩论中也有一致之处。彭真说，九国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是错误的。贝戈维奇听了很满意，说铁托坚持独立自主，深受南斯拉夫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们不能听命于苏联的指挥棒。”代表团访问的几个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对斯大林评价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彭真同志正面地介绍了我们党对斯大林评价的观点看法。辩论归辩论，友好归友好，同志之间的辩论没有影响访问的友好气氛。

在贝尔格莱德，铁托总统接见了彭真同志和以他为首的代表团全体成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在谈话结束时，铁托说，我有一些重要的话要单独同彭真同志谈，请他转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要这些年轻人翻译。这样，翻译换成了伍修权大使。多年后，伍修权同志的回忆录提到这次会谈的一些情况时写道：“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常委和北京市人委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正在苏联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打来电话，通过我们大使馆找到彭真同志。周总理指示他利用这次访问单独会见铁托一次，向他转达我党的建议，由中共和南共共同发起召开一次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以讨论和协调各国党的活动问题。由于这时苏共的名声很不好，没有几个党肯听他们的话，所以由中共和南共发起较好。彭真和铁托的这次会谈，是周总理指定我亲自担任翻译。会谈中铁托表示，关于召开各国党代表会议问题很重要，要在他们中央讨论一下。他个人意见是进行双边以至多边的会谈为好，不赞成召开世界各国党的会议。后来他们中央经过讨论以后，答复我们的就是这个意见。于是，这次会谈除了‘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双方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外，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事后，彭真同志专门向周总理报告过。”

2月1日，人大代表团结束了历时七十九天的对六个国家访问，回到了北京。3月31日，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彭真同志作了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六国的报告。会议是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有关国家的使节应邀出席了会议。在会场上，南斯拉夫波波维奇大使的夫人问我，为什么你们代表团最后访问南斯拉夫？我的确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这样安排一定有所考虑，因为对保加利亚的访问结束后可以直接到南斯拉夫，保、南是邻国，从索非亚乘汽车到贝尔格莱德只需几个小时。而我们代表团是先乘飞机到阿尔巴尼亚访问的，之后才到南斯拉夫。我对大使夫人回答说，因为你们是最后发出邀请的。事后，我向代表团秘书长刘贯一汇报了此事，他说，也只能这样回答。

彭真同志的报告结束后，波波维奇大使说，报告中只有对南斯拉夫有所保留，让时间来解决吧。原来，报告中写到，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企业“如何把企业的计划和国家的总计划（社会计划）结合起来，以防止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实现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的问题，我们访问期间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研究。”回想起来，南斯拉夫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虽然处于转型初期，但已显示出别的东欧国家所没有的活力。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角度去观察，必然得出叛经背道、不可理喻的结论。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5年第6期 我们在文革中掩护林县县委书记　作者：方　徨

1966年，“文革”风暴席卷中华大地。挥舞着“造反有理”旗号的造反派们，疯狂地在全国各地自上而下地揪斗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把大批对党的事业、对建设新中国有功的领导人纷纷打翻在地，有的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河南省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开始不久，以修建“红旗渠”闻名全国的林县就受到造反派冲击，他们砸烂了县委机关，揪出了以杨贵为首的一大批干部，而且狠狠批斗，对杨贵尤甚。造反派罗列了杨贵的许多罪名，说在杨贵领导下的林县根本不是“红旗县”（因林县在河南省改造贫困山区成绩突出并修建红旗渠，在六十年代被评为全省红旗县），而是“黑旗县”。“红旗渠”也不是“红旗渠”应叫“黑旗渠”。杨贵的罪名更多，什么“走资派”、“黑帮”、“坏人”等等。随着两派斗争的升级，要彻底打倒杨贵的一派人天天狠斗杨贵，企图要置杨贵于死地。在林县两派斗争的严重关头，恰好北京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几位大学生到林县串连。他们了解到两派对杨贵和林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经过到当地群众中实地调查，全县绝大多数群众和干部都肯定杨贵的功绩和林县各方面的成就，就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

1967年初春，这几位大学生在一次杨贵被恶斗的批斗大会之后，趁机在群众的掩护下把被关在小屋里的杨贵抢出来。先是把他送往山西平顺县全国劳模李顺达家中藏身，后因山西形势也不好，李顺达自身难保，又把杨贵转移到襄垣县岭后村一户姓王的农民家里。林县造反派在山西查找杨贵，这几位学生又把杨贵送到北京，找到曾经在林县采访过，对林县和杨贵的情况比较熟悉知情，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秘密地把杨贵保护起来，在北京躲藏了近三个月。最后在周总理的干预下，杨贵才逃过了这一关，重新恢复了工作。

杨贵是怎样逃过这一劫难，我们在当年“文革”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又是为什么敢于承担了保护杨贵的责任呢？从我个人来说，这还得追溯到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三面红旗”那段年月。那些年也是个荒诞而疯狂的年代，当时我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当记者，亲身经历了那些年在极左思潮泛滥下出现的许多荒诞的事，有些我也是亲历其中。但即使在那样的形势下，有些人却不随波逐流，而是头脑比较冷静、实事求是，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杨贵和在他领导下的林县就是这样，因而对我教育极深。

河南是全国粮食生产大省，小麦种植面积占全国首位。1958年“大跃进”浪潮在全国涌动，河南是推动“大跃进”的源头之一。这一年从自然条件来说，包括河南省在内的全国大多数地区，确实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成。河南省的几千万亩小麦，从淮河之滨直铺展到黄河两岸，碧浪无边，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若不是被无端掀起的那场批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右倾保守”运动，和狂喊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急躁冒进口号的煽动，这一年和随后的1959年，都应该算是大好年成和比较好的年成，也许以后被说成是“三年困难”的时期就不会出现。在当时天时地利而人不和的情况下，人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于是不切合实际的浮夸风、高指标、高征购都冒了头。随着政治风浪的迭起和人们对当年小麦产量的冒进估计，人们头脑发热，从小麦产量带头放“卫星”开始，逐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出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卫星”效应。现在看起来是荒诞无稽、不可思议的神话，而当年却是实实在在的主持了人们的头脑。这期间，我就报道了遂平县岈山卫星高级农业社小麦亩产3200多斤的“卫星”消息，经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在全国带动起大放“卫星”的高潮。

经过狂热的“大跃进”引起的种种负面结果，尤其是发生了河南信阳地区丰年饿死人的“信阳事件”之后，使不少人头脑慢慢冷静下来。我随着采访接触面的扩大，结合现实开始思考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就在这时我去了林县。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境内山高岩陡，土地瘠薄且严重缺水，是河南省有名的山区穷县之一。但县委领导班子作风踏实，杨贵从二十六岁起在这个县当了十八年县委书记，对全县情况非常熟悉，他领导群众战穷山恶水，改变生态环境，农业生产稳定，多年不仅不要国家救济，而且还有余粮支援穷困地区，是河南省改造山区穷县的先进典型之一。我第一次去林县采访是1958年秋季，认识杨贵也是这时。我初到林县的印象是这里没有外面的浮躁风气，同干部、群众谈话没有听到那些不切合实际的夸大言辞，县城和村庄里也少见蛊惑人心的战天斗地的口号。林县人显得特别朴实憨厚。那年秋季，平原各县已酝酿成立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大办食堂的事，而林县动作却不大。当年还有一件事使我印象极深，也加深了我对杨贵的了解。每年夏粮收场以后，河南从省到地区都要召开一次夏粮会议。这个会议很重要，因为小麦是河南省的主产，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主要靠小麦，要在夏粮会议上定下来。这年夏季新乡地委召开夏粮会议，各县第一把手都来了，我也与会采访作报道。由于受当时“大跃进”形势的影响，会上的气氛还是热烈而紧张的，各县报的产量也比较高，杨贵却迟迟不发言。直到主持会议的地委领导点了他的名，杨贵才站起来报了个比较低的数字，会上反应比较沉默。谁知杨贵在讲话中还加了一句“我报的产量数字包括水分在内”（即指是未经晒干的粮食），顿时会场哗然。领导当场就批评他是有意瞒报，右倾思想严重。散会后我问杨贵：“你真大胆，不怕戴右倾保守分子的帽子吗？”他答我：“方徨哇，我不能说瞎话呀！林县是山区穷县，解放前能有百十斤产量就不错了，现在生产条件有改善，可是放‘卫星’的产量不敢吹呀。我要是报多了，完不成征购任务，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老百姓。我要对老百姓负责任啊！”

听了他的话，令我对他肃然起敬。果然第二年河南发生“信阳事件”，就是因为浮夸风造成的说假话高估产，征购了过头粮，侵占了农民的利益，造成了半年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恶性悲剧，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在那段“三年困难”时期，我多次去林县采访，就没有听说过他们那里有饿死人的事。1961年他们还从多年积蓄的库存粮中调出1000万斤支援灾区，表现出林县人民和杨贵等县委领导班子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我在林县采访的所见所闻，如一股清凉的山风吹进我发热的头脑，此后我遇事就冷静多了。1960年以后，林县在杨贵及县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决心彻底改变穷困山区的农业生产面貌，解决严重缺水问题。经过慎重的勘察调查，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太行山腰修建一条从山西平顺县引入漳河水的大型水利工程，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气壮山河的大胆设想。这项工程开始称为“引漳入林”工程，后来影响越来越大，外地慕名来参观的人不少，遂改名为“红旗渠”。参加修建“红旗渠”的农民工在太行山坚硬的岩石上，硬是用一锤一炮钻出了、炸出了几百里渠道，如天上悬河，将滔滔漳河水引入林县。又通过无数条支、斗、农、毛渠，形成密如蛛网的灌溉网，灌溉着56万亩农田，真是人间奇迹。“红旗渠”的修建引起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视，多次召见杨贵到中南海汇报工作，在国内外也引起巨大反响，因而林县在60年代初期，就获得“红旗县”的称号。

正因为“大跃进”时期我在河南采访的经历，目睹了河南省在农村政策方面的得失起落，使我从对比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其中对我教育最多的是在林县采访的那几年，因而我绝对不能接受“文革”中造反派给林县和杨贵罗织的罪名和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所以我才毫不犹豫地在杨贵遇到困难时决心帮助他。我想当时和我一起承当保护杨贵的同行和大学生们，也都是和我一样基于对林县和杨贵的了解而承当了这个责任的吧。

1967年3月的一天，有人到办公室通知我，说接待室有外调人员找我，要我去接待一下。我去了接待室，见里面坐着三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彼此通报了姓名，才知道他们是中国科技大学和地质学院的大学生。男同学叫陈亦庆，两位女同学一个叫白兰香、一个叫魏改莲。他们说他们到林县串连，了解到当地造反派对杨贵和林县认识上的分歧，经过和当地群众的接触，他们坚决站在保杨贵的一边，但因为两派对立形势越来越严峻，杨贵处境非常危险。他们不久前已将杨贵送到山西，可是山西现在也呆不下去了。因在林县串连时，多次听说过我们的名字，这才想到到北京来找我们，希望能和我们一起找到保护杨贵的办法，帮助他躲过这场劫难。我听了陈亦庆的介绍后，鲜明地表态支持他们的观点，支持他们的行动。我建议他们赶快把杨贵送来北京，我们总会找到办法来保证他的安全的。陈亦庆他们还带来一个过去在林县采访过的记者名单，其中就有《人民日报》的宋铮同志。他们想多找一些人，那样办法就会多点。事后，我把和陈亦庆见面的事首先告诉了我的好友程竞明。她是新华社国内部的老编辑，曾去过林县和杨贵夫妇很熟，也了解杨贵和林县的许多情况。她听说杨贵被打成反革命，当然非常义愤，表示坚决保护好杨贵的安全。

转眼到了5月份。一天我接到陈亦庆的电话，说他们已将杨贵送到北京。为了安全起见，约定好第二天上午去八宝山革命公墓见面。八宝山在北京西郊，当时这一带还比较荒僻，平时去的人不多，只有一条公路通往首都钢铁厂，来往的公交车在八宝山有一站。当天一早我和程竞明乘公共汽车赶往八宝山，进入公墓大门，只见本来应是十分庄严肃穆的地方，眼前却是一片寂寞凄凉的景象。大门外没有警卫，两旁原本整洁的墓园，到处散落着红卫兵来造反时遗留下的标语口号残片，随风四散飘零。早已无人修整的墓道上已是荒草萋萋。按照约好的联络暗号，我们在骨灰堂前的广场上喊了几声，拍拍巴掌，只见从东面一溜长着小松树的山岗上出来几个人，是陈亦庆、白兰香他们领着杨贵等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县委副书记秦志华，他也是被逼出来躲难的。多年不见杨贵，此次见面只觉得才近四十岁的人却苍老多了。5月的北京天气已比较燥热，可杨贵身上还穿着一件旧棉大衣，握手时他的手抬不起来，说是被批斗时打坏的。此地不便久留，和陈亦庆等简单交谈几句，陈亦庆郑重地说：“这就把老杨交给你们了。”以后，我们就分手了。

那时我家住在军事博物馆对面的皇亭子新华社宿舍大院内。原有三室一厅住房，“文革”开始不久机关造反派以“资产阶级特权”为名，将我们的房子挤出一间让给另一户住，就显得挤了。好在我和老伴早已安排好，杨贵就先在我家安顿下来。我们还和孩子们讲好不要带同学回家，更不要说家里来了客人。所以，老杨在我家住的几天，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不几天，程竞明就来把杨贵接到她家去住了。程竞明家住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里，房子比较宽敞，老杨在她家住的时间比较长。老杨被大学生送到北京以后，林县两派斗争仍非常激烈，尤其是杨贵失踪后，要打倒他的一派到处派人打听他的消息，扬言要把他抓回去，又限制杨贵妻子、儿女的自由，使他们一家互相音讯断绝。后来北京高校“红卫兵”组织几次要冲击国务院宿舍抄家抓人，看来她家也不安全，程竞明又把杨贵转移到朝阳区纺织部宿舍她姨母家去住。她姨父吴本藩是纺织部顾问，两位老人正直慈祥，对杨贵的遭遇极为同情，照顾得很好。可是不久纺织部宿舍里也掀起揪斗高潮，老专家更难幸免，只好匆忙又将杨贵转到别处。杨贵就这样东躲西藏的在北京住了近三个月，不能在一个地方长住，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一般转移都是在晚上，有时由我和程竞明护送，有时由陈亦庆他们负责，真有点像当年打游击和敌人周旋的战斗生活一样。

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可是老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当时大家对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多久、发展趋势如何都心中无底，总希望杨贵和林县的问题能早点解决才好。怎么办？这时我们想到周总理。周总理对杨贵和林县的工作是了解的，特别是修建红旗渠时，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是支持的，还几次要杨贵到中央来汇报工作，杨贵受到过赞扬。因此，我们想要解决杨贵和林县问题，只有靠党中央、周总理，把林县和杨贵的现状，直接捅到周总理那里去，也许能促成问题的早日解决。我们和杨贵及大学生们商量取得一致的认识后，决定由我执笔起草一封写给周总理的信，希望总理出面干预。我在这封信中，主要用事实驳斥了林县要打倒杨贵的那一派人的观点和对杨贵莫须有的罪名。认为在杨贵主持下过去的林县工作成就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修建“红旗渠”更是为民造福的英雄业绩，不能随便诬蔑否定。信中还介绍了林县目前的情况及杨贵所处的危险境遇，希望总理能出面干预，以求早日解决杨贵和林县的问题。信写好后我和程竞明签了名交给陈亦庆，由他送到人民日报社请宋铮签名，然后经人民日报社和中央联系的渠道，信很快就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这是1967年7月间的事。

信送上没几天，一天我刚进办公室，同室的老编辑杨居人突然小声问我：“方徨，你们把杨贵藏起来了吧？”我大吃一惊，保护杨贵的事若被机关造反派们知道了，那是不得了的事。我们非常注意保密，机关里谁都不知道。我听杨居人问我，当然吃惊了。杨居人看我紧张的样子，连声说：“别紧张，别紧张，你们是做了件好事嘛！”然后告诉我他知道此事的经过，说还看到了我们写给总理的信，上面有总理的批示。这时我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文革初期，河南造反派冲击省委时，把时任省委领导人之一的纪登奎揪出来批斗，保纪的一派中有人认识杨居人。在纪登奎被批斗激烈时，也是偷偷地把他送到北京住在杨居人家里。因此，杨居人和纪登奎相识了。纪登奎比较早的就得到解放回河南工作，1967年中央正着手解决各地区两派大联合的事，河南两大造反派到北京开会，河南省委派纪登奎来主持。他临走前，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刘建勋，把总理交给他的这封信又转交纪登奎，要他到北京找到写信的几个人，查明杨贵下落，并要和他联系上。纪登奎又转托杨居人，才找到了我。杨居人说，信上总理的批示，大意是说“杨贵和林县的工作过去是有成绩的，说林县是‘黑旗县’，‘红旗渠’是‘黑旗渠’是不对的。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杨贵，早日把他解脱出来。”听了杨居人的话，我当然高兴极了，总理亲自过问，杨贵的问题能早日得到解决了。随即把这个好消息通知了杨贵本人和陈亦庆他们，大家的心情当然都和我一样，深深为周总理、刘建勋对解决林县和杨贵问题的关切和重视而感动。

没有几天，纪登奎派来和杨贵见面的同志来了电话，要我们通知杨贵并把见面的地点和时间告诉他。为了安全起见，见面地点定在我家，我请了一天假在家负责招待他们，并在前一天把杨贵接到我家住。和杨贵见面的张成国同志第二天一早就来了，他们整整谈了一天，晚上才走。此次见面之后，听杨贵说他们又曾多次见面，并有林县派来的同志参加，不过杨贵仍然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只是心境好多了。

这年8月份的某一天，我又突然接到北京市委一位同志的电话，说杨贵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要接他回郑州去，让我通知老杨做好准备。因为电话来得仓促，我们过去从未同市委的人打过交道，心中不免疑惑，是真的接杨贵回郑州，还是要打倒他的那一派要揪他回林县呢？因为当时的派性还是很严重的。为了稳妥起见，我和程竞明商量还是亲自到市委摸清情况。于是我们以新华社记者名义第二天就去了市委。那时机关秩序还未恢复正常，警备又不像现在这样森严，何况我们手上有新华社的工作证。到了市委顺利地找到主持工作的吴德同志。吴德对打电话的事做了肯定答复，还表扬了我们保护杨贵的事做得对。他当即找来一位秘书，说电话就是我要他打的，安排杨贵回河南的事以后就由他和你们联系。这一下我们真放心了。

第二天傍晚，市委派车从程竞明家把杨贵接走，那位市委秘书也随车来了。从此，杨贵同志结束了几个月的不正常“逃难”生活，我们也完成了“保护任务”。

此后不久，传来杨贵已参加省里三结合领导班子，并兼任林县革委会主任，开始处理两大派大联合的艰难任务，这期间我们联系就不多了。多年后，经周总理点名调杨贵到中央工作，后又到公安部任职，我们才又见到他。“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有一段时期他又蒙受不白之冤，出于对他人品的了解，我们始终是支持他、帮助他的。后来在当时中央许多老同志的关心指示下，他的这些不白之冤也都搞清楚了。由于杨贵同志这些年的坎坷经历，我们曾与他一度患难与共，到晚年，我们倒真成了“莫逆之交”了。

（责任编辑叶方）

2005年第6期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作者：陈大斌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

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节上升的时候。他的身上有农民的某些特点，却也沾上了许多官气，特别是随着地位的窜升，与我们这些记者越来越难平等交谈了。

在山西省，我还认识大名鼎鼎的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他憨厚淳朴，总保持着忠厚农民的本色。有一次在太原的大街上，远远地看见一辆银灰色的伏尔加轿车开来了，有位记者朋友招手拦车，说，“让老李带上我们一段路。”身材高大的老李不仅让司机停车，而且笑哈哈地招呼我们：“快上来！咱们有车同坐。”这种事在陈永贵身上便绝无可能。所以，我们对陈永贵，可以尊重他，甚至敬畏他，但不大可能亲近他。

1972年7月我采访他时，那天他情绪特别好，一口气谈了五个多小时，话里有些闪光的思想和语言，给我启发。中午请我们吃饭，他喝了整整一瓶汾酒。饭后我们请他合影，他高兴地答应了。我们一起站在昔阳二招大楼门前照相，院里不少外来参观者围观，也有不少人凑上来跟他握手搭话。陈永贵乘着酒兴，很兴奋，也很得意，向大伙招着手，同时大着嗓门问我们：“有人说，来大寨、昔阳参观，要见我陈永贵，比上北京见毛主席还难！你们给说说，难不难？”听了这话，我的心猛一缩，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涌上心头。

进入80年代之后，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潮的不断低落并最终止息，他失去了一切高位和权力，又变成了一个普通老百姓。当他正走红，官气十足时，我们对他是敬而远之，有工作才去找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也从不去跟他拉扯；而当他失势之后，倒又看到他的若干好处，很想去看看他。毕竟他是一个太行山里的老农民嘛，是个辛劳多年，也做了不少好事的农村基层干部。后来他升了这么高的官，也绝不是他自己想当就当的；做了错事，也不能完全怪他。这样的大起大落，恐怕够这老汉受的。

1984年11月底，我已调到新创办的《望》周刊工作。周刊英文版有位女记者，家与陈永贵住得很近，有机会见到他，并有采访他的打算。她来向我了解老陈的情况，我便托她去问候老陈，并表示要去看看他。

第二天她就带来了回话：老陈说，欢迎去他家玩儿玩儿。

那天清晨，我早早来到他的住处。这是部长级干部才有资格住的高级公寓楼。

1981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给“农业学大寨”作了最后的总结。这场在中华大地上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1980年8月30日，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选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这时，他在党中央、国务院，就再没有任何职务了。党中央对他的生活待遇作了合情合理的安排。据说，是胡耀邦亲自发话，说陈永贵年纪不小了，就不让他回山西老家去了，就留在北京住下来，按行政13级（当时的高级干部最低一级）发给工资，保留汽车，警卫员、司机、炊事员都继续留下为他服务。陈永贵本人落户北京，并把他和夫人及未成年的幼子陈明亮的户口转来北京。

陈永贵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官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却直到这时，他和家人才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成了北京市市民。这位操劳了大半生的人，在京城开始了晚年的闲居生活。

开始时，他仍然住在北京交道口附近的那座四合院里。日子非常清闲，他也不急于把老伴、儿子搬来。但没有任何工作了，心情苦闷，整天坐在家里，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过去一闲下来就回昔阳、大寨看看，现在山西省正在搞“清查”，他不便再回到他熟悉的太行山里去。这时，中央还是很关心他的。邓小平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中央是清楚的。胡耀邦也对他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劝他宽心，不要背思想包袱，要好好学习，好好休息。

很快就到了1980年年底。陈永贵心上的火气慢慢地散发了，他冷静地想了想，愿意接受中央的善意安排，把老伴接来，在北京安家，把心爱的幼子接进京来上学。他一辈子没有完全摘下文盲帽子，他希望儿辈能在北京上个好学校，将来上大学。此时秘书已经离去，他让警卫员张艮昌帮他写了几封信。一封是给郭凤莲并大寨党支部的，让他们跟中央保持一致，按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做好大寨的工作。这是这位大寨老支书对家乡工作的最后交待。另外，也对老战友们说了自己的家庭安排，老伴、儿子进京，在北京落户，不回大寨了。家里没吃完的粮食分给社员们，几口盛粮食等物的大砂缸都交公归队。这封信算是他对大寨的乡亲和战友们的告别。

另一封信给他老伴宋玉林，让她料理一下，赶在春节前把家搬来北京，让小儿子陈明亮转到北京的学校上学。

他还交待老伴，把那块自己用过的羊毛毡送给老伙计贾进才。贾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大寨德高望重的老模范。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恩怨颇多。不知为什么，陈永贵似乎总爱拿这个只知道苦干，不善言语的老实疙瘩开刀。六十年代否定了“贾进才三让贤”的事，狠狠地贬了老贾，七十年代要写大寨三十年斗争史，竟把这位老伙计闹成了从五十年代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走资派”，编排了他许多不是。老贾干生气没办法，为了维护大寨红旗，他不得不忍气吞声，任凭陈永贵对他头上泼脏水。人都说老贾这人心特别宽，只有他才忍得下，从来没有为此跟陈永贵闹过。现在，陈永贵自己要离开大寨了，他又想起老贾，把心爱的毛毡送给他。这时，陈永贵的心绪一定是非常复杂的。他要向这位老伙计说的话一定很多很多。一条羊毛毡，道得尽满心的话吗？表达得了那么复杂的情感、思绪吗？

安排了这一切之后，他就向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搬家的要求。不担任领导职务了，就不再住这个大院了。国管局先是回了话：此事已请示了中央领导，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不要搬了。急急地搬家，影响不好。

可陈永贵坚决要搬，“不在其位，不享其禄”。他把这句老话时常挂在嘴上，三天两头打电话去催，让警卫员去讲。最后国管局分配给他这座部级高干公寓楼的一套居室。1981年春节刚过，陈永贵举家搬出交道口那座院落，住进了木樨地这座公寓楼的一套房子。

那天清早，按照约定的时间，我进了他的家门。陈永贵正蹲在沙发上，端着个粗瓷大碗，喝昔阳人爱吃的小米加面条煮的糊糊，老伴正在厨房里忙着，小儿子已经出去上学了。

他见我进来，一手端着碗，一手拉着我进了客厅，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仔细看了看他，外表没有多少变化，还是穿着黑色对襟的夹袄，宽大的黑裤子，家做的黑布鞋。脸上还是满满地刀子刻出来似的皱纹，又密又深。精神仍然十分健旺，年过七十的老人了，可并不见老。抬手动脚都十分利落，说话声音宏亮，吃起糊糊来呼呼有声。再环视一下厅里的陈设，一看便知道，沙发、桌凳、书柜这全套家具都是公家配的，书柜里摆着不少书。我过去看了看，多是文革中出版的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有翻译过来的古代印度史、埃及史等，还有“四书”“五经”等供批判用的“反面教材”。这些显然也是公家发的，摆在那里，主人是不会去翻看的。我正看着，老陈吃完饭丢下饭碗走过来，使劲跟我握了握手，喊着：“大斌同志，谢谢你来看看我。现在也不用谈工作了。我是个平民百姓了，咱们这见面是老朋友交往，不讲别的事儿，也不用说工作上的事了。”

我忙上前问候：“这些年不见，挺想念你的。早就想来看看你。身体好不好？”

他高兴地哈哈大笑，抬抬胳膊伸伸腿，说，“你看，壮着哩！一说这我就高兴啊！从我往上数三代（再往上数我就不知道了），老先人们都没有我的年岁大，在旧社会，老一辈都早早饿死了，苦死了。我过了七十，算长寿啦！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幸福啊！”

前些日子，听人说陈永贵下台后满腹牢骚，整日愁眉苦脸。可是，今天坐在我面前的陈永贵，却是另一个形象。他精神健旺，性格开朗，看不出有什么苦恼，也没有前些年的逼人官气，又是一个慈祥、热情、善良的老农民模样了。我们对面坐着，平等地、自由自在地说着家常话。十多年来，我多次见到陈永贵。说句实在话，只有这时才对他有了几分亲近的感觉。

正说着闲话，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这几年新闻界的老朋友、新朋友都写文章骂我。你写过没有？”

这一问倒是有点意外，我说：“这话看怎么说了。恐怕也不能说你的记者朋友都写文章骂了你。人家是批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错误嘛！至于我，你也知道，那几年我在新华社管农村报道，我虽没有写过‘骂’你的文章，可那几年的报道，没少批评‘学大寨’运动，那些报道是我组织的，文章、报道都登在报上，你一定都看过，那是我的工作。还有，去年秋天，我参加了对大寨、昔阳的调查，调查报告里说了你们的好话，也说了坏话。不过，不管好话坏话过头话，都是调查组那个时候的认识，不代表哪一个人。”

陈永贵仔细地、耐心地听我说长篇大论，等我说完了，他一摆手，哈哈大笑，说：“你倒说的仔细。我也就是这么一问。都是过去的事啦！说好哩，坏哩，批哩，骂哩，都过去了。不想它了！也不说它了！”他又笑了起来。

我说：“过去了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风风雨雨，你过的也不容易。你上了年纪了，还是平平静静、高高兴兴养老，过几年好日子吧！我们希望你健康长寿！多享几年社会主义的幸福！”

他看了看我，似乎有点动情，连声说：“谢谢！”说着，他站了起来，拉起我说：“走，咱下乡看看去！现在我只有这么个工作了——东郊农场的顾问，一星期去一回。今天那儿正好有点工作，咱们一块去。你也看看咱那农场。”他又回头喊道：“汤师傅，咱们走呀！”

汤师傅名叫汤占兴，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为老陈开车的汽车司机。过去陈永贵当副总理时是他开车，那时开的是“大红旗”；现在仍然是他开车，开的是一辆苏联产的“伏尔加”。

我们刚要出门，老陈突然想起了什么，回头喊他老伴：“快把咱借人家农场的涮锅拿来，我带回去还人家。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帮他提上铜火锅，他说：“前几天昔阳来了几个老乡，非得要吃涮羊肉，我就借来锅子让他们在家里涮了一顿，又亲热又省钱。”

当时已是冬天，我已穿上了薄大衣，可老陈却只穿件黑夹袄，出门时也不加衣服。我说“天冷了，多穿点衣服。”他说，“不怕，我穿着毛衣呢。”他掀开黑夹袄，里面确实穿了件家织的黑毛衣。司机老汤说，“老汉身体壮着哩，大冬天早起逛农贸市场，也就是穿这一身。”

上了车，我问他：“有空了，还去自由市场哩？”

他说，“现在是天天有空闲了，去买点菜，去跟人家说说话，了解点社会嘛！可就是不敢多去。北京人都认得我这张脸，认得我这‘永贵大叔’！买点啥人家非得照顾咱，有的还硬不收钱，给咱闹开了特殊化啦！”

我们就坐上汤占兴师傅开的伏尔加轿车奔东郊农场。一路上汤师傅对我讲了许多“永贵大叔”下台后的故事。

汤占兴说，老陈对自己要求严，就说这部车吧，除了他上农场办公事，私事一律不许用，老伴、儿子都不许用这车。平时，老陈自己也很少用车，常是一个人去挤公共汽车，更喜欢乘地铁。

有一次，陈永贵提上篮子上一家国有菜场去买菜，售货员抬头一看，不禁喊了声“是永贵大叔！”忙跑进店里找出经理来。那位经理一看，果真是陈永贵，就拉上他进店里坐坐。陈永贵也乐意跟老百姓聊聊，就随他进了店里坐下来，喝茶闲聊。售货员从后院里捡出一篮子十分新鲜的蔬菜送上来，经理说：“这算我们店送给你老的，分文不收。”陈永贵说：“给了好菜，再不给钱，可就太特殊化了！”他忙撂下钱，转身就走。经理和售货员送到门外，喊着：“往后多来！”可陈永贵再也不敢进那家菜店。他说：“卖菜的是好人啊！可太客气了。咱不能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哩！”

下了台的陈永贵，在北京普通市民中间，就是这样一个“永贵大叔”。陈永贵深情地说：“北京人待咱不薄，没有谁看不起咱这山里老汉。”说这话时，他恢复了以前那宽厚的、知足常乐的淳朴农民形象。

我们到了东郊农场，人还没有下车，人们迎上来，是冲着老陈来的。年纪大点的喊声“陈大哥”，年轻的喊“永贵大叔”！有的人问他身体可好？还有人问他请他办的某件事办成没有？还有人喊他，“今儿晌午上我家喝一盅去！”陈永贵一一作答，高喉咙大嗓门地喊着，笑着，看起来，他跟农场的人相处得不错。

中午，我们在农场机关食堂就餐。正巧有位港商来农场谈生意，慕名求见陈永贵，非得邀请他共进午餐不可。陈永贵乐哈哈地答应，“好，好！请吃饭还不好？”饭桌上拿出酒来，是京郊产的“二锅头”。陈永贵像孩子一样高兴，说，“那咱就跟香港朋友干一盅！”他高兴地连喝了几盅酒，满面红光，说话声笑声更加响亮了。

送走那位香港客人，陈永贵和我们一起在农场大院里散步，闲聊。几杯烧酒下肚，他的话也更多了。有些话我本来想问又不好问，他都主动对我们说起来了。

我听说陈永贵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一直不理解，对“包产到户”心怀不满。

有人说，在公开场合他不多说，而在私下里，他却直言不讳地攻击包产到户。他说，“大包干”的确可以暂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但那调动起来的是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助长了人的私心，不合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次见了他之后，我便很想问问他怎样看待当前农村形势，了解他对“包产到户”的真实想法。但又因为我了解他七十年代末时的态度，怕提起这些事又触到他的心病，破坏了他今天的好心情，所以一直没好开口。可是饭后散步时，他却拉住我，主动说了起来。他问我：“听人家说我的坏话没有？有人说我反对农村改革，反对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我为啥反对哩？有人说是因为陈永贵丢了官位，心怀不满哩！说我还想掌着领导全国农业的大权哩！哎呀！这些人真不知道我的心嘛！你知道的，就凭我这么个人，大字不识几个，能当好副总理？能管得了全国的农业？能担得起那么重的担子？那些年，也愁死我哩！咱不会别的，就会个大寨的那些干法，干部带头苦干！全国学大寨那些年，我带着大寨、昔阳的干部大干，真是累死了！苦死了！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单位的那些干部、社员也都像大寨、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样，累死了，苦死了！我还到处批斗人家，批斗来批斗去，全国的农业还是个上不去！我们这些人自己也苦死啦，累死啦，啥办法都使啦，十八般武艺都使上了，就是没办法把农业闹上去！可你看现在，不搞运动啦，不批啦，不斗啦，可一搞‘包产到户’，生产呼啦上来了！市场上吃的用的，啥也有了！我这个人最认实。我咋不服气哩？我现在高兴着哩！”

听到这里，我挺受感动，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这时，他确没有必要再向我说大话空话假话。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段时间，他曾有一段时间想不通，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发过不少牢骚，甚至还扬言要“抗到底”。这些情况在一些书籍及报道里多有披露。但人的思想是可以变化的。下台后，他冷静下来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农村改革巨大成果面前，他思想上的弯子慢慢转过来了！他终于走过了不通、顶牛的痛苦阶段。

“对现在的形势我也有意见，”陈永贵毫不隐讳地继续说道，“现在有些领导干部搞特殊化，群众要办点事，解决点问题，得到处走后门！这算怎么回事哩！不走后门就办不成事了，为人民服务还要不要了？我最恨这号事了！”

陈永贵下台后，尤其是搬到木樨地的公寓楼上后，没有森严的警卫了，见人方便了，昔阳、大寨的亲友故旧，进京来都要来看他，使他更多地了解下情，了解了民意。他那12层楼上的房子就成了昔阳、大寨人进京的落脚站。凡是因公来京的，路费宿费可以报销的，就去住旅馆；因私的，或看病，或办点私事的，没有人给报住宿费，乡亲们也不大富裕，统统留在家里住下来，床不够好办，好在客厅里有公家配的地毯，毛绒绒的，比羊毛毡还舒服。来人也都不讲客气，就在地毯上打铺睡了。那间客厅里，哪个月也得接待几批客人。除了安排住宿之外，乡亲进了家门，陈永贵便要陪着喝上几盅，席间他也向来人问问家乡的人和事。家乡人带来的消息，有的让他高兴，也有的让他叹惜，如有些老伙伴下世了，谁得了重病，等等。

来北京看病的人总爱来找他，希望他帮助联系一下好医院，找个好医生看看，拿些好药吃。老陈都热情接待，打电话联系医院医生。

他热情地帮助家乡来人，也寄托了他的思乡情怀。他一直思念着大寨，思念着乡亲们，也曾几次想回乡看看，可都没能成行。回去一趟只一夜火车就到了阳泉，再坐几十里汽车就到了大寨。可这趟路对于他也是很不容易走哩。回去了，有些人见不见？有些话说不说？反过来倒过去地考虑，最后还是咬咬牙算了，不回去了！

不回去的决心下了，可思念是无法丢掉的。一天早晨起来，陈永贵告诉老伴，说他做了个梦，梦着回大寨春耕下种去了。阳坡地怎么种，背阴地怎么种，忙活了一夜。陈永贵长叹一声：“白天没处动弹，黑夜叫我回村干活去了。”

除了看病之外，家乡人也有托陈永贵走后门办事的。能办的他尽量帮忙。有一次一位昔阳铁厂熟人求他给铁路方面的人说句话，要几节火车皮。陈永贵拨了一个电话，果然就要到了。老乡高高兴兴去办了手续，回来告诉陈永贵，说事办成了，挺顺当的，只要了二百块钱。

“二百块钱？”陈永贵问，“什么二百块钱？”

“好处费呀！”老乡看着陈永贵那一脸的疑惑，说：“这挺便宜哩！没有你的面子，按现在的行情得四五百哩！”

“他收你这钱，怎么开发票？”陈永贵问。

“开甚发票哩！”老乡笑他少见多怪，说：“咱主动往人家兜里装呢，还要啥发票哩？”

陈永贵一听，脸色立时变了，喊道：“不行！他这是肥了私人。用公家的车皮，肥了他自己，这事咱不能给他干！”说着他拿起电话，告诉铁路局的人，车皮不要了。那位老乡急得直跺脚，求老陈别打电话，别退车皮，可陈永贵理也不理。把车皮退了之后，陈永贵仍然十分生气：“你们这事我不能给办。损了国家，肥了个人的事，我不干！”

大概就是这些事，使陈永贵了解了如今老百姓的难处，了解到有些部门和国家干部以权谋私。他切齿痛恨不走后门办不成事的不正之风！

我们与陈永贵在东郊农场待了大半天。他担任这个农场的顾问，每周只来一次，却很尽力，农场的干部说，老陈可帮了大忙了！他帮我们办了一些我们办不成的事，买到一些我们买不到的生产资料。全场上上下下都跟他挺熟，干部、职工都欢迎他，尊敬他。大伙都说，这还是个好老汉！

傍黑时，我们离开农场往回赶。一路上老陈讲了许多他个人和其他几位工农中央委员的一些轶事。那天，他情绪很好，一直把我送到新华社大门前。我说，要不要进去坐坐？熟人们想你哩！他摆了摆手说，不了，不了！以后有空就到我这儿玩儿玩儿，说说话。别看我不识多少字，没看过多少书，可我经过的事多着哩！从办互助合作到办人民公社，从大队支部书记一直当到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有几个？我经过的事多着哩，心里想的事多着哩！听我说说，对你们能没有好处？

我点头称是。

可惜，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没能再登门拜访，听他说话。1986年3月26日他在北京医院去世。听到这消息，我的心上涌起一阵悲凉！一年多前，他身体还那么健康，精神还那么健旺，怎么一下子就病倒了？我更后悔这一年多的日子里，没有再去看看他……

“永贵大叔”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创业时的风采我没见过，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和最后最潦倒的日子，我都看见了。使我难忘的是他晚年的平民形象，是农家老汉的风采。一个人，不管他个人多么出众，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不能脱离实际。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与实际生活隔膜了，他的脑子里就会被那些超出常理的怪念头迷住，就会办出蠢事。

陈永贵是从农村长大，一直到年过半百之时，还没有真正离开农村。但他使用手中的权力推行的那场运动，使他脱离人民，脱离中国农村的实际，使他与人民群众的心想不到一起去了。一些人别有用心地鼓吹“一大二公”的所谓理想，使他头脑发昏，一心“兴无灭资”，要在太行山里培养起“一心为公的共产主义新农民”，建起一个只有“公”没有私的理想社会！十多年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一整套“左”的做法。有几年，我看他真的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天上？有人说他是“农民政治家”，其实，那时的他既失去了农民的淳朴，又没有政治家的胸怀和韬略、理论水平和治国济世的经验，真是一个“四不像”。而下台之后，他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改革开放的现实教育了他，使他头脑清醒起来，又恢复了正常的农民的思维，丢掉了那些怪诞、奇幻的空想，恢复了农民的淳朴和实在。

晚年陈永贵的农家老汉形象，使人感到亲切难忘！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现行土地经营体制调查与建言　作者：张根生

土地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最珍贵、最稀缺和不可再生的重要资源。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尤其显得金贵。广大农民以土地尤其是耕地为衣食之源、生产之基和生存之本。正因为如此，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历来为当政者所重视。

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大量侵占农民的土地来招商引资或搞政绩工程，不仅浪费了民族子孙永续发展的资源，还埋下了社会动乱的根源。为此我组织了几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经营体制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些深化改革土地经营体制的建议。

中国人均耕地十分有限。2003年前，短短七年间竟减少了一亿亩多。这幅度太可怕了！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人均可耕地是十分有限的。1996年，全国开展土地普查，实测耕地为19.5亿亩，到2003年，下降为18.5亿亩，短短7年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减少了1亿亩耕地，年均锐减1400多万亩。速度十分惊人。已超过了1999年国家土地总体规划中规定的到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总量应保持19.2亿亩的底线。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显示，非农建设用地集中在本来比较富庶的城郊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灌溉高产田。每占一亩耕地就使1.4个农民失地，一些本已小康的农民转化为市民后，由于就业困难，往往又变为城市贫民和无地农民，常引发出尖锐的社会矛盾。

党中央、国务院近几年来高度重视土地问题，采取多种措施大力整顿目前国内肆意乱圈、乱占农村土地的错误行为。关闭了70%的各种开发区，清退复耕土地2000万亩，取得了重大成绩。

在近10年里，国内在“经营城市”的错误思想引导下，各省市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量占用农村耕地用于开发房地产和建设开发区等项目的情况，据中国社科院调查统计，近几年全国就占用了农村土地4736万亩。这种情况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省和江苏省则更为严重。以广东省为例，这里改革开放最早，经济发展很快，耕地的变化也很大。1980年有耕地4126万亩，到1995年降为3475万亩，到2004年又降为3200万亩，一共减少了926万亩，其中2003年一年就剧减了334万亩；如果以1996年的土地普查数为基准，耕地可能减少达1500万亩。全省粮食生产已低于1978年，比1990年最高产量下降30%左右。广东省在中央正确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指导下，为全国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广东在占用耕地上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减少的耕地绝大部分是高产的水田，从而使粮食生产能力大幅度下降了。

沿海发达的江苏省原是农业强省，情况类似广东。80年代，该省有耕地8800万亩，现在只剩下6600余万亩。粮食产量从80年代670亿斤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500亿斤，棉花产量从1380万担下降到750万担。代价也是巨大的。

国民经济在迅猛发展，占用耕地在所难免，但占地太多，太浪费，又监管不力，这种趋势如不制止，就难以为继。我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年均需粮1万亿斤左右。90年代连续四年曾达到过这一水平，但2003年降为8610亿斤，这个底线敲响了警钟。我们要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保证全国人均有一亩常用基本农田（目前全国已有8个省低于这一水平，有666个县已低于人均0.8亩）。到2020年，按年均增加1000万人口计，总人口将达到或超过14.5亿，而目前常用基本农田已只有15.78亿亩，接近临界线。虽然还有2亿多亩易旱易涝的低产田，但多在西南、西北偏僻地区，增产很难。在保障环境不受影响的前提下，可以垦复和开垦一定数量的农田，以提高粮食生产综合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中央的要求是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并落实到地块和农户。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在今后二十年大发展机遇期中，我国经济要再翻两番，当然还要再占用一些耕地，这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一定要加强耕地的严格管理，同时要对土地经营体制进行深化改革，才能缓解人地矛盾，达到既保障粮食生产基本自给，又使城乡建设、工农业生产协调发展，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造成现在中国土地问题如此严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经营体制不合理，管理混乱，农民的土地经营权遭到严重损害

我国大规模建设占地始于广东珠海、深圳特区。当时为了建立特区，由政府出面、出资，将开发区内农民承包的土地收购。当时由于尚未开展房地产业，土地市场还没有形成，地价很低。政府同时将失去土地的农民转为城市户口，并安排就业，农民基本同意。全国后来搞的很多特区、开发区，大体上也都是采用这个办法。但这个办法的实质是计划经济手段，由政府包下来。

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形成，再靠转户口、安排就业等计划经济手段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城市经济发展占地规模越来越大，不仅公用设施要占地，房地产业和其它工商业也要大量占地，土地迅速升值，占地同农民利益的冲突越来越尖锐。

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相继设立了土地管理部门，加强土地管理。土地管理部门的职能本是负责执行和监督、监察国家土地政策，但后来却逐渐演变为直接经营土地。不仅国家建设用地由政府出面征收，商业用地也由政府先征收再转卖。从圈地、定价到交易，都交国土管理部门一家经手完成，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政企不分，垄断经营，也就是人民群众称之为的“官倒”。各级政府通过本级土地管理部门，将农民的土地低价拿来，转手经营，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严重损害了农民利益，恶化了党与农民的关系。

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征用农民土地，说征就征，公益占地，政府出面征；商业用地，也是政府出面征，而且是强制性的

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我国的《宪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但现在说征就征，不仅公益性建设用地由国土部门出面征用，企业的商业用地也由政府国土部门出面征收。而且，完全是强制性的。在征用土地的全过程中，农民没有参与权、要价权、谈判权，全由政府单方面说了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强征强占，失地农民的权利遭到践踏，意见很大。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满意率江苏调查为5.7%，四川成都武侯区为7.5%，很多人还是被迫接受的。广东省政府2003年和2004年接待的为土地问题群体上访1959批、19917人次，平均每天2.7批计27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供的一份材料表明：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专栏组2004年上半年收到观众反映土地问题的声讯15312次，占声讯总量的24.5%。课题组接触到的172封农民告状信中，涉及土地问题的占63.4%，130起农村群体突发事件中有87起由土地问题引发，并酿成了“警农”冲突，造成数百农民受伤、3人死亡、160多人被拘留。从中央台群众来信中随机抽取的837封农民告状信中，有277封是状告非法占地的，占三分之一。状告对象68.2%为乡、县、市政府和土地部门。这说明土地问题已成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领导的土地部门已成侵犯农民利益和农民争夺土地的主体。因此，一些地方集体上访农民直接要求罢免市委书记、市长的人民代表的资格（如河北唐山市、秦皇岛市，福建福州市、宁德市）。全国各地上访案件中，土地问题也一直占很大比例。农民对乱占土地的不满已成为引发社会矛盾或群体事件的爆发点。

征用土地定价低、补偿少。补偿金分配极不合理。造成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十分贫困。

确定补偿按三年产出平均值加上一定倍数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还应该考虑土地的类别、级别、区位、稀缺程度、供求关系、预期价值、潜在收益等多种因素。按现在的补贴标准，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都会下降，且没有再创业能力，未来生计会更难。国家统计局对16个省（区、市）调查证明：46%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连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也有33%的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调查，失地农民中60%生活困难，只有10%稍有改善。

实践证明现行补偿标准不足以补偿失地农民的损失，更不能保证失地农民有可持续生计。

由于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过程中一直处于无权地位，连标准很低的补偿金也很难拿到。据多部门多渠道调查，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是各级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江苏昆山、海门等地调查，被征土地补偿费农民得到的每亩只有5000元到10000元。

垄断的土地经营体制和高利润的诱惑使各级政府越来越倾心于打土地的主意。全国查出的大贪官也几乎都有插手经营土地的问题。

滥占土地之风之所以屡禁不止，与现行经营体制有直接关系。全国查出了那么多没有经过批准的开发区、大学城、高尔夫球场，没有一个不是经过当地政府和政府土地管理部门批准或默许的。去年全国清理开发区虽有成效，但切不可估计过高。一是当时有些地方就是采取应付对策（如将几个开发区合并为一个，改为东区西区），二是过后又私自重搞。决定核减的1.7万平方公里土地，只复耕1100平方公里，仅占十五分之一。

在上一轮圈地风尚未完全刹住，新一轮圈地风又开始了。新一轮圈地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商拼命储备土地。经过去年宏观调控，房地产开发商倍感土地重要，加之房地产开发平均利润高达50—60%的诱惑，境外资本和国内其它产业资本纷纷进入房地产业。他们一进来第一步就是抢占土地。《广州日报》2005年1月14日报道，广州市周围已有3万多亩土地被多家开发商圈占；二是建新城占地，有些乡镇、县和大中城市纷纷撇开老城建新城，还将建新城作为发展城市化的一条经验推广。

这里举几个利用土地谋得暴利的例子，这在全国是有代表性的，但例子中谋得的利益并不是最高的。

1、南方某市市政府国土部门征用农民土地每平方米10—30元，卖给开发商每平方米150——300元。

2、中部大省某市征用农民承包地每亩3万元，而农民实得不过1万元；市政府国土局卖给房地产商每亩10—30万元。

3、某城市2000年征地13平方公里，每亩给农民补偿3万元，卖出挂牌价每亩135万元，当地政府通过卖地已赚65亿元，正建四套班子的办公大楼。

改革现行土地经营体制和经营方法弊端的九条建议

实行市场化经营应是根本取向。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市场化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加入WTO已经3年，应逐步全面开放土地市场。

1，照《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并没有规定地方政府和国土部门可以作土地买卖经营，而现在实行的这种土地管理体制不仅对于严格管理土地的目标背道而驰，实际上是鼓励他们占用农地，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现在自买自卖土地的作法是违法的。因此，国家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都应退出土地经营市场，认真执行土地政策并对各方面涉及土地问题的行为进行检察监督，一律不准参与土地买卖。

2，建立土地拍卖公司等中介机构，土地供求双方通过中介机构沟通、协商。允许集体所有权的土地进入一级市场。

3，所有土地均通过土地市场挂牌、招标、投标，杜绝暗箱操作。

4，公益性用地和工业、交通、城建等其它用地同质同价。不能因为是公益性用地而让农民承担损失。

至于购置公益性用地的资金来源是主办单位的事。无非是没有资金就少建或暂时不建大广场、大马路、机关办公大楼和没有效益的工厂、饭店、风景名胜等政绩工程。

5，地价必须提高，要让土地资本化，并将安置失地农民作为前置原则，还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地价形成要靠市场机制。

6，占用土地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规定，办理批准手续，不允许任何部门和个人越权批地。

7，让农民坐到谈判桌上，这是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交易的关键。参与谈判的必须是真正的被征土地的农民代表。

8，为失地农民办理城镇户口和帮助安排就业，仍是必要条件，但不能以此降低补偿标准。允许失地农民以土地换户口、换就业、换社保。

9，补偿金分配应该透明。补偿金分配应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应大部分直接分给失地农民；二是各级扣留部分也应主要用于为失地农民服务的项目，如社会保障基金。要做到取之于被征土地，用之于失地农民，而不能挪作他用。

全国累计低价强制征用征收农民土地已达5000万亩，使农民损失3—4万亿元（对失地农民的损失专家学者有多种计算，最低估算为2万亿元，最高估算为7万亿元），失去土地农民达到了4000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已沦为困难群体。过去公社化时夺走农民土地的教训太深刻了，后果非常严重，我们应该永远记取。

（作者系原吉林省长、广东省委书记）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6期 顾准和李贽　作者：吴远鹏

想到要写“顾准和李贽”，是缘于我在读《顾准文稿》时发现里面有两篇文章写到李贽。曾有友人对于我想把顾准和李贽联系在一起感到不理解。确实，李贽是福建泉州人，顾准是上海人，两人生活的地域相距上千公里；李贽（1527—1602年）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生活的年代是16世纪；顾准（1915—1974年）则是我们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经济学家，是一个“上下求索、虽九死而无悔的自由主义者”，20世纪的中国之子。两人生活的年代在时间上相差了三百多年，将他们进行比较评说，不免给人以牵强唐突之感。我在互联网上打上“顾准和李贽”进行搜索，却一下子跳出了六千多条搜索结果，随意浏览了一些文字，发现绝大部分是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文章。在中国思想史上，顾准和李贽皆占有重要的一席之位，说到明代（乃至整个古代社会）的思想解放思潮就不能不提到李贽，顾准则是在20世纪中国极其严酷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进行思想探索的先驱，而能够在思想史上留下踪迹的无疑是属于凤毛麟角的。上海的朱学勤先生曾言：“中国历来有始皇焚书之传统，然而，也有李贽藏书之传统。小儒规规，视后者如畏途，闻之色变。唯有如顾准者，始终不认同官方价值，甚至不认同主流学术界之价值，方能续李贽作藏书之传统。”（《地狱里的思考》，原载《风声雨声读书声》，三联书店1994版）我把这句话当作我这篇文章的一个极好的题注。

顾准关于李贽的两处记述

在《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这是目前搜集顾准的文章最为丰富的一个版本）中第一次写到李贽的文章是《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是顾准和其六弟陈敏之（顾准幼时过继给外家，从母姓）在1973年3月27日通信时写下的，篇名是陈敏之在编文集时加上的。这篇文章比较了作为工商业城邦文化产物的希腊思想和“史官文化”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差异，指出了“中国思想是贫乏的”，中国文化的渊源和根据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

在记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之后，顾准写道——

于是，“君天也，天不可逃也”就算是注定了。知识分子不满意这一套，只好像贾宝玉那样当和尚去。你不要以为这是小说的描写，明代思想家如李卓吾，不是因为失恋，而是实在不甘心这一套桎梏，晚年入空门，狱中死前留语还自称老衲。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思想家出在和尚中的不少。不过那种和尚是研究科学，写哲学著作的和尚。不入空门，精研几何、逻辑、天文，皇帝老子也管你不着。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

顾准第二次写到李贽是在《老子的“道”及其他》一文中，该文是顾准1973年12月在阅读了陈敏之的《关于〈老子〉的笔记》一文的述评，这篇文章在陈敏之所著的《我与顾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录，改题为：《〈老子〉笔记读后感》。文中关于李贽的文字如下：

佛教与老庄合流，到宋以后更加凝固成为士大夫的这样一种传统——不为甄宝玉，就做贾宝玉。不是禄蠹，就去出家。甄士隐去，无非悟透“好了”；愤世嫉俗，只好称老衲（李卓吾）。这当然是个人主义。然而有—种个人主义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却]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像宗教战争或异教迫害中的殉道；像生命可以不必要，航海却不可不去的冒险精神；像近代资本主义先锋的清教徒那样，把赚钱、节约、积累看做在行上帝的道；最后，像马克思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标帜——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实现”（原话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的那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实现了。

我看，这件事庄子应该负责，老子也有责任。老庄以前殉道精神是有的，墨家。

当然，起了摧毁作用的，归根到底还是秦始皇。

这一点，以前我的“笔记”中好像说过。

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大声疾呼的根本问题。

上述两处记述，关于李贽的部分都是作为例证来征引的，可说是片言只语、零星着墨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准是懂得李贽的，对于李贽不满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思想的桎梏，反对因循守旧的“假道学”，冲破樊篱、遁入空门，顾准是清楚的、认可的、并报以同情的。上述征引还有两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并深入研究的，其一是顾准认为李贽的“愤世嫉俗”、逃避王权专制主义、遁入空门，“这当然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是指学理上的“个人主义”，可参阅刘军宁的《回归个人：重申个人主义》；第二个问题是，很多人都将李贽最后在狱中自刎看作是反抗专制主义迫害的“最后一搏”，是“殉道者”，而顾准却并不这么看，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相隔三百多年的灼见真知

对李贽和顾准思想的了解和比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解读顾准对于李贽的评论。

李贽识见高超，著述丰厚，囊括了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宗教等门类；顾准学识渊博，对西方史事娴熟于胸。我愚顽不学，既乏国学根柢，又无西学渊薮，以下这些议论不免狂谬之极。

顾准和李贽都是立足现实、关怀现实的。他们的思索，都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李贽毫不妥协地批判“假道学”，是想让“真道学”大行其道，希望明王朝祛除积弊，恢复真正的纲常名教，针对“存灭”的说教，他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的观点，他同情底层人民的苦难，他认为治国方略不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治贵适时”。顾准的思索紧紧围绕“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主题，针对中国的现实，如何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如何找到一条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道路，他明言“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他以极大的心力研究西方历史、希腊思想，正如有识者指出的，顾准“几乎言必称希腊，其实所言并非希腊，正如言不及中国，其实所言全在中国”（林贤治：《读顾准》）。

在反对树立“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和李贽是相通的。生活在明王朝的李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崇孔子，但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作为判断当时是非的标准，否定千百年来尊孔若神的言论和思想，否定儒家经典，反对把孔学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认为衡量是非的标准也应伴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发展变化，主张儒、道、释三家兼容并学，广泛吸收，为己所用。顾准也主张打倒孔子这个偶像，严厉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这在20世纪60、70年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看待新的“绝对权威”问题上，顾准在对古今中外的哲学家、思想家的学说进行了深入缜密的比较和研究后，得出结论：没有什么人、什么方法可以发现绝对的、普遍的规律，真理只能是相对的，人的思维不可能具有至上性，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提倡“童心说”，提出平等观，顾准推崇科学和民主。李贽主张发展人的个性和才能，认为童心即真心，“若失却童心，即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主张文学创作要“发于情性，由乎自然”，写出表现“童心”的真文学。李贽在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社会里所提出的平等观，对当时的社会具有极强的启蒙作用，针对“男尊女卑”的观念，李贽认为见识长短不能以男女而分，他反对“圣人有德，凡人无德”的观点，主张“圣人与凡人一”的圣凡平等思想，在君民关系上，他认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通为一身矣”。顾准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极端困境中独自在黑暗中掘进，他在详细考察论证了民主思想、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历史后认为，民主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根本的前提是进步：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用的方法；“五四的事业要有志之士来继承。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要有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

关于对待西方。李贽晚年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的交往被人们看作是明代中外交流的一段佳话。利玛窦侨居中国三十年，曾先后在广东肇庆、江西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他的到来，在明朝上至宫廷、下至地方都引起很大震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在南京，一些儒家传统思想维护者组织文人聚会，与利玛窦进行哲学思想辩论，李贽在出席这些聚会时“始终保持沉默”，不像其他迂儒在会上扰攘不已，他认真倾听利玛窦的讲述，还赠送给他一把纸折扇，上面题有两首赠诗。之后，李贽又在山东济宁遇到利玛窦，两人交游甚笃。李贽尊重、认同并接受利玛窦的一部分西方知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顾准曾经下了“笨功夫”来研究西方思想和西方历史，“打算用十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他遗留下的尚未最后完成的一份笔记《希腊城邦制度》仅仅是他“十年研究计划”的开始，但是这样一份破题之作还没有完成他就病故了。顾准对西方学者著作的涉猎既广且深，他的研究囊括了西方文明的起源、希腊城邦制度、希腊主政治、西方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基督教、海上文明与大陆文明、封建制、骑士精神、民主问题等方面。顾准曾坦言：我是一个“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总有以西方为标准来评论中国的倾向，所以老是说要读点西方史。

“倒霉”的思想家

思想家没有不“倒霉”的，没有不身心深受磨难乃至赍志以殁的，这似乎是思想史上的一条法则。在历史的年轮前进了三百多年的历程中.顾准的思想较之李贽有了时代应有的进步。非常不幸的是，时代所赋予顾准的苦难，却也远远胜过李贽。

李贽明嘉靖六年（1527年）出生于泉州，6岁时就遭遇丧母之痛。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中举，四年之后出任河南共城（今辉县市）教谕，开始为官生涯，时李贽30岁，之后担任过国子监博士、礼部司务、刑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职，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归隐。在南京刑部任上，李贽就因与因循守旧的“假道学”格格不入，批判礼教，而与上司相抵触。万历九年（1581年）春，李贽到湖北黄安，寄居好友耿定理家中，每日讲书论道，甚为相得。三年之后，耿定理病逝，其兄耿定向与李贽的道学观点不合，将李贽比为异端，并发动门生群而攻之，两人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贽移居麻城县，后移居龙湖芝佛院并落发，“闭门下键”，每日读书著述。万历十八年（1590年）“假道学”者耿定向指使门人围攻李贽，从此李贽屡遭迫害，曾两度离开龙湖，出游于武昌、沁水、大同、北京、南京、济宁等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冬，“假道学”者勾结地方官吏，造出“僧尼宣淫”的谣言，掀起一股“逐游僧，毁淫寺”的恶浪，地方官以“维持风化”为名，指使歹徒火烧龙湖芝佛院，拆毁李贽预建为己藏骨的塔屋，并下令搜捕他，李贽避入河南商城县黄檗山中（凑巧的是，整整360年后，顾准也落难到商城县劳改），后往通州，寄寓于好友马经纶处。直到最后被缉、下狱、屈死狱中。

顾准出身卑微，1915年出生于上海一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姊妹十人，在男孩中排行第五，年过半百的父亲在慈善机构联义善会任管事，每月只有微薄的薪酬，不足以养家糊口和供子女求学。1927年，家庭的贫困迫使年仅12岁、稚气未脱的顾准进入上海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当练习生（新式学徒），赚钱养家。短短数年间，顾准在“立信”凭借自己的才智，勤奋自学，逐渐掌握会计学这门学科，1934年以后，顾准完成了《银行会计》等多部会计学著作，并在上海几处大学担任会计学兼职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在民族觉醒的推动下，顾准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934年初组织秘密团体“进社”，1935年加入共产党。他以“立信”职业为掩护，在职业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顾准先后担任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上海分会主席、共产党江苏省委职委书记、文委副书记，苏南路东特委宣传部长，苏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北盐埠区财经处副处长，渤海行署副主任，山东省财政厅长等职务，转战大江南北，经受惊涛骇浪，九死一生，是共产党在职业界的杰出领导人和解放区的理财高手。1949年5月，顾准随军回到解放的上海，担任上海军管会财政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长兼税务局长，工作繁重。但他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从1952年开始，顾准连遭厄运，先是在“三反”运动中因税收方法之争而戴上“恶劣分子”的帽子并遭撤职，调北京工作。1956年9月由建工部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不到两个月，又调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57年，因随中国科学院组团赴黑龙江勘察水利资源时，为维护我国主权利益而与苏联专家意见相左，第一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受到批判，开除出党，下放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农村劳动改造。1959年在河南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顾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在短短数月间饿死了一百万人的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在铁佛寺水库劳动大队期间，顾准坠入了人间地狱，每天进行长达15—16小时、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他要下到公共粪窖里去“清底”，要走村串乡四处去拾粪，成为“集中营里最臭、最卑贱的一个人”，还不时要遭受激烈的批斗、恐怖性的惩罚，受尽摧残和凌辱，直到1960年才回到北京，到院属清河饲养场养猪。1962年好不容易“摘掉”帽子并返经济研究所工作后，许多人都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他却又在1964年经济所“四清”运动中被作为“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而遭受批斗，一度曾萌生“自杀”的念头。1965年2月，又被秘密逮捕、“监护审查”了四个多月，9月再次戴上“右派”帽子，成为绝无仅有的二次戴帽的“右派”，又先后在北京周口店、大韩继、经济所劳动改造。

高健国先生的《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记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之初顾准在大韩继曾经遭受的一场毒打——

9月1日，正是夏季的毒日头。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腿交加地当众毒打了一顿，打得他满头满身都是伤。然而，他们却还觉得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形的建筑砖头，狠狠地朝顾准的脑门中央砸去，“砰”的一声，他的脑门顿时血流如注。谁知，头部开裂的顾准竟然笑了笑，却一声也不吭！红卫兵见顾准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地拖过来，又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想尽种种办法进行折磨……仅仅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鲜血渗透了黄土地，黄土又混合着他不断流淌出来的鲜血，在脸上和身上形成一团团杂色的血污……当红卫兵终于折磨够了，顾准已经奄奄一息，他挣扎着，好不容易才站起身来。他用手把头上流淌下来的鲜血抹了一把，而后，仰脸朝天，“”一阵冷笑，滴着大串的鲜血，蹒蹒跚跚地向前走去……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顾准所能经受的苦难已非笔墨所能尽述。1966年9月，顾准回到北京经济所，作为“黑帮”的他被造反派勒令打扫楼房通道和公共厕所，三天两头挨斗、陪斗，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和外调材料，多次遭到残酷殴打，人人都可以唾他、骂他、打他，甚至为了解闷而惩罚他，苦不堪言。1969年11月，顾准在获知妻子汪璧于一年半前自杀身亡的消息后下放到河南信阳专区息县东岳人民公社学部“五七干校”，在劳改队每天干苦活，还成为“牛鬼蛇神”典型，遭受残酷批斗，仅仅两个多月之后，顾准身心遭受严重摧残，患上可怕的肺炎，高烧不退，从而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最后患上中心性肺癌。1972年7月，顾准返回北京，他抓紧这次喘息的机会，在断断续续的咯血、肺部疾病不断加重的情况下不停地读书、摘录、笔记、翻译，与同事兼朋友张纯音进行答辩式的学术对话，进行写作，直至1974年12月因患癌症而殁，在临终前才由“工宣队”在病床前宣布“右派摘帽”。

著名学者、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在谈论顾准时说：“思想家历来要倒些霉，但是苦难深重如顾准也真还罕见”，顾准“形单影只、独处斗室，以啃冷馒头、钻图书馆度日以至于死。除了挨批挨斗挨骂挨打以外，连一天都没有能直起腰来松一口气的人，也可算达到苦难的极致了”。

李贽一生著作丰富。主要有《焚书》、《续焚书》、《藏书》、《说书》、《史纲评要》、《九正易因》、《续藏书》、《初潭集》、《解老》、《净土诀》等，虽则生前身后多次遭到权势者查禁焚毁，但他在生前就看到自己的书刊刻流播，《焚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在麻城刊行，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藏书》在南京刊行，一时“海内是非之口纷如”。李贽还评点了许多戏曲，在明代刊行传世的至少就有七种之多。

相较而言，顾准则要不幸得多。顾准早年（20世纪30——40年代）曾经出版过多部会计学著作。进入新时期之后，依据收录顾准文章最为丰富的《顾准文稿》（2002年出版）的内容来看，在第一部分“经济学文稿”中，除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发表于1957年的《经济研究》上之外，其余7篇（含论文、发言稿、笔记等）均为首次发表；第二部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分最早成书是1992年在香港以该名出版，1994年收入《顾准文集》首次与大陆读者见面，这些文稿是顾准在1973年至1974年应其弟陈敏之先生的要求而写下的一些笔记，并不是专为出版而写作的著作，这在当时如被他人看到，无疑会让他们兄弟俩罪加一等，身首异处的。当我现在认真研读这部分文稿时，仍时常感觉脊背上凉飕飕的，而这时离开顾准赍志以殁已经30年了，离开他的这些文稿在大陆首次面世也已经10年了；第三部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文笔记”则是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的笔记，想必顾准生前也不敢指望它能够出版刊行。所幸的是，天心未泯。顾准这些用鲜血作墨水，不为出版而写、和尚未写完的笔记，终于能够“变成铅字”。1958年“下放”农村劳动之后，顾准结合读书写了大量的笔记和调查资料，在“文革”到来前夕的1965年，面对严酷的现实，为了避免给家庭带来新的不安和不幸，顾准忍痛自行“清理”了积存多年的手稿和笔记，他担心用火烧浓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只得用水沤的方法，将字纸浸泡在浴缸里，然后揉烂，最后再用抽水马桶一批批冲掉，好几次将抽水马桶的下水道堵塞，那些凝聚着他的思索和智慧的文字，就这样化为乌有、销毁殆尽了。在那个“中国当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的历史时刻，顾准所能做的就是不停地写“交代材料”，这些“交代材料”数量繁多，以至2002年陈敏之和顾南九（顾准之子）将其收集起来编为《顾准自述》这部书，作为四卷本《顾准文存》的其中一卷，这部《顾准自述》共收录了顾准所写的“交代材料”38篇，总字数竟达到33万字。

家庭的不幸，无疑加重了思想家的苦难

李贽早年（6岁时）丧母，备尝人生之一大不幸。成年之后，李贽与妻黄氏共生四男三女，却只有长女存活下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在北京国子监博士任上，次男夭逝，不久祖父去世，李贽将妻黄氏与两个女儿安置在共城县，买数亩田让她们耕作自食，自己一身回泉州奔丧，适逢共城大荒，其次女、三女相断病逝，李贽连遭丧儿之痛。万历十五年（1587年），为了与假道学抗争到底，李贽令女儿、女婿送妻黄氏回泉州，他只身留在黄安县。翌年，妻子病逝，他不返泉州，只嘱咐女婿料理丧事。至此，李贽于家庭已是了无牵挂。

顾准幼时家境贫寒，1933年，与顾准感情甚笃的二姐（年仅20岁）因肺病久治不愈而去世，顾准觉得二姐是因家庭窘困劳累过度而早逝的，十分悲伤，他初尝丧亲之痛。1934年，顾准和立信会计夜校的女学生、之后成为“进社”第一个女社员的汪璧结婚，1937年的前后两三年中，顾准曾经有过两个男孩子，都在不满两周岁时夭折了。之后一直到解放初，顾准和汪璧一共生养了5个孩子，二女三男。1952年之后，厄运接踵而至。1965年顾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后，不得不做出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决定：同意与结婚三十多年经历过无数惊涛骇浪且两情相笃的妻子“协议离婚”（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从家中搬了出来，几个孩子也宣布和自己的父亲断绝关系，并将其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转到经济所。此后顾准就再也没有能够踏进家门一步，有几次回家取东西都是家里人事先把东西放在门外，坚不开门，而妻子汪璧最后又在1968年自杀身亡，几个孩子到1974年他病重、病危、病殁都不愿来看他一眼（即便如此，他却一直对家庭和子女怀有歉疚心情，认为自己害了他们，在临终前“不惜牺牲自己最珍贵、甚至曾以生命捍卫的名誉和尊严”，内心万分痛苦地做了一个他自称是“奇耻大辱”的举动：在一份摘帽认错书上签字，以期能够最后见到子女及改善子女的处境），“恩断义绝，一至于此”！而顾准年近九旬的老母亲此时住在顾准的妹妹家中，与顾准同处一城，知道爱子垂危，坚欲和他相见，顾准的妹夫此时身处公安部代部长的“要职”，为避免给他带来“麻烦”，又因母亲年高，深恐此时相见发生意外，顾准因而不得不忍受着咫尺天涯不得一见的极端痛楚的折磨，最后抱恨终天，真如李慎之先生所言“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作为一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要想让他停止思想，除非从肉体上消灭他，对于李贽和顾准，当时的权势者都做到了这一点。

万历三十年（1602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秉承首辅沈一贯的旨意，疏劾李贽“惑乱人心”，明神宗朱翊钧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令厂卫王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列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徒党曲庇私藏，该科及各有司访参奏来并治罪”。李贽在狱中得知朝廷要押解他回福建原籍，感叹道：“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愤而以剃刀自刎，时在夏历三月十五日，两天气绝。李贽这落幕的一出极其独特，就像他不落凡俗的精神世界，与其作为“思想家”的身份极其相称。两天刚好，一日不异于常人，三日则有悖于常理。

1973年七八月间，孑然一身的顾准肺病陡然加重了，连续多日一直咯血，以至不能正常起卧，到医院检查时，对这样一个打入另册的“阶级敌人”，医院只是简单地检查了一下，说是支气管扩张，开了点止血药就打发他回去了。这实际上是顾准癌症进入晚期的明显症状，但他却只能像过去一样希望能在无奈中挨过灾难。随着病情的日益加重，顾准决心与病魔抢夺时间、抗争到底，他每天一大早便揣着几个冷馒头、一个装开水的旧酱菜瓶，独自前往北京图书馆，全身心地投入阅读和写作中，一坐就是一整天，中午就以自带的冷食充饥，每当癌症病痛发作时，他便用桌角顶住病灶，虽然浑身大汗淋漓，也手不释卷、笔不离纸。在这期间，因持续性的咯血和低烧，身体极度虚弱，他不得不去医院输血、补液，并强迫自己戒烟，但并没有将手头的工作停下来。1974年10月中下旬，顾准的晚期肺癌总爆发了，出现了可怕的大吐血，他要求医院对他进一步检查，个别“阶级觉悟很高”的医生反而板起脸来训斥他罗嗦。顾准卧床不起后，患难与共的朋友骆耕漠、张纯音、林里夫、吴敬琏、赵人伟、陈易等不避嫌疑对他进行照料、护理和陪夜。11月2日，在顾准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所在单位经济所的组织和领导才出面将顾准送进反帝医院（协和医院），但因他是“牛鬼蛇神”，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临时观察室苦熬，后经好友骆耕漠多方求援，院方才于11月7日破例收顾准住院治疗，但为时晚矣，仅仅二十多天后，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历尽劫难的思想家顾准含冤而逝。

写在最后

三百多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李贽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在经历了“时而目为悖逆，时而赞为英雄；时而寂然无闻，时而声名啧啧”后，开始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应该充分认识李贽思想对君主社会专制主义统治秩序的重大挑战和内在冲击，但也不宜有“过分夸大李贽反传统的说法”，毕竟以现在看来，李贽的思想“并没有超出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边界”（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

三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于顾准价值的认识正在不断广泛和深化，虽然这种广度和深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我认为应该达到的程度。已故的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认为：“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蔡元培都更伟大。”因此，顾准更需要人们深入研究和认识。

每想起顾准和李贽，我总是痛心不已。他们如果能安乐和美地过完他们的一生，那该多好，哪怕他们没有什么思想遗存后世。什么时候，在我们这片国土上，思想家不再受磨难，不惟思想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发展”，而不再经受磨难？！这一天会到来的！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作者：马京生　王建蒙

孙家栋小传：

中国航天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他曾担任过东方红卫星等多种卫星工程的总设计师，并担任过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科学家，荣获一等功、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

在第五届珠海航展上，耸立着探月工程雕塑和“嫦娥一号”卫星模型，引起了众人的关注，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热点。中华民族在把航天员送上太空之后，又拉开了探月的序幕。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比谁心里都清楚这副担子的重量。2004年2月探月工程正式由国家批准立项，“嫦娥一号”月球探测卫星将在未来两年内，用长征三号甲运载火箭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如何让“嫦娥一号”进入月球轨道，接受地面控制指令，回馈资讯，是中国航天领域的新课题。6套24件有效载荷一年内将完成四大科学任务，月球探测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地面应用等五大系统工程目前进展顺利。可孙家栋深知，嫦娥舒袖神话浪漫，卫星探月道路艰辛。这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75岁高龄的孙家栋，焕发了青春，像精力充沛的小伙子每天忙得不着家。他深邃的目光已经瞄准了两年内中国嫦娥一号探月卫星绕月飞行和之后发射月球车的远大目标。

挂上斯大林金质奖章

1951年9月，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状元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照片。原来，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每年把年终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金字塔形的“状元榜”，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他的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然而，随着照片越来越大，数量也将越来越少，等到顶尖级的照片所剩无几之时，也就到了学生毕业的时候。此时，与众不同的是名列榜首的“状元”，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头像奖章。这枚奖章对苏联学生来讲可以说是梦寐以求，因为毕业时获得这种奖章的毕业生，不仅可以比普通学生的军衔高套一级，而且还可以优先选择自己满意的工作，并带双份工资享受3个月的休假。五年后，孙家栋获得了那枚人人羡慕的纯金奖章，这在当时中国留学生中屈指可数。

钱学森点将搞起了卫星

1958年4月，孙家栋在隆隆的火车轰鸣声中，谢绝了众多的挽留，归心似箭地踏上了报效祖国的征途。因为就在这一年，苏联送给中国两枚P-2近程导弹。历史的戏剧性在于，200年前，康熙皇帝送给俄国沙皇两箱中国的古代火箭，200年后，苏联又回赠了两枚“现代火箭”，而留苏学生孙家栋的命运，就和这两枚导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回国后，孙家栋进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孙家栋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他被安排到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他因思路敏捷的才智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就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并且挑起了导弹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研究室主任的重任。之后，孙家栋又升任为总体设计部副主任。

孙家栋从毕业后就搞导弹研制，心想这辈子就情结导弹了。可是人生之路冷不丁来了个急转弯，他的智慧和能力引起钱学森的注意，钱老亲自点将，由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他没想到自己搞了近10年的导弹，又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周总理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很好嘛！”

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此时正是“文革”期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孙家栋，从水火不容的两派中智挑“航天卫星十八勇士”，这18个人专业技术特长搭配合理，名单报给钱学森，钱学森点头赞同。两派群众高举彩旗，敲锣打鼓，共同欢送他们走马上任。孙家栋作为卫星技术总体负责人，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进展情况时，周总理夸他说：“这么年轻的小伙子就是卫星专家，很好嘛！”

此时，孙家栋的大脑正困扰着一个难题，卫星许多仪器上镶嵌着毛主席金属像章。这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小问题，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三忠于、四无限”的个人崇拜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极端，稍有不慎便会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发表不同意见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孙家栋看到周总理和蔼可亲的笑容，下定决心把萦绕在心头多时而又无法解决的难题吐露了出来：“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我们非常理解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但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会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在空中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将使卫星的整星重量增加，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我们大家都是搞科学的，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比如说人民大会堂也不是到处都挂有毛主席像。所以，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来处理，只要把道理给群众讲清楚，就不会有问题。”周总理的话使孙家栋豁然开朗，悬在他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为了卫星和老伴巧遇医院

1994年11月24日，作为我国第一颗大容量通信卫星总工程师的孙家栋，已经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此时火箭、卫星都已测试完毕，发射场的各项工作都已就绪，卫星发射恰好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

偏偏这时，夫人魏素萍患了脑血栓，病情严重，医院立即对她进行了全力以赴的紧张抢救和治疗。消息当天便传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昌发射场，几乎试验队人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唯独孙家栋不知道，同事们向他保密是一个方面，而此时他的脑子里装的全是卫星，他要在发射前夕把所有技术问题再回顾一遍，一定要保证对卫星火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上天前都能清零，做到万无一失。一周后，卫星被成功地送入太空。

这时的孙家栋马不停蹄，立即赶回北京主持与美国航天代表团的谈判，会谈文件签字后他便累倒了，同志们用担架把他直接抬进了附近的医院。

巧的是，老伴魏素萍就和他住在同一所医院里，只是两个互相思念的人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住院。后来，医生把老两口安排到了同一间病房，直到这时繁忙的孙家栋和老伴魏素萍才彼此有了照应，共同享受病房的温馨。

弹指一挥间，这对老夫妻从一见钟情到相伴变老，爱情不仅使他们战胜疾病，而且促使他们事业有成。魏素萍是个好医生，也是家里的好后勤，她无怨无悔地支持着孙家栋。孙家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要亲手将中国“嫦娥奔月”的神话变成美好的现实。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我和“洋特务”李敦白　作者：杨兆麟

有一位美国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热情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35年。期间，两次蒙冤入狱，在铁窗中苦苦煎熬了16年多，只享受了19年的自由。获释回到美国之后，由于他在美国和中国都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且深刻了解两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因而致力于发展中美贸易，耄耋之年仍不辞辛苦，万里之遥，飞来飞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他坦诚地对朋友说：“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直到今天，我依然能从那可怕的逆境中汲取内在的力量。再说啦，后悔又有什么用啊！”

这位美国人，取了个中国名字，一度加入中国国籍，并且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一位中国姑娘结为终生伴侣，生儿育女，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名叫李敦白，夫人名叫王玉琳，他们俩都是我多年的好友。

一

1947年3月初，我随中共代表团从南京撤回延安。由于我原来在新华社南京分社工作，因而被接到清凉山上的新华总社当编辑。我时常看到一个“大鼻子”，年龄比我也就大两三岁，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眼镜，和所有的人一样，穿一身灰色的棉布军装。有人告诉我：他是个美国人，名叫李敦白，是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

不久，国民党军队进犯延安。新华社全体人员撤退。先到瓦窑堡（即子长县），然后东渡黄河，攀越层峦叠嶂的高山，踏过一望无际的平原，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长途行军当中，大家迈开双腿，日夜兼程。我经常和李敦白结伴而行，并肩前进，和他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成为风雨同舟的战友。他为人随和，性格开朗，谈吐幽默，爱开玩笑。他不仅中国话说得好，比有些一嘴“广东官话”的中国人还标准，而且说起《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和鲁迅、巴金、老舍等人的作品，一套又一套的，使我非常惊讶和叹服。我怀着好奇心问他：在哪里学的中国话，怎么到延安来的？他打开“话匣子”，说起了有趣而又不平凡的经历。

原来，李敦白到中国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他的家乡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市，英文姓名是Sidney Rittenberg。到中国以后，有一位朋友给他译成李敦白。前后两个字是中国的“诗仙”李白，中间一个字的意思是“敦厚”。不仅符合发音，而且完全“中国化”，熟人都叫他“老李”。青年时期，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革命者，加入了美国共产党。1940年，21岁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军队调他去学习日文。他想，将来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可以很快回国，致力于建设美国的新社会。因此，他要求去学习中文，得到同意。他哪里会料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李敦白被调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老师中包括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他努力学习中文，讲中国话，包括不少成语，领悟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魅力，看上去像图画一般的优美，简直入了迷。同时，初步了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红军长征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和一些革命领袖的非凡经历。他渴望到中国去，和中国人民交朋友，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1945年夏天，李敦白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这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他经常在街头购买中国报纸，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共党员，自然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悄悄地对他说：“你想不想去见见编这份报的人？”报童大概事前得到了领导的批准。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一位地下党员。见了几次以后，地下工作者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同时，他利用美军的身份，几次开着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送到郊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正如他的预料，美军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是他改变初衷，想留在中国，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他的申请获得批准，被派到上海的美军司令部去工作。经昆明地下党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不久又认识了宋庆龄、何香凝、陶行知等人。宋庆龄介绍他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观察员”，任务是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救济总署的官员在行前对李敦白说：“你去了以后，要注意收集共产党的情报。”他感到疑惑，默然不语。他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的时候，中共代表周恩来正在和国民党代表、美军代表在那里进行“和平调处”。他非常尊敬周恩来，想找机会和周恩来谈话，可是周恩来非常忙，在离开宣化店之前对李敦白说：“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美国的那位将军把李敦白当成“自己人”，在厕所里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政府（指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占有优势，我们让他们把共产党军队消灭。”一句话，让他看透了美国政策的本质。当天，他就把美国军官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实际上，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

回到上海以后，李敦白辞职回国，不再替美国政府干那些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勾当。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建议他回国以前去拜访周恩来。于是，他从上海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周恩来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建议他到延安去参观，访问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以便回到美国以后，正确地宣传中国的情况。周恩来介绍他到北平，由叶剑英安排他去延安，这完全符合他的愿望。到了北平以后，由于交通方面的问题，叶剑英协助他先到张家口，再转往延安。他在张家口拜访了聂荣臻，看到了当地的新气象。聂荣臻请他协助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他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从此和广播工作结缘。在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且经过中共中央的特殊批准，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没过几天，斯特朗再次到延安采访。新华总社社长廖承志委派李敦白担任翻译，访问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他为斯特朗把一些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个人合作撰写、著述。

二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初，我好几天没有见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听说，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我左思右想，难以置信。在昆明解救地下工作者，在中原解放区向李先念提供情报，又是经过特殊批准的中共党员，怎么会成为“美国间谍”呢？但是当时正处在战争环境，斗争很复杂，谁也不敢议论，更不能探听个究竟。何况，当时我们对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毫不知情呢。

1949年1月31日，我随解放军进入和平解放的北平，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工作（后改为北京台和中央台），属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斯大林在1953年逝世以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李敦白自然也被释放了。1955年“五一节”以后不久，李敦白出现在电台的办公室。

有一天晚上，李敦白看在老朋友的“面子”，私下告诉了我那些年的经历。1949年1月21日，有人通知李敦白，派他“到北平去执行特殊任务”。他天真地想：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北平，可能是去当翻译，执行有关中美关系的任务。可是，他被带到另外一个村子，有人指控他“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指示，破坏中国的革命”。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仔细回想了到中国以后的全部经历，包括和斯特朗的关系，再三申辩：“我和美帝国主义没有任何关系，我不是间谍。我这么热爱中国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你们为什么把我当成敌人呢？我所说的一切，你们都不信。你们要我承认的，我又没有干过，那怎么办呢？这一定是个可怕的错误。”他先被关押在北平郊区，以后转移到北平第二监狱。他苦恼、困惑、焦躁、失望，每天在牢房里来回踱步，度日如年。允许他读书、看报了，日子才好过一些。他了解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等等。他当然没有听说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继续蒙在鼓里。

1955年4月4日，有一个官员模样的人向他宣布：“你是一个好人，你被监禁是错误的。”并且再三向他道歉。在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身体和精神状况有了好转，他就上班了。他第一次身陷囹圄，在监狱里囚禁了六年三个月零两天。

三

李敦白当时的身份和地位很特殊，颇有些“卓尔不群”的样子。他上班以后不久，就恢复了党籍，这个“大鼻子”是英语组唯一的党员。他经常向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汇报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广播事业管理处改为局），到总编室去看文件，和在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经常接触。有一天，我在走廊里遇到老温，他看看左右无人，小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李敦白正在向王玉琳发动猛烈的进攻。”我告诉他：“我也看出来了，这种事瞒不过人们的耳目。而且他的鼻子大，更会引人注意了。”

温济泽在他们两个人的关系明朗以后，把李敦白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你是不是对王玉琳有意思呀？我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正准备派她出国学习技术。你们美国人爱写情书，我们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你可别给她写情书。”哪知道，李敦白本来没有这个打算，老温的“警告”倒提醒了他，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向王玉琳求婚的信，偷偷放到了她的办公桌上。第二天上午，王玉琳走进李敦白的办公室，表情严肃地在桌子上放了一张纸，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李敦白全身凉了半截，连头都不敢抬，仔细看那张纸：“李敦白同志，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所提出的那种相互关系，既然你有了这种想法，我们只好停止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妙在下面还有一句“又启”：“我昨天答应你，今天下班以后，一同去逛中山公园，我当然要遵守诺言。”李敦白满肚子疑惑，又喜出望外，不知道她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那天下班以后，他们二人去逛公园，李敦白的心咚咚地直跳，还是鼓起勇气，再次向王玉琳求婚，好像等待“判决”，而“法官”却宣布他“无罪”，王玉琳竟然同意了。1956年2月，在中国的春节“双喜临门”，他们结婚了。这一段美妙的趣闻，是李敦白在婚后向我“坦白”的。我对他们夫妇说：“王玉琳的那张条子，前半段分明是虚晃一枪，后半段又含而不露，堪称奇文，奇文！”朴实憨厚的王玉琳抿着嘴微笑，默认了。他们把这份“文件”珍藏起来，可惜的是，被无情地毁于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的可悲岁月。

他们婚后的生活是美满幸福的，李敦白勤勤恳恳地工作，王玉琳到第二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英语。由于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他在北京的各国专家中起着应有的作用，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1958年9月，斯特朗来到北京，周恩来为她举行欢迎宴会。李敦白、王玉琳应邀作陪。周恩来诚恳地说：“伤害了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错误。”

1964年1月，毛泽东宴请在北京的外国朋友，包括斯特朗和李敦白。毛泽东对斯特朗说：“当你在延安的时候，国民党开始轰炸了。我们担心你的安全，就让你走了。如果你留在延安，就不会当做间谍在莫斯科被捕了。”毛泽东又朝李敦白说：“你被牵连到她的案子里，我们犯了一个很坏的错误，你是一个好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向他们当面道歉，承认了错误，使他们感到很大安慰。斯特朗在北京住下来以后，采访、编辑、出版了一份《中国通讯》，报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毛泽东要求李敦白组织在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把《中国通讯》译成各国文字，发行到世界各地。

1965年11月，李敦白、王玉琳和斯特朗、爱泼斯坦、艾德勒、路易·艾黎、万徒勒里、马海德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应毛泽东之邀，乘飞机前往上海，出席在锦江俱乐部举行的午宴，毛泽东为斯特朗祝酒。当天晚上，周恩来又宴请各国朋友，庆祝斯特朗80华诞。席间，一个合唱团演唱《长征组歌》。突然，周恩来站了起来，厉声质问那位指挥：“爬雪山的那一节为什么不唱？”指挥低着头说：“我们不会。”周恩来生气了：“那是萧华同志写的词，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能指挥，我来指挥。”他走到合唱团的面前，以嘹亮的男中音领唱，指挥合唱团唱完了这一节。所有在场的外国朋友目睹了这一幕情景，都产生了疑问，合唱团的指挥为什么谎称不会？一部完整的大合唱怎么能缺了一节？周恩来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无法料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席卷神州大地，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前奏信号。

四

1966年5月底，正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李敦白和一些外国专家先到河南省兰考县，实地学习焦裕禄的先进事迹，然后到了他阔别19年的延安。当天晚上，他们听到了北京的广播，《人民日报》报道，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学校领导的“修正主义”，他感到十分震惊。根据他在中国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的这项报道，大概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发表的。他崇敬毛泽东，相信《人民日报》，深思着：“党内有些领导人正在欺骗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出去。”虽然他弄不清楚，中国人民怎么会面临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刘少奇语）斗争呢？这不是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论断吗？但是，他的头脑开始“发热”，渴望赶快投入这场“大革命”。

回到北京以后，广播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向李敦白学习”、“李敦白是干部的好榜样”等大标语出现在院子里，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在一次批判大会上，他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美国老家的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中工作，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非常了解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工人的生活是多么痛苦。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他的这番“现身说法”，得到在场人们的信服，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当时还没有被“揪”出来，是在场的听众之一，觉得他讲得很有道理，也很生动。

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李敦白得到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六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六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心中有如“高山仰止”。毛泽东用英语说“Ri-tten-berg”。他掏出了“红宝书”，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左手拿着“红宝书”，右手接过李敦白递给他的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李敦白回到机关以后，人们都拥了过来，说：“老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啦，还和毛主席握手了呢。你洗手了没有？”他说：“没有洗。”于是，“大家抢着和我握手。办公室外面有40多个人排队，一个一个地和我握手。因为毛泽东已经好像一尊神，人人想沾上一点仙气。”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国际主义战士李敦白”的大名传遍了全国。他在走廊上向我描述了前一天的种种细节，口气中充满了兴奋和自豪。我当时属于“很不理解，很不得力”的一类人，觉得他的头脑有些膨胀。

此后，除了广播局以外，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人们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但是，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率真、善良的他陷入了迷惑之中。号称“文化”的“大革命”，为什么如此的残酷呢？

当时的广播局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非常激烈和复杂。李敦白主张通过民主讨论，消除分歧，实现大联合、大团结。但是，双方总是谈不拢，“中央文革”要求他们“整风”。双方还是各持己见，于是，出现了中间状态的“整风派”。1967年2月，广播局成立了一个由“整风派”人员构成的“三人小组”，大家推选有很高声望的李敦白当“一把手”。他有条件地接受了。实际的领导工作由另一个人负责，公开的场合可以由他出面，他说：“不管怎样，广播局不能由一个外国人负责呀。”北京的一些外国朋友也劝他：“你不要太积极，别忘了你的鼻子比中国人的大。”他的脑子多少有些清醒了。

李敦白的这种“风头正健”充满豪情壮志的日子，只维持了六个月。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并且通知李敦白，“离开广播局，有特殊任务”。当时，李敦白还抱有幻想，以为会“有什么重要工作”呢。等到9月底，他没有收到国庆节观礼的请柬，他“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不久，他又看到英文的《北京周报》重新发表了毛泽东会见外宾和群众组织代表的照片，斯特朗等人都赫然在目，而他所在的那个位置却变成了一片黑。他知道，没有“上面”指示，谁也不会斗胆把有“伟大领袖”在场的照片动这种“外科手术”，自己准定“出问题”了。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和王玉琳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后来他才知道，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可是，当初把他扶到台上加以利用的，也是那个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

1968年2月21日那个零下13度的严寒夜晚，李敦白再次锒铛入狱，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的监牢中。他想：“我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闹革命，稀里糊涂地干了半年，结果闹到牢房里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啊。”“美国特务的老婆”王玉琳对夫妻感情是忠贞不渝的，她对子女们讲述爸爸的经历，必须坚信爸爸是好人，绝对不是“特务”。在秦城，李敦白多次被审问，有一次问他，和王光美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在北京的军调部拜访叶剑英的时候，她也在场。后来在延安重逢，当时她和刘少奇还没有结婚呢。有一天，她请我吃回锅肉。过了几天，我又请她吃回锅肉。当时在延安，吃一碗回锅肉算是丰盛的菜肴了。”那个审问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来回的这么回锅，是什么问题？”李敦白心中暗笑：“你这小子大概连回锅肉也没吃过。”这分明是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和第一次被捕一样，他每天除了短时间的“放风”以外，在单人牢房里来回踱步，还记着数，以保持体力，毫不怀疑自己一定又是蒙受了不白之冤。“犯人”们可以看《人民日报》，他每天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以消磨难耐的寂寞时光，而特别关注政治动态。1976年是一个令人十分悲痛的年份，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逝世，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他发现关于“文革”的消息不见了，江青的名字消失了。忽然从高高的狱墙外面传来悠扬的音乐，人群在欢呼、歌唱，完全不是“八亿人只会唱八个样板戏”的气氛和情绪。到了晚上，绚丽的焰火绽放在田野的上空。他有一天忽然听到一个妇女在院子里大喊大骂，声音又高又尖，是他熟悉的江青的声音。他想：“江青进来了，我该出去了。”果不出所料，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8个月零1天，李敦白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他彻底平反，王玉琳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李敦白回到宿舍，一家大小既喜又悲，珠泪涟涟。由于被长期单人监禁，李敦白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慢慢地学习、锻炼，才恢复正常。

五

1993年，我到美国西雅图市去看儿子。我原来听说，李敦白、王玉琳住在波士顿，准备有机会去看望老友。我向一位朋友打听他们的电话号码，多年不见了，先问候几句。那位朋友告诉我，他们夫妇就住在西雅图市以东的伍丁维尔镇。我打通了电话，是老李接的，还是那么爱开玩笑：“你怎么神出鬼没的，跑到美国来了？”

“美国难道只许你来，不许我来吗？”

“哪里敢啊，非常想和你见面，欢迎到舍下来，令蓬荜生辉。”

一天晚上，儿子开着车，陪我和老伴杜婉华去他们家。老友们一见面，又是拍肩膀，又是拥抱，互相仔细端详，充满了久别重逢的喜悦。落座以后，李敦白说：“我料定你来美国，一定会找我。”

“那当然啦，老朋友嘛。”

“没错儿，可是还有一个原因。”

“你还是我的英语会话老师呢，我以前每次到你们家去，进门就不许说中国话了。”

“对，不过那不是主要的。”

“还有什么？尊夫人王玉琳和杜婉华也是老朋友啊！”“哎呀，想不出来了。”

“你这个人，真成问题，我是美国特务，你是中国特务，能不找我接头吗？”

我开怀大笑，说道：“你有所不知啊，我只是特嫌，比特务的资格低一等。”

李敦白说：“我怎么不知道啊？”

“那时候你已经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了（‘文革’语言，指被捕入狱）。有一天半夜，造反派们来抄家，命令我老老实实站在旁边。他们把被子、褥子的棉花心都掏出来；把墙上的镜框摘下来，打碎了玻璃；甚至把柜子里的书都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翻开，扔得满地都是；还把桌子的抽屉拉开，拿走了所有的笔记本。我又气愤又可笑：我要真是特务，有什么证件、情报能藏在这些地方吗？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蠢了。过了几天，大概是他们查看了所有的笔记本，一无所获，可是又不甘心，只好给我戴上一顶特嫌的帽子。”

我关切地询问李敦白在秦城监狱的情况和他们回美国以后的生活。

李敦白谈起往事，虽然感慨万端，可是像讲故事一样，有说有笑，并没有流露多少悔恨之情。对于人生的苦难，对于尘世的烦恼，他是顽强、乐观的。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和王玉琳用“补发审查期间的工资”（平反文件的语言），乘飞机回到美国。到了故乡，借住在他姐姐的家中。王玉琳纺织毛衣出售，还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李敦白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个“千金”和一个儿子也先后到美国，找到了工作，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夫妇不想无谓地虚度时光，他们商量好，“要换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机会终于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要到中国去拍电影，找李敦白帮忙当翻译。他在各地为公司办成了不少事，例如在南京，公司要拍一个儿童剧团的节目。剧团要价很高，双方达不成协议。老李对剧团的负责人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之一，他们的《星期天60分钟》节目有大量的观众。他们一播出，你们不是在美国就出名了吗？剧团负责人想明白了。结果，一分钱都没花，就把片子拍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他很满意，回国以后，让他讲述自己的经历，在《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播出。于是，他在美国成为“名人”了。不少美国公司找他们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英特尔电脑公司正准备接待一个中国代表团，可是公司里没有人会说中国话，老板来访问他们，王玉琳“出马”，帮助他们谈成了价值20万美元的电脑生意。几次的成功以后，他们想：应该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我们做诚实的工作，和诚实的人打交道，免得被腐败分子欺骗。

他们带我们到另一个房间，几张桌子上摆着打字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话等，书架上和地上放满了各种文件、资料和纸张，房间不大，也显得很零乱。老李拿出两张名片，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印着“李敦白有限公司”。他说：“这里就是我们伟大的公司，不过是有限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是总经理，她是副总经理。”老板娘发话了：“去你的吧，要不是我管财务，只让你自己干，收入多少，支出多少，准是一笔糊涂账。”老李摸着妻子的手，“嘿、嘿、嘿”地笑，承认了“二把手”的功劳。我早就知道老李是位社会活动家，可是在理财方面和“马大哈”差不了多少。

我说：“反正是个夫妻店，谁是一把手，谁是二把手，本来就分不清楚。我赞成你们的人生哲学，我们都是政治运动的幸存者，身体都还不错。尽力做一些对社会有益的事情，问心无愧就行了。”

为了公司的业务，他们从美国的东部搬到了西部，经常到中国开展业务活动。自从我们在美国见面以后，他们记下了我们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每次到了北京，总要约会欢谈。

2003年，我们又到美国去，参加儿子的婚礼。这时候，李敦白、王玉琳的大女儿已经在西雅图远郊的一个名叫“狐狸岛”（Fox Island）的海湾之滨，替他们买了一座别墅，距离她的工作地点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以便就近照顾父母。

我打通了电话，听出是老李的声音，我说：“你这只住在狐狸岛上的老狐狸。”

他说：“你会和狐狸说话吗？欢迎你们到我们的窝里来玩玩。”

我们约定在儿媳妇的休假日，开车前往。当时只有李敦白一个人在家，坐到沙发上互相询问别后的情况。没过几分钟，王玉琳和大女儿回来了。王玉琳给我们端过几杯热茶，就和女儿去做饭了。她们准备的是一顿“中西合璧”的午餐。先吃炸酱面，后吃甜点。饭后，我们一同参观了他们的“狐狸窝”。他们这个“伟大的公司”真是“鸟枪换炮”了。办公室很宽敞，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有条有理。另外有一间健身房，摆着几样健身器材。房间面对着一片不很大的海湾，碧波粼粼。房后是一片花园，他们经常除草、施肥、剪枝，可以修身养性，好像聆听一首田园牧歌。

2004年春天，李敦白、王玉琳再次来到北京，请我们二老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儿子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老李比我大两岁，已是83岁高龄，往返长途飞行，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们特地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顺便“子承父业”。我深深了解他们老两口，性格爽朗，对什么问题都能想得开、放得下，因而，我衷心地祝愿他们夫妇，安享晚年、健康长寿。只要力所能及，就继续为中美两国人民服务。老李学着京剧武生的口气和模样，双手抱拳，顿挫、有力地说：“得令啊！”

（责任编辑叶方）

2005年第6期 《共和国早期的故事》引出的思考　作者：李　锐

凡是已经过去的事件，都可以归入历史。历史对于我们有用，是因为从过去可以觇知现在，从现在可以推想未来。过去的种种，无论伟大辉煌还是失败苦难，对善于学习的人，都是财富。愚蠢的人尤其别有用心的人，则拒绝接受教训，用思想统制的办法把一切失败都从历史上抹去，结果往往重蹈覆辙。

1949年以后，各种“肃反”、政治运动不断，逐渐发展扩大，从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在更大的范围、更长的时间里重犯了过去的错误，造成了更加惨重的损失，“文革”被我们党称为十年浩劫。所以我一直主张多研究历史，要懂得从历史中接受教训、汲取智慧。

研究历史，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从整体的格局来观察历史。这是我们许多历史学家在做的工作。无论通史还是断代史，都是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材料加以集中、抽象，然后叙述各个历史事件的原因、条件、过程、结局、影响。这样的工作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做得好，对于我们掌握历史规律，接受历史经验，可以获益匪浅，但也常常容易流于枯燥，阉割了历史的丰富性与生动性，缺乏感性体验的历史规律或历史经验是很难深入人心的。另一种模式，是从个体的经历来展示历史。这是许多传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日记、信件等的作者在做的工作。虽然个人所历的事件有大有小、所知的事情有多有少，但都是历史的一个片段、一个侧面。因为是个人的经历，所以它不仅包含对所历事件的细致、具体的叙述，也更带个人感性的体验。其所长正足以补史书的不足。

中国是一个有修史传统的国家。中国传统的史书是兼顾抽象与具体两个方面的。司马迁的《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表、书之外，其实都是家族或个人的传记。这些传记写得生动具体、神采飞扬，让人读来丝毫不感乏味，历史事件也就是通过人物的活动——展现出来了。后来历代的史书，大都继承了《史记》的体裁（惜笔力不及），即便是编年体史书，也十分注意人物言行的个性化叙述。五四运动以后，西方史学传入，开始有了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史书几乎无人再作（恐怕也无人能作）。及至苏联修史的框架被我们接受之后，国史成了党史，党史成了领袖人物言论的集纳，史料只是填塞来作为现成结论的映证。修史至此，史书也就越来越枯涩无味，让人提不起兴致来了。苏联的经验已有前鉴，他们的党史是每换一届领导，就要重修一次也！

重新恢复纪传体史书的传统大概很难做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活动的多样性，使得历史早已不是几十个人甚至几百个人物的经历所能概括。但新史学的体例却也无法反映生动具体的历史。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传诸后世；怎样才能使后世真切地理解我们时代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以便他们更好地前行？我以为，不妨来个双峰对峙，二水分流。一方面，鼓励史学家放出眼光，不是按照现在的结论，而是按照历史的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写出确有见地的现、当代历史佳作。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著名的历史学家胡绳在他的《八十自寿铭》里这样写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天命；廿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另一方面，鼓励历史事件的亲历者，真实地而无涂饰地写出自己的遭遇、见闻、思考和情感，不要限定什么标准的框框。有了这两方面的努力，即便我们一时不能产生伟大的历史著作——这需要多种条件的综合机缘，至少也为产生这样的著作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包括材料与思考。

郭维敬同志编著的《共和国早期的故事》，记录了近六十个人物与事件（工作地区20个省市），除少数知名人士外，多是不见于经传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同样都是那一个历史时期的亲历者。他们的悲痛与欢乐、苦难与成就，都系于社会的专制与开明，倒退与进步。许多史书上没有的历史事件的细节，我们只有在这些个性化或个人化的历史记述中才能读到。而缺少了这些细部的真实，历史的画面就无法得到真实地再现。我没有读过书中的全部文字，著者寄来一部分“简介”，虽然这类人物与事件，我知道不少，且为这类书写过序言，但我读到这些“简介”后，仍然震惊不已，尤其是反右前的一些事件。这里摘录几件：

《行军三千里，磨难三部曲》的侯福凯，大学毕业时，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徒步跋涉到昆明后，在云南广播电台任秘书兼编辑。1955年肃反突遭捕，被判刑15年。刑满后因无家可归，不准离劳改队，又留劳改队10年，共25年。离劳改队后，在农村与一年56岁，比自己长3岁的农妇结婚。打工、摆小摊多年，于1986年始平反离休，后不久病逝。临终前，诗句中有“死去犹望‘德’先生”，渴望民主不已。

《一封朝奏九重天的传奇故事》，写清华大学南下学生董纪兴，1950年在“三反五反”时，出于天真热情，向毛泽东上书，汇报领导干部公开向群众检讨可大大提高党的威信，因而建议毛也同样做。结果开除党籍被拘捕，董百般无奈，只得装疯卖傻六年，又装失语症十年。他的传奇故事在广西柳州地区传闻甚广，三十三年后始彻底平反。

《覆巢之下无完卵》叙述信阳师范音乐教师申绳武，肃反中被错捕，复查纠正后，在反右末期却无端与“右派”一道被送去劳改，1959年饿死。其妻焦玉钧（北京市原副市长焦若愚胞妹）一次游行前，突击抄写小学生手持小旗上的标语时，将“反对美帝霸占黎巴嫩”中的“反对”二字写重了一处，当即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7年，亦早死。四个儿女沦为孤儿，大的16岁第二年病死，剩下的三个分别为10岁、6岁、4岁，讨饭年余，为孤儿院收容。10岁的儿子健康正常活下来了；6岁的女儿后来成了疯子；4岁的儿子长大后，因未受到良好的教育与人殴斗，伤人致死被判死缓。

《盲流树起纪念碑》中的重庆白寺驿的王嘉泉，南开中学高中毕业，解放后参加工作，因家庭出身且姐夫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被打成“潜伏特务”。几经劫难，被迫加入“盲流队伍”，逃到新疆石河子。经农8师学校收留后教学突出，发表过有关文章。文革中被打成“逃亡地主”，劳改十年。复出后除努力教学外，以自己菲薄的工资，省吃俭用，收养教育了六名特困生，个个送入名牌大学，被这些特困生尊之为“父亲”。他终身未娶，用行为树起了一座纪念碑。

关于河南省反右情况，书中有这样几个统计数字：全省学校教职员中被划右派、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平均占教职工数的23%，有的地区达50%以上，个别学校达70%以上。固始县划右教师占全体教师的48%，遂平县占52%。“右派分子”中的悲壮情景与划右的荒唐故事，书中收录不少。

《几度生死遭劫波，半生慷慨唱悲歌》的余士奎，反右时任学习小组长，因带头鸣放，被划为右派。劳改中多次坚持说真话，遭到说不尽的生死磨难。对“信阳事件”，他在座谈会上独持异议，说“全国都刮南风，信阳这个小地方能刮北风吗？信阳事件的发生，地委书记路宪文虽有责任，但主要责任是上级”，为此险被打死。文革中他公开演讲说：“历史上有两种官员没有好结局，一种是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者；另一种是功劳卓著，位高权重者……刘少奇和所有被打倒的老革命家都关心人民群众疾苦，彭德怀的万言书何罪之有？”结果被捕判死刑，林彪死后，改判死缓。他在捕前及在狱中，都有一些坚持真理的激烈言论。

《权力意志下的悲惨命运》，写信阳地区在“左”书记王某的领导下，反右运动的各种荒诞离奇故事。如在所辖19个县市中，开展向地委“报喜”活动，结果划右派数一浪高于一浪。党校副校长董玉宝实在划不出“右派”来，书记厉声斥责说：“你就是右派！”竟真将董划为“右派”。息县划右派比较迟缓，他亲自到息县召开大会，公开说：“难道平时，就没有给支书提过意见的？”经这一点拨，大家心领神会，当天夜里该县就以400多右派报捷。他到汝南县视察，看教师学习班鸣放大字报时，见有数十名男女教师画一幅漫画，讽刺教育科长随地便溺。于是在大会上说：“这泡尿尿的好，尿出了一群牛鬼蛇神！”结果这一大批无辜教师都一个个沦为“右派”。

《反右何处不荒唐》与上文相似，其中豫东永城县还有所谓“草荒右派”，全县据改正时公布的数字竟为1976人。商丘地委宣传部长谢某，将全系统所有干部几乎全部划成了右派，据传只剩下“两个半”所谓好人。由于谢规定了数额，专署文教科9人必须划8人，该科科长冯德馨无奈，只得将包括副科长在内的全部干部都划上。冯与副科长商量，副科长说：“现剩下咱们两人，只有划我，因我是本地人，划上还可以回家种地。”嗣后，冯每月领工资后总要将一半寄给副科长家，直到这位副科长“摘帽”。此事后来传为“美谈”。

反右结束后，信阳地委为改造“右派”，在所属的大别山区谭家河建立了“万胜山林茶场”。共送去右派二百多人，逾半数去而不归，埋骨荒山；幸存下来的则多因伤残，未得尽天年。至今人们谈起谭家河都感到毛骨悚然！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就是几个负责干部，都把右派当作不可宽恕的重刑犯，对之毒打，任意饿饭，迫使不分昼夜地干超强劳动，达两年以上，以至一批批自杀、饿死、累死。基建大队长徐××与办公室主任贾××同被人称作“活阎王”，一次强令右派在恶劣天气中翻山越岭去扛木料，途中倒毙、滑入山涧及大粪坑、走不动冻死的达8人（另一说17人）之多。当年死了右派还不如死了家禽家畜。其它分散在各县改造及送劳改农场的右派，其处境也同样恶劣，死人亦不在少数。如平舆县共划右派729人，改正时有129人已死去，占右派总数的17%。

现年七十二岁的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所共度过十九个春秋，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首旧体诗词，大都作为“罪行”证物被收缴，现仅留下二百多首，书中选刊了五十来首。读后觉得真是“有胆有识，诗如其人”。这于我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亲切之感，愿为这位特殊诗人多做点介绍。1949年后，他曾在华东军大、南京政治学院等处学习工作，后转业任中学教师。他十分关心时事，敢于独立思考，1955年就因研究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被批斗八个月。后更因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不同看法，而倍受打击，惨遭厄运。1976年清明节后，他为了不连累一起议论过时政的难友，将自己多年来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盘托出，被改判无期徒刑。他的诗词可说全是史诗，为针砭时弊反映现实之作，有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的批判，有对杰出人物的赞颂或其不幸遭遇的同情，有对遇害友人的哀悼和对亲人、家乡的思念，以及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和期盼等等。扬善刺恶，褒贬分明。他熟读古籍，深谙诗律和典故，诗作厚重沉郁而又隽永开阔，格律严谨而又自然流畅。现摘录几首以见一斑。

他曾与友人合写过电影剧本《陆游》，《有感三绝》第一首，引用陆游和梁启超诗句：“死去犹能为鬼雄，中原未复恨难穷。千秋自有史臣笔，亘古男儿一放翁。”

《1958年反右有感》：“百花齐放百家鸣，纳善从流剧可亲。谁识翻云覆雨手，一时才俊尽沉沦。”

《1959年参观马桥乡亩产将达十八万斤粮田有感》：“信口雌黄夸短长，千斤棉与万斤粱。由来咳唾成珠玉，泥土也能自化粮。”（《后汉书赵壹传》：“势家多所宜，咳唾成珠玉。”）

《1959年庐山会议》：“地本倾斜水怎平，是非非是令人惊。英雄岂独始皇帝，自筑长城自毁城。”

《读汉武帝罪己诏有感》：“三面红旗白日昏，冤魂无日出愁城。武皇一诏真千古，宁为苍生不为名。”

诗人于1962年底被捕入狱，即作七律一首自勉：“星槎有路疑无路，苦海无边会有边。别样心情嫌蛱蝶，依然气骨傲榆钱。涧中恰有阴沉木，岩畔偏宜不见天。他日重温今日梦，定牢肠断唱催眠。”（原诗自注：李商隐诗：“莫讶韩愈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此句意谓对人民、国家忠贞不渝。阴沉木是珍贵木材，传说生长湿处或在水中浸泡多年而成。不见天是乌龙茶精品。）

《1966年红卫兵》：“借石他山攻璞玉，兴兵红卫乱乾坤。洪杨内乱天朝败，刘邓清除中共昏。元党牌今复见，东林旧案岂重温。藩篱撤尽长城毁，日暮西风摧断魂。”

诗人1968年被押往西宁继续服刑。1980年无罪释放，恰好十九个年头。《1980年返沪有感》：“恰似牧羊苏武日，也如重耳返家天。黑牢一刻人应老，怎信已禁十九年。”

这本凝结一代知识分子血泪的故事，不能不引起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反思。1949年后，国家是何等兴旺气象，尤其八大通过了不搞阶级斗争，集中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大家都受到鼓舞。可是随即反右派运动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了。直到“文革”十年浩劫。从理论到实践，从实践到理论，我们有必要弄清楚，到底错在何处，教训在哪里？经过近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终于走上市场经济道路之后，我们已经懂得或似乎懂得一些根本问题了。可不可以简单地说几句：

什么叫社会主义？过去“不怕穷，只患不均”，“只怕富，富则修矣”。于是“穷则思变”，发明“三面红旗”，大搞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效法“五斗米道”；太平天国一套都出现了；从康有为的《大同书》中找到社会主义。

怎样进入社会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完全不顾恩格斯晚年对《共产党宣言》的批判），要“大公无私，消灭私字一闪念”。如何实现这个理想？从马克思那里片面地取来四个字：“阶级斗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

怎样领导呢？“无法无天”。这就要“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就从中国古代治国之道中汲取营养并加发展。不要讲什么“仁政”。要“法先王”，“以吏为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三纲六纪”，“乾纲独断”到书记挂帅，到要点个人崇拜，“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知识分子算什么，不会杀猪，只会七嘴八舌；秦始皇只坑了几百个，我们几十万。于是“知识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是西方的东西，那一套不能学。到“文化大革命”，就“四个第一”，“四个伟大”，“破四旧”，人类历史发展得到的文明全被踩到脚下了。

这二十多年来，国力得到很大加强，经济持续发展，但也不能说没走过弯路。根本问题我以为仍是政治改革未能同经济改革同步，民主滞后，法治难张，有宪法而无宪政，仍是人治为主，导致腐败丛生，难以遏制。政治文明就是要实施宪政，只有民主化和法治化，才能促进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不断发展。

书中的故事含血带泪。我相信这些真实的记述，会帮助读者理解我们曾经走过的历史，从而知道社会进步的艰难，因而更加懂得珍惜已有的进步，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奋力去开创未来的坦途。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沈容大姐和她的《红色记忆》　作者：苏仲湘

沈容大姐匆匆离去了，留下了遗作《红色记忆》。纸墨犹馨，音容如在，牵引大家深深地怀念和痛惜。

文如其人，《红色记忆》以她特有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恬静笔墨，记述了她丰富鲜活的平生见闻，包括许多动人的红色掌故。它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惊喜瞩目。当我读后掩卷，龚定庵的诗句陡然撞上心头：“人难再得始为佳！”唉，像沈容大姐这样的人品，难再得了；像她这样的文品，难再得了。

沈容大姐是位老战士，去世时年已82岁。她有着十分丰富、乃至传奇式的阅历。她在抗战时期，在长沙参加地下党。当时是中学生，《毛选》一卷上载名的杜修经就是她的入党监誓人。后到重庆，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继入《新华日报》，与长她5岁的老新闻工作者李普同志结婚时，是周恩来为她的婚事拿过主意的。国共和谈期间，在北平军调处叶剑英手下做事。和谈破裂后，她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成为刘邓部队中“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后来学会了）。本职是新闻采访，曾和刘邓在一起“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中共中央迁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间，她在附近的东柏坡工作。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见过。建国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过国庆活动。从新闻界转到电影界后，和江青直接打过交道。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到中宣部恢复前的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她亲睹亲闻了多少次时代中的阴晴雷电，面遇过多少位叱咤风云的当代贤豪，安身穿越，结想联翩。丰富的第一手见闻奠定了《红色记忆》的基础，提供出一系列沧桑岁月的本色面目。

沈容大姐在写作《红色记忆》时，善于敏锐地捕捉细节，抓住侧面，勾勒出事态和人物的重要特征和本生面目。使人即小见大，妙悟真源。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红色记忆》中记下了她在刘邓部队前线司令部时的一个细节：

1947年，“有一天，一次战役已开始了。我看到邓小平一个人在屋里走来走去。我不明白，作战的时候，作为指挥作战的政委在干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好像应该站在地图前看地图，或在电话机旁等电话。这些都是从小说中看来的。出于好奇，我就走到他房里去问他：‘邓政委，前方已打响了，作为政委，你干什么呢？’邓小平说：‘我现在做的是着急的工作。’后来我才明白，每打一仗，司令员和政委最忙的是考虑这一仗如何打，所谓‘运筹帷幄’，等作战方案决定了，命令发下去了，他们倒清闲了。这时着急的，是情况是否跟他们预想的相符合，这确实是他们‘着急’的工作。我向邓小平提那样的问题，正说明我是一个十足的新兵。”

书中还引述了当时任军区司令部军政处长，建国后任海军司令员的杨国宇写的一段日记：“在唐官屯，刘邓住在一座较大的房子里，院内有两棵石榴树。刘邓在石榴树旁的桌上，围着一张地图。时坐，时立，后信步走向村西，向南看，向东看，向西看。好似不知道地球向哪里转一样。”

沈容说：“正史里绝对看不到这种记载，然而，这不也是历史吗？”

《红色记忆》的笔调非常自然而安详，令人读来特别感到亲切。这是一种出于平常心的表述。沈容大姐不乏亲睹风云际会时刻的机缘，却总能以清醒而平等的角度来体会和观察。对于革命贤豪，特别是功高德重的贤豪前辈，人们常以敬仰乃至敬畏的心情来看待和应接，甚至于他们的伴侣也未能免。这本来是自然的，不过这种角度有时也会阻挡视线。古代文学史中有“刘祯平视”的典故，因为刘祯觉得平视方能谛视对象的全部美丽，而仰视则不能。沈容大姐以二八华年入党，英锐之气历久犹存，从而长期以平等心看人看事，观察到事态和人物的无遮饰的本初神态，保存在自己的红色记忆中。这是本书的又一鲜明特点。

她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时候，李克农是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是管家。“不很久，我发现大家都有点怕他……只要李克农一到，大家就不敢大声说笑了。有一天，吃罢午饭，各自回房。李克农也回到他的住房，我跟了进去。李克农问我：‘小鬼，有什么事？’我说：‘想给你提点意见可以吗……你是不是太凶了点？吃饭的时候本来大家有说有笑，一见你来就不敢出声了。’他哈哈大笑说：‘就是要这样。’接着他说：‘你做过地下工作，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里的服务员、勤杂人员里面有多少他们的人，而我们的同志以为这里都是自己人，可以随便了，不加警惕。’”李克农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人。沈容记下了一个小故事，她的同乡女同志胡小为，经地下党介绍去延安，路过北平，暂住执行部。她以为住在一起的都是同志，无拘无束。“有一天她遇到一个人，问她姓什么，叫什么，要到哪里去，什么人介绍她来的。她一一如实回答了。那人又问她：‘你知道我是什么人？’胡小为答：‘不知道。’那人说：‘我是国民党。’说完就走了。”这一下把胡小为吓坏了，知道自己闯了大祸，不知如何补救，饭也不吃，哭了一整天。隔壁女同志得知后，意识到此人就是李克农，向李克农报告了。李克农说：“这小姑娘真天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把什么都说了。太没警惕，我吓她一下。”沈容写道：“好家伙，这一吓差点要了胡小为的命。”

沈容大姐转到电影界后，1958年，曾率领摄制小组和苏联合作拍摄关于中国和苏联的纪录片。苏方的导演是瓦尔拉莫夫，五次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双方一起完成了在苏联的作业，进展顺利，关系不错。而双方一起来中国拍摄时，却发现瓦尔拉莫夫对中国的群众态度极坏。他要求他们这样做，那样做，群众不是职业演员，做不来，他就发火骂人。沈容对瓦尔拉莫夫提出了批评意见。他答应以后注意，但到现场依然如故。沈容向电影制片厂写了一封信，说明这种情况。以后，副厂长徐肖冰来，对她说：“不能给苏方提意见，和苏联的合作一定要搞好关系。刘少奇同志专门有指示，在合作关系中，关系搞不好，你无理五十大板，有理也是五十大板。”沈容在书中写道：“我听了之后难过极了。为什么对苏联要这样的低声下气呢？于是我把这种情况又写了封信给对外文委。”“这封信起了作用，在我们回厂编片子的时候，瓦尔拉莫夫被调回去了。”沈容平平常常、风浪无惊地做了这回事。

在和沈容大姐交往时，无不强烈感受到她温雅、开明、谦婉的风度，甚至似乎看来有点纤弱。人们一时想不到，她有坚毅果敢的另一面。在搞地下工作时，曾经凸现出急智退敌、叱咤生威的场景。

她在四川江津白沙时，有一次，和领导她的老秦在学校附近接头，拿到了很多准备散发的党的宣传品，放在无锁的书包里。他们正在谈话，忽然走来两个穿黑色中山服的人，截住他们，分别查问。沈容写道：“我顿时觉得，这次是死定了。因为我书包里有那么多东西。”沈容“觉得难逃一劫，准备被捕时，反而非常镇静”。她不等他们问，抢先问他们：“你们是啥子人？为什么不让我们在这里玩儿？你们有什么权利挡住我们？简直岂有此理！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不讲道理的人。”把她拉开的人见她越骂越凶，只好说：“不瞒你说，我是搞特工的。最近，共产党在这里闹得厉害，我们不得不注意，不得不问问。”这边这个人没来得及问，那边查问老秦的人也问不出什么名堂，就让他们离开了。书中写道：“事后，我多次想到，那个特务怎么那么笨，翻一翻我的书包，我们就都完了。”

又有一次，她到乡间找一个同志接头，未联系上，情况有些可疑。她离村折回，忽然进来三个不明不白的壮汉，厉声叫喊，叫她停步。她当时走在江边，“曾想过，实在追急了，我就往江里跳。”但她旋即“计上心来”，以四川袍哥式的口吻，拿出地道的四川腔，厉声向他们说：“你们这些人是怎个搞起的？你们不打听打听我是谁，就敢来叫我？”她的神态把来人镇住了，错愕不定。恰好江上驶来一只船，她就跳上船，有惊无险地离开了。沈容这样的险境和智斗经历，大可以融入电影场面。她后来转入电影界，这些轶闻可惜没派上用场。

在地下活动时期，沈容大姐回忆道：“我没有认真读书，尽在忙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交朋友啦，贴宣传品啦，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把党的一份宣传品，贴在大标语牌上，此外，教室门口、饭堂、邮局等地都贴了。第二天又挤进人群去看。

十年浩劫时，沈容和李普在南方，备受折磨，后来有幸“解放”。1974年，他们从广东调回北京，在月坛北街五号新盖的宿舍楼安家。1976年10月7日，即“四人帮”就缚的第二天，李普奉命参加五人小组，进驻新华社总社。后来，沈容也参加中宣口工作，进钓鱼台办公。关于“四人帮”的兴衰过程，沈容在《红色记忆》中根据亲自见闻，不乏生动有趣的侧写。她还用闲笔记述了有幸相识的几位邻居的散忆等等。为免引述冗繁，这里只略引闲笔述及一些情况。

有一位邻居，新搬到他们上一层的五楼居住。原来这里是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家。这是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派秘书来看房选定的。住的是张玉凤的父母和其他家人。张玉凤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彬彬有理。她的电话大体有两个内容：一是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二是要车来接她。看来她时常见缝插针式的回家省亲。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市民纷纷找邻近空地搭防震棚。当时就由部队为张家在邻近球场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帐篷，“真够气派”。不但床褥桌凳都搬了下来，煤气罐、炉子、橱柜全备不缺。另有一位女士，也常到沈容家借打电话。她和张玉凤神态不同，“目中无人，昂首阔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她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有乘红旗车上学并叫老师单独给她讲课的身价。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她匆匆出嫁，据悉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沈容曾躬逢其盛，亲眼看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五楼，取了铺盖卷扛下楼去。沈容不禁嗟叹道：“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这位女士，沈容没在书中指名明言。

周恩来总理逝世，万民悲痛。《红色记忆》中记载说：“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置灵堂悼念周总理，要求延长遗体告别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儿，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与此同时，《毛泽东传》中所录的张玉凤的回忆说，她曾冒昧地请示毛泽东：“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这一问，毛泽东非常伤感，痛苦而又吃力地说：“我也是走不动了！”张玉凤两次请示的回应，都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两个侧面合起来，就构成较完整的当时实态，构成了历史。《红色记忆》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历史注脚。

《红色记忆》中不乏相似的历史注脚。她记录的1946年11月，刘伯承将军向沈容和李普介绍在滑县战役中运用“猛虎掏心”打法，就是另一个佳例。

沈容写道：“后来我知道，他是常常用这种打法的。大凡作战，国民党军队进入战场，总有两支或几支部队摆在前面，指挥部总是摆在后面一些，或多或少呈一个倒‘品’字形。所谓猛虎掏心，就是监视它的先头部队，出其不意打掉他的指挥部……他微笑着说：‘我们的打法也（下转58页）（上接61页）怪，我们不理会那些伸出来的手，从他们的手边擦过去，穿过他们的小据点，一下子抱住他的腰，猛虎掏心，打他的根。’他接见我们的时候，这次猛虎掏心已经得手，一下子消灭了蒋军的旅部和总队部，活捉了他们的旅长、副旅长和总队长。”她在这里记述的刘帅的兵法论释，提要钩玄，深入浅出，精彩夺人，可入人物史传，可入兵法军史，当然还要加以铺述。

沈容大姐的《红色记忆》具有一种特殊动人的明谧气息。它娓娓言来，毫无造作，朴素澄净，朗润自然。看来似不吃力，实际蕴藏着很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是以丰富、真切的亲身遭际和见闻组织起来的，是以敏锐的观察、细致的注意、平等清醒的心态和深沉的感受交相融注而熔铸出来的。行文中，有时还藏着一点幽默，使人更感亲切。

近年来，我们有幸读到几位文苑女高手提供的文学精品，杨绛是一位，章诒和是一位，现在又见到沈容大姐的佳作。她们都在记叙性散文的途径上，鼎足而立，开拓出一股新鲜的文风，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千古文章未尽才，谦挹虚怀的沈容大姐，尽管大半生都出入于文字因缘，却没有出过集子。《红色记忆》中的文章，原也没有打算出版，只是写给家人共赏，亦以自娱。恰好给友人看到了，惊知她原来还有这些个精金吉玉，大加怂恿促成。沈容大姐是个随和人，就同意出版了。她辞世前，幸好还看到了书的清样。她以前还表示过，曾经想到二十来个题目，以后还可以慢慢挤些时间着笔，谁知糊涂天却夺下了这支笔！她的老友高汾亲自送来挂在灵堂的挽联：“生花妙笔似君当年风采，欲雪寒天是我此刻心情。”

唉，永远的沈容大姐！永远的《红色记忆》！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6期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　作者：王作化

1934年，正当日本加快侵略步伐全面进逼华北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在全国抗日浪潮和政府及军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于11月21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防空大演习。参加演习的军兵种和政府各部门及民防组织人员之多、组织协调之复杂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绝无仅有的。

30年代初，日本侵华气焰甚嚣尘上，日军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鲸吞东北后，1932年又挑起了上海1·28事变，接着于1933年上半年又集中优势兵力侵占热河，向长城一线发起大规模进攻，把侵略矛头指向整个华北。在淞沪和长城抗战中，尽管中国军民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日军凭借优势装备尤其是强大的空中力量，使中国军民遭受惨重损失，包括蒋介石嫡系中央军在内的许多成建制部队在日机的狂轰滥炸下伤亡殆尽，牺牲极大。

而此时的蒋介石正集中精力忙于剿共，把有限的金钱都用来购买枪炮对付毫无空中力量的红军，哪有闲钱去买昂贵的飞机用于国土防空？到长城抗战结束时，中国的各型飞机不足300架，而日本仅作战飞机就有2700架。日军依仗空中优势在中国的天空耀武扬威，日本飞机可以成编队地在长城沿线和平津地区飞行，甚至可以家常便饭似的飞临中国首都南京进行侦察。而中国的国土防空却是一片空白，许多重要城市和要点目标连最起码的防空设施如高射炮、高射机枪和防空洞都没有。日本军方头目甚至狂言：战争如果全面爆发，仅靠轰炸就可使“国民政府和支那军彻底丧失抵抗意志”。

面对日本嚣张的侵略气焰和巨大的空中威胁，国民政府许多有识之士和广大爱国人士纷纷要求政府高层采取措施加强国土和城市防空。国民党军界智囊蒋百里将军和在德国学习防空回国的黄震球将军专门面谏和上书蒋介石，强调对日防空袭作战的重要性，急切要求政府迅速建立有效的国土防空体系。宋庆龄、何香凝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还纷纷捐款购买飞机保卫国家领空。一心剿共的蒋介石虽然对抗日持消极态度，但对日本频频加快的侵略步伐和巨大的空中威胁不得不予以重视，尤其是淞沪、长城战役中其嫡系精锐部队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下遭受的严重伤亡使他对全面战争一旦爆发首都南京的安全十分担忧。在日本侵略和全国抗日呼声的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把国土防空提到议事日程。鉴于当时国家防空力量异常薄弱，人才、经费、材料极度缺乏的实际，乃责成其军事部门直接在南京筹组防空建设事宜。1934年1月，南京军事委员会下令将高射炮教导队、防空研究班、防空军士队合并，在杭州笕桥成立防空学校，任命黄震球为该校校长，以培养防空专业人才。不久，蒋介石又接受了黄震球关于组织防空演习的报告建议，特命黄震球具体负责组织筹划“首都防空演习”。

黄震球，字剑灵，出生于广东省嘉应州（今梅州市梅县）松源镇。13岁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先后毕业于湖北陆军预备官校、保定军官学校。早年加入同盟会，大革命时期参加过讨伐叛军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的诸多战役，曾任国民革命军师副官长、旅长、师长。1931年赴德国学习防空。后又随张发奎等人到欧洲考察防空事务。1934年回国后出任防空学校校长等职。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军委会防空副司令、航空委员会防空总监、后方勤务总司令等职。

为加强这次演习的组织指挥和力量协调，蒋介石还特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钱大钧专门召集军委会有关部门和行政院、监察院等五院院长开会，专题研究防空演习事宜。黄震球在这次会上就防空演习计划和实施方案作了详细报告。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与会官员一改过去相互推诿扯皮的做法，很快就演习的组织实施达成共识，经过讨论研究做出以下决定：1、由防空学校召集驻南京地区的军、警、宪及各政府机关有关人员在杭州接受短期防空集训，熟悉演习预案和应办事项；2、立即着手建立南京地区民众防护团和通信单位接受防空训练和统一指导；3、加强民防勤务训练，由防空学校负责派员来南京对基层单位民防人员进行训练；4、一切准备工作包括人、财、物、组织、技术、训练等，务必于演习之前筹备完成。

随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征调了京沪杭铁路、公路沿线及江苏、浙江两省的各电报、电话工作人员到防空学校接受防空情报训练，随即加以任务编组，并派遣当时仅有的高炮部队和高机分队先期开赴南京地区构筑阵地，开展对空射击训练。同时集中中央军校、步兵学校、教导总队、江宁要塞及南京各机关学校的防空工作人员进行先期训练，并成立有航空委员会和空军人员参加的演习协调小组，以加强陆空协调联系，实施统一指挥。

南京防空大演习采取统裁及派员方式进行裁判。统裁部由军委会参谋本部次长贺耀祖任统裁官，南京警备司令和警察厅长任副统裁官，下设包括全盘指导班、航空组、高射炮组、防空小炮（高射机枪）组、通信组、灯火管制组、交通管制组、警备组、警报组、烟雾组、消防组、救护组、防毒组、工务组等。各组评判官由南京市长、内政部和交通部次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航空学校和防空学校、炮兵学校、警官高等学校校长、兵工署和卫生署署长、津浦路管委会委员长及南京发电厂厂长等担任。演习根据不同内容，还将整个参演地域划分为防空监视地带、飞机战斗地带、听测地带、高射炮射击地带、警备区、灯火管制区等，并将设于南京鸡鸣寺的防空情报所作为此次防空大演习的总指挥部。

在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1934年11月21日—22日，防空大演习在南京地区正式举行。21日上午7时40分，设在鸡鸣寺和南京下关电厂主厂房顶部的日造立式防空警报器凄厉地响起，紧接着，演习指导班派出的广播车在南京各主要街道和居民区广播演习注意事项，敦促市民遵守演习规则。相关演习地段正在上班、街上行走及家中的市民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紧急跑向防空掩体或安全地带进行隐蔽。南京各重要路口由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实施戒严和交通管制，胸佩演习标志的工作人员，迅速指挥着来往车辆和人群进行疏散隐蔽。

不久，空袭紧急警报声再次响起，随后空军编队飞机飞临南京上空，剧烈的模拟爆炸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轰炸声中，南京各要点的防空高炮、高射机枪响成一片。有几幢楼房被“敌机”击中，顷刻间黑烟滚滚，十多辆消防车鸣着刺耳的警笛赶到被炸现场开始灭火工作。烟雾弥漫之中，几辆救护车也赶赴现场抢救“伤员”。21日夜晚，当空袭警报声又一次响起时，实行灯火管制的整个南京及周围地区顿时一片漆黑，人们再次从家中跑出在臂扎白巾的工作人员指导下进行空袭隐蔽。演习区域上空飞机轰鸣，地面炮声隆隆，探照灯光柱四射，军警的警笛声和消防车、救护车的鸣叫声交织一片，整个南京地区笼罩在一派“战争”气氛之中，演习场面颇为真实壮观。

这次演习共分五次进行，第一次从21日上午7时40分开始，演习内容为民众防护和防空部队对空作战。第二次从当日下午2时开始，内容侧重于分区施放烟幕弹，扰乱敌机视线。第三和第四次为21日夜间，内容侧重灯火管制、高炮与探照灯协同动作及试放照明弹。第五次于22日上午8时开始，演习重点为消除空袭后果。参加演习的部队有防空飞行队、防空监视哨队、15高射炮营（附照测队）、高射机枪队、交通管制和灯火管制大队、消防和防毒、伪装、救护、工务大队以及各警备、警报、通信部队等。这次演习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涉及地区广泛，包括南京、扬州以及江宁、江浦、仪征、六合、滁州、采石矶、芫湖、溧水等县以及京沪铁路、京杭公路沿线和长江下游沿线部分地区的重要政府机关、学校、厂矿及居民区都参加了演习。

这次防空大演习，引起全国各地的高度重视，有21个省、市派代表抵南京现场参观，各大报刊都给予重点报道，进行防空知识的宣传。同时它也引起了国外的极大关注，不仅美、英等西方国家派出军事观察员前往观察，而且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日本也派出大批间谍其中包括南造云子、川岛芳子等高级特工乔装成新闻记者或假冒其他身份，或明或暗地前来侦察窥伺，收集相关情报。南造云子就是在此次演习后策反了国民党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父子，为窃取国民政府核心机密埋下了伏笔。

在南京防空大演习的影响下，国民政府又于1935年11月28—30日举行了京杭镇联合防空演习，重点演练了监视哨所勤务、夜间灯火管制、空中及地面战斗、各防空协同动作以及警备勤务等。随后各省、市也相继举行了一些防空演习，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936年7月的长沙防空演习、1937年1月的武汉防空演习和5月开封、郑州、巩县、洛阳的防空联合大演习等。根据这几次防空演习的经验，国民政府还举办了防空巡回展览，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南京防空大演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土防空实地演习，也是一次较为成功的大规模城市防空演练，它不仅增强了当时人们的国土防空意识和防空知识，而且为全面抗战后的城市防空奠定了基础。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机空袭南京达4个月、118次之多，但“死伤的数目并不大，政府也照常指挥全国作战，并不曾因空袭而受影响”。随后的战时首都重庆被日寇定为“航空进攻作战”的首要目标，但仍顽强抗击日机“战略轰炸”、“无区别轰炸”、“月光轰炸”、“地毯式轰炸”等狂轰滥炸长达5年半之久，在血与火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不被任何强敌所压倒的英雄气概。为了纪念这次南京防空大演习，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命令，将每年11月21日这天定为“防空节”。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抗战劲旅税警总团　作者：范国平

税警总团是宋子文在1932年任财政部长期间建立的私人武装。顾名思义，应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是在宋子文的苦心经营下，变成了一支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

税警总团是拿每年摊还八国银行团借款的盐税剩余款项做给养的。一切编制、装备、人事全凭宋子文意愿行事，别人无权过问。蒋介石以为只是一支无足轻重的小部队，不以为意。蒋手下的特务机关虽然神通广大，但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搞不好要引火烧身。谁都知道蒋介石的婚姻是政治婚姻，蒋要借助宋氏家族与美国联系。宋子文历来不买老蒋的账，两人意见不和时，宋子文敢当面掀桌，蒋无可奈何。宋子文就乘机把一个微不足道的税警总团搞成一支精悍的武装。

税警总团建成时下属五个团，加总团直属部队，相当于六个团。团的编制相当庞大，每班有士兵十四人，每班配备轻机枪一挺，六班为一排，三排为一连，每连共计252人，相当于甲级正规军两个连。一营辖四连，另配六零炮两门。团统辖三营，另配特种兵连七个，每团战斗兵员共5000余人。总团部直辖特务营、高炮营、炮兵营、通讯营等七个营。整个总团拥有兵力三万余人。

宋子文本想用税警总团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可惜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他用来争权夺利的私家军队，在后来变成了一支抗战劲旅，屡建功勋，并培养了一代虎将、有“中国隆美尔”之称的孙立人将军。这也算是身为政府大员的宋子文，为国家作的一点贡献。

1932年，宋子文曾经与退居关内拥兵30余万的张学良和拥兵10万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联系，想把税警总团调到华北前线抗日。被蒋介石发觉，被迫去职，“出国考察”。

宋子文特别注意税警总团的人才的选拔，高级军官全部由他亲自网罗，亲手提拔。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庚，都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三任总团长莫雄，北伐战争时在张发奎第四军中是一员勇将。还招揽了孙立人、赵君迈担任团长。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宋的妻兄张远南也跑到妹夫麾下担任了团长。高级军官非亲即故，其中很多人还是很有统驭之才的。排以上军官大部分由留美学生担任。另外还有一个由八名德国军官组成的顾问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子文大力支持孙立人（清华大学、美国维吉尼亚军校毕业，任第四团团长）努力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千方百计训练部队。孙将军把中国传统教育和美国军校的教育方式结合起来，制订出适合自己部队需要的训练制度和方法，形成了一套与国军其它部队不同的训练操典，被大家称为“孙氏操典”。所属部队按照“孙氏操典”进行严格训练，官兵无论是文化水平，还是学科、术科水平，乃至专门的缉私技术都比较高。

税警总团武器装备均由财政部自行采购，精良程度非一般部队可比。博采欧美军事强国之长。开始主要采购美国武器，装备欧立根防空机炮、维克斯两栖战车，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或比利时的FN1924/30步骑枪。到后来，国民党政府允许税警总团拥有德国正规军的武器装备。步枪主要是德制1924年式标准型毛瑟系列枪，轻机枪多是进口的捷克ZB26，重机枪则多为马克沁二四式水冷式重机枪，手枪自然是名闻遐迩的7.63毫米毛瑟M1932，甚至还配备有“卡登·罗伊德”超轻型坦克。

经过宋子文和手下将领的锐意整顿，税警总团成为了一支绝对的“非正规军”的精锐部队，这为以后成为抗战劲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二八”事变前夕，税警总团大部分驻守在上海及浦东一带，第一团驻徐家汇，第二团驻南翔，第三团驻闸北，第四团驻清东，总部设在徐家汇。在日军突袭上海时，宋子文毅然把税警总团毫无保留地拉上了抗敌的第一线，并亲自颁布了作战命令。

税警团没有用自己的番号参战，因为怕八国银行反对，停拨其余经费。2月中旬宋子文决定驻闸北的税警三团和驻在南翔的税警二团，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参加抗战序列。后来，当第五军驰援上海抗战时，税警团的参战部队就又改为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独立旅，以原税警团总团长王庚为旅长，同时接受第五军指挥。当时税警团参加了守卫龙华机场等战斗，许多官兵英勇无畏，奋勇杀敌。税警二团二营官兵在战斗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可惜的是，由于后来税警总团指挥官内部不团结，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

尽管内讧如此，当时这支部队还是给侵沪日军以很大杀伤。

淞沪协定签订之后，税警总团调离上海，开赴苏北徐州以东两淮地区整训。莫雄在宋子文和德国顾问团的支持下，在海州郊区建立了一个军官队和军事总队，轮流抽调军官、士兵，加强射击训练。孙立人的第四团训练尤其勤奋。1933年税警总团调江西剿共。期间参加剿共的共48个单位举行射击比赛。孙立人税警第4团占了个人前十名的7位，并夺取团体第一名。刘勘83师在七琴吃紧，在税警第4团赶来增援前就转移了。孙以一个团接下一个师也不行的防地，打破红军的夜袭和粮食封锁，迫使红军放弃对七琴的争夺。税警总团的兵员和指挥官的素质可见一斑。

据莫雄将军讲，在淞沪协定之后，美国人曾答应给宋子文（宋说是给中国的）五百架飞机（当时中国只有100多架战机），宋子文立刻叫下属在淮北云台山川西附近营建一个周围60里的大型飞机场。建筑材料先于飞机运到，有足够税警总团三个团驻扎的新型活动木营房，地毯、电话一应俱全。这些东西其他部队见都没见过。不久，宋子文又从法国、捷克等国不断购进大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新型武器，进一步加强了税警总团的战斗力。

“一·二八”事变以中国方面的让步得以解决。此时宋子文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他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于不顾，要求抗日救亡，几度飞往北平与张学良、汤玉麟会谈，并在国际上大力宣传日本的侵略罪行。为应付华北突发事变，他与陇海铁路局局长钱宗泽秘密商妥，备足30多列车，集中于海州，把税警总团一下子全部运到郑州，准备开赴北平。此事被河南省主席刘峙发觉，打电话告知蒋介石。蒋大发雷霆，说叫税警总团开回原防，否则缴械。再次担任总团长的温应星不敢违抗，率部返回。宋子文的一系列活动和态度，加上他拒绝为蒋介石剿共增加军费，影响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蒋非常恼火，逼宋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出国考察”。他当然容不得非嫡系的强大军队的存在，1934年命令当时驻防徐州的第二师师长黄杰接任税警总团总团长。宋子文苦心经营的军队，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吞并了。然而，黄杰不久迷恋于蓝衣社活动，疏于本职，导致税警总团训练松弛，战斗力有所下降。但是第四团在孙立人将军的领导下，一如既往地保持了原有的风格。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淞沪会战开始，税警总团配属张治中第九集团军参加淞沪抗战，编为一、二两个支队，司令官分别为何绍周、王公亮，总司令黄杰。税警总团参加了蕴藻浜、苏州河以南防御等战斗，将士作战十分英勇，给日军重大杀伤，最后由于伤亡过大而撤退。孙立人的税警第4团在蕴藻浜和大场两处战役中脱颖而出，孙因作战有功而被提升为第二支队少将司令。

10月30日，日军向苏州河以南发动攻势，以税警总团所在的周家桥地区战斗最为激烈，税警总团接连击退日军七次强渡。但日军最终还是在猛烈炮火的弹幕射击掩护下渡过苏州河，黄杰亲赴第一线指挥，双方在刘家宅反复争夺，阵地几度易手，每楼每屋都是经过激战。周家桥地区成为整个淞沪会战中日军死伤最重的战场之一，最终刘家宅和周家桥两村因守军税警总团死伤惨重而失守。孙立人率部防守苏州河周家桥一线，与日军血战两周，被日军迫击炮击成重伤，全身中弹片十三处，昏迷三天，被宋子文送到香港治疗。次日36师赶来增援，与税警总团联手反击，鏖战终日，仍未能夺回刘家宅。11月3日，日军继续猛攻税警总团阵地，第5团团长丘之纪阵亡，全团官兵死伤过半。第4团随即投入战斗，以凌厉的反突击攻入刘家宅，但只夺回了南侧一半的民宅，日军据北侧民宅顽抗，双方在村内逐屋逐室争夺，战况极其惨烈。战至18时，税警总团终因伤亡太大而由36师接替周家桥一带的防务。

在淞沪会战中，税警总团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遭受严重伤亡。会战结束不久，黄杰被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拉拢，将税警总团余部编为四十师，而五千余伤员就不管了。孙立人伤未痊愈即赶往武汉，即以这五千人为基础，于1938年3月重建税警总团，招纳旧部。不久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到1941年底，所部第2、3、4团和直属队改编为陆军新38师。新38师编成后参加军政部战力校阅,名列第一，编入缅甸远征军，战绩辉煌。后编为新一军，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部队，最后在辽沈会战中被歼灭。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民主监督和监督民主　作者：徐迅雷

民主监督？监督民主？这是一个问题。

据《望》第50期的报道：继黑龙江原省长田凤山和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案之后，不久前，黑龙江省又有5位副省级和一批地市、厅局级干部纷纷落马，引发黑龙江省“政坛地震”。那么，一些“问题官员”为何都能在人大获得高票通过？接受采访的一些人大代表说，本来有些人可以在人大划票阶段被选下去，可是在韩桂芝等“问题官员”坐镇进行“权力监督”之下，“民主监督”也就形同虚设了。

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具体体现，民主监督的重点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也就是说，“民主监督”是监督“领导权力”的。然而，“民主监督”在实际操作中，位高权重的官员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权力监督”。“民主监督权力”就变成了“权力监督民主”，“民”监督“官”转化成“官”监督“民”，“下”监督“上”颠倒成“上”监督“下”，这样的政治生态，无疑是可怕的。

在这样的生态环境中，操作层面的“制度设计”就千奇百怪了。一位人大代表说，此次落马的一位副省级干部在当初人大对他进行投票选举时，划票方式发生了变化，即同意的不划任何标记，不同意的划“ × ”，弃权的划“○”。也就是说，只要你一动笔，就表明你不是不同意就是弃权。“代表们一个挨一个端坐选举会场，哪怕不是很大的动作，主席台上的人也会看得清清楚楚。会场两旁的过道到处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不停地来回走动。”许多代表划票那天根本就没带笔，因为不需要带也不敢带，拿到选票后就直接扔进了票箱；有的代表为避免被怀疑和“党组织”不保持一致，进会场时干脆不穿外套以表明自己没有带笔！

可见，当权力监督民主，当贵而重的权力严厉地监督脆而弱的民主，“民”其实已经难“主”了。“民主”之虚设，“官主”必兴旺。“官主”全方位全天候贯穿官场，腐败必肆虐。“用民主监督来预防高官腐败”，被称为“我国反腐的战略转变”，但落到实处实在不易。民主监督要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诉求，已经说了又说了，然而总是难以抵达终极目的。

黑龙江省高官腐败引发的“政坛地震”，让我们看到民主选人、民主用人的核心问题。都说“重大决策前要经过民主程序”，这当中有两方面问题是需要深究的：其一，“重大决策”是否包含“用人决策”？其二，“民主程序”是动真格还是动“假”格？近年来审计署的监督卓有成效，但我们要明白，审计监督的是“花钱”，而比“花钱”更重要的显然是“用人”。对“用人”怎么“审计”、如何监督？这里没有更好的制度设计，这里存在一个深邃的空白。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各地轻易能将“一元化领导”异化为“一人化领导”，“问题领导”提拔“问题官员”，“问题官员”保驾“问题领导”，竭力将民主选举纳入自己的封闭循环之圈，公共权力大片大片地遭遇大面积污染，就成了必然的趋势与后果；所谓监督，大抵成了事后、圈外的无力之举。

“监督”的制度设计，其本质应该是“制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监督是净化权力的表象，制衡是净化权力的实质。通常我们说“只有民主监督才不会人亡”，其实更本质的是“只有权力制衡才不会政息”。没有完善的权力制衡制度，其结果往往就是：“监督”几近形同虚设，“民主”几乎成为儿戏。

巴尔扎克曾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当每个人都可以攀登政权的桅杆摘彩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特权了。”想想吧，“每个人都可以”，那是多么伟大而激动人心的时刻！

（本文原载《改革内参》2005年7月号）

2005年第6期 一阕满江红　说破岳飞冤　作者：李凯源

以诗词形式评说史实，臧否人物，阐释哲理，是我国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在风波亭杀害民族英雄岳飞父子，似乎已成定论。所以，西子湖畔岳飞墓对面，铸有秦桧、王氏夫妇跪地的铁人，任人唾骂。但后人在斥骂秦桧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疑问。秦桧虽为宰相，位高权重，但他能将一位声名显赫，官至太尉、少保兼黄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在前线率兵作战的大将随意召回，并罗织罪名予以杀害吗？如果没有皇帝的授意，恐怕他不敢、也不能胆大妄为，杀害岳飞。

南宋词人张元干于岳飞被害当年，就在《贺新郎》词中写出“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的句子，暗示至高无上的皇帝，其内心深处的想法，一般人是难以窥测的。叶绍翁在七律《题岳王墓》中也说：“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欲说还休，难以明言。只有改朝换代四百年以后，明代文征明才以一阕《满江红》，把风波亭冤案这层窗户纸戳破。

文征明的《满江红》为：“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封疆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这阕词矛头直指宋高宗赵构，把秦桧置于从属地位，确是一语中的，让人震悚。上半阕指出宋高宗赵构对岳飞先倚重、后残杀的事实。从出土的石碑上还可以看到当初赵构为岳飞题写的“精忠岳飞”四个字。既然当初倚靠岳家军大战金兵，为什么还要加害于他呢？难道真的是打败敌寇、取得胜利，就该死吗？岳飞入狱后，大理寺官员都认为岳飞无罪。韩世忠质问秦桧时，秦桧的回答是：“其事体莫须有。”不久，未经审理，岳飞父子即被暗杀于杭州附近的风波亭处。忠臣良将已然被杀害，再说什么话也难以挽回了。可恨、可悲的风波冤狱，面对当初御敕的“精忠岳飞”，更显出赵构的阴险虚伪。下半阕则分析，赵构为什么非要将已经取得节节胜利，直逼金军后退，不日即可渡过黄河、收复失地的岳飞，在一天之内连发十二道金牌，把他从前线召回。后世曾有人说那十二道金牌是秦桧伪造的。秦桧敢假传圣旨，要前方停战，把统帅召回吗？其实都是赵构的主意。词中反诘，难道赵构的父亲宋徽宗赵佶、长兄宋钦宗赵恒被金人于靖康二年（1127年）俘往东北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后来徽、钦二帝均死于此地），赵构就毫无亲情，不知挂念和羞辱吗？就不想复兴北宋王国吗？“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这句话切中要害。徽宗被俘时45岁，钦宗仅27岁，如果真的打败金人，请回父、兄，那么谁当皇帝呢？还有自己的位子吗？其时，作为徽宗第九个儿子的赵构，以康王身份，从汴梁（开封）南逃至临安（杭州），继承皇位，称为高宗，在南宋小朝廷偏安享乐，哪里还顾得上亲父、兄。而岳飞一片愚忠，在《满江红》中赤诚表白：“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阕。”这里的“天阕”指的是北宋王朝的皇帝钦宗赵恒。而赵构想的则是“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南辕北辙，岳飞想的是国仇帝恨，复国兴邦；而赵构却只想求和，保住半壁江山，当个儿皇帝，苟且偷生，极尽享乐，他能不把主战复国可能有损帝位皇权的岳飞除掉吗！至于后人把杀岳飞的一切罪过都归于秦桧，实为颠倒主次，重小轻大。他们或为维护皇权，为尊者讳；或媚上邀宠，求官进爵；或难得糊涂，巧于全身。“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一个小小的宰相秦桧，他能有杀害岳飞的能耐和权力吗？他只不过是揣摩透了高宗赵构的心理，投其所好，逢迎拍马，为他除掉了绊脚石岳飞，维护了他的利益，也为自己取宠升官铺上了红毯而已。秦桧卖国利己、奸诈狠毒，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断送北宋、牺牲父兄，杀害忠良、苟且求荣的赵构，也应还其阴险狠毒、虚伪丑陋的本来面目，予后人以警示。

隔代修史，千古论人。四百年以后明代的画家、诗人文征明的一阕《满江红》，仅用93个字就真实、犀利、一针见血地说破岳飞风波亭冤案的事实真相，有情、有据、有理、有力，有侠肝义胆，有哲思禅悟，实乃论史之妙笔、千古之绝唱。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深情怀念毕列爵老师　作者：林　晰

印度洋海啸大灾难发生的前4天——2004年12月22日清晨，毕列爵老师在武汉与世长辞。他是湖北浠水县人，享年88岁。当天晚上，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胡征宇同志用电话传来这一噩耗，令我悲痛不已。

我同毕老师交往60多年，除“文革”的一段时间外，我们师生之间几乎未曾断过联系。那还是抗日战争的1943年，我就读于昆明五华中学高三班，他是我的班级主任。当时，西南联大一些师生在这所学校任职或兼课，其中有大名鼎鼎的朱自清、潘光旦、吴征镒等教授，还有王瑶、汪、张澜庆、毕列爵等联大各科系的研究生，后来他们都成为国内著名的大学教授。毕先生是学生物学的，他讲课认真、有趣，往往把活的动植物标本（如蚯蚓、青蛙等）搬到课堂，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如果说，我现在还有些生物学方面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他待人特别亲切，既是老师又是兄长，大家因此敬重他、喜欢他。五华中学那时有一个规定，学生每周要写一篇周记，把自己的生活情趣、学习心得、社会见闻以及个人的思想活动写在周记上。这是一个可以让学生充分表达思想感情的场所，也是锻炼写作能力的好机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毕老师在学生周记后面的批文，往往要写好几页纸，比学生的习作要长出许多，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启示，互相切磋，使师生之间的思想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的父亲每周都要看我的周记，当他发现毕老师的批文写得那么认真，那么热情洋溢，那么入情入理，真使他感动了，他为我有这么一位好老师而由衷地高兴。一天晚上，父亲专门来学校拜访毕老师，他们恳切地谈了好久好久，从此之后也成为几十年可以交心的挚友。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虽然在两地工作，但书信往来不断。他到北京参加学术性会议，总要打电话通知我去见见面，有时还到我家住一两天。我去武汉或河南采访，也总要找时间去看望他。每次见面，聆听他的教导，总会有收益。一般说，他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话题的范围很广，除了他的专业自然科学以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宗教、教育、文学、艺术、中外历史诸多方面，是一位十分博学而又健谈的人。他十分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动态，对某些官员的不正之风深表不满，特别是痛恨那些贪官污吏；他还多次谈及中华民族当前最需要的是“忧患意识”，应当时刻恐惧自己在国际竞争中被甩下，那种陶醉于取得的成就是全然没有根据的，言谈间充分表露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情操。

毕先生194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即西南联大）生物学系，终生从事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藻类学家。解放初期，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要调他去担任水产处处长职务，他拒绝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岗位是学校，是他所热爱的教育工作。他一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情，水生生物研究所的同志说，“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意义上的假期和周末，他的工作室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的足迹遍及我国西南、中南地区的山川和湖泊，对我国的动植物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写有大量的调查报告。1983年在《武汉植物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从19世纪到建国之前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的植物资源调查》一文，是他参阅了83种中外历史文献资料后写成的，这说明了他做学问的严谨和刻苦。在他年近古稀之时，还坚持给湖北大学生物系的学生讲课，带领学生深入神农架和三峡地区做藻类作物的标本采集和研究。从1979年直到去世之前的25年间，是他从事藻类学研究工作最重要也最出成果的时期。这段时间，他主持或同饶钦止教授、黎尚豪院士合作编著了《中国淡水藻志》五个卷册。毕先生倾注全部心血和他自己的财力搜集和整理了中国藻类分类学和有关文献资料（现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套资料是目前我国最为完整的一套藻类分类学文献资料。为此，朋友和学生们称他为“藻大王”，这是一个多么亲切和适合他的称号呵！

我同毕老师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最近几年间，我有意把他写给我的信保存下来。他去世后，我清点了一下，竟有65封之多。一般说，他写给我的信都比较长，内容丰富，很多话充满着哲理，而我比较疏懒，信写得比较简短。我们之间还把自己欣赏的文章或书籍寄给对方，以分享在读书中的喜怒哀乐。2004年初，他把作者谢泳送给他的《思想操练》一书寄给我阅读。这是一本阐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书，涉及的问题有历史、教育、中国政治制度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等等。他在这本书的几乎每一页上，都批注着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可见他读书之用心和细心。他的这些批注都能给我以启示，往往也把我带入沉思，说明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2004年11月8日他写给我一封信，距离他去世仅仅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也是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摘抄其中的两段，可以说明他是一位多么了不起的“诲人不倦”的大师，他是真正把教书和育人紧紧结合的教师楷模。

“多年来，我对你这种嫉恶如仇，对不合理的事总是深感忧愤的性格，一方面深感钦佩，一方面也颇有点担心。”

“我上次的信，只是想劝你要超脱一些，要站在更高一点的位置上去对待这些问题，更要冷静一些去分析这些问题，而不要动感情。这需要两个条件：一要高一点的理论修养，二要多懂一些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历史。用前者可以将问题分析清楚，用后者可以较为正确地理解何以这些问题会发生在中国。——其实这些事绝大多数是中国历史的反复和重复。如此，则自己便多少会冷静地对待这些事绝大多数，而又不是无动于衷。”

与这封信寄出的同时，还附来他在2001年5月写的一篇《悼周基好友》的文章（注：周先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生，解放后任教于天津南开大学，2001年3月去世。此文曾刊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上）。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周先生在开始对一些官场不正之风，也是十分生气，但后来他能做到‘不动感情’，而会去冷静观察和分析。周先生曾说：‘按照中国的历史，那些欺压群众、贪污腐化的事，是一定要发生的，要躲也躲不掉。’并为我寄来很多材料，解释这些事情发生的缘由，所以他后来从不生气，我也就慢慢地不生气了。他之所以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是因为知道国内外的东西比我多得多，尤其是哲学和历史。”这些话，充满了一位老师对他的学生无限的关怀和爱护之情，信中的言辞，又是那般的诚挚和中肯。什么叫“诲人不倦”？我看这就是吧。

也就是这封最后的来信中，他第一次跟我谈到了他的病情：四五月间，发现口腔牙龈长了肿瘤，7月份做了手术，原以为无事，上个月被确诊为口腔牙龈癌，已转移到了左颈部（近距离）。信中说：“往下情况如何，我会及时告诉你，对老朋友们，不必故意保密，也不过分宣传，听其自然好了。人总有那么一天，能平淡对待，比背包袱要痛快些。”“将近90岁的人，再多活或少活几年，算不了什么大事。”“我的日常生活自我感觉，一切如常，没有多大变化，每天仍可工作几个小时。”多么安详的心态，多么敬业的精神！

这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惦记着他。12月初，我给他家里打通了电话，当时他正准备去住院治疗，可见病情恶化了。我只同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想不到，半个月后，他就远行了。这次的通话竟成了最后的诀别！在我们以往的通信中，也曾多次谈及生与死的问题。记得他曾对我讲述了一则动人的故事：在一片森林中，有人来伐木，小树见了十分害怕，大树告诉它，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应该的。凡是树，都要为人们（世界）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虽死犹荣”啊！而森林永远不会被消灭的，它还会有下一代来接续下一代。小树想通了，等它长大时，以愉快的心情接受砍伐。显然，毕老师就是以这种认识来接受死亡的挑战。在他看来，死亡就是生命的归属。这种在死亡面前具有安详的心态，也许就是他终生研究生命科学的结晶吧。

毕列爵老师对于“死”的看法和态度是那么的自然和平静，没有思想包袱，就像一片树叶落下来。我想，他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是痛苦的，但精神上是安宁的。我祝福他的灵魂安息！

（2005年2月21日于北京）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与启示　作者：泰　栋

浙江省宁波不仅有推动先进生产力的、运用先进文化的、以善于经营乐善好施而闻名于世的宁波商帮，也有对国内和国际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先进文化的浙东学派，实际上这两者是经济和文化的反映与促进的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而其思想内涵则更丰富，仅就黄宗羲之《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等篇章来说，是他个人经历明清之际急剧变化，经过多年反思与探索，萌发了难能可贵的民主主义思想。在明清时代，他的思想成了民主主义的启蒙。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法》等篇章所包涵的思想要比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著作几乎要早一个世纪。

一、黄宗羲的《原君》、《原法》矛头直指罪恶的君主专制制度

黄宗羲生活的时代，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已经到了“天崩地解”的时刻，是民族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转折关头。1628年，他只身入京，为东林党父辈讼冤雪仇，大闹京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继之甲申事发，清军入京，明朝覆灭，1649年前后，他在浙东舟山一带抗清，十年几濒十死；最后，南明小王朝彻底完蛋，清政权已经稳定，黄宗羲直面时代风云之变幻，著书讲学，进行历史的反思。他一生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诸方面潜心探索，撰著生涯长达65年之久，著作共计一百二十多种两千余万字，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以及经文集长达四百八十余卷，晚年自编《南雷文定》、《南雷文约》等等都是他自认为代表他思想的著作，而《明夷待访录》、《留书》等他认为是他的“佐王之略”（前者只二卷，后者只一卷），但却在其中深刻的揭示和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黄宗羲应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民主主义思想先驱。

在《原君》篇中，黄宗羲首先提出“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这个天赋人权的命题，即每个人有争生存求幸福的权利；而这个人权却被君主剥夺了。那些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君主个人把天下当成了私产；将“天下（百姓）为主，君为客”，颠倒成“以君为主，天下为客”；他揭露了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罪恶。从秦始皇到康乾盛世，只有黄宗羲才第一次这么深刻地揭露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罪恶，喊出了“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口号；第一次把皇帝当作“寇仇”、“独夫”！黄宗羲不仅猛烈抨击了封建君主制度，而且在《原法》中激烈地批判了君主个人“藏天下于筐箧”的封建法制，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主张“先有治法，后有治人”，在法律面前无贵贱之分。在《置相》篇中，提出了虚君实相的君主立宪类似设想；在《学校》篇中，黄宗羲不仅提出：学校除了传播文化、培养人才外，更应该“公其是非”成为监督辅佐朝政、指导舆论的类似代议机构的场所。尤为可贵的是，他主张学校中也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开创了我国近代学校重视自然科学学科之先河。

二、产生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经济和文化基础

明清之际，也就是黄宗羲生活的1610年（出生）—1695年（去世）前后，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在我国东南半壁破土萌发。江浙一带，特别是杭嘉湖、绍兴、宁波一带工商业繁荣，手工业工场兴起。据乾隆三十五至四十五年间记载，杭州市内外有织机3000部，燃丝车1300部，宁波有织机850部，绍兴有织机1600部，湖州有织机4000部，绸业劳动者2000人。宁波口岸贸易也重新开始活跃，康熙下令开放海禁，指定在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个口岸和外国通商。在新兴繁荣的东南工商业和对外贸易以及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的冲击下，黄宗羲才会首先摆脱“工商为末”的传统偏见而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如果说黄宗羲和张苍水开始是为了忠于明皇朝而反清，张苍水以身殉节，慷慨赴死，名垂千古；那么黄宗羲在反清复明无望，在四明山读书几十年，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探索，最后觉悟到无论是明朝的皇帝或者是清朝的皇帝都是“为天下之大害”，都是“寇仇”，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的独夫。

没有明朝昏君和宦官对忠臣的滥杀无辜（包括对他自己的父亲），黄宗羲也就不可能切身体会到封建专制制度之罪恶，那些皇帝“独夫”，以“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顾盼”，“深刻罗网，反害天下”，黄宗羲也不会喊出在法律面前朝野贵贱一律平等的口号。

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没有土地或者很少土地，而中国的封建地主剥削下的农民，虽然名分上是一个自由人，但是仍旧是准奴隶。清康熙时的土地占有情况已出现了“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的现象；乾隆时则形成“近日田之归于富户者，大抵十之五六，旧日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乾隆之宠臣和就占有地亩8000余顷。封建地主占有绝大部分土地，依靠政治和经济特权，通过地租、高利贷、劳役，甚至私设公堂，酷刑拷打，使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封建君主又“重农（重地主剥削）抑商”，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滞留的原因。在黄宗羲之后二百多年的马克思就指出东方这种生产方式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农民是准奴隶，没有自由，没有生产积极性。而黄宗羲则揭示了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在于封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鲜明地提出要推翻这种罪恶的制度，“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这就是说，只有推翻了封建皇帝，每个人才有争得生存、幸福的权利。

三、黄宗羲民主主义思想的启示

黄宗羲的民主主义思想自然是为封建皇帝所绝对不容而被扼杀的。所谓史称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经历了134年，也就是黄宗羲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案可查的文字狱就达100多起，乾隆朝则为文字狱的“盛世”，因一字一句获罪，被杀的数百千计，被监禁流放的则不计其数。封建君主对思想的镇压与扼杀不仅对于生者甚至祸及死者。曾经为乾隆讲过学的沈德潜，仅仅因为一首咏黑牡丹遗诗中，有“夺朱非本色，异种也称王”一句，被乾隆定为是恶毒攻击，开棺戳尸；湖南学政胡中藻诗中仅仅有“一把心肠论浊清”，这个“浊”字加在“清”字头上，被认为是诬蔑清朝，斩而弃市。封建君主大兴文字狱，其目的不仅扼杀民族意识，也在于扼杀民主意识，至于黄宗羲矛头直指君主之说，更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所以黄宗羲只能把《原君》、《原法》等篇定名为《明夷待访录》，借六十四卦一卦，暗示地下之火，待来日有人寻访。后来，黄宗羲被推为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主要也是指黄的经、史之学，而《明夷待访录》则是一百多年之后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梁启超、谭嗣同特别推崇《明夷待访录》，秘密印发了数万本，四明先哲，今犹在矣！君主专制之祸害使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一个世纪还要多。所谓康乾盛世，南征北战，收复台湾，拓宽疆土，中国的综合国力占到世界的四分之一强（28.7%），比之印度、法兰西和大英帝国三者之和（26.5%）还多。那个十全武功的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自大地宣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之货物以通有无。”而西方国家从十七世纪开始的产业革命，形成了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三个共和国。至于日本，虽然仍旧保持着天皇君主制度，但经过明治维新，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只有以天朝自居的我国清皇朝，固守封建专制的极权统治和亚细亚生产方式，凭着老牛破车和一些手工业作坊，拖到1840年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终于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一个以小生产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农业社会当然不能与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英国相匹敌，所以马克思在评论鸦片战争时很中肯地说：“一个人口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指清皇朝），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注定要打垮。”

黄宗羲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主张一直到了辛亥年间，才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人来实践，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朝终于被推翻了。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彻底的土地改革，在经济上改变了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而且发展了工业化。但是中国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始终是一个个人独裁、专制和愚昧盲目、迷信盛行的国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制的国家。这种专制传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我们的新中国。有形的辫子剪去了，可是无形的辫子还在。198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邓小平同志《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经典性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三百多年前的黄宗羲所反对过的天下大害君主专制制度和提倡过的“先有治法，后有治人”等先进思想仍旧有着现实的意义。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小平同志对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表示深恶痛绝。

我们应当为宁波曾产生过黄宗羲这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文化巨人而感到骄傲，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先进文化将永远发出光芒。

（责任编辑李晨）

2005年第6期 封建统治下的文字狱　作者：张友鸾

大约自有文字以来，就有文字狱。历朝历代，史不绝书。只是文网之密，处刑之重，规模之广，古代却远不及近代。古代也有暴君，野蛮更过于近代，但是史料保存，比近代少，所以近代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便显得突出了。前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编印《清代文字狱档》一书，共出九辑，收六十五案，多为乾隆年间之事。乾隆口口声声说：“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然而这本档案，却血雨腥风，透过纸背。

文字狱，字面明白，是为了文字吃官司。

文字总是出于文人之手，吃文字狱官司的，当然是知识分子了。在封建统治下，文字狱十分残酷，出乎常情，不受任何约束，不同于一般狱讼，所以，可以说文字狱乃是专整知识分子的“特种刑庭”。

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帝王们拿士大夫开刀，为的“杀鸡吓猴子”，迫使全体臣民慑服。每一文字狱的构成，总要扣上“叛逆”的帽子，好像有好大的“敌我矛盾”。只要看一看案情，就能明白，那是用做借口的护身符，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文字狱的案件，几乎全部是冤案、假案、错案，罪名是由于罗织而成的。

一般狱讼，总是先有犯罪嫌疑或行为，然后据以判处的。文字狱却不是这样。文字狱往往是先有特定的对象，而又无法（不能或者有所未便）定他的罪名，于是就从他的文字作品中找证据。明代诗人高启，做了一首《题宫女图》，中间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静有谁来”这样的句子，皇帝被讽刺帷薄不修，很受不了，又不愿意张扬其事，这就借着他代友人魏观作《上梁文》，处刑腰斩。《上梁文》有什么毛病呢？是因为屋基是吴王宫殿旧址，硬说他有造反的企图。清代皇帝雍正，猜忌年羹尧，因为他的功劳大，难下毒手，这就指责他在奏折里，把“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是“大不敬”，有该死的罪。清代皇帝乾隆，自称“古稀皇帝”；有个不识相的大官名叫尹嘉铨，也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认为他佞妄，又不好治罪，于是造了一个“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这个文字狱，把他绞杀。

这明明指出：文字本来无罪的，只是“有罪者”的文字才“有罪”。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清代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正是这样。乾隆对于此案，发了一顿牢骚，说是：“朕见其诗，已经数年，意谓必有明于大义之人，待其参奏。而在廷诸臣及言官中，并无一人参奏。足见相习成风，牢不可破。朕更不得不申我国法，正尔嚣风，效皇考（指雍正）之诛查嗣庭矣。”当时关于文字狱案件，总是雷厉风行，急如星火的，怎么这个案子却等待数年之久呢？只因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鄂尔泰原是乾隆重臣，后来失宠身死。所以胡中藻的文字，在鄂尔泰得意时没有问题；在鄂尔泰失宠身死时，问题就来了。

文字狱是无限上纲、罗织而成的，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清代初年，如庄廷的《明史稿》案，吕留良、曾静案，戴名世的《南山集》案，都是出名的大案，动辄牵连几百人，杀了无数的知名之士。后来这种大案虽然少见，但以文字获罪的条件却大大放宽了。乾隆时期，阎大镛《俣俣集》案，问官指出“不避庙讳”，“御笔”朱批：“如此可恶，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矣。”吴英“拦舆献策”，建议了五件事，不能答应就不答应吧，不是这样做，偏挑他写了两个“弘”字是“迭犯御名”（乾隆名叫弘历），碎剐凌迟。还有，一个“明”字，一个“清”字，都不能随便使用，因此而遭杀身之祸的也大有人在。例如：李《虬峰集》里有“杞人惊转切，翘首待重明”之句；徐述夔《一柱楼诗集》里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之句；胡中藻《坚磨生诗钞》里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这些都是死罪。事例太多，无从列举了。

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是一切文字狱案件中必然采取的。为什么那些受害者罔知忌讳，自贻伊戚呢？殊不知，“鸡蛋里面挑骨头”，总归要硬派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不管多么小心谨慎，真是“由你奸似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脚水”，要想规避幸免，简直不可能。传说清代雍正时期，有人在文字中写了“维民所止”，这原是句成语，不料雍正勃然大怒，说“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了头。所以吕留良留下一部《维止录》尽管是在此以前的事，凭这个书名就非得把他尸不可了。胡中藻做学政，考试出了一个《乾三爻不象龙说》的题目，乾隆说：“乾封六爻，皆取象于龙。故象传言，‘时乘六龙以御天’。如伊所言，定三爻不在六龙之内耶？乾隆乃朕年号，龙与隆同音，其诋毁之意可见。”这两个例子，一个是象形，一个是谐音，谁会想到会犯罪呢？还有一个名叫龙凤祥的人，喜欢刻图章，印了一部《麝香山印存》，“并无悖逆不法字句”，却也犯了罪，从云南再次充军到伊犁。唯一可以解释的理由，是他不该姓“龙”，姓龙罢了，为什么还取名“凤祥”？占了皇家的吉利口彩，能不有罪吗？

从上面列举的材料不难看出，只要是笔头下写出来的文字都可以作为文字狱的罪证。大则几十本的专门著作，文集诗集；小则一篇短文，一首诗，一封书信；甚或一二句诗的断句，一二句写下来的言语。自己作的，传抄别人的，以至传抄古人的，一经挑剔，决不容你摆脱。发展到后来，戏曲、音乐、绘画，以至于刻图章等等，凡是与文字有关的，也都列入文字狱的罗网了。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总是被逮捕，被抄家，坐监牢，受审讯。审讯的时候，常用酷刑；审讯的结果，总归重判。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边荒，充军为奴；大多是杀头处绞，碎剐凌迟。如果人已经死了，还免不得从坟墓里刨取棺木，拖出尸身，碎焚烧。而且一人得祸，株连极广，往往一杀一大片。所有近亲家属，不管知情不知情，识字不识字，一概得“从坐”。清代并没有惩治文字犯罪的法律，但有“大逆”犯罪的案例。遇到文字狱，援引“与大逆无异”定罪。按照“大逆”的处理：“凌迟处死，正犯之子、孙、兄弟，及兄弟之子，年十六岁以上皆斩。男子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均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入官。”文字狱一构成，就意味着血淋淋的一场杀家的惨祸。所以一人被捕，常常举家自杀，以免受辱而终难逃一死。

从社会关系上讲，文字狱的株连性也是惊人的。每一案件，莫不张大其词，涉及多人，拖累甚广。如果被认为是要案，常常罪犯百十成群，攀牵数省。一本书，中间“出现问题”了，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乃至题签的人都有罪。这还不说。还要追查何人出资刻印，何人雕刻，何人印刷；书印多少，何人贩卖，何人购买，赠送何人。核对详实，扫数上缴，缺一本也不行。书板要解京劈毁，决不能少一片。所有有关的人，全都有罪。即或你虽有书，却没有看过，事实证明是如此，那也不行，谁让你不看、不检举呢？当地该管官吏，有牵连的罪更大，没有牵连而事先失察，也同样有罪。古时有所谓“瓜蔓抄”，按藤摸瓜找罪人；文字狱这根“瓜蔓”，枝条歧出，是长之又长的。

不要以为文字狱硬栽罪名在受害者身上，可以不费心机随便说说就完了。其实不然。那些案子，莫不经过精工细作、炮制而成的。为了遮掩天下人耳目，要说一些强词夺理的话，用以表明给戴的帽子是合乎尺寸的。论手法主要耍的也不过几种，只是花样翻新，愈出愈奇罢了。常用的手法首先是牵强附会，肆意歪曲。你说是活的，他偏说你指的是死的；你说着东边，他偏说你影射着西边。尽管理论上不符合逻辑，他却能振振有词。其次剪头去尾，断章取义。或者挑一段，或者挑二三句，不管上下文如何，只给你加上些“虽然”“但是”的字眼，就正面变成反面，反面变成正面，意义全非了。再其次是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经过了嫁接的文字，和原来当然不一样了，他说这是你的手笔，这却是无可辩论的。在这些手法之外，更有制造伪证，肆为谰言的，那样故入人罪，越发的可恶了。

统治者的意图，爪牙们总是心领神会的。当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的时候，爪牙们就都争取搞几个以立功，用无辜臣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这是多么轻而易举的事。搞不出，是无能。别人抢先揭发了，你还不知道，一旦被认为“失察事小，隐讳事大”，不但会丢官，而且也有抄家弃市的可能。这样的例子岂止一二个。有时下面检举揭发，因为不是统治者要整的对象，来个“谕旨”，“所奏殊为过当”，“传旨申饬”。不要以为挨了骂了，其实“简在帝心”，将来自有重用之日。这些都成为做官的诀窍。办理文字狱，宁枉毋纵，宁重毋轻，是必然的趋势。至于爪牙彼此之间，党同伐异，互相攻讦，这样构成的文字狱，也是有的，那就不在话下了。

对于社会的影响，文字狱是恶劣而深远的。那些想向上爬而没有阶梯的，钻头觅缝在别人的文字中找毛病，检举揭发，作为自己猎官的敲门砖。有仇恨嫌隙的，利用文字狱陷人于死地，以伸其报复心愿。也还有敲诈勒索、强求不遂的，其初是只拉弓不放箭，后来却终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把文字狱构成了。再还有那朋友投赠，书信往来，“忝在知交”，无所不谈，偶或一二字句有失检点，受者怕被牵连，岂敢知情不举？变生肘腋之间，有些人就这样糊里糊涂被出卖了。有个名叫梁诗正的，本是协办大学士，告老还乡。乾隆怀疑他不是本意，“谅有怨言”，就叫浙江按察使富勒浑去做他的特务工作。混得熟了，梁只说出：“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富把这话打报告，并且说梁“举止语言，无不缜密。即有怨怀，不敢遽为吐露”。乾隆见到奏折，加上朱批说：“如此，则是伊知惧，尚不至于怨望，何必深求！”这事正好反映了当时情况：不敢留字迹，不敢说话，整个社会都死了，真正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

作者张友鸾（1904-1990），安徽怀宁人，20世纪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专家。曾任《京报》之《文学周报》主编、《世界日报》总编辑、《国民晚报》社长，还参加了《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等的创刊工作。他是新中国第一部整理出版的古典名著《水浒》的注释校订者，对古典白话小说加注释作了开创性的探索。张博学多闻，文笔酣畅，撰写了大量杂文、随笔、古典文学研究专论，出版的作品有《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胭脂井》、《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本文选自作者之子张钰选编的《张友鸾随笔选——胡子的灾难历程》。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6期 “礼”的延续　作者：陈四益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

比如服饰，穿什么衣服，都有等级的规定。在唐朝，二品以上服紫，四五品以上服绯，六品服绿，八九品以上服青。这是“服”。“饰”呢，也有规定，亲王和三品以上饰玉，五品以上饰金，七品以上饰银，其间虽然不时会有些小改动，但等级的严格是不可乱的。车马也有严格的等级。一般说来，庶民通常只是步行，只有士大夫和当官的才有资格乘车骑马。至于坐轿子，规定就更加严格了，唐宋时贵戚大臣没有特殊的恩宠也是不能乘坐的。据说王安石在金陵时，有人送他轿子，惹得王先生发了脾气，说：“奈何以人代畜。”这倒未必是他的“人本主义”或今人爱说的“人文关怀”，实在是“礼”之所限，不能僭越的。当然，各个朝代对于骑马坐轿的规定并不相同，但一定要有等级差别的体现则是一样的。

读陆放翁诗：“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当初只是欣赏这意境，觉得骑驴比骑马要诗意得多。考之于礼，才知道只有不准骑马的人才用驴代步。就像先前没有资格坐“红旗”的可以坐“上海”，没有资格坐“上海”的可以乘吉普，没有资格坐汽车的才用自行车代步一样。如果有资格骑马而没有马骑，那么不但自己要发牢骚，上峰也会认为不成体统，需要纠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市井，当初也是不准骑马的阶级。但是一当上皇帝，对于这种“别贵贱、明等威”的礼制同样一丝不准马虎。明初，官员到任多无马，不是借人家的骑就是用驴替代。朱皇帝认为这样甚乖治体，命令备马，州县各给若干，以供骑乘。

服饰是衣，车马是行，住房和饮食也同样有着严格的等差。先秦时期，天子食太牢，诸侯食牛，卿食羊，大夫食豚，士食鱼炙，庶人食菜。冯谖弹铗长歌“食无鱼”，因为他属士的阶层。一般庶人，除了老耄之人有点优待，大概只能歌“食无菜”的。因此一说“肉食者”，便知道是指卿大夫一类人物了。至于居住方面，不但住房的大小，间数、式样、装饰也都各有定制，一点错乱不得。

这些，都还只是生活方面的，政治上、思想上、法律上的等级礼法，就更加严格了。这样一套“礼”，思虑之严密，实在令人惊叹。它要人时时处处都想到自己的地位，不能僭妄。人人谨守本分，在上的永远在上，在下的永远在下，在统治阶级看来，自然天下太平了。

我们的民主革命，该说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经济领域我们做得很彻底，但若从制度、思想的层面上考究，我个人以为还未跳出“礼”的樊笼。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印象里，穿呢制服的，都是相当级别的官员，一般干部穿的都是布衣。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难，补助肉食、黄豆，也是等级有差。住房和乘骑，直到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和近来议论颇多的公车改革，其思路依然是按官阶高低定等的。

这样一种等级制，同样反映到政治思想范畴。听吴江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情：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是“文革”结束之后，《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标题上用了“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字样。为此，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位中央领导批评说：“为什么你们刊登小平同志的讲话用‘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标题？难道华主席、叶副主席的讲话不是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后来《人民日报》在制作标题时便等级有差了。华国锋的讲话称“极其精辟地阐述”，叶剑英的讲话就只能称“指示我们”，而邓小平的讲话则标为“讲话强调指出”。这事听起来有点怪，好像对讲话内容的判断，不是依其真理性，而是依其地位官阶的高低。其实一点也不怪，因为在某些人的脑袋里，以等级为特征的“礼”，根深蒂固，就是在人去世之后，在表达惋惜之情时，也要依次分为“特大损失”、“重大损失”、“一大损失”和“一个损失”等不同等级。至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说法，在森严的礼教等级下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现在很有些对传统礼教的过分吹嘘，甚至有要按照《周官》行改革的奇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听起来当然很吓人，但按照那一套是改不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的。即便余风未尽的一些延续，也不是今天前进的助力。诗曰：

继天立极久曾夸，上下尊卑严等差。

任尔生花多妙笔，依然一领旧袈裟。

2005年第7期 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作者：白介夫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外行”领导“内行”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

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从没有怀疑过党的政策，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在一大群学富五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我近乎文盲。“我行吗？”虽然当时只有三十六岁，是以天下为己任，又无所畏惧的年龄，可这种落差还是使我觉得自己很难胜任这个工作。

我没有专业知识，但是有常识。知道要搞好一个研究所，关键就是学术带头人。张大煜当时担任所长，主管科研，我觉得张大煜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从心里尊重他，明确业务上的事情由张大煜来管，我只是尽量配合他做好科研工作，解决一些思想问题和人事纠纷。我给自己的这种定位虽然部分偏离了党要领导一切的航向，却大大缩小了我和科技人员的距离。

那时候党政人员也常常参加一些决定学术方向的讨论会。例如搞哪种类型的催化剂，怎样寻找新的燃料？由于一些“外行”在场，科学家们常常要用非常通俗的语言解释他们的工作，当然从我们的表情也能判断“外行们”的理解水平。这种尴尬的局面让我很不舒服，试图改变。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我们年龄相仿，经历完全不同。

萧光琰的过去

萧光琰1920年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读完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化学博士学位。

五十多年前美国处在麦卡锡主义笼罩下，围追堵截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追求的就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所以越是压制，越有很多年轻人偏偏向往自己也不很明白的共产主义。美国不希望自己培养的技术人才为新中国服务，据说移民局官员常常坐到博士生毕业典礼的现场，动员你留下。

萧光琰当时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工作，1949年此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套固定床单铂催化重整装置，应用这种装置可生产芳烃和高辛烷值汽油。萧光琰参与此工作，掌握了一些当时很先进的技术知识，正是英雄想找用武之地的时候。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广招人才。成立了“留美科技工作者协会”，动员留美人才回国参加建设。“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种形势下，很多中国留学生，心急如火地想回国报效。热情浪漫的萧光琰想到为新中国服务。

那时候萧光琰刚刚与甄素辉结婚。萧光琰曾和我说他父亲是汪精卫政府的一个部长，甄素辉的父亲给孙中山当过秘书。两人结婚后感情非常好，问题是甄素辉并没有回中国的打算。

萧光琰曾和夫人对此有过很多争论。甄素辉说：我连中文也不会讲，回中国干什么呢？现在是共产党当政，我们没有为共产党做过贡献，谁欢迎我们回去？萧光琰认为自己并不参与政治，能把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就是贡献。至于在中国工作能否如愿，生活能否习惯，各种爱好如何满足，他没有细想。决心已定，谁也改变不了。

萧光琰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回中国，我就自己回去。有人说“好的婚姻是男人找到崇拜自己的女人，女人找到自己崇拜的男人”。萧光琰和甄素辉大概就是这种关系吧。在我的记忆中，甄素辉对萧光琰是崇拜的。甄素辉让步了。

1950年12月，这对夫妇满怀年轻人的激情，带着对中国的石油发展事业有用的资料和大批图书，回到了没有朋友，没有亲人的祖国。

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看到巨大的毛泽东像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间，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标语口号到处都是。美国是个强调个体和尊重个体的社会，各持各的观点，中国则是强调集体观念，全民一致，努力表达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感激和崇拜。对贫穷，对落后，他还有些思想准备，而这种政治气氛，对萧光琰来说有些生疏，有些隔膜，感到要尽快适应这个他了解甚少的社会。

他被分配到石油部(那时叫燃料部)。当时石油部还没有能力成立自己的研究所，就招聘一些科技人才，又送到有研究基础的地方代培。萧光琰是其中之一。他在北京做了短暂的停留，就到了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在的“大化所”）。石油部鉴定了他带回来的资料，认为对发展当时中国还很落后的石油工业有重大价值，他甚感欣慰。

当萧光琰和甄素辉翻开了在中国生活的第一页时，发现他们面对着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萧光琰离开学校不久，还很留恋大学的文化生活，刚回国各方面的条件都不是太好。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的他，觉得人的生活中少了音乐、绘画、体育活动，岂不太枯燥了！甄素辉花了很多时间布置他们的小家，想买幅装饰画挂在墙上，可到处都在卖领袖像，她不明白政治人物怎么能挂在家里呢，美国没人把总统作为装饰挂在家里。

作为一个技术人员，萧光琰在中国受到在美国不曾有过的重视，生活待遇也相当不错。他曾对我说：在美国他是一个一般的技术人员，有工作的时候生活会非常好，房子、汽车随之而来，如果失业，马上会一无所有。在中国生活比较稳定，还可以参与一些技术决策。

当时对石油炼制采用什么催化剂有很多争论，有人主张用钼做催化剂，钼要比铂便宜，不用进口。从最终效果看，铂虽然贵，但催化效率高，收率高。最后还是按着萧光琰的方案，采用了铂重整技术。北京石油炼制所成立后，接着进行铂重整中间放大试验，也很成功，到六十年代，用这个技术建成了大型的工业生产装置，成为当时工业战线上“五朵金花”的新技术之一。我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到今天，不应该忘记萧光琰的巨大贡献。

就在他刚刚回国九个月，认为自己会大有作为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批判他们崇美、恐美的思想。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多知识分子起到了社会良心的作用，很有声望。为了夺取政权，共产党注意保护和争取人才，在党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各类优秀的知识分子。夺取政权以后，他们有比较优厚的生活待遇，以便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但是不能让思想自由、爱提异议的知识分子翘尾巴，仗着自己懂点儿业务，就忽视党的领导。结果是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精英，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站出来“脱裤子割尾巴”，当着全国人民的面集体自辱。对这一点，很多知识分子都没有思想准备，萧光琰刚刚回国九个月，对此就更是始料不及。

他迎来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

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人们怀疑从美国回来的人成为很自然的事。运动初期，萧

光琰隐约感到有些人不敢和他说话，无言中拒他于千里之外。运动深入以后，有人开始在会上质疑他回国的动机。人们当时最不理解的就是“你在美国生活条件那么好，为什么选择回中国？”他平时偶尔谈到自己在美国的工作或者生活情况，被当作崇洋媚外加以批判。

当时萧光琰刚三十出头，从小学到取得博士学位，血气方刚，没有韧性。有人记得有一次在会上，他听着根本听不懂的批判内容，面对着他根本无法理解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难以忍耐的愤怒，气得把眼镜都摔了，他这种对抗运动的态度，也让群众对他更有看法。他认为很多批判实在太无理，盼望有人出来澄清事实，可是没有。当时大家都在争先恐后地表达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萧光琰想这也许是下面的人臆想出来的不实之词。遇到不合理的事，要据理力争，不能沉默。他要向上面讲清楚，于是人们经常看到他给领导写信，凡事都要求“有个说法”。他自己说话有理有据，也要求别人有科学态度。

当时的领导碰到这种情况经常是不了了之，不想明确回答，也无法明确回答。运动是他们领导的，他们的责任是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当然向萧光琰没办法解释。

得不到“说法”，萧光琰无法忍受。在美国，得不到回应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罢工或换地方。换工作不容易，于是他就自行“罢工”。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去上班，在家闹情绪。那时候，人们对美国回来的博士还是两重态度，既觉得政治上比他高一截，心理上又有些敬畏。所以也没人管他，这又引起周围一些人对他更大的不满。

回国时他充满幻想，忽然间一切都破灭了。刚刚三十多岁，下半生就要在这种怀疑中度过。在这种气氛下，科研工作还能出任何成果吗？甄素辉能受得了吗？他变得忧心忡忡，焦躁不安，彻夜难眠。后来的运动中，没人阻止对萧光琰无中生有的批判和怀疑，而这种批判又让他没有任何退路。自己这样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得到的竟然是怀疑，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萧光琰失去了做研究工作的心态，脑子也闪不出智慧的火花。常常书放在那里，看不进去。有人看到他经常呆坐的样子，就说：萧先生这样下去，可能会自杀。他有科研能力，但现实不要他出力；他有头脑，但必须按特定的方式思考。他只好努力让自己的穿戴、言行都符合大众口味。

有人说那时他曾有过自虐的行为，用自己的头撞暖气片，他用这样的方法惩罚自己，发泄自己极端抑郁的愤怒。为了安静下来，有时他吃很多安眠药。他情绪的波动，给甄素辉很大的压力。可她是一个极其贤惠的夫人，不管萧光琰怎样，她都理解。这对夫妻，回国以后真是相濡以沫。

运动过去，生活恢复了平静。一道深深的伤痕已经在这对夫妇心中留下。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此时变得更加身孤影单，实验室里，萧光琰也更少言寡语了。

运动过去以后，所里的领导认识到思想改造运动对萧光琰的猜测是毫无根据的，使他受伤害不小，向他表示歉意。当时还专门派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萧光琰是个非常天真的人，马上不计前嫌，重振情绪，又开始努力工作。不久，他们的生活有了新的生机，女儿出生了，给她起名叫萧洛莲，小名就叫洛洛。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正式成立，希望在大连代培了几年的萧光琰到北京工作。萧光琰感到很矛盾，他虽然在大连受到伤害，但仍然热爱那里。后来他去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想体会一下那里的工作环境，最后觉得还是大连石油所搞基础科研比较多，更适合他，就决定留在大连。在美国，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是再正常也没有的事了，如果有两个地方都要你，当然要反复进行比较。可当时人们要达到的思想境界是“我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安，放到天安门城楼上不骄傲，放到厕所里不悲观。”大家都在表示坚决服从分配，即使不服从也都找个说得出口的理由。萧光琰的做法显得很个别，他的犹豫被看成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而他自己则浑然不知周围人对他的看法，他认为选择到哪里工作，完全是个人行为，自己有选择的权利。

