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1期 今年我们怎么办杂志　作者：本刊编辑部

许多读者关心我们杂志，想知道我们会不会坚持原来的宗旨和原来的风格。借新年致辞的机会，本刊编辑部全体同仁向读者说说我们的想法。

我们会坚持原来的办刊宗旨。本刊的宗旨，简单说来，就是实事求是地写历史，老老实实地讲真话。反过来说，就是坚决不说假话，一旦发现什么话说错了，坚决更正，绝不自作聪明，文过饰非。本刊编辑部诸位同仁的年龄大都不小了，或多或少都吃过迷信和盲从的亏，回顾平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少了一些，多少都有一些憾事。好在历史和生活教育了我们，让我们懂了什么才是中国最需要的，如何才能问心无愧。"朝闻道，夕死可矣。"实事求是，求真求道，这不仅是我们办刊的宗旨，也是我们做人的宗旨。

说真话，直面历史，意味着正视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这份经验教训往往自然而然地导出结论，指引我们今后的方向。数年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在新年致辞中表示对党中央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拥护之心，对发扬民主、执政为民的迫切期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但是未及完成。中共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认为这是合乎历史经验的正确主张，我们将锲而不舍地追随到底。

许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杂志报道面能够更扩大一些，增加历史题材，增加一些对民主人士、专家学者、华侨华裔、工商业者、宗教人士等热爱祖国的感人事迹的介绍，增加外国的可资我们借鉴的推动社会进步的经验、事迹的介绍。这些意见都很好，我们将努力去做。

加强与读者联系，密切与读者往来，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更多地与读者沟通，这是我们杂志今年改进工作另一个重要举措。希望广大读者更加关心与支持这个刊物，多加监督，多提意见，共同把这个刊物办得更好。

2004年第1期 兼顾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作者：杜润生

编者按：

本刊每年都邀请顾问和特约编委开几次座谈会，围绕着如何办好刊物，注意什么问题漫谈一番。在10月底的会上，年逾90岁的本刊顾问杜润生同志有一番精彩议论，特地整理出来，与读者共享。

《炎黄春秋》口碑很好。我碰上许多人，他们以为我参与编刊工作，都说："你们刊物办得很好。"其实我只是一个读者，每期都读。《炎黄春秋》以史为鉴，这个方针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的作用，在全球化的时代，改革的时代，用历史素材反映当代需求，启发人们的思想。

我希望刊物越办越好。我们要向神舟五号的研制人员学习，他们的工作非常完美、非常准确，我们编刊物，写文章，也要力求完美，精益求精。办刊物也是对社会的服务，服务好，有利于共产党改进领导方式，有利于我们的政权形成一个更好地为公众服务的政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们国家应"统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搞GDP拜物教。GDP增长，百分之七、八、九，还可以继续一个时期，现在要注意经济增长如何和社会发展相结合。重视社会发展，把它具体化就是重视人的全面发展。

我们的进出口每年都有顺差，每年都有积累，我们的工业以平均16%的水平增长，经济总体上是好的。但是，我们现在仓库大量存货，卖不出去。消费不足，供过于求。消费不足就是群众购买力低。谁的购买力低？这要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现在有三种人，有人叫他们"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他们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几万至几十万元。工矿区的产业工人年均收入七千元左右。还有一些低收入的群众，像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2300元，交了税收，除去来年的农业成本，剩下来可供支配的现金还不到500元。城里的失业工人一般每月只领取不到300元的补贴。我们的经济国内国外一片叫好，但是，已经产生了两极分化的苗头（吴象插话：不是苗头，是现实）。分化的差别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在向两极分化方向发展。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重视，必须更加重视，否则会使我们党脱离工农大众。

两极分化靠市场经济解决不了，市场经济本性是会促进两极分化的，谁有经济优势谁就过得好。因此现在应该强调一下保持社会公平，更多地关怀低收入群体，关怀弱势群体。政府要出面干预，利用自己的宏观调控职能调节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就是利用税收，利用社会保障基金，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利用种种经济政策，大力扶持贫困户和弱势群体。

现在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了，一是用公债收入建立城市社会保障基金，二是考虑给农民直接货币补贴，不是通过价格政策补贴，而是直接补贴。美国给农民每年补贴190亿美元。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应重视社会公平，关怀低收入群体。

我们提倡发展经济，必须明确是为了什么？是为谁发展？明确一点说，我们的发展就是满足人的需要，以人为本。关怀人，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和物质文化利益，特别是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使老百姓享受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不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还要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要参加政治活动，参与国事。我们要坚持国家主权在民，执政为民。非典时期的教训不能忘记。重视人，首先要重视人的生命，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不同于战争年代，打仗不能避免牺牲，现在是和平建设时期。生命问题，受教育问题，民生问题，民主问题，都要关怀到。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全人类自由发展的前提。要大力正面宣传这个思想。《炎黄春秋》应继续本着以史为鉴的宗旨来组稿，体现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个统筹精神。

我讲了上面这些想法，脱口而出，没有准备，语无伦次，如有错误，请同志们指正批评。谢谢大家。

2004年第1期 听谷牧谈亲历的几件大事　作者：张根生

谈建立特区和对外开放

2000年11月15日上午，我去深圳迎宾馆桂园，看望谷牧同志，首先问候他和夫人的身体现在好嘛？他笑着说：现在我还可以，我向你们坦白交待，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在家里每天晚上还打桌球。我跟你们说啊，在我们这把年纪，运动很重要。老伴的身体不好，得了一种怪病，吃什么都不吸收，现在靠打针维持，听医生说死不了人，但治不好。

当谈到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我说：你是参与中央决策，并亲自组织实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的。你对特区十分关心，直到退下来后每两三年还来看一看。听华国锋同志说，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对外开放，是1978年6月由你率领我国国务院代表团访问欧洲后提出来的。

谷牧同志说：这是党中央决定的我国第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欧洲。我是一位副总理，但到法国时是法国总理到机场亲自迎接，到其他国家都是国家元首接见。当时是谁提出组成这样一个代表团访问欧洲已记不清了，当时华国锋可能不敢先提出来，某副总理是不可能提出来的，但华国锋是赞成和支持的。我记得回来后邓小平先叫我去作了简要汇报，邓是很重视的。

我说据华国锋说：搞经济特区，是代表团访问回来后，向中央汇报时提出的，经中央研究后下决心搞起来的。谷牧说：访问回来后，由我亲自向中央汇报，当时所有的老帅都参加了，我汇报中提到了国外利用搞"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形式引进外资，发展工业和外贸出口后，叶帅、聂帅、徐帅先后发言说："谷牧同志到国外也看了，也说清楚了，过去我们只知道说自力更生，为什么外国能搞加工贸易，引进外资，而我们就不能搞呢？我看我们也应该搞。"几个老帅都很支持，中央领导人大多数人赞成，包括华国锋。

在谈到特区这个名称的由来时，谷牧说：特区这个名称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当时有几种提法：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还有免税区、开发区等。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吧。邓小平还说过，我不管其他人怎么说，"特区"是我主张搞起来的。

当谈到深圳特区建设初期时有的同志重视发展工业不够，着重铺摊子、建大楼，1985年底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指导思想时，他说：当时深圳市委有的人不太听招呼，只知道铺摊子，我找他们谈过话，说要扎扎实实抓好工业，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管理水平，要搞在国际市场上能卖的产品，有的人还听不进去。后来调整顿导班子是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的。

当谈到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最成功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农村的改革，一是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时，我说到华国锋说：任仲夷要求在大连也搞一个特区，中央叫你进行过考察，也同意在大连建特区，还研究好了方案，当时正准备提交中央讨论批准时，这时恰好有一位大理论权威从深圳考察回来说：深圳除了国旗还是红的，其他都变白了。这样一来就给放下来了。他笑着说：这是华国锋对你说的呀？他的记忆力还很清楚，当时确有此事。以后，我与这位大理论权威还面对面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写了一个对外开放的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时，胡耀邦看了后很支持，说给你批转这个报告，但那位大理论家却说，转发这个报告可以，但要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的名称叫"上海租界的由来"。那时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坐在他对面，我当即表示坚决反对。我说这个报告是主张对外开放的，怎么能附你那个意思完全相反的材料呢？我站起来说：上海租界的产生，不是上海道台的腐败，而是满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无能，如果是上海道台不听话，一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一个，两个不听话可以换掉两个，但这并不是上海道台的事。今天这样的事不可能出现，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但这个报告还是没有批转出去。

我国对外开放具有速度快、规模大、效益好的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五六年就走了三大步：一步是建立4个特区，二步是沿海14个城市开放建开发区，三步是建立了3个三角洲开放地带。不久又接着建立海南省大特区和建设上海浦东大开发区。现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吸引外商投资占到世界的第2位，国家外汇储备也占到了第2位。

谈华国锋

当谈到对华国锋的评价时，他说：华国锋是一个好人，在粉碎"四人帮"上有很大功劳，他不整人，他民主，不做坏事，他的错误主要是"两个凡是"。毛泽东给他写两句话，"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是不会突破的。他从一个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上来，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经济工作经验，从资历、能力、水平等方面看，让他担任总理和中央主席职务，是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情况。他当然不能和邓小平等人相比。

他又说：记得有一次中央开会，会议散会时江青说：谷牧留一下。我留下后，江青追问我为什么把30万吨乙烯工程放在大庆。我对她说：乙烯是以石油为原料的，把加工设备放在原材料产区，符合经济规律要求。但江青不讲理地说：我不懂也不管这些，我只问你是谁说的把乙烯工程放在大庆的。我对她说：我知道是谁说的，但不能告诉你。但江青硬是无理的纠缠，逼我说出来是谁定的。这时华国锋慢步走来说：你们在吵什么？我向华国锋说明了原由，华一句话就把江青给支跑了，他说：这是毛主席定的。江青一听是毛主席定的，夹着皮包，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了。江青这个人完全不讲理。

谈"二月逆流"

当谈到老同志应写回忆录，把经历的重大事情写下来，用以教育后人时，他说：我已在写，还没有写完，剩一点尾巴。但他补充说：写好后不准备发表，"束之高阁，传至后代"，我怕发表后踩了谁的尾巴。像"二月逆流"事件，现在活着的人就剩下我一个了，当时的说法是："三老四帅两帮凶"。（三老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指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个帮凶是指余秋里和我）谭震林文化水平低一些，但确实是一个硬汉子，那一次中央开会是总理主持的碰头会，上列9个人都参加了，当时大家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的反党、反革命行为极端愤恨，纷纷揭批他们妄图打倒所有老干部、反军乱军、停止党的活动，取消党的领导的种种罪行。谭震林气愤地说：很难得参加中央会议，既然参加了我就说几句，我恨我为什么活过65岁，使我看到现在这种乱糟糟的局面，今天把共产党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句话更不能外传，就是他说：我后悔我为什么跟着×××闹革命。我不干了!我以后还要上山打游击去，我说话就算数。说完就拿起皮包要走。这时周总理说话了："回来!不许走，今天会议上讲的话就到这个范围为止，一个字不能外传。当时徐向前元帅也怒不可遏，大力拍桌子（手都拍坏了），说：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反革命分子!到会的人都感到十分震动，当时周总理叫我作会议记录，这些话一个字都没有记上。

谈经济和计划

在谈到1976年的计划会议时，我说，当时是你主持会议，那时也是"四人帮"闹得最凶的时候，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等几个老副总理都不能工作了，只有你还能工作。他说：那次会议是地震救了我。当时"四人帮"指定李素文、吴桂贤、姚连蔚参加领导，会议越闹越凶，北有辽宁毛远新，南有上海黄涛，相互配合，矛头指向国务院，会议没法结束。谢富治的老婆、卫生部长刘湘屏，有一次还追着问我：为什么会议没有叫她参加。我说：计划会议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与卫生部没有关系。当时"四人帮"有计划地进行一系列阴谋活动，一开始是批"条条专政"，后来矛头指向国务院务虚会，一部分中央的领导权，实际被"四人帮"篡夺了，华国锋很为难，没有办法结束。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我对华国锋同志说：会议必须结束，我要到唐山去组织救灾。华国锋说：会议怎么结束法？我说很简单，你只需要简单地讲几句话就行了。华国锋说：那么我们开一个很小的会，就你和我还有纪登奎参加。当时我给华国锋起草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第二天晚上，由华国锋简短地讲了讲，会议就结束了。是大地震救了我。

"周总理是一位很有远见的伟人。"他接着说：记得1974年的一天，我与他乘飞机到哈尔滨，在飞越渤海湾时，他要求飞行员绕着沿海的港口飞了一圈，他对我说：世界上各发达国家，都是利用港口开展贸易活动的，因为海运不需要修铁路、修公路，运输量也大。中国过去被西方包围，不可能利用海上运输开展对外贸易，现在条件允许了，你要注重加强港口的建设，并且明确分工，以秦皇岛为基点，叶林向北，你向南，利用3年时间，将沿海港口建设好。我将秦皇岛到防城宜建港口的地点都跑了一遍。1974年前，全国只有60个万吨码头，到了1976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增加了一倍。在1975年底周总理病危期间，我还亲自向他汇报说：总理啊!全国的港口建设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总理听了很高兴，并且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下了他一生中作的最后一个政令：他要我注意抓航空港的建设。但是，在那时这是不可能的。当时的机场和民航全部由空军负责管理，空军司令员不可能听我的。但我又不能不传达，于是我在国务院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要加强空港的建设。

注1：2003年8月4日，我去北京华国锋家看望，曾经问他1978年派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考察，是党中央谁先提出来的？他说那时中央已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重视了解国外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情况，这一年曾派两个代表团去西欧、日本考察，我提出来经中央讨论同意，并确定谷牧为团长。

注2：这个代表团成员包括：钱正英、叶林、彭敏、张根生、王全国、杨波。

2000年12月

2004年第1期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　作者：吴欣峰

《炎黄春秋》2003年9期上刊登《谈谈为尊者讳》一文说："《彭德怀自述》中多有彭德怀对各个时期是非得失的检讨，唯独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只字未提。"好像是说在这次会上彭德怀"整"了刘伯承、萧克、李达、栗裕等人。

笔者当时在林彪那里担任秘书，也是林彪那里的唯一秘书，清楚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的情况。请允许我来个毫不忌讳，秉笔直书。

背景

为了便于说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问题，这里笔者先将几个有关领导人物的情况简介一下。

林彪，作战有力。特别是解放战争在东北战场，显示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全国胜利后，称病拒绝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小病大养，韬光养晦，窥视方向。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

高饶反党联盟揭发后，披露：高岗曾拉拢过林彪，事成之后，由林彪当总理。后来，好像林彪由被拉拢者变成了"揭发者"。粉碎高饶反党联盟之后，1955年，林彪由中央委员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经毛泽东主席提议，被选为中央常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位在彭德怀之上。

彭德怀，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军委副主席，40年代的中央政治委员，长期担任指挥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重任，屡建军功。全国胜利后，担任志愿军司令员，赴朝作战，艰苦卓绝，又立新功。

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毛泽东主席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不愿接受，请求回西北地区参加经济建设。毛主席一听，顿时正色说：让你担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已经可以了，还要怎样？！彭德怀本来是谦让，一听毛主席是这样看法，立即表示：我接受分配，我接受任务。

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首先提议将各位元帅都提为军委副主席（1959年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又都弄下去，只有林彪一人担任军委副主席；在罗荣桓元帅力争下，经毛主席同意，才又保留了贺龙副主席。林彪对此忌恨在心，以后制造事端，将贺龙迫害致死）。

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积极而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建军思想、建军路线，努力实现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但在一些具体事务处理上，也出现了一些分歧，例如有人提出建议：成立中南海文工团，以总政文工团为基础，再从全国各区调演员，彭德怀不同意。后来此事也就搁下了。

栗裕，德才兼备，具有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七战七捷，粉碎敌人重点进攻，逐鹿中原，淮海大战，解放南京、上海、浙江、福建……战功赫赫，作风谦逊，平易近人。解放后担任华东军区代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饶漱石抢着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据说饶为排挤陈毅，有意拉拢栗裕。高饶反党联盟被揭发，曾说饶漱石拉拢栗裕。栗裕作风正派，好像没有被拉拢。不久，栗裕调任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

林彪提出反军事教条主义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从1958年5月5日开到23日结束，接着是中共五中全会。26日，八大代表和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一天，5月28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始。

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先讲话，他谈了形势，以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开好这次会议。具体议程：一、如何贯彻总路线、大跃进；二、检查军队在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三、军队怎样贯彻"四大"，进一步开展整风；四、战略方针、战争准备，组织编制，科技研究等。

林彪在发言中提出反对军事教条主义。

林彪5月2日从上海回到北京毛家湾住地，回来参加八大二次会议。刚回北京几天，×××上将来探望，谈话中说到军队有教条主义，训练总监部、军事院校都存在。谈到具体例子，就是内务条令中礼节繁琐，连我这个上将去见领导，都得手举到帽沿上，口里说着姓名、职务……一长串报告词，还得说："可以进来吗？"军事院校教员讲课条条多，什么"一、二、三、四、五，……扁担架括弧；大A、B、C、D、E，小a、b、c、d、e……太烦人。"其实，这些都不是大问题，都是比较容易纠正的。

林彪听了，却很惊喜，如获至宝；要×××上将搞个书面材料来。林彪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第二天来到我的办公室询问：×××送来"材料"没有？我说没有见到。林彪说：你打个电话催一下，让他快把材料送来。刚说完，又改口说：不，还是我打电话直接找他。说完，口里念念有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我预料军队领导上要出事，果然出了事，出了教条主义！

林彪获得有关"军事教条主义"的材料后，立即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毛主席办公室，最好是找叶子龙，就说我要去看看主席。"我遵示打电话到毛主席办公室，叶子龙不在，接电话的是罗光禄秘书，我向他作了报告。他说："等我请示了毛主席后，再通知你。"

林彪急着要去见毛主席，下午又到我的办公室询问，我说还没有回音。第二天，罗秘书来电话说："主席说，林彪同志不必专程来看望了，后天中央领导有接见，林彪同志可以来参加，一起见见面就可以了。"

林彪按时参加接见，趁机与毛主席交谈，向毛主席反映军队中有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出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并将有关"材料"顺便呈上。毛主席接过翻了翻后说：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但问题不严重，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我提出来的，中央军委讨论同意的。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林彪在会上发言，他神色有点紧张，声音变调，含沙射影，攻击别人，煸动情绪，暗中伤人。他歪曲事实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有的单位把毛主席著作只作参考材料，有的连参考也没有列上！"林彪发言中还说："军队落后了"，有意影射彭德怀等领导。

林彪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策动反对"军事教条主义"，其内情有许多人不知。现引录林彪自己的话。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不久，在一次会议上，他洋洋得意地说："去年我回北京，×××找到我那里去，说刘伯承、萧克有教条主义。我得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很重要，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

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会议反应冷淡

与会人员对林彪发言反应冷淡，说："这就是中央副主席的发言？""军队落后了表现在什么地方？指出来嘛！""谁不会讲两句名词，扣上几顶帽子！""军队的训练、学习，向来是以中国的经验为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的。"

向苏联军队学习，是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提出来的。毛主席指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建设我军为世界上第二支最优良的现代化军队。""永远不要骄傲自满，一定要将苏军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改变我军的落后状态。"

与会人员说："在学习苏军经验的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如教员讲课条条多，队列、礼节方面的规定，由于我军长期以来不正规，所以一时适应不了，慢慢会习惯的。"其中有些是很容易纠正的，如谒见领导报告词，可以免去，不必兴师动众在军委扩大会议进行批判。

与会人员对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发言不积极，用邓总书记的话说："会议温度不高。"军委领导到会讲话作启发。毛主席曾到会两次讲话，一次讲军队要赶上形势发展，鼓足干劲，以总路线、大跃进的精神，做好军队工作。第二次讲军队要艰苦奋斗，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等，指出："我们有22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有什么不好呢？""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把供给制变成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薪金制、军衔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1955年实行薪金制、军衔制时，可不是这样说的，三年以后这样说，好像是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有意见。

邓总书记在会上讲了形势。在谈到反对军事教条主义时，他只是打了个有趣的比喻说：学习苏军先进经验，好比请客吃饭。别人请你吃饭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这埋怨谁？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的胃肠消化不好。这要坚持实事求是。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讲话，也没有提"反对军事教条主义。"他作为我军初创阶段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领导人之一，谈了当时党内、军内的一些情况，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一度没有当选为军委书记，是少了陈毅这一票，结果是陈毅作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当选为军委书记。工作了一段时间，陈毅感到吃力，于是，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主动提出由毛泽东重新担任军委书记。

以后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陈毅因负伤和江西根据地斗争需要，留下坚持游击战争，而没有参加长征。对此，陈毅说，他曾一度有所误解：认为是毛泽东"报一票之仇！"其实当时毛泽东也无权决定陈毅是否参加长征。

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坦诚交心，自我批评精神，博得了与会同志的热烈鼓掌和好评。他的发言摘要刊登在《会议简报》上，毛泽东主席阅后，写下了"陈毅是个好同志"的著名批语。在以后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陈毅遇红卫兵批斗，紧急情况下，他念了毛主席的这条语录，曾引起误会和不同的传说。这条语录产生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期间，而不是产生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化大革命"中陈毅参加了所谓"二月逆流"，正在受批判呢。

这时，训练总监部常务副部长萧克已被点名，犯有"军事教条主义"错误，正在检讨和接受批判。陈毅的发言中有一段专讲萧克。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陈毅是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师长，萧克是副师长。萧克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作风踏实，能吃苦，能和下级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受到全师指战员的好评。调离时，全师指战员热泪盈眶，挽留，恋恋不舍。

陈毅元帅的肺腑之言，一颗赤诚之心乃见，使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他讲话完毕，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加高"温度"，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高潮

军委扩大会议已开了二十多天，对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气氛冷清，成效不大。为了加高"温度"，改变局面，立即以军委的名义通知，扩大会议规模，从各大军区和军事院校，抽调一批大校、上校军官来参加会议。与会人员由400多人，猛增至1000多人，原开会地点军委三座门礼堂坐不下来，于是会场由三座门迁移到中南海怀仁堂。

6月20日，会议转入第二阶段，着重掀起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热潮。提出会议可以效仿1957年整风、反右派的做法，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会外，指示训练总监部和南京军事学院同时开展"四大"，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推波助澜，与军委扩大会议相配合、相呼应。

以训练总监部批判"军事教条主义"为例，大字报铺天盖地，纷纷扬扬；其中大部分是指向常务副部长萧克上将的，他所承受的压力较大。

训练总监部的人员分成了两派，以萧克为首的一派，坚持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原则，既重视我军的经验总结和贯彻，也认真学习苏联等国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以加强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其中革命化以中国的经验、传统作风为主；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方面，向苏军学习先进经验。在学习和借鉴过程中，引起一些不同意见，甚至反对的意见，是存在的。

以副部长×××上将为首的另一派，主张实现我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应依靠中国军队已有的经验，反对教条主义地学习苏军经验，并认定已经出现了"军事教条主义"，还表现得相当严重。

训练总监部的大字报，矛头主要指向萧克。但萧克的人缘较好，态度和蔼，同情他的人很多。而另一派，批判"军事教条主义"的人数较少，但受到训练总监部以外，林彪等人的支持。

与此同时，军委扩大会议内，也"温度"升高，加紧批判"军事教条主义"，寻找斗争对象，树立对立面。

先是提到了刘伯承元帅，刘伯承以谦逊的态度，主动在会上作了检讨，自我批评较深刻，获得与会同志的好评，一次检讨通过，再无人追究。

进而提到萧克，萧克在训练总监部接受教育，又在军委扩大会上诚恳地作了检讨，也获得通过。

又有人提到李达上将，他曾担任过第二野战军参谋长，与刘伯承元帅共事多年。在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有人提出：李达很滑，这次不要让他滑过去！……但是抓不到事实，李达没有搞"军事教条主义"，只做了一般检讨，也只好通过。

最后，抓住了蔡铁根大校。他原是训练总监部的处长，后调南京军事学院，担任系主任。他执行向苏军学习先进经验的指示，但不承认有"军事教条主义"。他说："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是毛主席提出的，一定要先学，先学到手，然后再慢慢消化。在消化过程中检查有什么问题再说。……"他对林彪提出的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消极抵制。

蔡铁根在压力下，虽然也作过检讨，但通不过。遭到大会、小会的批判，以至于在中南海怀仁堂这个神圣的处所，众目睽睽之下，一些大校、上校们拥上讲台，将蔡铁根推推搡搡，将他的领章、军衔标志扯下来。

1959年林彪上台后，蔡铁根被降级转到地方安置。"文化大革命"中，旧事重提，蔡铁根被折磨致死，死得比较凄惨。

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字报上提到粟裕大将

会上大字报出现了批判个人主义、单纯军事化观点的问题。当时"大跃进"的形势，很强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敢想敢说敢干。所以，军委扩大会上有些人提出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一些事例，牵扯到一些将领。

有人揭发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乱搞男女关系，道德败坏，带有一贯性，"走到哪里搞到哪里"。这次参加军委扩大会，竟然把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舞伴宿，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不满，纷纷贴大字报和在小组会上提出批评意见，强烈要求领导上加以制止。此事还登载到会议《简报》上，说黄永胜工作上平庸，思想上暮气很重，但搞女人可有一手。

黄永胜是林彪的湖北老乡、老部下。笔者把黄永胜将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住所的事向林彪汇报后，林彪听了，有点不耐烦地说："那是小节，不足为怪，看人要看大节！……"叶群在一旁插嘴说："黄永胜为人聪明，他老婆项慧芳太老实！……"不知其中含有什么奥妙！

总后勤部系统的与会人员，对总后副部长邱会作中将意见很多，说他作风不好，有男女关系问题，说"他是满头青丝，花花肠子……"

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中将，在发言中对林彪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表示不满。他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和林彪在一个连队。那时，连队分大排、小排，我是大排排长，林彪是小排排长。连长不在我可以代替连长。林彪这个人心术不正，在东北时，他只管作战，整天在房子里，麻烦的事都推给别人。军队工作有罗政委和谭、刘，地方工作有高、陈等。但功劳都记在他名下，缺点错误都是别人的。他老婆叶群整天不工作，拨弄是非，和二毛子男女混在一起……当时在哈尔滨，我们有些高级干部找二毛子姑娘结婚（所谓二毛子，是中俄男女结婚生的子女），我也找了一个，却遭到林彪的不公正处理，我至今有意见！"

会上对总参谋长粟裕提出意见，主要有：说他"军事上行，能指挥打仗，战功很大。但政治上不行。"有的大字报只写几个字："总长，总长，只抓业务，不抓思想！"有人听他说过："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这大概与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汽车太少有关。粟裕还提出：不当总参谋长，要求下放。

会上有人提出"将帅不和"

军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又有人提出粟裕"告洋状"。这个问题好像题目挺大，但内容很少。粟裕曾到苏联访问，在与苏联总参谋长对口会谈时，交流了两国总参谋部的一些工作情况和做法。在会谈过程中，粟裕曾提出：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请苏联总参谋长介绍一下苏军的经验和做法。不知是翻译文字语言上的原因，还是对方没有正确理解，苏军总参谋长听了回答说："这个问题提得不正确，国防部与总参谋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再没有具体解释。粟裕听了，也没有再说什么。粟裕是总参谋长，又是国防部副部长，不会不知道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关系。

从"总参谋长连批一辆汽车的权力都没有"，"告洋状"，要求下放等几件事说起，会议上一些人鼓噪；"将帅不和"。要求搞清，要求检讨，要求大会批判。

鼓德怀元帅一身正气，个性直爽，疾恶如仇，从善如流。听到会上有人鼓噪"将帅不和"，明知有许多事情与事实不符，但还是忍耐着。他好像看出：有人想故意把事情搞混，把问题拔高，看"笑话"，获渔人之利。

随着会上要把"将帅不和"的问题搞清楚的呼声越来越高，初经"四大"滋味的彭元帅，直性子人忍不住了。他说："那就扯开，看看我这个恶婆婆有哪些丑行？"这句话里有严于责己的方面，但是好像欠缺全面考虑。扯开干什么？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在党小组会上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小题大做，只能产生内耗，伤害同志感情，将帅两败俱伤，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当时在干部配置上，与前后也有些不同。在彭、粟之前，是周总理兼管军委工作，徐向前是总参谋长，没有到职，由聂荣臻代理。到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增设了军委秘书长一职，经毛主席提议：黄克诚任军委秘书长，粟裕任总参谋长。总参的事、军委的事是各有分工负责的。在粟裕之后，经毛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担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1959年林彪接任后，罗瑞卿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

粟裕大将作检讨，仍然坚持下放

军委扩大会议发展趋势，好像对粟裕、彭德怀都不利，是何原因？

继刘伯承、萧克等大会检讨之后，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自我批评，检讨中表现出他的高尚风格。他不仅检讨了近几年来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而且还把历史上的缺点，犹如布袋里倒核桃似的，哗啦哗啦，全部亮了出来。例如，在华中地区工作时，群众挂他的画像，没有制止；建国初期，在华东地区工作时，对陈毅同志支持不够，等等。

粟裕检讨后，会议上再没有提什么，获得通过。陈毅听了粟裕的检讨后说："自己检讨好，自己不说别人不好讲！"

粟裕检讨后，仍然坚持要求下放。"下放"是当时的新兴名词，与"将军下连当列兵"，都是光荣的。会上有人质问粟裕：是去当团长还是当师长？陈毅曾写道："干部下基层，发动大建设；生根而落户，实际干改革。潜力猛发掘，生产开新页。岂仅为精简，下放路子阔。思想大革命，辉煌入史册。"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从5月28日开始到7月22日结束，共开了50多天。会议结束不久，粟裕被调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保留国防部副部长职务。以后升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总参谋长一职，经毛泽东主席提议由黄克诚接任。如果粟裕当时是元帅军衔，好像会又有一番光景。当时条令规定：国防部长有权批准师级干部的任命调动。军级任免总理批准，兵团以上干部任免要经过主席批准。所以，粟裕调动是他本人要求，主席批准的，不是国防部长彭德怀任免粟裕的职务。

会后，军委决定撤销训练总监部建制，另成立训练部，归总参谋部领导；新任部长李作鹏中将是林彪的老部下，萧克被调离。原训练总监部两派，看起来好像争论很激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势不两立；军委扩大会议一过，好像时过境迁，云雨消散，分歧也不大。为什么争论那么激烈？这与1957年以来整风、反右、"四大"，以及"大跃进"、"敢想敢说敢干"……的形势有关；又有人从中策动，添加"佐料"，推波助澜。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无限上纲，好像与过早提出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有关。

粟裕的职务降低了，彭德怀的地位好像也不牢固。从这次军委扩大会结束时，全体与会人员合影大照片看出：彭德怀坐在靠边的位置，没有坐到按惯例应该坐的座位上；而林彪却坐到了紧靠毛主席的座位上。

责任

彭德怀名义上主持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他应负哪些责任？

一、被动。上有毛主席，毛在刚结束不久的八大二次会上不指名的批评彭，彭也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看法。毛之外，又有了一个刚升上来的中央副主席林彪。笔者认为论德、才、资和贡献，提彭为宜，但提了林。彭忠心耿耿，但好提意见，上边不喜欢。提个"病员"似乎好驾驭，岂知，欲望更高更大。"欲取之必先与之"，不仅是"借钟馗打鬼"，欲取而代之。一上来就抛出了个人崇拜的糖衣炮弹，这一"法宝"十分厉害，十分了得！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好像要让"贤"，"无意苦争春"，显得被动。

二、会议没有按原定议程进行，而是顺着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趋向发展；彭德怀好像也无法掌握和扭转。50多天的会议，就是批判"军事教条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反来复去就是那么几件事，几句话。

三、实际上，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人民解放军的日常训练、战备任务，已经作了很大更改，主要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思路开展。毛主席说：以钢为纲，纲举目张。"钢铁元帅升帐"了，部队就停下训练，以人力、物力支持大炼钢铁。毛主席说：以粮为纲，纲举目张。大办粮食，"粮食元帅升帐"了，部队停下来训练，又以人力物力支援农业。

毛主席说：大写诗歌好，全国军民都来写诗歌。部队放下训练，坐在那里写诗歌。

彭德怀不愧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开国元勋之一，优秀的共产党人和军事指挥员，人民解放军的楷模和统帅人物。杨尚昆曾经写文章评价彭德怀："他临阵对敌的雷霆之威，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忱，政治上的松柏之节，生活上的冰霜之操，和作风上的朴实无华，使他不愧为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的表率，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革命元老续范亭称赞说："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毛泽东称赞说："谁敢横枪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粟裕，和彭德怀一样，也是立有赫赫战功、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统帅人物。在以后的年代里，受到林彪的压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用，没有发挥他应有的作用。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相应地避免了某些"政治漩涡"。他的一生，用实际行动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他自己描写的那样："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

2004年第1期 胡耀邦为“61人案”平反急如星火　作者：曾彦修

一

在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的李锐序中说："耀邦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抵制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曾拒不交出一、二、三专案办的档案材料。这是何等困难、何等严峻的局面。耀邦另起炉灶，对大、小案件，由中央组织部单独进行调查，一一落实，取得成功。"但戴书对"61人"案只提及一下，我现在来做点补充。因为，这是一个特殊大案，被诬陷的人，有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几个中央局书记、省委负责人、党中央及政府部长等一大批人。

耀邦同志为平反这个冤案急如星火、迫不及待的情形我知道一些，我也曾为此事写过几次材料。我这个小小的晚辈，在偶然的机会中，掌握了可以完全推翻康生等的阴谋的具体资料，用句不科学的话来说，这真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这材料，从未见过报刊，但它无秘密性可言，是应该公开的。

此事发生在1978年夏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几个月，下边是一点经过。

1977年四五月时，即打倒"江青反革命集团"半年多一点的时候，于光远因事到上海。一天，他打电话到上海辞海编辑部找我，叫我下班后到东湖路招待所去找他，我去了。他问我的情况，我说，继续靠边，无事做，替大家抄写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不天天斗了。我告诉于，我写了两份材料给中央，不愿交邮，怕收信单位转给那帮人，这次正好请你回京交与叶帅。当时，邓小平同志尚未出来，中央领导人中暂时我只相信叶帅。

两件材料，一是关于张闻天的，一是关于康生的。我认为这二人的忠奸善恶，都应该由中央作180度的彻底颠倒才行。康生的事，于光远同我知道的是一样的，当天二人再回忆对证也是一样的，绝对无误。第二天我就把现成材料交到于手中了。

说来好笑，我当时的身份是很明确的：摘帽右派，应无任何发言权，"牛鬼蛇神"的定位，一点也未改变，而且我也没有想过会有所改变。因为那时"两个凡是"正叫的震天响，还会改变什么呢？不过良心驱使我急于写那个建议罢了。我建议中央彻底翻案的张闻天，是前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康生，"文革"大红人、军师、中央副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历史上第一个被这样称呼的）。这两人在延安时都是我的业师，也是我分别参加过的两个工作团的团长，而且康生待我是很客气的。但我对他们二人的印象和评价却截然不同。我这两份上书，于光远回京后看见情况完全不对，就把它们暂时压下了，现在看来压得很对。1978年6月，我见到邓力群同志，谈及这两件材料，邓也说，张一定会平反，但康的事情目前还不能谈。那时康生还在天上，"××体制"的人还在继续捧康，还在继续大镇压反"文革"的志士，如真把我这材料立刻交上去，我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二

1978年七八月间，我已经正式调到北京两三个月了，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小组工作，地点在东总布胡同东口的几间平房内。一天上午，我们几个筹备人正在开会，于光远的司机跑来找我说，于叫你立刻去他家，有要事。我打电话一问，果然重要。只好说明情由，负责人姜椿芳也高兴极了，叫我立刻去。到于的上房时，有四五个人在分头议事，很忙、很乱。于说，昨天下午看见耀邦，对他说起，我们手里有一份康生详谈"61人"案件的材料（是康生的供状，内容已告诉胡了）。耀邦听后，高兴得不得了，说："有这等事，太好了。"叫我立刻给他送去。但你已下班，又无电话（那时我住在招待所），材料一时找不着，只好请你来重写。耀邦急如星火，刚才又打电话来催了，请你现在就写。

我于是坐下立刻写，约20分钟就写好了，内容同上次我在上海写的自然一样。

这材料的题目已记不得了，大概是《康生谈薄一波等"61人"案的经过》之类。内容则永远记得十分清楚，大要是：

1948年旧历元旦（或初二），山东鲁西北阳信县的渤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请康生及中央土改工作团全体团员到他的家中吃晚饭。因为刘是回族，不能出席区党委的正式宴会。这次名为晚饭，因在冬天，考虑到康晚饭后要散步，所以大约下午三时晚饭就开始了。因此，饭后仍照常散步。康生忽然问大家，"你们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不？"未等回答，他就继续说下去，"这个同志资格老得很，是二十年代初的党员，是个回族同志。他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监，敌伪时期他照样在北平坐监，敌伪不知他是共产党员，糊里糊涂当他是普通刑事犯，他算活下来了。是日本投降后才出监的（最后一句记不清了，也可能是日降前不久，敌伪监狱已大乱，由党组织设法花钱把刘弄出来的）"，"他是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只要一谈起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按：此二句我和于光远反复对证，认为连字句都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印象特别深，康也就只这么讲了两句）"。"1936年夏，少奇同志从陕北到平津担任华北局书记后，当时革命形势一天天高涨，可是特别缺乏干部，有经验的老同志都在北平敌人的监狱里，这就是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61位同志。当时分析形势，他们再坐监下去，很危险，有几种可能：一是日本很快占领平津，这些同志就立刻会被杀害；二是蒋介石要把这些同志押到南京去，宋哲元欢送；三是宋哲元嫌麻烦，请求把这些同志送往南京去。所以，这批同志如不赶快出监，就很危险。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对共产党员出监的手续已不那么厉害了，只要登个脱党启事就行了。因此，有同志建议（听说这是当时华北局组织部某部长建议的），是否请示中央，让他们办一个出狱手续全都出来算了。刘同意了，请示中央，中央由张闻天出面也复电同意了，于是通知薄一波他们照办。但他们坚不同意登启事，不出狱，经多次催促，不愿用此方式出狱。"康也提到在狱外为此事奔走的徐冰、孔祥桢等同志的名字，康生说，"此事久久不决，华北局通知他们，再不执行就是个纪律问题了。"于是狱中决定先出来一个同志探听虚实，弄清楚中央的指示后才出狱的。（此事已记不大清了，也可能不确。）

我一会儿就写成了，于叫秘书立刻拿到单位打印。我说，是否找高文华同志看看，于说不必了，老年人怕记不清楚了。我也赶快说，高身体不好，一般他并不参加这个散步，不送好。我又说，还有凌云、史敬棠。于说，也来不及了，转来转去，又是好几天，耀邦立刻就要，我们二人的共同署名就有效了，耀邦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证明材料，所以特别高兴，要的紧。

不久，中央为薄一波等"61人"正式平反的文件出来了，后面正式附了唯一一个附件，就是于、曾二人所写揭发康生的材料全文，这个文件我当时看到了。后来编出的一本中央内部文件，省去了这个附件。这也是自然的，因为正文内已经引用这个附件了。

这件事情说明，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特别是重要的冤假错案上的决心、热情和恨不得有凭有据地立刻解决问题的心情，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这种事情埋没了是可惜的。耀邦办这件大事，是抢过来另起炉灶，加急为"61人"平反的。因为这里面"要人"很多，平反了他们，影响很大。

（2003.9.3）

2004年第1期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作者：徐　孔

1955年7月中旬，我从朝鲜回国休假，假期的时间没有作硬性限定。

因为兵团政治部的机构有所调整，我主编的兵团机关刊物《工作通讯》停刊，编辑部的人并入宣传部宣传科。我处理完停刊的有关工作以后，政治部主任丁莱夫批准了我回国休假的申请，并且对我说，你几年没有回国了，这次回去可以多休息一段时间。我准备利用这一次较长的假期着手写酝酿已久的抗美援朝的长篇小说。

回到北京以后，原联大文学系同学李兴华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给我安排了一间房。可是我动笔刚写了两章，就接到军区转来的兵团的来信，大意是说：兵团的肃反运动已经开始，如无特殊情况尽快返回参加肃反运动。

那时对政治热情非常高，对党的号召绝对是勇往直前的。我毫不犹豫地停止写作，立即动身回朝鲜。

直言相谏激怒当权领导

兵团部驻地在朝鲜西海岸的龙烟浦里。

我回到住所，最先见到的是原工作通讯社编辑部的郭游和杨平。郭游是直筒子脾气，说话不管不顾。我向他们两个了解运动的进展情况。郭游说："志愿军里哪来的反革命？大嚷大叫的火力倒挺猛，全是没有目标的乱开枪。"杨平这个年轻的见习编辑却是个内向的人，他只是红着脸笑，并不说话。

正在郭游高声大调地申明他的见地的时候，宣传科的助理员张山跑来了，一进门就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摇撼着说："刚才听丁海说你回来了，怎么不多休息一些时间！"我说："接到兵团的信，叫我尽快回来参加运动"。他说："是啊，是啊，运动一开始，工作更忙不过来了，你再不回来我真有些吃不消了"。论关系，我和张山是前后同学。他是1944年从敌占区北平出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华北联大学习的，我是1945年入华北联大的。他从联大政治班毕业以后就到部队搞宣传工作，有经验，笔头子也快。宣传科另两个助理员丁海和何秀敏都是年轻人，经验少，文字功底也差一些。宣传科长刘鸿飞原是县大队政委，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宣传科起草文件、编写教材等重要的文字工作主要靠张山。运动一来工作时间少了，一个人更忙不过来了。我回来可以分担一些他的工作。

张山又热情地问我爱人考学的情况和几个回国熟人的情况，但没有提到原副部长徐逸人。张山走后，我马上到宣传部长韩福贤那里销假。

韩福贤原来是政治部民运部长。在徐逸人回国以前就调到宣传部来了。徐逸人和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的关系一直不好，下边议论：丁主任是为了"改善"宣传部的领导，把不懂宣传业务但听话的民运部长调到宣传部来作徐逸人的顶头上司。在当时的部长里边，韩福贤的年纪是较大的，四十四五岁了。

我向韩福贤简单汇报回国休假的情况以后，韩福贤没有问我一句私事，就像在部务会上讲话一样，郑重地对我说："早回来好。肃清反革命分子是纯洁我们的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的必需的重大的战略任务。每个党员干部都必须全心全意地积极地参加运动。"又把兵团党委对运动的部署、要求和运动期间的纪律等作了一番交待。最后说："现在是运动第一。日常的工作由张山向你交待。"

当时，我的情绪很高。参加革命以后，历次运动---土改、三查、三反，我都是积极分子。我觉得，正像韩部长传达的那样，新中国成立不久，国内外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想颠覆年轻的革命政权，坚决地、彻底地肃清反革命分子，对纯洁革命队伍，巩固革命政权确实是十分必要的。我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肃反运动。

可是我第一次参加宣传部的小组会，就发生了使我感到十分不正常的现象，导致了我和韩部长的正面冲突。

那一次小组会是在宣传部的办公室召开的。参加小组会的有宣传科、文化科和电影放映队的全部人员。张山主持小组会，韩部长也参加了。

小组会主要是要大家揭发问题，发言并不踊跃，揭出来的也都是一些生活和工作上的问题，因为没有什么有根有据的重要问题，会场的情绪并不热烈。不料，小组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爆炸式的场面。

"爆炸"是由电影队一个年轻队员小马的发言引起的。小马揭发张山的一件事。说张山背地里讲丁主任的坏话，说听丁主任作报告是活受罪，尽说车轱辘话，反反复复、哩嗦，简直是对听报告的一种精神惩罚。

其实，政治部一些年轻干部背地里议论领导---包括丁莱夫副主任工作、生活上缺点的人，并非稀有现象，而且小马揭发张山的问题，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不料，坐在张山旁边的韩部长突然站起，把手上的记录本往桌子上一摔，红头涨脸地冲小马吼着说："不要再说了!这都是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挑唆的，他成心破坏领导和干部的关系!"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揭发张山问题却没来由的给原来的副部长徐逸人扣上一顶反革命的大帽子，使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过了一会儿，就有几个曾对徐逸人有意见的人，纷纷揭发"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罪行"。诸如：徐逸人态度粗暴，给他汇报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几次找文工团女团员打麻将，影响恶劣等等，虽然都是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但都提高到反革命活动的高度。

韩部长这爆发式的一声吼，虽然师出无名，但引导效果是明显的，我越想越觉得情况不正常。小马在会上揭发张山的不过是背地里议论领导的"怪话"，韩部长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而且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是为了保护张山免受群众的冲击？不是没有可能，张山一直是韩部长跟前的"红人"。张山这人我了解，他并非没有主见、人云亦云的人。他对韩部长的领导也有很多意见。而且语言尖刻，在下边讲韩部长的怪话比别人还"精彩"。但在韩部长面前绝对是谦恭的，韩部长向他布置工作时，尽管有些地方他不同意，但从不提出异议，总是严肃地虔诚点着头，好像他已完全领会，并坚决执行。所以韩部长一直把张山看成听话的、得力的干部。为了保护张山及时转移群众的"火力"，不是没有可能。问题是，为什么把枪口转向了徐逸人，而且戴了那么大的帽子？。

徐逸人这个人，在部长当中是比较年轻的，恃才傲物，对上对下的关系都不大好，尤其是对上，比如与丁莱夫副主任时常发生碰撞。但像韩部长那样的老同志，总应该知道，"反革命分子"是敌人，这顶帽子是不能随便扣的。特别是作为运动的领导人，更不能无根据地给人乱扣帽子，否则，就容易形成对运动的误导。韩部长那一声吼以后，不少人跟着"反革命分子"徐逸人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短地乱喊叫，明显地是走火了。

当时我是政治部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觉得应该向韩部长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一想到给韩部长提意见，心里又有些发怵。虽然韩部长来到宣传部的时间不长，但从不多的几次接触当中和过去在韩部长身边工作的人所说的情况，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韩部长这个人对上、对下是两副面孔。我这个人说话作事一向直来直去，最怕和这种人打交道，可按组织程序，反映对宣传部运动情况的意见又不能绕过韩部长。

不管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还是要说。

晚饭以后，酷暑难消。韩部长拿着一把蒲扇，坐在宣传部办公室旁边一棵大树下乘凉。宣传部办公室正在我的住所的对面。我来到韩部长身边，说："韩部长，我想对今天的小组会提点意见。"

韩部长冷冷地看着我："你有什么意见？"

我说："运动刚刚开始，如果没有什么证据就说徐逸人是'反革命分子'恐怕不妥当，特别是你作为运动的领导人，首先给徐逸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更不合适，容易对运动产生误导。"

韩部长的脸色突然变了，厉声问："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也火了，反问："你是部长，你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问你，为什么替徐逸人讲话？"

我说："我不是替徐逸人讲话，我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这个必要。我是对你和几个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提意见。这次运动是肃清反革命，不能把同志关系和工作、作风问题混淆成敌我问题。"

韩说："我们并没有给他做结论，定性他是反革命分子。我们说的是他的思想和言行。"

我说："韩部长，你和几个人喊出来的可是清清楚楚'反革命分子徐逸人'。既然没做结论，为什么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韩问："你说，他的那些言行是革命的吗？"

我说："是否反革命分子是个组织问题，必须有证据，单凭今天大家揭发的那些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能给人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吗？"

韩部长语塞，狠狠地一挥蒲扇，说："运动中的事用不着你管，你还是好好想想，交待你自己的问题吧。"

和我预感的一样，这次谈话不欢而散。

第二天的小组会，韩部长一反以往的惯例，不是先听大家发言，而是自己第一个发言，拖长声调说："有的人刚一回来，就对我们开展运动的情况横加指责，指责我们揭发徐逸人的问题是混淆矛盾。我们并没有给徐逸人定性，是揭发徐逸人有害于革命的言行。有的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低估群众的觉悟，自己跳出来表演。我们给他充分的条件让他表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韩部长的话刚说完，就有人喊："谁替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当保镖，站起来！"

我心里非常火，韩部长这明明又是在引导，不过是把枪口转向了我。徐逸人在国内，在朝鲜无法整徐逸人，就找我当替身。可能以为我和徐逸人关系较密切，整我就可以抓到徐逸人的某些东西。我问心无愧，和徐逸人之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就坦然地说："是我向韩部长提过意见。"我当然没有站起来，只是如实地把我参加小组会后的想法和向韩部长提过的意见详细地说了一遍。

我说明情况以后，多数人没有说话，但有一个人（名字忘记了）猛地站起来，怒冲冲地问："你为什么给大家泼冷水！领导号召大胆怀疑，大家揭发徐逸人，为什么你就打横枪？你和徐逸人是什么样关系，必须老实交待！"

这一来，进攻的焦点就点明了。

接下来，就有几个人要我交待和徐逸人的关系，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言行。第二天的小组会也是如此。

当然都没有什么"战果"，以后，改换内容，要我交待历史问题：包括我的家庭情况，从伪满到北平读书的情况，日本投降以后从北平到解放区情况等等。

提的问题不少，但这一次的小组会火力并不猛烈，我如实回答以后，几乎没有再追问什么。因为我写的自传和各个时期的历史情况包括证明人，档案里都有，入党以前，组织已做过审查，没有可质疑的地方。而且，我的直感告诉我，整我的目的不在这里。

我成了肃反的审查重点，被武装看管

专题揭批我的小组会大约开了七八次（准确次数记不清了），宣布我停职写交待材料，并说明，为了使我能专心地想问题、写材料，换个住处，不要随便走动，有事情和郭游说，需要办的事情由郭游去办。

杨平帮助我和郭游把行李搬到文化科最东边的一间简易房。利用搬家的机会，把我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收去了，包括采访和工作的记录本、国内来的一些信，报道的底稿等等。叫我交出日记，可停战以后我就不记日记了，当然交不出来，他们也没有深问。

搬到新的住处，我和郭游铺好床以后，各自坐在自己的床头。郭游显得很尴尬，闷了好一会儿，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粗话："扯他娘的蛋，宣传部的人谁不了解徐逸人！"这句话的含意很明白。但由于当时我们两人的特殊关系---他是受命监视我的，我是被监视的，他不能明确地说出对部里处理问题的不满，只能用一句没头没尾、含含糊糊的话向我表示他的态度。

当时，我心里更窝火。找韩部长谈话之前我预料到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后果，但没想到会采取如此反常的手段。谁都知道，徐逸人在抗战初期十几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学成材，是晋察冀有名的记者，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出生入死，他怎么会是反革命？即使历史上真的有可疑之点，他已调回国内，应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把疑点的有关材料转到国内他的工作单位，怎么能在朝鲜整国内的"反革命分子"，甚至找个替身来整他？

我和徐逸人在一起工作的时间比较久，关系也比较好，但都是正常同志关系。1948年，我调到兵团新华社分社当记者，新华分社由宣传部领导，徐逸人是宣传部的部员，彼此接触很多。当时，徐逸人是团级，我是连级，级别相差很大。但这个人可能因为长期做新闻工作，等级观念不重，行军道上，或在老乡家的院子里吃饭，我们常常凑到一起聊天，谈到高兴处，纵声大笑；有时也意见相左，争得面红耳赤。但他从不摆上级的架子，争过也就完了，1949年解放太原以后，他调到河北军区当宣传部长。抗美援朝以后，他又回到兵团到宣传部当副部长。部长魏泽南轮换回国后，就由他主持宣传部工作，1953年我由记者组调到编辑科主编《工作通讯》，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刊物的终审。不过他在工作上很放手，除了言论，其余的稿件都由我定，他签字付印，上下之间合作得比较顺利，其间也有过几次争论，有一回，为一篇重点稿，我觉得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他就是不同意，气得我把稿件摔到桌子上。他没有发作，晚饭后在山下散步的时候遇见我说："老朋友了，意见不一致，慢慢谈，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最终还是按我的意见签发了稿件。在工作上我们之间碰撞不多，在生活情趣上却相差甚远。他的兴趣很广泛，喜欢跳舞，也时常打麻将。而我的生活很古板，从来不跳交际舞，也不打麻将，和文工团女孩子坐在一起打麻将，我更觉得是"有伤风化"，从不沾边。所以，我和徐逸人的关系主要是工作上的，上下之间配合顺利也好，分歧、争论也好，都属于工作范围，沾不上反革命的边。我觉得，在运动中，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问题，都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乱说，更不能乱写。

心里窝火归窝火，材料还是得写。一个党员应该无条件地接受组织的审查。但交待材料送上去以后，遭到严厉训斥，说我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我心里明白要我交待的是什么，但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见风使舵，胡编乱造。所以第二次、第三次交待材料，都没有交待出什么新问题。使我奇怪的是，韩部长批评虽一次比一次严厉，却一直没有再对我进行小组批斗。后来，从郭游嘴里知道，小组正在批斗刘鸿飞。显然，郭游对部里的做法是有意见的。嘟嘟喃喃地说："这叫什么事儿，刘鸿飞那个老实疙瘩，说话就脸红，整他干什么？""从38年就打日本鬼子，到现在倒要把他打成反革命了！不就是和他（指韩部长）顶过几句嘴吗，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就往死里整人，这可肃的哪路子反！"

大约过了两周，终于通知我参加小组会。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经过两周"休战"，这一回肯定会加温，火力更加猛烈。我并不害怕揭发问题，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他们揭发不出什么。即使编造一些问题，没有证据，也定不了性。但怎样批斗，我心里却没底，群众运动中"走火"的事情太多了。反正硬着头皮挨就是了。

果然，这一次小组会气势很不一般。

一开始，叫我自己交待。我按照写过的交待材料说完以后，韩部长气得脖子都红了，愤怒地说："看你猖狂到什么程度！我们耐心地等待你，启发你，给你充足的时间，叫你交待问题，可是你不但不交待新的问题，反而写的材料一次比一次少。好像你没有问题，我们冤枉了你。你这不是猖狂地向肃反运动进攻吗？"。

接着就专门地"端正"我的态度。

"端正"态度，当然需要加强火力，拍桌子吼叫的，挖苦讽刺的，切齿怒骂的，攻势越来越猛烈。那时候的群众---包括我自己也一样，党的决定就是自己的意志。组织上确定这个人是重点，这个人一定是坏人，一定有问题，领导上要求端正他的态度，打掉猖狂气焰，那就必须穷追猛打，一直打到他的精神崩溃、低头认罪为止。

对这种情况我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不论人们怎样吼，怎样骂，我一句话不说。

这一次小组会一无所获。

第二天的小组会温度降了很多，没有大喊大叫。但问题却升格了。"反革命分子徐逸人"变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我成了"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明确地叫我交待这个反革命集团成员都有谁，成员之间、特别是和徐逸人之间进行了哪些不可告人的活动？我一听脑袋就炸了。对于整态度，大吼大叫、侮辱、谩骂我是有思想准备的，能够忍受，可是没有想到在运动中采取如此恶劣的手段，凭空捏造、栽脏陷害！我知道运动的老规矩，只要把你确定为重点，你就只有挨批的份儿。叫你交待什么问题，你不讲话不行，解释反驳更会招来更猛烈的批斗。可是我心里没鬼！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批斗的火力越来越猛，我心底的火也不住地往上窜。

几个人轮番吼叫，叫我交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也大声地回答："我根本不知道宣传部有个反革命集团，无法交待你们所谓的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有人厉声问："你说宣传部没有反革命集团，那么你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我说："这你去问韩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你问他，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韩部长怒吼一声："混帐！叫你交待问题，你反倒叫人来问我！"

马上就有人喊："打掉他的反革命气焰！""砸烂他的花岗岩脑袋！""叫他站起来！"

呼吼声中，电影放映队有个叫常烈的换机员，冲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从座位上提起来。此人个头不高，黑红脸，多年摇发电马达炼就一把好臂力，特别是两只手，硬如铁爪，他抓着我的衣领，两手关节狠狠抵住我脖子下的骨头上，疼得钻心。后边又有人怒吼一声："站直了！"向我后膝窝猛踢一脚，我站不稳，身子向前一仆，常烈当胸一拳。我的情绪也失去了控制，大声喊道："凭什么打人！没有证据，你们就逼供信，谁给你们的权力！"

可能韩部长觉得做得有点过火了，连连摆手说："放开他，放开他，叫他自己讲！"

常烈松开手，站在对面，两手叉腰，怒气冲冲地瞪着我。其余的十几个人也站在我的周围，怒目而视，在我周围形成了怒目金刚组成的包围圈。

这一次的小组会温度确实很高。揭批者怒火填胸，厉声逼我交待罪行。而我毫无低头认罪的"老实"态度，针锋相对地逐条辩驳，形成了短兵相接的交手战。

在这场搏战当中，有一个人---就是张山的态度很特殊，我早已注意到，从揭发徐逸人的"反革命罪行"开始，他一直没有发言，既没有揭发一条徐逸人的"罪行"，也没有追问过有关徐逸人的一个问题，只是低着头在笔记本上记录别人的话；在大家"端正"我的态度、又吼又骂、动手动脚采取激烈行动的时候，作为小组长，他没有参加，但也从不制止，脸色冷冷地坐在一边，真可谓是"冷眼旁观"。也许这就是张山为人的特点。他并不是分不清是非，不会看不出宣传部这种无凭无据地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闹剧后边隐藏着某些人的不正派的动机，所以他不参加批判者的行列。但他深谙运动的规律，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如果你坚持实事求是，提出和大家相左的看法，就会引起群众特别是领导者的不满，影响自己在领导心目中的形象。在这场不正常的运动中，张山这种不动声色的旁观的态度，正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可悲之处。

这次小组会经过激烈的交锋，仍然没什么战果，批判者怒气难消，我的心里更是气愤。散会以后，我马上去找兵团肃反五人小组（肃反中特设的领导组织）成员、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一进门，我就冲口问道："丁主任，1948年兵团一组成你就是组织部长，你说说，我和徐逸人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正在看文件，放下文件，用手指指椅子，叫我坐下，有些不解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提出这么个问题？"

我说："你是兵团分管组织工作的老领导，对我和徐逸人的情况都很熟悉，你说说，我和徐逸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莱夫说："就是部长和助理员的关系，还能是什么关系！"

我说："那为什么宣传部多次开会，追查'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说我是'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逼我交待和'反革命分子徐逸人'的关系。难道宣传部这样搞你和五人小组不知道？"。

丁莱夫说："宣传部开会的情况我听到一些，详细情况我的确不了解。目前几个军的肃反运动都处于发动群众的阶段，很多情况需要了解、掌握，我的精力主要在各个军，兵团直属单位的肃反运动由直政处抓，一般情况我不过问。宣传部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把情况详细地说一说。"

我就把我回到兵团以后第一次参加小组会，在群众发言当中，韩部长没头没脑地给徐逸人扣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会后我找韩部长提意见，以及后来小组会批斗我的情况，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越说心里越火，最后，很不冷静地说："丁主任，你是我的老领导，有些事想向你讨个明白，为什么对干部的评价变化这样快！当初，我几次有机会回国，你不放。可能那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干部还有点用处。可是为什么运动一来，整个地翻了个过儿。是不是当初你就知道我是反革命，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所以才留下我，做为肃反运动批斗的典型！"

丁莱夫听了这些讽刺的话，态度仍然很平和，略沉了一会儿说道："你现在的心情我理解，相处几年，我了解你，你也了解我。在革命队伍里，上下之间都应该以诚相待，我怎么会对你使用权术！你今天说的情况，我要仔细地了解，如果属实，韩部长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关于徐逸人同志，他工作上、作风上有缺点，但我和五人小组从来没有把他看成反革命。对于你，我和王平政委（兵团政委）的看法是一致的，也从来没有改变。"

和丁主任谈话以后，没有接着开我的小组会。隔了好几天，又通知我参加小组会的时候，参加会议的又多了几个外单位的人，有丁莱夫的秘书史忠、政治部的秘书赵人杰、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后来又增加了保卫部助理员毛建平等，会上没有提'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事情，主要是要我交待从东北到北平读书的情况，到北平以后和哪些人交往，特别是在新民学院（华北行政学院）那一段接触过一些什么人及由北平到解放区的情况。这些，入党以前我的自传中都写过，这一次问得很详细，特别是证明人的情况，包括政治面目、认识的时间、工作单位、家庭和工作地址等都问得很详细，看样子是准备外调的。小组会的温度也不高，中间曾有人喊："叫他站起来交待！"史忠摆摆手，笑嘻嘻地说："算了，算了，坐着说也一样，别叫他站起来了。"可能因为史忠是主任的秘书，他一说，也就没人再喊了。

没想到，过两天，小组会又回到徐逸人的问题上来了。不过，"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

小组会一开始，韩部长就老调重弹："我们并没有给你们定性，没有定徐逸人是反革命，也没有定你是反革命。可是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话，干的事是革命的吗？我们就是要你交待你们那个小团团说的危害革命的话，干的危害革命的勾当。"

基调一定，加上有以前揭批"徐逸人反革命集团"的余威，群众情绪马上调动起来了，呼吼喊叫、拍桌子瞪眼。有人大吼："叫他站起来交待！"

我没有站起来。

这一次没有史忠等外单位的人参加。

韩部长亲自发话了："我们和他讲道理不搞逼供信，不要给他提供借口，叫他坐着讲！"

这次小组会仍然没有收获。

会后回到住处的时候，郭游已经搬走，一个背着大枪的战士站在门口，我被武装看管起来了。

我非常愤怒，前几天丁主任不是讲得很清楚吗？怎么这样对待我！不但隔离审查，而且派上了武装，这不是当真把我当成反革命了吗！我要找丁主任，请他说清楚，到底为什么这样搞！

我放下记事本就往外走。

看管的战士慌忙拉住我，说："你要出去，得宣传部首长批准。"

我说："我去找政治部主任，也需要宣传部首长批准吗？"

战士很着急又有些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不知道，连队首长就是这么交待的。要不，你回屋等等，我去报告宣传部首长。"

看到战士无可奈何的样子，我有些冷静下来了。不能为难战士，他是在执行命令。

我回到屋子里，努力平静自己的心情。冷静地想一想，现在就是找到丁主任，也没有多大用处。搞运动的一般规矩我知道一些。每次运动各单位都有完成的指标，首先由基层党组织研究，提出本单位的名单，报到上一级的党组织，在兵团就是报到直政处（机关党委），机关党委根据各单位报上的名单，经研究后提出直属队的名单，报到兵团五人小组，在一般的情况下，兵团五人小组不会改动。运动中的一般情况，譬如揭批的方法、程序等等，只要不是严重违反政策的，五人小组也不会过问。从前几天的小组会的情况看：史忠（丁莱夫的秘书）参加过两次会，"徐逸人反革命集团"降格为"你们那个小团团"，韩部长声言'我们不搞逼供信'，制止罚站、动手动脚等情况看，丁主任已经了解了宣传部小组会的情况并做过交待，武装看管这类事情，可以用多种理由说明它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丁主任也不好干预。"三反"时，我曾参加过打虎队，参加过对重点人的批斗，有三个重点人也曾被武装看管，运动后期复查，不是"老虎"，放出来，向本人道个歉也就完了。反正，定性反革命，必须有事实根据，而事实是无法改变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我没有问题，韩部长就是费尽心机，也无法把我打成反革命。

道理是这样，但在实际生活中，那段日子对我真是难以想像的磨难。首先是周围群众的冷漠和自我心灵的孤独感。本来政治部的人都熟悉，不少人还是好朋友。可是自从给我派上武装"警卫"以后，好像全成了陌生人，有的还极力躲避我。每次到食堂吃饭的时候，不论我坐在哪个位置，人们都避开那个桌，即使别的桌坐满了，加个座，也不到我坐的那个桌。有一天午饭，我从山坡住处下来，快到食堂的时候，文工队长一路哼着小调从山下走上来，两人快走到一起了，他猛一抬头看见了我，扭头就往回走，直到我打完饭，开始吃的时候，他才来到食堂，坐到远离我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过去和我的关系很好，因为我懂一些文艺创作，他写的歌词常常找我帮他修改，节目采排的时候也常常找我去看，我们很谈得来，可以说是知心朋友，可是现在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种情况使我精神上很受刺激，也感到一丝悲凉。从理智上说，我对大家对我冷漠甚至躲避的现象能够理解。党组织确定我是运动的重点，而且是需要武装看管的重点，想必问题很严重。人们出于对党的信赖，对党组织确定的问题严重的重点人，很自然的在思想上划清了界限，还有些人也可能为了避免"敌我不分"的嫌疑有意地躲避我，这些都可以理解的。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是一般的运动，是肃清反革命的运动啊！政治部这些人，特别关系密切的一些人，大家一块出生入死多年，彼此对对方的情况---从日常言行到战斗的表现和历史情况都了解，这个人怎么可能突然变成了反革命，在没有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怎么能用对待反革命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这本是正常的思维逻辑，可是当时我却看不到这种正常的思维逻辑的反映。相信党无疑是对的，但相信到失掉独立思考的程度就有点可悲了。

大约过了半个月，晚饭时间，去食堂的路上，政治部协理员冀连波从后边赶上来，小声地说："我刚回来，放心，没事。"说完，就急步走到前边去了。

冀连波原是兵团的摄影记者，我们俩关系很好，他透露这个"简讯"无非是想解除我的思想包袱，但他是党政干部，不能划不清界限，所以才采取不易引人注意的"短促突击"的方式。

这则"简讯"真的燃起了我的希望。倒不是"放心、没事"四个字，我知道自己"没事"，在这上头从来也没有不"放心"，而是"我刚回来"这个讯息，说明冀连波出去外调了。经过外调查清真相，事情总该做个了结吧。

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搬家。

但，不是搬回我原来的住处，而是搬到直政处集中看管重点审查对象的地方。这就意味着，事情不是即将了结，而是要进行更长时间的审查。我心里燃起的那点希望破灭了。

我坚持对运动中的问题讨个说法，韩部长被迫在宣传部召开了一句话的小组会

直到1956年6月上旬，保卫部新来的杨部长找我谈话，告诉我，对我审查结束，因为没有问题，不作结论。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只是宽慰我："不要背思想包袱，回部里以后好好工作。"我不知道他这句"不要背思想包袱"的涵义是什么，听了这种官腔官气的话心里很不舒服。

回到部里以后，给我发了新军装、军衔肩章，还按新标准补发了工资。至此，兵团直属队各单位的肃反运动全部结束，转入正常工作。

一天，兵团政委王平找我谈话，在政治部的办公室。

当时，我不知道中央军委已经下命令，调王政委到志愿军总部当政委，大概他是在离开兵团以前找下边的干部了解一些情况，听听下边的意见。

王政委自己不吸烟，把一盒大中华推到我跟前，说："听说你对这次肃反运动有些意见，找你谈谈。"

因为王政委是老领导，我和他说话比较随便。我说："我对肃反运动没有意见。搞群众运动是共产党的老传统，现在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通过群众运动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挖出来，纯洁革命队伍是完全正确的。我有意见的是宣传部的搞法。"

王政委笑了，说："我不是要你写文章。你有什么意见就直截了当地说吧。关于徐逸人的问题就不要说了，在这件事上，我和丁莱夫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了解徐逸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认识。这个人年轻，有才气，有魄力，工作上一直表现不错，但有些骄傲自满，不虚心。在我跟前他没有使过性子，工作上是得力的，但和政治部的几个部长特别是和丁莱夫同志关系处理得不好，对丁莱夫同志的领导不够尊重。不过这些属于工作关系问题，组织纪律观念问题，在肃反中搞'徐逸人反革命集团'，还把你当成了骨干分子批来斗去，是不妥当的。徐逸人在国内的情况我也了解，这里转去了不少材料，可是解放军报社那边，对于徐逸人，连小组会都没有开过，说明人家领导运动政策水平比我们高，这件事，通过运动总结，领导要有个说法，今天就不说它了。对其他方面，就你了解的情况，谈谈你对兵团直属单位肃反运动的看法。"

我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兵团直属单位在这运动中掌握政策有偏向---'左'，入朝以后我在兵团参加过两次运动---三反和肃反，这次肃反我是被批斗的重点，对此感触颇深，三反时我是批斗别人的，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越'左'越革命。若是被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不老实，加强火力，逼你低头认罪。若是参加批斗的人说实话，就说你态度消极，提高你对运动的认识，调动你的积极性。在运动的高潮中，群众有过激情绪可以理解，但如果运动的领导人也持这种偏激的态度，就可能产生很不好的后果。我所知道的兵团直属队的肃反情况，除了徐逸人的问题以外，还有和我一起被隔离审查的司令部见习参谋吴安，对他的审查更离奇。他军校毕业后分配到司令部工作，不久就赶上这次运动，叫他交待问题，他没有反革命活动当然交待不出来，批斗者就用劈材子逼供，他为了不受皮肉之苦，仿照志愿军报上登的反革命案例，编造了自己参加过6个反革命组织的"罪行"。调查人员跑了大半个中国，结果一件也没有证实。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肃反运动的骨干竟然不看每天刊登肃反案件的志愿军报，小吴交待的6个反革命组织都是报上的，如果看报，就会发现他的交待材料是假的。即使不看报，按常识推断，他一个军校学员怎么可能参加分布大半个中国的6个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时间和交通条件都没有可能。在小吴这件事情上，不但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是缺少理性思考，主观推断加上野蛮逼供，怎么能不出假案错案？"我心情很激动，我说："值得注意的问题，不在伤害了几个干部，而是这种不讲实事求是的'左'的做法对党风造成的伤害。每次运动以后，对运动中出现的偏差甚至严重的问题，都是由组织承担责任，而造成偏向或问题的积极分子，因为是响应号召，个人不承担责任甚至被提拔重用，官运亨通。所以有人讲怪话，说我们在运动中培养出一批'运动健将'，穿着钉鞋蹬着别人的脑门往上爬。别人头上流血的时候，他却青云直上了。会看风、会整人的人得甜头；不看风头说实话的人吃苦头。"

王政委的脸色很不好看，问："这话是谁说的。"

我说："你不要问是谁说的，这话由我说出来就是我也有这种看法。你是老领导，在你面前我不能隐瞒什么，更不能欺骗你。即使我的意见是错的，可以供你作参考。"

王政委的脸色缓和了，点点头说："说真话就好。我知道你，说话直来直去。找你就是想听听真话。"

和王政委谈话以后不久，政治部召开了营以上党员干部参加的扩大部务会，部署政治部在肃反以后的工作安排，包括肃反的善后问题。丁主任讲话以后，我提出一个意见：运动中用武装看管我七八个月，这是为什么？组织上掌握了什么证据？那怕一封诬告信也可以，诬告的事情一时查不清，为防止意外，用武装看管也说得过去。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就长期进行武装看管，这符合肃反运动的哪一条规定？我要向领导讨个说法。

丁主任说："运动中你找我，我们谈过这件事，你的问题主要是由徐逸人同志的问题引起的。我始终没有说徐逸人同志是反革命。但有时我说话不够冷静，可能对下边有影响。作为政治部的领导，主要责任在我。"

组织部孙部长说："徐逸人同志工作上是有缺点，可是运动中那种搞法是不妥当的。"

丁主任说："是啊。这件事主要由我承担责任。韩福贤同志在运动中是积极的，就是有些偏激。"

我说："我不同意丁主任的看法，什么叫积极？在运动中敌我不分，硬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打，这能叫积极吗？如果我和韩部长换个位置，我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硬说他是反革命分子，连续的狠批猛斗，然后再长时间地用武装看管起来，韩部长会作何感想？"

丁主任略沉了一会儿，说："韩部长要向徐孔同志道歉！"

韩部长执行领导的指示从来是及时的。政治部部务会议以后，就在宣传部办公室召开了党小组会议，韩部长坐在最前边、靠门那张办公桌后边。小组的党员到齐后，韩部长满脸通红，脖子也显粗了，粗声粗气地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说完起身就走了。几个参加小组会的人都感到茫然，怎么只说了一句小组会就结束了！我却能想像出韩部长说这句话时无奈而愤怒的心情。

我这个人思想简单，说话作事，过后就完，不记后帐。运动中批斗我的时候，我确实对韩部长很不满，憋着一口气，一定要讨个说法。可是韩部长道过歉，尽管是被迫的，带着明显的情绪，但终归说了一句"我向徐孔同志道歉"，这事也就过去了。我丝毫也没想到，韩部长对我这股子怒气一直带到反右运动中。

2004年第1期 从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　作者：李　锐

廖伯康同志以自己的坎坷经历，花两年写出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萧李廖案件"》；通过这个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经历的这段当代痛史。

"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全国饿死了多少人？我没有看到过精确的统计数字，只看到几个推算的数字，有说三千万的，有说四千万的（我的有关文章引用过这个数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据。如果不说全国，只说某一个地区，号称天府之国历来富裕的四川省（那时还包括重庆），却有颇为精确的数字。即1960年底比1957年全省人口减少1000万。

这个数字是伯康在回忆录中提供的。他说明了这个数字的文件根据：1957年的《户籍年报》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万，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转的有关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总数是6236万，相差正好约1000万。统计数字中一条人命只不过是个1，这是太高的抽象，回忆录中还提供了很多具体的例证。如雅安地区荥经县县委书记说的：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一个村子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尸的人也没有了，只得找另一个村的人来埋，这些人挨着饿挖坑，是重劳动，也死在坑边了，只好再找其他的村来人埋这些埋人的人。这是一页怎样腥风血雨令人战栗的历史啊！

问题的严重还不只是饿死了这样多的人，而在于当时四川省委的个别领导人封锁饿死人的消息，继续调运粮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还在饿死人。"大跃进"不是四川一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正如中共中央第二个《历史问题的决议》说的，是"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指标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在这一场遍及全国的巨大灾难中，四川（还有河南等省）是全国最突出的重灾区。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谈到当时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那个主要负责同志了。1958年、1959年那两年参加中央的会议，我是有亲身感受的。"抬轿子"抬得最起劲的，是长江上中下游三个人。尤其是上游的这位，跟得最紧，对推行极左政策措施特别起劲，特别卖力，对于农业的破坏也就特别严重，实际造成农业的减产。在农业大放"高产卫星"，虚报产量的时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田家英在四川农村作了调查，就同我谈过他在乡下挨饿的情况。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就批评他，不同意他的调查。后来更是硬充好汉，根据虚报的增产数从四川调出粮食，使广大农民失去赖以维持生命的口粮。这就是当时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直接原因。出了这样大的可怕问题之后，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对策仍是向中央封锁消息，不准谈饿死人的情况，谁要谈，就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一些人对此忧心如焚，为了使事态不再恶化，为了把众多的饥民从死亡上救出来，他们想方设法向毛主席写信，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要知道，当年大刮浮夸风、大报粮食高产卫星等虚假现象，在庐山会议之前，中央早有察觉。因此毛泽东在1959年4月29日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其中提出了一个"讲真话问题"，说"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为了鼓励讲真话，毛主席还这样说道："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问题出在庐山会议之后，全国大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终于导致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正视现实，发扬了一下民主，刘少奇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观点，让各地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而且还强调要实行"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可是，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回到四川，仍然不肯面对现实，仍然捂盖子，对存在的严重情况仍然轻描淡写，仍然强调"反右倾"斗争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重庆市的三个领导干部萧泽宽（市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于1960年上半年，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以及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的霸道作风。他们为使灾情不再扩大，挽回一些损失，真可说是忠心耿耿，为民为党为国而进言。可是，这就触怒了四川省那位大权在握的主要负责同志，随后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之机，秋后算账。这次全会是毛泽东继续向"左"倾道路发展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文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和前期运动准备），于是他们三人就被打成了"萧李廖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之初公开批判时，又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他们经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这方面有些具体记述，将是研究"文革"史的资料。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回忆录中对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负责同志着墨甚多，从中可以看到我们当时专制体制的可怕，及其惯性运转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庐山会议时，同田家英、周小舟闲谈，我们都有这种感觉，周小舟还曾当面向毛主席说过这一感觉。他们三人落难，既有全国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个天府之国被搞成饥饿之乡。50年代到70年代，在长时间"左"倾高压路线下，从党内到党外，从中央到基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断地抗争、抵制、谏议，虽然绝大多数被扼杀，遭迫害，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为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新时期的到来打下了群众基础。

历史总是在种种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中曲折前进。对历史尤其痛史不能回避，也不应淡化。因为，只有深刻了解了过去所犯的错误，走的误区和弯路，我们才能加深对新时期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增强自觉性；同时，对当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从历史镜子里见其影子，从而提高识别力，注意防范，推动改革。历史的教训被正确认识，就会成为精神财富。我们对过去的痛史，决不可掩掩盖盖，怕痛怕丑，忌讳多端；应该留给世人和后代以真实的信息，让大家都聪明一点、坚强一点。如果当代人淡忘了刚刚过去的这段痛史，后来人不知道这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不论东方西方，近代现代，重温历史，对比今昔，成败关键之一在于是否有一个民主的制度，有一套科学决策的机制，有独立的法治体系，以保证国家、社会正常生活的运行，以保证执政党正确路线的执行、运转和发展。否则，很多事情会被扭曲。如我们经历过的人治代替法治，专制压倒民主，主义信仰变成神学宗教，党的崇高威望成为个人迷信工具，铁的纪律成为整人的手段，最杰出人物做出最荒唐事情，这难道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吗？难道还不应当彻底转变过来吗？

为加强民主与法治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关键之一在言论自由。这本是宪法实施、政策规定中的应有之义，但又成了建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历来有张无弛，有严无宽，乃至以言定罪。过份强调舆论一律，自然唯我独尊。一花独放，导致百花摧残，毒草肆虐。不实行遵守宪法的言论自由，不解放思想，就谈不上先进文化。言兴邦昌，言灭国亡，这是古人都知道的真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谈言论自由。马克思主义也只能在实践中，在自由评价和自由研究中，得到检验，得到比较，其错误者纠正，其正确者发展。

伯康在耄耋之年，怀忧国忧民忧党之心，回首往事，着眼未来，叙述出一个重要地区、一个重要时期的真实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探求历史规律，以告世人和来者。我拉杂地写下一些读后感，相信读者会感谢他写了这样一本回忆录的。

2004年第1期 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　作者：冯东书

过去一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从中共"一大"到"五大"连任五届的总书记陈独秀，就说他是造成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是"托派"，并被开除了党籍。他的名字一直只能排在中国共产党的坏人之列，绝不能和毛泽东等其他领导人并提。因此，有人称陈独秀问题是中共历史上的第一大案。

可是，2003年3月3日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即3月2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有五十余位名人之后》，新闻列举的名单第一部分是"已故中共领导人之后"，其中有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之女邓楠等人，也有陈独秀之孙女陈红。陈独秀终于堂堂正正又归入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

陈独秀之冤

新华社是党中央的喉舌，作出这样的报道，当然是有根据的。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同志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登在《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上）。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抠掉了"投降"两个关键性的字呢？石仲泉说："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为什么会都是受苏联共产党（当时称"联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呢？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似应是有服从的纪律），同时又缺乏独立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独秀有没有责任呢？石仲泉说："一些重要的决策尽管是人家提出的，但都是经过中共中央或党的主要领导人这个系统来贯彻执行的"，"因此，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我看来难以说得通。"

闹了半天，陈独秀犯的是没有识别和抵制住来自莫斯科制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错误的性质是执行者的错误。错误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要把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和下级执行者严格区分开来，错误路线的制定者应是错误责任的主要承担者。

当家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内一直有人为陈独秀鸣不平，因为他这个总书记是被共产国际捆住的，大事由不得他。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原苏共中央档案解密，大大地暴露了陈独秀这个总书记难当得很。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作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下来一年是147.6个决议，也即平均两天半一个。这么大量的决议、指示像雪片似的从莫斯科飞来，有的是直接给中共中央的，有的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中央的。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一直到武汉的汪精卫也随着蒋介石反共以后，中共中央已派出周恩来去南昌领导武装起义了，莫斯科还发来由斯大林亲自决定，由布哈林签名的阻止武装起义的电报。这就是前几年大家从电视里看到的当年张国焘奉命匆匆赶到南昌阻止起义，遭到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周逸群、叶挺等群起而攻之这件事的真相。恽代英当时气极，捎带把共产国际也骂了一顿（电视里只骂了张国焘）。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但是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些大事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当时，陈独秀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被杀，其中也有陈独秀自己的儿子，都非常痛心，非常需要上级的关怀，希望莫斯科有革命同志的感情，共同来总结教训，想出新办法，以挽救革命。结果却是把一切责任推给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的代表召开"八七会议"，甚至不敢让陈独秀参加会议。陈要到会上来，把莫斯科来的决议指示都实事求是摊出来，会还收得了场吗？于是只能缺席审判，把陈独秀搞下去了事。

陈独秀的罪名是斯大林定的

陈独秀的罪名具体是谁定的呢？

我手里有一本2001年5月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易礼容纪念集》。易礼容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建的新民学会里的小弟弟，1921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创建了湖南第一个党小组，1927年4月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到处杀共产党员。陈独秀5月23日在武汉对易说："长沙'马日事变'，已成白色恐怖，省委的人走了。昨天，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你回湖南负责。"他去当军委书记。6月中旬，毛泽东回到湖南，任省委书记，他协助毛工作，仍当军委书记（当时还一个兵都没有）。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易留下任省委代理书记。毛泽东刚走，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住在长沙苏联领事馆，找易礼容、夏明翰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这时"八七会议"还没有开，中共中央还没有说话，他们就风风火火地跑来指挥一个省委打倒自己的中央总书记，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问这两人："为什么要打倒陈独秀？难道要由陈独秀一个人负责？当时'国际'有指示（指要求中共中央不能和蒋介石、汪精卫分裂的那些指示）。'国际'代表就无责任？"易等人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毛泽东在会上驳斥说："临时省委是在血滴滴的前线和敌人斗争，你们在租界开会，说风凉话（当时武汉有外国租界，国民党不能管）。"毛泽东8月12日返湘，把"八七会议"情况告诉了易礼容，之后就去搞秋收起义了。"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易礼容也被撤了职。易礼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97年去世，这是他口述的情况。

为什么共产国际的人要亲自出马风风火火地去组织人打倒陈独秀呢？

2001年第8期《百年潮》杂志刊登了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回忆录中的文章：《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杨尚昆1926年到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办的中山大学学习。他在文章中说，1927年整个3月份，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说"蒋介石不得不服从群众的革命意志"。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一个星期，即4月5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大开杀戒。消息传来，中山大学像遭了一场大地震。5月13日，斯大林又到中山大学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宁（南京蒋介石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右派）、汉（武汉汪精卫控制的部分国民党，当时被称为国民党左派）分裂，"事实上使国民党洗去了污点，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斯大林要学员仍相信武汉的国民党"没有右派"，"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蒋介石反共了。这一下，斯大林怎么办呢？7月28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效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不善于利用这一时期的一切可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杨尚昆在文章中说："斯大林没有作一点自我批评。"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当然要马上风风火火地行动起来制造一件中共省委反对中央总书记的事实，好审判陈独秀这个替罪羊了。

斯大林这样做，当然引起最了解情况的中山大学学员的不满，于是在以后的"反托派"斗争中他们倒了大霉。杨尚昆在文章中说，中山大学在后来苏共的清党、清团中给百分之五六十的学员扣上了"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右派"的帽子。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是"托派嫌疑分子"，被开除团籍，到工厂劳动。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等也去工厂劳动改造，还有三十多名"主要分子"被逮捕。

这就是铁的事实。

事实是最有力量的

斯大林在位时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是独裁者的狂言。他当时掌握着苏联的党政军大权，但不是最后的胜利者，只是一个暂时的掌权人。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只承认事实，事实才是最有力量的。他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就揭了他的盖子，他掌权时组织人为他写得处处正确、事事正确的《联共（布）党史》很快被否定了，他的遗体从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里被撤了出来，从苏联到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把他的塑像拆掉了。斯大林为自己写的光荣历史就此结束。

应该说，对陈独秀问题最自信的是陈独秀自己。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许多人都觉得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和导师定了的事，是铁板钉了钉的。他却认为还在未定之数，他不认为斯大林不实事求是的话最后会算得了数。他真是个有自信力有远见的大哲人。实际上，当时就是他写了检讨，他也去不了延安。想让他去延安是新的党中央的一片好心。那时斯大林还在台上，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共产国际还没有解散，苏联还在反"托派"，陈独秀问题是一个大禁区。新的中共中央让陈到延安去，这么大的事靠一纸检讨怎么敷衍得过去？延安当时就有人提出了陈独秀不能去。康生还造了一个谣，说陈独秀是日本持务，每月拿日本人300元（此事连国民党也不信）。

时间对斯大林是不利的，对陈独秀是有利的，到一定时候，人民是会拿事实来说话的。在这漫长的几十年里，陈独秀生活潦倒，但是绝不让自己染上污点。就在抗日战争前国民党还把他抓了起来，为他辩护的律师在法庭上讲，他已经不是共产党的人了，放他出去，有利于分共。陈独秀听了，拍案而起，大义凛然，不同意律师的说法，还大讲了一通共产党的主张，大骂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俨然是开除了共产党党籍的共产党人，结果被判重刑。后来，国共合作抗日，人们奔走营救，才提前释放。他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和成立以后，他就几次被捕，从不低头，早期孙中山还组织人营救过他。抗日战争时期，他生活潦倒，他在北京大学时的学生有的做了国民党大官，送钱来，他一分不收。他说收了就说不清了。周恩来让他有困难到重庆去找自己，他也不去。最后贫病而死，一身清白，受人敬仰。

他有信心，历史会给他公道。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突破陈独秀问题禁区的呼声越来越高，终于结出了今日之果。

陈独秀在当中共领袖前，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以后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也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惨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想领导好中国的革命，必须深入研究中国的社会实际，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走自己的路，对一切外来的意见，要认真听，但绝不能盲从，要独立判断，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当时斯大林和苏共需要的是一个驯服的中国共产党（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严加控制），因而对中国共产党独立思考的态度是不喜欢的。但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依靠自己的力量，胜利了，为中华民族洗净了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耻辱，扫平了国内军阀，建立了真正独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也只能承认现实了。

2004年第1期 丁陈“反党小集团”冤案的两个谜底　作者：徐庆全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冤案，发生在1955年肃反期间。到1956年肃反甄别阶段，由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宣部肃反"五人小组"组长张际春负责的审查小组，经过查实，认为"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重新审定，改写结论。1957年反右开始后，改写的结论被废弃，丁玲、陈企霞反而加码成为文艺界知名的大右派。

近年来文艺界一些参与处理此事的当事人，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对这一事件有了大致的描述。但是，亲历者在有关丁陈冤案两个关键问题上，说的并不清楚。这两个问题是：一、在中宣部为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上，为什么没有作协党组书记、主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署名？二、1957年6月6日作协召开的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上，周扬何以带头向丁陈道歉？

为了弄清丁陈冤案形成的真相，本文试着就这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文艺界的老前辈和文学史研究专家。

为什么给中央的报告没有周扬署名

丁玲、陈企霞的反党小集团问题何时提出来的？曾长期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的黎之回忆说：

1955年6月底，关于胡风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不久，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和党总支书记共同署名向中央宣传部写报告"揭发"丁玲、陈企霞等人的问题，并附了有关丁玲、陈企霞等人的材料。7月下旬，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黎之：《文坛风云录》）

黎之所说的"作协一位党组副书记"是刘白羽，而"党总支书记"则是阮章竞。刘白羽和阮章竞联名的报告，则来自康濯。曾长期担任作协秘书长的张僖，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说：

反"胡风反党集团"时，作协《新观察》编辑部的戈阳提出，我们党内有一股暗流，反党，点了舒群、罗烽、白朗、丁玲、陈企霞等人的名字。

丁陈集团的事情，主要是康濯的揭发。康濯写了一个材料，说丁陈搞独立王国，并把材料送给了刘白羽。去年（指1998年---引者）刘白羽找我去回忆时，我说，我听说有这么个材料，但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们看。当时，刘白羽看了材料后对阮章竞说：康濯有一个材料，要转给陆定一部长，你在上面签个名。也是去年，我与阮章竞回忆这件事时，老阮说，当时也没有看这材料是什么内容，当时刘白羽让签名，我就签名了。这个材料，就直接送给定一同志。定一同志签名把这个材料送了上去。周扬同志没有看到。毛主席看了材料后，就批下来了，却让周扬同志执行了。后来，周扬同志说起这个事，并没有说明这一情况，既没有把责任往上推，也没有把责任往下推。（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黎之和张僖都是知情人，周扬当时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的事实，是可以认定了。

认定这样一个事实后，困惑随之而来。丁玲的丈夫陈明也与我们有同感：

对批丁玲，首先是作协写了报告的。奇怪的是，一、作协的这个报告，不会是6月才写的，它肯定有个酝酿过程。它是否经过党组会议集体讨论通过了呢？二、这个报告是副书记刘白羽、总支书记阮章竞签名，而党组书记周扬为什么不签名？周扬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同意不同意？参加酝酿了没有？三、报告送到陆定一那里，陆也不能不问周扬。陆向中央打报告时也只用陆定一的名字，而周扬是中宣部分管文艺、领导作协的副部长，从中宣部角度看，你周扬应该签名啊，不署名是不正常的。（邢小群：《是谁整丁玲---陈明访谈》）

那末，为什么周扬没有在这个报告上署名呢？

这要从当时的大背景来考虑。

1955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随后在全国大规模开展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群众运动的前奏或序曲。这年的6月1日，毛泽东为转发北京市委《关于查处胡风分子的报告》写信给陆定一，信中要求：各地各单位"注意在所属机关、学校、人民团体和部队中调查和研究有无胡风分子，并按情况作适当处理，凡有胡风分子较多的省市均应指定几个可靠的同志（例如五人）组织胡风问题小组，专门注意处理此事。"

6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揭露胡风集团的指示上作了批语和修改。在修改中指出：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

6月18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指示稿上作了修改和批示。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指示，把反胡风集团的斗争迅速地扩大为全面的内部肃反运动。

中国作协先走了一步，大约在毛泽东6月1日批示前，就率先成立了五人小组：

作协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康濯和张僖。五人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刘白羽同志抓总。严文井同志负责从作协出去的所有文字，他对文字抠得很细，无论从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上，他都很有经验。阮章竞是作协的总支书记，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会议还要周扬或刘白羽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文学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1999年12月22日采访张僖）

稍后，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组长是陆定一。中央宣传部成立"五人小组"，常务副部长张际春是组长，刘白羽是成员之一。

熟悉当时历史情况的人都知道，从中央到地方迅速成立起来的"五人小组"，是肃反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虽然是以"小组"而冠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基本上取代了各单位的正常的领导程序。在我采访张僖老人时，他对这一点仍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作协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五人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就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所有干部的历史。

作协肃反"五人小组"，是在以张际春常务副部长为组长的中宣部的"五人小组"和以部长陆定一为组长的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的。作为作协"五人小组"组长的刘白羽，肃反工作是要直接向陆定一和张际春请示汇报的。了解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后来要由张际春而不是周扬来负责审查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的工作。

在作协的肃反审干中，丁玲的历史问题、陈企霞的托派嫌疑，都被翻腾出来了。随之，1954年到1955年初的批判《文艺报》事件也连带着出来了。于是才有了前面所提到的张僖回忆中的康濯写材料揭发丁玲的事情。

在"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的情况下，康濯的揭发材料应该交给谁？不是周扬和邵荃麟、郭小川等作协党组领导，只能是刘白羽。

康濯是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而刘白羽是组长。康濯把材料送给组长刘白羽，刘白羽签名后，又让既是五人小组成员又是作协总支书记的阮章竞签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作为既是作协"五人小组"组长又是中宣部"五人小组"成员的刘白羽，不经过党组成员的讨论，把材料直接送给中宣部部长兼中央肃反领导小组组长的陆定一，而不送给主管文艺的副部长、作协党组书记周扬，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

理解了这一点，前引陈明一系列"奇怪的是"的困惑，也就迎刃而解了。

周扬向丁玲、陈企霞道歉，是中央反右的部署

1957年6月6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了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的扩大会。会上，周扬和党组几个领导人在讲话中主动表示，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是不应该的，"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并向丁玲等表示歉意。陈明在回忆中谈到此事时说：

1956年，丁玲向上级申诉，得到中宣部党委会的受理。1957年春天，毛主席"到处游说"，游说的内容是整风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指出整风主要是批评：一是主观主义，一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就是1957年作协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背景。在这次会议上，周扬等承认1955年批丁玲是错误的。如果作协党组真的能执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或许能多少纠正自己造成的错误，减轻对党和对同志的危害。但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趁"反右"之机，把丁玲的申诉诬为"翻案"，是"向党进攻"。

亲历此事的原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回忆说，周扬等人赔礼道歉后，招致了丁玲、陈企霞的质问，这时：

领导者们对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解答，但又不愿接受大家的批评。会议因此出现僵局，宣布暂时休会。……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原来是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帮助党纠正错误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党向对党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人进行反击的"反右运动"。本来，从整个社会来说，有人想趁党整风之机，借提意见为名，企图否定党的领导，这确实有的；对这种情况给以反驳，完全应该。但从党内来说，也有人想借此机会，对曾经有过不同意见的人，置于敌对地位，予以打击，这就同党的政策相违背了。这样做显然是错的。

而作协党组在重新研究、讨论丁玲反党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如何继续时，正是由于对领导批评的意见很多，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

陈明的回忆，主要是两条：其一是说，6月6日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是执行毛主席"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的结果；其二是说，后来整丁玲，是借反右之机。李之琏的回忆则更明确地说，周扬等人是抓住了"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机。

其实，6月6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议的背景已经变了，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的举动，说是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对的，但绝不是执行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指示，而是执行"引蛇出洞"的指示。换句话说，周扬等人向丁玲道歉，不是真的，而是毛主席"阳谋"部署的具体体现。因此，把丁玲、陈企霞打成右派，也不是像李之琏所说的，是在休会期间整风形势发生了变化所致，而是在6月6日的会之前，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1957年，中央决定反右时，对右派实行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阳谋"，是有着周密准备的。据毛泽东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一文所说，它实施于"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以可证的正式文件看，应该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据《毛泽东选集》第5卷，此文作于5月15日；而据原稿，此文最初曾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似乎准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但很快又改为拟发党刊。最后以文件形式发给"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和除西藏、新疆以外的各省市委的时间，是在6月12日。在下文即将引用的《郭小川日记·1957年》的记载中，像郭小川这样级别的干部，是6月17日在陆定一部长处才看到这个文件的。当然，在5月下旬，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文件的精神。此后，6月20日、21日，郭小川又两次看了这个文件。这一举动表明，当时是把这个文件作为反右的指导性文件的。（参见《郭小川日记·1957年》）

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已明确表述了"引蛇出洞"的意图。到5月25日以前，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一连发了三个文件，不公开的动员正在进行。

具体到作协而言，当时只是几个高层领导才在18号或19号了解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文件精神的。当年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涂光群回忆说：

据我的记忆，作协党内一部分人知道这份文件最快也是在三天之后，即1957年5月18日、19日之际，或稍后几天。因为这时曾对党内少数积极分子进行传达。我不仅听了传达，还受到作协一位领导同志个别关照。所以我成了幸运儿。尽管我响应党的号召，对文艺界整风领导人提意见不落人后，并且发了些带"刺"的杂文，但我已列在保护的范围，往后只要谨慎行事，不会当"右派"了，这是后话了。而最明显的信号是毛主席5月25日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是完全错误的。"作协的排头刊物《文艺报》，迟至1957年6月23日出版的一期刊物（第12期）才开始变调，转向反右。也就是说，从1957年5月下旬至6月下旬，作协仍照样进行整风、鸣放，但这时候的做法，不能不带上"阳谋"的味道了，这就是服从上边整体的部署，让更多的"鱼"浮上来。（涂光群：《中国三代作家纪实》）

当年在《文艺学习》编辑部工作的黄秋耘，在回忆往事时，谈到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知道这个文件精神是在5月18日晚上，可与涂光群的回忆相印证：

我记得十分清楚，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家里聊天，……我们正在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

后来被划为右派的部队作家徐光耀，在回忆中说道，在鸣放时，一些"引蛇出洞"的征兆已经出现，当时作协张光年、侯金镜等人早已知道要反右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以上几个当事人的回忆表明，5月18日周扬知道这个文件精神后，立即召集邵荃麟等作协领导人小范围传达，开始按照文件精神布置反右了。就整个文艺界而言，从5月下旬直到6月下旬，作协党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紧紧围绕着"引蛇出洞"的意图进行的。

在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上，根据郭小川1957年的日记，作协党组作了如下的事情：

5月22日，"十时到荃麟处谈丁玲问题。共同的意见是先不改，交给大家讨论。"

这一举动表明，从1到4月形成的关于丁陈问题的"不以反党小集团论处"的结论，到此为止了；而交给大家讨论的目的，当然是"引蛇出洞"了。

5月24日，"十时到中南海，陆定一和张际春两位部长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

张际春是负责调查丁玲历史问题和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专门小组组长，正是在他的主持下，通过查实得出丁陈"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的结论。陆定一此时与张际春"谈了很久的丁、陈问题"，目的是什么，郭小川没有记载，联系到当时的情况，得出是两位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的推论，恐怕是有道理的吧。

5月25日，"九时开碰头会。讨论了机关的整风运动，决定从三个方面动手'放'起来，即党内、党外、机关，下礼拜起坚决地动作起来。中午，睡至二时半，到迟了。我二时四十五分到，会已经开起来，今天是党组扩大会，讨论机关整风和丁陈问题。"

作协从三个方面"放"起来，说明"引蛇出洞"开始部署了。而下午召开的整风和丁陈问题的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讨论丁陈问题的第一次党组扩大会。

6月1日，"看来，顾虑已经不多，算基本上放开了。"---"引蛇出洞"成功了！

6月4日，"八时半开始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最近的整风情况，觉得已经放了，但还未到高潮，还准备继续放，同时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了一番"。

或许，从5月25日讨论整风和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开始，一些人已经就在整风中最突出的问题（丁陈问题等）开始"放"了，在这些人中，有些被认为是应该保护的"积极分子"也不明就里地说了一些"右派言论"，所以，在6月4日召开的整风领导小组（此时或许应该叫反右领导小组了吧）会上，专门"就保护积极分子问题商量一番"。就这个问题进行"商量"，其目的就是像前引的徐光耀回忆中所说的，要保持好反击时的"拳头"。

6月6日，"下午二时半，开讨论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攻击声。陈又乱骂人是做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做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

这样的场面尽管使周扬等人比较尴尬，但是，提出尖锐批评意见的与会者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已作为"鱼"被钓上来了。周扬在7月25日复会的讲话也证明了这一点：

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查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周扬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的话，已经明确说出"引蛇出洞"的策略：肯定前年会议的人不发言，营造一种"引蛇出洞"的声势，专门让那些对前年会议有意见的人"放"出来，然后一网打尽。

6月8日，"愿望实现了。今天的报纸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了整风中的右派分子，《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了。……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就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不太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

一句"愿望实现了"的话，显然表达了一种压抑许久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为了"引蛇出洞"而"硬着头皮顶着"的委屈感。而陆定一找刘白羽的谈话很直白，就是两个字："斗争"。

6月13日，"下午开党组扩大会议。丁玲发言，态度尚平和，但内容十分尖锐，极力想争取康濯'起义'，追究责任，想找出一个阴谋来。……会开过后，周扬、荃麟和白羽一起到我房子内，谈了一下明天的会议。白羽似乎又很激动。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

这次会议，就是为处理丁陈问题所召开的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郭小川用"摊牌"一词表明，不用再等复会，丁陈成为右派已经没有异议了。于是，第二天---

6月14日，"（下午）三时，到白羽处，上午他同邵荃麟一起见了陆定一同志，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今天很兴奋，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要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我一定要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到此时，原来参与处理丁陈问题的专门小组，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想必李之琏也不再参与此事了，所以在他的回忆中，对郭小川日记中所记载的情况一无所知，才得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之所以休会，是因为周扬等人被丁陈质问，会议无法开下去，而在休会期间，周扬等人利用"整风形势急转直下"的时机，把丁陈打为右派的结论。

其实，何时休会何时复会与丁陈的质问无关，是中宣部和作协的统一布置。休会的目的，一是继续发动群众，大鸣大放，钓更多的"鱼"；二是像张光年对侯金镜所言，保持"拳头"进行反击。关于第一点，统战部也是这样做的。据李维汉的回忆，中共中央统战部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连续开了几天座谈会。5月16日他宣布要休会几天，到21日恢复开会。为什么要休会四天呢？主要是毛泽东开始准备反右派。既然意图已经改变，中央统战部必须按照新的精神部署下一步的活动。座谈会显然不能再按原定方案进行，必须调整为"引蛇出洞"的部署。这就是休会四天的真正原因。复会后，经过休会期间的发动，一些所谓的右派言论也放出来了。（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

作协的休会，与统战部体会的目的是一致的。既然从中宣部领导到作协的领导，大致都像郭小川一样，"把丁、陈看成党内右派"了，意见统一了，到7月25日复会这段时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尽量发动群众，揭发丁陈的所谓右派罪行了。

经过周密准备，7月25日复会后，对丁陈开始了猛烈的揭发。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陈为右派的报道。9月中旬，周扬作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报告。此文后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以《文艺战线的大辩论》为题，发表在1958年初的《人民日报》上。此后，作为文艺界的大右派，丁玲、陈企霞开始了20多年的流放生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逐步走出了"左"的指导思想的阴影，对于历史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审理，开始了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中国作家协会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进行了复查，作出改正的结论并报中央同意，恢复了丁玲、陈企霞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工资级别。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经过重新审查，对丁玲的历史问题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2004年第1期 秦川，你走早了　作者：柯　华

秦川走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人意外了！我和朋友们都悲痛不已！

2003年1月21日，在秦川住院之前，我已经住院一个多月了，他一直没来看我。那天我叫大女儿打电话把他骂一顿，为什么不来看我，结果呢，他用非常微弱、没有气力的声音对她说："我胃痛得很，老想吐，说不了话啦。"我一听，不对头，立即给阳阳（他的爱女）打电话，叫她赶快送秦川去医院。阳阳说他不肯去；第二次我再打，阳阳说爸爸还是不肯去。我知道秦川这个人很执著、很顽固，就是拿自己的身体、生命，跟病魔做搏斗，现在不愿意去医院，平时也很少去。我不得不第三次又打了电话，叫阳阳以我的名义告诉他爸爸："柯伯伯怀疑你是肠癌，叫你赶快去医院！"我想这样可以吓唬住他了，但还是没有能够把他吓到医院去。直到当天傍晚六点才去医院，可是已经迟了，已经延误了治疗的时间。第二天我去看他，医生才告诉我，他已生命垂危，最好的可能也是植物人。我们当时想尽办法帮助抢救，找了北京最好的脑科医生会诊，但已是回天无术了。终于到了29日，上午11点我去看他，没想到下午1点，他就走了。这样，2003年1月29日上午11点竟成了我们最后别离的时刻。而且我因腰骨折不能动，连他的告别仪式也没能参加。一生的挚友就这样永远离别了！呜呼，哀哉！

秦川离开后的一段时间，我感到很寂寞。这些年我们都老了，不爱动，见面也比较少了，但时常隔一段时间打个电话。国际、国内，国事、私事，大事、小事，无话不谈。他去世以后，有时我拿起电话来，猛然一想，他已经走了，唉……！

认识秦川是在1940年1月，那时我刚从延安中央党校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工作，秦川比我早到。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但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们在一起走上了63年难忘的友谊的长征。

我们一起在延安和西安工作、生活了十几年。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我们的青年时代就是在这个革命圣地度过的。我们的思想、感情也像延安圣地一样纯洁无暇。那时候为什么我们都跑到延安去呢？我们开始时都是民族主义者，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和腐败统治，我们也接受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同时，阅读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受到了当时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接受了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所以奔向革命、奔向了延安。到了延安以后，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洗礼，在那时我们拚命读了马列主义著作，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习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们当时的思想和行为，处理问题的想法，都尽量要求自己符合毛泽东思想、符合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那时候党内生活比较正常，同志间在坦率真诚、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气氛中展开与人为善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中间工作和生活的。特别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的思想、作风得到更进一步的提高、改造和升华。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强调"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及他一贯强调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要"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等等，对我们一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实事求是的一个主要对立面就是极左思想，不实事求是，不考虑实际情况，假、大、空，革命口号提得很高。1947年，在土改的时候，有一股极左倾向，有些地方几乎把所有的地主都扫地出门，把富农的土地财产不按政策乱动、乱分，甚至侵犯了中农的利益。1947年，在河北平山开全国土地会议，西北局团长是李卓然，我也参加了这个团。回来之后正是"左"的风气席卷各地的时候，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说宣传部门都掌握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提出宣传部门都要由工农干部来掌握。我们几个人去找李卓然，秦川对李卓然说，既然如此，宣传部就另找工农干部来工作，我们就不留下来了。李卓然很稳，说先等等再说。工农干部本来很好，但干宣传工作有困难。后来这股极左的不实事求是的风气还是被纠正了。

当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我们全部都撤退了。当时秦川到了前线负责宣传工作，后方宣传部就剩下我一个人。陕甘宁边区的职工家属怎么办？后方某领导人要把所有家属全部都送到农村。要她们化妆，穿农民衣服，头发戴上发髻。每个农村安排几户，说是要相信群众，在群众中隐蔽起来。可是老百姓脸色都晒得较黑，我们家属脸色较白，发髻如敌人一抓就会掉下来。这样不但这些职工家属的安全毫无保证，而且老百姓也会受到牵连。经过我们和秦川前后方合作和反对，最后才决定把家属全部送过黄河安全地带，不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942年康生搞了个抢救运动，就是要把抗战时期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打成特务、反革命。陕甘宁边区银行除了行长和他的警卫员两个以外，其他人都打成特务。其它很多机关也搞出来很多特务，但我们这个宣传部就不一样。那时宣传部的抢救运动是李卓然部长和蓬飞（宣传科长）、秦川（党员教育科长）领导的。按照当时的情况，我自然也应是抢救的对象。但是蓬飞和秦川商量并得到李卓然的同意后，由蓬飞找我谈，他说他们受到很大压力，开会时不能不照样叫我坦白交代，但叫我不要怕，他们相信我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像宣传部这样实事求是，对于干部敢于负责的单位，不是很多的。抢救运动是康生直接乱搞的。延安和边区一时间搞得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后来还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问题的严重，制止继续搞下去，才免去一场大灾难。而秦川同志那时一直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抢救运动，对同志敢于负责的。

西安解放后，我出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秦川仍在西北局宣传部任处长。当时的西安市委书记，借"三反五反"运动之机，毫无根据地要把我打成"老虎"，并准备召开万人大会斗争我。秦川带西北局宣传部的几个同志专门来看我，这当然是故意做给这位书记看的，你们要斗柯华，我们偏要来看他。秦川曾被人称作"秦大侠"。这时他什么都不顾，偏偏就要来看我。"秦大侠"的味道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当然，对于我来讲，他不单是秦大侠，我们是互相了解的朋友。大侠可以帮助一个不认识的人，打抱不平，对我就不简单是这样了。在北京这些年，我多次去看他，常常碰到他满屋朋友，主要是《人民日报》和工业大学的同事和学生，秦川都曾为这两个单位的不少人讲过公道话，敢于保护群众，对群众负责。在文化大革命中和拨乱反正期间，他帮助了不少受迫害的同志，甚至有些受严重迫害的高层中央领导人的家属，他亦勇于协助他们平反。秦川这个"大侠"，正是因此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和爱戴。这个"大侠"，不简单是"仗义"和爱"打抱不平"，对秦川说来，它有着更为广阔和深邃的含义。这就是：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和不良倾向作斗争，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对革命、对群众负责。

1954年我们同时被调到北京。以后工作和秦川就没有了直接的关系，我搞外交，多半时间在国外。接触少了，但友谊是永存的。

1959年秦川被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康生讲过"十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顶不上一个秦川"、"秦川这个人不可重用"。很巧，1965年我曾写过一篇对外交工作的建议报告，经外交部领导批报中央，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了"典型的修正主义"几个大字。为此，外交部连续斗了我三天。后来还是陈毅同志和廖承志同志出来干预，才制止了对我的批斗。我觉得这两件事情不是巧合，而是必然的结果，我们共同的思想必然会得到共同的回报。

秦川同志，我们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有着共同的欢乐，也有着共同的忧虑，有许多事情我们也很生气，但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我们都坚信中国的革命事业定会继续前进取得胜利，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加富强，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定会永放光芒！

秦川同志，你安息吧！

2004年第1期 回首往事说梅益　作者：邵燕祥

我在中秋节头一天，星期三的下午，去北京医院病房看望梅益。听到我轻声呼唤"梅益同志"，他已只能微微睁开失神的眼睛，又闭上了。我第一个直觉：一个人就这样走过了他的一生。

听说他每天上午还有一会儿清醒，精神好些。尹绮华就在中秋当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儿女前去，这是最后的团圆吧，大家心里明白。

中秋两天后，传来梅益去世的消息。我劝慰尹绮华说，按中国老说法，年登九秩，是该点红蜡烛的"喜丧"了。我不会说话，这样说，对当事的亲人，可能显得残酷。但我从心里觉得，梅益一辈子活得太累了：少年负笈异乡，从此以国为家，由北平而上海，而苏北，而南京，而延安，在1949年即他36岁以前，先是投身左联，继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备尝的地下工作条件下，亦编亦译，奔走斗争，战后大家只知他是中共驻南京代表团的发言人，其实那时他还身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并广交朋友，保护、解救受迫害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保护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组织联系的党员；1949年后的17年，在建设对内对外整个广播体系和开创电视事业的繁巨工作中，他可谓殚精竭虑，紧张劳碌，长时间就住在办公室，入夜还要处理白天未完的事务，终审联播节目稿，等最后新闻播出才休息；直到1966年，他被迫离开了广播局工作岗位为止。文革结束，他已病残，但他以伛偻之身，又工作了十多年。他好像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疲倦的人。

如此高寿，太累了，该休息，或者说安息了吧。

很快我就看到了老记者谢蔚明、刘衡的纪念文章。我想我也该写点什么。从我1949年6月1日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报到，知道梅益是编辑部的领导起，已经54年了。他长我20岁，无论依老传统或新传统，他都是我这个"知青"的前辈。我跟他没有密切的过从，但在我一直有知遇之感。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支部扩大会已经开始对我的批判，梅益因要随团访苏去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临行，让胡若木给我捎了个口信，我体会那意思是怕我没经过这样的风雨，而寻了短见什么的。1958年，我划右下放劳改了，秋冬之际，文秀从乡下回来，偶遇梅益，他问"小邵怎么样"，文秀答了"还好"，又说起她想不通，这时梅益亦庄亦谐地说了一句，"说不定我哪天也会成右派的"，固然意在宽慰，却是出自真心，对那时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置身于"从来天意高难问"之境，怕也不免心怀悚惧吧。

在反右派之后，一步紧似一步，连周恩来也当面听到指桑骂槐，说"右派的进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了和右派差不多的地方，只剩了五十米"云云，梅益当然听到这话，自不能不惊心。抗战初期，梅益从1937年12月，在上海先后负责中共地下党组织主办的《译报》、《每日译报》的编辑，又创办或与人合办《华美周刊》、《译报周刊》、《求知文丛》和《上海一日》，进行了有力的抗日宣传，当时就是周恩来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分管上海的工作，对梅益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

也许正是因此，抗战刚一胜利，1945年9月，梅益就奉中央指令由苏北返回上海，负责筹办《新华日报》；1946年初，到南京梅园新村，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9年后，梅益是参加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例会的。他在编辑部所传达，除了来自中宣部和胡乔木的以外，多是周恩来的话，有些毛泽东的意见，也是经由周恩来转述的。广播事业局是直属单位，周恩来又管得十分具体，我记得有个假日晚上我在宿舍，梅益找我替他赶抄一份要求为发射台拨款的急件，就是他写给总理的报告。

在可能是由社科院印发的《梅益同志生平》中，特别提到了"（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他在天安门城楼主持了盛况转播工作"。据我所知，从那以后，每年"五一"、"十一"天安门广场的阅兵式或群众游行实况转播，梅益都要亲自过问、定稿，采编由杨兆麟（后加上杨丹）负全责，播音则以齐越为主，女声先后有丁一岚、潘捷参加。在电视开播之前，这是与庆典同步把实况告知听众的惟一媒介和渠道。

但在1963年的"十一"，毛泽东在城楼上看着齐越他们面对麦克风播音，竟也"浮想联翩"，忽然对周恩来说："如果有人搞政变，只要他们一广播就成了。"这真是一声霹雳。周恩来心领神会，立即采取了一系列可以让毛主席稍稍安心的措施。

30年后，回顾当时，毛泽东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方面，中苏两党的论战方酣，在毛的心目中，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在中国党内党外也不是没有市场的；另一方面，中国的宫廷政变史不绝书，近年非洲等地政变不断，有的只费少量兵力，竟是以控制电台，发布政变命令，而一举翻天的。三年后林彪大讲"政变经"，盖于此揣摩有日矣。

周恩来调了某军政治委员丁莱夫到广播局任政委，党组书记，取代梅益为一把手。广播局随之仿军队建制设立政治部，在对内、对外两部即中央台、国际台分设政治协理员，在广播文工团总团分团分设政委。那时"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伊始，时行说"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从上到下大造夺权舆论，广播局虽并非基层，是中央国家机关，却也已大有夺权之势。在"政治挂帅"的体制和氛围下，一切业务、行政工作服从于政治，业务、行政人员便须听命于政工人员；从这时起，原来广播电台以宣传业务为中心的格局改变了，加上某些政工人员对宣传、对人事的不适当干预，开始形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隔阂与矛盾。

在原有的业务、行政人员中，也包括两部分：一是"进城"前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老广播，和"进城"初期从青年学生中吸收的新广播；还有一部分则是1952-53年间几个大区撤销后从大区台调来的负责干部，其中不少是在地方台独当一面的，到了北京，部分以副职作了安排，却也还有些一时安插不开，于职务、级别、住房及各项待遇，多有不能尽如人意者。于是有的便把不满集中到梅益身上。这样，在实行政委制之前，机关里就已添上原中央台和原地方台干部之间的矛盾，里面还套着新老干部以至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的矛盾，不过或隐或显，时隐时显罢了。

文革风暴一起，在全局和各部口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政治部系统掌握，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部署发动攻势，梅益自然首当其冲，因为他不但是在广播战线执行了所谓"十七年黑线"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魁祸首，还是远在上海左联时期所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参与者，积累了大量有待清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大字报公布了他审定的稿件，竟不止一次删去了颂扬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叠床架屋的套话，实在"罪该万死"。紧接着在全局首先是中央台、国际台、电视台的编辑部门和文工团大抓"梅益黑帮"。机关内部原有的矛盾，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中，充分暴露并恶性发展了。

在当时气候下，只要是批斗梅益，无论怎么说，怎么做，都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毛泽东"八一八"检阅红卫兵，流风所及，与社会上的"红色恐怖"同时，1966年8月23日早晨一上班，广播局就举行了对"梅益黑帮"的第一次武斗。大家记得，导致老舍自杀的那一场大批斗，也发生在这天早晨。广播局东小院的一幕，可能既是呼应社会潮流，又是贯彻领导意图。就从这一天起，广播局开设了"政（治）训（练）队"，对广播局梅益以次的干部员工一百人左右实施圈禁，宣布《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条规定》，俨然监狱一般。每次全局的批斗会，梅益都是头号斗争对象。大家印象很深的是，梅益对他经手终审的稿件，他怎么修改的，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光是记忆力好，而且因为他真是用心。不过，我记得有一次，有人气势汹汹质问他，为什么要办农场生产基地，他竟答道："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质问者为之语塞，我不禁心中暗笑。后来我也遇到这类质问，说"你搞翻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就答"是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收到同样的效果。梅益不但要应对局内大会小会的批斗，到工人体育场等万人大会上接受跨行业的批斗，会下还要写交代材料，参加劳动。他本来有"鹅掌疯"，那年冬天露天干活，掌心全裂了。四个月后，年底因运动态势的某些变化，政训队解散，被关的人暂时回家。梅益却没有这么轻松，两派群众组织都要表示自己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那就得无休止地狠斗"走资派"。梅益充当了"革命群众"及其后面操纵者"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练拳的沙包。1968年军管小组进驻以后，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专政队，其中有第一次关过的那些"黑帮"，还有陆续"揪出来"的所谓走资派、叛徒、特务，以及被梅益"招降纳叛""网罗包庇"的"牛鬼蛇神"，而且连党委书记丁莱夫，还有一些政工干部也进来了。梅益自然仍是首恶。新一届的专政队是"走读"的，他和另外六七人则仍在专家楼里"隔离"，实即羁押。每天定时由监管人员领出列队到大食堂吃饭。这样的屈辱持续了两三年。然后，到河南淮阳干校，所谓边劳动，边交代，接受改造。但对他说来，比起圈在小屋里，也许已是一定程度的解放了吧。

《梅益同志生平》中，只有几句话---"'文化大革命'期间，梅益同志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被遣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身体遭受重创"，30多字笼统一笔带过，故我在这里多说几句文革期间的情形当作补充。

走出八宝山，在九月秋风中，我又一次想，一个人，就这样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今天，除了亲故，大概只有研究历史的人才关心梅益曾置身其间的上海左联、南京和谈那一段历史了；且如刘衡所说梅益不大抛头露面（记得1954年组织第一个广播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电台学习苏联经验，他就没参加，而是留下，把各部门出访成员负责审稿的任务一总承担起来），似乎连广播电视系统的年轻人对他也已陌生。不过，过去以至今天许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读者，多还记得译者的名字是梅益。今年是奥斯特洛夫斯基诞生百年纪念，他应该把小他十岁的梅益看作异域知己吧。据说，梅益晚年曾应友人之请，抄录了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那一段撼人心灵的话："人的生命是可宝贵的，它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当梅益用发抖的手写下这些字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他的心情会是平静的吗？他回顾意气风发的早年，坎坷颠踬的中途，以至虽有馀勇可贾毕竟暮色逼人的晚岁，他感到累了吗？他有怎样的感慨，都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2004年第1期 张黎群——中国青运史上一个大写的人　作者：陈　模

黎群同志永远离开我们走了，我感到无比悲痛。我从1951年3月结识黎群同志起，先后一起工作相处50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又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个生龙活虎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他为办好《中国青年报》奠定基础

1950年12月，苏联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团长是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米哈依诺夫。他向中国青年团中央领导同志建议，创办一份团报。团中央早有办报的打算，遂向党中央写了申请办团报的报告，迅速获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批准。

黎群同志1950年初被调到团中央以后，就负责筹备创办《中国青年报》的工作，担任社长兼总编辑，一干就是八年。团中央让他到莫斯科学习苏联共青真理报的办报经验，在中央团校开办新闻训练班，为团报培训干部。他和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邓拓是老朋友，和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是在成都的老同学，请求他们支持一些干部，并让青年报的编采人员去坐班学习一段，让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团报，他们都一一答应了。这样，《中国青年报》---作为青年团在全国发行的第一份报纸于1951年4月27日诞生了。

黎群同志为此兴奋不已，写下《团报创刊述怀》（七律）两首。

一

旗帜鲜明求理想，生活渴望真善美。

政治清明赖民主，爱憎分明好做人。

二

新闻真实命根子，实事求是志坚贞。

左右逢源非吾愿，须与青年共忧欢。

黎群同志曾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和上海大夏大学，1936年参加革命，1937年春赴延安。从1936年参加革命到1950年14年中，他既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工作，又做过国统区、解放区的青年报刊工作，是一个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水平，熟悉青年运动与青年报刊、见过大世面，颇有经验的干部，当时他才30岁。他的述怀诗，表明了他对办好青年报的希冀和理想。

什么是青年报人的精神呢？耀邦同志有两句名言："干部要干，战士要战！"黎群同志说："我只要一息尚存，总是干！干！干！"他在《青年报人的特殊品格》一文中说："青年报人所到之处，目睹耳闻，凡是好人好事，就大力宣扬之，表彰之；凡是坏人坏事，就不避风险去揭露之，排除障碍去鞭挞之！他们和青年息息相通，休戚相关，欢乐与共。"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一文中又说："青年报人中不乏对党、对人民忠贞之士。他们对坏人坏事嫉恶如仇，拥护毛泽东主席提倡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老子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因此，敢于揭发那些特殊化的现象，诸如《不该开设的秘密商店》一稿，是揭露某个省市委搞特殊供应的；《公园里的私园》，是揭露在公园里修建招待所的；《宋北方事件》是批评申诉太难的；《部长助理与摄影师》是批评以势压人的……这些批评稿件触怒了一些人，便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皇帝没有拉下马，自己先滚鞍下马了！"

创刊之初，头绪万端。其时，我任副总编辑和党总支书记。黎群同志作为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抓过报社建立印刷厂、向东德购置轮转印刷机，抓过报纸发行和社内的后勤工作，当中心工作来抓的是青年报人的思想建设。老青年报人都记得，报社从御河桥团中央大院搬到东城海运仓二号新购的大白楼后，黎群同志就找了编辑部四五个思想活跃的同志，放下手里的工作，集中到北门仓报社几间闲置的屋子，生起火炉，静下心来，沏了茶水，让大家整天议论一个问题：怎样办团报，怎样改革，怎样才能刷新团报？不久，他就在报社的大食堂对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作《怎样做一个青年报人》的报告。

团报在周二刊、周三刊的初创时期，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好处，一改为日报，上下左右就变得不协调起来。他坐在总编辑这把交椅上，常常陷入被动的局面。如新华社发的消息、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要不要登？上面指令这篇要登，那篇要发，不登就违令了。他想，若随波逐流，唯唯诺诺，日子也可以过，工资也不会少分文，职务照升，但这和青年报人的性格、气质格格不入。怎么办？他请教周总理。总理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后情况就不同了……按解放前那样办不行，读者不会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

经过深思熟虑，他进行了三方面改革：

一、本着"讲真话"的原则，赋予新闻工作人员独立负责的权力。他能作主的就作主，出了问题，上面来了批评，他承担责任。

二、拓宽内容。把青年工作部门的特殊性同报纸作为舆论机关的普遍性密切结合，评论的范围扩大了，议论的内容增多了，采访的领域开阔了，批评的限制突破了。据统计，1956年共发表了各种形式的批评稿218件。

三，革新版面，改变老面孔。各种会议的首长讲话不是全文照发，而是加以精编，取其精华。新华社稿件，择其与青年有关的摘要刊登；增多本报记者、通讯员和读者的来信来稿，使新鲜的题材，群众的声音，遍布版面。

这三点改革思想，概括得好，既明确，又泼辣、周详，成了青年报制胜的"法宝"。当然，黎群同志抓团报改革是多方面的，牵涉许多具体方面还有以下几点。

第一、建国以后，我们的党中央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一般党报都习惯地搞以政治运动为中心那一套宣传。团报如果也这样搞，那就成了翻版书了。黎群同志认为，本报的日常宣传要坚持不懈地反映我国青年的精神面貌，以激励青年为"四化"英勇奋斗为报道重点。我国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我们突出地报道了北京展览馆基建工地上出现的青年突击队，提高工效若干倍，受到北京市委和团中央的肯定和表彰，报上一推广，青年突击队的旗帜，就在全国基建、矿山、工厂飘扬起来了。

第二、宣传先进人物、先进集体。我在团报主管青年运动的报道。创刊以后，我们连续地报道了郝建秀、赵国有、韦玉玺、王崇伦等工业先进人物，不只报道事迹，还报道各地青工如何学习，开展比、学、赶、帮活动，效果好、影响大。

第三，我们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不脱离青年思想实际，不空洞地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是有时代特点，渗透于形象、活动和知识的宣传之中。比如，我们在理论修养副刊上讨论什么是我们的远大理想，当营业员就低人一等吗？

第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迅速进步，青年渴望探求知识越来越广泛，希望团报对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提供更多的指示、帮助和服务。在黎群同志的启发下，团报办起了"团支部"、"接班人"、"长知识"、"绿地"（文艺）、"辣椒"、"周末"、"美术"等七八个副刊，内容丰富，知识性强，受到青年们由衷的欢迎，毛主席两次表扬报上登过的文章。

胡耀邦同志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以后，《中国青年报》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宣传，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黎群同志的积极领导下，《中国青年报》在首都十多家报纸中是发行量第二大报，经常保持日销量200多万份以上。

黎群同志从不摆架子，平易近人，和大家一起干，有事先承担责任，善于团结干部。他对干部也很放手、放心，他若出差、开会、出国，编辑部工作就交给我和钟沛璋同志去做，全社出现了团结和谐、蓬勃向上气氛。当时全社除三五个老干部有家室外，绝大部分都是二十岁上下的知识青年，报社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大家每天八点上班，在报社吃罢午饭、晚饭，又坚持干到夜里11点，吃一碗汤面才回家。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正因为青年报人有了这种精神，才把团报办得那么好，那么有朝气。黎群同志最大功绩是，带领并造就了一支积极勇敢、特别能战斗的青年报人队伍。

天有不测风云。在反右派斗争中，三名正副社长、总编辑一锅端了，出了两名右派，我是幸免于难，但也撤职贬渎，下放改造。有17名记者、编辑、部主任，错划为右派分子。那些挨批判的准右派，就难以计数了。20年之后，历史证明《中国青年报》错划的右派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他为谱写中国青运史竭力尽心

胡耀邦同志1952年9月来团中央工作后，不只一次讲到，应该建立青年团学，我们应该重写中国青年运动史，无愧于中国青年运动，无愧于新时代。

1950年初，团中央宣传部教育科长李公天同志，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应该开设"青年团学"这门课，教育系的学生应具备这门学问，掌握引导青年健康成长的规律。李公天同志去北师大商量，一拍即合。校长林砺儒送来一份聘书，聘请张黎群为教育系兼课教授，同时派一名助手。

黎群同志接到聘书后，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抽出时间，写了《中国青年运动史讲稿》，在北京市为团干部们讲过，再给大学生讲，十分精彩，很受学生的欢迎。除在北师大教育系上课外，黎群同志应天津、重庆、成都等地团组织的邀请，也讲过多次，他是个热心肠，几乎是有求必应，不受报酬。当时团内的作风就是这样。

1956年的初夏，黎群同志跟随耀邦同志从北京出发，在京广铁路沿线的省会、县城、村镇进行调查研究，侧重于农村青年的要求和在生产建设中怎样发挥突击作用问题，他发现农村青年文化水平相当低，文盲不少，黎群同志提出了农村团组织办文化夜校的主张，他称赞中南几个省的农村青年突击队搞得好。回京后写出《学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怎样搞好农村青年突击队》两本小册子，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也算是他作青年研究的两项成果。

1957年的春季，刘少奇从北京坐火车到广州，对沿途五省进行考察，黎群同志跟随考察。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少奇同志请教了许多问题，包括青年研究的问题。

少奇同志说："青年报必须是引导青年放眼世界，关心国事、党事、社会之事的舆论机关，不能囿于所谓'青年问题'的狭小圈子，青年报要议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各界人士都要看。报道面、反映面要广泛。"

另一次，少奇同志说："现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不少思想混乱，其原因很复杂，有波匈事件的影响，也有学校教育和党的思想工作上的问题，主要毛病是脱离实际，脱离青年群众。还有一部分干部忘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有的甚至发展到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坏思想、坏行为，是向青年施放了腐蚀剂。"

另一次，谈到青年报怎样认识青年的问题，少奇同志说："青年报的同志，首先要认识团报帮助党解决青年问题的重要意义，这是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关系到社会主义持续发展，也关系到青年一代能否健康成长的问题。"

1955年，黎群同志向团中央书记处建议，成立一个青年运动史的研究机构，研究当代青年的思潮，研究中国青年运动各个发展阶段，搜集、采访、整理各种青运史料，编印中国青运史料丛书。书记处一致同意，从中央团校调来了郑光同志，黎群同志推荐了团报的编辑罗征敬同志，他们协力同心，开展研究，广采博纳，成绩卓著，出版了《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共十大本，419.3万字。这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青运史料丛书。征敬等同志在这个时期，访问了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共青团员、老青年工作者，留下了宝贵的青运历史资料，如果晚十年再干，这些老人就不在人世间了。

"文革"中遭受迫害，对党忠贞不渝

1962年2月，黎群在北京参加"七千人大会"之后，被调到成都担任党的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此后，他担任了《重庆日报》新开辟的《巴山夜话》和《成都晚报》《夜话》专栏的写作任务。《重庆日报》总编辑雷勃、王古泽、《成都晚报》总编辑陈柏林都约黎群写点文章。他们商量后，订了100个题目，来源于近四年"大跃进"中的现实生活，希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一褒一贬，以正时弊。文体力求短小精悍，生动活泼。

黎群在工作岗位上，与许多人接触，同许多事务接触，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胸膛与革命事业共起伏，对国家的进步欢欣鼓舞，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忧心忡忡。于是他拿起笔，说诚实的话，提倡做诚实的事，谴责败事之徒。他一篇接一篇地写，共计写了20多篇……

1963年春，重庆市委召开扩大会议，揭发批判肖泽宽（市委常委）、李止舟（秘书长）、廖伯康（办公厅主任）的右倾反党集团，并与张黎群写《巴山夜话》联系起来，说是肖、李、廖为张黎群提供材料，张黎群是他们制造舆论的代言人，也是反党集团的支持者。

黎群扪心自问，自己只是写了20多篇小稿子，平时一向严谨，遵纪守法，不致于这么严重吧？任凭风浪起，还是照常工作。他带领两个工作人员去贵州、云南的农村进行调查研究。调整工作正在大力进行，"刹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作风），正在有效地推进，生产明显好转，干部、群众的精神开始振奋。他感到鼓舞，常常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回到成都已是春节，他知道"文字狱"这一案还未了，迟早要发作的，何时来，怎样来，无法预计，只有听天由命了。

1964年春，黎群患病住进了成都体育医院，经过4个月的治疗，才逐渐好起来。

黎群的好朋友于江震同志，给他来信，要他到重庆和他一道生活一个时期。于是，他去了，上了名山缙云山，在那儿同住了个把月，人是精神动物，心情平和，身心健康起来了。

1964年的夏天，西南局通知黎群同志，参加南充四清工作，地委书记卫广平和他是正副队长，归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领导。于是，他到南充---广安三个公社搞"四清"，为时一年多，他住在广安一户贫农家里。一张大木床和一张小木床，睡一家五口人。一天下大雨，从黄昏到夜间仍不停止。他们穷得晚上点不起灯，就用手摸娃娃小腿，以为够数了。到了半夜，雨停了，一位十岁的娃娃抱着一岁的娃娃回来了。他目睹这样的景况，深深感到不搞计划生育不得了。于是，同宋小来秘书在广安县星光生产队搞试点。写了一个《如何进行计划生育》的报告，给李井泉同志送去，李认为很重要，批转给云、贵、川省委仿行。

1965年下半年，黎群调任四川省绵阳地委副书记。绵阳地区是四川省的粮仓。1966年初夏，这个地区大旱。正当黎群担任抗旱团长，全区已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时刻，四川省委电令他即回成都作"反党"的检查。5月24日，黎群被公安机关逮捕隔离审查，交待问题，真是"昨为座上客，今为阶下囚"。这时，他48岁，已参加革命39年了。

1966年6月5日，暴风骤雨式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四川日报》上在社论位置上，以史伟（市委谐音）之名发表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黎群开火》的文章，宣称"张黎群的《夜话》和《巴山漫话》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黑话一样，贯串着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这条黑线同当时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相呼应，为国内地富反坏右的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起，猖狂地向党进攻，妄图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改变颜色。"

在这个大祸临头时，黎群不住地自言自语着，反复背诵着这样一些古人警语："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猛虎扑于面而目不瞬！""大仁大勇者，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忍人之所不能忍！""真金不怕火，怕火非真金！"这样，他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他再看看报上那些鹦鹉学舌的文章和条条揭发，心里更踏实了，因为他确信，假话打不倒人，更吓不倒人！

他写了一本《黎群自传---革命30年的回忆录》；又写了一份《驳斥报纸造谣93条》；此外，还写了大量检查材料和答辩文章。他越写越坚定地认为，我是冤案的主角。

在关押了7个月后，1966年12月24日凌晨两点，他被押到绵阳地委机关。他们把他带进一间又潮又矮的房子，恶声恶气地说："你打扫一下，就住这里！"

黎群打扫完毕，到机关院子里看大字报，墙上都贴满了。这哪里是在进行严肃的政治批判，全是一派编造的材料，揭露走资派所谓罪恶，全是捕风捉影的东西，他不想再看了，上街到百货商店买了一台收音机。迎面来了一帮红卫兵，其中一个指着他鼻子问："你是大黑帮张黎群吗？"黎群答："我是绵阳地委副书记。"

众人不由分说，簇拥着黎群进入地委机关大院，抬来一张方桌，要他站上去，一场批斗会开始了。

"你是不是大黑帮，你为什么反党？"人群在吼、在叫，乱作一团。

黎群答："我是中共党员，地委文教书记。有人在捣鬼，将莫须有的罪名横加于我！"

忽然，一名女将跳上台来，将黎群的双手绑起来，高声喊道："革命战友们！我是北京文艺报的，串连来此。张黎群太嚣张了必须把他斗倒斗臭！"于是，"打倒张黎群"的吼声，此起彼伏。

太阳西下，斗争大会散伙了。没有人来管黎群，他确实有点困乏，走回那间小屋子，倒头便睡。

不久，他的脖子上，被挂上了一尺宽、二尺长的大木牌，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黎群"，名字上用砂笔划了粗粗的大"×"。造反派把他们带到体育场的看台上，让他坐"喷气式"，进行十多天的批斗，接着又被押上卡车游街，最后在市体育广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这样过了一年的比黄连还苦的岁月。

1968年冬，黎群夫妇被军队监管。1971年起，又被易地关押于德阳白马关的庞统庙。在关押中，黎群听说于江震横遭迫害致死。他倒在床上抽泣，提笔写下八个字："江震被害，戴笠笑熬"。他与江震有30年的交情，彼此视为知己，江震1928年入党，20岁出头就挑上红军师长的重担，显露非凡的才华，他走完长征之路，就做党的工作，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被害死在党的西南局书记的岗位上。

1979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黎群的冤案平反。

青少年犯罪研究事业的开拓者

"文革"中的黎群坐了七年半的监牢，所幸的是身体依然健康。他似乎忘掉了各种伤痛，奋不顾身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决心把损失的时间找回来。

他参加筹建四川维尼纶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任党的重庆市委委员、四川维尼纶厂建设现场党委书记、指挥长，接着又任浙江大学党委第二书记、第一副校长。到1980年，他61岁，又返老还青，担任北京社会科学院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这是第一个青少年研究所。黎群到任不久，倡议并领导创建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次年6月，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会长，在他的领导和操持下，"中国青少年犯罪学"被列入国家"六五"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于1987年12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标志着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犯罪学理论体系，填补了我国社会科学学术空白。他还组织专家、学者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丛书》等专箸，丰富了我国青少年犯罪研究的理论宝库。

黎群一贯重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和有关机构合作，开展青少年犯罪的调查研究工作。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注意发现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新动向、新问题，撰写、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出版了《黎群青年研究文集》。大家称他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开拓者、奠基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黎群十分重视青少年犯罪研究成果的转化。他经常亲自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活动，深入到监狱、少管所、工读学校、劳教所，同教师、干警探讨如何更科学地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的问题；同失足青少年座谈，鼓励他们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走上美好的人生道路。他应邀担任全国青少年立法领导小组顾问和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专门小组成员，积极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活动。他十分关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主编《中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学术专著，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推进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为表彰黎群同志在研究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推进国家青少年法制建设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国家教委、司法部、团中央五部委于1995年1月12日授予他"中国保护未成年人模范个人"光荣称号。

黎群同志在他的晚年，以坚韧不拔的意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带领团中央张定、李公天、严如平，唐非等一批老同志，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编辑了四卷《怀念耀邦》（共200多万字）。

黎群为人坦率真诚，他生前几次对我说，我一生革命，斗志不减，至死不悔，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未能参加撰写《中国革命青年运动史》，当然，他寄希望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的同志，力求写出一部文情并茂的青运史。他在1984年的赠诗中，表达了他的壮志情怀：

洪都星火井冈烽，华夏燎原燕山红。

国基未固宫阙乱，腹患原来要根除。

盛世修史作春秋，忠奸是非命笔修。

江青不死重卷土，董狐秉直照千秋。

敬爱的黎群同志，您安息吧！

（2003年5月29日晚）

2004年第1期 与黄万里先生的几面缘　作者：郝一星

读到《读书》曾昭奋先生的一篇文章，方知黄万里先生已去世。心头一阵无奈，想到原本与黄老的约定突然没有了下文，无限追悔。

和黄老也算是有缘。因为偶然在刊物上读过先生的文章，特别是先生填写的诗词，笔力意趣均属上乘大家风范，心仪已久，竟贸然拜访，时在1999年4月21日，春光正烂漫。

先生居住在清华大学教授公寓的一层。黄老鹤发童颜，红光满面，态度平易谦和，长者的慈祥，学者的自信，尤其是老人赤子般的天真，一双不设防的目光，使人顿感亲切。黄老健谈，对初次见面的来访者，也是直舒胸臆，不像饱于世故的老少爷们那样油滑，因此谈锋所及毫无顾忌。从黄老处回来当即整理成文，兹录如下，或者有文史价值。

父亲黄炎培是国共两党居间调停者，黄炎老正直无私，国共两党，他都敢于直颜批评。解放后，毛、周常与先生商讨国是。黄曾对毛直言：历来得天下者必杀功臣，共产党何以应对？毛答：批评与自我批评。然而很快就整肃了高、饶。国家实行统购统销，黄去江苏，士绅上报的材料证明此举弊大于利。黄乃面陈毛、周，引发争论，最后刘少奇出来和稀泥，说江苏的材料有正确的一面，但不一定适合全国的情况，勿以偏概全。此前，毛称黄是中间偏左的民主人士，此后改为中间偏右。于是黄炎培终生不向共产党进言。

黄炎培属黄兴派。民国伊始，孙中山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得知国内变革，即电告：已筹到一笔款子，但没有名义，盼给予身份。黄兴等人便推他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回国，带回来的只是一只空皮包。

黄万里与夫人丁女士刚刚度过钻石婚纪念日，携手已62年。他们的相识是在从美国回来的船上。黄炎培给他去信告：务必回国，将来侍奉母亲。万里长兄娶的是外国女人，二哥的媳妇不贤惠，只有他可能担此重任。丁女士也是有来头的人家，其父乃民国元老山东丁惟汾。黄万里曾上丁家登门求婚，遭冷落，原因是嫌他是上海人，说上海人难免油滑，靠不住。万里觉得好生窝囊，说自幼成绩优秀，出国留学拿硕士、博士学位，家庭又好，自己长得又很帅，被称为'标准女婿'，竟吃了闭门羹。黄炎培又托人从中牵合，第二个受托人原来就是丁惟汾的机要秘书，于是天从人愿，遂结百年姻缘。几十年来，老夫妻风雨同舟，甘苦与共，如今已是四世同堂的幸福之家。

黄万里坚决反对三峡工程，曾力陈四弊。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组织征求过他的意见，黄直陈己见，克林顿复函对他能坦率的表达自己真实的看法表示钦佩。美国不投资三峡，也令世界银行不予介入。1994年加拿大召开国际研讨会，专家所见略同。加政府撤出1700万美元的投资。

张光斗说中国是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黄万里以为中国短缺是耕地。

谈话间，注意到先生的客厅很是别致。客厅不大，弥漫着儒雅之气。壁上悬一整幅的国画，是何香凝手绘的一丛梅花，极具艺术感染力，堪称神品。小镜框里另有两幅小条幅，一幅是赵朴初先生的诗词，一幅是金克木教授的手笔，二位先生的题诗情词真切。黄老告诉我，这两位都不认识他，他也和他们素昧平生。赵和金都是看过他的诗词慕名而与他结成文字之交的。黄老十五岁即能写旧体诗词，客厅临窗处的墙上就挂着一幅近作，是一首《念奴娇》，词意书法俱佳。

5月18日，黄老打来电话，长谈半小时。黄老特别珍重自己的专家身份，对于那些前辈文史掌故知之甚多。黄还透露：孙中山不依仗黄兴的政学系，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之后，选中了蒋介石并得意的说：得到一个蒋介石等于有了十万精兵。但蒋执政后仍重用政学系中人，代表人物是陈英士的一双侄儿陈立夫、陈果夫。丁惟汾就属政学系之前辈中坚，故陈立夫尝言：蒋家天下丁家党。

8月11日，老先生还来过一个电话。称欲仿《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式样写作，我本来是想请先生按一幅照片、一首诗词、一段文字的格式写一写他的一生的。

12月31日先生又打电话，说他新近又做了一次手术，但听上去依旧那么通达，相约近日去清华园拜访，他想透露一些不能形诸文字的东西。可惜，我再也不可能听先生说些什么了。记得其间，曾又到清华和先生有过一次短暂的接触，谈话中，老人很客气地说，要到隔壁去打针，我还以为是什么营养保健的注射剂。他笑道：治癌症的。我很吃惊，看老人的气色和精神，怎么也想不到会和癌症有干系。他却坦然得很，说60年代就得了这病，而且是三种并在一起。每天由他的老伴丁女士注射，维持生命，已届九旬，算是一个奇迹了。

那次，黄老还特地问我："你说中国缺不缺水？"我说："现在大家都知道水资源极度短缺。"黄老笑道："其实缺的是耕地。"他又反问为什么黄河会断流。然后发了一通议论，大意是：自古没听说过的黄河断流，原因是上游几十座大坝分流浇地。说到中国不乏水资源，他有独到的见解，认为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每年有大量的水白白流到境外。黄河长江源头萎缩，治理的办法是打通山脉把雅鲁藏布江的水引注到长江黄河的源头，这样一来成本要比修三峡大坝划算得多，而且解决了两大河流的生态问题。他已经写好一篇文章专论此事，却苦笑道："人家不会理睬的。"看得出他内心是多么无奈。

本来黄老约我再到他那里专谈编文集的事，琐事缠身，竟未能如约，现在想起，深深懊悔。

黄老去世了。我仍不时记起与黄老的有限的几次接触，记起他老人家的一头白发和他的那些出自真心的、不设防的谈话。这样的知识分子恐怕越来越少了吧。

老人和我最后一次的通电话恰在新千年的前夕。追念往事，厥有此文。

2004年第1期 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　作者：曾景忠

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政策，多年来都流传说：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但后来又把不抵抗的责任都归到张学良头上。张学良替蒋介石背了黑锅。现在史学界正在对此进行澄清。这里专门介绍张学良晚年对此问题的说法。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政府中央。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但日本广播协会的采访录认为："关于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极力证明并非蒋介石的责任，考虑到他现在所处的立场，不得不做如是说。"意指张学良身居台湾，出于处境，不能不这样说，上述不能代表张的真实思想。

其实不然。张学良从来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性格。一般来说，他不大会屈从于形势，言不由衷。特别是到了1990年，不仅蒋介石早已逝去，蒋经国亦已辞世，他已基本上获得自由。是年6月1日，台湾政要张群等人和张学良的亲友在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九十岁生日庆寿，或可视作张学良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他是在这之后。没过多久，他即赴美访游。假如说，蒋氏父子，尤其是蒋介石在世时，他谈历史问题还有所顾忌的话，这时他应是可以直言了。也正因为如此，他这时才主动邀请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教授"为他的回忆录捉刀"。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

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张学良不止一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问题，他都是这样说的。他不仅公开答记者问如是说，即在私下对他所信任的人也同样是这样讲的。有文章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曾给张学良10余件电报函件，令其不抵抗。张学良的部下王卓如、阎宝航建议他将这些电报妥为保存。后来张氏夫人于凤至让张学良赴欧考察时，特地保存在伦敦汇丰银行保险柜中。因为有这些函电，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即以此威胁，使国民政府中央和蒋介石不敢加害张学良。但有的学者指出：阎宝航、王卓如晚年均在大陆，也写过有关张学良的文章，但均未提及将不抵抗命令原件存于汇丰银行这样的大事。据为张学良所信任，替张氏记录口述历史的哥伦比亚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张之宇记载："张氏曾自疚，告诉笔者：我是封疆大吏，中东路，九一八事件，对苏、日关系，平时我有自主权，不能说有了事，推卸责任。外间传说我有蒋（介石）先生不抵抗手谕存在于凤至手中，是扯淡。于凤至不是那种人。"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张学良自述，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下不抵抗命令者，是他自己，而非中央政府。这是对"不抵抗主义"责任最有力的澄清。

2004年第1期 朝鲜战争中的苏联空军　作者：于　光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朝鲜战争爆发后，应中国政府的要求，有大批苏联专家和军事顾问来到中国，数量之大，涉及领域之广，可以说是空前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由，关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很少资料积累，一些史实或被扭曲，或被淹没，更没有公开报道。笔者在朝鲜战争期间，曾在中朝人民联合空军司令部任职，现仅就个人经历和有关解密资料，对苏联空军参加朝鲜战争的一些情况作简要回顾。

一、苏联空军参战前有关高层领导的动向

1950年6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北朝鲜在战场上频频得手，很快攻破汉城，朝人民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到7月上旬，人民军从多方向推进到朝鲜半岛南部，李承晚政权岌岌可危。为挽回败局，9月15日麦克阿瑟将军组织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将朝人民军的补给线拦腰切断。在强大的美空军打击下，北朝鲜少得可怜的空军力量只几天功夫便被摧毁殆尽，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条件下，地面部队进退两难，战争态势突变。9月29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告急，要求直接军援，斯大林要金日成转求毛泽东。

事实上，朝鲜战争一爆发，毛泽东就预感到战争将给新中国带来的阴影。在接到金日成的告急信息后，毛说："邻人危急，我们在旁看着，怎样说，心里也难过。"他很快下定决心，将原计划用于解放台湾的空军第四旅重新编组，准备调往东北。同时，派出周恩来去莫斯科。1950年10月8日，斯大林会见周恩来，双方达成约定，由中国派出地面部队，苏联为中国空军提供飞机及高炮等军事技术装备，并直接出动空军部队进行空中支援。

二、苏联空军的进驻和中苏联合空军指挥机构的成立

10月中旬，苏联第64防空军军长罗波夫将军奉命派出一个有32架飞机的先遣团进驻我安东浪头机场，团长为巴什克维奇上校。经过短短几天熟悉空域、沟通警戒雷达和无线电导航与指挥系统等战斗准备，11月1日苏先遣团第一次出击，将来犯之敌RF-80侦察机击落。接连几天的空中交锋，美空军连续被击落多架战机，给了美国佬一个出乎意料的重大打击。从对手打不散的战斗编队和飞行员娴熟的驾驶技术，美军立刻猜测到苏联空军参战了。由于当时美、苏的微妙关系，都不愿意扩大事态。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双方都担心爆发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谁也不去捅破这个秘密。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在1988年回忆到朝鲜战争时，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国会)要我们对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一个苏联空军团显然太势单力薄了。经过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一线几个机场的建设大致就绪，三个苏联空军师陆续从苏联本土调来朝鲜前线，部署在丹东、辑安、宽甸等沿鸭绿江一线的机场。同时，中国空军新编的几个准备参战的师先后调到东北，分驻在辽阳、沈阳、鞍山等二线机场。

随着中、苏双方投入的空军力量逐渐增多，为实施统一指挥，1950年11月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以便把组建部队、组织训练和指挥打仗等工作结合起来。1951年2月12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希望派顾问帮助新成立的空军集团军制订计划和领导作战。17日，斯大林回电同意满足中国的要求，委派戈卢诺夫少将担任空军司令部的顾问。同年3月15日中央军委将已实际形成的中、苏、朝联合指挥机构正式下文成立，定名"中朝人民联合空军司令部"，司令员是当时的东北空军司令刘震将军兼任，司令员顾问即戈卢诺夫将军。关于戈卢诺夫将军，人们对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事迹可能不熟悉，但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傀儡皇帝溥仪一家及几个皇亲国戚跑到飞机场，准备逃往日本，被苏军在机场截获并带往苏联的这一历史轶事却是无人不知的。这段故事中的"苏军"就是戈卢诺夫将军所率领的伞兵部队。现在，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又来到朝鲜前线，协助刘震将军指挥中、苏两国的空军健儿，拟定作战方案，把在前线的苏联空军部队的指挥和即将参战的中国部队飞行员的训练，以及两军并肩战斗的准备工作统一结合起来了。

三、苏联空军的战斗活动片断

苏联空军入朝参战和志愿军发动第一、二次战役，使美军在地面和空中都遭到重大挫折。麦克阿瑟极为震撼，迅速增调了两个空军联队，加强对中、朝军队的封锁攻击。美、苏空中战斗愈演愈烈，规模愈来愈大，美机一天最多出动有500多架次，苏军飞行员一天之内往往要起飞2-3次应战。苏联空军利用米格飞机爬升速度快，垂直机动性好的特点，以及来犯的美机在返航时是逆光飞行，很快摸索出一套打击敌机的方案。即起飞后，疾速爬高，避开在鸭绿江一带巡逻的F-86，在南飞途中完成编队集合，达到10000米高空，然后，掉转头来，居高临下地向正在轰炸扫射我方阵地的美机出击，这样的作战方案既有高度的优势，又处于背光的有利占位，在空战中累见奇效，给美国的喷气式侦察机和轰炸机造成极大杀伤。到1951年2月，苏空军在清川江以北与鸭绿江之间，东至永丰水库之内的6000平方公里地区，几乎占了绝对统治地位，极大地削减了美空军对我过江部队的威胁。美第五航空队把这一地区称之为"米格走廊"，要求"远东空军应尽量避免使部队进入米格走廊"，承认"共军在这个重要地区拥有空中优势，这些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没有遭到轰炸"，哀叹"为在朝鲜最西部活动的B-29进行护航已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空军的飞机在数量上几乎都是中、苏飞机数量之和的一倍以上，苏联飞行员总是处于以少对多的地位。到1951年中，美空军又将在编的F-86A换装为更先进的P-86E，与美空军作战愈来愈残酷激烈。不仅如此，出于保密原因，苏联飞行员在空中不能用俄语联络，更增添了协同作战的难度，甚至为此付出血的代价。1951年三月笔者曾随两位苏联专家潜往朝鲜清川江一带寻找一架被击落的苏联飞机。经过两天的昼伏夜行，在朝鲜地方政府的引导下，终于找到飞机坠落的地点。苏联专家察看了现场，向当地居民详细询问了关于飞机被击落的经过。据朝鲜翻译转述：这架飞机大概是在激烈空战中掉队，被美机从后下方追上，"像是打了它一下，这架飞机就晃悠起来，没有拉黑烟，一会儿就摔下来了。"我们在现场周围察看了许久，飞行员尸体碎块溅落到100多米外，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把搜集到的飞行员残骸和他的手枪仔细地分别包装好，带回师部。据说牺牲的飞行员是一位将军的孩子。因那天空战非常激烈，可能导航设备坏了，又不能用俄语通话，和长机失掉联系，收不到地面指挥命令，飞行员先被打伤(死)而后坠地的。苏联专家在事故现场，发表了许多由于不能用母语联络，造成极大困难的感慨。

死者的事迹是悲壮的，但活着的也不轻松。我们在前线机场值班，每天接触到的都是一些在空中浴血奋战后的战机返航。看到这些满是弹孔(有时多达四五十个)的飞机着陆时那摇摇晃晃弹跳蹦摔的情景，看到这些经过激烈空战、精神高度紧张的苏联飞行员爬出驾驶舱那疲惫不堪的样子，今天回忆起来，仍感到惊心动魄。

在两年多的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采取轮换的办法(一般同时保持三个师300架飞机左右)，先后投入的空军力量共有七个师和相应的场站部队一万多人，其中飞行员一千余名。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击落63架德国飞机的苏联英雄称号三次获得者---著名的阔日杜布将军（《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当年曾采访过他）指挥的近卫空军师也曾参战。据不完全统计，苏空军在朝战中共击落美机1300多架。为此，苏方付出了200多架飞机被击落、飞行员牺牲约120余名的代价。其中包括好几位金星奖章获得者的苏联英雄，还有一位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飞行员也英勇牺牲了。

四、中苏空军比翼长空，取得朝战的最后胜利

1950年10月底我空四师第10团(即原第四旅的米格-15团)在师长方子翼、苏联顾问沃尔柯夫的率领下，由辽阳转场到浪头机场，与先期到达的巴什克维奇团会合，主要任务是配合苏空军，接受实战锻炼。考虑到中国年轻飞行员的驾驶技术尚不够熟练，缺乏空战经验，因此，当美机来袭时，打头阵打大机群的任务由苏联飞行员承担。遇到好的机会，如小股敌机，指挥所就下令中国值班飞行员出动。为了协同作战并兼顾保密，联合指挥所将常用的一些作战用语，如"我攻击"、"我掩护"、"你攻击"、"左拐弯"、"注意右下方"等约三四十句口令，由联司翻译室用俄语拼音写出来，贴在苏军空中指挥员驾驶舱左前方，以便苏军指挥员与中国飞行员沟通。

1951年1月21日，中国空军迎来了第一次空战，8天后，即1月29日，10团大队长李汉击落美机一架，首创中国志愿军空军击落敌机的战绩。

1950年底，根据此前周恩来与斯大林的约定，苏联政府除调空军师参加朝鲜战争外，又相继派出约300名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优秀空、地勤人员，到中国新组建并准备第一批投入朝战的空军部队，帮助飞行员完成战斗训练科目，教会地勤人员掌握技术，学习在作战条件下维修和保养战机及其设备。这批中国飞行员虽然刚从航校毕业，飞行时间仅仅三四十小时，但绝大部分是从陆军作战部队选拔出来的优秀小伙子，他们经过几个月强化战斗训练，如虎添翼，斗志昂扬。联司领导贯彻毛泽东关于"必须抓紧时机进行实战锻炼，要十分重视实战锻炼对空军部队的意义，哪怕求得只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指示，利用1951年春夏两季苏空军坚持在一线与美军抗衡的时机，将经过实战考验的四师10团从浪头调回辽阳，在认真总结作战经验教训后，让他们到即将参战的部队巡回讲课，介绍出航、搜索、占位、攻击的经验，同时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多机种、大机群战斗演习，以提高机关的指挥组织能力。1951年9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四师再度开赴安东前夕的一次战斗动员大会上，刘震司令员适时地提出："四师这次参战，应积极打大机群，以进一步提高战斗力"的任务。12日，空四师转场到安东大东沟机场，开始作战值班，与苏空军并肩作战。该师自25日起同美空军交战伊始，到10月20日奉命调回沈阳休整，38天共出动29批508架次，取得击落美机20架，击伤10架的战绩。同一天，空三师开赴安东前线，也取得优异成绩。从此，中国空军开始了有计划地投入战斗部队，逐步接过苏空军承担的部分作战任务。1951年11月志愿军空军轰炸机轰炸了美韩的一个重要前哨基地---大、小和岛，配合陆军攻占了这两个岛屿。

自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停战，中国空军与苏联空军并肩战斗，密切配合，总共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轰炸航空兵两个师的784名飞行员，59733名地勤人员投入朝鲜战场，配合友军，取得击落美机330架，击伤95架的辉煌战果。同时也牺牲飞行人员116名，被击落飞机231架。

逝水流年，朝鲜战争硝烟熄灭已经半个世纪。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相邻大国经历了田园诗般的蜜月和激烈的论战以至兵戎相见的大起大落，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了昨日云烟。两国政府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深厚感情又显生机。我常常想起朝战期间在联司与苏空军相处的人和事，特别是一些牺牲的苏联飞行员的音容笑貌是岁月挥之不去的。他们默默地战斗、默默地奉献了年轻的生命，早已魂归故里。由于一些道不清说不明的原因，苏联、朝鲜、中国这三个昔日的社会主义盟国，都没有为牺牲的苏军建立供人凭吊的地物。但他们的功绩将永远铭刻在三国人民的心间。中国志愿军空军大队长，原空军司令员王海上将在《我的战斗生涯》一书中写道："战斗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还相当年轻、弱小，空战主要是苏联空军打的。后来的大机群作战，特别是与F-86E大机群作战，仍由苏联空军唱主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协同其完成作战任务---没有苏联空军的大力支持，中国人民空军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志愿军空军也很难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王海的陈述不止是公允、权威的，也说明了中国军人的无私无畏和博大胸怀。

2004年第1期 从《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的发动　作者：高　华

古曰："诗言志"，作为20世纪巨人的毛泽东，他所创作的绝大多数诗篇都与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66年6月毛泽东写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这样一首政治诗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复杂运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降临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刚刚改组的《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传向全国。2日，《人民日报》发表支持聂元梓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响所及，北京及几个主要城市的大学首先陷于动荡之中，继北大的陆平、彭云被宣布为"反革命黑帮"之后，北京和各地众多大学的书记、校长纷纷倒台。为了取代已"烂掉"的各大学党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依照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办法，向各大学和文教单位派出暂行党委职能的工作队。在他看来，这是新一轮的反右运动，只是运动的规模要大大超过1957年。（参见刘少奇：《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的指示》），刘少奇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对这场来势凶猛的运动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都惦记着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同时，他们也不清楚毛泽东对这场新运动的具体想法。但作为中央一线的领导人，刘少奇等必须承担起指导运动的责任。

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二号人物，对党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决策知之有限，这是很不寻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刘少奇忽接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直飞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匆匆赶到上海的刘少奇下榻于锦江宾馆，但毛泽东、林彪均不住此。刘对即将召开的会议内容一无所知，竟向贺龙打听，对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很快，谜底终于揭开，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为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而召开的会议。同样的情况几个月后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当刘少奇偕夫人出访阿富汗、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于4月20日赶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时，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实。进入5月，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又命刘少奇在京主持解决"彭罗陆杨"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却由康生在会上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在这次历时23天的会议上，刘少奇扮演的只是一个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对会议的议程、全会通过的文件，无任何置喙的余地。6月1日，又是在刘少奇事先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由于对许多重大决策并不知情，刘少奇等急于想了解毛泽东对运动的意见。6月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前往杭州向毛泽东请示。然而，毛说话却模棱两可，让刘等相机行事。（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34页）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并不陌生，多年来，经常也是这样。有时，毛会具体指示什么；有时，又深藏不露，说的话上下几千里，全靠刘自己去领会、揣测。为了确保准确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还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书面汇报工作一次。

1965年国庆节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长达9个月，为毛历次巡视时间最长的一次。在这次南巡期间，毛以杭州为基本居住地，来往于上海、南昌、长沙、武汉之间，所思所行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酝酿"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离开杭州，经南昌转往长沙。

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在极秘密状态下，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后待了11天。据跟随毛住进滴水洞的中央警卫团副团长张耀祠回忆，在这十余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见，除了看书，批阅文件外，就是思考问题"。毛"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喜欢户外活动的毛这次仅让张耀祠等人用轮椅推着离开洞口不过三百米，而毛的习惯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来散步，或者散步时间很短"。（《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第38-40页）

形迹隐密的毛泽东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汉给江青写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断，这封信的基本内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这封信外，毛在这段期间有无其他抒发胸臆的文字？对此外界长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诗词集》，人们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还写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谈他对"文革"感受的，只是毛未注明写作此诗的地点。

毛泽东《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细细阅读毛泽东的这首七律，再来看他在1965年前后的思与行，大致可以触摸到毛发动"文革"的初衷。作为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毛终生信奉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斗争哲学"。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他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为此，不倦地领导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毛执著地相信，惟有不间断地推进革命和阶级斗争，才能推动中国的进步，并永葆中国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经济困难造成严重后果，他个人的领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损害。从60年代初开始，毛已退入"二线"，毛的同事们虽然继续尊敬他，但过去的某些过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进行了转换。正是在这时，敏感的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巴卢库、卡博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他"已经看出问题了"。在这几年后，毛越来越感到，刘等所做的一切都背离了他的"路线"，"革命"也越来越像是博物馆的某种陈列。（参见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第32-33页）1964年2月，毛对来访的金日成说，在中国各种"搞地下工作"的坏人有1000万人，毛计算了一下：在6.5亿人口中，这种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个。（1964年2月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曹英等著：《特别别墅---红墙以外的红墙》，第268-270页，改革出版社，1998）毛断定，革命正在衰退。刘少奇等注重生产、常规、秩序的务实做法，与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渐产生了矛盾，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机感，也促使他萌生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念头。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路，刘少奇在主观上还是努力紧跟的。虽然刘倾向于常识理性，但他更知必须维护党的团结。1963年后，刘支持和具体贯彻毛有关大搞阶级斗争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几百万"，刘迅即部署在全国开展"四清运动"（此举以后又被毛指责为"形左实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创造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在那几年，毛、刘在理念上的分歧似乎并不明显，可是毛为何对刘的不满与日俱增？

根本的原因是刘少奇"不听话"，"另搞一套"。刘是全党公认的理论家，但在中国，惟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创造者。如果仅仅是工作中犯了"错误"，改了错误，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烦的是，刘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样，毛泽东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而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图之流露也。毛认为，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对于原则问题，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父亲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1964年末，毛泽东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现在毛要"反潮流"，要像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1965年10月，毛泽东离开让他沉闷的北京（毛泽东在文革前经常说："北京空气不好，不愿呆在北京"，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虑皆是"反击修正主义"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气：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又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可以造反。在毛的想象世界中违背他意见的"修正主义者"，早已盘根错节，非用大力不能摧毁。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一个试探气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面为吴晗讲话。毛不动声色，将其一步步诱入包围圈。1966年2月，在武汉东湖，毛与专程前来汇报《二月提纲》的彭真等谈笑风生，彭真等以为大功告成，可以将大批判纳入"学术讨论"的轨道。但是一个月后，毛在杭州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5月，更挖出"彭罗陆杨定时炸弹"，正所谓"青松怒向苍天发"，毛之发怒挟以雷霆万钧之力，犹如摧枯拉朽，"修正主义者"、"不听话"者，则"败叶纷随碧水驰"。（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好几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几百万，那是空话，他们不听话嘛"，"《人民日报》夺了两次权，就是不听我的话。"）

依毛泽东的逻辑，"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对康生、陈伯达说，彭真已"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阶级斗争，不斗不倒"。他也一再告诫人民："敌人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反动派，敌人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坏右，如今又增添了一个新品种："反革命修正主义者"。只是要让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斗争艺术。对于这些，毛从来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鬓雪飞来成废料"，那是揶揄，也是对将其视为"牌坊"的刘等的一种愤怒。毛不仅精神旺健，身体也极为健康。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军事作战那样，精心擘划每一个战术计划。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强军队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保卫工作。（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班子改组）1966年初，江青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线领导发起进攻。毛让江青去找林彪，随后又三次修改座谈会纪要，并在座谈会纪要上亲笔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的标题，林彪则将这份文件报给刘少奇等，经刘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发向全党。刘少奇知道，除了奉命惟谨，别无任何其他选择。（1967年2月3日，毛泽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巴卢库、卡博时说，当时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

1966年5月，"彭罗陆杨"倒台后，高级干部群情惶惶，在惊吓之余同时又缓了一口气，他们为党中央挖出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而感到庆幸，却再也不敢往下想了。进入6月，各省纷纷揭露出"三家村"一类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传部部长，文化、教育厅长、高校校长，匡亚明、李达等都是在这期间被所在的江苏、湖北省委"挖"出来的。然而毛却壮怀激烈，为自己的下一步目标而思虑和振奋。

下一步的目标是谁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只是毛泽东从不喜欢无的放矢，反修防修须有目标，无此具体目标，一切大嗡大轰皆流于形式，现在毛到了下最后决心的关键时刻：是否赶刘少奇下台？

1970年，毛泽东对斯诺说，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他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但这是事后所言，无从证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这个问题上思路变化的过程。事实是，1965年1月，在刘少奇向毛检讨后，毛似乎宽谅了刘，尽管可以看到的线索是毛在为倒刘做精心的准备。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复杂多变，在作出决定后，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贯风格，这也是为何毛会独自一人长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泽东的隐蔽的世界，他的同志们很难猜度，只有极个别的人才多少有些领悟，但他们都不愿也不敢在这微妙敏感的时刻去影响他的决定。毛的那些高级同事们虽然知道一年来毛对刘少奇的不满，然而十余年前高岗反刘的下场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们谨言慎行，谁也不愿涉足两个主席间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读书杂记中告诫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康生在这类问题上也是"九段高手"，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毕恭毕敬，60年代初，还主动请缨，要为刘编《选集》，即使在他个人大出风头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康生也顾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颂毛的同时，也不忘检讨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反对刘少奇的错误。长期在中枢行走的陈伯达，一直在两个主席间走钢丝，生怕稍有闪失，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确实，扳倒刘少奇，将是中国政坛上的一场8级大地震，毕竟从1945年中共七大始，刘就一直是党的第二号人物。可能刘也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知道毛对自己有不少意见，但他显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质（1966年5月18日，刘少奇等在会见越南胡志明主席时表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了出来），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为工作队员，进驻清华大学。

从6月20日后，7月13日、19日、22日，围绕派工作组的问题，中央上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在会议上突然与刘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一年后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会见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时插话说：现在没有犯错误的同志，都是事先经主席交过底的。

毛泽东为自己下一步的设计而振奋，打倒"彭罗陆杨"，这不算什么，在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黄张周"？中国要使世界震惊的何止是揪出几个人，而是要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创建共产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这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将来，"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毛是在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在他看来，刘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现在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阻挡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参见1965年1月9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不久，毛泽东找到了领导革命的具体形式，这就是在党的垂直机构之外，通过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毛将暂时把党机构搁置一边，在他的眼中，党组织已被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牢牢控制，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设计加以过滤和改造，使之适合于他们的需要。毛已不愿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领导的第一线，他所掌握的力量将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远无法掌握的，这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给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国人民有所思"，实际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实很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1966年7月16日，一声惊雷震惊中国和全世界，73岁高龄的毛在武汉横渡长江，突然在人民中现身，在响彻云霄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中，毛与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终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几个月后，他说，通过三件事，吹响了"文革"的号角：批准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8月1日写给红卫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毛在6月的思考终于点燃起冲天的"文革"烈焰。

2004年第1期 瑞典模式：社会民主党的一种探索　作者：潘培新

如果回顾一下历史，那么，对瑞典模式的态度可以有这么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50、60年代，国际舆论对瑞典模式大唱赞歌。人们赞叹瑞典经济繁荣，社会安定，认为它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都是很成功的，对它充满了羡慕之情。笫二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石油危机以后，那时大谈瑞典模式的是瑞典国内外的保守势力。他们把高税收和低效率说成是瑞典模式的集中表现，于是瑞典模式就从榜样、楷模，变成了危险的东西，可怕的东西。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经济复兴了，它的低失业率（达到2.7%），低通货膨胀率（达到3.3%）和经济稳定增长率（接近3%），使它成了调整和发展的样板，瑞典模式又一次成为国际舆论注意的中心。那么，这后一次与以前两次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不但美国学者重视瑞典的经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以积极的姿态来看待瑞典的经验。

当今瑞典这个国家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瑞典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瑞典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的一个小国，人口约840万，国土面积在欧洲居第四位。它有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很丰富，有铁矿，总储存量是40亿吨，居欧洲的第二位（也有说是第三位）。含铁率达60-70%，是世界上最富的铁矿之一。此外，还有钛、铋、铀、钨、铜、石油等等。森林覆盖面积占陆地面积的57%，蓄材量约25.7亿立方米。水域也很广阔（水域面积达到了38，000多平方公里）。在19世纪末，它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经过百余年的奋斗，今天它是欧洲最富的国家之一，在经济上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一个具有先进的工业、科学技术的发达国家。现在除阿联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等少数石油生产国之外，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西方各国多年来是名列前茅的。据1982年8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称，瑞典的人均国民收入是13，520美元，在美国、西德之上，在瑞士之下。目前产业工人的月工资是2，000美元，教授的工资是4，000美元以上，人均住房面积40平方米（别墅住宅占40%左右）。在瑞典，可以说消灭了贫困，瑞典人过的是丰衣足食的日子。三大差别已接近消失。1986年妇女的平均寿命是80岁、男的74岁，在世界上仅次于冰岛人和日本人。

瑞典的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比它在世界人口中的比重多4倍，出口多9倍，瑞典的机械设备甚至高出14倍，它的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瑞典的工业企业92%都是私营的，但与其它西方国家不同，它有一庞大的公共部门。比如说教育、保健以及其它社会领域都是掌握在国家的手里。瑞典的国有化并不高（将近10%）。所谓公共部门是包括全部的公用事业，公共运输，大部分采矿，炼钢，造船业，一个最大的银行，以及一个由每个部门行业参加的全国企业委员会。从能源供应、电信联络到幼儿教育、医疗护理等方面都是公共部门，职工达140万。每届瑞典政府都进一步扩大公共部门的范围，现在它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最大的公共部门，占瑞典国民收入的65.4%（英国占47%，美国35%）。长期以来社会民主党在教育、卫生、环保和社会福利等方面不采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管理，而是由公共部门来管理。它的教育制度全部是综合性的，男女合校，没有私有的，卫生事业也没有私有部门。

瑞典的合作社运动早在1850年就出现了，1899年成立了全国性的合作社组织，目前全国有137个基层消费合作社，瑞典的合作社遍及全国各个角落，涉及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从食品、服装、日用品一直到石油、化工、住房建筑、旅游服务，无所不包。瑞典全部家庭的一半以上是消费合作社的社员。中央消费合作社的组织在全国拥有1，800个销售点，通过这些销售点销售进入国内市场的全部商品的20%，与私营企业积极地进行竞争。

瑞典重视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文教的发展。瑞典属于欧洲第一批消灭文盲的国家。早在1842年它就通过了一项法令，创立了公立的初级学校制度。这个法令要求瑞典的路德教国家教会的每个教区（瑞典95%是基督教徒）至少有一所永久性的学校，教区应当为所有儿童免费提供教育。在20世纪初，他们已经把国家预算的10-12%用在教育上。科技方面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2%。1987年对科研与发展的投资突破了占国民生产总值3%的大关。

第二，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最稳定的国家

瑞典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89年（就是第二国际成立的时候），经过1917年的普选，第一次参加政府，1920年单独上台执政，这在西欧、北欧是比较早的。后来十几年瑞典的政局动荡，到1932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后，连续单独或联合执政长达44年（中间只有一百天的中断）。所以，瑞典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间最长的国家。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同其它的社会党一样，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提出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国际民主。就国内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标榜三大民主即三大目标。从瑞典的历史来看，也可分三个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20年代，它是争取普选权和代议制，实现所谓政治民主的阶段；30年代到60年代是创建福利国家，争取社会平等（所谓社会民主）的阶段；70年代至今，则是争取扩大经济民主的阶段。

瑞典各个政党主要的分歧是在国内问题上，在国际问题上他们是比较一致的。政党的格局相对稳定，壁垒分明。有五大政党，两大集团，早在20年代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格局。根本原因是各个政党代表着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同的思潮，不同的信仰、主张和政策，这五大政党是温和联合党（原名保守党）、中央党（代表农民利益的，原来它叫农民党）、人民党（就是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现改名为左翼党（共产党人）。前面三个叫非社会主义集团，后面两个称之为社会主义集团，双方力量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社会民主党虽长期执政，但它在议会当中很少占有绝对多数，所以在多数情况下，它不得不依靠别的政党的支持，有时靠左，有时靠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靠着左翼党的支持。共产党在议会当中议席不多，仅占5-6%，但它在两大集团力量对比中相当重要。在右翼联合执政集团内部，分歧不少，只是在反对社会民主党搞社会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瑞典人比较关心政治，参加政党的比率较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只有10%的选民是"无党派人士"，90%的选民都有政治倾向。

社会民主党（在1984年）在全国有284个支部，党员人数达123万多人，占瑞典840万人口当中的14-15%还强，占成人当中的20%。除党员之外，它还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和拥护者。近十年来，其它政党的追随者的人数在减少，唯独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在不断增加。

瑞典工人阶级组织程度较高，它有422万劳动力，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中产业工人有300万。体力劳动者90%都参加了瑞典工会联合会，白领人员另外组织"中央职员组织"，有70万人。瑞典的中央工会联合会是最大工会组织，有25个分会，250万会员。30多年来，每次大选，70%的产业工人是投社会民主党人的票的，它是社会民主党的坚强后盾。在大选当中，工会是利用它的广泛的基层组织，动员工人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并给予经济资助，不少工会会员是集体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多数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是在工人运动当中涌现出来的，二分之一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是出身于产业工人家庭，三分之一的议员本身过去就是产业工人，这个比例比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比例都大。

除了工会之外，社会民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青年组织、妇女组织及其它组织，包括劳工与人民运动，全国领取抚恤金者组织，全国房客协会、人民之家以及规模巨大的工人教育协会等等。瑞典是一个各种社会团体众多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参加了不同的协会、俱乐部、学习班等等，这些团体经常举行聚会、郊游或其它活动。

第三、瑞典是"典型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泛指西欧及其它地区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内容是：在混合经济的制度下，由政府来推行"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社会福利"等政策，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贫困、不平等之类的"弊病"。所谓充分就业、公平分配和社会福利政策，实际上就是国家通过就业政策、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对生产、分配、消费的一种干预，而"福利国家"的核心实际上就是社会福利政策。所谓"混合经济"就是在所有制形式上，实行国家、合作社、私人等经济并存，以私人经济为主的制度。在分配上，保证资产阶级的应得利润，又坚持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从而尽可能缓和劳资矛盾，谋求两大阶级之间的"谅解"和"共存"。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坚持市场竞争的原则，国家主要是通过财政和税收的政策调剂社会需求的办法来促进和调节经济的发展。既要鼓励经济竞争，国家在必要时又要对经济进行合理的干预。

在瑞典，国家掌握有8-10%的工业企业，国营经济支配着基础设施的要害部门，但绝大部分的企业是归私人和合作社所有，一方面是强大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广大的劳动群众，国家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各种不同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主要从以下四方面来看，瑞典在福利国家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按"混合经济"的定义，瑞典的各项有关指标在所有福利国家中都占首位。比如私人企业在生产领域当中占90%，比奥地利（是70%）、英国、法国、意大利（是80-85%）都高， 国家干预方面，在分配领域内，各类税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其它的西欧国家是35-40%，还有其它的许多方面，就不详细谈了，这是瑞典福利国家的第一个特点。

瑞典福利国家第二个特点是较低的失业率，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实现了充分就业。战后以来，瑞典政府保证失业率不超过1-2%。据官方的统计，繁荣时期失业率在1.5%，危机时期不超过2.5-3%。这个失业率与与战后西欧危机时期较高的失业率相比，它是最低的。

第三个特点是"收入均等化"，就是拉平各个社会集团的收入和使全体居民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用重新分配来为社会服务，主要是通过税收前的保险转移、累进税和各种转移支付来实现收入均等。据1972年官方的统计，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60%的人的税收后收入的绝对平均差距是3倍（即1:3）。所以，有人说，瑞典是西欧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后的一个最平等的国家。

第四个特点是社会福利设施完备、待遇很高，瑞典建立了一整套的全民社会福利制度，从产婴的补贴到养老金乃至孤寡家庭补助、教育津贴、培训津贴等等，应有尽有。政府在社会福利上的开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5年占24.8%，高于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它的福利规定是很详细的，有父母津贴、儿童福利，儿童从出生到八岁可以得到儿童津贴，每年3,000克朗（等于500美元）。八岁以后继续求学者可以领取助学金到20岁。中小学教育是完全免费，所有中、小学生可以获得午餐、课本、文具，纸张等等。大学预科、补习学校、假期学校的学生每月可以得到学习赠款、交通补助以及住宿补助等等。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取得赠款和无息贷款（偿还期为20年），如果贷款人参加了社会保险，在失业、生病、残疾或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时，可以推迟或免予偿还。高等学校还实行奖学金制度。还有医疗保险（包括医疗费用津贴、病假津贴、双亲津贴），失业津贴、工伤保险、伤残年金、老人福利等。国民健康方面开支大，超过了西德、法国、荷兰、英国、美国，在几乎所有要素上都优于其它福利国家。这对瑞典的经济、社会、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连人们对福利的概念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从前人们衡量福利的最高标准是消费水平，现在则是从以下很多方面来衡量福利：1、医疗保健、福利、长寿，2、就业条件和劳动条件，3、生活水平，4、受教育的机会和文教水平，5、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犯罪状况，6、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7、文化娱乐活动，8、对政治生活的参予和关心，9、住房和地方所提供的各种服务等等。

这一套福利制度是逐步发展起来的，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长期执行的政策，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党纲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间的伙伴关系"。在瑞典，福利制度已成为它的社会基础，即使在资产阶级政党执政期间，福利措施也没有减少。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人民群众为争取社会平等而长期斗争的结果，这个制度和累进制的税收制度缩小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抑制了财富不均的现象，对社会安定起了积极作用。当然，也带来很多问题：1，公共开支庞大，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公共开支庞大直接的后果是造成财政赤字，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瑞典的财政赤字已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0-12%。2，经济实力受到削弱，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福利上，必然会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良影响。3，税收负担过重，比其他西欧国家更为沉重。实行累进税制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为减轻税收负担，工资收入者主张，对公司企业课以重税，但这势必增加产品成本，削弱了瑞典产品的国内外竞争力。

20世纪70年代后期瑞典经历了一个经济增长缓慢，赤字大增，债务负担沉重的艰难时期。当时对福利制度提出了疑问，经过十年以后，瑞典经济经过调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上面已经说到了，失业率为2.7%（最近的统计是1.6%），通货膨胀率是3.3%（西欧国家平均是3.7%），经济增长近3%，国际收支有相当的盈余。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庞大的福利制度总是会妨碍经济发展的，但瑞典的现实不能不说是对这种想法的一种挑战。瑞典成功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既保持了公共部门的规模完整，社会福利不做削减，同时又取得良好的经济成就。它较小的工资差距和强大的工会力量，实际上可以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效率和灵活性。

第四、瑞典是一个阶级合作的国家

"瑞典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政治妥协和阶级合作。首先讲瑞典社会民主党阶级合作思想的来龙去脉。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任主席布兰亭（1889-1925年）提出过社会民主党有三种手段：议会道路、阶级合作、政治妥协。提出要以改良主义与和平的方式实现瑞典的社会主义。他大体上提出了这条道路的构想和策略。

为了在实践中推行这个策略和构想，社会民主党的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提出了"人民之家"的思想，认为平等、福利与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应当把它置于社会化长远目标之前。1932年汉森上台以后，就提出了系统的行动纲领，这个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奠定富裕的基础，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强调要用阶级合作、消除分歧、互相妥协的方式来实现"福利社会主义"的目标，把瑞典建成一个"人民之家"。汉森还以他首相的身份向私人企业主发出正式的合作邀请， 提出保护、支持和充分发挥私人的主动性，提出民主是唯一的秩序。瑞典社会民主党1944年的纲领就已提出"以平等、自由为基础的公民合作的社会形态来代替以阶级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位主席埃兰德（1951年至1957年任首相）进一步使妥协政治制度化，通过"星期四俱乐部"、"哈普森民主"等方式，在重大决策问题上取得各大利益集团的谅解与合作。什么叫"星期四俱乐部"？这是由社会民主党1949年倡导成立的，每逢星期四活动，因此而得名。它是政府与企业界人士就重大的经济政策问题定期会晤的协商机构，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机构停止活动了。1955年，埃兰德定期邀请企业界人士和工会人士以及所谓社会各大利益集团领导人到他的乡间别墅"哈普森"来，在政府的非正式主持下，共商国是，因此而有"哈普森民主"之称。社会民主党政府与各政党、各利益集团的这种合作，"使各个政党在议会就某个问题表决之前，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事先商量好了。"所以，瑞典的议会没有出现过重大的辩论，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到20世纪60年代末，阿德勒·卡尔松（现首相）的"职能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是对瑞典式的社会主义作出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所谓"职能社会主义"，就是瑞典不主张搞那么大规模的社会化、国有化，主张对形成所有制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说所有制有好多职能，对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而不是对全部职能实行社会化，这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企业的某些方面加以限制。他还提出要有意识地保持一种尽可能均衡的权力制度，既要制约所有权的滥用与集中，又避免社会内部的巨大冲突，保存私有企业对经济生活的重大推动力。既要有私人资本的力量，又要有社会民主党执政和强大工会运动为后盾，形成与富有阶级相抗衡的力量。在经济领域创造一种把工人利益与所有主利益协调起来的合作气氛，使工人愿意工作，资本家愿意投资。

卡尔松声称，瑞典的这种实验证明，通过各阶级各团体都能接受的和平方式，即通过对形成所有权的某些职能实行社会化，就可能避免大规模的补偿，又可实行职能社会主义的社会化方针。他甚至认为，"瑞典模式"给两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他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灾难可以避免，如果当今世界上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许多政治问题上寻求和作出大量的相互尊重而又体面的妥协。因此，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寻求这类妥协的事物也就能够有助于达到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瑞典模式由此就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了有益的妥协形式"。

再次谈谈它的指导思想。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保持了长期稳定统治，执行阶级合作的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提出团结，这里指的是广义的团结，既是指雇主联合会与工会联合会的团结，又指各阶级之间的团结。社会民主党认为，雇主联合会和工会联合会两者不是阶级敌人，而把两者看成是争取社会经济进步斗争当中的伙伴，它是影响经济福利和阶级和平的力量。我们听起来觉得这不是阶级斗争观点太差吗?然而，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功绩恰恰是在于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原则，它认为企业主和劳动者有共同的利益，这是"恢复和扩大经济民主的首要条件"。这个论点是他们一切言论的基本线索。

瑞典妥协政治形成的特殊环境和条件。

为什么瑞典能够做到这样，这有如下特殊环境和条件：①瑞典人口少，民族比较单一，几乎所有居民都讲同样的民族语言，并且至少在名义上全体居民都属于同一个教派即路德教(占人口的95%）。不过很少有人对宗教感兴趣，宗教问题从来没有引起过党派的论战。少数民族只有两个，在民族问题上也不存在许多西方国家那样的矛盾，也不存在任何尖锐的地区性对立。因此，它没有宗教的、民族的、种族的纠纷。特别重要的是，长期以来，瑞典执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的和平中立政策。1814年以来，170多年处在和平环境中。它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人说也是瑞典模式的一个方面，它的对外政策也有一套特别的东西。所有这些为它的妥协政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保证。②瑞典有较为长久的民主传统。1617年，议会确定了"四等级"的制度，所谓四个等级就是贵族、教士、市民(自由民）和农民。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同许多西欧国家不同，没有出现过革命起义和资产阶级与贵族的公开冲突，双方宁愿走妥协和让步的道路。1809年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废除了贵族特权，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从而完成了瑞典从封建君主制向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和平过渡。从此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组合，开始形成了社会民主党和各非社会主义政党的力量均衡。③瑞典工人阶级在组织上高度统一，工会组织化程度很高。社会民主党因有这样强大的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组织为后盾，使它有强大的实力和资方相匹敌，达到权力平衡。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妥协政治的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它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此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还有它的雇主以及其它政党，也不是说绝对对立而势不两立的，也是能商量问题的，所以他们比较现实，等等。这都是促成了瑞典妥协政治、阶级合作的重要原因。

第五、瑞典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瑞典有民主的传统，法治比较完备，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比较自由。

瑞典社会民主党注意发扬党内外民主，重视思想教育，经常组织党员参加政策讨论。如1984年新的"思想纲领"通过之前，就填写了征求意见的问题单，并把他们的意见写进了草案。它全年组织数百种训练科目和周末学校，通过国家资助办"学习班"进行长期政治和公共教育等。

同时在全国重大问题上，常通过公民投票（全民投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20世纪如，像20世纪60年代行人靠左走改成靠右走的问题和1980年就核电站发展问题都举行过公民投票，而且一切按投票结果来执行。

瑞典在向居民通报有关政府机关工作、各种机构的组织活动，制定决策、大型计划方面的工作也做得不坏。如对重大问题，政府都必须详细制订方案，通过与各党派、各大利益集团协商、妥协、合作，经充分酝酿，进行修改后，由议会作出决议。

在瑞典，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每年新生效的法律、法规、条例多达数百项，总共只有800多万人口的瑞典，竟有97个区法院，6个受理上诉法院，还有课税事务法院、公共事业法院及审理水力、住房、商业、土地及劳资纠纷等事务的法院。

详细说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系统也很发达。不但各项的福利都法律化、制度化，一个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也都法律化、制度化。比如瑞典的福利制度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凡是应该得到的各项福利待遇和国家的帮助而没有得到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有接受这种起诉的特别法院，叫公共保险法法院，全国共有三个公共保险法法院，斯德哥尔摩还有一个全国最高的公共保险法法院，凡对地方公共保险法院判决不服的，可以上诉到那里，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而没有尽到的，比如说，偷税漏税等等也都要受到法律制裁。依法治国突出的表现在，瑞典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公开超越法律，不但部长和总理，就是国家机关也都可能成为民事、刑事的被告和原告。瑞典的刑罚很轻，犯罪率却很低。瑞典早巳废除了死刑，最高刑期只有12年，以这样轻的刑罚维持这样好的社会秩序，真是令人吃惊的。他们最主要的一条经验是，严格地依法办事，做到不纵不枉。还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重视对犯罪的预防和对罪犯的感化教育。瑞典有两个重要的国家机关，一个叫作国家监狱与刑事犯感化所管理局，它主要是管理监狱并致力于对已判刑关押的罪犯实行感化教育和智力培训；另一个叫作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这是由国会各政党与政府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董事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动员和组织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促进在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内的犯罪的预防工作。

（本文是作者在1988年12月16日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上的报告摘要）

2004年第1期 《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的沉浮　作者：张骥良

第一次捧读《欧阳海之歌》时，我才10岁。回忆读这部长篇小说的情景时，我还隐隐约约地记得，我的确被小说感动了好一阵子。记得我当年写下的一篇《欧阳海之歌》的读后感，还得到了三年级语文老师的一致好评呢。

一晃40年过去了，作家金敬迈又推出了一部新作《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这部带有纪实性的作品，记述了他被送进秦城监狱后的囚禁生活。

一部《欧阳海之歌》，把作家推上了全国文艺界的领导岗位，又一下子把他抛向谷底。全国文艺界领导倾刻间变成了阶下囚。在作家的身上，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作家金敬迈就坐在我的对面，平静地讲述着他的故事。那平和的心态和平静的语调，好像是他正在讲述别人的经历。

30万字小说仅写了28天为省17元妻子熬了十几个通宵

作为一个话剧演员，金敬迈需要经常下基层体验生活。在下去体验生活的过程中，他听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叫欧阳海的普通战士，因为和指导员闹矛盾，越级给军区一位领导写了信，信中详尽讲述了他和指导员闹矛盾的由来和发展，后来这位战士竟被火车轧死了。这个故事在金敬迈的内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以及对这个敢于抗上的普通战士的尊敬，金敬迈深入到欧阳海所在的部队采访。短短五六天的采访之后，金敬迈的内心充满了创作的冲动。他以每天一万多字的高速度，夜以继日地笔耕着。仅仅用了28天，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脱稿了。作品是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位领导审查的。这审查的方式也颇为独特，作为话剧演员的金敬迈声情并茂地朗读着，那位首长静静地听着，其结果是朗读的人和倾听的人都泪水涟涟。当金敬迈读完小说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自然段，那位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当即表示，小说可以立即交付印刷。

这时一位大首长发话了，让金敬迈把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相关情节改动或删去，理由很简单，指导员是党的代表，是基层政治思想工作的化身。那位首长的口气很硬性，如果不改动或不删去，小说不能出版。这部分内容是最触动作者心灵的，金敬迈舍不得改，可不改书出不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动笔修改。

又要对原稿进行修改，又要请上级领导审查，可作者手里只有一份手稿，怎么办？只好请人重抄一遍。于是他找了几位高中生，商定每万字付酬2元的价格。可抄这30万字也得60元呀！这60元钱从哪里来呢？金敬迈犯愁了。还是妻子从箱子底翻出了岳母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对金戒指。妻子把这对戒指送到了玉器商店，只卖了43元，其余17元还是没法解决，妻子只好下班后自己动手，熬了十几个通霄，重抄了小说的部分章节，为家里省下了那宝贵的17元。

小说印了两三千万册仅得稿费2240元上缴党费1700元只添了一台新收音机

小说《欧阳海之歌》是先在上海的一家大型文学期刊《收获》上发表的，那是1965年7月，同年10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这本小说。小说一出版，北京王府井大街新华书店就排起了长队。为一本新出版的小说排长队，在国内的出版史上还极为少见。

小说出版后，全国许多报刊都纷纷连载，第一版就印了15万册。老一辈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地说："这么好的作品，印1500万册也不多。"

这本小说究竟印了多少，连作者本人也不知道。总政治部文化部谢镗忠部长说查查《欧阳海之歌》究竟印了多少？可不能超过《毛泽东选集》呀！否则就要犯大错误了。检查的结果让他放心了，小说共印了两千万册，具体的数字当时就无法查清了。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卖得如此之火，当然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在改革开放，文艺全面繁荣的今天，一本颇为叫座的小说，出10万册已经不得了了。

小说印得如此之多，发行范围如此之广，作家本人究竟得了多少稿费呢？当作家平静地说出了这个数字2240元，连后来的200元修改费也包括在其中了，着实令我吃了一惊。就是这一点点稿费，还被作者将其中的近四分之三交了党费。作家给我算了这样一笔账，先是还了300多元的旧债，买了一台收音机，余下的1700元钱全部交了党费。几年之后，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逮捕他时，还下令冻结他的银行存款，其实他们全家唯一的存折上还有600多元。

十二年内三次修改创作自由从何谈起

《欧阳海之歌》在出版后短短十几年里，连续进行了四次修改。在修改了欧阳海与指导员闹矛盾的内容之后，江青又通过总政文化部谢部长传达她的指示，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那个段落必须改。这段内容许多老同志都比较赞赏，陈老总、陶铸同志都认为很好，没有再次修改的必要。陶铸同志明确地告诉　作者："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尽管有陈老总、陶铸同志的肯定，迫于政治的压力，金敬迈还是对小说作了修改。在欧阳海牺牲前的心理活动中，加进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又怕过于突出个人，又加上了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里面的两段话，起到了平衡的作用。作家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平衡不要紧，又被江青抓住了把柄。

作家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67年春天，在北京的京西宾馆。江青找他谈了一次话，与其说是谈话，不如说是训斥。江青对他的这次修改很不满意。一是说他小说的结尾，欧阳海牺牲前的那些情节，是苏联修正主义大毒草，影片《雁南飞》的翻版，二是谁指使他把黑《修养》里的两段话加上去的，江青怀疑是陶铸的指使，还说了许多陶铸同志的坏话。在作家的眼里，江青并不像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文艺旗手，倒像是一个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三是作家由于引用了毛主席、刘主席的两个人的话，而且是同时引用，说他是在搞两个司令部。这可把金敬迈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从话剧演员成长起来的作家，仅仅因为同时引用了两位领袖的话，怎么就成了要搞两个司令部呢。这次的修改，他删去了刘少奇同志的两段话，干脆把欧阳海牺牲前最后四秒种的描写统统删去。

最后一次的修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

1978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约作家对全书再一次进行修改。他勾掉了"林副统帅"的名字，这一点作家是通情达理的。六年前的那个秋天，这位"副统帅"早已灰飞烟灭了。作家再一次对"最后的四秒钟"的情节做了完全符合原意的修改。令作家感到深深遗憾的是，关心过他的刘少奇、陈毅、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都不在了。

沾小说的光进了中央文革小组受江青的伤关进秦城监狱

仅仅因为一部《欧阳海之歌》，金敬迈从一位普通文艺战士，一位班长都没当过的小兵，一跃成为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口负责人，接管了文化部。如果金敬迈不进中央文革小组，不接管文化部，也许他就不会遭此十余载的厄运了。

1967年6月，金敬迈刚刚接管文化部不久，一位电影口的女同志向他反映，中国电影家协会资料室里，有不少涉及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资料，很多当年的报刊上刊有江青的照片。这位女同志原来就在影协资料室工作过，她反映，红卫兵进入这个协会后到处乱翻，他们也进入了影协资料室，说要翻阅当年的旧报纸，要从报上找《脱党启事》、《悔过声明》，抓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叛徒。那位女同志担心红卫兵看到江青的照片，看到有关江青的资料，怕影响不好，有损于毛主席的声望。她建议先把这些资料收上来，金敬迈也同意了这种做法。可这一收，让红卫兵发现了怎么办？他们好奇心强，一定要问清为什么收？金敬迈心里也没底，真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好。他就去请示戚本禹。两人正说话间，江青进来了，问金敬迈说什么呢。见到江青，金敬迈紧张起来。看来是搪塞不过去了，他只好吞吞吐吐道出事情的原委。本来是好心好意想办好事，生性多疑的江青竟通过谢富治的一张《逮捕证》，把作家一下子投入到秦城监狱。

从中央文革文艺口的负责人，一下子沦为阶下囚，从人生的顶端跌入人生的谷底，整个过程一共用了120多天。人生的落差如此之大！当时他的罪名是"搜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定性是"现行反革命"。作家被只透出一点光亮的铁窗一关就是2684天，走出高墙电网后，他依然没有获得自由，又被劳改了485天，好容易获得自由了，又被挂起来733天。入狱、劳改、挂起来的时间加在一起，竟长达11年之久。令作家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如今党的文艺政策十分宽松。让他欣慰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塑造的欧阳海这一艺术形象，没有被岁月的风尘所覆盖，欧阳海仍然是共和国亿万人民心目中的英雄。

2004年第1期 王森然：被冷落了半个世纪的学术大师　作者：李一蠡

王森然的条目在1979年版《辞海》和1982年的《辞海（增补本）》上均告阙如，1989年版仅有"中国学者"等十余字，1999年版才新加了百余字，特别是有了"早年投身五四、五卅等运动，在华北、陕北、山东、绥远传播新文化和进步思想"，以及"学识渊博，于教育、文学、史学、艺术理论、绘画均有建树"等评价。近日偶在网上搜索，竟发现有关王森然的条目有335项之多，说明历史毕竟看似无情却有情，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了这位被冷落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大师。

翻开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森然画集》，扉页上，首先进入眼帘的则是一个59个字的特短题跋，无具名，文分四行，似诗非诗，深寓未便明言而弦外有音之意：

他在特定的历史风云中，被迫重新拿起了画笔/他在生活的最"高"点，俯视生活/他以特殊的题材和风格，表现他的人格和画品/他记录着时代的悲怆

这么少的文字，却很惹人玩味。为什么说他"被迫重新拿起了画笔"？为什么给予他"在生活最'高'点俯视生活"这样不平凡的评价？为什么说"他记录着时代的悲怆"？……

在这本画集卷尾，有刘海粟大师动情地为老友王森然写的长达万余字的"小传"，实为带泪祭文。内中说到1949年后的一大段时，出现这样一句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森然被'控制使用'。"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刘海粟何以要用故意隐晦却又显然是执意不予漏掉的话语，挂上"被'控制使用'"这么一笔？

王森然究竟是一个何等样人呢？下面，根据刘海粟的长文及其他若干资料，作一简括介绍---

追求真理播种真理

王森然，1895年生于河北定州。幼年时曾目睹八国联军追逐仓皇西逃的慈禧时在京汉铁路沿线烧杀抢掠，从此激起了他一生为救国而献身的决心。上学时，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的著译，孙中山、邹容等的革命檄文，都是他爱读的课余读物。武昌起义消息传来，16岁的他第一个剪去辫子，并号召同学起来响应革命，因而被学校开除。旋而定州青年成立同盟会外围革命组织"统一共和党"，他被推为负责人。孙中山路过定州时曾特命停车，召见了这位热血青年，并大大予以期许勉励。

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到王森然刚毕业于其校的定州第九中学作教育改革演讲，作为学生会长的王森然陪同接待，以其言谈志趣大受蔡先生赏识。其后，二人成为师友之交。王森然曾称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蔡元培。五四运动爆发，已在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就读的王森然发动学生上街演说，组织罢课罢市，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行动。接着，他又作为保定学生会代表赴京声援，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何孟雄、刘半农等风云人物，而与当时北大学生、北京学联领导人之一的邓中夏交谊最深。1921年，保定直隶高师成立了宣传普及新文化运动的新文化研究会，王森然被选为会长。经邓中夏介绍，他曾参加长辛店工人夜校活动，并开始陆续在《学林》、《文化评论》、《猛进》、《语丝》等刊物发表文章，正式成为一名自觉的新文化运动宣传员。

此后，王森然先后在保定、北京、冀州、济南等地从事中学教育，受他影响后来走向革命或有所成就的有安娥、李培之、李广田等。不久，他被直系军阀曹锟视为"过激党"而遭到通缉，因受到学生保护才得逃脱。1924年初，由李大钊、林语堂推荐，王森然到陕北23个县的唯一完全中学榆林中学任教，校长是开明的教育家杜斌丞。其间，有许多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如刘景桂（即刘志丹）、谢子长、王子宜等都是他的学生，从他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启蒙。当时驻军榆林的杨虎城将军曾慕名拜访他，多次请他到寓所谈书论事，天下大势中国前途无所不包，从而建立了良好的友谊。杨虎城成为爱国进步将领，与王森然的思想影响不无关系。

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王森然历任多所著名中学教师，和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中正大学、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国立北平艺专等院校教授，还兼任过一些报纸副刊编辑。在课堂上，他积极提倡教育改革和文学改革，主张学生独立思考，启迪青年革命意识。在五卅、一二·九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爱国运动中，他与青年们站在一起，曾遭军警水炮浇湿棉衣。在30年左右的教学生涯中，他之所以不得不在华北、西北、山东、东北等多地辗转工作，逃避通缉是原因之一。他先后著有《中学国文教学概要》（蔡元培作序）、《文学新论》、《近代名家评传》、《印度革命与甘地》等，并受蔡元培托付，为推进中国妇女运动，编写了126万余字的《世界妇女运动大系》。但他所费心血最多，影响最大的著作，则首推《近代名家评传》。

顺便要说的是，王森然虽曾在艺术院校授过课，但主要是教艺术理论，主讲《中国近代画史》、《中国艺术概论》，作画却纯属业余，只在读书写作之暇偶尔涉笔丹青。但由于自幼偏爱，潜功深厚，又立意高远，他的文人写意画别具风格，竟每每被公认为上品，受到齐白石、刘海粟、张大千、李苦禅、王雪涛等大师的激赏。齐白石甚至有"人曰森然弟学我，我曰我学森然"的题句。不过王森然却从不认为自已是画家，所收弟子甚少，著名画家赵望云、原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张启仁是寥寥者中两位。

解放战争胜利，王森然更加意兴风发。刘海粟所写的纪念长文中这样写道："他随大军南下，被聘为武汉军管会顾问，还担任了中南区临时政府文教接管部副主任。""建国之初，陶铸、邵式平分别请他到广东、江西工作。"紧接着的文字却是："因老母病重，回到北京，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王森然被控制使用。……"

刘海粟的文章很流畅，唯独此处结结巴巴，"老母病重"是推却一切聘请唯独接受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何况是开始不分配课，后来"多亏茅盾先生"努力才分配了少量课的半赋闲教授）的理由吗？显然，海粟先生行文至此，用语上颇费了斟酌。

从此开始了王森然寂寞的后半生，时年54岁。

眼底乾坤笔底春秋

文人贾祸或讨嫌，往往与文字有关。翻检他的著作，学术类居多，涉及政治的有两部：一是《印度革命与甘地》，一是《近代名家评传》。30万言的《印度革命与甘地》是中国学者评介印度历史、现状和革命形势，以及甘地的主张和作为的第一部出版物。王森然虽然称赞了甘地反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不妥协精神，但并不欣赏他的非暴力主张。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作者有"希望甘地一变其以往之无抵抗主义，而为积极的抵抗主义"这样的话。尽管当时政治文化圈内颇有借宣扬甘地而鼓吹非暴力的"第三条道路"，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革命的一些人，但他这本书却跟这沾不上边。

《近代名家评传》共出版了两集：初集、二集，皆以较浅近的文言文写成。初集出版于1932年，二集较晚，内容包括了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初思想学术方面对社会有影响的"大家"一级人物。王瑞征为初集所写《原序》中认为，说它是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变迁史"更确切。王森然曾说：写"传记无须为贤者、尊者、亲者讳，是什么说什么。凡是推动过历史前进而为人民做过好事，在学术方面哪怕一点一滴超越前贤者，都不能抹煞。"以初集20人为例，包括严复、康有为、章炳麟、梁启超、周树人、章士钊、胡适等人评传外，还有林纾（林琴南）、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人评传，杂陈并列，不以观点同异关系亲疏为取舍，也不以瑕掩瑜。当年王森然第一次被通缉，原因之一是康有为曾在曹锟面前指王森然是"乱党追随者，应除之"。但在《康有为先生评传》中，王森然仍以14000多字大讲康变法图强事迹，承认他"不失为近代文化史上一大杰人"。

不过，初集20人评传中政治上最敏感、最受各界关注、文笔也最精彩的两篇，却是当时一被杀一被囚的两位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的评传。正是这两篇评传，最集中地表现了作者的刚正勇敢。由于作者与写作对象都有十年左右交往，对他们存有深深理解和敬重，字里行间充满了激情。初集出版时，由于有这两位敏感人物，一时竟找不到赞助商，是王森然艰难筹款加上自己掏钱印出的。

《李大钊先生评传》是在李被杀害后白色恐怖弥天盖地之际成篇，首先发表于《大公报》的。文中详述李大钊被捕及牺牲经过，并高度评价其人格："一生勤朴清直，艰苦卓绝，洁身远名，不营时誉，尤不治生产，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临事不苟，临财不得，是所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者也。"并指出这位就义者实为"中国思想界之重镇"、"现代不一二见之哲人"。而今天读来更有意味的是，评传中透露，李大钊"最初与胡适等同执渐进主义"，后来才主张"激进"革命。又说李大钊对革命前景的预想是："历史之发展，乃由孤立向联合进动，由战争向平和进动，由反抗向协合进动，将来之计划，为依科学原理所组织之协合。"在这片话里，找不出这位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曾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越深入发展斗争越激烈的"斗争哲学"论调，相反，他倒是把"联合"、"平和"、"协合"作为历史"进动"的规律和归宿。这一点值得注意。

评传又叙述李大钊牺牲后，家属一直无钱营葬而厝棺于寺庙中，北大校长蒋梦麟两次发起募捐，仅得572元，才得在万安公墓买地下葬。于是评传末尾有这样一段激愤文字："国人不知尊之敬之，而权贵之怒睨其旁，朋党之积怨其后。先生宁以身殉党，以死偿学，不肯屈法以求容，其忠于主义，勇于任事，以视后之尸窃高位，伺敌人之喜怒，以媚取荣者为何如也！以中国之最大政治家兼学术思想界之巨子，立遭惨杀，而无反应，遂知我中国之积弊，莫之能革，正先生之所谓人群死，故衰涣靡，荡然无纪，以至于此也。悲夫！"

这一段很动感情，且话里有话。"朋党之积怨"云者，在李大钊就义的1927年，应是指当时国民党右派发动流血的"清共"事变，破坏大钊先生奔走促成的国共合作；而"尸窃高位"媚敌求荣者也应是指后来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的蒋介石，不应作别的猜度。在那段岁月，能把话说到这样明白程度，也就够有勇气的了。

而《陈独秀先生评传》就更显示出作者的独立思考精神。写这一评传时，正是中共中央以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托派反党集团这两个代表人物的罪名将陈独秀开除党籍，而国民党又把他作为劝降不从、"危害民国"的危险分子关进监狱之后，全国政治、思想、文化界议论纷纷，对其人其事臧否迥异，明哲保身者则避免涉身其中。在这样敏感时刻写陈独秀评传，所冒风险可知。但显然，王森然根据其阅历和良知，有着自己的明确认识和思路。

评传开头就把陈独秀的独特个性写了出来："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而且"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浣。""作文时，常用手摸脚，酷闻奇臭，文章则滔滔不穷……"

对陈早期那些人所皆知的活动，评传中以一页带过，但有两节看似闲笔却是有意铺垫的文字：一是说中共建党之际陈曾"赴莫斯科，住约二月，回国后被派为共产党总秘书，直接受莫斯科命令，指挥各地共党活动"；二是说"陈在共产党大权独揽，威令森严，"以及"掌握共产党家长之权"等。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话，而是与后来的事情发展有密切关系的。陈的"好为断制"和"狷急"性格，固然是后来发生的一切的主观导因之一，但"直接受莫斯科命令"和照莫斯科的模式、规则所建的党，无法不先天地决定了党的领袖"大权独揽"的"家长之权"，以及各国"家长"又听命于国际"家长之权"，这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成为不独中国共产党，也包括名国共产党的一个有共性的特点。评传的这一伏笔，是引导读者深刻解读陈独秀的悲剧，以及个人悲剧外的各种延伸现象的重要线索。

为节省笔墨，本文把评传中所讲述的陈独秀何以身受共产党、国民党两方严重处罚，终至锒铛入狱，以及蔡元培、杨杏佛、胡适、宋庆龄等联名致信国民政府为之辩白营救的经过，略而不谈，而主要谈评传对其人的评论。

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前后至他逝世前的思想变化，即一时被贬意地称为"陈独秀主义"的内涵，王森然也应是有所了解的。首先，陈独秀对君临于中国党头顶之上的、名为共产国际实为斯大林的绝对领导，越来越不满，在中共领导层曾引起多次争论（《炎黄春秋》2003年第11期《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一文，对此有详细叙述，可参阅）。对大革命失败，中共及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这一后果，陈替斯大林的瞎指挥背了黑锅，而陈的分辩又受到压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逼他承认错误，使陈无以自处，是促使他与当时的中共"分裂"的表层原因；而作为五四精神倡导者的陈独秀头脑中所深植的民主和科学理念，与斯大林强硬的跨国专制发生激烈碰撞之不可避免，乃是深层原因。分歧焦点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应该是民主的还是高度集权的？共产国际应该是民主的还是高度集权的？在国际共运中首先发生在中国的这一反集权专制、反个人崇拜的斗争，当然绝不能为斯大林所容忍，也暂不可能被在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土上刚刚建党几年的中国党（包括其领导层）的大多数所理解和接受。

在这样当口，陈独秀对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独裁，反对斯大林让中共与国民党联合并接受其领导的方针，觉得如遇同道。而陈独秀既己离开中共，言责自负了，便也开始发表激烈抨击斯大林统治下苏联党和国家的不民主体制的言论。这是"托陈反对派"形成的思想基础，也是陈独秀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愈走愈远的原因。

陈独秀入狱立即成了爆炸性新闻，国内外各界人士各种媒体议论纷纷，大抵就事论事多，深刻评析少，而鼓掌称快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为之不平呼吁公正审判者亦有之。《陈独秀先生评传》客观引述种种舆论，但所有引述都不出三言两语。然后，评传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鸣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毅力，无用武地。吾不仅为先生惜，吾将为吾民族哭矣。……"

接下来，评传大段引用了陈独秀五四前后发表的一些著名文章，第一篇就是《爱国心与自觉心》。整篇文章反复说的是爱国心与自觉心的关系："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可惜"；"人民权利，载在宪章"；人民有爱国心是"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人民建设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是故不知国家之目的而爱之则罔，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则殆。""国家"在马克思主义语汇中，是指国家机器，或者说指执政的"团体"、架构。在陈独秀这里，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不仅是主从关系，人民是主，国家是从，人民至上，不是国家至上；而且简直就是交换契约关系，你保障我的权利，为我谋福利，我就爱你，为你尽义务，否则就是罔（糊涂的）或殆（危险的）。这样的话是1915年即约90年前说的，但即使今天读来也还是新颖的。其余所引的如《敬告青年》、《实行民治之基础》、《法律与言论自由》、《何谓新文化运动》等等，都涉及人的自主权，讲的民主和自由。

可以看出，评传重新引述陈独秀这些脍炙人口的旧作深意在于，透过彰显陈独秀作为始终不渝的民主、自由、科学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捍卫者本色，说明其一生的作为。

应该说，这是评述陈独秀其人的第一部正确、全面、具有力度的评传，它出现在陈独秀最孤立最困难的时刻。

但是，这位党外爱国进步人士、五四精神的坚定信仰者所写的评传，与那个时期中共的有关决议精神相悖。

茕然之身浩然之气

于是解放初期，如刘海粟所说，王森然却"被迫拿起了画笔"。但刘海粟有一句话并不准确：其"原因"并非"众所周知"。朋友不知道，家人不知道，连王森然自己也纳闷。不过，解放后有一个从前没有的新规矩：每个工作人员都要"服从组织分配"。王森然从来积极于工作，恬淡于名利。他接受了组织分配，接受了他生来尚未品尝过的相当安闲的活法。他引用一个前人题句以自慰自励："老夫自有安闲法，八苦交煎总淡然。"

然而他天性安闲不下来，几年之后，吴祖光偶然见到王森然的一部文稿，由齐白石题签，名为《春妃秋郎阁剧目》，字数百万上下，全部以工整的小楷写就。那是王森然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极少量授课之外，"业余"搜集17个民族的剧目文献，整理编写而成的。吴祖光大为惊叹说，这一事若由文化部组织写作班子来做，也需很多时间功力！

王森然还将四本古代绘画理论：《山水论》、《山水诀》、《青在堂画学浅说》、《梦幻居画说简明》，逐一作了今译和详注。因此在50年代至60年代初他拿起画笔时间其实并不多，仍属偶一为之。1965年他一个妹妹向他索画，他画了一幅山水，题款说"荒疏多年，汗颜制此……"可作一证。他画集中大部分作品是十年动乱才开始画的。当时，他被扫地出门，所有书籍、资料通被没收，子女亲人亦不得见，仅给他一间局促小屋独住。被揪斗之余，他只能伏在床板上作画。即便如此，画中仍表现了一个追求真理的学人气节。

如1974年，正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现代大儒"声浪日高的时候，他的一幅《水仙》，题款曰"断绝人间烟火色，水仙神色冷如冰！"令人忽想到画集扉页似诗非诗的"站在时代最'高'点俯视生活"那句题跋；同年的另幅叫《冷雨芭蕉》的纯黑泼墨，题款"留得窗前破叶，风光已是残秋，潇潇一夜冷雨，白了多少人头！"在那叶破秋残又逢连夜冷雨之际，他忧心的不止自身，更忧心中华大地彼时彼刻又"白了多少人头"。

1976年是中国连殒巨星之年，天安门血染悼念的白花，而秋天四害就擒。81岁的老人连续作画。一幅曰《劲节红泪》，画中的老竹，呈少见的红褐色，题字为"珊瑚节，红泪痕。"一幅是《秋信入田家》，画的是一个籽实饱满的老玉米，题曰："香风生野陌，秋信入田家，乙卯立秋京郊丰收在望。"心情直透纸背。从此以后，他的画大都亮丽鲜艳了，题字也活泼俏皮了。如一幅是红萝卜大白莱，题款："料理清蔬好过年，菜挑常常过门前，大家休笑无颜色，也活余龄八十三。"又一幅是仙人掌，顶着几朵红花，曰："尔乃仙人掌，多刺不闻香，古来无人画，试试又何妨？"一幅漫题"武斗"二字，画两只小蟋蟀酣斗于小小瓦罐中，均不乏哲理意味。

老人的画愈到后来愈简练。有两幅可能是他自喻自况：其一，无题，一小盒牙签，题道："有缝就钻，无孔不入，去伪存真，剔其糟粕。"他做学问从严求真，做人亦如是。另一幅也无题，是一把苕帚，题道："一把破条帚，曾扫千万户，家家需要它，为人民服务。"话通俗而意邃远，似人生教科书。

他的画，被识者评为"为现代文人画开一代新风"。他的画，确实"记录着一个时代的悲怆"。

1979年，画界友好在中山公园为他筹办了平生第一次画展。王雪涛为画展题词："森然学长诗画一家风"。李苦禅题词："吾辈一生追求便是如此"。齐百石四子齐良迟的诗末句云："会须来者传千古，都作他年供状看。"

学人遭际党国损失

王森然1984年90岁时去世。他未曾出版的若干讲稿，如《史学概论》、《秦汉学术史》、《宋元明清学术史》以及很多艺术论稿，大量个人笔记、资料，都随浩劫扫尽无遗。王首道同志有感于王森然的遭际，曾说："王森然先生为新中国奋斗了半生，新中国却亏待了王森然。"这一遗憾的话语，当然不是笼统地批评"新中国"，而是对过去的保守、自闭、狭隘的用人政策的含蓄批评，更可以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一位领导同志，从"立党为公"的立场出发，所做的自我批评。

历史沉淀到今天，许多往日是非渐已水落石出。但耽搁了王森然后半生的"人所共知的原因"之谜，似乎还应带给人们更多反思话题。王森然是一位从学养、社会贡献到个人品德都可以用"为人师表"四个大字美誉而毫不过分的大知识分子。他的遭际不是个例，几十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有王森然类似遭际的事例又有多少？若干个人为此蒙受损失外，党、国家、社会又蒙受了多大损失？王森然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只成追忆了，但为了今后能更好地落实越来越重要的团结、尊重知识人才的政策，为了涤荡旧思维，转换新思路，迎接新时代，在用人制度上进行更大的改革，使其真正公开化透明化自由化平等化，不仅于党于国于世有利，也是关乎人权的大事。

王森然逝世后，许多老同志（其中不少是当年在西北局工作的）和各界名流举行了相当隆重的追悼会。习仲勋、刘澜涛、王首道、王任重、黄华、周巍峙、董纯才、吴祖光等都有声情并茂的悼文，其后，又成立了王森然学术研究会。他的巨幅画作《松鹤朝阳》、《群鹰图》进入了人民大会堂。据说，东瀛友人誉他为"传记作家"，还为他筹建了纪念馆……

2004年第1期 党史小说《红岩》中的史实论误　作者：孙　曙

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北京第一版出版后，十分畅销，影响广泛，曾被当年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誉之为"党史小说"，直到今天，仍有人把《红岩》当作昔日重庆及四川地下党斗争的历史纪实。小说中的人物时常被人们拿来与现实中真人"对号"。近来重庆沙坪坝磁器口搞"千年古镇"旅游开发，甚至为《红岩》中的虚构人物华子良修建了"华子良事迹陈列室"。这说明许多人确实把这部小说当成真实的历史纪实在看待。

最近，笔者对照敌特供词档案及文史资料，重新拜读了《红岩》，发现这部"党史小说"从史实的角度看，有不少史实讹误，值得商榷。（本文所引小说文字见于2000年7月北京第三版《红岩》）

是谁造成了大破坏

《红岩》的全部情节是以1948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为背景展开的。1982年10月17日，原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李维嘉在川东暨重庆地区党史资料座谈会上说："一些人习惯于把这次破坏事件叫做《挺进报》事件，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并非由于《挺进报》收抄传递新华社广播消息，编印、发行出了纰漏才造成了大破坏事件。只有陈柏林由于看《挺进报》被特务发现而被逮捕。整个重庆和川东地下党大破坏事件，是由一连串叛变事件组成的，主要是刘国定、冉益智叛变造成的，应正名为'刘、冉叛变事件'。"

这里提到的刘国定，冉益智，是当年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刘是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分管工人运动），冉是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分管学生运动），由于这二人的叛变，导致重庆及四川地下党遭到大破坏，又引出一系列叛变事件，先后叛变的还有李文祥（重庆市城区区委书记）、涂孝文（中共七大代表，川东临时工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骆安靖（上川东地工委委员）、蒲华辅（川康特委书记）等领导干部，在总共叛变的12人中，领导干部占了一半。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领导干部的叛变，才造成了重庆以至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也才促使当年狱中难友们集体形成的给党组织的七条意见中，第一条就提出要"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确是"血泪的嘱托"。

而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甫志高，却只是一个沙磁区委委员。这样一个小角色，能造成那么大的全局性的破坏吗？这不仅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使得前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深刻教训被淡化了。

"磁器口大血案"与"中美合作所"

1949年12月6日，重庆市军管会公安部二处派一科科长刘祥纶接管了原国民政府保密局公产管理组等在渝机构。缉凶和弄清包括较场口血案、磁器口大屠杀等事件真相，是重庆公安机关镇反肃特斗争的一项内容。

重庆解放初，把杨虎城、宋绮云两家和渣滓洞、白公馆、新世界饭店（"丙种会报"看守所）等处关押的政治犯被杀害事件，统称为"11·27大屠杀"。1950年春节前，在渝女师（现大同路小学），举办了"磁器口大屠杀革命烈士遗物展"。当时，还没有把这屠杀事件和"中美合作所"搭界。后来因政治需要才改称为"中美合作所大屠杀"。

中美合作所与那场大屠杀有关吗？答案是否定的。1954年，重庆市公安局对重庆市特务、间谍组织及人员进行了清理，查明：

原国民党政府保密局重庆看守所，俗称白公馆看守所。1939年秋，从小龙坎枣子堡军统临时看守所迁入。1943年春，白公馆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原看守所迁渣滓洞。1946年七八月间，贵州息烽监狱、重庆望龙门看守所陆续撤销，息烽的72名政治犯和望龙门关押的嫌疑犯移禁渣滓洞。1947年4月，看守所迁回白公馆。1949年11月，白公馆看守所共关押54人，其中属白公馆看守所关押的政治犯、嫌疑犯、特务违纪人员27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寄押的27人。"11·27"杀害28人（白公馆20人，二处寄押8人，其中一人中3枪未死），放7人，脱险19人（系二处寄押，内有小孩2人）。

渣滓洞看守所。1947年10月，国民政府重庆行营（1948年6月改名国防部重庆绥靖公署，1949年4月改名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接手关押"丙种会报"在"六一"大逮捕时逮捕的40多人，徐远举签请重庆行营主任朱绍良批准，将重庆行营新闻处所属青训大队改为重庆行营军法处第二看守所，实际上归徐远举管辖，二处派二课上尉参谋李磊任所长，警卫组中尉组员徐贵林任管理组长，另外派了事务长和一批看守兵。12月，渣滓洞看守所恢复，先后关押政治犯300多人，包括重庆、成都、内江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被捕的共产党员约50人；计划组织"小民革"地下武装8人；重庆行营军事机关送押的新四军被俘官兵7人；因《挺进报》事件在重庆、万县、广安地区被捕的110多人；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被捕的80余人；遂宁横山区区委书记叛变后出卖被捕的10人；1949年1月，川西地下党被破坏后被捕的约30人；因组织"民革"地下武装被捕的11人；1949年9月18日，从望龙门移禁来的杨虎城将军随从2人。

这些关押人员，在北平国共和谈前后和以后释放了39人，病死5人，有人名但情况不明23人；"7·21"、"10·28"在大坪屠杀12人，"11·14"在芭蕉沟南垭屠杀30人，"11·24"杀杨虎城随从2人，"11·27"屠杀188人，脱险34人。

而中美合作所与上述关押、屠杀政治犯事件均无关系，1942年底，《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在重庆拟成，1943年元月开始办公，1943年7月1日，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将钟家山、梅园、白公馆、松林坡等地划为特区，不准他人进入，军统特务亦须持通行证始准进入（这时白公馆已不作关押人犯的看守所而改为美方人员招待所）。日本投降后，中美合作所在中国各地的美方人员陆续回国；中方人员中的军统成员回军统报到，另派工作；非军统成员发给3个月薪津资遣。中美合作所所属各训练班除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尚未结业交军统接办外，其余各班结束。军械物资分别由军统、联勤总部接收。中美合作所的撤销善后工作于1946年1月底全部结束。

在解放后肃特斗争中我公安机关早已查明：中美合作所与《挺进报》事件，乃至白公馆、渣滓洞大屠杀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红岩》小说等出版物中有关中美合作所的描写，基本上都是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虚构。

党史小说要不要细节的真实

作为小说，不可没有虚构。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要素之一是细节的真实，对于以具体历史事件和具体地点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党史小说"，就更不能不讲究细节的真实，不应在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及地点上随意编造，张冠李戴。正如写一部以北平为背景的小说，就不能把颐和园写成位于天安门旁边，也不允许把八达岭长城写在景山公园里。这应该是起码的常识。

小说《红岩》49页写到："在飞来寺中苏文协，他（成岗）真的见到毛主席了……"众所周知：当年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中山一路黄家垭口；而飞来寺是中山二路附近原苏联驻华大使馆（现第三人民医院内）。

《红岩》95页描写特务机关："这里，老街32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两个篆字---'慈居'……"这也错了。老街34号"慈居"是一座砖木结构二楼一底的建筑，老式木门，山墙上横署两个隶书"慈居"。

《红岩》56页描写"江姐来到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乘民运轮上华蓥山。这也错了。华蓥山在川北，乘船需从嘉陵江朔江而上，解放前，称嘉陵江为小河，轮船都在千厮门码头上下，并不在朝天门码头。

《红岩》363页中说："杨虎城将军和他的幼子囚在（白公馆）顶楼上，他们是半年前才被秘密押来。特务从来不准他下楼。他的秘书宋绮云夫妇，被囚禁在一间地下牢房里，也不准和他见面。"

史实是：杨虎城一家4口于1947年4月30日由贵州息烽玄天洞移禁重庆磁器口杨家山军统"四一图书馆"后面一平房内单独关押。1949年2月1日杨虎城一家3口，和关押在白公馆的宋绮云一家3口及阎继明、张醒民被专机移囚贵阳黔灵山麒麟洞。杨虎城一家从未被关押在白公馆顶楼上。

《红岩》204页写到叶挺《囚歌》时，通过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之口说："军长在楼下二室写过这首诗，我把它抄在墙上给大家看。"

历史事实是：1942年1月3日，叶挺将军从桂林押解重庆，在军统望龙门、白公馆看守所短期囚禁后，即移监军统"乡下"蒋家院子单独囚禁。11月21日，叶在蒋家院子写了《囚歌》，署名"六面碰壁居士"。叶挺夫人李秀文前来探监时，叶将《囚歌》和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一并交李带出监狱，送和平路天官府郭寓交郭沫若。25日，叶挺移禁湖北恩施。叶挺从未被关押在渣滓洞监狱。（渣滓洞监狱只关押普通政治犯）

《红岩》577页说国民党逃跑前对重庆大爆炸"布置了一百多个目标……"史实是：1949年11月18日，国民党在重庆成立临时指挥部，划定了11个破坏地区，委派了指挥官，确定爆炸目标18处：电力厂2个，兵工厂10个、仓库3所，桥梁2座和国际广播电台。"一百多个目标"太夸张了。

在小说481页的注释①中，对重庆"九二"火灾作了这样的说明："1949年9月2日，国民党在市区纵火。朝天门一带市区尽成焦土，数万人无家可归，死亡达万余人。"这一注释也是错的。早在1959年，重庆公安机关就已查明"九二"火灾不是"国民党特务纵火"，火头是陕西街赣江街17号油腊铺三楼佃户陈树章家的两个女儿"玩家家"引起，因这一带都是穿斗木结构房和棚户，烈日、旋风，加上无水，朝天门顿成火海，大火延续10多小时，受灾9601户，灾民4.1万余人，有户口可查死者2568人，掩埋尸体2874具，伤4000余人。这是早已澄清的史实，小说再版时却没有更正过来。

此外，小说中这类史、地细节上的错误还有：蒋介石的专机"美龄号"错写成了"中美号"。"在重庆、江津之间的江口夜渡长江"占领江津机场。江口在綦江、江津之间，江津无机场。小说434页写到"司徒雷登还呆坐在南京，尽管共军开进了大使馆，他还赖在那里……"这个"共军开进了美国大使馆"的说法完全违背史实，违背解放军入城时的"约法八章"，是根本没有的事。小说中还有从蒋介石元旦文告到重庆解放，国共双方许多事件时序的错位，这里不作赘述。

2004年第1期 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　作者：魏文华

太平天国从兴起到衰亡，其速度之快和时间的短促，是历史上罕见的。这场狂飙式的运动，潮起潮落，又同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的升沉息息相关。

关于妇女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恩格斯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列宁更进一步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以此对照太平天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过程，与妇女地位在运动中突升骤沉特别是洪秀全对妇女运动从提倡到摧残，是会受到一些启示的。

一、江山争半壁美人占一群

太平天国的领袖人物洪秀全，从1843年6月创立拜上帝教起，即以"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作号召，广泛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村贫困劳动妇女参加，在拜上帝教主要发源地广西桂平县鹏隘山区曾经涌现出以杨云娇为首的许多妇女积极分子，与启蒙者冯云山并肩活动，流传有"男学冯云山，女学杨云娇"的民谣。由于通过妇女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仅用七年半时间即于1851年1月胜利地发动了势成燎原的金田起义。起义时有一首民谣形容妇女参加运动的盛况："姊妹亲，同个房睡共口针，如今姐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

在起义初期，太平军有妇女单独组成的女军，与男军一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前线，遵从天王洪秀全"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的旨令，奋勇作战。直到武汉仍然男女同职同官："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颇矫健。"攻克南京以后东征时，女军仍充前锋，女将苏三娘率领女军首先攀登占领镇江城，当时有人作诗咏赞苏三娘和她从广西带来的赤脚女兵英姿："绿旗黄女元戎，珠帽无龙结束工；八百女兵都赤脚，蛮衿扎裤走如风！"更有甚者，天朝举行第一次考试时，有史以来特为妇女参加考试设立女科，拔取了女状元、女进士等，把妇女地位推上顶峰。

二、不问朝政耽于女色十一年

在胜利中，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满足于半壁江山到手，认为大局已定，要关门当太平天子，把同打江山的妇女转为供自己淫乐。在攻克南京前17天，天王即从芜湖江面龙舟上突然颁发一道严分男女界限的诏令："女理内事，外事非宜所闻"。并用四个"斩不赦"限制身边妇女与外界联系。攻克南京后入城时，跟随天王的妇女都纱巾蒙面，进入天王府即被禁锢，与外界完全隔绝。

洪秀全早就梦求后妃成群的帝王宫廷生活。他创立拜上帝教时就自言在天上有一房正月宫娘娘，把他的妻子称为又正月宫；金田起义时他即选美纳妃15人；一年后在广西永安围城中："洪秀全耽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随军打出广西后，虽经蓑衣渡大败仗，但到湖南道州又纳何贡生"进献美女四人"；占湖北武昌后，"首逆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进入天京小天堂后又征选更多美女。

据史载，天京天王府"其中约有妇女千百，男贼仅洪逆一人，其中淫恶可知也"。至于具体人数，《江南春梦笔记》中分类评列，讲王后娘娘下辖爱娘、嬉娘、妙女、姣女等16个名位208人；24个王妃名下辖姹女、元女等7个名位共960人，两类共计1168人属妃嫔；另有服役的女官，以二品掌率60人各辖女司20人，合计为1200人。各项人数加起来，总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天王。

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既不上马杀敌，也不过问朝政。这时他正值壮盛之年，并且体格健壮，但11年仅颁发过25篇诏书，而且1854年至1858年是空白，5年竟然未发一诏。连曾国藩也感到奇怪："洪逆深居简出，从无出令之事。""杨逆具奏请朝觐，洪逆每批：勤理天事便是朝允也。"

洪秀全一方面不问朝政，一方面则费尽心计与后妃娘娘们作文字游戏。从1857年太平天国刊印颁行的经典官书之一《天父诗》看，所收选的500首诗文，除起义初期杨秀清假托天父帮助洪秀全排解后妃纠纷的24首口述诗文外，另外476首都是洪秀全进入天京初期三年中写给后妃的夫权独白。他对朝政不发令旨，对美人却平均三四天写一首诗，可见其爱美人胜过江山。

这些妇女陷入后宫，早晨为天王"洗身穿袍统理发，疏通扎好解主烦，主发尊严高正贵，永远威风坐江山！"向天王参拜："朝朝穿袍钟锣响，响开钟锣尽朝阳，后殿此时齐呼拜，前殿门开来接光！"拉着金辇陪天王游御苑："苑内游行真快活，百鸟作乐和车声。"给天王按摩肚子却不得碰着胡须："小心弯远须顾须，悠悠轻轻摸挨脐！"拨扇驱蚊："日夜拨扇扇莫停，莫拨榻底要记清！"捧茶拿痰桶："捧茶不正难企高，拿涎不正难轻饶！"从这些诗可以看到天王小朝廷的威严和荒淫。

三、从姊妹群到王家奴

生活在千百个美女丛中的天王洪秀全，嫌那些从广西跟来征尘未净的老姊妹们粗鲁、脏污。听见有人高声说话，他便写诗斥责："娇娥美女娇声贵，因何似狗吠城边？"看见有人束手缩脚，他训斥："耕田婆有耕田样，天堂人物好威仪，尔们想做真月亮，到今还不晓提理！"见有人不会刷牙、敷粉、洒香水，他用刻薄的语言讽刺挖苦："跟主不上永不上，永远不得见太阳！面突乌骚身腥臭，嘴饿臭化烧硫磺！"

洪秀全毫不掩饰喜新厌旧的情绪："一眼看见心花开，大福娘娘天上来；一眼看见心火起，薄福娘娘该打死！"他为那些可怜的薄福娘娘们规定了几项杖责戒律："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夫主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说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嘴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还有一项特别奇怪的规定："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

后宫妇女失掉了所有人格尊严，一言一行随时都有招致责罚的可能。由于天王宣布过："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所以妇女们受到责罚时，即使冤枉也不得辩解，只许认错领打，否则便会受到加罪处罚："打开知错是单重，打不知错是双重，单重打过罪消融，双重雪下罪难容！""雪下"是太平军"刀下"的代称，至少有3个女人因为挨打时喊冤不认错而被杀。被杀的人当中，有人至死不认错并且顶撞了天王，受到五马分尸的酷刑。

四、天王府外也是妇女嗟怨声

太平军入城后，最初奉东王杨秀清严令，居民"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北王韦昌辉代替生病的杨秀清主政后，改行没收一切工商业及强迫男女分离集中住居的"百行条例"，男人入营当兵，妇女住女馆参加劳动。当时天京大兴土木，妇女参加天王府建设："周围加砌高墙，二丈高四尺宽，墙头加砌碎瓷瓦筑，墙外令掳得妇女挑挖濠沟。""其凤门以内，皆系贼妇在内，以供洪逆役使。贼妇中并有能造房屋者，洪逆住处失火，烧去楼房数间，旋经贼令木匠将房架造成送入，贼妇即在内盖成房屋。"另有一道咏叹老年妇女从明故宫拆城取砖石运料苦况的乐府诗："老人城上摇，旋向城下抛；女人城里拾，旋向城外挑。老人一失足，翻身身必坏；女人一失手，触头头必碎。"

太平军从得民心望风披靡占得南京，到失民心危机四伏，民众大批逃亡，前后仅几个月工夫。太平军进城前，南京原有人口260万人，春季进城后仅九个月，到当年年底，天朝顶天侯衙核查登记人口时只剩15万人，其中老弱男子4万人，妇女11万人。而妇女减员之快尤为惊人，10月份全城女馆尚有23万人，到年底核查登记的人口，两个月中妇女即减少12万人。与金田起义时"姊随洪杨去，妹也跟随一路行"的妇女参军盛况相比，自称小天堂的天京简直像人间地狱，妇女们非死即逃，甚至参加暗杀和组织暴乱的行列。妇女们的境遇，直接动摇了民心、军心。

五、驱使千万妇女服劳役实行消灭家庭的女馆制

当时朝野上下，群众反映最为强烈、影响政局稳定最迫切的是妇女问题，由于洪秀全驱使成千上万妇女建房、挖濠、砌墙，由天王亲自监工督迫，风雨寒雪不停，并有打人杀人情事发生，引得民怨沸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大因素。所以，在金殿君臣恳谈中，杨秀清首先向天王提出这个问题："女官若有小过，暂且宽恕，即使教导亦要悠然，使其无惊恐之心。譬如凿池挖塘而论，不比筑城作营，若遇天时雨雪霏霏，即令其暂且休息，以待来日。现下雨雪寒冻，勿用紧挖！如此安慰，彼必宽意乐心，知恩感德，勇于从事，事必有成。"

当时天京城内，从侯以下所有军政官员至平民百姓，全部家人离散，分居在男营女馆，一部分被选征到各王府，主要到天王府服役，久久分离，了无期限，十分悲惨。所以，杨秀清要求把他妹妹等四女官调出天王府的同时，也呼吁允许这些人回家团聚，说："女官理天事者甚苦，且不是功臣（伤残者）、忠臣（烈士）之妻，即是功臣、忠臣之母，或则有稚子，或则有立功之丈夫，彼为臣者既能舍家而顾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则为君者自当体彼一念之忠忱，或准其一月而半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三十日或二十日归其家省视，或准其一二礼拜日排班轮流而归其家省视，以哺其稚子，以侍其衰姑，或以事其丈夫，使彼亦得尽其先顾国后顾家之谊。"这是想变相地恢复家庭。但因实行得不好，又过了九个月，杨秀清于1854年9月29日假托天父下凡，正式要求"排铺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才把实行了一年半、丧尽人心的女馆解散，恢复了臣民的家庭，但已付出惨重的代价。

六、沉湎女色至死不悟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依然生活在娇娘美女中，生活更加颓废。在1861年太平军进取苏浙的时候，洪秀全又从李秀成选送到天京的3000美女中挑出180人收入天王府，当时即有人写诗讽刺："三千怨女如花貌，百八佳人堕溷愁。"

洪秀全从1856年天京事变到1864年自杀，由于深居宫中，消沉丧志，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诏书都像李秀成所说"言天说地"的梦话，诸如《赐英国全权特使额尔金诏》，说什么"万国扶朕在天台"；听到太平军克复苏州的捷报后，他竟降诏说："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在《打死六兽梦兆诏》中，他并不脸红地说，他拐引着两个陌生女子，又打死四只黄虎、两只黑狗，是"天朝江山万万年"的兆征，等等。后来，他连这种虚无缥缈的诏书也懒得写，于1861年7月颁发了最后一道"朕命幼主写诏书"的诏旨，索性把权力交给他的年方13岁、且已学会荒淫的儿子幼主，自己当起了太上皇。

洪秀全在小天堂美女群中享受了11年的帝王生活。1864年6月，他活到52岁，在曾国藩湘军的隆隆炮声和后宫女子的嗟怨声中，不得不丢下他那千百个娇娘粉黛，自尽身亡。他死后48天，天京沦陷，天国灭亡，他的宝贝儿子也当了俘虏上了断头台。那座由天王亲自监工和千万妇女用血泪建造了十年、周围十余里的巍峨天王府宫殿，在清军挖出来焚烧的天王尸体的烟焰中，化作"十年壮丽天王府，空余荒蒿野鸽飞"的废墟。

2004年第1期 文章与时代　作者：陈四益

文章总是一个时代的文章。离开了时代，就很难读懂。

鲁迅的文章，在他那个时代，读者是懂得的。所以至今回想，仍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但是，今天的青年却凭借注释也不容易读懂了。何止青年，就是有些并不年轻的学者、作家，月旦雌黄之际，似也十分隔膜。那原因，我想大抵是因为对鲁迅生活的时代印象早已淡漠。

有年轻朋友问我，明白的话，鲁迅为什么要讲得那样曲折隐晦？我劝他读一读马克思一段明白的文字---"'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他一种指定的表现方式！……指定的表现方式不过意味着'强颜欢笑'而已。" "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惟一许可的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鲁迅生活的中国，同马克思生活的普鲁士并无二致。如果他要直白地表达思想，我们或许就根本读不到鲁迅的文章了。

"鲁迅为什么这样尖刻？"这是年轻朋友提到的另一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只能看到鲁迅骂他人的文章，而看不到他人骂鲁迅的文章。于是给人的印象被"骂"者都那样委屈而无辜。幸好今天已经有人把论战双方的文字都辑到了一起。我劝年轻朋友读一读。如果他们知道鲁迅经常不是在骂人，而是在挨骂---骂他世故，骂他剽窃，骂他的作品只配丢在茅坑里，骂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骂他"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骂他代表中国知识阶层最消极最无为的方面，甚至他的长相，他的恋爱，无不都在被骂之列---那么，他们当会懂得，鲁迅的骂，多是出于反击，比较起来，他倒是要忠厚得多，因为他讨厌谩骂。

梁实秋的散文，近二十年大受推崇。《雅舍小品》据说愈来愈显示出艺术的魅力，而与此相对照的，则是"怒吼的散文"已大多为读者淡忘：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唯闻犬吠。""善哭的也就常常善笑，迷迷的笑，吃吃的笑，格格的笑，哈哈的笑，笑是常驻在女人脸上的，这笑脸常常成为最有效的护照。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滴眼泪，以至于翻筋斗！哀与乐都像是常川有备，一触即发。"赏月，谈女人，确为雅文，雅得让人浑忘了人间何世！

我是在空袭警报声中出生的。父亲带着家人和学生背井离乡从苏州逃往"大后方"的苦难，我没经过。大哥在战乱中得了伤寒，因无药医治而死于十七岁的青春年华，我却是记得的。我记得青年人热血沸腾的抗战歌声，记得小孩子上街卖花，唱着那凄婉的歌声---"先生，买一朵花吧！"用卖花得来的钱"献金救国"。也许就是因为记得这些，所以我始终不能接受《雅舍小品》之所谓从苦难中寻觅的"诗意"。我的童年，没有诗意。

读文章总得了解产生这些文章的时代。我们喜欢有意地淡忘那些不愉快的时代，以为这样，人们心里就只有美好。"文革"刚刚过去二十多年，今天的年轻人就已隔膜如同隔世，更不必说抗战以及抗战前的年代。忘记了那些时代，固然忘记了丑恶与卑劣，但也同样会忘记伟大与荣光。没有记忆的一代，不是健壮的一代。诗曰：

恍同隔世读文章，青不青来黄不黄。

堪笑头颅和血掷，不如拥女赏瑶光。

2004年第2期 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　作者：徐庆全

粟裕将军一生功勋卓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样一位将军，本应受到历史和人民的敬重，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的影响，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却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批判和斗争（另一位元帅刘伯承也被冠以“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受到批判），并涉及到萧克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

这场冤案之后，粟裕即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了推翻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实之词，1979年粟裕向党中央提出重新审视这场冤案的要求。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粟裕没有看到问题的解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作为粟裕战友和夫人的楚青，则继续为丈夫申诉。在粟裕逝世1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张震发表文章，为粟裕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所受到的错误批判公开、正式平反。

今年2月5日，是粟裕将军逝世20周年的纪念日。为缅怀他，纪念他，我采访了楚青同志，她详细地介绍了为粟裕平反而经历的曲折过程。

我替粟裕写检讨

1958年5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整风和整编两大问题。但是，在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粟裕“一贯反对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批判会议是在国防部长的主持下进行的。其后，会议参加的人数扩大了（从500人扩大到1500人），对粟裕的批判调子也越来越高，粟裕的所谓问题也搞到了军外。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的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的说明。但是，当时的局面下，粟裕的说明是无济于事的。他只能检讨过关。

谈到那时的情形，楚青仍有心有余悸的感叹。她回忆说：

1958年开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粟裕，开始我全然不知。有一天早晨，我正准备上班，粟裕突然从内室开门出来，面容憔悴，神情忧郁地低声对我说：“我出了事，你今天可不可以请个假帮我个忙？”我这才知道，他已经挨了批判，并被上纲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写一份能过关的检讨，他已经在内室自我封闭了7 天了。他把一堆会议简报交给我，沉痛并无可奈何地说：“你看看这些，帮我写个检讨吧，我自己下不了手。只要能够通过，怎么写都可以。”

我看了这些材料，大吃一惊。我担心不违心检讨要被划归到敌我矛盾的行列，就不顾实际代他写了一份检讨，把强加给他的罪名统统兜下来了。粟裕用这份检讨在大会上作了检查，果然过了关。但是，他心中感到非常压抑。回家后，他冷冷地对我说：“还是你有办法，写出的检讨让我过了关！”我当然能看出他极为痛苦的情绪。以后，他多次因实在控制不住这种痛苦的情绪而责备我：“你为什么把我写成这样！简直不成样子！”我当然也很痛苦：“不是你说怎么写都可以，只要能过关就行吗？”接下来，我们就默然不语，相对而泣。这样的场面我们经历了多次。

不过，尽管这场批判中，粟裕被戴上了帽子，但一些参加批判会议的人，在当时就对这场批判不理解。据《粟裕传》披露，叶剑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过的。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这样评价粟裕：“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毛泽东的话，实际上是保了粟裕。粟裕第二次检讨后，领会了毛泽东意思的陈毅即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陈毅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的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但是，这已无法扭转粟裕蒙受冤案的命运。8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也为以后粟裕的平反留下了障碍。

粟裕没能等到平反的这一天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得以恢复。劫后余生的粟裕，在1979年10月9日向党中央写出了申诉报告。他在澄清了强加给自己的种种“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我还看到一个中央文件上把我做为军内的坏人点了名，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检讨等等，均已做为历史文件存档。二十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近二十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中央对彭德怀同志的功过是非也已做出评价。我恳切恳求中央能对彭德怀同志对我制造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楚青说，粟裕写这份报告，是时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提议的：

1979年8月，叶副主席邀请粟裕一起到烟台疗养。这期间，粟裕多次拜会叶副主席。有一天，粟裕与叶副主席单独谈话。回来后他兴奋地对我说：“叶副主席很关心我。他说：‘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我当即表达了自己也迫切希望申诉的心情。”粟裕的兴奋是有理由的。在与叶副主席谈话之前，时任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同志，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现在叶副主席又郑重提议，粟裕和我当然很高兴。因此，回到北京后，粟裕就立刻写了这份报告，送“华（国锋）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副主席”审阅。

粟裕的报告送上去后，叶剑英10月16日就作了批示。楚青至今对这份批示能倒背如流：

叶副主席批示说：前不久萧克同志看我时，也曾提到有关那次会议反教条主义的事。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时候，妥善处理。

叶剑英将粟裕的这份报告批送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黄克诚、耿飚、韦国清、杨勇等人审阅。叶副主席办事非常细致，他指示中央办公厅的同志将批件送交粟裕看过。粟裕很激动，他要我将这份批件抄录一份。所以，到现在我还记得。这份批件，除了黄克诚、陈云同志因病未阅外，其他六位都画了圈。

尽管如此，但是，为粟裕平反的文件一直迟迟没有下文。根据楚青的叙述，其大致过程如下：

粟裕看到叶剑英的批件后，曾两次向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询问办理的情况，但未得到明确的答复。

1980年春节期间，粟裕看望了聂荣臻副主席，他汇报了自己向中央写了申诉报告和叶剑英已批示总政办理的情况，请聂荣臻为这件事说说话。聂荣臻即表态说：“这件事应该解决。那个时候说话上纲都是很高的。但总政写的报告我还没有看到，等送到我这里，我会说话的。”稍后，粟裕又看望了徐向前元帅。徐向前也表示，这件事应该解决。3月初，粟裕又将给中央的申诉报告抄了两份，分别送给肖劲光和萧克。

叶剑英的批示已经5个多月了，仍没有音信。粟裕不免有些着急。3月10日，他再一次给陈云和叶剑英写信。在给陈云的信中，他说：“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作出微薄的贡献。”在给叶剑英的信中，粟裕写道：“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叶剑英、陈云接到信后，向总政了解了一下情况。中办向粟裕转达说：据总政说，报告已写好，不久即可上报。

在南京的粟裕得知后，当即要求秘书向总政报告：“我要求总政在做出结论上报之前，将有关我的结论部分同我见面。”

6月12日，粟裕在上海见到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他向胡耀邦报告了自己申诉的问题。胡耀邦当即说：这件事要解决一下，要找个机会在中央的会议上议一下。

7月15日，因腰椎错位已入院的粟裕再次向总政了解情况。总政回答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讨论一次，感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涉及很多事和人，对会议本身如何评价应慎重，应由中央来作，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给予平反。当时就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现决定已草出，尚未讨论。讨论后上报前要送给粟裕同志看的。

到8月份，来自总政的消息说：总政党委讨论后认为，这件事涉及对军委扩大会议的评价问题，要等中央讨论后再定。

这一结果，使渴望看到平反决定的粟裕既大失所望又困惑不解。此后，平反的事也石沉大海。病中的粟裕已无力过问，而楚青为怕粟裕再受刺激，也不敢再提此事。

楚青向中央申诉

1981年2月1日，粟裕脑溢血发作，此后又频繁发作脑血栓。楚青感到很痛苦。她知道，1958年对粟裕的错误批判，是粟裕心中永远的痛。她不忍心让粟裕背着沉重的包袱离开人世。为了不让粟裕受到刺激，她在反复思考后，决定自己出面替粟裕向党中央申诉。

1982年12月16日，我考虑再三，鼓起勇气给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写了一封信。陈丕显同志曾长期和粟裕一道工作过，对粟裕比较了解。我在信中先追述了粟裕写信及中央有关领导对此事的意见。我说，我是相信中央、军委会为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我也相信他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已足够为自己作出正确评价的。但是，作为亲人、同志，总是希望让他在尚能正常思维的有生之年，能够见到党的政策的落实；而实在不忍心让他终于背着沉重的包袱去见马克思。

楚青知道，为粟裕平反的事之所以搁浅，是因为总政认为会涉及到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总体评价问题。为此，楚青在信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要求考虑到他的病情实况，把他的问题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全面评价分开处理，先行为他作出平反的决定，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的错误批判。我认为这是符合中央领导同志圈阅的，叶副主席1979年10月16日批示精神的。”

楚青并将一份“追记粟裕同志为1958年受批判向中央申诉的有关过程”的书面材料，一同报送陈丕显。

陈丕显收到材料后，附上一封信转给胡耀邦和杨尚昆。他在信中写道：粟裕是自己的老领导，长期在一起工作，他对粟裕的政治品质和他几十年来为战争作出的贡献是了解的。希望中央能在粟裕尚能正常思维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胡耀邦考虑到自己对1958年那次会议的情况不了解，就将这份材料转给杨尚昆来处理。

以上情况，是陈丕显在电话中通知楚青的。陈并告诉楚青：听尚昆同志的意思，似乎当时会议没有对粟裕同志个人形成文字结论，准备再看一下材料，再研究一下，也许在适当的时候，由某位负责人同粟裕同志谈一下，说清楚中央对粟裕同志是了解的，像这类事情不存在了，已经过去了。楚青对此有自己的想法。她回忆说：

我向陈书记反映说：当时虽未做出文字结论，但会议文件，包括简报，那些诬陷不实的发言、粟裕同志违心的检讨等材料都已存入档案，军事科学院就有一套，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阅看，所以其流毒和影响至今还在扩散、传播。因此希望有个文字平反材料为好，要不然，在组织上同粟裕同志口头上说清楚时做个谈话记录，同原来的材料一并存档。丕显同志听了我的话，建议我直接同尚昆同志联系请示，希望能对这个问题早点有个结果。

按照陈丕显的指示，楚青在1983年2月2日有了向杨尚昆汇报请示的机会。她首先感谢杨对此事的关注，感谢他对粟裕的关心和信任，并请他理解粟裕痛苦的心情。杨尚昆说：我同张爱萍、余秋里商量了一下，研究出一个方案，即宜粗不宜细，发一个文件，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全部收回、销毁。收文件时可以派人去收。文件上可以写销毁也可以不写，待收回后再由办公会议作出决定销毁。另外，同粟裕同志谈一下，明确说这件事已经不存在了。要谈就是我去谈。

楚青汇报说：据我了解，粟裕本人没有设想过要逐项地甄别他的问题，这已是历史问题了，有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觉得如发文件收回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以注明“撤销”“销毁”为好，否则将弄不清楚。楚青并说：我这次申诉是背着粟裕的。因为现在他的病情已不可能由他自己催问或再申诉，而我对能否有结果也无把握，生怕如果得不到处理，将更使他受刺激。

最后，杨尚昆告诉楚青：你可以同粟裕同志说说。可以说你有这样的设想，也可以说是我的设想，听听他的意见，不算是最后定下来，他有什么意见我们还可以考虑。过了年我再找你来，你把他的意见告诉我，然后我来办。

2月4日，楚青对粟裕说了自己给中央写信及与杨尚昆谈话的内容。粟裕冷静地说：“好！这件事了了，我也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了。”他要求楚青记录下他自己的意见，转陈杨尚昆：

一、衷心感谢您亲自主持来解决我的申诉，衷心感谢中央、中央军委对我的关心。我因病不能前来当面致谢，要楚青替我向您表示谢意。

二、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一个历史问题，情况复杂，牵涉的人也不少，我完全同意按照宜粗不宜细的精神来处理。我也同意您的意见，不再就我个人的问题写文字的东西，而是把这次会议的问题一次解决掉。我相信妥善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将大大有助于恢复和发扬我党我军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光荣传统，并有利于肃清所谓“反教条主义”的流毒，加强我军的革命现代化建设。

三、对于起草文件有几点具体要求：

1、要求文件明确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文件，不要使用“收回”字样。因为这次处理是政治上作出处理，如果使用“收回”，容易理解为是就文书档案作出的技术性处理，若干年后还会产生歧义。

2、撤销的范围，应包括文件、发言、简报、记录等全部会议材料，存放在个人那里的，由组织上收缴。

3、请求由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人负责收回全部文件、材料，并负责销毁。

1983年4月，粟裕的病情加重。4月30日，杨尚昆来医院看望他。看到粟裕被病痛折磨的样子，杨尚昆出来后对楚青说：粟裕同志病得这样痛苦，今天我就不对他讲那件事了，等他好些再谈吧。

1984年2月5日下午，粟裕带着深深的遗憾告别了人世。

楚青继续申诉

粟裕离开人世，楚青一时陷入到悲痛之中。她知道，只有她才能继续为粟裕申诉了。

2月6日，正在上海的杨尚昆打来电话说：粟裕同志有个疙瘩，这件事我还没有给他办好。要在这次讣告中来解决。我同爱萍同志商量了。打算从正面讲，把一些流言蜚语，不实之词推倒。

尽管杨尚昆有这样的愿望，而且在起草讣告的过程中，楚青坚持要加上1958年粟裕蒙冤的一节，但是在后来发布的讣告中，对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仍未提到。

楚青对此很有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此后，她似乎觉得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楚青说：

在治丧期间，不少老同志要我向中央要求为粟裕同志平反，他们情真意切声泪俱下。我却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也无法向他们陈述种种情况。郭化若同志为这件事几次来电话。他说：“中央说正面平反，无非是评价高一点。讣告是对外的讲不得反话。而平反是有反才平，只有承认原来撤销他总长的命令是错误的，至少是考虑不周，那才行。这个平反可以在内部传达。这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没有机会了。建议您还是去找一下陈云同志。我是一个红军，是粟裕同志领导下的一个兵团干部，我随粟裕同志去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最后的一个建议。请把办的结果告我。”

肖劲光同志在粟裕同志去世的次日，就写下了《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了1958年的问题。当他将文章送给我征求意见时，我百感交集。肖公文中有这样一段话：“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遇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尽管这段话说得很温和，但我估计不一定能发表。后来果然报社提出要删去。肖公不同意。他们再次动员，说是中央精神，是上面让删去的。肖公就表示，文章我就这样写，删否由领导上决定。最后，发表时还是删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楚青决定，对1958年的问题不再提了，集中精力编辑粟裕的文集。但是，等到她看到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的“粟裕”条时，她又不得不再次为此事而苦恼。

粟裕和萧克在1958年都遭受到不公正批判，但是，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征求意见稿）中，在“萧克”条中写有“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受到错误批判而离职”，而在“粟裕”条中却一字没有提。楚青看到后，觉得很纳闷，为什么在“粟裕”条中不提？为此，她再一次求见杨尚昆，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楚青说：

1986年4月23日，杨副主席接见我。我说：大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对萧克同志平了反，而对粟裕同志却没有提，这岂不是要使粟裕同志蒙冤千古？我恳请杨副主席解决当前大百科全书条目中的问题，要求比照“萧克”条，在“粟裕”条中写上相应的内容。我向杨副主席反映了肖劲光同志《悼念粟裕同志》一文中被删节的情况。因为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在编辑出版回忆粟裕的《一代名将》一书，胡耀邦同志题写了书名，其中收录了肖公的文章。我恳请杨副主席同意恢复被删节的那一段。杨副主席说：大百科条目我找来看看，“萧克”条写了，“粟裕”条也应该写。我看过后找他们研究个办法。肖公文章上的那一段，可以写上。肖公讲的，总不是假话嘛！

其后，经过了一番周折，1987年，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中终于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话。楚青感慨地对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这淡淡的一句话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此后，我对粟裕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的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理编辑《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也平衡自己的心态。”

军委再次受理，粟裕的不白之冤终于平反

转眼几年过去了，粟裕逝世10周年的日子来临了。粟裕的一些老部下对他所蒙受的不白之冤一直挂怀在心。1993年10月28日，粟裕的老部下、南京军区离休干部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5 人联名给中央军委写下了《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说：

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粟裕同志长期工作、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和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这次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粟裕夫人）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的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明年2月5日），请一位军委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谢党。

时任南京军区政委的傅奎清看到这份报告后，非常赞同，并致信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信中说：

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粟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谭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

楚青在11月17日接到谭肇之的信后，才知道这件事。她回忆说：

于永波主任接到信后，立即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军委领导的批示说：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总政宣传部找我和粟裕的秘书了解情况。1994年2月3日，我得到消息说，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五位同志的报告很重视，一致认为应该解决，张震副主席很支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赶在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

2月5日，粟裕逝世十周年。当时的中办主任来我家悼念粟裕。谈起这件事时我说：听说现在军委领导同志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渴望文章要明确说明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文章写好后能让我看到。中办主任当即表示说，一定把我的想法向总书记反映。

这天，张震副主席也来了。我也表达了我的想法。我说，粟裕现在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么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话，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本来文章在粟裕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考虑发表的时机。

其后，经过各方面的努力，1994年11月，这篇文章终于写好了。除了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审阅外，并报送了军委主席。军委决定，文章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12月7日，中办主任打电话给楚青说：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军委已经批发了。

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刘华清、张震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文章除了对粟裕革命的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谈起读到这篇文章的感受，时过10年，楚青依然不能自已：

这篇文章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平反的文件。粟裕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那时，我拿报纸的手都颤抖了，心情也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想，尽管粟裕本人不能看到今天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

楚青告诉我，为纪念粟裕逝世20周年，一些老战友、老部下正在筹备纪念座谈会。愿此文能化作心香一缕，祭奠这位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的英灵。

2004年第2期 1945年烟台军民反对美军登陆事件　作者：王荣卫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与日伪合谋，从海陆空各方面抢运部队，抢占华北、东北。美军也打着盟军的旗号，派军舰进占华北各沿海港口，在占领天津、青岛、秦皇岛的同时，又把军舰开到了烟台海域，并企图登陆。由此，烟台市党政军民在中共中央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与美军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的军事外交斗争，并以最后的胜利而告终。这一事件也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重大历史内容之一。

一

烟台位于胶东半岛东北部，北临黄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烟台港是北方地区的重要港口之一，是连接中原与东北地区的交通枢纽。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把烟台作为他们的重要目标，于1938年2月占领，此后进行了长达8年的法西斯统治，直到1945年8月被胶东八路军解放。烟台的解放，巩固和扩大了胶东解放区，控制了西到蓬莱、龙口，东到威海的北海岸海口，对贯彻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政府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提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从速派主力部队从海上开赴东北开辟战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这却打破了蒋介石的抢占计划。于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美军第七舰队打着“盟军”的旗号，于9月29日，派军舰驶抵烟台市外的海面，并企图在烟台登陆。

1945年10月1日上午，美舰派一名海军少校和几个随行军官乘快艇驶抵烟台码头，要求拜见烟台军政当局。刚刚被胶东区党委任命的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于谷莺闻讯后，立即带领翻译来到码头，在海关的一间楼房约见美舰军官。美舰军官称，他们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栖特遣队的分遣队，分遣队司令官是赛特尔海军少将，他是赛特尔少将的副官海军少校舍尔托夫，奉令来此邀请烟台当局长官到舰上与赛特尔少将晤谈。并提出五项要求，大意是：一、为了减轻舰上的单调，请求允许士兵在烟台对岸的崆峒岛登陆游逛，并问及我岛上与海面设防情形；二、请求允许其少将赛特尔率参谋人员登陆，以视察美国财产，并会见烟市军政长官；三、要求当少将登陆时，借给汽车一辆；四、请求烟台当局和美国舰队以旗语互通讯息，附近航行船只，须是悬中国国旗；五、要求一张日本的烟台军用地图，以了解其防御系统。

美舰队准备在烟台登陆的企图，中共中央早有察觉。9月27日，中央关于对美军在烟台等地登陆的对策，给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中指出：“美方有即在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消息，延安已向美军观察组询问，并已告该地为我军占领，已无敌人，请其不要登陆，免干涉内政之嫌。”“如美军登陆事发生，我军应避免冲突，以善意对待之，但我方行政、军、警，应照常维持秩序，并望将美军登陆及炮击我地一切情形，迅速电告延安公布，以便采取对策。”同时，中共山东分局也要求胶东区党委派专人到烟台做外事工作，配合军事斗争，守住烟台。胶东区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派区党委海外工作部部长于谷莺到烟台任外事特派员兼烟台市代市长。

于谷莺来烟后，立即根据上级指示展开工作，成立了外事办公厅，并找到长期在烟台美国领事馆当翻译的杨荫樵做翻译。接着组织学习了我党有关对外政策的文件，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宪章和协定，明确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际国内的形势、面临的任务和中央的“不排外，不媚外，不主动开枪，但也不丧失民族立场”的人民外交方针，研究分析了美军来烟企图和可能采取的手段，酝酿了斗争的策略。

同日10时许，于谷莺携翻译杨荫樵，登上赛特尔少将所在的旧金山号旗舰，双方举行会谈。会谈中，美方声称，他们是前来协助清除日军埋设的水雷和自杀飞机。我方指出，烟台已于8月24日被八路军解放，现在社会秩序安定，群众安居乐业，烟台军民自己能够很好地清除烟台港口水域的任何危险物。美方又提出一些其他方面的要求。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同意美军士兵在崆峒岛西部登陆游玩；允许其查看他的领事馆及财产；同意赛特尔少将与烟台市政府举行会谈。

二

10月2日上午，赛特尔带领他的副官和部分舰队指挥官及美联社、合众社的一群记者登陆回访。于谷莺等在市政府大客厅进行了热情接待。大厅内悬挂着中苏美英四国国旗。落座后，赛特尔先自称，他此来是代表分遣队全体官兵向烟台市民及其代表，致盟国盟军之问候，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胜利。然后又提出，允许他的水兵协助烟台市民清除日本投降前可能留下的危险物，允许上岸观光，都被于谷莺婉言谢绝。

最后，赛特尔提出允许他的水兵，到舰艇停泊处后面的那片沙草地上游乐一下。于谷莺答复，可以在取得烟台人民同意之后，满足水兵的愿望。但是，希望美国海军官兵遵守当地警哨所规定的活动时间和范围。并且指出，烟台市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烦扰贵分遣队的任务了，你们应该让水兵早回美国，去接触他们故土的气味，并和他们久别的家人团聚。

这时，随行的记者们要求提问，于谷莺没有拒绝，并简要作了回答。

会谈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到下午两点才结束。会谈结束后，我方代表于谷莺等在中兴楼设宴款待了赛特尔一行。

第二天，赛特尔偕其参谋长、副官和四五个美国记者，在我方人员的陪同下，又查看了原美国领事馆旧址及其他美籍房产，并对查看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同日，经过我方许可，美军士兵开始在崆峒岛上打球游玩。至此，美我双方以礼相待，不失盟军盟国之情谊。

但是，美军并没有放弃在烟台登陆的企图。10月4日拂晓，崆峒岛前又增加了两艘美舰。上午10时，赛特尔和他的副官舍尔托夫来到外事办公厅，称奉美海军第七舰队司令金盖德上将电令，前来送达一份通牒。内容大致是：美海军陆战队将在烟台登陆，要求十八集团军部队及烟台市政府：一、撤除沿海防务；二、撤离烟台市；三、将烟台市有秩序地移交美方接管。并当场把电文抄本一份交与我方。

于谷莺当即气愤地站起来说：“这简直是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是无理要求。为什么要中国人民军队从自己解放了的国土上撤出去？美国的军队为什么要在中国人民已经解放了的国土上登陆呢？我们向美军提出强烈的抗议，并保留向全世界宣告美国海军的这一无理要求和侵略行径的权利！”

赛特尔走了之后，当天下午，于谷莺同烟台驻军政委仲曦东、市委书记滕景禄一起，详细研究美军通牒问题。一面迅速电告上级，一面组成了反对美舰登陆统一行动委员会，由仲曦东任书记，准备作进一步的斗争。

10月5日，崆峒岛前面又增加了许多军舰，远远望去黑乎乎的一大片。9时，赛特尔和巴贝中将的副官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厅，邀请烟台市长到巴贝中将旗舰路易维尔号上会谈。

为了不失礼节，于谷莺在和仲曦东、滕景禄等简单研究了一下对策后，便随美军快艇驶往巴贝的旗舰。

谈判在舰上客厅进行。美方代表有巴贝中将、两栖作战司令罗克少将和赛特尔少将。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武力的原因，巴贝先请于谷莺听了一段美军在天津受降时的实况录音，然后参观了他们的旗舰，最后开始谈判。

巴贝首先发言：“根据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协议，我奉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金盖德上将命令，来渤海各港口登陆，请贵方军队撤出烟台。”

于谷莺当即予以拒绝：“巴贝将军阁下，烟台市早在一个月前就由中国人民子弟兵解放了，我们的立场，想必赛特尔少将也一定向您作了汇报。”

巴贝又提出：“我的海军陆战队和贵方部队在烟台共同驻军，如何？”

于谷莺反问道：“我不知道这种共同驻军对烟台市民有什么好处？”

会谈没有任何结果，美方提出下午与烟台军事当局举行会谈。

下午，巴贝带领罗克少将、赛特尔少将及若干海陆空军军官，还有新闻记者一行人，来到市政府外事办公厅，拜会我方。我方代表于谷莺、烟台驻军政委仲曦东等参加会见和谈判。一进会客室，巴贝就问：“今天你们两位朋友当中，谁是接待我们的首席主人？”

仲曦东说：“于市长是我们烟台的一市之长。”

于谷莺接过说：“仲将军是烟台市的解放者，也是我们烟台市民的坚强后盾，我们不讲什么席，我们说话都负责任、都算数。”

巴贝称赞仲曦东：“仲将军，我在大街上走时，看到你的士兵很精神，你很会训练部队。”

仲曦东说：“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战胜日本侵略者自愿参加人民的军队，久经战火考验，自己解放了自己，又解放了自己的国土，他们很自豪。我还可以告诉将军阁下，我们的战士听说，蒋介石在外国反动势力的援助下要前来夺取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心与任何敢来侵犯的敌人战斗到底，不惜再和他们决战八年。”

罗克盛气凌人地插话说：“外国有大炮、飞机、原子弹！你们呢？”

仲曦东回应道：“中国人民有反侵略的钢铁意志，有进行革命的钢铁意志，是任何敌人也征服不了的，飞机、大炮、原子弹只能吓唬那些意志薄弱的人。”

美方又提出登陆问题。

仲曦东反问：“你们为什么要在中国人民军队早已解放了的土地上登陆？”

巴贝辩解道：“你们第十八集团军部队进占日伪军阵地，中国政府蒋委员长是没有允许的。如果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烟台，蒋介石委员长就可以延缓派兵来烟台，这样就可以缓和你们中国内部的争执了，你们应该理解，我们对你们是很友好的。”

仲曦东严肃指出：“你们这是要为蒋介石打内战充当急先锋，要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领土！”

巴贝又辩解：“我们不是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侵略别国领土，我们是奉命在为中国和平采取适当的措施，所以我们没有请求烟台行政机构、警察撤出烟台，只是请求驻军撤出烟台。”

于谷莺插话：“将军阁下，仲将军是烟台市民的解放者，又是烟台市政府和人民的坚强后盾，烟台市民怎么会让它的后盾撤离烟台呢？”

美方又提出双方在烟台共同驻军。罗克还威胁道：“划定地区，指定时间，我要指挥我的海军陆战队很快登陆。”

仲曦东坚决地回答：“我可以再重复一遍，贵军要在我们早已解放的烟台领土上登陆，以及共同驻军，都是令人不能理解的，为了盟军友谊，贵军不宜在此登陆。”

罗克霍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既然这样，我奉金盖德上将命令要在烟台立即登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请贵军立即撤出烟台，撤往市郊。我是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执行命令。”

“我也是军人，我也懂得应当怎样保卫烟台使它不受任何敌人的侵犯。在长期战争的考验中，我们也懂得怎样对付侵犯的敌人，完成我们军人的职责。我要正告罗克将军，你要是敢于侵犯烟台，一切后果须由你负全部责任。”仲曦东也气愤地站了起来。

美方见我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开始以比较温和的态度提出再慢慢协商，同意双方都请示一下各自的上级再作决定。谈判气氛缓和了下来。美方在说了些烟台的街道很清洁之类的话后，又把话题引向解放区战场、我海岸军事设施等，问我方打算用多少兵力防守烟台、威海卫一线，我方巧妙地回答道，完全看情况需要而定。美方见无法通过谈判迫我撤出烟台，只好提出明天再谈便告辞。

三

与美方谈判之后，我方统一行动委员会经过充分的分析研究，最后决定：坚决拒绝美军登陆，誓死保卫烟台。一方面将意见迅速电告上级，一方面命令部队立即在美军可能作为登陆地点的海岸加强防御工事，进行充分的反侵略的准备，并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同时，重要的物资开始外运，非必要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准备撤离。

第二天天亮之后，刮起了大风，海上波涛汹涌，美舰没有动静。

这天下午，烟台市党政军民在南操场召开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抗议美军登陆。大会自始至终群情激愤。群众不断连声高呼：“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八路军和市政府是人民的军队和政府，有权力和有责任管理烟台市！”“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侵略者滚回去！”等口号。

于谷莺登上放置在群众中间的桌子，激动地向群众介绍了美军要求登陆的经过，郑重地宣布了政府的态度。他高度赞扬群众反对侵略、纷纷请愿的严正立场，也坚决地向群众表示：“现在的民主政府，不是国民党逃跑主义政府，而是有着严正的民族立场和实现人民意志的政府。现在政府的官吏也不是国民党自私自利、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而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幸福，与日寇血战八年不怕牺牲的战士。我代表政府向人民表示：坚决反对和拒绝美军这样无理的要求。”

仲曦东也登台讲话。他说：“盟邦美舰停泊于烟台海面，无理地要求我们撤出烟台。我们答复，烟台是烟台人民和八路军共同从敌人手里解放的，我们有权力有责任保卫它。”

最后，各救会代表马仪代表群众表示，坚决反对美军干涉中国内政，和军队、政府紧密团结，战斗到底。接着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队伍经过东海岸时，群众对着停泊在海面上的美国军舰，挥拳高喊：“美国人敢登陆，就把他揍回去！”

四

反对美舰在烟登陆的斗争，一直受到中共中央和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密切关注，并多次直接做出指示。10月6日下午，胶东区党委又收到中央关于坚决拒绝美军在烟台登陆的电文，电文称：“美军在烟登陆，我应表示坚决拒绝，让其强登陆，以便在全世界揭露美军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并明确指出，在交涉中“可向美军作下列答复：一、烟台已无日军，美军在烟台登陆毫无必要。二、我军无上级命令，不能撤出烟台市。关于我军撤出烟台市事，请与我上级交涉。三、美军未得我方允许在烟台登陆，则发生冲突须由美军负其全责。”中央指示明确了斗争的方针和策略，并且极大地鼓舞了烟台党政军民的斗争信心。

10月7日凌晨，延安新华社播发了10月6日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关于美军在烟台登陆问题，给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叶顿上校的声明。声明严词拒绝美军的无理要求，指出：“1945年9月27日，基于美军计划在烟台、威海卫登陆的消息，本人曾受本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之命，经过阁下向美军总部声明下述三点意见：一、如美军在上述地点登陆，十八集团军方面将发现难于了解这一登陆的目的。因为所有这些地方，均在十八集团军控制之下，附近并无日军。二、如果美军事前未经与十八集团军总部作任何协商和规定，突然在上述地点登陆，将引起中外人士怀疑美军干涉中国内政。三、因此，朱总司令致电美军，不要在上述地点登陆，并请求贵军总部予以答复，迄今已过十天，贵方迄今未答复。”声明在陈述美方来烟向我提出关于登陆的三项要求后，着重指出：“朱总司令接获上项报告，不胜诧异。特命令我向贵方作郑重声明下列意见：一、烟台市早于1945年8月24日为本军部队收复，烟台市之日伪军队，早经完全解除武装，市区秩序早复常态。今美军突然要求在该处登陆，我方认为毫无必要，至于要求本军部队与当地政府撤离该市，尤属无法理解。因此，请美军总部转报贵方有关司令部转令烟台海面美海军陆战队，勿在烟台登陆。二、美军如未经与本军商妥，竟然实行在该地强行登陆，因而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应由美军方面负其全责。”

同日上午，我方把叶参谋长声明译成英文，作为中文的副本打印出来，准备派人送交美方巴贝中将。送信人还未走，巴贝、罗克和赛特尔乘小艇上岸。巴贝称，由于他向美军第七舰队金盖德上将建议，美方已批准他们不在烟台登陆，特来辞行。赛特尔少将和他的分遣队，仍留在烟台进行友好联络。我方当即把叶参谋长声明，及一大包连日来群众写的抗议书送交美方。巴贝回舰不久，其舰队就升火启航，只留下赛特尔分遣队“联络”。

10月9日，巴贝正式发表公报说：“美军将不在中国共产党所占领的烟台登陆，因该港已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控制。”又说：“烟台港已设有警察，秩序良好，该地已无日军、战俘和美国拘留民。目前，美军登陆已没有任何军事理由了。”

10月17日，原驻扎烟台的伪军张立业部，窜入崆峒岛，捕截渔船，杀害渔民，烟台驻军于29日一举将其歼灭，解放了崆峒岛。期间，赛特尔为“避免参与中国内部斗争”，率舰去威海，不久也离威而去，再也没有重来。

至此，美舰在烟台登陆的企图和冒险行为，遭到了彻底失败。用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在其撰著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的话说：“美国人在烟台低下了头。但并非处处如此。十月十八日，美军包围并捣毁了八路军驻津办事处，逮捕了办事处工作人员，而且带往美军司令部。”

反对美舰在烟登陆斗争的胜利，保住烟台，在战略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是控制了烟台及以西的各港口，保证了山东主力部队的顺利北上。从9月底至12月初，5万多山东主力部队和4000多地方干部，分别从烟台及以西的栾家口、龙口等港口，渡海北上，开辟东北解放区，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4年第2期 “四人帮”就擒后的上海市委　作者：鲁　人　张　毅

1976年10月6日，被称之为“四人帮”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束手就擒，中国历史开始了转机。

“四人帮”中有三人是从上海发迹的：王洪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海的一名工人造反派头头，后来官至中共中央副主席；张春桥原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委副书记，姚文元原为上海《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后来借助“文革”动乱之机，都爬上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高位。而江青呢，与上海也有着人所共知的极深的渊源关系：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当演员；揭开“文革”序幕的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以及臭名昭著的“纪要”，都是她在上海酝酿而成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系，“四人帮”发迹后就把上海作为自己的势力核心范围。上海市委那时的大多数领导，都是“四人帮”安排的。投桃报李，这些人也死心塌地追随“四人帮”。因此，1976年在10月6日突然没有了“四人帮”的消息后，上海市委“四人帮”的追随者一时乱了阵脚，其后竟然要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上演了颇为惊心动魄的一幕。

马天水被召赴京，上海市委负责人惶惶不可终日

10月6日，“四人帮”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束手就擒的。在上海，除了海军上将、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振华之外，谁都没有得到消息。这一天，竟是王洪文那个贴身秘书廖祖康，为自己举行婚礼的日子。喜气洋洋的廖祖康自然不会想到，他的首长王洪文在北京已成为阶下囚。当然，来参加婚礼的上海市委的领导人也一样被蒙在鼓里。直到第二天，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被召赴京开会，他们才隐隐约约地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四人帮”就擒之后，7日，中央即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到北京，召开一个“打招呼”的会议。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也得到了通知。马天水当即就有异样的感觉。首先，按照以往惯例，中央若召开会议，上海市委在接到中央通知之前就会先从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那里得到消息，以及如何准备发言的指示，而这次却没有事先得到他们三人的通知；其次，以往中央来的电话通知中，多少都会说一些开会的内容，但这次却什么也没有说。当他问开什么会时，对方只是重述中央的通知，未加任何说明。

由于感到蹊跷，马天水在这天上午9点主持市委召开常委会，通报此事。参加会议的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听后也“都感到很突然”。会上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就与上海通电话，通报情况。徐景贤在后来写的交代材料中说，“马天水走了以后，我和王秀珍就开始到处打听有些什么动向”。

马天水到北京后，自然立即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得知了“四人帮”就擒的消息。但他并没有如约经上海打电话回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情绪紧张，越发感觉形势对他们不利，感觉中央一定出了什么事。他们分别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但都没有接通。其后，他们又和“四人帮”的亲信迟群、谢静宜等人联系，自然也都没有结果。王洪文和张春桥留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何秀文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于会咏等人，了解情况。电话倒是打通了，但于会咏等人电话中说：不知道中央出了什么事，也没有见到王、张、姚等人。

一天没有消息，徐景贤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他给于会咏打电话。于会咏没有什么消息，只是告诉徐景贤说：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是华国锋决定的。徐景贤又拨通了卫生部部长刘湘屏的电话，刘湘屏则说：没听说中央开什么会，王、张、姚的情况不知道。

这天晚上，王秀珍终于和到了北京以后住在京西宾馆的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通上了电话。马天水当然不能在电话中透露会议内容。因此，房佐庭推托说，中央还没有开会，还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并说“马老在洗澡”。这样，王秀珍也没有和马天水直接通上电话。这样的情况，自然让徐景贤、王秀珍更加紧张。他们度过了惶惶不可终日的一夜。

10月8日的大清早，张春桥的夫人文静告诉王秀珍说，他们的儿子原定今天到北京去。所以，昨天晚上文静给张春桥打电话，但是电话打了一夜也没有打通，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王秀珍听了以后，就亲自给王洪文那里打电话，想要问问情况，结果自然是打不通的。

王秀珍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徐景贤。徐、王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张春桥在上海的秘书何秀文以及当时正在上海的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和肖木都找来，让他们一起向北京打电话。这几个人按照徐、王的意思，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号码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那里打电话，结果一个都打不通。

徐景贤和王秀珍都急了。徐景贤又给《人民日报》的负责人鲁瑛打电话。可是，鲁瑛没讲几句话就急忙把电话挂上。徐景贤感觉十分反常。肖木不无担心地说：坏了，鲁瑛肯定给监视起来了！

正在这些人一筹莫展之际，中央的两条指示来了。第一条，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电话通知。第二条，中央台通知停播《按既定方针办》等两首歌。

种种迹象已经使他们确定，形势对他们是不利的。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以及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廖祖康一起在上海市委常委学习室分析形势。徐景贤分析说：毛主席逝世以后，一号战备刚刚通知撤销，怎么现在中央军委又通知加强战备了呢？而且这个通知里特别提到要防止内潜外逃，看来有什么人出了事情。

此时，市委常委张敬标通过上海警备区的军用电话接通了京西宾馆，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也赶去听电话。房佐庭告诉他们说，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又说这次他们到北京的时候是穿军装的人去接他们的。房佐庭在电话当中还说了一句话：“我的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

徐景贤分析说：房佐庭没有胃病，他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廖祖康说：几个老帅，像叶帅、徐帅他们还是有号召力的。廖祖康说到这儿就打住了，但在场的人自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几个老帅可能已经指挥军队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下手了。

徐景贤当即说：“极可能发生军事政变！”

王秀珍接着说：“老帅动手了，右派上台了。”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王秀珍首先提出下午她要找市民兵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打招呼。王少庸接着提出，他下午要找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打招呼。徐景贤则说下午找广播电台和报社的新闻负责人吹吹风。

其后，徐景贤就把上海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找到“康办”（康平路办公室所在地）下指示。他说：你们这几天要注意新华社电讯稿，如中央发出有关处理上海几个人（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决定，你们报纸不能登，电台不能广播。你们一定要听从市里的命令。

为了能摸到详细情况，8日下午，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一名常委分别打电话摸情况；王秀珍则给辽宁省委一位副书记打电话，还要他给当时正在北京的毛远新那里打电话摸情况。后来都没有摸到进一步的情况。

下午3点，徐景贤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小礼堂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介绍和北京联系的情况，研究对策。

参加会议的人一落座，徐景贤就说：给大家通个气。马天水7日到北京开会，到现在通不上消息。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倒是有电话来说，“我老胃病复发了，在南京就开始患了。”估计中央是出了事情了。与会者虽然没有什么头绪，但都议论，肯定北京出了事，对他们不利。

会议结束后，王秀珍留下金祖敏的秘书，指示他到北京打听“四人帮”的情况，立刻打电话回来，并交代了通话的暗号：如果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真的出了事情的话，就说“我娘心肌梗死。”

8日下午4点，徐景贤、王秀珍再次召集会议，参加者有市委常委冯国柱、王少庸等人，还有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以及公安局的薛干青等人，再次议论形势，提出对抗办法。徐景贤说，军委加强战备的电报提出要“防止内潜外逃”，估计军队在他们（意指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手里，对我们不利。冯国柱、王少庸说：人家来接管怎么办？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加强“战备”，积极准备力量。

晚上，徐景贤等人都集中在“康办”等候消息。金祖敏的秘书的电话回来了，就是那句“我娘心肌梗死”的暗语。他们不敢相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

徐景贤又给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打电话，几个电话来回以后，证实了文化部的于会咏、浩亮、刘庆棠他们几个人和江青之间的电话联系也中断了。

这时，公安部的祝家耀打来电话。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公安部副部长的。祝家耀在电话中传来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这样就进一步从公安部那里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统统都被抓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刘庆棠打来电话。徐景贤的秘书回来传达说：刘庆棠在电话里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咏”

肖木这么一说，现场一片混乱。人人都感觉大难临头了。稍后，冷静下来的徐景贤当即宣布：第一，不再往外打电话探听消息了。第二，召开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对策。

策划武装暴乱的过程

10月8日晚上8点，在徐景贤、王秀珍的主持下，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外，还有朱永嘉、肖木、廖祖康、何秀文以及工会、民兵、公安方面的负责人。徐景贤、王秀珍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修正主义上了台，我们要对着干。

市委常委、负责写作班子工作的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语录，和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材料。他还说：“春桥、文元培养了我们十年，我们所以有今天，全靠了张、姚。他们倒了，我们也完了。”

王秀珍说：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二千五百人，三万一千人待命，要发枪发子弹，连夜搞巡逻。舆论工作要抓紧，由朱永嘉具体负责，要赶快准备。

王少庸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提议说：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带在我们身边。

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廖祖康接着提议，把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都找在一起，说是这样可以调动工人的队伍。并自告奋勇地说，这件事情就由他自己去办。

在这次会议上，还具体讨论了武装暴乱的一些细节问题：第一，设立指挥点的问题。会议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一号指挥点由徐景贤带领负责抓总和准备舆论，最后行动的命令由徐景贤发布，地点定在华山路丁香花园。二号指挥点由王秀珍带领，负责民兵和部队的军事行动指挥，地点定在市民兵指挥部。徐景贤当场执笔开列了进入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名单。第二，徐景贤发出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三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交给王秀珍去执行。

会后，武装暴乱的策划活动就开始了。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他们除了布置民兵外，要把军队的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当天晚上十一点多钟，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张宜爱、杨新亚、守备师师长李仁斋开会，进一步策划。徐景贤先介绍了所谓北京发生了问题的情况。接着，徐问张宜爱：警备区部队怎么样，张回答说：一师、二师的情况你知道，只有警备师可以。徐又问：谁能调动部队？张说：调动部队要党委集体讨论。徐说，要是他们（指“四人帮”）被一网打尽，我们不都成了爪牙嘛，如果你成了爪牙，怎么办？张答：六十多岁的人了，还怕什么，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徐景贤又问李仁斋：你们究竟有多少部队？李答：都是分散值勤的。张宜爱问有多少部队可以机动！李一一作了回答。徐景贤还问一师、二师两位师长怎么样，问上海两边有什么部队，等等。谈完后，徐景贤便带着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到丁香花园招待所，王秀珍带着另一批人到市民兵指挥部，这时已是9日凌晨1点了。

到了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徐景贤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了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用红色的保密电话打来的电话。廖祖康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他如果同意的话，请告诉李师长一下。徐景贤当然同意。放下电话，他就写下了第二个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

“三连由李仁斋同志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接着，徐让秘书叫醒了已睡觉的李仁斋，当面把手令交给了他。他在电话中分别给守卫电台的五连和守卫“康办”的三连，下达了徐景贤的命令。

与此同时，王秀珍率领冯国柱等来到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也赶到这里来汇合。

在此之前，根据王秀珍的指示，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钟定栋一起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设立秘密指挥点、开设电台和联络暗号等。8日晚12点，王秀珍、冯国柱两人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到了民兵指挥部机关。施尚英和钟定栋向王秀珍、冯国柱两个汇报了所拟定的方案。民兵第一批有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有13000人，起用民兵101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就设在施尚英原来工作的地方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王洪文、黄金海原先所在的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选择了信得过的人进驻各区当联络员，并且要求各个区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全部在位值班，还要求在9日18时以前，全部落实。

王秀珍认为，国棉十七厂和国棉三十一厂这两个单位目际太大，指挥施尚英在杨浦区另外再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其后，施选择了中国纺织机械厂为另一个秘密指挥点。之后，施尚英、钟定栋等人都带了手枪和文件等撤离民兵指挥部，到两个秘密指挥点上待命。

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这两个指挥点都处于临战状态。江南造船厂点设16人，其中有7个报务员，由施尚英、钟定栋负责。中纺机厂点设13人，其中有6个报务员。9日上午人员进点。在通讯联络上的主要手段是：（1）设立电台。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各设四部电台，各师和区民兵指挥部各设一部电台。拟了电报密码，和各台呼号。规定中纺机厂点只收不发。江南厂点可向五个师、十个区民兵指挥部直接发报，而各师、区只能向江南厂点发报，互相之间则不能发报。11日上午，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电台同各台互相沟通，还试通了电报。12日晚，这伙人还确定，有些没有电台的县和直属师团也要配发。有些单位还可利用工作电台。（2）秘密电台号码。规定江南厂点和中纺机厂点间可交换电话号码，江南厂点可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直接联系；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只能通过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转告。中纺机厂点不能同各师、区民兵指挥部联系。江南厂点同康平路徐景贤、王秀珍联系也只有施尚英、钟定栋才知道电话号码。（3）派联络员。市民兵指挥部向十个区民兵指挥部各派了一个联络员。各区民兵指挥部只能由联络员电话告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长再转告江南点。（4）由于怕暴露目标，也议论了骑自行车联络问题。

与此同时，被要求待命的3260民兵全部武装起来，配备100辆卡车，200名司机。这些人脱离生产岗位，时刻待令。预备队伍35000人，一边生产，一边准备，暴乱令下，立即行动。

王秀珍、徐景贤等人多次提出要进一步加强“战备”，做到武器弹药要配套。钟定栋等人还密谋了暴乱发生后的武器弹药的补充问题，妄图一方面到上海警备区仓库“提取”，一方面利用造武器厂搞枪弹，加上两个弹药厂。

在武装暴乱箭在弦上之际，10月9日，王秀珍接到了马天水从北京来的电话。电话里，马天水告诉王秀珍，北京情况很好。王秀珍等人关心的“四位首长”的情况也很好。马天水说，尽管他并没有去打扰他们，但通了电话。而且“四位首长”让他向徐、王二人问好。

马天水这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两天来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那些在忙碌着备战的王洪文的小兄弟自然也舒了一口气，这些武装暴乱分子放松了戒备。自然，他们不会想到，马天水这个电话是奉中央之命打的。

9日晚上，马天水又来电话，说中央要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

“四人帮”就擒的消息证实后，上海市委又继续谋划武装暴乱

尽管马天水那个轻松的电话让徐景贤和王秀珍舒了一口气，但是，从各方面摸到的形势来看，“四人帮”极有可能已经被抓起来了。徐景贤、王秀珍虽然不能怀疑马天水，但的确心中有疑惑。所以，10日上午临去北京之前，徐景贤表示，自己有“一去不复返”的心理准备，并说到北京决战也可以。他要求上海继续为武装暴乱作准备，并委托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三人负责上海工作。

10日、11日，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继续活动，聚集武装力量。但是，上海市委警备区的几个人却接到了南京军区的警告，不再参与此事。

到12日，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都证实“四人帮”已经就擒了。这天晚上8点，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在上海康平路小礼堂召集朱永嘉、王日初（市委组织组负责人）、陈阿大、廖祖康、肖木、何秀文、马振龙、施尚英和王知常（市委写作组负责人）等人开会。会上，朱永嘉歇斯底里地叫嚣：“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之后，他又进一步建议说：“北京发生政变，我们要立即采取行动，立即炸毁桥梁、破坏铁路、公路，阻止江、浙两省军队进入上海，造成上海生产瘫痪，同时，夺取电台，天亮之前广播宣言和告全国人民书，通知报社第一版等到十二点拼版，发表宣言。”

王知常来的较晚一些。他一到就声泪俱下，讲了所谓历次政变的历史：“北京现在发生政变，我们不搞也杀头，搞也杀头，可以像巴黎公社的巴黎墙那样用鲜血教育下一代。”廖祖康极力主张“马上暴乱”，肖木狂叫：“要就不干，干就要大干，越大越好。”马振龙还猖狂地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拎着头干，这次也要拎着头干。”黄涛、何秀文等也叫嚣，要大干，要张敬标、王少庸、冯国柱立即以市委名义作出决定，进行反革命武装暴动。冯、张、王表示，干，同意，等三位领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问他们到底什么态度，他们三人不干，我们干。会上决定，马上拟定武装暴乱的口号，向全市全国发布。

会后，根据黄金海的指示，起草标语口号，共拟了17条。其中有“决不允许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在中国重演！”后来又加上了两条：“全市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全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共打印了103份，准备暴乱开始时散发。

在此期间，江南厂点的人再一次研究了暴乱实施计划。计划要求民兵要对康办、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上海分社和四个飞机场作为重点保卫，还提出对煤、水、电、重要桥梁，以及原来由民兵保卫的目标也要加强。各区民兵指挥部也要加强对自己重点目标的保卫。

钟定栋提出，上海同兄弟省市有六个口子，为了防止外面来干我们，要搞三个保卫圈。以上海为中心，沿江苏、浙江与上海交界的六个路口，形成第一保卫圈。浏河由宝山民兵指挥部负责，葛隆、安亭由嘉定县民兵指挥部负责，金泽由青浦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枫泾、金丝娘桥由金山县民兵指挥部负责。每个路口组织五百民兵守卫，另备一千民兵的预备队。沿海六个县（崇明县除外）各组织一千民兵预备队。沿中山路、邯郸路，加上黄浦江形成第二保卫圈。按行政区分片包干，每个路口都要布置民兵，并由渔业公司民兵团派出六艘渔轮在吴淞口巡逻。沿北面到十道桥，南面徐家汇路到启家滨路，西面从乌鲁木齐路、石门路到不道桥一圈，形成第三保卫圈，由有关部门分片包干。

这些计划拟定好了，已经是13日凌晨了。这时，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从北京打来电话说，马、徐、王上午都要回来了，并要求去机场迎接的人要少一点。张敬标半信半疑地说：“可能是个骗局，看看马、徐等下飞机后是否有解放军来，防止诱捕在上海的其他一些人。另外要看看他们回来的情况怎么样，是否投降了。如果是，就把他们抓起来。”

尽管这些人气焰还是这样嚣张，但是由于马、徐、王很平静地回到上海，以及当天中央派出的工作组也抵达上海，上海的局面很快稳定下来。

当天晚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根据中央的指示向上海市委常委及各群众团体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精神，并作了言不由衷的检讨。参加会议人明白，几天来酝酿的武装暴乱计划，只能束之高阁了。

10月28日，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

“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虽然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依然坐在主席台上，不过会后他们就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留给他们的任务是，老老实实地交代在“文革”中种种倒行逆施以及策动上海武装暴乱的罪行。

2004年第2期 “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真相　作者：赵锡骅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笔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

四川是民盟的发源地，解放前在民主革命中牺牲的盟员烈士有59位，约占全国盟员烈士的一半。解放前后在民盟地方组织中盟员人数最多，活动也较多，在反右派斗争中，受冲击也最大。

笔者于1945年，经成都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老共产党员李相符教授介绍参加民盟，解放后长期在民盟四川省委会机关作专职干部，1957年任宣传部副部长，在机关反右运动后接着进行的整风运动中（也是反右的补课）被划为“中右”，受降职处分。经历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全过程，和许多当事人以后长期都有联系和交谊。有时一起回顾那段经历，无不感慨万端。而今他们多已作古，我也已年届八旬，深感对那段历史负有责任，我再不写，后人很难弄个清楚确切。

一、民主教授潘大逵

1936年，青年教授潘大逵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被捕下狱后，潘大逵等17位著名爱国知识分子曾追随宋庆龄到苏州自请入狱，营救七君子。1945年11月25日，昆明各大、中学学生在西南联大操场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邀请潘大逵、费孝通等四位著名教授主讲。开会时反动军队、警察、宪兵、特务包围了会场，如临大敌。潘大逵最后讲话时，特务突然截断电源，全场灯光熄灭，扩音器不响，枪弹横飞。但潘仍正气凛然，从容不迫地发表他的反内战演说，激情满怀，声震夜空。群众高呼口号，热烈鼓掌，使这个讲演会成为昆明反内战运动的动员会和誓师会。

1946年，潘大逵教授从昆明回到重庆，应聘去重庆大学，消息传出，同学们在校园内挂出红色横标，大书“欢迎民主教授潘大逵莅校执教”。

1949年9月，潘大逵因避反动派迫害，转移成都，利用原有社会关系，做策反地方将领的工作。重庆比成都早二十几天解放，昆明时期的老战友楚图南教授被北京民盟总部派驻重庆任西南盟务特派员，电邀他速返重庆。他立即将起义将领邓锡侯送他的路费银元留一半给重庆来的两位盟员同志，坐上邓送他的吉普车奔向重庆。车到离重庆还有几十公里的青木关时抛锚，他没有耐心等待修理，便截了一辆货车，跳上驾驶台旁边的踏板，用手攀扶着车门，像“赶黄鱼”的小伙子一样冒险搭车进城，急切如鹊跃的心情可以想见。

到重庆后，他任西南行政区文教部副部长，分管西南地区高等教育工作，还兼任其他一些要职。他虚心学习，积极工作。当时对爱国民主人士强调“安排照顾”，一些人士至今回忆及此，犹叹羡是“黄金时代”。

二、赵秘书长被推派赴雅安搞调查研究惹了祸

1954年大区撤销，潘大逵奉调四川省，回到故地省会成都，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民盟四川省委会主委等职。

1957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潘大逵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召开的鼓励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的会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会上号召党外人士要向党提真意见，不要讲“政协话”（一味肯定的恭维话），就是“骂娘”也可以的，其诚意十分令人感动。中央的政策和号召，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为国为民献计出力的积极性普遍被调动起来，许多人欢呼“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潘大逵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回四川传达中央精神，鼓励大家帮助党整风。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党整风，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地方组织，在中央统战部和地方统战部的推动帮助下，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四川省统战部帮助我省各民主党派协商怎样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首先是选点。当时成都四川大学农学院新迁到雅安市建立四川农学院，师生新到中等偏小的城市，有许多不方便和意见要求，思想比较活跃；此外，民盟在该院有一个盟员较多的支部，在该市又有一个民盟市委会是解放前建立的老组织，盟员人数较多，于是便商定由省民盟去那里搞调查。

5月13日，由省民盟赵一明秘书长任组长的调查工作组，在省统战部党派处杨建成副处长的陪同协助下来到雅安。民盟雅安市委会召集全市盟员请他们讲话。赵秘书长向大家传达了民盟中央四月工作会议精神，鼓励盟员帮助党整风，积极提意见。调查工作组的调查题目：一、盟的基层组织如何在大学、中学进行工作的意见；二、盟的市、县组织如何搞好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会后与雅安市统战部和市政协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到各个学校的民盟支部参加组织活动，拜访有代表性的盟员，联系群众，了解情况。经过两周时间，在回成都之前两天，杨副处长请赵秘书长安排工作组成员、省民盟宣传部干部张声明写一份如何推动地方政协工作的意见的汇报材料。杨看了这份材料后对张声明说“写得很好”，给予肯定。回到成都，省统战部李宗林部长看到这份材料后，高兴地说：“你们这次立了大功劳。”予以表扬。

然而仅仅过了十来天，政治风云突变。在反右斗争中，省民盟田一平副主委在一次揭批赵一明的发言时，竟将这份材料列举出来作为赵一明反党的证据。顷刻之间，变化何其大也。

7月5日，《四川日报》刊载了记者刘某写的专文《赵一明在雅安“试点”干了些什么？》，说赵在雅安“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这篇文章口气很大，出语惊人，但文章的内容十分空洞。

刘文说：“赵一明在专职干部会议上制定章罗联盟反党纲领实施的具体方案”是“不遗余力”的。对具体方案如何，却没有具体指出。当时民盟专职干部共四人，除一位副主委外，只有陈敦泮、朱仰东和张联桢三人，运动中陈、朱划为右派，张划为中右。他们经过小会、大会的揭发批判，即如生活细节或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暴露无遗，如真是在基层贯彻执行赵一明的具体方案，毫无疑问会被群众揭发出来，而刘文对此无任何反映。

刘文说：“盟市委一些专职干部在赵一明走后，也到各基层叫喊‘要发展，要发展’，批评雅中支部发展盟员太胆小，批评小学小组发展盟员太迟缓。”参加联系基层工作的专职干部只有上述三人，陈当时分工联系雅中支部，曾说过雅中支部盟员已经达到饱和，不主张再发展。从雅安民盟组织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1952年发展43人，1956年至1957年发展23人，一贯都是稳步进行的，盟员的素质也较好，以后也没有查出一个不够条件的。在反右前夕，发展的人数还最少。他们扪心自问，当时不可能叫喊“要发展”之类不符合实际的话语，刘文是否将一些报道凭主观臆断硬搁在他们三个专职干部的头上了？

雅安是个较小的城市，一时竟被渲染为章罗联盟反动纲领的试点。

三、“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的具体实施方案”的真相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两天后又发表了社论《工人说话了》，社论说：“这两天，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职工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敏感的赵一明意识到风向大变，便在15日省统战部召开的谴责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座谈会上，以《坚决同一切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修正主义思想划清界限》为题，作了长篇系统的发言，“对章伯钧、罗隆基同志的修正主义思想进行了驳斥”，说潘大逵同志“受了不良影响”，“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加倍地强调知识分子的特点，还颂扬了某些知识分子的骨气。”（6月16日《四川日报》）

赵一明还揭发说：“章伯钧同志甚至荒谬地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只有两个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靠走中间道路起家，第三党（农工民主党）靠反共起家。’”（实际章伯钧没有说过这句话）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据叶永烈《反右派始末》一书说，毛见到赵一明所揭露的东西后，于16日给彭真、李维汉写信，要他们查询是否已在四川的报上发表，如已发表，要新华社转发。果然《四川日报》16日发表后，《人民日报》18日便作了转载，新华社也予以转发。（见该书256页，1995年出版，书中所载毛泽东给彭、李信件全文，因未注明出处，本文未予转引———作者）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着重指出“民盟在百家争鸣过程中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还有农工民主党，一模一样”。赵一明的揭发，是否更加激起毛泽东点名痛斥这两个党派；抑或毛早已有了明确的判断，这个揭发为他补充了材料，就不得而知了。这篇社论将反右斗争推向了高潮，史良在民盟中央的会上说，民盟在全国已处于“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地位了。

当时任四川省统战部常务副部长的熊扬晚年谈及当年的有关史料时说：“当时中央统战部电话通知省统战部，要批判雅安调查。省统战部李部长接电话后很惊诧，因为雅安调查原是统战部推动帮助民主党派搞的，但也只有照办。当时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政委李井泉亲自抓反右斗争工作，要求省统战部熊副部长和省民盟党盟交叉（既是共产党员也是民盟盟员）的田一平副主委每天晚上到他那里去汇报工作。李井泉说，要赵一明交代揭发到雅安搞调查的问题，交代揭发得好，可以不划他的右派。

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赵一明写出长篇系统的交代检查后，又进一步交代揭发潘大逵说：“四川盟内确有一个‘无形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韩文畦、张松涛、刘南、李源澄、杨复全、戴星如、张声明等。这个组织的核心又是潘大逵、胡克林、赵一明、舒军、李康、冯克熙等六人。”“潘大逵这个点的作用是：把上面章伯钧、罗隆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带下来，把这个组织的情况、关系反映上去，这样盟中央有人说话、支持，下面有潘大逵提出后大家动手干。”（7月29日《四川日报》）

所谓“无形组织”成员名单上的人，先后全部划了右派。

熊扬副部长向李井泉汇报请示时说：“赵一明已经交代、揭发了，是否就不划右派了？”未料李井泉说：“运动才开始，怎么能不划？”

赵一明得悉仍要划右派后，独自骑着他的新自行车离家到一家小饭馆喝了些酒，然后红着泪眼，向百花潭的南河中走去……群众发现后将他救了起来，派出所打电话通知省民盟将他接回机关宿舍，又从派出所借调了一位干部来住在宿舍内能望见赵家的房间，经常关心着他的安全。赵的夫人本是一位优秀的中学教师，受他牵连，也被划为右派。《四川日报》的标题是“夫唱妇随”。

四、潘教授没有料到竟做了“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头目

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潘大逵是全国人大代表，曾经许诺要带未到过北京的昆明时代同过甘苦的夫人同去北京，此时没有在意在成都初步受到的一些揭发和指责，仍旧带了她同去。潘没有料想到，这次全国人大小组会一开始就反右，更没有料到，他所在的四川代表小组点名批判的，第二个就是他。

第一个被批判的是章乃器，他的态度特别强硬，对批判仅报以“造谣”、“诬蔑”、“卑鄙”，不屑于回答。朱德总司令是四川人，也编在四川组，休息时问他受得了么？章回答说：“没有什么。”潘大逵自愧不如，轮到批判他时，就不知所措。一些莫须有的事情，越辩越辩不清，只好逆来顺受。虽耿耿于怀，仍然讲了些不实之辞。为了自己过关，还把一些错误乃至莫须有的事情，都推在清华时代的学长、昆明民主运动中的战友罗隆基身上。人大代表中的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周新民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邓初民对潘很关心，鼓励他作一次深刻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潘将发言稿先请周新民看了，大会发言后不少代表鼓掌以示认可。周新民和邓初民也认为讲得比较深刻，说回四川后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二位的话对他有所安慰，但他在会场过道上老远望见罗隆基时，便急忙转身躲避，盖愧对老友，良心不安也。直到晚年，还留下文字自责道：“这次假检讨”，“实在可鄙、可悲而又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造出的罪恶。”

但他没有预料到，回到四川以后，风雨更加狂暴，对他的揭发批判愈演愈烈。他既是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四川省人大代表，回川以后，便参加省人民代表大会，在小组会上接受批判。省人大闭幕以后，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接着又组织集中学习，成立几个“帮助组”帮助右派分子，第一组主要就是帮助潘大逵的。

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四川的右派群丑》一文，揭露批判了以潘大逵为首的“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群丑的言行。9月1日《人民日报》用大号黑体字通报：“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以潘大逵为首的右派阵营，在人民群众上下夹攻、内外会攻之下，已全线瓦解。”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便如是产生，潘大逵也便被加上了这个分店头目的头衔，并据此被进一步追查批判。

潘大逵在接受追查批判中，感到就像他在北京揭发批判罗隆基一样，一些被批判中的右派，也把一些莫须有的、他自己一点都不知道的问题，强加在他的身上，而且性质更加严重，说得也更加具体。所谓“无形组织”，即是无中生有，所谓其中成员，有的并无联系接触，有的根本不认识。潘虽然也作了一些违心的假检讨，但他还不是那种干脆把问题包下来，对自己臭骂一通以争取“表现积极”而求得宽大处理的那种人。他已经是头面人物，不能将问题往下面的人身上推，甚至强加给下属。他的交代检讨离揭发、批判的要求还很远，认为他避重就轻，躲躲闪闪，企图蒙混过关。一位帮助组召集人是从大学调来的政治课讲师盟员，指责潘大逵是“滚大案”的。省民盟整风领导小组专门开会帮助潘大逵，有一位负责人告诫潘说：“你的问题，论罪行是该‘敲沙罐’的了。”

所谓“滚案”，是指旧社会有的惯匪、惯盗，犯案被拘后搪塞抵赖，拒不认罪。被释放再度犯案被捕，仍旧搪塞抵赖，如是再三，称为“滚案”。潘大逵并非惯匪、惯盗，怎不深感受辱。

所谓“敲沙罐”，是指用枪弹击碎头颅。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时，有些人戏称枪决反革命罪犯是将他们“敲沙罐”。这样的戏噱令潘大逵反感，且涉及“沙罐”，也不能不令他担忧危及生命。也许这个情况汇报到李政委那里去了，李在一次批判右派的会上对潘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潘大逵这才吃了定心丸，感到李政委对他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相信可以免 “敲沙罐”了。但对于“滚案”、“敲沙罐”的告诫，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向我谈到过不止一次。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文化精神。事后多年，他对反右中曾经受到的批判和处分都不计较了，只有这两次有伤人格尊严的“告诫”难以忘怀，是可以理解的了。

划为右派的赵秘书长等机关干部，每天照常上班，但已不做机关工作，主要是监督劳动，包揽机关的卫生、种菜及其他杂事。潘大逵是省级上层人士，原来除了到机关主持会议，平时也不上班，有工作可以在家里做，干部有事汇报请示也到他家里去，被划为右派后没有参加机关的劳动。待到1958年，“大跃进”热火朝天，有时还要加夜班，称为“夜战”，右派的劳动有所加强，潘大逵也被通知参加劳动了。任务是送肥，将城里阴沟的污泥掏出，用架架车运到西门外的农村去支农。安排解放前作经理时掩护过民盟同志的杨善辅拉中杠，解放前是中学老教务主任的杨达纲和潘大逵拉“飞蛾”。拉中杠的是主力，两边拉飞蛾的是助力。潘大逵虽然从清华到留学美国时起，打球、游泳、跳舞甚至骑马都在行，但却从未参加过生产劳动。现在突然要这位年满56岁的名教授参加既脏且累的送肥劳动，对他的家属和社会都有所震动。潘自信身体好，对劳动也有认识，但读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坚决要去代父拉车。拉出城后，杨善辅坚持要小潘回去，说明拉飞蛾不费劲，他们会照顾他父亲。小潘比较放心了，这才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地含泪离去。送掉肥料回城时，杨善辅要潘坐上车去，潘也就顾不得脏了，随便垫一点什么，坐在送肥架架车的平板上，让二杨拉回来了。这也是他晚年不止一次向我们讲过的故事，大概是难忘二杨的真切关怀罢。

十年浩劫中，大右派潘大逵的工资多数被扣，每月只按一家四口每人生活费15元的标准，外加书报费5元，共发65元，长达八年之久。妻子陈瑞璜量入为出，从不超出告借，其勤俭刻苦可想而知。待到苦尽甘来的日子在望时，她已心力交瘁，与世长辞。潘大逵伤心悲痛至极，晕倒在地。

爱国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多少年来，为了祖国和黎民百姓，他们外抗强敌，投笔从戎，内呈丹心，铮言直谏，不做假事，不说假话。然而不幸的1957年，他们的精神支柱被扭曲了，甚至被压碎了。40年代的著名民主教授潘大逵，面对反动军警特务的横飞枪弹，仍大义凛然，而今却作了一些违背良心的假检讨。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幸，更是祖国的不幸。

五、尾声

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拨乱反正以后，真正的春风舒缓而持久地吹起。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60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宣告对27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问题，经复查后有22人得到改正，潘大逵是其中之一。文件指出，“章罗同盟”（后称“章罗联盟”）在组织上并不存在，在批判“章罗同盟”时提的“军师”、“谋士”、“代理人”、“骨干”、“分店”等组织性的帽子应予取消，当年所谓“章罗联盟四川分店”的组织性帽子，赵一明“提出了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在雅安具体实施的方案”问题，也就一风吹了。赵一明和夫人以及雅安陈敦泮、朱仰东的右派问题，张联桢的中右问题，1980年已经改正。

潘大逵不但恢复了过去的全部职务，还增加了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的新职和不少名誉头衔。他反思以往，面向未来，积极建言献策，据实铮言直谏，党内外对他都很尊重，亲切地尊称他“潘老”。他在省级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中，率先请退。1988年，民盟全省代表大会通过同意他不再担任民盟省委会主委职务的决议时，全场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2004年第2期 出版档案揭示的《红岩》问世波折　作者：卢　淼

《红岩》是部享誉国内外40多年的长篇小说，从问世以来，已经累计发行千万册以上。以小说为依据进行的文艺再创作，包括电影、电视、话剧、歌剧等，早已风靡全国，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红岩》及其所表现的历史场景、所描绘的故事和人物为几代国人耳熟能详，它以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和震憾人心的艺术魅力把文学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

该书的出版单位———中国青年出版社从1957年4月《红旗飘飘》丛刊开始向作者约稿到1961年末问世，经历了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作的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作者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打造出《红岩》这部传世之作。

革命传统教育催生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红岩》着力表现的是重庆解放前夕，我地下党开展武装革命和在渣滓洞监狱中进行斗争的历史。据作者之一、也是大屠杀幸存者的杨益言同志回忆，在渣滓洞被关押的时候，由于特殊的环境和革命者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当时他就想要是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能把这些写出来就好了。但是在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于被囚禁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大都被反动派杀害，他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后来，杨益言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的筹备工作，接触了更多过去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事迹，这些使他加深了对集中营里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理解。在烈士追悼会上，杨益言又碰到了同是大屠杀幸存者的刘德彬和罗广斌，这三人在追悼会结束以后，就被分配在重庆做青年工作，但正是这个工作，促使他们了解了更多的情况，迫使他们去思索、酝酿，最后终于拿起了笔。

在解放之初的镇反、抗美援朝的运动中，为了对青少年进行阶级教育，重庆团组织决定以牺牲在重庆集中营里的烈士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具体地进一步宣传。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都被指派为参加这一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广大青少年对革命先烈的事迹反映强烈，热烈希望他们把烈士的事迹写出来。在1956年春，这三人就联名向组织提出了报告，希望把材料整理出来。中共重庆市委批准了这个报告，并给他们两个月时间进行这一工作。烈士狱中斗争的片段素材整理由此拉开了序幕。

1957年初，共青团四川省委决定在全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通知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到成都、自贡等地作报告，青少年对这段历史的热情终于督促他们拿起笔，写了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并为此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全组共张羽、黄伊和王扶三个人。到了1957年，在他们安排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的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的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的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资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于是，由王扶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

半年以后，收到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的回忆录，共分六节，即：《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最后的时刻》。它以短短的1万多字的篇幅，揭露了蒋美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的“罪犯集中营”里犯下的血腥罪行，书写了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的悲壮诗篇。张羽在做了文字审定后，交付《红旗飘飘》第六期发表。

艺术创作中孕育出《禁锢的世界》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红岩》诞生的曲折过程，我专门拜访了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这位70多岁的老编辑对这本书的创作和编辑过程还保持着清晰的记忆。他回忆道：“在1957年底，我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回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时候，得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三位作者的生活素材还有很多，建议他们再把内容写长一些。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为迎接建国十周年，成立了文学作品出版规划小组，由邵荃麟和严文井同志负责。1958年7月，我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作品《禁铜的世界》。回到机关，我便请肖也牧同志(原编辑室副主任，被错划为“右派”，但当时仍在编辑室工作)给三位作者写了信，特别叮嘱他问清楚《禁锢的世界》是长篇小说还是长篇革命斗争回忆录。得悉不是《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而是创作小说，我就把它列入‘献礼规划’中。”

1959年4月11日，张羽到重庆。得知罗广斌、杨益言已经从2月起，经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了三个月的创作假，正在埋头创作，而刘德彬由于在1957年鸣放中说过“错话”，1958年整风补课时，说他犯了“工团主义”的错误，刚受到留党查看的处分，马上准创作假不合适，就没有参加。在正式写作以后，罗、杨面临的创作愿望和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数不胜数。经过大半年的突击写作，废弃的稿页早已超过百万字以上，但是他们总是觉得结构不连贯，感觉少了点什么，又说不出来。他们从这批稿页中选中了30多万字，作为初稿排印出来，送给青年出版社和有关方面征求意见。青年出版社决定由王维玲和江晓天先看。

王、江很快看完，认为作品的整体框架大致可以了，有一定的基础，只是通篇还显得比较粗糙，文章的思想内容、主题意旨上还需要深化，尤其是艺术上的提炼和人物个性的塑造，还要下较大的力气。这一稿的署名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这样一直到1959年秋天才改完。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长篇小说已经来不及了，但是中青社仍将其作为重点书稿，加紧进行出版策划，并决定由出版社付款，请作者在重庆就地找印刷厂排印一批作为征求意见本。

第二稿的题目仍是《禁铜的世界》，作者还是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随后，就准备进行第三次修改。考虑到定稿前的编辑加工量较大，中青社请有多年编辑工作经验且赏析能力和文字工作水平较高的陈碧芳参加进来。在1960年初通知作者来北京交换意见。5月中旬杨、罗二人来到北京，住在炒豆胡同的团中央招待所，刘德彬没有同来。

谈到这里，江晓天老人停顿了一下，因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他因为在一封给安徽老家的信中提到了对当时家乡饿死人事情的不满，而遭到了持续五个月之久的批判。江老继续道：“当时(1960年6月)，我遭到批判，但我还是以党性对事业的负责，强压抑个人情绪，认真仔细地谈了对《禁锢的世界》的总体评价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前后一共谈了六七次，每次半天。因为我几乎天天要接受批判。于是批判会上午开，我就下午谈；下午开，就上午谈。当时对于第二稿提出来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思想要深化，艺术要升华。所谓思想要深化，就是指整个小说的基调要斗志昂扬。不能把渣滓洞、白公馆写成从肉体到精神的‘禁锢世界’，认为书名不好，一定要换。所谓艺术要升华，就是要摆脱真人真事回忆录的痕迹，不能局限于生活原型，合理的虚构是不可缺的创作手法，尤其是细节描写、人物的心灵世界、情感活动，作者在不违背总的历史真实和特定时代、环境中的生活逻辑下，可以自由创作。”好在两位作者都乐从江晓天的修改意见，这对提升《红岩》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水平自然是大有裨益。正是有像江晓天这样一批忠诚于文学事业和编辑业务的出版工作者，《红岩》的创作和编辑工作才得以有条不紊和循序渐进，我们也从中体会到老一代编辑身上所具有的敬业精神和无私品格。

作者和编辑经年累月的协作中出版的《红岩》

1960年秋，中青社原五编室属于人物传记、回忆录的部分工作归入二编室，即文学编辑室。曾负责《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编辑工作的张羽返回二编室。《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红旗飘飘》发表后，他就和三位作者认识，经常有联系，也一直关心《禁锢的世界》的写作情况。因此，编辑室决定，由他担任《禁铜的世界》责任编辑，负责审读、修改、加工、定稿。

1961年1月15日，作者把重新构思、认真修改过的《禁铜的世界》第三次稿的第一部分寄到北京。第二、三部分的稿子也陆续寄来。张羽在审读后，先后写信和作者沟通，并希望罗广斌、杨益言来北京定稿。

3月7日，罗广斌和杨益言来到北京，修改作品。从3月8日到9日，编辑室同志和他俩接连开了两天的书稿讨论会。主客5人各自发表了意见。作者从重庆带来的名字和编辑室提出的名字一共有几十个，如：《地下长城》、《红岩朝霞》、《红岩巨浪》、《红岩破晓》、《激流》、《地下的烈火》、《嘉陵怒涛》等。其中与红岩有关的就有好几个。于是最后一致商定，取名《红岩》。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党中央代表团住过的地方，是中共南方局所在地。取名《红岩》就意味着：这本书的主题是揭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后方人民和蒋美反动派展开的一场错综复杂的殊死斗争。党的光辉指引着人民在各种困难下，艰苦奋斗，夺取胜利。而牺牲的烈士，就是他们的光荣代表。小说定名《红岩》，从宏观上说，对全稿起到了高屋建瓴、画龙点睛的作用。

从3月10日起，经过一百个昼夜的努力，小说第四稿的清样于6月19日全部送齐。至此，《红岩》的第一稿正式诞生。为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书稿质量，文学编辑室的有关同志又对小说进行了一次讨论。6月27日晚，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小说清样，乘车回川，听取四川有关同志的意见。

6月29日晚，罗、杨到成都。马识途到车站迎接并几次和两位作者深入交谈，对稿件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意见。沙汀当时正在省委开会，也专门请了假，赶来看完了稿件。他们认为，这次修改得不错，加工一下就可以出版了，不必再拖延了。随后罗广斌、杨益言在重庆、成都听取了不少意见，集中起来认为要修改的地方有：(1)开头要改写，使之成为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2)结尾两章要修改；(3)关于地下党活动要加强；(4)主要人物———许云峰、江雪琴应塑造得更加丰满；(5)叛徒的加强；(6)后两次“红旗”的改写；(7)加强全书人物之间、事件之间、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他们同时请美协的李少言、牛文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插图。

9月中旬，罗广斌和杨益言带着川渝两地众多同志的意见，再次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宿舍，准备对书稿做最后一次修改。当时的责任编辑张羽为了便于和他们交流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也搬到他们的宿舍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编作三人、三床、三桌，依次摆开，进行流水作业。每天晚上是最紧张的时刻。三盏台灯照着三张桌面上铺开的稿纸；三个人悄然无声，埋头写作。一般的情况是：杨益言先改出第一遍稿，交给罗广斌修改；罗广斌改定后再交张羽加工处理；张羽对稿件进行推敲、订正、删削或润饰后，再交罗、杨传阅；三个人都认可后，即作为定稿。等待发稿付排。每日每夜，三人都是通宵达旦，彻夜工作。直到天亮以后，才各自上床，蒙头睡觉。

第五次修改的重点，首先还是开头的一、二章。2万多字的原稿，经过一二周的时间，几乎是重新写过。张羽对其中那些堆砌式的材料又做了删节；对有新鲜感的补充篇幅做了加强，补充了几段文字。在第二章主要删掉了不符合学校斗争的描写和过分粗野或者过分暴露的描写。经过反复修改后，新的第二章充满着斗争的激情。通过对实际生活的描写，在解剖甫志高思想的变化上，也有了新的深度。罗广斌大量删掉了甫志高对陈松林的评论，删掉了大段带有重复性的交代。修改后，这一章节奏紧凑，思想明快；生活面开阔了；对甫志高的描写有了新的开掘，较以前深化了。

在最后两章定稿的时候，杨益言因有事情先回重庆，就只剩下罗广斌和张羽两人。在定稿的最后日子里，罗广斌和张羽交叉修改，一直到12月9日黎明，全卷改完为止。粗粗估算一下，这一次的稿件除一般性修改的章节外，重新构思、重新写作的部分约有10万字，可见修改工程之大。

在1961年年终前，《红岩》终于出版问世了。小说一出，洛阳纸贵。北京所有的宣传机构几乎不约而同地行动起来，纷纷著文介绍，形成了开国以来少有的对一部小说进行宣传的热潮。全国各地出现了“《红岩》热”。同时，《红岩》的影响逾出了文艺界，超越了国界，很快销售到越南、印尼、柬埔寨、缅甸、老挝、尼泊尔、斯里兰卡、日本、蒙古、联邦德国、瑞士、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古巴、巴西、委内瑞拉等国家。作为国内外广大读者认识旧中国黑暗政治、理解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红岩》所发挥的跨越时空的影响仍在我们这个时代延续着，今天的许多年轻人仍在它的影响下思考着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肯定是《红岩》的作者和出版者备感欣慰的。

2004年第2期 闽西根据地“社会民主党”冤案　作者：王　勇

悲剧源于一句喊错的口号

1931年初，闽西的红十二军（注）召开了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和列宁等共产国际领袖的大会。在当时，开会时振臂喊口号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全场与会者都会跟着喊，谁不喊谁就有问题。至于喊的什么口号，当时是不加思索的，只要有人领头喊。在这次会上，偏偏有一个战士高声领喊出一句口号：“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大家跟着喊完了，才有人发现这个口号有问题。这个喊错口号的战士叫吴拙哉。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第二国际，什么是第三国际，糊里糊涂地喊错了口号。

有人向在场的一团政委林海汀汇报吴拙哉喊了“反动口号”，林海汀认为这只是喊错了口号，没什么大惊小怪。那个人又跑到闽西苏维埃政府报告了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林一株立即率领肃反委员会的委员们到红十二军把吴拙哉和林海汀抓了起来，一共抓了十几个人。在肃反委员会的审讯室里，林一株摆出各种刑具对吴拙哉实施肉刑。开始，吴拙哉至死不招，林海汀也是坚强不屈，他们一口咬定，自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民主党，什么是卢森堡，什么是李卜克内西，至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是什么组织更不清楚。但是，几天几夜的严刑拷打，使林海汀等十几个人死去活来，林海汀和吴拙哉两人为首犯，为了活命，两人就屈打成招了，并且把罪责加在了已被开除党籍的傅柏翠身上，说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自己是宣传部长。他们往自己身上加罪，只求速死。

有了特委书记，又有了宣传部长，肯定还有其他委员。继续严刑拷打林海汀和吴拙哉等人，于是在苏区工作的许多干部们都被他俩封了职位，还供认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主张是二五减租、劳资仲裁、开国民会议。”

林一株以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裁字第一号、第二号通告，号召各级政府集中火力进行“肃清社会民主党”工作。3月1日，在虎冈召开了“闽西工农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林海汀等17名主犯被判处死刑。“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就这样发展为闽西的一场运动。

枪毙了林海汀等17名所谓“社会民主党”，算是运动的第一阶段，也是更大运动的开端。在这第一阶段中，尽管肃反声势造得很大，但由于闽西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之类的“反党派别”，株连的人不算太多，只涉及到红十二军中少数几个青年战士。闽西苏维埃政府还比较慎重，枪杀林海汀等人也上报了福建省委。福建省委正好接到四中全会决议案，于是接着就作出了《对四中全会与党内斗争问题的决议案》，派人到闽西直接领导，才把“肃清社会民主党”冤案向纵深发展下去。这场冤案的性质之所以极为恶劣，就在于使用了残酷的逼供信，这就为后来招供出6000多所谓“社会民主党”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肃反扩大化，直至滥杀无辜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肃清社会民主党”的运动？这和当时的王明“左”倾路线有关。

早在李立三“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福建省委个别人强令新组建的红十二军远离闽西苏区，去攻打广东东江地区，结果遇到广东军阀余汉谋顽强的抵抗。红十二军在战略战术上采取死打硬拼，招致仗仗皆败。部队越打越少，战士大批逃跑。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国民党闽南漳州的张贞和广东的香翰屏从南部杀来，闽西苏区首府龙岩很快失守，地主还乡团在苏区骚扰破坏，企图全面颠覆苏维埃政权，闽西形势日趋紧张。

正在此时，邓发来到闽西。他是来苏区传达六届三中全会反立三路线决议的。六届三中全会是受共产国际指令专门解决李立三盲动路线的，然而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在哪里，为什么是“左”倾，根源是什么，中央并没有做任何解释，甚至说李立三并不是“左”倾，而是“消极的右倾”，故三中全会号称反李立三路线，实质则完全相反，派往各地传达三中全会的代表们本身都是立三路线的拥护者，邓发就是其中之一。邓发到闽西后，不去从根本上纠正李立三“左”倾的影响，而是用比李立三更“左”的眼光和观点看待闽西苏区。他来闽西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下令开除了傅柏翠的党籍。

傅柏翠是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在1928年曾经领导过闽西蛟洋暴动，在创建闽西根据地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称得上是老资格的红军根据地创始人。在执行中央各项政策过程中，他与中共闽西特委发生了矛盾。邓发不问青红皂白，不分是非曲直，给傅柏翠安上“右倾”的“社会民主党”的帽子，开除了党籍。

邓发巡视闽西根据地各个机关后，主观地认为“有些地方的苏维埃甚至被富农、流氓和反动政治派别的反革命分子混迹其间，从中把持苏维埃的工作。”

邓发到部队去，认为红十二军“军纪废弛，战斗力很弱，在龙岩战斗时，和敌人一遭遇就垮下来，乱得一塌糊涂。”他不去分析部队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而是主观臆断地说闽西没有真正的工农红军。

苏维埃政府被“富农、流氓和反动分子”把持着，军队又无战斗力。邓发认为有必要对闽西红军和苏维埃来一番彻底改造，“建立真正的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正是由于邓发此种思想认识，所以他机械盲目地照搬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开展对社会民主党及资产阶级派别斗争的指示，一场拥护共产国际指示和路线的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不可避免拉开了帷幕。

1931年4月4日，中央代表团进入闽西苏区，带来了六届四中全会对闽粤特委的指示信。信中说，“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地打入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

中央的指示很明显，“对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这就等于大开杀戒。闽粤特委随即召开各种会议，在土地革命、军事斗争和肃反等方面实行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方针政策，提出“整个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富农”等口号。

各地方为执行命令，立刻行动起来，先杀闽西区域内的地主、富农，然后又捕杀准备和已经逃亡的一部分小商人、小业主、小资本家。真可以说是站在了阶级立场上。

对此中央还不满意，仅凭一些不真实的报告否定了肃反方针，说他们右了，“左”得不够。说闽西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等反动派别已经普遍地打入党内和红军内，闽西苏区目前最主要的危险是“右倾”，必须“对一切消沉、悲观、失望、逃跑等等的观念给予无情的打击”。

中共中央这封指示信错误地将党内所谓“右倾”分子与反动派别混淆在一起作为打击和清洗对象，扩大了肃反的打击面，加剧了苏区的混乱。

虎冈枪杀林海汀等17人，给后来的“肃社民党”运动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各区各乡的苏维埃政府纷纷仿效，层层召开审判大会，滥加杀戮，造成令人恐怖的气氛。且看下面的新花样：

十毫子运动：毫子是指当时苏区通用货币，谁拥有了十个毫子，谁就是土豪劣绅，杀之；

食烟大同盟：几个人在一起互相递支香烟，对对火，说说话，那就是参加了以食烟为接头暗号的反动组织，杀之；

姑娘姐妹团：年轻姑娘在一起形影不离，说说笑笑，更有亲密者曾拜干姐妹的，杀之；

恋爱团：一男一女通过搞恋爱，想组织社会民主党，甚至男女之间互相交谈说了些话，也被当作“恋爱团”，杀之；

膳食委员会：整天讲吃喝，聚在一起研究今天中午晚上吃什么，无论男女，杀之；

……

就这样，不仅错杀了根本无中生有、想当然的“组织”现象和大批无辜群众，而且还把人们普通生活中正常的自由交往当作“社会民主党”行为，将当事人杀掉。至于根据逼供信屈打成招出来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更是残酷地屠杀。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或者表现不好、或者有过落后情绪和行为的更是无一幸免。在他们报功的记录上写道：“这些分子，虽然不是社党分子，但实质上是社党的表现，是社党发展的对象。”为绝后患，也被杀掉。还有一些犯了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也成了肃反的对象。对于一些出身阶级成份不好的革命同志，也根据“地富子弟，在斗争中必然会背叛革命”的荒谬逻辑，进行了清洗。

在屠杀之前，肉体刑罚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单凭肉刑罗织口供，肉体消灭”的政策。在肃社党高峰期间，全苏区党政军机关和一切团体都投入运动，没有侦察立案，没有调查研究，“以捕人最多处决人最快为坚决”。有的肃反委员竟然亲手处决人。法律又回归到封建社会时代，公开恢复苏区曾禁止的肉刑：杀头、老虎凳。

红十二军是闽西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由于四中全会点名要在红军挖出社会民主党分子，于是红十二军更不能幸免。连以上干部半数被处决，有的连队刚刚上任两天的连长也被处决。有的连队换了四次干部。

群众之间，也不能幸免，受到株连的家属更是无计其数。总之到处都是社民党。

全闽西苏区专心一项工作———肃反，形成了闽西的“肃反中心论”，在这“肃反中心论”的指导下，造成人人自危，干部和群众强烈不满和极端恐慌的现象，各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反抗高潮。

“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

1931年5月27日，杭武县三区第三大队长李真和副政委张纯铭，为反对上级胡乱抓人，为保护自己，营救已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关押在区苏维埃审讯室的区委书记何登南等200多名干部群众，率领第三大队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救出了被捕人员。这一事变当即被宣判为“反革命暴动”，受到红十二军围剿。李真、何登南、张纯铭等第三大队和被释放人员在大军追剿下被枪杀或重新逮捕后处决，几百人尸体示众后掩埋。杭武县第二区、虎团、滨南等地，也发生过反抗，但都遭到红十二军镇压。

但是，始终没被镇压下去的有一支队伍，就是傅柏翠。傅柏翠作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与张鼎丞、谭震林等一起战斗过。他被闽西特委告状后，邓发开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紧接着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来临，他成了“社会民主党”的特委书记，肯定是在镇压之列。他出于保护自己，利用在苏区人民中间的威信，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反抗肃反。响应者与日剧增，那些害怕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被打成“社会民主党”的人们拥戴傅柏翠上了山。他公然打出旗号：“欢迎社民党到这里来。”

他占据山林，垒墙筑壁，建立城堡，与闽西根据地对着干。红十二军派兵进行围攻，攻了几次都不能拿下傅柏翠的“城堡”。后来，肃反停了下来，他也未能归队。

红军长征走后，各地都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但与他都井水不犯河水。国民党几次“清剿”都没有把他搞掉。抗日战争时期，他的部队被改编为保安队，接受了国民党的指挥，但就是不下山，国民党也无可奈何。

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军大举进山追剿，傅柏翠率部起义。解放后，傅柏翠担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傅柏翠平反，推翻其所谓“社会民主党领袖”的不实之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反抗肃社民党的干部群众都被当作“社会民主党”加以消灭。错误的“肃社党”运动给闽西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大批干部群众蒙冤受难，红军元气大伤。闽西苏维埃执委35名中被肃掉了一半，闽西近6300人被错杀。闽西党组织的党员人数由8000人减到5000人。共青团组织受到的破坏更加严重，全苏区30个区委，一年后全部瘫痪。

到最后，林一株和杨全康等人竟然把“社会民主党”的罪名扣在闽西苏维埃主席张鼎丞头上，组织部长罗明也被怀疑。

邓发发现闽西因“肃社党”竟然把苏区肃得满目萧条，到处都是喊冤哭骂声，不得不承认肃反严重地扩大化了。为了恢复闽西正常的革命活动，必须采取措施转变这一严重局势。鉴于林一株为主席的肃反队伍在人们心中留下的仇恨，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撤销这一机构，另行成立以郭滴人为处长的政治保卫处，林一株降为副处长。这根本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为闽西党政机关并未真正认识到肃反的错误，致使这一运动还在发展。

张鼎丞、罗明、郭滴人留守上杭，根据群众控诉，认为林一株、杨全康等人利用肃反大权滥杀无辜，为非作歹，便以“社会民主党人”的同样罪名于1931年9月把林一株等人枪毙。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革命政府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郭滴人、张鼎丞向毛泽东主席和苏区中央局任弼时汇报了闽西肃反的错误做法和严重后果。毛泽东非常气愤地说：“这样搞，不要敌人打，我们自己就会垮台。”决定立刻停止“肃清社会民主党”运动，平反冤案、错案，并给了5000多银元作为善后救济费。

由于周恩来的到来，使闽西还在发展的肃反运动得以制止。周恩来针对中央苏区反“AB团”和闽西“肃社党”运动造成的损失，严厉批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指导方针的错误，基本上刹住了这股歪风。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中共中央机关经粤东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他于12月中旬到达闽西后，沿途目睹了“肃社党”运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于18日致信中共中央，报告闽西的情况。周恩来说：“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周恩来给中央的信，为进一步改正“肃社党”运动的错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月后，中央专门就肃反问题给闽粤赣省委以指示，让他们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改正思想上的错误。

闽西特委在中共中央、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的强令干涉下，下决心改正错误，停止“肃社党”运动，并在后来的工农大会上对过去一年来大规模“肃社党”的重大错误进行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总结了沉痛的教训，从而基本结束了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肃社党”运动。

由于当时正处在王明“左”倾路线开始时期，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闽赣省委、闽西特委虽然结束了这场残酷的运动，但却认为“肃社党”是必要的，其错误主要是方针政策、方式方法上的错误，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天大的冤案，应该从根本上加以推翻。

延安整风期间，邓发通过清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左”倾路线的危害时，认识到“肃社党”运动的错误根源和危害，否定了这一错误运动。由于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此案牵连人物十分广泛复杂，虽提出过要平反，但没法落实。

1985年第5期《党史通讯》发表了《闽西“肃清社会民主党”历史冤案已平反昭雪》的文章。文章中说：“经调查核实，福建省委认为，闽西苏区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所谓‘社会民主党’应予彻底平反，被错杀的同志应予昭雪，在政治上恢复名誉。”为了做好这一历史冤案的平反昭雪，根据国发[1983] 91号文件的精神，中共福建省委1983年8月设立了“处理我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遗留问题办公室”，地区（市）、县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具体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经过近两年的工作，在闽西又为2624人平反昭雪（解放初期已追认3728人为烈士），对其直系亲属给予一次性困难补助或定期补助。

按照已平反昭雪两次合计，人数为6352人。6000多人被错杀，这是多么大的数字！如果论及这一冤案对革命造成的损失，那教训就更为惨痛了。

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左”祸，但愿我们能永远记住这些历史教训，记住小平同志这段话！

（注：红十二军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地方红军，1930年6月红一军团成立时，红十二军改编为红四军第三纵队。之后闽西地区又组建了地方部队，番号仍为红十二军，一般后人称为新十二军。本文中的红十二军是指新十二军。）

2004年第2期 从战士到贱民的奇特经历　作者：徐　孔

1957年5月上旬，我轮换回到北京军区宣传部，分配到宣传科。按当时的通例，回国以后有一段假期，假期长短由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自定。

当时我心境很好。仗打完了，国内一派升平景象，经济建设蒸蒸日上，文艺创作也很繁荣。文学系的一些同学像徐光耀、鲁煤、陈淼、黎白、以至二班同学鲁芝都写出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我也应该尽力争取条件，把反映朝鲜战争的长篇小说写完。

我向杨成武司令员提出请创作假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在黎白的安排下，把我借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并和创作室的几个作家一起，住到北戴河进行创作。

时间不久，反右斗争全面展开。报纸上一篇篇社论和批判文章义正辞严，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种种言行触目惊心。创作室的几个作家奉召回京参加运动，我因不是创作室在编人员，仍留在北戴河，但我有些写不下去了。那时候我的政治热情很高，虽然在刚过去的肃反运动中挨过整，而且整得不轻，但政治热情仍然不减。我希望利用现在的好的条件把小说写完，但总不该只埋头写作，对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反右运动的大事置身事外啊。我给黎白写信，问我该怎么办，是不是回去参加运动。黎白回信要我安下心写小说，不接到通知不要回来。黎白当然比我更了解情况。我继续住在北戴河写小说，心里总是不踏实。

过了20多天，接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通知，要我返京。我和黎白一起去找创作室主任虞棘，虞棘告诉我，军区通知，要我回军区参加运动。我马上到军区宣传部报到，宣传部办公室告诉我，到文化部参加运动。

我很奇怪，我编制在宣传部，为什么到文化部参加运动？答复是：这是部长们商定的。我想可能因为我在文艺界熟人较多，自己又正在写作吧。

我只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到文化部文艺科办公室参加小组会。小组会正在揭发批判一个姓鲁的大尉助理员，看样子是重点对象，人们的发言挺激烈。我对这位助理员的情况一无所知，开头的两天只能坐在一边听。几天以后，一言不发总不好，对他自己交待的言论批判几句，基本上是旁听。

会议休息期间，文艺科的人常常谈论一些北京文艺界和作家协会反右斗争的情况。我最关心北京的一些同学和老师的情况，就给在作家协会工作的李兴华打个电话，问陈企霞和他的情况。李兴华说：前两年定的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中央已经复查纠正。可是反右运动一来，丁、陈又成了批判的重点。作协叫他揭发陈企霞，陈企霞是老师，给学生们讲的都是正面的道理，他没有听到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没有什么可以揭发的。他们的领导韦君宜对他比较了解，没有对他“穷追不舍”。他没想到的是，陈企霞自己交待了和周延姘居的问题。

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惊讶。在我的印象里，陈企霞一向作风严肃、正派，对学生要求严格，甚至有些严厉，他怎么会和自己的学生做出这种事？周延原是西南联大毕业的，1945年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我们是同班，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作风稳重，她年岁较大，对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同学像大姐姐一样和善而关切。周延并不是轻浮的女人呀。我这个人对男女关系问题有很重的传统观念，觉得师生之间发生这种事情实在有伤风化。可是陈企霞是左联时期的老党员，生活腐化，政治上还是久经考验的。所以就对李兴华说：“陈企霞和周延的事实在不像话。不过，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李兴华同意我的看法，说：“文艺界的名人有风流韵事的不只陈企霞一个”。

我担心文艺界同学和老师的情况，一点也没有考虑自己的问题。因为，鸣放期间我埋头于写东西，一句话也没有鸣放。从朝鲜回国到军区宣传部报到，一天班没上，请准创作假就到了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到创作室以后，各写各的东西，我又大部分时间住在北戴河，和大家很少接触。可以说，从鸣放到反右，我是圈子以外的人，别人想反我，也没有什么可反的。我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此时此刻，反右利剑已经悬在我的头上了。

10月上旬，我参加军区文化部反右会议大约两周后的一天，主持会议的文化科王科长对我说：“你准备一下，明天你在会上谈谈自己的情况。每个人在反右运动中都应该有所提高。另外，你在文艺界的老师、同学、熟人较多，谈谈和他们的关系。”

第二天参加会议的时候，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这里是文化部的会议，可是今天文化部参加会议的只有两个人，除了原来主持会议的王科长，还有一个上尉助理员。其余的全部是肃反运动中批斗我的二十兵团宣传部的原班人马，只有回国后分配到外地的郭游等人不在，其余的全来了，而且仍是韩部长坐阵指挥。形式是文化科的王科长主持会议，实际和肃反时一样仍然是张山根据韩部长的授意在操作。

我心里明白，这是肃反运动的继续，可是现在形势和肃反运动中大不相同。肃反需要有组织、有行动，需要真凭实据，而反右根据几句话、甚至一句话不说，单凭思想也可以定性。思想是抽象的东西，说的话可塑性也很大，多增两个字减两个字，甚至加个顿号就可以改变原来的意思。掌握权力者是决定因素。肃反运动中整了我好几个月，没整出问题，韩部长被迫向我道歉，憋了一肚子火，这次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感到压力很大，但并不害怕。我自己最了解自己的思想。我对党是忠诚的，从未做过，也从未想过做对党不利的事情。

对我的批判持续的时间很长。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总认为不深刻，没有检查出思想本质，没有交待出重要问题。

当时追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和陈企霞的关系；二是攻击肃反；三是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和陈企霞的关系似乎是重中之重，追问的最多。认为我是陈企霞的得意门生，文学系一班那么多学生，为什么陈企霞只把你们7个人留在文学戏剧创作组？难道不能说明你和陈企霞的师生关系不同一般吗？你到朝鲜以后，陈企霞还按月给你寄《文艺报》，为什么他在北京还想着你这个远在千里之外朝鲜战场的学生，难道不能说明陈企霞对你的特殊关爱吗？在全国文艺界愤怒批判陈企霞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你竟说陈企霞“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公然替他辩护。难道不能说明你们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相同吗？等等，等等。追问的问题很多，不能说追问者都是捕风捉影，但多是逻辑推理，并没有揭发出具体的“罪行”。

批判我的人，对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并不了解。文学系毕业以后把我留在创作组；抗美援朝期间《文艺报》聘我为通讯员，给我寄刊物，都是事实，但这两件事不一定是陈企霞决定的。我和陈企霞的关系，简单地说，我尊敬这位老师，但感情上并不亲近。当然，首先是尊敬，觉得他知识渊博，政策水平很高，佩服他。1945年我入文学系不久，在一次时事讨论会上，我在发言中提到苏联红军在鞍山和沈阳抢老百姓的东西，奸污妇女的事情。在场的大多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苏联红军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向是革命的化身，崇拜的偶像，听了我的发言，都认为我是造谣，诬蔑红军就是诬蔑革命，向我展开猛烈的攻击。我则坚持说，这是我亲眼所见。我没有说红军都不好，大多数对老百姓很友善，但有的确实很粗野，纪律很差，老百姓，特别是青年妇女听说红军来了就逃就躲，影响很不好。大家仍然不信，说少数的也不可能，红军是革命的军队，不可能侵犯群众的利益。我这个人很倔，不知道的事情不说，亲眼所见的事情绝不改口。双方争得很激烈。

后来陈企霞到会上做了总结，他说：“什么事情都有个别现象。个别不能代替整体。个别红军违犯军纪是可能的，不能因此就影响对整个红军的看法，徐孔在发言中也说了，大多数红军对老百姓是友善的，这是红军的主流。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是人民利益的保卫者，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

这是我入文学系以后第一次听陈企霞讲话，觉得他讲得很全面很深刻，不是用空洞的道理训斥人，而是用事实的分析说服人。对他很佩服。

在以后的教学和文学系的领导工作中，陈企霞都显示出卓越才能，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我对他始终很敬重，为什么在感情上和他并不亲近呢？这可能和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对合得来的人，推心置腹，无话不说；对合不来的人很少接触，尤其对上边的人，从不高攀，对老师也不例外。我总觉得陈企霞的面孔很冷，对人态度傲慢，和他说话受拘束。不像文学系另一位老师萧殷那样和善，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所以，学习上有疑难问题，我就找萧殷或严辰，谈思想问题找熊韬，很少去找陈企霞。

尊重不等于感情上亲近。我调到部队工作以后，没有给陈企霞写过一封信。1950年我调到北京军区以后，曾到《文艺报》编辑部去过一次，当时陈企霞和萧殷都在《文艺报》当主编，我不是去看陈企霞，是找萧殷。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萧殷在他主编的《光明日报》文艺副刊上给发表了，给我写信说，这个短篇写得不错，尤其是语言，活泼、有特色，有可读性，但主题的发掘不够深刻，叫我有时间到他那里当面谈谈短篇的写作问题。我很高兴，接到信以后，马上就到位于东总布胡同的《文艺报》编辑部去找萧殷，萧殷很热情，从分析我那个短篇开始，谈起短篇小说的立意、结构、人物塑造，特别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问题，谈了很多。陈企霞和萧殷在一起办公，我见到了陈企霞，但只握手问候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1955年我从朝鲜回国休假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问题经中央复查，对陈企霞已解除监管，他住在《文艺学习》的办公楼里。李兴华对我说，企霞近来心情不好，你最好去看看他。我敬重陈企霞，当然也关心他。但我们多年不通音讯，见面时很不好讲话。就请李兴华陪我一起去。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较好，有他在场，可以使两个人见面时不致尴尬。见到陈企霞的时候，他果然情绪低沉，脸上阴云密布，很少讲话，不停地大口吸烟。我向他问好的时候，他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一丝灿烂的笑容，但很快又晴转阴。他只简单地问了几句我在朝鲜工作的情况，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大部分时间是吸烟。我对他的问题，文艺界上层的斗争，不便发问，只希望他保重身体，至多不过五分钟，我和李兴华就告辞了。

在批判我的过程中，我知道曾几次派人到作协和有关单位调查我和陈企霞的关系，大概都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才盯住几个问题死追硬逼。当时批斗的人们引用最多的是我说的“就像一个苹果，烂了一块，不等于整个苹果都烂了”那句话，用尽讽刺、挖苦甚至侮辱的词汇，企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其实那只是我根据自己的了解说出对陈企霞的看法，并没什么“丰富”的内涵，批来斗去，除了我自己讲的，并没有找到新的“罪行”。

批斗的第二个重点是攻击肃反的问题，参加会议多数是肃反运动中参加批斗我的人，火力特别猛烈，但揭批的内容就是我在肃反当中对某些人某些作法提出的意见，加以“充实”、分析，扣上可怕的大帽子，揭不出新的罪行，军区文化部参加会议的两个人始终没有发言。会议温度虽高，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倒是关于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批斗和争论耗用了不少的时间。

1949年解放战争基本结束以后，好几次对我的鉴定里都有一条：不安心本职工作，要求从事文艺创作，有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对于这一条我思想上始终搞不通。我是学文学的，毕业以后，希望从事我学习的专业--文学工作，可是1948年前方需要随军记者，我无条件地服从了组织分配，而且努力工作，兵团领导是满意的，杨成武曾对政治部的负责人说：“徐孔这个记者成绩不错，小有名气嘛。”1949年兵团部进驻天津以后，我曾向宣传部长沈图提出，希望把我调到文艺科。沈部长说：“新闻报道更需要人。”我又无条件地服从了。朝鲜战争期间，我作为东线记者组的记者，冒烟突火在枪林弹雨中深入第一线采访，因为成绩好，获得军功章。朝鲜停战以后，我又向兵团政治部副主任丁莱夫提出，希望到文化科工作。丁主任说，《工作通讯》的主编秦江调走了，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决定你到《工作通讯》去主编这个刊物。我又服从了。我觉得一个人总会有自己的志愿，这并不是什么错误，关键是当个人志愿和革命需要相矛盾时采取什么态度，在我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工作的需要，我错在哪里呢？说我愿意搞文学就是想成名成家，也不是事实，当记者不是同样可以出名吗，而且可能出名更快，我不愿当记者愿意从事文学写作，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关。也和我的性格的缺陷有关。当记者需要有广泛的社会活动，而我的生活圈子比较狭窄，很多人我不愿接触，我当了多年记者，接触的面并不宽广。搞文学写作也需要广博的知识，但更需要深入某一个生活领域，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和事，才能更深刻更本质地展现这个领域的生活，写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这可能更适合于我。我愿从事文学写作，主要出于个人兴趣，并未想到成名成家，我知道自己的水平，不过是文学战线的一名小兵，离成名成家还远得很。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我和文学系同学陈淼都在大会秘书科工作，陈淼当时是丁玲的秘书，他提议我把近几年写的战地通讯和短篇小说、散文搜集起来，选择一下，由他拿给出版社出个选集。我说：“我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够不上出选集的水平，不必浪费纸张。”我并未想到出书扬名。而且，想成名成家的也并不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名”和“家”本身并不具有阶级属性，并不是资产阶级所专有。关键是看你写作的出发点--为什么写、怎样写。如果你写的是人民大众，写得很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因而出了名，成了家，那是人民的作家，有什么不好呢？资产阶级有名人、名家，革命队伍里也有很多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军、政、文化、教育各界有很多声望卓著的名人。所以不能说想成名成家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我这些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我是“诡辩”，是“有意地混淆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用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做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批判我，说：你表面上服从了工作需要，服从了组织决定，可是内心顽固地坚持搞文学写作的愿望，其实质就是用服从工作的外衣，掩盖你搞文学写作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小王国。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自觉自愿地做党的驯服工具，党的需要就是个人的需要，党的意志就是个人的意志，决不能三心二意，更不能表里不一。党需要你搞新闻报道，搞编辑工作，而你坚持想搞文学写作，这种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愿难道是无产阶级的吗？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的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和党的需要相对立的“志愿”，是个人主义的志愿，个人主义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在批判会上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批判者的意见即使是错的也是对的，没有人更正，更不许被批判者反驳。被批判者的意见即使是对的也是错的，只要批判者认为你的意见不对，你就得老老实实地接受批判。

当时我非常苦恼，我知道的想到的问题全都交待了；很多我不同意的意见不容我申辩，会议持续了一个多月，总也过不了关。文化部的反右会议，几乎成了我这个“外来户”的专场。这是怎么回事儿，如何了结呢？

我很想找个熟悉的人谈谈我的苦恼，能给我一些点拨。可是几个要好的同学黎白、李兴华、徐光耀、陈淼等都牵扯到丁、陈的问题，不能联系；北京军区的人我不熟悉；二十兵团轮换回国的一些人，因为我回国后一直没上班，不知他们分配在哪个单位；兵团宣传部的几个人正在批判我，无法和他们谈。想来想去，想到了参加会议的军区文化部的王科长。我初到文化部参加反右会议的时候，王科长是会议主持人。转入批判我以后，王仍是主持人。可能因为他对我的情况不了解，参加批判我的主要是原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带领这些人的是张山，又有韩部长坐阵指挥，实际上批判我的会议是由张山主持。王科长很少说话，偶尔发表一些意见，也是以理服人，从不乱扣帽子，我觉得这个人看问题比较公正，对我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决定找他谈谈自己的苦恼，听听他的意见。

王科长静静地听我说完以后，说道：“你的心情可以理解，你的情况我不了解，很难提出具体的帮助意见。我想，你是否把思路放宽些，不仅要想你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也想想内心里曾经想过些什么。人总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思想更复杂些。对自己的前途、事业、家庭、个人生活等等，都会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或不健康的，通过运动清除那些不对或不健康的思想，也是提高，可以避免以后犯错误”。

王科长的话开阔了我的思路。回去以后我就回想自己曾经有的思想活动。我这个人思想比较简单，特别是长期处在战争环境里，很少想到理想、前途等比较遥远的东西。对家庭的事倒是想过，我爱人已转业到湖南工作，有了小孩，两下里相距几千里，总不能长期过牛郎织女的生活。军区已同意把她调到北京，我希望尽快安个家，最好能分配给我两间房，一间住人，一间可以供我写作用。至于家具，我没有多少钱，也不懂得购置什么样的摆设，我想使用公家的床铺、桌子、凳子就行了。倒是我用于写作的那间房，能买个便于放置资料和手稿的写字台，再买个书架。我不喜色彩艳丽的东西，写字台和书架最好是米黄色的，陆续买一批名著，写作之余，欣赏一些文学名著，真是惬意的生活。

我说出这些想法，实在出于无奈，两个多月了，总也过不了关。交待不出大的问题，小的问题上尽力想些新情况，像王科长说的，把思路放宽些，把内心活动都摆出来，供大家更深刻更具体地了解自己。

我这次检查理所当然地又遭到了迎头猛击。说我在“写小说”，把自己描写成置身世外的文人雅士。在阶级社会里从没有超阶级的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不是不关心政治，关心得很，而且政治嗅觉敏锐得很，反右运动刚刚开始，你就到杨司令员那里钻了个空子，请了创作假，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时候，你悠然地在海滨散步，心里高兴得很，你错估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找杨司令员请创作假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反右这回事！可是不容我把情况说完，就打断了我的话。说：“你不要诡辩，别人不是傻子，你心里想的什么，做了什么，你心里明白，我们也明白，你再别想蒙混过关。”

就连我想买米黄色的写字台和书架的事也成了讽刺、批判的资料，说了很多刺耳的话。

我越来越清楚了，不论我怎样检查也过不了关，因为我还没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给自己乱扣帽子。

1958年春节是我有生以来过的最烦闷、最痛苦的一个春节。满城张灯结彩，爆竹声声；家家欢声笑语，喜迎新春。我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无亲友可访，也没有心情看文工团的演出，只有看书，却又看不下去。烟卷成了我消烦解闷的惟一伙伴，吸了一支又一支，一天功夫差不多吸了两盒。

人人都在喜迎新的春天。新的春天带给我的将是什么呢？

肃反中因“挽救”我不成被迫向我道歉的领导，反右中终于把我“挽救”成右派

春节过后的批判会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张山发言了。张山是批判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和在肃反运动中态度一样，每次开会只记录别人的发言，自己却从未发过言。现在他率先发言了。他笑着（别人是严肃甚至于是严厉的）对我说：“徐孔同志，大概你是担心把你打成右派吧，老是不敢大胆地交待问题。谁也没有说你是右派。你应该打消顾虑，敞开思想把自己的问题交待出来”。接着他就系统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几个“可是”下边做的文章。他说：“我和徐孔同志相处当中，发现徐孔同志身上有很多东西值得我学习。徐孔同志在战争中很勇敢，可以说在枪林弹雨中从不畏缩。可是你自己说过：朝鲜战争比国内战争更残酷、更激烈，也就有更丰富的创作素材。这是你真实的思想，你参加朝鲜战争是为写出成名的作品，在你勇敢表现后面隐藏着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还有，徐孔同志性格直爽，说话坦率，可是你说的话很多是对领导的不满，对工作不满的，你那些坦率的话正是你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观点的自然流露，说明你的立场、你的观点本质上和党的领导和革命工作的需要是对立的……”“可是”，文章总有七、八条，根据这七、八条，我是一个不扣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且是善于伪装的深藏不露的右派分子。

我当时真是目瞪口呆。我没有想到张山这篇“可是”文章做得这么“精彩”。肃反以后，饮酒当中他推心置腹坦露的心迹，言犹在耳。可是今天竟变成这个样子！我一向以为张山并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他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也有做人的良知，只不过注意观察形势，注意保护自己就是了。可是从今天这篇“可是”文章看，我对张山的理解太肤浅了。张山不但善于领会领导意图，而且善于掌握战机，挽弓待发，一箭中的。不但善于消灭敌人，而且善于在消灭敌人当中保存自己。在“可是”文章里，他引证的全是别人的话或者我和别人说的话，他和我在饮酒当中说的那些掏心窝的话，一句也没露。尽管那些话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但用反右中的技巧略加整理就可以构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即使是我讲的，他也脱不了干系，所以干脆不露，难道这才是真实的张山？

下一次批判会就直截了当地给我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次韩部长亲自出阵了，他说：“我们一直没有说你是右派分子，并不是你罪行不够右派分子，是给你留有时间，叫你自己坦白交待，争取宽大处理。可是你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拖延狡辩，始终不肯老实交待。警告你，放明白点，定不定右派，你自己说了不算，是由组织定性的。你的那些罪行，拿出哪一条都可以定你右派。我们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你必须端正态度，马上交待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再拖延只能罪上加罪。”

会议限定了时间，只给一天时间写出书面交待材料，隔天在会议上作全面彻底的交待。

至此，我的问题完全清楚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是铁定戴上了。

当初，韩部长带领二十兵团宣传部的人马参加批判会的时候，我已经预感到这一次我可能难逃厄运。但总还存在一些幻想。我的思想言行不能说没有错误，但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文化部批判会议拖了很长时间，也使我给自己的幻想找到一些依据。文化部是反右派斗争的重点单位，批了几个人，批了很长时间，但最后一个右派也没划，说明领导上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掌握是很严的。从批判会上人们的态度看，虽然这一次也是韩部长坐阵指挥，但和二十兵团宣传部肃反运动的情况不同。批判中也有“加温”现象，但没有打骂等暴力逼供行为，基本上是说理的。说明在军区文化部开会，不能不考虑军区文化部对运动的态度，批判的时间拖得很长，可能是为了掌握充足的证据，否则不会轻易定性。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又错了。反右的政策，划右派的标准，全国都是一致的。但谁执行这个政策，主持批判，其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划我右派，早已列入指标。批判的时间很长倒可能和在文化部开会有关，会议的主持者不愿在文化部显出自己粗暴的形象。

军区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底已基本结束，我可能属“补课"范围。会议已经明确限定明天做全面系统的交待。而且韩部长点明，不论写不写交待材料我都逃不脱右派分子这顶帽子，但是必须写，不但要承认，而且要白纸黑字写成书面材料，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承认这一点是痛苦的，落在书面上更加痛苦，我拿着笔的手直发抖，怎么也写不下去，我确实没有反党思想更没有反党行为啊！

回想过去，1945年我和几个同学从北平到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包括国民党收编的伪军）几道封锁线，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到解放区初期，我对革命的很多事情还不太理解。但经过联大学生会和张家口市参议会的竞选、选举，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民主生活，使我欢欣鼓舞。以后又参加了涿鹿县、获鹿县和束鹿县的三次土地改革，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和为了保田保家，父送子、妻送郎参军的热烈场景使我深受感动，对党的领导由衷地信服了。那以后，不要说中央的声音，就是上级党委的决定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总是坚决执行。部队入朝的时候，我只带了一支小牙膏，有人提醒我，朝鲜战场供应很困难，你为什么不带一支大的。我说，一支小的足够了。我是随军记者，我懂得战争。朝鲜战争是两个力量集团一场实力悬殊的大搏击。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毫不怀疑，但为了胜利必将付出重大的生命代价。我也很清楚，在我们面前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战胜敌人，一个是牺牲在战场上，绝不能带着战败的耻辱回到祖国人民面前。这是神圣的使命，个人能活多久，并没有作多少考虑。所以，在那场残酷的战争里，我的心态始终很平静。不论是在战火纷飞，冒烟实火、向敌人冲击的时候，或者敌机带着刺耳的啸音飞临上空，炸弹落向身边的时候，确曾产生一霎时的恐惧，但仅仅是一霎时，炸弹爆炸以后，或者冲过封锁线以后，心态马上恢复平静，照常做战场上需要做的事情。因为从踏上朝鲜战场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一霎时的恐惧仅是求生本能的反映。总的说来，精力始终是旺盛的，毫无消极畏避的思想。

不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恢复建设时期，我对党始终是忠贞不二，我把自己看成是党的一个细胞，党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党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神经上又没出毛病，我为什么要反党，反对我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事业呢？

我从来不讲违心的话，可是这个罪是党组织定性的，不承认就是自绝于党，我不能自绝于党，只能低头向党认罪。我没有犯罪，这个交待材料怎么写？只能“要什么给什么”了，按大家在批判会上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丁、陈反党集团的走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思想等等。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快天亮的时候迷糊了一小会儿，早饭只喝了半碗稀粥，昏昏沉沉地走进了会议室。

这一次到会的人很多，不仅有二十兵团宣传部参加批判的全部人马，还有文化部的很多人，从未参加会议的文化部部长刘佳今天也来了。

昨天写交待材料的时候写得很艰难，今天念交待材料的时候更加艰难，我看着自己写的那一条一条的罪行，怎么也念不下去，念不到一半就哭出来了。

如果是在敌人的法庭上，我会有一种浩然正气，怒目相对，据理反驳，大不了是个死，被敌人处死还落个革命烈士。可是我现在面对的是共产党，是我无限信赖的共产党啊。共产党整共产党员。满心赤诚信赖党，却要承认反对党；全心全意献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却要承认反对社会主义事业。有话没处说，有理不能讲，只能掩埋自己的良知，给自己泼污水，那滋味真比被敌人处决还难受！

我念完交待材料以后，会场上没有人讲话。过了一会儿，文化部长刘佳用沉重的声音说：“人不伤心不落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毛主席说只有两种人--已死的或没有出生的不会犯错误。犯错误改了就好。”

我注意到了韩部长，真可谓是神采飞扬，脸上带着得意、讽刺的笑容注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现在哭已经晚了。肃反的时候我们就想挽救你，可是你态度嚣张，不但拒不交待你的问题，反而在肃反结束以后要求我们向你道歉。我们的眼睛是雪亮的。今天终于使大家看清了你的反动本质。我们的政策是宽大的。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认罪，接受改造，仍然给你出路，我们仍然在挽救你。”

“挽救”这两个字像两根浸毒的钉子钉进我的心里。

韩部长是怎样挽救我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住在军区招待所，文化部的老人向我说出了事情的原委。反右时，文化部本是重点单位，但一个右派也没有打出来，文化部长刘佳当然要承担责任，压力很大。当时政治部的部长们在一起吃自费小灶，吃饭说话中间谈到文化部的反右情况。韩部长建议说：“我知道一个还没有批判的铁定右派，他一贯对领导不满，攻击肃反，还是陈、丁反党集团主将陈企霞的得意门生，和陈企霞关系密切，他是轮换到宣传部的，可是一天也没有去宣传部上班，回国就请了创作假，借调到总政创作室写小说。他是军区的人，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总政创作室调回来，到文化部批判正对口。”当时正在反右高潮当中，韩部长建议马上被采纳。

韩部长此举可谓一举两得，既帮助文化部完成了一个右派指标，又实现自己的心愿。肃反时他想“挽救”我，没有成功，还被迫向我道了歉，这一回终于把我“挽救”成右派，而且在他面前低头认罪，讨回了他一贯正确的领导尊严。我的心在发抖，想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有这样披着“画皮”的人物。

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通知我，政治部要召开全体干部参加的批判大会，要我准备好在大会上的交待材料。

开大会以前有人好心嘱咐我：“在会上无论批判你什么，千万别反驳，会场外边有武装，你若是抗拒，就可能把你抓起来。”对此我并未经心，因为我根本不会反驳。到了会场，叫我上台，我就上台。有人推过一把椅子，叫我坐下，我就坐下，叫我看着台下，我就看着台下。台下坐的人当中有不少兵团轮换回来的，来了哪些熟人我也没看清。好几个人来到前台发言，讲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清。若干年以后我爱人来到北京，军区文工团一位好朋友告诉她：反右对徐孔处理那么重，是因为徐孔太骄傲，批判大会那天，他坐在台上，显得满不在乎。其实，这位同志是把我估计太高了。那时候我哪里还骄傲得起来！心里是一片迷茫，只听从摆布罢了。

批斗会后不久，文化部党支部书记李冀陪我到直政部组织科去看结论。

结论在列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以后，“定为极端右派分子”。

我不解地问：批判时说划为右派分子，怎么又定成了极右分子。

回答是：因为你一贯反党，而且批判中认罪态度很不好。

我心里明白，结论已经做出来，争辩也没用，就在结论上签了字。

组织科长又拿出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的判决书叫我签字。

判决书上有开庭日期，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起诉人是李冀，被告当然是我，判决书在起诉人列举的罪状后边写道：“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判决是“开除军籍，剥夺大尉军衔”，“如被告不服本判决可在×日之内上诉”。看判决书的日期，早过了上诉期。

我莫名其妙地问李冀：“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没有出过庭啊，你是起诉人，你是否出庭了？”李冀态度很坦然，说道：“这是履行法律程序，对你的处理是党委决定的，但开除军籍和剥夺军衔需要经过军事法院的这道程序。”

我明白了，军事法院是按党委的决定办事，不开庭，也可以作出判决。

我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学过法律，觉得从法律的角度去看，这真是不可思议。明明没有开庭，却赫然写明某年某月某日开庭，而且有审判长、审判员、书记员、起诉人；被告明明没有出庭，却写明出庭，而且“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做，法律还有一点权威性和严肃性吗？

但也许李冀的态度是对的，党委的决定是必需服从的，军事法院按党委决定履行法律程序，个人则必需无条件地服从军事法院的判决。就像对待党的结论一样，结论所列的罪行明明与事实不符，但你必须按所列罪行做“坦白交待”，在结论上签字同意。大约军事法院就是按着这一原则行事的。按法律规定，被告有上诉权，但我看到判决书的时候，上诉期限早已过了。说明军事法院根本没有考虑被告的上诉权的问题，判你有罪就是有罪，没有可能上诉，否则罪上加罪，如此而已。

组织科长郑重通知：领导指示，近几天不准请假，不要外出，作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58年4月，我被发配到河北省黄骅县一个劳教农场，开始了我20多年的右派改造生涯。

2004年第2期 江青折腾我拍“样板电影”　作者：严寄洲

1963年，广州军区剧作家赵寰，根据1962年台湾当局派出九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沿海骚扰，被大陆英勇的海防民兵一举歼灭的故事，创作了一部多幕话剧《南海长城》。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后，广大群众反应强烈。

1964年，《南海长城》奉调进北京演出，6月19日，毛泽东和江青观看了演出，毛泽东对该剧予以肯定。之后江青又和剧团领导及作者赵寰谈了进一步修改的意见，据她说有的是毛泽东的意见。

1965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拟将《南海长城》搬上银幕，并决定由我出任该片导演。此时我正在广东湛江地区拍摄《带兵的人》，巧的是这部影片也是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演出的同名话剧改编的，编剧是广州军区的作家肖玉。

在这段时间，被人称为“旗手”的江青，先后“呕心沥血”搞出了八个样板戏。不过舞台演出毕竟观众有限，影响面不大。江青一直有想拍“样板电影”的念头。当她获悉八一厂要根据《南海长城》拍成电影，正合她意。为了了解我的导演业务水平，江青在海南岛三亚地区的大东海疗养地调看了我所导演的大部分影片。江青一直对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电影界与戏剧界的艺术创作人员存有戒心，因为这些人都了解她在上海时的老底。而八一厂的创作干部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老八路，使用起来不怕露了她在上海时那些见不得人的丑闻。

赵寰专程从广州来到北京，把一份江青对话剧《南海长城》的意见交给了陈播厂长，并传达江青指示：同意八一厂把《南海长城》改编成电影，并说剧本由你们自己去改，请严寄洲多多费心吧。

我拍完《带兵的人》返回厂里，接受导演《南海长城》的任务时，同时获悉此片将由江青出任艺术指导，不免心中窃喜。心想，江青懂电影，而且长期在主席身边工作，对我拍摄这部片子，将会有极大的好处。谁知道我的这种天真，到后来却成了可怕的悲剧。

1965年7月19日，江青在中南海的丰泽园召见我们，这儿是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们商议国家大事的地方。这次被召见的有总政文化部陈亚丁副部长、陈播厂长、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和我，江青一见大家便兴致勃勃地说：“这部戏是毛主席看过的，一定要拍好。”继而又讲了很长时间如何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话（那时还没有发明“三突出”一词），要形象高大，对剧本修改和剧情的安排都要以此为中心……说是座谈讨论，其实是她一个人演讲。

江青参予拍摄《南海长城》，一是想打开拍“样板电影”的局面，但主要的是想借军队这座尊神，帮她通过文艺界走进政界。她对我说：“这些年我是攻来攻去攻不动，看来只有依靠解放军。”

我以最快的速度，突击写出了《南海长城》的“分镜头剧本”，并将“导演阐述”送呈给江青审阅。

过了几天，江青办公室的柴秘书打来电话，说江青要和陈播厂长谈事。以往江青的作风总是恣意行事，今天在电话里却突然讲起了组织纪律性，她说：“我直接找你们谈话，组织手续不太合适。是不是请你们向总政说一下，再开会。最好请军委罗瑞卿，总政哪一位主任一起来谈。”

过了几天，江青发话要讨论我写的分镜头剧本了。这回到丰泽园参加讨论的人除了陈亚丁、陈播、冯一夫和我，还有罗瑞卿总长、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等人。这是讨论我的分镜头剧本规格最高的一次了。

江青看着到会的这些头头脑脑，十分高兴。会上只听她一个人说，没有插嘴的余地。分镜头剧本是供摄制组人员拍摄用的，不搞这行的人看不明白，特别是那些“远、中、近、特、推、拉、摇、跟、渐隐、渐显、叠化”一类术语。“导演阐述”也是供摄制组拍摄中作为依据的蓝图。

江青说了一阵，小陈护士来请她去吃药。江青一走，罗总长皱着眉头对我大声说：“严寄洲呀！你这个本子是怎么搞的？看也看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就和罗总长熟识，说话很随便，我说：“罗总长，这分镜头剧本是供拍摄时用的，你当然看不懂，你只要把那些术语跳过，单看内容就行了。”

江青服完药回来了，她翻了翻本子问我：“严寄洲！你为什么在‘导演阐述’中提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他的表演理论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今后再不允许提这个名字。”我的心一沉，斯氏体系是一门科学，哪有什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分，可是嘴上却没敢说出来。谁知江青还要把这“旨意”印发全国各文艺团体。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再也不提了，可是表演不沿用斯氏体系又用什么呢？无奈中只好变着法儿，把一出戏、一部电影的“最高任务”改称“终极目的”，把全剧的“贯穿动作”改称“串连线”，把“交流”改称“触电”，令人啼笑皆非。

江青的滔滔大论讲完，罗总长说了几句，他说：“江青同志很懂艺术，她来领导你们工作应当很幸福嘞。不过江青同志呀，你身体不好，有些事你就不用操心，交给我们办好了。”罗总长的讲话，江青还不便顶撞，没再说什么。偏偏陈播厂长也跟着罗总长的话表态：“对，对，有些事情江青同志你就不用管了，我们来办就是了。”江青一听脸一沉，冲着陈播说：“怎么？是你们找我来管的，不要我管，那我就不管算了。”此话一出，弄得大家十分尴尬，会议也就此草草收场。

本来，江青看重的是我这个老八路对她那30年代的历史不知道，便于她指挥和操纵。后来她突然了解到30年代我也在上海，顿生疑虑。一天，她让柴秘书通知八一厂说有事找我去谈，我忙不迭驱车来到丰泽园。见面的时间到了，江青姗姗而来。我问江青：“怎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呀？”江青笑答：“每次大家来，尽听我一个人说，今天想单独和你谈谈，也听听你的意见么。”接着她随便地问：“严寄洲，自从我头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个疑问，30年代你不是也在上海吗？我好像在上海早就见到过你。”我说：“不，我不认识你。”江青说：“你在上海是哪个文艺团体呢？”我说：“我不是搞文艺的，我在上海世界书局印刷厂当练习生。”江青又问：“你在上海是哪年入的党？”我说：“在上海我还不是党员，只是在党的外围组织。我是1938年到了延安在‘抗大’入的党。”

接下来谈拍摄问题了。其实这开场闲谈，恰恰是她今天谈话的重点，也是她的一块心病。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她的脸上有了更多的笑意。江青首先问我片中的男女主角准备选谁来扮演。我回答：“男主角区英才准备用本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女主角阿螺一角则借调‘上影’厂的王蓓担任。”江青皱了皱眉头说：“赵汝平气质倒是不错，像个渔民。但要他扮演区英才，缺少英俊挺拔的气质。”我问：“那你说谁最合适？”她想了想说：“你们厂里那个张勇手行不行？我看过他的《英雄虎胆》、《海鹰》、《赤峰号》，都是你拍的片子，他的形象还可以，不过缺乏渔民的气质，让他到渔村去体验生活。”回到厂里，心想怎么跟赵汝平说呢？我总不能抬出江青来当挡箭牌吧。我只好歉意地找赵汝平谈了此事。赵汝平说：“没什么，角色换人常有的事。”这样张勇手便调到了摄制组。我试拍了他的一场戏后，送给江青审看。江青看完样片摇了摇头发话了：“张勇手渔民气质不行，你还是把赵汝平换回来吧。”首长一句话就是“圣旨”，我只得又找张勇手道歉，换了赵汝平。我心想总算主角确定下来了，可以安心筹备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几天后，江青又打电话来了，她说：“还是换张勇手吧。”我的老天爷呀！我的脑袋几乎要炸了！这样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叫我怎么干呀？谁知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隔了几天，江青又来电话说：“王蓓演阿螺不合适，小家碧玉，没有渔家妇女那种粗犷气质，要换。”我一听又蒙了，怎么办？王蓓是我费了好大劲才从上影借调来的，眼下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心中不免有些怨气。我当即打电话给柴秘书，要他报告江青，要求面谈。很快得到答复，让我去丰泽园。见了江青，我单刀直入：“我认为王蓓还是合适的，我想不出还能找谁。你如果有合适人选，我可以去调来试戏。”江青看出我的情绪说：“既然这样，那就定王蓓吧。”我叮了一句：“定了？”江青扫了我一眼：“看你这个严寄洲！定了！不过你一定要好好排她的戏。当她政治上觉悟之后，拿起枪进入女民兵队列时，那种飒爽英姿一定要表现出来。”我连忙说：“一定，一定！”

江青的作息时间与众不同。她夜里办公，十点钟起床吃早点，午餐是下午四点。现在已经过了四点钟了，她邀我共进午餐，谁知道席间她又来花花点子了。她说：“影片作曲要换，换瞿希贤，插曲要马玉涛来唱。还有，摄影要换李文化，他拍的《早春二月》拍得美，有意境。”我心中虽不快，但我认为她对艺术在行，比我站得高看得远，虽然干涉太多，出发点还是为了拍好影片么。

那年头，八一厂只有办公室和各级领导家里才能安装电话，我接电话要到隔四户人家的管理科长家去接。江青打电话每次都在三更半夜，苦了我和那个管理科长不得安生。

李文化是北影厂的摄影师。当时他正在拍摄《煤店新工人》，接到厂里命令立即风风火火赶到八一厂我家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把江青点名要他来的事儿说了一遍，他欣然接受了任务。然后我领他去丰泽园见江青，江青一见就说：“李文化！你拍的《早春二月》拍得不错嘛，色彩也很好，画面也可以。不过，你那是为资产阶级拍摄的，现在我要你来为无产阶级拍摄，怎么样？”李文化诚惶诚恐，连连说：“是！是！是！”我很纳闷，一个摄影师根据导演意图，把要拍的内容用摄影机拍下来，哪有什么阶级之分呀？