几经周折，他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大化所。

我和萧光琰成为朋友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应接不暇的新运动

1957年毛主席发表了“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篇文章，大鸣大放开始了。人们开始给各级领导提意见。

萧光琰已经有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教训，言行越来越谨慎。但是当他读了毛主席的文章，还是觉得大大地给自己增长了底气，把这篇文章拿去给支部书记看，要证明一下过去人们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没按毛主席说的办，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忽然间形势大变，《人民日报》发表《工人阶级说话了》。我们研究所相邻的大连工学院（如今的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运学院等高等院校，频频向市委报捷，今天抓出几个右派，明天抓出几个右派，唯独我们所无声无息。我觉得研究人员提几条意见，根本不是什么恶意攻击，更没有要推翻共产党，怎么会是右派呢？周围的好心人不断警告我要赶紧跟上形势，我自己也能清楚地嗅到火药味。逼人的形势让我感到再不开始抓右派，自己就要成右派了。无奈之中，我召集党委会，讨论抓右派的问题。那时我到所里刚刚几个月，什么情况都不了解，经过几次党委会讨论，就决定了右派名单，有研究员彭绍逸等，我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大的违心事。以后在形势允许时，我尽自己所能尽快帮他们摘掉右派帽子，诚恳地向他们道歉。

右派的名单中没有萧光琰，他暗自庆幸自己没乱说话。当时抓右派是杀鸡给猴看，以一儆百。结果它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大跃进开始了

到处都是“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当时我家院子和大连工学院化工楼的后院相通。大学生们用耐火砖在院子里盖了个小高炉，所谓的小高炉比农村的灶台大不了多少，连把铁化掉都不可能，更别说炼制成什么有用的东西了。

萧光琰来我家，看着前院的小高炉就问我：炼铁、炼钢不是工厂的事吗？要有专业知识，要有预算，要建厂，炼钢的温度很高，要有特殊设备，怎么能挖个坑就搞全民炼钢？还说：有一天回家，他发现院子门上的门闩没有了，进了家门问保姆，门闩怎么没有了？保姆说，来了一群学生，要找铁锅、铁铲子去炼铁，保姆说锅还要用来做饭呢，学生们就把门闩拆走了。

更可笑的是他家阿姨买了新枕头套，他累了一天，想放松一下，刚要躺下，一看枕头套上印着醒目的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他说：这是枕头啊，是让人休息睡觉的，要是躺在枕头上都要鼓足干劲，那人也太紧张了！能不失眠吗？我听了也乐了，觉得往枕头上印口号固然可笑，可萧光琰也太认真了，你视而不见不就行了。

很快，大跃进的浪潮也波及到科学界。原来计划三年完成的任务，现在开始用一年、三个月、甚至几个星期来完成。于是接二连三地出“成果”，一有“成果”就敲锣打鼓，连夜到党委报喜。不过以我“外行”的水平，也真是判断不出什么属于真正的“科研成果”，可凭常识就知道三天两头出成果是违反科学规律的，又不能说你们让专家评论评论是不是成果再来报喜。多年“革命经验”告诉我，要维护党的政策，不能打击群众热情，那样就会犯政治错误。

不能直截了当地阻止，无形中就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群众争先恐后地报喜。有一个苏联专家找到我说：“白先生，我真不知道你们要把中国的科学事业引向何处去。”

萧光琰忍不住对我说：科研工作怎么能这么个搞法？这简直是儿戏嘛，什么叫成果？合成一个化合物的中间体也是成果？科研怎么可能三天两头出成果？科研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要在一个题目上长期下功夫，才有可能有真正成果。

反右运动以后，做事情根据政治需要，不讲科学成了我们的特点。有人是真不懂科学，有人懂，却不敢讲反面意见。每场运动，都有一些知识分子紧跟形势，推波助澜。好多著名科学家出来论证，为什么亩产可以万斤，为什么要消灭麻雀，为什么在毛笔帽上刻个洞，接上自来水，就发出能洗碗的自制超声波。组织上要掌握每个人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是否忠于共产党。每个人的政治待遇，工作中的升迁，都赖于这种评价，于是千人一腔，万人一面，趋炎附势成为潮流。

在中国生长的人，顺应潮流比较容易，可对萧光琰来讲真是很困难！他常常找我讲他的不理解。不过萧光琰还是在努力跟上形势。他带着石油所的年轻人，到大连石油七厂，找到当时的总工程师张迁芳，了解工厂对科研工作的需求，想找到既有理论意义又有使用价值的题目。

与众不同

在那样一个大讲艰苦朴素的年代，萧光琰总是衣冠整洁，头发吹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眼镜，英气焕发。这使他与众不同。他把美国的工作习惯也搬到中国，工作时要高效严谨，但不认为每天八小时都要高度紧张，必须劳逸结合。他的休息不是悄悄抽只烟，躲到哪里待一会儿，暗自偷点儿懒，而是认真地订出咖啡休息时间，饮茶休息时间。他觉得这是为了养精蓄锐，或在轻松的环境里进行业务交流。可当时的中国，萧光琰的这些做法被认为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作风，让很多人看不惯。

萧光琰那时生活水准远远高于一般人。他夫妇俩待人真诚热情，家里招待客人，常常是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橙汁、巧克力。当时对大多数人来讲能吃上水果已经是很奢侈了，萧光琰不仅经常吃水果，而且保留了一些他自己的习惯，有时还用酒精擦水果的皮进行消毒。这些事一经传开，群众中再加以渲染、夸张，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那时所里偏重应用科学。萧光琰觉得有些题目水平不高，便说有些题目根本就不是搞科研，是测试工作。他对别人工作这种过于直率的评价，也让一些科技人员感到不舒服。萧光琰说话有时充满书生气，有时非常幽默。在那个火药味很浓，大家都认真背口号的年代里，他常常被人误解。

他家阿姨老是蒸不好馒头，他就当成个科学问题来分析：有两个因素决定馒头是否能发好，一是温度，二是压力。都是用开水蒸馒头，可能温度没问题，那问题就出在压力上。于是他的解决办法是：在笼屉里放一个压力表，控制好压力，馒头肯定能蒸好。这其实是一个书生的玩笑，他从来也没让阿姨真在蒸笼里放压力表。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很多人的笑料。

那时都是半夜做豆腐，为了新鲜，一大清早卖豆腐的就开始敲梆子叫卖。萧光琰习惯晚上看书，常常睡得很晚，又经常失眠。每天一大早老是被敲梆子声吵醒，很懊恼，就开玩笑说，我真想把所有的豆腐都买下来，这样就不用再敲梆子了。他是用这种方法表示对大清早叫卖的不满，他绝对不可能真去买豆腐，可话一传出来，又成了批判他的把柄。

萧光琰喜欢跳舞。他大概觉得我这个年轻的“老干部”太土了，就不仅教我打网球，还希望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提高。他说：你应该好好学跳舞，跳舞时既可以听到优美的音乐，又可以活动身体。我那时很活跃，他一提到学跳舞，我也感兴趣。那时到周末,大连市的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民主人士都会集中在中苏友谊宾馆，那里可以看电影，可以打乒乓球，跳舞，小小的礼堂里还有文艺节目。

萧光琰和他的夫人是一对绝妙的舞伴，每次到了舞厅，当他们夫妇一下场跳，很多人就会停下来看。那时候不管干部当中，还是归国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很会跳舞的，但是像萧光琰夫妇跳得这么好的却很少。据说当时高层的干部中，跳舞已经很风行，但在中层干部中还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在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萧光琰看到我跃跃欲试的样子，就说：你可以和我夫人学跳舞，没关系，她可以教你，只有女的才能教男的跳舞。因为男女的步伐不同。

萧光琰还说：你见面时或者告别时可以吻她，或者拥抱她。现在见多了，知道那不过是西方的礼节，可当时我认为很不可思议，从心里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

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过是增加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话内容，而他急切地把美国规范的实验室管理方法引入自己的实验室，则直接影响到他和周围一些科技人员的关系。他对下面的科技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他曾说：有人做反应，连温度都不记录，这种试验将来不要说别人，就是自己都重复不了。如果不能把实验记录写好，就根本不要浪费这时间和试剂！失败了，找不出原因，成功了，重复不了，这不是完全在作无用功吗？

他要求任何试验必须有可重复性，有明确的误差范围。有个人处理试验结果时，在不同的坐标系里把一个数据的位置画错了，萧光琰马上发现，并立即指出，不讲情面。他说科研工作一定要严谨，有时很小的错误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他和我说，有些人做实验像炒菜一样，大概地加点酸加点碱，没有严格的定量概念。他在实验室建立了很多“清规戒律”，常常在给每个人挑毛病。这个瓶子要用蒸馏水冲洗，那个反应加试剂后要充分搅拌。结果组里有的人看到他，有些紧张，因为他几乎是永远能发现操作不严格的问题。中国人讲情面，他的做法让很多人不适应。

萧光琰打算回中国时，曾在美国收集了很多他认为有用的工具书。他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科技人员就是会利用图书馆的人。他经常去所里的图书馆，发现图书馆里的书虽然不少，但多已过时，而他带回来的书相对讲更新更有价值，所以他决定把这些书交给图书馆，也可以让更多的人享用到这些前沿知识。图书馆的人很高兴，就说你把书拿来吧，我们会折价给你一些钱。这完全是客气话，人家并没有认为接受图书还要给钱，当时有“中国特色”的表现应该是毅然决然地拒绝收钱，并表示贡献给国家是最大的快乐。可他径直说：你们看着办吧，象征性地给点就行。美国书非常贵，他当之无愧地接受了他认为是象征性的回报。

因为萧光琰捐献的书和资料很多，结果用他捐的书又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人们可以更经常、更容易地去翻阅那些图书资料，看到那么多人去翻阅他带来的书，萧光琰由衷地感到欣慰。他根本不知道别人对此事另有看法。

1958年，萧光琰所在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要迁到兰州，那里的条件当然远不如大连。萧光琰根本不认为要“哪里艰苦哪安家”，而是“哪里科研条件好，哪里能搞我的催化剂，哪安家”，他要求留在大连。所里研究以后同意萧光琰留在大连。别人认为这是对他的照顾，他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有些科学家比较容易被公众接受，被社会认同。也有好多科学家有些特定的素质和癖好，他们对化学结构的识别迅速、敏锐，但对人事关系却迟钝、木讷。萧光琰属于后者。他拒绝所有的空话和大话，也不想和不喜欢的人一起假笑。搞政治越中庸越好，越能符合大多数人的想法越好，可搞科学是越能标新立异，越能超逾常人的想法越可能有突破。很多有成就的科学家都是科学怪人。

当时著名数学家陈景润也在我们大化所。有人回忆：“与陈景润同住在一个房间的转业干部，有一次大大咧咧拿他的一盒香烟抽。这件事把陈景润吓坏了，第二天他马上向团总支书记刘宗海汇报，并指出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拿别人的香烟抽呢？这是一种不道德和偷窃行为，请求组织上对此事严肃处理。”可以想象，陈景润是不善于和人打交道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不能只让中规中矩的人发挥作用，社会和大众越宽容，越有包容性，越能造就更多的有特长的优秀人才，包括科学家。

再受伤害

反右斗争、大跃进之后，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又开始了。叫“拔白旗，插红旗”。

反右斗争中萧光琰没被打成右派，这次运动中他成了靶子，因为他从没被信任过的回国动机，因为他严肃的工作态度，因为他无法改变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他这些有懈可击的特点给每一个热爱党的人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

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他学阀作风，在研究工作中不能平等待人，主奴关系，要求苛刻，经常训斥助理人员；批判他养尊处优的生活方式，爱跳舞，喜欢音乐，醉心于贵族运动——网球。有的大字报写：你拿着高额工资，几年来没有任何成果，你执行的是挂羊头卖狗肉、唯有理论高的白旗路线。他接受捐书的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体现，很多人认为他是小气鬼，说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贪婪，甚至说他是奸商。

萧光琰气坏了，他找到我说：我哪里知道中国的规矩，不是等价，更不是盈利，而是象征性的收点钱，怎么就成了奸商？在美国好朋友之间，甚至父子一同去吃饭，都经常自己付自己的款……中国人卖破烂不是也收钱吗？怎么我给图书馆真正有价值的书都不可以收钱？你想我在美国买了书，运到中国，送到图书馆，而且都是工作急需的，这完全是象征性的收钱，比我真正应该得的少多了。再说，当时我也没说要钱，我怎么知道他们一方面要给我钱，一方面希望我说不要钱呢？他们觉得我不该拿钱就不要问我。要给我钱，我同意了，怎么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于情于理都不通啊。

我很理解萧光琰的心情，只能劝慰他想开些。我已经忘了和他具体的讲些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些十分苍白无力的话。因为群众也没什么不对的，按当时党的教育，从来没有让不同思想行为的人互相宽容。

萧光琰迎来了新的一年。新年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活报剧，使用侮辱性语言和动作，把萧光琰搞成小丑模样，把他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儿夸大并加以嘲笑。这种嘲弄和侮辱是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他忍无可忍地说：我这样的人，如果人格被伤了，改造就慢了。可人们认为对资产阶级的侮辱和嘲笑是革命行动。

他有一个幸福的家

虽然各种运动不停，我和萧光琰仍然一起打球，两家仍然经常来往。各种批判和人身侮辱使他越来越无所适从，刚回国时的热情和自信渐渐消退。他和我讲他的委屈，有时甚至流下眼泪。可贵的是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催化剂，不厌其烦地给我讲他在科研上的思路，想让我共享他对催化剂开发和应用的设想。我从心里理解和同情他，可我只能谨慎地用我自己的方式尊重和保护他。

真正给萧光琰生活的力量和勇气的是他的家。他有一个和睦家庭。他自己爱好广泛，对夫人非常体贴。夫人甄素辉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气质高雅，文静宽厚。他们的女儿小洛洛胖乎乎的，一头卷发，聪明天真，又极有教养。那时候萧光琰到我家，每次来都带着他的夫人和宝贝女儿洛洛。我的孩子比洛洛大几岁，他们在一起总是玩儿得很高兴。

他的夫人当时天天挤公共汽车到大连海运学院去教英文，可是她从不抱怨，完全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在我家里，我和萧光琰谈话时，他夫人从来不插嘴，如果我有事情问甄素辉，她总是就事论事地回答（不太流利的中文），从不多说。她非常爱丈夫，坦然地接受着现实。回国十年了，萧光琰知道妻子承受委屈的能力远远超过自己，每次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夫人都静静地让他倾吐，然后用女人的柔顺和坚韧来安慰解脱。

她对萧光琰照顾得无微不至。当天气骤然变冷时，她会变出一件毛衣，而萧光琰就像听话的孩子，把毛衣穿上。你觉得他们之间非常和谐温馨。萧光琰对夫人的关爱无处不在。他会先走一步去给夫人开门，进了门如果夫人要脱外衣，他马上从后面把衣服拿好，出门前他会先一步把夫人的外衣撑开，帮夫人穿上。有西方“妇女先行”的君子风度。他和夫人说话也非常客气，从来没有中国男人对待“屋里的”那种命令式。我看到这些，觉得很新鲜，也很欣赏。

萧光琰和洛洛讨论功课，做游戏。洛洛很争气，从上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那时候我家里养了一盆君子兰，正值盛开之际，洛洛的可爱激起了我的艺术灵感。我叫她坐在君子兰前面，要给她照相。萧光琰竟然认真地问六七岁的女儿，你说坐在花的旁边好还是坐在花的后面好？洛洛有自己的主意，坐在花的旁边，眼睛看着花，我给她照了一张我自己很满意的艺术照，可惜在动乱中丢失了。前几天，女儿打电话高兴地说，无意中，她发现了一张一寸的小照片，是我家三个小孩与洛洛的合影。洛洛举着小手，乐呵呵地招呼人。

有了这个给萧光琰安慰和幸福的家，不管外界的形势如何，他都努力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不仅永远注重自己的仪表，家里也布置得极具艺术感。当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时，萧光琰所有的欢乐越来越寄托在自己温暖的小家里，寄托在孩子身上。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父亲。他说有这么可爱的女儿，有这么漂亮温顺的妻子，还图什么呢？

两极对话

我和萧光琰的经历、背景完全不同，很多观点也不同，进行的常常是两极对话。其实这些不同，开阔了我的眼界，向他学了很多东西。

他常说：工作和娱乐之间要有个平衡，只会工作，不讲究一点娱乐和享受，也是人生的遗憾。人追求的不是工作的完美，而是人生的完美。他对别人批判他爱打球、爱跳舞大惑不解，他问我人如果不会休息和娱乐，工作有什么意义呢？工作不就是为了人们更好的休息和娱乐吗？

那个年代，很多科技人员都想入团、入党，一些研究人员非常注意搞好群众关系，争着做收拾卫生、打热水之类的事，群众的反映不错。可萧光琰不仅从来不做扫地清洁这些事，还说这应该是清洁工的事。

我对他说：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你得入乡随俗，随大流，不能轻易得罪周围的人，对下属的科技人员的要求不能太高，更不能为了工作上的事发脾气。脾气倔强的人常常质地脆弱，愿望达不到还毁了自己。要有点儿遇水则柔，遇铁则钢的韧性。有人觉得你有博士架子，那你以后做事就注意点群众影响，比如多和工人打招呼，帮助清理卫生，和工人打成一片。他会很奇怪地问：为什么？

萧光琰的动手能力很强，为了试验，他能自己吹出各种试验用的精密玻璃仪器，还经常教工人一些吹玻璃的特殊技巧，老玻璃工都很佩服他。他说那是工作需要，我可以做。可我的工资比一般工人高很多，让我总和工人打成一片，去干工人的活，那不是浪费吗？人是有分工的。

虽然他知道自己得到了不少物质上的照顾，可这些并不能改变一个有责任心的优秀知识分子心灵中的某些遗憾，他一直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应该改变，最近看到有文章提到他曾写信给妹妹说：“我曾经为党对领导科学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一些缺点和损失而痛惜过，但是，我相信党的领导会从经验中逐渐懂得领导科学工作的规律。缺点是暂时的。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就是尽力帮助党了解科学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到他的一片真诚。我想他当时与我的很多谈话，是希望我这个难得的知己能冲破思想束缚，更好地理解科研工作规律。

中国文化叫人隐讳的保护自己，“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冤家宜解不易结”，“好汉不吃眼前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道理却很难让从小生长在美国的萧光琰明白或接受。而他的很多观念，对我来讲也很生疏，很难解，有些我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理解。

成年累月，在强烈的政治氛围中，萧光琰已经逐渐失去了自我，他也认为自己应该接受改造了。那么多人都说党是对的，在这巨大的多数面前，他感到必须怀疑自己，否定自己，可他又觉得，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一样，让一个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没有能独立思考的个人，社会能发展吗？科学家即使已经尽量感受和运用自由的力量，思维也还是在种种习惯的束缚中，如果每天接受各种框框，必须往东想或往西想，能有突破吗？

“拔白旗”运动更拉开了他和周围人的距离。他不再轻易发表不同意见，改变了刚回国时，一有想不通的问题，就要打报告，要说清楚的态度。

现在想来，他经常对我诉说他对现实的不解和无奈，有些是很有道理的，他也希望从我这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作为一个基层领导，我已经习惯了和党步调一致，对他的想法，不敢做深入思考，只是想让环境尽量减少对他的伤害，让他学会保护自己。可我们的私人友情无法改变大环境。我在承担一个基层领导的责任，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不敢和他说得太深。这种有所保留的交往虽然温热过他因不断的运动而灰冷的心，但却无法解除他的痛苦和迷茫，无法改变他的命运。有些时候，理解一个人就是创造一个人，可惜在那个时代自己也怕犯政治错误，有些事情即使知道他说得对，也不敢给予大胆支持，潜意识当中，也在适应环境保护自己。所以直到现在，作为一个被萧光琰真诚信任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对不起他。

我被停职反省

即使我很谨慎，也没保住自己，更没保护好很多需要保护的知识分子。不久我自己也成了在党内被批判的对象。因为我的很多想法与那个时代不一致，同时也有很多非常个人化的因素。

大跃进运动之后，从轻工业部调来了大连市委新书记。他的夫人原来是国家石油局的副局长，调到石油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我那时老是觉得自己水平不够，心想从石油局来的人，水平一定比我高，正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来石油所，我就主动提出让她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党委副书记。科学院党委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

新书记工作努力，但正襟危坐，常用独得天下真理的样子去教训别人。知识分子不太吃这一套，所里的很多人有事不去找她汇报，而老是来找我谈。群众对她的不满，在她那里就转化成对我的不满。她给我的工作设置障碍，甚至不让我到北京去参加我应该出席的科学院的会议。

开始我还是很想迁就她，但是有太多的观点不一致，我对知识分子的爱护被认为立场站在“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一边。她是一个坚定的左派。

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市委只好派统战部的人来调查。统战部的人在石油所召集了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奇怪的是竟然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认为责任在她，不在我，所有的人都为我说话。她继续呆在石油所已经毫无意义，只好把她调走。我又恢复了正书记的职务。后来她连续换了几次工作，都搞不好关系。我那时还不知道，她的走，其实已经为我自己种下了未来挨整的种子。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批判以后，党内开始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我成了在劫难逃的被批判对象。大跃进之后，市场物品紧缺，货架上往往是空的。我家阿姨到市场买不到菜，回家说：外面到处是标语，搞除四害，搞六无六净（已经不记得其定义），搞什么六无六净，大连市场的货架子上才是六无六净，什么都没有。我觉得阿姨形容得很形象，就在党内的会上说了。

综观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斗争不力，妥协退让，加上“六无六净”的“右倾言论”，市委领导就把我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连市委让我停职反省，每天在家写检查。当时整我的势头很大，我心里清楚这里的内在起因：得罪了市委书记夫人。虽然心中无愧，失去工作，停职在家写检查，也还是有很大精神压力。

在自己对党的事业充满热情的不惑之年，无端挨整，使我对于“右派”、“白旗”被整的心态滋味，对萧光琰和其他在运动中挨整的人有了更多的理解。更加了解了在由上而下的政治漩涡里，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是何等地无能为力！表面上每个人的批判都是从革命事业，党的利益出发，其实政治清算背后，掺杂了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好多人是利用把自己装扮得大公无私来悄悄地获得私利。

我被停职这段时间里，没再去打网球，和萧光琰在一段时间里就没有了多少联系。

又见光明

当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报到省委以后，省里派人下来调查，发现实在是没有什么事实，下面的人都替我说话，所以就决定不给我戴帽子，只算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约在家里呆了半年以后，恢复了我的职务。这次停职反省，使本来个性不强的我变得更加谨慎。

我恢复工作以后，很珍惜工作机会，和张大煜所长的配合也愈加默契，一心想把研究所搞好。

张大煜长在中国，到德国留学四年，基本上接受的是中国文化。他工资很高，可十分节约。工作中他个性随和，能变通顺应，迂回解决问题，逆境也在他身上留下印记，却不会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张大煜勤奋刻苦，对化学领域里的科学前沿非常熟悉，在研究方向和选题上很有前瞻性，广招人才，尊重人才，知人善任。除了研究学问以外，他没有很多其它的个人爱好，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是个典型的中国式的优秀知识分子。大化所至今能在很多领域里保持领先的学术地位，张大煜功不可没，是一个经得起时代考验的科学奠基人。

当时张大煜有很多想法，他曾提出把“大连石油研究所”的名字改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不再是完全搞实用科学，科学家们可以更放心大胆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我给与全力支持。这在当时对科学家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那时我受科学家们的熏陶，产生了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研工作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学科方向，这样在基础理论上才能有突破，真正推动科学事业；另一方面，必须有结合实际的题目和项目，这样科技人员才会更直接地看到自己社会价值，产生更大的科研热情。

我和张大煜交流了这些想法，决定和一些技术骨干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于是1962年大连化物所在青岛开了一次会议，解决大化所科学研究的大方向问题。这就是对大化所的未来有重大影响的“青岛会议”。这次会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人。在科学领域里，很多重大发现都出自年轻人。当时选了10个年轻科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和重点培养对象（他们中有六个后来当了科学院院士），提供了必要的人员和设备，让青年科学家放手干。同时确定了党政工作人员要为科研人员服务的指导思想。

那时从上到下还是提倡自我批评。所里进行了“解疙瘩”等拨乱反正的活动，对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中的一些过火做法进行纠偏，运动中有些有过激言行的人还诚心诚意地向萧光琰赔礼道歉。我也很真诚地向在过去的运动中挨整的人道歉，当然包括萧光琰，希望他们不计较运动中的过火行动。萧光琰很兴奋。

萧光琰是个不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当他感到作为一个人受到应有的尊重后，心情十分愉快。他又开始常常邀请一些年轻人到他的家里，用水果、点心和糖款待他们，和他们谈工作，谈学习。

他请年轻人教他夫人学中文，让他夫人教年轻人学英文。看到有的年轻人的英文不好，买来英文小字典送给他们，让他们多背多记一些单词。他认为做科研前提是掌握信息，要掌握信息必须学好英文。他努力用实际行动改变和周围的关系，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则是无意识的。人总是会被潮流裹挟的，萧光琰在慢慢地改变自己，试着融入这个社会。

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什么运动，萧光琰的失眠也奇迹般地好了。心情的舒畅使他恢复了科研热情，产生了很多创造性的思维，又开始专注地搞他的催化剂。当他读到很多生物酶的催化作用时，立即联想到化学催化剂，想到是否可以把一些生物酶用于体外的生物或化学反应。这个想法，使他很激动。当时在大化所没有搞生物催化剂的条件，当他知道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时，就要求兼任那里的研究员，以满足他对催化剂事业的追求。

最近几十年，新的生物催化剂——各种酶——不断被发现，成为现代生物化学的重要领域。在日常生活中，酶也有了愈来愈广泛的应用，例如用蛋白酶或脂肪酶清理下水管道，大量的工业污水处理，等等。这证明萧光琰在六十年代初对未来的学科方向看得非常准，相当有预见性。

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萧光琰焕发出极大的科研热情和聪明才智，他努力工作，这期间完成了很多论文。1964年大化所承担国家急需的“大庆中油加氢裂化制取航空煤油和低凝柴油”的课题攻关任务，萧光琰为催化剂最后研制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成绩很快得到了肯定。不久他当了侨联的副主席。1964年大化所成立了三室，他当了室主任。

那时他曾经找到我，说他想见一见已经十年没见面的哥哥，如果他哥哥不能来中国见面，是否可以到香港见面？他希望他的哥哥也能来中国工作（他哥哥当时在美国的保密单位任职）。我当时听了，很感动。在历尽人世沧桑的今天，我觉得他在多次挨整之后，还想让他的哥哥也来中国工作，太天真了。

1964年末，我离开大化所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工作。那时候的通讯条件和现在没法比，此后，和萧光琰的直接来往就很少了，只是从到北京开会、办事的人那里听到些零星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中国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伤害，走向极点。我很快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每天挨斗。

我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一次造反派把我拉到街上时，给我挂个大牌子，我们手里还拿着盆，拿着棍，一边敲一边跟着喊打倒自己。人群中的女儿看到了我，我心中嘀咕着回家怎么向他们解释。回家后夫人、孩子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准备了好饭好菜，想用这种办法安慰我，我知道瞒也瞒不住干脆直话直说，“今天我被游街了，给我挂个大牌子，写着‘打倒铁杆保皇派白介夫’，不过我一看，旁边那人挂的牌子上写的是‘打倒钢杆保皇派×××’，心里想，还有比我硬的呢！”全家大笑起来。

另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给我带了顶常见的很高很尖的纸帽子。不知谁想出来新花样，给我旁边那个挨斗的人戴了顶老戏里县官戴的帽子。两边有两个大耳朵，斗他时一按他的头，两个大耳朵就跟着一煽一煽的，我看着觉得很可笑，虽然在挨斗，心情并不坏。这时候，突然有个造反派党委副书记，年纪比我还大，上台狠狠煽了我两巴掌，以表现他的革命精神。那时有很多这样的人。

人有群胆没有孤胆。那时候被打倒的人很多，心里不太紧张。在挨斗时，周围很多人，特别是所里的工人对我仍然特别好。一次斗争会上，造反派把我按到地上跪下。这时一个外号叫唐二愣的工人，对着造反派大叫了一声：“别让他跪着，他跪着也比你们站着高。”我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唐二愣马上也进了专政队，他出身好，什么也不怕，造反派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造反派让我收拾东西，我知道以后就不许我回家了。那时候周围已经有不少人自杀，包括我的好朋友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我曾参加抗日，有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背景，记得当群众敲锣打鼓开除我党籍的时候，我很自信地对家人说，如果我被开除，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被开除。我长期做人的工作，知道怎样在尽量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保护自己，本身性格也比较平和，不很激烈，总是相信这种情况会改变。这些因素都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猛烈冲击有较强的耐受力，即使这样，有时候我也觉得很难熬，很理解人为什么会想到自杀。

我被关在专政队时，常常会想到过去在一起的同事都怎么样了？我常常想到萧光琰，很为他担心。萧光琰的历史背景不能给他任何保护，他的思想行为和当时的社会有如此之多的格格不入，他性情急躁，有人说他像个玻璃制品，透明，坚硬，很容易破碎。他夫人中国话都讲不流利，他们一家怎么度过这场灾难？他们挺得住吗？

我被放出来不久，就听说了萧光琰的遭遇。我这么不爱激动的人，却久久地，久久地不能平静下来。

走向深渊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爬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九泉相会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愧对萧光琰的亲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系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作者：王仲方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十一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

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功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七时四十二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我是用了功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可惜，到晚年就差了，包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作，文风也比不上过去，真有些“江郎才尽”了。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功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

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的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以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划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

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去世前的一次谈心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7期 我了解的赫鲁晓夫权力斗争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1957年6月，原苏共中央主席团里的元老派发起了一场反对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突然袭击，要求撤销赫氏的一切领导职务。在旷日持久的激烈的争论中，主席团不少成员站到元老派一边，形成了多数。但赫氏和支持赫氏的主席团成员坚决反抗，力主主席团无权罢免第一书记，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元老派极力抵制召开全会。在由国防部和克格勃连夜派飞机接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的强烈要求下，元老派被迫同意召开了中央全会，赫氏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打败了元老派，宣布他们是反党集团。为了取得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支持，赫氏特别派了米高扬来华，面见主席，通报整个事件的经过。毛主席支持赫氏并表示要去苏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

我担任了翻译，目睹了会见的全过程，现据回忆写出，以飨读者。

一、苏共领导层的矛盾和分歧

斯大林逝世后，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长期存在着以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为一方，和以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为另一方的矛盾和斗争。前一派倾向于改革，后一派比较保守。他们之间分歧的领域很广泛，诸如在揭发和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上，在开垦荒地、工业和建筑业的改革、轻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问题上，在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缓和同西方国家关系问题上都有严重的分歧。

到1957年上半年，这两派有些分化，布尔加宁逐步转移到马林科夫一派方面，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也支持马林科夫这一派的观点。这样，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反赫鲁晓夫的联盟，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一直在寻找机会发动突然袭击，利用主席团内的多数优势把赫鲁晓夫赶下台。1957年6月机会来了，他们在赫鲁晓夫6月5日出国访问芬兰期间，制定了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计划。

赫鲁晓夫于6月14日从芬兰返回莫斯科，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照常去车站迎接，并告诉赫鲁晓夫，拟于18日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举行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庆典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此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二、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的激烈斗争

6月18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举行。会议由布尔加宁主持，但并没有按他们原来所说的议程进行，而是一开始就对赫鲁晓夫的内外政策进行批判。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指责赫鲁晓夫推行的农业政策破坏国家工业化，大肆推行对他本人的个人迷信，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等等。接着，马林科夫提议审查“赫鲁晓夫的行为”，从而把中央主席团会议引向了专门讨论赫鲁晓夫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先后都作了长篇发言，他们抨击赫鲁晓夫实行的政策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是“唯意志论”和一意孤行，还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动摇了党的地位，等等。

在6月19日的会议上又是马林科夫第一个发言，他明确提出撤销赫鲁晓夫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问题。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别尔乌辛、布尔加宁、萨布罗夫等六名主席团委员都发言支持马林科夫的意见。赫鲁晓夫断然拒绝马林科夫等人的指责，顽强地为自己辩护。主席团委员苏斯洛夫、基里琴科和米高扬明确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朱可夫、什维尔尼克，勃列日涅夫、福尔采娃对马林科夫等人的发言进行了反击，但他们没有表决权。

在6月20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决定依仗多数优势强迫赫鲁晓夫就范，强行表决。赫鲁晓夫及其支持者坚决反对，他们的理由是：第一书记是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由主席团选举的，因此主席团无权撤换第一书记，此事必需通过中央全会讨论决定。

马林科夫一派的计划是撤掉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莫洛托夫取而代之，马林科夫重新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撤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由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兼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此外，还打算将苏斯洛夫调离党中央机关，出任政府的文化部长。

在6月20日的会议上，马林科夫等人原本打算通过表决来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但现在已不可能。他们当即改变了策略手法，即不再提撤销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而改提取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设置，如同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至8月期间那样。也有人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由主席团委员轮流主持，或者设立第一书记，让他只负责苏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内激烈争论的三天过程中，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福尔采娃、勃列日涅夫同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相配合，联络了在莫斯科的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并用军队和安全部门的飞机把他们接到了莫斯科。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支持赫鲁晓夫的。

6月21日，主席团会议继续开会。在双方激烈争吵的同时，集中到莫斯科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们纷纷向中央主席团致电或写信，强烈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事关重大的中央领导问题。接着，他们派出第一批53名中央委员来到中央主席团开会会场，聚集在会议室门外，要求接见，但遭拒绝。之后，他们便选出由20人组成的代表团，伊格纳托夫、谢罗夫等率领他们闯入主席团会议室。代表们表示：我们也知道你们在讨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书记处 的领导问题。对我们全党来说这样重要的问题，是不能撇开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为此，我们作为苏共中央委员，请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把主席团讨论的问题拿到中央全会上来讨论。我们，中央委员们，不能对决定我党领导人选的问题袖手旁观。这时主席团指派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出来接见中央委员的代表，表示不能开中央全会。但中央委员的代表谢罗夫等坚持一定要开中央全会。此时，伏罗希洛夫大骂谢罗夫，而谢罗夫也对骂起来，并威胁说，如果主席团反对召开中央全会，他们将撇开主席团自行召开中央全会。这时，又有第二批87名中央委员来到会场声援。由于聚集的中央委员越来越多，他们施加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不得不做出让步，同意举行中央全会。

三、全会上形势突变，赫派大获全胜

6月22日下午，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由赫鲁晓夫主持开幕。全会自6月22日至29日历时8天，共举行12次全体会议。

全会开幕后，首先听取苏斯洛夫代表中央主席团向全会作关于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情况通报。接着开始大会发言。朱可夫元帅第一个发言，对马林科夫等人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穿插安排“反党”集团成员和那些不同程度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人逐个发言作检查。

全会上的发言，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十分广泛。其中，不仅涉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的重大国内外政策和领导人之间在这些政策上的分歧，而且也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苏联农业生产严重滞后和城乡人民生活困难的一些真实侧面；在全会上披露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直至五十年代初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历次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党政军以及知识界多起重大冤假错案的真情和实际受害人数；列举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对此应负的个人责任，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前后对这些冤假错案的平反处理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们的发言还涉及到苏联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苏共同某些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以及苏共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等等。

“反党”集团的三名主要成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都先后两次发言，检讨自己的错误。大会发言结束后，会议主持人苏斯洛夫一一宣读了他们三人向党中央委员会递交的申明书。他们都表示承认党的政策是正确的，都承认犯了宗派主义错误。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二人承认了反党，请求给他们以继续工作的赎过机会。被定性为“反党集团”幕后思想家的莫洛托夫，只承认他“要求撤销赫鲁晓夫第一书记职务是个政治性错误”，但并不承认反党，认为他们的活动“并未超出主席团个别委员之间交谈的范围”，不是搞什么阴谋。当中央全会正式表决《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中央委员们一致通过，莫洛托夫一人弃权。中央全会的决议宣布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在决议中，对属于陷入“反党集团”而犯了错误的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被定性为投靠“反党集团”、被怀疑为“反党集团”起草决议和提供理论根据的谢皮洛夫，则分别给予了党内处分：对布尔加宁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将别尔乌辛从中央主席团委员降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将萨布罗夫从中央主席团中清除出去；将谢皮洛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全会一致赞同赫鲁晓夫留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扩充和调整了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增补了中央委员。全会于6月29日闭幕。

这次中央全会以赫鲁晓夫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他不但摆脱了困境，转危为安，而且把反对自己的人从中央领导机构中清除了出去。赫鲁晓夫虽然把马林科夫等人打成了反党分子，但在对他们处理时，却没有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做法，将他们置于死地。全会结束后不久，莫洛托夫就被任命为苏联驻蒙古大使，马林科夫被任命为哈萨克一个水电站站长，而卡冈诺维奇则被派到乌拉尔一个著名的大企业当经理。

四、“老同志犯错误就算反党？”

7月2日上午刚上班，我们中办翻译组接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二秘顾大寿打来的电话，说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拉希莫夫受苏共中央委托，要求紧急会见毛泽东，有重要事情转告。我们立即报告了中办主任杨尚昆办公室的值班秘书。不久，秘书通知我们说，毛主席不在北京，委托刘少奇会见他，地点在北京中南海刘少奇官邸。我们遵照尚昆主任的指示通知了苏联大使舘。

刘少奇会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在座的有彭德怀、王稼祥、杨尚昆等，我担任翻译。阿布拉希莫夫说，赫鲁晓夫要他向毛泽东通报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介绍了马林科夫等人的“反党活动”。当时在座的中央领导人表示，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这样的老同志反党难以理解，对他们的错误能否采取别的办法处理？他们说，中共有一个王明，他犯的教条主义错误给我们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还是说服代表们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委员。最后，刘少奇说，将把苏共中央的通报报告毛泽东同志。阿布拉希莫夫把六月全会《决议》（俄文本）交给了刘少奇。会见后我们连夜把《决议》译成中文，连同会见记录交给了尚昆办公室。尚昆审阅后批给中办机要室印发中央领导同志。

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共中央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7月5日，即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正式公布之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致电苏共中央说：感谢你们把苏共中央在6月22日至29日举行的全体会议所作出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通报我们。我们相信，苏共中央全会所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将有助于苏联共产党的进一步团结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将坚定不渝地和苏联共产党亲密地团结在一起，为继续加强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兄弟同盟，为争取世界持久和平，为争取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共同奋斗。

五、米高扬秘密来华，面见毛泽东

7月2日在刘少奇接见苏联临时代办时，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态度，显然引起了赫鲁晓夫的不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们当时站在一只脚上，中国的声音很重要。”于是，赫鲁晓夫紧急派遣正在黑海休假的米高扬赶赴中国，面见毛泽东，争取毛的理解和支持。7月3日下午，杨尚昆主任通知我，米高扬后天来华，去杭州见毛主席，要我明天同他一起去杭州，毛主席会见时要我担任翻译。次日清晨我到西郊机场，随尚昆主任乘专机赴杭州。7月5日晚7时，毛主席在杭州汪庄会见了米高扬和随行的阿布拉希莫夫一行。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王稼祥、杨尚昆、李维汉、胡乔木，由我担任翻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担任记录。

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反党集团”与赫鲁晓夫的分歧。他说，分歧主要分两类：一类是他们拒绝接受新措施。在内政方面，他们反对改变过去斯大林时期中央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反对民主化；经济上反对改组工业和建筑业的管理，反对在各经济区建立经济委员会，坚持旧的管理方法；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在牛奶、肉类的生产上超过美国人的口号，认为加速牛奶、肉类的生产将会把整个生产打乱，吃亏的是重工业；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们反对签订《奥地利国家条约》（即对奥和约），反对苏联从奥地利撒军，反对改善同芬兰、日本、西德等国的关系；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搞大国沙文主义，反对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反对援助匈牙利、东德，反对向波兰赔偿因向苏联提供的煤价格过低而蒙受的经济损失，等等。另一类分歧是对过去工作的估价问题。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等人在斯大林大批屠杀干部的事情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对许多干部的枪杀命令是由他们直接签署的，因此他们坚持认为枪杀是需要的，对革命来说是必要的。

米高扬在谈到处理“反党集团”事件的过程时说：“反党集团”在旧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本来就占少数，他们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扩大主席团成员的建议，反对吸收一些较年轻的人参加主席团；他们认为与其在新的17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不如在原来的11人主席团中充当少数派，他们利用赫鲁晓夫出国访问的机会，暗中策划要搞掉赫鲁晓夫，给赫鲁晓夫扣上“右派”、“托洛茨基派”等政治帽子。主席团会议很激烈地争论了四天，6月21日部分中央委员到克里姆林宫来要求召开中央全会。6月22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始举行。在全会上，苏斯洛夫把主席团会议的情况向大家通报后，会议立即转入对“反党集团”的揭发批判。在全会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发言作了检讨，萨布罗夫在会上揭发了他们的宗派活动，马林科夫等人被击败，并且被从中央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六、毛主席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

毛泽东在听取米高扬的介绍时插话说，这几个人中间，莫洛托夫给我的印象不好，非常顽固。他说，对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措施，我们是满意的。他还说，对莫洛托夫我们比较清楚，他是守旧的。他们的小集团企图更换领导，这是不利的。这时候应该加强领导。这不只是苏联一个国家的问题。过去我们替你们担心，现在这样解决了很好。这一次，开头是他们进攻，你们防御，结果你们打了胜仗。毛泽东还说，你们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已经没有资产阶级了，但是也不是天下太平无事了。要准备有事。进步和落后的斗争，有时会很严重。你们巩固，我们就好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党内原来也有些同志们想，是不是把他们留在中央委员会里更好一些？如果再闹事，再办。现在看来你们是不得不这样决定的。毛泽东最后说，这件事在我们党内有些震动。我们已经采取措施。昨天我们已决定支持你们的决议，今天我们中央发了一个电报给你们中央，已经广播了。人们不了解内情，许多人不相信他们是反党集团，还要说服。他们（指莫洛托夫等）是怕两条，一条是主席团增加人，一条是怕追究肃反责任。还有一个思想问题，旧的观点不愿有所改变，这是他们犯错误的基础。

会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左右，最后，毛泽东再次对苏联客人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支持苏共中央这个《决议》。接着，他还让我把政治局的决定翻译给米高扬听。在告别时，毛泽东表示，他接受赫鲁晓夫的邀请，将于11月初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和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米高扬听了这番话，十分满意，并表示感谢。从他表情上看得出有些激动，似乎心里的千斤重担一下子都卸了下来。

这次会见是在杭州汪庄毛泽东住地靠湖边的一间书房里进行的，书房不大，里面既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狭小的空间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大家一边听一边擦汗，一边扇扇子。离开北京的那天，我带了一把黑色的新扇子。我一边扇，一边翻译。米高扬讲话的时候，我集中精力记录，就把自己的扇子放在桌面上，翻译完就拿起扇子扇几下。毛泽东用的也是一把黑扇子。他扇几下，放下来停停，过会儿拿起来又扇，没在意把我的扇子拿去了。我也随手拿起一把，回家一看，是把旧扇子。在扇柄的内侧有“毛泽东”三个字，看上去是他身边工作人员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上面的。这时我才知道是主席的扇子，这把扇子到现在还珍藏在家里。

离开汪庄，我陪米高扬回到西子湖畔的别墅。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了，我看他还是那样兴致勃勃，通宵的会谈并没有使他感到疲劳。根据安排，第二天我就要陪他返回北京。当时，为了保证米高扬专机的安全，空军司令刘亚楼亲自安排飞行计划。他通过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转告我们，徐州地区夏天多雷雨天气，飞机务必要在上午11点以前起飞。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米高扬，请他早点休息，他同意了。

七、米高扬针灸，李志绥造谣

米高扬这次来中国之前，是在黑海边休假。为了争取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支持，赫鲁晓夫叫他中断休假专程来中国。米高扬在海边被海风吹得后背疼。他问我，在走之前能否请中医给他治治。我向叶子龙讲了，叶子龙建议请浙江人民医院的医生给他针灸。第二天，11时左右，我和李志绥医生、浙医的孙振环医生来到米高扬的住所，他还在睡觉。大家只好等着。

下午1点，米高扬起来，吃过饭后来到客厅。李志绥问了问米高扬背部疼痛情况，孙振环医生给他扎了针，我当的翻译，一共没谈几句话。这时快两点了，我陪米高扬急急忙忙去了机场。

这里还要提一提，二十多年后李志绥在他到美国后写的一本书里，竟把他陪杭州的孙大夫去给米高扬针灸的事描写成是毛主席派他去见米高扬，向米高扬阐述毛泽东的“核战争的战略思想”！读后我百感交集，没有想到李大夫居然坠落到无中生有的地步！我是当年在场的唯一的懂俄文的见证人，李志绥同米高扬之间一问一答，李问“您背部哪里疼？”，米高扬用手指着后背说“这里、这里”，都是我翻译的。一共没用一二分钟，如此而已，这样一件简单的事，在李志绥的笔下却变成了他受毛泽东之托向米高扬长篇大论地讲述毛泽东的“核战略”！

八、专机遇暴雨，有惊无险

米高扬的专机是伊尔—14，机舱里放了张长条躺椅，中间是小茶几，旁边有几张没有靠背的圆沙发。米高扬睡在躺椅上，我坐在小圆沙发上。起飞不久，天气就变得很坏。乌云翻滚，扑面而来。飞机颠簸得很厉害，连茶几上的热水瓶和水杯都跳起来。中国的领航员来报告说，刘亚楼司令正在从北京的南苑机场和机组对话。刘亚楼曾在苏联留过学。当我走到驾驶舱时，就听见他流利的俄语大声责怪机组这么晚才起飞。他指挥机组向天边亮的方向飞行，绕过雷雨层。于是，我们的飞机先是向西安方向飞行，然后再往北京方向驶去。

任凭飞机怎样颠簸，米高扬却毫不在乎。他对我说，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即使是死，也满足了。当时，我心里想，这老同志有些缺德，你快70岁了，死了是没关系，我才20多岁，也得陪上。

飞机经过艰难的飞行，终于平安到达北京。原定降在南苑机场，因下起了大暴雨，临时改降在西郊机场。杨尚昆主任从南苑赶到西郊机场前来迎接。

米高扬这次访问中国属秘密访问，在顺利完成任务后，他立即返回莫斯科。

九、核援助换支持，废协定以反华

毛主席、中共中央在赫鲁晓夫同“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对他的支持，毛主席明确表示要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出席国际共运会议，对巩固在同党内重量级的元老派（其中卡冈诺维奇曾是赫氏在乌克兰的顶头上司，一手提拔了他）搏斗中元气大伤的赫鲁晓夫的地位无疑帮助极大。为了换取毛主席更多的持久的支持，赫鲁晓夫不顾军方的反对，决定满足1954年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向他提出的“核援助”的要求，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并要求苏联有关部门在毛泽东11月访苏前同中方签订正式协定。于是，9月上旬以聂荣臻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访苏，同以别尔乌辛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举行谈判，历时35天，于10月15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在火箭、导弹、原子弹方面援助中国的《国际新技术协定》。1958、59年期间，该协定的一些条款得到落实。在此期间，中苏两党的分歧也日益加剧，赫鲁晓夫决定中止对中国的核援助。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时原子弹样品已经装车准备启程运往中国，我经反复考虑决定停运。”1959年6月20日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向陈毅（届时中央领导同志大都上庐山参加会议，根据中央的安排陈毅留在北京处理日常工作）提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声称出于对国际形势的考虑，原子弹样品推迟两年再提供。我作为翻译见证了这一转折时刻。当时庐山上正在召开著名的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停止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决定，后来被视为是“配合彭德怀等人反对毛主席而施加的压力”。当然，这一无稽之谈早已被历史唾弃。

十、赫鲁晓夫下台

七年后，1964年10月14日深夜，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紧急求见中共中央领导人，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也是我担任翻译的。当天深夜，11点钟左右，我已入睡。突然，电话响了，原来是苏联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说大使受苏共中央的委托要求会见中共中央领导，有重要事情通报。我当即报告了杨尚昆主任办公室。不久，主任办公室秘书打电话给我，说已决定请中联部伍修权副部长接见，具体事情由我安排。于是，我马上给伍部长打电话报告此事。修权同志说，现在都半夜了，部里的会客室都锁门了，在哪里见他呢？我说，您住所的客厅很合适。伍部长同意了。接着，我又打电话给苏联大使馆，通知他们伍部长将会见大使，以及会见的地点和时间。随后我乘车赶赴中联部。伍部长会见时，契尔沃年科大使说，今天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接受赫鲁晓夫同志的请求：因年老体弱辞去苏共中央委员、主席团委员、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并推荐柯西金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大使通报完后，伍部长问道，您还有什么补充吗？大使说，没有了。会见就结束了。据事后披露的消息，赫鲁晓夫被免职同他在苏联内政外交上一系列的重大失误有关，也同他专横粗暴的作风、培植对自己的个人迷信有关。结果落得“众叛亲离”，连他一手扶持的接班人勃列日涅夫、波德哥尔尼等人都成了这次“倒戈”的主要策划者。这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同七年前苏共元老派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的一些批评，何等的相似呀。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秦川在老中宣部　作者：马懋如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2002年10月13日我和秦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称那个时期的中宣部为老中宣部。那天，老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相约在中宣部旧址沙滩大院聚会。很多人闻讯而来，有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子女搀扶，二百多人欢聚一处。秦川同志也来了，他已是83岁的高龄老人，还是那样的健谈、健步，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握手、打招呼。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被罢官后就离开了中宣部，4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的名字他还记得，很多人也没有忘记他。

如今的沙滩大院，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不懂过去的人还以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供休闲游乐的场地，昔日的“五·四民主广场”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我陪秦川同志走到老中宣部的办公大楼前，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楼前的两棵树告诉我，这是用他的稿费买的。1957年中宣部从中南海搬到沙滩办公，有一次秦川同志收到二百多元的稿酬，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当时基层干部月薪仅四五十元。为大院绿化，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人称方老头的花匠处理。方老头购得花木若干种在院内，大楼前栽了两棵小树。如今小树已成大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为大院增色不少。此事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秦川不重钱财，他热心公益事业，办好事从不张扬。我提议在树下合影，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秦川同志这一走，引起我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不仅想起了秦川本人，还想起了老中宣部，想起了上世纪的那个50年代。一位青年朋友帮我找到了秦川同志199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一文。重读此文，老中宣部再现眼前，一位位老部长、老处长栩栩如生，秦川同志也在其中。我看到了他的为人，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建议老中宣部的同志们读一读这篇好文。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各地干部云集京城。这时，可以说是中宣部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北京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真是五湖四海。秦川同志1936年参加革命，他来自西北，原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是行政九级的高级干部，调中宣部后先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后任宣传处处长。

老中宣部除部、处两级领导人有职称外，其他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人干大事、有人干小事，有分工不同，无贵贱之差，大家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为人民干事情。不少同志是抗日战争中的老革命，曾任过要职，在部里都是普通一兵，住在沙滩老北京大学七八平米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大家叫这种小屋“鸽子笼”。我们宣传处资历深、级别高、经验丰富的前辈，有二十来位，他们不重名位，工作兢兢业业。我是处里最小的“干事”，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中学生，年龄小，资历浅，是革命队伍里的晚辈，大家叫我“小马”。“小马”已成我的别名，如今我也年过古稀，老同志还是叫我“小马”，倍感亲切。

部、处两级领导人虽有职称，却无人称他们“长”，上至部长陆定一，下至炊事员、清洁工，一律以“同志”相称。定一同志、周扬同志、立群同志……如今老中宣部的人相见，依然互称“同志”，党的老传统没变。对秦川同志无人称“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被当地干部误认为是带队人秦处长，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我曾随他出差天津，无送往迎来，无接风洗尘，住市委机关招待所，在食堂吃饭。一经到达，立即着手工作，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工作结束，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逛了逛劝业场，坐火车回京，一路上谈笑风生。

在秦川同志手下工作，感到舒畅，没有顾虑。他让人说话，同意的意见他倾听，不同意的他笑一笑，或扭头走人，他的身影如今还在记忆中。我这个小“干事”在他面前也可以没大没小，说三道四。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不当面训人，更不“秋后算账”。他平易近人、平等对人、宽以待人。

秦川领导宣传处工作时，不多开会，不开长会，他不说官话，不说套话。我给处务会议记录，这工作很好做。开会之始，无冗长的开场白，会议结束，无重复的总结报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经常有事就把有关同志叫到一起，碰碰头，磋商一下，大家分头去干。那时，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都很默契，画龙点睛，一说就明白。

秦川心里总是装着工农大众，他经常口不离“五亿”(指工农兵)。他极重调查研究，常带处内同志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记得他曾去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内蒙、上海、天津等地调查。每到一地都直接下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对话。和他同去的同志还记得，他在四川桂湖公社一呆就是40多天，整整劳动了二十多天，农民视他为知心朋友，同他无话不说，取得了大量的第—手材料。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户户调查，了解到三十多个工人的家史。他很受工人爱戴，“文革”中不少老工人站出来保他。他给部里上送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给领导及时提供了信息。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很盛，难得听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为了解农村实情，秦川不仅亲自下乡调查，还派处里的同志到一些冒尖的地区或回自己家乡去调查。当时秦川同志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袁靳同志等去了四川农村，发现“五风”严重，农民缺粮等问题，写了《新都调查》和《四川来信》如实向部领导反映。他在《四川来信》中还提出立“公社法”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难能可贵。副处长张军带人去了安徽、湖北等地农村，行政十二级的大干事马子明同志奉命回河南老家探亲、访友。他们都汇报了农村的实情，反“右倾”时都受到批判。

秦川同志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表里如一，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从农村实际出发，直言批评“五风”，批评“大跃进”，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不料就此遭到灭顶之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他的《内蒙讲话》、《四川来信》以及他和袁靳联合写的《新都调查》成了批判的靶子，上纲上线为“革命失败论”、“和彭德怀相呼应”……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下放劳动、调离中宣部等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受到批判的共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这一提法出自批判会和大字报)。“鲨鱼”是要吃人的，顾名思义，好不吓人!秦川同志是为首的一条最大的“鲨鱼”，我们宣传处张军、马子明、戴临风也成了“大鲨鱼”。九位同志都是因为说了真话，反映了民意。(九位同志以后都得到了平反)

反“右倾”运动结束，1960年初，九位同志下放安徽来安县农村劳动。此去共28人，分赴两个公社，我也去了。秦川等13人到半塔公社，张军和我们共14人到雷官公社，王里带队，他在县里。我们青年人主要是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处境不同，他们是带“罪”之人，属惩罚性质。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不久，发现“五风”的恶果在雷官公社很突出，农民吃不饱、浮肿病、讨饭、外逃、饿死人等等；半塔是老区，比较好。在半塔的老同志听到消息，和雷官的老同志一样，对此极为关怀，秦川同志更是心直口快，态度鲜明。在老同志们的提议、指导和带领下，冲破重重封锁，挨户调查，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当时反“右倾”刚过，人们心有余悸。秦川、张军等老同志心中全无自己，只有人民，他们不顾头上“右倾”帽子的重压，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如实汇报，张军同志激动地说，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上报。他们急农民之所急，提议立即和当地党政领导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雷官公社有的村已断炊，形势逼人，救济粮尚未下达，为了应急，张军等同志大胆提议，并亲自参加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农民扶老携幼、热泪盈眶领鹅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果断、无私、智慧，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真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

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秦川同志不畏艰险。记得“八大”前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签发时加上了)，当时中央和部没有追究，“文革”中成了中宣部反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听外调来人说，追查时，秦川承认是他干的；批斗时，他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认为，此事不应由秦川同志或其他任何个人承担，这件事的出现是有背景的，中央和部未追究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突出个人有过明确批示。据我所知，历年国庆节口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此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同志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宗一同志来部早，他办事严谨，很受部领导器重，他主管的工作秦川同志一般不大过问。“文革”初，几位部领导已蒙冤坐牢，宗一同志已被迫害致死。秦川同志高风亮节，他不上推下卸，一人承担，自己受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大案未殃及他人。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他笑一笑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一次一位熟人告诉我，秦川同志对她说，小马这个同志不“落井下石”。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实话实说，秦川同志是不“落井下石”的典范。

秦川同志晚年，不改初衷。他实事求是，不看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头脑清醒，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开除、罢官、离婚)。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秦川同志永在，“五不怕”精神永存!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7期 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　作者：金　凤

1949年9月，北平召开各界代表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民日报》抽调了大批记者、编辑，访问了几十位政协代表，在版面上作了大量报道。我有幸访问了第二野战军代表团团长刘伯承同志。我怀着紧张、惶恐的心情在中南海访问这位闻名中外的军事战略家，没有想到刘伯承同志慈祥宽厚地对待我这个刚出茅庐的青年记者，和我纵谈二野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竟谈了整整八个小时，真令我喜出望外。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忠实地记录了刘伯承同志的谈话，写了《四战之地、四战之军》的通讯。发表后不少部队干部以为作者定是一名资深军事记者。其实，当时的我刚刚21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刘伯承同志认真审阅了这篇通讯，修改了若干地方，使文章更精炼。原稿最后他用毛笔写了“刘伯承阅”几个苍劲有力的字。我将原稿抄了一遍，将抄稿送排字房发排，原稿小心地保留起来。不幸，“文革”浩劫中我被抄家时抄没了。

“文革”后，我写了回忆1949年访问刘伯承同志的文章《难忘的一课》，收入《刘伯承纪念文集》。

1986年10月，长年受疾病困扰的刘帅不幸逝世。“刘伯承同志治丧委员会”负责人约我写一篇反映刘帅解放后工作和贡献的文章。我立刻拜访了萧克将军等几十位刘帅的老部下、老将军，得到许多宝贵材料。我用心写了长篇通讯《巍巍功德照人间——记刘伯承同志建国后的卓越贡献和崇高品德》，发表于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见报前，文章照例送有关领导同志审查。送审文章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刘帅创建南京军事学院，呕心沥血地为培养我军高级将领和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做出的突出贡献。例如杨得志、杨勇、张震、秦基伟等高级将领都曾在军事学院深造，他们的考卷刘帅都亲自看过，有的还做了批语。第二部分的小标题是“中南海的掌声”，反映的是1958年5月召开的军事扩大会议，一些人精心策划了反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对病中的刘帅所进行的极不公正的批判。第三部分反映了1959年9月刘帅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帅有声有色地为军队现代化和国防建设写下宏丽的篇章。其中包括1962年刘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对中印自卫反击战，刘帅从战役、战术到后勤保障，深思熟虑地提出一系列宝贵意见，指导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统帅部队十几天便打到距印度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俘虏了印军的一名少将。

送审稿送上去后，不料，第二部分“中南海的掌声”被全部删去。我和治丧委员会同志看到后都很气闷。大家认为刘帅功勋卓著，而又一贯谦逊。他主持军事学院教学，工作兢兢业业，成就也很显著。然而，1958年他以抱病之身竟横遭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叶帅、徐帅等都为那次所谓“军事工作两条路线斗争”提出明确的反对意见。刘帅那段经历为什么不能公之于众？以便昭示后人，作为历史的经验教训。但服从命令是中国记者的天职，尽管想不通，还得把这一段删去。

文章见报后，刘帅夫人曾托人向笔者表示感谢。我内心感到十分惭愧，认为最重要的一段被删去了。但我小心地保留了没有被删的文章小样，相信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天日。

时间又过去将近20年。我们已踏进21世纪。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这被删去的一段史实公之于众。现将文章摘录如下：

中南海的掌声

1958年春天，中国大地上开始了狂热的“大跃进”浪潮。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补选解放后养病多年，此时忽显露峥嵘的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紧接着，北京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工作中所谓“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展开所谓“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他含沙射影，毫无根据地不指名攻击主管军事教育、训练的刘帅和叶帅，说什么“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教材，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指责的这些问题，事实上，解放军所有军事院校包括刘帅主持的南京军事学院都不存在。林彪道听途说，信口雌黄，有意煽动参加会议不明真相的一些高级将领对刘帅的不满。

当然，也有极少数了解刘帅的高层领导挺身而出，为无辜的刘帅辩护。在小组会上，多年和刘帅共事，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同志为刘帅辩解：“伯承同志工作一贯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

陈毅元帅也发言想保护刘帅：“刘帅一向将自己的责任看得很重，组织性强。现在又病了，眼压高。他今年已六十六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嘛。”

虽然有这样两位重量级人物发言为刘帅缓颊，但绝对尊重和服从党中央命令的刘帅，虽在上海治病、疗养，一接到电话，立即进京。他根本不知道一场“大批判”正等着他。他连秘书也没有带。一下火车，才知道要他检讨“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不重视学习毛主席军事著作，而专门去学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和战史……”等等的“错误”。他不禁大吃一惊，血压马上升高，头昏眼花，眼压又过高，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他一面治疗，一面打电话让他的主要秘书火速赶到北京。由他口述，让秘书帮他整理“检讨”材料。

虽然毛主席也表示“刘年纪大了，又有病，可以不出席大会作检讨”。但在当时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政治气氛中，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刘帅，怎能不抱病出席全体会议呢？

解放后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中国许多党员、干部应该清楚，检讨有小组会、中层会和全体会几种规格。大会检讨是最高规格，说明当事人即被批判者的错误很严重。

试想，从“八一起义”便担任参谋长的刘伯承同志，从1927年到1949年这22年革命战争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林彪都曾是他的部下。刘帅以他军事战略家的杰出战功和崇高品德，赢得全党、全军对他的衷心爱戴。如今，刘帅却要抱着病弱之躯，在一千多位高级将领面前检讨自己犯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的屈辱，刘帅怎能经受得起？强压委屈的刘帅没有想到，当他颤巍巍地踏进中南海怀仁堂时，十分奇怪，难以想象的一幕出现了。

1958年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一千多位将军出席大会，一千多双焦灼的眼睛盯着主席台。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会场鸦雀无声，笼罩着肃穆沉重的气氛。

大家看到，全军爱戴的、六十多岁高龄的刘帅，由两名医护人员搀扶着，迈着艰难的步伐，出现在主席台上。猛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除极少数“打手”外），齐刷刷地起立，举手向刘帅行了军礼。他们向刘帅致敬，接着全场又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许多将军眼里噙着眼泪。刘帅被这样的场面感动了、感动了。他连忙举手回敬军礼，又连着摆手让大家坐下来。主持会议的人也被这场面惊呆了。试问，哪一次检讨会能出现这样的场面，被批判者受到批判者的致敬并热烈鼓掌？这简直太出人意料了。他不知所措，赶快喝令大家坐下来。这一千多位将军的起立和掌声，并非哪个人事先策划，而是大家情不自禁的爆发。这掌声和眼泪饱含着全军将领对功高德重的刘帅衷心的爱戴，也表示他们对刘帅无端遭受批判的无限同情和无奈。

年近古稀又重病在身的刘帅，凭着高度的党性，在大会上一句句念着他准备好的检讨。当他沉重地念完检讨，会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主持人怒不可遏，但他无法制止这热烈的掌声。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军绝大多数高级将领只能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这种不公正批判的愤怒和对他们敬爱的刘帅的同情。

严于责己、宽以待人是刘帅一生的风格。他的这次检讨尽管是违心的，难免有过苛的自责。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那种政治高压下，他发言的前半部分，还是实事求是的，尽可能说明事实真相。他用大量事实说明，军事学院的教学以毛主席军事著作为主要的教材，古今中外的军事著作只作为辅助参考，军事学院着重讲的是我军丰富的，多年作战的经验，并非主要讲苏军二战时的“十次打击”。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绝不是如林彪所说的那样，不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

当刘帅在两名医护人员搀扶下，迈着艰难的步伐离开主席台时，全场一千多位将军再次起立，再次鼓掌，目送他们敬爱的刘帅慢慢迈出批判的会场。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大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是一次错误的批判。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央军委几位主要领导已做了正确的结论。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同志说：“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彪在这场风波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他捏造事实，目的是大树特树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元帅说：“建国以后办了许多军事学校，有很大成绩。但后来吃了两个大亏。一个是反正规化吃了亏，一个是反教条吃了亏。”几位老帅的讲话是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致的意见，是对那次错误批判所做的平反。

在那次错误批判中被错误处理的大批干部，基本上已平反昭雪。可是，我军建设特别是军事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所走的这段大弯路，损失之大，难以估量。

以上是我1986年写的悼念刘帅文章被删去的一段内容。如今看来，有什么不可以公之于众？其实，这次长达几个月对全军高级将领的批判，不止刘帅一人，还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敬爱的朱总司令，有军事奇才之称、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有当时担任军训部长的萧克将军。

林彪曾在会上恶毒地攻击朱总司令“不是红司令而是黑司令！”粟裕、萧克遭到几十次批判和围攻，而且都被撤销职务，另行分配工作。

在批判刘帅的大会上，当刘帅退场后，一些事先准备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即“打手”）站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对刘帅“大事讨伐”，南京军事学院一位部长实在听不下去，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为刘帅辩护，说刘帅在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把毛主席军事著作列为教学工作的主导红旗，贯穿于全部教学工作之中。但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理应视野广阔，有更丰富的学识，因此也把古今中外一些军事著作列为辅助教材……谁知他话未说完，竟有一名军级干部冲上去打了他两记耳光。摘下他的少将领章，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后来，竟被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乡，劳动改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平反。粟裕大将正式平反是1992年，而他1984年便去世，生时竟未看到正式平反。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军队工作中“反教条主义”的发起者不是别人，竟是大家十分敬重的彭德怀元帅。彭帅为人耿直，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军事俱乐部反党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头，这是极大的冤案。“文革”中更遭迫害致死。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帅会犯“反教条主义”的错误，说起来有其根源。

彭帅在担任国防部长期间，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有矛盾。起因是当时毛主席很欣赏粟裕同志的军事才能，常召见粟裕同志，直接布置一些重要任务。彭总认为不应越过他这位国防部长。粟裕同志其实很无辜。他为人一向谦逊，对老帅们包括彭帅都很尊重。但毛主席要召见他，他难道能推托不去？毛主席布置的任务，他难道能不执行？彭帅却因此心存荠蒂。一次他访问苏联，曾问过是国防部长重要，还是总参谋长重要。对方回答，从指挥军队讲，总参谋长比国防部长更重要。论年龄和资历，彭总自然领先。但论战功和军事才能，全军公认粟裕高出一筹。但粟裕只授大将军衔，彭总授元帅军衔，可见毛主席还是很尊重彭总的。

彭总对粟裕同志有意见，而刘帅却很器重粟裕同志。笔者1949年先后访问刘帅、粟裕，他们两人同住一座平房。笔者曾听刘帅夸奖粟裕同志说：“粟裕同志智深勇沉，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更重要的是，刘帅和粟裕大将在军队建设包括培养我军高级将领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朱总司令也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培养高级将领应让他们广泛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名著，如《孙子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和俄罗斯名将苏沃洛夫的《致胜科学》、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外国著名军事著作，除研究我军丰富的战争经验，也要研究罗马战史、拿破仑战争史、日俄战史、欧洲大战史、二战时期苏联和英美等国的战史等等，不能局限于仅仅学习毛主席几篇军事著作。其实，这是各国军事教育的常识，但却触犯了最高领导的忌讳。

1957年，彭德怀去南京视察军事学院。本来，他并非军事教育专家，军事学院也非他主管的范围。但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北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帽子很大，立刻被1958年5月刚刚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林彪接过去了。他想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绝对权威，于是才有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反对军队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在斗争中把一身正派、军事修养很高的军事家朱老总、刘帅、粟裕大将等全军最著名的高级将领整倒。从此，全军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只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就为接替彭老总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60年代发起的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左倾”错误路线扫清障碍，为个人迷信铺平道路。也为随后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扫清了军队的障碍，毛泽东在“文革”中便能得心应手地使用军队为他“护航”、“保驾”。这一点，1959年许多参加批判的当事人大概都始料不及。

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保密度很高，地方干部所知甚少。笔者只隐隐约约听到朱总司令、刘帅和粟裕等人受批判了，却不知具体内容。直到1986年访问刘帅的许多部下，许多将军，包括萧克上将，才知道这次不正常批判的情况。

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彭帅在1958年充当了“反对军事教条主义”的急先锋，不料一年后，1959年庐山会议上，便遭到灭顶之灾。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人动员粟裕同志“揭发”、“批判”彭德怀，粟裕同志一言不发，不肯随风逐浪，在彭总遭难时“落井下石”。保持了古人“以德报怨”的高风亮节。可惜，像他这样的君子实在太少了，大多数人盲目迷信、盲目追随，在风浪中一呼百应。这种恶劣风气的蔓延，也导致“文革”灾难席卷全国时，很少有人能公开抵制。这是一种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当然，“文革”毕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识辨能力。八十年代，我听彭真同志说过，“文革”也不能说一无“收获”。最大的“收获”，是帮助中国人提高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大多数人对“个人迷信”深恶痛绝。因此，后来，当个别人逆历史潮流而动，还企图搞“个人迷信”时，绝大多数人嗤之以鼻，自然很难“奏效”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忆先师冯友兰　作者：何炳棣

编者按：黎勤、李凌《龙云与民主堡垒西南联大》（《炎黄春秋》2005年4月号）一文，曾提到两件文献，一是1940年4月在西南联大教务会议上，全体教授通过一封致教育部的公函；二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可惜无法详引全文。正巧，美国艺文科学院院士（同时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八十六岁撰就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中的《师友丛忆》有此两文。前文用何院士的话说，乃“措辞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后文则是“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烁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现将何院士有关对冯友兰先生之回忆转载于后，以飨读者。

计划撰写本章之初，我已决定请冯友兰（芝生）先师来唱“压轴”。因为本章所有忆及的师友全是联大社团的成员，而最能表彰联大社团精神及其特殊历史意义的莫过冯师所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为方便读者参考，我将征引冯师这篇不朽文章以结束本章和全书的“上编”。征引之前，我只讲述个人所独知涉及冯、胡（适）关系的一项轶事，并臆测冯师长期学术行政成功的主要因素，以求避免与大量研究纪念冯师的资料重复。

1947年盛夏，冯先生从宾州大学过访纽约，住在哥大附近一家旅馆。我晚上去看他，长谈中提及朋友见告，杨绍震夫人许亚芬（清华第六级1934年毕业）在斯密丝女校（Smith College）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冯先生听了，急不能待、口吃地，以极纯极浓的河南腔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很好。因为过了1927，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文人相讥，自古已然，相形之下，冯之胡要比胡之冯温和多了。

不少清华内外人士对冯友兰之能长期居清华（战时兼联大）要津二十余年（1928—1952）之久甚为不解。冯系北大出身，与清华学堂毫无关系。北伐成功以后，新被任命为清华校长的罗家伦从燕京大学延揽冯友兰以为“班底”。冯初任秘书长，迅即为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成员，兼哲学系主任。虽然梅贻琦长校（1931年12月）以前清华屡有学潮，校长迭换，而冯能屹然不撼者，主要由于：一、头脑冷静、析理均衡、明辨是非、考虑周至。二、深通世故，处世和平中庸，而观点进步，学术上有高度安全感，故能与清华资深教授（如叶企孙、吴正之、陈岱孙等）合作无间，以延致第一流学者提高教研水准为共同鹄的。三、国学根底雄厚，文言表达能力特强，初则勇于起草，继则众望所归，经常被推执笔。但凡任何政治或学术会议，意见纷纭，发言者众，愿作综合报告者寡，凡执笔者往往被公认为最干练“得力”之人。冯友兰在清华及联大正一贯是“得力”之人。钱穆追忆联大文学院初设蒙自之际，北大师生开会谓清华事事“有偏”，“如文学院长常由冯芝生连任，何不轮及北大如汤锡予（用彤），岂不堪当上选”。这真书生门户之见，完全不懂三校事务之繁巨与干才之难得。冯友兰主持清华联大人文行政廿有余年决不是偶然的。

兹举一例以说明冯友兰对联大的重要。缘1939年秋至1940年春夏之交，陈立夫以教育部长的身份曾三度训令联大务须遵守教育部核定应设的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新规定。此项训令的目的当然是加强蒋政权对高等教育及高知的思想统治。联大教务会议以致函联大常委会的方式，抵抗驳斥陈立夫的三度训令。这封措词说理俱臻至妙的公“函”的执笔者非冯友兰莫属。由于此文在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联大光荣校史上意义的重要，全文征引如下：

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

就教育部课程设置诸问题

呈常委会函

（1940年6月10日）

敬启者，屡承示教育部廿八年十月十二日第25038号、廿八年八月十二日高壹3字第18892号、廿九年五月四日高壹1字第13471号训令，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号等训令之例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若何之处，仍祈卓裁。此致常务委员会。

教务会议谨启

廿九.六.十

结束本章，让我们细嚼回味冯友兰这篇文情并茂、事理明通、遣词叙事、融古灿今、铭文形韵、典雅铿锵的“至文”：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变，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变起，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尽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互古互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转乾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

更长征，经，望中原，遍洒血；

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

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

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

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

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弟兄列，

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

联合竟，使命辙，神京复，还燕碣；

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此碑树立之时，我已在大洋彼岸进修西史；此碑永存，而它所代表的学术自由精神未数载即开始消逝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我的老师林同济　作者：朱世达

林同济先生1980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访学时谢世，距今已近25年了。他是对我影响最深远的老师之一。他激起了我一生对精美英语散文的热爱，对莎士比亚的热爱，对国际政治的兴趣。虽然我没有他的照片，在我们1965年毕业的照片中，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他似乎是一个被历史遗忘的人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时在我的心中闪现。

1980年春天，我回上海开会。开完会，我回到家中。在诸多的事务中，我最想做的便是去龙华华侨新村拜访林同济先生。

我独自漫步从浦东路729号走到龙华。

在复旦时，我就听说他因为一句艾克顿的话：“权力具有腐蚀的力量。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而被打成右派。在空前浩劫的十年中，我不断风闻他的情况。听说，他光着脚在复旦外文系的小楼里洗刷厕所，又听说他因为讲授了《哈姆雷特》和《科利奥兰纳斯》而被揪斗了十多次。这位身材矮小的羸弱的老人能吃得消么？每每念及于此，我总为之怆然。我隐隐地为他—— 一个孑然一身的老人担忧着。

我找到了4号楼，楼门前种着翡翠般的冬青和黄灿灿的迎春花。在他称之为“苟全性命的小巢”的3室门边贴着一张字条，上面说，因患有心脏病，医嘱上午不会客。我因为远道而来，同时我太想见他了，我斗胆敲响了门。门开了，是先生自己来开的。

“林先生，我是你的学生。”

“哪一届的？”

“你63、64连续教了两年的那个班。”

他想起来了。他也全然不管门边的字条，把我让进了客厅。

自从1965年离开复旦后，十五年未见了。握着他那宽厚、温暖的手，我不由得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一股凄怆之情涌上心头。

我说，“我是在香港《大公报》上读到你发表的诗词，才知道先生仍然健在。”

他回过头，对坐在一边的夫人慨然地说：“他们都不知道我林同济还在不在世呢。”

他还是那么精神，和60年代初期在复旦英国语言文学系给我们讲授英美散文和诗歌时一样，矮小的身材里似乎仍然蕴涵着无穷的力量，虽然一晃眼七十四岁了。

我想起了在复旦新教学大楼上课的他。他穿一身对襟的绸面棉袄，西装裤的裤线总是笔挺的，一双黄皮鞋，围一条黄褐色的羊毛围巾；虽然矮小，但仪表堂堂，给人一种强大的心智的感染力。他说过，阿克顿也是很矮的，但他以他的思想让所有高大的人显得渺小。我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气势。他上课时具有一种镇服的气势。这就是一种精神的力量。

那时，他一接我们班，第一课便是带我们到系图书馆去，用他的话说，就是“到禁城去”。解放前他在上海办过一座图书馆。他明白图书馆对学生的作用。他讲英语，念英语散文，抑扬顿挫，铿锵有力，又不失典雅，极具感染力，简直到了美仑美奂的地步。至今仍然记得他在朗读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我们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亡”时那种不可抵挡的气势。一次，他选了一篇查尔斯·兰姆的散文《旧瓷器》讲。他把围巾叠好放在讲台上，拿起讲义朗读起来：“我真希望我们并不怎么富裕的美好的旧日时光能再回来。我并不是说我想贫穷；但是在那不穷不富的状态中，我们曾经快乐得多。”

朗读解释完毕，他弓一下身子，睿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对我们笑一笑，说：“读这样的文章，是不是像喝了一碗鸡汤？”

何止是鸡汤！在他的教导下，我领略了英国散文的隽永。我曾经试图写过一篇英文散文：《读书的快乐》，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有一次，上完课，同学向林先生介绍，他还走到墙前读了。我记得他在我的一篇英文作文上批道，继续努力，“必会有可以期待的成就”。

在三年级时，我根据《青春之歌》写了一个英文的独幕剧，描写林道静在参加革命前的一段经历。我是用活页的练习本纸在Underwood打字机上打的。英文剧写好后，我请林先生修改。林先生很快就修改完了，第二个星期上课时就带来了。那完全是胆大妄为，但林先生改动的地方不多。

这一切仿佛还是昨天一样，又仿佛发生在非常迢遥的过去，恍如隔世，中间横隔浩劫的十年。

林先生在客厅对我说，他应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学院的邀请，八月间要到莎士比亚故乡——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去，参加第十九届国际莎士比亚年会，然后，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邀请去作《莎士比亚在中国》的演讲。

从他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兴奋，这是在沉默、无闻了几十年重又受到世人的重视之后的感动和兴奋。

他说，他希望建立一个上海莎士比亚图书馆，这次到英美还要去奔走筹划。办图书馆是他一生的爱好。在解放前，他在上海沪西就办过海光图书馆。办一座莎士比亚专门的图书馆，集莎士比亚的剧本与诗歌以及历代世人对他的评论于一室，无论对于一般的英语学习的读者或者对于专门的研究者，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在中国，还没有一座专门的外国作家或剧作家的图书馆。

我觉得，办莎士比亚图书馆并不在于图书馆本身，而在于一种教育。正如卡莱尔说的，英国可以没有印度帝国，但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已经成为英国文化，乃至人类文化中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学习它，研究它，无疑有助于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移译莎剧的问题上，林先生有他自己的观点。他说，如何把莎剧的独到语言尽可能地移植到译本中来，这是莎译者所面临的关键难题。译者有特别责任对剧文中每一形象词语，仔细体会，认真处理。如果等闲使用“意译法”来塞责，那就不仅犯了修辞上偷工减料的过失，乃更是冒着破坏全剧内容有机组成的危险的。

他特别注意莎翁诗剧翻译的上口问题，应是可朗诵，可琅琅上口的。译者当用上口的语言来再现原有的诗情诗味。二者如果不得兼，译本最低度的造诣似乎亦当力求上口，力求可供演出之用。只想自觉默阅的散文，却不免有负莎剧原有的用意和本质。他跟我提到元曲，提到《桃花扇》，不妨试用元曲的语言来译莎士比亚。

他对我说，诗剧是特别适用于表达英雄时代的气息的。今日的新中国正提供了培植诗剧的沃土，理应当会见到一种相应的诗剧之诞生！他的这个思想在1977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也表述过。在四人帮仅仅粉碎一年之后，他就搁置了个人的痛苦，对中国的前途如此乐观。1980年，他跟我重申了这一思想。

在当了右派和在文革的10年中，他以英译中和中译英诗歌而自娱，排遣孤独。在我看来，他的中译英的诗要比他的英译中的诗歌要好。我在《外国语》读到他的唐宋诗词选译，其对于中国诗理解的深度，英语语言运用的娴熟，达到很高的境界。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又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

其实，先生的真正的兴趣在于政治科学，在于比较文化，他在加大柏克利分校是作为政治学者训练的。1949年后他转向莎士比亚研究，是不得已而为之。他是十年浩劫之后，在中国最早提出应该结束干部终生制，实行干部退休制度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在美国讲学，除了讲莎士比亚在中国外，他还讲《中国的第二次解放——当代中国的思想与文学》和《中国思想的精髓》，表明他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关注。我在以后得到了加大柏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出版的他的讲演集。

编者杰勒米·T·蒂埃尔(Jeremy T. Paltiel)在引言中指出，这些演讲集中代表了一个具有非凡全面知识的人的思想。这些用毫无暇疵的优雅的英语写作的讲演表明林教授对于西方文化和哲学以及对他自己本土的传统的深刻熟悉和了解。他说，这些演讲超越了学术的讨论，而表现林教授对时事和他的国家命运的关切。他说，这些讲演是他与他所经历的变化随遇而安的一种抽象化的表证。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些讲演比它们表面上所要表达的东西包含更为深刻得多的含义。我认为他讲到了要害。

首先，在讨论莎士比亚时，他提出了对人和对人性重视的思想。他谈到莎士比亚是作为人来谈的，所谓莎士比亚化，在他看来，就是人性化。“莎士比亚作为人”是林先生对莎士比亚理解的出发点。林先生特别强调莎士比亚的人性，人的幽默感，普遍性的怜悯。莎士比亚的价值就在于他讴歌了人的资质和价值。

其次，在1980年，他就敏锐地看出改革开放所具有的思想解放的本质，并将其界定为思想解放运动。他对中国的改革是有信心的。行前，他对人说，中国一定会成功，一定会胜利，他一定要把这个信心传达给美国朋友。

我最近重读了他的这篇讲稿，我对他在结尾处对外国舆论发出的忠告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提到的问题正是经常困惑我们的问题。在柏克利，他希望外国记者和公众舆论要有耐心，希望他们在理解中国目前形势和意义时要有更多的灵活性(finesse)，同时对发展趋势和推动这种趋势的各种不同的力量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些，在为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提供一个适宜的国际环境和保持中美之间良好关系中，是十分重要的。他说，“我希望我们的朋友能体谅在目前的努力之中所包含的巨大的困难，同时能看到那指日可待的希望和好处。我劝诫你们不要以你们自己的固有的观念来作判断，而是在帮助引导和鼓励这些正在发展的健康的趋势方面表现出责任感。在这里，需要一种敏感性和平衡感，这就是我所谓的历史视野(historical perception)，这种历史视野正是真正的人类事务‘观察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

林先生在这里提出美国观察中国事务的真正观察家所应具有的品质：理解中国事务的复杂性，有足够的耐心和灵活性，并能从历史的角度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发生的一切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历史视野说到底就是一种发展的眼光。而这正是有些美国观察中国问题的学者所缺乏的。

行前，他对人说，中国要靠自己，但美国也有责任“帮助”，这帮助不是钱财，不是机器，而是不要“性急”，不要硬把中国拖进美国的模式，套进美国的框架。中国有自己的路，要放手让中国走自己的路，要相信中国会走出自己的路。

林先生关于中国思想的阐述有其十分独特的地方。他曾经在课堂上给我们发挥讲过“天地良心”。他说，中国人讲究“天”与“地”，人站在天地之中，面对自己的良心。无异，天与地在中国人看来，就是西方人所谓的上帝。这是中国人的意识，或者说集体无意识，或者说集体良知。他说，我们中国人，包括任何农夫，都会说“天地良心”。最后的归属是人的良知。

1987年我到哈佛大学，见到了林先生的弟弟林同奇。林同奇一家待我非常好，有时请我到他在剑桥镇的家包饺子吃。林同奇告诉我，林同济先生在出国前见到了一位中央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握着他的手说，“你尽管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揪你小辫子。”我从林同奇处，加深了我对先生的理解。在1957年当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后，他打电话给人说，“If China go to dogs， I will go to dogs. （如果中国完蛋，我也完蛋。）”他敏锐地领悟到这场运动会给中国发展带来的打击。他不为自己，而为中国的前途感到忧虑和痛苦。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

在加州的39天日子里，他始终忙于讲学，在柏克利，于11月6日，11日和18日做了三次演讲。长期被埋没，一旦出头，犹如出土文物，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不料心脏病猝发，20日病逝于美国。当我从香港的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时，为他的逝世而扼腕痛惜。

我们已无法目睹林同济在新教学大楼时纵论莎士比亚的丰采了，无法聆听他从先秦的先哲，道、释、儒，一路讲到中国认同的思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他被搁在一边，仅仅是一个三级教授，无从发挥他的专长。他本来是可以为我们这个民族做更多的事的。这难道不是我们应该为之感到悲哀的么？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党史研究中的反思　作者：何　方

我的一本《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近日写完了。这可算个人了却了一点心愿，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反思的终结，也没能减轻反思的沉重。因此，只要一息尚存，还要反思下去。至于感到沉重，是因为反思来反思去，自己和许多人从小就为之奋斗的民主宪政还没有成为现实。

孙中山把建国分成三步走：军政、训政、宪政。可惜他老人家归天太早，三步走都留给了后人。国民党实行军政三十多年，最后以离开大陆宣告结束。共产党经过二十七年的奋斗，为军政划上了圆满句号。从新中国成立起，按照毛主席的说法，我们就进入了训政时期，到现在已经五十又五年了，但看来还没有“训”出什么结果。因为有了宪法并不等于有了宪政。谁也不敢说，中国现在已建成自由民主的法制社会。同时谁也不能否认，中国仍然是人治色彩浓重的社会。而且谁也说不准，我们的训政时期还要延续到何时。是中国人生来太笨，还是“训”的不够得法？这就很值得研究和反思。

近些年来，在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中流行着一种被称为“两头真”的现象。蔡仲德把他老丈人冯友兰的一生归结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后来李普、李慎之等在悼念胡绳的文章中，也把这三段论套在了胡绳身上。其实，岂只胡绳，可说这是许多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中不同程度和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前不久，一位老领导张劲夫同志就对号入座，写了篇《我也是个“两头真”》的文章，发表在去年《炎黄春秋》第11期。这“两头真”的头一个“真”，是指当年干革命或做学问，都是真心实意、自觉自愿、勇往直前的。中间的“失”，主要指失去独立思考，受到束缚，只有盲目紧跟或被迫追随。后头的“真”，倒不一定是返璞归真，思想复原，而是说自认为思想得到解放，能有自己的想法，能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当然，各人情况不同，看法也有差异，但只要求真，总是好现象。

拿我个人来说，近七十年前所表现出的那种为参加抗日救国和追求民主自由而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与行为，确也是真心实意，没什么虚假的。后来，抗日救国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民主不但遥遥无期，而且这一理念的合理合法都成了问题。于是和大家一起陷入了胡绳说的“惑而不解”状态。例如我们党一直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关于对报刊检查、言论自由的观点，我们是否完全认同，大概无人能作出确切的回答。可见，我们早已“惑”到不承认马克思若干主张的合理合法性。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就是说，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竟然是在没有搞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就有点“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味道，犯错误、摔跟头也就势在难免了。我在建国后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眼看着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文化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空前的大发展，国际化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却关起门来瞎折腾，大踏步倒退（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建国初的4.7%降到1980年的2.5%），心里实在有点着急，但还得严守舆论一律。1979年以后，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确定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也允许对经济问题有一定探索，因而认识不断提高，情况迅速变化。从计划经济，到计划调节为主（即“鸟笼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一路走来，虽然并不完全顺利，但经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占世界比重已恢复到建国初期水平，国际地位也大为提高。那么，现在是否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还不敢这么说。例如对那种说我们现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呢？有人便说，我们在建设一个官僚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按说这就应当鼓励探索、允许争鸣，而不能只是空洞地讲坚持。

同样，我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是否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恐怕也不能说。没搞清楚，就应该允许讨论和争鸣，否则还会是胡乔木讲延安整风后的情况，“党的理论水平越来越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越来越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谈得上坚持呢？延安整风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还不值得很好总结一下吗？

我们经常说，要“以史为鉴”。确实，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虽然辉煌，但也有沉痛，都极为丰富，如果能很好加以总结，就是一笔宝贵财富和锐利武器。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应当参与这一总结和掌握这个武器，更不用说他们本来就有历史的知情权。而“以史为鉴”的史又必须是真实的历史，是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秉笔直书的历史，而不是经过加工改造、隐恶扬善，弄虚作假的历史。如果许多历史问题不准谈，遍设禁区，严守舆论一律，那样编出来的史就不但无法“为鉴”，而且也不成其为史了。

我为什么在耄耋之年告别了五十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而改行学起中共党史来了？除了杨尚昆说的“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赞成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造神造假。一些亲身经历和有目共睹的事竟被弄得面目全非。这就使人感到，讲了六七十年的实事求是，至今仍然存在说的和做的，内部谈的和对外讲的，往往不一致。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年困难时期，那样的全党全国都在说和都得说假话更不必提了。这是个人崇拜的意识形态和特定领导体制的消极结果，而寻根究底，我个人以为和延安整风有关系。因为正是延安整风，为中国谋划出了这一行之百年有效的管理框架。现在的政治体制和舆论一律，以及委任制、等级制、保密制等配套措施，都和延安整风有关，也可以说这些是延安整风衍生来的。所以，正本清源，要谈建立民主法治社会，就必须认真反思历史，彻底批判个人崇拜。至于我提出的这些看法，只是个人改行后的学习笔记，写出来的目的也仅仅为了引起讨论和听取批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放弃了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全世界对中国都得刮目相看。中国人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可以扬眉吐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拓真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一个社会成熟、经得起任何大风大浪的强国，现在可以说是：一切俱备，只欠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92岁的任仲夷老人说，“我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敢于坚持真理和实事求是。”

构建和谐社会，有人用拆字法释为：人人有饭吃（人称口，禾为粮）和人人有发言权（人皆可言），也就是实现了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不讲平等、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曾为自由民主而英勇奋斗，但愿在走了大段弯路后，我们都能做到“两头真”，把我们党把我们国家搞得好上加好。

（2005年5月4日）

（作者系原国务院国际研究中心副总干事）

2005年第7期 陆定一谈文革经历　作者：纪希晨

我翻阅历史资料，发现陆定一同志在1990年11月30日，同我谈他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的一番话。

现把记录原文照抄如下，供读者参阅。

1990年11月30日下午，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原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志。他这年85岁了，但头脑清晰，记忆力很好，仍然十分健谈。

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陆定一同志说：

1967年10月9日这天，我被捕了。连续三天，有九个人审讯我。动了刑，没有结果。就给我上手铐，刺进皮肉，很痛。接着又拷打，又上刑。

他们根本不问我，也不问彭、罗、陆、杨的关系，硬给我加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逼我招供。

我受不了酷刑，人都快要死了，就按他们要的“招供”！

从此，我就胡说八道。说什么假话，他们都爱听。他们爱听什么，我就说什么假话。不说怎么办？死不了，就得说假话。党内有些人就爱听假话。

口子一开，堵不住了。我就按他们要的，写了假口供。

接着，他们就把我送进监狱。

我的编号是68164号，即1968年1号要犯，64号。

从1968年到1978年，我住了11年监狱。还关了两年看守所，共13年。

1978年12月2日，才放我出来。

在监狱，受虐待，我生了气。想不通，生闷气，肚子里生起硬块，眼底开始出血。

把我送到同仁医院，用镜子一检查，医生说，你这病，要靠你自己治。你要自己消气，把硬块消化吸收。你不要生气，你要学会笑，大声地笑。

从医院回到秦城监狱，我就学笑。不笑也要笑，哈哈大笑，像演戏的大花脸那样，哈哈大笑。

监狱里，有一块门板，上下两部分。哨兵上上下下望，干涉我，要我不要笑，禁止我笑。我说，我有笑的本事。

不让笑，怎么办？我就唱，大声地唱。又笑又唱，又唱又笑，经过半年多，用笑用唱的方法，果然治好了肚子里的硬块。

狱方天天要我写。这个人你认得吗？我说，不认得，不认得！不行！于是，只好写认得。写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认识的，认识后干了些什么。其实，这个人，我根本不认得。

在监狱期间，只过节日时才给我放放风。

关于二月提纲（1966年），毛主席最早要我当文革组长。我不干，就叫彭真当文革组长。主席在武汉，康生、彭真约我一块去，我们汇报了。

康生鬼得很。他说，他不知道二月提纲，是背着他干的，是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就把彭真打倒。其实，讨论“提纲”，他完全同意，他没说一句不同意的话。

谈到文革发生的原因，陆定一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党不成熟。对革命战争，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有一套经验，但对搞社会主义建设，却没有经验，很不成熟。明知办不到的事，硬要去办。

毛主席95岁诞辰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我们党经过早年时期，经过反对陈独秀、反对王明的斗争。反王明路线是最困难的，一反反了十年，这是因为王明有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2年整风，才把王明路线反掉。

毛泽东主张调查研究，懂得国情，懂得实际。搞革命，一要马列知识，二要实际经验。

王明、博古都是极端的教条主义者。博古也是两个凡是，一是凡是马列主义书本的话都执行，二是凡是共产国际的话都执行。

毛泽东晚年骄傲了，听不进别人的话。

他同群众关系也变了，不是从实际出发，不为群众服务。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2005年第7期 为胡适辩诬　作者：杜　光

在四十多年前的学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运动中，理论界曾把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作为杜威实验主义的中国标本，大申讨伐。存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有两点最为突出：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中国式的实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先验论；二，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当年对胡适的批判，完全是背离实际的诛心之论。但近几年读到一些文章，还是重复四十多年前的观点，有的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是主观随意地对待问题的思想方法，有的甚至语带讥讽；有的仍指摘《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为了反对在中国传播社会主义。看来，至今仍原封不动地照搬四十多年前的观点者还大有人在，很有必要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再认识，还胡适以本来面目。

（一）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说法，并非出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见于《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该文的第八章结论中说：“他们用的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所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他认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针对宋儒的“格物”方法提出来的。假设就是归纳法，求证就是演绎法。他举出钱大昕用大量例子(胡适列出15个)来证明汉字语音“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的假设，指出：“演绎的结果若能充分满意，那个假设的通则便成了一条已证实的定理。”“凡是科学上能有所发明的人，一定是富于假设的能力的人。”

胡适这个结论写于1920年11月，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之后一年零四个月。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他对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概括。精于训诂考据之学的乾嘉学派，治学十分严谨。钱穆在《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中曾谈到乾嘉学派巨子阮元的治学方法：“其法先罗列古训，宁繁勿漏，继乃为之统整，加以条贯。”阮元把这种方法概括为“实事求是”。他在《研经室集自序》里说：“余之说经，推明古经，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所以，后来“实事求是”一词，便常同训诂校勘、诠释经典联系在一起，成为证经解经的基本方法。如陈垣就曾指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胡适所概括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阮元、陈垣说的“实事求是”。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没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口号，但对这种归纳、演绎的研究方法，确实作过类似的表述：“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作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功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功夫来的。”

胡适在这里把研究过程分为三步：第一步是研究问题的种种方面和种种事实；第二步是提出各种解决方法；第三步是从中找出较好的解决方法，作为自己的主张。这种认识方法无疑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前几个月的1919年春间曾作过一次讲演，题目就叫《实验主义》。在这次讲演中，他介绍杜威的认识思想五步曲：1、对问题发生疑难；2、探究疑难之点竟在何处；3、提出种种假定的解决方法；4、决定哪一些假设是最适合的解决方法；5、通过实践加以证明。胡适认为，在这五步曲中，“从第一步到第二步，是偏向归纳法的，……从第三步到第五步，是偏向演绎法的。”“最重要的就是第三步。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功夫只是要引起这第三步的种种假设；以下第四、第五两步只是把第三步的假设演绎出来，加上评判，加上证验，以定那种假设是否适用的解决法。这第三步的假设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是归纳法和演绎法的关头。”

胡适的认识三步曲和他所介绍的杜威五步曲之间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一定要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看作胡适本人的实验主义方法的话，那么，三步曲和五步曲便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诠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可以说是这三步曲、五步曲的概括。三步曲的前两步和五步曲的前三步是“大胆假设”，三步曲的第三步和五步曲的后两步便是“小心求证”。可见，假设绝对不是毫无根据地随心所欲，而是以研究事实的方方面面为前提的。胡适在给罗尔纲的一封信中曾说：“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校友通讯》第10期上载有胡适在《北大二七级同学录》上写给1931年毕业学生的临别赠言。他在这个赠言中写道：“如果你们不敢十分自信，我这里有一件小小法宝，送给你们带去做一件防身的工具。这件法宝只是四个字：‘拿证据来！’”“这里还有一只小小锦囊，装着这件小小法宝的用法：‘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可以算作定论。”重证据是胡适实验主义的最大特色。不论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都把证据放在第一位。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点，哪里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也许正因为这样，西方的一些学者才把胡适的实验主义宗师杜威称为“美国的马克思”，“当时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见于《上海社会科学报》2002年7月25日《杜威：为了理解的纪念》一文，作者厦门大学陈亚军）

（二）

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要是针对当时的安福系首领王揖唐等人而发的。胡适斥责这些无耻政客不去解决当时面临许多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如解散议会(王揖唐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安福国会的议长)、南北议和等，却组织什么民生主义研究会，以社会主义家自居，大谈社会主义。胡适正是针对这种状况，论述空谈“好听的主义”、“进口的主义”、“纸上的主义”的危险。他认为一切学说和主义都是“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可以用作解决具体问题的“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他指出：像王揖唐这样的人“都可自称是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吓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要了解胡适这些话的确切涵义，需要先明白社会主义当时在中国的实际情况。20世纪初，在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社会主义著作经由留日学生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梁启超等人，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辛亥革命后报刊上不断涌现很多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但在各种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占主流地位的却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许多激进分子转而接受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内容的苏俄式社会主义，但在社会主义者中间仍占少数。多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的是主张改良或持各种各样改革观点的人，其中不乏自诩为社会主义者而令人齿冷的投机政客。恽代英在《少年中国》第2卷第l号上发表的《社会主义论》中，就曾对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作过描述：“其实，所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本体便向来没有什么精确的界说，高到安那其布尔什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派别与意义叙述出来。”可见，那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包含着非常庞大而复杂的内容。并不像我们这几十年来所认为的那样“定于一尊”。看来，胡适主张少谈的“主义”，指的就是这些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断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未免有些武断。

有意思的是，为了回答蓝知非的《问题与主义》和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文中他作了这样一段叙述：“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

这一段论述，可以说是八十多年前的那场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最有价值的总结。胡适明确提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这实际上已经否定了所谓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断语。更为意义深远的是他主张的“三可三不可”，完全适用于“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我们几十年来的一大教训，不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甚至斯大林模式的假马克思主义奉为“天经地义的信条”、“金科玉律的宗教”和“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吗？甚至在当前的报刊上，我们难道不是在在都可看到这种遗风吗？不能不承认，胡适的这一告诫，今天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

在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李大钊随后发表的给胡适的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之间，确实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这表现在胡适从实用主义改良主义出发，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认为改造社会应当从具体问题入手，一个一个地解决，而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斥为“自欺欺人的梦话”。这种观点同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是对立的。所以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他进而指出：“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解决了的希望。”两种观点对照，可知是两种不同改革观点的正常讨论。一种认为只有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入手，才能改造整个社会；一种认为只有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社会，才能求得具体问题的解决。应当承认，这两种改革观各自都有—定的真理性，把这种不同观点的讨论提高到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甚至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的高度是十分不应该，也是非常不恰当的。

四十多年前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使胡适蒙上了一层莫须有的污垢，在人们的观念里留下了一个被扭曲的形象。近几年来，学术思想界对胡适的评价逐渐趋于实事求是，但当年的批判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却至今尚未消除。希望本文所引证的材料和粗浅的分析，能澄清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和“问题与主义”这两个问题上的混乱认识，并有助于对胡适做出正确的评价。

（作者系中央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中国的生态危机　作者：应克复

贫水大国

我国的淡水资源按人均占有量在全世界排109位。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4，约为2200立方米，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之一。而且，水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大部分集中在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有16个省市自治区人均淡水资源量低于严重缺水线，宁夏、河北等6省市自治区低于500立方米。因此，许多地区的人均年占有量比全国平均值低得多。

全国实际可能利用的水资源量为8000亿至9000亿立方米，目前估算用水总量为7000亿至8000亿立方米，即已接近可利用水量的上限。

全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其中100多座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1600万吨。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全国每年因缺水少产粮食700—800亿公斤。

据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污水废水排放量为460亿吨，其中工业废水占46.2%(水利部提供的数据是，污水废水排放总量680亿立方米，工业废水占2/3)，超过环境容量的80%以上。七大江河水系，40.9%是“丧失水功能”的劣五类水质；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三湖”水质均为劣五类，不可农业用，不可工业用，更不可作饮用水源。

黄河不再咆哮

中华母亲河黄河，水资源已十分贫乏，河道萎缩，断流加剧。1972年4月，黄河在山东境内第一次出现断流，这是黄河漫长历史上的第一次。1990年到1998年，黄河年年断流。1997年断流更是多达7次，计226天，断流河段达700多公里，300多天无水入海。仅给山东一省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35亿元。专家指出，如不采取及时而有力的措施，黄河就会变成一条奇怪的内陆河，既不注入大海，也不注入湖泊。

在水资源短缺的情况下，为了生产和生活只能从地下采水，致使华北地区的地下水超采，水位正在大幅度下降，并使地面下沉，海水倒灌，前景严峻。

黄河源区在干涸

巴颜喀拉山是黄河、长江发源的象征。黄河源区第一县的玛多是三江源的核心区：长江总水量的25%、黄河总水量的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都出自三江源地区。玛多境内拥有大小湖泊4077个，黄河在其境内绵延200多公里，有着“千湖之县”、“中华水塔”的称誉。现在的玛多只剩1000多个湖泊，面积大于0.06平方公里的湖泊仅261个，也就是说，90%以上的湖泊已经干涸。上世纪90年代与80年代相比，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平均流量分别减少了24%、27%和13%。位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水库其发电量仅达设计量的一半。

扎陵湖和鄂陵湖是黄河源地区最大的一对“姊妹湖”，两湖间有20多公里黄河水道相连。由于上游扎陵湖水位下降，自1999年6月起两湖间曾出现5次断流。鄂陵湖往下120公里河段的所有支流早已全部干涸。黄河源头将下移至120公里外的热曲河。80年代热曲河水深及胸腹，21世纪初仅及膝盖了，照此速度发展，20年后的热曲河极有可能干涸。

20世纪80年代玛多地区一年有300多个雨雪天，每星期都下雨。由于过渡放牧，牛羊如蝗虫般地扑向草场，使草场迅速退化、沙化，空气湿度越来越低，云层越来越薄，降雨只集中在某几天，之后便是旷日持久的晴天烈日。降水量急剧下降，蒸发量却与日俱增，达到降水量的17倍。湖泊被蒸发了；加之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连千年的雪山也被“蒸发”了，再也看不到连绵的雪峰。

现在的玛多，没有水，没有草，草场退化、沙化，沙尘暴频繁，牛羊数几年间锐减。这个80年代初的全国首富县，现在成了青海省的重点扶助县。数千名无家可归的生态难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

长江在挣扎

与憔悴枯槁的黄河相比，长江则变得喜怒无常，放荡不羁。继1996年特大洪水之后，1998年长江又一次发生特大洪水，这是建国以来长江洪水灾害造成损失最大的一次。严重的水土流失使长江流域塘堰的总库容被泥沙淤积了一半以上，中小水库淤积了库容的1/4-1/6。长江干流河道的不断淤积，造成荆江河段的悬河。每到汛期，滚滚洪水全靠大坝挟持，洪水水位高出两岸达数米到十几米。

长江流域另一个突出问题是水体污染严重。2001年废水污水排放总量为220亿吨，使得干流沿线形成600公里的污染带，60%的水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环保部门对381个断面水质评价结果显示，只有53%断面达到三类以上水质，其中南京、上海、武汉、重庆，攀枝花等5城市江段近岸水域污染尤为突出，沿江城市500多个主要取水口不同程度受到污染。由于水质恶化，上海等26座城市已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局长孙继昌忧心忡忡地说：“太湖流域不缺水，缺的是好水，多的是污水!”“江南水乡没水喝”已较为普遍。

专家指出，长江面临六大危机，如森林覆盖率严重下降，泥沙含量急剧增加，水质严重恶化，物种生存受到威胁等，如不再加以保护，“10年内长江就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

污染最为严重的还不是长江。2001年我国七大水系污染由重到轻的顺序是：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淮河已成了全流域污染的脏河、臭河。“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身心受害。”这首民谣唱出了淮河儿女心中的隐痛。

五大湖重病缠身

我国的五大湖——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巢湖也是重病缠身。重病之一是湖面湖容急剧萎缩。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土流失，洞庭湖由建国初期的4350平方公里缩小至2840平方公里，鄱阳湖由5100平方公里缩小至3900平方公里。又由于流失的泥沙淤积湖底，使湖底淤高，湖容量大减。仅洞庭湖其面积和湖容都减少了50%以上。湖面萎缩与湖底增高大大降低了蓄水与泄洪的功能，致使1998年爆发特大洪灾，江西境内870多座圩堤溃决，159万人被洪水围困，无家可归。“人断水出路，水断人生路”，这是洪灾给人们的教训。大灾后人们不得不退田还湖，还其湖泊的历史原貌。

重病之二是水质严重污染。由于接纳过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导致水质富营养化。巢湖接纳的废水量为五大淡水湖之首。西半湖已呈重度富营养状态，严重地污染了该地区的合肥等市的饮用水。2003年巢湖的水体已超过三类水质标准，严重富营养化导致蓝藻大爆发，堵塞水厂取水口，供水不足使工厂停产半停产，出现了湖边居民无水喝的尴尬。20世纪70年代，我国34个重点湖泊中富营养化仅占5%，到90年代，中国东部湖泊全部处于富营养化状态。2002年8个大型淡水湖泊水库有6个处于富营养状态。湖泊水质的急剧恶化，自然是由于人口剧增、大量工业废水、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以及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流失等因素所致。

海洋的呼救

称为“海上赤魔”的赤潮对沿海居民构成另一种威胁。

近年来，我国海域赤潮发生频率提高，面积不断扩大。据《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披露：2000年，全国海域共发现赤潮28次，面积1万平方公里；2002年79次，面积1万余平方公里；2003年激增至119次，面积1.45万平方公里，直接经济损失4281万元。

东海为我国赤潮高发区。上世纪90年代前，东海区每年发生赤潮20起左右，近年来年均发生40起左右。2003年发生70多起，创历史新高。

浙江舟山海区更是触目惊心。2000年发生了10次，面积2000至3000平方公里。2003年发生了46次，面积达7000平方公里。就毒性来说，2002年之前没有出现有毒赤潮，2002年开始出现有毒赤潮。现在，浙江省近岸海域基本无一类海水，四类、劣四类水质占整个近岸海域面积的81%，污染程度居沿海省市第二位。

赤潮是向人类的一种警告。赤潮频仍表明陆上及海上入海排污在逐年增加。海上污染80%来自陆地。以东海为例，2003年人们向东海倾倒了4245万立方米的疏浚物。其中，上海海区的倾倒量占55%以上。这些未加任何处理的疏浚物，含有大量的铜、铅、锌、砷、镉、铬和油类等，使长江口一带海域无机氮和无机磷全部超标。

渤海在“死海”边缘上徘徊

经国家海洋局检测，渤海的环境污染已经到了临界点。水体中的无机盐、活性磷酸盐、铜、氮、锌、石油等全部超标。海底泥中，重金属竟超过国家标准的2000倍。渤海产卵场污染面积达到100%。专家警告，如果再不采取果断措施遏制污染，渤海在10年内将变成“死海”。那时，即便不向渤海排入一滴污水，单靠其与外界水体交换恢复清洁，至少也需要200年。至于积沉在海底的污染物，将存在更长的时间。

1980年以来，渤海赤潮频发(已达300余次)，周期越来越短，面积越来越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达72天，而且已从无毒赤潮向有毒赤潮转化。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养殖污水向渤海的过量排放，导致海水越来越富营养化和赤潮灾害的加剧。

渤海的海产资源濒临枯竭。享有“鱼仓”美誉的渤海近年来几乎已无鱼可捕。一些渔民每次出海辛苦20多小时，捕捞上来的常常是几十斤“皮虾”。20年间，对虾产量锐减九成。比目鱼、黄花鱼、鲈鱼、鱿鱼和蛤蜊等水产品群带已经消失。消失的原因是狂捕滥捞。1960年，沿海省市机动渔船总数为550艘，1970年增加到3500艘，到2001年骤增至9万余艘。一些渔民甚至使用立体状地毯式的拉网，上自水面，下至海底的水生物无一漏网，就连刚刚出生的“子孙鱼”也难逃厄运。水生物失去了生存繁殖的空间，渤海几乎成为“空海”。

耕地告急

我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的7%。国土资源部显示，2003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8.5亿亩，比7年前的1996年减少了1亿亩，年平均减少1429万亩。现人均占有耕地仅1.43亩，为世界人均水平的32%。2003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人均耕地低于0.8亩警戒线的已有6个。预测表明，到2030年，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将减少1/4。

耕地面积很有限，多数耕地质量又较差。现有耕地质量较好的一等耕地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1.33%；质量中等的耕地面积约占34.55%；质量差的耕地面积约占20.47%；不宜继续耕种的耕地约占3.65%。可见，中等以下的耕地面积共占耕地总面积的58.67%。此外，全国耕地分布在山地、丘陵、高原地区占69.27%，水资源占全国总量的80%以上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仅占全国耕地的38%，水资源不足全国的20%的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却占全国耕地的62%。可见，我国60%以上的耕地无水源保障。

耕地的水土流失严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2002年)，占国土面积的37%。同时，每年还新增1万平方公里的水土流失面积。另外，土地污染日益严重。专家指出，我国过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已到极限。占世界7%的耕地面积却使用了占世界近30%的氮肥。化肥、农药被农作物吸收仅30%，70%散发于大气、渗入到土壤与江河湖泊与地下的水体之中，使耕地土质逐年下降，并对至少13个省份的居民及水生物造成生存与健康威胁。

耕地的浪费也令人痛心。90年代以来，全国城镇普遍、大面积地圈地运动使大片优质农田变为建设用地，各种名目的开发区有40%是开而不发，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人口的膨胀与城市化使城市用地成培增加。1986年至1996年间全国31个特大城市占地规模由3270平方公里扩大到4910平方公里，增长了50.2%。

土地荒漠化、沙化令人忧

我国国土大面积荒漠化日趋严重。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区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

我国西北湿地(包括新疆全境、青海、甘肃、宁夏的大部分和陕西西北部)在中国湿地中占有较大比重，而且多分布在江河源区、绿洲、河滩和内陆湖滨等生态敏感地带。由于过度种植、放牧等因素，现正在迅速退化。主要表现为，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面积减少；湿地水质咸化；旱化湿地向沙漠发展。新疆玛纳斯湖周围曾是富庶之地，随着石河子大规模开垦，湖泊水量锐减，现已消亡，周围地区的经济也随之衰败。内蒙古的居延海干涸后，享有盛名的居延绿洲随之消逝，不仅水生动植物死亡，湖畔80万亩胡杨林也惨遭厄运。20世纪5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面积开发，在塔里木河上游大量截水导致罗布泊干涸。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正在重复着罗布泊的命运。青海湖水位逐年下降，湖面不断缩小，附近的沙漠面积，年均以10.12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尤其是湖西岸沙丘是近10多年才形成的风沙堆积，并成为该区域沙漠化最快地区。

我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已达174.3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沙区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沙化的速度，“生态难民”有增无减。令人忧虑的是南疆两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木塔格沙漠已多处“握手”相连。一旦两大沙漠全面合拢，若羌县(绿洲)的5万多群众将受到生存的威胁。

沙尘暴肆疟

频繁而日趋加剧的沙尘暴已成为我国北方严重的自然灾害。

建国至2001年的52年间，共发生沙尘暴88次，平均每年1.7次，尤以1952年在甘肃、1979年在新疆、1983年在西北五省区、1986年在新疆发生的强沙尘暴为甚，特别是1993年5月5日发生自西北、掠及北方72个县110万平方公里地域特强沙暴，其强度、范围、灾损都是两千多年历史记载中所没有的。进入2000年后，沙尘暴急剧增加，当年，强和特强的沙尘暴就达9次，为近50年之最；2001年出现12次沙尘天气，其中沙尘暴6次；2002年入春后仍是沙尘天气不止，3月19日至21日发生连续几天横扫大半个中国、远及日、韩的特强沙尘天气。这表明，沙尘暴的发生频数与趋势都在直线上升。

我国沙尘暴可分四大源区：一是甘肃河西走廊及内蒙古阿拉善盟，二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三是内蒙古阴山北坡及浑善达克沙地毗邻地区，四是蒙陕宁长城沿线。人类的过垦过牧，滥樵滥采，使这些地区湿地干涸，水源减少，土地荒漠化与沙化，是沙尘暴猖獗的根本原因。中国目前受沙尘暴袭击和污染的省会城市已达20多个。北京2000年出现22次沙尘天气，2001年10余次，2002年入春后又发生数次沙尘天气。人们忧虑，北京是否会成为“庞贝城”?

城市中弥漫着污染的空气

2004年9月“中国城市论坛北京峰会”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将“神舟”五号宇宙飞船上拍回来的照片展示在大家面前，说：“我们北边的俄罗斯是绿色的，南边的东南亚是绿色的，只有我们的国土是枯黄一片。我希望这张祖国母亲的影像，能唤起一个期待复兴的民族的忧患意识!”

我国600多座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城市不到1%。2003年对340个城市的监测中，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的城市有142个，占41.7%；达到三级标准的城市108个，占31.8%；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有91个，占26.5%。也就是说，空气质量属于三级与劣于三级的城市占58.3%。在340个城市中，有64个城市位于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在这些城市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已经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家标准的2——5倍。

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1/3的国土被酸雨侵害，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和四川盆地，波及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2003年，在监测的487个市、县中，出现酸雨(PH≤5.6)的城市有265个，占54.4%。未出现酸雨的城市的比例下降，酸雨频率超过40%的城市比例上升了7.2个百分点。表明全国酸雨污染呈加重趋势。

能源需求面临着严峻挑战

改革开放20多年，工业化进程突飞猛进，但走的是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之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之路，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十分严重。

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石油消耗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铅增长380%，锌增长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地耗尽了国内资源。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21%，地大而物不博，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这些有限的资源难以支撑起今后的经济发展。

以能源而言，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健超指出，按目前经济高增长、能源高消耗的情景设计，在未来20年中我国能源需求面临巨大缺口。他以以下一组数字形象地来说明这个缺口：要增加26座兖州煤矿，6个大庆油田，8个天然气西气东输工程，4.3个左右的三峡水电站的装机容量，20个大亚湾核电站和400个大型火电站，还要用20年的时间建起美国用50年时间增容起来的电网容量。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需求将达到31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二，占当年全球的13.2%。目前我国能源消耗强度仍较高，约为世界经合组织国家均值的4.6倍。

能源与资源的不足将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今后的经济增长将会愈来愈依赖国外资源的进口。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铝将达到80%。

中国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同程度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但却是世界上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耗水量的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能源消耗居世界第二位，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相当于美国的3倍)，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不久可能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10余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在7%——9%之间)，不少人为此而沾沾自喜。孰不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如果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扣除因破坏环境与生态所造成的损失的价值(在这些损失中有的在以后的修复与补偿中即使投入很巨大的物力与人力也是难以复原的)，那么，高速经济增长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种结果呢?以下的一些数字回答了这个问题。1990年环境污染损失的经济价值为367亿元左右，约占当年GNP的2.1%；1992年环境污染损失为1096.5亿元，占当年GNP的4.5%；1993年的污染损失为1085.1亿元，占当年GNP的3.16%。据1997年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每年仅空气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如果将所有污染对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汇总起来，每年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是GDP的7%左右。这一数字，正好接近这些年经济增长所创造的价值（《望》2004年40期）。也就是说，我们千方百计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实际上被污染所造成的损失无情地抵消了。

环境污染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

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以及食品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日见严重。

癌症的发病率愈来愈高，过去的年代它是一种老年性疾病，现在患者年轻化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患此病者已不少见。过去多见于城市，现在农村也普及起来了。四川沱江流域的简阳市简城镇民旺村，上世纪70年代是远近闻名的“长寿村”，如今，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原副院长王建璋教授指出：“人类的癌症大约80%——90%都是由环境引起的。”致力于恶性肿瘤技术攻关的专家都感到，不断发展的医疗技术对于癌症的高发仍无力回天，问题还是要从改变人们的生存环境寻找出路。

2002年SARS（非典）袭击我国，26省市区发现此病及疑似此病患者计5000多例，以北京等大中城市为甚。SARS病毒的凶猛我们已领教过了。变异的环境会产生变异的物质，变异的物质孕育出了人类的新天敌。专家们认为，由于大自然生态平衡的破坏，一些微生物在外界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不得不通过基因变异，原来不致病的微生物成了致病的毒性基因，原来只在动物中存在的病毒成了能在人群中传播的病毒，SARS这种新的冠状病毒，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过，但在许多动物身上是早已存在的。对野生动物的滥捕滥杀以及环境的污染也是SARS快速蔓延的重要因素。

由于环境的毒化，人体血液中正常的白血球数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7000——8000降到80年代的5000左右，20世纪末降至4000左右。男性精子数正在急剧减少，1940年，男子平均每毫升精液中有精子1.13亿个，1990年下降到7700万个。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男子的精液数量平均比50年代出生的减少25%，年递减2%。照此下去，70年后，人类将丧失生育能力。

上述多方面丰富翔实的资料说明：

我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严重的，是全方位的，无论是江河、湖泊、海洋的水体，还是大气、土壤，已遭到并且还在进一步地遭到污染与破坏，我们赖以生存所必须的水、空气、土地等自然资源已十分有限。

环境与生态状况的恶化已经可以用“危机”的概念来加以表述了。本文目的旨在唤起全民族的危机意识，把抗御生存危机作为全民族的紧要任务。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竹入义胜假扮田中特使内幕　作者：刘建平

1972年，以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为标志，国际政治格局由美苏对立向多极化制约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动；故而1997年的25周年纪念在中、美、日三国都是不被遗忘的节目——特别是在一个时期以来摩擦不断的背景之下。但同为重要的亲历者，美国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再次接受了人们的热烈敬意，而曾有“和式基辛格”之称的日本原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却向新闻界吐露了他“假扮特使”的重要内情。

“我并没有打算欺骗周总理……”

这句话是竹入义胜在周恩来总理去世后的一次访华中向邓颖超“表示歉意”时的辩白。1997年8月27日的《朝日新闻》登载了该报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采访团采访竹入的有关详细报道。竹入说：

能够在72年这样的历史事件中参与斡旋真是政治家之非常幸运，但那时空口无凭去扮演特使，现在想起来也还冷汗湿身。当时中国方面的期望紧迫，还有议论说“像美中恢复交往那样，日中间的和式基辛格也有必要”。然而，我约见大平正芳外相、夜访田中角荣首相府邸，都受到冷遇，没有获得政府的任何保证。田中称其内阁刚刚成立且台湾派很强硬，因此没精力也无心去处理日中问题；甚至连写一句“竹入系本人密友”的请求也拒绝了。

考虑到不带着日本方面的意见去北京将无言以对，无奈便与同党正木良朋一起私自拼凑，写下了“维持日台条约、容认日美安保条约”等等政府的一般主张计20条。7月25日从东京出发，到北京后交给廖承志的就是这件私撰的方案，当时很担心受到喝斥。然而，一切都很顺利。与周总理第一次会谈时，当我听到“放弃战争赔偿要求”的表示，简直头都晕了。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保证说：“如果美国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表示不满，我去给尼克松、基辛格打电话。”第三次会谈，周总理宣读了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的“联合声明草案”，其中没有触及日美安保条约。我记下正文8条和默契3项，这便是史称的“竹入笔记”。

“什么话，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竹入的访华行动受到公明党的支持母体创价学会的强烈反对，认为“没有必要为田中内阁充当走卒”，并有“小心被逐出教门”的危言；但竹入不为所动，似有义无反顾之气概……他接着说：

我避开记者逃跑似的回到日本，第二天即8月4日便去首相官邸报告。田中、大平态度大变，表示：果如此就可以去北京。田中看了记录，又向我确认“无一字一句之差”。“竹入君，你可是日本人啊。”“什么话，地地道道的日本人！”“那好，我肯定去中国。”

在田中首相访华期间，虽然也出现了说“添了麻烦”之类令人担心的场面，但大致是在我所带回的中国方案的基础上形成了《联合声明》。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谈判有种种回忆录行世，最近仍然有“田中的密使”、“访华前与田中、大平详细磋商作成草案”之类的记述。我想尽可能的让人了解实情，对中日友协的有关干部也作了说明，但他们表示“难以置信”。我是直到告诉邓颖超真相——“当年我带来的不是田中的方案，而是本人的私货”——并表示歉意之后，才从长期的愧疚中解脱出来的。

听其言，观其行

竹入开口自认其伪，无疑为研究中日关系史提供了极重要的材料。然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所谓“和式基辛格”、“田中密使”的说法之所以在政界和学术界流传，其谬种当是竹入本人播撒的。中日签署联合声明以后不久，1972年10月5、6日的《公明新闻》登载了竹入的言论，自称“将日本政府的想法整理成大约20条，以约定田中访华为见面礼，我于1972年7月25日访问了中国。甚至拟就了日中联合声明草案才回来”；显然，“特使”的说法在这里已经呼之欲出了。而在中国，连当时参与会谈的人都认为竹入是“田中特使”，那至少可以肯定：竹入本人曾经作过闪烁其辞的表示。即便在上述《朝日新闻》的采访中，他一方面说当面向邓颖超道过歉，一方面还在作“中国方面把我误认为首相特使”之类自相矛盾的遁词。

竹入让人误以为他是特使，当然有利于提高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公明党在中日两国的身价。因为中国政府只会对具有“基辛格”身份的人介绍关于中日关系谈判的设想乃至提出联合声明草案；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只有详细了解到中方条件的人才有价值。然而，日本政坛朝野间的斗争也是复杂的。当政府方面拿到竹入手中的中方草案后便撇开他拟出日方草案，并派员送达北京与中国政府进行初步协商。竹入对于自民党这种垄断中日复交工作的做法极为不满。据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亲历者田川诚一1972年9月14日的日记记载，竹入一怒之下向新闻界透露了他与周恩来会谈的部分内容。这固然可以理解为他是无奈才公开表示自己是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人以求在日本国民中间赢得政治声望，也可以理解为因苦劳之后未获政府的相应回报而表现出的失态；但确是为了国内政治斗争而置国际信用于不顾的行为。

就中国方面来说，因为建国后一直推行“人民外交”，所以格外重视日本在野党在推动中日关系上的作用。1971年6月，竹入率公明党代表团访华，因与中日友协达成了以“一个中国”、“日蒋条约非法”、“反对美国驻兵台湾”、“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为内容的联合声明而受到中国政府的赞赏。9月，竹入在作了谴责“美日反动派”的讲话后遇刺受伤，周恩来、郭沫若等致电慰问，如此竹入更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但正如竹入自己在纪念周恩来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中所指出的，他们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为使我党在选举战中获得进展”。当1972年来华交涉中日关系时，他则更失其左派风度而现出“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本色了。早在此一年之前他就讲过：“我认为日本对中国负有赔偿责任。但由于我们今后为实现一个和平国家作出的不懈努力，可望中国方面在具体的赔偿问题上能有好意的表示。”在以“田中特使”的身份访华时，他不仅要求中方当面确认放弃赔偿要求，而且企图使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中国政府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没有动摇。但对于中国外交的教训是，竹入在一般言论上支持中国，但具体到涉及国家利益的谈判问题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了；而且他拿着自撰的文件以让中国外交人员误以为他是田中特使的方式，最终获得了中方的谈判方案并密报给田中角荣，结果日方有备而来，在谈判中就台湾问题、赔偿问题等着实跟中国胡搅蛮缠一番，直令周恩来总理也感到“简直不能忍受”，称日方的要求“是对我们的侮辱”，造成了即使中国放弃赔偿也看来是互有妥协的事实。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朝日新闻》也称这次采访报道“无疑将有益于探索从‘友好与合作’向‘摩擦与竞争’转变时代的日中关系”。我们应该对新的材料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以求对中日关系史作出深入实质的研究，而不能目迷于日本朝野某个时期的或友好或正义的主张。原外务省的官员证实：当年，田中、大平是抱定“如果中方提出赔偿请求就立即归国”的想法飞来北京的，似乎虽有竹入传言也未曾轻信。而在今天，希望中国放弃赔偿的竹入也来强调“日本方面进一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的重要性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表示出对所谓和平的关心。人们似乎可以自问：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从内心不愿承担赔偿责任的人能有怎样的“正确认识”呢？对于中国的台湾问题，根本不愿从正面承认的日本政客能唱出动听的中日友好吗？最近，日本政府既有令人警惕的“日美合作防卫范围包括台湾海峡”论，又有池田前外相“发展日中美三角关系”、桥本前首相“建立日中部长级安保对话制度”和“日本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加强交流”等等不易应对的合作姿态。这提醒人们：桥本前首相虽然在访华时回顾了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但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并由促使他国承认其自卫队为国际间对等的武装力量进而向军事大国发展的欲望已经不再受到克制了，甚至台湾也有被拉入日中关系或日中美复杂互动格局之中的危险。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5年第7期 《大公报》在抗日战争中的迁移　作者：郑连根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八年抗战是一场全民族的动员，自然，报业在抗日战争中也同全国人民一道经受了苦难，付出了牺牲，做出了贡献。《大公报》在抗战中的六次迁移应该是极具代表性的——《大公报》是当年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报纸，它在抗战中的六次迁移极其艰苦卓绝。

《大公报》最初的报馆在天津。东北沦陷之后，《大公报》的总编辑张季鸾敏锐地感到：占领东北后，日本肯定要进攻北平和天津，平津不保是迟早的事，必须未雨绸缪。到了193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位创始人统一认识，决定在上海创办《大公报》，以接应天津《大公报》。这一年4月1日，上海《大公报》创刊，地点设在上海法租界。张季鸾发表社论说，《大公报》天津和上海两地发行，不是扩张事业，而是形势所迫。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大公报》于7月9日、7月10日连续发表社论《卢沟桥事件》及《卢沟桥善后问题》，批评宋哲元对日妥协政策，坚决主张抗日，呼吁国民党北方当局“迅速决大计，上与中央连成一片，下与民众结成一体”，“否则退让复退让，畸形复畸形，士气何堪再用，地方成何体制！”7月28日，日军进攻天津，天津告急。因对外交通断绝，天津《大公报》只能在市内发行。8月1日，天津沦陷，8月4日，天津《大公报》宣布停刊。《暂行停刊启事》写道：“天津本报，决与中华民国在津合法统治同其运命，义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威胁。”

占领天津之后，日军又进攻上海。胡政之和张季鸾感到，上海亦非久留之地，“沪版必将继津版而牺牲”。他们决定沿长江西进，创办汉口《大公报》。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第二天，胡政之便电令南京办事处曹谷冰和天津《大公报》员工，分头火速赶往湖北，筹备汉口《大公报》。张季鸾提出要亲自去武汉创办汉口版《大公报》。至9月18日，汉口《大公报》创刊。于右任先生写来祝词：“当我忠勇将士为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浴血苦战，以抗暴敌之际，诸君为国服务，于汉市分社发行新刊，举全国作战之心，壮前方杀敌之气，至佩至佩！”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南京大屠杀事件随即发生，日军犯下了滔天罪行。攻占南京的当天，日军便沿长江西进，直逼武汉。这个时候，上海成了孤岛。占领南京后，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的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此前，租界曾警告中文报纸必须立论慎重，不要刺激日军，但各报我行我素，照常发表激烈言论。上海《大公报》更是精心发表抗战文章，连续刊登范长江率战地记者冒死采来的通讯。但此刻，日军态度强硬，租界唯日军是从。当晚，胡政之把王芸生、张琴南、李子宽召到办公室，大家一致赞同，宁可停刊，也决不接受日本人的检查！12月14日，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王芸生的两篇社论，宣布停刊，随后向武汉转移。在题为《暂别上海读者》的社论中，王芸生写道：“昨天又来‘通知’说：‘自十二月十五日须送小样检查，而不经检查的新闻一概不准登载。’我们是奉中华民国正朔的，自然不受异族干涉。我们是中华子孙，服膺祖宗的明训，我们的报及我们的人义不受辱，我们在不受干涉不受辱的前提下，昨日敌人的‘通知’使我们决定与上海读者暂时告别。”另一篇社论《不投降论》更是表达了大公报人炽热的爱国情怀：“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上海《大公报》停刊后，虽然有汉口版，但日军直逼武汉，汉口亦非久留之地，再度迁移在所难免。胡政之决定建立香港《大公报》，但是，香港版的创建并不顺利，由于英国当局的刁难，香港版《大公报》到1938年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日才创刊。胡政之在创刊号上说：“这一年的严重外患，毁坏了我们国家人民多少事业，本报是民族事业的渺小一分子，当然亦不能例外。然所幸者，不独心不死，人亦未死，虽然备历艰危，而一支秃笔却始终在手不放。”这个声明，再次表明了《大公报》同人“文章报国”的决心。

1938年中秋，武汉大会战打响，蒋介石命令武汉报刊立即撤离。武汉《大公报》对撤离早有准备。1938年除夕，曹谷冰就奉命到重庆筹备渝馆，经过三个月紧张工作，建馆事宜就绪。一旦武汉有事，《大公报》可以立即西迁。

1938年冬，张季鸾在重庆新丰街创建了重庆《大公报》。新丰街处于重庆闹市区，数月后，日军以国民党军委为目标，大规模轰炸重庆闹市，《大公报》工厂被毁，不得不借用兄弟报刊的编辑部办公，并委托他人代印报纸。恰在此时，张季鸾病重，“笔政”转交王芸生。胡政之不得不从香港飞来山城，分担重庆《大公报》的行政事务。胡政之争分夺秒，在近郊李子坝选定新址，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重建重庆《大公报》。李子坝上接浮图关，下临嘉陵江。胡政之让人在离报社不远的半山腰凿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供员工防空。空袭中，只要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就可保证出报。这种设计果然奏效，1940年，日军倾其航空力量，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进行连续半年的狂轰滥炸，李子坝经理部办公楼被炸毁，印刷厂第二车间被破坏，但在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印刷机却始终没有停转，重庆《大公报》的出版一天也没有间断。

随着日军的步步推进，胡政之断定香港版亦不可保，便在桂林星子岩租下37亩荒地，决计创办桂林《大公报》。1941年春，桂林《大公报》问世，这已经是《大公报》的第六家报馆了。数月后，《大公报》的发行量竟跃居两广、湖南、贵州之首。与此同时，日军攻占九龙，香港《大公报》发表最后的社论，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与读者共勉，宣布停刊。但是，胡政之却被困在了香港，处境十分危险。离港之时，胡政之做了最坏的打算，他在棉袍里藏了三颗圆形铜扣，若被日军抓获，则当即吞服自杀，宁死也不受日军侮辱。幸运的是，胡政之后来乘舢板渡海，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桂林。

1944年，日军攻陷桂林，桂林《大公报》停刊，大公报人与难民一道，或爬上罐头车，或乘船，或徒步跋涉，最终撤入重庆。

在整个抗战中，《大公报》历尽艰辛，从北至南，从东到西，六迁其址。但是，《大公报》始终抱定一个念头：宁可停刊另觅新社址，也决不在日寇的刺刀下出一天报。

在抗战中，南京、上海、北平等城市的许多报馆都迁移了社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报业一方面要做好分内工作：报道战事进展，宣传团结抗战，鼓舞全民士气；另一方面，各家报馆还要安排迁移事宜，在战火纷飞之中，转移人员、运送设备决不是简单之事。所幸，即便在最艰苦的日子，中国的报业也没有中断一天。靠着那一代报人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和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的新闻事业才没有被日军摧毁。这同样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我们理应向当年的优秀报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活人靶赵培宪　作者：张耀杰

侵华日军设在山西太原的集中营，位于太原小东门街北巷的一所大院子里。这里曾经是阎锡山炮兵部队所在地，1941年中条山战役之后，被改造成为被叫做太原工程队的集中营，由侵华日军的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直接管理。

太原集中营起初主要用于关押国民党和八路军的战俘，后来又被用来转移贩卖来自周边地区的战俘和劳工。

据史料记载，1941年至1942年，敌后抗日战场出现了极其困难的局面。日军集中大部分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进行“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灾难。

1941年10月，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只剩下130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的县城，只剩下涉县、黎城、平顺、范县、观城和阜平。八路军也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人。

1942年5月24日，日军集结3万人的部队，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大扫荡。25 日，一万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转移人员所在地十字岭，展开铁壁合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率领警卫部队突围时英勇牺牲。

太原三分区政委孙雨亭，就是在25日的突围过程中被捕的，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北方局统战部部长张友清等200多人。

在临时战俘营的审讯中，孙雨亭化名李成才，自称是驮粮食的马夫。张友清化名吴乃人，自称是马夫班长。

据孙雨亭在《战斗在太原日军集中营的党支部》一文中回忆，他和战友们是1942年6月5日被送进太原集中营的。7月23日，日军把关押在集中营的1000多名八路军官兵集合起来，从中选取500人到所谓的“教化队”接受教化。年纪较小的孙雨亭，是被选取的500人中的一个。

几天后，“教化队”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日军山西派遣军司令部的花谷少将到场训话：“你们是八路军，是红萝卜，红皮白心，良心大大的好，过去受了八路军的骗，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学生了，不是俘虏了，要好好学习，三个月毕业。毕业后，愿回家的回家，还可以当官做事。我们的官是大大的有。”

“教化队”的生活比工程队要好，可以吃饱饭，偶尔还能吃上白面和肉汤。在日军的威胁利诱下，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八路军战俘叛变投敌。

面对这种情况，孙雨亭联合原北方局青委彭梦庾、原120师358旅战火剧社社长张治等人，秘密成立地下党支部，在难友中间针锋相对地开展工作，既保护了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也保守了八路军的军事秘密。

就在孙雨亭等人在“教化队”开展地下工作的同时，太原集中营上演了极其惨烈的另一幕。

1942年，日本国内送来一批新兵，其中有340人补充到驻太原的第13大队。

为了使这些新兵尽快变成杀人机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遵照旅团长的训令，决定将教育检阅课中的假标刺杀，改为“实的刺杀”。太原集中营中的八路军俘虏，被选定为训练对象，训练地点在小东门外的赛马场。这里靠近东山，本是乱坟遍地的荒野，极易隐蔽。

检阅课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42年7月26日，有220多名八路军战俘被集体屠杀。

几天后，第13大队又进行第二次检阅课。面对敌人的刺刀，50名抗大女学员昂首挺胸，双眼圆睁，齐声高呼“中国人民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悲壮的呐喊响彻云霄，在场的日本新兵一下子被惊呆了。就在这时候，一名八路军战俘乘着混乱挣脱绳索，跳下土崖拼命向东山逃去。

日军发觉后派出士兵追击，并放出军犬进行搜索，最终也没有找到这场惨案中惟一的幸存者。他的名字叫赵培宪。

赵培宪脱险归队后，在1942年8月21日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发表文章，对日军残酷虐杀俘虏的丑行，予以控诉和揭露：“我们的同志被成群结队的抽出去了，名义上说是修路，实际上给敌寇新兵做了练习刺枪的‘活肉靶子’。7月26日轮到了我们，下午三点半‘戊’字号80个俘虏，被分成四批，从太原小东门向一个坟场的树林里走去。很快来了100多个全副武装的法西斯匪兵。把第一批二十个革命同志剥去上衣，背捆起双手，排成一字形，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匪徒们对着那些手足不能动弹的俘虏端起刺刀，‘呀呀’地吼叫冲杀过去。我们是英勇的革命战士，继承八路军的光荣传统，不绝地怒骂，有的高呼口号，快到第三批了，我是第三批的第一个，衣服已经剥去，敌人用一根已牺牲的同志的裤带，背捆了我的手。敌人踢着我，叫我跪下，这时，我想：‘不能像绵羊一样，被宰割啊，应该在临死之前和他们斗争啊！’第二批剩下的仅少数几个人了，他们由怒骂、呼喊，变成呻吟，无声地躺在血泊里了。当敌寇的刺刀刺在靠近我面前的同志的胸膛里未拔出以前，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我挣脱了绳索，跳过沟，一直背着敌人飞跑……”

已经改称“十八集团军”的八路军，以野战政治部的名义发出通知，追悼在太原集中营中惨遭杀害的烈士。《晋察冀日报》也为此事发表社论，控诉敌寇屠杀俘虏的罪行。消息公开后，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日军最高军事当局不得不停止这种训练，并对这场大屠杀的责任者，以泄密失职罪交付军事法庭。

1956年，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时，直接参与屠杀活动的住冈义一被送上军事法庭。他当年的职务是日军独立步兵第十三大队第四小队少尉小队长兼机关枪教育队新兵教官。据住冈义一交待：“1942年7月26日清晨，大队长安尾正纲大佐召集辅佐官会议。参加的有我和山本大尉等人，根据陆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津田守弥的密令，大队长宣布，这次受检课中的假靶刺杀训练，改为活靶刺杀训练，以中国俘虏为对象。我很同意这个决定。……我身为教官，在检阅官面前，一定要做出成绩来，显露一下自己的才干。于是我命令一班接一班地继续下去。我还掏出手枪，对那些奄奄一息的人们，瞄准他们的脑袋，使他们脑浆迸裂。”

当时被用作活人靶的战俘，大部分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区“扫荡”时俘虏的八路军干部和抗大学员。日军知道其中有我党的高级干部，但是一直查不出来，认为这些战俘是抗日危险分子，已经不可教化，于是就以这种惨无人道的方式把他们给杀害了。

赵培宪和孙雨亭先后归队后，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第一线。作为率领部队直接攻占云南边陲的南下干部，他们后来都留在云南任职。1958年以前，赵培宪曾任云南蒙自地委第二书记。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书生司令马耀南　作者：徐明远

在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烈士馆里，按时间顺序记载着：1939年7月22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在桓台牛旺庄战斗中牺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南攻上海，北入山东，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秋。以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为首的进步师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黑铁山起义，组建了鲁北地区第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支人民的军队，在战斗中成长，由百十人的中学师生，迅速发展到有工农商学兵各界人士参加的五千人的队伍，并正式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马耀南被任命为司令员，霍士廉为政治委员。

一、赤诚爱国探索光明

马耀南出生于山东省长山县（今邹平）的一个农民兼手工业的家庭。父亲为私塾教师，母亲也知书达理。他自幼就受到家庭中关于忠孝节义的传统教育。少年时代，目睹德国入侵山东，占领青岛，在山东土地上筑路开矿，为所欲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当局屈从帝国主义摆布，同意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年仅17岁的马耀南义愤填膺。他在日记中写下了“我们要把帝国主义赶出去，我们要做真正的中国人”的豪情壮志。他进入山东省立济南第一中学后，积极参加爱国反帝活动。他同进步同学组织了“反日会”和反对日本侵略的游行，并组织同学到商埠宣传抵制日货和查封日货。在省立一中期间，他还参加了山东早期的共产党人邓恩铭、王荩美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接受到一些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马耀南后来考入天津北洋大学读机械工程专业。在大学里，他是一位思想活跃、社会活动能力强的学生。他很快成为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并成为天津市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为此，他有机会结识了天津市政府负责社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友渔。交往之中，张友渔着意从思想上给马耀南一些进步指引。当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军正在南方顺利进行北伐。马耀南满怀革命激情参加了国民党，并很快成为天津市党部的领导成员。由于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使北伐受挫，革命夭折。马耀南参加国民党的初衷受到致命的打击，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到了忍无可忍的境地。在他1930年出席国民党的三大期间，又目睹亲历了国民党内贿赂拉票的腐败行径。他当机立断，宣布退出国民党。他回到天津，积极参加倒蒋活动。蒋介石便宣布马耀南“亲共反蒋”并通令缉捕。马耀南为逃避通缉，先是跑到河北永清县中学教书，嗣后，又被聘到南通大学任教。1933年，他受家乡长山县各界联名邀请，回到故乡出任长山中学校长。他立志为国家培育有用人才，走教育救国之路。在他出任长山中学校长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办学方针。他把挂了多少年的那块“学校重地、闲人免进”的牌子摘掉，一方面欢迎民众到学校参观，另方面还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或扫街或修路，加强同民众的联系。

二、乱世寻航决心跟着共产党

有两件大事开阔了马耀南的视野。一件是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经过了解和研究，认为共产党能够经历如此艰苦卓绝的磨难和有如此坚强的意志，是因为崇高的信念使然。他由衷钦佩，认为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政党。另一件是1936年西安事变中，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胸怀坦荡，不计前嫌，劝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马耀南由此认为，共产党具有力挽狂澜的谋略。在紧要关头，具此高深的战略眼光和本领，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北平和天津相继失守，日寇从南北两方进攻。马耀南决心投笔从戎，抗日救国。他在当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海炮火异常凶猛，全国已入血战状态。自顾尚在此安逸消闲，能不愧死！自即日起，当特别振奋，求有所报命国家，获取较大代价之牺牲，方不愧生世间。”正在此时，国民党方面也摆出了一副抗日的面孔，想利用马耀南在当地的影响，扩大国民党的势力范围。于是，宣布恢复马耀南的国民党党籍，声称同马共同抗日。马耀南当即表示：“国民党要我，可我不要它！”

中共山东省委派往胶东开展工作的林一山同志来到了长山中学。林一山曾在长山中学任教。他此行是有意绕路长山同马耀南建立联系的。林一山见到马耀南，两人对时局进行了深谈，看法完全一致。林一山还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时局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马耀南讲述了全国抗日的途径和前景。马听后感到十分振奋，并从中断定林就是一位共产党人。于是，马耀南便执意要求林一山留在长山组织武装共同抗日。林一山当即介绍马加入了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并答应尽快另派人到长山同马合作。

中共山东省委派遣地下党员姚仲明、红军干部廖容标和地下党员赵明新三人先后到长山中学，并建立起以姚仲明为组长的党小组。从此，在古老的长山城中，以长山中学为中心的抗日救亡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筹划抗日连挫特顽

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到达长山，马耀南安排他们三人为长山中学的教员。马耀南对姚仲明他们三人表示：“你们就放手干吧，国民党县党部和县政府来找麻烦由我顶着。”

在马耀南的策划下，以长山中学为基地，办起了“民众夜校”。由马耀南任校长。名为夜校，实则从各乡调集进步青年接受游击战的训练，为组建抗日队伍培训骨干。国民党方面听到消息后，渲染“长山中学被赤化了”。县长周某亲自到学校见马耀南。由于马耀南在地方上的崇高威望，周县长见了他也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说：“马校长，听说长山中学办起了‘民众夜校’，把全县的小学教师都调集来受训。马校长是不是有点超越长山中学的职责了？”马耀南当即严肃地回答：“我们办的是民众夜校。任何民众都可以来学习，教育还分什么界限？孔老夫子也说‘有教无类’嘛！我倒要问周县长，民众上夜校，长知识不应该吗？中学办夜校又犯了哪一条法规呢？”周县长被问的语塞，哼哼唧唧，一时难答，但又吞吞吐吐地说出：“听说，有人讲的不是什么知识，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还讲什么游击战知识。这不是在搞赤化吗？”马耀南对周说：“现在国共合作，致力于全国共同抗战。不讲游击战，日本人来了怎么打？我们讲联合各界民众一致抗日，这不仅是共产党的统一战线，蒋委员长不是也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照周县长说的，连蒋委员长不是也在宣传赤化吗？”周某被马耀南堵的无言以对，只好说：“那就请马校长好自为之吧。”

不久，周县长又拿出了一招，勒令长山中学立即停办。马耀南也不示弱，他质问停办理由。周某用“面临日军到来，不再办学”去搪塞。针对周县长和县教育科长期贪污教育经费这一弱点，马校长提出召开县参议会，审议并公布历年县教育经费，然后停办长中。马校长这一招还真灵，周县长闻之，像老鼠见猫一样，恐出丑闻，便立即收回停办学校的成命。

四、铁山举义初战告捷

1937年12月24日，日军飞机轰炸了长山城，炸弹落在了长山中学和县政府附近。国民党县政府和县武装大队随之南逃，社会一片混乱。长山中学的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师生拉到长山九区的卫固一带进行抗日，并打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的番号。会议还决定由马耀南任司令，廖容标任副司令，姚仲明任政委。会后党组织把这些决定向马耀南做了通报。马耀南表示完全同意，认为是到正式组建队伍的时候了。次日，他们分头行动。姚、廖带领师生去卫固，马耀南赴二区和八区联络人员和筹备粮款。姚仲明和廖容标带着百人师生到达卫固黑铁山下的太平庄住了下来。第二天在村小学集合全体师生，姚仲明宣读了《告同胞书》，宣布建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又过了一天，马耀南从二区赶到了太平庄。姚仲明、廖容标和赵明新赶紧迎上前去同马耀南握手，他们在这里汇合了。四人虽然只有三天未见，却如三秋。马耀南急切地问学生情况如何，姚仲明说：“廖容标同志已把学生编了队，情绪都很高。当前面临的大问题有二。一是吃饭问题，学生百人，给养无来源。二是武器，全队只有三支枪，赤手空拳难打鬼子。”马耀南即拿出了他带来的三支手枪。一支给了廖容标，一支给了赵明新。廖、赵拿到手枪当然如获至宝。然后，马耀南又拿出筹来的500元大洋。他说：“先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饭一天不吃也不行。”姚仲明和赵明新接过500元大洋，高兴地说：“这500大洋可是我们五军的最大财富啊！我们可不能轻易花掉。”接着，姚仲明和赵明新请求马耀南出面，动员九区的地方名流募捐粮食、给养和钱财，先解燃眉之急。第二天，赵明新便召集来20多名当地乡绅、商家和大户开会。马耀南先向他们讲了当前的战局，然后说，长山中学的师生不甘当亡国奴，来到黑铁山，拉起队伍，准备抗日。但军队初建，没有财源，没有粮食。他请求当地乡亲大力支援。他说，国难当头，抗战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他希望乡亲们慷慨解囊，并带动全区人民，大力支援五军，日后必以抗日杀敌报答。与会者纷纷表示，师生们为了救国，为了长山县乡亲们的安危，抛家舍业，到此建队抗日，深受感动。捐助钱粮是分内的事。从此，以卫固镇为首的各村，每天都有组织或自发地向五军送给养或粮食。卫固镇的商号还捐募了一百大洋。五军的给养供给暂时有了保证。

五军的旗号打出之后，就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四面八方抗日救国的有志之士。他们纷纷向黑铁山聚集。原长山县政府所属的武装大队，与南逃的县政府失去联系，为求生存，也投奔了黑铁山。马耀南和姚仲明从团结各界人士联合抗战出发，当即表示欢迎。这样一来，五军编了三个中队，队伍近400人，有枪200余支。

刚过了1938年元旦，日军占领了长山城。为鼓舞军民斗志，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在马、姚的策划下，由廖容标率30名队员，化装成农民，夜袭长山城，且一举成功。守城的33名伪军被一网打尽，收缴步枪17支和一些弹药。此后不久，五军又在小清河上的陶唐口伏击了日军的一艘军船。日军地区司令松井山林中将为首的12名日军全部被击毙。两次胜利，鼓舞了五军士气和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也震动了山东的日寇。日寇除了发兵报复，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陶唐口村烧了个精光之外，就是寻机消灭五军。然而，五军在同日军的交火中，屡战屡胜，越战越强。日军的嚣张也不得不暂时收敛。为了扩大战果，联合更多的人抗日，1938年3月，马耀南召开了有邹平、长山、桓台、淄川、章丘五县代表参加的联合抗日会议。他在会上说，当前形势越来越清楚，要抗日救国，只有按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能成功。纲领中要求团结一切愿意参与抗日的力量，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结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他认为，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有志儿女，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一致抗日，各方面人马应以抗日为目标，团结联合，增强抗日力量。各界人士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不挺身而出等待何时？会议经过各方代表讨论，一致决定，各县新建武装都以五军为中心，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团结一致，联合抗击日军。

这次五县联合抗日会议，把鲁北地区的抗日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除与会的五县外，北至青城、高苑，西至历城，东及临淄、广铙等县的各类武装，也都陆续向五军靠拢。至1938年4月，五军队伍扩大到5000人之众。经过统一编制，组建成七个支队，下辖30个中队。其中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是马耀南的三弟，第七支队司令员马晓云是马耀南的二弟。因而，在抗日战争中鲁北地区人民皆称之为“一马三司令”，并广为流传着称颂马家三兄弟的歌谣：“一马三司令，得了抗日病。齐心打日本，保卫老百姓。”

五、五军整编耀南入党

1938年5月，五军攻克了邹平城。在马耀南主持下，邹平第一次选举了县长。五军各支队还几次攻打周村、张店、长山、桓台等城镇的日军据点，并不时沿胶济路炸火车，破坏铁路。在这一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改组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由郭洪涛任书记。边区省委决定，在鲁北地区建立清河特委，由霍士廉任书记，杨国夫任军事部长。边区省委还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对山东各地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统一使用八路军支队的番号。对鲁北的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则改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并以新建的中共清河特委的干部为基础，参与三支队领导工作。由于部队来自四面八方，成分比较复杂，霍士廉和马耀南估计到，要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可能不太顺利。果然，在改编会议上，五军的四支队队长张景南和三支队队长高竹筠先后表示反对。他们说，八路军的防区在陕西，五军是邹平、长山地区武装，只在本地守土抗战，不能接受八路军番号。经马耀南和杨国夫耐心讲道理，他们很勉强不再说话。随之，1938年6月16日在邹平城举行了五军整编大会。霍士廉宣布，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正式整编为八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政治委员霍士廉，副司令员杨国夫。下辖三个团一个营。全体指战员对整编热烈欢呼表示拥护。但是斗争未结束，张景南和高竹筠阳奉阴违，整编大会后不久，即同沈鸿烈勾结，并公开叛变，拉上队伍投向国民党顽固派。至7月末，他们探得八路军三支队大部队由杨国夫和霍士廉带到临淄，三支队司令部空虚，便在一天拂晓发起偷袭，叫嚣要把三支队司令部一锅端。在张景南指挥下，他们很快冲入司令部，马耀南司令在敌强我弱，面临危难的情况下，沉着镇静，指挥警卫人员坚守司令部，并英勇顽强，先后三次把冲入的敌人打退。最后是七团长马晓云及时带来援兵，方得解围。

马耀南身为司令，始终坚持平易近人与士兵同甘共苦。他待士兵一贯像兄长待兄弟，老师对学生一样关心爱护。原来长山中学的学生兵，仍然亲切地喊他马校长。部队到了缺水的山区，找到一点水，都要分着饮，马司令从不例外。有的山区群众吃的是“湾水”，也就是村边池塘里流聚的雨水。部队到那里，都要同群众一样吃“湾水”。有的战士不习惯，马司令就带头喝。马司令口腔生疮，吃煎饼难咬。司务长为他炒个鸡蛋，受到严厉的批评。最后，只好把鸡蛋给别的病号吃。

马司令善于对每次战斗进行总结，从中找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因而他由一介书生迅速锻炼成为一位机智勇敢、多谋善断、指挥得当的军事指挥员。在他经历和指挥的几十次大小战斗中，绝大多数他都是胜利者。

1938年10月，由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特委书记霍士廉介绍，马耀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六、壮烈殉国功垂千秋

1939年6月初，日军纠结5000余人，配有各种炮10余门，汽车20余辆，突然包围了驻守在邹平县刘家井一带的三支队。敌人大兵压境，三支队处境十分险恶。在马耀南司令和杨国夫副司令的指挥下，我军上下同仇敌忾，顽强反击日军，并多次同日寇进行英勇悲壮的肉搏战。最后，毙伤日军井口司令以下日伪军共800余人，随之撤出战斗。当年7月21日，部队转移到桓台县牛旺庄，又遭日寇三面包围。我军经一昼夜英勇战斗，决定向东转移。并决定马司令先撤，杨副司令掩护、断后。22日当马司令一行骑马撤到紧靠牛旺庄东侧的大寨村时，突遭日军伏兵射击。马司令身负重伤落马，爬行到一墙脚，用手枪击毙数名日军。当一日军企图用刺刀杀害马司令时，马司令用最后一颗子弹把那敌人的手臂打断，并拖倒敌人用手枪击破敌人的脑壳，自己也因流血过多而壮烈殉国。年仅37岁。

为纪念马耀南司令为国捐躯，中共清河区委于1943年将清河区抗日中学命名为耀南中学。笔者有幸在此受业。1946年中共渤海区党委命名长山县为耀南县。

（作者系中国驻斐济前大使）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学习生活　作者：吕　炯

1938年8月间，旌德地下党先后动员了20多位进步知识青年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到了军部教导队以后，我被分到第六队。队部发给我们每人一套军装、一副绑腿、一条薄薄的棉被、一支步枪和若干发子弹、一条米袋子和一双自己编的草鞋。这样，我们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军人了。

新四军教导总队是一所“抗大”式的新型干部学校，专门训练军队和地方党的干部。教导队为什么不采用“抗大”分校的名称呢？这是由于当时军部所在地——泾县云岭是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不准我们办“抗大”式的干部学校，不准我们发展抗日力量，故只能以教导总队名义办校。总队长是军部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冯达飞，政治处主任余立金，训练处处长薛暮桥，队列处正副处长朱毅、张元寿。总队共有两个大队，一大队为军事队，二大队为政治队。一、二、三、四、五队为一大队，六、七、八、九队为二大队，八队为女生队，九队是高干队。每个队队部有队长、政治指导员、通讯员、司号员等，并建立了党支部。支部和党员都不公开，支部书记不设专职，由政治指导员兼任。每个队有三个排，每排有三个班，12人编为一班。排长以上干部都是红军干部，班长由学员担任。五、六两个队都驻在中村董家祠堂，我在六队学习。六队队长是张闯初，政治指导员是高歌，各个队设有军人俱乐部，六队俱乐部主任是学员庞文熙（大学生），另设学习委员、文娱委员、墙报委员、宣传委员、组织委员、生活委员，开展各种活动。

教导队的学员，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前线部队中抽调来的红军战士和少数干部；另一部分是从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等地来的青年学生，还有少数华侨进步青年，全总队共有学员约一千二百多人。进了教导队以后，我们一开始就过着军事化、战斗化的生活，要求很严格，纪律性很强。不管白天、黑夜，每个学员都要持枪轮流站岗、放哨（每晚总队部都给各队规定有口令），队部派岗、换岗都以点香来计时。一根香点完了，换一班岗。我们睡的是地铺，吃的是大锅饭，可是每个学员革命热情是很高的，精神上是愉快的。我们六队学员中，还有两名外国人，一名是泰国人，另一名是新加坡人。他们都会说中国话，只是不太流利，和我们同样过着严格的军事生活。

教导队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教导队教学方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延安“抗大”一样。课程有六门：周子昆讲“抗日游击战争”，王淑明讲“社会发展史”，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张语寰讲“统一战线”，彭柏山讲“民运工作”，还有哲学课，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讲得通俗易懂。专职教员还有夏征农、杨采衡、陶白等。军事课除了在课堂听课外，每天还要到大操场进行操练。军事课，杨采衡讲“班、排、连战斗、战术”，还要进行实地操练，如学打靶、刺杀、射击、投弹和实弹演习等，有时还要进行军事演习，夜间有时进行紧急集合。对于一名革命军人来说，武器就是我们的生命，队部规定我们每周要擦一次枪，我们学员都会擦、会拆、会装、会使用。

军事化的生活，锻炼和培养了我们每个学员的坚强意志和实际作战能力。敌机经常来云岭军部驻地空袭、骚扰，我们除在驻地挖了防空洞外，白天经常到附近山上、树林里上课。行军时为了使敌机发现不了我们，避免飞机扫射、轰炸，我们头上戴着用柳枝扎的伪装。上课没有凳子，我们就用稻草编个草垫子席地而坐。教导队学员的生活是艰苦的，学员每人每月发给三元津贴费作为零用，买点生活日用品。国民党第三战区有时扣发我们的军饷，学员就领不到津贴费。学员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一角三分，由于管理排长善于安排，伙食不仅吃得不错，有时每月还可以吃一次“伙食尾子”（即结余的伙食费分给每个学员）。尽管学习条件差，困难很多，我们都能坚持学习，劲头很大，把学习、训练当作一项革命任务来完成。

我们还经常到云岭陈家祠堂（也是军部大会堂），听军部首长作报告和参加联欢晚会。每个星期六下午，军部都要举行一次联欢晚会。在大会主席台上站着的军部首长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周子昆副参谋长、袁国平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冯达飞教育长，还有林植夫（敌工部长）、朱镜我（宣教部长）等。军部首长经常给我们作报告的有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袁国平主任等。支队首长从前方来军部开会时，也经常给我们作专题报告，如陈毅司令员、粟裕副司令员讲前线抗战形势和我军前线战士与日伪军作战的英雄事迹，讲得生动感人，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至今还有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上午9时许，我们正在大操场上操，突然见到叶挺军长和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艾·史沫特莱从远处向我们走来。我们全体肃立，向叶挺军长和艾·史沫特莱女士行了一个军礼，表示热烈欢迎！艾·史沫特莱对我们说：“新四军教导队是一支革命的部队，我要把教导队的活动写一本书，告诉美国人民，使美国人民了解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说完，给我们全体学员照了相。

说起联欢会，就想到音乐家、军歌作曲者何士德手持指挥棒指挥我们唱《新四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延安颂》、《黄河大合唱》等革命歌曲的情景。还有任光和安娥演唱的讽刺滑稽剧《王老五卖梨膏糖》，不断引起全场战士们的哄堂大笑和热烈鼓掌的情景。

学习期间，特别荣幸的是我们见到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于1939年2月来到皖南军部视察。消息传开后，全队都沸腾起来。军直各单位原来没有挂孙中山像，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军部以后，就指出要挂孙中山像。因为当时是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这就说明我们是拥护国民政府的，坚持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讲统一战线是真诚的，联合抗日是坚决的。

1939年2月的一天，在军部召开的联欢晚会上，我们见到了周恩来副主席，他上身穿着浅蓝色的军装，下身穿的是马裤，腰间束着武装带，精神抖擞、神采奕奕，目光炯炯有神，态度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表现出一副革命政治家的风度，他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会场上歌声四起，啦啦队非常活跃，气氛十分热烈。

经过6个月的学习，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抗日热情，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为中国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

自1938年至1941年1月，教导队共举办了5期。先后培训了军队和地方干部共有四五千人，为前方部队和地方党输送了一大批各类干部，充实和加强了部队和地方党的骨干力量。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教导队的训练工作，在党中央和东南局的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教导总队成立至今已60周年，“皖南事变”中虽然教导队的大批战友英勇牺牲了，但突出敌人重围的战士们继续坚持战斗，新四军又不断发展、壮大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建国以后，这些干部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是当年新四军教导总队所作出的革命的历史贡献！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韩国光州518事件25周年祭　作者：詹小洪

一、“518”事件来龙去脉

1980年5月18日，韩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光州事件”，迄今25周年了。笔者在本文中根据在韩国搜集到的资料和实地考察所得，力图首先再现这个历史过程。

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部下情报部长金载圭刺杀，由崔圭夏任代总统，韩国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汉城之春”。但好景不长，实权还是掌握在军人手中。11月24日，140名民主运动人士因要求民主而被逮捕及拷问。12月12日，又一位军界强人全斗焕发动了“肃军政变”，继续实行独裁统治。不久，金大中等民主人士发表了《促进民主化国民宣言》，要求全斗焕下台。1980年4月中旬，全国爆发了工人及学生示威浪潮，要求民主。5月初全斗焕政府公布了戒严令，宣布在汉城取消一切政治活动，禁止集会游行。但民众示威浪潮随之更扩大，要求撤销戒严令和全斗焕下台。5月15日，约10万名大学生在汉城集会，向军政府示威。5月16日光州也有3万名学生与市民示威。5月17日，全斗焕宣布《紧急戒严令》，进一步扩大戒严范围至全国，禁止一切政治活动，关闭大学校园，禁止召开国会，禁止批评国家元首，还拘捕了金大中、金泳三等民主运动领袖和学生。

1980年5月18日凌晨，全斗焕调数万军队组成戒严军分六路包围了韩国全罗南道（相当于中国的省）首府光州市，甚至动用飞机空运军队。当日上午10点，在光州民主运动大本营的全罗南道国立大学，戒严军与学生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军队打死学生数人、逮捕多人。激动的光州学生和市民奋起抗争，聚集于全罗南道道厅（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省政府）前广场，拉开了“光州518抗争”序幕。一句“到道厅去”成了当年最激荡光州市民的口号。学生与市民以道厅为中心，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军队向人群开火。5月20日晚，20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了200多辆出租车、公共巴士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戒严军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联系，担心失控，21日凌晨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54人死亡。21日，多达30万的老百姓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的锦南街、忠壮路都挤得水泄不通。一个青年站在戒严军的坦克上，挥舞着国旗，高呼“光州万岁”，市民围在一起高唱国歌，军队射杀了这位热血青年。愤怒的市民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

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市民军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整个抗争期间，还训练市民使用枪械。由于有武装冲突，所以后来也有历史学家称作“518暴动”或“518起义”。

成立市民收拾对策委员会。与政府当局谈判：让死难者家属认领抗争者尸体、戒严军释放被捕的民众并撤出道厅及市中心、市民军交出武器。

组织救援、发动募捐、提供后勤保障。为抗争人士提供食物及日常补给。医生、护士全力抢救受伤者，连娼妓都为伤者献血。

23、24、25日连续三天晚上数万市民在道厅广场召开“守护民主市民大会”，决心与军政府对抗到最后一刻。

突破军政府新闻封锁，向全国说明光州事件真相。政府控制的光州各媒体不仅不客观报道事件的进展，还歪曲事实。市民纵火焚烧几家电台和报社，并自己编发了《民主市民会报》，向全国发布光州抗争消息，如实地揭露戒严军的暴行。

市民占领道厅开展全方位抗争以来，僵局持续了不到一周，美国的态度使局势出现了剧变。向来以支持民主自由运动祖师爷自居的山姆大叔，可没有支持韩国大学生的民主运动。据韩国学者说，全斗焕调军队到光州就得到了美国的默许。因为，根据50年代签订的韩美同盟，韩国军队的指挥权在驻韩美军司令部手中。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不能坐视南韩的无秩序和混乱”声明，正式容许全斗焕军政府军事镇压抗争者。数千名军人开着坦克进入市区，尽管有市民卧路阻挡，但坦克仍然肆无忌惮地压过他们入城。戒严军占领了道厅，枪杀了最后一批不肯撤出道厅主楼的20多名学生和市民。光州“518”运动以被残酷镇压而告终。这使本来反美情绪就很重的韩国民众更增加了对美国的仇恨。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教会在整个“518”运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正是5月18日这一天，学生们在天主教会大楼前举行了首次静坐示威。整个抗争期间，天主教会设立了广播站，向全国揭露了戒严军滥杀无辜的暴行，颂扬了市民们的正义行动。光州事件被镇压后，持续报道“光州五月事件”。光州基督教医院、红十字会医院等教会医院组织了对受伤者最及时的救助。

据官方报道，光州事件造成了191人死亡，122名重伤，730名轻伤。直接经济损失为2200万美元。但间接损失无法统计，导致了韩国战争结束后，政府实施经济增长计划以来的第一个负增长年。

光州518事件平息后，全斗焕政府在全国疯狂地镇压民主运动，白色恐怖笼罩着韩国。5月28日逮捕了几千名参与民主运动的市民，并以“光州事件的幕后操纵者”的罪名判处金大中死刑。1980——1983年，有700多名新闻工作者因要求新闻自由而被政府勒令退休。1980-1986年，每年都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因政治诉求被开除。

“518”运动的正名。“518”运动被镇压后，摄于政府高压，韩国新闻媒体只得选择沉默。政府在提到这个事件时，只轻描淡写说是“光州事件”或“光州暴乱”。韩国争得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大大推进了民主化进程，为“518”正名迎来了曙光。这时，反对党的改宪运动如火如荼，特别是1987年6月，百万人走上汉城街头要求改宪。军队已经无法再压制民主运动。韩国军政府在内外压力下，也为了改变世人对自己的政治形象，被迫接受宪改方案，采用总统直接选举制，独裁统治在韩国终结。全斗焕下台后，紧接着，1988年，光州“518”事件很快就被国会重提。1993年第一位非军人总统，金泳三上台，承诺为518运动死难者建立国家公墓。1997年，他签署“518”运动特殊法令，正式为“518”运动正名，为死难者家属支付赔偿金。对镇压“518”事件的元凶两位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以内乱罪课以重刑。不过后来又对他们实行了赦免。

可以说，是光州“518”运动敲响了韩国军人独裁统治的丧钟，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

二、“518”运动对韩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我是1979年上大学的，那时我国与韩国尚未建交，中央电视台每天的新闻联播中有限几分钟的国际新闻，很多时间都是用来报道和播放韩国（那时我们称之为南朝鲜）大学生反美示威而与防暴警察对峙的消息和画面。一直到1980年5月，终于听到韩国军政府动用数万大军镇压了赤手空拳的学生的消息。那以后，我一直对韩国学生运动在推进韩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有着浓厚的兴趣，弄清“518”运动的来龙去脉一直是我的愿望。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于2003年至2004年来到光州这座韩国人引以自豪的“民主之城”的朝鲜大学讲学一年，在这期间，得以寻访“518”事件发生地，多次上“518”国家公墓凭吊死难烈士，与当年518运动的参加者、现在我的同事、朝鲜大学的教授们座谈“518”运动的意义。感觉到，“518”犹如一个咒语，在光州乃至整个韩国国民心中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至今还难说完全平复。

光州城有许多地方以“518”命名：如“518”民主广场（就是全罗南道道厅门前的广场）、“518”纪念公园、“518”自由公园、“518”陵园、“518”公墓等。“518”公墓是1997年落成的，那时才得以将分葬在几处的烈士遗体归葬一处。每年的“518”这天，韩国总统都要来这里发表讲演，缅怀长眠此地的烈士们对韩国政治民主化的贡献。2004年5月18日下午，两个学生驾车陪我到达墓地，公墓坐落在光州的东南角，占地数百亩。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主体建筑，位于墓地中央的是“518”民众抗争追思塔。下面数百座坟墓的碑文上写着死难者的姓名、生卒年月。大多数是1960年前后出生的大学生，死时仅20岁上下。公墓内还有一座“遗影奉安所”，供奉着“518”事件中死难者的遗像灵位。更使人震憾的是公墓内还有一个资料馆，周而复始不停地播放着“518真相”的录像片，长达一个多小时。几乎是原汁原味地再现了那段血淋淋、惨不忍睹的历史。可惜我一句也听不懂解说词。因为这些录像中不时有英语、日语的解说，显然是当时在现场的外国记者摄录下来的。那天的公墓现场，被数不清的花圈、挽联覆盖着。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2004年5月18日上午卢武铉总统来发表了重要的讲演。笔者目睹了许多死难者亲属跪在坟头悲痛欲绝的惨景。听一个韩国朋友说，从市中心通往墓地的一条主路被称作“眼泪之路”，每年来此扫墓的市民们没有不痛哭流泪的。

每年的“518”前一周，整个韩国都在纪念“518”运动：电视有专门报道，报纸有专栏。大学校园内满是五一八主题的各种报告会。光州市中心的道厅门前广场（现在叫“518”民主广场）连续几天有纪念“518”运动的大型晚会。整个锦南大街（正对道厅，是光州最繁华的大街）都布置成当年“518”的场景。马路的两边挂满了当年的照片；有随着坦克开进城的头戴钢盔的士兵、有士兵闯进当年学生运动中心全南大学搜捕学生会领袖的恐怖、有市民支援学生的场面，有市民军与戒严军对峙的场面。大街上扔满了被践踏的小幅美国星条旗，市民以示抗议在1980年“518”事件中，美国充当独裁军政府帮凶，镇压了这次学生民主运动。

当年“518”运动的参加者很多今天已经是韩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近几年，韩国政坛有个“386世代”的说法。“3”指的是他们的岁数，这个群体大都三四十岁年龄，“8”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正是这个群体的人上大学时期韩国独裁统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动荡年代。“6”指的是20世纪60年代，他们是这个时期出生的。“386”人士大多积极参加了当年的“518”运动。他们思想左倾、主张社会正义，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与亲美的保守势力针锋相对。卢武铉说“386一代人是改革的核心力量”。在2003年卢武铉上台时，总统的参谋班子（指青瓦台的秘书们）大多数是“386”世代人。而卢武铉总统、李海瓒总理及政府很多部长在“518”运动时期多是激进民主运动的律师、劳工运动专家、民主运动领袖人物。他们当年正是为被捕入狱的学生（后来的“386”世代人）辩护而名声大噪，或与“386”世代人有师生之情。他们上台后重用“386”人士也很正常。不过，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一直不太景气，保守派批评道，这与金大中、卢武铉两届左翼政府重用“386”世代人不无关系，他们只会玩政治，不会弄经济。攻击他们这些运动圈人士，只会搞革命，不会搞建设。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纳粹德国：崛起如何成为灾难　作者：黄　钟

1945年4月30日，56岁的希特勒自杀。5月7日，存在了十二年四个月的第三帝国，签下了无条件投降书。5月8日午夜，鏖战了五年八个月零七天的欧洲迎来了和平。炮火和轰炸停止了，但欧洲已是断垣残壁。这对六十年后热爱自由和和平的人来说，依然是一场挥之不去的梦魇。

“阿道夫·希特勒是世界历史上可怕的人物。”一位当代的德国历史学家如是说。然而纳粹德国给世界带来六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不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品性的缘故。

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纳粹党从在野党一跃而成了德国主要的执政党。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是在危机中执掌大权的。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得二十年前惨败的德国，又重新崛起成为欧洲大国。

可以说，刚刚上台的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凋敝的德国。可等到战后，纳粹德国的名将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依然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德国在希特勒独裁之下获得了一些卓越成就，其中一项就是“失业现象消灭了”。如果不因人废言，平心而论，这位战犯的话并不是简单的自吹自擂。希特勒的执政经历表明，独裁统治可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面目可狰。

1933年希特勒刚上台时，德国经济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失业人数高达600万，如果加上400万临时工，算上家属，德国6600万人口中，几乎一半在饥饿和贫困线上挣扎。1933年2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上台的第三天，他就在广播电台发表《告德意志国民书》，声称政府要“拯救德意志的农民，维持给养和生存基础！拯救德意志的工人，向失业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全面进攻！”这不仅仅是新官上任三把火似的政治口号。事实上，通过纳粹当局的努力，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仅1.3%，而同时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比利时为8.7%，荷兰为9.9%。用纳粹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

在着力解决就业问题的同时，纳粹德国也高度重视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在1930年就说过，“用警察、机关枪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单独维持统治”。这不仅是他的思想，也是他的实践。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行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建造“力量来自欢乐”旅游船。仅1937年1年内，全德约有1000万人参加力量来自欢乐的休假旅游，“一时间纳粹报刊、电台和电影广为宣传过去只有资产阶级才能享受的休假旅游，现在纳粹德国的工人也成为可能。”德国还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1938年夏天，希特勒甚至声称，德国要实现“每个德意志职工拥有一辆小汽车”。纳粹的政治牛皮不完全是吹的。就经济发展而言，从1932年到1937年，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纳粹创造了德国经济恢复的奇迹。

这一切无疑使人们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满足，从而“把对法西斯制度发泄道德愤怒的政治活动余地，减少到最低程度”。民众生活的改善，加上媒体的大肆宣传和对其他声音和信息源的封锁，使得人们产生社会地位提高的错觉，涣散了民众内部对法西斯统治的抵抗情绪和抵制力量，而且广大下层民众也对它在政治上持顺从和支持态度。

一个始终笼罩在战败国阴影中的民族，自然有理由为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自豪。就连体育，包括1936年柏林奥运会都成为了德国政治宣传的工具。希特勒亲自担任柏林奥委会大会总裁。他下令用16吨铜铸了一座奥林匹克巨钟，建造了一座高达70米的希特勒钟塔，建了一座能容纳10万人的运动场，建了一个可容纳2万名观众的游泳池，并修建了比洛杉矶奥运会还要豪华的奥运村，而且大肆宣传德国的“繁荣与昌盛”。为了开好1936年柏林奥运会，希特勒不但允许一些德国犹太人优秀运动员代表德国参加竞赛，甚至还任命犹太人沃尔夫冈·菲尔斯特纳尔负责管理奥林匹克村。1936年8月1日，在德国柏林举行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希特勒宣布开幕。会场上飘扬着纳粹旗帜，德国运动员通过主席台时，行纳粹礼，高呼“万岁——希特勒！”德国第一次通过电视播放了奥运会比赛盛况。当时，希特勒完全有理由称这是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奥运会。在这次奥运会上，德国获金牌33枚、银牌26枚、铜牌30枚，拿了世界第一。体育政治和体育民族主义的狂热，被希特勒发挥得淋漓尽致。希特勒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和平政治家的形象，而很多人也为他所蒙蔽。这一年，他在一份秘密备忘录里要求，“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具有作战的能力。德国的经济必须在四年内具有进行战争的能力。”

希特勒在战前的另一个成就，就是通过不流血的外交征服，一步步使德国从一个战败国成为了“正常”国家。根据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赛和约，德国一共丧失了拥有7325000人口的73485平方公里的国土，从1920年3月21日起，德国国防军减少到10万人，而且只能用于维护德国内部秩序和执行边防警察任务。凡尔赛和约禁止实行义务兵役制，不准有任何空军武器。当然，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战败国，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国家。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就立即秘密重整军备。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口头上抗议，没有谁准备用武力制止希特勒的扩军备战。1936年，希特勒派兵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开始他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提出要跟邻国签订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奥地利“回归”德国。半年后，希特勒又要求有350万人口的苏台德地区回归德国。希特勒说这是他对欧洲提出的“最后一个领土要求”。古德里安说：“萨尔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得到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到入侵波兰时，希特勒仅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使德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超过法国，成为欧洲军力最强大的国家。德国再次成为欧洲强国。

战前，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使德国在战败的阴影中迅速崛起，而这是以不流血的方式实现的。

1939年3月15日，德军占领布拉格。1939年4月20日，希特勒五十大寿，德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么多的军旗都向希特勒前倾致敬。古德里安就说：“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但希特勒没有“止”。一如古德里安所说：“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希特勒不想止步，德国这时却没有人和力量能够迫使他止步。

作为个人，希特勒是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就连古德里安也说，“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希特勒不是普通人，而是大权垄断在手的绝对领袖，是否素食，是否喝酒抽烟，都是细枝末节。他可以不喜欢在个人生活上过多花纳税人的钱或者其他什么的，但他不怕多流纳税人的血。

1938年11月10日，希特勒对记者声称，他这么多年来谈论和平是“迫不得已”，“我只有不断地重申德国的和平愿望与计划才能一点一点地为德国人民赢回自由，使他们获得下一阶段必不可少的武器。”希特勒的目标不仅仅是废除凡尔赛和约，尽管古德里安将军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过，就像他在回忆录里说的那样，“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希特勒在把德国和欧洲往深渊里拖。但是，这时的德国自己已经不能遏制希特勒的疯狂，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已经建立起了让德国人俯首帖耳的极权体制。

“元首永远是正确的。元首的意志就是法律。”希特勒和古代独裁者一样，他不仅要控制国家、土地和人民的肉体，还要控制人民的精神和思想。纳粹让孩子从小就接受纳粹精神的培育，成立了“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联盟”等组织，把所有的孩子按照不同年龄都囊括进去，组织起来了，从而培养出符合纳粹精神的新人。第三帝国的指导性口号是：“元首命令，我们紧跟！”德国人民必须听希特勒的话，跟纳粹党走。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教育宣传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严密的组织保证。就思想文化控制而言，有着纳粹党和政府的两大系统。比如，1934年1月设立了纳粹党世界观学习教育监察处，负责监管党员的思想教育和培训。1933年3月，德国政府成立国民教育与宣传部。戈培尔出任德国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他强调，大众传媒绝对是纳粹党的工具，任务是向民众解释纳粹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纳粹主义思想改造德国人民。他声称宣传者的背后应该竖着一把剑。纳粹当局迫害和驱逐“制造和传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一点也不客气。1938年8月，德国政府公布了第一批被革除国籍、成为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到1938年底，共有84批、大约5000名科学文化人士被迫流亡国外。

戈培尔有句讲宣传工作的名言：“即使是一个简单的谎话，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可是谎言毕竟是谎言。为了维护谎言，除了继续说谎之外，密探、监狱和死刑，总是纳粹极权政治的孪生兄弟。可以说希特勒的监控体系卓有成效。比如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建立了周详的档案系统，为每一个可能的敌人设立案卷。德国的犹太人和那些无论是思想或者行动上否定纳粹主义的人，无论你是共产党人还是社会民主党人，或者是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都不能不生活在纳粹的密探、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之下。比如，大学生里的志愿情报员会定期上交听课笔记，这样一来，大学老师的政治态度，也就在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的掌握之中了。如此环境，老师上课自然也就会倾向于跟纳粹党和希特勒保持一致了。而希特勒的镇压体系也从来没有吃白饭。据估计，1933-1938年，纳粹人民法庭和特别法庭共判处34万人长达100万年的监禁；1939-1945年，纳粹军事法庭判处国防军官兵二万五千人死刑。在集中营被杀害的估计有1100万人（包括占领区），另外遭受残酷摧残的大约1800万人。

在这样的监控和镇压体系之下，所有的反抗和异议活动都面临致命的危险。在纳粹德国，甚至连国家的经济部长、军事经济全权总代表沙赫特的电话，也遭到女管家——盖世太保的志愿情报员的窃听。这样一来，一小撮的反对者不断被发现和被清除，反过来，希特勒极权政治的严酷性使得反对和异议的人士总是只有一小撮或者极个别，并显得孤立无援。于是乎，对希特勒统治所表现出来的狂热，最后很难分清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真心。这个国家在独裁者和纳粹党面前只会大声说是，在世界面前大声说不。对于政坛的氛围，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就说：“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希特勒）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

1938年之后，纳粹德国政府内阁就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议。部长都是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单独工作。甚至连部长也常常是从报纸广播中才知道“德国政府”做出了什么决定，或者颁布了什么法令。在政府机构之外，设置了一个与政府机构平行的纳粹党的机构。希特勒的口号是：“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就连后来成为战争罪犯的古德里安在回忆录里也说：“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党老爷成了实权派。国会形同虚设，由于议员开会只是高唱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和纳粹党党歌《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此外没有任何发言辩论，被称为“昂贵的合唱团”。授权法案的规定，使得希特勒的命令具有和法律平等的权力。

当然，纳粹德国也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了。用纳粹的话来说，就是“国内不再有党争”。希特勒在1933年7月14日颁布《禁止组织新政党法》，不仅取缔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且解散了包括天主教中央党和民族人民党在内的一切政党，而且纳粹党是“德国唯一的政党”。这年12月1日颁布的党和国家统一法，确立了纳粹党在德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没有了在野党，也就无所谓执政党了，纳粹成为了德国一党专政的统治党。希特勒在1934年9月的纳粹党党代会上说：“党是指挥国家的。不是国家指挥我们，而是我们指挥国家。”1937年1月25日颁布的《文职人员法》规定，今后政府官员必须由纳粹党员担任，思想上真正信仰民族社会主义，无条件支持纳粹的政治目标，政府官员必须同党的干部一样宣誓效忠希特勒。1939年后，纳粹党籍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希特勒在德国实现了党国一体。

与此同时，不断强大起来的德国军队也成了纳粹党的军队，成了希特勒的军队。德国国防军被党化，成了希特勒的私家军。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纳粹党，忠于希特勒。1932年2月，国防部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勃洛姆贝格下令军人一律佩带万字标志的军鹰徽。1934年8月，他安排全体德国国防军官兵宣誓：“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1944年3月，那赫赫有名的沙漠之狐隆美尔和一些积极的陆军元帅又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二百万士兵，但其中只有十位将军。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是另一番表现。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这样写道：“实事求是地说，有数以百计的将军就是由于他们盲目地服从自己的誓言，不顾显然无望的局势而在战斗中送命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希特勒挑起了战争。希特勒掌握着德国的方向盘，就是开向悬崖，德国也无人能够阻止。除了去世、谋杀、政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希特勒下台。纳粹德国没有改弦易辙的内部机制。希特勒想要大炮不要黄油，他可以使德国人都不要黄油而只要大炮。这种制度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制度。这样一个国家，就是想不疯狂，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当然，德国发动战争之初的流血征服，也确实让多数德国人兴奋了一阵子。德国军队只花了五个星期的工夫，就开进了夙敌法国的首都巴黎，比俾斯麦打败法国拿破仑三世、进逼巴黎的时间还要短。1940年6月22日，法国签署了投降书。在同一节火车车厢里，1918年11月11日，德国曾签署了战败的停战协定。在现在的德国看来，这自然是“洗刷凡尔赛耻辱”的成就。希特勒被当成“所有时代的最伟大的统帅”而得到德国人的欢呼。再想想看，自从1939年9月战争爆发，直到1942年11月英美军队在北非的阿拉曼战役中大败德军之前，英国军队可是战无不败。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希特勒的德国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在一般民众的眼里，这都是德国扬眉吐气的有力证据。

但是，德国紧接着就是大难临头。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惨败。这成了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德国军队开始全线退却，可它依然在大谈“最终胜利”。真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最后，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希特勒发动战争非但没有拓展德国的“生存空间”，而且丧失了领土，德国还被一分而二。当然，希特勒本人最后一刻也没有屈服，可1945年德国的城市却躺在一片瓦砾之下。英国工党政府在给下议院的一份报告中称，柏林的瓦砾即使每天清除100吨，也要30年才能清除干净。而根据《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报道，拥有43万人的德国杜塞尔多夫市这年冬天定量供应的衣服，只有26套男装，15套童装，33件成人外衣和两条毛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德国的历史告诉世人，国家的崛起，也有可能变成独裁者冒险的本钱。崛起如利器。如果不是驾驭得当，就会害人害己。德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出现两次这样的悲剧。从1871年1月18日俾斯麦在凡尔赛宣布德意志帝国的诞生，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1914年的德国已经成为欧洲军事和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苦心经营获得的是崩溃、废墟和死亡，它不但没有得到“阳光下的地盘”，倒是丢掉了东普鲁士和阿尔萨斯、洛林。1930年4月3日，德国的一份报纸就这样写道：“战前德国曾有540858平方公里疆土……如今已减到472082平方公里。”希特勒重复了威廉二世的悲剧。纳粹德国的崛起，成了一种危险，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危险。鲜花结出了苦果。除了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仅就德国内部而言，缺乏有效制约希特勒滥用国力的机制，是德国崛起成了世界性祸害的重要原因。德国的历史表明，国家需要发展，但为了发展崛起不能不择手段。否则，富强一旦成了简单的无条件追求，那不但是一种国内危险，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危险。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秦家店”的奠基者商鞅　作者：尹振环

承蒙《炎黄春秋》刊出拙文一谈、再谈“秦家店”后，看来得接着谈它的指导理论及其奠基者。下面先谈商鞅。

一、商鞅变法为秦开帝业

商鞅出身贵族（卫国庶出公子），有奇才，在魏国不得志，闻秦孝公求贤，于是携李悝的《法经》入秦，说服秦孝公，于公元前356年进行了第一次变法：（1）编民为十伍，严行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2）下令每户有二男而不分家者，加倍征收赋税。（3）重赏军功。（4）禁止私斗。（5）奖励农耕。（6）抑商抑末。凡从事工商等末业怠而贫者，全部收编为官奴隶。（7）废世卿世禄，王室宗族无军功的不能列入簿籍享受特权，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荣。变法十年，秦国大治。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前350年进行第二次变法：（1）除井田，开阡陌，实行“授田制”。（2）迁都位于秦国中心地点的咸阳。（3）并全国乡、邑为三十一县（或四十一），加强君国对地方的控制指挥。（4）统一度量衡。（5）男子成年必须另立门户，否则增户赋。（6）革除戎狄风俗。（7）明法令，禁游说，焚毁《诗》、《书》。变法的结果是被东方诸国看不起的秦国，“天子致伯”“诸侯毕贺”，拓地千里，国势大震。一跃为一流强国。用今天的话说，变法极大加强了国家对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控制；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舆论，一律纳入国家掌控之中；军力、战斗力、生产力大大增强。秦孝公死，秦惠公杀商鞅（他为太子时曾被惩罚），但商鞅之法未变，其著作《商君书》仍然指导着秦惠公及以后的历代秦王，为百年之后秦始皇灭六国，一天下，建立“秦家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要了解“秦家店”，首先就得具体分析它的指导理论：《商君书》。

二、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

读《商君书》，常感不快，有血淋淋、极残忍之感。但是放到当时特定的惨烈战争

历史条件下，又理解了为什么被当时的国君看重。秦孝公时，东边有强国六，淮、泗之间还有十多个小国，周王室徒有“王”名，诸侯想方设法内修其政，外争兼并。当时之秦被排除在“中国诸侯会盟”之外，视之为“夷翟”，三晋夺取了秦的河西大片疆土，用秦孝公的话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秦孝公以及之后数十年的兼并战争的规模及其惨烈的程度无以复加。试举两例。

其一，按照周礼，战争是征讨不义，讨伐那些贼贤害民，暴内凌外的罪国。如“入罪人之国”，不毁害庄稼，不伐树木，不烧房屋，不杀投降的人，还“不重伤（杀已受伤之人），不擒二毛（黑白发相间），不推人于险，不鼓不成列（不进攻未列成阵的敌人）。”而到了春秋后期以来，战争完全是为了大吞小，强凌弱，扩土广民。照《墨子·非攻（下）》的文字，受伐的国家，井被填塞，树被砍伐，禾被收割，粮食、车、马被掠夺，城廓被毁，祖庙被焚，人不分男女老小，逃不脱都当俘虏，为奴隶。而在被敌人围城的时候，痛苦更不堪言。《墨子》所载的守城法是：城下比较不重要的地方，每五十步置壮男十人，壮女二十人，老小十人。城上守兵每一步一人。城下重要的地方每五百步置壮男一千人，壮女二千人，老小一千人。男兵六分用弩，四分用矛戟盾等器械，女兵和老少兵全用矛。这已不是“全民皆兵”，而是“无人不兵”了。民间粮食、布帛、金钱、牛马畜产一切可用的物品，都借给公家使用。人们既要作战死伤，又要忍饿破产。有时甚至饥困到“易子而食，拆骸以炊”的地步。人民怕在战败后被俘充当奴隶，只得忍受这样的痛苦来守城。商鞅晚于墨子，但曾经生活在卫国、魏国的他，无疑有过这样的经历。

其二，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数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的战争越来越多。秦将白起，为将二十五年间，斩敌八十九万。长平一役，白起计杀赵降卒四十余万人。哪里还有“不重伤、不擒二毛”呢？也许这些数字有水分，但它起码说明了战争规模何等之大，交战双方需要动员何等多之兵员，何等多为之服务的后勤人员与行政人员。正是战争频繁、残酷，新军事哲学《孙子兵法》首先诞生了；接着《孙膑兵法》、《吴起兵法》等等先后出世；“兵以诈立”，“兵者诡道也”，再也没有什么“不鼓不成列”，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出奇制胜。此情此景使“吾从周”的孔、孟之道，岂能不四处碰壁？这才有了毛泽东的“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名句。新军事哲学催生了新政治哲学。《商君书》即其中之一。由于商鞅同时著有兵书二十七篇（已佚），所以他的政书往往也“出奇制胜”，只刚不柔。并且公开挑明：与孔孟之旧政治哲学彻底决裂。所以《商君书》是战争体制下的刚强政治哲学。

三、“务在弱民”“本在制民”

《商君书》有出自商鞅之手的，有记录商鞅的言论、政令、奏文的，也有商鞅后学者的文字，还有个别其它文字掺入。但无疑皆属商鞅思想。《商君书》的思想核心是弱民。下面先抄几段纲领式的文字。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人民朴实国就强）；淫则弱（人民放肆，国弱）。弱则轨（人民朴实，就遵法不越轨）；淫则越志（人民放肆就任意行动）。弱则有用（朴实则服从役使）。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画策》）

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说民》）

竟然公开提出要“弱民”、“胜民”、“制民”——如熔炉里的金属、陶匠手里的泥土，想让它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真匪夷所思。但细想一下“愚民”岂不就是“弱民”？只不过愚民比弱民好听些罢了。

看来，“愚民”是由“愚士卒之耳目”发展而来。《孙子兵法·九地篇》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后来《老子》把它用到为政上，“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对于如何愚民，极少提及，而商鞅则提出了一系列的“弱民”方略。而且详加论述。许多变法如：严刑峻法，厉行连坐；不告奸者“腰斩”，重赏告奸（相当斩一敌首，即赏爵一级，田一顷，宅九亩，庶子一人，并可以为吏。）“抟于农”；遗贤去智等。商鞅坚定地认为：不弱民，不愚民，无以胜强敌，无以制民。还需要说明：《孙子兵法》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老子》主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商鞅根本就不提它，相反，他公开提出要“政作民之所恶”。如农战、严刑峻法等等就是“民所恶”。所以商鞅只刚不柔，使人有血淋淋之感。

四、“抟（团聚）于农”的奥妙

在个体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古代经济条件下，农是国家之命脉所在。所以把重农视为基本国策，奉为国强君尊的根本所在，这十分正确。而商鞅的“重农”，是从它利于战与利于统治的政治角度出发的。这里还是用《商君书》的话来说吧：

圣人知治国之至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纯则易使也，信（诚信）可以守战。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农战》）