在试拍阶段，我们使用的是阿克发彩色胶片。这种胶片彩色还原层次差，鲜艳有余，中间色调反映不出来。江青找我说：“每次看样片总觉得色彩不好，不是偏红就是偏黄，你最好把胶片换美国的伊斯曼，拍摄低密度曝光效果特别好。”我说：“每年各厂只能分配到一两部重点片用伊斯曼，我们厂已经没有了。”江青一挥手：“那好吧，胶片问题你别管了。”第二天，罗瑞卿总长突然通知陈播厂长和我到钓鱼台，见了面罗总长说：“昨天晚上，江青同志打电话来，说什么胶片怎么着？你们知道吗？”我连忙说：“江青同志说，现在我们用的胶片不好，要换美国的伊斯曼，厂里没有这种胶片，须用外汇去买。”罗总长说：“你要用多少？”我说：“一万米，一块美金一米，一万美金。”罗总长说：“那好吧，我跟总后说一下，以后这些事你就不用找江青了嘛，找我好了。江青她懂艺术，你要好好听。不过不对的话就不要听嘛。”罗总长的最后一句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我政治上迟钝，没有领会。

胶片问题解决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谁知半夜三更又来电话了，江青在电话中说：“严寄洲呀！我们拍的是无产阶级的彩色片，演员的皮肤不能像资产阶级少爷小姐那样白皙粉嫩。从明天起，你要让演员都去晒太阳，把皮肤晒得黑红黑红的。”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让演员去晒太阳，遭到化妆师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太阳把皮肤晒暴了皮就没办法化妆了。至于皮肤的颜色完全可以用底子油彩解决。我觉得化妆师说得在理就不吭声了，可是这天半夜里又来电话了，江青问：“演员晒太阳没有？”我支吾地说：“明天开始晒。”第二天我只得让演员都到院子里转了几个圈搪塞。这件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我抗拒江青指示的一条大罪状。

演员定下来了，作曲家瞿希贤、摄影师李文化也都来报到了。下一个阶段就是由剧作家赵寰带领大家去广东汕尾渔村体验生活。

过了一些日子，我们乘火车到达广州，广州军区文化部一位领导已经等候在月台上，一见到我便说：“总政文化部电话，亚丁部长命你立即返回北京，有要事商量，这是飞机票。”我只得从火车站直奔飞机场飞回北京，在飞机上我心中直嘀咕，肯定是江青又出什么馊点子了。到厂后，我和陈播找到陈亚丁问个究竟。陈亚丁说：“还是阿螺那个角色问题。”我说：“最后确定用王蓓是江青同志点了头拍了板的嘛。”陈亚丁莫可奈何地说：“既然江青同志要换，你就执行算了。”我说：“换谁？江青要换谁我马上去借调试戏。”陈亚丁摇了摇头：“她没说，你是不是试一试田华？”我问：“是不是江青的意见？”陈亚丁说：“不是，是罗总长提的，这样省得你被动。”我对陈播说：“田华现在棚里拍《秘密图纸》的内景，怎么办？张勇手已去南海渔村，没人跟田华配戏，摄影师李文化也去南海了。”陈播说：“《秘密图纸》可以停拍几天，让王心刚配一下戏，摄影师也临时请《秘密图纸》的摄影师帮个忙，回去我马上通知《秘密图纸》摄制组，你就在他们的内景棚里拍好了。”

拍完了田华和王心刚的一场试戏，等样片一冲洗出来我立即请江青来看。她一连看了两遍，好像已经忘了今天看样片主要是看田华扮演阿螺的戏，开口就说：“你看，王心刚的形象什么角度都好看，区英才就换王心刚吧。”我一听吃了一惊，阿螺的角色还没定下来，怎么又冒出让王心刚把张勇手换下来，我非常气愤，但嘴上却只说：“那阿螺呢？”我在放田华样片同时把王蓓的样片也一块放了，以便有个比较和选择。当时江青反问我：“你看两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这两个人来说么，王蓓比较合适。”江青想了想，又说：“那好吧，王蓓就王蓓了，你们军队上的事你还得请总长来定。”翌日，罗总长来厂看了样片后问我：“江青同志怎么说的？”我如实汇报说：“江青同志看了两遍样片后问我，两个人谁合适？我说，从目前两个演员来看，还是王蓓合适，她说要你来决定。”罗总长说：“嗨！这个江青同志，她来定就算了么。”我又说：“男主角江青同志确定换王心刚。”罗总长说：“好吧！女主角用王蓓，男主角用王心刚，定了。”角色总算确定了，可是我还得去南海渔村做张勇手的工作，唉！

我又重新调整了分镜头剧本，修改中我总是觉得政治性强了，人情味差了。一号人物区英才概念化，缺少戏，所以我重点加强了剧中第二号人物阿螺的戏，这样影片更具人情味和戏剧冲突。谁知江青看后发火了。她狠狠地冲我说：“你这是搞中间人物呀！区英才是剧中的一号人物，应该突出他的戏，把他写得高大才好。比如他与匪首王中王在悬崖顶上搏斗，王中王纵身跳海逃跑，区英才手中不是拿着匕首吗？他可以把匕首含在嘴里，纵身跳海追击，那画面该多么精彩呀！”我实在按捺不住了，脱口说：“那不行，那么高的悬崖，含刀跳下去，惯性会把他的嘴震豁的。”江青把脸一沉说：“这是艺术真实嘛！”我不便再反驳，心想由你说去，我拍摄时再想点子，你奈我何。为此，“文革”中给我定性是抗拒伟大旗手的“滔天大罪”。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频繁接触，江青那种盛气凌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难以承受。我心想艺术上的探讨应当是平等的，为什么非要全听她的“一言堂”不可呢？不过我对她的特殊身份还是比较尊重的。而且那个时期江青搞样板戏尚是初露峥嵘，还没有后来在“文革”中那样嚣张狂妄。我则误以为和她在艺术上可以探讨甚至争论，殊不知到“文革”中她会对我下毒手。

1965年冬，我率领摄制组全部拍完外景回到北京。正因为我拍摄的这部电影是江青亲自挂帅的所谓我国第一部“样板电影”，我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努力工作的，自我感觉也良好。返厂后陈播厂长告诉我，江青正在上海开会，要我携带样片到上海请江青审看。我立即飞抵上海，才知道她在上海召开一个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参加会的仅是少数几个部队领导人员，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加上一个上海市委副书记张春桥。他们住在延安饭店，江青住在锦江饭店，每天看国内被点名批判的影片，以批“黑线”为名，把江青的个人意见、观点灌输给与会者。后来把《座谈会纪要》冠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字样，以示这个“纪要“非同一般。

我住进延安饭店，第二天就高高兴兴去给江青审看，江青一连看了两遍样片，紧绷着脸半天没吭声。我心里直打鼓，知道要出问题了。果然，江青开腔了：“这个演阿螺的王蓓根本不合适，没有女民兵那种气质。她是上海30年代的人，要撤换，班子要调整。我让你拍成‘大江东去’那种气概，你却拍成‘小桥流水’。我建议把主创人员都调来，大家一块儿谈谈。”我一听懵了，怎么又蹦出个30年代人物来？噢！我恍然大悟，从开始江青就反对用王蓓演阿螺，那是她自个儿贼人心虚。30年代王蓓在上海，一定知道她的底细，所以反对用王。其实王蓓早年在上海拍《乌鸦与麻雀》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此外，江青指责我把她要求拍成“大江东去”，拍成了“小桥流水”，此话我从未听她说过呀！以往，只要是她的每次谈话，都要整理成文打印上报和存档的，她从来没说过这话。而且从拍摄的外景样片看，李文化拍得很有气势，把南海渔村拍得非常优美，富有诗情画意，扯不上什么“小桥流水”。再说，李文化是她亲自点名从北影借调来的。另外，她提出要主创人员来上海，所谓主创人员除了摄影师，全都是剧中扮演正面人物的演员（当然王蓓不在其中），而扮演反面人物的主要演员全没份儿。我心想，在影片中不论扮演好人还是坏人，全都是演员么，为什么演反面人物的演员都没有资格参加呢？我向陈亚丁部长提出这个疑问，回答是：“江青同志怎么指示，你就执行好了。”

人马到齐，江青在锦江饭店召集开会。她说：“样片我看了两遍，心情很沉重。有些问题想和大家商量商量。这部电影，是由话剧改编的，主席和我都看过这出戏。所以一定要把它拍好，拍成‘样板电影’。从现在的样片看，差距还很大，扮演阿螺的王蓓不行，小家碧玉，要换。还有那个扮演女特务‘大光灯’的演员，太漂亮。这是阶级感情问题，你们要重新调整班子，重新去体验生活，和渔民实行‘四同’。外景重拍，怎么样？有信心就拍，没有信心就算了，责任由我来负。”

我听了她这套武断言论颇不以为然，不用王蓓是她的阴暗心理作怪就不去说了，可是说“大光灯”太漂亮更没道理了。剧中“大光灯”使用的是美人计，美人计如果人不美是个丑八怪，那怎么行呢？可江青的话是“金口玉言”，没法扭转。我问：“那这个阿螺换谁来扮演合适呢？”江青想了想说：“祝希娟演《红色娘子军》的琼花不错。还有我最近看了一出歌剧，那女主角也不错，都可以借来试戏么。”圣旨一下，我不敢怠慢，马上派人去商借。一了解情况，祝希娟怀孕四个多月，根本不可能参加拍摄；而那个歌剧演员，由于作风问题，剧院已经准备处理，不可能再借来试戏。江青的建议落空了，怎么办？此时的江青，心中也没个谱。无奈之际，她突然发现我身后站着一个年轻的女演员，这是我从部队文工团借调来扮演片中另一个不太重要角色的，由于她扮演的是“正面人物”，所以有幸前来参加这次接见。江青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指着那女演员说：“她怎么样？你要培养培养青年演员么。”旁边那位张春桥阴阳怪气地走到我面前说：“你们这些当导演的，满脑子只有白杨、秦怡。”我当时还不知道他是谁，便说：“我从来没有请白杨、秦怡拍过戏。”此时，江青也不知道哪来一股子邪劲，三脚两步走到我面前，冲着我双腿一并，装模作样地说：“我代表全国的青年演员求求你们啦！培养培养她们吧！我向你鞠躬。”说着她表演似地对我深深鞠了一个90度的躬。又说：“我向你作揖。”说时双手合十向我连连唱喏。我忙说：“我一定试，一定试。”当时我窝在沙发里竟然没有欠身站起来，确实有些不太恭敬，弄得在座的刘志坚副主任、李曼村部长、陈亚丁副部长和演员们目瞪口呆。

闹剧散场了，我小声问陈亚丁，刚才那个说白杨、秦怡的是什么人？陈亚丁告诉我：“他是上海市委文教副书记张春桥。”

后来，江青可能发现对我过于苛刻，于是当着演员们的面和我套近乎。她说：“严寄洲呀！拍完《南海长城》你准备下一部拍什么呀？”我说：“还没考虑。”江青说：“有一部小说《战斗在滹沱河上》不错，还有《欧阳海》里的童年部分也很好么。另外，《三大战役》也应该拍呀。”我脱口而出说：“我年纪大了，准备以后不拍军事题材的影片了。”江青一听话音不对，立刻眉头一皱，两眼一瞪恶狠狠地说：“怎么？你对我有意见呀？有意见我可以不管么。”我连忙解释：“不是的，我实在是觉得年龄大了，拍军事影片有点儿力不从心了。”这件事到了“文革”又列入了我的罪状。

在上海这段时间里，我实在感到头脑发胀，无所适从，根本没法进行艺术创作。江青看出了我的情绪，单独召见我谈话，我连忙赶到锦江饭店，等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举着温度表测定屋内温度合适了之后，江青姗姗而来，身后跟着柴秘书和小陈护士。落坐之后先是谈了一通她对影片的设想，接着进入正题。她问我：“严寄洲呀！你今年多大了？”我答：“四十九岁。”江青说：“噢，我比你大三岁。”又问：“身体状况怎么样？”我答：“没什么毛病，只是经常有些偏头痛。”江青回头说：“柴秘书，你联系一下，上海哪家医院好，让严寄洲去看看病。”我连忙说：“不用，现在工作正忙，以后再看吧。谢谢江青同志。”江青又问：“你一个月薪金多少？”我答：“一百七十块。”江青说：“啊，我比你多三十块。够用吗？”我答：“够，我爱人是剪辑师，她也有薪金，足够了。”江青又问：“你家还有什么人？”我答：“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上海还有一个老母亲，住在我妹妹家，由我抚养。”这次谈话，我还很受感动。其实她是为了稳定我的情绪，好为她的“样板电影”卖力。

不久，根据江青指示，我和摄制组主创人员再去渔村体验生活。就在此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奉命返回北京参加运动。开始我还以为只是开几天会，讨论讨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谁知道一场大灾难临头了。

“文化大革命”实乃“大革文化命”。八一电影制片厂作为一个文化单位首当其冲，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各色各样的战斗队组织起来，厂内生产全部停顿。

一天，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见文艺界的“左派”讲话，她在长篇大论中突然冒出一句：“严寄洲这个王八蛋不听话。”这一句话不要紧，八一厂的“左派”们如获至宝，立即专门组织批斗我这个被江青公开点了名的“黑线人物”。大会上把要演员晒太阳阳奉阴违不执行；宣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当面向江青撂挑子；气得江青向我鞠躬作揖等等，全都端出来上纲上线，“控诉”我的“反革命罪行”。我被强迫坐“喷气式”，又弯腰又摁脑袋，整得喘不过气来。突然我不知道哪来一股劲儿，摔开拽住我的打手，大声喊道：“我能不能说话？”造反派头头以为批斗起作用了，说：“好，你就交待你的黑良心吧。”我说：“王八蛋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江青同志只说了我一句话，凭什么要批斗我？”

沸腾的斗争会一下子好像被泼了一瓢凉水。造反派头头气急败坏地慌忙宣布：“今天严寄洲的态度很坏，滚回去！”

造反派可没有就此罢休，他们继续上报我的所谓“黑材料”，说我把江青30年代的风流事儿到处散布。这可是天大的冤枉，我在上海时经常见小报的“花边新闻”，可是我从来没说过，因为我认为江青是毛主席身边的人。

过了不久，江青又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文艺界造反派的讲话中，突然插上一句：“八一厂那个反革命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他很坏，他在拍《南海长城》时，在我病中折磨了我整整三个月，我指示一次，他反对一次。”这下可定性了！完了！我一百张嘴也没法说清楚了。

我从1966年7月被揪出后直到1972年6月，批斗、关押、辱骂、毒打、劳改，受尽了折磨达六年之久。1972年6月，我刚回到八一厂，谁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73年1月，江青突然窜到八一厂来，她在全厂大会上讲话中又捎上了我，说：“你们那个导演严寄洲抓起来没有呀？要专他的政。”女皇一声令下，半夜三更一批如虎似狼的喽又把我抓了起来，关押在本厂桃园内的一间小工具房内，一直到1974年12月底才放回家中。

2004年第2期 怀念公安战线优秀的领导者徐子荣　作者：凌　云

徐子荣是公安战线上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曾长期担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对公安工作有很大的贡献和建树。“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徐子荣是公安部几位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审查关进监狱的（公安部还有四位副部长：杨奇清、汪金祥、凌云、严佑民在文革初期也先后被关进秦城监狱），1969年6月，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子荣同志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随后参加了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1932年在北平被捕，移送草岚子监狱服刑，是所谓“61人叛徒集团”的一个成员。他和薄一波、廖鲁言、胡锡奎、刘锡五等同志一起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子荣同志出狱后党组织派他去山西，先后任中共太原市委委员、山西工委秘书长、太行区党委组织部长。在解放战争中，他曾是皮定均旅、十三纵队和六十一军的政委，转战中原、华东，立下赫赫战功。他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转变为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忠诚于党和人民事业，是我国公安战线上一位令人怀念的优秀领导者。

我认识子荣同志比较晚。从1952年初我奉调到公安部起至“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我们先后被隔离、被关进秦城监狱，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3年，时间不长也不算短。他对于公安队伍和公安工作的建设作出的贡献，我是有深切了解的。1959年秋谢富治接任公安部长后，我逐渐意识到，子荣同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处理领导集体间的关系困难多了，在对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处理方针上，他和谢富治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并逐渐显露出来了。

“大跃进”刮起“浮夸风”、“共产风”，天灾加人祸，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在农村，众多的农民忍饥挨饿，生活异常困难。反映在治安问题上，群众性的乱拿乱摸、偷盗、农村人口外流，以及哄抢粮食事件，使公安部面临着一大堆极为复杂而又非常棘手的问题。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问题？子荣同志认为：困难时期所发生的治安问题，大多数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反映，应当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给以正确处理。子荣同志对群众闹事问题说了三句很发人深省的话：“可解不可结，可散不可聚，可顺不可激”，这三可三不可，合情合理，浅显易懂，是积极疏导的方针，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对付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不使激化，这是惟一可行的办法；不这样做，势必越治越乱。这不是轻率得出的结论，而是他经过亲身的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正确主张。然而，谢富治恰恰相反，坚持要采取“紧的方针”，就是要抓紧阶级斗争，靠打击、镇压等强力措施来解决问题。两种主张，南辕北辙，完全背道而驰，谁对谁错是明明白白的！

在“大跃进”引来的困难时期，农村中的小偷小摸行为相当普遍，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度日的艰难。子荣同志非常关注这种现象，认为这不应是公安机关处理的事，更反对有的地方公安机关和乡村基层干部采取罚款扣饭，游街禁闭，以至捆绑吊打等激化矛盾的错误做法。对于有偷摸嫌疑的人，他采取古人的说法：“赏疑从予，罚疑从去”。主张既是嫌疑并无实据，就不应追究。他给我也给不少人诵读过唐代大诗人杜甫《又呈吴郎》这首诗，诗文是：“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诗表述了对一个无食无儿贫穷彻骨的妇人的“扑枣”行为（也就是偷摸行为）的同情心和处理的态度，不仅不要去增加贫妇的恐惧，更要亲和地对待她。说的是一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景象。我们的时代同杜甫的时代已是两种天地，不好类比，但历史是可以借鉴的。子荣同志一再以杜诗示人，正是说明他懂得人民的疾苦，关怀人民的疾苦，他提出的处理群众性偷摸行为的原则和方法，是切合实际，利国利民的。

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是“浮夸风”、“共产风”危害最烈的省份之一。1960年冬，他率领公安部工作组到河南信阳地区考察灾情，处理善后。在“大跃进”年代，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的口粮因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他目睹那里人民的苦难，如同身受。他忍住了心灵的创伤和痛苦，在那里工作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回北京后他绝口不谈“信阳”，而是更多地关注着农村公安工作中的诸多政策性问题。事隔多年他已不在世了，我才得知他信阳归来曾和他的亲密伴侣孟松涛同志，在谈起信阳农民困苦时，俩人抱头痛哭了一场。这是椎心之哭，是为受难人民而哭。

“文革”前的一段时间内，党内斗争的暗涌迭起。子荣同志作为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主持日常工作，要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非常不容易。江青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的一些人怀有积恨，处心积虑要向文艺界开刀，曾经几次找子荣同志谈话，说30年代过来的上海左翼文化人中隐藏有不少叛徒和特务，要求公安部彻底查究。子荣同志感到非常为难，他知道这是江青为了泄私恨而故意整人的。这种无中生有的案件怎样“查究”？只好拖着不办。他向有关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反映。他几次对我说：“欠下这笔账没有还，也还不了”。“文革”中江青对文艺界一些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揭穿了她那早已蓄下的罪恶用心。

1965年冬林彪一手制造了罗瑞卿冤案，子荣同志和我都无法理解，也非常不安。当时还传言罗瑞卿和公安部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那里安放窍听器，子荣同志奉命和有关省领导及大军区负责人进行有无窍听装置的检查。检查结果揭穿了有关这一切流言的虚假。事后他说起这件事，心情还是紧张而痛苦的。子荣同志心系着党和国家，怀着深深的忧虑，走向“文革”动乱的年月。

“文革”乱起，谢富治完全投入了林彪、江青一伙的怀抱。子荣同志首当其冲，所谓“六十一个叛徒集团案件”，“彭真、罗瑞卿内奸集团案件”，种种诬陷迫害随之而来，他是公安部副部长中第一个被隔离监禁的。从此我们再没有见面。等我出狱归来，他在监禁迫害下已经早离人世。可以告慰于他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这个集团的主犯康生、谢富治等已经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我写这篇短文的目的是这样想的：近一年，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强调施政要“以人为本”，并采取了一些如改“收容”为救助等的改革措施和其他亲民措施。按照这条路走下去，政通人和，前景大好。感奋之余，想起了徐子荣，想起了写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快要湮没的史事，作为历史的借鉴，应是有益的。

2004年第2期 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　作者：宋木文

12月18日上午，我突然接到王匡同志的女儿王晓吟同志从广州打来的电话。我预感可能发生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不出所料，我敬爱的老领导王匡同志于2003年12月14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这不幸的消息，虽在预料之中，却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王匡同志晚年安居家乡广州。我每次去广州，都到他家看望。我翻出在广州同王匡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凝视着王匡同志的热情、宽厚、睿智的面容，想起25年前，即1977年5月到1978年7月，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期间，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忘的岁月。

1977年5月，中央决定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工作，随后被正式任命为国家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1978年7月离任，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他在国家出版局任职也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这时，“四人帮”被粉碎了，为清理“文革”错误路线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条件，一大批恢复工作的老同志要求纠正“文革”错误，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两个凡是”还束缚着广大干部（正式文件上还有“巩固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提法），全党拨乱反正的大气候尚未形成，“左”的思想影响还相当普遍，被搞乱和颠倒了的思想路线是非还未清理，一大批出版业务骨干还没有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帽子和枷锁中解脱出来，大多数建国以来出版的图书还被封存着。王匡同志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做出了几项对出版事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决策。

王匡同志来到后首先要做的是清查“四人帮”及其在国家出版局的影响。这项工作开始不久，王匡同志即考虑在出版工作中如何消除“文革”造成的恶果问题。他决定成立出版工作调研小组，由陈原同志主持，范用同志和我协助，以国家出版局研究室为工作班子，另调李侃、张惠卿、倪子明、谢永旺等老同志参加。主要清理“左”的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弄清路线是非。调研工作持续了3个多月，最终形成了清理出版工作路线是非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次调研为当年12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作了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在王匡同志亲自指导下，从调研小组到局党组，形成一个共同看法，要纠正出版工作“左”的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扭转出版工作窒息、萧条的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写入中央1971年43号文件中的关于出版界的“两个估计”，即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这“两个估计”像两座大山压在出版界的头上，难以翻身解放。而这个中央文件是毛主席批示同意颁发的，又是周总理主持召开的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当时囿于“两个凡是”，对毛主席发动“文革”虽多有议论却难以正式提出讨论，而要批判“两个估计”又必须同周总理划开。经过调研和查阅有关档案材料，查清“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对抗周总理指示炮制出来的；要批判“两个估计”又不要指向中央1971年43号文件（1979年国家出版局报告中央撤销43号文件）。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在王匡同志的报告中，在会议的讨论中，批判了“两个估计”，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王匡同志指出：“这‘两个估计’从此成了‘四人帮’在出版战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两根大棒，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颠倒敌我，颠倒是非，随心所欲，胡作非为。谁要稍微表示不同意见，马上就给你扣上‘回潮’、‘否定文化大革命’等大帽子。这个反革命的‘两个估计’是地地道道镇压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紧箍咒，一直影响到现在”，必须彻底批判，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会后还有人向中央报告了。当时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同志曾过问此事，“是否批了周总理、毛主席？”王匡同志找我商量，决定以《出版工作情况反映》（增刊）的形式向中央汇报，主要说清楚：会议一开始，我们就明确表示过，集中批“四人帮”塞进文件中的“两个估计”，而不涉及整个文件，更没有批过毛主席、周总理。应当说，这次会议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限于历史条件，没有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极“左”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但还是在全国出版界（甚至文艺界，因当时文艺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尚未进行批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王匡同志还决定恢复在“文革”中停止的稿酬制度，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于1977年9月发文实施。报告指出：“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关系到加速我国科学技术发展、促进科学理论研究、繁荣文学艺术创作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完全不给稿酬，对作者也造成了许多困难，这种情况不宜继续下去。”当时曾为此事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由于“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紧张心理尚未消除，有的受“文革”迫害的文学界老同志也不明确表示赞同。可见，王匡同志下此决心的勇气和胆识了。这次恢复稿酬是低标准的，后来曾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提高了稿酬标准，然而我要说当初能迈出这一步的确是很有胆识的拨乱反正之举。

王匡同志另一项有重要影响的决策，是调动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集中重印建国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著作，主要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10种，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中国古典文学9种，有《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外国古典文学16种，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大家的作品选集等。在此之前，也曾重印《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少数几种，但那都是报请中央政治局分管出版的领导同志批准的。所有这些在“文革”中惨遭厄运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能够重见天日，无疑是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禁锢政策的否定，而广大读者在各大城市（只能先供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外通宵达旦排队和在店堂内摩肩接踵抢着购书的前所未见的景象，则表明国家出版领导机关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文化政策的举措是深得人心的。在当时，这可是个大举动。可以说，这是批判了“两个估计”之后在出版实践中一个大突破，既有思想政策上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严重书荒，初步满足了广大读者如饥如渴的需求。

王匡同志这期间还直接领导和策划了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周海婴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问题的信作了批示。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重大出版任务未能顺利进行。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纠正编选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完成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鲁迅著作出版计划，在王匡同志主持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王匡同志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编选新版鲁迅全集的领导，建议请胡乔木同志过问全集的编选工作，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乔木同志提出注释中的重大问题要请示中央审定）；将“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尚在江西一工厂劳动的林默涵同志（“文革”前任中央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调回北京主持编选工作，并借调冯牧、秦牧同志来加强原注释工作的班子；约请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同志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二是确定全集收书范围和编选注释原则，除1958年版的内容外，拟增入全部书信、日记，辑录古籍和译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佚文，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末卷。新版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为基础，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错误的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补，繁琐的加以删减，体例不一的加以统一。总之，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人们不会忘记，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四人帮”在“文革”中颠倒黑白，横加指责，特别是以一条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向周扬、林默涵同志兴师问罪，大举挞伐。王匡同志主持的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批准，由林默涵同志主持新版全集的编选工作，以1958年版全集作为新版注释的基础，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16卷本），这是学术界、出版界有关专家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而王匡同志对此事的策划与决策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1996年2月1日，王晓吟在给我的信中转述了王匡同志对1977—1978年那段历史的回顾。信中说：“您寄来的贺年片和您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文章都收到了，而且都交给了我的父亲。父亲看到您还在惦记着他十分感动和欣慰。他让我告诉您，这些事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办得了的，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共识，所以才能成功。他心里一直感谢你们（宋注：当时配合王匡同志工作参与决策的，主要有陈翰伯、王子野、许力以、王益等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他的支持。父亲还说当时印那些中国古典名著、世界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东兴同志手里。那些纸是准备用来印毛泽东全集的（宋注：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此储存了一批专用纸）。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全集还能不能出，不能出的话，纸能不能动，这可是要冒风险的。我父亲就毛泽东的书（指全集）能不能出的问题去问过吴冷西同志，吴笑而不答。问胡乔木同志，他说恐怕很难。于是我父亲便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毛泽东的书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就动用了这个纸把书印了出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弄不好也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晓吟对她父亲这段经历还作了一点评论。她在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却不怎么强，容易遗忘过去。在后来人看来一切都很容易，可是对当事人来说真是迈一步也不容易，这是一场生死存亡、宠辱枯荣的考验。”

大约在1978年五六月间，王匡同志同我谈起他做出这几项重要决策的心情时，郑重、坚定而又亲切地说：木文！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么压抑，出版事业那么萧条，我宁愿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这样做，也许有人要打倒我的时候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王匡同志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也就一年多一点时间，然而他为打破禁锢，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所做出的几项重要决策，不仅受到当时出版界的普遍赞誉，并使压抑多年的知识界为之振奋，至今还受到人们的称道。25年后，王匡同志真的去见马克思了，我想，如果马克思有知，他会对他的门生给予嘉奖的。作为那段历史的经历者，我现在只想说：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2004年第2期 征地：利益分配中的巨大黑洞　作者：应笑我

归根到底，所有资源问题本质上都是资源产生的财富随着时空在各集团之间分配方式的冲突和斗争。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关于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今年7月，一位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当地市长向部长夸耀说：本市新技术经济开发区没有花财政一分钱，就建成了全市最漂亮、最高档、最绿色、最适合居住的社区。这位曾在地方工作过的部长不客气地说：“这件事你蒙不得我，我了解这勾当：从农民手里贱征贵卖，你没花一分钱，也许还赚钱呢。这哪里是征地，分明是吸血嘛！”

很显然，一场名副其实的土地之战，已在中国从南到北的农村地区呈现愈演愈烈之势。具体事件的是非曲直，我们难遽判断。农业部提供的数据显示，近两年，关于征地、土地流转等问题的信访始终占总量的一半以上。

更锋芒毕露的“剪刀差”

近几年来，中央提出加快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发展很快，但由于国力限制等原因，实际工作中往往是片面强调城市建设，对城乡经济统筹发展，基本上是心有余而做不到。中国的财力、物力仍然向城市聚集。

当前，各大中小城市都强调加快城市化，将城市化进度作为自身政绩目标。推进城市化，就需要道路、住房等的建设。资金从何而来?自然想到“土地出让”。

据一些学者测算，建国后为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而推行的城乡二元化战略，主要通过粮食价格的“剪刀差”。30年左右时间城市从农村“积累”拿走至少8000亿人民币。而近十多年间，通过“廉价征地”这一把“金铰剪”，城市从农村也就是从农民手里“积累”了2万亿元人民币。

很多城市发展规划，“堂堂正正”的以打农民土地算盘为基础。如开发浦东时，向当地农民征地，一亩粮田补偿2.3万元，一亩菜地补偿2.8万元，再投入六七万元完成“七通一平”工程，等出让给开发商时，已高达二三十万元一亩。

据测算，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了2万多亿元的损失，这些资金足以建设起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框架。目前通过农村信用社渠道、邮政储蓄渠道，每年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以千亿计的资金还不算。农民一年辛辛苦苦打工或种地挣来的，却不能用于农民自身发展。城市用这些钱上项目、搞建设，反过来还要占用农民土地。

所以，让性情最好的人也要生气的说法就是“城市到了反哺农村的时候了”。其实只是说，能不能少吸一点血!

全封闭、隔离式的城市化

近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振奋人心”的新闻：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日本，以l万公里的水平仅次于美国。据说，中国的下一步目标就是超越美国!中国是世界上耕地最为稀缺的第一人口大国，而国土面积近似的美国则是世界耕地最多的大国，其人口仅有中国的不到1/4!

高速公路征地是中国土地问题中非常奇特的一部分。对农民的补偿从每亩l万多元到引起群体事件的每亩千把块不等。但统统都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即使达到每亩2万元的高标准，对于一个农民家庭要真正从第一产业转移出去，也仅是杯水车薪。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高速公路征地成本低廉，它在中国成为带来巨额利润的行当。尽管一直有声音呼吁，但农民以土地入股高速公路仍然不被允许。

同高速路类似的是中国的民用机场，中国修建机场的热度完全可以同高速公路比美。二者除了都有暴利可图，都有形象工程的共同特点外，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农民牺牲最大，从中获益最少。而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和流动工人，则主要依靠早已不堪重负的铁路系统和普通公路辗转千里。

高速公路不仅切断了乡村之间天然的联系，很大程度上也切断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现在，从北京驱车经高速公路到上海，全封闭的高速公路及其绿化带，使你看不到中国农村的真实情景。于是，中国的城市同太平洋对岸的更为相似，但与高速公路两侧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对比强烈，犹隔国境。

而作为城市化的基本部分，高速公路和机场对耕地的占领规模不下于城市圈地。莱斯特·布朗尖锐地指出：“汽车和农作物的土地之争已经演变成富人与穷人的争夺。政府用从全体人民那里征收的税款，为建设汽车产业基础提供补贴，事实上就是利用穷人的钱来保护富人的汽车。政府为建设以汽车为主的交通系统提供补贴，就必然要占用耕地。从目前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有汽车的人根本不可能超越少数富裕阶层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补贴就是利用穷人的钱为富人服务。”

也为城市居民说句话

描摹当代失地农民的画像，确实让人心酸。但若统而言之，城市居民是受益群体，却也有失公平。因为除了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高楼大厦和公共绿地外，大多数市民从中国的“圈地热”中受益有限。相反，城市改造项目对许多普通人而言，是一种现实和心理的挑战。

最近，海外传煤刊登了一篇《制造一颗经济定时炸弹》的署名文章，为国内《参考消息》所转发，在海内外引起不小轰动。通过这篇文章，人们才知道，在北京，平均每3000个市民就有一家房地产公司!全中国有超过3万家的房地产公司。常驻北京的政治经济学家及律师劳伦斯·布拉姆发表的这篇文章说：

“北京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看到零散的证据：开发商用光了预算，留下聚集尘土的混凝土框架，然后转移到另一个地点重复这一过程。”

“去年，北京有9000万平方米商品房没有售出，其中半数其实是上一年遗留下来的。今年第一季度内，未售出的商品房又增长了9.6%。但建筑狂潮仍在继续。”

“对中国房地产投资平均每年的收盘率是l 5%———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3倍。”

“在北京，70%的利润来自转售土地和项目批准的过程。实际的建筑开发商通常购买经过多次倒手的土地。除了土地的价钱，房地产开发商还有‘间接支出’———基本都是腐败款项。”

“上海的台湾开发商透露，为了得到批准和许可证，他们平均每月需要支出几十万人民币的娱乐费。”

这些黑暗的成本堆积成高耸入云的房价，需要一般人家两辈子积蓄才能购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统计也表明，80年代末以来土地转让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最保守的估计每年也达100亿元以上，“比走私造成的损失还要大”。

土地：腐败的一大温床

中国的土地价值无量，仅国有土地一项，静态估算货币价值达25万亿人民币。土地资产数额巨大，具有价值增值功能，又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按照市场供求规律，土地的供给稀缺性与需求的无限性，便成了经济转型时期权力寻租商高额暴利的肥肉。翻看近年来有关贪官的报道，几乎每个贪官都与土地开发中的腐败有关，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于飞等等。

土地出让过程中寻租的形式也纷繁复杂。首先，当前很多国有土地仍然是通过协议出让或划拨形式，其间的不透明自然酝酿了寻租的机会。其次，因为不同用途的土地价格不同，于是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就成为寻租的一个途径。在房地产的市场化开发背后，是大量土地出让的非市场化，是行政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之间的巨额差价。这既是驱动不少地方政府大量卖地的动力，也是寻租行为产生的温床。

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失地农民约在8000万左右，而且基本上属于失地又无恒业者。在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过程中，这些失地农民基本上可以通过在城镇打工获得起码的就业状态；但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在于，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经济特别是世界经济保持非周期性的繁荣昌盛。

中国土地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当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城市不断拓展时，土地价值飞涨后在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分配却被滞后的法律法规扭曲。同样一块地，种粮食和盖厂房，价值有天壤之别。在广东省佛山市，综合平均种植业、渔业等的年收入，当地一亩地的年产值为5296元。要按农民算法，去掉各种投入，会种地的人一亩一年能挣200元，不会种的到头来还得赔钱。但如果盖上厂房，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在佛山某村，厂房的出租标准是每年5.6万元/亩。

但在中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不能随意改变土地用途。按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郊区的土地，一般属于集体所有。而农村土地大致可以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按去年3月实施的《土地承包法》，农地的使用权可以进行交易；但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在法律上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限制。按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这些限制，使农地所有者无法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相应收益。

这意味着，在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如果要进入市场，或通过转变用途获得增值，只有一种途径，即改变所有权，将集体土地征用为国有土地，此后其使用权才可以有偿出让。恰恰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受到了集体性侵害。于是在一些地方，农地征用制度演变成城市从农村攫取利益的抽血机。制度本身的不完善是根本原因，当前迫切需要对征地制度进行改革。

2004年第2期 蒙昧主义何以在革命旗帜下泛滥　作者：冯建辉

冯建辉教授是我刊的老作者，他为本刊写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凝聚了他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也表达了对本刊的厚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仍抱病为本刊写了这篇绝笔之作。他逝世后，他的女儿寄来了他的《告别书》。现将这篇绝笔及其《告别书》予以刊发，以表达本刊同仁对冯教授的缅怀之情。

告别书

人生自古谁无死,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不要大家向我告别,我向大家告别,此信即做告别书。

我虽壮年身患重病,多次“死去活来”。但命运待我不薄，又给了我十几年时间，能在“垂死挣扎”中继续做研究工作。因此，想到要告别这个世界，心情坦然而平静。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于一个转折的时代，童年亲历过旧社会的黑暗，又沐浴了解放的曙光。此后的几十年，感受了历史的辉煌，也经历了风风雨雨和转形带来的生机。从人生角度充分体验了世间的美好与智慧，也领略了世间的丑恶与愚昧。所有这些，促使我搞起历史研究。由于研究占据了我的大部分精力，无暇顾及“世俗风尚”，以至有时显得“不合时宜”或“书生气”，并且为此付出代价。然而到头来却值得庆幸———我没有浪费人生。在此告别之际，谨以我的两本书：《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和《一个年代的反思———走出个人崇拜》，献给未来。它是我对一个时代的思考，也是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的自画像：①青少年有时左得可爱、可憎、可怜，进入中年始明白，大事多动脑，深恶随波逐流；②人际关系，心中无“术”，似非木讷，实不肖为，乃书生气；③学术上常引司马、雪芹自勉，却少先辈之心境，未脱胎俗；④性格豁达与执拗兼有，碰了南墙不回头，反视南墙如粪土，阿Q精神。

别了，人生。向许许多多生命一样，我从“无”中走来，在历史的大潮中游渡了几十年，然后消失在日益远去的历史峰谷之中，这就是生命的乐章。我自豪，能够成为生命乐章中的一个符号。

冯建辉

2003年11月25日

一、革命诗人海涅“杞人忧天”

一百五十多年以前，马克思的朋友、“参加了我们的队伍”的德国杰出诗人海涅，在《路苔齐亚》法文本序言中，一方面热情的高呼：“愿这个旧世界崩溃，这个好人遭殃、坏人得势、人剥削人的旧社会！但愿它遭受彻底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讲了一大段通常被称为对革命“误解”的话，深深的震颤了我的心。他说：

我承认未来时代属于共产主义的，我是用一种忧虑和非常恐怖的语调来说这句话的，我真到了那个时代，那个被无知的偶像破坏者们掌握了政权的时代时，我总是惊恐欲绝。他们将要用胼胝的双手毫不悯惜地摧毁我无限心爱的一切美丽的白石雕像……；他们将要毁坏我的月桂树丛林，而在那里栽植马铃薯；……百合花，它将被人从社会的土地上拔掉，除非它手里拿起纺锤来；而夜莺，那些无用的歌人，将被驱逐，还有，唉！我的歌集将被香料杂货小商贩用来做纸口袋，给未来时代可怜的老太婆装咖啡和烟丝。唉！我预见了这一切，……。

一个多世纪以后，中国大地上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狂潮，使诗人海涅的忧虑变为现实。在“破四旧”的口号下，除几本经典之外，成堆的古今中外优秀书籍如“纸船明烛照天烧”；碑林、庙宇等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被“革命的铁锤”砸个稀巴烂；大批文化人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在劳改所里饱尝皮肉之苦；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赶到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花园里的百合花、月桂树也未能幸免，它们揣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冤魂，被斩草除根，花园变为向日葵园和老玉米地。那个年代，知识成为无用而反动的代名词，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之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臭老九”。相传著名学者梁漱溟曾作《吟“臭老九”》诗一首：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日，也要揪出满街走。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著述不算少，几乎都是从政治层面上阐述，极少有从知识、文化层次上论及。这里，我想提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政党，一度如此狂热的“反文化”，搞起蒙昧主义呢？仅仅从某一项方针、政策的失误，如“以阶级斗争为纲”，或左的知识分子政策等，很难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我个人认为，作为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权体制下对人性认识的扭曲，是重要的原因。

二、政治家的知识观滞后

党的一些领袖历史上并不否认，甚至非常强调知识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制定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政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等，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但从全局看来，始终未能统领大家形成全民族尊重知识、热爱知识的浓厚氛围，而轻视知识、藐视知识、反对知识的潜流，却始终流淌着，以至最后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从领导角度讲，我个人以为其重要的认识原因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历史的和现代的知识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滞后性。突出的表现为：

崇尚经验，贬低书本知识。如认为“工农是最有知识的人”， “书读得越多就越蠢”，“读多了，害死人”等等。经验重要不重要呢？很重要，它是知识的基础。但它偏于感性和个别性，而书本知识即理论知识，是经验的升华，使知识由感性上升为理性，因此更具有普遍性，更为重要。随着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理性知识，即系统的科学知识占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挥了越来越突出的作用，以至有的学者认为：“知识的生产率已经成为（劳动）生产率、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性，知识观明显的滞后了。

崇尚实践，否定教育。当年苏联就曾出现过一种舆论：工人、农民受高等教育，“就不再是真正的人，而变成第二等人了”，“受教育竟是一项有害而危险的事业”。以至斯大林在苏共党的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曾批评“这些奇怪的同志将来会走上颂扬落后、无知、黑暗、反动的地步”。不幸的是，在中国也曾出现过这一倾向，如认为：“读书总比宰猪容易得多”，“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坚定不再进学校”，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学校培养的许多人，成为修正主义的苗子，主张停办大学。

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再加上一些领袖的倡导，使我国整个社会曾一度笼罩在“反文化”的蒙昧主义迷雾中。如政治上，个人崇拜之风愈演愈烈；建设中，1958年“大跃进”以和科学“对着干”为荣的反科学倾向；思想上，以“知识分子头脑复杂”为耻，“大老粗头脑简单”为荣的反智倾向，等等，这些是每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记忆犹新的。

党的历史上，我们一些领袖也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存在着如此强烈的反知识倾向呢？就认识论而言，领袖是杰出的人，也是普通的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包括个性，不能不对他们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和印迹。有些人生长和生活于长期封闭停滞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所学的多为中国传统和西方20世纪初的科学技术知识，后来长期置身于革命事业，对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缺乏了解。他们的知识观念，也就是对“人”的认识，我认为基本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有两只手”、“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海战术”等等，对知识和科学技术在“人”的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感知甚少，估计甚低，距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认识，相距甚远，这不能不是出现反知识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文化战略失误

我以为，我们党一度的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又把“反文化”倾向推向祸及有文化的人，即知识分子。建国以后，党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如下战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肃清帝国主义和西方文化影响，改造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大规模宣传和灌输马克思主义。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上层建筑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指导思想，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防碍民主改革的消极因素，而且是防碍工业化的消极因素，如认为：“知识分子改造是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于是相继开展起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思想，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梁漱溟的文化观，直到反右（派）斗争。尔后又有“插红旗，拔白旗”，批判“白专”，矛头所指，几乎涉及学校的所有老师和学生。初期的运动，应当说对肃清西方殖民主义影响，振奋民族精神，在当时起了一定作用，然而，整个批判运动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的由思想文化转到知识分子群体，由思想清算转到政治斗争，由一般批判转到对人的政治惩罚。

今天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思想文化战略存在着明显的失误。它急于“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中绝种”，清除历史留下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实行两个“彻底决裂”（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实现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一统天下。这种思想上追求“纯而又纯”和经济上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一样，是在现实世界希望建造“空中楼阁”，它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实施中我们又以政权力量和政治运动形式，强制性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违背了思想的特点和认识的规律。正如一位伟人所说，思想是消灭不了的，思想只能改变。也就是只能以现有的思想认识为基础，通过学习和实践，逐步的提高和改变。这种急于求成的做法，还容易混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混淆政治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使许多人受到伤害，特别是传统文化载体的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受到的伤害最大。

文化战略中有三个影响很大的口号，值得重新探讨和认识：

其一，关于灭资兴无。“灭资兴无”的“资产阶级思想”内含是什么？“无产阶级思想”内含又是什么？从历年来搞的文化思想批判看，“无产阶级思想”内涵是指集体主义的（排斥个性、个体），单一化的（排斥多样性），纯而又纯的（消灭各种矛盾），理想主义的（排斥现实利益），禁欲主义的（排斥物质利益）的要求和理念。凡不符合这一理念的思想、行为，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世界观”。

其二，关于“不破不立”。早在1954年周扬代表官方所作的《我们必须战斗》的动员文化批判的报告中，就曾讲到：“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建设的运动”。60年代，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即“5.16通知”，进一步明确提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这些提法表明，“不破不立”说，把新与旧、唯物与唯心以及不同学术学派之间的关系，统统视为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这显然是片面的；“破就是立”，根本说不通。破坏是破坏，建设是建设，两者虽有联系，但破坏决不等于建设。几十年来的历史说明，要张扬马克思主义，仅仅批判唯心论是不够的，必须认真地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思想文化学术领域的问题，并从中得出有说服力的新的结论才行。也就是说，光有“破”是不行的，必须有“立”，“立”是根本；“立”什么？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立“绝对地位”，“绝对权威”，思想学术领域的权威、地位，靠主观的、人为的去“立”，是立不起来的，它是一种客观的社会评价和多数人的共识。

其三，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长期以来在学术领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一直是革命与批判的主要对象，不管是批胡适、俞平伯，还是批胡风，他们的主要罪名都是贩卖“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其实，唯心主义只是人们的一种认识路线。从人类发展史上看，唯心主义与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比较，它突出了人在认识世界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个很大的进步。从一般的认识论角度讲，唯心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过程中，由于种种复杂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失误。把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紧紧捆在一起，是把认识问题简单化、政治化、阶级化了。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仿佛封建阶级没有唯心主义，无产阶级根本不会犯唯心主义错误。即使从学术角度讲，唯心主义也并非一无是处。凡认真读过几本不同学术流派著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有些“唯心主义著作”，十分深刻而有价值。相反，不少“唯物主义著作”，并不一定本本有真知灼见。列宁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正是对“聪明的唯心主义”著作的肯定。具体到一个学者、一本书，情况又十分复杂。有的总体上是唯心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能从实际出发，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有的总体上是唯物史观，若干问题的分析却陷入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这种现象难道罕见吗？

四、高度集权体制与知识分子问题

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度的高度集权体制，曾要求社会的全体成员，一切行动无条件服从统一的指挥，思想上做“驯服工具”。林彪鼓吹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实际是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完全把人当成了机器，当成了工具。人和机器、工具最大的不同，恰恰在于人有思想，执行要靠主观能动性。即使战争年代，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之一，也是发扬军事民主。柯庆施唱得调子最高：“相信领袖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则是赤裸裸的蒙昧主义。一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气氛：“大树特树领袖的绝对权威”，“紧跟领袖就是方向，紧跟领袖就是胜利”。全党只有一个头脑在想问题，大多数人只是消极的服从和紧跟，扼杀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和创造精神。一个人从儿童起，接受的教育就是：“听话才是好孩子”。到了青年时期必须学做一切听从领导安排的“螺丝钉”，当了干部要处处与顶头上司“保持一致”，一切“紧跟照办”。

在当时这样一种气氛下，知识分子的某些特点显得格外不协调。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思想比较活跃，爱想问题，那时便往往被视为“思想复杂”，“不好领导”；知识分子有较多的知识，“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眼界比较开阔，思维方式上具有多元性，不习惯单一性，容易提出一些不同意见，那时便往往被领导视为“异类”；知识分子的工作方式具有个体特点，每个人的脑袋都是一座独立的加工厂，习惯于发挥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反映在个性上往往“特立独行”，容易缺乏“集体主义”观念，这一特点又常（下转26页）（上接57页）常被夸大为“个人主义”、“精神贵族”；知识分子相对地说接触书本知识多，对世俗社会缺乏深切的了解，在行为方式上往往“书生气十足”、“认死理儿”，有些人甚至不知天高地厚的喊出：“从道不从君”、“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也”之类的疯话，留给领导的印象：“十分狂妄”。知识分子的上述特点决定，碰到与领导有意见分歧，特别是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那时便往往被“上纲上线”，当成敌对分子。在有了以思想划阶级的错误理论以后，知识分子顺理成章的被划为资产阶级，几乎统统成为革命的对象，并被赶出上层建筑的舞台，于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的惨痛悲剧。

这里，我想讲一讲“与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一致，如有的认为，“‘一致’就是中央怎么想，我就怎么想；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的一听有不同意见，就上纲为与中央不保持一致。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与中央保持一致呢？我认为，政治上保持一致，就是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思想上保持一致，就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思想路线。至于在若干具体问题上，领导与被领导，中央与一般党员，干部与群众，由于所处的地位、思想水平、了解情况等方面的差别，出现这样那样不同的认识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随便扣上“不一致”的帽子。

从认识论上说，全党的认识状况总是处于又一致又不一致，由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中。问题在于，大的政治行动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的决议，全党统一行动；努力使认识上的不一致，通过学习、讨论，逐渐达到或接近一致。有些认识上的不一致，应当允许其在行动上不违反决议的条件下，保留意见，通过实践去解决。我想，只有这样认识“与中央保持一致”，才能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加民主的空气，调动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全党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全党的工作日臻完善。

2004年第2期 张仲瀚——从南泥湾到新疆军垦　作者：刘良玉

从南泥湾屯垦到新疆戍边

抗日战争时期，张仲瀚原在河北沧县老家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八路军一二○师，任津南自卫军司令员，1940年到延安，在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任七一九团团长，参加了著名的南泥湾屯垦。

1949年，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时，张仲瀚所在的359旅编入了一野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仲瀚任一兵团二军六师师长。张仲瀚与南泥湾有着深深的情结，他要把南泥湾屯垦的经验带到边疆去，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1949年9月26日，兰州刚刚解放，彭德怀在布置下一步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时，又明确提出：“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就是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今年一定要进军新疆，为明春开荒生产做好一切准备。”他指着一张西北地图说：“大家看看，西北有多大一块地方啊!地大物博，但却人烟稀少，极度贫困，还十分荒凉，需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搞建设。……我们解放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改变大西北的面貌，这就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义不容辞的任务。”张仲瀚全神贯注地听着彭总的讲话，心里已把屯垦戍边，建设大西北视作己任，开始筹划了。当时他部下的一位团长谢高忠(后任兵团农二师师长、兵团副司令员，自治区副主席)回忆说：“当我随从张仲瀚首批进疆抵达南疆开都河畔的时候，我发现在听彭老总的报告之后，他已经把棋子捏在手中转了又转。而我们似乎还没有从昨天的战斗中走出来，张仲瀚已经跨进了明天的门坎。他这位先遣队司令随同带来了一批工程勘测设计和农业专业人员，我起初还大惑不解呢？”1949年9月25日，张仲瀚率全师到达南疆古城焉耆。在别人看来，这里是满目破败、衰落、荒凉的景象，荒滩连着草原一望无际，但张仲瀚却十分高兴。他对谢高忠说：“老谢，高兴吧!比南泥湾棒多了!天助我也。夺取政权搞建设是最高的目的，这千古荒原，这半壁江山我们守定了，坐定了，干定了，有多少劲也能使得上。”这时，他对开荒造田，向土地要粮已经是迫不及待。他说：“自己养活自己，让老百姓休养生息，给自己创造一块建国立家的经济根据地。”几天以后他就要求谢高忠陪他到周围去勘踏。他说：“军令在身，任何忧郁、迟疑、等待都与我们的身份不相称。没有休整的机会了，你明天就和我一道去踏勘定点。”他要求谢高忠所属团部在开都河、铁门关一带定点设立司令部，就是后来的兵团农二师所在地。他还经常提到那些屯垦戍边的先驱者。他说：“只要发动同志干起来，你谢高忠比他左宗棠气派大多了，左公去后留下杨柳三千棵，叫诗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亿万棵。我们要留住春风绿边疆。”焉耆是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方，张仲瀚在踏勘时，出入牧民家中，还拜访蒙古王爷，他们听说来人是人民解放军的师长，以大礼相迎。张仲瀚说：“蒙古民族是中华民族中有建树的兄弟民族，但放牧生活终不能使他们摆脱落后与贫困。……我们在新疆的解放军应历史的需要，必定要做先进生产力的带头人。”

在踏勘中，遍地是牛羊粪肥，张仲瀚立即号召全师战士挑起筐来去街头巷尾拣肥，作春耕准备。这条指示不胫而走，成了当时的一大新闻，也感动了驻在当地的起义部队二十七师的官兵，师长陈俊为此专门拜访了张仲瀚，说：“将军此举不亚于给我一面镜子。陈某思之再三，夜不能寐。扪心自问，惭愧惭愧。”陈师长的来访，引起张仲瀚的深思。他对谢高忠说：“我压根儿没想到拾粪这件事会弄得满城响。看来当兵只管吃粮的思想毒害人们太深。”又说：“我得感谢南泥湾大生产，那是对我的一次委实重要的洗礼。今日重操农事，让部队拾粪积肥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这说明拾得太少了，永远拾下去就变得平常又正常。”

和起义名将陶峙岳一起共创石河子市

1950年3月，张仲瀚调任二十二兵团，这是以新疆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改编的，张仲瀚开始任二十二兵团九军政委，后任二十二兵团政治部主任兼第九军政委，对团结、教育这支部队做了大量工作，使这支部队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政策，感受到了共产党的伟大。他团结、尊重起义将领的作风，尤其受到传颂。他对陶峙岳司令员，陶晋初副司令员等起义将领在和平解放新疆上的作用，给予很高评价，并在工作、生活上给以多方面的照顾。他经常说“三人行，必有吾师”。他认为一大批来自起义人员的干部，他们钻研农业科学技术，亲临第一线指挥生产的刻苦精神和扎实作风，都是自己的楷模。他常说：“群众路线，党内党外都是一样。”他与陶峙岳一起下基层时总是开车门，让陶先上车：同行时，总让陶走在前面。

1954年，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赵锡光患病住院，张仲瀚特地从兰州请来厨师为赵做饭，打电话给北京的王震，找卫生部长李德全为赵寻找一个治胃病的秘方，找到后，王震派人乘飞机送到新疆。他经常到医院去看望，陪同家属在病房守护。赵在病危中对张仲瀚说：“从你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伟大。”

石河子垦区和它的中心———石河子市，今天已扬名中外，但人们不能忘记当年的开创者王震、陶峙岳、张仲瀚等为它付出的心血和艰辛。

1950年6月，王震派出了一批新参军的农业、水利技术人员到张仲瀚处报到，他热烈欢迎大家，并说：“全军就要开始生产运动，军队要有一个领导的机构，研究全军生产怎么搞，新疆有新疆的特点，这里能种什么，怎么种才能丰收，一定要搞好科学试验。”于是农业生产试验组很快成立了，从内地引进了几十个棉花和蔬菜品种进行试验。这年春天，张仲瀚和陶峙岳陪同王震在玛纳斯河流域勘察了五天。当时玛纳斯河大桥正在抢修，他们只好徒步前进，徒步过河，张仲瀚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们是一同携手过玛纳斯河啊!”他们在茫茫无际的苇湖中仔细勘测到天黑，几乎迷失方向，幸亏警卫人员把他们找了出来，一个个混身上下沾满了泥浆和雪，由于穿了皮大衣和高筒毡靴，才没有冻着。张仲瀚掌握了玛纳斯河流域和石河子地区大量第一手资料，开始草拟石河子开发的初步规划，并制定在石河子建立一个新城的计划。王震说：“我们就在这里建成一个生产指挥中心，还要把它建成一座现代化的新城。”陶峙岳说：“王司令员如果同意，这件事就交给我吧!”王震说：“有陶将军挂帅，定会旗开得胜。”又说：“咱们此生的目的，就是要准备干一番前无古人的事业，要让戈壁变绿洲，沙漠变良田。”

1950年8月，王震和陶峙岳、张仲瀚、陶晋初在石河子的土房子里讨论，规划石河子市的未来。以后，由张仲瀚主持制定石河子新城的规划，征求了许多专家的意见，他自己也亲自划出草图，对提出的方案和设计人员反复研讨。他多次谈到城市建设要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还要扩大工业区用地，讲石河子应当发展工业的必要性。张仲瀚还说，他在进疆的途中，就想按自己的考虑建设好一座城市。他开始设计的草图是手掌大的草图，以后逐步放大，最后成为万分之一的正式草图。

1952年由他领导重新编制的石河子城市规划，也就是今天石河子市区建成的格局。在石河子未建设前，几位领导借老百姓的房子住，随从人员要挖个地窝子住，张仲瀚也参加挖。他说：“干这个我是内行，你们没有赶上南泥湾挖窑洞，今天赶上了天山脚下挖地窝，非常好!明天的高楼大厦就从地窝子开始吧!”

石河子地区过去被认为是不能植棉的禁区。1951年，张仲瀚考察时一个连长从老家带来棉种种在菜地上，亩产皮棉20斤，虽然产量不高，但说明这里能种棉花。这使张仲瀚十分兴奋，连夜与陶峙岳商讨，第二天报告了王震，他们都为这一发现和可能建成一个大棉花基地而激动不已。经过认真讨论，并和技术专家签订合同，决定在1952年试种2万亩高产棉花的计划，结果获得亩产皮棉l02斤的好成绩。这是一大创举，走出了前人没走的路。正是从这里开始，才有了今天石河子垦区和整个北疆地区几百万亩的国家棉花基地，棉花总产量占全国的1/5。

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农垦部副部长

1954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设在乌鲁木齐，张仲瀚也由石河子移住乌鲁木齐。1956年，中央在讨论组建农垦部领导班子时，毛泽东点名要他担任副部长。

其实，张仲瀚和毛泽东交往并不多，但却给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仲瀚在北京上中学时，结识了梅兰芳等人，学会唱京戏。1940年12月20日，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他上台表演了京剧《四进士》。毛泽东、贺龙等中央领导看了这次演出，毛泽东悄悄问贺龙，“他就是那个津南抗日自卫军的司令吗？”贺龙点点头说：“就是他把日本鬼子搞得日夜不宁呢！”毛泽东听说他是719团团长时说：“好啊，好好当，要当好一个团长还要努力！”1943年9月，毛泽东视察南泥湾数日，也到了719团的驻地“九龙泉”。这里的泉水是有名的，毛泽东喝了九龙泉的水，张仲瀚还请毛泽东吃饭，所用的肉菜蛋，都是屯垦战士自己生产的，毛泽东夸奖说：“好！好！”这不就叫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吗？1944年5月1日，南泥湾垦区政府成立，张仲瀚兼任了领导职务。

十几年后的1956年，毛泽东不记得张仲瀚的名字了，他问王震：在延安时一个英俊的团长，会打篮球，个子高高的，又会唱京戏，那个人现在哪里？王震回答：他叫张仲瀚，现在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毛泽东说：他不可以当副部长吗？由于毛泽东点将，张仲瀚担任了农垦部的副部长，但仍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副政委(政委由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兼任)，长驻新疆。

在1954年以后的17年间，兵团先后成立了10个农业师，逐步开垦出千万亩耕地。现在的兵团拥有各类企业700多个，有178个工农商并举的团场，二、三产业占50%以上，形成一批繁荣的团场小城镇，整个兵团是一个农工商一条龙的大型联合企业，生产着占自治区10%的粮食和40%的棉花，拥有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的棉纺、毛纺、制糖等先进企业。遵照毛主席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的指示，张仲瀚说服大家，从1964年起，兵团每年拿出800万元帮助各族人民搞农田、造林、庭院、水利等建设。贺龙听说后，非常满意，说“你们这笔钱花的对”，“这个钱越花的多些越对。这种事要长期办下去。”张仲瀚说：“我们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当作自己一辈子的终身事业。”贺龙说“要两代、三代，世世代代办下去。”张仲瀚还十分注意顾全大局，主动承担国家的困难。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张仲瀚从自己开始，降低供应标推，压缩经费，让出财力物力，接纳远道来兵团逃荒就食者20多万人，并为河南、河北、山东、甘肃缺粮区调运4000万公斤粮食。

1962年夏天，张仲瀚在检查工作中，发现有人要农场精简职工遣返回内地老家，他立即批评此举，并说：决不能这样做。兵团要顾全大局，责无旁贷地主动为国分忧，兵团不为国家承担困难，让谁去承担呢？又说，回去后生活困难，不是还要回来吗？这无疑是让职工携老带小往返折腾受苦受难吗？他立即制止了这一错误的行为。

为使戈壁变绿洲，张仲瀚狠抓植树造林、牧草轮作等改造盐碱地的工作，农田林网化，人进沙退，小城镇建设，成为兵团十分诱人的特色。他深入各个垦区，远行不问行路难。他在穿越塔里木沙漠时，汽车受阻，他下车自己推车走，途经古楼兰遗址时，张仲瀚感慨万千地说：“浩浩乎前不见古人!我们有责任建造出新的楼兰城。”以后建在那里的36团场就是他定的点，现在已是一座农牧结合的花果园了。50年代初，他到阿勒泰新成立的农10师去视察，他极目远望，阿尔泰山就在天边屹立，额尔齐斯河边片片丛林，是辽阔无边的大荒原，他说：“开垦出来都是好地。这些人烟稀少的荒原，弱者是无法生存的地方，我们要给他带来繁荣和文明。”他为这里即将建立的一座新城起名为“北屯”’意为在新疆的最北边执行屯垦戍边任务。张仲瀚说过：“夺取政权后，让国土荒芜着，地不能尽其力，人不能尽其才，我们就会成为国家的罪人。”

在生产建设兵团组建时，由于不再列国防军编制，实行转业，一些同志很不理解，当时正值国家实行部队军衔制，兵团转业不再评军衔，对大家影响很大，有的发牢骚，说“军不军民不民，二转子，还不如解甲归田回老家。”张仲瀚为此作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写了首七言诗：“雄师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争入玉门关。”这首反映他自己抱负的诗，也使他的同伴和下级深受感染，有些想走的人，又留了下来。

兵团表现在屯垦戍边上的成就，很快就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从1954年董必武第一个视察石河子开始，1958年朱德来视察，1965年周恩来、陈毅、贺龙也来了，还有国际友人胡志明、西哈努克，以及众多的国外观察家，张仲瀚常陪同视察。朱德说：“我来到了一个花园农场”，“来到这个农场真不愿走。”陈毅留下了“白杨梯堤护农地，水道纵横育稻苗”和“戈壁惊开新世界”的诗句。

周恩来早在1962年时就已十分关注兵团的事业了，并曾约张仲瀚一道去广州，为在那里召开的部队转业会议介绍经验，总理向张仲瀚直接询问兵团的详细情况。1965年、1966年，周总理对张仲瀚委以重任，要求他帮助即将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建立新的生产兵团的工作。周恩来对张仲瀚说：“新建的农业兵团和林业兵团，由你管起来。以后要西北局成立一个关于农业兵团和林业兵团的领导小组，你参加这个小组，以这样的方式来管。”张仲瀚抽调数百名骨干去支援。在甘肃组建了农建十一师、青海农建十二师、宁夏农建十三师、陕西农建十四师。而这两个兵团受文革的影响，未能正常发展起来。1966年，周恩来还指示张仲瀚派人员支援西藏建立生产建设兵团，张仲瀚立即筹建了1500人的骨干并派专人护送到西藏。因受文革影响，这批人员后来又返回了新疆。

毛泽东虽然没有去过新疆，但是他也深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起的重要作用。

1962年中印边境发生紧急情况时，张仲瀚指挥值班连队参加反击，有1万多人和400辆汽车，参与运物资和抢救伤员。这年5月，中苏边境发生边民外逃事件，张仲瀚挺身而出，说明真相，劝阻边民。此后，又在中苏边境一带，抽调3万多人，建起58个边境农场，实行“三代”（代耕、代收、代管），成为参与稳定边疆局势的一支重要力量。毛泽东听说后很是称赞，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了情况能打仗！我看有希望。”

周恩来曾对张仲瀚说：“毛主席和我有一个设想，把我国1/3以上的军队，改为生产建设部队。”可以看出，毛泽东、周恩来都十分看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功实践，他们都希望在边疆地区扩大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

张仲瀚在“四人帮”横行时被管押8年，身体受到摧残，文革后期，他经毛泽东批准调入北京，由部队安排工作，任炮兵司令部顾问。不久，就住进了北京的海军医院，后又转入到301医院，再未出院。就是在这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关心新疆的建设和开发。他曾向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信要求恢复兵团，并在病床上为新中国的屯垦戍边事业留下了《忆新疆》和《周总理关怀屯垦戍边》等文章。《忆新疆》一文未完，即于1980年3月离开人世。文中留下一首长诗《老兵歌》，是从1961年写起，经过多年补充修改。这是一首反映兵团建设经验成就的长诗，诗文从“兵出南泥湾”、“高歌进新疆”开始；以“江山空半壁，何忍国土荒”表达他的心愿；以“兵团多健儿，未离手中枪”表示兵团坚定执行屯垦戍边保卫国土的任务。

张仲瀚对到医院探望他的干部说：我想抓紧时间写些东西，写我们兵团的创业史，呈送党中央留给后人参考，尽我最后一份责任。张仲瀚不愧为一位发扬光大南泥湾精神和屯垦戍边优良传统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一位为西部的屯垦戍边自觉奋斗不息的将军。

2004年第2期 葡萄“酒圣”张弼士的乡梓情　作者：张振成

张弼士是清末民初一位被誉为传奇式人物的爱国华侨实业家，又是“实业兴邦”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尤其以创办驰名中外的张裕酿酒公司而奠定他在中国酿酒工业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清末民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早期发展中有较大影响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艰辛的海外创业而后欲振翅高飞

张弼士，名肇燮，别字振勋，1841年12月21日（清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黄堂车轮坪村，父亲张兰轩是清道光初年的秀才，在乡村当塾师，兼业医生，因家境贫困，张弼士只随父读过三年书，当他听说家乡有人在南洋发迹后，遂决计从商闯荡南洋，“创兴实业，为国外华侨生色，为祖国人民增辉”。

1858年，张弼士前往荷属东印度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做苦工，三年期满后到一家福建华侨的纸行当店员，因工作勤恳，聪敏能干而提升为买卖手，后又当上管帐先生，因工作出色，纸行的老板将女儿许嫁给他，后岳父病逝继承其遗产，改行经营经销酒类商行，又承办当地酒税和承包了新加坡典当捐务，不久又承办了荷属东印度一部分岛屿的鸦片烟税，还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从此财富日增。以此为基础抓住时机开始大量的投资兴业活动。

当时南洋土地肥沃，适宜垦殖，而荷属当局极欲开发。张弼士看准机会，利用其自身优势雇佣华人开办垦殖公司，创办了裕和垦殖公司、亚齐垦殖公司、裕兴垦殖公司、笠旺垦殖公司、万裕兴垦殖公司，1866年至1898年30年间，张弼士垦殖业不断发展，仅日里笠旺垦殖公司就先后建立橡胶园八所，直径百余里，拥有雇工数万人，可见规模之大，张弼士从中也赚取了丰厚的利润。随后张弼士又开办了矿务公司、远洋轮船公司、日里银行，组织过药材批发。此外张弼士还在南洋购置了大量房地产，张字号企业一时遍布南洋，张弼士在全盛时期，其国内外全部资产达到七八千万之巨，成为当时海外侨商中首屈一指的巨富。

张弼士发达后并没有忘怀祖国，当他成为当地华侨极有影响的人物后，英荷殖民当局拟对其封官赏爵以便为殖民当局服务，被他拒绝。说：“吾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没有忘记当初的诺言而后拉开了大举向国内投资的序幕。

为国生辉的爱国情怀

19世纪末甲午战败后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严重，清政府不得不改变过去的轻商抑商政策，尤其是海外华侨的经济实力也极为政府借重，清政府训令各省大臣广揽南洋富商回国投资并赐高官勋爵。张弼士毅然听从朝廷召唤回国投资。

回国后张弼士受到清廷的厚待，李鸿章、盛宣怀等重要大员鼎力支持其实业活动，慈禧、光绪先后三次召见张弼士，最后赏赐头品顶戴、补授太仆寺正卿职，同时张弼士向清廷提出振兴商务、发展实业的全盘计划。第一“中国商智未开，商力较微，而各国莫不藉商战以争利于中原、商务一端，在我已有不能自支之势。居今日而思补救，因非招致外埠华商维持商务不可，振兴商务，尤非向闽、广等省入手不可”。第二在具体办法上，“如由商埠择其声望素罕之员，奏请特派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之路矿事，宜予以保护华商之任”。第三在发展步骤上，“先由督办凑集华款，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垦种工艺，创办一、二事以为程式，二、三年后著有成效，昭示大信，再劝华商出其资财承办各项公司。极力经营，由南而北，逐渐扩充”，如此“中国增亿兆之资，利权既挽，主权自尊，战胜之机，固不尽在折冲间矣”。表现了张弼士拳拳爱国之热忱，殷殷自强之希望，这一计划由此得以批准、推广。张弼士也因此被任命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1905年他身体力行率领一个考察团到南洋，劝说华侨回国投资。在新加坡出席数十人宴会，张弼士接触侨领和巨商，呼吁他们“勿分畛域”，“视同一体”，振兴实业，为国出力。由于张的特殊身份，每到一处，往往是“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可见张弼士当时的影响力。正是受这样有代表人物榜样作用的影响，大量华人回国投资，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经济发展。据统计，“1872—1894年一共办了100多个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而“1912———1919年华侨投资的工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房地产业多达1042家。”

张弼士病逝后，郑观应对其生平作了中肯评价，指出张公“所最难者，拥厚资不自暇，晚年已垂老，不惮焦劳，无非欲提倡实业，遂其救国救民之志”，这也正是张弼士实业经营活动重要思想基础。

在张弼士的民族爱国思想中，由于长期在国外接受不同思想文化熏陶，振兴实业、富强国家，其内容显然不是完全尽忠清朝封建统治，也不是复兴汉族王朝，而是希望整个民族的强盛和繁荣。在这一点上与同时代保守的商贾相比显得尤为开明进步。

1904年湘、鄂、粤三省绅商士人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的合同，主张收回集股自办。在这次收回路权的斗争中，张弼士坚决站在商方一边。据当时报纸记载：(粤汉铁路)“争回自办，粤人有张弼士侍郎肩任其事，鄂省复有南皮尚书鼎力主持，与湘绅同德同心，方谓可破中国向来敷衍迁就之积习，夺外蔑视之奸胆，申正义以绝阴谋，壮国威而保权利，在此一举。“清廷慑于群愤，收回粤汉铁路，允许商股自力，张弼士等人功不可没。”

但到了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极大触犯了商人利益，张弼士不断上奏朝廷，力言铁路国有不当，但未被采纳，因此他看透了清廷的腐败无能，转而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张弼士的儿子张秩捃参加了同盟会，张弼士此刻也很愿意结交一些革命党人，慷慨解囊，通过胡汉民捐助了孙中山白银30万两。武昌起义爆发后，张弼士又与张耀轩以南洋中华商会名义发动群众捐赠巨款。辛亥革命后张公又资助福建民军7万元。正是出于对张公资助革命的感谢，加之对其“实业兴邦”的褒奖，当1912年孙中山莅临烟台时遂题赠张裕公司“品重醴泉”。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企业题词较为罕见，其寓义深刻。

2004年第2期 周学熙：实业巨头到北洋财长　作者：段明艳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周学熙字辑之，号止庵，晚年号枕云居士，又号砚耕老人，1866出生于安徽建德（今东至）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880年首次参加童子试，此后十余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于在1894年乡试中举，但后来的两次会试都未被录取。1895年中国由于甲午战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北京的知识分子“公车上书”，首先行动起来，要求变法维新，寻找富国强兵的新路。科举仕途的坎坷及时局的影响，使他毅然做出了弃举业投实业的决定。在父亲的支持和帮助下，1897年他开始涉足实业，并顺利地当上了开平矿务局董事及驻上海分局的监察，负责监督推销开平煤炭。从此他潜心致力于实业，实践着“实业救国”的梦想。

从英商手里收回唐山细棉土厂，使之再度崛起

周学熙任职的开平矿务局是当时中国规模较大的新式煤矿之一，煤田蕴藏丰富，使用外国进口机器，所产的煤炭质量较好，发火力强，煤灰少。在上海时，他经常来往于温州、厦门、汕头、福州、澳门、广东等地，察看煤炭在南方的销售情况。虽刚刚涉足实业，就表现出了聪慧精干，很受器重，1898年即升任开平局会办，后升为总办。在他的经营下，煤炭生产和销售都很顺利。

在南方各省督办煤炭销售时，周学熙注意到由于各地纷纷建厂、建矿、修铁路，水泥的潜在市场很大，可国内却没有一家水泥厂，全部要靠进口，价钱昂贵。此前唐廷枢曾在唐山建立了“细棉土”（水泥的译名）厂，由于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落后，规模小，1893年不得不关闭。周学熙经过认真的市场调查后，他认为国产水泥成本虽高，但还是要比进口水泥便宜，所以向清政府奏请重新开办唐山水泥厂。1900年4月得到清政府同意，开始筹备建厂。

周学熙首先委任开平矿物局矿师李希明任经理，聘请德国技师汉斯·昆德为总技师，汉斯·昆德等人对唐山的土石进行化验，发现唐山土石是制造上等水泥的最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水泥厂即将开工。就在这时1898年秋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京津地区，紧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当时周学熙因事又不在唐山，作为开平督办的张翼吓得躲在寓所不敢出门，开平矿物局乱作一团，恢复细棉土厂一事暂时搁浅。

八国联军入侵华北后，英德军队占了唐山矿区。在混乱中，英国商人和天津海关税务司官员德国人德璀琳联合，连吓带骗，从督办张翼手中，以极低的代价“买”去了开平矿务局和唐山细棉土厂，其中包括唐山、林西两座煤矿、承平银矿，天津总局的房屋，天津塘沽、上海、香港、广州等地的运煤码头及运河、轮船等。他们转手又卖给了英商墨林，墨林又转手将之卖给“东方辛迪加”，1900年底组成开平矿物有限公司在英国注册，承接了开平矿物局的全部产权。

周学熙回来后，英国商人为了手续完备，又企图诱骗他在卖矿契约上签字。周学熙不顾威胁，断然拒绝签字，愤而辞去总办职务，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04年袁世凯让周学熙在国内负责办理“收开”的交涉，周学熙调来有关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案卷，经反复研究得出结论：由于张翼的出卖，开平新公司已经在英国注册的事实很难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他提出了努力收回部分权益的建议，也就是先收回他曾经试图复建的唐山细棉土厂。

原来，唐山细棉土厂在垫款抵押开平矿时曾与开平立约：如果一方不愿合办，可提前三个月通知对方，即可分办。这些资料原来都保存在汉斯·昆德手里，汉斯·昆德是个正直的工程师，他目睹英国商人骗取开平矿务局的经过，对这种卑鄙行径十分痛恨，便主动将唐山水泥厂的资料文件全部保管起来，拒不交给英国人。后来，他将这些资料全部交到了周学熙的手中，正是凭着这些文件和资料，周学熙收回了细棉土厂。

收回细棉土厂后，周学熙将它改名为“启新洋灰公司”。因旧厂股本早已亏蚀尽，他把旧厂固定资本压低折价，动用自己淮军银钱所的存款，按老股本十万元结清旧案，又借一部分官款，还招集商股，待商股招满后迅速偿清所借官款，使这一官营企业逐渐转为私营企业。

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洋灰公司创办章程》规定：“本公司资本，以100万元为额，凡系本国人民均可附股，无论官、绅、商、庶入股者一率均享受股东之权利。”

为了在市场上站住脚，周学熙注意改进技术，时刻关注西方水泥制造工艺的改进和新设备的发明，一旦有新设备能促进水泥质量的提高，他总是不惜重金买进使用。启新公司的水泥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有名的建筑，都是用启新水泥建造的。

“以滦收开”，与英商斗争到底

1905年起英商变本加厉掠夺中国矿权，他们不仅采了开平矿区所属的矿坑，还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与开平矿区毗邻的滦州的矿源。周学熙认为如不先开采滦州矿源，该地区矿权势必旁落，北洋一切资源将被外国人掠夺。1907年他向袁世凯呈递“陈开滦矿界文”的建议，请求创建滦州煤矿，通过开发资源，收回权利，即“以滦收开”，最终得到袁世凯的同意。袁世凯以北洋大臣的名义，转咨农工商部准予注册，并下令“滦州地方三百三十方里矿界以内不准他人开采”，使滦矿比开平大10倍，还明确该矿系为北洋官矿，为北洋军需服务，以后他矿不得援以为例。

由于直隶各界人士对英国人以卑鄙手段骗取开平煤矿都很愤怒，所以对中国人自办的滦州煤矿都积极支持，纷纷投资入股，在几个月的时间，“滦州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周学熙担任总经理。他不等新式采煤机械运到，就先以土法上马开采，最先建成的是陈家岭矿井，随后又在印子沟、桃园、赵各庄、狼尾沟等地开挖了矿井，并在各矿之间建成专用铁路，安装电话。他还派人到德国订购适合滦州煤矿使用的最新式采煤机械，使煤炭质量大大超过了开平，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对开平煤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1909年冬天，在新任直隶总督陈夔龙的支持下，周学熙再次主持收回开平煤矿的事务。由于滦州煤矿已将开平煤矿紧紧包围住，而开平煤矿本身的蕴藏也快要开采完了，经过与英国外交部和英国公司长达半年的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英国把开平煤矿交还中国，中国付给英商178万英镑。当时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已达到170万英镑，加上公司拥有的其它产权，实际上已超过178万英镑，可见收回开平煤矿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经济上对国家也是有利的。由于当年出卖开平煤矿的张翼从中破坏，掌握国家大权的摄政王听信了张翼的胡话，不同意由国家支付这178万英镑，而滦矿也无力承担这笔费用，收开一事功败垂成。

周学照对张翼的卖国行为十分痛恨，他下决心和英国商人斗争到底。针对开平煤矿蕴藏将开采完的情况，他决定首先开采开平附近各矿的煤层，使开平的矿井无法向外延伸。面临着即将无煤可采的困境，英国商人多次对周学熙威逼利诱，周学熙都不予理睬。英国商人又通过英国领事向直隶总督施加压力，陈夔龙也都顶住了。英国商人在无可奈何之际，施出了最后一招，凭借着经济上有英国财团的大力支持，挑起一场煤价大战，把每吨煤价价格降低几乎一半，而且还根据销量，附赠礼品，企图以此压垮滦州煤矿。周学熙果断地接受了挑战，也采取相同的降价措施。两家公司争相降价，最后每销售一吨煤，两家公司都要倒赔很多。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对周学熙的斗争却不给一点财力上的支持。经过了近一年的价格大战后，双方处境都很艰难。最后英国商人改变了策略，开始大肆鼓吹“开滦合作”。他们在天津、上海的报纸上大造舆论，还专门花钱在天津办了张《北方日报》为“开滦合作”摇旗呐喊。同时，他们又从滦州煤矿内部进行分化瓦解，收买滦州煤矿的股东，要他们在董事会上提议放弃斗争、与开平煤矿合作。而滦州煤矿的一些股东，也因为公司亏损、无利可图，赞成与开平合作。

面对着重重困难，周学熙还是咬牙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准备与开平煤矿斗争到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滦州煤矿的股东们惟恐因为革命失掉自己的既得利益，纷纷主张向开平煤矿投降，企图靠外国势力保住自己的利益。周学熙势孤力单，最后只得痛苦地接受了与开平煤矿合作的谈判。当股东们一致推举他担任合并后成立的开滦矿务局总局督办时，周学熙坚决地推辞了。收回开平煤矿是周学熙的心愿，但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未能实现。1948年，唐山解放，开滦矿务局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周学熙却已于此前一年逝世了。

创办“北洋银元局”，督办天津官银号

1901年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由于八国联军的疯狂掠夺，天津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大批的银钱都被抢走，所以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制造货币、整顿金融。这不仅与整个经济界有关，也关系到能否巩固袁世凯的政治地位。袁世凯将周学熙调到天津，委派他为北洋银元局总办，要他尽快建成造币厂，铸出铜元。

周学熙四处勘察，利用一座寺庙的废墟，修建厂房，招募工匠，改造机器，亲自设计铜元的式样，仅仅用了73天，就建成了造币厂，铸出铜元150万枚。袁世凯最为担心的财政问题被周学熙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圆满解决，对他大为赞赏。到1907年3月，天津银元局各造币厂共铸银元571万多元。由于铜元式样新颖，便于携带，人们都乐于使用，因此北洋铜元的流通区域不断扩大。既满足了市场流通的需要，也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同时也打击了帝国主义、投机奸商和贪官污吏。

1902年，为了维持银根奇紧的天津金融，袁世凯在天津建立了一个官办金融机构———天津官银号（初为平市官银号），发行铸币、管制金融市场，并且准备以此为基础，联合绅商合股开设“天津银行”。筹措资本时，袁世凯试图官方不出钱，只用商人们的钱开办银行，自己从中渔利，结果绅商们都借故退出。袁世凯转而求助外国银行，也遭到拒绝。这时，周学熙提出天津官银号添设储蓄业务和商务柜，经营官民的存款业务，吸收社会游资，扩充官银号的资本，同时商务柜开办经营工商业的贷款、贴现和汇兑业务，并且发行银钱票。袁世凯遂任命周学熙为官银号督办。

他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定人员，明职责，待遇与资格挂钩，形成了一个自下而上层层负责的责任网，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还编订了官银号各项规则八十条。例如在办公时，以公事为主，不准闲谈。即使休息时，也不许高谈阔论，干扰他人行事。

为了确保金融业务的正常进行，改组后的官银号还规定每年“官本所得息银，除准允督宪提用外，其余一切官本、护本、公债及各项存款，无论何次公用，永不能提支”。另外，无论是公司、局、所还是商号前来借款，必须先查明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没有确切的偿还保障，概不出借。这条规定十分重要，它禁止了军政各方的硬性摊派和人情贷款，使银号避免了大量的呆账。

经过周学熙的改组，官银号扩大了营业范围，增加了营业项目，活跃了市面金融的周转流通，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促进了直隶工商业的发展，成为直隶全省重要的金融枢纽。袁世凯对周学熙格外嘉许，把北洋政府的行钞、铸币、财政、金融大权统统交给他掌管，周学熙成了真正的“财神爷”。

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为京城百姓谋福利

清朝末年，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人口增多，北京城里的生活用水和消防用水越来越成为问题，特别是每年春秋两季，气候干燥，常常发生火灾，因为没有水救火而损失巨大。北京地下水因含矿物质较多，历代井水苦咸，水垢较多，不宜工业用水，也不宜食用。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多次奏请清廷设“京师自来水厂”，清政府也考虑过几次，但因为北京缺少资金，更无合适的经办人而始终未建成。1908年由袁世凯推荐让周学熙办理京师自来水事务。

他立即挑选肯实干、又有真才实学的人，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他们勘察水源，设计水厂，丈量水管线路，仅用一个多月，就完成了这项庞大工程的设计工作。招集商股的时候，为维护民族工业的利益，章程规定只招华股，不招洋股。由于这是一件同人民生计息息相关的大好事，又可为工商业发展提供用水的便利，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招股进展顺利，工程很快施工。

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自来水器材的厂家，所有的设备材料都要进口。尤其是水塔建筑，连式样都要向洋商定制。周学熙采取向洋商招标的办法，天津、上海的几十家洋行争着要做这笔大买卖。他们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周学熙，有的买通了当朝权贵，以势压人；有的试图行贿收买经办人。周学熙对这些洋商洋行进行反复的考察和比较后，与德国商人开办的瑞记洋行签订了购置设备、承包工程的合同。然而，瑞记洋行在合同签订之后，为了赚取更大的利润，又在工程预算中做手脚，企图提高工程费用。没想到周学熙对于整个工程的各个环节，甚至一些具体的技术性问题，都掌握得清清楚楚，每次都以精确的数字和准确的市场行情把德方驳得哑口无言。由于周学熙的精打细算，工程的实际费用比预算大为减少。

在施工期间，朝廷又发生变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袁世凯被开缺“回籍养疴”，自来水公司的工期也一推再推。尽管如此，经过22个月的精心筹划和施工，1910年2月，京师自来水工程终于全部竣工了。其施工速度之快、工程效率之高、花费之节省，在当时都是绝无仅有的。该工程开北京市水建工程之先河，孙河、东直门两座水厂和城内由干管、支管、终端水管组成的供水网络，构成了北京市供水方面的初步格局。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这项工程一直在北京市区用水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在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中，京师自来水公司也有着不同于其他事业的意义，这是最直接为老百姓谋福利的一项工程。

两任财政总长多建树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组成了第一届以唐绍仪为总理的“混合内阁”，醉心于议会制的唐内阁处处要行使议会的权利，最终被袁世凯解散。第二次组阁时，周学熙被补员成了财政总长。但此时的周学熙已目睹了前届内阁的短命，目睹了内阁大员走马灯似地更换，更目睹了频仍不断的内乱和外患。1912年7月他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就职。

对于袁世凯政府来说，财政困难是他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由于战乱而导致的百业凋零，加之国库空虚，外部帝国主义列强逼债又紧，国家经济已陷入绝境。周学熙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一上任他就像一架机器一样迅速地运转起来。他用不到10天时间，就向国会提交了《财政政见书》，以其20多年的为官经验，详细论述了当前国家财政危机的根源和解决的方略。同年11月、12月又撰写发布了《财政方针说明书》、《财政计划说帖》。这三个文件总括表明了他对国家财政发展的施政方针。论述之详细、涉及问题之广泛、恢复计划之宏大完备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使国库充裕，他大胆地进行了税制改革。他首先指出当时税制紊乱的三点原因：一是穷者纳税繁重，二是富者不纳税。即一部分享有特权的巨绅富士独免纳税的义务。他认为上述两点很不平等，因此应实行平等纳税的原则。三是地方截留税收。他采取了集主要税源统归中央的办法，把大部财权收归国家。建立新的财政管理体制，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区分国家税和地方税。为落实中央与地方依标准分权收税的规定，提出在各省设国税厅，分属财政部，以综理国家税收。随着中央权威的增长，民国二年国库收入增多了。他解决财政问题的很多办法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为各届民国政府所采用。例如他曾带领财政部的部员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编制出全国预算分表47册，在此基础上造出民国二年的年度出入总预算。自此以后，民国财政部开始了每年的预算表册的编制。

“实业救国”是周学熙一生的信念和追求。在改革税制的同时，他以“振兴实业”作为治本之策，因此当国家税收问题刚有起色时，他立即着手保护工商产业。他从国家预算的九亿元中划拨一亿元作为资助十种新兴事业的专款。他确信如果这些计划能够实行，中国富强就会大有希望，但因政局突变，振兴实业的措施未能实行。在财政总长的第一任上，他还建立了中国银行，发行新货币，使全国流通货币得以统一。

1915年3月至1916年4月，在袁世凯的强拉硬派下周学熙第二次出任财政总长。为了继续落实前任时的主张，首先他大力整顿田赋：令各县划分地界，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和收成评出等级，按亩数分类编号造册，送交各县。各县按册载互相抽查，报省财政厅。财政厅造简明清册，送部核办。各省征收田赋一律按亩计算，放弃谷粮而改折收银元。结果民国五年田赋收入又增。其次，整顿盐务，执行第一任财政总长时制订的盐务稽核制度。对如期完成盐务改革的官厅给予奖励，对因循贻误玩忽职守者坚决撤职查办。他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就取得了成果，民国五年的盐税收入大幅上升。他还实行烟酒公卖，开辟新税源。通过上述措施，使风雨飘摇的袁世凯政权在财政方面取得了暂时的相对稳定。

就在周学熙埋头于财政部工作的时候，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在爱国风潮日盛的日子里，周学熙度日如年，他请求辞去财政总长职务。袁世凯不许可，他就请长期病假，袁不得已，只好准他到北海“养疴”，把他放在眼皮底下，便于监视。因为袁世凯怕他与反对帝制的人联络，更怕这个性情耿直的人公开反对帝制。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自由。

综观周学熙的实业生涯，他为救国救民，以亦官亦商身份，兴办北洋实业数十年，创办的大型工业企业开创了华北地区工业近代化的新局面。到了晚年，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他经营的实业或被四大家族吞并，或被日本帝国主义掠夺，这使他对实业救国绝念，最后笃信佛教，病逝于北京，享年83岁。作为政治家、实业家，他曾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竭力为挽救国家危亡，特别是濒临崩溃的国家财政进行过努力。但由于身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无力承担救国救民的重任，更不能改变袁世凯所推行的独裁、卖国的统治。相反，由于形势所迫，他参与了“善后大借款”等饮鸩止渴、出卖国家利权的行为，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2004年第2期 什么是封建主义　作者：余广人

“封建主义”本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便是封建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定义的阐释，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理解不同，学术界对中国是否存在封建主义社会，中国何时进入封建主义社会，如何看待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的差别等问题一直存在分歧。“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诸种说法，在学界的争论直至今天也没有停息过。本文的目的不是着眼于诸种观点的争论，而是个人试着从意识形态层面上阐释“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说明封建主义的主要思想内核。

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

不管学者对封建社会形态在中国开始的时间有多大的分歧，但对这种社会形态特征的描述则是一致的，即这是一种等级制社会，是一种制度层面维护等级制，意识观念层面论证并确保等级制的社会。

从西周确立宗法制，实行分封制时，中国步入封建社会形态。周代实行宗法制、分封制，建立了社会性的等级制度，并形成了维系这种等级制度的思想观念———周礼。秦汉以后，作为社会的价值体系的核心等级制承接西周并进一步加强。

首先，秦始皇扫灭群雄，一统天下，建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汉代董仲舒更以“天人感应”学说赋予了皇权某种神意品格，“天子”作为皇帝的民间称呼的流行，从此确立了以“皇权”为最高权威的等级制，形成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等级制锁链。贾元春省亲，祖母、父母与之相见，“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红楼梦》这一场景便是生动的缩影。

第二，井田制被土地私有所取代，小农经济成为秦汉以后最基本的社会经济形态。其生命的余脉，直至今天也没有销声匿迹。小农经济是一柄双刃剑，它一方面使大多数人因拥有一小块土地而获得了对他人、对官府相对的自由，另一方面又无时无刻不在强化着社会等级秩序。

第三，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皇帝“执长策以御天下”，中央集权制下各级社会结构层层节制，使各级官僚具有维护的义务而权利则寥寥无几，等级制度贯穿于社会各级结构单元之中。

第四，隋唐以来的科举制代替了世袭制，为出身苦寒人士进入上层等级提供了方便之门，但也使等级的规则更为完备。

第五，从思想观念层面讲，秦汉以后尤其是唐代以礼入律以后，礼法入律，“礼”变为“理”，变为“天理”，作为调整全体社会成员关系的最高规范的三纲六纪确立下来，并被誉为是与天、地俱来的，先于天、地而存在的“天理”。因此，在漫长的封建主义统治中，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理治，基本上只有上对下、尊对卑、长对少的专制，只有下对上、卑对尊、少对长的绝对服从，“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而这种思想层面的观念，则构成了封建主义最核心的内核。

这种完备的森然的等级制度，构成了“封建主义”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专制主义。

专制主义的内核

作为封建主义特征的专制主义，其内核是思想层面上的所谓礼制。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中，居核心地位的是“礼”和“仁”。“礼”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制度，即西周初期制定的一套十分详细的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利益、标志血缘关系、等级名分的礼仪规范和典章制度，具有强制性，成为维护等级社会秩序的工具。“礼”将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从属关系，通过不同的礼仪形式规定下来，任何人不能随意僭越。礼制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一种政治秩序、社会治理形式，从奴隶主贵族阶级那里承继下来。

“仁”指爱人，以“孝”、“悌”、“忠”、“恕”为主要内容。“仁”是为“礼”服务的。“礼”和“仁”的学说就是要严等级，重秩序，要百姓服从，以宗法作为维系社会的手段，用来巩固君主专制的社会。“礼治”讲的就是“人治”：“为政在人”。而“人治”必然表现为基本上不受监督制约的专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至高无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就是皇帝的家，治理国家基本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意识观念，虽然有所谓制约部门，但对皇帝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

对于皇帝来说，维护自己的统治，防止王权削弱，强化和维持封建等级制是治理臣民、使臣民畏伏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君臣各有定分、上下皆有级别”的等级官制体现着高下、尊卑的统属、节制关系。按等级制组建的封建官僚体制，是用权力统治财产和一切社会资源的形态反映，整个社会权力结构是建立在一层对一层任命的链形体系中的，各级官吏的产生、官吏的仕途是由上边决定的，所以官吏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这个官僚群体逐层向上对皇帝负责，形成个人至上的人治体制，权力带着极大的个人色彩。封建专制造成权力私有化，集权专制为腐败打下了制度基础。权力的滥用既是王权的象征，又是腐败的体现。腐败是集权专制的伴生物。腐败的制度孕育出腐败的行为，制造出腐败的官吏。权力的私有化，使各级官吏在专制权力制度下，成为某一部门、某一地方的权力垄断者，使该部门或该地方成为他的权力的势力范围，成为他得以行使腐败行为的权力圈。权力的价值就在于能凭它榨取、掠夺社会财富。官府、官吏上下勾结贪污受贿、奢侈腐化成风，铺张浪费、习尚浮华成为时尚。

专制引发的恶果是整个制度的腐朽。官员的选拔虽有科举制度在装门面，但大量的行贿、走门路买官的事层出不穷，像捐纳—————买官的方式，只要有钱，无官的可以做官，有官的可以升级，革职的可以复职，只要虚衔不想干实差的也可以穿着品官服饰。官职成了特殊的商品，金钱政治使得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朝廷虽设有监察御史之类的监督官员，其所上奏的呈文多被搁置一边，不少监察御史反因弹劾之事被罢官或下狱。官官相护，层层贪污，处处敛财，犬马声色，无所不为。封建集权专制下的官吏，将自己的官位、权力看作是分割到手的势力领地。利用自己手中垄断的权力，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吏治腐败摇撼了封建王朝的大厦，封建统治者便愈发强化君主专制，加强思想控制、镇压。控制和镇压使社会矛盾日益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爆炸性突变，这种突变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呈周期性的延续。

小农经济：迷信的温床

“小农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它是对中国秦汉以后社会普遍存在的小规模、封闭式、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结构的一种概括。“小农经济”结构单元的形态特征，使人们必然是一方面对一切超乎自身的外在力量深感无奈与敬畏，另一方面则强烈地渴望社会认同，渴望从社会认同中找寻到精神的归宿与现实生活的相互救助。前者主要表现为迷信，首先是对专制皇权的迷信，其次是对各式各样神祗的迷信。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家族观念，表现为对宗法制的服膺，从而不断强化着中国封建主义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等级观念。

迷信观念是人不自由的一种表现形态。如前所言，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森然的社会。迷信观念是封建主义社会思想观念层面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主义的一大特征。

西欧的中世纪是基督教的世纪。在西欧封建主义社会中，基督教是全民性的宗教，全社会陷入了对基督教的迷狂，人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世俗必须服从宗教，王权要由教会加冕，异端学说无立锥之地(令人恐怖的异端裁判所，伽利略被处火刑便是明证)。但是，由于西欧中世纪是基督教一统天下，人们迷信观念虽深但崇拜对象却相对单一，而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则要复杂得多。

首先，在原始社会后期形成的对祖先的崇拜不仅一直没有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反而在宗法制、礼教等作用下不断被强化。崇拜祖先，祈求祖先荫庇是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观念。其次，“天”作为一种最高的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一直主宰着中国古代人们的心灵。董仲舒以“天人感应”学说改造儒学后，儒学虽说不上是一种宗教，但却成为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深入人心的学说。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说到底还是在为对皇帝的极权崇拜摇旗呐喊，皇权成为人们迷信的对象。第三，农业经济尤其是小农经济下恶劣的生存环境使一切可能影响人们生存的东西都成为神祗，土地神、谷神、河神到处存在，民间信念多而杂。第四，佛教传入中国后虽未成为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全民性的宗教但逐渐中国化，尤其是经一大批佛教徒以中国的方式宣扬、普及佛教之后，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封建迷信观念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组成部分。第五，佛教的传入刺激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并衍生出许多“邪教”，它们以民间为基地有组织地发展自己，更加剧了中国迷信观念的流行。因此，中国封建主义社会虽然没有出现过西欧那种全民性的宗教，没有那种全民性的宗教迷狂，但迷信观念一样十分浓厚，而且信仰更为复杂，用毛泽东的话说，“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及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组成的“神权”与政权、族权、夫权一起成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

家族观念，表现为对宗法制的服膺。由宗法制衍生而来的等级制是调整全体家族成员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在家族制度中，家族成员可以得到家族的认同，困难时可以享受其他家族成员的救助，但这有个前提，那就是他必须承认并服从家族制度，严格按家族制度中的长幼尊卑等级办事。家族制就这样通过日常生活时刻强化着其成员的等级观念。它是一种浓缩了专制主义等级制度、等级观念的社会组织机构，因而它是专制主义等级制权力机构在县、乡以下的延伸、拓展，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根须。西欧封建主义社会存在公社、自治城市这类社会自治机构，它们的自治是游离于等级制之外的真正的自治，正是它们侵蚀了西欧封建主义社会的肌体，并导致西欧封建社会的消亡和解体。而中国的宗法制则不同，它与其他社会组织结构是同质的，都是等级制的产物。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它的自治不仅不能侵蚀封建主义社会的肌体，反而成为封建主义社会的根须，使其生命力更旺盛。正因为家族与其他社会结构同质构造，共同撑起了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大厦，有学者就将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归纳为一种与“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领主封建制以及印度种姓制均相出入的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社会”。

迷信观念的盛行，使皇帝如同一尊神，各级官吏如同父母，人们只有顶礼膜拜和服从没有非议的权力。由迷信而产生的奴性因而也大行其道。而宗法制的强盛，则使人们既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机遇，也有“株连九族”的厄运。

反对封建主义，反什么？

《炎黄春秋》曾发表李维汉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倡议反封建的高论，读来很令人感慨和深思。在那时候，我们已经立国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已经确立三十多年了，为什么这位革命老前辈还要发出令人感到很迫切的倡议？这是因为我们反封建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为什么远远没有完成？是因为我们在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上曾存在比较模糊的认识，走了一段弯路。

据有的学者研究，社会文明由三个层面的“同心圆”构成：最外层是器物文明层，中间是制度文明层，内核是价值体系即思想观念层面，最内层是该社会个性赖以生存的依据。把这种观点移到对社会形态层的研究，也是相通的。无论是社会文明，还是社会形态，生命力最顽强的是其内核———价值体系即思想观念层面。改变器物比较容易，改变制度较难，而破除思想观念则更难，而后二者的完成，才可以说得上是对一种制度的真正的颠覆。反对封建主义，不仅要从制度、政权上消灭它，最关键的是要从思想观念上消灭它。只有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消除封建主义的影响，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才大功告成。

1949年，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宣告了封建主义制度的消亡。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政权问题，“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至于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我们曾将封建主义社会制度的消灭等同于反封建主义历史任务的完成。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宣布“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并认为今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从此以后我们一直将资本主义作为我们主要的反对对象，而基本中断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使我们难以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主义制度的消灭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破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肃清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才是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最艰巨、最重要的工作。所以，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维汉才重提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

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两种斗争中轻重错位，对在中国生存了几千年拥有广泛社会根基的封建主义思想观念清算不力，对破除封建主义思想观念的艰巨性、长期性认识不够，这是新中国50年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主要失误之一。可喜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李维汉认识到了，邓小平给予高度的重视了。如今，我们更认识到其紧迫性。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首次肯定“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存在，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之前，从而第一次摆正了反对封建主义与反对资本主义的位置，为今后的反对封建主义斗争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参见游翔、叶剑锋的《封建主义的中国特征与新中国的反封建斗争》）。

不过，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的紧迫性固然可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一蹴而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今天，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时不我待，路途依然遥远，重任依然在肩。

2004年第2期 法治：建国路上的两难选择　作者：石碧波

一方面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一方面法治似乎在资本主义那里

一个以马列主义为信仰、指导、目标的政党，其践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后，必然接着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这个政党的纲领，即马列主义的目标最终是解放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而在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就不可能再迂回出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阶段，何况还有了俄国革命成功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就是当然的选择。

毛泽东早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就把中国革命区分为两个阶段：“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过程。”并根据斯大林论民族问题的观点，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并认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

然而，在当时的认识条件下，社会主义只要人民当家作主，工农掌权、工人阶级管理一切就够了。仿佛社会主义管理国家的原则只有“民主集中制”，而与“法治”无关。

从实践上说，政治上、外交上的“一边倒”，也给法治国家的建设带来了茫然。

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实际，使得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即倒向苏联社会主义。“一边倒”既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国道路上的政治、外交的大抉择。

但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是容易的，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却是迷茫的。此时的苏联虽然从立法、行政、司法都取得了一定成功，但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法治，还远不成熟和完备。单就立法上说，苏联的《宪法》以至《民法典》都贯彻了社会主义原则，强调国家利益，保护公有财产胜于私有财产。把一切法律都视为公法，不承认私法。强调的都是公权力的建设，而不是制约公权力，忽视、排斥私权利的建设。法律成为国家统治、管理人民的工具，而非相反。法律在此既不能体现资本主义形式的法治，也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实质的法治。苏联榜样尚且如此，刚入社会主义门的中国共产党的法治建设问题是可想而知的。

一方面废除了国民党的一切旧法，一方面又不能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法

新中国成立后，当即宣布废除了国民党政权制定的一切法律法规，着手颁布自己的新法律。颁布的主要法律依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首先为国家机构建立了法律的框架。

但是，立法还十分不够。立法除了要面对国家机关外，还要面对活生生的五亿人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民间生活。这一时期的司法立法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就是刑法、刑诉法这样的一个国家要维持秩序所必备的法律也未能制定出来。可生活却是不以法律的制定与否为转移的。那么，生活中的矛盾以及违法犯罪靠什么来调整，中国共产党又习惯地依靠了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不去尽快领导制定、完善法律体系，其原因恐怕与其说是个时间问题，倒不如说是一个认识问题，即缺乏法治观念。看看当时马列经典作家以及社会主义教科书，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解释，几乎都没有法治这回事。

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赫鲁晓夫揭露出斯大林草菅人命、残酷杀害革命同志的问题后，在全世界掀起了批判斯大林的政治浪潮。毛泽东开始从政治制度上对斯大林现象进行反思。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回忆说：“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那么，毛泽东当时到底想出了什么样的能够避免斯大林问题的路子呢？“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

然而，反思归反思，疑虑归疑虑。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时，毛泽东结合“波匈事件”大谈党内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并深有感慨地说：“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于是，不仅有“反右”运动，而且跟着有了“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这样践踏法治的政治运动。

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在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都遭到严重破坏。法律本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则由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来制定的。但此时党已完全不采用这种法定程序来推行自己的政策或主张，而是取而代之，包办一切。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1963年冬到1964年春进行的“四清”运动等如此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或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出的决议，都根本未经最高权力机关的批准、法定，也未经国务院通过，就作为全国的意志在全国执行。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做出了规定，地方司法机关向地方党委负责。1957年8月，铁路与水上运输法院被撤销。1959年司法部、监察部被撤销。196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严重削弱了司法体制。这个时期党确定的政法工作路线是“服从党委领导，依靠人民群众，参加生产劳动，为全党全国中心工作服务”。这在客观上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直接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的进一步蔓延。

须知，法院是司法机关，检察院是监督司法的机关，公安则是政府的行政部门。法、检服从公安部党组，不仅不符合法治原则，而且直接违反了1954年《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司法独立原则，被批判为“右派分子借口审判独立，反对党的领导，以法抗党”。把强调依法办事和司法独立说成是“法律至上”的资产阶级观点，是“不要党的政策，搞法律独立主义”。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批判为“替坏人说话，敌我不分，为阶级敌人开脱、掩护”。

如前所述，在以党代议、以党代政的同时，自然也就以党的政策代替了国家的法律。道理非常简单，党的会议出来的只能是政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出来的才是法律，才有合法性。党习惯于发动群众运动，党的政策则是运动的行动指南。而这每一次运动的直接结果，只能是使人们更加重政策、轻法律，从而也就直接造成了对法律的削弱和破坏。

在实践中，“运动”中的党的政策自不必说，就是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也往往直接以政策代法律。1958年3月9日至26日在成都召开的有少数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和《关于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这次工作会议并不具备决定党和国家重大事项的资格，但就是这样一个在党的一般工作会议上形成的决议，便可作为全党全国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贯彻执行。

这些党的政策本来可以通过全国人大或国务院的程序，转化为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党的决议、政策具有合法性，但党不习惯于这样仿佛在“背后”做工作，于是，其政策便从背后直接跑到前台，抢了法律的位置。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却是党的领导人又在呼唤法治。早在1956年6月，周恩来在向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时就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劳动人民做了些有利的事，人民容易信任他，集权比较容易。因为集权比较容易，所以，专政也就有它的阴暗的一面，就是缺乏民主。要时常警惕这方面的缺点。

“两难”的结果是：人治风行，法治暗淡

新中国开国之初，“法治”一词在国家文件中曾不断被使用，而且，也为一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重视。周恩来在1950年11月签署的《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的指示》中说：“应广泛进行法治的宣传教育工作。”谢觉哉则强调说：“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但我们却要我们的法治。”并认为：“民主和法制，对于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或是衰败灭亡，往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起决定性因素的。”

基于党内高层这样的认识，党的“八大”把“法制”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程上，指出：“我们当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应当说，这是新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好的开局。但是，习惯了靠会议、政策、社论指挥、指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工作的毛泽东、刘少奇等主要领导，似乎感到了法律的繁琐与束缚，于是，干脆直截了当地在当时提出了：要人治，不要法治。

在1958年8月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泽东说，“公安法院也在整风，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刘少奇提出，“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毛泽东后来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至此，法治被彻底抛在了一边，或者仅剩下“专政”工具的职能了。

2004年第2期 超前思维　作者：陈四益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不错。思想总是存在的反映。没有桌子，就不会有桌子的概念。但是，已经有了桌子，要把它做得更实用、更美观、更经济，没有超前的思维是做不成的。

改革也像做桌子，想要做得好些，思维也要超前。我所说的超前，并不如学问家讲的那样玄乎。说白点，就是事情要想在前头，考虑越周密、越细致越好，不要事先大而化之，及至出了问题，付出了代价，再轻轻巧巧说一句：“就算付点学费吧。”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初是不免的，但改革已经二十多年了，石头虽不免还要摸，至少有许多事情是不用摸石头也该知道深浅的了。

许多地方正在实行公车改革。办法多种多样，大致的思路是取消公车，改为对享用公车的人发放现金补贴。此事早有所议，后来好像因为意见不一，拖了下来。现在又试行了，想必意见大致已经趋同。

当初，这当初也不过五十来年，坐汽车（当然不是公交车）是一种了不得的待遇，地方上一个司局级就算一路诸侯，有车可坐，“京官”中司局级干部就轮不上了。调到北京，一样坐公共、骑单车。所以发牢骚道：“工作越做越多，工资越拿越少，车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出无车，牢骚自然不免，但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底子穷，没有那样多汽车，也是实情。所以牢骚归牢骚，干活归干活，就这样二十多年没有太大变化。国家用在公车上的花费，因为数量不多，似乎也还不是太大的负担。

近二十多年不同了。家底厚了，票子多了，你攀我比，买车也越来越阔绰。国家多方限制，又是卡指标，又是设“控办”，又是定标准，孙猴子仍旧可以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可见控制的法力很有限。司局级的单位不说了，就是一些处级单位，公车也不止一辆两辆，再穷的乡镇，没有汽车的大约也不多了。有了公车，就要有司机，于是不但要养车，而且要养人，车辆越多，专职司机也就越多。一个大些的单位，动辄一个车队，还要设置车管处。养一辆车，增一个司机，加一个机构，一年要多少费用，谁都算得出来。公车数量大膨胀，单此一项，要开销多少国帑？何况这种公车制度，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需求，就像官僚机构也天然具有无限扩张的需求一样，不从根本上改革，国家不胜负担。

改革公车制度势在必行。但在普通百姓都自己掏钱买车的时候，官员们为什么一定要享受补贴———听说数量还不小———实在也是讲不通的。不是按级别，工资已经拉开差距了么？或许，这是为了减少些改革的阻力吧，姑置勿论。不过有些事情还是要想在前头。

一是闲下来的公车如何处理？虽然不是没有原则性的意见，但操作起来，恐怕又是有“办法”的人三文不值两文地买了去，发一笔不大不小的“改革财”。

二是公车未必全能取消。只要留下一些，就有人补贴照拿，公车照坐，上行下效，过一段时间，又要治理，就像机构改革精简了人马，过一段时间，或以增设机构为名，或以临时借调为名，又重新膨胀一样。

三是公车取消，手中有权，自有人乘机“进贡”，送车上门，就像过去送红包、送房子、送装修、送古董、送干股、送金卡、送会员证、送子女出国一样。明着不行就暗送，名目可以是借用、租用、试用、中奖或其他种种，好在汉语中词汇丰富，可以随意选用。于是，公车改革，又多出一条腐败的渠道。闹到人言啧啧，再来整顿，已输后手。

在一项改革方案出台的时候，制定防范借改革攫取国帑、牟取私利的方案，恐怕是同样重要的。察之既往，教训不少。公车改革，据说已有规定，但是否已经足以制止这类事情的发生，尚可研究。诗曰：

一山过后一山拦，改革也如过翠峦。

绝顶风光收眼底，途中处处有蛇蟠。

2004年第2期 学而优则贾　作者：续志先

2003年8月中旬，我有幸参观了距太原百余里路程的榆次县“常家庄园”。回京几个月了，那集祖国南北风格大成的建筑艺术，那无处不在的典雅浓郁的儒商文化氛围，在我脑海中，留下了再也抹不去的记忆，促使我近日提起了笔。

过去经常听人说：“山西人善于经营，善于理财”，我从不以为然。因改革开放20多年来，山西经济发展滞后，也未曾听说山西有冒尖的企业家。但两年前参观了祁县的“乔家大院”，以后又参观了“平遥古城”和“常家庄园”后，我才认知历史上山西商人，确实精明干练，具有远见卓识，还真有一股闯劲！

据考察，山西商业资本，远在宋代已成为当时中国商业的一支中坚力量。到明代，其资本的积累，已相当可观。当时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就成为晋商贩运贸易的新市场。晋商除普及内地的商业贸易外，他们还开辟了国外市场，俄国的莫斯科、彼得堡以及欧洲的其它地方。山西商人经商地区之广、人数之多，当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在清代，兴旺发达二百年左右的晋商世家，就有榆次县常家，祁县乔家、渠家，太谷县曹家，还有平遥县众多富商巨贾。

在众多的晋商中，有一支数百年长盛不衰、堪称中国外贸第一家的名门望族，又是晋商中第一儒商的，就是榆次县车辋村的常氏家族。常氏始祖常仲林在明朝弘治年间从外地迁来车辋村时，房无一间，地无一垅，给刘姓大户牧羊。经过辛勤劳动，第三代才有了立足之地，建了自己的小小院落。常氏从第六代起开始经商，明朝末年，晋商已形成一定气候，常家也挤身小康。到第八代常威时，常氏商务活动开始走向兴隆。常威20岁起，只身徒步张家口经商，虽带有川资，但他坚持不用，沿途以算卦所得解决食宿。经过十年艰苦积累，由背着搭裢的“行商”发展成为拥有自家铺面的“坐商”，为后代的全面振兴打下了基础。清康熙年间，他们以河北省张家口为基地，发展到汉口、成都等地，创立了以经营布匹为主的十个“德”字号的商店，成为众商皆知的商界精英。乾隆年间，即18世纪中叶，蒙古与俄国对中国茶叶的需求日益增加，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开辟为固定的通商要津，敢为天下先的常万达（常威的第三个儿子），以超常的胆识，将目光投向这块荒凉的土地，开始踏上了万里茶路。常氏在福建省武夷山购得茶山经营，雇人采摘加工后，经陆路、水运、骆驼队运抵蒙古和俄国恰克图进行交易，行程达七千余里。以后又延伸至莫斯科，再远触欧洲，全程一万多里。据说常家当时加工茶叶的员工就多达千余人。常家最兴旺时，国内、外商号扩展到大、小近百余家。在万里茶路上，从常万达到他的儿孙艰苦创业，坚忍不拔，从乾隆到清朝最后一个小皇帝宣统，历经七帝，长盛不衰。据资料记载，当时中俄贸易额中，茶叶占了94%，内中常氏一家竟占40%。他们既为国家开拓对外贸易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为常氏家族创造了巨额财富。

明末至清，是晋商走上辉煌的时期，由于他们积累了雄厚的资金，于是纷纷回到原籍盖房建院，且有相互攀比之势。山西祁县晋商的“乔家大院”，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最先修复的旅游点。那围在城堡式的高墙内，有各种雕刻和彩绘的300间青砖瓦房。张艺谋就选择在那里拍摄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电影。比起乔家大院来，榆次县的“常家庄园”，更是气势雄伟，别出一格，令万人瞩目。常家庄园占地60万平方米，屋舍4000间，楼房50余座，园林13处。其规模之大，构思的精巧，文化的厚重，雕饰的精微，人说可和明清皇家园林媲美。当时的常家庄园，有史家称是一座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艺术殿堂。

可惜的是，这座经过常家几代人营造，集全国名匠智慧的庄园，由于政局的演变和连年战乱，尤其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近百年来，一天天走向消亡。这些晋商精美的宅院和园林多数荒废甚至人为破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旅游业的兴起，山西省政府开始陆续拨款恢复修建晋商豪宅。2000年，准备复修常家庄园时，始知诺大的庄园，除了“山西荣军学校”购用的部分建筑保存较好外，所剩已经无几了。为了修复后庄园尽量保持原有风貌，不惜聘请能工巧匠，历经两年多时间完工后始对外开放。复修的总面积15万平方米。其中宅院4万平方米，园林8万平方米，走廊等附属设备3万平方米。其中主要建筑有：1 山、1阁、2轩、4园、6水、9堂、8帖、13亭、23廊、27宅院。复修后的常家庄园面积虽只有原规模的四分之一，但原先的风貌还是大体上保存下来了！我们逛了以后，觉得这修复的庄园仍很豪华，其规模、其构思、其品位，比起北京清王朝留下的王公贵族的府第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天和我一起参观这庄园的还有北京众多学者。大家都注意到这个“常家庄园”不同于其他晋商豪宅的，是具有更浓郁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除建筑物的本身结构宏伟高雅，建筑物的木雕、砖雕、石雕及影壁、走廊、花墙及彩绘等几乎无一不精外，最突出的是那批汇集了历代名家书法的法帖群，令人叫绝。

过去我对“法帖”的含义不甚了解，经导游介绍，始知“法帖”是书法原作的艺术真迹的复制本，用以永久珍藏名贵的书法作品，并为后人提供学书的范本。它刻于木石上，是可以用纸拓下来的大型刻印版本。众所周知，中华书法艺术，乃世界艺术之中的奇葩，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对全人类文化所做出的独特贡献。数千年来，名家辈出，佳品充溢。车辋常氏做为清代以来著名儒商，对书法艺术自然情有独钟，他们收集的法帖共有八部，所幸这些珍贵的法帖全部保留下来，镶嵌在大院墙壁和走廊里。我先看了“清代名人名联帖”，来不及细看上面精妙的诗词和欣赏那潇洒的笔迹，只粗略地扫了一下那书法的作者，上面有许多熟悉的名字：王文治、左宗棠、刘墉、翁同、林则徐、吴昌硕、曾国藩、纪晓岚、郑板桥、梁启超等，这部法帖一共包括了56位名家的墨宝，用深浮雕凸现在青石板上。它镶嵌在常家静园杏林的两侧和长廊上，高1.6米，长33米，占了11间长廊。“听雨亭法帖”，共收集了上至唐代，下至清朝中叶的共50名大书法家的作品。当今我国学书法热潮中，全国书法学习班临摹的王羲之、颜真卿、欧阳洵等名家的作品这儿都有。此外还有“四十四帝后帖”、“可园唐诗笔意帖”、“石芸轩帖”、“雍和堂恽寿画跋帖”等，我只记了一下法帖名称，来不及细看。

最后，我看到了“常氏遗墨帖”。这常氏几个字吸引我不自觉地停下脚步细读。这是常家学者自己的诗词作品。此时我想了许多。我原以为常氏做为富甲一方的世代商贾，才有可能凭籍巨资，将历代书圣的神妙极品广为收藏，使其宅院、园林，洋溢着诗情画意，并使其融入自己的生活环境。但当我最后看了用砖刻竖在墙上高1.8米，长33米的“常氏遗墨帖后”，才领略到常家自身也积累起了深厚的文化蕴藏了。中国素主“学而优则仕”。这常家以商致富后，自然看重子弟的教育，则重视学习。所以提出“学而优则贾”。这是他们的远见，子弟学了以后，要继续经商。这贾而学，学而贾，贾学结合，这内中是很有学问的。

从清初的常氏六、七世开始，常家就有了自己的私塾。到家业大隆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代，家族私塾开办到17所之多，这些私塾由全族共同承担聘师的各项开支，族中子弟就近入学。常家对教师的聘选非常慎重、严格，管理也精心、到位，所以常氏经商的精英人才，无一例外全由这全族公有的学堂中走出去。正由于学堂实行全族公有，而不是私家封闭，所以子弟们的求学氛围一直非常浓厚。到清光绪十三年，常氏学子还发起了“华诗社”，活动了13年，参加者近30人，入社之初，最长的23岁，最幼的只有14岁，其作品还汇集成册，择优选摘，印刷成精美的“华社诗集”四卷。据史料记载，常氏家族诗社，绝不是只凑在一起吟诗作对，而更多是一个文史学术团体，他们经常活动于太原关帝庙，在这样的环境中，培养出一批学有所成，乃至省内外闻名的学者。光绪二十九年，常氏又兴办了全省第一所民办新学堂，以后又继续办起两所女子学堂及全省惟一的常氏私立中学。

做为世代儒商，他们深知“兴国之道在于用人，兴家之道在于育人”。为此他们有创见性地提出了“学而优则贾”的家训。他们对后人的要求极严，特别强调：儒学不精者，品德欠佳者，不准参加经商等社会活动。因此，其子弟不但儒学注重功底，而且代代不乏精通书画的优秀学者。家族中进士常麟书，是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一生著书56部。常家还出了举人四名，参加过家族诗社的常赞春、常旭春两兄弟，同时中举。他们都是清代有名的书法家和学者。我想，即使是书香门第，一个家族中出了一名进士、四名举人的事例，在旧中国历史上也不会是很多的。所以，常家不仅是三晋第一儒商，也堪称中国第一儒商。参观将结束时，我还看见挂在室内的一张图表，上面有现在散居在国内外常家的后代，其中有教授，工程师一二十人。我想他们处在祖国振兴的大潮中，肯定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将自己所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自己的卓越的贡献。

2004年第3期 站在改革潮头的田纪云　作者：丁龙嘉

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73岁的田纪云，不再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

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74岁的田纪云从第一副委员长的职位上退下来。

自此，这位在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中，担任长达10年副总理、10年副委员长、1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20年中共中央委员的人物，走下了政坛。然而，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作为，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入中枢，呕心沥血推进改革

粉碎"四人帮"不久的1977年3月，田纪云出任四川省财政局局长。早在"文革"前，他就任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

"文革"中的重灾区四川，在粉碎"四人帮"后，与安徽遥相呼应，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同时，率先进行城市工业经济体制的改革。

这时，省委主要负责人一再指示田纪云和财政局，解决财政困难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广开财源，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强调财政管理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依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田纪云深知，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从共和国建立以来一直从事财政工作的田纪云，对传统计划经济下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有着深刻的体会。他十分赞成并积极支持省委改革的思路，和财政局的同志们一起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国民收入献策尽力。他提出，"扩大企业财权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核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中，田纪云领导省财政局出台了使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利益同上交利润相挂钩的一些具体政策，使企业有了利润提留权、自筹资金扩大再生产权、多提留固定资产折旧费权、销售部分产品权和计划外生产权、外汇分成权、灵活使用奖金权等自主权。由于这些政策初步解决了长期以来"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积极性，企业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省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对亏损企业，田纪云和省财政局提出，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实行定额包干或计划包干、节约分成的办法。这个办法调动了企业扭亏增盈的积极性，效果十分显著。

1979年7月，四川省100个扩大自主权试点企业生产上升、利润增加的喜讯传遍全国、传到北京。国务院副总理兼经委主任康世恩敏锐地感觉到，这是改革现行的"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的一次勇敢的尝试，对打破"大锅饭"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对企业扩权有争议的情况下，经委党组毅然决定在成都召开全国工交工作会议，推广四川省企业扩权的经验。田纪云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财政工作如何支持工农业生产和改革。在这次会议上，田纪云的名字从四川开始走向全国。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十年"文革"的大破坏，加之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在指导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所以中国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经济建设面临着财政困难、资金不足的严重问题。1979年国家的财政赤字达到170亿元，1980年为127亿元。早在1979年4月，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的过程，实际上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也是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

就在调整经济、启动改革开放的1981年2月20日，田纪云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务院机关党组成员，分管经济工作方面的事情。1983年6月，田纪云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同时兼国务院机关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协助总理处理经济方面的工作，并具体组织改革开放措施的实施。

田纪云刚到国务院，当时的总理就怎样解决财政困难问题给他出了个题目：如何生财、聚财、用财？他经过深思熟虑，很快就上交了一份生财、聚财、用财的意见。此后，田纪云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于1982年初发表了《解决当前财政困难的几点看法》。他认为，要解决财政问题，增加资金积累，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而当时的有效办法是挖掘企业的潜力。他举例分析说，全国财政收入占工业产值的20%，这个比例大大低于1957年的44%、1965年的33%的水平，如果将每百元工业产值提供财政收入的比例提高三个百分点，那么国家一年就可以增加150亿元的收入。他指出，要挖掘出这巨大的潜力，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合理调节中央同地方，国家同企业，国家、企业同个人的经济利益，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田纪云认为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是不够的，应该大胆利用外资，有计划地开发内资。他专门指出有的人关于银行储蓄存款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他提议发行适当数量的国债券。这些意见陆续被中央和国务院采纳。

由四川到全国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验，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所以受到企业的普遍欢迎，很快就在全国推开了。在扩权中，"利润留成"是国家和企业一对一的讨价还价，这样不够规范，加之企业之间苦乐不均，难以形成平等竞争。还有一个问题，按企业隶属关系分配上缴利润，造成条块分割，使中央和地方不能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来源。所以，必须寻求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办法，既使企业间能够平等地竞争，又使中央和地方有一个固定的收入。于是，就出现了"利改税"，即把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改为按一定税率上缴税金。自1979年以来，国家就在有关省、市的部分企业和少数几个行业中进行"利改税"的试点，到1981年，全国参加"利改税"试点的工业企业已达456个。试点初步显示了优越性，1981年与1980年相比，这456个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8%，上缴国家税费增长13.6%。

田纪云到国务院工作后，积极推进"利改税"。在进国务院不久的1981年7月13日，他就与人合作在《人民日报》著文呼吁改革税收。其中提出"利用划分税收的办法，替代以划分企业利润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1982年6月，田纪云向国务院领导人提出了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的建议。他认为1980年以来实行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完善。如何完善？他建议分两步走，第一步对现有办法加以完善，第二步向"利改税"过渡。对于"利改税"，他说"这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它既有利于国家利用税收这个经济杠杆，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稳定增长，也有利于真正扩大企业的自主权，贯彻把经济搞活的方针。但由于目前实际存在的价格体系不合理，行业之间、企业之间盈利水平过分悬殊等客观因素，全面实行'利改税'确有困难，可考虑采取过渡性办法，为逐步向'利改税'过渡创造条件"。

自1983年1月，按国务院决定实行第一步"利改税"。第一步"利改税"是"以税代利，税利并存"，即企业上缴55%的所得税，剩下的45%则根据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企业留多少、上缴国家多少利润。这时有些人心存疑虑。田纪云等著文阐述了"利改税"的优越性：第一，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国营企业的经济责任制，把企业的责、权、利密切结合起来；第二，有利于减少地方、部门由于自身经济利益强加给企业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逐步解决各级对企业因利益划分而形成的所有制观念；第三，有利于完善中央和地方的分级财政体制。他同时针对有的人担心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改为交税会改变全民所有制性质的疑问，回答说"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它仅仅是国家积累资金的形式的改变，并不会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

1983年实行一年的第一步"利改税"，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果，实行"利改税"的工业企业总户数占盈利企业总户数的88.6%，完成产值比上年增长9%，实现利润比上年增长10.9%。这些企业将增长利润的61.8%上缴国家，38.2%留下。实践表明，第一步"利改税"，既确保了国家的大头，又保证了企业的合理收入，而且初步控制了个人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

这时，田纪云针对第一步"利改税"存在的缺陷，不失时机地推动实施第二步"利改税"。他从"利改税"这一政策出发，站在改革的战略思考的高度指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尚处在探索阶段，总体改革模式和走什么路子，尚未完全形成。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就是要充分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要注意充分运用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促进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从1984年10月1日起，按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步"利改税"没有进行到底。

田纪云到国务院后，很多时间是在第一线搞调研。仅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的29天中，他率领12个人的国务院赴鲁、豫、川调查组就跑遍了山东、河南、四川三省的5个地区、15个县，召开各类座谈会33个，走访农户76家以及一批商店、学校，还请各地帮助他们对100个生产队长和100个专业户、重点户进行调查、征求意见。返京后，他们向中央和国务院写出了《关于农村形势问题》、《关于农村商品流通问题》和《关于供销社体制改革问题》等三篇调查报告。至今阅读这些调查报告，还会感到生动的语言、严密的分析、深邃的思想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后来田纪云谈到自己在国务院工作十余年的感受时，伸出两个指头说："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二是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田纪云在国务院工作期间，走遍了全国的省、市、自治区，至于考察了多少地、县，就难以统计清楚了。

1985年9月24日，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增选田纪云、乔石、李鹏、吴学谦、胡启立、姚依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中央政治局由22人组成。全会增选乔石、田纪云、李鹏、郝建秀、王兆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这时中央书记处由11人组成。56岁的田纪云进入了中国核心领导层。

田纪云进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后，担负的责任更重了。除原来分管的经贸工作外，政治局确定由他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不久后的12月25日，胡耀邦在召开调整后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确定胡启立主持书记处会议，田纪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86年1月6日和9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机关干部大会，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6日这天，在胡耀邦作了《中央机关要做全国的表率》讲话后，田纪云作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讲话。这是一篇代表他个人观点的讲话。他首先论证了中国"经济形势的主流很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的论断。他引用了老工人的话说："没有想到经过十年动乱之后，国家能这么快地安定下来；没有想到'文革'留下的经济的烂摊子，能这么快地被收拾好；没有想到十亿人口的大国，人民生活能提高得这么快。"这三个"没有想到"，生动地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变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接着解释了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解决的情况及发展前景，又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物价和价格改革、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对外开放等问题的情况和看法。他最后讲了对进一步搞好改革的几个问题的认识，鲜明地指出，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正确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中国在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忽视价值规律，忽视市场的作用，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一是管理太死，价格不能灵活反映市场变化，二是价格结构严重扭曲。中国经济体制一开始改革就呈现出两条主线，一条是价格改革，一条是企业改革。从1979年到1984年9月的价格改革，实行"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方针，以初步改变特别突出的价格扭曲状态，同时试行放开一部分小商品和农副产品价格。

198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决定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决定》对价格改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表述：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从1984年10月开始，价格体系改革以放开价格为主，让大部分商品价格在市场中形成，重点是放开大部分农产品和部分主要工业消费品价格。这期间，为了稳妥，对工业产品实行了两种价格，计划调拨部分由政府定价，上市部分实行市场调节。同一样东西两种价格，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双轨价格"。"双轨价格"中的市场这一轨，打破了指令性计划一统天下的僵死局面，使经济生活出现了生机，使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双轨价格"也带来了经济秩序的混乱，也为权力与市场的恶性结合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双轨价格"的呼声。

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大召开，田纪云依然当选政治局委员。在此后1988年3月产生的新的一届政府中，田纪云仍然是副总理，分管农业、商贸和经济特区等方面的工作。1988年岁初，经过认真思考的田纪云对价格体系改革提出了建议："我们必须在价格体系改革上有所作为，要千方百计突破这个难点，攻克这个堡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这个问题越拖对改革越不利，越拖越积重难返，其结果只能是推迟改革的进程。"田纪云还提出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冲破几十年来所形成的僵化的机制和思维观念的束缚，逐步将市场机制引进到经济生活中来，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为资本主义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使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他说，这也是对中国改革能否成功地到达彼岸的考验。

1988年夏季，中央决定实行价格体系改革"闯关"。但由于种种原因，"闯关"未成，转入治理整顿。

中国农村改革到1984年，一时普遍出现"卖粮难"。当时，中央和国务院对粮食估计过分乐观，认识不够清醒，以致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加之其它原因，1985年粮棉等大宗农产品产量较大幅度下降。

田纪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后，每年总是抽出相当一部分时间，深入农村，深入基层，走村串户，与农民交谈，与基层干部座谈，听取他们的呼声和意见。他每年多次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农村工作或专业工作会议，研究农业和农村工作。田纪云深知农业的关键是粮食，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当时中国粮食的需求量不断增长，但可供数量有限，而且增长后劲不足。他全力以赴抓农业发展，抓粮食生产，着力抓稳定基本政策、深化农村改革，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增加对农村的投入；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同时，发挥科学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推进农业综合开发。田纪云花费巨大的精力推进农业开发，提出"农业综合开发，一是对现有的中低产田进行改造，提高产出率，二是开发利用新的农业资源"。1988年安排黄淮海平原、三江平原、松辽平原等11片地区为综合开发区。1989年，又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宁夏、内蒙古、海南及黄河口三角洲等9片地区立项进行开发。这些项目，计划四年内改造中低产田近400万公顷，开垦宜农荒地67万多公顷，营造农田防护林网5.33万多公顷，治理草场10万公顷。建成后，将新增粮食近1250万吨，棉花近20万吨，油料50多万吨，糖料1200万吨，肉类30万吨。"七五计划"期间建设的第一批商品粮基地县，1987年和1988年粮食产量比建设前的两年增长近400万吨，而且绝大部分是商品粮。

自1988年到1992年的五年间，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结构逐步调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9%，粮食生产摆脱了一度徘徊局面，连续四年获得丰收。粮食储备增加，增强了以丰补歉的能力。

关键时刻，无私无畏坚持改革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严峻的。国内因为人所熟知的那个政治风波，导致了严重的政治、经济损失，国际上受到抵制和制裁。苏联的解体、东欧国家的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批判和否定的"左"倾思想又出现某种程度的回潮，他们针对中国的改革发出种种质问，说什么"政治上的自由化来源于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源于农村的家庭承包"，"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企图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重大决策，扭转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田纪云针锋相对地反复讲这样一个观点，"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为坚持改革开放鼓与呼。

1989年10月，在讨论为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时，田纪云做了《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发言。他说："十年来，我们许多重大的战略决策都是小平同志作的，也是向原来的中央常委汇报请示的，有些重要的措施都是集体研究的。当然由于各人具有的地位不一样，因此责任大小不同。但是，现在回头来看，不能说我们的基本政策，我们的重大措施好像都是出了什么多大问题。我的观点就是，成绩大家都有一份，问题呢，也都有一定的责任，责任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采取下届否定上届，你否定我，我否定你的做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群众根本不信任你。现在在干部思想上，在群众心理上，有许多疑虑。对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认真对待。"

对一些重大政策问题，田纪云坦诚地谈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农村的承包决不能动摇，八亿农民如果稳不住，一夜之间就要发生大的问题。企业承包，要采取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方针，在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完善承包的办法。关于财政承包问题，他说："逐步地提高两个比例，是完全对的。但是，用什么办法，是从地方现在碗里的东西挖一块给中央呢，还是从今后的增长部分中中央多拿呢，在今后新开辟的财源当中中央多拿呢？这是两种思路，我主张后者。"关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个体企业问题，他说，"根本问题是如何加强管理问题，引导他们的资金向扩大再生产投入，限制个人的过度消费"；"乡镇企业垮下来，我们也就没有了速度"；"不能把乡镇企业视为私人企业"；"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允许适度地发展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的方针还应当坚持，不要动摇"。

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顶住了"左"倾错误观点，明确宣布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基本政策稳定不变。正由于这样，才安定了农民的心，稳住了农业生产，从而稳住了经济的全局。此后，田纪云把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重点，把发展商品经济放在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把依靠科技进步作为振兴农业的战略措施，把进行的农业开发作为攀登农业新台阶的战略措施，把引导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把加强县级工作作为推进农村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全力推动农业发展、农村进步。

"树欲静而风不止"。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后，围绕在农村是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把农民重新纳入集体化的轨道的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有人攻击田纪云是"新形势下的'小脚女人'，犯了'恐合症'"。1991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这场争论作了结论。这个有十大部分四十条的《决定》，总结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成就和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农村的形势，明确了90年代深化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任务，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占有重要一页。田纪云在全会上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这篇仅6600字的发言，观点鲜明地阐述了三个重大问题：（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这个《决定》，使田纪云一直悬着的心落了地。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不久后发表的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

有些同志当时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的情况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传回北京、传到全国，立即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和巨大的震动。人们把谈话誉为"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3月9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全体会议，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并以谈话精神为指导，全面思考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和战略部署。田纪云看到南方谈话后，非常兴奋。他在山西，在国家经贸部，在广州，在深圳，畅谈学习南方谈话体会，推动人们的思想解放。他高度评价南方谈话的意义，"小平同志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在关键的时刻，讲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是一个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步伐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这个谈话，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历史的最强音"。他在讲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一百年都不能改变，谁要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时说，"小平同志为什么这样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理解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条路线是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是适合我们的国情、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深受广大人民衷心拥护的路线。只有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我们国家才能发展，国力才能增强，人民生活才能富裕；而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才能稳定，才能防止和平演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不拥护，甚至采取各种办法，明的暗的，企图否定和改变这条路线。"他在谈到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告诫时，深有体会地说，"由于'左'的积习很深，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如果不真正解除"左"的思想束缚，"那么就很难长期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1992年4月25日，田纪云应中央党校之邀，作了题为《中国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的著名报告。整篇报告以改革开放的精神，回顾了80年代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分析了90年代面临的新形势；阐述了如何稳定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指明了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潜力、路子与保证。当他讲到"简言之，农村的改革使农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自主'、'自由'、'实惠'，这是我们农村改革最基本的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他列举了"左"的种种表现后，尖锐地指出，"在领导层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不敢触动它，不去触动它，改革开放就无非是空谈一阵子。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改革开放能否持久，要划一个问号"。在讲到"在消除'左'的影响的时候，特别要警惕那些风派人物。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一有机会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开放。这些人一旦掌握了国家大权，对国家，对人民都将是一种灾难"时，会场上寂静得几乎能听到一根针落地的声音。这篇报告，为新的思想解放注进了强音符，很快传出党校，传到北京，传到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

人大十年，竭尽全力推动依法治国

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最主要的功绩之一是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田纪云在十四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政治局委员。翌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召开，田纪云当选为第一副委员长，乔石当选委员长。五年后，田纪云在党的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并在第二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第一副委员长，李鹏为委员长。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除了继续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外，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探索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面。

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目标是在任期内大体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良好的基础。田纪云十分重视立法工作，他认为立法工作还不完全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他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规范化的经济，既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使立法的进程同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又要注重提高立法的质量，使制定的法律符合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主张加快立法步伐。如何加快立法？他说，要以改革的精神立法，一是明确立法的指导思想，即立法同改革开放的进程相适应；二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体制；三是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程序和经验。他将很大的精力倾注在民主法制建设和推动依法治国上。

田纪云主张人大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加强监督职能。他说，我国法制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区和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罚代刑、贪赃枉法等现象，人民群众对这些问题很有意见，所以，人大要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对"一府两院"的工作监督。

田纪云对许多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赋予的权力开展的对"一府两院"工作的评议、对人大选举或任命的干部的述职评议，给以充分肯定，大力提倡。他称赞浙江省的"两项评议"工作有成效，而且积累了经验。当有的人提出对干部的述职评议与"党管干部"的原则有矛盾时，他反驳说，人大对选举或任命的干部进行述职评议，仅仅是对其执法、勤政等工作表现做出评价，这种评价一般是很全面的，对被评议者是一种鼓励和鞭策，这种反映人民呼声的评议，比纪检部门、组织部门找干部谈话作用大，而且也为党委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重要方面的根据。他指出，对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干部进行监督，是人大监督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人大的监督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重要体现。他进而指出，监督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支柱，它对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是不可少的。1995年12月31日，田纪云在汕头视察工作时，要求人大常委会在实施监督权方面把腰杆子再挺硬一点！

1997年11月7日，田纪云在上海市同人大常委会领导人举行座谈，当谈到"两项评议"工作时，他的一段话，入木三分，语惊四座。他说："现在看，这个评议是成功的。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年能够评议国务院的一两个部长，评议你的成绩、你的缺点和提出对你的希望，那影响就不小。评议不等于就要罢免，一般地说都是鞭策多，有些问题是防微杜渐，提出来要你注意。这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该说这是置公仆于主人的监督之下的一个很重要举措。不然，公仆就离主人太远。有一年，欧洲一个议会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的官员怕议员，议员怕选民。然后问我，你们的官员怕什么？我说，我们的官员怕领导，这样对外说虽然不是很得体，但这是事实。我们的有些官员离人民太远，应该让他们离人民代表近一点嘛。如果我们对有些高级官员真正有点监督，让他们接受点人民的监督、人民代表的监督，就不至于离人民很远，像陈希同，如果有点监督，不至于这样。"

田纪云针对许多人大代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提意见说实施监督不够这一情况，坦诚地说：这有思想认识问题，比如在人大工作的同志本身勇气不足，怕得罪人，怕越轨，不敢进行监督；被监督者的承受能力弱，只能听赞扬的话，不能听批评的话，这种积习根深蒂固。也有工作问题，主要是缺乏经验。恐怕还有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而监督问题的根本解决，则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他针对每次代表大会都有不少议案要求制定监督法，诚恳地告诉大家：监督法研究、起草工作从第六届人大即彭真同志任委员长时就着手进行，七届人大万里同志任委员长时也在继续努力，八届人大乔石同志任委员长也花了不少工夫，但至今仍难出台。从我个人来讲，对制定监督法也作了一些研究和考虑，现在看，在目前条件下，要制定一个名副其实的监督法，也难。

田纪云一再指示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他深刻体会到，加强法制教育，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缺乏民主法制传统，"人治"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任务也更为艰巨。

2002年9月，即将离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岗位的田纪云，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畅谈了自己对依法治国的思考。他告诫说："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的法制建设特别是执法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当前，从不少地区的情况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现象实可堪忧。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十五大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将成为空谈。"他回顾了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治"的历史，告诉人们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一语中的地指出，民主、法制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个政治体制问题；当今中国，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权、依法治官，而不是治老百姓。

2002年盛夏，《中华儿女》刊载了田纪云的《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文。这篇文章，是田纪云根据自己的亲历、体会，总结中国近25年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之作。他科学地概括了改革开放历程中的"五个抛弃，五个确立"：

抛弃唯意志论和"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路线；抛弃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确立走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抛弃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的模式，确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抛弃重"人治"轻"法治"的错误倾向，确立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研究这"五个抛弃，五个确立"，瞻望未来，我们坚信，中国将在"破"与"立"的改革中继续前进！

2004年第3期 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前后　作者：何云华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航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重温这次历史事件，仍然使人深思，获益不浅。

当年我是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社长，曾经有幸亲历见证了邓小平踏足深圳这块当时被视为是非之地的情景。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虽然历史已经悠远而去，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深深缅怀的一页。

（一）

那是发生在1984年1月24日的事情。这天清晨，我突然接到深圳市委接待办主任张荣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在中午11点半之前到达迎宾馆待命。电话中我问他是谁来深圳，张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会给你们交待任务。我依时到达迎宾馆六号楼，见到《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江式高已早我抵达。他一面同我打招呼，一面在调校几部照相机。正当我们在猜测哪个中央领导可能来的时候，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和几位工作人员进来了。随即邹尔康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和王震、杨尚昆一行将在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深圳，要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参观活动。不久，《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李通波，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也来了。

中午12时50分，一辆白色中型旅行车徐徐驶入迎宾馆，来到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时，早就列队迎候在这里的宾馆工作人员，个个兴奋激动地鼓掌，热情欢迎贵宾们的到来，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快步迎上前去，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小平握手，气氛热烈而又简单朴素。

贵宾们步入会客厅以后，邓小平干脆地挥着手对梁湘等人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听听你们谈情况。大家走出桂园别墅，市领导乘车离开，工作人员各自散去，别墅顿时清静下来。庭院中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红艳艳的杜鹃迎风摇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二）

1984年的深圳，迎来了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特区建设者们早就盼望着倡导创办特区的邓小平，能亲自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一切。而今他们的心愿实现了，他老人家到来的喜讯，宛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中午已经见到邓小平的市领导们，个个脸上的表情都在希冀着，能聆听到他老人家的指导，更渴望他老人家能来澄清特区创办四年来的是是非非。

带领着深圳特区建设这支千军万马队伍的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一批步入中老年的优秀干部，他们离开了原先的优越工作岗位，肩负着历史使命，来到左祸深重、人心动荡、田园荒芜、百业待兴的边陲之地，面对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不但要克服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等重重困难，还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那时国内外媒体和某些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吓人的大帽子像紧箍咒，让人神经紧绷。1983年夏天，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告诫人们，要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批批已经退居二线的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其中一些人往往带着有色眼光而来，有的人视特区为异端，留下指责和骂名拂袖而去。甚至有的人回到内地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刚刚在南中国大地降生不久的初生婴儿，被这些在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环境下生活惯了的人，看成是不祥的怪婴。

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和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犹如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向着深圳湾席卷而来。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这个大问号，促使他南下广东来看个究竟。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在这里迎候中央领导的广东省几位领导，要把客人接去珠岛宾馆休息，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去深圳，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要去看一看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他那坚定的口气和话语中蕴含着对特区这个初生儿寄予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原广东省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等，随即和邓小平一行返回车厢陪同着他们一齐来到深圳。

（三）

1984年1月24日下午3时，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齐集到迎宾馆二楼会议室等候着。初春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使会场充满着温暖而静蕴的气氛。人们时不时看看表，时间终于到了下午3点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了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梁湘把坐在前排的市委常委们逐一介绍给邓小平认识，手里拿着名单的邓小平一个个对号，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随后他请梁湘讲一讲深圳的情况。

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特区开发建设规模和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汇报了办特区四年来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干部职工的收入生活现状。他说，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了后频频点头，这时他点上一支香烟，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慢慢地吸着烟，继续细心地听着汇报。接着，梁湘谈到特区建设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这时邓小平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他的亲切诙谐的话语，使会场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与会人员恍然而悟，不约而同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幽默和笑声，把高层领导者与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组织指挥者的心连在一起，融汇着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随即他提议出去走一走。

（四）

如果说梁湘短短40多分钟汇报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数字，开始使邓小平脑子里的大问号变小的话，而当他走出宾馆游览市容，以及此后两天他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大量具体事实，更使这位智力超凡、判断精辟的伟大改革家，从中洞察到特区这个时代骄子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中，她将担当的重要角色。他老人家满怀厚爱，热切地期望她健康成长。

心情轻松愉快的宾主一行齐齐走出会议室，乘上旅行车离开宾馆去游览市容。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22层的顶楼天台，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初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远处的深圳河从新城南面蜿蜒流向深圳湾，望过河那边可以看清香港新界落马洲的村落；回望近处，只见许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高耸的机械塔吊伸着长臂不停地转动着。梁湘介绍说，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一百多幢高层楼房，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已成为市区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宝地。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工地问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圆形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最大的建筑工程。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转眼间已是时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现出一片橙黄色的彩霞。天台上北风劲吹，气温只有九摄氏度，袭人的寒风把旁边工作人员身穿的呢子大衣掀起了衣襟，身上只穿着深灰色普通便服的邓小平，两次挥手推开陪同人员要他穿上的大衣，站在天台上久久凝望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新城区，在夕阳和彩霞映照下，景色绚丽灿烂；特区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建造起来的一座座高楼，犹如在南国大地上矗起了一个个巨大的令世人瞩目赞扬的"惊叹号"。邓小平目睹这些鼓舞人心的建筑艺术符号，脑子里原有的"大问号"一下被抹掉了。深圳短短四年间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他老人家的思绪，他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深沉的眼神里闪亮着兴奋喜悦的表情。

邓小平一行离开天台下楼来到马路边，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已有许多市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喜出望外的群众，一直在大楼外面等候着，消息传开后，人群越聚越多，当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时，满怀崇敬爱戴之情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送。旅行车穿过商店林立的街道，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掀开窗帘凝望窗外，暮色中的罗湖新城，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兴旺，彻底告别了昔日荒凉萧条衰败的景象。

（五）

25日上午10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生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书吴柏森特意穿上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客。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来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一套高级组合音响安置在客厅一角，长短皮沙发摆在主墙一边，春节前夕迎来贵宾光临，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有一台大彩电和其它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热水器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接着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捕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公社化后渔民村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没有资金买不起机械渔船，近海的鱼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差。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它服务业，还购买了十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经济发展很快，1981年全村户户收入过万元，成为全省第一批万元村；1982年全村由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两层六房两厅小洋楼，资金由集体负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集体先垫付，村民分期还款，不到两年家家都还清了；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吴柏森还向客人亮了家底，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多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女儿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走出客厅，邓小平等来到村里的花坛假山前面，高兴地同吴柏森等村干部一起合影留念。告别渔民村时，邓小平沉思着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有陪同人员表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邓小平却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时间。后来，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80年代初的中国恐资病流行，还是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的年代。邓小平这些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重要思想，正是医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今天重温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20年后的渔民村，与时俱进，乘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快车，面貌焕然一新，当年令人羡慕不已的小洋房，而今不见了，原先的城中村被改造后成为闹市中的一个花园式居民社区，重建的设施现代化的11幢小高层楼房，错落有序地矗立在深圳河畔。渔民村这个名字只是记录着昔日辛酸历史的象征，原先的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都已经升级换代。这里的巨变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再努力奋斗50年的预言，特区之外远在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这20年里变化了多少？重温这里的历史，人们将更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六）

一个新兴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即使高楼林立，商店再多，灯火再辉煌，也只是一种表面繁荣。深圳从特区创办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不到四年的时间深圳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已达到2亿多元，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使几年前只能生产铁钉、酱料的深圳，一跃成为广东省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基地。

邓小平对深圳的电子工业十分关注。25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最早在深圳办的电子厂，几年间这家工厂集中力量开发电脑软件，产品已经打进了港澳市场。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做法，他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的人许多都是学生娃娃，中国有那么多学生娃娃，学校重视起来，完全有条件搞电脑软件。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教育部门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考虑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路，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26日清晨，桂园别墅花香四溢，清风撩人，初春和熙的阳光洒满庭院，格外显得暖和温馨。神清气爽的邓小平步履轻松稳健地同家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又同家人一起用早餐。工作人员发现，两天来他和家人有说有笑，尤其和孙子们在一起时，兴致特别高。按接待计划，这天的行程将前往蛇口工业区参观一个上午，然后从蛇口前往珠海。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主持创办开拓工业区的闯将袁庚，把贵宾们领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这里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之后走到窗前，他指着蛇口港码头问袁庚，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靠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说：1979年春天创办工业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花了近一年时间建成了600米的码头泊位，现在已使用快四年了，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的航班客轮，也已营运了两年了。邓小平听后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汇报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青劳动力。自从办特区以后，我们不但制止了外逃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回流。四年多来，蛇口工业区投资兴办的工厂已有46家，产品包括集装箱、铝材、油漆、食品、家用电器、服装等。接着，袁庚重点介绍了工业区实行的体制改革。袁庚说，这几年我们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工资实行职务工资加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住房商品化，职工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各类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律通过考核培训后才上岗，工业区的领导干部不坐铁交椅，从去年开始实行由职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行任期责任制，上任满一年还要进行群众信任投票，不超过一半信任票的班子成员要及时更换。

袁庚说，我们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这时袁庚在犹豫着……他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实行官商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做法虽然曾经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蛇口经验、蛇口模式，被媒体广为宣传，扬名全国。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就贬责蛇口是个"要钱要命"的地方，想到这些是非争论，他脑子里闪着顾虑，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袁庚这个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高招，使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参观了港商独资的华益铝材厂，登上工业区引进国外设备兴建的微波通讯楼，从高处浏览了工业区全景。中午11时30分，主人把贵宾们领到"海上世界"作客就餐。这是一艘由退役的万吨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旅游景点。船上设有酒店、宾馆和娱乐服务设施，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船上各项设施，还到总统套房里看了看，然后走上甲板观赏深圳湾海景。

中午12时30分，袁庚陪同贵宾们在顶层中餐厅就餐。餐桌上宾主热烈交谈，话题轻松，王震、杨尚昆等不时发出了笑声。应袁庚的盛情敬酒，邓小平高兴地干了一杯茅台酒，宾主举杯相碰的瞬间，融汇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与改革开放闯将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完最后一道菜，餐厅女经理领着几名服务员也走上前来给邓小平敬酒，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邓小平脸上露着慈祥的笑容端起杯子答谢了她们。袁庚趁机风趣地说：她们都是不大懂事的年轻人，如有不合适的要求，请您不要责怪她们。袁庚的话音未落，几个年轻人拿来了事前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摆上桌面，女经理鼓着勇气走上前去请求邓小平题字。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邓小平高兴地欣然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全场热烈的掌声，像春潮般回荡在平静的深圳湾畔。

（七）

下午两点多钟，邓小平一行登上一艘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从26日下午到29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逗留期间，听取了珠海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工厂，会见了一批港澳人士。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主人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辞，使珠海特区的建设者深受鼓舞。

珠海题辞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了压力，他们焦急得坐立不安，都在猜测着、自责着：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挨批评也好，到底他老人家怎样想？怎样评价深圳？难道一句话都没有？一连串的疑团像兔子钻进了心窝捣鼓得让人难受。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辞。任务落在接待办主任张荣身上。梁湘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办关系熟，人头也很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心里掂量着此行任务的重要性，深知它的难度很大，却二话不说承担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赶到省委珠岛宾馆，先找到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要他住下来等候消息，表示会尽快找机会转达深圳市的要求。一天过去了，张荣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消息。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的心情十分沉重焦急，两天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第三天一大早他再也耐不住又去找杨尚昆，得到的回答仍不十分肯定。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后心情很好，今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作好准备。果然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了看张荣早就在这里摆好的笔墨和宣纸，亲切地同张荣打招呼。他老人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客厅里异常安静，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铺在桌面的宣纸上，只见他提起手腕悬肘挥动手中那支蘸满墨汁的毫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25个浓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最后的落款，他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张荣机灵地及时用照相机拍下这一历史性的宝贵镜头。在场的人看到题辞都向张荣表示祝贺，让他转达他们对深圳市领导和特区建设者们的敬意。

激动兴奋的张荣如释重负，立即跑去打电话给深圳报喜。接电话的市委秘书长邹尔康逐字记下张荣口述的题辞。一直在盼望消息的市领导纷纷赶到会议室听邹尔康连续重复念了三遍题辞内容，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振奋人心的喜讯，就像乍春季节的一股巨大暖流，激荡着特区建设者的心。这天正逢春节大年三十，往年的除夕夜市区显得冷清平静，这时却洋溢着异常热闹欢腾的气氛，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经久不息；腾空升起的烟花，喷出五彩光芒，把夜空染得斑斓缤纷，人们欢庆双喜临门的激情，使这片热土释放着无穷的活力。

（八）

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辞，是他老人家此次南行考察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的答案，他澄清视听，力排众议，给深圳作了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四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深圳、珠海的巨变，使他决心更大，更坚毅果断，他敏锐地把握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思考着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部署。回京后不久，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作出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英明决策，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然而，对特区的争议远未结束。邓小平对深圳所作的带结论性的题辞，只是平息了第一场争论，接踵而来的是对市场经济和特区姓"资"姓"社"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一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持续到90年代初，都在纠缠不休。这期间国内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继而是东欧动荡，苏联解体，面临着国际风云剧变的复杂形势，国内"左"的思潮又有抬头，这时从理论界里冒出了所谓"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调，严重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这就是邓小平给深圳题辞八年之后的猴年（1992年）春天再次南巡视察深圳的重要背景。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老人家的长篇南巡谈话，使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特区的争论得到平息，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告诫全党要警惕防"左"，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等，批判了把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和平演变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澄清理论是非。

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间虽然相隔八年，然而他老人家的思路是连贯的，两次视察对于中国何去何从，对于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1984年的深圳题辞，没有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被推迟，甚至历史要重写。

抚今追昔，时光飞逝，快速的时代步伐，容易使人淡忘历史。今天重温深圳这20多年被许多人陌生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然是会珍惜过去，尊重历史，从前人那里吸取养料，总结经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样也会懂得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一切，在享受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深深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当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艰苦奋斗，从尘土飞扬的工地里走过来的老一代特区建设者们，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劳动。

2004年第3期 我所知道的建国后制宪修宪经过　作者：于光远

两会即将举行，修改宪法会是这届两会议事日程中最重要的一项。学术界在这时候，理应多提出一些问题、多写出一些文章，供代表和委员们参加讨论修宪问题时参考。现在的状况是由于种种原因学者们在这方面研究得少，报刊有关修宪的文章发表得也少。

我对宪法---乃至整个法的问题，过去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近几个月才认识到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才开始收集资料，特别对建国以来制宪修宪的情况查阅了一下，做了一些思考。

现在我按时间次序，一部一部宪法来作介绍。

第一部宪法

我说的"第一部宪法"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我的这个说法可能是唯一的，现在写关于宪法文章的人，通常都是把1954年制定的宪法作为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因为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它的确是第一部，也有人把《共同纲领》算作第一部宪法的，但是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合在一起才称之为第一部宪法的我还没有见到过。

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这部宪法在三天前已经制定成功，等着这个日子的来临。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根据这部宪法成立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建国与制宪同步。

人们对《共同纲领》讲的多，其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重要性绝不下于《共同纲领》。在《组织法》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拥有"制定或修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本身，除规定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它们的职权外，还规定"团结各民主阶级、各民族"，"实行新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国家"等最高原则。但是没有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没有关于人民自由权利等规定，而这些在《共同纲领》中都有了。所以这两个文件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新民主主义的宪法大纲。因此我在这里就称之为建国后第一部宪法。这是建国开始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应该说是一部很好的宪法。

这部没有宪法名称的宪法，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共同制定的。各党派合作得非常之好。从那两个文件本身，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民主党派中也不乏优秀的法学人才。后来被划为大右派直到最后没有平反的罗隆基，在起草这部我称之为建国后的第一部宪法时，他就是作出了贡献的人中的一个。

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才组成，我们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的确很好。就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就放弃在这以前拥有的职权，一心欢迎全国人大。这就可以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我们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我手边还保存有一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干事会印的、题为《关于讨论"唯物主义几个基本特征中的几个主要问题"的试答》的资料，上面记有委员们的意见，有名有姓的就有章乃器、陈铭枢、凌其峻、千家驹、李相苻、章克善、吴觉农、沈志远等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李维汉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且同全国委员们一样积极发言。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合作得很好。在这里我还可以讲一下这样一个情况。有一天，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派他们机关姓朱姓钟的两位专职工作人员到中宣部机关找到了我，要我帮助他们政治学习，要我担任"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的顾问，所以这份《试答》的记录就到了我手里。

第二部宪法

我说的"第二部宪法"指的是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它是这一年的9月20日我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它是第一部正式使用"宪法"这个名称的宪法。

它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间相隔整五年，在这五年中我国发生的主要变化，是批判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否定了新民主主义的长期性。这部宪法肯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在主要有下列各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指出要实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对待各种所有制的具体态度是"国家保证优先发展国营经济"；"国家保护合作社的财产，鼓励、指导和帮助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并且以发展生产合作为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的主要道路"，它是"组织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和其他个体劳动者走向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过渡形式"。

也是在这部宪法中到处可见使用"依照法律保护……"、"保护合法……"的手段保护一下子还不能消灭的非社会主义财产。如"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其实1954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谈不上普选。这第二部宪法的社会基础我以为比第一部狭小许多。

总的说来，这部宪法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比有某些退步。

关于这部宪法，中国人民大学萧北声写了一篇《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从〈共同纲领〉到〈1954年宪法〉》，文章中告诉我们1954年宪法制定的过程大体如下：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前夕，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题。随后在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面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尽快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出自中共权威机构之手的《刘少奇年谱》也透露，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出访苏联前夕曾给斯大林写信，谈到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订宪法的问题，而且刘到了苏联以后，于10月26、29、30日先后3次打电报将两次同斯大林会谈的情况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做了汇报。在此之前，中共原来是打算在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之后再着手制宪的，但是斯大林既然这么说了，于是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随即是一连串快节奏的"落实"动作，先是在第一时间内由中共中央做出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宪的决定，并由主持政协的周恩来在随后召开的政协会议上公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讨论。接着，在1953年1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出决议，决定当年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宪法。会议成立了两个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首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随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选举法就被制订出来并获得通过。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制宪进程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顿，直到1953年的下半年才又重新启动，不过这次却进入了"快车道"。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从1953年的下半年到1954年夏天，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范围的异常繁难的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和基层选举全部完成。相对而言，宪法的起草工作起步则要晚些，1953年底毛泽东率一干秀才组成的起草小组到杭州，算是启动工作，1954年1月才真正开始动手。1月31日就完成初稿，中间经过几次复议之后，到5月1日就可以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了。实际进度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是宪法草案的大讨论被分成了两步，3月底先由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6月上旬才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据说在3个月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到了这个地步，制宪过程已经有几分像一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讨论过后，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起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萧北声文字是如此，我虽然没有参加1954年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我是党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真实的情况还是能够了解和懂得如何判断。因此那时虽然作了人口普查、选民登记、基层选举、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及据说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的"宪法大讨论"，但是我还是以为基本上是走形式的，还不好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所说的"普选"。

第三部宪法

这部宪法是"文化大革命"中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通篇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在序言中就强调了"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搬出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在宪法总纲里还写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这第三部宪法条文中有一条值得注意的，就是1954年宪法第九十条中关于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条文被删掉了。

第四部宪法

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依靠人民一举粉碎"四人帮"，当然不能容忍"四人帮"在位时制订的那部宪法。于是，在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部新的宪法。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我参加了。那次报告的起草小组由顾明负责，主持起草的主笔是吴冷西。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情上立了大功，但是他有"两个凡是"的思想，凡是以毛泽东本人的名义说过的话，他就不愿动不敢动。

我是这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且是主席团成员，但是由于我没有参加修改宪法的工作，宪法修改的情况竟完全没有注意。直到最近查阅1978年的宪法，才明白这部宪法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两个凡是"的思想仍然在作怪，华国锋知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毛泽东的思想，在这部宪法中，这个说法依然保留。

毛泽东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以后还要搞几次，于是在这部宪法的序言中写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请注意这里的"第一次"三个字。他不敢说"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只敢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华国锋知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毛泽东提倡的，因此在这部宪法里面，仍然保留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内容，不过从1975年的宪法的序言中搬到了这部宪法第三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四十五条，文字改成："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

还有这部宪法没有恢复1975年宪法中删去的迁徙自由。我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我不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而且在通过这部宪法时我是举了手的。这真不应该。

第五部宪法和它的三个修改案

很特别，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过两部宪法。除了1978年这一届第一次大会这一部外，都还有1982年这一届代表大会的第五次大会通过的宪法。

上面讲过的四部宪法，每一部与另一部相比，都有原则上的不同，因此我们说它们都是"一部"。1982年宪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同以前的四部宪法比有很大的进步。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修改了三次，这三次修改，都不算重新制订宪法，因此它们合起来只算一部。

让我们回顾一下半个多世纪中的我国所有制的变迁。从1952年开始，我国进入了一个"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想剥夺和消灭私有财产。从50年代初的三大改造、1958年到60年代初的三面红旗，一直坚决实行压抑打击私有财产的路线方针。1982年宪法，仍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整部宪法对私有财产只有一处说到私有财产的继承权。而这里所写的私有财产指的只是收入储蓄和房屋等生活资料，并没有肯定生产资料可以私有。后来我们国家又逐渐进步，可是1982年宪法在财产条款上一直没有修改。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改革逐步发展：先是突破包产到户这个口子。接着承认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财产制度上不得不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肯定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

1982年宪法在1988年4月、1993年3月和1999年3月修改过三次，每次在财产条款上都有某些修改。

1988年对1982年宪法作了两处修改，在宪法第十一条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在宪法中第一次出现了私营经济的提法，从只是生活资料前进到生产资料。另外一条修改，是把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这就是说宪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这是和包产到户、大包干联系着的。

1993年宪法的修改是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十四大决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除了在宪法序言中加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之外，在宪法条文中，也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加上了一些条文，使得多种经济成分都有了规定。这次修改，最重要的是把原来所规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与这个重要修改相适应，宪法对原来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服从和接受国家计划的条文也做了修改，去掉了原来的规定，改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经营或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1999年3月1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对宪法又作了修改，在宪法条文原来第五条基础上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982年宪法，加上它的三次修正案，就是我们现在准备修改的现行宪法。现行宪法应该说是一部好宪法，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好宪法。但是我认为现行宪法也不是没有缺点。从方才的叙述中，我把事实都讲出来了，现在再归纳一下。我个人现在认为现行宪法的主要缺点，有以下几条，我建议大家多多斟酌一下。

（1）在第一章"总纲"中有这么两点：

第一，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第十三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使人得出结论，宪法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私有财产没有这样的规定，那就是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不平等，因为私有财产并不那么神圣，似乎可以侵犯。

第二，在第十二条当中，没有"合法"和"依照法律规定"的字样，而在第十三条的第一款和第二款都写进去了。

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

在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中，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在这里，没有说宪法是个基本法，把宪法和法律平列。

（2）我们的宪法没有宪法法院的规定，这样就没有更规范的办法保证宪法的实行。

2003年，德国宪法法院庭长恩斯特·本达访问中国，在中国发表了谈话，这些谈话整理成文字出版，作为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的系列丛书，题为《法律与全球化》。书中指出："根据德国的基本法，宪法的捍卫者是为此设立的联邦宪法法院。只有通过它的宪法法解释，宪法现实才成为规范力量。很显然，在贯彻宪法及宪法变革的过程中，宪法司法审判体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普通'法规、'普通'的法律制度通过国家予以保障，国家通过司法人员，必要的话通过强制执行或刑事判决来贯彻法规。""但宪法的贯彻则不同。不存在一个位于宪法之上的保障宪法的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权力位于宪法之上，而是相反。唯有宪法法院作为国家唯一的宪法机构有权对宪法做出权威性解释，对它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限的制裁。宪法法院决定国家行为的合法性，一个有效的宪法司法审判体系可以使宪法从文字转变为现实，避免与基本法相左的现实宪法的形成，从而避免与新法文字规定相左的现实的产生。宪法优先于普通法律只有通过宪法司法体系对宪法的应用才能得以体现。"

（3）没有分清楚法律和纲领的区别。纲领同法律之间的关系，纲领可以用一个字来表明自己的特征，那就是"要"。"要"这样，"要"那样。"要"的结果就是"得到"---客观上出现希望出现的事物。法律也可以用两个字来表明自己的特征，那就是"不许"。"不许"这样，"不许"那样。"不许"的结果就是"避免"---客观上不出现不希望出现的事物。纲领对愿意推动社会前进的人是鼓舞。法律对犹豫动摇的人是警戒，而对阻碍社会前进的人则是惩罚的手段。

总的说来，我们是向前看，但是也需要向后望一望，记取教训，不做不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教育那些对推动社会进步犹豫动摇的人明白和坚定起来。对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人，那就要对他们大喝一句"法律不许"！

宪法作为广义法律中的一种，它与其他法律的共同点都是"不许"，但是又有与其他法律相区别的本身的特点，那就是它"不许"任何机构制定与它有任何抵触的法律。它是最高的法，是根本法。我赞同这样的命题："非法之法【能够否定其他法律的法律】才是法【后面那个'法'字说的是宪法】。"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这次修宪之后有了宪法法院，也不能很好地行使这种职权。

2004年第3期 南汉宸为我国金融制度奠基　作者：杨培新

中国人民银行建行以来，曾经换了十几位行长。但是数百万金融工作者最难忘怀的是两位行长。一位是为新中国金融制度奠定基础的首任行长南汉宸，另一位是粉碎"四人帮"以后重建人民银行的李葆华行长。

我曾经担任南汉宸行长的秘书，在他的办公室同室办公，参与他制定政策的活动，他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那是1949年，我从香港《文汇报》返抵北京。南汉宸约我见面，开门见山就提出要我进人民银行。我原打算去上海看许涤新同志，因为那里是中国的经济金融中心。但他不容分辩，叫秘书立即把我的行李搬到银行宿舍。不久，又要我担任他的秘书，安置在他的办公室里，让我参与他的会议和谈话，要我为银行起草向上的报告和向下通气的文件，并主编公开发行的《中国金融》和内部刊物《银行月刊》。中财委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南汉宸带我出席会议，见到陈云同志怎样主持会议，并见到许涤新、张执一、薛暮桥、千家驹等同志。为什么他会那么快信任我？据董必武秘书鲁明分析，当时领导南汉宸筹办人民银行的是董必武同志，董考虑到在他领导下我在重庆夺取《商务日报》的表现，嘱咐南汉宸将我吸收到人民银行工作。

南汉宸是我敬佩的革命家，我深为在他身边工作而高兴。

南汉宸幼年家庭贫穷，少年即参加革命。他阅历多次改朝换代，洞明世事，人情练达，历尽沧桑，最后服膺马克思主义。他不容易盲目服从，难于形成个人崇拜；善于独立思考，凡事问个为什么；他忠于人民，熟知百姓疾苦；豁达大度，择善如流，敢于冒险犯难。

南汉宸对党忠贞不贰，他位居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曾义释刘志丹。他拒不接受蒋介石的升官拉拢，毅然亡命日本。在白色恐怖中，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支持冯玉祥、吉鸿昌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他从事财政金融工作，利用胡宗南封锁边区的部队，为边区运送物资。他在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时，康生"抢救失足者"，要逮捕财政厅里曾在国民党地区任过高级职务的干部，要南签字，南说这些人我领导过，了解他们的历史。康生向毛泽东告状，说南右倾。

我到南汉宸身边工作以后，听到了很多关于他的往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是吉鸿昌将军殉难事件。南汉宸在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与他介绍入党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旅馆召集会议，准备在冀东举行大规模的起义。会议以打麻将为掩护。南汉宸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警觉性极高，身经百战而游刃自如，在国民党统治区如入无人之境。他发现旅馆周围有异常迹象，起身上厕所，借以查看情况。突然一声枪响，南回到房里，见到代替他打牌的同伴已血溅满地，吉鸿昌将军也已负伤。南主张立即隐蔽起来，吉鸿昌却认为法租界内国民党无能为力，遂住进医院治疗。国民党胁迫法租界允许其公开逮捕吉将军并解送北平。南即赴上海，向中央军委周恩来汇报。吉将军后来在北平光荣牺牲。

另一件是南汉宸1941年出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长。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封锁边区，企图困死共产党。毛泽东约时任党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南汉宸谈话，提出要南担任边区财政厅长，解决边区经济困难，包括穿衣、医疗、电讯等问题。南说：这是无米之炊。毛说：如果不是无米之炊，也不会找你。南就任财政厅长后，把边区的特产集中起来。当年辛亥革命时，孙中山要求结交帮会，渗入新军，从而爆发辛亥革命，南汉宸早年参加革命，为动员群众曾参加帮会，广交三教九流，资格很老。此时他到西安，帮会首脑奉之为老前辈。南要他们帮助，把边区特产越过胡宗南的封锁线，运到西安，再买成布匹、药品等必需品，运进边区。帮会动员他们在胡宗南等部队里的官兵，负责搬出和搬进，解决了边区的燃眉之急，从而打破了封锁。

到北京后，南汉宸广交有识之士，他在银行，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为顾问，信任冀朝鼎、宁加风、郑伯彬，成立研究处。各色人等闻风投效。由于他善于用人，这些人出了不少好点子。南的讲话很生动，多讲事实，浅显易懂。我为他起草报告提纲，他常常只选择要点写几个大字，就去报告。例如1950年讲制止通货膨胀，他说这是火车爬八达岭，上去了就是康庄大道。为什么他讲起话来头头是道，后来我才知道他天天记日记。这些日记现在他的儿媳手中，不愿拿出来，有宝贵的史料价值。

南汉宸在货币稳定、货币制度、金融政策等方面，都有特殊的建树。

稳定货币三步走

我在香港时，得知南汉宸筹备人民银行，准备发行货币。当时，都以为会仿效苏联货币改革政策，就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以旧币换新币，实行差别兑换，例如，用十元旧币换五元新币，乘机剥夺一部分人的货币财富，压缩货币流通量，从而实现货币稳定。但南认为苏联的货币改革政策不可取。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三步走的步骤：

（1）1948年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连成一片，冀南、北海、晋西北、东北各银行票子相互渗透。由于各地货币价值不一，规定了不同的兑换比率。这种比率变化使货币流通不畅，直接影响做生意。董必武同志指示南汉宸召集华北各解放区的经济、金融负责人交换意见，大家倾向于货币统一。当时四野进关，包围平津，解放在即。各路部队都带当地发行的货币兵临城下。平津解放后将面临八种货币进城，这种"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局面，必将引发物价混乱。于是中央决定提前发行人民币，在1948年平津解放前夕，在石家庄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货币。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很符合实际的。

（2）平津解放后，希冀出现物价稳定的局面。但是大军南下，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陆续解放以后，物价却加剧上涨。1949年发生了四次大涨风。这是因为国民党败逃时破坏交通、掠夺财富，造成民穷财尽的局面。大城市解放后，交通要恢复，工商业要恢复生产，急需大笔投资。当时人民币发行由各大区中央局掌握。每座城市解放后，都要投放大量货币。这些货币便汇到先解放地区购买物资，引起全国物价大涨。事实证明，货币分区发行、分区稳定是不可能的，稳定物价，必须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统一措施。这就促使中央决定1950年3月采取统一财经工作措施，对财政、商业、银行乃至铁道部门必须统一管理。当时实行的是财政、贸易、铁路等的金库制度。这些部门的收入各自汇入中央的金库，由中央各部统一开支、下拨款项，实行统收统支。银行资金则由总行统一管理，每一文存款都由总行支配。"存款往上交，贷款看指标"。财政催收税款，发行公债，多收少支；贸易多售货、少收购；银行以市场利率吸收私人存款，暂停放款，多存少放。为了把资金汇到中央财政部、贸易部、铁道部，要银行"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即建立发行库，灵活调拨到北京，以便统一支配。银行为此县县建行，并设立发行库。以至银行无人可派，东北银行曹菊如行长把警卫员也派出去当行长。各地的钱，由银行分支机构交给发行库，在当地入库，北京出库，不必增加货币发行量，以利于收支平衡。

银行在统一财经工作、稳定货币中，担负了重要的任务。为此银行学习苏联经验，派员赴东北。由于东北全境解放，中央保留东北货币，由曹菊如任行长，要求东北首先进行和平建设，学习苏联经验。我和赵志诚、杨哲省同志去东北，访问了东北的会计局和东北银行。当时东北财经工作的领导人是朱理治、曹菊如和王企之，会计局负责人是李更新，东北银行领导人是王企之。当时东北大企业如鞍钢、本溪等处的大型企业之间的贸易均采用转账付款，由会计局扎账、相互抵消。银行主要是搞现金出纳。当时提出尽量多转账结算，现金限于对私营企业和个人的支付，这部分要编计划，限制数量。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发展国营经济网，限制和缩小私人经济。现金管理很严格，只准留三天的现金开支，以此控制货币发行量，求取物价稳定。东北银行有些人自称，"高政委得了斯大林的真传，银行是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人民银行还派胡景云、尚明、韩雷赴苏联学习苏联银行的经验。

当时政务院颁布了现金管理办法，规定国家机关、团体、企业只留三天的现金开支，其他必须存入人民银行，公家之间不许用现金付款，只准用转账支付。原来各单位有余钱就买些布匹、粮食，尽量把钱花出去，以免贬值。同时要求把各单位和个人的余钱存入人民银行，不准存入私人银行，因此人民银行存款开始猛增。过去银行只印票子、发票子，似货币发行公司，款子拨给部队或机关后就有去无回，不知去向，银行没有存款。这时银行涌进来大量存款，成了有存款、能放款的名符其实的银行。

由于规定各单位之间不得借贷，必须通过银行转账付款，又由于各单位必须从银行提取现金支付工资和零星开支，国营商业售货所得现金必须当夜解交银行，因此银行也就成为信贷、结算、现金出纳中心。票子从银行出去，当月回到银行，货币流通速度，大体上一年达十二次，这就加速了货币回笼的速度，有利于减少货币发行数量。

（3）由于以上措施，国民经济得以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货币长期稳定。1955年时人民银行以一万兑一的比率收回旧币，换发新币，以扫除自1937年以来将近20年的通货膨胀残迹。我们采取了无差别兑换的办法，并事先广为宣传，要求风平浪静中换发新币。新币分一元、三元、五元、十元，色泽不同，图案不同，印有各民族文字，做买卖、记账都很方便，受到群众的欢迎。我国货币改革三步骤终于完全、圆满实现。

货币政策的"三紧三松"

在这个基础上，银行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节，这就是实行"三紧三松"。当时农村存在着汪洋大海式的农民个体经济，城市有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国营经济主要是国营商业，全社会属于市场经济性质。市场经济中货币主导一切，没有票子就不能交易。人民银行掌握票子---银根，就牵动着市场的兴衰、物价的涨落。从1950年3月起，人民银行就开始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其间有过三次紧缩、三次放松。

（1）1950年3月统一财经工作，制止通货膨胀，这是第一次紧缩。银行暂停贷款并收回贷款，减少货币投放。没有想到这些措施发生的效力如此之快、如此剧烈，很快物价下落，存货山积，工厂停工，钱庄倒闭，私人银行破产，银楼关门，工商户萧条。总行检视七大城市分行的头寸电报，才发现银行货币发行额已有三分之一回到银行，称为银行的业务库存。过去我们控制货币发行量，增加发行要经中央批准。现在起作用的是银行业务库存之外的市场货币流通量，即货币发行额减去银行业务库存等于市场实际货币流通量。

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和副主任薄一波召集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决定调整工商业。为了防备增加工商业贷款后工商业的投机会死灰复燃、再度哄抬物价，决定由银行贷款国营企业，扩大对私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收购。这就是所谓"垒墙政策"，让国营商业库存壮大起来成为稳定物价的物质力量。同时以收购农产品支持农民增产，以加工、订货、收购促进私人工商业恢复生产。陈云形象地说：一边是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一边是私人企业，国营贸易身居中间，跑来跑去，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经济形势。货币经由国营商业投放市场以后，银根开始放松，恢复了工商业的信心和活力，这就是一紧一松。

（2）抗美援朝开始后，我们为防备市场发生剧烈的波动，需要采取必要措施。当时银行存款主要是国家机关、团体、企业的，因此需要稳定这些公家存款，防止提取。我们采取公家存款保值的办法，安定人心，同时紧缩贷款，待安定以后再放松。这是第二次紧缩和放松。

（3）"三反""五反"以后，国家收购减少，工商业信心动摇。为了防止市场停滞，决定由银行贷款工商业，并亲自送贷款上门，使工商业知道共产党仍然需要并支持工商业。这是第三次紧缩和放松。

独立、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

我国革命战争中，把建立根据地作为重要的任务，而根据地又必须发行自己的货币。军队、政权、货币三者密切不可分。江西红色政权，拥有自己发行的货币；抗日战争期间，各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陕甘宁边区先是发行光华商店的辅币，然后发行边币。同时发动货币斗争，把法币排挤出去。皖南事变后，山东先是割断然后排除国民党政府法币，从而实现了我币的独立和稳定。有了独立的货币，才能形成独立市场，并为根据地提供必要时发行货币弥补财政收入的可能。因此，各根据地均重视发行货币和从事货币斗争、驱逐敌币的斗争。

人民币继承我根据地货币的特点，形成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

（1）人民币是独立的。在发行之初，即申明人民币不与金银相联系，而以丰富的生活资料供应为保证。人民币的汇率主要依据货币的实际购买力而定。

旧中国几千年来以白银为货币。先是以银两为本位，废两改元以后以银元为本位。金银是世界各国通用的货币。发达国家20世纪先后由银本位过渡到金本位。英国在中国推销鸦片，造成中国白银外流，形成货币紧缩，引起银贵物贱，使中国的银元价值动荡不定，动摇国本。实行法币制度后，发行纸币，依靠英国收购白银，换成英镑。法币价值以大条银在伦敦的市价为准。英国再将白银转卖给美国。美国为争霸而停止从英国收购白银，中国转而依靠美国，落入美元集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依仗美国贷款，购买美国黄金，运回国内，推行黄金政策，依靠出售黄金现货和黄金储蓄，以缓和法币通货膨胀。1948年"八一九"国民党改发金圆券，借以欺骗群众。因此，旧中国以金银为货币，始终摆脱不了西方的控制，是一种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

苏联的卢布，又是另一番景象。斯大林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强调货币是黄金的符号，并为卢布规定含金量，而且高估卢布的价值，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汇兑中占尽便宜。其所以强调黄金，是因为苏联盛产黄金，约占世界产量的五分之二。苏联卢布含金量定的很高，远远超过卢布的实际购买力，据此，使东欧各国在汇兑中吃了大亏。中国人民币没有规定含金量，但货币购买力较高。人民币单位价值高于卢布。斯大林不允许社会主义国家的单位货币价值高于卢布，当时中国人民币单位价值却高于卢布。为此斯大林曾亲自过问，向中国提出质问。斯大林逝世后，东欧各国提出卢布定值过高，要求计算各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改订汇率，并退赔过去占的便宜。此举连续进行数年之久。

（2）人民币又是我国统一的货币。发行之初，就收回了八种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市场，后来又陆续收兑了新疆和西藏发行的货币。原来保留东北银行货币，以利于首先恢复东北解放区的经济。1950年人民币稳定后，也收回东北货币，实现了全国货币的统一。正因此，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东北市场得以保持稳定。

货币统一是人民梦寐以求的愿望。旧中国就是在蒋介石当政以后，也未实现货币统一。山西流通阎锡山的老头票，广东使用陈济棠的毫洋，李宗仁、白崇禧发行广西银行券，更不要说伪满洲国的纸币和台湾的台币了。

银行业务全面发展

人民币稳定以后，银行的信贷业务得到全面发展。原来农村都是实物交换，马戏团在农村流动演出，观看者要交一个鸡蛋，货币稳定以后交人民币就可以了，这就是货币下乡。南汉宸提出把银行机构伸到农村去，发放农贷，发展信用合作社，打击高利贷，帮助土改后的农民发展生产，防止两极分化。1950年银行县县设行，1952年镇镇设营业所。人民银行贷款支持国营企业迅速发展，执行"垒墙政策"，使物价稳定得到保障，并发挥其收购农产品并转售出去的作用，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支持国营商业进行加工订货收购，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对私营工商业也广泛开展业务。

南汉宸之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银行作为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挨斗。有一天，忽然听到大街上一阵嘈杂之声。口号声传来，原来喊的是"打倒南汉宸"和污蔑南的夫人王友兰的污秽词句。我是待罪之囚，不能上街去看，揪心不已。南汉宸自1952年发现高血压重症以后，就被迫休养。其后，他抱病出访古巴、日本，历经风险。他已届风烛残年，哪经得起在卡车上长时站立这种喷气式的游斗。

次日就传来南汉宸去世的消息。原来游街一天下来，南汉宸身疲力竭，病体难支。一个老革命家未丧敌手，却要经受这般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南汉宸提笔写信给党中央，陈述自己经受不住，请求党的谅解，服安眠药佐以白兰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周总理闻讯让王震前去探视。王震拳打脚踢，打开一条血路，发现南汉宸尸体已经僵硬。造反派说这是畏罪自杀。王震说这是蓄意谋杀。

南汉宸的好友王学文同志告诉我，是陈伯达唆使造反派逼死南汉宸，因为陈伯达天津被捕自首的情节，为当时活动在平津一带的南汉宸侦知，并向延安汇报。他害怕南汉宸公开这段事实，就先下手为强，先后逼死南汉宸和王世英。又有人说因为南汉宸、王世英和彭德怀、贺龙等曾联名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使江等人怀恨在心，导致了这一个个悲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南汉宸彻底平反。

2004年第3期 我参与讨论胡乔木论异的文章　作者：薛德震

1984年1月，胡乔木同志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文章发表前，曾在当时中宣部在中南海内的会议室，召开了一个有二三十人参加的讨论会，参加者有胡绳、龚育之、邢贲思、卢志超、韩树英等著名学者、专家。我有幸也应邀参加。

会上大家发表了不少意见，我也发表了意见。我说，今天这是一个党内的会议，而且是个学术、理论讨论会。作为一个党员，本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我想讲三点意见。

针对大争论初期有人公然声称马克思主义不能讲人道主义，凡讲人道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把人道主义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专利品。因此，我讲的第一点意见是胡乔木同志现在肯定了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一点我是赞成的。但我在习惯上爱用"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意即这种人道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我们讲的这种人道主义，既像社会主义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化学、艺术学、道德学等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一样，在内容上与乔木同志的讲话有相通之处。不过，我对乔木同志说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只能在伦理道德的意义上说，有点不同意见。我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包含丰富的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内容的，只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伦理道德的意义，值得商榷和研究。后来我在上海《文汇报》1986年12月12日发表了一篇《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一文，就是对会上这条意见比较系统的发挥和阐述。

第二条意见是针对会上个别人的意见说的。会上有人提出要埋葬"异化"概念，要为"异化"概念举行葬礼。我担心会把这种观点写进乔木同志的文章，所以我在会上说对"异化"概念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这不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几十次、上百次地使用过这个概念，而且因为马克思曾经对这个概念作过明确的界说，你可以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9卷第49页上查到这段话。当时可能有人不太相信我说的话，当即走出会议室找来马恩全集第49卷，翻开第48-49页赫然写着这样一段话："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像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我接着说，退一万步说，即使马、恩一次也没有用过这个概念，马克思也没有对之作过哲学上的定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们改造自然界，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种种异化现象。我在会上还列举了一些常见的这种现象。我说，"异化"概念实在是一个充满辩证思维的哲学概念和范畴。是我们非常用得着的一个哲学概念和范畴，它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其他概念和范畴一样言简意赅，短短两个字却包含着如此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你如果埋葬了"异化"概念，不准人们使用这个概念，那么人们还会像马克思那样要用很长一段话来表述这种现象，那是多么的累赘和麻烦。所以我说，千万不能埋葬这个概念，不能为它举行什么葬礼。

第三，这场争论是一场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人道主义问题，异化问题，国际上争论了几十年。在国内也争论了几十年。在对十年动乱进行理论上的反思、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的时候，周扬同志与一批理论工作者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仍然属于学术上、理论上的争鸣，千万不要上政治纲，扣政治帽子。

在会上，我就发表了这样三点意见。这些意见是否汇报了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又是一种什么态度，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对于乔木同志来说，我是一个后生晚辈，在此之前同他毫无直接接触，但是在我担任了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后，我曾多次到他府上汇报工作，请示问题，他都非常亲切地接待了我，好像并没有因为我对他的文章提过不同意见，而产生任何芥蒂。

2004年第3期 我给胡耀邦当秘书　作者：曹治雄

1954年初春，我由中央团校调到团中央任胡耀邦的秘书，任职三年半，和他朝夕相处，对胡耀邦同志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原团中央的老同志约我写点怀念耀邦同志的文章，就应承了。执笔过程中，能否完全忠实于当年，尚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创造性地开展青年团工作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建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怀，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同志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当时还没有"第一书记"的称谓。1957年5月召开团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团中央才设置第一书记职务，胡耀邦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书记），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刘少奇的指示，深入学习、讨论，取得共识，因而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了。

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部分城市青年还组织了一支又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广大知识青年为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全国工作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团中央于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3月又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同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几次大会都开得非常成功，耀邦同志全力领导、参加了大会，并作了多次热情洋溢的报告，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青年团员和青年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向党中央和党代表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对此非常重视，除了必须由他处理的日常工作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起草报告这项工作上。通过他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的邓拓、新华社的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老先生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从起草这份报告的全过程，足以看出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这个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视青年团的舆论宣传，经常亲自抓团报、团刊、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工作。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每期必看，看得很仔细。1955、1956那两年，他定了一项制度，每周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到他住的关东店20号集中，由他亲自主持，或研究、或讨论、或广泛议论报刊、出版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以便提高报刊书籍的质量，使之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耀邦同志常常发表一些新颖的、有独到见解的、富有启发性的意见，对他们做好工作很有帮助，思想上也受到很大启发。