所谓的“壹”，就是统一，也是聚集于农，这是商鞅的特殊用语。他说“国之所以兴，农战也”。将全国壹于农的好处：就在于“农朴”、“纯纯”、“诚信”、“易使”、“少诈”、“重居”（不愿迁徙），既利于守，也利于战，这里无不是从政治上考虑的。当然“农”还是国之财源、兵源的主力。也是君尊的社会基础。所以商鞅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述上述主张。

“治国者贵民壹。民壹则朴，朴则农，农则勤，勤则富。”“朴则安其居恶出”（《壹言》）。

“民平则慎，慎则难变。”“民慎而难变，则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驯]”（《垦令》）。

为什么“抟于农”？因为“农朴”、“农静”、“农慎”。他们最能吃苦，享受着低得不能再低的生活，只要填满肚皮，活得下去就谢天谢地了。这就是“易勤”、“易劳”、“易力”、“易苦”。他们的茅屋、土地、老婆儿女，就是一个经济单位，这决定了他们“重居”、“安居”而“恶其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决定了他们与外界与社会联系少，社会关系简单。简单的耕作，自然也就“不贵学”，“少学”，而“不贵学则愚”，“愚则驯”，“则易使”，“愚则易治也”。经济条件又决定了他们更爱乡土，更爱国，外敌入侵往往意味着他们的灭顶之灾，所以在战争中，他们“轻死”“乐战”。这一切又决定了他们“难变”，极少去议论统治者的是非好坏——“下不非上、中不苦官”。比起东奔西跑、社会关系丰富的商人、习闻较广的读书人、伺弄技艺的手工业者、以及城市自由民，当然易于分而治之，更遵守法令（“畏令”），容易受骗、容易利用——“乐用易力”。这自然是极理想的“良民”。但是毕竟“民之内事，莫苦于农”，比农事更苦的是战。“民之外事，莫难于战”。因此必须“劫以刑，驱以赏”，“刑则必重而严，赏则必厚而信，并且赏以官爵”。民见赏之重，则尽力；见不战之辱，则忘死，只能拼命于耕和战。

同时为了“抟之于农战”，商鞅提出行政要全面干预社会生活，干预经济。如“使民无得擅徙”——不准自由迁移；又如“废逆旅”——禁开设旅馆，还有，“壹山泽”，官家独占山泽之利，使厌农靠山泽吃饭的人“必农”。再有：要使“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听不到变革，看不到别的技艺，这样农无从离开故土，除了垦荒种地，别无它路。

无怪小拿破仑（路易·波拿巴）曾公开宣称：“我的最忠实、最真诚的朋友，不在高楼大厦里，而是在茅舍中。”恩格斯说：“作为政治力量的要素，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自己的那种生根于农村生活孤僻的冷漠态度。广大居民中的这种冷漠态度，不仅是巴黎和罗马国会腐败情况的强有力的支柱，而且是俄罗斯专制主义的强有力支柱。”（《德法农民问题》）可见商鞅的“抟于农”的谋虑何等之早，又何等深遽。

五、“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前面已经谈到，在商鞅看来，农是国富君尊的社会基础。那么又有哪些人有碍国强君尊呢？《商君书》有多种说法。其一，《算地》列出的“五民”：“诗书谈说之士”、“勇士”（行私勇之侠客）、“处士”、“技艺之民”、“商贾”。其二，《垦令》中的“五民”，又称之为“偏急”、“狠斗”、“怠惰”、“费资”、“谀恶”之民。其三，《画策》中的“五民”是“不战而荣，不作而食，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上两种“五民”并没有笼统说他们是“（奸）民”，唯独对此“五民”特别指出：“此谓之民”。《商君书》一一分析了这“五民”是如何有碍国富民强的。读书人与游说者，他们游荡，“轻其君”；处士即隐士，不仅不为君上所用，而且总是“非其上”；“勇士”好斗，好仗义，“轻其禁”；手工业者不恋乡，容易迁徙；商人不事农耕，何等轻闲，而且其利数倍于农，他们也常常“议其上”。如果国家依靠扶持或任用这“五民”，人民就会向他们学习，土地就会荒废，兵力必定削弱。可见，“五民”的轻君、议上、非上、轻禁、易徙，无一不是与“农”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他们不仅会导致田荒兵弱，而且还会使“君不尊”。后来韩非的“五蠹”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

不过，《商君书》还是集中火力批“贤”、批“智”、批“儒”。《慎法》说：“世之所谓贤者，善正也。所以为善正也，党也。”什么“贤”？不过是为了结党营私罢了。《说民》说：“辩慧，乱之赞也。礼乐，淫佚之徵也（招致荒淫）。仁慈，过之母也。任誉（赞誉），奸之鼠也，八者成群，民胜其政，国弱。国无八者，政胜其民，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为了战争，为了强国，必需限制乃至取缔、停止“辩慧、礼乐、慈仁”与相互的吹捧。同时《靳（饬）令》提出有十二种东西是不能让它们生根和发展的。即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有了这十二者，必定妨碍耕战，“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不用十二者，国兴、国必多力，天下不敢犯。“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富。”这些岂不是针对儒家、墨家，更是对商、周以来的政治道德的公开否定吗？尽管它是出于战争的需要。

同时，商鞅对于当时百家争鸣、游说之风也持否定态度。战国中期各学派的辩慧游说之风盛行，但在商鞅看来：“实无用”。它不利于国家法令的贯彻实行，而且扰乱思想，最后的结果是国贫兵弱。所以《商君书》不仅反对任用结党营私的“贤者”，而且公开反对“任善”。提出要“任奸”。所谓的“善”，指儒家的修身、道义，顾全“亲亲”、“尊尊”，不肯揭发别人的过错与罪恶以自利的人。所谓的“奸”，恰恰与此相反。《说民》说：“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如此坦率的言论，读了让人心寒，但细想又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理”！任用一些善良厚道的人，他就难以去告密请赏，卖友卖人卖亲；任用那些唯害是避、唯命是从、唯利是图之徒，容易告密，并充当走狗与打手，如此，“过”从何“匿”？民何胜“法”？所以说，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因此结论是：“遗贤去智，治之数也。”

《老子》提出的“不尚贤”，“智者不言，言者不智”，极少阐述它的道理，更无实施方案。到了《商君书》，已经理论化，而且已经有了一整套实施方案。显然，这一切是针对儒家、墨家及社会中有思想，有头脑，社会关系丰富，较最为积极活跃的阶层。战争时期对他们作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但到了和平时期，“道已移，政不改”，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的后果岂不是阻碍社会前进，放任君王逐渐走向荒唐，直至灭亡吗？

六、六个一：壹农、壹战、壹言、壹赏、壹刑、壹教

商鞅词典里，“壹”被反反复复的强调。“国作壹一岁，十岁强；作壹十岁，百岁强。”“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1、“壹农”。这是壹之于农。2、“壹战”。或“壹民于战”，“举国责之以兵”，造成人们无时不在谈论战争，“起居、饮食所歌者，战也”。使“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出征时，父送子，兄送弟，妻送夫，都说：“不斩敌首，不要回来！违反法律，背弃命令，你与我们都会死！”在争王争霸，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的时候，必须“壹之战”（《赏刑》）。3、《壹言》。可惜《壹言》这篇文章文义不全，文不符题，但是“遗贤去智”，“任奸不任善”，“言轨于法”，已经含有“壹言”之意。4、何谓“壹赏”？“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凡是赏赐官爵，统统加于军功，不用在其它方面。无论智愚、贵贱，贤与不肖，凡用尽他们的智慧与力量，拚死为君上效力，建立军功的，必赏、重赏。战胜敌国后，用别国的财富进行赏赐，结果等于不用自己的财富赏赐，何乐不为？5、“壹刑”。“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见《赏刑》）。6、“壹教”。说穿了，就是教化这件大事，不能由那些“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行侠义）、清浊（清高）”之辈去进行，既然圣智、博闻、辩慧之士不可以教，自然官和吏就成了天下之师。他们以什么为教材？人主所制定的法令，即韩非后来所说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总之，“壹赏则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赏刑》）。

对于“壹刑”，商鞅还有不少独创：第一，以前立过功，现在有了过，不能因此而减轻刑法；以前有善行，现在有过失，不能因此而亏法。忠臣孝子有过，也必须按现在犯法的轻重判罪。第二，商鞅主张官吏犯法更要重刑。不仅“罪死不赦”，而且“刑及三族”，并且连及他四周的官吏，有告发他“不行王法”的，不仅自己免罪，而且无论贵贱，便可接替他的官爵、土地和俸禄。第三，重刑，连其罪，一人有罪连及别人。绝不心软、手软。这样才能以刑止刑。第四，必须以刑为主，以赏为辅。“王者刑于九而赏出一”。“削国，赏九刑一”。第五，“行刑要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或者说：“刑用于将过”，有了犯罪的萌头，就得用刑。何人再敢犯重罪？第六，“赏施于告奸”，重赏告奸，加上连坐法，就是互相监视盯梢的天罗地网。第七，“刑人无国位，戳人无官位”。凡是受到惩罚的人和他的关联人，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不给他们以爵位官位。第八，“为法，必须明白易知”，要使“天下之吏之民无不知法”。这样“吏不敢非法待民，而万民皆知避就”。商鞅大搞“冀阙”（公布教令之门），就是用以公布法令的。

可见，法家所谓的“法”，即统一和强化国君的控制、统治，使人民出力出血，而非现代意义上的保障人民的权利也。

七、结语

诸子百家中，唯独商鞅最走红。商鞅思想立即付诸实施，结果是军国大治，战功赫赫。秦国“保崤函之固，以广雍州之地，东并河西，北收上郡，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为战国霸君。六世而并诸侯，皆商君之谋也”（《新序》）。所以说商鞅奠定了“秦家店”的基业：为秦开帝业。但是，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畜怨积仇，比于丘山。”自己落得“身死车裂，灭族无姓”的下场。到后来发展到“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钱之利二十倍于古……赭衣（囚服）半道，断狱岁以千万计”（《汉书·食货志》），秦王朝十五年而亡，不能不归咎于“商鞅为秦致亡道”。马基雅弗利说：“对于君王，作恶比行善有利。”聪明的君王要想维持他的政府的生存的话，就将“经常违背真理，违背人道，违背宗教。”（对于商鞅，还要加“违背信义”，如他设计欺旧交，虏魏公子印，为秦拓地。）“为了实现统一的这个最高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君王论》）马克思认为马基雅弗利“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商君书》不仅摆脱了儒家的政治道德，也摆脱了《老子》等道家的政治道德。他的尊本抑末，发展为历代的轻商、轻工。“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轻商、轻工，时时加以抑制，加强自给自足的经济，阻碍分工的发展，它不是使人们交往发达起来，而是老死不相往来。否定奴隶制社会的是孕育在奴隶制社会的农奴、佃农，而不是奴隶；否定封建社会的是市民、工商者、手工业者、城市自由民，而不是农民、农奴。旧中国资产阶级少而弱，比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迟，这与商鞅的理论不无关系。还有商鞅的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政策，样样归“壹”的主张，也给中国的发展以负面影响。刘备，这位“仁君”，死时不忘谆谆教导阿斗，常读“商、申、韩之书，增人意智”。其他羞谈商韩的帝王，何尝不会暗地里从商韩那里寻求启示呢？

（附记：1974年7月，县文化馆破四旧，烧旧书，丁中岳先生让我深夜背了一麻包线装书回家，从薄本《商子》读起，得此文初稿。1976年2月大改后，得二稿。一放放了三十年。今年得三稿。2004年11月6日记）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7期 李鸿章驾驭洋兵的手段　作者：雷　颐

1862年4月初到上海参与“协防”而后任江苏巡抚，可说是李鸿章摆脱曾国藩、真正“自立门户”的开始，李鸿章以后的“隆隆事业”实皆由此奠基。正是在上海，他开始与“洋人”打交道，渐渐以当时少有的“知洋务”者而闻名中外。在近代中国的政治格局中，列强的影响越来越深，因而能与洋人打交道、受到洋人重视者，自然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调停笼络”与“裁制控制”

就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年，清廷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清政府在与外国人谈判的过程中认识到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主要是为了通商谋利。所以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时任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就提出用“抚夷助剿”的办法，但未被朝廷采纳，不过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仍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以中国勇丁杂西勇为各级头目而成。不久，时任苏松粮储道、“综理夷务”的杨坊还把自己的女儿嫁与华尔为妻。1862年初，江苏巡抚薛焕把这支洋枪队定名为“常胜军”，派吴煦督带，杨坊会同华尔管带。华尔率“常胜军”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但1862年9月下旬，他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华尔死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曾国藩也不完全赞成。1862年曾氏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洋人缠嬲，极难处置，尊处只宜以两言决之，曰‘会防上海则可，会剿他处则不可’。”“阁下只认定会防不会剿五字，自非贼匪逼扑沪城，我与英法可毫无交涉也。”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调济于刚柔之间”。他称赞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官兵与洋兵同剿，“洋兵每任意欺凌，迳自调派，湘淮各勇恐不能受此委曲”。他个人“只知有廷旨帅令，不能尽听洋人调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西兵助剿，江南官绅皆附合之。鸿章商之大帅，定议不拒绝以伤和好，不忮求以存界限。”他进一步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虑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我能自强，则彼族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这种看法，当不为无见。对洋兵，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自嘲说华尔“总是众中矫矫，虽至今不理发，并未至敝处一谒，与外国人何暇争此小过节耶？”这种自嘲排解，或许是旧时为官不能或缺的“素养”。但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钤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权势及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借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白齐文性情较华尔更加肆横，与吴煦、杨坊等渐有矛盾，吴、杨则以拖欠军饷对付他。1863年1月，白齐文从松江带卫队回到上海，到杨坊开的银号索要欠饷，被杨拒绝。结果，白将杨痛殴一番后，抢去饷银四万余元。李鸿章知情后以“不遵调遣，劫饷殴官”之罪名将白齐文革职。白自然不服，到北京控诉，得到美国公使和英国公使的支持，会同促请清政府将其复职。但清政府认为若将一省巡抚在职权范围内所作的正常决定强行撤销实无理由，于是将矛盾下推，发回上海再作处理，李鸿章坚持不许白复职。李鸿章在《白齐文滋事撤换片》中强调：“外国人性情乖戾，威令不行，本难驾驭。”但白齐文已自请加入中国国籍，已受朝廷的三品顶戴职衔，“违犯法令，应照中国之法治罪，以杜后患”。他说自己对“常胜军”是“曲意宠络，俾为我用”，但又担忧：“惟常胜军人数过众，犷犴难制”。他提出要由中国官员会同管带。当然，他决不会同意仍由吴煦等人插手此事。在此显示出李鸿章权谋老辣的是，在这则因白齐文殴打杨坊而要将其严处的折片中，李鸿章竟提出还要严处吴煦、杨坊。因为白齐文的种种不是都与吴、杨有关。

李鸿章深谙软硬兼施之道，在提出处理白齐文、整顿“常胜军”的同时就又附上了《奏奖外国官弁片》，提出朝廷应奖励一些外国使领馆官员和军人，“以示我朝行赏论功，中外一体之至意”。意在平息外国对撤换白齐文的不满。

但想整顿“常胜军”、收回兵权并不容易，因为撤掉白齐文后，兵权落入英国人手中。英国方面对“常胜军”一直由美国人指挥始终不甚满意，早就在“常胜军”中安排一些英国人。为收回兵权，李鸿章在撤掉白齐文十几天后与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Sir Charles Staveley）作了一番艰难谈判。经过多次辩论，李鸿章已“舌敝唇焦”之后，双方终于同意“常胜军”由中英各派员会同接管，并签订了《统带常胜军协议》。此协议有十几条之多，但归纳起来无非以下几个主要问题。首先，在兵权归属问题上，英国放弃了独揽大权的要求，协议规定管带均应归中国抚台节制调遣，中、英两国都派正规军官会同管带，但中国放弃了英国管带如有过失照中国法律规章办理的要求。士迪佛立主张凡“常胜军”出去战斗必须先与英、法两国商定，此点被李断然否定，后改为如到百里以外作战则须预先与英、法两国商量，临近作战可自主决定。其次是兵额问题。英国希望“常胜军”最少要五千人，而李鸿章一方面希望靠它消灭太平军，另一方面又怕它人数过多、既费银太多影响淮军费用又可能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留下隐患，所以力主大量裁减。最后双方妥协，同意以三千为度，若以后兵饷紧张可视情况继续裁减。第三，军费后勤方面规定其军饷在海关银号按月支取。在李鸿章的坚持下决定从简，并且规定购买军火须有江苏巡抚文书，管带官不准私购。第四，“常胜军”驻扎在松江城，但不得干预地方事务。第五，惩处兵勇须听中国会同管带意见。

根据协议，英国派军官戈登（Charles Gordon）出任管带，中国派李恒嵩会同管带。当然，实际是戈登独揽大权。

李鸿章在上朝廷的《整饬常胜军片》中表白说通过这些条款可以“渐收兵柄”，“以后办理稍有头绪”。他承认是看到了“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显示出的强大战斗力，又感到其“日益骄蹇，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才“筹思累月，久欲稍加裁抑。而事关中外交涉之端，未便轻于发难”，此次正好借白齐文事达到目的。他对洋兵的原则、态度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

通观李鸿章处理此事的前前后后，不能不使人深感他的老谋深算、精于权术：步步为营，有进有退，撤掉了在上海经营已久的地方势力吴、杨，为安插“自己人”创造了条件；尽可能地裁抑了“常胜军”，使其当下能为己所用却又不会贻患今后；更重要的是，他使自己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真可谓一箭三雕！

谨防“太阿倒持”

1863年2月起，李鸿章率淮军伙同“常胜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西进犯。太平军将士虽英勇抵抗，但终寡不敌众，太仓、昆山先后失陷。而后，淮军又北犯攻占江阴、无锡等地，再向西包围了苏州。守城太平军浴血奋战，所以苏州久攻不下。但对清军来说，形势仍然非常有利。

面对如此“大好形势”，李鸿章自然是抢功心切，生怕他人夺去攻下苏州这份指日可待“头功”，上朝廷的《驾驭西兵片》便活生生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心态，当然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西兵”的态度。

先是与他一同围攻苏州的戈登认为苏州城太大，“常胜军”人数太少，要求再招洋兵，便可迅速攻下苏州。而李鸿章则唯恐“常胜军”因此人员充足可以单独攻下苏州，所以拒绝了戈登的要求。不过在戈登的再三要求下，李只得同意“常胜军”再招一百人，但却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无论是否攻克苏州，这一百名新招洋兵在一个月后必须辞退。而且，如果攻下苏州，“常胜军”须与淮军程学启部一同进驻，不仅如此，五天之后“常胜军”就要撤离苏州，回到昆山。

对此要求，戈登不能完全接受，于是搬出新近接替士迪佛立任英国驻华陆军司令的伯郎（Brown）出面与李鸿章交涉。伯郎新来气盛，甚至提出要亲率英军攻城。闻此消息，李又急又怒却又不敢对洋人明言，只得借故推脱，不与伯郎见面。这时听说伯郎要到京师，李鸿章生怕总理衙门听信伯郎的建议，于是急忙给朝廷上了此片阻止。此片意思可分四层：首先，他知道朝廷自然是希望快快拿下苏州，所以他给朝廷的说法是“常胜军”再招人马需费过巨，而更重要的是“专用西兵，易生后患”。而且，他解释说一时攻不下苏州是因一些准备没有作好，但现在的形势已“使贼大势不振，筋脉不舒，苏州一城早迟可复”。相反，如果没有作好各种准备，迅速攻下苏州反易被太平军反攻。总之，在他的解说中，对苏州城久攻不克毫不足虑。其次，他强调“常胜军”“战守实未可靠”，只是靠先进的洋枪洋炮而已。而他“与英官曲意联络”，也可得到英军洋枪洋炮的“济助”。此层意在告诉朝廷不必专靠“常胜军”。第三，退一步说，“常胜军”的助攻还可说是名正言顺，“功成之后或不致另开衅端”，对其要求我也可拒绝。然而“英酋”伯郎“之意欲为中国克复一二省城，难保非为通商要挟张本”。而且，英国人看到现在太平军已陷入困境，明明我们已不需要向其“求助”却偏偏要主动“助攻”苏州，其动机非常可疑。所以如同意伯郎率兵攻城，则“必有太阿倒持之忧”。对这个理由，清廷岂能不慎重考虑？最后，李鸿章则明言自己此片的目的：伯郎到总理衙门后，无论他怎样“饰词诈”，总理衙门的王公大臣们千万不要答应他的要求。最多只能同意“臣与戈登面议之语，止许戈登协攻，勿庸伯郎督剿”。如果实在无法阻止，“英提督必调兵助攻”，一定要先与他订立条约，即“克复后立即退出，由臣妥筹布置，不得别有要求”。

生怕“洋兵”抢自己的头功和“洋兵”攻城后拒不撤兵形成“太阿倒持”之局，确是李鸿章此时的两大心病。攻占苏州，使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苏州是江南重镇，清代是江苏省城。太平军占领苏州后，为太平天国苏福省省会，忠王李秀成长期精心经营苏州，想将其建为第二个天京，是太平军占领的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攻占苏州，当然是时任江苏巡抚李鸿章梦寐以求之事。

1863年春李鸿章率淮军和“常胜军”陆续攻下常熟、太仓、昆新、吴江、江阴等处后，于11月中旬兵临苏州城下，开始进攻苏州。由于屡攻不下，伤亡不小。

但在谭绍光领导之下守卫苏州城的太平军将领还有纳王郜永宽等“四王”、“四大天将”，他们与主帅谭绍光一直不和。戈登通过奸细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是知道纳王郜永宽还有投降之意后，便主张诱降纳王，兵不血刃攻克苏州。戈登的建议为李鸿章采纳，而且淮军攻城主将之一程学启本是太平军降将。经过一番秘密联络，郜永宽在11月28日派康王汪安钧潜入清军大营，与戈登、程学启开始投降谈判。几天后郜永宽在苏州城外阳澄湖亲自与戈登、程学启商议降约。双方约定郜谋杀谭绍光取其首级并献苏州城以降清，而戈登、程学启承诺保证郜及部下性命，并给副将以上一定官职，赏赐郜本人二品武职，戈登作担保人。12月4日，郜永宽等八人乘在慕王府议事的机会刺杀谭绍光，并割下谭的首级。第二天，郜将谭的头颅送达程学启处，并大开城门迎接清军入城，清军诱降成功，终于“兵不血刃”拿下苏州。

然而，李鸿章不但没有履约保全投降者的性命，反而设计杀害了这八个降将。同时清军在城内大开杀戒，城内数万太平军守军在毫无戒备中被诛杀。李鸿章及清军的残忍、背信在这次杀降事件中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血淋淋的无耻行为，却得到朝廷的认可，认为“所办并无不合”，“甚为允协”！以“理学家”自诩的曾国藩竟也称赞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称“此间近事，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殊为眼明手辣”。

不过，李鸿章背信杀降的这种无耻行径引起了戈登和外国人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然而这反使行事老辣的李鸿章下决心以后彻底裁撤“常胜军”。

苏州失守，标志太平天国苏南根据地已陷入绝境；几周后无锡陷落，几个月后重镇常州又于1864年5月被淮军会同“常胜军”攻下。此时，生死搏斗已十好几年的双方胜负已可基本判定；另外，随着苏州“杀降”事件和攻克常州过程中李鸿章与戈登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鸿章终于感到“常胜军”已成可以拆掉的“过河之桥”，而且生性谨慎多疑的他认为此“桥”必须及时拆除，如果不立即裁遣“常胜军”，恐怕后患无穷。

对“常胜军”，李鸿章一直采取利用、笼络、控制政策，与戈登一直矛盾不断，而李氏苏州的“杀降”，使双方矛盾更加激化。

戈登听到李鸿章杀降的消息顿时勃然大怒，认为这是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而且自己还曾信誓旦旦为降将作保，于是提着洋枪要找李鸿章算账。李鸿章闻讯赶忙躲了起来，以后几天戈登一直在提枪找李，而李则躲避不见。由于左找右找都找不到李鸿章，戈登只得忿忿然留下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李鸿章下台，不然他就率“常胜军”进攻淮军，将所攻占的城池再交还太平军。然后，他就率“常胜军”返回昆山，同时给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Bruce , 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写信，要求英国政府干预，迫使李鸿章下台。英国驻华陆军司令伯郎也从上海赶到昆山，与戈登商定“常胜军”由其节制，不再受李鸿章及中国政府的调遣，借此从中方夺回“常胜军”的控制权。上海的外国领事馆官员代表列强及所有外国侨民签署了一项严厉谴责李鸿章的决议，指其杀降是对人性的彻底背叛，并警告说此事很可能使列强不会再帮助清政府，并可能撤回帮清军打仗的洋兵洋将。

李鸿章没有想到，他的“杀降”居然会引起外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有可能破坏难得的“中外和好”局面。他认为杀降纵有不妥充其量只是方法问题，而不知道戈登却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这种不同观念的背后是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慌了手脚的李鸿章于是一方面急忙向对中国政局影响颇深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和马格里（MaCartney , Sir Samuel Halliday）求援，请他们代为调解；另一方面在给朝廷的《骈诛八降酋片》中他则辩解说：“戈登助剿苏城，近来颇为出力”，“不料成功之后，既索重赏仍生衅端。值此时事多艰，中外和好，臣断不敢稍涉鲁莽，致坏大局。惟洋人性情反覆，罔知事体，如臣构昧，恐难驾驭合宜。设英公使与总理衙门过于争执，惟有请旨将臣严议治罪以折服其心。”希望在这场“中外冲突”中得到朝廷的支持。十几天后，针对英方提出“常胜军”不归中国指挥的说法他又专门给朝廷上了《筹处常胜军片》，说现在他的兵力已经“可敷防剿，亦无须该军协助”，所以希望总理街门“与英公使议定妥法，即让戈登告退须责令将该军带队外国兵弁一百数十名全行撤回，或由臣选派数人帮带。该军叠次购买外国炮位及现存外国军火全行交出，彼无所挟持，庶不敢背叛滋闹。盖常胜军所持只有炮火，此外实无他长。”总之，“英酋欲揽兵权以箝制地方，勇丁欲附洋弁以要挟厚饷，相为固结不解，操纵缓急颇有为难。”此片表明他实际上想解散“常胜军”。

李鸿章的这两手果然奏效。朝廷下旨不仅明确支持他的所作所为，认为“洋人不明事理”，而且指责戈登“意殊颇测”，“惟有据正理驳斥，以折其心”。得到朝廷的支持，李鸿章自可大松口气。另外，经过赫德等人的调解，英方认为维持与清政府的“和好”更符合自己的利益，因此主张将此事交总理衙门处理，制止了戈登的过激行为。而且，此时淮军人马已达五万，且其中三四万人装备了新式武器，而“常胜军”只有三千人，从实力上说也不是淮军对手，戈登只得作罢，仅要求李鸿章发一文告，说明此事与己无关。对此要求李鸿章立即答应，双方都有了“下台阶”，一场大风波总算平息。

但此事更坚定了李鸿章裁撤“常胜军”的想法，他多次感叹“常胜军”已成为“磨难星”，不但“月糜五六万金”，而且“随事要求，随时翻覆，鸿章百忍之而苦无一当也”。

攻下常州后，戈登认为太平军败局已定，淮军已渐西化并迅速强大而“常胜军”正在腐化涣散，于是主动要求遣散“常胜军”，早就想裁撤“常胜军”的李鸿章立即高兴地同意。不过，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夏礼（Parkes , Sir Harry Smith）却认为这会削弱上海防卫，所以致信李鸿章坚决反对此事。而李也不示弱，回信反驳。终于在1863年5月31日解散了“常胜军”，其中一部分精锐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被编为淮军，进一步提高了淮军的实力。

平心而论，李鸿章能屡打胜仗在很大程度是倚靠“常胜军”。从对“常胜军”的利用、处置，可以看到李鸿章“请神”“送神”的现实、无情、老练和老辣。

对白齐文、戈登等人的“掌控自如”，使李鸿章对自己与洋人打交道的本事颇为自得，所以当乃师曾国藩对“天津教案”颇感棘手时，他几次去信建议说与洋人打交道要“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鸿章前云痞子手段，我于尽情尽礼后，若再以无理相干，只有一拼而已”。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不过，这种“痞子手段”纵有效于一时、一人、一事，终无法挽救晚清外交的屡屡重大失误。对一个王朝、国家来说，重要的是对国际形势、世界格局、时代潮流等宏观战略的正确判断，而不是“痞子手段”这种雕虫小技。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8期 胡克实自述：“文革”中的团中央　作者：叶永烈

缘起

2001年5月31日，经上海《文汇报》记者邢晓芳的介绍，我在北京步入胡克实家。这位当年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今已垂垂老矣。也真巧，前一天正是他的八十大寿。虽然当年满头乌发如今已经变成灰白色，但是精神仍不错。客厅的墙上挂着他与老伴于今在海中游泳的照片，还挂着“宁静致远”的横匾。

谈话自然是从谈那个动乱岁月开始的，但是也谈了他的经历：

胡克实与中国共产党同龄——1921年5月30日出生于武昌，毕业于湖北省立高中部。学生时代他在武汉，于1935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武汉秘密学联。1937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组建青年救国团，主持武昌团部工作。1938年8月调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他历任晋西北根据地区党委青年委员、晋西边区党委常委、青联常委、区地委青委书记、四分区青联主席等职，可以说他的革命经历是从青年工作开始的。

1948年秋，胡克实调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青委书记，从此“专业”从事青年工作。1949年春任中共中央中南局青委副书记。

1952年，31岁的胡克实调到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候补书记。1953年又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1964年底，胡耀邦奉调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这时他虽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团中央日常工作则由常务书记胡克实主持。

胡克实说，“文革”开始之后，在青年学生中冒出了红卫兵。受极左思潮的驱使，红卫兵闹着要取消共青团。他们宣称，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青年组织，必须砸烂共青团。于是，红卫兵们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青团中央。他们把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团中央。在大字报上，被点名最多的就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胡克实、候补书记胡启立。“三胡”的提法，就是在这时候叫开来的。

胡克实还记得，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学校的红卫兵首先在团中央贴出“打倒三胡”的大标语。从此，“打倒三胡”的口号便响遍全国。

亲历“文革”初期的激烈斗争

一提起这段往事，胡克实便沉浸于“文革”岁月的回忆之中。

胡克实说，在1966年六七月份，“文革”刚刚开始，北京处于非常混乱之中。毛泽东主席那时不在北京，而在杭州。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是刘少奇副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不过，就连刘少奇和邓小平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该怎么搞，更不知道他俩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号和第二号打倒对象。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指定了4个人，每天把“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整理成文字，向毛泽东报告。

在1966年6月初，胡克实列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克实说，本来应该是共青团第一书记胡耀邦列席会议的，那时候胡耀邦生病，就由他列席会议。事先报告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说那就叫胡克实来吧。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1964年底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便到西安工作。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是刘澜涛。胡耀邦在西北工作并不顺心。胡耀邦生病，住进西安的医院。这时，叶剑英元帅路过西安，叶帅跟胡耀邦有很深厚的友谊，听说胡耀邦病了，便去医院看望。叶帅对胡耀邦说，既然人家不欢迎你，你还呆在这里干什么？你不如回北京养病!胡耀邦接受了叶帅的意见，在“文革”前夕回到了北京治病。虽然胡耀邦这时仍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由于生病，并不过问具体工作。正因为这样，由胡克实代替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胡克实记得，那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气氛相当紧张，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派工作组。当时，北京很乱，特别是学校里，出现学生打老师、打校长。面对“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刘少奇和邓小平也没有精神准备。他们用过去的办法，即由上级部门派驻工作组。会议决定向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另外，还拟定了八条指示，要求在运动中要“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示威游行”、“不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等。

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向各单位派驻工作组。当时共青团中央负责北京市中学的“文化革命运动”，向北京市八个城区各中学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团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担任了各工作组负责人。北京市西城区中学的工作组，就由胡启立负总责。

胡克实说，没想到，工作组问题成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线。

那是在1966年6月18日，北京大学发生了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戴高帽、抹黑脸、罚跪、打人。派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发现之后，及时地加以制止。6月20日，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大学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中，肯定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批转全国执行。然而，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却认为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是革命事件，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是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下发文件：“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消这个文件。”这样，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各地掀起了反对、批判、揪斗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毛泽东尖锐地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方向、路线的错误。于是，刘少奇不得不承认：“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至于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这么一来，毛刘分歧由隐蔽到完全公开。全国各地以批判工作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突破口，把斗争的矛头公然指向刘少奇……

胡克实亲历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激烈斗争。他亲眼目睹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是怎样决定派工作组的，又亲耳听到刘少奇关于工作组问题的检讨。他说，过去一直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威望和才华，这时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也不一定正确。胡克实笑称“文化大革命”初期是“暗箱操作”。

胡耀邦的“牛棚”岁月

胡克实说起了“文革”初期的团中央。胡克实说，那时候团中央受到的压力很大，因为团中央直接面对青年，也派出那么多的工作组，不言而喻，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他很感叹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青年们被煽动起来，处于狂热状态，真的有点像宗教的狂热、民族的狂热!大学生还好一点，毕竟年纪大一点，懂得一点“规矩”，最没有办法的是中学生。他称中学生“没有章法”，真可以说是无法无天。然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归团中央主管，理所当然受到成千上万无知的中学生们的狂热冲击。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让红卫兵戴上“红卫兵”袖章，于是红卫兵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共青团中央，“三胡”停职反省。

胡克实记得，李富春作为中央代表，奉命来到团中央，宣布“三胡”停职反省。李富春说，“三胡”停职反省，是因为他们犯了错误。他们的错误主要是：

第一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

第二条，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够；

第三条，走群众路线不够。

这“三个不够”，就导致“三胡”停职反省。后来，李富春本人也因为这“三个不够”，遭到同样命运。

这时，胡耀邦不能不从医院出来，回到共青团中央进行“反省”。

由于“三胡”停职反省，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团中央成立了一个“临时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

在停职反省之初，“三胡”还能回家。到了后来，就只能整天呆在团中央机关里写检讨，不能回家了。

没多久，团中央“临时书记处”又被取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李富春找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要求他无论如何要把“三胡”保护好，绝对不能出事；还要保护好“三胡”的家，不能让人冲击。

当时团中央“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还不错，非常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李富春的指示。这个负责人原本是上海工厂的团委书记。1964年，曾经挑选一批基层团委书记到中央部门工作，这人到了轻工业部工作。他很沉着，也很老练，后来进入共青团中央工作。根据李富春的指示，他在共青团中央机关大楼派了解放军岗哨。这样，没有得到批准，红卫兵是不允许进入机关大楼，也就保证了“三胡”的人身安全。只有经过批准，岗哨才放行，进来三两个红卫兵，找他们外调，或者问话之类。

胡克实记得，那时共青团中央的院子里，常常挤满了狂热的红卫兵，召开批判“三胡”的大会，坚决要求把“三胡”拉出来示众。这时，“三胡”也只是在机关大楼的阳台上“亮相’而已。红卫兵们只能用双眼“看”着“三胡”，手够不着，自然也就无法“武斗”。

这时，外边越来越乱，抄家、武斗成风。经常有人要求把“三胡”拉出去批斗。

最严峻的时刻终于到来。那是1966年12月，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发生武斗，打死一名教师，却被说成是工作组“挑唆”，而这所中学的工作组是由团中央派出的。“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北京体育场召开十万红卫兵大会，追悼那个死去的教师，并把矛头对准了团中央。大会结束之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团中央大楼，高呼打倒“三胡”的口号，要求揪斗“三胡”。这是红卫兵对共青团发动的一次最强大的“攻势”。

团中央派驻了军代表。军代表强调，胡耀邦有病，不能拉出去批斗。你们实在要拉人出去，那只能拉胡克实、胡启立以及执行了“错误路线”的工作组那六七个人，不能拉胡耀邦。即使是拉胡克实他们出去，也必须文斗，不许武斗。

胡克实说，他被拉出去斗了几次。在那样混乱的状态下，狂热的红卫兵们不可能只是“文斗”。他多次挨打。后来，连胡耀邦也被拉出去斗。胡耀邦被打得很厉害。有的红卫兵用皮带抽他，胡耀邦痛得在地上打滚!胡克实目击了这一切，非常感叹地说：“那时候，打手们完全没有理性了!”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大约被拉出去斗了十几次。他和胡启立挨斗，那就更多。

当时，他们在团中央被关在“牛棚”里。他们属于“牛鬼蛇神”，所以关押他们的房子被叫做“牛棚”。那时候的“牛棚”，就是团中央机关的大房间。他们睡在地上，一个房间住二三十个“牛鬼蛇神”。“三胡”被分开来，关押在不同的“牛棚”之中。不过，“牛棚”挨在一起，出去解手或者接受外调时，彼此都还能看见。

1968年10月的一天，忽然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把胡耀邦找走了。起初以为是外调。过了一会儿，胡耀邦回来了，把牙刷、毛巾、换洗衣服、被子都带走了，

当时的“牛棚”看守，大都是团中央原先的司机、勤杂工等，常常给“牛鬼蛇神”报告消息。“胡耀邦被带走”，这当然是“重大新闻’。通过看守们的嘴巴“广播”，这一“重大新闻”立即传遍各个“牛棚”。胡耀邦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的命运牵动着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心。“牛鬼蛇神”们议论纷纷，猜测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是让胡耀邦回家还是进监狱关起来？

胡耀邦这一走，竟然从此离开了团中央的“牛棚”。来自看守们的“小广播”是乐观的，他们告诉“牛鬼蛇神”们，胡耀邦是去中央开会!

这就是说，胡耀邦“解放”了!看守们说，既然胡耀邦“解放”了，你们也快“解放”了。

后来才知道，胡耀邦出了团中央的“牛棚”，竟然被径直送进了京西宾馆!

原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要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关于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然而，由于在“文革”中许多中共中央委员遭受迫害，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可能不足半数，无法通过这些所谓的决议。为了凑数，就从原中共中央委员以及候补中共中央委员之中，寻找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以求能够过半数。胡耀邦是中共中央委员，属于尚未完全打倒、可出席会议者，于是把他从“牛棚”中突然接到会议代表住宿处——京西宾馆。

会议之后，周恩来把胡耀邦等一批刚出“牛棚”的中共中央委员趁机保护起来，让他们留住在京西宾馆。这是因为京西宾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重要宾馆，红卫兵、造反派们很难冲进来。胡耀邦在那里，平平安安地住了两三个月。

毛泽东否定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

在“文革”中，共青团中央曾经突然接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通知，要求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前往全国各地。

工作组不是挨了批判，派工作组不是被说成是“路线错误”，怎么又要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呢？

原来，这工作组是专门去“征求意见”。“征求”什么“意见”呢？据说，共青团已经“修”(指修正主义)到家了，已经沦为“刘(少奇)邓(小平)的爪牙”，必须彻底改组或者干脆取消共青团。由共青团中央派出一百个工作组，就是到全国各地听取意见，如何改组或者取消共青团。当时，江青也参加了意见，他们打算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当时，全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召开“红代会”(即“红卫兵代表大会”)，正在筹备召开全国性的“红代会”，成立全国性的红卫兵中央组织。陈伯达和江青以为，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是“历史的必然”。

就在共青团中央奉命组织工作组、已经进行了两个星期，许多工作组正准备出发，突然又接到通知，说是取消了计划，不派工作组了。

这究竟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毛泽东不赞成!

后来才明白，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毕竟是大事，陈伯达、江青必须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不以为然。毛泽东说：“你们不要共青团，我要共青团。”毛泽东还指出：“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毛泽东一言九鼎。陈伯达、江青打消了以红卫兵取代共青团的念头，所以也就急急忙忙取消了向各地派遣工作组的计划。

他成了“走资派好人”

在1968年10月胡耀邦出了“牛棚”之后，胡克实他们在“牛棚”里也开始松动，比过去自由、自在多了。看守们也向他们透露消息：“你们没事了，快出‘牛棚’了。快了，快了!”

这时，军代表找胡克实谈话。军代表说，你的历史经过审查，没有问题，你在团中央也就是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那是“路线问题”，谁都知道的。军代表的话，显然是“解放”胡克实的讯号。

果真，当1969年元旦来临的时候，胡克实就得到通知，可以回家了!从此，他结束了“牛棚”生活。

1969年1月，军代表要胡克实在团中央作个检查，“往深里挖一下”，就可以放他过关。在胡克实写好检查之后，团中央机关在礼堂里开会，胡克实照着念了一遍，从此也就算是过关了，结束了停职反省。

在“解放”之后，没有宣布胡克实恢复团中央书记职务，但是也没有宣布取消他原先的团中央书记的职务，而是让他参加团中央“革命委员会”的工作，算是“结合”了的“革命干部”。

胡克实的孩子初中毕业之后，上山下乡，去了农村。听说要保送“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他的孩子需要团中央开一份关于他的政治情况的证明。胡克实记得，军代表在证明上写着，胡克实“属于走资派好人”!

这“走资派好人”，实际上是当时对胡克实作的政治结论。对于今日青年读者来说，这“走资派好人”颇为费解。其实，那“走资派”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派好人”也就是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错误的“好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的日子

胡克实谈起了胡耀邦。

他跟胡耀邦在共青团中央共事14年，而且从1955年至1978年做了23年邻居。

他说，那时候他和胡耀邦一起住在北京灯市口西街富强胡同六号。那是一个三进的四合院。前院住着秘书们，中院住着胡耀邦一家，后院住着胡克实一家。

在“解放”之后，胡克实和胡耀邦都到河南潢川的“五七干校”劳动去了。

直到1971年底，胡耀邦因病终于获准从河南回到北京。一个月后，胡克实也回到北京。胡克实拿出一帧珍贵的照片，送给笔者。这张照片是他和胡耀邦在1972年初的合影，就在他们所住的院子里照的。他们都穿着中式旧棉袄，表情木然，是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最真切的写照。

他们回到北京不久，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们谈话，说是分配他们前往新的工作岗位：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分配胡克实担任贵州省铝业联合公司“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面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胡耀邦很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

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音讯。

从此，胡耀邦“赋闲”在北京家中。他趁这难得的“赋闲”之机，在家读了大量的书。胡耀邦家几大书柜里的藏书，画着他的阅读记号，表明他读书非常认真。这些书，很多是在他“赋闲”时细读的。

1973年10月，胡克实调任中央国家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从此，他离开了团中央，在科技领导岗位上工作。

国家地震局本来是一个工作并不很忙的单位，但是在1976年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一下子处于日夜工作状态。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召开紧急会议，胡克实作为国家地震局党委书记出席了会议。一见面，华国锋对他格外热情。那是因为当年胡克实在晋西北工作时，先后担任临县、离石县、方山县的县委书记，属于“三地委”，而华国锋则担任交城县委书记，属于“八地委”，彼此早就认识……胡克实说，华国锋是个谦厚的人。毛泽东在晚年选择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约是出于要选择一个没有二心的人。

胡耀邦在家“赋闲”了几年，读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1973年3月10日，传来好消息，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5年1月，邓小平又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75年5月间，胡耀邦被指名来到第四期中央读书班学习。这期读书班有四十多名学员，分成几个班，有吕正操等，都是曾经当过中共中央委员、省委书记这样级别的老干部。读书班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读书班的负责人虽说是王洪文，实际上是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他们安排的，打算通过读书班学习之后，安排这批老干部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以与“四人帮”抗衡。

“人品高尚，襟怀坦白”的胡耀邦

在读书班学习了一段时间，叶剑英元帅说：“该结个业吧!”于是，1975年7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结业典礼。

在中央读书班上，胡耀邦见到在读书班另一个班学习的苏振华，特别高兴。当年在陕北“抗大”，苏振华是大队长，胡耀邦是政委，曾经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他们多年未见，在结业典礼上相见，互相拥抱，兴高采烈。许多老同志见到胡耀邦，也都跟他握手、问候。

叶剑英、邓小平、江青、王洪文来了。还没有正式开会，叶剑英就问：“怎么没有看见胡耀邦？”

胡耀邦当时坐在后排，一听这话，赶紧站了起来：“‘参座’，我来了，在这里!”

当年，叶剑英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八路军参谋长，胡耀邦已经叫惯他“参座”。

叶帅马上就说：“谁把你安排在这么后边的？来，到前面来!”

叶帅其实话里有话。

叶帅跟胡耀邦有着深厚的友谊。叶帅好几次到胡耀邦家，聊天，散心。有时，就在胡耀邦家吃饭。胡耀邦就到后院叫胡克实一起来吃饭，跟叶帅见面。

那天，胡耀邦也很高兴跟邓小平见了面。邓小平在结业典礼上作了题为《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

胡耀邦早在长征时期就已经认识邓小平。在延安时期有过许多来往。1950年初，邓小平主持西南工作，而胡耀邦担任川北行署首长，直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后来，胡耀邦和邓小平同时调往北京。此后，胡耀邦出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文革”中，清华大学红卫兵小报《井冈山》在报道打倒邓小平与胡耀邦时，曾经刊登了邓小平与胡耀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许多通信，这表明邓小平与胡耀邦在当时就存在很密切的关系。

胡克实记起，1962年6月19日至7月9日，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当时党中央一月工作会议和三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讨论如何适应形势，健全团的工作，学会作艰苦细致的群众工作的问题。会议期间，胡耀邦邀请邓小平前来作报告。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邓小平谈到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以为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关系一层又一层，并不有利于农业生产。只要能够发展农村生产，各种生产形式都可以。他说起他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言外之意，是赞成包产到户。邓小平是在上午讲这番话的，到了晚上，他找胡耀邦，告诉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不要往下传达。后来才知道，那天下午，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包产到户……

正是因为邓小平与胡耀邦有过很多交往，所以那天在中央读书班结业典礼上见到胡耀邦，邓小平得知胡耀邦正“赋闲”在家，马上安排他新的工作。

在结业典礼结束之后，叶剑英约胡耀邦到北京体育馆去看比赛。叶帅对胡耀邦说：“你这个人光喜欢看书，也该去看看体育比赛!”就在比赛进行之际，有人跑来告诉胡耀邦，说是邓小平来电话找他。胡耀邦匆匆来到后台，用红机子跟邓小平通话。

胡耀邦赶去见邓小平。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派他到中国科学院。当时院长是郭沫若，正在病中。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就这样，胡耀邦开始了重新工作。略早于胡耀邦，在1975年1月，胡克实也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于是，这两位共青团中央书记又在中国科学院并肩工作。

胡克实说，邓小平有着锐利的目光，思想非常敏捷。邓小平平日话不多，要言不烦，从不拖泥带水，讲话很深刻。

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在“文革”的“重灾区”中国科学院进行深入调查，写出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在1975年9月26日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谈了意见，在胡乔木的协助下，胡耀邦进行修改，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认为，这一《汇报提纲》适用于全国科技界、教育界的整顿工作，送交毛泽东，准备印发全国。但是毛泽东未表同意。

就在胡耀邦忙于整顿中国科学院的时候，邓小平受到“四人帮”的“批判”，全国掀起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也被“四人帮”指斥为“大毒草”。胡耀邦随着邓小平的下台而下台，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又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

胡克实记得，胡耀邦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从富强胡同迁出的。当时，按照工作需要，胡耀邦应该住进中南海。胡耀邦不愿住中南海，认为住在那里朋友们来访诸多不便。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住处：那房子在中南海之外，紧挨着中南海的红墙。他请人开了扇后门，直通中南海，便于在中央工作。然而，房子本身在中南海之外，朋友们来访，可以从外面的大门直接进入，不必经过中南海。直到今日，胡耀邦的家属还住在那里，只是关闭了那扇直通中南海的门。

胡克实用“人品高尚，襟怀坦白”八个大字形容他所深知的胡耀邦。

胡克实说，胡耀邦从不整人。

胡耀邦早在中央苏区，小小年纪，就蒙受过所谓“AB团”的冤案。从那时候起，十几岁的胡耀邦就亲身体验到被整之苦，冤案之苦。从此，他非常厌恶、痛恨整人。他总是对蒙受冤屈的人，寄予很大的同情。胡耀邦一再强调，对于人的处理必须非常小心。

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青年作家刘绍棠蒙受不白之冤。胡耀邦亲自找他谈话，给予鼓励，曾经使刘绍棠在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

也正因为这样，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曾经为平反冤假错案出了大力。

胡克实说，胡耀邦多年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跟青年心连心。胡耀邦的性格也很年轻。他直率，真诚，乐观，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胡耀邦除了一些重大场合讲话拿发言稿之外，平常即席讲话，从不拿稿子。而且非常具有鼓动性，热情洋溢，富有文采。

八十大寿出版新著

就在我采访胡克实的时候，他家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大摞新书。那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刚刚印出的胡克实所著《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这本书收入胡克实多年以来所写的关于科技工作、科技立法方面的讲话、论文。

据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李丕光告诉笔者，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在两个月内赶出的新书，为的是作为献给胡克实八十大寿的一件特殊而又最有意义的礼物。

胡克实作为团中央书记，怎么会写起《科技工作与科技立法》一书呢？

那是因为胡克实自从离开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岗位之后，一直从事科技领导工作。他在担任中国科学院核心组成员之后，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1983年，胡克实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此后，在1988年再度当选。他负责科技立法、执法检查等科技法制方面的工作。

在这个时期代表科学院和全国人大出访日本、英国、法国、瑞典、瑞士、美国、意大利等国二十余次，借鉴了许多有益经验。

胡克实的夫人于今也是延安老干部。如今，他们的子女在各自的岗位上忙于工作，夫妇俩在北京安度晚年。胡克实在三年前曾经有过小中风，而且气喘老毛病也一直纠缠着他，但是他的精神很好。

胡克实曾是中共第八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常务委员，中央文教小组成员，中央人大政协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成员，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副主席，中国桥牌协会副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会长，中国科技法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芷江受降亲历记　作者：张　彦

在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我脑海里频繁出现两个永远忘不了的历史画面：一是“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一天我的直觉感受；二是紧接着我亲历芷江受降的那一幕。

那时，我是23岁的小伙子；如今，我已经是83岁的老头子了。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铁蹄踏上我东北三省时，我才9岁。但是，我永远也忘不了：停在南京江边的日本军舰的炮声隆隆震得我们家的玻璃窗直发响。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时，我15岁，初中刚毕业，就跟着父母开始过逃难的日子。一家大小十来口人，从南京逃到武汉、长沙而重庆，被日本飞机的轰炸赶着走，八年啦，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甚至，我到了大后方的云南昆明上大学时，也免不了正上着课也要跑警报，在树林里眼睁睁看见日本飞机往下扔炸弹。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啊。像我们这样的人所受到的伤害，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战争在所有中国人身上塑造的这种救亡图存的民族忧患意识，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笔无可估量的巨额财富。

1945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虽然没有投笔从戎，但总想为抗日战争直接做点什么。当时，盟军设在昆明的美国新闻处（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有个“心理作战部”（OSS），专门负责制作各式各样的传单，用飞机在日伪军所在地区分撒，以瓦解他们的军心。那年暑假，他们特别到我上学的西南联大来招考大学毕业生参加他们的工作，我和同学周锦荪主动应试，结果很幸运被录取了。于是，我们俩穿上美军咔叽布服装，戴上鸭舌帽，在美国军官罗克武德（Charles Rockwood）领导下与一名准备做日俘工作的日裔美国士兵阿勒克斯（Alex）组成了一个四人小组，开着一辆装有发报设备的大型军用吉普，由昆明出发，直奔湘西敌占区的边缘地带。任务是以“美国新闻处记者”名义，采访从敌占区出来的人们，了解关于日伪军情况，以英文迅速给总部发回素材，供昆明制作各式各样文字或漫画的传单，借以进行心理作战。我们感到，能够直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出点力，哪怕很微薄，也是莫大的荣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邻近日军占领区的湘西沅陵县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急着要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丢下打字机，就往外跑。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跟着人的潮流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无形中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摆杂货摊的，卖水果的，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欢迎大家来随便拿！随便吃！”八年了，亿万中国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谁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偿还的血债。今天，终于盼来了这一天，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这是事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只有自己亲身经历了才会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经历过这么一次，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紧接着，我们的任务也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总部命令：我们这个携有发报装备的小组立即开往芷江，去为美国新闻处向全世界发布日本军方代表前来接洽投降事宜的重要新闻。

位于湖南南部的芷江，地方不大，当时大约只有几万人口，但却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建有较大的机场。早在1938年，援华抗日的苏联志愿航空队就驻扎在这里。后来，美国第14航空队，也就是陈纳德将军率领的“飞虎队”，也以此为其基地。但是，这样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小城镇，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闻名的受降之城。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举行受降典礼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就绪。会场设在一栋由营房改装的黑色西式平房，会场前方马路两旁扎有木板牌楼，中间嵌有一个象征胜利的巨型V字，上端扎有“和平之神”四个大字。会场前面广场上，四根旗杆高竖中、美、英、苏四国国旗。会场内，正中墙上悬挂孙中山像，上面和左右挂的是“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横联和条幅。上面一排主座是中美受降大员的座位，下面面对主座的是为前来面呈降书的日军代表准备的一排座位。两旁的座位是为有关官员和记者准备的。整个会场并不宽敞，但是十分庄严肃穆。

8月21日，风和日丽，天高气爽，机场内外，戒备森严。上午11时许，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全权代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一行乘坐的专机，在我方三架战斗机自常德以来的导航下，到达芷江七里桥机场上空。该机绕机场低飞以示敬意，然后徐徐降落。飞机两翼按要求作为标志所挂的红色长布带，已经被风吹得所剩无几了。在飞机旁等待他们的是四辆军用吉普，除第一和第四辆负责引路和监视外，中间二辆供日方使者乘坐的都插有象征投降的白旗。此时此刻，机场上虽然早已聚集着来目击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上千的人群，但是喧哗声早已平息，除了新闻记者摆动相机的声响外，鸦雀无声，一片肃穆。经我方宪兵登机检查有无武器和违禁物品后，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头戴硬壳帽，脚蹬马靴，身着草绿色哔叽军服，佩带军刀，戴黑边玳瑁眼镜，面带戚容。只有在得到我方负责监督的一位少校军官口令允许后，他才和他的参谋、译员以及飞行员等8人徐徐走下飞机，排成一行，等候检查身份证明。这时候，一个个狼狈不堪的窘态，可想而知。昔日“皇军”不可一世的那种威风，荡然无存。一大群新闻记者的相机，将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及时地收入镜头，直到他们乘坐的吉普被引导朝着接待降使的招待所开去。专门为日本降使准备的招待所是两栋木板平房，板壁上涂有很大的白十字标志。房间内陈设简单，但很干净、整洁。被褥、席子以及日用器具，都是新的。

下午三时，在受降典礼开始之前，会场正中已坐着受降的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赫赫名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等人，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一部分没有获得坐位的只好站在门外了。在日方投降代表到来之前，萧毅肃事先交代各项应注意事宜，并宣布三点：1）今天在场记者不得发问；2）日方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3）中方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英文，日方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英文。

下午四时，典礼正式开始。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译员木村辰男四人，身着军常服，足登长统马靴。除翻译外，另三个都配有参谋军官绶带。当他们走到会场门前时，立即自动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萧毅肃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本降使，并要求对方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今井立即立正答道：“本人是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参谋次长今井武夫少将，奉命来晋谒中国统帅接洽投降的全权代表。”并随即呈上他的正式委任状。萧审阅证件后，今井即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并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当日军参谋和翻译站到桌前说明彩色概要图内容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企图拍照摄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给制止了，因为这是军用地图不许拍摄。

接着，萧毅肃随即将发给驻华日军最高指挥长冈村宁次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当面交给今井武夫带回去转交冈村。根据三种语言的朗读，备忘录主要内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陆空军在执行投降命令时，应注意的各项任务以及中国战区各个分区受降地点的详细规定和图表等等。然后，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证》上用毛笔签字盖章并呈上。大约下午4时50分，受降仪式结束。日本降使随即起立、鞠躬，退出会场。

至此，萧毅肃宣布投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从旁听房间走出，听取萧的报告，验看一切有关日军投降的地图文件，同时接受众人趋前表示的祝贺。当晚，美军柏德诺准将设宴庆祝胜利。何应钦即兴发表讲话，宣布自投降之日起，中日双方即停止敌对战争状态。

正式的受降仪式虽然如此简短，日本军方代表却在芷江停留了52个小时才原机飞返南京。在此期间，彼此双方都没有闲着。中国各方的将领们都在频繁开会研究全国各地日伪军投降的处置问题，同时就随时让下级军官与日军投降代表进行具体细节的磋商。此中，还包括一个重要节目：作为中国陆军最高长官的何应钦单独接见今井武夫，所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根据请示在重庆的蒋介石，受降的签字仪式改在南京举行，所有受降的具体安排部署均已在芷江准备就绪。23日晚上，何应钦为庆祝胜利举行了一个鸡尾酒会，包括传媒记者也在被邀之列。有记者问：“为什么接收人员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没有给共产党一个接收地区？”尴尬的何应钦只能支支吾吾以“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搪塞过去。不过，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里已经潜伏着内战的危机了。

弹指一挥间，60年过去了。曾经充当日本侵华大特务土肥原的得力助手、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今井武夫，在芷江受降中所表现的狼狈不堪，至今仍历历在目。然而，当今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却不顾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顽固地坚持去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18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的一位大臣，甚至公开地否认屠杀了几千万中国和亚洲生命的战争，不是一场侵略战争，激起了世界公愤。今天，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不能不特别警惕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一定要坚决予以遏制和制止。历史是不允许重演的。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反封建专制里程碑：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作者：杜　光

25年前的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意义重大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分析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种种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突出表现为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成规、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等等；权力过分集中现象，“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家长制作风，“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大搞特权，特殊化。对于诸如此类的丑恶现象，邓小平指出：“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所以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时光流逝，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了，邓小平言犹在耳，但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讲话中，邓小平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主要弊端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我个人认为这是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表明，封建主义在我国各个领域、特别是思想政治领域的严重存在，用“残余影响”这个概念恐怕是包括不了的。

我们为什么对封建专制主义缺乏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历史特征，决定了我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渗透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无孔不入。诞生在这种社会里的中国共产党，不能不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对民主革命的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还缺乏准确的理解与把握，以致不能把民主革命坚持彻底；另一方面，对于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共自身的严重影响也估计不足，没有始终把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作为党自身建设的主要任务。长期以来，在指导思想上我们总是片面地强调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却不很注意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结果，在理论思想和路线方针上就出现了错位：许多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被当做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批判和抵制，而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观念和制度，却被看成是社会主义而得到弘扬和发展。就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来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资产阶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把“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却忽略了封建主义在中国的严重存在。直到毛泽东建立新民主主义理论，才明确地把革命任务转到反帝反封建的正确轨道上来。不过，他的重点仍在于“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行“耕者有其田”，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而对弥漫于整个旧社会的封建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尤其是围绕为确立与巩固专制制度而形成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却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革命任务的这种政治思想偏向反映到党的建设中来，就是在党的自身建设中，始终忽视在政治思想领域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以统一党内思想为目标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没有涉及反封建主义思想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只是一味地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在统一全党的理论思想和凝聚全党的力量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实际上也有助长封建专制主义在党内滋长的另一面，如用“山呼万岁”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形式来表达对领袖的爱戴，传唱《东方红》，树立毛泽东个人权威，就是一些鲜明的例证。可以这样说，从中共成立时起，封建专制主义就无声无息地侵蚀着这个革命政党，党的历史上的一切不幸，都可以看到封建专制主义的阴影。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辉煌的胜利，但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是夺取了政权，实行了土地改革，却放过了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为专制主义的存在与发展，留下了充分的余地。于是，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里提到的种种“封建主义余毒”便逐渐孳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的第一把手，构建起一个集中的有时是专断的政治架构。邓小平曾引述毛泽东谈论斯大林的胡作非为的话说：“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同样，像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斯大林、毛泽东引发的那些不幸事件，主要根源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品质，而是沙皇俄国和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主义使然。这些现象为什么不会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偏偏出现在苏联、中国这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比较彻底，而苏中两国则没有彻底完成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两个大国都没有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便匆匆忙忙地“跃进”到“社会主义”；他们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视为主要敌人，却把封建专制主义掩护下来了。尤其荒唐的是，用来掩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外衣，竟然是马克思主义——当然是被曲解了的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巨大的差异？

在欧洲各国的历史上，资产阶级反对宗教神权和封建王权的斗争比较彻底的基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大发展，资产阶级有了同封建主义抗衡的物质力量。加上他们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政治上层建筑是在经济基础和文化上层建筑双重革命的夹击下才逐渐完成变革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才得以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和中国，在经济上没有经历革命性的经济变革，资本主义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在思想文化领域没有经历过深刻全面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封建主义、特别是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传统却根深蒂固。俄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封建王朝，1949年又解放全中国。但这些伟大的革命都没有撼动封建专制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深处的根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是反封建的政策，是民主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他要通过工业化、电气化和合作化来改变俄国城乡的小生产，从经济上堵塞封建主义复活的途径，因为小生产正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比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看得更深更远，他确定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说，在这个前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里，中国既要吸取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文明成果，也要避免资本主义剥削带来的种种弊端。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落后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科学思维成果，是他一生理论活动的顶峰。但是，遗憾的是，他没有把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列为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任务，却把革命的矛头转向本来就没有充分发育的资本主义和十分软弱的资产阶级。在临近全国解放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以限制反限制为形式的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还不到三年时间，他就宣称：“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5页）这样，他就放过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三反到反右派、反右倾，他满脑子都想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却看不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猖狂进攻，结果导致专制主义在许多方面的复辟。文化大革命正是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的表演。马克思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马恩全集》第1卷第411页）这句话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真是最恰当不过了。

封建专制主义是我国腐败的主要根源

据某些学术机构调查，近几年来，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腐败问题，而封建专制主义正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在人民中国的历史上，社会腐败首先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有的人认为，五六十年代是我国的社会道德面貌最好的黄金时期。此话不无道理。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淳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同志相称，平等对待，从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无不怀念当年的良好的道德风尚。不过，这个所谓黄金时期的断语最多只能说是说对了一半。因为，这个时期，我以为恰恰是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日益沦丧、精神日益腐败的时期。建国之初，人民群众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无比敬仰，接受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学说，认定自己从事的实际工作是为未来的美好社会加砖添瓦的革命行为，人人都为能做一个新中国的建设者而自豪。这个高尚的理念，孕育着美好的道德风尚——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成为全民族的共同准则。但是，随着封建专制主义对政治体制的渗透，这些道德准则受到了全面的侵蚀。毛泽东凭借他的文才武略和丰功伟绩，获得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崇和信赖。建立在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崇拜的基础上的最高权力，使他处于推行毕生理想的最有利的地位。但是，不幸的是，此时他在指导思想上却错误地抛弃了自己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奉行了一条反资不反封的错误路线。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制度，他在借助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长期储积的文化思想传统中的专制主义的东西。于是，专制主义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的掩护下，找到了在新中国制度里悄然复兴的机会。邓小平在1980年“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种种弊端，如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领导职务终身制、猫鼠关系等等，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形式。这些弊端通过政策的制订和施行而延及社会，破坏良好的道德风尚。祸及社会的主要渠道是一系列政治运动。在三反五反的指导思想上，已经表现出主观臆断的专制色彩，在合作化运动和对反冒进的批判中，进一步暴露出独断专行的家长制作风。接踵而来的政治运动，如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都可以说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正是这些在专制主义指挥下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导致政治思想领域的道德沦丧，人性凋零。由反胡风肇端而在反右派运动中普遍发扬、到“文化大革命”登峰造极的因文贾祸、因言致罪，造成了人们在字里行间、日常言谈中寻找阶级敌人的恶劣风气。流风所及，戚友亲情、同志情谊，都为阶级斗争的沉重压力所笼罩。运动中固然人人自危，平时也互相戒备，就怕运动来时遭到揭发批判。一旦风暴来临，为了避祸求安，不得不违心表态，揭发检讨，以牺牲原则来求取平安，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和道德、诚信、人性、人道主义、个人尊严，都被抛到九霄云外。这种屈从政治压力而舍弃道德的现象遍及全国，甚至连最高领导集团也不例外。在庐山会议上，与会者对彭德怀群起而攻之；“文革”期间党的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只有一个中央委员弃权——这些不都是屈服于专制主义而抛弃政治道德的典型事例吗？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是政治创伤最为深重，因而精神腐败、道德堕落也极为严重的社会阶层。由于指导思想上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确定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知识分子又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充当革命对象的角色，成为专制主义的殉难者。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把范围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送上专制主义的祭坛，导致这个本应成为民族脊梁的社会群体的整体堕落。作为政治运动的斗争对象，他们在无法忍受的精神煎熬和肉体摧残之下，一点一点地放弃了曾经引以自豪的品格：独立精神、自尊自强、忠于理想，最后只能违心地承认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以自污自辱的谎言换取苟全性命的机会。至于那些被动员起来迫害他们的主力军，既有工农干部，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有的是为了立功，有的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他们处心积虑地捕风捉影，吹毛求疵，吠影吠声，无限上纲，把别人推向灾难的深渊。政治运动召唤和诱发了同类相残的动物本性，把社会变成一个丧失理智、毫无人性的角斗场。它残害的主要是知识分子，但影响的却是整个社会，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丧。

不但是历次政治运动，作为经济领域群众运动的“大跃进”对社会道德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各地各级党政组织竞相放“卫星”，虚报产量，牛皮吹得越大越能得到表扬提拔；实事求是地上报实际产量或虚报数量较少的则被批为“白旗”，受到批判斗争，撤职降级。此例一开，人们群起效尤，弄虚作假成风。直到今天，此风仍长盛不衰。

由以上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封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社会腐败、道德沦丧，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领域，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对毛泽东的崇拜和社会主义理念的惯性，人们生活上自我约束较严；另一方面，生产力极度低下，物资匮乏，贪污受贿的机会不多，加上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不致激起人心深处的贪欲，因而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较少出现。我们党领导人民粉碎“四人帮”后，通过批判“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中国社会前进了很大一步，对恢复社会道德、克服精神腐败也起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只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在取得第一波的显著成果后便戛然而止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进一步批判和肃清“两个凡是”的专制主义根源，竟遭到不应有的遏制。因此，专制主义所酿造的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不但得以死灰复燃，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导致了全面的社会腐败。邓小平在“八一八讲话”中指出的那些丑恶现象，从滥用权力、脱离群众到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几乎没有一种已经克服。目前在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普遍现象，如：邀功取宠，歌功颂德，假统计、假政绩层出不穷；买官卖官，贿赂成风；假话大话空话充斥报刊等等，都是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社会腐败在新形势下的继续与发展。

不受制约的特权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本质所在

政治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必然导致权力特殊化，使政治权力转化为特权。不受制约的特权是专制主义本质所在。特权可以随意扩张，随处运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多了，特权就成了可以换取物质财富的特殊商品。权力的异化导致改革的异化，导致经济领域的腐败，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特权成为掠夺人民财富的主要杠杆。如在某些国有企业，领导人仗恃特权，借改革之机化公为私，使企业蜕化为官有企业。他们或是把国有资财转移到自己子女亲属的企业里，或是收受贿赂回扣，听任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发不出职工工资，厂长经理却依然吃喝嫖赌，肆意挥霍；有些企业管理者利用产权改革之机，上下其手，掠夺国家资产；有些企业把持垄断领域，垄断资源，控制价格，排斥民有经济，侵害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获取超经济的垄断利润；有些企业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国家仍然继续贷款投资，把人民的血汗扔进无底洞。许多民有企业、三资企业更成了掌握各种特权的政府机关的追逐目标，名目繁多的苛捐杂费，此去彼来的检查评比，愈演愈烈的赞助摊派，各种各样的收费站点，都利用手中的特权向企业伸手。十几年来，有权审批、检查、收费和向企业索要赞助的单位越来越多，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项目也越来越多，企业用于审批、检查、收费、赞助的费用更是越来越多，企业不堪负担。审批权是最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有些地方，企业从创办到在厂区内搭建一个简易厕所，都要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而凡有审批的地方，往往是“雁过拔毛，人过破财。”经济体制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那些利用特权致富的贪渎官吏不断蛀蚀败坏着。在农村，基层干部仗恃特权对农民肆行勒索也是花样百出，愈演愈烈。有些地方对农民的专制压迫，已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的一个最大特色是权钱交易。在特权和金钱的交易中交易双方迅速致富，社会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的囊中之物。腐败已成为财富再分配的重要方式，于是，谋取权力、扩大权力以换得更多财富成了一时风尚。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省的交通厅长因受贿而判刑？因为交通部门掌握着公路和交通设施建设的审批发包大权，是承包商追逐巴结的对象。近几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后，交通基本建设的大量投入，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广泛的可能。其他握有审批大权的官员，如工商局长、国土管理局长、水利局长，甚至公安局长、反贪局长、组织部长，近几年都有不少落马判刑的。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在社会上破坏了诚信的优良传统，催化着、扩散着为攫取金钱而不择手段的恶劣风气。如：在政治舞台上卖官鬻爵、结党营私、争名夺利、弄虚作假；社会上唯利是图、欺诈成风、坑蒙拐骗、盗贼横行；经济活动中，走私贩私、制假售假、尔虞我诈，缺乏职业道德、服务态度恶劣的现象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不甘堕落的工商业者也被迫走上贿赂的邪路；在学术文化领域则出现了剽窃学术成果、假文凭泛滥等不良现象。腐败已经全面地浸透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只有消除特权，肃清特权所由以诞育的专制主义，才能釜底抽薪，根绝腐败。

政治民主化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佳手段

事实非常清楚，封建专制主义和由它引发的种种腐败，是当前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必须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为首要任务。离开肃清封建专制主义而侈谈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实际上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贻患无穷。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民经济正在日益溶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这个趋势要求我们彻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这就使肃清政治体制中的封建专制主义显得更为迫切。

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效的手段，是政治民主化。民主是反封建的强大武器，这一点已经为欧洲几百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所证实。今天它同样也可以成为我国批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工具。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也是为社会主义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利剑。但民主必须以法治作为必不可少的补充。法治是民主的制度成果，也是民主的可靠保障。民主与法治互为表里，一个健全的社会必须是民主的社会，也是法治的社会。没有法治而奉行人治的民主，往往成为专制的遮羞布，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社会；没有民主的法治则是独裁者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社会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法治才能发挥多大程度的作用。我国宪法里规定的种种自由迄今得不到充分实现，就是民主不足的反映。

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体现，它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是，人民是否能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掌握国家主权，却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严格限制。马克思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马恩全集》第3卷第507页）他还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同上第19卷第264页）自由是这样，民主也是这样。作为一种社会理念，自由和民主都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没有什么阶级性。但它们的实现程度，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工具和技术的先进程度和人的文化素质等）和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换句话说，是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和阶级状况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实现的。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文化发展。”（同上第19卷第22页）从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是国家和私有财产出现之后，有产者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相对于专制的政治形式。作为国家制度，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都是为了维护有产者的财产所有权而设置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在专制制度下，国家权力为君主独裁者所垄断；在民主制度下，国家权力来自有产的社会成员的授予。如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就是有产者的民主，是奴隶主和自由民的民主，奴隶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即使是有产者，他们的民主权利也因占有财产多少不同而有所不同。公元前594年雅典执政者梭伦的所谓政治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公民按照地产收入分为四个阶级；不同的阶级所享受的民主权利不同。迄今为止，全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虽然比起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制度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本质上仍没有脱离梭伦民主的范围。在私有制社会里，民主始终是有产者的民主，富翁比贫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无产者即使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往往也是不巩固的，不持久的。在已经实行普选制的国家，公民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选举时人各一票，但富人和穷人对政治的影响力则大不相同。富有的阶级可以通过种种渠道影响立法和决策，贫穷的公民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富有者的利益经常受到政府的关注，贫民的利益只有在选举之前才被参与竞选者顾及。

过去有许多文章都说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是骗人的，这个断语至少是不准确的。自由民主是人类追求的共同理想，它们首先由资产阶级提出是社会历史的发展需要。当资产阶级高举自由民主平等的大旗，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君主制度冲击的时候，他们代表着人类文明和进步的发展方向。但在摧毁封建君主制度，取得政治统治的权力之后，他们却把自由民主限制在自己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之内，为本阶级的利益服务，无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权利则遭到漠视或践踏。这种不平等现象是自由民主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并不存在谁欺骗谁的问题。自由民主既不能超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也不能越过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范围。但是，在这个历史条件所容许的范围内，人民的民主自由仍有着广泛的扩大余地。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民主权利也不断有所扩大。以普选权为例，法国大革命后召开的制宪会议，把人民分为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在260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400万能够交纳白银直接税的人才有选举权。雅各宾专政时期曾一度实行凡是年满21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但很快就被督政府废除，《1792年宪法》仍规定只有交纳高额税款的男子才有选举权。后来在1848年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下，1848年11月12日发布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才确定了普选权原则，制宪会议代表由普选产生。在英国，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宪章运动，其第一条纲领就是要求实现普选权。经过1867年和1884年的选举改革，直到1918年才终于实现比较彻底的普选权。美国国会1920年8月批准第19条宪法修正案，使全国范围的妇女都获得选举权，从1957年到1968年，国会通过5次民权立法或宪法修正案，保障黑人和未纳税人的选举权。从民主在这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进程，我们不难预测，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工人阶级的进一步有产化，将不断提高劳动者的自由民主程度。

列宁曾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民主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毛泽东也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对大多数人民主，对少数人专政；邓小平则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们都把民主列为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都没有把民主和生产资料所有权联系起来，没有把民主本质上是有产者的民主这点说清楚。所谓大多数人的民主，应当隐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大多数人已成为有产者。当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无产者的时候，民主不可能是大多数人的民主。就像“全民所有制”并不表示全民都是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所有者一样，侈谈“大多数人的民主”，也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确实已经享有民主，即使在民主前面加上“社会主义”或“人民”的词藻，也不能改变问题的实质。其实，民主本身并没有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民主之分，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实现程度不同罢了。在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不是什么大多数人的民主，而应当是全民的民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但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也是全体公民都是有产者的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全体公民都在公有产业中享有一份属于自己个人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样的社会离我们还很远，因而实现全民民主的要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现实的，但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因此，我们在争取实现劳动人民有产化的同时，也完全有理由有必要争取实现以全民民主为发展方向的政治民主化。政治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公民选举权，而且也包涵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立法和决策的影响，包涵政权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实现民主的这些基本要求，就为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并防止它卷土重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些要求远没有实现的时候，就谈不上政治民主。有些文章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问题只在于如何扩大这个社会主义民主，那就显得过于不实了。

简短的结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中国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如果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算起，已经111年了。一百多年来，为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演出了多少可歌可泣、悲壮激烈的历史剧。当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呼唤的时候，他未必会预见到，在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80年的今天，封建专制主义仍然能以如此猖獗的形式，如此普遍地继续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以致继承他的事业的后人不得不再次重复他的呼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许多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以政府的权力制衡和公民的广泛参与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是克服以至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只有借助于这个武器，才能实现孙中山在80年前所发出的呼吁，和邓小平25年前提出的诉求，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广大公民，都能认识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理解完成民主革命的时代意义，共同肩负起这个巨大的历史使命，持之以恒，努力推进，我们就可以在告别落后、告别愚昧的同时，告别封建专制主义，告慰革命先烈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8期 也谈“包容多样”　作者：余广人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即提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理念。这些深得民心、与时俱进的治国主张，给我国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和更高要求。但是宣传思想战线上的从业人员，对于如何承担新形势下的历史任务，如何向这一更高的要求迈进，认识看来并不很一致。有时媒体甚至借“构建和谐社会”之名，假“正面宣传”之势，重新强调“报喜不报忧”的不合时宜的老做法，只拣好的看、好的听、好的说，还美其名曰与党中央的要求保持一致。事实上，这种做法是对党的宣传思想战线的方针政策的曲解。过去不对，现在就更不对了。

其一，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就不是一味地关心高兴的事，倒是常常专拣烦心的事研究。比如，“非典”、“三农”问题、污染、圈地、失业、安全、严惩腐败等，甚至连拖欠民工兄弟的工资也是总书记和总理办公桌上重要的事情。中央现任领导人下去视察，不仅轻车简从，还中途改变路线，专挑穷的地方跑，差的方面看。这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领导明白“成绩不说跑不掉，问题不说不得了”的理，既然“以人为本”，你关心看起来歌舞升平的高兴的事多了，老百姓就不高兴了。既然从总书记到总理都认为关心烦心的事不会妨碍构建和谐社会国策的实现，媒体还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强调“报喜不报忧”，甚至这也不准见报，那也不准见报呢？

其二，一些媒体的这种想法、做法，也不符合现在宣传思想领导部门的指示。6月10《新华每日电讯》第二版，以头条、大字标题，报道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在江苏省就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进行调研时的重要讲话。醒目的标题是：《宣传思想战线：要以人为本包容多样》。刘云山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用和谐的理念看待事物、处理问题，把教育人、引导人、鼓舞人和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统一起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平等交流、民主讨论，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要体察群众疾苦，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好事实事，在服务群众中引导群众，使宣传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刘云山同志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宣传思想战线的从业人员的工作目标：必须“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要达到这一目标，不但“要用和谐的理念看待事物、处理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所谓“尊重差异”，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要求宣传思想战线的从业人员，不能眼睛只盯着高兴的事，看不到不高兴的事，或者说看到不高兴的事也熟视无睹而片面地正面宣传。因为从全社会来说，“差异”是广泛存在的。而所谓“包容多样”，从浅层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张报纸既要“报喜”，又要“报忧”，说点真话，说点不同意见也没有什么不妥。对此，也要宽容、宽大、宽厚。从深层意义上来说，这是对长期以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形成的“斗、斗、斗”、“绝对一致”的陈旧观念的最有力的否定。

现在，既然党在宣传思想战线的最高机构的领导同志鲜明提出了要“包容”而不是压制“多样”的号召，那些仍然过分强调什么事都要绝对一致的同志，是否也应该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呢？况且，要不要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还是一个纪律问题。

2005年第8期 “天天向上”的任仲夷　作者：范敬宜

任仲夷同志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位先驱人物。他在辽宁、广东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以思想解放、作风开明著称。他满腔热情地支持改革开放事业的事迹，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传为美谈。他同时又大力支持新闻媒体大胆、积极地开展改革开放的宣传，这方面的情况却知者不多。笔者当时是《辽宁日报》的一名工作人员，感受极深。二十多年来一直历历在目，未能忘怀。

力排众议，为记者仗义执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仲夷同志对这一重大战略思想领会特别深刻。他1977年到辽宁不久，就提出“农村抓富”的口号，并在全省发动一场“要不要富、敢不敢富、能不能富、怎么样富”的大讨论。作为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在总编辑赵阜同志的组织策划下，把这场讨论报道得声势浩大，有声有色。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抓富活动的深入开展，而且产生了全国影响。

当时，我刚结束十年下放的生活，回到《辽宁日报》农村部工作，躬逢其盛，自然也全身心地投入这项报道。可是事隔不久，到了1979年初，在全国出现了一阵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倒春寒”。一时“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诱发了资本主义势力泛滥”之类的声音甚嚣尘上，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为了批驳这种错误思潮，我在报社领导支持下，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农村形势述评，发表在5月13日《辽宁日报》上。三天之后，《人民日报》又在一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了这篇述评，并加了一个很长的编者按，予以肯定和支持，还旗帜鲜明地提出：“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同志那样，多做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对于我这样一个久经磨难、刚刚走出厄运的人来说，党中央机关报这样的热情支持，无疑是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但是事后我才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一文见报的当天，适逢辽宁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不少干部看了报纸纷纷议论：“现在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如此猖獗，还说是没有过头，纯粹是胡说八道！”“范敬宜这个右派还没有当够！”大有要把我“老账新账一齐算”之势。就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在会上力排众议，仗义执言：“我完全赞成范敬宜这位记者的观点，而且我认为文章的标题还应该加上一句：莫把支流当主流！”会后，他亲自跑到《辽宁日报》社，要见一见“这个记者”，实际上是来为我“打气”。遗憾的是这一天我正好下乡采访，没能见面。任仲夷同志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把我从困境中彻底解脱了出来。

“公私仓廪俱丰实”才是真富

从那以后，任仲夷同志多次让我随他下去视察，更多地了解省委的意图。1981年大年初一清早，他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随任书记下乡给“专业户”拜年。当时，农村的专业户刚刚出现，社会上议论很多，许多人认为专业户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温床。任仲夷同志去给他们拜年，目的是为他们正名，给他们吃“定心丸”。

在这之前，任仲夷同志针对社会上认为“抓富已经抓过头了”的议论，一再强调：“抓富只是开头，富了还要再富”，“我们提倡的富，是不搞剥削、勤劳致富、共同致富的富，是三者利益一致，当前和长远利益一致的富，是遵循党的政策、不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富”。他认为农村专业户（包括养鸡、养猪、养花等等）的出现，是农村体制改变以后发展商品经济的必然趋势，党和政府应当因势利导，做他们的促进派。

那天，我们来到沈阳市苏家屯一家多种经营专业户拜年。在听完汇报后，他在车上对我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历史上所有的盛世，都是因为政府实行了鼓励老百姓致富的政策。唐代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描绘开元盛世景象：‘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你看，只有国家和个人都富裕起来，才是真富，才能称得上太平盛世。我们共产党人的眼光，难道可以不如封建时代的文人吗？”

我当时心里明白，他也是在“点拨”我。因为他可能发现我对农村开始富裕起来后出现的某些新问题产生某种疑虑。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不久前，他到营口县参加一个大队干部会议。那年营口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200元，人们都认为已经富到了顶，不可能再富了。他就在会上说：“200元就到顶了？我相信，只要坚持这样干下去，三年以后完全可以达到500元。”当时在会场引起一阵哄笑。任仲夷同志大声说：“你们笑什么？你们的笑不是好笑，是被我吓笑了。500元算什么，你们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能真富起来吗？”

我对任仲夷同志说：“等到营口县农村人均达到500元那一天，我一定写一篇报道，把您这个情节写进去。”三年后，营口县农村果然达到了任仲夷同志要求的目标。但是，他已去了广东，我也调到了北京。于是，我履行诺言，写了一篇通讯《在当年被“吓笑”过的地方》，并把报纸寄给他看。他非常高兴地给我写了回信。

一定要体谅新闻媒体的难处

任仲夷同志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者，也非常体谅新闻工作者。有一件事情使我终身难忘。

农村致富大讨论开始之初，任仲夷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论断：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由奴变主”；在取得政权之后，是要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由穷变富”。

记者在写这篇会议报道时犯了踌躇：历来对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这样表述的：领导党员和广大群众向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现在怎么能说主要是领导他们“由穷变富”呢？记者担心这样的提法会犯“原则性错误”。报社农村部的同志考虑再三，也觉得不大好把握，但这又是省委第一书记经过深思熟虑的重要讲话，不敢擅动，最后商量出一个“淡化处理”办法：新闻不作突出处理，不上一版头条，放在一版中间，那两句话也不在标题中出现。这条新闻见报后一直未见任仲夷同志提出任何意见，我们便以为他已默认。直到十多年后，我在广州见到任仲夷同志，闲谈中我提起这件旧事，说明自己当年思想不够解放，他才恍然大悟说：“哎呀，当时我真有点不满意，想打电话问问你们，后来想想你们也许有为难之处，算了吧！你要不说，我至今还蒙在鼓里呢！”

权重一时的省委第一书记，能够如此宽容，处处为媒体着想，实在令人感动。

“记者是我的主要信息来源”

任仲夷同志经常说：“我的信息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业务部门，一个是新闻媒体。许多事实证明，媒体提供的信息往往更真实、更生动。”

正因为如此，他多次轻车简从来到《辽宁日报》报社，找几个编辑记者聊天，借此了解一些情况，也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在他面前，大家都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双方都有收获。

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个有趣场面：有一天，大概是“清除精神污染”期间，任仲夷忽然来到报社，找了五六位部主任、编辑座谈。会上有一位同志向他反映：现在有些幼儿园的老师，教孩子唱一些不健康的爱情歌曲，如《我有一颗火热的心》，这样会污染儿童的心灵。

任仲夷同志听到这里，立刻插话说：“你讲的情况只能说明现在的好儿歌太少，不能说是精神污染。两三岁的儿童懂什么爱不爱的，不过是跟着阿姨唱就是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托儿所还教孩子唱《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哩，你能说他们唱了就懂政策和策略吗？”

那位同志继续反映：现在部队里有些刚入伍的新兵，感情脆弱，一边洗衣服一边流着眼泪哼唱《再见吧，妈妈》。这样会涣散军心。任仲夷同志听了立刻站起来，很动情地说：“同志啊，人是有感情的。解放军也是人呀，十几岁的娃娃刚刚离开家，想妈妈是人之常情。出操当然应该唱‘雄赳赳，气昂昂’，洗衣服时唱唱《再见吧，妈妈》未尝不可。难道你就不希望儿子想你吗？”

他就是这样，善于在谈笑之中，用富有人情味的通俗语言，说明一些理论、原则问题，解开人们的思想疙瘩。

“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大概是1982年，大连歌舞团到上海演出。演员在台上拿着麦克风边走边唱，这在当时是罕见的，因此引起舆论的一片哗然。有的报纸连续批评这是“港台资产阶级腐朽台风”，还为此写了内参。大连在辽宁，辽宁当然很紧张。作为辽宁省委的机关报，《辽宁日报》是否也应该呼应？总编辑赵阜同志就让我去向任仲夷同志请示。

记得那天下午，任仲夷同志在办公室里听完我的汇报，沉默了半晌，忽然很认真地问我：“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是怎么讲的？”

一下子我被“将”住了，只好回答：“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既然‘老祖宗’都没有讲过站着唱是无产阶级的，走着唱是资产阶级的，叫我怎么表态呀？”

接着，他很严肃地说：“我认为，共产党的省委只管唱什么，不管站着唱还是走着唱。我还没有想清楚，为什么只有站着唱才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

“那我们报纸怎么办呢？”我有点着急了。

任仲夷同志笑笑说：“那是你们总编辑考虑的问题。”

说实在话，我回到报社以后，没敢原原本本传达任仲夷的原话，只是说了大意，把最尖锐的部分“贪污”了。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他的话太“超前”了，至少十年以后才证明他的见解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是永远有自己独特的表达风格：寓真理于诙谐之中，让听者自己去思考，去判断。正如司马迁说的：“微言谈中，亦足以解颐。”

“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

现在，任仲夷同志已经九十高龄了。虽然身体已不如前，但头脑活跃如故，思维超前如故，幽默乐观如故。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健康状况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的一只眼睛已失明——一目了然了；一只耳朵已失聪——偏听不偏信了；一个胃已经切除一半，无所谓（胃）了；一个胆也已摘除，变得浑身是胆了。”这种对生命的乐观态度，真是少见。

党的十五大召开，任仲夷同志以八十多岁高龄当选代表前来参加会议，这是绝无仅有的特例。他下飞机后首先来到《人民日报》报社，想看看我和参加大会报道的记者。当他离开报社时，时任总编室主任的江绍高同志（现在副总编辑）说了一句：“祝任老健康长寿！”不料任仲夷同志突然停止脚步，正色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好！”大家都愣住了，问他为什么。他说：“凡是被人说健康长寿的，都说明他快要‘差不多’了。哪有对少先队员说‘健康长寿’的呀？对少先队员只能说‘天天向上’嘛！”说罢，他立正举手行了个少先队礼。

几年后，在广州开会的一次晚宴上，人们要我起来说几句祝酒词。我就讲了这个情节，立刻全场欢跃，纷纷举杯，响起一片“天天向上”声。

确实，没有比“天天向上”更能生动逼真地传达任仲夷同志的精神状态和精神世界，更能表达对这位可敬可爱的“超龄少先队员”的敬慕了。（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邓小平岳西反“左”　作者：王传代

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103页，有段文字读来令我们岳西人特别深思与怀念。文曰：

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人，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

邓小平的这段文字的背景是：1947年夏秋，刘伯承、邓小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后称二野)一、二、三、六等四个纵队共12万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人民解放军以风卷残云、锐不可挡之势，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淮河等重重障碍，连克十几座县城，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终于在8月底先后进入大别山区。9月19日，刘邓大军三纵教导团、20团由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率领，在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皖西支队的配合下，由舒城出发，一举攻克岳西县城，解放岳西县。

刘邓大军解放岳西县城之后，三纵司令部和皖西区党委进驻汤池畈，将随军工作团成员分配到地方，结合原坚持岳西游击斗争的干部，重新组建中共岳西县委，成立岳西县爱国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同时把岳西县划为衙前、五河、河图、河口、主簿5个区，分别向每个区派出工作组，建立地方政权和武装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分浮财、分田地，在运动中成立农会。岳西县委派往河图区的工作组组长张殿銮，河南人，地主家庭出身，原为刘邓大军随军工作团成员，带领工作组进驻河图区开展工作。张殿銮由于出身不好，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工作中施行极“左”政策，动辄杀人。9月下旬，在店前下街一次杀害12人，并带走12人到五河沙村枪杀。10月，在店前河东上角沙湾一次杀害7人。12月中旬，在河东河口关押51人，除程小初(时年16岁)、胡裕启两人被保出外，49人全部被杀害，其中胡柱三一家四人被杀。当时河图区前后被杀害的就达200余人。大多数是农民、商人、学生，少数是地主、恶霸、狗腿子、地富子弟和曾任过国民党乡、保长人员。

工作组杀人最多的是河图区，其次是主簿区，其它三个区也有乱杀人现象。当时乱杀人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工作组太“左”，大开杀戒；二是孬子掌权，点头杀人；三是以公报私，乱杀无辜；四是主犯不在家，杀其家属；五是说杀就杀，不论罪行，感情用事。

张殿銮在河图区施行极“左”政策乱杀人，当地人民惶恐不安，见到解放军和工作组人员就逃，致使地方工作无法开展。事件很快涉及周边地区，农会分田分地无人要；有些苦大仇深的农会会员也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被迫叛变，与地主相勾结，谋杀共产党工作组成员。五河、河口、衙前、主簿等区的刘烈、肖丙毋、肖三庭、秦斌等20多位区级干部被谋杀，全县乡村干部被杀的达105人，还有大批群众被杀害。

面对农会反水、工作组遭殃的事实，中共岳西县委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是由于警惕性不高，麻痹大意，眼不明，手不快，以致遭到了不必要的损失，只有“先下手为强”。于是全县正反两方面的杀人事件愈演愈烈，加之国民党政府军队和还乡团武装反攻倒算，国共双方在岳西进行了频繁的拉锯战，岳西人民又处在腥风血雨的战乱之中。

1948年1月，中共皖西区委了解此情后，立即给一地委(下辖岳西、太湖、宿松、潜山、怀宁等县)发出指示信，指出岳西乱杀人的错误，并告诫不可重复历史上过“左”过右的错误。同年3月，中共皖西区党委针对当时被动形势，发出“赔偿中农”、“赔偿工商业”、“赔偿敌区被搞错的对象”、“改善军民关系”、“争取地富和俘虏”等五项纠正“左”倾政策的指示。遵照区党委的指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卢仁灿亲自处理岳西乱杀人事件。地委在河图区南庄召开工作会议，决定制止镇反扩大化，枪毙张殿銮，以平民愤。会后书写张殿銮的罪状，四处张贴，将张殿銮捆绑游乡示众，后在店前六邑中学召开公判大会，宣布张的犯罪事实，尔后当众枪毙。张殿銮临死时才恢复了人性，向组织承认自己该杀，唯一的要求是请组织上抚养他河南家中的老母亲。

处决张殿銮，大快人心事，从而消除了岳西人民的恐慌心理，密切了军民关系。事件虽然发生在岳西，而及时纠正极“左”事态发展的决策者却是置身于大别山前方指挥所、领导大别山的内线坚持游击战争的邓小平。当时中共皖西区党委给一地委指示信处理张殿銮事件，是根据邓小平的纠左思想作出决策的。

据时间推测，处理张殿銮事件，邓小平、李先念正在金(寨)麻(城)边境检查工作。在检查工作中他们发现当地在土改时陆续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打击地、富过程中，侵犯了中农利益，有的地区把一部分中农作“土豪”来打，分地、富浮财时，不少中农的财物也被分掉。各地分财物，一般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要，而多数基本群众则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有的白天勉强接受，夜晚又返还地、富。有的明的分田，背后却同地、富保持租佃关系。一些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当地情况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此外，有些地方还发生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杀人问题。结果，使党在政治上蒙受损失，给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是政策上发生了“左”的偏差，必须纠正。”邓小平、李先念当即将此情况进行通报，并指示“各区严重注意”。

1948年1月30日，邓小平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题为《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策略问题》的综合报告，2月8日又向中央写了题为《关于新区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并建议：在新区我们没有牢固地站住脚以前，不宜搞土改，应采取适合新区实际情况的稳妥政策，具体措施就是在新区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政策。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对上述两个报告给予充分肯定，毛主席在报告上作出批示：

报告非常之好，立转各地仿办。希望你对你处能联络的同志或骑马能送信的同志或当面接洽的同志，将你所提的那些策略观点、政策观点普遍通知他们。只要有机就不失时机地指导他们，并要他们向你处反映结果。

3月，中原局在宋集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作报告，再次总结了经验教训，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政策是党的生命，我们应该做执行党的政策的模范。”

宋集会议后，大别山两个新解放区坚持贯彻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新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政策与策略，相继开展了纠正“左”的错误工作，停止了土改，纠正了乱分、乱打(杀)、乱没收的做法。

4月25日，中原局在河南鲁山召开会议，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的报告。在贯彻中央提出的五个问题时，就以岳西出现的乱杀人事件为例告诫中原的干部(即文章的开头那段文字)，报告中“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即张殿銮，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对岳西乱杀人事件的高度重视。正是从这个事件中，邓小平引发对全国政策主要倾向是“左”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对当时解放区纠正农村极“左”政策，建立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30年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时，邓小平的“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一贯思想在中国发展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诺门罕战争：日本第一次惨败　作者：杨大卫

诺门罕是位于内蒙呼伦贝尔盟与外蒙之间的一片半草原半沙漠的荒原，旧译“诺门坎”。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这块不毛之地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此战双方调用了除海军以外的所有兵种和现役装备，尽出主力大动干戈，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日本陆军省被迫承认“诺门罕之战是日本陆军自成军以来首次惨败”。

不过此役后人提及甚少，诺门罕战后，苏联深陷欧洲战场，此战很快被湮没于浩瀚的卫国战争重大战役中，鲜有提及；日本在国力、军力强盛之时，尽占天时地利攻击苏联，不料关东军险些蚀光了老本，自然更不愿宣讲；伪满洲国二战后灰飞烟灭，残渣余孽作鸟兽散，也无多少记录；蒙古虽称此役为建国后惟一一战，但宣传有限、影响不大。因此，诺门罕战争世人知之不多，国内有关此战的研究和公开出版物更不多见。2005年5月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国内第一部从日本、苏联、中国多角度透析诺门罕战争的纪实图书——《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个空白。

一根小小的导火索引燃了早已埋好的炸药——诺门罕战争揭开了序幕

诺门罕之战是在双方有所准备但都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匆忙打响的。1936年6月，日本《帝国国防方针》把苏联列为了第一敌对国，并悄悄着手战争准备。8月，日本制定了或北进苏联、或南下南洋的《国策基准》，紧接着又与德国签订了《德日关于共产国际的协定》。极为亢奋的日本认为有纳粹德国在欧洲帮忙，可以放手在远东大干一场了，诺门罕处在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之中。

但斯大林并没有睡着，1938年10月，远东红军第57军更换完新装备开入蒙古。作战对象直指海拉尔的日军第23师团。这个师团以好战和擅长进攻而著名，师团长小松原长期为日本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是日本陆军中为数不多的“苏联通”，关东军的用心路人皆知。

1939年5月，“满”蒙在哈拉哈河畔意外地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关东军将领们闻之欣喜若狂。经过多年精心培育的战争种子，终于在“满”蒙边境破土而出，关东军司令部指示23师团立即扩大战事，出兵诺门罕。诺门罕战争的进程如同战后一个日本老兵形象的回忆：“当时日本就像是一个半大小子，舞舞扎扎地向(哈拉哈河)河畔的俄国彪形大汉频频挑衅，最后大汉恼火了，一拳将毛小子揍到河里。”

第一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吃了个“窝心拳”

开战伊始，东京认为“大肃反”后的苏军已不足为虑，狂妄地宣称日军一个师团可以对付苏军3个师。关东军各部队好战情绪被激发起来，据战后日军心理机构调查表明：“几乎所有参战的日本士兵都热切盼望与苏军交手，90%以上的军官对苏军情况一无所知，却毫无理由地轻视对手。”当时日军整个处在一种病态的“亢奋”中，蠢蠢欲动。

1939年5月27日，日军向苏蒙军发起攻击，第23师团骑兵联队和重装甲车部队虽包抄奇袭蒙军指挥部得手，但很快被苏军坦克包围，一交手，关东军便尝到了苏军的厉害，日军的重装甲车比铁皮罐头厚不了多少，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一会儿便被打成零件状态；日本骑兵面对苏军这些横冲直撞的“钢铁怪兽”束手无策，只好绝望地挥舞着马刀，砍得装甲丁当乱响。苏蒙军1个喷火坦克连和装甲车营轻而易举地全歼了日军这股快速部队。正面进攻的日军也没好到哪儿去，被苏军密集的炮火打得丢盔卸甲、损伤过半，灰溜溜地撤回了海拉尔。

关东军擦拳摩掌半天，没想到上来就吃了个窝心拳，小松原中将为轻率出击感到一阵后怕，只好丧事当成喜事办，悄悄地咽下了这颗苦果准备再战。

亚洲史上第一次坦克大战——第二次诺门罕之战

6月20日，第23师团全体出动，小松原带着2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诺门罕进发了，同时出动的还有作为战略预备队的第7师团主力，这个师团在日军中牌子硬，名气大，为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双料王牌，被公认是日军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1939年7月，《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道：“日本第7师团的士兵们在齐齐哈尔附近尘土飞扬的草原上长期接受高强度训练，主要集中于三种日军所重视的技能：刺杀、射击和冲锋。他们反复练习肉搏战，这是一支最精锐的部队。其官兵据说全来自北海道，那地方被认为盛产顽强和冷静的武士。”

被誉为“国宝”的第1坦克师团是全日本当时仅有的一个坦克师，从来就没舍得用过，这次也上了前线；关东军航空兵主力倾巢出动飞抵海拉尔机场。为了第二次诺门罕之战，关东军动了老本。可令东京想不到的是，此刻他们的对手已换成了苏军一代名将——坦克战专家朱可夫！在广阔的大草原上跟朱可夫玩大兵团作战，小松原等人就有些小儿科了。

日军的计划是步兵主力渡河迂回包抄，坦克师团正面强攻，但坦克攻击并不顺利，从7月1日起，第1坦克师团的多次冲锋都无功而返，苏军顽强地把守着河东岸阵地。只有7月3日晚，第4坦克联队利用大雨掩护和苏军的麻痹，奔袭苏军第36摩步师重炮阵地侥幸得手。从战术意义上看，这是一次成功的奇袭，这也是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诺门罕战争中惟一的一次胜利。

7月4日，苏军将偷渡过河的关东军步兵主力击溃后，朱可夫将军开始腾出手来收拾正面的日军坦克，苏军两个坦克旅以压倒一切的气势冲入日军战车群中。在7平方公里的战场上，近千辆各型战车相互厮杀，炮声隆隆，火光冲天，烟尘弥漫，亚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坦克会战开始了。苏军的T-28、T-26、T-130、BT-6、BT-7坦克和BA-6、BA-10装甲车等各型现役战车相互配合，简直把诺门罕当成了新武器实验场，打得日军八九式坦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日军坦克和装甲车，很快变成了一堆堆冒着黑烟的钢铁垃圾。此战之后，日军坦克部队基本瘫痪了。安冈坦克师团的溃败极大震动了东京，认为造价昂贵的坦克不宜再用。其实有一点不好明说，用士兵组成“肉弹”攻击简单、便宜，还能体现日军的“勇敢”。

朱可夫将军战后这样评价日军坦克部队：“坦克非常落后，基本战术动作也很呆板，死盯着迂回和侧击这一种办法，很容易被消灭。”整体上看，日军坦克部队在整个二战期间既无战术也无技术。

在正面鏖战的同时，关东军航空兵出动了三个旅团奔袭了苏联的塔木斯克机场，这是亚洲空战史上第一次大机群成功突袭敌方机场，战术上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苏军前线飞机损失大半，一时丧失了制空权。不过，苏军新型的伊-16战斗机投入战斗后，很快夺回了制空权，苏联空军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双机进攻队形，首日交锋便用火箭弹将6架日机打得凌空爆炸。苏联空军英雄斯克巴里欣甚至创造了正面撞毁敌机自己却安全降落的奇迹，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多个王牌被陆续击落后，关东军的飞机更多时间是呆在地面上了。

这期间，日军还卑鄙地动用了石井部队，（即臭名昭著的七三一细菌部队）秘密向哈拉哈河投放了鼠疫、鼻疽等烈性传染病菌，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大的伤亡，日军虽三令五申不准饮用河水，但还是有不少士兵在极度干渴下偷偷喝了河水，成了细菌战的牺牲品。战后日本关东军军医部统计，整个作战期间前线共有1173人因病因不明死亡，关东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肉弹”没顶住炮弹——第三次诺门罕之战

第二次诺门罕之战打响不到半个月，关东军损兵折将已近万人，坦克、装甲车、飞机、野战炮等技术兵器损毁过半，日军隐隐感到苏军并不像东京所想的那么好对付，于是破釜沉舟，决定动用珍藏的远程重炮部队。7月15日，关东军驻满洲各地的炮兵联队纷纷忙碌起来（包括驻旅顺的守备炮兵），重型履带牵引车吭吭哧哧地将一门门炮管硕长的加农炮从洞库中拖拽出来，关东军拿出了全部家底。

7月23日，日军大口径火炮一起开了火，整个诺门罕战场火光冲天，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炮击，据记载为日本陆军史上首次，关东军这次要砸锅卖铁拼老命了。不过日本炮兵从未受过超远程射击训练，也从未经历过饱和射击，虽打得热火朝天，但前沿传回消息说效果并不好，精度尤为不够。战至中午，炮群一口气打出了近万发炮弹，这种消耗在日军战史上是惊人的，照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几天关东军就得破产。更令关东军恼火的是重炮相继发生故障，多门重炮炮架折断，炮身过热、膛炸、炮管烧蚀等事故层出不穷。

下午，转移到新阵地上的苏军炮群开始反击，大量炮弹发出令人恐惧的呼啸声，暴风骤雨般砸在了日军炮兵阵地上，阵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面对苏军排山倒海般的打击，日军还击的火力近乎于呻吟，步兵甚至请求旁边的炮兵千万不要还击，以免招来更猛烈的打击。日军记载：“苏军的还击远远超出预料，密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从未见过的，阵地被黑云一般的烟尘覆盖，能见度只有两三米，浓烟遮住了视线，到处是伤员、尸体和损毁的兵器，无一处完好的炮位。”炮战延续了三天，日军已毫无还手之力，骄横的日军垂下了头，炮兵决战又输了。

既然空、坦、炮方面接连失败，日军只好又回到步兵“猪突冲锋”——即像野猪一样不顾一切低头猛冲的老路子上，这是日俄战争时的老套路。入夜后，数万名日本步兵一起冲出了掩体，端着刺刀呐喊着发起了集团冲锋。一时间日军歇斯底里的叫喊声响彻了整个诺门罕夜空，令人毛骨悚然。月光下，几万把闪亮的刺刀明晃晃地折射出一股凶残的杀气，关东军的眼睛都红了。

当日军冲到苏军阵地前沿时，苏军突然打开了车载探照灯，几千发照明弹也先后升空，暴露在强光下的日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一回事，就成片成片地被打倒了。在指挥官带领下，日军继续不顾死活地冲锋。多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受“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使日军普遍有一种亡命徒似的作风，但亡命徒式的勇敢并不能改变其失败的命运。据战后统计，关东军连续几次大规模夜袭作战，共伤亡5000多人；苏军仅阵亡263人，防线后缩2—3公里。观战的德国武官目睹了日军这些疯狂的举动后，瞠目结舌，给国内发回的报告中称日军的战术水平至多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

横扫千军如卷席——朱可夫的反击

诺门罕的战事持续了3个多月，日军虽一再受挫，却丝毫没有退意，一切迹象表明，继续防御无法遏止日军的疯狂意图，连续的胜利使苏军士气高涨，该大反攻了。苏军总参谋部决定总攻时间为8月20日(星期天)，因为按照惯例，日军前沿部队的军官有半数要轮流到海拉尔去休假。进攻的命令20日凌晨2点45分传达到一线连队，对面日军阵地一片沉寂，苏军反攻做到了最大的突然性。

总攻第二天，苏军两翼包抄的装甲部队顺利会师，完成了对日军的分割包围。同时，强大的炮火和密集的轰炸将日军所有前沿炮兵阵地、观测所、通讯站完全摧毁。第203伞兵旅突袭敌后，成功地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日军已成瓮中之鳖。东京不肯认输，怎么也不愿相信堂堂的“大日本皇军”会失败，命令部队立刻反击，不能坐以待毙。（从总体上说，日本军队的作风二战时期应该算顽强的。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几乎没有成建制缴枪的部队，这是日军惟一可以标榜的一点资本。）

8月24日凌晨，反攻部队纷纷从坍塌的工事中爬了出来，等日军完全脱离了阵地之后，苏军的炮火铺天盖地般打了过去，无处躲藏的日军伤亡惨重。一天的反击中，日军仅仅前进了不足两公里，但伤亡却是可怕的。有些地方尸体多得摞在了一起，让人无处下脚。日本战史记载：左翼进攻部队只剩下7名军官和87名士兵，旅团长小林少将右腿被打断，险些让人踩死；右翼进攻部队中了苏军埋伏，森田彻大佐率队冲锋被打成了“筛子”。关东军的疯狂反击失败后，防线全线崩溃，苏军追击到将军庙一线停了下来，歼灭关东军主力目的已基本达到，斯大林不想在远东引发苏日大战。

诺门罕前线的日军最后仅剩下400余人，整建制跑出来的只有骑兵联队百十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辞职，前线总指挥小松原切腹自杀，参谋长冈本双腿被打断，后来这位大佐在海拉尔医院治疗时，不知怎么惹恼了伤兵，被人用刀活活地砍死在病床上。整个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损失了近50000人，步兵第23师团、第7师团、第8国境守备队(旅团)、第1独立守备队(旅团)和第1坦克师团几乎损失殆尽，11个特种兵联队彻底丧失了战斗力。高级军官的伤亡也是空前的，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9月3日，关东军停止了一切战斗行动。东京肯罢战的原因一方面是前线已无可用之兵，一方面缘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消息传来，无疑给日军当头一棒。签约前德国根本没打算跟日本通气，希特勒从心里瞧不起这个弹丸小国。当初《反共协定》签订后，日本一直追在德国屁股后面要求再搞个军事同盟，而希特勒则哼哼唧唧，始终不予明确答复，日本首相为此曾先后与德国进行了70多次磋商而未果，没想到德国却悄悄地先与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弄得日本狼狈不堪。日本政府颜面尽失，内阁只好宣布总辞职。在这次战争中，日本不仅军事上一败涂地，政治上也输得精光，成了国际舞台上一个令人耻笑的跳梁小丑。不久，“南进”派渐占上风，东京重新调整国策。日本从此将目光移向了太平洋和东南亚，准备与美、英分羹。

“这是一场陌生的、秘而不宣的战争”，1939年7月20日，《纽约时报》的社论这样评价苏联红军和日本军队在蒙古草原上的这场苦斗，时报不屑一顾地嘲讽道“（他们）在人们注意不到的世界角落里发泄着愤怒”。直到两年后日本人的炸弹劈头盖脑地扔到了珍珠港，美国人才明白过来，恰恰是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一战改变了日本的作战对象，恰恰是他们根本瞧不起的这个弹丸小国给了他们致命一击！美国人为自己的骄傲和轻心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麻省理工学院的洛伦兹教授曾说过：“亚洲腹地的一只蝴蝶扇了扇翅膀，或许几周后能引起南太平洋的一场风暴。”在军事和政治领域，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起因可能微乎其微，但产生的“蝴蝶效应”却令人瞠目。诺门罕战争便是典型的一例，当初谁能料到亚洲腹地一场不起眼的边境冲突，会为轴心国的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从政治意义上看，此战不仅沉重打击了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初期嚣张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日本被迫将“北进”侵苏的国策改为“南下”袭美，苏联从而避免了与德、日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可以集中力量打击德国法西斯。在莫斯科战役中，苏、德双方当时拚得灯尽油枯，幸亏关键时刻苏联抽空了远东边境的二十个亚洲师调往欧洲，才给了德军致命一击，扭转了欧洲战场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没有诺门罕之战，斯大林绝不敢冒此奇险。另外，诺门罕战争期间，正值我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此战使日军向关内增兵计划一时无法实现，有力支援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诺门罕战争后，一贯骄狂的日军对苏军产生了心理障碍，日本基本死了与苏联再战之心，东京最终决定调转枪口袭击英美，不久日军便奇袭珍珠港，将隔岸观火的美国拖下了水，使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最终日本兵败亚太战场。可以说，诺门罕战争是二战早期最精彩的一个伏笔。

从军事角度上看，苏联通过此战检验了陆、空军的各种新装备，锻炼了“大清洗”后新提拔的年轻军官，也提升了曾一蹶不振的士气。特别是发掘了一代名将朱可夫，为即将到来的卫国战争储备好了帅才（朱可夫后来参与指挥了苏德战场几乎所有重大战役，每每都能化险为夷，被誉为“苏德战场上的消防队员”，而朱可夫的成名之战就是诺门罕战争）。苏军还在此役中首次实施了空降作战，首次使用了“进攻防御”和“夜间强光照明”的战术，首次采取了电子干扰战和心理战，后勤部门还创造了超远距离连续补给的世界奇迹。所有这一切都在后来的卫国战争中得以广泛采用，给德国法西斯以沉重打击。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长历程　作者：解力夫

聂荣臻感叹：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干部太少，兵力单薄

1937年10月，平型关战役结束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留下少量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由聂荣臻将军带领，开创敌后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当时留下的部队有师独立团，骑兵营，师教导队的两个分队，还有总部特务团的两个连。此外，还有三四三旅派往平山地区的工作团和孙毅带的随营学校。加在一起总共不过3000人，这就是当时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基础。敌我兵力相差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区开展工作，这点力量是很单薄的。特别是缺乏干部。当时同志们开玩笑说，要问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够吃了，一条炕就够睡了。留下的部队和干部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红军时期的骨干。

当时的局面的确是非常困难的。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华北敌后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原来的国民党军政官员都逃之夭夭了，在这个广大区域中，已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度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敌特横行，人民情绪极度恐慌。所有的大中城市和绝大部分县城，都被日军占据了，破败的农村到处呈现出兵燹之后的荒凉景象。

“那时，我们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干部太少，兵力过于单薄。”聂荣臻对记者说，“我深知在偌大一个地区，留下的兵力不过3000人，为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给予敌人更大的打击，最关键的是必须要更多的武装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从哪里来呢？如何战胜困难，渡过难关，完成开创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呢？”受命之后，聂荣臻考虑的是，必须使每个同志懂得党中央决策的重要意义，把党中央放手发动群众，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变为每个指战员的自觉行动。最初部队住在五台山的庙宇里。尽管山峦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同志们手足冻裂，但是，大家仍然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

聂荣臻首先向大家分析了在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艰巨性。这个地区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北）平汉（口）、（北）平绥（远）、正（定）太（原）、（大）同蒲（州）四条铁路之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成功地创建一块抗日根据地，就会像一把尖刀插入敌人心脏，直接威胁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敌人的战略要点。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有着重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它可以拖住敌人，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它可以打击和摧毁汉奸组织，使丧心病狂的民族败类不能巩固其统治。另外，它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它不仅今天能配合全国军民进行战斗，以箝制日本侵略军的战略进攻，而且在将来会成为反攻日寇最前线的有力阵地。

聂荣臻说，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要求部队首先在靠近铁路、公路的地方开展工作，打击来犯之敌，积小胜为大胜，在战斗中削弱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号召和领导下，各支小部队广泛出击，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深受群众拥护，出现了抗日的新局面。

杨成立威震敌胆，各方支持，部队壮大

由杨成武将军率领的独立团，在腰站战斗之后，于10月初夜袭察哈尔省南部的涞源县城，守城日军仓惶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他们又成功地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换取了毙伤100多名日军的胜利，并乘胜收复了晋察冀三省交界的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原、易县等县城，开始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推进，在晋察冀边区的北部解放了一大片地区。到了10月底，杨成武的独立团已由出征时的1700人发展到7000多人，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另外还组建了各地游击支队和县大队，队伍一下扩大了好几倍。

独立第一师成立后，杨成武立即派出地方工作团，深入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放手发动群众，建立各界“抗日救国会”。接着，在晋察冀三省的结合部——恒山地区建立党的特委，各县也分别建立了县委、区委和抗日民主政府。至此，党政军和抗日群众组织，在这块根据地的7个县初具规模了，并且不断向其他地区开展工作。

为了做好上层的发动工作，涞源县城解放后，杨成武将军特意召集了一次绅士座谈会。事先发了请柬，还准备了几样菜。当杨成武招待绅士们用过饭之后，才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粮出粮，有知识的出知识。等杨成武讲完，，绅士们一个跟着一个开始表态，大多是恭维奉承之辞，赞扬八路军英勇作战，表示拥护抗日统一战线，但就是不说自己要捐多少粮款。好些人眼睛都望着当地大财主王莆，意思很明白，就是要看这位大财主“献财”呢！

这时，王莆捧着烟袋，连吸了几口，然后缓缓站起身来，向杨将军欠下腰，不慌不忙地说：“在下是小有家产，各位高邻也有目共睹，这是鄙人多年血汗积累，不必相瞒。而今国难当头，抗战是民族大义，在下无缚鸡之力，不能效前方将士为国捐躯，难道还不能为国捐财吗？鄙人认捐！”他伸出了五个指头。

“五千？”一个绅士惊问，“这个数字不算小。”

王莆一摇头，背着手高声说道：“暂时先捐5万元，若抗日政府认为不够，王某还可再作考虑。”顿时惊叹声四起，好些绅士脸色都变了，王莆捐5万元，自己该捐多少呢？

王莆又说：“奉劝诸位一句，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与其让家财落入敌手，为何不支援抗日。望诸位三思。”王莆言辞慷慨，可敬可佩，在他的带动下其他绅士也认捐了。有的说“量力而行”，捐了1000元；有的说“鄙人甘当而下之，不敢与王兄比肩”，捐了800元。事后，大财主王莆参加了“抗日救国会”，先后捐了近10万钱粮，比涞源全县的财主所捐的总数还多。从他身上，使人感到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伟大力量，这项政策深得人心，把一切能团结的人都团结到抗日的旗帜下了。

就这样，在各方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杨成武的部队不断发展壮大，他所开创的地区成了晋察冀军区北面、东面的门户，是通往平西、平北、冀东以至东北的通道。他们要守住晋察冀军区北大门，就要经常和从北面张家口、大同出来的日本侵略者的“蒙疆驻屯军”和从北平、保定出来的日本华北派遣军及其附庸齐燮元的伪军作战。发动群众抗日，开辟这块地区，这就是杨成武和他的指战员们所面临的任务。

冀中抗日武装与吕正操部队紧密结合，力量更加壮大

就在杨成武部队在开辟晋察冀根据地取得了飞速发展的同时，冀中的抗日武装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就派孟庆山来冀中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是红军的一个团长，河北蠡县人，参加过宁都起义。在他临离开延安前，毛泽东主席曾亲自指示他，要他在日寇大举南进、国民党溃退时，在他家乡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人民，不放松一切时机积极组织武装，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孟庆山一到石家庄就向河北省委传达了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积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训练骨干，地方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壮大，中共抗日救国主张日渐深入人心。因此，1937年9月，保定、石家庄、沧县等地沦陷后，中共保属省委就在定县、安新、蠡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团共2800多人。冀中的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就在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官员纷纷从平津保南撤、人民要求抗战的时候，中共地下党员吕正操率领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万福麟三八八旅的一个团和国民党脱离关系，改为人民自卫军，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主张，得到全团多数官兵的拥护。这支军队完成改编后，立刻与五十三军断绝了电台联系，毁掉了密码。为了鼓舞斗志，并由地下党员胡乃超创作了《人民自卫军军歌》。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寇逞强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的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生存而战！

为收复失地而战！

勇敢！前进！打回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这支1600多人的武装一旦脱离了国民党，站到共产党的旗帜下，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上途中个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每到一处就宣传抗日救国，检查群众纪律。10月末，部队到达蠡县，受到中共河北省保属特委和军委书记孟庆山等人的欢迎。这支部队和地方党一结合，如鱼得水，产生了巨大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这支军队迅速发展壮大，他们战斗在从滹沱河到大清河广阔的平原上，到处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而且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颇受人民拥护。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就发展成一支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抗日武装，并在五十多个县，近一千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权，成了我党在河北省中部平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

在北岳恒山和冀中平原抗日武装飞速发展和杨成武开辟晋察冀北部与东部根据地告捷的同时，1937年末聂荣臻所派出的另外几支部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由老红军赵尔陆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依靠地下党和党领导的同盟会，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武装，建立我党领导的县区政权，在晋察冀边区的西部十几个县搞得轰轰烈烈。由王平率领的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在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建立抗日政权，发展起许多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把抗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落实到偏僻的山村，使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他们在当地组织的支持下，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抗日救国保家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使晋察冀边区的南部也出现了新的局面。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为抗日根据地的拓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为了加强各地区的武装和便于指挥，八路军总部决定，立即建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四个军分区。各个军分区不仅有各自控制的区域，还有纵深发展的活动范围。在对敌斗争中，各地人民踊跃参军，使晋察冀的武装部队得以迅速发展，每个军分区都成立了三个主力团，再加上县区人民武装的配合作战，在很短时间内就使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晋察冀根据地已拥有完整的县五十余个，人口近千万人。

根据地的创立，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很快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为此，军区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由富有军政培训经验的孙毅将军担任校长。这所学校从实际出发，开门办校，实际斗争需要什么，学员就学什么，教员就教什么。军政学校的学员，大部分是河北、山西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来自平津的流亡大学生。另一部分是部队输送的优秀战士和基层干部。这个学校的头两期就培养了900多名干部。与此同时，晋察冀根据地兴办了许许多多党校，训练了几千名干部。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大大振奋了敌后军民的抗战精神。根据地的发展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日本侵略军为保证其后方和铁路运输的安全，在军区成立仅半个月之后，就调集20000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这个刚刚建立的根据地。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敌人疯狂进攻面前，人民武装沉着应对，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这次反围攻共歼日伪军2000余人。这一胜利使初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受到了考验和锻炼。边区人民用丝帛做成锦旗，奏着笙箫鼓乐，欢迎部队凯旋归来。

晋察冀军区的成立，特别是这次反围攻的胜利，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新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要建成一个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建立和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不仅从军事上，还要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形成相当巩固的基础才行。党中央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37年9月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的时候，就成立了晋察冀临时省委，同出征的八路军部队一起负责发动群众和建党的工作。1938年后，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一地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又成立了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分局，先后由彭真和聂荣臻担任书记。

根据地的建设，除了及时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外，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边区政府，以领导和团结全边区人民进行抗战。1938年1月11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城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多个县的各界代表149人。其中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有各抗日军队的代表，有各抗日阶层群众的代表，有蒙、回等少数民族的代表，有宗教代表，并有来自五台山的和尚和喇嘛代表。代表们从深山僻壤，从冀中平原，从游击区和敌占区，跋山涉水远道赶来，聚集一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经过五天的酝酿和讨论，会议通过了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经、文教、民运工作等各种决议案，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政府，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吕正操、孙志远、李杰庸、娄凝先、聂荣臻九人为边区政府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

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了统一政策。在财政方面取消军队自筹粮款，实行统一财政管理。全边区一切脱离生产的抗日工作人员，一律按供给制待遇，大家都一样过着艰苦的生活。为了发动所有人民积极参加抗日战争，晋察冀根据地很注意发展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尽力改善人民生活。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功地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美梦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它诞生之日，就成了根据地军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辽阔战场。日本侵略者本打算侵占华北以后，继续执行“速战速决”的方针，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可是，它没有料到就在它的后方受到了八路军日益频繁的袭击，使它的精锐部队连吃败仗。在这里，战争不是趋向于结束，反而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陷在泥坑里拔不出腿来了。

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后方，曾连续调集重兵，对初创的晋察冀边区进行过多路进攻，结果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这使它感到极度的苦恼和不安。9月份，敌人又经过周密的准备，集中了一一○师团、一○九师团、二十六师团和独立第二、第三、第四混成旅团，共计50000多兵力，从平汉、平绥、同蒲、正太各线发动对五台和冀西山区的围攻。敌人这次出动的部队，几乎是清一色的日军，进攻的目标是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和我们控制的县城。接受以往的教训，他们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

从9月中旬起，晋察冀边区军民就处于战云密布的状态中。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区和边区政府及时进行了备战动员。聂荣臻司令员还提出了“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前线胜利，保卫家乡”的战斗口号，在全边区进行反围攻的组织动员和战斗准备。由于边区军民已经有了反围攻的锻炼，并采取了正确的作战原则，所以经常以成功的游击战抗击敌人，使敌人找不到我军固定的阵地，往往扑空，连连遭到我军袭击。

9月20日，敌独立第四混成旅团大队长清水率部从孟县出发，渡过滹沱河，在飞机掩护下，进攻五台山东南的柏兰镇。当时，我军区领导机关在耿镇石咀附近的一条山沟里隐蔽，当敌人经过牛道岭时，一个伏击给予敌人重大杀伤。9月29日早晨，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唐延杰率一个警卫连，对正在集合整装待发的敌军突然袭击，把清水大队长及其部下多人当场击毙。这次围攻开始时，清水十分嚣张，一再扬言要占领五台。结果刚到牛道岭就丧了命。具有十分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誓要攻占五台的狂徒，被装进棺材，由他的部下抬着进入五台城。敌人出版的画报上还刊登了一幅“抬尸进五台”的照片。

10月28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常冈少将，率200多人由广灵去灵丘视察督战，途经邵家庄，被我伏击部队歼灭，（下转第10页）（上接第33页）常冈少将也被击毙。至11月7日，敌人的围攻最后被我军彻底粉碎了。在击破敌人多路围攻的48天战斗中，边区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30多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常冈少将以下官兵5200多人，日本侵略军围攻我军的幻梦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

1938年底，日军明确提出：“华北治安之癌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中共”，并将其第五、第十、第二十七师团由华中调回华北，以加强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进攻。1939年11月，坐镇张家口的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日军1500多人向我涞源地区发动进攻，结果在黄土岭战斗中被我击毙。阿部规秀是接替去年被我击毙的常冈少将来统帅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的。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日本军界享有盛誉的“名将之花”。阿部中将被击毙后，日本朝野震动，陆军总部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痛悼此人：“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阿部规秀是日军侵华战争以来丧失的最著名的高级将领。对此，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蒋介石都先后发来贺电，祝贺晋察冀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在战斗中成长，它依靠全党全军的努力，在全区人民的积极支持下赢得了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的光荣称号。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边区部队共同日伪军作战28000多次，歼日伪军30万6千多人。民兵单独作战和配合部队作战，歼日伪军29000多人。到1945年抗日大反攻时，晋察冀根据地抗日武装部队已发展到32万多人，民兵发展到90万人，对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第三次长沙会战　作者：马仲廉

抗日战争时期，长沙经历了数次炮火。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进占岳阳迫近新墙河时，国民党军惊慌失措，以为日军迫近长沙，就下令实施“焦土政策”，将长沙付之一炬。此后，1939年11月至1942年1月，中、日两军在此曾进行了三次会战。1944年6月间，在长衡会战中，长沙又一次遭受炮火浩劫，并被日军占领至1945年日本投降。

本文概略介绍中、日两军第三次长沙会战情况。

日军支援香港作战，我军制定“天炉战”计划

1941年12月8日，日军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同时，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由广州进攻香港。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配合英军对日作战，命令各战区部队向当面日军进攻，以牵制日军。命令第四战区部队向日军第23军进攻，以策应香港英军作战；命令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分别由广西、四川向云南集结，准备进入缅甸，直接支援英军防守缅甸。

12月14日，日军发现中国军队第2军、第4军由长沙附近南下。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与攻击香港的第23军联系后，决定第11军向汩罗江一带进攻，以牵制中国第九战区部队的南下。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决定以第3、第6、第40师团为主攻部队，第34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4旅团由南昌向修水方向进攻，配合主力作战。日军参加此次战役的总兵力约7万余人。12月15日，日军第11军决定于12月22日前后开始作战行动，计划在汩罗江两岸歼灭中国第20军和第37军后结束作战，预定时间为两周左右，阿南惟畿将军指挥所设在岳阳。

长沙地区属中国第9战区部队防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针对日军进攻长沙的“天炉战”计划。所谓“天炉战”，按照薛岳自己的解释：“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网形据点或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致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其作战方针是：“战区以诱敌深入后进行决战之目的，在敌进攻时，以一部兵力由第一线开始逐次抵抗，随时保持我军于外线，俟敌进入我预定决战地区时，以全力开始总反攻，包围敌军而歼灭之。”“预定在长沙外围与敌决战，决战时重点保持于长沙以东地区。”

12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第73、第79军分别开至宁乡、益阳和渌口、株洲地区归第九战区指挥；同时将已南下的第4军调返株洲、渌口地区集结待命；调驻广西宜山的第74军进驻衡阳。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歼灭日军。为此，于12月20日20时下达作战命令。主要内容是：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指挥第26军、第79军及第194师进驻浏阳，日军攻击长沙时，第26军从东向西，第194师从南向北反击。副司令长官王陵基，指挥第78军、第72军进驻平江。第78军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37军从东北向西南侧击。副司令长官杨森，指挥已在平江的第20军、第58军。第20军首先巩固现阵地后，向王桥、三江口侧面阵地转移，从东向西侧击，并由北向南尾击汩罗江以南之敌。第58军于敌新墙河渡河时由东向西侧击。第37军巩固汩罗江南岸阵地，之后向社港市、更鼓台、金井间山中转移，在敌进攻长沙时协同第78军从东北向西南攻击。第99军在确保归义以西阵地之后，敌进攻长沙时由北面向东南攻击。第10军死守长沙。第73军进驻宁乡、益阳为总预备队。以上预计参战兵力约24万人。薛岳的战区指挥所设在长沙岳麓山。

日军突过汩罗江，我军转入侧翼地域

1941年12月14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令参加进攻的日军开始向岳阳以南预定地区集中。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分别于20日、21日在新开塘附近和托坝附近集结完毕。第3师团因受到中国游击队的袭扰和破坏道路，迟至25日才全部到达龙湾桥附近。第6师团和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至18日起即各以一部兵力向新墙河以北中国守军的前进阵地攻击，以掩护其主力的集结与展开。

中国第九战区第一线守备部队为第27集团军的第20军。该军沿新墙河南岸由左至右展开。第20军第134师的右翼阵地，突出于新墙河以北。日军为了进占新墙河北岸渡河进攻出发地，第40师团以两个联队于22日先期向油港河南岸守军阵地进攻。激战一昼夜，于23日进至筻口。当日晚间，阿南惟畿在岳阳指挥所下达了进攻命令，命令部队于24日开始进攻。

12月24日，日军第6师团全部进至新墙河北岸，占领了渡河出发地。左翼第40师提前发起进攻，并于当日14时在筻口附近强渡新墙河。守军第134师坚强抗敌。日军于当日傍晚渡过新墙河，突破守军阵地，向潼溪街攻击前进。中国第27集团军急令第58军新11师由黄崖寺向杨林街前进，由东向西侧击日军，策应第20军作战。日军右翼第6师团于24日傍晚开始进攻。当日夜乘大雨和黑暗强渡新墙河。守军第133师除留一部兵力守备纵深各据点外，主力向南岳庙、洪桥以南转移。第134师也退守十步桥东西之线。

25日晨，日军第3师团随第6师团之后涉过新墙河，从右翼投入战斗，沿粤汉路东侧攻击前进，与守军第58军展开激战。守卫傅家冲、洪桥两据点的第398团第2、第3营数次击退日军的冲击，终因兵力悬殊，两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

26日，日军以一部兵力围攻守军第20军纵深阵地，并抗击第58军的侧击，主力向汩罗江北岸地区突进，当日晚进抵汩罗江北岸。其左翼第40师团进至长乐街。

27日晨2时，薛岳下令第37军加强汩罗江南岸防守，令第20军、第58军向东南山区撤退，准备尔后对日军的反击。此时，滞留在日军后方守备据点的部队已大部突围撤走与主力会合。

接着，日军对防守汩罗江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

防守汩罗江的中国军队为第99军和第37军。12月27日，日军第3师团的骑兵联队于11时左右首先由归义附近渡过汩罗江，突破守军阵地，进至栗桥以北，掩护其主力渡江。第6师团和第40师团的先头部队也于傍晚先后在兰市河和长乐附近强渡汩罗江，占领了南岸滩头阵地。28日，日军第3师团主力全部过江进入南岸，并沿粤汉铁路两侧向南突进。第6师团及第40师团的渡江作战，受到守军第37军的顽强阻击，进展缓慢。

日军企图围歼在汩罗江南岸的第37军。阿南惟畿于28日晚下令第3师团向左迂回至第30军后方的福临铺。于是，该师团由大娘桥连夜兼程东进，29日凌晨进至新开市附近。薛岳令第140师防守新开市附近阵地，原在此地防守的第99师退守湘阴和营田。当日晚间，日军第3师团及第40师团主力已全部进入汩罗江南，与守军第37军形成对峙。而后，第37军奉令向金井以东山区撤退，转至外线待机反击日军。

12月30日，日军3个师团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守军发动猛攻，并于当晚分别进至福临铺和金井一带。至此，中、日两军在新墙河与汩罗江地区的作战告一段落。

日军发动此次战役的企图是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牵制第九战区兵力不使其南下，而香港已于12月25日为日军占领，策应的任务已经完成，原定进入汩罗江南的作战计划也已完成。

日军决定进攻长沙，我军积极准备应战

日军突进至汩罗江南岸以后，阿南惟畿认为战役进展顺利，此时又得到长沙守军薄弱的情报，遂决定部队继续南下攻占长沙。

阿南惟畿在作战之初即有攻占长沙的意图，并得到第3师团长的支持。军部的参谋们认为此次作战的任务已经完成，应按原计划撤回原防。军部作战主任参谋岛村距康中佐提出进攻长沙应慎重从事的意见，引起阿南的强烈不满。阿南独断决定改变原作战计划，向长沙追击，并分别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和大本营陆军部申诉理由，请求认批。

12月29日，阿南接到飞机侦察报告说：中国军队已向长沙退却，认为正是乘势攻占长沙的大好时机，遂不待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指示，即命令第3师团向长沙追击，同时向派遣军总司令官提出独断请罪。当日傍晚，阿南下达了进攻长沙的作战命令。

日军第3师团奉命后立即发起追击，连夜兼程前进，30日夜渡过捞刀河，接着准备渡过浏阳河，经东山向长沙南郊前进。第6师团进至梨市渡河点附近担任警戒任务，并作为进攻长沙的第二梯队。第40师团进至金井一带牵制东面山区的中国军队，并掩护第3师团和第6师团的后方。独立混成第9旅团29日到达岳阳后，立即向关王桥前进，以保障进攻长沙主力的侧背安全。

12月30日，蒋介石致电薛岳，指出：“一、敌似有沿铁道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二、该战区在长沙附近作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长沙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决战为要。”当日，薛岳致电蒋介石表示：“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心。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1）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2）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3）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息。”

12月31日，日军第3师团到达梨市并准备渡过浏阳河，第6师团进至麻林以南，第40师团也进到长沙以东。日军各师团已进入第九战区部队的预定包围圈中。于是，战区令各集团军于1942年1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敌人。这时，蒋介石命令第73军、第74军、第4军从湖北、广西、广东等地急进到宁乡、衡阳、株洲。野战重炮兵第1旅从衡阳前进，进入长沙市对岸的岳麓山阵地，准备支援市区守军作战。

防守长沙市区的部队为第10军李玉堂所部。12月30日，李军长制定了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各部队迅速完成各据点工事，特须有独立作战之准备；详密划分守备区域和通讯联络；充分准备粮弹，统治湘江内船只。命令所属第3师以主力占领长沙城垣；预10师占领自水陆洲、猴子石、金盆岭、黄土岭、林子冲、左家塘、半边山之线；第190师占领左家塘、杨家山、鞍子山、湖渡、复兴寺附近、新河正街之线，阻敌进攻。

在长沙保卫战准备过程中，薛岳曾下手令给长沙的党、政、军各机关部队，规定了详细任务，并命令第10军军长李玉堂统一指挥长沙的文武官员，以必死的决心，必胜的信念，协同一致，完成保卫长沙的使命。从12月23日开始，长沙市的人口、物资即向后方疏散。守城军队加紧进行阵地修整，在长沙郊外配备第一线守备兵力，准备战斗。

日军攻击长沙市区，我军坚守阵地与敌激战

1942年1月1日，日军展开了对长沙市区的进攻。当日8时，日军第3师团渡过浏阳河后向长沙郊区前进。11时许，向阿弥岭南北之线的守军预10师阵地发起攻击。激战到16时，守军阵地被日军突破。预10师退守半边山、左家塘一带既设阵地抵抗。18时左右，守军阵地再被突破。在战斗中，守军第29团第1营伤亡殆尽。日军继续进攻，被守军阻于军储库、邬家山阵地前。

1月1日的攻城作战刚刚开始，日军第11军便迫不及待地致电大本营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祝贺元旦胜利！

这时，日军第11军情报部门破译了薛岳令各集团军向长沙附近集结，准备围歼日军的电报。阿南急令第3师团加紧攻击，企图在第九战区部队形成包围前攻占长沙。于是，日军第3师团与守军预10师在军储库、邬家山地区展开激烈争夺战。从1日夜至2日凌晨，中、日两军在长沙东门、南门外展开激烈战斗，反复肉搏，阵地多次易手。在战斗中，第29团团长陈新善、团附曾友文等阵亡。第28团与敌英勇战斗，歼灭了被围于白沙岭的日军部队，获得了日军作战命令，阵中日记等文件，从中得知日军弹药粮秣携带数量甚少，以及其进攻计划，各师团位置等重要情况。第九战区立即将此情报通报正在从三面向长沙推进中的外线各集团军，并令各集团军按预定计划快速向进攻长沙的日军合围。

另据日军战史资料记载，在1月1日的战斗中，日军第3师团直属加藤大队大队长被击毙。守军在其尸体上缴获了日军的作战计划、命令以及携带的弹药数字不足的文件。薛岳看到后，非常高兴地敲着桌子说：“虽仅一张薄纸，却比万挺机枪还重。”

1月2日，日军第3师团继续组织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守备南门外修械所高地的预10师第28团，战至仅剩58人，终于保住了阵地。第30团将日军第6联队第7中队歼灭大半。经过两日的战斗，日军第3师团因补充困难，弹药将尽，已无力组织强有力的攻击，被迫改为守势作战。

1月2日晚，蒋介石为鼓励士气，致电薛岳和第10军军长李玉堂等守城官兵，指出：“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视我第10军之能否长期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10军之能否完成，亦即我第10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仁之良机。敌人悬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10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尚光荣。望激励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月3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加入攻城战斗，攻击长沙北门、东门、南门间守军阵地，激战终日。日军除一个中队一度至湘江岸边外，其余全部被守军击退。

围攻长沙城的日军死伤惨重，弹药将尽。且处于被中国军队包围状态下，面临绝境，不得已在3日夜间决定撤退。这时，阿南惟畿司令官无可奈何地写下一句诗：“今更莫把惊惧生，兵家胜败是常情”以此安慰情绪低落的幕僚们。

日军为了隐蔽其撤退企图，于1月4日撤退之前，对长沙市区再次发动猛烈攻击，均被守军击退。当日晚间，第3师团和第6师团乘夜暗脱离长沙战场。

日军在撤退时仓皇失措，许多尸体未及处理，作战物资到处遗弃。据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处长的赵子立回忆说：“第10军首先发觉日军由长沙南部撤退，即派小部队向长沙北部夜袭，这更增加了日军的混乱。当时正值隆冬，他们把大衣军毯撂了许多，带不了的武器也来不及破坏了。日军非万不得已是不在战场遗弃尸体的，这次却未及烧完。”日军撤退的翌日早上，赵子立同薛岳等由岳麓山回长沙二里牌驻地，车过八角亭后，看见日军遗弃的尸体很多，二里牌也有少数尸体和死马。后来参谋长吴逸志由耒阳回到长沙，让人把已经掩埋的日军尸体全部扒出来，埋在一起，堆一个高台子，并立石留念，上书：“倭寇万人冢”，傍书“陆军中将吴逸志题”。虽然没有万人，但冢中也有几百具尸体。

第10军保卫长沙，苦战四昼夜，终于击退进攻之敌。1月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第3师、第190师、预备第10师授予民族荣誉旗，授予李玉堂二等宝鼎勋章，并晋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

日军狼狈溃退，我军追歼逃敌

预计到攻击长沙的日军即将撤退，蒋介石于日军撤退的前一日，即1月3日，训令薛岳司令长官：“一、该战区应速严令各部向长沙附近敌人围击，务确实截击敌人归路，包围捕捉敌人于战场内而歼灭之。二、应速以一部先期击破汩罗江敌人，占领各渡口，并即令孔荷宠部配合游击队，迅速向武昌挺进袭击。三、如敌突围北窜，应以第73军由长沙下游渡江，另以一部由金井附近分向汩罗江北岸超越追击，封锁汩罗江各渡口，阻止敌人退却，主力向敌跟踪猛烈追击。同时以有力一部向岳阳挺进，乘虚袭取之。四、向敌追击时，第10军仍应守备长沙。”同日，蒋介石又电薛岳，指出：“一、此次湘北会战，特应注意下级干部及士兵之战功，随时予以奖赏，并呈报本会备查。二、新墙河以南及汩罗江两岸地区，应即发动群众，乘敌后方空虚，彻底施行交通破坏，使敌退却时不能迅速脱离战场。”

第九战区发觉日军撤退后，立即命令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的各部队改变任务，转为由不同方向围追堵截歼灭撤退的日军部队。以罗卓英副司令长官指挥第26、第4、第79军为追击队；以杨森副司令长官指挥第20、第58军为堵击军；以王陵基副司令长官指挥第37军、第78军为东方截击军；以第99军军长傅仲芳指挥该军为西方截击军。要求彻底歼灭败逃之敌于汩罗江以南，捞刀河以北地区。薛岳发给各部队的电令最后说：“此次北溃之敌，伤亡惨重，弹尽粮绝，无论追击、堵击、截击，各军应绝对快速机敏，勇猛果敢，索敌而歼灭之。如有作战不力，任敌安全逃逸者，决依法重惩。其俘获甚多者必从优叙奖。”

日军第3师团接到撤退命令后，于4日黄昏开始向东山撤退，5日凌晨2时到达东山时，受到中国第79军的堵击。第4军一部由长沙城南向梨市迂回，向日军第3师团侧击。日军第3师团在第79军和第4军夹击下，陷于混乱，伤亡甚众。由于浏阳河渡桥已被第79军炸毁，日军被迫沿浏阳河南岸向磨盘洲退却，企图仍由来时的渡河点徒步渡河，但遭到北岸第79军所部密集火力的堵击，死伤溺死者500余人，因而改向梨退却。至6日凌晨，该师团退至浏阳河北岸与第6师团会合。此时，第4、第79、第26军跟踪追敌至梨市附近，向日军发起攻击。日军两个师团被迫并列向北退却。至7日凌晨退到捞刀河北岸，枫林港地区。日军第40师团在春华山地区受到第78军的攻击，然后向金井方向退却，沿途又不断遭到阻击与侧击。7日夜，该师团脱离了与第78军的战斗，退向学士桥。

1月8日，日军第3、第6师团由捞刀河北岸继续北退，沿途不断遭到中国军队的截击、侧击，退至青山市、福临铺、影珠山地区时，被中国军队包围于该地区。阿南惟畿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南下解围。8日晚，该旅团对影珠山发动攻击。在该地区担任堵击任务的第20、第58军立即反击日军，经彻夜激战，将该旅团击溃，并将其一个大队包围于影珠山附近。战斗至9日10时，该大队除一名军曹逃脱外，大队长山畸茂以下官兵全部被歼。日军资料对该大队被歼情况作了如下记载：“天明后，在山上双方的混战极为激烈，官兵们不断负伤倒下。10时左右，我弹药用尽，在到处的草丛中，可以听到伤员的呻吟声和自绝的枪声，山畸大队长负伤，满身是血，但仍继续指挥战斗。最后山畸大队长终于决心殉国，于是命本部附斋藤军曹突围向上级报告关于夜袭及其后战况与决心殉国等情况。该军曹巧妙地突破敌线，日落后回到旅团司令部，报告了情况。斋藤军曹走后，山畸大队长再度遭到迫击炮弹的轰击而死亡。接着士兵们就用刺刀互相刺杀或者用手榴弹自爆而死。”

1月10日，日军第6师团向北突围，被第20军和第58军分割包围。阿南惟畿得报后，即令第3师团、第40师团及第9旅团解第6师团之围，并集中兵力向北撤退。11日，日军第6师团及第3师团陆续突出中国军队的拦截线。第40师团亦从春华山东北学士桥北撤。日军一面撤退一面抵抗，至12日退至汩罗江北岸。15日，日军退至新墙河北原防地，至16日，基本恢复了会战开始前的态势。第11军指挥所撤回武汉，会战结束。

会战期间，赣北方面日军一部曾向西出动，配合主力作战，在中国军队的反击下，于1月5、6日间退回原防地。日军第1飞行团动用飞机50余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给中国军队造成一定伤亡。此时，中国空军尚未恢复实力。但在日军撤退途中被包围于福临铺地区时，中国空军第二大队从成都起飞轰炸机9架，至长乐街轰炸，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返航途中遭到日机8架战斗机的攻击，损失轰炸机两架。但以轰炸机的火力击落日机一架，击伤其两架。

此次会战，第九战区战绩公报说，日军伤亡56944人，俘虏日军139人。我军伤亡29217人。而日军战史公开的数字是，日军战死1591人，战伤4412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发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此时，日军南方军正在横扫菲律宾、马来亚等地区。而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却遭到了惨败。日军资料说，其损失为进攻香港作战部队损失的2.5倍。此次会战的胜利，在国内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提高反法西斯战争盟军的士气，对支援美、英在太平洋战场作战也有一定的作用。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抗战胜利催生一本小刊物　作者：袁　鹰

60年前的1945年8月10日以后几天，上海满街是爆竹声、锣鼓声、欢笑声。虽然日本天皇裕仁的所谓“终战诏书”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这最后一个法西斯强盗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已经传遍全世界。从1937年“8·13”在上海点燃起全民抗战的圣火以来，整整八年了，上海老百姓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饱受杀戮、抢劫、压迫、欺凌的煎熬，苦苦等待了八年岁月，如今等到了天亮，看到了强盗的末日，眼看那不可一世的太阳旗终于黯然降落。那令人战栗、令人窒息的搜捕、封锁、暗杀、丧失自由的屈辱生涯，那物价飞涨、限制用电、排队买户米、人命朝不保夕的苦难年月，终于都像梦魔一去不返。想到这一切，怎不叫人欣喜欲狂！

然而，消息杂沓而混乱，有人从无线电短波里听到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威力很大的原子弹，听到苏联对日本宣战，红军分几路攻入我国东北围歼日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主力关东军。汉奸的报纸摇身一变，竞相刊登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于是，上海人都带着惶惑、迷茫的眼神，看到这样一条条新闻：

在重庆的蒋介石连发三道命令：一是电令他的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电令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所属部队就地驻防待命，在各战区作战部队，“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不得擅自行动”；三是各地伪军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对蒋介石的命令，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发出通令，拒绝接受，指出它“不仅公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令特务头子戴笠以“军事委员会”名义，任命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指挥”，让他继续把持一批武装，维持治安，配合国民政府的接收。这名大汉奸居然张贴布告，俨然仍是“市长”面孔，要上海市民“严守秩序，切勿兴奋过度，致招不测之祸”。

日本占领军的上海陆军司令部也张贴布告，继续杀气腾腾地禁止悬挂“敌性国旗”，禁止喊口号，不许张放花炮，取缔一切未经检查擅自发行的出版物。

那几天，上海的局势仍然扑朔迷离，不像是炽热的夏季，倒像是阴霾沉沉的黄梅天了。

地下党组织领导我们的丁景唐同志分别向沈惠龙、冯大文和入党不久的我传达党中央布署：新四军立即向上海进军，解放这个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地下党领导紧急布置全体党员在各自岗位上立即行动，作里应外合准备。老丁交给我们的任务，是赶紧编辑出版一份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小型刊物，刊物名字他也想好了：《新生代》。本来，从1944年冬，在老丁领导下，惠龙、大文和几位爱好文艺的大学生吴君尹、袁万钟、陆兆琦等利用关系创办了一份学生杂志《莘莘》，其后我也参加编辑工作，到8月份，已经出了四期，其中还出了在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助学义卖活动的专辑，拥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读者。如今胜利了，不再继续出《莘莘》，就用剩下的纸张印这份新的刊物。

我们就在满街欢呼胜利的爆竹声中投入刊物筹备工作，惠龙和我负责编写稿件，大文负责纸张和印刷。每天聚在一起商量。以后又听到消息：粟裕将军已经率领几万新四军健儿兼程向上海进发，党中央已任命刘长胜同志为上海市长等等。我们在兴奋的心情中每天注视局势的发展，并未等到新四军的捷报，看到的却是美国飞机成群地天天飞到上海上空，运送国民党接收的军政人员和军队，到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这些接收人员一降落上海机场，就如饿虎擒羊，迫不急待地疯狂掠夺，上海人失望而鄙夷地称之为“大劫收”、“发劫收财”。

我们在上海，自然不可能听到毛泽东主席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也还不十分清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面临的国内总的政治形势：蒋介石政府要夺取胜利果实，发动内战。我党的方针就是坚决反对内战，制止内战，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前些时我们听到过传达党的“七大”精神：团结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眼下，上海还属国民党政府的“收复区”，不是解放区，我们的刊物上当然不能公开宣传“七大”精神，但我们又不能也不愿像当时上海报纸那样将抗日战争的胜利都归功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因此，《创刊词》在歌颂胜利、说“胜利保证了民族解放，奠定了新中国建设的基础”以后，写上这样的话：

抗战是胜利了。胜利以后，我们需要复员，在复员过程中，必须对战争罪犯（政治的、经济的）加以严厉的制裁，这样，赢得的胜利才能保持。为了胜利，我们应该感谢特鲁曼（杜鲁门）大总统、史大林（斯大林）大元帅、阿特里（艾德礼）首相以及他们英勇杀敌的军队和人民……

抗战是胜利了。我们要从事建设……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违反历史的潮流的，我们应该为民主的、合作的中国努力。因为，只有民主团结才能保证中国的新生、才能根绝再一次世界战争！……青年人大家团结起来，为民主建设努力！

这些语言，现在看起来可能觉得旗帜不够鲜明，语意含糊不清，我们却经过反复推敲，那时还没有看到《论联合政府》全文，更不可能公开引用和阐明，能做到的只是强调民主和团结。虽然不能公开提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功绩，但也决不提蒋介石的名字，只列举美、英、苏三大国的领导人。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未免可笑，我们当时确是煞费苦心。

头条文章《我们该做些什么?》记不清是老丁还是惠龙的手笔，跟《创刊辞》一样，在当时形势下，不能鲜明地表达对青年人的要求，只能笼统地希望：“当一个巨大的狂潮到来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地参加进去，尽量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到这时候，人们才该相信，只有年青人才是国家的中坚，人类的希望。”文章向当时上海大、中学生提出四点要求：一是紧密地团结起来，二是尽量地充实生活，三是积极地发挥力量，四是严正地守住岗位。景唐同志是诗人，他用“黎扬”的署名写了一首《新生代进行曲》，热情歌唱胜利的节日，歌唱祖国的新生的光芒。“新生代的战士英勇健壮，/在战斗的行列里迎接/诞生在火花中的曙光，/把民主、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创造！”

老丁还拿来一篇叙述欧洲反法西斯战场活跃在巴黎的法国地下军的稿件。那篇题为《自由法兰西的灵魂——地下军》的文章，最后借一个地下军工作人员之口，说了这么一句话：“为了祖国的复兴，我们都准备流更多的血与生命，去争取法兰西历史上的光荣。”如果将“法兰西”三字换成“中华民族”，也可以作为代表我们一些地下党员心声的。

我赶写了一篇速写——《从黑夜到天明》，记下日本投降消息传来最初那个夜晚的一角情景，单薄幼稚，只是如实素描。现在附在本文后边，提供给读者作为了解六十年前“8·15”在上海的一点参考。

这份小刊物，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个星期就编印出来，大文通过原来《莘莘》的发行关系，将它迅速送到收报摊上。我没有仔细查有关资料，这份刊物虽小，很可能是抗日胜利后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份刊物，而且是党直接领导的，比其他报刊都早。刊物上没有编者姓名，没有发行人，出版人“新生代出版社”也属子虚乌有，纯粹是个“地下出版社”。过了几天，到几个报摊上去问，都说是“卖光哉！”我们听了都很高兴。

正当我们三人紧张地着手准备第二期刊物的时候，老丁来传达党中央新的布署：新四军暂时不打上海，所有地下党员坚守岗位，继续作长期隐蔽的准备，应付国民党政府接收上海后的新形势，迎接更加复杂、剧烈、尖锐的斗争任务。

我原来天真地满心以为新四军即将进入上海，革命即将胜利，此时不免有点怅然，同惠龙、大文分手，各自走上新的岗位。走在满街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的马路上，心里激动地想：总有一天，马路上会挂满红旗的。那时候估计大约又要度过七八年漫长时日，谁想到仅仅四年以后，前身正是新四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在陈毅、粟裕将军指挥下，浩浩荡荡地开进这中国第一大都市，红旗就飘扬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了。

附录：

从黑夜到天明

1、深夜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深夜。

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没有月，也没有星星，一片黑黝黝的。

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在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角落里，有人在疯狂、酗酒、荒淫，有人在饮泣、叹息，也有人在等待，希望……

深夜，跟八年来每一个深夜一样。

可是，在深夜里有人在蠕动着了。

2、消息

有人在蠕动着了，嘁嘁喳喳地小声谈话，声音是急促的，压不住秘密的欢喜。

一个好消息——成千成万的人们等着的。在八年来苦难的日子里日日夜夜等待着的。

——真的？

日本投降了？

——投降了！

——投降了！

3、人声

——投降了！

终于声音渐渐大起来了，黑夜压不了它，就如纸团包不住熊熊的火焰。

弄堂里开始有了人声，像几十条几百条溪流汇聚到海洋，人声宏亮起来了，宏亮起来了。

人们在弄堂里穿来穿去，互相询问着消息。

一个年老的俄罗斯女人，被一帮人围着，她显得极度地兴奋，指手划脚地，用并不好的英语粗声粗气地告诉人家怎么从俱乐部听来这个意外也是意中的消息。

弄堂里没有人再睡着了，大大小小都在门口，东也是一堆人，西也是一堆人。

4、欢欣

东也是一堆人，西也是一堆人。

——这就好了，也该过点太平日子了！

——不是么，八年的罪受得好苦好苦，现在可抬头了。

提起这八年来的生活，谁都会有一长串辛酸的记忆，一长串眼泪和叹息的日子，然而，人们，笑吧！就像现在这样，尽情地笑吧！把许多积成堆的仇恨，痛苦，羞辱，都消失在笑声里吧！世界上还有什么更欢欣的事呢？

——没想到也有一天重睹汉官仪！

人群中有一位老先生，笑着摇动着他的花白胡子。

小孩子们大声的叫着好，拍着手欢呼着，欢呼着。

5、疯狂

欢呼着！欢呼着——在霞飞路上。

俄罗斯人，犹太人，中国人，全成堆地推到马路上来了，年青的年老的男女握着手，拥抱着……

笑声，叫喊声，歌声……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霞飞路上，光耀的电炬照着一群群欢喜得疯狂的人们，每个吃食店，酒吧间，咖啡馆都挤满了人。

啤酒——六十万一瓶！

一个犹太人亲善地拍拍一个拉车的肩膀：

——明天要用老法币了。

另一个说：

我们都是自家人！

人们欣喜的疯狂，没人想到休息。

6、熬夜

没人想到休息，人们都在准备熬夜。

再没有灯火管制了，电灯辉煌地亮着。

弄堂里人群渐渐散了，在自己的家里围坐着，做父亲就告诉子女那一年逃难的情景。在梦做完的时节，回想梦中的一切，就成了一件可爱的事。

人们都巴望着快点天亮，大家都打算出去。

有一人看了一下表——才四点。

没人能睡觉，谁都睡不着。这一夜比哪一夜都长。

睡不着的人们又起来，想着，谈着，笑着，天亮了。

7、天明

天亮了！

8、恭喜

天亮了，这么长一个黑夜终于度过了！

还没等到太阳出来，街上已经满是人了，一大群一大群地踱着，见着熟人，老远就招呼！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哈哈！

学生，工人，小孩子，伙计，小职员，娘姨，卖菜的，车夫，都在街上挤来挤去。

——到底也有翻身的一天！

——没有白等，天有眼睛的。

东边，太阳露出脸来。

9、国旗

太阳露出脸来。

于是，有人扯起了鲜红的国旗，不久以后，大街小巷都飞扬着了。这面旗子，不是除去那条黄色三角带的旗子，而是叫人怀念了八年——胜利的旗子！

自行车嘀铃铃地穿过来了，车头上插了一面旗子。

孩子们手里，摇着纸制的旗子。

国旗店里挤满了人，每个人走出来手里全拿着一面旗子。

国际饭店、大新公司……所有高楼的顶上，在蓝色天空下，愉快地招展夺目。

就在高楼上的国旗底下，有人放出了第一声爆竹。

嘭——啪！

10、爆竹

嘭——啪！

立刻，聚在大街两旁行人道上人们轰动起来。

——好……哎！

放爆竹的人洒下五彩的纸屑，红的，绿的，黄的，蓝的，在空中飘荡着，于是又是一阵雷似的欢呼。

——好……哎！

一辆军用卡车驶过，几个垂头丧气的日本士兵，惊惶地看着这群热烈的人们。人们胜利的欢呼声，由于军用卡车，更响亮了。

——……！

——……！

为这响亮的声音召唤，人们从各方面汇合起来了。

——伟大的人民！

（1945年8月中，原载《新生代》创刊号，1945年8月28日出版）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8期 两张老照片　作者：阎明复

《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刊登了我的一篇文章《结缘南斯拉夫》，并登载了几张照片，其中第22页上的《彭真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的照片，由于我的疏忽，错误地提供了彭真同志于1965年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为此仅向编辑部和广大读者表示歉意。

最近返京后，我找出了1957年1月彭真同志率领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同铁托总统合影的照片。（见44页照片）现提供给《炎黄春秋》编辑部，如蒙刊用，不胜感激。照片上的人物是：前排从左至右：周叔、胡子昂、章伯钧、李济深、彭真、铁托、区棠亮、某某、乐松生、唐贤耀。后排从左至右：武新宇、阎明复、唐建文、某某、伍修权、南斯拉夫友人、柞容祯。

这是我保存的唯一一张彭真同铁托的合影。两位共产主义老战士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在斯大林的高压手段下，铁托毫不屈服。面临赫鲁晓夫的气势汹汹的突然袭击，彭真庄严宣称，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可以粉碎，但是压不扁的，我们只服从真理，而决不听从赫鲁晓夫的指挥棒！毛主席赞誉铁托“是一块铁，不怕压”。对于彭真同志来说，同样的赞誉也是恰如其分的。

《炎黄春秋》第六期刊登的“彭真率团访问印尼”的照片，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见证。那是1965年的5、6月的事。当年彭真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和全国人大代表团参加印尼共产党成立四十五周年庆典活动并访问印尼。印尼共成立于1920年5月23日，1926年领导了印尼民族大起义，遭到荷兰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被迫转入地下。1935年重建印尼共中央机构；日本占领时期，印尼共投身于抗日斗争，1945年二战结束后积极参加推翻荷兰殖民统治的八月革命，推动了印尼共和国的成立。1948年，印尼共再次遭到残酷镇压，重新转入地下。1951年，印尼共公开活动，组成了以艾地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坚持反帝、反殖斗争，致力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到1962年已拥有二百万党员，在印尼民众中有广泛影响。彭真同志就是在印尼共发展达到顶峰时期率团参加它的四十五周年庆祝活动。给我们代表团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在首都雅加达最大的体育场举行的庆祝大会，印尼共领导人艾地、苏加诺总统和众多的高级军政官员同数十万民众同庆共产党的生日。这次庆典的重头活动是举行跨印尼各大岛的党旗传递活动：成千上万的民众在各地迎接传来印尼共的旗帜，最后到达雅加达大体育场，人数众多的传递队伍走进体育场，在场的民众高声欢呼，锣鼓乐喧天，在身着民族服装的队员们簇拥下高举党旗的旗手昂首阔步走上主席台，红旗没有送给艾地，却献给了苏加诺总统。我们代表团中有的同志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侨，曾长期献身当地党的事业，看到此情此景不禁感慨万分，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看到印尼共的发展壮大、受到广大群众的真心拥戴，从内心深处替他们高兴，同时在虎视眈眈的武装到牙齿的强大对手眼皮底下如此炫耀自己，是福是祸，难以预料。当时彭真曾提醒艾地要防止突变，并向艾地建议，要组织两套领导班子，一套在地上，一套在地下，地下领导班子可以住在中国，可惜艾地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庆典后四个月，9月30日，以苏哈托为首的印尼军人集团推翻了苏加诺，开始大规模镇压印尼共产党，几十万印尼共党员和艾地等主要领导人惨遭杀害或关入监狱。从此，印尼共进入最困难时期，第三次转入地下。

我们代表团的访问即将结束前，艾地邀请彭真和代表团到茂物的一座印尼共的农场去休息。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家，地跨赤道，大部分地区为热带雨林地区，终年高温。我们虽然身着薄薄的夏装，室内整天开着空调，但仍然终日汗流浃背，一回宾馆就跑去“冲凉”。而距离雅加达仅50多公里的茂物，虽然海拔仅266米，却气候宜人，另有一番天地。印尼共的农场在茂密的森林中，到处都是不知名的热带的奇花异草，平展的草坪上放着几条长木椅，长条桌上摆满了热带水果。宾主一边品尝奇异的水果，一边聊天。艾地指着剥开的榴莲说，这种水果营养价值极高，有水果之王的美称，闻着臭，吃着香，类似中国的臭豆腐。但代表团中好像无人敢问津。我记得，彭真同志谈到这次访问的印象，说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要看到逆转的可能，要有两手准备，吸取历史上两次被迫转入地下的教训。同志间感情胜于手足，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完的情，不知不觉快近黄昏，有人大声建议，乘天色尚早，一起合影吧。于是就有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见45页照片）照片上的人物大多数记不起他们的姓名了，只能举出还能叫出姓名的人了：前排左二张上明，左三、四和五为印尼共领导人，左六彭真，左七艾地，左八陈郁，左九某某护士长；后排左二朱庭光，左四过家鼎，左五阎明复，左六李之玉，左八伍应光。这张照片可能是艾地和他的几位战友同中共领导同志的最后一张合影。

2005年第8期 李昌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出　作者：史义军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最早是李昌于1979年向中央提出来的。

当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是物质文明的建设，同时还必须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他向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提出了这个主张，立即获得赞同，两人就此事曾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随即这个概念写进了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中,在这个讲话中关于精神文明是这样表述的：

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980年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李昌在会上致信邓小平，建议中央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信中写道：

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总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凡是中国人没有一个不赞成的。但我觉得，在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可以考虑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目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叶副主席在1979年国庆讲话中提出的。我体会，它既包括教育发达、科学昌明和文艺繁荣等实体部分，同时也包括道德、传统、风尚等意识形态部分。比如：有理想，即有为人民服务，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理想；讲道德，即个人和人民的利益的一致，遇有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民主团结，勤劳朴素，学文化，重科学，讲卫生，有礼貌等。前者（实体部分）是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们可以努力推进的，而后者（意识形态部分）则是广大人民都能出力参加建设的。提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动员工农商学兵、男女老青幼参加这个建设，从而把广大人民的思想集中到一个明确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目标上，更有力地推进四个现代化的工作。

……

此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们的高度重视并印发给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大家都表示赞同。

198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报道说，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2月10日出版的《半月谈》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李昌同志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题目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半月谈》杂志为此加了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在《半月谈》杂志上开展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讨论。

李昌在信中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叶副主席在1979年国庆讲话中提出的。” 使理论界一直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概念是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为此，2005年4月19日，笔者就此事问了李昌同志的夫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冯兰瑞同志，她说：

我曾就此事问过李昌，他说，说叶帅提出来的不是更权威吗？对精神文明建设不是推动更大吗？我劝他写篇文章记述一下这件事，他也不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从不计较这些事情。

邓小平在当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邓小平说：

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从邓小平的讲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是受李昌这封信的启发。

1981年2月，在全国开展起以“五讲四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12月，在人民解放军中兴起“四有、三讲、两不怕”活动（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苦困难，不怕流血牺牲）。活动的开展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了新的起色。这对于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扭转党内风气起了良好的作用。

1981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肯定了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定为新时期总任务的基本内容之一，即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1982年9月，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更高的地位，列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定为新时期中国人民奋斗目标之一，并强调“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1983年4月，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又加了个“三热爱”，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内容。

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回顾和讨论了几年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指出：全党同志必须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的高度，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互相配合，互相促进。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上个世纪的一场民营电影梦　作者：章立凡

1979年春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我陪女作家胡兰畦先生到协和医院去看望阳翰笙先生。

阳翰老在“文革”中遭到江青的残酷迫害，此刻虽已获得自由，并住进了高干病房，但由于两个“凡是”威风仍在，这位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战士的政治结论（即所谓“四条汉子”及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等罪名）迟迟没有作出。他一提起此事就十分激愤：“我的问题早就查清楚了，他们还想压住老子永世不得翻身！”

胡兰畦是大革命年代十分知名的革命女杰，茅盾的小说《虹》里的女主人公梅女士，就是以她为原型的。1949年以后她一直被冷落，1957年又成了五十五万“右派”中的一员，此时也尚未成为“出土文物”。

这两老是四川老乡，又都是父亲的故交，有我同去，话题自然会转到父亲身上。阳翰老说：“乃器先生同我是老熟人了，四十年代他投资拍进步电影，我还是牵线人咧！”胡兰畦说：“翰笙，我真搞不明白，把乃器这样一个好人，整得恁样惨！为啥子我们的革命成功以后，要把好人、正派的人，一批批整倒、整死？！”

阳翰老没有回答她这个有关“精英淘汰”的问题，只是关切地问我：“你爸爸的问题怎样了？”“‘右派’帽子在1975年就摘掉了，现在恐怕人走茶凉，没有人为他说话。”“要争取嘛！你发出声音，人家就不好假装没听见啦！”

当时已有中共中央要对“右派”重新甄别的消息，这番话提醒了我——消极等待是不行的，于是开始写申诉信。父亲的错案一年后获得改正，我也始终铭感阳翰老在关键时刻的提醒。那次的交谈，还触发了我对父亲与电影业历史渊源的关注。记得“文革”中有外调人员来调查父亲与电影界友人的关系，他坚持按历史事实写材料，并与来人发生了争执。

事情还得从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谈起……

再造“联华”，三人投资两个外行

电影事业素有“梦工厂”之称，父亲则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名的“逐梦人”。

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主持《东方杂志》时曾有一项壮举——一百多位知识分子在该杂志1933年新年号上，同时发表“新年的梦想”，父亲也是撰稿人之一，并预言中国将要发生一场“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1946年他又发表《我想写一篇小说——二十年一梦》，抒发自己的未来中国之梦。他在文章最后写道：“如果梦境是理想的，现实是不是愚蠢的呢？理想固然未必完全能实现，但是，智慧至少可以使它大部分得着实现。”他的文化建设理念，在抗战结束后的上海，得到了一次施展的机会。

影音声光的特殊魅力和大众传媒效应，使电影艺术成为20世纪最有效的传播手段之一。国民党政府竭力将电影事业垄断在自己手中，抗战胜利后又接管了敌伪电影产业。为与国民党争夺电影文艺阵地，在周恩来的推动下，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酝酿筹组民营制片机构——联华影艺社。当时担任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的父亲，由是开始了经济上的“触电”，投资联华，拍摄巨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

父亲与左翼影剧人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抗战爆发前的救国会时代，当时各界纷纷组织救国会，电影界人士也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他与夏衍、阳翰笙等的交往即始于此。抗战期间在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中，他与影剧界的朋友也常有过从。据参与发起联华影艺社的任宗德先生回忆，1946年三四月间，在上海爱棠新村任宗德家中，由阳翰笙主持，袁庶华、史东山、蔡楚生、蔡叔厚、任宗德等一起商议，袁庶华（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在上川公司的老部下）提议章乃器参加，蔡楚生提出请夏云瑚参加，得到大家的赞同。任宗德回忆说：

章乃器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工商实业家，他主持的上川公司颇有实力，在上海滩以至长江流域都很有影响。请他出面，可以使即将成立的制片机构带有浓厚的民营商家色彩，在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下便于运作。夏云瑚与国民党方面人士的交往更深更广，他的朋友何龙庆抗战后由重庆稽察处处长调任上海稽察处处长，这些关系可供利用，可作掩护。夏云瑚与阳翰笙、蔡楚生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上演《屈原》、《清明前后》等进步话剧时都出过力，加上他精通电影的经营发行，所以，大家都欢迎他参加进来。经过工作，章乃器和夏云瑚表示同意，参加了筹备会议。后来，为了交涉使用战前联华电影公司摄影场地等事，郑君里、孟君谋等人也参与了筹备商议。

联华影艺社于1946年6月成立，父亲被推为总召集人，议决分别由史东山、蔡楚生负责，准备拍摄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笔制作经费十万美元，由章乃器、任宗德和夏云瑚三人分担。任宗德回忆说：“其中，章先生出资最多，我次之，夏云瑚最少。”“凡有重大事务，由章乃器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决定。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是阳翰笙、袁庶华和蔡叔厚。而在艺术创作方面，则由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郑君里、陈鲤庭、徐韬、王为一等人负责。那时，章乃器和我对经营电影业都完全是外行，阳翰笙、孟君谋、夏云瑚等内行权威人物说怎么办我们就怎样办……”

父亲晚年对我谈起这件事时说，联华的三个投资人中间，任宗德和我算是同行，都是搞酒精的。抗战期间汽油匮乏，便用无水酒精代替，利润很高。他投资创办了国防酒精厂，我在上川也办了个酒精厂，都是同业公会的成员，彼此早就熟识。夏云瑚是四川袍哥中辈分不低的人物，当过重庆国泰戏院的老板，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对电影制作发行也比较内行。我那时对电影制作是外行，完全是凭着一股热情而投入，这里面水有多深是不清楚的。后来不得不中途退出了……

一人退出，“联华”改组成立“昆仑”

联华影艺社成立时的誓言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同人们热情高涨。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由史东山编导、王为一为副导演的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于1946年9月24日在徐家汇摄影场开机。不久，由蔡楚生、郑君里联合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投入了拍摄。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憧憬着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国家出现。但这个战后建设之梦，很快就被独裁政治下的体制性腐败所打破，促使人们从胜利的喜悦转向了冷静的反思，这两部史诗式的巨片，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的产物。

《八千里路云和月》取材于随军抗敌演剧队队员的艰苦生活，影片中江玲玉、高礼彬等爱国青年千里转战，抗战胜利时竟无处容身；而江的表兄周家荣战时大发国难财，胜利后又成为巧取豪夺的“劫收大员”。作品以生动的电影语言，描绘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长卷，揭露了当时政治的腐败黑暗。

在大师史东山的导演下，这部影片的故事、场景和人物，都十分贴切到位。抗战胜利、腐败加速的冷酷社会现实，使影片激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史东山借女主人公江玲玉之口，发出了至今仍振聋发聩的谴责：

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敲暗诈，强夺民产，人人都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不敢言……

这是人的世界，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上海纱厂女工素芬与教师张忠良一家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沉浮，揭示了中国女性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对于张忠良在大后方纸醉金迷中的堕落，实施了灵魂的拷问。这是广大观众至今仍十分熟悉的故事，本文就不赘述了。

父亲晚年曾谈到，当时制片耗资巨大，几乎吃光了他手头所有的流动资金，不得不四处调集头寸，以保障拍摄的正常进行。据说他解决燃眉之急的方法之一，是找老朋友吴蕴初帮忙，这位“味精大王”照例会给他一张产品提货单，倒手就可变出现金来办事。

由于资金紧张，两片的制作十分艰苦。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用的是一台老式法国“拜尔豪”单眼摄影机，每换一个镜头，就得拆下来调试一次；而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结尾的暴风雨场景时，不得不抽用污水喷洒，搞得演员苦不堪言。为应付国民党当局的电影审查老爷，长袖善舞的夏云瑚只好到处送红包疏通。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1947年春公映大获成功，父亲却在巅峰到来之前选择了退出。任宗德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作为总召集人的章乃器先生日渐感到自己在创作、管理尤其是在经济上都作不了主，也不及时向他通报有关情况，愈来愈对联华影艺社的状况不满意。1947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拍摄了一半，但所投入的十万美元资金已全部用完，联华影艺社面临着拍摄经费的巨大缺口。此时，虽然《八千里路云和月》一炮打响，受到好评，但是章乃器先生还是坚决地表示了退出联华影艺社的态度。章先生退出的理由有二：一是影片的摄制预算、成本、开支控制不住，随意开销，难以经营；二是夏云瑚不好相处，难以共事……

其实对民营电影制片机构的经营模式和发展蓝图，当时也存在不同见解

作为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父亲显然不喜欢电影界“草台班”式的习气，希望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进行管理。他对中国战后电影业的发展颇具雄心，据说第一步计划筹集美金十二万元，完成一两部大制作后，再吸引外资扩大到六十万美金的股本，参照好莱坞的制作运营模式，组成一个民营影业托拉斯，与官办电影公司分庭抗礼，打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为中国的民族电影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他虽然认同左翼电影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向，但这套发展蓝图，显然与中共的领导方针不大合拍，后者一向是以俄为师，更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效应。

联华影艺社于同年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由于在发展方向和人事上的分歧，父亲所代表的上川企业公司资金，没有转成昆仑影业公司的股本，仅作为对《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的投资。根据昆仑公司在1950年给父亲的信件记载，在分红比例上为两片三集发行收入的四分之一。

1957年“反右”时，父亲的民营电影发展方案被翻出来批判，作为他“投靠美帝”的罪证。虽然两巨片皆在他主持联华影艺社时期开始制作，但在1963年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完全没有提及，成了银幕背后的历史隐身人。

巨片公映，民族电影压倒西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下集《天亮前后》于1947年9月完成，与原联华影艺社摄制的上集《八年离乱》以及《八千里路云和月》一道，统一由昆仑公司发行。《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昆仑推出的第一部影片，但它是以联华影艺社的名义出品的。任宗德说：“电影海报上的制片人标明的是陶伯逊、周伯勋，这是为了应付国民党审查机构，因为陶、周二位与国民党方面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实际上的制片人应该是章乃器、夏云瑚、陶伯逊和我四人。”

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初，并未考虑将该片分为两集。联华影艺社改组为昆仑公司后，筹得新的资金续拍。因素材内容丰富，又考虑到投资的阶段性，才分为上、下两集。故电影海报上，《八年离乱》标明联华影艺社出品，而《天亮前后》标为昆仑影业公司出品。

《八千里路云和月》公映引起了轰动，被西方影评家称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半纪录影片”。田汉曾评价该片说：“这戏据说以一万八千的预算而用到五万万，超过一般国片的成本，曾使某些短视的投资者摇头却步，但这钱证明没有浪费，它十足替战后中国电影奠下了一个基石，挣到了一个水准。”。

在票房价值上，《一江春水向东流》更胜一筹。该片于同年10月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712874人，占全市500万人口的14%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此片，创造了1949年以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上海的大光明、美琪等头轮影院，历来专映西片，此时撤下了美国影片上映该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的鸿篇巨制，也是毫不夸张的。记得我幼年观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此片，是上、下集分开放映的，上、下午各看一集，觉得时间甚长；上小学后再次观看，则是上下集连映，反而短了许多。后来才知道原片全长七个多小时，1956年方剪裁为三个多小时。

两大史诗巨片的诞生，使昆仑公司的事业达到了巅峰。主角白杨、陶金成为如日中天的“影后”和“影帝”，主要配角吴茵、舒绣文、上官云珠等也拥有上好的口碑，吴还获得了“东方第一老太”的美誉。

两片是中国影坛批判现实主义电影的扛鼎之作，也永远奠定了史东山、蔡楚生在中国电影史上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

电影是艺术与技术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虽然两人都属于“水磨功夫”的电影大师，但风格却有所不同：史东山怜香惜玉而有豪侠气，作品大气磅礴，长镜头、蒙太奇手法的运用独具匠心，常念及“胶片来之不易”，临场惜墨如金，镜头处理干净利落。他能够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以三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这样的巨片，其技术水平可见一斑。而蔡楚生则是柔情似水的才子型，细磨剧本且着意煽情。而于镜头技术运用则不甚自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临场拍摄，实由郑君里完成。蔡楚生自称：“我是艺术第一，找钱是公司老板的事”，故其影片制作成本甚高。1949年后史担任电影局技术委员会主任，蔡则任艺术委员会主任，虽各得其所，亦不谓无由。

今天的观众在观赏中国老片时，常为片中演员的“话剧腔”所苦，这是那个表演艺术由舞台向银幕转型年代特有的痕迹。影评家邵牧君在评价史东山的艺术成就时，谈到了白杨在《八千里路云和月》中的表演：“从少女时代的天真热情到中年时期的沉静抑郁，无不神情并茂，曲尽其趣，连台词也一洗拿腔拿调之病。同一位白杨，在相去不远的时间里，又主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相比之下，表演成绩便有明显差距，惟一的解释只能是导演的功夫了。”

分道扬镳，三人行终成独角戏

联华影艺社于1947年5月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名称是任宗德起的，寓意“攀登电影艺术高峰”，得到大家的赞成。昆仑影业公司的投资人为夏云瑚、任宗德和蔡叔厚，按股本比例计算，夏占六成，任占三成，蔡占一成。蔡叔厚这一成，实际上是代表中共地下党组织出资。夏云瑚任董事长，负责行政、发行；任宗德任厂长，管制片、生产；蔡叔厚任总稽核，统管财务。

任宗德说：夏云瑚当时投资的五万美元，是在新加坡的唐瑜以预付片款方式筹集，寄给昆仑拍片的。“夏云瑚收到这笔资金后作为自己的股本投资昆仑，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后来《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新加坡上映获利甚巨，夏云瑚将五万美元归还了唐瑜，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向昆仑投入多少资金”。

《一江春水向东流》即将完竣之际，夏云瑚提出要撤资出国，另谋发展，同时力主将昆仑归并到文华影业公司老板吴性裁的麾下。吴在战前就是老联华公司的三巨头之一，战后在上海独资组建了文华影业公司，经济实力雄厚，早就有意兼并昆仑。由于阳翰笙、史东山和任宗德都反对兼并，夏云瑚甚为不悦，坚持要撤资退股。

《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国内上映获得成功，夏云瑚携拷贝远走海外，行前提走了约五百两黄金的股本，从此在资本上脱离昆仑。根据阳翰笙的意见，保留了他的董事长名义。夏在香港、新加坡发行公映此片，盈利颇巨。任宗德说：“这些发行放映收入，夏云瑚一分钱都没有交回昆仑公司。后来，我到香港要他交账，他说赚的钱全用光了，现在还欠人家的账哩。有些用度，也不能告诉你，你也不必再问了！”

回收投资难是电影投资人永远的困扰。近年我查到上川公司协理黄然等给父亲的数十封商业信函，其中谈及上川董事会“对于电影款项，对方历次失信，甚为不快”。父亲当时由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流亡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运动。他偶然读到报上刊登的电影上映广告，发现两片在海外发行，却没有将收入返还给投资人，于是向夏云瑚等提出交涉，收回了一部分投资。

父亲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创办了港九地产公司，用这笔钱加上其他资金，建筑豪华公寓并从事房地产买卖，经营得十分成功。这一时期内地白色恐怖严重，阳翰笙、史东山、蔡楚生等皆已转移到香港，任宗德也经常往返于沪港之间，并设立了昆仑香港分公司，与父亲也有来往。

1948年底，父亲接到中共中央的电邀，便毅然舍弃产业秘密北上，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和新国家的建设。

致命一击，拍《武训传》血本无归

自1947年冬起，任宗德以昆仑影业公司总经理身份，成为事实上的掌门人，昆仑公司进入了“宗记合作制片”时期。此后昆仑公司出品的影片《新闺怨》、《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乌鸦与麻雀》等，都是任先生运作资金拍摄的。

这些影片都是民营电影的优秀代表作，但由于社会动荡、物价飞涨，人民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精神消费成为奢侈，票房效果不佳。在政治、经济的形格势制之下，昆仑公司巅峰已过，再也没有出品像《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大制作。

任宗德对昆仑公司的管理进行了改革，健全了制度。但他的经营仍十分艰苦，不但卖掉了洋房来拍电影，还经常向朋友轧头寸。他从一位利润丰厚的企业家，变成了“烧钱”的电影事业家。我曾查到任宗德1949年元月向上川公司借款的字据，是以“宗记制片”的《新闺怨》、《万家灯火》在新加坡的部分发行收入作为抵押的。

1949年5月11日，任宗德曾约黄然在香港会晤，谈及夏云瑚迟迟不交出国外发行账目，对其作风深致不满，但“以多年交情与业务合作关系，未便破脸”；任先生提议与上川公司再度合作制片，但黄对合作早已失去信心，以“资金不宜过于分散”为由婉拒。

任宗德晚年曾谈到：“解放前后，著名爱国实业家古耕虞老先生资助昆仑拍摄《武训传》投资三万美元，交给夏云瑚，也是不知下落。”

就是这部《武训传》，把昆仑公司推上了绝路。该剧的电影剧本，是导演孙瑜在陶行知先生推动下，根据清末奇人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创作的。仅拍摄了三分之一，即因时局变化中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夏衍等人的推动下，对剧本进行了修改。历经层层审查之后，于1950年2月开始续拍，主要演员赵丹对武训角色的把握十分到位。孙瑜对这部巨片期许甚高，希望会有《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成就。为此任宗德筹集了约相当于七八十万银元的制作经费，最终增补为上、下两集。

1951年初，《武训传》拷贝送到北京，请中宣部、文化部、电影局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审映”，获得肯定；其后毛泽东也调看过此片。

《武训传》通过审查后于同年2月在全国公映，一时好评如潮，昆仑同人欢欣鼓舞。但4月25日报刊就开始了对武训其人的批判，并扩大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该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武训传》的全面围剿。

身为中宣部电影处长的江青，此时已成为毛泽东在电影领域的“哨兵”。

当她还是三十年代上海滩的电影演员蓝苹时，曾与夫君唐纳发生婚变，重回旧情人俞启威的怀抱，唐纳因失恋而两次自杀，皆获救。陶行知先生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谕说：

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如果她不爱您，而您还爱她，/那么您得体贴她的心灵。/把一颗爱她的心，/移到她所爱的幸运。

明太祖朱元璋因早年当过和尚及乞丐，登基后忌讳臣下说“僧、光、化、电”一类字眼，触讳者必遭奇祸。“夜莺”蓝苹因此恨上了恩师陶先生，获得“她所爱的幸运”后，借批《武训传》批判陶行知，也就不足为怪了。青年时代就富于革命造反精神的毛泽东，曾与同窗萧瑜以乞丐身份旅行，浪漫地体验自虐的快乐，此片也会唤起他对这段社会底层生活的回忆。

慑于威势，党内赞扬过此片的人物（包括周恩来在内）纷纷检讨，郭沫若、夏衍等文化界知名人士都被迫在报刊和座谈会上进行公开的自我批判。

雨暴风狂，影坛精英凋零殆尽

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电影艺术，是以民营电影为载体的。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辉煌之后，民营电影在政治大变局中走向没落。苦力支撑中的昆仑公司，经济上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50年代初任宗德及昆仑公司写给父亲的书信中，已多次提到无力偿付欠款。那时投资大片与今天的“电影洗钱”不同，投资人是要自己承担经济风险的。《武训传》禁演后，任宗德欠下巨额债务，陷于破产境地，昆仑公司就此一蹶不振。

国民党时代留下七家民营电影公司，在1949年至1952年间陆续拍摄了五十八部电影，除《武训传》外，昆仑公司的《我们夫妇之间》、文华公司的《我这一辈子》、《关连长》及长江公司的《两家春》等，皆为影响甚大的作品。

民营电影以《武训传》遭批判为开端，迅速走向灭亡。连年的思想改造和政治运动，使电影艺术日益工具化，国家话语占据了影坛，戏剧、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也紧随其后，开始了由缪司向婢女演变的进程。江青则成为电影事业幕后最大的权势人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史东山首当其冲。30年代江青为进入电影界，曾托魏鹤龄向他引荐，但东老认为此人顶多是个二流演员，未予重视；于是她又通过司徒慧敏结识蔡楚生，才获得了电影《王老五》中的角色，后来又拍过《狼山喋血记》。抗战期间她去了延安。

1949年东老推掉了海外片商十二万美元的片约，毅然北上参加新政协。50年代初，他和江青同列为“电影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江曾两次挟嫌报复未成。1955年批判胡风时，江青两次带卫士深夜登门，逼迫他就胡风案件做检讨（江无端怀疑他是胡风《三十万言书》中电影部分的执笔者）。一周后，重病中的史东山自杀身亡。他服毒后曾自行用灰锰氧洗胃，如及时抢救，尚有生还希望，但被电影界某负责人以须“请示中央领导”为由阻止。

东老在遗书中说“整风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这份遗书被上交中央领导。当时周恩来正在接见班禅，临时中断接见听取紧急汇报，当场落泪。而周公所能做的事，是调动专列将一具玻璃棺材从上海运到北京，为这位老朋友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并由文化部长沈雁冰签发了一纸《革命干部死亡证明书》。一桩文化名人自杀的公案，就在这刻意的哀荣中沉入海底，直到“文革”中才被江青重新翻出，扬言“史东山是对党不满自杀的。”

联华影艺社和昆仑影业公司的同人也连遭厄运。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吴茵及其夫君孟君谋双双被打成“右派”。到了“文革”这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扯起“虎皮”的“旗手”更是丧心病狂，欲将知其底细的电影界同事们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蔡楚生是早年识拔她的“伯乐”，1949年后改走政治路线，为了革命宣传的需要，还把《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女主人公素芬的投江自尽的结局，改为到解放区投奔革命。“文革”中蔡被残酷斗争，迫害致死。其他电影人中，郑君里、孙师毅、徐韬、孟君谋、上官云珠、舒绣文等也未能幸免。阳翰笙、孙瑜、白杨、陶金、赵丹、吴茵等虽劫后余生，但艺术生命早已被提前扼杀。“文革”结束后，批判现实主义电影有过以谢晋为代表的短暂回潮，如今几成绝响。赵丹临终前说：“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夏云瑚1957年从海外归来后，翌年被中国电影发行公司聘为顾问；“文革”初期他身陷囹圄，1968年含冤辞世。蔡叔厚50年代受“潘汉年、扬帆案”的牵连，一直不被信任；“文革”中被捕，1971年也成为秦城监狱中的冤魂。倾家荡产支撑左翼电影的任宗德，1954年被安排到电影局基建处当一名副处长，后调至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工作，“文革”中又备受磨难；晚年定居香港，写下《我与昆仑——一个中国早期电影制片人的自述》存世。

曲终人散，云月水流皆成绝响

昆仑公司于1951年9月与长江电影制片厂合并，成立公私合营的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1952年1月又并入准国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简称“联影”），1953年民营电影业全部转为国营垄断体制。国营体制没有生存压力，却有《武训传》的前车之鉴，电影从业人员的企业心和事业心日益消沉。

至此，自1905年发轫的中国民营电影业，经历了四十八年的凄风苦雨，最终在中国大陆成为历史。电影制作本来就是一种高风险投资，在艺术被过分政治化、工具化的社会背景下，电影投资失败的几率更高。综观联华影艺社及昆仑公司从辉煌走向幻灭的全过程，企业家和事业家都不可能成功，只有投机家才能左右逢源。父亲的民营电影之梦早在国民党时代就已彻底结束，他作为企业家对两片投资的利润，至此也没有了下文。任宗德在抗战胜利时，也是一位拥有巨资的民族企业家，转变角色成为电影事业家后，最终在50年代初以破产告终。返观父亲在到达巅峰前的急流勇退，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抉择。

夏云瑚在海外活动十几年后回国，任宗德说：“他见到我时倒是很客气，但只字不提昆仑公司财务资金之事。我当时也不便追究，彼此间维持着一般的关系。”不久，夏独自与电影局、中影公司就最后处置昆仑公司影片版权及财务等事，签署了协议，将昆仑公司应该保留和享有的权益一概交出。事后任宗德得知此情，很有意见，曾向电影局有关领导反映过。父亲当时已钦定为“右派头子”，更完全被排除在外。

中国电影界历来是史、蔡并重，1949年以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曾备受褒扬，《八千里路云和月》则被长期冷落。翻开1963年成书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明显感到一种“抑史扬蔡”的意味。

在50年代初完成的《新儿女英雄传》中，我们已找不到史东山电影所特有的个人印记，但这种印记在其电影学术观点中仍然凸显。1949年7—9月间，他曾发表过三篇文章，对未来中国的电影方向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在《关于今后一个时期内电影的主题和据点》一文中说：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应该不止是写工农兵，而也应该站在工农兵的立场上，为工农兵的利益选择一切题材来写……

终究是形势比人强，他因此挨过江青的整，被指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唱反调。后来电影五人领导小组讨论长影厂的出品《荣誉属于谁》时，他又当场对江青的专横提出异议，成为这个女霸王的眼中钉。到1955年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风时，江青再度登门施压。他在便笺上写过“对胡风是人身攻击”的字句，又揉成一团扔进纸篓。苦闷中东老曾对夫人透露：“她说主席要她来关心一下电影方面的事……我怎么能受一个女人的摆布？”数日后即辞别人世。

90年代初，我曾拜谒史东山先生的夫人华旦妮女士，她在30年代曾怠慢过江青，“文革”中也横遭报复，被诬为“军统特务”投入秦城监狱关押多年，五个子女全遭株连。老夫人十分健谈，见到故人之子，兴奋地讲起当年的一些往事。我本有意询问东老辞世的经过，但恐怕触动老人的伤心事，欲言又止。

东老的女儿史大里曾谈及，虽然父亲的遗书被收走，她却从现场收存了三张字条，其中两张写着“漫不在乎个人的成败，但求得为人民服务”、“莫使烦恼和忧虑扰乱了我的神经，需要的是彻底的睡眠和休息”，还有一张为“患得患失是最下等的品格”。她透露：“父亲辞世之际之前，曾与母亲有长谈，但母亲对谈话内容至今守口如瓶。”如今老夫人已重病在床，这件事可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不久前，我与东老的长孙史晨原，对坐于北京郊外的茶室中，谈起他祖父的人生悲剧。他不认同某电影史学者关于史东山作品反映出自杀倾向的观点：“我祖父不是那种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艺术家，他是个温和、细腻、有良知的人，关注女性的社会地位、处境和爱情；以浪漫的、理想化的视角来看待现实，期盼并热爱新中国；但在新中国里，他做不了违背艺术良心的事情，被逼到墙角之后，唯一的解脱只能是弃世……白杨认为，他是以死抗争的英雄式人物。”

告辞出来时暮色已深，月光下浮云流动，银汉依稀。我恍觉有无数之目光，透过云层注视着万家灯火中的尘世；那些电影人的亡灵，或许正在时空中游荡；他们曾用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呼唤一个新时代的降临，却又被这时代所吞噬；这诡异莫测的夜空，便是他们永远的银幕……

人生无不散之筵席，时代留旷世之悲怆。文化专制是理想主义者的坟墓。对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言，思想一旦被屠杀，生命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史东山在50年代“玉碎”，蔡楚生到60年代也未能“瓦全”，两部巨片是他们艺术生涯的最后辉煌。两位大师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和章乃器、任宗德、夏云瑚三人的民营电影之梦，也正如两片的片名一样，历经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之后，最终“一江春水向东流”……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建国初《大公报》的一段曲折　作者：王　鹏

1949年2月27日在解放后的天津创办的《进步日报》，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关于《进步日报》的创办，还得从天津《大公报》的停刊说起。

天津《大公报》的停刊

《大公报》是1902年在天津创刊的，中经1926年9月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后组建新记公司，该报的声誉和影响逐步扩大，成为旧中国屈指可数的几份大报之一。《大公报》以天津为发源地，又陆续创办了沪版、汉版、港版、渝版、桂版。抗战胜利后，该报以沪馆为总馆，统辖各馆业务。但在1948年10月底，《大公报》（总管理处）总编辑王芸生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离沪抵港候船，准备北上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因此，总馆对各分馆暂时起不到“统辖”作用。天津《大公报》为维持局面，组建了临时馆务委员会，坚持每天出报。

1948年底，解放大军包围平津。此时的天津，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极力顽抗，迫害进步人士，一片恐怖。天津《大公报》在张琴南的带领下，坚守岗位，保护财产，并以自己的言论，有力地配合了平津战役的最后胜利，为天津的解放做出了贡献。1949年1月1日，该报发表题为《迎岁之辞》的社评：“今年可能是中国历史的转捩点。……岁序更新，曙光甫启，敢望我同胞抱定信心，燃起希望，向前迈进，凭借着光辉活泼而有生命力的信心和希望，就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而克服一切苦难。敬贺同胞新岁健康，并祝今年大量进步。”2日，又发表题为《新年的新希望》的社评：“中华民国已度过整整三十七年，然迄今为止，人民对于国事，多是消极被动，听天由命，而绝少积极主张，主动参与的事实。要中国繁荣强盛，必须人民积极而主动，要排除本身疾苦，尤须人民积极而主动。‘民主’为今日主宰国族命运的人们所昌言，而中国人民大众对于国事应取积极而主动的态度则是天经地义。我们愿祝这最低度的期望能于今年实现，更愿全国同胞从新年开始努力，争取这最低度期望的实现。”对中国的前途寄予期望。这一时期，天津《大公报》临时馆务委员会审慎把握言论尺度，以保全平津文物和工业基础为重点，压迫城内守军不得借“倚城作战”而肆意破坏，斥文化界、工商界中的南逃分子，鼓舞倡导工人护厂运动，深望各界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以迎接光明。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当天中午全市戒严，断绝交通，炮声隆隆。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放下武器，警备司令部连连中弹。张琴南、李光诒、于效谦、刘洪升等报馆同人坚持继续编报，报道了天津解放的消息，张琴南还撰写了一篇庆祝解放的社评。印厂工人们用手摇平印机印报，一张张掀过……直至印完，天已破晓，15日的报纸出版了。清晨，市民涌上街头，而报童和报贩们却未出现。《大公报》职工拿着新印刷的报纸，在报社门前摆了一张张条案，充当临时报贩，当街叫卖起来。正在市民争购时，来了两位佩带军管会臂章的解放军同志，友善地劝告他们，在未获得军管会批准以前，暂停发售。这一天的报纸（15日），仅售出5881份。

天津《大公报》酝酿改组

早在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在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对于像《大公报》这样的私营报纸，按照“决定”精神，“不得没收，亦不禁止其依靠自己力量继续出版，在出版时应令其登记”，对报社人员“一般采取争取、团结与改造的方针，应以我们党员及进步分子为领导组织新闻团体，进行学习，改进工作与生活等方式，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天津解放后，中共天津市委由于缺乏经验，决定将天津各报一律停刊。为此，中共中央于1月18日发出了《关于不要命令旧有报纸一律停刊给平津两市委的指示》，19日又发出了《关于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市委的指示》，23日再次发出了《关于天津大公报、新星报、益世报的处理办法的指示》，纠正了一些不妥做法。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天津市委改而采取了“对停刊各报除已确定封闭者外，即以秩序恢复为理由，先令出版，待审查后再发许可证”的办法，以做补救。

天津解放以后，津版《大公报》处于停顿状态。张琴南等报社领导不知应该怎么办，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因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得到党组织的具体指示，也不知该怎么办，而报社内的200余名职工的生活因工作停顿而陷入困境。张琴南找到军管会，希望代印《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毛主席著作，很快得到批准。报社职工都参加了折叠书页印张的装订劳动，维持了职工生活。但津版《大公报》还能不能出版，大家心里都没有底。这时，杨刚、孟秋江、宦乡受党组织的指派，一身戎装来到报社，其中杨刚、孟秋江大家并不陌生。杨刚是1928年参加共产党，并于1939年任《大公报》编辑、记者；孟秋江也曾是《大公报》战地记者。他们到报社后，马上联络了报社内的中共地下党员杨邦祺（李定）、李光诒、胡邦定、傅冬菊、刘桂果等，投入了报社的改组工作。

从1949年2月3日开始，报社编辑人员分成小组，学习政策，检讨过去。许多人提出取消“大公报”三个字，代以新名继续出版。19日，报社召开临时职工大会，230余人参加。大会通过了4项决议：第一，原津版《大公报》改名为《进步日报》，向军管会申请登记，再行出版。第二，通过了《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第三，通过了《进步日报暂行章程（草案）》。第四，选举了临时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临管会”）的组成人选，张琴南、杨刚、宦乡、徐盈、孟秋江、李纯青、高集、李光诒、彭子冈等9人为委员。20日，“临管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临管会”主任由宦乡担任，副主任由张琴南、徐盈担任；还决定了《进步日报》的领导人选：宦乡任总编辑，李纯青任副总编辑，杨刚任主笔，高集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孟秋江任采访通讯部主任，李光诒任社会服务部主任，赵恩源任研究室主任，徐盈任经理，杨刚、宦乡、李纯青、张琴南、徐盈任社论委员会委员。同时，报社内的中共党组织也组建了，杨刚任党组书记，李光诒任支部书记。

1949年2月21日，张琴南、徐盈、王秉衡等代表“临管会”来到军管会文教部，递交了申请出版《进步日报》的请示：“天津《大公报》同人一致决议停办天津《大公报》，联合愿为人民服务的新闻工作者共同创办《进步日报》。当于本月十九日举行临时全体职工大会，通过职工同人宣言与报社暂行章程及临时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单。次日，临时管委会举行会议，推定经理、编辑两部负责人员着手筹备各项事务。现全体职工二百三十余人均加紧工作，并渴望能够早日核准出版。”2月26日，天津军管会发出由主任黄克诚、副主任黄敬签署的给《进步日报》社的“通知”。“通知”说：“兹据天津《大公报》同人代表张琴南等前来本会陈述该报同人一致决议进行改革，出版《进步日报》。今后以站在人民立场上从事新闻事业为宗旨，一切言论记事业务，均以最大多数人民利益为依归，并以民主集中制之原则进行内部组织与管理，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选定张琴南等人为委员，以宦乡为主任，张琴南、徐盈为副主任。经本会审查，认为尚属可行，准予登记出版。”这样，《进步日报》就完成了全部出版登记手续。

经过“临委会”讨论，确定了《进步日报》的编辑出版方针：第一，“本报读者对象应确定为初中以上的学生、教师、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职工、店员、一般市民以及一切政治上还未进步或开始进步的群众”。第二，“本报应反映上述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政治和文化水平，从解释法令文告、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实践中给以教育帮助，使能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建设，团结他们在政府周围”。第三，“本报坚决拥护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张，并应尽最大的努力，揭发敌人，孤立敌人，瓦解敌人，发动民众，热烈支持前线，促进革命战争迅速获得全国性胜利”。第四，“本报应为扩大巩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各民主党派革命阶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第五，“本报同情并支持全世界反帝人民，特别是东方人民要求和平民主自由独立的斗争，并反映其动态”。第六，“本报应反映、宣传、阐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和行政措施，同时亦应根据具体真实的事实，对所有偏向或违反政策之行为，展开建设性的批评”。第七，“鉴于本市接收阶段似以大体上可告段落，今后中心任务似将转入恢复与改造阶段，本报应配合此项转变，鼓励并协助人民组织起来，消灭反动残余，重建人民民主的经常秩序，系统地建设人民革命政权，推行新民主主义政策”。

《进步日报》的创刊

1949年2月2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它是解放区新创办的第一张民营报纸，但情况极为特殊，报社内建有中共党组织，又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不领任何方面的补助和津贴。它既不同于解放前的私营报纸，也不同于解放后的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

在《进步日报》的创刊号，刊登了两篇著名的文章，一篇是由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署名的《〈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另一篇是《〈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这两篇文章经新华社播发通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西方各大通讯社都作了报道，着重指出它是中国解放区出现的第一份民营报纸，并评论说，允许民营报纸在解放区创刊，标志着中共新闻政策在转变，同时预示着在经济政策上对私营企业在放宽。但香港《大公报》编辑肖乾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1949年2月27日晚，正当我轮值全面负责报纸版面时，忽然在刚送来的当晚新华社的电讯稿中，瞥见一条消息：‘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并转发了《进步日报》的两篇文章。这时，各版编辑统统放下工作，争相来看这篇晴天霹雳的新闻稿，各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那时，香港《大公报》接到新华社发来的电讯，只字不改，一律照登。肖乾拿着新华社的那篇电讯稿连同《进步日报》那篇《代发刊词》，他迟疑了，要不要把全文发到排字房？“也就是说，要不要第二天早晨在香港以及全国各地千千万万读者面前痛挝一通自己的嘴巴？”肖乾说：“感情上难以接受，而政治上我又担当不起这个扣发的重责。可惜当时杨刚和王芸生都已相继北上，不然的话，也轮不到我来值班负责全面。于是，我就过海去找住在九龙的夏衍——他那时代表中共地下党负责同港版《大公报》联系。从他翻阅新华社通讯稿时脸上呈现的茫然神色看，我估计天津的党组织在这个改名问题上，事先并没有同香港的党组织有过任何联系。夏公沉吟了好一阵子，然后咬咬下唇，果断地对我说，一字不改地照发。于是，港版《大公报》次晨就在世界新闻史上开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新纪录：在自己的报纸上登出痛骂自己的社论。那天出版的港版《大公报》也应是收藏家们的一宗珍品。”

在《代发刊词》中，对解放前的《大公报》作了严厉的批判：“我们是前天津《大公报》社的从业人员，现在开始来办一个新的报纸——《进步日报》。利用这个时机，我们要向全国各界人士作下面这番自白。……我们要说一说《大公报》的真实面目。大家知道，在北洋军阀时代，《大公报》是依附于军阀官僚买办统治集团而生长起来的。等到蒋介石代替了北洋军阀，建立了卖国独裁的反动政权以后，它就很快的投到蒋介石的门下，成为国民党政学系的机关报。”并列举了在近二十年来每一重大政治事件中，《大公报》和蒋介石政权结成了“分解不开”的事例。在谈到《大公报》主持人“善于在所谓的‘社评’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同人宣言》写道：“他们懂得如果完全正面为罪恶昭著的反动统治阶级说话，是徒劳无功的，因此，他们总是竭力装成‘在野派’的身份，用‘在野派’的口气来说出官僚家要说而不便直说的话……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偻，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其所谓‘国家中心’。长期处于言论不自由的情况下的读者，看了大公报的小骂，觉得很舒服，无形中却受了它的‘大捧’的麻痹。大公报以‘小骂’作为欺骗读者的资本，也以‘小骂’来向他们的主人要索更多的代价。……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同人宣言》还表示了决心：“现在，我们有机会永远脱离《大公报》这个丑恶的名义而工作了。我们利用天津《大公报》原有的物质基础，创办这张簇新的人民的报纸。如果我们在《大公报》中工作的期间也曾犯过对人民的过失，我们将以今后认真的工作自赎。而我们从来所自信的一片为人民为革命服务的诚心诚意，将能不受拘束地充分地发扬在工作上面，使我们不能不万分的兴奋鼓舞。”

这篇著名文章的观点，是明显有误的。正如当时参与《同人宣言》署名的李光诒（中共党员）所说：“那篇《宣言》等于是一份宣判大公报死刑的判决书。”对于这些明显有误的看法，当时的“临管会”成员之一的李纯青（中共党员）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撰写的论文《抗战时期〈大公报〉》，以其亲身经历和感受，有针对性地进行了逐一批驳，力图以一个老大公报人的良心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来还其事物的本来面目。后来，毛主席亲自决定保留沪版《大公报》，实际上是对前述不实之词的否定。

《进步日报》出版发行一周后，3月7日该报发表题为《新闻事业的新方向》的社论，畅谈了对新民主主义的新闻事业的认识。社论说：“本报创刊已经一周。我们的态度和作风，读者大致都有了解。在这里，我们愿就自己所感觉的新闻事业的新方向提出来谈一谈。……我们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服从于经济的政治的方向。它不是脱离了经济政治的事实而超然自在的东西。它一方面是剥削及压榨阶层控制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它又是人民反抗剥削和压榨的武器。因此，新闻事业的方向就不能不有两种分歧。一个是压迫阶级的方向，另一个是人民的方向。……我们以为解放了的新闻记者和读者，应该认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虽然太阳在它突破了乌云忽然出现的时候，是难以看清，似乎生疏的，但是热与光的吸引力却会使我们自动的欢迎它，跟随它。我们的新方向就是我们的太阳，它会引导我们走向更丰富更广阔的人民的世界。”

《进步日报》创刊后，由于领导和编辑力量强，宣传上很有生气。但不久，杨刚、李纯青调往上海《大公报》，宦乡调到外交部工作，领导力量出现“真空”。8月9日，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给中共天津市委并华北局暨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进步日报》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改变和充实组织机构的问题。经上级批准，《进步日报》领导机构和人选为：孟秋江任党组书记兼经理，张琴南为总编辑，徐盈任主笔，李光诒任副经理兼新闻编辑部、采访部、印刷部主任，胡邦定任社会服务部主任，研究部主任赵恩源，彭子冈任采访部副主任。

这一时期，《进步日报》每天发行2万多份，收支平衡，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银行贷款也能按期归还。报社在经营方面，充分利用原有《大公报》管理经验，狠抓广告工作，除春药、迷信、反动、可疑的广告拒登外，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在创刊半个多月后就在第一版用整版刊登广告，收入逐步增加。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对《进步日报》这期间的工作是满意的，曾有这样的评价：“前《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以来，为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在知识界、工商界中发挥了某种特殊的作用。”

《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中，读者主要阅读《人民日报》等几份中共机关报刊，像《进步日报》这样的“民营”报纸，不被读者重视，其发行量逐年下降，最少时只有1.8万份，甚至有些订户不再订阅了，形势日趋严重。特别是在编辑方向方面的缺陷，也是发行量下降的原因。例如，只是“一般的注意到面向知识界、工商界，发扬特点，与《天津日报》分工。但在客观上，尤其是后一时期，缺乏应有的特色，社论减少，采访跟着《天津日报》跑，两家报纸趋于雷同。再有就是私营报纸采访问题以及各机关部门发布新闻的问题没有解决，致使引起若干争执、抢先和排挤的现象，报道工作难以深入。”加之当时报社内部存在着不团结的现象，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发挥得不够，也削减了工作干劲。与此同时，上海《大公报》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发行量下滑，经营出现隐忧。1952年夏，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帮助解决报社的暂时困难。不久，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王芸生，当面向他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即：“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择地建新馆，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中央直接管理的全国性政治类大报，分工报道财经政策和国际新闻。两报合并迁京，富余人员由津沪两地政府负责接收，安排适当的工作。”王芸生听罢愁云顿消，激动得说不出话。毛主席见状便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意思是说，原津版《大公报》易名《进步日报》，现在又恢复了原名，王芸生便是收复失地了。王芸生还担心两报合并后不好管理，更担心两报的编采人员不熟悉财经业务，怕承担不起这项重任，搞砸了。毛主席笑着鼓励他说：“你们两家本来是一家人嘛！《大公报》人才济济，团结起来，钻进去，三年五年不就熟悉了吗！”

1952年秋，中央宣传部指派孟秋江、李光诒到上海《大公报》了解该报人员的情况，准备北迁合并时遴选。是年底，孟秋江、李光诒和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副总编辑李纯青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谷牧、副部长夏衍、姚溱共同议定了上海《大公报》人员去留的原则，决定编辑部人员基本北上，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根据需要择优录用，留沪人员由上海方面另行安排。随后，决定北迁的人员分批北上，立即开始筹备出版北京《大公报》。

1952年12月29日，《进步日报》刊登“启事”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为了加强力量，有效地在建设祖国、保卫和平的伟大事业中分担宣传报道任务，决定实行合并，于1953年元旦起在天津出版《大公报》。今后《大公报》的报道方针是：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传保卫世界和平。对国家财经工作，特别着重于贸易、商业、合作社和私营工商业等各个方面的报道及讨论；同时以较大篇幅，加强关于国际新闻的报道及讨论。为此敬告全国各地读者，并希多予指导与协助。”因国家正在北京为《大公报》社筹建新馆，该报暂时在天津出版。合并后的《大公报》，王芸生任社长，孟秋江、李纯青任副社长，张琴南任总编辑，李光诒、孔昭恺、赵恩源任副总编辑，孟秋江任党组书记。

1953年元旦，《大公报》在天津出版，自此创办了三年零十一个月的《进步日报》终刊。1956年夏，《大公报》的新馆在北京宣武区永安路18号落成，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了。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人的哲学论说》序　作者：顾　骧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第二次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上承五四运动“科学”“民主”的先声，下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的主潮是人的重新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复兴。历史的灾难，常常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引发全民族进入一个反思的年月。人们追寻那场劫难的根源，并上溯50年代末以来几十年间，中国人民经历的曲折、挫折、不幸的缘由。人们发现“神道”的沉重，“兽道”的施虐，“人道”的泯失，人的价值的跌落。展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深感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尊重人、重视人之紧要。伴随着人的觉醒，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现。人们惊异地发现了一个不完全相同于传统诠释的马克思主义，一个不完全相同于长时间被曲解了的、“掐头去尾”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准确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人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道主义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长期被践踏的人道主义思想，从尘封的著作中发掘出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并把它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应用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一些“掐头去尾”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人，把马克思早期的，虽不成熟却是与晚年马克思一致的思想，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排除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对晚年恩格斯的思想，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通信，漠然对之。完整地、准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出发点是人，是现实的人，实践的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哲学，它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终结目标，就是要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达到全人类的解放，以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19世纪的伟大经济运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就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就是围绕着实现这个崇高的人道目标建立起来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是一种重视人的价值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怎么能把这种价值评价体系排除在外呢?这种价值体系又怎么能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观之内呢?我国历史上缺乏尊重个人发展的文化传统，但有久远的人身依附和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影响下，对于20世纪第二次启蒙运动汹涌而来的人的哲学潮流所作的抵抗，其顽强程度可以想见。迨至马克思祭辰100周年纪念活动时，其冲突达到白热化的地步。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思潮，愈来愈掌握了群众，20年后，党中央在庄严的中央会议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口号，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思想。根据党中央的建议，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国家的根本大法，这应看作是新的启蒙运动的重大认识成果。

薛德震同志是我国著名哲学家、理论家。他熟谙马克思主义，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他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理论上觉悟较早。在这场新的启蒙运动中，推波助澜，卓有建树。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单独或与人合作，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它不是静止的、教科书式的阐释，而是锋芒犀利的论战。他的文章有严谨的科学性，又有生动的论辩性，文章聚集还显示出系统性。薛德震同志在这场伟大的启蒙运动中所作的理论贡献，这本《人的哲学论说》便是史证。回首往事，斗争是异常艰巨的。当有人要“埋葬”马克思主义“异化”科学概念的时候，薛德震同志坚持不改对“异化”理论维护的初衷，这是要有点勇气与骨气的。薛德震同志是我同乡，我们曾共事于人民出版社，他的这本文集中的文章，过去读过一些，这次又集中读了一遍，深受教益，并感钦佩，这本文集在当下出版，正逢其时。

2005年第8期 重读冯玉祥　再看国民军　作者：马长虹

国民军成军于1924年10月北京政变，结束于1927年4月下旬，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虽然国民军存在的时间仅有两年六个月，但是这两年六个月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直、奉、皖、国、鲁、晋各派军阀的纵横捭阖，国民党、共产党、苏联、日英美法等各种政治势力的明争暗斗，以及伴随其间的溥仪被逐出宫、北洋集团再分裂、中山先生辞世、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北伐战争、南口大战、大革命失败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都使这段历史显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人民出版社近期出版的新书《国民军史纲》，以国民军为主线，将这段纷乱的历史进行了梳理。

以往出版的有关国民军的专著，或为冯玉祥西北系军事集团人员撰写，局限颇多；或偏重于论述冯玉祥在国共两党帮助下的“进步倾向”，而较少论及其负面，对一些与其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甚至略而不论。本书作者皓首穷经，二十余年来遍阅史料，以求实存真的史学精神结成了《国民军史纲》一书，为全面认识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拨开了重重迷雾。

国民军的主要创立者和领导者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直隶（今河北）青县。行伍出身，辛亥革命前为北洋军第二十镇管带（即营长），并参加了滦州起义。1912年—1915年，在袁世凯亲信陆建章的扶植下（冯妻刘德贞为陆之内侄女），冯迅速被提升为旅长，所部改编为第十六混成旅，为冯氏起家的资本。此后,冯参与反袁护国，反对张勋复辟，支持护法战争。1921年，冯所部扩编为第十一师，冯任师长，兼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冯虽依附曹锟却非曹嫡系，故始终受到直系吴佩孚等的排挤，被调任陆军巡阅使闲职。冯勤于练武习文，且治兵有方，颇重视军队教育，或宣扬传统道德，或求诸西方基督精神，但始终缺乏明确的政治理念。

冯玉祥因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期间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而名声大噪。冯、胡、孙在北京政变后组成了国民军并分任国民军一、二、三军军长，冯兼任总司令。冯玉祥驱逐逊清废帝溥仪出紫禁城，又数电邀请孙中山北上，一时博得了社会的普遍同情。然而，冯玉祥并不理解孙中山事业的意义，在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同时，又促段祺瑞复出主军，加张绍曾为总理主政，试图把各派政治力量纠合在一起，来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奉系张作霖挥师入关，在追歼直系残余的同时更欲染指京畿。奉张害怕冯玉祥独控北京政权，极力捧段再起；参与策划了北京政变的段祺瑞此时已无军事势力，只有靠奉、国两大实力派的支持才能上台。冯、张均力主对长江各省直系实力派用兵，段则坚决反对，试图保存直系残余为己用，以维持对奉、国两系的政治均势。冯玉祥在各方的军政压力及既得利益诱使下，改变了自己拥戴段孙合作，建立一个左倾色彩的中央政权的政治初衷，最终和奉系及段祺瑞达成了组成执政府的政治交易，段以执政名义集元首和总理于一身。段祺瑞独自出山总揽大权使冯玉祥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无法向孙中山等左派人士交待，国民军所获实际利益比期望的又少得多，在奉军的强大压力下冯又不敢力争。这种结果是冯玉祥军阀实用主义立场及个人性格所决定的。冯玉祥一生中，在很多重大军政事件的处置上都有虎头蛇尾、瞻前顾后、摇摆不定的特点。这在北京政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北上途中所说的：“当初北京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色彩，后来……就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别种力量的牵制，不像革命运动。”

孙中山北上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段祺瑞则积极筹备“善后会议”与之在政治上相对抗。国民军在总体上对“善后会议”是支持、捧场的态度，并力争在会上谋取更多权益。善后会议的前前后后，国民军一、二、三军配合得相当默契和巧妙，使自己成为会议的最大收益者。会前，冯玉祥为急剧扩充到15万人的国民军一军争得了较稳固的地盘和军队编制；会议期间，国民军二军巩固了其在河南的统治地位，并为国民军三军取得陕西奠定了基础。本书用大量史料，证明冯玉祥《我的生活》及李泰《国民军史稿》中称国民军及冯本人对“善后会议”持反对立场，实属不实之词。

冯玉祥等人对国共两党及苏联的实用主义政治态度也是本书研究的重点。当段祺瑞复出已成定局之后，冯玉祥十分明了，国民军很难和皖段及奉张长期合作，段、张之间也有矛盾，但在政治问题上却有很多共同点。国民军一军虽然控制着北京，但在政治上没有掌握中央的任何权力，军事上又承受着奉系的巨大压力。冯玉祥急需扩充所部军队，但他既无金钱又无武器，所以只能向国民党靠拢，并由此而从苏联取得军火武器，舍此别无他途。中共、国民党、苏联也将冯玉祥的国民军作为联合的对象。冯玉祥接受左翼力量的一些建议，如在部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允许国民党组织在国民军中公开活动等等。有鉴于此，左翼政治力量均认为冯玉祥有较大的进步；中共也认为国民军倾向革命，是一支区别于奉直军阀，“较为进步，较接近民众的军事势力”。而右翼势力则攻击冯玉祥及国民军“赤化”，在华的外国记者都不再称冯玉祥“基督将军”，而改称他“赤色将军”了。实际上，冯玉祥及国民军的政治表现有复杂的背景，其“进步”的局限性极大，功利实用色彩颇浓，往往处境困窘时与孙中山联系较多，反之则少。苏联顾问也抱怨说：“冯在军中对政治工作严加限制，只是在需要和符合冯的利益时才许可。”尽管如此，冯玉祥与北洋其他军阀相比还是有区别的，他背后没有帝国主义，并始终表现出坚决的反帝立场和爱国热情。所以，他有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基础。但是直到南口大战前，冯玉祥的政治观点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变化。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冯玉祥及国民军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评价甚高，认为是“国民军思想划时期之转变”，“从此，冯玉祥对基督教的信念彻底幻灭，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摘掉了自己“基督将军”的帽子。实际上，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冯玉祥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最感兴趣，本身又没有西方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与一些反动军阀人物在“五卅”运动中的沽名钓誉式的表态有区别。在20世纪20年代反帝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大背景下，冯玉祥能够言辞激烈地表态，并坚决地采取了一些支持群众运动的举措是在情理之中的。然而，本书作者研究发现，在“五卅”运动爆发后，冯玉祥并没有立即公开表态，其发通电的时间比岳维峻（二军胡景翼的继任者）、孙岳还晚四天。冯玉祥之所以到6月8日才发通电表态，是顾虑到支持人民斗争会增加自己的“赤化”色彩，所以先去征得了奉系张作霖的赞同后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1925年7月13日，“五卅”运动尚在高潮之中，冯玉祥就发出了有名的防止“赤化”的通令。他认为共产主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正如李大钊曾对苏联顾问说的：“你们以为冯玉祥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吗？即使他再活这么多年，他也成不了革命家。”

1925年11月22日，在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的背景下，奉系将领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发动了反奉战争，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迅速回师占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张作霖措手不及，处境岌岌可危。郭松龄起事前曾同冯玉祥达成反奉密约。密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保证奉系李景林在直隶地盘的基础上再得热河。郭松龄深知自己要想反奉成功，必须得有一个稳固的后方，即必须得到李景林的支持。但是，原本态度犹豫的李景林最终参加了反奉密约是冯玉祥未曾预料的。北京政变后，正是这个李景林把直隶从国民军手中夺走的，使国民军失去了惟一的出海口。国民军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当看到郭松龄的军事发展异常顺利时，国民军悍然违反密约中保证李景林地盘的约定，进军直隶、天津、热河，将本来已成盟友的李景林又变成了敌人，使郭松龄反奉功败垂成；否则，不待北伐奉系已被打倒。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一书中将郭松龄反奉失败的罪责归于李景林而闭口不谈自己的背约行动，实为替自己开脱责任。

对大革命时期历史的研究，长期存在重南轻北之弊。其实，北伐战争的胜利除了国共两党浴血奋战之外，实得益于北方历时四个月的“南口大战”。1926年4月下旬，奉、直、晋三系军阀组成“讨赤联军”，总兵力五十余万，在多伦—南口—晋北绵延千里的战线上向国民军发动进攻，而攻击的中心点就是北京西部的南口。国民军十六万人坚守南口四月后撤退到了绥远。本书作者认为：南口大战是中外反动派对国民军在当时中国政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判断错误造成的。一方面，他们视广东国民政府为偏师，不予重视；另一方面，竟把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一心想留在北洋军阀集团的国民军当作了主要的围剿目标。阴差阳错，国民军充当了“革命的盾牌”。南口大战历时数月，不仅吸引了张作霖、张宗昌等属下的部队，而且长时间拖住了直系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北伐军乘机在两湖用兵，一举成功。南口大战，应视为国民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军及其统帅冯玉祥与北洋军阀集团决裂的标志。冯玉祥及国民军从此转变为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并站在国民革命旗帜下的武装力量。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宣布参加国民革命，不过是将上述转变公诸于世罢了。

一个历史人物或为革命者，或为反动者，除了本人的主观因素外，历史大势的影响，甚至造化弄人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断无天生的革命者与反动者。作为史学家去论史论事论人，应能做到正面事不溢美，负面事不隐讳。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称持平之论。以此衡量《国民军史纲》，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作者：张宇燕　富景筠

依照通行衡量腐败程度的国际标准，现今世界约有10%的国家腐败水平最低，美国即名列其中。然而，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腐败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后果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文打算通过对这一特定时段内美国腐败与反腐败历史演进轨迹的描述和理论分析，归纳出导致美国腐败滋生、蔓延、猖獗、并最终被相对有效治理的原因或规律。

腐败的概念和类型

一般认为，公共部门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或背叛公众信任，或为个人利益出售政府财产或物品，从而造成公共财富的损失。

对腐败进行分类的标准很多。大体而言，它可以被分为两大类，即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

体制型腐败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创造经济租金，并利用经济租金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换言之，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

收买型腐败含义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经济学中讨论的所谓“俘虏理论”，即公职人员受贿而成为利益集团的俘虏，便属于典型的收买型腐败。

从相当意义上讲，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可以被视为“腐败色谱”的两极，现实中形形色色的腐败大都两者兼有之，区别在于哪一种腐败的色彩更浓重些。一般而言，体制型腐败色彩越重，损害就越大。

美国历史上腐败的时间路径与表现

美国历史上腐败丛生，触目惊心，而且从统计上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有学者专门考察了美国自1815至1975年间的腐败现象，计算出“腐败与欺诈指数”并描绘了腐败指数曲线。这些指数曲线显示，美国历史上腐败高发期共有三次，它们分别集中出现于：1840年前后，指数在0.611至0.870之间；1857至1861年间，指数在0.711和0.837间；19世纪70年代，即共和党总统格兰特执政期间（1868-1876），指数创下1.03的历史纪录。自19世纪80年代开始，腐败与欺诈指数逐步走低，并在1914年前后出现0.16的最低水平。该指数在20世纪20年代又微幅上扬至0.274。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腐败与欺诈指数基本保持稳定，大体在0.2的水平上轻度波动。

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实例，是一种被称作“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机器兴盛于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20年代。它不是按照正常的法律程序、而是通过老板和各利益集团的幕后交易来运转的。鉴于地方政府的职位均由竞选获胜者控制，故公职人员大都与当政者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由庞大的官僚体系负责执行以恩惠换选票的具体操作，乃政治机器的另一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选民期待政府维护自身利益、提高福利水平，政党则以利益分赃为诱引招揽选票，官僚为保住饭碗或扩大利益而介入其中，老板及其帮凶游刃有余于三者之间。由于利益均沾，这种收买型腐败在全美甚嚣尘上。至1890年，政治机器已控制了美国20个大城市中的一半以上，并支配着当时绝大多数的美国城市政府。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政治机器，是纽约市的坦慕尼协会。

在三个高峰期内，政治机器制造出的腐败归为行政、司法、立法腐败三种类型。

行政腐败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分配公共职位。每一个被政治机器掌控的城市，都拥有众多政府部门和成千上万可以被用于犒劳或施惠的工作职位。仅就纽约市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由该市的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所垄断的市政职位多达4万。不仅如此，机器老板还牢牢控制着市议会席位和地方检察长的任命权。

二、偷窃国库。政治机器具有自我保护的优势，即在方便公职人员攫取好处的同时，还使这种攫取变得更加安全和隐蔽。有了这种庇护，一些利欲熏心的政治家和官僚便敢于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前纽约市议员和国会议员（1853——1855）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1823——1878）任坦慕尼协会老板期间（1868——1871），纽约市腐败达到了顶峰。据不完全统计，他直接或间接盗取国库的金额不少于3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甚至高达2亿美元。窃取国家财产的另一种形式是违法出租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典型实例是哈丁总统执政期间（1920-1924）的茶壶顶丑闻。内政部部长福尔于1922年分别把怀俄明州茶壶顶和加州爱尔克山的海军石油保留地秘密出租给石油大亨。两笔交易都没有采取竞争性投标方式。经调查发现，福尔共收取了40多万美元作为促成两笔交易的“劳务费”。

三，泄漏与利用内部信息。公职人员牟取暴利的另一个途径是泄漏内部信息或直接利用这类信息进行投资。任何与城市建设规划有关的内部信息，如高架桥的搭建、高速公路的铺设、街心公园的改造等，都可以被政治家和官僚肆无忌惮地加以利用：预先廉价买入附近地皮，在市委员会将计划公布于众，该地皮价值攀升后抛售，以套取巨额收益。

四，在政府采购中巧取豪夺。其典型表现是，以签订政府工程项目采购合同的形式将巨额财政支出转移给私人企业。许多城市的财政资金被存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商业银行；城市医院的药品和贫困居民的救济物资供应权被特定企业垄断；街道清扫、垃圾收集等市政服务被外包给指定承包商，其中，见不得人的赃款或回扣都进入了腐败官员们的腰包。

五，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通过出让特许经营权从私人企业获取贿赂和回扣的现象，在19世纪末的美国政府官员中是司空见惯的。圣路易斯一家名为“市郊铁路公司”（Suburban Railway Company）的总裁查尔斯·特纳被证实向该市上议院和下议院的立法者行贿14.4万美元以获取价值为300万美元的特许经营权。通过不断向新公司发放竞争性特许经营权，这帮官员还“导演”了多起公司间的兼并与反兼并战，从而坐收渔利。

六，实施弹性管制。在管理被禁止或受限制的行业时，公职人员通过向私人集团大开方便之门聚敛了巨额财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许多城市政府对赌博、烈酒和性服务场所的建立实行管制。在纽约、费城、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兹堡、芝加哥等大城市普遍存在公职人员课征行业准入费的现象。其中，纽约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市政官员和警察公然收取贿赂；而在费城，这种索取则较为谨慎，即由一些“财团”来承担好处费的征收工作，继而将其分发给政府官员。为坐享垄断租金、防止竞争对手进入该行业，私人企业会源源不断地向官员们支付回扣以促成于己有利的政策或规定的颁布与实施。在联邦酒精缴税率被大幅提高期间，许多酿酒商为偷税漏税大肆贿赂财政部官员，并以远低于票面价值的支付获取纳税凭证。据证实，在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百余名财政部官员因涉嫌受贿被定罪，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威士忌酒帮事件。

美国的司法腐败和立法腐败与行政腐败相比毫不逊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美国，通往司法公正的道路被金钱和权力堵塞。政治机器影响并操纵着各州和地方法官的选派过程，并把持着法官席位的任命权。于是，许多法官纷纷沦为政治机器的帮凶或傀儡，而不再是司法公正的代言人。由坦慕尼协会老板特威德挑选的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多佐就是多次司法腐败案件的主谋之一。在其包庇下，上百名与特威德集团有瓜葛的罪犯被减刑或赦免。此外，工商业巨贾通过行贿立法者、法官和陪审团干涉判案过程的事件也屡见不鲜。19世纪末，美国司法腐败事件频繁发生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主要的股东、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爱米斯于1867年组建的Credit Mobilier公司从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邦政府诈骗数千万美元。为阻止政府调查和介入，爱米斯通过分发铁路股票疯狂贿赂国会议员，并成功地将司法部门的审查拒之门外。据证实，当时的美国副总统科尔法克斯收取了大量铁路股票；此后当选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加菲尔德也卷入此交易中。尽管该丑闻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000万美元（按1870年美元价格计算），但美国司法部门并没有起诉爱米斯的腐败行为。这场沸沸扬扬的丑闻以不了了之告终。

在美国历史上这一深度腐败时期，遭受腐蚀侵害的不仅是行政和司法领域，其立法机关同样不曾幸免。通过控制议会选举和操纵立法程序，腐败集团从事罪恶勾当时就愈发无所顾忌，并且为其腐败行径披上了光明正大的“合法”外衣。19世纪70年代初，纽约州和纽约市的议会选举处于坦慕尼政治机器老板特威德的绝对控制之下。他们篡改得票数字，更换候选人姓名，把事先商定的人员推进议会。运用胡萝卜与大棒并举的策略，特威德在纽约州立法中取得重要胜利，并促成新城市宪章的批准执行。由此，特威德集团的权力极度膨胀。在这帮强盗的运作下，众多纽约市政工程项目的提案批复畅通无阻；一系列欺骗性法律协议被恣意捏造；而利用立法或政府管制规章条例收取巨额回扣竟成为堂而皇之的“正业”。这一时期，私人利益集团的冲突与争斗更让腐败的立法机构丑态百出。19世纪末，为了争夺厄利铁路公司的控股权，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铁路巨头范德比尔特与厄利铁路公司巨富古尔德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拉锯战。就经济实力而言，两人旗鼓相当，他们对纽约州立法机关的影响亦此消彼长，最终竟导致了一场立法危机。随着权力争夺的日趋白热化，被逼无奈的纽约州参议院和众议院的立法者最后决定公开拍卖政策法规。由于古尔德集团的出价更高，代表其利益的议案得以顺利通过并被写入该州法律。范德比尔特对厄利铁路公司的控股计划终成泡影。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腐败现象高发的主要原因

从根本上说，美国这一时段的腐败滥觞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商人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的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诸如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同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作为一个等级结构，政府各层次的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对其的有效监督变得困难。

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及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之能力的加强，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1870至1913年间，美国GDP总量增长了2.4倍，其占世界GDP总量的份额从8.9%猛增至19.1%。这一时段人均GDP分别是1820-1870和1913-1950年间人均GDP的1.39倍和1.12倍。按1879年美元计算，美国工业总产值从1859年的8.6亿美元增长到1899年的62.6亿美元。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和国债发行量大幅增长。按2000年美元计算，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均财政收入是60年代的2.45倍。政府举债总额在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间扩大了近15倍。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公职人员在腐败交易中可攫取的财富必然增长。而政府对市政规划的大规模投资又为公职人员创造了大量以权谋私的机会。此外，美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行政管理亦逐步加强。一批规章制度的颁布与实施刺激了公职人员创造租金的动机，并增加了其操纵经济活动的可能性。

腐败高发的另一导因是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迅速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城市。至190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1860年的600万增至2400万。其50个主要城市中的移民人口已占城市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在有些城市，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8%。新移民急切需要摆脱卑微的身份，因此，他们更多关注的是能否通过选举这一权力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而不大在意政府官员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在他们眼中，效忠代表自身利益的某个人，带来的实惠高于效忠抽象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新城市移民的这种趋利心理随即被政治机器加以利用。以就业机会、住房以及公民证为诱饵，政治机器轻而易举地收买了众多选民，并借此维持并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此外，正是由于吸收大批新移民，一些原本无党性的组织迅速退化成政党分肥的操作机器。坦慕尼协会从一个慈善机构向政治机器蜕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大批爱尔兰移民的加入。

在19世纪末的美国，金钱腐蚀权力的发展势头愈发不可遏制，实业和金融巨头聚敛了大量财富。凭借手中的金元，他们疯狂“收购”公职人员持有的政治权力。结果，美国政府不但在财力上和经济寡头们相比黯然失色，而且其治理能力和意志也软弱涣散，难以与之抗衡。社会成员间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导致了贫富阶级之间或不同阶层与行业之间讨价还价能力的严重失衡。当“强盗贵族”们侵犯弱势群体权益时，他们往往可以通过买通法官或操纵司法程序而逍遥法外。于是，在金钱的利诱下，治理者最终沦为那些慷慨行贿的被管制者的俘虏，从而使“强盗贵族”们逃脱了本应履行的赔偿责任，而弱势群体的应得利益却无从保障。

这一时段内美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也是不能不被提及的。彼时的美国法律，针对腐败行为设置的相应惩罚措施过于宽松。这样，当贿赂数额巨大、被揭发的几率很小、惩罚措施又非常温和时，权钱交易式的腐败行为必将扩散蔓延。另外，当时的法律同样缺乏对公职人员某些腐败行为（如泄漏内部信息）的裁定标准，处理具体案例时对尺度的把握弹性又很大。

最后，在马克·吐温记录的“镀金时代”，整个社会风气都被拜金主义所弥漫。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至少为腐败的土壤提供了养料。

促使美国摆脱腐败困境的诸因素

通常意义上讲，提高腐败交易的成本、减少腐败行为的收益，将有效地抑制腐败。公职人员面对的腐败交易成本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法律的惩罚、公检法的查处、党派或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冲突、新闻媒体的披露、公共力量的监督。

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是防止腐败的重要制度保障。188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彭德尔顿法》确立了一套以功绩制为核心的文官选拔和奖惩机制，打破了政治机器垄断职位任命权的局面，从而重挫了分赃交易者的嚣张气焰。此后，为保证政府廉洁、防止金钱对选举的渗透和腐蚀，国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与抑制腐败密切相关的法律，比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联邦反腐败行为法（1925年）和禁止联邦文官参与政党活动的哈奇法（1939年）等。这些法律反映出廉洁而高效的政府应遵循的三个原则，即高度透明性、强烈的责任感、权力限制。随着美国对政府道德标准的不断修订，其所谓“现代公共道德管理体系”亦开始逐步走向成熟。

对腐败行为的制约有赖于法律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更离不开监督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在美国，负责调查和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有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非刑事公共廉洁机构包括司法部律师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监察长办公室和白宫律师办公室等。20世纪以来，近80%的公共腐败案件是由联邦检察机构依据《腐败行为法》提出诉讼的。可见，联邦检察机构对各州和地方官员腐败行为的稽查和侦破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

势均力敌的党派之间出现利益冲突并形成的相互制衡与监督，客观上成为抑制腐败的有效途径之一。通常意义上讲，现行腐败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会生发变革现状的需求或动机。真正意义上的挑战者来自那些不能从现行制度中受益、却试图以改革为旗号重新确立权力分配机制的利益集团。政治上的竞争以及支配政治竞争的强大利益集团，使他们均产生了以腐败罪名指控反对派或潜在挑战者的动机，从而在客观上提高了隐蔽性腐败行为被曝光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治利益的冲突也会激励法官严厉处罚政治对手构成犯罪的腐败行为。举例来说，共和党政治机器任命的法官即使是腐败共谋者，仍可能给民主党腐败官员定罪。甚至在十分腐败的司法体系下，法官仍具有把异己政党的腐败官员绳之以法的主观意愿。

新兴经济利益集团（比如制造商）的崛起和壮大，大大加快了美国反腐败进程。与房地产开发商、酿酒商和有轨电车公司业主等既得利益集团不同，制造商集团没有同市政府共谋勾结的愿望。相反，他们站在了改革阵线的前沿并构成了一股重要的反腐力量。究其原因，制造品的销售市场不囿于特定城市或某个州，而是延展至国家甚至国际市场；而在操纵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方面，市政府鞭长莫及。因此，即使制造商给予城市官员数量可观的贿赂，后者也不能在增加利润上助其一臂之力。对制造商而言，至关重要的就是市政府能够高效而廉洁地管理城市，缩减行政管理费用。这股反对力量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减少腐败、敦促市政府创立和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与政策作为自己的职责。考虑到城市的财富积累或财政收入在相当程度上仰赖制造商销售利润这一事实，即便是腐败的市政府也会因从财富的增长中获益而避免对制造业实施破坏性政策。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制造商力量的壮大营造了有利的环境。

被称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世纪末，随着印刷技术的改进，报业成本大幅度降低，而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增长则使报纸需求量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美国新闻媒体在财政上逐步脱离对政治机器的依附，独立性日益增强。1870年，独立性城市报纸的比例仅为11%。至192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62%。新闻媒体不再是政党、行业、地区等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视自己为社会良心的代表，努力表现出与它们泾渭分明的立场。在遏制腐败的过程中，通常是由新闻媒体对腐败事件或腐败人物的披露为先导。新闻媒体的穷追不舍和深度挖掘，一方面促进了公民道德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对潜在腐败官员产生震慑作用。它们对政治丑闻的揭露和批判，还往往导致政治家竞选败北、引发检察机构进一步调查介入。1876年的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候选人不敌民主党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媒体将格兰特总统的Credit Mobilier公司丑闻公之于众。而媒体对茶壶顶丑闻和特威德集团腐败行径的揭发和谴责，无疑推动了联邦监察机构的相关调查。就抑制腐败的效果而言，一股强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力量有时比严酷法律的作用更为显著。众目睽睽之下，政府官员明目张胆地利用职权寻租或创租的行为必将有所收敛。

公共监督力量主要指由公民自身或宗教领袖等组成的具有意愿、且敢于直面谴责腐败的社会群体。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积累，国民教育水平和素质普遍提高。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高涨，公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不断增强。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平民党运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弱势群体，以使其免受工业巨头的侵害。这场运动促使政府对大企业的非法侵权行为实行有效控制。19世纪80和90年代席卷美国、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1830-1877年间所发生的分散的罢工运动和佃户的反抗斗争，这大大遏制了公职人员和产业巨头的腐败行为。进入20世纪，以消除政府腐败、改善政府管理、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为宗旨的进步主义运动掀起了公共部门的改革浪潮，地方事务由选民公决决定、参议员直选等制度的确立，均对于推动美国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降低公共部门的腐败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均对美国反对腐败政治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提高腐败成本外，降低腐败预期收益也是遏制腐败的一大手段。

以限制或避免腐败萌生为目的的制度设计，乃使腐败收益减少的一个重要渠道。腐败收益取决于政府产品的稀缺性和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如果同质的政府产品或服务不是由一个机构垄断，而是由多个代理人提供，且他们是非共谋的，那么政府产品和服务的稀缺程度就会降低，公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也就相应减弱。引入一种旨在利用政府内部压力抑制腐败的竞争性官僚系统，是达到上述目的的关键因素。在这种系统下，每个人都有权获得某种利益，且公职人员很难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给某些人以超过其应得利益的好处。在美国，公民的护照、驾驶执照和营业执照并不是稀缺资源。如果一位官员向合格的申请者索取贿赂，申请者会自然地产生举报该官员索贿事实的动机，因为他完全可以向其他官员重新申请并获取同质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腐败动机的产生受到抑制，贿赂自然大幅度减少。

设立公职人员管辖范围的交叉重叠区域，是缩减其自由裁量权的又一个有效办法。如果每个公职人员掌控的是一个界限鲜明的势力范围，且在这个范围内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腐败的社会危害便将达到最大值。公共权力的交叉重叠便是针对这种危害而被设计出来的，它们既可以是纵向重叠的，也可以是横向交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尽管由此引起的交易成本会增加，但权力的重叠与交叉将大大减弱公职人员与私人利益集团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控制非法毒品的政府行动中，美国地方、州和联邦政府权力的纵向重叠和地方各行政机构的横向交叉有效地抑制了警察腐败的发生率。赌徒或毒贩子们在试图收买警察时不会给某一个警察大笔贿赂，因为管理他们的警察不只一位，任何一个警察都不能完全保证他们的安全。

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及监控力度的加强，极大地抑制了腐败的蔓延。从经济效率上讲，集中型收租机制优于分散型收租机制，因为前者产生腐败的可能性低于后者。倘若联邦政府的实力软弱或权力分散，地方的经济军阀势必猖獗，群龙无首、掠夺无度的现象将难以遏制。经济学意义上的军阀割据必然使经济无效率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与之相反，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控制能力的加强必将限制其自行设租、从私人企业处索贿的空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美国联邦管制兴起时期。联邦政府在影响、甚至控制银行业、保险业、运输业、食品和药业竞争以及各州间贸易等方面的权力急剧膨胀，并取代了州和地方政府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管制者，同时也成为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等公共救济的主要提供者。联邦政府相对集中财权并加强对经济的管制，令地方上气焰嚣张的腐败遭受重创。

政府对稀缺性公共资源的管制和分配容易导致腐败的发生，而将一些被禁止或限制的活动合法化，亦即对腐败预期收益釜底抽薪，则是根除这类腐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当一种经营被宣布为非法时，为保证自己能够继续从事该行当，企业易产生行贿动机，而公职人员也拥有了操纵法规索贿的机会。此时，与法律执行过程中各环节相关的公职人员都可以分一杯羹。可一旦该经营得以在正常或合法的状态下进行，行贿的必要性便丧失殆尽，与之相系的索贿自然无从谈起。在美国实行禁酒的1919年至1933年间，非法生产和兜售酒类猖獗一时，执法官员的贪贿之风也愈刮愈烈。而当政府最终解除该禁令后，相应的腐败现象也就销声匿迹了。

几点思考

回顾和审视美国一个多世纪前的腐败史，我们可以约略地提炼出一些命题，并且去品味腐败及其相关问题的复杂性和研究乐趣。

其一，腐败乃人类社会的伴生物，可以说无所不在。作为一种社会疾病，它又随着时间的推移时而严重时而轻微。今天所谓政治清廉的国家或地区，其中包括被标榜为“最成功国家”或“国家楷模”的美国，在历史上大都有过一段极其不光彩腐败史。腐败种类可以有很多，但基本的只是两类，即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

其二，美国可以说把收买型腐败发挥到了极致，在随后的日子里腐败还确实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理。或许从中可以引申出一个命题：和体制型腐败相比，收买型腐败虽然罪孽深重但却易于治理。更进一步，政府的基本类型也可以被简约地归结为体制型政府和收买型政府。那时的美国政府显然属于后者。

其三，腐败高发的时间、地点和领域，大都有规律可循。美国历史上腐败最严重的时期恰恰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具体说，美国腐败现象的高发期和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和市场规模迅速扩大、资本急剧膨胀和大财阀涌现、政府规模小和治理质量差等因素，其间呈现出很强的相关关系，或许也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政工程建设、新兴产业部门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土地批租及特许经营权发放，往往成为商人集团和腐败分子贪婪目光聚焦的对象。

其四，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实现与收买型腐败达到高峰或收买型政府大行其道，在时间上重合的如此之“完好”，大致说有两种猜测性解释：或许那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许其中还隐藏着某种深层的寓意。巧合可以置之不理，寓意则需要挖掘。由此推演出的一个重大命题是：收买型腐败或收买型政府是否是美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决条件？换言之，两者在时间上重合的这一历史阶段是否可以被省略或跳越？从其他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历史看，似乎还没有成功省略或跳越的先例。

其五，美国的腐败由猖獗走向温和、并长期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冲突的利益或利益集团间的竞争，其中既包括垄断财阀间的激烈争夺，又包括公共部门间的制衡掣肘，还包括当时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以及新闻媒体作为一个拥有独立利益之集团的出现。换言之，影响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或影响腐败之相对价格的关键变量，在于势均力敌、分庭抗礼的冲突利益之产生和维持。这又可被视为一个有待检验的命题。

其六，由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在内的广义政府垄断性地掌握并分配公共资源、提供公共物品、实施政府管制，通常被认为是产生腐败的温床。然而，美国走过的却是一条从小政府到大政府、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介入日益深广、同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却越来越受到抑制的道路。对此我们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是，从收买型腐败走出来的政府，其权力的扩大和强化意味着与收买者利益之冲突的加剧，意味着冲突利益的相互制衡。如果扩大和强化了的政府权力伴随着治理质量的提高，亦即公正地管制、立法和执法，保障契约和个人权利，则伴随着繁文缛节、机构重叠、推诿扯皮、官僚主义等而来的交易成本之上升也会被容忍。

其七，治理腐败是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和等待时机。如果腐败的严重程度和工业化城市化速度之间的相关性命题被证实，如果人均收入和平均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是减少腐败的长效药，如果惩治腐败的社会共识有赖于重大突发事件，如果消除腐败的成本在一定历史时期高于腐败减少带来的收益，那么腐败治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便转换成耐心、甚至容忍问题。从经济学上讲，理想的状态是让治理腐败的成本和收益在边际上相等，而非彻底铲除腐败。

其八，重大的、突发的历史事件，往往会导致影响深远变革。加菲尔德总统被暗杀催生了《彭德尔顿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发生的几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大规模工人运动和所谓“进步主义”运动，促成了一系列反腐败法及相关法律和机构的出台与建立，并最终孕育出了美国较为完整的反腐败体系。这其中颇有点听天由命和物极必反的味道。

其九，对美国历史上那个极端腐败时期给出一个简单评价并非易事。总体看，历史学家的批评、抨击居多，对强盗贵族和贪官污吏的道德谴责俯拾皆是。不过相反的声音也始终存在。一些研究表明，如果不在创新上下功夫，强盗贵族就不可能取得长期增加财富的机会。尽管这批人的全部活动并不是明显地有积极意义，但其实际贡献看来是有益于社会的。至于腐败官员，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法制法规）不完备的普遍存在，“合法腐败”与“诚实贿赂”便随之为他们的恶行开脱了部分责任。

（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8期 陈云的评弹情结　作者：霞　飞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云爱听评弹，可以说，陈云有一个评弹情结。

自幼爱听评弹

陈云自幼家境贫寒，2岁丧父，4岁丧母，随舅舅生活。家庭的变故和不幸，失去父爱和母爱的童年生活，随舅舅生活所遭受的种种艰辛，使陈云养成了坚毅、内向的性格。在舅舅的帮助下，陈云从8岁起读私塾，后又断断续续地读了初小、高小，虽然小时的陈云也有与其他同学交往的机会，但因幼年的陈云遭遇特殊，使他从小就很内向，很少讲话，更很少大笑。他沉静、孤独、寡言，很少与周围的孩子们交往，更很少与他们一起玩耍、游戏。他平时很少与同龄的孩子、同学沟通，这是因为他独特的经历使他很难与其他孩子有共同语言。这时，一种文艺形式——评弹吸引了小时的陈云。

评弹于清代发源于苏州，是广泛流行于江苏、浙江、上海一带的民间说表艺术，深受江南普通百姓的喜爱。清末民初，评弹在江南一带形成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那时，江南一带从城镇到乡村，都有大大小小的书场，评弹艺人们操弄简单的乐器（以琵琶为主），二三个人往书场里一坐，就开场了。书场大多为租用。书场的拥有者与评弹艺人们共同商定每天所要说的曲目，然后派一个伙计扛着一块写有当天要说的曲目的木牌子，并吆喝着说书的时间、听一场书的价钱，敲着锣，在镇上招揽听众。听众只要花上二三个铜板买一个书筹，就可以到书场中去听。评弹书场大多是由小茶馆兼做，茶馆主人给听客上茶，又可以赚一笔钱。评弹的曲目，多以说唱古代的故事为主，听者听一场书，不光得到了艺术享受，也得到不少历史知识。

陈云的舅舅平时爱听评弹。他听评弹时，就带上陈云一起去听。陈云听着听着，也就对评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上了瘾。舅舅生意忙时，不能去听，陈云就自己去书场外边站着听，在当地管这叫听“阴立”，即站在书场外边阴影处听（相当于北京人在场外听京剧），这样可以不花钱。小时的陈云只要一有时间，就自己去书场外边听，一站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累。评弹的音乐，陶冶了陈云的情操，评弹中起伏的故事情节，驱散了幼小陈云心中的孤独感，评弹中的历史故事，也使陈云积累了不少历史知识。评弹中的说表艺术，使沉默寡言的陈云学习到了口才艺术。陈云后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当工人，休息时也去上海一些书场去听评弹。可以说，听评弹，成了陈云幼年时代、少年时代、乃至青年时代的一大爱好。

1925年，陈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很快就成了工人骨干。当年，陈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在共产党内，先担任基层党的领导干部，后来逐步走上了区、省、党中央的领导岗位。繁忙而又艰险的革命工作，使陈云再也没有闲暇时间听评弹了。后来，陈云从上海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又参加了长征，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受党中央的委派回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后转赴莫斯科工作，又从莫斯科到新疆工作，再到延安工作，到东北工作，建国后又回到中央工作。陈云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再听评弹，使他与评弹失缘几十年。陈云自己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十岁前就听书，先是跟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就一个人去。后来干革命，很多年没有听。”

50年代听评弹，使陈云病情缓解，陈云又重新喜欢上了评弹

1957年，陈云因工作劳累，加上在反冒进问题上，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心情不好，因此，旧病复发，不得已，只好到南方去休养。当时南方城镇评弹艺术已经有了很大发展，陈云知道这一情况后，勾起了他旧时对评弹的怀恋之情，便多次去听评弹，还请评弹艺人到住处来说书。听评弹，使他郁闷的心情好了许多，身心得到了放松，病情也缓解了，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1959年，陈云又发病了，他再次到南方去休养。陈云身边工作人员知道陈云爱听评弹，也知道上次陈云生病时，是因为听评弹使他的病情缓解的，便安排他听评弹。那时，陈云还购买了很多评弹唱片和录音带，每天都放一段。听评弹再次缓解了陈云的病情，很快就康复了，回到了工作岗位。1977年6月19日陈云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50年代后期两次到南方养病，听听评弹，觉得对养病有好处。本来头脑发胀，听听书就好些。陈云说，他参加革命后中断了的听评弹，就是从这时起又重新捡起来的，他又重新喜爱上了听评弹。陈云不光是听，还注意收集和保存评弹录音和唱片，这个爱好一直保持到他逝世。

周恩来一句话，使陈云注意起评弹的艺术走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也受到了冲击。1967年1月19日，在康生的策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一群红卫兵闯进了陈云家里抄家。他们把陈云所保留的中央文件都抄走，还说陈云保存的评弹录音带和唱片是“四旧”，也要一起抄走销毁。中共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听说红卫兵要抄陈云的家，带人赶到劝说红卫兵，但红卫兵们不听。张耀祠只好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听说后，马上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到陈云家去制止，口头向红卫兵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陈云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档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档案，任何人都不准动。但红卫兵不听，周恩来就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让他出面制止红卫兵的行为。戚本禹见周恩来发了火，只好给红卫兵打电话，让他们撤走。那时，戚本禹是红卫兵的偶像和后台，红卫兵都听他的，就准备撤出。但有几个红卫兵头头认为，文件可以不抄走，但评弹唱片是“四旧”，要抄走。在现场的童小鹏制止不住，只好又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在电话中指示说：评弹是苏州一带的文化艺术，不能当作“四旧”破，不能把陈云同志保存的评弹唱片和录音带抄走。童小鹏向红卫兵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红卫兵只好作罢。

由于周恩来出面干预，使陈云多年收集来的评弹唱片和录音带保留了下来。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却不敢再听评弹的录音带和唱片了，因为在极左的氛围中，听评弹会被认为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陈云对评弹的爱好并没有衰减。

到1973年，评弹艺术又恢复了。但此时的评弹是在极左的政治气候下恢复的，评弹的唱法和唱腔乃至伴奏，都被改变了，自弹自唱的形式被取消了。江青等人认为，这是他们搞“文艺革命”的一大功绩，并且特意请周恩来去听。周恩来听了两次被改编的评弹，一句肯定的话也没说，听完看完，掉头就走。此后不久，周恩来见到陈云时问了一句话：你有没有听评弹？陈云说：没有。他问陈云的这句话意味深长，意思是说：你陈云是喜爱听评弹的，你也去听听吧，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陈云听了周恩来的话后，心里明白了。1975年，他到上海，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一段被改编的评弹，已经成了高腔高调，并且是一群人在唱，伴奏的乐器也改变了，加了许多新的不协调的乐器，像是唱戏，又像是唱歌。陈云把这种改编的评弹戏称为“评戏”、“评歌”。陈云对此十分讨厌，他不再听被改编的评弹了。1977年6月，陈云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周总理问我有没有听评弹，他当时是听过了，就是没有讲意见。我1975年到上海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评弹，已经改得不成其为评弹了，很扫兴。

重听评弹后做的六件事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政治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虽然从全国来说，在“两个凡是”的束缚下，还没有真正做到思想解放，文艺界也没有大的突破，评弹这门艺术也没有恢复和发展；但陈云作为个人爱好，却可以把自己此前收集到的评弹录音带和唱片拿出来听了。这给陈云带来了极大的艺术享受。

陈云此时听评弹，却决不只是考虑个人的艺术享受，他要为评弹艺术的发展做几件事。

陈云为评弹艺术发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评弹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他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我们的评弹，也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评弹作为一种文艺形式，也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评弹要面向广大群众，创作和演出好的引人向上的，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恢复被江青一伙胡改乱编而破坏了的艺术形式。陈云多次对评弹发表评论、讲话，他说，对评弹原来的艺术风格和形式，要保留，不能乱改，改了的，要恢复，包括伴奏，都应该恢复到原来的风格和形式，才像评弹的样子。在陈云的推动下，从70年代末起，评弹很快就恢复了原有的艺术形式和风格，并且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品。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三件事，就是提出并推动评弹艺术走新旧并举的道路。陈云多次指出：传统书目也有可以利用的东西，老书也可以说。过去我曾经提出，要找一些老人对古书进行圈点。如果那些老人都死了，就难办了。我们从地底下发掘出来的几千年前的东西还要拿到国外去展览，为什么不可以把没有问题、能起作用的传统书目拿出来演一演呢？以前，于会泳、徐景贤在上海听书，说有点“回潮”，演员就怕了。我看“精干毕剥”、“刮拉松脆”（意为干燥），一点也不“回潮”。在陈云的推动下，评弹很快恢复了说唱一些老书，同时又创造出了一批新书目，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新老并举。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四件事，是把评弹艺术发展概括为四个阶段，并且指出了现在阶段的主要任务。陈云说：评弹发展有四个阶段：（一）说传统书和二类书为主略有新书的阶段。（二）一刀切，都说新书的阶段。（三）“四人帮”搞“评歌”、“评戏”（即“四人帮”毁灭评弹，把评弹乱加改编，改得像是唱歌和唱戏），否定评弹艺术的阶段。（四）现在以说新书为主，同时保留传统书目的优秀部分的阶段。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合乎历史辩证法的。陈云特别提出了在评弹发展的第四阶段，即现在的阶段的任务，他说：我们发展评弹艺术，就要搞新的，新书搞出来，就是粗糙一点，也没有关系，再加工，再发展嘛。我们对新的东西要鼓鼓掌，撑撑腰。在陈云的推动下，新创作出来的评弹书目多了，也产生了一批好曲目。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五件事，是提出要加强对评弹理论研究的课题。他说：要加强对评弹理论的研究。评弹究竟是来自人民群众，还是来自士大夫？我看，主要是来自人民群众，由文人收集加工而成。要研究评弹的历史、艺术形式、理论。陈云根据自己的心得，提出了研究评弹得出的一些理论结论，提出了关于改进评弹艺术形式的途径和方法。他提出了评弹要注意说表，要放单档，要改进乐器的配备等。这些意见都很有见地，对改进评弹艺术起了很好的作用。

陈云为评弹做的第六件事，是提出了培养评弹演员的问题。他提出：评弹演员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说新书的艺人要看报纸，了解国家大事和世界形势，要特别注意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要学一点马列主义的著作。他还提出，要培养青年演员，加强对青年演员的训练和管理，加强对青年演员的教育，提高演员的责任感。在陈云的推动下，南方各评弹团都注意了政治学习。有的评弹团成立了学习小组，组织演员集体学习。有的评弹团制定了管理制度，对演员的日常表现进行测评。评弹演员的责任感增强了，演不好书目的现象杜绝了。

陈云为评弹做的六件事，大大推动了评弹艺术的发展。在1977年和1978年，全国政治形势处于徘徊状态，文艺界的元气也没有恢复。但评弹艺术却一花独秀，恢复和发展很快。到80年代初，江南一带出现了评弹艺术繁荣发展的景象，评弹团的演出很多，听众很踊跃，连一些年青人也喜爱上了评弹艺术。

关于评弹的一次谈话

在《陈云文选》第三卷中，收入了一篇题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文章。这是《陈云文选》中唯一一篇专门论述评弹的文章。那么，这篇文章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原来，1981年4月2日，陈云从北京到上海休养，听评弹的时间很多。陈云听评弹，听得是很细心的，对评弹也很有见解。他把过去的和现在的一些见解积累起来，就产生了一些想法，不吐不快。他觉得有必要找上海评弹团的负责人谈一谈。4月5日，他把上海评弹团负责人吴宗锡请来，同他谈了对评弹的一些想法。

陈云的这篇谈话，以广阔的视野观察评弹与社会的关系，从政治的高度，指出了评弹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为评弹的繁荣昌盛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陈云首先提出了评弹要出人、出书、走正路的问题。他是针对当时评弹在发展中出现的金钱至上，搞一些不健康的曲目而说的。他说：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

为什么要走正路？陈云说：走正路才能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歪风邪气只能毁灭评弹艺术，要以正派的评弹艺术，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引导和提高听众。

怎样才能出人？陈云说：出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就很好，逐步提高，逐步增加。过去，艺人们都是千方百计钻研艺术的。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同时还要有竞争。要注意培养青年人，要逐步提高他们。

怎样出书？陈云提出，可以根据小说、电影、话剧等改编成新弹词。改编不能只讲“书情”（即书目中的情节），还要组织“关子”（即评弹说书时书中矛盾尖锐、情节紧张的部分），对原著要进行改编，把“关子”安排好。为了组织好“关子”，必要时可以把原著前后的情节移动、变换。组织好“关子”才能吸引人。编说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在编说新书时，艺术上要有所改进，老的一套也要有所改变，但不要歪门邪道，要走正路。要保持主力，保存书艺，提高书艺。

陈云这篇谈话为什么要收入《陈云文选》？因为他在这篇谈话中提出了当时评弹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文艺界当时存在的普遍的问题。而且，在这篇谈话的深层内涵上，也提出了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即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必要性和标准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出人，就是要产生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而且在德与才中，德是为主的。中国共产党要出书，就是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创新，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要走正路，就是要永远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永远为人民服务。这些深层内涵，实际上是把文艺问题推演到政治领域，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了。这是一篇含义十分深刻的谈话，因此才收入《陈云文选》。

一个剧目引出的话题

1982年，上海市评弹团创作了一个中篇评弹——《真情假意》。陈云看了这个评弹后，认为是个好剧目，是能起到正面教育作用，也能反映时代气息，适合青年的剧目。陈云连看带听，一共二十遍。1982年5月1日，他接见参加此剧创作、评论的吴宗锡、周良、施振眉。他说：上海评弹团创作的《真情假意》，通过揭露董琴琴的自私思想，起到了正面教育作用，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是成功的，我听了二十遍还想听。陈云由这个中篇评弹，谈到了青年演员的技能问题，他说：现在的青年演员，说表功夫差得很。不注意说表，弄不出好书来。评弹学校培养学生要注重说表，提高说表艺术。要练说表，就要放单档，不少有名的艺人都放过单档。陈云认为，《真情假意》这出剧，就是培养青年演员的结果，要鼓励青年演员后来居上。他说，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陈云从肯定《真情假意》谈到了目前发现的一些内容不好的评弹的问题，他说，对书场和艺人要加强管理，发现不好的内容，要采取措施，有的要禁止。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演员的教育，提高演员的责任感。说书是教育人的，演出的书目要对群众起积极作用。陈云说，要加强对评弹的评论和理论研究，要组织力量，陆续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陈云还表示，支持创办评弹刊物的建议。

陈云对《真情假意》这样关心，讲了这么多的话，是想通过树这个典型，来带动一批好的评弹曲目的出现。为了树《真情假意》这个典型，陈云可谓做到了不遗余力。陈云还打算用《真情假意》这个典型，带动其他文艺形式创作出好的作品。1982年10月，他在给吴宗锡的信中谈到了让其他剧种移植《真情假意》的问题。他说，要求其他剧种移植《真情假意》，是因为那些剧种用普通话，能听懂的人更多一些。陈云在信中还提出，上海广播电台要把中长篇评弹有选择地录一些，以便保存评弹和教育青年演员。

1982年11月，陈云在给吴宗锡的复信中，又一次谈到了移植《真情假意》的问题，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移植评弹《真情假意》，应选择最有广泛性的剧种，例如话剧或者电影。陈云在信中对目前评弹的现状很不满意，他说，评弹仍无起色，应从社会方面找原因，应该承认评弹遇到了困难，无视几年来的情况，不是唯物论。

此后，陈云在同文艺界领导干部和文艺界人士谈话中，多次从《真情假意》谈到培养青年演员的问题，他希望文艺界能够创作出好的、有时代气息、鼓舞人积极向上的作品。

制止另一种倾向

80年代初，随着评弹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剧目，有些书场管理很混乱。陈云经常关注评弹的发展状况，他很早就发现了上述问题。他在1982年5月谈到《真情假意》是个好剧目时，同时指出：对评弹，发现不好的内容要采取措施，有的要禁止。此后，他又有两次提到这个问题。

一次是1983年8月16日，他在收到一些反映评弹管理存在问题的材料后，致信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前些年，一些艺人在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是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价值。最近虽然加强了管理，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现在设书场的单位很多，因此单靠文化部门抓是不够的，必须由江、浙、沪的省、市委出面来抓才行。可以召集各方面开个会，制订书场管理条例，规定什么样的书不准演，如果演了怎么办。然后派人抽查，发现违反的即照规定处理。只要抓上几年，这股歪风是可以刹住的。胡启立收到信后，很重视，他批示，把陈云的信和附件批转中央其他有关领导传阅后，由中央办公厅将陈云的信和附件转发给上海市委、江苏省委、浙江省委。9月18日，上海市委向中央写了关于评弹书目和演出管理问题及改进措施的报告。10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的这封信。11月5日，中宣部和文化部又把陈云的信和上海市委的报告一起转发至全国各地、州、市、县党委的宣传部和政府的文化局。1984年1月，上海市文化局为落实陈云的意见，在青浦县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评弹会议，制订了落实措施。

另一次是在1984年2月2日，陈云邀请曲艺界著名人士到他家举行春节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再次提出了出人、出书、走正路的要求。这次，他不光是针对评弹说的，而是针对全国文艺界说的。他在解释“走正路”这一条时说：走正路，就是要在书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歪门邪道。只要做到这几条，曲艺就一定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不断发展，日益繁荣……现在确实出现了一部分坏作品、坏节目，或有严重缺点的作品、节目，对社会、对青年起了不好的作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制订和完善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出一些条条来；同时，更需要在文艺界内部开展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不会妨碍文艺的繁荣，而且是文艺繁荣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陈云经过认真思考后认为，包括评弹在内的整个文艺界存在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水平低。1983年7月10日，他在同吴宗锡、周良、施振眉谈评弹工作时就提出，你们搞评弹工作的也一定要学哲学。他在1984年2月2日同曲艺界著名人士谈话时，又一次提出，文艺工作者要抽空读点马列的书，特别是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陈云认为，这是解决文艺界一些不良倾向的重要措施。

陈云由发现评弹中存在的另一种倾向，推而广之，注意到了全国的文艺倾向问题，然后，郑重地向中央提出，通过中央下发文件，纠正不良倾向，表现出了一个老革命家对文艺界的关心。

最后的关心

陈云晚年特别关心评弹改革的问题。就此，他和评弹界人士多次通信、谈话，提出了关于评弹改革的意见。

陈云提出，评弹改革势在必行，现在时代的节奏快了，文化生活也丰富了，说书的节奏和内容要适合现代生活的节奏及经济生活的发展，因此，评弹必须改革。

陈云还提出，评弹改革一定要慎重一点，先有一个规划，经过三五年时间的探索，也不算慢，不要急于改。陈云还提出了关于评弹经营体制改革的意见，他的意见是：这方面的改革，要以档为主，以利于开展竞争，提高艺术。评弹演员艺术生命的黄金时间短，要注意使他们在有限的艺术青春期内得到发展，同时还要照顾到老艺人的利益和生活保障，使他们的生活能逐步有所改善。他提出，评弹改革不能一刀切，要允许有多种形式存在，改革要进行试点，从试点中取得好经验。评弹书目改革，要注意防止过去出现的不健康书目问题，使评弹健康地发展。

陈云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喜爱评弹、关心评弹，可以说，到了晚年，他的评弹情结更深了。从目前发现的史料看，陈云最后一次和评弹界人士谈话，是1990年4月22日，当时他听了吴宗锡、周良、何占春、施振眉等评弹界著名人士的工作汇报后，深情地对他们说：希望你们能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你们听到社会上有什么反映，群众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写信告诉我，使我能多听到真话，多了解实际情况。这时，陈云已经85岁高龄了。

1995年4月，陈云同志逝世。他除了留下《陈云文选》一、二、三卷外，还留下了一部特殊的著作——《陈云同志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信》。这部书于1983年12月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了陈云从1959年至1983年有关评弹工作和评弹艺术的谈话、文稿、通信40篇。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8期 姜椿芳与梅兰芳周信芳的友谊　作者：杨　哲

艺术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在我国家喻户晓，自不必多说。姜椿芳是我国著名翻译家、编辑出版家和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他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大半生隐姓埋名与狼共舞做地下工作。

一

1940年，姜椿芳继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担当地下党文委书记。这时他的上线联系人是唐守愚。一天，唐守愚找到姜椿芳，传达组织决定说，京剧演员和京剧观众也是党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必须把抗战救国、团结进步的思想灌输到这个圈子里去，并指示姜椿芳设法打进京剧界开展工作。

此时，中国京剧两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和周信芳也都到了上海。梅兰芳为避开敌伪缠扰，以年老退居为由，留了胡子，蓄须明志，息影家园，不再登台。正值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盛季，梅兰芳这一姿态，颇受广大民众的敬重，称颂他是一位爱国艺人。周信芳则以另一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他继续在上海舞台上演出，专演一些有爱国内容、激动人心的戏，比如《明末遗恨》，就场场客满，座无虚席。姜椿芳的任务就是和这两位艺术家联系，支持和帮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带动整个京剧界的抗战决心。

怎样去接近这两位卓有成就的京剧艺术家？恰好这时，姜椿芳结识了苏侨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协助他成功地组成剧团，搞舞剧和音乐活动。阿甫夏洛穆夫告诉姜椿芳，他和梅兰芳关系密切。“现在梅兰芳蓄须停演，又在上海，正有时间和条件，试用新乐器，演奏新乐曲，排练新歌舞剧。不必由他来演，但由他带头发起这项尝试，以创造中国的新歌剧，现在真是绝好机会。”当时，还有一位英蒂拉·黛微女士也支持他们上门拜访梅兰芳。黛微女士是上海滩外国人社交圈里的活跃人物，也是俄国人。她平时很支持姜椿芳和阿甫夏洛穆夫的关于戏剧音乐改革的尝试，还帮助他们筹款演出。

姜椿芳赞成阿甫夏洛穆夫的意见，可是他担心自己人微言轻，梅兰芳未必有兴趣听取一个陌生人的言语。阿甫夏洛穆夫表示，这不是问题，他愿意向梅兰芳引荐姜椿芳，并陪同姜椿芳一起向大师宣传他们的主张。

这时，阿甫夏洛穆夫正在一个美国人的资助下排练中国舞剧《古刹惊梦》，已到了统排阶段，想请梅兰芳到现场看看，加以指点。于是，姜椿芳还有英蒂拉·黛微和阿甫夏洛穆夫一起去了马思南路（现为思南路）的梅家。

在梅兰芳的会客厅里，他们开始了谈话。阿甫用英文寒暄了几句后，就由姜椿芳用中文讲述起提倡中国民族音乐改革的必要。梅兰芳用心听着，对姜椿芳的话时而表示赞同。但他说，自己已经脱离舞台，退隐家园，难于出面进行这样的试验。他答应与有关朋友商量一下，看看由哪些人出来做比较合适。这次拜访，虽然梅兰芳婉言拒绝了他们的建议，但却欣然答应了去看他们的舞剧统排。

几天后，梅兰芳观看了《古刹惊梦》的排练，极口称赞。姜椿芳请他为舞剧演出的说明书题字，梅兰芳愉快地照办了。正式演出时，梅兰芳也应邀出席。以后一段时间，由于经常有茶会和演出，姜椿芳和梅兰芳也一再见面，话题仍然是谈京剧改革问题。

与此同时，姜椿芳也与另一京剧大师周信芳结为至交。

为了接近周信芳，姜椿芳从看他演戏开始，渐渐熟悉京剧的特点，甚至学着写戏。恰巧，姜椿芳有个同乡尤金圭就在周信芳身边写戏。姜椿芳便托这个同乡介绍他与周信芳相识。

对周信芳来讲，答应面见一个陌生人可能只是出于成全熟人的面子，但是，姜椿芳稳重博学的模样和颇有见解的谈吐让周信芳对他刮目相看，并且产生了一种信任感。后来，姜椿芳拜访的次数多了，周信芳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知道他懂俄文，是与苏联方面接近的“左派人士”，又知道他为进步报刊编译撰写文章。在谈话中，他们除了谈京剧革新的问题，姜椿芳也常常谈到时事形势，周信芳猜想，姜椿芳的身份必定与共产党有关。尽管这层意思一直没有点破，而事实上他们却成为一对心照不宣的朋友。

1941年夏初，姜椿芳约了尤金圭，通过赵朴初的关系，借了佛教团体觉园的一个小客厅，每天碰头，编写《史可法》京剧剧本。姜椿芳打算，尽快搞出一个剧本，交给周信芳，以达成稳固的业务联系。为了写好《史可法》，姜椿芳做了充足准备，收集了很多史料。遗憾的是剧本没有完成，姜椿芳就接到了新任务，只好将《史可法》的剧情和分幕分场提纲交给了周信芳。姜向周建议，即使不能演出比较直接反映抗战抗敌的戏，也要在戏里宣传重气节、反屈辱的思想，以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的种种表现和抑制沦陷区敌伪势力的嚣张。周信芳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他演出的戏院大门口，总是挂着两面招牌，一边是《文天祥》，一边是《史可法》，让人未听戏文就先感受到一股浩然正气！周信芳以他靠近革命的政治敏感，早就觉察到姜椿芳这个朋友不是一个单纯的京剧艺术爱好者，他的意见不温不火，却句句在理。他十分尊重和信任姜椿芳，把姜椿芳的意见当作是倾听地下党的指示。后来，无论自己有什么想法，都要找姜椿芳商量，愿意得到他的协助。

二

抗战胜利初期，周信芳找到姜椿芳，说他想创办一个戏剧刊物，专门宣传和研究戏剧改革问题，并拟定将这本刊物叫做《人民戏剧》；他说还想买下一所戏院，专门演出历年来保留的一些好的历史剧目，并且编演一些革新的戏，以摆脱戏院老板的剥削，为革新京剧建立一个基地。周信芳告诉姜椿芳，这个戏院要选择在中下层居民居住的地方。姜椿芳很赞成他的想法，就四处打听，为他介绍了靠近南市区的亚蒙戏院，经过多次洽谈，还商定了价钱。

解放战争期间，周信芳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在上海开展的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运动。1946年10月，周恩来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周信芳不顾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毅然前往，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谴责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恶，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必将胜利。鼓励大家坚持斗争，希望以战斗的成就，作为胜利重逢时的见面礼。周信芳深受鼓舞，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侮辱戏剧、戏曲艺人的“艺员登记”活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当局搜刮民财进行内战的增加“娱乐捐”的抗捐运动；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上海戏剧界反内战签名运动”。周信芳的带头作用引起当局注意，敌人以坐牢相威胁，周信芳告诉他们“我准备带着铺盖去坐牢！”后来，他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艺友座谈会”，遭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传讯，威胁他脱离进步组织，周信芳毫不理睬。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胁迫他到台湾去，周信芳听从地下党的通知，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周信芳想出国演出，弘扬中国京剧艺术。他又找到姜椿芳，一起商量出国路线。打算先去苏联，然后到西欧，去美国，绕地球一周回国。由姜椿芳出面，与苏联、美国、英国进行接洽，周信芳用新编演的《徽钦二帝》举行招待演出，邀请当时驻上海的苏、美、英、法等国家的有关人士观看。由于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党组织向周信芳暗示全国和上海解放在即，解放后在戏剧领域将出现无比宏伟的前景，周信芳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准备留在上海迎接解放。

姜椿芳得悉特务将用制造交通事故的卑劣手段对他下毒手，组织安排他迅速飞抵香港。临行前，他向周信芳告别，周和夫人表示：“本来我们打算把你藏在我们在长乐路那处房子的壁角的小房间里，现在，你既然有更安全的地方，就赶快离开吧！”姜椿芳非常感动，知道他们早就猜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而且早就想到了在危急关头怎样帮助他。而在那个年代，即使接近进步人士都要引起敌特的注意，更不要说把共产党人藏进家中。

经过地下斗争的考验，姜椿芳和周信芳，一个置个人生死于不顾的革命者，一个赤诚爱国的戏剧大师，结成了莫逆之交。姜椿芳不仅是周信芳的密友，也成为周家的上宾。周夫人是一位名门闺秀，大家主妇。从解放前的艰苦岁月到还不十分安定的解放初期的日子，她从不喜欢接触政治，即使解放了，她见到共产党的干部也敬而远之，但唯独毫无保留地信任姜椿芳，不仅是经常找他商谈周信芳的工作、演出事宜，就是家庭矛盾也请来姜椿芳商量。只要是姜椿芳说了意见，周夫人总是接受的。

三

姜椿芳化名魏晋卿飞往香港后，在港只停留几天，于5月初乘轮船经天津转北平。5月20日左右，听了周恩来的指示后，随同接收上海的工作组进驻上海，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早晨，盼望解放望眼欲穿的周信芳就接到了姜椿芳的电话。他告诉姜椿芳，他昨天就已用电话把喜讯通知住在另外地区的朋友，并说：“我们全家欢迎解放军和你。”

第二天，姜椿芳就到周信芳家里，他们畅叙别后的情况，姜椿芳转达了他在北京接受第一次文代会筹委会的委托，请梅兰芳、周信芳二人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周信芳欣然接受。姜椿芳说，他还要到梅兰芳家里去转达这一邀请，周信芳说：“这就不用你去了，我去和兰芳说。”周信芳当天就去找了梅兰芳，梅兰芳也表示愿意去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

1952年，姜椿芳调往北京工作，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周信芳每次到北京必然找姜椿芳，他们谈戏剧，也谈世界和国家大事还有家事；梅兰芳迁居北京，和姜椿芳时常见面，经常谈些戏剧改革问题。1952年12月，梅兰芳和姜椿芳都去维也纳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梅兰芳在那里演出了《贵妃醉酒》，姜椿芳为宋庆龄当翻译，因为在一个团里，两人时常见面，一有机会，就坐在一起，亲密交谈。

当梅兰芳于1959年加入了党组织以后，上海京剧院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周信芳并没有立刻表示态度。负责上海京剧院党的工作的刘厚生到北京找了姜椿芳，希望他能够做做周信芳的工作。那年夏天，正好周信芳因事来北京，一到北京就来看望姜椿芳，姜椿芳恳切地向他谈了入党的意义，周信芳也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原来他把党组织看得过于神圣，觉得自己不够资格，怕入党后因为个人过失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姜椿芳针对他的想法，向他做了多方面的解释，打消了他的顾虑。周信芳回到上海，立即向京剧院的党组织表示了争取入党的愿望，经组织讨论通过，吸收他入了党。

入党后，周信芳在艺术上更加勤奋刻苦。毛主席多次观看他的演出，周总理在他演艺生涯五十年的时候，作了“庆贺周信芳先生演剧五十年的成就”的题词。

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因病逝世，姜椿芳、周信芳不胜哀痛。

周信芳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戴上反革命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清除出党，使他精神上遭受沉重打击。他无法理解更无法接受他为之献身的党的事业和京剧艺术同时抛弃了他，他甚至不能像以往那样，去找姜椿芳问个为什么？此时的姜椿芳也和他一样遭受迫害，身陷囹圄。周信芳在抑郁苦闷中度着晚年，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于1975年3月8日含冤去世。

1978年，周信芳冤案得以平反，姜椿芳参加了他的骨灰安放仪式。面对周信芳先生的遗像，姜椿芳感慨万千，深切缅怀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在艺术上取得杰出成就的这位挚友。

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姜椿芳创建和主持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非常繁忙，他仍利用一切机会写文章和演讲，继续总结梅兰芳和周信芳的艺术成就，并使之发扬光大。他认为：“这两位京剧界的表演艺术家，在中国戏剧艺术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一生为人民服务，他们的艺术成就影响着京剧的发展，他们所创造的流派将长远影响今后一代一代的戏曲艺术家。”

当年也在上海地下党文委领导戏剧工作的刘厚生，熟知“三芳”友谊的由来，他在怀念姜椿芳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椿芳同志自己没有写过剧本，没有导过戏，也没有做过演员，但他却同戏剧界（无论是话剧还是戏曲）有着相当广泛而深入的联系。作为突出的例证，是他同梅兰芳、周信芳两位京剧大师的关系。这是椿芳同志作为一个光彩的戏剧战士的生涯中，持续时间很长、影响很深远、意义重大的一个方面。”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5年第9期 中央高级党校反右派内幕　作者：杜　光

“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它在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心头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痛。探究这场运动的前因后果，总结它的沉痛教训，对于我国今后的社会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遗憾的是，这项工作迄今未能进行。本文记述当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如何由整风转入反右及反右不断扩大的进程，意在提供一些素材，希望它能对总结反右的历史教训有所裨益。

中央高级党校在转入反右运动后，参加运动的学工人员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普通班（学员为司局级干部，共898人）和新闻班（学员为各省市相当于厅局级的新闻单位负责人，共94人），这是高级党校反右运动的主体，由校党委直接领导；第二部分是师资训练部（学员为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校的理论教师，及党委理论工作部门干部，共538人），由师训部的分党委具体负责；第三部分是高级党校自身的教职员，由校党委责成机关党委负责领导。本文介绍的，主要是普通班、新闻班的整风反右情况（当时高级党校学员还有三个班次：学员为省部军级领导干部的研究班，共50人；学员为新疆少数民族干部的新疆班，共44人；学员为各地理论教师的短期训练班，共462人。反右开始后，研究班有十来位学员参加校党委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工作，其余学员和新疆班学员只是参加学习讨论和全校大会，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短训班则在7月按计划毕业离校，未参加反右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在此之前，高级党校已在全校传达了毛泽东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和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自3月16日至4月底，全校学工人员利用党日（每周半天）和晚上，学习这两个讲话。4月26日，校党委决定自5月3日开始，各班学员停课2-3周，集中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但是，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势必打乱原定的教学计划。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兼党委第一书记）和副校长侯维煜（兼党委第二书记）经过反复研究，拟订了一个“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并在5月7日晚上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因为自1948年至1953年初，刘少奇一直是高级党校前身马克思列宁学院的院长。杨献珍、侯维煜遇有重大问题，总是向刘少奇请示汇报。刘少奇表示同意，就意味着中央批准，这已经成了惯例。这次杨、侯向刘少奇汇报“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后，刘少奇赞成把整风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他特别嘱咐杨、侯注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灵活性、多样性的问题。他说：怎样避免苏联那样只有计划性而没有灵活性多样性，使人民生活丰富多彩呢？“一个办法是要利用、限制自由市场，”“不只商业有自由市场，而且还要有地下工厂”，“要允许有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地下工厂”，“农业上还要有家庭副业、自留地”。“你们回去要大声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研究这个问题。”

根据刘少奇的讲话，杨献珍、侯维煜修订了整风计划，停止原有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共党史的教学计划，改为围绕整风的主题，学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学习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划分四个步骤：从5月3日到7月13日，用三周时间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用四周时间从理论上政策上研究当前人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矛盾；接着四周以党群关系为中心，研究当前人民政治思想方面的矛盾，结合检查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后一周写学习心得整风笔记。

为了配合整风学习，高级党校邀请了七位领导经济工作的负责同志，向学员作了八个专题报告，报告人和时间、题目依次是：

5月21日，薛暮桥讲《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几个问题》；

5月23日、24日，骆耕漠讲《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

5月25日、27日，6月14日，邓子恢讲《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5月31日，刘子久讲《工资问题》；

6月4日，姚依林讲《商业问题》；

6月7日，宋劭文讲《积累与消费的问题》；

6月13日，许涤新讲《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这个时候，社会上已经轰轰烈烈地开展大鸣大放，“风声鹤唳，草木皆兵”。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指出极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点明“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漫天大火。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杨献珍、侯维煜继续执行原定计划的决心，他们仍在一心一意地贯彻业经刘少奇批准的“整风学习两不误”的计划。

社会上的大鸣大放，引起了学员的极大关注，大家议论纷纷，在小组会上、宿舍里、饭桌上、礼堂里，到处都在谈论。除了密切注意报上关于鸣放的消息外，很多学员还利用课余时间到附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处参观大字报和自由论坛。面对如火如荼的鸣放和纷至沓来的批评，有的学员担心“反革命分子会利用反官僚主义来反对党的领导，利用反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列主义”；有的学员感到委屈，“现在是四面围攻，好像两块钢板夹块肉”，有的甚至把形势比喻为“第四次反共高潮”；有些学员认为“这些意见完全违背了和风细雨、从团结出发的精神”，“这样搞法会涣散组织、损害党的威信”。这些反应，表现了这些身处领导岗位的党员干部对双百方针和大鸣大放的抵触与担心。但是，也有一些学员对大鸣大放表示赞赏，认为“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有的学员说，“人民内部矛盾紧张，不少问题的根子在上面，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中央，整我们这号干部不顶事”。“不能树干不动，光让树梢摇晃。”还有些学员对鸣放中的某些观点抱有同感，如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合作化违背了自愿原则，统购统销造成了农村紧张，等等。校党委及时地把这些情况整理成《整风简报》，陆续上报中央。

6月上旬，有的省市委负责人向中央和高级党校建议让学员提前毕业回原工作岗位去，因为下面既要坚持工作，又要领导反右派，十分紧张，亟需这些领导干部回去参加本单位反右派的领导工作。高级党校通过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示刘少奇后，于6月15日决定普通班、新闻班、研究班、新疆班提前毕业，师资部、短训班则仍按原计划到7月下旬毕业。这个决定公布后，这几个班的学员纷纷会客访友、购置行囊、摄影留念，准备离校。党校行政处也立即着手为学员购买车票机票，组织车辆，准备送站。

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变故，打断了提前毕业的部署，并且很快便把党校的整风转上反右的轨道。

事情是这样的：高级党校为了帮助学员了解当前整风反右的形势，邀请了一些负责同志来校作报告。为了使他们了解学员的思想动态，党校把每期《整风简报》送给他们，供他们准备报告时参考。彭真、杨尚昆已先后于5月28日、6月17日来作过报告，按照计划，在学员离校前还要请陆定一、康生来校作报告。6月17日晚上，陆定一带了发给他的《整风简报》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此前大概没有看过《整风简报》（报送的每期简报有他一份），听了陆定一的介绍，大为吃惊，他认为高级党校学员的这些思想动态反映的不是小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它反映了党内存在的严重右倾思想。对这些错误思想，不能采取做大报告的办法来解决，一定要发动群众，开展批评，明辨是非，不能让他们带着这些错误观点回去。毛泽东当时有没有在高级党校学员中抓右派分子的思想，现在已经无法查考了，但是，他的谈话成了高级党校学员由整风转向反右的转折点，却是可以断定的。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中央书记处于6月19日专门开会讨论，决定全校学员都留校继续整风，所有课程都停下来，原定的大报告一律取消，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开展大讨论，不解决问题不能回去。

杨献珍、侯维煜在列席书记处会议后，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上午连续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的指示，研究贯彻的具体措施。杨献珍在会上说：“党外的右倾思想都放出来了，党内还没有，只有高级党校暴露出很多右倾思想。”“社会上右派的思想，我们这里都有。”

中央关于学员留校继续整风的决定传达后，引起了学员的普遍不安。赞成留下的只是少数，多数情绪比较勉强，无可奈何。他们说：“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既然中央决定了，留下就留下吧”。有的学员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认为“历来整风都是号召大家提意见，结果谁的意见提得多，挨整也最凶。”“把随便发牢骚的话也当成真实的思想来整。”个别学员指责“中央这一手办得很拙劣”（陕西省委统战部长王文良）。

6月20日下午，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中南海接见全体学员和两位苏联专家。这给大家带来一时的兴奋，但没有消除普遍的不安。

6月25日，校党委发布新的整风学习计划，要求全校学工人员以进一步深入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联系实际，以20天时间（7月1日至20日）讨论在前一时期学习中提出的一些政策性、方针性较强的八个问题：①关于党的整风运动；②关于当前反右派斗争的问题；③关于三反肃反；④关于社会主义革命；⑤关于社会主义建设；⑥关于党同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关系；⑦关于国际关系和民族关系；⑧关于党的领导与党内生活的一些问题。计划要求：通过对上述八个问题的讨论，“开展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动，达到既弄清问题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杨献珍、侯维煜自列席6月19日的书记处会议后，已感到高级党校学员中开展反右斗争势在必行。他们经过反复研究，在7月初决定把普通班学员王谭、徐盈二人作为反右对象来批判。

王谭入学前是《广西日报》代理副总编辑。他在1956年夏季入学考试时所写的论文《学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心得》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颇为令人惊诧的见解。如他认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最大的缺陷是没有或缺乏联系当前革命实际发展作出对革命更有现实意义的自我批评，就是自我批评不足。”联系到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怎么能光说王明同志而不作自我批评呢？”对于“高饶联盟”问题，他也提出类似的质问：“何以只说高的一面而领导上就没有像样的自我批评呢？”他进一步指出：“中央在有些或说在不少的问题上是只讲‘过关斩将’，不讲‘败走麦城’；也有‘讲过去不讲现在’和‘避重就轻’的不良倾向。”他问道：“苏联有个人崇拜，中国是否也有个人崇拜？”“决不能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看法上借机翘尾巴。”并且尖锐地指出：“把自己领导的一切事业都说成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光辉发展也是有危险性的。”

能够这么大胆、这么尖锐地批评党中央，而且矛头直指毛泽东，确实表现了王谭的不同凡响的见识和勇气。但在当时看来，这无异是大逆不道的谬论。因此，教务处在评阅学员试卷时，便把这份论文抽出来送到侯维煜那里。侯维煜沉吟良久，叫人把论文打印出来分发给校党委全体委员。所以，这是一个早已备案的对象。但是，如果没有反右派运动，也许最后批判一下也就过去了。

不过，王谭之所以被列为反右对象，还不只是入学试卷所反映的观点。他在1957年1月哲学学习结束时所写的《思想总结》里，提出十点“批评提要”，主张“要炼得出这一种‘评上’的政治品质来。”“决不放下党在批评方面已经给的一切权利，做到敢于批评任何一个人。”他把某些占据领导岗位的干部描述为“对马列主义妄作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活动的人们”，“形形色色的‘一点论’和对什么都采取‘唯一主义’的人们”，“抱有‘伪君子之风’和‘阿瞒之风’的人们”，“存心在人民胜利的老堆上‘扒功劳’和碰到人们作支援的财政开支就‘挥金如土’的人们”，“用了‘不知不识，顺帝之则’的所谓策术，把人们变作‘井中之蛙，只见片天’的人们”，“老搞报喜不报忧，‘要什么报告就做什么报告’和‘假报告’来骗党的人们”，“以合乎‘孤意’为则的用人行事，搞什么‘家天下’的人们”，“唯我独尊自专和‘甘作独夫’的人们”，“‘阿Q气’的人们”等等。鸣放开始后，有学员评论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的演讲都是毒草，他说：“也许几万年后会成为鲜花。”

对王谭的批判是7月中旬开始的。7月11日，校党委正式通知支委会对他的“错误思想”开展批判。从7月19日起，王谭所在支部开了两天半支部大会，批判他的思想“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王谭拒绝接受。27日早晨他对正在举行支委扩大会的十几位同志说：“我要向党声明，我的动机是好的，就是开一百次会我也要这样说。”“开全校大会，我欢迎；登报纸，我哈哈大笑。”“王谭是共产主义者，到哪里也要这样说。”“你们查吧！我王谭就是这样一块共产党员的骨头。”“毛主席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批判，如果说提意见等于攻击，又是系统性的、逻辑性的，我不能同意。”“说我放肆，我是在党内放肆；说我目空一切，狂妄自大，随便提问题，我五体投地；说我别有用心，这和我王谭毫无关系。”他声明除承认“目空一切，狂妄自大”外，对其他批判一概拒绝。在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面前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是王谭的可贵之处，也是他的可悲之处。他的声明被认为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从7月30日至8月15日，曾多次召开联支大会和全校大会，对他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王谭被迫在8月27日写出一份题为《一定认错，一定悔改》的检讨书，承认自己是“党内异乎寻常的不满分子”，“党内的老右派分子”，“反动透顶的反党分子”。他终于低下了那高傲的头。但他的检讨仍被批判为只不过是“三顶空空洞洞的大帽子”，“对自己的罪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因此，他继续在9月中旬召开的联支大会上受到批判。

另一个反右的对象是徐盈。徐盈在建国前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地下党员，入学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他被列为批判对象并最终被划为极右分子的根据有三：一是同储安平等人的关系；二是主张“新闻自由”；三是所谓“第三条路线”的思想。

在这三条原因中，第二三两条都是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最初的根据其实就是第一条。作为一个有地位的名记者，徐盈的交游很广，而同他最密切的则是储安平、浦熙修、徐铸成等。储、浦等曾夸赞他是“非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鸣放开始后，徐盈每个星期天回家，常常去探望储安平，无所不谈。7月1日《人民日报》点了储安平、浦熙修的名，作为他们的密友，徐盈的右派嫌疑也就确定无疑了。

徐盈的新闻观点，集中表现为“同人办报”和“尊重报人”。他主张恢复新闻出版事业的自由竞争，认为“党委审查，党组讨论，影响报纸的出版、发行及销路”。他认为今天的记者都“是小媳妇，到处碰钉子”，所以提出记者应当有采访新闻的绝对自由，不应受官方的约束和限制。他认为“同人办报”就是“文人办报”、“民间办报”，就是“由知识分子一部分人来办报”，“文人就像帝王时代的非臣子，站在皇帝对面的‘清议’。”他说：旧社会的同人报纸向反动政府“争取新闻自由，有进步作用”，“文人论政，好似第三条路线的人。”他还竭力提倡“尊重报人”，认为党对一些老报人安排不适当，使他们“有潜力不能发挥”，“过去记者的很多东西今天还很有用处。”

徐盈在解放战争期间除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主任外，还兼任《观察》杂志的特约记者，《新路》杂志的特约撰稿人。这两个杂志在当时是第三条路线的主要舆论阵地，徐盈这个时期在《大公报》和这两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难免带有第三条路线的痕迹。第三条路线是那个时代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股思潮，徐盈虽然是共产党员，但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有第三条路线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反右那样的政治条件下，它却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徐盈的一条“罪状”。

对徐盈的批判略后于王谭，批判徐盈的第一次全校大会是8月15日召开的。接着，连续召开了六次有五个支部学员参加的联支大会。在9月12日的最后一次全校大会上，徐盈被迫承认自己是“章罗联盟在新闻战线上反党集团的策划人和军师。”

在杨献珍、侯维煜的思想上，对普通班、新闻班这些经过长期斗争锻炼的老干部，还是采取尽量保护的态度的。7月22日，他们向中央书记处上报了四名学员的材料，其中初步确定划为右派分子的只有两人：王谭、徐盈。另外两名学员，因同情社会上的某些右派言论，被认为有右倾错误思想，应当适当批判，但不划为右派，杨、侯称之为“标兵”：一个是肖鲁，入学前是全国总工会海员工会国际部部长，另一个是王善玲（女），入学前是劳动部的副司长。报告上送后，邓小平召见杨献珍、侯维煜。在谈到肖鲁时，邓小平说：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倒过去了，那怎么行？他还说：你们高级党校学员中绝不会只有两个右派分子，反右刚开始，你们的思想不要右倾啊！

邓小平的指示，杨献珍、侯维煜别无选择地要执行。8月初，党内印发了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和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使全国反右斗争的规模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高级党校也加大了反右运动的力度。为了加强领导（同时也是为了分担责任），杨献珍、侯维煜从研究班选调了十来个学员，参加反右领导小组。8月17日，党委第48次会议初步确定，在全校各部班学员中划9人为右派分子，其中普通班4人（王谭、徐盈、赵节、高朗），新闻班2人（尤力、姚北桦），师训部3人（龙纯璋、沈锐、黄维忠）。

8月23日，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开会，讨论国家机关党委、全国总工会和高级党校三个单位的整风反右问题，杨献珍、侯维煜应召列席。出席会议的书记们批评了高级党校在整风反右的领导工作中的“右倾”思想。邓小平说：“肖鲁的问题，你们第一次上报他的材料时，中央就批准把他划为右派，你们怎么现在还在犹豫？”“如果这样的人不划为右派，党内就没有什么右派了。”“这样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样才像一个共产党员。”彭真则在插话时说：“现在的问题不是肖鲁是不是右派，而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中右的问题。”

在中央书记处的强大压力下，杨献珍、侯维煜不得不对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作出新的估计和部署，但他们在思想上仍然顾虑重重，在8月28日的党委第51次会议上，杨献珍说：“右派要搞出，但面不要太宽，既要从严，又要慎重，要保存元气。”

但是，既然像肖鲁这样的“标兵”已被突破，那么其他情况相似的学员就不得不跟着倒霉，原来作为右倾思想只须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现在很多都作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来斗争。以肖鲁为例，他的问题主要是对社会上鸣放的一些观点表示同情或赞成，如主张取消高校党委制，实行教授治校；主张从合营企业中撤出公方代表，让资本家去经营；同意给资本家20年定息；认为公布的胡风三批材料说服力不强；北大清华的有些大字报不好反驳；有些人可能是我们过去把人家整得太厉害了，因此他才出来发发牢骚。这些问题，本来都是作为右倾思想的典型来批判，但8月23日邓小平定性之后，问题便不一样了。肖鲁所在支部的支部书记惠锡礼在9月6日的全校学员大会上说：“经过进一步的深入揭发、批判和斗争，我们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进一步认识了肖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思想本质。我们支部的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肖鲁是一个党内的右派分子。”“肖鲁与社会上的右派气味相投，情感相通，一唱一和，互相呼应，这不是反党、不是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呢？”这里的“逐渐克服了温情主义”一句话，道出了学员们在肖鲁问题上的勉强和无奈。

从8月下旬开始，不仅在普通班、新闻班，而且在师训部和教职员工中，都进入了揭发批判斗争右派分子的高潮。9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布《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党内右派分子与党外右派分子配合，从堡垒内部向党进攻。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危害愈大。指示要求全党克服温情主义，不能姑息宽容，特别是对其中的老党员，更不能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个指示使高级党校的反右运动进一步升温。在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级党校完全成了阶级斗争的战场，很多重点对象在支部大会批判后，还组织三至五个支部的联支大会甚至全校学员大会来批判。这些学员究竟有什么观点，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批判，并且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呢？现在试举普通班几个“右派分子”的材料，来考察当年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丁景才（原为江西省农业厅副厅长兼农科所所长）认为：“解放以来工农业剪刀差扩大了”；统购统销卡得太紧，使农村副业萎缩；供销社“与民争利”，使农民收入减少，生活降低。他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如果合作化慢一些，规模小一些，增产就会多些”，“如果允许农民退社，百分之五十的农民都会退出”。他还认为“思想改造不能靠运动来解决问题”，“至今还有人认为胡风不是反革命，说明靠运动解决问题是粗糙的”。

刘汉仁（原为长春市检察院副院长）在1942年延安整风中曾挨整，对此十分不满，“一提起42年整风就气愤”。他说：“你们说42年整风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我看整风不整风照样打胜仗。”他认为“党内就是你搞我，我搞你”，“既然高岗的品质很不好，为什么要提拔他呢？”“三反运动只反了贪污浪费，没有反官僚主义，只有两反，没有三反。”“三反运动是以官僚主义来反贪污浪费。”他也批评农业合作化冒进，不应该反右倾保守思想。

石天行（原为江西省委工业部第二副部长）说：“几年来发生的左右偏差实在太大，损失太大，风都是从上面往下刮的，一级比一级大，不仅思想批判，而且要组织服从，不随风倒不行。这是一种片面性，根源在于‘好大喜功’。”“上面的缺点，都归结为情况的变化上，是辩证法；有了缺点和错误，只批评下面。”“头上长角不容易。不长角还好，长了角不仅会锯掉角，而且会掉脑袋。”他批评党内选举只搞“等额选举”，“不许活动，不许竞选”，是“形式主义”。他说：“党内有这样一些人，在中央反右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右的材料，反‘左’的时候，马上可以拿出‘左’的材料，并且还都有数目字！”

刘晓 （原为人民日报社农村工作部副主任）认为我们党内有个人崇拜，“把领袖偶像化，神秘化，以为领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可以独断专行，一切成绩归功于他，他说的都是正确的，他写的文章一个字也不能改。”所以他主张“要破除迷信，不要对杰出人物的革命领袖盲目崇拜；也不能把革命理论当作万应灵药。迷信革命领袖，迷信革命理论，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有些问题是毛主席一个人搞起来的。他想搞什么，就能搞起什么来。”“一个人的聪明是有限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也有错误。”他还认为《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不足以服人。鸣放开始后，他曾向别人推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

刘德（原中共宁波市委书记）批评“三反”运动“不符合群众路线”，是“大规模的逼供信”；批评中央在肃反运动中“对敌情的估计不够科学”，结果“加深了党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墙和沟”。他认为“中央缺乏自我批评”，毛泽东“有时火气太大，不冷静”，对这次整风运动的领导“要求过急，欲速则不达”，“又要犯错误”。

齐佩轩（原为财政部国际财务司司长）认为：财经会议的处理不公平；“八大”代表的选举不民主；国务院应有“党外副总理”；“合作化冒进了”；“当前农民生活困苦”，“工农生活悬殊”；“统购统销有副作用，农村老百姓普遍不满”。他主张要“有一个全国性的农民团体，好替农民说话”。

张生强（原为甘肃省定西专署专员）批评“肃反扩大化”，认为“搞运动就容易出错”。认为“1955年农业合作化冒进了”，“农村粮食紧张是人为的，应适当开放粮食市场。”他还说：党内缺乏民主，“没有人敢讲反面话。”

这些学员大部分是1938年前后入党的老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整风中所提的意见，是完全符合整风的精神和要求的。他们对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肃反、反胡风等问题的批评，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他们认为党内缺乏民主，毛泽东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更是恰中肯綮的切肤之言。这些不乏真知灼见的批评，表现了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关切和爱护，哪里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意味呢？可惜，他们最终都成为“引蛇出洞”的牺牲品。这是他们的悲剧，也是党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一个政党连有二十来年党龄的老党员的善意批评都听不进去，甚至对这些实际上都是优秀党员的批评者进行严酷的惩处，这意味着什么，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在雷霆万钧的政治压力下，丁景才（见前）和师训部学员陈友伟（原为华东师大讲师，中国革命史教研组组长）于9月16日、19日相继自杀。不久，10月10日，普通班学员杨赓（原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又自杀身亡。这些不幸事件丝毫也没有影响波涛汹涌的反右狂澜，运动的车轮继续滚滚向前。按照党内的传统观念，丁、陈、杨三人被视为党的叛徒，开除党籍。

进入11月以后，凡已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都已在全校学员大会或几个支部的联支大会上进行了揭发批判；还有一些被认为有右倾思想的学员也在支部或小组的范围内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运动已进入尾声的11月11日，周恩来到校向惊魂未定的学员作了关于国际形势和整风运动的报告。他在报告结尾时勉励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员好好改造，将来还可以回到党内来，为党工作。对于这些不幸的学员来说，这是一次充满悲凉的安慰。

12月4日，杨献珍代表校党委向全体学员作了关于整风反右运动的总结报告。共有63名学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的1530名学员的4.12%，其中普通班24人，新闻班5人，师训部34人。这些人全部都被开除党籍，行政职务则回原单位处理，一般受到降级降职处分。

学员反右结束时，工作人员的反右斗争也已基本结束，共有27名教职员被划为右派分子。参加学员整风反右工作的部分工作人员集中反右补课，到1958年4月才结束，结果又有5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至此，在教职员中共划右派分子32人，占参加运动的干部总数503人的6.4%。

1979年春节前后，胡耀邦以他的卓越胆识和大无畏精神为全国55万余名右派分子改正平反，高级党校学员和教职员中的右派分子无一例外地得到改正。但是，他们最宝贵的年华却都已经在社会最底层消耗掉了。反右运动使共产党丧失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社会上丧失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更大的损失是在全党全国范围内破坏了实事求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助长了一种谨小慎微、明哲保身的庸人哲学和谄媚事上、相互提防的恶劣风气，大大加强了专制的极权体制，以致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遗憾的是，反右、文革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后果和对党的腐蚀侵害，至今仍未很好扭转。这是横亘在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严重障碍。因此，总结从反右到文革的惨重教训，从中吸取有益的鉴戒，应成为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不能再讳疾忌医了。

2005年第9期 反张春桥的“胡守钧小集团”　作者：秦维宪

30多年前，“胡守钧小集团”作为上海民间第一大案，曾震撼过神州大地。

“一月风暴”打开了“文革”初期全面夺权的序幕，张春桥官运亨通，权倾朝野；但他做梦也未想到，暗中竟被一位小人物盯上了

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飚，成全了一批阴谋家“改朝换代”的狼子野心。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春桥，多年来在“好学生”柯庆施的教诲下韬光养晦，以展“宏图”。这时，张见时机成熟，伙同姚文元与江青遥相呼应，顺利地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并很快荣升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张春桥、姚文元平步青云后，猛然杀个回马枪，煽动上海群众造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反，妄图打倒陈丕显、魏文伯和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自己取而代之。1966年11月9日，上海一部分工人成立了“工总司”，在声讨“上海市委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的示威游行中横空出世，不久，相继发生安亭卧轨事件和康平路武斗事件。

11月11日，毛泽东指示张春桥乘专车抵安亭站。13日下午，上海工人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了“承认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5条意见。然而，上海市长曹荻秋深知张春桥在30年代的根底，一眼看穿他乘乱夺权的阴谋，遂公开表示，中央文革的“五条”是大毒草，“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作为拥护上海市委的“赤卫队”也提出“要张春桥回上海向人民低头认罪”。

但是，曹荻秋和“赤卫队”压根儿不知道毛泽东支持夺上海市委的权。

1月4日，毛泽东委派张春桥、姚文元抵上海处理文革大事。次日，“工总司”、“红革全”等众多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在《文汇报》联合发表向上海市委进攻的《告上海人民书》。8日，毛泽东表态：“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9日，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了《告上海人民书》，《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自此，“一月风暴”拉开了全国夺权的序幕，张、姚一步步登向上海第一、第二把手的宝座。

这时，复旦大学内无书可读的大学生们好奇地望着天翻地覆的人间荒诞剧。他们尤其关注在台上的风云人物，胡守钧仔细翻看刊有张春桥讲话的传单，陷入沉思之中。张春桥何许人也，他为何要支持“工总司”？他又为何迫不及待地欲取上海市委而代之？

胡守钧1944年出生于长江边上的一个沙洲，并在那儿度过了苦难的童年。60年代中期，胡守钧从武汉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随着视野的开阔，他的思维方式也有了变化，凡事喜欢“反着想”。38年后，花甲之年的胡守钧冷静地说：“在‘一月风暴’中，我首先炮打张春桥，并不是什么先知先觉的圣人；对张春桥的狰狞面目，有一个从怀疑、反感到抵制的过程。”

张春桥自吹自擂，叫嚷毛主席同意他当上海人民公社第一书记，终于激怒了“孙悟空”。于是，大上海刮起了一场翦除妖魔的风暴

胡守钧将自己怀疑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想法讲给同学们听，他还跑到上海市图书馆，查阅30年代的报刊。当他们掌握了张春桥的历史材料，以及他阳奉阴违的多次讲话后，一致担心毛泽东没有识别身旁的奸佞。

1967年1月22日晚，胡守钧碰上一位刚从市里回校的同学，听说张春桥、姚文元当晚9点接见造反队和红卫兵组织代表。胡守钧拉住这位同学混进了接见会场。

会上张春桥大吹了一通“文革”的大好形势，布置了一番继续向基层夺权的“战斗任务”，突然话锋一转：“同志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下个月，上海就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啦，这是继巴黎公社之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伟大创举。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非常支持，他老人家同意我当公社的第一书记，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这是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器重啊！”话音一落，全场炸开了锅。胡守钧和那位同学极为反感，愤怒地看着这幕闹剧。

1月23日凌晨，上海市区的主要街道，刷满了“坚决拥护张春桥同志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同志当第二书记！”的大幅标语。

与此同时，胡守钧也在紧急行动，他对同学们说：“张春桥一旦得逞，上海将暗无天日，我们必须将他拉下马！”他们迅速制定了上街刷标语，炮打张春桥的战斗方案。最后，大伙提出下款署名时，胡守钧说：“咱们就叫孙悟空吧！”

是日夜晚，寒风呼啸，胡守钧等人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开向北站、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凡是看到有拥护张春桥、姚文元的标语，便针锋相对地贴上“坚决反对张春桥当上海第一书记、姚文元当第二书记！”“警惕反革命两面派！”等标语，后面一律署名“孙悟空”。瞬时，上海形势发生逆转，一场山呼海啸般的倒张运动，在上海拉开了帷幕。

“孙悟空”在复旦两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并决定在人民广场举行全市倒张大会；张春桥狗急跳墙，派出特务和军队，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使“孙悟空”们抱恨终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倒张运动，犹如利剑直刺张春桥、姚文元。张春桥找来了游雪涛（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要他密切注意这两天发生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事件。

“孙悟空”的行动在全市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许多红卫兵组织在推波助澜，将倒张运动推向高潮。复旦这时成立了炮打张春桥的总司令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蜂拥而至。1月26日深夜，他们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揪徐景贤计划。1月28日凌晨1时，大学生们抓住了徐景贤押到复旦去看大字报，并逼他交待张春桥的阴谋。

张春桥获悉徐景贤落到红卫兵手里，马上派全副武装的军队去企图抢回徐景贤。

张春桥的强硬手段，激怒了“孙悟空”和其他红卫兵组织。当天晚上，倒张掀起第一个高潮。一部分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展览馆咖啡厅围攻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不仅揭了张春桥30年代化名狄克攻击鲁迅的老底，而且痛骂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反动文人和叛徒。那个岁月讲究历史清白和红色血统论，这两炮轰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要害。

与此同时，“孙悟空”在复旦大学召开20000多人参加的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胡守钧作为“孙悟空”首领作了重点发言。他历数了张春桥的丑恶历史，剖析了张春桥的两面派嘴脸后说：“同学们，张春桥是个铁腕人物，我们反对他可能会坐牢的，你们怕不怕！”

“不怕！我们愿为真理而献身！”全场高唱毛主席语录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并在胡守钧带领下宣誓“不打倒张春桥誓不罢休！”

1月29日晚，复旦大学再次召开炮打张春桥大会，这天外校来了更多的大学生。胡守钧在会上号召全市各群众组织抛弃一切分歧，共同对敌。会上决定，联合上海各高校学生，30日在人民广场召开30万人的全市倒张大会。

可是，“孙悟空”及其他高校学生的行动，全被混入复旦的游雪涛“扫雷纵队”侦察到手，并连夜向张春桥汇报。张春桥亲自拟写了“文革”中唯一的“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与北京的王力联系，王力迅速征得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的同意，于30日凌晨5点向上海发电：“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姚文元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张目，一切后果应由反张春桥的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使全市大会毁于一旦。

顿时，张春桥、姚文元无比兴奋，王洪文调动大队人马包围复旦，抢回了徐景贤。徐景贤一自由，马上反扑，指挥宣传车开上街头……

“文革”初期，由“孙悟空”发端的可歌可泣的炮打张春桥运动，就这么悲壮地被镇压了。

张春桥公开表示，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背后却指示徐景贤秋后算账。于是，“清队”和“一打三反”，仿佛两条凶猛的毒蛇，死死缠住了胡守钧

张春桥扫除了飞黄腾达的障碍，2月5日，在人民广场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张春桥任上海市人民公社第一书记、姚文元任第二书记。后因毛泽东反对这个称呼，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徐景贤、王洪文等因“功勋显著”，也荣升副主任，其他保张春桥有功之人，全得到了升迁。

张春桥多次在公开场合假惺惺地表态，不追究炮打者的责任，暗中却等待时机，欲把“孙悟空”置于死地。

1968年春，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清理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运动，把中国人民推向更深的灾难之中。张春桥暗示徐景贤：“特别不能让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漏网！”徐景贤心领神会，立即组成了“03”专案组，开始搜集“孙悟空”去年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胡守钧被他们列为“复旦头号变色龙”。

风声一天天紧起来，“孙悟空”的许多成员都潜往外地避风头，胡守钧也乘客轮溯长江而上，去名山大川踏青。4月6日，胡守钧获悉复旦的学生安然无恙，旋悄悄回到上海，他刚踏进市郊一位“孙悟空”成员家门，就被埋伏已久的“革命群众”五花大绑押回复旦，宣布隔离审查。

胡守钧被囚的“牛棚”是一间学生宿舍，一张双层铁床，床下躺着一条乌黑的铁链，墙上溅着斑斑血迹。几天前，哲学系的一位教师就在这里被活活打死。“清队”期间，复旦有几百名师生遭囚禁，胡守钧耳闻目睹好几位学生被逼自杀：5月的一天深夜，对面楼上一个学生跳楼自杀，可偏偏折断了腿，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久久地回荡；几天后又一位学生跳楼轻生，整个头颅陷进了胸腔……

由于胡守钧是市里的要犯，对他的看管格外严，专案组成员对他进行车轮大战，妄想在精神上摧垮他。然而胡守钧抱定宗旨，炮打张春桥没有错，自己不是反革命小集团头子。于是，他要么沉默，要么在纸上抄毛主席语录，权当“交代”。

胡守钧开始设法逃走。7月的一天黄昏，胡守钧上厕所，一位专门守候的同学趁看管人员不备，偷偷塞给他一个纸团，上面写着帮他逃走的方法。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胡守钧说要去锄草，避开看管人员，溜进楼后的乱草堆里。然后迅速钻过篱笆，把衣服举过头游过臭河浜，爬上岸疾步奔向对面汽车站，等候的同学给了他一笔钱和粮票，胡守钧上车离开上海，躲在江苏阳澄湖畔一个农民家里，又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流亡。

1970年初，全国开始了骇人听闻的“一打三反”运动。当时，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共九大之后，荣升政治局委员，留在北京搞“文革”，他们担心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再次“后院起火”，遂下决心将“孙悟空”一网打尽。

张春桥明确指示徐景贤：复旦是上海这次运动的重点单位，由徐景贤、王秀珍等亲自抓。徐景贤等立即发动“群众”，大揭大议，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解放日报》、《文汇报》于2月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文章云：“有些同志往往只注意历史的反革命，不大注意现行的反革命；只注意公开的活动，不大注意地下的阴谋活动。老的反革命分子打下去了，还会有新的反革命分子长出来。……”35年后，我们再看这些文字，可以明显看出是徐景贤操纵舆论，针对“孙悟空”的。

“孙悟空”的“元凶”胡守钧尚未落网，张春桥明确表示“我一天看不到复旦的消息，就一天睡不着觉啊！”

是年春节，姗姗迟来。胡守钧因长年在外流浪，不知道上海已布下天罗地网，他于大年初三返回上海，与一位同学在市区吃罢晚饭，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复旦，刚进校门，就被一群工宣队员抓获，宣布隔离审查。这次，胡守钧被单个关在一间小房里，门窗钉上铁条，看守人员全是三代红出身的工宣队员、军宣队员和文攻武卫队员，他们互相监督，谁也不与胡守钧讲话。一日三班倒，每班6人，18条大汉看管一位手无寸铁的学生。

胡守钧落网后，“孙悟空”的其他成员一一被五花大绑地从各地押回复旦。徐景贤兴奋得赶紧向张春桥、姚文元汇报战绩，并在他们的指示下，正式将“孙悟空”打成“胡守钧小集团”，在上海作为头号现行反革命，交予全市揭发、批判。

徐景贤在胡守钧被关后一个月，召开了专案人员会议，讨论给“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定什么罪名。会上在徐景贤的提示下，胡案的罪名上升到反毛主席。那年月反对毛主席是要砍脑袋的，不久前，上海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就在人民广场宣布几名反对毛主席的青年被判处死刑。

专案人员秉承徐景贤的旨意，直扑胡守钧宿舍，将他从中学起开始写的日记笔记、私人信件和照片悉数抄出，选出其中“过硬”的材料。胡守钧在大学一年级时的一篇日记，大意是说学习了《马列学习方法》一书，深为导师锲而不舍的学习意志所感动。反省自己的学习缺乏毅力，一事无成。末了他在日记下面画了一把宝剑，右边写下了“宝剑作证人”，注明《马列学习方法》读后有感。这分明是一句自勉的话，专案人员却硬说胡守钧杀气腾腾，欲取伟大领袖毛主席而代之。胡守钧在黄山天都峰拍了一张照片，背面题了“踏遍天下奇峰，赏尽人间佳景”，中间是“行万里路”。这便成了他模仿希特勒、拿破仑，要站在地球仪上，妄图霸占全世界！此乃徐景贤亲笔题的按语，在当时名噪天下。

专案人员还向“孙悟空”其他成员发动袭击，抄出一本《暗房摄影技术》，就说他们在研究“暗杀技术”；同学之间的私人信件，便被定为“特务单线联系”；有人谈论汽车号码，就是要“暗害中央首长”；有人报名去军垦农场，就是“打入军队刺探情报”……一时，讨胡的战报、通令、大字报满天飞。上海市委还专门印发了20多万份《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罪行材料》，全上海所有的单位，均卷入了这场大批判。

胡守钧及其同伴，断然逃不脱更大的厄运。

1970年10月20日，上海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声讨大会，胡守钧被逮捕；1975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10年徒刑。张春桥、王洪文原打算杀掉的“元凶”死里逃生

胡守钧被隔离后，在8个月中被批斗了二百余次，每天吃饭、睡觉前，看管人员逼他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稍有不服，即拳打脚踢。徐景贤还下令全市各单位组织群众去复旦参观批胡展览会，看大字报，学习斗争经验，回去便揪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成了反革命的代名词。

转眼秋天到了。一天上午，市里来了一位“大人物”审讯胡守钧，要他老实交待罪行。

“我没有罪”，胡守钧昂首大声回答，“我就是炮打过张春桥，这是公开的秘密，全上海无人不知，用不着交待。”

“你真是个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啊！”

“反对张春桥，不是反革命。如果你们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只要活着，就要告你们！”

“放肆！”“大人物”拍桌站起吼道，“你别做梦，现在杀人权下放到省市一级了，用不着报中央批的。告诉你，不用公判，从隔离室拉出去就可以杀掉！杀了你，看你告什么状？”

神秘的“大人物”归去不久，张春桥从北京来电，指示上海方面召开公审胡守钧大会。10月20日下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江湾体育场举行40万人讨胡大会，全市各大学、中学、电影院、剧场、音乐厅、俱乐部作分会场，上百万人听拉线实况广播。

遍体鳞伤、脸色苍白的胡守钧被押往会场。沿途戒备森严，会场内外更是布满了军人、警察、民兵，两个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汉，押着胡守钧做着“喷气式”奔上示众台。

大会主席台上坐着张春桥麾下的大将马天水、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等等。有上海头面人物压阵，工、农、兵、红卫兵诸界革命群众“代表”一个个跳到台上声讨“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滔天罪行”，强烈要求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胡守钧逮捕法办。接着，一位公检法“代表”展开一方白纸，厉声宣布逮捕令。两个警察对胡守钧上了手铐、脚镣，拖上囚车。王洪文望着胡守钧的背影，情不自禁地呵斥：“哼，这就是反对春桥同志的下场！”会后，张春桥欣喜若狂地称赞爪牙们，说这次公审大会开得好！

胡守钧被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整整关押了5年。奇怪的是判决迟迟不下来，胡守钧不知道张春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在监狱里过着度日如年的非人生活。与胡守钧关在一个“铁笼子”里的是个青年知识分子，他因忍受不了折磨，神经错乱了，白天，他呆呆地抓着铁杆，悲哀地叫爹喊娘，黑夜，他爬在地上发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啸叫声，更要命的是他天天用一只袋子装自己的大便，然后咬着在地上一圈圈爬，涂得满地都是……

“同是天涯沦落人”，胡守钧一方面悉心照顾难友一方面锻炼身体，看书、思考学术问题，用牙膏皮做工艺品等，以保持强健的体魄和健全的思维。

在这段非凡的日子里，胡守钧差点被杀头。

张春桥一直将胡守钧作为自己的心腹大患，曾密令爪牙枪毙他。然而，即使当时没有民主与法制，但形式上的判决程序还是要的；也多亏了有一些正直之士，尽力保护过胡守钧这样的政治犯。当时，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案上，曾提出过异议，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承办人员甚至反对判刑。消息传到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那里，他们声色俱厉地训斥承办人员：“胡守钧反对春桥同志、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当诛，现在判他10年徒刑是少的了。你们顶着不办，是什么立场？这是违背十大政治路线的！”（这时中共十大已开过，张春桥荣升政治局常委）

马、徐、王的高压，市高级法院如何抵挡得住？1975年5月，胡守钧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10年徒刑，旋被关进上海市监狱。胡守钧被判后天天喊冤，高呼自己反对张春桥没有错。

1976年1月，胡守钧被押送安徽军天湖劳改农场。胡守钧身穿单薄的衣衫，戴着手铐，在风雨交加的隆冬，走向皖南山区。途中，胡守钧满腔悲愤，口吟《西行》词一首：

水寒山瘦气萧森，

云暗日蔽天低沉。

恨难消，愁更深，

风声雨声欲断魂。

千古奇冤无门诉，

国事家事岂堪闻。

翘首望断天涯路，

天涯路，何处是归程？

胡守钧在军天湖劳改农场，边承受重体力劳动“改造”，边写了洋洋数万言的申诉材料，但都石沉大海。一晃9个多月过去了。一天中午，胡守钧看到管教人员随手扔掉的一张《安徽日报》，发现新闻中中央领导人有了变化，于是又一遍遍写申诉材料。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一公开，胡守钧就呈送了一大袋申诉信。胡案因影响太大，复旦党委协同公安局和法院，联合调查了两年，直到1978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重新审理才确认：“胡守钧纯属反对‘四人帮’而遭受政治迫害。宣告无罪，恢复名誉，予以彻底平反。”被关押8年之久，九死一生的胡守钧又回到洒满阳光的复旦校园。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这一大冤案，涉及面之广，受牵连者之众令人吃惊。直接与“孙悟空”炮打张春桥有关者近千人；上海各行各业揪出的“胡守钧式的反革命”、“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小集团”不下万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美学家蒋孔阳是突出的一例。1968年，胡守钧因认识蒋孔阳的女儿，去他家借过几本书。当胡守钧“案发”时，蒋孔阳被作为“长胡子”的阶级敌人，他的家被指控为“孙悟空”的黑据点，蒋孔阳被隔离审查。胡守钧平反后，大批受牵连者一一找到胡守钧，要他提供证明材料，供自己平反之用，胡守钧一时应接不遐。其实，胡守钧与这些人素昧平生。甚至近几年他去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居然还有人告诉他，自己曾因胡案而坐了几年牢。

胡守钧在武汉的全家成了大反革命家属。胡守钧被隔离后，他的老父亲被赶到襄阳农村，唯一的妹妹去孝感插队，因为有个反革命哥哥，她成了集体户中最后的留守者，与之为伴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家中只剩下胡母一个人，老房子实在住不下去，被迫从汉口搬到武昌。可是不久胡守钧的反革命判决书寄到了新居的里委会，胡母不得不第二次搬家，孤独地蜗居在一间破屋里，整天流着泪想儿子，差点哭瞎了眼睛。在胡守钧被关的8年中，他一次也不忍心叫父母去看自己，也不敢直接给家人写信，怕信封上那刺目的寄信人地址，会给家里招灾惹祸。多亏了汉口老家的邻居小魏，胡守钧的每封家信都由他代为转送给胡母。胡守钧一出狱，第一件事就是用他平反的补助费，买了套当时十分紧俏的中学自学丛书寄给小魏，以表达对这位患难之交的由衷感激。

历史，终于翻过了沉重的一页。今天，当中国在奔向现代化之际，每一个有良知有民族尊严有人道精神的中国人，都在反思那场民族浩劫，探索民主与法治的艰难道路，从而永远杜绝这类悲剧在中华大地重演。

3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阶下囚今天是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专家、著名的社会学家胡守钧教授。

2005年第9期 我为张学良将军送葬　作者：阎明复

编者按：

今年10月15日是张学良将军逝世四周年。为缅怀这位“千古功臣”，我们特发表阎明复的这篇回忆。阎明复的父亲阎宝航是张学良将军的挚友和幕僚。张将军在美国定居后，阎明复和他的姐姐阎明光曾多次去夏威夷看望张将军夫妇。

2001年9月底，从报上看到张学良将军患肺炎住院抢救的消息，我们全家十分着急。后来又听说老人家的病情有所缓解，大家都为之欣慰不已。然而，10月12日清晨3时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原来是张将军的公子张闾琳打来的，说他父亲病危，希望我们能去夏威夷。接着他又发来传真，希望阎明复和吴克良能到夏威夷和他们一起渡过这段艰难时间。

我的父亲阎宝航过去在东北军工作，和张将军一家私交甚好，两家关系也非常亲密，所以我们自小都以子侄辈尊称张将军夫妇为大伯、大妈，对闾琳、闾瑛也以同辈相称，宛如家人。

自10月12日以来国内报纸上不断报道张学良将军病情恶化的消息，不少将军旧部的子女、东北元老的后代及北京校友会的校友都纷纷打电话向我了解汉公的病情。我告诉他们我将去美国看望张大伯，他们都要我转达向将军的问候。

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张学良大伯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十分悲痛。汉公的亲朋好友的后代和东大的老校友又托我带上他们的挽联、唁电、挽带等以表达他们对汉公的悼念。

16日我们拿到美国的签证和机票，上午明光三姐也从上海飞抵北京。下午我们去三○一医院看望了吕正操老人。吕老已96岁高龄，身体很好，只是腿脚走动不便。我告诉他明天我们就动身去参加张学良将军的葬礼，吕老托我们向汉公的亲属转达他的慰问，希望将军在国外的亲属常回家乡看看。

10月17日下午2时50分我们乘坐日航班机去东京，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上午9时许安抵夏威夷，下榻希尔顿酒店。当天下午，闾琳来看望我们。闾琳和我同岁，都是1931年出生的。1936年他父亲发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才六岁多。为了避免发生不测，将军把他送到国外，一去多年，没有学习中文的机会。因此他不会说汉语，我们谈话时，由克良翻译。闾琳向我们介绍了追悼会和葬礼安排的情况，接着我们又一起去假日酒店，看望下榻在那里的汉公的大女儿闾瑛大姐，她是大伯和于凤至所生，那年已80多岁了，但身体健康，思路敏捷，我们向她表达了亲切的慰问。随后，我们同闾瑛大姐又一起乘车去张学森家。学森是张将军的五弟，我们称他五叔。五叔一家住在夏威夷，他的女儿闾蘅、闾芝平时就照顾大伯、大妈的生活。特别是闾芝为了照顾两位老人，辞去了在台湾的工作。闾蘅住在香港，但经常回夏威夷看望大伯、大妈。闾蘅还是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在五叔家谈了很多，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国内各界熟悉和知道大伯的人，在闻听噩耗后举行各种悼念活动的情况。

当晚，我们又和赵荔女士共进晚餐。赵荔是赵一荻夫人的侄孙女，多年来一直照顾两位老人。赵荔向我们介绍了丧事安排的情况：公祭仪式在夏威夷波扶域殡仪馆举行，由台湾的周联华牧师主持。周牧师是大伯的老朋友，在台湾的时候，大伯、大妈同蒋介石老先生夫妇同在凯歌教堂作礼拜时，就是周牧师主持的。

据了解波扶域殡仪馆比较狭窄，无法悬挂挽联和挽幛，而我又从国内带来不少将军的亲朋好友为表达对将军的哀思书写的挽联、挽幛。于是，我同闾瑛姐弟商量，提出我想请汉公家属共进晚餐，借晚餐的机会举行一次追思会。这个建议她们认为非常好。当天下午我们就到花店订了七个花圈，分别代表杨尚昆主席的子女杨绍明、杨李，张治中将军的公子张一纯，张学良将军的二弟张学铭的夫人及亲属，高存信将军的夫人白竟凡及亲属，东北元老的后人和阎宝航的子女。接着我们又赶到阿拉蒙饭店的皇苑餐厅预订了22日晚上举行晚餐的餐厅和供追思会用的一座可容纳50多人的大厅，将我们从国内带来的挽联、挽幛展示在大厅里。

19日中午，我们又同大伯的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她的女婿贾八一、儿子张超群共进午餐。席间八一谈到张汉公生前最后一段日子的情况。八一说，他从10月4日起就一直守护在老人身边，在这之前老人身体一直很好。5月大伯101岁寿诞大家向他祝贺时，他还谈笑风生，精神很好，宴会上唱了一段京戏“武家坡”，回家后兴犹未竟，又唱了一遍。八一说，我岳母回北京去，临行前请大伯为她题字，老人爽快答应了，拿起笔来写了“爱人如己”四个大字。谁知这四个字竟成了将军一生的绝笔。

后来，八一告诉我们，张将军住院的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支付，开始抢救时住在特护室，拔管后就转移到普通病房。病房很小，只能放一张病床和几把椅子，有人来看望他时，还得移动椅子才能靠近他的床前。这家医院条件比较差，赵一荻生病时也住在这家医院，发烧三天都没有人发现。这次张将军住院，护士沈萍曾建议换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没有被采纳，只好仍然送到这里。

19日晚六时，甯恩诚的女儿甯克勤、克莉邀请我们到她家共进晚餐。专程从沈阳来夏威夷参加汉公葬礼的东北大学校长赫冀成、副校长王宛如也参加了晚宴。席间，大家回顾了甯恩承老人为东北大学的复校费尽了心血，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甯老的努力，东大复校是不可能的。赫校长介绍了东大师生沉痛悼念张学良老校长的感人情景，并说他们带来了追悼会的录像光盘、照片、东大师生们送的挽联、挽幛，以及他们准备在校园中修建的汉公纪念堂的设计草图。他们还赶印了有老校长肖像的纪念封。

22日下午6时左右，张学良将军追思会在阿拉蒙安娜饭店的会议厅举行。从各地专程来夏威夷参加葬礼的汉公的亲朋好友，闻讯赶来采访的《世界日报》、《星岛日报》、《联合报》的记者，共50多人。

追思会由我主持。我说，张汉公逝世的噩耗传来，家乡的父老乡亲、汉公生前亲朋好友的后代无不万分悲痛。大家纷纷托我向汉公的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追思会上东大赫校长介绍了学校师生对老校长的深厚感情，并播放了来夏威夷之前赶制的反映学校师生悼念老校长的光盘，只见伴随着沉重的哀乐声，一队队老师学生到老校长遗像前三鞠躬，看到灵堂外挂在树上的一排排学生亲手做的千纸鹤时都泣不成声。赫校长还展示了东大师生送的挽幛，把东大师生悼念活动的相册送给了张闾瑛，并把专为老校长逝世印制的纪念邮资封分送与会的全体人员。赫校长还介绍了学校准备修建的汉卿馆的规划。王副校长向大家宣读了我们带来的东北乡亲的唁电、挽联，其中有张将军生前友好、东北爱国志士子弟连夜制作的挽联“千古青史铭伟业，万里神州盼归魂”，以及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的挽幛“功勋盖世天下同悲，名垂青史光启后人”。谢雪萍夫人向张闾瑛转交了沈阳大帅府纪念馆悼念汉公的长幅书卷。接着，闾瑛和闾琳先后代表家属讲话，对东北父老乡亲真情地悼念父亲表示深切的感谢。

参加追思会的林渊泉回忆说，张老先生1946年刚到台湾的时候，看守宪兵有100多人。他是1948年被派到先生身边的，当时十八岁。那时对张先生看管很严。他有时陪先生时间长了，就会受到长官的训斥和询问。1988年张先生恢复自由之前，看守他的宪兵吃饭的时候还有四桌人。林渊泉跟老先生50多年，直到他离开台湾。林渊泉说，张老先生十分怀念家乡，曾经有三次提到要我陪他回大陆。第一次是1992年在台湾时说的。第二次是1997年我来夏威夷看望他时，他叫我单独推轮椅陪他到外边散步，他用手指着大海对面很远的地方说，我想去那边，你陪我去。第三次是1998年，他在散步的时候又说要去大陆看看。只是夫人怕他身体不行，一直未能如愿。林先生还说，张学良老先生常常讲起东北大学，说办大学不容易，沈阳现在还有东北大学，想回去看看，看看东北家乡。在大伯身边工作7年、负责照顾二位老人生活起居的护士沈萍含着泪水回忆说：老人家非常爱学习，每天都要我给他读报、读杂志。他还非常关心人，每次推他坐轮椅出去散步，遇到路边有椅子的地方，他就要停下来，让我坐下歇会儿，怕我累着。老人家对东北大学很有感情，散步的时候，特别戴上东大送给他的有学校标志的遮阳帽，常常说想回家乡看看。

10月23日清晨7时左右，天空晴朗，却出现了一道漂亮的彩虹。我赶快拿相机拍下这一奇景，心想这是为汉公最后送行的壮观一幕。上午8时半我们乘车到夏威夷波扶域殡仪馆。公祭大厅呈“八”字形，中央安放着张汉公的紫铜棺。棺木上摆着衬托在白色的满天星花丛中由101朵深红色玫瑰花编织成的大花圈，花圈的飘带上写着“献给我们的亲爱的父亲和祖父”。大厅的两面墙边摆放着上百个花圈，左侧放着江泽民主席敬送的花圈，旁边依次摆放着李瑞环、王兆国、何鲁丽、吕正操、万国权、孙孚凌及中国驻美大使馆和国内有关人士、单位的花圈。灵柩右侧依次摆放着蒋宋美龄、蒋方良、陈水扁、吕秀莲、连战和连方、张俊雄送的花圈。公祭大厅左侧座位前几排大都是国内来的客人，右侧前排就坐的有蒋老夫人的代表、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台湾政府代表田宏茂一行等。

9时30分，几位殡仪工作人员将紫铜棺的前半部分的盖子打开，张学良将军的遗容呈现在眼前。将军安详地躺在白色丝缎镶衬的棺中，身着深蓝色的西服，这是他一百岁生日的时候，赵夫人亲自给他买的，系着红色的领带，头上戴着赵夫人亲手钩织的朝夕不离的黑色无沿帽。将军遗容平静。公祭开始，张将军的50多位亲属在灵柩前排成五行，按照中国的习俗跪下行三叩礼。应邀参加追悼会的客人们先后到灵前向将军鞠躬告别。中国政府代表、中国驻美大使馆临时代办何亚非一行专程从华盛顿赶来，在将军的灵柩前三鞠躬，表示悼念并向闾瑛、闾琳等家属表示慰问。我和明光、克良也走到灵柩前，代表家父阎宝航的亲属向大伯三鞠躬，表达我们深切的哀思。10时，公祭大厅大门打开，有近500名自愿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先后走进大厅，向张学良将军的遗体鞠躬告别。他们中间有白发老人，有来自中国年轻的学子，有华人，也有外国朋友，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也有团体的代表。我们的老朋友、孙科先生的亲属陈志昆老先生和夫人也来了。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位衣着朴素的华人青年，手捧素白色花朵的小花盆，将花盆献到汉公的灵前，深深地鞠躬默哀，久久不愿离去。

10时50分，周联华牧师宣布公祭仪式开始并进行祈祷，唱圣歌，证道致词。周牧师请女歌唱家唱圣歌“无上的恩典”后，大家起立唱圣歌“万古磐石歌”第一和第三段。唱毕，汉公的长女张闾瑛致答谢辞。她说：“今天这么多嘉宾到这儿为家父送行，家父在天之灵看到一定会很喜悦。我要说对主的感谢，也对各位朋友的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安慰。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接着闾琳用英语说：“今天大家都说我父亲是个爱国无私的人，我要说的，是他的另一面。我知道我父亲是一个热情和有爱心的人。他说他当不了医生，就是因为看不了别人受苦。他看到小孩就很喜爱，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孙子都很爱。所以大家也都爱他。家里人感到他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幽默的和有爱心的老人。”随后，周牧师宣布公祭仪式结束，家属们走到紫铜棺前，向老人家三鞠躬。殡仪馆工作人员将棺盖合上封棺。汉公的孙子扶灵送上灵车。

夏威夷的东海岸，有一处绿树覆盖、青草如茵的幽静地方，三面环山，面向大海，这就是著名的神殿之谷纪念陵园。张学良将军的五弟张学森就安葬在这里。三年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夫人亲自到这里选定了一个坐西朝东的地势极好的山坡。北面不远有一座寺庙，不时传来庙里的钟声。两位老人决定买下这个小山坡，修建一个墓地，作为两个人相依半个多世纪的最后归宿。他们相约，不论谁先走，对方都要经常来看望。为此，从墓地的大门沿着山坡修了一段宽三米、长十五米的可以行驶汽车的路，通到十平方米左右的平台。平台的南壁上刻着圣经中的一段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沿着平台的西侧、南侧的山坡修了一条轮椅可以行走的小道，一直通向更高的、面积约有十平方米的第二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西面坡上竖立着一个白色的十字架。平台西侧有一个长方形的石桌，石桌下面就是通向墓室的石门。两年前，即2000年6月赵夫人先行安葬在这里，今天，汉公正向这里走来，和夫人同归一处。

中午一时许，一辆白色的灵车在长长的车队的护送下，缓缓地驶进陵园，停在墓地的大铁门前。周联华牧师和汉公的儿孙们站在车道的两旁，殡葬工人抬着铜棺，沿着坡路缓缓走到墓室前的灵堂。汉公的灵柩前和沿着山坡的小路两侧都摆放着他的家人、亲属和各界人士送的花圈，从坡下一直延伸到墓地。铜棺放置在平台上后，老人的子女、亲属和送殡的人又一批一批的向灵柩鞠躬致意，直到殡葬工人把汉公的灵柩移放到墓室、安置在赵一荻夫人的棺木旁，葬礼才宣告结束。当我们离开陵园时，依依不舍地回头张望，突然一个遐想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从山坡上最高处张将军和夫人长眠处的平台，一直沿山坡往下走到大门，弯曲的坡道像“张”字偏旁的“弓”字，而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如今都长眠在“弓”字形的墓地里，不正好汇合成一个“张”字吗？似乎是在提醒世人永远不忘这里是张将军的长眠之地。这个突然的遐想使我们这些怀着对汉公无限悲痛思念的人，又为两位老人在历尽悲壮坎坷的人生之路后，能拥有这样一处安静祥和、山海交融的吉祥之地作为他们的长眠安息之所而感到一丝欣慰。愿两位老人在天之灵安息。

10月25日早晨，闾琳夫妇又来酒店看望我们。我告诉闾琳，东北乡亲十分怀念汉公，那里也是你们的家，家乡父老对汉公遗物非常珍惜，这些遗物都是属于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妥善处理保存，不要让它流失。闾琳表示非常感谢我们的提醒，说这几天已经有不少人都希望能得到汉公的遗物作为纪念，他说，他们会珍惜妥善处理的。他又说，老人生前生活十分俭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生前用的家具已送给当地老人院，追悼会上悬挂的一张将军的遗像是闾琳儿子用电脑把他爷爷几张照片合成的，有纪念价值，他托我带回国内转送东北大学。闾琳还说，他母亲生前在浙江省有一块地产，杭州市政府也曾发给她“土地所有证”，这次也将复印件交给我，请有关机关帮助处理。分别时，我再三对闾琳说，明天我就要回国了，大伯虽然走了，希望你们能经常回家看看。

10月26日早晨8时我们离开夏威夷回国了。短短几天，在这里我们经历了无限悲痛与哀思，永别了，敬爱的大伯和大妈！

2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明光三姐去看望了吕正操老人，向他汇报了参加张将军葬礼的经过，其中谈到我对汉公同国共两党关系的看法。我说，张学良将军是国民党领导下的高级将领，现在台湾的民进党执政的政府都承认这个关系，对于他们来说，张汉公是国民军的退休将领。这样看才能理解，为什么汉公去世后台湾政府颁发了对他的褒奖令，并派出代表出席汉公的葬礼。而对于我们中共来说，张汉公是我们的亲密朋友，被我们誉为“千古功臣”，但从党的政策角度来看，他只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吕正操老人没有直接答复我的话，但是他说了一句：“张汉公是共产党员。”因为我没有看到过确实的材料也不好回答。海峡两岸的出版物上都有过关于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报道。我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时，主持东北军党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曾对我说起，关于张学良将军是不是中共党员的问题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知道这件事的毛泽东、周恩来、李克农都已去世，尚健在的只有叶剑英同志。宋黎曾经就这件事去访问过叶帅，宋黎说，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宋黎把和叶帅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装进一个信封，放在保险箱里。宋黎说，等我死以后再拿出来交给中央。我问他，（下转第53页）（上接第19页）为什么现在不报告中央呢？他说，现在张汉公还健在，我们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他，他是中共党员的事绝对不能传出去。

1995年夏天，肖蓉同志要我去莫斯科查找她父亲邓小平同志三十年代在苏联学习时的档案。因为得到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先生的协助，我得以访问了莫斯科的所有档案馆。在位于前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的苏共档案馆里，我偶然发现了1936年12月初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一份电报。电报是共产国际关于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答复。电文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自己的队伍，但是应该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而不应该靠吸收军阀入党来发展。这就是说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不同意中共吸收张学良将军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重大的事情都要向共产国际请示，吸收张学良将军入党是重大事件，当然要请示了。由此可见，张将军当时希望加入中共，中共中央也同意吸收他入党，并报告了共产国际，但遭到共产国际的否决。至于结果如何，那只有等待将来宋黎和叶帅谈话的记录揭密以后才知分晓了。1991年，张汉公到纽约访友，吕老受中央的委托，带着邓大姐给汉公的亲笔信，去看望汉公。在此期间，吕老同汉公数次促膝长谈，两位老人都没有谈起这件发生在55年前的事。最近，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东北军史和“西安事变”的张友坤教授拿了台湾出版的张学良将军所著、张之宇教授校注的《杂忆随感漫录》一书给我看，其中说到张汉公1992年同张教授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换句话说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张汉公的上述讲话是我从《杂忆随感漫录》摘抄的）有的海外学者对汉公的话解释为，他向来敬仰周恩来，对中共领导的红军、英勇的长征向来赞不绝口，说共产党是“爱国的”，他自己也是“爱国的”，所以他“就是共产党”。我以为，一生光明磊落的汉公，在摆脱了蒋氏父子对他的半个世纪的禁锢后，利用“口述历史”的机会，堂堂正正地宣布了“我就是共产党员”！

2005年第9期 我在阎锡山的大牢里　作者：龚子荣

编者按：龚子荣同志于20世纪30年代投身爱国学生运动并参加共青团，1934年因从事革命活动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关押期间，他坚贞不屈，经监狱秘密党组织批准转为共产党员。1937年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得以无条件释放。出狱后，他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建国前是我晋西南、晋绥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实事求是，威信很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书记、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要职。文革一开始即被诬陷为“叛徒”，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今年9月21日是龚老的十年忌辰，特此摘发他的遗作，以资纪念。

1914年5月，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14岁时，父亲任职于盐务稽查局，被派到山西工作，我随父亲到了太原，1930年考入成成中学，一直读到1934年春。

成成中学是一所充满革命活力的学校，当年的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都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启蒙下，我热切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深受新文化思潮的熏陶。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我深感国家危亡，匹夫有责，激起救亡图存的意念和追求进步的强烈愿望。1933年秋，同学张积玉介绍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联盟”（简称社联），不久担任太原市社联执委会委员。1934年初，我参加了共青团，从此开始了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生涯。

被捕经过

1934年4月30日晚上，社联盟员分四路上街散发张贴纪念“红五一”的传单，我的任务是到各学校传达社联指示，并送发社联编印的刊物《红旗》和《穷人报》。同我住在一起的社联盟员阎伟和王伦在公安局附近散发传单，写粉笔标语时，王伦被警察抓住，阎伟逃脱立即回到住所，见我未归，匆忙写下“我们走了”的纸条，压在桌上的煤油灯下，提醒我的注意。当晚我12时以后才回到住所，极度疲乏，和衣倒下就睡，根本未注意灯下的纸条。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警察已破门而入，即被押走，房间里有一箱子社联文件也被抄走。次日天刚亮，阎伟和龚元恭又回到住所找我，被埋伏在周围的便衣警察逮捕。

我们三人被押上囚车，开进公安总局，被分别投入拘留所，三四平方米的监房，污浊不堪，臭气熏天，睡在腐烂破裂的地板上，老鼠满地窜来窜去，竟咬破了我的脚跟。每餐一碗小米饭，一片咸菜，一支筷子（是反动派污辱犯人的做法）。在审讯中，反动派出示从我住所抄去的一箱子《红旗》刊物和印刷用具，以及我写的一份自传材料，认定我参加了社联，并说社联就是共产党。我辩解说：社联不是共产党，它的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是相符合的。这一辩解，激怒了反动派，两名警察一左一右狠命地打我嘴巴，打得我满口鲜血直流。以后多次审讯，追问后台共产党。他们得不到口供，屡屡施刑。警察用竹板毒打，我的两手鼓起很高的血泡，两臂全然失去知觉；他们还施行坐老虎凳刑罚，垫了四块砖，我当即昏厥。几经严刑拷打，我患了“血伤寒病”。鼻孔流血不止，身体极度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敌人想趁机逼供，穷追不舍，还说要用踩杆子的特重刑具来诈唬，我没有被他们吓倒，就是闭口不答。我虽吃尽了苦头，他们却没得到任何东西。直到5月底，公安局将我们转押到太原地方法院看守所。当时我20岁。

在地方法院看守所

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拘留所的警察将我们社联的几个人提出揪到囚车上，押进地方法院看守所。我们经过公安局的多次审讯，到这里等待判决。

第二天清早，警察打开监牢的门锁，所有被关押的政治犯到院子里放风。我们一露面，大家蜂拥而来，问长问短，特别关心外面的情况。半年前被捕的成成中学老师张衡宇也关在这里。他先问我们的被捕经过，后向我们介绍这里的内部管理及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在多次的接触中，他考察我们每个人被捕的具体细节，以及我们每个人在审讯中的表现。张衡宇有丰富的白区工作经验，在成中任教时，他热情启发和指引青年学生走向革命道路；被捕后，他和狱外党组织保持着联系，建立起看守所党（中共）支部，对政治犯热情帮助，关怀备至。他还非常巧妙地做看守的争取工作，使看守能帮助我们做事，给我们送来报纸和书籍。在看守所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始终坚持不懈地学习马列、学外语，还积极组织别人学习。他规定我先学两本书，李达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列宁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两本书内容深奥，极其难啃，幸有他的辅导，才略有粗浅的理解。联系在学生运动和社联活动中一些不实事求是、脱离实际的“左倾”幼稚病，受益较多。不久，张衡宇老师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共青团团籍，并指定我作发展阎伟加入共青团的介绍人。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我们同敌人常有面对面的斗争。如有个叛徒和我们同关在一所监房内，他表现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气愤不过，要揪出这个叛徒，教训教训他。张衡宇老师劝阻大家不要动手，但要充分揭露他出卖组织和自己同志的罪恶，指责他在敌人面前屈辱投降，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大家对他丑恶的嘴脸嗤之以鼻。反动当局怕他再遭政治犯们的围攻，将他调往别处。这一番斗争，是一堂具体而又生动的政治课。

还有一次是反动派的司法部长来狱中“视察”，看守所长毕恭毕敬地为他开路，指手划脚地要我们政治犯全体出来。这位傲慢的官老爷慢条斯理地似乎要开口训话。这个场面使我不知所措，难道甘愿听他训话不成？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张衡宇、白炳喜、张建古三人机智地从我们行列中跨前一步，严肃地向这位官老爷提出质问：看守所为什么不把政治犯当人看待，限制探视，不照料病号，没有卫生设施，不许看报纸；继而揭发看守所长克扣囚粮，监房尽吃霉粮，饭不足量，每餐只一片咸菜等情况。他们三人态度沉着，据理以争，侃侃而谈，使得看守所长惊慌不安。这位威风凛凛的司法部长无言以对，只好支支吾吾尴尬而去。他们三人在统治者面前大义凛然，令我衷心地佩服，这也是作为一个革命者必须具备的灵活机智和善于言词的能力。

我们向司法部长提出的问题和要求，看守所一直置之不理，毫无解决之意。我们决定成立绝食斗争委员会，由张衡宇、白炳喜和我（我是代表青年的）三人组成，发动绝食斗争。当时提出的条件有这么六条：不吃霉小米，生一炉火供大家使用，订一份报纸，取消夜间上锁规定，要求洗澡，能与来探视的人当面交谈。看守所长亲自出面劝说复食，我们强硬拒绝，一再表示，不答复要求，决不复食，并拿出一篇稿件，要求登报，由社会公论。绝食坚持六天六夜，看守所怕事态扩大对自己不利，由看守所长签名盖章，答应了我们提出的全部要求，绝食斗争胜利了。宣告复食的那天，当局担来两桶鸡蛋挂面。

这一年5月，我们在狱中纪念马克思诞辰，同时庆祝绝食斗争的胜利。我在地方法院看守所被关了十八个月，经过几次审判，最后判我三年徒刑，当时我22岁。

在反省院的斗争

按国民党刑法规定，凡判三年以下徒刑者，押送反省院。1936年2月，阎伟、龚允恭、王伦和我四人被转押到反省院。

为了软化政治犯，反省院的生活确实比其他监狱要好一些，每天能吃到馒头、米饭，还有一碗菜，能够洗澡。在思想上，他们企图瓦解和动摇革命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使我们相信伪三民主义，为国民党服务。

进入反省院的监房，墙上醒目地悬挂着一个叛徒的自白，内容极其反动，全篇尽是反共反马列主义的自白悔过，很明显是示范给入院政治犯作样板的。我们刚住进，院方就要我们写自白书。一个同志在厕所里偷偷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写损害党及悔过的话。我们决定按在公安总局时的供词写。我当时写的是：“14岁以前念私塾和小学，14岁随父亲到山西，失学一年，15岁读高小两年，17岁考入成成中学，读初中三年，20岁上高中。1934年因参加学术团体社联被捕。我认为社联宗旨和孙中山先生遗嘱是相符的。”一周后，正式分配我与侯富山、阎春荣、王世益等十多名政治犯同住西屋监房。

反省院规定，不准政治犯在房内谈话。我们就等巡视的看守走过后交谈；晚上睡在床上，就同挨近的人交谈，看守打开灯时装睡，看守关灯走后再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阎春荣、侯富山、王世益给我介绍反省院敌人统治和政治犯的状况，再就是详细考察了解我参加社联、被捕、审讯，和在看守所的斗争、工作、学习及我当时的思想认识，这实际上是对我的考察。

反省院内的秘密党（中共）支部，一方面是针对院方对政治犯所实施的欺骗软化的反革命企图，着重揭露其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与其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方面是加强政治犯的团结教育，提高觉悟，加强斗争意识，坚定革命信心。党支部对在被捕后经过考验、立场坚定的分别吸收入党、入团；对少数同志有些问题一时搞不清，或个人经历复杂的，视为亲密战友，受到同样信任，吸收他们共同参加斗争；对一时表现消沉的，耐心教育，使他们振作精神，向我们靠拢，积极参加斗争；对被捕后表现不好，有错误的同志，也采取关心团结的态度，争取他们转变思想，提高认识，参加斗争或者保持中立，而不变成对立面。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战斗力逐步加强，团结了政治犯的大多数，使敌人的反动措施、阴险企图受到了及时揭发和沉重的打击。

反省院找政治犯个别谈话，是常有的事。我们谈后回来和大家交换意见，互通情况。一次管理主任找我谈话，先是训斥我为何不好好写日记，作读书笔记，后要我背诵总理遗嘱。我东拉西扯地背不下来，遭到责骂。他还说，你的考核文章一塌糊涂，毫无悔过之意，你想不想出院？难道要在这里住一辈子吗？最后罚我站两小时。回到房间，阎春荣嘱我要特别小心，院方必将对你严加监视。

如何应付写考核文章，是我们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坚持革命气节的问题。院方要政治犯写出院宣言。阎春荣写的是：“我是国师学生，不幸入狱。如准出院，当回家自谋职业，自谋出路。”我写的出院宣言是：“出院后，继续上高中，如父亲允许，再上大学。”院方要求写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我就有选择地照抄《三民主义十二讲》里面孙中山说的一些话，应付了事。要求写对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认识，我就写我没有参加共产党，我也不知道共产主义。

1936年七八月间，阎春荣向我宣布：组织上批准我由共青团员转为正式中国共产党员。从那时起，在阎春荣领导下进行党的活动，我更加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这里的学习也是以监房为单位进行。在阎春荣的领导下，我们三两个人一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院方所讲的三民主义进行批判。我把大家批判讨论的问题，用文字追记下来，形成批判三民主义的宣传教育提纲。按照规定，凡文件、稿件必须及时埋藏在后院土堆里。我因一时疏忽，开饭时间一到，来不及转移，仍放在口袋里。不料被楼上的管理主任窥察到，立即派纠察队员来搜抄我口袋里的稿件，马上就给我上了手铐，押入禁闭室，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向同志们表示：“杀我的头，也不会牵连别人。”第二天即将我押送看守所。

加判五年徒刑

1936年11月初，因从我身上搜出批判国民党三民主义的文稿，就将我从反省院押进看守所交法院审判。不到一个月，法院就判决：在原判三年刑期上再加判五年徒刑，并申言不许我上诉。判决后，就押进第一监狱执行。一进门，就给我钉上脚镣。不几天，监狱党（中共）组织负责人高举来到我身边，我向他讲了反省院的情况，他要我第一步申言有病，请求到病号监，目的是解掉脚镣；第二步争取到监狱工厂去，那里普通犯较多，可帮助他做些工作。不久，我的要求得到批准，到了病号监，两个月后下了脚镣刑具。我与田士俊同住一个监房，我们之间谈话较多，我想他是代表组织考察我的。月余后，高举特来和我谈话，向我宣布：组织上决定恢复我的党籍。回想在被捕的几年中，在看守所由张衡宇恢复我的共青团籍，在反省院由阎春荣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到第一监狱由高举恢复我的党籍。党组织对考察和接受一名共产党员如此严格、慎重、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对自己的政治生命更加珍重爱惜，对党的信念更加坚强。我决心利用服刑期间，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接触普通犯人中作社会调查，以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以便深刻理解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理论知识，这样理论和实际结合，可以给自己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当时我不以坐监狱为苦，相反，感到有很多事情要做，感到很有意义。

1936年秋，山西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这个时候，日军侵入绥远（省），直逼山西。日本侵略者已经成为对阎锡山生存的最大威胁，除了联共抗日，别无出路。1936年10月20日，彭雪枫到达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和阎锡山正式谈判，建立了与阎锡山结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山西当局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阎锡山应允政治犯出监抗日的要求，但不允许从监狱直接出去，要经过他所创办的训导院。

在训导院结束了三年的牢狱生活

阎锡山办训导院的目的，是想对这批政治犯灌输他的一套理论，妄图使这批人出院后为他所用。我们进训导院的目的，是争取早日出院抗日。

训导院规定进行军事训练，为出狱抗战作准备，大家都积极参加。此外，我们如饥似渴地读马列书籍，根本不去过问阎锡山的那些理论。党支部组织我们作抗日宣传，我们曾排练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我扮演剧中的小伙计拉胡琴，裴世昌当主角，高首善扮演小姑娘，演出很成功。

我们出训导院后，省工委为分配到各地开辟工作的党员干部开办党训班，学习内容是刘少奇主讲的抗日战争中党的各种政策。我去党训班前，工委副书记林枫同志给我开介绍信时，要我把名字龚允济改为龚子荣，从此我就叫龚子荣了。

我从1934年4月30日被捕进监狱，到1937年8月中旬出训导院，共三年零三个月，我的“革命大学”至此结束了。从此，我这个龚子荣紧跟着党，步入抗日战争的行列，又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几十年的革命磨炼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工作上的失误，但我始终信心百倍，努力不懈地忠于党的事业。“文革”十年浩劫，炼狱般的考验，以致我双目失明，但我仍然要坚强地走完我的革命旅程。

2005年第9期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作者：荆其柱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向东三省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不几日即占领了东三省大部。

“九一八”事变中，中方军队严守不抵抗命令，但与日方进行了反复交涉。日方说，这是由于中方军人炸毁了南满铁路，日军不得不自卫。对此，中方给予坚决反驳。

事实上，对日本人的阴谋，中国政府在此之前已经有所觉察，有所判断。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时说，“最近我获得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我们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交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严令东北全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9月13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内忧外患交迫，时局重大，中日诸问题，务须稳健处理。”

事变发生后，9月19日，蒋介石给张学良电报，称，“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处理，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张学良在此前后，对全军下达了不得抵抗的命令。

“九一八”事件后，东北军遵照上边指令，凡日军强行进入之地，均退让而出。日军却更加蛮横，所到之处，奸掠杀烧，极为残酷，田庐为墟，市井无存。

日本国内一派狂热不堪的“胜利”气氛，但也有一种冷静的思考。日本帝国大学教授横田喜三郎针对日本官方的满洲事件系由中国军人炸坏铁路而引发的说法，给予了强烈质疑。在日本也发生了一些学生与一些政党的反战游行。

辽、吉失陷后，张学良警觉起来，迅即放弃了不抵抗政策，在东北人民的要求下，他开始在黑、辽、吉三省地区改组、重建抗日政权，调整了东北军抗日部队的建制，千方百计集资组织、派遣东北义勇军，组织了十多次大的军事行动，与日军及其组织的伪军、汉奸傀儡政权对峙，长达1年3个月之久。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积极对日抗争，其中有杨靖宇、赵尚志等一批卓越的抗日将领。东北的抗日与1937年的全民抗战相衔接。

日本的全球战争策略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精心策划的阴谋，有远因，也有近因。

远因是日本为了将与清朝政府签署的满蒙权益永久化。这种权益1923年已经到期。自获权伊始，日本倾全国之力强化在东三省的政治经济侵略，其满铁株氏会社是由日本政府经营的政治组织与经济组织，其组成包括了日本政府的所有机构及军队，经济规模已经深入到东三省的矿业、交通、运输、海运、港口、钢铁、铁路、机械、造船、煤炭、农垦等几乎所有产业。在这些地区驻有大量的军队。至于日本早已占领的朝鲜，成了其侵略中国的大后方。

近因是，长期把持东北的张作霖觉察日本不断膨胀的野心，开始与日本人虚与委蛇，并开始与西方国家交往，这些举措给极欲独霸东北的日本人火上浇油，认为是对他们根本利益的侵犯。于是在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日本人没想到的是，28岁的张学良不顾日本人的利诱与威胁，立即向中央政府靠拢，于同年12月果断“易帜”，表示东北三省与中国的南方是一个国家、一个整体。至此，日本决计不惜任何手段，以十分凶险的用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田中奏折》与东方会议。

1927年6月2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阐述了侵略方略：“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日方至今也不承认，然其所作所为与之一一印合）

1930年2月7日上午9时，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即东方会议）确定了侵略中国东北的计划。会上，这些阴谋家们一是策划“以华制华”的策略，挑动张学良与南京决裂，从中渔利；二是挑动东北军的新旧二派对立，以制造内乱；第三，日本要策动地方骚乱，资助各地土匪，干扰东北军，干扰地方管理。事后证明，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概出于此。在堂堂国家内阁会议上竟有如此阴谋与计划，其国格之低下，其政格之卑鄙，让今天的人们瞠目结舌。

《田中奏折》与这次东方会议确定了对中国及东南亚进行侵略的总方针。

由日本一手策划与密谋的“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是日本为发动对华侵略所制造的借口。只要中方干涉，日军即可以此为由大批进入出事地区，事端即可扩大。然而，中方觉察到此事件是日本人设置的陷阱，未入圈套。

1930年，外强虎视眈眈，中国的军阀内乱依然不止。新军阀蒋、冯、阎大战开始，身居中华民国要职的张学良调15万精锐部队入关，平息了这场内乱，却直接导致东北军力空虚。日军趁虚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国际联盟的调停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消息传到了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

国际联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倡议，于1920年1月10日宣告成立的。

国联设立行政院、大会、秘书处和常设国际法院，它的基本宗旨是谋求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和平；各国之间发生争端要提交给国联理事会进行仲裁和调解；必要时可以进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制裁。换句话说，国联保证保护其成员免遭侵略。国联第二个宗旨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中促进国际合作。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国联解决了一些国家的领土争端，如瑞典和芬兰的奥兰群岛之争，立陶宛和波兰的维尔纽斯之争，土耳其和伊拉克的摩苏尔之争等，这些工作很有成效。

“九一八”后的第二天，国际联盟理事会开会，主席里拉克斯在开幕词中，质问日本代表此事。日方代表表示这是一个地方事件，尚未得到日本政府所述情况。里拉克斯对日方代表很不满意，告诫日本代表说，日本政府应该从速采取必要处理，恢复平稳状态。下午，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表示，此事件应该由日本方面负责，“中方挑衅”之说，乃是日本方面借此为武力占领中国城池的口实。

21日，施肇基正式要求国联对日军占领满洲一事予以禁止。严肃指出，破坏世界和平、侵犯中国领土，责任全在日本。各国代表均表赞同，日方代表一再强辩。

22日，国联理事会主席里拉克斯代表理事会，向中日两国政府给予紧急警告，希望双方停止一切行动。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同意；日方代表说要等待本国的训令，不予承认。同日，理事会又提出方案，要求中日两方代表采取适当方式促使本国政府立即撤退军队，以保证两国居民与财产安全。中国代表称，此决议为采取各种办法的第一步，请国联主席持公正态度进行调查。会上，英国代表薛西尔公爵要求日本代表向国联提供此事件的报告，并对日方迟迟不提供报告表示惊异。

同日，中国代表提出声明，要求国联“阻止此种情势的扩大危及国际间和平，同时恢复原来状况。并确定中国所受之损失，应得的赔偿性质及数目。”

23日，国联行政院主席勒尔电告中国外交部，说明国联的态度。并已经将此事通告美国政府。美国国务卿同意国联的态度。

25日，面对国联一致的态度，日本想回避与国联全体的冲突。其代表称，日本政府预备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施肇基表示，日本已占领中国领土，中日直接交涉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并再次要求国联令日军撤回18日前的位置。

29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30日形成了理事会正式决议。要求日本政府即日撤退军队，在10月3日前撤退完毕，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施肇基立即表示，日军应在10月3日前全部退出，并应将所占领土交还中国政府。他提请理事会注意，日军活动并未停止，其行动与国联理事会的和平解决意愿截然相反，国联应制止日军。日方代表芳泽又编造谎言，称日侨要求日军保护，故而不能撤军。

自从9月30日决议后，中国政府代表及时向国联递交日军在东北行动情况报告达41件，报告日军不断的军事行动。施肇基代表还指出，日本企图将东北军的飞机掠为己有，是非法的，因为这不是战争中的俘获。施代表的报告得到了德国驻沈阳领事的证实。

10月12日，国联召开秘密会议，并于10月13日形成再次决议：认定由于日本未执行9月30日的国联决议，国联有必要采取断然急切手段来解决。针对日本方面多次提及保护侨民而不撤军的借口，国联主席专门致电张学良将军。张学良收到后，特别嘱咐下属：“1，对日本人住所及学校严加保护，对上下学小学生也要给予保护；二，对骂日本人，须严厉取缔；三，日本人与洋车夫间为车资争论时，抑制车夫……”

然而日方代表对此又生枝端，他们提出，冲突由中日两国之间交涉解决，要求“先交涉、后撤军”。中国代表立即激烈反对，国联的理事国代表也坚决反对。认为如果不先撤军，“先交涉”，将导致日军永远不撤军。

国际公理已由国联决议申明，欧美各理事国一一为中国鸣不平，许多与会代表说，世界大多数的政治家能够静听日本代表在国际会议的胡言乱语，而没有急切果断的制裁，真是不可思议。

10月22日，国联再召开大会，英国代表薛尔西称，“日本尤其应该反省自己受到国联制裁的原因，就是日本无端地侵犯中国，致成为20世纪历史上违背人道正义的绝大污点。”此话一出，全场大鼓掌。日本大使芳泽面呈灰白，态度甚窘。接着大会主席白理安称，对于日本 “先交涉、后撤军”的要求，国联大会不能承认。

10月24日下午，国联理事会续开大会，以13票赞成、1票反对（日本代表）的表决结果，要求日本务必于11月16日前撤军完毕。此决议再次为日本方面寻找借口而否决，使国联10月24日的决议又变成了一张废纸。

在这期间，日军不停地在东北对银行、关税、邮政进行掠抢，成立伪组织、伪政权。同时，日军已经指向辽宁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锦州，指向山海关，指向长城，指向天津，指向上海，威胁南京，完成了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准备。

对于日军频频的军事行动，欧洲的政治家已经激愤不已。英国殖民副大臣马甘说，“苟和平解决不能维持，则有极大之战事，不仅限于东北一隅。”

对此情态已经难以对付的国联主席私下对中国代表施肇基说，如果日本侵犯锦州，世界舆论必将要求国联采取最强硬行动，国联54个国家的大使将撤离东京，美国也会参加。

1932年1月2日，日军占领了辽宁的临时省政府所在地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愤慨地说，“中华民国在东北南部的行政机关，在‘九一八’以前还存在着，现在已经被人取消了。所以美国政府否认一切以武力劫持的非法行为。”国联行政院表示，日本除侵略东三省以外，还到中国东南地区进行侵略与破坏。日军向上海集结，炮击南京。国联行政院再次警告日本立即停止攻击行动，保护租界安全，以最近国联行政院建议解决争端。对此，日本全部拒绝。

1932年1月，日本借口日本僧人与华人打斗致死，进攻上海。日本竟然将上海的公共租借地作为日军登陆地，致使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状态。

1932年2月19日，国联行政院长愤怒斥责日本代表。随后，国联召开了第二、三、四、五、六次特别大会，一再要求日本遵守国联决议，撤退军队。

对国联一而再，再而三的决议，日本拒不执行，与国联对抗。

国联调查团的结论

1931年12月，国联决定筹备赴远东调查团，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成立。英国原政务次长李顿为团长，成员有美国欧战时运输司令、少将麦考易，法国欧战前驻华部队参谋长克劳德，德国殖民地专家希尼，意大利伯爵、曾任驻德国公使的马克提，中、日各一名代表，以及秘书若干。

调查团首到日本，日方政府首脑对这个调查团竭力奉迎，以博好感。

调查团于3月14日到达“一·二八”后的上海。中国政府自然十分重视，以为是伸张正义、复我领土的一个机会。

新闻界主席史量才在迎接调查团时表示，相信调查团“必能给予全世界热望和平的人们以正直的答复”。

随后，东北数十个社会团体纷纷致电上海转国联调查团，揭露了日本侵略我东北领土的事实及在东北的暴行，东北黑、吉、辽政府秘书长联名致调查团，表示了对国联的期待。

调查团在上海视察了战区，所见之地墙坍壁倒，遍地瓦砾；炮痕弹迹密如蜂窝，战争惨状触目皆是。调查团成员多为军人出身，自然知道这里战事惨烈，极为震惊，用调查团的话来讲，此战事的程度与欧战时期的法国西部大战相当。

一些居住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及宗教界人士专程拜访调查团，控诉日军暴行。

3月26日，调查团到达南京，会见了当时政府的外交、行政院等方面的人士，蒋介石接待了调查团一行。随后，调查团从南京至武汉，再由武汉经济南、天津，转赴北平。一路上，中国各界人士向调查团揭露日军侵略行径。

4月9日，调查团到达北平，东西长安街挂满旗帜。在调查团下榻的北京饭店，两丈宽的巨幅白布，上书中文，下书英文，一落到地。文为“欢迎公正严明的国联调查团”、“中国人民为公理而死，绝不承认丧权侮国之条约”等等。

在北平，张学良将军与各行政主管分别会见调查团，向调查团介绍了情况。闻国联调查团来北平，东北各地申诉信如雪片纷至，调查团突破了日本人的重重障碍，到沈阳和吉林进行实地考察，会见大批民众，参观了北大营。

调查团赴沈阳前，日本人为了掩盖罪行，作了大量的粉饰与伪装，甚至将正在中立医院疗伤的北大营100多名官兵，以移居他处为名加以杀害。最后，日本人干脆拒绝调查团进入黑龙江，不让调查团与中国抗日将领马占山会面。

调查团历6个月之久，编制了11万余字的文件。10月4日返回欧洲。

1933年2月18日国联召开大会，确认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再次确认了日本的侵略责任。日本忿忿然，表示要退出国联。

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通过最后决议，要求国联各盟国无论在法律与事实上，均不承认日本拼凑的伪满洲组织，不允许伪满洲国参加国际组织及各项国际联盟的公约，并在会议上驱逐了伪满洲国的所谓“观察员”。

25日，日本正式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据实大量地揭穿日军的侵略罪行，但调查资料有限，语言也多有含糊。国联抨击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虽代表盟约与道义，但也杂有一些私念，即担心自己的在华利益受到日本的侵扰。这种现实让中国人清醒起来，对国联的作用有了重新的估计。

迷梦中的觉醒

国联主席曾经对中国代表表示，如果日本拒绝国联的决议，不从侵略地撤军，54个国家将与日本绝交。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没有作到这一点。

国联曾经宣布要对日本断绝商务来往，实行经济封锁，甚至武力干涉，最终，都由于各自的实际利益而未实行。

在国联1931年9月30日的决议为日本拒绝后，中国代表施肇基曾经动情地表示，“中国是国联忠实会员，而且信任国联，我的国家则如轮船，藉此而下碇，深信凭国联条约可以从暴风雨中驶出。国联的条约是和平大厦的栋梁，如果折断，这个大厦就会崩溃。”

施肇基的演说让国联理事国代表无不动容。

时隔一年，即1932年9月27日，继任国联中国代表的颜惠庆博士，密电张学良，称中日纷争，“中国虽有理由，但目前国联各国对日不采取强压手段，故该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即由张将军与华北各将领及民众一致团结，与义勇军合作，在东北全境迅速举行大反攻。”

日本依然视国际公理于无物，一意孤行，攻城掠地，无所顾忌。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在进攻上海时，遭到了中方十九路军的猛烈抵抗与打击。日本代表立即火烧火燎地要求国联进行调停，唯恐中国军队的反击造成更大损失。这种矛盾嘴脸，引得国联许多理事国和许多委员极大不满与嘲笑。

李顿调查团报告公布后，国联各理事国对日本再次进行急风暴雨式的抨击，许多国家的代表要求国联必须不作任何保留、无所犹豫，以坚定公正与庄严的态度，采取果断的行动，不能以含混的态度处之；要求各列强国家援助中国；要求国联再次重申，日本所制造的“九一八”事件以来大规模的占领与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日本所说的自卫；满洲国是日本所制造的；同时要求国联加强制裁力量，保证有关决议的执行。

在如此强烈的国际公约决议与舆论面前，日本仍然蛮横无理地拒绝与对抗。发动起来了的日本战争机器，已经碾碎了国际和平的愿望与条约，轰轰然地碾向亚洲以及全球和平的土地。

中国人民在苦难与血泊中等待，得到了真实的教训，即：中国的民族解放要依靠自己，不可能依赖外人。

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抨击

“九一八”后，日军侵略事件成了国联日复一日的重要议题；同样，也成了国际舆论焦点。国际各大新闻社、各重要媒体，以极大的注意力，以公正的眼光，以历史的深度，关注着中国，不断地揭示、抨击、嘲笑日本的所作所为。其报道之频繁，介绍文章之多，其语言之尖刻，分析之深入，情理之深远，是一场空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舆论风暴。

1931年9月26日的《纽约晚报》称：“日本人著现代欧洲之衣冠，然未改变古时之野蛮习惯，其突然以武力进攻沈阳，此种狡诈、不顾国际信义的行为，犹如日本古代的酋长。”

《世界新闻社》10月10日评述，张学良自九一八后，在锦州建立临时省政府，“而日军复出断然之手段，派飞机至锦州上空，抛撒传单，宣称张学良有负东三省民众，日军以保护良民为自己职责，不承认张氏政府，故不得不推翻其公署。抛撒传单之后，以十二架飞机再扔下七十余枚炸弹。”

同年10月15日《世界新闻社》载一名记者评述：“眼下东三省所遭受的事变，其意为日本已经决定阴谋吞并东三省，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处心积虑，由来已久。”

11月26日《纽约电讯报》称：“日本破坏对美国及其他国家之条约，违反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日本如果拥有进攻中国的权利，则美国及其他各国也可以进攻日本、炸毁日本城市、推翻日本政府、屠杀日本数千国民。”

《每日先驱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征服中国，已下定决心。中国有伟大之内部力量，缓缓发动，与之周旋。其结论是，日本侵略中国，最终之结果并非胜利，而是日本帝国主义自杀也。”

1932年3月，《泰晤士报》社论论及上海事件，标题为《日本反抗世界》。

1933年英国《观察报》称，“今日世界最为可怕最为危险的事，是日本集中其势力重心巩固其从朝鲜到长城的大陆势力。日本现在已经超越其原来的目标和欲望，前进不已，不惜集全世界非议于一身。我们必须反对‘满洲国’，日本人或许能够顺应理性，或者再驶入盲途，使日本铸下绝顶之错误。则不可避免的结果，将使日本自身万劫不复也。”

1932年瑞士某报纸，要求国联应采取更强硬态度，称“国联已经正式宣布日本违犯公约，实行了侵犯而开战端，在公法上为有罪。国联纵不能以武器助中国，也应以精神助中国。日本如果退出国联，我们应当欢送之，联盟宁无日本以存，也胜于为日本而自杀。”

1933年1月6日，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在《科里尔周刊》发表负责讲话，称“日本似一爆炸最强烈的火药，一旦点着，势将向全世界爆炸，日本的狂妄心理，可以向国联或任何国联数国轰炸也。”

1933年英国前财长施诺登在《曼彻斯特报》著文，揭露日本的侵略亚洲野心，“日本征服了中国，就可以控制了世界最富庶国家的资源，就可以一蹴而成远东的主人翁。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如果继续发展，将会激起全世界的战争……”

时至今天，我们重读这些报道与政治家的评论，不能不说，这是国际正义与人道精神抨击日本侵略行为的一场全球风暴。这些文字牢牢地将日本的战争罪行钉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

结束语

日本的侵略行动未能制止，国联令人失望。各国认为中国的利益不能得到国联的保障，其他国家也只有发展军事以图自保。至此国联的约束能力已低至极点。从这个意义讲，日本的野心导致了国际联盟的衰落。英国至今发行的教科书认为，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摧毁了国际联盟，还引发了德国与意大利的对外扩张欲望。

“九一八”，中国没有忘记，国际也没有忘记。历历在案的历史与记录在每个正直的人面前，在每个承担国际道义责任的国家面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基于中日两国长久历史与未来和平相处的必要基础。但在一些日本右翼领导人眼里，不忘的“前事”，仍然是当年的侵略衣钵；后事之“师”，正是那些被供奉着的罪犯。

今日之日本，是否承认了战争的责任？是否清算了战争的责任？

记住历史，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

2005年第9期 抗战中的中国海军　作者：任保军　慕　安

自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政府昏庸、外国侵略、内战连绵，中国海军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建设和发展。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共有各类舰艇120余艘，总吨位不足7万吨，而且普遍质量差，服役时间长，其中吨位最大的“海圻”号巡洋舰排水量为4300吨，已有近40年的舰龄。而这一期间，日本海军迅速发展，到侵华战争前实力已接近美英，共有舰艇308艘，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水上飞机母舰、潜水艇母舰、巡洋舰、驱逐舰等大型舰艇，总吨位达120余万吨，拥有舰载和陆基飞机1000余架。中日海军实力悬殊极大。面对强敌，弱小的中国海军，保持与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传统和民族气节，与强大的日本海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了一曲曲爱国篇章。

突袭日军旗舰“出云”号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分别向闸北、虹口、江湾等地进攻。中国海军由练习舰队司令王寿廷指挥驻沪海军部队参战。

面对强大的日本海军，中国海军决定以鱼雷快艇突袭停泊在上海外滩的日本侵华海军舰队旗舰“出云”号，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江阴电雷学校鱼雷快艇大队副大队长安其邦率两艘鱼雷快艇执行这一任务。

“出云”号是日本海军侵华作战的司令部，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和一些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住在舰上，安全防护非常严密。因此突袭“出云”号的难度极大，危险性也很高。安其邦领受任务后，立即挑选了官兵素质较高、作战性能相对较好的“史102”号（艇长胡敬瑞）和“史171”号（艇长刘功棣）两艘鱼雷快艇。8月14日晚，安其邦率两艘快艇隐蔽出航，但“史171”号艇途中发生故障，安其邦和艇长胡敬瑞驾驶“史102”号艇继续向上海方向挺进，于15日晚按原定计划到达上海龙华码头。

快艇一靠岸，安其邦和胡敬瑞在友军的帮助下，化装成商人侦查了“出云”号停泊的具体位置及江面的情况。此时修复后的“史171”号艇也赶到上海。经研究认为，外滩江面窄，航道复杂，停泊的外国军舰、商船较多，于是决定由“史102”号单艇出击。

16日晚，夜幕笼罩江面。在安其邦、胡敬瑞的带领下，“史102”号艇高速冲过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海军驱逐舰和英、法、意等国军舰，在距“出云”号300米左右的江面，以顶角50度向其瞄准，连续发射2枚鱼雷后，迅速转舵回航。由于“出云”号周围防护严密，鱼雷未能直接命中目标，但雷体爆炸使其受到一定创伤。“出云”号和其他日舰一时慌了手脚，以各种舰炮向“史102”艇猛轰，“史102”艇多处中弹搁浅。日艇前来搜索，安其邦和官兵泅水隐蔽在码头下面。日军走后，官兵拆下艇上能带走的武器设备，被事先安排的接应人员救走。

8月20日，日军进行报复。中国海军驻沪各机关和所属单位先后被日机炸毁。正在江南造船所修理的“永键”号炮舰被炸沉没。这是抗战中中国海军损失的第一艘军舰。

中国海军没有屈服。9月28日，中国海军获悉日本海、陆军和外交首脑在“出云”号上召开军事会议，海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一批军政高官住在“出云”号上，决定再次袭击“出云”号。

此次袭击决定改用水雷攻击。布雷兵王宜升、陈兰藩自告奋勇积极请战。当晚，他俩携带3具水雷泅水靠近“出云”号，准备破除防雷网时，惊动日军，王、陈二人引爆水雷后，迅速撤离。水雷炸伤了“出云”号的尾部及周围4艘铁驳船和一艘小火轮。此后，中国海军又两次用水雷袭击“出云”号，但都未能成功。

战前，日方分析认为中国海军根本不可能对日本海军构成威胁。而“史102”号鱼雷快艇敢于对“出云”号发动鱼雷攻击，中国海军士兵敢于泅水用水雷对日舰进攻，让日本海军大为震惊。1982年，日本《世界的舰船》杂志第二期刊登了濑名尧彦《扬子江上的战斗》的回忆文章，称“史102”号鱼雷快艇对“出云”号发动的鱼雷攻击，“是中国海军唯一的一次积极攻击手段”。

中日海军一场惨烈的海空对战

为防止日本舰队溯江西上进攻南京，中国海军在江阴以大量沉船、石料在长江上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阻塞线，日本舰艇无法越雷池半步，只好派飞机对江阴要塞和中国海军舰艇进行轰炸。中国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宁海”、“逸仙”、“建康”等主力舰艇，与地面防空炮火配合，与日本海军飞机展开了中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海空对战，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惨烈的海空对战。

1937年8月16日，日本海军飞机开始分批向中国海军各舰进行空袭，“平海”、“宁海”、“逸仙”、“建康”四舰列阵用高射炮、高射机枪与江阴要塞的地面防空炮火构成火力网对空射击。22日，日本海军出动12架飞机再次袭扰江阴，从不同方向肆意对中国海军舰艇投弹、扫射攻击。中国海军舰艇和地面炮火猛烈还击。“宁海”舰枪炮官陈嘉、枪炮员刘崇瑞紧紧盯住一架俯冲的日本飞机，突然同时开火，日机拖着长长的黑烟栽进了长江里。这是中国海军在抗战中打下的第一架日本飞机，也是中国海军史上以舰艇炮火打下的第一架飞机。

恼羞成怒的日本海军连忙抽调100余架飞机，对中国海军舰艇进行残酷的报复性打击。9月22日，日本两个航空队出动飞机34架次，对中国海军舰艇进行长达6个小时的密集轰炸。攻击的主要目标是中国海军第一舰队旗舰“平海”号和击落日本飞机的主力战舰“宁海”号。“平海”号舰长高宪申冒着弹雨指挥官兵奋起抗敌，腰部受伤，但他忍着剧痛，坚持指挥全舰官兵对日机作战，直到打退日机进攻为止。一等炮兵周兆发被弹片击中，伤势非常严重，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战位，直到接替他的炮手赶来，才倒在甲板上壮烈殉国。是役，“平海”舰发射高射炮弹265发，高射机枪子弹4000余发，与兄弟舰艇击落击伤日机5架。但“平海”、“宁海”两舰也受重创。

第二天，日军侦察机发现中国海军舰队依然阵容严整，于是气急败坏地出动飞机90架次，对“平海”、“宁海”两舰进行轰炸。中国海军官兵以血肉之躯向日军发起了最顽强的抗击。高射炮弹打完了，就用练习弹打，练习弹打完了，就用高射机枪、冲锋枪打......“宁海”舰机关枪指挥官刘馥双手提起炽热的无架机枪向日机猛烈开火，双手烫出一层血泡竟全然不知；“平海”舰枪炮上士陈永相被炸得面部血肉模糊，仍然不离开岗位……“平海”舰中弹倾斜，中国海军官兵全无畏惧，继续向日机射击，直到把炮弹打光为止。军舰倾斜20多度时，官兵才把舰上炮械和重要部件拆下来撤离。这次战斗，中国海军击落日机4架，击伤多架，而“平海”、“宁海”两舰相继沉没。

一位特许观战的外国顾问看了这场血战之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中，在欧洲战场上，也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恶战。

9月25日，“逸仙”舰在江阴执行防守任务。突然16架日机猛扑过来，对“逸仙”舰轮番轰炸，官兵们用仅存的几枚炮弹击落了两架日机后，中弹倾覆。“建康”号奉命前往救援，遭十几架日机围攻，“建康”舰用数挺高射机枪猛烈抵抗，但舰体8处中弹，迅速沉没。之后，“楚有”舰、“应瑞”舰及“青天”、“湖鹏”、“湖鹗”、“江宁”等艇在与日机激战后，相继被炸沉没。不久，中国海军主力舰艇损失殆尽，但中国海军官兵并没有屈服。他们把被击沉、击伤舰艇上的舰炮拆置到岸上，组成炮队继续对日军作战。

唯一的舰对舰海战，中国海军取胜

虽然中国海军根本无法与日本海军相抗衡，但装备陈旧、武器落后的中国海军，却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在广东沿海与强于自己数倍的日本舰队打了一场漂亮的海战并取得了胜利。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派遣部分舰艇和飞机侵入华南，企图对中国实施封锁。当时，国外援华物资80%都是从香港、广东沿海进入国内的，广东沿海成为抗战期间中国最重要的物资补给线。1937年8月，中国海军在广东主要港口实施阻塞工程，共沉船158艘，雇用民船布设水雷，并派出舰艇在各港口担任警戒。当时，中国海军在广东只有“肇和”、“海周”、“海虎”、“江大”、“舞凤”、“海维”等少数舰艇。吨位最大的“肇和”舰，排水量2600吨，1909年由英国建造，已有近30年的舰龄，且以烧煤炭为动力，装备、武器相当老旧，其它的都是小型舰艇，力量薄弱。

为了切断援华补给线，日本海军从1937年9月开始向广东发起进攻。9月6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占领了东沙群岛。13日，日本海军在大鹏湾登陆。为了配合陆地进攻，14日拂晓，一支日本海军舰队向虎门方向袭来。中国海军利用沉船阻塞线、水雷防线和岛屿，依托岸炮，巧妙迎敌。当日本海军舰队接近虎门时，“肇和”、“海周”等舰展开作战队形，迎着日本舰队冲了过去。日本舰队司令官松井不屑一顾地说：中国烧煤的舰艇出来了，他们怎么还敢与强大的大日本帝国海军对抗？日本舰队的大口径火炮向中国舰队开火，但中国海军官兵毫不畏惧地开炮还击。此时，日本舰队已经进入了岸炮的射击范围，虎门炮台迅速向日本舰队猛烈开炮，火力支援“肇和”、“海周”等舰。霎时间，海面上炮声震天，硝烟弥漫。日本舰队对突如其来的岸炮打击不知所措，一时慌了手脚。突然，隐蔽在一侧的中国海军鱼雷快艇、炮艇高速冲向日本舰队，近距离向日舰发动鱼雷、火炮攻击。很快一艘日本驱逐舰中弹起火，冒起了浓浓的黑烟，其它三艘日本军舰也不同程度受伤。见大势已去的日本舰队，只好护着起火的驱逐舰仓皇逃走了。

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唯一的一次真正意义的海战，中国海军舰艇击退了日舰的进攻，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此后，日本海军再也不敢以舰艇向广东沿海进犯，而凭借空中优势，对中国海军舰艇及沿岸设施进行轰炸。“肇和”、“海周”、“海虎”、“江大”、“舞凤”、“海维”等舰艇相继被炸沉没。

中国海军与敌短兵相接鏖战12天

南京失守以后，国民政府退守武汉。长江下游的田家镇成为扼守武汉至关重要的一道防线。为了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中国海军拆除了从九江到田家镇的所有航行标志，沿江布设水雷1000余具；设立田家镇炮台。炮队以彭瀛为队长，共有海军官兵197人。

1938年9月18日，两艘日舰驶到田家镇附近活动，田家镇炮台的海军官兵奋起炮击，两艘日舰先后中弹逃走。20日清晨，6艘日军舰艇掩护11艘汽艇向田家镇扑来，企图深入雷区扫雷。田家镇炮台的中国海军官兵，冒着炮火英勇抗击。日军又增派了驱逐舰、炮舰各2艘前来支援。10余艘日舰集中炮火向田家镇炮台猛轰，弹丸般的田家镇立即火光冲天，爆炸声连成一片。队长彭瀛带领官兵冒着猛烈的炮火，依托阵地工事，向江面上的日舰不停地发炮。激战竟日，日军无法靠近雷区。