深入群众 热爱青年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喜欢到群众中去。由于这一时期他担负的主要是青年团和青年工作，所以接近更多的是青年群众。

1955年冬，他出差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等五省市，除了听取团委领导汇报工作外，必定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所思所想。在上海座谈时，还特意邀请了一位青年女企业家（姓陶，名字忘了）、上海市青联委员参加，了解这一群体的青年人的状况和他们的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每到一地，各级团委的干部和团员、青年们，都希望能听到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在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合肥五个城市，都组织了少则千多人，多则两三千人的青年群众大会。耀邦同志的报告历来生动活泼，鼓动性强，青年人非常爱听，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安徽，耀邦同志专门去了梅山水库工地，看望那里的数千青年建设者，应邀在工地大礼堂作报告。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工人，几乎全体水库建设者都来了。在偏僻的山区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还是第一次哩。

这次华东之行最重要的一项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这年10月，青年团上海市委组织了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江西德安县鄱阳湖畔，成立了"共青社"，进行开荒生产。耀邦同志从南昌乘火车出发，到达德安时已近黄昏，下车后直奔"共青社"跟社员们见面，耀邦同志鼓励队员们说："现在中国还很贫穷、落后，我们前进的路上还横着两条'大河'，这就是愚昧和贫穷。同志们，我们一定要下决心闯过这两条'大河'，也一定能闯过这两条'大河'。"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直到皓月当空、银光洒满原野的时候，才依依不舍地向队员们道别。

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出差东北，主要是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途经沈阳、长春、延吉、哈尔滨等地时，每到一地，都要向当地团员、青年们作报告，然后从哈尔滨奔赴萝北县。萝北县位于黑龙江东段南岸，交通不便。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在萝北停留三天期间，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他们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地里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亲自为他们拍照。队员们受到很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在萝北安家落户，一定要将北大荒建成"北大仓"（粮仓）。

1955、1956两年中，北京许多高校团委请耀邦同志去做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可是我们当秘书的心里很明白，他根本不可能分出那么多时间，到那么多大学去做报告，因此多次提醒他。可他总说，这两年同工农青年有接触，跟知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接触少了些。这些大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啊，青年团应当更多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耀邦同志那种热爱青年，尊重知识，渴望人才，爱惜人才的心情，也感染、教育了我们这些年轻的青年工作者。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经常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坐着面包车，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在炕头上，在饭桌边，在帐篷里，在田头地角……向群众嘘寒问暖、同他们倾心交谈的情景，联想到我在50年代接触到的那些往事，他被称做"人民的公仆""大地的儿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博览群书好求甚解

耀邦同志喜欢读书，我早有所闻；而对他好求甚解的习惯，却是当秘书以后才知道的。

那是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了中宣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来给学员上大课。顺便写一笔，那时请中央高级领导同志给学员上课并不难，团校就先后请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讲法制建设问题，邓颖超同志讲《婚姻法》（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叶圣陶先生讲语法修辞，等等。当周扬同志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勤奋学习、用全人类的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因此每出版一卷，我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决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出一卷就买一卷，买一卷他就读一卷，如饥似渴、夜以继日地读。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来读。其他的书，只要他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都要千方百计的买来或借来阅读。50年代前期，中国同印度、印度尼西亚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为配合印度尼赫鲁总理、印尼苏加诺总统先后对中国访问，出版部门翻译出版了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苏加诺著《苏加诺文集》，耀邦同志嘱买了这两部书，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它们阅读完了。

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只在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中流传。耀邦同志自己借了一套来，这套总计160多万字的大部头，他也就是用了个把星期晚上的时间把它看完了。

耀邦同志看书，总喜欢对其内容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堪称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一番，这也是他读书的一个习惯。

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本人未作多的修改，也没有经过别人加工，保留了"原始"风貌。这部分不能小看，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往往能从读书所得中，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他自己的看法和创见。记得他读完《印度的发现》一书后，发表感想说，印度原来完全是英国殖民地，中国是半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新中国1949年诞生；印度的面积不及中国的三分之一，但可耕地的面积比中国大很多，人口却比中国少一些；它现在有5万公里铁路，500万纱锭；而"蒋委员长"留给我们的只有2万公里多一点的铁路，纱锭也比印度少，是民族工业家留下来的。美国的面积比中国略小，但根据列宁的调查，美国在20世纪头十年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铁路的总长度已达20万公里。而中国现有的人口已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至少该有30万公里铁路才够用。所以我们得抓紧多修铁路，若干年后，比如到1980年，最晚到2000年，我国的铁路达到20万公里时，那我们的许许多多事情，就好办多了。

他还说，纺织业是关系民生的大事，也应该加速发展，使全国人民不光"足食"，还要"丰衣"嘛！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一个习惯，即如本节标题所示，"好求甚解"。读书时碰到搞不清楚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不大明白的事理，他一定要弄明白；不大懂的关节处，他一定要"打通"。在学习上他从不拿"架子"，而是"不耻下问"，绝不强不知以为知。

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少数大区团委和省市团委书记参加，共约十来人。耀邦同志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来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在团中央图书资料室没有查着。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回来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他不胜感慨地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也一定能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这年，印度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访问结束前夕，毛主席在新侨饭店为他举行送别宴会。耀邦同志出席了这次宴会。宴罢归来，他递给我一张小条，上面记着"暗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他告诉我："毛主席在致词中讲，'中国有位古人说过'，往下就是这句话，谁讲的他没指明，你晓得不？"我答"是南朝梁·江淹《别赋》中的文句。不过，这里的'暗'应为'黯'，'消魂'应写作'销魂'。""啊，对了，就是'江郎才尽'那个人吧？这回可记住了！"此时，耀邦同志简直就像中学生解答了一道什么难题那样，得到了莫大的乐趣。

耀邦同志学历不高，只在少年时代上过两年初中，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恐怕很少。然而，他毕生勤奋好学，锲而不舍，见缝插针，孜孜不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成为一个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生活简朴不求闻达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有关日常生活问题上，他从无所求，完全听凭组织上、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家里（指穿衣服）的安排。1954年我开始任秘书时，团中央书记处的九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六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旧，也没装修过。第一进三开间正房是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面积狭窄，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床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总之条件相当差，一家老小更不可能住在一起。

大甜水井开了个小灶。书记们和办公室副主任黄天祥、书记处秘书佘世光两位，以及稍后调来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张黎群，都在这里集体用餐。湖南人喜欢吃辣椒，但多数人不爱吃，耀邦同志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未提出过另做点辣椒的特殊要求。

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佘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到今）20号。关东店20号也是几进的四合院，但房屋较好，比原来宽敞，因此耀邦同志全家人才住在了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火，一家人可团圆吃饭了。夫人李昭同志依旧如"大甜水井时期"一样，只是星期六晚上回家，星期一一早就赶着上班去了。耀邦同志有时陪母亲、岳母两位老太太吃饭，有时单独用餐，用托盘搁在办公桌或茶几上，边看书报边吃饭。逢年过节必定和家人吃团圆饭。零食呢？我见到的他只喜欢吃点葵花籽儿。警卫员李汉平熟知他这个习惯，总是按时买了给他准备着，但也有买不到的时候。

至于穿着，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外出开会、出差、会见稀客和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哔叽中山装，冬天外出时加件外套，这些衣服大概都还是从川北带来的。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团中央每年的预算，由主管书记审核，交耀邦同志钤印，由我代他盖章后，上报财政部。至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的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耀邦同志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儿，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他的烟瘾很重，一天一包，有损他的身体健康，听说晚年戒了。

至于"行"，耀邦同志当然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只是加了层油漆，又使用了四年时间，到耀邦同志这里，这辆专车之旧的程度，可想而知了。这跟时下有的地方镇党委书记出门坐的是进口丰田，村支部书记也要坐桑塔纳，简直是天壤之别。

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向耀邦同志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

耀邦同志工作繁重，思维紧张，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奕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他的一些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时，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一次，我们引用列宁的教导"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句话连动员带撺掇说动了耀邦同志，同意到颐和园去逛逛。耀邦同志这一去啊，还真被颐和园内美丽的山光水色吸引了。他兴致很高，还给我们陪同人员拍了照片。回来他说，玩这么一趟，还真消除了疲劳，精神爽快多啦。我们为之高兴，认为往后动员他的理由更充分了。但后来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陶然亭公园，一次是北海公园。我当秘书期间，耀邦同志逛公园就这么三次。平时，我也没有见过他和李昭同志逛过商店。

1954年夏季，中央办公厅安排耀邦同志去北戴河休假，我陪同去了。住下后，听说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宁一同志也来休假，住在不远的另一幢别墅里。因为工会和青年团都是群众团体，在工作方面有不少"共同语言"，于是耀邦同志就常去找刘宁一同志，议论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加上处理公务和读书，十来天的休息，实际上他一天也没休成。

1956年9月中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似乎有些心事。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后来还听他说过，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耀邦同志对邓拓同志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个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给邓拓写信时，总称之为"邓大师"。

尊重人 团结人 爱护人 关心人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就我所听到和见到的，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待人坦诚、宽和、豁达大度，从不计个人恩怨，善于团结人。

1955年华东之行，在南昌向团员、青年作报告时，耀邦同志对台下一两千青年人说："有同志问我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我可以告诉同志们：我是在家乡浏阳入的团，那时刚15岁，觉悟不高，懂得的革命道理很少，比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差多了。后来到江西苏区，正式参加红军，开始时，也只在墙上写标语、口号。而你们的邵省长（邵式平时任江西省长）早已担任领导工作了。"总之，不论是在千百人的大场合，还是在少数人中间，他总是由衷地而不是虚假地称道人家。真是"平生不解藏人善"咧！

耀邦同志胸无城府，谦逊宽和，因此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据我观察，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1955年和1956年，耀邦同志先后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所到之处，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许多老同志，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都要来看望耀邦，来得最多的是陶铸。

迁到关东店20号以后，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的面积减少了，我的办公室倒是扩大了很多，这样他到我办公室就来得较多了：打电话，布置工作，安排日程，询问一些事情，等等。团中央机关一些部室的负责同志来，有时候耀邦同志也在这儿听取汇报，同他们研究工作。

我的工作不繁重，时间也较宽裕。我原本也爱读书，因此处理完工作后，就读了些书。1956年发生"匈牙利事件"，我读了些有关这方面的理论著作，心有所得，就写了篇《什么是自由》的文章，《中国青年报》给发表了。接着，应《读书月报》约稿，又写了篇学习法共中央委员罗歇·加罗蒂的一部著作的读后感，在该刊发表。还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过几篇学习鲁迅风格写的杂文。青年报刊登载的几篇耀邦同志都看了。他鼓励我说："文章写得还可以，有时间练练笔也好嘛！"总之，凡属于读书、学习、增长知识、充实和提高自己的举动，耀邦同志从不加阻拦，相反他还会营造一种宽松的气氛，鼓励青年人用功学习，发奋读书，求知。

这里要叙述一段家事：1955年，我母亲从长沙来到北京，被安排住在关东店1号院内。1号距离20号约30来米。我告诉母亲：那头住了两位湖南老太太（指耀邦同志的母亲和岳母），又热情又和气。不久，两位老太太也知道我母亲来了，欢迎我母亲去坐坐、聊聊。这样，三位湖南老乡相聚了，叙乡情、拉家常，很快就变得亲热、熟悉了，有时，周末晚上还一同到团中央礼堂去看电影。耀邦、李昭同志后来也认识我母亲，对我母亲给予关心和照顾。1958年、1959年我下放劳动期间，逢年过节，李昭同志还派人给我母亲送来肉菜食物等。其时我母亲已迁离关东店，住到团中央另一处家属大院了。对于一位孤身老太太，耀邦、李昭同志这种关心、照顾，真是雪中送炭啊！

1957年以后，我调离耀邦同志身边，先是下放劳动，后分配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工作。1961年我参加编辑一套《中国历史小故事》丛书，出版后，请吴晗教授写了篇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大教授为小朋友写书评，不但为社会读者所瞩目，也引起耀邦同志关注。他传话让我去"聊聊"，我如约到了关东店。他说我们送他的样书他看了，也看了吴副市长的书评。他还说："给中小学生普及历史知识很有必要，你们的书也编得很好。"最后还说："你做编辑工作我看是能胜任的，努力干吧。"这是对我的勉励、关怀，也是对我的要求、鞭策。

在"五七干校"的两次相遇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 "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一千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编入团中央机关一连，我们出版社是七连。两地约一公里距离。因此长时间我没见过耀邦同志。只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五七战士"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会不会压坏了！？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干校里有一阵"解放"领导干部，原团中央各书记轮流下连队听取"革命群众"意见。一日，耀邦同志来到七连，偶然间我们在路边相遇，互道寒暄后，他问我母亲来干校没有，我答来了，他又问住在哪里，我告诉了他。后来母亲告诉我，耀邦同志特意去看过她，还问了她和周师母好，也问了"周同志好"！周师母是出版社资深老编辑周振甫的夫人，大家习惯称她周师母。"周同志"当然是指周振甫了。

对周振甫耀邦同志是知道的。1953年，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合并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被推举为董事会首席常务董事（邵力子等任常务董事），所以他知道周振甫其人。有时提到，尊称为周先生，在"五七干校"自然不便这样称呼了。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合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2004年第3期 空袭中路遇宋美龄　作者：沙　浪

宋美龄已经作古。这位世纪风流人物，史书给她的一生划上了句号。

近几年来，我在电影、电视中看过扮演的宋美龄，我不能说表演者不优秀，但她们塑造的宋美龄形象，也许受这样、那样的局限，无论是形似、神似，我总感觉不像或者不太像，这也许是我对艺术的苛求。

最近看到一条讯息，有人要拍一部宋美龄的电影。由此，唤回了我遥远的记忆。

在我叙述这段往事之前，我必须回顾一下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

据《重庆大事记》1939年5月记载：

5月3日，日本飞机26架以密集队形空袭重庆，我飞机起飞迎敌。日机侵入市区，投弹1000多枚，陕西街、大梁子、仓坪街、左营街等地均被炸起火，居民伤亡近1000人。

5月4日，日机27架再度空袭市区。市区发生大火，都邮街、柴家巷尽毁，居民死2000多人，伤3300多人。

3、4两日，市区房屋被毁1200多栋，驻渝英、法、德使馆均无幸免，人员亦有伤亡（我的记忆中，当时外国使馆、教堂房顶上为防日机轰炸，都铺着该国巨幅国旗，以示第三国）。

5月3、4日，仅这两天日机对重庆市区的狂轰滥炸，几千人的鲜血流淌成河，漫天大火烧焦了湛蓝的长空！山城重庆啊，千百年来，日夜依偎身旁的涛涛长江和美丽如画的嘉陵江也被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激怒了！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这是重庆市民和滚滚大江的同一首歌，同仇敌忾！

1938年9月下旬，我们战时儿童保育会一百多名师生，从保卫大武汉的战火中乘民生公司轮船辗转宜昌、万县到达重庆，编入重庆临时保育院，住在朝天门临江半坡上一座叫万寿宫的小庙里。

5月3日下午警报解除后，街上大火还在冲天地燃烧着，院长、老师们带着我们，撤离万寿宫，紧急向外疏散。那时保育院难童年龄最大的约十三四岁，还有更小的。从万寿宫出发时，老师们领着走，我们的老师也多是流亡学生及自愿者。前一年暑假我小学毕业，在这个大家庭里我算是个大孩子。出发时，我原在队伍的后头，上了大街，有一边街的房屋大火还在燃烧，我们冲撞在长长的狼烟迷漫的街道上。那时重庆街道不宽，但逃难的人群和救护队、救火车混流，一些倒塌在马路上的墙壁和燃烧着的木头、家具又不时地横在路上。直到现在我也不完全记得清我们这个非常弱小的队伍，老师们是怎样将我们拖带出火海的！但我记得逃难的人群中好些我们不认识的大人，不顾自己的安危，帮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奔跑。

大约过了几个小时，才到两路口。这里马路宽了一点，脱离了狼烟蔽天的街区，路上来往的人、车仍然很多，由于我们保育院的孩子都是穿着一色的青布衣裤，特别好认。到两路口时，我已从队伍的后头，跑到了队伍的前头，站在了老师的身旁，等待后面的同学上来。

这时，一辆黑色轿车从城外迎面缓慢开来，车子突然在我们的左前方，距我们很近的路旁停下。谁知，下车的是宋美龄，跟着她下车的还有洋人端纳。宋美龄身著深蓝色西服裙装，快步向我们走来。即问："你们是哪个学校的？"

"我们是重庆儿童保育院的。"老师答。

宋又问："你们到哪里去？"

"我们去歌乐山保育院。"老师又答。

宋美龄环顾前后，果断地对老师说："你们停下不要走了，等我……"

只见她立即转身到马路中间，伸开双臂拦住了一辆卡车，车子一停，她步履矫健地登上汽车踏板，手扶车门，大声对司机说："我是蒋夫人，请你把我的孩子送到歌乐山去。"

我们几个同学也跟着到了车前，她对司机说的这句话我们听得特别清楚。

司机立马下车，打开后车箱，帮着宋美龄和老师扶着我们快捷上车。很快车子满载着我们向歌乐山驰去。时间已近傍晚，后头的师生也都乘车陆续到达歌乐山，直到深夜我们才吃饭睡去。

这个夜晚，重庆市民陷入深重的灾难中，无家可归的人不计其数。宋美龄和歌乐山保育院院长曹孟君和老师们也是一个不眠之夜。过后听老师们讲，宋美龄送走了难童，她的车子又向城内被炸中心开去了。

从两路口到歌乐山，究竟有多少公里，要走多少山路、黑路、险路？如果只凭我们这群孩子徒步行走，将有多少艰险！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一个情节：战时儿童保育会是1938年4月由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邓颖超、沈兹九、刘清扬、唐国桢、杜君慧、安娥、季洪等在大武汉保卫战中，鉴于许多流亡儿童流浪街头，在汉口发起成立的，宋美龄被推选为战时儿童保育会会长。

从此，成千上万的流浪儿童，从各个战区被儿童保育会接收后，运到后方转送各个学校上学。记得1938年圣诞节前夕，宋美龄来到万寿宫，还带来了好几大篓橘子赠送全院师生。还有一次视察保育院时，宋美龄和陈纪彝等走进庙里，在我们的地铺上，翻开垫在地上的稻草查看是厚、是薄，对院长、老师也有不少嘱托。

宋美龄的难童情结，我们那时并不理解，在上了中学以后，有的同学与当地学生打架难解难分时，老师忠告我们，你们（保育生）在学校上学、吃饭、穿衣，一切费用，是宋美龄和妇女运动的领袖们募捐来的，来之不易！

我们年龄虽然不大，但战争中苦难的经历已经不少。几次见到宋美龄，她的美貌、智慧、端庄，还有她那特有的气质和典雅的风度，在我们小小的心灵里留下难忘的印象。

2004年第3期 我的右派劳改生活　作者：季　音

从1958年到1961年，我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国营农场里，度过了两年半苦涩的岁月。尽管历史已经翻过近半个世纪，但这段沉重的往事，至今未能忘却。

一

人们通常都把上世纪50年代的反右派斗争视为是1957年的事，有人曾称之为"沉重的1957"。其实，反右派斗争是1957年发端的，但到1958年并未停止。根据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反右派"必须克服温情主义"的指示精神，全国各地仍继续大抓右派，一直延续到1958年，斗争规模比1957年毫不逊色，当时称为"反右补课"。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就是在1958年被"补"进右派行列的。

人民日报社也不例外。1958年又抓出了包括副总编辑黄操良（已自杀）、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等一批右派分子。我这个驻上海的记者，也名列其中。

1958年深秋，我凄怆地离开北京，和青年作家蓝翎等一起被送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思想。车站上凄凄清清，我的弟弟谷斯涌赶来为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柏各庄农场是在一大片盐碱荒滩上新开辟的一个规模很大的国营农场，我和蓝翎等几个同行人，被分配到农场的三分场，农场工人都是附近各县的青年农民。先后来到三分场的右派共有28人，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们都很淳朴，对我们这些老右毫不歧视，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在劳动中对我们十分照顾，使我很快消除了走入一个新环境的陌生感。

我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从小没有干过农活，虽说在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中也种过菜，担过水，劳动量毕竟是轻微的。而农场则大不一样，那里主要种水稻，又是在盐碱地上大面积的种植，劳动量很大、很累。干了一天活，傍晚回宿舍，人就如同瘫了一样，倒在铺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农场干部看我们实在不行，就把一些体弱的人调去干轻活，比如稻子割完后让我们在后边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这在农村是妇女儿童干的活，看起来轻松，实则不然，整天弯着腰干活，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痛，只能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农场。我不但干活不熟练，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这也让我吃了苦头。一次，队上的干部把我们带到一片新割的稻田里拾稻穗，他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个竞赛，一人一大块，看谁拾得又快又好。在农场劳动期间，谁不想力争在竞赛中获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有一个同伴拾得最快，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边，拾的稻穗堆起一大堆。我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痛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伸一下。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被远远地甩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站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检查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属于那个拾得最快、手脚麻利的同伴。不料队长指出，那个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不少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发现丢弃的稻穗，因此免于批评。这使我如释重负。

我们这些只会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来到农场以后，一些重头农活实在拿不起来，比如挖排水渠、割稻、插秧等等，怎么也赶不上那些年轻力壮的农工。有一段时间，我被调到农场的菜园劳动。在局外人看起来，在菜园里侍弄那些白菜、西红柿之类，是最轻松不过的了。其实完全不是那回事。在菜园里劳动，一要懂技术，心灵手巧；二要有长时间蹲在地上不伸腰的功夫。这两者我都不及格。尤其是那"蹲功"不过硬，把我弄得狼狈不堪。我在地里干活，蹲上半个小时，腰就痛得支持不住，只好站起来喘口气，伸伸腰。如此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蹲下去，自己看看也实在不像样。带我们劳动的菜把式是个好人，他看着我这副模样，只是叹了口气，并不批评我。和我一起劳动的右派同伴里，有几个都是自小在农村长大，干过农活，既有久蹲不起的功夫，干活又麻利，我只能自愧不如。

二

说实在的，从事体力劳动固然累乏，但是倒头睡上一大觉，第二天体力也就恢复了。像我这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人，在劳动中体会人生，改造自己的思想，多少还是有些自觉性的。在农场里最折磨人的，是没完没了的所谓思想改造。

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条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底写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容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经常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干脆把右派集中起来住在一起。

分到三分场的28个右派，大体上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来自各中央直属机关，包括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人民日报》、《中苏友好报》等单位。还有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而获罪的电影评论家钟惦，著名作家与记者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的几个负责人杨犁、唐因、唐达成等。看来，《文艺报》的头头几乎一锅端了。我在和他们接触中，感到这些人都是令人敬爱的好同志。钟惦贫寒出身，小时曾以拾垃圾为生，后来发奋自学成材，抗战初期就去了延安，曾任鲁艺教员。他写得一手好字，农场的大标语都让他写。唐达成温文尔雅，为人随和，谈起文学来滔滔不绝，仿佛忘掉了身在农场。其他如《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党支部书记杨犁等，都才气横溢，各有特长，皆深深吸引了我。

我到三分场，第一个认识的右派是《中苏友好报》的总编辑廖经天，他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好报》任总编辑，他们单位共送来三个右派，据说罪名都是反苏。在反右派斗争中，在"反苏"这顶吓人的大帽子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罹难，其实他们只是说了一些完全符合实情的对"老大哥"的看法，这些话现在看来，只不过触及"老大哥"种种弊端的一点点皮毛，而在当时却成了弥天大罪。廖经天因为与我相识，背地里问我是如何被打成右派的，我简要地告诉了他，他听了长叹一声："真是不可思议！"廖经天是个入党很早的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一直在晋察冀等敌后根据地做新闻工作，矮矮的个子，团团的脸，一副忠厚相，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对这样一个老同志，就因为这么一条莫须有的罪名，就开除党籍，送到这盐碱荒滩上劳动改造，这不同样是"不可思议"么？

在农场待的日子长了，渐渐听说了同伴间不少底细，有些事听了，真让人不可思议。在我们的同伴中有个最年轻的妇女，她姓姜，年仅20岁左右，是个现役军人家属，丈夫所在部队驻在外地，她在北京中央机关工作，长期分居两地。大约1956年，报上曾刊出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织女隔着一道天河，两人遥遥相望，不能聚首。漫画道出了夫妻长期两地分居的苦恼。这位女难友看了漫画，深有同感，她对周围人称赞漫画画得好，再联系自己，不免发了些牢骚。反右派运动一来，经人揭发，认为是反党言行。于是，她被划为右派，送到柏各庄农场来改造。

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右派必定一个个都是罪恶深重之辈。其实，情况完全不是报上所宣传的那样。在我们分场的右派，据我所知，他们获罪的根据，几乎都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听了只能让人叹息。

三

我们分场的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农场干部规定三天一小会，五天一大会的制度，在会上我们翻来覆去地翻腾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现在想来，这就像是在演戏。谁都明白，对硬扣在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口服心服，是办不到的，可是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转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大不以为然，这分明是说的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也是被逼出来的。

被改造的右派，在内部被划分为口服心服、口服心不服和心口皆不服三类。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子，都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去，我在这里硬顶行吗？不行。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何尝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转弯抹角地写上一大篇，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 "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还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恐怕还是没有做到心服口服。"我回答说，我在思想改造上确实还要继续努力。

农场干部指出，对右派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这是一场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对一切反改造言行必须展开无情批判。于是，在我们的思想检查会议上，斗争越来越激烈了。一些人把反右派斗争中自己吃尽了苦头的那一套极左、粗暴的做法，又搬到我们中间。批判的重点经常是三个人：陈企霞、钟惦、萧乾。陈企霞是一个资历很老的共产党人，抗日战争初期就到了延安。他坚持原则，对"罪行"是心不服口也不服，常常与批判者当面顶撞，反驳对方，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坚守阵地到底了。有一回，有人揭发他曾背后发牢骚说："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这种公然反改造的言行，岂能容忍！少数积极分子奋起痛斥，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在旁默不作声，我是其中之一。我从心眼里佩服这位年长者的硬骨头精神，自愧不能做到像他那样。

萧乾也是经常挨批斗的一个。其实他并没有像陈企露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惟恐出错。在劳动方面他显得吃力，一则年岁大，身体又胖；二则不谙农活，干活时看起来笨手笨脚，为此不断受到批评。一次，我们下地割稻子，这是个累活，要不停地弯腰，他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干脆跪在地上干活。收工回来后，他受到尖锐的批判，说他是"丑化劳动人民形象"。批评者说，你看周围哪一个工人像你那样干活的？俗话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在这里，起码是人道主义精神和同情心都荡然无存。

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劳动的一件事：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的健康，有一次，她在信里附来一小包灰锰氧，要萧乾吃生菜前用它消消毒，免得生病。萧乾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一起劳动的积极分子发现，报告了农场干部。那干部批评萧乾，说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并为此专门开了个批斗会。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者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也哑口无言了。"

萧乾说的这件事，我已经忘了，看了他的文章，却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

农场负责管理右派的是个转业军人，他原来是新四军6纵队的排级干部，我原是新四军4纵队的，我们有时倒还谈得来。当然他要站稳立场，不能和我套近乎。也许由于他知道我的根底，虽然对罪行口服心不服，在劳动中还比较老实肯干，就任命我为一个小组的副组长，萧乾就编在我这个组里。那时，农场把几个体力较弱的人分配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老乡偷割，队上为此就在园里搭了一间草房，派一个人夜间在那里住，看守菜园子。这份差使就落在了萧乾头上。萧乾年已五旬，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他为此紧张得整夜不敢睡觉。他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觉得他说的是实情，就自己作主，把他换下来，另派一个年轻些的人去。这件事传到队上，领导上老大不高兴。他们说：萧乾是重点批判对象之一，他干活叫苦，你不但不批判他，反而护着他，是何道理？类似的事连续发生了几起，不久，我这个副组长就被撤了职。

萧乾是个老实忠厚的人，他压根儿不会投机钻营、看人下菜碟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甚至表现出过分的软弱与不必要的自卑。有少数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进步得快，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又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手头就有这样一个例子。我们住的房子是一间大通铺，老萧的铺位在挨墙的尽头，他夜间常要起来小便，室内的灯早灭了，他在黑暗中挨着床摸出门去。有一次，他上厕所回来，黑暗中摸错了床位，摸到一个积极分子的脑袋，这位难友猛地坐起来，破口大骂，吓得萧乾连连赔不是。从此，萧乾为了避免再闯祸，就控制自己尽量少喝水。夜间是不再起来小便了，但由于喝水过少，日久天长，他便得了肾病，这个病痛在晚年一直折磨着他。我有时劝老萧，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1978年，萧乾在送我的一本书上，写了这样的话："感谢你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世界里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者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时间过得很快，到农场劳动改造已经一年多了。1959年9月，从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这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指示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国庆节后不久，在总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了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全农场摘帽子的共10人，基本上符合中央规定的10%的比例。在宣读摘帽子名单的时候，下边都加上了"同志"二字，证明他们已经回到人民队伍，由此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

摘帽没有我的份儿，这是我事先早就估计到的。我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子的类型之一。如何才能口服心服，真正改造好呢？我茫然。我被指责为"口服心不服"，又对在一起改造的右派中的重点人物批斗不积极，必然会被认为是思想改造不到家，没有彻底"脱胎换骨"。

1960年夏，农场又摘了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次摘帽子没有开大会，只由各分场分别宣布，摘帽的人比上回略多些。当然，人数还是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子仍然没我的份儿，这还是预料中事。

我原以为将无限期地在农场改造下去，但出乎意料，1961年6月，报社忽然发来通知，把我调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苦。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车站上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聊以充饥。

周围一片萧瑟的景象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正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不久，在柏各庄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陆续回到报社，经过人事部门负责人逐个谈话，大部分都调到外地重新分配工作。我幸运地被留了下来，分配到编辑部的工商部。要知道，当时我还戴着右派帽子，一个被指斥为"埋得很深的定时炸弹"的人，又让他回到编辑部，这件事当然非同一般。我不知道当时报社领导是怎么作出这个大胆决定的。

调到编辑部不久，报社机关党委就宣布给我摘帽子。部里一位好心的老同志认为我的问题属于错案，应当平反。她找到了报社机关党委。党委书记也同意她的看法，转告我要耐心等待。我遵嘱耐心等待着好消息的降临。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杳无音信。

平反的事始终没有下文，传来的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的重大消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痛斥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指的是他认为许多人把三年困难的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一团漆黑"；单干风指的是农村不少地方试行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办法，以恢复农业生产；翻案风指的是当时不少地区和部门提出要为过去整错了的干部甄别平反。毛泽东在会上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这柄达摩克利斯剑，又高悬在人们头顶上了。

我在报上读了这则报道，不免大失所望。平反冤假错案已被斥为"翻案风"，自己平反问题肯定已无指望。我提醒自己，不要再存什么幻想，还是安下心来，努力工作，小心谨慎，以免招来新的麻烦。

不料，一等竟等了17年。直到1978年，在胡耀邦总书记的主持下，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平反冤假错案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在当年获得了改正。我被划为右派时是35岁，改正时是55岁，正好20年。

虽然好事来得晚了点，但我还是由衷地感到高兴。

历史最公正。"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

2004年第3期 易礼容一生不寻常　作者：杨　翊

一

易礼容生于公元1898年，那年是农历戊戌年，发生了开启中国民主革命先河的戊戌变法维新，也兆示了易礼容不平凡的百年人生。

1911年，易礼容的老家湖南省湘乡县恢复驻省中学（设在省会长沙），他去报考了，国文考题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六经论》。他文章的结论是："呜呼，汉武之罪岂在秦皇下哉。"13岁的他已明确了反对统治人民思想的专制主义的立场。

在长沙求学期间，1915年他积极从事揭露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宣传。1918年易礼容作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袖之一，投身于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暴政的运动。

易礼容在湘乡驻省中学念书时，即与毛泽东相识，从此追随后者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6月，他加入了毛泽东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成为一员干将。毛泽东后来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到的学会八位知名共产党人中就包括了他。

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五大时，易礼容被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当他从候选名单上看到毛泽东只是候补中委时，断然将选票退还给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的李维汉，并声明："润之（毛泽东）无论如何比我强，这个候选名单不公道，我不参加投票。"随后退出了选举会场。

同年5月21日，湖南反革命政变（"马日事变"）爆发，原中共省委主要领导人被迫离湘。易礼容受中共中央紧急委派，立即返湘主持工作，先后担任省军委书记、代理省委书记、省委书记，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九个月。1927年"八七会议"前夕，共产国际两名代表（俄国人）来到长沙，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要求省委书记带头签名打倒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易礼容等坚决反对。争辩持续通宵，不欢而散。两个俄国人回到武汉，在"八七会议"上说：湖南省委书记代表地主阶级，遭到毛泽东当场严厉反驳。

1928年后，由于复杂的客观原因，易礼容失去了与中共组织的联系，在江西、安徽、江苏及日本等地流亡六载。直至1934年，鉴于民族危机上升，也为了养家糊口，易礼容开始在上海做些有益于抗日图存的工作。这一情况反映到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于1936年8月14日给易礼容写了封信说："知兄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我听了非常欢喜……兄之苦衷，弟所尽知……闻兄之周围有许多从前老同事，甚为怀念他们，希并致意。希望你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这封信表明，中央对易礼容30年代中期在上海的工作是理解、肯定和寄予希望的。

抗日战争开始后，易礼容从上海回到湖南，后转赴重庆。在1943年中国劳动协会（劳协）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被选为常务理事，任书记长。因理事长朱学范经常在国外开展活动，劳协国内工作主要由易礼容负责。1945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由延安飞抵重庆，出席国共两党和平谈判。9月10日约见了朱学范与易礼容，并肯定了他们的工作。

1949年5月，易礼容从香港抵达解放了的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刘少奇与其他一些熟人建议他申请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从旁协助。易礼容婉言谢绝了，他的想法是：在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及日本军国主义斗争期间，他很多时候未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现在"天下"打下来了，他再申请入党，不符合他的做人原则和中国读书人的处事传统。

二

易礼容出身于一户殷实农家。父亲聪明能干，但放荡不羁；母亲勤劳贤淑，刚烈正直。她的坚强豪爽性格，对易礼容影响颇大。

因家道中落，易礼容少年时代在乡间念私塾时，已是仰仗亲戚援手。他勤奋好学，聪颖超人，有独立见解，深得老师、长辈的赏识以及同学、朋友的敬爱。易礼容高小毕业后，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和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大学前身之一）学习，不止一次因无钱而辍学，只是由于亲戚和朋友的资助，才得以继续学业。其中出力最大、感人至深的是他的同窗好友李庠。

1916年，易礼容考入省立商业专门学校（商专），与李庠同班，且座位相邻，交谊甚笃。李庠发现每当学校要交费时，易礼容即愁眉不展。在了解缘由后，便每学期从家中带来两份学费，期期如此，从未间断。商专毕业后，李庠在易礼容领导下默默地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李庠仍在白色恐怖下的长沙城坚持斗争，不幸被捕，坚贞不屈，壮烈牺牲。

在商专，易礼容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并代表商专出任湖南省学生联合会评议部主任。在以学生为主的湖南各界发动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彭璜和易礼容是三名主力。1919年夏末，易礼容带领商专同学30余人转学汉口明德大学，在武汉组织旅鄂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驱张据点，得到在湖北的湘籍学生及恽代英主办的"利群书社"的积极支持。这年冬天，易礼容掌握了张敬尧的部属张宗昌购买鸦片烟种子的罪证后，亲自去北京同正在北京从事驱张活动的毛泽东商议，除把情况向万国禁烟会与湘籍国会议员通报外，还和湖南请愿团代表向国务院总理靳云鹏请愿，要求撤换张敬尧与张宗昌。在湖南与其他各地人民的持续斗争以及湖南国民军的逼迫下，张敬尧一伙终于在1920年6月被逐出湖南。

三

当易礼容还在商专学习期间，毛泽东、蔡和森等于1918年4月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它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易礼容于1919年6月正式参加了新民学会。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举行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易礼容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目的之主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大多数赞成将它作为学会新的宗旨，使学会性质实现了质的飞跃。关于达到目的之方法，易礼容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22岁的易礼容那时已从一名爱国青年，逐步成长为以科学思想武装的共产主义者。

毛泽东较早就提出要创办文化书社。1920年8月2日毛泽东在楚怡小学召开文化书社发起人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和彭璜为筹备员，负责推进书社创建工作。易礼容任经理，全面负责；毛泽东任"特别交涉员"，主管对外联络。经过多方努力，书社规模逐步扩大，经营的书籍报刊达数百种，湖南各地设立了分社或代销处，长沙各校也有贩卖部与推销员。书社经营了七年，坚持到1927年"马日事变"后始遭反动派封闭。

在新民学会与文化书社的推动下，1920年初冬，约在11月25日至12月1日之间，长沙秘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等人。1921年8月毛泽东在上海开会后，回到长沙，跟易礼容谈了在湖南组党之事，易表示赞成。接着，毛泽东经中共中央领导人授权，召集何叔衡和易礼容开会，正式成立了湖南省第一个共产党三人小组。同年10月中共湖南省第一个支部建立，有党员十余人，推选毛泽东任支部书记，何叔衡与易礼容为支委。1922年5月成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的前身），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是委员之一。与此同时，易礼容还代表湖南工人和社青团员，分别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次代表大会。在国共合作实现后，易礼容与毛泽东、夏曦代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前往广州，参加了1926年1月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四

中共湖南党组织建立后，为培训党、团干部，经毛泽东提议，于1921年8月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有住校学友30余人，包括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李维汉、李达、郭亮、夏明翰等，李达为学长。自修大学以"改造社会"为宗旨，学友们一面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面参加党、团工作。1921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目的是提高年轻骨干政治水准。自修大学于1923年11月被军阀赵恒惕封闭后，中共湘区委员会以补习学校数百名学员为基础，建立了湘江学校中学部与农村师范部，易礼容被委任为校长。在大革命失败前的三年多时间里，学校造就了一大批青年革命干部。此外，为筹措革命活动费用，易礼容根据党的指示，曾先后兴办长沙织布厂和从事煤炭生意，均取得较好效益。

从1922年到1927年，易礼容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很大精力投身湖南工农革命运动，并担任新成立的泥木工会秘书。在1922年10月23日争取营业自由权及调高工资的罢工爆发后，由易礼容和毛泽东先后任首席谈判代表。经过持续三天的激烈交锋，在长沙其他行业万余工人的声援下，罢工终于获得全面胜利。

1922年末易礼容奉党组织之命去湘赣边境的安源，创建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并任总经理，协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及路矿工人罢工斗争，并取得胜利。此时，湖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3000多工人也兴起了工潮，派人到安源请求支援。毛泽东决定由易礼容偕同安源工人俱乐部的蒋先云等人前往常宁。易、蒋在水口山铅锌矿工人领袖刘东生、谢怀德等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迅速成立铅锌矿工人俱乐部，由于领导得力，斗争坚决，铅锌矿工人的罢工赢得了胜利。长沙、安源和水口山三次斗争的成功，奠定了中共湖南省组织的坚实基础，提高了它在省内及全国的声望。

1926年3月，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通知易礼容，由他负责湖南全省农民运动，秘密筹建省农民协会。根据此前毛泽东在韶山发动与组织农民的经验，1926年5月易礼容在柳直荀、李庠、陈伏泉、庞人侃等的协助下，制定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因为反动派的压制，当时还只能秘密进行工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攻入长沙后，省农协从地下转为公开。易礼容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的合法身份，下令撤消土豪劣绅操纵的旧农会，将其财产划归新成立的农民协会。1926年8月20日，易礼容在湖南国民党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关于农民部工作的报告中，主张提出关于农民的最低限度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作为农运的政纲。在湘区委领导下，在约半年时间内，湖南75县中已有77%成立农民协会，成员由40万人扩充到200万人。在1926年12月举行的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易礼容当选为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为了保卫农民斗争的胜利成果，易礼容积极组建全省农民自卫军。这支经过训练的队伍，后来成为毛泽东开展井冈山武装斗争的重要力量。

五

1927年4月易礼容赴武汉，出席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全国农协委员。此前，他已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七名委员之一。"马日事变"发生时，易礼容仍在武汉。几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找他谈话，告诉他中央决定要他回湘主持工作。易礼容临危受命，潜回长沙城，立即找到谢觉哉、李庠等得力干部，着手恢复党组织，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机警地躲过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搜捕。在一次包围易礼容住宅时，他不在家，逮走了他最小的内弟许文杰。许文杰为共青团员，是长沙市被押赴刑场的众多烈士中，沿途不断高呼"共产党万岁"的第一人，牺牲时年仅16岁。易礼容的好友李庠、省军委秘书李子骥均在这一期间遇难。

"八七会议"后，因易礼容等不同意签名打倒陈独秀，湖南省委被改组，由彭公达任书记，易礼容仍为省委委员。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湖南省委未执行当时中央攻打长沙的左倾冒险命令，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均被免职，任命王一飞为省委书记。这时，易礼容请求王一飞批准他去井冈山同毛泽东一道从事武装斗争。因敌人盘查甚严，易礼容等到1928年春节才找机会到达安源，同在茅坪整军的毛泽东取得联系。正当易礼容准备去茅坪时，接到湖南省委转来的中共中央两次电报，第一封调他任中共长江局秘书长，第二封调他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兼农民部部长。中央还说毛泽东是搞军事冒险，不要去他那里，应独立工作。易礼容想向中央陈述意见，但这时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王一飞牺牲，已无法同中央联系。易礼容设法再次捎信给毛泽东，告知中央的决定，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回信要易礼容遵从中央命令，并说："他们不要我们，但我们还是要他们。"

1928年3月易礼容从安源经九江、南京、镇江等地赴上海（当时江苏省委在上海），沿途多次被特务发现，幸赖轮船上英、美水手及南京海关职员的援助，才得以脱险。因缺路费，不得已在江苏埤城教了几个月小学，待抵上海，已是1929年初了。路上耽搁过久，失去了同党的联系。由于叛徒告密，易礼容于1929年9月东渡东京避祸两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始返上海，仍然过着困苦的逃亡生活。直到1934年，他才开始在国民党统治区寻找职业，但明确表示：只做正面工作（指抗日性质的工作），不做反面工作（指特务情报工作）。从1934年至1937年，他先后出任朱学范当班主任的上海市总工会工运人员训练班的教务长、朱学范当总队长的上海市工人勇进队的参谋长、朱学范主管的私立民立中学的教导主任、潘公展任社长的"上海革命青年力社"的总干事。易礼容在上海工作时，利用职务之便联络保护了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共产党员王凌波出狱后，曾在易礼容处居住数月才返回延安。张浩（林育英）住在法租界霞飞坊时，也曾得到他的掩护和援助。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易礼容于1938年初取道香港回到湖南，在张治中任主席、潘公展任秘书长的湖南省政府任秘书。长沙大火后，他于1939年初前往重庆，1940年上半年又回到湖南，在新宁乡村师范（原衡山乡村师范）任职。1941年上学期，新宁师范迁至武冈，改名湖南省立第六师范（亦称武冈乡村师范），易礼容继续在该处任职，兼教国文。他在两所师范前后呆了两年多，很受学生欢迎，却因在学校倡导自由学风，为省教育厅长朱经农下令不许在湖南执教，于1943年春再赴重庆，开始在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工作。

六

中国劳动协会1935年2月成立于上海，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管辖的一个劳动文化团体。抗战爆发后，劳协先迁武汉，继迁重庆。在1939年12月举行的第二届年会上，朱学范取代陆京士当选为理事长，年会还接纳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劳协团体会员，但这时拥有实权的书记长一职仍掌握在右派手里。在劳协1943年3月召开的第四届年会上，易礼容担任了书记长。他积极配合朱学范理事长的进步行动，加强同解放区工会的团结，逐步改变了劳协的结构与面貌。

易礼容上任后，吸收思想进步的青年为组织股干事；在工人活动分子中选拔骨干；直接发展个人会员，到1945年，已有个人会员1.5万人。依靠这批积极分子，劳协于1946年上半年相继建立了汽车工人、机器工人、被服工人和印刷工人这四个全国性的职业工会。从1943年起，劳协接受美国工会捐款举办工人福利事业，受益人数达40余万；兴办工人文化补习学校49所，工人夜校40多所；资助从沦陷区、战区来大后方从事战时生产的技术工人一万多名，募集并筹措4300万元救济失业工人。易礼容还从美方捐款中拨出一部分给解放区工会。抗战胜利后，劳协参与重庆市劳资纠纷调解，进行了三次全市性的反失业斗争，动员了200多家工厂的3万多工人参加，获得一定胜利。劳协影响不断扩大，两年内团体会员由44个增至86个，会员人数超过200万。

劳协还重视开展政治斗争。它一开始就注意参加国际工会活动，争取国际支援，积极谋求同解放区工会组成统一的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会议。会刊《中国工人》在重庆、上海、香港三地共出版96期，每期发行2万份，遍及全国各地。而最具历史意义的，是1946年1月30日旧政协闭幕前夕发表的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它是劳协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是在易礼容主持下，由徐弦、秦牧执笔起草的，内容分三部分：政治方面主张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扩大政府基础，军队国家化，惩办贪官污吏等；经济方面要求保护民营工业，迅速恢复光复区工业生产，解决土地问题，提高农民生活等；劳工方面强调工人自由组织工会，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工人有罢工、游行与参加管理的权利，改善工人生活及工作条件等。

"二十三条"的发表是劳协政治上一大进步，也标志着易礼容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彻底决裂。国民党反动派视他为眼中钉，对易礼容相继发出逮捕令及通缉令。1946年"八六"大逮捕前夕，易礼容在汽车工人工会会员的掩护下逃离重庆，于同年11月辗转抵达香港。

此时，已在香港的朱学范与易礼容商议后，将劳协总部迁至香港。在港两年半时间内，朱学范仍主要从事国际活动，随后于1948年2月赴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筹备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易礼容则在香港建立劳协领导机构，召集内地部分劳协骨干去港工作或在港短期轮训；恢复《中国工人》（丛刊）的出版；指导劳协干部进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与迫害工人的斗争。这批骨干积极联系当地劳协会员及工人积极分子，为护厂护矿、迎接解放，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有的人英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恢复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协作为团体会员加入全总。朱学范被选为总工会副主席，易礼容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兼劳动保护部部长。1949年11月在解放了的北京举行的劳协代表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劳动协会结束。易礼容在异常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为劳协工作了六年，同他有过接触的劳协工作人员，对他均有较高评价。

1949年5月易礼容作为全国总工会的代表，应中共电邀，从香港来到北平，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同年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从第二届至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届（第八届），他都是全国政协委员或常务委员。

易礼容在全国总工会任职的三年（1949-1952）中，工作十分勤奋，勇于提出意见。他关心和爱护青年干部的成长，带领他们学习苏联工会工作经验。他还主持研究起草了《工会基层委员会劳动保护工作条例》及《工会小组劳动保护检查员工作条例》两项法规，对基层工会劳动保护与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起了一定作用。1952年易礼容调至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为政协各项工作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提出过不少积极建议。易礼容非常关怀大革命时期湖南革命烈士的遗属，想方设法为他们争取抚恤、提高补贴和安排工作，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与长期困难。

易礼容还在1949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十年浩劫中，易礼容难逃厄运，于1968年11月5日被逮捕关入秦城监狱，遭受非人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但易礼容不畏强权，始终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肯陷害好人。他入狱时已年满70岁，由于心态平和，每天坚持锻炼，虽关押六年半，出狱时已77岁高龄，仍身体康健。易礼容的冤案，到1978年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工作后，才得到彻底平反。这一年，他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届仍连任常委。到第八届时，因已近95岁，才仅任全国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易礼容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为国家大计建言献策。1995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他作为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应邀出席全总4月30日上午举行的纪念大会，接着去全总职工之家聚餐、照相，下午三四点钟才回家，自己走上三楼。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政治活动，时年97岁，之后遵从医嘱不再下楼。易礼容晚年最大爱好是买书、读书，订阅各种报刊，涉猎甚广。

易礼容于1997年3月28日病逝，终年99岁。按中国传统算法，可说是活了一世纪。一生历经沧桑，风云变幻，波涛汹涌，极不寻常。

2004年第3期 我见到的陈伯达　作者：甘惜分

陈伯达，"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名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实为权倾一时的霸主。呼风唤雨，号令中国。他能逼死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也能迫害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他能随意点名批这个批那个，其能量可谓不小。不过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时间很短，他的权力很快就被比陈伯达更大的野心家江青所篡夺，江青才是真正的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地位衰落，改而投奔林彪之门。但他的外表却正如他自称的那样，是个"小小老百姓"，是个"书生"。

（一）

我与陈伯达其人素无交往，高攀不上。但几十年历史机缘中，也曾偶有接触，用电影蒙太奇手法把这些影像的片断连接起来，也能略观其人。

1938年2月我初到延安，行囊中带了几本书，那是路过重庆书肆购得的。其中一本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另一本就是陈伯达的《真理的追求》。买李达那本书，我是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入门书，它一直放在我的随身挂包内带到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什么买了《真理的追求》？而且带到延安？动机是什么，现在想不起来。大概是受陈伯达文笔的感染，从书架取下略读几页，觉得这位作者思想酣畅，文笔斐然，不像一般理论著作那么晦涩，就带到延安。这本书后来不知所终，也未见过别人有这本书。

那时我才二十来岁，知识甚浅，只有一番渴求革命理论的欲望而已，买陈伯达的书，并非对他有深刻的了解，完全出自偶然。也许是那本书名吸引了我，想在这本书中对真理"追求"一番。

（二）

1938年我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偶然看到墙上一纸布告，陈伯达举办"三民主义讲座"，时间为每星期日，地点在大边沟某号窑洞陈的住宅前，愿听者可自动前去。

这时陈伯达在延安已颇有名气，我又早已读过他的《真理的追求》。三民主义是什么，虽然早在小学生时代就天天必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国民党统治时代"党"和"国"不分，把党歌当作国歌了）也粗知民族、民权、民生这三民，无非小孩子念经，跟着唱念而已。现在到延安又进一步从毛泽东著述中了解到三民主义与中共最低纲领基本一致，陈伯达的专题讲座，何不前去听听。

陈住的窑洞前有小块平地，听讲者可以自带坐具，也可以坐在地上听讲，自动前来听讲的人大约八九位，稀稀拉拉，彼此不认识。陈伯达出来了，距我一二尺，他站着，我们坐着，我们是仰面看他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学者：个子不高，微胖，穿一身普通蓝色制服和一双棉鞋，戴一顶棉帽，面色健康，皮肤较粗糙，外貌上看不出什么特点。他一开口说话，其特点就突出了。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完全是"外国语言"，瞧瞧左右，也都在东张西望，似乎都不大懂。他口头常用"暴动"二字，我听起来就是这个字音，什么"暴动"，不明白。听了两个钟头，下课，各自告退。

第二天去不去呢？犹豫半天，还是决定再去，名人讲课嘛，细细听，总可以听出点名堂来。谁知依然如故，毫无所获。来听讲的人也少了二三位。下课以后，我问身边同志，"暴动"什么意思？他们似乎也不大懂，猜想说，"大概是'矛盾'吧"。天哪！我豁然开朗，中国社会有几大"矛盾"，这不明明白白吗？从此我告别了这位陈教授，其他听讲座的人是否还照样去，我再也不问了，反正是讲座，去不去自便。由此我领悟一点：一个人的文才和口才是两码事，陈伯达文章流利而口才讷讷，我只读其文其书，再也不愿听他讲话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中这位"大政治家"对群众讲话必有人为他当翻译了。中国也真大，写一样的字，却发出不同的口音，有如外语。不过这第一次相见，陈伯达倒留给我以朴实无华的学者印象，丝毫看不出他后来的变化。他的"三民主义讲座"，后来出版改为《三民主义概论》。后来又再版，改称《论孙中山主义》，都是延安解放社印刷发行。

（三）

此后，陈伯达在延安报刊上发表的长短文章越来越多。后来我调晋绥解放区工作，与延安只一条黄河之隔，从延安《解放日报》上，经常读到他的作品，特别是他批判重庆蒋介石集团那些文章和小册子，文笔流畅泼辣，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很有气势。现在我还记得他批判"精神总动员"之文（篇名已忘记）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等，都是一时传颂，很受大家赞赏。显然在延安十来年，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不但政治上、思想上受毛泽东指导，文风也显然学习毛泽东。毛泽东笔下那种高屋建瓴、大气磅礴之势，陈伯达必然日日揣摩，心领神会，他的延安时期之文，可以说是他一生的高峰之作。这都不能不归功于毛泽东的耳提面命和为他精心修改。《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近十万字，四天写成，据说陈伯达有时边写边哭起来。毛泽东读了原稿，大为赞赏，立即批示全文付印。1970年庐山会议，毛泽东痛斥陈伯达的"天才论"，说几十年来就没有同这位"天才理论家"合作过。我看此话也过分了，至少在延安那几年，毛泽东同陈伯达就合作得很好。

但陈伯达在解放战争时候也有败笔，为害不小。大约是1947年康生和陈伯达从延安转移到晋绥边区领导土地改革运动，《晋绥日报》发表陈伯达的长文《有事同群众商量》。从题目看，似乎没什么问题，但从其效果看，却为"左倾"思潮煽风点火。那时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还比较平稳，广大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不但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大大支持了人民解放战争。但随着运动深入，逐渐出现极左情绪，一些勇敢分子提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走贫雇农路线"等等，这就不仅打击了其他革命阶级和革命人士，甚至也打击了中农，使贫雇农陷于孤立。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极左思潮和自发论。当时某些领导干部和报纸编辑记者也附和这种思潮，宣传这种思潮，使解放区杀人过多，工商业凋敝，学校关门，社会秩序不稳。

这时，报纸上发表了陈伯达的文章《有事同群众商量》，大字标题，十分醒目。此文为上述那些已经不能再"左"的思潮火上加油，一切都要同群众商量，而不提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原则，不提党的总路线，不提革命统一战线，不提党的全面的农村政策，不提在依靠贫雇农同时必须团结中农以及团结所有革命阶级和革命力量。陈伯达片面提贫雇农路线，显然是附和时尚，只同贫雇农商量，这就给"左"倾思潮加温，破坏了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此后不久毛泽东从陕北渡过黄河，路经晋绥，在干部会议上讲话，明确提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同陈伯达的"有事同群众商量"是对立的。陈伯达这种貌似革命而实为破坏革命的"有事同群众商量"，在1947年的土地改革中，干了一件坏事。

（四）

1948年三月底到四月初，毛泽东和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胡乔木等，前往西柏坡途中，在晋绥停留几天，住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蔡家崖村，但陈伯达却没有与这大队人马同住在一起。毛泽东接见《晋绥日报》编辑人员，陆定一参加了这次谈话，陈伯达始终未露面。有一天，晴空高照，我正在《晋绥日报》驻地高家村（此地距蔡家崖15里）处理稿件。忽然，飞机轰鸣，由远而近，我放下纸笔，跑出窑洞，见院内乱七八糟的竹竿上晒着白色的被子、衣服。这些白色衣被正好暴露此地是我方党政机关，正是敌人轰炸的目标，我们必须赶紧收拾这些晾晒物。我见隔壁的窑洞房门虚掩着，不知里面住的是谁，就推门进去高喊：防空警戒，快收拾院里东西！我一踏进门槛，愣了，窑洞内光线虽不甚好，但一眼就看见躺在炕上的一个微胖的男人，他急急起身，正是陈伯达，他夫人急忙走出门外收拾晾晒的衣服。

我不知所措，只说声"对不起"，退了出来，没有叫一声老师。就像一个不知情偶尔撞进门去报警的局外人，这是一次偶遇。

不过我很奇怪，他为什么没有住进蔡家崖去同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一起，而单独住进《晋绥日报》驻地，而且是悄悄而来，我们都未察觉。陈伯达也没有利用这次住在晋绥日报社的短暂机会同记者编辑们说说话，了解一点下情，他们夫妇蹲在窑洞里足不出户，何时离去，我们也不知道。

（五）

进了北京的陈伯达，无关的人员是很少见到他了。但北京虽大，人海如潮，却也能狭路相逢。我有一次竟在荣宝斋碰到陈伯达。那是上世纪60年代，离"文革"暴风雨不远了。

荣宝斋是我常去的古文物市场，看看字画而已，很少购买。有一个星期天，我忽然看见陈伯达在那里认真欣赏，只他一人，并无随从，也未进入内厅待以上宾，大概接待员还不认识这位中央要员，怠慢了。厅里人很少，就我两人，我在一边看这看那，他在那边问真问假。我没有走过去向他自报是他"三民主义讲座"的学生，他也未曾注意到我这个数十年前的听众，他肯定不认识我了。他倒是仍不改本色，并未穿呢制大衣，总是那身臃肿棉衣裤和棉鞋帽，一口闽南方言。我倒是颇有感慨，官至政治局，还是单人匹马出来行动（门外有无汽车我未注意），也难得，不减艰苦奋斗作风，像个基层干部。我对他还颇为敬佩。

（六）

文革风暴乍起，我不敢想象，陈伯达这个书呆子（那时还不知道他的野心家一面）怎能撑起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这个局面。自古以来的造反头头大都是草莽英雄，都是揭竿而起，挥戈四方。陈伯达拿起笔杆子打人骂人，倒还可以，至于叱咤风云，驰骋天下，怕未必是他的本行。加上口音障碍，说起话来别人也听不懂，他也始终不改，这种人要充当"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中国革命领袖，恐怕是不自量力，也可能是上边用错了人。

1970年庐山会议，陈伯达出了事，我大为惊讶。想不到陈伯达这样一个耍笔杆子的文弱书生竟成了一个大大野心家。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们谈起陈伯达在"文革"初期那种狂言恣肆、动辄给人栽赃上纲的丑态，实在叫人难以置信。林彪事件揭开之后，我才逐渐醒悟：一个人一旦有了权力，如果不善于使用这个权力，人是会变的，变成飞扬跋扈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要随时警惕，任何人只能顺应时代浪涛，做他应当做而又力所能及的事情，陈伯达显然是站错了位置。

1973年下半年开始，全国又玩起了反击右倾回潮的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其矛头所向，颇为迷离模糊，看起来一场全国性的政治浪潮又将再起。"文化大革命"初期那场打砸抢、破四旧的恶浪又隐隐再现，我想起我家中那张陈伯达写的大字。

这张陈伯达手迹是偶然到我手中的。

1964年我一个老朋友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了。她的女儿含泪对我说："甘叔叔，我妈妈的遗物，你看中哪一件，可以取回去作个纪念。"我不假思索地告诉她："别的不要，我只要你家墙上陈伯达写的那张字。"我轻易地得到了这张字，宝贝似的珍藏起来。

这是一张什么字呢？一张条幅，只写了两个楷书大字"克己"。这两个字是浙江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向陈伯达讨要来的，装裱起来，颇为中看。这位同志后来把这张字转送给了我这位朋友，她也很喜欢这两个字。快进入老年的人，出于对人生的醒悟，总是注意克制自己，把名利之类的事情看的很淡，所以她把这张字挂在客房内，既欣赏书法，又警惕人生。陈伯达虽不是书法家，笔下也有相当功底，楷书"克己"二字苍劲有力，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吸引力。这张字在我家墙上也挂了几年。历史上的名人字画，大概都是这样传来传去。

"文革"初期，我的家曾被造反派抄了四次，损失不小。陈伯达这张"克己"条幅，造反派是没有注意呢？还是因"伯达"二字署名而不敢妄动呢？那时陈伯达是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大人物，谁敢动他一根毫毛？所以他的字在我家中安然无恙。

1973年的反击右倾回潮，形势逆转，陈伯达已同林彪一起扫进历史垃圾堆，人人得而诛之。我却"窝藏"陈伯达的手迹，那罪名还了得！我想转移出去，而我的亲友都有"问题"，都在农村改造，谁能收留这种"赃物"。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最后还是决心把它毁掉，以免引起无妄之灾。我把这张条幅从书橱里找出来，撕得粉碎，扔进厕所马桶里冲走了。

（七）

后来陈伯达作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分子受审判刑又刑满释放出狱，最后郁郁而死。在这一过程中，陈伯达留给人们什么印象呢？

在我看来，陈伯达是个两面人物。一方面他是一个学术人物，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他的获罪是由于他在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之间钻来钻去，讨一杯羹。如果他不作政治钻营，下决心清贫自守，向古代中国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学习，他也许在中国学术史上还能作出一些贡献，至少不至于落到身败名裂的地步。陈伯达在那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犯中不同于其他人，他是一个比较有学问的人，他不同于姚文元。姚文元也是一个文人，但他无非是上海滩上一个因缘时会的文痞罢了。他从主子那里讨个题目，或领会意图，然后回家寻章摘句，凑成篇章，向上请赏。他是主子的一条狗，主子要他咬谁，他就咬谁，他咬吴晗，咬周扬，咬陶铸，咬刘少奇，最后还将咬谁，人民都看得很清楚。陈伯达再投机，还不会堕落到姚文元那种地步。至于江青，是个大野心家，陈伯达哪是她的对手。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组长，江青是副组长，副组长领导组长，甚至抛开组长，自行其是，这大概是天下少见。

总之，陈伯达是个自卑而又不安于自卑的书生，他不懂政治而又被卷入政治漩涡，最后被漩涡卷进无底深渊。

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注意不要改动他的文章，以存其真。社会在发展，一个人也在发展，一个人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和思维，他离不开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他的论著就是他那个时代在他的思维中的反映。后人用后来的眼光去修改前人的著作这不仅是对前人的歪曲，也是对时代的犯罪。我们不是已经犯过不少这种错误吗？不要再犯了。

2004年第3期 孙大午访问记　作者：周　勍

今年49岁的孙大午，是中国第一位拥有亿万身价而"越位"放言的民营企业家，被传媒称为"农民英雄"，因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宣讲"三农问题"获得知识界的认同。2003年5月27日被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罪名拘捕入狱5个多月，在国际和大陆媒体、特别是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后"控辩双方"达成妥协：孙以"判三缓四"的形式出狱。在接受记者访问中，孙大午回顾了自己的人生、创业和结识知识界的经过，介绍了入狱出狱的过程，并发表了对"三农问题"和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新思考和看法。

拆庙养和尚是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

周：据悉，在目前巨额的金融市场上，我国的农村经济和民营企业可融资的份额还很小，而且大多是以传统的民间私人借贷为主，但国企和暗箱操作的银行借贷却占了很大的份额，请你谈一谈这方面的现状和解决方法。

孙：其实农村的资金都被吸收去建"东方明珠"了，建大城市了。人们总是看到税费对农民的剥夺，其实这种税费的剥夺在我看来还是小数，真正的剥夺是农民辛苦攒起来的看病的钱、建房的钱被信用社、被邮政储蓄吸走了。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剥夺。还有一种就是对劳动力的剥夺，对劳动力的限制，即农民想干点什么，处处都有阻拦。我想本来对于农民来说，从事养殖、种植、加工是一条龙的产业化的活动，是企业的行为。可现在你就只有一个种植的行为，你的土地不能挪为他用，对农民的束缚非常大。我给你讲细致点，比如大午集团，它是个什么路呢？大午之路就是自力更生、互惠互利、互为带动、循序渐进、滚动发展之路。互惠互利，即这个地方很穷，可它有两个资源，一是有劳动力，另一个是有粮食。那么我们就借农民的粮食，先让农民把玉米存在这儿，按5毛钱一斤作个价，三个月或半年以后给你付款，如果3个月后，玉米价涨了，涨到了一斤8毛钱，到时候我们就按8毛钱给你。随高不随低，这样一来既保障农民的利益，我们企业也不吃亏。对于农民来说挺合适的，粮食放到我这儿，价格有保障。对企业来说，这些玉米就是加工饲料的原材料，我们先用赊来的玉米加工着，等玉米涨价了，我们的饲料也就跟着涨价，这样不用向银行贷款，企业就取得了一笔流动资金，企业就起来了。然后再集合村里农民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是大午集团起步的原始过程。

关于农村改革和发展，我的主张就是缩县减乡村自治：缩县就是说现在县里的机构太庞大了,要缩小它。一个县就有60个局委办,压缩到十几个就行了。减乡：原来一个乡镇有2万到3万人口,大的乡镇也就是4万人口,而减少后的乡镇，起点就要4万到10万人口,你山区土地面积大，人口可以少一点，4万左右。人口密集区10万就可以,要这么多乡镇有什么用呢？比如徐水50万人口,10个乡镇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减轻农民对乡镇这一级的负担。那么乡镇减少了以后，它自然就形成了一个中心镇，一个县城有着5个到6个中心镇，这就是城市的雏形。农村完全放开，实行村自治，具体实施办法就是县、乡拆庙养和尚。你没有这个庙了，和尚去哪？养起来了，你原先开多少钱，现在还开多少钱，哪怕再多给你点儿奖励，再给你点下岗费，还给你工资再往上提多少。这个好处是一次性了结，这个机构不会再庞大了，它不会再滋生另外的附着人员，你知道，一个土地局，它需要40个人的编制，可现在400人都不止啊，可它还在扩大。所以你把这个机构拆掉，把这些和尚养起来，国家开始算账，可能要亏，用不了一两年国家会取得巨大的收益。农村自治放开以后，它会万马奔腾，会各显其能，农村各行各业能人不少。现在咱们国家，尤其是高层，特别累啊，农村是个大包袱，苦思冥想，怎么解决农民问题，怎么帮助农民，怎么让农民富裕起来。实际上你不要想了，你们把农民放开，农民自己就富裕起来了。

民营企业缺乏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

周:你觉得你的那场官司对民营企业和金融制度会带来何种影响和启示?

孙:民营企业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有多大的活动空间和合法空间?咱见到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判决书中这个"非法"两字频率相当高，我就想，合法的空间在哪里？起码在现有的框架中是较少或没有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再说第二个层面，从历史上说，民间借贷是草根借贷，是现代金融、现代银行制度的起缘。如果国家发展民营经济或者民营银行，应该是在民间借贷的基础上发展才是扎实的。

周：你认为民间自发金融行为在这一块儿应该是鼓励和培育，而不应该是打压？

孙：应该是发展的，而不是打击压制的。这种草根金融是最原始的、最古老的，也是现代金融制度的前身和基础。

周：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实业家，请谈谈你创业时的情况？谈一些对你来说比较重要的事件或阶段？我觉得这对于年轻人或者后来者，还是比较有借鉴意义的。

孙：我的企业有几个关键期，一个是1985年的起步期，当时是五户农民，一股金就是2000块钱，一共是1万块钱，可当年就赔了1万6，全赔进去了。当时我在银行工作，事先我给贷了2万块钱，这下本利都赔上了，厂子也就倒了。

周：当时你们厂子做的是什么？

孙：就是养猪场和饲料厂，开始饲料质量很好，后来"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不行了，就倒闭了，关张了。我就退了出来，我还在银行上班，我就说，你们4户弄，2万块钱贷款我来承担着，可以往后续贷，什么时候企业缓过来了，你再还。结果没有人敢挑这个担子，我就说让我家属把这事担起来，你们4户都撤出去。因为我家属是个妇女，又当厂长，又当会计，不可能搞股份制，你们的2000块钱，我完全退给你们，亏损的由我来承担，他们很高兴，就一块儿吃的散伙饭。我们就养了1000只鸡，滚动发展起来了。这个转折点说明了人要有宽容之心，当时农民都很穷，2000块钱多么不容易。我让我家属全部承担起来，团结了人心，取得了当时的人和。从那时起，我家属和孩子就住在那儿了，我每天骑自行车下班后往回赶帮着家里干活，后来又买了摩托车。一直到1989年，这就是比较大的转变。第二个转折点是88年底的时候，已经有70、80个工人，资产可能有上百万了，当时没有评估。企业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我上班来回跑，太累了，家属她也太累了，我便辞职了，这是第二个转折点。我回来以后，规模大了，这些"虫子"们就来了，工商啊、税务啊、土地啊、卫生啊都来了，就开始出现法律冲突，在冲突中，企业壮大了，这也是我自我完善的过程，之所以在5个多月的监狱中，没有什么事，也得益于他们的监督。在与政府打官司的时候，你首先得检查你自己，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夫妇一直是靠工资生活，每月一人2000块钱。我没有其他什么嗜好，就连我的父母都靠自己劳动吃饭。如果我有幕后交易，也就不会有今天了，我的企业也不是今天这样子，我与他们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样。查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有这种动机和行为，我很坦然，他们也很坦然。

周：你当时从银行辞职回来，承包这块地，在当时是出格的事。那时候好多人打破头，为了要一个公职和商品粮户口指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孙：我觉得利用职权，把家属带出去，找一个舒服的工作，这种活法不符合我的性格，我的价值观在于奋斗，不在于我的寄生生活。我可能到处流浪，也可能在开荒中失败。但这毕竟是我的追求，是我的奋斗，自己种地，自己刨食吃。动物的本能是什么呢？猪往前走，鸡往后刨嘛。作为人，不劳动、寄生，哪有自己奋斗得来的更享受、更幸福。人生的价值在于劳动的价值，在于你给社会奉献的价值，而不在于你索取的价值。我刚才说了，人生的价值取向不一样，当一个人想有所追求的时候，当一个人想被金丝笼养着的时候，而这两点在同时介于愿意和不愿意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在部队、在银行、在机关都算不得志，你自己想的，你自己想做的，都好像与别人格格不入，这种情况下我就愿意开荒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我还是个能人，你个性特别强，想做点事，人家别人也想做点事，人家是趋利避害，尽可能圆滑，而我这个人个性比较强，自己的良心、自己的良知不愿受丝毫的压抑或者委屈。平时别人说不出来的话，我就说得出来，我不愿说瞎话。那么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时间长了就会吃大亏。这很简单，尤其在官场，大家都在奉承一个人的时候，你装不出来这个笑脸。当一个人很委屈的时候，你怎么都不忍落井下石，只能去帮助他。显然，当时在单位我个人在价值取向上，在为人处事上，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在这种环境下，不如找一个自己的空间，比如开荒地，别人谁能管得着，虽然累、苦，但有一种释放的感觉。

有人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据说你是因为那次在中南海的直言得罪了地方政府，请讲讲你在中南海会议上发言的那次情景？

孙：好像是1998年吧，当时有山东、河北等三个省的基层代表在中南海座谈农村问题。我看到虚假的数字，就一连两次给中央领导写了条子要求发言，当时每个代表规定10分钟发言，而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我说农民的收入没有那么高，讲了我所掌握的真实的情况和数据，我觉得能有这个机会我就要讲实话。中央领导当时也都认真地听我讲，这对改变农村政策还是起了些作用。但这次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因为刚出中南海有人就告诉我：你是第一次来中南海吧，这也是最后一次！

周：我认为，你出事这件事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就是告诉人们，我不和权力结盟，不违心地做事，不搞歪门斜道经营，照样能创造财富，这点很重要的。你看现在，一大批企业家，在人面前的时候会讲，我没办法，我也很恨官僚，但是为了生存，我只能跟他们妥协。然后在背后又做着肮脏的交易。你的行为动摇了一批一边做非法的事，一边为自己的行为、心理解脱的问题富豪们自欺欺人的心理基础。另外一个，作为一个社会稳固、富裕的基础，特别在向民主化过渡的时期，特别需要一个中产阶级。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中都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良性的中产阶级，因为生存环境的恶劣，导致了中产阶级天然地依附权力。而一旦中产阶级获得财产，就会更加拥护专制，走向民主的反面。而你没有这些乌七八糟东西却做到了财富的积累，只要有一个个案存在，问题富豪们就不能这样讲，你若这样讲，就完全是在为自己解脱。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孙：事情是这么个事情，是事实，但不能这么看，像我这样财富比较干净，财富积累没有官商勾结。但我这种做法可以称道，但不可以学。

周：为什么不能学呢？

孙：我，孙大午就在这儿摆着的，就是事实，但是你不能让别人也这么做，这么做，是行不通的。我刚才说过我这是能人经济，比如说我孙大午学过三年法律，学过四年语言文学，我能打官司，我有口才，我能和你辩。但你不能要求别人都能这样，这做不到。所以说，做这件事情，走这条正路，非常难。并不是人们不愿意走这条道，而是在现实社会中你走不通。所以我理解其他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心是相通的，即使说企业家的财富积累有原罪，那也是市场原罪，也不单是企业家的原罪。那么为什么我说和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呢？我相信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他们也有难言之隐，他们也不愿意走红道或者黑道，他们也愿意如我一样走正道。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支持我、同情我，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心也一样是向善的，是向正义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我这次从狱中出来，看到的是方方面面的企业家对我的支持，不管是官商勾结的、弄虚作假的、（制造）假冒伪劣的企业家都有一把辛酸泪。他们后来对我讲，你孙大午是对的，我们也没有错，我们走你这条路走不通。

周：但是这个事情，我还是坚持责任不可推卸。只要你在经营中向恶的非法势力妥协，你就必须会付出代价的，这不是道德高调，因为只要你妥协了，你就要付出代价，如果全社会都大面积地妥协，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进步可言了。现在你公司的股权和产权结构是什么形式？

孙：产权是独资的、私有企业，曾经搞过股份制，像那种保息分红的，入股自愿、退股自由的股份，但是银行查处过。我出事后，山东一家银行说让我搞股份制、合作制，那它的概念是什么？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不让农民承担风险，真正的股份制搞得了吗？我要评估资产，老百姓认可不认可你的资产是真实的，再说你的资产那么大，老百姓一家拿出3万5万来，在这里起个什么作用？行不通。那么你要搞合作制，保息分红，那才叫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才叫真正的犯罪。

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

周：你还记不记得这件事情发生时的那个情况吗？

孙：那天原来的政协副主席给我打电话，我正在开会，他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要请我吃饭，我感到很高兴，甚至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就赶快安排好工作，赶到鸿燕大酒店，在那儿并没有见到县委书记，只有便衣和警察，他们一拥而上，我便失去自由了。当时我没有惊慌失措，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自己也不是被坏人绑架了，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公安局和检察院的。我当时以为是审查审查，就会放了我，没有想到一逮就逮了我5个月，最后还要开庭审判我。

周：在监狱里，你都干了些什么？

孙：在里面大部分时间都是看书，一开始关小号时不让我看书，(监狱)里面也没啥，我也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小号时有点难受。人为什么要有思想呢？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关在单身小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后来我就让他们给我一本初中英语，15天后到了大号，就能借到书了，看了几十本书，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中国通史》，还有《孙中山》。

周：在你被关的这5个月中，你过去的一些想法是否有所改变？监狱是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既会让人思考、反省，又会令人走向反面。有很多人的人性是比较善良的，但被关后，他会变得很狠，如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人，而一些人会有很大的反省，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修正，甚至改变了性情。

孙：我没有。我很从容，也很镇定，它来源于信念和信仰，我也犹豫过，反省过，我做错了没有？最后否定了，我没做错。在里面时，我不相信会开庭审判我，这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没有做错，如果真要审判，就像阳春时节下暴风雨一样，不合时宜。因为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十六大也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国家正处于转型期，改革开放的春天，在这个时候抓我，就好像春天下冰雹，不合时宜。我相信我没有做错。现在审判我的结局，我也看到了，就是审判我的也受到全社会的审判，乃至全世界的审判。我很从容，很镇定，在里边我看了很多书，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好像一晃就过去了。在监狱的时候，说判我10年，最少也得6年，我真的没往心里去。不管生与死，你就面对吧。

周：在监狱里你对你的企业未来发展有什么思考？

孙：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说大午集团1300多人，有你不多，没你不少，当时给我很震惊的感觉，真弄垮了你又怎么样？后来知道影响不大，县长、副县长、书记他们一去公司，知道集团没受多大伤害，都很奇怪，连检察长也说，要是别的企业早就垮了，何况还抓了你的两个弟弟和财务处长。所以我不担心。

周：在监狱里，你对农村金融、农村发展又有什么样的思考？

孙：农村的金融现在处在一种真空状态或一种半真空状态，农村没有金融可言，也就没有管理可言，没有金融，也就是没有流通。现在农村借贷都是违法，借款超过150户，就能立案。显然，现在的金融制度过度垄断，是倒退了，很不适合农村的发展。在监狱的时候，新华社的黄全权采访过我，说抓我进来的罪名是"非法集资"，这我不同意。首先要问一句，对我们这样的农村私营企业，有"合法"集资渠道吗？我们分析过，正常的渠道我们确实走不通，风险也太大，比如说（我们的）千亩葡萄园，市县都立了项，也给批了600万元贷款额度，但是，办了三年，就是办不下来，用了上万块钱公关，就是到不了位，后来一些知道底细的市领导给我点透了，这件事不可能办下来，因为必须要有10%-15%的回扣，我不是坚决不给，但得有个适量，可是如果不这样做，就贷不到款，我不敢这么做，而且做这些事非得我自己出面，可我又做不来。眼下只有两类企业能贷出款，一是领导树立的样板工程；另一类就是"用钱借贷"、"送礼回扣"，所以有的企业拿出甚至50%的回扣去贷款。这类贷款一旦贷出来，还可能再还吗？中央应当看到为什么下面贷款损失这么大，无法追究。根子在管理体制。因为有部门垄断，就不可能从根子上解决这个问题。

我现在既后悔，又不后悔。后悔就是太自信、太自负，以为抠对了法律字眼。不后悔就是我干了一件正事，我没贪、没占，没有挪用一分钱。

周：在一个很集中的时间阶段里，你较频繁地到大学去演讲、发文章，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和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相识，并把你的观念推到公众面前的？

孙：五六年以前，我与农业部、农协会联系，希望建一个农村培训基地，由我出钱，不让国家出钱，这样中国农协会搞了一个全国科教兴村培训基地。这样，每期都有部长、司长、专家学者来讲课，我就用车接来，给他们讲课费，我就做了8期，这就打下基础了。这不，去年又在我这儿开了"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这么一来就认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他们就觉得我讲的是实践的，殊途同归，这样就有了共同语言。

茅于轼的"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周：你对"非法"两字是不是感到深受伤害？

孙：以前认为是非法的、有伤害的，但现在我认为是没有伤害的。因为大家理解我这样做的事。尤其是茅于轼说"孙大午做了件违法的好事"。但有时我也想，这非法与合法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界限。这些问题也没有理顺，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法律上就没有理顺，一是从程序上没有理顺，二是从法理上没有说清楚。从程序上没有理顺，比如说，这种违法行为是不是与银行有关，就由银行来管，我们是不是可以和银行打行政官司。银行来查、来罚款，说你违规了，人民银行是个金融监管部门。如果认为我们没有违规，我们完全有诉讼权利。好像从法律程序上银行并没有给我处罚，马上就进入刑事诉讼。而这种情况不仅在金融部门，在其他部门都有这种现状存在。比如在土地、工商都有这种现象。事实上他们完全随时可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你。如果他们不愿与你打行政官司，比如偷税，即使你从来没有偷税，他们也可以把你抓起来，这样行政诉讼法就没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我想今后是不是先从行政诉讼开始，然后发现了什么重大问题再递交到刑事上去，即先解决民事和经济问题，给企业一个较平等的申辩机会。

第二个问题，（民间借贷）从法理上没有界定清楚，就是说，借一户是合法，借10户是合法的，借100户就是违法了。比如我的企业有4000多人，和我孙大午沾亲的，比如借孙二午的钱是合法的，那么借二午的亲戚家的钱，比如他岳母的钱，由二午去借，那是不是就违法了？这就说不清楚了，就是，你不能认为和董事长沾亲的，就是合法的，不沾亲的就是违法的，这些问题也说不清楚。那么我想，这个借款只要是熟人和朋友，你能借出来，他也愿意借给你，只要能真正地确实表达，那么就符合民法，是自愿的。可是现在说符合民法，但又不符合金融法，不符合刑法，所以说在法理上也有问题的。

周：在开庭时你放声大哭，当时是一种什么感觉？

孙：很复杂，说不出来，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起诉我的人、审判我的人都表示能理解我，肯定我的为人和企业，这些钱（集资）我也没往自己身上花一分，可是我又要接受审判，我自己觉得无罪，公诉人也说孙大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人正派，但是不能不接受法律的审判，我自己百感交集，觉得不可思议，不可理喻，我又想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经济，一种不合时宜，就像春天下冰雹一样的不合时宜。

周：你想没想到你被关押后各界有这么多的人支持你、声援你？

孙：当时在里面我还不知道，后来出来我知道这些学者公众，包括我周围的乡亲们能对我那么好，我没想到。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周围的乡亲和学者们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肯定和同情。我真的很感动（孙低头良久）。我出来后觉得自己要努力工作，回报社会和这些有良知的人。

其实我也做过和官员沟通这方面的努力

周：据说你并不是如一些媒体讲的那样一直没有和政府职能部门沟通，其实你也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孙：是的，我也做着这方面的努力，只是我个人性格使然，加之我从事的农牧业利润又非常低，又是政府支持的行业，赚钱又较少，我在和外面交往时，仅限吃顿饭什么的，基本没有给什么人送过礼。我也想和他们搞好关系，可是现在这些机构也多，涉及的面也大，我就没有和这些官员及时沟通关系，这个责任在我。

周：经过这次事件之后，你将如何处理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你认为，政府和企业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现状又是如何？

孙：我想像，当然是理想化的，比方说和银行的关系，应当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关系，你帮我贷款，我能还你本息，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至于政府部门，真正要实现政府官员就是人民公仆，政府就是为人民和企业服务的。当然是我们所盼望的。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

但就我个人和企业来讲，在这方面往后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社会一直在发展，逐渐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融洽的。政府也在思考，企业也在思考，我相信社会会走向进步的。

周：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人一直在讲你是一个敢于向潜规则挑战的企业家，但这会影响你企业的发展，有人讲好的企业家应该像水一样因势利导，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孙：说企业家就像水一样的，我不大理解，因为水是没有骨头的，而人是有骨气、有追求的。随波逐流当然好了，我没有傻到用鸡蛋去碰石头，也没有挑战潜规则，我只是想有尊严地去发展，性格使然。至于判我有罪这件事，我不想再说了，为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我有正常的工作环境，一切就等历史去说吧。

周：你出事时抄走的东西都是些什么？现在有没有返回给你，若没有，你将怎么办？

孙：有我的笔记本电脑，里面有我的资料、手稿和多年的读书笔记，还有各种各样的合同，还有300多万的现金，也没有手续，领导最近让我写过一些报告，他们答应研究。那些钱我认为是小事，可那些手稿和合同对我确实很重要，因为那中间有我多年的心血。

周：最近问题富豪屡屡出现，当然这些人的自身原因自不待说，请你讲讲社会应该对企业家们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外部环境，使他们逃离"创业原罪"？

孙：我觉得要加大对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因为企业家的原罪大都是市场经济的原罪。我们虽然搞的是市场经济，但在转轨期，往往又是审批型机制，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基本上来源于此，就是说对于职能部门你不润滑他就不动。第二，如果是单位违法或犯罪，不应该把企业一把手抓起来，比如说刘晓庆，关押了400多天，到最后连个被告都不是！既然是单位犯罪，就应该单位派代表去应诉，这样可能公平一些，也可能减少职能部门犯错误的机会，尽可能地保护一些企业和企业家不受无辜的损失和伤害。

周：请描述一下大午城的未来？

孙：我讲的大午城是一个和谐的概念，在这里肯定有穷有富，但是这个差别只体现在生产资料上，而不是体现在生活资料上，在尊严上是人人平等的，生活质量上不能有太多的差异，人与人之间是种祥和的关系。

2004年第3期 甲申再祭　作者：章立凡

夏历甲申新春又近。三百六十年前的甲申（1644）年春三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队伍杀入北京，结束了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创立的大明王朝，自己坐了龙庭，改国号"大顺"。农民起义的"学生"夺了"老师"的帝祚，算是封建社会的一条"历史周期律"。

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上认为天子圣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极诏》中评价崇祯皇帝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崇祯登基后忧心国事，宵衣旰食，落了个"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结局，原因就在于体制不行，培养出来的尽是亡国之臣，他一个人的力量无法改变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只好跟着当亡国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属于"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这个家族的奴仆，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长"是有权撤换惩处的。但奴仆也有本事合伙欺骗皇上，盘根错节，尾大不掉，崇祯就是吃了这帮家奴的大亏。

王朝末世，天下纷纷，农民起义成为鼎革的动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毕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顺"大不顺，李自成登极，并未汲取前朝之鉴，迅速腐败。不久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为大清天下。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兴替，莫不与农民问题有关。顾炎武曾经说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顾炎武：《日知录》）一个王朝的灭亡，首先从道义上的灭亡开始，道义灭亡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而最终罹受覆舟灭顶之灾的，则是统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后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政治体制已变，何以国民党最终还是丢失了大陆呢？我个人以为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国民党以党治国，党国不分，政党与政权不分，实行的是"权力集团所有制"。与封建社会的"家天下"不同，党内的各级权力阶层（不包括普通党员）是集体的君主，对于"天下"人人有份，权力共同维护，利益大家分享。实质上是封建"会党政治"，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整饬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难。一旦发生普遍的腐败，党的上层无力回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败，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孙中山的"省长民选"主张，蒋介石根本没有实施过。他长期以"训政"名义，搞个人独裁，拒绝民主宪政，镇压舆论监督，推行特务政治。"中华民国，主权在民"只是一句空话。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权，焉能不亡。

三、背弃诺言，忽视农民。农民的利益诉求，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敢忽视的。"平均地权"的承诺，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但革命成功之后，这一诺言未予实践，原因在于国民党政权的基础之一是大地主。共产党之战胜国民党，正在于满足了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渴望。国民党50年代初才接受失败教训，在台湾以赎买方式实施土改，但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四、抗战胜利，腐败加速。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想消灭了共产党再抵御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灭中共就发生"西安事变"，被迫中止"安内"方略。抗战胜利，"攘外"结束，共产党已发展壮大，消灭不掉了，使他终生引为恨事。而国民党的大小官吏，在大后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无不变本加厉，搜刮民脂民膏，鲸吞公私财产，搞得民不堪命，财政崩溃。故国民党亡国，表面上败于军事，根本上亡于腐败。

腐败的根源，在于统治者习惯于将国家名器视为战利品，因为在他们眼里，天下是打出来的，而不是选出来的。

封建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不少国民党官员，忘记了中山陵前"天下为公"的垂训，以为本党先烈流血牺牲换得政权，加上"老子抗战八年整"的勋劳，就有资格予取予求，尽情攫取胜利后的红利，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后，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皆有连载，各解放区还印了单行本。毛泽东同志同年在延安的两次讲演中特别谈及此文，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弹指之间，又过去了六十年。对于一个用"三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权而言，"胜利时的骄傲"在1949年后的一段时期内是避免了。但能否彻底摆脱"周期律"，仍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深思。

历史巨轮前，难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过客们，尚飨。

2004年第3期 以史为鉴　继续清除封建专制传统　作者：陆亨俊

在200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学习会上，学习的内容是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考察。海外舆论对中国领导人集体学习世界历史觉得很有新意，特别是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但在19世纪鸦片战争后在世界上落后了，而且在15世纪以后就已经开始落后了。对于这个说法，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观点。这里谈谈我在学习中的一些体会。

一

我们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有光辉的过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宋朝（公元960-1279）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一幅《清明上河图》写不尽12世纪初宋都汴京的繁华景象。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说，在科技方面，中国的拱桥、建筑物用的托架、航海用的指南针、船舰的踏水轮、使用火药、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技术，以及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都在宋出现。自此以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11世纪后期（中国的）华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炼铁工业，每年生产约12.5万吨……这个生产数字比7个世纪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要多得多。"到15世纪初，中国的国力还是相当强盛的。1420年时，明朝海军的记录，当时拥有1350艘战舰，其中包括400艘大型战舰和250艘远航舰。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

可是在这以后，中国的历史就出现了停滞和曲折。从客观上来说，是两次异族入侵的大破坏。一次是1127年（靖康二年），金兵攻陷汴京（开封），大肆破坏抢掠，富庶繁华的情景都烟消云散。临撤退时还俘虏了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两个皇帝，以及皇妃、皇室成员、大臣和各种工匠一万四千多人，分七批押送北上（徽宗死于黑龙江）。被历史学家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次野蛮施虐于文明的恶行。再加上多年的战争，宋朝的文明只能衰落缩小到东南去"临安"（杭州）了。

第二次是蒙古统治者的入侵。蒙古统治者的野蛮和残暴是人们很难想象的。铁骑所到之处玉石俱焚。在入侵印度攻陷德里后，屠杀居民近十万人，并掠夺大量战利品；攻陷花剌子模首都乌尔健赤时，全城抢掠后夷为废墟播种燕麦；特别是1258年攻陷巴格达，在城内抢掠七天，居民被杀的达数十万人，当时巴格达是中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个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阿拉伯古城遭到彻底破坏，无数的艺术珍品被捣毁，许多华丽建筑被焚烧（这些资料都引自《世界通史》，周一良等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统治者攻入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后也大肆烧杀。金国灭亡了北宋以后，就在今天北京西客站边的莲花池附近建城（即金中都）和皇宫（会城门是一个城门）。由于金兵从南方掳了大批工匠，金皇宫完全仿照宋朝汴京的皇宫，十分豪华、庄丽，蒙古统治者一来全部烧光（后来蒙古也在此建都，那就在金中都的西北另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的大破坏那就无法计算了。

经历了这两次浩劫，中华文明的元气大伤，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其政策就趋于内向和保守。

二

中世纪的欧洲被称为黑暗时代。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教会神权之中，另一方面，战祸不断，从1099年到1254年，先后发动了八次"十字军东征"，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仗，接着又是英国和法国的"百年战争"（从1337到1453年），简直打得昏天黑地。再加上频繁发生的饥荒和瘟疫、黑热病流行，人口大量死亡。

可是就在15世纪之初开始，欧洲出现了新的转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大事都在欧洲发生了。欧洲走在时代发展的最前列。

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写道："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又说："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文艺复兴时代所表现的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内容，人们通常称为"人文主义"。其特征是歌颂世俗而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喻。肯定"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宗教改革实质上是人性的回归，也是人性从神学的禁锢中的一次解放。

《中国科技史》作者英国的李约瑟说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成套"的事件，四件事情前后发生彼此关联。这确实是"有识者之言"。这样，欧洲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走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资产阶级与反革命》一文中说：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主义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制度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教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于是，在经济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古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在这同时，欧洲在思想领域里也出现了一场伟大的飞跃。17世纪以后，英法等国出现了一批"启蒙运动"思想家。他们继承文艺复兴的传统，为近代社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如英国的约翰·洛克（1632-1704）在《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中论证了私有财产的充分自由和不可侵犯性，认为这是人类天赋的权利，国家的产生和存在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法国的孟德斯鸠（1689-1755）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滥用职权。卢梭（1712-1778）在《民约论》等著作中认为，人生而平等的，为了维护自由平等，人们需要某种大家都遵守的"社会契约"。他还提出"主权在民"的学说，主张立法权属于人民。

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影响下，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各种社会思潮空前繁荣，人民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斗争不但在欧洲各国兴起，而且波及新大陆。1776年美国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在《独立宣言》中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把"自由、平等、博爱"视为人类的理想目标。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同时，《共产党宣言》又郑重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欧洲在大步前进，它把曾经领先世界的北非和亚洲的文明古国都甩在后面。中国从此明显地掉队了。

三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与欧洲的发展背道而驰的记录。

著名学者顾准写道："我国的春秋时代，始于公元前722年，终于前481年，计242年，截头去尾那200年正好是公元前7、6世纪"，"雅典民主全盛时代的那两个世纪，恰好是我们的春秋时代"。可是在这一时期以后，"希腊史向民主主义变，我们向专制主义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这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书同文，车同轨"，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体制。总体上来说，对当时的社会是有积极推动作用的，但是也有不少副作用。一百年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文化上的专制打下基础。中国历史上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了。

第二次背道而驰的是在15世纪以后。从英国的《大宪章》、"光荣革命"到各国资产阶级的兴起，都是限制和监督国王和政府的权力的。三权分立、人民选举成为历史潮流。而中国却进一步集权，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什么都要管，什么也都可以管。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谈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时写道："最大的特色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在世界历史中并无这样的例子"，而且"其影响所及，至今未衰"。为了维护其集权体制，单有纪律还不够，还依靠恐怖政治，建立特务组织。在欧洲人面向海洋、发展商业的时候，朱元璋却宣布海禁与抑商。告示全国军民不许泛海，甚至规定商人不许穿绸纱。明朝第三个皇帝成祖朱棣放松一些，第五个皇帝宣宗又回到了保守。到末代皇帝朱由检刚愎自用，大权独揽，在位十七年，换了十七个宰相，众叛亲离，最后只有一个太监陪他吊死在煤山（北京景山）。

明朝的集权专制可说是集大成了。可是到了清朝更变本加厉。几天之内，"留发不留头"，专横之极。明王朝的子弟有的被封王后派驻外地，如燕王在燕京，宁王在江西等，结果，有的就在外地起兵造反。清朝改了这个制度，子弟封王也只能在北京，连自己的亲属也不敢相信。所以京城里就多了一大批王府，更集中了。更厉害的是"文字狱"。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不断，不但作者获罪，而且出资者、刻版者、印刷者、销售者以及读者都受罚，或处死、或流放、或发放为奴。有的一案可株连几百人。文化专制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这种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人性已完全被扭曲。高官也自称"奴才"，朝里朝外都是一批大大小小的奴才，到处都是叩头跪拜，"万岁英明"。说实在的，那时有人还以能做奴才为荣，有更多人还做不了奴才呢。如果有人对他们说"天赋人权"，或"人人生而平等"，那不但是"对牛弹琴"，而且是大逆不道，拉出去就地正法。

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正是一片兴盛，人才辈出。可以列举出从哥白尼到牛顿、瓦特；从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巴尔扎克到歌德、席勒，普希金、托尔斯泰；还有贝多芬、肖邦、斯特劳斯等等一大串巨匠的名字。中国有谁？我们也有过唐诗、宋词、元曲、唐宋八大家的散文，辉煌一时，可是明清以后有什么？只有一部《红楼梦》！甚至原来中国的科技成就也"变了味"。指南针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必不可少的仪器，可是中国在郑和下西洋以后就没有什么作为了，最主要的用途是看风水，盖房修坟。火药在《水浒》里就有轰天雷凌振，用来做土炮（那时是北宋）。但是以后也没有多大长进。明末袁崇焕用大炮打伤努尔哈赤（不久他就死了）的是通过澳门进口的葡萄牙的"红衣大炮"，国产的已经不行了。火药主要用于做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的爆竹。造纸和印刷更糟，许多书不让印，印得最多的是看看今天是否是黄道吉日还是不宜出行的"老皇历"。

好了，别说了，太令人泄气了，我们难道没有好的吗？清朝不是还有"康乾盛世"吗？乾隆爷还有"十大武功"呢！《剑桥中国晚清史》说，中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三件历史性的大事：一是版图扩大了一倍；二是人口增加了一倍；三是欧洲人的到来。与明朝相比，东北一大片划进来了，那里是满族的老家当然归清廷；蒙古（包括外蒙和内蒙）、新疆、西藏，以及川西、青海一部分也进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还有黑龙江以北的60万平方公里和新疆西北的一片（后来都被沙俄强占去了）也属中国。当然，中国版图扩大、多民族融合，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清朝的拓疆有的与康熙有关，有些与乾隆有关。所谓"十大武功"主要是对外侵略和对内镇压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侵缅甸、侵安南（越南）、侵廓尔克（即尼泊尔，先后两次）；对内所谓平大小金川（凉山彝族起义）两次，定回疆（天山南麓的穆斯林），特别是两次平准噶尔（天山北麓），大开杀戒。据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说，乾隆十九年，清兵发动了"屠洗性的大剿杀"，"准（噶尔）族人口直接间接被杀者40余万，占全数十分之七，其他十分之三尽逃入俄境"。真厉害！这些欺侮弱小国家和民族的行径今天再不能那么自豪了吧？吕振羽说："清廷不断对外侵略的结果，一方面，不只直接消耗兵力，且消耗国库，增加人民负担，反而扩大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都是"伟大功勋"掩盖下的血淋淋的事实。

事实上，到了乾隆年间，表面上还是"盛世"，实际上已是外强中干、腐朽不堪。1793年，英国派特使来华谈扩大贸易等问题，受到冷遇。使团中有人评论说，这是一个"如此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的国家。

四

指出中国从15世纪后已开始落后了，这与原来说的从19世纪鸦片战争后因为列强侵略中国才落后有什么区别吗？有的，有很重要的区别。

现在回顾一下鸦片战争，中国是怎么被打败的？过去常说是英国的"炮利船坚"，清兵虽然勇敢，但指挥不当。这确是重要原因，但是深入一步想一想：当时清兵80万，英兵8000人，可中国却输得这么惨，最后还割地赔款。前几年有的历史学家就指出，在战争开始前胜败已经很清楚了。因为这是一场先进的、向上的资本主义和落后的、停滞的封建专制主义之间的一场战争；是科学技术和愚昧迷信、是知己知彼和妄自尊大之间的一场战争。双方的差距不单是武器和兵法，差距是一个时代！

近一二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提出了"民主"（德先生）与"科学"（赛先生）的口号，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道，德赛两位先生把西洋人从黑暗中救出来，"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可是在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这场启蒙运动受到严重的挫折。30年代为民主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先生曾说过一句很沉痛的话："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长期以来，严重阻扰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主义却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理，民主与科学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3年3月号的《炎黄春秋》刊登的《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文章尖锐地指出，由于我党"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没有完成"，"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早在1980年6月，李维汉指出："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大暴露。"他还说，他曾向邓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这一课，并由他来补"。小平同志在当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明确地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

20多年过去了，李维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这些话，我们今天读来仍是多么亲切和深刻啊。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小平同志不是一般的提封建主义而是用"封建专制传统"，很值得我们深刻领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和欧洲有共同处（主要是生产关系），也有不同处。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分散割据的、各自为政的。意大利是1861年统一的；德国是1871年才统一的。迄今也不过1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了，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大一统"专制集权可说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欧洲从16世纪中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出现到19世纪现代国家的形成，其中还反反复复，共经历了300多年。而我国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算起，到建国不过30年，到现在也不到一个世纪，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三忠于"那一套也不是偶然的。这实际上反映封建专制主义在我国还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源的。这种封建专制传统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民主与监督，就必然是个人崇拜和腐败的温床。

岁月悠悠，历史昭昭。从15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经历的兴衰荣辱，留给我们许多自豪，也留下太多的反思，更给我们留下痛苦的自我批判。人类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们将怎样面对这个世界呢？《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我们要顺乎民意，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2004年第3期 忆赫洵同志　作者：刘导生

赫洵原名赫智莹（1912-1983），生于吉林省，是我在北平师大附中的同学，建国后曾任吉林省科委主任。他虽然没有显赫的地位，不为人所知，但在1983年为李大钊同志移墓时，报上见过他的大名。因为他在1932年参加中共并担任"革命互济会"的秘书，1933年为李大钊同志送葬时写过大钊同志的墓碑。1983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大钊同志移葬并举行隆重的移葬仪式，邓小平同志为大钊同志题写了长篇纪念碑文，并将赫洵所题写的墓碑出土展出，设立李大钊同志烈士纪念堂。这时经检查发现赫洵患有白血病，回吉林后不久即逝世。

1931年赫洵考取师大附中高中文科二年级插班生，我们正好同班，彼此一见如故。至此，开始了我们同志式的来往。他参加党所领导的赤色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经常为被捕和遇难的同志及其家属做营救和救济工作，我以共青团的身份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的活动，虽然两个组织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但由于经常相处，尤其是他有时和他的妻子何怡萍在我姑母刘静君家借住，我们同住在一起，自然就有了更多的深入了解。

1933年春，革命互济会被国民党破坏，其领导人被捕。这时，赫洵向我提出，能否到外地找个地方避避风。于是我托山东曲阜师范的教员陶次汝同志在曲阜找了空房三间，他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才回北平。后来，赫洵需要筹措生活费而先回了东北，他的妻子在北平待产。

1933年夏北平的学校放暑假，此时何怡萍已生一男孩，赫洵要我送何回哈尔滨夫妇团聚。当时因北平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Saliko（世界语名字）被捕叛变，我是北大世界语联盟的负责人，随时有被捕的危险，要及早躲避。正好借送何怡萍回哈尔滨的机会，我们扮做姐弟关系同行，以免引起日寇注意。这时东北三省已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两年，满清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满洲国"的皇帝，此时正逢日本天皇的弟弟"执府御"巡视满洲，警戒十分严密。一路上被搜身多次，我亲身受到日本警察凶狠对待，真正体验了亡国奴的滋味。总算平安的到达哈尔滨和赫洵相见。

返平后，我和赫洵仍经常保持联系。为了避免敌人信检，大多用新文字书写。新文字即汉语拼音，30年代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为了对在远东工作的华工进行文化教育，消灭文盲，又不至忘掉民族传统，为他们创造的拼音文字。

1935年"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之后不久，我几次写信劝赫快来北平。他错误地认为满洲更需要革命，要求我替他找党的关系。

我当时正好担任北平民先队部秘书长，每周都和黄敬同志见面，他当时代表中共市委领导"民先"，我写材料报告赫的情况请他报告北方局，以便转告中共满洲省委找他接关系，但没有办成。1938年4月12日赫即遭日本宪兵逮捕，这时他正在哈尔滨东亚学院教书。

赫的被捕经过，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和青年电车工人李永昌常来往。赫认为此人反对日寇侵略中国，有爱国思想，将李作为他的工作对象。在李被调往外地时，赫还给他路费、大衣之类，并送站告别。后李永昌暴露被捕，并将赫供出。1938年4月12日赫正在家中吃午饭，突然有人自称来查电表，闯进室内检查，赫被宪兵捕去。先关押在南岗一个暗无寸光的地下室里，审讯人员均为日本人，刑讯逼供，用电刑最为痛苦，不能忍受时满地打滚，身上破皮多处。第二次再用电刑审讯时，先揭破处干痂，更是疼痛难忍，以致晕死过去，不得已只好承认在北平时参加过共产党，有抗日行动。之后，赫被转送道里法院，第四天强行判决监禁15年。

转送法院后，允许家属探视，何怡萍拖着三个孩子进入监牢，不知花了多少贿赂才允许几分钟接见。这时何告诉丈夫唯一一件事，就是赫被捕是由于李永昌叛变，出卖了赫洵。当然，这个情节也早为赫所料。

判刑后不久，即将赫转送到吉林监狱服刑。何怡萍闻讯后，为了营救赫洵，将家搬到吉林，为便于探视，不时送点吃的和日常用品。

赫洵在狱中，虽然被判了15年徒刑，想来想去，把牢底坐穿的勇气是可贵的；但早日出狱多为革命做些工作，更是他渴望的。因而他千方百计地争取后者---越狱。首先，他认识了狱中的杂役于树功。于曾是北平的学生，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朱瑞（解放战争时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的炮兵司令）同学。由于于常提着消毒水到狱中检查卫生，赫和他混的很熟，通过他又和狱中青年医生赵公民（原名赵绍先，建国后曾任吉林省卫生厅副厅长）认识，发现赵有抗日救国思想，逐渐取得互相信任，成为知交。

赵公民晋升为监狱中医官，又是新婚，家属也住在吉林，何怡萍常和她来往（不时送些礼品），成为朋友。何看时机成熟，就和赫策划逃跑计划，在狱中必须经过赵的决策和计谋；逃出监牢后如何隐蔽及筹款逃回北平，这一步步筹划细致工作，都需要何的精心准备。一切准备就绪，只欠东风。这就要看赵公民如何和赫共同扮演这一幕险剧了。

赫洵在狱中为脱逃做准备，首先注意改正因带脚镣而一步一歪的走路姿势，免得出狱后被敌人发现；同时抓紧对赵公民医生的教育工作，两个人的抗日爱国思想溶为一体之后，便共同策划如何逃出监狱。

1939年秋的一天，赵公民伪称赫洵患肺结核，需要到医院拍片子，做最后确认，骗取监狱长批准。当时，让赫换上普通服装由赵陪同前往，因为赵公民有家属在吉林，狱长也比较放心。哪知他们一走出监狱，即按何姐早已准备的方案，由何姐准备好化妆服装、证件、路费及火车票，乘大车先到家乡的高粱地里藏起来，经过一番策划，再分头先后奔向北平。由于他们知道我姑母（名刘静君，曾在香山慈幼院任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家的住址，旧地重游，自然带着惊喜而又恐惧的心情和故人相遇。

姑母不顾全家人的生命危险，坚持掩护赫洵等被日伪通缉的革命同志。这时，派到北平做地下党工作的杨春圃也在姑母家掩护，他听说由东北逃出这两个人，保持高度警惕拒绝见面，要我姑母找赫写出详细报告后再作研究。赵公民是医生，由姑母介绍到大粪场一个老乡那里暂时隐蔽。不久，因为他是由反革命阵营中投向革命，很快被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为我八路军服务；对赫经过严格审查，除阅读他的报告外，还进行多次谈话，才转送至平西根据地，参加工作。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何怡萍的简单经历，何怡萍，吉林人，生于何年不详（大概长赫洵一二岁），据说她的父亲是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的顾问，在东北算是望族。何曾与赫洵的哥哥定婚。赫的哥哥患有重病，农村有一种迷信的风俗，男方病重，要及早成婚，才能免除病灾，这叫做"冲喜"，便把何怡萍娶过了门。结果，"冲喜"不但没能救了丈夫，反而促使丈夫早死，何成了寡妇。在这种悲惨的结局下，何坚决离家读书，婆婆不同意，也无能为力。何乃随赫洵同时到京读书，考入北平第一女中，同时参加"革命互济会"，人精明能干。赫称她为何姐，我们和他们相识的同志，也跟着叫她为何姐，"何姐"之名也就成为通称。后来，赫与何二人相爱，结为夫妻。现在看来，这是爱情的自然结合，合理合法。但在当时，以封建的伦理道德看，这是有违人伦的。所以，他们很久不告诉家人，特别是赫的母亲，她大概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后来何姐为了营救赫洵，把婆婆和三个孩子接到吉林安家。这是带有戏剧性的一幕。

赫洵脱逃到北平转到根据地后，何姐带着婆婆及三个孩子于1940年也到达北平。

当时我姑母已带着孩子转入根据地，何姐找到"革命互济会"的老同志王刚（又名王家勋）。王是开业的医生，东北人，热心助人，我们常有来往。王后来也转入平西根据地，曾任聂荣臻同志的保健医生，2003年以97岁高龄逝世。当时何姐由王刚介绍到某医院任护工，月收入20元。凭这点收入养活五口之家，实在困难。何当时兼任党的地下交通，组织并无补贴，幸亏王刚个人尚能不时小有补助，才得以维持最低生活。何姐不幸于1942年7月被日本宪兵捕去，虽酷刑拷打，仍坚贞不屈，最后以死抗争，以丝袜系在窗上自缢身死，完成了她一生的英雄事业。赫洵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听到这一噩耗，定会痛苦万分，也一定会为有这样英勇不屈的革命伴侣而自豪。

1943年1月，由王刚同志帮助将赫的老太太及三个孩子送回长春。

回忆起赫洵和何姐，使我感到无比沉痛！他们都是我的亲密战友和同志，何姐的壮烈牺牲，更使我感到她可亲可敬。她青年时代的机智勇敢，热情好客的形象，时时浮在我的眼前。同时我联想到我在师大附中高三时的同学郝培壮，我们同在一个团支部。他于1930年的"八一"游行被捕出狱后即被调往东北，在满洲省委做团的工作，不久即被东北军阀张作霖抓去枪杀。七十三年前的这些往事，如今还历历在目。今天我国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由千万人的鲜血换来的。我们一定要珍惜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来之不易。我们一定要永远记住那些为祖国独立自由英勇献身的仁人志士！

2004年第3期 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　作者：李维民　王辅一

1941年1月15日，即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尚未与皖南被围、突围人员取得任何联系，对新四军皖南部队伤亡、被俘情况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匆匆发出了一个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认为"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并加以"不服从中央"、"阳奉阴违"、"自寻绝路"等罪名，而且与叛徒张国焘相提并论。从此，项、袁的革命业绩，包括他们对创建和发展新四军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被一笔抹煞。但这个决定并不是最后的决定，因为这个文件的最后一条写道："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可至今已六十多年，经历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均未讨论议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姜椿芳、刘尊棋、李琦、廖盖隆等一二十位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42万字的《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关于如何评价项英和皖南事变的问题，本来已经解决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史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可是，2003年8月在央视一台播出的《新四军》电视剧，继续沿用片面指责项英的错误观点，在北移的时机、路线等问题上，给人以中央三令五申，叶挺每每提出正确主张，却被项英一一否决的印象，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误导了广大观众。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写此文以正视听。

关于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皖南部队何时北移，如何北移，选择什么路线，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虽然中央早有新四军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但由于情况瞬息万变，指示也是不断变化的。仅在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的前两个月内，项英就接到过各种不同的指示。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国民党方面，表示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第二天，即11月10日，毛主席致电叶、项，要叶挺去与顾祝同谈北移问题时，要以要求国民党两个军停止东进，不要进攻皖东，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21日中央给叶、项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同日，毛主席对当时的形势作了这样的分析："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我早要北移，但是偏要再拖一两个月。"11月24日，中央致电叶、项："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但11月30日，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分析："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冯玉祥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他会撕开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同日，毛、朱致电叶、项："你们29日的布置很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介石）、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12月3日，毛主席打电报问项英："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12月6日，中央又确定项英先去重庆，然后和周恩来一起于1941年1月15日前到延安参加"七大"。12月14日，中央给叶、项指示："（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发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18日中央指示："项（英）、曾（山）二人暂勿离开军队。""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12月25日，毛主席发的通报还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采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由于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防区之内，叶挺曾多次去见顾祝同、上官云相，商定了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项英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接到项英电报后，于12月26日复电项英等，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12月29日项英又接指示："（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在刻不容缓的情况下，项英与叶挺等决定1941年1月4日全部北移，并得到中央的同意，7日在转移途中遭到8万国民党军大规模的进攻，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上述经过说明，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缺乏警惕和决策失误的并不止项英一人，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全部归罪于项英是不公正的。虽然《新四军》电视剧在一些具体方面试图从正面塑造项英的形象，但在皖南事变这个关键问题以及进军敌后和部队建设等许多重要问题上歪曲和贬低了项英。电视剧还把事变前从未当过项英随从副官的孙厚忠（真名刘厚总）安排在项英身边，并虚构了项英袒护刘厚总的许多情节，目的是说明项英革命警惕性不高，用人不当，自食其果。事实是，皖南事变前，项英身边根本就没有副官，刘厚总是在副官处第三科管木工班和饲养班的副官，在皖南事变突围途中刘厚总偶然遇到项英一行，才和项英一起行动。刘厚总经不起两个多月艰苦环境的考验，起了图财害命之心，于3月14日枪杀了项英和周子昆，携款潜逃。其结局也不是被电视剧虚构的余秀英打死，而是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报功，遭到冷遇和长期监禁。

项英是一位革命意志非常坚定的革命家，深受指战员尊敬和爱戴。1930年12月底，项英根据六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决定到达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年1月16日，在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后的第二天，他就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以非凡的革命胆识和勇气，纠正苏区和红一方面军肃AB团扩大化的错误，提出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当时出现的问题，尽管遭到六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的反对，其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军委主席职务被撤销，但历史证明项英纠正打AB团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做法是正确的，是长期被埋没的一大历史功绩。1934年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中央领导人都随主力部队走了，项英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他作为留在苏区的第一把手，和陈毅等同志一起，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项英正直无私，原则性很强。1939年5月，他从来自上海地下党的扬帆那里了解到蓝萍（即江青）在上海时表现不好，在政治上、生活作风上都有问题。项英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反映，并讲到此人不宜做毛主席的夫人。此时江青已与毛泽东结合，项英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会得罪人，但他直言不讳，这种远见卓识和刚正不阿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2004年第3期 管文蔚与新四军东进　作者：潘祝平

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26集《新四军》纪实电视片，展现了当年新四军光辉的战斗历程，使广大收视观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但这部电视片也有不足之处，有一些重要史实失实，其中有的严重失实。

众所周知，1938年6月新四军东进苏南茅山地区后，管文蔚即与陈毅取得联系，随即将创建的3000多人的抗日武装和一大块抗日游击基地，毫无保留地交给党。对新四军在苏南站稳脚根向东向北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已经光荣载入党史军史史册的重要史实。

然而在这部电视片中，这一重要史实却变得面目全非。变成新四军东进茅山地区后又收编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游击队，其自封的司令名叫古无畏，被收编前曾在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铁道出轨的日军列车上抢夺物资，被收编后在参加新丰火车站的战斗中不听指挥等等。如果电视片以谐音古无畏替代管文蔚，则不仅严重失实，而且有损管文蔚光辉的历史形象。

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一重要史实的始末真相，现将管文蔚早期投身革命，新四军东进前组织地方抗日武装，新四军东进后的重大贡献等介绍于后。

（一）

管文蔚是192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白区领导过学运工运和农运等革命斗争，自1927年10月起，在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临危受命，先后担任丹阳县委书记、江苏省委镇江特派员、武进县委书记、苏常特委巡视员及金坛、无锡县委书记等职，出生入死历尽艰辛。1930年4月8日因内奸告密被捕，坐牢7年多，在敌酷刑下，掩护组织，营救同志，坚持斗争，坚贞不屈。

1937年5月出狱后不久，淞沪"八一三"抗战爆发，接着江南大地相继遭到日寇铁蹄蹂躏。管文蔚当时虽然与党失去联系，但仍牢记共产党员的使命，揭竿而起，先在家乡组织了丹阳地区第一个抗日自卫团---倪山自卫团，动员组织群众保卫家乡。在其影响和推动下，丹北各地抗日自卫团纷纷建立。1938年2月，丹阳抗日自卫总团成立，管文蔚任总团长，很快发展到25000多人，其中武装基干队伍3000多人。

自卫总团在辖区内，肃清汉奸特务和土匪，并赶走反共扰民不抗日的国民党和其他杂牌武装。打击日寇，破路拆桥，火烧谏壁大桥，断敌交通，袭击日军车队，毁车毙敌。这些战斗规模虽然不大，但在江南敌后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影响很大。日寇多次对丹北地区疯狂报复扫荡，并重金悬赏捉拿管文蔚。当时远在苏北的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也将管文蔚视为眼中钉，先后悬赏5千元和5万元大洋取管文蔚脑袋。

管文蔚依靠群众牢牢站稳了脚跟。在新四军东进前，不仅已拥有3000多人的抗日武装，还控制了从镇江东乡到武进（常州）北乡方圆数百里的抗日游击基地，人口过百万。在此基地内，既无日寇据点和伪组织，也不存在国民党的党政机构。国民党留下的保甲制已被全部废除，由各乡自卫团长主持政务。管文蔚还重新任命了镇江、丹阳、武进三县县长。这块抗日游击基地，在当时的江南敌后，成了沙漠中的一块绿洲，让人看到了希望。

（二）

1938年4月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6月15日在下蜀火车站附近破坏铁道使敌一列车出轨，6月17日在韦岗伏击日军大获全胜。1938年5月上旬，陈毅率领新四军1支队从皖南东进，先头部队于6月8日在溧水新桥与先遣支队会合；6月13日，陈毅率领后续部队进入茅山地区，在溧阳竹箦与粟裕会合。随后新四军2支队也紧接着东进。

管文蔚获知这些消息后兴奋不已，渴望已久的亲人已近在眼前。于是在1938年6月中旬派人前往茅山附近找新四军，见到了陈毅，带回了陈毅的指示。接着管文蔚写了一封长信派专人送给陈毅，诚心表示要将丹北抗日武装交给党。

陈毅东进后，也在按照陈云的指点，竭力打听管文蔚（误名为祝同）这位当年白区无锡县委书记的下落。现在联系上了，于是在6月下旬即派新四军2团政治处主任肖国生和1营营长段焕竞，带领1营前往丹北与管文蔚接头。管文蔚与党失去联系已7年半，现在党派队伍来找他，如同见到了久别重逢的亲人，感激万分。作为此次接头的"见面礼"，还共同商定攻打新丰火车站，于7月1日深夜发起突袭，歼灭日军40余人，首次协同作战告捷。

1938年7月上旬，陈毅在丹阳延陵附近约见管文蔚，交给管文蔚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7月下旬陈毅派新四军1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北，授予管文蔚部丹阳抗日游击纵队番号，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管文蔚为纵队司令。

1938年9月，刘炎带领郭猛、张震东等20多名军政骨干，再次到丹北帮助整编队伍，将丹阳抗日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简称挺纵），管文蔚任纵队司令员，张震东任参谋长，郭猛任政治部主任，将原来的3个大队扩编为4个支队（相当于团）。为了摆脱国民党的限制，便于向东向北发展，挺纵对外不用新四军番号，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

接着新四军军部和新四军1支队又先后派魏天禄、贺敏学、龙树林、陈时夫、吉洛（姬鹏飞）、惠浴宇、刘文学等资深军政干部到挺纵工作，加强了党对挺纵的领导。1938年10月成立挺纵党委，陈时夫任书记、管文蔚任副书记（经党中央批准1938年8月恢复了党籍）。

经过整训建党和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挺纵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

（三）

1938年10月初，陈毅首次到丹北，与管文蔚商讨北进的作战方案。为了实现党中央"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东进的任务已交给叶飞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北进的任务由管文蔚的挺纵承担。管文蔚提出的北进作战方案是，拿下长江中的第二大岛---扬中岛，与早先被挺纵2支队攻占的新老洲岛一起，作为部队北进渡江的跳板，并在江北建立桥头堡。这一作战方案与陈毅的意图不谋而合。

为实现北进的作战方案，管文蔚于1938年10月6日率领挺纵一部，攻占了扬中县城三茅镇、老郎街、八字桥等城镇。因敌情有变，为避免损失，3天后陈毅急令挺纵暂时主动撤出扬中岛。不久陈毅再次来到丹北与管文蔚会晤，重新商定了北进的作战方案。经过充分准备，1939年4月初，管文蔚令挺纵1、2支队第二次攻打扬中，打下了扬中县城及其他集镇，全歼顽敌贾长富团，控制了全岛，从此牢牢守住了这块江中跳板。管文蔚同时派出3、4支队及1支队一部分头（下转67页）（上接69页）渡江，控制了江北沿江的三江营、嘶马、大桥、吴家桥一带，建立了东西40余里、南北20余里的桥头堡，与扬中跳板连成一片，为日后新四军陆续渡江铺设了安全通道。

（四）

为了实现党中央赋予新四军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领江抗部队西撤至扬中整训待机。10月底江抗与挺纵合编，组成了新的战斗序列。管文蔚、叶飞任合编后挺纵正副司令员，张藩任参谋长，陈时夫、吉洛（姬鹏飞）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四个团。合编后的挺纵战斗力大大增强，在日后的1940年6月下旬郭村保卫战中，挺纵以两个多团彻底打败了顽敌13个团的进攻，军威大振。

1940年1月2日，挺纵除留一个加强连在扬中坚持外，全部渡江到达江都境内。加上1939年冬陶勇率领新四军4团团部和2营渡江，与挺纵3团组成苏皖支队，至此新四军已有4000多人到了江北。陈毅也在1940年6月下旬第四次到达江北。1940年7月上旬，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新2团、新6团等主力部队，经扬中跳板渡江到达江都吴家桥，与挺纵和苏皖支队会合。在此之前，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已先期渡江。从此在陈毅、粟裕领导下，投入了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管文蔚也同时开始了新的征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苏中行政公署主任、苏中区党委常委、苏中军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7纵队司令员、华东野战军11纵队司令员、华中指挥部司令员、苏北军区司令员等职。建国前后，历任苏南区党委副书记、第一副书记，苏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苏南行政公署主任等职。江苏建省后，任省委副书记、副省长。

管文蔚1955年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和处理，蒙冤26年，仍丹心向党、矢志不渝，继续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名誉，任江苏省委顾问，省长待遇。

2004年第3期 宋亦英的诗书画　作者：江鲲池

北京出版的《中国妇女名人录》、《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中国作家辞典》、《当代国画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合肥出版的《安徽当代美术家人名、作品图录》、《安徽美术五十年》、《安徽省妇女儿童数据库》等辞书中，均载有《宋亦英》条目。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时，香港有关方面邀请大陆一百位诗词家赴港观光的名单上，宋亦英的名字也赫然在目。

一个人的名字在这样多的辞书中出现，受到人们如此瞩目和尊敬，这还是少有的。

一

宋亦英为何许人也。

清代诗人赵翼有两句诗："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本文介绍的宋亦英，正是一位新时代的才人。

宋亦英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上个世纪40年代在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参加共产党。从此她把毕生精力与才华献给革命事业。宋亦英今年85岁了，她两耳全聋，两眼几近失明，双腿瘫痪，只能靠轮椅行动。但她仍孜孜不倦，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风云，以她手中的笔来写激昂的诗篇，寄托对国家对党的深情热爱。因此，她被人们广为传誉，赞扬她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诗书画三绝的当代才人。

宋亦英祖籍安徽歙县，1919年出生于芜湖一个破落盐商家庭。父亲虽是商人，但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母亲刘素更是一位博通经史、雅擅诗词颇有才华的女性。宋亦英在这样一个书香味很浓的环境中长大，尤其是在母亲吟哦声中领会到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从小就学会作诗。11岁时她根据老师的命题《日暮蝉声》写了第一首诗："日暮槐荫处，蝉鸣不住声。随风问别院，饮露自身清。"不久，她又写了一首《中秋夜月》，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明月如银，觉夜凉凉如水；桂风轻拂，掩额发而生香。"情景交融，天衣无缝，令她的老师赞叹不已。可她当年才是一个十多岁娇羞垂髻的小姑娘，才华就如此出众了。

1934年，15岁的宋亦英考取北平艺术科职业学校。次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壮怀激烈的革命斗争场面，极大地震撼了宋亦英的心灵，使从幼年就崇拜秋瑾的她，更加激发了爱国情怀，立下报效国家的志愿。1936年秋，她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北平艺职以后，又南下考入苏州美专深造，1942年于苏州研究生班毕业，此时她在绘画上已很有些根底了。

"八一三"事变前夕，宋亦英趁暑假来到上海，不料次日就因日寇战火致使交通中断，与家庭失去联系，只得暂时客居上海。在这段时间里，她目睹沦陷后的上海人民身受外敌入侵的痛苦，写诗表达此时的心情："烽烟遍地疮瘐满，鼙鼓声中血流多"，"安危天下谁曾问，风雨楼头窃自忧"。她年轻的心为自己和国家泣血了，急切于寻找报国救亡之路。

就是这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宋亦英接触了一些进步人士，尤其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介绍她看了不少党内外的进步书刊，使她更坚定了追求真理的决心。1944年，她的同乡石原皋受新四军七师政委曾希圣的委托，到上海为根据地采购物资，结识了宋亦英。他向宋亦英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革命根据地的许多情况，尤其是向她介绍了毛泽东和毛泽东写的诗词，更激起她对毛泽东这位伟人的由衷敬佩。特别是喜读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一词之后，更是惊羡不已。她曾写了一首《心降》，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铁板铜琶唱大江，即论诗亦足心降。"又盛赞《沁园春·雪》是"磅礴情文，杈肝肺，浑洒天然不用雕。"宋亦英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盏耀眼的明灯，更加明确了前进的目标和方向，她一心向往加入毛泽东的革命队伍。

1945年7月，经吴文瑞、洪琪介绍，宋亦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她的家成为皖南游击区党组织与华东局联系的上海秘密联络点之一。

日本投降不久，国民党反动派公然撕毁国共两党"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在国统区残酷迫害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工人纷纷示威抗议，宋亦英因是地下党员，不好公开暴露身份。但她用笔杆战斗，连续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许多杂文诗歌，如《诗人节感言》、《为无声的中国而歌》和古风《断指路》等，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查封进步刊物、抓壮丁、迫害进步人士等种种暴行。她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民主》周刊上发表新诗《哭泣李公朴先生》，诗中写道："四万万五千万人民，谁个不爱国？你们，一个个都枪毙？！"

1948年1月的一天，宋亦英到石原皋住处汇报工作，正说着，一群宪兵突然到石的住处搜查，石原皋被捕，宋亦英也被押到宪兵司令部。由于她事先早有准备，已将有关秘密文件统统烧掉了，所以特务到她的住处搜查时，一点证据也没有，而审问她时，宋亦英更是镇定自若，对答如流，无懈可击，国民党不得不将她放了。但时隔不久，敌人又要来抓她，看来她在上海无法工作了，经皖南游击区党委同意，她立即转入皖南游击区工作，这是1948年春天的事。

皖南游击区是皖南事变后仍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一个地区，地处国民党心脏（沪、宁、杭）交汇边区，斗争环境恶劣。而来自大城市看似柔弱的宋亦英，却以满腔激情不畏艰险参加游击区的工作。她运用她写诗和绘画的才能，在宣传工作方面发挥她的特长。她画了一种图文并茂的战士课本，在游击队战士中深受欢迎。后来又调到《黄山报》任美术编辑。不久，皖南地委成立文工队，宋亦英又调任指导员。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她都用她的笔写诗作画，鼓舞群众，使文艺美术为革命工作服务，达到了最完美的和谐。凡是在游击队所涉足到的山村，老百姓都知道部队里有一位能书善画的才女。淮海大捷后，解放大军渡江指日可待，消息传到游击区，群情激奋，都极盼全国早日解放，宋亦英在转战行军途中，豪情满怀地写了两首《西江月》。其中一首云："战局秋风落叶，棋杆黑白兴衰，谁王谁寇早安排，看尔猖狂能再！百万雄师待命，千年枷锁应开，遮天帆橹正南来，助我翻江倒海。"这首诗表达了游击区军民企盼即将到来的胜利的无限豪情，在皖南山区到处传诵。

二

1949年解放后，皖南皖北合并，1952年安徽正式建省。宋亦英被任命为安徽省美术工作室主任，负责安徽省美术工作30多年。宋亦英深知安徽省在美术教育方面比较落后，美术力量也比较薄弱，所以她负责美术工作以后，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大力培养过硬的美术业务人才。争取一切机会抽调美术人员和老艺人，到北京、上海、杭州等著名的美术学院和单位深造。1956年，她调任省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后，仍然尽力为培养业余美术人才作努力，尤其是在挖掘民间艺术传统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安徽的民间工艺美术具有优秀的传统，如徽派版画、徽州砖雕、徽州木雕、芜湖铁画、界首陶器、阜阳剪纸、民间挑花及特色年画，都流传久远，是丰富的艺术宝藏。但由于多年战乱，解放前民不聊生，这些民间艺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宋亦英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搜集、挖掘和宣传工作，使安徽工艺美术大放异彩。如她在几濒艺绝人亡的芜湖铁画艺人中，发现了艺技高超的储炎庆等老艺人后，立即组织了一批美术力量，结合铁画艺术及其它一批特种工艺美术特点进行培训辅导，使这些老艺人成为振兴安徽工艺美术事业的奠基者。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50年代宋亦英根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的意见，构思设计，由画家、老艺人共同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制作的巨幅"迎客松"铁画屏风，后被誉为国宝。

人民大会堂建成后，如何布置好安徽厅，是安徽省美术水平和成果的综合展现。当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曾希圣对此非常重视，在宋亦英的建议下，调集来大批特种工艺美术专家从事设计制造工作。其中突出引人注目的是由宋亦英设计的铁画大屏风"迎客松"的设计图案。它以铁画的简练线条与白色衬底的强烈对比，突出大方、庄重、开阔、峭丽的艺术特色，使人感到铁画上松树伸出的松针虬枝，像是伸出热情的巨臂欢迎来自四方的佳宾，既反映了黄山的特色，也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曾希圣对这个设计非常满意，欣然挥毫为这幅屏风题写了"迎客松"三个雄健而风雅的大字。该件由著名画家安徽师范大学王石岑教授画松，由老铁画艺人锻制。制成后，"迎客松"屏风挺立于安徽厅进口处，非常显目气派。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都要在"迎客松"前合影。现在这座屏风已被移至中央首长专门接待外宾和摄影的场所，我们还可以经常在荧屏上看到它的英姿。

宋亦英为安徽厅所作的贡献，不仅是设计了"迎客松"铁画屏风，许多工艺品的制作、装潢、陈列等表现手法也都倾注了她大量的心血，体现了她的艺术才华。比如她仿效福建厅的网扣窗帘，利用一种极薄的白色素纱，喷上静电植绒的花卉图案。因为植绒部分不透明，所以悬挂起来的窗帘上花枝竹影，透过月光般素纱的迎风摇曳，仿佛月夜园林，极具诗情画意。

安徽厅施工结束后，周恩来总理到安徽厅观赏。当他看到"迎客松"铁画大屏风时，大为赞赏说："这个屏风做得太好了！有政治气派，有艺术魅力，是美与力的最佳结合。"当他看到制作十分精美的窗帘后，问这幅窗帘是谁设计的，赖少其（时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告诉总理这是一位叫宋亦英的女同志设计的，他还告诉总理："宋亦英是一位女才子，诗也写得好。"总理听后很高兴地说："安徽人杰地灵，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三

宋亦英在诗词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世人瞩目，诗词界格外推崇。70年来，她创作的诗词2000余首，已出版有《宋亦英诗词选》、《宋亦英集》、《春草堂吟稿》等专集。她在诗词两者之间，尤以词为学界推重，广受赞誉。曾担任安徽省委第二书记、亦为一位德高望重、诗词学修养高深的长者张恺帆，就称赞宋亦英的填词写得极好。陈毅元帅的诗友、老诗人汪继光也赞她填的词"字字珠玑，堪称当代李清照"。

而更可贵的是宋亦英不仅自幼年就喜欢写诗填词，且篇篇佳作，绝无无病呻吟之篇。她写的诗词立意都与所处时代的大背景相合，给人以强烈的时代感、亲切感和启发、激励人向上的感受。她的诗词的主旋律，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

《宋亦英诗词选》的开篇第一首，为诗人66年前写的一首绝句《述怀》："不作邯郸梦，何惊万户侯。愿为湛卢剑，斩尽佞人头。"这种睥睨世俗、豪气通天的诗句，表现了她对黑暗旧社会的强烈愤慨和立身处世的态度，如果不看诗后所注写作的年份为1936年，谁能相信这样慷慨激昂、振聩启蒙的诗章，竟出自一个18岁的女学生之手。

后来有人问宋亦英小小的年纪如何写出如此气度不凡的诗来，她的回答是真诚而谦逊的："我虽然那时年纪不大，但思想比较成熟。主要是当时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自己有爱国忧民的满腔热血，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思想就自然流露于诗词之中了。"

1948年，宋亦英从上海转入皖南游击区工作，艰苦的敌后斗争岁月，使她政治上更加成熟，写出抒发以苦为乐的情操和另一番情趣的战斗诗篇。1949年农历上元，皖南游击队解放了绩溪县大镇上庄村（胡适故里），她参加祝捷大会后，激切地填写了一首《贺新郎》："夹道扶携争一睹，谊比家人情切。更絮语，终宵难歇。多少血仇多少恨，向亲人未诉声先咽。天下事，匹夫有责。"既反映了游击区军民鱼水的情谊，也表达了自己献身革命的情怀。这"匹夫有责"是宋亦英长期恪守的革命信念，常使她诗兴勃发，落笔成章，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录。她常说："我不是为写诗而写诗。我所写的诗词都是与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紧密相连的。没有党，没有革命，不要说写诗，连我这个人也不一定能存在。"

新中国成立之后，宋亦英负责全省美术工作，曾担任过省美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和政协常委等社会职务。但她不论工作多纷繁，始终不忘讴歌和记录时代旋律的责任感，用笔写出大量辞新句质的古体诗词。有对大好河山的吟咏，有对党和领袖的歌颂，有感时言事的抒发，有对人民群众创造业绩的赞美……人们从这些旷达、豪放、清新、隽永的字里行间，深切地感受到她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的无比深厚的赤子之心。1976年1月，一代伟人周恩来逝世，她一腔悲愤，一倾千里，写出了著名的《沁园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一词，其中"功在人心不在碑"一句，在社会上广为传诵，成为悼念周总理的绝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宋亦英激情满怀，挥笔写就《喜读三中全会公报》一诗："猿鹤虫沙劫大悲，廿年事与愿终还。春催北国晴消冻，雪压南枝怒放梅。石烂海枯天有眼，花明柳暗水生辉。微躯莫道黄昏近，愿学春蚕继吐丝。"一股对肃"左"的喜悦之情和自己愿为实践全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之志，跃然纸上。

时代前进的步伐，宋亦英都要用诗词记载下来。香港回归时，她连写了《沁园春》、《金缕曲》两首词抒发感慨，热情歌颂香港回归是"重振国威，别开生面，两制同存一国先"的伟大胜利。

有人曾研究过宋亦英的诗词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而宋亦英在她《宋亦英诗词集》的后记中写道："我的一生备经坎坷曲折，尝尽世味之酸甜苦辣，所以在我的笔下，便自然流露出各种不同情调的作品。"是的，人们在她的诗词中，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宋亦英"我之为我"的豪放派、婉约派兼而有之的艺术风格。

宋亦英的诗词发表在国内外诗词刊物上的不下数千首，香港、澳门、美国旧金山等地都常发表她的作品。她是安徽省诗词学会领导人之一，还是中华诗词学会的理事。

宋亦英在书法上的成就，也不亚于诗词。只是近年她年老体衰，眼力不济，书法作品就不多了。我曾请教诗人、书法家徐味老，对宋亦英书法应作何评价。徐老说：宋亦英的书法根底很深，有她独特的风格。她的隶书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沉重厚实，秀中有刚，同她的诗词书画浑然成一艺术整体，充满书卷气，而无丝毫匠气。凡是看过她书法的人，都默默地感受到极高的艺术享受。

如今，年高85岁的宋亦英老人还在忙碌着。她克服一般人难以想像的耳聋、双目几近失明、双腿不能站立和诸多老年性疾病所造成的困难，抓紧时间作勇猛的冲刺---整理自1993年以来她写的所有诗词，准备再出版第四本诗词集。我坚信宋亦英老人必定能实现她的愿望！

2004年第3期 明朝李东阳暗斗阉党　作者：颜秋桦

一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湖南茶陵县陇匣（今高陇镇陇集村）人。明洪武五年起，茶陵属湖广长沙府，因此人们又称他李长沙或李茶陵。

《茶陵州志·杂志篇》载：东阳四岁能作径尺书，景帝召之，抱膝上，赐果钞。有一次父亲带他进宫考神童。东阳人小足短，跨不过门槛，考官笑道 "神童足短"，东阳随口对答 "天子门高"。临考时，东阳坐上考席，其父站立旁边，考官出一上联："子坐父立，礼乎？"东阳立时为对："嫂溺叔援，权也。"（由《孟子·离娄·淳于》引申）此时景帝正在品尝御膳房的螃蟹，遂以螃蟹为题出一上联："螃蟹浑身甲胄，"东阳略加思索，则对以"蜘蛛满腹经纶"。景帝喜而赞道："是儿他日作宰相。"

天顺八年（1464），东阳殿试中进士，至正德七年（1512）止，立朝五十年。历任翰林院编修、礼部、户部、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宰相）等，参与内阁机务长达十八年。

李东阳不仅是明朝的著名政治家，同时还是著名的文学家。当时许多有文学才能的人就环绕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文学流派，因为他是茶陵人，因此这个文学流派被当时人称为茶陵诗派。

对李东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贬之者谓："李东阳……宦官刘瑾专权时依附周旋，为时人所非议。"但明清以来时时都有人出面慷慨陈词反对这种"非议"。因此，这个是是非非的问题至今尚未得到澄清。现在该是正本清源，分清是非、黑白的时候了。

二

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朱樘崩驾，太子朱厚照嗣位当了武宗皇帝。这时的明武宗年仅十五岁，登上皇位无疑是挂个虚名，代他行使职权的是个名叫刘瑾的宦宫。

初，刘瑾本在东宫伺候太子朱厚照。由于他善作角抵俳艺之戏，深受太子宠信。而今太子厚照当了皇帝，自然要将刘瑾之辈的俳艺班子带去伴驾。这俳艺班还有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共八人，时人称之为"八党"或"八虎"。"八党"之首的刘瑾也就由伴随太子玩俳艺转为执掌皇权了。

刘瑾篡了皇权之后目空一切，连内阁的刘健、谢迁、李东阳这三位顾命老臣的忠言都不愿听取，他经常矫旨胡作非为，满朝官员和天下黎庶都恨之入骨。这时司礼掌印太监王岳等人作了铲除"八虎"的密议，不幸泄密，刘瑾乃矫旨将王岳等充发南京，并派其党羽将他们暗害于途中。掌印太监之权也就落到了刘瑾手上。从此，无论大臣奏折、边关文书、官吏任免、圣旨传发等全由刘氏一人独裁（《明史·刘瑾用事》）。

三

阉党称霸，祸国殃民。据《馆阁漫录》载，这时的局势是："盗贼纵横、边夷猖獗、财匮民穷、怨访交作。内外臣仆方且持禄固宠，乘机作弊……"李东阳等三位顾命老臣遂"昧死"向上先后呈递了"四不可"、"政事厥失十事"等进谏书，所得到的回音不外是"事待斟酌而行"之类的空话。值此景况，人们深知朝政腐败，积重难返。东阳、刘健、谢迁便于正德元年十月同时上疏乞休。讵料其结果是"健、迁罢，东阳独留"（《怀麓堂全集·狄惠文公李文正公论》）。嗣后，东阳仍多次疏乞致仕，总未得到钦准。于是，他面对"主少国疑，四方多事"（《怀麓堂全集·求退录》）的现状，最后决定采取"潜移默夺"之法，与刘瑾阉党苦心周旋，以图保全善类，阴庇天下（《怀麓堂全集·李东阳列传》）。这便是某些人对李东阳进行"非议"的由来，这些"非议"可归纳为三大论点：

（一）"贪慕爵禄"论

有人抓住"健、迁罢，东阳独留"这一事实，咬定东阳之独留是为了"贪慕爵禄"、"留恋相位"。《李东阳列传》称："健等即日辞位，而东阳独留……其潜移默夺……而气节之士多非之。"这些"气节之士"纷纷给东阳致函、投诗，有的议论，有的讽刺，有的谤讪。

李东阳真的是那"贪慕爵禄"的鄙陋之辈么？

首先从李入朝出仕的年限看，他自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至刘、谢致政的正德元年（1506），立朝计四十三年，已任宰辅八年。一个封建王朝的进士，升到了宰相之职，可算是到顶了，还"贪"什么"爵"（像刘瑾之辈贪图皇位则另当别论）？

再从他的主动申请退位致仕看，东阳早在孝宗弘治七年（四十八岁）就已擢升为礼部右侍郎，专管内阁诰敕。次年便主动"疏辞内阁之命"。此后，从弘治十四年（五十五岁）起，先后上疏乞休达二十余次。至正德七年（六十六岁）才批准"致政家居"。足见李东阳对此"相位"并无留恋之心。但又有人说李东阳对官爵地位自是满足，他"独留"的目的是贪图厚禄。

那就再来看看他的利禄观念如何？正德二年八月，皇上敕"李东阳加俸禄一级"，"同年……李东阳辞加俸"。正德四年，"以纂修《孝庙实录》成，加……李东阳正一品俸……（再次）疏辞"（以上均见《明李文正公年谱》）。

正因如此，这位"立朝五十年"的宰相，待到晚年致仕时，论其家业却贫穷到了"萧然四壁，不足当分宜辈一宴会之费"（明史·献征录））的程度。据《明史》本传载：李公致政家居后，要靠为人作 "诗文书篆"赚钱以弥补生计。一日，夫人送上纸笔让他作书篆，他倦而不愿提笔。夫人道："今日能不买鱼待客么？"他这才强振精神"欣然命笔，移时而罢"。一个宰辅之家，却要靠作书篆赚钱买鱼待客。其日常便餐如何？有《藜》（《诗后稿·西园秋雨》）诗可证：

藜新尚可蒸，藜老亦堪煮。

明年喜强健，拄杖看秋雨。

特别是《献征录》还有如此记述：李东阳立朝五十年，到寿终正寝时无钱治丧，全靠门人、故吏凑资始得了却丧事。

（二）"委蛇避祸"论

梁储在《贺阁老西涯公七十诗序》中写道："西涯李公……鞠躬尽瘁，不避艰险。不幸值奸权干政，又能处之以巽，行之以渐。"

李东阳关于外界对其个人功过是非的舆论素来是无所计较的。譬如当他主文柄时，"何、李蹶弛踔，负材谩骂"，"士林一唱百和，谓西涯文章取熟烂，人物取软靡"，甚至还有人公开写诗呵斥道："相逢亦骂李西涯"（怀麓堂稿旧序）。如此等等，他都是"俯首长叹而已"（见《明史》本传）。但是，对于阉党有害于天下的种种勾当，李从不"委蛇避祸"，而是挺身而出，激烈抨弹。

这，首先是表现在抨击乱政方面。《玉堂丛话》载：正德元年，吏部尚书焦芳潜通阉党，刘瑾遂将焦拉入内阁用事，并矫旨让他兼管吏部政务，企图上下配合，"表里为奸"。对此，李东阳坚决反对，毫不含糊。他以"此二事实难兼摄……吏部所拟升调…今以自拟之，而自可否之邪？"等理由先后驳斥刘、焦，最后迫使焦芳"乃辞部事"。《辅世编》载：正德二年，刘瑾专权，常带领"年尚幼，好逸乐"的武宗驾着宫苑御舟游猎嬉戏，国祸民殃概不顾及。李遂上疏道："今岁自端阳后，金鼓火炮，声彻都邑……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慑不敢谏。不知祖宗分职，设官朝廷，糜禄养士，将焉用之……"

其次是表现在体恤民情方面，当李东阳发现"贪官污吏，肆虐为奸，民为穷困，嗟叹交作"时，犹能慷慨陈词，为民请命。正德六年二月，皇上诏令在宫廷附近大搞豹房（皇帝之淫乐场所）、寺观建设。一时间，"京城内外，工役浩繁"，人山人海，大兴土木。人力钱财何来？不外是"州邑坐派无遗，民财剥削殆尽"。于是，东阳又向武宗进谏指出："自古及今，并无禁中创造寺观事例……而财用之费耗，军民之困苦又不足言……俯垂鉴纳将前项工程即赐停止，其于不急之务，大加减节，以正国体，以慰生民。"正德七年四月，李又向上启疏："去冬以来，京师地震有声。霸州及山、陕、福建、云南等处，相继地震。窃闻天人相应，理所当然……即今帑藏空虚，军民穷困，流移不已，盗贼肆行。江西、四川累岁用兵。山东、河南、南北直隶，所至残破，戕害将领、荼毒生灵，侵害京畿。自创业靖难以来，未尝有此……尤望渊衷朗悟"（以上见《馆阁漫录》）。

李东阳诸如此类为民请命的奏疏不胜枚举，世人夸赞他是：上抨乱政于京畿，下援黎民于水火。

正因如此，李东阳便成了刘瑾之辈的眼中钉。他们表面上对其改容起敬，内心里却异常切齿。"八党"们曾多次图谋加害于他。一是夺职降俸，如正德三年，"瑾摘《会典》小误，夺廷和与大学士李东阳等俸二级"；次年《孝宗实录》成，参与编纂者照例都应加升俸禄，可是刘乃唆使其党羽援引去年《会典》故事，下诏"以刘健等修《会典》糜费，皆夺升职，东阳亦坐降俸"（以上见《明史》本传）。再就是以"文字狱"治罪。据《馆阁漫录》载：《通鉴纂要》成，刘瑾"乃令人摘《通鉴纂要》小庇为东阳等罪，而除誊录官数人名……"后因武宗"有旨勿问"始息事。可见李东阳在阉党专权的境遇中，不但没有"委蛇避祸"，相反，他为了使"天下亦阴受其庇"倒还惹祸伤身了。

（三）"阿谀承顺"论

正德三年"八虎"党羽马永成等为了显赫宗室，炫耀门庭，掀起了一股为祖先造大坟、搞盛祭的妖风，并请东阳为之撰写祭文。同时，刘瑾又想利用宗教蛊惑人心，便在京都朝阳门外创立了祀奉道教的玄真观，也请东阳为他撰写歌功颂德的碑文……凡此种种，明知是些为阉党涂脂抹粉的耻辱事，但东阳还是给他们办了。于是时人更加"多非之"。他们认为这是李东阳向阉党阿谀献媚，甚至是与之同流合污的表现。御史张芹竟向皇上奏劾东阳"阿谀承顺"；侍郎罗还致函要与业师西涯公绝交，并"削门生籍"。对此，笔者颇有不同看法：

（1）据《馆阁漫录》载："（正德元年）请诛瑾等疏，实东阳秉笔……中人皆以为事不由之。故与健等同日具疏求去。"就此，足以说明在刘、谢致仕之前，李东阳早已"秉笔"上疏请求除掉刘瑾等八虎。后因"事不由之"，他又与刘、谢同时具疏乞休。试想，李东阳若是那"阿承顺"甚至与阉党同流合污之徒，就必然会与刘瑾意气相投，全力支持"八虎"为非作歹，殃民害国，为何还要秉笔上疏"请诛瑾"？可见他与刘瑾之辈不是同流合污而是生死对头。

（2）有人又说李东阳既然是阉党的对头，阉党们请他撰写那带褒扬性的文字为何不横眉冷对地顶住？常言道："事非经过不知难。"清礼部侍郎沈德潜对此作了客观的分析："健、迁诸大臣相次斥逐，东阳之势益孤。计一人之力，欲除君侧而不得，即欲行己志而不能。于是随事隐忍，随事匡维，宁晦其心迹，而不敢标矫矫孑孑之名"（见《怀麓堂全集·李东阳论》）。可见当时李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因此他只好将"心迹"隐晦起来，做到对待阉党"外与和而内与辩，阳为调剂而阴护正人"（《怀麓堂旧稿序》）。我们今天只要联系彼时彼事的实际，设身处地去想一想，对李东阳那遭人"非议"之举就不难理解了。

（3）《明李文正公年谱序》称："（文正公）独以一身周旋……而保全善类，诛锄大憝……好议论者，不谅其心，不求其本末，转以其迁延隐忍用为讥议。"这是一段尊重客观事实的公正论述。

笔者认为那些"不谅其心，不求其本末"而"讥议"者，他们只是看到了事体的表象，殊不知东阳这些被人"讥议"之举，原是一种"潜移默夺"的制敌手段。其中包含着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哲理，也就是说东阳为阉党做了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付出了毁坏一己声誉的代价，却取得了迷惑"八党"视听的收获，为"保全善类"阴庇天下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大局看，他不是失了而是得了，不是亏了而是赢了，不应讥讽谩骂而应钦佩赞誉。且看：正德三年，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奉谕旨修筑边墙，这本是一件"御外患、免战祸、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由于"刘瑾憾一清不附己"，便给他加了个"筑边糜费"的罪名而下诏狱。经东阳等力救才得释罪。此外，还有早已致仕的刘健、谢迁及刘大夏等，"几经危祸皆赖东阳而解"。（《明史·杨一清传》、《刘瑾用事》）

以上是笔者针对某些人"非议"李东阳所提出的"三论"而选列的部分辩白性史实。最后还要引用《明史·寿少师西涯李公序》的一段话作结："少师西涯李公……功业在朝廷，德泽在天下，异而不激，和而不同，清恭端靖之节，五十年如一日。"

四

正德五年，宁夏安化王叛乱，不几天就打到了陕西。武宗闻讯心急如焚，却又毫无主张。只得与顾命老臣李东阳研究对策，从而决定启用被贬的右都御史杨一清提督军务，派张永为监军。

李东阳深知杨一清与刘瑾有"筑边糜费"冤案之仇，张永虽是阉党太监，但早已跟刘瑾势不两立。于是他事先与一清密议：结交张永，与之合力同心，先平叛乱，再锄阉党。

根据杨、张筹谋，平定叛乱之后，由张永回朝复命，遂趁机向武宗面奏刘瑾阉党妄图篡位害国的不法"十七事"逆罪。武宗如梦初醒，即时传旨将刘瑾逮捕入狱，并从他家中抄出龙袍、玉玺、行刺的匕首等谋反罪证。

刘瑾篡政害国铁证如山，理当问罪伏诛。岂料皇上的诏令却是"谪居凤阳"。

李东阳闻讯甚急，担心日后刘瑾"脱复用，当奈何？"时张永"谋之东阳"。商议后，旋令科道官员揭发刘瑾罪恶，再由永"易疏"上奏，始将刘瑾"凌迟之，三日枭其首"（以上见《刘瑾用事》）。其阉党余孽也一一查处，祸根始得尽除。

对此，李绂的《李文正公论》赞道："东阳……其功尤伟者，起用杨文襄一清，使偕张永平，固结永，遂诛瑾……其经营苦心，无异梁公也。"（梁公：指唐·狄仁杰）

逆瑾既灭，李东阳潜移默夺、阴庇天下的夙志已酬，则于正德七年五月"三疏乞休"，同年十一月"乞致仕，许之"。他在致仕家居之前，犹赋诗（《明李文正公年谱》）抒感：

平地红尘起白波，

直从青衮到黄河。

几州村落人烟少，

千里川原杀气多。

汉帅屡传师出令，

边兵先试凯旋歌。

白头中夜常忧国，

何日苍生息荷戈。

李东阳待到暮年退休时，还在"中夜"忧国忧民，希望祖国的"苍生"卸戈罢战，求得国泰民安。

五

李东阳之"潜移默夺"，费心良苦，五百年来，褒贬不一。笔者愚蒙，不揣冒昧，将其跟刘瑾阉党斗争的史实作此简录，且试发刍议，聊以引玉。但愿能引出"百家争鸣"，以澄清此"潜移默夺"之是非，使当今世人能认识李东阳的本来面目。

2004年第3期 对《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一文的补正建议　作者：陈耳东

贵刊2003年第六期刊载《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以下简称《宋文》），是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好文章。拜读再三，倍感亲切。因为我是当时被抢救出来的一名难童，算是一个亲历者。如今65年过去了，我亦年逾古稀，回首当年，感慨不已。一方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儿童带来严重灾难；另方面又深感幸运，庆幸宋美龄、邓颖超等一大批妈妈们创办的战时儿童保育机构，也曾惠及于我。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经历，永远感激中国母亲们的丰功伟绩和她们为此付出的辛劳。

我是河南驻马店农村的穷孩子。1938年夏刚12岁，突遭日军烽火中原而失学。正如《宋文》所说，这时中国军队正在徐州、郑州一线抗击日军，惨烈异常。在家乡到处都能看到从台儿庄前线撤退下来的大批难民，扶老携幼，其状甚惨。加之日机经常飞临驻马店上空轰炸，一幅战争景象降临人间。众多家庭都为孩子的命运担忧。我哥哥在遂平县城当小学教员，得悉上面招收难童，就把我送到天主教堂难童收容所，然后被集中送到武汉中国临时保育院，等待过江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可是因年幼想家又跑了回来。至第二年夏，豫南一带也将沦入日军之手，人心慌慌不可终日。哥哥又把我送到设在漯河的难童收容站，不久即被转送到豫西伏牛山区西峡口镇和丁河店，进入宛西战时慈幼院就读，直至1944年上半年初中毕业，从而得以考入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学水利。

这里要指出的是，宛西战时慈幼院大概由河南省地方举办，和宋美龄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机构有没有直接领导关系，不得而知。但是通过《宋文》的记叙介绍，看来宛西战时慈幼院，也是宋美龄领导下抢救战时儿童的一部分，是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产物。否则，单由河南省盐务局用税款举办与自己业务毫无关系的宛西战时慈幼院是不可能的。到1940年3月，《宋文》列举了各大后方成立起来的难童教养院近50所，其中有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举办的46所，有基督教会举办的一所，也有个人举办的一所，可是单单漏掉了省级举办的这一部分，如河南省的宛西战时慈幼院（约五六百人）就没列举其中。显然阙如，美中不足。《宋文》作者能在这方面搜集资料，予以补正，就会更全面些。

抗战中救助难童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宋文》扼要介绍了这项工作的发起和发展过程，重现了那段历史，使我们得知当时一场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是由1938年初集中在武汉的妇女精英们促成的。这里既有邓颖超等中共女党员的首先倡议，又有各方面女界著名人士的积极参与，也有国民党众多女杰的大力支持，更有宋美龄这样高位第一夫人的亲自领导，还有社会各个层面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抗战初期使近3万名难童得救，实是国共合作、团结一致、全民抗战的一曲凯歌。它闪耀着人性之光、理性之光和母爱之光，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和光荣！

为此，特建议《宋文》作者谷鸣先生，在此基础上再作努力，编写一部抗日时期救助难童史，奉献社会，用以对后代子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疑是一桩大有裨益的好事。

2004年第3期 官员无小节　作者：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齐宣王政绩如何，先不管他，为人好像还算老实。孟夫子要他行仁政，他没有耍花枪，做一套，说一套，把什么关心百姓疾苦、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类的空话挂在嘴上，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又贪财、又好色，还行个什么仁政！倒是孟老先生与好货、好色之徒谈德政，无异与虎谋皮，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在齐宣王的时代，君主是世袭的，老百姓没有选择的余地。好货也罢，好色也罢，摊上了，也只好认了，要么等他死，要么有人弑了他，不然，哪怕搞得昏天黑地，也只好由他去"好"。今天已经没有了国君，大大小小的官员虽然依旧存在，但一不是世袭，而是选任；二不是把百姓当畜生的"牧民"者，而是替百姓办事的公仆了。如果再有一个孟夫子要他好好替百姓办事，他也大言不惭地说："我做不到，我爱钱，我好色。"定会舆论大哗。一旦闹到这步田地，乌纱帽也就戴不牢了，哪怕有人"我意独怜才"，念他鞍前马后紧跟卖力，无奈"众人皆欲杀"，也只好挥泪斩马谡。明乎此，也就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些贪财好色的官员大抵不会再把这些毛病直白地挂在嘴上了。他们的口头声明，照例是一色冠冕堂皇的。

不挂在嘴上，不等于这些痼疾在我国就断了根。从已经公开的许多案例看，官员的落马，还是离不开好货与好色。不过，等到立案审理，这"二竖"已到了膏之下、肓之上，"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了。

为什么当病初起的时候，不能及时施治呢？缺少有效的监督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对官员个人品质的评判失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流行的标准，往往是否拥护中央，是否拥护上级或是否拥护某一个领导人，称之为"大节"，而好货、好色这些事情在他们眼中则视为"小节"。只要"大节"不错，"小节"有亏，不过批评批评了事。官做得越大，对小节越是放松。倒是普通百姓，因为大节如何无足轻重，小节一有失，便成了天大的问题，往往整得呜呼哀哉。

然而，这实在是颠倒了轻重。好色、好货，前者大约从天性中来，后者多半是后天的熏染。对于普通百姓，确可称之为"小节"。如果不闹到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一般不会于国家社稷有什么危害，充其量损及一人一家或数人数家而已。官员就不同了。他们手里握着大小不等的公共权力，本来应当用来为百姓做事的，一好货、一好色，便忘乎所以了，为了得到"所好"，便把公共的权力拿去做了交易，付出的却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一笑倾城，再笑倾国，过去都说是红颜祸水，其实，真正倾城倾国的不是女人，而是手握大权而又迷于女色的君王或权臣。普通百姓是小节的事情，在官员就是大节，官越大，权越大，其节越大。

不但好货、好色，于一般百姓可能不算什么大事的其他问题，官员也不可轻忽。比如撒个小谎，在普通人或许可以一笑了之，但对官员就不可轻轻放过---既然你在这个不大的问题上可以说谎，谁能保证你在另外重大的问题上不会说谎呢？把关系于国计民生的大权交到一个不诚实的人手里，能让人放心吗？

官员无小节。这话可能过于绝对。那么换一个说法：对于官员，一切可能导致滥用公共权力的品质、嗜好、行为、习惯，均非小节。对官员的要求应当近于苛，对百姓则只要守法即可。这不是双重标准，而是保证权力不被滥用的需要。诗曰：

大节从严小节松，拉帮笼络助歪风。

官员二竖膏肓入，便是害民败国虫。

2004年第4期 一号文件的历史性解读　作者：余广人

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公布。

人们不会忘记：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出台了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激发了亿万农民长期被压抑的积极性，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新局面。此后，在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心目中，“一号文件”成为象征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专用名词。

时隔18年后的今天，党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处于“真穷、真苦、真危险”境地的农民高兴地说：“一号文件又回来了。”

第六个一号文件为什么把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作为主题？“一号文件”为什么在18年后重新出台？如何正确地全面地贯彻落实这个文件？本刊编辑部邀请吴象、王郁昭、张广友、陈大斌、宋洪远、白南生等农业问题的专家座谈，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解答。

一号文件的八大“亮点”、四大主题和两个突出关键词

18年后，中央再次把“三农”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让农民增收成为文件的主题，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大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文件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那就是党和政府高度关注着“三农”问题，党和政府十分关心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党和政府时刻惦记着9亿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些，在这个让农民感到非常亲切的文件中都有所体现。

“一号文件的政策之多、力度之大相当少见，是多年来含金量最高的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政策的文件。”“含金量”在何处？与会者议论纷纷，具体总结出带有创举和突破的八大“亮点”：

亮点1财政支农力度前所未有

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将新增财政支出向“三农”倾斜，传递出国家鼓励农民种粮食的重要信号，在统一城乡税制的政策目标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亮点2突出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

多年来，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70%左右，抓住了主产区，就稳住了全局。今后，中央将启动规模宏大的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对推广良种给予补贴，对主产区农民购置大中型农机具给予补贴；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等。

亮点3改革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

目前大家对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认识逐渐一致，即要逐步地走向市场。但问题是，在目前粮价较低的情况下放开粮食市场对农民造成的损失怎么办？中央经过认真考虑，提出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从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不少于三分之一用来直接补贴粮食主产区的种粮农民。现有的粮食风险基金约302亿元，即拿出不少于100亿元对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进行直接补贴。非粮食主产区也有粮食风险基金，也要拿出一定的资金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对此，国务院也将研究出台专项文件。

亮点4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件强调了“进城就业的农民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提法在中央文件中提出尚属首次。文件里，关于保障降低农民外出就业门槛，保障外出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都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要求。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看，二、三产业中就业的员工有46.5%是农业户口，目前这个比重还在继续提高。即使使用2000年的数据，在服务业中，农业户口的从业人员也已占到52%，加工制造业中超过60%，建筑业尤其是建筑工人占79.8%。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大多数农民工没有受过好的科技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在当前城镇就业人员越来越多地从生产第一线退出的情况下，进城的农民工短期内又很难成为熟练工种，如果不注意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仅不利于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提高收入水平，最终也将严重影响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因此，文件顺应时势，提出重新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变迁中人口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的巨大变化的问题，并将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作为重要的战略考虑。

亮点5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壮大县域经济

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是1984年中央继一号文件又批转农业部的报告（即45号文件）而注入活力的。其“异军突起，短短几年飞速成长”（邓小平语），主体规模和就业人员几乎与国有企业相等，创造出了出人意料令人惊喜的“工业奇迹”。如果说联产承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创造了一个商品经济的细胞，成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那么乡镇企业则引起生产要素的横向流动，使城乡分割的森严壁垒受到一次又一次剧烈的冲击，从而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的总目标。乡镇企业发展到现在，已转移了1.3亿农村劳动力。文件强调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不论所有制，不论规模大小，只要企业符合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和安全生产的基本要求，就应该促其发展。

亮点6征地制度改革引人注目

我国法律虽然明确规定只有公益性用地才可由政府征用，但目前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事实上基本没有区分。其后果至少有三：由于公益性征地的补偿标准很低，征地范围被扩大后，农民在失地之后普遍得不到足够补偿；经营性用地通过政府形式强制征用，破坏了市场经济的秩序；政府变相成为经营主体后，背离了其职能，对土地的管理陷入盲区。因此，无论对于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还是对于政府职能转变，这次征地制度改革的意义都非常重大。

亮点7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对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支持农业作出硬性规定

文件明确了县及县以下金融机构支持农业的义务，要求其必须拿出一定比例用于该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作，是一个新的创举。

亮点8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

突出的有两点：一是农业税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减负也是增收，预计这两项加在一起，可以让农民减轻负担70亿元。二是加快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包括基层机构精简、人员精简、农村教育资源的重组和合理利用等。

从总体上来说，一号文件可圈可点的地方还很多。与会者分析说，从文件来看，共分9大部分，围绕着促进农民增收这个主题进行了近万字的论述，文件主要突出了4大主题。

第一大主题，文件在第一和第八部分对如何解决农民增收中的两个难点和重点进行了阐述。要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收。继续作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地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

第二大主题，关于农民增收的具体途径，文件指出：一、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挖掘农业内部农民增收的潜力。二、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使更多的农民就近转移到二、三产业，增加农民收入。三、着眼于整个国民经济，让农民通过进入城镇就业获得收入。

第三大主题，文件的第五、六、七三部分，对如何为农民增收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作了重点阐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加大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各项事业的开支。二国家固定资产投资继续向农业倾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要重点抓好4项改革：第一，改革征地制度。控制征地规模，尽量少占用耕地，占用之后必须妥善安置农民，并对其进行合理补偿。第二，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第三，继续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在农业税降低1个百分点的同时，取消农业特产税。加快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精简基层机构、人员，对农村教育资源的重组和合理利用。第四，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农村信用社改革2004年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向全国推开。

第四大主题，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文件的最后部分强调要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的落实。

此外，与会者还指出，第六个一号文件的关键词有不少，但这样两个关键词尤为突出：

1、科学的发展观。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等，都还存在着一些不够协调的问题。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的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影响国内市场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制约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因此，高度重视农民的收入增长问题，实际上是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2、正确的政绩观。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不富裕，整个国家就不可能富强。因此，真正的政绩不在于GDP的增长速度有多高，不在于搞了多少漂亮的大工程，而在于这一切是否能够带动广大农民持续地增加收入、不断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这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关键之所在。因此，文件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绩观，既考虑到中国农民的数量庞大，增加农民的收入显然只能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这一事实，又提醒基层甚至是地方官员要踏踏实实地为农民做事。

文件上述的八大“亮点”、四大主题和两个突出的关键词说明，第六个一号文件不但抓住了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关键，也代表基层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要求。它的出台，是与当前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新一届政府的重农思路密不可分的。

目前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5个“一号文件”，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厚望和心声，记载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进程和前进步伐。几千年温饱不保的中国农民，在历史的瞬间，越过了贫困，从温饱线上逐步向小康迈进。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三农”问题再次面临一个新关口。以向朱基总理写信反映“三农”问题而广为人知的李昌平，把他在农村从事基层领导工作所体会、观察到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时成为概括“三农”问题最经典的名言。在这三个概括中，对农业是否危险或许还存有一定的争论，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却是普遍公认的事实。以至于从朱基总理到温家宝总理，都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是他们最关心也最忧心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些与农民打了多年交道、对农村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们，从农村历史的发展给出了答案。

作为改革开放时期新华社国内部副主任、曾长期负责农村报道的陈大斌认为，第一，改革之后，农村迅速发展，商品率提高，农业生产由自给半自给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而这时农产品流通体制却还是计划经济的老一套，粮油棉由国家统购统销，其他多种产品也是计划收购。这就造成了流通渠道的梗阻。从1985年起国家实行流通渠道体制改革，但这项改革经历了曲折反复之后，至今也没有完成，致使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农民不能顺利走向市场，体制有责！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后，按照原来的设想，新的农业体制是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事实上，一直受“大集体”压抑的农民，根本没有那种兴趣。所以当时层层上报设立了多少多少个经联社、合作社，但实际上是农户各自经营。这种千家万户各自经营的方式，与大市场的要求极不适应。农民不了解市场，往往是看邻居。本村当年种什么赚了钱，明年就跟上种什么。结果是，今年市场上的稀缺产品，明年就“过剩”，农民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倡导包产到户的安徽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则从改革开放所经历的两个大的历史阶段谈起，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历史阶段的重点是在农村，也就是1978-1984年这个时期。第二阶段从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心逐步转向城市。从两个阶段的发展来看，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结果。

他分析说，改革的中心转向城市之后，由于城市和农村的改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一些新的碰撞和磨擦。首先，误认为农村富裕起来了，因而各方面通过种种办法向农村、向农民伸手，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同时，国家继续采取剪刀差的办法从农村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工业建设。税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对县以下财政收入压得太紧，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却供养了69%的国家工作人员，农村公共财政开支严重不足。本应由国家负担的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却要农民负担。上面随意开口子，要下面给钱，为了维持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在无奈的情况下，下面只有向农民伸手，因而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农村机构膨胀，人员增加等多方面的原因，农村改革初期农民得到的实惠一点一点地被收回了。

王郁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大批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因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下降。特别是中部粮产区，有的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农民种粮积极性严重受挫，因而造成粮食连年减产，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和市场供应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本社副社长吴思80年代曾长期在农业部门工作，他用经济学上著名的“恩格尔系数”从更深一个层面揭示其原因：

农业和农民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必定造成食品开支在家庭总开支的比例下降，即所谓恩格尔系数下降。总不能老花百分之六七十的钱填肚子。于是搞饭吃的人也要从百分之六七十下降到百分之三四十，人数下降，收入就会下降。这是三农问题发生的基本历史背景。问题在于，在此过程中政府起什么作用？第一，是消除城市化的障碍，还是设置障碍给农民添麻烦上枷锁？第二，留在农村的务农人口，已经很穷了，是帮助他们，还是继续搜刮他们？这两个问题是政治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政策进行调整的。

吴思将这两个问题称之为政治性问题，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的改革进行了20多年了，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在农村尤其如此。三农问题的实质和要害是什么？就表面现象来看，主要体现为农民的贫困、农村的凋敝和农业的衰退问题。但背后因素是什么？本社社长、在新闻界有“农民记者”称号的杜导正认为，说到底还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他分析说：

为三农问题奔走呼号的同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三部法令，基本上构成了我国农业法律制度的“三驾马车”。应该说是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但使农民没有法律依靠，而且使农村机构臃肿膨胀。据报纸的报道，在一个30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从某些方面来说，成为三农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症结所在。

上述专家的种种分析表明，历经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业发展和改革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这是我国农业结构加快调整的时期，是农村改革不断深化的时期，但不容讳言，同时也是农民增收最困难的时期。

新一届政府的重农思路

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1993年以来，中央每年召开一次农村工作会议、每年出台一个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文件，已经成为惯例。但2003年却先后召开了两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下发了两个文件，为20年来所仅见。

新一届中央刚刚选举产生不久，为准备2003年初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召开会议。在2002年12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就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为2003年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铺垫。

为简化会议程序，中央在1997年作出规定，各个行业、部门的会议，除分管领导外，中央领导一般都不出席和讲话。2003年初，新当选的总书记胡锦涛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并作重要讲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惯例。胡总书记在会上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这句话后来被广泛引用。这也解释了总书记到会作重要讲话的深层原因。因此可以说，2003年从上到下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比以前提高了。

2003年底，第二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从表面上看，这一方面是出于对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拉开农村改革序幕的纪念，另一方面也由于2004年春节是在1月份而使会期提前。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中央经过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认为，2003年在遭受非典和多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农业和农村保持稳定发展，目前的局面来之不易，很多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同时，近几年来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农业和农村工作从长时期的“基础地位”，到近几年的经济工作“首要位置”，再到现在的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四个字的变化，反映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一号文件时隔18年重新回来，就是这种高度重视的最好体现。

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参与这次一号文件起草的宋洪远，详细地介绍了一号文件出台的过程：

一号文件的出台，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增收形势依然严峻；二是农民增收问题事关全局，农民收入上不去，不仅影响农业、农村、农民，而且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三是2003年中央3号文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农业和粮食工作会议，已经对2004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做了全面部署，因此，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可以更加集中一点。

2003年9月30日，文件起草组成立。文件起草组由中央9个部门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参加。他们中，既有德高望重的专家、思维活跃的学者，又有来自各部门和地方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

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新一届领导集体为掌握全面情况，深入乡村农户、田间地头调查研究。

2003年10月1日至4日，胡锦涛来到湖南农村，深入到田间地头，与农民亲切交谈，希望大家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不断推动增加农民收入目标的实现。他强调，粮食问题是关系经济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战略问题，任何时候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保护和加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能力；依靠科学技术，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完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12月12日至17日，胡锦涛专程到河南、山东两省调研。他每到一地，都同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探讨如何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加。

山东、河南两省是粮食主产区。胡锦涛非常关心这里的粮食生产情况和农民增收途径。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切实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综合措施，加大工作力度，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增收面临的突出问题。

同时，温家宝等国务院领导也多次就农民增收等问题进行调研。

2003年12月初，温家宝在听取文件起草组汇报时强调，当前农村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农民增收困难，特别是种粮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要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从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而具体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回良玉副总理，则对文件框架和主要内容提出指导性意见。宋洪远说：

文件起草过程中，回良玉副总理专门召开三次座谈会，分别邀请有关专家学者、部分老同志和部分省主管负责同志座谈分析农村形势，听取他们的意见。回副总理用两个“最”描述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形势。“第一个‘最’是，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时期；第二个‘最’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问题，是农民增收难。文件把农民增收作为主题，是非常必要的。”

他强调，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不仅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不仅事关农村社会进步，而且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文件起草组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始终把握这样几条原则：1、注意保持农村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力求主题鲜明而集中。文件研究提出的有关政策措施都与农民增收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3、力求政策实惠而有操作性。农民最讲实惠，农村工作也最讲实际。中央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大政方针已很明确，现在关键是要拿出力度较大、实实在在、具有较强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并落实到具体的实际工作中；4、力求重点明确而突出。政策支持的着力点突出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近几年，农民增收难主要难在主产区，粮食生产不稳定很大程度也在主产区。主产区现在面临的困难较多，需要国家给予更大的政策支持。

据悉，由回良玉副总理领导的起草小组分3个层次：一是领导班子，由各有关部门的部级领导同志组成，负责研究确定文件的重大问题；二是各有关部门的司局长，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三是工作班子。

在文件起草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协调不下二三十次。文件组各个层面都多次组织座谈会。宋洪远提到的回良玉副总理亲自主持召开的三次座谈会：第一次，请农业和农村方面的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次，邀请德高望重、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老领导，包括部长、书记、省长,听取他们的意见。第三次，召开部分省区市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副省长座谈会。文件起草班子也多次进行调研，召开部分省区市的农业综合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调研、讨论、修改，再调研、再讨论、再修改，一号文件越来越成熟，措施越来越具体。

12月3日，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31次常务会议，审议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送审稿）》，对集中力量支持主产区发展粮食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等9个部分表示原则同意。

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刚从山东、河南农村结束考察返京后的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同意将农民增收作为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

新年伊始，反映9亿农民心愿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出台了。

与会者在对一文件叫好的同时，对于如何将这些给农民好处的条款落实到位，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件的生命在于落实

“文件的生命在于落实。无论多么好的文件，不能落实都是空话”。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推动安徽农村改革，后来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吴象脱口而出。他回顾历史说：

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前五个一号文件，给了农民自主权，给了农民实惠。但是就在那时候，也出现了“一号文件很好，二号文件好狠”的问题。所谓“二号文件”，是农民对政府部门规定、条例的统称。一般说来，中央的政策要通过各职能部门才能贯彻执行，这些职能部门所出台的二号文件，比中央的一号文件要重要、要直接、要管用，因为他们是直接管农民的。在当时，中央是注意到这一问题的，在第三个一号文件中曾专门指出：对于类似的“二号文件”，各部门要清理、撤销、纠正。当然，有的办了，有的却硬顶着。现在流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句话，也就是在那时开始流行的。

谈到第六个一号文件的落实问题，吴象认为，对落实过程中的阻力也要有清醒的认识。他说：

尽管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当成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这种看法也深入人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件就能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旧观念、旧体制的阻力仍然不可低估。像八十年代那样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大概不会再有了。但在一片叫好声中暗中抵制的，肯定大有人在。

按以往习惯，被人们批臭了的“二号文件”总是阴魂不散要“表演”一番，这又不免令人担心：中央“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措施，会不会被某些地方打“折扣”。犹记得，前些年中央主要媒体还发表了《一号文件要管二号文件》著名评论。其主要精神，就是要求各地的土政策不能取代中央一号文件的大政策。

吴象认为，在基层农村，这种“二号文件好狠”的现象是与利益挂钩的。他分析说，“三农”问题的积累和加剧，年深日久，非一日之寒，各级各地方各部门和基层干部形成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往往把应该给农民的钱截留了，扣押了，吞没了。有的地方，有的部门甚至以“支援农民、救助农民”的名义来剥夺农民。只要上面有什么新的任务布置下来，他就能把权力的手伸得更长一些，到农民的口袋里去捞。

熟知农村情况的杜导正，很赞成吴象的分析。他接着说道：

前两天新华社记者报道说，记者去采访一号文件落实情况，有的正层层下发文件。怎么落实？记者问县委领导，回答是“等研究后再定”。记者再问村里的领导，领导回答说：“几项重要工程都忙不过来，哪顾得上什么一号文件。”另一则报道说，四川成都派干部下乡整治“歪嘴和尚”，发现全市900多个行政村，违背国家和省市政策而规定的“土政策”，竟有1087项之多。为何有些部门总是乐此不疲地制订“二号文件”？我同意吴象的分析，关键还是利益问题。出台“二号文件”的部门、政府，说白了就是希望执行大政策的过程中，实现部门的小利益，因此要彻底清除“二号文件”，关键在于能否清除小部门的利益。否则落实政策从何谈起？应该清醒地看到，“一号文件”只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文件精神的真正落实、“三农”问题的真正解决，不但需要细致、扎实、艰苦的工作，也需要更广泛的参与和支持。

“我很担心长期以来下面所形成的一些规则，阻碍一号文件的落实。”在农业部工作、老是下农村基层了解情况的白南生，对一号文件能否落实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赞同上述的分析，并谈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他说：

一号文件很好，但是实际遵照执行还是仅停留在口惠上，的确与农村基层干部有直接的关系。农村基层干部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要让中央文件的精神能深入落实下去，必须打破基层的一套规则，首先要打破利益上的关系。这就需要体制上的改革。

对于基层的一套规则，农民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七顶八顶大盖帽，来管一顶破草帽”。这个比喻，既隐喻了农民的辛酸，也道出了“二号文件”甚至“三号文件”以立法的形式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实情。在部门利益不仅没有理顺反而得到强化的情况下，以部门文件和部门立法来规范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果，必然使中央良政变成地方恶政。这意味着，整个制度环境需要重新建构。而这一内容，也没有进入决策视野———当然，不能要求一个文件把这么多年来积累的问题全部解决。由此说来，与会者所提出的从体制上改革，的确是道出了一号文件能否全面落实的关键所在。

从历史上看，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五年都发出一号文件，其对农村高度的关注和政策的连续性，强力肯定、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形成了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普遍增收、农村充满活力的大好局面。在这个过程中，五个一号文件固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指导、动员作用，但更重要的作用，还在于其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大势，为农业改革发展破除了体制和制度上的障碍，使农民、农村所蕴涵、压抑多年的活力、动力、潜力喷薄而出，势不可挡。时至今日，“三农”问题再次陷入困局，其原因也不在于中央少发了一号文件，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至今，一系列新的情况构成对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新的约束条件，那些“二号”、“三号”文件甚至成为新的体制和制度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寻求“三农”问题新的解决之道，实际上就意味着一场农业变革和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取得这样的共识后，与会者围绕农村体制的改革畅所欲言。曾亲历安徽农村改革、后任《农民日报》总编辑的张广友分析说：

新的一号文件直接以“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为标题和核心内容，并提出多项具体措施。这其中既有挖掘农业、农村内部潜力的措施，也有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搞活农产品流通，及鼓励、帮助农民进城务工等多项措施。而后一类措施的落实和实现，不但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互为因果，而且必然与城市居民之间产生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比如不管是加大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还是放开农产品价格，都必然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农业与非农业人口之间的利益调整。这个利益关系的调整，必然涉及到体制的改革。这就既需要党和政府的决心、勇气、智慧，也需要包括城里人———可能尤其是城里人———在内的每个人的理解、支持，甚至某种牺牲。

王郁昭同意张广友的分析，他把工业和农业、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比作国民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只有协调一致，才能解决好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他强调指出：这些矛盾的主要方面都在农村。这些矛盾即“三农”问题解决了，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逐步走上富裕，走上了统筹、协调持续发展的路，其他各种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陈大斌认为，只有从体制上进行改革，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负担。他说：

为农村减负，中央早已三令五申，也曾出台不少规定，但成效并不大。为什么？因为乡村两级干部过多，而且大多数要农民供养。只有通过基层政权的体制、机构改革，建立起精简高效的基层政权、服务体制，大量减少“脱产干部”，农民的负担才能减轻。第六个一号文件的确提出了许多减负措施，力度不小。但如果不进行基层体制改革，真正实行起来也难。即使这些方面的负担减下来了，只要那么庞大的吃饭队伍还在，税不许收了，但肯定又会生出新名堂，再收其他名目的“费”。基层政权的体制、机构改革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从第六个一号文件的内容来看，虽然关于农村体制的改革从总体上论述不多，但文件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纳入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盘子”统筹考虑，体制上的改革实际上也呼之欲出。与会者的上述议论，正是顺应这一思路来的。

20多年前，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万里，在晚年回忆当年农村改革所走过的历程时说：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要再丢了。

虽然现在农村改革的形势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农村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必须要改革，则是人们的共识。第六个一号文件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群众的需求，在执行过程中，同样也需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万里所谆谆告诫的这一条党的“十分重要的经验”，依然需要人们尤其是基层干部挂怀在心头。

犹记得，20年前那令人难以磨灭的一幕：

198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建国35周年盛大游行中，当一列农民游行队伍高抬“中央一号文件好”七个金色大字的巨幅标语牌走过检阅台时，广场上顿时欢呼起来，人们齐声高喊：中央一号文件好！农民那开心的笑脸历历在目，人们那欢呼的激荡言犹在耳。

如果说，20年前的五个“一号文件”，使凋敝的农村走向繁荣，那么，今天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则是在全面分析了农业新阶段的内涵和特征后，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又一次政策创新。它所蕴含的城乡结合、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根本要求。

农村发展和农民生存状况牵动着中国人的心，也牵动着本刊编辑部和与会专家学者的心。《人民日报》在为第六个一号文件所发表的社论中号召，“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各行各业都要拿出实际行动来，真情关爱农民，真诚对待农民，真心帮助农民，努力营造支农护农的良好氛围，尽快实现农民增收的新突破，开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局面。”本刊在浓浓春意中召开的这个座谈会，也是响应这一号召之举。作为个人的一管之见，不论全面还是片面，都饱含着对农民和农村摆脱“真穷、真苦、真危险”处境的拳拳之情。

春天孕育着希望，让农民亲切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与季节一道，催生着生机勃发的大地。人们有理由期待着，中国的农村改革再次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农民那久违了的开心笑脸，那热烈欢呼的激荡声音，重新成为定格在历史上的一幕。

2004年第4期 农村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两笔账　作者：李昌平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阶段及其成果

第一阶段大体是1978———1983年。主要标志是1980年中央发文推广安徽农村改革经验。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产承包，包产（包干）到户，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包产（包干）到户，本质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农民获得有限的生产自主权。这一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一次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并且农民首次有了粮食剩余，有了现金积累。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的解读为以劳动效率的提高换取粮食等农产品的增产。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每亩净增250斤粮食(以粮食主产区为例，下同)。

第二阶段大体是1983———1990年。主要标志是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产供销、种养加、贸工农”一体化的农村综合发展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不离乡”，本质是把部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允许农民“综合发展”———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加工业、建筑业、流通服务业）。这一次改革，顺应和保护了农民在乡村创业的积极性，乡镇企业很快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河山，第一次结束了新中国商品短缺的历史。这一阶段的改革可以简单解读为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转换为现金收入和资本。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是一部分地方和一部分农民先富了起来，农村约1%的农民成为老板，约10%的农民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

第三阶段大体是1990———1996年。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市场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为主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准许农民“离土又离乡”，本质是把农民和农村各种资源从乡村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更广阔的空间和领域创业发展。这一次改革，把有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能力的农村老板和敢闯敢冒的青年农民从农村解放出来，让农民在全国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领域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城乡异地创业就业的积极性，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在全国范围内的各个领域异军突起，一亿多农村劳动力异地就业，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突飞猛进，大城市经济圈高速扩张，小城镇也呈现大发展之势。这一阶段改革的制度收益（就农村而言）是农民非农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每年农民工的劳务收入高达6000———8000亿元（每个农民工收入6000元）。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逻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改革改什么？开放放什么？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弊端；开放就是要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总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解放农民和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权利。

第一步改革开放就是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给了农民组织农业生产的自主权和农产品的收益权。随之，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释放，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的提高，农民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随之，农民有了积累，有了购买能力，有了投资的冲动。农民购买力的扩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农民的积累，为农民创办乡镇企业提供了原始资本。

第二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即离土不离乡），给农民在本乡本土发展乡镇企业的自主权。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一部分有一技之长的农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农村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一个乡镇企业就像一艘大船，企业家就是船长，农民工就是船员，他们扬帆启航，可是经过几年的发展，乡村的沟河港汊满足不了他们乘风破浪的欲望了。

第三步改革开放自然而然就是将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从乡村中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农民企业家更大的发展空间，让农民工在更广阔的天地里寻找就业的机会。农民企业家和农民工的流动，成为当时我国最活跃的发展力量，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整体性提升。

农村经济改革的逻辑过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公营退、民营进”。是按照两根主线展开的。第一条主线是放开对劳动力的束缚，过程为：束缚在人民公社制度里———放开到责任田里———放开到乡村社队里（乡镇企业）———放开到全国城乡。第二条主线是对农民开放经营领域，过程为：没有经营权———经营责任田———在社区内经营乡镇企业———在全国内几乎所有的行业经营（几大特殊行业外）。

经历了上述三步，成功的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局已定。经济改革开放必然要求政治改革开放的同步进行。政治改革开放的逻辑过程应该是“官权退、民权进”。农村政治改革开放在80年代与经济改革开放是基本同步的。

当家庭承包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职能让渡给了农民。中共中央随之在1983年作出决定，撤销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建立了乡镇人民政府和农村村民委员会。至此，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消失了。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让渡给民间，1983年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乡镇的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等经营部门开始改制，国家给予部门的经营特权退出。在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杜润生《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坚持不懈的鼓与呼》）。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总体改革思路是清晰的、符合逻辑的、朝着总体改革方向前进的。但是，80年代的后期开始，农村政治改革的步伐缓了下来，致使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受了大的损失。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我个人认为是直接导致90年代农村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负面作用

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家庭承包，每亩增加粮食产量250斤。当时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每亩上缴50-60斤粮食就可以了。农民得到了约200斤/亩的实惠，这是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物质基础。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在加强对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名义下，这一段官权不仅没有退，相反还前进了。1985年以前，一个乡镇政府的财税所一般3人左右。到后来，财税所分成了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到后来，税务所分成了国税所和地税所。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报道过的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财政所人员此时竟高达105人，如果加上国税和地税的人，超过了200人。1985年以前，我国乡镇党委、政府的机关人员一般不会超过20人，到90年代，乡镇下面又设置了管理区，乡（镇）区的机关人员一般都在100人以上。1985年以前，农村的征粮征税成本大约10%，到90年代中期，农村征税成本高达90%（农村税费现在已经不够发县乡干部的工资了）。

到1987年，农民每亩的负担需要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农民每亩负担150元，折合粮食约300斤/亩；到1998年，农民每亩负担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这就是说，到80年代底，第一步家庭承包的改革成果就被我们这种政治体制消耗掉了；进入90年代，政治体制开始消耗第二步“离土不离乡”的改革成果，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此时，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国家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中西部乡镇企业面临双重压力，加上农民负担过重，农民消费能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尽管94、95、96三年粮食涨价，也没能扭转中西部乡镇企业开始走下坡路的局面；到1996年底，我们这种政治体制又消耗掉了农村第二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1997年，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普遍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捐税，这就是说，农村第三步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也成了我们这种政治体制的美餐。

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机构和人员的过度膨胀，恶化了农村的发展环境，加剧了农村资本、人才的外流；由于农村政治改革的滞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成为村民自治最大阻力，村民自治十几年几无进展，乡村矛盾尖锐、干群关系恶化，导致农村发展缓慢，我个人认为，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是制约中国农村发展和各种矛盾交织的重要原因。

四，农村改革没有捷径可走

我们总希望改革有捷径可走。其实，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的初期、中期都明确无误地指出：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不同步，经济改革也会走回头路。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我们还等什么呢？再也等不起了！

假如我们肯定改革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端，那么，政治改革就必须按照其必然的逻辑稳步进行下去。眼前，一方面就是要认真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进一步扩大农村民主，在积极推进村民自治的同时，稳步推进乡镇自治，在总结民选村长经验的基础上，推行村支部书记“两推一选”，在总结四川步云乡直选乡长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乡镇长直接选举和乡镇党委书记党内直接选举的试点范围；另一方面，就是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和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对乡村社区内阻碍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一切部门，对损害最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切特权，都必须作出有计划的主动退出的制度安排。

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柳暗花明！

2004年第4期 陈独秀：除却文章无嗜好　作者：叶尚志

国内关于陈独秀的著述主要涉及政治历史，文化历史方面虽也不可能不涉及，但毕竟比重较小，不大相称。最近已知有人注意及此，不免引发我很多联想。

陈独秀先生在他波澜广阔的生涯中，最早、最多关注的是文化方面，著述很多，分量很重，与他的政治生涯联系得也最密切。他从一起步，首先就对创办报刊、文论、诗论（白话诗文与旧体诗文）、小说（创作与翻译）、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语言文字研究等等，情有独钟，然后逐渐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论述、见解或创作实践。他自己从就读家塾、科举应试、初入社会，到他晚年都自认为一介书生。他年老在南京监狱一诗中说：“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就是他的自我写照。可是这位书生与众不同，且不说他一生在盛年时代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非同凡响；就是在文化上的见识、作为和建树，就总体来说，在同时代人中也无人能出其右。只要初步接触一些他的文论、创作，就不能不惊叹他见多识广，胸中拥有古今中外知识之渊博，见解之独特，与人生、社会和政治结合之紧密，逻辑与创新之交融，观点之大胆、鲜明，气势之磅礴、夺人，论述之流畅、易懂，可以说无所不涉，无所不通，才华横溢，是中华文坛灿若晨星中的一位旷世的文化奇才。

下边谨列举深切感到的几点，作为参考。

———陈独秀先生15岁那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此时他就关心国事，萌发了爱国思想。他17岁考中秀才第一名，翌年到南京乡试考举人，深感此道于国无益，并非所愿。他早就厌恶老八股那一套了，却自作三篇政论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扬子江筹防刍议》、《湖中水师》。后两篇已难搜集，首篇存世，充分表达了他胸怀大局，关注国运，颇有见地。一个18岁的少年，居然有这等境界，也是极为难得的了。他初入社会，痛感外侮日甚，国将瓜分，而国人还多麻木不仁、醉生梦死，不知作亡国奴的悲惨处境。他早就立志扩大宣传，以开启民智为第一要务。这是他后来大力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之滥觞，终生不辍。

陈独秀从1902年《苏报》被查封之后，1903年在上海与章士钊结交，创办《国民日日报》，人称《苏报》第二，共任总理编辑事务。章士钊后来追忆这一段生活时说，当时二人“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他发现陈的内衣发黑，白虱如星，亦不在意，其苦行如此。此报只办了三个多月，因清政府严禁等原因而停刊。翌年，陈独秀雄心不死，又在安庆编辑、芜湖设社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挚友汪孟邹协助，由社会人士捐助，陈自任编辑，每天喝两顿稀粥；因无印刷厂，每期要寄到上海印刷，分发、邮寄、打包、一切杂务均由陈自己承担。他和在上海办《国民日日报》时一样，自述“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虽臭虫布满衣襟，也不自觉”。他就是这样不顾衣冠，不计饱暖，舍命地工作。《安徽俗话报》的目的是“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确实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面向工农兵学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时事、政治、知识、文艺报刊。这也是他后来大力提倡白话文，以收开启民智速效的一次最初的尝试。蔡元培后来说，那时候他在上海从事《警钟日报》“和陈仲甫的《安徽俗话报》都是表面普及知识，暗中鼓吹革命”。此报虽因困难重重，办了22期，经过一年半停办，但它在弘扬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反迷信，宣传科学与民主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永远载入史册。

———陈独秀先生可以说是一位不同凡俗的诗文大家。他对诗文的实践和论述在清末民初早就特立独行，与众不同；从八股迂腐文章铺天盖地、令人窒息的神州禹甸破土而出，闯出一条新路，开启了新的一代文风。他对诗文都努力实践与胡适联手揭橥的宗旨。陈倡言文学革命，比较激进；胡主张文学改良，比较和缓。陈说：“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倡导“三大主义”：“一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竭力倡导白话文和标点符号。这些主张一经刊出，便震动全国，他的学生、追随者、革命后辈，乃至现今，都能深深地感觉到他的影响，说他功在千秋亦不为过。他的文章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或文白相间，口语、成语、谚语羼杂，富于文采；总是旗帜鲜明，每有卓见，词锋锐利，语味辛辣，分析透彻，令人折服。当时李大钊说：“陈独秀是真理和光明”。1990年公映的《开天辟地》电影中，再现了五四运动陈独秀作为领衔人物，被捕出狱时，受到各界结队热烈迎接的情景，北大打出横幅：“陈独秀就是真理”。他的北大学生、海峡两岸和中外著名学者傅斯年（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大学校长等职）在陈独秀被南京政府逮捕后所写《陈独秀案》一文中，追述了自辛亥革命以来陈的杰出表现，说：“他（是）在思想上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大彗星之理”。可见评价之高，影响之大。

他的文章随处可见，众所周知，不必赘述。但是他通日语、法语、略通英语，俄语，似鲜为人知。他作为师友帮助苏曼殊译过《惨世界》，即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又仿《惨世界》，以揭露中国旧社会众生相为题材，创作《黑天国》这部社会谴责小说，更少为人知。两著曾在《国民日日报》和《安徽俗话报》连续刊出；终因两报先后停刊，未竟其稿；虽后来也出版了专书，但结尾阙如。陈此后忙于更多社会活动，未再拨冗从事小说创作，不免可惜。

———他很懂诗，作的诗更有特色。本来他少年“进学”成为秀才，旧学功底深厚，旧体诗信手拈来，一挥即就。但因旧诗讲究音韵格律，太费工夫，所以他对青年学作古诗“不提倡”。他为了文学革命，提倡新诗，在《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连续刊出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新诗；他自己也第一次写了一首新诗《除夕歌》（亦名《我与他》）作为尝试。此诗将穷苦人民除夕之艰难和富人的奢侈形成鲜明的对比，完全口语化，通俗易懂，却寓意较深。他不论对新诗、旧诗都讲究“美的语言”，“美的意境”，要懂得“诗味”。即使写新诗，他建议最好先学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有人问他政治思想可否入诗，他作了肯定的答复，但说难度很大，要有高明的手法。有的不下功夫，写成套话、口号、公式，“味如嚼蜡，毫无生气”，“结果把诗弄成屎”，成为可悲的笑话。安庆是诗文戏曲之乡，新旧诗文传统深厚。从《孔雀东南飞》到徽剧、弹腔、京剧、黄梅戏，哼唱普及；戏曲唱词多用五言、七言、十言，往往文白相间，又口语化，有韵有味，通俗易懂，是介于新旧诗文之间的桥梁。我认为这也是陈先生诗文的一种丰厚的营养来源。

陈独秀先生后来常在与友人酬唱中做旧体诗联相赠，其意境、情景、遣词、用句、对仗、音韵、风格、诗味十分讲究，但毫无矫饰、雕琢痕迹；表达了他的固有人品、学养和高尚的精神境界，可以说他是近现代诗界之人杰。

他在南京坐狱五年，遗有《金粉泪》诗56首，是挚友汪孟邹避开检查，夹带出来的；后人有幸逃过了“文革”浩劫，交到党的一大纪念馆保存下来，成为宝藏，也真难得。兹选录两首七绝：

其一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

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

其二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金粉泪》几乎全是忧思国难，体恤民瘼，针砭时政，偶尔抒发豪情感慨，倾吐心声，属于豪放、忧愤诗一类。诗为旧体，文中有白，民谚、口语、成语、典故、新旧名词、时事政治交叉出现，信手拈来，自成一格。诗的政治性鲜明、强烈；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冷嘲热讽，极尽能事。诗中精品不少，但也偶有率性而作，少下锻造功夫之句；其内容都是健康、进取，帮助人们关心国事，分清大是大非，激发人们爱国爱民，奋发有为。这可以说大都是政治诗。正如他所说是非常难能，所以特别可贵。

———陈独秀的文化论著还涉及桐城文派、戏曲改革、书法与绘画，等等，都是安庆地区渊源深厚、非常普及、赫赫有名的文化领域；也是陈独秀先生自幼就不断接触、最熟谙的文化门类。他毕生从事文化启蒙运动，自然对此极为关心，有许多独到、卓越的见解。例如，对桐城文派，有许多论述，震动文坛；评者观点纷呈，都不否定陈氏见解独特、振聋发聩，这里不赘。陈对绘画、书法讲究性灵、风骨和品格，既着眼于社会需要，又讲究提高创作者的精神境界。他对五四时期老友、书法家沈尹默关于书法要注意防止媚俗的诤言，影响沈先生一生，是众所周知的一例。他为贫弱女子潘玉良取名并证婚，见她绘画有灵气，竭力支援她到法国深造，终成大器；潘三十年代初回国在南京举办画展，竟冒风险展出恩人陈独秀画像，传为佳话。

即如戏剧一项，安庆是产生徽剧、弹腔、黄梅戏文唱武功的祖地，又是京剧鼻祖高朗亭和伶圣程长庚的故乡，也是京剧的发源地之一。戏曲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学艺术在安庆地区历来非常发达，草台戏班非常普及。

他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就从文化启蒙、“开通民智”、社会教育的角度，发表《论戏曲》等宏著，破天荒地提出了戏曲是“男女老少都诚心悦意接受他（它）的教训（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说戏曲有好的、有不好的，提出了“戏曲改革”的口号。提出“要多排有益风化的戏；可采用西法〈如对话、讲演、布景〉；不唱神仙鬼怪的戏；不唱淫戏；除去功名富贵的庸俗内容；排时事新戏”；等等。这些卓越的见解在百年前发表，大大地超前，他真不愧为文化启蒙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先生一生以推动新文化启蒙运动为职志，他慧眼识珠，感悟锐敏，思虑深远，对祖国文字研究情有独钟。从他抱蒙识字，就深感初学方块文字“盲诵如习符咒”，“学童苦之”；“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他大声疾呼：“此中小学习国文、识国字之法急待改良，不可一日缓矣。”这是他在即将辞世前为《小学识字教本》所写《自叙》中的谆谆遗言。

以他的战略眼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早就察觉到文字对于扫盲、对于文化启蒙，对于人的教养和成长，对于民族素质之提高，对于国家之兴衰，关系极大。所以他早就立志研究祖国的文字，致力于文字教学方法之改良和文字之改革。经过多年的研究，他作为一位激进的反清革命家，却早在清末风云激荡的1910年，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在政治纷乱的情况下，他又撰写了直到1925年才出版的《字义类例》著作。他被黜退出领导岗位后花了很多工夫，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年在上海被捕解至南京坐牢的五年中，仍未忘记为人民群众、子孙后代和国家民族着想，与他过去一样，仍然把生死荣辱置诸度外，心境平静，精神奋发，把“监狱当作研究室”、“当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依然锲而不舍，研究、写作，尤其是钟爱他所关心的文字学。终于1937年出狱之前，又发表了《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出狱后于1940年在国难当头、年老多病、贫困度日、衣食不周的艰难情况下，仍然研究不倦，写成《小学识字教本》一书。这不是一种儿童识字课本，而是专供语文教师及所有知识分子参考的一本学术著作。由当时他的好友、安徽同乡（早期曾是中共党员）台静农先生中介、协助，书稿送到国立编译馆，已预支稿费5000元；可是该馆不得不送重庆当局的教育部审查，部长陈立夫亲自致函要将书名改过来，为一身傲骨的陈独秀先生所拒绝，他宁可忍受贫困，将稿费退回，也不从命。不巧又遇窃贼将衣物书稿偷去。他自述1939年早就患高血压达到过230，这时仍不得不带病重新补写，当写到一个“抛”字，终未完稿而逝。书稿经过辗转耽误，直至1971年才由梁实秋先生在台湾出版；后经武汉语言学家严学先生以所藏底稿抄件校勘，到1995年才由巴蜀出版社出版（陈的至亲吴孟明先生为文指出，此版有不少讹误，希望纠正）。梁、严二位学者，对陈独秀先生之稿均有高度评价。梁认为，该书采用了科学方法和新的观点，“发前人之所未发”，又“简明扼要，易于了解”。严认为“陈先生是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并带着深厚的感情说：“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敬悼乎？”

有一种说法，认为陈独秀晚年消极悲观。但从他不改初衷、执着研究文字学，执着于未来社会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带病写就《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等等观点鲜明、很有分量的文章来看，诚如其自谓“除却文章无嗜好”，真可称为“依然白发苦行僧”，这就足以否定“消极悲观”一说了。

———陈独秀先生最早把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口号提出，他一生对此论述颇多。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要素，是针对我国国情反封建、反专制、反迷信、反愚昧，以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民主与科学，是贯穿于文化的各个方面和新文化运动全过程的灵魂。它击中了我国一切封建势力、封建思想、保守观念、愚昧、迷信的要害，足以医治我们民族贫弱落后的顽症，起着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现代化辟路奠基、扶正祛邪的巨大革命作用，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至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施科教兴国、实现现代化仍然应该重视的重大战略问题。

陈独秀先生认为，民主是历来被压迫人民斗争的成果，“是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并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得不利用民主的基本成果维护它的统治，发展资本主义，它的民主有其真实性一面，也有其虚伪性一面，与其他任何专制和与法西斯体制不同，对之要作具体分析。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最早看到前苏联违背了民主政治，是一种倒退；他以一位政治家和学者广阔的胸怀，毫无偏见地认为，这不取决于个人的道德、品质，“不能一切归罪于斯大林”，而是“无产阶级政权之下民主制的问题”。他在晚年又强调：“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使）世界上出现了……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他的论述似乎使民主问题大大超越了文化的范畴，但就广义来说，民主显然是政治文化问题，仍然属于文化范畴之内。在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回头看来，不能不惊叹陈氏当初之远见卓识。

2004年第4期 李克林新闻生涯的三大风波　作者：佚名

克林大姐走了。被疾病折磨得太久、太苦，她应该安息了!