第二天天还没亮，14艘日军汽艇企图乘中国海军官兵不注意进入雷区排雷。当日军汽艇靠近雷区时，田家镇炮台突然开火，密集的炮火一下子就击沉汽艇8艘，其余6艘连忙逃了回去。9月22日，日军10余艘浅水炮舰和驱逐舰掩护大批汽艇再犯田家镇。中国海军官兵沉着应战，越战越勇，炸沉4艘日军汽艇，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海军的嚣张气焰。

日本海军屡犯田家镇炮台受挫，遂改向攻占了长江南岸的富池口，北岸的田家镇炮台失去策应，完全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28日，日军20余艘汽艇在飞机、军舰的掩护下，向田家镇再次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炮台的主要工事全部被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1000余人强行登陆，扑向田家镇炮台。中国海军炮队官兵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日本海军陆战队几次冲上了田家镇炮台阵地，中国海军官兵与日军展开激烈的肉搏，硬是把日军打了下去。当晚7时，日军向田家镇炮台发起总攻，中国海军炮队官兵伤亡惨重。至此，炮台与外界的通信全部中断，弹药消耗殆尽，炮台官兵流着泪撤出田家镇炮台。29日凌晨田家镇沦陷。

日军向田家镇进攻期间，平均每天向田家镇炮台发射炮弹500多发，日机总共投弹在1000枚以上，炮台的所有掩体、工事全部被炸毁。田家镇被日军围困后，炮台上弹药得不到补充，缺少食物，没有饮用水。就是在这样残酷、恶劣的条件下，不足200人的中国海军炮队官兵与数倍于己的日军鏖战了12天，直到打完最后一颗子弹，才奉命在友军的帮助下撤离了田家镇。

中国海军布雷队让日军闻风丧胆

日军攻占武汉以后，掌握了长江的控制权。中国海军决定在长江展开敌后水雷游击战，切断日军侵华战争的后勤补给线。

1940年初，中国海军成立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以刘得浦上校为总队长，下设5个中队，11个分队，在湖口至芜湖段开创第一布雷游击区。之后又开创了第二、第三布雷游击区。中国海军与日本海军在长江上展开了一场控制与反控制、消耗与反消耗的殊死斗争。

1940年1月下旬，各布雷队进入任务区，在友军的配合支援下，白天化装潜入江边侦察，晚上雇请民工运送水雷到江边实施布雷。1月20日，海军布雷队发现日军舰艇在贵池一带江面活动频繁，于当晚在贵池两河口布下漂雷15具，一艘日军汽艇触雷沉没，艇上10多名日军毙命，多人受伤。次日，又有一艘日军运输舰在贵池、大通间触雷沉没。至2月初，仅10几天的时间就先后有日海军运输舰、汽艇、运输船在长江中游相继触雷沉没。

日军的失利增加了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的信心和勇气。2月18日夜，海军布雷队官兵冒着大雪，顶着刺骨的寒风，在湖口江段迅速布下漂雷77具。第二天一早，一艘满载日本步兵的运输船触雷沉没，当即炸死日军140余人，伤40余人。日军一艘汽艇前往救援时，又触雷被炸沉没，死亡30余人。

日军第一次攻打长沙失利后，筹集了大量前方急需的物资，由大型运输船“凤阳丸”号运往武汉。船长山田龟二身经百战，驾船去过世界各地。出发前有人提醒他，在长江上一定要对中国的水雷多加小心。但山田根本没有放在心上。1940年3月上旬，“凤阳丸”号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长江，顺利地通过了下游。到了南京，有人再次告诉他中国海军的布雷队非常活跃，但不可一世的山田龟二还是没有把布雷队放在眼里。3月19日，“凤阳丸”号逆江上行，躲过了一个又一个漂浮在水面的水雷。正当前方一片开阔，山田龟二松了一口气时，“轰”的一声巨响，隐蔽在水下的定雷爆炸了，跟着船上的弹药也炸了起来，很快“凤阳丸”号就在爆炸声中沉没，这位不可一世的船长也随船葬身江底。

对于中国海军开展的水雷游击战，日军感到十分苦恼和无奈，也想了种种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5月22日，日本海军长江舰队司令部不得已下发了4条训令：一、禁止集结航行；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护航；三、舰轮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间；四、凡舰轮行驶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驶过，违者苛以重罚。虽然日军倍加小心，也采取了各种防护措施，但基本上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舰船触雷沉没，损失极大。日本著名作家菊池吉川来中国采访时，专门写文章警告日本海军一定要重视防范中国水雷的袭击。日本读卖新闻社的著名随军记者若月就是在乘舰采访中，被水雷炸沉随舰死亡的。在打捞其遗物时，日军发现了一本“长江作战日记”，上面尽是描写中国布雷队神出鬼没、水雷游击战防不胜防、长江上的水雷如何如何可怕的文字。

日军对中国布雷队恨之入骨，于是加紧对布雷游击区的扫荡，同时张贴告示：对提供中国海军布雷队行踪的人给予重奖，发现1名布雷兵赏大洋500块，发现1名布雷军官赏大洋1000块。1940年6月，布雷队侦察员陈木生潜入敌占区侦察敌情时，由于汉奸出卖被日本海军抓获，日军对陈木生用尽了一切最残酷的刑罚，但陈木生坚强不屈。日军竟残忍地用锯将他活活锯死，抛尸江中。日军的残忍，激起了中国海军布雷队官兵的极大愤慨，他们的斗志越来越高昂，作战越来越勇敢。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湘北会战，沿江运输频繁，中国海军布雷队协同友军守卫长沙，加紧了敌后布雷游击战。9月28日晚，中国海军两个布雷大队在行动时被日军发现，布雷队官兵冒险突破日军火力封锁线到达江边，发现事先准备用于布雷的小船都已无影无踪。大队长林遵带领官兵跳下江去，泅水推雷入江布放，天亮前完成了布雷任务。但当他们泅到北岸时，发现已被日军占领，而南岸的日军也源源不断向江边涌来，中国海军布雷队36名官兵被围在江边，之后被冲散，潜伏在芦苇丛中。日军派出汽艇在江中搜索，用机枪向芦苇深处扫射。林遵、程法侃等12名官兵在江边潜伏5天后逃回部队，其他24名官兵下落不明。

海军布雷队的情况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他专门给海军总司令部及各战区司令长官发了手谕：以我军采取游击布雷截断敌人水上交通，消耗敌人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饬各战区长官转饬部队，对于布雷官兵要特别保护。之后，海军又从陆军抽调了一批素质较高的士兵，经过短期培训后，补充到海军布雷队中。

据不完全统计，从开展布雷游击战到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仅第一游击区就布雷1370具，炸沉日军大小舰船114艘，伤亡日军5000余人，破坏其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战果辉煌。

宝岛60年前被中国海军接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侵华日本海军开始在南京、武汉、青岛、上海、厦门、广州、台湾等地向中国海军投降。

在南京、武汉等地的接收工作很快就展开了，但接收台湾的工作却没有马上进行。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强行霸占，到抗战胜利已经整整50年。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饱受日本殖民主义的迫害和摧残。如今抗战胜利了，中国恢复了对台湾的主权，接管台湾海防是恢复中国主权的重要象征。9月底，中国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电令，由正在厦门接收日本海军的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少将去台湾负责接收日本海军的工作。

1945年10月初，重庆方面宣布，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长官，统一领导接收台湾的工作。陆军第70军军长陈孔达、62军军长黄涛，空军中校张柏寿、林某，分别在台北和台南负责接收日本陆军和空军，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负责接收台、澎日本海军。

李世甲赶到福州，即在福州《中央日报》上发布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命令，通知所有旧海军人员回军服役。几天后，审查录用请求重新归建的旧海军官兵200余人。之后，李世甲命令海军陆战队第4团团长戴熙愉率该团和海军布雷中队及新征录用的旧海军官兵共1500余人，于10月16日乘20余艘大帆船出发驶向台湾。19日晚，李世甲率队乘“海平”号炮艇到达基隆，第二天一早进入台北。

李世甲一到台北，就立即给日本海军驻台湾司令长官福岛中将下达了命令：（一）尽快出具台湾日本海军投降官兵的花名册，对日本海军在台湾的所有舰艇、炮械、弹药、财产、物资以及各种档案、图表、文件资料等进行清理登记造册，听候中国海军点收。（二）禁止日本海军与外界通信联系，所有电台均由中国海军负责监视，人员不得随意走动，等候集中收容遣返。（三）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在台湾海峡及各港口所布的水雷，要尽快排除，不得有任何遗漏。

1945年10月25日，是一个永远值得记住的日子。这天上午9时整，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公会堂隆重举行。坐在主席台上受降的是以陈仪为代表的9位中国高级官员，主席台两边坐着来自美英法等盟国的来宾和中国方面的其他官员。在主席台的正对面，坐着代表日本投降的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等日本陆海空军将领。陈仪在仪式上宣布：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50年的宝岛台湾，从今天起正式回归祖国了！顿时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安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受降之后，中国海军开始了对日本海军的接收工作。李世甲任命参谋长彭瀛为台北地区接收日本海军的负责人，并保持与行政长官陈仪的联系。在基隆港设立办事处，负责接收在基隆的日本海军。并派海军陆战队及布雷队进至左营军港，令该港日本海军司令黑濑贺少将把武器、物资悉数交出，所有日本海军官兵送入战俘营，等待遣返。11月初，李世甲率部队渡海到澎湖列岛接收马公港和左营港，并设立了马公办事处，负责接收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不久，中国海军总司令部决定成立台澎要港司令部，任命李世甲为司令，下设台北、基隆、马公三个办事处和马公造船所。至此，中国海军接管了日本在台湾的全部基地、港口、装备、设施，并承担起台湾沿海的全部防务。

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是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虽然中国海军力量太弱，无力与日本海军正面交锋，也没能阻止日军在中国沿海登陆并沿长江向内地进犯，但对抗击日军，迟滞日军侵略速度，以至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005年第9期 三五九旅南征记　作者：王人广

1944年11月，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奉中共中央命令，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由延安出发，经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到1945年8月抵达广东省北部地区，执行在华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在进军途中战胜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越过了山岳河流的险阻，克服了严寒酷暑和饥饿病伤的困难，辗转行程一万余公里。毛泽东称赞他们的南征为“第二次长征”。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也是359旅南征60周年。特写此文，以兹纪念。

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1944年以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胜利地发展。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损兵数十万，丢掉了华中、华南、西南的大片国土。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则展开了大规模的局部反攻。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南方的战略决定。

1944年9月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于10月南下，发展湘鄂赣等地的工作。10月3日，毛泽东再次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河南工作大发展与调部队和干部去河南和湘赣的问题。在7日的主席团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几个月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山东有很大发展，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是注意南方，同时注意东北。

这时，八路军第120师359旅在延安东南的南泥湾屯垦练兵。为了更好地完成南下任务，毛泽东向王震详细地说明了当时的形势，并进一步地交待了任务。毛泽东说：当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美国的强大海军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这样，战争也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军迫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逻、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毛泽东进一步对王震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359旅组成南下支队，并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到山东等地沿海地区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线，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

为了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任务，部队在南征前进行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在敌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在10月25日给训练班的讲话中强调说：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其次，连以下干部学习《军队政治工作》等文件，并对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动员。此外，给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服装、粮食和经费。

10月31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参加南征的主要领导人列席会议。会议决定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等8人组成支队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王震为支队司令员，王首道为支队政治委员。支队下辖4个大队，共4200人。359旅留下的部队，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中央派往鄂豫边区工作的干部900余人，编为两个大队随同支队南下。

南下支队誓师出征

1944年11月1日上午，南下支队全体人员集中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上举行誓师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检阅部队。毛泽东勉励部队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用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最后，他祝全体指战员身体健康，并取得远征的胜利。王震带领全体南征战士庄严宣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11月10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踏上征途。

支队离开延安后，经延川县到达清涧，休息了三天后进驻绥德，准备东渡黄河。在这里，支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再次进行政治动员，并布置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11月20日，支队离开绥德，次日到达黄河岸边，然后渡过黄河进入晋绥边区。为了查明前进路上的敌情，支队在边区吕梁山区的刘家会停留了七天。11月30日，支队从刘家会出发，冒雪通过离（石）临（县）公路和离（石）岚（县）公路，到达离石县的鸦儿崖，准备越过同蒲铁路。

日军在同蒲铁路沿线及其附近派有重兵把守。同时阎锡山所部在孝义县兑九峪一线构筑工事防备支队越境。12月2日，王震、王首道请示中共中央“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4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事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支队绕开阎军防区，从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越过同蒲铁路，在过路时打退了日军铁甲列车的阻拦。

越过同蒲铁路后，不久即进入晋南的太岳山区，准备南渡黄河。行军中由于天下大雪，异常寒冷，支队多人冻伤，脚部冻伤残废者30多人。经过侦察发现，在垣曲以东15公里处的马蹄牢黄河渡口已结成厚二尺、宽一公里的冰桥。12月27日，支队顺利地越过冰桥，到达黄河南岸，当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喜讯。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50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并指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环境决定。”

越过黄河，支队便离开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河南地区。河南省境内的平汉铁路以西的日军占领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有30至40公里的间隙地带。在此间有地主恶霸、封建帮会组织的杂色武装盘据。支队决定对这些武装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在支队通过这一地区时，他们大多让开了通道。但是，当12月29日支队在千秋镇附近通过陇海铁路时，受到了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所部的阻拦，当即将其击溃。当天下午，支队徒涉了冰冷的洛河。31日，支队进到宜阳县境内，度过了1944年除夕和1945年元旦。这里的群众十分贫困，支队大部分连队以小米粥加红萝卜度过了新年。

经过在日军与国民党军间隙地带的10天行军，支队逐渐进入了敌占区。1945年1月7日，在鲁山城西之耿集附近，打退了日军百余人及坦克、装甲车7辆的阻拦。支队第3大队以一个加强排占领有利地形坚决抗击，掩护主力通过。在战斗中，全排有18人牺牲，其中战士杨正春以手榴弹炸毁日军3辆坦克后英勇牺牲。此后，支队经过几天的雪地行军，通过日、伪、顽结合部，到达确山县的仪封镇，16日，在确山县以西的瓦岗寨附近击退了与支队遭遇的百余名日军。19日，支队在确山以南越过了平汉铁路，26日，进入新四军第5师领导的鄂豫皖根据地。

南下支队与新四军5师会师

南下支队于1月23日、25日，先后徒涉淮河和河后，向豫鄂边境进发。当支队接近鄂北礼山县（今大悟县）三里城，正准备与新四军5师派来的接迎部队会合时，突然受到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的阻拦。两军部队当即共同对日军发起攻击，迅速全歼日军。两军会师共同打了胜仗，真是双喜临门。

1月27日，支队到达礼山县的下家河。在这里，王震集合全支队人员讲话。他强调说：现在我们就要同兄弟部队新四军第5师会合了。5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皖湘赣人民一起，在敌后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他们已成为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王首道向部队讲话，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要求部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注意向新四军第5师的战友们学习，搞好团结，并肩战斗。

1月29日，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5师举行会师大会。李先念首先致词说：“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5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像。这一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学，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接着王震讲话，他风趣地说：“同志们，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场上发出一片掌声。王震接着说：“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这次南下和新四军5师会合，决心在李先念同志领导下成为5师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加入5师了。我们决心狠狠地打击敌人，保卫鄂豫边区，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后去！”王首道也讲了话。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结束。

随后，南下支队向5师和边区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全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17天，接着又踏上新的征途。

2月14日，南下支队告别了5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向鄂南挺进。5师派第14旅旅长、第4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第40、第41团配合南下支队渡江和在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此时，长江两岸主要城镇和要道均为日军控制，其余地区为土顽盘据。南下支队的先遣部队预先在黄冈及其以东准备好渡江器材，并控制了滩头阵地。支队主力则于19日至23日分批顺利地渡过长江，接着迅速南进。

支队渡江以后，被日军发觉紧紧追赶。2月26日下午，大冶日军300余人尾追支队至大田畈。支队命第1、2大队与日军激战至午夜，歼敌百余人。支队伤亡30余人。1大队2连连长朱新阳身先士卒，夺敌马刀杀伤敌10余名，身负重伤后壮烈牺牲。

大田畈战斗后，支队继续南进。在张体学部协同下，3月3日一举攻占大幕山，6日又攻占金塘、大源。支队计划在湘鄂边界地区工作一个月，准备夺取平江、浏阳建立小型后方。支队在金塘、大源休息10天后，分两路向平江开进，3月26日进占平江城。

支队占领平江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群众奔走相告：“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支队将占领平江的喜讯报告中共中央。3月30日，毛泽东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跳跃前进及留一营兵力于鄂南设小后方之计划是很好的。你们究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或以郴州、宜章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待你们南进后看情形再定。电报强调指出：“十分注意纪律教育，做到秋毫无犯，团结一切好人。入湘后可相机公开号召。”31日，毛泽东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占领平江、崇城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日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通、平、浏、岳、湘、长、潭），然后再南进。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

建立湘鄂赣根据地

根据原定计划和当前情况，南下支队决心在湘鄂赣边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然后逐步向南发展。遂将南下支队番号撤销，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以下简称“抗日救国军”）。将原4个大队扩编为5个支队，并颁布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全面地表达抗日救国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王首道为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为行署主任，王震为军区司令员。军区下辖湘北、鄂南两个军分区。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疯狂地执行进剿抗日救国军的计划。平江城陷入国民党顽军的包围合击之下，抗日救国军不得已于4月15日撤出平江城，并将部队主力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内，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和地方武装。国民党顽军合击平江扑空后，又举兵北犯。抗日救国军给顽军以重大杀伤后，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为了巩固和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边区党委召开会议，决定将鄂南划分为4个分区，边区党委转移到咸宁、崇阳和蒲圻地区工作，并决定王震率主力一部挺进到湘中之湘阴到衡山铁路两侧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

1945年5月10日，王震率部由鄂南出发，沿粤汉铁路东侧敌占区前进，16日进至平江以西的栗水港地区时，国民党顽军4个团阻住去路。王震即率部队返大云山、姑山展开剿匪作战，待机南进。5月下旬，抗日救国军占领大云山之后，国民党顽军两个师向其发动新的进攻。6月6日晚，部队与顽军1个师遭遇，激战一夜，终于打退了顽军的进攻。在这次战斗中，2支队支队长陈宗尧腹部中弹牺牲。

6月下旬，王震率部由湘北地区再返鄂南。部队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来，一直处在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中。天气渐热，指战员们感到十分焦虑。这时，得到中共中央及时的指示。6月2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湘鄂赣区党委、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军政委员会的长篇指示电，电文摘要如下：

“集中兵力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和国民党优势兵力反复地多次打大仗，不但在军事上是不利的，而且在政治上是不利的。”“我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日寇占领区域实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建立扩大解放区，综合沦陷区，建立与扩大军队、游击队与民兵，削弱敌军、伪军与联敌攻我之顽军。对于国民党军队不应该超过自卫立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向我进攻，妨碍我在敌占区的抗日战争，而又在兵力对比的有利条件下，才可以集中相当数量之兵力，站在自卫立场上，给以反击取得胜利，其目的也在于便利我党在敌占区建立解放区……”

“现在距日寇崩溃只应估计尚有一年半，时间很迫促，而在湘中衡宝潭醴地区建立解放区，在目前是可能的，在日寇崩溃后要继续存在坚持，将是很困难的。那时有使我军处于极困难的地位，甚至被迫北返的可能，而且不能和广东力量打成一片，违背着在南方一翼建立局面，以便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牵制国民党一翼的战略意图……”

“因此，你们现有主力及张、文后续部队均应取道敌占区向南（取道敌顽接合部，走之字路），直至湘粤边界和广东部队联结，并准备将兵力与干部分为几个部分，在以三南为中心的粤赣边，在宜章、坪石、乐昌、南雄地区，在郴州、道州、临武、蓝山、连县地区，在以永明、灌阳、恭城为中心之湘桂边区（如有敌伪军占据），分散建立许多游击根据地，逐渐成为巩固根据地。准备一切条件，使我军在日寇崩溃国民党发动内战时，能够依据五岭山脉坚持并发展，准备被切断，准备独立作战，唯一的直接的依靠是你们内部的团结，是你们自己的正确的军事政策与正确的团结人民的政策……”

抗日救国军挺进华南

湘鄂赣边区党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将第3支队留在临乡以东之姑山执行协助鄂南发展湘北的任务，主力部队即刻向南进军。7月5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指出：“你们决定南进是正确的，沿途除必要休整时间外不宜停留过久。沿途如有有利和可靠之人民武装，应酌量派出些干部散布种子，助其扩大，主力不宜浪战过分损耗精干力量。”并告，继续南下的张启龙、文年生两部已到晋西北，不久渡汾河南下。

南下部队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并获悉359旅第2梯队已出发南下，又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后，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部队在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以后，冒着江南酷暑，于7月7日开始了向湘粤赣边区的长途进军。

南进部队从鄂南的通山、咸宁地区出发，沿粤汉铁路两侧经蒲圻、崇阳、临湘、岳阳、湘阴、平江、长沙、宁乡等县，于7月30日进至湘潭以南的上方桥一带。在这里，决定将第4支队留在湘潭地区发展抗日武装，主力于8月5日继续南进，从湘潭、衡山间渡过湘江。在进军途中，接到了毛泽东7月22日发出的指示电：“蒋介石一切准备都是反共的，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你们的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不要希望在浏醴衡宝一带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必于日寇失败后出死力铲除这些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脚。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

8月4日，毛泽东致电王震、王首道慰问：“祝贺部队已达湘潭南部，行军顺利，甚为欣慰。今后南进究走何路，由你们根据情况决定，总以出敌不意，走‘之’字路，如你们最近20余天所取办法为有利。”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党委，告知王震、王首道部一个月内可到湘粤边，文年生、张启龙部四个月内可到湘粤边，广东区党委应立即加强北江及小北江各部的兵力及领导，并从东江纵队派出一有力支队，于半月至一月内到达湘粤边宜章、乐昌地区，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

这时，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美国也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日本被迫无条件投降。

8月11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南下部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欢庆抗战胜利声中，继续火速南进，至攸县地区时，受到国民党顽军的阻击；进至永新东北地区时，又受到国民党顽军的进逼。为了摆脱顽军的追堵，继续南进，乃转道东南，翻山越岭，冒雨行军，于8月17日进到桂东西南的八面山。国民党顽军又集中了8个团的兵力围攻八面山。部队于19日夜越山岭，走小路离开了八面山，24日进入江西省境内的崇义地区，并继续向汝城、仁化地区前进。25日，中共中央致电王震、王首道：“你们艰苦行军，到达仁化、汝城间，中央甚为怀念。望依三省边大山休息，恢复疲劳。”部队接着摆脱了国民党顽军的夹击和追击，进入粤北之南雄、始兴地区。

这时，广东区党委所派之东江纵队一部已开始北上，前来迎接南下部队。但在此时，南进部队的困难处境愈加严重。国民党顽军从南北两面围追堵截。南进部队就地立足困难，继续前进又不可能。于是决定挥师北返，并将情况报告中共中央。29日，中央军委复电王震、王首道：“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5师靠拢。”

部队在北返期间，继续受到国民党顽军的围追堵截，在十分疲劳的情况下，穿过江西、湖南两省边境的崇义、桂东、永新、莲花、萍乡、浏阳、平江等县境，经过24天的艰苦行军，于9月23日返回鄂南地区。接着渡过长江，胜利地回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5师第二次会师。

9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王震、王首道：“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5师主力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10月1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王震：“南支在王、王领导下，克服了由于突然事变所产生的极大困难，胜利地北渡长江，保存了基本力量，中央对全体指战员深表慰问之忱。”

2005年第9期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　作者：袁伟时

20世纪中国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哪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军阀自不待言，孙文及其追随者亦不例外。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到了20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决定性的是经济。

1928年，北伐结束，东北易帜，号称全国统一；其实那是很不巩固的政治、军事结合。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循序渐进的“联省自治”运动，被苏俄支持的“北伐”打断。其实，它倒比较符合当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全国规模的市场经济体系，多民族的大国不可能牢固统一。1949年以前，有过扭曲的局部的繁荣，远未达到构筑全国市场体系所需的广度和高度。1949年以后，直到近20年才一波三折地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海耶克所说：形成这样的“自发拓展秩序”的必要条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法治）、竞争。

参加WTO所以值得称许，在于它标志着中国终于朝接受现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前进了一大步。不管姓社姓资，离开这个制度框架，现代化和国家的完全统一，就缺少牢固的基础。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一再受阻？一个重要原因是抗拒现代西方主流文化，不愿老老实实致力于建立现代社会共同的基本制度框架。借口是多方面的。一是走捷径。从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到后来的“不断革命”，还有形形色色的“第三条道路”，总是想一举超越欧美。二是老想独辟蹊径。“国情特别”、“中国人不比别人笨”，这些不无一些道理的前提，往往成了出怪招、走歧路的根据。

为此，人们通常从两处寻找智慧：首先是中国传统文化。它似乎成了专医古今中外疑难杂症的百宝箱，惟独不审视它与近代中国步履维艰有什么关系。另外是西方各种非主流文化。在彼邦，那是有益的探索和批判力量。橘逾淮成枳；到了中国，往往丢掉批判的灵魂，也不考虑它在西方文化中的语境，摇身一变成为来势汹汹的偏激。于是，美国三流学者的著作搬过来成了民生主义的理论支柱。风行的是：不认真研究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理论的全面状况，或是一股脑视之为资产阶级的骗人鬼话，彻底反其道行之而后快；或是专走偏锋，坚决否定现代主流文化。

这种奇特的文化景观与传统思维方法结合，演出连台好戏。“不为圣贤，便为禽兽”，非此即彼。你主张吸收西方主流文化吗？准要骂你是买办、全盘西化、复辟资本主义，追究你姓社还是姓资！说不定再加上一顶卖国帽子。认识的分歧，提升为政治对立。虽已是昨日的故事，其流风余韵不可低估。

这些现象后面是一个古老大国的沉重包袱。乾隆爷时代，占世界人口1/6的中国人，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的1/3。今天则分别是22%和10%。说起来更令人心酸的是，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相应的数字是25%和5%。

落后了，怎么办？要是说19世纪的中国人还为学西方是不是富强的唯一道路，争论得不可开交的话，时至20世纪，完全拒绝学习西方的，几近绝迹。问题是学什么和如何学？有的人忧心忡忡，生怕他心目中的中国人的特性化解，卫道心切。有的则热衷追赶时髦。他们染上现代主流文化恐惧症，病源是古怪的古老大国心态。不过，现实是这样无情，不建立完整的现代社会运行机制，就无法告别落后，摆脱困境。

什么是现代主流文化的基本内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自由，缺一不可。这些制度和观念的确立，标志着人们结合方式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根本变革。这是现代与前现代的分水岭，而与实行什么主义无关。

中国人渴望统一。其实，随着大陆推行市场经济，海峡两岸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统一进程早已开始。形势比人强，政治家的作秀，挡不住这个进程。参加WTO是市场经济的强大助推器，长远看无疑将造福所有中国人，促进两岸融合。

当然，光这样也不可能万事大吉。竞争如此激烈，任何国家和地区要发展，非完善制度环境不可。其中最重要的，是法治、澄清吏治、扩大个人自由；而这些又要民主政治为之保障。

不管姓社姓资，要富强、统一，就要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建立这样的架构。这是百年中国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经验。

如果光从经济发展速度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均8%—9%，可谓不俗。考虑到在中间又恰逢世界经济大危机，则更为难得。可是，导致国民党统治坍塌的种子也已埋下。原因是在制度选择上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

（1）经济上向德国、苏联学习，重蹈大清帝国19世纪的覆辙，政府及官员热衷于直接或间接控制工矿企业和银行，形成庞大的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官僚经济体系。

（2）政治上抛弃民主，以国情特殊、国民素质低下为借口，建立了一个专制统治的全能政权。

（3）执政党以先知先觉自居，实行“训政”，教化民众，抹煞政府与私人空间的界线；千方百计削弱民间社会，控制本世纪初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公民社团，使之成为毫无独立性的工具；剥夺公民的结社自由，从而使公民的真正意愿无由表达，执政党失去牵制力量，走向毁灭之路。

（4）蒋介石政府建立了史无前例的书报检查制度，取消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化为乌有，自由探讨成了厉禁，以言定罪，噤若寒蝉。

国民党政府贿赂公行，彻底腐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全面破产，都可从制度缺陷中找到根源。今日中国远非昔比，但今日中国面临的许多问题，仍可以史为鉴。一些善良的朋友开出种种药方，希望对救治时弊有所裨益。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应该考虑的是根本问题在哪里？

有的着眼于思想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后现代理论、道德规范，如此等等。应该提醒这些朋友不要忘记三个情况：1、20世纪上半叶的统治者，无不口口声声子曰诗云，中华道德文章，世界第一。2、我国有56个民族，各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任何族群都无法割断传统；加上现代公民意识觉醒，价值取向成了不容干涉的私人空间；靠思想文化如何凝聚统一？3、思想文化是多元的。没有健全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各种思想观念无所附丽，亦无从传播、讨论、发展。

“经济改革”大约是目前使用最频繁的词语之一。这当然是好东西。睿智如吴敬琏等经济学家一再撰文指出：不是资金、科技，而是制度才是决定因素。不管政府的意愿如何，资金和人才总是在国家和地区间流动。流向自由，流向法治，流向美好的环境，流向廉洁、高效的管理。

“环境保护”，人们关注的又一热点。科技和观念的转变都很重要，资金也不可缺少。但关键仍在制度。中国的环境为什么破坏得如此严重？

首先，没有确立健全的民主和法治制度。一个代表（马寅初）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讲人口问题，居然成了弥天大罪！有民主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议员（代表）在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的发言，是不受追究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一些政治家反其道而行之，带来的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那时我们在“人多，热气高”的吆喝声中，多生了几亿中国人。要活下去怎么办？造田！湖泊，山林，草原，江河，一一遭灾。

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建立了一个命令经济体系。那时领袖和领导的指示就是真理。于是，大跃进、大干快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世界史上罕见的资源、环境稀奇古怪的大破坏，一一见诸神州大地。时至今日，不少地方，我以为仍是权比法大，领导拍板，环保部门不敢说话；加上黑箱作业，公民和传媒即使有勇气也无从监督。

再次，资源、财富，那时样样公有，常常又无人负责，不拿白不拿，不用白不用，不花白不花！许多是掠夺式经营，化公为私，哪里还顾得上环境？

第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关起门来我最大。老子的制度无比优越，环境破坏是资本主义的弊端，与我无关。翻一翻20世纪60—70年代的报刊，领略当日嘲笑别人的豪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这种闭关锁国，文化教育不发达，目光短浅的弊端，时至今日也并未绝迹。

所以，我以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

（转自《改革内参》2005年10月号）

2005年第9期 城乡身份推算　作者：吴　思

2005年春节前后，我参加白南生教授组织的农村调查，追访十年前访问过的300位进城打工农民。在四川渠县的三个村庄，我访问了17户人家。问卷上有近百个问题，其中一个是：你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农民还是工人？

结果，无论是建筑小工，还是外资工厂的中层管理人员，无论是牙医，还是小老板，他们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几个字：我是农民，乡下人。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回答。我追问每一个访谈对象：十多年来，你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靠务工或做生意养家糊口，脱离了土地，甚至根本就不会干农活，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农民？就凭户口本上那张纸？

一位在成都当油漆工的小伙子答道，我是在城市工作生活，但我随时可能失去工作，那时我就要回家种地。我问：城里人也可能失业，那么多人下岗了，你和他们有什么不同？他说，那可不一样。城里人有房子，开销不大，失业了心里也不慌。我们在城里没活干了，整天花钱不挣钱，就得赶紧回乡来。

实际上，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死抠户口本。我们访问了一个紧邻小镇的村子，其中有一个村民小组已经并入街道居委会，所有村民都转为城镇户口。但我访问的户口意义上的城镇人依然说自己是农民。一位在一家深圳公司“跟单”的基层管理人员，操着一口广味的普通话，给出了和那位油漆工一样的理由：我没有工作就要回家种田，老板不要我了也不算下岗。

顺着他们的思路想下去，假如他们在城里有了自己的住房，或者失业后也算下岗，因而得到救济，他们似乎就会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就会认为自己是工人而不再是农民。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城里人未必都有自己的住房，下岗后也未必都能得到救济。他们的本意似乎是强调一道底线：你是谁，取决于你能以什么身份安度人生。如果要成为城里人，那么，即使遇到一时困难，也必须有能力在城市中生活下去。在城市工作的总收入应该大于或等于在城市生活的总支出。

追到这一步，我忽然冒出一个猜想：说不定这是一道关于身份认同的条件的公式，即：城市收入≥城市支出。一旦条件成熟了，这道公式成立了，农民的身份认同就会转变为城市身份认同。当然，所谓收入和支出应该覆盖整个人生，“收入”应该指人生总收入，“支出”应该指人生总支出，包括建立家庭、生儿育女和养老送终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有城市住房意味着日常开支的下降，有失业救济意味着收入增加。收入增加这边还可以包括工资提高、就业机会增加、个人素质提升、社会支持网络建立等项内容。支出下降这边可以包括城市学校借读费降低、医疗费用下降、城市棚户区或曰贫民区的合法化等项内容。

从我访问的样本来看，这道关系式很难做平。更准确地说，在我负责的一次对村干部的访谈中，在过去十多年里，这个村只有4%的人家可以做平，他们或多或少发了财，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城里人，不会再回农村续走人生之路了。至于绝大多数人，进城打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人生的根子仍然扎在农村，他们身份认同也死死贴住农民。对他们来说，用城市打工收入支持他们在城里安家、买房、供孩子读书，同时给自己留下养老金，简直就是一个神话。

其实，深入追究下去，这些人对农民身份的认同也是一种错觉。在当代四川农村，如果没有进城打工的收入，农村收入真能支撑农村生活的开支吗？即使一部分人目前可以，一旦进城打工者大批归来，就凭人均六七分的那点田地，连糊口都难，更别提盖房结婚和送子读书了。

传统的“农村收入≥农村支出”已经无法成立，现代化的“城市收入≥城市支出”尚未成立，只有目前的“城市收入≥农村支出”可以成立。于是，这些人就获得了一种独特的身份，农民不是农民，工人不是工人。他们的两栖生活恐怕是历史注定的。我不知道这段历史将持续多久，不知道会不会固定下来，形成一个像两栖动物那样的新物种。从四川调查的情况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今，将近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当年的中青年已经步入中老年。四五十岁以上的人开始退回农村，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又踏上了前辈走过的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两栖状态依然存在。

如何准确命名这种两栖身份？周朝有所谓“氓”，汉朝有所谓“流庸”，唐朝有所谓“雁户”，这些称谓都不如当代的“农民工”准确，尽管“农民工”听起来不伦不类，自相矛盾。语言的矛盾是现实矛盾的反映，恐怕无法靠语言技巧解决。

根据身份认同的公式，城乡身份的大规模转化其实是可以计算和预测的。只要计算出农民工的平均收入及其变化趋势，再计算出城市生活的人生总开支的底线及其变化趋势，我们就可以预测农民将在什么时候并以多大规模转化为城镇人口。

在想象这种转化所牵涉的各种因素的时候，我特别强烈地感到，城市的棚户区能否合法存在，对转化进程影响极大。棚户区是踏入城市的最低台阶，是一个过渡地带，它的存在可以使农民工节省大笔路费和农村建房费，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可是按照目前的政策，即使农民自发创造出棚户区，例如北京的浙江村或新疆村，也难免遭到政府部门的扫荡。消灭棚户区固然有利于城市居民，维护城市生活质量，但是其代价却完全由农民承担。我在农村见到许多空荡荡的新房，花两三万元建成，作为结婚实力的证明和未来养老的保险，这些房屋的主人却年复一年地挤在城市建筑工地的工棚里，或者另外付给城里人一笔房租。闲置的房屋吞噬了上千万人多年积攒起来的血汗。这种遍及全国的资源浪费，就是农民为城市利益付出的代价。这笔钱本来可以成为城市建设至少是棚户区改良的动力。

另外一个因素是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民这笔名义上无须支付的开支，实际上吞噬了农民工的大半剩余。这意味着农民工真实收入的下降或积累的减少，从另一面削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个因素，涉及到敏感的工会组织问题。在我的访问对象里，有两位参加过罢工，一次成功，一次失败。罢工的目标都是提高加班工资，减少加班时间。他们的劳动时间平均每天十一二个小时，每个月休息一两天甚至全无休息。这样的生活让人无法尽父母之责，更不敢有在城市养儿育女的奢望。对中国农民工来说，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工人大罢工所争取的8小时工作制，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在我访问的两个案例中，带头“闹事”的工人都被开除了。早期美国的罢工组织者也是这样的。美国工人的对策是成立自己的工会组织，被开除的工人领袖干脆以此为业，工人运动因而前赴后继。但在当代中国，这是更加遥远的梦想。于是，罢工的组织风险很高，罢工自然减少，农民工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水平方面也缺乏谈判的实力和手段。在身份转化公式里，这意味着农民工的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就业不稳定，收入难以提高，城市难以成为安身立命之地。

假如上述因素向有利于农民工的方向转化了，我们就有理由预测，农民工变成城里人的临界点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民工集团将根据收支水平分为几个梯队，大规模的身份转化将在中国的大小城镇中梯次行进。于是，有那么一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可以斩钉截铁地宣称：我是工人，是城里人。

那将是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宣言。

2005年第9期 “中国式”思维杂拾　作者：李　普

上海《解放日报》的《报刊文摘》登了一篇《由厕所里看思维差异》，介绍青年作家余杰的一番议论。余杰到美国，看到美国差不多任何一处公共厕所，除了男女的分别之外，还有专供残疾人使用的厕所。他到大峡谷国家公园，看到公厕的男厕和女厕门口都排起了长队，唯独中间的残疾人厕所没有人。“于是，我的‘中国式’思维又开始工作了：既然残疾人厕所没人使用，何不匀一些人去呢？这样岂不能缩短男女两队的长度，节省大家的时间吗？”他的美国朋友连连摇头说：“虽然现在看没有残疾人来，但是如果正常人正在使用的时候，来了一个残疾人怎么办？这不就造成了正常人侵犯残疾人的权益？”余杰写道：“这番话让我这个自诩为‘文化人’的人，第一次痛切地感觉到自己是那样地没有‘文化’。”

余杰不愧是余杰，由思维想到了文化。文化这个东西很怪，我们的先民，在他们创造出文字来以前，也有他们的文化。文化又是群体的事，它同某个个人读书多少和学问深浅并没有直接关系。余杰大有学问，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说很谦虚；也可以说他讲的是实话，因为厕所里那件事确实表现出他缺乏那种美国文化。

文化这个题目太大太复杂，我们还是只来谈思维吧。不过“中国式”的思维这个题目也很不小，可以写一本大书。至少可以做一篇博士论文，我也做不出来。余杰的议论很有吸引力，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报刊文摘》又常出现这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给了我一点资本。凭这点可怜的资本，我能说一点感想，也只能说一点感想。

余杰的见闻是一个例子，现在请让我再举个例。原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后来当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他说：在诺丁汉，本来以为，这一校内至高无上的身份意味着很多权力。但实践告诉我，校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约，可以说“既有权，又无权”。

一则，他只有执行权，没有决策权。决策权属于校务委员会，而校务委员会的决策，又必须他签字才能实施。在校委会，他有发言权，也要接受反驳。对于校委会的最后决定，哪怕他反对，他也得执行。

二则，他的执行权，也是受制约的。他曾经邀请中国一位德高望重、职位也很高的学术权威偕夫人访问诺丁汉，按“我们的习惯思维”，校长请客人访问，学校报销差旅费总没有问题吧?但是校长们没有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在校长们的下属财务总监手里，他说行才行。财务总监同校长们一样，都是校委会选举产生的，他要向校委会负责。

这位校长没有用“中国式思维”这个词，他说的是“我们的习惯思维”，我想意思是一样的。还有一件事，大概也可以说明，这种“中国式”的思维确实存在。

中国驻联合国的曾任常驻代表凌青在回忆文章里说，我国缴纳的联合国会费，原先国民党政府是4%、5%。我们进去以后，“说应该超过国民党政府”，定为5.5%，后来又增加到7%，每年要交几千万美元。凌青说，本来，联合国会费按国民收入计算，收入少的可以少交，“我们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实事求是。到凌青当常驻代表，我国才按实际情况办，于是会费大幅度下降，降为0.9%。

这也是中国式思维。不实事求是，表现之一是打肿脸充胖子。

中国式思维或者我们的习惯思维还有些什么，它有些什么特征?我回答不了。但是这个问题很有趣、很有价值。我想不妨试试看，努力想一想、找一找。

首先，我想，人家是有“法”，而我们是“无法”。我不知道美国关于公厕是不是立了什么法。英国的大学，比如诺丁汉，想必早就有法规管着。其次，我们不仅“无法”，而且有法不依，也由来久矣。新中国初年，毛泽东就只要政策不要法；后来进步了一点，也只要刑法不要民法。至于有法不依，说“联合国会费我们应当超过国民党政府”的，也是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他还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为荣，这句话是他说话第二天就登了报的。这种情形本来不光彩，不料他老人家竟十分得意，大概认为很有面子。爱面子也是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一。这种思维习惯并不以伟大领袖个人为限，不过他表现得很突出。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伟大传统。在大清乾隆皇帝在朝的时候，英国国王派使臣带着礼物来谈判通商，只因为来使不肯对乾隆行跪拜大礼，一切免谈。把人家的礼物叫做贡品；回赠的礼物叫做赏赐，当然要加番加倍，显示大皇帝至高无上和富有四海。

说到“法”，有一个反面的例子很有趣。凭人家的习惯思维，人们想到的首先是立法。这里说的“人家”指的是英国。有一个患有“肺结核病”的男子拒绝在医院接受治疗，到处跑，传染了十二个人。这件事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人们的热点话题是：是否应当修改法律，迫使传染病人接受治疗。原来，按照英国的现行法律，如果证实病人患上了传染病，可以强迫病人留住医院，但不能强迫病人接受治疗。

《报刊文摘》还登了一篇文章摘要，标题是《香港人的公德意识饮食亦须看场合》。摘要开头说：“不久前到香港开会，印象最深的是香港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的公德意识。”文中说：“比如饮食吧，规定公共场合严禁饮食，喝饮料吃东西都有固定场所，真是令行禁止。”“第一天开会乘汽车时，看到车窗上贴着‘请勿在车厢内饮食，面斥不雅，请自重’，感觉很新鲜。”作者“印象最深”、“感觉很新鲜”，言下之意十分明白，大陆人的思维里缺少这种公德意识。

香港人和大陆人都是中国人，何以区别这么大？粗浅的解释可不可以说，大陆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或者刚刚离开农业社会，我们还保留着农民的许多思维和习惯意识，基本上还是如老祖宗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农民，还是那一袋子土豆。土豆是不管别人的，他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只顾自己一时的方便。他更想不到，损害了别人，最终可能损害自己。

《报刊文摘》还摘载了这样一件事。南京街上某一天有一对夫妻打架，妻子遭到痛打。围观的很多，没有人出来干预。一位意大利旅游者看到了，马上用生硬的汉语报了警，又向赶来的警察提供了他的证词。西方人不是很重视个人私隐权的吗，是不是由于这件事闹到了街上，就不属于个人私隐了？或者，一个男人痛打一个女人，他就非干涉不可？（我这里用“私隐”而不用“隐私”，是赞成亡友李慎之的意见。他说，“隐私”，特别是“阴私”，在汉语里是个贬义词，所以他主张用“私隐”，我很赞成。）

我不知道那位意大利旅游者究竟是怎样想的，也许是道德的力量，是那无声的命令叫他这样做的，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也。

说到道德，本来我们中国是很重视道德的。这几十年我们的道德被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尤其登峰造极，扫地以尽。造谣诬蔑成了时尚；揭发至亲好友乃至家属向自己说的私房话，包括一时的牢骚、偶然的气话，揭发这些都是觉悟高的表现，而不是“出卖”。总之，对道德的破坏是几十年中最大的罪恶。早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强调“六亲不认”，文革中成了一句正面表述的为人准则：“亲不亲，阶级分。”文革开始前不久，有一位青年到我家来，他说：“刚才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位老人，而且可以肯定是病号。我正准备让座，忽然一想，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我不是丧失阶级立场了吗，结果我就坐着不动。”这肯定是文革以前或文革初期的事，以后，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再没有独自一人敢到我家来的了。我这里要说的是，可见思维也很怪，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记得文革前还有一句最高指示：“打倒封资修”，或者“彻底清除封资修的一切影响”。“封”者“封建阶级”也，指我国古代的一切传统文化；“资”者“资产阶级”，指一切西方的文化；“修”者指苏联东欧的文化。苏联东欧本来是我们中国的老大哥、好兄弟，忽然都“修”了，成了修正主义。这样一来，一切文化传统彻底清除了，剩下的真正是一张白纸。“一张白纸”好啊，“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不要一切传统，当然一切从头做起，当然越原始越好，越野蛮越好，越粗鄙越好，越残酷越好，越血淋淋越好，这才叫“我们造反派的脾气”！文革中我们常常听得到这句话。这并不全是毛泽东的创造或发展，马克思早就教导：无产阶级必须同剥削阶级的一切意识形态彻底决裂。

说到文革，我手头还有一张剪报，可能是从《每日电讯报》剪下来的。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的第二天，在卡特总统为他举行的国宴上，同席的一位著名影星告诉邓小平，她几年前访问中国农村，曾经问一位正在“五七”干校劳动的大学教授，到乡下干活是什么感觉。这位教授答道：他很高兴与贫下中农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谈笑风生的邓小平马上正色说道：这位教授在撒谎，文革中，无数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所谓“再教育”，这实际上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看了剪报中这段话，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同情那位大学教授，他是被迫的，他撒谎是出于无奈。接着一想，不对。如果他说真话，他可能要受到惩罚。但是，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应当有这个准备，人们应当准备为说真话而付出代价。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个道德规范，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准则。前些年以阶级斗争为纲，我们把这一切好东西抛弃光了。所谓个人崇拜、个人迷信，首先是由于对权势的崇拜和迷信。党史专家何方最近提出这个观点，我很赞赏。这种情形的发生，权势者当然要负责，但是我们自己要负更大的责任。为什么我们要崇拜和迷信权势，首先要拷问我们自己！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这几十年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很难堪，很可耻。我们既崇拜权势又屈服于权势，把好传统丢光了，把好传统的好道德规范丢到九霄云外去了！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当时那位教授有三种选择：一是说实话；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三是撒谎。不料他竟选了第三条路。

不过也许他并没有撒谎，也许他说的是实话。也许他确实认为大学教授应当下放劳动，确实认为他从贫下中农那里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更可悲。这位堂堂的教授先生，这位大知识分子，而竟同那些年幼无知的造反派一样，完全接受了命令“造反”的那一套！

现在回到中国式思维上来。它的表现还有哪些？其故安在？能不能给它下个定义，能不能分分类？我那个土豆说能不能成立？还有，我国没有自然科学的传统，没有尊重人权、自由民主的传统，何故？我以为法和道德的规范都不可太滥，怎样才适度？以及两者如何分界？如此等等，问题很多，希望哪位专家加以研究。我这是抛砖引玉。

（2005年6月15日，沈容去世半年之日）

2005年第9期 民国政治逻辑与人心向背　作者：王也扬

邓野先生的著作《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是国内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史学佳作。该书以翔实的史料、清晰且富穿透力的史识，记述了抗战胜利前后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段政治历史。书中有个关键词：民国政治的逻辑，作者解释道：“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当时博弈于中国政坛的国共两党无不深谙此一逻辑。毛泽东告诫党内：“中国的事，历来是有枪为大”，“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蒋介石则死死扭住中共的军队和地盘问题不放，非欲除之才能心安。这使得国共和谈反反复复，极为艰难，形成了一个“怪圈”：和谈的目的是取消武力，但和谈的本身却又是武力的派生物。于是和谈双方便“绕这个圈子不休”。

作为和谈调停者的美国特使马歇尔怎么也搞不明白：国共两党既然在和平建国、军队国家化等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异议，何以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按照马氏的理念，中国应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体，他对周恩来说：“我惟一的目标是在中国终止冲突和建立一个两党制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反对党，因为这是保证一个像我们在美国所理解的那种民主政府成为可能的惟一途径。……没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作为竞争对手、提出批评、催促改革，就不可能出现国民政府或国民党的任何改革。国民党不可能自上而下自行改革，必须要有反对党。因此，我曾想到，关心农民、关心中国这个最大阶级的共产党，可以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合法的反对党而为中国人民做出非常重大的贡献。”然而，马氏的设想在中国压根没有基础。因为，在一个武装的执政党——国民党的眼中，没有武装便没有“真正的反对党”，像民盟那样的非武装党派，其反对党的地位如蒋介石所说“不能算数”。这样，马歇尔自己给自己出了一道解不开的题：没有真正的反对党，这不符合美式民主制；而真正的反对党在中国则必须拥有武装。

那么，按照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是只要有了足够多的枪杆子就可以得天下呢？不尽然；还有一条更深刻的政治古训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对此，国共双方的领导人也都是知道的。然而，谁能真正得到人心，则要看各自政治能力的高下了。

抗战结束后，中国社会人心的最大愿景是和平建国，作为国民党政治领袖的蒋介石，并非不明白这些。因此他同意开政协会议，也支持国方代表与共产党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制宪。他在内部会议上解释说，抗战八年，劳者思息，“我们在这个时候如果决心以武力来戡定内乱，战事延长下去，则共产党一定到处造谣惑众，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破坏社会的秩序，引起民众对于政府的反感。如此，则社会必将崩溃，社会崩溃则军队就不能维持，军队不能维持，则政府就不能存在了。”可是国民党内“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这恰为民国政治的逻辑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如蒋介石所说，本党一般同志的普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赴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既然不愿与他人分坐天下，那就必须用武力来剪灭异己，国民党内主战派十分猖獗。其实，“打天下坐天下”思想也是蒋氏自己大肆加以贩卖的。1944年，他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批了共产主义，又批民主主义，反复强调的只有一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蒋介石的这种为国民党一党专政制造理论根据的说辞，引起国内各界的普遍不满和批评。

与国民党比起来，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则要高明得多。其高明之处正在于准确把握了当时中国的社会人心，并且满足了人民大众的所欲所求。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是：在政治上，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在文化上，建设为民主政治和民族资本主义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进而中共把“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毛泽东语）作为自己的斗争方针，在国内外舆论界占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中国虽有几千年的专制历史，但近代以来，尤其经过五四运动，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已被国人作为一种普世的进步价值观所接受，国民党搞专制独裁是很不得人心的。而抗战胜利后，政府官员腐败成风，用不受制约的权力胡作非为，更为百姓大众所不齿。中共高张反专制、争民主的大旗，具有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周恩来说：“民国本是应该实行民主的，但国民党执政已经18年了，至今还没有实行民主。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最大的损失。”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的提问，以用“民主新路”走出腐败政治“周期率”的高见，如一股清风扑面，给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著名中共党史学家胡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毛泽东看清楚了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所谓中间势力，除了资产阶级，实际还包括大多数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众，他们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事情。“国民党后来公开否定民主主义，说资本主义怎么不好，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国民党不搞资本主义，中间力量怎么会跟它走？”

与中共比起来，国民党对社会民意的判断与把握，往往愚蠢错误。1946年二三月间，因对占领东北的苏军逾期未撤、中方接收代表张莘夫不明被害和苏联在雅尔塔协定中侵犯中国主权的强烈不满，国内一些城市发生学生抗议游行事件，许多大学教授、社会名流也卷入其中。国民党对此竟判断为是社会民意对它内外政策的支持，加之四平战役一时得手，于是发动内战的决心大增。殊不知，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孪生兄弟。一些学生知识分子对苏联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满，并不等于就赞同国民党搞一党专政、武力伐异。事实是，内战爆发后不久，“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就席卷各地，“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之歌响彻全国，国民党最终完全失掉了民心。1947年底，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上说：“国内形势现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区域内人心动向变了，蒋介石被孤立起来，广大人民群众站到了我们方面。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过去在长时期内没有得到解决。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比较孤立。进入抗战时期，蒋介石逐渐失掉人心，我们逐渐得到人心，但问题仍没有根本解决。直到抗战胜利后一两年来，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失人心者，失天下就是不远的事情了。这是新中国诞生前夕的政治历史中，很值得记述的一节。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又是需要不断温习的课。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2005年第9期 芮杏文问计于民　作者：钟朋荣

我是1987年开始认识芮杏文同志的，自那以后，我们经常见面，直到今年他去世以前。

1987年12月的一天，突然接到校方通知（那时我还是中南财大的一位研究生），说是中央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同志要见我。

第二天，我到东湖宾馆参加了一个座谈会。会议由当时湖北省委副书记钱运录（现任贵州省省委书记）主持，湖北省的几位知名经济学教授参加了座谈。

座谈刚开始，芮杏文同志从文件包中取出一份《经济日报》。这张报纸上发表了我撰写的《按商品经济的要求改革投资体制》文章。文章上面画满了红色圈圈点点。芮杏文同志就文章中的重要观点，一个一个地提出来，听取我的解释，并听取参会专家的意见。会议开了一上午，很像一次论文答辩会。第二天，湖北省所有报纸都在主要位置作了报道。

这次接见，在我的母校很快产生影响。师生们都在议论，作为一位中央领导，还那么认真地看经济方面的论文，并专门与作者交谈，虽然这个作者是一位普通的研究生，真是不容易。

随后，我被借调到中央书记处组织的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工资、价格改革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林子力任课题组组长。芮杏文同志多次听取汇报，并亲自参与讨论。

此后，我被留在中共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工作。在此期间，我很少与芮杏文同志见面。

1989年以后，芮杏文同志离开了书记处（他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工作。自那以后，我和他见面反而多了起来。每逢年节，我都去看看他。有时，他有些想法，也跟我打电话，让我去和他聊聊。他对其他问题似乎兴趣不大，主要关注经济问题。因此，我和他所聊的基本都是经济问题。十多年来，聊过的话题很多，但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亚欧大陆桥沿途经济发展的问题。十四大以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去他的办公室（当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或去他家，他都要拿出那张图，就有关问题与我讨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虽是经济学讨论的老话题，但他所感兴趣的不是谁为主，谁为辅这样的大概念，而是在投资、金融、产业结构等重大经济工作中，如何具体处理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为此，他专门画过一张很细致的示意图，图中对若干重要经济部门如何进行计划与市场的对接进行一一勾画。从图中可以看出，他对许多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

亚欧大陆桥的沿途经济问题，也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印象中，不是因为他担任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的会长才对此感兴趣，相反，是因为他对亚欧大陆桥特别感兴趣，才牵头成立了亚欧大陆桥促进会（具体名称记得不太准确）。在他看来，党中央在前十多年，主要是实施沿海开放政策，通过这一政策的实施，带动了我国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之后，国家应该对沿途经济给予高度重视。亚欧大陆桥从江苏连云港往西经中亚地区，直到欧洲。加快沿途经济发展，对促进中国经济与中亚及至欧洲的经济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亚欧大陆桥在中国横穿西北数省，国家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对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在拉动中国西部经济的作用，对缩小中国中西部地区差距，非常重要。因此，他提出，应当视沿途为沿海，给予沿途地区相当于沿海地区的支持。

在我与芮杏文同志十多年的交往中，给我的印象，他不像是一位高级领导，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思考问题那么深入、细致，他在探讨问题时那么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能与对方展开平等的交流与讨论，这一切对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然而，芮杏文同志既是一位经济专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毕竟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因此许多思维方式，甚至表达方式，都是一般专家教授所不具备的。他思考问题，不仅要考虑理论上的科学性，也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我和他曾多次一起参加研讨会，研究同一个问题，听了专家们的发言，甚至国内很知名的专家的意见，常嫌空洞些，而听了他的发言，却感到一句一句都是很有分量，很有着落。

芮杏文同志经常跟我谈到，作为一个学者，不仅要有思想，还要善于表达，特别是向领导汇报，更要简单明了，因为领导都很忙。他曾举过一个例子：他在国家某部委工作期间，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听取关于导弹的汇报，他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专家讲。结果，讲得小平同志不想听了。他急了，便自己亲自讲。他说：“第一代导弹很大，打得很近；第三代导弹很小，打得很远、很准。”小平同志很高兴地说：“第三代导弹好。”于是，他一一介绍了第三代导弹的特点。他的这番话对于我后来的写作和演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芮杏文同志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会永远怀念他。

2005年第9期 我的父亲程子华　作者：程海燕

那一年，我28岁。父亲程子华安详的躺在灵柩里，像睡熟了一样。握着父亲那双冰冷残废的手，千呼万唤，多么希望能够唤醒他。我不愿相信，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隔开了我们。父亲说过，他对这一生是满意的。但是，我是遗憾的，命运为何让我和父亲这么早分开？泪眼望着礼兵们抬着父亲的灵柩缓缓走出总后礼堂，我的思绪却好像随着父亲最后的人生历程漂移，追忆着父亲的一生。父亲出生在山西省解县一户苏姓人家。由于父亲的姨家没有孩子，把父亲过继给了姨家，从此父亲改姓程，名世杰。父亲七岁开始读私塾，十二岁进入模范国民小学，十七岁考入国民师范，在那里，父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二十二岁考入黄埔军校，从此开始了他戎马奋斗的一生，改名程子华。

父亲58岁时有了我。那时父亲任职国家计委常务副主任，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想必配合李富春伯伯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的父亲是极其的繁忙。然而，我是幸运的，也许是家里多年来又有了孩子的哭声？也许是父亲结束了几十年南北征战？妈妈说，每次夜里哭闹，父亲总是一起起来，细心的呵护我。在父亲的战友里，我可以说是岁数最小的孩子，因而我得到了很多的疼爱。妈妈告诉我，吕正操伯伯总是一下班就先来看我。1965年，父亲调任西南局书记并且主持三线建设，那时我还不到3岁，父亲经常把我抱在胸前。有一次邓小平、贺龙等伯伯来视察西南三线的建设情况，是父亲抱着我去看望邓伯伯、贺伯伯的。

幼年的记忆大多来自于家人的回忆，我自己印象最深的是1967年，那时我四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们一家也经历了抄家、父母被关、一夜之间被赶出家门的动荡岁月，我和阿姨相依为命。那时成都武斗非常厉害，在我们先后住过的医院心电图室，图书馆里，房屋的窗上都有弹孔，晚上的天空能清楚的看见一条条红色的弹道。白天阿姨带着年幼的我在外面闲逛，几次路过西南局的大礼堂，那里人山人海，年幼的我总是想去看热闹，每次阿姨都会将我强行带走，因为那里在批斗父亲。我是家里第一个看见狱中父亲的。那时阿姨带着五岁的我去给父亲送衣服，大概看守所的团长看我年幼可怜，动了恻隐之心，带着我去看了父亲。记得当时父亲微笑着看着我，我虽然不能理解但是我很欣慰，这一年多来，我终于见到了亲人。临走时，父亲掏出手绢，用他那残废的双手小心的为我包了一个桃子，几颗糖。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些无疑于奢侈品。后来才知道，那也是父亲过节时发的，他每天也只是用来当营养品限量吃。在以后的探视中，印象中父亲总是和蔼可亲，没有沮丧，没有抱怨，没有怨恨，父亲告诉母亲他会再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直到多少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关押期间受到的非人待遇。

1973年，父亲被“解放”回家。苍天助我，我终于可以像其他的小孩们一样，有了一个有父亲也有母亲的家。虽然我对父亲为什么被关起来，又为什么被放出来并不理解，我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在身边的父亲。我并不理解父亲那代人的经历，也没有想去知道父亲那代人干出的非凡的事业。因为在我的眼里，我的父亲是一个和其他人家的父亲一样的父亲。在以后的两年里，我慢慢地了解了父亲。我看到的父亲就是在我患伤寒时，用麦乳精筒作道具，给我讲述他们那代人奋斗的片段经历；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每天用残废的双手捧着在街头买来的烤红薯给我吃；我看到的父亲就是每当我感冒发烧时，笑眯眯地说，“来，让我试试”，然后轻轻用他的额头碰我的额头……慢慢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才领悟到，我有一个特别的父亲，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成功并且可以成为大英雄的父亲，每每想起这些，我就会感到我是一个幸运的人。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父亲在少年时期也有他的偶像，就是戚继光，一个抗日历史英雄。父亲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2岁进入黄埔军校，在那里他的大队长就是徐向前元帅，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一辈子的知己。父亲所在的部队没有赶上八一南昌起义，而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父亲几经磨难，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发动了著名而成功的“大冶兵暴”，为此父亲被授予二等红旗奖章，随后父亲与何长工的红五纵队会合。由于在上海疗伤，父亲没有参加第一次反围剿，但是作为红军师长的父亲参加了第二到第四次反围剿。在长征之前，周恩来副主席亲自派父亲去鄂豫皖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父亲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和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一起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在长征途中的一次艰苦的战役中，政委吴焕先牺牲，副军长徐海东受重伤，父亲的双手被子弹打中，昏迷不醒。看着战士们轮流抬着他，父亲几次要求截肢，是钱信忠保住了父亲的手，但是双手终身残废了，像鸡爪子一样。每当父亲提起他的手，他总会很诚恳地告诉我，他在受伤之前脾气很不好，但是看到那么多的人为了他出生入死，他看待事物和人的观念起了很大的变化，脾气也小了很多。父亲总是告诫我们，想想他的亲密战友吴焕先以及牺牲的烈士们，他是很知足的。

在我看来，父亲的一生是平和和平衡的。长大了以后，我才真正地体会到人的一生要做到平和和平衡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常常可以看到、听到人们对于父亲的评价，最常听到的就是父亲功高不居，资深不傲，不计名利和任劳任怨。这些高尚的为人品质，说说容易，做起来，尤其是在一生中做到，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父亲做到了。我总是在想，每天父亲看到他那双严重残废的手，他会不会想到他自己一生所作的非凡的贡献呢！我从来没有找到过答案，因为父亲几乎没有和我提起过他的那些经历。后来我浏览了很多党史出版物，父亲经历了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但是父亲很少提起过，父亲也很少去注意这些事情。我想这来自于父亲的性格，来自于他务实的本性。父亲一生做到了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真实的人，这也是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

父亲从来不让我们说他参加了长征，在这里我也尊重父亲的意愿。父亲在“小长征”中受伤，那年他才三十岁。当时有十个伤口，因为没有药物，只好用盐水煮了布条往伤口里来回擦。那时父亲躺在担架上，失血、剧烈的疼痛让他时常昏迷。看着抬他和保护他的红军战士，父亲要求截肢，这样可以好得快一些，可是没有得到医生的同意。到达陕北时，父亲已瘦得皮包骨，身上的褥疮让他的脚脱下了整整一个壳，双手也落下终身残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一路上向红二十五军指战员讲解了中央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条例被程坦、刘华清谱上了曲，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到达陕北后，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组成红十五军团，父亲就任红十五军团的政委，和军团长徐海东、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等人一起巩固、加强了陕甘宁根据地，为中央红军最终立足于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5年秋，红十五军团与东北军相遇。激战一天后将敌全歼，同时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生，是东北军的一个优秀团长，与王以哲军长的关系很好，父亲亲自和他谈话，高福源留了下来。不久，周恩来总理派高福源回东北军，通过王以哲介绍给张学良，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后来的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父亲和军团长徐海东代表红十五军团赠予了中央红军急需的经费，并且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联合林彪和聂荣臻的红一军团成功地打赢了直罗镇战役，为中共中央立足陕北奠基。之后，父亲和徐海东带领红十五军团参加了东征和西征。洛川会议以后，由于父亲受伤严重，需要手术，父亲没有加入八路军。手术后，因为父亲是山西人，和邓小平等被派往山西和阎锡山开展统战工作，建立了和薄一波牺盟会齐名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简称动委会），父亲出任人民武装部长兼高级党团书记，牺盟会和动委会为抗日战争武装力量和中共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决定的作用。1939年1月，父亲又受命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出任冀中军区政委，加强敌后抗日的力量。在冀中，父亲和黄敬、吕正操等带领冀中军民开展游击战和敌后作战，大力推进了著名的“地道战”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群众战争形式。著名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就是父亲领导下的一支优秀的抗日队伍。在冀中的几年里，父亲领导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兵斗争，他还专门总结斗争经验，写成了《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的文章，中央和总政治部将其发表，广泛推广冀中的工作经验，对当时的抗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成功地粉碎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就是父亲主持冀中抗日战争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3年8月，父亲被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和刘澜涛一起配合聂荣臻工作。在聂荣臻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期间，父亲出任晋察冀代理书记和代理政委，和军区司令员萧克一起主持晋察冀的工作，以后萧克也去了延安，父亲又代理军区司令员的职务。这两年期间父亲不仅主持了晋察冀的政治和军事工作，还全面主持了晋察冀的经济工作，兼任第一任工商局长和经委主任，为晋察冀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聂荣臻惊叹道：“没想到你程子华不光会打仗呀！”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解放以后父亲一直在经济领域工作的原因。1945年抗战胜利前，父亲预见到了冀察热辽边区对于东北和华北全局的重要性，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等赶赴承德，筹建热河省委和军区，并且命令李运昌率队挺进东北，全面开展冀察热辽的筹建工作。1945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东北局委员、东北野战军副政委。1945年10月，父亲被任命为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任冀察热辽军区政委，司令员为萧克。从此开创了解放战争初期最大的根据地，父亲主持了冀察热辽的土改运动，此运动以后成为了土改运动的典范。1946年父亲协助乌兰夫解决了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在两年时间里，冀察热辽的部队从3万人发展到30万人，党员发展到10万人。1946年到1947年，父亲领导冀察热辽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多次围剿，扩大了根据地。1948年父亲亲自指挥贺晋年的十一纵队开展了著名的隆化战役。我们这一代人，大概都知道董存瑞的故事，电影《董存瑞》里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炸碉堡的情景一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父亲1978年调任民政部长后，到地方调查，回来后将董存瑞的妹妹董存梅调到了民政部，那时我才知道原来英雄董存瑞是父亲树立的。父亲说，他希望为英雄的家里做点事。父亲发现了董存瑞的英雄事迹，并且亲自写了《董存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表彰他的英雄事迹，董存瑞被树立为全军学习的榜样。

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冀察热辽前敌指挥部改称为东野第二兵团，父亲出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率领八、九、十一纵队和三个独立师进行大兵团作战。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战役，而锦州战役是辽沈战役的关键。就在锦州战役中，父亲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当时蒋介石调来了十一个师的兵力，同时叫来海军、空军司令与自己一起在葫芦岛亲自督战。阻击战打了六天六夜，战斗异常惨烈，但敌军却始终未能前进一步，从而保证了锦州战役的成功。也许是对塔山战役的奖励，平津战役后，父亲率领塔山英雄团所在的东野四纵率先进关，在进入北平时，东野四纵代表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上世纪80年代，当父亲负责黄埔同学会工作时，与昔日的对头、当年塔山阻击战国民党东进兵团首领、国民党著名将领侯镜如坐在了同一张桌子旁。侯镜如大概也去过塔山阵地，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个小小的塔山何以能阻挡得住蒋介石陆军空军这么多精锐部队的联合进攻，这大概也是他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战。他问父亲，你是怎么守塔山的？父亲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很少提起这次战役，也很少提起在战争时期的贡献，他把一切都归功于他的战友，他的部队。

和平解放北平，父亲的东野第二兵团和萧劲光东野第一兵团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1949年1月22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被任命为北平第一任警备司令，协助市长叶剑英和市委书记彭真维护首都的治安。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身为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的父亲率部南下，这支部队后来成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在他的部队里就有著名的“万岁军”三十八军。父亲率部解放了襄阳、樊城，发起了著名的宜沙战役，打败了宋希濂所部，随后解放了湖南常德地区。父亲的最后一战就是彻底打败白崇禧的著名的衡宝战役。衡宝战役以后，父亲奉命出任山西省政府第一任主席，省军区第一任司令员兼政委。一年以后，父亲又奉命调往北京，开始了他后半生的经济工作生涯。看看父亲一生的经历，尤其是在建国以前的经历，我总是感到眼花缭乱，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到底有多少呢。历史将父亲那一代人放在了一个特殊的位置上，这是不是父亲一辈子满足的根源呢。但是直到父亲的晚年，他还在为国家发展的事情而操劳奔波，他好像并没有满足他的一生。

父亲的一生又是那样平凡的一生。父亲对于物质生活本身是没有什么追求的，他一辈子朴实、勤俭。从我记事起，我就没有在家中见过高档的家具，我也很少见到父亲为自己添置什么新的衣裳。印象中只有一次父亲和吕正操相伴逛北京百货大楼，两个人各自为自己买了一件很不适用的的确良背心，成了我们的话柄。除了工作，父亲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台球，他和邓小平、段君毅、张廷发等打了十几年的台球，父亲打台球讲究精益求精，听说他很少输球，所以很少钻桌子。父亲年轻时是很好的足球运动员，他一生都对中国的足球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毕生的希望就是能够看到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1982年，在父亲担任中国足球协会名誉主席期间，那年中国队和香港队的那场比赛，是决定中国队能否冲出亚洲的关键。赛前，父亲特地把全足球队的队员请到家里来，在客厅里铺开战局商量对策，赛后总是认真总结经验，鼓励教练员和运动员们。那时宋任穷是中国排球协会的名誉主席，宋伯伯经常调侃父亲说：怎么我的排球队总赢，你的足球队老输，而父亲总是报以笑容。

父亲一生严于律己，从不愿意给别人和组织增添麻烦，就是他双手残疾，他也是能自己干的就决不麻烦其他人。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常常笑眯眯地对我说，《红灯记》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要求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父亲自己是一个残疾人，他对残疾人基金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车子，就是哥哥结婚也是一家人骑车将嫂子接进家门。我在家里年纪小，父亲对我给予了很多的关怀和照顾，并且有机会总是将我带在身边，我是家中唯一可以经常和父亲开玩笑的人，但是父亲对于这个他快60岁才有的小女儿也是要求很严格的。记得在考高中时，由于我家从组织部招待所搬到了北长街的四合院，我也要从育英学校转到离家近的学校，别人给联系了北京四中，四中要求必须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我很不以为然，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父亲注意到了我的态度，对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虽然经过统一考试，我被四中录取了，但是父亲的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使我永远记住父亲一生都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我们全是普通的人，他希望他的子女们自食其力。

父亲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经历里，我们都认为父亲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慈父。从小我就很幸运地一直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在父亲刚刚被放出来以后，我正好患伤寒，是父亲每天陪着我，给我讲很多的故事，鼓励我战胜疾病。从四川回到北京以后，也是我经常陪着父亲。我那时上学，只要是放假，总会陪同父亲到各地视察，亲身体会了父亲对于中国的了解，父亲不用看地图就知道是哪个县在哪里。走到各个地方，父亲仿佛都有很多的老朋友。我从没有看到父亲对于地方的干部提出过任何要求，总是要求地方按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规格接待。父亲也和其他的父亲一样，有我这么个女儿在旁边照顾他，扶着他走路，感到很骄傲。在我上中学的时候，父亲时常问起我的功课，有了疑难的问题，父亲也会亲自上阵帮助我解决问题，无论是数学，还是语文，父亲让我很是吃惊，他的学习功底很过硬，并且很严谨，使我总是在想，要是父亲生在和平年代，他肯定是一个很好的教授。在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医学院时，父亲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父亲是一个很平等和民主的人，这体现在他愿意听也容忍一切不同的观点，并且他从不强加于人，就是对我这个最小的女儿也是一样。我年轻时愤世嫉俗，有时会和父亲激烈的争吵，但是每一次，父亲总是笑眯眯地听我讲完，再发表他的见解，他不是要说服我，他是想让我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给我一个成熟的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式。

父亲总是注意我的身体健康，就怕我瘦了。我出国以后，每一次打电话，他都会问长问短。在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我看到哥哥的女儿可以随意指使父亲，而父亲乐在其中。看到我消瘦的样子，父亲每天晚上都会详细地询问我在国外的生活情况，有时就会不停地说：“看看瘦的，还不如回国来呢。”那一次回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我回国的当天，父亲和母亲正在承德疗养，计划要过几天才回北京，但是父亲等不及了，当天就回到了北京。在我在北京期间，父亲不顾重病在身，执意要陪我去北海看灯会，父亲坐在轮椅上，拉着我的手，我感到幸福无比。每一次父亲看不到我，他就会让身边的人们去找我，直到我回到他的身边，然后笑眯眯地、深沉地看着我。那目光中没有功绩，没有资格，没有骄傲，就是一个父亲看着自己心爱女儿的恩爱的目光，那个目光我至今难忘。我没有想到这个深邃的目光会在我28岁时就永远地离开我。再见到父亲，他老人家躺在那里，就像一个熟睡的孩子。抚摸着父亲的脸颊，泪水无声地流了下来。父亲累了，他的一生干出了很多人几辈子才能做的事情，他需要休息了，这就是我安慰自己的话。

在父亲去世以后的这些年里，人们总会问我对于有这样一个父亲的感受，也曾经有人问我如果我可以和父亲说一句话我说什么，慢慢地我找到了自己的答案：有个爸爸真好！

2005年第9期 著名音乐教育家江定仙　作者：陈宜平

在即将迎来21世纪的前夜——2000年12月23日，我国音乐艺术教育界又一位巨匠和他的时代一起殒落了。他就是音乐教育家、著名作曲家、社会活动家、原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江定仙教授。为隆重纪念这位20世纪中国音乐史上第二代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江定仙教授诞生九十周年之际，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江定仙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出版了江定仙音乐研究论文选《春雨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齐集一堂，热烈而广泛深入地研讨了江教授的学术成就、教育特色和他的历史功绩；大家一致确认江教授是我国教学时间最长、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他将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音乐艺术和教育事业。从他最初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歌开始，发展到后来能充分展现宏伟革命内容和气魄的交响诗，体现了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创作发展的一个侧面。而他长达六十年不间断地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辛历程，更贯穿了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从简陋起步到繁荣发达的整个过程，也充分体现了他对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一往无前地踏上了音乐之路

江定仙1912年11月10日出生在武汉市桥口江家墩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上高师附小时除了会唱当时流行的《明月之夜》、《葡萄仙子》外，还学会了吹竹笛、铜笛和箫，并参加了高班同学组织的丝竹乐合奏，演奏诸如《梅花三弄》一类的乐曲；后来又学会了五线谱和弹奏风琴。

父亲江家瑞曾参加辛亥革命，由于共同的理想，1920年与老同学和挚友陈潭秋、董必武等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北伐前后，革命形势高涨，武汉成为革命的摇篮。而高师的政治空气又尤为浓厚，学校各种政治运动十分活跃，因此虽在小学就读的江定仙也学会了《工农兵联合起来》、《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革命歌曲。因为包括江家瑞在内的大多数教师都是共产党员，少年时代的江定仙在高师附小、附中、武汉中学学习期间深受家庭和大革命时代的影响，也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还为陈潭秋当过小交通员，做些递送密信、传单等工作。

江定仙上高师附中不久，因学生反对石瑛（日后的南京市长），学校也因此遭到查封。他只有转到武汉中学就读。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了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紧接着夏斗寅在武汉叛变，制造了“七·一五”事件。一夜之间风云突变，白色恐怖弥漫江城，许多共产党员遭到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共产党人不得不疏散和隐蔽起来；江先生一家也辗转了好几次并改名换姓来到上海。

江先生是以李仲超的名字进入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的。这也是一所进步学校，夏衍、郭沫若等都在此兼职，因此半年后又遭查封。1928年他又考取了上海美专音乐系。一年半后因他们七位同学反对学校解聘一位钢琴老师冷韵琴，而被学校以“闹风潮”罪名全部开除，并通报上海各校一概不得录取这些学生。但也坏事变好事，江先生便借此机会恢复了自己的原名并重新报考当时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上海音专。1930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音专，并师从开创我国专业作曲教学的第一代作曲家黄自先生。除系统学习理论作曲的全部课程外，他还同时获准以钢琴为副科插班在大名鼎鼎的俄籍教授查哈罗夫班上，成为唯一的双科学生，同时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也是唯一的例外。

江先生在学生时代就创作了《挂挂红灯》、《南乡子》(合唱)、《何处望神州》、《静境》等一大批歌曲和钢琴曲；其中《摇篮曲》还曾荣获齐尔品征集中国风味钢琴曲创作二等奖。他24岁写的《岁月悠悠》竟在五十七年后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而载入史册。同年还为电影《生死同心》谱写了主题歌《新中华进行曲》；为曹禺的话剧《原野》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塞上风云》等配写了音乐。

为民族而战斗为时代而讴歌

1937年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华民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江先生立即中断了学习，勇敢地踏上了抗日救国的第一线，当月就发表了他的第一首战歌《打杀汉奸》（胡然词）。这也是我国第一首抗战歌曲。其旋律铿锵有力，节奏坚决果断，一气呵成。其中“大汉奸卖国求荣，小汉奸卖身作狗，蠢汉奸认贼作父，准汉奸妥协求和”的唱段，充分揭露了民族败类的罪行和丑态，而“肃清自己的阵线”，誓除“心腹大患和亡国祸根”则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当上海沦陷，南京失守，30万同胞惨遭杀害时，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江定仙的满腔愤怒与仇恨，他又创作了气势磅礴的混声合唱《为了祖国缘故》（田间作词）。歌曲以不可抑止的冲动，急促地唱出了“为了祖国的缘故，我们要战斗！我们的热血沸腾了，准备牺牲！”这是发自肺腑的呐喊！也是多年来一直郁结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日本军国主义强烈仇恨的总倾泄，以势不可挡的气势扑向敌人的总冲击！具有动人心弦的震撼力！著名指挥家严良说：音乐铿锵有力，格调鲜明，既悲壮豪迈又极富感染力，真正体现了热血青年的赤子情怀和报效祖国的一片忠诚，充分显示了江先生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与全国民众同呼吸共命运的大无畏精神。

这之后，江先生辗转于湘、鄂、川等省开展各种救亡活动，发表了《抗战到底》、《碧血》、《国殇》等一系列激励民族感情、坚定全国人民斗志、坚持抗战到底的战斗篇章，并大力支持、培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顽强意志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随着抗战形势的好转，以“江家班”学生为核心，成立了“山歌社”，主要探索民族音乐的发展之路。江先生非常支持学生开展民歌运动。因为当时普遍认为西方音乐先进，中国音乐落后，民族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同学们广泛收集了优秀的有代表性的各地民歌，记谱整理后配上钢琴伴奏，并组织同学举办民歌演唱会等。这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的大事，反应非常强烈，并从此使民歌进入了音乐学院的课堂和重庆的舞台。而且重庆的声乐教授或歌唱家，凡举办音乐会必有民歌节目，如伍正谦教授的独唱音乐会的“压轴戏”就是江先生编配的《康定情歌》。这首歌不但受到热烈欢迎，也从此让“跑马溜溜的山上”唱遍全国，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教授回忆说：1947年在南京国际俱乐部我第一次演唱了这首歌；此后在全国各地以及1949年在巴黎和伦敦的独唱音乐会，节目单上都少不了这首歌；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还让我将此歌录制成唱片。可见当时流行之广，也充分证明了民歌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江先生不但支持学生的探索，还亲自指导、校订和配写伴奏、作“序”，使中国有了第一本配有钢琴伴奏的《中国民歌选》。这对后来的民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和奠基作用。

抗战胜利后，江先生随国立音乐学院由重庆青木关迁到南京。在国民党加强镇压民主运动的严峻政治形势下，他仍然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当学生遭受迫害时，他总是首先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毫不顾忌自身的安危。1947年爆发的“5·20”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学校当局准备实行“逮捕令”；在校务会上，江先生既合情合理地劝解校长、据理力争，又义正词严地向校方提出抗议，在以他为首的进步教师的保护下，使许多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免遭国民党迫害。

解放后，江教授曾多次深入基层体验生活并广泛接触研究民间音乐，使其作品注入了新的内涵和质的升华，创作了许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音乐艺术精品；他的代表作有：表现大革命时代气势恢宏的交响诗《烟波江上》（命名为《沧桑》的三乐章交响曲），有钢琴伴奏的《民歌九首》、钢琴变奏曲《十送红军》、合唱曲《在新建设的城市》等，均收集在1992年出版的两部《江定仙作品集》中。他写的艺术歌曲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在抒情性与戏剧性相结合的创作上，被誉为中国作曲家中第一位热心追求者，被尊称为学院派作曲家的代表。

他在管弦乐作品中所体现的和声与配器艺术也十分令人赞叹，特别是为表现大革命时代知识分子而精心创作的电影《早春二月》的音乐，充分反映了他对30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突出刻画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加上朱工一、周广仁两位著名钢琴家的弹奏和由韩中杰指挥的中央乐团等一流演奏家的通力合作，使这部电影音乐更加丰满完美，使其鲜活的人物性格极其生动地跃然画面，充分体现了音乐的想像空间和与视觉完美结合的无穷魅力。这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音乐中是不多见的佳作，因此特别受到观众的喜爱，并成为日后专业电影音乐教学的经典范例。但不幸的是此时恰逢“山雨欲来风满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岁月，也是严厉批判文艺界的那一年。江先生正好撞在“刀口上”。结果影片还未上映就被康生宣布为“大毒草”，几十篇文章连珠般地围攻长达八个月之久。在接下来的文革中又同样遭受迫害。《早春二月》连总谱也在那混乱的年代中丢失殆尽。但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年后，该影片仍然获得了第十二届菲格拉达福兹国际电影节评委奖；又在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在美国二十多个城市相继举办的中国电影巡回展中，《早春二月》是唯一一部60年代的影片。非常遗憾的是此时江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而他与日本作曲家共同创作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的音乐，更是影响深远，家喻户晓。

为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

江先生被誉为黄自先生的“四大弟子”中年龄最小、也是基础最好的；在其他同学才初学钢琴时，他已在公开演出中担任独奏了。他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兼任两江体育师范学校的钢琴教师起，开始了他长达六十多个春秋的教学生涯。而从1942年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工作长达40年；包括1961年担任副院长后仍然兼任。1993年又被聘为终身教授直到临终。因此他的学生吴祖强说：江先生的教学活动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是毫不夸张的。

江教授在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音乐教学岗位上始终忠贞不渝、勤奋耕耘，体现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献身精神，他最大的功绩是担负了我国专业作曲教育从学科建设、充实发展到不断完善的整个历史使命，并把这里锻造成为我国作曲家的摇篮，已经培养和造就了几代音乐教育和作曲人才；他的学生遍布全国，其中不少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或音乐院校的领导人，更多的则成为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指挥家。

江先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建树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忠厚朴实、无私奉献的一代宗师。在专业技术上他功夫深、底子厚；在艺术表现上他又具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广博的学识；但他又是谦逊好学、淡泊名利、以诚相待、视学生如亲人的师长。他在教学上一丝不苟，非常严谨和严格；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基本训练和基础理论学习，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学好音乐史论课和钢琴；他要求学生不但能写，还要能弹。他主张因材施教和采用启发式教育，要求学生从音乐的感受中去评价音乐。在教学内容上首先强调少而精，把最主要、最根本和必不可少的东西用最经济的办法学懂、学会。为避免单纯技术观点，他强调感性与理性并重的教学方式，强烈主张在中小型作品中严格训练学生的作曲能力；他是把作曲教育放在对音乐艺术的整体理解中来设计的。江先生始终把课堂作为师生之间探讨学问的园地，彼此融洽平等。他鼓励学生要有自我追求精神，他始终认为，基础根底不深的作曲家，即或名噪一时，其作品终究会被历史遗忘。

江先生领导的作曲系始终坚持了：1中外音乐的广泛继承，2严谨的教学体系，3风格多样化的教学内容，4三位一体的作曲教育等，因此大大拓展了学生的视野和牢固的、宽厚的根基。所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历来人才辈出：从早期出类拔萃的严良、杜鸣心、吴祖强等到如今享誉中外的后起之秀谭盾、叶小钢、郭文景、瞿小松、陈其钢……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天下桃李红。

著名指挥家严良说：六十年前，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跟江先生学习了五年；是在非常艰难的抗战时期完成学业的。江先生最大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除了授课时要求非常严格外，所有的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共同”完成的；因为先生每次都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和批改；这种既灵活又高效的教学方式，使我们很快就心领神会；而且非常扎实地训练了我们的音乐专业能力。

江定仙教授作为进步的著名音乐家，在全国解放前夕，作为国统区音乐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在北平隆重开幕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也是对他生平最早也是最大的认同。解放后，他作为文联委员参加了一至四届全国文艺界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一至四届音协理事、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被邀请担任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还代表我国音乐界出任波兰世界青年联欢节评委，出席匈牙利巴托克、李斯特纪念会，出席亚洲作曲家大会等众多的国际社会活动。

江定仙先生对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博大精深的艺术修养，献身事业的崇高品德，淡泊名利的坦荡胸怀，学者风范的精神境界，都极其深刻地影响和造就了几代人。他不仅是学生最多、影响最大的第二代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更是一代德艺双馨的崇高典范。比起他的事业来，其人格的大家风范则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和震憾力！他不愧是一代宗师，必将流芳百世。

安息吧！江定仙教授!

2005年第9期 蓝翎的坎坷人生　作者：季　音

蓝翎走了。他走得那么突然。前一天我遇见他的夫人张岫云女士，问起蓝翎的健康情况，她说他病情平稳，情况尚好。不料次日病情突然恶化，终至不起。可惜啊，中国文坛上又失去了一个才华横溢、正直而富有战斗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和杂文家。

一

蓝翎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他1931年出生于山东单县杨集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跟着父辈在地里爬，土里滚。这儿是华北大平原地区，平日干旱少雨，遇上灾荒年头，人们甚至剥树皮、挖草根充饥，生活十分困苦。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读完了小学和农村中学。幸亏那个地方解放得早，他17岁那年，中共山东分局领导的一所训练班式的干部学校在本地招生，他幸运被录取，从此，蓝翎走出了度过童年时期的农村。

后来这所干部学校并入山东大学，他转入了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当年就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就在这时候，好运突然降临到了这个年轻人头上。原来，他和山东大学的同学李希凡两人合写了两篇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它》和《评<红楼梦研究>》，对红学家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提出了不同意见，文章几经周折，后来在他们母校老师的支持下，在校刊《文史哲》上发表了。本来，这是关于红楼梦研究不同意见的一般讨论。不料，这件事竟传到了当时正热衷于抓意识形态斗争的毛泽东那里。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发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同志，尖锐地把这件事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信中还把这件事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联系起来，“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毛泽东在信中的批评相当严厉。

由于毛泽东的干预，红楼梦问题的讨论顿时成了一件轰动文坛的大事，报刊上一面继续大批《清宫秘史》和《武训传》，一面围攻与《红楼梦》事件有关的人。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气势汹汹地以显著地位刊出《质问文艺报编者》的文章，指责《文艺报》为何不及时处理“两个小人物”（蓝翎、李希凡）的文章，《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公开在报上检讨，承认错误，不久即被撤职。

从此，报刊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红楼梦》讨论后不久，紧接着又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拉得越来越紧了。

对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蓝翎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惊。若干年后，他曾对人说，他原先打算，他们写的这篇文章，只是作为学术问题，提出来供人们探讨。想不到经毛泽东他老人家这么一点拨，竟变成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阶级斗争，这是他始料不及的，由此伤害了不少长辈和同志。比如冯雪峰一向是他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前辈，他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在《文艺报》转载，冯雪峰曾把他请去长谈，并且逐字逐句帮他改正文中的错别字和一些标点符号，以及一些提法不当的地方，热情地对他多加鼓励。想不到冯雪峰不久即为此而受到撤职的沉重打击，以后又被划为右派，这使蓝翎深感不安。

二

《红楼梦》讨论使才23岁的“小人物”蓝翎一举成名。一向爱才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经过多方设法，把蓝翎调到了《人民日报》社，分配在文艺部当编辑。蓝翎的命运走上了一条完全新的道路。

有一段时间，部领导要蓝翎负责杂文专栏的编辑工作。搞杂文，在那个年代是既有战斗性又有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蓝翎在这方面毫无提防，他真诚地相信党提出的“双百方针”是会真正付诸实施的。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毫无顾虑地积极工作起来，组织文坛上的知名人士写稿。那时正是“双百方针”提出不久，舆论界思想活跃，有些人提出要独立思考，意思是遇事不要盲从，更不要跟着某种号召就“起哄”，要经过自己的分析判断，形成自己的见解。这无疑是从过去的教训中得出的正确思想。《人民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围绕这个中心，不断地发表了一些知名人士的杂文，其中有茅盾（笔名玄珠）的《谈独立思考》，巴金（笔名余一）的《“独立思考”》，叶圣陶（笔名秉承）的《老爷说的准没错》，等等。这些杂文大受读者的欢迎，也给蓝翎很大启发。于是他一面继续组织作者撰写杂文，同时自己也动手写了起来。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就是由于一篇自己写的没有发表的杂文招来了大祸。

1957年上半年，被称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突然变成了朔风怒号的寒冬。整风运动转变为一场无情的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编辑部各部门纷纷起而抓右派，大字报贴满了楼道两侧。但斗争发展不平衡，有的部门的领导人斗争性强，揪出的右派就多。比如记者部领导人，一贯以整人狠而著称，因此挖出的右派最多，属全社之冠；而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为人厚道，对部下从来和颜悦色，不整人，部里只勉强揪出一个右派漫画家沈同衡，他的右派材料还是美术家协会转过来的。沈同衡的主要“罪行”是，他曾经画了一幅讽刺官僚主义者的漫画，画中的人事干部戴着一顶乌纱帽，怪模怪样的。这不是攻击和丑化党的人事制度又是什么？外加他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对美术界的领导提过一些意见，于是，他被划为右派。

到1957年下半年，运动相对进入低潮。可是，某些反右积极分子于心不甘，他们在底下说，别的部门右派揪出了七八个，五六个，为何文艺部只有一个？显然部领导人有右倾思想。这些人扬言，“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呢！

事有凑巧，国庆节前，编辑部收到了《北京文艺》杂志社的一封检举信，检举者本人已被打成右派，他在信上说，《人民日报》蓝翎曾经给他们写过一篇杂文《面对着血迹的沉思》，他们未采用，退还给了作者，“这篇杂文恐怕有问题”。反右积极分子拿到这封检举信如获至宝，他们既不去向蓝翎核对事实，也不问原稿上究竟写了些什么，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内部刊物《编辑部生活》上刊登了检举信。紧接着，就在编辑部大楼里贴出了大批大字报，责令“蓝翎必须低头认罪”。

一天上午蓝翎上班，一看这景象不觉傻了眼。不过他并不慌张，一则这篇杂文后来他再没有拿出去发表，二则文章虽然写得尖锐些，但内容并无错误。几天后，部里领导反右派的负责人才找他谈话，要他把原稿拿出来。蓝翎回答说：“原稿早已撕掉了，但我还有个草稿本，可以交给领导上。”后来蓝翎对人说，我当时不把草稿本拿出来，甚至把它毁掉，他们也没有办法。我是出于对党的忠诚老实，才这样做的，谁能想到会招来这样严重的后果呢。

蓝翎的这篇杂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1956年10月10日的《辽宁日报》上刊出了一篇《小兰之死》的报道，揭露了辽宁绢丝厂严重的官僚主义，把一个19岁的女工迫害致死的事件。《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作家菡子写了篇《为小兰呼冤》的杂文，由蓝翎编发，在《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也博得了好评。蓝翎觉得菡子的文章意犹未尽，他就又写了一篇，在本报不便发表，刚碰上《北京文艺》来约稿，就给了他们。这篇杂文的意思是，官僚主义不仅是一般的作风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它还会酿成流血惨剧的。尽管蓝翎的文章并无错误，可是整人整红了眼的反右英雄们，却把文章掐头去尾，硬是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再加上他写的其他几篇杂文，一概如法炮制。不久前曾经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小人物”，年仅26岁的蓝翎，终于被定为右派分子。

1958年1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条“本报消息”，肩题为《不准右派分子混入党的宣传队伍》，正标题是《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消息宣布《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消息里有关蓝翎的一句是：“右派分子杨建中（按：即蓝翎）就在他写的一篇没有发表出来的题为《面对着血迹的沉思》的文章里，把新社会歪曲的描绘成到处‘血迹累累’，漆黑一团。”

呜呼，堂堂大报，竟然发出了这样违背事实的报道。

三

我与蓝翎，是在那场“扩大化”灾难里，同在《人民日报》有相同遭遇的难友。他是1957年10月被打成右派的。我是在1958年6月，以类似的莫须有罪名，被推入右派深渊的。据说，那时上头传来了一种新的精神，说是反右派斗争要防止温情主义，就是说斗得还不够狠。《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要克服温情主义的社论。于是，《人民日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又掀起了新高潮，那些早已摩拳擦掌的反右积极分子们士气大振，又在国际部、记者部等部门，挖出了一批以副总编辑黄操良为首的右派分子。1958年初报社宣布的右派人数是13人，到1958年底右派人数已上升到29人，约占全社职工人数的5%（按：这些被整同志在1978年已全部改正）。

我与蓝翎被划为右派后，开始都被分配到本社图书馆劳动。蓝翎年轻力壮，又读书甚多，知识渊博，这个工作对他很合适。他经常值夜班，接待来借书的人。一天晚上，电话铃响，是一位社领导人的秘书来电话，说是首长要借一本金圣叹批的《红楼梦》。蓝翎干脆回答：“没有这本书。”

“怎么会没有这本书呢？你还是找一找。”对方有些不耐烦了。

“金圣叹没看见过《红楼梦》，他死的时候《红楼梦》还没出世呢，金圣叹批的是《水浒》。”蓝翎断然回答了对方。

对方语塞，狠狠地挂上了电话。后来蓝翎受到了批评，说是他服务态度粗暴，看来对划为右派还不服气。

1958年初冬的一天，我和蓝翎等几个人一起下放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被分配在三分场。柏各庄是在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国营农场，主要生产水稻，农活相当重，尤其是农忙季节，日夜加班，更是累乏不堪。分配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都来自中央机关，其中多数又是文艺界人士，几乎全是知识分子，估计多数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因此，不少人在劳动中不免出洋相。作家萧乾在割稻子时因为腰痛，干脆跪在稻田里干活，后来受到批判，说是“丑化了劳动人民形象”。在我们这批人中，唯独蓝翎是例外，他刚刚27岁，正是年轻力壮，又从小在家里干过农活，什么农活都拿得起来，农场的各种活他都能胜任，在劳动中，他经常走在我们的前面，多次受到表扬。

蓝翎在农场改造中也有“落后”的一面，这就是在思想斗争中，他不是个冲锋陷阵的积极分子。领导右派改造的农场干部宣布，在这里改造的右派不能只看他在劳动中的表现，主要还得看他在思想改造中是不是对罪行真正“心服口服”。右派是集中住在一起的，这主要是为了便于开会，进行思想斗争。在紧张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农场工人们都倒头大睡了，我们却得开会，汇报一天的思想，相互展开揭发与批判。特别是到了月终改造小结的时候，斗争就更为激烈，有些想早日跳出右派苦海的积极分子，便一桩桩一件件的起来揭发别人的反改造言行，并且无限上纲，把在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套极左做法，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平时批判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萧乾三个人，有时候陈企霞不服，当场和积极分子争吵起来，空气分外紧张。在这种场合，蓝翎多半是不吭声，蹲在屋角落里埋头抽他的闷烟。

领导右派改造工作的农场干部，根据平时每个人的表现，把右派内定为三类。一类是口服心服的，这类只有少数几个积极分子。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的，这一类人大多参加思想斗争不积极，对罪行嘴上认错心里不服，我与蓝翎都被划入这一类。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的，被农场干部视为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陈企霞就是突出的一个。

在农场改造的这些日子里，我们天天盼，日日望，一心期盼摘帽子的这一天早日到来，好回归人民队伍。1959年国庆前夕，果然传来了天大的喜讯，为庆祝建国10周年，党中央与国务院决定特赦战犯，同时宣布给一部分已经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农场落实中央的政策，召开大会，宣布给少数右派摘帽子，统称他们为“同志”。全农场共摘帽10人，三分场轮到4人。1960年，农场又宣布第二批右派摘帽子，这次人数稍多些。但两次摘帽，都没有蓝翎和我的份，因为我们对罪行“口服心不服”，我们只能徒呼奈何。

1961年4月，我们先后被召回报社。我与蓝翎都还戴着右派帽子，真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我们都被重新分配工作，他被分配到河南商业部门，改了行，我被留在报社。从此一别就是十余年，我一直深深怀念这个耿直而富有正义感的共过患难的朋友，我估计在10年“文革”里，他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真是二十年河东，二十年河西。1976年，多灾多难的祖国终于结束了厄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途。1978年，党中央宣布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改正，人民日报社29个右派全部回归人民队伍，蓝翎当然也不例外。整整二十年苦涩的右派生活至此结束。值得玩味的是，曾经给他带来灭顶之灾的那篇倒霉的杂文《在血迹面前的沉思》，在改正结论里是这样写的：“他是根据《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兰之死’等材料写成的，是针对当时辽宁绢纺厂护士兰培初被逼自杀等具体事件而发的议论，并没有把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干部和整个党等同起来，也没有把此事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严惩杀人者。”看，实事求是来得多么不容易啊！

如今，蓝翎已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我想，他撒手西去时的心情应该是平静的，因为他在改正后的十几年里工作得十分出色，担负了《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主要领导职务，出版了多部杂文集和其它著作，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专家津贴。他去世后，报社党委给予了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很高评价。

我祝愿他在天之灵安息。

二○○五年五月于北京

2005年第9期 论司马迁冤狱　作者：戚　文

他，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7年），一位曾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旷代奇才，一位绝代奇文的作者和中国纪传体史学体系的建构者，竟然为一个不同意见，被一位大皇帝凭其封建专制的权威，横蛮无理地押送暗无天日的蚕室，残酷地处以比死刑更耻辱的腐刑。

百代千秋，中华民族的子孙读到这位大文豪纵横跌宕、激昂悲情的文章时，想起他悲惨的遭遇，心中都会有一种隐痛。是的，司马迁的冤狱，是我们民族永恒的痛!

一、汉武帝在战争失败责任问题上的恶劣作风和司马迁的不幸

司马迁的冤狱是由李陵与匈奴浚稽山战役的失败而引发的。应该对这一丧师辱国的战役负领导责任的是谁呢？是汉武帝。李陵提出的那种孤军深入，率五千步兵“涉单于王庭”的作战计划是根本错误的。可是他竟轻率地加以赞许。他被不久前抗匈战争中的巨大胜利冲昏了头脑，得意得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忘记了。他不知道，不久前的军事胜利是将近百年来全国人民长期备战的结果，是卫青、霍去病等一大批将领认真组织、规划的结果，是数以几十万计的士兵勇敢作战的结果。他作为战争战略方面的最高决策者，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有在战争客观条件所规定的范围内才是正确的。超越了客观条件的规定，他的战略决策和战争指挥，对战争非但不能起任何积极作用，反而要起破坏作用。当他昏昏然地，以为以往的军事胜利是他天才头脑的产物时，他的头脑也就走向了反面。所以，李陵那种无知的狂妄建议，正好适应他那种狂妄的心态，两者一拍即合。他一听这个建议，马上就被鼓动起来。长期在西域作战的将军路博德看出了李陵作战计划的致命弱点，千里上书提出不同意见。他非但不听，反而给李陵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这个命令甚至把千里之外大军的行军路线都预先规定好了，他以为只要他向天空划一道弧线，敌人就灰飞烟灭了。

他期待着胜利的捷报，却等来了李陵兵败投降的消息，他主观主义的热昏计划全部破产。他该引咎自责了吧！不，他是天之骄子，一贯正确，他怎么能引咎自责呢！统统是李陵的罪过，把他的老母、妻子抓了起来。

根据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自叙，公卿王侯，几天前在李陵送来行军报告时，还在宴会上向皇帝奉觞上寿，歌颂皇帝指派李陵深入漠北的壮举。现在又在揣摸皇帝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心理，一齐攻击李陵。他对大臣们随风转蓬的作风很不满意。正好皇帝征询他的意见，他就说李陵原来表现不错，这次深入戎马之地，“足历王庭”，打了败仗，但“所杀过当”，现在身虽陷敌，也许别有意图。司马迁的这些话，同汉武帝企图重责李陵、推卸战争失败责任的意图完全相反。

汉武帝勃然大怒了，以“为李陵游说”的罪名，将司马迁逮捕入狱。那些为虎作伥、专会揣摸皇帝意图的刀笔吏给司马迁拟就了最高罪名:“诬上”，即攻击皇帝。判处的刑罚是最惨无人道、最侮辱人格的腐刑（即宫刑）。这一年司马迁才四十六岁。

二、司马迁为什么要替李陵辩护？

司马迁究竟同李陵是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无端地出头为李陵辩护，承担这样大的风险呢？

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他们只是青年时代的同事，但“素非能相善也，趋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司马迁：《报任安书》）。他为李陵辩护的动机，就是前面他自己说过的两条：（一）不满于大臣们的随风转蓬，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二）他觉得李陵过去的表现尚好，作战有功，可能事情尚有曲折，想说一些公道话，以利于问题的正确处理。这在不了解李陵兵败陷敌具体经过的情况下，对于一个性格正直的没有处世经验、又不会耍滑头的书呆子是合乎情理的，他的自叙是完全可信的。

在汉王朝已得到李陵兵败陷敌的消息以后，司马迁还出来为李陵辩护，这样做难道不是非常错误的吗？难道不是包庇在反匈奴侵略斗争中的叛降者吗？

不。我们认为，从当时的具体情况看，不能认为司马迁为李陵的辩护是什么非常错误，更谈不上包庇问题。

这是因为在古代的战争中，不易区别战败被俘和投降附敌这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在历史记载上常常把这两种不同情况的不同行为混同一律。但在处理上，无论是战争的哪一方，在弄清情况时，都是有区别的。李陵身陷匈奴之初，就是汉武帝也弄不清他究竟是无可奈何的被俘，还是真心实意的变节投降，而只是怪他没死。试问司马迁又怎样弄得清具体情况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尚不了解李陵陷敌的具体情况时候，根据李陵以往的表现，认为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报任安书》），这并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司马迁对李陵的看法，既谈不上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更谈不上包庇。

在判明李陵确实投降敌人之后，司马迁对李陵的态度如何呢？司马迁对他进行了很严厉的谴责。司马迁在《史记·李广列传》的结尾，附了李陵的简单事迹，说：“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在司马迁《报任安书》里又说：“李陵既生降，其家声”。司马迁一贯主张砥砺气节，他对李陵“生降”敌人，“其家声”的谴责，在当时社会的道德观念上是极其严厉的谴责。

有人说，既然司马迁谴责李陵的投降，为什么在《报任安书》里，又为李陵说好话呢？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的确讲了李陵有“国士之风”，“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他当时为什么为李陵辩护，说的是他当时对李陵的看法，没有这些看法，他怎么会惹怒汉武帝，受那么大的迫害呢？因而不能视为又替李陵说好话。在《史记·李广列传》中，他对李陵就没有那么写。那里，他只是在叙述李陵兵败的过程中写了一句“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接着就是对他投降匈奴的谴责。而且，就连这句话也是对于历史过程如实的叙述（他订正了以前的“连战十余日”的说法），并不能理解为为他说好话。一个人过去好，后来变坏了，他在历史上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不能因此而不承认他过去做过的好事。对于抗击匈奴侵略事业中的背叛者李陵，司马迁一方面在总的论述中给予严正的谴责，一方面又在有关章节中记叙了他未背叛前的抗敌战斗，一是一，二是二，这种客观求实的论史态度是司马迁一贯的作风，是他忠实于历史科学优秀品格的表现。从汉王朝的正统观点看，项羽是刘邦的敌人，韩信、英布等是大逆不道的人，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或者根据他们的实际错误，或者根据当时的传统观点，对他们进行了历史谴责，但也如实地记叙了他们的历史活动，并对他们的历史功绩给予了评价。如果没有这些如实的记载，大概我们今天很难知道反秦起义和楚汉之争的历史真貌。

三、在李陵之祸中，司马迁有没有自己的责任

难道李陵之祸中，司马迁自己就没有自己的责任了吗？难道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对的。全是汉武帝的过错，司马迁没有责任。

首先，事情的起因，即决定李陵孤军深入漠北，给军队造成覆灭性灾难的是汉武帝，与司马迁无干。正是由于他的狂妄无知，轻率地决定用没有战骑，没有后勤，没有配合的孤军去袭击单于王庭，才造成了战争的悲惨结果。要是一个大臣犯了这样的错误，不杀头也得逮捕法办，可是皇帝犯了错误，连个检讨都没有。非但没有检讨，还要借名士的血去堵塞别人的嘴。文过饰非到了这般地步，真是恶劣之极了。我们承认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抗击匈奴侵略，发展国家经济、文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们从他对李陵案件和司马迁问题的处置上即可以看出，他不仅具有一般统治阶级野蛮、虚伪和极端利己的本质，而且在精神世界的某些方面，还具有与他性格相适应的极渺小的东西。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专横跋扈，暴虐贪鄙，一发火就要残酷整人，没有起码的民主。他在性格上却与秦始皇一脉相承。他们是封建主义历史发展中必然产生的同一类型的专制主义者。秦始皇反儒，他尊儒，方向虽异，实质则一，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准有反对声音，这叫殊途而同归。

在李陵投降事实确定以后，谁都可以看出司马迁为李陵辩护以及为此惨遭迫害是不值得的。这一点司马迁也认识到了，他认为这是一个悲剧。他在《报任安书》中说：“李陵既生降，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但是因此就可以要司马迁对这场悲剧负什么责任，从而为悲剧的真正制造者减轻罪责吗？不可以。其原因是我们不应把在此以后发生的事情提到在此以前。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的时候，事情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事情做一点好的估计，希望在处理上留一点余地，没有什么不对。而且，那还是皇帝自己征求人家意见，人家才讲的。你要人家讲意见，人家如实地讲了。言者无罪。为什么要翻脸整人呢？一切都要顺着你的意图讲，不对就要惩办，那还征求什么意见！

辩护错了，就不该负责吗？不，在汉武帝整治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即使当时有证据证明司马迁的辩护是错了，也不能整人。为什么一个人有了罪就不能为他辩护一下呢？

还有，错误的辩护永远不应该与辩护的错误等同。既然有辩护，就会有正确的辩护和错误的辩护，这是辩护的题中应有之义。只准正确的辩护存在，不准错误的辩护存在，就等于不准辩护。错误的辩护只是一种意见错误，它可以受到质询、批判、谴责、驳斥，但辩护不能构成罪状，不应受到惩处。而且，即便是错误的辩护，也要比没有辩护优越千百倍。因为没有辩护，则不能纠正错误，而错误的辩护，亦能反证正确。为什么要害怕它呢？

大概后来，汉武帝自己也意识到在李陵问题上对司马迁的处置是太残酷了，太不得人心了，于是又提拔司马迁为中书令。有的史学工作者说，这个任命表明了汉武帝的胸怀宽广，爱惜人才；还有人在新编历史故事中，描写汉武帝如何大力鼓励和支持司马迁写《史记》；甚至在有人攻击《史记》时，还出来为司马迁主持正义，并检讨了自己对司马迁处置的错误，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粉饰之词，统统不符合历史事实。汉武帝只是在晚年时，对自己用兵过多，群众负担过重，以及处理太子案件和迷信方士等问题上的错误，作过一个检讨。这就是史书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这个检讨尽管是被当时群众造反的形势逼出来的，但是毕竟表明汉武帝尽管不及他的乃祖刘邦，可是比起后来的那些昏庸皇帝高明多了。只是这个检讨并没有涉及司马迁的问题，这是不能随意编造的。

四、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和司马迁悲剧的历史回响

司马迁的冤狱是汉武帝的错误处置造成的，但这只是浅层的原因。

造成司马迁冤狱的深层原因是像大山一样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专制制度。

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诸侯割据、战乱频繁的春秋战国，人民受尽了苦难，社会要求稳定。秦以及代秦而起的汉王朝，适应了这种要求，以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

但封建专制制度，很快就在历史上显现了它那种与历史进步并存发展的反动性和局限性。

中国幅员辽阔的封建王朝，是建立在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地主（或领主）家长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方式是以简陋农具为生产力的小生产经济。这种汪洋大海似的、分散而落后的小生产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式的封建专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为了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也要牺牲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密如蛛网的封建专制特权政治。

村级是家长、族长、亭长（小地主或小领主）——乡级是三老（大地主或大领主）——县级长官是地方和中央政府任命的县令——州级、郡级长官是皇帝任命的州牧、郡守。

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是一座多级宝塔，宝塔的顶尖是至高无上的封建皇帝。在这个制度下，所有人都是皇帝一个人的奴仆，皇帝一个人主宰着千万人的生死荣辱。一切都是他说了算。

孔老夫子创建的儒家学派，为了建构为封建专制特权政治服务的伦理道德体系，便大力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儒家学派提倡的这个伦理体系强化了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极有利于封建专制制度的推行和巩固，所以汉武帝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可怜的封建时代的中国人，那时就像站在葡京大酒店赌台上的赌徒一样，一切都要靠那捉摸不定的转盘。如果转上个好皇帝，中彩了，那歌舞升平，一切都好。如果转上个“功大于过”，基本上还好的皇帝，也可以混混。虽然有时不免困难、坎坷，亏了肚子，掉了眼泪，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但除了不幸死去的人，其他人总还能逢凶化吉。最糟糕的是转上个坏皇帝，那就输惨了。那时，活都活不下去了，只好像陈胜、吴广那样，扯旗造反，最后是死伤惨重，血流成河。即使打倒了坏皇帝，小生产的经济土壤，一时也孵不出民主色彩斑斓的金凤凰。尽管如此，新出的皇帝，总能汲取前朝被打倒的经验，讲究治国之道，把小老百姓的生活弄的好一点。

其实，好皇帝和坏皇帝都好办，或者欢呼，或者打倒，就是了。对人民来说，最难办的还是汉武帝这类“功大于过”的皇帝。扯旗造反，绝不应该。他办了那么多好事，特别是抗匈战争的胜利，一雪高祖白登被围之耻，了不起呀！他也关心民瘼，鼓励发展经济。但他的错误也忒多了，征赋过度，冤狱甚多，刚愎自用，不肯改过。所幸他还有点自知之明，晚年知道老百姓反对自己，下了个“罪己诏”，缓和了与人民的对立。否则，只能像后世的乾隆皇帝那样，等自己死了，让下一个皇帝替他清理旧账，封建专制制度，就这个样，有啥办法。

所以司马迁这类冤狱，其形成的深层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是的，从根源上说，都是封建专制制度惹的祸。要从根本上杜绝或大大减少司马迁这类的冤狱，就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但封建专制制度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要铲除封建专制制度，就要培育和发展新的生产方式，还要有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文化、新思想，尤其重要的是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

司马迁冤狱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启导了中国历史上一切有良知的人去思索这一切。

这就是司马迁的悲剧，几千年来一直在人们的心中引起强烈回响的原因。正像鲁迅所说，实际生活中美好的东西被撕毁，常常要比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作用更强烈。真实的历史悲剧，也是如此。司马迁的血，没有吓倒为思想解放和反封建专制的民主制度而斗争的勇士，反而变成烛照黑暗天空的历史烛光。虽然它的光亮是那样的微弱。

司马迁的历史悲剧就这样成了历史觉醒的清新剂。

我们听听明清之际思想解放先驱战士黄宗羲惊天动地的呼喊吧！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了一个君主，“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此书写于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

这是早于公元191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之前约256年的呼喊。在封建时代最黑暗的王国——监狱里，“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惨遭“最下腐刑”，“函于粪土之中”，“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受尽“缧绁之辱”的伟大史学家，不仅以他著名的历史著作遗留后世，也曾以他无辜的血浇灌了被封建专制禁锢的民主初苗。

2005年第9期 严复仕途乖蹇之谜　作者：李　钧

林纾在祭严复文中曾说，严复当年在英国求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等同窗数载，归国后，伊藤博文所学成大用，而严复则至死不过是一个“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的空衔闲职。这常使后人为其抱“怀才不遇”之不平。但追究严复生平，他并非没有机会“一试其长”。之所以仕途坎坷多艰，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打开严复仕途乖蹇之谜，不仅对研究晚清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价值，对确立现代知识分子价值本位也具有参考价值。

一、郭嵩焘的“知遇之恩”

严复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癸丑十二月初十）生于福建侯官阳歧。严氏是中国传统的“官宦之家”。但从其曾祖开始弃儒从医，其父严振先则以仁义精术有声州里间。严复早慧，幼得故乡高士、五叔祖严昌和福建宿儒黄昌彝调教，颇得中国文化根基。然而不幸的是1866年福州流行霍乱，其父严振先是年六月被霍乱夺去了生命，此时严复只有十二岁，孤儿寡母苦苦支撑。

1866年春天“中兴将军”左宗棠出任闽浙总督，他上书清政府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培养近代海军人才，并保荐林则徐之婿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在得到清政府批复后，这年冬天，沈葆桢即奉旨在福建创建船政并在当地招收英少。因为学员是官费，并且可得些银钱补助家用，因此严复决定前去应试，成绩名列前茅，深得沈葆桢赏识，遂于1867年春入马江船政学堂习海军。

为培养洋务人才，曾国藩、李鸿章从1871年始实施“派遣留美幼童”计划。沈葆桢受此事启发，于1872年提议清政府向英国派遣海军留学生。清政府同意并拨专款后，1876年底，严复等12名学生赴英国深造。他们于1877年5月11日抵达伦敦后，严复与方伯谦、萨镇冰、林永升、叶祖、何心川等6人先期考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

严复在伦敦结识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郭嵩焘。1878年2月2日是中国农历春节，严复六人至中国使馆给中国首任驻英国大使郭嵩焘拜年。据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记载：“严宗光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等，可见严复一开始就给郭嵩焘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年龄相差三十六岁，但这没有妨碍他们的交往。后来郭嵩焘与严复“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勿休”，郭嵩焘甚至时邀严复“小酌”或“晚酌”，可以说郭氏对严复的才学大为激赏，二人遂成忘年之交。1878年夏天，严复完成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最终考试，郭嵩焘此时已兼任中国驻法公使，便携严复等同赴巴黎参观世界博览会。二人回国后也时常书信往还。

郭氏因受保守派攻击，驻英仅一年半即被迫奏请辞职。清政府改派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继任驻英法公使。但直至1879年1月25日离开英国，郭嵩焘一直恪尽职责忠于其事，包括认真做好留学生安置事宜。他在广泛征询校方意见的基础上，给所有海军留学生写出评语和推荐意见。他认为刘步蟾、萨镇冰等均成绩优秀，已能胜管带（舰长）之任；而严复学识特优，“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遂照会英国新任外相沙里斯百里，请他安排刘步蟾等五人在一年学习期满后上舰实习，而严复则继续留校研习，“俾于返国后担任教职”。得到英方同意后，郭又照会英国外交部和海军大臣感谢他们对严复的关照。不仅如此，郭嵩焘甚至“致函枢近某公：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势，何足当此语。”其中不乏希望清政府破格任用严复的意思，当然也暗含对曾纪泽等人的影射。没想到此举给严复后来的仕途留下了隐患。

郭嵩焘这种开放型的官僚在当时毕竟是少数派，甚至被保守派视为“异端”，因此就难为传统“主流”派所容。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称：“他（郭嵩焘）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王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运的日记还写道：‘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直到1893年郭嵩焘卒，也没有再被起用。

郭嵩焘因其思想超前而“谤满天下”，他举荐的人也一样受到排挤。留学生监督李凤苞（丹崖）对郭氏给予严复的高度评定和举荐皆“不采”；曾纪泽则因为严复议论他“天分低，懦惮事，于使事无稗益”，而对严复极为不满。1879年8月9日，已返湘乡的郭嵩焘得读曾纪泽出使日记，日记中讥讽郭嵩焘之处“凡数端”，其中就有“褒奖严宗光太过，长其狂傲矜张之气。”郭嵩焘不得不承认，曾氏所言“虽属有意相诋，而犹近事理。”郭嵩焘8月28日的日记也记道：“又陵之狂，由来固已久矣。”其实郭嵩焘也早就发现了严复的这一性格缺点，曾在日记中说：“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念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后来严复的命运似乎被郭嵩焘一语成谶。

二、与李鸿章交恶及科考梦想

1879年8月，因福州船政局急需教习，严复取消预定的一年实习提前回国。同时回国者还有刘步蟾、林泰曾等五人。严复回国后便应船政大臣吴赞诚之聘，回母校福州船政学堂担任教习。正是这年冬天，对严复极为赏识的沈葆桢谢世，这对急于建功立业的严复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位仕途上的“领路人”。

1881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建的北洋水师学堂落成，由吴仲翔任总办。严复的朋友陈宝琛将严复引荐给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再由张推举给李鸿章。李鸿章“伟其能”，破格聘任28岁的严复为“总教习”，相当于现在的“教务长”，也算是“重用”吧。严复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年服务北洋水师的经历。

应当说，严复得遇“实力派”李鸿章，有了一个新“靠山”，可能会有更快的发展。但严复的性格又一次妨碍了他的大好前途：“李鸿章尝示意其执称弟子，而先生勿屑也。”因此，李鸿章也就不把他当作嫡系。此其一。其次，曾纪泽到英国后就对严复表示出了一种恶感，其出使日记在国内广为传读，极有可能将此感受传达给了李鸿章。以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师生关系，曾纪泽的话不可能对李鸿章没有影响。第三，1885年4月，李鸿章与法兰西公使会谈于天津，处理中法战争善后事宜，却被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欺骗，“皇遽定约。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疏”。以严复的狂傲性格，当他看破现象的时候，很可能会口无遮拦地说出来。因此，他是一个“明察秋毫”的智者，却不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官场上的幸运儿。因为在中国政界有一个不证的规则，即“为尊者讳”，这种“误会”在官场上是致命硬伤，恐怕时间也难以合。中国人又讲究“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一个下属不能过于聪明。想一想曹操杀杨修，也许我们还可能会觉得李鸿章“开明”呢！

中国历代官吏升迁与任免中，格外重视“师生”之谊。严复既然不愿做李鸿章的“门生”，那么也就怪不得他老人家“不预机要”；何况李鸿章毕竟是个传统官僚。

严复也意识到与李鸿章的关系不会再深入发展，因此他觉得“求人不如求己”，与其做李鸿章的“门生”，不如直接做“天子门生”。严复从此开始了科举之途。1885、1888、1889（恩科）、1893年四次参加乡试，但均名落孙山。1898年光绪帝为变法又开“特科”招集人才，严复又一次应试。吴汝纶劝他说：“特科徒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弗轻一出也。”但是严复急于用世，不听。果然，随着变法失败，特科作废，严复参加特科考试也成了笑柄。严复通过科考功名进仕途的梦想与实践到此为止。也就是说他一直没有逃出“武学生”（武夫）的身份，没有被时人看作是由“士”而致“仕”的“文明人”，因此也就不被重用。直到1909年，詹天佑与袁世凯共谋，赐十九位留洋学生以“进士”出身，55岁的严复列名其中，但此时的严复心灰意懒，对“功名”已没有多大的兴致。

三、“舆论动天听”：另一条终南捷径

李鸿章这个“靠山”靠不住了，科考梦想破灭了，严复此时找到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通过办报纸与发表文章“上达天听”。19世纪90年代，变法风声潮起，尤其是甲午之战使思想先驱者认识到，仅仅是器物的变革是无法救中国的，因此维新人士主张政治变革以救中国之“陆沉”。“西学”出身的严复也投入到办报之风中。

1895年严复一口气在《直报》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杭辛斋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写下《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等文，开始发愤译介《天演论》并作《拟上皇帝万言书》。此举果然引起了光绪的注意，严复1898年应诏陈言，但应光绪约誊抄上呈的“万言书”却“为大臣所嫉，格不得上。”变法失败后，不仅没有得到“圣主”的重用，反而险些因之陷于牢狱之灾。

不仅如此，他“舆论动天听”之举却无意中切断了他仕途上的最后一条退路。严复“非孔”“非君”、反对愚民政治、反八股文以及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等激烈的“异端”思想，颇令士大夫侧目。尤其是1895年3月13、14日在《直报》发表的《辟韩》一文，对韩愈《原道》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及其愚民政治进行了严厉的抨击。这番“非君论”和人民本位论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南辕北辙，因此“鄂督张公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孝感屠君守仁作《〈辟韩〉驳议》”进行反击，后来在朋友郑孝胥的调解下才作罢。严复一年前还盘算着投奔“香帅”，认为张香帅“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现在不仅李鸿章“不之近”，把个“香帅”也得罪啦！

严复的“舆论动天听”计划里，除了在报章上发表“策论”外，还有一张王牌就是译介西学名著，这一招可以说是舆论界其他人士无法做到的。1897年译好了《天演论》，严复请“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汝纶作序。请吴先生作序，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是“桐城派”最后掌门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位“吴挚甫京卿”近在皇帝身边，若得他推荐给皇上，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严复的译笔果然引起了吴先生的好感，序言中极力褒奖，使《天演论》一时洛阳纸贵。

吴汝纶劝严复不要进入官场，而把心思多用于中西之学：“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跄应付，善候伺，能进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瓶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能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瞑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能弊，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因此鼓励他，“执事之自待，不得不厚，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尚望俯纳刍荛，珍重自爱，以副见慕之徒之所仰期。”1898年，当严复要参加特科考试的时候，吴汝也曾劝告严复不要参加，但是严复不听。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吴汝对严复性格才情的把握要比严复对自己的了解更深一些。如果说郭嵩焘对严复有“知遇之恩”，那么真了解严复的却是吴汝。

四、私德不“严”：终成遗恨

严复仕途不顺，固然与其遇人不淑及清末的政治腐败有关，但是也与其性格缺陷及私德不“严”有极大关联。

首先，严复急于用世却不谙韬晦，好逞口舌之快，时有激烈言词，为时人所侧目。早在1880年，他“慨夫朝野玩，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剪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这就是他恃才不羁的一个典型例证。至于以后的激烈言论更是不胜枚举，如他1916年说：“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箧之傀儡，以云爱国，乎远矣。夫中国自前清之帝制而革命，革命而共和，共和而一人政治，一人政治而帝制复萌，谁实为之？至于此极？”“所可忧者，吾国政界，往往应于俗谚所谓‘一蟹不如一蟹’。”“吾国武人……大抵皆下流社会之民，真老泉所谓以不义之徒，执杀人之器者。”“一切操持权势者，皆是奴才。”“武人当令，则民不聊生，乃历史上之事实。……所谓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而其为不义之徒，操杀人之器，自若也。以此派而秉国成，淫佚骄奢，争民施夺，国帑安得而不空虚，民生安得不凋敝。”一俟“革命”成功，虽然“党徒之中，驴夫走卒，目不识丁，但前有摇旗呐喊之功，则皆有一脔分尝之获。”……

其次，“吸鸦片”给严复一生中留下最坏的名声，更影响了他的仕途。严复1890致四弟观澜信中说：“兄吃烟事，中堂亦知之，云：‘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中堂真可感也。”但是严复并没有“革去”此不良嗜好，反而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买上好的烟膏，他的书信中就有许多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严复吸鸦片一直持续到晚年，他1919年曾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此真沉痛之言。事实上，他在安庆学堂受到攻击以及教育部驱其辞北大校长时，“吸鸦片”都是其中的一条理由。

无法克服自身的欲望，这本身就与中国传统的禁欲主义传统道德相背，很难为“道统”所容，何况严复除吸鸦片外还有嗜赌、占卜、吃花酒等恶习。在清末官场，私德不严的大有人在，而严复本来不为当权者所容，他的私德就成了别人压制和打击他的把柄。

五、“智者”而非“圣人”

严复仕途乖蹇，还反映了那个时代对于新思想的极不宽容。

一种文化当它充满生机和自信的时候，它是开放的、自由的、兼容并包的。而一旦它出现了超稳定结构，那么它就开始进入僵化和衰退期。有研究者说，中国传统文化在宋代以后就失去了创新能力。虽然这种说法有些绝对，但是至少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化过程是相对较慢的。在这种情形下，面对外来冲击就显得相当被动。严复之不见容于这个社会，实际上就是“新学”不见容于“旧学”的一个见证。晚清“旧学”家们盲目自大排外的故事并不少见。比如仍认为“天圆地方”、“天朝型模”、中国处于世界中心等，都是传统中国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典型显现。这种心态一直持续到甲午海战以后。连李鸿章也感叹当时的社会“如敝絮塞漏舟，腐木支广厦，稍一倾变，遂不可支。”正是这种情形下，孙中山主张整体性的破坏性的社会革命，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主张“打倒孔家店”以推翻旧文化根基。因此，严复作为“新人”不能仕途通达也是必然的。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际遇，第一代留学生容闳、第二代詹天佑等也大都如此。直到“民国”以后，留学生才在社会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另一方面，严复急于用世也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思想的一种表现。“官本位”即权力本位。严复那一代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深处仍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情结”，认为只有做官、进入“廊庙”才算是实现了个人价值。因此从引进新思想、输入新学理方面说他们是中国现代第一代知识分子，但是就其“官本位”思想以及私生活方面讲则仍带有明显的“过渡性”。正因如此，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将这一代“新学家”称为“失败者”，并分析其“总根源”是“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时主以利禄饵诱天下，学校一变名之科举，而新学亦一变质八股。学子之求学者，其十中八九，动机已不纯洁，用为‘敲门砖’，过时则抛之而已，此其劣下者，可勿论。其高秀者，则亦以‘致用’为信条，谓必出所学举而措之，乃为无负。殊不知凡学问之为物，实应离‘致用’之意味而独立生存，真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质言之，则有‘书呆子’然后有学问也。晚清之新学家，欲求其如盛清先辈具有‘为经学而治经学’之精神者，渺不可得。其不能有所成就，亦何足怪。故光宣之交，只能谓为清学衰落期，并新思想启蒙之名，亦不敢轻许也。”梁任公的这段论述可谓一语中的，不仅是对那一代人的概括，对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

这也就更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分子本位”的问题。笔者认为，“思想独立、学术自由”是学术发展的根本前提也是“知识分子本位”。在那一代学人中，王国维主张重视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和特点，学术研究要努力做到“非意识形态”化，把学术从政治、道德附庸的地位上解放出来。他反对学人鼠目寸光的急功近利思想和政府“以官奖学”的做法，而呼吁学界树立“学术本位”的思想：“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这种思想对中国固有的“于学术非有固有之兴味，不过以为政治上之手段”的“学以致用”、用政治取消学术独立地位的思想是一有力反驳，其现实针对性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了时代进步要求。王国维先生一生研究均在于拯救家国、解放人性，反对“曲学干禄”，在启蒙与救亡中指向深远“功利”的根基，实为学术和知识分子的根本。其实严复也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1898年7月28日、29日《国闻报》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夫天下之人，强弱刚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使强奈端以带兵，不必能及拿破仑也；使毕士马以治学，未必及达尔文也。惟其或不相侵，故能彼此相助。……今新立学堂皇，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得，天下之事去矣。”“今日学校官制之大弊，实生于可坐言即可起行之一念耳。以坐言起行合为一事，而责以人人能之。”实际上这也是对“学”与“官”的区分，奈何严复学人没有持守这一基本点。因此有研究者称他的急于用世和私德不严为“中国近代著名人物的败笔”。

再次，严复的仕途乖蹇及其后来的“落伍”，也与其自由主义思想立场有关。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之父”，严复为中国输入了最早的自由主义原理，他自身也形成了一定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社会变革抱一种实验主义态度，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学说并不轻易相信。这使他不仅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和平建设”、“对话”、“改良”；他晚年不仅反对俄国十月革命，也对中国国内军阀混战表现出莫大反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西方的唯科学主义的现代化感到失望，走到“道德救国”的途径上来。应当说，就国际和中国自由主义历史来看，自由主义是一种和平建设方略，在乱世均显得衰微无力，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均出现了对自由主义的怀疑，就说明了这一点。丁文江曾不无感慨地对胡适说，自由知识分子多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而不能成为治乱世的“奸雄”。但一旦进入和平年代，自由主义就会复兴，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的复兴就是一个说明。实际上我们不妨反过来推说，当一个社会没有自由主义的时候，往往是没有法治、没有民主、没有经济进步的时代。因此，严复之“败”，时代之败也。

严复仕途的乖蹇是对一个时代进步与否的检验，同时也为知识分子本位提出了“学统”的标高。严复仕途不畅，中国历史上只是少了一个平庸的官僚，而多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伟大的思想者。后人不该为他也为这个国家而庆幸？不该为“知识分子本位”而额手称庆吗？！——晚清以来的达官不亦多如牛毛，然而谁还记得他们，谁又忘记过严复，尤其是他1894年之后那一篇篇救国救亡的战斗檄文，一本本震撼人心的典雅译著，何啻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天演论》、《原富》、《自由论》、《穆勒名学》、《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

（责任编辑杨继绳）

2005年第9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本刊编辑部

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是日本关东军

《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刊发的陈敏先生撰写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一文，在谈及张作霖死因时这样写道：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而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

在这里，陈敏先生将希特勒执掌德国军政大权全面推行法西斯统治的时间整整提前了五年！众所周知，希特勒于1933年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元首”并兼任总理。而且，希特勒欲称霸世界，本身也有一个国内扩军备战推行纳粹化，以及吞并周遭弱小国家的过程。在当时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等人推行的绥靖政策的纵容下，直到他出兵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之后，一个入侵苏联的计划方得以酝酿成功，此时已经到了1939年了。对于希特勒侵略扩张的阴谋，苏联政府于1935年始有察觉。这一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其制定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那么，陈敏先生又何以认为张作霖被炸死的1928年6月，苏联就感觉到了“德、日两国夹击”的巨大威胁了？此为其一。

其次，且不论西方学者和前苏联学者论著的认定，连当年发动侵华战争、制造皇姑屯爆炸案和柳条沟事件的日本军方决策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供词中，均众口一词承认炸死张作霖为日本军方所为！

让我们先行回顾一下历史。

1927年夏天，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组成军政府，控制了山东、河北、平津和东北整个地区。从历史上看，张作霖的上台曾经得到过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也希望借此机会利用张作霖的势力进一步霸占东北。但是张作霖的民族之心尚没有泯灭，对于日本人日趋过分的要求，他不是予以拒绝便是借故拖延。日本关东军决定除掉张作霖，进而控制东北，就是张作霖作出将其军政府从北京撤回奉天（沈阳）的决定的时候，日本决定在沈阳车站西北处的皇姑屯附近桥洞炸毁张作霖乘坐的专列。1928年6月4日晨，关东军的阴谋得逞——在皇姑屯一举炸死了张作霖。这就是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皇姑屯事件”。

由日本关东军制造的“柳条沟事件”，则是发生在三年后的1931年9月18日，即震惊全世界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用武力占领我东三省的不宣而战。

自1946年6月起，由美、中、英、法、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对日本战犯起诉。法庭首先进行的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部分，而这部分首先面对的就是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美国检察官达尔西第一个出庭发言，他从日本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开始，直到1932年在日本扶植下建立长春溥仪傀儡政府，揭示了日本阴谋破坏和平、发动战争的过程。

谁炸死了张作霖？

1927年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遣来华，曾任战时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的田中隆吉中将当庭作证道：

我查过卷宗，张作霖之死，是当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计划并实施的，6月3日，在南满铁路和京奉线交叉处爆炸了北京开来的列车，张作霖第二天就死了。

田中隆吉还进一步指证道：

进行这场爆炸的是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共十几人。当时，河本大佐命令紧急集合关东军，以便和张作霖护卫部队交战。我对河本大佐十分了解，河本大佐说过，当时他们所用的炸药，是日本工兵用的方形炸弹，一共200个。

田中隆吉还指证了策划皇姑屯爆炸案、柳条沟南满铁路爆炸的“九·一八”事变、绑架溥仪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一系列事件的元凶主谋：原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原关东军参谋（后于1938年任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等人。

法庭上，皇姑屯爆炸案的直接指挥者板垣征四郎作了如下的供词：“皇姑屯事件”，即成为后来柳条沟“九·一八”事件导火索的军事行动，是因为日本关东军对张作霖东北军处于1对20的劣势，所以必须采取自卫行动。

板垣征四郎还供认，早在皇姑屯事件前，关东军就制定了一个周密的确保万无一失的作战计划，并报告日本国内大本营得到了批准。

正是基于上述一系列确凿证据及战犯自己的口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1948年11月4日判定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两名甲级战犯在对华侵略战争中策划并参与包括皇姑屯爆炸案在内的中国满洲一系列事变、阴谋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及扩大侵华战争犯有严重罪行，并与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及制造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元凶松井石根等五人同处死刑。

总之，日军炸死了张作霖，地点是在皇姑屯，而陈敏其文所云的柳条沟，则是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侵占我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地，两者地点不一，时间也相隔了三年零三个月。

秋石

关于《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的一处疑点

《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作者扬军戈）一文第21页写道：“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这里指的是1967年武汉发生的“七二○”事件。据我所知，毛主席8次接见红卫兵都是在1966年，所以该文中这个时间有疑点，希望作者能解释一下。

读者黄丹曙

作者回复

这段引文我摘自《傅崇碧回忆录》第194—19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出版）。我也怀疑这个时间有误，但我是摘引原文，因此无权对此事作出“更正”，我以为《炎黄春秋》也无权“更正”。希望研究“文革”史的专家能澄清史实。

作者杨军戈

对《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一文的补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登的《刘伯承检讨前后的掌声》中写道：刘伯承“指导他的老部下秦基伟将军统帅部队十几天便打到距印度首都几百公里的地方，还俘虏了印军的一名少将。”（28页右栏）这一说法与史实不符。现根据有关资料，对此予以补正。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发生于1962年。为了实施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组织指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西藏军区组成“西藏军区前线指挥部”，成员有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等，主要负责东段指挥。西段，则由新疆边防部队组成“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部”，由副军长何家产负责指挥。尔后，为了加强东段东部地区作战的指挥，又设立昌都地区分前指（即丁指），由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军副政委钟池等人组成。这次自卫反击战从1962年10月20日开始，至11月21日基本结束，作战经历了两个阶段，主要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地区进行。这次作战，总计歼灭入侵印军8900余人，俘、毙印军准将旅长各一名。又新

本刊更正

2005年1月号《邹韬奋为民主理想拼搏终身》一文中，邹韬奋创办《生活日报》的时间应是1936年6月7日，刘少奇的那两封信也是1936年写的。

2005年6月号69页右栏4行“宋钦宗赵恒”应为“宋钦宗赵桓”。

2005年7月号12页右栏13行“王志华（科学院的副秘书长）”应为“汪志华（科学院计划局长）”

2005年第10期 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　作者：陈　虹

一小引

文革中，许多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英勇斗争、功勋卓著的优秀儿女，被“革命”“吃”掉，或者被“咬”伤。1965年冬，所谓“罗瑞卿问题”，就是事例之一。

十多年前，笔者曾就此事请教过当年亲身参加揭批罗瑞卿的上海会议的杨成武将军,探讨过发生这种斗争的缘由。罗瑞卿大将早已故去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领导人。杨成武将军也已西去了。这位文武双全的战将，也曾被“革命”重重“咬”伤。近日我翻阅那时向他请教这些问题的谈话记录，将这些记录以第一人称整理成文，留给历史，献给读者。

二从看望刘亚楼司令员说起

“您能否谈谈中央上海会议的缘由？”笔者先向杨成武将军提了这个问题。

“你说的中央上海会议，是指1965年12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的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吗？”杨将军反问了一句。

“是的。”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杨成武想了想，平静地说：“要谈这个问题，我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

1965年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因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2月底，罗瑞卿总长专程去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见到罗瑞卿时，没有立即听取他的汇报，却安排罗先去医院看望刘亚楼。

自然，罗瑞卿与刘亚楼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而且他们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不久就编到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临回家时，罗瑞卿给了他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解放后刘亚楼的父亲来北京探望儿子，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烟火，老人问刘亚楼当年给他银元的高个子首长在哪里？由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

正因为友情很深，所以尽管罗瑞卿对林彪的安排感到有点不合常理，但他还是先去看了刘亚楼，并安慰他好好养病。

刘亚楼见到罗瑞卿时说：“林总说了，现在几个大将，论能力，论身体，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林总叫你不要有误会。”

罗瑞卿当时对刘亚楼传给他的这个信息，并没有立刻领悟到林彪在背后的用心所在，也没有把这些话放在脑子里认真地去思考。所以当看望回来，林彪问罗瑞卿与刘亚楼谈得怎样时，罗瑞卿回答说：“没有谈什么要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

林彪见此情景，意识到没有达到他预想的结果，随即转了话题，说：“去年（指19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训练。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谈话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结束了。

到了夏天，5月2日，刘亚楼在上海报病危，罗瑞卿和夫人郝治平约我们夫妇二人一起去上海看望刘司令。我和刘亚楼的友情也是很深的，我们不仅是福建同乡，而且刘亚楼在苏联学习期间和我党“五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女儿苏丽娃结婚，生了一个男孩，回国后，他们离婚，刘和翟月英恋爱时，怕翟知道他有一男孩，就将儿子托给我，由我帮他照看，直至后来送八一小学读书。所以当罗瑞卿提出一同去看刘亚楼时，我们是很乐意的。

到了上海，我们住在锦江饭店南楼。

3日下午，我们两家一起去看刘亚楼，那时，刘已经神志不清醒，是医生打了一针，使刘恢复了意识的。我们在病房里看到他不久即要离开人世的痛苦状况，除了告诉刘亚楼我们特地由北京来看望他了，就是尽量避免消耗他的精力，少和他说话，让他休息，以便延长一点生命。因此，大家都心情沉重地在那里默默地坐了许久。

晚上，罗瑞卿约我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我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

“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自然也没有提他林彪。”

“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可去，等等。”

罗瑞卿还说：“林总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这使我当时感到他这一次态度并非一般。”

听罗瑞卿讲完后，我琢磨着林彪的那些话，感到对罗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很有分量的。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很沉重的。于是就主动分担罗的责任，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应作检讨。”

“不，我要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坚持由他承担责任，并且提出了改正方法。他对我说：“要注意这个问题，同总参有关单位讲一讲，打个招呼。”

5月4日上午，我们四人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我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我说：“明天我们回京。”

5月5日，我们决定回北京。我向罗瑞卿建议：“在离沪前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不大愿意去。我向他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抓住把柄，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我之所以这样做，总希望能和缓一下他们之间的矛盾。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我答。

随即商定两位女同志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我和罗瑞卿同车去林彪那里。一进林彪住的房子，就见吴法宪独自在那里坐着。吴是什么时候来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

林彪见罗瑞卿到了，马上拉他到另一个房子里，独自谈了三四十分钟，说了什么，罗瑞卿始终没有告诉我。我们出门时，吴法宪仍留在那里。

罗瑞卿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回到北京。

上班不久，我向总参有关单位，特别是作战部、政治部的领导同志打了招呼，要他们以后所有文件都送林彪一份，看不看是他的事，但我们一定要送。

6月中旬我在去西北一零二基地看地形的路上，老毛病交感神经失调和迷走神经亢进复发了。罗瑞卿批准我7月回来去青岛休假。在那里，住了3个月，因病不断复发，决定转杭州疗养。9月29日，我和萧华同乘一架飞机抵达上海。我准备30日去杭州，萧华拟在上海过国庆节。

我到上海得知林彪住在那里，鉴于5月罗瑞卿挨批评的教训，不看他，怕说我失礼，所以晚上向林彪办公室打电话，说：“第二天早晨要离沪，想晚上去看望一下林总。”

“可以去。”半夜12点多，林彪住处回了电话。我和赵志珍立即赶到那里，但没有见到林彪，说他已经睡了，只看到了叶群和秘书郭连凯。我们在那里闲聊了一阵子就回来了。第二天，按原定计划，一早我就飞往了杭州。

三毛主席要我去他汪庄住地

在杭州，我住在空军疗养院。

10月底或是11月初，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来电话，说毛主席住在汪庄，要我去一下，并派车来接我。不久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车将我送到毛主席的住地。

我在总参工作已有多年，毛主席接见外宾或开会时也见过多次，单独找我谈话问情况也有的，但这次毛主席要我去做什么？谈工作？自己养病已4个多月没有上班，手头也没有什么现成资料。而徐秘书在电话里又只字未提，因而想作点准备也无法去做。然而既是毛主席要我去，准是有重要事情，但究竟是什么事情？想来想去，也拿不准。因此自己抱着毛主席叫办的事一定认真去落实，问什么，就我知道的如实回答的态度，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住在一幢古朴典雅很幽静的房子里，我到那里，徐秘书让我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主席。

毛主席一走出来，我赶紧站起来向他行了一个军礼，并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主席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主席走到我的对面，在一个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主席面前，一杯放在我面前。毛主席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同我像聊天似的说话。这时使我心情平静了许多，来时脑子里想这想那的猜测，顿时消散了。

毛主席亲切地问我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军队的情况怎样？我扼要地作了回答。毛主席又问：“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彪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我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主席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我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主席进一步问。

“我没有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啊！”我向毛主席报告了5月3日罗瑞卿同我谈的那些情况。

毛主席听后说：“我都知道，找你之前，已找许世友谈过。”谈完后我即回疗养院。当时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毛泽东正在为揭发和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做准备。

四毛主席鼓励罗瑞卿去看林彪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这篇文章是江青到上海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用8个月时间写成的，上海市委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过多次，讨论时据说关锋、戚本禹等也到了。文章发表后，上海各种报纸都刊登《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和北京各大报纸都没有转载姚的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当时都在上海，毛主席对此很不满意。他对上海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主席还交代：“对什么人都不要讲”。

11月25日，罗瑞卿到达上海后，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将这些情况告诉了罗。罗随即要秘书找了一册单行本，当晚给北京打电话，要《解放军报》写一篇旗帜鲜明的按语，加以刊登。

26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接见时见到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

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

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的这几句话后，回到驻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军报》转载时，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

《解放军报》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代表军委的喉舌。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大毒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并提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要“大家认真读一读”“好好想一想，议一议”，这种很有分量，很有高度，把事态说得很严重的导向性按语，对于并不了解真情又忠于党的军队广大指战员来说，所起的号召和鼓动作用，其效果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北京日报》同日也转载了姚文，并写了一篇按语。按语把问题限制在“学术界、文艺界”“有不同意见”可以“展开讨论”的范围之内，压根儿就没有提到什么“阶级斗争反映”的问题。

11月28日，罗瑞卿要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主席一再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

罗瑞卿离开上海后4天，即12月2日，毛泽东就在兰州军区52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这短短的49个字的批示，就使罗瑞卿在党和国家那样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跌落下来，并由此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和苦难。这确是关键的一击。尽管他有几十年的革命生涯，经历过数以百计的战斗锻炼，还是经受不住这49个字轰击！

五出席上海中央会议

12月6日深夜。

我的秘书朱欣接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由上海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那里有事，让杨副总长快去，要一定在第二天早晨7时以前赶到上海，交通工具自己解决。”朱秘书接完电话随即报告了我。

什么事那么急？是东南沿海有什么军事行动？还是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武装侦察？我心里顿时产生种种疑问。

“交通工具怎么解决？”朱秘书问。

“坐火车去来得来不及？”我反问了一句。

“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到上海的车次。”

“坐汽车怎么样？”

“时间更长，不能按时赶到。”

“有飞机没有？”

“我去联系。”朱秘书了解后告诉我：“南京空军有一架犁二飞机空着。”

“你通知南空派一架犁二飞机来杭州。”我向朱秘书交代。

7日早上我们乘南空的专机准时赶到上海，在虹桥机场着落。走下悬梯时，徐业夫已站在那里等我。他一见到我就说：“主席要召开一个会，请你参加，你就住在锦江饭店。”是什么会？研究什么问题？徐业夫一个字都没有吐露。

当时毛主席住在虹桥宾馆。我进去一看，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叶剑英、谢富治等人已在那里了。

住进饭店后，见到几位老同志，他们也不知道开会的内容。贺龙来上海时，带来了地图，可见他原以为讨论的也是军事问题。这和我来前的想法有共同之点。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呢？就当时参加的人来说，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同志，也有在中央不担任任何职务的人，如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和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所以这次会既不是政治局会议，也不是书记处会议，更不像军委会议。当时主持会议的同志也没有明确宣布会议的名称，但就会议内容讲，就是揭发所谓罗瑞卿的问题。因此，我们姑且称这为中央上海会议。理由很简单：地点在上海，召集的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现在也有人称为“上海中央常委扩大会”的。

会议在1965年12月8日举行。会议分为三个小组，我们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参加的人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陈毅、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和我。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其他两个小组组长分别由刘少奇和邓小平担任。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雷英夫也揭发了所谓罗瑞卿反对林彪的不少重要材料。

我听了之后，脑子里产生另一种怎么也弄不通的想法：说罗瑞卿反对林彪，这怎么可能呢？从历史上看，罗瑞卿与林彪在红四军，红一军团，以后长征到陕北，进“抗大”都是在一起的。林彪虽然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但“抗大”的具体组织工作，都是任教育长的罗瑞卿干的，林彪不管多少事。1959年彭德怀被打下台，将黄克诚打成“军事俱乐部”成员，撤掉了总参谋长的职务。林彪当了国防部长，提名罗瑞卿当总参谋长。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工作是协调的，配合是默契的。

罗瑞卿在1965年下半年总参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讲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时，对我们说过：“我跟林总是跟定了，弹打不飞，棒打不散，骨头烧成灰也忠于林总的。”然而会议上确是揭发罗瑞卿所谓反对林彪的。

还有，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事实果真是那样吗？

1965年林彪对军队工作的《关于突出政治五项原则》的指示，它的主要内容，虽然是总政治部刘志坚副主任和叶群在广州军区127师调查后向林彪汇报时说的，但形成正式文字，却是罗瑞卿亲自召开军委办公会议，主持讨论修改了七八遍才定稿，并送林彪审定后签发的。

总参谋部机关1965年7月召开的“突出政治落实四好”座谈会，就是罗瑞卿要我为进一步落实林彪的指示而举行的。

如果他真的反对突出政治，在行动上能有这么认真并用那么大的精力去抓落实吗？！

至于说刘亚楼讲的四条，我5月份在医院见到他时，刘已不省人事，是医生打了一针才苏醒过来的，根本没有谈此事。二三月份我在华东看地形，路过上海，去医院看望刘亚楼，同去的有王尚荣，在场的有翟月英以及医生护士，刘也根本没有提到这四条。

所以我对叶群的所谓揭发，既不敢苟同，又无法否定，只是听着。还有小组里的雷英夫当时揭发罗瑞卿是很积极的，他凭什么资格出席这样的会议，我很纳闷。因为作战部已有一个部长王尚荣出席，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副部长来参加呢？而总参其他业务部，又没有一个负责人出席这个会。这样的情况，也使人感到内中必有蹊跷。后来的事实表明，雷英夫确是投靠林彪，为打击罗瑞卿出了大力的。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找我谈话，问我罗瑞卿与林彪之间的情况，我讲的与在杭州同毛主席谈的一样。因为其他方面我确实不知道。

会议始终是在小组里进行的，没有开大会，毛泽东也没有将到会的人召集在一起讲个话，见个面，合个影，更没有看见发会议简报。会中的情况都是由各组组长去向毛主席汇报的。

会议开始时，罗瑞卿正在广州、昆明军区视察部队工作，进行到第三天，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12月11日下午2时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

罗瑞卿像绝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事前根本不知道开会的内容。他来上海原先也以为可能是研究军事问题。也许因为是军人，带有职业病似的，领导上一通知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军事问题。

罗瑞卿一下飞机，看到来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吴法宪，没有他熟悉的中央办公厅的一般工作人员，顿时心里产生了疑虑。因为按中央那时的规定：开会是不需要派负责人接送的。陈丕显在车内同罗瑞卿仅谈上海工农业生产的一般情况，对开会的事，一字不吐。吴法宪一反常态，过去见到罗瑞卿时，开口“总长您好”闭口“祝首长健康”那种令人厌恶的献媚状态不见了，在车内还用他那眯眯眼不时地盯着他们。这使罗瑞卿感到有些茫然。

车飞快进城时，陈丕显告诉他这次不住锦江饭店，罗瑞卿觉得和以往来上海确实有点不同，心里只是沉默地想着，很少有兴趣说话。当车子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说，周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在房子里等他，罗顿时感到很吃惊。他一下车就急忙走进了小楼的会议室。周恩来和邓小平待罗瑞卿坐下后，严肃而又平静地将罗的问题揭开了！

他们三人谈了很久，到当晚7时左右，周总理和邓总书记才离开那个小院。罗瑞卿对于这个突然袭来的致命一击，精神上毫无准备，尽管他是个很坚强的具有高大身躯的男子汉，谈话后出来时怎么也没有力气登上二楼的卧室了。他被这当头一闷棍打蒙了！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

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

二是反对突出政治；

三是向党伸手。

罗瑞卿根本不承认，说他没有伸手，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更没有封锁林彪，该向林彪讲的都和他讲了。有些问题他向周总理、毛主席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也是属于他职权范围内的事。而且林彪是知道的。

后来，周总理和邓小平又一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没有这三条，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别的有什么呀？”罗瑞卿不理解别的究竟指什么，反问了一句。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周总理和邓小平回答了他。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罗瑞卿凄然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啊！“关系不好！”那么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标准是什么？难道就凭这么一句可以做各种理解的中性语言，就能够将一个中央领导同志打下去吗？！

会议是15日结束的，那时只说罗瑞卿不在军队任职，专做政府工作。

16日，周恩来、邓小平再次向罗瑞卿传达毛主席的谈话，说：

“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

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

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时没有在会议中传达。

罗瑞卿听了周总理、邓小平的传达，自然想不通。后来他又给周总理打电话，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彪，他相信毛泽东是了解他的，能够把一切向毛主席解释清楚的。当周总理表示不能见面时，罗就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总理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谁都知道，毛泽东走到哪里，当公安部长的罗瑞卿总是跟着保驾，负责毛主席的安全。应该说毛主席对他是了解的。既然“没有三条”，还要把问题挂起来，挂几百年到一万年，这是符合哪一家的法规呢？然而又确实出于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口！真是令人不好理解。

六我当代总长，德才资不够，难以胜任

在揭发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中间，12月12日，中央军委开了一次会。毛泽东主席没有出席，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诸位老帅和林彪都参加了，刘伯承、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因为有病，没有出席中央上海会议。

军委会上要我代理总参谋长。我当即表示：“我的能力不够，经验不足，资历也浅，难以胜任，希望中央另定人选。最好由叶剑英元帅兼任。”

刘少奇副主席说：“中央、主席已经定了，就这么办了，不变了。”

我说：“如果一定要我代总长，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那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会上原则同意这个建议，少奇同志说：“命令以后再下。”

会后，我反复琢磨，还是觉得搞不了，确有难处，也怕给党造成损失，因此，在12月16日，我向周总理、邓总书记并报毛主席、刘副主席呈中央、中央军委写了一个报告：

听了周总理12月12日在军委会上说，要我当代总长职务，心情一直紧张，反复考虑，我认为不适宜担任这一重要的工作。我德才资不够，政治思想水平低，有一点经验一般也是下层的一些经验，全军干部中比我德才资更好的很多，身体也不好，担心难以胜任。

21日，我将报告送给军委叶剑英副主席，并请他指示。叶副主席阅后，在上面写了如下批语：

成武同志：

信我看过了。我考虑：此件以缓发乃至不发为好。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请再加考虑。

叶剑英12月22日

遵照叶帅的批示，报告也就压下来了。

上海会议结束后，我继续回杭州疗养。

七讲到罗的问题时掉泪了

中央上海会议精神，总参谋部是由李天佑副总长和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回北京后，召集各部局领导同志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传达的。这个会的结束前夕，我由杭州回到北京，到会即席讲了几句话，当我想到过去和罗瑞卿一块工作的情景时，曾说罗很有能力，工作了那么长的时间，是我的老首长，这次出了这样的事，就从那么高的位子上全撤下来，很是可惜！讲着讲着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就掉泪了。后来这也成了打倒我的一条“罪状”。林彪骂我是“地地道道的罗瑞卿分子。”在那个年代，同志间情谊友爱尽管很深，似乎一出了所谓政治问题就该忘却，稍有流露就可以扣上没有划清界限、立场没有转过来、是什么“分子”等等的政治帽子，压得你站不起来。

1966年3月，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各中央局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继续揭批罗瑞卿的问题。

会议成立了三人领导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为了开好这次会，军委决定设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萧华和我。

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开幕那天邓小平主持并讲了话，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会议的中心是揭发批判罗瑞卿，各人的发言都是有准备的，有的发言是很激烈的。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致使罗瑞卿受到了莫大侮辱，不久发生了3月18日的跳楼事件。

在这之前，罗瑞卿给夫人郝治平写了一份遗书：“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由于发生了“跳楼事件”，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那时人们一般认为这种举动是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行为，因而激起到会一些人的发言升温。叶剑英副主席当时为此还填了一阕词，表示婉惜：

将军一跳身名裂，

向河梁，

回首望，

故人长绝。

八“跳楼事件”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从3月18日后，决定会议背靠背地进行，到会的人都得表态、发言。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对会上有人提出要开除罗瑞卿的党籍，我明确表示不赞成，并说不能这样提，那是中央决定的事。

到了1968年3月24日所谓“杨余傅事件”时，温玉成说我包庇罗瑞卿，林彪据此在大会上说我“实际上袒护罗”，“本来就是一个罗瑞卿分子”。

会议结束后，由萧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萧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萧华留在杭州，出席了批彭真的会议。

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上报党中央。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在这个文件里，中央明确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并写了一大段批语：

中央认为，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次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同志进行了耐心教育和严肃批判。罗瑞卿同志不仅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极端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同志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同志错误的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批语，发到县委和团党委。

1966年8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先念，在人民大会堂老河北厅召开会议，毛主席又向我们指示说：“罗瑞卿的问题，你们可以传达到全体干部。”从此，全军干部都知道罗瑞卿出事了，该要打倒了。

九平反正名，“前度刘郎今又来”

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恢复了罗的名誉，回到领导岗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四人帮”垮台后，1977年8月，中央召开党的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罗瑞卿、萧华和我，都是出席大会的代表，同住在京西宾馆，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我们当时的心情，正像唐朝诗人刘禹锡二次被贬连州14年后回到京城写的《再游玄都观》一诗说的：

百亩庭中半自苔 ， 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罗瑞卿一边吃饭，一边回顾过去，说：“对林彪的问题，我们3个人都瞎了眼，过去从没有反对过他，然而却都挨了整，但整得最惨的还是成武同志，他一家死了3口啊！我们两家（指萧华）还没有死人。”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有人说：“是因为罗瑞卿干得很出色，太冒尖了。林彪怕别人超过他，位子坐不稳。”

毛泽东说：“罗瑞卿锋芒毕露，盛气凌人。”

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却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总而言之，在林彪手下，他要你做什么，你不依着他，跟他走，林彪就嫌你碍手，就用尽心机非把你搞掉不可！

（作者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原政委）

2005年第10期 五十年代杂文悲欢录　作者：袁　鹰

《况钟的笔》和杂文家的笔

1956年暮春，浙江昆剧团来首都演出经过整理的昆剧《十五贯》，一时轰动京华，出现“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的社论，认为一出《十五贯》使昆剧这个濒于冷落衰颓的古老剧种看到复兴的希望。周恩来总理要求公安、检察、司法部门干部都去观赏，从中得到防止官僚主义和主观武断、仓促定案的启迪。

有一天，我们《人民日报》忽然收到老作家王任叔(巴人)寄来一篇杂文，题为《况钟的笔》。

久违了，杂文!

出于鲁迅而大放光华的杂文，作为上世纪30年代文化战线上的锐利武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史上发挥过突出的战斗威力，锋芒所指，几乎所向披靡。鲁迅称之为匕首、投枪，瞿秋白称之为“战斗的‘阜利通’(社会论文)”，含意是相同的。在他们那个年代，对中国人民残暴地肆行屠戮烧杀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和骑在民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反动统治者们，当然未必会直接看到那些对他们进行抨击和声讨的杂文，手下那帮惯于谄媚邀宠的御用刀笔吏也未必敢如实地呈上密告信。杂文的匕首作用，更多地在于撕裂他们的画皮，一针见血、入骨三分地揭示他们的反动面目，帮助群众认清他们的嘴脸和本质，长人民大众的志气，灭反动统治者的威风。

解放以后，时代不同了，杂文和杂文家的任务起了根本性变化，这是不待言的。读者喜爱它，仍然是由于它的战斗性、正义性和现实性。读者们期待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鲁迅和老一辈杂文作家的优秀传统，扶正祛邪，扬清除浊，发扬人间正气，揭露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鞭挞那些为非作歹、违法乱纪、惹起群众戟指痛恨的败类。毕竟，杂文不过是一篇千把字的小文章，不是文告，不是法律，不是行政命令，它能做到的，只是舆论，只是表达老百姓愿望和声音的一段舆论。然而，从50年代开始，连接不断的由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发展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造成空气紧张，人们的心理也跟着紧张，报纸杂志上的杂文本来就寥若晨星，到此时更是销声敛迹，使爱好杂文的作者和读者长久地有一种寂寞之感。

因此，看到《况钟的笔》，我们副刊编辑实在有空谷足音的意外惊喜。巴人又是位老杂文家，抗战时期在上海“孤岛”，后来在南洋，曾写过大量杂文。他当时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工作，公务繁重，还在撰写文艺理论文章。但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再忙也要拿起笔，正是历来许多杂文家的秉性。这篇杂文很快见报，当时报纸第三版并非副刊，我们发稿时加了花边，放在显著位置，以示与同版其他稿件有别。

作者围绕况钟重新审判“十五贯冤案”时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做文章，娓娓道来，最后点明况钟当时的困境，是处于官僚主义者上司周忱和主观主义者下属过于执的两支笔锋夹击之中。“他要在这两支笔锋夹攻之间，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实在是需要有大勇气、大智慧。但一个能对人民负责的人，一定会得到人民力量的支持，就会有大勇气；而一个能集中群众智慧的人，就会有大智慧。况钟就这么地战胜了两支夹攻的笔锋，平反了冤狱。”作者最后殷殷期望“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因为笔下有千斤，笔下更可能有冤魂。

这篇杂文，并不像作者过去写的那样有火药味，言辞也并不尖锐泼辣，却具有深刻的思想和雄辩的力量。尤其是他那对人民事业负责的革命胆识和党性，更使人感佩。此文一发，引起很大反响，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肃反”、“审干”运动之后，正处于定案落实处理之际，这出好戏对防止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草率定案，具有生动而形象的教育作用。

况钟的笔触动了巴人的笔。《况钟的笔》又鼓舞了杂文家的笔。企望了很久的作者和读者，从这篇杂文的发表，似乎都得到一种信息：我们的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和建设仍然需要杂文，读者也仍然喜爱杂文，杂文是不会泯灭、不会消亡，也泯灭不了、消亡不了的。

这样，就促使不少杂文家又拿起冷落已久的笔。两个月后，《人民日报》改版，有了第八版副刊，每期副刊都发一篇杂文，加花边排在头条位置。于是，佳作纷至沓来。杂文的题材总是随处随时可得的，杂文家的责任感也是历久不衰的。一些老作家带头执笔，议论风生，他们都署了当时鲜为人知或者久已不用的假名，如茅盾署名“玄珠”，叶圣陶署名“秉丞”，巴金署名“余一”，何其芳署名“桑珂”，林淡秋署名“丁三”，曾彦修署名“严秀”……一时间异彩纷呈，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的景象，形成了《人民日报》副刊最初一次鼎盛期。如果说由此带动了50年代第一次杂文的兴旺，似乎也不为过。

杂文进入一番新天地。然而，这个天地里既有春光，也有秋雨，更有冰雹，一言难尽。

“发现”了一位老杂文家

1957年4月初的一天，负责杂文的编辑来告诉我：“弗先又寄稿子来了，这回是杂文。”说的时候，流露了高兴的神情。我也很高兴：“是吗？太好了!”

几个月前，曾经收到一篇从武汉寄来的稿件，题为《想到〈活捉〉》，署名“弗先”。文章谈传统地方戏《活捉》(从《水浒》宋江杀阎婆惜故事演绎的情节)，有独创的见解。他认为阎婆惜变鬼以后，活捉张三，并非为了索命报仇，而是思恋这个情人，死了都舍不下，要捉他一起入冥。作者说：“我们过去的被压迫人民，到死不忘活，求死为了活，并且希望死后还要活。从这里，我们从迷信中看到了人民对生活的热恋，同时也看到旧社会制度对人民的残酷。”他认为对《活捉》这样的“鬼戏”，略加改革，间或演出，并附说明，使今天的观众能够欣赏其中特有的技巧，了解旧社会人民处境的痛苦和对生活的热恋，并使人们在对比中增强对新社会的热爱，都是有益的。作者新颖的观点和娴熟的文字功力，都使我们赞佩，“弗先”显然是笔名，不知他的真姓名，稿末只有武汉某机关宿舍的门牌。这篇文章很快便发表了，我们很希望这位“弗先”继续来稿，却如彗星一瞥，再无消息。四个多月后，又寄来这篇题为《同与异》的杂文，批评党内某些宗派主义现象，正是当时一个切中时弊的题目。更使我们欣喜的，是地址注明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宿舍，看来作者已经到了北京。于是，编辑立刻同他联系，说报纸副刊现在亟需好杂文，请他继续撰写。几天后，就收到回信，信末署了真名：徐懋庸。

自从鲁迅在1936年发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长文后，徐懋庸的名字就带上一层似乎不光彩的颜色，在当时文化界和后辈青年人心目中，至少是个反对鲁迅、攻击鲁迅的形象。其实，他从30年代起，就是一位热爱鲁迅、师承鲁迅的杂文家，他的第一本杂文集《打杂集》，就是鲁迅作序并为之介绍出版的。鲁迅曾经赞许他：“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你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他那封引起鲁迅不满的信，其中是非曲直，不是这篇小文能说得清，只要看鲁迅逝世时，他曾献挽联一副；“敌乎友乎？余唯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便可窥见深沉的哀思中蕴含了万语千言。

副刊编辑“发现”了这位老杂文家，都有点喜出望外，最高兴的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林淡秋。他同徐懋庸既是浙东同乡，更是“左联”时代的战友。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懋庸远去延安，林淡秋留在“孤岛”，两人再无联系。全国解放后，徐懋庸随军南下，在武汉工作，林淡秋却由上海调到北京，也未通音讯。如今，一篇“弗先”的杂文，使两位老朋友很快重逢，住处都在东城区，相距不远，自然就时相过从了。徐懋庸建议报纸副刊开展一次关于杂文的讨论，以引起作者和读者的重视，他套用鲁迅当年用过的题目《小品文的危机》写了《小品文的新危机》，作为讨论的开篇。他还用不同的笔名，陆续发表了《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论和风细雨》、《应该让别人说完》等篇，同时期他在首都其他报刊也发表了不少杂文。这位在解放后只写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哲学论文的老作家，此时重新拿起搁下的笔，文思泉涌，几个月内竟写了一百多篇，“为克服现实中的缺点错误，为杂文的存在和发展，为文坛的百花齐放耗费了自己多少心血。”(任白戈《徐懋庸杂文集》序)

使人可惜和痛心的是，几个月后“他因此被历史的逆流所淹没，我们从此读不到他那尖锐泼辣的文章了”。(同上)“反右派”斗争高潮时，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举行揭发批判徐懋庸大会，林淡秋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不得不作了一个批判性发言，还要作自我批评，实在是件痛苦的事。

这位老杂文家从此沉沦，十年以后到了“文革”中，当然难逃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很想振作精神，重新执笔，但是终于因为多年厄运，身心交瘁，未及看到拨乱反正的新局面，也未及等到自己“右派”冤案的改正，就在1977年2月7日因病溘然长逝，留下了大量未刊的回忆录和诗文遗稿。

龙卷风带来“丁酉之难”

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说，1957年夏季由天而降的那场龙卷风，是一场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场株连九族的文字狱。那一年岁在丁酉，因此后来人们便称这场被人为地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运动为“丁酉之难”。

龙卷风来势凶猛，首当其冲的除了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大学教授、学者以外，便是文艺界人士，排在前列的是杂文家。《人民日报》恢复副刊，一些中央和地方报纸也都陆续开辟副刊，为杂文家提供了用武之地。蓬蓬勃勃，风华四射，人们都感到眼前似乎是一派春光，杂文的振兴似乎指日可待。他们谁会料到，自己手中的那支笔，竟会带来二十多年的厄运！

杂文家都不止一次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熟悉《讲话》那些有关杂文的经典式名言：“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绝大部分杂文家都是严肃、谨慎的，很注意这几个“但是”，也都像况钟用那三起三落的笔写杂文，十分小心地运用批评和讽刺的武器。

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然而，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这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一定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遭难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左叶事件”始末

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四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吵嚷之间，左叶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纸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于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6·8”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四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十年动乱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浙江家乡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30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讯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50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50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大难临头，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后十四年，首届巴人学术讨论会在他的家乡宁波市举行。

前不久，我收到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欣荣同志寄来他的两本新作《大众情人传——多视角下的巴人》、《巴人年谱》。这是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尤其前一本，读了以后，只觉得心头一阵阵难以抑止的隐痛。他的两位老朋友说得好——柯灵说：“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旧世界的同时烧毁了自己。”王元化说：“他的死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要永远哀悼他，也要永远记住这一惨痛教训。”掩书回想，那位满头花白鬓发、满口浙东乡音、满身正气的老战士形象又屹立在面前，深沉地诉说着民族的命运。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2005年第10期 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作者：金　凤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文革”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军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2005年第10期 一九八八年物价闯关前后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我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产品的价格长期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不少人认为，国家每年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物价补贴，给经济建设增加很大负担。要轻装前进，物价关是绕不过去的，尽管有不小风险，但非解决不可。陈云不反对物价改革，但因为问题复杂，主张改革的步子要稳，不能要求过急。他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基本的看法，这就是他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的：粮食的收购价高，销售价低，国家要补贴。从微观上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我国是低工资制，如果国家不补贴，就必须大大提高工资。究竟哪种办法好?“我看现在还是国家补贴、低工资的办法好。不补贴，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在过了十年以后，陈云仍然坚持这个看法。1990年6月6日，他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某些产品也是实行补贴的。当然，通过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例如某些企业的亏损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

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赵紫阳提出要用主动涨价和提高工资的办法来进行价格、工资改革。4月2日，赵紫阳在生产资料价格改革座谈会上说：国家每年强调稳定物价，怕乱涨价，不敢主动涨价，结果自发乱涨价，越乱越不敢涨价。工资也是如此，怕涨工资，就去控制消费基金，不敢提工资改革方案，实际上消费基金也上去了。导致这种后果的关键是缺少主动地去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我们是到了不进则退的时候了。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这个问题时，赵紫阳又说：现在的形势，不进则退，没有别的路子，只能迎着困难前进。会议决定由国务院拟定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报中央政治局审议。

5月18日，姚依林到陈云处，通报赵紫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价格、工资改革的意见。姚依林说：我们设想，从明年开始，每年价格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每年人均收入增加百分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算四笔账。陈云问：你看可以理顺价格?姚依林答：我讲初步理顺，用五年时间。陈又问：物价连涨五年，情况会有什么变化?姚答：价格总水平提高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工资增加百分之百。陈云表示怀疑，说：“物价每年上涨百分之十，连涨五年，我打个很大问号。”姚依林说：这条路是否走得通，我也没有把握。陈云进一步点出：问题是，物价连续上涨百分之十，影响的面很大。如果把这个计划公布于众，赵紫阳敢讲不敢讲?姚依林：那非讲不可。陈云又谈到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并说：根本问题是农民从土地转出来，拿工资，比当农民好得多。但这个事很不容易。我们有生之年，农业过不了关。1984年粮食丰收，有些人头脑发热。我说，万元户没有那么多，无粮则乱。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这次谈的是一个牵动整个国计民生大局的问题，因此谈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

5月28日，陈云同李鹏谈话，明确反对拟议中的价格、工资改革办法。他斩钉截铁地讲了他的不同看法：“每年物价上涨百分之十，办不到。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理顺价格在你们有生之年理不顺，财政补贴取消不了。”

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会议，决定对物价和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国务院物价委员会提出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认为物价改革这一关非过不可，既绕不过去，也不能再拖，但有风险，主要问题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用五年左右时间，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工资改革总的要求是，在价格改革过程中，通过提高和调整工资、适当增加补贴，保证大多数职工实际生活水平不降低，并能随生产的发展而有所改善。这个初步方案，经8月5日至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后，提交8月15日至17日在北戴河由赵紫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

在这期间，8月16日，赵紫阳在北戴河会见日本共同社社长酒井新二。他对客人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的攻坚阶段。今后五年，将是中国从旧的经济体制转为新的经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

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报，报道了价格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陈云的提醒没有被采纳。

这时，全国物价已是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1988年上半年，全国物价总指数在1987年已上涨7.3%的基础上，又连月大幅度上涨，7月份已达到19.3%，大大超过10%的设想。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价格改革方案一公布，更引起城市居民的恐慌，出现多年少见的全国性抢购商品和大量提取储蓄存款的风潮。

面对这种物价猛涨、人心极为不安的严重局面，8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发出紧急通知，说：改革方案中所讲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指的是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的长远目标，目前这个方案还在进一步修改完善中。通知还说：为了稳定金融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由人民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业务，使三年以上的长期存款利息不低于或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

9月26日至30日，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确定，把明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突出地放到治理经济环境和整顿经济秩序上来，以扭转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态势。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整顿经济秩序，就是要整顿目前经济生活中特别是流通领域中出现的各种混乱现象。据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回忆：“赵紫阳在十三届三中全会的讲话稿，开始没有作一句自我批评，李鹏、姚依林提了意见后，加了一句：‘看来，我们还是见事迟了，抓得晚了’。”

针对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种严重状况，10月8日上午，陈云同赵紫阳谈了一次话。陈云首先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看来困难不少。你们正在摸索，摸索过程中碰到一些问题是难免的，还可以继续摸索，并随时总结经验。”陈云以往有时也用过“市场经济”的提法，这次特意加了“西方”两个字，意思是指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办法，脱离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对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以后指导经济工作中的失误提出的批评。他要求，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正确的道路。

接着，陈云就当前经济工作谈了八点意见。

第一，还是粮食问题。他说：

“粮食问题始终是一个大问题。

“十亿人民要吃饭，农民种地卖粮给国家，天经地义。

“现在相当大一批农民搞乡镇企业，买粮食吃，不能小看。

“对乡镇企业要做些调查研究，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行的，以便积极引导，使其健康发展。”

第二，陈云指出目前农业和工业生产中普遍存在掠夺式使用资源的倾向。谈到农业，陈云认为：“种田必须养地”。但是，“化肥用得越多(超过一定数量)，土地就越瘦，今后必须大力提倡施用农家肥”。“要研究现在农民不重视农家肥的原因，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谈到工交企业，他提醒道：

“承包工交企业的，必须确保设备完好率。”“企业实行承包责任制，有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消极的一面，比如不少企业为了完成承包数，硬拼设备，带病运转。近年来安全事故增多，恐怕与此有关。企业一定要维护好设备，特别是关键设备，四个九不行，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第三，陈云再次强调他历来的主张：中央必须有权威。他说：

“中央的政治权威，要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作基础。没有中央的经济权威，中央的政治权威是不巩固的。

“在经济活动中，中央应该集中必须集中的权力。

“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

说起各行其是的现象，陈云举例说：“现在非生产性建设、特别是楼堂馆所建设搞得太多了，连黑龙江也跑到北戴河去盖楼堂馆所，真是怪事。”

第四，陈云又再次强调财政平衡，重申“永远不打赤字财政”。他说：

“从全局看，在几大平衡中，最基本的，是财政平衡。

“要扭转当前混乱的经济局面，首先要靠财政平衡、特别是中央财政平衡。

“现在票子发得太多。票子发行的权力要高度集中，我看还是要‘一枝笔’。”

第五，陈云指出必须历史地辩证地对待过去经济工作中采用过的办法。他说：

“在历史上起过作用的办法，现在不应该全部照搬，但也不能一概否定。”

他举例说明，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成就，赶上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从“一五”计划开始到现在近三十六年，中间虽有曲折，但发展也不算太慢。在过去这些年里，我们搞的一百五十六项、尖端科学技术、石油自给、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宝钢以及铁路、电力、农田水利等建设，它们的作用不能低估。

陈云接着说：

“当然，目前国内外情况同过去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也不是说没有缺点错误。

“我在1979年3月说过，60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所以，我们需要改革。但在改革中，不能丢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这一条，否则整个国民经济就会乱套。”

第六，陈云重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掌握一定的幅度，不能过高、过快。”“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

第七，金融问题。陈云认为：为保证市场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对储蓄搞保值是必要的。同时，国库券也要保值，不然不得人心。他提醒说：

“如果不从根本上采取稳定市场物价措施，提款抢购风潮还会再起。”

他还提出：“外债可以借，但要尽量少借。借外债，要用得好，还得起。”

第八，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问题。陈云指出：“目前财政经济遇到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和依靠党的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作用。”

这是陈云晚年对经济工作一次比较全面的谈话，其内容是他晚年在经济工作方面一直关注的几个问题。为了准备这次谈话，他作了较长时间的考虑，并写好讲话提纲。在谈的时候，他一边念稿子，一边讲解。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可见他对当时经济形势的焦虑和对这次谈话的极端重视。

赵紫阳表示同意陈云的意见，并说：要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议一下。10月12日，他在印发这个谈话时写道：“陈云同志在10月8日就经济工作向我作了一些重要谈话。现印发政治局常委会议各同志。”这次谈话，在中央领导层引起很大的反响。

（此文是《陈云传》第四十三章的部分，原文。标题为编者所加。该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5年第10期 我见到刘英晚年三次落泪　作者：张培森

今年是杰出的女革命家刘英诞辰100周年。我作为一个晚辈同刘英同志有缘相识是从研究张闻天开始的。1979年中央批准编辑《张闻天文集》，我从1980年开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2000年文集、传记、年谱全部完成的20年过程中，不断地登门向她请教历史情况和问题，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述和解答。第一次见到刘英是1980年5月在她家中召开的一次座谈会，那时我还在人民大学教书，我的已故导师胡华教授领着我和清庆瑞两位年轻教师来到北京三里河她住的公寓。这次一起参加会的还有张闻天生前的两位老部下何方、曾彦修。已逾古稀之年的刘老，个儿不高却给人精干利索毫无老态的印象，操一口湖南乡音，谈话中还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我第一次听到她亲口叙述的，长征到达陕北之初中央的民主生活气氛和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那时开会都到我们的住处开，毛主席有时开玩笑对我说：“你是娘娘”，我说“我怎么能是”，他说他只不过是帅，“我是毛大帅”。有一次开会，我在旁边听到毛主席讲：现在洛甫是青天，他把我们的意见都综合进去了，很好，这是青天。

这样生动的闻所未闻的真实故事，不但使我增添了对我面前这位经历不凡的老人的敬意，而且立刻在我脑海中打开了党史的一片新天地。然而回想起我同刘英同志的初期接触，走进这位坚强老人内心世界则是两个多月之后对她的一次采访。那时正是暑期，她在大连疗养，我为起草一篇纪念张闻天诞辰80周年的文章，专程去她那里听她诉述历史。这次采访虽然时间不算太长，但她对我这个后辈却是第一次作了打开心扉的谈话。至今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到她同闻天“文革”苦难生活时的感情流露。

她说，“文革”中有一天，外交部的造反派半夜跳墙而入，把闻天和我一起用卡车拉到外交部，先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准备开斗争会。第二天早晨有人端来一盆稀饭、一盆霉豆腐，命令我们：“吃饭，吃完开斗争会！”当时我一肚子气，什么也吃不下。可这时闻天很沉着，他过来摸着我的手对我说：“你要吃一点，不然顶不住呵！”说到这里，刘英忍不住地流泪了。并且喃喃地说：他这人就是这样总是在困难时候想着别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坚强老人流泪。我当时就想，在“文革”那种情况下，多少人迫于形势背离亲人，以至离婚断绝往来，而她和张闻天却始终恩爱如初，相互扶持，患难与共，这是多么地不容易！

这次谈话，她详细地叙述了庐山会议张闻天被罢官后，她同闻天同志俩人如何相依为命的艰难岁月。她说庐山会议后闻天的情绪一直是很乐观的。她说她自己倒是有一段时间思想上想不大通，想不通并不是别的，而是丈夫挨批，为什么妻子也要遭受株连？她还记得一天闻天抄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一段诗给她看，并且特别在“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两句下面打上了横杠。刘英说，其实打从参加革命起就根本没有想到个人享受什么“荣华富贵”。这一点我们是共同的。而她最敬服闻天的一点恰恰是他的坚持真理，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们俩艰难岁月始终相依的一根精神支柱。

从那次谈话以后，随着文集编辑工作的展开，我到刘英家的次数也增多了。那时我住在城里，离她家很近，骑自行车20多分钟就到。除了办事之外，差不多每个星期天我都成了她家中的座上客，她谈的许多珍贵史料我都一一记在我的笔记本上，有的一时来不及记，回家之后立即用卡片补上。她对我个人也十分关爱，那时我的住房很挤，一家四口才不到20 平方米，有一天她在秘书的陪同下突然闯进我家看我的住房情况，对于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的突然来访，我当时真是有点手足无措，拘谨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她当时并没有插手来帮我解决这一问题，但我却从这位前辈身上切切实实感受到，革命战争年代树立起来的我党关心群众生活的好传统。我那时个人生活条件尽管差些，但我工作的心情却很愉快，这里除了工作小组同志之间关系都比较融洽之外，刘英同志的好作风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因素，她一方面全力地支持小组的工作，然而对张闻天历史的评定却是从不干预完全抱一种超然的态度，反而时常提醒我们的是，对闻天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对他的缺点和错误不必加以掩盖。

在上下密切配合和有关各方的支持下，编辑小组经过五年的奋斗，张闻天著作的第一个选本《张闻天选集》终于在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当我来到她家翻开书中已经发表的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给她看时，却又一次见到她动情地流了泪。她对我说，闻天去世前还关切他的问题什么时候组织上能有个结论，哪里会想到庐山发言今天还能公开出版。接着她就回述了庐山会议对闻天的打击。庐山下来之后闻天对她说过：说我反对“三面红旗”，那毕竟是观点的问题，可说我是“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闻天是从不流泪的，为这件事他眼泪直往下淌。正是说到这里，我见刘英自己也都忍不住眼眶里饱噙的泪水了。这是我见到她的第二次流泪。

此情此景也就使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为坚持真理的志士所付出的个人的牺牲和代价。如果说大多数老干部受冲击还都只是“文革”十年，而彭德怀、张闻天则是早从1959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头号的“反党集团”人物。张闻天从此冤案十七年，直至去世。十七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记得在我开始接受整理他的史料的1981年，领导上曾批准我去组织部翻阅他的专案材料，数一数口袋就有40多包，翻一翻其中的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可以说完全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甚至荒唐到抗战胜利后张闻天初到东北时与苏联红军代表的接触，也被当作“里通外国”的问题加以不断地追查。刘英告诉我，闻天身体原来是很好的，可是冤案的沉重打击，“文革”的残酷迫害，整个摧毁了他的健康。刘英还多次同我讲到一个问题：1974年批准恢复组织生活后，闻天一再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可就是不让回京，最后才批准到无锡，无锡领导虽然对待闻天不错，然而医疗条件毕竟不如北京。他的病如若是在北京治疗，也许不至于过早去世。

冤案的折磨尽管摧垮了张闻天的健康，却没有能磨灭他的意志。实际关于庐山会议后的这段历史刘英讲得更多的是闻天同志对广大人民生活的担忧，和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切。刘英不仅与闻天患难与共，而当闻天同志将这种担忧和关切化为书写笔记文稿的实际行动时，在他身边能够理解和支持他的唯一的共产党员也就是刘英。去年我去上海见到张闻天的外甥，年已七十多岁的马文彬，他拿出舅母生前亲笔写给他的几封信给我看。1977年12月30日（当时张闻天还没有平反）刘英从北京寄给外甥的信中写道：“你舅舅的遗稿整理后已交给王震同志转社会科学院。”接着她说交出这些文稿“也许对党及人民有点作用，不辜负他多年带病用心血写出来的稿件”。又说：“我把遗稿有个地方交了，总算了却一个心愿。”1985年《张闻天选集》出版，12月31日她又有一封谈及选集出版，和出版后工作的信。信中写道：“你们舅舅的文选出版后影响很好，只是印得少了些，供不应求。”“我为了满足各方面的要求，把全部稿费用于宣传他的思想。”在说到文集编辑组的以后的工作时又写道：“现在文选组又着手编年谱，随后还要写传记，工作很艰难。”最后告诉外甥说：“我今年已八十周岁了，精力日渐衰退，现在全靠我在支持与帮助。我想能趁着我还健在时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也就对得起你舅舅了。”如此饱含深情的话语表现出，她作为忠诚的妻子，是如何把出版张闻天文稿及澄清他的历史视为她晚年的一项郑重的历史使命。我作为文集组的具体负责人在同刘英的20多年接触过程中，可以说是完全感受到她的这份心愿的。现在老人已经过世，我本人也已年逾古稀，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秉承她的遗愿，尽可能将张闻天书籍的再版等后续的工作做完做好。

我见到刘英同志的第三次流泪则是在2001年4月，也就是她逝世前一年的一次谈话。这一年春天一家杂志社邀她发表一篇关于共产党员信念问题的谈话，就在这次谈话中，96岁的刘老当谈到大革命失败后身边一些朝夕相处的战友牺牲的时候，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她说这些同志是多好的同志呵！她详细地讲述了这些同志在那种险恶环境下，如何将生死置之度外，不但忘我地工作，而且总是关心别人的安危，特别是对她视作比自己亲妹子还要关爱。她一面叙说，一面不停地流泪。她老人家如此动情地落泪，在我同她晚年接触的20多年过程中也是未曾见过的。对过去牺牲了的战友的如此深情怀念，现在想起来这正是体现了她生命最后岁月的一种思想境界，是经历了大革命失败、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庐山会议后同丈夫一起饱尝了17年磨难的一位女革命家所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时，刘英已是95岁高龄。中央召开的纪念大会上，江泽民接见刘英时曾经笑着问她的长寿之道，她的回答是：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我想，这里所说的“过去”应该是说的个人的痛苦和个人的恩怨，而并非过去无数战友牺牲的历史。正因为始终不忘过去那些为革命、为民族而英勇牺牲的战友，才会有她那抛开一切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也正是为了对历史负责，而不是为了个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教育后代”，才可以理解这样一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还能以惊人的毅力不断地宣传共产党人的历史，竭尽全力地支持张闻天文集、年谱和传记的编写出版工作。

在这里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还要特别说到的一点，是刘英晚年的这种境界表现在对待历史问题上的一种真正求实的精神。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诚如组织上在她逝世后所评价的，她一生都是“顾全党的大局，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她自觉执行纪律，服从组织决定。然而她的服从并不是盲目的紧跟，尤其在事实面前想不通的就是想不通。这里不妨举出两个例子，首先一个例子，是长征中她接替邓小平工作所担负的职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她不管别人是如何的说法，始终坚持认定自己的职务只是中央队的秘书长，而非中央秘书长。而且坦诚地告诉大家，她所管的范围就只是管管中央几个领导人的生活，开会做个记录。另外就是做一些中央警卫队（当时也仅仅几个人）的思想工作。谈及这些时她丝毫不夸张自己的作用，也并不认为自己是如何的荣耀。

再一个例子就是有关张闻天总书记的职务问题。1979年中央召开的张闻天追悼大会上，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公布了一个久不为人知的重大史实，即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可是到了1982年中央党史有关部门找到一份经陈云确认的被称为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其中未提选举总书记一事，而只说在会议后的行军途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于是上面便要求在张闻天的生平履历上作重大修改，去掉“总书记”的职务。这时刘英想不通，她本人虽然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但是遵义会议后她一直是跟随在中央领导人的身边。她说那时候她就知道他是总书记，大家也都称他总书记。到了陕北和他结婚，毛主席说我是娘娘也就是因为洛甫是总书记嘛。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负总责”哩？她认为这不是一个个人问题，于是就在1983年7月的一天亲自带领文集组的两位同志去找编辑领导小组的组长邓力群，当面说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当邓力群向她表示这是陈云的意见，还是要按陈云的意见办时，她服从了，在她的文章中把张闻天这个职务改写成了“负总责（习惯称总书记）”。

在这个问题上她组织上是服从了，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认为这是最终的结论。到了1997年，她又带领我和程中原一起去拜访另一位遵义会议参加者杨尚昆时，杨老向她和我们两位编辑组的同志叙述了一段有关遵义会议的真实情况。他说，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这个问题便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总书记这副担子。杨尚昆的这个情况介绍，进一步说明《悼词》中所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是事实（只不过张闻天本人没有接受），同时这也说清楚了陈云《传达提纲》所说后来中央常委作出决定的由来，这也就证实了刘英所说的事实。

从这以后她完全支持包括文集编辑组同志在内的所有学者关于张闻天总书记职务问题的研究成果。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是2000年张闻天百年诞辰之前有一天（8月16日），我和何方两人到她家中陪她审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念闻天百年诞辰的文献纪录片。片子开头的一句“关键词”就是写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任总书记”，片子讲到遵义会议时也用的是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会上所致悼词的那句话“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样片整个放的过程刘英都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了。等到一个多小时两节片子全都放完之后，摄制组的同志征求刘老的意见时，她老人家高兴地从沙发上站起来大声地连说了两句“挺好！”，最后还说了一句：“这是真实的历史。”这时撰稿人李向前又向刘老反映说党史研究室的一位负责人审查该片时说了一个意见，要在遵义会议这一段加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这样一句。刘英立即明确表示：“不要”，“因为这是写张闻天的片子，没有必要加。”第二天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审查小组开会讨论时，片子得到顺利通过。与此同时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何方专门写了一篇论述张闻天总书记职务的论文，刘老认真地进行了审阅，完全赞成文章的观点，这篇论文隔月在无锡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散发后，得到了许多与会学者们的好评。

刘英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快三年了，回顾过去20 多年她对我们工作的全力支持和关怀，我们每位同志都有深切的感受。应该说张闻天文集组之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比较扎实的研究成果，都是同她这种一贯支持，特别是她的务实的榜样和教诲分不开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张闻天研究组组长）（责任编辑萧徐）

2005年第10期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作者：何兆武　料峭子

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已有很多，也出版了不少书，但大多是资料集。比如北大出版社的《西南联大校史》，最后的修订我也参与了，可那本书我也不大满意，因为它都是资料数字，虽然也有用，但毕竟是死的，而真正的历史是要把人的精神写出来。从1939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整整度过了七年，下面要谈我亲身经历的事情，不见得很正确，也不见得和别人的印象一样，但它毕竟是一个活人的感受。

在政治挂帅的日子里，往往特别突出政治斗争的一面。大学不是独立王国，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要参与到社会的政治斗争里边去，这是不成问题的。可大学毕竟不是政治团体，并不是把全部的或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政治斗争上，它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在学术方面。所以我看有些回忆或者研究西南联大的文章往往会有两个偏颇，一个是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好像这成了大学里最重要的内容；另一个就是尽量淡化政治斗争：既然大家都是校友，都是平等的，就不要强调政治，无论当初是反动的或革命的都不要提。这就像黄埔同学会那样，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好像都亲如一家，这也不符合实际。从五四运动，到“一二·九”，到“一二·一”，从来都是两派间的政治斗争，如果完全不提也不适宜。再比如，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年文字中，绝口不提历次“运动”，竟仿佛几十年来北大从不曾经历过任何运动似的，这恐怕也有悖于科学精神。所以我觉得还是实事求是，既不要夸大政治，也不要过分淡化，两个偏向都不好。

一“打倒孔祥熙！”

民主运动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刻的基础，可以从五四运动算起，五四针对的是北洋军阀，后来国民党来了，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告诫民众：“错综复杂之思想必须纠正。”所谓“错综复杂之思想”就包括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要“纠正”这些思想，把人们都纳入到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之中。国民党对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学生就继承五四传统，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当然，民主阵营里边也有左右之分，包括胡适，他应该算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也不完全和国民党合作无间，即使后来在台湾，胡适都一直给蒋介石提意见，请他下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抗战以前，学生运动的中心既不在国都南京，也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而在北京，为什么？我的理解，一个是北京有传统，像五四运动，甚至于再早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这些新的思潮都从北京发起。第二，北京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日本人压下来，国民党不可能气焰太高，后来国民党撤退了，变为地方势力的控制，而地方势力并不忠实地执行国民党的意图，何况保护反蒋的势力对他们还有利。到了抗战的时候，首都从南京搬到重庆，可是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昆明而不在重庆，也是这两个原因：一个是传统，几个北方的大学都到了昆明，有搞运动的传统；另外一个也是因为地方的特殊势力，国民党的直接统治不那么有力，所以昆明变成了学生运动的中心，而且后来的学生运动规模变得非常之大，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

民主运动始终没有停止过。国民党只有在1937-38年，就是抗战的前一两年有点振作的样子，比如在上海打，一直到台儿庄、徐州、武汉，确实都是大规模的战役，可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事不那么紧迫了，国民党由于战时统治有利于其专制，也就更加速了腐化，而且腐化的速度像癌细胞的扩散一样，简直没有办法。尤其是在战争的困难期间，物资极度缺乏，贪污腐化更容易，只要你有那个本事，倒腾一点就能发财，于是有的人就开始大发国难财，而且往往是那些有官方背景的，结果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所以从1939年开始，民主运动又从低潮转向高潮，校园里的一些民主教授，如张奚若、闻一多，本来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开始大幅度转变。