老太太早有遗嘱：去世后，不留骨灰，遗体捐献，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她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回归了自然。尊重逝者的遗愿，我和老伴燕凌不能为她送别，只有献上一副对仗不工的挽联寄托哀思：

毕生为农民争自由

一心为新闻求真实

老是个农村女干部的形象

1946年7月，我和燕凌被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分配到人民日报社。那时候，报社刚从邯郸城搬到武安县的南文章村，不久又因备战搬到河西村。报社的食堂设在村里关帝庙，当时叫“伙房”。每次吃饭，总看到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同志，身穿一件旧土布带襟褂子，一手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姑娘（后来知道那是她和林韦的大女儿小林，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寄养在农民家里，不久前才接回身边的），一手提着打水或盛饭的小罐罐，说起话来直言快语。她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李克林。那时候《人民日报》每天只有两个版面，第一版以时事新闻为主，第二版以地方工作报道为主。她是第二版的一位主要编辑。

虽然当时的女同志都不打扮，可是站在一起她却显得更像一位农村基层女干部。听说她原先是河南开封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抗日战争初期奔赴延安，后来长期在太行山做农村工作，非常熟悉农村情况，来报社前是太行区赞皇县的县委宣传部长。我想，她大概就是“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吧，心里暗暗敬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许多人和事在脑子里已经被时光冲刷得模糊不清了，克林大姐这个“农村基层女干部”的形象仍然深深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也许是以后的一些事情不断加深了我的印象。

大概是在我们都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克林与原来同在报社农村部工作的郝洁同志一起到附近商店里买东西。她指着柜台后墙上的招贴讲些什么。营业员带着几分惊奇地说：老太太不简单，还识字呢？克林笑答：“识不多，斗大的字认得几箩筐。”营业员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这老太太不久前还是《人民日报》的农村部主任。

直到她去世的晚上，我和老伴到她家去，看到柜子上放着她的一张大照片：她仍然穿着一件带襟的棉衣，发式和五十多年前在乡下的时候一样，手里织着毛活，安详地坐在院中。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进北京城该已好几年了，看起来仍然是河西村里的李克林那个散发着泥土气息的农村女干部。

老是被认为“右倾”

进城以后，她在人民日报社的半个世纪，仍然主要从事农村工作的报道。

农业合作化运动期间，为了使报社的同志们及时地准确地了解中央领导合作化运动的意图和运动发展的大势，“老邓”（邓拓）同“邓老”（邓子恢）商定，派她长驻中央农村工作部，叫做“联络员”。当时报社没有这样的先例，派一个记者长驻中央的一个部。派她去，这一方面是由于报社重视农业合作化的宣传，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熟悉农村工作。

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时间不过几个月，克林在思想上却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记。她原先熟悉的是战争年代老根据地的农村，这时候面对的则是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情况，她未免感到陌生。农村工作部机关的许多同志，是她在太行山时候的老领导、老同事。这几个月，她和他们亲密无间，一起参加大小会议，看文件，听汇报，一同了解情况、分析问题，俨然成了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而不像一个记者。特别是当时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杜润生同志，经常传达邓老对农业合作化的意见和指示，把邓老和其他同志经常一起研究和思考的问题也告诉克林，使她在新时期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受到深刻的教益和启发。邓老的最重要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一切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情况出发，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不可强迫农民办他们还不愿意办的事情。这使她在怎样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上观点更加鲜明、意志更加坚定了。针对一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急躁冒进倾向，她在这几个月里写了一系列贯穿实事求是精神的评述农村工作的文章，观点鲜明，材料生动，在实际工作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可是，好景不长，邓老突然被党的最高领导指责为“小脚女人”而受到严厉的批判。农村工作部有人悄悄告诉克林：前不久，邓老找毛主席反映农村在合作化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主张不要过多地增加合作社的发展数目，两个人争执了大半夜。报社领导同志对克林说：“回来吧！”克林无可奈何地说：“不言自明，不能再去联络那个‘右倾’部了。”就此回了编辑部。邓老和杜润生同志被指责为“右倾”以至“右倾机会主义”以后，各地党委纷纷向中央打报告检查“右倾错误”，追加发展合作社的数字，并且加快“并社升级”大办高级社。真是神奇！毛主席说“高潮就要到来”，“高潮”果然很快就到来了。而且大部分合作社是“一步登天”，没有经过互助组、初级社，一下子就实现了“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化。

面对这样的“疾风暴雨”，克林大惑不解，她说，这是她在党的生活中遇到的第一次“突变”。邓老开始挨批的时候，她刚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如此“自愿”》，说的是某地发展合作社的时候，场院里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宣布：自愿入社的到东边桌子来报名，不愿入社的就到西边去；东边连着北京，西边通向台湾。许多农民本来还犹豫不定，听到干部这样一说，呼啦一下都到东边去了。已开始大批“右倾”，这文章当然只能悄悄地收起来。可是，这“两张桌子”的场景，却一直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农民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一哄而起，这是真的“高潮”吗？邓老坚持的按照实际情况循序渐进的指导思想究竟有什么错？后来的实践证明，过快过急的“社会主义改造”，给生产力造成了长期的深重的破坏。真理还是在邓老一边。后来克林在怀念邓老的文章中说，从延安到太行，到北京，她对毛主席长期十分崇敬，从来没有半点怀疑；可是，1955年批判邓老以后，她的虔诚之心开始有些动摇了，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思考问题、判断是非了。从此，她被认为总是从“右”的一边看事情，叫做“一贯右倾”。她未免为此感到苦恼和迷惘，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她总觉得自己“右”得并不错。

1958年，克林负责报纸研究组的工作。这时候农村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人民日报》也昏昏然跟着大讲疯话、胡话。秋收前后，她到河北元氏县农村住了几天，看到红薯烂到地里，豆子崩在土中，农民丢下成熟的庄稼去大炼钢铁，炼出来的却是一堆炉渣似的所谓“烧结铁”，甚至连“烧结铁”也不是，只是一堆炉渣。面对现实，她从迷惑中清醒，深深地忧虑起来。想到报纸上还天天在为“小土群”大炼钢铁放出的“卫星”大唱赞歌，她拣了一块“烧结铁”带回编辑部，让大家看看炼出的都是什么。

1959年春天，她又带着一脑子疑虑到河南农村做调查。河南省是当时“五风”刮得最严重、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地方之一，有的农村已经饿死了人。克林从青年时期就做农村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她所生的两个女儿都是太行山农民的奶水哺育成人的，她和农民血肉相连。听说农村饿死了人，她忧心如焚。凭着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心和良知，由着她说话直言快语从不拐弯抹角的性格，向编辑部如实反映了农村里令人揪心的情况。

秋天，从庐山刮起的“反右倾”运动的风暴来了。她的这两次汇报，还有她带回的那块所谓“烧结铁”，成了她“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铁证”。她被定为报社“反右倾”运动的重点批判对象之一，挨了几个月批，做了几个月检查，背上个“严重右倾”的罪名。可她还是没有想通：为什么不许讲真话，不许讲道理？不是说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吗，为什么做了调查的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的却有发言权，还要批做了调查的？为什么不能讲实际存在的缺点，讲了就是抹黑？……她为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党“不合拍”而深深痛苦不安。

到了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党总结了这几年的左倾错误，“反右倾”的结论也甄别平反了，她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党的怀抱。这时候，几年左倾错误造成的席卷神州大地的三年大饥荒已经夺去了千千万万农民的生命。克林这时候是群众工作部副主任，接触到大批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来信。她被感动了，不管别人说她是不是又“站在右边看问题”，她主持选编了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群众来信专辑，希望农民能从这里找到一条活路。不料，仅仅几个月，风向又猛向“左”转，最高领导发出了反对“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的指令，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被压下去了，包产成为禁区。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状。她被说成是“刘少奇、邓子恢的徒子徒孙”，“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吹鼓手，多次被批斗。

几年无奈，长期歉疚

宣传农业学大寨的那些年，大概是克林几十年从事农村宣传中，最为恼火的时光。

大约在1970年底或1971年初，克林以刚刚被“解放”的干部身份，被指派到当时的“文革部”农村组负责宣传农业学大寨，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比她稍晚一段来到农村组，深切地感到挑这副担子对她是太沉重太痛苦了。这时候的学大寨运动，包括大寨本身，都越来越远地背离了周恩来总理总结的大寨的三条基本经验，根据“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需要，制造出一条又一条“大批促大干”、“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割资本主义尾巴”、“穷过渡”等等严重祸国殃民的口号。当时大家对学大寨这一套虽然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但也感觉到不少问题：大寨领导人作风霸道；到大寨采访不自由，甚至连大寨农民的家也不能随便进；大寨、昔阳的有些经验有虚假的成分；以及无休止的“大批大斗”等等。这些，我们从大寨回来，都和她一起悄悄议论。实际上，以她对农村的了解，她心里比我们更清楚。她对当时常驻大寨采访的段存章同志说，前几年她曾去过左权，抗战时期她女儿就“奶”在那里。在县里，干部向她说的是这里生产发展、老百姓生活改善的一些好听话。她去看望女儿的奶娘，奶娘向她诉苦，说现在的生活还不如八路军总部在这里的时候。（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曾驻在这里）对农民的疾苦，她比我们体会得更深，却不能不坐在那里发“堵路、割尾巴”的稿子，真是无奈啊!

有一段，江青炮制了一个所谓“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的小靳庄经验，一时间唱文革歌、跳忠字舞、写口号诗成风，学大寨运动又添了一项新内容，各级干部又多了一个“朝圣”的地方，连北京一些机关干部也去“学习参观”。克林作为《人民日报》负责农村宣传的，却迟迟不动。好心的同志提醒她该去小靳庄看看了，不然会被说是态度问题。她接受劝告去了一趟，回来却一言不发。当时也在农村组的郝洁同志悄悄问她小靳庄到底怎么样，她冷冷地说：“唱歌跳舞能多打粮食？”

以后谈起这一段难过的日子，她实话实说：当时不跟着犯错误不大可能，力争少犯也很不容易。因为总的“舆论导向”是报社的人无法逆转的。她所能做的就只是同新华社的同志们合作，力争少宣传那些明显违反“文革”前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几次调整后中央明文规定的政策的那些极左的做法。起初，还找人写一些强调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评论，送审的时候被“枪毙”了。她当然也莫可奈何。直到离休，甚至重病在身以后，她还常常念叨这一段“堵路、割尾巴”的宣传，愤愤然说：“农民的日子够苦了，还不许人家搞点家庭副业、自留地！”每一谈及，激愤之中包含着深深的歉疚。

到了80年代，学大寨运动已经烟消云散，大寨在人们的记忆中越来越淡漠了，虎头山上已从昔日的参观者人流不断变得冷冷清清。1985年10月5日，《人民日报》突然登出了一篇标题醒目的大文章：《今日大寨》，作者李克林。离休已经几年的老大姐，以古稀之年重登虎头山，在大寨走村串户，和大娘、大嫂们在炕头亲切谈心，和新老干部坦诚地交流思想，然后热情洋溢而又实事求是地把一个从极左思潮控制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真实的大寨呈现给读者，最后还为大寨人说了公道话。谈到大寨当年的农业丰收，她说：“这里有人的热情、天的帮助，也不能忽视大寨田的作用。要不，狼窝掌的高粱怎么长得那么壮实？”在大寨老模范贾进才和宋立英老夫妻家的炕头上，两位老太太亲切地谈着心里话。宋立英说：“当时什么经验都来大寨找，什么风都挂上大寨牌子往外吹，其实大寨老百姓知道个甚？”李老太说，宋立英的话是对当时这段历史简明而又实在的概括，“我觉得真正的大寨精神是凝结在老英雄贾进才这树根一样的双手上的”。

写出了这篇通讯，多少年来郁结在老太太心头的大寨情结应该可以解开了。

最舒畅的时期也免不了抗争

从事农村宣传几十年，让李老太心情最为舒畅的，大概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阶段。这已是她年过花甲，坚持在《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岗位上的最后几个年头。

十年浩劫刚刚过去以后，作为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的克林，在还不得不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同时，就紧紧抓住落实农村经济政策这个主题，从允许和鼓励农民经营家庭副业、种植自留地，到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方面，组织报道，撰写评论。这些方面，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实实在在为农民争得的一点自由，谋得的一点利益。可就是这样一些报道，也仍然遇到不小的阻力，不断受到当时主管农业、主管宣传的一些领导人和某些地方的头头们的批评、指责和阻挠。我们发表了关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的文章以后，当时还坐在副总理位置上的陈永贵立即批评：“这些年农民是拉着推着才走向社会主义的，叫他们自主，他们会自主到哪里？”我们在报道中强调发展家畜副业，一位省委书记就批评说：“靠老太太养鸡能养出社会主义？”幸好当时报社的领导同志是思想解放，坚定不移地支持农民的；但是，作为直接担当责任的农村部主任，李老太顶着的压力确实不小。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个场景：在王府井报社编辑部五层楼上的礼堂，她在讲坛上传达当时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对《人民日报》农村宣传的批评的时候，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一句接受批评的表态也没有，一脸不以为然的神色，气呼呼地走下讲台，还在嘟嘟囔囔，显然是仍然坚持着不同的意见，不能接受无理的批评。只是限于纪律，不便公开表达。

面对阻力和压力，克林不免气愤，却从不退缩，总是精神振奋，思想活跃，倾注全部心血于肃清极左流毒的宣传报道之中，再也看不到过去那种无奈和苦恼。又一次，送了一篇《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键在落实经济政策》的社论稿给当时任副总理的纪登奎审查，纪说：关于农村政策，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社论缓缓再说。社论一时发不出去，她不罢休，就用“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布置了一系列有关落实政策的评论，在报社领导人的支持下，绕过送审的程序发表出来。当时，只顾鼓吹大干而不顾农民死活、不考虑农民负担能力、不讲政策的现象相当普遍。在作为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两大典型之一的山东“邹西会战”中，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推广“邹西会战”经验的大会上，一位中央高层领导人讲话，强调的只是大干快上，规模声势，要求农民“吃大苦，流大汗，不惜掉几斤肉、脱一层皮”。听到这样的话，国家农业部的一位同志悄悄地对记者说：中央领导人这样一发话，下边干起来就难免死人啊！“大跃进”的教训记忆犹新！会后，克林置这位领导人的要求于不顾，坚持实事求是，组织力量，明确思想，在如实报道“邹西会战”的规模和成绩的同时，突出地强调了政策问题。她带领报社农村部的同志，会同报社、新华社驻山东记者，撰写了一系列述评，评论“邹西会战”中种种违反政策的现象，尖锐地批评了用“大干”破坏政策的做法和谬论，诸如“要大干就不能怕农民负担过重”，“要大干就不能不平调”，“强调政策会束缚人的手脚”，等等。这样唯实不唯上，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以超大黑体字《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为标题，用大半个版的篇幅登载了两件读者来信和长长的官气逼人的按语。主要的来信者署名张浩，在西北工作，来信说的是他回家乡洛阳农村，看到那里在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中间，出现了把土地、牲口、农具分到作业组的情况。他认为，这样作业组就像一级核算单位，削弱和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另一来信大致也是这个意思。按语的气势非同小可，大意是说只能实行“包工到组”的田间管理办法，这与“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完全是两回事”，已经实行“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要坚决纠正这种“错误做法”。报社农村部的同志们，包括克林在内，早晨上班后一看报，愣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报上发表的这些东西根本没有经过我们部里，不知道是什么来头，语气显然是要“纠偏”。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联产计酬作为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才过了两三个月，难道中央的指导思想就又变了？克林去问报社领导人，得知由报社总编室直接发表的这组稿子果然是“有来头”的。当时中央主管农业的领导人给报社发来一封指示信，大意是说，当前农村出现了抢牲口农具、闹分队的现象，不利于集体经济巩固，要《人民日报》赶快发表纠正这种现象的言论，引起注意。据说，这是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意见。14日总编室接到这封信，认为时间紧迫，就由夜班编辑选了两件来信，根据上边发来的指示信的精神写了按语。因为是“上边”的指示，值班的副总编辑也就只好同意见报。实际上，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与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并不“完全是两回事”，不划分田地和必要的牲口农具给作业组，各组怎样包工联产计酬呢？这时候，克林正在参加国家农委召集的落实三中全会决定的座谈会，这天的《人民日报》一到，会场哗然。有人质问克林：你们报纸是怎么搞的？她如实回答：奉命搞的！当然报社也有责任。这一天的报纸到了各地，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和混乱。大批来信纷纷质问：是中央政策变了，还是报纸错了？新华社的“内参”也连续反映这一天的报纸引起的混乱和对《人民日报》的意见。《人民日报》在拨乱反正、批判极左中是旗帜鲜明、坚定不移的，怎么在春耕大忙季节，在农村正在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关键时刻，兜头给农民大泼冷水呢？克林十分恼火，一说起这件事情就激动不已。她不再像宣传“农业学大寨”时候那样无奈，而是向领导上如实反映情况，据理力争，要求在报上采取补救措施，以便澄清思想，稳定局面。经过研究，编辑部决定再选两封读者来信，加上编者按语，正确地阐明联产计酬的政策。这个建议送到中央“农口”，当时的领导人却不同意，要报社选两件意见对立的来信同时发表，免得“显出倾向性”。编辑部只好照办。克林对此当然不满，说这是“糊涂的补救”。“糊涂的补救”总比不补救好一些。就这样，也是克林和大家力争才得到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又发生这样的波折，使她更加感到“唯实”的不易，纠左的艰难。直到后来卧病在床，她还常常与我们念叨这件事情。

唯实，需要勇气

从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超高速完成以来，包产到户就是农村问题的禁区，多少人为此挨批挨斗，甚至劳改坐牢，家破人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包产到户的政策是逐步放开的。开始，允许实行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却不准包产到户。从不准到肯定包产到户，经历了三年。三年中，农民的实践在前，中央在政策上给以肯定加以完善在后。这种情况，在过去是很少有的。政策的放开，根源于群众的实践。群众的实践靠报纸反映、传播。在这中间，《人民日报》的农村宣传发挥了特定的作用。这种情况在过去也是很少有的。实际上，这正是真正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在这过程中，作为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克林表现出了她的勇气和坚定。

在中央红头文件上还规定着不准包产到户的时候，有些地方的农民就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放思想，自动实行了包产到户和类似的办法。结果是生产发展、农民高兴，而且势如燎原。很快又突破了文件上仅限贫困和偏僻山区才能实行的规定。许多记者、通讯员接近实际，更真切地听到农民的呼声。反映这一真正的农民运动的稿件送到了《人民日报》农村部。问题尖锐地摆在李老太面前：是死抠着文件条文对现实闭眼不看、掩耳不闻，还是勇于面对、如实报道？她坚定地选择了后者。在我们的报纸上，宣传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的同时，突出地报道了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的状况。这些通讯和述评反映和赞美了包产到户在农村引起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的喜悦，也涉及由此而引起的斗争。这些文章热情洋溢、材料翔实，具有雄辩的说服力。加以在版面上放在突出地位，在当时的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于阻挠改革的极左思潮的流毒是一股巨大的冲击力量。也正因此，它所激起的反对声浪也是十分强烈的。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指责：《人民日报》的农村报道“大方向有问题”，这样强调包产到户，会动摇集体经济。有人批评：中央提倡多种责任制，《人民日报》却突出一种。有人提出：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准包产到户或不能普遍实行，《人民日报》却大肆宣传，违背了中央的决定……这些责难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当时中央负责宣传工作和领导农村工作的少数同志。就是在我们报社农村部内，也有不一致的看法。当时我虽然赞成包产到户，但作为中央党报的一个老编辑，对于在公开宣传上突破中央文件的规定，却是心有疑虑的。有类似看法的可能不只我一人。但是对于合乎农民群众利益的事情，李老太却从不动摇。她向我们说明，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倡导思想解放，报纸应该如实反映农民群众的新的实践和要求。

在支持农民争得生产和经营上的自由这一斗争中，她为什么能够这样义无反顾坚定不移？这里可以用她自己以后的一段话说明：在宣传报道工作中，历来存在着“唯上”和“唯实”的矛盾。只知“唯上”，不敢“唯实”，盲目紧跟，不顾群众，曾使我们付出了许多沉重的代价，怎能不记取这惨痛的教训？今天改革更深入，情况更复杂，形势要求我们更加深入实际，敢于唯实，敢于为人民讲真话，说实话。这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

我常想，三中全会后，大家都知道应该“唯实”而不“唯上”，可是并不是每个人自认为的“实”就是真的“实”。而且，认识到了什么是“实”，又不一定能坚持这个“实”。李老太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惨痛教训，和农民的血肉联系使她把握住了农村的真正的“实”，几十年的坎坎坷坷，又使她敢于不计个人得失，坚持这个“实”。

李老太常常自贬：我这人事务主义，忙忙碌碌，没写出多少好文章。我们且不说她离休以后下乡调查，写出了多篇有广泛影响的好通讯，她在职期间，有时候我想她是有意不写或少写文章，因为她没法说真话；至于最舒心的几年，她确实没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写文章上，而是成天忙于广泛联系了大批驻各地跑农村的记者，和更多的农村通讯员，当然也包括几位资深的名记者。大家都亲切地尊称她为李老太。他们一到报社，就直奔李老太的办公室，李老太总是耐心地听他们谈情况，帮他们出主意、定题目、改稿子、配评论。她为他们服务，又从他们那里触摸农民的脉搏。她还经常关注办公室里的“大麻袋”(通讯员的大批所谓“自流来稿”的归宿地)，不嫌麻烦地去沙里淘金，总想从里面听到一点直接来自基层的声音。她的这种“事务主义”不仅使肃清极左流毒的报道能够生动活泼，贴近现实生活，说了不少农民憋在心里的话，而且支撑了她对“实”的把握，增加了她敢于“唯实”的信心。

克林在病重的最后几年有一个遗憾：她参加了农村大转折那几年中央召开的历次农村工作会议，自始至终旁听和采访了规划农村改革的五个“一号文件”的过程。她认真地思考酝酿，要把自己在那些会上和会下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写出来。当她已经不能行动的时候，我们去看她，她还用哆哆嗦嗦的手翻阅那些笔记本。疾病终于完全剥夺了她工作的能力，她没法写出她想写、我们想看的这篇文章。但是，克林大姐，你不必遗憾，作为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在农村改革的大转折时期，在为农民争自由的斗争中，你已经做了你应该做和能够做的，可以无愧地回归大自然了!

2004年第4期 英若诚：从艺从政皆本色　作者：张俊杰

2003年12月27日，一个寒风萧瑟的日子。因为一个老人的离去，这个日子将长久留在中国戏剧人的记忆里。这个老人叫英若诚，著名表演导演艺术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渊博的学识和精深的艺术造诣，在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独树一帜。

众多角色中偏爱“刘四爷”

英若诚从艺50余年，表演艺术蜚声国际，塑造了许多真实可信、鲜明生动的舞台、银幕和屏幕上的人物形象。如话剧《雷雨》中的鲁贵，电影《白求恩大夫》中的童翻译，《知音》中的袁世凯，电视剧《围城》中的高校长，《末代皇帝》中管教所所长等。有人说，英先生扮演过的诸多角色，演得最好的是《茶馆》中的刘麻子。也有人说，《骆驼祥子》的刘四爷是英先生表演艺术的顶峰。还有人说，中意合拍的《马可·波罗》中的忽必烈，外国人都认可，美国人还给颁奖了，为中国人争光了。又有说，最细最难的要属《推销员之死》中的主角威利·洛曼……在扮演过的众多角色中，英若诚先生本人更偏爱话剧《骆驼祥子》里的刘四爷，觉得这个角色分明是自己四爷爷的原型，连他母亲看过演出后，也感慨地说：“四爹又活了。”英先生对这个角色太熟悉了，所以往那儿一站就是他了，可以说不是在表演，而是在体会一种“角色的自我感觉”。著名戏剧活动家黄宗江先生曾经这样说过：“看戏的有捧梅兰芳的，有捧肖长华的，我觉得英若诚演刘四爷最好，脖梗子上都是戏。”

一生最爱吴世良

英若诚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得到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孩的芳心，这个名叫吴世良的女孩最终成为他一生的伴侣。他俩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一起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吴世良精通英文，熟悉几国语言，1975年美国著名记者苏兹内格来华访问时，她给周恩来总理当翻译。她待人热情，为人豁达。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夫人包柏漪这样评价吴世良：“她从不诉苦，从不怨天尤人。她身上有一种内在的尊严，一种博大的历史感，使她坚定自若，不被生活的拨弄所左右，赋予她一种独特的高尚的气质。”在英若诚眼里，与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妻子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性格很坚强，对困难从不畏惧。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被以“里通外国”的罪名分别关在两个监狱，一关就是三年，彼此杳无音信。而既为人妻，又为人母的吴世良独自挺了过来。虽然她去世已经十几年了，但英老一直爱恋着她。她的巨幅油画画像始终挂在英老家最显眼的位置，寄托着思念和眷恋。

积极推动文艺改革、创新

1986年至1990年，英老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在他所分管的艺术生产、艺术教育和文化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特别在推动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大胆有益的尝试。《文汇报》著名资深记者唐斯复曾讲过这样一件事情。1988年夏季的一天，她遇到陪同泰国王储来上海的英若诚副部长，提出了想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到上海演出的想法。当时，若诚沉默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好，我支持。”回北京后，很快北京人艺就打来电话。1988年秋末冬初，若诚同志参加了轰动全国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五台大戏赴沪有偿的商业性演出，大获成功，开辟了我国文艺表演团体商演的先河。

1987年中国举办第一届艺术节，英老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艺术也需要改革开放，作为我国艺术事业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中国艺术节，一方面是文艺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将极大推动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和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文艺体制的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天的艺术节。同以往的“会演”、“调演”、“比赛”、“评奖”不同，不搞名目繁多的各类评奖，最好的艺术作品往往不是一下子都能被人认识的，世界艺术史上不乏其例。同时好的作品要接受检验，这很重要，要有群众的口碑。他说，办艺术节就是对艺术漠视群众的观念的一种冲击。文艺工作者的创作都要力求面向群众，避免把艺术节目送到北京作为最高成就，看作首要任务，单纯为评奖而评奖，为调演而调演，这个倾向是危险的。国际上凡是办的成功的有影响的艺术节，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广泛的群众性。同时他还说，艺术节是对艺术家、对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尊重，举办艺术节，向人民展示一下艺术成就，有利于提高艺术事业的地位，希望全社会对文化艺术事业能更支持、关心、尊重。文艺和教育一样，是社会的基础工程，我们国家的民族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精品，我们有责任使它发扬光大，为世界艺术的繁荣昌盛作出贡献。

在第五届艺术节上，他在观看了开幕式大型文艺晚会《百花赞》彩排后，记者采访时，他说：“这台晚会不错，有创新。艺术就是要新，如果不新，要你干嘛？因为，诗词歌赋，从古到今，浩如烟海，堆积如山，所以，一定要新。当然，新的当中，还可以发现很多问题，因为，不是说新就一定好，但要提倡新。”他认为，艺术节开幕式的演出，首要的一点，就是要的震憾力和冲击力，要能充分展示一段时期内我国文化艺术制高点的风景。

钟情于莎士比亚

英若诚博古通今，走进英老的书房，如同进了书的海洋，四壁从顶到底的书柜放满了码放整齐的书籍，世界名著、线装古籍，经典剧本，各类工具书等。经版本最多的当属莎士比亚作品了，这自然少不了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这是本装潢考究的、酱红色皮制封面英文版精装书，据说此书在全世界只出版了500本。在无数次记者请教关于莎翁剧作或关于对人生问题的探讨时，英先生总会用他那特有的宏亮而又宽厚的嗓音，富有情感地朗诵出哈姆雷特的一段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他认为：“这段独白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跟生死这个巨大的命题有关。有人类以来，人就是有生死的。不管活多长时间，人最终还得死，这是自然法则。人类的一切问题也好，宗教问题也好，最终都得归结到这个基本问题上来。这段独白不是简单的只讲人生的生和死，是在说人生的决定，讲的是怎么拿主意。be是指哲学意义上的生存，nobler是指勇气，理论上的勇气。莎翁的哈姆雷特多年来被人们误解，说只不过写了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其实不是，莎士比亚是考虑了许多精神世界和宗教方面的东西。作为作家能够考虑这些，总是人类精神的升华。这部戏之所以经典，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阴谋、毒杀、篡位、夺爱、复仇、恋爱、喜剧、悲剧……《哈姆雷特》是莎翁的最高成就。2002年病重的英老又重新翻译了《哈姆雷特》，他认为，“这部戏是戏剧史上有数的几个最深刻的戏剧之一。世界各国都会有各民族自豪的东西，像法国的莫里哀，俄国的契诃夫……但是，莎翁能够把哈姆雷特用他独特的笔触写出来，翻译的时候，常常让人拍案叫绝，那是字字珠玑啊！”

译林中开拓

英老50多年一直坚持搞戏剧翻译，上个世纪50年代初，20出头的他，就开始翻译苏联表演理论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两年后，英先生将近30万字的译本交给导演焦菊隐先生指正。一天，焦先生告诉他：“你的译著，我请巴金先生看过，他很满意，愿意在他的出版社出版。”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的作品能得到巴老的赏识，并帮他出书，英先生兴奋极了。1954年7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奥赛罗〉导演计划》由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此书至今仍是表演艺术上的一部经典著作。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翻译了世界十几位名家剧作，发表过200多万字的话剧剧本及理论著作。这其中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菲尔汀，挪威的比昂逊，爱尔兰的奥凯西，印度的泰戈尔等，让中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世界名人及他们的名著；也包括将中国的老舍、曹禺等人的巨作译成英文，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及中国的文化艺术。他的英文非常标准、地道、流利，对英语中的美国音、澳洲音、黑人音以及许多地方俚语都了如指掌。可以说，英先生的作品翻译也同样具有独到之处：其一，将经典的话剧剧本作为翻译的主攻方向。将世界多部名剧译成中文，在中国舞台上演出，如莎士比亚的《请君入瓮》等，把中国的名剧介绍给世界，老舍的《茶馆》、巴金的《家》、刘锦云的《狗儿爷涅》……其二，翻译过程中，非常注重语言对观众的直接效果，力求译文既忠实原著，又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使每个角色的语言都各具特点，收到了良好的舞台效果。《推销员之死》描写二战后的美国社会，语言以纽约布鲁克林的方言为基础，为了表现这一语言特色，英先生经过细心揣摩，决定使用北京天桥一带方言的某些语汇，赋予译文以原作的风韵。所以他本人认为自己翻译的诸多作品中最好的要算《推销员之死》这个本子。其三，在选择剧本方面始终坚持把世界优秀剧目搬上中国舞台的原则，充分显示出他的胆识与见地、欣赏与品味。1988年《哗变》的上演就是如此。英先生曾说：选择《哗变》的初衷，就是因为它推翻戏剧的一切规律，全戏没有富于变幻的场景，没有鲜艳华丽的服装，没有梦幻变化的灯光，没有优美动听的音乐，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打斗和缠绵浪漫的爱情，甚至没有一个女人。整个戏只有四个人物出场，讲述的是美国军事法庭上的一次审判过程。当时，人艺剧院有不少同志为之担心，害怕观众不接受。面对挑战，英老成功了。连演70场，场场爆满。一位观众讲：“在《哗变》中，‘话’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话’还是话剧之本。”曾有艺术界权威人士称：中国话剧90年历史中经过“两度西潮”，即20年代和80年代。80年代的“西潮”英先生功不可没。

心中总有老百姓

英老是非常重感情的人，对部下、对同事、对朋友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曾给他开了六七年车的王威群，因患胆结石，不能给他开车了。他于是经常向身边的人打听，小王的病怎么样了？还疼不疼？并让他们转告小王，少吃油性食品。1998年我随英老到四川出差，正直周末，成都的一位朋友邀请英老到当地有特色的火锅店吃饭。我们刚下车，就见饭店前热闹非凡，原来是一对新人举办婚礼，围观的人很多。有人认出了英老，窃窃私语。年青的说，这是英达的父亲。有的说，是演《围城》里的高松年。年长的说，是《茶馆》中的刘大麻子……一下子所有人都认出来了。这对新人小心、拘谨地挤到英老面前，请求英老与他们合影留念，英老面带微笑，点头接受。于是，闪光灯下，英老和这对身着中式结婚礼服的青年人合影。大家熟悉了，气氛热烈了，当我们坐下吃饭时，这对新人又特意来到我们桌前给英老敬酒。英老因身体原因，以茶代酒，祝愿这对新人百年合好，幸福美满。

英老去世的第三天，一位曾在英老分管的司局工作的同事含着眼泪说：“我收到英副部长寄给我的贺年卡了，同时也惊悉他已经走了。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他真的走了？……”每年英老都要给曾同他工作过的同事、朋友和身边工作人员送贺卡，今年也不例外。本来因为重病在身，他的手颤抖得厉害，写字已经很困难了，身边的人劝他说今年就算了，等病好了，明年再给大家送。他却坚持一定要送。12月中旬开始，他就坚持每天写几张，等写完最后一张，还让工作人员检查字写得行不行，是否都送出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批贺年卡，竟是永久的纪念，是英老用自己的身心给予大家的最后祝愿。

2004年第4期 周伯伯和我谈叶挺空难　作者：叶正大

1951年春天，我们接到中国留学生联合会会长李鹏同志的通知，说国内中央组织部通知，要我们在苏联的留学生利用暑假的机会回国参观学习。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个大喜讯。

我们是1948年底从哈尔滨出国来到苏联学习的，当时苏联政府还和国民党政府有关系，我们不能留在莫斯科，联共党中央把我们一行21人安置到距莫斯科市大约有300公里的依凡诺和市的国际儿童院去学习俄文。有一天，听说院方要处理一批中国同志留在国际儿童院的遗物。我们几个人商量，觉得这些遗物当中皮箱、衣服等都可以处理，但证件、书信等很重要，得找一下，如将来有机会可退交给本人或其亲属。经过一番查找，我发现了三件东西：一张邓颖超妈妈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出席证，证上有邓妈妈的相片、名字；一个中央苏区的银元；一张苏区的土布上用油印机印制的一角钱票。这些都是我国有历史价值的国宝。正因为这引出下面一段历史对话。

1951年6月份我们回国后，首先把苏区的银元和土布票子上交给历史博物馆，他们接到这两件国宝非常高兴。然后我给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周伯伯和邓妈妈，我有事情想拜访他们。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我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如期到了周总理的家。开始周伯伯问我们学习的情况和莫斯科的供应情况，因为当时苏联才打败希特勒法西斯，国内食品供应是很困难的。火车经过西伯利亚运来的是石油，运回的是土豆和粮食。我突然想起邓妈妈的“六大”出席证，就急不可待的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来。我向邓妈妈详细讲了我们在国际儿童院找到它的情况，邓妈妈和周伯伯看到出席证都非常高兴地说：“难得、难得，谢谢你们把它带回来给我们！”邓妈妈接着还谈了一些“六大”开会的情况。

在吃饭的时候，周伯伯问到我们家里的情况。周伯伯的记忆特别好，前一年（1950年）在莫斯科和苏联谈判时有一段时间我曾当过总理的翻译，空闲时我曾经告诉总理我外婆和三个弟妹住在广州。当时周伯伯突然问我外婆生活怎样？身为一国总理，国内国外大事就够管的了，还记得我的外婆！接着周伯伯又问到在广州的几个弟妹的情况，周伯伯动情地说：“你爸英年早逝，牺牲时才50岁，你们要继承遗志，努力学习，坚持革命。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共产党，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我非常佩服周伯伯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为了说明实际情况，这里再介绍几件事：

一、（新华社延安11日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以极大的悲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秦邦宪同志，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同志，新四军军长叶挺同志，叶挺同志的夫人及男女公子二人，贵州老教育家黄齐生先生，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黄晓庄同志及随行员魏万吉同志、赵登俊同志、高琼同志（女）等13人，及美国驾驶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sdin等4人，本月8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于下午2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原载1946年4月12日《解放日报》）。

二、我父亲出狱后十个小时就写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里我想把我父亲在五年监禁时，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陈诚几次说降不成，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开始的蒋介石召见我父亲说降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谈话只有三个人，蒋介石、郭忏（陈诚的帮手、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参谋长）和我父亲。这次会见没有公开，我父亲事后整理了一份材料，我把材料直抄如下（为可读起见我把甲乙和一些代号直译了：蒋指的是蒋介石，叶指的是我父亲）。

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

蒋步入客厅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三角对坐下。

蒋：身体还好？

叶：还好。

蒋：一年来休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很好让你做点事。

叶：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实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叶：因为辞职没批准，只好回去。对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去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个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部署不变动，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三个师，连原有的共七个师，在我们一百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几百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蒋（大声）：尔的部下就是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搅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

叶：如果这样说，共产党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蒋：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共产党？

叶：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蒋：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

叶：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蒋：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叶：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蒋：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司令商量好了答复我。

叶（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叶回来还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以上是我父亲笔录的全文。依我看关键是三句话：蒋介石说：“……这样我关起一百多人，是我错了么？”应解读为：“这样我发动的皖南事变，是我错了么？”蒋介石关键的第二句话：“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就算完了。”（“我将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是我父亲在《囚歌》中一句名言）。关键的第三句话是我父亲的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蒋介石当时有强大的政府，有以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子都在蒋家特务掌握之中。现在你不但不跟我走，把你放出来第二天就重新加入共产党。命令特务在美国飞机上做点手脚，置你于死地，是蒋介石“顺理成章”的事。“四八”烈士证明了这点。其后刺杀杨虎城将军一家更证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

三、再让我们从航空技术和当时的天气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

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

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我手头上有一份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失事飞机现场，直到把烈士遗体护送到延安全过程的干部顾逸之同志后来写的《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复印稿。我想把其中“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一章中有关几条节录如下：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周恩来总理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阴谋。参加清理失事现场的基层公安干部讲了四条失事情况，分析后说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破解这个谜吧！

（一）飞机是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直到距延安30公里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

（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高度，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而飞机在2000多公尺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

（三）在遗物中有一份有关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航向。

根据以上三个事实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来说，飞行员在自己随身的文件夹中，是应该带有标示着飞行任务航线的地图的。按照地图飞过黄河那么大的目标，是可以看见或者感觉得出来的。当时下面天气不好是一片云雾，地图上肯定有山的标高，高度表又失灵了，你发了迷航电报，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为什么不飞高点？这里可能有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的错误，但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高度表破坏了。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型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全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就是普通说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后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记录仪器）。和现代我们中国的客机比较，C-47是很原始的。因此，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飞机失灵。

以上是周伯伯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和我对它的认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接着谈第二个问题。

周伯伯说：“这件事情出来后，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能这样做呢？”

周伯伯说：“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

接着周伯伯讲第三个情况。

周伯伯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共产党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的都是共产党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了。不能使国民党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以上是1951年6月份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家中谈论有关国民党特务陷害“四八”烈士的全部情况。按照国家保密法，30年后可以解密，现在已过了50多年，周总理对我的谈话内容应该是可以公之于世了。

我家父亲、母亲和五妹、九弟都死于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美国飞机上。我到苏联学习时，那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更没有新中国的飞机。所以我下定决心，学飞机设计，回国后又为航空事业服务了几十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并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孤岛。我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比台湾空军强大几倍。在飞机上做了手脚的国民党特务如果当时是三四十岁的话，现在也应该是八九十岁了，在世界上也所剩无几了！但是我今天还得再说一句：“我痛恨你们，国民党狗特务！”

2004年第4期 “四人帮”控制舆论的一个剪影　作者：王忠人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二天———10月7日，中央即派以刘西尧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社，从“四人帮”手里接管了这块舆论宣传阵地。此后不多天，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因10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文而被宣布隔离审查。在莫艾交出的文件档案材料中，有姚文元同他五次谈话记录和打给他的五十次电话记录。当年莫艾专案组将这两份记录印制成册，作为批判“四人帮”的材料。今天回头看这些材料，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看出“四人帮”是怎样严密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

两份记录材料是可信的。莫艾是一位思想作风很细致的同志，多年的记者生涯，培养了他勤于作记录的习惯。据他讲，同姚文元的五次谈话，除了当场记录外，他回到报社后都作了追记和补记，“在字句上可能有出入，但大意精神是不会离谱的”。五次谈话地点，前三次在钓鱼台，后两次在姚文元住处按院胡同41号。每次谈话大约都是1-2个小时。

五十次电话，除姚文元直接“指示”外，有的是姚文元秘书打的，少数是姚文元嘱托《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向莫艾转达的。

莫艾1973年8月从新华社调到光明日报社，在他主持光明日报社工作的三年中，上面直接领导他的就是姚文元。而这段时间正是“四人帮”作乱最猖獗的岁月。姚文元在控制舆论宣传大肆兜售其反党的极左路线方面表演得十分充分。下面从两个记录材料中摘取几个问题加以概述。

专刊刊头是名人题字的一律砍掉

《光明日报》在1949年创刊后的几年，先后办起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经济学》、《文字改革》、《文物与考古》等学术专刊和《东风》文艺副刊。这些专刊副刊是《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在学界和广大知识分子中颇受欢迎。除《文字改革》专刊在“文革”前已停办，其余专刊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相继停办。1973年莫艾同志主持《光明日报》工作以后，计划逐步恢复这些专刊副刊。根据当时的情况还准备增办《知识青年》、《自然科学》、《卫生》等专页。在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后，姚文元批示同意，但是在几个专刊刊头题字上却卡了壳。

比如《文学》刊头题字。“文革”前文学方面专刊称《文学与遗产》，这次恢复拟改称《文学》。由编辑部邀请郭沫若同志书写了刊头。然而，在1975年8月21日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中却说了一些贬斥郭老的话：

《文学》刊头题词，是郭沫若写的吗？《文物与考古》、《文字改革》都是他写的？都是他写不好，其它专刊是否也都要他写？为什么不用鲁迅的字？评《水浒》鲁迅是正确的。郭沫若有成就，我们党尊重他，但当年攻击鲁迅的是创造社。我就担心你们那里有些旧人，（同社会上一些旧文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已经写了，怎么回复他呢？就说还有几个专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写，将来统一考虑。现在就用普通字吧！

为了一个刊头字问题，用得着把30年代创造社与鲁迅的论战翻腾出来吗？这件事给编辑部造成很大被动，只好向郭老婉言解释，还不能露出姚文元的原话。

在《文学》刊头题字上姚文元抬鲁迅贬郭沫若，那么他真的是尊重鲁迅吗？请看他对采用鲁迅手迹的《哲学》刊头，又是怎样说的：

哲字不好看，下面的口字太敞。鲁迅写的是小楷，放大了就不好看。既然选就选好看一些的，另外换一个。

他这样说了，报社不能违抗，最后《哲学》刊头改用了美术字。

《文字改革》专刊1953年3月创刊，是请周恩来总理写的刊头。还在莫艾尚未调到光明日报社的1973年5月，毛主席根据光明日报社的报告即已批准《文字改革》专刊复刊。它是“文革”中第一个复刊的专刊。刊头仍用周恩来总理的题字。然而1975年9月姚文元同莫艾谈话，却别有用心地问《文字改革》刊头题字是谁写的？总理的手迹，一般人都会看出，难道他认不出？等莫艾向他说明是总理手迹时，他沉着脸默不作声。然后说，等将来各专刊出齐后，可以统筹研究一次。

独霸艺坛，扼杀电影《创业》

《创业》反映了大庆人的艰苦创业精神，在1975年文艺舞台作品极少的那个历史背景下，有这么一部影片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可是，这部影片从一开始就遭到“四人帮”的否定和挞伐。

1975年2月10日，《人民日报》登了一篇赞《创业》的文章，江青读后，很不满意，马上给姚文元打电话：“今天《人民日报》用极大篇幅吹捧《创业》，我建议《人民日报》和《红旗》今后不要再登这类东西。对《创业》电影（要）组织一篇有说服力的文章。这种评论权利我们不能放弃。”

唯江青马首是瞻的姚文元，接到江青指示，马上给《人民日报》打电话，指示以后不要再登这类文章，要登，需经他同意。接着又让秘书给《光明日报》莫艾打电话：“对《创业》电影的评论、剧照、材料都要送文元同志看，未看以前不要登。”

江青不满意《创业》，文化部（当时称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人，顺着江青的意图，写了一篇很长的报告，给《创业》定了10条罪名。什么有意给刘少奇、薄一波涂脂抹粉啦；什么许多警句是余秋里的语言啦；什么技术语言太多、结构拖沓啦等等。影片作者、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对文化部批评不服，给邓小平、毛泽东写了信。

1975年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的来信上，作了如下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

江青等“四人帮”对毛泽东的批示拚命反抗。8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文化部的几个人，在钓鱼台开会，商讨抵消毛泽东批示的对策。江青在会上说：“张天民写了两封信，一封呈主席，主席没批，另一封给邓小平转主席，是邓小平逼着主席批的，主席还没有看《创业》电影……主席说‘无大错’，就是说还有中错和小错，并没有说是优秀影片嘛！”张春桥也用同样语言附和江青。他们用断章取义的方法，歪曲和抵制主席的批示。

8月21日，姚文元约莫艾谈话，他学着江青的口吻说：“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无大错并非十全十美。在评论此片时，要注意不要把片子中的缺点、错误也评成好的。你们送来的《创业》那个版，来信说还准备再发两三个版，我看发一个版也可以了。副题赞《创业》，可改为评《创业》。照片三张有一两张也就可以了。群众在看影片，照片不一定太多。”

针对送审文章中，有“不要求全责备”的话，姚文元说：“不要求全责备，是对领导说的，编辑要掌握这个精神，不必写在文章里。”

这里还要说一下，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中有“不利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话，这句话是有其深刻背景的。

就在毛主席对《创业》批示这个1975年7月份，还有两次谈到要调整党内文艺政策。一次是同邓小平同志谈话中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另一次是书面谈话：“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也都是针对“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中，文艺舞台冷冷清清。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而样板戏的成就都写在江青的功劳簿上。江青独霸艺坛，不允许别人有作品出现，出现了就加以围攻。在《创业》影片受压制之前，还有《园丁之歌》、《海霞》两部电影也遭到《创业》一样的厄运。比如湘剧《园丁之歌》，是歌颂小学教师劳动的影片，1974年11月，毛主席在长沙看过，鼓过掌，说是一出好戏。可是“四人帮”横加指责，说什么剧名就不对，教师不能称园丁，园丁只能是共产党。还说什么宣扬了师道尊严，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等等。

“四人帮”这些言行，毛泽东1975年已有发觉，所以在一个月内三次谈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仇视老革命压制长征宣传

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甘根据地保安县吴起镇，同陕北红军和先期到达的红25军胜利会师。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1975年10月是长征胜利40周年。9月，中央决定作稍大规模的纪念活动，《光明日报》为此作了宣传计划呈报姚文元，但姚文元迟迟不批。10月10日以后，姚文元又频频指示，半个月时间竟达4次之多。

10月10日，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打电话给莫艾：

你给文元同志写了个报告，关于《万水千山》的。文元同志有个复示给我们，让转告你们。这次宣传总的精神，是宣传长征本身，《万水千山》这出戏，我们（指《人民日报》）原拟出画刊，现在决定不出了。将来发剧评时，配点照片就行了。

莫问：听说总政还有不少稿件要发表，不是说要开会给各报分配吗？

鲁答：会已经开过了。

莫问：你们准备登几篇？

鲁答：精神是掌握紧一点。文元同志说，你们那个报告不另批了，嘱转告你们，你们心中有数好了。

《万水千山》话剧，是出长征戏。这次准备上演的是修改过的剧本。过去在长征宣传中对二、四方面军宣传较少，新剧本增加了这方面内容，本应好好宣传，却遭姚文元的压制。

1975年10月17日，姚文元秘书又给莫艾来电话：

你们送来的准备19日刊登的那幅油画《走向胜利》，文元同志看过了，他说：记得新华社关于19日的报纸版面已作安排，是斯诺拍摄的主席像和长征诗，可按新华社的照片刊登。送来的油画，作者和创作情况不了解，你们就按新华社的安排办吧！

《光明日报》计划在10月19日这天（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登油画《走向胜利》，据莫艾揭发姚文元的材料，这张油画的画面，毛主席身旁有朱总司令和周恩来，它是撷取长征路上的一个镜头。因为有总司令和总理，姚文元以不了解作者情况为借口予以“枪毙”。

1975年10月23日，长征宣传的第3次电话，这次电话是姚文元直接打来的：

长征40周年的宣传，你们可以和《人民日报》商量办。你们上次送来的报告，我没有批，这次的报告也不批了。总之，你们按中央批给总政的那个报告精神办。我记得中央批总政的报告是今年比往年的纪念规模可以略为扩大些。中央只审查了刘伯承的回忆录，是经过中央好多同志共同审查的。你们登的那些我都没有看，我不发表意见。根据中央的精神，主要是宣传长征本身。你们斟酌办吧，我不批了。

听话听音，他这么一说，《光明日报》怎敢多发表纪念文章。原计划评论话剧《万水千山》和《长征组歌》的稿件被大大压缩。姚文元此人，做事颇工心计，送给他的报告，他经常说：“我不看了，保持评论权”，“我不批了，你们自己斟酌办吧！”这样，他就可以不露声色地、不留痕迹地否定他不满意的文章。

抓旗帜歪评《水浒》

1975年，从4月到8月这四五个月，是“四人帮”的日子比较难过的一段时间。

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报告上批，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是不懂马列。自以为懂了，实际不懂。

5月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当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面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连续批评“四人帮”，使“四人帮”很被动。姚文元给莫艾电话也少了，平常一个月二三次电话，4、5两个月一共只来两次电话。

毛泽东晚年，患有眼疾，读书发生困难。1975年5月，中央办公厅从北京大学调了一位中文系教师芦荻，作毛泽东的侍读，毛泽东同芦荻经常谈论古典文学。1975年8月13日，芦荻请教毛泽东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毛泽东便谈了下面这一段话：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

芦荻将毛泽东这段话整理出来，第二天，8月14日，姚文元得到这段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以批评《海瑞罢官》起家而平步青云的这个大文痞颇有一点灵性，“这是多么好借题发挥的转机啊！”3个小时后，姚文元就给毛泽东呈上一份报告，说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报告并提议将毛主席的谈话，同他写给主席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组织撰写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要订出宣传计划。毛泽东看到姚文元信后，立即批示“同意”。

这样，评《水浒》就成了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姚文元抓住毛泽东评《水浒》这面旗子，想为“四人帮”几个月来的被动处境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姚文元得意之余，抓起电话，打给《光明日报》莫艾：

有两件事告诉你们。主席有个重要批示，是给政治局的，我已告诉增发《光明日报》，你们明天就可以收到，你们接到这个报告后，要认真学习，认真讨论。批判关于《水浒传》的，是批判投降主义，使人民都知道什么是投降派。它和传统的文艺观点相反。

接着，不到一个月时间，在评《水浒》问题上，又给莫艾作了四次指示。8月19日电话：

你们送来的规划，我已报送主席。我给主席的报告中说：“送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讨论情况及初步规划各一份，供参阅，拟同意他们先这样办，遇到问题再商议。”主席批示同意。所以你们可以按照计划做起来。我打电话给你们，是表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8月21日，姚文元召见莫艾说：“现在又抓《水浒》，又抓《创业》，谁先谁后，我想还是把评《水浒》放在前头。”9月4日电话说：“除了《文学》专刊继续对《水浒》评论外，别的评《水浒》文章要专登。”

在姚文元授意下，8月23日，《文学》专刊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的文章，这早于《红旗》、《人民日报》评《水浒》文章5天到8天。

总理逝世不准悼念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9日一上班，新华社给《光明日报》打来电话，转达姚文元的指示：

国内干部、群众悼念总理逝世的报道，请示了文元同志，文元同志的意见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若组织反映，仍应请示中央。

1月14日，总理追悼大会的前一天，《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文章，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连日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文章登出后，遭到广大群众的强烈谴责。报社内部同志对此也感到困惑，有人问总编辑莫艾，为什么作这样报道？莫艾一语道破：“这是符合上边精神的”。

1976年清明节期间，北京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通过怀念周总理，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四人帮”的运动。“四人帮”一伙极为恐惧。这期间姚文元通过《人民日报》鲁瑛对《光明日报》频频作指示。

4月1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转告：中央开了会。前门有送花圈，致悼词等活动，举行扫墓仪式，悼念总理。中央决定不搞这个。要领导群众学习毛主席指示。还是要批邓，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中央机关要保证所属职工不参与这些活动，要召开支部书记会议传达和布置。

姚文元说“中央开了会”，实际是“四人帮”一伙人的会议。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姚文元住处查抄若干本“札记”，在4月1日“札记”中有这样记载：“昨晚开六人紧急会议”，根据札记的记载，这次会议内容是研究各地出现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形势及将要采取的对策。此处姚文元把它说成中央会议。

4月4日鲁瑛电话：

文元同志嘱告：天安门英雄纪念碑事件，是反革命性质。也有些人受蒙蔽，怀念总理，其中有反革命。注意两点：1）抓紧批邓；2）打击反革命。报社内部要继续讨论英雄纪念碑事件的性质。弄清这个问题。听到谣言要追要查……

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反对“四人帮”运动定为反革命事件，姚文元是始作俑者。在姚文元“札记”的4月5日记载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晨开会，我提出此事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行动。”姚文元自己作了表白。

姚文元上述几次电话指示，既决定《光明日报》当时宣传的立场、口径，也决定了《光明日报》机关内部政治工作内容。报社层层开会，禁止到天安门，并追查谁去过天安门。

粉碎“四人帮”后，莫艾被审查，他在一份交代材料中写道：

三年来同他（指姚文元）五次谈话的接触和一些文件、电话、审稿方面的往还，也确实感到一些问题，突出的印象是他不大正派……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德同志及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不那么尊重，对老一代的人有点蔑视。

控制公开宣传的背后

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致看出姚文元是如何控制舆论宣传这块阵地的。然而姚文元懂得，若使舆论宣传完全听从他的指挥，还必须强化从思想上组织上的控制，把报社机关工作指挥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灌输他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姚文元同莫艾第一次谈话，寒暄以后，马上说了下面的一段话：

以前，《光明日报》出了问题，我们是不管的，中央一些同志也看到《光明日报》许多问题，都没有管，今后要慢慢地严格要求。

现在党在领导《光明日报》，你们要有党的领导的观念。

“党在领导《光明日报》”这句话，姚文元重复了好几次。过去《光明日报》没有人管，现在他们“四人帮”要管了。

向中央报告只能送他一个人。在姚文元控制《光明日报》以前，报社的请示报告，许多是直接上报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姚文元同莫艾谈话以后，规定所有的简报、《内部情况》、《文史经哲动态》等刊物只能送他一个人，再由他决定发给谁，就连向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也必须先送他审，经他修改后才能上报。这样三年中《光明日报》上报给他的文件刊物就多达165种。完全实行封闭管理。

“文革”中公开出版的刊物少，《光明日报》的《内部情况》和《文史经哲动态》能反映一些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和学术方面问题，很受外界欢迎，当时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社科院等一些单位，来函希望赠送给他们一份，或作交换刊物。莫艾打报告请示姚文元，姚文元以各种借口表示拒绝。

《光明日报》同志反映，姚文元的领导是个大漏斗，《光明日报》的什么事情都要经过他，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大自给毛主席的报告，小到收发室安排什么人，他都过问。为什么过问收发室人员安排呢？因为报社里时常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他们要把住这个出口。

一次电话连用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

《光明日报》在“文革”以前，外面有个不好的名声，叫阶级成分复杂、阶级斗争复杂。这个名声怎么来的呢？罪魁祸首是康生。

创办初期的《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主办的一张报纸，编辑记者有少数人是民主党派成员。“文革”前，有一任总编辑，民主作风很坏，不少干部写信向上级反映他的问题。恰巧这位总编辑同康生的关系很好，康生为了保护这个总编辑，给《光明日报》的上级有关部门写信，诬称《光明日报》人员成分复杂，告状的人不怀好意，须作阶级分析。用这种办法压制广大干部提意见。“文革”中，1967年2月，关锋、戚本禹两个人一同跑到《光明日报》讲话，也大讲《光明日报》阶级成分复杂，某某人是国民党三青团，以威吓群众组织。

姚文元继承康生的衣钵，也动不动就祭起阶级斗争复杂这面旗帜。他在同莫艾谈话中，几次说阶级敌人是不会放过《光明日报》的，某某是阶级敌人，某某是坏人。对某些同志的问题，无限上纲。

1976年8月，《光明日报》出现了一次错误，把一篇报道地震的消息同一篇关于地震的社论标题互换了位置。这本是一次责任事故。可是，姚文元在一个长篇电话中，竟用了九次“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词，企图把这个事故定为有人故意搞破坏。遵照他的旨意，报社对有关编辑进行严格审查，又查出身，又查社会关系。甚至同公安部门挂钩，想用专政手段解决问题。这件事后因“四人帮”被粉碎而停止，不然还不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

2004年第4期 从“不得已”的好人说起　作者：李　普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题为《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作者萧功秦先生在文中说：

“美国政体被一种深刻的政治文化习惯无形地支撑着，那就是：人们从根本上不信任政府与官员。基于这种不信任而产生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处处对政府的行为设防，处处对政府及其官员保持警惕与怀疑，这样，形成一种特别有监督能力的社会报警机制。其结果，反而使政府官员在这种无处不在的社会压力面前不得不行为收敛，更为清廉。”他说这种“不得已”的好人，与心地善良的真正好人，这两者的区别对社会来说并无危害。

作者把这种情形称之为“政治文化”，我认为他说得很对。从政治方面说，这是先进的政治，靠制度而不是靠人，是法治而不是人治。同时它又是文化。一则它成了习惯，是多数人的习惯或者说人们大家的习惯。二则可以说它是无形的。三则，大家的这种习惯是逐渐养成的。这三条都同所有的文化一样。我认为任何文化都必须具备这三条。无疑，这里所说的这种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邓小平从制度的角度立论，他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萧先生这篇文章还说：“按照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无产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对‘天然性善’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进行监督了。”

对于这两者，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我们怎么办？我想，只有快快从制度方面赶上去。因为文化这件事不是一蹴可就的。我想我们只能缓慢地着急。英文里有一个说法：make haste slowly，这个说法很好。我们不能等待把这种先进的文化培养起来再建立制度；而只能先从制度着手，然后培养文化。这就是先下水，在游泳中学游泳。我举个例：

现在拖欠民工工资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问题，国务院在继续想办法。有许多欠账的主儿是当地政府，那些首长要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资金不到位，欠了再说。他们有权有势，事先就打定主意做不花本钱的买卖，欠工资、欠材料费，欠设计费。这样一来，确实可以完全不花什么钱。柿子拣软的捏，最好欺负的是民工，他们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可见，这在制度方面不仅大有文章可做，而且有两方面文章必须做。至于上级对于这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有什么责任、应当怎么办，这里姑且不说。

我想的是，由全国人大或各省市人大立两个法：一是重申宪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权利，规定民工有权成立工会，工会可以打官司，同时要明确规定工会只应帮助而决不妨碍民工自己打官司。二是，凡属政府投资而不是私人经营的工程，规定多少款项以上的项目必须经过某一级政协和人大这两个机构批准，否则就是违法。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这项立法还要规定，媒体对于这类工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报道和议论的权利，包括政协和人大对这类工程的讨论和审核。本来我们的《宪法》已经明明白白写了，人民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等权利，似乎用不着再多说。我的想法是，揆诸我国多年来的事实，这里有必要强调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再加以强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也许有人要笑话我这是书生之见，说这种立法完全不可能；说即使立了法，那种橡皮图章也毫无用处。

这话很值得思考。我也并不认为我这办法全国能普遍生效，更不认为能马上生效。我的想法是我们只能慢慢来，有“法”比没有“法”好，有了“法”也要促其逐步实现，不可能立竿见影。我主张走一步算一步，一步一步前进。这是我们国家的国情，必须着急而又不能性急。换句话说，先立制度，让那些当官的掌权的人不论秉性如何都成为“不得已的好人”，然后逐步培养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我国的事只要向前走就好，哪怕走得不那么好看，脚步有点歪歪扭扭也不要紧。

西方有些先进国家，从被称为母法的宪法到许多子法，从立法到行法，也曾出现过波折甚至倒退的现象，并不那么一帆风顺。有的国家还设立了宪法法院，以保证宪法的实施，就是由于出现了违宪的事、防止再出现违宪的事。其实，欧洲各国民主政体从建立到确立，无不经历了专制主义多次的复辟，专制和民主两种力量的斗争一般长达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法国经过两次帝制复辟；从1789年大革命，到1875年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斗争达86年之久。可见民主政治的确立与法治的实现，在西方各国也是很不容易的，何况东方古老的我国呢？历史已经证明，暴力的结果只能是以暴易暴，要许多年才能缓过气来。所以我认为这样和平地逐步前进，是我国唯一可取的方针。看起来慢，无效；其实最快最有效。

这是我一己之见。经过反复思考，我希望我没有说错。

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还准备再退一步，我准备这些话毫无用处，全是白说；我的态度是，白说了也还是要说，苦口婆心再说。我这些话，既是对有权者说的，也是对无权者说的。杜鹃啼血，千呼万唤。

猴年来了，我想起了“猴子变人”。不知道这个变化花了多少时间，总不可能是一年两年吧。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刚刚写到这里，偶然看到王绍光先生的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使我十分兴奋。他说美国19世纪末也是腐败横行，假冒伪劣猖獗，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财政制度既杂乱又低效。所谓预算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事后报账单，美国号称民主，民众在这方面实际上根本无法对政府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结果，腐败现象屡禁不绝。预算改革者们指出：“预算问题决不仅仅是个无关紧要的数字汇总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制度是否名符其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预算是一种对政府和政府官员“非暴力的制度控制方法”。

美国那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早在至今不变的1789年的《宪法》和1791年的《权利法案》中已经体现出来。她在财政制度方面的改革，却到20世纪初才进行。我在前面说到政府一定数额以上的投资必须经过政协和人大批准，当年美国这方面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预算改革”。王先生这篇文章说：此后，美国各级政府的每项开支都得说明理由，以便议会考虑各项开支的轻重缓急；没有列入预算的项目不能开支；已经列入的支出不能挪作他用。此外，为了便于民众监督，预算的内容和过程必须透明，等等。这是防腐败。以揭露黑幕为己任的新闻记者被称为“耙粪者”，他们的工作是反腐败。既“防”又“反”，两者都极为重要，缺一不可。文章说：

看似不起眼的预算改革对美国后来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将各级政府行为的细节第一次展现在阳光下，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势头，从而改善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增强了政府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它加强了政府内部的集中领导机制，提高了政府整体运作效率，造就了一个更加强有力的政府。

文章最后说：

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它是低调的，不会过分提高人们的期望值；它是具体的，比抽象谈论‘政治民主’更容易操作；它是务实的，可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产生看得见的变化。

这两篇文章提供的事实给了我很大启发，作者的想法也可以说同我的思路大体一致，因此我很高兴在这里加以介绍。后一篇的建议我觉得很好，究竟对不对，是否行得通，我愿意和读者一同探讨。

（2004，01，15稿，二月改定。北京）

2004年第4期 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　作者：刘济生

秦家店是我仿造的一个新名词，仿照新文化运动时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来的。秦家店是以秦王朝为蓝本的一种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它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尖，以终身制度、集权制度、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官员的委任制度作为皇权的支柱，以君权神授作为整个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这一制度系统在秦始皇时达到相当完备的境地。秦王朝的专制制度持续了二千多年，我们剖析一个秦王朝，就等于剖析了建国前几千年的中国专制体制。

一、打倒孔家店质疑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有一部分学者喊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打倒孔家店！80多年过去了，我们走进了21世纪。近一个世纪的风雨洗刷了多少思想？洗刷了多少口号？实难统计。不过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已经被洗刷得斑驳陆离了。当时这些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先驱们，他们的主旨究竟是针对孔家店，还是针对秦家店？有必要根据当时那些代表人物的基本思路来判断，不能根据一个人的几句话，一时的思想和主张来判断。

打倒孔家店最猛烈的吴虞，他著文以史籍记载的以礼教名义 “吃人”的具体事例，论证了孔子礼教与“吃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呼吁，“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什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设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人呀！”（《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源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1917年2月1日。）吴虞一发不可收拾，接着连续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读〈荀子〉书后》、《消极革命之老庄》、《礼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等论文，矛头直接针对孔孟思想而去。吴虞还曾说道：“儒家的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庭制度联结之根干而不可动摇”。在这里，他就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把孔子思想当成“根干”，当成专制的根本了。吴虞解释说，因为历来“忠孝并用，君父并尊，教立于家，效著于国”。“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利用这一套说教，“教一般人恭恭顺顺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这里，吴虞用民主主义的批判态度，又有传统的实证方法，对孔孟思想横扫过去。

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在介绍吴虞时，最早提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从此以后，“打倒孔家店”便被“追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经典口号之一。当然，“打孔家店”和“打倒孔家店”不一样，程度不同，但后人切切实实把二者给混淆了。从此，打倒孔家店的声音响彻中国几十年意识形态的王国，几乎没有衰落过。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才敢于一步一步地去涉及这个禁区。

五四时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特别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尊孔读经，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层面喊出打倒孔家店，但他们恰恰忘了从制度的层面去打倒秦家店。秦家店和孔家店的关系，是一种皮与毛的关系：秦家店是皮，孔家店是毛。拔了孔家店的毛，秦家店的皮还能长出专制之毛。只有扒了秦家店的皮，才能克服封建专制制度及其影响。专制制度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个体制问题，而不是个思想道德或意识形态的问题。体制不改变，意识形态会变换花样地存在下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批判过的政治服从、注经学术、等级关系、男尊女卑这些东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后来的年代里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空前绝后的个人崇拜。请想一想，打倒孔孟思想起作用了吗？早在1902年梁启超于《儒学统一时代》就说过：“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依。”政治体制不变，学术思想前进了一段，还会倒退回来的。思想离不开政治体制的强力制约。先贤们喊出这一口号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专制主义的影响依然不可低估。今天如果我们还对那些拔专制之毛的工作给以赞扬，岂不自欺欺人吗？我们不得不再反思。现实教育我们，专制体制之皮能长出五颜六色，千奇百怪的专制之毛，这些毛不一定非是孔家店的毛。

近些年来，有一种说法非常时髦，说洋务运动从器物上的变革，没能救中国，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制度上变革也没有救中国，因而，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才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所以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一直持续到今天。最近又有人说从文化建设上着手才能使中国走向政治文明。这些都是忘记历史教训的肤浅之论。戊戌变法在制度上变革没有成功，怎么就能说制度上的变革不如文化上的变革？辛亥革命从制度上的变革成功了一半，使帝制如过街老鼠，这不是制度变革的巨大威力之所在吗？辛亥革命在体制上没有完全确立民主政体，资本主义的力量弱小，最高权力机构的权力分割没有来得及去做，再加之好多历史偶然性（如袁世凯的个人作用），致使中国的前途一波三折。这本身不是创建体制的毛病，而是体制的不完备。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对民主化的推进，要大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是辛亥革命历史余威而已。

历史的发展体现了悖论的规则，它是一面双刃剑，打倒孔家店，确也发人深省，有一定的启蒙的作用，但后果之一是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孔家店还不是一些无权无势的知识分子吗？建国后，知识分子总是挨批挨斗挨整，我认为和五四时期这一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有关。另一个大的危害是使人们忽视了专制体制的核心作用，忽视了从体制上建设民主的关键作用。对民主宣传走了一百步，不如在体制上走出一步。我们反思打倒孔家店，意义正在这里。

当然，文化上的宣传也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也是完全错误的。民主政治成果的巩固和向纵深发展，必须靠全民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

二、“打倒秦家店”的湮没

其实，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流是打倒秦家店，而不是孔家店。结果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很响亮，反倒湮没了打倒秦家店的功绩，这是历史性的大误会。打倒孔家店反映不了这一运动的实质。新文化运动的一些重要领导者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他们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主义。他们稍带也猛烈地批判孔孟思想，但一直把它作为陪衬来批判的。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文化大师们没有把他们的思想概括为“打倒秦家店”，这真是美中不足。否则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留给我们的口号不是打倒孔家店，而是打倒秦家店。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蔡元培对孔子的评价一直比较平和、客观、公允，在1916年12月26日的一次演说中，针对袁世凯和当时的政府把孔子学说当成宗教进行了驳斥：“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1917年5月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上发表了一封信，又提出“孔子非宗教家”。他说：“自广义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孔子无之，其所言者，皆伦理学、教育学、政治学之范围。……自狭义的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无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不语神怪。立祀典则以有功德于民及以死勤事为条件。古代稍涉神秘之传说，如感生帝及符瑞谣谶之属，见于谶纬者，皆孔子所删。其不涉神秘可见。故孔子决非宗教家，而孔教为不辞。”（同上，第3卷）1919年3月18日，蔡元培回答了林琴南批评北大“毁斥伦常，诋排孔孟”时，对孔孟思想也表现出冷静和公允的态度。对于“覆孔、孟”蔡元培谈到：第一点，他否定了北大有这种行为；第二点，说北大有尊孔者；第三，说北大就是有这种观点，也是自由发表的意见。接着，蔡元培回答“铲伦常”，他说：“常有五：仁、义、礼、智、信，公即言之矣。伦亦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其中君臣一伦，不适于民国，可不论。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或曰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教科书中，详哉言之。大学之伦理学涉此者不多，然从未有以父子相夷，兄弟相阋，夫妇无别，朋友不信，教授学生者。”（同上，第三卷）可见，蔡元培没有“打倒”孔子。请注意，蔡元培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高潮之际。相反，蔡元培在谈到专制体制时，都给以否定的评价。如1919年1月28日在致黄郛函中写道：“吾国承秦始皇、汉武帝以来之习惯，于相对世界持绝对主义，执一而排其他，凡政治之纷争，社会百业之停滞，无不由此。”（同上，第3卷）一个月后，蔡元培又在《新青年》上撰文写道：“李斯之制，焚诗书百家语，欲习法令者，以吏为师。是个人职业教育之自由犹被限制也。进而为立宪的国家，一方面认个人有思想、言论、集会之自由，是为个性的发展；一方面有纳税、当兵义务，对于国家而非对于君主，是为群性的发展。”（同上，第3卷）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在其一生中都是反对专制主义的。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当然要反对孔孟思想的，因为孔孟思想已经是经过两千多年的改造，差不多成了专制主义的护身符了。从《新青年》中的文章看，攻击孔教最激烈的且最有影响的要属陈独秀，他先后发表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复辟与尊孔》等。特别是在袁世凯掀起复辟尊孔的时候，批判孔孟思想是完全有意义的。1916年1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号上发表《宪法与孔教》，他甚至说了过头的语言：“盖孔教问题不独关系宪法，且为吾人实际生活及伦理思想之根本问题也。”“今效汉武之术，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则学术思想之专制，其湮塞人智，为祸之烈，远在政界帝王之上。”由此可见，陈独秀对孔孟思想的激烈批评态度。但是，不管怎样激烈，陈独秀却明明白白知道孔孟思想是为专制制度服务的，孔孟思想的作用比政界帝王影响大，但绝不能和专制体制相比。帝王毕竟不等于专制体制。陈独秀反对把孔孟思想写进宪法，所以他明确申明“使仅以‘孔学会’号召与国民，尤吾人所赞许”。如果专制帝王复辟他还赞许吗？

同年，陈独秀在12月1日的《新青年》上写道：“吾人宁取共和民政之乱，而不取王者仁政之治。盖以共和民政为自动的自治的政治，导吾人于主人地位，于能力伸展之途，由乱而治者也。王者仁政为他动的被动的政制，导吾人于奴隶的地位，于能力萎缩之途，由治而乱者也。”这里，陈独秀对专制政治表现出根本的否定态度，没有讨论的余地。陈独秀在1917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又发表了他的看法：“数年以来，创造共和再造共和的人物，也算不少。说良心话，真心知道共和是什么，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西洋学者常言道：‘近代国家是建设在国民总意之上。’现在袁世凯虽然死了，袁世凯所利用的倾向君主专制的旧思想，依然如故。要帝制不再发生，民主共和可以安稳，我看比登天还难！”这时，陈独秀把眼睛紧紧盯住了专制政治体制，把它作为头号问题，至于对什么孔孟思想他不再那么激动不已了。在他去世的前几年，他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批判更加深刻了。我将在后面列一问题再议一下。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员主将李大钊对孔孟思想批判非常猛烈，但从他整个文化思想趋势来看，他反专制是第一位的，反孔孟思想是第二位的。他分析了专制体制和孔孟思想二者的表里关系，但其批判的主要锋芒直指专制体制。1916年5月李大钊写了长篇政论文章《民彝与政治》，对孔孟思想和袁世凯的专制政治和尊孔活动进行了批判。李大钊写道：“自有孔子，而吾华之民族不啻为孔子而生，孔子非为吾民族而生焉。自有耶苏，而犹太之民族不啻为耶苏而生，耶苏非为犹太民族而生焉。自有释迦，而印度之民族不啻为释迦而生，释迦非为印度而生焉。是故释迦生而印度亡，耶苏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吾华衰。……四千余年历史之足夸，即其四千余年之足病者乎？”而吾民族思想之固执、踏故习常、安之若命，“盖自有周之衰，暴秦踵起，用商鞅、李斯之术，焚书坑儒，销兵铸锯，堕名城，徙豪杰，生民之厄，极于此时。汉兴，更承其绪，专崇儒术，定于一尊。为利一姓之私，不恤举一群智勇辩力之渊源，斫丧于无形。由是中国无学术也，有之则李斯之学也；中国无政治也，有之则嬴秦之政也。”可见，李大钊清清楚楚知道对孔子的崇拜是专制帝王搞的，是“为一姓之私”的目的。他更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没有“政治”的社会，只是有专制主义的“嬴政之政”。这一认识已经把专制体制的政治和孔孟思想的地位理解得非常透彻了。

李大钊接着分析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乃能成其伟大之功德”，“有式范人伦之权威”为什么在后来绝迹了？原因在于“乡愿”和“大盗”的结合，“学以造乡愿，政以畜大盗，大盗与乡愿交为狼狈，深为盘结，而民命切不堪矣。”李大钊在肯定古代这些圣人，但对其后学者则冠之以“乡愿”，进行否定的评价。而对秦始皇和李斯之流，则毫不留情地给以批判。对于当代的准备称帝的袁世凯则严加痛斥，并把袁世凯和秦始皇、曹操、王莽联系起来。“例证不远，即在袁氏。两三年前，吾民脑中所宿之‘神武’人物，曾几何时，人人倾心于华、拿，忽变而为切齿之曹、莽，……秦政之事，……曾不二世而嬴氏子孙身死人手矣。”此文愈往后面，愈对专制政体表现出愤慨，愈对专制政体批判的毫不留情。他认为，“专制政治产育之思想，今以无一顾之值。” “盖唯民主义，乃立宪之本；英雄主义，乃专制之原”。对于神州陆沉，李大钊最后找的原因愈来愈清楚了：“余思之，切重思之，则君主专制之祸耳。盖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李大钊主张对鼓吹专制政治的人不能姑息养奸，要永绝其萌，要再造民主之中华，迎青年之我，不负此河山。李大钊在此提出的是“君与民不两立”的严肃命题，他没有提出孔子与民不两立的命题。

到第二年，针对北洋政府把孔教写进宪法，他在《甲寅》上发表了《孔子与宪法》，以更概括的语言分析了孔子和专制政治的关系。他写道：“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中，又写道：“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余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掊击孔子，实质是为了掊击专制主义，此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李大钊已经从政治体制和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的不同上来认识问题了。最说明问题的是1919年7月13日在《每周评论》上写了小短文《万恶之原》，他写道：“中国现在的社会，万恶之原，都在家族制度。”家族制度和专制制度是什么关系？第二年，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明确写道：“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发达体。”所以说，李大钊其重拳出击的是秦家店。

易白沙一马当先，最先在《新青年》上就儒学问题展开讨论，揭橥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他也认识到孔子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他认为孔子因何因缘被利用，因为孔子本身有缺陷。第一，“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第二“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第三，“孔子少绝对之主张，易为人所借口”；第四，“孔子但重作官，不重谋食，易人民贼牢笼”。（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从以上引用可以看到，易白沙明明白白知道孔子的思想是一回事，专制和君权是另一回事，尽管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易白沙也是为了反专制而反孔子的。

吴虞虽然激烈地反孔，但在有的地方也明白孔子是为专制服务的，他在一封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进步文化之发展，扬专制之余焰，则不得不攻之者，势也。”（《新青年》第2卷）在“余焰”下面是什么，是专制的燃烧物。为什么猛烈攻击孔子，“势也”，形势所迫也，袁世凯为了当皇帝而尊孔，批孔就是大势所迫。这也说明，凡是对孔子有一定研究的人，不能不看到孔孟思想的服务性质。

孔子后来被历代的儒士们塑造成了专制政治的偶像，不是孔子个人之错，其实，孔子当时是反对绝对专制政治的。我在另文要详细论述。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没有从学术上认识到孔子反对绝对专制政治这一点，但他把孔子已经放到次要的服从地位来反了，（他还有好几篇文章谈“孔门”的思想观点，说明他注意到了孔子与后儒的不同）他批判的锋芒直指秦家店，直指专制，这是明白无误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主要锋芒是批判专制体制的，因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而把“打倒秦家店”这一口号给湮没了。这真是历史的大大的误会，是和后人开的大大的玩笑。

三、陈独秀后期“竟《新青年》未竟之功”

为了说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目的和锋芒是打倒秦家店，最好看一下胡适和陈独秀等人在后来是怎样继续批判专制主义的。

值得特别重视的是陈独秀后期提出了“竟《新青年》未竟之功”的历史任务。也说明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那些领袖人物其不可释怀的思想是继续坚持批判专制主义的体制，他们几乎无暇顾及孔孟思想了。

陈独秀在1940年9月15日给老友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上所含乌烟瘴气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于此二者各写一有系统之著作，以竟《新青年》未竟之功。”他以衰弱之躯勇敢地肩起时代的闸门。在1940年前后的几年里，以他的无与伦比的政治理论素养比别人早40年、早30年、早20年认识了斯大林体制。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是把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大旗举到最后的伟大思想家。

1940年3月陈独秀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六七年前，他正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陈独秀在监狱中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他又说：“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他们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焉有此理。”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能说出这样的语言，真令后人惊愕不已。1940年8月，他写了《我的根本意见》，共15条，其中关于民主的有3条：

应该毫无成见的领悟苏俄廿余年的教训，科学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之价值，不能一切归罪于史（斯）大林，例如无产阶级之下民主制的问题。

民主主义是自从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各时代（希腊、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

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并不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及资本主义，遂并民主主义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史（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那不过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连在一起。

1940年9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论资产阶级民主制与法西斯独裁存在尖锐的对立，其优劣不言而喻。这时的陈独秀已经透过了苏联那些铺天盖地的宣传，看到了其背后反民主的本质。他理论的洞察力和对现实的观察力远远超出了同时代人。

1942年3月，陈独秀在《给西流的信》中，又谈到对民主的思考：认为“非大众政权固然不能实现大众民主，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专政）必然流为史（斯）大林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势所必然，并非史（斯）大林的心术特别坏些。”因为陈独秀把民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体制来看待，深刻认识了体制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又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有他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广狭而已。”他认为民主不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现象，“民主是古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及已经死亡了。”

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大致相同”的这一看法太厉害了，这才是理论的锋芒。说出这种话的人物才是伟大思想家，伟大政治家！他把民主看成是人类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的历史过程。在古希腊、罗马民主是极少数人所有，而在近代这个“极少数”变为“少数”了，愈往后享受民主的人就会越多。在民主的身上绝不能打上某某阶级的标签。

这就是陈独秀的“竟《新青年》未竟之功”！

至于蔡元培、鲁迅、胡适、林语堂他们，也一直坚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后来这些文化大师们的注意力看，他们一直是反对专制主义的。胡适在自己一生中，坚定不移地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他的影响可以说是无人可比的。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出现的打倒孔家店，真有点昙花一现的样子。这朵昙花又在“文化大革命”中二度重开，也没有多大的生命力。

2004年第4期 非礼六题　作者：邵燕祥

一

美国出兵伊拉克，转眼快一周年了。

当时美国声称要抓萨达姆；国际上说什么的都有，其中有一支声音，就是抨击美国搞霸权主义。

美国抓住了萨达姆；这支声音弱了下来，有的转而向美国示好，当然也许是为了国家或集团的利益，也许是承认并接受既成的事实。

只有在美国国内，除去为了竞选的言论不计，一直有一支民间社会的力量，仍然坚持不懈地对布什政府的决策持批评态度甚至有点揪住不放的样子。

这在今天，可谓算后账了。

而在战争进行期间（须知那是战时啊），参众两院的议员也好，街头游行的群众也好，不少人那么肆无忌惮地反对出兵，干扰政府的决策于前，破坏战时后方的社会稳定于后，不顾大局，不顾影响，不仅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还以言论自由的名义，从总体到细节批评政府甚至指责布什总统，这不是长伊拉克的志气，灭美国的威风吗？这些美国人的爱国心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美国的“公检法”如此软弱无力，对这些涉嫌对抗既定国策、破坏国家安全（还有例如泄露了情报可能不准确这类重大国家机密等）的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从快从严加以打击，反而任其淆乱视听、进行煽动呢？为什么以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竟也无视其司法部门的失职呢？这就是美国在搞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吗？

我只读过三年英语，且都已还给老师了。至今只能以中国之心度美国之腹。因此搞不懂：如人们所说，美国要在全球称霸，为什么对国内的一小撮反对派，却一点霸气也没有？也许真如国内一些报纸报道过的，某一位或某几位美总统的案头放着毛泽东的大作，经常向毛泽东主席请教，也许他们真学会了区别两类矛盾，而认为那些人的反战是“认识问题”，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没忙着把他们打成“里通外国”或“卖国主义”吧？

二

老同志于光远，在年尾年头所发的贺年信上说，“我已经八十八岁半了”。犹忆四五年前，他曾经笑逐颜开地说：“我现在可以跟毛泽东商榷问题，甚至可以批评他了”，那理由是，“我现在的年龄已经比他大了”。果然，毛泽东生于1893，卒于1976，终年84岁，是不会变更的了，而于公健在，还是“天增岁月人增寿”，不知不觉超过了毛公的阳寿。当时有人促狭，说，依照党章，任何一个党员对党的领导干部直到现任以至前任的最高领导人，都有权进行批评，并不需要以年龄为先决条件的（说得有理，否则，那些领导人健在时就永远听不到比他们年轻的人的批评了）。大家一笑。

不过，可以想见于公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党内生活中，不仅历经对领导进言之难，而且大约饱尝了论资排辈之苦。

另一位老同志曾彦修（又是杂文家，笔名严秀），也是年过八秩的耄耋老人，但近读他一篇关于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述史之文，仍强调自己“小小的晚辈”的身份———说的是1948年的事，但其时他似乎也已三十岁上下，只因话题涉及到康生、刘少奇等更老的，或说是革命资历更长、党内职位更高的人，曾老提笔时也许又想起了参加革命之初的某些教训，万万不敢以“晚辈”而平起平坐，而形同僭越吧。

相形之下，这个论资排辈和领导在上的精神压力，在于光远那里摆脱了一半，在曾彦修那里，似乎遗留的影响还不小呢。

想到这里，像我们这些更晚的晚辈，在于、曾等老人面前，真也是应该如孔孟之徒所谓“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惟恭惟谨，不敢妄言，连商榷也难的了。

我不得不深思，曾经以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相号召的共产党人，能够视海内外的敌对者为纸老虎，为什么竟不能如孔孟之徒标榜的“说大人则藐之”呢？

三

中国的史籍上，没有过“人权”这个词。

人权，是天赋的，而人权的观念，则来自《人权宣言》等法兰西和美利坚的经典。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人权，首要的是生存权”之说。这一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据说受到体制外的论者的质疑。

我因长期受的是中国的革命教育，并不知道人权为何物，望文生义罢了。对于生存权，我说不出不同的意见，觉得也符合长期积淀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文化心理，历代农民也罢，游民也罢，不都是饥寒交迫，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的么？

对于有关的驳论，只是偶尔听人一说，没见过白纸黑字的文章，我想，如果不是毛主席说过的“别有用心”，就是毛主席说的“书生气十足”吧。

近悉两家教学科研单位整理有关档案后归纳的一些非正常死亡数字，我就更加服膺生存权的重要性了。

中国历史上“横死”之多，至少不下于其他各国。所以中国才推重“寿终正寝”，忌避“死于非命”。远的不说了，我所经历过的民国时期，战乱频仍，“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秘密处决虽没有亲见，而公开的杀戮则不绝于耳，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似已遥远，不必多说了。

半个世纪以来呢？据统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就有党员和群众，乃至毛泽东的战友几百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许多万人死于文革十年，有党员有干部有学者，也有各界人士普通群众，处决的，逼死的，他杀的，都出于所谓政治原因。

还有一批是因饥饿而死的，我们在上世纪50年代相信“不能饿死一个人”之说，也只听说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三年困难”时饿死过人；现在才知道，除了1959至1962年非正常死亡几千多万人外，单是60到70年代中后期，每年饿死的人也为数不少。

中国人口虽多，但一条人命却也是一个生灵，他们理应有权在这片国土上出生，成长，生存以终老。这就是所谓生存权吧。

要研究中国人这么多年间的生存状况，不妨首先研究中国人不得生存的状况（不是“生老病死”的正常死亡，而是非正常死亡），从这里着眼、入手，来考察中国的人权问题，也不失为一个探讨因果，总结经验的途径，我想。

四

李锐为回忆录《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所写的序（《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引述了作者廖伯康对文革中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的印象。廖在1960年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他和另外两位重庆市负责干部（萧泽宽、李止舟）曾经分别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饿死人等真实情况，两年多后，他们被打成“反党集团”。文革期间，廖在北京上访时，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遇到的大学生，听了他的说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回公道。他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看到原作的全文，不知作者是否有意回避了类如“红卫兵”、“造反派”这样的字眼（又如仅笼统说到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实际似应是该院“东方红”红卫兵）。

但李锐在序中点出来了，他说，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他们所做的努力令人感动。这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他认为，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民族未来的信心；他认为廖伯康有关的记述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我以为，随着对文革历史研究的深入，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研究，必将摆脱大而化之的全称判断，而从大量掌握材料进入具体分析。不过，这需要相对的时间距离，才能不受派性残余和若干实际功利及人事关系的干扰，做到客观公正；但时间搁久了，有些当事人的记忆又会失去准确和鲜活，确属两难。也许红卫兵方面的材料还易于征集，因为当事人一般还没有超过60岁，而当时成年人中沦于“败者”地位的那部分造反派，由于长期处于劣势，他们对于亲历的那段历史的个人叙述，也许该提到“抢救”的日程上来了。

五

近读一篇关于饶漱石的文章，说他讲过，对知识分子，要“先小人，后君子”云云。

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饶漱石其人揽权跋扈，特别是借整风之机打击陷害陈毅一事，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知。至于他对一般干部和群众的态度究竟怎样，毕竟因为他不是党史研究的热点人物，不见有人提起。

“先小人，后君子”，这是一句民间流传的熟（俗）语，但不是一般的熟语，近于格言，而且是像“无毒不丈夫”这样带着冷面杀手气的处世格言。应用的场合不同，含义也有刚柔伸缩之变。比如，民间借贷，双方都是熟人，但还是书写字据，立此存照，这是犹如“小人”之互不信赖；依约办事，不伤感情，实为两便，便又俨然“君子”了。而若在本来并不平等的两造之间，有权可恃或财大气粗的一方说出这个话来，就带有威胁的性质，意若曰：你若不就我的范，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所传饶说此话，该是上世纪40年代中期在苏北，时当中共中央已经发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通知之后，苏北根据地和新四军中，除了原有的知识分子干部以外，陆续有知识青年投奔而来，地方上也有教员学生和其他读书人。不知这个“土”原则，仅仅是一方党政军最高首长心理活动的表露，还是真的已经作为执行政策时的参考和补充了。

这使人想起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文革前夕上海最高领导人柯庆施，也有一句众口腾传的名言，说知识分子是“贱货”，三天不敲打一下就骨头轻，就翘尾巴。

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罢，扩而大之全体中国人也罢，其中确有“贱货”。但柯在这里又犯了一次滥用全称的错误。领导人的思想，在我们这里往往是等同于指导思想的，以“贱货”视知识分子，决定对策时，怕也只能“小人”不会“君子”了吧。

南方某刊曾经载文对柯有所批评，主要是说到他对江青的支持；随后有人为他辩护，大意说江青到上海来组织文革发难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时候柯已生病，不久就死了，并未介入。为了弄清历史真相，这是正常的。无论对“毛主席的好学生”或对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都应实事求是。只是想起柯的“贱货”之类的话，如果属实，不知是仍然叫他“毛主席的好学生”还是不叫为好？

六

1988年，我在北京一家报纸上（可能是《人民政协报》吧，记不清了），发过一篇短文，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一份机关报，那理由，简单地说，中国历届宪法一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定为国家政体，阐述为社会主义民主的体现；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常委会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并列为“四套（领导）班子”；不但中央如此，各省市自治区直到县级均照此办理。而人大以外的几套班子，都各有机关报，惟独人大阙如，不知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到了90年代，我又发了一篇短文，重申这一建议。鉴于当时正在压缩报刊，我强调这样的报纸，可以只限全国人大一家，不必各地各级人大常委会群起跟进。

现在已是21世纪，我再提起这个话头，似已不须多作解释。别的都不说，至少我们中国公民，应该知道人大代表都做了些什么事。全国人大代表虽然不是我们直接选出的，但他们作为“人民代表”，各个代表人民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提了些什么提案，有了些什么结果，不应该向公众公开，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吗？这里所说公众，包括推举他们为代表的省市人大的代表们，自然还包括推举省市人大代表的县区人大代表，以及人数最多的，投票选举县区人大代表的每一个选民。

据说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领导机构，把报刊分为大报、小报，然则我所建议应办的，至少是不低于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份“大报”；因为按照历届以至现行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全国民意的最高权力机关呀！这样一份大报，不仅应该办，还应该办好，让全国人民都爱看，不用派购派订，有经济能力的公民都自愿掏钱订阅；这份大报主持的民意调查应该是最公正最可靠最不掺假不掺水因而也是最权威的。

这样的建议，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里，显然不会只是我一人提出，却不见任何下文。若说报刊已经泛滥，新的报刊要“计划生育”，难道这样一种机关报老是列不到生育计划中来？而所谓小报小刊（其实未必“小”）姑且不说，却见不断有篇幅不小但内容“小”中见“小”的报刊陆续面世。你说怪也不怪？

附带说一句，中国还应该出版一份报道和研究人权问题的“大刊”，以体现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对人权问题的重视。中国出版的报刊，严格限制以“中国”冠名，这份刊物如办起来，则应郑重地命名为《中国人权》。为什么这样刊名的刊物，不是首先出现在大陆，而是让海外、境外的从业者著了先鞭？恕我在这里冒昧套用毛泽东的一个句式：我们的有关部门和人权研究会等单位全都干什么去了呢？

2004年第4期 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作者：甘惜分

看了电视连续剧《新四军》，深感悲痛，至今犹怨气难平。皖南事变时，我也在解放区，天悬地隔，各在一方，只从新闻报道和内部文件上略知梗概，而未得其详。现在把当时形象搬上屏幕，虽有艺术虚构成分，但大体上未失其概略。有的观众批评这部电视剧有失实之处，但不能说它全部失真。恩格斯有言：向自己犯过的错误学习比任何学习都要来得深刻。皖南事变那次错误实在是我们的老师。

我党我军打了许多大胜仗，所以才有后来的全国性胜利。但也打过几次大败仗。败仗最严重的为红军长征中的湘江之战。八万之众，损军五万，这是我们历史上最惨重的一次大败，左倾机会主义领导和那位德国顾问的瞎指挥实难辞其咎。但是这次大败也没有伤了中国工农红军元气，指挥部都过了湘江。到了遵义，清算了错误军事路线，改组了统帅部，经过艰苦长征，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三万人到达了陕北，保存了革命火种，实在是一次大胜利，是中国革命由败转胜的转折点。还有一次大败仗，是内战时期西路军在祁连山的覆灭，这是我军历史上一次难言之痛。但几位领导干部也都经历千难万险回到延安。唯独皖南事变这一次大败仗损失军部九千人马(逃出极少部分)，几位统帅：军长、政委(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参谋长都全军覆没，这是我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大最严重的一次惨败。不是败在民族敌人日寇之手，而是败在所谓“友”军之手，蒋介石凶相毕露，必欲全歼我军而后快，我们的同志钻进蒋方布置好了的战争口袋中，这是我军在整个抗日统一战线中上了一次最大的当。我军为什么犯了这样一次大错，从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今年1月7日是蒋介石围歼新四军事变63周年之日，我们痛定思痛，不妨加以述评，并以悼念先烈。可否总结这样三条：

一，以弱避强，以实击虚。

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

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所谓以弱避强，就是根本不应该把新四军军部安置在皖南泾县的云岭。新四军是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留在闽、赣、粤几省边境分散游击作战三年，在抗日战争初期重新聚合起来的十来支游击队数千人。他们在丛林中煎熬了三年，艰苦卓绝，实属不易。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时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皖南是国民党军第三战区腹心之地，它的十多万人马十多个师都驻扎在皖南一带，“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何况这个“他人”是一群共产党人，蒋介石岂能任其驻扎不走，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千方百计逼走新四军。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一住三年，安家立业，坛坛罐罐，越来越多，后勤部门，越来越大，搬家搬不动，到了1940年底蒋介石下了决心消灭新四军，这时新四军军部想走也来不及了。如果早走，向东向北，都大有回旋余地。日寇侵华，兵力不足，除了占领一些大城市外，广大城乡都顾不上，正给我军以大发展之机会。敌占城市我占乡，山山水水稻米香，何处不能打仗，何处不能发展，为什么要挤在皖南那寸金之地，与“友军”天天搞磨擦。新四军兵少枪少，人困马乏，何苦与强敌为邻。应该避而远之。

据说新四军驻兵皖南，党中央也有责任。但项英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东南局书记的封疆大吏，完全有向中央建议和机动指挥之权。所以皖南被歼责任主要应在项英，他有不可推卸之责。尤其是1940年底，蒋介石已杀机毕露，新四军快走还来得及，但项英一次次拖泥带水，总不挪动，致受毁灭之灾。项英是否对抗日统一战线另有想法，这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当时党中央设有三个中央局，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国统区工作均由其指挥。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华中工作均由其指挥，以上两个中央局由于领导得力，均从未出过重大损失。东南局书记项英，祖国东南半壁江山均属之。项英担子很重，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性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这大概又和他三年丛林生活，与外界隔绝，又未参加1937年洛川会议，对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精神理解不多可能有关。

江北形势就大不相同。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与日军战斗，也与蒋军磨擦，独立自主开辟战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1939年逐步派军渡长江向苏北发展，1940年大举过江，与来犯的蒋军顽固派韩德勤部一战，以自己的不断壮大的实力对付虚弱的韩德勤，将其击溃，巩固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

这就是皖南的以弱避强而不避和江北部队的以实击虚而得胜的经验。

与此有关，新四军还有一个内部统一和对外统战的问题。

新四军军长叶挺是北伐名将，又是南昌八一起义领导人之一，但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批评，退出共产党到欧洲去考察了几年，抗日战争前即已回到澳门，1937年回国请缨抗战，蒋介石由于叶挺系非中共党员，企图拉拢他，把新四军变为国民党军，任命他为新四军军长。这时他虽无中共党籍，他到延安，受到盛大欢迎，与毛泽东长谈数次，党中央支持他担任新四军军长。作为东南局书记和军政委身份的项英，中央一再叮咛他搞好与叶挺的关系，但实际上项英对叶挺产生一些难于言说的矛盾。外表上相互尊重，实际上叶挺并无军事决定权。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二人之间是是非非，恐怕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1939年5月，党中央委托周恩来前往皖南传达党的六中全会精神并了解新四军情况。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合法身份穿行于蒋军驻地之间，他这次皖浙之行，捎带探望故家，实为政治活动。他在新四军干部会上指出，新四军发展方向有三原则：一，哪里空虚，我们就向哪里开展游击战。二，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创造新的根据地。三，哪里只有日军伪军，我们就到哪里去。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周恩来指出。新四军地处中国东南，任务重大，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群众，愈能创造根据地。在与项英单独谈话时，周恩来指出叶是自己的同志，是中央同意他暂时留在党外对党的事业有利，他的非党身份有利于他在蒋军中的统战工作，要尊重他的军事指挥权。

但周恩来的面示，项英并未落实。

项英除了不应该长期驻扎皖南之外，还有一个严重问题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这更说明了挤在皖南的错误的严重性。周恩来明确指出新四军要到日军伪军的地方去，意思就是抢占地盘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不同蒋方磨擦，这个意思不知为什么不被项英理解其深意，新四军在云岭—住三年，所有地方官员都是国民党委派，所有粮饷费用，都要依靠第三战区顾祝同发给，自己不能自力更生。蒋介石下令卡住新四军的脖子，不发粮，不发饷，不发枪炮，不发弹药，不发医药，制你于死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只有武装而无政权，武装力量就无法生存。华北和中原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那里随着我军的进驻，早就建立了许多大小不同的抗日根据地，有了自己的立脚点，要人有人，要粮有粮，一切走群众路线，人民支持我们，我们站住了脚，什么反动力量我们都不怕了。

而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一切生存费用全靠国民党发给以及一点华侨捐物。大家都佩服项英生活作风很好，艰苦朴素，风餐露宿，但他不能使新四军免于败亡。由此可见懂得战略是治军的首要问题。

同国民党讲抗日统一战线本来就是相对的，在抗日这一点上讲统一，推动它抗日，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但绝不能什么都统一。统一战线的前提就是独立自主的方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凡有日伪之处，我们都可以去打仗，去建立抗日根据地。千万不可把自己的手脚捆起来，让蒋方把我们统一了过去。各打各的仗，各算各的账。经过了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之后，我们还不了解蒋介石是个什么货色么？别看他在西安事变之后见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笑容可掬，内心里却绞尽脑汁要把共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算盘，我们不要当傻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要不断壮大自己，最后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对这个重大战略问题千万不可等闲视之。西北和华北，我军虽也与蒋军为邻，但我军有抗日根据地，我军有政权和群众支持，故我军能发展和壮大。皖南新四军就吃了这个亏。身负东南一方重任的项英同志对这个问题似乎领悟不深，不然他就不会呆在云岭三年之久，看不到自己脚下快要火山爆发。

这就是上面所说教训之二，对内统一，对外统战，内部统一思想，才能对蒋介石讲统一战线。

教训之三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皖南事变，我们惨败了。但是我们从来不说新四军全军覆没，只能说军部覆没(也逃出了少部分人员)。新四军的一部分早已渡过长江，在苏北皖北广拓领土，披荆斩棘。后来新四军大部也渡江北上，新四军还在，新四军这块牌子还在，不但在，而且大肆扩张，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这首先要归功于党中央的战略领导和陈毅、粟裕、刘少奇以及其他许多领导同志。他们在1939年形势危急之际，一、二支队首先以突然行动，东进苏南，活跃于沪杭之间，然后，渡江作战。以盐城为中心，抗敌扫顽。开疆拓土，声威大震。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东边不亮西边亮，只要领导者意志坚强而又灵活机动，总是有办法的。新四军军部完了，一个新的新四军军部却在苏北建立起来。蒋介石在重庆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叶挺、项英革职查办。但中共中央在延安宣布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重建新四军，军部之下扩大为七个师，从此这个新的新四军就再不受国民党政府的指挥了，哪里有敌人，就往哪里打，无法无天，南征北战。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共产党这一步棋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这是他在军事上的大败。

蒋介石还有政治上的失败。1940年11月9日，何应钦和白崇禧先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来一个皓电，以上压下的口气，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一律移至黄河以北。朱、彭、叶、项回了一个“佳”电，(出自毛泽东手笔)委婉地表达撤军之难，希望新四军只撤到江北。这封“佳”电全是文言，文章很长，文词典雅，以下级对上级的口气既有让步又有不得已的苦衷，入情入理，一切正义之士读了无不动容。当时像我这样的党员干部远在西北，反复读了这封“佳”电，很受教育，认为是篇奇文，一定会在国统区广大中间人士中引起广泛同情。但这封佳电丝毫打动不了那一帮反动派之心，何白二人又来一个“齐”电，仍坚持前令。这一电已是1940年12月8日。蒋介石武力解决之决心已下，调动七个师兵力，准备好了围歼新四军军部。1941年元旦刚过，就大战爆发，围歼奉令北撤的抗日部队于皖南茂林。

写到这里。本想论及事变骤起，军部指挥失当。不分散有序地冲出去，却与强敌死拼，继而自发逃生，伤亡惨重。但由于作者不在现场，现在也众说不一，这里只得略而不谈。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封锁报纸发表事实真相，反而宣布新四军叛变。中共方面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由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人发表谈话，以命令口气要对方严惩罪魁祸首，释放叶挺和被俘人员，释放所有政治犯，审判亲日派首领……周恩来在重庆《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禁令发表自己的大字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发出最沉痛的悼念和最强烈的抗议!此事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在军事上似乎占了一点便宜(其实它在苏北大败)，在政治上却打了一场败仗，大失人心。蒋介石亲口答应以后再不会有剿共军事了。这一事件其实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国共两党关系已由敌大我小，敌上我下，敌强我弱，敌占优势我居劣势的关系，一变而为双方平等谈判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虽然蒋方在军事上仍居于优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已处于平等地位了。这同抗日初期已大不相同。那时蒋介石居高临下的架子实在叫人难以忍受。经过几年的磨擦和反磨擦，打击和反击，使蒋介石不能不认识中共是个实难对付的对手，不得不平起平坐了，从此以后，才开始了以后几年不断的谈判。所以皖南事变，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其失也哀痛，其得也壮伟。再往后我们越发强大，抗战胜利时我军已达百万之众，蒋介石被迫举行重庆谈判，中共已占上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到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时，不过三年，蒋方全面崩溃，新中国建立起来。回顾1941年皖南事变蒋介石的趾高气扬，可怜是南柯—梦。

从皖南，看统战。抗日统一战线是伟大战略，坚决执行则战无不胜，拒不执行而左倒右倒，是死路一条。这就是令人难忘的历史教训。

叶挺被蒋介石扣押，监禁五年。1946年经中共方面再三交涉释放出狱，中共中央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4月8日乘飞机赴延安，途中飞机失事不幸牺牲，刚获人身自由即遭人生覆灭，命运之惨痛有如此者，悲哉!

2004年第4期 从我的家乡看办社　作者：孙瑞生

一、农民是这样“自愿”入社的

1954年的上半年，我在河北省唐县中学读初三。在课堂上政治课里讲到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诸如便于推广应用新技术、便于使用农业机械、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等等。我听着课，觉得很在理。同时，脑子里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不足十户的小合作社。因为这个社的社员中，有我一个同学的家庭，所以我对它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这个社的成员，都是当时农村中比较贫困的农户。他们都没有牲口没有车，地里没有水井，当然也就谈不上井上的水车了。他们组成合作社后，耕地播种都是几个人合着拉犁拉耧；浇地，则是向有井有水车的地邻借用，趁着人家不用的时候使用（通常都是午休或夜晚的时间）。水车也是几个人合着拉。因为他们确实是按自愿原则组织起来的，所以社员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可说是齐心协力。自1952年建社，经1953年到1954年，社员的生产生活状况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当时我只有十五六岁，在课堂上听了那一番道理，才知道原来这几户贫困农民竟是代表了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生产方式。我对这几户农民，不知不觉中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并且对于父亲迟迟不想入社而感到遗憾。我决心在回家的时候力劝父亲尽早入社。我觉得如果父亲再不入社，我这个中学生很没面子。

于是，一次探家时，我便把从课堂上“趸”来的那些有关农业合作化的知识向父亲兜售。没想到，老师用了一节课的时间，便轻而易举地把“优越性”卖给了我这个中学生，而我磨破了嘴皮子，也没把“趸”来的货卖给父亲。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家有牲口有车，地里有水井，井上有水车。而那些社员则是要啥没啥。因此，我家入社，肯定是干吃亏。他这么三言两语，便把我弄得张口结舌，呱呱背熟的那几条“优越性”一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以后的几次探家，每一次我都试图再劝父亲。起初，他还驳我两句，到后来就干脆不理我了。我一怨父亲太顽固，二怨自己没本事说服他。

暑假到了。当时初中升学考试，实行地区统考。我和班上几个功课好的同学对本地可以报考的那些学校都不满意，就结伴到北京考学。因为我们报考的那个学校考期很晚，所以在北京呆了二十多天才考完回家。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他入社了。我问他是怎么一下子想开的。他说：“哪是什么想开了，是不入不行啊！”

原来在我赴京赶考的这段时间，县里下来了几个干部，那天是晚上，他们召集村民开会。会上他们讲了一番农业合作化的大道理，就让人们报名入社。但只有十几户报名。散会之前干部讲话：“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致富的康庄大道，因此县委派我们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县委要求我们，这次下来，务必把大家引上这条康庄大道。县委还要求我们，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今天入社自愿，以后退社自由。绝不允许我们强迫大家入社。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报名，看来是我们没有讲清楚。我们有耐心，也有信心，一定要把道理给大家讲清楚。让大家高高兴兴地加入合作社。明天晚上，凡是今天已报名的，可以不来了；而没有报名的，务必还要再来。”

第二天开会，再讲一遍“道理”，又让大家报名。到散会前又有十几户报名。

散会前，干部讲话的内容，与昨天的一样：已报名的，明天可不来了，没报名的，务必再来。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起初县干部还讲几句，到后来，干脆就什么也不讲，只等着人们报名了。大家你瞪着我，我看着你，熬呀熬呀，熬不住了，报上名，就算解脱了。

父亲终于也熬不住了，只好把心一横，作为最后一拨中的一个，报上了自己的名字。

我听了父亲的叙述，并没有因为他终于入了社而高兴，倒是为县里干部们这软中带硬的工作方法而感到迷惘：这样搞起来的合作社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吗？

暑假后我到北京上学。在学校我经常一阵阵想起父亲，想起家乡那些合作社。父亲能做一个好社员吗？合作社能办好吗？

放寒假时，坐在回家的火车上，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盘旋。

回到家，父亲告诉我，那个社根本就没有办起来。一个多月后，县干部走了，社也不声不响地散了。

二、退社风潮是怎样制止的

转眼我已在北京读书一年多了。1955年冬，从报纸上广播里看到、听到，全国除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绝大多数农民都入了社，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这时的合作社不是1952、1953年的那种几户、十几户组成的小社，而是几十户、几百户的大社，叫高级社。

我的家乡自然也不例外。

至于这个“奇迹”是怎样制造出来的，我已不需问人了。如果说，1954年，那些县干部们嘴上还说说自愿原则，到1955年，他们已决心不再受什么自愿原则的拖累，干脆“合作没商量”了。

1956年春节，我照例回家度寒假。

大约是从1955年底（阴历），村里就陆陆续续有人找到县驻村干部程某，要求退社。到春节前，要退社的人越来越多，合作社大有天塌地陷之势。

正月的一天，程某召集全村“社员”开会。会上他愤然陈词：“这些日子以来，人们一个个要求退社，这完全是因为有坏分子（当时还不时兴‘阶级敌人’这个字眼）捣乱。这个坏分子就是孙老先。”他说的孙老先是个中农。“对这样的坏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必须严厉打击。现在我宣布，把坏分子孙老先捆起来，押赴公安局法办。”他当即命令两个民兵，把60多岁的孙老先捆了起来，拉到众人面前低头站着。程某继续讲：“孙老先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人们退社。所以遭到今天这样的下场。我知道，还有那么几个人，跟孙老先是一路货色。今天，我暂且放你们一马，看你们今后的表现再说。”

散会后，孙老先被押送到了公安局。

全村那些闹着要退社的人们，一下子便都偃旗息鼓了。

过了一个多月，退社风潮平息了，孙老先也被糊里糊涂地放出来了。

自此，我家乡的农民，也和全国绝大多数农民一样，在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的“康庄大道”上，一走就是二十多年。

在那以后的二十多年中，社会上流行一句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每一次我听到、看到这句名言，脑子里就会想起孙老先老人那被绑送的一幕。

三、收购谷草的故事

1956年上半年，我因病休学在家。大约是四月的一天，我在屋里看书，隐约听见一阵争吵声从邻居王家传来。很快地，声音由低到高。我放下书本，出门去看。原来，一个陌生的男人在和王大妈争夺一把谷草，嘴里还大声吵嚷着。那年我十九岁，正是血气方刚之际，又自以为是在北京读书的学生，眼见大妈受欺侮，岂能坐视不顾？便三步两步赶过去。我愤怒地命令那陌生男人：“住手！你是哪儿来的？要干什么？”此时，原本站在门外看热闹的十几个男女老少都已随我来到现场。那陌生男人听我的口气，本能地松开了手中争夺的那把谷草，转过脸来，喷着吐沫星子冲我说：“嗬，你问我是哪儿来的？干什么？好，我就告诉你。我是大社的副社长，是奉社长之命来收购谷草的，遇上了这个顽固女人，她愣是不肯卖。我倒要问问你，你是干什么的？竟敢挡我的横车？！”我高傲地说：“你别管我是干什么的，路不平有人修，事不平有人管！像你这样跟土匪似的欺负老百姓，谁都可以管！你说你是收购谷草，那就是买。既是买，为什么还要夺？！”这时王大妈告诉我说：“什么买？他们根本就不给钱。说是记上账，其实以后也不会给钱！”那位副社长火冒三丈：“好，你说我是夺，那好，这谷草我还是不收了，误了事就冲你说了。走，你跟我到大社办公室去！”

“去就去，我还正要找个地方告你这个土匪作风呢！”

五分钟后，我跟他到了大社办公室。原来从1955年冬，一夜之间实现了全国农业合作化之后，合作社的规模一大再大，先是一村几个社，后来全并成一村一个社，再后来又合成了六个村一个大社。这时的大社社长，已相当于此前的乡长了。

一进办公室，那位副社长就冲着一张方桌后面的一个年轻人喊：“王秘书，这谷草没法儿收了，又有坏人挡横车！你看怎么办吧。”说着他便气呼呼地坐在了一条板凳上。这位王秘书不问青红皂白，“啪”地一声把桌子拍得山响：“说，你是怎样破坏郭副社长的工作的？”这时我已坐在他对面的一条板凳上。见他拍桌子，我也重重地拍了一下：“你还别这样诈诈唬唬的，你以为谁会怕你不成？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告诉你，我是大社秘书。我现在要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是怎样破坏副社长工作的？”

“噢，听你两次说刚才那人是个什么副社长。我问你，在这里是不是随便长个脑袋就可以当副社长？！”我冷笑一声。

“王秘书，你消消气，我来跟他谈吧。”这时有人跟他说话。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本村的马国庆。我随即喊了一声“国庆叔”。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喊着我的乳名：“走，咱们到那个屋去谈吧。”我跟他到对面的一间屋。他指了指方桌前的一条板凳，让我坐下。他走到桌子后面坐下：“怎么回事？你不是在北京上学吗？怎么惹着大老郭了？”他问。

我把事情的原委述说了一遍，最后又加了两句：“听说他还是个副社长，可看他的表现，简直就是个土匪。他哪是做工作，明明是在破坏党的威信，损害党的声誉嘛！我敢说，如果刚才那一幕，让毛主席遇上，绝对会就地撤他的职。”

“你在北京读书，哪里知道这农村的情况。工作难做呀！说实话，你要是斯斯文文的，许多工作还真做不下去。”

他又接着说：“哎，我跟你说，你这几年不在家，农村的好多情况你不知道，以后再遇上这种事，可别再瞎掺和了。说真的，今天你是遇上我了，要不然，他们揍你一顿，你也没处说理去。”

“国庆叔，我还没问，你在这儿是什么官儿呀？”

“我是社长，要不然，他们才不肯把你交给我呢。你呀，回家去吧。”

我走到半路上，老远就看见父亲惶恐地从对面走来。一看见我，便生气地说：“你不好好看你的书，给我惹什么祸？他们没有怎么着你呀？”

2004年第4期 不尽哀思念宝桐　作者：金　凤

相知相爱50年、风雨同行伴终身的宝桐走了，我不能吃也不能睡，撕心裂肝的痛啊，天人永隔的痛啊！世界上最疼爱我的宝桐走了，你怎么忽然不见了呢？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泪眼迷离中，我看到你超负荷重载的一生：你悲惨的童年，屈辱的少年，奋起英勇搏斗的青年，看到你和我的相识相知、悲欢离合，看到你情系蓝天、梦驰太空……

你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郊赵家堡村一个赤贫家庭。家中地无一垄，在祖坟边盖了两间土坯房。父亲打工谋生，养不起家。母亲刚过30岁，贫病而死。两岁多的小妹妹不知道母亲已死，还爬在母亲身上要奶吃。你哭着把妹妹拉开，用绳把妹妹捆绑在炕上，一路哭着去找打工的父亲报信。七岁的孩子啊，半夜走过坟场，只见“鬼火”（实为磷火）闪烁，狼狗嚎叫，浑身直打哆嗦，还得摸黑前行。以后你多次梦到这恐怖场景，常常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父亲有病还得打工，你带着小妹妹在姑姑、大姨、姐姐家辗转讨吃。世上没有白吃的饭。七八岁的你必须上山打柴、下河挑水偿还饭债。呼啸寒风中，你稚嫩的双肩背着高过你半身的柴禾，几步一个筋斗，跌跌撞撞赶到亲戚家，冷饭也没给你留一口，小妹妹饿得直哭。小妹妹终于饿病而死，你抓起一领破席，包着亲爱的妹妹，哭着把她埋进村边坟地。你幼弱的手啊，无法把坑挖深。第二天，你去看时，小妹妹已被狼狗吞吃，你哭得昏倒在坟地。这些都是你我第一次长谈时告诉我的，你童年的悲惨深深震撼了我。

你从小好学，常在小学堂外偷偷听课。老师被感动了，让你上了一年学。你穿了姐姐一件蓝布旗袍上学，自然让同学讪笑。中午，同学都带了饭来吃，你没有吃的，代同学做功课，人家送你半个窝窝头，你三口两口吞下去，“比吃奶油蛋糕还香”，你后来不止一次对儿女们说。你学习成绩最好，交不起学费还是失学。11岁时，你打工的父亲全身浮肿而死，你成了孤儿，全靠自己谋生，给地主放猪放牛。占领东北的日军出外打猎，打死一头猪娃。管家无情的皮鞭打得你皮开肉烂。满腔仇恨强压在你心头。13岁，你进抚顺日本工厂当了一名童工，受尽当亡国奴的屈辱……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你挺起腰来，从奴隶变为主人。你立即参加抚顺工人纵队，配合苏联红军，和日本关东军打了一仗。你参加辽东军分区、辽宁军区、东北军区，在极艰苦条件下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激战，曾经50天没吃过一顿热饭。战斗中你勇往直前，立功受奖，被保送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你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抚顺和武汉三镇等战役战斗，英勇作战，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1949年新中国建立空军。由于你在陆军表现出色，你被调往第四航空学校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航校学员大多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而你只上过一年小学，一年军政大学，文化程度最低。但你顽强拼搏，在全班第一个放单飞。训练你的苏联教员最欣赏你，总夸你学习刻苦，勇敢，细心，悟性又高。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你随刚组建的空三师奔赴前线，先后担任中队长、大队长、团长。空战中，美国飞行员大都飞行过两千多小时，你们只飞行六七十小时，敌我力量十分悬殊。但你不惧强敌，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骁勇善战，第一次参战就一举击落两架敌机，首开全师实战歼敌纪录。以后你又首开全师击落美国王牌飞机F—86纪录，而且也是一举击落F—86两架。空战中你共击落（7架）、击伤（两架）敌机9架，创空军击落敌机最高纪录，荣立两次特等功，被授予空军一级战斗英雄称号。你直接指挥的中队击落击伤敌机17架，创全师中队空战最好战绩。全中队五名飞行员，一级战斗英雄一名，二级战斗英雄一名，一等功臣一名，二等功臣两名，人人建功立勋，被授予英雄中队称号。

对这些战绩，你谈得很简单，往往几句话带过。你对我谈得最多的，是空战中牺牲的你的战友：团长孟进、大队长牟敦康和你的僚机范万章。你慨叹，是这些烈士用鲜血和生命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你永远怀念他们。

泪眼朦胧中，我又仿佛看到从天津驰往北京的火车，列车上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你和张积慧、刘玉堤等志愿军归国代表于1952年7月下旬来北京参加解放军建军25周年纪念。当时我是《人民日报》抗美援朝组记者，提前赶到天津，上了火车，便于抓到独家新闻。

我和你们同坐一个车厢，无拘束地谈了起来。刘玉堤二十八九岁，比较老练。你最年轻，二十四岁，最腼腆，话很少，脸上红扑扑地，热情中透出憨厚，严肃而又英俊。

火车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欢迎的人群把你们抬了起来，学生们追你们到西单旅社，将你们团团围住，采访根本无法进行，不少记者干着急。我庆幸自己提前赶到天津，在火车上采访了你们，结合欢迎现场情景，我赶写了《人民热爱志愿军空军英雄》，发表在《人民日报》。

任务完成，我忙别的去了。意外地，接到你的电话，说总政决定你们三名空军代表要留下来向首都人民作报告，你们没有准备，你想请我帮你写篇报告稿。为“最可爱的人”服务义不容辞。我下午赶到旅社，和你谈了六七个小时，被你从逆境中奋起拼搏的勇敢和力挫强敌折服，更为你高尚无私敦厚朴实的品质感动，一个通宵赶写了六千多字的报告稿。第二天早晨交给你，你仔细看了，高兴地说：“想不到你出手这么快，不简单”，似乎很欣赏我的工作干劲和效率。

我们谈到生死观。我问你，每次空战，你都面临生死考验，你是怎样想的呢？你说，童年少年生活悲惨，活得艰难，犹如一根被践踏的小草，随时可能死去，死得无声无息，死得毫无价值。参军后，懂得阶级、民族、国家的责任和价值，为阶级的解放而战斗，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战斗，为保卫祖国和人民而战斗、牺牲，非常值得。作战多了，每次想的首先是如何消灭敌人，个人生死常常置之度外！

你的话震撼了我，让我看到你水晶般纯净的心灵。我们彼此交心，互相吸引。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相聚在天安门金水桥畔。广场上高音喇叭播放着欢乐的歌曲，不少青年在翩翩起舞。你似乎被这种和平欢乐的情景迷住了，但你很快要赶回前线，投入战斗。你希望确定我们的关系。我担心恋爱会影响你的战斗。你毅然说：“决不会的，爱情只会给予我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去保卫你和祖国人民。”

我被你深深感动了。但从小坚持妇女独立、事业心很强的我还是提出“约法三章”：坚持记者工作，不能很好照顾家庭；不当随军家属；采访对象多半是男同志，希望你不要有大男子主义，要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我的工作。

你仔仔细细地听了，认真思考后，爽朗地一口答应，并终身承诺，一辈子支持我的工作，尽管这样做给你带来许多不方便。

1953年8月5日，我们在空军招待所结婚。婚后不到一个月，你和张积慧、王华清等六位飞行干部到苏联莫斯科空军学院学习。这对你又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你只上过一年小学，一年军政大学，十个月航校，没有学过中学的代数、几何、三角和大代数，也没学过俄文，却要用俄文直接学微积分、高等物理、空气动力学、《联共党史》、《世界历史》、《世界地理》、飞行指挥理论等正规大学课程，艰难可想而知。你又是超负荷地顽强拼搏，六个学员中你学习成绩最好，受到空军司令刘亚楼的表扬。

然而，过重的学习负担还是把你压垮了。1955年，你不得不回国治疗。1956年初，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给你动了手术，从你肺部割去鸡蛋大充满结核菌的肺瘤。他极其高明的手术加上你坚强的事业心，终于使你手术后重返蓝天，虽然你的肺活量已失去三分之一。你在保定、涿县航校工作，一两个星期回家一次。

我也经常出差，一出差一两个月。我们一年相聚的时间至多几十天。你从不抱怨，还说，虽已结婚，仍过单身汉生活，吃饭在食堂，衣服自己洗，好容易周末回家，碰上我出差，还得“独守空房”。你怕我过意不去，又笑着说，这样也好，可以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你是多么体贴和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呀！我内心充满对你的感激之情，为你无私的爱自豪。为有你这样体贴的丈夫而备感欣慰。

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名著《怎么办》中曾说，爱一个人，就要使所爱的人更高尚、更幸福和更快乐！你正是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这句名言。尽管这使你自己生活上有许多不方便。宝桐、宝桐，如果说，我能一辈子坚持十分辛苦、常常顾不上家的记者工作，有所成就，完全应归功于你牺牲了个人家庭生活对我的全力支持和终身支持啊！

我对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研究生和首都女记协的女记者、女编辑讲课时，常说，一个女记者如果在事业上要取得成功，必须有一位十分谅解、体贴和支持你工作的丈夫。我很庆幸有你这样无私爱我和支持我工作的丈夫！

我永远记得，1956年我生第一个女儿，你赶到医院，给我送一大捧娇艳欲滴的玫瑰花。这在50年代可是件稀罕事。同房的产妇都用惊奇羡慕的眼光看着我，我感到分外甜蜜。1957年生儿子、1963年生小女儿，你都同样送来鲜花，同样给产房带来温馨幸福的气氛。我深信，只有始终热爱着妻子的丈夫，才能这样做。

我永远记得，1958年我30岁生日，你送给我一张精致的玻璃面书桌，让我在这可爱的书桌上更愉快地写作。你的关心多么细致、周到！你还用你那双操纵喷气式战斗机灵巧的双手和一颗挚爱的心，给我雕刻了一个寿星像，表面加上椭圆形的凸面玻璃，里面镶嵌了我的小照。你亲手制作的生日礼物，令我格外珍惜和感动。

你还拿了我1955年去浙江沿海大陈岛采访时穿军装的照片，到前门大街景德镇艺术瓷器服务部，从景德镇定做了一只精美的瓷盘，瓷盘上永远留下我27岁身穿军装英姿挺拔的面容。这瓷盘历经劫难，靠你细心保护，至今兀立在客厅书架上。

你感情细腻深沉，心灵手巧。每逢我出差回来，常看到我们的房间被你用心重新布置过了，显得更温馨更有诗意，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你的生活经验比我丰富，每当我出远门，你总帮我准备行装，还要帮我这个经常遗忘东西的粗心妻子检查一下，有没有遗忘什么。

1966年，我们已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你是个体贴的丈夫，慈爱的父亲。每逢你周末回家，星期天，我们总带着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北海或陶然亭玩半天，给孩子们带来极大的兴奋和欢乐。你总惦记着给孩子们买玩具和小人书。十岁的女儿和九岁的儿子，他们的儿童书籍已装了一书架。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感情依旧如新婚时那么炽热。中国有句古话：“小别胜新婚”。我们常常小别，因而时时处在新婚般的甜蜜依恋中。

“文革”风暴骤起，一夜间，人民日报社被夺了权。“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是人民日报社工作组长。我不是当权派，群众也没给我贴什么大字报，我在“红卫兵”监督下采访、写作。

你工作的航校也闹起来了，你很少回家，回家时我们忧心忡忡，关起房门讨论时局和国家大事。

张春桥派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鲁瑛来《人民日报》主持工作，他让我写一篇歌颂“第三代”（红卫兵）的文章。我采访了当时红极一时的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写了两个月，文章难以完成。

你知道我的难处，更了解我的脾气。你劝我：“你老写奉命文章，写不出来不要硬写，不要写以后自己看了会脸红的文章，不要赶时髦、赶潮流！”你是多么理解我啊。尽管鲁瑛一再催促，文章终于不了了之，使我避免了歌颂“红卫兵”的尴尬，我真的十分感谢你呀。

1967年1月，全国刮起“造反派”夺权之风。我到北京郊区怀柔县采访。一位副县长对我说，春耕生产即将开始，如今全县机构瘫痪，无人管生产。如果农业生产垮了，老百姓是要挨饿的呀。我找了“造反派”，说服他们“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农业生产有人管了。

我写了一个直送中央的“内部情况”，周总理看了，立即送毛主席。毛主席让全文发《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全国各地纷纷仿效，成立了工业、农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业生产有人抓了，周总理很高兴，江青很恼怒，说总理是“用生产压革命”。

我到了湖北汉口，只见马路上一批批“保皇派”工人和劳模头戴纸糊的高帽子在游街，有位全国劳模还戴了顶铁帽子。我数了一下，足足有六千顶“高帽子”！这是湖南农民运动中农民对付地主的呀，怎么可以用来对付工人？！我提笔写了第二个重要情况，提出这样做严重伤害了工人群众。

这第二个情况也起了作用。“中央文革”下令，禁止“高帽子游街”、“解放了”一批劳动模范和工会干部。这让你我在愁闷中多少感到些安慰。

1967年9月，我到上海采访。驻上海空军部队的一位宣传处长找我，说他们“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这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想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在下达飞行指令前加上一句语录。这在当时打电话时是常用的。但若用在飞行指挥上，飞行员如一时反应不过来，会出现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我忍不住了，提笔写了第三个“情况”。这个“情况”触怒了吴法宪，前面的“情况”得罪了江青。

1968年5月15日，陈伯达下手令，将我关在北京卫戍区，一关就是五年。不许探望，无人过问。我在牢房以泪洗面，背熟了语录和毛选，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世界通史》。

你也受到空军审查，从佳木斯查到海南岛。幸亏你是三代贫农，历史清白，作战勇敢，实在查不出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但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下令，立即离婚，还让空军组织给你找个“造反派”对象。我在监狱一无所知，你没有到法院签字，“离婚”由空军包办，让一名干事代你签字。

你所在航校干部果然奉命给你找了十几个对象，你一一拒绝，顶了三年半。航校领导说，你再不结婚就是对王金凤还存在幻想，还在等着她，她也许早就死了！你绝望了，担心再顶下去，自己会被抓起来，三个年幼的孩子势必流离失所，落入你童年悲惨的命运。迫不得已，1971年12月，经组织介绍，你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1973年6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出狱了，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你向空军请假，要求到北京看望坐牢五年的我，竟用了半个月时间，才得到批准。一夜长谈，我完完全全谅解了你。我们同心协力，在十几个机关辗转奔走三年半，尝尽人间酸辛苦辣。你夹在两个女人中，处境比我更难。我明确告诉那位女士，我并非和她争宝桐，也不是宝桐抛弃她，而是反抗，反对“文革”造成的悲剧。她自然不理解。你既要坚持工作，还要花极大精力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你从北京回到锦州，立即住在办公室，和那位女士分居三年半。你还要竭力安慰我，三年内写给我三百多封信，平均三天给我写一封信。我自然也如数写给你。我将这些来信一一编号，似乎我们又重新恋爱一次。你心情苦闷，猛抽廉价雪茄，健康受到极大损害。四十出头，两鬓见白。我的体重一年内下降六十斤，骨瘦如柴。两人相见，凄然泪下。

1976年春天，锦州法院准备判决你真正自愿的离婚。那位女士上书江青，把你我要求复婚和所谓“右倾翻案风”挂在一起。江青大笔一挥：“慎重处理”。事情全部停摆。

你我一时陷入绝境。我的五年坐牢，由江青、吴法宪而起。我和你的重新结合，又被江青阻拦。我对江青真正恨之入骨。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的仇恨，整个国家已被江青一伙拖入崩溃的边缘。

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终于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决你离婚。同一天，北京法院撤销错误判决，你我恢复夫妻关系。历经人间难以言喻的悲欢离合，我们和三个孩子终于全家团聚。对那位女士我们倾家荡产从经济上给她补偿，还在北京给她找到她满意的一位干部，重新建立家庭。

1978年，你调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们才结束长达25年的分居，生活在一起。这一年，我俩50岁，已达“知天命”之年。

我还是经常出差，你也常下部队。但你从部队回来，有我和孩子在家等着你。五口之家，其乐融融，这可能是我们家庭生活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1983年，你55岁时过早离休。你心情郁闷，设法排遣。悟性很高的你，用操纵战斗机的手，拿起雕刻刀，无师自通，创作了《飞行员之歌》、《雄鹰展翅》、《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堂·吉诃德》、《北京猿人》等几十件根雕作品，形神俱备，栩栩如生，受到行家好评，你还当选为全国根雕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三个孩子在逆境中奋发自强，都是硕士研究生，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我们有两个可爱的外孙和一个可爱的小孙子，给你我晚年带来很大乐趣。

宝桐，人民没有忘记你。1988—200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夕阳红》、《半边天》及阳光卫视、凤凰卫视先后拍摄、放映了你我的专题片，“东方之子”的题目就叫《永远的英雄》。在《开国英雄》、《改革开放二十年》等文献纪录片中，也有你的镜头。新世纪开始，你还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和少先队员几百封来信。他们天真热情地“要向赵爷爷学习”，“长大了也要建功立业，报效祖国”。信中附着鲜艳的红领巾、他们亲手制作的小飞机、和平鸽、小星星和花结，有个孩子还起名“续航”，表示要努力继续你的航空事业。这几百封来信感动了你，让你感到后继有人，十分欣慰。

你一生从事飞行事业，热爱和关心中国的航空事业。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直飞太空，使你无比激动。你曾笑着对我说：“如果时光倒退25年，我可能成为宇航员”。我劝慰你：“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要求和职责，你尽了你那个时代建立和保卫新中国的职责，不能奢求办不到的事。”你默然，依旧神往太空飞行。

去年12月12日你走后，许多同志到我家吊唁、慰问。我充分领受并深深感激这一份份深重的友情和同情，也完全明白节哀顺变的道理，但还是沉溺在深重的悲苦中不能自拔。宝桐，宝桐，你这辈子对我照顾得太多太多，我对你照顾得太少太少，“文革”中甚至牵累了你。想到这里，内心的愧疚、自责难以抑止，哀伤的泪水难以抑止。

我十分尊敬的前辈、清华老学长杨绛先生1月9日灯下写信给我，杨绛先生信上说：

“料想你还沉浸在悲痛里，我非常同情。可是我的同情不能安慰你。据说，这种悲痛只有时光能治疗。（我也不大相信）

“你多才多能，可以找些你认为必需做的事，或难以办的事，或任何有价值的事，一纳头地忙去，你也可躲避一下，不让悲痛占领你。我也曾试过，有点用。”

杨绛先生的信写得何等好啊，她与众不同的开导深深打动了我。我要学会躲避悲痛，找些必需做的事，难办的事，有价值的事，一纳头地忙去。宝桐，宝桐，我深信你也会愿意我这样做的。

我从悲痛中站起来，抬起头来，放眼望去，你正在蓝天驾机远航，不，乘飞船直驰太空，往宇宙深处飞去！等着我，宝桐，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天上相见！

2004年第4期 理解60年前的老师林汉达　作者：袁　鹰

林汉达师于十年浩劫中的1972年逝世，至今忽忽已有三十多年。我只在上海沦陷后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年即1943年秋至1946年秋，从师受业，聆听训诲三年。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稀还在眼前，他的精神风范，更是终身难忘。其中最突出的，一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二是对教育改革的实践。

身处日本侵略者兽蹄践踏下的上海，当然没有民主政治可言。我们这些在抗日战争年代进入中学读书的青少年，一心只想到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不当亡国奴。虽然知道“五四”时代思想界先驱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为长夜漫漫的中国高悬两盏明灯，但是离当时的上海似乎遥远而渺茫。什么叫民主，并不清楚。因此，汉达师在教学中对我们灌输民主观念，就非常有吸引力。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原则。他将这三条的原文“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整整齐齐写在黑板上，也深深嵌入我们的头脑里。讲了林肯，又讲罗斯福倡导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可更是闻所未闻了。这些内容，同他讲授的教育概论课程并无直接关联，但他可能认为现代文明的观念，其实正是教育的根本。中国古代大学者韩愈的名篇《师说》开宗明义便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将“传道”列为教师任务的第一条，放在“授业”之上，认为传授真理是做人的根本。若是“道不正”，授再多的业又有何用?记得当年汉达师讲述林肯三大民主原则之后，还发了一通感慨。他说：这三大口号非常美好，但中国现在根本行不通，中国还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大官僚的统治，驾凌在老百姓头上，还有帝国主义当“太上皇”，就好像现在的上海。中国号称民国，英文称People’s Republic，可是老百姓连基本人权———生存的权利都说不上，还谈得什么别的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更谈得上什么民主!他这番话，对我们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尽管我们那时对民主政治只具有极其肤浅的认识。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浪潮，在全世界范围内汹涌高涨，势不可挡。中国国内形势也进入新的时期。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做点民主姿态，装装门面，表示要适应世界潮流。邀请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去重庆，重开国共和平谈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发布停战令，这些虽然都是对国际国内装装样子，也毕竟有一点民主气氛，尤其是上海这样有关国际观瞻的大城市。上海人民首先是知识界人士、学生和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和发起下，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

1945年12月，汉达师同马叙伦、周建人、王绍鏊、许广平、郑振铎等几位先生共同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当时，一些有影响的进步的教授学者文化人常有机会在上海各种集会上用各种题目大声疾呼，号召人们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中国的前途，特别是呼吁民主政治，要求言论、集会自由，马叙伦、沈钧儒、郭沫若、史良、林汉达、邓初民等几位先生，隔几天便会出现在学生、工人、教师的集会上。我们在学校里不大见到汉达师，但常看到他出现在群众集会的讲台上。他演讲时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宁波口音的普通话，特别受群众欢迎。在玉佛寺公祭昆明“一二·一”死难师生的大会上，他说：“于再先生虽然死了，为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而死了，但他还活在我们心里。同学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民主的新中国必定成功!”在天蟾舞台庆祝助学运动成功的大会上，他说：“助学运动给我们的教训，一是是非自有公论，二是团结才有力量，三是民主必定成功，四是自由必须争取。”在中山公园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上，他希望妇女“不做寄生虫，不做磕头虫，不做软骨虫。要团结，要做老虎，要学狮子吼。”在上海北火车站欢送各界和平代表去南京请愿的大会上，他说：“中国人民没有人愿意打内战。中国的主权属于全国人民，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但是今天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我们要恢复主人的权力。我们的代表就是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那时人们的心理是去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汉达先生将民主政治主人和公仆的关系讲得如此简单明白而又如此精辟透彻，当天另外几位的演讲者恐怕都是没有想到的。

汉达先生对中国旧教育改革的决心，我们从入学第一天就感受到了。他将自己的代表性论著《向传统教育挑战》一书发给大家。他并没有宣布作为必读课本，而是启发我们思考。他说这是他个人的主张，欢迎同学们讨论、批评，并且愿意同大家辩论。这样，从一开始就改变了我们对大学教授那种俨然不可冒犯的印象，同他亲近起来。教育系同学有不少本人就是中小学教师，他们很快就被汉达师的新鲜教育观点所吸引，认识到旧教育制度中观念陈腐、思想僵化、束缚儿童少年天性、限制自由发展的种种弊端，面前突然展开一片新天地。

汉达师改革教育的实践还可以举出两件实例：第二年有一个学期的国文课，没有教授讲课，而是组织同学分组讨论世界书局新近出版的一二十部话剧剧本。我当时自命为进步的文艺青年，对汉达师的举措虽然感到新鲜有趣，私下里却不理解：为何不讨论30年代左翼新文学或者苏联十月革命初期作品，却来读那些带有洋味儿的喜剧?不少同学却都很有兴趣，讨论时气氛热烈。汉达师有时也坐在我们中间，随意发言。前些年我偶然读到杨绛先生为她当年两个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重新出版而写的后记，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可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有丧失信心，在艰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读到这几句，我忽然想起当年在教室里讨论那批喜剧时的情景，大家高高兴兴，似乎完全(至少是暂时)忘却了教室外的黯淡岁月，也就体会到汉达师当年用心良苦了。

有一个学期汉达师为我们教育系开了一门“新文字”课程，请一位北京来的齐铁痕先生讲授拉丁化新文字。上第一课时，他陪齐先生走进教室，讲了一番中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和开这门课的意义(他本人那些年已经用拉丁化新文字编写了一些启蒙读物的历史故事)。齐先生一口京片子，身穿蓝布长袍，足登平底布鞋，很有京派学者风度。他费了许多工夫，才使我们这些“王黄不分”的江浙籍学生弄清Z、C、S和Zh、Ch、Sh的区别，他还编了口诀，训练我们熟悉“国语”的准确发音，要大家反复念“十个四，四个十，十个十四，四个四十，十个四十四。”今天，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开始学汉语拼音，而60年前在大学文科课程中讲授拉丁化新文字，别说在沦陷区的上海，即使大后方甚至陕甘宁边区，可能也是极为罕见的。今天回想起来，更加敬佩汉达师这位教育革命家和革命教育家的创见和胆识。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拉丁化新文字是革命的左翼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很有可能招来缧绁之灾以至杀头之祸的。

哲人其萎，典范长存。我们现在正是强烈地呼唤民主政治，也正是深深感受教育改革对我们国家的发展多么重要，缅怀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多年的林汉达师，更加感慨无际。

2004年第4期 兼俱学者风范的好领导郑惠　作者：徐庆全

今年2月23日，是郑惠同志逝世周年忌日。

犹记得，在2003年2月24日知郑惠同志去世的消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他住院时，我曾前去探望。虽然我知道他是肝癌，但从他仍旧谈笑风生的情形看，这病魔似乎与他不相干。他在医院里不仅依然读书写作，而且完成了他早想完成而因时间所限没有完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所以，从医院出来我还向关心郑惠同志的同志们讲，郑老没有事，养一段时间就会好的。

不曾想，2月23日凌晨，郑惠同志竟然因心脏病发作而与世长辞！

从1996年以来，我有幸成为郑惠同志的部下，得以亲炙，身受熏沐有四年多。现在，郑惠同志逝世一年了，以往所感受到一切重又浮现脑海。他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著名学者高风亮节的品格和严谨求实的学风，理应让学人知道，让世人忆念。

从“识”文到成为部下

郑惠同志是1948年就参加革命的我的老老前辈，先后在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曾参与了很多党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像《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2年宪法、党的十二大报告等等。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上，郑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这一章的撰写和修改，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主要统稿者。当然，这些我是在成为他的部下后才知道的。在此之前，我是通过读他的文章“认识”这位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的。

1995年1-2期的《中共党史研究》，发表了郑老的《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在文章里，郑老详细介绍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并夹叙夹议谈到了自己的认识。在文章的结尾，郑老写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胜利。今天的巨大胜利与“文革”的严重失败相对照，使我们更加相信党和人民在新时期所作的历史性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前进的征途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小平同志的视察南方谈话和江泽民同志的十四大报告中都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认为这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几年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回顾这十几年的经历，这个结论是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的。

1995年，正是几个“万言书”流传很广的时候，郑老这样写，显然是有其针对性的。而他在文中所用的“流风余韵”这个词，可以说是神来之笔，传神地刻画出一些抱着“文革”不放的一些人的心态。读后真佩服作者用词之考究。

到这年年底，我代表《炎黄春秋》参加由四家杂志社联合发起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征文活动，在一次会上，才算真正见到了他。

那时，郑老是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正拟筹备《百年潮》杂志的创刊工作。他参加了我们的会，在谈了对这一活动具体的组织意见后，也谈到了准备筹备杂志的想法。他谦虚地说，在座的都是办杂志的，我们这份要筹备的刊物，还希望多听听大家的意见。他平易近人的君子之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6年春夏，为了筹备刊物，在郑老的主持下，邀请了一些中共党史专家和刊物的编辑，开了几次征求意见的会。在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秘书长魏久明的推荐下，我也有幸被邀请。郑老的平和与谦虚，使几次会议开得很活跃，大家都对这份酝酿中的刊物各抒己见。我也根据自己当编辑的经历，谈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见。这样一来，我这个晚辈后生也得以与郑老熟悉了。

在此期间，魏久明秘书长找我谈话，想把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我当然很愿意。我学的专业是古文书研究，是出于自己的兴趣才转到党史方面来的，很希望得到专业的训练。后来，由于我自身的因素，调动搁浅了。郑老得知后，对我说，你到我这来吧，干一段时间再谈调动的事情。这时，郑老筹备的刊物已经定名为《百年潮》，他自任社长，开始搭配编辑班子了。这样，从1996年7月开始，我以这个杂志的社长助理兼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开始参与筹备《百年潮》的创刊工作，正式成为他的部下了。

严谨求实的学风和豁达待人的高尚品格

在经有关方面审定的《郑惠同志生平》中说：“他治学严谨，博览群书，能诗能文，讲究辞章”，“乐观豁达，平易近人，奖掖后学，关心、爱护和扶持年轻一代，深受中青年理论和党史工作者爱戴”。这是对郑惠同志高尚品格一个方面的评价。对这一评价，我有真切的体会。

郑惠同志多次参与起草中央文件，自然是大手笔。与他接触，使我不能不为他的“治学严谨”所折服。他为《百年潮》写的文章，有时候我都分不清是几稿了。

2000年2月，郑老从社长位置退下来后，有了潜心著述的时间，他以回忆与胡绳同志的交往为主线，写出了系列的介绍胡绳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思考的文章。文章夹叙夹议，生动感人，很受读者欢迎。我作为负责编辑发排的工作人员，总是能较早地先睹为快，也总是渴望看到他的稿子。在对稿子的处理上，他每一个校次都改，甚至到我在厂里出片子时还打电话来改一句话甚至一个字。后来翻阅他的《程门立雪忆胡绳》文集，我仍然发现他在发表的基础上又有多处改动。可见其为学为文之严谨。

郑惠同志把这种“治学严谨”的学风也带到了编辑工作上。他对每期刊物的每一篇稿子都仔细阅读，并亲自当编辑。每一期刊物有十二三万字，他从一校开始看，三个校次都看。且不说在选择这十二三万字的稿子之前他看稿子的数量，单就这三个校次，意味着他一个月要看三十多万字的稿子。这对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来说，如果没有严谨的治学作风，是难以做到的。这种学风，用“生平”所说的“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八个字，是远远涵盖不了的。我的体会是，郑老是用心血浇灌着《百年潮》的成长啊！

初次到郑老手下时，我很难适应他的这种治学作风，对他这种改中央文件一般的编辑风格也不以为然。为此，还曾经把这位我所尊敬的笑眯眯的平和的老人惹火了。至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有深深的愧疚与负罪感。不过，从这件事，则可以看出郑老“乐观豁达、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

有一次，在临近出片子的时候，我在工厂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好不容易完成并签字出片。郑老打来电话，要对一篇文章的某些字句作一些改动。当时，我竟然一口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并不冷静地说了一大堆理由。我把老人激怒了，他见无法说服我，就生气地挂上了电话。熟悉郑老的人都知道，这位平和的老人是不轻易发火的，而我竟然将他激怒了。这且不说，我竟然还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见我性格之顽劣。第二天，杂志社的一位同志对我说：郑惠同志说，他也有不够冷静的地方。杂志创刊以来，你不分白天黑夜地干，也是很辛苦的；家里人也为之付出很多（我的孩子还小）。今天晚上郑惠同志让你带上夫人一起吃个饭吧。我听后心头一热。本来是我错了，老人却这样宽宏大量。那次吃饭，郑老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谈了工作的不易，并关切地询问了我家里的情况。我本来想借此机会给老人道个歉，但在这种气氛下，始终未曾说出口。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对他更加敬重了。

退位

2000年2月，郑老从社长位置上退下来了。他本来还可以接着干的，但终究还是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因为了解他辞职的原因，我不禁心中黯然。

杂志社为郑老吃了一顿送别的饭。回家我搭他的车，看着他满头白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往日的一切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闪现：

郑老是大学者，“言钱”、“言利”的事情本与他无关。可是，为了杂志的生存，他多次以老迈之躯，疲惫的面容去应对投资和发行者。

由于坚持了“求实、求真”的原则，《百年潮》出刊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流风余韵”在作怪，这一办刊宗旨也并不为一些人所认同。另一种评价也不时有所耳闻。对此，郑老的态度是，有益的、积极的建议我们听，并改进我们的工作。办刊的宗旨不能变。那神态，也不再是笑眯眯了。

为这个杂志操碎了心的老人，面对如此结局，如何作想？在车上我没有问，一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问。

参加郑老的遗体告别仪式，我看到有关方面审定的《郑惠同志生平》中写道：“郑惠同志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提倡开阔视野，独立思考，并身体力行。”

这是对他一生政治方向的肯定，当然也是对他在《百年潮》正确办刊方针的肯定。

走笔至此，忽然想到沈约悼念魏晋大诗人谢眺的诗句：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

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

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往。

尺璧尔何怨，一旦同丘壤。

谢眺历经磨难，英年早逝。郑惠同志虽然不能说是英年早逝，但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很多工作啊！

斯人已去，忆念永留心间！

2004年第4期 官场痼疾：承望者现象　作者：官伟勋

什么叫承望者现象？

简略地说就是揣摩当权者的心思，说他想说而他自己不便于说的话；做他想做而他自己不便于亲自做的事。有的辞书注“承望”为“料到”，有点意思，但太简单，不足以概括古人说这个词的全意，故以“承望者现象”名之。

不就是拍马吗？不全是。通常说的拍马固然也有承望之意，但大都属很低级的那种，反映不了“承望者现象”所包含的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拍马只能算“承望小儿科”吧。

“您的报告真是太振聋发聩了！”“深受教育！深受教育！听您一次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像您这样的领导，可遇不可求！”“有您这样的领导是我们的幸福！”之类，“承望者”一般是不屑于干的，认为俗，而且碰上精明点的当权者会适得其反。

我们山东老乡、在明朝官拜礼部尚书的于慎行在他的《谷山笔麈》中就生动记有拍马出洋相的实例。

严嵩独揽大权时，他儿子严世蕃靠老子当了工部左侍郎（今副部长）。他这个副部长不仅不同于一般副部长，就是部长、副首相见他也得礼让三分。他老子是一把手，他也就是一把手。加以严嵩年龄大了，急于培养儿子接班，所以许多重要文件就让他批。那些跑官的自然就如蝇逐臭般来巴结大公子了。

这天来了个跑官的，刚坐下，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严世蕃放了个屁。该客立即扬起脸，鼓起鼻翅使劲闻了闻，故做欣喜状：“哪来如此香气？”严世蕃是公子哥，见拍马的见多了。他既喜欢人家拍，觉着舒服；又狡黠刻薄，爱捉弄人。听夸他的屁香，立即装做吃惊的样子“啊！”了一声，说：“刚才是我放了个屁。屁该臭，怎么香呢？是不是我的内脏出问题了？”客人吓了一跳，拍马拍在马蹄上，赶紧又扇动鼻子使劲闻了闻说：“倒也有些异味！”（原为文言，今译白话）可怜的家伙！尽管吸了一肺权贵者的屁，也不敢说个臭字。

“承望者现象”的当事人可就不是这等水平了。承望者的特点是：用意深，着眼远，措辞高，手段隐蔽而且出手狠。这里说的狠，既指整人整的狠，为了讨好上头，必要时敢置人于死地；也指用上纲上线掩盖祸心的手段高，令人明知不对却难以反对。

“承望者”一词的出处

该词笔者初见于明朝李乐的《见闻杂记》。为准确介绍原意，照录原话如下：

张江陵在朝，气焰凌人。意欲所为，不必面嘱，亦勿烦作书（欲人办事，用不着写信或写条子），承望者悉逢迎为之（承望者会主动猜测他的意图去做），杀人求媚，不可胜记。其最惨者有吴士其，南直隶宁国人曾上书诮（讥讽）江陵，而当事者（指承望者）又不欲以杖死显示人，令狱卒绝食饮。数日间，乞食不得，饥弗能忍。初咬所穿衣衫，既而咬木柱、窗楞，痛惨倍极死！恣行法外之诛戮，忍伤天地之元和，自古未有惨烈如此者！

这里说的张江陵，就是明朝有名的政治家张居正。张是湖广江陵人（今荆州），所以人称张江陵。历史学家一般对他都是很肯定的。权威的评价是：“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前后当国十年，推行改革。执行考成法，提高行政效率；清丈土地，在全国范围推行一条鞭法，裁汰冗员，减少支出；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都有成效。万历十年（1582年）病死。死后被弹劾，尽夺官职。”（《辞海》）这个概括很简略，主要政绩说到了，“死后被弹劾”一句，则含蓄地显示了他的某些问题。

明熹宗朝给他“平反”恢复名誉，已是四十年后的事了。

张居正是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治国成绩卓著。他那么能干，对国家贡献那么大，而且在用人上还有许多超凡见解，所谓“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为之尽”；“任用的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他们在边防上多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等等。为什么如此精明的一个政治家，会允许部下不惜以惨杀正人君子的罪恶手段来讨好他，他竟然还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呢？问题出在哪里？综观他的全部历史，细看他一生作为，不难发现，首先还要从他个人的政治品质上找原因。

苍蝇叮有缝的蛋

张居正确实能干。有见识，有魄力，有组织能力。但他有个大毛病，就是私心太重，太贪权，而且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玩弄权术徇私枉法，无所不用其极！

对于他的贪权固位，有张瀚的《松窗梦语》实录为证。

张瀚是浙江仁和人（今杭州）。嘉靖十四年进士。曾官工部、刑部部曹，庐州知府、大名知府，后又长期担任多省要员与巡抚、总督等职，被称为“明朝得力官吏”。张居正调他担任有“朝中第一官”之称的吏部尚书。当时“清流”议论这项任命是张居正拉帮结派培植亲信。

不料，张瀚正是在吏部尚书这一关键岗位上，因“夺情”案得罪了张居正，“被勒令致仕”的。在他事后写的这本书里，如实述说了被罢官的过程：

张居正得到父亲去世的消息，给吏部写了个条子：“某日闻讣，请查照行。”（按照制度，父母去世，官僚都要回家守制，以体现“以孝治天下”的原则。作为首相，他当然熟知这个制度。遵制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吏部查根据？原来前朝曾有杨溥、金幼孜、李贤“夺情起复”的故事。张居正显然是暗示吏部引用这一根据留他继续执政）。张瀚装做没领会其中的意思，把条子转给礼部“查复”。礼部回了个“查节年阁臣丁忧恩典，从重优恤”。这是个根本不着边际的意见。这哪里是张居正想要的？等于催张赶快下台上路嘛！因而，“乃大拂江陵心，唆台省数人相继弹劾”，张瀚就被弹劾掉“奉旨致仕”了。张瀚临走前进殿朝北磕了头，出来见张居正告别说：“我滥竽充数，有幸做您的下属。见您接到讣闻哽咽，哭的很伤心。我以为您难过之极，急于奔丧尽孝。区区之心，实在是想为公效力。没想到弄拧了！”张居正听了他的话，汗满额头，“噤不能声”！张瀚拂衣而归。有人送他一诗曰：“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如山。”

在这件事上，不少官员因弹劾张居正“忘亲贪位”、“厚颜就列”而被治罪。翰林院侍读学士王锡爵找他为众官求情，他竟然把刀架在脖子上，大怒道：“皇上强留我，诸子却要极力赶我走！这不是要杀我吗？”御史刘台弹劾他，措辞尖锐，张居正竟跪在皇帝面前怒辩，“泣不肯起”。直到小皇上把刘台“除名为民”才罢休。上边说的吴士其就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整死的。与别人不同的是，吴士其写告状信冒用了海瑞的大名。而且假造并传播一份“圣旨”：罢掉张居正，起用海瑞。民间欢欣若狂，奔走相告。张居正的脸面尽失。

《松窗梦语》披露的另一件事，是张居正为儿子干的丑事。

甲戌春，张瀚奉命“入阅进士廷试卷”。当时张居正“柄国”，因他儿子也在廷试之列，所以“避不阅卷”。副首相张蒲州选定名次。一甲三名（没有张居正的儿子）；张的儿子被选为二甲第一名。按规矩，给皇上先念一甲的，皇上依次听了就算定了。张居正“潜通大太监”，把他儿子的卷子放在一甲第一名的位置。结果他儿子张嗣修当选一甲第一名。事后张居正还对张瀚不满地说：“张蒲州是我提拔的，竟舍不得给我儿子个一甲！”而在这之前，张居正向会试总裁大学士吕调阳打招呼照顾他儿子的事，早已在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海瑞听后，给吕调阳写了封信：会试应讲公道，您必然不会“私徇太岳（指张居正）”，太岳也会以公道自守，必然不会以私干公也（大意）。海瑞的信写得已经够婉转客气了，但还是得罪了张居正。当人们推荐海瑞调朝廷（中央）任职时，吏部“承望”张居正的心意，批了个“海瑞秉忠良之心，抱骨鲠之节，”确实是好官，但在下面干的很合适，不宜调朝廷加重他的负担（大意），拒绝起用。先受高拱打击、后受张居正排挤的海瑞，直到张居正死后才得复出。呜呼！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年迈体衰而且多病，不到两年就去世了！

张居正煞费苦心为儿子谋高官，结果如何呢？他死后被弹劾，家产被抄。大儿子张敬修因受酷刑自杀身亡。二儿子张嗣修“发戍烟瘴地”。张居正父子的结局，以及严嵩父子弄权垮台的事，值得所有贪权而又护犊情太浓的高官引以为戒！

其实，孩子有出息，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让他自己奋斗，会更有前途。没出息，靠老子授以要职，犯众怒不说，早晚还会闹个“因嫌纱帽小，反把枷锁扛”的可悲可鄙的下场！

“承望”风的顽强生命力来自千百年的旧体制

承望风的猖獗，有被承望者本身“破蛋缝”因素，更有中国社会大环境这一根本因素。

在一个封建专制官本位的社会里，惟有做官才能出人头地，才有荣华富贵。做官成了最广泛的人生追求。

没当官的想当官，当了小官想当大官，当上大官想老在大官的位子上牢牢地呆着，生怕被取而代之。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心态！功成身退如范蠡、张良的很少很少。

正是这种普遍心态制造着一出又一出承望与被承望的连续悲剧、喜剧、闹剧、丑剧！

靠兢兢业业真本事上去的，有。但不能否认，有相当一些人，则是相信“善士不如机遇”，机遇不如关系，踏踏实实不如投机取巧，因而靠走邪门歪道上去的。邪道怎么走？巧施承望术就成了这种人的最佳而且成本最低廉的选择。不需多少投资，用手头的资源就够了。上边说的那个整死吴士其的“当事者”，一个钱没花，只向狱卒交代一句：“什么也别给他吃！”就足够得到赏识了。

承望的机会处处有。见顶头上司盼望百尺竿头再升一步，就帮上司造“政绩”造“舆论”，利用职权给上司拉选票；见上司恋栈，就慷慨陈词，以国家以大局以及“群众强烈要求”为由“集体”挽留；见上司想安排老婆孩子，就一板正经地倡导“内举不避亲”，“破格”授以要职；见上司喜欢温柔乡桃花梦，就精心周密提供柔情服务，而且保证安全……多了！一些离退休多年的老同志听了，瞠目结舌：“真的？”很难相信是真的。

承望风是一种恶风。容忍它，它会滋生蔓延，盘根错节，形成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党势力。一旦形成朋党势力，问题就严重了！

要彻底消除这一丑恶现象，既需治标，更需治本。体制上人事制度上的旧影响不彻底解决，承望风就总会与世长存。但也不能单纯等待制度的完善。与治本的同时，还应加强社会舆论的力量，尽可能把承望风搞臭，形成一种人人蔑视人人抵制承望风的社会氛围。如果人们能把搞承望风看得像过街老鼠一样，我们的政治环境就会更清澈，更健康。我们就会更轻松更顺利地前进！

2004年第4期 袁世凯的两次历史机遇　作者：章立凡

袁世凯自小站练兵起家，创建北洋新式陆军，是继晚清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顽固派看来，他是一个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变法之初，袁氏也曾经附和过。变法岌岌可危之际，由于他是新进能臣，又手握精锐，从光绪皇帝到维新派，无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谭嗣同深夜密访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对谭氏的承诺，杀荣禄、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权力，致变法成功，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许不亚于日本的西乡隆盛。

但袁世凯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保个人名位，他出卖六君子，致变法失败。以维新志士的鲜血染红顶子，却失去了一次在历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时，袁世凯又再度面临历史机遇。这次他夤缘时会，成为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大总统。如果沿着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宪帝制，其在民国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许仅次于孙中山，或相当于美国的杰弗逊，也未可知。

其时民智未开，群众没有公民意识，议员选举舞弊甚多，国会党派纷争不断。对于民主共和，老百姓还不习惯，袁大总统当然更不喜欢，希望自己一人说了算。暗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当上终身大总统还不够———他想君临天下。

于是请出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两位国际知名的宪法学权威，考证比较中外政治制度。这两位是严肃的学者，特别是古博士一贯认为：一个国家究应采何种国体，应与本国的历史习惯与经济状况相宜。他在《共和与君主论》中说：“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统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对国人影响有限，敲过开场锣鼓，还得让本国的学者名流唱戏。

知识分子无耻起来，与娼妓无异。“旷代逸才”杨度写了《君宪救国论》，又发起“筹安会”，想抢一个“开国元勋”的地位。他拉舆论界“骄子”梁启超做共同发起人不成，又耍了一点小伎俩，对大学者严复说，有学问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对，蒙骗严氏上了贼船，于是全国掀起了复辟帝制的舆论总动员。

返观20世纪中国历史，袁氏失败后，民主共和制度为何长期有名无实，确有研究之必要。以当时民智国情，主张君主立宪或许不是全无道理。清室立宪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拥戴孙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绝了。在这个东方大国里，换了别人或许还可主张一下君宪，惟独袁大总统不行。

袁世凯身为清廷第一重臣，从孤儿寡妇手里夺了天下，自己做上民国大总统，本来不够光彩，但有“民主共和”光环萦绕，在历史上还算站得住。此时又出尔反尔，要废除共和称孤道寡。尽管是做“立宪”皇帝，但无论从封建君臣伦理到民主游戏规则，均属背信弃义，道德上已处于两难境地。自古无信不立，当时讨伐他的檄文中有“既为清室之罪人，复为民国之叛逆”一语，就是明证。

主张共和的各派反对他，前清的遗老唾弃他，连同享富贵的北洋袍泽也开始离心离德，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都不愿向老长官叩首称臣。但袁世凯贪恋权位，爱听对扩张权力有利的话，最终丧失了对形势的判断力。他能听到的，只是各省各地、各“公民团体”的劝进声。长子克定梦想当“储君”，单独伪造“拥护帝制”的《顺天时报》送上案头，也把老子往火坑里推。直到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蔡锷起兵护法，各省纷纷独立，袁的“皇帝梦”才被惊醒，但已彻底成了孤家寡人。（下转72页）

（上接70页）他声称本不想当皇帝，实行君宪是为救国家牺牲自己；称帝未成，被迫宣布撤销帝制；又恋栈不去，回头想继续当民国的终身大总统。人居然能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无非是出于一人一家的私利。

袁某人非等闲之辈，也不是没有一点新知识，但是缺乏新思想，至多只能算一个新旧之间的人物。其向西方学到的，只是先进的军事管理经验，却始终没学会政治游戏规则。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仪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权术和眼前利益，见识远不如封建时代的曹操。他是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殊历史环境造就的一介失败奸雄。

袁世凯背上千古骂名，弥留之际最后一句话是：“他害了我”。学者们反复考证所指“害”他者为谁，有说“二陈汤”的（指袁氏亲信陈树藩、陈和汤芗铭宣布独立），有说袁克定的，虽莫衷一是，但都在最亲近者的范围内。

数十年机关算尽，靠欺骗民意登上极峰；又被伪造的民意捧杀，八十三天就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可谓现世现报。

历史本不在乎当事者的人品，有时也能将小人推上前台，遂成竖子之名。只要大节不亏，尽可安贵尊荣度过一生。

伪临朝袁氏者，小人也。从小不爱读圣贤书，不明春秋大义，到老更不知珍惜自己的历史地位。历史能给一个人两次大机会，已是特殊眷顾，他却欲壑难填，连“见好就收”的民间常理都忘记了。

分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又何怨他人？

2004年2月28日 风雨读书楼

2004年第4期 孙中山主动接受新闻监督　作者：郑连根

孙中山先生非常重视新闻事业，早在兴中会成立以前，他就进行过积极的报刊活动，并充分地肯定了现代报刊在开启民智、阐述新理论及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他主张中国要像西方国家一样，大办“学会”和“学报”，以“推陈出新，开世人无限之灵机，阐天地无穷之奥理”。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又亲自参加并领导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创办工作，他还亲自撰写《民报发刊词》，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在孙中山先生的提倡之下，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始终以国民公仆自居，恪守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认真接受舆论的监督，平易近人地接受记者的采访，经常参加报界的会议，对报刊在民主革命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鼓励报刊在共和建设中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他特别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的责任，他说：“今民国成立，尤赖报界有言责诸君，示政府以建设之方针，促国民一致之进行，而建设始可收美满之效果。故当革命时代，报界鼓吹不可少，当建设时代，报界鼓吹更不可少，是以今日有言责诸君所荷之责任更重。”

最能体现孙中山先生和南京临时政府恪守言论出版自由原则的，是撤销《民国暂行报律》事件。1912年3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鉴于《大清报律》等前清有关报刊出版法令已随清政府垮台而废弛的现状，颁布了一个由内务部参事林长民草拟的暂行报律，在正式宣布废除《大清报律》的同时，与报界“约法三章”：其一，新闻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及编辑人员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其二，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除停止出版外，其发行人、编辑人坐以应得之罪；其三，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被污毁人得要求其更正。要求更正而不履行时，经被污毁人提起诉讼时，得酌量科罚。

这个报律，单从加强政府对报业的管理的角度来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这个报律颁布之时，临时约法尚未颁布，其他法规也多未制定，民国究竟有无必要单独颁布报律，立法机构尚未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政府部门就擅自颁布法律确属越权行为。再加上这个报律中，罪与非罪的界限及量刑标准都很模糊，极易被误解和滥用。因此，这个报律电文发至上海中国报界俱进会并令其转全国报馆遵照执行时，立即遭到了新闻界的普遍反对。3月6日，中国报界俱进会和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共和日报》、《启民爱国报》、《民报》等诸多报纸联名致电孙中山并通电全国表示抵制《民国暂行报律》。报界的联合通电称：“今统一政府未立，民国国会未开，内务部拟定报律，侵夺立法之权，且云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坐以应得之罪；政府丧权失利，报纸监督，并非破坏共和。今杀人行劫之律尚未定，而先定报律，是欲袭满清专制之故智，钳制舆论，报界全体万难承认。”次日，上海各报又刊登了章太炎的文章《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再次阐述电文观点，并对报律条文逐一加以批驳，说临时政府“钳制舆论”，“欲导恶政府之覆辙”，文辞极为尖锐。

孙中山先生得知此事后，于3月9日下令撤销了《民国暂行报律》，指出：“案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以为常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弊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又民国一切法律，皆当由参议院议决宣布，乃为有效。该部所布暂行报律，既未经参议院议决，自无法律之效力……民国此后应否设计报律，及如何订立之处，当俟国会会议决议，勿遽亟亟可也。”

由于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派积极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较清末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个时期的新闻人当仁不让地担负起了“监督政府”、“指导国民”的“天职”，报上不但可以批评政府官员，甚至可以点名骂总统。中国的新闻人还成立了中国报界俱进会、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广州报界公会、贵州报界同盟会等团体，代表报界就“报律”，新闻邮电费、报纸和报人权益等问题与政府机构交涉。在这种大气候下，除革命党外，“赞成共和”的立宪党人、旧官僚甚至是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民国初年的一个短暂的时期都摆出了一副尊奉言论自由、尊重报界的姿态。当时袁世凯的国务院特设新闻记者接待室，每天由国务院秘书长出面接待新闻记者的采访。独立各省新成立的政权机关也都在所颁布的纲领性法规中列入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条文。如，《鄂州军政府临时约法》中就明确规定：“人民自由言论著作刊行并集会结社”；四川军政府在《独立协定》中也写上了“巡警不得干涉报馆”的规定。其余的如《浙江军政府临时约法》、《江西军政府临时约法》等也都载有保障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款。还有两个细节值得一提：其一，为了便于女记者旁听采访，四川都督府每次开会时都要在旁听席上为女记者用红布围成一个女记者室。其二，省内外往来电文，可以发表的，都油印得清清楚楚，分送各报馆。这种做法跟后来动辄对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封锁”、“资源垄断”等封杀手段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

孙中山先生坚持贯彻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促进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从武汉起义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前，中国的报纸数量剧增，据统计，1912年全国报纸增加到500多家，总销量达4200多万份，创下了历史新高。纵观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新闻事业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极大。政治开明，执政党和政府坚持贯彻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新闻事业就会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反，如果政治黑暗，执政党及其政府以专制主义钳制言论出版自由，新闻事业的发展就会受到重创。国民党（同盟会系国民党的前身）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重视新闻事业，坚持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中国的新闻事业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当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并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他以“乱党报纸”为名对异己报刊进行大清洗，疯狂迫害报馆和报人，中国的新闻事业就又遭遇了挫折：许多报人被害，报刊数量锐减，到1913年底，全国报纸只剩下了139家。1913年是中国农历癸丑年，所以人们又称袁世凯此次对报业的摧残为“癸丑报灾”。

2004年第4期 徐继畬：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　作者：郭锦华

1997年5月15日，纪念开创中美友好关系的先驱徐继及其《瀛寰志略》完成150周年的仪式，在美国华盛顿纪念塔前的南草坪举行。仪式的首倡者、美国麻省大学龙夫威教授（Profes-sor Fred W.Drake）介绍说，当年，建造华盛顿纪念塔的时候，美国的在华传教士和中国官员一起摘录了徐书（《瀛寰志略》）关于华盛顿的十分重要的段落，雕刻到花岗岩上。如今，此碑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塔内西壁200多英尺的高处。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见证。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Director Ezra F.Vogel）说，第一，从徐先生开始，中国不仅重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而且重视处理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第二，徐先生是中国内地山西省人，到沿海做官后，对西方的认识才发生变化。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沿海和内地的人对一些世界事务的认识往往差别很大，这是值得深思和注意的。第三，中美关系时好时坏，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能借鉴历史的经验，中美关系必定会更加密切。第四，徐先生对华盛顿推崇备至，原因之一是中国当时刚刚遭受鸦片战争的失败，徐先生为华盛顿这样一位打败英国的英雄而受到极大鼓舞，说明他有高度的爱国主义。

此时，华盛顿纪念塔前的南草坪，就像一个超越时空的平台，把历史与现实拉近，把东方与西方拉近，其镜头的焦点聚光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先驱者之一———徐继身上。

徐继畬的思想和政治生涯

徐继畬，号松龛，字健男，山西五台东冶人。1826年（道光六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江南两道监察御史、两广盐运使、福建巡抚等职，累官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同文馆总理事务大臣。

鸦片战争前，徐继畬就对鸦片的泛滥深恶痛绝，主张严厉禁止。他在《禁鸦片论》开篇即指出：“鸦片之害，食货之妖也。”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徐继畬被派往福建海防前线，兼署汀漳龙道台。他力主抗战，积极参与和组织了反侵略战争。厦门失守后，他寝食不安，断定夷情叵测，事无了期，要竭力尽心，与漳州共安危、共存亡。当他亲眼目睹清军屡被敌人挫败时，心如刀绞，为之“发指眦裂，泣下沾衣”。他既敬佩捐躯将士们的民族骨气，同时又看到了由于清朝官兵“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此其所以败也”的事实。

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畬接连升职，在他任福建布政使时，道光帝召见他，并命他办理厦门、福州两口的通商通行事务。一方面，他严厉谴责英夷的侵略恶行；另一方面，他从切肤之痛中意识到，要走强国之路，就要冲破闭关藩篱，真实地了解世界。1842年初，徐继畬给山西的老友写了一封长信，对西方的威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分析战争的起因、英夷的特征、失败的原因。他把英国人称为红毛中强大的种族。他们侵占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他们的船只坚固庞大，大炮猛烈。清朝初年，英国人已经来到广东贸易，逐渐运来鸦片毒害华人，骗取中国的银钱。“逆夷”给有“二百年全盛之国威”的清王朝带来极其严重的麻烦。然而，耗资巨大的中国国防却不能拒英国人于国门之外。徐继畬清醒地认识到，掌握英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的信息，势在必行。西方人已是中国人不能继续漠然视之的外国人了。

为了了解西方，徐继畬“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搜集资料，并“披阅旧籍，推敲考订”，经过“五阅寒暑”，数十易稿，辑撰成《瀛寰志略》十卷。这部书被著名地理学家张穆称之为“海国破荒之作”，打破了“天朝上国”的一统天下的思想桎梏，启发并帮助人们开眼看世界。

徐继畬的《瀛寰志略》

《瀛寰志略》是一部研究近代世界地理，进而探究世界历史、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这部书充分体现了徐继畬开放的文化思想。

⒈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中国

中国自先秦两汉至于清，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而视四裔邻邦为夷狄，国人对西方世界知之甚少或毫无所知。就连注重实学的明清学者顾炎武、清末政治家林则徐等，对外部世界也所知不多，以致在地理上犯了“舛东西之界”等错误。顾亭林（即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把佛郎机国（法兰西）列于“交趾（安南-越南）西南夷”一类，以为其地“在爪（瓜）哇（岛）（又称“噶罗巴”）（南洋大岛-现属印度尼西亚）南”。林则徐最初也并不熟悉夷情，曾相信有关蛮夷之国之类的无稽之谈，仅以为夷人需要大量的茶叶和大黄，如果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双目失明或患肠胃病等。后来，由于虚心探究，才逐渐对西方有所了解。当时，就连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也“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骆秉章奏称英兵上身刃不能伤，但以长梃击其足，应声即倒。琦善因访知英国国王自行择偶的消息，向道光皇帝启奏，断定英国是“蛮夷之国”，“未知礼仪廉耻”。

徐继畬首先从西方地理学获取全新的信息，重新认识世界，并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瀛寰志略》开篇，展现给读者的就是一幅“地球平圆全图”，并写到：“地形如球，以周天度数分经、纬线，纵横画之，每一周得三百六十度，每一度得中国之二百五十里。海得十之六有奇，土不及十之四。泰西人推算甚详，兹不赘。”徐继畬基本接受了将世界分为四大洲的理论。他说：“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凹凸参差，不一其形。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曰亚墨利加”。对于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他明确指出，中国在亚细亚之东南，所占之面积，“固不止得其半也”，即亚细亚之中最大一国。他已在地理学意义上确认，中国仅是世界版图中之一国。这对“天朝上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无疑是一种挑战。进而描述美洲谓“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万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同时，他已肯定英国、法国和俄国均是世界中的强国。这是对西方世界几个强国概略而合于实际的描写。

⒉正视西方强国的物质文明

《瀛寰志略》对西方强国发达的工商业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徐继畬称赞欧洲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运用水火，尤为奇妙。火器创自中国，彼土仿而为之，益加精妙。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造舟尤极奥妙。蓬索器具，无一不精。测量海道，处处志其浅深，不失尺寸。越七万里而通于中土，非偶然也”。他在讲到法国时说：“所织大呢羽缎皆精致，又能织花纹丝缎”；“其人心思精敏，工于制器，自来火之枪，火轮之车船，大半皆其所创”，其造钟表之法，“时时变易，奇幻出人意表”。介绍英国伦敦“居民一百四十余万，殿阙巍峨，规模闳钜……街衢纵横穿贯，百货山积……又大肆曰北明翰，铁工聚焉……埔头最大，每岁别国商船，来者千余，本国出入者三千余”。英国“织布者四十九万余人，其机以铁为之，激以火轮，关捩自能运动，是以工省而价廉”。所造之兵船，置炮多而精良，船体固而易驭，“不畏风浪”。徐继畬对美国的介绍着墨更多，分别描述了二十六州的物产和工商业状况，例如，描绘“麻沙朱色士国”（即马萨诸塞州）的“摩士敦”（即波士顿），“城内万室云连，市廛盘匝，百货阗溢……其商船火轮船无所不到，陆地有铁路，马车与火轮车并用。火轮车行甚速，每日可三四百里”。

徐继畬已经认识到西方诸国致富致强的基础，就在于努力发展工商业。他在《瀛寰志略》中写到：“欧罗巴诸国，皆善权子母，以商贾为本计。关有税而田无赋，航海贸迁，不辞险远，四海之内，遍设埔头，固因其善于操舟，亦因其国计全在于此，不得不尽心力而为之也。”他在分析英国所以富强之由时指出：“英吉利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有几何？其骤致富强，纵横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而进行殖民贸易之结果。同时，他也认为英国本土工商业之发达亦是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述及苏格兰时，他说：“其民习勤耐劳，善于谋生……商民遍四海，积资多在数万外。故地虽寒瘠，而多素封。”美国东北部，由于有三大通商码头，所以“富商大贾之所聚，地虽偏小，气象固殊。内地各国，皆资耕作，幅员虽广，而财力不如海滨之盛”，等等。在沿袭古老传统“以农为本”的中国，徐继畬直言不讳地称道以工商致富的西方诸国，其实质是对中国重农抑工商政策的一种批评。

⒊借鉴西方强国的民主政治

《瀛寰志略》对19世纪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阐释与肯定，特别介绍了英、美、法、俄、瑞士等国的选举制、议会制和立宪制，对于议会的组成、职权范围等，都作了较详细的叙述。他指出，实行议会制是欧洲各国的共同体制，“不独英吉利也”。徐继畬还以推崇的笔墨赞赏美国的民主制度，称赞美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徐继畬宣扬这种变革性的政治制度及其先进性，正是同中国“公器付之一人”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形成鲜明的对照。

《瀛寰志略》中还告诉国人，中国文人理想的“桃花源”式的社会，在西方瑞士国出现了。在那里“推立乡官理事，不立王侯”， “国无苛政，风俗俭朴淳良，数百年不见兵革”，是“西土之桃花源”。而中国历代帝王将相无不实行徭役、苛捐杂税，并把“轻徭薄赋”当成最大政绩。这里作者显然在暗示，西方“蛮夷”的现行制度，要比东方泱泱大国的制度先进。

国家政体制度要靠统治者建立和实施。《瀛寰志略》在介绍米利坚时，用了大段篇幅颂扬米利坚总统华盛顿“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可见，其中“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体制，较之中国封建皇帝的“传之一世乃至千万世”的体制为优；“几于天下为公”的政治局面，较之中国君王的“以天下为家产业”的政治观念和现实先进得多。

《瀛寰志略》一出版，便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作者自称是“甫经付梓，即腾谤议”。书中对西方世界的叙述和评论招致了封建权贵的弹劾讨伐，就连曾国藩都认为“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但是，无论持赞同观点的睿哲还是持反对观点的官僚，都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注意力已被《瀛寰志略》拉向了外部世界。

徐继畬的启蒙意义

美国历史学家龙夫威在研究徐继畬的论文中说：“当研究徐的经历，在透视他的生活和时代的细节过程中，我开始领悟到另外一些因果联系。我很少用预先设想的历史解释，而是把他经历中揭示和影响进程、前途、难点以及机会的东西，与他当时超越对自己民族的利益、政治、文化缺乏远见的近视症患者，作为‘专家’的艰辛努力联系起来，这样就逐渐发现了他的重要性。” 龙夫威还说：“我确信，徐对西方挑战的回应———不单纯是对西方刺激的肤浅条件反射，更重要的是一个精心构想的行动计划———只能用他对中国文化基础的根本信念来解释。正因为有对中国文化和国家的忠诚，才激发徐这个反对英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者、中国领土的保卫者，去探究外国的实情，支持和解政策，从而使中国做好未来的准备。其文化背景的显著特色———他的知识渊源，政治交往，乡土传统———给了他突破文化壁垒，寻求新的真理的勇气和信心。”“徐继畬面对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早已在近代框架之内寻找理解和同一性……他的所作所为表明，甚至在最大的文化鸿沟上，以互相交流为使命的、有创造力的、开明的政治家，必然能架起理解的桥梁。”

徐继畬从研究西方强国的发迹轨道中，看到了欧美早期近代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比封建专制具有优越性。他着重向国人介绍两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家的政体模式，即“英国女王”的君主立宪制和美国总统式的民主共和制。从其论述来看，他更倾慕于米利坚合众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同时，他又满腔热情地讲述了早期近代化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如纺织业的发展，以蒸汽机和机器为动力或工具的机械工业的发展，铁路、公路及海运交通运输业的发达，随之而来的国内外通商行业的发展，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所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的增强等等。徐继畬敢于向国人启蒙，展示当时世界上最新的、先进的、合于时宜的政治与经济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勇敢而有远见的行为。龙夫威教授评价说：“实际上，徐继畬的拓荒之作，深刻地影响着19世纪中国整整一代的思想家，作为变革维新的微妙宣言，它为19世纪的自强运动奠定了根本的思想基础。当他说连苏禄人都能实行自强时，其弦外之音是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

2004年第4期 说附和　作者：陈四益

《起居注》是中国专制主义时代记录君主言行的资料。主管记录的是史官。君主是天子，他的言行当然就是天意。天意难违，百官和百姓本只有拥护和服从的份儿。不过据说，史官有秉笔直书的传统，天子若有违背天意的时候，史官也要如实记录，以保留真相。但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可怀疑的。“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话一句耳。谁惧了？天知道。敢于冒死直书如董狐与齐太史之俦，看来也只是少数特例。正如作《史通》的刘知几所说：这世界上，倒是正道不走走邪道的小人居多。为什么？无非因为“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所以多数人“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顺从保吉的多了，什么事情都舞文弄墨附和君主，要保留真相，谈何容易！这也就难怪章学诚要感叹“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了。

明白这一点，对于各种官修的史书，就要多一个心眼儿，免得尽信书而被它瞒过。

不过，官修史书中也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只要会读，可以从中推知一些真相。

喜欢旅游的人都知道，一个康熙，一个乾隆，留下的碑题最多。康熙爱写字，这是真的，在写字上下过一番功夫，这也是真的，起居注里多有记载。有一段记叙很有趣味：有一次，康熙问左右满族大臣道：“我看到朱熹这帮人说，字都被苏（轼）黄（庭坚）胡乱写坏了。你们听到那些汉人大学士对这种批评怎样说？”因为是问汉族大臣的看法，几位满族大臣立即转述了听到的说法———“汉人大学士说，朱熹这拨儿人与苏轼那拨儿人各自为党，所以这样攻讦。不过，苏轼的真迹现在已很难得到了”———但他们自己是不表态的。康熙说道：“苏轼、黄庭坚的文章书法，后人至今还在模仿。可见那种批评是很偏颇的。”接着康熙叹道：“我又好久没有写字了。”一听到皇帝这样明确表态，气氛立即变了。左右大臣竞相跟上。说：“字被苏、黄胡乱写坏了。这话确实偏私，正如皇上所指出的那样。”说：“读书人每天练习写字，应该都会写，可有的人一辈子也写不成样。这就是天分不够。皇上您是天纵之圣，写的字尽善尽美，真是大家的楷模啊！”说：“能像皇上这样善于写字的，古今少有。何不多写些，让万世流传无极。”还有人恭请皇上“时御毫素”，以便“臣等幸得御笔，藏之于家，以为鸿宝，让子孙传之无穷。”

瞧，一场以学术性问题开场的讨论，转瞬之间就成了歌功颂德的竞赛。而且这种附和阿谀的竞赛是在官僚集团最高层毫不遮掩地进行着。

另一段起居注的记载也同样有趣。还是康熙，有一次在北巡途中，同随行大臣谈到了一个叫穆尔赛的官员。他说：“我听说穆尔赛居官不善。你们知道吗？”在这之前看来是没有一个左右大臣向他报告过穆尔赛的问题。但皇上一说，左右的话匣子一下全打开了。有人说：“就像皇上您英明指出的那样，穆尔赛为人昏聩，不能办事。”有人说：“穆尔赛的贪，大家都知道。”还有人言之凿凿：“我往西岳祭祀时，那一带州县官员提到穆尔赛都叫苦连天。穆尔赛的名声实在不好。”有人说：“这样的人，天理也断断不能容他！”从左右的应答来看，他们似乎对穆尔赛的问题早就知情，但谁也不开口。待到皇上一点，便如河之决，人人都成了先知先觉。

一个君王周围如果聚集着这样一批不知办事、只知附和之徒，一定是非常寂寞也非常孤独的。但也一定会养成君王的独断专行和刚愎自用。制度就是这样铸造人的性情：它把所有臣下都铸成唯唯诺诺、只知附和的奴才；也把君王铸成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的暴君，因为他已经习惯于听取赞歌和接受无休无止的附和与恭维了。诗曰：

赞歌唱罢骨筋酥，奉主一人众作奴。

秦帝有知当笑慰，传家有道朕非孤。

2004年第5期 李定：学者型的领导干部　作者：徐庆全

一个月前，一位我所尊崇的老前辈给我三大本《李定文集》，让我看看。“李定是谁？”孤陋寡闻的我随口问道。老前辈说：“李定去世前与我比邻而居，他官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不过这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学者型官。简单地说，在政治思想上他是一位活跃的敏锐的领导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坚定维护者实践者；在职务上，他是北京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与中共沟通的一道桥梁，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工作上一位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

老前辈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一个月来，我翻阅了厚厚的《李定文集》，查阅了他的资料，走访了与他相知相识的前辈。有关李定的一个个历史片断慢慢缀联起来，李定以鲁迅所说的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人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定格。

以笔作刀枪

李定原名杨邦祺，1923年11月出生于云南省施甸县。父辈所给予的这个名字，大致代表了一种理想和寄托———邦者，国家也；祺者，安定也。李定的父亲杨华是云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人们对这个讲武堂不是很陌生，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的朱德履历上就有这样一笔，不过，人们不知道杨华那时正与朱德是校友。因为这一关系，杨华也与中国革命有了一段渊源关系：1927年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在艰难重重中得到了时任国民党第十六军军长、同情革命的范石生的支援，而杨华恰好在这支军队中担任团长，他对革命也融入了一份同情。

这样的渊源关系，使幼年的杨邦祺显然滋生了向往革命的理想。在中学时代，“挥斥方酋”的参政意识，使李定更多关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的现实。日本的入侵所唤醒的强烈民族责任感，使他用笔作刀枪，在《云南时报》“副刊”上发表了多篇抗战散文、诗歌。这样的意识，也使他融入到一群进步人士中间去，接受了更多进步思想的熏陶，并开始阅读马列主义书籍。1942年，日本的铁蹄踏上了云南省，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李定已经不安于坐而论道了，他决定休学，直接到抗日前线。他到《云南日报》担任编辑和战地记者，奔赴滇西采访，报道抗战前线战况，用一支笔尽自己的所能，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所实行的独裁政策，不但让国人失望，也使李定涌起了与这种独裁相抗衡的决心。他积极参与组织西南联大及昆明学生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运动。他的学识和他的干练，使他成为独当一面的罢课委员会宣传部长，负责昆明学联《学生报》的工作。这场学生运动所起的作用早已载入史册，李定的名字也成为史册中一个高音符号。

1946年，李定到北京大学继续完成学业。第二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履历上所增添的这一笔，意味着他已经从一个自在的进步革命者转变成为一名与他所追求的事业融汇在一起的自觉革命者了。

开拓性的地下工作者

1948年，对于追求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已经看到了黎明的曙光。11月初，辽沈战役胜利结束；12月初，淮海战役虽然鏖战正酣，但胜利已经不是什么需要担心的问题。平津战役的序幕已经开启了———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天津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这兵临城下的决战前夕，处于恐慌中的国民党市长杜建时、城防司令陈长捷和警察局长李汉元又增添了另一种恐慌：他们常常接到一位神秘人士打来的电话，劝告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这样的电话来自于位于天津市中心繁华地区的罗斯福路（今和平路步行街）哈密道口的《大公报》馆内，而拨打电话的就是李定。

1947年8月，完成学业的李定，经党组织安排，在天津《大公报》担任记者，有了一个公开活动的身份。而他隐蔽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市工作委员会成员，《大公报》地下党负责人；后来又在“迎接天津解放行动委员会”中负责职业青年工作。党组织先让他负责联系学校的工作，后来又让他从事社会方面的工作———通过与一些民族工商业上层人士的接触，及时获取有关国民党的情报，做策反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打那些神秘电话，自然也是策反的重要工作之一。

李定后来先任天津市统战部部长、“文革”后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与他这一时期的工作自然分不开的。

当时，李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工商界，并选定地位最高、名望与影响最大的天津永利久大化学工业公司董事长李烛尘为统战对象，再通过李烛尘去影响工商界。

李烛尘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是同乡也是同学；他同时也是董必武等人的好友。他在工商界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了解更多一些，因而对这个政府的作为甚怀恶感，他对《大公报》客观公正的报道则抱有好感，很愿意在《大公报》发表自己的政见。而李定平和的工作方式使他与《大公报》的距离更近了。

李定经常去专访李烛尘，报道他的“只有和平才可以发展工业”、“只有停止内战才可办好工业”等观点，更会让李烛尘谈对时政的看法。他报道过李烛尘对国民党的看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谓“接收”实际上是“劫收”；他也报道过李对“四大家族”之一宋子文的揭露与谴责。

当时，李烛尘在天津组织了“工业协会”以团结工商界人士，每周三和五聚会，名为“三五俱乐部”。李定是这家俱乐部的常客。这个协会所作的一切让天津国民党感到恐惧，便组织了一个“工业工会”来与之相抗衡。李定根据党的指示，暗中引导并支持李烛尘的爱国行动，并在《大公报》上揭露敌人的阴谋。他还主动到“三五俱乐部”去演讲，介绍国内外形势，唤起这些业内人士对国是的关心，此举也使他赢得了工商业界人士的信赖和赞誉。

因为统战工作做得好，李定经常能得到一些情报。一次，美国“救济总署”负责人莱普汉一行突然造访天津，地下党要求李定尽快搞清美国人此行的意图。李定找到李烛尘，了解到莱此行的目的是企图用“美援”拉拢傅作义。李并告诉他，所谓“美援”，只不过是“撒点胡椒面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李定立即在《大公报》上发表题为《美援有如撒胡椒面》的报道，不但将莱之行公布于众，而且揭露其阴谋。

善作统战工作的李定，在工作中创造性地开拓工作。为了联系新闻界其他报馆的地下党员和进步记者，他主持联系成立了“天津记者协会”，作为地下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在新闻界秘密开展统战工作。这项工作卓有成效，甚至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人都参加了革命。

平津战役打响后，我平津战役指挥部发现，敌人的兵力部署有了变化。搞清楚变化的情况，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这项任务义不容辞地落在了李定的身上。李定知道，国民党天津某兵站支部长李贻亮是《大公报》记者、地下党员李光诒的侄孙，便通过李光诒去做工作，将敌人更新部署的兵力和火力装备、军需供应等情况，统统搞到手，及时送到解放军前线指挥部。

这项工作做完后，善于开拓工作的李定进而又继续利用这一线索，进行策反和保护天津的工作。在他的安排下，李光诒又继续通过李贻亮策反国民党的另一个少将支部长。这项工作很有成效。在解放军即将进城前，陈长捷下令炸毁这个兵站的新仓库时，这位少将支部长批示“贻亮处理”，使李贻亮得以借故拖延，把这座装满军用物资的仓库完整地保存下来，交给人民解放军。

李定在天津解放前夕的几个工作片断，当然远远不足以展示他在血与火的形势下的整个工作内容，却足以展示他的学识和统战工作的才能。因此，天津解放后，他在担任了短时间的天津团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就改任统战部副部长的职务，成为天津市委统战部的筹建人之一。

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与中共沟通的桥梁

在李定一生的任职中，在统战部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在天津，他干了20年，在中央统战部，他又干了7年；其后在中华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和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位置上，也都是统战工作的延续，应该说是“老统战”了。后人要写他，这应该是重点叙述的内容，但是，梳理材料后却发现，也只有几个不完整的片断。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两条：第一条，用他的夫人李美全的话说，李定在家里不谈工作的事情，而李美全又是党性很强的人，也从不问。第二条，李定是个平和而不喜张扬的人，从不谈自己工作的成绩，在媒体露面的机会也很少。不过，在《李定文集》中却留下了他对统战工作的一些思考，使我得以结合几个历史片断，为李定20年的统战生涯画一素描像。

李定晚年在回顾和反思建国后党的统战工作时，借用工商界人士之口，认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一个是建国到1957年反右前，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后。

本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统一战线”是我们党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我们的统战工作应该是非常优秀的，团结了大批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工商业界人士。建国最初几年，也依然延续了这一传统。从新政协的筹备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民主党派都占有重要席位。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到各个部，都有民主党派担任副主席、副总理或部长。直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央还坚持要求各地地方党委保证安排25%的党外人士为厅局级官员。而且，这一段时间内，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也都是和民主党派协商的。但是，1957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李定用简略的语言描述为：“包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内，内心深处才开始与共产党分离。”（《文集》第三卷1410页）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李定也有精辟的分析：

50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巅峰时期，以胜利自居的心理，对群众解放者自居的心理，自视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光荣、伟大、正确的心理，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留给共产党人在胜利后“君临天下”的心理，很难接受“犯颜直谏”。这里还深深隐藏着一种心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不能与人分享。民主党派要想更多更深地参与是不能接受的。公开提出“轮流坐庄”更是“造反夺权”的言论，只能伐之、诛之（《文集》第三卷第1420页）。

身为一名党史研究者，读到这样一位高级干部酣畅淋漓的文字，心中油然腾起一种敬佩感。我想，李定这种求实的精神和勇气，实来自于他20年统战工作的切身体会。

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从事统战工作的经验，加之中共中央在开国初年团结民主党派的正确国策，李定在1950年就任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后，认真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在贯彻党对民主党派和原工商业者的方针、政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奠定了天津市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的基础。他注重联系实际，广交深交党外朋友，紧紧依靠各级党委和各方面的力量做好统战工作，为天津市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可惜，这一段时间太短了。反右开始后，李定就再也无法舒畅地工作了。

面对着使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遭受灭顶之灾的反右派运动，李定心中是如何想的？我虽然看不到有关的材料，但是从李定在回忆与自己一起工作过的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时所讲到的情况看，他显然是不赞成这样的运动的。

李定在回忆万晓塘的文章中，透露出这样几个事实：一、在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中，天津市“在民主党派领导层和基层主要成员中都没有出现问题”；二、在反右派运动中，李定“因为言论‘右倾’、同情知识分子，也受到批判”。因为这样的批判，1959年他被下放到钢厂。三、“从后来‘摘帽’的情况来看，天津在反‘右派’斗争中，划‘右派’没有像一些省市搞得很大，这与市委的掌握有关。”（《李定文集》第三卷第1464-1465页）

不事张扬的李定，在这里丝毫没有谈到自己是如何做的，而把功劳全给了万晓塘和市委了。熟知这两次运动的历史情况的人都明白，在运动中，各级党委和政府某一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权力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在反右派运动中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一般说来，这一部门的负责人如果要定某某为右派，基本上这个人是没有跑的。正因为如此，某一部门的负责人做法是“左”的———当然，这来自于中央的“左”，这一部门的右派数量就多；反之，这位负责人有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能在“左”的大潮中保持清醒头脑———当时的情况往往被称之为“右”，这一部门的右派数量就少。李定显然是属于后一种，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因为言论“右倾”而遭受批判并被罢官的。

更令人钦佩的是，即使被罢官后，李定仍然坚持实事求是，自觉抵制那些“左”的做法。

1959年10月，李定被下放到天津第四钢厂担任党委书记。此时，因庐山会议而兴起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风又蔓延到全国。因为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提意见而被打成为“反党集团”，所以全国各地都在寻找“小彭德怀”，寻找“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定所在的钢厂自然也难免要受到影响。但是，李定却和干部、工人一起会战半个月，对这场运动不积极———“没有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李定不抓，但是大形势的逼迫，却使一些干部和工人“怕戴上帽子，心情紧张”。一位老工人因炼钢材料问题无法完成任务，竟然找到李定，恐慌地承认自己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而李定则说“谁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们是好同志！”老工人听到这样的话，禁不住热泪盈眶。看到这样的好同志，体会到“反右倾带来一种心理恐惧和说假话之风”的李定，也“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更可贵的是，李定非但不抓“右倾机会主义者”，而且坦然地在上级领导面前陈述自己对这场运动的看法。第一次他向市委反右倾工作委员会阐述自己的意见：不能把反右倾和生产上的困难混为一谈；第二次他更向市委说：在原料供应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职工努力拼搏已经很不容易，没有右倾分子，硬要找右倾分子，这不是党的政策。在那个人人自保的年代里，李定的胆识和勇气可敬可佩！当然，他这样做，在“文革”“左”风达到极致的年代里，却得到了“阶级调和”、“只统不战的投降主义”等帽子。

“文革”爆发后，李定戴这些帽子而身陷囹圄。在饱受折磨被解放后，他依然挂怀统战工作，并对“文革”“左”祸有了更深切的反思。

1971年，李定又回到天津市委工作。1973年4月，他又重新担任统战部副部长（稍后任部长）。面对着令人忧心的国家大局，他心急如焚。他曾向友人发问：“这样的继续革命到底还要革到什么时候？还有什么人没有被革？”“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李定这里已经失去了光环，他已然明白，靠这种理论将国无宁日。

更让李定揪心的是，统战工作开展的余地已经很小了。他曾经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当时工作的困境：做统战工作就像坐在一个跷跷板上，要寻求一个不翻跷的平衡点，非常困难。稍有偏差，便是右倾，后果不堪设想。尽管这样，他每天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看望他的“统战对象”，兢兢业业地尽自己的一份力。李定在当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他一如既往地关照党外人士的政治生活和物质生活。1974年1月5日，他主持恢复了天津文史研究馆，安置了一批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同时，他把“统战工作”做到了日本。1975年，在他的主持下，天津市和日本神户市结为友好城市，这在全国还是首创。当年6月，他自己亲任天津市神户友好访问团秘书长，到日本访问。

可是，他心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多：一面说了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面却又高呼“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他所要统的对象，又批判，又团结，到底以什么为主？目的到底是什么？

困惑积累多了，李定的思维也在反思中清晰了。他对造访的好友马识途说：

我认为统战工作就是要做到团结大多数的人，共同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但是现在的做法却实际上以批判为主，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打倒了，甚至把党内的许多老干部当作走资派打倒了，到底靠谁来建设我们还十分落后的国家？

这样的发问，应该是我们语法上所通常讲的“设问”———实际答案李定心中已经给出了。他已经清醒地知道：目前这样大革文化命，实际上是在革国家的命！他也知道，要建设好这个国家，统战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庆幸的是，这样的“革命”在1976年那个金秋十月被终结了，党的实事求是路线又回来了。被李定称之为统战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来临了。李定也随之担负了更重要的责任———1982年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对私营经济的开拓性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使我们党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解放、发展生产力的主线。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任务，那就是调动所有积极力量，为国家这个根本任务服务。担任了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李定，紧紧围绕党中央各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以实际情况为基点，不断提出统战工作的目的、作用及工作方法。他关注国家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特别关注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种种争论，而争论最激烈的，还是私有经济。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反对私有经济的看法还是占上风的时候，李定就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要发展生产力，一定要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他把私营经济当作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当作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当时来说，这一认识是超前的，也是在今天被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正确观点。

三大卷的《李定文集》，汇集了他从1982年到2000年所撰写的重要文章、讲话、调研报告、札记等等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和研究学者水准”。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围绕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而写下的。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在序言中评价说，读李定的文章，“给人以淋漓酣畅，言之有韵的感觉”，可谓中肯。俗话说，“文如其人”。李定的文章之所以给人这样的感觉，是与他朴实的为人分不开的。

“有许多文章他是走出来的”。李定的夫人李美全深知这一点。李定是注重调查研究的人，他要用实践来证明私营经济发展的前景。他跑了全国许多地方，总是轻车从简，不游山，不玩水，直奔调查地区。边调查，边论证，再深思。所以，这些文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很深的底蕴。

李定的许多文章写在“姓资姓社”争论最激烈的时期。对于分管中华全国工商联工作的副部长李定来说，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他本可以明哲保身，不讲话、不写文章、不表态。不讲、不写、不表态，一是保险，不会出错；二是显得政治上深沉、成熟，让人摸不透而生敬畏之情。即使躲不过去，非写文章不可，也可以让秘书或研究室的写手依照报纸、文件炮制一篇没有任何错误，也没有任何新意的文章。但是，李定没有这样做。接任李定担任全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的保育钧深情回忆说：

他不仅写文章、讲话，而且亲自动手。与当时“左”派们气势汹汹的文章相反，李定的文章、讲话几乎没有任何论战的口吻，也没有得理不饶人的盛气和霸气。他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信不信由你，决不强加于人。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人品、文品、官品的统一，贯穿在李定文集之中，贯穿在他七十余年的生涯之中。

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转型时期，官场陋习蔓延，不少人人格扭曲，而李定能坚持其数十年的朴实作风不受侵染，的确难能可贵。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李定一生在实践着这“三不朽”。已作为历史人物的李定，他的德行、事功、言论，足以垂世者，绝非本文所描述的这一点。胡德平认为，《李定文集》“实在是统战工作者、非公经济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读之有益的好文章”。他的许多创见，也应引起学者们的研究。而他朴实的为人、为官的品德，也值得人们去敬重，去学习。

2004年第5期 章乃器：理想和实干铺就的坎坷人生　作者：许水涛

许水涛：我在中学时代就从“七君子事件”中知道章乃器先生的大名，粗知历史之后，又得知他是1957年钦定、后被改正的右派。关于他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虽然已有文章披露。但我想，从您的角度谈，既有带着感情色彩的亲人的视角，也有带着理性成分的学者的视角。

章立凡：我怎么看待父亲，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这么一个话题。他们这一代人实际上是处在传统与现代这种转型阶段，既受传统文化教育的熏陶，又接受现代民主思想的教育；既有传统道德所讲的“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理念，又有讲宪政、讲民主、讲法制的思想；是很特殊的一代人。我父亲在做人方面是按传统文化的要求做的，对社会理想则更偏重于“科学与民主”，他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许：他这代人处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只有把他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透彻一些。

章：这也是我们研究历史最起码的一个原则。

特立独行

许：关于您的父亲，我在接触有关史料的过程中油然而生崇敬之意。他可以成为著作等身的学者，但坐而论道不是他的风格；他可以成为拥有巨资的民族资本家，但他的抱负和理想并未停留在实业救国的层面上；他可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要员，却因根本不认同这个政权而主动放弃。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特别忙碌特别勤奋的人，可惜他做的不少事情是半途而废的。

章：的确是这样的，但把这种半途而废放在内忧外患的大变动的时代就可以理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政治的热忱使他屡屡放弃了个人的许多东西。父亲的生活确实涉及到许多领域，我承认他有成就，但他最终是个失败者，因而有很多人说他是个悲剧性人物。他早年成为著名的银行家和经济学家。1932年6月，他出面联合上海各华商银行，成立了银行界的公用机构———中国征信所，负责对银行客户的信用进行调查。这是国内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此类机构，他出任董事长，靠公平竞争击败了所有的外资，非常成功。他所著《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一书，被译成英、日文，成为研究中国这一经济领域的权威性著作，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他不满足于此，深感对国家民族的兴亡负有责任，必须与闻国是。

1933年以后，他参与了救国运动的发起，直到1936年被捕，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之八九是他执笔的，是救国会里的“宣言专家”，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上海市长吴铁城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一点没在乎。银行副经理、征信所董事长的职务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放弃的。从银行辞职后，他下定毁家纾难的决心，把全部精力投入救国运动。有的人认为他傻，或认为他应该事先商量一下，但这些过程都没有。

1940年6月，他在大后方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资创建上川实业公司，设酒精厂、手摇发电机厂、机器厂、畜牧场等，任总经理。当时战备物资极端匮乏，民间机动车几乎弄不到汽油，酒精厂生产的无水酒精正可替代，因此获利不少。但他更关心战时整个民族工业的存亡和发展，提出了解决恶性膨胀的根本办法，为清除腐败，建议实行国民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资产实行一名制；对战后中国的建设，他主张利用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大公司小股东制度，倡议开发大西北；他提出“工业立体发展”的重要思想，认为工业组织和技术的平面发展必然造成重复建设，主张建立“运用高度的组织力量和高深的技术”的立体工业经济体系。他创建了中国工业研究所，制定许多经济发展计划，像修筑轻便铁道、清理长江航道、救济困难企业等。

许：如果他一直这样做下去，那肯定会成为经济大亨的，可是他还是放弃了。

章：是的。有人说他是理想主义者，他有非常理想甚至是超前的一些东西，从信仰进化论、三民主义到信仰社会主义。他一生做过许多新年之梦。在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认为中国“非革命无以图存”，“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

许：这是一个被历史发展证明了的梦想。

章：但他的梦想也有许多幻想的成分，真正反映了理想主义者的色彩。抗战胜利后，他发表杂文《我想写一篇小说———20年一梦》，借主人公黄子孙1945年的元旦之梦，抒发他的社会理想。在梦中，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全国的人民个个都拿主人翁的身分，热心国事，因此，不但政客官僚不能包办政治，各个政党也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中苏之间的亲善，更是举世无出其右。”“英美以大量的资本和技术帮助中国建设，已经在进行第4个5年计划中。中国现在，重工业的发达虽较苏联稍次，而轻工业的发达却已经超过了苏联。”“国民生活已经比20年以前提高了10倍，依然还有大大提高的可能。”他还梦见许多已经被杀害的人们仍然活着，并担任着重要的工作；杀人的刽子手改行作了国营大屠宰场的屠夫，官僚们一部分变为善于伺候人民的公仆，另一部分成为医院的看护。拿着剪刀检查文字的人们，被分配到大型的国营服装厂做裁剪师；检查信件的官员则成了机关、企业中处理日常来信的助理秘书。但这位黄兄一觉醒来，“如像天堂掉到地狱里去一般”。1948年元旦，父亲开始了他的新中国之梦。他在《乾纲重振》一文中写道：“‘世乱奴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于今为烈。老百姓供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进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纲重振’，自己来管事，把这一班恶奴扫除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去。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一年后，父亲又写下《新的转捩点》一文，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他热情地预言：“时序更新，人类历史亦翻到更光辉灿烂的新页。”“亚洲各地民族革命，将因中国革命之胜利，而更加蓬勃。整个亚洲大局，将于今年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一年之计在于春’，愿从今天起就开始努力。”

许：他是一个理想远大、追求执着的书生，所以，当任何现实的物质利益与他的理想和追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章：他还是选择理想。

许：而且表示得很果断、迅捷，基本没有瞻前顾后和深思熟虑。

章：是的。他的表态从来都是很明确的，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同意就是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他会当场表态。这种做法当然会让有些人下不了台，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以外，还跟他曾从事的职业有关。银行是一个非常精确的体系，不允许有任何差错，这种职业训练也使他对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具有企业家的风格。

许：他在“七君子事件”中的表现以及1948年底的抉择，正是这种明快风格的体现。

章：的确如此。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逮捕，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他的确面临着重大的选择。第一次被捕后保释，法院第二次发了传票，就面临投案不投案的问题。当时宋庆龄阻止他：你去了会有生命危险，后来看也的确如此。他可以不投案，第一是因为人在租界，第二是有很多条件包括宋庆龄的帮助而选择流亡或躲避。但他二话不说，穿上衣服就去投案了。

而1947年民主同盟遭解散后，国民党当局加紧了对民主人士的迫害，父亲被迫流亡香港。在香港时期，各民主党派共同发表的宣言，绝大部分是他执笔起草的，再度成为“宣言专家”。与此同时，他把投资和经营的重点放在了香港。他认为香港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空间都很好，就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香港最贵的地段，即总督府附近做房地产，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已经做到他自己所讲的“资本主义经营达到最高峰”。如果他继续做下去，那可能是另外一番情形了。可是由于图利生涯同他的理想矛盾，所以，在1948年底，他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是选择理想？还是两头都占着？他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是结束在香港的业务，没有任何犹豫。惟一做的就是先辞职，以保护股东、员工的利益。北上后就再也没有关心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房地产由王宽诚接手了。

许：看来，您父亲硬是在困难重重中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政治理想上，终身不渝。但这是一条变数很大、布满荆棘的求索之路，有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凶险。他为什么要这样？

章：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除了早年的儒家教育以及“五四”科学民主的影响之外，他的社会责任感的第三个来源，就是发展中国经济、进入现代化社会的这种理想。任何搞经济的人都不希望社会分裂、打内战，希望有一个廉洁的政府，这是他最为关注的。

许：但他作为中间力量的代表不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所遇到的困惑、矛盾却是很突出的。

章：是的。抗战期间，他提出“少号召，多建议”，认为在国策已经确定的今日，我们应该少作政治的号召，多作积极的建议，使国策可以早点充实起来。主张不分党派，一致团结抗战，其用意本是希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以大局为重，减少摩擦，避免统一战线内部的内耗，但国共两党都不认同这一点。党派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何者为先？从各党的角度讲肯定有各自的看法。

国民党的很多要员与他有关系，当时国民党不是不想用他，他在安徽搞战时财政搞得很好，树了一个好的范例。蒋介石在武汉召见他，提出让他留在“中央”管理经济，但被他当场谢绝了。蒋又动员陈诚、孔祥熙、陈立夫等大员轮番挽留，都未奏效。国民党政权到后期，财政非常困难，金融快要垮了，陈诚建议蒋介石重用他，让他当财政部长，以整顿不景气的经济。老蒋说：我是想用章乃器，但章乃器不为我所用。老蒋在这点上看得是很清楚的。

许：是不是他觉得在国民党政权做事，与他的个性、与他保持独立的人格有冲突。他是不是意识到在那里干的结局不会好？

章：国民党用了许多大知识分子，像翁文灏、胡适、傅斯年、王云五等人，在国民党那种排斥知识精英和自上而下不透明的政治体制里，个人才华的发挥是很成问题的。王云五如果做一名学者，应该是很成功的，但他不幸干了一任经济部长，发行金圆券，把名声给搞坏了。这实际上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好会毁人啊！

许：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20世纪上半叶，许多热心于政治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都提出过主张，具体到您父亲，他的思路是什么？

章：他在40年代写了一篇文章，说当前中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是要清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他跟共产党能走到一起来，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三者是中国发展的大患，共产党要除掉这些，他当然要支持。

你知道，父亲是民建的创建者之一。创建这个团体实际上就是为实现他的梦想，这与抗战期间各党派的民主宪政运动及工商界人士发展民族工业的要求有关。父亲为民建起草了政治纲领、组织章程和各种文件，希望通过平民的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而且是“不右倾，不左袒”。一是提出“经济民主”的主张，要求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的经济计划。二是在推进政治民主上也提出了主张，如提出军队国家化、保障人权和言论自由、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等等。

为人谋忠

许：1948年底，在面临除旧布新的伟大时刻，他作出北上的选择，他后来跟您谈过这时的心情吗？

章：他对我谈得不多。不过，从他当时留下的文字还是可以看出来的。他放弃了在香港大有可为的事业和优裕的生活，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他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这说明他是来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父亲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新政协会议，身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在会上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认为资产阶级一边要积极生产、积累财富，同时要随时准备消灭自己的阶级，他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大同”理想。

许：有人看了他的《七十自述》后说：“章乃器愚忠。”您是怎么看的？

章：我父亲讲，他一辈子都是为人谋忠的。他早年就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国家要有中心政治势力，我们要对它多下方剂来促进，有人据此认为他是改良主义者。从这两点来讲，他是认同主流社会或者是政治上的主流势力，愿意跟他们合作，一起为国家服务。这个中间有个选择，就是你这个主导政治力量是不是进步的，是不是能为老百姓做事的，是不是对国家的发展、老百姓的利益有作用？是，我就跟你合作，国民党也不是完全不合作。他原来是主张中间路线的，对跟共产党合作，未必是每件事都赞同共产党的，例如在救国会对《日苏中立条约》的表态问题上就是如此。但既然回来，就一定要精诚合作，交给的事情一定要做得最好。1952年8月出任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后，他保持理论家和实践家的本色，尊重科学，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那真是殚精竭虑啊！毛主席、周总理都表扬过他的工作。这是他为人谋忠的一面。

许：“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47年，今天的人们对它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我在大致接触有关的史料后，发现其中许多言论被历史证明是真知灼见，具有超前性。我想，即以您父亲来说，大致应该如此。他获罪的主要观点都有哪些？今天如何认识这些观点？

章：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观点，今天回顾起来是看得比较远的。他自己的理想也是希望消灭人剥削的人的制度，他后来发表许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时期地位的论述，想给决策者这样一种提示，就是靠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的办法改造不了思想。他觉得搞社会主义，不要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的积极性，他们不会造反的，会跟共产党走的。这部分人的学识和管理能力有用，要鼓励他们发挥积极性。我父亲与其他“右派”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他从1950年开始就受批判，一直到1957年。他在“反右”中被批判的主要观点不是发生在“反右”期间，是5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的很多批判的延续，这是“右派”中比较特殊的情况。

父亲曾说民建应该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这话的来历是这样的：1955年英国工党代表团来访，民建负责接待，父亲是主要的接待人。当时民建就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给英国人看的，父亲介绍民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怎么参政的。毛主席在会见工党代表团时讲，我们的民族资产阶级比你们英国的工人还要进步。当时是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比较好的时期。父亲提出这个概念的本意是积极的，并不是要抬高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而是说资产阶级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我想他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才提出这个概念的。但人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认为公私合营完成后，资产阶级在向我们索要更多的权利，认为他在美化资产阶级。毛泽东先是同意后来又不同意父亲的观点。

许：这个问题在现在看来，已经基本解决了。

章：是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民主革命时期的提法是既有革命的一面，也有软弱、妥协的一面；建国初期的提法是既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但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争论，毛主席也提出如何界定两面性的问题。在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怎么界定？原来的两面性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形势下产生的。“八大”提出阶级斗争结束了的论断，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如何表述两面性？父亲就认为两面性的内容已经改变，原来的两面性从阶级属性上看大体上消除了，今后就是如何提高思想认识的问题。我认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应该有不同的历史界定。改革开放以后，历史又回到起点：私营企业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现在承认私营企业家是一个“新的阶层”，并修订宪法保障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是向1954年宪法的表述回归。回过头来看历史，当时吵得面红耳赤、沸沸扬扬的很多话题，现在来看都是极平常的事情。应该承认任何事物都有积极面和消极面，私营企业家也不例外。但是靠制造阶级斗争那一套，肯定是不利于国计民生的。

父亲还撰写了关于“墙”与“沟”的文章，他反对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法，认为这容易造成群众对党员的误解和党员对自身的误解：群众认为党员特殊，党员也会自认为特殊，其实大家都是人，共产党员所以特殊可能是历史责任更重大一些、品质应该更高尚一些，其他没有可特殊的。他当时说：党员有1200万人，如果1%的党员犯错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损失将是多么大！这又是经济学家的思维。现在也仍然存在这种问题。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提出革命领袖在革命阶段说的话并不能简单地套用在建设时期，不然就是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毛主席讲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但现在做工作就是要像绣花一样地认真细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对敌斗争的手段，取得政权后，改造这些人，还得要有人道主义。到他检讨的时候，还说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上，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政协大会曾通过一项决议成立毛泽东大学，后来因毛主席本人不同意而未实行，但自己当时也是举了手的。我很纳闷，哪个“右派”做检查，还说这种事？他居然就说了，这样说实际上还是在提示，他对个人崇拜很有看法。

父亲还认为：“假如不幸而让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起主导作用，那不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幸，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损失。”从后来的历史看，他这句话应验了。他还说：官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的敌人，这是为什么一个社会主义企业加上了官僚主义效率反而不如资本主义企业的理由。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当年的许多私人企业通过公私合营收归国有，继续经营，公方代表掌握大权后不如私营老板管得好，为什么？一个是老板花的是自己的钱，他要在意；其次是企业家有企业心，讲求效率。此外他说过“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时有两派意见，一派说是剥削，认为是赚取利润到赚取定息的延续；一派说不是剥削，认为已交出生产资料，拿的是固定的收入，同银行的存款差不多。定息类似于今天的投资基金，今天已没有人认为投资基金是剥削。我父亲认为上述两个说法都不算全面，他提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这些观点当时被扣上美化资本主义、美化剥削、攻击党的领导等等罪名。

许：您父亲刚直自信，个性极强，不大容易为原则问题迁就，也不善于转圜，这在为人处事上自然是高洁的、令人敬佩的。但在政治生活上却难免受到种种掣肘，遭到有意无意的误解和陷害，这种情况在反右期间表现得似乎更明显一些。

章：是这样的，这也是他始终不肯像别人那样违心地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的真实原因。面对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批判和越来越吓人的帽子，面对无中生有的捏造和断章取义的曲解，他却与人舌战，逐条反驳对他的批判，并每天准时到粮食部照常工作。如此强项不屈，批判会没法再开，于是转而责令他写书面检查。1958年1月，他写出了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回顾了自己在整风中的全部言行，以及建国以来在民主党派工作方面的全部经历，在文章最后写道：“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1月28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他，通知他准备撤销他粮食部长的职务。他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直到被撤职，他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主持定案工作的李维汉也承认他“心口如一”，高压无用，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父亲后来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直节虚怀”

许：有人认为您父亲在历史上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他一生经商、治学、从政，始终未脱书生本色。

章：我曾经说过：“父亲在1957年当上‘右派头子’殆非偶然，他的命运早就由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都与此挂得上。他要不这么为人处事，肯定会一帆风顺，活得很滋润，“文革”中间都不会受冲击。以他的特殊身份和地位，肯定会在周恩来的保护名单之内。但他要坚持独立思考的个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许：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碰撞的时候，他是如何面对和调整的？

章：他的民主宪政理想与共产党1949年后实施的人民民主专政肯定是有距离的。从《共同纲领》这个角度看又是有共识的，1954年又进一步变成一部宪法。父亲非常重视宪法，认为既然大家有了共识，就要遵守，就是要按宪法办事，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调整。他的所有言论，实际上都是在宪法这个范围之内，认为任何个人、政党的活动都应该是遵守宪法的，所以他提的观点都没有超越宪法的范围，是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他讲的很多意见，现在来看，无非是改良主义的，指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希望能够得到纠正。有人找他谈话，他说：你现在让我检查，我只能进行反批评。坚持独立思考，这是他做人的长处和特点，也是其悲剧所在。最后处理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观点而是因为态度。

许：1957年后的章先生孤处于政治权力之外，只保留了政协委员的身份，遭受冷落之后闲下来了，这对一位政治抱负远大、事功心理强烈、大半辈子忙碌的政治家来讲，当然是很痛苦的。他是不是很难适应？

章：对于一个刚过花甲、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来说，失去工作的权利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但他仍以达观的态度面对人生，将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还希望5—10年之后再为国家工作10年。在公众场合，他仍是精神抖擞，谈笑风生，丝毫没有其他“右派”那种抑郁消沉之态。

同时，父亲依然在有限的场合参政议政，在政协的会议上搬出许多数字来质疑“大跃进”。他是经济学家，讲话是有根据的，是经得住推敲的，这也是会让人不高兴的事。

许：这个特点在七千人大会后又以批评“三年自然灾害”的方式表现过。

章：的确是这种情况。“七千人大会”之前父亲就开始了对 “大跃进”的批评，后来他又在座谈会上多次批评不按经济规律办事，“大跃进”头脑发热、经济发展失调、国家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人民生活空前困苦等等问题。他还就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向三届政协第三次会议提出申诉，当朋友劝止他时，他表示：“唯事实为最雄辩”，事实越到后来越清楚。为此，1963年1月，民建中央通过了《关于开除章乃器会籍的决定》。3月，全国政协常委会通过了撤销章乃器政协委员职务的决定。纯粹因言论而被除名，在当时政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父亲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不幸，而是1949年以来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不幸。

许：他永远离开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但这样的处分好像对你父亲的个人思想触动不大。

章：他这人承受力还是比较强的。理想主义者有一个好处，就是不想眼前这些乱事，父亲在逆境中仍保持自己的信念。“反右”时他说自己是“心安理得，轻松愉快”。日常生活中，他对时政也有批评，我那时提醒他小心说话，他很反感。说自己的话可以到大街上去讲。他还做了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坚信历史会作出最公正的结论，现在，你们爱怎么批判就怎么批判吧。

许：您这样说，使我想到“无知者无畏”这个流行的词，其实，真正有大知的人是更加无畏的。

章：我还想说的是：父亲是“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5月去世的，他为什么能活下来？1966年8月，年届七旬的父亲受到残酷迫害，被抄家、批斗。当时红卫兵在吉祥戏院有一个“打人集会”，押送来的“牛鬼蛇神”往往有去无回，当场毙命。他在那里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仍靠气功的功力硬顶着。后来有一个民警到戏院向红卫兵要人，说是这个人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待，才捡回了一条性命。当他被送到医院求治时，竟遭拒绝。他挣扎着坐起来，在长椅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你指示。信送出后不久，他被推进了急救室。事后得知，周恩来指示医院：无论何人，一律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给予治疗。

父亲当时为什么没有死？他跟我讲，他求生的念头非常强烈，说我现在不能死，我死了很多事情就说不清了，我必须要说清楚了才能死。他虽然有很多失败，但要有始有终，对历史要有交待！他能活下来，当然与他个人的意志有关。除此之外，就是他练气功，靠气功来调理和治疗被打伤的身体，多年坚持锻炼使他比别人强壮。他与其他知识分子在性格上也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山民的后代，他从小生长在山区，有草根性的一面，与贵族化的、一直过着优裕生活的知识分子不一样，好日子能过，苦日子也能过，生存能力很强。

许：您父亲为什么在“文革”初期那样一种环境下花很大精力冒险撰写回忆录？对他来说，写这样的回忆是很痛苦的。

章：他撰写回忆录是有一种机缘的，就是人家找他要外调材料，这样就有了一个合法写作的由头。那时社会上到处“抓叛徒”，外调人员满天飞，兴师动众地调查个人历史。父亲党内外朋友很多，各种外调应接不暇，他便乘机写起了回忆录。由于外调内容属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就分为几个历史主题写，复写多份。此时国家动乱，自己年已迟暮，到了不能不写回忆录的时候了。他说：“泼在我身上的脏水太多，自己不写谁写？”我是他回忆录的第一读者，定稿之后总有一份交我保存，其余则分送至亲好友，意在传世。父亲写回忆录坚持两条原则：忠于历史和保护好人。

许：由此说来，他是把这件事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来做的。

章：他要对历史有个交待。

许：我看到您的客厅里挂了“直节虚怀”这四个字，是您父亲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章：“七君子事件”时，有位画家是李公朴的亲戚，画了一幅竹子，到狱中请七君子题字，父亲便书写了这四个字。后来我从那幅画的照片上单独截取下来，“直节虚怀”是指竹节是直的，竹腹是虚空的，就是指要保持做人的正直的气节和虚怀若谷的心态。我现在是拿它当座右铭，不说假话，不说违心的话。

许：最后一个问题，面对父亲不断追求梦想却坎坷多难的人生，您有什么话想说？

章：我说的还是一句老话，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允许人讲真话的社会。从父亲那一代人的经历来看，社会所发生的所有问题都是从说假话开始的，归结到一点，民主呢，就是人民要把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变成执政者的行动，变成国家意志或国家行为，而不是反过来，把执政者的某一种意志施予众人，大家都要按这个模式来说话，搞毛主席批评过的“舆论一律”。这样，父亲那一代人所经历的坎坷才能成为历史的坐标。

许：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2004年第5期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　作者：张培森

启蒙思想发端之地———南京“河海”

江苏南京有一所全国闻名的培养水利人才的高等学校———河海大学，如今优美的校园里矗立着一尊高大的伟人塑像，他就是全校师生员工所景仰的80多年前的老校友———张闻天。“河海”历史悠久，创办于1915年，当时名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近代实业家、时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张謇，倡导创建起来的我国第一所全国性的培养现代水利专门人才的高等学府。张闻天1917年考入该校，属“正科第三届”学生。这个普通农家弟子为何能进入这样一所高等水利学校？说来还有一点偶然因素。少年张闻天高小毕业后本可以接着读普通中学，由中学再升大学，可是家庭的经济实力毕竟不如那些有钱人家，于是便选择了一个免收学费、宿费的职业学校，这就是当时设在浦东宝山县吴淞炮台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后来由于身体不适应海上作业，读了将近两年后就无法再坚持下去。正在此时从报上看到“河海”招生的消息，于是便征得父母的支持，以相等学历考入了这所家庭经济还承担得起的公立学校。如果不是这次转学，进不了高等学府，这个农家学子的前程也就很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了。

“河海”虽说是公立学校，但是张謇在创办这所学校时由于北洋政府国库空虚，创办经费相当拮据，学校一直没有自己的校舍，张闻天入学前学校就已经搬了两次家，不得已情况下租赁了南京大仓园（今长江路上）一个姓蒯的两所民宅，一所作校舍，一所作宿舍。学校尽管校舍困难，然而在师资方面却是延请了国内名宿为教授，同时集中很大一部分开办费购置图书和仪器，仅图书一项即从美国采购新书2000余册。创办之初教学没有中文教材，校长许肇南提出完全用外文教材以济急需，得到各位教师的赞同。先后采用英文教材达40余种，“一时使国内工科高等学校采用外文教材成为风气”。显然张闻天高水准外语的培养也是跟当年“河海”这种教学条件有关。对学生影响更为深远是这所学校的校风，学校以养成学生“高尚之人格”、“勤俭耐劳之习惯”、“切实应用之知识”为办学方针，要求学生人人抱定从事河海工程事业之决心。师生同唱的校歌的歌词这样写道：

钟灵毓秀石头师，人才蒸蔚起。

河疏湖蓄水利兴，工学昌明时。

横流浩劫永断绝，拯救数兆黎。

大哉河海奋前程，毋负帮人期。

对于在海边长大的张闻天，小时候就从老师那里听说过自己家乡过去一位地方官钦琏兴修海堤为民造福的故事，因此当初报考“河海”也确实是抱着让“横流浩劫永断绝”的决心的，然而后来张闻天毕竟没有学完水利专业，两年之后就离开了学校。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志愿？这就离不开当时大时代的急剧变动和他本人的思想变化。

从“河海”开办到张闻天就读前后这四五年间，中国社会正酝酿着一个新的时代巨大变动，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使得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西方科学文明得到进一步传播，另一方面“换汤不换药”的民国现状和猖獗一时的尊孔复古思潮，推动着一批新的知识分子进一步思考问题的症结所在。“河海”开办的同一年（1915），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标志的《新青年》创刊。陈独秀创办的这个刊物一问世，就高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着统治人们思想几千年的封建文化和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而到张闻天入学这一年（1917），《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移至北京，杂志每期发行量从一千多份激增到一万五六千份。张本人在其自述中曾说到过这个杂志对自己的深刻影响：“‘五四’前《新青年》的出版给了我很大影响，我的自我觉醒也于此开始。”

1919年，也就是张闻天进入“河海”的第三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已经在新文化启蒙中觉醒起来的张闻天便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张闻天当年活动的具体表现已无历史记录，只是1980年笔者开始搜集张闻天史料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曾经在接受笔者采访中说到过五四运动中对张的印象。许老是当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会和全国学联的负责人之一，在与笔者谈话时已经90高龄，头脑却十分清楚。他回忆那时候是在南下到上海组织学生会过程中接触过张闻天的。他说：“张闻天同志和沈泽民同志很要好，五四运动时都是河海工程学校的学生。那时他很年轻，大约是十七八岁，很活跃，所以我的印象很深。”虽然许老已说不出多少张的具体表现，但是在五四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张居然还留在这位当年全国学运领袖脑海里如此深的印象，可见张当时确实是南京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

这位五四领袖还说到另一件与五四运动有关的重要史实，即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为五四时期著名社团“少年中国学会”的早期会员。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有毛泽东、李大钊、邓中夏，我也参加了，还有黄日葵等一些人。上海有张闻天、沈泽民、商务印书馆的杨贤江等人。张和沈是会员中年龄最小的。”据历史查考，毛泽东入会是他1919年12月第二次到北京之后，由学会发起人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于1920年正式入会；而张闻天则是1919年12月由南京分会会员左舜生、黄仲苏二人介绍正式入会。在1920年2月《少年中国》刊载的一条会员入会消息中有这样的记载：“新加会员本会于去年十二月今年一月共加入会员三人”。三人顺序依次作了如下排列：张闻天（江苏）、芮学曾（山西）、毛泽东（湖南）。从这条历史记载来看，张入会时间还略早于毛。那时他们二人没有可能见面，但是两人的名字却第一次并列到了一起。

横空出世的三篇佳作

实际上张闻天突出表现于五四运动的并不是他的组织才能，而是其思想站到了反映时代要求的前沿。张闻天文集组最初获得这一认识来源于1981年发现的一份旧报。张本人在1941年写的自传中说到他五四运动时曾在一份名叫《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根据这一线索，张闻天文集组的程中原同志当时经过几番努力终于在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这份报纸。这份《日刊》是每期一张四开四版的日报，每周出版6期（星期日休刊），从1919年6月至9月共出了70期。该刊的主编阮真是南京高等师范国文本科二年级的学生，张闻天是编辑科科员，是该刊的重要撰稿人。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本刊自六月二十三日创刊以来，阅时两月有余，出版共七十号（期）。虽于国家社会无直接裨益，然颇为教育界所注目，而我会员得思想之接触，学说之观摩，其必有得益于此者，可断言也。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考各门所发表之文字，‘论著’‘评坛’不无佳作。……”

而令人欣喜的正是从这份报纸中发现了张闻天最早发表的三篇佳作。先说第一篇题为《“五七”后的经过及将来》。“五七”是指五四爱国运动中全国纪念1915年袁世凯出卖主权的五七国耻日而举行的群众示威行动。文章发表的时间是1919年7月11日，顾名思义是一篇回顾和总结前一阶段五四群众运动高潮，探索下一步行动的评论文章。文章不长，但是首先一个奇特之处是在开头几乎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列数这场运动群众作了如何的“牺牲”，而所得结果却又是如何的“微乎其微”，之后，一连得出六个“无用”：“不声不响无用；空文鼓吹无用；电报战争无用；切实劝告无用；奔走呼号无用；奔都请愿无用。”乍一看，文章这里岂不是整个否定这场群众运动吗？但须知作者这里并不是站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上来全面总结这场运动，而是立足于现实，通过总结斗争实践来启示人们深入思考“将来”的问题。那么究竟“将来”又用什么方法才是真正“有用”呢？回答这个问题，文章用“釜底抽薪”这个成语形象比喻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大主张，这就是一句话：将“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卖国贼、安福系、腐败的政党”，来个“一切废除”；“然后建设这健全的民主共和国”。文章郑重指出这是一个“大事业”，而要做成这个大事业，认为必须做到三点：“（一）抱定正鹄；（二）勇往直前；（三）不屈不挠。”

“武力政治”、“强横的中央集权”实际就是指的北洋军阀政府。不过这两点也可以说是对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权特征的很好概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当时封建军阀统治，从主张改良到根本解决是早期共产主义者从斗争中得出的政治共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这一共识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张闻天写此文章时，五四群众斗争高潮刚过，他就在文章中如此明确地提出这种主张，说明他当时思想是相当前沿的。这里不妨拿同一时期毛泽东撰写的著名《〈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来看一看，当时毛泽东就恰好还是主张“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直至1920年11月他方断然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

再来看张闻天的第二篇文章题为《中华民国平民注意》。该文发表于前一文十天之后（7月22日）。如果说前一文提出了政治目标“健全的民主共和国”，那么这第二篇就是从理念上告诉人们这共和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特别是作为共和国国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观念。作者这里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向广大“平民”来解述一个共和国国民应有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共和国国家与国民的关系。何谓启蒙？启蒙就是要使人在精神上从对封建统治的依附性和奴性中获得解放。文章正是拿“共和政治”同封建专制制度作鲜明对照的方式来解说共和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例如平等的原则，文章指出：“从前专制国常有种族、门阀、信仰、武力，若财产等阶级，因势力而享特权。”而“共和政治的法律，必须以万民平等为原则。”每个国民“无论他资格上地位上什样，公法上、私法上的权利义务都是一样，就是凡为国民人格同一”。再如自由的原则：“专制时代君主万能，他要使人民驯服，就是人民没有自由。”而“共和时代，国家以人民组织，所以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所以个人的自由非常重要，所以人权是神圣，不但不容私人的侵犯，即国家除了不得已限制外，不能滥用权力而侵害的。”

对于长期受封建思想奴役的中国人，从根本上说究竟用什么样的钥匙来开启民智？文章用的正是从新文化运动吸收过来的两大法宝———民主与科学。文章说：“吾们从前在专制势力下的时候，不晓得君主、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晓得君主武力是万能，因为目光所到的只在这一国。到了现在，交通便利，接触面广，晓得君主武力不足恃，晓得有世界的潮流。”因此文章回答“共和国国民应该什样？”时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吾们何论做哪一厢事情，终要自己主张，不要服从他人。”文章同时强调的另一条就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凡事“吾们一定要用一个法子证明它”，“吾们不能说‘因为古人这样说’这法子就是科学的。”文章还告诉人们要相信中国未来会“比今日要好几十倍的”，“不能保守，要进取”，“不要怕干冒保守派的讥骂”。

文章这里将民主与科学精神运用于现代国家共和政体的政治解说，体现出一种完全崭新的现代国家观。这不仅在当时有着启蒙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也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笔者感到这里说得最为深刻的要算关于共和国体中“国家”与“国民”个人的关系。过去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总是把“人权”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似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就压根儿不存在人权问题，当然也就更不会想到人民的政权还会存在国家本身做出侵害人权的事情，可是现实告诉人们的是，建国以来这种滥用国家权力做出伤害人权的事情难道还算少吗？过去我们一直是强调个人服从国家，只有国家发展了个人才有前途，可是究竟又怎样才能从根本上强国，张闻天这里说出了一条更为值得我们深思的真理：“发达人民即所以发达国家”，并进一步发挥说：“于法律范围内，人人自由，各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各具独立自治的能力。分子发达，国家亦发达了。”

最后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篇论文，这就是同年8月19日至21日连载于《日刊》的《社会问题》一文。这篇文章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发现时最为引起广泛注目的一篇。人们当时感到新鲜的是五四运动高潮刚刚过去，包括一些先进分子在内，都还根本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时候，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然已在这篇文章中公开尝试用“马克司（Marx，Karl）唯物的历史观”考察社会问题。而且在《共产党宣言》国内还没有中文译本的情况下，文章最后向读者完整地列出了《宣言》的十条纲领。著名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人民大学资深教授彭明读了这篇文章后连声称赞说，在五四青年中能那样早地写出这样文章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于是1983年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中央编译局等单位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展览，就将张闻天的这篇文章作为一篇新发现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珍贵文献向观众展出。

其实这篇历史文献的珍贵价值并不只是在文字上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而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作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以及中国革命问题所作的接近科学、接近实际的解说。首先是他在文章中用了相当一段篇幅解说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今日看来尽管这种解说是如何地幼稚和不准确，然而它毕竟是破天荒地用马克思物质生产为社会发展基础的论点解说人类历史；再者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中国先进分子还只是开始一般地议论社会主义，而张闻天此文却已经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设想，认为中国当前革命不是同俄国一样，而是“大约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的，首要任务是铲除封建官僚统治阶级，所不同的是“起革命的是工农”，最终达到大家“干涉政治”。办法即是“实行普遍选举”，“公开讨论”。“等到这一次的革命和振兴教育等成功了，后来再讲第二步。”文章也正是在介绍第二步社会主义的内容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知道，将党的奋斗纲领明确分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步的是1922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而张的文章这时就已提出了同中共二大基本相一致的萌芽思想，应该说这种认识也是相当超前的。

除了以上三篇文章以外，张闻天发表在《日刊》上的还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杂评”和“随感录”，不过集中突出体现他当时思想的却是这三篇论文。总结过去，窥测未来；弘扬人权，开发民智；唯物史观，绘制蓝图，一个未来富有崭新思想的现代政治家、思想家的年轻才华已经是略见端倪。而他之所以能够当时展现出这些先进思想，自然是和他所成长的那个巨变的时代有关，然而也同时确实表现出了这位年轻学子对新时代特有的感悟力。统观这三篇佳作可以说他当时实际上已经开始抓住了对其后来一生都有深刻影响的三件带有根本性的东西，一是建设健全共和的政治理想；二是新文化精髓的民主科学；三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唯物史观。这时候的张闻天当然还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而是一个以启蒙为己任的民主主义者，但也应该看到，他这时人生思想的起跑线上也确实不只是有了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已经开始注入了时代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他在文章里呼吁人们在寻找改变现状途径中“牺牲也不要怕”，这自然也就首先包含了他个人献身这番“大事业”的决心。因此，已经有了如此宏伟思想情怀和决心的他，随后不久改变原来兴修水利的志愿，脱离“河海”另作他谋也就不足为怪了。

2004年第5期 “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　作者：淮北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农村报道，不论是前段的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还是后阶段的农村体制改革，都绕不开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纠缠。

1977年冬天，“学大寨”运动达到高潮。接着便开始走下坡路。1978年春天农村形势出现了积极变化。在安徽、四川等地的带动下，全国农村形成联系实际揭批“四人帮”破坏农村、农业罪行的热潮。同时，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热潮，持续高涨。

以上这两股热潮的发展，在全国各地都与“大寨经验”、“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的要求顶上了“牛”。

揭批和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大寨有许多“经验”违背了“六十条”的规定，媒体的宣传（新华社、人民日报起到带头、主导作用）自然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于媒体宣传的这些变化，有些读者可能还没有发觉，有些人却早已感到问题的严重，并为此忧心忡忡，愤怒已极。陈永贵同志便是其中最敏感、最愤怒的一位。他觉着你反大寨，你在影射大寨，是在批“大寨经验”。陈永贵同志对北京有关媒体的宣传极为不满，忍无可忍，趁1978年春节跑回山，西组织文章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的宣传报道进行“反击”。

这是一场新中国新闻史上罕见的利用地方党报有组织有计划地向中央党报发起“反击”的事件。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

“学大寨运动”与落实党的政策“顶了牛”，这场严重的斗争不是偶然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党中央，奉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在农业战线上，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某些领导人认为，只要按毛泽东的教导把“农业学大寨”、“建设大寨县”的运动搞好，农业生产便会搞好，农村的一切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仅三个月，1976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一个全国性大型会议，这就是“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永贵作主题讲话，他把“四人帮”对农村和农业的破坏，归纳为“三反一砍”。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破坏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样的估计，他提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这个“三反一砍”没有抓住“四人帮”的要害，只能起到维护、抬高“学大寨”运动地位的作用。

一切真正深入实际，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有识之士，无不痛切的认识到，不能再继续“学大寨”了。当前农村最紧迫的问题是：让多年来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的种田人吃饱肚子。从这一点出发，引出了以安徽、四川两省带头，全国各地农村陆续紧紧跟上，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的热潮，用实际行动批判、纠正“左”的错误，开启了通向农村改革的大门。

万里是1977年6月在危难之中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到了安徽之后，他跑遍了江淮大地，20年极“左”，“文革”十年浩劫给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尤其是给这里的农村带来的严重破坏，使他触目惊心。正是农民的悲惨景状使他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万里提出的解决“许多严重问题”的办法，首要一条便是停止“学大寨”那一套“左”的做法，尽快落实党在农村的政策。

与安徽的做法相类似的还有四川等省。

而当时的党中央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等正在紧锣密鼓，准备采取另一种行动。1977年11月8日，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要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进“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提出具体指标，规定时限，大搞农村生产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的精神受到各地不同程度的抵制，会议所鼓吹的“穷过渡”等没有形成热潮，相反，产生了会议主持者原来想象不到的效果。更多的人清楚地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正在极力对抗党的农村政策，现实地、严重地威胁着农村形势，不能不引起高度警惕！

有了这种认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单位的农村报道也自然地发生变化，揭批“四人帮”的报道深入了，对落实党的政策的报道大大加强了。而对“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报道急剧降温。对此，陈永贵等怒不可遏！

陈永贵回山西发动火力猛烈的“反击”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的记者从农业部领导那里，从种种途径多次听到陈永贵和部里某些负责人对宣传报道的不满，他们认为宣传消极的东西太多了！他所说的“消极的东西”，可能指的是报道揭露农村存在的问题太多，或者是宣传落实政策，更可能是宣传中对“大寨经验”的某种不敬或否定。

1978年2月间，陈永贵终于忍无可忍，愤怒地要组织对“错误舆论”的“反击”了。在北京他有支持者、同情者、追随者，但却没有可靠的供他驱使的“反击”兵将媒体。趁过春节时机，他回到大寨，在山西组织反击的力量。

宋沙荫是陈永贵组织这场“反击”的直接参与者。1980年10月，在对大寨、昔阳的那次大调查中，我在太原与病中的宋沙荫有过两次长谈，使我了解了昔阳、大寨和陈永贵的许多事情。宋是陈永贵“文革”后期身边最重要的秀才，原是新华社一位老记者，60年代报道大寨“自力更生”精神是有功的。70年代在昔阳县委工作了几年，对我们这些较他年轻的记者在昔阳的工作有不少帮助和照顾。在那次谈话里，他说，1978年春节时，老陈带着一肚子气回到大寨，过罢春节，就让我召集驻昔阳、大寨的各新闻单位人员开会，传达了他的指示，要各新闻单位针对当前新闻宣传上的消极和错误的舆论，写文章进行“反击”！

另外，据当时“驻大寨联合报道组”一位同志透露，当时已确定了十几个反击的文章选题。

据那位朋友当时提供的材料，陈永贵提出来要给予批判、反击的舆论上的“错误”、“消极表现”如下：

1、有些人把现在的农村形势看成1962年的形势，这个看法对吗？

2、现在农村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两条道路的矛盾，还是落实不落实经济政策是主要矛盾？

3、不要把先进单位搞得灰溜溜的。有的同志搞宣传脱离基本路线，脱离总路线，这对吗？

4、定额管理你们说得那么好，不搞定额你们就给戴大帽子，有六顶之多。

5、你们批“穷过渡”是批谁呢？是批张春桥吗？

6、家庭副业问题。解决农业问题靠集体，是靠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老太太养鸡？你们言不及义，好施小惠。

7、自由市场。应该强调供销社和国营商店嘛！你们把自由市场宣传得那么好，对吗？大寨、昔阳没有自由市场，不也实现交换了吗？

8、把生产队自主权说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9、你们搞宣传的，给文化大革命说上几句好话嘛！

10、靠什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你们是靠资本主义调动。

11、当先进难啊！

12、你们宣传分配上的“一年早知道”。这是安抚富裕中农的政策。

从以上这12个方面的内容来看，陈永贵对农村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完全坚持“左”的一套，极力维护“左”的一套，对任何一项落实政策，他都不能容忍。

在他的组织下，“反击”真的开始了。

1978年2月26日，《山西日报》带头发难。在这一天的《山西日报》上发表了山西省委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春耕生产的新闻。这条新闻突出报道了一位省委书记在会议上的讲话。他说：“对于大寨的根本经验和一整套经营管理上的先进经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学习、推广……大寨在经营管理上的一整套经验，是行之有效的，非常成功的，必须坚持在全省范围内普遍推广，不允许借口情况不同而对大寨的经验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更不允许放弃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再犯‘工分挂帅’、‘烦琐哲学’那一种错误。”

这篇报道通过这位省委领导同志之口，对安徽、四川等地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左”的错误的行动进行公开批判。通篇是“不允许”“更不允许”这类的用语，他们以真理化身自居，完全是革命式的语言，不容别人置辩。

1978年3月2日，山西《晋中报》紧紧跟上，“反击”的火力更强烈。这天的《晋中报》刊登了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的消息。消息通过座谈会的众人之口，强调如下观点：“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大寨所实行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是完全符合现阶段农村经济政策的，是同发展社会主义大农业相适应的。”“大寨、昔阳基本核算单位过渡的经验，以劳动管理为中心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办法，……都是大寨根本经验和昔阳学大寨成功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学大寨，就要坚信不移、坚定不移地推广这些经验，或为推广这些经验积极地创造条件。如果对大寨、昔阳的一个个具体经验发生某种程度的怀疑、动摇，不认真推广，那么，学大寨运动也就只留下了一个空口号，到头来还是假学，甚至滑向反对学大寨的道路。”

在这里，“假学大寨”、“反大寨”的帽子、棍子都飞舞起来了。

“穷过渡”是所谓“大寨经验”和“学大寨运动”的核心内容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陈永贵还在鼓吹“穷过渡”，甚至在大寨公社搞从大队向公社核算的“过渡”，还扬言要向全县统一核算“过渡”，真可谓对“穷过渡”情有独钟。在这场“反击”中，全国所有地方，凡抵制“穷过渡”，消极对待“穷过渡”的地方和单位，都在“反击”的炮火目标之内。

学大寨运动对农村经济最大的破坏之一是批判、搞乱了劳动管理，从而造成了劳动无责任，“大呼隆”、“大锅饭”盛行，以平均主义代替按劳取酬原则。陈永贵等曾说，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是“大寨经验”的“核心”。安徽等地不是从抓劳动管理入手，先是落实政策，后走向建立生产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陈永贵对此恨之入骨，耿耿于怀。在这次“反击”之中，自然火力最集中的便在这一方面。

《晋中报》发表了《各级书记都要动手抓管理》的社论。社论说：“人民公社实行什么样的经营管理制度，大寨、昔阳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之有效的、有助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好制度、好办法。所以我们说，加强人民公社的管理，就是认认真真地、实事求是学习、推广大寨、昔阳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社论还说：“学习推广大寨、昔阳一整套经营管理经验，始终存在着斗争。这个斗争，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级书记也必须掌握这个斗争。”

在这篇气势汹汹的社论里，加强劳动管理，建立必要的生产责任制的正确做法，都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他们霸气十足地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按大寨的办法做，都要学大寨、昔阳的“一整套经营管理制度”。

1978年3月3日，《山西日报》发表的《高举大寨红旗搞好春耕生产》社论，“反击”的调门更高，公然说：“大寨评工分是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核心，各地要认真推广。”

5月9日，《山西日报》又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专门阐述“大寨劳动管理的经验”。这篇题为《积极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的评论员文章说：“应该指出，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确实需要一定的条件，但条件是要人创造的。……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具备条件，而是有的人根本不信服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有的单位，明推暗不推，或者把大寨经验推歪了，造成了劳动管理上的混乱，反而倒打一耙，把罪责加在大寨劳动管理经验头上，这种颠倒是非的做法是不能允许的。”这篇文章针对各地的搞责任制的情况，强调指出：“大寨搞定额管理，但不是定额计酬”。其矛头直指联产计酬责任制，而这正是农村改革的核心。

而《晋中报》报道晋中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座谈会定出22条规定，在谈到推广大寨劳动管理经验时，按捺不住，竟然高喊：“坚决反对搞定额计酬”。

1977年6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寨经验》一书（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编写），认为“定额管理、按件记工”有五大问题：第一，影响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平等、互助、同志式的关系，造成了干部社员在劳动过程中的对立情绪；第二、工分悬殊，扩大了差别；第三、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成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第四、滋长了自私自利思想，影响着贫下中农的革命意志，“按件计工”，靠工分刺激社员的积极性，把一些社员养成了“工分脑袋”，“屁股上带着算盘”；第五，浪费了劳力，降低了农活质量。

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也是“学大寨运动”一项重要内容，当然这次“反击”也不可能不被列为“反击”对象之一。

1978年3月2日，山西《晋中报》报道了晋中地区制订的22条规定，对社员的家庭副业，规定“产品除自用外，剩余的要通过国营商业和供销社渠道出售”。“我区绝大多数取消了自留地”，“全区农村集市贸易已为社会主义商业网点所取代”。

1978年4月19日，《山西日报》发表了昔阳县大寨供销社的调查。《调查》说：“他们在学大寨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农村商业工作的职能作用，在商品流通领域堵死资本主义的路，为农业学大寨扫清障碍。”文章介绍了大寨供销社如何加强工作，“取缔了自由市场，使社会主义全面占领了农村市场阵地。”

1978年4月18日，《运城地区报》在《坚定不移地搞好“取代”工作》的大字标题下，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个地区开展“取缔自由市场、代替集市贸易”工作的报道。在第一版上以于乡和韩阳两个公社对比的方式，发表了一篇《本报记者述评》，说：“今年3月份，社会上刮起一股冷风，怀疑‘取代’工作。于乡公社党委和供销社党支部及时召开了全社生产队长和代购代销员会议，号召大家要顶住冷风，坚定不移地把‘取代’工作搞到底。……相反，韩阳公社和供销社的领导对‘取代’工作缺乏信心，尤其是供销社领导，还持有怀疑态度。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左右摇摆。这个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还经常大放冷风，说什么：‘山西、陕西隔条河，两省政策为啥不一样？人家那边集会人山人海，要啥有啥，咱这里弄得冷冷清清’。显然，这个供销社的党支部书记就十分迷恋和向往自由市场。……他们不仅不积极取缔自由市场，而且还充当了自由市场的‘卫道士’。”

在整个“反击”中，唱主角的是《山西日报》，火力最猛的是1978年4月16日该报发表的长达万字的编辑部文章：《真学大寨就有农业发展的高速度》。该文是此次反击领衔之作，它挥舞“左”的大棒，给落实党的政策的人扣上“反对、怀疑社会主义”，反对“学大寨”的“反动势力”的大帽子，把落实政策的干部们说成是“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这篇文章说，“我们也有的同志总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对于大干社会主义，缺乏魄力，放不开手脚，不是把着眼点放在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农业上，或者在顺利的时候，还觉得社会主义可靠，一遇到艰难险阻、天灾人祸，就忘了社会主义，又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小农经济那一套可靠。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可以用资本主义的办法来搞社会主义。”文章强调，“一定不能忘记农村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这个主要矛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继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向各种破坏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反动势力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

以上就是二十几年前那次“反击”的部分内容。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那次“反击”是多么猛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改革的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斗争是多么激烈、尖锐、复杂。

在公开“反击”的背后

这场反击规模不算很大，但火力很猛，性质严重，它的影响远远超出新闻界。

这场“反击”能够如此猛烈地展开，绝不是偶然的。冲到第一线开炮呐喊的是少数人，但其背后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他们。说到底，是农村工作受“左”的影响太深了。某些人在“左”的轨道上走久了，走惯了；也有人被一次次政治运动整怕了，不敢越雷池一步。形势变了，却还抱住所谓的“大寨经验”那一套不放。总之，只有陈永贵等同志是搞不成这次“反击”的，他首先得到当时的山西省委某些领导的有力支持。山西省是大寨所在地，山西省委在农村改革初期，一直坚持“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整套“左”的东西。在全国“包产到户”已经形成气候的情况下，仍然认为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1978年春天，山西省委某些人在山西省内，甚至在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会议上，肆意攻击落实党的政策的行动，继续散布“左”的错误观点。省委一位领导在山西省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外面反对学大寨这股冷风很大，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鼓吹，“首先应肯定大寨的一整套经营管理。现在是对大寨经验宣传不够，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有人说当时影响全国思想解放的，全国有“两个凡是”，而山西还多出两个“凡是”：凡是大寨已有的先进纪录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的经验要照着去做。直到1980年陈永贵同志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后，仍无根本性变化。这一年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亲赴山西找许多领导做工作，帮助他们转弯子，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又调整了领导班子，才终于打开局面，“大寨”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年8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呈上一份报告：《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11月23日中央加了几千字的批语，批发了这一报告，这便是1980年83号文件。直到这时，山西对待大寨的态度算有了根本转变。

理解、支持陈永贵进行“反击”那些错误说法的，在北京也有人在。农业主管部门的某些领导就是。农林部1978年3月29日召开情况汇报会。会上，农林部一位副部长在发言中专门谈了宣传报道问题。他说农村经济政策，如按劳分配、经营管理是应该宣传的。但是分量是不是要那么多？要掌握一下，要适可而止。

1978年4月，在山西“反击”火力最猛烈的时候，农业主管部门整理了一份《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政策问题》的材料。这份材料指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它表现在也影响着各个方面。农村工作必须始终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在一定时间侧重清理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纠正某些突出的倾向，是必要的。但是总的说来，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开展“一批两打”，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党整风整社，是农村工作的中心。同时，应该看到，当前各地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整顿领导班子，成绩是主要的。批资本主义过头，对干部处理的面大和不准是少数的、个别的现象，大多数地方对资本主义没有批起来，对社队领导班子姑息迁就，不敢批评教育，没有认真整顿是主要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泛滥，社队领导班子中存在的问题，比“四清”以前还严重。这是当前损伤社员积极性、障碍农业高速度发展的主要矛盾。

这份材料特别强调指出，“四人帮”在农村的干扰破坏主要是从极右的方面，造成许多地方资本主义泛滥，歪风邪气盛行；也用假左真右的手法，破坏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两种情况是同时并存的。在运动中必须对当地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指导。在批判“四人帮”的假左的时候，要彻底揭发其极右的实质；在纠正某些“左”的倾向的时候，不能放松了“两打”和纠正资本主义倾向。

把这份材料与山西“反击”所发文章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两者间的诸多共同点。

尽管陈永贵在山西“反击”的火力很猛，尽管还有人在顽固地坚持“大寨经验”一整套“左”的错误做法，但响应者很少，各地报刊都没有跟上，反应冷淡。中央主要新闻单位旗帜十分鲜明。他们从实践中认识到要把农村宣传重点放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学大寨”运动不能再搞下去了。所以，1978年以来，除了某些会议上的几声口号之外，就很少有对“大寨经验”、“学大寨”和“建设大寨县”运动的宣传了。但也有一个例外，1978年4月21日，《山西日报》刊出驻大寨联合报道组署名的《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一文，这篇文章鼓吹的仍然是“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大批资本主义”等“左”的那一套，还有什么“大寨、昔阳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这类影射攻击别人的昏话。可是，不知是上面哪位支持大寨的大人物发了话，还是新闻单位自己考虑宣传策略上的“平衡”，新华社、《人民日报》两家商定，最后由新华社全文转发4月21日《山西日报》刊载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全文刊登。有人说，这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新华社、《人民日报》对大寨、昔阳发出的最后一篇表扬性的大文章，是对“学大寨”运动告别的“最后一声礼炮”。

这场“反击”来得猛，去得也疾。炮声隆隆一阵之后，很快烟消云散。这成了农村改革进程中的一段极为响亮，却十分刺耳的“插曲”。也有人开玩笑说，这场勇猛的“反击”，是“学大寨运动”的回光返照。

2004年第5期 吴组缃真话说到底　作者：吴继路

在北京西山蓊郁的丛莽中，一座普通坟茔的墓碑上镌刻着两句铭语：“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这是墓主，著名作家，学者，教授吴组缃先生对自己一生情事真诚的高度概括。吴老逝世已十年，“古来圣贤皆寂寞”，光阴流水，世事沧桑，对这位风骨卓然的世纪老人，旧人会记得，新一代可知道？

吴老生于1908年，1994年去世，他的经历前一半在旧中国，后一半在新中国。年轻时负笈清华大学，后以早熟的才气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解剖社会人生刻骨见血，态度严谨，被茅盾大师赞为文学“生力军”，并预言他“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大作家”。记得当年求学读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一千八百担》，因为对作品深刻揭露的南方农村宗族统治复杂关系不很了解，加上小说完全用人物对话刻画性格，推进情节的高超手法，使缺乏鉴赏力的我没有读懂。后来读《天下太平》，我的心被震颤了，作家笔下底层农民惨苦境遇与绝望挣扎，尽管事过境迁，也叫人坚信西哲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贫穷是革命和罪孽之母”，从而相信旧中国农民造反是天经地义。

农民果然造了反，中国革命从农村星火燎原，并且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成功，新中国建立。吴组缃先生刚过“不惑”之年，赶上改天换地，兴奋欢跃自不待言。可是，历来以写农村写农民著称文坛的吴先生，此后却专心于教学与研究，没有再搞文学创作。据说他这个决定，也是接受周恩来总理的建议。回顾前尘，盖棺论定，不能不赞叹这个决定的世事洞明。

为什么呢？组缃先生的创作自始抱定现实主义宗旨，那是既经典又现代，既有传承又极具个性的文学法则，他视为天条，所以一贯反对“主题先行”，更拒绝奉命写作。倘若面对农村题材，他断然不会去写那样的小说，譬如煌煌四大卷的《金光大道》。陈寅恪先生有句翻用古人意韵的诗，曰：“不采萍花即自由”，很可以表达吴先生当时的状态。文学研究专家对这种现象自然可以有很多深刻的阐释，但就普通人来说，便只能有个单纯的认识，那就是这位作家或学者一贯主张和坚持：说真话。

组缃老人后半生的四十多年，是以教师和学者身份在美丽的燕园———北京大学度过的。丰厚的学养，严谨的作风，事事务实的处世原则，使得吴老在学府讲坛成就了另一种流泽与业绩，历届学生都盛赞他的讲课极富魅力，听他的课如同被能工巧匠琢磨陶冶，完全成为一种享受。

我无缘享受这种幸福，只从几番阅读他的作品产生由衷景慕。吴老晚年口碑甚丰，不胫而走，而最为人们钦佩颂扬的，莫过于他鲠直坦诚的性情，任何时候都敢于说真话。“说真话”，这么一桩简单的事，竟会成为人们崇仰的对象么？是的，因为上世纪后半段，正值我们青壮年时期，经历过一段难忘的世道，那里假大空备受褒扬，而敢讲真话的人却横遭整治，上至元帅下及黎民，有的竟付出生命代价。文学大师巴金老人把他的“随感录”题为《真话集》，正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示。

在我多次听过吴组缃老人数十年间敢讲真话的典故逸事以后，便潜生一个心愿，何时能有机会拜晤老人家，“见贤思齐”，亲聆教诲？但素昧平生，凡人如我，怎好贸然登门叩访呢？

而机缘终于有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为了编《作家童年散文百篇》，给组缃老人写信，请他推荐篇目。很快得到老人答复，信中说：“我没有专写童年回忆的散文。只有一篇散文《柴》，写到童年一段故事。此篇甚长，后段可独立，或可滥竽充数。”

《柴》写小时候他家雇来劈柴的一个贫苦农民，个子瘦高，小孩子叫他“鹭鸶哥”。他孤苦破落，身世悲惨，一边狠狠劈柴，一边向身边小孩子倾诉自己的倒霉遭遇。结结巴巴的故事却惊心动魄，这成了作者阅历人生的重要启蒙课。作品刚发表即由日本作家增田涉译成日文，被赞为有“鲜明的写实主义作风”，收入佐藤春夫编的《世界短篇述作全集》。

想通过这篇文章叫新一代读者了解于他们已很生疏的老作家，这个愿望的实现原本渺茫。但是我趁机会重读一遍组缃先生的全部文学作品，对这位学者型作家独异的文韵文体多一点感受，却是很有收获。“风格即人”为洋格言，“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是古贤语，我在延宕了很长时间，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碍之后，终于在1992年4月末的一天，来到北京大学朗润园九公寓，拜晤吴先生。

事前我预设的一个聆教题目，就是关于说真话。我一位朋友，同事，早先做过吴老学生，他告诉我：吴先生的为人，使他倒霉的地方，也是他顶受人钦敬的地方，就在于一贯耿直，刚正，敢说真话。在这一点上他极严格，不将就不敷衍不矫饰。朋友知道我有顾虑，又鼓励我说：先生的性情外刚内柔，对凡人百姓，老人家从不摆架子，你用不着胆怯。

果然，我在以室代厅稍显幽暗的书房看见吴先生时候，84岁的老人正在病后调养。本来魁梧的身材，坐在沙发里便难以彰显，但见他高额宽颊，疏眉朗目，面貌清癯遮不住文人武相。他戴一顶绒线织的便帽，似乎小孩子才戴的那种，眼光宁静却烁烁有神。我自报家门，向老人家问候。在我们编的书里，作家按生年前后排序，他的《柴》排在第三十九，中间靠前。老人翻开书，指着冰心的题词说：“她大我八岁，身体还很好。”

谈话入轨，事不宜迟，我暗转到预设的话题，想印证传闻很广的有关老人家讲真话的逸事。出乎意料，老人说真话不留面子，吐肺腑惟见坦诚，他这个脾气当时便亮了相。提起解放后全力投入教学不再创作的事，我没有细掂量，贸然说了一句：“您是不是不愿意搞‘遵命文学’？”

老人听了，眼睛直直望住我，语气显然带着不满，正色道：

“你是说鲁迅讲过的那个‘遵命文学’吗？你去好好查查书，鲁迅有明白的解释。”

或者看出我面红耳热，老人面色和缓下来，说，我们那一批搞文学的人，无论做人为文，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你是教写作课的，必定知道鲁迅做文章的秘诀，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

一片真话坦言，在我如醍醐灌顶，那次访问归来，连忙查鲁迅文集。“遵命文学”的话在《〈自选集〉自序》里，当提到《呐喊》的创作经过后，作者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组缃先生早年就说过，自己做人为文的宗旨，都是鲁迅“启发扶助起来的”。当时“革命先驱者”改造社会的主张，与他们的文学追求完全一致，如此的“遵命”自无须避讳。但是如果让文学成为一种东西的奴仆，唯唯遵奉圣旨，服从政策，这无疑就变成了“命令文学”，跟先前讲的“遵命文学”所指全不是一回事。我很钦服吴老几句真话的教诲，想到他的断然选择，他一生前半后半的不同奉献，带一定典型性，值得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好好审视。

我提到早年一件说真话的典故，老人沉吟说：“那不是一件平常事么，还有人记着？”

解放初期，作家协会召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刚问世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抗美援朝战争还在进行，这部紧跟形势的作品自然很被看重，主持会议的人也预先有个意向，希望与会者充分肯定。发言者热情鼓励，中肯分析，这都在情理之中。组缃先生也讲了话，因为他在作家协会任职，又是著名小说家，他的发言自然很引人注意。吴先生在对作品的合时宜与作家真诚投入生活的态度作了赞许之后，更多更细地剖析了小说的不足与缺点，特别是主要人物形象刻画上的粗糙乃至败笔。他说的一片真话，深含着对同行的关爱，也流露对新创作的期许。不料这样的真话，由于跟主调不和谐，竟遭到一些人非议，七牵八扯，说了不少离题的话。随喜尚同大概是人的普遍心理吧。逆耳良言往往被误解，鲁迅早年批评过的那种小家子气，小圈子气，风流不绝，文坛与名人也未能免疫。

访谈不到20分钟，话题剪接老人的经历却达二三十年。吴老回忆说，当年那次座谈会是沙汀主持的，沙汀跟他是老朋友，面对那种气氛也无可奈何。“前几年他又调到北京工作，我们见过面。”提起写《三千里江山》的杨朔，老人慨叹说，他是个很认真很诚实的作家，听说也在文化大革命中给迫害死了。

在中国，讲真话倒大霉的一页皇皇历史是反右派运动。吴老历来直言不讳，“炮筒子”，他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鸣放”时候谁晓得那是“阳谋”？整风，给党提意见，提到知识分子政策，一阵子受批挨整，过后又“落实政策”，一贯心里有话就直说的吴先生，顺口打了个比方，说：“这倒像大人对小孩儿，打一顿屁股，给一块糖吃。”

“不过那么一句口头大白话，俗话，想不到成了名言，多少年老有人提它。”老人口吻平静，其中的感慨是蛮沉重的。

我给老人茶杯添上热水，说：“因为多少年间说真话太不容易吧。您为说真话不也付出代价了么？”

知无不言的那些意见，加上他写文章批评“政治挤瘪了业务”，他的种种言论处处不合时宜，反右运动里老人不断挨批判，后来，他的预备党员资格也终于被取消。

真是禀性难移，他说实话真话的做人宗旨可谓“屡教不改”。十年之后他的遭际更凿凿证明了这一层。

我从听闻得来对老人的印象是，他很肃谨，不苟言笑，忽然听到他幽默诙谐的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吴老静静地说：

“那以后倒不打屁股了———，”看见我诧异的表情，他仍静静地说：“改成往上打，打脑袋了。”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整治打击知识分子的既定方针，到文化大革命算登峰造极。北京大学这块新文化运动发祥地，谁也料不到半个世纪以后，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对文明的疯狂践踏。寒凝大地，恐怖四伏，举国上下举红书，喊万岁，造声势，说假话。大批正直人士为保全性命而严缄其口是自然合情理的事。鲠直坦诚的吴先生怎么样呢？真话还是憋不住的。这回的真话不是俗语而是一句成语：“毛骨悚然”。

动乱伊始，吴先生和一大批学者教授专家，被揪出来批斗。红卫兵造反派把大石板压在他们脊背上，限定时间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出来，皮鞭棍棒砸过来，劈啪声痛呼声刺耳震心。如后来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里记述的，不堪非人凌辱，他同样有过自杀的念头。这些老文化人硬撑着活下来，是他们倒要看看这天大的闹剧究竟如何收场。

闹剧的高潮该算林彪爆炸，“批林批孔”开幕，滑天下大稽地把先前的罪过扣在副统帅头上。“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一大群人开学习会，组缃老人发言，回顾当年“横扫一切”的情景，说到一辈子难忘的感觉，这才有“毛骨悚然”的话。其实，这不是经历那种场面的所有人都产生且铭记的真实感觉吗？只不过先生说真话的性格“不可救药”，他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孩儿，自顾自说出了实情。

“为这句四个字的大实话，听说您又挨批判啦？”

“当然，说是仇恨文化大革命。”老人的语气和表情依然坦荡平静。

他还说过文化大革命“造成文化和文明的不毛之地”，当然更属于地道的“反动言论”。一通通批判如狂风恶雨，闪电霹雷，吴老却像一株大树，叶子掉了，枝杈断了，扎在泥土里的根株则一丝不动摇。工农兵学员“上管改”了，他在课堂讲文艺理论，说到塑造人物，仍然搬出讲了多年的一条“准则”，引用一句古典名言，叫“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礼记》上的话）。反右倾回潮，他又成了靶子，军宣队负责人声色俱厉上纲，说：“林彪，我们也要知其善吗？也要爱他吗？”

先生木然听着点名批判，一声不吭。那位发言同志大概没想，若是林彪一无是处，坐根儿就是坏蛋，恶魔，那么，把他钦定为“接班人”该当何罪？

不能影响老人家休息，我该告辞了。我想听的话，几段有关“说真话”的口碑式传闻，得到了主人公的证实，又亲聆老人教诲，我感到很高兴。蒙慨准，我给老前辈照了一张相，也拍了个合影。叫我痛感意外的，我对老人第一次访拜也成了最后一次。两年后，86岁的吴组缃老人溘然长逝。对后面近二十年，他称为“欣逢盛世”，抱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信念，他想做不少事情，包括后半生中断的文学创作。高阁壮志，夙愿未偿，自然令人叹惋。但老人终身不移的精神操守，尤其他那种铮铮骨气，他那种刚直不阿、永远敢说真话的气派，形成一股被众人心仪的人格魅力，“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无疑更具有永久价值。

果然，名贤流泽不会随人而逝。组缃老人已不在，而有关他的一个新典，也属于吐肺腑说真话的，使我很感兴趣，忍不住说项。上世纪80年代初，年逾古稀的他应邀赴美国访问。在大学演讲，一位听众发问，提出个敏感尖锐的历史性问题。拨乱反正，国策转轨，原来坚决反对的东西，如今要极力推行了。问者不无挑战意味：你们那些当政者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样的巨大课题，横岭侧峰，答案纷纭，莫衷一是。组缃先生一辈子心口如一，怎样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又不说空话呢？饱谙世事，人情练达，他的一席真话，又是大俗话兼大实话，在讲堂里激起一片笑声：

小时侯，老祖母叫给她搔痒，我就去执行。她老人家一会儿说：上边一点儿。一会儿又说：下边一点儿。先说靠左，再命令我靠右。后来才嚷：对喽对喽，那是正好抓到了痒处。你看，连搔痒这么简单的一件小事，也不是一下子就抓准。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搞一种新制度，能不摸索吗？

吴组缃先生这样的世纪老人，他们的信念，他们的追求，包括他那种“真话说到底”的品格，都同中国上一个百年的历史紧密联系着。若想探索先生的心灵历程，他为自己和他誓愿“生生世世为夫妇”的夫人沈菽园撰写的墓志铭：

竟解中华百年之恨得蒙人民一世之恩

或者能够成为最具说服力的诠解。

2004年第5期 《大公报》的创始人英敛之　作者：王　鹏

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的《大公报》，是创办得较早且又较为重要的报纸之一。其创办人是英敛之(1866一1926年)。

英敛之其人

英敛之，名华，字敛之，号安蹇，满族正红旗人，1866年生于北京。他幼年家贫，“家世微寒，先代无达者”。据说英敛之的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自己是依靠自学而博览古今群书，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22岁时，他开始信奉天主教，懂得一点法文，从此又和法国人有来往，接触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知道那里“民权充盛，民智开通”。因此，英敛之很希望自己这个破落垂亡的国家，也能通过学习西方，变法维新，逐渐富强起来。1895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声震全国。1898年，32岁的英敛之也写了一篇《论兴利必先除弊》，对康有为的一些政治主张表示赞佩。

1902年(即《大公报》创办那年)他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题了这样一首诗：“献身甘作万失地，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他的妻子是皇族，姓爱新觉罗，名淑仲，文化程度很高，工于韵律。

英敛之是位有思想的人，敢于发表政治主张。办一份日报，是最理想的表达自己意志的方式，他决心“闯荡”报界。

《大公报》的筹组和创刊

据英敛之日记载，英在1901年4月24日由上海回到天津。他回到天津的第三天，去拜访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教友柴天宠。柴约请英开设报馆，并答应帮助“募集股本，甘为赔垫”。英敛之很爽快地答应了。

柴天宠是《大公报》的大股东；《大公报》的另一个大股东是王郅隆。拿钱入股的还有张连璧、李敬宇、朱志尧等以及法国主教樊国梁，《天演论》的翻译者严复也入了一小股。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创刊。创刊之时，八国联军已占领天津两年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也快一年了。这时候，八国联军组织的“都统衙门”统治着天津。那时的报界，“中国南北纵横，报馆仅有二十余家，南居二十，北得余数，四五家而已。”这就是说，当时南方的思想比较活跃；天津地近京畿，在清廷直接钳制下，舆论界死气沉沉。此时，《大公报》应运而生，在北方最大工商业城市———天津创刊了。

在《大公报》创刊号上，刊登了英敛之撰写的《大公报序》曰：

“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凡我同人亦当猛自策励，坚善与人同之志，扩大公无我之怀，顾名思义，不负所学，但冀风移俗易，国富民强，物无灾苦，人有乐康，则于同人之志尝焉，鄙人之心慰已。”这就是说，针对当时那种国破民奴、封建专制主义乌云笼罩全国的严重局面，英办《大公报》，同戊戌时期一样，仍要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学术文化思想，对“我同胞”进行反封建的思想启蒙工作。1905年4月13日，适值《大公报》出至1000号，英敛之撰写《千虑一得》一文，再次阐述了办报宗旨：“自从出报到而今，差不多三年的光景，作报的人一番苦心，无非是盼望中国强盛起来，并没有别的意思。故此每天苦苦的对着各等人，说长道短，讲今比古，凡是可以劝善惩恶之事，没有不按公理论断的，也不管人爱听不爱听，横竖凭我们的天良，尽爱群的本分，虽然我们没有什么高才远见，到底这一片好心，自己是对得起天地鬼神的。”

《大公报》初出一大张，成书版式，用中国毛边纸印刷，仅有一面。报头刊有法文：“L’lm-pareial”，为“无私”之意。关于“大公报”三字的寓意，英敛之解释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报之命各固已善矣”。英敛之自任该报总理、撰述、编辑诸职，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

《大公报》的创办，梁启超有这样的评论：“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报刊政论家张季鸾亦有这样评价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大公报，其一也。中国之衰，极于甲午，至庚子而濒于亡。海内志士，用是发愤呼号，期自强以救国；其工具为日报与丛刊，其在北方最著名之日报，为大公报。盖英君敛之，目击庚子之祸，痛国亡之无日，纠资办报，名以大公”。

要求慈禧归政

《大公报》一创办，便大胆地议论时政，呼吁慈禧不要“垂帘听政”，拥护光绪亲政，从鼓励“保皇斥后”转而呼号“君主立宪”，伸张民权，反对封建专制。

1902年6月2l口，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论归政之利》一文，公开要求慈禧撤帘归政。文章强调指出，只要“太后”一归政，就有八利：“中外利，满汉利，民教利，新旧利，宫闱利，草野利，君子利，小人亦无不利。”他还指名道姓，指斥慈禧的亲信、军机大臣———“刚毅国贼”，祸国殃民；指责反对慈禧归政的大臣为“诌媚之小人”。

就是在这篇《论归政之利》的文章中，英敛之还揭露了慈禧1901年回銮以后搞的一套假变法及其腐败朝政，说：“盱衡时事者谓此次变法，虽曰力祛偏私，实事求是；其实仍是因循敷衍之故态，毫无精神于其间。恐泄泄沓沓，仍沿从前之陋习。既未将旧日之熏染，一一痛加湔洗；又未将旧日之秕政，凡可以涣吾民心阻吾进步者，一一锄之务尽，咸与维新。亦不过稍涉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英敛之尖锐指出，酿成这种“偷情苟安”的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鉴于戊戌之变，政府压力过深，倘有指斥时政者，则目为奸佞，不难加之以罪。”英敛之明确表示，他既不“如寒蝉之无声，漠视吾国沉沦而不救”；也不“胶执己见，党同伐异”；更不“意存趋避，拗曲作直，指鹿为马，信口雌黄，求悦当今一二人之耳目，不顾天下后世之唾骂”。在这篇文章中，英敛之敢于抗大官，骂酷吏，指斥不避权贵，请命不忘小民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同情进步人士

1902年4月8日，清廷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后，沙俄不肯履约，不肯撤兵。俄驻华公使雷萨尔提交清廷外务部总理庆亲王奕提出“密约七条”压迫清廷承认，其中有“中国不得将东三省之地让与他国或租贷与他国”等款项。进步人士沈荩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披露给日本报界，引起了日英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不满，纷纷诘问清室。

慈禧得知“密约七条”被揭露，异常被动，立刻派人彻查消息走漏的原因，有人告发是沈荩所为。1903年7月17日，沈荩被捕。英敛之得知沈荩被捕的消息，于21日在《大公报》“时事要闻”栏中，披露此事。31日慈禧传旨将其“立毙杖下”，用刑极惨。8月2日，《大公报》全文刊录了沈荩“绝命词”四章，其末章云：“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4日又详细报道沈荩杖毙一事，写道：“拿交刑部之沈荩于初八被刑。……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故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9月16日，又有报道说：“当杖毙时，先派壮差二名，打以八十大板，骨已如粉，始终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均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堂司无法，如其言，两绞而死。”这一报道，其惨状不忍于睹，引起读者的义愤。

1907年7月，清政府杀害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之后，《大公报》也曾发表文章，批评清政府采用株连党祸的办法，大肆搜捕革命党，以致“风声鹤唳，举国骚然”。文章谴责对徐锡麟啖肉剜心，为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野蛮凶残行径”；对秋瑾这一女子，“以猛狮搏兔之力擒之。……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邃处斩刑”，已经达到了“野蛮已极，暗无天日”的地步。

抵制美货与不受胁迫

1894年，美国与清政府订立了一个为期10年的、载明“两国政府愿合力办理，禁止来美华工”的条约。1904年这份条约到期，美国方面要求继续保留“禁止华工”条约中的主要内容。消息传到中国，各地迅速形成一个控诉美国排华罪行、反对美国经济侵略的爱国运动。

英敛之和他主持的《大公报》积极响应风靡全国的反对美国虐待华工的运动，鼓动天津市民抵制美货，拒登美国广告。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英敛之领导的《大公报》，对各地抵制美货的行为，做了广泛的报道，并号召全国制铁业、洋布业、火油业、面粉业等方面的商界巨头联合起来，不用美货、不卖美货、不消费美货，由此形成了—股很强的舆论攻势。

《大公报》于1905年5月23日登载上海商会发起抵制美货通电，5月26日全文转载了上海的有关抵制美货的“传单”，连续刊登了《上海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6月11日登载《本报不登美商告白》的启事。正在天津的袁世凯，看到《大公报》的英敛之如此起劲的宣传抵制美货，勃然大怒。袁世凯通过天津巡警局，以“有碍邦交，妨害和平”的罪名，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8月17日，《大公报》刊登英敛之“启事”，说：“抵制美约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风应，凡华字报五一无之，敝报当仁岂能独让?故随诸君子之后，亦尽国民一分之天职。诚以此举关系中国前途者既远且大也。今不幸敝报独触当道之怒，严禁士人购阅，不准邮局寄递，为不封之封”，并指明这个当道“实为我最有权力之长官”，即指袁世凯。接连几天，英敛之撰写多篇抵制美货、反对“袁长官”的诋毁爱国运动劣迹的文章，报纸的零售量骤增。当时，《大公报》设在租界内，事实上袁世凯的禁邮禁读令只能在租界外执行。

面对袁世凯对新闻的扼杀，《大公报》奋起反击，直到11月22日，英敛之还是不肯罢手，继续撰写《论驻粤美国领事函请岑督封禁报馆事》严正表示“执笔人之天职”是：“阐发公理也，激扬公论也，开通民智也，维持国力也。之数者，皆执笔之士，临死生患难、刀锯鼎镬而不易其宗旨也”。英敛之有力地伸张了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歧视、反对凌辱的决心和正气。英敛之的檄文，袁世凯无计可施。禁邮禁读不行，袁又采取拉拢的办法。袁曾几次以重金收买英敛之，均遭拒绝。一介报人，如此耿直、刚毅，实在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1908年，英敛之在回顾禁报经历时写道：“犹忆乙巳之秋被禁时期，而售报转赠，其多数置之死地而后生，天下事大抵然欤。固知文字之生命坚逾宝石，虽万劫千魔、酷炎毒疬，而不能损害其丝毫者也。当飞沙昼冥，怒涛山立，正不知危险奚似，犹有风静潮平，安致今此之一日。”

朦胧中理解“社会主义”

英敛之在办报之余，博览群书，接触各种思想流派，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学说。1903年3月31日，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之新主义》的专文，指出：“于二十世纪之天地，欧罗巴之中心，忽然露一光明奇伟之新主义，则社会主义是也。”该文对社会主义的内容作了以下的介绍：“其目的欲打破今日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阶级，举社会皆变成共和资本，共和营业，以造成一切平等之世界。其手段则欲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而后以正义博爱之心而压其偏僻之爱国心也，以科学的平和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同胞情谊之世界而扫荡刈除其侵略的帝国主义。”

英敛之偶尔听说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内容，就借题发挥，大谈国家机关是社会公仆的论点，提出“官吏为国家公仆”，是“大家雇来办事的”。他说：“官吏的权位、势力、财产、名誉，都来自国民，没有国民也就无须官吏，所以说官吏应当自居为国家的公仆。”他反对官吏有无限的权力，不讲道理，凭个人喜怒办事；主张“在官场中，第一是不走门子，专凭才干；第二是绝不受请托，铁面无私；第三是不要不合理的钱，但守着俸禄。”

英敛之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解是朦胧的，他只是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思想流派，加以议论。

灌输新鲜知识

英敛之和《大公报》不仅有“敢言”之名，那时的《大公报》还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提倡开办工厂，振兴实业，设立学校，传播科学知识等等。所谓“牖民智”，就是使民众脱离愚昧，增长知识。英敛之说：“民智不开，万样事都作不到好处。”为了向民众灌输科学知识，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过多篇通俗易懂的文章，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等许多方面。关于地理，他介绍过亚洲、欧洲、中国的地理大势；关于历史，他讲过普法战争，讲过埃及向英、法借债受害的经过，还讲过德国宰相俾斯麦的故事；关于自然科学，他讲过月球，谈到过虹霓、潮汐、地震等形成的原理，介绍过电灯、气球、雷电殛人等新知识。

1903年1月13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撰写《中国宜广设工艺厂说》，指出“居今日而言行新政，第一先从实业上作起，而其余一切皆后也。”这发展起来就是“实业救国论”。

英敛之在关于移风易俗方面的许多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到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他在《大公报》上主编的“附件”栏，从第一期就发表了《戒缠足说》，以后十余年如一日，一直宣传缠足的危害，称“中国有两件坏处，大坏处是缠足，小坏处是(男人)蓄辫”；又说：“应改掉三种毛病：缠足、早婚、吸食鸦片”；批评重男轻女思想，反对铺张浪费大办丧事等。

为清廷送终

1911年4月29日，英敛之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说妖孽》的文章，对清廷覆亡前夕官场腐败进行无情的揭露。文章说：“黑暗政府，妖孽之首领也。聚三五衰朽于一堂，旅而进焉，旅而退焉。聆彼口头禅，未尝不私忧窃叹云：大局之阽危，救国之不容稍缓，然而呈之于事实者，无一不颠倒错乱为图危图亡之谋，以言内政，则一面言预备立宪，一面仍拥护专制也；一面言严禁苛敛，一面仍搜刮民财也；一面言发扬民气，一面仍增益官权也。以言外交，则一面言自保主权，一面又曲徇要求也；一面虑外资充斥，一面又恣借洋债也；一面言慎重领土，一面又断送山河也。对于内，则为滑稽之政府；对于外，则为柔媚之政府。其变态之灵便，虽狐蛊不能喻其神。外此，则惟是揽权，罔上营私。声色宴游为平章军国重事，子女玉帛乃进退人才之权衡。……仕宦之场，一妖孽荟萃之区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上自卿相之尊，下逮一命之士，何尝有丝毫图治之心。其所以孳孳，漏尽钟鸣而不肯暂止者，无非为保利禄长子孙计耳。自破格用人之说起，而官吏之流品杂；自卖差鬻缺之风盛，而官吏之心理变。以奴颜婢膝为手段，以白璧黄金为代价。在上之权贵，更依托之以为招徕之术，且美其名曰运动。遂令热中者流，载宝而朝，辇辇而市，胥皇皇焉以为进身之媒。人才之长保以此也，卓异之荐荐以此也。有若金店，有若妓寮，有若饭庄，有若寺观，有若骨董鬼，有若婢媪仆妾，举万有不齐之人类，悉变为官吏投资之场。甚至公署堂皇，大庭广众。昌言评骘曰：某也，运动某大老而得之；某也，运动某贵人而得之。对于运动而已得者，则群羡其能；对于运动而无效者，则竞笑其拙。万其人一其心，百其途一其准。斜封墨敕，大开幸进之门：红粉朱提，尽是显扬之具。纷纷扰扰，几不知人间有羞耻事。及其既得，乃不得不谋利市三倍之赢。于是害民贼出其中，卖国奴出其中。互相倾轧，互相朋比之事，无一不出其中。鬼耶、蜮耶、罗刹耶、灵狐耶，吾又何从而定之!此妖孽中蕃衍最盛之一种也。”英敛之从忧国忧民、救亡图存的立场出发，对清末黑暗吏治，揭发得真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

揭露和抨击外国传教士的劣迹

英敛之是天主教徒，他积极倡导“天主教革新运动”。1912年，他曾上书罗马教廷，指控洋教士不学无术，“专欲愚民”。那时，北京是法国传教区，教权、教务都由法国“神长”控制。英敛之对于他们排斥中国学问、欺压中国教徒的霸道作风，非常气愤。所以，他“极力运动天主教脱离法国羁绊”，提出今后传教应“不限定一国，不限定一会”，并主张“能养成中国籍传教士，俾得自传”。他在上书中说：“以北京而论，我教不独无大学、无中学，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来学。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一国之广场，以往例今，端恃本国之有神品者继承不绝。譬如一家之内，贵能自食其力，万不能恃外债生存！”为了提高广大中国教民的爱国意识，英敛之发愤撰写了《劝学罪言》，大声疾呼不作洋人的“附属品”，不作“永世奴隶”。

退隐山林

英敛之经营的《大公报》实际上只有十年时间(1902一1912年)。1912年1月1日，“大清”皇朝倒，中华民国成立了。2月15日，临时参议院批准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时的英敛之身体有病，“英君渐老，社务中衰”，加之他的仇敌袁世凯掌权，心灰意懒，不愿再抛头露面。1912年2月23日《大公报》改印“中华民国”的年号，同日刊登“告白”：“本馆总理英敛之外出，凡赐信者俟归时再行答复。”这一“告白”，一连登了20天，报务委托樊子、唐梦幻等代为主持。从此，他携夫人来到北京，隐居香山静宜园，潜心于宗教、教育、慈善等方面的工作。

英敛之在香山创办静宜女子学校，又设辅仁社，教学生学文，兼传授天主教教理。1916年9月，英敛之将《大公报》出兑给旧股东、皖系财阀王郅隆。1917年11月，熊希龄督办京畿一带水灾善后事宜，在北京设立慈幼局，收养灾民的儿女，诚邀英敛之任局长。1920年，慈幼局移香山，更名为香出慈幼院。英每年冬季募赈款，在香山开粥厂，赈济贫民。1925年初，英敛之创办“公教大学”，后改称辅仁大学，英任首任校长。因英所居香山静宜园在松树丛中，自号“万松野人”，著有《万松野人言善录》，是宣传天主教教理的文集；又收集在报纸上所写的论文，出版了一本《是也集》。英敛之因主持《大公报》而驰名，隐退后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代言人”，当时有“南马(相伯)北英”之说。

1926年1月10日，英敛之病逝。应该承认，英敛之在中国近代史、新闻史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历史学家、教育学家陈垣在评论英敛之时说过：“敛之以一个忠诚的天主教徒，发愤著书，提倡爱国，受到外籍教士种种恐吓、威胁，而无一点惧心，真可谓‘豪杰之士’了!”这个评价，恰如其分。

2004年第5期 赵尔陆含冤逝世真相　作者：张开善

1967年2月2日凌晨，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这个时刻，人们不会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对我来说，却是个难以抹去记忆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刻给我带来了沉痛和惋惜，萦绕着我整整37年。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赵尔陆上将，突然去世在他的办公室里，当时只有62岁。

37年过去了，每当我提起拙笔想写出这段历史，我的心在沉重，我的手在发木，我的思维难以连贯。使我不能平静的是，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本来是不该发生的，本来也是可以不发生的，然而居然发生了，而且是那样的折磨人，是那样的令人沉痛和惋惜。

赵尔陆一生戎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浴血沙场，硝烟弥漫，枪林弹雨，未能夺去他的生命。

赵尔陆出生于1905年，1927年春夏之交，他满怀为国为民赤诚之激情，从山西老家千里迢迢来到武汉，通过关系找到了董必武，随后董必武告诉他党即将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由董必武亲自写信介绍他到南昌去找朱德，刚刚20岁出头浑身热血沸腾的赵尔陆，随即毅然怀揣着董必武的信，长途跋涉奔赴南昌。1927年6月，由林柏渠分配他到国民革命军第20教导团，不久，他随这支部队在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同年8月赵尔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走上了烽火连天、浴血战场的革命大道。

1928年初，赵尔陆跟随朱德、陈毅随部队进入湘南，参加了著名的湘南起义，随后上了井冈山。后来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任红军第四军连、营党代表，29团政委、团长，红一军团供给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供给部部长，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冀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冀晋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参谋长兼后勤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二参谋长；建国后，他任中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国家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国防工业政治部主任等等。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1964年上半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正在青海海晏地区核武器研究基地紧张的攻关，赵尔陆前去察看，我当时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管核试验的工程师参谋，跟随他前去。在一天忙碌工作后，我们在闲谈中，当谈到战争年代战场上的危险性的话题时，他说：“我们这些活着过来的人，都会体会到，战场上子弹向你发疯地射过来那是很危险的，但要是做好隐蔽工作，伤亡就会避免或减少。”当我问他，您有没有这样的事例？他微笑而风趣地说，“有一次我蹲在战壕里观察敌人，刚要站起来，一排子弹呼啸着飞过来，从左耳边擦过，很快又一排从我右耳边飞过，对我的脑袋留了点情，子弹跟我们这些走过来的人也不知手下留了多少次情啊。”

赵尔陆哪里知道，两年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一场风暴，却对他一点也没有留情，而是要了他革命一辈子的宝贵生命。

“文革”初期，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都曾为赵尔陆发表过保护性的讲话，但都未能扭转形势，而他的生命最终还是被夺去。

1966年，我国大地上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来的突然，来的不正常，更来的强词夺理，还应加上一句来的凶狠。

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第一把手罗瑞卿大将在这场运动前期就被定为反党分子而打倒，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屈辱，从楼上跳了下来，而成了终生残疾；第二把手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自然就成了运动的替罪羊，国防工业战线上的斗争对象。

今天的中年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或者曾亲自体会到，“文革”开始不久，成千上万人们的思想和心态被扭曲了，而且扭曲的如此厉害，人们像一匹脱缰的烈马，失去了控制，一浪高过一浪的造反，国防工业系统的年轻人组成各派造反组织，造反精神之强，不仅在北京是响当当的，而且在全国也是闻名遐迩的。

“文革”开始不久，赵尔陆的日子就不好过，而且越来越不好过，国防工业系统的一小部分人抄了他的家，他有家不能回了，一大部分人团团围住了办公大楼，要揪斗赵尔陆，对进出的车辆进行检查，看看有没有赵尔陆，每天高音喇叭的怒吼声震耳欲聋，“赵尔陆出来！”“罗、赵合谋部院合并大阴谋一定要清算！”“破坏国防科研的赵尔陆绝没有好下场！”“誓死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声声在空中回荡，不断的冲击着人们的耳膜。

1967年1月，此时此刻的赵尔陆，经过半年来的运动冲击和精神压抑，他在坚持背着氧气袋看大字报，参加批斗会，他在只能忍气吞声的听着，不能有任何解释，在不停的愤怒的喊声中一天复一天的度过，他此时已是身心受到刺激和打击，他被折磨得既疲惫又憔悴，他显得又黑又瘦，本来是合体的一号军装，此时穿在身上晃来晃去，又肥又大，已失去了昔日上将的威武风采，他的饭量逐渐减少，已减到了平时的一半都不到，他不停地抽烟，他失眠、他头疼、气短、呼吸困难……

此时，周恩来首先出来对赵尔陆进行了第一次保护，在一次中央开会的时候，周恩来将赵尔陆交给了叶剑英和聂荣臻，让他们把赵尔陆安排到北京的西山休息。但赵尔陆在西山没住上几天，他就对这种离开工作岗位，躲躲藏藏，心中甚为不畅，他对这种度日如年的生活很不愿意，他向叶、聂二位老帅提出，国防工业没人管是不行的，自己还是回到机关，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谅解，尽全力抓好国防工业。

1月22日深夜，赵尔陆从西山改乘吉普车，穿过稀疏人群，隐蔽的回到办公大楼，当他了解到除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研制和极少数项目外，大部分国防工业的研究生产几乎都处于停产状态，他心情极为沉重，郁郁寡欢，内心压抑。

接着，周恩来在京西宾馆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的群众代表时，对赵尔陆作了第二次保护，周恩来说：“你们不了解党的历史，你们说罗、赵合谋，这是不符合党的历史的。”

随后，传来林彪对赵尔陆问题的讲话，由于林彪当时所处的位置仅次于毛泽东，他的讲话当然很有权威作用，但他说了一个双关语，“对赵尔陆的错误要狠狠地批，对他的工作要重重的用”，这就给造反者有了可利用的借口。这么一来，办公大楼外面的呼喊声毫无减弱的势态，高音喇叭不停的宣传，“罗、赵合谋部、院合并大阴谋”的呼喊声。

特别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说的保护赵尔陆的讲话，没能及时传达下来，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在一次回家见到毛泽东时，谈到赵尔陆被整的事，毛泽东说：“赵尔陆是井冈山的人，为什么要整他？”这句话在赵尔陆去世后才传出，如果早点传达下来，在当时毛泽东的话真可以说是一句顶一万句，绝对权威，赵尔陆肯定会得到保护，对赵尔陆的攻击将会减弱，他的生命将会延续。

赵尔陆的最后时刻精神上的压抑、痛苦，致使心脏病、哮喘病并发，在双重打击下夺走了他的生命。

“文革”开始后，国防工业系统不断传来停工停产的告急电报，工厂和科研部门，绝大部分领导都已靠边，挨斗挨批，无人管业务了，偌大的厂房，空无一人，原来用大量副食品向国外换回来的精密仪器和设备已被尘土覆盖，特别是生产一半的武器装备，吊支在半空中，三五成群的工人、技术人员都不再干活，有的休闲，有的苦恼，有的不安，也有的高喊形势大好，一派大好。这样的局面让赵尔陆极为痛心。

但是，痛心也使不上劲，赵尔陆每天24小时只能在他的办公室和一间小小的休息室里度过，只能在这有限的小空间转来转去，大门出不去了，家回不去了，国防工业各部、各研究院、各工厂更是去不了，只要走出大门就会被造反者抓走，大门外每天都在等着抓他，这位驰骋沙场的勇将，哪里受得了这种禁闭生活的压抑。

压抑、痛苦、委屈，让赵尔陆心力交瘁，心脏病和哮喘病严重并发，但他身边没有医务人员、没有急救药物，甚至没有一个人。

1967年2月2日上午9时左右，当国防工业办公室的机关工作人员，推开赵尔陆休息室房门时，吃惊的发现，他坐在小床上，身体向前倾斜，头垂在膝盖上，手里夹着一支曾被点燃过的香烟，燃烧的香烟把手烧得焦黄。可是他再也感觉不到疼痛了，让人们看了心痛。一代名将就这样离我们而去。

几乎在同一时间，国防工业办公室秘书室的红色电话机响了，是周恩来办公室打来的电话，周恩来通知赵尔陆即去中南海休息，周恩来对赵尔陆进行第三次更具体地保护措施。然而，此时赵尔陆已离开人间世界几个小时了。

公开部、院合并的真相，以告慰赵尔陆的在天之灵。

“文革”中，对赵尔陆声讨的最大罪名，是1965年初，将国防工业部与有关国防研究院合并，又称之谓部、院合并，是破坏国防科研的一大阴谋，一大罪行。在无休止的宣传下，激起了国防科研系统的许多人不满和愤怒，当时阶级斗争为一切的形势下，只要抓到赵尔陆，不被斗死，也会被打死，形势极为严峻。这一罪名对于了解中央是如何研究决定部、院合并过程的赵尔陆来说，让他处于极度委屈之中，但他只字未提这是中央的决定，不是他赵尔陆的阴谋，这一切他自己默默地承受着，直到他生命凝固在办公室。

部、院合并是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下，经过中央多次讨论研究决定下来的，并且形成了中共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后而实施的，其文件内容如下：

196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65)中发112号文件通知：为了适应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科研、设计、生产应紧密结合，实行统一领导，统筹规划，以便更好地集中力量，掌握尖端技术，加强常规生产。决定将国防部六、七、十研究院分别与第三、六、四机械工业部合并，各研究院改属各部领导。中央责成国防工办组织有关部门抓紧做好各项工作，保证科研、设计、生产任务的正常进行。

这份中央文件中，极为明确的说明部、院合并是中央的决定，并阐明了部、院合并的积极意义，及其合并后的好处所在，部、院合并的中心是为了科研、设计、生产能更好的紧密结合。这与部、院合并是罗、赵合谋的大阴谋相差之远，可以超过太空与地球相隔的距离，简直是谬以千里。

公开此份中央文件，再一次说明，把部、院合并说成是大阴谋，完全是无端罪名，强词夺理扣在赵尔陆头上的这一罪名，是完全不存在的。

“文革”结束后，赵尔陆的夫人和女儿前去看望薄一波老前辈，薄老拉着赵尔陆女儿的手说：“你爸爸是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

2004年第5期 我为刘伯承治眼病　作者：陈智慧

刘帅已去世十七年，我常怀念他。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担任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期间，从1966—1968年为刘帅会诊两次，然后作保健医师一年零五个月。那时正是“文革”的动乱年代，我和刘帅、夫人汪荣华，以及他们的孩子朝夕相处，亲如一家。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所以我们的感情特别深厚，每当回忆往事，我总有一种激情，使我难忘。

第一次见到刘帅

自从1965年《人民日报》发表了我的工作学习及治疗疑难眼病的体会一文后，卫生部随即发文号召全国医疗卫生系统学习。我们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门诊病人突然增加到每日600—700人次，其中党的高级干部也越来越多，我也经常为一些中央首长会诊和出诊。

1966年秋天，院领导告诉我，让我出差到北京会诊，是卫生部组织的，明天就走，到北京后在站台上有人会来接，给我安排工作。同时，交给我一张火车票。因为近一阶段，经常有会诊，我也习以为常。安排好科内的工作后，我按时乘火车到了北京，一位女同志来接我，安排在我住过的新侨饭店。

第二天，那位女同志又来接我，对我说有位中央首长眼不好，请您会诊，地点在北京医院眼科。我们到了眼科，眼科老前辈左主任先向我介绍了刘伯承元帅的病史、病情及治疗经过。原来，刘帅已做过抗青光眼手术。最后，左主任告诉我，现在首长视力很不好，站在视力表前只能指出第一个大字的方向，我们还认为不准。首长多年来看视力表，在头脑里有很深的影响，他只是模糊的看到，凭印象指出的。其实首长光定位和色觉都不行，给他看手指都数不准，有时眼前手动都说不准确，不可能看到视力表的大“E”字。我检查后想，是眼底出血后玻璃体积血多，玻璃体浑浊，看不到眼底。手术前由于眼压太高，有可能造成视神经萎缩，目前的治疗应以吸收玻璃体积血，提高视网膜功能为主。我提出了这样几条治疗意见。

这是我第一次给刘帅看病。刘帅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对同志亲切和蔼、对革命有伟大贡献的革命家。他身材魁伟，体格健壮，但是视力不好。我想首长若视力好，为党还能做出更大贡献。革命老前辈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我应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

上海会诊

大约过了几个月，院领导又告诉我到上海去会诊，我记得在火车站内戴红卫兵袖章的年轻人很多，已开始大串联了。到了上海车站，已有人在站内接我，送我到宾馆住下后，告诉我：“这次是来给刘伯承元帅会诊。你有亲戚和同学在上海，但不要去探望他们，好好休息。明天在华东医院会诊，我会来接你的。”第二天，在华东医院会诊，参加的人员我记得有华东医院的眼科主任，还有眼科权威、老专家、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赵东生，他技术高超，德高望重，被国际眼科界人士称为“东方一只眼”，还有老专家周诚浒教授和华东医院—位内科主任。北京医院眼科派来了一位医师介绍病情，说北京会诊后，他们想给首长做白内障手术，看是否能提高视力。这一次会诊是想听听华东地区的眼科界同志是什么意见。大家听后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二次会诊，对首长的病情有所了解。所以我就发言说：“我觉得首长玻璃体积血已七年，现仍浑浊很重，眼底看不到，只见红色反光。晶体浑浊较轻，没有全浑浊，按现在浑浊程度，视力应该较好，若眼底和玻璃体没有病变，根据我个人的临床经验，视力可能在0.2—0.4之间。我认为首长视力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眼底和玻璃体的病变，若做白内障手术，视力不可能提高，眼底可能再次出血，怕现有的视力也会丧失(因为上次眼底出血是在青光眼手术后)。我认为目前应先治眼底和玻璃体的病变。”当时我才40岁，觉得在北京和上海这么多老专家面前，我是比较年轻的，应该谦虚，所以我又说：“我的意见不一定正确，请各位老专家们多发表意见。”结果，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

神秘的济南治疗

会诊结束后，我就回济南忙我的工作。这时候“文革”已经开始，我就开始受到冲击，每次他们斗争院领导，我就上台陪斗。

正在这个时候，刘帅办公室来联系让我去北京给刘帅治病。因为那次上海会诊治疗后，首长的视力有所好转，所以刘帅要邀我再去北京给他治疗。但是，斗我的那—派群众组织的头头不同意。此时解放军支左宣传队已进入我院，军宣队熊队长和群众组织一再协商，但那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仍不同意。

大约在1967年3月，刘帅因为我不能去北京，就带着夫人汪荣华同志（也任刘帅的秘书，刘帅身边的同志都称她“汪秘书”）、参谋、护士来到济南，让我给他治病。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停课闹革命，汪秘书不放心，就一起来了。这次刘帅来济南治病对外当然是保密的。

有一天，熊队长对我说：“刘帅已经来了，住在南郊宾馆的2号小楼，今晚没有安排开会，您吃完饭就去。他们要派车来，我怕给不同观点的同志看到你坐小汽车，又多一个批判材料，你自己去吧。此事要绝对保密。”

吃完晚饭，我带了眼底镜和眼压计，匆匆来到南郊宾馆2号楼，首长和夫人汪秘书热情接待。尤其是首长，还站起来叫着我“智慧同志”，亲切地和我握手。当时，不带姓只叫名字加称同志，是党内最亲切、最尊重的称呼。我想，本来应该是我到北京给首长治疗，现在国内这么乱，结果让首长长途奔波来济南找我，这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我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首长治疗，要千方百计提高首长的视力。我拿出检查仪器给首长检查后，给开了药。

没过多久，南郊宾馆的两派搞起了武斗，就连接我的司机的手臂也被打伤了。一天，济南军区杨得志司令员来看望首长说：“在此不安全，请首长转移。”并让我跟首长走。我提出要带一架裂隙灯以及眼底镜和眼压计，刘帅和杨司令都同意。

第二天，军宣队召开眼科科室会，会上宣布是“林副主席”和周总理批准，让陈智慧大夫去给刘帅做保健医师，要带去一些检查仪器。此时，不同观点的那个群众组织也不知说什么好。去参加开科室会的解放军同志怕反对派再想出别的点子来找麻烦，接着说：“陈大夫，您现在带了仪器就跟我走。”我当时就和同来的解放军同志抬着裂隙灯，拿了眼底镜和眼压计，什么生活用品都没带，跟着他们就走了。

在2号楼，我和首长及夫人又住了几天，每天给首长检查、治疗。这段时间，首长病情很稳定，眼压也正常。我们也感到很欣慰，渴望首长的视力尽快提高。

短暂安定的“中山陵”避难

过了几天，汪秘书对我说：“现在北京很乱，我们准备今晚坐火车到南京去，南京很稳定，医院秩序也很好，没有武斗。已经和许世友司令员联系好了。北京挂的专列今晚到。”我就整理好东西，晚饭后就跟随首长出发了。

到南京后，我就与南京军区总医院联系，请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杨成来会诊，给首长检查，首长全身情况均正常。我分析因长期眼压高视神经可能有萎缩，就开始给首长用静脉点滴，治疗玻璃体浑浊及眼底病，提高网膜功能，控制眼压。这一阶段又增加了几种药，有的是静脉输入的，有的是肌肉注射的，首长过去没有用过。这些虽是普通病人常用，但首长是第一次用。我和护士小杨就先在自己身上注射几次，无不良反应，再给首长用。这时，完全依靠南京军区总医院取药，静脉点滴都是由总医院每天派护士送药和输液的大液体来，因为那个年代输液反应较多，他们都是选给别的病人用过无输液反应的同一批号给我们。护士也是选静脉注射最好的。因为“文革”时期很乱，我怕药厂闹派性，工人不安心工作，药物质量不稳定。所以，有些药拿来后，我和小杨都自己试用后再给首长用。因为首长曾一度血糖高，还制定了每餐的主副食的定量，现在血糖、尿糖均正常。首长随身带来的护士小杨是北京301医院派给首长的特护，已经几个月了。他的任务是给首长服药，滴眼药，肌肉注射，饭前饭后扶首长散步，平时也伴随身边寸步不离。晚上刘帅由汪秘书照顾。

在南京我们的住处环境优美，离市区又远，我们很少去市中心，也不知外界的事。这对首长的病倒有好处。首长是一位忧国忧民的中央领导人，现在听不到不好的消息，精神就非常愉快。病情也有了明显的好转。视力提高了，眼前数指都能准确地说出，而我就逐渐地增加距离。最高兴的是，首长的光定位、色觉也在恢复。当时我们没有镜片箱，没有带色的玻璃片，我用各种颜色的花给首长试色觉。我采了红色、黄色、白色的花和绿叶拿在首长眼前请他看。刚开始时，首长看不见，以后逐渐的能分辨出红色、黄色、白色、绿色，以后又能看出粉红和深红。夫人汪秘书和护士都来测首长的视力，为了检查首长视力进步的情况，我们逐渐把目标由近移远。比如我们在客厅里，先是让他看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有几个人，他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再坐远一点让他看。后来，坐到对面最远的沙发上，约3—4米远，首长也能看到是几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饭后，我们就一起陪首长———由小杨和参谋两人扶着———散步，我们请首长看路边有没有花，花的颜色有哪几种。当时，南京的春色正浓，正值鲜花盛开，我们一路散步，一路测首长的视力，以后看到3—4米远就知道有花，是什么颜色的。每当首长说对了，首长和汪秘书都很高兴，我更是高兴，光定位和色觉不好，说明视神经和视网膜病变严重，现在光定位和色觉都正在恢复。如果经过1—2个月的治疗，色觉和光定位恢复正常，以后提高视力就有希望了。

首长病情好转很快，视力由眼前数指逐渐增加距离到二三米数指。当时我们没有视力表，认为在南京只是短暂的停留，等北京医院秩序好转就回北京。哪知“文革”这一运功，越来越乱。不久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也受到了冲击，许司令员怕首长在那里不安全，就劝我们离开南京。

动乱的黄浦江畔

首长和夫人汪秘书决定去上海。上海社会上两派群众组织已经开始武斗，虽然毛主席一再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仍是武斗不断。经过了解，上海华东医院(高干医院)秩序良好，不乱，还能正常上班。去上海，可以继续治疗，药物供应也有保障。于是，我们到了上海。

在上海我们住在市区，首长的孩子们和护士有空就去街上看大字报。他们看了就回来讲大字报的内容。有好几次，首长听到陈毅元帅、小平同志，还有其他很多中央领导和他所了解的战友、部下都受到冲击，他就开始沉默寡言，总是睡眠不好。他的原则性、组织性很强，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首长已经看到了“文革”的错误，但他不能讲，只好保持沉默，生闷气。青光眼最怕情绪波动，怕生气。我曾统计过原发性青光眼300多例，急性发作的原因98%是生气，情绪波动。眼科书上和临床经验也都是如此认为。首长第一次急性发作也是情绪波动，发作前视力1.0，能正常工作，发作后视力急剧下降。因此，我向汪秘书提议：“请大家看了大字报不要回来讲内容，或者说没有到街上去，没有看大字报。”汪秘书就吩咐办公室的同志和孩子们，不要再讲大字报的内容了。可是首长关心国家大事，他们不讲，首长却让他们每天都去看大字报，回来后向他汇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就避重就轻地说一些不惹首长生气的事。”有一次，他们无意间说起上海两派武斗，有一派斗另一派的人，用带钩的铁棍子，从肛门插进去，把肠子拉出来了。首长听后非常气愤地说；“简直是惨无人道。”大家看到首长如此生气，都很后悔，我也埋怨他们以后千万别再讲这些事，只讲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因为那一阶段首长思想上考虑的，都是“文革”的事，造成眼压增高，经常要用药物才能控制下来，视力进步也很慢，还时有波动。我很担心。

我觉得我的责任太重，虽然药物、治疗可以依靠华东医院，但是卫生部和上海卫生局的领导都“靠边站”了，什么情况都无法向领导汇报，大主意都要自己拿。于是，我向刘帅建议，成立一个治疗小组，人多可以集思广益，对首长治疗有利。我想请华东医院的内科主任和眼科的周诚浒老专家，这两位专家过去都给首长会诊过，病情也了解。我还想请上海市第一医院的赵东生和五官科医院的郭秉宽两位眼科老专家。但这两位专家因本院群众组织不同意，正受着冲击，被批斗。后来，我了解到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眼科奚寿增主任和何淑芳主治大夫，没有受到冲击。我建议请他们参加，首长和汪秘书都同意了我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临时治疗小组。

有一次我和周诚浒老专家、护士、参谋都陪着首长在高压氧仓内治疗，仓外的医护人员在开小组会，说话的声音很高。我们能听到声音，但听不清内容。首长说：“你们听，在开斗争会，在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当时我们在仓内的人，都仔细听，没有听到喊口号。我们告诉首长，他们在开小组会，没有开斗争会，也没有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但首长说：“我听到是在喊口号。”出高压仓后，我问开会的医护人员：“你们有没有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们说：“我们开小组会，没有喊口号。”回到住处后，我反复考虑，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幻听”?我向汪秘书汇报了在仓内发生的情况，并建议马上请华东医院内科主任来会诊。内科主任来后我详细的介绍了在高压仓内的情况，主任给首长检查后，又问了一些情况。他说：“这叫错听，因为外边是有声音，而听错了。外边没有声音而听到，才诊断为幻听。错听的原因是精神紧张，思考‘文革’的事太多，睡眠不好。首长有老年性糖尿病，神经易紧张和兴奋，服点镇静药就会好。”服药后就没有再出现错听情况。

在上海，首长视力是有进步，但不如在南京时快，还有反复。有一天护士小杨告诉我首长在房间里，能自己从床边走到沙发边。有一次，小杨有事不在首长身边，首长自己从床边走到卫生间，小杨回来后看到首长自己在卫生间，又惊又喜，小杨说这是几年来从来没有的事。还有几次，在大客厅里，从这一沙发走到对面沙发去，自己走了三四米远，中间还隔着二个茶几。

我们还是没有视力表，还是不能查视力。我建议买一个视力表，跟首长多年的参谋说：“首长不会同意的，他不愿让组织多花钱，不愿搞特殊。”首长也不愿麻烦当地领导，也不愿我们去借。他也不愿意去医院查视力，因为若出去，要先由上海市委联系医院，市委还要派人、派车保护。首长不愿麻烦他们。首长还不喜欢查视力表，汪秘书也怕查的视力不理想会影响首长的情绪。大家都有临时思想，认为北京秩序很快就能好转，就能回北京了。这样，视力是否进步只能由大家看日常生活中行动而定。

返回北京

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了解到北京医院还是乱，但解放军301医院已经划出了一个楼，经装修后，专给中央首长治疗、住院用。现在有几位老帅已在那里治病，夫人汪秘书和首长商量后，决定回北京。在1967年秋回到了北京。

到北京后，汪秘书和参谋马上与解放军301医院联系好治疗的有关事项，并在30l医院给刘帅在中央首长专用病区安排了—个病房。首长还是住在家里。凡是首长用药或是注射器等用品，我只要开出处方，护士就到301医院去取。需要静脉点滴时，我们就事先通知30l医院，乘车去。

住北京，首长的生活很平静，外界的事大家都尽量不向首长汇报。首长每天由秘书或参谋给他读中央文件。首长除了每天治疗，生活回到了以前有规律的情况。因此眼压还正常，病情也有好转，视力在5米距离可以看到手指，数的非常准确。不久，北京医院也恢复了正常秩序，首长以前的内科保健医生，也定时来检查首长的身体健康情况，我感到有内科医生我就更放心了。但首长仍然不愿到301医院眼科去检查，更不愿到北京医院眼科去检查，他只要我一人给他治疗。首长对我的信任，使我非常感动。

这时，首长每天还听秘书和参谋读报，读文件。但是，由于外界的形势混乱不止，我感觉首长郁闷不安。他常常呆坐着，不知想什么，他沉默了，谈笑风生已不再见了。有时，稍不如意就向孩子发火。我知道，他是在为“文革“担忧。有一次我问首长：“造反派这样造谣诬陷，陷害好同志，这么多领导人被打倒，社会秩序这么乱，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他说：“毛主席这么忙，具体事情他不可能知道。”首长就不再说了，我也不好多问，又不好劝慰他。首长是一位非常正义、刚正不阿又很重情谊的老革命家。他看到他的老战友、好朋友有的被打倒，有的被批斗，他了解他们都是好同志，是冤屈的。他气愤、他不平，但他又不能对任何人说。他一再教育他的孩子：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要跟毛主席走，不要犯错误。那时候我思想上问号很多，很多事情无法理解。最使我不能理解的是，斗争的对象是我们党的各级领导。我只是盼望，这运动快点结束。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国家的损失太大了，使我也忧心重重。

我真怀念南京笑语满堂、其乐融融的生活!我暗暗担忧，首长的情绪会加重他的糖尿病和影响全身健康状况，糖尿病可是一种不好治愈的病。我很担心首长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告别刘帅

首长除了关心我生活外，还关心我的政治生活和工作。1968年8月，首长了解到山东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下面也在搞“三结合”，成立革委会，把以前的领导结合进去。武斗也平息了。首长怕我长期在外，不利于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最近病情稳定，眼压正常，视力稳定在0.1(5米距离数指)；解放军301医院眼科秩序也很好。首长怕影响我将来的工作，就找我谈，让我把工作和治疗方案向301医院眼科尹主任交代一下。首长考虑在“文革”最乱时期我走了，怕群众组织说我逃避运动而为难我，嘱咐参谋与山东省革委会和济南市我的领导联系。1968年8月7日，从总参派了一个参谋送我回来，又写了一封感谢信，送给我院革委会，内容是我在做首长保健工作时，工作好，有成绩，表扬我。又说视力有进步，表示感谢。由于首长细致的安排，使我平安的回到医院工作，上班后群众组织也没有为难我。首长和汪秘书想的非常周到，对我的关怀无微不至。临走的前一天，首长和汪秘书请我吃饭。上车前汪秘书抱着一个大西瓜，让我在路上解渴。他们的热情、体贴和关怀，使我深感两位老革命家对年轻同志的深厚的阶级感情。

我没想到，从此一别，我再也见不到我最敬佩的刘伯承元帅！但回忆往事，仍历历如在眼前，刘帅虽去世多年，我常怀念他！

2004年第5期 渡江战役前夕的危险旅途　作者：张惠卿

1949年2月，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苏北地区除少数沿江地段外，已全部解放。我人民解放军像无数支铁流，浩浩荡荡开向江边集结，准备渡江。国民党妄想依靠长江“天堑”作垂死挣扎，封锁了长江的全部口岸，堵死了两岸交通渠道，一些炮艇和巡逻艇日夜在江面上游弋巡视，发现有偷渡的船只就当场击沉，人员亦格杀勿论，只留下一条从镇江到对岸六圩的通道，每天有轮渡来回，许多人称“跑单帮”的小贩、客商络绎不绝地来往其中间，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两边往返贩运货物赚钱。

当时地处江北的镇江对岸的六圩、瓜洲地区还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之下，这些单帮客从镇江过江后，经过六圩码头国民党检查哨的检查，实际上是每个人都交了“买路钱”，放行以后国民党就不管了。但要进入解放区还得通过一道封锁线，即两不管地段，老百姓称之为“阴阳界”。那里埋了不少地雷，不小心踩上了就得送命。但这些商贩都熟悉路径，七绕八弯，大约走七八里地，就可进入解放了的扬州市郊，有解放军的岗哨在那里。我们当时在上海要去解放区的同志，也往往装作跑单帮的客商，混在他们中间过江进入解放区。

我当时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交通员，在3月初曾受命带领六名国民党投奔我党的空军人员从这条渠道进入了苏北解放区。但当我们经过扬州刚到达目的地淮阴附近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时，就听说国民党当局停开了轮渡，把这惟一的通道也封住了。我在完成这次交通任务后，潜回到瓜洲江边，借住在一个农户家里，直等到了月底，才随着滞留在江北岸的大批单帮客一起被遣送过江。我立即回到上海向组织复命，但这条去解放区的通道已无法使用了。

公开过江已不可能，只有偷渡。开始国民党海军有些炮艇还可以“带黄鱼”，即把人藏在炮艇里夹带过江，一人交15块大洋（银元），据说“生意”还相当“红火”。后来被他们的上级知道了，大为震怒，严加禁止，宣布一经发现，就格杀勿论。

于是那些神通广大的单帮客商又开辟了一条从崇明岛中转的通道。崇明岛在上海的东北端，位于长江出海口的正中，那时还是国民党统治区，但长江北岸包括所有沿江地区都已在解放军控制之下。到崇明岛必须乘船经过吴淞口，那里有个稽查站，每人交两块银元即可放行，已成惯例。船只名义上是去崇明岛，到崇明岛后先靠在岛的南边，到了夜里就悄悄地把船转移到北边，对江就是已解放的南通青龙港地区，江面很窄，等到半夜天黑避开巡逻艇，只要十来分钟就可以偷渡过去，靠岸就是解放区，几乎万无一失。

我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地下党员叶云同志，他当时在一家和南通、崇明都有交易来往的商行当职员，熟悉一些冒险跑这条航道的船夫。我从苏北回到上海后，组织上又急需送一批学生代表去解放区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他们共六个人，我就是通过叶云的关系从这条通道把他们平安地送进了苏北解放区，然后转去华北解放区，这是4月初的事。

过了两三天，当组织上知道这条通道没有任何变化以后，我的领导人王锡珍同志（他当时是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委员，化名陈约珥）通知我，说还要送一批台湾同志过江，这几位同志都是党员，有的刚从台湾过来，是十分难得的革命同志，一定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并说，他已经告知杨孟亮和我一起负责此事，由他和他们接头联系；还说，他们现在的住处台湾旅沪同乡会似乎已引起特务注意，另外，他们中有人还要去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所以必须尽快把他们送去解放区。他要我马上和叶云联系，找到一条可靠的船只。

杨孟亮和我是多年的老战友，又曾是一起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的老同学，彼此十分熟悉，现在都由王锡珍同志单线领导。老杨在南京路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马尔斯咖啡馆当侍者，这家咖啡馆也就成了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前不久，他还协助另一位同志胜利完成了炸毁国民党江湾军火库的任务。这次他已按王锡珍同志的指示去台湾同乡会和那里我党联络站的负责人周青同志（当时我们只知道他叫老周，公开身份是台湾同乡会的工作人员。他解放后长期从事对台工作，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接上了头，周告诉杨，要走的共七个人。他们都是参加过台湾1947年“二·二八”起义的同志，因在台湾站不住脚而来到上海隐蔽的，有的人还是从国民党的监狱里跑出来的。

我和叶云联系后，叶云说，他们商行正好有一条船刚从南通来，已卸完货，正要空船回南通去。船老大他熟悉，很可靠，也很老练。现在船就泊在吴淞镇上，随时可以起程。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请叶云立即找船老大商量，搭七个人去南通，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叶云当天就去和船老大谈妥了，商定船钱25块银元，另外在经过吴淞口稽查站时每人要交的两块银元“买路钱”，共39块。

我向王锡珍同志汇报后，王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就走。但他又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妥善安排，保证这七个同志的安全。他说，不冒一点险当然不可能，但只要设想好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的应对办法，也就可以化险为夷。当天晚上，他就通过杨孟亮把39枚银元带给我们。

第二天中午在约定时间，杨孟亮、叶云和我在闸北宝山路去吴淞镇的小火车站上将和这七位同志见面，准备一起搭下午的小火车去吴淞镇，送他们下船。

在车站外的一个饭摊旁边，我们见到了等候在那里的周青同志。老杨迎上前去，周把他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介绍给杨，说这是领队老陈，说完他就离开了。

老陈穿着一身黑色的中山服，显得相当干练。看得出曾饱经风霜（后来我们知道，他叫陈炳基，当时只有22岁。他和周青等同志都是台湾“二·二八”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和见证人，解放后曾任台盟总部办公室主任、台盟北京市主任委员），我们用紧紧握手表达了相互的情意。

陈炳基带着我们到站台上同另外六位同志见面时，场面是很动人的。谁都不说一句话，他们一个个含着亲切的微笑望着我们，我们也深情地用眼神向他们致意。在当时上海这样一个特务横行、白色恐怖猖獗的黑暗世界，一下子见到那么多“自己人”，特别都是远从台湾来的同志，我简直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恨不得跨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他们。

可是，我突然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忧虑，因为他们的脸型、相貌十分引人注目，有两位蓦一看完全像是日本人，穿的又都是破旧的西装。我还注意到有个同志的皮鞋裂了个大口子，袜子也是破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有位年近五十的老同志（我后来知道他是著名的台湾老中医李乔松）却像个南洋华侨。这哪是什么“跑单帮”的客商，倒活像是一群穷途潦倒，流落在十里洋场的海外侨胞。更糟糕的是，除了陈炳基和另一位年轻同志外，其余五人全都不会讲国语（普通话），只会讲闽南话和日语。七张护身符———国民身份证，只有一张是真的，其他六张全是假货。这六张假身份证正是杨孟亮从我们一位在南市区当户籍警察的老同学、地下党员严抚夷同志那里搞到的空白身份证，交给组织上填写好以后，不知由哪位同志精心刻制了一枚假图章盖上，尽管比较逼真，但同真的一对比，却显得略小，一般军警虽不易发现，但经不起专门机关的检查。

这一系列新情况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目前我们又无法向领导请示，何况时间也不容许这样做了。

怎么办？要不要改变整个行动计划？但是如果不走，他们已无退路，再回原地很可能出事，以后要走，也就不可能找到这样一条可靠的船，偷渡路线也会发生变化。但如果仍按原计划走，万一遇到查问，如何应对？必须充分估计到他们的相貌、衣着、语言、身份证等等可能引起的麻烦，甚至危险。

我们三个人加上陈炳基同志在站台的一个角落里紧张地交换意见，商议对策，幸好离开车还有一段时间。陈炳基坚决要求走，不同意改变原定的行动计划，说他们可以见机行事。我们也考虑以不改变计划为好，只要闯过吴淞口稽查站这一关，就不会有问题了。于是研究具体对策：身份证的问题只要不碰到特殊情况，可以混得过去；语言不通，只好不开口，让会讲国语的两个同志出来应付，不过得把原定的互不相识、偶尔同舟关系改为结伴同行；相貌、衣着是个难题，也最关紧要，只有将计就计，承认都是台湾人，声称原都是在海外经商，以后回国在内地折了本钱，流落在上海，别无生计，只有靠贩运糊口，这次是听说崇明的豆饼便宜，在叶云所在的那家商行的介绍下，共同雇了这条船去崇明贩豆饼到上海卖的，想挣点钱好回台湾。叶云把崇明镇上几家油坊的地点、老板姓名等等告诉陈炳基，并要他转告大家牢牢记住，不管碰到什么情况，就一口咬定是去崇明贩豆饼的。

陈炳基把这些应对办法传达给其他六个同志后，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这样，我们就一起搭上小火车，到达了吴淞车站。

在从吴淞车站到吴淞镇的路上，我们看到国民党军队在镇的周围增设了许多工事，气氛显得很不寻常。在进镇口的大桥上又发现新设了岗哨，搜查进出的行人并验看身份证，这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一天是蒋介石要去吴淞口视察，故警卫特别森严。想到我们中间有六张假身份证，大家不免有点紧张。这时，因火车刚到，进镇的人很多。我们对桥上的情况作了一番观察，决定要叶云带着他们七人在附近等着，我和老杨当尖兵先去试探一下，根据试探结果，他们再行动。我们两人走到桥上，被搜身后，岗哨对我们的“国民身份证”只溜了一眼就放行了。我和老杨交换了一下眼色，向桥那边发出了“可以进来”的信号。只见他们八个人拉开了距离，叶云在前，陈炳基殿后，夹在一些人中间，一个一个走到了桥上。我望着他们，几乎屏住了气息，心紧张得剧烈跳动着。但是一切顺利，两张真身份证，六张假身份证一起通行无阻。

在镇中心的一家茶馆里，我们找到了船老大。他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一大早就可出口。我们担心这几天出境的情况是否有变化，他说还是那样，通过不会有问题。叶云把船钱和“买路钱”都交给他，并一再交待他照顾配合，如受盘问，咬定船去崇明装豆饼后再回上海，这七个人是包他船的豆饼客人。

在河边，我们和陈炳基他们反复考虑还有没有什么漏洞和设想得不周到的地方，最后大家确认一切都妥善了，就送他们七个人下船，船上除船老大外，还有他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当帮手。

已经是傍晚时分了，西天一抹火红的晚霞正在逐渐暗淡下去，天色开始朦胧起来。船老大把船启动了，准备泊到靠出口处的小湾里过夜，以便第二天凌晨出吴淞口。我们三个人站在岸边，目送着他们渐渐远去。

归途中，天黑下来了。初春的晚风吹在身上感到阵阵凉意，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我心里想，明晚只要也是这样的天色，他们很快就能踏上解放了的土地，这些一向处在白区环境中的亲爱的同志，是多么热切盼望呼吸解放区自由的新鲜空气呀！

但是对于这次行动的担心和顾虑，始终像一块石头那样压在我的胸上。列车忽隆忽隆地向上海市区奔驰着。我的心却依然悬在这条船上。党组织的一再嘱咐，这七个同志热情的神态，对我们无限信任的亲切的笑容，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着，我感到肩负的责任无限沉重。显然，杨孟亮和叶云也在想着同样的心事，一路上我们都沉默着，谁也没有打扰谁，谁的心弦都是紧绷着的。分手时，我们约好明天晚饭后在我的住处碰面，交换情况。

回来后，我躺在床上辗转不能成眠，索性起来看书。但书又看不进去……天破晓了，我想象着那条船正在向吴淞口驶去，稽查站，国民党宪警的可憎的嘴脸，盘问，七个同志令人担心的外貌、身份证……

下午5点钟光景，还不到约定时间，叶云突然气急败坏地冲进了我的房间。

“出了什么事？！”我忽啦地站了起来，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就着急地问。

“船老大的儿子刚才跑来找我，说他们的船今天早上出吴淞口时被稽查站扣留了……七个人连他父亲一起都被带到警备司令部去了，到现在还不知道一点消息……看来问题相当严重！”叶云断断续续说出了这个可怕的消息。

像一个晴天霹雳，我几乎惊呆了！警备司令部，汤恩伯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这是老虎口呀！为什么把他们带到那里去？这样的事情怎么发生的？难道被发现了什么可疑的行迹，还是六张假身份证出了毛病？仅仅是因为外貌已被国民党特务注意，会不会……我愈想愈着急，愈想愈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我立即打电话把杨孟亮找来，这个凶讯同样也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谁也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重大事故超出了我们原来最坏的估计。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报告给组织，迅速设法营救。时间拖得越久，对他们生命的威胁将越大。可是党组织在哪里？我们和王锡珍约定联系的时间还没有到，根本无法找到他。

我们心如火焚，焦急万分，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行垂死挣扎，疯狂地加紧了他们的白色恐怖，上海的特务机关正在变本加厉地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七个同志的行迹只要稍一暴露，一切就将无法挽救！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悔恨交加，深责自己为什么在发现他们的外貌如此引人注目之后，不坚决改变行动计划。党信任我，把这样责任重大的任务交托给我，可是我非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把这些同志送进了虎口。如果他们牺牲了，我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我一生中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痛苦的时刻，杨、叶的心情和我一样，每过一分钟，我们心头的重压和苦痛就增加一分。只要有可能，我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

但是，我们找不到营救他们的办法，想通过叶云的商行设法保释他们，但叶云是个小职员，作不了主，估计他商行的老板也不会同意，弄不好反而坏事，这一步行不通。另外，我们还需要从船老大的儿子那里了解他们所以被扣留的具体细节。因为叶云当时十分着急，没有顾得上问清详细情况，就赶来告诉了我。所以只能等到天亮再分头行动。

已经到了半夜，老杨焦虑得实在忍受不住了，提出要到台湾同乡会去看一下动静，也许能了解到什么线索。从那里还能设法找到周青同志，通过他再找到党组织。我不同意他去，因为深更半夜闯到那里去太危险了，说不定特务正在那里守着。但他坚持要去，我和叶云都无法说服他，他把自身的安危已置之度外了。我最后只好同意他去，要他小心谨慎，见机行事，看看就回来。

一个多钟头以后，老杨一无所得地回来了。那里什么动静都没有。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地熬到了破晓时分，谁也没有睡意。一夜间，三个人都像生了一场大病，两颊明显地消瘦了，脸色都很难看。老杨决定再去一次台湾同乡会，我没有阻止他，也不抱任何希望。我不知他能不能找到周青同志，我无法想像当周得知这个噩耗后将有什么反应！我陷入了自责，精神几乎快崩溃了！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天已经大亮，杨孟亮还没有回来。我和叶云正担心他是否会出事，他忽然跑步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一个天大的喜讯：他们全部脱险了！

原来杨孟亮刚才在那边找到了周青，周告诉他这七位同志昨天下午就已经脱险回到了市区。在周的指引下，老杨随即又到另一个地方和陈炳基见了面，知道了他们这场惊险的经历。

本来这条船像往常一样，经过稽查站时，船老大给他们每人交了两块银元的“买路钱”，已经准备放行了。有个稽查人员忽然发现他们相貌奇特，产生了怀疑。首先盘问了李乔松这位老同志：你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要到哪里去？李听不懂，也答不上来，陈炳基只好代他回答；又问了另一个同志，又答不上来，又是陈来代答。一连问了四个人，都是这样，把这个家伙惹火了，喝道：“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这船是到‘匪区’去的，你们知道吗？”陈炳基装作吃惊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们都是台湾的生意人，是去崇明贩豆饼的，根本不知道什么‘匪区’，不信你可问船老大”。那人说：“什么豆饼不豆饼，你们都是共产党，统统跟我走，到司令部去！”

船老大过来替他们解释，挨了一记耳光，说他通“匪”。于是把船扣了，把他们七个人连同船老大一起押到港口司令部，关在一间拘留室里。船老大的儿子是后来从船上溜出来，辗转找到了叶云报的信，把“港口司令部”说成了“警备司令部”。

来审问他们的是一个睡眼惺忪的值班军官，样子很凶，连吓带骗，要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他们都很沉着，一再声称，他们是“落难的侨商”，这次就是去崇明贩豆饼，打算挣点钱好回台湾，根本不知道其他什么事。陈炳基按照我们预先商定的答话讲得有根有据，加上他们这些人的这副外表和神态，这位军官要把他们和共产党挂上钩确实不太容易，船老大也配合得很好，使他问不出什么头绪，最后把他们的几张身份证翻来覆去看了好久，不再吱声，拿着走到后面去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不出来，把他们撇在那里干着急。

他们用台语彼此交换了意见，从目前情况看，敌人并未发现他们什么问题，但可能对身份证产生了怀疑，这也十分危险，万一深究下去，把他们交给特务机关就糟了。他们作好了最坏的准备，相互约定，在任何情况下，宁愿牺牲自己，也决不说出真相，只要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暴露，就有逃脱的希望。

后来他们才发现，这位军官老爷大概因为没有睡醒，跑到里面睡大觉去了，根本不是去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他出来以后，态度反而缓和了一些，把身份证掷还给他们，口气严厉地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说什么“这条船肯定是到‘匪区’去的，不过念你们是初犯，上了别人的当，这次饶了你们，都给我滚回去！”那位会讲国语的年轻同志大胆问了一句：“我们还能去崇明吗？”因为他心想，如果侥幸能让他们“滚回”船上，岂不依旧可以过江。不想那家伙恶狠狠地吼了起来：“你们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不准再搭船。下次再碰到就对你们不客气了！”陈炳基赶紧示意大家开溜。结果是每人两元的“买路钱”白丢了不算，交给船老大的25枚银元也被“充公”，落进了这些家伙的腰包。船老大在他们七人被释放后不久也被放了出来。

他们就这样脱险回到了市区，为了不被人发现，他们没有再回到台湾同乡会，而由陈炳基告知了周青同志，周在向组织汇报后，立即给他们另行安排了住处。真是一场虚惊，把我们快急疯了。

实际上，国民党的这个稽查站是明明知道这些船只的去向的，无非是跑单帮在两边贩货的商人。一人两块银元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他们一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这条路线至今从未出过事。而这一次这七个同志实在太不寻常，我们担心的事才终于发生了。但是他们都很冷静沉着，应付得体，也幸好我们事先作了准备，当时国民党已日暮途穷，人心涣散，一些人无非想捞几个钱，看到这批“穷华侨”没有多少油水，也就不感兴趣，放走了事，使他们侥幸逃过了这场劫难。

隔了一天，在约定时间我见到了王锡珍同志，他说情况都已经知道了。他没有责备我，反而安慰我，要我放心，说他们现在都很安全，组织上暂时先把他们分散隐蔽起来，再设法送他们走。又笑着说：“好险呀！国民党老爷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把他们当成七个‘洋装瘪三’了。”

我说，主要是他们的相貌、语言和内地人不一样，台湾人的特征太明显，很令人瞩目，要混过去相当困难。王锡珍同志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分析，要再送他们去解放区已不可能，如去浙东游击区，也要过几道关卡，难度较大，而据我了解，我们设在那里的交通站已多次遭到敌人的破坏，有的交通员也牺牲了。这条路线已成险途，决不能让他们再去冒险。只有去浦东游击区比较安全，因为去那里可以避开国民党的哨卡，只要过黄浦江时不去搭公家的轮渡，在十六铺外滩附近有许多私人的小舢板（小划子），可以雇他们载你过江，一次三五个人，等于偷渡，但无人阻拦，不受注意。过江后在约定地点就有我们的秘密交通员接应带路。杨孟亮前不久就曾通过这条路线送过人，相当稳妥。但七个人一起走目标太大，容易暴露，最好分批行动。

几天后，陈炳基和另一位叫林青山的同志（解放后曾任台盟福建省主任委员）两人作为第一批，在杨孟亮同志的安排下，被安全地送进了浦东南汇大团镇附近的我游击队驻地，成了两名游击战士。其他五位同志因当时形势发展很快，渡江战役即将开始，组织上考虑他们在上海就地隐蔽还比较安全，就没有再送出去。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了。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蒋家王朝反革命统治的彻底覆灭。一个多月后，上海解放，这七位台湾同志又会合在一起，很快都投身到了为争取全国胜利的革命洪流之中。

2004年第5期 我的引路人——姑母刘静君　作者：刘导生

我的青少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姑母刘静君的庇护、熏陶指引下成长的，为我最后走上革命道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打下了基础。

我的姑母原名刘静君（1890—1971年），到抗日根据地后，改名刘仁，建国后又恢复原名，江苏丰县人，为当地一个小有名声的书香人家。我的曾祖父饱学诗书经史，姑母姊妹四人。她的三个姐姐均遵守封建礼教，陆续出嫁。惟独四姑少有壮志，酷爱读书，并以其聪颖、好学，且能出口成章，受到祖父青睐，遂亲自教她读四书五经。这样，更促进她的刻苦努力，以至在祖母夜晚打牌时，也不放弃借着萤萤灯光啃着家里能找到的书。其用心之专注，可见一斑。

曾祖父母、祖父母均去世后，轮到叔祖父成为一家之长。其时，姑母年已过廿，渴望离家入正式学校读书，以求独立人生。及至请求叔祖父恩准时，遭到坚拒。囿于封建礼教，他竟然说：如果是我的女儿，宁可叫她去死，也不能让她出去读书，败坏家风!