1941年底的倒孔运动是由孔祥熙夫人的洋狗引起的，那只不过是个导火线，是个诱因，真正的原因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激烈不满。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接着就打下了新加坡、香港、菲律宾、印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横扫东太平洋，真是大出人们意料。国民党一点准备都没有，赶紧派飞机到香港，把一些重要的人物运回来。那天飞机飞回重庆，孔祥熙的夫人带着她的洋狗走下来，被报纸曝了光。因为那时候很多在香港的中国人都没有出来，包括陈寅恪这样国宝级的大师，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义愤填膺，再加上平日积累的不满，结果一哄而起。

记得那天上午就贴出了大字报，中午，我和同学正在宿舍屋里聊天，忽然听见有人在校园里喊：“上街去打倒孔祥熙！”我们就都出来看，呵，果然聚积了很多人。大家马上拿纸写字，然后找个棍子绑上，举着就上街了。后来云南大学的人也出来了，昆明的中学生也出来了，浩浩荡荡，游行规模很大，一路上喊：“打倒孔祥熙！”“打倒孔祥熙！”其实就是针对蒋政权的，因为孔是蒋的人，当时是行政院院长，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游行回来后，大家都挺累的，我还记得一个同学说：“啊呀，今天真痛快！今天真痛快！”好像出了一口怨气一样。社会不公正，国难期间民不聊生、非常痛苦，可同时还有人借机发财？这是压在大家心里的一口多年来的怨气。

二一多先生被刺

到了抗战的后期，1944-45年，国民党已经不能够控制舆论了，虽然那时候民众并不了解马列主义，我们在学校里都不曾听说过有“毛泽东思想”一词，但青年学生普遍地反对国民党，要求民主，而且呼声越来越大。所以后来国民党也有个提法，叫做“清明政治”，搞了些民主选举，我记得街道上贴了个榜，写在上面的都是选民，包括冯友兰这些名人都榜上有名，让大家去选举，也算是做出了民主的姿态。不过那东西真是民主吗？我就不相信，我想大家也不相信。

民主运动在昆明搞得挺热闹，这和云南地方势力的保护也有关系。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是地方军阀，不属于中央系统，双方总有利害矛盾，所以凡是反蒋的势力，龙云都多少采取保护的态度，凡是反蒋的运动，他虽然不公开鼓励，但也不怎么过问，这在无形中给联大的民主运动造成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所以学生运动在云南的七年中始终没有发生过“惨案”，没打死过人，也没怎么镇压，这在蒋统区中很少见。当然这和龙云自己的利益有关，所以抗战刚一胜利，蒋马上就迫不及待把龙云给“解决”了。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军队接收日本占领区，龙云的滇军被调到北越受降，然后又被调到东北，结果昆明的驻军就留下杜聿明的第五军。一天早晨突然搞了个戒严，把省政府给包围了，所有电话线掐断，请他到重庆去做官。后来第五军和云南地方军队还有过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打了两三天，最后还是派何应钦和宋子文来调解，弄架飞机把龙云送到了重庆，名义上是去做军事参议院的院长，实际是挂个空名而被软禁。后来杜聿明被调到东北，换了关麟徵做云南警备司令，也是蒋的嫡系。国民党夺权以后，云南由蒋直接控制，他是要镇压民主运动的，可是昆明的民主运动并没有停止，还在继续闹，所以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二·一”惨案。

抗战胜利以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内战危机，可是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打内战，想把共产党消灭了，甚至于把龙云这样不是嫡系的力量也都消灭了。日本是8月15日投降的，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民主运动在重庆、昆明都闹得很厉害，后来上海、南京以及北方也都在闹。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草坪上举行一个会议，反内战，争民主，还请了四位先生讲话，其中有费孝通、钱端升。当时我在宿舍里，离得不远，突然听见重机枪声音大作，“咔咔咔咔”打得非常厉害，仿佛就在耳边上。我记得我的同学说：“不好，要出事。”大会当然没法开了，第二天早晨，据官方宣布，说是发现了匪情，他们在剿匪，其实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什么土匪，他们就是针对这个大会的，这种借口实在恶拙之极。同学十分激愤，把上课的钟卸了下来，开始罢课，这就是“一二·一”运动的开始。

这次罢课是最久的，大概持续了两三个月，学校等于处在停顿的状态。12月1日那天跟军警——其实是穿着便衣的特务——对峙的时候死了四个人，三个学生，一个中学教师。尸体放在大图书馆里，昆明各界人士都来悼念，我和几个同学也去送花圈、送挽联。那时学校的主要领导都不在，梅贻琦飞回北京准备复员，蒋梦麟已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到重庆做了行政院秘书长，胡适当时是北大校长，但他人在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傅斯年刚到昆明时，同学很欢迎他，学生代表去见他，他也慷慨激昂地说：“你们都是我的子女，打死我的学生，就是打死我的子女，不能和他们善罢甘休！”态度还是好的。可是傅斯年基本上站在国民党一边，希望把这个事情了结，并没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那种民主斗争是这样，有理、有利、有节，1946年3月17日出殡那天，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全市的学生几乎都参加了，而且社会各界都非常同情，我们转遍了昆明主要的街道，也算是胜利。后来傅斯年回重庆也向蒋介石做了汇报，终于换了警备司令关麟徵。更重要的是，“一二·一”运动正式揭开了此后三年席卷全国的学运，即毛泽东所谓开辟了“第二战场”，国民党政府受到强大的内外夹攻，终于垮台。

刺杀闻一多是1946年夏天的事，李公朴先被刺，闻先生参加追悼会，上去骂了一顿特务，回家路上就被刺死了。当时联大师生陆续北返，大概已经走了一半的样子，我走得比较晚。那天中午我正在屋里和同学聊天，一两点钟的时候听见外面两声枪响，因为那几天气氛紧张，感觉一定出了什么问题，赶紧出去看，只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后来听人讲，说是闻一多被刺，送到云南大学医院去了。我们立即赶到医院，人已经死了，尸体摆在院子里，周围有七八个人，后来陆陆续续来了一些人，神态凝重。云南大学的尚钺先生来了，哭得很伤心，边哭边说：“一多，一多，何必呢？”不知他是指“你何必从事民主运动”呢，还是“你何必把生命都付出来”呢，我不太清楚，不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三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过去的学生运动，凡游行我都参加，因为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我们当然拥护，但除此以外，别的活动我都不参加，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如此。第一，自己不是那材料，既不会唱，不会讲演，也不会写文章做宣传；第二，从小我就有一个印象，政治是非常之黑暗、复杂、肮脏的东西，一定要远离政治，父亲也是这样告诫我。所以实际上我就给自己划了底线：爱国是大家的义务，反对侵略者是国民的天职，游行我参加，回来也是挺兴奋的，宣言里也签名表态，但实际的政治活动我不参加。

我的大姐何兆男（后改名何恺青）在北大读经济系，那时国民党还控制着北京，宪兵第13团团长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时常到学校里抓人，我大姐就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所以她本来应该1936年毕业，结果1938年才毕业。二姐何兆仪读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那时候蒋的所谓中央势力撤退了，宪兵13团也走了，情况好一些。1937年抬棺游行她被宋哲元的29军抓起来关了十多天，蒋梦麟校长把他们保出来。可文革的时候又说我二姐是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弄得她得了神经病，不久就去世了。我曾想，假如当初她只念她的化学，解放后也一直搞专业，虽则不见得能有什么成绩，但无论如何最多只是个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不会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我的妹妹柯炳生（去解放区后改的名字，这在当时是普遍的）1942年入学，联大中文系，也是“一二·一”的积极分子，她和她的爱人萧前1946年底去了解放区，算是投向革命阵营的，不过她们的下场也都不佳。解放以后我的妹妹曾是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拔白旗的时候她受命组织批两位老先生。1959年毛退居二线，刘到了第一线，定了许多新的办法，加之自然灾害三年饥馑，政治上缓和了很多。白旗不拔了，于是让她向遭批判的老先生道歉，她想不通，自杀了。或许这样也好，不然，你连这么一点小事都承受不了，文革时候早晚也逃不过去的。

姐姐们熟识的那些同学如果继续革命，好多都是名人了，但也有许多人是坎坷一生的。关士聪先生和我姐姐很熟，地质系的，后来是中科院院士，西南联大五十周年的时候我在昆明见到他。谈到我姐姐时，我说：“一个人贵有自知之明，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别去搞，结果把自己弄成那个样子，有什么好？”他不同意，说：“不能那么说，当时都是爱国。”这一点我也承认，当时都是爱国，可你应该适可而止，自己是不是干政治的材料，得有个判断。你要把政治作为职业的话，就得有长远的眼光，不能仅凭当时的一股热情，毕竟爱国之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想不到的。

42级物理系里有个同学叫李振穆，也是我的中学同学，比我高两班，上大学的时候比我高一班。李振穆学习很不错，而且我知道他是非常进步的，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1941年皖南事变的时候传闻要抓共产党，学校里有一批进步的学生就都跑了，他也跑了，只念到三年级。我几十年没见过他，他大概也不认得我了。文革开始时有一次在党校开斗争大会，我们单位的人都去参加，我也去了，看见台上揪了六个人，这边三个是“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那边三个不大认得，可最后一个李振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几十年没见，还是老样子。我不知道他是哪一路的英雄，就问旁边的人，他告我说：“这个人是北京市委高教局局长，叫李晨。”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改了名字。文革一开始，凡教育界、文艺界岗位的负责人几乎都被说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没有不挨斗的，所以那时候我倒没有觉得意外。可是后来又过了几年，美籍华人纷纷回国，包括一些大名人，我才觉得李振穆有点儿冤。当年李振穆一直是进步的，学习也好，怎么就成了黑帮？而有的美籍华人学者当年参加过特务头子康泽主持的三青团夏令营，那个组织的性质总是国民党官方的。再者，当年强调的思想改造运动，首先是要明确为谁服务的问题，美国的科学当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无论如何他们是为美帝服务的，而且入了美国籍，结果回来却成了座上客。人间似乎有点太不公平了。所以一个人的一生有幸有不幸，看你选择哪条道路。如果李振穆当年不参加革命，只学他的物理、走白专道路，念完了书也出国，我想他也会是知名的科学家了，又假如是美籍学者，也会被待如上宾，大概不致于被关进牛棚，沦为阶下囚。

2005年第10期 一九六〇年校园伙食风波　作者：刘兴汉

1960年的春天，是一个难忘的春天。大饥荒已经从农村向城市蔓延，作为首都北京，当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除高价糖果和糕点外，其他的东西，都要本或票。当时我在北京机械学院上学，由于学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副食供应也减少了，致使本来就吃不饱的肚子，经常处在半饥饿状态之下。妈妈经常利用上下班，走路的机会，从饭馆的外边，拣些菜叶带回来做菜粥吃。那时，蔬菜也是凭副食本按人定量供应。我每个星期日都回家，经常给同学们代购一些酱油。这时学院商店里，已不卖给同学们这些东西了。后来发现有的同学开始浮肿了，我才不给他们带了，我劝他们不要用酱油冲水来充饥了。

这年春天，校外针织路和大马路两侧的柳树叶，很长时间都没能长起来。因为经常有人一茬又一茬地撸柳树芽来充饥。学院里学生吃饭，开始使用饭卡了，在每张卡上印满小方格，每个小格表示一顿饭，按照每个人的定量，留下空格，多余的空格，都打上×表示作废了。后来发现有些人涂改饭卡“投机”。又研究使用一次性的饭票，分三种颜色分别表示白面、大米、玉米面做的食品。面值有一两、二两和四两。卖饭的人，涂了饭票之后，随时就放入水盆里进行销毁，以防出现“漏洞”。

最令人不解和恼火的是，每日三餐本来就吃不饱，现在竟然有人独出心裁，“发明”了什么双蒸法，这种方法，把人坑苦了。蒸窝头时，先把玉米面蒸熟，然后用开水烫面，再做成窝头蒸熟。卖饭的人，用手很难拿起来，因为太软了，只好手持一把小竹铲子，把窝头铲起来，放入碗里。没有牙的人，吃着合适，一点咬劲也没有，像吃凉粉一样。做米饭时，先把米用水淘一下，放在屉上蒸熟。然后，再煮成粥状，捞出来放在屉上蒸熟。这么一折腾，大米哪里还像大米，精脉全没有了，一粒米发的有黄豆粒那么大，可以用手一个粒、一个粒的数着卖。同学们管这种米饭叫三熟米饭；这种窝头叫三熟窝头。吃了这样做的饭，根本不顶时候，一会儿就饿了，因为它有量无质。每天上午十点一过，下午三点一过，肚子就闹腾了，饥肠辘辘，怎么还听得了课？没办法，只有消极怠工了。有的同学请病假，回宿舍睡大觉去了；有的同学索性自己自动退席开小差了。上课尚且如此，晚自习根本没有几个人上了。同学们的意见越来越大，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大家议论着，怎么办？光发牢骚没有用啊！有的同学说，干脆写大字报，让食堂负责人和院党委给同学们一个交待，这究竟是谁的主意？为什么这样干？

说干就干，我们班首先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大字报往大礼堂（也是食堂）的西门外墙上一贴，不一会儿，就围满了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因为绝大多数同学是外地的，星期日根本不回家，即使北京学生，星期日下午也都返校了。星期一早上一看，礼堂的里里外外，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质问食堂负责人和院领导，为什么对这种坑害同学，欺骗同学肚子的做法不闻不问，放手不管。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需要，欺骗同学、愚弄群众，请院领导和食堂负责人给予明确的答复，并解决问题。由于同学们积压了好长时间的怒火，一下子爆发了，所以有的内容，在当时来讲，还是很尖锐的，很有分量的。这大字报还真灵，星期二院党委就召集党、团和学生会的干部开会，宣布有关改进食堂管理工作，建立伙食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也作了说明和解释（据说这件事高教部都知道了）。伙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是老师，只有少数的学生代表。每天卖饭时都有几个管食堂的老师参加卖饭。从这以后，三熟米饭、三熟窝头不见了，伙食的质量也略有好转。

就在这个难忘的春天，学院里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件：一位女电工实验员，跳楼自杀了。她的死，一时间传遍了学院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传到了社会上。她是一个很文静的姑娘，中等身材，瓜子脸，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白皙的皮肤，油黑的头发，难怪四年级工具专业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和她交上了朋友。促成她自杀的原因，是私印食堂使用的饭票。事发后，保卫科的同志，多次找她谈话，让她交待问题，为什么这么做，是什么思想动机？一个弱小、孤单的女子，摊上了这样的事，本来就很没面子了，现在又这样没完没了地找她，她思前想后，不就是饿吗，还有什么动机？越想越觉得这辈子完了，没有前途了，于是就寻了短见。远在农村的父母知道了女儿自杀身亡的消息，急急忙忙赶来北京处理丧事。学院方面给买了一口棺材，在父母陪送下给安葬了。死者的父母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没有人知道。然而，它留给人们的是太多的思考。她的死是谁之过？在当时连苍天也难以回答。

这一年“五一”节之后，学院里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能容纳五千多人的大礼堂，人挤的满满的。大会开始了，院领导宣布：现在请高教部副部长讲话。当着全体师生的面，副部长把院领导批评了一顿：“本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竟然会发生了呢？一句话，思想工作做的不到家。自己私印食堂用的饭票，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要看看她为什么这样做嘛！她并没有拿去卖嘛，不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嘛。她若不是饿急了，一个女孩子能干出这样的事吗？事情出来了，在当前的形势下，就应该适可而止。这么点小事，有什么了不起的，竟然闹出了人命？换一个位置，想一想嘛，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有些干部就是缺乏这种精神。她错了，改了就好嘛，怎么能没完没了的逼她交待这个、交待那个。还挖什么思想根源，什么动机。她是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她是人，是个要脸面的人呀！现在是什么时期，是非常时期。全国都在闹饥荒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的干部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学会做人的思想工作，要把人当人看，不要揪住一点小辫子，就往死里整！”

礼堂里安静得连人们的呼吸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大家在沉默，在思考，好像是在向死去的姑娘默哀。副部长最后说：“我提几点希望，在现有条件下，尽一切努力，抓好伙食，使同学们尽可能地吃得好一点，不要搞那些花架子，欺骗自己的肚子。有条件了可以办一些副食基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就是不能丰衣足食，起码也可以解决一下眼前的困难嘛！不要忘了‘民以食为天’嘛。”

随后，领导郭良才和高锡金分别讲了话，谈到了目前的形势和困难，并表示一定按上级的要求做好各项工作。

2005年第10期 实事求是的几起几伏　作者：彭　迪

抗日战争年代，我在延安看到的唯一永久性的标语是中央党校大礼堂东山墙上雕刻的毛泽东书写的大字横幅“实事求是”。这个原则一直被公认为指导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座右铭。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经过认真的争论而肯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又赋予实事求是原则更加深远的涵义。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事实，通过实践，探索真理，又回到实践，检验真理的基本规律。

可是，实事求是，似乎又是老生常谈。谁都会说，但不是谁都会做，更不是谁都愿意无条件地身体力行。这当然包括本人在内。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坎坷历程，在许多关键时刻，“左”的路线主宰了我们的政治舞台，实事求是原则不知道哪里去了，这是为什么？我认为贯彻实行实事求是原则主要有三难，最难是第三难。

第一难，科学方法：

它要求人们了解或处理问题首先把事实弄清。为此，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争取准确、客观和全面地掌握真实情况，并对事实进行分析，找出事物内在联系、外部关系和发展规律，从而形成思想概念或理论，制定符合实际情况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除了这是一件需要有智慧和花大力气的工作以外，并不是人人都坚信事实是第一性的，理论纲领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在很多的情况下，人们比较更相信现成的理论或传统观念，对不断变化更新的事物不是视而不见就是无意忽视，或是有意忽略。

第二难，民主精神：

它要求走群众路线，在调研和形成政策的过程中，到群众中去，把事实和政策如实告诉公众，广泛听取人民的意见，对有分歧的问题，更要开展讨论，集思广益，真理才能愈辩愈明。这好像也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人们往往容易更相信自己习惯于少数人决策，不大相信群众，不承认人民有平等知情权，越是重要的，特别是可能引起不同意见的信息，越不想同群众分享探讨，无心或有意地封锁事实，不愿意听不同意见，甚至不许人说话。

第三难，无私无畏品德：

它要求回到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如发现过时教条或缺点错误，不管是来自哪本经典著作或哪位高级领导，要敢于修正错误，否定自己。人们一般不容易承认缺点错误，不敢修正和发展真理，甚至唯恐失去既得利益和权势地位，文过饰非、抱残守缺。要克服以上困难，不但需要聪明才智，而且要有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它是一个先进政党的党员，特别是领导人的试金石。

我不是理论工作者，讲了许多外行话，而且不自量力，还想展开谈谈，请读者批评指正。

实事求是原则在全国解放前执行得比较好，我们党的领导对形势和任务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救国民族、民主革命纲领，符合实际，深得民心。它鼓舞了像我这代人大批奔赴延安和抗日前线，或就地从事救亡和地下工作，自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参加这场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这段时期也有像延安整风抢救运动中一些很不实事求是的事情，但不是主流，而且事后领导还公开道歉，实事求是、承认错误。毛泽东的许多求真务实的重要著作都是在那个时期写的，对领导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美国记者斯诺的名著《西行漫记》，反映了我们党领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身体力行，和人民同甘共苦、平等相处、不分上下、打成一片的革命精神和气度。

建国以后，我们党掌握了政权，情况变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越来越淡漠，许多重大决定事前没有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集体讨论，事后也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从反右斗争，大跃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些错误的决策，不知道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灾害。撇开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先不说，我认为领导思想违反实事求是原则，是这一系列失误和灾难的重要原因。

首先，在反右派运动中，50多万无辜者被打成右派，冤案成山。多少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毁于一旦，多少宝贵的时间精力，付诸东流。但我们对不幸的受害者平反以后，没有像在延安时期那样，公开赔礼道歉，更没有表示这样的失误再不重犯。从那以后，全国民众，如惊弓之鸟、心有余悸、明哲保身保家、三缄其口，越是重大的国事，越不敢探讨质疑。这种沉重的政治空气到今天也还没有彻底改变。时隔近半个世纪，许多人还是不敢讲真心话。

大跃进之后，由于领导错误造成人民饥饿、疾病死亡的人数不下数千万，它是无知加专制的结果。我们领导迄今从未向全国公布有关数字，也没有向受害的国人公开作过正式的深刻检讨交待，更没有沉痛地总结经验教训和承担应负的责任，表示改正决心。这样严重的错误不了了之，在现代国际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类大事发生之后，有的国家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弄清事实，向公众发布；有的党政成员承担责任、引咎辞职等等。我们付出了那么惨痛的代价，还没有深刻的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对人民有正式交待。难怪这类错误会继续发生。人们很难忘记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三军元帅彭德怀等由于实事求是，对缺点错误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后的悲惨遭遇。

文革的错误，性质远比反右斗争或大跃进更严重，存心有意伤害好人之事不胜枚举，斗人为乐、见死不救成风，国民经济濒临破产，传统美德一扫而空，受害人民何止万千，教训之深无与伦比。实事求是原则受到彻底摧残。这场史无前例的人为浩劫以后，人们痛定思痛，举国上下要求根据实事求是原则，认真全面深刻反思，检查错误根源，杜绝悲剧重演。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跳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牢笼，实事求是的原则重见天日，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铺平了道路。虽然在当时“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下，决议没有触及问题更深层的根源，也没有更广泛地听取广大受害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可是，大家相信这个决议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新启蒙的开始，而不是结尾。人变得更加勇敢明智，看问题、做事情更加实事求是，个人崇拜之风大有减弱，书本教条束缚也有松动。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我国大胆地突破思想牢笼，走向改革开放，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遵从了某种现成而又说不清的什么主义，而是因为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勇于实践革新。例如，我们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包括个体经营在内的社会生产力和扩大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权益和自由，而不是拘泥于过时的教条，对外国的成功经验也不是一概排斥。

但我们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起步不久，经验不足，步履艰难，经济发展过热失衡，贪污腐化泛滥，贫富悬殊扩大，失业、失学交织，世风江河日下。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全局性的原因是政治改革裹足不前。我国的政治领导体制最突出的特点是，从中央到乡镇，权力过分集中，缺乏自身或人民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难怪官僚主义掩护支持的贪污腐化恶性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这种畸形发展原因很复杂。它多少反映了人们的心理矛盾，理论上虽然肯定政治改革之必要，但真做起来又顾虑重重，怕担风险，尤其是要同上千年的封建政治决裂，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再加上自满心理和权势得失考虑就可能对政治改革望而生畏，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归根到底，问题在我们对实事求是的原则是不是无私无畏、坚定不移。

中国这种高度中央集权政治体制源远流长，中国的古老文明使我们感到自豪，但它的负面影响又使我们背上难以摆脱的历史包袱。1981年党中央通过的第二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并没有肃清。数千年的皇权专制下，国土臣民概属皇帝私有。好皇帝可能为人民做点好事，但老百姓绝无权议政、参政，更谈不到起什么监督作用。帝制推倒以后，这种大权独揽的传统思维，根深蒂固，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毛泽东赞同秦皇专制，形容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我们现行的拥有绝对权力而实际上无多少监督、无多少制约的政治领导体制仍然保留了这种皇权色彩，给贪赃枉法的各级官员以极大的活动空间，而给要求实事求是地对权力适当制约分散的建议没有留下多少余地。

我国实行这种政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人民民主专政”，其涵义应该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对敌人实行专政。但如果理解或执行得不正确，就可能走偏方向，对付敌人的专政被用来对付人民。顺便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中“专政”这个词来自西方，直译是“独裁”（dictatorship），译成“专政”好听一点，其实就是专制独裁的意思。专政也好，独裁也好，同民主是水火不相容的。捏在一起运用，必须高度慎重和警惕，稍有粗心大意，就可能铸成大错。回顾一部新中国的历史，由于违背实事求是原则，不知道有多少对党、对国忠贞不渝的好人、能人被错当敌人而受到专政之苦，尤其是在政治运动中，往往凭一件事，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给人定罪，而且对这一句话还可断章取义，以达到定罪的目的。

毛泽东在他早年的名著中指出，区分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处理好这件事，关键所在是要严格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经过认真的调查核实，才能得出公正判定。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为了保证调查研究准确无误，还需经过独立的，和有监督的司法程序，而不是由某部、某人一言判定，不由分说和不加核实。这类涉及人民身家利害和政治权利的问题，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实事求是原则。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虽有很大改进，但不能说过去那种不正常、不公正的做法已经完全停止。

如果说我们领导对“专政”一面十分重视，甚至可以说过分敏感而常常在处理中造成失误的话，对“民主”、“自由”一面可以说不够重视，甚至有几分疑惧。解放前，我们的纲领、政策、声明、文告十分强调民主。建国后，我们很少系统地组织关于民主理论和实践情况的研讨。有时提到民主，也不超过三言两语。对自由问题几乎绝口不谈。过去几年，纪念五四运动时，只提爱国主义，不提民主与科学。这当然不是偶然忘却。其实，爱国主义所有国家都提倡，不是中国五四运动唯一和主要的标志。没有科学和民主自由，爱国主义就失去了坚实的基础和深远的涵义。马克思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至理名言在中国写文章时可以偶尔说说，但不是人人都很信服，似乎天下没有自由的民主，也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也不奇怪，因为专政是对付敌人，我们经验很多，做得比较得心应手，而民主自由对中国来说是新生事物，涉及人民权利、领导权限、选举制度、民意机构和议事程序等等的规范，相当复杂，需要根据中国国情，逐步推行。人们都能理解这个问题的难度，并不要求一蹴而就，也不主张全盘照搬外国做法。但许多人盼望对这个大家关心的政治改革问题采取更加积极态度，不要消极等待或闭门造车，至少可以在理论上和思想认识上开展准备工作，通过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展开自由讨论，发扬民主，互相启发，集思广益，共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革的道路。也许因为中国太缺乏民主传统，而政治改革又最需要实事求是的勇气，这种起码的要求似乎也难以实现。

除了处理当前的问题外，我们在处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中违反或回避实事求是原则的现象也不是偶然现象。有人相信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的必要措施，尽管这是明显的违反事实。我国官方垄断了许多历史档案，往往根据政治需要，或夸张或掩盖，或篡改事实，达到美化某些人或丑化某些人的目的。对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甚至从历史中抹杀其人其事。在电视人物传记节目中，这种虚构的情况就更严重了。这些不真实的宣传一时可以在媒体中占压倒优势，但严峻的事实是，许多知情者的见证和大量民间和境外出版的读物的真实性大大地超过我们的官样文章和“正史”。怪不得人们千方百计想从“野史”中了解更多、更全、更真实的情况，而有关当局则竭力想堵死这种“漏洞”。这种世界少见的信用危机咄咄逼人，丧失了的信誉恐怕不能靠更多铺天盖地而不真实的宣传或靠封杀反映真实情况的作品而挽回。毛泽东在1967年的一次谈话中曾尖锐地指出：“历史就是历史，篡改历史不是私心就是野心。”毛泽东早期的伟大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立场，他后期的严重失误也正是因为他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邓小平同志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创业中能取得如此伟大成就，也应该归功于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敢于破旧创新的毅力和勇气。邓小平是从不公平地和不实事求是地被罢免压抑后由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拥戴重新上台的领袖。我亲自在场目睹耳聆群众发自内心欢呼“小平你好”的动人场面。我也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言传身教。人民拥护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否定过时和错误的教条，摆脱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思想的枷锁，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可以说，这是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次转折——拨乱反正，回到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据我了解，邓小平对自己要求严格，衡量自己也是实事求是，并不提倡对他搞个人崇拜。他甚至说自己一生的功过是对半分，虽然这是他过分谦虚的表态，难能可贵。但也反映出力求实事求是是他的一贯立场，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他对外开放的视野十分宽广，1979年我作为新闻助理随他访问美国时，亲自在场听到他对美国总统卡特说：“我们不怕你们（美国）的思想影响，我想你们也不会怕我们的思想影响。”这种面向世界高屋建瓴的气概体现了我们这个大国面对时代的挑战的度量和勇气。

历史的前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思想解放势不可挡。形势发展、多元多变，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尤其是信息流通无孔不入，它以空前的规模、速度与深度，突破人为的疆界和禁区。在当今世界，关门闭户的政治是行不通的。这个在激烈竞争中求生存、分胜负的时代，严峻地考验我们的国家和个人。如果我们真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们就不会以自己认定的相对真理当作不能与时俱进的绝对真理，而会虚怀若谷，兼容并包，同人民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共同追求真理，鼓励欢迎各种建议，特别重视不同的意见，保护和尊重少数。对一些爱党爱国、忧国忧民、有独到见解、对权势名利、金钱诱惑不屑一顾、敢于直言不讳、苦口婆心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团结爱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对待可能是错误意见也应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轻易冠以“自由化”之罪名，歧视压制，重犯过去的历史错误，何况说不定真理在少数方面。我们的领导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苦拼几十年的政敌都能团结和解，相逢一笑泯恩仇，为什么对在同一战壕中同生共死并肩战斗几十年的战友反而相煎何太急，不能和解宽容？

回到我的主题，实事求是原则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主客观世界的必经之路，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人人都应该有权运用这条原则来谋生计求发展，为国家作出贡献。在涉及国家或个人命运的问题上，领导有责任为人民创造运用实事求是原则的条件，帮助他们分享信息，了解情况，提出建议，参加讨论，对重大问题共同做出决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愚昧也建不成社会主义。只有启发人民共同参与国事、交流意见，在实践中达成共识，才能建立真诚的同志关系，像过去战争年代那样，上下一心、生死与共。也只有这种真诚的团结互信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稳定和谐，避免风险和付出不必要的代价，特别是人的伤害或损失。

当前，我国面临艰巨而复杂的改革任务，我国领导做了大量工作，取得长足进展，新观点、新作风令人鼓舞。如果全国人民，包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的公民，能在实事求是原则的基础上，互相坦诚相待、团结一心，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中，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实践创新，我党的领导地位将能长期巩固，执政水平将更加提高，我们的社会将更加和谐健康，我们的事业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实事求是”是真正的铁的规律，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反其道而行之，迟早将受到历史的惩罚。思想解放再解放也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动力，深信有智慧、有胆略的中国人民通过实践、再实践，讨论、再讨论，总会找回失落的实事求是原则来弄清什么是人类进步的普遍规律，什么是中国特色，找到二者结合，通向民主社会主义的最佳途径。虽然我自己是看不到这一天了，我并不悲观，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政坛常常销声匿迹，但实事求是的思想，家喻户晓，将永远留在人们心里。历史的发展将决定于人心的向背。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2005年第10期 读巴人文章随想　作者：施　亮

前些日子，我从书架找到一本小册子。这本薄薄小册子纸已发黄，没有出版社，没有装祯，甚至没有书皮，总而言之不是出版物，只是内部传阅的“材料”。这样的材料曾经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流布，尤其文化大革命里更数不胜数，大概50岁以上的人们才能对此有所记忆。小册子封面印着黑体字“王任叔同志的反党文章选辑”，下面一行小5号的铅字：“内部参考，注意保存”。最下方则署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反右倾学习办公室编印”，还有日期：“1959年12月”。这本“选辑”共收有王任叔先生的16篇文章，大都是他在《人民日报》、《新观察》、《北京文艺》各大刊物发表的杂文，也有从他的著作《遵命集》中选录的文章。

唯有一文最有意思，标题是《说“劲”一文摘要》，附有一段编者按：“这是王任叔为《新观察》写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部分谈到‘熬劲’的问题，在发表时由编辑部删掉，现在我们根据原稿把它打印出来。”一段被编辑部删掉的文字，居然在反右倾运动中又查找出来，作为他反党证据之一，由此可见当时文网之密，罗织罪名而无所不至。这段文字大意是说，有人提出疑问，为何大跃进了，又引起了副食品的困难呢？他解释道，因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克服一穷二白，所以大家要有一股“熬劲”。这段话如今看起来挺平常，又有什么错呢？我想，是提到“副食品困难”几个字眼了，这就是在秃子面前说“光”，说“亮”了。虽然作者主题是鼓劲，却也有曲笔之嫌，编辑部只好删去这段文字，而以后竟又成了作者“右倾”的铁证之一。

“选辑”中，王任叔先生的大多数文章是写于1956年底或1957年上半年，正是大鸣大放时期。这些文章中，有一大类提出要讲人情，要爱人，要尊重人的观点，反映此观点的文章有《论人情》、《真的人的世界》、《略论要爱人》等。而《论人情》一文在读者中反响最大。后来，王任叔先生连续在《给〈新港〉编辑部的信》与《以简代文》中又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能‘通情’，才能‘达理’”的思想，而且认为：“人情是人和人之间共同相通的东西。饮食男女，这是人所共同要求的。花香、鸟语，这是人所共同喜爱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这是普通人的共同的希望。”此类文章最为深刻透辟和挚情感人，可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媲美。另一类文章是批判官僚主义作风的，如《“上得下不得”》、《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等文，不仅针砭了摆官派、讲排场、不办实事的官僚恶习，还发掘出此种恶习的封建主义历史根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再有一些文章则是反对文学作品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风气，主张“对文艺上，采取宽容的方针，就是为的要从无到有，从有到繁荣。”这些文章都是思想很深刻又具有精粹艺术性的小品文或随笔，题材新颖，切中时弊，文采斐然，可见一位老作家独特有个性的精彩文笔。

王任叔先生，笔名巴人，是30年代参加左联的老作家，那时已有名气，出版过长篇小说《死亡线上》和几本短篇小说集，还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文章及杂感。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入党了，曾任广州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搞地下工作，抗日战争中在南洋群岛开展华侨文化活动与统战工作，参加过印尼人民的武装斗争。解放后，他担任过中国驻印尼大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文艺报》编委等职务。他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开除出党、降职，又被遣送回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受残酷迫害，1972年病死在老家浙江奉化。传说是倒在打谷场上死去的。他50年代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长期主持工作，是执掌实权的领导人。总的说来，他很干练，有魄力，工作雷厉风行，而且局面开阔，确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社里的许多老人常把他的名字念叨在嘴边。

不过，社里的一些老编辑们也对他颇有微词。我读过《舒芜口述自传》，书中用较长篇幅批评王任叔在单位中一些不得人心的做法，使人们感觉到其日常生活所行与其文章所言完全不一样。比如，他在文章中反对官僚主义，但在单位里，他的官架子却很大，平时正社长冯雪峰上班自己雇一辆三轮车就来了，而“王任叔来来去去可像回事，从来都是坐在小车里，一副领导派头。”（《舒芜口述自传》259页）其实，他坐的车是上级配给冯雪峰的，因为冯雪峰是副部级高干才享有此待遇。他在很多文章里主张要通情达理，要爱人；但在单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却善于整人，翻脸无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且搞私人报复，将给他个人提意见的编辑扣上反党帽子。尤其在反右运动中特别过分，竟然把古典文学室的多数编辑们“一网打尽”，搞成“右派小集团”。著名古典文学学者顾学颉先生在《杂谈聂绀弩诗》一文中披露，聂绀弩老人的诗集《三草》里有一首诗《题林冲题壁》，原来的题目是《题林冲题壁寄巴人》，在诗中很忿怒地将王任叔比做了陷害林冲的高太尉。顾老写道：“这首诗未必真的寄给了巴人，不过在纸上发发怒气而已。”可顾老以为，这样比拟“也不算过分”。这也是因为，给聂绀弩老人构罪时，王任叔先生确实起到关键性作用。还记得，1975年我向顾老请教古文，他与我闲谈时说，一些老同事跟他回忆往事，都慨叹当年王任叔整人的手段太厉害，简直是穷追猛打，不留余地。可整来整去，却整到自己头上。顾老就是在鸣放中只给王任叔个人提了意见，便被挟嫌报复而打成右派的。顾老是一位颇具儒者风范的老夫子，极少论人短长。此话由他而言，可见王任叔先生的某些作为实在伤人至深，很不讲“人情”，闹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知识分子们怨声载道。

小时候，我也时常从父母口中听到王任叔的名字。父亲对他很有意见。1955年底，一封匿名信诬告先父施咸荣是潜伏特务组长，解放前害了7条人命，于是单位立即将父亲拘押起来，关了将近半年。期间，母亲正怀着我，曾请求去探视父亲，也被单位拒绝。父亲冤案平反后，又值大鸣大放，单位领导多次叫父亲提意见，甚至带点儿胁迫地说，你在肃反运动中被错整，真的就没有看法？你闷着不说，是对党不交心了。父亲不为所动，依旧谨言慎行，只说：“有人写信告我，组织上审查我是应该的。”倒是他的同事、团支部书记周纯先生（曾是其专案组成员）替他鸣不平，认为拘押父亲时不让母亲探视，太不人道。犯人服刑都有被探视待遇，为何被审查之人却不能享有此待遇？反右运动来临，周纯先生随即因这些言论被打成右派。领导又命令父亲揭发批判周纯先生，父亲拒绝了。他说，过去我受人诬陷而遭伤害，如今我岂可再去陷害别人？没有的事情我绝不能编造。这种态度惹恼了单位领导，只是父亲在鸣放期间没有任何言论，无法给他戴上右派帽子，便将他划为有同情右派思想处理，行政予以降一级处分。而父亲的同事周纯先生则遭受更严重迫害，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遣送劳动教养。父亲对此事长期念念在心，病逝前还用颤抖的手写下周纯先生名字，希望以后能找到他。直至去年底在京召开“施咸荣翻译学术研讨会”，周纯先生在上海看到报纸的报道，委托了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与我取得联系，并写来一封信道，“施亮：看到过你两次。第一次其实是‘知道’你。专案组长派我到门口去告诉你母亲，现在见面对你父亲不利。我目送你母亲离去，那时她已临产。我想到了人道主义。尤其是后来听说，那时专案组长自己也正怀孕。第二次是你父亲‘解放’后第二天回编辑部。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了一套新制服，满脸喜悦。大家拥上前去争着看他怀里白白胖胖的婴儿——那就是你。你父亲是一个宽容的人，没有因为这些人前些日子还斗过他而耿耿于怀，允许他们和他同享‘双喜临门’。我站在一旁，心酸得说不出一句像样的道喜的话，只感觉一丝凄凉的安慰……”这是前面的一段。他的信真是字字辛酸，行行血泪。周纯先生被遣送至右派劳改队后历经重重磨难，一直未婚。错案改正后，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1988年赴德国定居，并在那里找到一位德国妻子。在德国，他以自己坎坷人生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德文版的一部回忆录和一本长篇小说。近年，由于对祖国的依恋之情，他又回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

当然，王任叔先生那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里实际主持工作的领导人，对聂绀弩、顾学颉、舒芜、周纯及先父等许多人在肃反、反右运动中的冤假错案，他应该负主要责任的。他做的有些事情也比较过分，单位里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特别多。因此，王任叔先生的重要错误应当是极左，恰恰不是右倾。他以后也被归于极右分子，实在是历史的一幕荒诞剧。此时，再重读他的“选辑”中那些文章，心中却有另一番滋味。其中有《略谈要爱人》，他摘引了1956年9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通讯《是畏罪自杀，还是含怨而死》，对于刘众农业社干部诬保管员刘三奴偷盗，将其逼迫自杀事件，义正词严地进行一番评论，以为“这是我们新生活中的‘新十五贯’。感慨之余，自然要发些议论了。”他坚决反对动不动就用“公审”和“开群众大会斗争”的办法，而且对那些“新过于执”们表示了激愤，呼吁要杜绝主观、武断和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的官僚作风。这是一篇掷地有声、情真意切的好文章。不过，我读完此文，却也要发一些感慨了。他在文章中体现出的高尚人道主义情怀，与他在现实中的过分行为形成了如此强烈的对照！他在政治运动中的那些不得人心的做法，肆虐整人，挟嫌报复等等，倘若只是思想僵化，一脑门子阶级斗争，倒也可以理解，而偏偏他却在文章里讲人情、讲人性，自己的具体行为则另行一套，言行相悖，相去又何其远矣！难道真的就是文未必如其人吗？

我想起了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论诗》：“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千古高情《闲居赋》，争识安仁拜路尘！”此诗的典故是讲晋代文人潘岳（字安仁），他一方面在去官闲居时可写出情韵高雅的《闲居赋》，远绝尘嚣，栖身林泉，似乎绝意于宠辱之事；另一方面，他又依附豪门，谄事权倾一时的后戚奸臣贾谧，甚至守候在路旁，远远见贾谧的车驾过来，便恭恭敬敬望尘而拜！舒芜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谈到这个主题，究竟是文如其人呢，还是文未必如其人？这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争论不休的问题，也常常使我们当代的文艺理论家困惑。自然，文如其人，是较为常见的文艺现象，也就是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可是，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总喜欢将善与恶绝对地相对立，孰不知善有时会转化为恶，而恶行又出乎意料会得出好结果。茫茫大千世界，心灵世界与外物世界的交流也是变幻莫测的，尤其是感情的生发更没有规律可循。生活中哪里能找出一个单纯的善人或恶人呢？如今许多电视剧最喜欢将人物性格做简单化描写，使得人物的善恶分明化，这是违背生活本身特点的。它忽略了人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一事实铁则。所以实际上，在中外文学史里“文未必如其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的。虽然，元好问得出“心画心声总失真”的结论失之于武断与绝对，可“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状况确实并不罕见，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就是一例。也可能，这是他漫长生涯的特殊时期，他的内心那时也充满了微妙复杂的矛盾。我对王任叔先生的一生并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也只能就事论事而言。

一位朋友对我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有一弊病，就是坐谈义理太多，真正动手做实事很少。”我颇有同感。这其实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痼疾。自从程朱理学成为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以后，士大夫们自称奉行朱熹“知先行后”的理论，其实只在那里坐而论道，知而不行。宋儒理学成为显赫的官学，科场的规范教本，专制主义的道德伦理幌子，所谓性理之学完全成为口头空话。王阳明的心学以后企图纠正此弊病，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其所说的“知”，并不仅仅是感知，可以说是一股引导行动的精神。但王阳明的心学却并不为士人们所重，历史上统治者也多次刮起禁绝心学之风，更使得陆王心学不可能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思潮。中国古代士人们宁可将儒学作为一种“话语游戏”来玩耍，又有多少人愿意力行实践呢？我在《寻根》杂志发表过一篇论述王阳明思想的文章，曾经探索过此问题。再论及王任叔先生其人其文相悖的现象，实质上亦是一个“知”与“行”的老问题。我丝毫不怀疑王任叔先生在文章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是真诚的，也是他内心深处所信奉的理想，可这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因人因事因境而异了，也仅仅只变成“话语游戏”了，甚至言与行完全相悖！这样的现象，应该给当今知识分子们以怎样的警戒作用呢？这是我们应当深思的。

或许，对已经逝世的一位老作家如此批评，有些不太厚道。我又是后学之辈，哪里能真正理解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写此文时，我曾经颇感踌躇。记得先父晚年与我论及王任叔先生时再三地说，这不只是个人品行问题，而要从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来看此事，由于王任叔先生在鸣放中写了不少文章，他可能怀有一种恐惧感，大概正是这样的恐惧感迫使他做出那些过分的事情。他既是极左路线的执行者，又是受害者，而且受害程度比他人也更惨。在文革动乱中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母亲问他为何事郁闷？他叹一口气说，上午造反派组织把王任叔从老家揪来批斗，斗一场下来，王任叔身体虚弱不堪，已走不动路，只好坐在台阶上，他看到此情景心里是极难受的。此后，父亲对他更加抱有宽容态度了。大约是1992年，宁波大学拟召开纪念王任叔的学术讨论会，请父亲去参加，他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诧异地问，您对王任叔原来很有看法的，怎么同意去参加他的纪念会呢？父亲笑一笑说，他毕竟是我的老领导嘛，人还是要大度。可惜，父亲未及参加此会，不久就查出患有癌症，住进医院了。

（责任编辑吴思）

2005年第10期 我认识的于光远　作者：龚育之

今年于光远同志九十大寿，明年于光远同志学术活动七十周年。我们大家聚集一堂，把这两个日子合并到一起来祝贺，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也值得合到一起祝贺，那就是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五十周年。

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制度建立于1955年。这个制度，是在学习苏联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建立起来的，其中有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创造，这一点当时就明白地说出来了。这个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中国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的继承，当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情况变化和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实际需要有了很大的变化和许多的创造，这中间的继承性，当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当时强调的是新旧政权新旧时代的本质变化。但是在本质变化中也有历史传承。中国科学院建立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上的一大批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留在大陆的院士基本上都被学术界推举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聘请为学部委员。这就看出事实上的继承性。

一个继承性，一个变化性。变化性，最显著地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增加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中只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那就是郭沫若。在国民党剿共内战打得正凶的政治环境下，国民政府治下的中央研究院能够选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为院士，这一点应该说表明了推选者们的气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院的学部委员里，当然要增加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中就有陈伯达、胡乔木、周扬、胡绳、于光远这些人。这五位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不同级别的领导干部。是不是因为他们官大，要管科学工作，就让他们当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呢？当时中共中央联系科学工作的部门是中宣部，部长是陆定一，陆定一是中宣部里最大的官，而且是建立学部委员制度这项工作的实际指导者，但陆定一却并没有当学部委员。可见，这五位不仅因为他们是管科学的官，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都在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方面有造诣，有贡献。对此，不仅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中有较大的共识，就是在原来不讲马克思主义、后来才新学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学者们中间也有较大的共识。所以，应该认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称号，总的说来，如同院士一样，是学术界对一位学者的学术造诣的承认和肯定。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一律改称院士，并且多次进行增选，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没有改称，也没有增选，大概是有关部门对这件事还没有拿定主意吧，但也没有人否认曾经有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部委员这一相当于院士的学术称号。说相当于院士，不是今天的推论。60年代印尼共的总书记艾地，要求中国赠予他院士称号，当时中国没有院士称号，只有学部委员称号，赠予艾地学部委员称号时，正式规定：外文即译成院士。

前些日子庆祝学部五十年，《科学时报》发了几大版特刊，其中一版照片，大字标题为《一同走过50年》。共登了1955年成立学部的时候，担任学部委员而至今在世的自然科学家十六人，最年长的贝时璋，一百零二岁，最年轻的黄昆，八十六岁。社会科学方面，至今在世的四人，最年长的薛暮桥，一百零一岁，最年轻的于光远，九十岁。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句老话，现在已经过时。现在人们高寿，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七十。据最近来北京演说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预测，一百年后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将达到一百二十岁。这个推测靠不靠得住，反正是将来的事，不去管它。“人生九十”，则至今仍然是稀有的事情。再加上担任学部委员（院士）五十年，从事学术活动七十年，所以值得祝贺。

于光远的一个特点，是学识广博。他的学识渊博，又不是通常人们所称的学贯中西或学贯古今，而是学贯两科，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他担任学部委员，属于哲学社会科学。但他的根底，却是在自然科学。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师从周培源，做过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毕业论文。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样，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又成为他的专业。在延安，他是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驻会干事。是他，同屈伯川一起，去邀请毛泽东到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是他，在新哲学研究会上参加讨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是否已经到来，依据自然科学上水从液态转化为固态（冰）有一个过渡状态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毛在进餐时把他拉到身边，说：他的发言有见解，学哲学还是要懂一点自然科学为好。是他，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在延安大学开设了自然发展史这样一门大课。是他，在延安重新翻译和发表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名文，为他那个在建国后出版和广泛发行的《自然辩证法》新译本开了个头。所以，他在学术上渐露头角，首先还是在自然辩证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这个方面。

我和于光远同志认识，是在1950年，我在清华大学念书，担任理学院支部的宣传委员，他来清华大学开座谈会，了解大学生学理论的情况。那时他在中宣部负责政治教育和理论宣传。建国初，广大知识分子热情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学习，中宣部由于光远主编的《学习》和《学习（初级版）》，他所写或与人合写的《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是那时真正畅销的刊物和书籍。他还与王惠德一起在中央广播电台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那时还没有电视，广播是很有力的传播工具。由于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广泛影响，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著名学者。

50年代初期中宣部新设立了科学卫生处分工联系自然科学和医药卫生工作。第一任处长是音乐家赵，后来到文化部当艺术局长，最后到中央音乐学院当院长去了。第二任处长是秦川，后来调任宣传处长，最后当《人民日报》社长去了。他们是我的第一和第二个上级，我对他们都很尊敬，他们各自在合适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专业方面说，他们都不能说是领导科学工作的最合适人选。按理说，于光远是学自然科学出身的老干部，应该是最合适人选。但是，于光远说，他搞理论、搞社会科学已经这么多年，再回去专管自然科学，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那时他大概正在参加《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类很重要的理论文件的编写工作，不可能转到专管自然科学的岗位上来。1954年中宣部机构调整，医药卫生工作分了出去，科学处明确既管自然科学，也管社会科学，胡绳来兼处长，于光远为副处长，不久于光远任处长。所以，他们是我的第三个和第四个上级。

国家科委和中央科学小组成立后，中央联系自然科学工作主要通过科委党组和中央科学小组，不再是主要通过中宣部。但中宣部的科学处仍然保留，处长于光远也是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并兼国家科委副主任。从领导职责来说，他仍然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门科学。

于光远在科学处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中宣部“阎王殿”被摧毁的“文化大革命”为止。

在这个领导岗位上，他参与和指导了1956年《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和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根据后面这个规划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这是中国第一个这样的专门杂志），并且兼任研究组长和杂志主编。他参与和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上做两次发言，从阐明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而言，他的发言成了这次会议的灵魂。他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作了大会发言。1958年，他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应该说，这是“科学学”这门新科学在中国的发端。他和陆平建议杨献珍、艾思奇在中央高级党校开办三年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班，后来他自己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为这个学科领域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在60年代初，他参与了调整科学政策的《科学十四条》的制定，又随聂荣臻同志到毛泽东那里汇报新的十年科学规划，听到了毛泽东对《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发表的坂田昌一论基本粒子的文章的称赞，并同周培源一起被毛泽东请去讨论坂田文章。1965年他提议在《红旗》杂志上重新发表坂田文章，按毛泽东谈话精神撰写了编者按语，在全国自然科学界和哲学界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这里提到的是我所熟悉的自然科学政策和自然辩证法研究方面的大事。于光远的精力，更多地还是关注在社会科学方面，这方面我就没有资格多说了。只是记得，他参加毛泽东组织的调查组，到湖南做农村调查，为《农业六十条》作了准备；他作为主持人之一，在中宣部教育楼每两周召开一次经济座谈会，讨论当前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他还调来一些人在他身边帮他编写《政治经济学》的大学生通用教科书，这显然是一项中央交办的任务，已经出版了上册，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而其下册，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却变成了一项长期的研究任务，这原因，我们今天都能理解。已经出版的上册，因为是通用教科书，读者是很多的，我想，这是他在《政治常识读本》、《经济建设常识读本》之后销量最大的著作吧。

“文化大革命”中于光远关“牛棚”，挨批斗，到宁夏干校劳动改造，过的是周遭把他当贱民的日子，然而一次到银川看病，医生看见病历上的名字是“于光远”，大为惊讶，疑惑地问：“你就是写《政治经济学》的那个于光远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医生对这位落难的学者充满了敬意，给予了细心的治疗。

“文革”后期，于光远回到北京，没有分配工作，在家里约集一些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资料书。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聚集一批复出的“大秀才”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于光远为政研室负责人之一，积极投身到按邓小平的指示推行全面整顿的紧张斗争中去。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和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政研室协助国家计委修改《工业二十条》，于光远都是参与其事者，这两个文件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列入三株大毒草之内。最近，于光远出版了一本《我忆邓小平》，详细地回忆了在政研室那一段的事情和后来邓小平再一次复出后的一些事情，特别是他受邓小平委托帮助邓小平起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稿的情况。邓小平这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被称为“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文选题注），“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十五大报告）。邓小平为准备这篇讲话亲笔起草的一份长达三页的详细提纲，一直保存在于光远手中，这件事《百年潮》杂志披露后，引起党史界很大的兴趣。

如果把于光远在建国以后的经历做一个粗略的分期，我想，在中宣部的那段时期，算是一个时期；到国务院政研室以后，算是又一个时期；退出第一线以后，直到现在，算是第三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我作为他领导下的一名干事，作了以上的简单叙述。在第二个时期，他参与的工作，他为党为人民所做的贡献，显然比第一个时期更加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同时任职于国务院研究室（这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后身）、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还是学跨两科。这个时期，从工作岗位来说我已不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别的同志对他的学术活动会比我了解得更多更具体。我只说说与自然辩证法有关的事。

一件事是他给方毅和邓小平写了一个报告，建议成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创办《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得到邓小平批准。原来邓小平同方毅、李昌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时就说过：要注意吸收于光远，他搞理论有专长。自然辩证法他比较突出。制定科学规划请他参加，当你们的顾问。邓小平批准于光远这个建议，自然属于顺理成章。于光远被选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第一、二两届理事长以及以后各届的名誉理事长，并任《自然辩证法通讯》的主编、名誉主编。他倡议编写《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亲自写了几个关键性的条目。他提倡自然辩证法不但要研究天然的自然，还要研究人工的即社会的自然，为自然辩证法研究密切联系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打开了广阔的道路。他按照这个思路，汇集和重编他在自然辩证法方面的著作，出版了一部书，题为《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

还有一件事是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两门科学的联盟。在他的建议下，中国科协成立了“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盟委员会”，第一届主任是钱三强，副主任是于光远，第二届主任是于光远。这个委员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把举办“捍卫科学尊严、反对迷信和伪科学”的连续论坛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这也是于光远在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任上已经开始的工作的继续。他为反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伪科学，专门写了学术著作。反对伪科学，发言和著文的人不算很多也不能说很少，但写出专门的学术著作的，我只知道他一位，我想，这本著作在中国当代思想史上应该占有它自己的地位。

退下来以后的第三个时期，我以为，对他来说，是一生经历中更重要、更富于成果的时期。无官一身轻，他有了更多的可以自己支配的自由时间，有了更广阔的从事学术活动的自由空间，思想境界上也更加挥洒自如，独立思考了。他这个时期的著作比以前更加丰富，几乎每年都有几部著作出版。每年都要游历许多地方，近年来虽然行走不便，仍然以“坐轮椅，走天下”为乐。又学会了电脑，一个指头敲键，自称“一指禅”，还开通了自己的网站。我特别看重的，是这些年他又涉足一个对他来说是新的研究领域——党史研究。如果说，《文革中的我》还应该算是一本涉及党史的个人自述，那么，《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是一部党史方面的史论专著，而《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和《我忆邓小平》就是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了。听说，有的经济学家劝他多写这方面的著作，因为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别人还可以写，党史方面结合个人经历的著作，只有有他那样的经历的人才能写。我认为说得很有道理。

记得五年前，为于光远祝寿，我献上八个字：“不背初衷，与时俱进。”“初衷”就是最初的理想、追求和信念，不管后来经历了多少复杂和曲折，最初追求的革命理想和确立的科学信念，决不背离。于光远刻了一方印章，曰：“死不改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这个意思。但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盲目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抱残守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历史的实践中不断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开拓未来中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时俱进，那时还没有成为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我拾来这个词汇，完全是在无意之中，献给于光远，我认为很合适。

现在，我把这篇致词，缩成四句话，整齐压韵，但算不上诗：

人生九十古今稀，

学贯两科今更奇。

不背初衷坚信念，

与时俱进奔期颐。

人生百岁，叫做期颐。我们希望：十年之后，再来共同祝贺于光远同志百年大寿。

（作者注：此文写成后，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又有两人逝世，即自然科学方面的黄昆，社会科学方面的薛暮桥）

2005年第10期 皖东硬汉白振亚　作者：李　宾

白振亚，安徽省滁州市委宣传部原部长，人称皖东才子，写有中篇小说三部，还有通讯、报告文学、论文等多种作品问世，最近他的文选即将出版，他约我写点读后杂感，评文评人皆可。我与他交友三十余年，自然乐于从命。

在青山叠翠、万壑飘香的红琊山林场，我们坐在招待所两张木板床上面对面，促膝而谈。对于他“反对中央决定”，18年前我就有耳闻。这次我点出话题，没想到他把两次所谓的“反对中央决定”的全部秘密和盘托出。

1987年，白振亚在天长汊涧搞金融改革试点时，突然听到胡耀邦总书记下台的消息。他在听了传达后，说了自己的一点个人意见：17个老同志开了个民主生活会，就把党中央总书记免掉了，我认为这是违背党章的组织原则的。

此事被人举报，说是白某人“公然反对党中央决定”，甚至还加“英明”两个字。省地有关部门视为大要案，要兴师问罪。滁州地委也以民主生活会的形式，请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的领导到会。未等班长点名，白振亚便主动发言，阐明了上述观点，并郑重宣布：假如因为我维护党章，捍卫党的组织原则而被开除党籍，无上光荣！

老白说，胡耀邦同志犯了什么错误？照冯文彬同志说明的是“六条”，其中一条说他提倡高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刺激生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至于说高消费、中消费、低消费，不是谁提倡的，而是由生产的水平决定的。消费的档次同产出的水平是成正比的。因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用促销手段，拉动城乡市场发展经济的。耀邦同志的这些消费观点，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远见卓识，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有功而无过。

老白在会上又说：“免除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是有程序的，是写在党章上、党的决议上的。胡耀邦同志担任党的总书记一职，是在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选举的，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是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选举的。解除他的职务按说必须由中央全会决定方可生效。所以，我以为17位老同志开的民主生活会，不能代替全会的决定权力组织。”

他说的有理有据，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表达出一个共产党员的无私无畏、坦荡胸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在走向成熟，因为她有无数像白振亚那样敢于维护党章的忠诚儿子，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敢像老白那样说出来罢了。

老白讲话之后，会场一片安静。没有人表示反对，也没有人拥护。沉默等于默认了他的观点，变相肯定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举动。“政治大案”之说，自然不了了之。

他在另一次会上说了一个党员的不同意见，也被人视为“反对党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定”。虽然时隔19年，我仍然记忆犹新。

1986年，时任安徽省嘉山县委副书记的翁永曦正面临一场政治灾难。他原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那时只有28岁，是我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他对当时的赵紫阳总理说：一、希望中央收回对我的任命；二、如果坚持用我，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现在我是个好青年，不要因为提拔使我成为坏小子。大意如此。这是翁永曦亲口告诉我的。不到两年，他说的后两条不幸而被言中。开始，他被下派到安徽省凤阳县任第二书记，因为他清正廉明，关爱百姓，被凤阳百姓称为“翁青天”。在嘉山，他的公仆精神不变，创办了第一个股份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给县里的不少企业带来效益，但翁分文不取；他提出“搭台唱戏，干部分流”的改革方案，全地区创办了数百家企业。翁永曦成为滁县地区乃至全国公认的改革开放带头人。

然而，正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晴天一声霹雳：中央整党五人指导小组建议开除翁永曦的党籍。安徽省委常委会做出决定：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精神，经研究决定开除翁永曦的党籍。省纪检委负责同志携带中央五人小组的函件和安徽省委的决定，以及翁永曦错误的调查报告，在滁县地委委员会上照本宣读。

作为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白振亚，对此决定感到十分愕然。他清楚记得，调查报告列举了翁的三大罪状：

一、翁在读高中时，参加了红卫兵，学校里有位教师受批斗与他有关。

二、翁下放到某生产队，想当队长，有“篡党夺权”之嫌。

三、翁写过一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仅此三条，便对一个党员干部判处政治上的死刑。这是罪状吗？如果依此定罪，全国恐怕有上百万、上千万这样的“死刑犯”。

主持会议的地委书记陆子修同志当场表示说：“我们都造过反，批过邓嘛！”言下之意，大家都是政治上的“死刑犯”。

会议要求每个委员都要表态，白振亚自然不能幸免。他表示三点：

一、组织上服从。

二、认识上保留。翁永曦是个好党员。他在文革中还是个孩子，是红卫兵响应红司令“造反有理”的号召，没有迫害过任何人，即使有过火行动，也是可以理解、谅解的；翁永曦是个好干部，他的公仆精神，立党为公的行为十分可贵，政绩卓然，众口皆碑。

三、在程序上不符合党章的规定。开除党员的党籍，照党章规定，应经党小组讨论，党支部决定，然后按干部管理权限，报上级党委批准。现在对翁永曦从上而下指定和决定开除他这个党员党籍的做法，是违背党章的。可能是空前的，也许是绝后的。

老白的发言纵有千钧之力，也无法挽回翁被开除党籍的事实。18年过去了，也许翁本人已不再提起，但老白没有忘记，他说他凭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一个公民的权利，要为真理而呐喊、呼号。于是他致信五人小组的负责人×××（翁案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要求为翁永曦讨回公道。

这封信是2004年10月发出的。

2005年元月3日，老白又追一信，言词有点不恭“……不论哪种情况，（不回信）都是对民间来信的一种轻视，都是对以人为本和公民权利的侵害。”他再次要求×××对翁案有个明确的态度。最后，老白的态度十分强硬：“我不会就此息鼓。待到我得到你的回信之后，我将自费赴京上访，向当权的有关部门和有关负责人呼吁，直到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为止。”

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大呼一声：好一个敢于坚持真理的硬汉！

（责任编辑杜晋）

2005年第10期 “编外”地下工作者　作者：姚　强

我的母亲李玉盈，1903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与我父亲姚继鸣结婚。姚家系汉旗人的后裔，清王朝覆灭后，家境开始败落，举家移居到姚家祖坟所在地京南姚家坟村（现属十八里店乡）。母亲来到这个家庭，便承担了沉重的家务，默默地履行做儿媳、妻子的“职责”。当时父亲在城里一家印书局里做工，由于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1936年到达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母亲对于父亲的思想和行动，虽不完全理解，但以她纯朴的理念，相信丈夫所作所为都是对的，毫无保留地支持丈夫的事业。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受八路军总部派遣，回到北京（当时叫北平）从事军事情报工作。此时，姐姐姚明在父亲的安排下到了抗日根据地，母亲更是奋不顾身地支持协助父亲的工作，许多往事，至今不能忘怀。

拐棒胡同“遭遇战”

1930年，我们举家搬到西城按院胡同17号，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1934年以后，母亲膝下已有了我们一女三子（姐姐姚明，我和姚坚、姚立）。后来，按院胡同17号不仅是我们全家生活的地方，还成了抗日情报工作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秋，我父亲姚继鸣受命回到北平，开展和领导军事情报工作。在一个夜晚，父亲敲开了按院胡同17号的大门。母亲见丈夫归来，既惊喜又有几分疑惑，不久，对于父亲这次回京的使命，逐渐有所了解。母亲把我们兄弟三人叫到一起，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有人问到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就说是“做买卖”的；要问到你爸爸在哪儿，就说“不知道”。在建立了“北平情报站”后，父亲充分利用了北平的社会关系。除了按院胡同外，还有老家姚家坟，广渠门外南杨庄二姑家，都是地下工作人员的避难所和情报交换点。母亲经常以串亲戚为名，往来这些联络点之间，协助父亲传递情报。

在敌人眼皮底下搞情报，是以生命作代价的。稍有疏忽，就会带来生命危险。每遇险情，母亲总是首当其冲，掩护父亲。父亲有位挚友南汉宸（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北京前拐棒胡同有一所颇为讲究的四合院，当时南汉宸夫妇在延安抗日根据地，房子落入了日伪当局手中，住着一位自称“沙太太”的人。1943年初冬的一天，这位沙太太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声称急待与南汉宸的夫人王幼兰见面，有要事相商。父亲看了这则启事蒙生一个想法：马上去见沙太太，以南汉宸好友的名义，代为接管这所房子，作为我军在北平的情报中心。此话一出，就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她对父亲说：“你知道姓沙的是什么人？如果是日本人的圈套，你不是自己送上门了！”父亲执意要探个虚实，母亲断然表示：“要去也得我先去，你不能露面。”第二天母亲便去了前拐棒胡同，开门迎接的正是那位“沙太太”。一听我母亲说认识王幼兰，脸一下沉了下来，两眼盯着母亲上下打量，连珠炮似的提了一大堆问题。弄得母亲慌了神，语无伦次地说：“我和王幼兰也不太熟，只是来看看房子”。沙太太问：“你叫什么名字，”母亲脱口而出：“我叫李玉盈。”急忙转身走了。没过几天，报纸上又登出了沙太太的启事，这次是寻李玉盈，希望再次“面谈”。父亲感到事情不妙，又以李玉盈的名义在报上登了一则声明：“不认识沙太太。”结果是越抹越黑，证实了敌人的怀疑。事发后，父亲立即转移到天津，不久母亲便在家被捕，关在东城区煤渣胡同日本宪兵队。

面对日本人和汉奸的“审问”，母亲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镇静。母亲心里明白，敌人抓她来的目的，就是想弄到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以自己是家庭妇女为由，从不过问丈夫的事，更不知道丈夫的去向。日本鬼子和汉奸软硬兼施，轮番追问姚继鸣的下落，母亲也不厌其烦地重复三个字“不知道！”在牢中，与母亲同室的还有一位辅仁大学的女学生，被捕后很恐惧，整天以泪洗面。母亲对她说：“闺女，别害怕，你爱国有什么错？他们审问你时，什么都别说，他们对你没办法。”这位女同学情绪很快稳定下来，母亲经过多次审问，敌人什么也没问出来，我表哥李明（时任日伪政权要职，是我军情报工作的内线）知道此事后，给日本宪兵队打电话说：“李玉盈是我舅母，是个家庭妇女，你们抓她干什么呢？”被关了一个多月的母亲，随之被释放了。当我们在家中见到母亲时，她神情憔悴，但还是那样平静，在生死关头，她掩护了父亲，也使党的地下组织避免了一次损失。

按院胡同开粉房

1946年4月父亲调回解放区，到二野任职。北平的工作，由原前总情报处的李成（建国后任北京市公安局外二分局局长、广州市纪委副书记等职）接替。父亲走了，母亲仍“坚持阵地”，按院胡同17号仍然是地下工作人员的落脚点和联络点。这时的北平已是国民党统治区。李成和夫人申小丛（原全国政协秘书长申伯纯的女儿，曾任广东省医院党委书记）来到北平后，很快与我母亲取得了联系。第一次见面时，母亲得知他们刚完婚不久，非常高兴，对小丛说：“刘先生（李成的化名）是个大好人，你们成了亲，真好！”

从此李成夫妇与姚太太（他们对我母亲的尊称）时有来往，并继续利用我父亲、母亲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谁知，国民党特务跟踪上了我母亲，发现了李成夫妇的住处。1947年2月17日夜李成被捕。母亲得知后，又怒又恨，焦急万分。她知道李成的被捕，肯定是有人告密。敌人还会找麻烦。不出所料，申小丛的住所被特务监视起来，并闯入院内不停地进行威胁、追问，拿枪对着小丛问“有什么人来过你的家？”小丛冷冷地回答：“没有人来。”而这时申小丛已怀孕六个月，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母亲得知后不顾一切地直奔小丛的住所，一进门，只见过来两个陌生人盘问，母亲见势不妙连说：“走错了，走错了门！”转身离去。过了一个月，敌人在审问中没有得到任何东西，监视小丛的特务悄然撤走。申小丛由于受到折磨，精神极度紧张，造成了早产，生了一对龙凤胎。出院后，国民党特务又来骚扰。这时母亲又一次来到申小丛身边，安慰小丛说：“不要怕，他们（特务）抓不着证据，不敢对你怎样。”又说：“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两个孩子受委屈！”在母亲的坚持下，将她们母子、母女三人接到了按院胡同17号。这时母亲又请来我的表姐杨润英帮忙。娘俩既要伺候小丛做月子，又要喂养两个孩子，女孩李平、男孩李安由于先天不足，身体极为虚弱。特别是男孩，简直就是皮包骨，三天两头要上医院。这可累坏了母亲和表姐，母亲终于病倒，痔疮严重脱肛，走不了路，申小丛见到此情此景，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喊道：“妈妈！你为我受苦了！”

1947年10月，李成入狱八个月之后，敌人对李成的“审讯”一无所获。李成坚持自己是在北平做买卖的商人。无奈，敌人只好判定“取保释放”。李成出狱后，认为自己有条件继续以商人的身份坚持下来工作，并以姚太太的关系掩护自己、迷惑敌人。他向母亲提出，想在按院胡同开个粉房作为掩护。当时母亲听了一愣，觉得这么一搞目标更大了，又会引起特务的注意。李成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他经过入狱几个月，敌人似乎也确认他是商人，开粉房做买卖当然就顺理成章了。母亲觉得也对，便将三间东厢房和二百多平方米的后院腾出来，红红火火地开起了粉房，前院做粉条，后院养猪。李成穿起长袍，当上了粉房掌柜。这时特务来到按院胡同17号，看着进进出出的“买卖人”，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李成充分利用这个“掩蔽所”继续从事情报工作，不久申小丛被华北中央局城工部派人接回了解放区。当时只抱走了女儿小平，而体弱多病的男孩小安则留给了母亲代为抚养。

对于李成夫妇的男孩子李安，可以说母亲是以大无畏的精神，呵护、养育了这个孩子。并且奇迹般地将他从体弱多病中挽救过来，成为健康的孩子。面对特务的寻衅，母亲大义凛然说：“只要有我在，你们就甭想动一下孩子。”

母亲一直将李安抚养到6岁，1953年当时在广州任职的李成夫妇将李安接走时，孩子哭喊着：“我不走！我要姥姥……”在按院胡同17号的大门口，母亲含着眼泪，送走了他们全家。此后，出生在北京的李平、李安，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广州。

“文革”中继续保护同志们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年近古稀，做了一辈子好事的老母亲，竟遭到灭顶之灾。我的两个弟弟姚坚和姚立，都是在革命家庭熏陶和党的教育下长大成人的，但在那“造反有理”的狂潮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斗，他们不服，痛斥那些造反派的“愚昧无知”……结果矛盾激化，两人都被迫害致死。母亲也因此成了“反革命家属”被勒令每天下楼去扫马路。就在这种沉重的压力下，强忍老年丧子的悲痛仍以其微薄的力量，照顾保护她的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们。

母亲晚年的遭遇是她始料不及的，但面对一些扭曲愚昧的言行，她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冷静。当时，除了扫大街之外，还要接待那些“革命组织”的外调人员，无非是调查曾经做过地下工作同志的“历史问题”。当老人家听到她所熟悉的名字时，表情立刻严肃起来。她反问调查人员：“你们要问什么？不就说他是叛徒吗？”有一次“外调人员”向我母亲调查一对曾在北平做过情报工作的夫妇，他们是我父亲在1942年通过内线安排在伪治安军内搞情报工作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很多有价值的情报，曾受到八路军总部的嘉奖。在文革中被打成“叛徒”“特务”投进了监狱。母亲听了这个情况，显得有些激动，她脱口而出：“他们怎么了，那个时候不打入敌人内部能得到情报吗？”“我只知道他们两口子是共产党的人，别的我不知道！”后来他们平反后，特地来看望了老太太。

“四人帮”倒台后，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百业俱兴。1988年中共中央调查部为收集编写抗日战争中情报工作史料，指定林一同志（原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建国后任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等职）组织申小丛、赵勇田（原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长、军旅作家）等同志专门收集、整理姚继鸣领导的北平情报站这段历史资料。父亲早已辞世，母亲则是为数不多的健在的历史见证人。母亲对编写组同志的来访，非常热情，如数家珍地讲述了当年那些人和事，为编写组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林一同志、中调部的负责同志多次看望老太太，对她表示感谢，对她在抗日战争情报工作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在物质上，她没得到过任何报酬，对此，她很坦然。

家人为老人家立了碑

1986年，在她83岁高龄时，不慎摔伤造成骨折，从此卧床不起。在病榻上，她的心态仍那样平和，仍是那样热心关心后代们。在晚年她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的身上。孙辈们也很孝顺，经常来看望奶奶（姥姥），这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候。1990年前后，几个孙子、孙女相继出国留学。年近九旬的老母亲心里很明白，孩子的离去意味着什么。每当我送走了一个孩子，都强忍着伤感，嘱咐他们“一定回来看奶奶。”当我从机场回到家中，看到老人仍在默默流泪时，我的心都要碎了。母亲的一生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

1993年2月16日凌晨，我的母亲李玉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90岁。

2005年第10期 黄天和他的尖兵剧社　作者：刘力勤　苗淑云　宫洁民

1945年日寇投降后，在冀察热辽遵化县一个名为杨家峪的小山村，一直流传着黄天壮烈殉国的动人故事。杨家峪有位名叫丛砚堤的鼓书艺人，每当附近有庙会，他就登台演唱京东大鼓《颂黄天》。这段鼓书词是这样唱的：“说的是卢沟桥事变那一年，有位年轻社长叫黄天。有一次演出闭幕正往驻地赶，被鬼子包围情况好惊险。他两次冲回杨家峪，转移战友得安全。最后敌人已逼近，他用仅有一粒弹从容自尽，鬼子兵看了个个心胆战。后人齐声来赞叹：一位民族气节好社长，自创了艺术人生的辉煌灿烂！”

黄天（1907——1945），原名黄廷权，曾用名黄庭材。江苏崇明县（现为上海市崇明县）人。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后任浙江省建设厅昆虫局图书馆主任。自幼好学，尤其喜文艺。1935年在杭州组织三五剧社自费排演《湖上的悲剧》、《雷雨》等戏，改编过《打渔杀家》、《尤三姐》等剧本，并为杭州一家日报编辑过《戏剧周刊》。1937年“七七”事变后，毅然奔赴革命圣地，是年11月入陕北公学六队学习。1938年8月任陕北公学剧团团长。翌年7月该剧团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鲁艺部分师生合并，成立华北联大文工团，任团长兼党支部书记，赶排了《黄河大合唱》等节目，深入前线阵地慰问，受到军民欢迎。1941年调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科长。此间，曾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文委委员、晋察冀边区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长。1943年8月，奉命调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尖兵剧社任社长。

1943年8月，为加强对冀东文艺工作的全面领导，黄天调晋察冀军区第十三军分区政治部刚刚组建的“尖兵剧社”任社长。在“尖兵剧社”期间，他努力贯彻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火热的抗日斗争服务的方针。几年间，他们跟随执行战斗任务的部队过滦河跨燕山越长城，多次参加重大战役行动，足迹遍及冀东平原和长城内外。剧社成立一年间，在累计行军3600余里，分散到连队七个月的情况下，组织了83次舞台演出，105场音乐会，还创作剧本58个，歌曲、器乐曲、宣传画、街头诗120多件，出版《大众报》三期，《尖兵歌集》六集以及连队、乡村学校使用的大量文娱材料。形势相对好转之后，剧社不管走到哪里，往往一搭台，方圆几十里的老乡便潮水般涌来。1944年7月在丰玉遵联合县境内的一次演出，观众竟多达万余人。连当年被营救的美国盟军飞行员看了“尖兵剧社”的演出以后，也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连连称奇。

黄天的创作成果极其丰硕，作品中有反映冀东人民在铁蹄下痛苦生活的《满洲泪》、《沟线上》、《抓壮丁》，有歌颂军民斗争和鱼水深情的《拥军模范于平》、《前门后户》、《夜深人静时》等等，还配合形势创作了大量歌词。他始终将火热的斗争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惟一源泉。那时剧社几乎天天要改换宿营地，每到一村，他至少要访问自己的房东。每接触一个新的部队，他都抓紧机会与干部战士谈话。他口袋里装着一个笔记本，随时随地积累创作素材和群众既朴实又形象化的语汇，有时睡到半夜还起来点上小油灯追记。为了创作大型歌剧《地狱与人间》，他背上米袋和背包，先后两次跟随部队跨过长城去热南辽西一带，深入像史前期一样荒寂的“无人区”体验生活。在那里，他看到“人圈”中的乡亲们，全家只有一条破棉被，仅有的一条裤子，谁出去谁穿。十来岁的孩子，冬天吃在火旁，睡在火旁，被火烤风吹得全身起了鳞片，黑得像乌鸦一样。这一切，使他无比的痛苦和忿恨。他与部队一起露营热南的大山中，跟战士们一起捡松枝做饭。一天，他和战士们一起看到一小块向阳的山坡上，有一个盖酱缸的大草帽。揭开一看，下面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妈妈。她告诉战士们，她的儿子在八路军十二团当机枪班长，她决心与儿子共同坚持抗战，誓死不进“人圈”那人间地狱，宁愿一个人进深山住山洞，老妈妈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那一小块向阳的山坡，是她白天惟一取暖的地方，她的大草帽是为了遮挡来不及躲避的风和雨。她一个留下来等八路军打回来，等到解放，再过人间生活。黄天与当地坚持斗争的群众一起穴居野外，忍饥受冻，回来时只剩下空心棉袄，单衣和干粮都送给了苦难中的乡亲们。从长城外回来后，他以“人圈”中的乡亲们的生活为创作素材，用不到两周时间，完成了他的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

《地狱与人间》是黄天艺术创作的高峰，也是他的绝笔。

国内研究“无人区”问题的专家认为：《地狱与人间》是“无人区斗争的一部史诗，不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而且是历史研究难得的资料，具有可贵的学术价值。”

1945年7月3日，奉军区首长之命，“尖兵剧社”与十五军分区长城剧社的部分演职员共60多人，在军区副参谋长才山和黄天等率领下，由遵化县支队一个加强排护送，开赴玉田，参加军区召开的“七七”抗战八周年纪念大会，并准备演出黄天的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今歌作曲）。

队伍从迁安团汀出发，穿越平（北平）唐（唐山）公路，跋涉百余里，一直走到深夜。因人困马乏实在难以坚持，才山临时决定，部队在距原定宿营地鲁家峪15公里的杨家峪宿营。进了村，黄天将“尖兵剧社”的同志们一一安顿之后，又专门来到村东头杨大娘家，亲切看望“尖兵剧社”的同志们，还用自己仅剩的一点稿费从房东家给他们买了水果，直至午夜，才回去休息。

天将拂晓，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700多日伪军讨伐队突然将村子团团围住。为组织队伍突围，黄天两次冲入村中。大部分同志脱险了，但才山、黄天、今歌等十几名留下掩护的领导和同志，却被敌人重重围困在村中，再无突围的希望。包围圈步步紧缩，劝降声、叫骂声喧嚣一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恪守不渝的崇高信条，对于黄天这位坚贞正直的知识分子来说，更有一副“士可杀不可辱”的铮铮铁骨。毁了随身携带的文件，之后从容饮弹。时年38岁。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投降了，就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四十一天前，只有四十一天哪，我们可敬的黄天和众多的烈士们，没有看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这个浴血八年久久盼望的这一天，和他一起生活和一起战斗的战友们，感到十分地痛心。

黄天一生热爱戏剧，为了文艺队伍的建设，他呕心沥血，奋斗不息。然而，就在黎明将至之时，他却英勇而从容地牺牲在战场上，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之火实践了知识分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理念，为后人，特别是为文艺工作者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2005年第10期 中国军队在印缅战场　作者：王伯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派远征军十余万人入缅协防失利，部队退入印度后又在印度补送兵员，组成驻印军新一新六两个军5个师，在英、美盟军配合下反攻缅甸，节节胜利，解放缅甸北疆土14万平方公里，并在新组建的滇西远征军协同作战下新建并打通中印公路1736公里，新建中印油管2960公里，毙敌18万之众，战果辉煌。

印缅战场是二战中中国军队参加国外作战并作为主力的唯一战场，对二战盟军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遗憾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长期以来，不论在台湾或大陆，很少有人提起这场战争。作为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借此二战和抗日战争60周年胜利之际，特撰此文，以资纪念。

二战中国战区的成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1940年6月，法国政府向德国法西斯投降，日寇也乘机压迫法属印度支那殖民总督要求登陆。7月2日，日军占领广西龙州、镇南关，8月6日登陆海防，中国军队旋即破坏滇越铁路，防止日军进犯云南。8月30日，日军与法国维希政府订立协定，允许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9月，日军即分三路进占印度支那北部。自此，滇越、桂越国际交通线即被日军截断，滇缅公路成为我国西南大后方唯一的国际交通命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积极出兵南下。次日，日军强行进驻泰国，泰国政府被迫与之签订城下之盟，并对英、美宣战。12月14日，日军即由泰国进攻缅甸，31日攻占缅甸第二大海港毛淡棉，威胁仰光。日军另外的南进部队于1941年12月25日攻占香港，1942年2月15日攻占新加坡，仅只两个多月时间内囊括了东南亚大片土地，气焰十分嚣张。

在盟国方面，也迅即作出了一系列应战的积极反应。珍珠港事件之次日，中国即向日本正式宣战，紧接着英、美亦相继对日宣战，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中、英签署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12月31日，罗斯福提出成立中国战区，包括泰国和越南，由蒋介石任战区统帅，并派史迪威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等职。

中国远征军入缅

1941年底，中国已经准备派遣10万部队入缅协防，但由于英方心怀鬼胎，害怕中国军队入缅会影响他在战后对缅甸的殖民统治，因而一开始就拒绝，或者拖延阻滞，中方两次动员军队入缅，皆被拒而作罢。直至英缅军队在日军强力攻势下土崩瓦解，仰光危急之际英方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1942年2月16日蒋介石下令组成远征军，由卫立煌(后罗卓英)、杜聿明分任第一路正副司令，下辖第5、6、66三个军入缅御敌，并优先运送第5军入缅。先头部队是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驻地在云南保山。3月2日起由保山陆续向缅甸开进，到腊戊后换火车，日夜兼程，千里跃进，深入缅南，于3月7日到达指定地点、南距仰光250公里的同古集结，阻敌北窜，而第二天，仰光就被日军侵占了。当时英印军队战斗力极弱，慑于日军威力，丧失斗志，表面上要和中国军队共同防御缅甸，骨子里则是执行英政府“弃缅保印”的方针，急忙要向西北撤逃至印度，和日军一触即溃，常常要靠中国军队急驰救援保护。

仁安羌大捷震惊世界

4月15日西线英军一路不战，退到缅甸中部最大工业城市仁安羌(盛产石油)，并炸毁油田。这时日军33师团急追直进，越过仁安羌，把英军第一师七千余人悉数包围。英缅军总司令亚力山大急向中方代表侯腾和蒋介石请求接应。16日，被围英军水源断绝，师长斯考特再次呼急，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令新38师布防，相机援救英军。113团当即乘卡车急驰救援，孙立人赶往亲自指挥。17日黄昏到达仁安羌城郊宾河北岸，进入战斗。次日拂晓，猛攻宾河北岸日军的主阵地。经过一个上午血战，北岸日军尽被歼灭。次日凌晨4时30分，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孙立人派113团分几路在夜幕中渡过宾河进行突然袭击，并派多股小部队深入前线，设置疑兵，穿插袭扰，使敌不知我军虚实。这样，在我军巧妙周全布置，勇猛战斗下，敌军被分割成小块，到下午3时，主力全被击溃。5时，残敌亦被肃清，首先解救出被围英美传教士及新闻记者500余人。接着，英缅军第一师及战车营官兵7000余人、战马1000多匹，在113团掩护下安全撤至宾河北岸。孙立人命令将从日军手中夺得的英军战车和辎重汽车100余辆交还给英方。被围困三天的英缅军，激动万分，雀跃欢呼，有的把衣服抛向天空，有的抱成一团痛哭，很多人跑过来拥抱亲吻中国士兵，纷纷举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情景至为感人。

是役，孙立人以新38师一个团1000余官兵抗击并打败日军两个联队一万余人，解救英缅军7000余人，消息传到英国，朝野为之轰动。英国女皇特颁奖给孙立人“英帝国司令章”，这是英国最高荣誉军功勋章(CBE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亦专电祝贺，颁予孙立人“丰功员章”。国民党政府颁发给孙立人“四等云麾勋章”。有功官兵，皆受褒奖。被解救出来的众多外国记者，亦以亲身经历报道了这一胜利的翔实经过。孙立人及中国军队的英名因而布扬天下。

兵败野人山

中国军队入缅后按照协议归英国指挥。3月6日，美国史迪威将军到重庆报到，8日蒋介石正式任命为中国战区参谋长，指挥入缅的中国远征军，11日即飞赴缅甸。这时缅甸盟军有英、美、中三国将军指挥，却未能建立真正的，统一的，强有力的防御指挥系统。“最高指挥”的英国一心想的是把中国军队推到第一线去掩护他逃跑，有时甚至假造军情，让中国军队主力急奔西线，到时却无敌踪又返回东线，来回空跑折腾，贻误战机。中国军队仓促入缅，后续部队运输工具不足，到腊戊以后火车效率低下，并频遭缅奸破坏，一些部队要靠徒步行军奔赴前线指定位置。面临日本空军和机械化陆军部队的强劲攻势，既要派兵到西线掩护英军撤退，又要在中、东两线阻止日军进攻，战线辽阔，兵力不济，后援不及时，捉襟见肘，多次会战计划都告流产，而且东线防务薄弱。日军窥破了这一点，于是组织重兵，3月下旬将新调来缅甸增援的36师团投入东线发动进攻。4月6日，日军攻占毛奇，20日攻占罗依考，24日攻陷雷列姆，29日即攻占我军入缅后第一军事基地、滇缅公路缅境终点腊戊，截断我军回国归路，这就使我远征军全线动摇，不得不全面撤退。日军乘我后方空虚，组织精锐快速部队乘势由腊戊沿滇缅公路向东急进，5月3日连陷八莫、南坎，侵入滇西边境重镇畹町。4日连陷芒市、龙陵，5日抵怒江西岸，由于我后方部队赶到将怒江上的铁索桥惠通桥炸毁，才被阻于怒江西岸。此后日军继续于5月8日占领缅北重镇密支那，5月10日占领我滇西重镇腾冲，第一次缅战历时两月即以我方全面失利告终。

撤退时远征军指挥部正、副指挥史迪威、罗卓英决定向西就近撤入印度，杜聿明经请示重庆，率主力部队北越密支那夺路回国。但前锋未到密支那，获知那里早被日军占领，乃决定向北撤入野人山，再向东寻路回国。

当时第5军200师正由西线调回东线反攻棠吉，经过激烈奋战，于4月25日收复了棠吉，但26日即奉命主动放弃棠吉，向北尾追北犯腊戊之敌。腊戊陷敌之后仍奉命继续北上追赶第5军主力，这需要通过敌军的多道封锁线。5月18日夜，当通过西保—摩谷公路时，受敌伏击，伤亡惨重，师长戴安澜不幸身负重伤，突围后5月26日因伤重不治在茅邦村殉国，时年36岁。部队经过副师长尚吉人等带领继续突围，终于6月17日到达腾冲附近渡怒江回国。同时第5军96师也北撤到孟拱，继续北上到孟关，进入野人山区，入滇回国，沿途病饿拖死者6千余人。

杜聿明亲率第五军军直属部队，新22师，以及远征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等3万余人5月10日于军部所在地北撤。13日过曼西以后，即离开道路，徒步进入野人山区原始森林。野人山是中国史、地书上的名字，缅甸叫那加山，在缅甸西北与印度交界，纵深200多公里，横宽100多公里，海拔2600米以上，山上是参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没有人烟，难见天日，亦无道路，地面是多年积累形成的一层很厚的枯枝落叶腐殖层，滋养虫豸。最为独特的是蚂蝗和蚊蚋，遍地皆是，无孔不入，吸人血，又传染疟疾等疾病。偶尔在密林中间出现一小块无林的开阔地，面积一般百余或数百平方米，则长满一人多高的草，内藏野兽蛇蝎。当地土人视为“死地”、“绝地”。大部队入山以后，汽车、大炮、重武器、辎重，全部烧毁，避开敌军的追堵和被其封锁的道路在密林中开路前进，经常方向迷失，惟赖指北针指引，辗转回还，在森林中盘旋了两个来月，又无粮食医药补给，疫病流行，病饿死者数以千计，杜聿明本人也患伤寒病由担架抬着行进。直到7月上旬才摸索到胡康河谷的新平洋附近，7月10日被美军一架侦察机发现，返回后向已先期撤到印度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报告，孙立即组织一支包括医务人员和担架队在内的约六七百人的营救部队翻越那加山，进入胡康河谷，往返500多公里，前往接救到印度，此时原来9000余人的新22师只剩下一千余人了。

北撤时新38师奉杜聿明命殿后，待主力安全撤出后再北入野人山，追上主力。该师既要保护西线英军安全撤入印度，又要保护中线我军大部队安全撤入野人山，待全部都安全撤退后，已是孤军陷于敌寇重围之中，师长孙立人反复考虑，北撤是绝地，数百里渺无人烟，也无路可走，无粮草医药供给，无异自取灭亡。东归之路已被日军切断，只有按原来罗卓英之命，西撤印度才有生路。孙军一路边打边撤，终于5月27日到达印度英帕尔附近，为国家保存了一支8000余人的完整之师，成为后来反攻缅甸的主力。

蓝姆伽练兵筹划反攻和修建中印公路

早在1942年3月11日史迪威到达缅甸之后，4月16日他就向蒋介石提出在印度组织训练中国军队的计划。不久缅战失利，5月24日史迪威退回印度，5月26日就又向蒋介石提出在印训练中国军队十万人的计划，以反攻缅甸，打回中国。6月15日再次提出，多次商讨，终获蒋同意，增送2.3万兵员到印组训，训练地点经史迪威和英印总司令韦维尔商议，定在比哈尔省一个小镇兰姆伽。已经由缅甸撤到印度的新38师和新22师官兵9000余人于8月26日正式开始训练，以后陆续补充，这些部队随后改组为中国驻印军，又称X部队(X-force)，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后郑洞国)任副总指挥。滇西方面，1942年6月以后，怒江防线稳定，与日军形成隔江对峙局面，随后驻滇部队组成滇西远征军，又称Y部队(Y-force)，由宋希濂(后卫立煌)任总指挥，也积极补充美式装备，进行训练，准备反攻驱逐日寇出滇。中印公路修建的计划也同时提了出来。

经过史迪威与韦维尔多次商讨，双方最后协议，以雷多为反攻缅北和修筑中印公路的后方基地。筑路的技术工作由美国工兵部队承担，英印政府负责招募印度劳工协助美国工兵作业。史迪威先后把美国工兵45工程团、3302团、第823航空工程营、和中国驻印军工兵第10团、12团调集到雷多，加上印度、尼泊尔和我国藏族劳工总计达7000余人，组成了一个多国、多民族的机械化筑路大军。1942年12月10日正式破土动工修路。1943年1月20日起开始24小时轮班作业，趁旱季气候干燥，加快进度，以日平均3—5公里的速度前进。终于2月28日越过印缅边界，推进约70公里。这一天是滇缅公路枢纽腊戊失守10个月，筑路部队举行了纪念仪式。

中国驻印军反攻进入野人山区

1943年1月27日新38师师长孙立人任前敌指挥官，率114团由训练基地兰姆伽抵雷多，掩护修路。二月底筑路进入缅境后，即进入了野人山区，野人山的险恶自然条件已见前述。盘踞在那一带的是日军18师团，原名久留米师团，七七事变后侵占杭州湾、上海、南京，以后又进犯广州、南宁，作恶多端；太平洋战争后又进占越南，后调缅甸，为日本陆军最精锐部队，有常胜军之称，经营缅北防务已一年有余，在各据点周围利用森林、河流等有利地形地物构筑机枪巢堡。还有专门的狙击手三五人为一小组，零星分散隐藏在树顶上，观测军情，假学猿啼相互传递信息，并放冷枪，射杀我军来往人员，危害极大。在那里印缅边境原驻有英军一营一千余人，常受其袭击，伤亡甚众，正拟撤退，114团赶到后立即派一个连接防，向敌寇展开迎击，一连夺回几个山头，敌连夜增援兵力，经常来犯，皆被击退，伤亡过半，才不敢再犯。5月进入雨季，由112团替换114团，作为前锋，在5—10月几近半年的雨季里，在霪雨连绵、阴森蔽日、遍地泥沼的森林中，我军健儿扫除敌袭，克服艰险，砍树筑路，终于10月29日112团一举攻克新平洋，打开越过野人山进入胡康河谷的门户。至此，缅北战斗的前哨战宣告结束，就要展开对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的争夺战了。12月27日筑路军司令皮可上校也将公路筑到新平洋，比预定的年末期限提前4天，由55辆卡车载运部队和物资由雷多开抵新平洋。由雷多至新平洋公路越过野人山，全长186.7公里，如期修通为以后缅北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挺进胡康河谷

胡康河谷包括新平洋盆地和大洛盆地，长约110公里，宽约20—70公里，面积约为2800平方公里，都是一片原始森林，中间纵横密布着从野人山流淌下来的四大河流和许多小支流。从北到南，只有于邦、太拍家、孟关、瓦鲁班等几个较大的村镇，都是军事的重要据点，也是公路必经之处。行政中心在孟关。

攻占新平洋后，我新38师112团即向下一个重要据点于邦进发，这是反攻缅甸战役的第一个攻坚战。起初，盟军指挥部情报不确，以为那里只有几个日本军官领着四五十个缅甸雇佣兵和土人在防守。几经苦战之后，才知是日军精锐的18师团的55、56两个联队的主力。我只有一个112团，兵力单薄，防线长达150公里，后援不济，第一营营长李克已亲率一个连前往第一线包围敌军，1月22日却被敌增援部队反包围。这时，在孙立人将军多次申请力争之下，盟军指挥部才同意他率113、114两团和炮兵2营前往增援，由雷多步行历时二十多天，到12月21日才赶到前线。23日剧烈的血战展开，经过七昼夜的内外夹击、艰苦拚杀，终将敌阵地摧毁，全歼敌55联队长藤井小五郎大佐以下官兵1800余人，我军伤亡官兵230余人，仅为敌之八分之一。这是一个虽然艰苦而却十分漂亮的攻坚歼灭战，初战大胜，打出了中国驻印军的信心和威风，打破了18师团“常胜军”的神话。在以后的多次战役中，孙立人将军充分运用了在原始森林中开路远距离迂回包抄的战法，多次克敌致胜。如在奇袭瓦鲁斑，包抄孟关一役中，突击敌十八师团司令部，战车营竟将其官防印信都缴获了，敌师团长田中信一落荒逃窜，仅以身免。此时新22师在廖耀湘将军率领下也参加了战斗。1944年3月15日，驻印军新22师攻克胡康河谷南端横亘的坚布山的北隘口丁高沙坎，胡康河谷战役经过4个半月的激战胜利结束，我军由新平洋向前推进了约100公里。

横扫孟拱河谷和攻克密支那

从胡康河谷越过横亘的海拔1300多米的坚布山即进入孟拱河谷，越山隘路长达16公里，北隘口为丁高沙坎，南隘口为沙杜渣，道路狭窄，两旁山岭重叠，悬崖陡壁，树高林密，真有一夫当关，万夫难过之势，也是公路的必由之路。孟拱河谷南北长约100公里，宽仅16公里，河谷中居民较胡康河谷稍多，重要村镇有拉班、加迈、西通、孟拱等处。孟拱为行政中心，处于河谷南端，有铁路和公路东北去密支那65公里，西南通曼德勒、仰光，为缅北仅次于密支那的第二重镇，与加迈之间也有正规的公路相通。

我军攻占胡康河谷期间，日酋大本营觉察到打通中印公路的重大战略意义和对它的威胁，乃增调援军到缅甸战场加强防守。我驻印军新38师和新22师健儿，在3月中旬扫清胡康河谷残敌之后，3月下旬立即挥师南下，仍然多次运用远程迂回奇袭的战术，克服地形艰险，雨季汪洋，守敌顽抗等诸多困难，终于连克沙都渣、拉班、加迈、西通等要地，于6月25日攻克了孟拱。

早在4月下旬，史迪威为早日打通中印公路，已将刚刚从中国补充到缅北战场的新30师88团、50师150团，加上美军第5307支队(麦里尔支队)组成中美混合突击队于孟关集结，东南沿库芒山而下，奇袭密支那，5月17日一举袭占了密支那飞机场，转向攻城。由于盟军指挥失当，致使日军获得喘息机会，得能增援顽抗，攻城陷于胶着的攻坚战状态中。我军攻占孟拱后，密支那日军赖以补给和南逃的孟密铁路和公路完全切断，军心动摇，新38师迅速沿孟密铁路和公路扫荡前进，于7月15日与围攻密支那的新30师会师，8月5日密支那完全攻克，反攻缅北第一期战役宣告结束。

密支那攻克之后，驻印军利用雨季休整两个月，除原来的新38师和22师外，加上后调运到印缅战区的14师、30师、50师共5个师编成新一军和新六军。孙立人和廖耀湘分任军长。10月15日雨季过后，驻印军开始第二期战役，向八莫以南进军。这期间，史迪威于10月18日被召回美，中国战区参谋长和驻华美军司令由魏德迈继任，印缅战区总司令由索尔登继任。

日军进攻印度英帕尔

早在二三月间我驻印军扫荡胡康河谷时，日军就策划进攻印度英帕尔，以攻为守，牵制我军行动，妄图重复两年前急袭腊戊，切断我军后路的故伎，拟切断加尔各答至阿萨姆、雷多地区之间的公、铁运输线，使驻印军再度陷于后援断绝的境地。日军纠集了三个师团的兵力，于3月8日起开始实施代号“乌”的作战计划，企图速战速决，于5月中旬雨季到来之前结束战斗。日军以一部先直逼英帕尔，吸引英军主力，另一部随后奔袭英帕尔之北约100公里、英军防守单薄的科希马，并于4月6日轻易攻占。科希马距迪马普尔只有50公里，那里是加尔各答—阿萨姆铁路上盟军重要的补给站，储存军备、物资极多。印度是英国在南亚的最大也是最后一个殖民地，素有“英国女王皇冠上的宝石”之称。日军这次进攻真触动了大英帝国的神经，他再也不能像两年前在缅甸那样弃地逃跑了，从英印14集团军总司令斯利姆到英首相邱吉尔和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都慌了手脚，赶忙采取紧急措施，从各地空运援军到那里加强防御，总计调集第7印度师、第5印度师、英军第33军等，连原有部队共达十万人。史迪威也将中国驻印军预备队新30师由缅北调回印度驻守第马铺、曼尼坡一带铁路线，并于5月间发动对密支那的远程突袭，牵制日军。同时邱吉尔并通过罗斯福向中国政府提出滇西远征军向缅甸发动进攻的要求，先后达四五次之多，最后甚至提出“如不发动即将停止美援”相威胁。5月11日我滇西远征军开始于7处强渡怒江，向守敌发动强攻，直逼松山和腾冲龙陵。缅甸日军在这样八面受制的情况之下，无力对犯印日军进行增援，英帕尔局势才得以稳定下来。不久雨季到来，日军后勤补给困难，在英军增援力量打击之下，疲惫难支，损失惨重，伤亡达5万余人，终于败退，于7月10日起撤回缅甸。这次战役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英国增加了驻印缅的军事力量，为来年(1945)夏由印度英帕尔向缅甸中部反攻打下了基础；第二、中国远征军由滇西发动反攻，与驻印军向孟拱河谷和密支那进军同步，为两支部队同时打到滇缅国界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新六军调回国内战场

日寇为了牵制我驻印军和远征军向缅甸的反攻，同时解救在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军严密封锁阻滞的困难，1944年春在大陆纠集了六十多万兵力施行打通从东北直到华南陆上交通线的“一号作战计划”，从5月下旬起连续攻陷洛阳、长沙、衡阳，11月10日连下桂林、柳州，进逼贵阳。国内战场形势危急，重庆政府急调新六军回国。新六军在攻占八莫西侧之瑞姑后，即率第14师、新22师于密支那集结，于12月中旬起空运回国至湖南芷江。此后缅北战场完全由新一军三个师(新38师、30师、50师，后者原属新六军，现划归新一军)承担。原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返国，新任的美索尔登司令长驻重庆，以后缅北军事即全由孙立人将军指挥。

南下八莫、南坎，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会师芒友

密支那距八莫216公里。新一军担任正线主攻，自10月15日开始南进起，沿途艰苦奋战、夺关斩将，于11月下旬逼近八莫市区，展开了围歼攻坚战，终于12月15日攻克八莫，毙敌酋原好山大佐以下官兵2460余名，缴获战斗机2架、坦克8辆和大量枪械。为纪念此一战役的伟绩，后来盟军缅甸当局把密八公路的八莫一莫马克段取名为孙立人路，八莫市中心的一条街道取名为李鸿路(李鸿原为新38师114团团长，密支那组编后升新38师师长)。围攻八莫的同时，新一军已分兵向东南挺进，于1945年1月15日攻占临近滇西国界的南坎。随即由114团穿越老龙山森林向西南开路秘密前进，于1月26日一举袭占滇缅公路130公里路碑处一带路段，使驻守芒友、畹町一线日军后路切断，全线动摇，死守意志顿告瓦解，1月27日我113团即攻占芒友，同日我滇西远征军也攻占畹町。芒友、畹町各为滇缅公路缅、滇境内的最后一站，处于中、缅国界的两侧，中间相距28.3公里。到达芒友之后路线就接上了原滇缅公路，于是中印公路就全部打通。28日中午我驻印军新一军孙立人将军和滇西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将军即在芒友举行隆重的会师典礼，有印缅战区总司令索尔登等将领由重庆专程前来参加。接着下午就赶往畹町举行中印公路通车典礼。早在1月12日即已在雷多组成并驶来的包含120辆满载汽油军火等物资的大小车辆的车队由芒友浩浩荡荡跨过国境，到达畹町，车头上都悬挂中美两国国旗。重庆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专程前来主持会议，蒋介石也于当天发表了广播演说，宣布以史迪威将军的名字命名这条公路，以纪念他在策划、打通和筹建这条公路所作的杰出贡献。次日，车队沿原滇缅公路向东前进，经过7天于2月4日到达昆明，受到数千群众挥舞彩旗热烈欢迎。军事委员会昆明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代表中国政府接过这批物资，并向领队皮可少将赠送一面绣着“胜利之路”四个大字的锦旗，以酬谢他指挥建成中印公路的功劳。

与此同时中印油管也建成通油，中印陆上通讯线路也建成通话。

南下腊戊中英军队会师乔梅 缅战胜利结束

芒友会师之后，新一军立即分兵两路南下，东路直扑腊戊，中路直扑西保、乔梅，这里英军正从印度越钦敦江东进。由于日军主力早已被中国军队吸引到东线，西线防务薄弱，都是残兵败将拼凑起来防守，兵员和装备都不足，因而使西线英军能顺利向东推进。3月8日我军攻占腊戊，16日入占西保，继续向西，与英军形成东西夹击曼德勒之势。3月20日英军进占曼德勒，30日即和新一军在曼德勒东北120公里的乔梅会师，至此驻印军反攻缅北任务胜利完成，以一部驻防西保、腊戊地区，大部集中密支那和八莫休整，准备调回国内战场。

曼德勒克服之后，缅甸整个北部东部有驻印军驻守，英军无后顾之忧，故兵力可以全部挥戈南下。原以为南缅日军会收集残部作困兽之斗，将仰光会战拖到雨季来临之后，而实际上日军从北缅败退下来之后，伤亡惨重、溃不成军、兵无斗志、将无战心，真所谓兵败如山倒，再加缅甸人民抗日起义运动频繁。3月27日以昂山为领导的缅甸国民军举行正式武装起义，和各地游击队联合起来，声势浩大，使日军后方处处吃紧，终于迫使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部于4月23日撤出仰光，向泰国逃窜。5月1日国民军即解放了仰光，两天之后，英国海军两栖部队才进入仰光，再三天之后，5月6日，北线英国陆军先头部队才挺进仰光，缅战即告正式结束，中国驻印军也于5月至7月空运和陆运调回国内广西南宁一线。

小结

这场战争凝聚了中、美、英作战部队和筑路部队以及印度、缅甸、西藏、云南等各族民工的血汗和生命。我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共投入兵力30万人，在作战过程伤亡约7.9万余人，筑路部队伤、病、死1000余人，收复了缅甸国土14万平方公里和滇西国土4万平方公里。新、改建和打通中印公路全长1736公里，新建成中印油管全长2960公里，打破了日寇对中国陆上国际交通线长达两年零八个月的封锁，粉碎了日寇妄图切断中国外援，迫使中国投降的狂妄企图。当时国内其他战场在日寇一号作战计划的凌历攻势之下节节溃败，而滇缅战场是唯一打胜仗的战场，捷报频传，再加中印公路的通车，中印油管的通油，给全国抗日军民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日本侵略军在这场战争中，据战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著《缅甸作战》记载，共计投入兵力308501人，战死185149人，残留回国118352人，以惨败而告终。这场战争把日军胶着在滇缅战场上，粉碎了他梦想西进印度和纳粹德国在南亚会师以囊括世界的狂妄战略图谋。

缅、滇之战支援和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地区的反攻战争。当时美军正在太平洋展开艰巨的逐岛攻坚争夺战，日寇陷在中、缅战场总共兵力达130万之众，无法调去太平洋地区增援，使美军得以减轻压力和抗力，从而获得节节胜利。

缅滇之战瓦解了日军在缅甸的统治，为缅甸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减轻了东南亚人民抗日的压力，鼓舞了他们抗日必胜的信心和斗志。

这次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派兵出国御敌战争的胜利，打出了中国的国威，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作者曾任中国驻印军新38师翻译，1985年离休前任《东北公路》杂志主编）

2005年第10期 日军侵华的鸦片战略　作者：兰殿君

鸦片战略以毒制华

“鸦片战略”是日本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强制种植并专卖鸦片行为的简称。之所以称其为“战略”，是因为日本制订这个政策时一箭双雕，有极强的目的性和完整的“以毒制华”构想。推行是由当时的军部、特务机关以及政府下属的“兴亚院”负责。兴亚院是日本负责中国被占地区的行政部门，以日本首相为总裁，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为副总裁，后来易名作“大东亚省”。由此可见，“鸦片战略”是由日本最高决策层负责并组织实施的，并非侵华日军的自发行为。这一罪恶计划的实施，使日本获取了大量的侵华军费，成为毒害民众和削弱中国人反抗能力的重要手段。日本军方断言：“中国只要有40%的人吸食鸦片，那它必将永远是日本的附属国”；又叫嚣“亡中国可不用枪炮”。由此可见日本对华的“鸦片战略”，实为将中国殖民化的前奏曲。

据1943年“大东亚省”的调查报告披露，日本将中国的鸦片生产区域按照伪满傀儡政府的规划，分为“满洲”、“蒙疆”、“华北”、“中支”等四处，并逐渐向国统区渗透。又据日本学者掌握的材料，仅侵华日军贩毒机构——宏济善堂（1939年4月成立，秉承日本兴亚院和大使馆之命，全权管辖汪伪辖区内的鸦片业务及行政）在华开馆5年即盈利逾10亿日元。若拿这笔巨利建造当时日本最新型的翔鹤或瑞鹤级航空母舰（每艘造价8000万日元），可建造12艘之多。

在沦陷区，日本倾销鸦片几近疯狂。关东军向满洲贩卖的毒品不但有鸦片，还有吗啡、金丹、海洛因等精制毒品，大多以奉天（今沈阳）为集散地。“七·七事变”后，日军又以天津日租界作为制毒、贩毒的基地，向华东、华南的上海、香港等地大肆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海洛因等毒品。日军入侵之地，即是毒品交易泛滥之处。更为歹毒的是为使民众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成瘾中毒，日本还制造了含鸦片香烟、口香糖等等，使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像滚雪球似的增长。

政府纵毒设署专卖

1932年9月，伪满当局成立“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鸦片法》，次年设立“鸦片专卖公署”。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32处，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官办机构，进行鸦片的生产、交易，以低价收购原料，高价出售成品给瘾者。为垄断专卖，总署行文各地取缔私人经营，但禁而不绝。伪康德四年（1937年）6月末统计，政府在各地共设立鸦片零售所1890处，吸食毒品者1933年为56804人，到1937年增至为811005人（见1940年出版的《民生年鉴》103页）。伪国务院总务厅《政务概况》披露：1938年1月，由于“吸食骤增”，烟土亦告竭。当局于本年一次从伊朗输入鸦片1500箱，“以济瘾者之急需”。可见证伪满洲国的统治阶级荒唐无耻到何种程度。

政府设点专卖鸦片，造成了烟毒的泛滥成灾，引起了国内有识之士的不满。当局为遮人耳目，于1937年制订了所谓《鸦片十年断禁方策纲要》，1940年又成立禁烟总局，并在各省、市设烟政科，官员们口喊禁烟，暗中干的却是纵烟勾当。继之又在铁岭、绥化增设烟膏制造厂，并将原有1800多个“烟管所”充实扩大，实行官营。《十年断禁方策纲要》中只字未提对瘾者的治愈和限产计划，对现有瘾者只规定“不进行登记就不售予鸦片”的原则。这样一来，不管是谁，只要申请登记，不经检查，就可领到政府颁发的鸦片吸食许可证。实则变相鼓励民众吸食鸦片，以此创造税收。

遍植罂粟民食维艰

据1937年伪满《民政年报》等官方资料披露：1933年至1937年鸦片的栽种，已遍及伪满洲国的七省三十县一旗，总面积达68万5千亩。这还不包括秘密栽种的面积。以热河省为例，1936年罂粟种植增加二千顷，总收获量达825万两（见《日伪档案》第262号）。1941年后，鸦片政策也开始直接为日本战争经济服务。根据1943年禁烟总局制定的计划，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被指定为鸦片栽种地区，并实行集团栽种。这一年三省被指令种罂粟六百公顷，四平省开原县“被指定的320顷地的罂粟栽培地区”，大片良田被用于种植毒品。各地所收获的罂粟由鸦片专卖机构按定价每两一元二角统一收购。对于拥膏腴之地拒种罂粟的农户，政府强令种之，如间岛、安东（今丹东）地方农民愿种花生、玉米，当局则出动军警强行毁稼，“一时四野哭号”，怨声载道。由于大片良田广种罂粟，时时出现粮荒。国民偶然吃上一顿粳米、白面，则有成为“经济犯”的危险，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可谓悲乎哀哉。

敲骨榨髓烟害为烈

鸦片实行专卖以后，当局见其既可毒害民众，又能攫取暴利，越发鼓励。伪康德五年（1938年）哈尔滨市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有70处管烟所，有管理人员150名，服务人员452名。同时还有哈尔滨市成膏所，专司鸦片的加工发售工作。登记吸食鸦片的瘾君子有29240人，卖出成膏四亿零七百九十七万余两，渔利三百九十二万七千余元。又据官方公布，1932年政府鸦片岁收入一千九百四十万九千六百三十七元；1936年增到三千七百六十九万二千六百四十一元（见1937年《政务概况报告书》上卷139页）。政府在获取巨大收入的基础上，纵毒计划亦逐年扩大。1939年的财政预算中为发展毒品事业，所作的庞大预算为四百一十一万七千四百三十六元，其中仅购置吸食鸦片的器具占经费3%，余为收购鸦片原料及增设销售网点的费用。

这样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毒品产销事业，不能不使其治下的子民遭受灭顶之灾。当年许多人成瘾中毒不仅失去民族意识和反抗斗志，而且成了丧失劳动能力和无法自理的废人。日本人又反唇相讥，说满洲人是一群“东亚病夫”。1938年官方半遮半掩地承认，全国因“吸食鸦片中毒身亡者本岁约十五万人”。这个数字还是被大大缩小了的。现存的敌伪档案材料表明，政府纵毒仅哈尔滨市的抽样调查，便可见烟毒为害之烈：哈尔滨市吸食鸦片者以中壮年为主，其中30—50岁占76.56%，其次是20—29岁占11.09%，51—69岁占8.7%，上瘾二年者即神志恍惚而丧失劳动能力。一批一批健壮的人，成为鸦片的牺牲品，这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2005年第10期 抗日报刊“孤岛”求生记　作者：郑连根

在中国现代史上，“孤岛”是个特定的名词，它指的是从淞沪会战后沦陷（1937年11月12日）到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租界。在这个阶段，一方面，上海已经沦陷于日军之手；另一方面，上海租界地区因受英、美等国家的管辖而不受日军的直接控制。租界像大海中“孤岛”，尽管危机四伏，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爱国人士的避风港，在“孤岛”上，抗日宣传活动还可以有声有色地开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事发之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以“中立”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淞沪会战之后，上海沦陷，上海租界成了“孤岛”。此时，英、美、法等国的租界也以“中立”态度应对时局变化。一方面，租界当局不想得罪日军，警告租界内的中国报刊不得使用过激字眼，不能以“敌”、“敌军”来称呼日军；另一方面，租界也对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各国人创办的新闻事业予以切实的保护，不容许日军干预租界内的新闻事务。鉴于此，中国共产党及其他爱国力量在1938年初创办了一批打着洋人旗号的报纸，使租界的抗日报刊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其中最有名的报刊就是《每日译报》和《文汇报》。

《每日译报》的前身是《译报》。当时的上海租界有许多外文报刊，在这些报刊上，有关中国抗战的消息、评论很翔实。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利用了这一有利条件，于1937年12月9日创办了《译报》。《译报》将外文报刊上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消息翻译出来，向人们报道抗日战争的进展，宣传持久抗战的主张。但是，《译报》因其抗日锋芒太露，很快引起了日军和租界当局的不满，仅出12期就被取缔了。《译报》被取缔后，中国共产党又于1938年1月21日创办了《每日译报》。吸取《译报》的教训，《每日译报》名义上改由在香港注册的英国商人、中华大学图书公司主持人孙特斯·裴（J.A.E.Sanders）、拿门·鲍纳（N.E.Bonner）两人出面发行，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江苏省委的机关报。为了迷惑日军，《每日译报》的创刊号上还特意宣称：“一张好的新闻纸，应该使人发生好奇的心理——对于别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事，发生好奇的心理。一般的来说，这就是《每日译报》主要的宗旨。除了提供当天新闻中一种正确而且及时的精粹外，我们还应先译述各国报纸中的权威作品，尤注意有关中国和远东的事情。我们对于所提供的题材，毫无特殊的偏见，更无偏重的成见。我们尽量地大公无私地来选择。”

在实际操作中，《每日译报》以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持久抗战的主张作为自己报道的主要内容，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演讲、文章以及党的重要文件都进行刊登。从1938年8月23日起，《每日译报》连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共连载了12天。1938年11月27日，它又以“转译”的形式刊发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告全国同胞书》。通过刊发这些重要的文件，《每日译报》将中国共产党的声音传到了上海租界，给身陷“孤岛”的人们带去了思想的曙光。

与此同时，抨击汉奸投降活动，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也是《每日译报》报道的重要内容。早在汪精卫公开叛国之前，《每日译报》就于1938年10月12日发表社论，批评汪精卫对外声称“中国未关闭调停之门”的做法，指出这种妥协言论的危害性在于松懈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好让日本侵略者从容消化已得赃物，而后一举灭亡中国。汪精卫公开投敌之后，《每日译报》组织了大量声讨稿件，发动了“讨汪攻势”。1938年6月15日，《每日译报》译载国联鸦片问题会上美国代表的发言，披露日本从伊朗收购46万磅鸦片运至中国沦陷区的罪恶行径；9月3日，又发表社论，呼吁制裁日军在华使用毒气的丑行；1939年3月10日，又译载美联社消息，曝光日军护送3700箱波斯鸦片至上海沪西区的事实。

《每日译报》还多次发起与组织抗战支前、捐献活动。1938年7月，在“孤岛”首创节约救难捐款活动，得到了广大市民的热烈响应，三个月内收到捐款1.6万元；1939年1月，又组织新年献金捐款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募得大笔钱款和物资，组织了两批上海民众前往皖南慰劳新四军。

在《每日译报》创刊后第五天，即1938年1月25日，严宝礼等留居“孤岛”的爱国人士集资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仍以英商报的面目出版，名义上由英国人克明（H.M.Cumine）担任董事长兼主笔，实际上主持报务的是严宝礼。胡惠生、徐铸成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文汇报》坚持民族大义、坚持抗日宣传，大力报道中国军民的抗战业绩。创刊号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津浦线上包围了山东日军的消息。在台儿庄战役期间，《文汇报》从1938年3月19日至4月10日的23天中有22天在头版头条报道中国军队的辉煌战绩。

除报道正面战场的战果外，《文汇报》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战场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它创刊第三天就报道了八路军挺进平绥、平汉、正太铁路三角地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绩；1938年3月15日，《文汇报》发表社论《西北大战的展望》，对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现状予以高度评价：“陕北现为八路军之中心，人民经两年余之严格训练，抗日思想最为浓厚；武装民众，遍地皆是。彼等已厉兵秣马，准备为保护国土，献身祖国。八路军主力，现集中陕晋边境者无虑二十万，经多年之苦斗，万里之长征，耐劳苦，守纪律，有浓厚之政治意识，高远之政治理想，每一个士兵，均能成为一个作战单位。”

值得一说的是，当年《文汇报》的“文会”副刊就很有名，它于1938年2月8日刊登了题为《朱德将军最注意的事件》的通讯。此外，它的“世纪风”副刊也很成功。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和进步文艺界的支持下，左翼作家柯灵主编的这个副刊逐渐成为“孤岛”上一个强大的抗日文学堡垒，它每天刊出一至两篇杂文，并出过多期杂文专辑，内容都是以宣传抗日和反对汉奸为主的。此外，它还刊发报告文学、通讯和特写。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进行曲》、勃脱兰的长篇通讯《与中国游击队在前线》等就是在“世纪风”上发表的。

《每日译报》、《文汇报》的创刊，带来了“孤岛”抗日报刊发展的新局面。受两者启发，《国际夜报》、《导报》、《通报》、《大英夜报》、《循环报》等英商报纸纷纷创刊，一个以“洋旗报”为主体的抗日宣传阵营建立起来了。到了1938年9月，上海著名的商业性大报《新闻报》及其晚刊《新闻夜报》请回了原馆主美国商人福开森（J.C.Ferguson），改由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0月，《申报》也聘请美国人安德林（P.M.Anderson）为董事长、阿乐满（N.F.Allman）为总主笔，从汉口迁回上海，挂美商哥伦比亚出版公司的招牌出版。11月，国民党中央直辖党报《中美日报》创刊，名义上由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出版发行，施德高（H.M.Stuckgold）为董事长，实际上由吴任沧、骆美中等主持。11月21日，上海著名的《大晚报》也脱离日伪的新闻检查，改由英商佛利特（B.H.Fleet）主持的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发行。到了1939年4月底，在小小的上海租界，每日出版的“洋旗报”已经有15种之多，总销售量达20万份，形成了浩大的抗日宣传声势。

在“洋旗报”崛起的同时，各类抗日刊物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版，主要有《华美》周刊、《上海妇女》、《杂志》、《文摘》、《译报周刊》、《公论丛刊》、《文献》月刊、《良友》画报、《职业生活》、《导报增刊》等。其中，《华美》周刊创刊于1938年4月，因挂名美商的华美出版公司而得名，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时事政治性刊物，王任叔、梅益等主持编务，被称为当时上海“最精彩、最富战斗力的一个周刊”；《文献》月刊创刊于1938年10月10日，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份时事政治性刊物，以发表抗战文献为主，由英商中华大学图书公司发行，钱杏任主编；《职业生活》创刊于1939年4月15日，初以英商《国际日报》增刊的名义出版，后因《国际日报》发行人被汪伪政权收买而改为独立出版。

从1939年5月以后，租界局势日益险恶，“洋旗报”受到挫折。5月18日，《每日译报》、《文汇报》被停刊；6月1日，《华美晨报》被停刊；7月1日，《导报》被停刊……到了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创刊的“洋旗报”几乎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抗日宣传的重心转向刊物。于是，1939年下半年，我党又创办了《学习》半月刊、《上海周报》、《时代》周刊等，使得抗日刊物的队伍更加壮大了。

这一时期，国民党及其他爱国力量也创办了不少抗日刊物，比较有名的是《中美周刊》和《大美周刊》。《中美周刊》创办于1939年9月23日，是国民党在《中美日报》第二次遭停刊处分后，为了继续宣传抗日而创办的，它挂靠在美商罗斯福出版公司的名下。为了明确表示自己的抗日主张，它在发刊词中称“将一如本公司所出版的《中美日报》”；《大美周刊》创刊于1939年6月，挂靠在美商大美出版公司名下。

“孤岛”上的抗日报刊经常受到日军和汪伪汉奸特务的破坏。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找到了一个流氓常玉清，由他出面组织了一个叫 “黄道会”的恐怖团体，专门破坏抗日宣传事业。比如，1938年初，汪伪苏浙皖三省统税局要求租界报纸刊登该局的一个通告，《华美晚报》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结果当晚就有一个暴徒来报馆投掷一枚“锤形手榴弹”，炸伤三人。次日，报馆又收到了这伙暴徒的恐吓信，扬言要炸毁报馆；同年2月10日，一个暴徒闯入《文汇报》报馆，投掷了一枚“木柄手榴弹”，炸伤三人，其中发行科职员陈桐轩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去世。据统计，自1938年1月至5月，“黄道会”就向抗日报馆投掷炸弹八次，受害报馆除了上面提到的《华美晚报》和《文汇报》，还有《每日译报》、《导报》、《大美晚报》等。此外，他们还采用投送人手、悬挂首级等更为残忍的手段恐吓抗日新闻工作者，《华美晚报》、《文汇报》的负责人就先后收到他们投送的人手和字条，字条称：“此乃抗日者之手腕，送与阁下，希望阁下更改笔调，免尝同样之滋味。”

1939年春，汪伪政权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起了以丁默、李士群为首的汉奸特工机构，命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6月16日，这个机构向所有坚持抗战宣传的“洋旗报”的工作人员投寄了恐吓信，警告收信人不许“反汪”、“反和平”，否则“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

对于日伪的恐怖活动，“孤岛”上的抗日爱国人士临危不惧，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收到汪伪特务的恐吓信后，《大美晚报》编辑朱惺公在自己主持的副刊上发表了“公开回答信”，痛斥伪特务的卑鄙手段，表达了宁死不屈的爱国热情。他说：“这年头，到死能挺直脊梁，是难能可贵的。贵‘部’即能杀余一人，其如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何？余不屈服，亦不乞怜。余之所为，必为内心之所安、社会之同情、天理之可容！如天道不灭，正气犹存，余生为庸人，死为鬼雄，死于此时此地，诚甘之如饴矣。”文章发表后，迅即为人传诵，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抗日斗志。当然，朱惺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第一个被汪伪特务暗杀。随后，《大美晚报》的负责人张似旭、大光通讯社的邵虚白、《申报》记者金华亭、《华美晚报》主持人朱作同等也因坚持宣传“反汪”、“抗日”而被汪伪特务暗杀。

为了对付汪伪汉奸特务的暗杀，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各报馆纷纷加强了“戒备”：装上铁门、布上铁丝网、雇人巡逻；不仅巡逻的人数较平日增加许多，而且由徒手执勤改为武装站岗。可以说，这时的报馆几乎与兵营无异。许多坚持抗日宣传的报人干脆将铺盖搬到了报馆，吃住全在报馆，尽量不外出，以防遭遇不测。与此同时，抗日新闻工作者还与租界当局沟通，寻求保护。租界遂派出巡捕在报馆林立的福州路一带昼夜巡逻，对于被日伪视为眼中钉的《大美晚报》，租界当局常年派一辆铁甲警车停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并在附近设了两座堡垒，派兵驻守。就这样，经过抗日新闻工作者的英勇反击和租界当局的配合、保护，“孤岛”上的抗日宣传活动虽然险象丛生，但始终没有被日伪特务剿灭，直到1941年底日军占领了租界。此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美英已对日宣战。

2005年第10期 秦家店的郡县制　作者：尹振环

谈“秦家店”不能不谈“郡县制”。而谈这个问题，又不得不从《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谈起。

一《人民日报》对郡县制的肯定

1974年5月毛泽东有首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固然这里已在“批孔”，但重点在“从柳退”。所谓“退”，显然指从郡县制退向分封制。同年8月5日又传来了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商量，

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是流传之诗，究竟是“少骂”还是“莫骂”；“多行”还是“都行”；是“祖龙虽死魂犹在”，还是“祖龙魂死业犹在”；多方比较，看来上述文字比较可靠吧？

过了两个月即1974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岸苗的文章。它是这样说明和肯定郡县制的：

“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从政权组织形式（尹注：还有中央和地方的国家结构形式）方面来说，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可见实行郡县制，维护国家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儒家和任何反动派都改变不了的。”

这篇文章是揣摩之作，还是承旨写作，不得而知，但《人民日报》显然是同意作者把“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与“郡县制”基本划等号的，后面又基本上与“马克思主义”划了等号：

“维护这种统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郡县制等于国家统一，维护今天的郡县制等于维护统一，等于“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今天行郡县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是“任何反动派也改变不了的”。是否如此，我们不得不追溯郡县制的由来及其利弊。

二郡县制的由来与实质

《辞海》释“郡县制”为：“由春秋战国到秦代逐渐形成的地方政权组织”。这里仅仅视郡县制为一种地方政体。但毛泽东视为“秦政制”，而《人民日报》的文章与《封建论》是把郡县制看成国家政体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

吕思勉先生20年代的《中国国体制度小史》，把郡县制看作“国体”：“由部落而至封建，由封建而至郡县”，即三种“国体”的递进程序。他又把郡县制看成一种时代：“我以为国家之成，实经三时代：⑴部落时代；⑵封建时代；⑶郡县制时代”。这种对时代、对政体的概括划分极为简炼而深刻，能发人深思。

郡县制是由分封制（柳宗元和吕先生谓之封建制）演变而来的。周灭商后，为了统治被征服的广阔疆土，大封诸侯：第一，封“功臣谋士”，如开国大功臣姜太公吕尚被“首封于齐”。第二，封兄弟、同姓五十余人，只要不是疯痴，都被封为诸侯。第三，对助周伐纣的“八百诸侯”，承认其地位和占有的国土。第四，臣服的商纣遗老遗少，如纣庶兄微子启，被封于宋（见《史记·周本纪·殷本纪》）。受封诸侯承认周天子为天之长子，天下之共主。诸侯在分得的国土上，聚族立宗，修建城池，设百官有司，组成宗族的国家机器，也像周天子那样搞分封，将一部分土地分给昆弟子侄、姻亲，任命为卿大夫。因此，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皆“支子母弟甥舅也”。各侯国除了朝觐、互通聘问外，就成了所封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各方面的自主权。这就是宗法分封制，是我国早期“封国土、建诸侯”的权力分配、政治结构形式。它适应当时生产力低下、经济上缺乏联系的现实。随着一再传后，始初亲密的血缘关系变得如同路人，同时出现了强弱治乱的不同，于是“列侯骄淫，赎货事戎”，大吞小，强食弱，战乱频仍，周天子则由“威分于陪臣之邦”，到“国殄于后封之秦”，西周时的千余诸侯，变为百四十余，再变为十几，后由七雄统一于秦。

春秋战国时，许多侯国拓地千里，他们如何处理国土、分配权益呢？依然搞分封，允许被封国拥有地盘、都城、武装和宗子世袭吗？数百年大权旁落终遭弑逆篡夺的教训，都告诫君王那样办后患无穷，并且它不利于应付当时残酷的战争。于是由国君直接任免长官的县、郡，首先在灭国、在边疆建立起来，后来又扩展到内地。同时宗族式的中央国家机器，也由于难以适应兼并战争及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渐被非贵族出身的、甚至出身贱微的、可以随时任免的客卿和官僚所取代。但是，春秋时，县常常被化为私产，战国中后期，也仍有一部分国土属于私封地。全面彻底推行郡县制的是秦始皇。灭六国后，他断然拒绝“请立诸子”的建议，一方面对“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赏之”，尽管封了个别功臣为侯，但不得拥军、不割地、不治民；另方面，“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监、尉”，政、军、监互不统属，互相监督。中央同然：三公九卿，只对皇帝负责。诸子侄“为匹夫”（《史记·秦始皇本纪》）。过去由宗室姻亲组成的国家机器，现在为大批官僚和军功显贵所取代。郡县制、官僚制的政治结构建成了。

可见始初的、广义的郡县制就是一种国家政体。它的全部含义是：⑴一种处理帝王与宗室、功臣、重臣权力分配的方案。中央及地方大臣、重臣，不得拥有自己的军队，地盘，以成势位。⑵它含有君王掌控大臣、地方重臣的生杀富贫贵贱“六柄”的含义。柳宗元的话叫“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其实何止于“斥”。为秦浴血奋战近四十年，战功显赫一代的名将白起，秦昭王就能轻易赐死。一旦秦二世靠阴谋篡夺帝位，就能不费吹灰之力，“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继而“行诛大臣及诸公子”（《秦始皇本纪》）。⑶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种制度。目的在于中央牢牢控制地方，地方完全听令中央，服从帝王。“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从制”，“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柳宗元语）。总之，郡县制使地方之权集于中央，中央之权受控于帝王，所以“郡县制时代”，用历史教科书的语言来说，乃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之时代的代称。这种政治体制：第一，保证了书同文、行同伦，使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保持了长期的统一；第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它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它是古代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重要政治保证。秦以后有四次违反郡县制的分封，无不招来内乱。所以，人们才肯定它比分封制进步。但也不容否认，它从一开始就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的灭难：第一，它不仅使“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而且使全国官吏，无一例外地匍伏于帝王脚下，使之所思所言所趋都是一种模式：“君王圣明，臣罪当诛”，“倾天下为一家”。它成为帝王滥用权力的工具与保证。使帝王在某些时候可以为所欲为。第二，它无法走出一治一乱、恶性循环的圈子，也无法避免“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在郡县制下，“国之治乱，在君一人”，而一个朝代世袭之君，十之七八皆为昏、庸、懦、暴、幼之君，很少明君、圣君，加上奸佞之臣，总是将社会推向灾难，天下徒叹奈何。秦王朝与隋王朝就是极好的证明。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说成是“基本上采取郡县制”，只能说明政治制度出了大问题。但愿不是说，文革时期我们已由“民国”、“人民共和国”时代退到“郡县制时代”。

三孙中山、马克思主义之于郡县制

照吕先生“原始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的划分，那么辛亥革命后，就可以说是进入“民国时代”了吧？我们先看看孙中山先生的设计，他设想了什么样的方案以取代郡县制。

人民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不过是被瓜分的物件，他们毫无政治权利可言，交粮、纳税、服役才是他们的“权利”。作为国家主体的农民，除了依靠大自然的恩赐之外，往往要看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皇帝。旱涝之后多少还可想点办法，骂几句娘也不关紧要，而碰上一个无所不能的帝王及其触角遍地的统治机构，则只能徒叹奈何，除非逼上梁山。随着生产力、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莫奈何的无权状态，终于提上日程。

所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上就是权力分配的扩大，资产阶级以人民的名义将帝王垄断的权力收回，谓之“还政于民”，由“人民”产生和制约权力机构（加之居住、迁徙、言论、思想、出版自由），以改变“无可奈何”的局面。孙中山先生主张以县为自治单位，“移官治为民治”，只有自治、选举，“主权在民的规定，方不具空文”。由于省的地盘大，割据势力大，所以孙先生主张一方面省受自治之监督，另方面受中央之指挥：省长自选、省宪自立，但一律不得违国宪。孙中山先生将政府喻为一部“车”，过去车属皇帝所有，他愿开则开，想开到哪里就开到哪里，自然享受者只是少许人。今天“车”属人民了，而总统、官员，不过是人民雇来开车的“车夫”，人民怎样制控车与雇车夫呢？那就是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政权”，来指挥上面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大“治权”，合而谓之“政治”。但当时人民的大多数一时还难以享有这些权力，他们不过挂名，因为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生存尚感困难，还管得了许多。真正享有者不过是有钱有势、拥有财富、掌握知识的少数有产阶级。这就是为什么在“民主”前冠以“资产阶级”的缘由。当然孙先生知道：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经过军政、训政、以达宪政的过程。后来孙先生又发现，不“掘陈土”——即不彻底从体制、从经济、文化、思想诸多方面铲除封建专制主义，连这也难以实现（上引均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23、529、759页）。

以上就是孙中山之于郡县制主张的大概。下面看马列之于郡县制。

由于把郡县制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那就不得不引经据典了。

社会主义革命在夺取政权以后，变革了生产资料所有制，为“还政于民”提供经济基础。先“还政”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然后还政于社会。它把资产阶级革命所说的“人民”变为实在，它为每个公民都能享有政治权力提供可能。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的和其他经济目的的一个过渡性的、迫不得已的手段罢了。所以完全可以想象马、恩、列之于“郡县制”的主张是什么了。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大量引用了恩格斯的论断。这些论断可以同时代表马、恩、列的主张。

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的统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总之，需要统一的共和国。……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Gemeinde）都有美国式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们所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度，这已经由美国和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们表明，而现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属殖民地向我们证明了。由邦政府任命县长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我们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须坚决消除这种现象，取消普鲁士式的Landrat和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和各公社通过普选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和省的政权机关。”（《列宁选集》第三卷，226、227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北京）

这里哪里有一丝一毫“子厚”的味道？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被列宁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最高成就”。恩格斯在其导言中说：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名义上约等于2400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6000卢布）。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理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同上）。

可见马、恩、列力主：第一，“自治”，甚至是“美国式的充分自治，这正是我们应该有的”。他们了解美国也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并不排斥自治。第二，普选。马克思的话叫：“用等级任命制去代替普选，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第三，必须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要“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恩格斯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里哪有一丝一毫郡县制的味道？1891年恩格斯再一次告诫：国家最多不过是无产阶级在胜利之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应该“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

柳宗元的《封建论》是为帝王设计的，马、恩、列则是为人民大众为无产阶级设计的。它毫无“尽畜于我”（柳语）之意，而是对“摄制四海”的人的“摄制”，四年或七八年之内必须让贤，更绝对不能让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对于一切所谓的“人民公仆”，“朝选而不道，夕罢免矣；夕任之而不法，朝撤之矣。”哪里与秦皇、柳宗元有半点相通？

四法式的“郡县制”

现在我们需要拿西方的“郡县制”作一个比较。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成果终于为连连在军事上取得赫赫战功的拿破仑所摘取。他在1799年雾月十八日政变后不久说：“有了我的地方长官、宪兵和僧侣，我就能够利用法国来做我愿做的一切。”果如所愿：他修改宪法、执掌全部政权，使四院（参政、立法、元老、保民）成为“哑配角”，再无权解决任何国家大事，后来干脆连立法、元老、保民三院也不要了，并取消所有民选官员，中央及各省高级官员统统由他任命。1802年他宣布自己成为终身执政，1804年登上皇帝宝座。他承认天主教是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让教皇为其称帝加冕，赢得君权神授的光环，将“神职宪兵”——僧侣争取过来。进而继续查封报刊、控制舆论，恢复严刑峻法，实行思想文化专制主义，公民的一切权利被无形地取消了，一律变成顺从他的臣民。这岂不就是法式的“郡县制”？拿破仑就是借助这个制度，征发300万军队（十四世纪前，国王征集三万军队也困难），东征西讨，“把整个欧洲踩在脚下”，一度使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没有法式郡县制，拿破仑可以为所欲为吗？

如果华盛顿不是面临美国十三个州自治的传统，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国郡县制，他能否拒绝君主政体，不成为美利坚王国国王呢？如果拿破仑成了华盛顿，到了美国，他能否黄袍加身呢？哪怕朝思暮想，念念不忘。

如果中国、苏联已经彻底废除了“郡县制”，能否兴起现代迷信、现代造神运动呢？

凡此是需要比较研究的。

总之，郡县制与马克思主义相距万里，冰火难容。时代不同，性质、作用、目的完全不同，岂能划等号。至于秦始皇，能否与马克思相加，相加的后果是什么，文革就是最好的答案，无须多言了。

（作者系贵州省委党校教授）

2005年第10期 儒学历史命运论纲　作者：袁伟时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没有统一的儒学；19、20世纪亦不例外。展望儒学未来，应该以儒门各派近200年间在中国的际遇为基础。

走向困厄的几条途径

儒门盛衰都应“反求诸己”。困厄是沿着传统旧径滑行的恶果。

第一，自我封闭的天朝心态。

这个时期的儒学主流一直有条非常坚固的思想长城：中国文化(主干是儒学)无比优秀，民族生机无庸外求。“天朝无所不有”，“严华夷之辨”，向外夷学习就是离经叛道。从鸦片战争至义和团，与侵略者五次大战，无不失败，就是中国人为此天朝心态付出的代价。时至20世纪，虽有改变，但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道德举世无双的观念，仍不时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壁垒。1949年以后，那么多人迅速形成“革命的”天朝心态，在极其落后而封闭状态中沾沾自喜，亦是传统思维的余绪。

第二，政教合一。

中国式的政教合一，使儒学成了历代王朝法定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连绵二千年的农业社会中，它在稳定社会秩序，提高全民族的道德和文化素质中起过良好的作用。但同一切依仗政权强制推行的人文思想一样，它有两个如影随身的副产品：

一是培养出一大批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假道学。与政权结合的道德理想主义，不仅不恰当地把宗教性的道德标定为社会日常的行为规范，而且使之成为博取荣誉地位的首要条件。职是之故，矫情欺世之辈，比比皆是。

二是假“卫道”以营私之辈不绝如缕。其上焉者不惜借权力打断学术与社会发展的生机，突显自身的“忠诚”。下焉者则冀图以人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凡专制政权必豢养此类爪牙。在历次文字狱、冤案和戊戌政变等大小事件中均留下了此辈身影。

在社会大变动中的建树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

“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

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

第三，传承了坚持正义、反抗强权的浩然正气。

外来侵略与内在专制是这个时期中国的最大忧患。在这些邪恶的威胁下，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没有中绝，这与儒家思想和道德传统的熏陶密不可分。

在侵略者面前，中国军人大都坚持了民族大义。例如，吴佩孚便冷对日本的威胁利诱，拒当卖国贼。这是他服膺儒学，修身养性的结晶。“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尤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这副自撰联道出了这位儒将的情怀。

儒学还造就了不少在专制淫威下不屈不挠的耿介之士。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的大儒——梁漱溟、徐复观就是其中佼佼者。

第四，薪火相传，开创了现代儒学的新格局。

儒学没有在中国消逝。20世纪20年代以后，它已经形成了适应新时代的生存形态。消逝的仅是那些应该消逝的成分。

儒学新的存在是由各有特色的部分构成的。各部分互相渗透，为方便说明，可以强分为三：

一是思想儒学。由康有为开其端。20世纪初包括章太炎在内的国粹派别树一帜。民国建立后东方文化派继起。20年代《学衡》派与梁漱溟等奋起与西化派抗衡。30年代后，以熊十力、冯友兰先后推出自己的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为标志，新型的儒学已成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继近几十年新儒家在港台和海外名家辈出后，近年在大陆也出现了以蒋庆为代表的创立自己的儒学理论的新一代学者。

二是学术儒学。一方面是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出版。单就数量而言，20世纪出版的儒家典籍已远远超过历史上最盛的年代，而且方兴未艾。另一方面是研究。19世纪总结汉学成果，成绩斐然。20世纪，儒学研究已纳入现代学术轨道。除一切学术活动均不正常的50—70年代外，观点的歧异，体现着研究的深入和学术繁荣，也表明非学术的压制已经力不从心。

三是大众儒学。在汉族民众中儒家思想一直没有中断。风俗习惯的传承，古籍的阅读和传统文学艺术的感染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基本渠道。从市井小民到赳赳武夫，完全不沾儒门雨露的极为罕见。

那么，人们为何老是慨叹人心不古，儒学飘零呢?

有的是对现代文化的多元格局不适应。从钳制和统一思想的标准转变为多元中的一元，角色的转换导致相应的心态转换。恋旧者不胜沧桑，无限悲凉。

有的则是道德秩序重建中的感慨。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传统道德中与现代性不兼容的部分必然反复成为攻击目标。此外，变动不居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社会生活，往往一再出现冲破原有道德规范的状况。要是前者比较容易赢得人们同情的理解的话，后者则屡成怨府。

对新世纪的展望

鉴往知来。未来的儒学也许有这么几个特征：

第一，回归“原儒”。

原儒就是学在民间，不是也不应是某一政权的意识形态。

原儒是学，是商，任侠，参政……广布人间，无所不适。

原儒的唯一依靠是学术自信，以理服人，赢取众信。

第二，告别“醇儒”。

“醇儒”的世界是一元化的。现代文化是多元的。过去没有未来更不可能有儒学的一统天地。

“醇儒”的文化心态通常是排他的。同一切学术流派一样，儒门有许多欠缺。多元的现代文化有公认的共同价值基础，例如：自由，法治，民主，人权……如果排拒这些来自异域的价值观念，必然又一次祸国殃民。

“醇儒”的修身往往流于虚伪。人性复杂，“不为圣贤，就为禽兽”的说教是荒唐的。学的基础是理性，不是盲信。现代人应该“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广收博取，儒者亦不例外。同时，儒门雨露广被四方，释、道、耶信徒中不乏儒门智慧的现象必将更为常见。

总之，封闭性的“醇”不足为训。博乃至杂才是儒学未来的存在。

第三，多出大儒。

在多元世界中儒学能否在海内外吸引愈来愈多的追随者?没有新的思想家就没有新的学术高度和思想震撼力。思想学术无国界。这些思想家应有能力在世界学术论坛中角力。

关注儒学未来，首要的任务应为新时代的孔孟荀的不断涌现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

（作者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5年第10期 政商勾结：韩国的毒瘤　作者：詹小洪

一腐败令历届总统难于善终

1987年韩国实现了政治民主化，是年总统大选，第一次和平地实行了政权更替。迄今已历四届总统。每一任总统上台无不信誓旦旦，向国民承诺铲除腐败，但结果历届总统无一善终，不得不就各种丑闻低着头向国民谢罪道歉。军人出身的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如此，政治人物当选的总统也如此：以上任伊始便号召政界开展反腐败的“净手运动”深得民心的金泳三总统最后因儿子腐败丢尽颜面；民主运动时期的斗士金大中总统上任后，推行南北和解的“阳光政策”和沉着应付金融危机使韩国经济重振赢得了国民的高度支持，但他共12名亲属涉嫌腐败，三个儿子均锒铛入狱，令他英名毁于一旦；以“改革、道德性、国民参与政府”口号为标榜，被称作“平民总统”的卢武铉上任刚满一年，就遭到国会弹劾，停止行使总统职权。卢一条主要罪状也是其多名亲信收受黑钱搞腐败，总统选举时收受了企业非法资金，从而引发了韩国政坛地震。韩国最有影响的《朝鲜日报》刊登了一幅讽刺政商勾结题为《根深蒂固》的漫画，旁边的文字写道：“每当选举结束，总会暴露出来一些官商勾结的不正之风，虽然检察机关全力以赴杜绝官商勾结，但由于根深蒂固，很难连根铲除。”

国际透明性组织（TI）每年均对一些国家进行“腐败指数调查”，以10分为满分，得分越高排名靠前证明该国越廉洁，反之则相反。2002年调查了21个国家，韩国排18位，被列为最腐败国家之一。近几年韩国国内十件大事中，2000年“金融腐败”列第七件，2001年“贪污腐败层出不穷”也榜上有名。韩国政界的腐败引起了国民的极大不满，一个民间调查表明，接受调查的韩国青少年90%认为韩国是“腐败的国家”，但更要命的是，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居然有意在“什么时候和腐败分子同流合污”。韩国一个经济学教授撰文说：“如果韩国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减少到日本的程度，那么经济增长率将会提高1.4—1.5个百分点。”

二非法资金勾结政企

韩国政界选举很多：总统大选、国会议员选举、市和道（相当于中国的省）地方首长选举、地方议员选举等等。选举就要有各种费用，而且费用高昂并逐年升高。募集多种多样的选举资金就成了韩国腐败的一个直接动因。企业为政界选举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是最典型影响最大也最为国民所痛恨的腐败。虽然有《政治资金法》规定，国家财政要为参选的党派及候选人提供一定的选举费用，公营的媒体要为他们刊登一定数量的竞选广告，目的也是防止他们向企业伸手要钱。但是财政给的钱根本满足不了竞选人的需要。举个例子，据《朝鲜日报》报道，1997年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时，根据《政治资金法》，当时按规定民主党候选人金大中只有310亿韩元（约1200韩元比1美元）经费限额，但媒体估计实际上需要5000亿至6000亿韩元。这个巨大的资金缺口只能从各个企业筹集。根据《政治资金法》，企业可以给候选人提供部分竞选经费，但同样有限额，赞助方与接受方都得有明确的资金往来账户记录在案。企业提供的经费超过了限额就属非法政治献金。这种非法献金有时往来账目极为模糊，甚至是送现金。第十六届总统选举时，大国家党候选人李会昌的幕僚崔某收受SK财团100亿韩元非法资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02年总统大选动员时，大国家党的选情看好，极有可能上台，该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就向SK财团提出了赞助要求，SK财团就派人将100亿韩元分装在多个购物袋中，分几次用汽车送到崔的私人停车场。

企业向政客们提供的政治资金名目很多。选举过程中的“总统选举资金”相当于企业的“投保”，企业一般都给自己看好或关系密切的党派的候选人钱，但选情变幻莫测，有的企业怕押错了宝，就竞选双方都给钱求个保险。如果万一押错了宝，自己没给钱的那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了，企业往往就会送上“祝贺当选金”，请求当选者今后给予照顾，也算是对选举过程中押错了宝的“亡羊补牢”。韩国所以不断发生企业向政界行贿的理由，在于企业从未放弃过利用政治献金轻易获利的想法。因为收受了企业献金的党派的候选人上台后肯定会“投桃报李”，一般是通过政府隶属机构或金融机构给予企业优惠贷款和减免税务方式报答。2000年议会选举时，现代集团支援给执政的民主党的资金为200亿（仅检方查出的部分），和同年南北方首脑会谈之际替政府向北朝鲜秘密汇款五亿美元。以此为代价，现代集团从政府得到的回报可谓丰厚：高达33万亿韩元直接和间接的金融支援即优惠的贷款。这一切均是由于东窗事发后，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的自杀，由于检方的介入才真相大白的。固然企业提供非法政治资金有时是不得已，为此，韩国企业界的组织“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也不止一次发誓不再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说“再也不能忍受花钱被拘留的恶性循环”。但是，媒体批评企业界无论是为了“投保”还是为了“追求利益”而提供了资金，其目的和手段都算不得光彩。韩国政企在腐败问题上谁是主犯谁是从犯是很难说清的，公众也很难判断政界和企业谁更腐败。

应该说，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在总统选举或议会选举时收受的企业献金一般都还是作为政党经费使用，毕竟绝大多数资金还没进入个人腰包，属于集体腐败。但攀附权贵、以权谋财、拉拢选民等形形色色的谋一己之私的腐败在韩国也不少见，以后当另撰文阐述。

三 政企勾结腐败之探源

历届韩国政府为了打击腐败，也采取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国会还注意通过立法从制度上反腐败。前几年就有了专门的反腐败法。该法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因此增加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可获得最高达2亿韩元的奖励和彻底的安全保障。对举报腐败的奖励上限超过了举报敌谍（1.5亿）和逃税犯（1亿）。针对议员选举时政客拉拢选民的贿选，检察机关规定，如果选民接受了30万韩元（合2100元人民币）以上的财物，就会被拘留。因为向政界提供非法政治资金而遭厄运：逃亡国外、下狱、乃至自杀的大企业的董事长、总裁为数不算少。但是政商勾结的腐败仍屡禁不止，成了韩国社会的一颗毒瘤。归纳韩国内媒体的看法，似有下列原因。

首先，韩国一直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民主化以前的年代，大至制订国家产业政策、小至企业的外汇、银行贷款、海外投资、原材料供应，政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国内有研究韩国问题的学者说，韩国的大企业的董事长实际上是政府，业主只是扮演了管理者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的政治情结很浓，摆脱不了依附权贵最后自己成了权贵的命运。十几年来的民主化并没使情况有根本的改观，企业对政府的依赖，企业家向政界靠拢，“商而优则仕”的现象仍不少见。翻阅近几届韩国政府内阁名单，不难发现不少部长出自三星、现代、LG、SK这样大企业的管理层。

其次，韩国社会任人唯亲风气重。韩国也是个重视人情的社会，“血缘、地缘、学缘、人缘”在韩国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很重要。一朝天子一朝臣，每届新政府上台，就会对内阁部长、公营企事业管理层甚至连一些民间机构的负责人进行大换血。当选人要对竞选时帮助自己立下汗马功劳的幕僚论功行赏。趋炎附势之辈则瞅准机会进行投机，每当新的权势实力人物上台（下转77页）（上接76页）之前或之初，就会有人备着厚礼上门探访，媒体称这些“机会主义者”为“追赶新太阳的人”。韩国公众抨击“追赶太阳”的风气成为历届政府政策失败和腐败的根源之一。

第三，有贪渎文化的土壤。不管哪个政府部门都有贪污的公务员，连司法警察监察部门也不例外。2003年中，韩国反腐败委员会进行的一个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认为“公务员腐败”，其中最腐败的部门依次是：建筑75%、税务61%、法律事务57%、警察55%、国防及兵役48%。在2002年反腐败委员会发表的“2001年71个公共机构清廉度”报告，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排在第71名的竟是中央检察厅。

（作者系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2005年第10期 清代北京寺庙及其价值　作者：吴兆波

北京现存的寺庙居全国其它城市之首，汇集了从晋代起历朝历代所建的寺庙，宛如一座巨大的古寺博物馆，蜚声中外。近代北京到底有多少寺庙，各种历史文献记载不同，中外学者的考订依据也不同，仍有待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寺宇大部分都是清代和清代以前所建，尽管这些寺庙始建年代不同，它们能够保存至今，清代的重建和维修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修建概况

清代乾隆中期对北京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查和整修，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帝命清宫内务府普查了北京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城区及城外十五里内附近要路的庙宇观堂等近2000座，由清宫内廷拨款，内务府总理庙工处负责维修了百余座破损严重及年代久远的寺院，一些颓败的小庙宇被下令拆除，小修小补的工程责令寺庙自行维修。如乾隆二十年（1755年）经内务府查证西北城770座庙宇中664座完好，42座需要修缮，剩下的64座中凡靠近大路有碍观瞻的残破小庙观等需拆除。经乾隆中期对寺庙堂观等的维修和整顿，虽然总数减少，但使著名的古寺得到很好的保护。

《乾隆京城全图》所绘1400余条胡同中标注有1300余座寺庙，几乎每条胡同都有一座庙，但《乾隆京城全图》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绘制的，而乾隆帝大规模整顿修缮寺庙是从乾隆十九年（1754年）开始的。从乾隆朝中后期开始京城寺宇总数在不断减少，至清末光绪帝下令将部分庙观改建学校，北京寺庙总数降至低谷。

从现有资料统计，清末较具规模以上的释、道、天主教等寺观堂庙院约为551座，其中唐代及唐以前修建的寺观等29座（道庙5座、佛寺24座），辽代修建的寺观14座（道庙2座、佛寺10座、天主及清真寺等2座），金代修建的寺观14座（道庙2座、佛寺12座），元代修建的寺庙36座（道庙5座、佛寺27座、天主及清真寺等4座），明代修建的寺庙327座（道庙96座、佛寺223座、天主及清真寺8座），清代修建的寺庙131座（道庙50座、佛寺62座、天主及清真寺等19座）。

551座庙宇观堂中，佛教寺院358座，占总数的65%；道教庙观160座，占总数的29%；天主教堂及清真寺等33座，占总数的6%。从明代起北京修建佛教寺院的比重明显下降，土生土长的道教文化、民间神灵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清代天主教堂和清真寺的数量迅速增加，反映出社会对宗教文化多样性的需求。以上仅是从寺庙的名称上判断得出的统计数字。

碧霞元君是道教系统的子孙娘娘，京城最著名的妙峰山碧霞元君庙明代时由道士主持，香火不旺。康熙年间改由僧侣主持，香火逐渐兴盛。清代到底有多少碧霞元君庙属佛教系统很难统计。清代兴建的寺院数量不是很多，但前朝历代沿袭下来的寺观数量却相当可观，清代用于重建和修缮历代留下古寺的负担繁重，开销巨大。如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月内务府总理庙工处奏报：“修理元宁寺等四十一处，拆毁观音庙十四处，共需物料工价银十四万八千五百余两”。经过清代多次修缮的名刹古寺香火不断，继续传递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今天北京古都风貌的有机组成部分。千年古代文明的各式寺庙，体现出北京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必将提高北京历史文化的含金量。

二历史价值

据文献记载，周灭商以后，召公被分封到燕地，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燕国，燕国的都城名为蓟，蓟城的位置就在今天北京城外的西北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划全国为三十六郡，蓟是广阳郡的行政中心。以后历经汉、魏、晋、十六国、隋、唐等王朝，尽管数易其城名如涿州、幽州等，历经纷繁复杂的变化，它的城市基址从战国到辽代的一千多年中始终没有大的变动，但是它的地位却越来越重要，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是联络中原汉族与东北游牧部族经济文化交往的枢纽。

辽代以前，北京地区的名胜主要是一些规模宏大或历史悠久的庙宇，这些名寺古刹经过清代的修扩建，已成为京城各区县的名胜和标志性建筑。位于太行山余脉门头沟宝珠峰南麓的潭柘寺建于晋代（265—420年），是北京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寺庙，所以北京流传着“先有潭柘，后有幽州”的民谚。潭柘寺历代都有重修和扩建，清代修缮的规模远远超过前代。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清廷曾对潭柘寺进行大规模扩建，成为北京地区最大的庙宇，香火鼎盛时期“有名和尚三百，无名和尚无数”，清代帝后常来此进香施舍，是当时著名的皇家敕建寺院。潭柘寺依山而建，规模宏伟，占地6.8公顷，分东中西三路建筑，蔚然壮观，现存建筑多是明清两代的遗物。

火德真君庙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重修，俗称火神庙。火神庙地处后门桥，是元大都设计的起点，北京闹市区的最早形成地。据考证“先有火神庙，后有北京城”，火神庙坐北朝南的主体建筑和东向的大门，是北京城市中心由莲花池向东北方向转移的历史见证。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下令建造的悯忠寺（今为法渊寺），距今已有1300余年。唐以后历代都在其原址上加以维修，清康熙时增建藏经阁，雍正十一年（1723年）对全寺重加整修，并改名为法渊寺，其寺址至今未曾变动，成为历代北京城址变迁的标志性建筑。法渊寺内保存下来的碑刻铭文，真实地为我们提供了唐朝幽州城址古迹等相关资料。

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元世祖忽必烈在金中都之东北郊建立新国都，称为大都，使北京由隋唐时期的北方军事重镇、辽代的陪都、金朝的中都，终于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位于阜成门内大街的大圣万安寺（今为妙应寺、俗称白塔寺），是元代以来北京城内重要的喇嘛寺院，寺内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而又最大的藏式佛塔，也是元大都保留下来的显著标志。元代以喇嘛教为国教，元世祖亲自选定在辽代白塔旧基上重建新塔，元至元八年（1271年）动工，耗时八年才告竣工。全寺依塔而建，规模恢宏，修饰豪华，元皇室经常在此举行佛事活动。清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乾隆十八年（175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宣统元年（1909年）多次对寺和塔进行修葺，现在妙应寺基本上保持着清代修缮后的格局。

三艺术价值

寺庙观堂的建筑、雕塑的造型、装鎏、乃至彩塑、壁画、经书、供器等等都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文物和古迹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北魏延兴年间（471—476年）拓跋宏创建的光林寺（今为天宁寺）位于西城广安门外，隋文帝时（581—604年）在寺后建古塔藏舍利，即今辽塔的前身，是当时幽州城内北部最高建筑，也是北京地区一千多年来的人工最高建筑。隋塔不知毁于何时，辽代在寺后又建了一座舍利塔，即今之天宁寺塔，辽塔虽经多次修缮，至清代乾隆初年也已残破。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清政府两次投入巨资重修。天宁寺塔十三层，总高57.8米，为砖筑实心密檐八角塔，是典型的辽代建筑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密檐式砖塔，受到史学界、考古学界、建筑学界甚至雕塑艺术界的重视。

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8年）的房山云居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藏经最多的石经宝库，历经千余年的凿刻，刻经百余部，经板万余块。清朝多次对云居寺进行修缮，至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有当年测绘的舆图及修缮云居寺经过情况的奏折。云居寺石经是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奇迹，对研究我国古代佛学、雕刻书法艺术、古代北京地区的历史文化都有重要价值。

碧云寺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位于海淀香山东麓，寺依山而建，环境优美，别具一格。原称碧云庵，明代正德年间（1506—1521年）扩建为寺。碧云寺有很多精美动人的雕塑，寺内近5米高的泥质彩塑哼哈二将、铜质大肚弥勒佛等皆为明代艺术珍品。清代乾隆年间重修了该寺，并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按西僧贡奉的图样新建了寺后的金刚宝座塔，塔身布满浮雕，用工精细，雕刻生动，代表了乾隆时期高超的建造技术和雕刻艺术水平，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建于此塔内。在寺的左右分别修建了行宫院和罗汉堂，成为现在人们到碧云寺首选游览之处。

以壁画闻名的法海寺坐落在石景山模式口翠微山南麓，大雄宝殿内精美动人的壁画风貌各异，画师以传神之笔将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加上光影色彩的“叠晕烘染”，以及沥粉贴金等技法和朱砂、石青、石黄等熏色，更增加了壁画的艺术魅力。壁画由宛福清等八位皇家画师而作，无论是用料、设计、绘画技巧都是当时最高水平，是明代壁画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最好的壁画之一，在我国壁画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

雍和宫是清代北京最大的喇嘛庙，原是雍正帝为皇子时的“潜龙府邸”。雍正继位后，将王府一半改作黄教上院，一半改作行宫，后行宫被焚，就将剩余的一半改名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年）正式将雍和宫定为喇嘛教寺院，成为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雍和宫以其雄伟的建筑，精美的佛像，丰富的收藏享誉中外。雍和宫万福阁内高达二十六米的弥勒巨佛，是采选一株完整的白檀古树雕制而成，雕工精细传神，是雍和宫的三绝之一。闻名于世的四方碑亭造型独特壮观，亭内石碑四面分别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镌刻乾隆帝御制《喇嘛说》，碑文是研究清代宗教和民族政策的重要史料，其阐述的金奔巴（瓶）掣签活佛转世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古寺名刹鲜明的时代特征、奇绝的建筑、精美的文物、独特的景观以及像智化寺音乐等都极具艺术和科学价值。

四社会价值

北京寺院形成的庙会文化大大丰富了老百姓的娱乐活动，老北京人没有出过城的大有人在，没有逛过庙会的却很少，每逢年节逛庙会是大众最普遍的选择和出游场所。位于朝阳门外的东岳庙，始建于元延佑年间（1314—1320年），清代经顺治、康熙、乾隆、道光朝的四次大规模修缮和扩建，使得东岳庙气势恢宏，布局整齐，规制严谨，是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的第一大道观。每年东岳庙会不光是京城百姓，连天津、河北、山东等地的香客都会赶来参加，庙会形成吃穿用玩无所不包的集市，对商品流通起过积极作用。庙会还有各类名目繁多的花会表演，深受劳动人民的喜爱，也为民俗文化提供了发展的空间。

白云观位于西城滨河路，是明代以来道教全真派的第一大丛林。始建唐代开元十年（722年），初名天长观，明正统年间改名白云观。清代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行了大范围的改扩建，现在白云观的整体布局和主要殿阁规制基本上是清代形成的。白云观庙会享誉京城，每年春节庙会香火极盛，门庭若市，热闹非凡。

此外，还有报国寺、护国寺、隆福寺、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等庙会都是京城著名的大庙会，逛庙会是老北京市民的一件大事，也是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活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化系统，释、道及其各种宗教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建筑是宗教文化的载体，它是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民众了解传统文化、增长社会知识的地方。

（作者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2005年第11期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　作者：郝怀明

1986年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了。作为文件起草的参加者之一，我愿意把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供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研究参考，同时也是以志缅怀。

“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

如何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同坚持改革开放和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真正成为“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方针？能不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作指导？这已成为在前进路上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1985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议定十二届六中全会两项议程：（一）讨论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决定；（二）通过召开十三大的决定。胡耀邦亲自主持了这个文件的起草。

12月25日，胡耀邦在办公室召集起草组同志开会。起草组共有5人，即郑必坚（胡耀邦秘书）、林涧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王愈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和我（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局级调研员），还有丛兵（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干部）。

胡耀邦说：小平同志说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还需要搞一本社会主义伦理学。经济学可以继承、借鉴的东西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可借鉴的东西少一些。大主意还是道德风尚。“四有”是对全民族的要求。你们在小平、我、紫阳讲的框框里面搞不行，要重新提炼一下，不然没有什么新话嘛。

战略地位怎么写？几十年，从生产力、人与人关系上变成个什么样子，从这里面讲。也可以做个回顾：过去不能办，不可能办，没有办，现在为什么能两个文明建设同时担当起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个新社会，物质不极大丰富，是不成熟、不稳固的，这就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什么叫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质，人与人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之间，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之间，各民族之间，从社会到家庭，都要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谐的新型关系。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教育问题写一段，15年的要求，各类学校奋斗目标，知识程度，文明素养，甚至体质的要求。要写出新的道理。

在谈到思想、精神、道义上的一致的问题时，胡耀邦说，首先写奋斗目标，写三大步，写“四个坚持”，写如何达到一致的办法。不要“四大”的办法，采取什么办法？要总结大的历史教训，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如何，讲点道理。怎么一致，写这几年成功的经验。最后写党，主要是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

胡耀邦这次谈话，为文件起草提供了重要指针。

“这个文件难度很大”

1986年2月29日，草稿写出。3月4日、8日，胡耀邦两次主持有几位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中央有关思想理论文教部门的领导同志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征求意见。

胡耀邦说，这个文件难度很大，草稿离全会通过的要求还差得远，道德比较好写，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的确立为建立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为人与人团结、友爱、平等、互助打开了前景。对怎么团结互助，家庭怎么搞，作些规定性的东西，这就是很实的呀。没有哪国不称赞我们这个的，要加以总结提高。万里在书记处会上说过，我们过去把民主、自由、平等、人道通通让资产阶级拿去了，现在我们把人道主义提出来。

胡启立在发言中说：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开放不足。所谓资本主义的侵蚀，其实很多是封建主义影响，如干部子弟问题，是家族观念。认为资本主义用过的全是坏的，民主、自由、人道都是资本主义的，剩下的就是镇压、斗争。封建主义、小生产是大量的，这个包袱沉重，不丢掉，搞四化很难。

会上，根据胡耀邦的建议，几位同志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列出了一些题目。胡耀邦最后归纳为12条。

3月9日，是个星期天。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比较详细地谈了他头一天会上讲的12条。他希望能够搞成一个和经济改革决定相比美的文件。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武装了全党，精神文明决定应该是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有科学的概念，使全国人民都知道该怎么做。

第一、二条精神文明的战略地位和实质。

第三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写三代人建成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理想，全国人民政治团结、道义、精神一致的根本基础，80年代就干这个事。自我完善的话要有。共产主义也挂上一笔。前面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用两三句话写清楚这个历史观。写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写出困难，写出长期性。

第四条，对外开放，就强调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管理本领。长期搞开放政策，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要吸收人家的科学技术，在此基础上消化创新；同时，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东西。科技文明不在第三世界，在发达世界，没有几十年甘当小学生的态度，不向人家请教，拿过来，我们的精神文明上不去。怎么掌握先进科学技术，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先学习再创新，几十年嘛，坚定不移。世界上把中国对外开放看作是人类进步的一部分，最有希望的一部分。中国对人类创造的两个文明抱什么态度，若干年后，中国又反转来影响世界的进步与文明，对这个关系要讲。

第五条，新人的培养。不只是青年，包括老年，都要转到新社会、新体制下来。新人就是这个意思。“四有”分别概括一下所谓纪律，就是整个民族的统一的意志。整个民族兴旺发达，服从这个就叫有道德，这是我们道德的核心。

第六条，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结束了人吃人的尔虞我诈的不人道的关系，建立了新型的人和人的关系，开辟了历史新纪元。规划几个基本要求，如何对待老幼、鳏寡孤独、妇女、残疾人，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多少年达到什么。国家、社会、机关团体、家庭的职责。为不断完善美好的人和人的关系出力尽职。搞好了，社会就安定、和睦、友爱。

他建议开些调查会，了解点实际情况。文件使人看了：1、我明白了，重要性在哪里，是些什么内容；2、我有一定抓手了，知道怎么抓了；3、抓的过程中不会发生大的偏差了。他要求4月中拿出稿子，在百人中讨论。

多方访谈研究实情

起草组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同民政部、全国妇联领导同志进行了座谈，登门造访了邓朴方、费孝通、赵朴初，分别就妇女儿童、城乡困难群体、残疾人及民族、宗教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

邓朴方说：现在人道主义是多了，还是少了？是强调我们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还是更多的强调连续性？为什么不看人道主义的积极因素？它积极因素更多一点，是调节人与人关系的基本的东西，可以作为道德的基础思想，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思想。他还说：精神文明要为改革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让人家看到中国改革政策是不变的。好多人不愿研究问题，还有禁区，还有棒子，还没有良好的政治环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略为放宽点，把自己手脚放开点。

赵朴初说：佛教徒有理想：庄严国土，利乐众生。这是菩萨的人生观。要自己觉悟，还要普度众生。这些思想同今天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要做菩萨，觉悟，要有戒律，没有戒律不能解脱，这对精神文明有好作用。我们提出人间佛教，就是为了佛教和社会主义相协调，为社会主义服务。

费孝通对民族经济文化的差距，精神状态和习惯的不同，形成当前的民族问题进行了分析，就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回报问题，吸收汉族移民问题，有计划地在民族地区建立几个城市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3月31日，二稿完成。题为《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分三大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十项要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与草稿相比较，明显地增强了行动性。

4月8日、9日、11日，胡耀邦三次召集书记处几位书记，科学、文化、教育、宣传、理论界领导同志讨论二稿。王兆国主持了几位老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听取他们对二稿的意见。

会上，于光远说，精神文明建设本质还是创造，要大力提倡创造。马克思主义要单搞一段，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建设、生活和组织建设，要给予突出的地位，把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中宣部长朱厚泽说：好多地方是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纠正经济改革。精神文明建设要促进全民族勇敢探索创新，把这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他还说：中宣部正在讨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怎么看的问题，认为应在战略上坚持，不应当作日常行为的具体规范和衡量科学文艺的具体尺度。

胡耀邦最后说：大家的意见，最大的还是结构问题。一要明白了，二要抓得住。六个字，谈何容易。我赞成先把结构调理一下。怎么调整？一、先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说透。一张皮还是两张皮。要从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说起。说点历史深刻。资本主义历史说不说？说多少？他们提出自由、平等、博爱说不说？我们自己的历史说不说？要把二者相互促进的关系说得人家信服了。二、讲清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建设精神文明有几项要求。10项多了，要求与措施混在了一起。改成五大奋斗方向：1、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建设强大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对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要受到全社会的尊敬。2、讲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尊重人的权利、义务、创造精神，焕发民族的创造力。健全法制，正确地约束少数人，保证多数人的民主。3、科学教育。教育是手段，对最新科学成果的热爱与追求，掌握民族发展的命运。4、人和人之间高度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关系。包括不同人群、集团、民族、地区、男女老少、家庭之间，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之间。5、生活上的丰富多彩、健康活泼。适应时代潮流发展，逐渐克服落后的东西。允许什么存在，什么要克服，界限清楚。办不到的不说。三、采取什么手段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即阵地、工具和队伍，家庭、学校、社会、文艺团体、传播工具、知识分子队伍。指令性的东西不讲，不要搞指标。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或曰发挥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指南，不能照搬，要发展、创造。怎么对待外国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对群众精神世界不一致的东西，怎么疏导。不能超越物质文明的可能去要求。精神世界的东西不能强迫，只能提倡、引导。五、各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责任。

三稿出炉“有架子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的意见和会上讨论的意见，对二稿从结构上进行了调整，既注意了文件的思想指导性，也注意了可操作性。5月10日提出三稿。题目缩短为《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五个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要求（共五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队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共产党。

胡耀邦看后很高兴，说：完全有希望。有架子了，有80%了。一、二部分特别好些，通俗，论理，逻辑性强，三、四、五部分弱些。

根据胡耀邦的意见，胡启立于5月19日约请参加书记处会议的部分同志座谈对第三稿的意见。赵紫阳、习仲勋、杨尚昆、方毅、余秋里、郝建秀出席会议，胡耀邦去外地考察，邓力群有外事活动缺席。会上，大家发表了许多好意见，认为大架子可以，现在需要从宏观上讲明一些道理，阐明精神文明建设的路数，同“文革”不同，利于统一思想。也有同志从实际工作考虑，觉得稿子太宽泛，应当针对当前的现实问题，作个思想政治工作决议，更有实际指导意义。

5月23日、28、29日，起草组先后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中央教育、科学、文化、广播影视、农村政策、《人民日报》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一个是上海、天津、河北、辽宁、广东、湖北和武汉六省市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第三稿的意见。

芮杏文在会上结合上海的实际情况说：经济改革的深化，在人们思想、理论、观念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这场改革涉及的问题，要表明党的基本态度，如对马克思主义持发展的观点，还是死抠条文，不解决这个问题没法前进。稿子总的很好，把精神文明扣在现代化建设上，核心是经济改革，应该挑明，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阶段，改革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杜润生说：从指导思想上讲清问题很有必要，免得大家从反面去理解，误认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是因为“改革出了问题”。要让人们懂得，不可能不出现资本主义初期的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干净的商品经济，纯粹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的。打破大锅饭，是积极的东西。但也须有防范的东西，如果一切人际关系都变成金钱关系，就不能容纳了；分配太悬殊，人们也不能接受。所以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又要给人一种开放、开明的感觉，决不可重复“清除精神污染”中某些界限不清的错误，也不要指望精神文明建设在一两年内就取得最后胜利。要做长期努力。

胡乔木对稿子作了仔细修改，在许多部分都加写了一些重要的段落和字句，还作了一些其他的文字修改。

在这两次会上，有些同志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最好不用。陆定一向起草组郑重提出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他说：我们要把民主、自由、博爱的口号拿过来，争取群众的民主、自由、博爱。“文革”中批判他提倡“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让龚育之帮他查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口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协助一查，发现在我们党的文献中，刘少奇195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在论辩中最早用过这个提法。刘少奇说：“有人说，我们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策，即所谓‘自由化’的政策。”刘说：“我们采取这个方针，绝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而是实行无产阶级的极端坚定的阶级政策。”随后，1960年7月，陆定一《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致祝词》中引用了刘少奇的话，说：“有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就是给资产阶级的代表以广泛宣传他们的观点的自由，就是让资产阶级思想自由开花，就是与资产阶级思想共存。”陆定一也说这个方针是我们党坚定不移阶级政策。

为此，龚育之带着我一起去北京医院向陆定一汇报。陆定一听了，不禁哈哈大笑：“我也讲过反对把双百方针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啊！”停顿一下，他又说：“我讲过，那也是错的！”

接着，陆定一再次同我们讲了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怎么看的问题。他说：第一，要接过来，不要否定它；第二，加以科学解释。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民主多一点，社会主义更民主一点，自由一点，平等一些。他说：批评不要恶语伤人。你骂过来，我骂过去，以牙还牙，我们这个社会不要提倡这个。搞安定嘛，搞团结嘛，不要这样子。他不赞成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说：为什么要分呢？要分的话，还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区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就是民主，自由就是自由，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多一些。这样听得醒目。他还说：资产阶级的好东西要学，经济上要学，政治上要学，理论上要学。他们的话比孔夫子总要进步一些吧。最有知识的还是资产阶级，他的知识，管理知识我们用得上。不觉悟，自己吃亏就是了。陆定一最后说：精神文明写成部《论语》很困难。匈牙利有篇文章讲经济改革一定要同进一步民主化一起进行。这个是对的。精神文明第一总要团结。青年人说：你们老一代有目标，我们没目标。我说中国富强就是你们的目标。就是“中国富强”四个字，或再加上个“民主”。讲文化知识，基本道德，再讲点别的东西，少讲这个斗争那个斗争，法律范围内可以讲斗争坏人。然后再讲点管理，讲点生产知识，讲得普普通通，扎扎实实。迫切的问题就是大目标，要围绕这个问题讲。

邓小平：“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

此后，起草组在三稿的基础上，反复磨了几道，准备报送邓小平审阅。

7月23日，胡耀邦同起草组谈话，说：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没有研究透，急忙上马不行。经济建设受阻，体制改革攻不动。所以缓冲一下，搞精神文明建设观念形态的东西。老人家对这个稿子也不会满意，他历来反对长东西。凭对我的信任，他可以通过。

7月25日，提出四稿即送审稿(近两万字)，题目改为：《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分送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中顾委、中纪委负责同志审阅。

果然不出胡耀邦所料，邓小平阅后表示：六中全会的议题不变。文件不能搞那么长，五千字就可以了。要好好把法制问题讲一下，我们国家要成为一个很讲法制的国家，上上下下、共产党员、非共产党员都要好好遵守法纪。

胡耀邦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召集有田纪云、李鹏、温家宝和起草组参加的会议，提出修改方案，结构上重新进行了调整，定为八条，五天出稿子。田纪云、李鹏都表示赞成这个思路和写法。

8月2日，改出送审二稿（近9千字）。题目同前，8个问题是：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三、用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四、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五、发展和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和纪律，六、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七、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八、党组织和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责任。这八个问题，除了第五题改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外，其它各条都没有变化。可以看出，总的框架，还是最初设想的“四有”。其它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的。

当天上午，胡耀邦将稿子送邓小平、赵紫阳。

晚饭后，胡耀邦到邓小平处，一进门，小平正在散步，看到胡耀邦，远远就说：文件不错了，可以印发大家讨论了。

起草组根据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的意见，作了个别文字修改，于8月3日印书记处会议文件。

8月8日下午，书记处会议讨论送审二稿，，认为可在修改后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0日上午，胡耀邦召集起草组开会。他仔细研究了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逐条提出了修改设想。八个问题不变，有些问题要重新组合，有些段落变动大些。胡耀邦在会上谈了两个重要观点。他说：“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建设精神文明，这个问题不争清楚，“左”的东西就会从这里来。全国人民怎么能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四项基本原则是实际工作中要贯彻的，不能天天念经的样子去讲，那就解放不了思想。他还讲，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的科学武器，为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指明了方向，除此没有现成药方。马克思和毛主席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给了我们观察研究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恩、列不清楚的地方，许多人拿来攻，老实说，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没有规范，他猜想了一点社会主义的规律，猜想多了就不是马克思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否则，思想解放不了。马克思说，他没有结论过啊，你们怎么强加于我啊？社会主义在实践，靠我们去创造。明年十三大讲话题为:《继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8月12日晚，胡耀邦召集在北戴河的中央书记胡启立、余秋里、田纪云、李鹏、陈丕显开会，讨论根据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改出的稿子，一致认为改得好，有的说有神气了。同时提了个别修改意见。一致同意提请政治局审议。

8月13日，经再作个别修改后，印出政治局审议稿。

邓小平对决议稿批示：“同意。没有意见。”李先念亦表示没有意见。

8月16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

广泛征求意见，两点修改不予考虑

8月18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军委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党组，在参加六中全会的中委、中顾委、中纪委成员以及不是三委成员的中央党政军各部门、人民团体主要负责人，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和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党组一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

这次征求意见，党内有2000多人参加了讨论，党外有200多人参加了讨论，改出140份修改稿，其中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起草组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经过反复推敲，吸收了不少好意见，也有一些意见没有采纳。主要是两个意见：一个是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概念不科学，要求放弃这个提法;一个是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否则就是离开了十二大。

对要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的态度非常明确，一开始起草文件就主张要写，历次草稿中都写了。后来，查阅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历次论述，重新加以提炼和概括，在9月17日提交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草案中将这段话最后改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这个新的概括，给“自由化”以严格的界说。在讨论中，有19个省、部委以及陆定一等领导同志要求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从政治上考虑，仍坚定地认为保留这个提法对保持安定团结有利，因此对这个意见依然没有采纳。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语，出自胡耀邦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十二大报告。几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胡耀邦越来越感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来指导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广泛地动员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因此《决议》在起草中没有再沿用这个提法。在讨论中，有些单位认为应当加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同志主持修改的稿子多处引用十二大报告中的论述，突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说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我们的社会就是畸形的社会。还说，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我国有一百年的历史，在某种条件下，也并非绝对没有卷土重来的可能。并且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说：今年以来，不讲前提，不讲界限，只讲宽松、宽容、宽厚，出来了不少东西，还有人说要全面引进资本主义一套，要给资本主义平反。所以，精神文明决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乱、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方面，下一番功夫。十二大党代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方针，本来很鲜明的，如果这次模糊起来，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正确的重要原则和论断，如果这次不再提了，造成的后果，会是严重的。

对于如此坚持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写进文件，胡耀邦的态度同样非常明确。他要给中央常委写一封信，申明不再沿用十二大报告的这个提法的理由。起草组起草了一个稿子，他不满意；中办几位同志又写了一个稿子，他还是不满意。他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于是，他亲自动手写出一稿送赵紫阳同志阅，赵紫阳同志表示完全赞成，还提了一点意见，并提出一同署名报常委。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关于决议稿中未沿用十二大的“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的一点说明

一、十二大报告中用此提法，当时我和许多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当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为指导，没有很好地推敲就采用了。后来才发现，这种提法不很准确，加上有些同志对此提法所作的不那么妥当的解释，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误解，似乎这个提法同按劳分配、商品经济和物质利益原则有矛盾；还有一种误解，以为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来要求所有的人们。在我们党提出“一国两制”和十二届三中全会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一种商品经济之后，更感到在一个对全民范围的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决定的文件中，不用这种提法为好。

二、当然，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思想作指导，而且必须用这种思想来武装全体共产党员，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决议稿就是按照这样的精神来写的。我们感到，不用“共产主义为核心”的提法，完全可以把这种精神表达出来，而又可以避免那些误解。

三、过去文件说过的话，即使是党代表大会文件说过的话，随着党的事业的发展，往往需要有所增新和发展。比如十二大时就没有写商品经济，也没有提出“六五”期间就开始全面改革，后来的文件都发展了，没有再沿用原来的提法，这样做不存在衔接不衔接的问题。

这封信于9月14日晚送邓小平，第二天上午9点邓小平办公室即告：小平批示：“耀邦、紫阳同志的意见很对。”第三天即16日上午，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两位的意见办。”由他的秘书王瑞林写在上面。

小平掌舵大功告成

9月17日上午，在2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讨论并通过《决议》（草案），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之前，胡耀邦特地去向邓小平汇报请示，谈了近一个小时。胡耀邦回来后，向起草组同志谈到他同邓小平谈话的情况。他对小平说：看来讨论中有同志要挑起争论，坚持自己的意见。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那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

胡耀邦还汇报说：陆定一同志主张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并向邓小平讲了这个词的来历，说这个词是否科学可以研究，但现在必须保留。几年来小平同志定了一个界限，“自由化”是指根本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如果突然取消这个词，会带来某些麻烦，不利于社会稳定。现在实际工作中也不敢随便用“自由化”斗人。所以，我倾向保留“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不多出现。邓小平说：赞成你的这个意见。并说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多少我不知道。对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反正他翻不了什么天。我们要注意，保持我们的政治稳定，不要由于粗心大意，使整个局势再发生新的动乱。“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胡耀邦的情绪显然非常高兴。他感慨系之地说：我是“左”右夹攻啊！我们党要讲是非，不讲关系，看脸色。讲关系，看脸色，我们党还有危机。弄清是非，团结同志，不打棍子，不重复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我们受“左”的干扰，也受右的干扰，“左”激起一些人往右走，右激起一些人往“左”走。我们没有上当，步履艰难。这几年，把一些年轻人吓得不得了，很可怜，我就够可怜了。为党的事业嘛，兢兢业业，有什么不得了！

9月19日上午，胡耀邦主持了《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征求意见稿）的讨论和修改情况(草稿)》(即后来的《简要说明》）修改。胡耀邦说：要把大家提的问题的合理性肯定一下，要求文件要有具体措施是对的。整个文字表述，注意既防止“左”，也防止右，但文字上不出现这字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说服性还不够强，要讲出点道理来。我说，同志们提出不要“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考虑到有了现在这个界说，党内把有这种思想的人打成“自由化”一般说不那么容易了，没那个危险了。所以这次保留这个提法有好处。这样，不致造成开禁的印象，又刮风了。我们要保证安定团结，良好的社会秩序。想取消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不能说没有。第一，不捧他；第二，不批斗；第三，党报党刊不登。党报党刊一批评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运动。

经过修改，题目简化为《简要说明》。笔者手头存有一份9月19日的草稿，全文如下：

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十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党政群各部门和人民解放军，共一百二十三个单位的党委党组，约两千多位同志，认真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征求意见稿)》，九月初，中央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了对《决议》稿的意见。经过讨论，党内外同志提了许多好的意见，达到了集思广益的目的。起草小组共收到修改意见一百四十份，对这些意见逐条作了研究，对原稿作了修改。

（一）参加讨论的绝大多数同志赞同文件解决新形势下进一步明确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问题，认为《决议》稿的基调是正确的、稳妥的，是个好文件。因此，这次修改，我们保持了文件的基本结构、基本内容、基本提法。同时，根据许多地方和部门同志的建议，把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把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以及党组织和党员的责任等，表述得更鲜明、突出了些；对原稿的文字也作了仔细斟酌。

（二）一些同志建议，《决议》稿加写建设精神文明的具体目标和具体措施，以便于贯彻落实。这个意见，有合理的地方。但是由于文件的性质和篇幅的限制，加上各地情况很不相同，难以把这些内容都写进去。文件稿中已写了《决议》的实施，由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结合实际情况作出规划和安排，中央将在这方面加强指导。最近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根据这个决议稿的精神，草拟了北京市《“七五”期间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若干措施》。

（三）有的同志主张沿用十二大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次修改，没有接受这个意见。理由是：

共产主义思想的含义，在不同的范畴中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容易引起误解。用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全民范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同我们党的现行政策，特别是经济改革和经济政策不吻合，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要求全国不同的阶层和人群都以共产主义思想对待精神文明，事实上办不到，在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容易助长许多错误倾向的发生。这个提法使台、港和华侨广大爱国人士难以理解，增加不必要的疑虑，对统一祖国反而不利。

不再沿用这个提法，丝毫也没有隐瞒或降低我们党的最高纲领。《决议》稿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高理想是建立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社会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前列，奋力开拓，勇于献身，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

对党在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规党法，不经下届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讨论决定，是不能修改的；但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中央报告中没有提出的问题加以提出，对某些经实践检验证明不妥的提法加以修改或不再沿用，这种情况在我党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这次不再沿用“为核心”的提法，也是可以的。正如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所指出：“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

（四）有些同志主张不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因为这个提法把自由都归到资产阶级名下去了。看来这个提法，确有可以推敲的地方，但是这次修改仍然加以保留。理由如下：

这个提法的涵义已经有了明确的界说。决议稿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近几年中央用这个提法，涵义也就是这样。

现实生活中确实仍然存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思想。这次文件保留这个提法，有利于安定团结局面的巩固。

我们全党在正确处理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矛盾方面，已经总结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保留这个提法，不会导致过火斗争，带来危险。

附带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在少奇同志一九五九年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一文中使用过，当时是为了答复国内外对双百方针的歪曲，指出双百方针“决不是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政策”。“文革”中，这个提法被用来打击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拨乱反正以后，中央针对“文革”遗毒、制造动乱和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言行，使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同“文革”时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

（五）决议稿注意稳妥，防止片面，避免引起两方面的误会。有的修改稿多处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防止“变质”等文字，我们认为，《决议》稿对此已作了鲜明表述，无需过多重复；如过多重复，容易造成政策要变的误解。另一方面，又有些同志认为决议稿写了“防止迷失方向的危险”等，就是埋伏了打人的棍子。我们认为，这种意见不对，也没有接受。

9月20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会上，杨尚昆、余秋里、薄一波、胡乔木、方毅、伍修权、萧克、黄火青、乔石、胡启立先后发言，一致认为是个好文件，比前几稿都好。其最大的长处就是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密切联系起来了，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了。会议一致通过，将《决议》（草案）提请六中全会审议。

全会通过决议时的波澜

23日，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分组讨论《决议》草案。起草组根据全会讨论的意见，又作了若干文字上的修改，于26日改毕。题目最后定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27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先后批示：“同意”。

9月28日，六中全会召开全体大会，胡耀邦主持。由播音员宣读《决议》。话音一落，全场热烈鼓掌。胡耀邦环顾会场问道：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陆定一发言了，还是那个“自由化”问题。他说：我对这个《决议》很赞成，很好了。这是我第四次提意见了。他在讲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来历，在“文革”中彭真和他被批判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情况后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我主张去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还留着后面两句，很好嘛。这就同“文革”错误分开来了，去掉那几个字没有丝毫损害。

他的发言引起了掌声。

胡耀邦在陆定一发言后接着说了几句。我对他的发言记了个要点，原记录是：“自由化最早59年少奇第一次用。主张走资的人的确有。不要把自由化的帽子乱戴。一下不要这个词了，会不会……两方面照顾好，四，改革。”这里“……”中的字，当是影响安定团结一类的话，这里讲的“四”，即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的意思是为了推动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要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推进改革开放，两个方面都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印象中，他好像也讲过对“自由化”一词到底怎么样，他没有倾向性意见，请大家发表看法这样意思的话。

接着有人发言，说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自由化，有的只是民主与法制。也主张去掉那个词。

接着，又有人发言，主张维持原案。还有人发言说，“文革”中打击人的方法很多，不只是“自由化”，维持原案较好。他们的发言也博得了掌声。

这时，邓小平出来讲话了。他说：维持原案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接着，又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发言，表示同意维持原案。

一场并非所愿，但也非完全出乎意料的争论结束了。如果胡耀邦能够在全会的大会上果断地坚持确定的方案，制止在是不是提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情况也许就会不同了。但胡耀邦面对资历比他老许多的饱经沧桑的革命老人，加上他对问题本身的认识，以及他一向比较民主的作风，使他没有那样去做。平心而论，在党的会议上讨论问题，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的。就陆定一而言，乃至包括胡耀邦在内，他们对“自由化”这个词的质疑，并不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否定，同坚持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两码事。

历史常常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弄得面目全非。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之后不久，有这么一种说法，说六中全会开会那天，决议稿中有一句话，“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搞资本主义制度”。陆定一主张“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后边即这句注释删掉。这里显然是把陆定一发言的意思给弄拧了，陆定一明明说的是把“即”字前面的话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这几个字去掉，保留“即”字后面的话，在这里却被说成是他主张去掉“即”字后面那些话，这样他就成了不主张反对“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了。

后来又有别的说法，说什么胡耀邦不愿意提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把文件（讨论稿）上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话删去，受到批评后才加上去的。

胡耀邦别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单就在《决议》起草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事实是，胡耀邦在文件一开始就多次强调要写上四项基本原则，从最初的草稿到最后的定稿没有哪一稿上没有四项基本原则，没有哪一稿没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对有同志要求文件到处加上四项基本原则，胡耀邦不赞成。他说：我就不相信，写几次不算坚持，写几十次才算坚持。他还说：不能说一个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两个坚持就是半马克思主义，三个坚持才是马克思主义。

经过时间的考验，《决议》的价值已渐渐为人们所认识，它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文件俱在，不需要我多说。《决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所确立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同过去那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划清了界限，同“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高调也区别了开来，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了精神文明建设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的问题，为我国社会进到民主、文明的更高程度指出了一条必由之路。

岁月的流逝，会抹去人们的记忆，但也会使人们对往事看得更加清晰。

（2005年9月25日）

2005年第11期 我们心中的胡耀邦　作者：田纪云等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中，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农村体制改革这三项决定性的工作中，胡耀邦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其后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胡耀邦是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但是，自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不久，到1994年4月之前，本刊和中国大陆的其他媒体一样，几乎完全不提胡耀邦的名字。这当然是令人遗憾的。

1994年4月，胡耀邦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下，本刊发表了几幅他的照片，还有几行白话诗。随后又组织了一系列他领导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今日看来，这些事很寻常，但在当年却也很不寻常：一方面，中共中央在悼词中对胡耀邦的崇高评价只字未改；另一方面，与他相关的一切又笼罩在一片静寂之中……

如今，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这位伟人九十诞辰，而历史也进了一大步：当年的不寻常也寻常了。读者、作者和编者欣喜这种进步，欣喜这种寻常。因此，半年多来，我们收到了大量纪念耀邦九十诞辰的来稿。本期我们先选编了这些来稿的一部分，作为对这位伟人九十诞辰的纪念。

胡耀邦是共产党人的良心

●田纪云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之际，我想，用这十六个字，“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丰功伟绩千古流芳”概括他伟大的一生。耀邦同志去世这么多年来，人们一直怀念他，而且越来越深地怀念他，说明了什么？值得深思呢。因此，我赞同这样一个说法，胡耀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心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组织部长，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兼任中宣部长等职。在邓小平等老同志支持下，胡耀邦以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历史性的工程。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他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思想禁锢，促进思想大解放；而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人昭雪，数千万计受到株连的人新生。这样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古今中外没有，空前绝后。（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怎么可能办得到？）

我以为，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的准备，还为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做了舆论准备。

胡耀邦不仅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还主张政治体制方面改革开放。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不少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不少改进。

我在胡耀邦同志领导下工作近九年，他卸任后我也多次去看望他。他给我最深的印象之一是他的民主作风。“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是他身体力行的名言。

凡是他主持的会议，大家敢说不同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使跟他争论得面红耳赤。我很清楚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与耀邦意见不一致，跟耀邦争论起来，争得很激烈的。事后，耀邦同志却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他还多次对我说，“别看我当了总书记，我还是我，我还是原来的胡耀邦，我的水平还是原来的水平。”

如果问我对胡耀邦同志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大家如此怀念他，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

深切的怀念

●杜润生

耀邦，为人胸襟坦率、真诚，能向同志交心。“我作为团中央书记，理应跟党走，批刘批彭，也不能逆潮流而拥护真理！”他曾多次自我检讨。他在上任总书记会时说，职务变了，我胡耀邦还是原来的胡耀邦，要靠集体领导。

胡耀邦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大跃进以来人们就高唱以粮为纲，但粮食却濒临危机。耀邦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明确提出自己的看法，“什么是农业，单打一抓粮食，不顾农民家计是不对的。应当坚持的做法是：绝不放弃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渔副，哪一项都不可忽略，那么多劳力，闲置起来是难以估量的损失。”

耀邦力主发扬民主。他说：鸦雀无声，是走向灭亡的前奏曲，七嘴八舌人气旺，民族复兴有望。

耀邦心脏不好，但还是不辞劳累深入农村。他曾约我在两年之内走访所有地委。我们确实基本上做到了（在地图上作了标志）。实际上他比我多走了青海和西藏两个自治区。那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

耀邦同志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在听取各地方同志汇报工作时，听到他们过多诉苦时，耀邦往往即席给予善意的批评：我们干革命，就得知难而上，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可知难而退。

耀邦政治上勇敢，看准的事，勇往直前。在那中国历史的伟大转折时期，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他与赵紫阳密切合作，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功勋卓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耀邦，提倡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持了实事求是路线，受到党内外赞许。他还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两件大事，使千千万万的人洗却了政治沉冤，挣脱了思想桎梏，为进入新时期作了准备。

耀邦离开总书记职位，和他与陆铿谈话有关。但陆铿的报道是否如实，值得重新审视。即使报道属实，也无损于胡耀邦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形象。当然，像一切历史人物一样，耀邦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他天真，他宽厚，有时承诺过多，有时失于严谨，但瑕不掩瑜，无损于他的光辉。

耀邦离开我们已经16年了，斯人已去，风范永存！

他永远活在人心

●任仲夷

耀邦是红小鬼出身，只读过一年初中。由于喜好读书，尤善博览群书，读过《马恩全集》，也读过《圣经》；做报告不念稿子；会写文章，会作旧诗，字也写得好；因此被人称为“大知识分子”（陆定一语）。

1929年他刚参加革命，打AB团时几乎丧命，此事终生难忘。延安抢救运动时即持异见，此后历次政治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尽可能对那些左的东西予以抵制，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有益之事。历来对“政治挂帅”有自己看法，不喜欢搞条条框框，坚守言行一致。“大跃进”失败后，1960年即主张恢复长途贩运；公开讲话：“衣食足而知廉耻。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饱肚子”。不怕扣“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

不论处于何种位置，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喜欢随意交谈，讲心里话；同时能虚心地听取人家的意见；是一个讲人格、讲人性和人情的人。工作中最重视实情，常往下跑，曾经发誓要走遍全国两千多县（大概完成了一多半，此举却受到讥评）。晚年身体不好，还去过西藏。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破除迷信和平反冤狱两大根本问题，否则，改革开放无从谈起。耀邦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以大智、大仁、大勇的精神，首先做好这两件事。尤其是后一件事，公认除了耀邦，任何人办不到。之后，不论遇到何种干扰，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改革同步；他认同人类社会进步的普遍规律，必经走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老左”们的种种无端干预，当年《人民日报》的主持人对此体会最深。

由于总是以善心待人，毫无防人之心（这可以说是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弱点），耀邦终于被迫“辞职”、“检讨”，于是大哭一场。此种委曲促其两年后郁郁离世，引起世人的无限悲恸。

耀邦这样的大丈夫、好领导，党内实在罕见；他一生立言、立德、立功，为历史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后人应永记在心。

2005年10月2日

纪念胡耀邦必须正确评价这位伟人

●于光远

我曾经听过一些议论，说胡耀邦虽然对党的事业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总的说来，他的政治水平不像人们以为地那样高。他看问题，有时就看不准，不都是很有把握，比较天真。

我不能接受这种看法。如果把“天真”理解为“纯真”，我认为胡耀邦倒是有这样“光明磊落、无私无愧”的特点。2004年10月我去江西共青城瞻仰的时候，看到李昭书写的这八个字，刻在石头上。这块石头的位置就紧靠在胡耀邦陵园的右侧的后面。

至于说到“问题有时看不准”，这是在每个人的身上都避免不了会发生的事情。问题是在大的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更要注意不要在大事上犯错误。而胡耀邦在党和国家大事情上，思想政治立场是很清楚、坚定并且是很正确的。他做到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则立场。今天我们在纪念他的九十诞辰的时候就应该为他洗刷蒙受多年的不白之冤，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

胡耀邦的确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我对做出这样的判断深信不疑，绝不能让自己的科学良心受到玷污。对有意贬低胡耀邦的行为我固然坚决反对，就是对那些仅仅由于对历史缺乏科学研究，受长期流传下来的某种说法的影响形成偏见，无意地去做贬低胡耀邦的事情，我也不能接受。我认为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胡耀邦的思想、行为、水平、性格和为人处世。

不幸和大幸

●李锐

十六年前，耀邦溘然长逝。我在悼文中说过，这是当代中国很大的不幸，也是一切以他为师、为友、为长者、为楷模的人的很大不幸。

其实，我还有一句话当时没有说而后来常与人说：中国出了个胡耀邦，共产党里出了个胡耀邦，这又是中国的大幸。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所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那场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这两件大事都是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大潮。这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然而，说他是中国的大幸还不止于此。从投身革命到最后辞世，耀邦在党内生活了六十年。对这段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他有深刻的反思；对当代中国的痼疾，他有透辟的洞察。反思和洞察的结果，使他形成了许多反映和顺应人类文明主流的思想、观点和理念。耀邦认为，党不能再受“左”的危害；绝对不能迷信任何人，而应该独立思考；党和国家生活应该正常化、民主化，必须杜绝家长制、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要爱护知识分子，尽力发扬知识分子的才能；总之，应当重视自由、民主、人道和法治原则，吸取人类文明共同的优秀成果。他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坚持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步，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普适价值。即便发生一九八七年的“辞职事件”后，他的思考仍然没有停止，反而更加深刻。一个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从人类文明的视野，来思考国家、民族、政党的前行方向，不说绝无仅见，至少是鲜见的。这难道还不是中国的大幸吗！

胡耀邦的辞职和辞世，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带有浓烈悲剧色彩的一幕。他的思想、理念、观点，迄今还有许多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在通向现代化的进程中艰难跋涉的民族和国家来说，拥有这笔精神遗产不是大幸吗！

在耀邦领导下做统战工作

●阎明复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诞辰九十周年，他离开我们有16年了，但是他那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面前，我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他。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有幸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在统一战线领域工作一段时间。在耀邦同志主持下，统一战线拨乱反正，落实政策，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积极性；转变工作作风，从“改造人”到“服务”，造就与新时期相适应的统战工作队伍；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开创同党外朋友合作的新阶段；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拓宽领域，开展海外统战，直接服务于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87年初耀邦同志辞去中央总书记后，我们对在耀邦同志指导下确定的新时期统战工作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做了回顾，认为这些方针政策是符合实际的，是正确的，应坚持执行。为此，我们还给全国统战系统发了一个文件，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当前，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有必要继续克服‘左’的倾向。过去在统战系统中，‘左’的思想影响很深，反右很容易搞成扩大化。现在一定要防止用‘左’的方法反右。同时对某些右的东西也要认真地加以解决。”

这也是耀邦同志指导我们做统战工作的总体指导思想的一个体现。

伟人去矣，伟业犹存。耀邦同志那一身浩然正气，无我无私，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立下的丰功伟绩，奋斗不息的坚强信念和崇高品德，坦诚宽厚的博大胸怀，“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建设阳光政治

●朱厚泽

纪念耀邦，我的思绪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呼唤阳光政治。

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做“众人的事”。

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议论，最终由众人决定。

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

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

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

耀邦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巨大的组织魄力平反冤假错案，以无比的热情支持农民的改革意愿，突破公社制度的桎梏，支援发展商品经济，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对专制政治和权谋政治的勇猛冲击，是对专制政治权谋政治社会基础的深挖翻犁，是阳光政治的鲜明昭示与光辉实践。

耀邦的勇猛冲击，体现出革命家智慧、良心和胆识的高度统一。

耀邦是顶着政治天空中的阴霾，拨云雾，迎晨曦，走上政治领导岗位的。

耀邦的出现，对于始终不忘革命初衷的老共产党人，是一个精神的安慰。

耀邦的出现，对于怀抱自身理想信念的善良的人们，也带来了某种憧憬。

耀邦的逝世，令千万人震惊，悲痛，哀号，惊天地、泣鬼神……

耀邦的消失，让人们猛醒，冷静，清醒，追问，深思……

人们将走向何处？

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在阳光政治中，经过议论、纷争、对话、交流、讨论，人们定能取得共识，最终获至相互认同的答案。

谒耀邦陵感言

●吴江

2005年为胡耀邦九十诞辰。耀邦逝世于1989年4月。直到1995年我才写《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一书纪念他。耀邦逝世后，骨灰安葬于江西省共青城富华山，有一群众自发营造的陵墓。我于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往陵园拜谒，归来写《谒胡耀邦陵园记》一文，兹录其最后一段文字如下：“耀邦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名动历史。而其主政也则郁郁，终至不容，且终至于死。苏轼有言：‘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世人惜其死，然司马迁亦有言：‘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死后荣誉属千载之意）。中国古来贤者，大抵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耀邦亦当若是。苍天之下，日月昭昭，公道人心，功过本不足论也。”

今年9月上旬，书法家沈鹏先生突来电话，说中央已批准湖南省浏阳市建“耀邦故居陈列馆”和“耀邦图书馆”，命他书写馆名，他同时建议我也为耀邦故居陈列馆写一幅字以留念。我思之良久，乃录宋·杨万里诗一首如下：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想想胡耀邦的传记

●李普

耀邦去世十六年了，还没有他的传记。我们为什么不放开来想一想，一定会有的，而且一定会有许多种。据说拿破仑的传记已经有两百种之多。华盛顿的传记，我书架上就有三种，而且我都不十分满意；难道不可以预期，在我们中国也一定还有人会再写吗？

耀邦功勋卓著。我虽然孤陋寡闻，也知道他做了五件大事，每一件都足以彪炳千秋。

一是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回答叶剑英的那个俗称的“新隆中对”。他说，全国乱了这么许多年，现在人心思定。怎样才能定？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那是他在“文革”中被打倒以后，依然赋闲在家的时候。

二是他在中共中央党校排名最后一位副校长任上，领导和策划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三是平反全国冤假错案。

四是给“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打倒的干部安排工作。

五是带头支持农业和农村的改革开放。

做第三、四两件的时候他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做第五件他已经在中共中央主政。

我国今天的一切成就，都是改革开放之功。首先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改革开放了人们的头脑。一时政治思想活跃、意识形态领域环境宽松起来、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大大进步，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初步形成。可惜这种好形势没能持久，因此人们越来越瞩望加快政治体制的改革。

想必大家都记得，具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是农业的改革开放带的头，这也不能忘记胡耀邦。他以支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办法使农业和农村走出了人民公社的死胡同。那天，他在中南海勤政殿走来走去，想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名称，再加上“农村”两个字。这样，便把分田单干、包产到户都绕过去了。他认为这个办法肯定通得过。他立即坐下来写下这几个字，高兴得自己对自己笑起来。

这五件大事各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既艰难又有趣。

耀邦的一生确实多姿多彩，再说两件事。

一是在苏区杀AB团运动中差一点被杀掉了，虽然那时他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但是他念过一年初中，也算得个知识分子，那还不该杀吗？

另一件事是在延安审干运动中，他试着用“逼供信”的办法，使两个他十分了解的历史清白的小年轻经不住多方逼迫，终于承认自己是特务。他把他这实验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才决定“大部不抓，一个不杀”。

耀邦的光辉太引人了。如果我现在不是八十八岁，而是五十八或者六十八岁，我一定写他，哪怕花十年时间。

耀邦的一条批示

●曾彦修

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也即打倒“四人帮”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方针政策是结束整整三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路线，还是坚持闭关锁国的政策路线？是有激烈争论的。胡耀邦是坚决主张打破闭关锁国政策的一位带头人。

1979年，我调回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想多出版一点介绍外国政治经济情况及政治、经济学说的翻译书籍，为打破中国的蒙昧状态做一点服务工作。我这一想法，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共中央编译局、国家出版局等单位的支持，并成立了选译与书目工作小组。

1980年7月，选译书目录及其简介印好后，人民出版社国际政治编辑室分送给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和胡耀邦征求意见。结果是，那位领导人无反映，但胡耀邦却在第三天就复信给该编辑室。复信的全文如下：

我赞成翻译一些现代社会主义各流派的一些著作，以及资产阶级关于社会学的一些名著。现在我们这方面的知识贫乏的惊人。我不知道全国是否有十来个人认真读了十来本这样的著作。没有这一条，谈什么探索新理论？但这类著作浩如烟海，纸张翻译都有限，因此要认真选译。你们这一百本，至少有两千万字吧。这恐怕不行。应指定一二十个有水平的专家再精选一下。

胡耀邦 （1980）7.21.