这时，恰好我的叔父刘尔孟（字峄亭），准备赴南京报考师范，并想借机帮助姑母冲破家庭封锁，同赴南京报考女子师范。乃设法以走亲戚为名，骗取家长信任得以离家出走。至南京应试后，居然为南京女子师范录取。四年后毕业，受聘于沛县女子学校。原本徐州亦有女子学校请她去任教，但她顾念故里，执意在家乡促进女子进学堂的新风气。数年后“五四”运动爆发，全国掀起要科学、要民主的热潮，姑母发表文章反对女子缠足，提倡女子剪发，率先喊出妇女解放的呼声。可谓反对旧礼教、封建旧思想的先驱。

由于姑母坚持个人奋斗，拒绝家庭干涉其婚姻，故成婚很晚，年及30才由沛县女子学校同事李亚兰介绍其弟李亚仙。结识后姑母赏其文才，思想先进，本已心许；后经我叔父刘尔孟首肯（聊为家长同意之意），结为伉俪。李亚仙系自学成才，从事报业，笔锋犀利，文采风流。婚后携姑母辗转上海等地而后到北平。姑母仍不忘学习夙愿，遂考入北京大学为旁听生（当时北大不收女生，只收旁听女生）。北大名师甚多，姑母独尊守常先生（李大钊号），常过往求教，师生情谊颇深，受到其革命影响不少。这期间，姑母和男同学王统照等人编辑进步刊物《曙光》杂志，并为该刊的主要撰稿人。李亚仙曾在河南担任过项城县县长，听姑母讲该县是一贫困县，在袁世凯称帝时，该县县长以项城县系袁家乡为口实，呈书上司，申请将三等县改为一等县，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李不顾自己的名誉、地位、待遇为民请命，又将一等县改为三等县。这件事得到姑母的支持与赏识。

姑母以后发现李思想日渐落后，与姑母分歧加深，终因娶妾而分居。姑母携三幼子女，和一感情很好的奶妈择香山而居，以毛遂自荐方式，给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写信求职，以其文学修养卓越，被聘为慈幼院女子师范部国文教员，毅然与旧社会多妻制传统宣战，保持女性人格尊严，实属难能可贵。

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因不满袁世凯辞职，退而办理慈善事业。该院靠向海外华侨和社会各界人士募款维持。专收穷苦孤儿，也收少量自费生。姑母不忍看着我在家乡失学，设法写信叫我到北平读书。于是我随一位叔祖父去平，住在姑母家温习功课，以备考试。

姑母为我找到一位她的学生、地下党员胡玉升（男，后名胡健）负责为我补习功课，并侧重英语、代数，同时启发我对革命的认识，做着进步思想启蒙的工作。胡当时已是师范大学的学生，每周末回香山时给我补课就在她家就餐，增加了姑母的经济负担。每月几十块钱的收入，本已够紧张，她从来都把我当成亲生骨肉，关怀备至。闲时，总是亲切地说古道今，给我许多无形的教育。

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李大钊同志被反动军阀张作霖抓走，同时被抓的还有廿多位负有重要责任的党员。大钊同志被处以绞刑，其他27位同志都被枪杀。这是1927年4月28日，也正是同年冬我到达北平的。每提起这段悲惨往事，姑母总是泪如雨下。

我曾经见到过大钊同志临刑前的照片，看到他只穿一件布棉袍。当时教授的薪金不菲，其他教授大多西装革履，冬天起码也穿一件湖绉的丝棉袍子或讲究的皮大衣。可以看出，李大钊为了革命事业，经济上并不宽裕。姑母正是学习和继承了这种美德。我的家乡经她拉扯出来的甥侄男女，不下十数人。

大钊同志牺牲六七年后，夫人赵氏也相继去世。姑母想到他的子女无人照顾，于是把从家乡带来的一位饱受丈夫虐待的堂弟媳，介绍到他家照顾姐弟四人。大钊的大女儿李星华考入中法大学后，感到靠业余时间为北大刻腊版所得到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十分艰难，便请姑母安排她的三个弟妹，姑母就和好友刘清扬（与丈夫张申府同为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相商，清扬与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相识，就请求她将大钊二女炎华送到通州女师读书，小五、小六由姑母转请熊希龄院长收容入学。熊院长在白色恐怖下能救助掩护烈士遗孤，使之继承革命遗志，也是为革命立了一大功。

当时，由于我年幼无知，只能了解姑母是一位仁爱正义和同情革命的志士仁人，而不知道她当时就已是慈幼院中共支部的一名地下党员，直到建国后才了解她的庐山真面目。

1928年，我接到同学由南京寄来的《中山全书》，读后大开眼界，接受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思想和宏伟的建国方略。这时，姑母介绍我阅读日本进步学者宫崎寅藏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中译本，新近出版的书名改为《三十三年的梦》），使我认识孙中山确实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为反帝反封建创设一个新中国指出一条道路。可是不久，我看到广东出版的画报上刊载的国民党大批屠杀共产党人的照片，才知道新军阀混战又起，军阀割据，中国依然没有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命运。事实对我的教育是深刻的，我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所以，1929、1930年，我毅然加入了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共青团。

1930年后，姑母任北平市社会局妇女儿童救济院院长，又移居北平，比较多的时间是失业。1929年我考入师大男附中时，仍与姑母同住。

1929年8月1日是国际反帝日，“反帝大同盟”举行游行示威，我参加了游行。当时由师大列队出来，行进至南新华街时砸了国民党区党部。由于汪（精卫）阎（锡山）联合反蒋（介石），禁止集会结社，我们这批青年60人左右全部被捕。姑母听说后心急如焚，多方奔走营救，辗转托人，最后才找到国民党的名人熊观民、邹鲁，介绍到北平市公安局和警备司令楚溪纯，说明我年幼（才17岁）被误捕，请求准予接见和释放。他给市公安局长打了电话，说情优待，并同意接见。

姑母来到公安局接待室探视我，哭泣着问我：“他们说你已承认是共产党人，游行时喊口号跳得最高。”我一听便猜想敌人耍了阴谋。我只承认到师大附中为朋友去要招生简章，在返回的路上被误捕的。这时，我已注意到接待室的另一端有一窗口有警察监视，我即从容地声称，我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因从附中返回时，碰上游行队伍，被他们误抓来的。其实，姑母也已识破敌人以优待为名，企图诈出我的真实口供。由于我们的机警应对，敌人的妄想破灭了。

我们被捕的全体同志由公安局转押北平警备区监狱，关了五十多天。由于我年轻，且姑母托了人，因此未曾受刑。加之汪、阎反蒋失败，阎锡山仓皇逃跑，我们也就都被无条件取保释放了。

另一次使姑母虚惊一场的是为李大钊同志送殡。1933年4月23日，由党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筹备，公开为李大钊同志送殡，出面是一批北大知名教授，如蒋梦麟、胡适等出任筹委。革命师生和民主人士一同送的挽联布满宣武门外浙寺全院（由于大钊同志身后并无积蓄，无力举葬，故牺牲后停柩于此达六年之久）。一般都是歌颂领袖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牺牲的。送殡时，大队革命青年和大钊同志的亲友在西单举行公祭，然后抬灵继续前进。在接近西四牌楼时，遭到国民党专门反共的宪兵三团机枪扫射，把队伍冲散，这时姑母正和大钊同志的夫人同坐在一辆马车上为前导，因为是亲属才得以顺利通过，直送万安公墓。因我至晚未归，姑母一时焦虑不安，正设法营救，深夜我回来了，她才安下心来。

更幸运的是，为大钊同志立的墓碑事前由专人直送万安公墓，恐遭敌人破坏，乃埋于墓穴内，解放后为大钊移葬时，发现这块墓碑的书写者，正是借住在姑母家我的中学同学赫智莹（即赫洵）。他的夫人何怡平在日寇占领北平后被捕为日寇杀害。他们夫妇和其他一些青年人，经常到姑母家聚集，姑母和她的婆母均热情接待。后来，我在姑母家的储物室里发现有“革命互济会”的印章及油印工具。我推断姑母家正是互济会的秘密机关，后经赫智莹证实，确是如此。姑母家虽生活不富裕，人来人往当然增加她的生活负担，但从没听到姑母有一句怨言。她为革命组织做了掩护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应是一大贡献。

早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冯玉样将军即发动了抗击日寇的古北口战役，这对全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北平立即成立了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刘清扬担任秘书长。姑母也是积极参加者，做了许多抗日后援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姑母的甥侄男女云集她家，相商向何处去，至北平通车后，大家才各奔东西。

1937年春，我曾代表华北各界救国会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于1936年2月，以代替共青团组织），到河南巡视救亡工作而被捕，须经审查，才能恢复党籍。抗战爆发后，我先到山西找北方局解决组织问题，因当时河南已划归长江局领导，我又转到武汉，代表民先驻武汉办事处，参加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工作。当我找到长江局要求恢复组织关系时，得到的答复却是：现在兵荒马乱，干部调动频繁，无法解决组织问题。正好，这时国民党下令解散武汉“青年救国团”、“义社”和“青协”等三团体。我当时毅然决定离开武汉，到敌后去打游击。经刘清扬介绍，我随国民党69军学兵队，由洛阳渡黄河进入敌人后方，经两个月的行军，到达山东沂蒙山区，找到中共山东省委。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要我筹办《大众日报》，并任社长。1938年春，我派人到敌占区济南采购纸张、油墨，并写信给姑母要她带子女来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结果发生意外，采购员暴露身份而被捕。所幸姑母带着两个表妹等了多日，未接上头，只好返回北平。姑母并未气馁，继续千方百计寻找地下党组织。总算功夫不负苦心人，1939年夏，她终于找到了时任萧克将军领导下的挺进军宣传部长杨春圃，她被派到北平做地下工作。有了地下党的关系，姑母全力以赴地开展秘密工作，成为没有党籍的地下党员。我的同学赫洵在哈尔滨被日寇逮捕，受尽各种酷刑，仍无口供，感动当时敌寇狱中的防疫员赵公民，借消毒监狱之机，协助两位表现突出的共产党嫌犯（另一人为于树功），共同逃离日本监狱。赫、赵先后到达北平，投奔姑母。当时他们已是日本人的通缉要犯，姑母不顾全家安危，收容他们，并介绍给杨春圃同志审查一个多月。查明真相后，才介绍到平西抗日根据地。以后又通过组织青年读书会等活动，选择有觉悟的优秀青年介绍到解放区。先后不下数十人，后均成为负一定责任的革命干部。不久，姑母（因她已被敌人注意）奉地下党指示，要她全家速速离平，到平西根据地去。姑母以五十岁高龄到抗日根据地去打游击，恐怕也是知识妇女中少见的。由于她的特殊贡献和本身的学识，后成为晋察冀特约参议员。1944年组织上以保存干部的道理说服她，姑母才离开晋察冀到延安去。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和姑母才得以相见。经过几十年的战乱，大家能健康的相聚，欣喜之情可以想见。

我的一生，在幼年时期受到姑母母亲般的爱护和帮助；同时，我能有幸读完大学，早年参加革命，并将革命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她是我的引路人和保护人，这是我永志不忘的。

2004年第5期 怀念我的哥哥叶笃义　作者：方　实

我的哥哥叶笃义是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因病于2004年2月19日在北京逝世。

我们是一个有十几个兄弟姐妹的、非常和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他行三，我行九，他长我五岁。1934年，叶笃义在燕京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一个政府部门工作。1935年爆发了“一二·九”运动。这时，笃义兄虽然不是在校的学生，但这个伟大的爱国运动对他的思想影响和政治触动还是很深远的。从这时起，他就立志忠心报国，矢志不移，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去。

从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到党的事业的追随者

笃义三哥是一天资聪颖、非常好学的人。1930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同时被清华和燕京两所大学录取。他的自然科学功底很好，本来想到清华大学读物理系，如果去清华学自然科学，他将来肯定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科学家。但因我的一个表哥在燕京大学读书，在他的撺掇下，笃义兄到了燕京大学政治系读书。从此，改变了他终生的事业方向。

燕京大学是后来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并因毛泽东那篇《别了，司徒雷登》而在中国闻名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创办的。虽然叶笃义在学校里学的是政治系，但那时却是个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埋头读书的好学生，学习成绩非常优秀。不过，这个专业的选择，使他对英美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能参与民盟的创建和工作，跟这样的学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另外，因为叶笃义优秀的学业，得到了校长司徒雷登的赏识，这既为他以后充当国共和谈的协调人之一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祸根。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正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在我的两个哥哥叶笃庄和叶笃廉（即叶方，中共地下党员）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思想上开始倾向于革命事业。1936年，他与几个弟弟一起创办了宣传进步爱国思想的“知识书店”，这个书店实际上是天津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掩护机关。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机关要对书店下手，首先得到消息的叶笃义只好停业躲避，书店被迫匆匆关门了。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我在北平大学念书，积极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并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叶笃义非常支持我的革命行动。1935年九、十月间，我因在电车上读一本革命书籍（华岗著《1925-1927大革命史》）被宪兵逮捕。为了保释我，他四处寻找保人，使我获得释放。当时，我和天津学联联系较多。天津学联要召开秘密会议，我找到叶笃义，希望他在我们家里提供开会的场所，他愉快地答应了。他在客厅里布置了麻将桌作掩护。天津学联的两次会议都是在他的掩护下召开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天津先后沦陷，平津进步学生要转移南下抗日，因我的六哥叶笃廉是中共党员，在天津我们家里召开一次会议。“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李昌、蒋南翔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研究天津学生转移路线问题。叶笃义担负起掩护的责任。

如果说此前是出于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同情，那么1938年秋，叶笃义通过张东荪介绍，则与中共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从此就成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热心追随者和参与者。

1938年秋天，叶笃义随张东荪来到北平，同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党合作，开展抗日救国的工作。1943年6月，叶笃义只身秘密前往山西太行解放区，与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参谋长滕代远会晤，共同商讨抗日救国合作事宜。7月7日，叶笃义代表张东荪和彭德怀共同签署了“七七抗日协定”。随后，按照党的安排，在沦陷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

抗战胜利后，叶笃义在重庆加入民盟，并任中央委员。在这期间，他与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成员一道，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密切合作，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内战。

1946年5月，国民党挑起内战，进攻中原解放区，上海人民掀起了反内战的爱国高潮。6月23日，组成了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去要求面见各方代表呼吁和平。国民党当局得知后，采取各种办法进行阻拦。叶笃义代表民盟到南京下关车站欢迎代表团。

进入车站发现异样后，尽管中共代表范长江劝他离开，但他坚决拒绝了。当火车到达车站，和平代表们一下车，立刻遭到埋伏在旁的大批特务围困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房间。叶笃义和和平代表一起，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连续毒打，叶笃义被打昏过去，后来才送往医院救治。这就是有名的“下关惨案”。

“下关惨案”发生后，周恩来闻讯随即和董必武、李维汉、滕代远、邓颖超、王炳南等赶赴医院慰问受伤人员。当周恩来来看望叶笃义时，叶感动地说：“谢谢，看来和平民主道路还是很艰难的。”周恩来说：“道路艰难，我们有信心争取到民主和平。”

国共和平谈判破裂后，国民党当局在昆明杀害了民盟领导人李公朴、闻一多，政治形势更加恶化。叶笃义不顾个人安危，义无反顾地与民盟先驱张澜、黄炎培、史良等一道，捍卫民盟的尊严，投入到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悍然下令解散民盟总部，叶笃义冒着被杀害的危险坚持留在上海，与民盟盟员一起转入地下斗争，继续为党、为民盟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才被迫秘密转赴香港，8月回到北平，作为候补代表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

坚定的爱国情怀

叶笃义生于1912年，在他成长过程中，承接了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追求，以及反帝爱国的优良传统。他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具有坚定的爱国情怀。

1934年，叶笃义大学毕业后，由于成绩优秀，1935年，不经意间得到了官费留学法国的一个名额。但是，当录取通知书和船票送给他后，他却毅然放弃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去呢？他淡淡地说，当时国家在那样危难的时刻，日本人都到了家门口了，连学生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抗争（他指我置身其间的一二·九运动），我出去干嘛？还不如留在国内为国家民族做点事。

叶笃义因为在燕京大学的优异成绩，深得校长司徒雷登的青睐。由于这一层关系，在有美国参与的国共两党和谈时，他作为民盟的代言人与已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多有沟通。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民盟被迫解散后，司徒雷登力劝他到美国去，并表示，愿意推荐他到联合国去工作。他表示坚决拒绝。

1948年七八月间，国统区学生举行大规模反美示威运动。司徒雷登发表一个声明，威胁说学生们要“自食恶果”。叶笃义出于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司徒雷登的声明表示不满。尽管司徒雷登是他的老师，但他也要提出批评。他在上海《展望》刊物上以“陈光”的笔名发表《不要打破温度计———警告司徒雷登先生》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借用司徒雷登讲过的一个比喻———学生运动是代表社会舆论的温度计，镇压学生运动如同不愿见到温度改变而打破温度计那样愚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个比喻来批评司徒雷登的做法。同时，叶笃义代表民盟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向司徒雷登递交一封抗议的信。他同时把自己的这篇文章也交给司徒雷登，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

1949年5月，叶笃义到香港后，为了得知被羁押在上海的张澜和罗隆基的消息，经常与美国一位副领事联系，打探消息。当得知张、罗二人脱险后，叶笃义想立刻返回上海。为此，他找这位副领事帮忙买船票。不料，这位副领事竟向叶打探中共内部事务，他拒绝回答。临走时，这位美国副领事居然想到要用钱来收买他，被他一口回绝。

这些事情我都是后来才知道的。虽然叶笃义说起来都是很平淡的，但我能理解他的内心情怀。一个人在决定政治走向的紧要关头，何去何从总是他的最基本的感情。叶笃义从来没有空唱爱国的高调。但是，在几个重要政治关头，他总是恪守一个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的良心。这良心，就是他坚定的爱国情怀的体现。

虽九死其犹未悔

1993年，年过八十的叶笃义经过几度请求，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选择，不为一些人所理解，但我能理解他。叶笃义一生命运坎坷，但他对党对革命事业的信念却从未改变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虽九死其犹未悔”。

1957年，党中央开始整风运动。整风开始后，确有个别人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散布了某些煽动性的言论，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中（这一点是后来才知道的）提出了“引蛇出洞”的策略，使报纸版面上一时全是反面意见，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这反过来又引起中共领导人的不安，对形势发展和阶级斗争作了错误的估计。

当时，担任民盟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叶笃义，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他不但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会议上做过多次发言，而且参加了著名的“六教授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他都坦诚地对党的各项工作提出了有益的批评和建议。当整风转为反右时，这些都成为他的罪状了。理所当然地他被错划成右派了。

叶笃义被划为右派后，处分很重，从行政八级降到十三级，职务也全被撤销了。我去看他，他自己虽然思想不通，但他并没有埋怨党，而老是自责，说自己不该那样讲话。我也是想不通的，这样一个忠诚的爱国者为何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呢！？我那时已是有近2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

1960年叶笃义摘掉右派帽子，虽然仍保留了民盟中央候补委员的头衔，但基本上无事可做。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工作上。那几年我常常见他捧着厚厚的外文书看。后来，才知道，他把一套四本的《美国外交史》和《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有名著作都翻译出来了。我想，做这样的工作也是他心中的一种解脱吧。

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叶笃义的命运又一次陷入了悲惨境地。

叶笃义与张东荪关系密切，而那时张东荪已经被定为里通外国的“特务”了，他又是司徒雷登所赏识的学生，而那时司徒雷登则被视为美国在中国的“特务头子”。这样复杂的关系，使他在1968年4月就被民盟中央的造反派实行“革命专政”，被拘留审查，要他交代与这些特务的关系，硬要他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

在拘留期间，审完了他以后，又要他交代同别人的“特务关系”。后来得知，当时审查重点，是要他交代同徐冰（文革前，徐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特务关系”。他也因此被关进秦城监狱。

“文革”期间，中央统战部为什么把徐冰打成“美国特务”？徐冰案件的情况，我不清楚，但这个案件却牵连到我的两个哥哥，一个是三哥叶笃义，一个是五哥叶笃庄。这里先说说叶笃庄的情况。

叶笃庄是搞农业的专家，他很早就参加了民盟，曾被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随后又被抓进了北京的一所监狱。我当时很不解，因为右派一般是不关进监狱的。1962年6月，他被从监狱放出来，我就去看他，问抓他的原因，他不敢讲。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去看望他，他才说：“抓我的原因是说我是美国特务。我被放出来时，监管人员对我讲，你出去不向别人说你的案情，就没有事了。所以我不敢说。”他告诉我，他被定为“美特”主要是两件事：一是1945年他在民盟时曾受周新民（当时是民盟的一位负责人，是一个老的地下党员，解放后曾任长春市长）的指示，到美国驻中国的军队中当翻译。再一件事是，1946年，叶笃庄到北平，国民党高树勋部在晋冀鲁豫地区起义了，民盟就想在这支部队里建立支部。正好有一个美国进步记者要到晋冀鲁豫采访，民盟就让他以给这个记者做翻译的名义，到那里去建立民盟支部。当时徐冰在北平军调部任我方代表。叶笃庄在北平与徐冰相识，经请示徐冰，徐冰同意，并给刘伯承、邓小平发了电报，刘邓接见了叶笃庄和这位美国记者。

我听后说：这两件事都有党内高级干部作证明人，不会成什么问题的。我当时就想通过新华社的党组织去找周新民和徐冰来作证明。但是，八届十中全会开过后，阶级斗争这根弦又绷紧了，叶笃庄在出狱一个月后，又被法院收监，而且立即开庭，以“美特”罪名判处10年徒刑。“文革”前他被安置在安徽的一个劳改农场作渔工，不料想1968年又被押解到北京，关进秦城监狱，主要是要他交代和徐冰的特务关系。

在叶笃庄被抓回去之前，叶笃义就在秦城监狱中为这个问题没完没了地交代。在严刑逼供下，他被迫捏造说，自己和徐冰是特务关系，徐冰通过他给司徒雷登送情报。但是，每次审讯完毕后，毫无根据地捏造别人的罪行又使他感觉良心不安，他就又翻供。接着又是一轮严厉的逼供，他只好又被迫承认。如此反复，他在秦城监狱里一直关了4年半。

他曾经给我看过在秦城监狱中所写的几首诗，既描述了所受到的非人待遇，也抒发了自己的信念。他在狱中度过六十周岁生日时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已矣六十载，往事如云烟。

投入囹圄后，倏忽近四年。

追昔时似煎，抚今日如年。

日进嗟来食，衣寝灯光前。

日日受煎熬，时时如倒悬。

不堪逼供信，被迫作假言。

居易以艾命，一年复一年。

梦与家人会，醒来泪满颜。

影与形相吊，苦楚有谁怜。

荣辱何足论，功过盖棺言。

自古谁无死，不愧对青天。

1978年，中央统战部给叶笃义彻底平反（我的另一个哥哥叶笃庄的冤案也获得平反）。

平反以后，叶笃义以“俱往矣”的心态看待所受过的磨难，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党的统战工作中去。1981年，他得了结肠癌后，预感到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但统战部考虑到他在民盟担任中央副主席，批准入党有诸多不便。此后，他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直到他80岁时，再一次强烈提出了这一要求，最后获得了党组织的批准，在他耄耋之年，终于成了一名共产党员。

应该说，不管遭受多少磨难，历尽多少坎坷，叶笃义对党对革命的信念始终未曾改变。晚年他写下了发行量很大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简略地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在“前言”中他写道：

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的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追忆个人的一生，我已没有精力；将过去的自我批判来个反批判？我缺乏这种水平。我以为最简单又最安心的办法倒是将自己后半生最多的作品———检查稿，搜集起来，整理成书，较完整地奉献给读者。

这寥寥数语，透出叶笃义对历史的洞察力，也使我们能看到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态。

2004年第5期 不悔的子冈　作者：付　阳

1985年11月，做了20多年右派、其时已半瘫在病床上的子冈口述了《我坐在轮椅中》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北京见到一篇回忆我和徐盈的文章（复印件），原载台湾《传记文学》，作者是当年《大公报》的同事，后来定居台北的陈纪滢。陈文所忆旧事大体不差，字里行间还隐隐流露出一丝温情；但按语却指责“中共毁灭人才”，这是我和徐盈所不能接受的。我们（何止是我们？）确实遭受过冤枉，尝受过苦痛，但无论何时何地———包括戴着“帽子”在生活最底层接受“思想改造”的时刻，我们也首先感受到生活（无私的生活！）对每一个正直的人的启示与鼓舞！是它，使我有勇气活了下来，坚持发扬身上原来正确的东西，也努力改掉不那么美好的东西。这些体会，与早已分道扬镳的陈先生是说不清的，也无须去说。（《挥戈驰骋的女斗士———女记者子冈和她的作品》，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年版，289页）

20多年的浩劫，20多年的磨难，子冈依然真诚地说她们不悔。

一

遥想子冈当年，以笔为枪，和徐盈夫妻双双驰骋在动荡中的新闻界，并和《新民报》女记者浦熙修一起被誉为连子双璧。1980年，子冈发表《熙修和我》一文深情回忆：

抗日战争的40年代，在重庆山城，浦熙修和我，无形中成了新闻界的一双姐妹———并肩采访，分别写稿，人家看见我问她，看见她问我，好像我们之间不存在什么新闻竞争，合作得倒很融洽似的。有人猜想彭子冈是一名地下党员，而浦熙修也愈来愈赤化了。（《子冈作品选》，新华出版社，338—339页）

子冈的记者生涯是从《妇女生活》开始的，1936年，她曾只身以“堂妹”的名义到苏州监狱采访“七君子”之一史良，写下了《“堂姐”史良会见记》；也曾参加鲁迅的葬礼，写出了《伟大的伴送》这样感人的报道。从1938年初入《大公报》，十多年间，她发表了大量生动鲜活、有棱有角的通讯，这些曾感动过一个时代的文字已永远载入中国新闻史。“那个爽朗敏锐，漂亮洒脱，穿着大红毛衣在国统区跑来跑去的子冈”也早已定格在历史中。

1943年，在一次推进“节约储金运动”的记者会上，炙手可热的孔祥熙说：“今天讲节约储金，所以准备的茶点也很节约，只有一块维他饼和一杯红茶。但必须向各位说明，这种维他饼是用最富于营养的大豆做成的，又是新生活运动总会总干事黄仁霖先生发明的。当年我在美国遇到汽车大王福特先生，他告诉我，中国的大豆，含有维他命ABC多种成分。总之，各位吃了维他饼，不但实行节约，而且有益于养生之道……”

他的话没完，子冈就当场提问：“这几年，前方战士浴血奋战，后方老百姓节衣缩食，都是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孔院长，你可以看一看，在座的新闻界同业都面有菜色，惟有你心宽体胖，脸色红润，深得养生之道。可否请你继续深谈一下养生之道？”

一番话问得孔祥熙瞠目结舌，只得“哈哈”两声，匆匆宣布散会。

直言不讳正是子冈的性格，下笔之时，她更是对权贵豪门毫不留情。所以国民党当局不止一次向《大公报》“交待”：彭子冈“文字不妥”，要报社“采取手段”。《大公报》对此自然是不予理会，但她采写的文字越来越难在重庆《大公报》面世了。从1941年起，她为桂林《大公报》写了近百篇“重庆航讯”，几乎是每周一篇，成为桂林版的一大特色，主要传达底层社会的声音，关注小人物的痛苦与挣扎，他们的绝望与希望，被新闻界誉为“重庆百笺”。这不仅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足以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相媲美的传世之作。遗憾的是后来出的《子冈作品选》《时代的回声》《挥戈驰骋的女斗士》等都没有收集她这一时期的大量通讯，即使有少量收入，也没有标明出处，徐铸成曾为此发出感叹，认为这样做，“使读者不易明了其战斗锋芒，也容易失其历史的真实”。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作为1938年秘密入党的地下党员，当子冈在重庆机场见到她所崇拜的领袖时，心情之激动可想而知，她在第一时间写出了《毛泽东先生到重庆》，短短1500个字，朴实无华，却把毛泽东的形象活生生地勾了出来，其中两个简单的细节尤其传神：

“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当他大踏步走下扶梯时，我看到他的鞋底还是新的。无疑这是他的新装。

记者像追着看新嫁娘似的追进了张公馆，……毛先生敞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的簇新白绸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子冈作品选》158页）

她所写的不仅合乎历史的真实，而且确实蕴涵了她“当时对于主席的诚挚感情”，令她意想不到的是，为了这一神来之笔，从“反右”到“文革”，她不知道挨了多少批判。

从1945年9月起，她回到北平，担任《大公报》驻北平办事处记者，以“北平电话”的形式在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一篇篇可与“重庆百笺”前后辉映的通讯：《愁城记》、《北平小事》、《如是我闻》、《北平传奇》、《烽火北平》、《北平的春天》、《北平岁寒图》……这些文字如同为时代画像，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也宛在眼前。借助国共关系没有破裂的时机，她发挥一个记者特有的作用，为共产党做了许多事，蔡文治（军调部的国民党代表）曾在一次记者会上当面问她：“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

1946年2月，她未经国民党当局允许，擅自采访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在《大公报》发表《张家口漫步》的系列通讯，蔡文治无奈地说：“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当年12月，国共全面破裂之后，她在《大公报》发表小说《惆怅》，公开怀念在解放区的弟弟，一时震惊朝野。国民党当局一再警告《大公报》：“徐、彭文字不妥”，要求迅速“采取措施”。《大公报》却一直“拖而不办”。到了1948年底，国民党动手搜查了他们的家，并把徐盈关押了数日。

二

子冈最辉煌的记者生涯实际上在1949年就结束了，这一年她只有35岁。她坦率、直爽的个性却没有什么改变。新政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怀仁堂的正门朝南，却在西墙专门开了个小门，规定记者只能在那里出入。子冈是代表兼记者，并未受到限制，但她对这一做法表示不满，认为开会的代表很忙，记者要采访他们只有见缝插针，在一个门出入，正好顺道交谈，单独开个门，不便于记者工作。她为此大发议论，有的言论还涉及到反对等级等问题，不无尖锐，被人称为“大自由主义”。

当年她可以直言不讳地批评国民党，面对自己出生入死一同创建的红色“新中国”，除了歌颂，歌颂，她已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自己竟成了“右派”。

1957年，时为《旅行家》杂志主编的子冈成为“右派”之初，她公开表示不服，声明“辞职不干了，准备回家当家庭妇女”。在批判会上，她依然不自觉地为自己在“鸣放”中的意见辩护。打开尘封多年的《彭子冈的右派言论》集，其中只有她写的6篇最“毒”、最“黑”的“反党”文章，批判她的文章数量却超过了10倍。她的那些意见其实没有一条说得上尖锐的，她谈到了出版发行存在的问题，赞成恢复“开明书店”、同人刊物等等，针对蔬菜统购统销中的弊病，她提出“蔬菜公司能否解体”等，这是她作为一个家庭妇女的切身体会———“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翻腾，时间上也经不起拖延，坏了没救。能不能不要什么公司层层集中又层层下放呢？能否让郊区的蔬菜合作社里的菜农或是自留地里的菜农自己来卖呢？不说别的，北京胡同里卖菜的清脆悦耳的吆喝声，也尽够叫人惦记！一吆唤一连串，充满了自豪的感情，可惜如今只能从相声《改行》里听到了。这也许只是我不足为训的小资产阶级旧情感，真正受到实惠的是万万千千、每条小胡同里短不了的家庭妇女们……”结果被批判文章咬定她希望“社会主义制度，都得统统解体不可！”

老大公报人吴永良回忆，子冈被罗织落网的真正原因还是她的口无遮拦，她竟公然表示不赞成搞政治运动，说那既费时，又无益，这些话触及了当时最敏感的问题。显然比她的文章更容易惹祸。

许多人还揭发她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文中，“蓄意”加入毛泽东在张治中家客厅中打碎一只盖碗的细节，说毛泽东“仿佛来自乡野的书生”更是“恶毒污蔑领袖”。一篇曾被延安当年收入毛泽东在重庆的有关集子的文章此时成了她右派根源的罪证。仅仅一年前，她在怀仁堂出席一个宴会，毛泽东先认出了她、叫出她的名字，还说她“比过去胖了”，问她是不是还“经常写文章”等。她不明白转眼间，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更让她不明白的是，昔日的战友、同志、同事，转眼间也变了。她多次受到大会批判。其中一次在北京日报社的小礼堂举行。会前因为发生了北京日报社一个“右派”跳楼自杀事件，所以那天的批判会空气特别凝重。头一个批的是刘宾雁和他的《本报内部消息》，接着批判子冈。子冈坐在那里，面无表情，似乎被批判得有些麻木了。可是每次批判会后，她依然表示不服。

因为不服，子冈受到更严厉的制裁，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判，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取消工资级别，每月发30元生活费，遣送北大荒劳动改造。只是周恩来在审查名单时，把她的名字勾掉了，所以才免于去北大荒，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旅行家》编辑周沙尘说了一句：“彭子冈解放前冒着杀头危险时没有反党，怎会在解放后个人地位节节升高时去反党？！”结果被开除党籍，下放东北二十年。

三

1961年，子冈被安排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她和浦熙修这几个昔日风头最健的新闻记者成了旧闻记者。就在她埋头整理史料时，发生了许多她想不明白的事，从战犯管理所特赦的一大批战犯转眼都成了“文史专员”，每月工资100元，是她的三倍多。而且其中七八位如末代皇帝溥仪及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王耀武等很快就成了全国政协（特邀）委员，工资翻到了200元。她在1949年前曾采访过这些战犯中的一些人，她不明白为什么对人民犯有罪孽的战犯，如今却翻了个个儿。政协机关里有人私下议论：“越是‘自己人’，挨整就越厉害。”

“文革”灾难降临，1969年她被下放到湖北沙洋干校劳动。但即使遭受了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她“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执着的爱”从来没有泯灭过，她在干校写信给邓颖超说：

徐盈的劳动很重，送粪，拉车，搬运粮袋，大汗淋漓，瘦骨嶙峋。我的膝关节早已坏，是个半残废。我们愿向工农兵看齐，接受再教育一辈子，但体力已跟不上，希望当革命需要用得着我们的时候，以毕生之力，为革命尽一份力，以此报达毛主席，也不辜负当年您和总理在曾家岩五十号的谆谆教诲……

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她说：“小鸟起飞，是我二年来的生活实感，真想飞翔，不想定居。看麻雀时而来啄食，时而在我的呐喊或铜锣声中忽的起飞，真是羡慕……让我们大家在国家的大好形势中，在世界革命的大好形势中欢乐起来吧！我要像小鸟一样起飞！”

1979年，子冈获得平反，重返《旅行家》。正如沈从文为《子冈作品选》写的序中说的，“一些拿笔杆子写文章的，在风风雨雨中，被批斗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偶然幸存的，也大都由青春年华进入身心憔悴衰老迟暮之中”。（《子冈作品选》2页）这时她已65岁，走路蹒跚、行动迟缓，进入了暮年，早已不是“那个爽朗敏锐，漂亮洒脱，穿着大红毛衣在国统区跑来跑去的子冈”了。正当她再次提起笔时，1980年夏天她猝然患脑血栓入院，从此半身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甚至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症，说话不着题，“坐在椅子上看报，报纸常常是倒着拿的。”1988年1月，子冈在瘫痪8年后告别人世。《人民日报》以《握一管神笔有两只慧眼著名女记者子冈默默离去》为题发表了一篇让家属非常感动的报道。

尽管杨刚、范长江、孟秋江、刘克林、蒋荫恩……这些《大公报》人都亲自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尽管子冈、徐盈夫妻，还有曾写下名篇《落日》的朱启平等许许多多《大公报》人被打成“右派”，历经劫难，生命中大好的岁月都被浪费了，但是子冈并不同意陈纪滢“中共毁灭人才”的批评，午夜梦回，她说真的没有后悔过。从她在湖北干校写的那些信来看，从她在病床上、轮椅中口述的文章看，这位年轻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的记者，对她1957年以后的遭遇真的是毫无怨言，她对陈纪滢的抱怨因此也是真诚的，只是她的真诚中有太多悲凉的意味，这未必是她所能体会到的。她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她的许多文字为大时代的历史留下了见证，她也在政协整理过文史资料，但看不出她是不是属于那种缺乏历史感的人？

2004年第5期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　作者：祝晓风　张洁宇

冬夜来访的母亲

1978年冬天，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光明日报》编辑、记者苏双碧的家里来了一个特殊的客人，她就是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

王秋琳的到来，是因为苏双碧几天前（1978年11月1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是“文革”后第一篇为吴晗平反的文章。在文章中苏双碧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姚文元打着批判《海瑞罢官》的招牌，把和海瑞有一点‘关系’的人统统打下去，仅是这么一个文字狱，就在全国制造了成千成万的冤案。……今天我们就是要平冤狱，包括你姚文元《评新编》造成的以批《海瑞罢官》为中心的文字狱，都必须一个一个地清算，一个一个地平反。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王秋琳就是看到了这段话，看到了要为与吴晗冤案有关的人平反的希望，才费尽周折找到作者苏双碧的家中。

一进门，王秋琳就直截了当地问苏双碧：“你在文章里说，凡是和《海瑞罢官》的案子有关的人都要平反。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面对这位母亲，苏双碧的回答脱口而出：“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这一句话，点燃了王秋琳心中的希望，苏双碧清楚地看到了她眼中闪出的亮光。

王秋琳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准备好的信，是写给苏双碧，同时转呈《光明日报》的。信很短，只有三四百字，大体上讲了这样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遇罗克在姚文元发表评判吴晗的文章以后，写了一篇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的文章。第二，遇罗克的《出身论》是批判反动“血统论”的。第三，遇罗克于1970年3月5日被枪毙，要求给予平反。

虽然这封信的原件已找不到了，但苏双碧不仅清楚记得信的大概内容，而且对其字体之清秀印象深刻。他后来才知道，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也是一位知识分子，曾任北京市工商联的政协委员和东城区人大代表，1957年由于为一名“右派”辩护，她自己也被划成“右派”。也正是在同一年，遇罗克的父亲遇崇基也被划成“右派”。1983年5月，王秋琳去世，享年63岁。她的二儿子、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回忆说：“她是个无比刚强的人，对人总爱面带微笑，但内心的痛苦死后我们才从她的日记中知道。……母亲上下班每次经过工人体育场———宣判哥哥死刑的地方，都要把头扭过去，不去看那个地方。”

查找尘封的冤情

王秋琳来访的第二天一早，苏双碧就向《光明日报》的领导汇报了这件事。当时的《光明日报》领导，特别是副总编辑马沛文对此十分重视。随后，光明日报社给北京市公安局开了一份介绍信，内容是：“派本报记者苏双碧到你处查看有关遇罗克的材料。”当天下午，苏双碧就持这封介绍信、骑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

北京市公安局在查看了档案以后告诉苏双碧，遇罗克的档案并不在他们这里，而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他们帮苏双碧给法院打电话进行了联系之后，下午4点，苏双碧又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说遇罗克，法院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纷纷说档案就在某间屋子里的某个墙角。一名工作人员带领苏双碧来到这间专门存放“文革”期间档案的屋子里，地上布满了尘埃，看来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问这间屋子里的东西了。在一个被尘封的墙角边，苏双碧看到了一大摞半人多高的材料，他数了数，一共24卷，这就是有关遇罗克的全部材料。那位工作人员帮苏双碧把材料搬到一张乒乓球台边让他翻阅，但由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他只能粗略地翻阅一下，因此，他先看了最后审判的情况和一些检举信，看看到底是以什么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的。

虽然是粗略地一翻，但在苏双碧的脑子里就已形成了初步的印象，他认为这的确是一桩冤案，应当给予平反。

但是，仅凭初步印象是不能作结论的。第二天，也就是王秋琳来访的第三天，苏双碧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大早又来到了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个人围着乒乓球台，用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把50多次审判记录一一翻阅之后，3个人都明白了事实的真相，也都感到了心情的沉重。他们看到，一个头脑清楚、才华横溢的青年，仅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被冠以诸多严重的罪名，直至最后被夺去生命。他们还从材料中看出，逮捕遇罗克的主要原因就是《出身论》，但因为这毕竟只是个观点问题，构不成死罪，于是遇罗克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上纲”，直至成为“现行反革命”。在审判中，没有事实依据，预审庭这样告诉遇罗克：“你交待也要定罪，不交待也要定罪，我们是用毛泽东思想看透了你的罪行。”因此，在判决书上也没有任何具体的东西，全都是各种抽象的罪名，如“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等。然而，就是这些莫须有的罪名结束了一个优秀青年的生命。20年后，当苏双碧忆起当时的感受，仍“觉得心里发麻”。

1979年1月，北京召开了后来被列为改革开放20年大事之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此会的第一阶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在1月26日的会议上，马沛文发言时谈到“文革”的封建专制，特别提到了遇罗克，说这名优秀青年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无辜牺牲品”。他还在会上念了王秋琳、遇罗峰写给苏双碧及《光明日报》社的信，读了抄录的遇罗克的几段日记。其中一段，马沛文在20年后接受我们采访时依然印象深刻、脱口而出。遇罗克的日记说，“比如说，乒乓球队获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挂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篮球队不也学习毛著吗？苏联队不是没学吗？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苏联呢？讲不出来了。这是用政治讲不通的问题。”

马沛文当时就在会上说，遇罗克的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1978年，报纸才开始批判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的错误，可是，在12年前，遇罗克这名青年就在日记中鄙视这种蒙昧主义了。“这样一位具有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的勇敢青年，这样一位善于独立思考、并有独立见解的优秀青年，竟然被当成不可饶恕的罪犯予以处决。这说明‘四人帮’横行期间，中国的社会是多么黑暗！”

后来，《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北京市公安局对此积极配合，立即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平反工作。

还历史以真实

历史从尘封中显现出来。人们看到，遇罗克是无罪的，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以生命对抗强权、捍卫真理的英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此揭开了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浩劫的序幕。文章刊出以后，很多人对其观点并不赞同，但是，真正撰文予以反驳的人却寥寥无几。是24岁的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以一篇长达15000多字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反驳姚文元。1966年2月13日这篇长文被压缩并改题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发表在《文汇报》的一角。在文章中，遇罗克批驳了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明确地说：“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于思想界中的机械唯物论的倾向。我觉得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为了这篇文章，年轻的遇罗克曾被揪斗审问多次。

1966年底，遇罗克又因《出身论》一文，再次为当权者所不容。

《出身论》针对的是社会上流布极广的封建血统论。遇罗克通过对当时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剖析，指出了血统论的荒谬本质。他说：“这副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他粗略地统计了“非红五类出身”的青年的庞大数字，指出“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面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遇罗克坚信“重在表现”，坚信“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的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他尖锐地指出，坚持血统论的人“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出身论》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很多人争相传抄、议论，很多读者从全国各地写信给遇罗克，表达自己的感动之情。更有很多因出身而备受磨难的青年流着眼泪把文章读完。

同时，《出身论》也受到了血统论者的强烈抨击。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公然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的誓言。几十次审讯，他从不屈服。当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时，遇罗克凛然回答：“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他理直气壮：“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此外，遇罗克还曾当面指责预审庭：“这是什么时代？！（你们）还有点实事求是吗？”“把我没有的东西，强加在我头上，你们这样做不行！”

当听到审讯人员骂他“死反革命”的时候，清醒敏锐的遇罗克了解到了自己面临的危险。他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请求：“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检举材料核实一下，并听一听我个人的申诉。”他说：“我还年轻，还没有对党和人民有所贡献，死了不好。”他开始一遍遍地写检查，写材料，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但是，他的请求遭到了冷冷的拒绝。

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里，在排山倒海的“打倒”声中，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遇罗克遇害的第二天，在北京的街头曾出现“为遇罗克烈士报仇”的标语。

用手抄出来的历史

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苏双碧等人开始为遇罗克的平反工作做准备。他们一方面把已掌握的有关材料提供给北京市公安局，作为重审的证据；另一方面，苏双碧开始就这些材料着手为报纸撰写平反文章。

此时，《光明日报》的领导觉得为这样的冤案平反，光靠写理论文章恐怕力度不够，于是报社又派出张天来、王晨两名记者开始采访写大通讯。张天来、王晨又到法院等有关部门搜集、抄录遇罗克的日记、生平自传，采访他的家人，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期间，有关人员转来了一张胡耀邦写来的条子。条子的内容大致是：现在社会上正在搞张志新的问题，这种案子现在比较多，据说《光明日报》也在弄，有一个典型，建议这篇文章先不要上。胡耀邦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社会心理承受能力的考虑。为此，苏双碧手中的稿子停了下来。而张天来已写了大通讯的第一稿。

虽然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文章，但是，社会上已开始到处传颂遇罗克的事迹了。1979年，很多人都在读遇罗克的文章，很多人传抄遇罗克的日记和诗，甚至在一些正式会议上，都有人公开朗诵遇罗克的诗文。遇罗克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和勇士，得到了越来越多群众的了解和崇敬。

但人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些真实感人、鼓舞人心的诗文到底是从哪里传出来的呢？其实，它们全部是经过苏双碧、张义德的手，从遇罗克厚厚的24卷档案材料中，一字一句地誊抄出来并传播出去的。凭借他们的笔，依靠他们的口，人们了解到在身边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发指的冤案，人们开始懂得那个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名的遇罗克实际上是怎样的一位英雄。

被抄出的遇罗克的日记是从1966年1月到8月的一部分。其中有很多早已为人熟知。

1966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了《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一文，在日记里，遇罗克这样勉励自己：“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分删得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使认识我的人知道生活并没有把我逼垮。难道我还有什么可顾虑的吗？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那些折中的文章，名为否定实是肯定的作者，可有我的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时候，有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5月3日：×××××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6月12日：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但是，在事实面前，当权者永远觉得会有压力。今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这么不正常，即可作为明证。

8月26日：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这些日记上的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除日记之外，社会上还流传着遇罗克的遗诗，最著名就是那首《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逆风恶浪中的雄鹰”与”划破夜幕的陨星”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由于公安局已经做出平反的结论，北京出版社的《新时期》杂志找到了苏双碧，要求刊登有关遇罗克的报道。于是，苏双碧完成了那篇停下许久的文章。1980年6月，《新时期》第4期登出了他的《逆风恶浪中的雄鹰———遇罗克》。1980年7月15日，《北京日报》再次刊发了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苏双碧就占有的材料详尽介绍了遇罗克的“坎坷曲折的生活道路”，讲述了他与恶势力不屈不挠的斗争，首次披露出一些蒙在积尘之下的历史事实。他以“逆风恶浪中的雄鹰”的形象赞美遇罗克的斗争精神。在文章的最后，苏双碧激情澎湃：“遇罗克虽然被杀害了，但他的血没有白流。正是许许多多的张志新、史云峰、遇罗克式的革命先驱的血，擦亮了中国人民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林彪、‘四人帮’封建法西斯的狰狞面目。一个遇罗克倒下去，千万个遇罗克站起来；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的怒吼，不正是遇罗克的心声吗？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他。”

大通讯后来主要由王晨执笔，也经过了几次大改。1979年秋天，王晨开始去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这期间，又因为上面有指示不宜过于集中地报道这一类事情，所以稿子一放就是一年。1980年的六七月间，《光明日报》社又请王晨执笔再写遇罗克。在劲松的那间小屋中，经过记者几个昼夜的连续写作，一篇新闻史上的名作终于问世了。

1980年7月21日、22日，王晨、张天来的长达20000字的文章《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更细致地介绍了遇罗克生前的事迹，以及他在狱中的斗争。他们将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比作“划破夜幕的陨星”。文章说：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拼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恰似长夜的10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编者按说：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他的思想，他的才华，他的抱负，对国家、对人民该是多么“有价值”，如果能让他顺利成长起来，对我们的事业该是多么有用处！可是，在“唯成分论”风行的日子里，受歧视，遭打击，绝了他前进的路，最后，在现代迷信泛滥，封建专制猖獗的10年动乱中，这样一位异常优秀而又风华正茂的青年被彻底“毁灭”掉了。遇罗克能经受得住种种考验，“就是因为他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始终热爱社会主义。”今天，我们看着他感动人的事迹，看着他启发人的文章和日记，吟音他激励人的“乾坤特重我头轻”的一类诗句，该从这个悲剧中吸取什么教训呢？

在文章最后的“附记”中，作者对遇罗克的亲属、难友、同学、朋友，以及所有提供了第一手素材的人们，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后来，遇罗克全家都与《光明日报》社的有关记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特别是苏双碧，他至今仍不能忘记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的一次“天真”的谢礼。

那是在遇罗克平反之后，遇罗锦也得到了平反，她从监狱里被放出来，得到了680元的补助。一拿到钱，遇罗锦就立即给苏双碧和张义德打电话，希望请他们吃一顿饭，以表示对他们帮助遇罗克平反的谢意。然而，苏双碧在电话中严肃地拒绝了她的好意。他说：“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我们从工作出发，可以帮你哥哥把问题搞清楚，帮他平反，但是如果吃了你的饭，就不好说话了。”于是，遇罗锦只好买来几块巧克力，专门送到报社，交给苏双碧和张义德二人，用她自己的方式表达心中最真挚的情感。

遇罗克的事迹见报之后，在社会引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一时之间，全国30余家报纸纷纷转载此文，新华社也转发了该文中的六七千字。遇罗克这个名字一下子为全国所知，同时也必将为后世铭记。

2004年第5期 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一文的补正　作者：迟泽厚

《炎黄春秋》今年第1期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真相》（以下简称《真相》）一文，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缘起、背景，其中提到林彪在听了训练总监部一位上将副部长向他反映部队存在着一些教条主义现象后，即向毛泽东建议，应在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反教条主义。这对于读者了解那次会议情况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作为参加过那次会议全过程的一名工作人员，发现该文在记述会议情况方面，有一些失实之处，需要予以指出。

众所周知，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借反对“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伤害了一批军队高级领导人；尔后层层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又株连了大批干部，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造成很大损失。这次会议是根据当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的；会议要以“整风”方式反“教条主义”，也是毛泽东定的。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又对会议给予极大关注，大会小会3次讲话，并批阅了许多会议文件，这自然对会议的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毋庸讳言，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彭德怀元帅。当时彭德怀并非被动、勉强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他也是主张反教条主义的。早在1957年2月下旬，他曾亲率包括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和副总长陈赓在内的工作组，赴刘伯承任院长的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认为该院“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应当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工作”。3月初向中央写了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第二天便批复“同意”。经中央军委审定的1992年出版的《刘伯承传》认为：“这个报告，也为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见该书658页）应当说，彭德怀同志对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发生的“左”的错误是有责任的。这自然令人为之扼腕。但是，历史不能回避。更何况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彭德怀这样的革命家，也不应苛责于他。而《真相》却极力为彭德怀辩解，认为他当时是身不由己，事出无奈，而且在会议中他不曾整人，这就不客观了。彭德怀元帅本人，对他主持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看法，后来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当他在庐山会议因直言获罪被“罢官”之后，经过痛苦反思，终于认识到过去对刘伯承、萧克等人是批错了（《彭德怀传》556页），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坦白襟怀。这是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最好评价。

至于林彪就反“教条主义”向毛泽东的进言，自然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毕竟当时林彪在党内只是个一般的政治局委员，直到军委扩大会议开会之前两天才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副主席；在军内，林彪也只是个不管具体工作的军委委员（当时中共中央军委未设副主席，林彪与其他9位元帅及邓小平均为委员）。军委扩大会议开幕时，林彪同各位元帅一起到会作了表态性的讲话，大家都对彭德怀领导下的军委工作给予肯定，林彪讲话时还要求大家团结在彭德怀元帅周围。有几位元帅曾多次到会并讲话，而林彪未再参加会议，只参加了闭幕式也没有讲话。会议期间也没听说他对会议有什么指示或建议。1959年批判彭德怀时，林彪在一次小组会上讲，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前，他曾向毛主席建议会议应该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显然是借打击彭德怀抬高自己，不能据此过高估计林彪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影响和作用。

《真相》在提到会上被重点批判的刘伯承、粟裕、萧克、李达等人的遭遇时，讲他们如何“坦诚”“诚恳”“谦逊”“深刻”地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并一一获得“通过”。似乎他们都确有错误，而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又都提高了认识，得到大家谅解。原本火药味很浓的会议，竟然如沐春风！但是真实情况是：这4人除刘伯承是残病交加、力疾出席，毛泽东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因而只在大会上作了一次检讨外，其余各人都是大会小会反复检讨，哪个人也没有“通过”，都留了这样那样的“尾巴”；会后又一一受到组织处理。如总参谋长粟裕去军事科学院当副院长，萧克、李达转到地方工作，他们从此都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备受歧视。至于受他们株连的更多干部的处境，就不问可知了。

还有，写史离不开翔实的史料。而《真相》中的很多“史料”却不知来自何处，如文中竟把军委扩大会议的开幕时间5月27日误为28日；说什么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之后，“首先提议将各位元帅都提为军委副主席”，“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又都弄下去”，这是没影的事；说黄永胜“竟然把女姘头带到军委扩大会议人员住所，伴宿伴舞”，其实当时黄永胜住的三座门招待所没有入住任何女人，也从未开过舞会。还有装甲兵副司令员聂鹤亭同林彪比资格，说在井冈山时二人在同一连队当排长，实际上那是南昌起义以前的事。

2004年第5期 “七君子”群像落成感言　作者：章立凡

2004年3月26日上午，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君子”青铜群像在沪上福寿园文化主题公园落成。“七君子”的后代们作为嘉宾躬逢盛会，不少人已是白发苍苍，我是第二代中最年轻的一位。缅怀先人们为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奋斗的历史，感慨系之。当日下午有一座谈会，遂发表感言。现加以整理补充，草成此文。

过去在表述救国会历史的时候，总是将发源于上海的救国运动说成受了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从史料上看，中国的救亡运动有两个策源地，救国会的酝酿从“一·二八”事变后就开始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学潮的消息传来时，《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已经起草完毕，临时在宣言中加了一段支持北平青年学生的话，并很快就组织各界上街游行。北平学生也派了代表到上海串联，形成南北互动。但上海的救国运动不止限于青年学生，而是各界、各阶层都参加了，并很快发展到全国，具有广泛的联合阵线性质。邹韬奋先生曾谈到：“当时上海成为在实际上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毛泽东在对柳的谈话中也给救国会以崇高评价：“中国的抗战是由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的作用。”

“七君子”群像在他们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上海落成，是一件大好的事情。群像生动地再现了先辈们捍卫国家尊严、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无畏形象。我们今后所要考虑的，是如何继承先辈的精神遗产。

“七君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产生于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其道德力量有两个来源：一是传统儒家文化“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二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以来的现代民主理念。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已成为过去，这种人现在不大容易出现了。

“七君子”都是专业人士，分别从事法律、教育、经济、新闻出版等专业，并在各自的领域卓有建树。他们都不是职业政治家，没有党派成见，更不是靠弄政治混饭吃的政客。用今天的话来说，属于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他们参与政治和从事救国运动，完全是出于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

“七君子”都是爱国者。“爱国”是一个包容性很广泛的概念，不同世界观、不同政治见解的人都可能认同爱国主义。这就是救国运动为什么能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同情和支持的原因。沈钧儒先生是一位佛教徒，他的爱国心就表现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牺牲自己来救度众生。我过去参加过关于沈衡老的学术研讨会，也读过一堆研究论文，但从来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只有赵朴初先生手钞沈衡老的《主张坚决，态度和平》一文时，在按语中提及。

“七君子”在当时都是讲真话的人。他们意识到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再打内战只会消耗民族的元气，因此要将真话讲出来，将真相披露出来，向全体人民呼吁，向当局呼吁。但国民党当局不许讲真话，认为“爱国有罪”，把他们关进监狱。激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正义力量的义愤，引发“西安事变”，最终迫使国民党走上抗日的道路。

其后经过多年的奋斗，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有了一部新宪法。但是在民主与法制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致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出现了“一言堂”。“七君子”中的两位———王造时先生和我的父亲章乃器，因为讲了真话，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特别是爱国者王造时先生，没有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之下，却在“文革”期间惨死狱中。这段惨痛的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人可以讲真话的社会。我们这个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从说假话开始的，现在发展到烟酒食品都有造假。让人说真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真话，天真的有可能会塌。1957年以后不许人说真话，喜欢听假话，才发生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应当认真汲取的。历史是科学，有谁见过“宜粗不宜细”的科学？拒绝梳理历史情结，就不会接受历史教训，历史的惩罚还会再来。

现代社会是信息社会，决策信息如来源于官僚系统的层层上报，决策者就有可能被蒙蔽。我们已经知道，“大跃进“中许多数字是假的，很多问题被掩盖了，得不到解决，直到积重难返，来一个总爆发，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从新闻报道上看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实际上危机已酝酿了许多年。去年温家宝总理从一位普通农妇嘴里听到了真话，得知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才能采取措施及时解决，这就说明让人讲真话的重要性。

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两只车轮，缺一不可，一大一小也走不好。民主就是把人民的意愿变成国家意志，而不是把某个人的意志强加给人民。“七君子”是民主人士，有些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但这并不矛盾，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就说彭德怀是“民主人士”。什么叫民主人士？是能够反映和表达人民意愿的人，是为人民讲真话的人。这样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民主人士。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先辈，就是要学习和继承他们的爱国民主精神，提倡全社会讲真话，才能建设好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2004年第5期 彼得大帝的出海梦　作者：陈德辉

去年6月初，俄罗斯举办了规模宏大的圣彼得堡市建立300周年的纪念活动。按照俄罗斯人自己的说法，这次庆典是俄政府向世界展示自己，提升本国国际形象，鼓励国人奋发图强，重振雄风的良机。

圣彼得堡是彼得大帝在经过艰苦奋斗和付出沉重代价夺得波罗的海出海口之后，于1703年亲自规划建立的一座海滨城市，把它作为引进西欧国家先进技术和人才、进行对外贸易的窗口和平台。从此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国势日隆，成为东欧的一个强国。

梦寐以求打开海上门户

沙皇彼得一世出生于1672年5月30日。他的童年是在宫廷权力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度过的。彼得亲政时的俄罗斯，虽然是一个地垮欧亚两洲的大帝国，但却十分贫穷、落后，仍然处于中世纪的黑暗和愚昧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出海门户，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状态。

1693年彼得率员视察白海东南岸的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在港口码头上，他看到俄国的木材、亚麻、皮毛等商品堆积如山。由于没有本国船只运出销售，外国商人残酷压价，俄商不够成本，宁可让它烂掉也不出售。彼得明白了俄国落后的一个根本原因。

1695年为了夺取黑海的出海口，彼得率俄军攻取黑海南岸原属俄国、后为土耳其占领的亚速城。因为俄国没有海军，无法阻止土军从海上源源不断地向城内供应粮食和弹药，尽管俄军奋勇作战，但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彼得亲睹一千余哥萨克敢死队员在土军猛烈炮火下殉身城下。

这些刻骨铭心的亲历，使彼得日益形成坚定的信念：必须要有海上门户，要有自己的海军，让愚昧落后的俄国融入欧洲，把欧洲先进的技术引进俄国。“俄国需要的是海域”。这是彼得毕生为之奋斗的座右铭，也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心声。

隐名乔装去西欧学习科学技术

率团去西欧访问，学习先进技术，是彼得的夙愿，1697年2月，他在克服保守势力重重阻拦之后，终于成行。这个使团共有250人，其中有30名留学生。他把使团的领导工作交由三位大使负责，自己化名彼得·米哈依洛夫，以留学生的身份随团出访。

使团到东普鲁士的海滨城市哥尼斯堡，他向一位上校拜师学习打炮技术。其后，彼得随团到达以造船业闻名于世的荷兰萨尔丹，这里工场林立，气笛长鸣。他借住在一个铁匠家里，生火做饭，洗衣搭铺，全部自理。他跟着师傅学习木工，斧子劈，刨子刨，样样活都干，而且干得非常出色。不久，他得到荷兰当局允许，又到东印度洋公司学习造船学理论。为了完全掌握这门技术，他坚持完全由留学生成功地独立建造了一艘三桅巡洋舰。

1698年1月使团来到英国。彼得除了进一步学习造船理论外，着重学习英国的议会制度。为了真实了解英国君主立宪的运作程序，彼得获准在英国上院会议厅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听取会议进行的情况。后来彼得觉得国王参加议会当面听取议员的意见，很有益处，俄国应该向英国学习。

使团在同年1月到达波兰。因为他同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私交甚厚，他不再隐姓埋名，而以沙皇名义同对方会谈。彼得率团出访西欧各国，除了学习先进技术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游说各国建立反对土耳其同盟，结果很不理想。在会谈中奥古斯特二世向彼得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共同反对瑞典最符合两国利益。由于他说得有根有据，使彼得十分信服。并从此将俄罗斯争夺出海门户的重点，从黑海转移到波罗的海。瑞典当时是个东北欧强国，占领了波罗的海东西两岸许多海湾和土地，俄罗斯沿海的许多土地也被瑞典占领。彼得和波兰国王击掌为誓：不败瑞典，誓不罢休。

雷厉风行革除弊政

彼得一世回国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全面进行改革，革弊兴利，趋利避害，使整个国家面目一新。

首先改革礼仪制度。在彼得回国的第二天，大臣、贵族、领主纷纷前来晋见。彼得早已等候。他身穿西服，胡子全部剃光，完全是欧洲人的打扮，他对来者行跪拜礼立即加以纠正，说那是旧的仪式，今后再不能行这种礼了。他简要向大家讲述这次出访的成果和西方的进步以后，就提出首先进行礼仪改革的要求。这时，他拿出一把剪刀，把前面的几位亲信重臣的胡子剪了下来，尽管大家不满意，但皇命不敢违抗，很快就在朝廷所有官员以及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接着彼得又要求大臣们带头换掉宽大、拖地的长袍，一律改成西装，并逐步在全国推行。

进行政治改革是彼得思考已久的大事。他对蓄谋政变的宫廷贵族及其工具———射击军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先后两批处死799名叛军官兵，甚至对某些罪犯采取车裂、暴尸的残酷手段，使人们明白沙皇的意志和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彼得在1699年设立了由他的亲信组成的办公厅和枢密院，又两次进行地方行政改革，从而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彼得还“温和”地告诉神职人员：教会活动只限于精神方面，不得干预政治，不得插手世俗事务或仪式。神职人员同样要效忠沙皇，无条件执行沙皇旨意。

军事改革是彼得各项改革的核心和重点。他取消了原有的雇佣兵和贵族军队制度，实行征兵制，主要征集对象是农民，先后征兵53次，经过严格训练建成一支20多万人的精锐部队。对于军官的选择，不是看门弟出身，而是看军事才能和军功，有力提高了军官的素质。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说耗尽了彼得毕生的精力。他在顿河上游的沃罗涅什建立起造船基地。下令筹集资金。凡拥有农奴1万户的领主和8千户的教堂要缴纳一艘战舰，逾期不交的将没收土地财产。皇室人员也不例外，彼得自己带头捐了9条战船。资金征集到以后就由从欧洲聘请来的技师主持建船，先后建成能架16门、46门大炮的火攻船24艘，加其他各种船只计2000余艘。1696年成立了黑海舰队。1703年又在奥洛涅茨造船厂造成43艘大型战舰，成立了波罗的海舰队。

为了支持军事改革和军事建设，彼得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他大力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鼓励商人到国外去做生意，除了发展同欧洲各国的贸易外，也同东方中国、印度等国发展贸易。同时颁布关税条例，对进口的外国商品课以高税，以保护、扶植民族商业。彼得还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工业生产的发展。他鼓励商人开办工厂，国家给予贷款和各种优惠条件。鼓励外国人在俄投资办厂，在经营一段时间后，转让给俄国人经营。国家招聘国外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到俄国帮助兴建官办工场。他还通过政策规定，促使大批农奴进人工场，从事工业劳动。彼得执政前，俄国军需民用的铁都要从瑞典进口，到1725年已经可以向国外出口。1680年俄国国库收入为150万卢布，到1725年，超过900万卢布，翻了6番，保证了战争的经费需求。

彼得以铁的手腕进行上述改革。他不仅残酷镇压叛军和农民起义，即使自己的亲属违抗改革，触犯刑律也毫不留情。他的姐姐索菲娅，因为支持射击军叛乱被他终身监禁于修道院。他的儿子并已立为太子的阿列克塞，因为勾结奥地利反对改革而被捕囚禁，死于狱中。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圣彼得堡的建立和发展

彼得大帝自l 695年7月与土耳其在亚速交战，直至1723年争得黑海西岸和南岸，先后征战28年。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争夺出海门户。

1702年，彼得一世趁瑞军主力远征波兰，波罗的海沿岸防务空虚之机，率领大军直奔涅瓦河口，先后攻克了瑞军坚守的诺特堡和宁尚茨堡。整个涅瓦河流域全部落入俄军手中，俄国在波罗的海开辟出海口的梦想成为现实。

1703年5月6日，彼得带领一班人马，乘船顺涅瓦河而下，侦察、寻找建立城堡的理想地方。他们在进入芬兰湾海域时发现一个名叫卢斯特·艾兰特的岛屿(意为“快乐岛”)，地理环境非常好，景色迷人。彼得用刺刀在岛上划了两个十字划痕，随同前来的将军缅什科夫提议就在这里建堡，并命名该岛为圣彼得堡，彼得欣然同意，随即命士兵挖土奠基。这一天便成了未来俄罗斯首都的奠基日。不久，彼得把海军造船厂从拉多加湖迁到这里的一个岛上，命名为海军岛。

圣彼得堡位于涅瓦河入海口的三角地带。涅瓦河意思是泥泞的河，这里地势低洼，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对建立大都市而言都很不理想，甚至较为恶劣。但彼得认准的事，就得坚持到底。他身体力行，三次徒步勘测选址，界定城市版图。他不惜重金从各国聘请专家，规划城市布局，美化城市环境。调集全国能工巧匠精心建筑，使整个城市别具一格。建筑需要大量的石料，他下令其它城市禁止用石料搞建筑，将所有石料都调往彼得堡，并规定：凡驶进彼得堡的船只必须装载30立方石料，否则不准靠岸。建筑缺乏大批劳动力，彼得就下令各省每年要为建设圣彼得堡提供4万名劳工。这些人调来后没有住处就住草棚，粮食不够就吃糠菜，而且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高，稍有懈怠，就要受到鞭刑。由于繁重劳动和疾病折磨，大批劳工死去，彼得命令将犯人押来充当劳动力。据估计，在建筑圣彼得堡的过程中，有20多万人献出了生命。

1713年彼得下令将宫廷、元老院、政府机关和外国驻俄使节迁到圣彼得堡办公，并勒令385户贵族，作为首批移民，定居圣彼得堡。加之有些人自愿到这里开发建设，谋求升迁发财，到1714年圣彼得堡人口已达4万，1725年增加到7万。与此同时，工厂、商店、学校以及文化、卫生、交通等市政设施相继建成，经过20多年的建设，才建成了都市。

新都主要由两个相邻的大岛组成。瓦西里耶夫岛为市中心，岛上狭窄的一端被划定为政府机关和商业区，“十二院大厦”是其最具特色的建筑，为政府各机关的办公室。大厦前面是巍峨壮观的博物馆大厦。海军岛是以彼得罗要塞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共有6座要塞。岛中央是用于庆典的“三圣广场”，广场一侧建有教堂，教堂不远处是森严的冬宫，旁边是海军部大厦。岛中的涅瓦大街，均铺着石料路面，又长又宽，道旁植树，整洁美丽。两个岛隔河相望，有多座桥梁相通。沿河两岸座落着一排排意大利式的两层宫邸，彼得的亲信和达官显贵大多住在这里。新都中最美的是“沙皇夏宫”，它富丽堂皇，出类拔萃。

1725年圣彼得堡已成为设施完备的都市，在许多地方可以与西欧城市相媲美，彼得把它视为掌上明珠，自豪地说：“新都是通向欧洲的门户，是插在波罗的海岸边的一把双刃利剑，是开辟俄国与西欧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捷径。”

同彼得大帝梦寐以求、毕生奋斗打开海上门户、融入国际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清王朝长期实行的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闭关锁国政策。与彼得大帝基本同时代的清康熙及其以后的雍正、乾隆三代，确实给中国带来康乾盛世。

但是，当时西方国家工业、科技正在以一日千里之势迅猛发展，而清王朝封建统治者对此茫然无知，顽固地坚持腐朽落后的封建经济制度和体制，拒绝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在对外关系上，坚持闭关锁国的错误政策。把自己隔绝于日新月异的世界体系之外。马克思在评述中英鸦片战争时曾极其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界，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果然，其后在“洋人”的坚船利炮而前，只有屈辱地以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来苟生。所以，有些史学家认为，“彼得的崛起是旭日东升前的曙光，‘康乾盛世’是落日西下时的余辉。”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2004年第5期 漫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　作者：胡德平

真是说不尽的《红楼梦》，道不完的曹雪芹，辨不清的四十回，登不上的青埂峰。难怪去年在江苏南京召开的《红楼梦》座谈会上，一位同志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曹雪芹万岁！《红楼梦》无疆！”可见伟人、伟著之影响。

1980年一个仲夏之夜，我和三个大学同学冒昧拜访了香山正白旗村三十九号的主人舒成勋先生。由于他的指引，我开始对曹雪芹在香山的生平活动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兴趣，并开始了业余调研。第一阶段的学习调研活动结束于1983年2月。2003年春，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一家民营企业决定恢复重建清代的江宁织造署。我从事民营企业的工作已有十五年的历史，这家民营企业的举动，又让我燃起了过去对曹雪芹研究的兴趣。

我第一阶段的调研工作，深受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影响，正如《曹雪芹在西山·后记》中所言：“我们民族需要的不仅是物质文明的丰富光彩，同时也迫切需要精神文明的繁荣昌盛。整理者愿意本此宗旨听到看到各种意见和评论，从而做一个择善自省、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二十年后，我国民营企业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其占全国GDP的份额已达48%，税收占37%。它们的投资范围已扩大到教育、艺术、影视、出版等文化领域，不少企业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热心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又使我自觉不自觉地联想到中国历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墨子主张的义利之辨，南宋叶适永嘉学派提倡的事功义利之说，都是中国企业家所独有的思想遗产和文化积淀。不知怎的，去年我又联想到曹雪芹，由此产生了把我以前整理和创作的《曹雪芹在西山》《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及两篇论文《香山曹雪芹故居所在的研讨》《卧游终日似家山》重印出版的愿望。

毛泽东同志是个大战略家，他的思想方法是纲举目张。其意是，个别问题、具体政策都是目，总任务、总路线才是纲。战略和战术有如打鱼的渔网，只有抓住渔网的纲绳，才能撒开网，张开网眼，打开目。也就是说，只有把握了战略，具有绾毂全局、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才能有制定正确战术的可能。《红楼梦》中的章回、故事，《废艺斋集稿》的工艺都是目，作者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是纲。我们只有逐渐明白了他的人生态度、世界观，才能认清他写作的故事情节和要说明的问题。

笔者在《三教合流的香山世界》一文中认为，曹雪芹不但反儒，大胆背叛经过注疏的孔孟经典、宋明理学、明清八股的“仕途”之路，而且毁僧谤道，并通过甄、贾宝玉之口说，女儿两个字，比那阿弥陀佛、元始天尊的两个宝号还更尊荣无对的呢！

清朝康雍乾三代，号称中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期。这一时期确实国土广大，财源充裕，人口众多，但专制制度、文化禁锢亦达前所未有的地步。他们不但以帝王之尊君临天下，也以儒、释、道合一的教主身份谕化中国，尤以雍正为最。雍正在位十三年，除了他的《御制新书》（《红楼梦》语）有《朱批谕旨》、《上谕内阁》、《上谕八旗》、《大义觉迷录》外，还有他的佛学著作和汇编而成的《御选语录》，并召开‘当今法会”，宣讲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道理，真是“往复周详、连篇累股”，“不惜眉毛拖地”。他想达到的主要目的即“然则终日念佛，岂有为念佛所窒碍哉？又何必但许人恶梦，而不许人善梦也？”（《御选语录》卷十三）一僧一道对梦的认识则为：“那红尘中却有些乐事……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倒不如不去的好。”（《红楼梦》第一回）而曹雪芹这部伟大的著作，一方面向人们讲述了一部貌似温柔富贵、花团锦簇的《红楼梦》，实则却是一场险梦、凶梦、恶梦！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石兄之口，说出它的红尘生活是真实的，是有意义的。“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红楼梦》第一回）曹雪芹对宝黛二人爱情的讴歌，在他书中因爱情破灭而遁入空门的青年，绝不是他们具有佛性，而是具有强烈的人性，所以石兄要竭力传世，告之后人，何谓“到头一梦”，何有“万境皆空”的道理。补天派是雍正、乾隆等大大小小的封建卫道士，曹雪芹则是一位离经叛道的人性论者。

那么，曹雪芹的人生态度究竟是什么呢？他的哲学思想又为何呢？我认为，贾宝玉焚书和林黛玉焚稿有同等意义，都是《红楼梦》一书主旨所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一回，说了黛玉将死之前，把她对宝玉所写的诗稿全都付之一炬，这是她一生最宝贵的爱情象征，这是她最美好的希望所在。而宝玉准备焚书，也是他勉强赴考，决心出家的重大命运的转折点。在“惊谜语妻妾谏痴人”（《红楼梦》第一百一十八回）中写道：宝玉送走贾兰，便出来将那本《庄子》收了，把几部向来最得意的如《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之类，叫出麝月、秋纹、莺儿等都搬了搁在一边，并回答宝钗道：“如今才明白过来了，这些书都算不得什么，我还要一火焚之方为干净。”“宝叙听了，更欣喜异常。”难道宝玉幡然改悔，成了投降派？否。接着，“宝玉便命麝月、秋纹等收拾一间静室，把那些语录名稿及应制诗之类都找出来，搁在静室中，自己却当真静静地用起功来。宝钗这才放了心。”宝玉要一火焚之的几部书和搁在静室之中的语录、名稿、应制诗绝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喜爱的，喜爱犹如林黛玉所焚之诗稿。后者是他讨厌的，看透的旧文化！所以搁在静室，打人冷宫。“语录”或是宋儒的著作，或是佛家经典妙语，这里的“语录”恐怕还有特殊意义，前面已说过，雍正就有《御选语录》之著。“应制诗”就是颂圣的诗词歌赋。何为“名稿”呢？据人民大学马时进教授介绍：《儒林外史》书中的马二先生把历代会试、殿试中的名卷汇集起来，为考生科举之用，也是他赚取钱财的手段。据此可知，宝玉对此的态度是多么鄙弃不屑了。但他又不得不“用起功来”，准备应考，愤怒压抑之心可想而知。

宝玉这时又说了句“内典语中无佛性，金丹法外有仙舟”。这句诗应是贾宝玉的基本人生态度。他认为佛性不存在于佛家经典中和偶像之中，《五灯会元》中即说“青青翠竹，尽显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无情有性，翠竹、黄花都可以通过自身之法、智慧之明到达涅梁彼岸，何需“混盖庙”、“混供神”。何况青春年华的闺阁儿女，他们有情有爱有性有欲，即使呵佛骂祖，亦有佛性。否则空空道人为何易名情僧呢？《石头记》为何改为《情僧录》呢？因为，禅宗的“人人皆有佛性”、“世法平等”、“佛门平等”的观念宝玉是接受的，所以才说“内典语中无佛性”。道家追求的“金丹”完全是要乞求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灵丹妙药，但正如袭人所言：“至于神仙那一层，更是谎话，谁见过有走到凡间来的神仙那？”宝玉认为到达仙境的仙舟是有的，但在金丹方术之外，正如《南鹞北鸢考工志》中对比翼双燕的兴托寄寓：“卜居武陵溪，仙源靡赋役。相敬诚如宾，真情非伪饰。”武陵溪、桃花源是一个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无赋税、无劳役的地方。就说桃花源是乌托邦之地，但也要分清封建早期、中期、晚期乌托邦所出现的社会发展阶段。能否说曹雪芹是中国封建社会充分发展之后，并日趋死亡之时，新萌芽的阶级思想文化的代言人呢？我们说曹公反儒、反佛、反道只是说他反教，反对专制愚昧的文化统治，但对战国时期的百家、佛学、道家、玄学并不是一概排斥。曹雪芹极其推崇阮籍，取字“梦阮”。他对老庄、禅宗中的辩证思维、破除偶像、冲决传统、追求自由等方面均有继承。宝玉要烧的《参同契》经湖南周士一教授翻译成英文后，成为一部极受西方汉学家欢迎的作品。

曹雪芹对社会贫富问题，也有他极为明确的观点，这也是他的一大人生态度。他生长在“康乾盛世”，却通过石兄之口说道：“今之人，贫者日为衣食所累，富者又怀不足之心，纵然一时稍闲，又有贪淫恋色、好货寻愁之事，那里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书？”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同情弱势群体的女性，同样同情弱势群体的贫困人群；痛恨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同样反对贫富对立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四大家族的家产、财富，那是阿房宫、东海龙宫都无法比拟的；一方面却是柳婶对司棋说的“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红楼梦》第六十一回）多么形象。

曹雪芹认为他所从事的技艺，多是“微且贱矣”、“人皆鄙之”的手艺，之所以“今乃哓喋不休，勾画不厌，以述斯篇者（注：指《南鹞北鸢考工志》），实深有所触使然也”。这使他想起“思古之世，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感此实触我怆怀，于是援笔述此《南鹞北鸢考工志》。”“斯以为今世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谋其有以自养之道也。”跟他学会扎糊风筝的于叔度，说到感激曹雪芹的情义时，曹雪芹便制止说：“何况朋友本有通财之义。”当时朝中吏部侍郎董邦达曾赞《南鹞北鸢考工志》曰：“尝闻教民养生之道，不论大术小术，均传盛德，因其旨在济世也。扶伤救死之行，不论有心无心，悉具阴功，以其志在活人也。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不忍坐视转于沟壑之中，谋之以技艺自养之道，厥功之伟，曷可计量也哉！”

以上引文均引自于吴恩裕先生的著作《曹雪芹佚著浅探》等书。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香山的生活时期，他和社会底层有多么广泛深人的接触。他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并尽其所有所能帮助向他求告的朋友、穷苦人、盲人、残废人，使他们有技有艺，以谋生计。正如舒成勋先生所言，曹雪芹能够写出《红楼梦》需要许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曹先富后也富，或先穷后也穷，他绝写不出《红楼梦》。如果他先穷，以后富起来，他也不可能写出《红楼梦》。只有他先富，以后贫困潦倒，他才有可能写出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

吴恩裕先生认为曹有近墨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观点，值得深入研究。我在全国工商联工作时，曾于1995年10月接待过日本京都陶瓷株式会社稻盛和夫先生，在欢迎宴会上致词时，我曾说过这样一番话：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既是同义语，又可以互为引申，互相补充，二者共生共荣，共同发展。……把爱与利统一起来的伦理观，在我国经济思想史上是罕见的。”“可以说，墨子这一人道主义思想最少统治阶级的烙印，而又最能反映劳苦大众的利益。”应该说曹雪芹继承了这一优秀伦理思想。

“兼相爱”的“兼”，“交相利”的“交”，二者互为主体，又均为客体，意思就是要想得到真正长久的利益，必然是互惠互利之交，利人利己之爱。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对刘姥姥既有耍笑，也有接济，最后巧姐终有一归宿，比大观园的其他姐妹们的命运要好，到底最后是谁帮了谁呢？《红楼梦十二支》之一的《留余庆》说得精彩：“留余庆，留余庆，忽遇恩人；幸娘亲，幸娘亲，积得阴功。劝人生济困扶穷。休似俺那爱银钱、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减，上有苍穹。”（《红楼梦》第五回）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还有更为深刻的哲学基础，此即“尚同”。战国后期的儒家接过“尚同”的命题，改变了孔子学说中的“和而不同”的主张，从而在《礼记·礼运》篇中提出了“大同”和“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其号召力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永恒的魅力。曹雪芹一再关心帮助那些“鳏寡孤独废疾而无告者”，就是这一思想的光辉传承，并付诸行动，真有“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

1994年，我国十位民营企业家发起光彩事业活动，即以“兼相爱、交相利”的“义利之辨”作为光彩事业理念的最早源头，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的事业宗旨。现在看来，在古代“义利之辨”的源流中，还应加上曹雪芹近墨或继墨思想这一极为重要又亲切的一章。

晚清积极倡议变法维新的梁启超认为“墨学可以起中国之衰”。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中国的赫拉克力特。陈独秀把曹雪芹誉为“盖世文豪”，并且大胆宣称要用四十二升重炮向封建主义开炮。《新青年》创刊号的笔法也袭用了曹的曲折障眼风格———“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却收到了启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成效。

最近，孔祥泽先生细解曹对孔墨两家的态度，我十分同意。他说曹对孔子称为“先哲”，如“‘玩物丧志’，先（哲）斯语”，“玩物丧志”系孔子所言。对墨子则称为“夫子”，如“惟墨子作木鸢……接其初衷，殆欲利人，非以助暴；夫子非攻，故其法卒无所传”。

“夫子”地位高于诸位先哲，故在雪芹看来墨子地位高于孔子已是十分明白之事。以上两句话均引自《南鹞北鸢考工志》。在《红楼梦》八十四回中亦有这种描写，如贾宝玉开笔作文第一题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的作文承题却是“夫不志于学，人之常也”。“圣人十五而志之，不亦难乎”。第二题《人不知而不温》，贾宝玉写的又未切题：“能无温人之心，纯乎学者也。”第三题《则归墨》，贾宝玉破题云：“言于舍杨之外，若别无所归者焉。”承题则为：“夫墨，非欲归者也；而墨之言已半天下矣，则舍杨之外欲不归于墨，得乎？”在贾氏父子问答之中，贾政批评宝玉“可见你本性不是个学者志气”。他的夫子自道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宝玉的本性不喜人股，没有学者志气，在宗法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压抑下，逼得宝玉说出“欲不归于墨，得乎？”

说到这里，我想到在初中时的一段往事。那时，我父亲数次给我讲过这段贾氏父子问答的故事。他对贾宝玉的回答常常是大笑不止，似有欣赏之意，他赞成孩子的天真纯情，之前也曾在公开场合讲话，提出“为什么不许孩子调皮”的问题，似乎也发表过文章。但他又指出十五岁的少年应有自己的志向，这个道理恐怕是与他的经历有关吧。

我上高中时，我父亲有回极有兴致地给我讲，他相信曹雪芹写完了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若没有写完，怎么批阅、增删呢？况且还把目录、章回都整理出来了嘛！”我想黛玉之死，宝玉出家，都是《红楼梦》中情节高潮的高潮，今天又看到宝玉烧书、归墨思想的情节，这都是有极高思想性的章回，反映了曹“冲决网罗”的先进意识。若不是曹雪芹所写，又岂能是高鹗所创造呢？

我父亲曾仔细看过《红楼梦》，文革前常挂在他嘴边的一句话是：“咳，你这是信口开河！”兴致若高，谈吐甚快时，他又会对没有弄清情况和问题的人，情不自禁地开个玩笑：“‘刘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先弄清情况再谈。”然后笑眯眯地看对方反应。究竟他什么时候看过《红楼梦》呢？我也不知道。但他多次谈过：在延安抗大、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时，是他看书最多的时期之一，那时他深受毛泽东《实践论》的影响，凡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我母亲笑他读书之狂、之多，他也笑着承认“我就是个杂家！”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前线时，他把大部分藏书都装箱掩埋，并作了标记，可惜以后再未找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么说，曹雪芹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话又说回来，世人对香山正白旗三十九号老屋那副由拙笔———鄂比———酒鬼鄂三写的对联———“远富近贫以礼相交天下少，疏亲慢友因财而散世间多。真不错”，也就不应随便儿戏视之了。

2004年第5期 曹雪芹与黄叶村　作者：贺　海

今年是我国的文学巨匠曹雪芹逝世240周年。报载，前不久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曹雪芹纪念馆等有关方面在香山召开了以“曹雪芹与黄叶村”为主题的座谈会，探讨曹雪芹在西山一带的有关足迹。

大作家曹雪芹是清季以来在我国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的一代伟著《红楼梦》，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在国外也享有盛誉。只从现存的最古抄本（1754的甲戍抄本）算起，已经风行了二百余年。但是，对于曹雪芹经过许多红学家的反复考证，不断发掘、爬梳，仍有许多不解之谜，如对他的生殁年代、家世、祖籍，特别是在他相当贫困的晚年，写出这部惊世之作《红楼梦》，生活状况如何？著书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历代都有不同的见解，值得探讨的问题很多。

曹雪芹与北京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得到了专家们的共识，但是，他的生平经传一点也没有，除一部《红楼梦》外，没留下片纸只字，仅能从一些笔记、诗话或诗集中去寻找，香山一带的古老传闻中也提供了一些线索，不过学界对此是有歧义的。

据学界推断，清雍正初年，曹家被抄，曹雪芹不到13岁，以后举家搬回北京定居下来，先在城内居住，后因生活拮据，“长安居，大不易”，不得不移居西山脚下，直到他去世，先后大约经过了30余年。其根据，主要是与他同时代的旗人敦诚、敦敏和他酬和的诗。敦诚著有《四松堂集》，他兄弟两人的诗文，有的被收入《八旗文经》以及《熙朝雅颂集》中。从诗文中看出，他们同曹雪芹的友谊是相当深厚的。敦诚于乾隆年间曾写有《寄怀曹雪芹》一诗，说他“于今环堵蓬蒿”，末了两句又说：“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敦诚后又写了一首《赠曹芹圃》（芹圃曹雪芹号），头四句是：“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写他晚年的贫困生活更加具体。敦敏在《访曹雪芹不值》一首诗中也曾说：曹的住地“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从这些诗中的记述可以看出，曹雪芹此时已经移居西山脚下，蓬蒿荒村，清贫度日是可以肯定的。但诗中对于曹雪芹晚年寓居西山的具体地点并无记载，学界经过反复考证，虽未找到具体的位置，但却划定了香山、卧佛寺、樱桃沟、建锐营等这一范围。这一带不仅是当年旗籍的营房，而且也遗留了不少古寺、河墙、古墩等文物，以及关于曹雪芹的一些民间传闻。

香山的卧佛寺、樱桃沟一带自古以来就是个寺观林立，泉水淙淙之处，满山遍野都是青松、枫树、柿树、黄栌等林木，一到秋天，枫树、黄栌等树由红变黄，待秋风四起，遍地皆是黄叶，形成了秋色宜人的景观。《日下旧闻考》说它是“西山兰若之冠”。卧佛寺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初名兜率寺，后几易其名，清季定名为“十方普觉寺”，沿用到今，因寺内卧佛著名，故俗称卧佛寺。清代著名文学家和书画家郑板桥，生前在京曾与庙内主持僧青崖夙有交往，在他的诗集中曾有一首《访青崖和尚》，诗中说：“匹马径寻黄叶寺，雨晴稻熟早秋天”。诗人笔下，卧佛寺又有黄叶寺的别称。

再有敦敏曾留下一首《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的诗，诗云：“秋色召人上古墩，西风瑟瑟敞平原。遥山千叠白云径，清磬一声黄叶村。野水渔航闻弄笛，竹篱茅肆座开樽。小园忍泪重回首，斜日荒烟冷墓门。”诗中写的是一次小园聚会，地点看来是在香山健锐营一带。健锐营一带是清代驻有数千旗籍官兵及其家属的大营盘，并建有团城演武厅。八个旗的所在地都建有碉楼，又称梯子楼。但这些碉楼只有八个是活碉楼，可以上去，其它都是实心碉楼，不能上达，因此，香山一带过去有句歇后语，叫做“七死八活”。乾隆年间修建演武厅、碉楼，当时是为了在此训练朝廷的特种兵———云梯兵。敦敏诗中所指的“古墩”，即指建于金山右环正白旗境内的活碉楼，经修复，如今仍然存在。

再说与卧佛寺相邻的樱桃沟。从香山脚下卧佛寺西北隅的行宫院旁，沿路西行，便进入了由寿安山两座挺拔秀峻的山峦形成的樱桃沟峡谷，这条峡谷绵延约三里。樱桃沟早就是一处因势利导，自然取胜的景区，隔断尘嚣，恬谧幽静。沿径前行，淙淙的悦耳泉声，倾泻于石罅之间，这就是古今闻名的“水源头”，也叫水尽头。这股山泉格外甘冽清甜，早在明清时期，此处就成为文人墨客寻幽揽胜之地。《帝京景物略》一书中曾描述这里是“薜梦深处一虹流，碎玉疏水曲磴幽”。

水源头的南面耸立着一块一丈有余的巨石，通体寸草不生，惟独北面裂缝中长出一株桧柏，人们俗称“石上松”。这处景观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形成。清初成书的《春明梦余录》记载，“独岩口古桧一株，根出两石相夹处，盘施横绕，倒挂于外。”据当地古老传闻，曹雪芹当年居于香山脚下，曾来此收集素材，见到这株石上柏，很受启发，于是引出了《红楼梦》里贾宝玉（瑛）和林黛玉（珠）之间的“木石前盟”这一奇缘的构思。香山一带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与此有关的歌谣：“退谷石上松，人称木石缘，巨石嶙峋宝，甘泉溢水甜，山上疯僧洞，山下白鹿岩（均为附近名胜），曹公生花笔，宝黛永世传。”说也奇怪，这块巨石下面的一泓清水，四时不竭，夏不外溢，冬不结冰。

樱桃沟峡谷内，古树名木很多，到处可见。历史上的寺庙有五华寺、普济寺、隆教寺以及广泉寺等。不过这些寺庙由于年久失修，到了清季基本上都成了“废寺”。与曹雪芹同时代的好友张宜泉，曾在《万柳堂诗集》中留有一首《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诗中说：“君诗未曾等闲吟，破刹今游寄兴深。碑暗定知含雨色，墙颓可见补云阴。蝉鸣荒径遥相唤，蛩唱空厨近自寻。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

从曹雪芹同时代的好友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人留下的诗文，再加上当地的历史遗存，以及百多年民间的古老传闻，曹雪芹的晚年寓居于西山脚下，他的足迹基本上是在香山、卧佛寺以及樱桃沟一带，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客观上来说，他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然胜境和世俗生活当中，这些对于他的文学创作和汲取艺术素材应该说是帮助太大了，再加上他本身的经历，才写出了那部惊世之作《红楼梦》。不过，曹雪芹著书的黄叶村是专有所指，还是这一带的泛称呢？看来泛称的可能性较大。学界的多年考证，也没有肯定具体的位置。

1984年，香山植物园在现在的正白旗村39号院建立了“黄叶村曹雪芹纪念馆”。在此建馆，主要是根据在此祖居多年的老旗人舒成勋提供的佐证。认为这处宅院根据屋中门窗格局以及房子木料的陈旧程度，断定是二百年前的老屋，又地处当年的旗籍营盘之内，尤其是1971年在这处老屋的墙皮下面发现了不少题诗和对联，因此，这位老旗人肯定这就是当年曹雪芹的故居。再加香山民间有首歌谣说：曹氏故居“门前古槐歪脖树，小桥溪水野芹麻”，正好这处老屋门前还有两株古槐，距此不远就是一条已经干涸的小河。当时对于这处故居曾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特别是红学家们的悉心考证。二十多年来虽未肯定此处即曹氏故居，但对北京植物园在此建馆，并开辟了黄叶村这一周边环境，还是得到了学界的肯定和支持，这毕竟为研究曹雪芹的晚年生活、著书环境提出了又一佐证。

这位才调极高的曹雪芹，在北京的西山脚下度过了他平淡艰苦的晚年，直到去世。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他完成了“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可见他对这部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曹雪芹是200多年前封建时代的大作家，而且出身于“烈火烹油”的豪门贵族，但最后落得举家“食粥”、“赊酒”度日，可以说他的一生饱经沧桑。这种家庭的巨变，封建制度给他的家庭和他自己所带来灾难，使他“耿耿于心”，正因如此，他才“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垒石”（敦敏诗）。否则，红楼梦也许难以成书。

曹雪芹也是一个“傲骨嶙峋”的人，他的晚年正如《红楼梦》中开卷第一回所写：“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应该说相当凄凉。即使在这样一个一贫如洗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去投亲靠友，趋炎附势，表现了一个封建文人的正直、骨气，正如敦敏在一首诗中对他的评价：“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这也是200多年来后世人们对他所以敬重的原因之一。他的一生虽然留下了很多不解之谜，但并没有影响国内外学界对他的高度评价。

我不是红学研究者，没有资格侈谈《红楼梦》或者曹雪芹，当纪念他逝世240周年之际，这篇小文只是提出“西山何处黄叶村”这一值得探讨的问题。

2004年第5期 漫画家沈同衡　作者：萧　阳

1914年10月15日，沈同衡出生在江苏省宝山县（现上海市宝山区）一个教师家庭里，受父亲和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影响，他17岁的时候，就在家乡创办了农民夜校，并在县立萧泾小学担任教员和校长，从事平民教育。同时，还担任了县报的特约记者。他还联合了几所小学合办刊物，担任主编，编辑出版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读物。他编辑的儿童读物《动物常识故事》10册被世界书局列入《小世界丛书》出版，被周围的人称誉为“小先生”。“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大风文艺社，编辑出版了《大风》半月刊。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以自己的亲历感受，撰写了《谁是我们的敌人》一书，在大东书局出版。

1934年，沈同衡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油画系，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7年他在新华艺专毕业，适值抗日战争爆发，他的家乡被日军占领，他和一些爱国青年组成救亡宣传队，向内地转移，1937年底到达武汉。1938年初沈同衡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总政治部第三厅艺术处美术科从事绘制抗日宣传画的工作。他们在武汉的街道、车站、码头，用石灰、水粉颜料、油漆和墨汁绘制宣传抗日的漫画、标语。他们在武昌黄鹤楼下一面大墙上绘制了一幅高10米长30米的大壁画《全民抗战图》。他还编绘出版了抗战故事连环画。这一年10月，武汉沦陷，第三厅撤往重庆。1939年1月，他到达桂林后，在战地文化服务处参加了《士兵》、《前敌》的编辑工作，同时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做美术宣传工作，编绘出版了《士兵识字课本》、《抗战故事辑》等书，兼任《桂林晚报》副刊编辑、《阵中画报》特约撰稿人和战士绘画训练班讲师。他画的漫画《加冕图》以抨击汪伪傀儡为题材，在莫斯科的“中国抗战画展”中获奖，刊登在苏联《文学报》上。同时他还为桂林文化供应社编著通俗刊物，创作出版了《刘力士》、《俩兄弟》、《从军记》《张子青定计诱敌》等故事连环画。

1941年皖南事变后，总政治部第三厅领导被撤换，工作人员被遣散。沈同衡到广西省艺术师范学校担任美术讲师兼教务主任。他以校刊《音乐与美术》增刊的名义出版《漫画专页》，协助生活教育社桂林分社编辑《桂林儿童》，创办《儿童漫画》，出版了小学美术教材。在此期间，他写了有关漫画创作的文章发表在《救亡日报》、《力报》、《桂林晚报》等报上。太平洋事件爆发后，香港沦陷，国民党报纸幸灾乐祸，《扫荡报》发表《祭香港文化人》，沈同衡写了反击文章发表在《力报》副刊上，国民党桂林警备司令部以“共党破坏分子”的罪名将沈同衡逮捕入狱。后来由桂林文协欧阳予倩、田汉通过李济深营救出狱。出狱后沈同衡仍在广西艺术师范学校工作，并加入全国木协、漫协和桂林文协从事木刻、漫画创作与编辑工作。

1944年，日本侵略军进攻桂林，沈同衡被迫离开桂林，1945年初到达重庆。他在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任美术教师，后来参加了朱学范领导的中国劳动协会，任《中国工人》副主编。这时很多漫画家集中在重庆。1945年3月15日，沈同衡和叶浅予、张光宇、丁聪、特伟、廖冰兄、余所亚、张文元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八人漫画联展，在山城引起了轰动，将漫画创作推向高潮。中共办事处的周恩来看了画展后，曾会见并称赞漫画家们。当时所有的漫画杂志都被禁止发行，漫画家们借《商务日报》副刊，由沈同衡主编《星期漫画》。《星期漫画》配合当时反倒退反分裂的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直到全国漫协迁返上海才停止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沈同衡从重庆回到上海，成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在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对内战要求民主的漫画，其中一部分漫画被外国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和美国《新群众》等转载。他应聘为《文汇报》主编《美术周刊》，曾组织多次漫画专题创作，如《人民公敌蒋介石》、《美帝侵华史》等，都出版了画册。他在《文汇报》上连续发表的一百幅诗配画《百艺图》深受读者的喜爱。如《牙医》诗曰：“天生一张嘴，说话是本能。偏偏不准说，闭口牙痈生。”讽刺国民党反动政府压制舆论的卑劣行径。《写信》诗曰：“十字街头新事业，三家村里老先生。八行书上千行泪，写尽人间痛苦声！”反映了老百姓对旧社会的控诉。

1946年下半年，在《文汇报》负责美术工作的沈同衡收到许多青年读者来信，反映他们在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中迫切需要掌握漫画这一武器，以漫画创作投入战斗。于是，在全国漫协的支持下，沈同衡于1946年秋天开始筹办漫画学习班。10月中旬，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离开上海前夕，接见上海漫画界代表沈同衡、丁聪、张文元。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在工人、学生中成立漫画组织的事表示赞成。并嘱咐画家们：黎明前夕，有一段时间将更加黑暗，要注意保存实力。露骨的政治讽刺画无处发表，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一些社会漫画，例如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等，这同样也是政治斗争。周恩来的话给了漫画家们很大的鼓舞。

1947年2月初，沈同衡在《文汇报》上刊出了一则《征求漫画同志》的启事，收到了一百多封来信，根据应征者的经历、习作水平斟酌录取后，沈同衡就开始和团员通讯联系。他利用业余时间收看每一位学员的来信，认真细致地批改作业，解答问题。漫画工学团团员约70人。其中有大中学校的学生，有青年教师，有百货业的店员、职员，有商店的学徒，也有失学青年。沈同衡为这个美术团体取名“工学团”，一方面说明这是一个由工人、学生组成的漫画团体，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工作、学习、团结的意思，要求团员们边工作，边学习，团结战斗。

漫画工学团每星期日聚会一次。为了不让国民党特务发现，聚会地点经常变换，都是由沈同衡通过朋友借到学校教室后写信通知大家。教员也是由沈同衡去聘请。他和漫画家米谷、丁聪、张文元、余所亚等先后为团员们讲课和辅导习作。同学之间有时也互相观摩作品，进行讨论，或观摩外国著名漫画家的作品。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学员们都逐渐提高了绘画水平。

1947年5月19日，上海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示威游行的前一天上午，在交通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漫画工学团的团员和交通大学美术社的社员们一起作画。在第二天示威游行队伍中，100多幅尖锐辛辣的巨幅漫画，犹如一发发重型炮弹，射向敌人，在沿途围观的群众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1947年5月以后，上海所有的进步报纸刊物都在国民党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停业。1948年后的上海，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为了冲破敌人的高压和封锁，沈同衡作出了举办《漫画月展》的决定，用巡回展览的方式，将富有战斗力的漫画送到群众中去，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创举。参展的作品，除了漫画工学团团员的作品，也包括一部分漫画家的作品，如沈同衡、张文元、陶谋基、范凡、洪荒等的漫画。

第一期《漫画月展》是1948年4月举办的。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对全国的进步力量实行“戡乱”。针对面临的形势，沈同衡将月展定名为《春梦图》。其中包括《野心家的好梦》（指美国帝国主义者）、《独裁者的美梦》（指蒋介石）、《人民的噩梦》三个部分，共60幅漫画。沈同衡满怀激情，为画展写了《前言》，介绍了这次《漫画月展》深刻和富有战斗性的内容。这一套漫画用夸张、象征的手法，揭露和鞭挞了美帝国主义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以及卖国求荣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沈同衡在创作的《金盾牌的后面》等作品中，揭露了在美国盾牌的后面，隐藏的是杀气腾腾的刽子手们；以一身美丽的花纹伪装的毒蛇，隐藏着屠杀人民的炮筒；洪荒作的《救济物资、源源运到》，所谓“救济物资”是有“US”字样的炮弹，而在炮弹下的是骨瘦如柴、手端破碗的中国老百姓；范凡作的《国民与代表》，代表是肥头大耳的地主官僚资本家，而国民是瘦骨嶙峋的老百姓；吴永清作的《简直是梦》，讽刺美帝国主义做着“独霸世界”的美梦，其实是躺在希特勒的骷髅上，寓意美帝只能得到希特勒一样的下场。这套漫画首展时，观众川流不息，反应十分强烈，接着通过地下学联先后在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等院校展出，并应邀到南京、杭州的几所大学展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期《漫画月展》《送葬曲》于同年5月19日开始展出。这套漫画揭露了“国民代表大会”的虚伪性与欺骗性，为粉墨登场的“大总统”蒋介石奏响了“送葬曲”。沈同衡带领漫画工学团团员们连夜突击装裱，缮写说明，一直忙到天亮完成后，送到交通大学展出，一时“容闳堂”前人山人海。上海市学联又连夜赶绘了一套《五四运动史》连环漫画，随同《漫画月展》一起展出。

5月30日，这一批漫画在上海法学院展出，吸引了近千人前来参观，反应十分强烈。第二天上午一批特务、打手闯进展厅，抢走了《又一个袁世凯》、《快到了》、《等量》、《血海鲜花》四幅漫画。下午，十几个手里拿着枪支、榔头等凶器的特务杀气腾腾地闯进来行凶，赤手空拳的同学们和他们抗争，被打得头破血流，姚景韩、茹哲甫、刘鉴农三名学生还被抓去坐牢。

1948年9月，沈同衡和米谷、丁聪等漫画家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转移到香港。沈同衡在香港参加了“人间画会”，在画会成立了漫画研究部，编辑出版了刊物《这是一个漫画时代》。刊物发表的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战斗性。沈同衡离开上海后，装着漫画工学团师生作品的画箱一直由沈同衡夫人袁林女士保存着，当时沈同衡和袁林住在北四川路横滨桥畔的一条弄堂里，二楼房顶下面用木板搭了一个堆放杂物的小阁楼，那只画箱就存放在小阁楼上，以一堆破烂东西为掩护。警察曾多次到袁林家里来查户口，由于袁林和四个孩子镇静地应付，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那只珍贵的画箱就一直安然无恙地躺在小阁楼上，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全国解放以后，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上海漫画工学团的部分作品参加了这次展览会，上海漫画工学团的活动也在会上受到肯定。沈同衡发起和主办的上海漫画工学团在中国漫画史上书写了壮丽的一页。

1949年1月，沈同衡由中共华南局安排进入解放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中原军区中原大学文艺研究室工作。后来随大军南下，到达武汉，在武汉军管会文教部文工团负责漫画工作。他在武汉创作了大量大幅宣传画，在街头展出。不久，因工作需要，调回上海

在上海，他担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室副主任，负责筹备组织上海漫画联合会，被推选为上海漫画联合会主席。上海文联和美协成立后，他又被推选为文联委员、创作研究部副主任和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并任漫联主席。他和米谷等漫画家创办了《漫画月刊》，任执行编委。又应邀为《文汇报》主编《美术周刊》。他还在《劳动报》上连续刊载《怎样画漫画》，出版了单行本，还编写出版了《怎样画漫画人物》。他为上海文化事业作出的贡献，受到上海人民的充分肯定，被推选为首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政协委员。

1953年，沈同衡被调到北京，担任《人民日报》文艺部美术组负责人。这个时期，他创作了大量新闻漫画。

1956年，为了配合当时试行的“文艺作者职业化”，他改为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兼任文艺部顾问。1957年，却以“摆脱党对文艺的领导，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道路”的罪名，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他以前写的谈漫画创作的文章，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结集为《漫画漫谈》出版，但已编好的续集却被迫停止出版；应晨光出版社之邀编辑的《苏联漫画选》10册，只出了两册，就此夭折了；已向天津某出版社交稿的《与青年同志谈漫画》，从此杳无音讯；与北京某出版社签约的《中国现代漫画家作品集》也半途而废。他被安排到报社图片组整理照片资料，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画笔，长达22年之久。

1966年2月，他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南疆库尔勒兵团农二师二十九团农场被监督劳动，他带去的全部作品和参考资料，满满七大箱，都被“造反派”毁掉了。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同衡和袁林编撰了84万字的辞书《成语典故》，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畅销书奖，五次再版，发行量高达100多万册。

1979年中央落实政策，改正了1957年的错案，沈同衡从新疆回到北京人民日报社，这时，他已是65岁的老人了。他不顾年老体衰，重新拿起笔来，投入他热爱的创作活动中。1982年他离休以后，仍然勤奋地工作。他为《漫画》的复刊而奔走，1987年新闻漫画研究会成立，他被推选为会长，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新闻漫画选刊》，由沈同衡担任主编。他主持了每年一届的中国新闻漫画奖的评选工作。由于他对中国漫画事业的杰出贡献，1984年国务院授予他“国家级政府津贴专家”称号，1992年被中国美协漫画艺术委员会授予中国漫画“金猴奖”荣誉奖。1992年他因患脑溢血致残，才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画笔。

2002年1月8日，沈同衡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一生创作的漫画在万幅以上，为中国新闻漫画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漫画创作的理论研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成就。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中国漫画战线的坚强战士。

2004年第5期 浅说时尚　作者：陈四益

时尚这东西，要让“高人”来说，可以云天雾罩，让人莫测浅深。好像一时尚，就雅；不时尚，就俗。而时尚又不断在变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跟在后面跑，即便身心俱惫，也未必追赶得上，只能望洋兴叹：雅人难做。我是“低人”，也就是俗人，不能高谈，只解浅说，其说一浅，可能会大煞人间风景。

引领时尚潮流的人，起码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有钱，二是有闲。有钱，才玩得起那些花样；有闲，才玩得出那些花样。

就拿女人说，许多时尚的花样出自她们。但玩出这些花样的，大抵是两种人———贵妇与娼妓，因为只有她们才具备了有钱和有闲的基本条件。小家碧玉就不玩时尚吗？也不，但她们只是跟随潮流或为潮流裹挟罢了，从来不会站在潮流的前头。

宫廷贵妇有的是时间，也不愁没有钱供她们挥霍，加之后宫之中，“佳丽三千”，为了争宠，挽住那唯一一个男人的心，便把心思都用到了装扮上面，从头脸直到足靴，无不花样迭出。宫廷里玩出了新花样，宫廷外的贵妇人便争相效尤，然后再传到民间，成为一时风尚。《新唐书·舆服志》载，唐中宗时，后宫人戴胡帽，穿男人的衣服和靴子，“海内效之”。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据《大唐新语》记载，士流之妻，包括娼妓也都穿起男人的衣服、靴子，戴起男人的帽子了。这是时尚由宫廷贵妇发端而推向民间的例子。这情形迄今似也大致如此，比如英国黛妃的装束就为庶众所仿效。

娼妓也是以色事人的。要留住嫖客，不得不在各种装束打扮上调花样。只要这些花样能勾住嫖客，让他撒漫花钱，就可以继续调下去。娼妓们的花样把男人从家里勾到了外头，良家妇女就学其样，希望把男人留在身边。于是，娼妓的装束 ，也会成为时尚推向社会。鲁迅先生曾说：“伎女的装束，是闺秀们的大成至圣先师”。他举了汉代“利屣”的例子。“利屣”是一种尖头的舞鞋，为舞者所着，“常穿利屣，即等于现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俨然居炎汉‘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虽是名门淑女，脚尖也就不免尖了起来。先是倡伎尖，后是摩登女郎尖，再后是大家闺秀尖，最后才是‘小家碧玉’一齐尖。待到这些‘碧玉’们成了祖母时，就入于利屣制度统一脚坛的时代了。”需要补充的是，时尚一统了天下，雅也就化为了俗，不成其为时尚了，那时，又会有新的花样出现，形成新一轮的时尚潮。马叙伦先生也有同样的见解。他引用《枣林杂俎》中“近时冶容尤胜于妓”一段话后说：“余观今世妇女装束几视娼妓为转移。士大夫不惟不能止，且从而导其妇女。风俗如此，道德衰落，元气潜坏矣。”其实，时尚之兴，出于倡家，自古皆然。只要女人没有或不愿改变以色事人的地位，这情形就不会改变，同道德、元气，无甚相干。倒是从中或可略窥妇女地位的浮沉。

今天，娼妓转入地下，取代而引领时尚的，已是经常出现于银幕或荧屏的另一类人物。而推动时尚的，除了以色事人的社会存在，又加上了商业生意的需要。各种推动时尚的选美活动或时装大赛之类，在前台的因种种炒作而抬高了身价，此后可以待价而沽；在后台的则借此推销产品，随后大赚其钱，只有真以为这是风雅时尚、起而效尤的，才是最后买单的顾客。她们支撑着时尚，却永远赶不上时尚，因为等到她们也“时尚”的时候，那东西已不成其为时尚了。

前台的赚了，后台的发了，跟潮的赔了，鼓吹时尚的传媒从中分了一杯羹且毫无风险。这便是现代时尚的经济原则，也是为什么时尚云涌的原因。信不信由你。

诗曰：

塑体瘦身新样方，唐装着罢换霓裳。

任君跟得如蓬转，空解珠囊无孟姜。

2004年第6期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作者：田纪云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农村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虽然开始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在如实的回顾一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分析一下它的伟大意义，将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农业和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以耕种土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中国农民的本色。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广大农民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忍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可以说，“耕者无其田”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原因。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实现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期间，依靠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打垮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可以这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武装起来的农民取得的，而农民参战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保卫胜利果实——土地。从一定意义说，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农民的功劳比天高、比地厚！

但建国后农民的命运又如何呢？

建国前后，即从1947年到195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放鞭炮、扭秧歌、唱大戏、玩龙灯，一派喜气洋洋，庆祝自已的胜利。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自己于1946年下半年，即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曾在山东朝城县（现莘县）一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亲眼目睹了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争相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得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解放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初期，适应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情况，大量出现了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他们为军烈属代耕，为鳏寡孤独帮忙。这种互助合作组织的宗旨是“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应该说，这种形式对当时贫穷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农村来说还是需要的，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出，要适当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原来的互助组很快变成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文件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进一步加快。1955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人是阻碍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更进一步助长了已经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高指标、浮夸风大大加剧。就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把总路线中说的“相当长的时期”变为了“相当短的时期”，把“逐步”变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级社还未建起来就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未搞起来就搞人民公社。谁慢了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小脚女人”，并把在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就要批，就要斗。因此，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在全国范围实现了高级合作社，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大堆”了，“共产”了。虽然《决议》上也说对入社的生产资料要折价，要赔偿，但实际上既不折价，更无赔偿。用农民的话来说：“刚分到土地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收走了”，“不仅把土改时分来的土地收归公了，把我们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充公了，牲畜和农具也都统统归公了。”这是对农民的第一次剥夺。

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的目标。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在经济计划中搞“第二本账”，鼓励高指标，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竞相争放农业生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的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的地方放出的水稻“卫星”亩产达6万多公斤，小麦“卫星”亩产2万多公斤，花生“卫星”亩产1.5万多公斤。工业战线则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取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的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指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区还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把穷富拉平，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这是对广大农民的第二次剥夺。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所察觉，并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但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彭德怀大将军根据他到各地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已的意见。彭德怀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指出不少人头脑发热，浮夸风滋长蔓延；所谓“粮食创高产、粮食翻一番”是自欺欺人，有损党的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导致我们犯了“左”的错误，丢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后，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左”一下子转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等人作了错误的处理，并发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要求从上到下开展所谓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从此，浮夸风、共产风非但没有刹住，反而越刮越凶，到处“插红旗拔白旗”，不知多少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的折腾下，加上1959、1960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农业全面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城乡市场供应紧张，浮肿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现。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1961年，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对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大，是现今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60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万里说：“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多年来，我以为“合作化”是毛泽东同志的发明，是中国的“土特产”，后来我才知道，非也。它像“计划经济”的模式一样，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无非加了点自己的作料。

请看苏联农业的集体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了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使农村普遍小农化了，农民有了处理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轻工业高涨，商业也为重工业积累了一些资金。新的实践使列宁改变了看法，他提出通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依靠农民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7年至1928年苏联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出现“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破坏。因此，一方面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打击“富农”，另一方面加快集体农庄建设。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为一个工场的社会。他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与小私有制农业是相互排斥的。斯大林不相信广大个体农民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必须想办法拴住农民，让农民听命于国家。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自上而下发动一场集体化运动。同年12月27日，他又提出从限制存有余粮的“富农”过渡到“消灭富农”。于是，全盘集体化就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了，成了一场急风暴雨，“富农”被扫地出门，财产被没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到边远地区。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靠行政命令搞集体农庄成了普遍现象，有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许多州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这种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农业被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农民则把集体农庄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集体农庄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计划进行生产，对农产品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失去经营管理权，也失去了产品的处理权。

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52年粮食总产都低于1913年，但国家征购却有增无减。（以上摘自《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教训》一文，见2001年5月7日《学习时报》）

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何其相似！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办法（苏联的办法加自己的创造）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

1930年夏，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的集体化不符合列宁的原则，这种集体化按其方法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央领导人实行这一政策时没有同党商量，也没有同人民商量。”（出处同上）由此可见，苏联的集体化的悲剧是斯大林滥用自己的权力造成的。我们中国，也因权力没有强有力制约，在农业、农村问题上同样也发生了类似苏联这样的严重失误。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说白了，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已，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已的”。1990年7月，我去看望一位老领导，他问我：“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不懂，不就是‘分田单干’吗！”我向他解释说：“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两层意思，一是土地这一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仍然归集体所有，性质不变；二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包给农民家庭了，由集体与农民签订合同，一定多少年不变，承包期间，由农民给国家交税，给集体交提留，余下的归农民自己支配。所以，它同‘分田单干’还是不同的。”这位老同志听了后说：“噢，是这样啊，那同‘分田单干’还是不同嘛！”我说：“对！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

“包产到户”，也叫“家庭承包经营”，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了，一则因为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的实惠，二则它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违背“两个凡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决定》，也不符合当时的宪法（1978年宪法肯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按照传统观念，就是搞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安徽、四川一些贫困地区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凤阳县小岗村村干部搞的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农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继续走“一大二公”的路子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他们胆子壮起来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要为生存而斗争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许多地方放手让农民去实践,去选择，去试验，只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的就支持。地方党委慢慢地胆子也壮了起来。由于“包产到户”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意愿，所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犹如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迅速在全国推开。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不少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当时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

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调查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乡镇。”（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38页）过去我们搞工业化，主要是由国家拿钱投资，搞建设。而且这些投资多是搞一些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资本密集，相对吸收的劳动力较少。所以我们城市中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城市中本身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文化大革命”时不得不让2000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里吸收劳动力的总和。有人说，乡镇企业对国家贡献少，税收低等，这是一面之词。殊不知国家一分钱没给它，它办起了那么多企业，安置了那么多劳动力就业，繁荣了经济，为市场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商品。出口创汇中，乡镇企业占了约三分之一。它一年拿出的用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用于公益事业的建设，用于办学校、办卫生、搞福利的钱等在200亿元以上。1991年交的税款454亿元。乡镇企业的活力和效益明显高于国营企业。当然，乡镇企业在发展中也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1992年11月中旬，我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经验交流会议，我在《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的报告中强调，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继续提高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我提出：1、要培养启用各类人才，尤其是大胆选拔和放手使用那些敢想敢干，善于经营，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各类农村能人，即使过去犯过某些错误但有一定专长的人才，只要基本素质是好的，就要大胆地启用；同时要以各种方式积极引进人才。2、实行“多轮驱动、多轨运行”的方针，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包括个体、私营）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一齐上，不限规模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哪个“轮子”转得快就让它快转，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3、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市场需要，保证质量，有效益，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违法乱纪，能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速度能多快就多快。4、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尤其是乡镇工业企业不能走“遍地开花”的路子，也不能不切实际地搞消灭“空白村”之类的活动。而应从市场、资源、人才、交通、能源等综合条件出发，主要依托现有乡镇，相对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与集镇建设同步推进，取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成果。5、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充分利用当前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开放的大好时机，打开省门、县门、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东西联合、城乡联合、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联合，实行以东带西、以城带乡、以大带小，做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提高。6、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是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要打破垄断，搞活流通，积极鼓励农民和乡镇企业进入流通领域，并积极建立和充分培育人才、技术、劳务、资金等市场。这次会议制定了对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些具体的扶持措施，促进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坚持并不断完善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正是这一场革命解决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这一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归大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交给了农民去管理、去经营。与此同时，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允许兴办乡镇企业等等；继而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陆续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发展市场经济。农村的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和实惠，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的意义不亚于全国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从而为我国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一举结束了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始终难以解决温饱的历史，奔向小康之路。从1979年开始，直到80年代末，可以说是我国农村的黄金时代，连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喜气洋洋、国泰民安的景象。

我从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5年中央政治局确定由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亲自参加并参与指导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伟大而具深远意义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一些思想极其僵化、死死抱住“左”的马列教条不放的人，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说它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资本主义复辟的风源”，必欲除之而后快。特别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同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也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这是关系国家大局的事情。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稳住八亿多农民的心；只有把八亿多农民的心稳住，才能把农业搞上去；只有把农业搞上去，才能把整个经济稳住；只有把经济稳住，才有利于社会和政局的稳定。我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这是农村改革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农民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由处理权，当然也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利，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经济实惠，这是农村改革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的动力。所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改革不能动摇，一动摇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人的积极性没有了，其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我还说，不要心血来潮搞什么新花样，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在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发言

十三届八中全会于1991年11月25日至29日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防止保守势力再次兴风作浪，我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进一步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我国农村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它不仅在八十年代，就是在现阶段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要随便乱刮风。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仍然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并非分田单干私有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的理论根据。实行家庭承包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由过去那种单一的集中经营变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组成的两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中属于分散经营层次，但是，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之内。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过去人民公社生产队单纯的集中经营体制，由于符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能为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也更富于生命力。农村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家庭承包制而遭到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

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商品的重要供应者，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小康目标，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同时，要采取积极方针，坚持不懈地抓好乡镇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要摇摆。实践证明，乡镇企业发展了，就可以稳定农业，就可以增加农村就业人口，提高农民的收入。当前，农民增产不增收，是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例如大力疏通流通渠道，搞好流通；适当增加国家农产品（粮棉油肉糖等）储备，实行丰歉调剂；适当增加出口；有计划地调整种植结构，适当增加经济作物面积；陡坡地逐步退耕还林，或林粮间作等等，都将有利于缓解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但我认为，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最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使滞留在种植业上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多种经营发展，这是广辟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富裕的主要出路。农民收入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对农业的投入也会增加，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量，促进城镇工业发展，繁荣城乡经济。“七五”期间，全国农民纯收入净增量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现在江苏、上海等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逐步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乡镇企业。综观目前我国农村包括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导致的。种植业方面的差距，单产的高低也存在，但差距不大。要实现“小康”目标，没有工业，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仅仅靠农业是办不到的。可以这样说，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九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没有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是绝对办不到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农村八亿多人口的小康，就很难实现全国十二亿人口的小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不能摇摆。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近年来小城镇繁荣和一批新的小城镇兴起的主要经济基础。把发展乡镇企业建立小工业区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是发展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了，乡镇以及县一级的财政状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一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来自乡镇企业，日子好过多了。这些地方尝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甜头。

我在发言中还说，我们党在农村实行的这些基本政策是成功的、得人心的，正是这些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我国农业生产节节上升，登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就。我特别强调：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稳住八亿多农民的心；只有把八亿多农民的心稳住，才能把农业搞上去，才能把整个经济稳住；只有把经济稳住，才有利于社会和政局的稳定。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选》三卷371页）这就是结论。

纵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是靠个人利益的驱动。

我考察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农牧业生产。他们基本上是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国家扶持（轻税、无税甚至补贴）。这种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活力不衰。其秘诀在于，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连接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

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切不可以社会制度划线，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形式拒之门外。当然，中国人多地少，一般说，不可能形成几千亩、上万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政府应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贸工农结合，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是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可行路子。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保护广大农民赖以生存、也是全国人民衣食之源的耕地（基本农田），那种任意拿农民耕地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恶政该结束了

2004年第6期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作者：龚育之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

那么，何谓党史人物？这是个说来清楚又不大容易说得很清楚的问题。

古史的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这很清楚。当然，项羽，是列入本纪，还是列入列传？司马迁恐怕很费了心思。《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是司马迁自己定的，还是经过审批的？《项羽本纪》，显现了司马迁修史的胆识和文采。

列传是将相的传记，大官的传记，名人的传记。大与不大，名与不名，这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经过什么程序。解放以前，大官名人逝世，报上常说，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也不知掌握的是什么标准。我们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了。但我们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见报，什么人不见报，什么人详细报道，什么人简略报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规格。不过，这规格对于修党史，写党史人物传，顶多可供参考。如果就按这个规格来定名单，写党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什么眼光和史识了。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我们的大官名人，是来自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

所以我主张，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乔木讲写党史的三个新的态度（对人民斗争的态度，对党外共同奋斗者的态度，对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态度），《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的十二个分篇（领袖篇，先驱篇，英烈篇，模范篇，军事篇，民运篇，隐蔽战线篇，政治经济建设篇，科教篇，文化篇，统一战线篇，国际友人篇），就展现了宽选的方针。

从现在已经写入党史或写了传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还可以再放宽。

一是往多写经济建设人物方面放宽。

道理很简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过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党史上当然就要多写军事政治人物，建国以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政治人物还很重要，但是，党史上就应该多写经济建设人物了。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数字。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但总不能见数不见人吧。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事迹。例如：建国之初鞍钢的恢复和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六十年代的大庆油田，六七十年代的尖端工业，七八十年代的宝钢，九十年代的三峡，新世纪的“神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鞍钢写得稍多一点，宝钢就少写了几笔，陈锦华同志还就此向我提出意见。以后应该写得更充分，更周到。但是，总还是不能见事不见人吧。

的确，经济建设人物不容易写。据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讲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钢铁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四个人物”这么一概括，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就给拎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建设、经济建设，无论从规模上，从水平上，从成就上，都是那四个人所代表的事业所根本不可比拟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不能够从中写出四个、十四个、四十个中国共产党搞现代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来吗？

近年来，关于两弹一星元勋的宣传，关于神舟五号人物的宣传，比较引人注意，党史人物研究要从这个起点上前进。

二是往多写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宽。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物，前面说了，已经开始引起党史界的注意。当然，还要更加引起注意。在这里特别讲一讲还要注意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物。

今年1月25日，温家宝同志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了两位老同志，一位是薛暮桥，一位是陈翰笙。薛一百岁，陈那天正是一百零八岁生日（茶寿）。这次看望，我以为意义重大。一是尊老，二是尊社会科学，三是尊马克思主义学者。尊一尊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老学者，应该说，现在正是需要的时候。这两位学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说，都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陈还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的悼词中的人物。陈、薛写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根据乔木所定的编写方针。编写出来送审的稿子，乔木看了，对把这两位学者写进党史还特别表示赞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本新修订的篇幅更大的著作，按乔木的三个新的态度做了许多工作，可惜没有把这两位人物写进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著作，不是说，后来写的著作要亦步亦趋照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优点和长处不要忽略了，不要抛弃掉。希望第一卷以后再修订时，能够补上去。

三是政治人物也要放宽。

犯过错误、有过争议的人物写不写？重要的、影响大的还是要写。已经出版的党史人物传中，就有陈独秀。陈算不算“党史人物”，是有过争议的，他后来被开除出党了嘛。但开除出党，不等于从历史上把他抹去，他如果在历史上有地位，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其实，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党史人物传执行了毛的这个指示。

由此就联想到胡耀邦。不是要把胡耀邦同陈独秀相提并论。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就胡来说胡，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集、写传记呢？

还有，为英烈写传，要不要也为被错杀的、冤死的中共党员写传呢？精选本军事篇中有先例，为许继慎、段德昌、曾中生立了传，这几位都是在十年内战中被党内错误路线错杀而冤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杀而冤死的写不写呢？《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写到了张志新被错杀，这有胆识有气魄，我很赞成。立传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同志。

除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这些党史人物外，比较不容易的是怎样写普通人物。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读〈金凤自述〉》，一篇是《读〈冀朝铸自述〉》，一篇是《读〈张泽石自述〉》，这三位自述者都是我的同学，都有相当特殊的经历，也许都不好算是应该写入党史的人物。对此，我专门写过一段话：“把这篇《读〈金凤自述〉》列为党史札记中的一篇，是不是主张把金凤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人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最后讲一个问题，我主张写党史人物眼界要宽，但也不能宽得没有边。提这个问题，不是虚拟的，而是经历了一件事情得出的结论。什么事情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李申同志，给我送来一封信和一摞材料，反映一位打着“周易应用”的招牌算命看相的先生，居然胡吹自己被作为重要人物写进了党史！据这位“预测学家”邵伟华自称，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于2001年10月被写进一部党史（风采卷），“这不仅是党中央对我国传统文化《周易》、四柱等信息科学的继承和发扬的关怀与重视，更是对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邵伟华先生及他的研究成果的最终肯定。”

我不相信有这等荒唐事，以为不过是邵和吹邵的人的信口开河。交给党史学会的同志去查，先是告诉我查无此书。要求再查，查来了结果：此书确有，而且是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多卷本，但只有中央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卷，都属正规，没有什么《风采卷》，也查不到关于邵伟华的记载。我以为就可以用“查无此书，实属信口胡吹”十个字回答李申了。但又一想，还是再向此书主编问问吧。一问，结果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此书确有一本卷外卷《风采卷》，是答谢这套大型出版物的赞助单位和个人的，不公开发行，只分送赞助者。邵伟华得讯，出一万八千元赞助，还拿出他与党的领导人的合影，编者不察，让他钻了进来。

2002年10月，邵伟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胜利了！》，说什么这一天是“中央党史编委会”把邵伟华“载入党史一周年”，并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周易》节”！须知，“中央党史编委会”这样的机构是根本没有的！合影照片是很容易伪造和合成的，清末戊戌政变之后，什么人要陷害别人，就到照相馆里把那人的照片同康有为的照片合成在一起，就可以把它当作那人是“康党”的“证据”！何况就是真的合影，本身也不能说明什么。邵伟华是什么人？据他自我介绍：“说白了，就是研究算卦，算命的”。他的事迹，据他自我介绍，就是能算出人的死亡之灾和牢狱之灾，并能为之化解。他的先进性，就是亲自给达官贵人算命，收费很高，贫民百姓来算命，他就介绍给他的徒弟，每次只收六百元！他的著作《周易预测学讲义》、《周易预测例题解》、《四柱预测学》等，经审定被定性为“名为宣传科学，实为卜卦算命，宣扬迷信，社会影响很坏”，并且宣扬到这样荒谬的程度，说什么毛泽东主席领导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依据于周易预测，依据于八卦布阵！因为这个缘故，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几次查禁此书和此类书籍。我手头还有一份新闻出版署1995年新出图1300号文件，就是为处理此书对下属新闻出版局的批复。现在邵伟华宣布“我们胜利了”，是对新闻出版署的胜利吗？还是对什么的胜利？

据那部多卷本的党史书的主编告诉我，他并没有看过这本卷外书，这本卷外书也不公开发行，他已叫经手此事的人告诫邵伟华，不得再以这本书作为宣扬自己的资本！

我是收到李申的揭发信才去请人调查的。除了把查来的结果告诉李申之外，我还能同他说什么呢？只好说：“党史人物编纂，谁交钱谁就能列名，此风若渐，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2004年第6期 步云乡直选的历史意义　作者：吴　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步云直选》一书的出版，无疑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弘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内外瞩目，举世公认。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明显滞后。对此，邓小平曾经表示忧虑。他在1986年9月3日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还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可惜，不争的事实仍然是，关系到整个改革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进展甚微，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敏感的话题。当然，应当承认，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困难，要充分估计其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决不能急切从事，一哄而起，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采取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曾提出明确要求，并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村民自治。迄今全国所有90万个村先后实行直接选举，建立了自治的村民委员会。据民政部考察，其中60%左右进行得比较成功，经过激烈的竞选，村民得到了民主的训练，提高了参与管理政事的愿望和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作过调查，对此也有积极的评价。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众多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村民自治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由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甚微，村民自治的成果也不能不大打折扣，但实践毕竟已经证明，借口农民文化素质低、民主观念差、宗族封建势力影响大而否定村民自治，实质上不过是想剥夺农民合法的政治权利。必须破除这些借口，把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创造力进一步解放出来，完善村民自治，巩固和扩大村民自治的成果。

既然一个村能实行直接选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么，一个乡、一个镇能不能实行直接选举呢?在许多地方犹疑不决的时候，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1998年底在步云乡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通过直接选举建立了乡政府新的领导班子，结果怎么样呢?选民参与的积极性之高是出人意料的，干部受教育之深也是出人意料的。近四年来，直接选举产生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廉洁奉公，比较重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确实为全乡人民谋取福利，为全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们自然想要知道，这次选举是怎样组织的?选举的程序有哪些?在指导思想上有过一些什么考虑?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一些什么阻力和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等等。所有这些，《步云直选》一书和其它报刊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如果人民不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就不是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仍然是一句空话；如果人民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干部，决定干部的去留，民主就落到了实处，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就会为之一变，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也就有了希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

现在不负责任的太平官太多了，他们奉行的原则是不做事没事，做事就出事。只看领导颜色，只重复上级的话，而不去具体化，并把真话变成空话，有人为这种太平官画了个像：“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察，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太平官得到赏识、重用、升迁，导致干部队伍中认真工作、讲求效率的越来越少，逢迎奉承、跑官要官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后果堪忧。我国不少地方的乡镇干部，过去并非没有选举，但候选名单是上级定的，参加选举的人是受控制的，选举只是走走过场，很难反映群众真正的意愿。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决定干部命运的只是少数几个上级领导，干部自然很难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公仆。步云乡冲破了传统的做法，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其效果也就与过去形式上的民主大不相同了。这一点，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就是步云乡经验的最可贵之处。

二十多年前，一个寒冬的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土地大包干，其历史意义当初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但正是这一星星之火，燃起了农村改革的熊熊烈焰，启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四年前，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直接选举，同样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但这并不能说它没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基层单位人民的积极性。步云乡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行乡政权的直接选举，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新的突破，如果能得到重视和推广，必将激发广大农民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新的辉煌。

2004年第6期 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　作者：孟祥才

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所谓的西汉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东汉建武、永平之政等，皆堪称一代盛世。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伴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的悲剧。纵观秦汉的反贪史，不管是其中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无疑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启示。

第一、必须对贪污腐败的巨大危害性保持清醒的认识。秦商鞅，西汉董仲舒、贡禹，东汉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当时的思想家，都反复指明了贪污腐败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侵蚀的严重性。事实上，秦末的腐败流行和兵徭征发等急政一样，都是秦二世灭亡的关键因素。即便是社会经济没有接近崩溃边缘的西汉和东汉后期，也由于官吏的贪污腐败和横行不法，直接造成了民众对现政权离心离德的社会大危机，并进而分别演变为王莽代汉和东汉在张角起义、董卓篡权、军阀混战等事变冲击下走向瓦解。因为，吏治腐败的直接受害对象肯定是广大无辜的普通民众，无论是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损公肥私等种种花样，最终的后果和负担还是不合理地压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民众对官吏的贪污腐败最敏感也最仇视和痛恨。如果出现贪污腐败问题，他们会在忍让承受寄望于政府处理的同时，也以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一旦现政权缺乏或者忽视了对贪官污吏的有效控制，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反抗风暴必然会起来以雷霆之势荡涤一切官场丑恶，秦、新朝和东汉的倒台都是如此。当然，这要以巨大的社会性牺牲为代价。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发生伴随王朝覆灭而来的巨大社会震荡和破坏，清醒的统治者总是对贪污腐败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戒，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贪工作。

第二、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是反贪有效进行的必备前提。秦汉反贪的主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以很大的投入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成完整体系的监察网，东汉时遂基本定型为：尚书令、御史中丞、御史、刺史、郡守(兼)、督邮、县令、长(兼)、廷掾等共同构成的庞大监察机构，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监察官员。实践证明，当整个政治大环境比较健康的时代，秦汉监察机制确实收到了澄清吏治的良好效果。但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例如郡守、县令、长是地方长官，但他们同时也为辖区内的最高监察官，都是集地方行政与监察权于一身。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不但容易造成监察与行政的互相干扰，不利于监察的进行；更重要的是由于监察权的不独立，就使其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使秦汉时代的监察在效能上大大弱化。郡守和县令、长集行政、监察权于一身，他们自己却没有同级监察。督邮、廷掾等既为监察官又同时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当然必须秉承行政长官的意志，因而不可避免地使监察权屈从于行政权。然而，监察权一旦独立，监察体系又成为不受监督的独立王国，为害更烈。这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跳出的怪圈。

第三、反贪污腐败的主要武器只能是法律，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秦律》开始，就继承了战国法治文化的成果，规定有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官吏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对贪官污吏有着强大的震慑力。此后的《汉律》也基本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并有意识地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西汉武帝朝、东汉明帝朝都是如此。此外，两汉在通行法律之外还规定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像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等都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贵、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在反贪领域中的权威性。但更多时候，法律都受到了皇帝、贵戚、宠臣们的破坏，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强调人治的儒学理论导入汉代法律之中，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的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宪等“八义”大行其道，对贪官污吏以各种名义逃脱惩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加速了西汉中、后期腐败之风的蔓延，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吸取。

第四、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虽然有利于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但却极易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官员直接从中损公肥私，大肆侵吞，而且往往会与商人共同勾结，出卖经济情报，或故意贵买贱卖，以此谋取一己私利。同时由于官吏直接经营工商业，也会严重败坏官吏的形象，毒化吏治空气。汉武帝朝所以在强化反贪力度的条件下仍难以有效控制腐败的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府经商政策。王莽新朝吏治的迅速腐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五、统治阶层奢侈享受的不正之风，不仅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是贪污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因为不论在任何一个政权中，官吏的合法收入总是比较固定和有限的，而奢侈享受就像无底洞一样，永远也难以得到满足。如果奢侈享乐形成风气，许多官吏便难免会走上贪污受贿、谋取不义横财的绝路上去。西汉、新莽、东汉中后期的数次吏治腐败高潮，也都与由皇帝、外戚带头掀起来的奢侈歪风有关。倘若奢侈无度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则无论怎样加大反贪力度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在享受贪欲的刺激下，贪官污吏总会层出不穷的涌现，直至吏治彻底崩溃的绝境。

第六、民众在反贪中要有发言权。秦汉反贪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民众参与反贪、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实际上在逐渐减弱。两汉都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东汉时还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陡黜官吏的依据之一。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就是在民众的揭发下败露的。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贪官污吏们无论怎样试图遮掩贪污腐败的事实，虽然可能逃脱上级的监察，但要完全逃脱民众的眼睛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反贪过程中必须避免不应有的黑箱操作，不能单纯依赖往往有官官相护嫌疑的官僚队伍自身，要鼓励民众，并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让民众敢于也乐于参加到反贪中去。这样，哪怕是再隐晦的贪污腐败丑行，也会大白于天下。

第七、表彰廉吏、提高官吏自身修养水平对保持官吏廉洁奉公是必要的，但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更不能迷信。因为品质优异、能够自觉做到廉洁奉公的官吏永远只能是少数，从整体上要求官僚队伍达到他们的道德水准是不可能的。譬如汉宣帝反贪就特别重视表彰廉吏，希望全体官吏们都能以他们为榜样，可实际效果并不见佳。一方面贪官污吏们决不会按照榜样们的标准来修正自己，还是在利益驱动下照贪不误；二是反而出现了许多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像王成、黄霸等人的清廉美行都是人为宣传出来的，当谎言被戳穿以后，更加剧了腐败问题的恶化。这种情况在东汉尤其突出。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秦汉反贪皆以失败而告终的结果，证明了在专制主义政体的条件下，想要比较彻底地解决吏治的贪污腐败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取得一些局部的、阶段性的成果。中国古代社会所以不断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喜剧，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

2004年第6期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作者：孙有光

1949年，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队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便衣警卫工作。队部住颐和园内的东七所，颐和园内的保卫工作也归我们队负责。高富有队长还兼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亚子先生是1949年3月底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住的，他的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全归我们便衣队管，因此，我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先生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和打管理员，周恩来副主席对柳亚子先生的批评及田家英同志给柳亚子先生送毛主席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经过。现回忆如下。

一、中共中央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柳亚子应邀北上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安排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柳亚子先生偕夫人郑佩宜女士于1949年2月27日，由中共党员乔冠华等同志协助送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由金仲华、罗雁子、赵扶等护送，同行的还有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张伯、沈休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王芸生、曹禺及随行家属等男女长幼共27人，他们乔装改扮,有的冒充船员，有的扮作管舱员或管账先生。柳亚子先生身穿灰色长衫，目光炯炯，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心里十分清楚，伟大的事业在远方召唤。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海轮自香港启程时，他赋七绝一首：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从香港北行的海轮上，每天晚上总是有兴趣盎然的晚会。柳亚子一路放歌，豪情满怀，经过6天的航行，于1949年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海轮靠岸，烟台市徐市长和驻军贾参谋长已在码头上热情迎候。

3月18日上午10时，专车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许广平等数十人在车站热烈相迎，面对如此热烈的礼遇，柳亚子心潮激荡，即撰《抵北平感赋》：

旧游十五年前事，此日重来一惘然。

尊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

是夜寓居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翌日傍晚，叶剑英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出席者有李维汉、齐燕铭、连贯等人。叶剑英致欢迎词，指出：此刻犹如百里征途刚刚开始，今后要在军事、政治上继续取得胜利，尚相当艰苦。即使一切反动势力俱已铲除，犹如辟一平地，其一切建设也非容易，贵乎大家的努力合作。

席间柳亚子和陈叔通相继发言。柳亚子非常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呼万岁，彼得意。尽黄酒十余大杯，数年来无此乐事矣。”柳亚子由香港到北平，可以说是一路春风得意。

由于建国在即，北平热火朝天，他多年不见的老友陆续云集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先生们也大都下榻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德国饭店，相距都不太远。这些大饭店都有专车来往，可以互访叙旧，听时事报告，参加民盟例会，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大专院校，对柳亚子先生都很方便。尤其是住在六国饭店的几十名老友随时可访。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二、移居引起的牢骚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移居北平。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央确定六国饭店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三十余人下榻和工作的地方。为此，决定原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搬出该饭店，分别移居他处。有的迁往北京饭店，有的迁往德国饭店，有的另辟公馆。通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内的益寿堂。

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到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他在1949年3月28日，撰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先生搬进颐和园益寿堂，他的生活供给和安全都归我们便衣队负责，为了照顾好他，高富有队长特意分配两名便衣队员，其中一名专管安全，另一名专管生活。柳亚子到颐和园时，就是带着不满情绪去的。他看到在他周围为他服务的都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八路”，与他在六国饭店时的服务员相比，有很大的反差。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影响他工作和休息等等。总之，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顺眼。

他虽然居住在相对偏僻的颐和园，但去看望他的人却不少，经常有人来给他传递一些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看望某代表团，接见某来人的消息。特别是毛主席1949年4月3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李济深、马叙伦、蔡廷锴、陈其尤等民主人士，就国共和谈进行了交谈。他还听说，在此前，毛主席还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过傅作义。他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他心里很不平衡，因此动不动就发脾气。

便衣队员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队部，高富有队长说：“柳亚子先生是高级民主人士，还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要尊重他。因此，在他发脾气时，大家要忍耐。”但武装警卫战士，尤其是门卫、哨兵，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按照上级布置的规定，对不认识的人要查问，这就引起了柳亚子先生对门卫、哨兵的不满。

1949年4月5日，柳亚子先生到西苑逛市场，买回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小型石膏像，门卫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家户的亲友（当时东宫门内和知春亭东侧住有十多家市民），就挡住问他：“找谁？”这一下惹他生气了，他说：“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说着就举起拐杖打门卫，门卫举起右手迎他的拐杖，由于怕用力过猛把这个老先生推倒，结果右臂挨了一拐杖，但门卫还是不让他进。在东宫门内住的居民围了一圈，在看热闹。几个便衣队员看见宫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一看，是柳亚子先生在与门卫吵架，就说服门卫让他进来了。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在景福阁召开保卫工作会议，景福阁周围布置了武装警卫哨，不是参加会议的人，不让上景福阁。偏偏这时柳亚子先生偕夫人要上景福阁，又受到哨兵挡驾，他又大骂哨兵，生气而返。

当天上午保卫工作会议结束后，高富有就把以上情况向李克农、方志纯、王凡等社会部的领导作了汇报。

1949年4月7日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宴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柳亚子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忘了他，就更生气了，牢骚也更多了。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高富有将他这些言论即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对柳亚子的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只是因为周副主席那几天特别忙：一方面在筹备召开新政协，一方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谈，还要协助毛主席指挥军队作战，经常废寝忘食，没有时间与柳亚子谈话。周副主席给高富有打了电话，要他照顾好柳亚子先生的生活，不要惹他生气，并特别嘱咐要注意柳亚子先生安全。尽管我们队员小心谨慎，怕他生气，但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

在周副主席到颐和园宴请邵力子以后不久，大约是4月12日，柳亚子先生提出，要吃炒青扁豆角和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管理员到东宫门外、青龙桥、西苑、海淀等菜市场跑了个遍，都没有这两种菜。他一边走一边想，这类菜六七月份才能上市，现在才四月，为时尚早，买不着也不为过，回去给柳亚子先生解释解释，想他也会理解的，因此，也没有再到城里去买。

柳亚子先生本来就有气，一看到管理员回来，没有买回他想要吃的那两种菜，气就上来了。询问间，管理员刚要向他解释，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柳亚子先生就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并说：“你没有尽到职责，还讲什么客观理由！”

这个管理员是我在军大时的同学，他在部队任过连队的副指导员，是和我一起从军大调到便衣队来的，出身于贫农家庭，在部队立过功，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人忠诚厚道，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由于在革命阵营见惯了上下级平等，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对旧军队、旧政府那种以上压下、以强凌弱的人际关系是深恶痛绝的。这个同志在被打耳光后，感到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侮辱，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柳亚子老先生又能怎样呢？能还手吗？不能。只有委曲求全。但这口怨气总是咽不下去。于是，便伤心地去找高富有队长，回到队部就有回到家的感觉，见到高富有队长就像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哭起来了。他边哭边说：“我有什么错误，可以批评甚至处分，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我还是愿意做好工作的，怎么不容分说，就随便动手打人呢？”

但在这种情况下，高富有队长能说什么呢？只能做安慰、劝导、解释工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要想开一些。为了党的事业，你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有苦处回家里诉说这很好。柳亚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诗人、高级知识分子，他长期与我党合作，是支持革命的。这次他来北平，是我党请来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很尊重他，因他有病身体不好，让他来颐和园住，有些活动没有请他参加，他有些误解，打骂门卫、哨兵，也打了你一耳光。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说明你很有涵养，你做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宽大容忍和委曲求全’，我想你一定能把委屈化为力量，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经过高富有队长做工作，这位管理员同志的情绪好多了，他说：“请组织相信我，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一定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这件事，尽自己的能力把工作搞好。”

管理员同志走后，高富有回想起柳亚子先生前几天说过“坐冷板凳”“投昆明湖”“吊死在益寿堂”以及打门卫、骂哨兵，这次又打管理员耳光，这些举动并不单纯是对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不满，而是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没有接见他不满的一种不良情绪的反应，就将这一情况及时向李克农部长做了汇报，希望领导同志能来和柳亚子先生谈谈。当李克农部长向周副主席汇报之后，周副主席说：“我要抽时间去见他，我要批评他。”

三、周恩来对柳亚子的批评

1949年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发电报给张治中并南京政府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各代表，拒绝在《国共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当天，人民解放军30万大军就渡过了长江。这时周副主席的工作，比起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时轻松了一些。

1949年4月22日上午，周副主席电话通知高富有说：“我要和邓颖超同志请柳亚子先生夫妇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你和颐和园管理处的另一位同志作陪。”在预定的吃饭时间之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就到达了听鹂馆，周副主席让高富有把柳亚子先生到颐和园以后发牢骚的话及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显然这是进一步核实情况。在处理问题之前，周副主席总是要再三核对落实，搞清事实的真相，这是周副主席处理问题的一贯作风。然后，周副主席对高富有说：“我没有时间陪他们吃饭，这里有邓大姐同你们一起陪他们，我要批评他，饭后你们一定要陪他们夫妇到寓所，保证安全，不要让他们发生任何事情。”

吃饭的时间到了，柳亚子先生和夫人郑佩宜女士按时到达了听鹂馆，宾主握手寒暄之后入席，周副主席站起来举杯祝酒，在觥筹交错相互碰杯之际，周副主席说：“为柳先生和柳夫人的健康干杯！”干杯后，大家在开始举筷品尝菜时，周副主席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到北平已经20多天了，由于忙，没有及时来拜访和请教先生，请柳先生谅解。最近听说柳先生情绪不大好，我感到很不安，今天特来拜访先生。”周副主席先简单介绍了一下与南京政府谈判破裂，我30万大军已渡过长江以及时局发展的情况。紧接着周副主席很直率地说起了柳先生与门卫、哨兵、管理员之间发生的几件不愉快的事情。说：“我们的同志刚进城，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把事情办好，惹柳先生生气了；不过这几件事，柳先生你做的也过分了。我们的朱总司令，可谓影响大、职位高，可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战士，没有动过战士一指头。打人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是不容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领导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门卫、警卫战士应当和气。他们做错了事情，可以指出来，可以批评教育，动手打人就不对了。”柳亚子先生听着，只是点头，没有说话，看上去他在反思。周副主席接着说：“门卫就是为了门里的人的安全才设的嘛！如果门卫对不认识的人，不查证件、不闻不问，谁都可以随便出入，那设门卫还有什么用？门卫对不认识的生人阻挡询问，这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不管，就是失职。我也遇到过门卫阻挡，不让进门的事，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就遇到过，不单我遇到过，陈毅同志、彭真同志、邓子恢同志都遇到过，其他民主人士朋友也遇到过。希望柳先生对门卫、哨兵的工作能够理解。”柳亚子先生再次连连点头。这时，周副主席慢慢坐下，心平气和地说：“至于柳先生说的要‘投湖’‘上吊’，那就更不对了。我们刚刚进城，百废待兴，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主人士朋友来参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因为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没有麻烦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这时柳亚子先生的表情轻松多了。

说罢，周副主席微笑着站起来伸出右手说：“柳先生、郑女士，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有邓颖超、高富有同志陪你们，希望你们吃好，喝好，多多保重。”说完就与柳先生夫妇一一握手告辞，匆匆离席。

高富有紧随周副主席走出听鹂馆门外时，周副主席再次对高富有说：“柳先生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有的食品蔬菜，西郊市场买不到，可到城里东单菜市场买菜，到东安市场买水果。如果这些地方也买不到，可到北京饭店，你们便衣队的副指导员沈平同志不是还兼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吗？让他想办法嘛！总之，柳先生的生活水平，不要低于住北京饭店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

高富有遵照周副主席的嘱托，后来派人去东单菜市场和东安市场，果然买到了柳先生要的蔬菜和水果。柳亚子先生满意了。

通过周副主席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们便衣队员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我们认识到搞好保卫工作，也必须搞好保卫对象的服务工作。

四、毛主席赠《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柳亚子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柳亚子先生虽说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批评，但他也得到了一些信息：将来他在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从此，他再也没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过脾气，但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很少出门，多数时间在家里抄书稿，撰书写信，整邮票，贴照片，有时也对着孙中山先生的小石膏像发呆，出门也只是在益寿堂门外或是上景福阁打太极拳。

1949年4月29日上午，柳亚子先生又开始到远处活动了，他偕夫人郑佩宜女士游了仁寿殿、玉兰堂、排云殿等处，中午回到益寿堂院里，见到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他拆开信，看到是毛主席的赠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他很高兴，当场就朗读起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读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时，稍停了片刻，紧接着又继续读，读完全诗，并连声说“好诗，好诗”。田家英临走时还告诉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说，请你多保重身体，他抽时间来看望你。”毛主席在诗中劝说柳亚子先生，节制牢骚放眼未来，留在北京参加建国大业。这和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对柳亚子批评时让他“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是一致的，也许周副主席把柳亚子在颐和园说的“投湖”“上吊”等牢骚话和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事给毛主席详细汇报过。

1949年4月29日下午，柳亚子先生没有出门，在家写诗两首:

其一

《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史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其二

《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

昌言吾拜心肝赤，养士君倾礼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

倘遣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柳亚子先生移居颐和园以后，情绪一天比一天低，牢骚一天比一天多，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可以说他的牢骚是“一浪高过一浪”。至4月22日受到周副主席的批评，情绪开始走向平静，到29日，他读到毛主席的《和诗》，他的情绪就完全转过来了。29日下午，在他写的《次韵》、《叠韵》两首诗中，有了“未必严光忆富江”、“躬耕原不恋吴江”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开始考虑在北平定居了。这时，他只是盼望毛主席尽快来看望他。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候来？”只隔了一天，到了1949年5月1日，毛主席到颐和园来看望他了，并邀请他同游了颐和园。

1949年5月5日上午,毛主席派秘书田家英，用自己的坐车到颐和园把柳亚子先生夫妇接上，赴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中午毛主席请柳亚子先生到双清别墅畅谈并共进午餐；下午三时，田家英送柳亚子先生夫妇回到颐和园益寿堂。这一天柳亚子先生非常高兴。

从毛主席看望柳亚子并同游颐和园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柳亚子先生向身边工作人员发过牢骚。总的说来，柳亚子的牢骚，是从3月26日通知让他从六国饭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给他送《诗》止，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发生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先生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时，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已经全部搬到了中南海，我们便衣队在西郊的便衣警卫任务已经完成，也准备搬到城里东城区西裱褙胡同原美国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住过的那个院子里。柳亚子先生在颐和园时，吃住警卫都是我们便衣队负责的，我们要搬走，当然首先要安排好柳亚子先生。这时我们便衣队的副指导员沈平同志还兼着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周恩来总理就让柳亚子先生先搬进北京饭店，生活安全乃由沈平和我们在北京饭店的队员负责，并说，柳亚子先生的住址以后中央另作安排。这样柳亚子先生就在1949年11月初搬到了北京饭店。柳亚子先生走后，我们便衣队也就从颐和园搬到了西裱褙胡同。

2004年第6期 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　作者：潘祝平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总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恼。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总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五、苏杰、唐韵超5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3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1948年5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年8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1948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8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1932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为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为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2004年第6期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斗”志士　作者：钟兆云

1895年日本侵略者强行割占台湾，遭到台湾爱国军民的殊死抵抗，自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以下，共有3.2万余众伤亡（其中阵亡4642人），几占其所投兵力的一半。在11月28日，日本接收台湾全权大员、驻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宣称“全台已完全平定”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台岛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声浪从未停止，数百万台湾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在不见硝烟的“文斗”战场上，一批社会贤达、文化名人，以自己的方式为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文化进行着不懈的抗争。成绩卓著者，有林献堂、连横、蒋渭水、赖和等人。

一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殖民当局开展“大扫除”，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之际，出身台中雾峰望族、久有抗日志的林献堂决心以“文”抗日，开展以“反同化”为旗帜的非武力斗争，在其居家莱园组织起栎社。作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栎社在保存祖国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入栎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此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栎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在这么个特定的时空里，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的优秀分子发抒了共同的感叹，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割台后两岸情感的痛苦和挣扎。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并写下《莱园杂咏》十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等陪同下到台湾诸地参观，深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情怀所感动。还在日本时，梁启超就曾游经马关，对着马关就想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澎的恨事，他写下了“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的诗句，用以表达一腔悲愤。

当台湾的爱国遗老为梁启超设宴洗尘时，他始终被一种爱国爱民的悲愤所笼罩，当场挥毫两诗。其一云：“樽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泪而情见于诗，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流露出他以民族大义与台湾父老相期勉，至于“对面长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台不脱祖国版图的千古英雄郑成功。

旅台期间，梁启超还专门改编了十首台湾民歌（他后来名其《台湾竹枝词》，在小序中，公然申明是为“遗黎写哀”），其中一首为：“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时？”此诗从表面看是妻子思郎之作，但深层却寓含着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之情，蕴含着吁请祖国不要忘记他们的大声呼喊。

梁启超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和林献堂一样，连横也是出身台湾望族，其祖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漳州府移来，世代经商，家业迭兴。日本侵台后，连家的“芳兰号”烟铺及水田被强行征收，连氏家族迁台六代经营所得，就此毁于一旦。连横少好读书，稍长即有反清爱国思想。出于对殖民统治的憎恨，连横发起成立古诗社“南社”，与林献堂的栎社相互唱和。日俄战争爆发，他携眷离台赴厦门，与友人合作创办《福建日日新日报》，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所往来。但他实在难舍祖辈的坟茔之地，于是仍在海峡两岸来回穿梭。

梁启超离台后，作为台湾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和改良主义领袖的林献堂，就一直没有沉默过。在他发动下，莱园栎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18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1914年12月，日本自由主义者、明治维新的功臣伯爵板垣退助来台成立“台湾同化会”。林献堂等一批改良派和知识分子，误以为日本当局真的把台湾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了，于是纷纷加入。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而做了“台湾同化会”的领导人，他天真地向日本当局争起台湾的待遇来，并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事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不久，这个“同化会”就被日本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接着，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面临停办，栎社的活动也日益维艰（后在该社基础上另建起台湾文社），林献堂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动，避免无谓牺牲”的教导为信条，乃暂居日本。

从大陆复归台湾的连横见此情状，心怀愤恨。为反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打破殖民者篡改台湾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灵魂的阴谋，他决定撰写《台湾通史》，保存祖国文化，使今人后世不忘台湾历史。由于他一向注意搜集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史料，在民国初年又曾被延入清史馆，有机会接触到重要史实，在台湾士子中最具备写此通史的条件。他竟日埋头书房，为台湾这个岛屿的本质、真相而废寝忘食地钻研，痛哭流涕地反思。经5年呕心沥血，终于在1920年出版煌煌巨著《台湾通史》。此书上溯隋朝，下至甲午，涉及近千余年之史事，在台湾文献史的地位甚高。

二

当连横给世人留下如此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因而成为台湾的一代名儒、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时，林献堂等人也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对于刚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从事政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也深切地感觉到了这股时局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他们满怀期望一个“新世界”，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和平、自由与平等。出于乐观的看法，他们发起了一连串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林献堂，应运组织起了新民会，其最初宗旨便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新民会的政治运动重点，就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斟酌，决定进行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新民会通过《台湾青年》等刊物，掀起了要求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要求建立“台湾议会”，允许台湾人参政。1921年2月，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交了请愿书。此举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自此以降至1934年，一共发起了15次此项请愿运动。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有声有色地走到“合法”的民族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林献堂发动第一次请愿运动后，日本在台湾的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虽然没有同意建立“台湾议会”，但为了敷衍这些改良主义的绅士们，还是设置了一个“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亲任会长，特聘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殖民当局原想以“御用文人”的高官厚禄方式，来收买林献堂等人，使他们自愿停止民权运动。谁知林献堂并不买账，依然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诺诺，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本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1921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各阶层进步分子，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在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性质的文化团体的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纷纷成立读书会等文化团体。台湾总督府对林献堂恼羞成怒，1922年罢免了他的“评议员”职务。在殖民当局强大的压力下，林献堂只好宣布退出议会设置运动。

蒋渭水的骨头似乎更硬一些。1923年1月，因不满林献堂等人“变节”，蒋渭水本着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出面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时，遭日警驱散。于是，蒋渭水亲往东京，重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在台湾设立支部，台湾总督认为“此为非法组织反日团体”。这年底当蒋渭水回台湾率众请愿时，殖民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将他们逮捕。台湾人民和部分支持台湾民权运动的日本人，在法庭上与殖民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庭斗争。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学生李思祯（台湾嘉义人）以所创“台湾尚志社”名义，召开在厦台湾学生大会，并作宣言书，寄送于台湾、东京及国内各地。

看到各地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为平息事端，只好下令法院释放大部分被捕者，对蒋渭水等首领只判了4个月的象征性监禁。

在蒋渭水等人被捕期间，林献堂又再度出面，领导请愿运动。《台湾民报》也配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一篇题为《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的社论中，把欧战前后的变动比作“世界有史以来的大地震”，文中指出：“回顾我们的台湾，虽然是绝海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对于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像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文末更以“充实我们的智识，俾使顺应世界潮流”相号召。

相隔不久，1925年3月21日，《台湾民报》又发表社论，说：

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势的势力都会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

为了“以台制台”，和林献堂等人及所领导的请愿运动和台湾文化协会相对抗，1923年11月，日本第九任台湾总督内田嘉吉任命汉奸辜显荣创设“台湾公益会”。

辜显荣挖空心思以讨殖民当局的欢心。1924年底，他特地邀请在日本讲学名动公卿的宗亲、享誉世界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来台“教化事业”。台湾虽已由日本统治了近30个年头，但辜鸿铭仍觉这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一到这里，便宣扬孔孟之道和他所持的中国文化救世说，一时成为台湾新旧文学之争两派交攻的目标。连横亲自在《台湾诗萃》上发表赞赏文章，对辜来台讲学表示热烈欢迎，张我军等一批主张新文化的台湾青年，则陆续刊发了不少讨辜檄文。

辜显荣劝辜鸿铭安心留在台湾，还说“宁为太平狗，勿为乱世民”。辜鸿铭斥之为“混账话”，愤然表示：“在异族统治下，不管怎样，千万要对得起良知，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这话留在了辜显荣记忆深处，留在了辜振甫（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现为海基会董事长）等台湾辜氏家庭的后人心里。

日本新任总督伊泽多喜男还未看到内田嘉吉下令开办的“台湾公益会”收到什么成效，就得知台北爱国人士200余人集会议决重建被殖民当局毁坏的孔庙。虽然台北孔庙直到1939年才最后竣工，但开工之后不久，便有台北民间组织的“崇圣会”在此举行祭孔大典。当殖民当局野蛮摧残台湾各族文化之时，台北孔庙却成了台民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集会场所。

随着革命的深入，由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台湾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却发生了分裂，分化为三股不同的力量：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他们仍然顽固地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新文协会员有的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切实行动，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明确：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协会”坚持和弘扬的“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如果说这是“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去日本化”。殖民当局对新文协的行动感到恐慌，不断进行干涉和破坏，并将王敏川等人逮捕。

也是1927年，因大陆内乱，原台湾文化协会会员连横又迁回到了台湾。在大陆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张继、章炳麟等人，并经张继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回台湾后，连横即在台中参加了林献堂主持的汉文教学班，为教育后学而尽心血。1928年，为抗议日本人禁台人使用闽南语，连横又与人合作创办“雅堂书局”（连横字雅堂），只卖汉文书，不卖日文书，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作为对日本殖民当局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分子，林献堂虽然有着局限性，但他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和蒋渭水等发起建立的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以此为契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教战线并不寂寞，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与殖民当局展开斗争，奏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号。

但随着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引发了林献堂、蔡培火等改良主义者的不满，终于在1930年8月脱离，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次年2月，日本总督府强行将民众党取缔，早已被视为眼中钉的台湾文化协会也随之被取缔。“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只存在10年时间，但对台湾社会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931年8月，就在台湾民众党和台湾文化协会相继被取消后不久，蒋渭水去世。这位有着台湾“圣雄甘地”之誉的医生，临终还就此发表声明，不忘告诉自己的同志：“台湾人的解放，不可能单靠知识阶级及有产阶级完成之。全台湾人的自由，必俟工人、农民、无产市民奋战。惟其如是，方能获取解放运动之完善结果。”

三

1931年9月，日本悍然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湾宣传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事变的第三天，该报的四个版面尽是有关东北战情的报道，大小标题反映的重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听收音机和看国际媒体，成了林献堂仰赖的讯息来源。作为富家人，他自家拥有收音机，不要像穷苦人要从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那样的广播塔，和《台湾日日新报》一样，都是殖民当局的宣传管道。

当时欧洲各国报刊，如瑞士《日内瓦报》、《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道中直接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提出质疑，并隐约传达出日本人掩耳盗铃的伎俩。林献堂这位有反省力的台籍爱国绅士，身在曹营，虽然有时也难免与殖民者虚与委蛇，但仍旧深藏着一颗作为中国人的朴素的心。他对日本蓄意发动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深表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接受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汉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撄冠拒容忽视》等，以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曾任该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台湾新民报》真正反映了台湾人的心声，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也更加扩大了宣传渠道，除收音机、报纸之外，还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总督府作如此欺骗宣传不够，为防止台湾民众站在中国大陆那头，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

看到台湾民众“合法”的民权运动差不多就此画上了句号，连横悲愤之余，乃让独子连震东赴上海，投奔国民党元老张继。他在给张继的信中说：“……弟仅此子，雅不欲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对国之忧心，对儿之期望，跃然纸上。

四

1934年，日本政府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提出所谓台湾“自治改革案”，以收买以林献堂等为代表的台湾上层分子。还拟成立各州“国防议会”，以“政府人民团结”的口号，诱惑台民入会，以图把台湾建成日本的“国防第一线”。为此，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和海军元帅黎本宫亲王双双来台，鼓励所谓“国防第一线运动”，并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举行成立典礼。

消息传出，台湾爱国民众同声讨伐。在“合法”的民权运动遭受扼制之时，他们决心以非常手段破坏这次“国防议会”成立大会。9月29日，即“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成立前两天，青年工人郑清水只身潜入日本基隆警察署，埋下炸弹，炸毁了部分建筑物，并炸伤多名日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殖民当局十分恐慌，台湾第十六任总督中川健藏一面下令封锁消息，一面布置搜索。郑清水在杀伤追捕的日警后，毅然剖腹自杀，年仅21岁。

10月，东港乌龙23岁的青年杨万宝，为反抗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国防第一线”，杀死日警，被俘关押后仍与看守搏斗，越狱逃出。日本出动数千名警察和团丁，漫山遍野搜捕，毫无收获。这位勇敢无畏的青年后来病死于山中。同月，台湾紫云寺道士曾宗组织“众友会”起义，失败后会员427人被捕……

这些新一轮的“暴乱”，使殖民当局惊恐之余，加紧了对台民思想、行为的控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的日本台湾总督中川健藏，情知民主法律为敌掌握并利用的危害性，乃勒令林献堂停止他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采取的是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绪和要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化启蒙尚未蓬勃开展之前，这项运动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的火把，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连横既反对台湾成为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更不愿看到和平请愿也遭殖民当局扼杀的局面，于是他再次从日本控制下的台湾迁回大陆，定居上海。1936年6月，连横因肝癌在上海病逝。2个月后，其孙连战（现为台湾国民党主席）在西安出世。在孙子未出生前，连横便遗言子媳：“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这就是“连战”名字的来历。

身为历史学家的连横真是先知先觉了，如他所料的那样，1937年，日本挑起了“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台湾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强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在其推行的所谓“皇民化运动”中，文教界尤其受到箝制，不要说《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连中文都严禁使用。

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文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2004年第6期 周总理与《中国青年》杂志　作者：邢方群

“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广大人民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敬爱的领导人发自内心的歌颂。周总理有宽广的胸怀，他胸中装着广大人民；他对新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成长，更时常挂在心中。我从1953年到1963年担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从周总理关注这个杂志就可以感受到他对青年的热爱。

（一）

1953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刊载一篇译文，题为《抽烟的害处》。文章着重叙述尼古丁对人体的严重危害，说“只要用十五分之一滴的尼古丁注入狗的血管中，狗就会死亡。一个人抽一支烟就几乎有千分之一克的尼古丁侵入人的身体。这个数量相当于能使人致命的分量的五十分到四十分之一。”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国内外都传说斯大林生前吸烟太多，以致得了不治之症，于是有些人开始不吸烟或少吸烟。《中国青年》杂志刊出这篇文章后，由于这个杂志发行量大，读者又不限于青年，抽烟的害处便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以至香烟的销售量大为减少。四川省一个专区的烟酒专卖公司在一个季度没有完成销售计划，便埋怨《中国青年》杂志。不少青年写信问编辑部，既然吸烟有那么大的害处，为什么政府还允许农民种植烟叶？烟厂生产香烟？商店出售香烟？这些情况总理得知后，在一次会上，他说，在青年中提倡禁烟是完全应该的；但吸烟在中国以至全世界，有长期的历史，有广泛的群众性，因此，政府不能下令一律禁止种烟卖烟和吸烟。他还指出，《中国青年》杂志登的那篇文章，在某些论述上把尼古丁的害处夸大了。文章说，一个人吸入多少尼古丁就会死亡，但要知道，抽烟的人不是一次就把那么多的尼古丁吸入体内的。另外，还有个国家税收问题。我们编辑人员听到总理的讲话后，认识到，宣传一个事物，不论是赞成或反对，都要注意科学性，对事物要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当然，总理是不赞成吸烟的，他自己就从不吸烟。

（二）

1957年10月初，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一篇文章，是周总理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总理嘱交《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我们听了很高兴，急忙派人把文章取来，还附有两幅照片。文章和照片都刊载在1957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0期上。现在我翻阅那期杂志，从一幅照片看出，周总理坐在美国青年中间，面带笑容，手打着拍子，与青年一起欢快地歌唱。另一幅照片是周总理俯身在一个乐器（类似“吉他”）上签名，两旁站着一些美国青年在注视着。总理同美国青年的谈话，口气亲切，立场鲜明。他一开始就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往来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41位，你们作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一个美国青年问：“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周总理说：“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会有好处。……任何一个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29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一个美国青年提出：“美国国务院曾多次说过，在中国发生过种种暴行，被清除的人以百万计，这就作为不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又说，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愿意评论一下？”总理答道：“一个革命的国家，当她初建成以后，总有一些反对新政权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国家要消除一些，镇压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总之，这是我们的内政……至于说到在西藏发生的什么事情，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倒是美国有一部分人通过西藏的几个坏分子，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这就是世界上常说的在别的国家进行的颠覆活动。这是一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周总理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亲切坦诚的谈话，美国青年代表团很感动，团长说：“我代表大家感谢总理给予我们来华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光荣。”

（三）

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共青团员、五好战士、解放军原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他的模范事迹在沈阳人民和青少年中传诵着。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报纸先后刊载了雷锋的部分日记。共青团中央于2月15日发出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决定出学习雷锋专辑。为此，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请为雷锋题词。信是在2月中旬发出的。编辑部首先收到周总理的题词，词句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后，编辑部又收到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报刊要求刊登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有的报纸还要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为雷锋题词。周总理听说毛主席题了词，叫秘书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社，询问毛主席题词的内容。我们向总理作了报告。于是总理作了第二次题词，词句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周总理题的这几句话，显然是经过思考的。因为毛主席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周总理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四）

1963年10月18日晚，《中国青年》杂志社为纪念创刊40周年（创刊日期为1923年10月20日），在团中央礼堂举行晚会，并在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举办一个展览，陈列有关《中国青年》杂志历史文物和当前状况的种种资料、图表、历年出版的杂志以及一些读者的反映等。我们夙知周总理关怀青年，也关心团的报刊工作，特发柬请总理前来参加纪念会。晚上八点钟左右，总理来了，我们事先已知道总理要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刘西元同志在礼堂门口等候，我也在场。总理来后先到展览室参观，他在室内边走边看边问边讲，我在他身旁作解说。杂志社不少同志聚集在一边，亲睹总理的风采，亲聆总理的教诲。当他翻阅陈列着的《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1期（内容多是介绍“毛选”第四卷）时，批评说，文章太长了，和《红旗》杂志差不多，青年看不完，我们老头子看也觉得多了。帮助青年读“毛选”，最好一个问题讲一段，一年把四卷讲完，最好用札记的形式。文章多了，当时学起来也许有些心得，但是往往看不细，理解不深，过后还是忘了，短些的文章好。总理看到一个青年手抄的《中国青年》雷锋专辑（按：这个青年当时买不到那期专辑，向别人借来一册，亲自抄录有关雷锋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手抄本寄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很有感慨地说：“这证明你们刊物的发行份数需要增加。”又说：“你们还要把青年中这类动人的材料经常向我们反映，向各方面宣传。”总理绕着展览室参观了一遍，就站在一张长桌子旁，面向大家，对《中国青年》的方针和内容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说，党和政府考虑问题，要为全体人民着想，从刚生下来的小孩到老年人，都要想到。婴儿要进婴儿室、托儿所；稍长一些，要进小学；青年要学习、结婚、参加劳动；老年人要安度晚年，这些问题都要放在我们心里。拿青年来说，农村青年占绝大多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有的也要去农村，这就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总理指出，你们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40周年，应该考虑今后20年怎么办？要有计划，确定新的方针。现在刊物发行145万份，百分之七八十在城市，只有很少部分在农村，无论从发行情况和刊物内容来看，都和农村青年的需要不适应，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进。我看今后《中国青年》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总理说，如果你们愿意和能够担负这个任务，我就要替你们为增加纸张而奋斗。你们要我来，我就要解决这点问题。

1965年2月26日，周总理接见各中央局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出席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几次提到《中国青年》杂志，叫杂志专门设一栏，讲农村青年的问题，每期至少要一半讲农村。内容里面有政治、农业生产知识、农业技术知识、农村通讯。要登些新的歌，要简谱的；要有革命的歌曲，搞些漫画，漫画要画得简单些。当时参加会议的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说，这个刊物的转变，还要一个过程，长期以来主要是给城市青年看的。团中央还有一个刊物，叫《农村青年》，今后要加强领导。

周总理对《中国青年》杂志的关怀，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对广大青年的重视。另外，我们亲爱的邓颖超同志，也同周总理一样，关怀《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原《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黎勤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就不重复了。

2004年第6期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　作者：杨培新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设想，可以利用“在商言商”的口号，动员舆论工具，支持和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站起来，反对和对抗四大家族，把党的统一战线扩大到工商界，进一步孤立四大家族。在这一方针下，1943年让我到重庆《商务日报》当记者。运用“在商言商”方针，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及其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由于党的方针符合实际，民族资产阶级逐步站了出来，促成了反对四大家族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诞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上世纪40年代，这一斗争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运用重庆《商务日报》，团结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掠夺的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筹备《商务日报》上海版的斗争；1947年参加上海《文汇报》，揭露四大家族的斗争；1948年参加创办香港《文汇报》，揭露国民党垂死挣扎，发行金圆券的斗争。

运用重庆《商务日报》，开展反对四大家族掠夺的斗争

重庆《商务日报》是重庆市商会的机关报，温少鹤家族支持这家报纸。三青团看到报纸的困难，乘人之危，抢夺了这家报纸，派高允斌当了社长。但是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争夺权力。军统、中统割据一方，社内既无国民党的组织，也成立不了三青团，党认为必须乘虚而入。原有的共产党员徐淡卢、徐逸安进入经理部，又让我进去当外勤记者，要我在数月内成为名记者，夺取采访部主任职务。董必武同志亲自制定了具体方针，并让他的秘书鲁明随时传达他的决定。徐逸安承担对高允斌的争取工作。当时总主笔周寒梅和总编辑金东平靠发表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共产党的新闻和文章领取津贴和赏金。中政校毕业的傅某凭采访部主任头衔到自流井找盐商，混到了钱和一个美丽的妻子。经理则乘机取得贷款，经商赚钱。社长高允斌大权旁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供给几元钱的津贴，由于法币贬值，仅能买到几盒香烟。高允斌想收回实权，仰仗徐逸安出谋划策并组织一批人。我们提出“在商言商”的主张，建议不登反共新闻，以提高报格，并提出支持工商界反对统制经济的呼声。董必武同志指出，支持金东平参加中外记者团去延安，以便调虎离山，由我们接替编辑部和校对室，掌握发稿权。由我们推荐一批外勤记者占领采访部。王烈望主笔是交通大学教授，比较接近我党，因此言论部多发表支持工商界的社论，由少发到最后不发反共言论。

在斗争中，对我们的对手采取只挤不赶的策略。金东平从延安归来，我们已经占领编辑部所有岗位，他急于上班，我们要高允斌采取拖延的办法，照发工资，不让上班。我们工资发不出，但他的工资却保证照发不误。日子久了，他习惯于不干活光拿钱的生活，从而避免了矛盾激化。

《商务日报》被我们争取过来以后，从1943年到1949年重庆解放，中共党员彭友今同志一直安然掌握实权。我们利用“在商言商”这个社会习用的口号，隐蔽政治面貌，真正做到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完满实现了党在国民党地区的方针。董必武同志十分看重这一时期的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交待鲁明，要好好总结这段工作经验。

《商务日报》在商言商，在政治新闻方面，只发中央社的新闻，不登载左的言论，对工商界的利益坚决维护，深得工商界的拥护。沿海内迁工厂组织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头面人物如章乃器、吴羹梅、吴蕴初、胡厥文、范旭东、李烛尘和金融界的王志莘、陈光甫、徐国懋，都把《商务日报》当做自己的报纸。四川企业界的温少鹤、范崇实、何北衡、胡子昂以及自流井的盐商、内江的糖商，都支持我们。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四大家族，我们对受四大家族欺凌和奴役的政学系也予以同情和支持，例如支持中国植物油料厂的张禹九、张肖梅，反对复兴公司垄断植物油出口。他的兄弟张嘉深得美国的支持，回国以后，特地约我在黄山见面，发泄对四大家族的不满。1945年中央银行黄金加价舞弊案发生后，我们集中火力攻击主事的宋子文及郭锦坤，放过政学系的财政部长俞鸿钧，这使他对我们产生了好感。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对抗四大家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阵线，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我约《新华日报》记者李普同志一起去看李烛尘，李对政府低价收购永利公司产品发了一顿牢骚，我把它发了新闻。李生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可是几日后，国民党却提高了其产品收购价格。从此，李烛尘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交往。后来李烛尘作为共产党提名的工商界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出任轻工业部长。

到上海再办一个《商务日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努力争取和平，准备议会斗争，同时准备打仗。我党对《商务日报》团结工商界孤立四大家族的作用，作了足够的估计，考虑要在上海再办一个《商务日报》。潘念之老师是老共产党员，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他向周恩来同志建议，充分利用《商务日报》，并由广大华行卢绪章处拨给五百万元法币作为筹备经费。通过俞鸿钧的秘书黄苗子和吴铁城的秘书汪公纪，取得他们的介绍信，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桢、社会局长吴开先、敌伪产业管理局长刘攻芸、南京内政部长张厉生，批准《商务日报》在上海出版，并拨给虹口三处敌伪产业房屋。党内指定宦乡、闵刚侯、王纪华帮助筹备，并争取民革的李世璋、李维城、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民盟的吴晗支持报纸。我们在工商界得到胡厥文、余名钰、王志莘、周耀平等的支持。《新华日报》上海复刊未果.准备将卷筒印刷机转移给《商务日报》。当时负责筹备的有钦本立、徐逸安和我，我们不拿工资，靠写稿自筹生活费。我白天跑关系，夜晚给生活书店写书，给《文萃》投稿。

《商务日报》上海版对宣传我党主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起了重要作用。

参加上海《文汇报》

当时万事齐备，只等和平局面来临，就出版报纸。但是后来和谈破裂，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退，我们决定停止《商务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参加上海《文汇报》工作。《商务日报》的到沪人员刘火子、王思曙、程光锐已参加《文汇报》编辑部，我和钦本立决定也到《文汇报》工作。我写信给徐铸成，徐铸成立即约见，欢迎我们去《文汇报》主持经济版。1947年3月我们进《文汇报》，是为了便于继续执行团结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的方针。

在重庆期间，我就看到桂林《大公报》具有自己的特色，言论比较公正，对文化界比较接近，并知道是徐铸成主持该报。上海《文汇报》则是新闻界的一朵奇葩。它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创刊，在暗杀、恐吓中坚强不屈。抗战胜利后复刊，徐铸成和总经理严宝礼，吸纳了宦乡、陈虞荪、孟秋江等知名报人、共产党员，反对内战，敢与国民党抗衡，深得文化界、学生、工人的欢迎，成为群众运动的号角。《文汇报》是大型报刊，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为了在工商界中扩大影响，礼聘张锡昌、寿进文、秦柳方等经济学家主编经济新闻，并撰写社论。徐铸成对我和钦本立进《文汇报》深表欢迎。由我主编经济新闻并撰写一部分“编者的话”。钦本立、王思曙、夏其言同志采访经济新闻。王思曙写的《中国植物油厂内幕》，深刻揭露他们的丑闻。报纸上不时出现一些精彩的新闻和专栏文章，成为上海《文汇报》的新亮点。我夜间去上班，看一万几千字的没有标点的稿件，边看边打标点。到凌晨再划出版样，加上标题，最后看过大样，步行回虹口休息。报馆提供龙井茶，泡上浓浓一杯，提神看稿。回家后兴奋，难以入睡。同时还应姜椿芳同志之邀，为苏商《时代日报》写半周经济述评，并一度应陈虞荪同志推荐，帮助《新民报》编“生意经”。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坚持阵地，成为群众运动的号角。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在1947年5月，利用复旦学潮中吴国桢挨打事件，下令封闭三报，并逮捕《文汇报》记者麦少楣、《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中共党员孟秋江同志是《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利用记者身份到各大学学潮中采访之机，向学生运动领导人通消息，传达指示。报纸被封后，他迅速隐蔽。他曾写信慰问我，说他在我居处附近打转，但不能相见，要我提高警惕，夜间不要在家过夜，患难之中见真情。不久他避难去香港。

在这紧张时刻，《文萃》编辑陈子涛经常在夜间来我家，彻夜编稿，黎明离去。他说，已得到党的支持，决定编印《文萃》地下版，要求我们给以支持。《文萃》的住处不能住了，他们要把房子顶出去，并从而筹集印刷费。徐逸安同志帮助找一位地下商人租下编辑部住地。国民党侦察房子盘顶经过，但由于经过报纸登过招租广告，无法加罪，只得作罢。《文萃》地下版，印了好几期，有《论纸老虎》、《新傀儡戏》。《文萃》封底印有读者扛着一支笔的暗记，出版后到外滩批发，报纸一抢而光。国民党政府穷追陈子涛。陈子涛一次到印刷厂看校样，被卧底的特务逮到，一对照片，才知道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陈子涛，被中统局逮捕。陈子涛把校样咽下腹中，使特务无法追究撰稿人名单。陈子涛与麦少楣同拘于中统局拘留站。由于陈坚不吐实，被打断腿，终无所得。后来被押送南京，和编辑骆何民同被处以绞刑，英勇牺牲。经理部的吴承德等下落不明，后来才在宁波发现他们的尸体，弄清他们光荣牺牲的事迹。对陈子涛等烈士，我深为敬仰，追怀不已。

为《文萃》、《经济周报》写稿中，拆穿国民党利诱政学系和民族资本家的阴谋。国民党内战中耗尽了黄金和外汇。这时让张嘉当中央银行总裁，引诱陈光甫、秦润卿等出任外汇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些职务，企图装出一副笑脸，拉拢他们，为四大家族效力。我写了《两张的财权》（两张指张群、张嘉）、《美金公债不是生意经》，劝阻他们不要存有幻想。张嘉邀我见面，我面劝张嘉不要为他们殉葬。后来张嘉赴美，张禹九到南洋，都不去台湾，秦润卿等留在上海。

筹备香港《文汇报》

徐铸成在《新民报》复刊后，曾希冀和叶楚伧公子叶元合作，利用《国民午报》牌子，出版《文汇报》，但国民党绝不松口。不久，徐铸成告诉我，潘汉年是他的表亲，曾劝他不要对国民党再抱幻想，不如到香港去复刊《文汇报》，再销到上海、青岛、平津。徐并邀请我到香港一起参与《文汇报》的复刊，以回应国民党查封报馆的暴行。我和宦乡商量，他赞成这一决策。

1948年夏，我到香港见到徐铸成、马季良、孟秋江、刘火子、王思曙等一些熟人。借陈济棠公子的荷里活道房屋和印刷机，积极筹备复刊事宜。1948年9月3日香港《文汇报》出版。徐要求我除主编经济新闻外，兼任副经理，管理经理部工作。丁君是经理，他筹备印刷厂后不久，就不辞而别，返回上海。

党对《文汇报》复刊，作了安排。由民革李济深先生支持筹集部分资金。《华商报》在香港职工中很有威信，但希望《文汇报》复刊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这些中间阶层同情共产党。当时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香港，人才济济，足以办个有影响的大报。由总编辑马季良（即唐纳）负责联系李济深。马季良在重庆经徐盈介绍找过我，当时，他以盛苹臣秘书身份出现，转达盛宣怀七公子盛老七邀我创办宣怀经济研究所的要求。徐铸成告诉我，马季良为潘汉年奔走于港沪之间。马季良是谦谦君子，他出身于苏州旺族，在电影界很有地位。他在港期间，做完夜班，还给他的爱人写情书。不久，离开《文汇报》到联合国工作，后来听说在巴黎开了一家饭馆。据蒋湘军告诉我，马是为了躲开江青的权势而出国的。文革后，我深深佩服他的真知灼见。

我在香港《文汇报》每晚编辑经济新闻，深夜回家，次日上午又到报馆处理经理部工作。当时，我主要联系章乃器、王宽诚、庄世平、郑铁如、黄长水等工商界头面人物，并且得到他们的热诚帮助。经济新闻记者有王思曙、刘柏桦，他们很辛勤努力。同时还得到《经济导报》赵元浩、孙孺、陈文川等的帮助。王思曙是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生，经金仲华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工作。他刻苦努力，很快熟悉了经济报道。后来一起到上海，参加《文汇报》，担任经济记者。香港《文汇报》创刊后，他又担任经济记者。建国后，他到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担任处长，并出任香港金融工委成员。1957年因代表民建综述成员鸣放情况，转述弼马温官卑职小的意见，竟被划为右派。后来分配到东北密山劳动，因扛树木过重，昏倒路旁，冻饿而死，真令人浩叹。刘柏桦是《华商报》总编刘思慕先生的弟弟，是一个好记者，我离开《文汇报》后他曾任总编辑，在“四人帮”统治年代，受折磨死在岗位上。马锐筹是我在恩施《新湖北日报》同事，后邀到重庆《商务日报》任编辑部主任。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做新闻工作。“二二八”事件后，被捕入狱。释放后到日本，看到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是杨培新，赶到香港找我。我引见乔冠华，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他辛勤工作，鞠躬尽瘁死在岗位上。

香港《文汇报》初战告捷。主要是两个事件中取得了成功：

一是淮海战役中忠实报道，得读者好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占领开封，国民党作了虚假报道，而《文汇报》如实报道，令读者震惊。当时一般报纸，均报道解放军为“共匪”，《华商报》则称国民党军队为“蒋匪”。徐铸成认为，应称为共军和国军，对战事如实报道，中央社、美联社和新华社的新闻一起登。对于这点新闻界同仁不无微词。但现在看来，当时工商界思想比较保守，对《文汇报》这样的报道方式还能接受。这正是《文汇报》成功之处。香港领导人乔冠华、夏衍也赞成《文汇报》以中间偏左的面目出现。当时香港要了解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非看《文汇报》不可，这使《文汇报》销路激增。

二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文汇报》戳穿内幕，使工商界避免了—些损失。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把抗日战争中积累的黄金和外汇花个干净。1948年8月19日王云五发行金圆券时，手中既无外汇也无黄金，是想把民间储存的黄金、外汇，连骗带抢掠到手中。

香港《文汇报》的上海特派员钦本立和南京特派员浦熙修，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库存被消耗干净如实报道出来，估计物价限价最多能维持一个月，这个报道使工商界震惊，币信破坏无遗，兴起了抢购风，引起了市场崩溃，人心动摇，使这个阴谋彻底破产。当时有些报纸为国民党捧场，为金圆券造势，凡是迷信国民党宣传的商人，遭受巨大的损失。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帮助部分商人避免或减少了损失。社会上日益相信《文汇报》的报道，也使《文汇报》销路日增。

香港报纸每天早晨在利源东街批发，新创刊的《文汇报》销路天天增加，为国民党鼓吹的报纸销路日蹙。这就使新闻界猛醒。香港《大公报》的王芸生、杨刚、李纯青等倡议和共产党合作。从而形成《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三报大联合的局面。新闻界的通气会议有乔冠华（代表新华社）、夏衍（代表《华商报》）、金仲华（代表《国际新闻社》、刘思慕、张铁生（代表《华商报》）、徐铸成和我（代表《文汇报》）、王芸生、李纯青、杨刚（代表《大公报》）等参加。从此改变了新闻界力量的对比，扭转了舆论动向，为新中国的成立呼唤。

浦熙修、钦本立和天津特派员潘静远对《文汇报》作出特殊的贡献。浦熙修和我在1943年重庆新闻界的长寿电力考察中认识，人称“浦二姐”。她写的《长寿之行》很有文采，宛如一篇桃花源记，我为之折服。她是江南才女、诗书世家。浦二姐秀丽温柔，文笔流畅，和《大公报》的彭子冈同为新闻界的女中豪杰。浦二姐对我们十分友善、谦和。她的报道冒了很大风险，厥功甚伟。可叹的是浦二姐、浦三姐（彭德怀夫人）先后遭受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文革的沉重打击。浦二姐身患癌症，过早谢世。这是好人一生坎坷，令人感叹不已。

钦本立是我的老战友。他由闵刚侯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他性格直率，写的文章锋芒毕露。抗战胜利后，一同到上海筹备《商务日报》，后来一起参加《文汇报》。他写的《美帝侵华史》，很有见解。他留在上海，为《文汇报》提供了很好的新闻和通讯。他和浦熙修一起参与上海《文汇报》建国后复刊，闯出了办报的新路。三中全会后，他和李鸿礼创办《世界经济导报》，我建议它应成为中国改革的号角。徐铸成评为最好的报纸之一。可惜他身患癌症，过早离世，对这个老战友，我们怀念不已。

香港《文汇报》的孟秋江同志也是令人怀念的勇者。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道学潮、工潮中，发挥了号角作用。他后在天津《进步日报》任社长，再派回香港《文汇报》任社长。文革中应召回国后，被立即押到会场批斗。对“四人帮”的暴行，他以自杀抗争。我曾到张自忠路他的寓所，听到他自杀的情节，真为他以生命直批“四人帮”逆鳞的壮举，感佩不已。

香港《文汇报》在创办之初，经济拮据，同仁工资常拖延发给。严宝礼曾一度到港，带来部分资金，但主要靠民革筹措。香港《文汇报》同仁，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副经理，有愧于心，没有同仁的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就没有香港《文汇报》今天的辉煌局面。

香港《文汇报》的成功，应当说，徐铸成厥功最伟。徐铸成是优秀的报人，最好的新闻记者，他在上海沦陷期间，面对日本人的暗杀、恐吓毫不畏惧。在《大公报》张季鸾传人中，最先站出来和共产党合作。他在艰辛奋斗的日子里，创办香港《文汇报》，建国后复刊上海《文汇报》，走出办报的新路子。他爱听京戏，能言善饮，有他的个人嗜好，有文人的个性，但并不妨碍他作为直言不讳、秉笔直抒的新闻记者品质。由于徐铸成在群众中很有威望，被定为政协代表，离港北上。临行前要我接任发行人，我盼他早日返港。

1949年北平解放，我认为“在商言商”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的使命已经完成，新中国即将成立，我准备到北平去。临行前我向乔冠华汇报，请求党直接领导《文汇报》，解决《文汇报》的资金困难。我从此结束了40年代的记者生涯。

香港《文汇报》现已如日中天，前途似锦。报纸庆祝创办五十五周年，缅怀创业艰辛实属明智之举。昔日艰辛与今日辉煌不可分离。特撰此文，以追悼前贤，抒发哀思，并祝贺今日同仁，共庆盛典，开创未来更加辉煌的局面。

2004年第6期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作者：马洪林

一、引子

197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小礼堂突然召开了一次由他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参加，进驻上海师院工宣队团长孙林宝、政委张惠明，驻政史系工宣队连长王金宝、副指导员李芝道，上海师院革委会主任缪财生，教师马洪林、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出席的小型座谈会。此事被“四人帮”当权者定名为“元月座谈会”，并由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整理成《座谈会纪要》，据说还上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座谈会的基调是：上海某些高等学校的资产阶级势力包围了工宣队，工宣队在资产阶级势力进攻面前打了败仗，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月1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会，由徐景贤向全市文教、卫生、出版、科技等系统传达。随之，掀起了揪斗“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浪潮。张春桥特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坐镇上海师院政史系，直接指挥批斗以鄙人为代表的所谓“政史系资产阶级势力”。在篡党夺权百忙中的张春桥，兴师动众去围攻一个高校的小助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你看了正文就会明白，原来张春桥做贼心虚了。

二、正文

1970年1月9日下午4时左右，我从上海师院第十教工宿舍122号起居室，走到东头出口处报插取《人民日报》，这时政史系政治辅导员朱爱慈正送一个小青年从楼梯上下来，我一看是《文汇报》理论部的记者郭志坤，他约我写过稿子，也可以说是熟人了，可他和朱爱慈朝我笑笑，不打招呼，侧身而过。我以为这些“无冕之王”一向目中无人，做梦也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1970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枪声就是命令》的思想评论，指桑骂槐地说：“对于那些敌视革命，死抱住旧文科的一小撮人，红卫兵就是要造他的反，贴他的大字报。”公开挑动红卫兵造我们这些抵制“四人帮”的人的反。11日中午12时许，上海师院的所有高音喇叭播放着同一个声音：“请马洪林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到院革会办公室，有要事相商。”我听到广播，立即穿上破棉袄，提起拉链包，从西首门洞走出第十教工宿舍，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停在水泥路上，缪财生打开车门招呼我上车，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有什么重大政治任务？”缪说：“不清楚，到了市革会就知道了。”

到了康平路原市委书记处大门口，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拦住汽车，拿着一张打印的名单，一一验明正身，才放入院内。有一位穿军装的秘书特意领着我在前面登上台阶进入小礼堂的前厅，记得左侧是衣帽间，右侧是盥洗室。又进入一道玻璃门，见是一个大会议室，中间放着几排橘黄色长条桌椅，最里面居中坐着一位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中年人，埋首在看一份《白头简报》，秘书把我领到他面前，附耳说了什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一束冷酷的目光从镜片后斜射过来，指着面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我见是张春桥，立即想起1967年1月28日我和同事们因抗议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大学抓捕学生，而参加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进入交通大学校园时，被“反到底兵团”关起大门抓住，在教学大楼关押一夜，返校后又受到本校“反逆流”干将以“幕后策划者”的追查，心中一直愤愤不平。

下午2时整，会议室已坐满了与会者，有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朱永嘉、徐海涛、郭志坤等，冠盖如云，谋臣如雨。徐景贤环顾左右说：“项立岭同志怎么还没来？”张春桥忙说：“用你的车，快去接！”王铎全自告奋勇：“我认识项立岭的家，我陪你去。”不多时，项立岭身穿呢短大衣进来了，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

张春桥用山东普通话语气严峻地开场说：“昨天晚上看了《文汇报》送来的《简报》，一夜没睡着。在上面批了八个字：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今天找师院政史系的同志开个座谈会，想了解一下下面进行大批判的情况。师院政史系的情况值得注意，为什么写大批判文章却受到阻碍呢？究竟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马洪林同志，你是大批判组长，谈谈你们那里大批判进行得怎么样？”

我不知是计，盲目相信张春桥的话，立刻振作精神一五一十地报告，本系组织过多少次批判会，发表过多少篇批判文章，编写过多少部革命教材，本系斗、批、改成绩如何辉煌。忽然听到张春桥大喝一声：“你不要讲了!我今天才知道下边是怎么欺骗我们的。你说的全是假话，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有人被你蒙蔽了，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们不是讲分析形势吗？师院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对比应怎么估计？分析形势总是要从阶级关系分析，师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原来占绝对优势，工宣队进校后改变了多少？事实上，你们那里的资产阶级包围了工宣队，用各种方式把我们的工宣队包围着。”我一时被惊呆了，一个中央领导人、上海市的一把手怎么这样专横无理？我说的全是事实，怎么全是假话呢？何况政史系的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学生缪财生、教师项、王、汤都在座，他们都是大批判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原来张春桥只相信手中那份颠倒黑白的《白头简报》。

据查，《白头简报》是一种不署名、不注明出处的机密报告，由“四人帮”的联络员搜集整理，经《文汇报》印刷，直送“四人帮”头头专阅。此份《白头简报》以项立岭诬告工宣队压制他写大批判文章的信件为主要内容，由项立岭等在密室精心炮制，经郭志坤剪裁成文，在《文汇报》印刷并密报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我有幸拜读过这份《白头简报》，其特点是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对话、有背景，深文周纳，假话假说，伪造得和真的一样。这份题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发表后，上海师院政史系无动于衷死水一潭》的《简报》共四大部分：

（1）上海师院政史系形成一股资产阶级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包围了工宣队。主要人物都是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干将，灵魂人物是马洪林，复旦校友兵团头头王春瑜是急先锋。

（2）政史系工宣队晕头转向，对积极参加大批判的同志进行压制，马洪林吹捧工宣队篡得身兼三职，没有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没有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指向誓死保卫春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市革会写作班成员项立岭同志连续被批判6次。工宣队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3）政史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法外，没有对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更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列出了18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认为应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

（4）政史系炮打情绪严重，至今未受到批判，有人暗中搜集春桥同志的黑材料，马洪林甚至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的黑材料”，企图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思潮至今没有收敛。

张春桥睡不着觉，其因盖出于此。

徐景贤的语气则充满了杀机，他说：“马洪林同志，听说你不辞辛苦，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黑材料，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上海写作班，你竟敢诬蔑‘丁学雷’写作班，是在丁家花园里学雷锋。”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文革年代，收集江青、张春桥的材料，攻击“四人帮”的写作班子，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前面张春桥的开场白虽然极具煽动性，但我仍迷信他们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总得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吧!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不识阴谋家的险恶用心，竟强项争辩说：“我参加过炮打春桥同志，但没有收集过一份黑材料，只是觉得上海写作班用丁学雷作笔名欠妥。我一直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岂能混淆黑白!”

张春桥听了哈哈大笑，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啊!你的革命大方向完全错了。我张某人怕什么？我出生入死干革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想不到遇上你这位阎王爷，使我平生不得志。景贤啊，可别小看了这些人，他们人数少能量大，呼风唤雨，借刀杀人。人家马洪林是大学教师，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徐心领神会地说：“我是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张春桥又问：“洪文呢？”王洪文以不学无术为荣地说：“我小学毕业。”张春桥绵里藏针语带讥讽：“是啊，我是济南正谊中学的中学生。我们都是中小学生，人家大学教师能看得起咱吗？我可告诉你们，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一股死硬的资产阶级势力，是上海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他气呼呼地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马洪林同志，不要说你有一麻袋黑材料，就是有十麻袋黑材料，我照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凶狠地点着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和我说：“你们是师院的豺狼虎豹!我们这些人要当心，别落进豺狼虎豹之口哟!我今天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阎王，解放小鬼项立岭同志。”我吃惊地看着张春桥骄横的样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以为击中了我的要害，又猫哭耗子假慈悲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你别紧张，我们都是同志嘛！我是打不倒的，不信，问问你的学生缪财生同志，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多次领着红卫兵炮打我，我张春桥不还是张春桥吗？他炮打我，还担任你们院革会主任，我不是照样很信任他吗？此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又说：“我和文元同志开了关于大批判的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开展不起来？为什么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行动？我和文元是小人物，讲话没人听。《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1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总该听了吧!”并把“政史系不搞革命大批判”的罪名强加在工宣队身上，说什么“我很怀疑有些人拿着工宣队的旗号干刘少奇的事，不准人家搞大批判!”他还批评徐海涛镇压不力，说什么：“徐海涛，今天我又要批评你了!你这个名字不错呀!可惜呀!你既没有海，也没有涛!”我这时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追缴那子虚乌有的“一麻袋黑材料”。

关于本人整了张春桥“一麻袋黑材料”的传说，在师院传播已久。我确实拜读过张春桥的《龙华集》，一张一张地翻阅过张春桥主编的《解放日报》合订本，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访问我的一些师生，指出张春桥在《龙华路上》引用革命志士张恺帆《龙华古寺仰高风》诗之不伦不类，在《莫斯科的月亮》抄袭胡适“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东施效颦。也说过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有片面之处。一位政治辅导员曾亲眼目睹我在系资料室翻阅《解放日报》，并询问我翻阅这些陈年旧报干什么？今天已无法确定谁是吹出“一麻袋黑材料”的始作俑者，但也使我体验到文革期间的人心险恶。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上海师院的第二个月初就采取“九四”行动，996名工宣队员把师院翻了个底朝天，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这“一麻袋黑材料”，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是一介寒士，为人处世从不设防，常以直言敢谏自诩。听张春桥还把我叫成同志，又书生气十足地冒死进谏说：“现在北京的梁效，上海的丁学雷、罗思鼎领导着全国的大批判运动。上海写作班住在丁家花园，用丁学雷笔名不妥。因为丁家花园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丁香置的欧式花园洋房私宅，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组怎可冠以卖国贼小妾的姓氏呢？”

这几句大实话，刺得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阵骚动，只听会场上轰然一声，许多人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大声吼叫：“马洪林，你炮打思潮至今还未收敛，今天还当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不服气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王洪文最有“造反派脾气”，他擂着桌子大叫：“马洪林，你再狡辩就砸烂你的狗头!你现在还在炮打，有些话是很恶毒的，你把写作班比作什么？有些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资产阶级专政，搞独立王国。”以大批判杀人出名的“姚棍子”则对项立岭说：“你们这些造反派，锐气哪里去了，怎么棱角都磨光了，为什么不写文章反驳他们？”

张春桥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不小心把面前茶杯打翻了，茶水顺着台面流到我的面前，我赶紧用抹布把水擦干，引来张春桥一声冷笑：“你们看，马洪林这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特点就是口甜手勤，而老干部的特点则是个个老奸巨猾。”徐景贤接着无限上纲地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吹、捧、抬、拍的方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比糖衣炮弹还厉害一百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接着王秀珍对我进行“触及灵魂”的批判。可惜她声音沙哑，不如张春桥那样能言善辩，声声如刀。

这次座谈会挂帅印的自然是张春桥，他一擂鼓点，其部属必轮番上阵。其中以徐景贤最会揣摩主子的意图，对张春桥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他紧锣密鼓地说：“师院政史系的工宣队打了败仗，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占领了那里的文化思想阵地。马洪林同志，你是教育革命组长，大批判组长，又是教材编写组长，身兼三职，你不嫌太多了吗？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张春桥显然感到对我几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还没有制服又酸又硬的我，便拿出一份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宣读一遍，并解释说：“最近发现有人在农村演出时，公然在舞台上丑化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明目张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在台下看戏的复旦大学写作班，竟然拍手叫好，简直是麻木不仁。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我特意亲自起草这个文件，对破坏样板戏的人处以极刑。”徐景贤明知故问：“春桥同志，什么叫极刑呀？”张春桥得意地向椅背上一靠，厉声高叫：“极刑，就是枪毙!”又霍地站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全场：“极刑，就是杀头，明白吗？”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张春桥挥笔杀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张春桥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秘书叫张春桥去吃晚饭，他摆摆手说：“不吃了，今天要斗争到底!”