这时，耀邦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日理万机，但能收到此件后立即处理，并作了复信，可见他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的热情与重视。

耀邦的支持，给了我们信心，工作就开展起来。可这一工作进行了三年时，有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却把这件事列为思想状况严重自由化九条中的第一条，加以指责。罪名是三大项：反苏反共（反苏，甚至包括契尔年科也在内）；宣传托洛茨基派及托洛茨基主义；宣传国际修正主义。

我在当年写下的申辩书中写道：“历史将会证明，耀邦同志的这件批示是何等的正确，又是何等的重要，它是对各方面闭关锁国倾向的一个多么有力的批评！这个问题我觉得今天并未解决。照有些同志的办法，实际上又是实行闭关锁国。”

二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证明了耀邦的正确！而我们仍需要发扬胡耀邦的精神，把愚民政策和闭关锁国政策废除干净。

胡耀邦是“五四”传统的伟大继承者

●何方

我以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留下的传统，再加上苏联高度集权的影响。它表现在方针政策、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特别是在领导体制上。就是邓小平说的，强调一元化领导，造成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变成了个人领导”。对此，人们感触极深。连一贯强调集中和纪律的李维汉，临终前也建议邓小平认真抓一下反封建的问题。另一种是提倡科学与民主的“五四”传统。这一传统最明显的体现在毛泽东所说的两次“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他说的第一次是从“五四”到大革命。这一时期正是由倡导科学与民主的旗手陈独秀出任总书记。他说的另一个时期是遵义会议以后。这又是坚持“五四”精神的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在这两个时期都出现过党内生活民主化和理论上的繁荣。胡耀邦担任总书记，虽然和前两位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有所不同，但也尽力发扬“五四”传统，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跟张闻天一样，坚持科学民主，反对专制愚昧；提倡独立思考，主张言论自由。他一再向大家推荐马克思评普鲁士检查令的文章，并且说：“我们不搞审查，不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这是国民党过去搞我们的”。他对纪念张闻天的题词：“毕生勤奋，坚持真理，严于律己，诲人不倦”，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说，胡耀邦都是“五四”运动反帝救国与科学民主精神的伟大传承者。

建议编《胡（耀邦）选》

●龚育之

去年四月，我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发言，提出了编《胡（耀邦）选》、写《胡（耀邦）传》的建议。我说：

“胡耀邦从一九八○年二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一九八一年六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一九八七年一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这个发言，已经在《炎黄春秋》去年第六期上发表。现在再就编《胡（耀邦）选》的建议作一些申说。

编辑、出版党中央已逝的和高龄的重要领导人的选集、文集、专题论集，研究他们的思想和生平，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据不完全的统计，出版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文集的规格，现在有以下几种：

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选集

邓小平、陈云的文选

叶剑英、彭真、李先念、万里、薄一波的文选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并声明得到中央文献研究室指导、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董必武选集、王稼祥选集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

由本书编委会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

习仲勋文选、王任重文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或未说明编辑单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

邓子恢文集、陶铸文集、陆定一文集（一卷）、胡乔木文集（三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有：

张闻天文集（四卷）

由《选集》编辑组编辑、中国计划出版社出版的，有：

李富春选集

由《文集》编辑组编辑、华艺出版社出版的，有：

林伯渠文集

所以，如果说到规格，根据以上成例，《胡（耀邦）选》用以上哪一种规格都可以。

具体的编辑工作，据我所知，或者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进行，或者是以某某选集编辑组的名义，由中央某部门、某单位或某省委组织力量来进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胡耀邦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已经收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有十一篇，一百九十六页，已经收入《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九篇，一百四十页。再加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比《选编》多收的六篇，五六十页。可以说，编《胡（耀邦）选》，光是这些已经可以说是初具规模了。当然，还要搜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未收入以上《文献选（汇）编》的公开发表过的和在党内发表过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一九七五年全面整顿期间的讲话和文章，还要搜集在团中央工作期间发表的讲话和文章，还要确定以什么时候的哪篇文章作为开卷篇。还要作题注和注释。就是说还要做许多细致的工作。但是，既然是“选”，篇幅不可能也不需要太大。只要决定编《胡（耀邦）选》，编辑工作并不太难。

总之，建议编《胡（耀邦）选》，理由有二：一是合乎惯例，二是较为易出。既然如此，有关的机关或单位，何乐而不为呢？

胡耀邦与马克思主义

●钟沛璋

胡耀邦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一生的丰功伟绩，中共中央在他去世时的悼词和讣告中，作了清楚的表述。胡耀邦年轻时就以勤奋好学闻名。他刻苦通读马恩全集，反复研读其中重要著作，这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并不多见。而他没有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当时曾引起了思考：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所以被认为是一门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学，是因为它是紧密结合实际，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发展、开拓、创新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原来贫困落后的国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求得解放，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行事，或照搬外国的经验，都使我们犯过错误，吃尽苦头，遭到失败。马克思针对那些教条地搬弄他的话人说：“反正我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像康生那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作恶多端，在“文革”中又与“四人帮”狼狈为奸，死时竟被称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反正我们知道，胡耀邦不是那种“马克思主义者”。

胡耀邦在他十四岁加入儿童团时，的确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在革命理想的鼓舞下，勤于学习，勇于实践，善于在新的环境中勇敢地去解决新的问题，创造新的经验。无论在瓦窑堡创办抗大一分校，在解放战争中做部队政治工作，解放后在川北剿匪反霸、建立新秩序的复杂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胡耀邦在担任青年团中央书记的几年中，是青年团历史上最活跃、最生气勃勃的时期。特别是经历十年“文革”大灾难之后，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扭转乾坤，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思想，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1977年—1987年十年是中华民族中兴、最生机勃勃、最有希望的时期，也是耀邦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对这样伟大的实践、伟大的开拓，难道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什么“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吗？

耀邦一生作过许多鼓舞人心的讲话，他特别重视调动人的积极性。1958年4月，在上海召开全国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上，我就听过耀邦题为《人的积极性是最宝贵的财富》的讲话。有人曾要求恩格斯用一句话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恩格斯的回答是：“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发展的条件。”

感受耀邦的民主作风

●杜导正

我同耀邦同志有过近十年的工作关系，感触最深的是他的民主作风。耀邦并非不坚持己见，但他平等待人，从谏如流。

在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时候，每周两次召开新闻宣传系统的例会。那时，我是新华社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中宣部指定新华社穆青、李普和我参加这个例会，穆青事情多，李普健康欠佳，我去的较多。每次例会，耀邦自己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分钟左右，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于是，大家都七嘴八舌随意发言，耀邦也经常插话。这种会上，他从不居高临下，从不作指示，参加会议的人的发言，他都虚心听取，有时候觉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就说：“我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我的意见收回。”一个领导人，尤其是身居这样的高位，能让人在他面前就政局，有些是大是大非问题，毫无拘束地发表个人意见，包括不同的政见，这恐怕是最难得的一种政治品质。回顾我党有关历史，令人感慨万分。

有人说耀邦讲话随便，而且有些讲话为情绪所致，有失分寸。我不这么看。过去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了晚年毛泽东式的领袖作风，说出话来，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忘记，领袖也是人，可以英明，但不会绝对英明，英明到先知先觉，英明到老天爷上帝，恐怕非人民之福。我觉得，一个领袖人物，十句话说对七八句就很了不起。剩下的，给自己给大家留下回旋余地；即便自己错了，还可以斟酌，改正。讲话随便一些，不要总给人拿腔拿调、高深莫测的感觉。晚年的我宁愿同坦诚相待、平易近人的领导人物亲近，不愿意和深藏心机、高高在上的神相处。胡耀邦逝世后，《科技日报》在纪念胡耀邦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宁可听漏洞百出的真话，也不愿听滴水不漏的假话”。这是对耀邦民主作风感受的一种表达。我赞成！

耀邦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有了榜样。尤其在我退下来后主持《炎黄春秋》杂志的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仁，一直努力学习耀邦的这种民主作风，做人、做事。

耀邦的民主作风，我想，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民主的理念来自人权。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从人权派生出来的。耀邦的这种民主的政治品质，是尊重和实现人之为人的利权。而这恰恰是被我们长期忽略的一个根本问题。

古语云：“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诚者有信，仁者无敌。”其耀邦乎？这是他性格、风格、人格具有的独特魅力。他不愧是我党、我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讣告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8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经全力治疗，未能挽救，于1989年4月15日晨7时53分逝世，享年73岁。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9年至1945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46年至1949年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第四纵队政治委员，18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他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顾个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他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曾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82年9月至1987年1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是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党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忠诚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献身精神；学习他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学习他谦虚好学、顾全大局、艰苦朴素的高贵品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原载1989年4月16日《解放军报》）

2005年第11期 邓小平谈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　作者：丁龙嘉

在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他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特别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在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邓小平十分重视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他指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其中心环节，厥为民主政治之树立与发挥，以及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之认真建设。” “惟有民主政治，才能进一步地巩固各阶层团结，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也才能示范全国，争取人心向我。”他亲自指导建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冀太联办、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等抗日民主政权，并在指导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过程中阐述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

本文试对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思想、民主选举与民主施政的思想、共产党与抗日民主政权关系的思想作一探析。

（一）

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即共产党领导的几个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日寇占领区公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指示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邓小平认为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实质是民主。他在1939年5月就阐述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以及进行民主施政等思想，1940年3月以后又全面地精辟地论述了“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

1939年5月15日，邓小平提出敌后政权必须是民主的，民主主要表现为六个方面：必须是真正领导抗日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一切工作一切政策，应以如何战胜日寇和汉奸为出发点。必须是由民众选举出来而为民众所信赖的政府，这个政府必须给民众以抗日的组织、行动与言论、出版等自由，并严厉取缔敌人汉奸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必须是在“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的原则下适当改善民生的政府，这个政府在改善民生的同时做到自身廉洁。必须是各抗日党派共同拥护的成为团结各阶层核心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各种政策上要顾及各个党派、阶层的利益，要吸引一切忠诚为国的人士参加政府工作。必须是与人民建立最密切联系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人员应由人民选举忠诚为国、廉洁奉公、刻苦努力、不怕困难、勇于牺牲的抗日分子组成。必须是按照地形、敌情等条件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政府，这个政府应适应抗战的需要。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之后，邓小平指出，“三三制”政权的民主性，在形式上表现为，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1/3或少于1/3，进步势力占1/3，中间势力占1/3。但不只表现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内容上，其实质是民主。他鲜明地指出，这个政权“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段，还要照顾那一阶段，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他尖锐地指出，这个政权中，存在着反映不同利益、不同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斗争，共产党“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共产党。邓小平的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思想、发扬政权内民主政治斗争的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

邓小平为了在建设“三三制”政权中确实体现出民主实质，于皖南事变发生不久的1941年3月，批评冀南抗日根据地存在的党员包办政权的现象，指出“三三制”的内容，主要是民主问题，“没有民主，即使党员少于1/3，也是空的。因此，要切忌党员包办，党员更无杀人捕人权”；“行政机关中还可容纳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在开始建立抗日政权的区域，党员还可以少于1/3”；“公安机关不是恐怖机关，而应是民主政权的一部分，有保护一切抗日人民、抗日党派之义务”。在1943年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情况下，他强调指出“三三制”政权“惟有发扬民主精神和实质，才能达到充分发动群众的目的，才能实现群众自觉自动起来为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目的，也才能巩固群众的发动和群众的组织”。

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约束共产党不能以多数去压倒少数，必须争取其他民主人士的合作；要求共产党将自己正确的主张通过与各方面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去实施，这就从组织上保障了抗日政权的民主性质。而“三三制”政权更深刻的民主性质，则体现在这个政权所实行的政策及施政内容上。正因如此，“三三制”政权的建立成为抗日根据地实现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所以，邓小平十分重视它的意义，他没有把“三三制”看作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而是看得更深更远。他指出，这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最好形式。

邓小平对“三三制”政权的论述，特别是对“三三制”政权的民主实质的论述，丰富了党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理论，指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

（二）

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改造旧政权为抗日民主政权，是建设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根本任务之一。如何建立新政权、改造旧政权？邓小平一再强调“以民意为依归”，实行民主选举。他特别注重区、村基层政权的民主选举。邓小平还强调民主选举的政权必须实行民主施政。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指示发出之前的1938年，邓小平就亲自领导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署的建立过程，首先是组织发动群众组建自己的团体，建立和完善区、村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个基础上建立30多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其次是召开冀南各县代表会议，通过民主协商，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公署成立后，在运作中暴露出民主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邓小平又领导解决这一问题。1939年1月下旬，在“扫荡”与反“扫荡”的枪炮声中，冀南各县政府、民众团体、士绅代表200多人举行行政座谈会，决定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召开冀南人民代表大会。经过8个月的筹备，全区51个县民主推荐出250名代表，举行冀南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经过充分民主，改组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增设了行政委员会，选举产生了参议会。大会之后，陆续颁布了一系列顾及民众利益的进步的法令和法规。邓小平清楚了解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民主性，所以他说：“冀南政府是民主的，一方面因为行政人员是人民选举的，政府的一切施政，都顾及民众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民众有了自己的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可以经常地向政府提出人民的意见，以供政府之采择。”

中共中央发出建立“三三制”政权指示后的1941年3月16日，邓小平受北方局委托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成立边区政府。邓小平在提议中提出了许多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观点，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是 “参议会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议员组成，不应丝毫草率，致伤民主政治之真正意义”。二是“‘三三制’民主政权原则，为本党所提出，为本党全体党员所忠实奉行的主张”，“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他的这些观点，以及不久后他发表的《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为参议员的选举、临参会的筹备、举行，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4月15日，邓小平为北方局起草了边区建设十五项主张。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议决定将鲁西三十三个县划入边区，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十五项主张为基础制定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种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参会委员、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员。边区临参会和政府的成立，将华北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邓小平在指导民选政权中，将区、村民主政权的选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他认为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他多次强调“首先完成区、村的民选”，“村长民选是主要的”，“改选政权机构，应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去进行”。在邓小平任分局书记的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村选运动从1941年开始大规模地展开。村选运动，大体经过宣传教育、选民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实行民主选举等程序，最后选出村长，建立村政委员会。村选运动，是一次宣传和实施民主政治的运动。广大农民群众通过参加村选运动，懂得了民主政治，激发了参政积极性，许多村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80%以上，有的村庄投票人数达到村民总数的95%以上。村选运动，使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昔（阳）东县29个村选出的622名村政委员中，工人（雇工）占7%，贫农占44%，中农占34%，富农占13%，开明地主和商人占1%。经过村选运动建立起来的农村新政权，成为群众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抗日斗争的组织者。

邓小平十分关注抗日民主政府的施政。他指明政府的施政应表现出是真正抗日的、统一战线的、廉洁民主的、改善民生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强调要“举善政，兴利革弊”。根据地的抗日政府在民主施政中，颁布了一系列进步的法令和法规，保护人民群众从事各种合法活动，打击敌对势力破坏抗日、损害人民利益的非法活动；保障一切抗日的党派和民众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调整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群众生活。

邓小平的民主选举、民主施政的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使现代政治文明在广大的偏僻的华北农村扎下了根。

（三）

在抗日根据地，共产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那么，党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党如何实行领导？邓小平结合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邓小平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指导，即“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通过政权来实行”。监督，即“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为了正确地有效地进行指导和监督，邓小平要求党组织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

邓小平又指出，党在领导抗日政权工作中，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首先，党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保证“三三制”的比例。其次，党要切实指导、监督政权中自己的党团和党员，要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政治家的风度；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团结非党干部、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就这一点，邓小平专门阐述了反对“因党而骄”的思想。再次，党要有意识地发展政权中的民主政治斗争，纠正某些共产党员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使非党干部敢于讲话，敢于讲所想讲的话，敢于工作，不对共产党产生疑惧。

邓小平在论述上述问题时，尖锐地批评了违反民主精神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和行为。

邓小平批评了有些共产党员的两个误解。其一是批评了有的误解党的优势，以为“党的绝对优势”就是“党员实行包办”。他指出：有些高唱优势的人，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自己的了，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造成中间分子不满意、进步分子不安、群众的舆论不好。他严厉地质问，对于这种情况，除了阿Q主义者之外，谁还能说党已经取得了优势？他说，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若把优势建立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其二是批评了有的误解党的领导，以为“党的领导”就是“党权高于一切”。他指出：有的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有的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若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就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更为甚者，有的将“党权高于一切”发展为“党员高于一切”，可以为非作歹，可以犯法得到宽恕。于是，非党干部中，有的称党为“最高当局”，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抗日民主政权以至反对抗日民主政权。于是，群众认为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的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脱离了群众。他尖锐地抨击说，“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

邓小平还批评了有些政权中的共产党员在民主政治斗争中“尚简单避复杂”。他指出，“尚简单避复杂”的办法将导致共产党的麻痹和腐化。这是因为，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题必然发生错误；把非党干部和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进而引起群众的反对；党和党员都会因此而麻痹，从而失掉对于新生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他同时指出民主政治的作用：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党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和决定问题；能够及时反映群众情绪，使党能够从群众情绪中测验自己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和拥护；能够使党保持对事物的敏感性，而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能够使党得到群众的监督，而避免堕落腐化的危险；能够使党增强能力、接近群众，而锻炼成为群众的党。

邓小平以深邃的历史眼光指出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反映到共产党内来，表现为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所以，他提出要肃清共产党员思想中违反民主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

邓小平关于党对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的思想，党在领导政权中必须贯彻民主精神的思想，尤其是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思想，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建设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同时，也在建设政治文明。而民主政治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部分。正因如此，重温邓小平关于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2005年第11期 《顾准笔记》引发的思考　作者：李一蠡

中国曾在大约18世纪以前的一千多年里GDP居全球之首，但其后却衰落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什么会走过一长段大起大落的曲折道路？从《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里，我们看到，顾准在上个世纪中叶就以批判精神，博览群书，深刻思索这个难题，并得出了具有独立思考特质的答案。关于《顾准文集》，已经有了许多读书界熟知的热评，在此不多谈；这里仅就个人近日读《顾准笔记》所作的笔记，择取片段，就教于众。

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700多页的《顾准笔记》分三大部分：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马恩全集笔记。其中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为何未能早日现代化。

开卷几页后，我们就看到顾准自问自答：“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 “一切证据都足以表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顾准笔记》第7页）顾准在追溯历史上一些国家或地区资本主义、产业革命以及现代化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后，又说：“‘现代化’有许多前奏曲，在某一点，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原生地。一旦证明这是真正的现代化的道路之后，它就在不同环境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走现代化的路。”（27页）他认为：“一般农业文明都必定是专制主义的”。“而专制主义不打破，凌驾于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以及一切阶层之上的这个独裁权力，永远吞掉一切，窒死一切，障碍一切，在它下面，也就永远生长不起来资本主义。”（254页）这就是说，有现代化“前奏曲”，不一定就有现代化，还要看有没有相适应的上层建筑。

百余年来中国的革命或改革维新，归根到底是为了寻找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笔记》的论述，是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这三者，看作在历史上同时发生，互相联系、同属一个范畴的事物，即世界近现代史所昭示的现代化之路。而这种论述，是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相一致的。《共产党宣言》在距今一个半世纪之前就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又说：“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就是说，从资本主义诞生以后到现在，再到可见的未来，资本主义文明是相对之下和现实之中最先进的文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现代化的统一，是近现代“一切”民族国家走向文明昌盛的路径。

走这条路径的第一步，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明确论述。这本书认为，从1914年爆发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性质起了一个变化。“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就是说，即使如此区别了新旧两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性质也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只不过是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为了实现这一革命，《新民主主义论》强调：“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但是建国后不过几年，我们在经济文化等基本条件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时没有什么改变的情况下，却匆匆宣布，新民主主义革命已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从而开始。好像执政者一变，一切其他条件，包括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的生产力条件都不重要了。

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之分，明确肯定中国应大胆地走市场经济之路，无非也是要在中国当前特殊历史环境下，采用普适的经验来实现现代化。这件事之重要怎么说都不过分。这是重新回到了毛主席当初根据对中国正确的社会历史定位制订的正确发展路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性。

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前奏曲”很特殊很复杂并且很悠长，这个“前奏曲”应该开始于两千年以前。但是直到清朝中叶仍争议是否应“师夷之长技”，说明只有少数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知道，不仅是学习人家技术的问题，而是要改制。建国前后党内外不少有识之士明白“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多而是太少”。但只是到了邓小平，“由于各种条件的凑合”，我们才终于认识到必须学习和实行市场经济，并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早在18世纪就说过，现代工业是依靠其产品市场的广泛化而发展的。为满足广大市场的需要，工厂制度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促使现代工业的规模和组织日益庞大和复杂。这里所谓现代工业，就是当时正在英国兴起的资本主义工业。亚当·斯密把市场的作用提到赖以维系资本主义生存、发展的高度。这一表述，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一致化的。

而顾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也是在他身体与环境都很差的时候，在《笔记》中斩钉截铁地说出了如下一段话：“不必惋惜中国‘从来不是资本主义民族’。历史上没有任何条件使中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人类文明总是互相传布互相渗透的。重要的问题在于学习——可不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拿这种态度来学习，是什么也学不到手的。”（236页）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话题——

“坏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什么叫“坏资本主义”？顾准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商人阶级、商业城邦（如伦敦）和一个民族国家紧密结合，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整个乡村服从城市，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的结果。”（《笔记》30页）显然，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是指国家机器，权力架构，涵盖整个上层建筑。顾准所强调的“使整个民族国家服从商业利益”，“使全国经济发展的轨道纳入商业经济的轨道”，无非就是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上层建筑必须与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基础相结合、适应。

顾准又说：“阻碍资本主义的，不是封建主义。真正的封建主义是萎弱无力到不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的生长的（欧洲、日本），它不过起一些绊脚石作用……真正足以阻止资本主义生长的是专制主义。”（27页）也就是说，专制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若出现这种不相适应，其结果要么是“阻止资本主义生长”，要么是产生“坏资本主义”。

顾准紧跟着提出了不少例证：“中国式的专制主义，土耳其式的专制主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拿破仑的专制主义，彼得第一的沙俄专制主义，叶卡切林娜的专制主义。”（27页）

历史证明，在上述这些专制主义威权下成长的资本主义，都是有先天或后天缺陷的资本主义，或称坏资本主义。为了探讨历史的经验，下面我们仅就顾准所提出的几个例证，稍作回顾和评析：

中国，长期号称农业文明大国和一度的海上贸易大国，到清末民初也出现一点新式工业，但在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专制统治下始终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状态。在孙中山领导和思想影响下，国民党也曾是一个志在革旧布新，谋求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经济振兴的党。这也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基础。但在孙中山死后，特别是在国民党成为独裁政权后，则是民不聊生。有“东方巴黎”之称的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畸形发展，严重殖民化。当时那种在十分落后的农业经济中生长的城市资本主义，正是典型的坏资本主义，是悠久的东方专制主义之魂继续附体在国民党身上的结果。

凯末尔，至今被称为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土耳其“国父”。土耳其式的“资本主义”曾一度被捧为弱国振兴的样板，但其军人执政的传统始终存在。虽然地处交通要害，终归只属于第三世界的稍强者。

路易十四，就是那位公然说出“朕即国家”这句独裁者大实话的人。他支持工商业，使法国得到了发展，同时却又大事搜刮，穷奢极欲，兴建凡尔赛宫，浪费了大量国家财富。拿破仑，是所谓 “开明专制”的君王。他大搞改革，振兴经济，制定了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拿破仑法典》，承认“一切公民一律平等”，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国家，并在被征服的国家推行改革，宣布凡是因拒绝或抛弃自由和平等而希望维护、恢复或宽待君主和特权阶级的人，都将作为敌人对待，以至“革命”到专横程度，终于迎来滑铁卢，反而使欧洲一度重新出现以君主制为特征的“正统主义”回潮。

彼得一世，俄国第一位改革家。他利用权力，大胆开放，学习西欧。他废除贵族特权，主持大量翻译出版西欧人文革命书籍，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俄国第一家报纸，并给予商人和企业主不少优惠权利，使俄国初步实现工业化。尤其了不起的是他以帝王之尊，见到士兵的船在芬兰湾搁浅遇险，竟亲自跳下水去营救，以致受凉一病不起，颇有爱兵爱民形象。但他又是个率性行事的独裁者，因而社会并不和谐，引起两次人民起义，大伤了国家元气。

而继承彼得一世帝位的两位女大帝——叶卡切林娜一世和叶卡切林娜二世，也非常独裁。尤其是叶卡切林娜二世，曾以著名的《叶卡切林娜诏令》颁布标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文的宪法，且大力普及教育，改善交通，建立工业城市，决心通过一系列铁腕政策，继续推行彼得未竟的事业。她曾有心颁行解放农奴令，但很快她就发现，离开农奴主的支持对她不利，立即向传统妥协，并以皇室土地赏赐上层官员，来巩固她的权力基础。最终，她还是被历史归类于违背社会期望和时代要求而崇尚暴力的沙皇之列。

有趣而又发人深思的是，顾准这里指出的人物，不是中外历史上数不胜数暴虐无能的君王，而是一些多少都沾有二重性格、具有一点悲剧性质的改革人物。以彼得第一和叶卡切林娜二世来说，他们都很想接受西欧资本主义制度，适当引入西欧人文思潮。日后的俄罗斯之所以拥有比较先进的科技和相当强大的国力，与这几位大帝的奠基绝对有关。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建立起好的资本主义，却给这个民族留下了一笔专制的政治遗产。这个历史基因，竟然特别表现在20世纪的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等人物身上，造成社会主义民主的大破坏并导致政权崩溃。十月革命恰恰发生在这样的国度里，这样压根儿缺乏民主的传统与专政理论的结合，加上俄罗斯的下层土壤以及一些领导人（如斯大林）的个人素质，就形成了所谓的“斯大林主义”这一致命弊害。

但关于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成长的危害，莫过于顾准所指出的拜占廷王朝（东罗马帝国）的例子。拜占廷这个横跨亚欧非、存在了千年之久的庞大帝国，居丝绸之路要冲，曾因占尽商业优势而非常富裕繁荣，而商人是它所以强大的重要支撑力量。顾准说它“一半承袭罗马，一半承袭希腊，两者都有城邦民主的传统。然而一旦成为专制主义以后，仅仅依靠内部力量（资产阶级、手工工人、农民等等）就无法打破这种专制主义。”于是，与专制制度往往相联系的上层争权，被征服国家的反叛，宗教战争以及人民起义，加上“蛮族”特别是被中国打跑的突厥人的入侵，等等一系列事件，终于造成这个由繁荣转入停滞的王朝的衰亡。顾准说那是因为“有工业和商业，有城市，但是没有资产阶级”；“没有那种在等级会议或议会中反映出来的阶级斗争，‘帝国’把一切阶级都压倒了。”（262页）

所以顾准说：“拜占廷帝国和西欧比，就是中国和西欧比。”中国曾富甲世界，但也正是由于同样情况，所以不能把优势化为社会转变的条件。顾准所指出的活生生的事实说明：有了某种发展条件却与国家体制背离，精英们出现求变理念却与习惯势力背离，直到变成社会上层既得利益与广大人民利益背离，是一个何等纷繁复杂又令人不得不慨然兴叹的历史现象!

是的，权威的作用证明，在向资本主义转型的前期，专制的权威人物施用“铁腕手段”推动改革，也往往可以取得成效乃至显效，但顾准以历历不爽的史实说明：“专制主义国家是动员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人民的粗疏、有效的办法。然而因为它窒息创造，所以它产生不出来近代文明。”（146页）西欧资本主义与人文主义革命——民主政治革命同时出现，是历史的要求。“铁碗”改革必须继之以民主政治，才能巩固成效，才能建立一个好的资本主义，否则必定是“坏资本主义”，即吴敬琏先生所指斥的“权贵资本主义”。缺乏监督的权力所衍生的腐败，必定会把政权推向危亡临界点。

中国昔日强大之术，恰恰是今日复兴的负面教训。东方专制主义的利益原则决定了当时国富民穷——以君王为中心的权力集团富，而人民穷。在一定程度上说，往日中国的繁荣乃是一种畸形繁荣甚至是虚假繁荣。一当世界上出现先进制度后，相比之下，这种繁荣的畸形性质就暴露无遗。

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

顾准是1935年入党的老党员。在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备受冤案折磨，环境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以对党、对国家、对人类的一片赤忱，刻苦坚毅的为学态度，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当前中国和人类所面临的发展道路及前景，获得出色的学术理论成果，从而被誉为 “拆下自己的肋骨当火把”的思想者。以至不少国内有识之士因为有他而骄傲：“我们中国有顾准。”而他的为学之法，就是毛主席所归纳的“古今中外法”。据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到必须继承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时候，曾妙喻说：“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据何其芳《毛泽东之歌》等回忆文章）顾准正是这样做的典范。

《顾准笔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读书笔记，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段落只有一句话。但人以文传，文以人传。当顾准的第一部集子——他受难岁月写给他弟弟陈敏章的信，在顾准死后一些年才得以整理为《顾准文集》出版面市后，因购求者众，很快洛阳纸贵，于是《顾准笔记》也应求出版了。现在堪可告慰于寂寞辞世的思想家的是，四大本《顾准文存》也与读者见面了。人们此时已越来越承认，顾准其人其作，其风其骨，足以作为中国一个时代的理论学术代表传之于世。他是为中国、为人类的未来呕心沥血苦苦求索的思想者，是中国的良知。

2005年第11期 重读顾准　作者：高建国

卓越的思想，往往出自坎坷的人生。顾准的人生之路十分曲折，颇具传奇色彩。

1915年7月1日，顾准降生于上海陆家浜一条小巷里。他的父亲陈庆华，是从苏州移居过来的棉花商人，兼做中医，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妻。顾准是二房长子，作为母系的传宗人，随母亲姓顾。

由于家道中落，生活日下，顾准读到初二便被迫辍学，去现代会计学之父潘序伦的事务所当小学徒。顾准在那条以英王的法语读音命名的爱多亚路，为潘序伦油印讲义时，通过刻苦自学，以天才少年的聪慧脱颖而出。潘博士惊讶地发现后，甘当伯乐。勤慧超群的顾准，十四岁那年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高级商业簿记习题详解》，挑起了养活一家老小的担子；十七岁出任立信会计学校部总负责人，并创办中国第一份会计学刊物；十九岁又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大学通用教材……成为中国会计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然而，青年顾准志不在此。畸形的租界文化，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日寇入侵上海，催熟了他的救国心。他充满激情的追求，是建立一个独立而和平、自由而公正、民众普遍幸福的理想国。30年代，正是赤潮涌动于世界的时代。就在《银行会计》广泛发行之际，1935年2月，顾准经宋庆龄的救亡工作联系人林里夫介绍，不顾当时的政治危险，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夏，处于职业巅峰期的顾准，又主动放弃在上海法租界一边当会计专家，一边从事地下活动的生活，毅然奔赴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苏南根据地。那时，顾准既是立信会计事务所的台柱子，又是美国基督教会大学——圣约翰、沪江、之江等名校的教授、讲师，每月都有四百多块银元的极高收入，稳居社会金字塔顶层，被誉为“潘序伦第二”。可是，他却义无反顾地从此走上了血与火的民族解放战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顾准随陈毅回到上海，以开国功臣的喜悦之情，出任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市财政局长、税务局长，并兼上海市政府党组领导成员、华东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顾准为振兴上海的经济，八方奔波，日夜劳碌。举世闻名的跑马厅、跑狗场、沙逊大楼……也是他以征收地价税的方式，从外国人手中合法收归。

谁知，共和国刚渡过第一道经济难关，厄运便悄悄向顾准袭来。

“恶劣分子”——“右派”——“极右派”

这与一场税收方法之争有关。大上海是按照解放区“民主评议”的办法，口头协商议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还是派出财税专管员和注册会计师，去各家企业查账，根据税率来征收税款？上级部门坚持采用解放区的办法，理由是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顾准却顽强主张由他制定且已实施的后一种办法，并在辩论中态度激烈。虽然今天全中国税务系统，都沿用顾准行之有效的税收办法，但在当年，他却因此被视为“目无组织”的“恶劣分子”。

1952年2月29日，在没有公布任何事实的情况下，顾准被冠以诸多罪名：“妨碍‘三反’运动，及在思想上作风上一贯恶劣”，“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在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虽历经教育仍毫无改进”，被登报撤销一切职务。

顾准后半生的多舛命运，从此开了头。

1957年，顾准刚完成那篇呼吁以市场价格的自发涨落，调节生产与流通的“市场经济第一文”，便在中科院资源综合考查委员会副主任的新岗位上，因抵制苏联专家在黑龙江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沙文主义，被上纲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又因他曾倡导民主社会主义及市场经济，公然发表同情葛佩琦等知识分子“右派”的言论，并曾经议论毛主席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被康生亲自点名：“新账老账一起算”，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发配河南省信阳专区商城县劳改。

顾准在商城劳改期间，遭受了种种令人发指的非人待遇，经历了他自称的“恐怖与屈服时期”，却在拼死捍卫人格底线之际，以思想日记的形式，写下他对“斯大林主义”中国化的深刻批判。他批判依据的素材，主要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他所在的被誉为“共产主义第一实验田”的信阳专区，从人民公社化高潮迅速转为全局性特大饥馑，因“人祸”而在短期内饿死近百万民众的严酷现实。顾准无比沉痛地写道：“产量的谎报，真是大苦我民了”；“愈是不按价值规律……愈为严重”；阶级斗争“再斗下去，无非是斗自己而已”……于是，顾准紧裹肮脏的破“棉猴”，蹲坐在铁佛寺集中营预言：未来的中国，必然朝着“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发展，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代我们确定的。他并以憬悟之心对自己说：“经济发展的阶段论与东西方渗透论，很有兴趣的题目”……

中科院组织恐怕顾准会饿死在信阳农村，于1960年初，把他转往北京郊区劳改。顾准告别铁佛寺集中营时，紧紧捂着腰间的破挎包——挎包里有他珍贵的日记本，和当地“右派”徐云周送给他、可当一顿饭吃的胡萝卜。顾准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离开信阳农村时，“一种悲恻的情绪几乎把我浸透了”，“我禁不住一阵阵地心头绞痛，我真怀念农村的人们啊！”的确，顾准今生今世再也忘不了革命胜利以后的“信阳事件”了。可以说，是信阳民众的血泪和怨灵，推动他站到了思想家的神圣位置上。

在“七千人大会”后一度宽松的氛围中，1962年5月，“摘帽右派”顾准，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当研究员。所长孙冶方和政经室主任骆耕漠，都是他的老友；被打成“反党分子”的前总书记张闻天，则是他的新同事。在被老友和同事保护的环境中，顾准除了潜心研究民主社会主义重大课题外，再次呼吁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并呼吁反对工业损害农业，以提高农产品价格而不是政治挂帅来促进农业增产；呼吁重视南斯拉夫等国“离经叛道”的经改与政改经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准在这段时间，还精心翻译了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国内首译本），以此提醒对民主政制认识不足的国人，现代化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首赖民主制衡与法律主治的制度建设。而追求乌托邦式直接民主，潜伏着不容低估的危险，严重时可导致大规模政治动乱。顾准其实就是以理性拓展的历史眼光，对可能以群众运动方式，再次追求公社化与直接民主化的“文革”，发出了预警。

请看顾准精心翻译的这段文字：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各种职业的人，都将“进入某种癫狂状态，企图引导他们走向理性论证，只能更加煽起他们的兽性”。那时，“公民在政治事务上，会屈服于超理性或非理性的成见和冲动”。那些“对控制政治戏剧，或在这场戏剧中对买空卖空有兴趣的人们”，就愈加能够改变甚至“创造出人民的意志”。“人民在短期内是可以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到他们真正不想要的某种状态中去”的。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预先健全民主法治制度。

可是，未待这部译著出版，顾准便因不断“唠叨”信阳事件，以此证明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张闻天是大错误，并因与清华、北大一些学生进行“出格”的理论探讨，于1965年初，被康生再次点名打成“极右派”。妻子在政治高压下，被迫与他分手。

生命不息，思想探索不止

矢志走在思想探索之路的顾准，在“文革”浩劫中，又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折磨，并遭遇了妻子自杀、子女与他断绝关系的人间惨剧。

1969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顾准来到设于河南省息县东岳人民公社的“干校”。这里与顾准十年前呆过的商城，同属信阳专区。大跃进的严重错误未能彻底纠正，中国又搞起了“文革”！顾准望着这片熟悉而广袤的黄土地，望着辛勤耕作却难以吃饱的农户，联想到祖国的前途和自家的命运，心中充满哀痛！他是为中国革命献身的人，亲见亲历共和国接连发生大悲剧，怎能不以个中人的深切感情进行反思。心痛达到极致，便是理论的开端。“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思想大树的绿色萌芽，随着东岳田垄中瘦弱顽强的麦苗，一起破土成长。思维特有的活力，也拯救了这个常在梦中思念亡妻，“醒来犹留呜咽”的伤心汉子。

同在息县东岳“干校”改造的，还有俞平伯、钱钟书、吕叔湘、胡厚宣、金岳霖、夏鼐、骆耕漠、巫宝三等“牛鬼蛇神”。顾准被称为“垃圾中的垃圾”。可是，那时便与顾准经常交流的吴敬琏，却回忆说：“顾准是‘干校’中最硬的‘反革命’。他被造反派批斗、殴打时，冒着雨点般落下的拳头，昂首高喊‘我不服，就是不服’的情景……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犹如一句古谚所说：不化灰烬，便成真金。

赵人伟、陈瑞铭、徐方等多位同住“干校”的人士，也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都曾睹闻顾准对“文革”的批判、痛斥。顾准在“息县日记”中留下的那些自污文字，只可能是迷惑监视者的障眼法而已。倘若后人据此猜测，还有一个认同“文革”、鄙弃自我的顾准，那是对“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环境，对“虎落平川”被迫采取的生存方式，缺乏历史性理解。

1972年夏，“林彪事件”迫使“文革”暂时降温。顾准带着他用各种隐蔽性文字记录的心得体会，在河南老乡关切的目光相送下，离开明港“干校”，返回北京。

顾准在息县劳改时已经常痰中带血，回北京后病体更加虚弱了。可是，使命感和责任感驱使他奔赴思想战场。犹如义赛亚·伯林所说：“当正义与非义交战时，知识分子不能以中立者自居。”一俟条件许可，顾准便要举起他的如椽之笔，为被暴力和强权侮辱的思想学术，作出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反应。

顾准端坐在北京建国门外一间斗室内，挥笔撰写他的思想著作。他把总题目称为“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鲁迅1923年反思伟大的五四运动，激发起超现实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时，曾采用过的题目。顾准此处之意：左翼革命胜利以后，应当怎样理性审视一切？他想与他昔日亲自参与策划送葬的鲁迅，遥隔历史长河，进行一场冷静的对话。

顾准言简意赅地阐明：人本主义就是现实世界的惟一信条，“关怀人，关怀人的幸福”，应该确立为革命与改革事业的至上追求；理想主义也可以包含在经验主义之中。顾准入木三分地指明：在追求历史进步的渐变过程，应该把以多元求发展、求和谐的原则，“贯彻到一切科学研究和价值判断中去”。

顾准的思想磁石效应，吸引了吴敬琏、张纯音、赵人伟、周叔莲、林青松、张曙光、张卓元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张纯音是顾准在学部八号楼的邻居。这位善良而睿智的女学者，几乎每天协助顾准疏理学术思想，做顾准忠实的第一读者，并以相知相契的心灵倾注友情的热能，激励顾准攀临思想的奥林巴斯山。当年围绕在顾准身边的学者都说，“文革”以后，他们能齐刷刷地站到中国改革最前沿，与“文革”中问学于顾准密切相关。

顾准的特殊魅力，还在于他的预见性。他身处“文革”荒唐岁月，却已预见到“文革”失败后，中国定将掀起全面改革热潮。他高瞻远瞩地谕示后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互相渗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人最终会发现，无法拒绝接受资本主义诸多长处。这样，还不如主动向资本主义学习；包括大胆引进它的个人本位文化，进行人文重建。可是，顾准同时指出，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资本主义生来便具有少数人占有社会资源与积累，忽视社会公正的天疾。如何超越资本主义既有模式，是更高层面的思想问题。而中国的东方属性，更限制中国简单仿效西方。中国未来的改革家，实在应该比二百年前的英国人聪明一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走得走不得，“已经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了”。

顾准并不是杞人忧天。他那时正在狭小的斗室遥想未来，生出如许深忧远虑：他深恐他期盼已久的市场体制一旦被迎进中国，长期恪守群体伦理的中国人，会突然从此极端滑向彼极端，误把损人利己、掠夺大众、破坏社会公正，也当作合理行为。为此，顾准在研究民主社会主义未来全态时，预先布置赵人伟和张纯音翻译外国文献，深入研究“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平衡关系。而这，只是他先知先觉的问题之一。

最让今人惊叹的，也许是顾准对21世纪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的前瞻思考。他以平实的语言指出：应当以“彻底经验主义”的态度，看待眼前这个地球。他说：“到本世纪（20世纪——引者注）以后，就不再纯粹是接受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现代化’问题，可以有资本主义道路的现代化，也可以有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还有五十年代以后新兴国家的特殊样式等等。”顾准其实就是以他的先见之明点拨后人：西方意义的“现代化”可以有多元样式。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具有大量“亚细亚”特征的中国（顾准五十九年生命的绝响，便是一篇论述“亚细亚”问题的专稿），要在明辨其先天优势与缺陷，发现其潜在动力与危机的前提下，正确规划21世纪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大潮流与东西方多元文明，在全球平台汇聚而成的“平行四边形”，也将把色谱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蓝图，展示在世界各国面前。

顾准对20——21世纪中国深度改革，以及人类现代化多元模式，超前三十年作出的批判与独创性阐述，准确周全而极具扩展性的预言，构成了他最杰出的理论贡献。

顾准并非没有失误。当顾准鞭辟入里地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大弊，在于“服从政治权威”时，曾因缺乏充足的第一手资料，误以“史官文化”涵盖传统文化，造成批判的武器偏宕。但是，顾准毕竟是顾准。他同时鲜明精辟地指出，中华文明讲究自然发展、反唯理主义的那种“历史主义”与“经验主义”，以及儒家文化中的“仁义”、“民本主义”、“诚信”、“养气”等理念，都是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历史也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大的好处”。顾准的这些告诫，启发我们提升认识：中华文明既有与现代化相忤的一面，也有可向“更广泛的‘现代化’”转化的一面。

顾准曾经握着那支杆身已经发毛的钢笔，对身边的友人说：我的研究，主要为中国改革，其次为人类进步。他并微笑着说：我在思想研究上每有突破，就觉得身上活力倍增，对现在的生活也不觉得苦了，因为我看到了阳光照耀下的未来世界。

对人类历史的穿透性理解，使顾准胸中如有百万兵。他经常用嘲讽的睥睨的目光，审视满街象征专制与欺骗的“文革”标语。他举笔立下庄重的誓言：我“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谁知，正当顾准挥舞思想巨镰，在他用心血浇灌的那一片金色麦地上，迈开矫健的步伐，酣畅地收割时，早已隐藏在体内的晚期肺癌，却以崩山裂地之势向他袭来！他不断咯血，持续发烧，呼吸也变得越来越不畅通了。

顾准患的是“中心性肺癌”，鸡蛋大小的癌肿，已在心脏与气管之间扩散。癌细胞疯狂地吞噬顾准的肌体。顾准有时一次吐血，便多达三百毫升！可是，当他被朋友们送去医院前，依然斜靠在床上一边喘息，一边编写待用的思想卡片。据后来整理这些卡片的顾准之子高粱（顾南九）介绍，卡片上写有如下内容：“甘地说，即便全世界的人都红了眼睛，我也要保持理性的头脑”。

由于顾准那时（1974年）仍是“反革命”身份，病危至此也住不进病房，只能在走廊上的观察室苦熬。这时，依然靠边审查的骆耕漠，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也为了争取让顾准重新握笔，拄着拐杖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一个抗日时期的老关系，把顾准送进了病房。经济所那些善良的学者，和林里夫等旧日老友，也不避嫌疑来到医院，为顾准组成一个像家一样的环境，分三班倒，轮流照顾顾准。以往，是他们诚挚的友谊，帮助顾准渡过漫漫严冬；如今，是他们不变的真情，为顾准送来临终慰藉。

顾准平静地面对死亡。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当时当然不可能有一个公正的说法。可是，他并不觉得自己在污泥中虚度了失败的一生。他相信，是真理总要放光的。顾准把手稿分成两部分，研究人类第一个民主机制的《希腊史笔记》，托付给弟子吴敬琏收存；其余的由六弟陈敏之保管。顾准运足力气，用沙哑的声音对吴敬琏说：“送你四个字‘待机守时’，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工作啊。”“我认为，中国的‘神武景气’（日本战后的突飞猛进——引者注）是一定会到来的”。“总有一天，中国要发生变化，你要拿得出东西来报效祖国啊！”顾准这番话，也是对所有传火继薪者的嘱托。

2005年第11期 重读顾准　作者：高建国

1974年12月3日零时刚过，北风呼啸，大雪肆虐，一代哲人顾准含冤而逝。春蚕丝尽，大江波息。顾准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微弱的声音叮咛在他身边护理的吴敬琏：“打开行军床，休息。”他心中，永远没有他自己。

顾准的骨灰，一半遵照他的遗嘱，播撒在北京三里河路、中科院大楼前的小河里。他始终记挂着未竟的科研事业，他认为这条无名的小河，可以通向大海。顾准骨灰的另一半，根据经济所的意见，安放在老山骨灰堂。老山四周风动寒草，黄土愀然，落木萧萧，长烟阑干……

重新认识顾准

历史的长河千回百折，终究趋向光明。1976年，十月惊雷驱散满天乌云，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终于结束了。以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为代表的老一辈改革家，坚决冲破束缚中国人民的“两个凡是”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顾准的形象也被重新认识。

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顾准彻底改正两次“右派”结论，恢复政治名誉，并恢复中共党籍。经国务院和上海市委发文，又为顾准“三反”冤案彻底平反。顾准的追悼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万里、黄克诚、方毅、谷牧、张劲夫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张劲夫并于其后撰写了纪念顾准的特稿）。顾准直至临终也未能见到的五个子女，以无限忏悔与追念之情，把祖国大地上重放的鲜花和泪奉献于父母亲灵前。各界人士含悲默诵：愿悲剧不再，愿浩劫不再。

顾准的长女顾淑林，一夜又一夜仔细阅读父亲用那一笔娟秀字体写就的思想遗稿，深受震撼：“我逐年追踪着父亲的一生，……他是一步一步从地狱中过来的呀！他的深刻思索常常是在数不完的批斗、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亲人的时候，亲人远离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就包含着更多的真理。”顾淑林随即向自己、也向世人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乃至社会再做蠢事？……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能这样面对历史的人，无愧为顾准的子女！

经陈敏之、吴敬琏等人多方奔走，顾准的思想遗稿，分别以《希腊城邦制度》、《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为题，于80年代先后正式出版，并以复印本、手抄本形式，广泛流传于各大学校园。如果说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曾掀起“顾准旋风”，一点儿也不过分。人们展读顾著种种，不仅对顾准深邃的思想、渊博的学识和罕见的才气由衷折服，也对他长期忍受地狱之火煎熬，却以非凡的胆魄探索未来改革之道的人格魅力，深感崇敬和震撼。

跨入21世纪以后，中国知识界、思想界，仍在孜孜不倦地解读顾准。人们再次惊讶地发现，顾准数十年前的研究课题，早已准确触及中国历史变化的核心奥秘。而顾准当年凭借宏大知识背景所进行的真理求证，恰恰是当下中国改革家关注的系列焦点。顾准其实初建了一座属于21世纪中国的理论灯塔。顾准的传世著作，可以说是“中国改革永不熄灭的航灯”。

诗人邵燕祥，这样描述顾准曾经发生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为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的王元化，这样评价顾准正在发生的影响：“他对于从1917年到1967年半世纪的历史，包括理论的得失，革命的挫折，新问题的涌现，都作了认真的思考”，“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而为顾准日记作序的李慎之，这样估价顾准将要发生的影响：“中国正面临大改革，特别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全球化、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可以说，顾准对中国要走的路的前景，作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其意义是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顾准是不朽的。”

顾准的思想宝库远未被充分开掘，21世纪，我们将不断与顾准对话。

2005年第11期 文革前上海党政关系的争论　作者：范征夫

这场党政关系争论的时间是1958年到1962年，争论的内容是如何贯彻党中央关于“一元化、党政不分”的通知。争论的一方，是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以后又任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另一方是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曹荻秋以及几位党员副市长。受到这场争论影响的有市区两级机关的党内外广大干部。现将这场争论的经过回忆如下。

争论的引起

事情还得从1955年12月曹荻秋当选上海市副市长说起。他到任以后，发现党政机关职责不清，政府部门分工不明，行政效率低下。对此，他在一次市人委机关干部会议上说：“我来上海的时候，陈毅市长说，市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要我负责把它抓起来，市委也委托我来管，而我有许多工作还没有抓好，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他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令大家非常感动。他还教育干部：“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方针政策路线，许多是通过各级政权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并贯彻下去的。我们一定要把政权工作搞好。”他还特别指出：“只有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上海一千万人的积极性，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事。”他这些精辟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党政关系及人民民主政权作用的基本观点，也是他一贯的工作思路和作风。在他亲自主持下，多次召开座谈会，集思广益、发扬民主，于1957年1月23日由市人民委员会正式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其主要内容是：按照国家地方政权组织法的精神，明确市人委对全市国家行政机关实行统一领导和集体领导；明确市人委各委、办、局及各区县之间工作分工；制订了几项会议制度及请示报告制度。《规定》发布以后，受到市、区广大机关干部欢迎，认为党政关系明确，工作责职清楚，能够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从此市区两级政府工作，逐步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

可是好景不长，1958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下发后，上海的情况发生了“风云突变”。中央通知中除宣布各小组负责人名单外，还明确指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引自《周恩来传》下，1396页）

上海怎样贯彻执行中央这个《通知》呢？在领导层思想上存在不同观点，这场争论由此展开。

曹荻秋承上启下，柯庆施另起炉灶

起初，荻秋同志要市人委办公厅替市委起草一个贯彻执行的文件，他交代我一方面要把中央通知中主要精神写上去，同时要考虑到市人委1957年1月公布的《规定》，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发挥政权工作应有的作用。当时，我体会荻秋同志矛盾的心情，他既不得不执行中央通知精神；同时又顾虑，怕把他前一阶段工作成果“化为乌有”。于是，我请示曾涛秘书长，这个文件内容如何写为妥。他考虑再三对我说，文件名称也仿照中央的办法，题为《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成立财经、政法、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外事各小组的通知》，在简要引述中央通知中“一元化，党政不分”大政方针后，就提出五个小组的负责人名单，即财经组组长曹荻秋，政法组组长许建国（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科学教育组组长刘季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文化艺术组组长石西民（市委书记处书记），外事组组长许建国（兼）。他说，这五个小组长中有四个是副市长，他们具有党政双重身份，他们做的决定或签发的文件，符合国家法律程序。曾涛还特别交代，还要写上“凡须召开市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一律由各小组组长提请市委决定后召开。”我对曾涛秘书长这种政治智慧非常佩服。文件草稿出来后，经荻秋同志同意，并征求几位党员副市长意见，大家都表示认同，我们于1958年7月14日打印报送市委。

这个草稿送到市委以后，近一个月毫无信息，有一天荻秋同志以很不愉快的心情，告诉曾涛和我，“柯老对我们起草的文件，非常不满意，他要找人由他口授另写。”果然，1958年9月19日我们接到市委133号文件，题为《市委关于市人民委员今后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开头只用了“为加强党的统一领导，贯彻党政不分的原则”两句话，就开门见山作出四项重大规定：（1）今后各局工作应直接向市委或市委有关各部委请示；各区县人委应直接向区委县委请示；（2）市人委各办、委，市属各局（处）院、行，凡必须以市人委名义发文者，一律送市委有关各委、各部正职签发后，交市人委办公厅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3）今后市人委不再召开区、县长会议和行政会议，一般也不再召开市长办公会议；但市人民委员会会议，应定期召开，除讨论市委已经决定问题外，可以组织有关局工作汇报，或典型经验报告；（4）市人委办公厅编制人数应减去三分之二，原有各副市长秘书组撤消。最后，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立即贯彻执行。

很明显，市委这个通知与中央通知内容有很大不同。既不说在上海设立五个小组，也不讲“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从它的标题和具体内容看，矛头似乎是针对1957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市人民委员会工作的几项规定》的。对此，荻秋同志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颇有感慨地对我说：“如果不经常定期召开人代会和人民委员会，如何体现人民民主，人民如何行使权力管理国家？我们自己制订的制度和法规，我们不执行，怎么向群众交代？”当时，我们也向邻省进行了解，他们均依照中央通知成立五个小组，组长都是党员副省长，省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会议仍照常召开。保留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之权。由此可见，上海当时贯彻中央通知的做法，是“与众不同”。难怪当时有人说，这是柯庆施的一个“独特创造”。

按照市委133号通知，市人民委员会基本被“驾空”了，它还能做些什么事呢？柯庆施指示，要贯彻毛主席“虚君共和”的指示，今后市人委应“搞好四个关系，办好法律手续”。即搞好与外国人的关系，用市人委名义接待外宾；搞好与外地的关系，接待外省市来沪接洽业务的人员；搞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接待人民来访，处理人民来信；搞好与民主人士的关系，让他们参加必要的会议，听取一些工作汇报，但不能讨论决定问题。办好法律手续，即市委各部、委正职负责人签发的文件，要立即以市人民委员会名义发出。这样一来，《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市人委的职权，就被柯庆施签发的市委通知“一笔勾销”。柯的上述指示，我们向机关干部传达，并不折不扣地执行。

问题的初步暴露

市委133号通知下发后各级党政机关雷厉风行，全面贯彻，谁敢说个“不”字。但执行一年以后，问题逐步暴露，引起了党内外人士的强烈不满，议论纷纷。

首先，市人民委员会的活动基本停止，原来法律、制度规定应该召开的市长办公会议、行政会议、区县长会议，均全部停止召开。市人民委员会会议，虽然仍保持每月一次，但不能讨论决定任何具体政策、法令，只能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空发议论。因此沈尹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新青年》杂志编辑，著名书法家）委员说：“我是挂名委员，尸位素餐。”有的委员也反映：“我这个委员只是‘装装样子’，不起作用的”，实际上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有些市人民委员会党员委员，对会议也不重视，经常缺席。甚至有些局长也不愿到市人委会议上作工作汇报。他们说：“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不分后，政府工作中重要问题，已由各局直接请示市委或市委各部委决定，再拿到市人委来讨论，岂非形式主义。”这些均从不同方面表示了异议。

其次，市人委原几位副市长，分工负责某个方面的业务工作，基本落空。他们过去经常召开会议，传达市人委政策法令，主持讨论决定问题，也不时批发文件，他们觉得还是有职有权的。但市委133号通知下达后，他们一下子空闲起来，有职无权了，但又不便明说，只好要求到基层走走，开阔眼界。1960年2月，曾涛秘书长调走，市委常委，副市长宋季文来兼任市人委秘书长，他向荻秋同志建议，同意非党副市长们到基层参观工农业情况，也可请他们主持召开一些专业座谈会，讨论解决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关心的具体问题，免得他们在机关“坐冷板凳”。荻秋同志同意宋的建议，并交代非党副市长的参观座谈，就由市人委办公厅具体组织。至今我还记得曾经协助过金仲华副市长（分工管理文教工作），座谈研究过知识分子提出的笔墨纸砚供应困难的状况，为此，我们曾和本市及外省一些单位反复协商，解决了上海“文房四宝”供应困难的老大难问题。

再次，一年多来，市人民委员会公文大为减少。以1960年和1957年比较，总数下降了23%，其中各局、各区县来文减少了58%，主要是他们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公文一件也没有了，其他来文均为一般性抄件。而同一时期市委（不包括各部委）发出的正式文件，1960年比1957年增加了10倍，主要是原向市人委请示报告的文件，均全部转报市委，请求批复。因此，有些干部反映，一方面是市人委机关“门可罗雀”，另一方面，市委机关（主要是部委）“门庭若市”，不管是政务、业务，大小事均要向市委请示汇报。我记得连各报社发记者证这样的具体事情，新闻出版部门都不能作主，市人委办公厅更无权过问，最后也提请市委有关部委办理。

上述问题逐步出现，党内外议论纷纷，传到荻秋同志耳中，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在市委领导人面前，严肃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据原地下党市委书记、副市长张承宗事后著文披露：当时荻秋同志在市委书记处和常委会上，讨论党政关系问题时说：“这几年，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有很多问题；大小事都拿到市委来，市委日常业务太多，不可能搞好工作。”他在会上还郑重指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党政不分的做法，既削弱了行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应有的作用，也削弱了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引自《上海文史资料选辑》53期21页）尽管荻秋同志这些正确意见，得到一位书记和几位党员副市长的赞同，他们也希望早日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但在当时全国“左”的指导思想占主导地位，加之盛行“第一书记挂帅”，“一把手说了算”的情况下，上海这种“以党代政”的现象，一时还很难扭转过来。

“否定之否定”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的一条规律，当市委每天忙于处理大量繁琐的行政业务时，不仅书记们、部长们首当其冲，不胜其烦，作为第一书记的柯庆施也感到无法忍受。触发点是黄浦区送来一个报告，要求市委批准在南京路新建一个厕所，公文传到柯的手里，他看后非常恼火地说：这样小事也拿到市委来解决，怎么得了！以后，在几次会议上他批评“党不管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碰乱撞，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至于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他只字不提。此时，荻秋同志乘机建言，是否要市人委办公厅组织一些干部，到几个区县调查一下基层在党政关系上存在哪些问题，得到柯庆施的同意。于是决定由我带领两个小组，在1961年上半年分赴黄浦、闸北两区，上海、南汇两县进行重点调查。

为了使区县领导能配合我们调查工作，我煞费苦心，精选了十多条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历史上中央有关党政关系的论述与决定，编印成《关于党和政权关系的学习资料摘录》，调查组八名干部先学深学透，提高认识，大胆地去发现问题。区县委领导，在看了我们送去的这个学习资料后，结合这几年切身感受，他们认为党政关系必须迅速调整，目前以党代政不正常的现象必须切实改变。有的区委同志，重温了毛泽东《井冈山斗争》一文指出的“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权机关搁在一边……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是要避免的。”他说，这不是今天上海党政关系的写照吗？1958年以来为了搞“大跃进”，就把政府搁在了一边。有的区领导重读了《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颇有感慨地说：即使战争年代十分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但也“明确规定，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的现象……必须纠正”。难道在和平建设时期，还要重犯这些老毛病，就不能很快纠正吗？在调查组同志与区县委领导同志思想一致、协同努力的前提下，我们花了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份《关于党政关系调查的一些情况》的简报。

其实，区县存在的问题根子是在上面。例如，区的各种行政会议，完全停开，甚至连区县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能按期举行，以致有的县长，虽然到任，由于未经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因此出布告时仍用老县长的名字，新县长自称是“黑头县长”；有的副区长因无事可做，发牢骚说：“我被安排为区人委当副区长，是‘福将’，地位高，工资大，而工作很少，享享清福”；有的群众风趣地说：“在基层不是党委决定，各方去办，而是各方决定，党委去办”；下面申请几尺布、几斤粮，动用几元的经费，都要由党委部门直接处理；有的区在调整商品价格时，“财贸部长忙通宵，商业局长睡大觉”。总之，我们所到之处，区县委领导，强烈要求市里迅速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并主动提出许多改进意见。

这份简报直接报送市委各位书记、常委，柯庆施看到以后，没有表态，也没有对简报内容提出批评，荻秋同志与宋季文副市长认为这是一个“好兆头”，立即要我组织几位同志，为市委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府部门工作的几项规定》。我们反复斟酌，十易其稿。这时中央七千人大会已经召开，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呼声高涨。大家认为，改变上海党政不分的不正常状况的条件已经成熟，该稿经荻秋同志、宋季文副市长等审核同意后，于1962年5月中旬，提请市委讨论。由于柯庆施外出没有参加这次市委会议，荻秋同志主持讨论这个文件时，几乎一致通过，只有个别人提出加上“试行草案”字样，荻秋同志电话向柯庆施汇报，他表示同意，并要荻秋同志代表市委签发，于7月28日以市委名义发出这份文件，这个《几项规定》既是恢复与发展了1957年1月市人委发布的那个规定的基本精神，又针对1958年市委133号通知的几项要点，作了逐条否定，特别明确党政部门的各自职权，不得以党代政。所以参加起草的同志说“这是否定之否定”。1962年7月，党中央批复华东局一份报告，明确指出：“在省、地、县以及公社党委，取消分管书记的名义（如工业书记、农业书记、财贸书记、文教书记）改变分兵把口的现象，把应由政府各部门办的业务，交由政府部门办理。”这对上海说来是个好消息。在这样政治空气有利的情况下，上海党政关系有了明显的转变，党不管党，以党代政的现象得到了“暂时解决”。但大家知道，要真正解决这个“老大难”的问题，谈何容易啊！

事情到此，似乎了结。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来，“四人帮”张春桥一伙，又把荻秋同志调整、理顺党政关系的正确主张，诬蔑为“搞第二中心”，“与市委分庭抗礼”，“向柯老夺权”。荻秋同志因此遭到严重迫害，含冤逝世。连我这个参与起草的工作人员，也被打成“陈（丕显）曹（荻秋）死党”，是“反党篡政”的帮凶，“黑笔杆子”。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荻秋同志才得到平反昭雪，其他遭到“四人帮”迫害的人也得到彻底平反。

2005年第11期 史超眼中和笔下的淮海战役　作者：刘仰东

今年暑天来得早，一入夏便屡遇40度上下的高温。6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笔者带着“淮海战役”这个话题到莲花池总政干休所拜访史超老人，尽管酷暑难耐，史老却兴致盎然，语调爽朗，神情格外投入。他笔下的电影作品《五更寒》、《秘密图纸》、《在被告后面》、《大决战》等等，早已家喻户晓。事实上，在投身电影创作前的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史超一直随刘邓大军转战，1948年秋天，在刘、陈、邓等“总前委”首长身边参加了淮海战役。三十多年以后，他又接受了再现淮海战役的电影《大决战》的创作任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生的巧合。那么，在这种巧合的背后，他是如何亲历淮海战役的？他又是如何创作这部电影的？同样不能不引起我们探问的兴趣。

淮海战役之前

抗战胜利后，正在“抗大”四分校三大队当教员的史超，和三大队全体人员一道奉命从陕北开往东北，途中又接到命令，转调晋冀鲁豫军区，来到了华北的邯郸。大队长任白戈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史超任文工团团长，政治部主任由军区副政委张际春兼任。

不久，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进军。军区机关的干部都分配到地方工作。史超来到河南新县一个环境极为凶险的区，参与政权建设。苏区时代，这里作为白色堡垒，都没能被红军打开。史超回忆说，当年刘邓部队在大别山，伤亡相当惨重，敌人经常化装成老百姓，怀揣盒子枪，暗中放冷枪。他们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晚上一般不在村子里留宿，多住在山上。他还记得，有一次被敌人追击，跑了几十里路，连饿带累，进了一个村子，看见老百姓的灶台上冒着热气，不管三七二十一，掀起锅盖伸手就抓，烫出了一手的泡。

在大别山，史超的一次遭遇，和后来他在淮海战役中的一次经历多少有点关系。有一次他随刘邓大军直属部队过汝河，河不宽，但上有飞机接力式地狂轰滥炸，后有追兵，河对岸还有敌人一个师在阻击，就是过不去。好在对岸廖运周师迫击炮的炮弹总是在离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爆炸，始终没有目标感。在强渡过河的我军一支部队炮火的掩护下，他们终于过了河。这时，飞机上射下的子弹将史超手背上的血管打破，当时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只是拼命地跑，有时用手擦擦脸，结果是浑身上下连泥带血。史超跑进一个村子，老百姓早已撤离，当时渴急了，他从缸里舀起一瓢水咕咚咕咚就往肚子里灌，喝下去才发现，满缸遍布着一寸来长的大蛆。后来听说，战友问起他的下落，有人肯定地说，史超已经牺牲了，那是基于史超浑身血淋淋的样子而做出的判断。史超说，刘伯承是随六纵队在另一个渡口过的汝河，他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淮海战役消灭黄维兵团之后，张际春交给史超一个任务，去采访一位起义的师长。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去见那位师长，巧了，正是汝河阻击他们的廖运周。这时才知道，廖原来是中共秘密党员，迫击炮总是打到距他们二三百米的地方这个谜，也就不揭自破了。

史超在山区工作了一年多，后来刘邓首长指示，把文工团调回来，才从大别山回到军区总部，史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随着刘邓首长打下郑州后，史超又成为军管会的一员，分管文教方面的工作，后随军管会撤到禹县，在这里分了一处窗户上还没有糊纸的新房子。他把窗户纸严丝合缝地糊好，刚刚安顿下来，就又接到了出发的命令。

出发前，史超并不清楚这是要去打淮海战役。他随“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坐火车到商丘，这是史超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一路上也没人提要打淮海战役。他们驻扎在离商丘二十里的一个村子里，不久，华东野战军派了一个百人慰问团来慰问“二野”，规模庞大。依惯例应该出面接见慰问团的刘邓首长却始终没有露面，其他首长也没有出面，史超被推到了台前，代表“二野”出面接待华东慰问团，刘伯承司令员把惟一的一辆吉普车交给史超使用。在为慰问团送行的宴会上，因为“二野”宣传部长陈斐琴不能喝酒，史超那天向慰问团成员挨个敬酒，加上对方回敬，他喝了差不多二百杯白酒。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您有多大酒量？”史老笑着说：“现在不行了，当年能喝几斤。”那天送慰问团上火车，他还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冲洗出来一看，全是虚的——酒喝多了所致。史超说，后来才知道，刘邓首长正在夜以继日地准备淮海战役。

亲历淮海战役

决战前夕，史超随“总前委”行动，走了不少地方，“总前委”首长所在的指挥部最终安在一个叫小李庄的村子里。

据史超回忆，小李庄是一个很小的村子。当时，敌人的飞机每天从早到晚不间断地在周围上空盘旋侦察，寻找“总前委”首长的指挥部。为隐蔽起见，马匹都关进屋子，更不能有汽车进出，电话线也不能高架，一律埋在地下。一切以绝对保密为原则。“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常委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只通过电话部署一切、指挥作战。警卫人员给刘、陈、邓在村边挖了一个防空洞，约有六七米大小，不到一人高，中间特意留下一个土台，是准备铺地图用的。但他们极少到这里来，参谋人员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不停地劝说，可是他们三人谁也不听，虽都拖着四川腔，但说法各异。刘伯承沉稳缓慢：“它（指飞机）打旋旋几百几千个圈圈了吧？原地踏步，不见缩小，可见它没有嗅到我们这几个猎物。”陈毅爽快：“我们命大，没得关系！”邓小平干脆用手一指：“你们要去自己去，不要管我们！”

史超所在的“二野”政治部，住在一个较大的村子里，距刘陈邓指挥部所在的小李庄不及一里路，这里倒没少遭敌机轰炸。当时“前指”各机构，都缩小到不能再小的规模。堂堂一个野战军的政治部，一共只有八个人，其中宣传部三人（部长陈斐琴、宣传科长史超、一名干事），保卫部三人，行政处二人。史超说，“二野”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实际就管这八个人。

因为和“总前委”首长离得近，当年的很多情景还清晰地印在史超的记忆里。三位首长住在一栋茅草房里，大概是西屋，里外两间，里间有盘炕。刘伯承年长患眼疾，住在里屋，邓小平和陈毅住外屋。那时仗打得十分惨烈，战机千变万化，夜间三人中必须有一个值班，随时掌握情况，下达命令。刘伯承年纪最大，邓小平最年轻，为了保证刘伯承和陈毅的健康，44岁的邓小平自称年轻力壮，夜班主要由他来值。初冬的夜晚漫长而寒冷，屋子里没有火，感觉就是一座冰窖，整夜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难熬之苦可想而知。打仗是不分昼夜的，从纵队来的请示电话，一宿少则七八个，多则数十个。邓小平为了不干扰刘伯承、陈毅的睡眠，叫电话班把耳机的线接得很长，有电话来，他就拿起耳机到院子里去接。

在接电话的间隙，靠什么打发时间呢？对于有阅读习惯的邓小平来说，书是最管用的东西。他有一次问起：“带来了什么书没有？”巧的是，在一切从简的原则下，史超竟然随身带了一本苏联小说《对马》。他马上拿给邓小平，没想到只用了一个晚上，邓小平就把这本几十万字的小说看完了。不久徐州解放，这也是史超的家乡。他知道邓小平是留学法国的，一次到徐州搞印刷品，他首先直奔一家书店，把所有法国大作家的作品全部买下，有一大摞。恰好第三野战军接到陈毅司令员的指示，在缴获的吉普车中，挑一辆给刘司令员和邓政委，史超就搭乘这辆吉普车往回赶，没想到这是一辆走几步就“趴窝”的老爷车，史超只好找来一匹马，三天赶了几百里路，回到指挥部。当他把书搬到邓小平跟前时，本来看上去心情不错，正在院子里散步的邓小平却眉头微微一皱：“谁叫你们买的？”语气有几分不高兴。史超提醒说：“您值夜班......”“买那么多干什么？”这时，一个参谋经过这里，手里拿着庆祝歼灭黄维兵团胜利的标语，史超才恍然大悟，邓小平已经不用值夜班了。邓小平大概也看出了史超此时心里的委屈，蹲下身来，顺着书脊浏览了一遍书名，然后对史超说：“这还是很有用的，打完仗，干部、战士都要提高文化，丰富知识，送到后方图书馆去！”

整天钻在作战室了解战场上的变化、设下计谋、抓住战机、调整部队、指挥作战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位“前指”首长，有时候也换换脑筋，在村前的一片桃林里散步聊天。史超还提到这样一件事：一天，地下党从上海送来采访的三位记者，在桃林遇见三位首长，机会难得，他们用国统区记者的语言和方式冲刘、陈、邓一连串地发问：“请问将军，消灭黄维兵团的时间还需要多久？比原先预计的容易还是困难？”“将军，请发表你们对目前战争形势的看法？”刘伯承听罢，不声不语缓步走开了。邓小平动了气：“我们有什么可问的？到下面去，到部队去！战士在打仗，在流血！有许多模范人物，他们的事迹惊天动地，宣传他们，表扬他们，叫全军都知道，都学习！我们？我们有什么？”不容分说地一挥手，叫他们离开。陈毅则笑着跟上去反问：“你们是上海的学生子吧？”接着又问起上海人民的情绪、新闻界的动态、物价情况等等……三位记者说得绘声绘色，从紧张的心理中完全摆脱出来。这时陈毅说：“你们住在哪个村里？会不会耽误吃晚饭？……邓政委的话，你们是不是真正懂了？记住了？你们仅从文字上知道战争两个字，战争到底是什么，你们并不理解，快些下到部队，走一走，看一看，闻一闻，谈一谈，熟悉它……”邓小平在远处听见了，大声地嘱咐：“你们可以尽量深入采访，但不准到前线！”

创作《淮海战役》

三十七年之后的1985年，史超接受了系列影片《大决战》的创作任务，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淮海战役，已成定局。

接受任务之初，主创人员就怎么写林彪这个人物，去请示胡耀邦。延安时期，史超曾给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做过一段时间的秘书，胡耀邦一见史超，就朗声笑道：“好你个史超，我当初叫你不要搞艺术，你非要搞！”显然，胡耀邦很清楚史超的性格，大概也了解到，史超后来因为写了《五更寒》这部“大毒草”，没少受冲击，吃苦头。关于林彪，胡耀邦说，要如实写，要尊重历史。

《大决战》一共三部六集，从整体上再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从1985年开始，一共写了五年，九易其稿。其间，史超和其他创作人员遍访三大战役的战场遗址，看了一千多封电报，数千万字的资料，在怀柔宽沟的市政府招待所修改作品，一住就是几年。他还记得当时去军事科学院看电报，有规定只能看，不许抄录和拍照。但光拿眼看记不住，他们就想了个主意，把录音机揣在公文包里，边看边念。后来，军科的工作人员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了。当中很有一些是当年就注明“看后焚毁”却侥幸留了下来的绝密电报。

关于《大决战——淮海战役》这部电影，史超的看法是，从史实上说，基本准确；作为艺术品，与初衷尚有距离。他甚至认为，剧本第一稿的戏剧性更符合电影艺术的要求。对此，他举了两个至今还深感遗憾的例子。

粟裕在指挥“三野”全歼黄伯韬兵团后，向军委建议乘胜消灭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当时毛泽东支持粟裕的主张，而刘、陈、邓认为一下子吃不动。这时，蒋介石派一水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北上增援邱、李两部，如果“二野”堵不住黄维兵团，“三野”的部队有可能不仅打不垮邱、李两部，反而会遭到夹击，如此则后果不堪设想，淮海战役的结果必将改写。刘、陈、邓向军委连发两个电报，建议先打黄维，但没有得到回音。刘伯承随后布置了一个口袋，把黄维兵团装了进去，因为兵力不足，需要粟裕出兵支援，否则难免出现黄维兵团刺破这个口袋的可能。这时黄维兵团已经接近宿县，情势千钧一发，刘、陈、邓又向军委发出第三个电报。邓小平心情极其紧张，在等候军委的回电时，把自己关进屋里，盘腿坐在炕上，用扑克牌不断地玩儿“接七”，什么人来见他都一言不发。此时，毛泽东的回电到了：不必请示，一切由刘、陈、邓决断。邓小平马上如释重负，把扑克牌扔到了一边。

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场面。史超把这个场面写进了剧本，后来也拍出了样片，但审片时由于种种原因，最后还是被删掉了，观众没能在影片中看到这个生动、真实而不失戏剧性的场面。

另一个例子是“三野”所打的曹八集战役。曹八集是军事要地，谁先抢到了曹八集，就意味着抢到了战略制高点。原创剧本中有这样一个场面：粟裕在“三野”指挥部通过电话向纵队下达任务时，遭敌机轰炸，把总机炸坏了，接线员随后把电话线错接到攻占曹八集的阵地上，造成一个排长直接和“三野”首长通话的戏剧性场面。粟裕命令这个排攻占并坚守住曹八集阵地。战事相当惨烈，敌人也在不惜代价地和我军打对攻战，整个曹八集弥漫着炮火和硝烟。这个排打到最后，没有剩下几个人，但他们最终守住了阵地。

史老说，尽管这是一个虚构的场面，但表现出来的战场气氛却一环扣一环，如此才能真实而突出地再现出曹八集战略地位的重要。令史超遗憾的是，这个创作场面连拍出样片的机会也没有得到，就被以“失真”为理由而“毙”掉了。观众后来看到的，是一些用敌我双方“赛跑”来表现“抢占”阵地的特写镜头，观众视觉上的“逼真”感大打折扣。

类似这样没能和观众见面但最初构思过、更贴近电影艺术的需要的情节，还有多处。史超至今认为，某些片段如果按剧本的第一稿去拍，观赏效果一定会强于观众后来看到的这部电影。

2005年第11期 实事求是咋就这么难　作者：史义军

沈容先生的《红色记忆》出版了。捧读这本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透过沈容先生的吴侬软语，一个个党史上的大人物和小人物，或可亲、或可憎、或可笑、或可鄙，像一幅幅白描，是那么真切，令我不忍释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有别于官方撰写的党史人物的好书。

书中有一小节名之为《邓小平审片》，据介绍，那天审的是一部反映解放军历史的影片，其中有个细节耐人寻味：

看片时，我坐在他旁边，以备他询问和听取他的意见。这一类影片，按我过去在电影局的经验，是很难通过的。什么这个人的镜头多了，那个方面军的镜头少了等等，总要七改八改，改上几次，才通的过。所以，我有思想准备，认为一次审查总归通不过的。但是，出乎我意料，这次竟顺顺当当通过了。小平只提了两点意见：一是影片中没有苏兆征的镜头，应加一张他的照片。他说：“苏兆征是在广东最早搞农民运动的”。这件事我过去不知道。过去，人们谈农民运动只知道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从不提苏兆征。小平的另一个意见是去掉一个镜头，其中有谢富治。他说：“这个谢富治，看了叫人不舒服。去掉他。”

读完此段，我想到了前不久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陈云》，这部片子我是从头至尾一集不拉的全看了，居然在反映改革开放的镜头中没有看到那两位关键人物的形象，胡耀邦仅仅露了半个脸，另一位连影子也找不着。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也有同样的问题。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怎样写进党史》（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一文中说，“如果允许吹毛求疵，那么邓片的白璧微瑕是没有提到胡耀邦……”。

说到这个问题，我又想起一件事。前不久，我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以三元钱买到了一本1981年8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印的《邓小平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论述》，在这本宣传材料的第44页上，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

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而是《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反映，说是‘砍旗’。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既然提得那么高，肯定十分重要，通过辩论，越辩论越看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十分重要。

这篇讲话，后来以《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为篇名，收入1982年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在这几个版本里，上面那段话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开始我并没有过问”一句被删掉了。“这倒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改成了“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这一改，邓小平开始时是否过问真理标准的讨论，就模糊不清了。按照改动后的文意，可以理解为邓小平一开始就知道这件事，并且感到“兴趣”，予以“注意”。因此，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刊出以后，遭到责难时，就“进一步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

有了《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本和选编本以及《邓小平文选》这些权威的版本，近些年来那些刻意否定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人，似乎就有了某种根据，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心愿，把组织和推动真理标准讨论的功劳挂到邓小平名下，这大概是邓小平本人始料所不及的。 “邓片”和 “陈片”都不提胡耀邦，不知道是否也和这篇讲话文本的改动有关系。我认为不提胡耀邦，不是什么“白璧微瑕”的问题，而是尊重不尊重历史，要不要实事求是的问题。邓小平在上述《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那篇讲话中说：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

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但实行起来咋就这么难？

加上苏兆征的镜头是实事求是。那么去掉谢富治的镜头，去掉胡耀邦的镜头，也是实事求是吗？当然，谢富治同苏兆征、胡耀邦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看来，真正要贯彻党的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感谢沈容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文本资料。

2005年第11期 节约型社会首要在节官　作者：章立凡

执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国策，主张在社会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的各个领域，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各新闻媒体忙不迭地征求节水节电节能源的各种节约点子，宣传声势之劲，颇极一时之盛。

认真学习国策之后，我也想出了一个节约点子——“节官”。

当今中国，冗员才是最大的浪费。试想若官员只有如今的半数，则各级政府大楼或可少盖一半，地皮、建材、人工、能源、日常维护费用等就一概节约了。建设“节约型社会”是件大好事，但不应仅限于节约经济资源，理当标本兼治。将空调设定于摄氏27度，是可节约不少能源，但究属治标；治本之策，还须从节约社会成本做起。否则你辛辛苦苦节约一度电一滴水，他那里大笔一挥圈地起楼——节约还是赶不上浪费。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1941年11月，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曾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李的议案有不善的动机。交付表决时，李先生发言刚毕，毛泽东就站起来，边鼓掌边走到台前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精兵简政”的议案终获通过，毛泽东为此撰写了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发表于《解放日报》；又在《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中，再度肯定“精兵简政”。

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故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章乃器担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他一直把政务院的机关编制控制在两万人的定额之内，各单位的装备乃至交通工具的配额，也都被他严格控制，搞得不少单位啧有怨言。后来他转任粮食部长，这个定额很快就被突破了。总理周恩来在1954年的一次会议上颇有感慨地说：“章乃器部长为不超过这个控制数奋斗了两年。两年半以后，章部长不管了，大堤溃决，一下由二万人增加到八万人。实际上现在是七万七千人，由大区上调的一万多人尚未全来，还未定，如果来了，就是八万七千人了。开始搞建设就由二万增加到八万，这是没有人管编制的结果。”（《周恩来经济文选》——《要精简编制》）

对治理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八万七千人的中央政府编制算不上一个大数字，但周恩来用了“大堤溃决”四个字来形容，视为洪水猛兽。其后五十年间，干部人数不仅以几何级数增长，还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幅度。官僚体制如同顽固癌细胞，本能地无限自我克隆，你从这边宣布裁撤，他在那边“翻牌”重出江湖。党和政府家大业大，虽历经多次精简和邓小平时代的百万大裁军，“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目标仍停留纸上。

毛泽东时代“党政不分”，干部常身兼党政两职。80年代倡导“党政分开”后，各级机构仍保持党政两套班子，形式上党的领导干部一般不兼行政职务，官位数量则比“党政不分”时代有增无减。中国共产党乃无产阶级之先锋队，不像国民党拥有自置党产。上溯瑞金、延安供给制时代，自夺取天下到于今，中共党务干部为人民服务，薪给待遇历来由国库支出，不从党费开销。“党政分开”原系建设法制国家的应有之义，但纳税人同时负担两套班子的运转成本，也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中国特色”。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摆出了一个数字——平均每26位平民就要养活一名官员！据他披露：“1979年，我国在编干部为279万人，1997年扩大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我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党政干部目前高达1316.2万人；当今吃“财政饭”的总人数已高达4572万人；另外，还有500万人仰赖于政府赐予的权利实行自收自支。”他大声疾呼：“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固然成就骄人，但也在社会上吹起一股纸醉金迷的奢靡之风，其间的领军人物，有不少是“人民公仆”，仅公款吃喝一项，每年就达2000亿。除却大吃大喝、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国库损失，各种行政不作为、“拍脑门”决策和“政绩工程”造成的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隐性资源浪费，更不知凡几！——这些都是纳税人的钱。

我国的人口膨胀，因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遏制，但“官口膨胀”却未见有相应的铁腕来钳制。目前社会资源的浪费，远不止于官民比例的失调，因官员而付出的各种社会成本，不仅大大高于共和国成立之初，也高于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社会管理成本加重到民不堪命的程度，恐怕就不是稳定能够压倒一切了。

自李鼎铭先生提出“精兵简政”的议案迄今，历史已翻过六十四年，中外政治舞台白云苍狗，社会变迁历历在目：从国民党腐败丢失江山，到中共转轨改革开放；从“苏东坡”一夜变天，到“颜色革命”骨牌效应……诸多教条皆已失灵，惟“精兵简政”仍是政治家的金科玉律。

“干部有病，群众吃药”，不合节约原理；官数有节，官节有守，百姓自然“以吏为师”。“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国策能否奏效，要看执政党和政府能否身体力行——首先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欲倡“节约型社会”，须有“节约型政府”。

欲建“节约型政府”，请自“节官廉政”始。

2005年第11期 我与夏衍交往五十年　作者：张　颖

1977年“四人帮”垮台不久，我从加拿大回到北京，那时已是阳光普照大地。但十年的噩梦人们都还深深印记。“十年动乱”中文艺界无疑是个重灾区：许多著名的艺术家、作家、老前辈都受到无情的残害，我听说夏衍同志被打断了一条腿，本来是那么精干的人，现在成了残疾，走路很艰难，回到北京我首先想到要去看望他。

夏公和猫

一个星期日上午，我骑着自行车奔南小街一条小胡同。那条小胡同在“文革”前我去过许多次，但这次却找了好半天，才寻找到那个小小四合院。门没有上栓，我一推就开了，小院洒满阳光，不远处有一张小桌一把藤椅，那都已经很旧了，夏衍同志坐在那张藤椅上。见有人进来，他有点惊异，两分钟，还没有辨别出是谁进来了，我快步走向前，他很想站起来，我已走到他面前，紧紧握住他双手，好一会儿他才回过味儿来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走了吧！”我一劲儿点头，心里酸酸的，眼泪差点滴下来：“夏公，我好想你啊，看您的脸色不错，就是太瘦了，还是吃的那么少吗？……”

暖暖静静的院子里，有两只狸花猫和夏公作伴，可能是母女俩，大的端坐在桌子上，小的却伏在夏公的肩头，不断的爬上爬下，夏公却悠然自得，有时用手抚摸一下。几乎所有和夏公较亲密的人，都会知道他爱猫，而且他总是把猫赋予人性。我们家也爱养猫，特别是住在平房的时候，可以镇住老鼠，如果不养猫那就等于养老鼠，但是我偏爱长得好看的波斯猫，雪白的，脸扁扁的，眼睛两色的。我曾对夏公说，您的猫不好看，狸花猫不美，我送您一只“白雪公主”好吗？他拒绝，认为波斯猫太娇气，而狸花猫既能捉老鼠又富人性，他最喜欢。说起夏公和猫，不少人都知道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文革”期间，夏公被关进监狱，夏公家的老保姆和两只狸花猫仍然住在老房子里，她们想着夏公被抓走了，不过十天半月的总会回来吧，所以一直平静地等待着：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过去了，都毫无音讯。老保姆还有点积蓄，能维持她和猫的生活，她们相互慰藉，都在等待着相信夏公总会有一天会回来的。到了第六个年头，老保姆年老体衰，得病不治而亡故了。家中就剩下两只狸猫。原本在家里是有老保姆喂养的，老人一去不归，就断了粮。听说这两只猫虽然夜间常出外觅食，但不管是深夜或黎明，仍然会回到这个家来等待，哪怕是蜷伏在报纸堆里，都从未离开过，不管外边的世界怎样混乱折腾，这双猫始终未离开这个家。十年以后，夏公终于回来了。从一个健康精干的中年人，变成一个残了一条腿的老人，拿着一根拐杖，艰难地回到这个家。这里虽然已面目全非，但到底曾经是家，他已经听说，老保姆已离开人世，但狸花猫呢。他无声地坐在院子里，某日他像是听到响声，却静悄悄的，老狸花猫慢慢地拖着极疲累的身子慢慢踱到老人脚下，用他曾是敏锐的鼻子嗅嗅主人的脚，好像是无力跃上主人的怀抱，而是在地下慢慢地踱步，走了一圈又一圈……第三天，这只猫伏在院子一角终于上他的天国去了。夏公无言，猫多么仗义多么忠心多么多情啊，难道这不是比人还人性么？

80年代夏公搬到六部口的一个比较宽敞的四合院，有三间房也修缮得比较舒适，而老人住在后边小三间北房。他的居室不大，一张小床，旁边放一张茶几，不像桌子，这就是他的办公地方了。他从床上起来就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无论见客人谈话，还是吃饭还是写文章都在这么小方块地方，有时吃饭也走到那间较大的房间，那既是客厅又是饭厅的地方。他搬家以后我和凤子第一次到他的新家时，一进大门感觉不错，顶宽敞的。木柱子还油了红漆，小院子里还栽了几棵翠竹，从小房向外望去，能看到翠竹随风摇曳的影子。我们一进房间首先看到的又是两只狸花猫，还是一老一少，那只老的正面对夏公端坐在小小的书架上，而那小的就是伏在夏公的肩头，那还是南小街小院的景致吗？有一次正好夏公吃午饭，那只老猫坐饭桌上，正陪着夏公用餐哩。老猫静静地端坐桌上，小猫则在地上咪咪叫。我和凤子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视而会心微笑，夏公和猫是分不开的一家子，正如夏公所说，猫是通人性的。

初识夏公，初读夏公

我第一次与夏衍同志见面是1942年，他从香港经桂林到了重庆，不久他与金山、于伶、司徒慧敏等在重庆筹办了“中国艺术剧社”，因为有好的社会关系支持，这个民间职业话剧团比“中华剧艺社”的条件优越的多。他们演出了巴金的《家》，轰动一时，以后不断有新剧目演出。而夏衍的话剧作品最初是由“中华剧艺社”演出，《一年间》、《愁城记》、《法西斯细菌》则是由“中国万岁剧团”演出的。《愁城记》演出时卖坐不大好。《新华日报》登了我写的一篇剧评，对该剧作了介绍和分析，我当时写的这篇剧评很不像样子。夏衍当时已经是文化组的负责人之一，我虽然知道他，但还不算正式认识吧。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才正式见了面。开会前他来了，他好像特别注视着我。看的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很随便地向我伸过手来，说：你就是戏剧界朋友都认识的青年剧评家呀？我脸都红了和他握着手：请你原谅，我写的太糟了，还挨了恩来同志一顿批评才写的。我刚刚开始学习哩。夏衍倒是笑笑说：果然很年青嘛，你二十岁都还不到吧，他们还有人称呼你大姐哩。当时我心里有点别扭说，我已经满二十岁了，谁让他们称我大姐哩。以后夏衍常常来曾家岩50号参加南方局文化组的会，我们也就慢慢地熟悉了，就像和其他文艺界的领导一样。不久我又写过《法西斯细菌》的剧评文章，夏衍也表示满意，但我们除了工作的事，接触不是很多。

当我在广州上中学的时候就读过夏衍写的《包身工》。我是从这篇报告文学中初次具体认识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我对革命认识的启蒙吧，以后又读过他翻译的《母亲》。我这个小知识分子也是从前辈的不少作家的作品中逐渐在思想上有所改变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能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我崇敬的作家、艺术家们，这是我的幸运。

夏衍写文章的视野是非常广阔的，从分析世界形势的国际评论、政治社论、杂文、散文到文学作品到电影脚本、话剧创作，无一不涉及，而且数量也极多，我读过的仅是极少极少的一点而已，只有他的话剧创作我读的比较多些，看过的演出也不少。夏衍第一个话剧《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一时，也曾引起过不少争论，不过经过这么多年总算有了定论，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剧本，在当时起过很好的作用。在抗战以后夏衍所写的话剧几乎都是以知识分子，尤以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从《上海屋檐下》到《愁城记》到《法西斯细菌》及其后的《芳草天涯》，都是写知识分子的。夏衍话剧创作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他在历史剧中对历史人物的深刻理解，与同时期的郭沫若和田汉等人不同：总是淡淡的，从表面进入到深层，合情合理地发展下去。对知识分子的缺点有批评有鞭鞑，对他们的优点有恰如其分的歌颂和表扬，读他的剧本有如一股清泉在心中慢慢流淌。

对夏公的一次不公正的批判

在夏衍的话剧创作中，有一事在老人心中始终耿耿于怀：那就是1945年在重庆演出《芳草天涯》后，《新华日报》上曾经发表过比较严厉的批判文章。我当时已从重庆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所以对于这段历史事实并不了解详情，从延安回到重庆后，我又在文化组工作。忽有一天夏衍把我叫住问道：你在延安时，想来已经知道在批判我的《芳草天涯》。但你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吗？你看过《新华日报》的文章吗？这真是恩来的意思吗？当时我有点吃惊，我据实回答说，没有听恩来同志谈起过这件事，在延安恩来同志很忙，特别在七大召开以前，我只见到恩来同志一次。恩来同志倒是为了延安作家们（有张庚、荒煤等参加）创作的剧本《粮食》，开过两次会，我也参加了，但恩来同志从未和我谈起重庆的事。夏公有点茫然地说，延安派来几位大作家，来重庆一面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一面要批评蒋管区文艺工作上的右倾。这一情况我当时是知道的，大作家指的是何其芳、林默涵等有四五人吧，他们到重庆后不仅召集会议结合蒋管区实际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并着重介绍延安近年所获的巨大成果，并对蒋管区的文艺工作进行总结。他们来的几位，虽然没有演员，但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演出了一场秧歌剧，剧目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受伤》等，请来不少民主人士和文艺界朋友来欣赏，因为这些秧歌剧的内容完全是反映工农兵生活的，而形式又很清新充满乡土气色，所以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来贯彻“讲话”精神呢？在重庆或其他国民党统治区又如何实践深入工农兵呢？这些都引起重庆文艺界人士思想上的颇大波动。其实1943年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文章传到重庆，南方局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领导下，曾经进行过学习讨论。恩来同志等曾说过，讲话精神一定要好好学习，也应该结合各人的思想来进行学习，但由于环境不同，做法也不可能一样，在国统区以学习精神为主，而不可能像解放区那样具体实践。因为当时像在重庆或其他国统区的大多数人民群众也难以很快就接受秧歌剧的这种形式。而作家艺术家们深入工农兵，在那样的环境下也是不可能做到的。

也就是在讨论并检讨国统区文艺工作期间，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上演了，同时茅盾第一个话剧《清明前后》也演出了，立即引起从延安来的同志们特别关注，认为作为文艺界领导夏衍的《芳草天涯》的演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于是在《新华日报》展开了讨论和批判。

最近我重新翻阅了1945年的《新华日报》有关文章，那次对夏衍《芳草天涯》的批评是有点与过去不一样，即不是单独批评一个话剧，而是开了座谈会，讨论《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座谈会是1945年11月10日召开的，在11月28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座谈会纪要，而发言人却不用真名姓都以英文字母代替，现在读来我都感到很奇怪。我在重庆工作期间，《新华日报》用这种方式来登座谈会记录很少有，因为这样的座谈没有任何保密的必要。这篇座谈记录的内容无疑是拿这两个话剧作对比：一是正确的，好的；另一个则是坏的，错误的。对于《清明前后》无须再说，那是一部在当时有影响的好戏。那么《芳草天涯》是否就是坏戏呢？当时在《新华日报》上的批评是这样说的：“……今天后方所要反对的主要倾向，究竟是标语口号、公式主义。我以为这种批评本身就正是一种标语口号、公式主义的批评，因为他只知道反公式主义的公式，而不知道今天严重地普遍地泛滥于文艺界的倾向，乃是更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这是常识的说法，当然他根本上就是一种政治倾向），有一些人正在用反公式主义掩盖反政治主义，用反客观主义掩盖反理性主义，用反教条主义掩盖反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成了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非法的，这个非法的思想已此调不能弹久矣，有些人说生活就是政治，自然广义的说，一切生活都离不了政治，但因此就把政治还原为非政治的日常琐事，把阶级斗争还原为个人对个人的态度，否则就认定为公式主义、客观主义、教条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假如说《清明前后》是公式主义，我们宁愿多有一些这种所谓‘公式主义’而不愿有所谓‘非公式主义’的《芳草天涯》或其他莫明其妙的让人糊涂而不让人清醒的东西。”（引自《新华日报》）同时对《芳草天涯》剧本亦是有批评的，涉及到恋爱婚姻观点的问题，但主要的还是“非政治”主题思想，没有切中时弊。从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内容来看，对剧本的批评倒不是最重要的，而最重要的是从《芳草天涯》的演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戏剧活动，甚至整个文艺工作有“非政治的倾向”，而这种倾向是在批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幌子下，实质是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从一个剧本的演出，两个剧本的对比来看，得出了如此重大问题的结论，而且针对着当时在国统区文艺界的领导人，有影响的党员夏衍作为典型例子，应该说不是小事情。夏衍几十年来都对这次批判耿耿于怀，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涉及到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问题，对于谁来说都不能漠然置之的。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统区做文化工作约有六七年之久，在我的记忆中，重庆文艺界并没有对文艺工作涉及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的讨论或争论，只是在延安整风时，重庆曾经学习过“反公式化、教条主义”等理论，因为在重庆进步文艺工作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倒退反民主，极少可能提出“反教条主义、公式化”的问题。倒是非政治倾向的问题有过讨论，因为在国民党严格统治下，演出了不少历史题材或民国初年的题材的话剧。而这些话剧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或者能以古喻今。而这些话剧能否也称为非政治倾向呢？我想夏衍一剧《芳草天涯》是构不成一种倾向的，这样的说法可能涉及到整个蒋管区的文艺活动的方针路线问题，所以夏衍非常关注周恩来在延安对于这次批判《芳草天涯》的态度，这是值得深思的。

最近我重读了《芳草天涯》剧本以及夏衍的其他一些剧本，除了《芳草天涯》我没有看过演出，其他的如《上海屋檐下》、《一年间》、《法西斯细菌》、《愁城记》等等，只要是在重庆上演过的，我都看过。这些剧本的主要人物是小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物。在此文中我不想探讨夏衍创作在艺术上的成就和风格，只就这些作品的内容来说，无疑都是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富有思想性和积极的政治意义的。而且创造了众多知识分子包括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典型形象，这些作品我认为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中有一定地位的。那么夏衍写了一个以恋爱为题材的剧本，当然也不能构成他本人话剧创作的政治倾向。人们都会这么认为：恋爱或爱情是文艺创作的永恒题材，人生总离不了爱情，有愿意在爱情上划分阶级性也无可非议。夏衍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党员作家、一个领导文艺工作的作家，是否可以写爱情题材的作品呢？无疑应该是肯定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思想来写？如何写？批判者认为：《芳草天涯》没有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婚姻恋爱在人生中的意义被夸大了，而解决恋爱婚姻问题的思想也是错误的，这样的批判一直持续到1959年何其芳评《芳草天涯》的文章。（原载《关于现实主义》，1959年4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又重读这篇文章，到现在我更难以理解这样的批判。

夏公这个剧本的大背景是抗战期间，两个主人公之一孟小云（女大学生，积极的抗日进步青年）、男主人公尚志恢（有爱国思想的并不积极进步的大学教授）两人相遇，接触一段时间后，两人心中都萌生了仰慕之情。尚志恢有妻子但思想落后，感情不好，看到孟小云年青美丽又有朝气，就产生爱慕。孟小云有男朋友是大学同学，认识尚志恢后感到他成熟、有学问，由敬重而产生爱慕，但仅此而已，只是在内心和思想上有爱恋之情，并没有任何行为上的越轨。以后双方都感觉到这种感情不对而受到心灵上的自责。于是孟小云去了抗日前线，尚志恢则在道德观上认识自己的错误，把个人追求幸福建立在使别人痛苦之上是不道德的，最终与妻子和好。这段“精神恋爱”就如此结束了。

批判者认为夏衍这种婚姻观，不是解决恋爱问题的正确方法。但从我个人的认识来说，这种婚姻观点不仅没有错，而且是一种高尚道德观的体现。直到数十年后的今天，这种道德观仍然是高尚的、可取的。那么为什么那时候要如此高调进行批判呢？由于1945年我回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在重庆，抗战胜利后回到重庆，那时形势已经大变了。文艺界许多朋友都加入了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行列，虽然夏公问我多次，我都没有认真地了解，很不应该地马虎过去了，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才逐渐想起夏公对此事多么重视，一直想弄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事隔数十年是很难弄清楚为什么。但可以研究，可以讨论。我个人认为，当年那样批判夏衍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种极左思想作怪，还可能掺杂了某种宗派主义情绪。

从30年代开始，进步的或左翼的文艺运动一方面是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文艺作斗争，而同时在左翼内部也在进行各种多样的宗派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斗争持续不断，有思想上的分歧，有地区不同，各种小集团或多个人物之间都纠缠着明争暗斗，而无休止。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江青跳了出来把所有参加文艺工作的人和作品都一锅煮了，名之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黑线，无论作品或人物都成了黑线，又粗又长的黑线，一概抹煞。江青要自创一套所谓革命的红色文艺。这十年就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一片空白。直到江青和四人帮垮台以后，第四届文代会召开，当年进步的文艺才又活了过来，有了不少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各种文艺作品。文艺界各方人物又活跃起来，然而宗派主义的思想情绪或宗派斗争的阴魂却未散尽。有时是以各种不同样式表现出来，或者变成压倒别人、争名夺利而演出一些丑剧，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为文艺界，为夏公，我不知深浅见部长

从30年中期以后，周扬始终是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领军人物，这也是文艺界人士所公认，晚年却遭到毫无道理的非难，可以说含冤而去。但逝者已矣，自有后人评议。周扬病后。领导文艺界的不少事情自然会落到夏衍身上，所以有一段时间夏衍是全国文联党组领导，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有权力欲的人，也不过是开会时听听汇报，发表点意见而已。我了解夏衍的性格和为人，数十年来他广交朋友，对人热情友善。从不摆什么架子，所以他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来探望的，聊天的，拿作品去请教的都有。有一段时间我去他家比较多。每次到他家都有客，倘若我要与他谈公事，则要约好时间免得费时等待。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第一次去看望他，除了对他说了不少美国情况，并告诉他我预备退休了。他抬头望着我说：我比你大多少，我还没有退呢。文联和外交部不一样，没有一刀切的问题，你过几天就来上班，正需要人做事哩。他让我再坐下有点黯然地说，周扬病后，文联的事很不好办，思想不一致，我也当不惯这个领导。我看夏公那瘦削的脸庞，忧伤的眼神，心中不忍，我告诉他过几天就去文联上班。

我在美国时就听文艺界朋友谈到过国内的情况，文艺界的领导实质上是两套马车，夏衍是文联领导，而中宣部、文化部则是贺部长领导，无论思想上和工作上都常常不一致，实际上是贺部长领导文艺界。我见过夏公以后考虑：应该把两套车合起来会跑的更快更稳吧。文革期间我与贺部长夫妇称的上是“铁哥们儿”，无话不谈，有事也无不商量的。固然也曾听朋友说过，贺部长是当官了，人是会变的，我心中却不以为然，会怎么变呢？同志朋友总是不变的吧。有一周末我抱着会见故友的愉快心情跑到南沙沟的部长宿舍楼，以前我已来过多次了，也没有事先打电话即叩开门。贺部长看见是我，也没有特别异样，把我请到客厅，送上一杯清茶，我们很随便地闲谈起来。我先对他谈到在美国的一些情况，又告诉他去看过夏衍，这时他才怪怪地看我一眼，当时我并没有敏感到什么，还按着我的思路谈。我说夏衍是个老同志，是位长者，为人谦虚宽厚。他皱了皱眉。我接着说，听说你和夏公相处的不太好，我又说：“你们也许有些意见分歧，不会是在大问题上吧，你为什么不去看望他一下呢？他是我们的前辈了，去看望他也是很正常的吧？……”我话音未落，这时夫人从旁门窜了出来。其实我们原是莫逆之交，见她如此把我吓了一大跳。未等我回过劲来，她却用手指着我大声说：“你别得意太早了。现在他们用的着你，把你哄着捧着，用不着你时，你的下场就和老贺一样……”我大为吃惊问道：“老贺怎样啦！他现在还当着两个部长哩，谈不到什么下场吧！”她说：姓夏的不就是想当祖师爷吗？你看看，无论什么人到了北京都要去拜见他，把剧本啦、电影啦、作品啦都往那里送。为什么不往这里送呀！……当时我真是目瞪口呆。说这是怎么啦？本来夏衍就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有实际经验，朋友们或年青人去找他是很正常的，怎么就扯到祖师爷呢？当时我看着他两人的脸色不好，我不知所措，几分钟后就告辞出来。由于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久久抹不去，于是写了下来，但愿从此忘掉。

在夏公指导下拍摄《周恩来与文艺》

1990年，我正式退休了，完全无需每天坐班的感觉真好。自己想干点什么都很自由，不受任何干扰，那时我很想整理总结一下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的工作，那是很有意义的。我想有机会向夏公说一说这个想法。一天我收到朋友从瑞士寄来的巧克力糖，这是夏公爱吃的，我带着糖轻松地探望夏公，那时他虽已九十高龄，身体尚健朗。他看见有人去探望总是很高兴的。我告诉他巧克力刚收到，想到您爱吃就来了。您每顿饭都吃的那么少，又很劳累，会吃不消的。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因为他的视力已很不好，要放大镜才能看书、写东西，但他仍然是每日看不停。他抬头见是我送去糖，很高兴。打开盒就放一块进嘴里。他很高兴地问我近况如何，其实他已知道文联各协会领导班子全都换了。我愉快地说，这下好了，可以彻底解放了。他问我自己想干点什么。我即告诉他，我首先想做的是总结一下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特别是周恩来同志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我并告诉他我想最好是拍个电视专题片，那样还可以留下许多文艺界朋友的事迹，但我怕自己力所不及。夏公一听，立刻高兴起来说，太对了，对你说来这是一件重要的大事。因为只有你才可能组织这件事。本来我早想过，你应该做这件事。我当时感觉惭愧说：我想是想，但怕不行，有许多困难啊。夏公鼓励我，你行，但当然不是你一个人，而是有不少同志有这种想法，但没有开头的，你全力来做肯定行。夏公就开始计划了。他说：你首先找荒煤、光年两人，请教他们，要他们带头来做。但具体事情都得你去组织去执行。我真没有想到，他随手拿起电话即打给光年同志，告诉他这事太好了，大家应该做。现在张颖要做是最合适的人选了。她有精力有组织经验又了解全面情况，你出主意就行了。接着，他又给荒煤打了同样内容的电话。我当时既感动又很受鼓舞。立定主意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好。

我找到光年和荒煤，他们也和夏公同样热心，立即出主意要先组织个筹备组，除了他两位加上周巍峙和冯牧就成了。并定了一周以后即开始行动，到我家聚齐，真没想到行动如此迅速。第一次聚会就决定了具体方案：首先要办的事，一是写出内容提纲，二是考虑筹措赞助款。因为拍电视专题片有人还要有钱，当时分配给我的首要任务是写提纲，筹赞助则需找广东上海等地的文艺界朋友大家想办法。我们五个人中，光年、荒煤年岁大了，身体不太好，巍峙还在一线工作，冯牧说他情况了解不全面，七十岁的我算年青力壮。跑腿等事都由我来担当，我当然会尽最大努力去做。

十天左右我草拟了提纲，还没有给荒煤他们看过，即到夏公处。那天我去他家倒是没有客人，只见他拿着放大镜在看别人送来请他看的稿子，非常专注。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翻书的情景，使我很感动又有点心酸，老人已身残体弱还是那样不知疲劳地工作、奉献。我轻轻走过去告诉夏公，我已把提纲草拟打印出来，还没有讨论修改，先送过来给他过目。随即我又说，您的视力太差就不用看了，我给您说说吧，他点点头。我说了个大纲，他说你把稿子放下，我抽空要看的，先给你提个醒：这部专题不仅是反映恩来同志一个人，而是要反映出当年整个文艺界的情况和人物，又从这些人物表现整个进步文艺界的精神风貌。他又说现在文艺界的老人还有不少健在，都应该去逐一采访，留下宝贵的资料。他兴奋地谈着，我即记下来，并把采访的名单也写下了，居然还有数十人，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他提议我出去跑一遍再回来仔细研究。赞助费他又提出由广东、上海去筹募，又提醒必须请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并求教，否则办不成。他的这些建议都非常宝贵，非常周到，又切实可行。随后我和光年、荒煤等同志商量后，即外出去上海等地。

这部片子运作了近三年，在这两年中夏公的身体日见衰弱，我每次从外地回京都去看望他，但一次比一次更清瘦，更衰弱，终于住进了北京医院。几次要电视采访他，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都没有如愿。到1992年他离开了人世，而我们的专题片没能留下他宝贵的资料，最终《周恩来与文艺》十集共五小时拍摄完成时，他已看不到了，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2005年第11期 塞克的人品与文品　作者：孙焕英

塞克(1906——1988)，原名陈秉钧，河北霸县人。中国抗战文艺的领军人物。他是剧作家，其剧作《流民三千万》，是抗战文艺的开山之作；他是表演艺术家，是中国当代表演艺术“体验派”的代表人物；他是诗人，和冼星海、王洛宾、贺绿汀等著名作曲家合作的《救国军歌》等歌曲，在抗战中产生了深广的影响。他还是画家、翻译家。他曾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

人品：特立独行

谈到塞克的人品，首先要看到他的政治信仰。塞克受“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影响，一生曾经参加过许多文艺社团，却一直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但是，这并不是说塞克没有政治信仰。按照一个习惯用语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塞克”，就是俄语“布尔塞维克”音译的简化，现在音译为“布尔什维克”。塞克是马列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古代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塞克信仰马列主义，三入牢门而不悔。他早在哈尔滨做《晨光报》副刊主编的时候——那时他叫陈凝秋，就因为发表共产党人的和支持北伐的文章而被捕入狱。因为他，报社也被查封。后来，他偷越国境跑到了苏联，想到那里寻求列宁主义，结果，又被怀疑为“国际间谍”而第二次被捕关进了外国人的监狱。再后来，他在上海组织并参加了“大地剧社”，到南京演出进步戏剧。回到上海以后，还没有出火车站，第三次被捕又被关进了监狱。这样一个坚定的进步人士，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竟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记得在“文革”中，有一次，塞克先生和我说笑话，解释“反动学术权威”六个字，他说：“我一是不学无术，二是无权无威，三是一辈子反对反动！”

说到塞克的人品，他是当年延安的一大怪。“延安四大怪”，塞克是“天怪”，第一怪，最怪。在我看来，塞克之所以被人们称为“怪”，是因为他具有独立人格、坚持独立思考、实践特立独行。

举一个例子：在“文革”中，1967年还是1968年，记不清了，10月10日的晚上，塞克先生、我和钱韵玲女士就是冼星海夫人三个人在塞克的书房里喝茶聊天，谈到了冼星海。塞克和冼星海，曾经有过三度合作，一度是在冼星海去法国之前，一度是在冼星海从法国回来之后，第三度合作是在延安时期。两个人，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冼星海死后，塞克流着眼泪写下了星海挽歌，我都见过原件。可是，在冼星海从延安赴苏联的时候，塞克居然拒绝参加冼星海赴苏联的欢送会——这当然使人很难理解。人们在欢送会上热烈祝贺冼星海将赴苏联，而塞克则在山上痛苦地来回走着。为什么会这样呢？在塞克看来，冼星海去苏联，是错误的。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在祖国最需要冼星海的时刻，冼星海不应该离开祖国。冼星海所以同意去苏联，是受了王明的影响，冼星海是崇拜王明的。塞克的看法是否准确和符合实际，我们姑且不论。但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到：塞克是个独立思考、特立独行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一个他和毛泽东的例子。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还是非常谦虚的，礼贤下士。塞克刚到了延安，毛泽东立刻就到了招待所看望塞克。在延安文艺整风前夕，毛泽东要做些调查研究。他想到了塞克。因为，塞克敢于说真话。毛泽东派了李卓然去请塞克。岂料，塞克拒绝了!李卓然询问原因，塞克说，毛泽东那里岗哨层层，他不愿意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走动。没办法，李卓然只好回去，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马上决定：塞克来的时候，一路撤岗！自然，这个决定，遭到了毛泽东卫士们的反对。毛泽东只好又做卫士们的工作，向他们说：我这个朋友，脾气可大啦!如果你们不撤岗，他来了一看，扭头就回去啦，你们可吃罪不起呀!结果，还是在塞克来的时候撤掉了岗哨。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塞克的人品，不搞阿谀奉承，不邀宠上爬，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自尊。

文品：文如其人

塞克的文品之属性，首先是其作品的政治倾向，这就是民族的尊严。这和他人格上的自尊是一致的。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一文中说，第一原则，就是政治倾向。他说：“凡是普遍流传的歌曲，都是因为歌曲的本身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生命，以及强烈的时代色彩，它的流传正是那政治生命在群众之中的生长。”塞克一生创作的亮点和高峰，是抗日战争时期。像《流民三千万》、《救国军歌》(冼星海曲)、《心头恨》(贺绿汀、冼星海曲)、《全面抗战》(贺绿汀曲)、《谁敢夺我一寸土地》(贺绿汀曲)、《保卫卢沟桥》(冼星海曲)、《抗敌先锋队》(王洛宾曲)、《血花曲》(王洛宾曲)、《老乡，上战场》(王洛宾曲)以及《生产运动大合唱》(冼星海曲)等等有名的作品，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它们的政治倾向或者说是主题思想，无一不是“维护中华民族，永作自由人”，即民族自尊和反抗侵略。这是时代的精神，又是永恒的主题，加上一流作曲家的合作，所以，塞克的这些作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有着不灭的生命力。

塞克的文品之另一属性，是在艺术上的民族和大众性格。实际上，这是塞克民族尊严的政治倾向的折射。一个艺术家，心里想着民族和大众，他在创作的艺术上，必然有意无意地体现出民族性和大众性。以歌词为例，我们纵观塞克的作品，其艺术上，有一个从《诗经·风》到汉《乐府》的传统，那就是平实、上口、简练、通俗。像《二月里来》：

二月里来呀好风光，

家家户户种田忙，

指望着今年收成好，

多捐些五谷充军粮!

再看：

“种子下地会发芽，

仇恨入心也生根；”(《心头恨》)

“谁种下仇恨他自己遭殃!”（《二月里来》）

这些非常生动形象富于文学韵味的诗句，实际上都是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种老百姓的口头语言创新而来。

塞克在《我写歌词的七个基本原则》当中，曾经这样说：

“我们应当多注意和多学习在民间根深蒂固的一些成语(作者注：此处“成语”指老百姓现成的常用的口头语言，不是指“典故成语”之“成语”)，把这些成语拿来，赋予新的生命，加以组织，它自然会成为一支最新鲜、最有意义、最富于普遍性的好歌。”

这篇文章中还说：

“我们要特别顾到语言习惯，作者要是违背它，人家就会听不懂，听不懂就等于宣判了这支歌曲的死刑。”

当前，有些歌词，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如入五里雾中。实际上，这些歌曲的演唱者及其歌迷，自己也是不知所云，不过是在那里不懂装懂、故作时髦罢了。别看这些歌曲在一些歌手及其歌迷当中那么红火，实际上，它们没有几天的活头。

2005年第11期 国民党伞兵团起义始末　作者：于继增

这是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黎明时分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构成了蒋家王朝行将覆灭的定局。但是，蒋介石为负隅顽抗，玩起“引退”的花招，悄然回到了浙江奉化的老家溪口。但谁都知道，他仍是大权在握。他依靠听命的亲信，随身的电台，密切关注着战局并发号施令。

1949年4月18日深夜，军务局长俞济时匆忙送给蒋介石一份电报，只见电报上写道：“新华社4月18日电驻上海浦东的国民党伞兵三团全体官兵毅然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这份电讯使蒋介石立刻脸色苍白，骂了一句“娘希匹，又出了一个乱世奸臣！”随即头晕目眩，往后便倒。俞济时抢先抱住，医生、副官、侍从闻声而至，乱作一团……

团长欣然接受策反

蒋介石为什么在得知伞兵三团起义的消息后，会如此沮丧和大动肝火呢？这与他对该团的器重和期望值很有关系。

国民党的伞兵部队，最初由国民政府责成杜聿明于1944年在昆明创建，划分为一、二、三团。隶属陆军总部。伞兵军官都是国民党中级和高级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一律美式装备，是以伞降或机降方式投入地面作战的合成兵种，具有空中快速机动和地面猛烈突击的作战能力，因而成为蒋家王朝的特种嫡系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曾将这支部队用于两广、湖南等地的对日作战。日本投降后，伞兵司令部由昆明开往上海，而后调驻南京，内战期间加入徐州战区与我军作战。但在1949年初，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南京蒋家王朝即将土崩瓦解的时刻，蒋介石却命令这支精良部队由南京调防上海，以构筑最后的堡垒。其中第三团驻防安亭、三林塘一带，担负沪宁线和沪杭线铁路警备任务。这第三团齐装满员，战斗力强，曾在对日作战中屡建战功；豫东战役中，在伞兵一、二团团长相继阵亡的情况下，唯这个三团团长灵活指挥杀出重围，因而备受蒋赏识，视为掌上明珠。1945年9月9日，同盟国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政府在南京主持“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时，曾专门调遣训练有素的伞兵三团全体官兵参加仪式彰显军威。可见三团的特殊地位。

就在渡江战役前夕，为了谋求最后的逃路，蒋介石匆忙赶至上海，召见伞兵司令张绪滋少将和三个伞兵团的正副团长们，决定将伞兵部队调往福建，然后去台湾。就在这次召见时，蒋特意单独对第3团团长刘农交底：到台湾后，将3团编为自己的“御前卫队”，给予特殊待遇。3月中旬，伞兵司令张绪滋根据蒋的命令，开始制定南撤方案。

然而第3团团长刘农可不是等闲之辈。这个“长满络腮胡子的脸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出生于湖南绍东，早年曾参加过北伐革命军，大革命失败后他便参加了国民党部队。民国二十年考入陆军通讯学校十一期。三十二年又考入陆军大学二十一期，在此期间结识了中共党员段伯宇。刘农陆大毕业后分配到战斗部队，当上了陆军上校团长。当此大厦将倾之际，何去何从，他在苦苦思索。他曾在办公室亲笔写下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可以看出，他与一般国民党军队的高层指挥官是有些不同的。

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地下工作者很快掌握了蒋介石策划伞兵团南下出逃的意图，也了解3团团长刘农的经历，决定把他作为策反对象开展工作。事不宜迟，策反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执一（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立即派李正文与段伯宇取得了联系。

段伯宇，毕业于国民党陆军大学，和刘农同为陆大二十一期同学。抗战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其胞弟、国民党军务局参谋、地下党员段仲宇推荐入军务局，主管军事情报。按地下党指示，段伯宇以隶属关系和同窗之谊接近刘农。

老同学见面自然非常亲切和随意，经过几次交往，刘农表明了心意，愿意投奔共产党。段伯宇向刘传达了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利用南撤之机，在上海举行起义；然后调转船头北上，直驰苏北连云港解放区。刘农欣然接受这个方案，并同意让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周其昌打入伞兵团，与李正文单线联系。为名正言顺，刘农委任周其昌为3团通信连“中尉通信员”，住在团部，以便及时掌握情况。

在中共上海局策反伞兵3团的同时，还有两条线也在紧张地做着他们的策反工作。一条是4纵队兵站站长孟虎，一条是在国民党二厅任职的陈家懋，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只不过当时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互不通气。

被推迟的“南撤命令”

解放战争的进程，比预料的还要快。人民解放军继淮海、平津战役之后，百万雄师直逼长江北岸，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慌乱。行政院长孙科匆忙宣布：“内阁”政府南迁广州。

蒋介石在哀叹之余，抓紧制定应变计划——在坚守长江南岸防线的同时，将嫡系精锐部队撤往台湾，保存实力，以便东山再起。为此，责成国防部命令伞兵司令部：“着伞兵部队分作三个梯队，分别于3月中下旬、4月下旬，按一、二、三团顺序，从海路南撤福州待命。不得有误。”

这个命令意味着蒋介石逃跑计划的实施。刘农立即将此情况通过周其昌转告了我地下党。

接到情报后，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的伞兵团晚些时候配合其他国民党部队在上海起义的方案，让伞兵3团在调防途中起义。同时，为集中策反力量，中共上海局决定把对策反伞兵3团的三股力量汇合在一起，归上海策反委员会统一领导，这样，这几路地下工作者才接上了关系。

此时，南撤计划又有了新变化。3月20日，国防部给伞兵司令部下达命令：“因战局吃紧，日后恐无法解决运输船只，三团需提前起程，与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一道，和伞兵二团合并为一个梯队，于3月28日撤离上海。”

接到这道“提前起程”的命令，刘农心中一惊。因为目前官兵的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做，另外与2团合编梯队行动多有不便。他赶紧嘱咐周其昌立即向“策反委”负责人张执一、李正文报告。

这时候的上海滩已处于腥风血雨之中。根据蒋介石的手令，军警宪正一齐出动，对地下党进行大规模搜捕。此时的张执一、李正文已暴露身份，不得不匆忙转移去了苏北根据地。策反委员会的工作改由张登主持，伞兵3团起义一事则移交给田云樵负责。他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应该设法推迟南撤时间，还要确保3团单独调防，这样才能保证起义万无一失。于是通过内线来干扰和推迟南撤的行动计划。

三天后，伞兵司令部接到段仲宇报告：“伞兵3团一营在上海北站执行特别警戒，京沪杭警备司令部要集中兵力布防上海外围战线，旬日之内抽不出人力接替一营，故3团暂时不能南撤。至于该团待后撤离时的船只，我当一定负责准备。”此时的段仲宇，已调任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专管海陆运输船只调度。他按照“策反委”的指示，给伞兵司令部施加了“滞后南撤”的影响。

伞兵司令张绪滋不敢在没有接替的情况下，把负有“特别警戒”任务的3团1营拉走。便电告国防部：“拟同意3团与军械处延至4月13日一起撤往福州。1、2团则在3月28日按时起程。”国防部作了答复。

这正是大家所企盼的。刘农接到3团推迟南撤的命令后，内心稍安；但又怕再出意外的麻烦，便急切要求会见新的联络员舒忻，商讨起义具体事宜。

4月7日，舒忻受张登、田云樵之命，在浦东三林塘3刘农大，恐难成功。因为江南是国民党的天下，难逃海上空军的追击，伞兵不习海战，必致船毁人亡……”

“为什么一定要在江南起义呢？我们的看法，可以在江北起义！”舒忻知道，刘农作为一名上校团长，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他在军事上的考虑也有道理，于是耐心地说：“长江以北，除青岛外，沿海的山东、江苏地区都已全部解放；兵舰出长江口后，可先向南驶，以蒙蔽敌舰监视，待夜里再悄悄折向北方，直驰连云港。若遇紧急情况，可在苏北沿海随时靠岸。”

刘农听了这番话，对局势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解除了顾虑，同意了在驰往连云港途中起义的意见。

4月9日上午，田云樵、舒忻、陈家懋、刘农等人乔装打扮，陆续来到上海“大沪饭店”，由扮作堂倌的周其昌引到二楼雅座，对起义具体事项一一研究。为使起义取得成功，成立了由刘农、周其昌、陈家懋、李贵田、孟虎等5人组成的“伞兵3团起义指挥部”，刘农任总指挥。同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党支部，由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武装纠察队，密切监督和处理突发情况。中共上海局“策反委”田云樵，在碰头会上郑重宣布：“起义途中，情况变幻莫测，要及时正确应变。对于胆敢武力抗拒者，坚决镇压，决不留情。”

4月10日，刘农在三林塘团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奉调南去福州，13日离开浦东，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与3团同行。他责成陈家懋和李贵田负责联系船只，安排、组织人员物资上船。

神秘的“国防部急电”

经过紧张的工作和细致的准备，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49年4月13日上午，伞兵3团和伞兵司令部军械处共2500余名官兵在黄浦码头聚餐。团长刘农举杯预祝大家一路顺风。同时宣布：为了航行的安全，任命团附（国民党军阶之一，相当于“团长助理”——笔者注）李贵田为航行指挥官。

伞兵3团团附、地下党员李贵田当即宣布登船事项，从各连指名抽调班长、士兵组成纠察队，由周其昌、孟虎（均为中共党员）担任正副队长，负责航行期间的安全工作。

下午2时，刘农团长一声令下，宣布起航。由段仲宇安排的上海招商局的“中102号”坦克登陆艇一声长鸣，缓缓驶离上海黄浦港。艰难的航程开始了。

下午4时，准时通过吴淞口，加入东海航线，一直向南驶去。

晚上7时30分，登陆艇来到东海花鸟岛以东的海面上。

李贵田密切注视着航海标记。按领航规定，这里是南下和北上的转折点。关键的时刻到来了！

他来到登陆艇驾驶舱，登上驾驶台。毫不知情的艇长不满地说：“这里是驾驶重地，你来干什么？”

“传达国防部命令：‘因战事需要，命令伞兵3团增援青岛。’现在，我命令你立即掉头北上。”李贵田沉着地边说边拿出事先拟好的“国防部急电”。

“不可能！我的上级命令我艇运送你们去福州，你想改变航向，需要请示我的上级。”艇长傲慢地说。

“军事行动，瞬息万变，你运载我们团，就得听我们指挥。你敢不服从国防部命令？耽误了军机大事，军法论罪！”

就在僵持不下的时候，纠察队带领爱国华侨海员白力行、国民党原重庆号巡洋舰轮机长武成绩进入驾驶室，他们与这位艇长熟悉，告诉他军人不可以抵抗命令，还是改变航向吧。艇长看了看全副武装的纠察队，只好下达转舵北上的口令。

与此同时，3团无线电台台长成书生和纠察队也进入登陆艇电讯室，控制了报务员，拔掉收发报机上的电子管，切断了与国防部的无线联系。尔后，他又急匆匆来到设在艇上的团部，送给总指挥刘农一份“国防部特急电报”。

刘农看过电文，吩咐中尉通信员周其昌：“立即通知营以上军官，速来团部开会，传达紧急命令。”

几分钟后，军官们鱼贯而入。最后一个进来的是副团长姜健，嘴里骂骂咧咧。

“国防部命令，”刘农率先起立，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命令伞兵三团暂停南下福州，即刻北援青岛我军，不得有误。”

“不可能！伞兵司令部和一、二团已经在前几天到了福州，又去了台湾，怎能叫三团去增援青岛？”副团长姜健首先发难，他拍着桌子叫周其昌把台长找来。

无线台长成书生是周其昌、孟虎发展的积极分子，早就表示不去台湾，并且直接参与了这次行动。当他来到团部后，面对姜健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什么抄报时间、译报时间、频率、呼号等，都对答如流。

姜健没问出什么破绽，突然命令成书生：“发报请示国防部，核对北上靠岸的地点和任务。”

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农扫了一眼姜健，果断地说：“我是团长，我向国防部负责。不要再向国防部请示了，坚决执行命令，立即北上青岛。各位回去，切实掌握好部队，不要听信谣言！”

登陆艇满载着蒙在鼓里的2500多名官兵，驰向青岛方向的茫茫大海。

惊心动魄的海上举义

4月14日下午4时，登陆艇来到苏北射阳县的东北海面。由此处向西拐，便可进入去连云港的航道了。

连云港是位于上海和青岛之间沿海的重要军港。此时的上海及青岛还依然是国民党的天下，而连云港已经宣布解放——1948年11月7日，徐海地区的国民党驻军第9绥靖区部队，在我军猛烈炮火下从连云港仓皇撤退。所以这一带是完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安全地带。

指挥部决定召集连以上军官宣布起义。

刘农后来撰写的《伞兵三团海上举义记》，展现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

刘农见军官们到齐了，说道：“今天我团以孤军增援青岛，无疑是以卵投石，不是当炮灰，便是当俘虏，总之是有去无回。”此言一出，全场愕然，“全团官兵，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兄弟们与我共事多年，不忍把大家往死里送。不少兄弟已组织起来，提出不去青岛打仗，起义投共，因事关重大，特地把各位请来商议。”

军官们听了，面面相觑，沉默不语。“共产党搞的鬼，老子和他拼了！”八连长一声嚎叫，猛地拔出一颗手榴弹，用手指扣住导火索，恶狠狠地说：“谁是共产党，有种的站出来！”

“胡闹！”刘农一拍桌子，“甲板上堆满汽油弹药，船舱里都是家小，你想让大家都完蛋？把他带下去，给我禁闭起来！”早有准备的纠察队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将八连长制服，架了出去。

这当头一棒，把满腹狐疑的副团长姜健等人镇住了。

“陈主任，听听你的高见。”刘农有意让也是地下党员的伞兵司令部军械处主任陈家懋带个好头。

“欲进无路，欲退无门……”陈家懋沉吟着说：“如今只有起义这条路了。”

“副团长，你的意见呢？”

姜健内心里反对起义，但又不敢明言，怕跟在船上的妻儿受牵连，真是左右为难。便对团附李贵田说：“请团附先发表意见。”

李贵田顺势说：“团长以全团兄弟的身家性命考虑，提出走起义之路，兄弟我愿意服从。”

其他三个营长和连长们跟着表态，愿跟随团长起义。姜健见大势已去，只好说：“事到如今，就听团长决定吧，我一家七口都在船上，还请团长多关照啊。”

“周其昌先生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代表，”刘农向大家介绍说：“现在请周先生讲话。”

周其昌从南京、上海已被解放军包围，全国快要解放，讲到共产党、解放军保证起义人员的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愿意参加革命的，改编为解放军；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

当兵的都是一级听一级。营连长们一见顶头上司一个个都想弃暗投明，自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大家都纷纷表示愿跟长官效劳。

刘农见大家表了态，便说：“我宣布，伞兵三团从现在起脱离蒋帮，即刻起义。请各位立即向全团兄弟传达这一命令，不服从的，立即关押起来。”

此时的艇长已完全被我控制，在全副武装的纠察队面前，只得乖乖听命。

登刘农于这次起义，台湾方面一直讳莫如深，后来只在解密的《国府军事档案》之“伞兵第三团投共始末”约略写道：“（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伞兵第三团奉命由上海转运移防福州。共军得知后，遂命潜伏于第三团通信连之共产党员周其昌中尉策动团长刘农上校叛变。”“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刘农见大局不利，于是趁海运南下时，与团附李贵田，胁迫第三团搭乘之海军中字号一0二坦克登陆艇北运连云港投共。”

毛泽东、朱德发来贺电

1949年4月15日，黎明时分，“中102号”坦克登陆艇徐徐驶进连云港。

由于事先接到中央军委来电，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特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王晓等领导，前往港口迎接。伞兵三团2500多名官兵在码头上列队接受检阅。团长刘农、副团长姜健、团附李贵田，以及3团地下党支部书记周其昌、组织委员陈家懋等站在最前面，谷牧、王晓等领导走上前去，与这些从特殊战线归来的英雄们紧紧握手，说：“各位官兵，辛苦了，我们欢迎你们！”

4月18日，新海连特委和连云港军民为起义伞兵召开庆祝大会，特委书记谷牧致欢迎词。起义官兵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发了致敬电。当日，毛泽东、朱德发来慰问电：“庆祝你们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而加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举动。希望你们努力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学习，为建设中国的新伞兵而奋斗。”新华通讯社及时播发了这条消息，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另外，中央军委在给特委的复电中明确交待：“伞兵起义后，服装不变，待遇不变，军饷照发。并做好培训工作。”

新海连特委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抽调一批地方及部队得力干部，分两批集中培训起义部队的营、连、排级军官；对士兵则采取到驻地讲课的办法。经过几个月的政治学习，绝大多数起义官兵认清了形势，消除了顾虑，决心跟共产党走下去。

1949年11月21日，这支起义部队奉命调离连云港，改编成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7伞兵训练总队，刘农担任总队长。后又编入人民空军伞兵第一旅、第一师，刘农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务，其他率领起义的同志也分别担任要职。只有上校姜健后来称病离开大陆去了台湾。改编后的伞兵3团的广大官兵，成为建设我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的重要基础。

2005年第11期 山西新军领导权问题　作者：阎稚新

1936年8月，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开展统战工作。11月3日，薄一波抵达太原。翌日薄同阎锡山会面谈判，阎同意薄一波等接办和改组牺盟总会领导机构，27名新委员中，21名是秘密共产党员，7名常委中有6名共产党员，从而掌握了牺盟会的领导权。薄等还开办了拥有2万5千名学员的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为创建山西新军作了干部准备。

有一次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假如日本人打到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薄一波说，仅依靠旧军抗战不行了，建议赶快组织一支新军。阎锡山把组建新军的任务交给薄，先搞一个团试试看。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正式成立。10月，大同失守，太原告急，阎锡山把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阎接受薄一波建议，又给了五个旅的番号，由薄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只一年多时间，决死队发展到4个纵队，1个工卫旅，3个政卫旅，及战动总会组建的暂编第一师。由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正式番号的，共9个师旅、50个团，总兵力7万之众。山西省7个行政区中，有6个为我党所掌握。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共产党员担任。

众所周知，山西新军决死队，战果辉煌，在八年抗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7000余次，毙伤俘日伪顽军5万余人。山西新军出色地完成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使命，抗战胜利后，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文革”中，林彪、“四人帮”将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诬蔑为“反动组织”、“反动军队”、“叛徒领导的杂牌军”。1978年12月，薄一波向邓小平和党中央写了报告，建议中央尽快澄清，予以平反。小平同志看了报告，亲笔批示：“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应予澄清，可由总政发一通知，重申五二年二月的规定。”总政治部1952年2月5日在复西北军区政治部的公函中说：“凡于决死队正式成立后，而参加决死队者，其军龄从参加决死队之日算起。”

山西新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建立了具有特殊权力的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由薄一波拟订、经阎锡山批准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这种政治委员制度，对新军一切工作拥有最后决定权。政治委员都由中共党员担任，从而确立了党对山西新军的领导权。

关于山西新军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毛泽东驳斥蒋介石宣布决死队为“叛逆”时说：“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由此可见，蒋介石是把新军当成“共军”、“叛逆”讨伐消灭的。而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历来将山西新军和八路军、新四军同等看待，视为“共产党的党军”。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口头报告中说：“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也讲过党军，但是指党的领导。”

1937年9月，一支决死队由薄一波率领开赴晋北抗日前线。朱德总司令面告薄一波：今后决死队即归总部指挥，在八路军总部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薄一波至今还戴着“山西帽子”，说“山西话”。朱总和彭德怀明确说：“他们的意见是错误的。不了解你们根据党的指示同阎锡山合作。表面上戴“山西帽子”，说“山西话”，实际上是做共产党的事。你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嘛！”朱总、彭总明确宣布：决死1纵队归总部领导指挥，分处各地的新军由中共各区党委领导指挥。山西四大区党委都设军事部，专门负责领导新军的工作。

1979年12月7日，经党中央同意，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明文规定：“牺盟会、决死队和其它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并据此解决了“山西牺盟会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问题”。至此拥有300万会员的牺盟会的历史贡献得到公认，拥有7万人枪的决死队党军性质得到确定。这是党中央关于牺盟会、决死队冤假错案的平反决定，也是党中央关于山西新军、牺盟会、决死队是“由我党倡议创建，并始终受党领导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性质的政治结论。

（作者系国防大学教授）

2005年第11期 刘奠基：晋察冀边区的国民党代表　作者：刘书城

刘定安，曾用名刘奠基、刘定庵。生于1898年，卒于1984年。山西崞县人（今原平县）。新中国建立后，他一直供职于农业部，并且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四、五、六届委员。他是晋察冀边区政府创始人之一，为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存在，为华北抗战，为巩固和发展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过历史性的贡献。

195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活动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见到了刘奠基，但是并不相识。曾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的聂荣臻赶忙上前介绍：“这位就是刘奠基。”周恩来顿悟，忙说：“噢，刘奠基先生，知道，知道。”随即向毛泽东主席引见，毛泽东频频点头表示知道，并且立即伸出手来与刘奠基热情相握，互致问候。

立志教育救国，投身抗日战场

刘奠基少年时期，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民主与进步的潮流席卷中国，这对他的影响极大。他知道了孙中山；知道了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知道了国家的贫困是科学技术落后，是教育落后造成的。他立志教育救国，1912年他考入山西第一师范学校，后因生活所迫，中途辍学，在乡里和邻县先后作小学教员、小学校长，一直从事教育活动。1925年北伐战争开始，刘奠基加入了国民党，并且被选为太原市党部常务委员，开始了他的民主革命活动。由于他忠实信奉孙中山先生确立的三民主义，越来越看不惯山西国民党右派的所作所为，与右派产生意见分歧，他毅然离开家乡，奔赴北平、南京，一边寻求工作，一面寻求真理。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刘奠基回到太原，在阎锡山、冯玉祥成立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政治部”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国开展救亡运动，刘奠基积极在山西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由于山西军阀不断镇压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他邀既是同乡又是国民党元老的续范亭将军辗转南京，亲睹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哪知国民党代表置国家危亡于不顾，只为自己拉选票。续范亭悲愤至极，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以唤国人。续范亭自杀未遂，被刘奠基救下，此事件在国内外和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震动。刘奠基救下续范亭后照顾左右，直至续范亭基本恢复健康。1936年西安事变前夕，续范亭将军应杨虎成将军之邀要去西安，刘奠基决定回太原。两人在临潼分手，赠诗惜别，相约共赴抗日战场。

创建边区政府，出任国民党代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续范亭将军回到山西。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议下，阎锡山在太原建立了有共产党、国民党人员参加，包括山西、察哈尔、绥远各界人士共21人组成的“民族革命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续范亭将军任主任。9月，刘奠基以“动委会”晋东北特派员的身份赴山西崞县宏道镇一带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活动，组织抗日武装。他向阎锡山、赵承绶筹集到部分枪枝弹药，交给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武装民众。当时，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国共双方都在山西开展了积极的抗日救国活动。山西民众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抗日基础非常好。因此，聂荣臻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并且进一步筹划在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交界处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派宋劭文邀请刘奠基赴河北阜平县城，共商建立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事宜，成立了由宋劭文、胡仁奎、刘奠基、张苏、王斐然五人组成的晋察冀军政民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由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李杰庸、娄凝先、张苏、孙志远九位委员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宋劭文任主任，胡仁奎任副主任。刘奠基以国民党代表身份参加边区政府工作，同时兼任边区政府教育处处长。1月31日，国民政府批准了边区政府的建立，并且明确了边区政府接受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指导；划定了边区范围。边区政府成立后，马上开展工作，任命了各县的县长，实行减租减息，配合军队反击日寇侵略，恢复边区经济，支援部队抗战，动员民众抗日。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护。1938年3月，时任中共北方代表的彭真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找到刘奠基，希望他主持恢复和建立边区的国民党组织，出任边区国民党的领导。理由是：国共合作，边区不能只有共产党，没有国民党，必须形成完整的统一战线。刘奠基当时并不愿意挑这个头儿，彭真遂请聂荣臻及刘奠基在中共中的其他朋友继续做工作。鉴此，刘奠基决定顾全大局，答应了中共的要求，在边区建立国民党筹备处。实际上，由于日寇占领山西，刘奠基已经与山西国民党失去联系，甚至不知道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的矛盾和斗争，他已经作为山西国民党中间派人士，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山西省党部委员。因此，中共选择他作为边区国民党的代表，参加边区政府的工作，既可以体现国共合作，又可以防止国民党中央派人插手边区领导，非常有利于实现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格局，刘奠基历史性地成为最佳的国民党代表人选。

晋察冀边区政府建立后，坚持抗日救国，一改旧政府的政风，为民族和人民办事，得到边区人民的拥戴。共产党的势力壮大，使阎锡山和蒋介石都心存顾虑，1939年开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多次电令阎锡山撤销晋察冀边区。阎锡山出于个人目的，迟迟未下达撤销命令。

捍卫边区地位，功绩青史留名

1939年1月底，刘奠基奉阎锡山命令，受聂荣臻和宋劭文的委托，与胡仁奎共赴陕西宜川二战区司令部汇报边区军民反扫荡的情况。6月，蒋介石得知情况，给阎锡山发电报：“闻刘定庵、胡梅亭（胡仁奎）两兄在尊处，请着来渝一谈。”阎锡山向刘奠基、胡仁奎出示蒋的电报，征询二人意见。刘奠基担心蒋介石旧话重提，当面下令取消晋察冀边区，不好应对。阎锡山分析，蒋介石不会隔着第二战区，直接向边区政府下令，如果下令，他可以居间审时对应。阎锡山当即决定派车送刘奠基、胡仁奎经陕西赴重庆。抵达重庆的当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接见了刘奠基和胡仁奎。

到达重庆第二天，蒋介石召见，刘奠基、胡仁奎、梁化之三人晋见。刘奠基、胡仁奎转达了阎锡山对蒋介石的问候和致意。蒋介石告之：你们来自前线，对抗战很有经验，请你们来住几天，对抗战工作提一些意见，以便中央参考。第三天，蒋介石再次召见，要求汇报边区政府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边区国民党的情况。胡仁奎汇报了边区政府工作情况，刘奠基汇报了边区国民党组织筹备恢复的情况，蒋听得非常认真。由于时间关系，蒋介石要求把书面材料留下，并且指示刘奠基向朱家骅详细报告边区国民党组织的情况。

由于刘奠基等来自山西抗日前线，在敌后坚持抗战，受到大后方国民党和重庆社会各界的重视。陈诚请刘奠基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早会上专题介绍边区人民抗战和国共合作的情况。刘奠基讲述了一位边区妇女送子抗战的真实故事。这位妇女的大儿子参加抗日战斗，不幸为国捐躯。安葬大儿子后，她立即领着12岁的小儿子参加八路军。并且嘱咐儿子要多杀鬼子，保卫国家，为哥哥报仇。刘奠基同时介绍了边区国共两党真诚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好局面。许多学员听后很受鼓舞。但是，也有学员公开指责刘奠基替共产党张目，并且煽动少数人要和刘奠基辩论。胡宗南知道后亲自出面制止。陈诚和朱家骅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主动征求刘奠基对抗战工作的意见。刘奠基提出：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不断扩大，在国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关注，许多国际友人和盟军官员都来晋察冀边区考察，边区对日战斗已经深入到北平和天津等华北大城市外围，对整个华北的抗日斗争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中央政府应该继续支持边区的抗战工作，中央政府可以指示华北地方政府，积极配合边区军民的抗敌斗争，共同扩大抗战成果，为最终收复华北，收复平津做准备。同时，刘奠基请求国民党中央尽快释放张学良，让他组织东北军旧部投入抗日前线，激励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志，增强东北的抗日力量。

在重庆，刘奠基一行积极与社会各界交往，大力宣传介绍晋察冀边区的情况，使更多的人士了解、同情、支持晋察冀边区的抗日斗争。重庆各派别和各阶层人士也主动与刘奠基和胡仁奎接触，通过他们直接了解敌后抗日斗争的情况。甚至连朝鲜的李承晚、军统的戴笠，以及很多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与刘奠基、胡仁奎交流过抗战意见。

在重庆停留近1个月，刘奠基通过蒋介石的侍从长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于次日请刘奠基和胡仁奎在私宅共进午餐，徐永昌作陪。午饭非常简朴，餐后刘奠基请委员长对边区工作做指示。蒋介石说：你们回到晋察冀后，请转告同志们，精诚团结，坚持敌后抗战。你们要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多加联系，争取支持。最后，蒋介石送客人到客厅门口，并且看着他们出门后方返回。第二天，蒋介石又派人告诉刘奠基和胡仁奎，要用专机送他们回二战区。当得知刘奠基和胡仁奎要到成都时，蒋介石又安排专机，并电令四川省主席邓锡侯妥善接待。刘奠基看到蒋介石没有撤销晋察冀边区的意思，连夜打电报告诉边区政府。据说，接到刘奠基的平安电报后，晋察冀边区军民欣喜万分，特地召开群众大会传达，并且组织了庆祝活动。刘奠基从重庆回到晋察冀边区后，边区政府又组织了群众欢迎大会，迎接刘奠基，庆贺边区政府得以继续存在。

重庆之行，刘奠基利用国民党代表身份坦诚向蒋介石进言，做了大量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工作，他殚精竭虑，捍卫了晋察冀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1943年1月，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他再次当选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实业处处长。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以晋察冀边区无党派人士身份与他同赴重庆的胡仁奎，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受党的指派，胡仁奎在重庆期间，利用和朱家骅北大师生的关系，加入了国民党，并且得到国民党上层信任，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抗日战争中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反共立场，国共两党合作不断出现分裂，两党摩擦不断，刘奠基非常痛心，又非常无奈，他不愿卷入内乱，决定将边区国民党事务交给胡仁奎全权管理。胡仁奎使命所系，正乐得如此。1943年，刘奠基公开发表声明退出国民党以示不满。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心系民族，胸怀大义，摈弃私利，一心为国。正是有了这一胸怀和信念，他脱离国民党后，一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继续在晋察冀边区政府从事抗日工作，直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参加了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中国的建设，为人民的事业倾心竭力。中国共产党则给予了这位爱国民主人士以应有的荣誉和关爱。

2005年第11期 带头实行新老交替的谭启龙　作者：杨汝岱

谭启龙同志是井冈山出来的老红军，建国之初就担任省的主要领导职务，先后当过五个省的省委书记。1980年初调到四川，时年67岁。他满头黑发，步履矫健，精力充沛，平易近人，是省委德高望重的老“班长”。

启龙同志到四川不久，即在1980年2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主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强调要保证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就必须改革现行干部制度，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解决交接班的问题。启龙同志回来传达时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几十年和平时期的积累，形成干部队伍的逐渐老化，“文革”十年破坏更造成青黄不接的局面，解决接班人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非常迫切，刻不容缓，这个重任落到我们老干部的身上。当时四川省委常委的平均年龄是61.1岁，8位书记平均年龄63岁，省委165名委员和候补委员平均年龄58.5岁，3/5的成员超过60岁，成渝两市常委平均57.2岁，省级厅局长平均也有57岁。面对这种情况，启龙同志和省委其他老同志，怀着一种紧迫感和责任感，把干部新老合作交替作为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1981年，中央印发了陈云同志《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重要文章，在十一届七中全会后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又专门就这个问题讲话。谭启龙和省委第二书记、省长鲁大东同志开会回来后，加快了培养选拔中青年干部的步伐，从1980年4月到1981年底，全省挑选了2800多名中青年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经过省委和中组部领导反复考察和选择，这年下半年开了175人参加的常委扩大会酝酿讨论，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省委常务会通过了增补的候选人名单，报请中央批准，在1982年1月的省委三届六次全委会上进行了选举。在赋予我以省委常务书记重任的同时，杨析综、聂荣贵同志担任了省委常委、副书记，那年我们三人分别为55岁、53岁和49岁。新进入常委的吴希海、伍精华等同志也是50岁左右。

这时，省委着手筹备召开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启龙同志在亲自抓工作报告起草的同时，加紧酝酿换届后班子配备和机构改革的方案。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中央领导机构在新老合作交替上迈出了很大步子，小平同志从第一线退下来，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为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做出了表率。在贯彻十二大精神的省委三届七次全会上，启龙同志提出，开创四川工作新局面，要解决思想、行动、班子、作风这四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的方针，搞好交接班，建设开创新局面的班子。他说，正确对待老干部与中青年干部“一退一进”，对我们老同志来说，是一个实际的考验，退和上都是一场革命。启龙、大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态度积极主动，6月份就表态要退出领导岗位，当时省里和下面不少同志都希望他们留下来“过渡”几年，他们不同意留任，向中央要求两人先退下来，中央原则上同意退的意见，但要他们暂留任过渡，培养接班人。十二大以后，省委连续开了十多次书记、常委会议，讨论省级机构改革，着重研究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的配备问题，会上会下仍有不少同志挽留他们。启龙、大东同志向大家做了许多说服工作，最后向中央报了两个方案：一个是按中央原定的办法，谭、鲁留任过渡；另一个是谭、鲁等8名老书记退出第一线，由杨汝岱、杨析综同志分别担任书记和省长。上报时写明：谭、鲁和多数常委是倾向于后一方案的。

启龙、大东同志仍放心不下，在方案报出后，又在11月4日联名向中央写报告，再次表明他们的态度，并从四个方面陈述实行第二方案，把步子迈大些的好处：一是主要担子放在中青年干部身上，更能使他们增长才干，锻炼成熟；二是分析了提上来的同志的条件和表现，认为能够胜任，如果过几年才接班，又可能成了过渡性的班子；三是讲年岁不饶人，精力比过去差了，早些交班比较有利；四是四川老干部多，带头退下来更有利于做其他同志的工作，当顾问后仍可在传帮带方面起作用。报告结尾时说：“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很久，曾多次提出，现再次向中央提出恳求，请中央予以批准。”11月下旬，到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期间，他们又当面向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汇报了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班子调整方案，以及省顾委、省纪委、省人大、省政协主要负责人建议名单。

那段期间，中央用了很大精力研究讨论省、部级班子的调整方案。中央机构改革指导小组研究了好几个省报的方案后，向中央推荐四川的调整方案，认为：“已报来的几个省的方案，唯有四川的方案，使人耳目一新。”12月1日，中央书记处开会，一致赞成并通过我省的方案。12月7日，中央就四川省领导班子调整发出通知(中发〔1982]52号文件)，把四川方案通报给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党、政、军各部门的党委，通知中表扬四川省委对党政领导班子的调整，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较早，决心下得好，步子迈得大，特别是党政主要负责人在年轻化方面有重大突破，并以“思想解放、见高识远”来肯定和评价启龙、大东同志的高风亮节。

换届后那两年，彭真、薄一波、宋任穷、万里同志先后到四川，都高度赞扬启龙、大东同志率先退出省级主要领导岗位，积极帮助支持新上来的同志大胆工作，较好地实现新老合作交替，认为这不仅对推进四川形势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全国带了个好头。一波同志还说，小平同志讲新老交替讲了那么久，开始总是推不动。“一退一进”，有人说是进难，退比较容易。事实证明，只要思想解放，放眼全党去选人，进来不算难，实际还是退难。四川打开了这个思路。启龙同志讲得对，担子压在身上，才能培养出来。现在全国基本上采取了四川的作法，交下去比较自然。由于启龙、大东同志的带头，加快了全国机构改革的步伐。

启龙同志从一线退下来，担任省委常委、顾委会主任后，继续对我们进行传帮带。他多次在省顾委会议上讲，我们是省委的参谋助手，主要是支持，其次是协助，把委托给我们的事处理好。要又顾又问，谦虚谨慎，不干预现在班子的工作，不当指挥员。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调查研究、联系群众上，从不发号施令，从不批条子。发现了什么情况就在早晚散步的时间跟我边走边说，提醒我注意。他处处以身作则，带头搞好党风。他非常重视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的研究，为省委谋长治久安之策，在组织编纂出版了全国第一部省情——《四川省情》之后，除了建议我们组织研究四川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还建议编写出版《蜀乡状元谱》、《天府企业家》，用典型来推动城乡民营经济的发展。1986年离开四川前，他再次分别走访了令他十分牵挂的川北老区和攀枝花、凉山地区，写出了《川陕革命老根据地人民仍然很穷》和《开发攀西势在必行》的调研报告，通过省委和中顾委呈报给中央领导同志，为四川贫困山区和民族地区发展而呼吁、献策。启龙同志十分关心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在组建四川省科技顾问团、繁荣社会科学、振兴川剧、成立四川省诗书画院、发展旅游产业等方面，都花费了不少心血。他用实际行动书写出“绚丽归于平淡”的晚年历史，他的言传身教对我们这些后来人是很好的榜样。

（本文节选自《当代史资料》2004年第3期）

2005年第11期 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作者：任继愈

科举制度的利与弊

汉代开始采用选举制。地方官员拔选出一批人才，呈送到中央，与近代由群众推选的选举意义大不相同。

古代选举制，王氏家族选举李氏家族子弟到中央作官，李族又推选王氏族的子弟作为回报。众多势家大族之间长期互相推举，互相支持、互相利用，豪门大族结成政治集团，“门阀士族”由此形成。南北朝的王谢两大士族，互相援引，从东汉经三国魏晋南北朝，形成盘根错节势力集团。汉末三国时河北袁氏家族，“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袁家子弟才学过人，而是凭借他们世代形成的士族集团势力。

从汉到南北朝，几百年间，门阀士族拥有强大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势力，致使南北朝长期不能统一。历史发展需要统一，人民生活需要安定、温饱，不需要战争。隋唐顺应这一形势，统一了南北朝，并使之进一步巩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大国是历史的趋势，百姓的愿望。南北朝时期，南方北方王朝更替十分频繁，朝代是短命的，但门阀士族却安然无恙。中央统一政权为了培养选拔为中央政府服务的官员，必须找一条选拔培养人才的途径，建立一种新制度，科举制应运而生。

科举制，选拔人才不问家族出身，只要能治国安邦，用兵打仗，有经济管理的特长的，都可以应试，及格的可以得到重用。唐朝的高级官员从宰相，到地方官员，多半是科举出身的。此种制度，符合中国的国情，行之有效，历宋、元、明、清，一直沿用下来。推行一千多年，明显的效益有以下几点：

⑴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包括边远省区，规定各省区录取人员的比例，像云南、贵州，人口少，文化不发达地区也分配有一定的名额，全国士人产生拥护朝廷的向心力。

⑵定期考试，后备人才不断地补充到中央，不忧人才匮乏。

⑶国家规定《四书》《五经》为教材。全国知识分子通过各种学习的方式，主要是自学，国家兴办公家学校不多，大量的应考者都是单独自学，只要考试得中，即可上升到官员阶层。

⑷考试立法详明，执法严峻，主考官舞弊的，重的可判死刑。因此考试取得“功名”（如秀才、举人、进士）即可得到社会的尊重、认可。

这制度后来传到外国，世界上普遍认为英国“文官制度”是以中国科举制度移植过去的。

科举制度的公开性，权威性，已被社会所认可。于是，为了考取“功名”苦熬一生。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并不是绝对公平的，真正的人才，由于不合规范程式而被排斥，未被录取，像清朝大文学家蒲松龄应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岁，还未考取举人。

科举经历了好几百年，推行了八股考试办法，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的缺点明显。因为八股文考试题目出自《四书》，《四书》的字句就是那样多，三年一考，从明朝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应试者不准有自己的独立的新解释。几百年的考试，差不多把《四书》的句子都出遍了，于是想出了截取上句的末句，下句的首句一些不成句子的题，称为“截搭题”。《红楼梦》第81回讲到贾宝玉第二次入家塾读书，老师出应试科举三道题，其中一个题目为“则归墨”，这是《孟子》中“今天下之言不归易则归墨”一句完整的句子，截去上半句“今天下之言”，“则归墨”是下半句，题目就不通，偏要教应考者“代圣贤立言”写出有条理、讲出道理来的文章，岂不荒唐！吕留良曾写过一篇《真进士歌颂黄九烟》指斥明朝三百年来科举取士的弊端：

“……进士尔何能，能作八股耳，其中并多不能者，一行作吏无须此。三百年，几十科，科数百人印累累，如今知有几人名？大约尽作蝼死，人言蝼可怜虫，吾言凶恶过虎兕，谨具江山再拜上，崇祯夫妇伴缄贶。[自注：崇祯末，有人书一仪状云：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二人，奉申贽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亦愤时嫉俗之言也，贴于朝堂]”

八股文取士的弊病在于政府规定“代圣贤立言”上，把应试者的思想禁锢死了。八股文有罪过，科举制度不能负责。

借鉴科举制度，改进当今教育存在的弊病

“四人帮”粉碎以后，我国恢复了学位制度，开始培养自己的硕士、博士，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1978年招收的硕士生，82年招收的博士生，现在有的成为各学科的骨干。近年来，各校招生的名额不断扩充，教师和学校为争取建立博士点，布点过多过滥。我们的工业产品量多，但缺乏领先的拳头产品。我国已成为生产钢铁的大国，但还不能算钢铁强国。我国手机产量在世界领先，但关键技术没有知识产权，仍处于弱势。文化精神产品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的博导带十几名二十几名学生。也有的学校由一著名导师的名义招徕的博士生，然后分别交给一些青年教师去培养，势必造成成绩下降。

研究生入学后，本来要求读些必读的书，三年时间内用来专心学习已经够紧张的，现在不是把充实学识放在首位，而是要求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发表论文，还要发表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不照办，即无法毕业。研究生入校后，第一年大部时间用在外语上，博士生还要学第二外语，这要花费较大的精力才能过关。研究生的最后一年，大部分时间为自己联系工作单位，主要精力向用人单位介绍自己。为了在刊物上争取发表文章，难免要拉关系，找门路，有的导师用不正当的手段保护自己的研究生。商品交易之风污染了教育界这块净土。人们常说应当刹一刹学风浮躁，但我们的一些制度助长了浮躁风，形成恶性互动。我们国家图书馆设有“博士生文库”，专门收集储存我国的博士生论文。按年代顺序排队，发现各学科论文水平逐年在下滑。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用这些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当前博士生、硕士生培养的现状参差不齐，优劣相差不可以道里计，有些水平低的博导，给水平高的博导当学生，还未必够格。授予学位，国家有统一标准，但各校各有自己的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教育部规定研究生答辩委员中必须有外单位及外校的委员参加。据我所知，有一次某大学答辩委员会上，有一位外地请来的答辩委员一连问了一位应试者好几个问题，该生一个也答不出。这时该生的导师坐不住了，指着从外校聘请来的委员大声呵斥道：“你这是考他，还是考我？给他过不去还是给我过不去？”

也有学校招收“在职博士生”，有的博士研究生，不必来校上课，可以派秘书代他上课，当然这类博士生拿到的文凭是真的，博士生学识是名不副实的。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和应试的各有所图，各得其所。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⑴可以培养出合乎国家要求的人才。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学校及不合格的导师将自行消失。

⑵培养研究生不再规定毕业年限，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学完应当达到的学分，可以报国家的科举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⑶国家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带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

十八、十九世纪，列强在全世界争资源，争土地，进入二十一世纪，还增加了一项掠夺的对象——技术人才。智力开发可以用很少的投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人才智力都是资源，是开发不尽的智力资源。为国家培养合格优秀人才不光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增强国力的根本措施。

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从近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学风的邪正，从大处远处着眼，硕士生、博士生培养关系到国家兴衰。不可等闲视之。

（作者系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

2005年第11期 “裱糊匠”李鸿章　作者：向继东

因为电视剧《走向共和》连播的缘故，晚清人物李鸿章又成了人们争议的话题。梁启超曾写过《李鸿章传》，对李氏作了一番总结：“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鸿章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10月版，3页）梁启超还说，“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并称李“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

我想，大凡读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恐怕都有这种共识。

在晚清权臣中，当属李鸿章最有洞察力。正是他深切地意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进行竞争，此乃中国“数千年来一大变局”，于是才有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现代电信、交通、航运、军备等产业，大多始于李氏之手。但是，主流意识几十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是欠公允的。历史教科书中的“标准说词”，并非真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谁都知道，弱国无外交。在慈禧领导下的清帝国是怎样的一副烂摊子，大家都略知一二。当时李鸿章集总理大臣等要职于一身，面对列强的要挟，也绝非以前所说的那样，处处以“卖国求荣”。1896年，74岁的李鸿章出访欧美，9月2日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就最能体现其大国权臣的不卑不亢的人格魅力。

当时，美国通过了一个叫《格利法》的排华法案，剥夺了华裔人在美国的劳动权利，李鸿章很想帮助这些华裔，但又爱莫能助。有记者问他是否期待对现存的排华法案的废除或做较大修改。李鸿章说：“我知道，你们又将进行选举了，新政府必然会在施政上有些变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发表任何要求废除《格利法》的言论，我只是期望美国新闻界能助清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你们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清国侨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利法》进行较大修改。”（《帝国的回忆》2001年5月北京三联版，339页）李鸿章面对记者，不温不火地说：我听了很多加州清国侨民的抱怨，他们在那里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以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利法》不但不给予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的权益。其实，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销往清国的特许权，那么你们将作何感想呢？我还想请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品，这有什么不好呢？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他们一直以自己所拥有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李鸿章说：“你们不是很为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明，你们也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因为你们禁止使用廉价劳工生产的产品，不让他们在农场干活。你们专利局的统计数字表明，你们是世界上最有创造力的人，你们发明的东西比任何其他国家的总和都多。在这方面，你们走在欧洲的前面。……你们不像英国，他们只是世界的作坊。你们致力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事业。在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方面，你们也领先于欧洲国家。但不幸的是，你们还竞争不过欧洲，因为你们的产品比他们贵。这都是因为你们的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劳动力太贵，是因为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你们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华人比爱尔兰人和美国其他劳动阶级都更勤俭，所以其他族裔的劳工仇视华人。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帝国的回忆》340-341页）

李鸿章肯定没有读过《资本论》，但他的话语却包含了对这种价值的评估。当记者问到“美国资本在清国投资有什么出路”时，他的回答是干净利索的：“只有将货币、劳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财富。清国政府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到我国投资。我的好朋友格兰特将军曾对我说，你们必须要求欧美资本进入清国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帮助清国人民开发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所有资本，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都可以自由来华投资。”让外国投资清国，不怕丧失主权吗？李鸿章说，“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清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物，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的神圣权力。”这也可以说是李鸿章吸引外资的宣言，其原则在今天恐怕也没有过时。

当记者问到中国的教育现况时，李鸿章一面承认中国只重男孩教育和穷人家孩子没有上学机会的事实；一面表示将来我们会建立更多的学校，还会建供女孩就读的公立学校，同时肯定欧美的教育制度，表示将学习欧美的适合我们国情的那些先进的教育制度。尤其是谈到美国和欧洲的报纸时，李鸿章毫不掩饰对当时的清国报纸的不满。他说“清国办有报纸，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他们不像你们的报纸讲真话，只讲真话。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的时候十分吝啬，他们只讲部分的真实，而且他们也没有你们报纸这么大的发行量。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帝国的回忆》，342页）李鸿章对清国媒体的批评，至今读来，耐人寻味！

当然，这里说“清国报纸”的事，也不排除李鸿章在客人面前作秀，故意说些让客人高兴的话。梁启超的《李鸿章传》附录了敏章编的《李鸿章年谱》。据年谱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十八，李鸿章“以康有为、梁启超逋逃海外，刊布流言，复在沿海一带，倏往倏来，命海疆各督抚严密缉拿二人”。次年正月十五，78岁的李鸿章又“诏命南、北洋、闽浙、广东督抚悬赏十万，缉拿康有为、梁启超”，并严令“如有购阅所发报章者，也严拿惩办”。这就和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的李鸿章判如两人了。其实他自己就是“不愿将真相告诉读者”的人，对言论自由实行严厉的高压政策。也许，这就是身在中国官场的李鸿章的两面性吧。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李鸿章办了许多错事，亲手签订好些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招来骂名。历史地客观地看李鸿章所办的错事，有些的确情有可原，因为一则他是奉命办事；二则清国是弱国，在强敌面前，他李鸿章再想硬也硬不起来。但对李鸿章人品上的缺陷，则没有必要为他辩护。

李鸿章以淮军发迹，很快便跻身督抚高位。他的后半生执掌国家外交洋务大权凡30余年，在为国家办事的同时，也为自己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当时有一副联语流传甚广，道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后句说的是翁同。翁为江苏常熟人，官居户部尚书，户部尚书古时称之为大司农。前句说的便是李鸿章。李系合肥人。李家后人至今保存着李鸿章去世后，其直系子孙遗产分配的合同。合同中提到李家在合肥、巢县、六安州、霍山都有大量田产，在扬州有当铺，在庐州府、江宁、扬州、上海等有大批房产。合同中只提到不动产，至于金银财宝等动产部分还不知有多少。其钱是怎么来的？当然是为官捞来的。《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有一则评点文字，题目就叫《李鸿章贪财》。李鸿章也确实喜欢钱。出访美国时与美国退休将军威尔逊见面就问，“在美国你很富吗？”接着转而又问现任将军卢杰“很富吗”，由此也可见“钱”在李鸿章心中的位置。据俄国沙皇冬宫档案记载，1896年李鸿章签订“中俄铁路条约”后，就陆续从道胜银行获得了沙俄给予的“回扣”300万卢布！至于他从北洋舰队的军需采购中捞了多少，只有等历史研究专家去考证了。

官场宠辱，瞬息即变。李鸿章的一生也是跌宕起伏的。1896年冬，李鸿章出访回京第二天，兴冲冲“觐见光绪，呈递国书宝星”。四天后，却“以李鸿章擅入圆明园游览，交部议”。后被“吏议革职，旨改为罚俸一年”。次年，也许是李鸿章最灰心丧气的一年。敏章编《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李鸿章传》，174页）接着，李鸿章又反躬自问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同上，174-175页）……

当时清国如此衰败的症结何在？1895年2月北洋水师战败，丁汝昌退守威海，准备自杀殉国之际，收到日方海军总司令中将伊东亨佑的一封劝降书。书曰：“至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文艺以相升擢；文艺乃为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民国二十年，大公报出版第2册，第197-198页)伊东中将一针见血，指出清国之所以落败的原因就是开科取士。不知当时的李鸿章是否看到过这封劝降书，但在两年后失宠的李鸿章就说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话。李鸿章叹曰：“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李鸿章传》175页）

李鸿章毕竟是个历史人物，其身影且行且远。今天重温这个历史人物，能从其身上得到一点什么启示，才是最重要的。李鸿章说自己是个“裱糊匠”，其实也正是他自己甘当“裱糊匠”，才使中国的事情越办越糟，终于一败涂地，自己也被定格在那个揪心的历史场景中。

2005年第11期 《清明上河图》之谜　作者：张梦君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张择端的身世之谜

对于张择端的身世史书上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千百年来一直是一个难解之谜。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也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人；还有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专家，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南宋时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记载：“《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代人观点的专家，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代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研究考证，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后面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中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惟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所著《评论图画记》一书也不曾见于著录，这给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考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根据最早的金代张著题跋，张择端是北宋人的观点最具说服力。

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开封的相国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的天保六年，到北宋太宗时期，相国寺发展到鼎盛时期，占地540亩，僧院64座，殿阁雄伟、花木葱茏，因此被誉为“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偌大的相国寺雕梁画栋需要大量的画师为之服务。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青年画师，他说可以把首都东京城的繁华盛景搬到画上来，这个青年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张择端住在相国寺的香积厨里，潜心作画。一天宋徽宗赵佶在皇家卫队的护卫下，声势浩荡地驾临相国寺降香，宋徽宗赵佶听说相国寺里住着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画师，便命宰相蔡京去了解情况。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不但喜欢绘画，并且都是绘画的高手。宋徽宗赵佶命宰相蔡京将张择端召进翰林图画院，亲自命题让张择端绘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

张择端被召进了宫中翰林图画院，但是他提出请求不能关在皇宫里面作画，他要求在安静的农舍中作画，宋徽宗赵佶同意了张择端的请求，命宰相蔡京为张择端在北宋东京都城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谁能想到，这样一幅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竟是在东京都城郊外的偏僻农舍里创作完成的。

当宰相蔡京将张择端绘画的长卷呈给宋徽宗赵佶看时，宋徽宗赵佶见了张择端的绘画大喜过望。从此，《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赵佶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杭州称帝。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坚决抗金，他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与父亲宋徽宗赵佶不同，他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并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展开长卷，心绪难平，他一气之下，将自己呕心沥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沉痛的打击下，不久张择端忧郁而死。张择端两次献《清明上河图》的故事是否真实无法考证，但是传说中，张择端却是一位忧国忧民的画家。

“清明”与“上河”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清明坊”。

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周宝珠先生，用几十年的时间对《清明上河图》进行细致地考证。他在《清明上河图与清明上河学》一书中，对孔宪易先生的秋景之说持否定态度。其中对扇子的考证叫人折服。《清明上河图》中出现的扇子有十多处，这是孔宪易先生产生秋景说法的原因之一。周宝珠教授考证认为，扇子的主要功能的确是用来拂暑驱蝇，但是在北宋这个时期还另有它用。扇子除有题诗作画、扑卖馈赠之用外，还有“便面”之用。“便面”这一风俗由来已久。书生文人、达官显贵、庶民布衣在街上碰到熟人不愿寒暄，就以扇子障面，对方心神领会并不责怪，反而认为是礼貌之举。故曰：“以扇遮面，则其两便。”由此看来“便面”习俗是不受季节影响的。

周宝珠教授对“政治清明”一说赞赏有嘉，并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北宋长期实施的“偃武修文”的国策，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较唐朝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为了仕途腾达，大肆歌颂当朝皇帝的政治清明；宋徽宗时期宰相蔡京为取悦宋徽宗赵佶，曾倡导“丰享豫大”。旨在蛊惑人心，形容天下富足，太平安乐的景象。《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代表宋徽宗赵佶“偃武修文”的治国思想。如果称太平盛世未免太露骨，因此“清明上河图”这五字一语双关，弦外有音。但是《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以及大街上跑着的猪等，这些景象却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

《清明上河图》——

你到底还有多少谜团没有解开？

历朝历代，有多少人想占有你。

古往今来，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地懂你？

（张梦君，中央电视台纪录片导演。中央电视台即将播出的八集历史文化纪录片《清明上河图》导演。）

2005年第11期 矢野浩二：我想演一个中国人　作者：章　弘

今年，是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第六十个年头。打开电视，抗战的故事令人目不暇接。细心的电视观众都会发现，在一系列抗日电视剧名作中，有一个目光像豺狼一样凶狠，声音像魔鬼一样沙哑，面部经常令人恐怖地抽搐的日本鬼子格外引人注目。而这个令人难以忘记的鬼子形象竟是由一位日籍演员扮演的，他的名字叫矢野浩二。《烈火金刚》中的“毛利太君”，《小兵张嘎》中的“斋腾队长”，《记忆的证明》中的“冈田”，《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多田”等等，就都是他扮演的。那么，一个日本人为什么会来到中国扮演一个日本鬼子呢？

身世

当矢野浩二先生走进他所隶属的演艺公司那间充溢着绿色的客厅时，他伸出双手与我们一一握手，双腿紧合腰身向前。那双像豺狼一样凶恶的眼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的笑容。完全难以想象，那么多善良的中国百姓就是“他”杀的。

矢野浩二先生出生在大阪的一个普通职员家庭，四个孩子中他不仅最小，而且还是唯一的男生。小的时候备受全家人的宠爱，到了高中的时候，“他们几乎都放弃我了”。高中毕业以后，由于日本至今没有一所专门教授表演的大学，矢野没有继续升学，而是到了一家只有他和老板两个人的小酒馆当起了酒保。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了，一位回头客劈头盖脸地对矢野说道：窝在这儿干嘛，想演戏就到东京去！矢野浑身上下就像注射了吗啡一样，他一下子亢奋起来，辞掉了工作，离开了故乡大阪，加盟了东京的太阳音乐公司。

几年过去了，矢野虽然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演艺之路，但是他出演的都是一些小角色。犯罪嫌疑人甲，警官乙，有时只有一句台词，有时只有一个背影。直到2000年，矢野的命运再次出现转机。

来华

2000年，矢野得到了一次来中国拍戏的机会，他在一部叫作《永恒恋人》的青春偶像剧中扮演了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角色。那时的矢野一句中文也听不懂，对于中国的了解仅仅是看过《西游记》的动画片。

然而《永恒恋人》剧组的创作氛围深深地打动了他，那不仅仅是导演拍戏时的细致，更是全剧组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中国人非常珍惜彼此之间的关系，工作上的同事可以发展成为朋友，朋友关系也可以发展成为工作伙伴。而在日本，工作就是工作，朋友就是朋友，分得太清楚了。”《永恒恋人》剧组的创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为不懂中文的矢野讲述剧本，在野外拍戏时，也尽量安排他到卫生条件好一些的饭店食宿。这一切都让这位初踏上中国土地的年轻日本人有了贵宾加亲人的感觉，矢野做出了他人生中又一个重大选择——到中国来！

“鬼子”

2001年5月，矢野为了演艺事业再次来到中国。他先是进入了语言大学学习中文，然后又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深造表演。这一次，他是准备长期扎下来了。

很快，矢野的片约接踵而来。《走向共和》中他扮演了“明治天皇”；《记忆的证明》中，他在一部戏中同时扮演了“冈田”和“青山洋平”两个角色。由于人物跨度很大，历经几个历史时期，这也是矢野付出努力最多收获最大的一部戏。

接着，一部部燃烧着中国人民抗日烽火的剧本放到了矢野的面前。《小兵张嘎》、《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无一不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名作，无一不是让矢野扮演一个杀戮我黎民百姓的日军军官。

矢野浩二先生与大多数日本的年轻人一样，对于那一段充满血和泪的悲怆历史几乎一无所知。看到剧本中的故事，他首先感到的是震惊，“日本人真的这样干过吗？”他开始广泛地学习那段历史的知识，让自己的观念尽快客观起来，以便学会尊重历史。每次拿到中文脚本以后，他首先要反复阅读，然后再一字一句地翻译成日文，为的是自己更好地理解剧情，把握人物的心理状态。“那都是历史，都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作为一名演员，我必须演好我的角色。”

尽管矢野在心理上认同脚本对故事和人物的描述，但是他毕竟生长在战后的大阪，“最难的就是表现旧日本军人的眼神和形体动作”。于是，他调来大量的中国抗日战争黑白电影故事片，观摩“松井”、“山田”等中国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形象。他还观摩了大量中日两国的黑白纪录片，从中寻找日本侵略者的动作和表情。导演和矢野都发现出于对日本法西斯的强烈义愤，早年中国抗日战争电影故事片中的日本军人都是打打杀杀，虽然凶恶但不免有些脸谱化。于是，在中国导演的指导下，矢野创作的日本鬼子会笑了，甚至还拍中国人的肩膀，还请八路军吃饭！他让日本鬼子不仅残暴，而且更加伪善和奸诈了。

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扮演着凶恶的日本鬼子，让广大中国人民更加仇视日本鬼子，为什么？矢野为笔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中国记者在采访了矢野以后，一定要约矢野共进晚餐。走进餐厅时，那位记者年过七旬的祖父祖母也在。当矢野得知两位老人都是抗日战争亲历者的时候，多少有些不知所措，他以为他会遭到声讨和谴责。然而，两位中国老人却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问寒问暖，加水夹菜，让矢野再次感受到了亲人般的温暖和中国人的宽容。

“他们并没有因为我扮演的角色就恨我，他们恨的是那个时候的日本军人。我也不希望中国人民看了我的表演就会仇恨今天的日本人民。但是，通过我的表演，人们都能够看清历史，今天的人都能够相互理解和尊重，那不是好事吗？我是一个演员，我要演好我的角色。”

面对

矢野浩二先生在中国的演艺活动，不仅在中国引起了反响，在日本也引起了轰动。《记忆的证明》在日本部分电视台播出以后，日本一家非常大的亲右报纸点名批评了矢野先生“住在中国就偏向中国”。矢野先生的个人网站也同样遭到右翼人士的攻击，责问矢野究竟是哪国人？

面对来自日本国内的杂音，矢野先生反倒失去了和蔼和亲切，第一次表现得激动起来。“虽然批评我的人很少，可以忽略他们。但是我还是想问，怎么啦，有什么意见吗？我是一个演员，我在演我的戏，在塑造我的角色，你们有什么问题吗？我决不像他们所说的住在中国就偏向中国，就是因为我是客观的，中立的，所以才会演出那样的角色！而且，日中两国干嘛要对立呢？”

但是，矢野先生还是有些担心，他甚至想到了走出东京成田机场时要不要买个帽子，遮住自己的脸；甚至在问这样演下去自己会不会“真的回不了国”？就在这种时刻，那些曾经“几乎放弃了”矢野的家人们给了矢野极大的鼓励，他们支持矢野在中国继续演下去，并为矢野在中国的成功感到骄傲和自豪！

《烈火金刚》在全国各个卫视台播出以后，无论矢野走到哪里，认出他的人都会叫他“毛驴太君”。矢野也希望不光让他演日本鬼子，他也希望在反映和平生活的剧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我无论走到哪儿，去餐厅吃饭也好，坐在车里也好，我都会仔细观察中国人的表情和动作。我太喜欢中国人了，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天演一个中国人！”

笔者曾经听到长辈们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抗日战争的惨烈岁月里，一大批日本的医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和平的感召下加入了八路军，他们很多人一直在我军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回国。有一次，八路军的一位高级将领身负重伤，日籍的八路军军医们立刻搭起帐篷开始抢救。日军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八路军的阵地，四位日籍八路军军医岿然不动地为那位八路军指挥官做完了手术。当那位八路军指挥官苏醒过来以后，紧紧地握着日籍军医们的手说：“你们是我们的同志和战友！”

2005年第12期 我心中的耀邦　作者：胡启立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事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一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手把手的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付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二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很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它五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政府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来看，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第一号中央文件一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的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的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的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订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都亲历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以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发难。耀邦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三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你读过《出师表》吗？其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耀邦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从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四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的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工作上雷厉风行、紧张有序是耀邦一贯的作风。1984年1月，耀邦到贵州安顺考察，吃完晚饭，时间已经比较晚了。耀邦坚持连夜赶往广西百色。因为路况不好，又有大雾，省里陪同的领导同志和身边工作人员都主张第二天天明再出发，他坚持不肯。夜间12点钟，车到望漠，实在走不了了，只好找地方住下来。望漠那个地方很穷，身边同志到当地招待所看了看，招待所都是大通铺，只有县委书记办公室有个单人床。于是，他就在县委书记办公室睡了几个小时，工作人员便在会议室的板凳上躺了半宿，第二天早上又接着赶路。中午到了广西一个小镇，他看到街上很热闹，卖东西的人很多，正好有家路边小摊卖贵州米线，三毛钱一碗。耀邦就说：不要找人家地方去安排了，就在街上吃饭吧。说完他就坐在条凳上，点了一大碗贵州米线。吃完饭，老百姓才发觉，原来是胡耀邦总书记，于是呼拉拉围了过来热烈鼓掌，耀邦站起来，恭恭敬敬给大家鞠了个躬，上车就走了。

还有一次，耀邦要上西沙，有些同志出于安全考虑，不赞成他去，劝他说：耀邦同志不要去了，那地方连水都是从大陆运去的，你去了会给人家增加麻烦。耀邦说：我去不是为了吃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我们高级干部，不能老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转来转去，我们国家的边边沿沿，贫困地区，这些地方有机会都要去看一下。耀邦带了个头，从那以后，中央形成传统，每逢过年过节就要到老少边穷、经济落后或遭遇灾害、群众还比较困难的地方去慰问，体验和了解民情。

1985年4月，我随耀邦一起出访南太平洋诸国，12天跑了5个国家，外事活动全都排得满满的，会谈接着会谈，公报接着公报，忙得无暇他顾。回来后，跟着我们出访的工作人员打趣地说：我们跟着总书记去了一趟澳大利亚，连袋鼠是什么样儿都没看见就回来了。

当了总书记，怎么把党的事情办好，把国家建设好，让人民群众生活得好，耀邦真叫殚精竭虑。他吃饭在想，散步在想，火车上在想，飞机上在想，脑子一刻不停。耀邦非常注重到基层调查研究，一有机会就往工厂、农村跑，到群众中了解真实情况，体察群众的疾苦，摸清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在他当总书记四年时间里，足迹遍及海疆边陲，民族村寨，贫困地区，他甚至抱病到雪域高原西藏考察。每到一个地方之前，他都要抽空阅读有关材料，查地方志，读历史书，把这个地方的情况、特点、优势搞清楚；到了地方，又敞开心扉，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换意见，共商发展大计。

耀邦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主张轻车简从，他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道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耀邦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耀邦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二百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的装修了一下。耀邦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五

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事的典范。

耀邦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耀邦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个人也遭遇过种种磨难和不幸，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他对党、对组织、对同志，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对干部，他主张桌上桌下一本账，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处事从不搞阴谋诡计，从不搞权术，从不算计别人，他以己度人，也从无防人之心。有一次，当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他说：我为党、为人民工作，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别人说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听，也不要怕这些东西。

耀邦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我当时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滦济津几件直接关乎市民生活的大事，还来不及交接。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习仲勋同志的电话。仲勋同志催促说，启立你怎么还不来啊？小平同志点名调你，你马上到中央来报到。接到电话我未敢迟疑，立即到中办报到履职。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少数高中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要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8000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散步，耀邦问我：8000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说：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2005年第12期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作者：阎明复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伍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伍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准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准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父亲向我讲了他向苏联提供的两份重要情报，一份是提前得到关于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情报，另一份是有关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的详细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还有一次父亲给家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在不平静的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在中办学习班已无自由，父亲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一个星期天，我爱人吴克良回家看望老人。父亲对她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父亲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不幸，父亲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不到半年惨死在秦城监狱。在父亲的死亡报告上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到“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78年专案组还继续混淆视听：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公正的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四人帮”罪行的做法还提出了抗议。好在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父亲得到“正名”。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父亲情报任务时的形势。1941年春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退居重庆，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英国、法国、德国极力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使日本能腾出力量来从东方进攻苏联，与希特勒一起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当时苏联也很紧张，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国界。斯大林的策略是先后同德国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同时，苏联密切关注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加紧收集中国的情报。据我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合适这个工作。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后来说，阎宝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为什么说我父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父亲相关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基督教徒，曾担任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发动民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扩张做了大量工作，是张学良将军的密友。“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作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先后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的理事，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父亲仍积极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疏远他，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新生活运动总会改组，他被降职做副总干事。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1937年入党后，周恩来嘱咐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继续广交朋友，收集各方面的动态，父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

父亲在1965年，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份《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文革以前，父亲跟我讲过，我隐约记得，他说中组部请他谈了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份材料，他们很重视。但是这份材料我们始终没有见过。2004年冬天，我给在上海的姐姐阎明光写了信，说我们身体都不好，来日不多了。我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父亲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的遭遇，他死以后，江青批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留骨灰、不通知家属、不留遗物、遗物充公，这样一个很灭绝人性的决定。我父亲现在八宝山骨灰盒里没有他的骨灰，是我母亲的骨灰。所以我说，能不能给中央写封信，请求中央批准你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一下父亲被捕后写的材料。明光姐就给曾庆红同志写了信，庆红同志马上批了，而且让中办的同志向明光以及阎宝老的家属表示慰问。很快明光就来了北京，在中办的安排下看了材料，其中有几份父亲在监狱里写的“笔供”，也有1965年写的《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阎宝航》传里发表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我要再次说明，直到1962年3月在中办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我父亲给周总理的信以及周总理在信上的批示后，我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而去年冬我读了1965年12月我父亲写的《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后，受到强烈的震撼，不由地产生了重新认识父亲的强烈愿望！

在《经验》一文中父亲写到，“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待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说，“国民党日趋反苏反共，形势日趋恶化。苏联大使馆随时准备撤退。”他“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情报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以他们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

接着父亲写到：“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准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准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周恩来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父亲，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父亲对自己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个人由于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有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国民党各派别也拉拢我，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有机会同国民党当权派来往……”“我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做了情报工作。”但是，父亲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冷静地看到“随时准备牺牲”的严峻现实，从一开始就把“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准则。父亲写到：“要严格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我入党后，对老婆孩子都保守秘密。同刘澜波、于毅夫，我们三人过组织生活，别的党员很少知道。”父亲从事的国际情报工作，更是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不断面斥、小特务随时盯梢的险恶环境中，父亲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次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党中央交给的重托。

据我看到的文字材料，最危险的一次，应该是徐仲航、李羽军和孙复起被捕的事件。父亲写到：“1942年夏，‘东总’有三人被捕，三人中李羽军病死狱中，徐仲航知道我的关系，他坚持斗争，没有承认。孙复起自首了，但他不知道我的党的关系。当时，我担任着情报工作不能跑。”父亲就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记述了这一事件，实际上事情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他的描写。徐仲航是一位地下党员，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他参加“东总”的党组，所以他知道我父亲是党员，以及许多机密。同时，徐叔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同志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职务是一家国民党御用书店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为了更好地掩护，沈安娜女士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了特别党员。所以，徐仲航被捕马上成为周恩来及南方局领导极其关注的大事。获悉徐仲航被捕后，父亲当即安排有关人转移，而他本人则毅然决然地决定坚守岗位，正如他在《经验》中写到：“当时我担任情报工作，我不能走。”那天，他很晚才回家，沉默无言，相伴多年的母亲当即猜出来一定是出事了。直到深夜周恩来到家里来，亲自同父亲商议对策，母亲才放下心来。当时周恩来同父亲商议的细节，当然无从查考。但是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是，父亲平时对徐叔的了解，他的为人，等等。显然，周恩来和父亲做出了徐叔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结论，所以就没有安排父亲撤退。同周恩来商议后，父亲向逮捕徐仲航的中统局的人说：“听说名单中有我，要是有什么，不要费事，我自己来。”父亲继续写到：“但由于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始终没抓我。”父亲让母亲和家人赶做御寒的衣服，托人给徐叔送去。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很紧张，但是又不动声色，他急于知道徐叔在狱中的表现。后来得知，在狱中徐叔遭到酷刑拷打，体无完肤，但他视死如归，毫未动摇，坚持斗争。事后徐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信心。想必父亲一定掌握了徐叔在狱中的情况，所以愈来愈有把握，大力营救，终于通过战地委员会主任李济深成功地救出了徐叔。父亲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究竟通过谁打听到狱中徐叔的表现呢？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估计，当时经父亲、高崇民高老同意后加入军统，成为它的设计委员的王化一王叔很可能是渠道之一。当时王叔加入军统时，“东总”的几位领导人给王叔提出的任务，就是打听张学良的情况，了解被特务关押的东北乡亲的情况，设法营救他们。王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父亲终于化解了这一危机，继续从容不迫地做他应做的工作。这里还应提到，李羽军同志在狱中牺牲了，而孙复起虽自首了，但是他不了解我父亲是党员，也不知道“东总”里地下党的情况，更不知道父亲做情报工作的情况。这显然是父亲所一再强调的“严格遵守秘密地下工作纪律”的结果。父亲在《经验》一文中还谈到秘密电台的设置，收集情报的途径和方式方法，递送情报的方法，接头（特别是初次接头）的注意事项，预先准备退路以保证人员安全，如何作重点工作对象的工作，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常态的原则，决不用金钱买情报的原则，等等。

在《经验》中父亲最后写到：“这个工作，从1941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四年中除完成了一般要求外，曾获得两件特别重要的情报。

一、报道了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介石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了六月二十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于右任首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向孙科打听，他也这样说。我立即作了报告。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所以这个情报对于苏联准备对付德寇的进攻是有一定作用的。”

他如何取得情报的，我当然不知道。从现在看到的文字材料，大体上是这样的：当时希特勒已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德军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上层欣喜若狂，他们做了很多美梦，苏联被德国消灭，日本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那几天国民党上层的气氛整个都不一样，喜气洋洋。一个小型宴会上，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都参加了。我父亲是陈诚手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少将设计委员。他也参加了，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于是他走到于右任跟前，于右任告诉他，德军将在1941年6日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于右老是一个很正派豪爽的人。父亲不动声色，后来又去问孙科，孙科说：是呀，蒋委员长亲自同我讲的。他从孙科那里得了证实。之后，他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这个时候正好李正文在我们家，他有幸活到1995年叶利钦总统向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有功的人颁发纪念章之际并亲自接受了这枚纪念章。当时我父亲得到情报后很着急，认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之前，同周恩来有约定，绝对不能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有什么事情都通过情报网络来联络，大部分情况是周恩来到我们家来。父亲拿到了情报，不能去周公馆，晚上也不能突然去苏联大使馆。白天可以去，因为当时他在重庆是中苏友协的理事。他就托李正文去，正文叔叔很机警，顺利地完成了转交这份情报的任务。

二、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的情报，父亲是通过他的老朋友宁恩诚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工作的内弟钮先铭搞到的。那是在1944年，陈诚给父亲一个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父亲就有了“尚方宝剑”。我父亲同钮先铭在重庆也经常往来。他做了几次工作，说陈诚邀请我（父亲）来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父亲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准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这样拿到这份材料，我父亲就交给苏联使馆，他们很快照了相就退给我父亲了。他如期交还给钮先铭。这个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一套全部机密材料。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5年夏季的一天，俄罗斯使馆派了一位参赞来找我，了解我父亲在卫国战争期间的情况，我说：你们不知道？他们说，想通过我了解得更确切些。我讲了父亲提供的两个重要军事情报。他就问，你知不知道谁和你父亲一起做情报工作，我说，父亲领导的情报小组，有我姐姐阎明诗，她是译电员，另外还有设在重庆郊区北碚的秘密电台的台长、交通员等人。我说另外还有一位李正文，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时期在西伯利亚被关了两年。李正文回到重庆后我父亲帮助他恢复了党籍，准备把他派到上海去搞情报工作，走之前住在我们家，也担负了交通员的任务。

1995年11月1日，在俄国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仪式开始前罗高寿大使同阎宝航的家属：我大哥阎大新、大嫂舒堤、我和我夫人吴克良、我弟弟阎嘉陵，以及父亲的战友李正文，亲切握手，热烈欢迎。仪式开始，在场的所有人员都肃立，罗高寿大使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的命令。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准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在仪式上我大哥阎大新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章，大姐阎明诗身体欠佳没有出席，我代表她接受纪念章，李正文同志是本人接受的。

在参加颁发纪念章的仪式上我百感交集。如果父亲还在人世的话，他自己亲自来接受这枚纪念章，该多好呀。纪念章虽小，应该说它价值连城。当年数不清的真正的中共党员，以大无畏的精神，冒着生命危险，周旋于国民党最高层，千方百计地搜集有关敌人的情报，以此来贡献战胜人类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而这一枚纪念章则是对他们的怀念、肯定、召唤，是对仍活在世上的先烈的亲人们的一种安慰。

这里应该补充的是，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阎宝航》专题片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罗高寿谈到了这次在北京颁发奖章的仪式，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著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还应该提到，1941年11月下旬，我父亲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中，得到关于日军将对夏威夷胡瓦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日军调动的情报，立即向周恩来、罗申做了通报。这一情报表明日本已决定向美国宣战，因而使苏联得以从远东地区抽调重兵去加强西部战线，抗击希特勒军队的进攻。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里还必须提到为破译日军密码而做出特殊贡献的池步洲先生。池先生留学日本，专攻数学，回国后投笔从戎，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从日军频繁往来的大量无线电信号中，池先生破译了日军通讯密码，获悉日军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而调兵遣将。在破译中心将此情报上报过程中，我地下工作者转告了我父亲。池步洲先生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这里要提到罗青长同志，他回忆到：“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给阎宝航同志报告的一个批示是经我手的，肯定了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周总理批得很长，他而且要我把批件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副部长帅孟奇、张启龙当面谈了此事。周总理当时还讲到，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总理这番发自肺腑的讲话的确是有感而发呀！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伍修权同志也对我父亲说，“你讲得太晚了”。幸亏有了1962年周总理的批示，有了罗青长同志的热心传达，才有1965年中组部邀请父亲谈地下工作的经验，才有了《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一文，给后人留下了这份难得的得天独厚的地下工作者的自述。

父亲在国际情报工作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惊险的细节，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过问，无人关心他和他的战友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执行党交给的任务的，从而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我当时年幼，对父亲的壮举一无所知。2002年秋，我去鞍山给明诗大姐扫墓，看望了已到耄耋之年的大姐夫曹酉。交谈中我有意识地问到当年大姐从事情报工作的事情，姐夫回想了许久，说他记得当时明诗有一本圣经，是密码本，父亲交给明诗的情报，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高维大哥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他还说，北碚的地下电台也出过险情。一次电台所在的楼房房顶漏雨，他们通知附近的一个泥瓦匠来修缮。这个工人来修房的时候，家里没人，他自己爬上屋顶，检修漏雨的地方。他发现一片瓦下压着一根电线，就把整根电线拔出来，装在工具盒里，要拿走。这时电台台长正好回来，发现了工具盒里的电线，就说这是我们收音机的天线，你怎么拔出来了，骂了一通就打发他走了。其实这根电线正是电台的天线，而电台是装在一只盛米的大木桶里。当天他们就离开这所楼房，撤到预先准备好的备用地点。

讲到抗战时期父亲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达五年之久而从未暴露，不能不提到我母亲高素桐。我母亲是父亲一生忠实的伴侣，每逢父亲在艰难险阻关键时刻，她始终和父亲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父亲广泛的社交活动中，母亲总是给予支持和理解。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抗战时期，母亲在重庆操持着“阎家老店”，精心照料着一批又一批的东北难胞、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成功地掩护着父亲的情报工作。当年有许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衣食无着，常常找到我们家里来。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以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钱不够用，母亲常常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母亲是东北农民的孩子，在炎热的重庆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吃什么，日子过得很紧。母亲以她一贯的为人宗旨，“宁可一人单，不叫万人寒”，热心照料客人，从不菲薄。吃饭时如有人没回来，她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临走时还要为他们筹划资助。受到母亲关怀照顾的人不计其数，大家都亲昵地尊称她为“大家的高妈妈”。

“阎家老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掩护了在家里居住的地下党员，从未被敌人察觉。每当周恩来、董必武到家里来，母亲总是警觉地守候着。正如父亲在《经验》中回忆的那样，一次周恩来伯伯从后门进来，正在二楼密室里同父亲谈话，突然中统头目徐恩曾派来监视父亲的特务陈建中从大门闯了进来，母亲从容不迫地迎上前去，对他说：“玉衡(父亲字玉衡)不在家。”陈建中东张西望，一无所获，悻悻而去。每次父亲在二楼密室里同“客人”们“打麻将”(以此掩护)之后，母亲总是亲自打扫这间书房，扫地，倒痰盂。当时我觉得奇怪，家里有阿姨专门打扫卫生，妈妈何必亲自动手呢？我还问过妈妈，她回答说：“顺手之劳么。”现在想起这个细节，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母亲担心父亲同他的战友们密谈时会留下碎纸片、其他什么痕迹，等等，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岁月里她为掩护父亲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事，当然远远不只是上面谈到的。当母亲在“文革”中去世的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的时候，周伯伯说，高素桐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周伯伯的评价，母亲当之无愧。

最后还应提到，父亲在情报工作上的功绩，他曾获得两个重要的军事情报等情况，是在1995年秋天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期间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写的纪念文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一文中公开披露的。

2005年第12期 蒋经国的共产党员秘书余致浚　作者：葛　娴

全国人民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刻，看到《人民日报》8月21日一篇评《中国秘密战》一书的文章中说，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同时也存在着两条战线，一条是以战争为主的公开战线，另一条则是以情报、间谍、保卫等为主的隐蔽战线。这后一条战线，因为种种原因鲜为人知。他们在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在惊险复杂的斗争中所付出的血的代价和牺牲，我们决不能遗忘。昔日那些无名英雄的抗战奇勋，是决不可被埋没的。我的叔叔余致浚，就曾在抗日战争前后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为党作出了卓越贡献，却很少被人知晓。

这位前辈老人余致浚带领我走上革命的征途，是我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几经离聚，及至解放，我们终于同住在北京，一住就是50多年。每当我去看望他时，总免不了要谈起往事，而每谈一次，仍使我深受教益。今年5月，九十一岁高龄的他，终于走完了艰辛的一生，默默无闻地离世了。我悲泣不已，我不希望如保卫工作有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生，烂在肚子里，死，带进棺材里。”所以，我拿起了笔，从他的遗物、他的亲朋好友、他给党史的回忆资料，以及日常的谈吐中，尽我之所能，如实记录下他从未公开披露过的若干事情的片段，以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个伟大的节日，也寄托我的哀思。

余致浚1935年5月在上海由地下党刘真同志介绍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刘真直接领导下工作。抗战初期在赣南，受江西地下省党委的派遣，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为争取蒋经国抗日，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做党的上层地下统战工作。后来，奉党的命令，在转移打埋伏的途中，被伪军逮捕，被解送日本宪兵队关押时受酷刑。但他对党忠贞不渝，坚守党的机密。脱险后，奔赴敌后根据地，之后，投奔解放区，继续为党奋斗。解放后从事党的宣传和教学工作，奉献毕生精力及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上海到武汉

从1935年5月至抗战前夕，余致浚在上海时一直在地下党刘真同志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刘真向他谈了苏区的情形，红军的长征，遵义会议，以及中共统一战线的政策等等。他听了觉得非常新鲜。从此奠定了立志参加革命的信心和勇气。1936年春，刘真要他找个公开工作打掩护，并介绍他到上海《晶报》馆当记者。记者接触社会面广，同时又利用报社的条件，秘密排印了一些小型的宣传品。他几度遇险隐蔽脱身。1937年5月，刘真告诉他要到外地办点事，约两三个月，等回沪后再来找他。很快，“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接着，“八一三”淞沪战争开始，他因无法找到刘真，9月下旬，就从上海去武汉，想从那里转道赴延安。

党要他打入国民党机关

他到武汉后，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同志接见了他，他申述了来意，报告了在上海工作的情况和想去延安学习的意愿。董老同意介绍他去延安，要他等候去延安的交通同行。在等候暂无音信之时，他听到新四军在南昌筹建的消息，就想去新四军打游击，董老同意他去南昌，由武汉办事处给他写了封介绍信给南昌新四军办事处。1937年10月，他到南昌时，新四军办事处已正式成立，他找到了办事处，由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之一黄道同志接谈，他把在上海由刘真领导下工作的情形，以及想赴延安没有去成转道来参加新四军的原因告诉了黄道，表示希望去前方。黄道说：“我认识刘真同志。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研究后过几天再通知你。”几天后，黄道说他们已研究过了，让他暂时留在南昌。并告诉他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成立一个政训处，让他去报考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的政训大队，问他是否同意。当时，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由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任，保安司令部下设保安处、政治训练处和新兵督练处。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余致浚想，自己是为了参加新四军打游击才来江西的，怎么却要他去报考国民党的机关？但因为是党组织的决定，他表示同意了。

几天后，他去政训处应试，被录取了，就这样进了政训处举办的政训大队。以后才知道，和他同一期考取的还有五六个人，都是共产党员，也是办事处派他们去报考的。以后又考进了一批，也大都是抗战前的党员。他在政训大队受训三个月后，被分配到江西省保安二团任少校政治助理员。政训处工作人员都是从各方面介绍去的，党也通过各种渠道打进去一些人。他分配在宣传科编一份综合性的杂志《政治情报》（政训处的机关刊物），主要宣传抗日救亡，主编是笪移今。后来他才知道，编这个刊物的，除个别人外，全都是共产党员。他除编写一部分专稿外，还撰写每周国内外时事述评。他到南昌后，改名葛洛，由黄道同志与他直接联系。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主要观点都是从黄道那里来的。后来他才知道，黄道是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

受党派遣任蒋经国“私人秘书”

1939年春，日军正向江西步步逼进，江西省的军政机关内部非常混乱，纷纷向江西南部撤退。南昌沦陷前夕，蒋经国率手下部分人马迁往赣州。赣州城位于江西南部，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地势险要。赣南原是我们老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后，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蒋经国到赣州后，熊式辉即任命蒋为赣州江西省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少将衔）。我叔叔葛洛则随政训处转移到吉安，这时，中共江西省委已决定派他到赣州蒋经国那里工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联合抗战，当时正处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我们党在赣南可以利用合法的形式进行工作，但党的活动是秘密的，党员是隐蔽的。赣南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土豪劣绅恶霸势力猖獗，敌伪特务横行，加上赌、娼、鸦片的毒害，地下党的工作十分艰险、复杂而又多变。

蒋经国从1925年到1937年，在苏联最艰苦的年代受到革命的严格锻炼。他刚回国，便于1937年底到了南昌，一到江西，就被熊式辉委任为江西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处长。这是一个职位很高，有职无权，光拿钱不干事的闲差。蒋当时还很年轻，受了多年苏联的革命教育，回国时正雄心勃勃，想有一番作为。自然不甘心游手好闲，受熊式辉的摆布。熊式辉企图限制蒋经国的活动，又鉴于他是蒋介石的公子，对他奈何不得。因此，蒋经国和熊式辉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

1937年冬在南昌时，我叔叔就认识蒋经国了。当时，他在南昌政训处的“政训大队”学习，蒋经国来大队讲演，讲的大多是自己在苏联锻炼的故事。我叔叔早已知道一些蒋在苏联的革命表现，所以对蒋很感兴趣。蒋来演讲时，穿的是士兵服装，腰束短皮带，灰布绑腿，穿双布棉鞋。按国民党惯例，将级军官，应该是笔挺的高级呢军服，胸带红色领带和佩带星的领章，身挂斜皮带，并佩军人魂短剑，足穿长统皮靴，靴后跟带有雪亮的马刺，威风凛凛，排场很大。而他却是这身士兵服打扮，所以引起听讲者很大的好感。

1938年冬，我叔叔从政训处调到赣州督练处工作，处长就是蒋经国。工作接触机会多了，吃住也都在一起，慢慢就熟悉起来。他观察到蒋经国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很想改变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僵化状态，并公开赞扬和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赣南，蒋首先采取“除暴安良”的措施，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禁烟、禁赌、禁娼；提倡公仆精神；下访农村，改良社会风气。更提出“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希望有自己的一番新天地。但是，蒋经国要实现“建设新赣南”的计划，就要受到恶霸特务势力的打击和熊式辉的压制，所以，蒋要有所作为，就不得不依靠进步力量的支持。当时，我们党看到蒋经国的抗日态度是真诚的、积极的。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总方针下，对于一切主张抗日的力量，都采取争取、团结、帮助的态度。所以，在蒋经国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尽量促使蒋经国抗日，并利用蒋的名义，进行合法的工作。地下党员积极支持并帮助蒋经国“建设新赣南”计划的实施。

1939年春，蒋经国在赣州接任专员职务后，需要用人。江西地下省党委决定派我叔叔葛洛到蒋经国的身边工作。这年秋天，他接到赣州一位地下党员发来的电报，说蒋经国欢迎他去，要他即赴赣州。他到赣州后，蒋经国委任他当“私人秘书”，以这个名义领取薪水。主要为蒋经国出谋献策，并为蒋做文字工作。当时有个专区动员委员会，蒋经国是主任委员，他在动员委员会主编《动员旬刊》。赣州地下党市委宣传部长薛汕（雷宁）同志领导一个上层的“文化党小组”，主要任务就是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葛洛是薛汕领导下的一个党员。江西地下省委指示：“一定要做好蒋经国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调动一切力量，帮助他做出成绩。但不能存幻想……”薛汕在他写的《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一书中，多次提到葛洛。书中有一段文字，说：“我在动委会的得力助手是党员葛洛，他负责宣传。蒋经国对外发表的文章，大多经他起草，他与蒋经国见面比我多，一些不便由我提出的事，就交葛洛办理去了。”又说：“有什么事，大多由我们领导的‘文化党小组’成员之一的葛洛去办，为什么要由他去呢？因为是蒋特意请他来的，主要是为蒋捉刀，起草文稿，以应各方报刊的需要。‘蒋经国又发表文章了’。各方都很注意，满以为蒋的文章文情并茂，其实都是这位同志的手笔。这样，可以比较细致地谈些问题，也可以商量一些问题。这样做，大多取得一些实效，对蒋有利，也对工作有利。”又有一处说：“第四行政区动员委员会有个《动员旬刊》。由葛洛主编。表面上是会刊，实际上是党所掌握。党要说的话，无不在上面表达。既有以蒋经国名义发出的文章，也选些某些国民党人正确的文章。有关赣南的政治论文，站在党的立场上加以评说，只随便用一个笔名。不少文章，更把延安党中央的《新中华报》刊登的文章改头换面刊登。”薛汕还写道：“我们办的《动员旬刊》，上面经常刊登一些县委、省委同志们有关宣传党的政策的文章。这个小小的刊物，办得很出色，读者对一些已出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看法，都以《动员旬刊》的言论为准。为了支持蒋经国的工作，在这个刊物上，也发表了一篇《巩固与扩大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创造》一文。刊物也很尊重蒋经国、支持蒋经国。”薛汕还有一处写道：为办《新华南》杂志（它表面上是民间文化人所办，实际是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刊物），赣州分部要筹款，我找葛洛商量，认为要在专员公署募捐，第一个必须是蒋经国。我觉得没有把握，就对葛洛说：“你去试一试如何？”“行！”葛洛到蒋的办公室去了。没有多久回来了，把募捐簿在我的面前一晃说：“写了。”一瞧，大约写了200元左右。这真是意想不到。

蒋经国的一次谈话

我从叔叔的一件遗留手稿中发现一份材料，感到还有研究参考价值，摘录如下：

“1940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他是从外面归来，路过我们的办公室，听到我们的谈笑声，就推门进来看看。他好像喝了几杯酒，脸红红的。坐下谈了几句，就要茶喝。一看只有半热水瓶不太热的水，他就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喝热咖啡。他的办公室和卧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是个相当精致的小院子。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室内生了个木炭小火盆，当时正是隆冬，屋里有了火，暖洋洋的显得很舒服。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划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

对于毛泽东，他只是就书论书，未涉及其他问题。他称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伟大政治家，表现对周的人格无限的崇敬，虽未谈具体内容，在他表情上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实意说的。也许他知道西安事变时，周恩来拯救了他的父亲，有感恩思想；或者周对他的回国，也曾给过帮助。这样的谈话是唯一的一次，以后就没有谈论过类似问题。”

办生活书店的斗争

在广州、武汉被日寇侵占后，抗战形势出现逆流，汪精卫公开投敌，日寇大力诱降，国民党内部的投降派大肆活动。这些顽固派的主攻矛头都集中到主张抗日最坚决的共产党方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一次反共的逆潮。1939年春南昌沦陷后，江西境内国民党右派又大肆散布亡国论调，动摇人民抗敌意志，取缔爱国青年抗日救亡活动。如读书会、歌咏团、演剧队等等，查禁封闭传播抗战言论先进思想的进步书店，如生活书店等等，使我们党的地下活动，受到很大限制。正当江西境内人心震荡的时刻，传出了蒋经国出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消息，叔叔葛洛根据蒋经国一年来在江西的工作表现，认为蒋是坚持抗战的，作风上比较民主，较能体察下情。所以，在江西其他地区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青年，在工作遭受迫害，无法继续活动的情况下，纷纷跑到赣州，希望能为抗日救亡尽一份力量。生活书店在南昌、吉安、上饶各地分店逐个关闭后，我们党还想在赣州保留一个最后据点。书店的经理张又新就找到葛洛，要他向蒋经国疏通，批准他们的书店能在赣州开业。葛洛当然愿意赣州能有个生活书店，可是蒋经国是什么态度呢？他就找了个合适的机会，把开书店的事征求蒋经国的意见，并说了许多赣州有个进步书店的好处，极力促使蒋批准这个要求。蒋皱着眉头，面有难色地说：省政府已有密令，封闭全省的生活书店，现在各地都已陆续执行了，我如不执行，不是显得我刚上任就同熊式辉唱对台戏吗？葛洛想，蒋经国讲得也在理，这确是件难办的事。他不便与蒋强求，就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个问题。他说：“在您管辖下的赣州，连一个进步书店也保不住，还要封闭，群众将会怎样看待你呢？”蒋沉思很久，才缓慢地说，这样做政治影响很不好吧。葛洛见蒋有可商量的余地了，就乘机说，是否另想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呢？蒋经国同意了。于是他俩坐下来，认真思考，提出各种方案，每个方案又经过反复推敲，权衡利弊。最后，终于想出一个一致同意的办法：即由葛洛出面，由专员公署出钱，把生活书店的书刊全部收购下来，在赣州以专署名义，改个名字，另开书店。这样，蒋经国就不用公开与熊式辉对抗，而又可把生活书店现有的书保留下来，以满足赣州进步读者的需求。

生活书店留下的书刊是极其丰富的，是一些社会上迫切需求，内容进步，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很难看到的新的图书刊物。于是葛洛就积极筹备新书店的开张工作。他向蒋经国举荐吴越担任书店经理。吴越是他上海时的朋友，1937年抗战初到了延安，入“抗大”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到南昌来找他做抗战工作。他曾介绍吴到“江西政治讲习院”，蒋经国担任总队长的“政训大队”第三期训练班受训待业。蒋经国同意了这个推荐，任命吴越为书店经理。书店取名“江西文化服务社”。蒋指令葛洛全面负责，实际老板还是蒋经国。

当时，他们知道国民党的地方党部对书店等文化单位十分苛求，必定会来无理取闹。他就同蒋经国商定，对书店发行的书刊，规定一条原则，必须有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审查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领导，有凭据就好出售书。

江西文化服务社正式开张后，吸引了众多渴望了解新形势、新知识新书的读者，广大群众高兴地把店堂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开架任读者自由选择阅读。只读不买者，也同样欢迎。还提供热水，供读者饮用。于是书架前许多读者席地而坐，贪婪地阅读起来。书店的名声也不胫而走，附近各地，以至东南五省渴望读书、购书的青年纷纷向赣州涌来，很快书刊被销售一空。吴越就赴桂林去购买新书，并留下书款，要求寄到赣州来，但声明一点：所有寄来的新书，都必须有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

书店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同时，果然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捣乱。这些特务也知道书店老板是蒋经国，不敢过分无理，但还是常来书店找岔子。一次，三青团书记陈宗滢拿了一本桂林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对吴越说，这本书有宣传共产党的内容，不能出售。吴越一看书的背面印有“桂林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证，就对陈说，蒋专员说过，凡有审查证的书刊，都可以出售，不同意收起来，两人便争吵起来，各不相让。陈非常生气，拿了这本书去找蒋经国评理，蒋拿了这本书，看了看内容，又把背面的审查证看了，笑着对陈说：这本书是桂林出版的，他们当地“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既已审查通过，又何必节外生枝，干预这件事。陈碰了一个软钉子，也就灰溜溜地走了。

陈见多次找岔子未得逞，不久，就当面向蒋经国提出把书店划归三青团办。蒋当初并未同意，随便搪塞了过去。但陈执意不从，蒋就找葛洛和吴越共同商量对策。葛洛谈了他的想法：第一，书店可以名义上给三青团办；第二，书店名称也可以随他们更改；第三，书店的人权、财权、营业权仍归专署领导，三青团不得过问；第四，书店现有的经理和工作人员，维持原状，不得更动。蒋经国同意了葛洛的意见，就找陈谈了，陈全部接受这样做法。于是书店名义上归三青团管，并改名《青年书店》，陈宗滢表面上接收了这个书店，实际上一点没有得到好处。又过了一段日子，陈宗滢看见书台上新摆出的《新华南》半月刊，对吴越说，这本杂志有问题，收起来。吴越拿起这本杂志，见后面有图书审查证，就对他说，这本杂志是有审查证的，按规定可以卖。陈执意不从，吴不便同他辩论，就把书台上的《新华南》半月刊全部收起来了。陈见状笑笑走开了。然而，从此也就引来了祸端。

乌云密布，秘密大逮捕开始

在赣州的抗日救亡活动正呈现轰轰烈烈之时，“赣州变红”了、“蒋经国要在赣州搞‘赤化’了”等等谣言纷纷传到了重庆，蒋介石本来就疑心他的儿子“睡国民党的床，做共产党的梦”，就把蒋经国召回重庆。陈宗滢原是从重庆派到江西三青团工作的，于是利用自己是陆军少将身份，乘蒋经国去重庆之机，采取了突然袭击行动，在一天的半夜里，全副武装，率领驻在赣州保护蒋经国的宪兵三团，手提木棍，砸了改名后的青年书店，抓走了吴越及店里的全部工作人员，抄走很多书籍。从此，赣州的三青团几乎全部被重庆来的一伙人控制了。葛洛也隐蔽了，办公室也搬了。薛汕（雷宁）立即去向赣州地下市委和地下江西省委报告。省、市委机关都是秘密设在著名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创办的“东南工合”里，党决定地下党员立即疏散听令。一天，薛汕在街上遇见了葛洛，被急急忙忙地拉到一个地方。葛洛说，他看见在印染工会合作社工作的党员甘时鸣，在大街上公然被后面握枪追赶的人押走了。

“又抓共产党了”。顿时传言四起，人心惶惶。很快，蒋介石又相继增派了“中统”、“军统”和宪兵来赣州，同时，又调了大批“蓝衣社”来捣乱。蓝衣社分子上街游行，砸商店，捉异党。蒋经国手下的工作人员把蒋紧急请回。紧接着，熊式辉发出电报，开出黑名单，命蒋经国将他的核心成员黄中美、许季元、高理文、周百皆（这四人都是蒋在苏联的同学）和葛洛以及雷宁等一批人，捉拿送省保安司令部候审。几天后，省党部中统头目，又拿着一份同样的名单逼蒋经国签批（蒋经国与熊式辉和各派系特务有约在先，无论谁要在赣南抓人，都必须有他的签字批准），蒋经国明知这是熊式辉借机来打击他，他没有同意，同熊讨价还价，经过反复争执和电报电话往来，最后，蒋经国被迫执行，从葛洛开始的前几个人被蒋保下来了，从雷宁开始进行逮捕。赣州大搜捕共产党地下人员和爱国青年的恐怖行动就此开始。雷宁后来由著名民主人士雷洁琼保释出狱，在他《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一书中写道：“葛洛是他（指蒋）直接聘请的，虽然君子之交淡如水，也不能由他的手送牢里，所以就从雷宁起……”曾与葛洛当年在蒋经国手下一起工作，后任民革江西省委祖国统一促进委员会委员的徐浩然老先生，在他的《蒋经国章亚若在赣南的日子》一书中说：“葛洛是蒋经国亲自请来的，发生此事，他不得不礼送出境，让葛到向往的地方去了。”

赣南此时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组织决定转移。1940年4月初，中共地下江西省委命葛洛转移去桂林。他即向蒋经国提出辞呈，要求离开赣州去桂林治病。几经交涉，蒋终于同意他离开赣南，并赠送一笔路费，礼送他前去桂林。

2005年第12期 传奇人物卢绪章　作者：庄凯勋

卢绪章（1911—1995）是我党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党员之一。解放前，他创办的广大华行，不仅是党在秘密战线的工作机构，也是经营十分成功的经济实体。卢绪章和他的战友杨延修、张平、舒自清、朱祖贤、张先成等，先后在上海、重庆和香港等地，以“商人”身份为掩护，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筹集了宝贵资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事外贸领导工作，为冲破帝国主义禁运封锁，功绩显赫；改革开放后，他开拓了中国的旅游事业，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宁波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同意别人叫他“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说起卢绪章，人们自然都会提到故事片《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那部片子是珠江电影制片厂1980年拍的，由林岚导演，郭允泰演男主角。但影片中的这位地下党员男一号，不叫卢绪章，而叫于海涛，化名张公甫。他担任总经理的公司也不叫广大华行，叫荣昌公司。

电影反映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如何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接受苏北地方军司令的投资，并利用敌军车船，将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解放区。蒋介石派人执行“A”字密令，要消灭共产党的核心组织。于是演出了一幕惊心动魄的故事。

故事的结局是，在敌人欲将张公甫秘密逮捕之际，张公甫主动出击，举办了欢迎中统头目陈果夫的盛大晚会。假陈果夫之手，处决了凶恶的敌人，彻底击败了“A”字密令计划。

这部获文化部1980年优秀片奖的电影，使卢绪章名声大振。于是，一些作家前来找卢老采访，在他身上挖掘丰富多彩、充满传奇色彩的素材。

有一位女作家以广大华行的事迹为背景，写了长篇报告文学，题为《与魔鬼打交道的那个人》，在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上发表。应当说，文章写得很精彩。

但，卢绪章对此不满意。

本人是上世纪80年代采访外贸外经口的新华社记者，和卢老联系较多，也较熟。他对我说：“现在老把我过去搞地下斗争时打交道的人，说成是魔鬼。这不合适嘛。”

“国民党上层分子，像傅作义，对我们和平解放北平是有功的嘛。有的因为和蒋介石有矛盾，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他强调说。“我在上海搞广大华行，起初是个皮包公司，资金只有300大洋，后来越做越大。客观上有许多朋友帮忙，包括国民党的一些头面人物。”

接着，卢老对我讲起，根据毛泽东关于白区工作要“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周恩来在国统区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瘫痪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由卢绪章等共产党员组成的广大华行，在这时成了我党三线机构的载体。周恩来指示，在重庆期间由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回到上海后由上海市委直接领导。取名“广大华行”，就是要区别于上海滩上大批的外国洋行。

广大华行的组织者都曾是外商公司的高级职员，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在激烈的商战中，公司职员把握市场，拓展客源，很快从一个小公司，变成资本充裕的正式西药商行，并形成了从上海到全国的商贸网络。

80年代初，我采访香港华润公司时，认识了公司老总张先成。他是卢绪章的部下，也是广大华行的职工。

张先成回忆周恩来当年的指示：“不与左派人物来往，多交各方面的朋友，以提高社会地位。要以灰色的面目长期隐藏下来，对至亲好友也不能暴露身份。在商言商，当好‘资本家’，但又要同流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

卢绪章与国民党上层人物打得火热，甚至利用宋美龄的航空委员会用飞机倒卖黄金、美钞；拉拢蒋介石侍从室专员而取得了国民党少将参议的头衔；通过孙科太子系与苏联做生意……

1947年4月，卢绪章成立中心制药厂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经刘晓同意报周恩来批准，请四大家族中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的陈果夫担任董事长。1948年3月，中心制药厂开工时，陈果夫抱病参加，上海市长吴国祯等国民党要员蜂拥而至。有了这个“政治靠山”，广大华行在旧上海克服了种种困难，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

除陈果夫外，卢绪章还与宋子文、马步芳等创办了中国皮毛公司，在台湾与吴开先创办七星纱管厂等企业。在卢绪章的朋友中，有国民党军统局少将梁若节、国民党驻新疆特派员沈立中、重庆航空检查所所长严少白、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国民党政府卫生署医药司司长俞松筠等。他们感到，卢绪章会做生意，为人慷慨大方，都愿意与他交朋友。其中施公猛为卢绪章搞到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头衔和国民党特别党员证书。

利用这种强烈的保护色，他们多次掩护中央领导和地下党领导来往于国统区；向根据地秘密输送情报和大批急需物资，包括一些特殊物品如刘伯承元帅的假眼睛；特别是给党的一线、二线机关和延安送去了大量的经费。这些现金用麻袋装好，夜里由秘密交通员取走。

卢绪章认为，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陈果夫对广大华行的帮助最大。“陈果夫哪里会想到，他客观上是在帮助我们共产党”！

所以，卢绪章对我说：“陈立夫、陈果夫后来跑到美国去了，与蒋介石断了关系。我们还要做工作嘛！不能老骂他们魔鬼嘛！骂了魔鬼，工作还怎么做？这不符合我们党的统战政策！”

卢绪章的生意经——两条黄金律

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熟谙资本主义的经营之道，生意越做越大，是地地道道的“红色资本家”。

在重庆和上海，卢绪章先后担任过民安保险公司总经理，经营保险业务；担任过民孚企业公司总经理，经营国际贸易；他领导的广大华行投资过银行、钱庄、药行、信托公司等机构。在香港，他还创办了南洋商业银行和广业地产公司。可以说，卢绪章是建国前我党最熟悉市场经济的商业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出任中国第一任进出口公司经理。从1956年9月起担任外贸部副部长，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经贸干部。

从现在的眼光看，计划经济没有给卢绪章提供发挥商业才能的更大机会。这不仅是人际关系问题（尽管有），更是体制问题。

特别要说的是，卢绪章为人忠厚朴实，不善辞令，一口宁波腔普通话听起来未免吃力，沟通上有一定障碍。他当了整整40年的副部长，未能再次晋升。达到他那个阅历和经历的老干部，应当有似乎更高的位置。

在文革中，卢绪章可惨了。起码，“混进共产党内的国民党”那顶吓人的大帽子，他是脱不了干系的。

但是，周恩来了解他，邓小平也了解他。

文革后，1911年出生的卢绪章，已近70岁。但他仍出任国家旅游局首任局长。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他后来又到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担任此职的还有江泽民、周建南等来自工业部门的领导同志。1981年8月，他调回外贸部任常务副部长。

作为采访外贸口的记者，我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卢绪章的。

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计划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参加会议的，是各地外贸干部。

他在会上说，他多年来从事外贸事业，积累了一些心得体会。做生意有两条黄金律：

一条是，供求关系最好维持在市场容量的90%。

他说：“市场是有一定容量的，供不应求，大家就拼命生产。超过了这个容量，供过于求，你的产品就卖不出好价钱。现在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都争着要扩大出口。但是，你们没有看到，现在已经供过于求了，超过市场容量了，价格上不去。出口多了，赚钱反而少了。那不是国家的损失嘛！”

另一条是，卖涨不卖跌。

他说：“把握商机很重要。搞出口贸易，要看市场的信息，产品刚刚开始涨的时候，就要卖出去，不要等涨到头。一旦涨到头，价格马上就跌。你们就吃亏了。进口贸易正好相反，要买跌不买涨。”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年代，这些如何做好生意的观点听起来很新鲜，所以留给我强烈的印象。我明白了，为什么广大华行发展那么快。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在复杂多变的旧上海，掌握市场规律、把握市场机会，是广大华行成功的重要因素。

卢老告诉我，解放以后，他把资产全部交给了党，连夫人毛梅影的工作问题都没有解决。广大华行公司资产清理后，上交组织近200万美元，圆满结束了历史使命。在那个时候，200万美元不是个小数！这笔资产，是卢绪章和他的战友们一点一点攒起来的。

比如当年在上海流行的肺结核，是极可怕的传染病。卢绪章派舒自清到美国，与著名施贵宝医药公司建立了代理关系。广大华行及时从美国进口的盘尼西林，成了极其稀缺的救命药品！

仅在1948——1949年初，广大华行提供给港澳工委、湖北和西南地区地下党组织的紧急用款就达115万美元和20万港元。上述200万美元是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时移交给华润公司的。如果加上香港广大华行投资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民安保险公司等资产，远远不止此数。

顺便说一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回忆录》，提到中国共产党的党产建立过程。他指出：“我们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甚至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把边区的土特产外销，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中央派到香港去做生意的是卢绪章，后来他在新中国担任外贸部副部长，在香港搞了个华润公司。”

杨尚昆强调说：“这批党产，在关键时刻起了很大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杨尚昆透露：“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

但在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向他们说明就是。这样就不再经营党产了。

中央决定党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方针既定，经营多年的党产完成了历史任务。除了香港的华润公司交给香港工委管理外，党产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门都脱钩了。现在来看，这是避免腐败的重要举措，至今仍有启迪。这是题外话。

开发宁波成就了卢绪章晚年的辉煌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书记处书记共进午餐时，问及沿海开放城市的情况。邓小平提到不久前与世界船王包玉刚见面，谈到宁波对外开放时说：“要派卢绪章同志去宁波，帮助那里搞好对外开放工作，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指派下，73岁高龄的卢绪章没有去“颐养天年”，而是来到宁波帮助工作。1985年11月，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聘请包玉刚和卢绪章为顾问。国务院为一个地方的经济开发专门设立协调机构，这是绝无仅有的。包玉刚说，宁波的事情，“我当顾问，我跑腿”。卢绪章也说，“我是给家乡宁波来跑腿的”。他们用同样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心愿。

于是，两位宁波老乡为开发宁波穿梭奔波。他们一个主内，一个主外，配合默契。卢绪章出面到北京各部委四处游说，他还多次向邓小平上书，提出要把港口的开发列为宁波开发的重中之重。在宁波经济开发协调小组和包玉刚、卢绪章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关系宁波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得到了解决，一大批国家级重点工程落户宁波。

卢绪章经常讲：“有贝之才”可到宁波搞企业，“无贝之才”可传技术、讲学和管理。发动“宁波帮”这件事搞好了，效果不会比一个重点项目差。

1986年3月，由我主编的《环球航运家包玉刚》一书出版。1985年11月，我来到卢绪章办公室，请他写一个前言。

卢老非常高兴地同意我的要求：“这样吧，我把认识包玉刚的经过告诉你，你代我写。好不好？”

“那您是什么时候认识包玉刚的呢？”我问。

“我同包玉刚初次相识是在1942年，当时我担任广大华行总经理。”他接着说，“那时候，我出差来到衡阳探望一位朋友，正好遇见了衡阳工矿银行经理包玉刚和他的夫人黄秀英。黄秀英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亲姊妹。我和包先生的亲戚关系，是从这时候开始知道的。后来他到重庆任工矿银行副经理，我们之间就开始走动了。”他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华行总行迁往上海。我和当时任上海市银行经理的包玉刚先生交往更多啦。我们广大华行头寸轧不平时，经常得到他的支持。”

“后来呢？”我问。

卢老侃侃而谈：“1947年，国民党区域经济极度混乱，上海一般工商企业没法维持。出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考虑，广大华行的业务重心移到香港。我也于1948年4月迁往香港。包玉刚先生—家于1948年底到了香港。因为大家都很忙，我们只见过一两次面。当年圣诞节深夜，我同一批民主人士乘船回到大连，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此后，我同包玉刚先生中断了联系。”

“解放后您和包玉刚一直没有见面？”我继续问。

“不不。1957年冬季，包玉刚曾到内地短期停留，当时我正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访问，失去了一次见面的机会。直到1963年，我访英回国途经香港，才见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包玉刚。”

那时，包玉刚的事业正处于兴旺时期，他本人已成为国际航运界巨头。他们一起重叙旧谊，并对国内外局势交换了看法。包玉刚对祖国建设成就是高兴的。卢绪章希望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做点贡献，他欣然表示同意。可惜的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还不可能产生像今天这样的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的政策，所以包玉刚纵然有报国之愿也难以实现。

1979年，卢绪章担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时，包玉刚提出捐资兴建北京的兆龙饭店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图书馆。

卢绪章认为，包玉刚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钻劲大，有毅力。包玉刚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从银行业到贸易，从航运业到地产业，他都肯下功夫钻研，求得精通。他刻苦自学英文，几十年如一日，已能应付裕如。

二是信息灵，眼光远。他每天早晨同公司在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通电话，详细了解市场动态，捕捉最新信息。早在80年代之初，他就看到航运业前景暗淡，便下决心将租期届满的船只出售，同时大刀阔斧地斥巨资收购九龙仓和会德丰两大公司集团。

三是决心大，效率高。包玉刚办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从不拖拉，十分珍惜时间。一旦看准了目标，他就立即采取行动付诸实施。

四是生活简朴要求严。他严于律己，个人生活严肃正派。他以孝敬老人著称，从不溺爱子女。他注意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不是游泳就是跳绳。强健的体魄使他得以胜任繁重的业务。

“他有许多优点啊。他的爱国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到实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他是继承中国传统美德的国际企业家。”这就是不善辞令的卢绪章对包玉刚所作的结论。

2005年第12期 “赵丹遗言”的前前后后　作者：袁　鹰

近日从电视荧屏的纪念电影百年回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赵丹专题”，连续两天，简要地介绍了赵丹从影历程和他主演过的重要影片，重新见到他从上世纪30年代的《十字街头》、《马路天使》以来创作的许多光彩照人的形象。尤其建国以后武训、林则徐、聂耳这三个时代不同、经历迥异的人物，给亿万观众至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禁不住又一次为他本不该在六十五岁的年龄就离开了人世而哀伤，更为他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被称作“赵丹遗言”的文章所遭致某些人非议和责难而感慨万千。时光如水，竟已二十五年了。

话要从1980年9月中《人民日报》文艺版上发起的一次讨论说起。

1980年9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四年，文艺界从为害十多年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沉重枷锁中解放出来，心情舒畅，意气风发，陆续出现一大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和话剧、电影、歌曲、漫画、曲艺作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热情评价几年来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指出：“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他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这些话，都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尤其是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当前更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多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强调：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衙门作风必须抛弃。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多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凡是参加过第四次文代大会的人，一定都会记得邓小平同志讲到这句话时，人民大会堂顿时响起的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经历过多年风吹雨打雪压霜欺的文艺工作者，感到一阵和煦的春风，自然都爆发出内心的拥护。“不要横加干涉”这一句，立即不胫而走，从此常常被广大文艺工作者口头上传诵、文章中引用，而且还举着它当作盾牌，抵御某些继续对他们施行横加干涉的领导同志。这些领导已经习惯于发号施令，搞一言堂，他们也有一句故意歪曲而针对性很强的话：“不能横加干涉，竖加干涉总可以吧？”他们也习惯于凭个人意志、兴趣，一两句话就草率地否定一部艺术作品。正如两栖于文艺、电影的作家李准在一篇文章中说的，几年来文坛活跃，影坛沉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审查电影、戏剧的人要比小说多得多！一篇小说写成，两个编辑人员看了就可以发表，一部电影要经过三道、五道甚至于十道关卡。结果是小说繁荣了，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电影却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观众怨声载道。”李准呼吁：“我想，是到了应该认真研究，大胆改革的时候了。”

1980年9月17日，我们在《人民日报》第五版上发表了北京两位文艺干部题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来信。来信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事业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也提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起来了，政治生活也进一步活起来了，精神生活特别是文化艺术生活，存在不存在需要进一步活起来的问题呢？文艺界的现状有很多方面还是死得很。放任自流、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情况是存在的；不按文艺规律办事、搞一言堂，瞎指挥、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关系不正常的情况更为普遍。领导人权力过于集中、限制过死的问题相当突出。近一个时期以来，横加干涉的现象有所抬头。对某些领导自认为有问题的作品，哪怕影片已拍摄完成，也不准上映；刊物印刷好了，也强令销毁或停止发行；对某些虽有缺点和不足，但为广大群众喜爱的好作品，有的领导同志还是坚持要把它打成“毒草”，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政治诬陷；某些领导部门的不适当干涉，已经不仅干涉到作家写什么和怎么写，甚至连作品的细节、作者的署名、刊物的命名都要过问。这封读者来信认为：我们的文艺领导体制，已到了不改革就不能前进的地步。

发表这封读者来信时我们加了“编者按”，欢迎有关的领导同志、文艺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当前工作的实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积极参加这次讨论。报社领导人支持我们文艺部在报纸上开展讨论，要我们积极约请文艺界人士参加，还特别关照注意不要搞“舆论一律”，要发表不同意见，把讨论搞得热烈些活泼些。

为此我们《人民日报》文艺部在9月23日邀请几位艺术界人士座谈，又请他们根据座谈会发言整理成文章，在10月1日版面上发表了七篇文章：黄宗江的《文艺领域不能容忍官僚主义》开了第一炮，接着是石羽的《领导要从多方面关心文艺工作者》、蓝光的《文艺体制一定要改革》、林杉的《认真总结经验，改善领导方法》、石联星的《把每个文艺工作者装在心中》、鲁军的《文艺要立法》，美术家古元郑重地提出《只强调经济规律来领导文艺行吗？》。报纸的呼吁，几位有影响的艺术家的发言，引起了文艺界的关注，纷纷向编辑部表示支持，希望将这个讨论进行下去。

那个时候，赵丹正住北京医院治病，而且病情很重。

近两年他的心情越来越坏，四年前刚刚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时的欢欣鼓舞，豪情满怀，由于接连遇到许多不如意事，渐渐变为抑郁、苦闷以至愤懑，在他看来，补选为“政协全国委员”、“文联全国委员”的荣誉，落实住房，补发工资，以及安排出国访问之类，都无关紧要，不过像球赛中的“安慰杯”。作为一名前半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人民、又被“文革”桎梏十多年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重返银幕。60年代初，他演了《聂耳》、《林则徐》之后，满腔热情地参加《鲁迅》摄制组，扮演那位他最崇敬的文化巨人，结果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摄制，使许多人为之扼腕三叹。“文革”结束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在一部以黄河沧桑为题材的新片中饰演周恩来总理，为此他作了许多准备，有一年我去上海，就在他住处看到过他化装演周总理的照片，结果由于某位高级领导同志一句话而被否定，使他一片真情成了虚愿。最后，当又一次机会来临，中日两国电影家合作拍摄《一盘没有下完的棋》请他担任中方主角时，他已卧病在床，只好改请孙道临。他虽然远离影坛，但他一直未能忘情文艺界的事。他有许多话要说，有许多建议要提，有一肚子的心愿要倾诉啊！

10月初，他的病情已临弥留时刻，但他忽然要爱妻黄宗英向他一直尊敬的主管思想文化战线的领导同志提出，能不能来听一听一个病危人的意见，他怕匆忙间说不清，要宗英先将意见整理好。那位领导同志果然应邀来到医院探视，赵丹躺在病床上，强打起精神，听宗英代他详尽地陈述他考虑很久的意见，时不时地插几句话补充。贵客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赞许，连声说“很对，很重要，很有意义。”临别时还紧握赵丹的手，安慰他安心治疗养病，要宗英代他将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发表。客人走后，宗英打电话告诉我，说已经整理好一篇文章，我当即去北京医院取回立即发排，个别地方同宗英商量后作了些改动，在10月8日全文发表。全文如下：

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编者按”中“我们”的范围有多广。我只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政治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加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以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么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激发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每一层主管文艺的领导者，都说自己“是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革命文艺思想的”，仿佛唯有文艺专门家们倒是眼花耳聋缺心眼的芸芸众生。否则，建国三十年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了，全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已号称数百万，为什么从中央以至各省、区、县、公社、厂矿，几乎都还总是要请个不懂或不大懂文艺的外行来领而导之，才放心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逻辑！尤其，越是高级的领导是外行、权力又高度集中时。于是在外行向内行的转化的过程中，百万文艺大军都得跟着踏步踏地转，何况有的领导还不肯转。因为一转化为内行，可能又不能当领导了呢？更何况生活的急遽进行速度，内行也追之不及，表现费力，再加上干扰重重，致使目前文艺阵地较受欢迎的作品，大多数也只是达到街谈巷议的大实话的水平而已。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在人大和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体制问题。“体制”二字，我们艺术家原本是生疏的。后来渐渐发现：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逼得我们不得不认真对付对付它。

试问，世界上有哪几个国家，像我国这般，文艺领域中的非业务干部占如此大的比例？咱们这社会，不兴说谁养活谁，因为除农民和青年(以及部分老年和妇女)外，总算各有“铁饭碗”一只。但是，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每一位“领导艺术”的干部，为了忠于职守，总要就艺术创作发言，各有一套见解，难于求得统一。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二十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这不是一个演员的艺术生命经不起的问题，《鲁迅》影片之迟迟不能问世，实也联系到新一代的鲁迅式的文艺家之诞生。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习惯，不是真理。陋习，更不能遵为铁板钉钉的制度。层层把关、审查审不出好作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有生命力的好作品是审查出来的：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什么作用……

[80年9月于病床上]

文章见报当天下午，我带着报纸去医院，赵丹病势垂危，已处于弥留状态，正在抢救中。宗英忍泪告诉我，她上午告诉阿丹文章发表了，阿丹眼珠动了一下，也不知他是不是听清。我们都没有料到，第三天即10月10日，他就带着一腔遗憾，带着“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撒手西行了。

人们几乎是同时读到赵丹的文章和他逝世噩耗的。一方面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艺术家而痛心，一方面更为他临终前还那样关心垂注文艺事业的前途而感动。他的意见提得坦诚、直率、中肯，也是许多人都亲历过的切身体会，酸甜苦辣都尝过，因而都有同感，尽管其中有的话可能说得偏激，不无片面之处，但句句都是发自内心的真话。文艺界人士多数衷心赞赏，阿丹替他们说出了心中积压多年而未能或不敢说出口的话。也有少数人士则摇头表示不同意，认为有些关于党对作家艺术家如何领导的话说得有点出格，有的意见有悖于多年来已经形成传统的主流意识，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时间议论纷纷，沸沸扬扬，同行相遇，都会提到“赵丹遗言”。我还听到一位前辈作家颇有预见性地说：“赵丹那些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人民的利益总是要放在第一位。只是他说早了。”

不久，文艺界便盛传据说来自某位高层领导同志的一句批评：“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个屁。”另一个版本更厉害，说赵丹“放了一个反党的屁。”不管是哪个版本，反正是极其严厉。这句分量很重的话有如当时的深秋气候，顿时觉西风瑟瑟，寒意袭来。某些擅于挥鞭打棍子的人，不免故态复萌，仿佛又可以抓到一条大鱼。但是，毕竟不是过去一二十年那样一两句话就能操纵形势的年代，人们的头脑清醒多了，文艺界虽然感到有些震动，倒也没有惊慌失措，听听也就过去。我在惊愕之余，有点惶惑不解的，是那位亲耳听赵丹面陈意见并且一再赞许的领导同志，为何竟不发一言，三缄其口。报社领导人自然受到点压力，就要我们文艺部设法缓和一下气氛。正好我去看望夏衍同志，向老人请教。夏公也听到了这句批评，这类事他经历得多了，只微微一笑，劝我不必紧张，然后说：“找人写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停了一会，他想到一个合适人选：金山。我说，我同金山没有打过交道，不知他是不是愿意。夏公轻轻摆摆手：“我跟他说一下。”这种“转弯”的文章不大好写，但金山很快写成，寄来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的文章。

文章开头便说：10月8日，赵丹同志去世前两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很关心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他认为，对于文艺创作，对于那些“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文艺家们，不要“管得太具体”，像他所比喻的那样，管“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等等。我认为赵丹同志的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列宁说；“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这一切都是无可争论的，可是这一切只证明，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列宁的这个论点，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文章在此处转了一下：“当然，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不管如何保证‘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文艺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因此维护党对文艺事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在方向、路线和政策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领导，乃是十分必要的。”

在评论了赵丹文中谈到创造鲁迅的艺术形象一事后，文章归结到“从这里我深深感到，对待这些忠于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幸福进行艺术创造的艺术家们，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应当像母亲对待孩子、园丁对待鲜花一样，要非常敏感、爱护、精心培育，保护其成长，使其长大成才，开花结果。……赵丹是中国共产党员。他艺术上的主要成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他从30年代一踏上文艺工作岗位，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艺术活动的。长期以来，他在党的领导下，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实际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正确的宇宙观，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正是这种宇宙观引导着他的艺术道路。艺术观离不开宇宙观，这是不以艺术家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赵丹同志的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文艺家，他的宇宙观应当是马克思主义的。可以有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应当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金山这篇“转个弯”的文章与作家李准的《领导要改善，体制要改革》一文在10月29日同天见报，李准最后说：“我们国家的各条战线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已经出现，作为文化艺术，她应该是这个时代潮流的潮头。如何把文艺工作搞‘活’，我想只有认真的改革。”这几句，实际上成了这次讨论的简要结论。

“赵丹遗言”沸沸扬扬了一阵，终于渐渐沉寂，留给人们是一种复杂的心情：既有哀痛，又有感伤；既有沉思，又有无奈。我曾写过一篇《送赵丹远行》，其中提到“遗言”时，有这么几句：“他用最后的心血，向党向人民陈述自己的意见，呼喊出多么真挚的心声！他的意见可能有不确切、不周到、甚至有偏颇处，人们尽可以这样那样地提出严格的要求。但要知道，这是他生命垂危前的肺腑之言啊！就像宗英说的：阿丹用生命最后一星火苗点燃文艺思想解放的火把，用最后的呼吸催动勇往直前的风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亲爱的党，伟大的人民，是会听一听一个忠诚的儿子最后的呼声的。”二十五年后我重新审视这几句话，仍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重读赵丹遗言，重睹他生命最后的一星火苗，仍会感到那从未熄灭的熠熠光芒。

（2005年10月，赵丹逝世二十五周年）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2005年第12期 五次进京看望堂兄毛泽东　作者：毛会华

我的父亲毛泽荣与毛泽东是堂兄弟，主席排行第三，小名石三，父亲排行第五，小名胜五。父亲于1925年积极投入了毛泽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曾任韶山特区第一乡农民协会通讯员，负责站岗放哨和传递文件。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父亲改名毛冬青，逃往华容、沅江等地，靠打工为生。1937年国共合作开始后，才回到韶山，种了几亩租田，直到全国解放。根据父亲生前的介绍，从1949年起毛主席曾五次亲自给父亲写信，并五次约他赴京会晤。其中，1964年春我有幸与父亲一道进京看望了毛主席。

初上北京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毛主席日理万机，昼夜为国事操劳，但仍然惦念着兄弟们的生活情况。1953年冬，遵照主席的来信，父亲与主席的堂表弟文九明、文东仙和革命老人毛月秋前往北京与主席见面。主席在信中叮嘱他们“要自备路费，不要送礼，路上冷，每人要带一条薄棉被”。到达北京车站后，中央办公厅派来的小车将四位老人送到了中南海。大约等了十来分钟，毛主席笑容满面地向他们走来，大家连忙起身，齐声问候：“主席三哥，您好！”浓厚的兄弟情谊溢于言表。毛主席连连点头：“好，好。”他招呼大家坐下后，详细询问了家乡情况。父亲告诉主席：祖父毛翼臣埋葬在滴水洞，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曾命令反动军阀何键派了两个营的兵力在韶山挖坟两天，说要挖断主席祖坟的龙脉，在乡亲们的拼死保护下，祖父的坟墓完整无损的保存下来。主席说：“多亏了乡亲，不然的话，连我们的祖宗也不得安宁啊！”父亲当即建议，现在可以把土挖开一些，让坟墓恢复原状，并修一条公路通往虎歇坪，方便人们参观。主席沉思一阵后说：“不要搞了，还是按老样子好，把土还可以堆得更高一些。”这以后主席的祖坟一直没有修缮，直到1986年当地政府在修建由滴水洞通往虎歇坪的石阶时，清出了毛翼臣的墓碑，才将主席的祖坟进行了一些修整。

这次四位老人在主席身边住了一个多月。他们惊奇地发现，三哥虽然当上了国家主席，但穿的是褪了色的粗布衣服，吃的是家常小菜，住房陈设也十分简朴。父亲曾问过主席，您日夜操劳国家大事，生活要过好一点，才能保障身体健康。主席笑了笑说：“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还有困难，我们当干部的要时刻为人民着想，不能贪图安逸啊！”主席爱在饭后梳头，一次他一边梳头，一边喊着我父亲的小名说：“胜五，梳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你不妨试一试。”并告诉父亲：“要保护眼睛，工作要劳逸结合。”父亲离开北京前，毛主席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并赠送生活费300万元（折合现币300元），一件青呢子大衣，一套被褥蚊帐，一口皮箱。

二上北京

毛主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解放后，总是利用前往北京看望他的乡亲们了解农村情况，并对一些农村政策作出及时的调整。1954年秋，父亲应邀第二次赴京与主席见面。在京住了十多天后，主席约父亲在中南海吃晚饭，同桌的还有江青及毛泽民之子毛远新，饭后一同摄影留念。这次父亲向主席反映农村粮食统购有些过头，不少农民秋后完成征购任务后，来年春夏因缺少口粮，又得购买统销粮，不但浪费时间，经济上也受到损失，因此意见很大。毛主席对父亲反映的情况十分重视，第二天上午要父亲随他去中南海参加一个会议。当父亲走进会议室时，一眼就认出了已经到会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三位中央领导人，还有两人不认识。经主席介绍，才知道是陈云和彭真两位领导。主席说：“我的一位亲属从韶山来，反映了粮食统购统销中存在的问题，请大家听听，研究一下。”接着父亲将头天吃饭时向主席反映的情况作了汇报。周总理听后询问我父亲，每天八九两的粮食够吃吗？父亲如实回答，城里人吃的油多，再吃些饼干等零食，当然差不多。但农民只有饭吃，加上劳动强度大，每天八九两确实不够。陈云同志当即表示：今后一定要明令禁止购过头粮。会后主席和我父亲在中南海共进午餐，饭后主席又一次与父亲合影留念。在吃饭时，父亲谈到近一段时间，自己眼睛疼得很厉害，想在北京找一名医生治一治。过了几天，父亲就住进了协和医院，在医院整整住了一个月，由苏联专家做了白内障切除手术，直到眼睛有了明显好转时才出院。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由主席的秘书叶子龙负责给父亲邮寄药品，治疗眼疾。这次父亲在京住了两个多月，是留住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父亲离京前，曾经听到他汇报的五位中央领导同志分别派人送来了毛衣、大衣等礼物。遵照主席的叮嘱，父亲一一婉言谢绝。当父亲回到韶山时，获知党中央已经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作了适当调整，基本上杜绝了购过头粮的现象。

三上北京

1955年6月，父亲获准与毛新梅烈士的胞弟毛仙梅及主席的亲表侄文炳章、外甥陈国生母女，一道赴京与主席见面。在中南海接见时，主席与大家一一握手，相互问好后，就问起了家乡情况。父亲汇报了农业社的定额管理及计工、分配办法等有关情况。陈国生汇报了干部职工的生活情况。毛仙梅向主席反映了韶山杨林乡蒋梯空烈士家被划为地主成分，亲属不满，并把蒋的胞弟蒋浩然的一封信交给了毛主席。这次在京住了一个多月。回家时，父亲与毛主席一同乘飞机前往杭州。当飞机到达杭州上空时，根据主席的指示，飞机围绕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名胜区盘旋了两圈，主席笑着对大家说：“杭州自古称为人间天堂，你们仔细看看下面的景致呀！”在杭州逗留了两天，又乘专列到达江西南昌，再转湘赣铁路，到了长沙。主席说：“我在湖南会找省委负责人谈话的，蒋浩然的事你们就帮他多讲几句吧。”当天下午省委书记周小舟向主席汇报湖南的工作情况。谈着谈着，毛仙梅插话说：“主席，我先前跟您讲的那件事呢？”周小舟和省委其他领导同志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以惊奇的表情望着主席。主席对周小舟说：“湘潭县杨林乡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时他家划为地主成分，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请你们复查一下。”说完把蒋浩然的信交给了周小舟。1955年底蒋浩然家改为小土地出租，同时挂上了“烈属光荣”匾牌。父亲一行在蓉园招待所住了两天后，主席告诉大家：“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家的车票我叫警卫员给买好了，由他们送你们上车。”父亲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主席，踏上了回家的旅程。

四上北京

1964年春，我有幸与父亲一道进京看望毛主席。在北京下车后，我们父子俩直奔中南海，经电话联系，主席的秘书沈栋年骑着单车来到传达室，与我们一道步行去了附近一个小招待所，将我们的食宿作了安排后就走了。第二天他给我们送来了100元，说是主席给我们的零花钱，以后每隔一两天他都来看我们一次，并征求对生活上的意见和要求。过了十多天，沈秘书驱车前来，接我们去了丰泽园，与主席共进晚餐。下车后，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我当即将岳阳县的基本情况及当时的生产情况两份材料送给了主席。主席亲切地问我：“你入党了吗？”我如实回答：“还没有。”主席说：“那要争取呀，主要要在工作上表现自己。”我说：“我一定听主席的话，把工作搞好。”主席接着又与父亲拉起了家常。到开饭时，主席把手一指，说吃饭吧。桌上摆的全是家常小菜，有辣椒、茄子、空心菜，最好的一样是煎豆腐，主席说：“目前国家还处在困难时期，国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全国人民仍在过苦日子，我这个主席当得不好，我有责任啊！今后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三大差别。”离开丰泽园时，主席叫沈秘书送给我300元，并说：“我现在很忙，没有时间陪你们，你们在北京住些时间就回去，好好劳动，好好工作。有兴趣的话，叫沈秘书陪你们到长城、故宫等风景名胜看一看，再休息一下就回去。”过了几天，沈秘书陪我们看了故宫博物院，住了十来天，由沈秘书给我们买好了车票，并把我们送上了南下的列车。

五上北京

1972年父亲得知主席病重的消息，想起主席已是近80岁高龄，自己也有了七十多岁，兄弟俩风烛残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永远不能相见了，于是在获准主席同意后，父亲于1972年第五次进京，这次是兄弟俩最后一次见面。地址仍然是在中南海，只是毛主席的住处换到了中南海游泳池旁。父亲紧紧握住主席的手，他发现三哥苍老多了，走路也显得非常吃力，父亲的心情不由得一阵紧似一阵，着实为主席的健康担忧。但主席还是以顽强的毅力料理国家大事。他与父亲讲国内形势，讲不久要召开四届人大，讲国际形势，讲三个世界的划分和美苏争霸。最后说：“要发展生产力，要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听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介绍：林彪折戟沉沙后，长期病魔缠身的毛主席精神受到重大刺激，曾一度躺在病榻上，昏迷不醒。当他清醒时，便对守护在身边的女儿李敏说：“我快不行了，有件事得请你们去做了，家乡还有两个叔叔（即我的父亲与九叔毛泽连），他们身体很不好，你们要代我去看看。”

1976年9月9日，主席不幸逝世。1977年9月，即主席逝世一周年之际，父亲随省委瞻仰毛主席遗容代表团前往北京，在纪念堂见到了安卧在水晶棺中的主席，但他老人家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与兄弟们谈笑风生了。目睹此情此景，父亲不禁流下一行深情的热泪。

2005年第12期 “献田”引起的四十年冤案　作者：宋　燕　凌

1946年8月2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位置登载了一条新闻：《主动帮助农民翻身翟士贤献出大部田产》。内容是：北方大学教员翟士贤同志，说服自己家庭，将自己部分田产、房屋、衣物献予村农会，请求分配给贫苦农民，以加速实行中共及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所献财产包括田地二百余亩，房屋二百余间，及价值数百万元之衣物用具。翟同志家庭系武安县伯延镇有名三大地主之一，本人系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曾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宣传科长，现任北方大学教员。对翟士贤的献田，武安县委表示热烈欢迎，并号召干部首先响应这一行动。伯延镇的农民们交口赞美说：“他献出田地帮助咱们翻身，真不愧为共产党员。”

这条新闻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也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的采访部，一身二任）电传到延安新华总社，经总社审定发布全国的。

后来了解到，翟士贤参加工作后用的名字是翟墨新，翟士贤是本名，家乡人一直叫他翟士贤。他家所在的伯延镇，就在人民日报社当时的驻地武安县南小庄附近，相距不过二三里。

“五四指示”和“献田运动”

什么叫献田？为什么要献田？这得从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说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全民团结抵御日寇，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十年内战时期没收平分地主土地的做法，改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抗战胜利以后，各个解放区相继展开大规模的反奸清算运动，清算汉奸恶霸的罪行。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地方无地缺地的贫苦农民不满足于减租减息，要求从斗争对象的手中取得土地。于是，1946年春天，中共中央制定了“五四指示”，在支持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了对地主富农和各色人等加以照顾的各项政策。

根据“五四指示”的精神，让有些地主自愿献田，首先是地主家庭出身的党员干部带头，说服他们的家庭，主动地无偿地拿出土地来让农会分给无地缺地的雇农贫农。当时，其他解放区已经有开明地主献田的消息。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的负责人安岗、李庄两位同志认为，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也应该树立一个这样的典型，配合“五四指示”的贯彻执行。报社驻地附近的伯延村就有一家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又有一位有多年革命历史的党员干部翟士贤，这件事情办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办成了发表出来影响也比较大。他们就同受总分社指导正在伯延采访“清算”运动的《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史洪商议，要他找中共武安县委书记王庭栋商量，能否用献田的方式解决翟家的土地问题。县委同意后，记者就找翟士贤谈。翟士贤的父母在开封经商，家里的事情由他说了算。他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我完全同意。于是立即实行，旋即发了新闻。以后，中共太行区党委还发出了“学习翟士贤”的号召。新闻发表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各地的开明士绅纷纷献田，《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晋冀鲁豫中央局把这称为“翟士贤献田运动”。

献田突然成了罪过

情况很快发生了大变化。内战形势日益紧张，土改与战争的关系也更密切起来，成为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面动员的重要手段。

秋天，为了备战，人民日报社向西转移，远离伯延镇，从此不再知道那里的情况。

1946年10月间，按照上级指示，报纸发表了一些“地主分子秘密串联，用献田的方式麻痹群众、逃避斗争”之类的消息，再也不提开明士绅献田之类的事情了。

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指示，要求在土改不彻底的地方实行“填平补齐”。当时报社自己不写社论，偶尔发表社论，都是中央局送来作为重要指示发布的。这天发了一篇社论《开展翻身大检查实行填平补齐运动》，批评在土地改革中过分强调“照顾”了，提出：“要把社会秩序打乱，要乱一顿，否则就建不起革命的新秩序。”还提出要查地主的“假开明，假献田”。

从此，“填平补齐运动”一直“深入”。《人民日报》特别介绍了某地的经验，叫做“一股劲地继续深入”。于是，斗争深入到中农、工商业者，甚至许多部门的干部……社会秩序的确在“乱一顿”，而且越来越“乱”，到处一片恐怖气氛。

1947年9月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深入土地改革，支援前线，成为解放区更加重要的任务。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统一平均分配。为此，要保障农民有全权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普遍整党。

为了彻底平分土地，充分发动雇农贫农支援前线，从10月4日开始，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驻地冶陶召开土地会议，集中全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一千七百多人，用了八十多天时间，揭发土地改革中的右倾错误，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整党运动。会上纷纷揭发“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集中火力严厉打击“严重的地主富农思想”。中央局宣布了一部分因在土地改革中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处分的人名单，其中包括一个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在内的31人被开除党籍，142人受到留党察看等处分。一些党组织被认为实际上成了“反人民的小集团”，有3个市委领导机关被撤销，3个县委领导机关受指责，1个市公安局被撤销。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中央局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会讲话中提及：“翟士贤献田运动是改良主义的方向，是对劳动人民的欺骗，应给予严肃的批判。”这是从领导思想方面说的，否定的是把献田运动作为方向，并不是说翟士贤献田是欺骗群众。可是，就在冶陶土地会议开始那一天，《人民日报》上却发表了一封写给“编辑同志”的信，加了一个标题《翟士贤献田真相》，说《人民日报》在1946年8月2日发表的是“不真实的新闻”。信中特别强调县委书记王庭栋和区干部曾对翟进行斗争，“坚决给农民撑腰”。信上最后说明：所反映的情况是一位区干部“亲口谈的材料，且经县委书记王庭栋的同意”。从这就可以了解此信的来历。当时，献田运动已被否定，批判“阶级立场不稳”的风声越来越紧，曾经同意并且表扬过翟士贤献田的人力求撇清自己，也是人情之常。何况翟士贤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长期在部队和学校里工作，不懂得地方工作中的奥妙。他对一些过火的做法看不惯，认为地方干部“还没有训练好”，不注意中央规定的政策。他自以为对党忠诚，口无遮拦，到了基层随便发议论，甚至批评区村干部。这自然很容易引起地方干部的反感以至忌恨。特别对于地主阶级家庭出身而又在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的人，更是如此。当时当地，翟士贤的言行被认为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破坏土地改革、阻碍群众运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运动在人民日报社也一天天深入地进行。1948年1月15日，报上发表了当初要记者采写翟士贤献田新闻的两位同志的“初步反省”，说自己的出发点是发一条“漂亮新闻”，以表现自己的工作成绩，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没有坚决站在农民的立场，不自觉地扭到了地主方面”，“幻想某些地主能够‘自动开明’”，“想用‘和平解决’代替斗争清算”，“表扬了地主，打击了农民”。还说，新闻中“将自己的田产房屋献给勤劳的农民”的说法，是地主阶级观点。理由是：地主的财产全是剥削农民的血汗而来，说是把“自己的”田地给了农民，这样农民的斗争就成了不合理，这是侮辱农民。

北方大学负责人参加冶陶土地会议后回校，立即指示文教学院在干部小组会上揭发批判翟士贤（翟墨新，当时是文教学院教员）。在压力下，翟检讨了自己“阶级觉悟不高，与地主家庭没有划清界限”，但负责人仍然认为他“看不起小组中的任何人”，“不暴露真面目，不忠诚”。于是，决定把小组会扩大，发动更多人“帮助他学习”。扩大的小组会开了四天，他被认为“仍不老实”。于是，校方决定2月1日召开全校大会“教育”他。

1948年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的新闻：《北方大学召开全校大会清算翟士贤地主思想行为翟仍执迷不悟已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到会师生共一千多人。这篇新闻中说：主持大会的人宣布：“翟墨新是北方大学党内最坏的一个典型坏党员、坏干部，因此开大会教育他的坏思想，同时也是大家的自我教育。”文教学院院长介绍了翟的“罪恶历史”和他在小组会上“不老实”的情况。主持大会的人叫翟向群众诚恳坦白，“但他并不坦白自己的罪恶，只两手向裤兜一插，摆来摆去，好像讲书一样，露着极端轻蔑的假笑，给自己戴了几个空帽子”。发言者指出他“一直不觉悟”，“一贯反领导，挑拨离间”，揭露他“破坏土改”，“威胁村干部”……大会开到晚上，点起汽灯继续开会。最后，校长讲话，说“翟墨新这个执迷不悟的阶级异己分子，是混进中国共产党里来的”。说他“挑拨离间，感情拉拢，闹宗派，破坏团结”。还宣称“翟墨新是个恶霸地主”。

《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新闻的同时，还发表了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在大会上讲话的摘要，标题是《地主分子翟士贤》。从这位院长揭示的材料看，并没有一点事实说明翟墨新曾参与剥削农民。

北方大学宣布对翟墨新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交给从伯延叫来的民兵带回原籍由群众审查处理。此后，报社的同志们再没有得到他的一点消息。当时报社行政部门一位老老实实的工作人员，据说是地主家庭出身（究竟是不是也很难说，那时候划阶级没有一定标准，不少中农被划成地主），被原籍村里的人揪了回去，很快就传来了他被打死的消息。由此联想到翟士贤，怕他很可能凶多吉少。

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多少年了，我们一直想知道这位不幸的同志的结局。上世纪90年代我们离休以后，武安一位青年写信与我们联系。我们就请他代为打听翟墨新的下落。终于得知，翟墨新最后在浙江大学工作。于是我们赶快写信同他联系，提出我们很想了解他离开北方大学以后的经历，把历史真相记述下来。这也算是为当年的《人民日报》还一笔老账吧。2002年6月，得到他的儿子翟晓斌回信，说他父亲看到我们的信很高兴，愿意尽力合作；但是由于心脏病严重，已经住院一年，88岁了，记忆力大为减退，动手写东西已不可能，希望找个合适的时间到杭州面谈，并建议到浙大查看他的档案。

又过了将近三年，我们才得以到杭州去，在他的儿女们陪伴下到医院与他相见。老人家神色相当好，神情愉快，但说话已经十分艰难，大部分记忆已经丧失。只在事情经过的几个关键之处，我们提问，他简单地给予证实。更重要的是查看了他的档案材料，对他崎岖的人生之路有了大致的了解。一位正直豪爽的对国家社会有强烈责任心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站立起来。

翟墨新的父亲当年在开封经商，他五岁到十一岁在开封读小学。1928年到河北保定进育德中学读书，1931年参加了革命组织“社联”、反帝大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团，7月转为中共党员。12月因为“闹学潮”，也就是反对专制要求民主，反对腐败要求廉政，被开除学籍。1932年春到北平进入志成中学读书，与进步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不久又因“闹学潮”被开除学籍。1933年他在北平考入中国大学，后转入燕京大学，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继续秘密从事学生运动。他参与发动示威抗议，反对当局对日寇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反对“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全国联合抗日。他们的活动遭到宪兵三团残酷镇压，地下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他遭到当局通缉，1934年逃亡到日本，失去组织关系。

在日本，他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同时参加了郭沫若主办的世界编译社，担任编辑工作。还参与组织了进步学术团体哲学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毅然中止留学生活，聚集一些留日同学回国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组织了“河南留东归国救亡团”，在开封等地开展活动。他们的活动遭到当局阻挠破坏，他旋即于当年11月回到家乡组织抗日游击队。他利用自己家庭的有利条件，筹措经费、枪支、弹药、马匹，并且争取他的舅舅武伦佩（当地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民团团长）参加，组建了一支三百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跋山涉水数百里，到山西襄垣找到八路军129师，要求派有打仗经验的同志接管他们这支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久，129师派吴富善（后来曾任空军副司令员）到伯延与翟接洽，然后派来两位同志一起领导这支队伍。1938年3月，全队带上武器和马匹，加入陈赓领导的386旅，编为冀豫边游击大队，翟墨新任副大队长，在386旅先遣支队（支队政委是现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张南生）领导下继续与日寇周旋。这年秋天，他舅舅武伦佩在与日寇作战中壮烈牺牲。

为了比较系统地学习党在抗战时期的指导思想，并且解决党籍问题，翟士贤经组织安排，领着游击大队宣传队的二十多人（都是知识分子），1938年7月到了延安，进入抗大学习，不久被调进总政治部直属的对敌工作训练队当日语教员。1939年4月间，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同他谈话，称赞了他以往多年的革命活动，说这些大部分已经得到有关同志的证明；但是在日本的情况还找不到人证明，因此原有党籍还不能恢复，暂时只能重新入党。等待得到证明以后，就可以恢复全部党龄。

就这样，他在1939年5月重新入党，10月，回到太行山抗日前方，先后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29师386旅政治部、太岳军区政治部等单位，从事对敌工作。在这期间，他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后执行任务。在前线，他多次冒着枪林弹雨，组织部队攻坚、突围、脱险。他还曾给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当过日语、英语翻译。他多次到前线对敌进行日语广播，瓦解和策反日军。从日军中争取过来的部分官兵组成“日本反战同盟会”，他参加了组织和培训工作。

抗战胜利后，他先在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政治部工作，不久，进入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学习。1946年4月在中央局党校学习结业，组织上决定叫他回武安任副县长，后又要他当参议长。他到乡村参加选举的时候，伯延农会副主任等三个村干部告诉他：“西山一个地主被斗逃到咱村，当了街长，在反奸清算斗争中贪污了很多东西，瞒哄上级，欺压群众。”说的是村里的公安员牛德成。心地单纯的他不知道这是村干部之间闹派别纠纷，是排斥外来户，听了就信以为真，碰到这个公安员就冲动地说：“听说你贪污了许多东西，八路军决不允许这样的，你要小心点，我到县里去查一下你的来历！”这个公安员经他这样吓唬，就向区里提出辞职不干了。区委了解情况后，把做假报告诬陷人的三个人扣押起来，批评了翟士贤偏听偏信，做事鲁莽。翟向区委做了检讨。由此，他感到地方工作复杂，自己又是地主家庭出身，不适合在本地工作，就到中央局要求重新分配。于是被分配到北方大学筹建处，参加建立这所大学的筹备工作。

北方大学成立后，他一度担任教育科长、注册科长，后来只让他做文教学院一个班的班主任、教员。

1946年夏天，发生了献田这件事情。

他对于校方的工作有些意见，如对待老干部和新干部采取不同的态度，吸收师生中的外来知识分子入党有“关门主义”倾向，等等，曾多次在支部大会上对校方提出，也不免在同事中传播，得到不少人支持。校方负责人认为这是挑拨离间，破坏团结。翟口无遮拦、无所顾忌的作派，被看作目无领导，“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

到了1947年冬天，冶陶大会正式否定了“翟士贤献田运动”的方向，接着开展查阶级查思想的整党整风运动，风声鹤唳，厄运自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冤案一造成就很难纠正

翟墨新被押解到伯延以后，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李有常（后来任当地公社、乡党委书记）说：“我们不知道你有什么错误，上级叫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可能是有人诬陷你吧。”村里人都知道他是早就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他父亲翟鸿文由于儿子组织抗日游击队曾被日军抓去坐牢。因此，村干部虽然把翟士贤关押起来，实际上还是保护他的，给他送的饭菜还是相当好的。

有一天，突然把他背绑着带到荒郊野外，要他与几个同样捆绑着的人蹲成一排，什么也没有宣布，背后枪声就响了。他想，这次必死无疑。但并不害怕，因为眼看“天下大乱”，人被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弄死已经随处可见，自己被一枪打死倒也痛快。他本来闭上了眼，枪声响后，别的几个人都倒下了，自己却还活着。奇怪间，背后有人冲他屁股踢了一脚，叫了声：“滚蛋吧！”村里人就把他又带回了关他的小屋。

1948年3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发现北方大学党委开除翟墨新党籍的处分不妥，叫他到军区政治部重新参加整党学习。整党结束的时候，他提出被开除党籍的问题怎么解决，军区政治部负责人说：没有发现你有什么重大问题，处分问题这里不能解决，到新的工作岗位上就可以解决。

1948年4月，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成立华北局。华北局秘书长张友渔三次给北方大学负责人写信，商议对翟墨新的处分问题和给他分配工作的问题。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翟是个“很坏的党员”，不但思想有问题，而且“品质很坏”，全校批斗他的大会和开除他的党籍的决定，《人民日报》早已经登出来了。处理没有什么错误，不能改。还说他压迫过原籍村里的群众，群众要算账，未得群众同意就分配工作是不合适的。

华北局纪检委调查了解，伯延农民群众与翟墨新的关系并不是这样。1949年春，华北局组织部分配他到华北军政大学当政治教员。大学党组织复议了翟墨新的问题，建议把北方大学党委给他的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留党察看两年。华北局纪检委就此与当时已经调到近代史研究所的原北方大学负责人联系，这位负责人回信说：翟墨新的思想有毛病，而且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但开除他的党籍是处分过重了，我当时有左倾情绪，执行了冶陶会议以后有关同志商议的决定，没有提出异议。改为留党察看，我认为是公平的。

1950年初，翟墨新听说还要受留党察看处分，曾找薄一波同志面谈。一波同志对他说：“就我所知道的情况，不会给你留党察看的处分。你不要傻瓜了，回去好好工作吧，没事。”他就回华北军政大学去工作了。后来，给他的处分改为“撤销职务”。过了些时，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大错误，撤职的处分也不能接受，要求组织上重新考虑。总支和校纪检委讨论研究，认为他“对有的事情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同意他的要求。

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他被调去从事教学和管理工作。他努力钻研业务，编写哲学、党史教材，为这所学院的早期建设尽其所能做了贡献。

1951年，他在南京又写信向华北局提出申诉。这时候，有人劝他不要再闹腾了，再三申诉会引起反感，不会有好结果。结果果然如此，不但未能取消撤销职务的处分，反而又给他恢复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理由主要还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央军委举行扩大会议，错误地批判刘伯承等主持军事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几位负责同志，高等军事学院被冲垮了。翟墨新被分配到杭州大学（后来合并到浙江大学），先后在政治系、图书馆工作。

四十年后浑水终于澄清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翟墨新表示不能理解。“反右倾”的狂风吹遍全国，他更加困惑。他的直筒子脾气忍不住，又不分场合发了议论。1960年，浙江省委突然以他的“级别不够”为由，不让他听一些重要报告。他本来对于随着级别而来的物质待遇高低十分淡泊，可对于在政治待遇上受歧视就愤愤然了，连着给省委组织部写了四五次信，说明自己的级别被定得很低是被冤枉而受到不应有的处分的结果，要求调查改正。这些信都如石沉大海。

到了1964年，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又写信给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申诉。他比较详细地列出了1947年冬天批斗他的时候指陈的他的“错误”，也就是给他严重处分的“理由”，除了“假献田”以外，还有：

一条是卖了家里的土地。他申述，那是1945年元旦的一件事，当时他在党校学习，党校就在他家乡附近，同学们认为到了他的家乡，非要他请客吃饭不可。他当时身无分文，只好告诉父亲委托的管家人，卖了些地，请大家吃了一顿饺子（解放区早已实行减租，愿意买地的人很少，地不值钱）。

一条是1946年他结婚的时候，在家里拿了三丈多布、两床被子、几件衣服。他承认，这是没有与家庭划清界限。

一条是怕家里的小丫头暴露家里藏匿的财产，把她带出来叫她上学。他申述，这是出于同情心，帮她上进。还给她起名叫武炎，意思是要她长大成人后回武安燃起革命的火焰。

一条是帮助亲人要政府开路条离开解放区，逃避斗争。其实，要妹妹去开封是为了叫父亲回武安；因为他组织游击队参加八路军后，日寇抄了他家，父亲被关押二年多，对共产党有同情心。抗战胜利后，在军区政治部工作的张南生要他把父亲接回来，对老人表示一点安慰，还可利用老人在地方上的影响做些工作。况且妹妹有儿子，也不会留在开封。

诸如此类六七条，实在都难以构成受严重处分的根据。1951年申诉后反而把处分由撤销职务又改为留党察看，列举的理由，除了说他有“地主情感”，还有就是“严重的自由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他认为，这无非是指他在北方大学对校方负责人提意见的事。他说，意见都是在支部大会上提的，都是有事实根据的，支部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这些都有档案可查。提意见的态度有时候不怎么好，应该检讨，可是也不应该成为处分的根据吧。

这次申诉仍然没有结果。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十年动乱中，他无可避免地遭受了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十年浩劫过去以后，他得知1939年在延安认识的胡耀邦同志正在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又向中组部提出调查他的全部历史。他在1984年12月离休。此后又费了许多周折，到1987年，他在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才完全得到证明。薄一波同志写材料说明了1946年献田的事实真相，因献田而引起的一系列冤枉事也澄清了，所受不应有的处分也一笔勾销，强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被一扫而光。四十年处于被歧视、被控制的状态，到这时总算有了一个了断。可是，他的身体已经越来越衰弱了，我们访问他的时候，老人躺在病床上已经四年。但他仍然保持着胸怀坦荡、开朗直爽的性格，没有给人以丝毫忧郁的感觉。我们的心情则依然沉重，不是由于看到他的现状，而是由于更多了解了他一生的经历，觉得应该从中引起深入思考的事情太多了。

此文草就以后不久得知，翟墨新同志已于今年8月24日因沉疴不治与世长辞。坎坷一生，最后得以在医疗、治丧两事上“享受副省级待遇”，真不知道该欣幸还是该悲哀。

2005年第12期 鲁迅和胡适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作者：朱　正

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宋庆龄、蔡元培、杨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不久，鲁迅和胡适都加入了同盟。鲁迅被推选为上海分会九个执行委员之一，胡适被选为北平分会执行委员和主席。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据冯雪峰说，是一个“当时[中国共产]党所发动和领导的政治斗争团体”。据胡愈之说，“这实际是第三国际下面的‘济难会’。‘济难会’是声援救济各国被压迫的政治犯的，募些捐，由各国有名望的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出面号召，是国际组织，‘民权保障同盟’实际是它的分会。”虽然接着他慎重地声明：“这是我个人理解，不知能否这样谈。”可以认为他的这个理解是合乎实际的。

一

鲁迅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可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在这以前，他已经参加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都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团体。就说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这事吧，他就对冯雪峰说过：“这样的团体是不能做什么事的，只能发一个宣言。”可是他还是按照共产党的愿望同意列名为发起人之一。这一回的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也有类似的想法。1933年2月12日他致友人台静农的信中就说：“民权保障会大概是不会长寿的，且听下回分解罢。”对于它所能起的作用明显表现出并没有多大信心。他的参加，主要的意义是表明政治态度，也就是冯雪峰所分析的，“在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候，鲁迅先生不仅把思想态度，而且把他站在共产党方面的鲜明的政治态度，也宣告于世了。”

至于胡适，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他并没有鲁迅这样的政治态度。他之所以自愿加入这个实际上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甚至同意担任北平分会主席，仅仅是因为这个“同盟”的名称“民权保障”，对他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人权问题，正是他这几年间深入思考和论述的一个题目。1930年，他出版了一本《人权论集》，书中除了罗隆基的三篇和梁实秋的一篇之外，全是他的文章。从这书里，人们可以看到他关于人权（民权）问题的意见。

首先，胡适对于当时国民党执政的中国的人权状况很不满意。他称那个时候是“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余剩的时候”，“不知道今日有何种法律可以保障人民的人权”。在《人权与约法》一文中，他举了两个侵犯人权的事例。一个是他的朋友、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因为言语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若干天。”另一个是唐山驻军一百五十二旅将一商人严刑拷打致残引起罢市才得释放。针对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胡适呼吁法治，他说：

法治只是要政府官吏的一切行为都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法治只认得法律，不认得人。在法治之下，国民政府的主席与唐山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都同样不得逾越法律规定的权限。国民政府主席可以随意拘禁公民，一百五十二旅的军官自然也可以随意拘禁拷打商人了。

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之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

在今日如果真要保障人权，如果真要确立法治基础，第一件应该制定一个中华民国的宪法。至少，至少，也应该制定所谓训政时期的约法。

还有一个问题。那时，国民党宣称，是所谓“训政时期”，即由他们来“训练国民使用政权”的时期。1929年3月19日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通过的《训政纲领》，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于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这也就是“以党治国”的原则。在将这一原则具体化的时候，也就是在这次三全大会上，上海特别市代表陈德征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他所说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认为“过去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辄以移解法院为惟一归宿，而普通法院因碍于法律之拘束，常忽于反革命分子之实际行动，而以事后证据不足为辞，宽纵著名之反革命分子”。这一位提案者不愿意看到这些“反革命分子得以逍遥法外”，于是向大会提出了这样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之办法”：

凡经省及特别市党部书面证明为反革命分子者，法院或其他法定之受理机关应以反革命罪处分之，如不服得上诉，惟上级法院或其他上级法定之受理机关，如得中央党部之书面证明，即当驳斥之。

胡适看了这提案，忍不住给司法院长王宠惠写了一封信，问他：

在世界法制史上，不知哪一世纪哪一个文明民族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办法，笔之于书，立为制度的吗？

这封信中还说：

其实陈君之议尚嫌不彻底。审判既不须经过法庭，处刑又何必劳动法庭？不如拘捕、审问、定罪、处刑，与执行，皆归党部，如今日反日会之所为，完全无须法律，无须政府，岂不更直截了当吗？

在《〈人权与约法〉的讨论》一文中，胡适说：

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国民党不是说，人民需要政治训练，需要有一个训政时期吗？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回答说：

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

《人权论集》收的罗隆基《论人权》一文，引据了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的一个著名论点：“人权不是法律的产物，是先法律而存在的东西。是法律最后的目的。国家的优劣程度，就以他保障人权成功失败的程度为标准。”文章就此发挥说：国家的功用，就在保障人权。人民对国家的服从即以此为条件。什么时候，国家这个功用失掉了，人民对国家服从的义务就告终了。

人权包括些什么内容？这篇《论人权》指出：“人权当然包括衣，包括食，还包括许多比衣食更要紧的东西。”“人权就是人类做人的一切必要的条件。”举例来说，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

可以认为，胡适编印《人权论集》，目的是批评国民党政权的人权记录，希望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它出版之后立刻遭到查禁，又是人权状况恶化的一个新证据。事实表明：这样以文字批判来争取人权是难得有什么结果的。现在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以组织的力量来保障民权（人权），胡适乐于参加，也就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

还有人事关系方面的渊源。蔡元培同他曾在北京大学共事。而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早年在中国新公学是胡适英文班的学生，后来又同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胡适的加入，大约就是因为蔡元培、杨杏佛他们的邀请吧。1933年1月26日，胡适对前来采访的《晨报》记者说：

本人于新年赴沪时，曾有人介绍加入，本人对此甚为赞成，盖近年以来人民之被非法逮捕，言论、出版之被查禁，殊为司空见惯，似此实与民国约法之规定相背。民权保障同盟之目的在于根据约法明文，保护民权之免遭非法蹂躏。至北平分会现尚未正式成立，正在由蒋校长、李季、江绍原、任曙天诸先生及余筹备中。此次杨杏佛先生来平，亦负有组织北平分会之任务。……此事以人数之参加者越多越好，并且此种运动，在求民权，有保障言论、出版等之自由，因之深盼新闻言论界为自身之利益踊跃参加云。

这里说的这些意见，同他写在《人权论集》里的，大体上是一致的。因为他对“民权保障”一语是作这样的理解，才加入“同盟”，而在“同盟”真正的发起人和主持者（不是蔡元培、杨杏佛他们，而是第三国际济难会诸君子）那里，对“民权保障”一语的解释却颇不相同，他们心里想的首先是政治犯的援助和营救了。假如胡适入盟之后，只是挂个名，并不积极参加活动，虽有这种理解上的分歧也还是可以相安无事。可是胡适是个勇于任事的人，还真当做一回事，很积极了一阵子，这分歧就不能不立刻变成尖锐的矛盾。

二

1933年1月30日下午4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在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成立大会，选举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马幼渔等九人为执行委员，并通过五项决议，包括：要求废止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和在刑法以外之种种侵害人民权利之单行法，营救平津各地被非法拘留监禁之一切政治犯，要求政府将擅杀刘煜生之江苏省主席顾祝同查办，等等。

当地国民党当局对于北平分会的成立立刻做出了反应。据2月2日北平《民国日报》报道：“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以报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已成立，并选出执委胡适等九人，认为并未按照中央颁布人民团体组织法令，呈请当地高级党部许可组织，并经当地政府准予立案，函北平市政府及平市公安局，请勿接受该分会任何请求。”对此，蔡元培在2月10日上海《晨报》上发表谈话予以反驳：“民权保障同盟，乃根据约法产生，平市府对平分会早经正式承认。平党部干涉，实违宪法。现平会仍积极进行。”

蔡元培说的“现平会仍积极进行”，是确实的。北平分会能够不理睬国民党党部的阻挠开展活动，是因为当时华北最高军政当局是张学良，他担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政治态度比国民党要开明一点。还可以注意一个细节，军分会秘书王卓然，是张学良的亲信幕僚，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后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当过大学教授，代理过东北大学的校长，是一位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于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采取了合作的态度。因为有这样一个具体的背景，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才有可能成立并且开展活动。

北平分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调查政治犯的情况。1月30日晚7时，分会决定次日视察监狱。当夜11时，杨杏佛前往会见张学良，得到了张的同意。他派了王卓然和军法处以及宪兵司令部的两个官员，于31日上午10时至下午2时，陪同杨杏佛、胡适、成舍我三人前去视察关押政治犯的北平陆军反省院和另外两处监狱。对于监狱当局来说，这是一次出其不意的视察。政治犯们都向视察者诉说带脚镣的痛苦和伙食太坏，还有人诉说虽准许看书，却不准看报。胡适他们直接了解到监狱里的情况，即据以向有关方面提出了一些要求。王卓然给胡适的一封复信中说：“先生笃念时艰，抒发伟议，审微见远，良殷心倾。所提各节，然即向汉公（汉公即张学良，字汉卿）商办，冀能一一实现，不负先生苦心。”看来王卓然是把胡适提出的各项要求都报告了张学良，促使它一一实现。至少，可以提到这样一件事：关押在反省院的政治犯刘质文，是1931年1月入党的共产党员，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会理事，苏联塔斯社北平分社记者、翻译。1931年7月被捕，关入反省院。这一天胡适他们来视察，他是用英语同胡适交谈。就在这次视察之后三个多月，刘质文被王卓然无条件保释出狱。刘质文就是后来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刘尊棋。

看来，胡适对这一次取得了一些成果的活动是满意的，他愿意为改善监狱的情况，改善政治犯的处境再尽一些努力。可是，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情。2月4日，胡适收到史沫特莱的英文快信，并附有宋庆龄签名的英文信一页，以及英文的《北平军分会反省院政治犯控诉书》一份，控诉书详述反省院中种种残酷的私刑拷打。史、宋的两封信都嘱北平分会立即向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废除反省院中种种私刑。宋庆龄函中并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胡适感到，这信中所述显然同他调查到的情况不符。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第二天，他就在英文《燕京报》上看到宋庆龄信和这一份控诉书。王卓然看了报纸也恼了，打电话给胡适，质问此文的来源，他也真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就在4日、5日连写了两封信给蔡元培、林语堂二人，4日的信中说：

我读了此三项文件，真感觉失望。反省院是我们（杏佛、成平、我）三人前几天亲去调查的。有许多犯人和我们很详切地谈话；杏佛当能详告你们诸位。他们诉说院中苦痛，最大者为脚上带锁与饭食营养不足二事。但无一人说及有何种私刑吊打，如孙夫人所得Appeal（控诉书）中所说的。谈话时，有一人名刘质文，是曾做苏联通信社翻译的，他与我英文谈话甚久，倘有此种酷刑，他尽可用英语向我诉说。依我的观察，反省院都已决犯中必无用此种私刑拷打之需要。

此种文件，我前也收到过。孙夫人的文件，乃是一种匿名文件，信中明说是外人代写，而信封上偏写明寄自某某监狱。岂可不经考查，遽然公布于世？

信末表示：“如有应由总社更正或救正之处，望勿惮烦，自行纠正，以维总社的信用。”

5日的信中，胡适告诉蔡、林二位一件事：有人寄了一篇类似这控诉书的文稿给《世界日报》要求发表，寄件人冒称住在胡适家中，并且说稿子是胡交给他的。胡适在信中接着说：

此种文件与孙夫人所收的Appeal同一来源，同是捏造的。孙夫人不加考察，遽信为真，遍登各外国报纸，并用“全国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是大错。

我认为此等行为大足以破坏本会的信用。应请两公主持彻查此项文件之来源，并彻查“全国执行委员会”是否曾经开会决议此种文件的翻译与刊布。

如果一二私人可以擅用本会最高机关的名义，发表不负责任的匿名稿件，那么，我们北平的几个朋友，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的。

林语堂2月9日致胡适的复信说：

得来札，知道北平监狱调查报告出于捏造，此报告系由史沫特莱交来，确曾由临时执行委员开会传观，同人相信女士之人格，绝不疑其有意捏造，故使发表。不幸事实如先生来函所云。接信后蔡、杨及弟皆认为事情极其严重，须彻查来源，弟个人且主张负责纠正。

从这信可以看出，林语堂其实是赞同胡适的意见的，甚至赞许他来函的坚决态度。收到这封信，胡适在13日给林语堂写了复信，表示接受林对史沫特莱的评语。胡适说：

示悉。带去之文件，我早料到是她带去的。我绝对信任她的人格，她不会捏造此种文件，但此间有人专造此种材料，最易受欺，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是也。

对她惹出来的这个大麻烦，胡适多少还是采取原谅态度的，只要设法补救就好。

杨杏佛是参加调查的三个人之一，关于反省院中政治犯的情况，他知道的同胡适一样多，当然知道那一篇控诉书所说是出于捏造的。他虽然不像林语堂信中那样态度鲜明地“主张负责纠正”，但也承认了这事做得不够审慎，今后要引以为戒罢。至于林语堂信中所流露的难言之隐，他这信中却说得更明白。他提出：“……从速改组执委会（照章须由全国委员会选出也），则以后之畸形组织可免。弟行时曾告兄，弟等奔走此会，吃力不讨好，尤为所谓极左者所不满。然集中有心人争取最低限度之人权，不得不苦斗到底，幸勿灰心，当从内部设法整顿也。”杨杏佛是总干事，比仅仅是一名执行委员的林语堂卷入更深，感受自也更深。

林语堂2月9日的来信说：“大约明日开紧急会议”讨论此事。这会开过之后，杨杏佛在2月14日写信，向胡适通报开会的情况：

昨日同盟执委会议讨论兄来函历二小时，史沫特莱女士甚为焦急，详述此项文件发表之经过，最后结果以实在情形由蔡、林两先生向兄解释。

杨在这信里还澄清了一件具体的事情：史沫特莱是1月25日交来这捏造文件的，事在胡适等人视察反省院之前，可以洗清这三个视察者同这件事的干系。可是对于“同盟”执委会发表这种捏造文件一事的责任，却并没有能够向张学良、王卓然作出解释。

除了向上海总会要求彻查之外，胡适作为北平分会的主席，作为曾经前往反省院调查的一人，不能不对公开发出来的所谓政治犯控诉书表明态度。他给刊登了这控诉书的英文《燕京报》编辑部写信，说明“这个反省院是我于上月31日同杨铨、成平两先生一同访问、视察过的三处监狱之一。我们曾和关押在那里的政治犯当中的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谈过话。其中有些人是用英语和我谈话的，因而他们当时是处在一种可以畅所欲言而不怕被狱官们察觉的地位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上述呼吁书所描绘的那些骇人听闻的酷刑。”因此，胡适认为，“那封呼吁书十分可能是一封伪造的匿名信”。在指出这一点之后，胡适作了这样的声明：“我写这封信，并没有意思认为此地监狱的情况是满意的。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将尽一切努力来改善那些情况。然而我不愿依据假话来进行改善。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在同一天写的私人通信中，他已经写了“如果……是决定不能参加这种团体”这样决绝的话；而在公开信中，却还在用“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名义表明态度，也可说顾大局了。

三

这时，胡适同民权保障同盟一些人的分歧已经很明显了，他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观点明白表示出来，就在2月7日写了一篇《民权的保障》，刊登在2月1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周刊第三十八号上，对于民权保障问题，对于民权保障同盟所宣布的主张，全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文章说：

我们看上海发起这个运动的宣言特别注重“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就可以明白这个历史背景了。

我是赞成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我承认这是我们中国人从实际生活里感觉到保障权利的需要的起点。……中国的民权保障运动必须要建筑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一面要监督政府尊重法律，一面要训练我们自己运用法律来保障我们自己和别人的法定权利。

但我们观察今日参加这个民权保障运动的人的言论，不能不感觉他们似乎犯了一个大毛病，就是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只有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来谋民权的保障，才可以把政治引上法治的路。只有法治是永久而普遍的民权保障。……前日报载同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我们以为这条路是错的。我们赞成民权应有保障，但是我们以为民权的惟一保障是法治。我们只可以主张，在现行法律之下，政治犯也应该受正当的法律保障。我们对于这一点，可以提出四个工作的原则：

第一，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必须有充分证据，方可由合法机关出拘捕状拘捕。诬告的人，证实之后，必须反坐。

第二，我们可以要求，无论何种政治犯，拘捕之后，必须依照约法第八条，于24小时之内送交正式法庭。

第三，我们可以要求，法庭受理时，凡有证据足以起诉者，应即予起诉，由法庭公开审判；凡无犯罪证据者，应即予开释。

第四，我们可以要求，政治犯由法庭判决之后，应即予此种犯人同受在可能范围之内最人道的待遇。

这都是关于政治犯的法律立场。离开了这个立场，我们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权保障运动。

以上所说，不过是举政治犯一个问题做个例，表示我个人对于这个运动的见解。除了政治犯之外，民权保障同盟可以做的事情多着哩。如现行法律的研究，司法行政的调查，一切障碍民权的法令的废止或修改，一切监狱生活的调查与改良，义务的法律辩护的便利，言论出版学术思想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的提倡……这都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这里，胡适只是说了：“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他是说：这个政府必定会这样做，正如说有作用力必定会有反作用力一样，只不过说出了一个事实。他并没有说：这个政府有权这样做，并没有对这个必将出现的事实表示赞许和支持。相反，他用了“与虎谋皮”这个典故，这并不是一个客观的中性的典故，显然表示了他的厌恶。

成问题的是2月21日英文《字林西报》发表了该报记者访问胡适的报道，内容大体是胡适致《燕京报》的信和这篇《民权的保障》的要点，但有一处明显的出入，就是记者用了“有权”一语，而《民权的保障》一文中并没有这意思。

《字林西报》的这一报道在民权保障同盟立刻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杨杏佛在致胡适的信中说：“（兄）极以如此对外公开反对会章，批评会务，必为反对者张目，且开会员不经会议，各自立异之例，均甚焦灼，已由会电询谈话真相，甚望有以解释，勿使此会因内部异议而瓦解也。”民权保障同盟发来的电报：“本日沪《字林西报》载先生谈话，反对本会主张释放政治犯，并提议四原则，与本会宣言目的第一项完全违背，是否尊意？请即电复。”胡适没有答复。几天之后，又由宋庆龄、蔡元培署名发来了电报：“养（22日）电未得尊复。释放政治犯，会章万难变更。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盼即电复。”

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讨论开除胡适的问题。讨论的情况，在周建人3月2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有一点反映：

胡博士事，据言在《字林西报》发表之谈话，有替军阀辩护之嫌，许多人不满，当初蔡公、林语堂等力为辩护，但有些执行委员坚持，终于开除民权会了。

据鲁迅日记，鲁迅是出席了这次执委会议的。周建人在这封信中所写的会上的情况，当是鲁迅告诉他的吧。从这次会议上可以看出，民权保障同盟内部的分歧已经相当明朗了。蔡元培、林语堂还在为胡适辩护。可是在实际掌握同盟的人看来，胡适这种只是要求在法律范围内保障政治犯的人权的态度，已经跟“同盟”要求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将胡适留在“同盟”之内已经有害无益了。

在这天的会上，鲁迅是怎样的态度，周建人的这封信里没有明说。实际上他是站在主张开除的这些人一边的。周建人信中说的，“现在沪报上攻击博士之文章甚多”，其中就有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字林西报》的这篇报道批评胡适。3月6日刊出的《王道诗话》（署名干。这篇原是瞿秋白写的），3月22日刊出的《“光明所到……”》（署名何家干）。这两篇文章后来都收入了《伪自由书》。胡适在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对这两篇文章作出什么反应。

3月26日的《申报·自由谈》，又发表了《出击灵魂的秘诀》（署名何家干，也是瞿秋白写的），指名道姓攻击胡适。

3月4日，上海各报刊出了民权保障同盟开除胡适会籍的报道。胡适剪了两条这样的报道贴在日记里，接着写道：

此事很可笑。此种人自有作用，我们当初加入，本是自取其辱。孑民先生夹在里面胡混，更好笑。

这篇日记在记下日本军队进入承德的消息之后接着写道：

下午在我家中开民权保障同盟会北平分会执委会。此会是三月一日召集的。我自然不愿再和上海那班人辩争，陈博生、成舍我、任叔永诸君要写信去质问总会，我也无法阻止他们。

当天，他写信给蔡元培，表明自己对这事的态度。

胡适要去出席在加拿大举行的第五届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6月11日从北平动身，13、14日这两天在南京停留，见到了傅斯年，傅告诉他：蔡先生已退出民权同盟了。15日他到了上海，16日他到研究院去看望了蔡元培和杨杏佛，这些都见于前面已经引用的他的日记。

6月18日胡适日记：

去看了丁在君嫂，同到新六家。入门即闻一大噩耗：今早上八点半，杏佛从研究院出门，被四个人从三面开枪射击，杏佛即死，其子小佛脚上受伤，汽车夫也受重伤。凶手三人逃了，其中一人被追，开枪自杀。

此事殊可怪。杏佛一生结怨甚多，然何至于此！凶手至自杀，其非私仇所想。岂民权同盟的工作招摇太甚，未能救人而先招杀身之祸耶？似未必如此？

前日我与杏佛同车两次，第二次他送我的车即是今日被枪击的车。人世变幻险恶如此！

我常说杏佛吃亏在他的麻子上，养成了一种“麻子心理”，多疑而好炫，睚眦必报，以摧残别人为快意，以出风头为作事，必至于无一个朋友而终不自觉悟。我早料他必至于遭祸，但不料他死的如此之早而惨。他近两年来稍有进步，然终不够免祸！

当天晚上，胡适即登船出国，没有能够参加杨杏佛公祭安葬等等仪式。7月26日，他在给罗隆基的信中谈到这一位不久前遇难的朋友，说：“中央研究院之粗具规模，皆杏佛之功也。”1958年他在台北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就职典礼上致词，追述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他说：“创办本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我们的校长蔡元培先生，辅佐他的是杨杏佛先生。”又说：“在杨杏佛先生之后，担任本院总干事的有丁文江先生、萨本栋先生、周鸿经先生等。他本把一生最重要的时期，把全部的精力贡献给中央研究院，甚至牺牲性命。”流露出了对这一位亡友的怀念。

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所进行的活动，除了发表了两篇批评胡适的文章之外，数得出来的：一是2月17日在宋庆龄家参加欢迎萧伯纳的聚会，一是5月13日同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一道去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的暴政。此外，就是出席会议了。宋庆龄回忆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每次开会时，鲁迅和蔡元培二位都按时到会。鲁迅、蔡元培和我们一起热烈讨论如何反对白色恐怖，以及如何营救被关押的政治犯和被捕的革命学生们，并为他们提供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这个同盟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1933年6月杨杏佛被暗杀后，同盟即停止活动。”给杨杏佛送葬，可以说是鲁迅在民权保障同盟的最末一项活动。作为永久的纪念，他留下了一首《又为斯民哭健儿》的悼诗。

2005年第12期 “一二·九”运动七十周年祭　作者：孟　东

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以传统的说法是整整一个甲子。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种积极的变化，那就是对各种力量在抗战中所起作用相对公允的评价。遗憾的是，对在抗战中曾有着转折作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却少为人提及。要知道今年正是“一二·九”七十周年。而抗战实际上开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1935年的“一二·九”则起因于侵华日军对整个华北的占领。

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曾作过一个《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讲演。他说：“纪念‘一二·九’的大会，在延安已经开过不止一次了。”“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他将“一二·九”与“五四”并列，称“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他在最后说到：“我们一定要抗战到最后胜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创造出一个民主共和国!”在这里，“一二·九”运动的青年对民主的追求与争取抗战胜利是不矛盾的，可以说是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

当时，华北地区就都要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青年学子更是群情激愤。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共之间的矛盾已让位于民族矛盾，并适时发表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处于抗战前沿的中共地下组织北平市工作委员会书记王健，宣传部长彭涛，组织部长朱子贞，以及市工委领导下的北平左翼文化总同盟和左联的党团书记谷景生，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的负责人周小舟等，面对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在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上产生了意见分歧。彭涛、谷景生、周小舟等人认为抗日救亡是党目前的首要任务，主张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方式去发动和组织民众，尤其是要用抗日、民主、自由的口号去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学生，从而推动以形成各界抗日统一战线。但王健、朱子贞等人面对变化的形势，仍然坚持打倒国民党、“创造北方苏维埃”的既定方针。双方争论激烈，以至于王健采取组织手段，撤销彭涛的宣传部长职务，并将与彭涛意见一致的谷景生、周小舟等打成“右倾小集团”。彭、谷、周等人虽据理力争，但仍不能解决问题。三人商量之后，决定由周小舟前往天津，直接向上级党组织河北省委汇报。河北省委认为他们的意见符合实际情况，与中央精神相一致。故尔，河北省委决定立即改组北平市工委，成立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由谷景生任临时市委书记兼团市委书记，彭涛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同时，河北省委很快又派李常青为省委特派员赶赴北平，加强新市委的领导，促成党内团结。

以上的变化过程说明，同许多事情一样，“一二·九”之所以能够成功发动，也曾经过僵化与灵活、官僚与民主的斗争。

新市委组成后，将联络和组织进步学生作为工作的重点。谷景生、彭涛、周小舟分头深入各大中学校活动，迅速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起北平市学联。学联主席郭明秋，秘书姚依林，总交通孙敬文，总纠察邹鲁风，总交际黄华。

1935年12月初，国民党政府和华北的实力派人物宋哲元准备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答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为了制止这一行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当即决定于12月9日这一天，由北平市学联出面，组织学生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于是酿成震动各界、蔓延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长征后的红军还在为建立陕北根据地进行着艰苦的战斗，共产党的力量也正处于最弱的一个时期。而正是在“一二·九”这场运动之后，人心向背以及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均发生了变化。“西安事变”的发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随着“一二·九”运动向全国的蔓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错误所带来的弱点日益彰显，使国民党逐渐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尤其是大多数进步青年的支持。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回忆说：“我们在街上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报纸上对于爱国运动却只字不许提。我们回到学校，愤怒充满胸膛。政府不支持爱国，只有共产党才说必须抗日，左派刊物高呼无保留地支持学生的抗日运动。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也正是“一二·九”运动期间及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一批批有为青年冲破重重阻力奔向延安，为延安带去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使延安也成为全国抗战、民主、自由的中心。毫不夸张地说，“一二·九”完全暴露了蒋介石集团战略上的致命失误，同时，使中共站在了掌控全局的制高点上。

“一二·九”的上述积极效果是与“一二·九”提出的六项要求相一致的。这六项要求是：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

（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外交，公布中日交涉经过；

（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

（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

（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

其中的第一项要求，已隐约透露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但在“一二·九”青年看来，对外反抗日本侵略的民族革命与对内反抗“法西斯”主义的民主革命是同等重要的。他们不仅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领袖独裁”，也反对共产党内部的官僚主义和极权主义倾向，而且为争取党内民主进行了勇敢的实践。“一二·九”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的争论已确定无疑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9日，《新华日报》为纪念“一二·九”十周年，也曾发表了一篇《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的社论。

另一个让人痛心的事实是，尽管中共纪念、宣传“一二·九”运动的活动早就开始了，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活跃在历史前台的主要是北平市学联的领导人以及一些大中学校党的负责人，在背后指挥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却被遗忘了。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应该被人们记住，而正是相反，所有在“一二·九”运动中做出过贡献，包括那些流血牺牲的无名青年学生，都是值得永久纪念的争取抗战胜利、争取民主自由的民族先烈。我要说的是，那些在幕后默默工作的领导人，固然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导致了他们不可能为人们所熟知，可在建国后，他们的功劳仍然不能为历史所记载，则是十分不正常的了。那么，原因何在呢？那就是他们中的多数很早就受到了党内政治运动的打击。解放初曾任松江（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的李常青，在50年代前期即被错误地撤销职务，后又因“包庇右派”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被下放到基层学校任教，在1960年不幸遭遇车祸身亡。建国后身为候补中央委员的化工部部长彭涛，虽未遭遇什么政治磨难，但也在1961年，正值年富力强之际却过早地离开人世。曾任国防部五院政委的谷景生因为坚持不愿和被打成“右派”的妻子“划清界线”，而受牵连，仕途一落千丈。“文化革命”中又成了四人帮迫害的重要对象，被关押入狱长达八年之久。直到1978年之后，谷将军才得到解放。周小舟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位列“彭、黄、张、周”反党集团，被毛泽东点名“不好交心”，他是彭德怀之外遭遇最惨者。1962年9月，他被下放到湖南省浏阳县担任一个公社的副书记，而后则被调往广州，任科学院中南分院排名末位的副院长，在“文革”的1966年12月25日惨遭批斗后周小舟服毒自尽，年仅53岁。在这种情况下，四位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幸存的谷景生将军还能再说什么呢？

事情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有了转机。1995年“一二·九”运动6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决定举办相关的纪念活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牵头，准备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个亲历过“一二·九”运动的老同志参加的纪念座谈会。

当组委会将请柬和开会者名单送给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二·九”时任北大学生会执行主席的韩天石时，他当即指出名单中缺少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谷景生，一个是黄华，这两个人不到场，对纪念活动来说是缺憾。”

还好，谷景生将军终于接到了开会请柬。虽然因为时间关系没有安排进正式发言名单，但在纪念会的最后，他“讲了十分钟”。并在12月8日，将自己写成的《“一二·九”运动与党的领导》一文交《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同时发表。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幕后人物终于为人们所知悉。

实际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一二·九”的若干知识分子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即使当年信仰暴力革命的热血青年转变为“谨小慎微”的知识分子之后，他们仍无法摆脱受批判的命运。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二·九”的一些知识分子就是被“运动”的主要对象之一。“一二·九”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经历过与延安的短暂蜜月之后，陷入了精神危机之中。除了那些人们熟知的斗争过程，深刻的分歧还是在精神上的。参加过“一二·九”的于光远先生讲过这样一件事。当时，陈伯达在《解放日报》连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地租概说》的文章。于读了以后，写信给陈指出了其中的错误。陈回信相约见面并谦虚地说：“你的信我看了，我是个小学生，《资本论》没有学好，你对我的批评，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我终生难忘！”可不久之后，该文作为一本小册子在延安出版，竟一字没改！尤其这本小册子，在解放后再版时，仍是一字未改。更让人气愤的是，他还签了名，送给于一本。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对待“真理”与“权势”关系的迥异态度。但在“抢救”、“批斗”中，除了极少数外，绝大多数人调整了自己的方向。大家在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旗帜下，又在思想上暂时统一起来。

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参加“一二·九”的知识分子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领域，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领导“一二·九”运动北方局的负责人，那些“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自然又无可幸免。经过反反复复的政治运动之后，一批“一二·九”知识分子不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过早地凋谢了。只有极少数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开始的时候，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2005年第12期 《论党》与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作者：林蕴晖

《论党》，是刘少奇1945年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修改党章报告与其他各届报告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袖、党的组织原则、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的政治策略等等，结合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四分之一世纪的实践，作了全面的总结和阐述，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重要论著。我们今天重读这本党的建设重要文献，既可领悟到它对党的建设的经典意义，也可体会到它的时代局限及其带来的某些不幸后果。

报告在谈到新党章总纲的内容时说，总纲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

在这些方面，六十年前发表的《论党》所阐述的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对今天党的建设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但是，这本书中在领袖、政党关系方面有很大的局限，这一局限造成了许多悲剧包括刘少奇的晚年悲剧。

从1921年党的建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中国革命经历过大革命的失败和南方革命根据地的丧失等重大挫折。只是在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才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核心，党才逐渐达到成熟。这说明，没有成熟的领袖，就没有成熟的党。但党的领袖是一个领导集团，不只是单独的一个个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在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报告在肯定毛泽东历史功绩的同时，做了不恰当的称颂，把一切功劳都归于毛泽东个人，并把他摆到了党组织之上的不适当地位。如报告说：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

“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而不断结合的历史。”

“我们党的领袖、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舵师——毛泽东同志万岁！”

不仅如此，报告还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起来，认为：“不服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而向这个领导闹独立性……就必须进行不调和的但是适当的斗争，来克服这些错误倾向”。

这种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把毛泽东与党中央并列，甚至把领袖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上的地位，在中共七大并不限于刘少奇这个报告。如：

任弼时在七大的开幕讲话中说：“中国人民……把希望寄托在我们党的身上，寄托在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周恩来在大会的演说中谈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锻炼成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也是一个很强大很有能力的共产党”，“最主要的，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起毛泽东同志的旗帜，胜利前进！”“毛泽东同志万岁！”

朱德在演说中也讲到:“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于今天开幕了。”“我党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得到毛泽东同志这个伟大舵手的指挥，终竟越过各种艰难险阻而前进了”。“二十四年的历史证明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人民和我党同志这种伟大勇敢和伟大智慧是全部由我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集中体现出来。”“毛泽东同志万岁！”

可见，把毛泽东看成是党和人民的导师、舵手、旗帜，在当年并不是个别人的意思。正是基于同样的认识，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赋予“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共七大的醒目横幅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显然，这种把领袖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规定，是有悖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把党、国家、人民的命运维系于某个领袖个人的观点，也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格格不入的；把党的历史，简单地概括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并“粉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史，也就必然容易把党内出现的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上纲为机会主义而进行残酷斗争。

当然，在1945年那个时候，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日根据地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距离夺取全国的胜利还很遥远，严酷的战争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因此，七大期间对毛泽东个人的颂扬，毛泽东自己还是比较清醒和谨慎的。他在4月21日召开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

“……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

“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决议案(即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引者注)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

“人家喊万岁，我说我五十二岁。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什么万岁，但总是引出一个任务来，即还要前进，要再长大一点。”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在七大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大约到建国之初），毛泽东基本上是按照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行事的。但到50年代初，情况就有了变化。如：1951年，党内高层在农业互助合作和工会工作方针两个问题上出现分歧，毛泽东的个人表态，就一锤定音，行使了“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批评1956年反冒进开始，毛泽东同志的个人专断就进一步发展起来。邓小平说过：“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

因此，不仅周恩来、陈云等在1958年被迫多次就反冒进进行检讨，周恩来甚至提出要引咎辞职；1959年，彭德怀上书毛泽东，认为1958年的大跃进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错误，因而触犯毛泽东，引来大祸。聂荣臻、叶剑英前来相劝，要彭德怀“着重反省自己，即使有些（批评）不完全合乎事实（事实有些出入，总是难免的），只要于党于人民总的方面有利，就不要管那些细节。”要能“任劳任怨”。刘少奇在批评彭德怀的讲话中，还引用列宁说过的“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话，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50年代后期，中共党内形成这种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维护毛泽东的权威就是维护党的权威，不同意毛泽东的主张的反对意见就是反党，这种不正常的政治氛围，显然与中共七大在确立毛泽东领袖地位的同时，把毛泽东捧到超越全党之上，并赋予毛泽东有最后决定之权，这种封建家长制的观念和领导体制有着直接的关联。而毛泽东晚年对个人崇拜的欣赏，党内吹喇叭、抬轿子的恶劣作风，更助长了个人崇拜在全国弥漫成风。于是灾难终于降临，这就是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领袖专政的典型表现。毛泽东曾公开说过，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于是，造反派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进行批斗。致使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再次被造反派批斗侮辱以后，“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不是找一把椅子，或者一杯水，而是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像一座火山般地爆发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但是，在那领袖专政、无法无天的岁月，刘少奇不可能依法抗争，只能仰天长叹。《党章》、《宪法》都没有能保护刘少奇行使一个党员、一个公民应有的申辩权利，以致未能逃脱最终被虐待致死的悲惨命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奇耻大辱。1980年12月，胡耀邦在谈到个人崇拜的严重恶果时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

鉴于“文革”十年浩劫的深刻教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要“少宣传个人”。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7月30日，中共中央再次专门下达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更把“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列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指出在“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的同时，“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领导人实行个人专断和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些重大原则的规定，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党建理论的新发展。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当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跌入低谷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却一枝独秀。人们称颂：如同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一样，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富起来的中国。但邓小平始终把自己摆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之中，反对过分突出自己的歌功颂德。他在审阅江泽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十四大作的政治报告稿时，郑重指出：“报告稿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报告对我的作用不要讲得太过分，一个人、几个人，干不出这么大的事情。”这一番话，不只体现了邓小平个人的高风亮节，更体现了他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品格，为党的领导人摆正个人与党的组织、与党的领导集体的位置，摆脱个人崇拜的庸俗之风做出了榜样。

纪念刘少奇《论党》发表六十周年，我们既要从《论党》中吸取党建理论的积极营养，也要记取党的建设历史中的深刻教训。

2005年第12期 科技知识分子——决定未来的中坚　作者：李靖炎

一、科技知识分子与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

科技知识分子，狭义地说，指的是掌握了大量的专业科技知识，并深入地加以发展（科学家）、加以应用（各类技术专家，包括医护人员）、或加以普及（教师等）的人；但是在今天，实际上还应包括那些掌握了大量科技知识，并用以进行各种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的人。

古代各种生产技术的进步非常缓慢，其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没有文化的农民与工匠的生产经验的缓慢积累，而很少得到科学与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指导。一方面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太低，还不大可能对技术的进步给予多大帮助；另一方面是科技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太少。我国明代就已发明了火箭武器“飞火神鸦”，但由于没有空气动力学等学科的指导，它是无从有多大发展的。

与古代的情况明显不同，近代各方面的技术中，科学的含量越来越高，新技术的创造与发展几乎完全依赖于科学研究的成果，生产经验的积累在新技术的创建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低。也正因为如此，在各种近代与现代新技术的创造与发展上，科技知识分子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了谋求剩余价值的增大，资产阶级大力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了组织大生产，改进管理，资产阶级也不得不依靠科技知识分子的帮助。如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扩展，也就为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数量的不断增长，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社会基础。不仅科技队伍的壮大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步，而且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了科技队伍的主力。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出现和成长的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从最初发生起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尽管是一个特殊的部分。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也像体力劳动工人—样，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为生。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们的阶级地位与阶级属性，而无论他们是否自觉到了这一点，也无论所拿工资比他们低许多的体力劳动者视他们为什么。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客观的事实。

说科技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国内总不免会有人觉得这是让“臭老九”们高攀了。当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等同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把国内的知识分子说成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都竟然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国家，说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不过只是说出了一个悲惨的，甚至是残酷的实际。无论他们有多高的学历，曾经作出过多么卓越的贡献，他们仍然是一群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让资产者榨取剩余价值的人物。他们跟体力劳动工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解雇而加入到失业者的大军中去。

事实上，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最高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受剥削最重的一部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远高于普通工人的工资，资产者对他们的重用，产业工人对他们“左”的歧视等等)，他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真实的雇佣劳动者的身份。但是这种状况随着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他们队伍的发展壮大而正在发生改变。他们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文化素质最高，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并且直接推动着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最先进部分。

过去毛主席曾经把知识分子比喻为“毛”，说是这些毛不是附在资产阶级这张“皮”上，就得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这其实是把现代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跟过去的封建官僚知识分子混为一谈了。半寄生性的封建官僚知识分子当然只能依附在封建皇权这张“皮”上，否则就当不了官。而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却是一个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产业工人的政权都必须去依靠的最先进的社会力量。他们不是“毛”，他们本身就是“皮”而且是最先进的“皮”。不依靠他们，不仅资产阶级的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企业要垮台，产业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也必然会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缓慢或停滞不前，劳动生产率提不高，甚至下降，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提高，而最终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在这方面，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作了前车之鉴，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残酷的现实也已经清楚地说明了问题。

我国解放以后所犯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不仅付给科技知识分子们低得令国家在世界面前难以启齿的工资，还要把这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努力工作，堪称为“中国民族的脊梁”的人们，蔑视为贱民，称他们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科技知识分子自然是有的，那就是身为资本家的科技知识分子即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取得了作为科技知识分子资格的资产者。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资产者未必能够长期保持他们作为大、中资产者的身份。而这也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了一个极其严酷而无情的问题：没有掌握或掌握不了现代科学文化的产业工人和其他文化低下的劳动人民，如何能够取代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大、中资产阶级而创建具有更高生产力的新社会呢？不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任何“新”社会，都必然地迟早会在严酷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

二、产业工人、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19世纪的西欧，巴枯宁主张“越穷越革命”，因此他把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创建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当时为数众多的城乡贫民和游民无产者身上，以为他们将会建立起没有剥削与压迫的人间天堂。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特别是产业工人的身上。后者在当时人数虽然较少，但是正在发展壮大之中。马、恩认为他们将通过一次次罢工斗争而提高组织性和阶级自觉，从而为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阶级的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是与先进的大生产相联系的，有能力在夺得政权以后，把大生产继承下去。而这正是城乡贫民和游民无产者无法作到的。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创立证实了马、恩的推断。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主要是由产业工人创建的，产业工人也确实能够掌握并发展大企业生产。但是历史也暴露出了这些产业工人国家的一系列弊端，其中最根本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整体而言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而劳动生产率更是远远地不如。然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却正在于把生产力的发展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如今回过头来看，应该看到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工人也是有其自身的弱点的。首先就是他们的文化素质虽然比城乡小生产者和游民无产者为高，但毕竟远低于资产阶级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马、恩的挚友，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海涅就曾为工人掌权后也许会毁灭艺术而担心。

产业工人阶层的另外一个严重的弱点是，他们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不断地追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之故，他们也就不能像资产阶级那样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像资产阶级那样能重视和重用科技知识分子。产业工人阶层倾向于保持大生产的现状，对于生产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至少是没有强烈的兴趣。由于没有资产阶级的那种对于更大利润的狂热追求，他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新成就远不像资产阶级那样关注。当人类首次阿波罗登月成功时，美国有些工人却游行示威抗议，认为不该把那么多钱用在那上面。由于文化素质的限制和“左”倾分子的歪曲宣传，他们往往不能理解科技知识分子们的工作，认识不到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缓慢有许多具体的原因，如计划经济体制、官僚式的领导、思想禁锢、科研经费往往严重不足等等。但是最根本的是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积极性未能充分地调动起来。产业工人对于他们的工作的理解和重视反而不如资产阶级，这恐怕是一个最深层次的原因。

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付给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工资通常远高于付给体力劳动工人的。体力劳动者对此是不满的，他们并不了解资本家对于科技知识分子的剥削实际上远远地高于对他们的剥削。他们也不了解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今天比他们自己所创造的实在是高得太多。正是由于这种不理解，他们一旦掌权后，必然会以平均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科技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而不会让科技知识分子的工资高出他们自己的工资。而这就不免会挫伤科技知识分子们的积极性。

从科技知识分子的职业本性上来说，他们是永远也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总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改进，不断地创新。这也就会使生产方法不断地改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提高。这恰好符合于资产阶级不断追求更高的利润的要求，因此资产者对此大加支持鼓励。然而从产业工人的职业本性上来说，却更倾向于保持生产方法的现状，对于会造成生产方法上的巨大改变的新技术，通常是不会有强烈的兴趣的。2003年美国西海岸码头工人的大罢工，目的在于反对资方安装使用先进的设施，因为那不仅会改变他们已经习惯了的劳动方式，而且威胁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和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产业工人的这种职业本性，看来特别适合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过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可以为产业工人提供一种具体任务明确，而又没有竞争的稳定的生活和工作。这种体制虽然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却从未受到过产业工人的抵制。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起初都有过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例如30年代的苏联。但是为什么这种高速发展持续不下去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最初的起点太低，所以只要把比较先进的生产方法横向地推广扩展，就能够取得辉煌的效果。但是一旦这个横向扩展时期基本结束，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完全要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的时候，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内在缺陷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断进行着科学技术的革命，因而使得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时，苏联却越来越落后了。这当然不是由于什么“变修”所致，而是由于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妨碍科技知识分子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种种严重问题。

三、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是促使未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主导力量

对20世纪的实际作一个粗浅的总结，就可以看出，19世纪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把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看得太简单容易了，也把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与发展的能力看得太低。他们普遍地把19世纪前期西欧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看作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但是后来的历史却指出并非如此，而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却是由于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的残余所致，即由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所致。如今，不仅当年的悲惨状况早已消除，连城乡差别等三大差别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被消除。如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共产党的活动已经普遍沉寂下来。那里的产业工人对于建立专政型的工人国家已经没有多大兴趣。20世纪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并不太吸引人。反之倒是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多年来的努力，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见成效。这些不争的事实正在迫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痛苦地重新认识世界，迫使他们超越过去的教条化了的认识。

其实，马克思早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迄今科学技术与生产力依然还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加速度地发展着，因此迄今资本主义还是“决不会灭亡的”。反倒是19世纪与20世纪的许多革命者错估了形势，误以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垂死的阶段。到21世纪末，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也未必就不再能发展，生产力也未必就会停滞不前。反之，倒是在如今的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种“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萌芽却正在不声不响地悄悄地发展着，未来的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似乎正在慢慢地向我们走来。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向社会主义革命家们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似乎是无解的难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中间究竟有哪一个阶级或阶层，在夺得政权以后能够取代资产阶级而继续高速地发展科学技术，继续提高劳动生产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当年把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的产业工人阶层身上。然而20世纪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却似乎使这种希望落了空。实践证明，即使没有资本家，产业工人也能持续地进行大生产并加以发展。但是他们对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并不像资产者那样有狂热的兴趣。他们也不能像资产者那样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那样重用科技知识分子。最后的结果只能证明他们无力真正取代资产阶级。

在当今的世界，实际上只有两个阶层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中资产者，和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大、中资产者的先进性正在于他们认识科技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并且能够重用他们。这也正是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力能够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在19世纪的西欧，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已经出现。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那里正处于快速上升的阶段，不仅科技知识分子们的劳动受到资产者的高度重视，科技知识分子队伍的发展壮大也受到了资产者的全力支持。资产者有足够的眼光和魄力重用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同样作为雇佣劳动者，科技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却高出普通的体力劳动工人甚远。其必然的后果是：1、科技知识分子们对于当时的各种工人运动态度冷漠；2、产业工人阶层对于他们的歧视，根本不承认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这就造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深蒂固的歧视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老传统。这种传统在各不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往往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恶劣，虽则这些党最初全都是由左翼科技知识分子倡导创建起来的。这也是我国解放以后对科技知识分子进行“左”的歧视的一个国际历史性根源。

如今看来，世界工人阶级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大阶段：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幼年阶段和以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力量的成熟阶段。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处于两个大阶段之间的过渡。

在工人阶级的幼年阶段，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地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努力，这其实也正是对整个国家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而他们中先进的左翼则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自觉而斗争。此时整个工人阶级的阶级实力极其不足。如果此时他们因特殊的历史地理机缘的偶合而夺得了政权，就只能靠专政的手段方能加以维持，虽则专政难免会带来系列弊端。历史的经验表明，1、此时产业工人必须尽力争得科技知识分子的支持，依靠他们进行建设；2、允许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以便利用它们的强大活力，并减轻国际资产者的敌视；3、韬光养晦，打破封锁，向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学习；4、如系不发达国家，要积极进行民主革命任务的补课。此时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决不可少的。

等到工人阶级发展到了以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导力量的成熟阶段，工人阶级的阶级实力大增，各方面都不亚于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必然会通过各种方式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

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正处于从幼年阶段向成熟阶段的过渡时期，产业工人阶层逐步萎缩而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却日益发展壮大。由于科技知识分子人数的猛增，资产者已不再可能继续对整个阶层进行收买。作为雇佣劳动者所蒙受的羞辱，失业的威胁等等必将唤起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阶级自觉，使他们日益明确地意识到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必要。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政党所能作的也只是促进他们的自觉。

工人阶级的这种转化也正是他们的阶级实力大增的过程。据一位美籍华裔医生告知，他的许多科技知识分子病人(工程师、法律专家、医生等等)，原来竟然全都是矿工！这在不发达国家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今天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没有什么了不起。由于实行高中的义务教育，矿工们都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由于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系统的发达，国家又给予一系列的支持(有的州甚至在法规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此工人失业后去接受高等教育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产业工人阶层的萎缩与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是相关的，而且意味着工人阶级整体文化素质的进一步提高和阶级实力的增长。作为矿工，高中毕业的水平已经足够，然而要成为科技知识分子，大学以至于研究生的教育，却是必不可少的。

反观20世纪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搞“大锅饭社会主义”，工人既不会失业，也没有文化上的竞争，大家乐得停留在很低的文化水平上；再加上对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各方面的歧视，甚至羞辱，人人在文化上不求上进，最后的社会后果也就不问可知了！

四、关于未来由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过渡

当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人数日益增多，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会日益暴露出来，而客观现实终将迫使他们看清楚自己实际的真实身份，从而得到阶级的自觉。他们终于意识到公司的决策人只对股东的腰包负责，而所有的员工，包括高科技骨干，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只是一些用来赚钱的工具，“一些数据”而已。无论是因为公司想赚更多的钱，还是由于决策人的错误而赚不到足够的钱，公司都会解雇员工，包括高科技人员在内，让他们来承受一切痛苦。无论一个员工曾在公司的创建和发展上作出过多大贡献，他也一样会被解雇。

科技知识分子队伍的壮大和他们的阶级自觉性的提高，这就是社会终将从资本主义时代进入到资本主义后的新时代的根本保证。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能设想科技知识分子不会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斗争。

至于未来的新社会究竟会是怎样的，从现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已经可以看到一些端倪。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一些具有按需分配性质的共产主义的萌芽早已不声不响地出现并且发展着。全民的公费医疗是其中之一；全面彻底的义务教育是另一个方面。对于老年人和各种残疾人员的福利保障，以至对于失业者的救助以及帮助他们重新接受教育的种种措施，是又一个重要的方面。其实，就连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在学儿童免费乘坐政府提供的校车上学和回家等等，也全都是违背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精神的。我国从前搞“大跃进”时不顾客观条件与可能瞎搞起来的“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食堂虽然早已彻底溃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贫寒子弟可以在学校中免费午餐却早已不是新鲜事。一些企业为工作方便而为职工提供免费伙食更不值一提。所有这一切的“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性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愿提及的，而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却由于自己尚未做到或虽然也做，但程度上还赶不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而也不愿意提及。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情况，即共产主义的萌芽悄悄地生长着，却谁也不宣传。

从这种趋势看去，只要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内，最低程度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当然要做到这一步，除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外，还需要科技知识分子阶层，能够带领所有的劳动人民进行多方的顽强斗争。

可以设想，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是以基本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作为其基本特征的，而基本生活资料的具体标准将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日益提高。

而基本生活资料一旦有了充分的保障，人们对于财富、金钱等等的看法必将因之而发生巨大的改变。各种竞争，包括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依然会存在，但是那时的竞争将失去过去和现在的那种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的性质，而将日益具有体育竞赛式的争荣誉的性质。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都将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显示自己的个性，只要不违背全社会的利益就行。私有财产至少在很长的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但是任何心理正常的人都再也不会为了争夺财产而进行拼死的斗争了。

至于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向这种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的过渡，想来将会是渐进式地在民主法治的框架内进行的。在工人阶级具有足够强大的阶级实力的状况下，暴力革命是根本没有必要的。在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成为工人阶级的主导力量的条件下，在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也将只能节节败退。十月革命之所以是暴力革命，正是因为处于幼年阶段的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工人阶级在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掌握上，在组织管理能力上，都较资产阶级差得太远，不能不靠夺取政权来为劳动人民争得较好的发展条件，而在夺得政权以后，也不得不搞专政以便加以保持。在工人阶级发展到了以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为主力的成熟阶段，无论在文化素质上，组织管理能力上，在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掌握上，处处都不亚于资产阶级时，资产阶级自然只能步步退让。

科技知识分子们比产业工人们强有力得太多。只要他们获得阶级的自觉而集体行动起来，资产者是无从对抗的。科技知识分子们首先就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手段剥夺掉资产者突然解雇科技知识分子的权力。他们可以设法通过立法，使每个科技人员在创建和发展各个大企业中所作出的贡献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和保护。一旦资方要解雇他们时，就必须按照他们已得到确认的贡献而给予应有的补偿。科技工作者在大公司中努力工作所得到的专利也决不能无条件地为大公司所有，而必须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发明者个人，如此等等。当然，要作到这些，每一步都会遇到资产者的坚决抵抗，因为每一步都是对于资产者的权力和权利的侵犯。但是与觉醒了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作斗争，资产者只有失败。实际上，资产者不受任何限制、任何约束的那种“古典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早已经逝去了。资产者进行垄断的自由，在美国早已被剥夺。他们的经济活动早已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政府的调控。近年来他们又失去了任意破坏环境的自由。他们也曾为保卫他们的这些自由而斗争过，但是全都失败了。今后，在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导力量的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资产者将只能节节败退，直到整个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

这种过渡到新社会去的过程大约同时也会是一种阶级融合的过程。在高度发达而又竞争激烈的资本主义社会，没有高科技知识分子身份的资本家恐怕很难长期维持得住其作为资产者的身份，而新生的资产者将也只可能是高科技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会因为生活的优裕而拥有越来越多的股票。当他们个人拥有的股票多到一定程度时(股息收入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时)，他们个人就变成了资产者。反之，资产者一旦投资失败，马上又会重新回到雇佣劳动者的大军。在两者之间经常发生着相互转化时，要资产者对科技知识分子阶层进行镇压，更是不大可能的事。最后进入到资本主义后的新社会，恐怕是两个阶级逐步融合而又达到共识的结果。只要一旦实现了基本生活资料的全民按需分配，对于财富和利润的竞争，企业之间的竞争等等，都将逐步失去了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性质，而日益变成为一种争荣誉的体育竞赛式的活动。

2005年第12期 读《从囚徒到省委书记》　作者：肖　荻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当年就读南开中学、和我同时于1948年4月参加地下民青的女同学冯以平同志，解放后在河北省团报工作时，与在团省委工作的爱人白石同志，在1957年夏那场“龙卷风”中双双落入右派陷阱。这，在那个年代倒也不算新鲜。奇就奇在，到云开雾散后，这对患难夫妻在改正错划后，原为一般干部的白石同志，出人意料地被破格提升纳入河北省委领导班子，先后任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纪委书记、中纪委委员，担当了许多重任。最近，我逐步弄清了这场大起大落的人生悲欢。

人世沧桑，白云苍狗。冯以平的父亲解放前当过天津市民政局长，她参加革命本是出于革命觉悟，但在反右运动中却被无端地认为“成分高”、“参加革命动机可疑”。白石喜文学，性刚直。反胡风时即被断章取义关起来狠整。他据理抗辩，又查无实据，有关领导一再动员他“随便写个检查”便算完事。他坚决不写。整人者只好把他放了，感到很失面子。如此这般，夫妻二人在反右中也就很难有好果子吃了。在继之而来的鸣放中，不少人为白石鸣不平，冯以平也直抒胸臆。这一来更被抓住把柄，把他夫妻及关系不错的几个人拢到一起打成右派反党集团，白石被定为头目。对这些莫须有的罗织，白石倔犟地拒不低头认罪，遂被定“极右”，送劳教。妻子送农场监督改造。这之后，二十来年的苦雨凄风自不待言。但其结局却为什么那么出人意料呢？

白石在改正后寻觅工作时，没有去有权、有钱、有闲的单位，深知农民生计艰难的他，毅然选择去中科院新建、在农村租房办公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这个清水衙门。他以深厚的生活积累加上反复调研，以大量事实和扎实论据写出课题征文，大胆否定所谓“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中那些政策办法，主张农村要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经济体制，不仅允许办工业，还要允许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在当时仍高唱“人民公社是金桥”，连老太太挎小篮卖鸡蛋都算“走资”的时候，白石敢于突破禁区，立即引起震惊。有人向上边打小报告，有人为他捏一把汗。但时代不同了，两年中农村的巨大变化证明他的论述是超前而正确的。1983年初，白石突然被通知到省委谈话，调河北省委进领导班子，任省委常委……后来人们得知，河北省委作出这个决定，除了因白石的见解切合实际，还因为他在历次运动中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一个共产党员在顺境下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已属难得，在逆境下豁出身家性命“只唯实”，更为可贵。省委这一慧眼识珠的安排，贯彻了中央在拨乱反正后在用人路线上的改革精神：不是用人唯亲，更不是用那些唯唯诺诺、庸庸碌碌者，而是用那种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在捍卫真理上敢于担当的思想者。也证明，从全过程来看，在那些运动中无论曾有过多少波诡云谲，最终是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战胜了各种虚妄和偏离。而只有实事求是才是万众归心的大势所趋，也是党历尽劫难而不衰的源泉所在!追根溯源，当时如果没有邓小平、胡耀邦同志倡导、组织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千钧之力平反冤错假案，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冯以平在漫漫长夜中自是磨难重重，尤为不幸的是，在某些滥权者缺乏人性的冷漠中丧失了她惟一的爱子大锁。刚刚12岁、十分懂事又远离父母、独处县机关的男孩游泳被溺死，又不许全力抢救，其情其景令人难以卒读。冯以平后来主编一些报刊并任省女记协副会长。离休后，这对饱经沧桑的老夫妻共同执笔，以相当的文学功力，十年磨一剑，写出以切身经历为背景的60万字巨著《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这本书全过程地展现出那个荒谬时期所谓“大熔炉”和“大帮轰”里种种千奇百怪之相，通篇既是血肉丰满的原生态，又是犀利而生动的理性思辨。其感人肺腑的穿透力，绝非单凭文字技巧或沙龙神侃所能得。

我在心潮澎湃中看完这本书，有时竟哽咽不已。但，在这本书中我看到的不仅是酸辛的“泪”，更是一种刚强的“志”。我看到党的事业被严重扭曲，更看到在那特殊情况下党性、人性的不可扼杀和党自我改善的生命力。

书中没有回避那种种罕见的荒谬，但沉重而不灰暗，惨烈而不绝望，全书的基调是明朗的。书中的男主人公白钢虽历经坎坷，但厄运并未摧毁他的信念。在难以忍受的压抑面前，他始终在想：“几千万党员、几亿人民会永远容忍这种是非不分的局面么？不会的。总会有希望的。”他劝一位痛不欲生的难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党内那么多有识之士，也会上下而求索的。要耐心等到那一天。”使那人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当被诬为小偷的一个小难友冲动地跑往门岗时，白钢冒着火力射击的危险，将小难友扑倒在冲锋枪口之下。另一难友被雷击毙，队长要丢尸灭迹，白钢却几次抗命，坚持将尸体背回，埋好后立下标记：“有朝一日，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他的家人还可以到这里告慰孤魂。”书中的女主人公吴玉萍，在进入“摘帽右派”状态下依然备受歧视，但赤子之心不改，她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其子被害身亡、哀哀无告的农村老太太奋力抗争。白石、冯以平以他们亲见、亲闻、亲历为生活基础的这些艺术架构和细节，突出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塑造出即使在险恶的囚徒境遇中，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依然有夺目的人性美。而所有这一切，并非简单化的鲁莽，即便是微小的善事，都有许多苦涩的付出和曲折的博弈，也不是白钢跳独脚舞，其中还借助于许多卑微者的人性闪光。正是在艰难竭蹶中展现出斑驳陆离的生活真实，读后令人掩卷深思，我们再也不要吃“左”的亏了，再也不要去窝里斗、去瞎折腾、去空耗了，构建和谐社会才是振兴中华的康庄大道!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由作家出版社首印1.2万册一周内售完，再版1万册又不胫而走。2005年7月30日中国作协等单位在北京联合召开研讨会时，中国作协负责人和文坛名家张胜友、张锲、崔道怡、罗艺军、雷达、王必胜等许多同志出席。大家在发言中，对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作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其厚重蕴含验证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后果中学习来得快。”

这是一本社会的大书。

2005年第12期 怀念七叔周惠　作者：惠永红

我和七叔初次见面是在1957年初夏。七叔当时任湖南省委常务书记，我上初中时，七叔回老家，两辆车停在院里未见七叔，不一会儿，庄头有人喊“七爹回来了！”我们跑到庄头一看，七叔骑着自行车，身穿白褂子、灰裤子、黑布鞋，飞快到了家院，全庄老小都来看望七叔……我母亲在做饭，正在烧火，七叔见了我母亲叫：“二嫂，你给我烧个头吃吃。”我去园里掰头，回来用铁棍插上，放到锅底下烧。不一会儿七叔过来将烧熟的头取出来，用手合起来拍拍灰，把两个头都吃了。我们小孩，在院内看汽车，一辆中吉普，车上挂着卡宾枪、手枪等武器，是江苏省公安厅护送来家的。另有一辆轿车停在院内，有些老人没见过，用手指头去碰车被电了……中午饭吃完，七叔他们回县城（新安镇）。1959年庐山会议后，整个新安镇沸腾了，“周书记被打倒了……七爹在湖南被打倒了！”后来，看到报纸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不是周惠，而是周小舟，家乡父老放心了。

第二次，1969年我到东北三省内查外调，从东北回到北京军区招待所住下后，我和盛遵宪干事讲，我去交通部看看七叔一家。说完，我到交通部水运工业管理局七叔办公室里，当时他在开会，让我等一等。七叔开完会后，在办公室里谈了家庭、家乡……事后，七叔说：“我们爷儿俩乘公交车回到家里吃晚饭。”晚饭前，就是说老家的话。吃晚饭后，我回北京军区招待所和盛遵宪两人住下。

1987年，我到中央党校进修期间，可以说每个星期天，我都拜访七叔一家人。七叔在内蒙古任区党委书记九年，回到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住一栋二层楼。七叔感慨万千，每次都有说不完的话，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我们下一代，从古到今，从小家、大家谈到国家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衣食、共产党人的信仰！无话不说。

1990年9月，我去北京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进修，进修期间，我在星期天拜访七叔老两口。当我学习到最后一个星期时，我给我爱人孙德宁打电话，问她是否来北京？德宁答应了，问“捎什么东西”？我说：“章丘大葱一捆给七叔，其它不要。我到七叔家时，七叔提出要求，我们就得办到。”后来，我们到七叔家午餐，七婶做的面条，餐后，开始拉家常……当问到德宁老家是牟平时，七叔说：“烟台牟平我去过，在水上宾馆吃饭时常宗林向我提了个要求，找一个退下来的船老大。我问他有多少船办一个远洋国际运输公司。当时常宗林说只有一条。我答应回北京替他找一个船老大。回京后，找到一个人，介绍到了牟平。这个国际远洋公司开始操作了，现在不知有几条船？”孙德宁回答：“现在，常宗林是全国政协委员，他住北关北翠里，现在北关比西关强多了。”七叔又说，他在交通部工作过，找船长的事好办。下午三点。我们小两口向老两口辞别回中央党校。

1992年8月1日晚，我从南京回到家，我女儿惠杰从青岛北海舰队回到家，儿子惠江大学毕业在家待分配，全家团聚！8点多钟电话铃声响了，是李现成副校长打来的，让我明天早饭后8点在操场集合去北京。我说：“李校长，我去南方考察刚回到家，我的女儿从部队上刚回来，一点时间不给吗？”李校长说：“这样吧！你带惠杰一起去。”8月2日早餐后上车出发，8月3日到北京中央党校住下。晚饭后，我向张延水副校长请了假，去拜访七叔。我和杰儿到七叔家，我向七叔介绍女儿，杰儿行军礼说：“七爷爷好！”七叔说：“好！我们惠家出了一个女海军！”我们坐下后，七叔开始问长问短，从年龄谈起，问工作问生活，谈古说今，教育我们后生……一直谈到晚上9点半。

1995年8月的一天，我和天桥公安分局的滕继东、郭继奎二位同志去北京处理一件轿车案件，住北京市委党校。晚饭后，我叫小郭随同去七叔家里。到了七叔家，还是他问我们，我们回答。七叔说：“1992年的春风刮起来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谁也没长前后眼，形势变了，你们山东泺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搞也好！中外合资公司，外资能进多少？你们党校哪有那么多钱去投资房地产，拿不出来！形势是一个方面，实力至关重要……”时间又到了9点多了，我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七叔回到市委党校。

真是没有想到，他老人家于2004年11月18日18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今年已一周年。七叔的精神、人格始终在我们后生的脑海里永存！在我写这一怀念文章之时，我的五妹惠秋沙给我送来了两盒光盘，我们全家看了后，久久不能平静。七叔实践了自身的价值！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亦是改革开放的一生。人民不会忘记您。

2005年第12期 通渭——曾是“苦甲天下”的地方　作者：杨继绳

2005年9月中旬，我在甘肃省定西参加了一个会议以后，应通渭县委书记郑宏伟的盛情邀请，随他到通渭。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古老而声名远扬的地方。上一次是2000年8月，那次汽车走了两个半小时，这次只用了50分钟。上次我从兰州到定西，车行了三个半小时，这次只用了一个小时。汽车穿过一个一个隧道，跨过一道一道桥梁，两旁的黄土高原迅速掠过，如风驰电掣。这几年陇中的高速公路修的很多、很好，这是西部大开发和前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果。

通渭很出名，不只是因为建县古远，也不只是因为红军长征在这里找到了陕北这个落脚点、毛泽东在这里第一次朗诵了《七律.长征》，主要是因为这里很穷。清末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称：“陇中苦瘠甲天下。”而通渭的苦瘠甲于陇中。上世纪后半叶，这里的穷也是出了名的。1959年和1960年，饿死了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听取甘肃省委书记汇报通渭的贫困状况时，难过得老泪纵横，立即下令送去大批粮食和一列车一列车的军大衣。直到80年代中期，通渭人还是“穿着黄军装，吃着救济粮，住的土窑洞，睡的没席炕”。上世纪90年代，世界粮农组织还说这里是“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今天，通渭的情况怎么样呢？

华家岭上一片绿

车出县城，过马营再往北，就到了华家岭山麓。华家岭是陇东高原的最高峰，海拔2600多米。它是一条黄土山脉，东西亘延240多公里。在名人的笔下，对这里的记载是可怕的。张恨水在《谁都头痛的华家岭》中说“字典上关于讨厌的形容词，都可以取来形容华家岭。”“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滴水，自然，没有一户人家。”茅盾笔下的华家岭是天气恶劣，风雪交加，“有点讨厌”。这里年降雨量四五百毫米，多集中在秋季，蒸发量高于降雨量。无霜期只有100天左右。干旱，高寒，风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状况依旧：山上不长草，空中无飞鸟，粮食亩产几十斤。

我这次去华家岭，却在绿色的草木中穿行。

在公路两旁，有几十米宽的白杨林带。郑宏伟说：“这些白杨树是1958年栽的，长不大。”我仔细一看，只有碗口粗，两三丈高，树头全都偏向一个方向。老百姓称这些树为“小老树”，又小又老。常年的大风把这些可怜的“小老树”压迫成“偏头树”。栽下40多年了，为什么只长成这个样子？郑宏伟回答：经过几十年的摸索，证明这里不适合种白杨。最近几年才知道，这里适合种云杉、油松，现在我们用云杉来取代白杨了，云杉每年可以长30公分。车往前走，果然云杉长得不错。在白杨林间隙栽的云杉，几年时间就盖住了“小老树”。由于阳光被云杉挡遮，“小老树”开始枯萎。这种自然淘汰的办法，“小老树”终究将被云杉代替。

汽车继续沿盘山土路向上缓行。两边的云杉、油松、沙棘、柠条和宾草几乎覆盖了黄土地。有几百米山路简直成了林荫小道，缓缓前进的汽车被两边的草木拥抱，绿色的条枝刮着车厢发出呼呼的响声。我们登上了2600米的顶峰，放眼望去，一望无际的梯田披上了淡淡的绿装。大牛村的干部向我介绍：全村退耕还林4400亩，荒山造林2200亩，林草面积10050亩，林草覆盖率为58%。他指着脚下的绿得可爱的一片山坡说：这是“金融林”，国家金融工委投资390万元建立的，面积1000亩，是甘肃省退耕还林的“精品工程”。在通渭，这样的“精品工程”还有县城南的北山绿化工程、鹿鹿山退耕还林工程。

在冷风嗖嗖的山顶上，我们看到了几座大温棚，温棚不是用塑料建的，而是用就地取材的茅草和黄泥搭成。棚里种反季节姬蘑，是餐桌上的珍品。走进去一看，几位妇女正蹲在地上收获，一颗颗洁白圆润的蘑菇，堆成一堆又一堆，准备送往兰州市场。这些温棚是大牛村的。村干部介绍说，这蘑菇出棚价，每斤3元。村里的6个大棚每年收入20万元。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新社说，在华家岭这样的高寒山区，搭温棚，种蘑菇，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随着黄土的绿化，生态得到了改善。山坡上一群群小鸟在飞翔，嬉戏；山脚下一座座小水库蓄满清水，一群白鸭激起了层层碧波，嘎嘎的叫声在山谷回荡。

这还是昔日的华家岭吗？

郑宏伟用九个字概括了华家岭发生变化的原因：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

陇中自然条件差，农作物产量极低。多年来，为了粮食，人们不断地破坏植被。人口增长越快，植被的破坏越严重。陇中缺水，但雨水却集中降落，集中的雨水像一把把刀子年复一年地切割着黄土高原。裸露的黄土被切割得沟沟壑壑。每年冲入黄河的泥沙1800多万吨，带走土壤有机质120万吨。水、土、肥流失，农作物产量更低，农民不得不扩大种植面积。开荒，开荒，凡是人能进去的地方，都用锄头刨了一遍。越刨越穷，越穷越刨。胡耀邦很早就看出了这里的问题症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了“种草种树，恢复生态”的战略思想，还送来了草种。进入90年代，中央政府实行了退耕还林的政策。在生态极为脆弱的地方停止耕作，种树种草，恢复植被。农民不种粮食，吃什么？对停止耕作的农民，每亩由国家财政出钱补贴200斤小麦和20元钱（最近两年不给小麦，全部给钱，每亩160元）。从2000年补到2008年。这就是郑宏伟说的“政策好”。

“人努力”的成果使人钦佩。通渭人年复一年地挥洒的汗水，把光秃的荒山变成了层层梯田。站在最高处低头下看，可以透视出修建者的智慧：“宽适度，长不限，等高线，沿山转，大弯就势，小弯取直”；放眼远望，一幅幅壮美的画卷从眼前向天际延伸，像技艺高超的雕刻巨匠，对黄土高原进行了精细的雕刻。郑宏伟说，把坡地修成梯田不仅可以保住土壤，还可以保水、保肥。在梯田的基础上恢复植被，比在斜坡上种草种树的效果要好得多。他们的做法是：一个小流域一个小流域地治理。在每一个小流域，山顶戴帽子（种草种树），山腰缠带子（修梯田），沟底穿靴子（修拦水坝），做到水不出沟，土不下山。山、水、田、林、路、电统筹规划，综合治理。我看到，山有多高，路就有多高，电线杆就有多高。村村通汽车，家家有电。

看到我对华家岭的绿色的赞叹，郑宏伟说，如果没有老天帮忙，华家岭也不会有今天。这几年，雨水比前些年多。如果不是风调雨顺，人再努力，植被也不会这么好。

通渭农家的水窖

郑宏伟说，我带你去农户家看看好吗？我说：太好了。于是，我们驱车到了北城乡的徐杨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几十家农户散落在山坡上。一家门前熙熙攘攘，人来人往。原来这家老太太今天是80岁的生日。跨进了大门，只见院里有一个花坛，盛开的大丽花红得耀眼。正屋里挂有中堂。中堂是水平很高的书法作品，经过精美的装裱，显得高雅。来磕头的人一个接一个。这家姓徐，几个儿子都各自成家。今天在家里忙碌的是大儿子徐友才，二儿子徐友祥，还有一个在县邮局工作的三儿子。几个在农村的儿子一家一个四合院。在天水林学院上学的孙子忙着为客人倒茶。郑宏伟进门先点了一炷香，向老太太祝寿。“县太爷”来祝寿，这家格外高兴。主人让我们上了炕，炕是热的，“县太爷”和主人坐在小方桌旁谈起了家常。徐老太有一个儿子在省林业厅当处长，孙辈也有人在外面当干部的，显然不是一般农家。我想看一看普通农家，以盘腿功夫不佳为由，坐了一会儿就下了炕。

张新社和徐友才陪我走了几户人家，多数家都是四合院。院墙是干打垒的，很厚，很厚，百年不颓。徐友才自豪地说：这土墙，不仅冬暖夏凉，还可以吸收居住者排放的气体，你们城里人住的房子的墙壁却时刻散发出有害气体。四合院当中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庭院，干净，整齐，敞亮，清新。有的家花坛上有鲜花。多数人家正屋挂有中堂，是精心装裱的书法作品。很多人家除了烧饭的锅以外，还有两口“锅”，一口用来接收电视，一口用来聚焦太阳能烧水。徐友才家旁边有一个破落的旧房，整个院子被荒草掩盖。徐友才说，这家不会过日子，父母死后就出外打工，多年没有回来，三十多岁了，连媳妇也娶不上。徐友才告诉我，1960年这个村饿死了80多人，占总人口的一半，死绝了两家，他家也饿死三口人。现在全村除了不会过日子的和有病人的家庭以外，日子都过得去，有饭吃，有水喝，有衣穿，但吃穿的水平不高。

通渭缺水。我特意看了徐友祥家的水源：几十平方米的庭院的地面用水泥抹得光滑平整，这个平面还承接着几间屋顶上的雨水（这里的房子像陕西一样，房顶是向一边倾斜的），庭院地面略有倾斜，下方有一通道，把水引入屋外一个过滤池。雨水过滤后，分别流入了三口水窖：一口是供人饮用的，一口是供牲口饮用的，还有一口是浇灌用的。水窖是水泥做的，上面还有一个很严实的盖子。我提起盖子，见里面是满满的清水。

通渭年降雨量只有400多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1400毫米。这一点儿降水还集中在七、八、九三个月的几场大雨。通渭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地下水，不可能打井取水，除了雨季以外，河流大多数是干涸的。因此，通渭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生活用水就全依赖雨季的降雨。恶劣自然环境造就了奇特的生活方式。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每家都挖一两口水窖，把雨季的水积存下来，供全年之用。所谓水窖，就是挖一个深几米的大坑，坑底和四周用红土夯实防渗漏，下雨时存5-10方水，再在窖口盖上盖子。过去，在定西看一个家庭是不是殷实，主要不是看存了多少粮，而是看存了多少水。熟人见面，不是问候“吃了没有”？而是问候“喝了没有”？

水如此珍贵，洗澡就太奢侈了，在山区有的地方，早晨起来，全家人站成一排，家庭的长者口含清水喷在每个人的脸上，各自擦一擦，就算是洗脸。我认识的定西一位姓陈的副市长80年代在通渭下乡，一个多月没有洗脸。如果春夏大旱，水窖里的水用完了，政府就用汽车给农民送水。汽车喇叭一响，天上的鸟儿追逐而来，牲畜也成群地奔向汽车，人们迅速拿上各种容器在汽车后面排起了长队。

今天通渭人家不愁水，要归功于甘肃省1995年以来开始实施的“1-2-1”工程。

所谓“1-2-1”工程，就是总结农民历来挖水窖的经验，把土窖改成水泥窖，在水窖附近再用水泥抹一块“积水面”。有了这两项措施，下雨后“积水面”上的水不会渗到地下，全都流进窖里，窖里的水也不会渗漏。为什么叫“1-2-1”呢？这就是政府提供水泥，保证每户有一百平方米“积水面”，两口窖（一口饮用，一口灌溉用，每口窖可存水30-50立方米），一亩庭院经济作物。每口窖的水泥需要400多元，这笔资金是甘肃省政府发动全省机关干部捐款筹集起来的，与甘肃省对口支援的天津市民也为此掏了腰包。

“1-2-1”工程的发源地就在通渭县的景木岔。五年前我去过景木岔，这个村属碧玉乡，在大山深处，是一个有60户人家的自然村，在这个本来很干旱的山村，我去的那年又200多天没有下雨，但我们看到各家园子都是郁郁葱葱的。苹果、梨已经果实累累，“七寸红”辣椒长到了八、九寸长，艳红艳红地压弯了绿色的枝头。为什么作物长势这么好呢？在园子一角都有一口水窖。农民还用土办法自制了“滴灌”设施，把水管引到每一畦里，点点滴滴地渗透到作物的根部。农民郭近权一边收拾园子一边对我们说：“我这两个塑料大棚共0.6亩，种‘七寸红’一年收入2000多元。”他家4口人，打了4口水窖，政府补贴了两口，另两口是创收以后自己花钱打的。在景木岔不少人家自己攒钱打窖，而且越打越大，我看到有一家打了一口容积100多立方米的水窖。

那时的景木岔只不过是一个先进典型。这次我得知，现在全县有11.5万眼水窖，户均1.34眼，很多村都像景木岔那样。

农民的钱包

现在通渭基本解决了喝水、吃饭、穿衣的问题，最大的困难是缺钱花。增加农民收入成了通渭县委的第一要务。

上世纪末定西地委就提出了“三个顺应”的指导思想：顺应天时，遵循自然规律；顺应市场，遵循经济规律；顺应民意，遵循社会规律。通渭县委就是按照地委这个指导思想帮农民增收的。通渭县农民增收有两个渠道：一是顺应天时，搞好“三种、三养”（种洋芋、种饲草、种小杂粮；养牛、养羊、养鸡）；二是壮大劳务经济，组织农民外出打工。

通渭春天不下雨，过去在以粮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偏偏要以夏粮为主，大面积种小麦，小麦几乎年年歉收。自上世纪末以来，他们顺应天时，压缩夏粮（小麦）种植面积，增加秋季作物的种植面积。这样一调，降雨季节和作物生长季节基本一致，减少了春旱对作物生长的影响。顺应天时最理想的作物是洋芋。洋芋是耐旱作物，降雨量只需300毫米，适宜温度为18-20度。真是巧合，这正是通渭的自然条件。难怪通渭的洋芋个儿那么大，皮那么白，那么好吃。五年前我就看到这里种了很多洋芋，那时多半是自己食用，现在洋芋的种植、销售、加工成了通渭的主导产业。今年全县种植洋芋55万亩，预计可产55万吨。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持下，全县涌现出很多洋芋经营专业户,他们走村串户收购洋芋，再运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去销售。一到洋芋收获季节，无论是在山间土路还是在宽阔的302国道上，都忙碌着川流不息的洋芋运销车队。现在形成了63家贩运大户，他们把通渭的洋芋销售到广东、福建、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深加工是提高洋芋收益的重要途径。全县有四个淀粉加工厂，其中金大地公司的“千里雪”牌淀粉在国内市场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今年，这家公司与当地农户签订了2.5万亩的种植收购合同，带动了1.6万家农户。去年，洋芋产业的收入全县人均420元，占农民纯收入的28%。

种草既能保护生态，又能增加收入。全县今年种苜蓿和红豆草60万亩，是甘肃省种植面积最大的县。这是两种油性牧草，含蛋白质高，没有污染。打成草捆或加工成草粉、草粒，是很受甘肃、内蒙、新疆的一些大牧区欢迎的商品。胡耀邦多年以前的心愿，现在变成了现实。小杂粮很适合通渭气候和土壤，这里的小杂粮很有特色，它没有污染，营养丰富，味道鲜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受到城市人的欢迎。它的价格高于小麦。今年种了20万亩。这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渠道。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渭外出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郑宏伟说，现在通渭46万人，10万个家庭。大体上每个家庭有一个劳动力在外地打工。据去年底的抽样调查，外出务工人员年平均收入为4575元，扣除往返车船费264元、打工期间生活费1018元，还可剩余3000元。据统计，2004年，外出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8.5%。

但是，农民外出大多是自发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进城后找工作难，找到了工作权益也得不到保证。2004年，全县务工人员被拖欠的工资人均152元，这相当于通渭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十分之一。陇山乡古湾村的南万有、南万霞兄妹俩去年打工一年，被拖欠工资2900元，他们为黑心老板白干了一年。襄南乡黑石头村的王建成，去年3月在新疆一个煤矿挖煤，工伤骨折，没有得到一分钱的医疗费，至今还在家养伤。

为了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通渭县在可能的情况下将自发外出变成有组织的外出。到新疆摘棉花，是通渭务工人员的一条重要出路。今年输出赴新疆拾花工15020人，其中6760人是政府组织的。县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签了合同，由一位副县长带队将务工人员护送到新疆。到新疆后，拾花工按乡、村编组，由随行的乡村干部管理，并负责保障务工者的权益。县里还派出随队医生负责卫生保健。

通渭输出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是没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农民，干的是“苦、脏、累、险”的工种，工资又很低。因此，县里开始组织培训。去年，组织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25000人，今年到八月底，共培训农村剩余劳动力11250人。这些接受培训的农民学习了一点城市需要的实用技能。进城不仅找工作比较容易，收入也比没有培训的要高。

通过多方面的努力，通渭农民的收入增长很快。和1998年相比，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53.21%。

通渭还是很穷

通渭农民的收入虽然增长很快，但2004年全县人均纯收入只有1503元。同全国各地比较，这是一个很低很低的收入。这1503元中还包含国家财政退耕还林的补贴。例如，华岭乡大牛村的农民人均纯收入1800元，其中包括人均退耕还林补贴550元。

据统计，2004年，全县还有绝对贫困人口（人均年纯收入在658元以下）2.31万人，占农民总数的5.4%，农村低收入人口（人均年纯收入658-919元）12.39万人，占农民总数的28%。

这些绝对贫困和低收入的农户生活相当艰难。有部分适龄儿童上不了学、或中途辍学。生病没钱就医。有的还住在窑洞里（有的地方为了表现农民已经“告别窑洞”，在洞前修了一个檐头，远处看像房子，走近才知道是窑洞）。炕上的铺盖十分破旧。有些青年因为太穷，娶不上媳妇。

农家穷，县财政也穷。2004年通渭财政支出2.12亿元，而财政收入只有2982万元。在财政支出中，工资就有1.2亿（其中教师的工资占一半多一点）。最近两年没有拖欠教师的工资，但前几年拖欠的工资至今没有还（每位教师还被拖欠十几个月的工资）。

工资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镇这一级干部太多。2100人口的义岗镇，有镇干部82人，另有临时工勤人员7人。还有3名治安联防队员。全年行政人员工资总共110万元（教师工资不在其中，由县财政支出）、办公费支出10万元。在村一级，支书、村长、文书一年各拿补贴1800元，全镇共50多人，总支出十来万元，过去这十多万元由附加费支出，现在不收费，全靠财政支出。2004年这个镇财政收入77万元（农业税收入70万元，其它收入7万元）。收支相抵亏四五十万元，由财政转移支付补贴。现在农业税免了，又不能收费，镇里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一切开支全靠财政转移支付。这个镇在人民公社时期只有二三十名干部，现在不收费，镇里工作量少了，想精简人员，但减下来的人没有出路。

县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的巨大差额，除了靠部分项目资金以外，主要是靠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所谓转移支付，简单地说就是国家拿富地方的财政收入补贴穷地方。通渭每年需要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一亿多元。这些钱恐怕不低于周总理当年送到这里的粮食和军装的价值。这说明通渭的造血功能还很差，还需要国家不停地输血。

造血功能差，除了自然条件以外，也有人从通渭的人文传统中寻找原因。

我两次去过山东的曲阜，两次到甘肃的通渭。在曲阜，满眼是儒家的古迹；在通渭，满脸是儒家的古风。走进通渭人家，感到儒风扑面。古迹是器物，古风是精神。作家贾平凹在一篇散文中说“通渭人处处表现着他们精神的高贵。”他说的精神我想就是儒家精神。通渭人崇尚孝道，重视耕读，喜爱传统文化。显然，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得通渭民风淳朴。这里的人“饿死不偷人，气死不告状”，刑事发案率很低，上访的人很少，更没有“群体事件”。但是，儒家传统使得这里的人开拓进取精神不足，市场经济观念不强。

有人说，通渭如果不从耕读文化的传统思想禁锢中跳出来，就很难有大的发展。我想这话是有道理的。

2005年第12期 德国人什么都没忘记　作者：荆其柱

德国人重视历史，走在柏林大街小巷，置身于众多的雕塑与建筑物间，你就恍如走在历史的长廊，如果语言没有障碍，你可以直接感受到这个地方历史的深厚、明澈、过程，以及柏林人对这些历史的看法与评价。

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一直特殊，在很长时间里，德国在欧洲处于领先的地位。思想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层出不穷。自中世纪以来，不仅出现了许多世界闻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也出现了许多十分卓越的社会管理者。贝多芬第九乐章中的《欢乐女神》，正是那时德国的思想界对未来世界的勾画与阐明，这支歌曲让今天的人们仍然热血沸腾，充满希望。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上，德国奠定了在欧洲与世界上的地位，也奠定了自己的人文基础。

德国是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这段时间，其在欧洲的地位起伏跌宕，大起大落。对这段历史，特别是对二战的历史的认识与清理，应该说是战后德国人民最艰难的课题，这不仅是德国一贯理性传统的需要，是一贯自尊地位的需要，更是重返国际大家庭的需要。能不能以国际社会公认的理性取代狭隘的民族主义，能不能坚决地批判、否定这段历史，深刻检讨野蛮政权出现的原因，坚定的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努力获得，特别是获得曾经被自己不公正地对待过的民族的认可与理解，甚至谅解，这是德国民族能否重新站立起来的重大问题，也是重返国际大家庭的必要条件，德国人民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也正是这个原因，德国对战争根源的清理是坚决而彻底的，他们在宪法里面坚决摒弃纳粹时期的暴政统治，坚决杜绝这种曾经弥漫一时的民族纳粹主义，通过法律与法规的坚决措施，防止这种思想的再生与蔓延；在国际上坚决地正面肯定并赞扬各国反纳粹暴政的斗争；对纳粹时期的受难者，采取了坚决的谢罪态度，并承担起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一切经过了持续的努力，最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今年，德国领导人甚至被邀请参加了盟军各国所举行的一系列的重大军事纪念活动，参加一系列的纪念集中营死难者的仪式。这一切，让人们感到那一页丑恶血腥的历史，由于几代德国人的努力，确确实实已经翻过去了，可以说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认可与赞同。

但是当我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时，我发现，第三帝国的故事并没有消失，它们还在我们的身边，只不过已经是一种回顾与反思。

我到柏林，下榻于勃兰登堡门附近，勃兰登堡门是柏林市的象征性建筑，类似于我们的天安门，它位于柏林市的中心，也是当时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法国、英国、俄罗斯的大使馆都汇集于此，美国大使馆也正在修建。由于德国的国会大厦也在这里，无疑这里是德国的二战纪念物最集中的地方。

首先，是一些第三帝国的建筑物引起了我的注意，其中有戈林的空军部，还有戈培尔的宣传部，这些建筑至今是政府机构的所在地。引起我注意的是，在这些楼前都置放一个有机玻璃的立柱说明，这个玻璃档里展放每一个在这里主政的主官照片，从上往下看，最后一个就是戈林和戈培尔——完全是着军服、未加任何丑化的戈林和戈培尔的肖像。这令我惊异，在我的眼睛里，他们是应该被湮灭的，或者是加以丑化的。但这里不是，就是完完全全的正面的照片。顿时让我感觉到，在德国人眼里，真实就是真实，真实的东西具有最大的说服力量，人们可以否定一段历史，但任何人也不能否定一段时空，不能让一段历史出现空白。

当年的空军部与宣传部的后面，就是著名的希特勒灭亡前夕的地堡。希特勒如日中天之时，他在这条大街上频繁检阅纳粹火炬队伍，检阅党卫军，检阅高呼着口号的狂热群众，这些党卫军与群众随后冲向犹太人区，冲向图书馆。当盟军打到柏林附近时，他们在这个地方修建了一个地下工事，希特勒一直龟缩于这个地方，1945年的4月29日，他在这个地方自杀，并被汽油泼身焚烧。据考证，这个地方现在是一个为楼内居民的幼儿玩耍的沙堆。

就在这个地堡的后面，就是刚刚完成的举世闻名的犹太人纪念碑群。这处纪念碑群就在柏林市的中央。一片高高低低的水泥块，无言而沉重，凝重而惊人魂魄，也许是在体现那些遭受迫害而中止了生命的犹太人的年龄，也许是在诉说他们所经历的苦难……人们用这些简单而无言的雕塑，表达了那个压抑的年代，那些被压抑的人性，那个被疯狂和野心所压迫的世界。每天到这里来参观的人很多，他们在水泥块间走过，在柏林的心脏地区走过。

附近就是盖世太保的地牢，这个地方的建筑物早已炸毁，至今一片废墟之上空空荡荡，就在当年的水泥碎块上，清理出了一个半地下的地沟，筑起了一个完全用木板搭起的纳粹地牢罪行陈列长廊，里面以统计资料详细地记录着在这里死亡的犹太人、社会知名人士、反战人士及其他反纳粹人士，也有一些正直的德国军官。我们所熟悉的季米特洛夫，由于国会纵火案的牵扯也曾经被拘禁于此。两个黑头发的犹太人担任讲解员，他们向参观者散发资料，天天如此，无一中断。在他们的讲述里，那些被残害了的生命重新站立了起来，恢复了人的无上尊严。

说起季米特洛夫，人们自然就想到了那桩“国会纵火案”，那是纳粹党徒们为了进一步地加剧紧张局势、绝对集中权力和对人民的控制，而故意制造的一桩阴谋案件。据说在戈林的住所内有通向国会的地道，放火的人从这里钻到国会放火。随后，希特勒党徒就将此事栽到了一个荷兰共产党员范·德鲁贝身上，继而又栽赃到当时的共产国际，拘捕了季米特洛夫。在公开的审理法庭上，季米特洛夫要为自己辩护，这个演说之所以永留至今天，就是这个精彩的辩护彰显着正义与力量。季米特洛夫是个理论家，也是雄辩家，语言严谨尖刻，锋利坚强，正义而庄严，他在法庭上严厉批驳了法西斯的阴谋，揭穿了纳粹的动机，向全世界的人们发出警告：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横行与野蛮时期已经到来，人们应该警惕法西斯。他所体现的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与卓识，丰富的斗争经验，还有他的斗争与勇气，成了所有共产党人的楷模。

这个国会大厦，就是苏联红军1945年5月2日攻克、插上旗帜的国会大厦。当年的苏联红军，在这个小小的地方牺牲了几万人。现在这里仍然是德国国会所在地，不一样的是今天成了人们可以游览的地方，不论你是哪里来的游客，都可以从它的正门进去，一直走到那个透明的巨大的圆形拱顶，每天来参观的人很多，要排队，足见这个地方具有的吸引力。

在国会大厦前面，有一座苏联红军纪念碑群，是柏林所有二战胜利者纪念碑中最大的。背面是高大的金色拱形围廊，中央站着一个威武的红军战士，飘荡开的大麾，微微抬起指向国会大厦的手臂，显示着当年雄风，拱形的围廊前面是当年的T-34坦克和大炮。我们拾阶而上，迎面是两座棺木状的大理石台，紫红色的大理石上，铭刻着在那最后几天牺牲将士的名字。我细看他们的生卒日期，大多都是1920年后出生的，战死的日期都是1945年的4月末和5月1日或者2日。算算他们的年纪，无非都是20出头的小青年。他们都生长在苏联刚刚成立的艰苦岁月，随后又是艰苦的自卫战争，他们一直在硝烟中成长，在泥泞中跋涉，生活没有对他们展开一次轻松的笑脸。就在胜利即将来到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殒灭了。仅此一想，就让人顿生无限感慨。我曾久久在勃兰登堡门徘徊，每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总看见有三五枝艳红的玫瑰放在大理石的上面。我想，人们对他们的悼念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隔膜，更多的是对年轻生命的惋惜与爱怜，更多的是对战争的诅咒，对和平的呼唤。

国会大厦前边有几块紧挨着竖放的黑色大理石片，朋友说，这是希特勒上台后镇压的一个小党派的几个领袖的纪念碑。上面有名字，也有生辰卒日。这是一种别样的纪念碑。今天的德国充分肯定每一个在希特勒暴政时死难的人物，就在今年，德国政府为当年刺杀希特勒的几名军官举行了纪念仪式，这个以国家总理主持的仪式，为这几名军官正式恢复了名誉，表彰了他们在难以置信的险恶条件下敢于主持正义，敢于坚守一个德国人应有的尊严的勇气。

现在的德国注重事实，在对待希特勒暴政的问题上，政府不加隐瞒地公开所有的材料。在勃兰登堡门附近，有一个德意志教堂，这里展放着第三帝国的几乎所有的资料，希特勒是怎么上台的？上台的他采取了什么政策？这里都有不加遗漏的说明与注解。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上台时所得到的选票大大领先于第二位的政党，上了台的他用一些口号引导德国人民走向了狂热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道路，最终引导人民走向了战争。在这些展台上，你只要拿起麦克，就能够听到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声嘶力竭的、歇斯底里的、鼓动性极强的讲演。在一些展台上，展示出当时的人们接近狂妄的狂热心理。其中的一个建筑物是，人们希望在勃兰登堡的旁边建立一个为希特勒演讲与群众游行的巨型会场，这个设计所透出的是当时陷于自大狂中的德国设计师的心理热度已接近疯狂。

也许德国人民知道，真实的、不加掩盖的事实具有永远的力量，能够让人民记住那个疯狂的年代，能够警惕、能够自觉地防止那种目空一切的疯狂。或许在他们的思维中认为，能够直面历史，分析历史，批判历史，能够在大众面前公开对于历史的批判态度，需要更真实的勇气，需要更真实的坦白。今天的德国坚定地否定那段历史，但否定的前提是不隐瞒那段历史，而是让那段历史永远保持真实，它们永远具有让人民警惕，让人民警觉，让人民思考的力量。

的确，这段历史过于沉重，这是几百万德国人的生命换来的，是以德国历史所积累的所有荣誉与财富换来的。在这样的代价面前，无论哪个政党、哪届政府也不能将其从时间序列中抹煞掉。无论是美，还是恶，既然出现过、存在过，都只能客观地对待它，不能让它变成一段历史的虚空。

正如德国的许多城市那样，德国人有意识地保留了一些在二战中炸成了废墟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仍旧顶着黑色硝烟熏染，支撑着残破的身躯，矗立于大街上。柏林萄恩策因街上有一座德国皇帝威廉纪念教堂，这是威廉二世为纪念他的祖父，于1891-1895年间修建起来的，这座高大雄伟的教堂，已经被二战的炮火炸塌了尖顶，大门已经不见，徒有四壁支撑，内部的装饰除了壁画以外全部荡然无存，墙壁上的炮弹孔、子弹孔累累不可胜数，用残垣断壁来形容它恰如其分。

在它的周围，人们建立了最现代化的欧洲中心、柏林全景电影院，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替代它的功能的、带有塔楼的镶有蓝色玻璃的八角形新教堂。这些现代建筑物与残破的威廉纪念教堂，形成了一个反差十分强烈的战争与和平的对比。历史就是这样平铺直叙地摆在德国人的面前，当然对那些历史学家、政治家也是一个提醒：一个错误的、狂妄自大的价值取向，可能对社会与人类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

二战后的柏林最显眼的纪念物是柏林墙。对于这段墙的建立与拆毁，也许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现在与将来还会有不停的争论与探讨。但是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柏林曾经是二战后两个阵营立刻严峻对立的冷战场。这场对立与冷战导致人为的隔断不仅直接隔断一个民族的联系，隔断一个国家的完整，而且直接隔断了一个城市的居民生活。同在一个城市曾经水乳交融的居民，始终有骨肉与亲情的联络，突然被一道墙隔开，变成互不相干的两个世界。

二战结束后，美、英、法、苏将柏林分成了四个部分，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美、英、法三块占领地自然融合，而苏联所占领的地区则越来越与其他的地区分隔开来。出于极端的冷战思维和对立，这种隔离的局面自1948年就开始了，苏联于1949年5月完成了对西柏林的封锁。于是本来就处在东德地区的柏林，分成了两个世界，西柏林干脆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东德之中的孤岛。这个封锁线不断完善，到了1961年东德开始沿隔离线建立了一道2米多高的水泥墙，将西柏林完全地围到了一堵墙里面。为了让“墙”实现隔离目的，就要用士兵看管，一用士兵就要用武器，一用武器就免不了血腥。为了防止人们越过这堵墙，东德士兵建立了巡察哨和岗楼，士兵可以射杀那些企图翻越这堵墙的人。由于种种原因，那些想到西柏林的人，成了士兵无情的射击物。每一个死在这堵柏林墙下的人，就成了柏林人民心上的一道伤口。

应该让对话代替对峙，让冷战不要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个道理要经历许多时间与教训，才能够为人所共识。

柏林墙于1989年11月9日打开放行，1990年圣诞节勃兰登堡门通行。柏林墙不应该再存在了。拆除柏林墙那天，几乎全柏林的人，拿着尽可能拿到的工具，用刀，用锤，用钻头，用斧子，用铁棒，在坚硬的水泥墙上发泄着自己的愤怒和城市重生的欣喜。一些年青人甚至爬上了高高的勃兰登堡门，高呼着，狂欢着，那是一种彻夜的狂热。

随后这堵柏林墙被切割成宽1米5左右的水泥块，一共99块，立在了柏林的各个角落，其中一块上画着一个戴着皇冠的君王滑稽形象。

柏林墙也制造出了许多故事，我参观了查理检查站和波茨坦桥。

查理检查站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的一个出入口，每个进入东、西柏林的人都要在这里接受东德士兵十分严厉的检查，也有不少人在这里成了冤魂。现在的查理检查站成了一片废墟，废墟上十字架林立，黑色的十字架上贴着死难者的照片，上面有他们的名字和死亡时间。这样的十字架也矗立在国会大厦附近，其中有一个出生只有十个月的孩子。

查理检查站仍然保持了原样，只不过人们在检查站的街头立起了一个高高的告示窗，告示窗两面分别是两个士兵的头像，面向东方的是一个年青的美国士兵，面向西方的是一个苏联士兵。这个建筑的意义在于暗示到了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另一个世界。这个告示窗据说是后来的人们立起来的，我仔细看看，发现两个士兵都十分年青英俊，鼻子上都有淡淡的雀斑，乳毛未脱，军装严整得无可挑剔。除了军装的区别之外，都是我们所高兴见到的诚实、可爱、有教养的青年。但是他们在这里承担了一个他们力所不及的任务。

另一个地方就是波茨坦大桥。从桥所横跨的湖面旁望去，那真的是一幅美丽的风景，一栋栋美丽的古堡，一片片草地，高高的树木投下重重的阴凉，湖中心，一道铁桥横越而过。这座大桥就是当时东、西柏林分界线的一部分，至今在桥的中央有一条白色的横线，一边属于东柏林，一边属于西柏林。虽然是桥，当时却没有通行的人们，平常两边总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只有一种人可以从这里走过，那就是东、西方在这里交换的人质。很多我们冷战时期的电影都拍摄到这里戏剧性的场面，我们所知道的U-2驾驶员，还有许多知名与不知名的间谍，在这里被交换。那好像是一个游戏：东、西方的人员在经过仔细的讨价还价后，确定了交换的时间与程序，按照预定的时间，两边的人员到达后，开始人质的交换。被交换的人质要同时到达中心线，并且要同时越过中心线。我是一步步从桥的东头走到西头的，走到中心线时，我认真地看了看，当年那些被交换的人员走过这里，就从此摆脱了囚禁。

波茨坦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著名的“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里的一个被稻草覆盖的别墅里召开的，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在这里唇枪舌剑，决定对德国的分割与处置方案。也就是在这里，他们共同向当时还不知死之将至的日本战争狂人发出了敦促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这个公告写得口气意外的平静而温和，日本人哪里知道在这个公告后面还有些什么。当日本狂妄的军人和政客们再次傲慢地给予拒绝时，他们把原子弹引向了自己的国家。

在离开柏林前一天，一辆汽车从路面驰过，我发现上面赫然书写着一个公式，定睛一看，是爱因斯坦的那个著名公式。朋友告诉我，今年是爱因斯坦年，走到住所附近，原戈林空军部现建设部的大楼上也挂出了一道横向的标语，上面写着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我相信，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每一个人的才华与智慧都不应该被掩盖与湮没。”

在柏林，名为爱因斯坦咖啡馆的，据说有好几家。可能当年爱因斯坦都曾经不经意地在路过的地方品过咖啡。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曾经长期在柏林从事教学与研究，1936年，当法西斯主义日益猖狂之时，他以一种厌恶的情绪离开这个国家，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是今天的柏林人没有忘记他，柏林人以他为自豪，以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而骄傲。他所驻足过的咖啡馆，都成了对他的纪念。

德国人什么都没忘记，无论是曾经的黑暗还是曾经的光荣，包括每一个生活在柏林的人。他们相信在记忆与反思之中，会有他们的未来，一个理智的未来，一个充满了理性与光明的未来。一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的历史，能够批判自己的历史，能够坦白自己的历史，并坚定地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与营养，足以证明这个民族的魅力和智慧，让人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