张春桥接着对王洪文说：“上海煤气公司有个小技术员桑伟川，竟然狗胆包天，写文章与文元同志商榷，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辩护，我亲自写了编者按语，把他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让人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大毒草。听说他不服气，那就叫工总司派人押他到各工厂批判，我就不相信武器的批判不能战胜思想的批判。”桑伟川拒绝出席，手执铁棍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就用铁棍把他挑起来抬到各工厂游斗。桑伟川被“武器的批判”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直到被逼疯了，仍然像猫玩老鼠一样，对他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批判。

张春桥一看表，已是晚上7点，从2点至此，我已经站了5个小时。张春桥宣布：“今天座谈会就开到这里。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希望你今后挺起腰杆子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我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座谈会心中不服，拎起拉链包转身走出大厅，发现张春桥跟在后边，就加快步伐走出过厅，在下台阶时张春桥竟追上来与我握手言别，一时又把我弄糊涂了，可我一到家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我不敢相信，他那“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的话言犹在耳，怎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三、余响

从此我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元月座谈会”次日，我被押回松江县佘山公社陈坊桥大队江秋八队接受审查。下午，在佘山旁的凤凰山大草棚内召开全院大会，张惠明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布置了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战斗任务。政史系工宣队被诬陷包庇重用炮打情绪严重的教师，连长指导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揪斗他们的名字写得巴斗大。但工人师傅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并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被以“轮换”为名赶回工厂。为了打垮师院的“资产阶级势力”，工宣队召开了“宽严大会”，当场给师院附小校长曹娴戴上手铐，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把王春瑜揪上台示众，宣布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对所有参加炮打的教师进行抄家；对王春瑜实行毁灭性抄家，即把所有家具砸得粉碎，把书籍全部撕成碎片。同时还隔离审查了蒋葆庆、孙仲发、陈新权，日夜逼供交待炮打张春桥的“罪行”。王春瑜被折磨得了急性肝炎，生命垂危；陈新权被长期关押患了肺病，仍批斗不止。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新权昏厥跌倒直挺挺躺在地上，批判者竟说他是因为被揭发“攻击林副统帅”吓昏的，倒在地上是装死，冲上去反剪他的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拖起来继续批斗。

座谈会不久，佘山脚下开来了一长串车队，由徐海涛带队，有上海各高校的头头，《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记者现场观摩，开始押我到各系科、各生产队游斗。我的贱名被写得有一人高且倒立打叉，涂满了江南山野乡村的白墙。虽然没有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和坐喷气式飞机，但在“批马领导小组”精心策划下，到5月31日返校前，已进行了上百场的“口诛笔伐”，折磨得我面黄肌瘦、形销骨立。他们还在《文汇报》上撰写了长篇大批判文章《从康有为到刘少奇》，批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谓改良主义，诬陷我编写的《商鞅变法》是为改良主义招魂，鼓吹“三自一包”，企图从理论上把我压倒。这期间我企图以死抗争，梦想效法屈原投江自沉或追随外语系的龚皓跳罗山自裁，都因被人日夜看守而未成千古恨。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敝校被大批判逼死了22人，夏乃儒教授惊异地说：“马洪林被张春桥点名批判未死，是师院文革的一大奇迹。”这期间，张春桥遥控指挥着手下人给他的密报《对市革会元月座谈会的反映》简报（1—11期），穷追所谓黑材料而未得逞。

5月31日上午，一辆大客车把政史系教工从松江佘山拉到师院卫生室前停下，当全体教工下车回家时，工宣队宣布我留下，押回政史系继续隔离审查。当他们把车门关上时，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凄惨的叫声：“爸爸，回家!”我不顾一切地站起来，看到我的小女儿马燕站在车下哭泣。看守人伸出头大喝一声：“你爸爸是反革命，不能回家！”而大客车押解着我调头就走，这小女孩竟发疯似的在车尾狂追不舍，直到她那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汽车扬起的尘埃之中。

我的囚室设在师院东部办公楼西出口楼梯右边北向房间，内设两张双层床，令我睡在一张床的上层，下床要报告，以免逃逸；另一张床横在门口，由两个中国“盖世太保”蛇盘狼踞其上，严密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四壁和门窗早已贴满了大字报和文革流行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马洪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我简直就像被关在一个用大字报糊成的纸笼子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样顶牛到7月1日党的生日，我这个共产党员才被“特赦”回家。

再说时令到了九月初，张春桥在师院的联络员特意到系里通知我：“今天下午一点半，在东部礼堂召开全院大会，你必须准时参加。”我对张春桥遥控千万人追查“莫须有”的“一麻袋黑材料”反感透了，届时不仅拒绝赴会，而且在床上高卧不起。据说主持人准时在东部礼堂主席台上大叫：“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押上来示众!”满礼堂的人站起来四处张望，不见鄙人的影子，立即闹轰轰响成一片。主持人被我的蔑视惹恼了，他站起来大喊：“这还了得！派人去抓马洪林到现场批斗！”专案组长得令，立刻率领一批小将飞奔到第十教工宿舍，架起我的双臂，脚不点地冲出人群，直奔东部礼堂而去。

东部礼堂正门大开，我被押着从正中甬道走向主席台。这个礼堂原系华东音乐学院的演出厅，该院迁走后留给我们师院的，共鸣效果极佳，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山呼海啸般的怒吼，真是慑人心魄，荡人元气。也许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训，我故意昂首漫步，模仿走向刑场的志士状，气得会议主持者们暴跳如雷。我被押上主席台右侧，仍像一头山东倔驴不肯就范，这时从台下跳出来两条“武林高手”，拼命揿着我的头向下压，我则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撑，在垂死挣扎中我听到造谣公司老总们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主持人拍着台子问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你认罪不认罪？”我认为这些打手的发言全是胡说八道，只回答了两句话：“谎言重复千遍也不能成为真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我在一片打倒的吼声中被轰出了会场。

我不堪凌辱，多次提出申请，要求回老家种田，均遭拒绝。1972年春，我被押着作环绕上海一周的拉练，当走到昔日我参加“四清”的金山县松隐公社田间时，陈新权问我：“远处土堆上的人在干什么？”我过去曾和贫下中农在那里烧过砖，便不假思索地说：“贫下中农在那里造窑，准备烧砖!”有“包打听”火速报告领队，谎称：“马洪林诬蔑贫下中农造谣!”不容分说，当晚就在松隐公社七一大队对我召开了批判大会。

1976年夏季，上海高校掀起了支援西藏的活动。据说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夜之间要求支援西藏的大红纸决心书，挂满了系办公室前50米的长廊。那时我隶属于中国历史教研组，教研组长是我的老师陈旭麓教授，他动员我支援西藏，可以暂时脱离“上海陷阱”之苦。

1976年7月14日，我和上海高校42名战友到达拉萨西藏师范学院（今西藏大学），1978年7月15日离开拉萨，经敦煌、北京、青岛返回上海。在西藏整整两年为翻身农奴服务，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新华社驻拉萨的资深记者魏辅政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职于新华社江苏分社，也是支藏干部。他与我作过几次长谈，对我遭到“四人帮”迫害非常同情，挺身而出要为我这个小人物写一份通天的新华社《内参》。他说只印22份，直送每位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为我平反的批示，由上海市教委主任兼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同志亲赴上海师范大学本部指导为我平反。

1976年12月28日，西藏党政军民两万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大会，我作为自治区宣传系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举行了群众大游行。著名歌唱家、西藏歌舞团团长才旦卓玛走过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马老师，你第二次解放了，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

2004年第6期 在父亲王森然身边的日子　作者：王润琴

童时的记忆

在我小的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他整年不在家，当时是在直隶保定教书，后来嫁给田汉的安娥、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张苏的夫人齐树容都是他那时的学生。武昌起义爆发，他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并不让他的大妹妹裹小脚，还送她到定州城里去读书，大姑多次偷着跑回家，常常把脚再裹上，当时女人不裹脚是让人耻笑的，而且会嫁不出去。那是父亲在当时对封建社会的最早冲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专门接见了父亲。

父亲很喜欢我，记得六岁那年，就让我跟着两个姑姑上了定州城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的幼儿园。五四运动后的很长时间父亲辗转在北方各地教书，那时他和邓中夏、何孟雄一起投入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和革命工作，因而遭到北洋军阀头目曹锟的通缉，被迫避往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的掩护，并结识杜斌丞，与李子洲、魏野畴先后往陕北榆林，刘志丹是他在榆林中学所教的学生，刘澜涛谈到父亲说：“尤其令我追念的是，王森然同志也是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启蒙作用的师表，其实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陕北的范围。”父亲后来到山东一师任教，教国文专修科国语教学法课程，山东第一师范也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李广田、邓广铭、臧克家都是当时的进步学生。父亲在该校任教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五卅罢课”，大大壮大并发展了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因为革命浪潮猛烈冲击着军阀统治，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祸根”，因此又遭到张宗昌的通缉，便由蔡和森介绍，与蒋听松到绥远，仍为军阀蒋鸿煜捉拿，最后被迫来到北京。

父亲任教于文化大学和四存中学的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听课，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就开始于这个时期。我家就在离北大不远的骑河楼公寓居住，后又搬到附近胡同里一个叫做慧兴寺的尼姑庵内，是个很安静的院子。那时我在张雪门主持的孔德学校上小学，一直受到奶奶的照顾，还是很少能见到父亲，早晨我起床他走了；晚上我上床，他还没到家；他白天忙着上课，夜里不停地写文章。回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里，我家来往的人很多，至今印象仍很深的有胡也频、蒋冰之（丁玲）、于赓虞、焦菊隐、许超远、沈从文等等，他们经常在深夜里，谈论国家大事和文学艺术，常常争论不休。那个时期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差不多每天吃完晚饭，父亲都还没有回来，胡也频叔叔和蒋姑姑就带我到骑河楼东口的北河沿散步，等着父亲，蒋姑姑特别喜欢我，总是紧紧地搂着我，一路上他们谈论着我听不太懂的事情。这样的温情每想起如今仍历历在目，永远难忘。尽管在以后几十年的时光中，包括父亲的晚年，都只忆及胡也频，很少提起丁玲。

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的父亲

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接办了天津《大公报》，父亲在北京师范教课期间，受聘为《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父亲在为创刊号撰《本刊缘起与宗旨》中写道：“本刊最要紧的宗旨，是从根本上去整理，切切实实地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把高尚的、优美的提倡起来，使一般人确实知道真善美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把卑劣的、丑恶的消弭下去，不使他们遗毒社会，堕落人心，引导公众的眼光到高尚的道路上去。”在同一个时期，父亲还创办了《摸索》杂志，不久又为《世界日报》主办《骆驼》文艺副刊。通过这些文学和艺术的园地，他不仅仅宣传革命文艺思想，也发现培养了不少爱国青年和文学艺术人才，如最早开创以毛笔写生描写劳动人民生活为内容而擅长画农民和驴的赵望云。当时，赵随舅父学徒，生活很苦，父亲让他在我家居住，边指导他用国画写意方法描写农村穷苦人民的现实生活，边给他阅读进步书刊，并在《大公报·艺术周刊》上陆续介绍他的作品，还特意给他写了《群众画家赵望云》等具有品评和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样，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而慢慢有了成就和名气。此时我家在北师附近端王府夹道居住，后又一度搬到护国寺对面的宝禅寺，直到1930至1931年间才买了前车胡同北下洼子的房子而安定下来。

当今讨论李苦禅的艺术定位时，美术理论家李松认为，“李苦禅当时处于一种文化艺术圈内：蔡元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还有王森然、潘天寿、赵望云——他们是在直接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苦禅先生就属于这个圈中的一位艺术家。”就在那个时期，李苦禅因常来我家，很快与赵成了朋友。那时父亲曾在《艺术周刊》主办他俩的专页画刊，介绍宣传他俩的绘画艺术，后来父亲又专写了《画家李苦禅》等系列评论。因此，李的成就也不可排除父亲心血的浇灌。

1928年7月7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有父亲以我的名字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新文化运动之后，谁都承认吧！在枯脊的中国荒原里，播上完好的种子，而渐能结起繁茂的枝叶的，当然是绘画与文学了。我们应当一齐呐喊，高唱绘画革命以援助他们不？到过去年中西画展览场的，李君苦禅名字之外，还记得一位赵望云吗？他并不灰心，依然勇往直前地走，同李苦禅、侯子步连结起来，从事于新的中国画的创作。所谓新的中国画，即是把中西艺术的真精神融合一起，新中国画才将出枝叶，要想它开灿烂之花、园美之实，则全在望云与苦禅几位新艺术家之刻苦努力。好在他们都在壮盛之年，都有同样改革国画的抱负，只要不畏威武的气焰，奋勇直前，什么能作他们的梗阻？绘画革命！新的中国画连连出现！我们有厚望于望云与苦禅！

1927年的夏天，蔡元培在与父亲的通信中，建议父亲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样，1928年父亲以《明堂制度考》为论文，考取了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1929年，京师大学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时，蔡元培曾再被任命为校长，虽然他此后并未北上到任。

就在那个较长的日子里，父亲已经担任着河北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蒙藏学院多所高等学校的教授，经常忙于各种关于文学革命和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讲座，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影响，又应邀相继为京华美专、王悦之创办的美术学院讲授艺术概论等理论课程，继而创办了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并任主任。

那个时期我的家更热闹了，除了赵、李两位常住客，至今能记起的还有王悦之、王雪涛、王青芳、胡佩衡、邱石冥、侯子步、萧松人等常来常往，这些人来了，不是铺纸泼墨即兴创作，就是临时抓个话题，变成了时事论坛。我一生不忘的是，这些叔叔伯伯们来了之后，不是个个聚精会神的作画而鸦雀无声，像没有一个人似的；就是交相高谈阔论，一片喊声、笑声，像要冲破屋顶一般。特别是苦禅叔那次用奶奶絮被子的棉花即兴泼墨，在窗户纸上先画了几个大荷叶，然后用毛笔画上荷花和一只小鸟，真是惟妙惟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此外，无法忘怀的是，父亲除很早把奶奶和我接了出来，又陆续把我的四个姑姑送到大学读书，再后又将早去世的两个叔父的四个孩子和我的妹妹也接来上学，这是多大的负担啊！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人教书、写文章来养活，真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华北大学艺术系的创办，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父亲接受了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把父亲称为“恩师”的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张启仁，当时就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穷学生，他自己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他不但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而且更是父亲出钱把他送到延安抗大去的。后来在文革前办学非常困难的一段很长的极左日子里，张启仁从鲁迅美术学院调来中央美院主持工作，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决策，给予了很多对正义的支持。

回忆起一个世纪中非常有限的可利用时光里，父亲都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父亲的一生是多么辛苦的一生，又是多么让人敬佩的一生！分别了已经二十年的父亲，让我深刻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宝贵。今天，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繁荣富强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安慰和幸福的，更会忘却那些痛苦和折磨的；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永久的怀念，更有他对祖国、对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奉献。

心底的伊甸园

我家在北京居住了近四十年的房子，是父亲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世界妇女运动大系》和《印度革命与甘地》几本书的稿费和蔡元培先生的资助购买的，坐落在西四北平安里北下洼子二号。

院门是两扇棕红大门，走进门洞右手一间为门房，隔着门洞连接着与之一体的两间西房，门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琴室”，那是我小时居住过的，连同南面厨房，构成一个小长方院子，我们称之为前院，前院一片竹林，走进竹林半遮的月亮门，北屋正房的山墙下，有父亲种植的无数悬垂着的圆圆的栝楼，每天与家人微笑着，迎接着来往的客人；绕进去是个大四合院，北房五间、西房两间、东房两间，院子的东南角有南房小三间，穿过南房又有个小后院，在小后院中看这南房反而成了北房，正门和窗子都是向南的，小院中有满墙攀援的山药豆，东西对称有两个小杂物间，出小院便是东屋背后、院落最深处的冗长夹道，经过这条夹道又可通回大四合院。

院内最主要的五间北房是父亲的书房，围着墙满满的都是书架，中间还有横着的好几行，书架的格局是和图书馆一样的摆法。当时进步书刊、中外名著很多，我很小就读了冰心的《繁星》、爱罗先珂和安徒生的童话、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易卜生的《娜拉》、都德的《最后一课》、高尔基的《母亲》和泰戈尔的诗。东屋则存满了从创刊号就开始的《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月刊》和《大公报》的逐月合订本等等。这些书刊，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充满精神食粮的大粮仓。

日本鬼子来了，我家不得不把进步书刊统统埋在家中各处地下，表面上只剩下古线装书和古画。虽然躲避过日本侵华的灾难，却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但将满屋的古画古书全部抄走，还有一些极有价值的照片也荡然无存了。

我家所存仅齐白石送给父亲的带款作品90余帧，白石老人题父亲作品75帧，赵望云、李苦禅、王雪涛等人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千余幅佳作——多是他们在我家十几年中即兴之作，父亲几十年收藏的唐宋以来的艺术珍品，直至扬州八怪、八大山人和吴昌硕、陈师曾的珍贵卷轴、册页，更有宋版《南华经》、明版《群芳谱》、古本《三坟》，数以万计的文物和图书，都是国宝啊，对考古界非常重要的三叶贝化石、龟板甲骨断片也全都抄走了！当时，仅被捣毁的父亲的几百块名贵石章的残块和被砸碎的数百张百代公司唱片的断片，撒落在三条胡同里，成为不堪回首的一片狼藉。那时父亲心中的痛楚和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屋内堆满的书籍、资料和工艺、美术品，均因地制宜地布置得充满诗情画意，他亲手栽培的花草也盆盆透露着主人热爱生命的博大胸怀，屋内的一切，均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美、一种崇高的情趣、一种炽热的追求，这一切，深深印在我心里，让我终生牢记，难以忘怀。

文革遭难后的父亲曾诗记“老眼昏花懒读书，闲来摹画板桥竹；我也有家深竹里，未识明公记得不？”指的就是我幼时居住过的“琴室”门前的那片竹林。如今我虽然已经87岁，但每想起父亲那迷人的书房和他亲手种植的伴我成长的庭院林木，依然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心底的伊甸园。

一张明信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的我还差一年毕业，艺专为续办下去，一次次通知同学去报到，我坚决不去，随时准备离开北平去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和一个小时候很要好的朋友赵晓镜经常偷偷联系，准备好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箱子，等待时机和她一同出去。父亲此时在天津女师教书，每次回家给我留有作业，读的书要有读书笔记，每天要书写魏碑《龙门二十品》一篇。此时我家的进步书刊大部埋在院里，怕日本鬼子搜查。我非常喜欢我的读书笔记，因为父亲在每一页上都留有用红毛笔写下的批语和挂满行间的红圈圈，几十年来，我一直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焚毁，我是多么的惋惜和怅然啊！

如今我尚记忆的批语有：

今日能做的事决不要推至明日。

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要麻烦别人。

要气度高雅，但是不能骄傲自负。

要坚定，但是不能固执己见。

要坚决果断，但不能顽固不化。

山因风雨而朗润，梅因霜雪而傲然，荷因淤泥而高洁，人因遗憾而多彩。

你能赠送给别人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一个良好的榜样。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胜人者有力也，自强者，强也，知足者，富也。”

我能记得和影响我成长的语句也仅这一点了。“逝者如斯夫”，时间是无情的，它冲走了多少人间美好的东西啊！

有一次，父亲临去天津，将一个仅有的存折给了我，支持我离开北平，任我去找自己选择的出路，存折共70元，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父亲的多少心血呀！

不久，我又接到在艺专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张瑞芳的信，她也离开北平了。

接到瑞芳的信，我的热血沸腾了，恨不能和她一起同行。因此，更坚定了我走的信念和决心，心想或去南迁湖南沅陵的艺专，或想办法参加抗日工作，总之，一定要离开北平。

1938年我与赵晓镜和她的一个亲戚一同离开北平，到天津乘船去上海，又辗转艰难地到了武汉，此时，武汉已告吃紧，便在湖北的老河口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离开天津前，到天津女师去向父亲告别，亲情难舍……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临行交给我一张明信片，我含着泪匆匆地去上船了。

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写着：

芹，

你初次出门，要处处小心。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那就去当棵山谷里的小树吧，但一定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一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就当一颗小星吧！决定你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立志做一个最好的你！

奶奶想你！我记挂你！

这张明信片一直陪伴我走过茫茫的人生，但就这点足以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无尽的资源，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夺去了！

眼中的话语

让我永远难忘、常常心酸和内疚的一件往事，“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家先后被“抄”八次，北房5间满满的书画荡然无存，后来父亲在诗中自述“四壁萧然，满目皆空”，不久大四合院的住房被强行占用，父亲被赶到隔院那家一间十几平米的破屋居住，接踵而来的是在美术学院的关押，解除关押之后，便是在居住地强制劳动，任何人均不准和他来往，每月只给七元钱的生活费，生计陷于绝境。当时父亲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每当我从和平里家中坐13路公共汽车到北京四中上班的厂桥车站时，经常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穿着一身旧蓝制服站在车站的路口深情地望着我。因地处我任教的四中和父亲的居住点多有相识之人，不敢招呼更不敢说话。多次，我故意走过去又走过来，让彼此多看上几眼，他有时也装不相识地走过去；我虽有时特意擦肩而过，将一张10元钞票塞到他手里，但仍不敢说一句话，连一声“爹”也不敢叫。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流的是我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哀伤！

我永远难忘这无数次刹那间的深深的亲情……

也永远难忘父亲当时的身影和他眼中的话语……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我父亲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1895年8月18日，逝世于1984年的清明日，今年清明节是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的5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父亲的逝世纪念会上，习仲勋说：“王森然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新文化传播、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学教育、艺术教育、美术理论研究和国画创作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业绩，不仅表现在文字上、言论上，更重要的是传播在青年中的进步影响和革命意识。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遭到了惨重的迫害，但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由衷之情没有丝毫的改变。”王任重说：“王森然教授是我国最早接受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投身‘五四’、‘五卅’等我国现代史上的历次重大革命运动，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森然教授的逝世是这位巨人生命的终结，但他的名字将千古流传。”

父亲临终，将他贫苦一生的全部积蓄捐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除给他奔波付出过而至今仍贫困的陕北、河北老区办学以外，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捐助了奖学基金，90岁病中的父亲在遗言中写到：

中国学术处于大改革之前夜，东方固有文化已渐不为青年所重，西风东来，利多害少，以长避短，唯在本体之强。汉有丝绸之路，唐有佛教文化，皆为我民族文化所囿，而不受制于外族，蒙古女贞文化薄弱，入主中原，反为汉文化同化，史鉴殷殷，不可不知也。余寄望于来者，总结中华文化之精华，随时代之发展与社会之变革，从而创造继承传统不断更新之现代中国文明，立于世界前列而无愧，前景灿然，为之雀跃哉。

文化范围至广，人生有限，皓首穷一艺，非天才勤奋兼美者无所成。美术青年之多空前，美术史、论至关重要，治此学者极少，惊人著作尚称罕见，有愧于数千文明。昔年有志于此，颠顿荒忽，岁月蹉跎，悔之晚矣，“文革”十载，水深火热，个人损失，沧海一粟，殊不足道。余行年九十，朝不虑夕，清苦半生，奔波一世，学无所成，至庸至愚。森然一身一家，皆吾土吾民所哺育，祖国不强，个人绝无出路矣！愿以余之部分稿费及生活节蓄，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奖学金，每年奖励学生史论著述一二篇，积积以年，必有英才脱颖而出。治学与得奖本系风马牛，著作乃对社会负责，而非为微利也。森然之所以愿尽蚁力者，为大时代推波助澜而已。

近百年来美术家夥颐，身后或荣或枯，后人考证，史料奇少，下笔艰难。确有掌故，继往开来，翔实而有卓识之作，当优先授奖。以上管见，未必有当，明者晒而教之，感德无涯。

1987年8月1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1号文件，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将父亲的捐赠设为“王森然美术史奖学金”。

2004年第6期 新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作者：张　彦

如今，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中国召开，已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了。但是，设想一下，50年以前，在建国初期那百废待兴的艰苦日子里，要举行一个有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位代表参加的盛大国际会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作为当年会议新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的我，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至今仍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场面难以忘怀。

当时，刚刚从战火中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还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以保家卫国。何况，美国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我统一大业造成极大障碍。与此同时，在越南、寮国（现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遭到殖民主义的镇压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局部战争也在扩大。这一切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所以，新中国在建国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就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积极地投入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开会时提出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同年10月，印度建议这个会议在北京举行，获得一致的赞同。这对于当时正处于如此困境的中国，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希望本地区和平人士聚集一堂共商大计。果然，各国纷纷热烈响应，并相继进行自身的筹备工作，随后商定同年6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中国的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担任筹委会主席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从第一天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见解，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要使会议成功，关键在于自始至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

作为东道国的中国，自然要身肩特殊的重任：准备合适会场，安排代表的食宿，保证会议的物资供应，调集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和工作人员分批进行培训，并与各国筹委会密切联系。当时这一系列的工作难度之大，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但是，北京人民为克服困难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也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当时在全北京还找不出一个能举行这样大型国际会议的会场，中央决定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北京的工人和工程师们二话没说就肩负起了这一沉重担子，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全市最大最好的饭店，但是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市政府7月做出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为接待工商界来京人士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改建成为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高层大楼，并且限期保质完成。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的支持，经过来自各方面的工人、专家和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现了奇迹：一座九层豪华的“和平宾馆”，在两个月之内拔地而起。一时间，这成了北京城有口皆碑的一段佳话。

亚太和会的筹备会议于6月3日至6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互相交流了本国的和平运动与积极支持召开亚太和会的各种工作。由于意见分歧，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就不赞成把民族独立与争取和平运动连接在一起。于是，在会内会外，中国代表团的彭真、刘宁一、廖承志分别与这些代表展开协商，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做耐心说服工作，让他们看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与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是紧密不可分的。经过协商以后虽然基本上取得一致，但仍有个别代表反对在文件中称美国为“侵略者”。中国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美国的字样，但谁都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谁在阻碍和平。经过四天的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全体一致通过了筹备会议《宣言》，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民主协商精神，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已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终于在崭新的怀仁堂隆重地开幕了。一进门，是一个巨幅的屏风，上面写着中英俄西四种文字的“和平万岁”。主席台上悬挂着毕加索的“和平鸽”巨画，两旁竖立着参加会议的37个国家的国旗。出席会议的有353名代表、38名列席代表和23名特邀代表和来宾共414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教授、医生、律师、商人、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这些代表，大多数来自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于受到当时存在的恶意宣传的影响，不少人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心存疑虑。因此，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要团结一大批初次相识又互不了解的新朋友到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中来，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其艰巨可想而知。

出席亚太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0人，阵容之强大，只要看看这些各方面重量级人物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团长是宋庆龄，副团长是郭沫若和彭真，成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学术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和宗教界领袖人物。名单上除了上述11名发起人外，还有李德全、罗隆基、包尔汉、吴耀宗、吴蕴初、萧三、冀朝鼎、陈翰笙、蔡楚生、钱三强、金仲华、老舍、钱端升、梅兰芳、华罗庚、许广平、曹禺、赵忠尧、刘良模、王芸生、周培源、赵朴初等；特邀来宾3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抗日名将蔡廷锴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审判二次大战战犯的律师梅汝。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彭真在会议开始以前就向全体团员坦率地表明了他对开好这次会议的一个总的看法：秉承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的精神，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际友人，唱的调子要不高不低，要发挥各人自身的优势，言行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兵对兵，将对将，广交朋友。方法上要始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扩大和平团结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些来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会因此受到鼓舞。我们要在会外多做工作，还要发动其他国家的代表做工作，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会议的主人。要让他们了解和亲眼观察中国，好的坏的都要让他们看，这样才能突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造谣和污蔑。这一席肺腑之言，显然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会议的第一天，宋庆龄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致开幕词：《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听得出来，她当时的感情非常激动。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1933年她在上海参加的保卫和平国际会议加以对比。她说：“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有着何等的不同！”她接着对大家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实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或更远的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的。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彭真代表北京和全国人民向大会致贺词时，除了阐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切愿望和对本次会议将要讨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以外，还特别欢迎远道而来的代表们趁此机会参观北京和中国各地，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他说：“新中国成立仅仅三年，旧中国遗留下来许多落后东西，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诸位可以看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希望，生气勃勃地进行祖国的建设。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来侵略自己的祖国，也绝不会去侵略别人。”

做大会总报告的是郭沫若，题目是《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他要求大会讨论五个议题：一、全面解决日本问题，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二、采取步骤，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终止朝鲜等地的战争；三、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四、保障所有国家的民族独立；五、禁止战争叫嚣和种种仇恨的宣传，取消一切对和平运动的压制。

接着致辞的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澳大利亚的牧师梅纳德、英国工党的伯恩斯、印度国大党的克其鲁等人。

会议头两天各国代表的发言，大方向是一致的，一般都能充分地各抒己见，包括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苏联代表却以“老大哥”的口吻在会外对我们表示不满，认为第一天的发言安排不当，责问为什么让英国代表伯恩斯任意宣传工党主张。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也认为郭沫若的报告中过分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苏联代表还建议，今后要防止在大会上自发的发言，一切发言必须由我们事先审查，不妥当的就不能在大会上讲。他们还认为，由中国任大会秘书长，印度、日本任副秘书长就够了，不必再增加其他国家的6个人。总之，权力一定要集中，不宜分散。这些意见与我们广泛地团结国际友人、力求避免包办操纵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但又不宜于与苏联发生公开矛盾。于是，就由熟悉苏联的萧三同志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工作，让他们认识到这是民间的国际和平会议，甚至要准备会上可能出现骂中国、苏联的场面，我们也只能沉住气听，否则反而对我不利。事实证明，对于不同意见，中国代表团实行坚持原则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方针，是行之有效的。

按照日程，在随后几天的大会上，由八个国家的代表分别作了关于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妇女儿童福利等报告，引发了许多代表争先恐后地上去踊跃发言，介绍本国的斗争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此外，特邀代表、担任国际民主法律协会细菌战调查团团长的布兰德魏纳教授，在发言中揭露了他亲自调查证实的美军对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各小组会讨论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为了使各方面意见都能吸收进来，八个小组共开了59次会，有120多人发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大问题：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如何分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关系等根本性问题。通过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终于使各方面的意见达成一致或接近，最后通过了十一个决议文件和一个《告世界人民书》。

为了开好这个会议，中国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外文出版社以及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报刊等媒体，无不全力以赴予以支持。我所在的外文出版社是当时最大的对外宣传机构，因此就成了为大会提供各种语言文字翻译和出版中英文每日公报的基地。曾经在联合国担任多年同声传译工作的唐笙，是外文出版社提供的“头号种子”。她不仅挑起了大会翻译的重任，还开了我国同声传译的先河，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学生。我和几个同志当时是在新华社社长、大会新闻处长吴冷西的领导下负责每天出版大会中英文《公报》。为了保证每天一大早将《公报》送到每一个代表手中，我们日夜奔走于会场、编辑部、外文印刷厂之间，直至深夜。连我们的外国专家陈依范也同甘共苦日夜不分地干，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刘尊棋则坐镇社里为文件的翻译质量把关。为了翻译多种语言，我们当时十分缺人，甚至不得不从英国特别请来能从英语译为其他语言的专家。

大会结束后，中国还邀请了各国代表分三路乘专列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从代表们回去以后的反应来看，让他们眼见为实，实事求是，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他们当中有的由于说了中国的好话而受到本国当局的指责。像美国代表威廉·鲍惠尔甚至由于在中国揭露了美国细菌战罪行而遭到政府起诉，因而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直到30年后才获得平反。但是，这些人回去以后都成了促进与中国友好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本国和国际和平运动中。这些事实都证明，亚太和会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总而之言，无论从当时、还是从50年后的今天来加以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都应该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之所以能开得如此圆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代表团忠实执行了中央求同存异的英明方针，实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目标，形成了一条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我国后来的各种国际会议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2004年第6期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　作者：张开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30多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祖国大地，巨龙腾飞，震动了整个国际朝野。但是，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我要向世人说的有许多许多，现在只能将其中鲜为人知的部分重要内容作一回顾。

一、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而在战术上逐渐重视起来。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正式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确定研制了。

二、赫鲁晓夫翻脸不认账，却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为了配合这一援助计划，科技人员每天突击学习俄文，办公室、走廊上、宿舍、食堂一片俄语声。我当时是研究院的自动组件研究室负责人，后为院学术秘书兼团委书记，我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话的内容，离不了希望早日得到苏联的原子弹样品和图纸资料，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包括研制人员本身在内。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宫廷政变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人的志气，更低估了从事核工业的科技人员，他们在中国是一流的，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

三、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 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

中国人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发奋和勤劳。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四、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235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决定前往西部某地亲自查看。他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我当时有幸随同前去，荣幸地看到了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五、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

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格豪爽的陈毅外交部长，着急地跑到核武器研究院了解情况。他说：“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实力，做外交工作讲起话来就有了分量了，我支持你们。”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也把专家叫去询问，原子弹搞得怎样了？他说出一句既表示要有决心，又很外行的话，“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元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235未装上，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我是这次放映的具体负责人和组织者。我们选了两位放映员，一位是国防科委的，一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女同志，又从核武器研究院选了一位解说员，是位女技术人员。我们提前两小时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会议室，在会议室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挂上了银幕，在我往柱子上钉钉子时，工作人员说，总理正在休息，让我轻一点。

下午2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扔原子弹，这是有案可查的。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愿军发动猛烈的进攻，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对新闻记者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

随即，美联社播出重要新闻，“杜鲁门总统于11月30日表示，美国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的话”。

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引起西欧各国的恐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根据30年后解密的美国档案证实，这位总统确实下令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同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露骨地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1955年，我国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被解放，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随即，美国军方研究出原子弹袭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美国当权者虽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却迟迟不敢按下核按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苏结盟，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对他们有很大的遏制作用。现在看来，中国决心研制核武器，在当时和今天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七、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主要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各项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我几乎每月都要去工厂一次，看看生产情况，质量如何，成了他们的常客。

这个高塔竖立在大戈壁上，成了罗布泊一幅独特的风景，除了它，四周几百里都是一色的沙漠，铁塔如同伫立在万里荒漠的一位巨人。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我上到铁塔后只呆了20多分钟，铁塔的摆动就使我头晕眼花，比乘船反应还大。

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多么困难、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应该记住他。

八、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后，都同样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那天清晨，罗布泊的天气不太理想，云层较低，能见度不太好。但随后不久，试验场整个场区气象好转，为正式试验提供了较好的天气条件，是个好兆头。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我们向全世界说成功了。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九、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核武器研究院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

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到国防工业各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系统配套工程。不是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例如原子弹本身配套的特种雷管、炸药是兵器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许多特殊电子元件、器件是电子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短时间可释放大容量的电源是民用部门研究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曾看过一个协作配套项目表，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数百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这里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地方工业生产的；为隔除各测试点电容的影响，需要用塑料布覆盖，这些塑料布，数量甚为可观，也是地方工业生产的；爆炸前，每个人都要戴上一副防止光辐射的眼镜，这也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十、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感人至深的故事如搬上银幕可获得奥斯卡奖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抗议了，于是有的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科研工作，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1个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1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是一种最高奖赏，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颜色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我。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又没有洗杏，马上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里送炭”。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了，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这里我想起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的朋友们，你们可曾想到过曾经有过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比起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的闪光，也只是第二位的。

我们国家有许多有才华的优秀导演和演员，如果能把这些故事情节及科技人员闪光的内心世界拍成电影，我认为完全可能获得奥斯卡奖。

2004年第6期 铁骨金声　巍巍其人　作者：赵淮青

青岛岁月

吕荧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1950年初秋，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奉调辞别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前往济南出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接替他担任文史系主任的是刚从大连来的吕荧先生，当王先生在他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吕荧教授时，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半是对王先生的惜别，半是对吕先生的敬仰，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

我与吕荧先生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是次年春天，文史系分成中文、历史两系，他为中文系讲授《文艺学》的时候。记得那天，吕先生穿了一身深灰色凡尔丁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想起瞿秋白的容貌来。他显得有点羸弱，春暖时节，那双黑色高筒布棉鞋还未能脱下来。他微微颔首向大家致意，并不开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学》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第一节课似乎讲了一些学习注意事项之类，诸如要记好课堂笔记等等，别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

然而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发现，吕先生讲课实在非同寻常，内容丰富，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且能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

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

课外的吕先生也显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记得他刚到山大的那年冬天，我与几位同学到青岛郊区的李村参加土地改革。吕先生在课余也偶尔参加一些土改活动。看来面对这样大的历史变革，他是欢迎的，兴奋的；但对斗争地主一些过火的行为，情绪似乎又有点抵牾。一天，空中飘着雪花，吕先生披一件棉布大衣，来参加批斗大会。当他看到几个中年妇女扑向跪在地上的地主，用脱下的鞋底披头盖脸地打，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野的话时，他便退到围观群众的后头，较早地离开了会场。

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吕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曾对去看望他的同学们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义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我的老乡冯玉祥就崇拜武训，步他的后尘办义学……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武训传》的倒霉，不过是万人唾骂的江青出于对孙瑜、赵丹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的嫉妒，抓住影片中的个别问题，比如写了农民起义的失败，便兴风作浪，状告到毛泽东那里，随后展开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这也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施加思想桎梏、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而吕荧先生当时所持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

那年盛夏，青年团山东省委在青岛举办海滨夏令营，参加者为全省大中学生代表，我也有幸忝列其内。一天傍晚，吕先生托人把我找去。当我走进地处海滨金口二路他的家，推开门，浓浓的烟草味混合着中药味扑面而来，桌上摆着凌乱的报章杂志，还有一大摞文章底稿，壁下全是书，多是外文版。另一间房子有两个小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由阿姨看着。吕先生几年前已与妻子分居，过着单身生活。

吕先生让我来，是征求我的意见。他告诉我，海滨夏令营要请他去讲现代文学。他不太知道听讲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讲些什么呢？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他说：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学理、工科或农、医科的，讲的内容不宜太深太专……他凝神听我说，不时点头。

先生喜怒不形于色，威仪俨然，使我觉得有些拘束，正准备告辞时，他的话头突然转了。他大概知道我是系学生会的一名“干部”，问起了同学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思想改造、下乡进厂等活动的情况，然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学校组织你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你们向社会学习，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好不容易踏进大学这个门坎，主要任务应该是读书。要珍惜时间啊！我曾对系党支部的同志说过，我们是正规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固然重要，但不要影响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课的学习。”记得他还向我解释，感性知识毕竟有它的个别性，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比起实际来，是一种更全面、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识……

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这样一些话，我感到很新鲜，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那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过，位于济南的华东革命大学和齐鲁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山东大学来。从吕先生的话里我听出，他对华大有些领导的“左”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据说他对来自华大的系领导还说过：“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

我与吕先生的个别接触不多，但已经觉察到，他虽话少，却很精辟，很尖锐，才情学识不同一般。我还感到，先生待人处事耿介不曲，爱憎分明。乍一接近，似乎内向深沉，实际上热情诚恳，率真坦荡，不论怎么忙碌劳累，他从不拒绝学生前往讨教，可谓诲人不倦，慷慨无私。

独一无二的运动

也就在那年冬天，山东大学爆发了一场全国独一无二的运动。1951年11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揭露”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不起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

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他并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讲课。据知情人说，他向《文艺报》投书，是有人背后指使并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和过目的。

这封“读者来信”刊载于中央权威刊物，在山东大学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华东大学、当时担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指令要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展开批判。系党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们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为召开全系批判大会作准备。他甚至在一个班上说：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是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但是系里绝大多数同学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学出于气愤，将那期《文艺报》撕得粉碎，有些同学联名写信给《文艺报》，指出张祺的信，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实。那些日子，整个系里的空气相当紧张，但吕先生拒绝作出任何检讨，他说，他无错可认，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学生和读者负责。

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吕荧的大会上，尽管华岗校长不赞成在会场的横标上出现“批判”二字，最后写成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但由于这个会是经过有些人精心策划的，发言人言辞相当尖锐激烈。我坐在会场的后几排，思绪纷纭，想起吕先生几次讲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难道也错了吗？看看坐在左前方的吕荧先生，却挺直腰板，岿然不动。他曾想登台驳斥，被中文系副主任奉命挡住。

几天后，吕荧把两个孩子交给保姆照看，自己去了上海，先住在朋友何满子家。在此期间，他曾接到华岗校长来信，殷切希望他返回山大继续做教学和研究工作，吕荧复信婉然拒绝。不久，他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聘，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去了。吕荧先生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是我平生所仅见。

如今，时间过去了50多年，当我再来回顾山大中文系那场独有的“左”式运动时，心情依然沉重。吕荧先生讲授《文艺学》，即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时当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大学的文学教坛都还刚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吕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教学中，他用新的文艺观点来分析讲解他自己对中外文学精品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世事不公，回报他的竟是一场大批判。这真让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而更让人遗憾可惜的是，我们的《文艺学》课程由此夭折，并永远失去了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好老师。

吕荧在从上海前往北京赴任的路上，绕道青岛探望两个孩子。有一天，我在系图书馆门前与他相遇，虽匆匆一晤，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没有寒暄，也没有笑容，劈头就问我：“听说你们参加了市里工商界的五反运动，去了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半月吧。”他立时表现出惊讶，说道：“那不打乱了学习计划吗？”看来，“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的想法仍在他心中盘旋。他还说：“这几年，你们哪门功课从头到尾地学完了？系里这么多有名望的先生，却不能好好向他们学习，多可惜呀！”看来他虽已离任，还在关怀着同学们的学习。听着他的这些议论，我心中隐隐感受到，先生似乎在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之后，我更加意识到，在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已经初露端倪，文化园地已经开始沙化，而吕先生，凭着他超人的敏感与远见，不是开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先河吗！

这是我见到吕荧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年多之后，我便到了大西北，从此云泥相隔，音问断绝。而他那时而深思时而激动的声音容貌，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定格在我的眼前。

当年在山东大学，吕荧先生的为人治学精神，都曾为广大师生所称道。他是安徽天长县人，原名何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创办进步期刊《浪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受到北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校风的薰陶。抗日战争爆发，当他正要与作家罗烽结伴去延安时，途中突然患病，改去四川疗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兼攻历史、文学、哲学和外文。1941年毕业后，到四川涪陵等地教中学，经常往来重庆，与进步作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胡风、聂绀弩、邵荃麟、骆宾基等交往甚密。同时埋头读书，刻苦著述，出版文学论文集《人的花朵》（评论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文学的倾向》，翻译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了左翼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的地位。吕荧知识广博，文章有创见，意境涵泳，有文采，学识与品才俱备，在抗日大后方的文艺界颇有名望，嗣后他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4月，经香港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那年10月，他到大连去开展工人文艺运动，辅导工人文学创作，出版《关于工人文艺》论文集。

厄运从天而降

世间的事真让人难以琢磨。以胡风为首的文学流派，一朝之间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是1955年5月间的事。当时吕荧正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版的顾问，他和萧乾都因中外文学造诣深厚又谙熟外文，被胡乔木看中，受到《人民日报》聘请。胡风案发时，文艺界上层领导认为，吕荧与胡风虽有文字交往，但关系不深。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当时胡风夫妇已被逮捕，胡风的不少友人也失去人身自由，而吕荧还能被邀与会，并且能够上台发言，说明上面当时尚未把他划入那个“反革命集团”之内。但正是由于那次发言，他成为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并为此招来厄运。

1956年春夏之交，我去宁夏银川采访，在文联领导姚以壮的家中与诗人李季不期而遇，对坐在炕桌两边聊起来。李季有点调侃地对我说：“你们那个老师吕荧呀，真是个笨拙的反革命！本来没把他划到那个圈子里，主席团也没打算让他发言，谁想他三番两次递条子要求发言，就让他上台了。可谁也没想到他竟为胡风辩护，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意思是胡风不是反革命……这个人真是书呆子的可以了！但是此话出口，举座皆惊，全场好一阵才回过味来。这么一个沉着庄重的人，怎能在那样一个众口一辞、一片声讨的大会上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与会议的决议唱反调吗？后来主席台上有同志站出来把他往台下轰，大会主席郭沫若也站起来让他‘停止发言’，他这才走下台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面对着这位大名鼎鼎而又平易近人的诗人，我呆呆地听他叙述，心潮难平！是的，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吕荧先生，他从来就是这样，把自己认准的事情直言出口，毫不隐讳，无所畏惧，决不闪烁其辞。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胡风批判会上的那些话是黄钟大吕，金声震天，将永远响彻在历史的上空。吕荧蔑视以言代法、言出法随，他敢于面对强权，而隐忍苟活绝不是他的个性。据说，在当时席卷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中，吕荧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声言胡风不是反革命的人。

当吕荧发言时，《人民日报》上已经公布了胡风“罪行”的第二批材料，以他的睿智，不会不知道这是有来头的，是当今最高领导的旨意，但他还是挺身而出了。吕荧就是这样一位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敢于为正义承担苦难的伟丈夫。

多年之后，女作家韩文敏告诉我，那天最先站出来把吕荧轰下台的不是别人，正是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他当头棒喝：“吕荧！不要再说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吧！”当韩文敏后来访问张光年时，他没有否认这一切，而且对吕荧表示了深深的歉疚之情。

那次声讨胡风的大会开过不到一个月，吕荧被隔离审查。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时，他被划为“胡风分子”，同时公安部门派人把他看管起来。这使他无法理解，日夜忧思如焚，悲愤交加。始而精神恍惚，继而幻觉幻听，大脑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直到后来解除管制，他的好友聂绀弩、萧军等人去看他，他还惊慌失措，高喊“特务”，把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谁也难以预料，也不知是哪位领导批准，1956年5月25日，吕荧突然被宣布解除审查。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吕荧又提笔写文章了。那年12月，他的美学论文《美是什么》登载于《人民日报》，并且加了一篇让所有关心他的人都舒心顺气的“编者按”，那篇“编者按”实际上是为他在政治上平了反。文字不长，我且照录如下：“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据悉，“编者按”是由胡乔木执笔，经毛泽东过目，虽然仍有一些不实之词，却使所有关心爱护吕荧的人如释重负，为之庆幸。人们原以为他的体力和精神已被折磨殆尽，无法再写作了，谁知政治处境改变之后，他的写作才气又爆发出来，没过多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译著普列哈诺夫的《论西欧文学》，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文学论文集《艺术的理解》。在以后的几年里，吕荧集中精力研究美学，写文章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蔡仪诸位商榷美学问题，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弃尸荒野

腥风血雨的“文革”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吕荧无处藏身，无法幸免，很快被红卫兵抄了家。不过他们大失所望，全部家当只不过是一些破旧家具，还有一些旧书、旧画，另有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聊以生存而已。四合院很快被他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强行搬入。特别是有个姓孙的外文编辑觊觎着他住的那间向阳房，不时制造事端。有一天，吕荧在井台上洗苹果，手里拿着削水果的小刀。他俩发生了口角。孙某写出大字报，声称吕荧“持刀图谋行凶”，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年6月，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一贯思想反动，影响社会治安，应收容强制劳动。”一声令下，吕荧被押往良乡农场劳动改造。

吕荧被捕时，衣衫褴褛，赤脚穿一双胶鞋。但他不忘带上未完成的书稿，还有一架旧英文打字机，他还带上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若干包蜡烛。可是一到农场，看到人挤得如罐头的通铺，大便马桶就摆在脚底下，粗糙又不足量的饭食，力不胜任的劳动，他的一切向往都变成了泡影。很快，打字机被没收了；因为饥饿，他不得不把一包包蜡烛换成了玉米粒混合着玉米叶磨粉做成的窝头。

女作家韩文敏和吕荧的大女儿潘怡都访问过与吕荧同住一囚室的难友姜葆琛，姜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对吕荧的同情和友情，是吕荧劳改生涯霏霏寒流中的丝丝暖风，抚慰着吕荧痛苦的心灵。据姜葆琛说，吕荧到农场后，很快消瘦下来。与众不同的是，他平时几乎不说话，以沉默对待队长的责问。因此常被当作批斗的靶子，辱骂和殴打是常有的事。据另一位难友陆俊说，吕荧打饭回来，没有筷子，站在囚室前用手抓着吃，此时此刻，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眼神里流露出惨伤和悲愤的情绪。

祖国在受难，人民在受苦。吕荧在劳改中虽然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但他不能忘情于外界的事情，一早一晚注意听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新闻联播节目。姜葆琛偶尔被批准进城看病，吕荧便托他到有关单位看看大字报，他挂念着他的朋友冯雪峰、聂绀弩、萧军、楼适夷、骆宾基等人的命运，可是每每给他带来的都是揪心的消息……

吕荧以沉默抗议一切，有时却对囚室外的几株开白花的茨菰开口说话，喃喃道：“真美呀，真美！”吕荧爱美，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的一生是为美而奋斗的，他留给人间的也是美。如今他见茨菰花开花落，这是劳改农场唯一的美啊！我想，他这时一定会想起他的友人阿垅的那两句诗：“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他自己不就是一朵盛开的绝美的花，然后在狂风暴雨中凋谢的么！

1968年10月，吕荧和姜葆琛等人作为“老残队”被遣送到清河农场继续劳改。他俩一如既往，相依为命，相互关照。吕荧虽寡言，但对姜葆琛却能倾诉心曲。他曾说过：“一定要坚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他还说过：“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当他兴致好时，还谈起如何写作。真是耿耿此心，天地可鉴。

冬天到了，吕荧心身交瘁，如风前残烛。加上饥饿，有病无医无药，那床长满虱子的破棉絮早已难遮风寒，人变成皮包骨头，命如游丝。

当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到来时，他已不能看到窗外初萌的绿草芽了，心碎神伤，奄奄一息。有一天，他忽然想抽支烟，姜葆琛只能为他买包最次的烟，他抽了几口，便永远闭上了眼睛。那是1969年3月5日，一领苇席草草包裹，几锨黄土随便掩埋，半块砖头上用粉笔写了“吕荧”二字。那年他55岁，令人想起“生以身谏，死以尸谏”那两句话。

吕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5年了，他一生正直，光明磊落，侠气贯胸，而又历尽劫波，命运多蹇。他没有坟墓，更没有碑碣，但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辉煌事业，他的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将永留在天地之间。

2004年第6期 悼念袁晓园女士　作者：欧　初

2003年11月18日晚，我接到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理事长李宝光女士自北京来的电话，说袁晓园女士于17日下午在南京仙逝。心里一阵难过，我把这一噩耗告知工作人员，请其立即打电话给袁女士的亲属严敬先生，表示哀悼，并敬献花圈。

袁女士是当代的奇女子，慈祥、刚毅、多才，是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她少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对传统文学、书画艺术、英语都很有心得，尤其是汉文造诣很深；她又是我国第一位女外交家。上世纪30年代，她出任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副领事6年，为外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不但是外交人才，而且还是个汉文字学家，在文字改革中曾提出“袁氏汉字拼音”的方案；她对哲学也有研究，对人生、社会的各种现象分析的十分条理；有文学修养内涵，她的书法苍劲而典雅；她热爱祖国，夫妻俩曾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呼吁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因而遭到开除国民党籍和通缉，因而被迫经香港转到美国定居。

她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她一次回国，周总理见她，对她说：“你研究汉文字，应该回来研究，才会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她认为总理的话很有道理，遂于1985年申请回国入籍，美国有关办理人员奇怪地问她：“很多外国人都希望能来美国定居而未被批准，可你却为什么反而舍弃美国籍而回中国？”她态度鲜明地回答：“我热爱我的民族，热爱我的国家，我对汉文字有点研究，我要回国致力于文化事业。”

她热爱文化艺术事业，1993年中华炎黄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在广州成立，1995年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二次理事会在三亚召开，她都参加了。雅集中，老人精神矍铄，毫不龙钟。她或笑语连篇，或诗酒唱和，或玩弄翰墨，大家对此十分感动。

2002年5月22日，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三届理事会议要在广州召开。她于5月21日又从徐州飞来了。刚下飞机，知道住处离广州艺术博物馆不远，马上要求前往参观。当晚香港梁洁华博士举行小型晚宴，她、任仲夷夫妇、李宝光女士、祁烽、陈开枝和我参加，大家谈笑风生。她神情爽朗，毫不显老。谈到老人要有乐观的精神，要成立一个什么会的时候，她提出“我们是不会老的，就叫不老会吧！”大家一致赞成，并立即推举仲夷为会长，她为名誉会长，80岁以上的祁烽和我都当了会员。随后名誉会长立即在红布上挥笔书“不老会”三个大字，我们在红布上签名。“不老会”三个大字，却被不知哪位“识货”的人，顺手牵羊拿去了。

在第二天的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三届理事会上，她发言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她说：“……我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不怕困难，什么困难，可以想办法把它克服……我不认老……”一番短小精练、富有人生哲理的话，赢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香港亚洲电视台王明清小姐立即专访了她。她对记者侃侃而谈，认为艺术要不断求新、求变，不落俗套，要想“古怪”也不容易，怪要怪的有趣。老人又关心国家大事，又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归国后，她曾捐赠6万美元，资助泰山石刻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大楼建设，又曾对贫困地区儿童、孕妇有过资助。1998年南京江苏遇上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她除捐赠书画作品外，还亲自到长江大堤慰问抗洪官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她病重弥留之际，亲属向其报告我国神舟五号飞船升天的消息后，她瞪大眼睛兴奋地说：“中国人永远不会落后，中国总有一天会赶上美国！”

老人走了，但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曾手书一诗赠我：“不拜耶稣不参禅，不信气功不练拳。人间哪有不老药，顺其自然到百年。”诗意明快豁达，充分反映老人宽阔胸怀和顺其自然的心态，也许这就是她活到102岁的原因吧，我想。

2004年第6期 谁翻译了《伏尔加纤夫曲》　作者：达　生

《伏尔加纤夫曲》（又名《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它作为我国最早传唱的俄罗斯民歌之一，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它激励了一代人，不怕艰难险阻，奋力拼搏，勇往直前，鼓舞他们走上革命解放的道路，并且得到现代人们的喜爱。它浑厚悲怆、沉重有力的音乐语言使人想起列宾的著名油画《伏尔加纤夫曲》，想起中国黄河、长江上的纤夫，想起中国的黄河船夫曲、川江号子和大路歌。

《伏尔加纤夫曲》中文歌词的译配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词意通俗而深刻。对照俄文原文可以看出，“齐心协力把纤拉”、“踏开世界的不平路”的翻译对原文又有新的升华。这首歌的译配至今已经经过了七八十年时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首著名的歌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传唱，至今译配者却为“佚名”。到底这首著名歌曲的译配者是谁？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佚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近来翻阅《艾思奇文集》偶然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又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文章，终于得到答案——原来这首歌的译配者并不是音乐界人士，而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

艾思奇作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在老一辈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中几乎无人不晓，他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讲座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他在音乐界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下面将我所查到的有关资料介绍给大家，以帮助解开人们心头的这个谜团。

1、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艾思奇文集》中刊有艾思奇年谱，摘录如下：

1928年（18岁）……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

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中所刊的艾思奇年谱对这段历史也有同样的记述，并补充说明道：

艾思奇和聂耳是同学、好友，曾将世界音乐家名人小传赠给聂耳，向他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后在上海有更深的交往和友情。

3、艾思奇大哥的同学好友冯素陶（原山西省人大主任，共产党建党初期，云南早期共产党员，现已近百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养病（兼有其他任务）时，带回一些世界作曲名家的传记，如《贝多芬传》等赠聂耳……又把《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教聂耳唱……（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21页）

4、关于艾思奇和聂耳的友情，邹高翔文章《哲学家在哲学之外》写道：

艾思奇和聂耳不但是同乡，而且是至交。音乐是他们友谊的桥梁……1928年，（下转78页）（上接76页）艾思奇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给聂耳带回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还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262—263页）

5、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述：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男低音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的热爱和平的歌曲在中国负有盛名，艾思奇喜欢听他的唱片。他平时也常用有素养的男中音唱一些歌剧段子或外国民歌，每当他听到罗伯逊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时，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艾思奇对这首歌曲怀有特殊的感情，是他早年从日本带回并翻译成中文，送给他的老乡、著名音乐家聂耳，并和他一道传唱。（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119页）

从以上资料可以推断：是艾思奇早在1928年将《伏尔加船夫曲》译配成中文，并交给聂耳在昆明首先传唱。由于艾思奇是哲学家，工作精力全在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方面，译配外文歌曲只是偶尔为之的业余爱好。他在译配好歌曲交给聂耳后，从未去关注过此曲译配者的署名问题。而聂耳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又英年早逝（1935年23岁时不幸在日本溺水逝世），也未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终使《伏尔加纤夫曲》的译配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

2004年第6期 发人深省的官署对联　作者：赖某深

封建时代，许多官员往往在各级官署门口贴上自撰的对联。这类对联多有施政纲领的味道。由于撰写者的经历不同，抱负不同，处世态度不同，所撰对联内容也大异其趣：有的提醒自己要廉洁奉公，有的告诫所属要安分守己，有的申明要秉公执法，也有的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讲清正廉明，背后却贪赃枉法。从文风上看，由于此类对联颇像安民告示，往往平白如话，通俗易懂，很少用典。

据《楹联丛话》，明代王阳明每赴新任，都要以两块高脚牌作为行队前导，两块木牌上写就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

求通民情愿闻己过

联语简明扼要地表现了他的官风和政愿。林则徐任江苏廉访使时，也将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贴在大门两旁。

清代余小霞任三防主簿时，题衙署联曰：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

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将自己到该地作官看作是和当地百姓的一种缘分，表示为官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鄙视和欺侮百姓。

封建时代，尽管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封建官场真实的写照，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把为政清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清代谢时雨任杭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云：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务声华忘政本；

养廉宜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崇宽大葆廉隅。

在现代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贪婪不仅是指贪图钱财，贪名（即费尽心机，捏造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想方设法为自己树碑立传）也是贪。谢时雨在几百年前即有如此见解，实属难得。

为政清廉不仅要严于律己，而且要严格要求下属和家人。杨福五任漳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便是由此下笔：

第一严自己关防，其余则门内家丁，堂前胥吏；

凡百为斯民打算，即此是告天心事，报国经纶。

有些官署对联则是出语浅显，切中时弊。福建福安县署大堂联云：

什么叫做好官？能免士民咒骂，足矣；

有何称为善政？只求狱讼公平，难哉。

此联以自问自答的疑问句式，提出了做好官、行善政的最低标准，使人品出了为官清廉的难处。

广州郡守署中一联则是说的老实话：

不要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

惟一的尺度就是非分之财不取，不义之财不要。

封建时代的州县官兼理司法，因此判案公允、不徇私枉法便是许多官署对联的重要内容。桂超万任栾平县令时题大堂联云：

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

以赌咒发誓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也算难能可贵。

杨炳坤任息县县令时题大堂联则可看出他的良心未泯：

每施鞭扑心常恻不事苞苴梦亦清

清末俞樾题江苏某官署联则谆谆劝告大家息讼，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听讼吾犹人，纵到此平反，已苦下情迟上达；

举头天不远，愿大家猛醒，莫将私意入公门。

清代杨昌题浙江某官署联云：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受冤狱15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题大堂对联立意是，我不判错案，你也别告错人：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忘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有些对联阐明了自己的为政之道。梁章钜任职荆州时，于厅事漫题一联云：

政惟求于民便事皆可与人言

赵慎畛题桂林抚署二堂联云：

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有的对联则像安民告示。清代武承谟任无锡县令，接印前一天在县衙内多处悬挂对联，其中衙前照壁上的是：

罔违道，罔民，真正公平，心欺无怍；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

大堂联云：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这些对联贴出后，“四乡人皆聚观”。好人快意，坏人惊慌。据梁章钜《楹联丛话》记载：“时先声所夺，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对联作为一种舆论宣传，其威力之大，可以想见。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座碑，碑面北，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是，你的俸禄都来自老百姓的血汗，不要以为老百姓好欺负，头顶三尺有青天，昧了良心是要遭上天报应的。这座碑称为戒石铭，又叫戒石箴，是皇帝用来戒饬官吏奉公守法，不得贪赃虐民的。一些官署对联便从戒石铭立意：

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

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

这是张公灿任无锡知县时的题联，语言质朴但含意深远。陈景登任晋州知府时，也在厅事自题一联云：

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

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

在今天看来，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宣传因果报应的迷信学说来遏制腐败是不足取的。要使官员的权力不至于滥用，必须制定合理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使权力得以制衡，这样才能使那些自律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敢妄动。

也有一些贪官喜欢附庸风雅，借对联来标榜自己。清末，多琪到湖北浠水任县令。他一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民不聊生。某年除夕，他居然恬不知耻在官署悬挂一联：

奉君命来守是邦，两度蝶飞，只求对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其民共安此土，八年鸿爪，最难忘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可是此联当晚就被人改动了几个字，变成：

奉王命来虐是邦，两度蝗飞，哪管你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胥吏共刮此土，八年狼藉，只剩得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揭出了他的老底。

2004年第6期 读者来信摘编　作者：佚名

一

我们订阅《炎黄春秋》已有五年了，周围的好多教师和单位都订阅它。下面谈谈读《炎黄春秋》的一些感受。

一、教师的良师益友——《炎黄春秋》

我多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历史课本来就枯燥无味，手头资料缺乏，讲起课来不活跃。自从订阅了《炎黄春秋》，我的课堂教学大为改观，在县、学校组织的大型公开课教学中，我的课一直受到师生的好评。有人问我，你知道的为什么这么多？我告诉他们，是《炎黄春秋》帮了我的大忙。在我的课堂教学带动下，一大批文科教师和单位都订阅了《炎黄春秋》。

二、《炎黄春秋》是一本思想性、知识性很严肃的杂志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出往昔的是非，可以辨出现实的善与恶、美与丑。贵刊刊出的文章，有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身经历和知道的是是非非，是真实的记录，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可信度很高。

我在讲到太平天国灭亡的时候，把《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一文搬到课堂上，让学生了解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让学生了解到，太平天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过去的教科书对他有评价。可《炎黄春秋》2004年1月号《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开拓了学生知识面，让学生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了解史学前沿动态，陈独秀终于堂堂正正又归入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

再如，中国近现代史结合课文插入的文章太多了，如，张学良、张闻天、叶挺、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邓小平的南巡，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等等。

《炎黄春秋》是一本中国近现代史活教材，一些文章是近年来披露的原始史料，极为珍贵。由于正确的使用了贵刊，我的知识面拓宽了，学生的成绩提高了，特别是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衷心感谢贵刊帮了我的大忙。

三、群书中的佼佼者——《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它的严肃性、真实性，实事求是。贵刊能否突破史的范围，多办一些像海外事、文配画这样的栏目。通过阅读贵刊，拓宽知识面，不仅用于教学，而且在生活方面得到启发。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学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学不到的东西：淡薄名利，不被权势所吓倒，敢于坚持真理，等等。恳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把过去亲身的经历和所知道的史实，更多地在《炎黄春秋》上刊登出来，让读者拜读，留下珍贵的史料。

山东省泗水县特教学校、第二中学汪龙义、汪会江

二

《炎黄春秋》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回味，不少文章颇有史料价值。有的文章具有真知灼见，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仗义执言，有的文笔犀利，有的直言不讳。

本着贵刊愿与读者沟通的精神，我冒昧地将杂志编校方面的差错提出来供参考。2004年1月号61页右栏倒数第1行“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其生卒时间可能有误，一个人活120多岁怕不太可能。第2期47页左栏倒数第2、3行“窍听器”应为“窃听器”。同页右栏倒数第2行“湮没的史事”应为“湮没的史实”。第2期79页左栏第15行“诺大的庄园”应为“偌大的庄园”。彭光中

三

2004年2月号《炎黄春秋》的差错：第6页图文说明：“粟裕夫楚青和秘书鞠开”，显系“粟裕夫人楚青和秘书鞠开”之误。第14页右栏第10行：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于会泳把“于会泳”的名字放在后面显然是多余；第15页左栏第3段第4行：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开会。警备区虽履行市委军事部和兵役机构的职能，但在编制上不在市委的序列，而属于军队序列，正确的称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24页左栏小标题是：艺术创作中孕育出《禁锢的世界》，而在下面的正文中却多次排成《禁铜的世界》。第51页左栏第2段：今年7月，一位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杂志是今年2月4日出版的，怎么把今年7月份的事写出来了？估计这篇稿子写的是2003年的事情，今年刊登时没把时间概念更正过来。

2004年第6期 面谀与听谀　作者：陈四益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尽忠和尽礼都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哪里还有犯颜直谏，哪里还有面折廷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赶紧迎合、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赶紧收起。这种迎合与顺从，同谄，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事情办好了，迎合、顺从似乎都成了大大的功劳。及至事情办坏了，尽管点子是主子出的，责任却常常落到臣、奴的头上，说他们“逢君为恶”，不能直言规谏云云，也算是活该倒楣。为臣的“六邪”，即所谓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其中一种就叫谀臣：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头说什么都欢呼叫好，上头干什么都说应当应当，暗暗探听上头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送什么，让上头听着看着拿着高兴。只要上头高兴，拍马屁、装孙子，随声附和，哪管原则，全不顾会给今后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这样的人就是谀臣。

指责谀臣是完全应该的，今天的干部不能当谀臣。遗憾的是，即便今天已经没有了君臣主奴之分，有的人在精神上依旧没有摆脱奴才的地位。前面讲的“谀臣现象”，依然到处可见其现代翻版。有的人就是靠上所言皆曰善，上所为皆曰可，偷合苟容而步步高升的。孔子说“六十而耳顺”。但过了耳顺之年的我却依然无法适应在公众场合对上级那些露骨的吹捧。“在某某的正确领导下，在某某的亲切关怀下，在某某的直接指导下……”诸如此类近于肉麻当有趣的谀辞，常常都听得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当面吹捧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官场惯例，习以为常，把封建时代的主奴关系带到了共产党里，从而败坏了党的风气。于是有人提出：面谀者，罢。凡对上级当面吹捧者，不管动机如何，一律罢免。这意见我赞成。矫枉过正。不过正难于矫枉。

但是，吹捧之成，总有两面。说的固然有过，听的难道就不负责任？人家这样肉麻地吹捧，被吹的人听着却安之若素，甚至面有得色，岂不怪哉！面谀总要有对象。没有爱戴高帽的角色，面谀者也就无所施其伎，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应当立一条规矩，在党内、政府内，上下级之间，禁绝一切无聊的吹捧。面谀者固然当罢，接受面谀而不制止、不批评的，也一样该受到处分。这样坚持实行一段时间，或许风气可以为之一变。诗曰：

面谀风行事可嗟，竞相仿效闹群蛙。

何当一扫歪邪气，云淡天清看物华。

2004年第7期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作者：张根生

1949年3月初，接到冀中区党委的通知：调我南下，立即到石家庄集中。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决定，以山西晋中区党委为主，组成一个南下区党委班子，随大军南下。这个南下区党委下属五个地委、专署，由晋中区出三个地专班子成员，察哈尔省、冀中区各出一个地专班子成员。华国锋是晋中一个地委班子的宣传部长，我是冀中地委班子的专员，互不认识。我们这一批南下干部在石家庄，听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之后，3月16日就出发南下，原定是分配去湖南的，到了河南省时，因为湖南尚未解放，便集中到巩县县城待命。此时中原局机关正住在开封，为了充实机关干部，决定从各地南下干部队伍中抽出一部分人到机关工作，因此，我被抽到中原局（后改为中南局）政策研究室工作，直到5月初武汉解放了，我们随即赶到武汉。到8月，湖南和平解放，他们都去了长沙，这批人后来大部分分派到湘潭地区各县。1950年初，我下乡去湖南湘中地区调查了解情况，曾去湘阴县，华国锋当时任县委书记，以后我到广东工作，有时到中南局开会也见过面。

1963年10月，任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华国锋和李瑞山，带领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地委书记等33人到广东省来参观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广东省委派我（当时任省委候补书记）和杨德元（佛山地委副书记）陪同参观珠江三角洲的电动排灌工程和花县的水利灌溉工程，同时看了6个人民公社农业发展情况，共有八九天的时间，在相互学习、相互交流中，大家就熟悉了。他们回到长沙后，给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和党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批转了这个报告，表扬了湖南省委虚心学习、反对骄傲自满和固步自封的精神。后来两省来往就更多了，人也更熟悉和了解了。不久在华国锋、李瑞山的主持下，湖南省修建了洞庭湖大型排涝和韶山灌溉工程，对湘潭等地区的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赞扬。

1972年，我由下放煤矿调回广东省委工作之后，多次去北京参加计划会议、知青工作会议、农业学大寨会议，参与修改人民公社60条等。1977年秋，我调到国家计委、农林部工作，此间华国锋先后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总理等职务，因此接触比较多。

印象深刻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时，华国锋当时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类似副总理职权），主持这次会议，我是作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而且，由此事引起了党中央注意，发现有的人思想上受到了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影响，发展下去很难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因此中央作出决定：除少数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以外，全部支左干部都撤回部队去，过后证明这是十分重要的正确措施。

第二件是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肯定了他在海南岛长期坚持革命武装斗争，23年红旗不倒的重大功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第三件就是1976年7月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依靠谷牧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的几位副主任，以及到会的大多数领导干部，与“四人帮”进行了激烈斗争，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是中南大组召集人之一。本来这次会议是要解决反击右倾翻案风后，经济严重下降的问题，但“四人帮”提出要批条条专政，进行干扰破坏，原定开半个月，分两段各七天，结果进行了20天也毫无结果。上海帮的王洪文、黄涛，辽宁的毛远新更直接指挥沪辽两省市代表提出追查国务院的务虚会，把矛头指向李先念、余秋里等副总理包括华国锋总理，妄图把他们打成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集团。这时又发生了唐山地震。华国锋果断与谷牧和国家计委商量之后，简单讲了讲话，便立即结束会议，全力投入救灾工作。

1982年5月，我因患胸壁结核到北京医院住院开刀治疗。华国锋因患高血压、糖尿病也在北京医院住院，因此在早晚散步时较多见面。我俩也曾进行过一些简要的交谈。如：我曾向他提出过他不应搬到官园去住；不应该听陈永贵的意见，搞大队、公社的穷过渡。但并未深谈。近几年他到广东来了一次，我也去了北京两三次，见面谈的比较多。经过了10多年的形势发展，我对党内的斗争情形有了一些了解。1999年3月9日上午，我亲自询问了华国锋当年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他详细向我介绍了当时的经过情况。

华国锋说：1976年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困难的一年。“四人帮”在这一年里疯狂地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在“四人帮”的策划下，发生了惨酷的镇压广大人民群众悼念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再次被打倒了，7月7日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朱德元帅也因病逝世了。叶剑英元帅被借口身体不好暂停工作。李先念、余秋里等几位副总理都无法工作，分别离京到外地“养病”，只有谷牧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四人帮”又让李素文、吴桂贤、孙健、姚连蔚等直接管理几个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操纵指挥。在新闻传媒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由姚文元完全控制，一手遮天。他们以为我是他们夺权的主要障碍了，他们没把我放在眼中，又打又拉。我心中很明确：不能让他们一伙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要把握好时机。政治局常委只剩四人了，王洪文、张春桥占两人，叶帅和我也是两人。而且76年2月7日，毛泽东又决定让叶帅养病休息，由陈锡联代替负责军委工作。当时谁也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任命我代国务院总理的通知中加了叶帅休息这么一句。我估计这和江青“四人帮”和毛远新造谣污蔑叶帅反对文化大革命有直接关系，在政治局委员中，除“四人帮”外，大都是反对他们的。

当年9月9日，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四人帮”认为时机到了，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活动，党和国家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并企图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张春桥的弟弟（总政副宣传部长）亲自下到某坦克师活动，上海市再次给民兵发放了大批枪支弹药。在党和国家危在旦夕之际，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我和叶帅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他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帅，在部队有极重要影响，所以我对他非常信任，在这紧急关头和“四人帮”势不两立，我早已下决心要搞掉他们一伙。因此派李先念去找叶帅联系。为提防“四人帮”察觉，李先念于13日借去北京市植物园的名义，然后突然转向前往西山。当时叶、李两人由于有一段时间没交谈了，互不摸底，相见时先是寒暄问好，又到院中走走，经过一段交谈之后，才转入正题，正式交换了对当前时局和对“四人帮”的看法，并转达了我的意见和派他来的意思，表示了看法和态度，但并未深谈。

此前聂帅、徐帅和王震、杨成武等将军、老同志都向叶帅反映“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分子，他们要篡党夺权，一定要高度警惕和采取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活动。

为了稳妥执行这一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我还亲自和叶帅直接取得联系，交换看法，作准备工作，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要采取非常手段解决，并找了汪东兴谈话，思想也完全一致。而且还商量了各项详细的准备工作，要挑选可靠人员。我还亲自找了北京市委吴德、吴忠谈话，指示他们要坚决防止北大、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因不明真相，受到谢静宜、迟群的煽动闹事，要坚决杜绝一切意外发生。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10月6日晚，我和叶帅在怀仁堂亲自坐镇指挥，由汪东兴具体实施行动。当时是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的名义，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参加会议，顺利地逮捕了他们，并由我当面向他们宣布：中央决定对其实行监护审查。由于姚文元不是常委，因此通知他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书稿，请他参加会议，这样姚文元也一同被捕了。江青是在中南海住宅里被捕的。与他们同时被抓的还有毛远新、谢静宜、迟群等。并且在抓江青、姚文元后都当面宣读了我签发的、对他们实行监护审查的决定。

在完成对“四人帮”一伙的逮捕任务之后，便立即通知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开会。我请叶帅主持，他要我主持先讲，我宣布了“四人帮”已被隔离审查，并着重讲了“四人帮”阴谋反党夺权，疯狂活动的罪行，为了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被他们篡夺，不让他们的罪恶目的得逞，因此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粉碎他们的阴谋，严惩他们的罪行。叶帅介绍了对“四人帮”逮捕的经过，而且着重讲了全党全军都坚决反对他们一伙的反党罪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对他们采取非常手段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舆论部门都被他们控制了。还有上海一伙反党分子已经发了大批枪炮，为了避免流血伤亡，稳定全国局势，被迫采取这种特殊手段，这是正常情况下不可采取的办法。经过讨论政治局一致表示拥护。

我先提议请叶帅担任党中央主席，他德高望重，两次挽救了党。叶帅则起来说提议要我担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是毛主席指定你当接班人的，我已经79岁了，你年纪比我小20多岁，你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讲民主、尊重老同志，你应该担起这个重任。经过大家认真讨论后，一致通过叶帅的提议，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这也是临危受命吧。

华国锋在后来一次谈话中还说了：政治局会议后，各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12月10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1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1977年至1978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36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20％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50％；征购任务一定5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

（此文转载自《中国农村改革六十年回顾》。此书2004年5月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已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2003年审读通过，由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于2003年11月14日备案修改批准出版。作者今年5月19日将此文推荐给本刊发表时，只对文章个别地方作过技术性改动。作者张根生，吉林省原省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2004年第7期 郑炎潮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遭遇　作者：陈　敏

最早提出“私营经济”

陈敏（以下称陈）：我想了解一下你二十五年来的理论探险、思想探险的历程，可以称作郑炎潮历险记，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讲讲你作为广东理论界的改革先锋之一，与广东理论界其他改革先驱如卓炯等，及与广东政坛的改革先驱比如任仲夷先生等等的互动。第三个层面是把你和你的师友们的理论历险、思想探险与广东改革开放二十五年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你们的个人命运和广东二十五年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郑炎潮（以下称郑）：那我就谈一下。关于这些问题，我手头有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很陈旧，但应该还有价值。（手持已发黄的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封面题目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我最早和最有代表性的论文之一，是今天要谈的我的第一份历史资料。这是论文原稿，写成时间是1982年。当时我的导师是黄家驹教授和丁家树教授，但我精神上的导师主要是著名经济学家卓炯教授，当时他在广东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兼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研究生的授课和指导导师。现在看来，这份论文的学术价值我认为有两点：其一，在我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概念；其二，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理论，它决定着经济改革的方向、目标、内容，关系到我国在这次改革中能否探索出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我国应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发展”。

（手持另一份资料，封面题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是我在小平南巡之前写的，小平南巡是1992年春，我这篇文章是1991年11月结的稿。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小平南巡之前学术界已有探讨，并留下了一些文稿，但开始没人敢发表。小平南巡后，就马上发表了，我这篇是在广东《学术研究》杂志1992年第一期发表的。

苦难出学者

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学术生涯吗？

郑：我是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的，毕业后分在陕西一个汽车大修厂工作。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1979年我考入华南师范学院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陈：这是你的幸运，你的学术生涯从广东开始，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始。

郑：是的。正因为身在广东，而我国改革开放广东先行一步，所以我可以把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广东省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超前性的理论研究。

我1979年进校，1980年确定论文题目，1981年开始写。写之前已允许个体经济发展并且很多个体户雇工人数已大大超过政策规定（当时只准许雇工八个），已经有了特区（深圳特区是1980年年底挂的牌）。广东的个体经济、中外合作经济、外资企业和私营经济最早发展，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行；一方面因为广东是侨乡，百分之七八十的港澳同胞和华侨是从广东出去的，国门刚打开，港澳同胞和华侨就回乡投资或支持亲人发展个体经济或中外合作经济等。所以我的理论不是个人空想出来的，是先有这些社会实践作研究素材，我才能够写出我的毕业论文。为什么我的毕业论文产生在广东，而不是产生在别的地方呢？因为当时内地没有这些社会条件。

陈：你是理工科出身，为什么会转向社会科学研究？你的这种理论兴趣跟你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系吗？

郑：我的人生转向、我的理论兴趣跟我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我的老家是著名的侨乡之一广东恩平，大学时代，每次放假回家总要听到很多偷渡香港或国外的故事，总有一些乡亲突然就再也见不到了，甚至有一些乡亲因为偷渡淹死在海里，这对我刺激很大。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选择中国生存发展，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偷渡境外？为什么我的同胞苦难深重，而报纸上却始终莺歌燕舞？我不能不思考，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的路到底该怎么走？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读大学以前，我没有任何社会理想，我是农民的儿子，父母都是文盲，苦了一辈子。我考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农村，吃商品粮。进大学后正好碰上文革，文革给我们带来灾难和伤害，同时也激发我们反思和追求。我发现我不适合搞理工科，下决心改行。这里也有一个故事。大学时代，我曾经是重点批判对象。我本来“根红苗正”，和当时的所有红色青年一样盲目崇拜。后来我为什么从崇拜转到怀疑？家乡的苦难教育了我，文革的苦难教育了我。为什么跑那么多人又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停工停产？为什么搞武斗？为什么搞残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些问题从自然科学和理工科教科书中是找不出答案的，于是我相信只有研究社会科学，才能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那时我先读马恩列斯毛传记，后来又读华盛顿、拿破仑等名人的传记，渐渐得到一个启发，就是要树立伟大的志向，干一番事业，这就渐渐改变了我原来那种纯朴的、原始的、中国式的所谓个人理想。开始从一个听话的孩子，变成一个怀疑者、一个“问题”青年了。

陈：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

郑：我66年迷信般的崇拜，67年还崇拜，68年开始怀疑甚至是“叛逆”，反对文革，怀疑林彪，认为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69年就开始寻找自己独立的思想。我的一帮同学，都有这个经历。

陈：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

郑：对，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都很不幸，有的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被捕坐牢，有的被流放到新疆或西藏。我是比较轻的，没抓我，只是作为系里的重点批判对象，大会小会批，并隔离起来，两个同学看守，从吃饭到睡觉、到上厕所都跟着我，搞了半年。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

陈：也就是群众专政。

郑：对，群众专政、同学专政。毕业时，我的鉴定是这样写的：“犯过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政治错误，不能重用。”然后把我送到部队农场锻炼，再分配到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一直到报考研究生前三个月的1979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平反“错案”，才通知我的工作单位将我的原鉴定撤消。

我为什么要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现实让我困惑，我的思想挨批判而无法找到答案。我用业余时间看了很多书，试图从书中找到答案，主要看马列经典。刚好机会也来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下决心考研究生，转向研究社会科学。为了考研究生，我白天上班搞技术，利用晚上和业余时间把马克思写的三本《资本论》、三本《剩余价值理论》从头到尾通读了两遍，几乎每一页都有圈点或批注。我对马克思经济理论较熟，功底就是这时打下的。1979年，我考上了经济学研究生，实现了从事社会科学的愿望。

绝处逢生的一次会见

陈：还是回到开始的话题，从你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讲起吧。

郑：读研究生是我实现人生理想的起点。选定《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其发展》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的题目。关于这篇论文还有几个故事。

我的毕业论文在全国最早提出“私营经济”这个概念。当时我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根据这些调研我断定，个体经济蓬勃发展的趋势已经是不可阻挡。但当时有一个政策，个体经济可以搞，不过必须有一个量的限制，比如雇工不能超过八个。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了。经过研究，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个说法与广东改革开放实际不符。照搬马克思这个说法，对发展经济、对改革开放只会起束缚作用。我认为需要一个新概念来定义和规范超过雇工八人的个体经济，叫什么呢？我当然不同意叫资本主义，就自己定义了一个概念，叫“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但这个概念很敏感，政策不允许，又不符合马克思经典理论。论文答辩前夕，导师告诉我，关于私营经济那一章必须放弃，不放弃，你的答辩肯定不能过关。当时我很痛苦，到底是放弃自己长期研究和创新的理念；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计后果呢？我自己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学校也没法解决，最后还是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都知道，任仲夷书记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他1980年到广东，来之后遇到了难题，因为政策规定个体经济雇工不能超过八个，但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研究。那时我没参加有关会议，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嘛。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很高兴，我正好研究这个题目啊。于是我从毕业论文中抽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那一章的打印稿，没有作任何修改，用信件单独寄给任书记。我的研究生论文九万多字，这一章大概近万字。

陈：是用平信还是挂号信寄？

郑：平信。信封写上“广东省委任仲夷书记收”，贴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就寄出去了。

陈：你为什么要选择直接寄送给任书记呢？

郑：为什么我要直接寄给任书记？因为当时我的印象中有这么一件事，听说中国社科院比我早一届的两个学经济的研究生来广东调研，任书记亲自接见他们。这让我很意外也很感动，我想，堂堂省委第一书记，原来这么平易近人，连研究生调研也接见，那我为什么不试探一下，看看我的论文能否引起书记重视？

当时对这事，我是既抱希望又不抱希望。抱希望是因为我认为，要是任书记能看到我的文章，那么它应该有参考价值，对解决广东的现实问题应该有作用。不抱希望是因为任书记肯定忙，一封平头老百姓的普通信件，他未必能看到。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不到一个星期，任书记的电话就打过来了。不是直接打给我本人，是打到我们华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办公室的。任书记说找郑炎潮，办公室主任说小郑不在，有事我们转告吧。任书记说不行，这事没法转告，一定要和小郑本人谈谈。任书记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给主任，要我晚上跟他联系。

我当天晚上就直接与任书记电话联系。电话拨通，我问你是任书记吧？他说是啊。我说我是郑炎潮，你打电话找我呵？他说，是啊，我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啊。我说什么事呵？他说，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我说可以啊，我也想请教你啊。他说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我说，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你在省委。他说，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他好像很为难，说是他请我的怎么能让我自己去。但我不想来一辆省委的专车到学校接我，我不想惊动大家，想低调一些。于是我坚持自己去，说不用劳烦你。任书记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我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他的办公室等我。

按约好的时间，第二天下午两点半快三点钟的时候，我赶到省委，给门卫说任书记约我来的，门卫就把我放进去了。我直接就到了任书记的办公室。

陈：他的办公室没有别的人？没有秘书把关？

郑：没有别的人，我直接就找到他了。他要我先说说论文的基本观点，我就把论文主题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做了一个简单的陈述。然后任书记讲话，他的大意是说，现在对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个体经济，首先就要给个体经济正名，如果个体经济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剑，个体经济还怎么扶持？还怎么发展？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该叫什么？他们也没想好，也还没有制订新的政策和办法。他说，刚好这个时候看到你的论文，你的论文非常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我们正在苦恼着啊，个体经济超过了马克思的“八个规定”，我们不好坐视；但如果我们管错了，又会压制新生力量，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损失。你这个“私营经济”的概念提得好，它不属于传统的公有经济范畴，但又不是资本主义的，按你的说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并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辅助和补充”，它不但没有损害社会主义反而发展了社会主义，那么它当然是有益的，当然不能够约束它，它该怎样发展就怎样发展。所以你的论文非常好，我支持你。并且我们还要围绕着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个正式的名字，就叫做“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最后，任书记鼓励我继续研究。他非常理解搞社会科学的难处。用他的原话就是，“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有风险”。当时我的论文还没有答辩，但导师已经提醒我有麻烦。我没给任书记讲这事，但任书记好像知道似的。他说：“你搞这个有风险，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我说，我没有反啊，我说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他说，你这个比较好，但真做学问，终究是有风险的。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追求，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在广东，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个是我的精神导师卓炯，再一个就是任仲夷。晃眼二十多年过去，两位恩师一个已经故去，一个还在世但已是风烛残年。真是岁月无情。但无论岁月怎样无情，两位前辈的人格和精神会激励我一辈子从事学术研究。

陈：任书记跟你的谈话持续了多少时间？

郑：任书记跟我谈话，开始时不到下午三点，谈到下午五点。后来他说，小郑我要处理个事，你再和我们政策研究室的雷宇同志谈一谈，我就失陪了。雷宇是从辽宁跟他来的，他从辽宁来广东别的什么人都没带，就带了个雷宇，安排在政策研究室当主任。他把雷宇介绍过来，我跟雷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

陈：那么在他接见之后，你的毕业论文就很顺利地通过了，没什么阻力？

郑：对。本来有麻烦，但任书记接见之后，导师对我的看法改变了，并且有些领导放了一个风，说我们学校培养了一个很好的研究生。我的毕业论文因此顺利通过。

陈：一次接见改变了你的毕业论文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一生的命运。

郑：是的，如果没有任书记的接见，毕业论文通不过，那我就不能毕业，就没有人敢要我了。当然也有出路，但肯定没有学术上的出路，我的研究生涯也许就此终结了。

陈：后来还同任书记有联系吗？

郑：有，后来我们还会面过两次，一次是1988年，一次是2000年2月。

陈：都谈些什么内容呢？

郑：1988年，我听说他身体不太好，去看望过一次，问候性地说些保重之类的话就走了。2000年2月，由原广州市市长杨资元安排我和任书记在广东大厦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两人回顾了“私营经济”从不允许存在，到概念提出和转为政策扶持，到现在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短短二十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三大群体推动广东改革

郑：刚才谈的是决策者，现在回到学术界，谈谈卓炯。卓老是广东理论界先驱，是我们广东理论界80年代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的旗帜之一。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商品经济，8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对我国突破计划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卓老是我的授课老师，主讲《资本论》，开专题讲座。

陈：当时他带几个研究生？像不像现在有些导师动不动就带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研究生？

郑：没有的事。那时我们经济学专业总共才六个研究生。我的论文也得到卓老的指导，所以说卓老是我经济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我跟卓老感情很深，研究生毕业我分到广东省社科院，就是他把我要去的，在他的主管和指导下进行研究。当时可以留校，或者去政府部门和大企业，但我还是选择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其实在学术上我跟卓老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卓老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学术，而是人格。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人格和学者品格影响我。做学问，最重要的就是人格。

照我的看法，广东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以任仲夷、习仲勋、袁庚、梁湘为代表的政治家，他们有思想，敢创新，负责任；二是以卓炯为代表的一批理论工作者，他们大胆探索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探索多元经济成分、探索对外开放理论，使广东理论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处于超前地位，不断有新理论为改革开放先行做决策参考；第三是企业家，个体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和外资企业家，各种非主流企业家、非公有制企业家及国有企业家，他们改革探索，不断创新，为广东理论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实践的活水。三大群体联手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广东才有今天，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基本评价。

坚持改革的市场取向不动摇

陈：刚才主要谈了“私营经济”理论引出的风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也是你较早提出和一直坚持的，这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

郑：我为什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因为当时出现一个问题，中国改革目标究竟是坚持计划经济为主还是走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之路，我很困惑。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是，价格慢慢放开后，一半以上价格由市场调节，形成了市场价格为主的新格局，而我们在理论上宣传上，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就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状到底如何评估？改革的路到底该怎么走？改革之初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可以理解，因为我们走的是前人没有走过的改革开放之路，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陈：和红军长征一样。同样是绝境突围，同样是最初时没有明确目标，走到哪算哪。

郑：是这样的。改革之初只能这么办。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改革之初是没有理论准备的改革，是没有预先设计的改革，是没有整体方案的改革，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碰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但到了80年代中期，问题就严重了，广东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新格局：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港澳台资和外资大量涌进，分配理论突破，价格放开等；现实与传统理论相冲突，我们必须确定改革的方向、目标和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

因此，大概从86年开始，广东理论界就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概念，并公开发起对“市场体系”的系列研究。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了解广东市场发展的情况和广东人的困惑，察觉到了市场经济问题，提出研究改革目标和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并不清楚这个来头。省有关部门提出进行广东省综合改革试验方案研究，指定四个人，每人牵头设计一个。我是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我牵头设计的那个方案现在还在，方案明确提出广东要搞的是“市场经济”。1988年初，广东省经济学会、广州市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社科院、广东省商业经济学会、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心、中山大学、华南师大等联合发起，召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第一次会议，我提交了一篇关于改革目标是市场经济的文章，反响较大。那次研讨会结束之后，主办单位委托广州市研究中心主任王利文、我和广州市研究中心的张向荣三人，按大会研讨的精神写份高水平的研究报告，后来被媒体称作“三人团勇闯市场经济‘雷区’”。

王利文把我们安排在白云山制药厂招待所，与外界隔离了五天，形成《广州、广东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报告》。报告完成后，王利文到北京，将报告送给了当时的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马洪，马洪又交给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等，吴敬琏做了热情洋溢的评论，马洪便通过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报告和吴敬琏等人的评论一起送给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领导人非常关注，在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和探讨的理论问题。”等于是充分肯定了我们的报告。随后，报告又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8年4月发表。至此，在市场经济理论这个问题上，广东理论界以广东市场转型的社会实践为主，结合国外经验，在全国理论界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的目标。这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广东整个理论群体的贡献，广东理论群体的这个突破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但在89年之后，“鸟笼经济”的主张盛行一时，市场经济理论则遭到严厉打压。所谓“鸟笼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当时环境下，广东省一些机构也组织“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研讨会”，请我参加，我拒绝参加。1991年11月，广东社科界召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参加了。我提交的论文旗帜鲜明，标题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用新的思维去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新的思路去创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场就有朋友担心地说，你这文章是不是太厉害了！

陈：你1987年就主张并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我们接受这个概念是1993年也就是党的十四大之后。

郑：1992年小平南巡，讲过“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经济”，这是原话。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在此之前确实很少有人讲和一直坚持。1991年我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理论研讨会”上提出这个概念，但研讨会不敢安排我做大会发言。《学术研究》杂志跟我很熟，我问与会编辑：能不能登一下？那位编辑直摇头，说这文章谁敢发。但他们的一位副主编会后看到我的文章，有点心动，说可以考虑吧。正在考虑，刚好1992年春小平南巡，他们听到风声，壮了胆，就把文章登出来了。

文章发表不久，小平南巡的消息公开报道宣传了，接着，十四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写进了全会决定。我们广东理论群体十多年的苦斗至此总算有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

经济改革的核心是产权

陈：也就是说你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满的结局。

郑：是结果，不能说是结局。因为纵然确立了市场经济理论，但我的困惑并没有解决。我讲的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和通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全一样。我主张的市场经济体系是以解决产权问题为基础，即以公私融合所有制和民族产业为基础，而不是以传统的公有制为基础；传统的“公有制”只能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的产权基础，不可能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以传统的公有制与现代的市场架构嫁接，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我看来，这大错特错。传统的公有制跟现代市场经济根本无法兼容，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己独有的产权结构。因此，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组产权。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重构市场经济基础；只有在重构市场经济基础的前提下，才谈得上树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进而也才谈得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就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基础目标还没有达到；基础目标没有解决，框架、体系问题不可能解决。也就不能说确立改革目标的任务已经完成。我们理论工作者的思想探险之旅，远没有结束，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陈：我注意到你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

郑：是的。在二十多年前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我已经意识到产权和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这篇论文明确讲到（拿着研究生论文指着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基础”；“经济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而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又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彻底的经济改革，必须以彻底的理论为指导，不仅仅要解决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行政管理与经济管理关系及物质利益分配等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必须首先解决并自始至终要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理论问题。”二十多年前形成这样的理念，我从未放弃，今天则更加强烈。

现在我就可以讲讲我的另一篇论文《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手持论文原稿），这篇文章是我1993年春写的。广东的改革实践表明，多种经济成分大发展，私营经济大发展，股份制经济大发展，中外合作经济大发展，人民拥有的财产大量增加，产权交易比如房产交易等等已经存在，证券市场、金融市场都已经存在，产权市场已经形成，社会实践走得很快，理论不能回避，理论要迎头赶上实践。一定要确定产权改革这个目标，解决产权基础，刚巧也是跟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相呼应和延续吧？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首要和根本的问题，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确定市场经济为改革目标后，这个问题就显得尤其突出了。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曾牧野教授、王利文和我等人又发起，联合广东八个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南海市西樵山召开“市场经济与产权改革研讨会”，大家推荐我为大会秘书长。我撰写了《中国产权改革论纲———理论创新与总体构思》出席大会。

陈：你谈到的这个产权问题实在太重要，能否对你这方面的主张做更深入的说明？

郑：我的论文提出：“用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取代计划经济体制，最根本的是要彻底清除计划经济体制存在的基础———旧产权制度，创建市场经济借以建树的基础———新产权制度。”“改革的根本是重构新产权制度。”“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产权制度全面取代计划经济的旧产权制度，逐步建立一个以公民（个人）产权为基础，以多元化公有产权为主体，以私有产权为辅助的公产与私产长期并存、相互依赖、相互促进、互补长短、平等竞争、协调发展的公私混合产权结构；在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社会化基础上，使产权运行、配置、管理市场化、法律化；形成各种产权自由联合的开放性、国际化的产权新制度。”基本想法就是：以公民为产权主体，混合产权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整体架构，如果不是以真正的人民产权制度为基础，你叫什么完整的市场经济？而我这里的“人民”，当然不能是抽象的人民，而必须是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实在的人民、具体的人民拥有实在的、具体的财产权利，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可能实现。有了经济上的人民主权，才谈得上其他领域的人民主权。我这篇文章的要点在《南方日报》发表了，大概发了两千字左右。当时就引起了不同反响，有的支持，有的则指斥为“私有化纲领”。我主张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少数人的私有化，我主张的是广大公民拥有自己财产的民有化，我主张的民有化实际上就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公民财产权神圣不可剥夺，这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有些人把我的民有化放在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筐子里，又把理论问题政治化。我在理论上的每次超前、创新，都是在对广东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潜心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是在我觉得已经到了非解决这些要害问题不可的时候；但几乎每次超前、创新，开始我都要受到不公正的评价，过一段时间又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就这么一个“否定———承认———又否定———再承认”规律。真是在中国做人难，做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更难。但我现在一点不后悔，在中国进行理论研究和创新，必须做好付出代价的充分思想准备；而我在中国改革的转型期，尽了一个学者的责任和良知。

从一千年的沧海桑田中提炼我们的人生智慧

陈：关于你以后的人生，大概是怎样规划的？

郑：我有一个很宏大的规划。现在我已经五十七岁，我的生命不多了，充其量有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因此我必须在有生之年，把自己的东西搞出来。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到这个《论纲》，是我公开发表文章的一个“休止”，我不想再在报纸上发表没用的文章、应景文章，我要把中国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和世界的大舞台中，从西方、东方不同的道路，从西方、东方的兴衰成败，反思中国的命运，探索中国的未来之路，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

我在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经历是二十五年，我的研究，始终以社会实践为前提、以社会需要为前提。所以不能说我是什么天才，只能说我生而有幸，生活在中国转型期这个大历史时代，生活在广东这样的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使我的大脑时刻受到现实的强烈撞击，使我时刻不满现状，时刻探索，进行超前研究。从私人所有到全面公有，再从全面公有到公私混合所有；从公有经济的兴衰到私有经济的兴盛，再到公私混合经济的新选择，这样的沧海桑田，人类或在西方可能花了上千年、数千年的时间，而在中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人生苦短，但我们的人生并不短，我们在一生中经历了人类上千年、数千年的沧海桑田，这是我们这代中国学者最大的幸运。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和幸运，从人类千年沧桑中提炼出真经、真知，从而建立我们的知识谱系、思想谱系，改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这是我们人生成败的关键，我将毕生为之求索。

陈：谢谢！

2004年第7期 先知者的遭遇　作者：钱伯城

我读过三种《马寅初传》，分别是邓加荣著（下简称《邓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杨勋、徐汤莘、朱正直著（下简称《杨、徐、朱传》），北京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杨建业著（下简称《杨传》），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9月出版。

本文就书中所记“新人口论”事件，排比诠释，看看先知者在历史上的命运。

“新人口论”初出面世，即遭多人指斥，三本传记所记基本相同，时间为1955年6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内容互有详略，《杨传》（162—163页）记载较详，引录于下：

研究了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他（马寅初）终于写成了一篇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有关控制中国人口发展论文；而且准备在一届人大二次会上，以提案的方式，正式向人代会提出。但有谁能够想到，马寅初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满怀期望和信心地在浙江小组会上就这一问题发言以后，听到的却完全是一片反对的意见。他甚至因此而遭到了围攻和批判：

“我们根本不能同意你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国家是没有人口问题的，你却居然在人代会上敢谈人口问题。这简直是放肆!大胆!”

“你所谈的人口问题，完全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还不赶快收回去!”

“不，马寅初的说法与马尔萨斯不同。”也有的代表这样说：“但思想体系恐怕难免仍旧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

据《邓传》（249页），“马老看到这些，知道当时的气氛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主动把提交给大会上的发言撤回来了”。《杨、徐、朱传》与《杨传》亦有同样文字的叙述，这都是根据马寅初1957年7月在全国人大会上书面发言的自述。马寅初回忆说：“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我认为大部分人都是出于善意，故我自动把这篇发言稿收回，静待时机成熟再在大会上提出来。”按1955年人大小组发言稿《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今未收入198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寅初经济论文选集》。不过《杨、徐、朱传》（192页）有“甚至有些人打算对马寅初进行批判，只是后来由于周总理的阻止这才未实现”一说，为另二传所无。

由此可知，早在1955年就已有人对马寅初实行“大批判”了。三本传记都没有点出1955年这次在全国人大浙江小组会上对马寅初发起批判者的名字，只用“有人”或“有些人”代替，这是一些当代传记史家出于各种顾忌，通用的避讳笔法，也可称为模糊笔法，读者遂如雾里观花。幸得近年来陆续出版了若干种各次政治事件和政治运动经历者的回忆录、日记等，透露一些史实，有助于了解某些真相和全貌。

宋云彬是当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小组副组长，曾带头批判马寅初在小组会上关于人口问题的发言。宋云彬有三十年日记，出版社取名《红尘冷眼》，于2002年出版。其1955年7月12日日记云：“下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强调中国人口过剩，余起而驳之。”7月l 3日日记云：“上下午均赴赵登禹路政协全国委员会出席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马寅初、邵力子等大谈人口问题，实则不满意五年计划，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改善人民生活，改变失业失学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人口增长过速，而又谓马尔塞斯人口论极端反动。余两次起立发言，问此种论点与马尔塞斯有何不同之处，则皆哑然无言。马寅初面红耳赤，谓余不能企图阻止他在大会发言（此公准备在大会发言中谈人口问题）。”7月14日日记云：“上下午小组讨论均由余主持。余特声明：昨天两次提到马尔塞斯，盖恐邵、马二公对于人口问题之见解不自觉地陷入马尔塞斯人口论之泥潭，所谓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耳。沙文汉递一字条给我，说：‘你说他们重复了马尔塞斯人口论原没有说错，只是说得太早一点，容易阻碍辩论的展开。’下午，骆耕漠（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来列席，准备对代表提出之问题作解答，而马寅初坚持请骆对五年计划作全部讲解，谓‘大家愿意听大课’云云，使骆局促不堪，幸沙文汉为之解围，谓时间已晚，留待明天讲解。人谓马天真，以余观之，实无知也。杨思一最后发言，极有条理，共产党员故自不同也。”7月15日日记云：“上午浙江小组讨论五年计划，仍由余主席。陆士嘉、张琴秋等均对人口问题有所发挥，惜邵（力子）马（寅初）二君不肯倾听也。……马寅初将发言稿清样送请王国松看，其内容谓目前兴修水利、开荒等等皆非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在限制人口，满纸荒唐言，不仅贻笑大方，且将为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据为口实。沙文汉看后，大为惊诧，与王国松商议，由王找竺可桢谈，请向马劝告。晚饭后，王赴竺公馆，又赴马公馆，归来已十一时矣。”7月19日日记云：“上下午均分组讨论，继续讨论五年计划，邵力子、马寅初等又大谈人口问题，争吵甚烈。”7月25日日记云：“上午小组讨论。沙文汉提议不再谈人口问题，专谈预决算、兵役法及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8月3日日记云：“七时赴前门车站，邵力子、陈叔通、许昂若、严景耀均来相送。独马寅初未来。此老在小组会中谈人口问题与余等意见相左，岂尚耿耿在心耶？”

按：看以上宋云彬日记，可知当年浙江小组批驳马寅初新人口论大致情况。日记中出现的人物，全都留下真实姓名，则是一般传记难得的史料。历史已经证明，当年那些一知半解地讥笑马寅初“无知”、“荒唐”的人，自身难免无知与荒唐之讥。

从三本传记记载来看，当年的人们，特别是中南海的高层决策者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看法，并不是一上来就是一面倒地反对讨论的。对待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提出，也不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的。

《邓传》（250页）对此就有一段背景叙述：“到了1956年，我们党和国家开始注意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并在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正式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也明确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开展体育运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计划生育。……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节制。’周总理还建议成立一个节制生育的专门机构，并对这个机构的组织形式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进入1957年早春，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似乎在中南海的和煦春风里博得了更多高层知音。《杨传》（164—165页）有这样动人的描写：“此刻，在古色古香的紫光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在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整个会场静悄悄的，都在全神贯注地倾听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发言。……马寅初的发言结束以后，整个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即对他的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同志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

但是，毛泽东很快改变了对“新人口论”的看法。《杨、徐、朱传》（207页）载：“1957年1O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说，有一位经济学家算了一大堆账。结论是：因为人口过多，资料积累太少，不敷分配，所以不能搞很多的大型工业，而只能多搞中小工业。并引用列宁说的‘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文章由此得出结论：‘他们谈的并不是人口问题，并不是什么节育问题，并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现实的阶级斗争问题，严重的政治斗争问题。’”按此时反右斗争已展开，《人民日报》的批判文章都是有来头的。这篇文章不点名指“有一位经济学家”，大家一看就明白指的是马寅初了，预示风向要变了。

形势还在发展。据《杨传》（168—169页）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58年4月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又载同年5月，刘少奇（按《杨传》此处隐去刘的名字）在党的八大二次大会上的工作报告，指出“某些学者”，“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们看到，一场狂热的以人多为胜的“大跃进”架势，此时已呼之欲出，“某些学者”与此唱不同调子的什么新老人口论，自然成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很快，党内“理论权威”陈伯达和康生先后出来，公开点名对马寅初“新人口论”进行批判，甚至进行面对面批斗。陈伯达、康生当然不是个人行为。关于这些批判批斗情况，三本传记都有相似的记载。现取《杨传》（169—170页）所述：

从此，北京大学就对马寅初展开了点名批判。据统计，仅1958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的校刊和学报上就发表了18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同时，一批全国性的报刊，也都先后相继投入批判，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批判马寅初的声势。

据了解，这一时期上阵参加批判马寅初学术思想的人，有二百之多，全国发表的文章有58篇，集中批判他的《新人口论》、“综合平衡”和“团团转”。

这些批判文章给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冠以三顶大帽：说它是马尔萨斯主义，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说它否认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人口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会出现多余人口的；还说它对六亿人口缺乏感情。等等，等等。

在康生的策划下，从1959年12月中旬至1960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不仅举行了许多次的小会批判马寅初；而且曾先后召开了三次全校规模的大会批判马寅初，召开了一次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面对面地对马寅初进行批斗。这期间批判马寅初的近万张大字报也洪水猛兽般地向他袭来。与此同时，各种报刊上又相继发表了82篇文章，对马寅初进行点名批判。面对如此汹涌而来的批斗浪潮，马寅初没有退却，坚持自己的主张，拒绝检讨。他于1959年11月在《新建设》杂志发表的关于“新人口论”的《声明》中说：“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他谢绝了几位朋友要他认一个错，退却了事的劝告，特别提及一位“好朋友”的劝告。他在《声明》中写道：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马寅初选集》435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声明》中的这位“好朋友”是谁呢?三本传记都曾采用这条材料，却都不点出这位“好朋友”的名字，留给读者一个悬念。但看书的人明白，这位“好朋友”除了周恩来，还能是谁呢?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经历了从理性到狂热的反复，“1960年3月以后，马寅初的名字在学术论坛上消失了。在这以后，中国人口继续无限制地盲目发展着，人口问题严重地加剧着。”

2004年第7期 粟裕与淮海战役　作者：闻　实

淮海战役，国民党方面称之为徐蚌会战，是决定现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战。蒋介石兵败淮海，犹如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从此一蹶不振，不久延续二十二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因此，中外战争史研究者把它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

可悲的是，蒋介石的统帅部当时和事后都没有搞清楚，在淮海之战中，谁是他们主要的直接对手，谁是造成“蒋介石的滑铁卢”的关键人物。

这个人就是粟裕。

当时，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已经调任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是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举行淮海战役并适时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他指挥的部队占解放军参战兵力的70%，歼灭国民党军占解放军歼敌总数的80%，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从“子养电”到“齐辰电”，粟裕先后提出发展战略进攻、举行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及相应的建议

淮海战役的战略决策，要从1948年粟裕的两次“斗胆直陈”说起。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以后，粟裕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探索解放战争的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构想。他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打歼灭战将向更大规模发展，是一个客观规律。在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在原有政治优势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战略优势地位，但是在数量上和技术上仍然处于劣势。国民党军队仍然可以依恃其数量、技术上的优势，在局部地区组织战役进攻。因而中原战场出现反复拉锯的僵持局面。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1947年12月上旬，他准备把这一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作战和建军两方面采取措施以争取数量上和技术上的优势，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由于他的构想和建议不仅关系战略全局，而且与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避免打大仗的意图不同，所以在电报起草好以后，又经过40余天的慎重考虑，并通过平汉战役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打大仗是可行的，方才于1948年1月22日发出，并使用了“斗胆直陈”的措词。按照中国电报地支代月、韵母代日的惯例，1月22日是为“子养”，故称“子养电”。

粟裕当时不知道，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的杨家沟会议上已经作出分兵南进的战略决策，决定从中原战场上抽出一部分兵力渡江南下，调动中原战场上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1948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电报强调指出：“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至于渡江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三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认为，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来看，究竟是分兵渡江南进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其他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部队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敌我态势来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特别是调动不了国民党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同时又会分散和减弱我军在中原战场的兵力。权衡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迅速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

1948年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时提出，在打完第一个歼灭战以后，“除以一部相机攻占济南外，主力则可进逼徐州，与刘（伯承）、邓（小平）会师，寻求第二个歼灭战”。

粟裕的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4月底到5月初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采纳他的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

1948年6月16日至7月6日，粟裕组织指挥的豫东战役，不仅创造了一个战役歼敌9万余人的空前战绩，更重要的是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并推动全国战局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发展。实践证明，在中原黄淮地区确有大量歼敌的必要和条件，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决策是正确的。因此，豫东战役以后第7天，1948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原定战略部署，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明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东、东北作战。”

豫东战役以后，粟裕对解放战争规律的探索又前进一步，形成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他认为，解放军的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而要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决战，必须考虑时机，还要考虑战场条件和后勤供应条件。对于战场和后勤供应条件，我考虑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蚌地区最为有利”。他认为，豫东战役的胜利，实现了由战略进攻向战略决战的转折，当前的问题是如何推动战局向战略决战方向发展，无论是正在酝酿的济南方向作战，还是未来的徐州方向作战，都要同南线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因此，当中共中央提出拟令华野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迅速攻克济南，以保证豫东参战部队休整，然后配合华野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的时候，粟裕建议华野全军首先休整一个月，然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他认为，“只要济南能解决，打援方面又取得胜利，则战局可能迅速向南推移，今冬攻占徐州之计划似有极大可能。”1948年8月23日，又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邮）宝（应）”，为下一步在徐州地区作战及渡江南进创造条件。

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过程中，集结在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三个兵团17万余人，在华野阻援打援部队阵地前面徘徊，不敢北上与华野交战。粟裕认为，这说明敌人是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军打大规模的仗，也说明我军对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当济南城内巷战仍在激烈进行，但已胜券在握的时候，就于9月24日7时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粟裕军事文集》第393页———394页）。中共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考虑，于9月25日19时复电，同意粟裕的建议：“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9页）

粟裕指挥的济南战役只用8天8夜就攻克济南城，全歼守敌10万余人（包括起义者两万人），并且在打援战场上不战而胜，实现了中共中央所设想的最好结果，更重要的是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促使中共中央对原来的战略部署作了进一步调整。济南战役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建军500百万，歼敌500个正规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济南战役以后，中共中央考虑到从豫东战役到济南战役、辽沈战役的实践经验以及全国战局的发展，改变了对战争进程的估计。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军九、十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继辽沈战役之后，连续发起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加快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

淮海战役发起之前，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陈毅、邓小平率领的四个纵队到达徐州附近的萧县地区。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将由战略上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规模也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才能统一指导思想，协调作战行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两大野战军的整体威力。于是，他在1948年10月31日给中共中央军委、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的电报中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共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于11月1日、2日先后复电同意。就这样，淮海战役的统一指挥问题，在不到3天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而蒋介石的统帅部，从10月22日提出由白崇禧担任国防部蚌埠指挥所主任，到11月10日指令杜聿明到徐州担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用了近20天时间，即淮海战役发起4天以后，才勉强解决了徐蚌会战的统一指挥问题。

淮海战役发起以后，粟裕观察分析全国战略态势，认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那时，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取得了优势。粟裕说：“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1948年11月8日，他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分析全国战略态势，估计蒋介石可能采取两种方针：“第一，以现在江北之部队，再加上由葫芦岛撤退之部队，继续在江北与我周旋，以争取时间，加强其沿江及江南及华南防御。第二，立即放弃徐、蚌、信阳、两淮等地，将江北部队撤守沿江，迅速巩固江防，防我南渡，并争取时间整理其部队，以图与我分江而治，俟机反攻。”认为如果解放区对战争还能作较大支持，则以迫使敌人采取第一种方针更为有利。因此建议：“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消灭之（或歼孙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铁路，以阻延敌人南撤。”这就是著名的“齐辰电”。11月9日，粟裕又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刘峙有以徐州为中心与我决战模样”，正在调整部署，“实为歼敌之良机”。中共中央军委采纳粟裕的建议，毅然作出将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决策。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复电指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能动地驾驭战局、力争主动、迫使敌就范的战略方针。

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蒋介石的统帅部曾经考虑“放弃徐州，守江保淮”，采取“守江必守淮”的作战方针。但是，误认为华野和中野“行动甚缓”，“企图不明”，“陈（毅）刘（伯承）是否合力尚难断定”，因而举棋不定，“守江必守淮”的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当时辽沈战役大局已定。蒋介石担心，辽沈战败，再加徐州撤退，导致政局不稳。因而被迫采取第一种方针，将兵力集结在徐州及徐蚌段铁路沿线，作攻势防御。蒋介石为了保住44军，让黄百韬兵团在新安镇等了两天，结果使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为了救黄百韬兵团，又把邱清泉、李弥、孙元良等兵团集中在徐州地区，指令黄维、李延年、刘汝明等兵团北上增援。他所采取的措施，沿着粟裕“齐辰电”设想的第一种可能，一步一步地走向在徐州地区决战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所见略同。他们说，“在徐州附近开打，是被迫无奈的”，“未战而败局已定”。

关于淮海战役，史学界有“小淮海”、“大淮海”之说。一般认为，11月8日以前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小淮海”，11月9日以后策划的淮海战役是“大淮海”。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1948年10月11日的电报，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标题定为《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实际上淮海战役执行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作战方针，而是“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

上述过程表明，粟裕对淮海战役的首要贡献，是提供了南线决战的战略构想和战略建议，从“子养电”到“齐辰电”，在由战略进攻发展为战略决战过程中，在由“小淮海”发展为“大淮海”的关键时节，粟裕都提出了具有关键性的建议，对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粟裕适时把战局推向新水平，促成南线战略意图的圆满实现

粟裕有一句名言：“对付敌人，不但斗力，更要斗智。”他的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的特点和优点，就是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于战争指导，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依靠正确的谋略思想和巧妙的指挥艺术克敌制胜。在淮海战役的战役指挥中，尤其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点和优点。

谈到淮海战役的特点，粟裕说：“毛主席对淮海战役有一句精辟的概括：一锅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我的理解，是指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并取得胜利的条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形势的发展变化多端，中央军委、总前委审时度势，统一筹划，集中集体的智慧，正确指导了战役全过程，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还乘敌之隙，充分利用了敌人的错误，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歼灭黄百韬兵团。黄百韬兵团下辖五个军，是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兵力最多的兵团，战斗力中等偏上。一仗消灭敌人五个军，这是一个大仗、硬仗，又是对整个战役影响很大的初战。为求初战必胜，粟裕精心运筹，果断决策，大奏奇效。

在作战部署上，他采取声西击东的策略。先期派出两个纵队向鲁西南进军，以9个纵队用于运河以东，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为主；以6个纵队加4个旅用于运河以西以南，造成南北聚歼李弥兵团、攻略徐州的态势，隐蔽我军意图，错乱敌人部署。蒋介石的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果然中计，在参谋总长顾祝同主持的部署“徐蚌会战”的会议上，徐州“剿总”各个兵团司令官都说自己防区当面发现共军重兵集结。判断华野部队将由鲁西南南下，而不会在徐州以东发动攻势。因而决定放弃海州、连云港，固守徐州，集结兵力于津浦路徐蚌段，作攻势防御。这一部署正好给华东野战军分割歼灭黄百韬兵团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出击时机上，粟裕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决定提前两天发起战斗。顾祝同主持徐州会议以后，华野指挥机关很快就侦察得知蒋军动向，判断敌人有“集中兵力固守徐州及徐海段、徐蚌段，以阻我南下攻势，掩护其加强江防及江南后方部署”。11月6日又发现，驻守海州的国民党第44军有西撤新安镇并归黄百韬指挥的动向，隐蔽在冯治安部的共产党员何基沣、张克侠在发动起义上“要求更趋积极”。形势的发展表明，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宜早不宜迟。粟裕当机立断，将淮海战役的发起时间提前两天，即由原定11月8日晚改为11月6日晚。11月6日戌时（19时———21时），一面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共中央军委、邓小平、陈毅、华东局，一面下令部队执行。1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鱼戌电所述攻击部署，望你们坚决执行”。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决策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在这两天时间里，华东局和华野前委成功地组织指导了何基沣、张克侠的起义。华野主力部队迅速通过起义部队防区，切断了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通路。同时，以神速的动作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分割包围。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惊叹：“未料共军行动这样迅速！”粟裕后来说：“如果再晚四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打了。”

在作战方法上，粟裕采取“攻济打援”的战法，用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用7个纵队阻击由徐州增援之敌。在作战过程中，根据黄百韬兵团由驻守之敌变为运动之敌，又由运动之敌变为驻守之敌等实际情况，适时转换作战方式。由运动战转换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用近迫作业的办法把交通壕挖到敌人阵地前沿，然后突然发起攻击，突破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全歼黄百韬兵团。而由徐州增援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虽然与黄百韬兵团炮声相闻，却不能越雷池一步。谈到淮海战役的战法，粟裕说：“在战役指挥上重视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是一条重要经验”。这种战法，也是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的主将杜聿明说：“他们（指参谋总长顾祝同等人）并未料到解放军已有一半以上兵力担任阻击打援，并准备在淮海战役中实行战略决战，消灭国民党军。当然我也未料到这点。”

在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粟裕就开始为下一步作战创造条件。1948年11月7日，即在淮海战役发起一天之后，他就与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议论，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孤立徐州，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于是连发三电给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和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王建安，判断淮海战役发起后“有提前夺取徐州，使敌不能南撤可能”，认为“目前主要关键为能否全歼黄（百韬）兵团，同时作下一步准备”，要求谭震林、王建安率领的华野部队按预定计划迅即出陇海线，建议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野部队直出津浦路徐蚌段，截断徐州之敌退路，下一步或继续歼灭黄维兵团，或歼灭蚌埠之孙元良兵团。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8日复电指出：“估计及部署均很好”。11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又连发3电，指令中野集中4个纵队攻取宿县，控制徐蚌段铁路，切断徐州之敌南撤通路；指令华野部队以勇猛神速手段歼灭李弥兵团，切断黄百韬兵团西撤通路。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互相配合，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超额完成了中共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不仅全部歼灭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12万人，争取何基沣、张克侠率领的第三绥靖区部队2.3万余人起义，给增援黄百韬兵团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以沉重打击，解放了徐州以东直到海州、连云港的广大地区，并且隔断了徐州与蚌埠之间的交通，使徐州之敌处于孤立地位，给下一步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南线战略决战胜利的基础。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电报说：“在战役发起前，我们已估计到第一阶段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但对隔断徐蚌，使徐敌完全孤立这一点，那时我们尚不敢作这种估计。”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以后，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总兵力还有6个兵团18个军50余万人。分别集中在三处：徐州地区，有徐州“剿总”和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8个军30余万人；蒙城地区，有黄维兵团4个军12万人；蚌埠地区，有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6个军10余万人。

三个战场一盘棋。如何确定主要打击目标，如何处理主攻战场与钳制、阻击战场的关系，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这三部分敌人，是关系整个战役胜负的关键问题。

从淮海战役发起之时开始，粟裕就一直关注第二阶段作战对象的选择。在“齐辰电”中，他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华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下一步作战“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中共中央军委判断，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徐州之敌有南撤或不撤两种可能。指出：“如果敌人不撤，我们即可打第二仗，歼灭黄维、孙元良，使徐州之敌完全孤立起来。”第一阶段作战过程中，中共中央军委一度设想“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夺取徐州”。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如果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歼击黄维为上策”。那时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刚刚开始，其余各部敌军的动向尚未判明，所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需待黄（百韬）兵团歼灭以后，依邱清泉、李弥、黄维三部的情况，才能决定作战方针。”当第一阶段作战临近结束的时候，南北两线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成定局，邱、李两兵团积极东援的情况并未出现，集结于蒙城、蚌埠地区的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兵团开始向北增援。1948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提出，在北线歼灭了黄百韬兵团，南线歼灭了李延年兵团、歼灭或驱逐了刘汝明兵团之后，“即可全力歼灭黄维，如像在碾庄歼灭黄百韬那样，获得一个伟大胜利”。同一天，黄维兵团进至蒙城地区，向中原野战军部队发起攻击。11月19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华东野战军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粟裕等于11月20日复电，“完全同意刘陈邓指示”，决定“抽出四至五个纵队，必要时增加三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并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为主”。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全歼黄百韬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向中野南坪集阵地猛烈进攻，出现了歼灭黄维兵团的有利战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向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先打黄维，并请华野“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1月24日15时复电：“完全同意先打黄维”，指示华野“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粟裕等于11月24日午时、25日巳时连复两电，表示“完全拥护先集中力量歼灭黄维的作战方针”，决定“大力协同中野歼灭黄维兵团”，并作出具体部署：再抽调3个纵队，连同已交归中野指挥的王秉璋、张霖之第十一纵队，先后投入歼灭黄维作战；以3个纵队加江淮军区两个旅，阻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向西向北进犯；以8个纵队监视和钳制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兵团，使其不能向南向西增援。这样，第二阶段的作战方针就确定下来，并开始付诸实施了。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一肩三副重担，除先后派出5个纵队参加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外，还担负着钳制、阻击南北两线敌军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的作战任务。

在第二阶段作战方针商讨过程中，粟裕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判断，黄百韬兵团被全歼后，徐州之敌与蚌埠、蒙城之敌有“以宿县为中心对进，以图打通津浦线联系之极大可能”，决定以8个纵队成大弧形包围徐州，监视和钳制徐州之敌，阻止其南援。以4个纵队加2个旅阻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北进，“全力保刘陈邓歼黄（维）胜利”。果如粟裕所料，11月23日，黄百韬兵团被消灭，蒋介石急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开会。决定“徐州方面以主力向符离集进攻，第六兵团及第十二兵团向宿县进攻，南北对进，一举击破共军，以打通徐蚌间交通。”这时，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早已严阵以待。北线经3天激战，由徐州南下的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仅仅前进10到15公里，到第三天就不能再越雷池一步。南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刚刚前进到任桥地区，就受到华野部队迎头痛击。11月26日，华野部队攻克任桥以东的灵璧，威胁李、刘两兵团侧背。李延年、刘汝明眼看大事不妙，立即指挥所属部队缩回浍河以南。而由蒙城北进的黄维第十二兵团则被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挥的部队包围在双堆集地区。蒋介石的南北对进计划刚刚出笼，就宣告破产了。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徐州之敌的动向一直是粟裕最为关注的问题。他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国民党军后方已无兵可调，放弃徐州的可能性较大。徐州之敌有固守和突围两种可能。如果敌人固守，以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为依托，将加大我军歼灭该敌的难度。相反，敌人突围对我并非不利，让他离开乌龟壳再消灭他是最好不过的。因此决定不把敌人堵死在徐州，而准备对付敌人突围。11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来电指出：“黄维解决后，须估计到徐州之敌有向两淮或向武汉逃跑可能。”接到中共中央军委来电，粟裕进一步分析敌我态势，认为敌人有不待黄维被消灭就放弃徐州的可能，并且判断徐敌逃跑的方向有三个：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南逃；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解黄维之围，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走这一路，将要遇到我两大野战军的强力打击。但是敌人总是对自己估计过高，走这一路的可能性最大。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重大变化，所以也是对我军威胁最大的一招。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他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在徐州以南津浦路东西两侧，重点对付徐州之敌向西南逃跑。同时防备其向两淮、连云港逃窜。11月28日，蒋介石果然急令刘峙、杜聿明到南京密商，决定于11月30日撤出徐州，走粟裕判断的第三条道路，经永城到蒙城、阜阳地区，解黄维之围。11月30日晚上，徐州之敌刚刚撤出徐州，华野就从各种渠道侦察得知，敌人已经撤出徐州，向西南方向逃窜。粟裕立即作出追歼逃敌部署，除北线的7个纵队以外，另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加上从山东调来的渤海纵队，共11个纵队，追击、截击、围歼逃敌。到12月4日，就将杜聿明率领的30万人马包围在河南省永城县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部歼灭企图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粟裕说：“战役指挥的重心放在哪里，对能否掌握战场主动权关系极大。我从历次参加的战役指挥中体会到，每个战役都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在对战役有决定影响的环节上我们掌握了主动，打赢了敌人，从而使我军确有把握取得战役的全胜。因此，战役指挥员不仅要对整个战役有通盘的考虑，预见情况可能的发展变化，在打第一仗时就想打第二仗和第三仗的问题，而且要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战役的转折点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力以赴，采取一切手段促使战役转折的实现。”他认为，整个淮海战役的转折点，是在杜聿明集团被围死，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阻住，我军已能集中足够兵力全歼黄维兵团的时候。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他全力促成这个转折的实现。

1948年12月上旬，淮海战场态势发生重大变化：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被华野5个纵队阻止于蚌埠以南，杜聿明集团被华野11个纵队围困在陈官庄地区，黄维兵团处于孤立无援境地。华野得到情报：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从山西、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宋希濂兵团已由武汉向浦口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率领战车部队到蚌埠参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阻援兵力不足。万一出乱子，势将影响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估计，华野对杜聿明集团作战还需十天到半月时间，可以再抽出部分兵力到歼黄战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12月10日，即发电报给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共中央军委、华东局，“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电话同意，华野前委决定，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率领第三纵队、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一部，于当天晚上南下参战。这样，就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达到12个纵队另两个旅，在数量上也居于优势地位。战至12月15日，历时23天的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包括起义者在内），取得了淮海战役第二个伟大胜利。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以后，粟裕认为形势已经完全明朗。杜聿明集团已成瓮中之鳖，绝对逃不脱被歼灭的命运。问题在于，从战争全局来考虑，什么时间发起总攻最为有利。1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以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以使淮海、平津两大战役互相配合。粟裕认为，中共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给淮海战场造成了极好机会，既可利用这段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又可乘机对敌军展开政治攻势。在组织部队休整中，广泛开展立功运动、评定伤亡、溶化俘虏等活动。经过休整，华野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士气上升，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野总人数为36.1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55.1万人。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对敌政治攻势更是大放异彩，促使国民党军官兵纷纷携械投诚。到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时，杜聿明集团的30万人马只剩下不足20万人，仅用4天时间就被全部消灭了。粟裕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10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

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22个军共55.5万人，基本上消灭了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解放了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为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粟裕以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著称。在淮海战役中，他把大兵团作战的指挥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对夺取淮海战役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粟裕总结自己的经验说：“作为战区指挥员，应不断地研究、分析敌我力量的对比变化，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敢于适时地把战局推向新水平，而不能坐待条件完全成熟。从孟良崮战役到豫东战役，再到淮海战役，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

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创造了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相比较，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都是以多胜少，惟独淮海战役是以少胜多。辽沈战役，解放军以70余万对国民党军55万，歼敌47.2万。平津战役，解放军以100万对国民党军60余万，歼敌（包括改编）52.1万。而淮海战役，则是解放军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歼敌55.5万。淮海战役歼敌数字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会战和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在那两次会战中各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50万。所以，斯大林听到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连称：“60万战胜80万，奇迹，真是奇迹！”

中国和外国都有人把淮海战役与滑铁卢会战联系起来，称之为“蒋介石的滑铁卢”。但是，任何比喻都是不准确的。就这两次战役对于拿破仑和蒋介石的命运来说，确有相似之处。滑铁卢一战，拿破仑指挥的法国军队丧失殆尽，随即宣布第二次退位，“百日拿破仑政权”覆灭。淮海一战，蒋介石赖以生存的命根子80万主力部队被消灭，接着在内外交困的政治危机中宣布“引退”，不久持续22年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而就战争规模和战争指导来说，淮海战役则远远超过了滑铁卢会战。滑铁卢会战，惠灵顿和布吕歇尔指挥的联军13万人，对拿破仑指挥的法军7.2万人，联军歼敌7.2万人，战争规模和歼敌人数不及淮海战役的五分之一。而在战争指导上，不论是战略决策还是战役指挥，更是大大超过了滑铁卢会战。毛泽东及其在淮海战场上的指挥员运筹帷幄，出奇制胜，用兵如神，不仅创造了战役上以少胜多的奇迹，而且把大兵团作战指挥艺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在创造这个奇迹过程中，在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两方面，粟裕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事实雄辩地说明，这是一个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历史结论。

2004年第7期 张闻天在苏区建设中的民主主张　作者：曹景忠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闻天重视政治民主。他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应实行广泛的民主，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他反对党委包办政府工作，主张向选民揭发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主张舆论监督，反对空喊反对官僚主义。

张闻天于1925年秋赴苏联留学，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后任教，亦讲授列宁主义。他自述：“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他对列宁主义理论中的苏维埃民主非常重视。1931年他回国后，先在中共中央做理论宣传工作。1933年初，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担任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从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工作。尽管当时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均在中共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之下，但是无论从列宁主义学理出发，还是从苏维埃政权工作实践出发，或者说，正好是从这二者的结合出发，张闻天都对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要贯彻德谟克拉西（民主）的原则非常重视。

要实行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

张闻天从理论上论证，苏维埃政权对工农大众要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他说道：“这一工农民主专政对于最大多数的工农民众则是最大限度的德谟克拉西。它真正实现了广大群众言论、集会、结社与出版的自由，使广大群众真正参加苏维埃政权，开始自己管理他们自己的国家。”他引用了列宁的论点：“新政权是大多数人的专政，是依靠而且完全依靠大多数群众的信任。最自由的，最广泛的，最有力量的吸引一切民众参加政权，没有任何隐藏，没有任何秘密，没有广告，也没有形式。（1920年10月20日《关于政治问题的历史》）”当时周遭弥漫着的是强调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即暴力专政的气氛，而张闻天却很重视苏维埃政权要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民众的民主，这无疑包含了张闻天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和认识，反映了这位学者型革命家执着追求民主的精神。

虽然在理论上说，苏维埃政权对广大劳动民众应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但实际情况如何呢？张闻天观察到许多相反的情况：“在有系统的发展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方面，我们是异常的不够，甚至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与行动方面，表示出对于这一问题的无知与错误的了解。这主要的表现在我们苏维埃政府中工作的同志，往往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一方面，即是只看到苏维埃政权的权力的一方面；而不看到苏维埃的德谟克拉西的一方面，以至常常发生绝不能容许的对于群众的强迫命令的现象。”

反对以党代政，重党轻政

张闻天坚决反对苏维埃政权中党委包办政府工作，以党代政、重党轻政的现象。

中国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张闻天看到，“在我们党内，对于苏维埃的工作，显然还是存在两种倾向。或者是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直接下命令给苏维埃，要苏维埃执行党的命令，甚至在县苏（维埃）、区苏（维埃）的会议上，党的县委或区委的书记直接出席做报告，决定县苏区的工作。或者是党根本不理苏维埃的工作，把苏维埃的工作当作无关紧要。甚至把党内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都往苏维埃政府送。”

张闻天这里所说的两种错误倾向，实际上是一回事。既然党对苏维埃直接下命令，以党代政，包办代替，自然把苏维埃看作可有可无，无关紧要，把犯过错误的同志往苏维埃送，就毫不奇怪了。值得注意的是，张闻天的文中用的语汇是“许多同志”，“异常的不够”，“往往”，“常常”，“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等等。它说明，当时在江西革命根据地不是个别或少数地方，而是相当多的地方，或者普遍存在以党代政，党委包办代替政府工作的情况，而且直接从党的中央起就有这种情况。可见，这是“左”的错误路线、方针在党政关系方面的错误表现。无怪乎张闻天专门撰文批评这种违反并障碍苏维埃民主的现象了。

向选民报告工作要揭发“一切错误”

结合当时改选苏维埃的具体工作，张闻天提出了发展苏维埃民主的做法。他要求，“吸收每一个苏维埃的选民，参加苏维埃的选举。”“在改选之前，各级苏维埃必须向选民做他们的工作报告”，“必须在候选人与工作报告中，发展极大的自我批评，揭发过去的一切错误，同官僚主义与贪污腐化等现象作最坚决的斗争。党不但不应该掩盖苏维埃过去的错误，而且应该领导这一自我批评的发展，消灭群众对于苏维埃负责同志的畏惧心理，使他们感觉到他们自己是苏维埃的主人翁，只有他们有权选出或撤回他们自己的代表。”

张闻天又写道：“在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首先必须利用一切官僚主义的事实向群众解释官僚主义的罪恶”。这里他用了“一切”这个词，没有为考虑照顾某些高级干部的面子或是防止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在揭露官僚主义事实时要经过选择和领导机关批准手续留下余地。他接着写道：“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贪污腐化也是如此）的斗争中，苏维埃的领导者必须使苏维埃的公民学习他们的召回权与改选权。关于苏维埃公民的这一召回权在苏维埃的宪法上是分明的写着，然而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告诉群众如何使用这一权力。”事实确实如此，宪法上怎样写着是一回事，实际上怎么做又是一回事。张闻天想使实践与学理相一致的思维，面对着的却是行动与书面不相一致的现实。不过，张闻天确实真诚地想在苏维埃政权下实现德谟克拉西（民主），实现选民真正的选举权、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张闻天接受了列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后，仍然信奉着民主主义精神。在他的思想里，这二者是能统一的。

苏维埃政权要重视舆论监督

为实施苏维埃民主，张闻天还重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这里可以引用他批评报纸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只空喊口号，而不揭露官僚主义事实的一段话：

在我们的报纸中，差不多经常议论到应该反对官僚主义，甚至有些地方由于叫喊反对官僚主义把嗓子都弄哑了。然而，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实的记载则少到再不能少的地步。我从《红中》（指《红色中华》———引者）106期翻到128期，似乎只有两个关于官僚主义的事实的新闻，而且这些新闻都登在最不重要的地位，这些新闻都是拿旁观者的笔调随便写来充充报纸的篇幅的。除了空喊反对官僚主义而外，我们很难找到真正有名有姓的官僚主义者。他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与他的官僚主义在群众中所发生的恶果的记载。如若这样去空洞的反对官僚主义，那不但官僚主义不会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官僚主义者也会双手赞成反对官僚主义，因为这种反对决不会影响到他自己的官僚主义。

看来，在当年江西苏区就存在着报纸空喊反官僚主义而又不敢揭露官僚主义的事实及其严重危害的情况。张闻天对这种情况批评得多么深刻，讽刺多么尖锐！这反映了他对舆论工具———报纸不能如实揭露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是何等不能容忍！这反映了他对实施苏维埃民主的心情是何等真切和热诚！

2004年第7期 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　作者：苏双碧

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苏州看望正在养病的林彪，以“文艺革命”为名，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要求林彪支持她，用她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的话说，是把林彪当“尊神”请出来。林彪对江青的设想，表示赞同和支持。两人进行了政治交易，江青希望得到林彪的支持，林彪也想借江青的特殊地位达到其政治目的。随即由叶群电告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说江青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并说都什么人去，让刘志坚同萧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叶群提出希望萧华也去。但萧华一再推辞，不愿去，要刘志坚去，理由是“我事情很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最后决定由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参加。刘志坚向叶群报告参加会议的人选时，叶群转达了林彪向参加会议的部队文艺工作者说的话：“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随时可以同她联系。”刘志坚等人临走前，萧华特别交代：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如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你们就是“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江青这个人疑心大、脾气也大，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不要和她争，要尊重她。显然，萧华不愿意去，和他对江青的看法不无关系。但是，他从爱护部下出发，对江青这个人的毛病，他还是交了底。

2月2日，刘志坚一行来到上海，当天下午由张春桥陪同至江青住处丁香花园，得到江青会见。刘志坚当即转达了林彪上述那段话。随后，在下午五时，江青又把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等请到锦江小礼堂，在坐的有张春桥。江青向参加座谈会的人宣布了纪律，即座谈会“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随后江青发表谈话：“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

座谈会从2月2日下午开到2月20日结束，中间的10日到15日，因江青有事，没有开会。会议以“看电影、批黑线”为名，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又以个别交谈和集体讨论的形式，把江青自己的意图灌输给与会者。实际上到会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并没有说多少话。这个座谈会开初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名义召开的，形成纪要时被改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实际上这个座谈会的前台人就不仅是江青，而是林彪和江青了，大大增加了座谈会的分量和政治性。

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此时搞了一个《二月提纲》，这就成了江青的座谈会必须搞一个“纪要”的重要背景。《二月提纲》后来既然受到毛泽东的否定，江青召开的座谈会就只能是“正确的”，针对《二月提纲》的。《纪要》对十七年的文艺工作，包括部队的文艺工作进行彻底的否定。《纪要》的第二部分，即核心部分，“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写了十点意见，认为文艺界在建国以后，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对十七年来文艺工作从总体上看，则认为，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纪要》基本上是个“左”的产物，是个否定一切的《纪要》。

《纪要》的形成有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由于座谈会基本上是江青一人的谈话，但她的讲话没有条理，十分零乱。刘志坚等人回北京时向总政党委汇报觉得应有个材料，而江青讲话时又不让记录，于是参加会议的几个人一起回忆、追忆，逐句进行讨论认同，才形成了《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即“汇报提纲”。主要写了三部分内容，即座谈的经过、江青在座谈中谈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以及“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江青的意见。林彪在济南看到这个“提纲”，并听了刘志坚等的汇报之后，认为“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在江青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迅速传达，认真贯彻。”但是，刘志坚一行刚在北京下飞机，就接到江青秘书来电，说这个材料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思想”，要刘志坚派人到上海，再进行修改。并说，她已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派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来参加修改。随后，刘志坚派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修改。江青提出的“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陈伯达认为这样提很好.但没头没尾，应该说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的继续”，陈伯达说：“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陈伯达认为，只有“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陈伯达还说，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把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等，都写进去，“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陈伯达的讨好，使江青大受鼓舞。她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这次修改，文字有很大的增删，从三千多字增加到五千多字。因为这个稿子江青认可后，以后就不改了。刘志坚批准打印一百份，送总政党委、宣传部、报社，并“拟批送林副主席、江青同志、萧主任、杨代总长等”。北京正在进行中，上海又传来毛泽东修改“提纲”的信息，要刘志坚到上海参加对提纲进行再修改。

毛泽东对江青主持召开的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当他看到江青送来的“提纲”时，立即对《纪要》进行审阅和修改。首先是在标题上增加了六个字：“林彪同志委托”，从此标题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而在内容上也作了较多的修改，如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的后面，加上“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之后又加上这么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一句，等等内容，前后共修改了十一处。并再次嘱咐“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也就是说，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后，它也还有充实和修改的必要。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江青的主持下，有陈伯达、张春桥参加，又进行了较大的“充实和修改”。全文由五千多字扩充到一万字左右。对“ 纪要”的修改，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一稿修改后，毛泽东审阅时，于三月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随后，即三月十九日，江青又召集刘志坚、谢镗忠、李曼村、陈亚丁以及张春桥开会，让他们看毛泽东又一次修改过的稿本，并征求意见。刘志坚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涉及对整个文艺队伍的估计，建议把“组织”改成“整顿”，江青不同意改。因为，此稿已经毛泽东改过，大家就不再提什么意见了。江青宣布：“如果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就算定下来了”。并向与会者交代：“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们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并以她的名义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说明《纪要》修改的经过，以及转达毛泽东三月十七日的意见。

林彪看到江青的信后，即以他的名义给军委贺龙等同志写了一封信，说这个《纪要》“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信中说：“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林彪还交代把他的信和《纪要》“分别送军委各个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在此期间，毛泽东对《纪要》又作了第三次修改，其中如“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改为“歌颂我们伟大的党，党的领袖和其他同志们英明领导的文艺作品。”又如把“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改为“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还有诸如把“学习江青”改为“仿照江青”等等。随后，军委向中央和毛泽东请示，并将《纪要》和江青给林彪的信，林彪给军委的信，一起报中央。当时邓小平在外地视察工作，给中央的这一份文件就送到常务书记彭真处。三月三十一日，彭真请中央军委起草转发《纪要》的批语。由刘志坚等人起草的二三百字批语，送彭真后，即于四月二日，将《纪要》和批语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四月十日将《纪要》批发全党，并附了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

由江青发起的，毛泽东亲自关心和指挥并参与修改的，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正式产生了。因为毛泽东的介入，他亲自调动了林彪、陈伯达等来修改这个《纪要》。尤其是林彪被当成“尊神”请出，这个举动是走向“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步骤。正如江青后来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所说的，她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利用解放军的力量去“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这个《纪要》当时在党内外广泛传播，并于1966年4月18日，在《解放军报》上以社论（社论的题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1967年5月29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同一天《红旗》杂志发表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的社论，社论声称：“这个纪要，是同《汇报提纲》针锋相对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说这“两个文件是从两个代表不同阶级的司令部里发出来的两种号令”，“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这个《纪要》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极坏的作用，是用来在文艺界、学术界兴起文字狱的重要根据。当时却被称为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好在历史是人民群众写的，曾几何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即1979年5月，经中央批准撤销了这个《纪要》，并公开对这个《纪要》的流毒进行揭露和批判。

2004年第7期 目送胡耀邦的灵车　作者：施　亮

十五年前，也就是1989年4月15日上午，我与妻子一起送父母去飞机场。先父施咸荣受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邀请，作为访问学者第二次偕同母亲赴美讲学。那天，他们迅速办妥手续，很顺利地进入关卡。走出飞机场时，天色灰暗，乌云密集，还下着零星小雨。我乘车回家，心内郁闷，似乎是担忧再下暴雨，影响飞机的飞行；又似乎不仅仅是这些忧虑，胸中有一股奇怪的压抑感觉。

走进家门，小保姆正在打电话。我下午要去单位，急于吃午饭，连连向她做手势。她却没有理会，仍然聊了一会儿。放下电话，她立即对我说：“今天上午，胡耀邦在医院里去世了。”我愕然，反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告诉我，她的一个安徽同乡在某部长家里当小保姆，因此消息来源是可靠的。我一下子怔住了，又坐在沙发上呆怔了许久，一股悲切的情绪泛上来。前些日子，我确实听人传说，胡耀邦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心脏病猝发，被送进了医院。可又听说已经好转了么，怎么又突然病逝了呢……

下午我又上班。我在《辅导员》杂志当编辑，这个杂志就在团中央大楼内。当时，机关里的同事们尚不知道此事。听我告知了这个消息后，同事们聚集在我办公室里，一时黯然无语。大家心中的滋味儿是难言的，也是悲怆的。我们钦佩耀邦同志高洁、坦诚和正直的品格，也深深地为耀邦同志所受到的待遇而不平，但是，我们也对那时的国家形势有着深切的忧虑感，那年春天已经充满了扰攘不安的气氛：通货膨胀以及官倒、贪污贿赂等交织一起的社会问题；老百姓对腐败官僚横行所持的激愤情绪；党内对改革的分歧；以及民众对胡耀邦同志的不平心理，各种矛盾凝聚起来，人们都有某种不祥的预感。

第二天，团中央大楼一层楼前厅里，设立了哀悼胡耀邦同志的小灵堂。正中是披着黑纱的胡耀邦遗像，两旁一副对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它再确切不过地反映了胡耀邦同志的崇高品德。人们进楼后，自发地在胡耀邦遗像前低头伫立，静穆默哀。团中央大楼里一片阴郁沉重气氛，同事们见面，彼此对望一眼，算是打了招呼。大家都是默默无言的，心事重重的。

4月17日上午，我又随许多同事到胡耀邦家里吊唁。那是北京胡同里的一个院子，胡耀邦文革时期从五七干校回京后一直住在那儿。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也只是自己在办公室里支一张床，并没有把全家搬到中南海住。胡耀邦逝世后，他的家属在家中设立了灵堂，供人悼念。我们团中央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组织，结队自发地去参加悼念。我们赶到那里，才九点钟，门口已经排满长长一大队人，直至胡同口的拐弯处。大门前虽然有两位武警守卫着，却并不盘查进出的人们。

同来的团中央机关的一位老人对我们说：“耀邦同志律己是很严的。90年代，他有一回在团中央礼堂说，‘我这个人可能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可有一条我不会犯，就是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的错误。’他做人清清白白，就是反对他的人也说不出来什么！”这位老同志还回忆起胡耀邦文革时期在河南潢川县黄湖五七干校的一些往事。

前面排队的一些人也凑过来听，他们都是老知识分子模样。我们互相攀谈起来，才知道他们来自中国科学院。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胡耀邦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到中国科学院，搞了《科学院汇报提纲》，为知识分子们办了许多好事，人们至今感念他。

又一个人说，耀邦同志受四人帮迫害，在开他的批判大会时，有人故意叫他上台示众。可是，胡耀邦刚走上台，下面的群众却极其热烈地为他鼓掌。

前面一群知识分子火气很旺，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住。团中央机关的这些人却矜持得很，谨慎地并不说什么。虽然，大家从内心深处是赞同他们的话。

进了胡耀邦家中的灵堂，只记得有一排家人守灵，似乎其中并无胡耀邦夫人李昭，据说她恰好进去休息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位将近六十岁的老军人，泪水纵横，身体笔直站在胡耀邦遗像前。同来的团中央老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们，这个老军人原是胡耀邦的警卫员，五十年代就跟随胡耀邦。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曾经起来揭发胡耀邦。以后，他觉得没脸见胡耀邦了。胡耀邦当了总书记后，却不念其旧过，仍旧把他调来当卫士长。我们匆匆走过重叠的花圈丛中，又走出敞开的大门，只见前来吊唁的人们川流不绝，每人都是悲哀肃穆的神情。我心中感慨，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的深宅大院可以如此让平民百姓随意进出呢！这恰恰表现出耀邦同志生前襟怀坦白的性格和平易近人的亲民风范。

我听说4月22日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追悼胡耀邦的大会，团中央可有少部分人参加。不过，名额有限，我们杂志社只能去一人。我找到总编辑，激动地说，我到杂志社工作多年，从未向领导提出什么非分的请求，可这一回，我迫切希望领导能给机会让我参加追悼会，这是我衷心的请求。总编辑犹豫片刻，终于被我的真情所打动，她同意了。

开追悼大会那天早晨，两辆大客车拉去了团中央参加会的人们，除了书记处的领导们以外，大多数是在机关工作多年的老人们。一路上，人们脸色阴郁，闷不做声，氛围异常沉重。到了大会堂，我们这一拨人去得最早，只好在前厅等候。一个小伙子拽一把我的衣角，领我到人民大会堂门口的台阶上，眺望着下面静坐的一大片黑压压的大学生们，据说有二十所大学约三万余人。他们昨晚就从校园出发，深夜十二点到达人民大会堂静坐，要求参加胡耀邦追悼大会。北京市公安局原打算凌晨在人民大会堂戒严，也来不及了。大学生们整整坐了一夜，神情疲惫，但秩序良好。他们为了维持秩序，专门组织了纠察线，不准外人进入。纠察线圈外，周围站了很多市民，安静地观望着。

在台阶上，也站着几十个人。不远处，就是当时任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他笑嘻嘻双手抱肩，我实在搞不清楚，他高兴的到底是什么！我身边的两位团中央书记，却是神色忧虑，眉头紧蹙。各自不同神情，反映出不同人等对那场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波的复杂态度。远处学生们高高擎举着胡耀邦遗像，还有几幅大标语。盘腿静坐的大学生们此起彼伏的唱着歌，犹如沉闷的雷声交错从阴沉的天空滚过。

我身边一个老太太，50年代担任团中央副部长，她忽然拽住我胳膊，止不住泪流满面说：“里边在开追悼会，外面更是真正的追悼。对一个人的评价最后还要靠人民！人民！”

开追悼会时，我们靠得比较后面。周围的人群都关心有哪些领导人来了，许多人时不时踮起脚尖张望，却是什么也看不见。而那些生动场景，例如党内高级领导人步入会场的神情，聂荣臻元帅坐轮椅去参加追悼大会，胡耀邦夫人李昭抱住聂帅大哭……都是我晚上看电视才见到的。领导人念完悼词后，开始向胡耀邦遗体告别。我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走到玻璃棺前，深深望一眼胡耀邦遗体，他身上覆盖一面很大的党旗，躺卧在鲜花丛中。记得四年前，我在一次大型会议远远见到他，相比那时，现在的模样更苍老了，也瘦多了。虽然化妆师抹了挺重的油彩，仍掩盖不住他脸庞斑斑点点的老人斑。

随着人群走出人民大会堂旁门，我不甘心立刻回机关，又折回到大会堂门口的高台阶上。原来坐在台阶上的几排士兵已经站起来，手臂挽着手臂。以前静坐的一大片大学生也站起来，人潮涌动着。大学生纠察线也缩拢了，数万市民都聚集过来。我向站在那儿的人探问究竟，他说大学生们要交请愿书。

正在这时，里面出来一个服务员又驱赶大伙回到人民大会堂，我也稀哩糊涂跟着进去了。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正收拾会场，许多人聚在胡耀邦遗体旁，不住抽泣。突然，熙熙攘攘的人群自动闪开一条通道，身旁有人说：“胡启立和乔石来了。他们护送灵车去八宝山火葬场……”胡启立泪痕满面，举步蹒跚，走在前面，一位秘书搀扶着他，他的眼泡红肿，不停用手绢擦泪水。他踉踉跄跄快走到玻璃棺的胡耀邦遗体前，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哀情绪，蓦然抽出手捂住脸，呜呜痛哭失声。他的身体几乎跌倒，秘书赶紧架住了他。乔石在旁边满脸焦虑又束手无措的模样，一会儿拽一下他的衣襟，一会儿又拉一下他的袖子，还附在他耳旁轻轻说一句什么。胡启立却全然不顾，两手捂住脸，浑身颤抖地哇哇痛哭。

又推来一辆小型吊车，把沉重的玻璃棺罩吊起，胡耀邦遗体被抬出来了。胡耀邦夫人李昭扑过去，哭喊一声：“耀邦我随你去呀……”这凄惨的声音真是令人撕肝裂肺，我的眼泪哗一下流出来了。周围嚎啕哭声也更是达到顶点。又一位面容粗糙黝黑的老农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嗓音嘶哑哭叫道：“耀邦呀……耀邦呀。”他带着衣服陈旧农民模样的一家十余口，男女老少们，“咚、咚、咚”磕着响头。听说，那位农民是胡耀邦的哥哥胡耀福，是李昭特意把他们一家人从湖南农村接过来参加追悼会的。工作人员们抬着胡耀邦遗体从我们身边经过，近百名军人肃然立正朝遗体敬军礼，其他人鞠躬，又鞠一躬……

一大群悲痛欲绝的人们簇拥着胡耀邦遗体，抬进披着黑纱的灵车中。奏着哀乐的灵车和小汽车的车队，向长安街缓缓驶去。我目送灵车。刚才满腔的悲恸之情又化为了深深的迷惘。

当天晚上，我在电视中看到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十里长安大街自动站满了臂带黑纱的人民群众，目送胡耀邦灵车经过，连楼顶上都站满了人。

我还回忆起一些往事。

80年代中期，胡耀邦同志的处境就越来越困难，许多人说他“越搞越右了”。我曾经到山西农村采访两次，深切体验到那种“极左”的政治氛围。到了那儿，发现农村干部大吃大喝的现象极为严重。你若谢绝他们的宴请，就被认为是看不起他们，反而要恼火。还有，就是不少农村干部都骂“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有各种各样说法：“包产到户把农民搞穷了，五保户也没人管了。”“如今农民不听命令，公粮也收不齐了。”“现在的政策，不是复辟资本主义是什么？”甚至还假借民意说：“老百姓把老邓和胡耀邦的头都骂肿了。”有一次，我接触一个共青团干部，他对我悄悄说：“别听他们瞎说八道！我家在农村，我还不知道，农民当然乐意自由一点儿好啦。”可他当时只能暗地讲，而不敢违悖那时上面官员的意志。由此，我得到一个深刻印象：那股保守顽固的极左势力确实是强大的，而且是根深蒂固的。

著名美籍华裔作家陈若曦女士在1985年曾经得到胡耀邦同志的会见，彼此在中南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陈若曦女士多次向我盛赞胡耀邦作风开明，诚挚坦荡，平易近人，是一个心口如一的人，在她所见的诸多政治家中极为罕见。她说，当时大陆开放的程度很不够，对文化人出国的限制也很严。交谈中，她曾经问胡耀邦：“你们为什么不放北岛出国？”耀邦同志不知道诗人北岛的名字，问一遍陈若曦，立刻回头对秘书说，你要记下来呀，北京的北，岛屿的岛，查一下这件事，要发放他的护照呀。这个事例，再形象不过地反映了耀邦同志开明的作风。所以，中国知识界人士把他看成是诚挚的朋友。耀邦同志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希望能形成民主活跃的社会气氛，坚决反对再搞阶级斗争了。他的做法正是符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可是，他却受到一部分抱有保守顽固观点的人物的反对。而那些人物，也曾经尝过阶级斗争的苦头。以前，他们被别人在运动中整肃，甚至坐监牢。而今，他们为了抓权和弄权，又反过来整肃别人！这种翻过来倒过去的政治迷圈，实在让知识分子们感到迷惘与愤懑。1982年2月，我去南通采访。那段时期，曾被人们看成是国内政治气氛较为稳定与活跃的繁荣时期，其实也常常充满了“火药味儿”。与我同住一所宾馆的，有一位江苏的老作家顾尔镡先生，他是被江青迫害致死的著名导演顾而已的弟弟，正担任江苏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那时，他在南京某刊物发表了一篇文章，主张应该多一些创作自由，作家才能写出好作品。这篇文章引起北京某些大人物的震怒，以致胡耀邦不得不在公开场合批评这篇文章的观点。可是，公开点名批评顾尔镡后，耀邦同志内心深感不安，又打电话给当时的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安慰顾尔镡先生。所以，顾尔镡先生那次到南通市，名义是休养身体，实质上也是避一避政治风头。我到顾尔镡先生的房间去拜访他，我们谈得很投契。我对他说：“我们这代人内心深处都是很迷惘的。”顾尔镡先生感慨地说：“唉，岂止是你们年轻人迷惘，我们也很迷惘啊！”临走时，顾先生紧紧拉住我的手说：“你们在北京能接触到耀邦同志吗？可能也没有机会吧。你就想办法再托别人，把话带到就可以。请告诉他，我顾尔镡是不要紧的，也绝不会有情绪。最重要的是他呀，希望耀邦同志多保重！在各方面，多保重！”老人讲这番话时神情凝重，眼里闪着泪花。可惜，我只是一个小人物，怎么可能接触到高层领导人，又怎么可能给他把话带到呢。如今在文章里写出，也算了却一桩心事吧。从这件事又可以看出耀邦同志那时的艰难处境。他力倡“三宽”政策，而他自己所处的环境都很不宽松呢。

胡耀邦同志是一个襟怀坦荡又磊落的人，他喜欢思考问题，对改革开放有一番深刻的见解。他主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应该脱离苏式社会主义的轨道，探索和建设更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我清楚记得，在1985年，团中央机关传达了一次胡耀邦的内部讲话。他深刻分析了当时苏联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状况，认为改革和民主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他提到了在波兰发生的“团结工会”运动，尖锐地发出疑问：为何自称代表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波兰共产党却受到了工人群众的反对？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讲，又具有怎样的教训？而对中共来讲，又具有怎样的借鉴意义？他提出警告，倘若完全由执政党包办“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又不能反映民意，在中国“团结工会”也是可能发生的。那一次讲话，他提到政治改革问题，严厉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认为不脱离这种模式的轨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他的这些话讲得很透彻，至今仍然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传达了他的讲话以后，编辑部里一位思想很左的老同志，就很不以为然，认为耀邦同志的讲话与周扬的“异化论”没有什么区别，讲得太出格了。而我内心掠过一层不安的阴影，心想，耀邦同志的讲话思想很解放，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但是，也会使那些攻击他的人得到口实，别人又能抓到他的“小辫子”了。

那时侯，胡耀邦同志各式各样的“大辫子”和“小辫子”已经有一大把被别人攥在手中了。特别是，1986年底和1987初的全国性学潮爆发，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

还记得，1987年元旦前后，社会就充满了乱纷纷的各种小道消息。我回到家，父亲总要问我：“在机关听到什么消息没有？”先父施咸荣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研究员，担任社会文化室主任。本来，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并不关心政治。可那几天，他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忧虑感。

终于，1987年1月16日下午，团中央机关党委通知各部门，请大家注意看晚上七点钟的新闻联播，有重大消息。同事们大都猜到此事，在办公室却缄口不言。只是乘电梯时，一位老同事才沉重叹息道：“唉———！重大消息，重大消息！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一听这通知就发慌。如今，总以为这‘重大消息’该没有了吧……唉！”

晚上回家，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就看“新闻联播”。果然，广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公布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消息。

关闭了电视，我和父亲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都感到一种寂寥与抑闷。我们良久无言。

那天晚上，我询问父亲对以后时局发展是如何估计？他肯定地说，将会进入多事之秋。胡耀邦下台事件，犹如外国人所说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胡耀邦这块牌一倒，以后就是倒一片牌。改革开放可能会走一段曲折道路，中国的政局甚至可能发生动荡。我对他的这番分析有些半信半疑。

胡耀邦同志逝世十五周年的纪念日就要到了。我仅在几次会议上见过他，而从未有过直接交往。但是，我与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非常敬仰胡耀邦同志高洁、坦诚和正直的品格。

1978年胡耀邦同志在给郭小川家属的信中曾经写道：“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确实是这样的。人民群众对任何政治人物的评价，心里是有一本账的。伟大的政治家只有靠自己的人格，才能在人民心中凝结成一座永恒的丰碑。

在这座丰碑前，本文作者谨掬心香一瓣，敬奉给胡耀邦同志的英灵。

2004年第7期 也谈秦家店的来由及其内涵　作者：尹振环

读2004年4月号《炎黄春秋》，颇为敬佩刘济生先生之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正如刘文所言，秦家店乃孔家店的“仿造”，实指持续二千多年专制制度———“秦制”罢了。对此，毛主席早有名言：“百代都行秦政制”。可惜历来对“秦制”因何如何产生，它的设计者是谁，它的要点何在，为什么历史终于接受了这个设计等等均语焉不详。

今天接着刘文的话题，继续谈谈它，想来不无益处吧，

一、“秦制”的来由：战争起着巨大的作用

春秋时期，生产力产生某种质变。铁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范围垦殖土地成为可能，新兴地主及农民最关注得到土地，于是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激烈起来。仅据《春秋》242年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凡483次，朝聘盟会（也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掠夺）凡450次（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册）。大国与大国、小国与小国、华夏与戎狄，动辄兵戎相见，不过春秋时期战争规模不大。到了战国中后期，战争规模十倍、百倍于春秋，达到空前的程度。

首先，全民皆兵，全民均处于战备状态。“考苏秦张仪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后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惊人的兵民比例！其中秦“奋击百万”；楚“带甲百万”；齐赵燕合计约在二百万左右；魏七十万；韩三四十万（见《战国策》）。战国人口约二千万，成人以一半计，男子又以一半计，岂不是全民皆兵？看来，各国都实行兵民合一，兵民不分，有事调集为兵，无事散处为民。

其次，战争极为频繁。据《战国策》、杨宽《战国史》等载，公元前321年以后的战国最后一百年里，各国有战争的年头，秦为八十年，魏为三十八年，韩为三十一年，赵为四十七年，楚为二十七年，燕为十九年，齐为二十年。秦几乎无岁不征、无年不战；其他六国虽然平均四五年或二三年一战，但每战常常是一连数年不断。《管子·参患》说：“一期之师，十年之积蓄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侈靡》说，逢战之时，“丈夫走祸，妇人备食，内外相备”，全民投入战争，碰上种收季节，“一日，败费千金”。可见人民负担是何等之重。国家要对付战争，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

其三，惊人的战争规模。战国前期，交战双方用兵不过十万左右。“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吕氏春秋·用民》）。而战国后期已经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之众了。战争持续时期已由春秋的数天增加到数月甚至数年。战争规模大，死伤自然也多。公元前293年秦将白起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公元前260年，秦俘虏赵军四十余万，都活埋了。由此可见，当时及龄男子随时有被编入军队的可能。“临淄七万户，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战国策》齐二、秦三）。必要时还组成壮女军，负责运输守卫，男女之老弱担负后勤事宜。这真是罕见、独见于世界的兼并战争。在这种条件下，要么千方百计地适应战争，在战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要么国破家亡。剩下的路只能是：一切服务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战争的需要高于一切。久而久之，这种需要变为社会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各方面的巨大需要。

1、经济方面的需要

首先，需要足够的粮食。这么多人打仗，没有足够的粮食是万万不行的。因此农耕不能不视为国家存亡之本，不能不举国责之以农。同时理所当然地要抑制、打击影响农耕的阶级和阶层。其次，需要足够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战时必须勇猛作战，平时必须勤于耕作，召之即来，来之能战；归之勤农。因此，耕与战并提，责之以农的同时，举国责之以兵。其三，需要充足的金钱、物资。孙子说：“十万之师，日费千金”。何况数十万、上百万之军，历数十数百日呢！上述需要决定了政治必须对经济进行全面的、强有力的干预；对生产、流通、交换、消费乃至分配领域，进行全面干预。

2、政治方面的需要

这方面最大的需要，是要有一个适应战争的、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经济方面的需要相比，政治方面的需要显得更直接、更急切、更严峻。

首先，局部必须服从整体，地方必须服从中央。步调必须一致，号令必由一统；其次，人民必须服从统一的指挥，各级官吏必须服从君主，并且要绝对服从；其三，需要将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并有效地加以控制，以便为战争服务。没有这三点，战争的胜利就难以保障。这些显然不是西周分封制那样的国家所能解决的。必须有一个适应战争的新国家。这种国家，第一，必须是中央集权的，不能各行其是，更不能分裂割据；第二，必须是统治阶级保持高度一致的国家，而不能是你争我夺的，因而必须是君主专制的；第三，必须用严刑峻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统治人民，以确保人民的服从。

3、思想文化方面的需要

这需要是双向的。一方面，战争需要控制舆论思想文化，禁止不利于战争的思想言论扩散。另方面，因为战争不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智力的较量，在某种情况下，斗智比斗力更为重要，斗智的失败同样会招致灭亡。而智力却需要自由的条件。因此，君王不得不赐予“贤智者”这种自由，以及优厚的生活条件：“卑辞厚币以招贤者”，养士游说、百家争鸣由此而兴。由于战争首先需要讲求兵法，所以军事科学最早发展起来，美籍华人何炳棣院士详证《孙子兵法》成书早于《论语》、《墨子》……百年以上（《历史研究》1997年，第五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书，共得182家，战国占大多数。同样战争更要讲求政术，发展政治科学。因而儒、墨、道、法诸家及他们各个流派的政治学说发展开来。同时兴起了合纵连横的理论，产生了一批外交家、谋略家。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条件下，幻想恢复礼制、施行仁政的孔孟学说，只能受到君王敬而远之的待遇。而兼爱、非攻、寝兵、贵生、重己诸说，就难免不遭到法家的猛烈抨击了。什么样的政治学说才是最需要的呢？那就是兵书与“举事实、去无用”、力主耕战强兵、加强专制主义的法家理论。这种理论经过治国用兵的考验，证明确实是富国强兵的：魏国最早用法家李悝、吴起进行变革，使魏成为战国前期最强国；吴起逃楚，楚用吴起变法，使楚出现“南收扬越、北并陈蔡”（《战国策》齐二、秦三），“却三晋、西伐秦”（《史记·蔡泽列传》）的强盛局面。战国中期，秦用商鞅、齐用邹忌变法，从而使秦齐同时崛起于西方、东方。商鞅死，秦法未变，以至秦越战越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法家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逐渐总结春秋战国的历史经验，精心设计了专制主义的新型国家的。必须说明一点：吴起、商鞅不仅是法家，且兼兵家。吴起、商鞅，就有用兵专著、专论，且军功显赫。而孙武虽属兵家，同时有人认为也是法家。

二、“秦制”是法家的精心设计

专制主义本来是战争中形成的一种管理手段、统治方法，法家逐渐地将兵家的一些理论、方法改造和移植到为政治国上来，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始初它着重于对社会的管理，人民的统治，即商鞅、慎到的“法”、“势”，韩非不仅使之进一步丰富完善，而且侧重于御制群臣的“术”。《管子》则充实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方面，综合兵家和齐、秦法家，兼及儒、道之治道。所以法家设计的专制主义，第一层次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社会、人民的专制主义；第二层次是君王御制群臣的专制主义。此两者运用到政权建设上，则成秦制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

1、第一层次的专制主义

法家总的主张是“务在弱民，本在制民”。《商君书·弱民》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因为“弱则轨，弱则有用”，弱之制之一如熔炉中的铁，陶范中的泥。如何治之呢？

（1）以刑为主，严刑峻法

商鞅、韩非力主轻罪重罚，如此则轻罪不生、重罪不至。这叫“以刑去刑”。赏固然不能缺，但“刑九赏一”。《管子》主张“慎罚”，指出“杀戮不足恃”，但管说为秦所不取。

（2）重本抑末

农，除了是战争和赋税的主要承担者外，用《商君书·垦令》的话说，“农朴”、“畏令”、“下不非上，中不苦官”，“不贵学问”，易于统治。而“诗书游说之士”、“处士”、“隐士”、“技艺之民”、“工商”，凡此五民大不如农，他们“轻禁”、“轻君”、“易徙”、“非上”、“议上”，无耕作之劳及临战之危，却富贵于农战之民（《算地》）。因此一方面，“民之欲利者，非战不得”；另方面“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对于“事末利怠而贫者”，连同妻妾儿女，一并收为官奴婢。而所谓“尊本”，除了按夫授予田宅，重赏军功外，其他就是对人民生活的干预：“声服（音乐、服饰）无通于百县”，取消旅店、不准自由迁徙，甚至禁止饮酒等（见《垦令》）。

（3）什伍连坐，重赏告奸

农工商军、官吏及其家属，以至宫廷，一律编为什伍组织，相互监督。“夫妻交友不得弃恶盖非”，相互隐瞒。用严酷的连坐法及重赏来实现什伍的责任。“告奸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腰斩”。统治阶级上层同样行连坐（《商君书·禁使》）。

（4）国家必须掌握土地

“地者，政之本也”。要“均地分力”，“与民分货”。国家必须控制得利最厚的产业：“官山海”，“挟其食，守其系”———官营盐铁、控制粮食与货币。同时要管理市场、吞吐物资、控制物价，既可调通民利，又可伺机理财谋利（见《管子》“乘马”、“海王”、“国蓄”、“轻重”篇）。

（5）焚诗书愚黔首，实行文化思想专制

法家认为诗书游说，不仅影响耕战，而且乃是一种危险因素。《商君书·农战》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皆怠于农战矣”。《韩非子》（“五蠹”、“六反”篇）把“学者”、“言古者”列为国蠹之首，“奸伪无益之民”。商鞅早就主张“燔诗书明法令”。《管子·法禁》主张“齐士义”，齐的手段是强者折、锐者挫、坚者破，绳之外诛。

2、第二层次的专制主义

其主要内容是：地方大权归于中央，中央之权集于君王。法家反对分封制：“毋与人以壤”。《管子·山至数》说：如果像西周那样分封，到一定时候，必然会“伏尸满衍（野），兵决而无止”。商鞅变法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普遍推行县制。各国的变法实际上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而法家著作对此着笔不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设县置郡后，如何集权于君王，如何防止人臣擅权侵主。

首先看法家的君臣观。

所谓君主专制，主要是对臣而言的，即君王独擅权势。但是在“君垂爵禄，臣卖智力”的君臣关系下，人臣在爵禄上总是贪得无厌的，而爵禄即是一种权势，因而“君臣上下一日百战”。只要条件具备，人臣都可成为“阳虎”———时刻觊觎着王位，或者做损害君王利益而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比如后妃、太子，可谓至亲至爱，但有时他们却希望君王早死。因为他们担心妻妾众多的君王会因爱的转移而变易储君，以致影响自己的利益。所以万万不可只看到君臣利益相同的一面，还必须注意到利益相异的一面。《管子·君臣下》、《韩非子》“杨权”、“奸劫弑臣”说，对于君主专制主义的主要危险来自“中央之人”、大臣、重臣，甚至主母、后妃、子姑、兄弟。“难之从内起与从外作者相半也”。因此对一切人都不可太信，“人主信人则制于人”，只有全面多方加以戒备才能有备无患。

其次，君主独擅权势。君之所以为君，臣之所以为臣，是因为权势在君。权势是制臣胜众之资，犹如虎之爪牙筋力。“主失势则臣得国”。因此君王必须：（1）“威势独在于主，不与臣共”。君王必须控制“文武威德”，即行政权、军权、惩罚与赏赐权。同时“生法者，君也”，立法权也要控制（《管子》“明法解”、“任法”篇）。（2）法家强调权势独断，并非不要兼听多听，听要“多其门户”，甚至鼓励进谏、廷议、咨询，但君王拥有最高、最后决断权。一当决定，必须绝对服从，凡留令、亏令、不行令、不从令、益令，“五者罪死不赦”（《管子·重令》）。（3）独操对人臣的生、杀、富、贵、贫，贱之“六柄”。（4）君尊臣卑。对于君王最重要的是自身的“至贵”、“至尊”、“主势之重”、“主势之隆”（《韩非子·爱臣》），对此万万不可忽视。

其三，防止“大臣太重”。韩非认为战国后期之“公患”是“大臣贪重”，因此必须抑之：（1）不得末大于本，臣“不得藉威城市”；（2）臣不得专兵权，不得臣士卒，“命将太重，边地太守太尊”是不行的；（3）臣不得制财利专财权，“臣得制财则主失德”；（4）臣不得私施救济，不得私买人心与君争民；（5）臣不得“树人”专人权，“臣得树人曰壅”；（6）臣不得擅行令，“擅行令则主失制”；（7）臣不得有刑赏之权，“失刑德则臣易其君”；（8）禁止臣下结交成党，“大臣之门，唯恐多人”，一旦发现就要“散其党，收其余，闭其门，夺其辅”；（9）“大臣有行则尊君”，一切功德美名必须戴在君王头上；（10）必要时质其妻子，设置暗探，直至暗杀（见《韩非子》“孤愤”、“和氏”、“主道”、“爱臣”、“扬权”、“八经”篇）。

将这些主张付诸行动，不就是双层次的专制主义？运用到政权组织上，不就是全能的专制国家吗？

三、秦制：双层次专制主义国家的形成

战国后期，上述主张大都已付诸实施。秦始皇灭六国，缔造的秦王朝则完全体现了上述理论精神：

1、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组织

首先，帝王独擅权势，集权于一身，“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其次，在名实两方面加强帝王之至尊、至贵、至重、至上的地位。名的方面集三皇五帝之尊称，谓之皇帝；实的方面不惜调动大量人力，建阿房修骊山。“命为制，令为诏”，一经宣布即为法，诏令与现成文法有矛盾时，以诏令为准。其三，绝对掌握对皇室及大臣的生杀予夺大权，秦二世靠阴谋篡夺了皇位，竟毫不费力地“尽去先帝之故臣”及许多至亲（《史记·秦始皇本记》），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2、地方大权归于中央的国家结构形式

战国时期各国已经逐渐地进行了如下三项变革：

（1）用郡县制改变分封制，用可以随时任免地方长官改变旧贵族垄断地方政权的局面。

（2）推行国家授田制，把土地作为赏赐军功、事功和鼓励人民耕战的奖品；对农民的授田，由国家直接征收赋税，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土地的状况。

（3）按地域，用什、伍、乡、里等居民组织，生产组织，军事组织，将劳动者组织起来，变为国家直接控制的编户民，改变旧贵族分级占有和控制劳动者的状况。秦统一天下，后来彻底废除封国建藩制度，先后在全国设四十余郡，郡之郡守（管行政）、郡尉（管军事）、监御史（监察郡守与尉），分别执行职务，互不统属。郡下设县，中央和地方所有重要官吏皆由皇帝任免调动，从而铲除了地方割据的可能性。秦始皇对六国原有法令，除吸收有用条文外，都予以废除，颁行统一的以秦法为主的法律，这即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同时，统一文字、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历法、统一伦理，修长城，建驰道，拆除内地长城，拆除妨碍统一的关隘、堡垒，疏通河道等等。事实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式的国家结构，是先进的、有效的，它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加强了各地的联系。如果不被错误利用，它是有利于发展经济文化的。

3、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

战争时期对“妄欢呼者”，称誉敌众敌巧者，要“斩之”。也许因此《法经》才有：“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与其妻氏”。但是由于战争斗智的需要，战国时期还难以取消私学，对知识阶层也难以实行专制主义。相反要尊贤重士，多方笼络知识分子，除此而外，法家其他各项主张大都在战国时期付诸实施了。秦统一天下，继承战国传统，国家控制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皇帝控制官僚地主、军功地主的财产权，各级官吏控制人民的财产权。重赏告奸，任用酷吏，严刑峻法，“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二十人中就有一人受刑。由于战争结束了，不再存在生存发展问题了，当务之急是稳定形势、巩固统治。在秦始皇看来，私学成风，必然混乱思想，动摇形势，危及统治。因此全面实行思想文化专制的时机成熟了：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从而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秦制”完全形成了。秦始皇用它征发了三百多万劳动大军，修宫造陵，戍五岭，筑长城，伐匈奴……如若不是全能的政治、全能的政治制度，在一个二千多万人口的国度里，是绝不可能做到这些的。

比起分封制的国家形式，中央集权国家形式是一种进步。没有它，就没有国家、民族的统一。在中央集权基础上实行君主专制，也属势在必行。因为，它能防止和减少最高统治层争夺统治权的斗争。但这里潜伏着极大的危险性：由于君王在法律、道德、舆论上都是无所限制的，一旦君王滥用权力，就会把天下投入苦海，而无可奈何。专制主义的统治方法本来是残酷战争条件下的产物，当时有其不可避免性。但是原封不动地移于和平时期，也就难免走向极端。果然，秦始皇把双层次专制主义变为他推行暴政的工具，滥用民力，滥用暴力，迅速滑向灭亡。“百代都行秦政制”，由汉至清，固然对秦制有所损益，尤其在统治方法上饰以儒术（挂“孔家店”招牌）、辅以道术，但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国家仍然是秦时的模式。在一个自然经济为主的、疆域辽阔的、民族众多的大国，法家理论及其设计的国家，也许真是有其必然的不可避免性的。

四、结束语：“打倒孔家店”即企盼建立“民家店”

综上所述，现在看来可以作如下结束语了。

如果说，孟德斯鸠、洛克的理论影响了美国国家政体的形成，那么，我国“秦制”的形成则是受法家理论指导的。如果说，西欧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单层次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统治，而我国则是双层次的———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和君王对于人臣的统治。前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商鞅，后一个层次集大成的设计者是韩非。而《管子》则集齐、秦法家之大成，兼及儒道。之所以时代终于接受了法家理论所设计的专制主义，是由于长期兼并战争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真正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见《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战争，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秦制”政体的形成、双层次专制主义的形成，而且决定了“秦制”是全能主义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国家，即“秦制”也，“秦家店”也。由于它完全受制于一人一姓，而且它含有战争、兵家、法家的“遗传基因”，所以它的治理总是跳不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正奇之变，不可胜穷”的怪圈，它的治理结果也逃不出“一治一乱，治乱循环反复”的窠臼。一旦受制于一人的“秦家店”变为受制于全民的“民家店”，这时就会只剩下“以正治国”了。那么，孟子所谓“一治一乱，久矣”，将会永远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可见，“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不过是对“民家店”的一种向往罢了。

2004年第7期 为《田夫之子》说几句话　作者：李　锐

崔军同志这本回忆录很有史料价值。书名就叫《田夫之子》。崔田夫，作者的父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北的农民领袖。书的开篇即写到这个长工之家，在大革命时期父亲怎样参加农会和入党的，后来如何奔走革命，以及当年陕北党发展过程中有关的人事等情况。父亲原名崔文宪，田夫这个名字，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谈话后，改过来的。书中保存了父亲的许多史料原件，如本人的《我的历史和思想方法的反省报告》，以及张鼎丞代表组织对这份检查总结作的结论，更是有价值的原始资料，从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当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具体运作情况，这有助于对整风运动的历史研究。我在延安六年中，没有见到过崔田夫，但是他的大名是听说了的，从他儿子的记述中，才对这样一位农民革命领袖人物，有了较具体的认识。

1934年，在陕北紧张的游击战争环境中，崔军那年才五岁，就随他的母亲和弟弟一起被捕，关入国民党的大牢；随后，他的伯父也惨遭杀害。儿子亲见母亲受到严刑拷打，百般折磨。“我母亲头上、脸上、手上都有伤，晚上躺在谷草上翻身都困难。”敌人实际是把他们母子当作人质，想以此来诱捕陕北有名的农民领袖。从七岁到十七岁的十年间，崔军在延安上小学和中学。书中使我们具体了解到这些典型的“红小鬼”、“小八路”，又是“土包子”（本地的）、“洋包子”（外来的）们，在延安时期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全国解放后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

书中写的那个“4821”问题，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工程的代号，而是这样在延安长大的21个青少年，于1948年派去苏联留学及后来在“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崔军是其中之一。当年正是全国革命胜利决战时刻，为了准备执掌政权以后的建设人才，他们被送到苏联学习，都进入工科和财经类大学。这些烈士遗孤和高干子女，他（她）们的父辈是罗亦农、刘伯坚、项英、叶挺、李硕勋、谢子长、任作民、邹韬奋、张浩以及叶剑英、高岗、罗炳辉、贺晋年、张宗逊、王稼祥、萧劲光等。

1954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派了一个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察，刘澜涛副部长任团长，我以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局长的身份任副团长。这个团的任务着重考察水电建设，在苏联共逗留了四个月。这时崔军和李鹏、林汉雄、贺毅四人刚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专业毕业，他们四人就留在团内，同我们一起活动，并担任翻译工作。回国之后，除李鹏到丰满水电站任职外，崔军等三人都到水电总局系统工作。谁也无法预料到的是，这“4821”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这21个当年留苏回国的学生，已在各自岗位上克勤克俭工作了十多年，被打成一个“苏修特务案”，“坐牢的坐牢，隔离的隔离，受尽了苦难和折磨。”这虽说是“文革”中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荒唐事件中的一桩，对身受其害的人来说，其难堪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化大革命真是何等的灾难和浩劫。

我在水电系统前后工作11年，即1952年到1959年，1979年到1982年，这是我生平最长的工作岗位，情有独钟，不解之缘，又遗憾终生。因此，直到现在，同崔军一直有来往。我深知中国的水电建设生不逢时，在计划经济制度和长官意志控制之下，在火电易于急功近利和水利工程片面防洪的夹缝之中，我国水电应当优先发展却不能优先发展。在上个世纪中，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无不优先发展水电，许多国家长期水电比重占优势。只有我们中国脱离了这个世界能源发展的规律。崔军回忆录的主要篇幅，写他一生所从事的水电建设事业，其中甘苦，我所深知，所写的许多工程感到特别亲切。几十年间，这位自幼受尽磨难的“田夫之子”，锻炼成了一位经验丰富、业务专精的水电专家，是许多工程的指挥员和技术负责人。书中写了好些他在现场解决技术难题的事例，我是能够看出他所作贡献的分量的。他不但写了自己个人的活动，也写出从事水电建设这一支队伍的活动。像西藏海拔4400米羊卓雍湖水电站工程，那样难以想像艰苦的施工条件，如果不是有这样一支武警水电部队的英勇奋战，是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崔军是武警水电指挥部的副主任，他多次去工地，书中较详细谈到这一工程的种种具体情况。这里我可以附带插一句：1979年到1982年间，我曾是这支部队的前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水电部队的兼政委，早就了解到这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工程部队。这本回忆录所写的事情，同我相关的还真不少，许多往事故人又都栩栩如生浮现在眼前。我就更乐于为之作序，拉杂说些读后感言。

崔军酷爱自己的工作，对许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1992年以后，被安排多坐机关、少下工地，他就“常用‘婆婆嘴’，处处‘管闲事’。”“凡是遇到对水电事业有益的事，我就要参谋意见；凡是与水电官兵、职工疾苦有关的事，我就要大喊大叫。”“从1989年到1997年的10年中，我给部长和中央领导同志送报告、写信不下百篇，反映方方面面的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意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效果。”他自认为“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书中收录了15份这样的报告和信件。2001年，他已73岁，回到6岁就离开了的家乡绥德农村，住到曾养活他母子3人的三舅父家。“自1997年以来，连续5年旱灾，今年种子都没种下去，全家吃的是淡水煮菜，简直像‘猪食’一样。我打开他家的粮缸，只有几斤生了虫的粗粮。”“绥德县的山区农民同我三舅父相比，有的接近，有的甚至还更差。”他为此向中央领导写了封长信，并建议为该县批拨修条公路的扶贫项目资金。他将信给我看了，由我转了上去，算是得到解决。

崔军是个有心人，他在“后记”中还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尤其坚持常年游泳的好处（我们是常在一个室内游泳池碰面的），以及应当广交朋友。他在文史方面不是专长，所书自不能以文字取胜，内容组合或嫌生硬；有的史事及其分析（如紫坪铺工程下马问题），有待专家考证。可是我相信，读者从他质朴无华的叙述中，必可增进对于当代历史一些侧面的理解，可以从中获益。

2004年第7期 奇女　奇想　奇书　作者：钟沛璋

最近我读到一本旷世奇书———王小平的《第二次宣言》。

为什么叫第二次宣言？王小平说人类有两次宣言。

第一次宣言是宣告人类从何而来。古猿在大自然的灾害和凶禽猛兽的威逼下，为求生存和发展，冲破樊篱，在劳动中实现生命的飞跃，进化为人类。劳动创造人类。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宣告人类是从猿进化而来。

第二次宣言是宣告人类向何处去。猿类进化为人类后，人类不断改进生产工具，推进了科技革命，开拓了文明。但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兽性，自私、贪婪、凶残，科技被利用来相互残害，而且越演越烈，人类已处于随时可能自我毁灭的危机之中。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摆脱危机，人类不断探索发展的客观规律。现在人类已经可以科学地控制、主导自己的进化，实现生命新的飞跃。王小平《第二次宣言》，宣告人类将向仙类进化而去。科技创造仙类。

人类要进化为仙类，这是不是荒诞？

不是。追求成仙，原本是千百年来人们美好的愿望。我国人民就创造了许许多多长生不老成仙的动人的故事。我国古代庄子、广成子、黄帝都把长生之道作为最高的道。人们还把人死了，称为“乘鹤西去”，成了仙。美好的愿望并非荒诞。嫦娥奔月早已不是神话而已成为现实，人类早已登上了月球，而且正在向火星、更遥远的星空飞去。既然嫦娥奔月可以变为现实，那么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为什么不可能变为现实呢？王小平指出，纵观人类寿命史，随着人类的进步，人的寿命也在不断地进步。在生产力低下的4000年前的青铜器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8岁，古罗马时代为23—25岁。以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均寿命来看———夏商时期18岁、秦汉时期20岁、东汉时期22岁、唐朝27岁、清朝时期33岁、民国时期35岁、1985年已达68岁、2000年达71岁。中国人的寿命在解放后短短50年里延长了一倍之多。现有的科学家宣称，人的寿命达到120岁也可能实现。

愿望是美好的，现实生活却是多苦、多难。古代印度有一位王子释迦牟尼，目睹人们的苦难，心怀救苦救难，创建了佛教，要人们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世界其他大的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道教等，无不包涵着人们摆脱苦难像神仙那样生活的愿望。英国的大历史学家汤恩比，纵观人类的苦难和互相残杀的历史，最后还是想从宗教中找到解答。被中国人民称颂为伟大而自己表明只想当个教师的毛泽东，在七十多年前就教导人们：“人类也要灭亡。人类灭亡是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是什么样呢？毛泽东没有能够说明。

达尔文进化论的发现，曾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人的解放。马克思创建了人的德、智、体、美、乐全面发展的学说和共产主义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超越了许多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空想，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寻求解放的人民，在世界各地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被认为是开辟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从发表《共产主义宣言》开始也存有矛盾的地方。一方面，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最活跃的革命因素，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所有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胎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提出阶级斗争的理论，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迅速联合起来，用阶级斗争来推翻资本主义、消灭私有制。于是在俄国、中国出现了物质条件没有成熟的早产的社会主义革命。于是苏联在经过七十多年辉煌和苦难后出现自动瓦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红旗纷纷落地。在中国则不只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成功的公社化甚至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任何先进的学说，都是当时人类探索客观规律科学成果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年代科学成果的结晶，有发人深思、引人猛醒的先进性，也不可避免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和一些空想的成分。像一切先进的学说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是发展的，而不能成为封闭的、排他的、僵化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就曾根据实践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学说。马克思之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又不断创建许多光辉灿烂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学说。其中一支学说叫做未来学。未来学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门受到普遍的重视和欢迎的显学。因为未来学总是为人们构筑大家想知道的未来发展形象。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在全球畅销2000万册。托夫勒关于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预见，对世界各国政要和企业界领袖的抉择和决策起了巨大的作用。罗马俱乐部的经典报告《增长的极限》，为今天人们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奠定了基础。里斯本小组的《竞争的极限》，为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敲起了警钟，呼吁必须“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和伦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曾经与克林顿搭挡的戈尔，也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未来学家。他在当美国参议员时写的《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短时间在美国重印了10次，同时被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戈尔从参议员被选为副总统，并在下一轮总统竞选中，仅以几票之差输给了布什。

现在我个人以为我们中国也有了自己的第一本重大的未来学著作，这就是王小平的《第二次宣言》。这本著作对人类和未来世界的影响，将会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未来学的著作。这是由于王小平综合了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石破天惊地预言：“我们正处在万年未有的大变局———物质生产力、知识生产力、人本生产力的神奇突变的时空点上。高自动化使物质生产力发生突变———趋零生产。高智能化使知识生产力发生突变———神脑科研，高神性化使人本生产力发生突变———天才辈出。这一切变化之巨大、之突然，空前未有！”

这是由于王小平超越众多未来学家只着眼于研究新经济的发展前景及其未来影响，而是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人的解放光辉思想，指明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人人成仙是人类最全面最彻底的解放。王小平不但塑造了长生不老、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终日极乐，毛泽东没有能阐明的“发展的更高阶级”仙类的形象，而且“凸现了高人性需求在未来经济中的拉动作用，指明了新产业的形成与未来经济的五大发展趋势。这种未来经济形象，源于科学的预测，根据于科学的依据，体现于新经济发展融心、融智、融资三位一体的超越传统生产力理论的人本生产力理论”。（著名未来学家秦麟征为该书写的序）

我觉得《第二次宣言》对世界、特别是人类未来将会发生的影响，不会低于一千多年前的《圣经》，甚至不会低于一百年前的《共产党宣言》。

为什么这样一本奇书，不是出于某位“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也不是出于皓首白发、饱读经书的大学问家，而竟出自于才21岁的“黄毛丫头”。这不奇怪吗？的确，王小平就是一位超越常规的奇女。在学校高一期末考试，她名列全班第一，总成绩比第二名足足高出70分。她却决定退学回家自学。为什么呢？她发现学校一个学期才学十几本书，而自己一个月至少可以读几十本书。她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回家自学学校规定的课程。而是进行研究型的学习，在研究和写作中进行创造性学习。她十分重视首先把握现代科学知识总体系，有了总的知识背景、知识视野，再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深入学习。她说读书有很多方式，或精读、或泛读、或选读、或快读、或细读。她通常看书，是持研究者的态度，先是鸟瞰式、后是消化式、最后是批判式。她训练自己的速读的能力，又特别重视思考。她“以书为敌”，把书当劲敌，找到书中的疏漏，加以批判。她又充分利用现代的信息工具电脑，建立自己的电子卡片数据库，把所有有用的资料全部录入。她又利用网络随时收集和查考现代科学知识。她从《毛泽东文集》中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启发：“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她说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因为自身本领不够强大所致。只有对传统学习进行超越、变知识学习为本领学习，实现学习中心的根本转变，才能够克服本领恐慌。王小平向世人提出“大成”者的本领菜单———学习能力、思维能力、创新能力、谋划说服能力、交际能力、合作能力、组织能力、自知能力、自制能力等十大能力。王小平17岁登上全国教育学术研讨会讲台，给专家作学术报告。18岁在高校办系列讲座。19岁，与人合著《大成奥秘———超越美国成功学》。20岁出版《本领恐慌》。想想马克思在当时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大英图书馆的条件，与恩格斯一起写成《共产党宣言》时，才29岁。再想想今天人类科学研究成果已极大丰富，信息咨询条件已极大便利，王小平以她超常的学习和思考，21岁写出《第二次宣言》这样的奇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翻开《第二次宣言》这本奇书，人人都可以开卷有益。首先可以大开眼界，领略在日常忙碌中自己不知道的现代科学知识。从书中可以汲取许多精辟的见解，比如：人类将通过高科技主导自身的进化，使未来的人尽善尽美；比获取空间上的自由更重要的自由是获取生存时间上的自由；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是头脑的监狱，人是观念的囚徒；21世纪，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资源，甚至不是技术，而是能够使全世界人类联合起来的共同理想；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科技是“看不见的头”，市场与科技是人类的两尊神；未来的经济是高科技与高人性的联姻。等等。

我感到从《第二次宣言》中得到最重要的教益是：

解放思想，把自己从旧观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改造自己的思维方式，认清未来决定现在，只有准确预知未来，才能正确制定战略，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才能有真正跨越式发展。

深信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是求得人类的全面彻底解放，深信生命的绝对宝贵性，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根本点。

把握万年未有的大变局，人类正处于或是成仙、或是毁灭，或是上天、或入地狱的关口。每个人都要为全世界人人成仙的伟大共同理想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2004年第7期 从“以人为本”想到的　作者：姚松柳

“以人为本”、“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些体现“以人为本”观念的文字，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内容条款。

“以人为本”就要尊重和保障人的一切权利，包括对人的选择、尊严、感情的尊重；“以人为本”就要关注人，尤其那些底层、弱势的人的自下而上环境与状况。政治措施，权力关怀，舆论视点、文学和艺术笔墨等，应当更多地给予他们。一言以蔽之，“以人为本”就是要重视和关注人的一切。

“以人为本”还反映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在逐步走向成熟。因为，民主的本质与核心就是人权。而只有逐步走向成熟的民主政治，才能使人看到民族复兴的曙光。

确立中国当代的“以人为本”观念，就不能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的“以民为本”思想，以及这一思想的代表人物：晏婴与孟轲，即晏子和孟子。

晏子和孟子不仅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最具民主色彩的卓越思想家。他们的“民本”思想，集中体现在对“民”的强烈关注和深刻认识上。

先秦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民”的概念就是指人，是指除了统治阶层以外的各类人群。《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假乐》“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此外，古代各类史籍中的“民”，亦被释解为“人民”，或“百姓”。因此，晏子和孟子所说的“民”，就是指当时的人民、百姓，他们的“以民为本”，就是以人民，以百姓为本。

晏子，春秋末期齐国人。曾任齐国灵公、庄公、景公三朝的辅弼大臣。他不但是一位思想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言论和事迹，记载在《晏子春秋》一书中。

在《晏子春秋》这部史籍中，有很多反映晏子“以民为本”思想的言论和事迹。通过这些言论和事迹可以看到，在晏子的思想中，充满了对“以民为本”的深刻思考。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内篇问下第四”中，晏子和当时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叔向的一段对话。叔向问晏子：在社会混乱，失去常道，国君和官僚贵族品行坏僻，背离社会道德的状况下，怎样做才能既安定人民，又不要让人民产生不端的行为，而背弃社会道德。晏子答曰：“以民为本也”。他认为：如果能以民为本，把人民当作社会的根基，使人民安定，哪里会有不端的行为和背弃社会道德的现象出现呢？在这段对话里，晏子不仅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还在文字上明确使用了“以民为本”这样一个词语概念。这是与晏子同时代的，或此前的任何一位思想家所没有的。

晏子对“民本”的深刻思考与认识，不但体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对处在被统治地位的社会底层群体，尤其是对那些正在遭受灾难和折磨的人们，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注，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如“景公之时，霖雨十有七日。公饮酒，日夜相继。晏子请发粟于民，三请不见许。……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就是将自己家中全部财物，散发给“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的人们。此举使齐景公翻然醒悟“寡人有罪，……寡人请奉齐国粟米财货，委之百姓。”这实际是晏子在用他无言的身体力行，向齐景公谏诤：作为一个统治者，漠视民众，特别是那些弱势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就是在犯罪。对于他们，必须拿出实际行动和切实可行的措施，以解燃眉之急，予以全力关注。而这些，一定要成为统治者治国的着眼点和思想，执政的出发点和归宿，也就是说，要“以民为本”。

晏子还看到了政治上的“以民为本”同人的道德之间的关系。“意（德）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德）莫下于刻民，行莫贱于害身也。”这说明，晏子清楚地认识到，个人尤其是统治者个人的品行，对他在政治上能否实施“民本”的政策措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因此，晏子不但将能否“爱民”，作为衡量和透视一个统治者治政好坏的政治标准，而且还将其作为衡量和透视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每个人道德行为好坏的准则。这就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以民为本”的思想给予了人的个性化的观照与提升。

晏子“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在对国家与国君之间关系的认识上，首先将国家利益放到了第一位。他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君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孰能任之。”他甚至直面齐景公：“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这是何等的胆识与气魄！国为主要，君为次要，而国之基础在于民。这就是人民、国家和统治者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

晏子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之间关系的认识，特别是他的“敢问”，以及他的“爱民”观点成为孟子“民本”、“民贵君轻”思想的主要源头。

孟子是战国中期的邹人。他一生游历过许多国家，曾两次客居齐国，做过齐宣王的客卿，在齐国呆的时间最长。据说，他还参与了当时以学术思想争鸣而闻名遐迩的“稷下学宫”。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以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

孟子的思想学说，集中在他的著作《孟子》一书中。这部典籍，因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儒家思想集大成者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而被立为儒家经籍“四书”之一。

通过《孟子》可以看到，在孟子的学说体系中，充满了对人和人性的探索和思考，反映了孟子思想中的精华，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极其了不起的。

孟子“仁”的学说把对“人”的认识放在第一位，“仁也者，人也”。他强调人对自身价值的自我认识，“人人有贵于己者”，表达了对个人价值、意志、人格的肯定和尊重。孟子“王道”与“仁政”的政治主张，构想和设计了先“富民”而后“教民”的理想王国。虽然“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然而，孟子“以民为本”的心灵世界，表达出对人民深厚的爱。

孟子“天命”和“天人合一”的观点，在对“天”与“人”的认识上，重视人的地位、作用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的道德和精神境界的高尚。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孟子对人性———即便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是难点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究。他以“四心”“四端”说为基础，提出了以“性善”为核心的、系统的人性论，通过强调人性与兽性的区别，强调人性的平等，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从而表达了人与人平等的观念。

孟子进一步发展了晏子“民本”思想，对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地位在历史上首次作了明确的阐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即“民贵君轻”的著名政治论断和主张。认为在人民、国家和统治者这三者之间，“民”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虽然“君权天授”，君治理民，但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鲜明地表达出“民”对“社稷”和“君”的决定作用，表达出对“民”的价值的充分肯定，对“民”的尊重。因此，胡适先生认为，在孟子思想中，“有一种平等主义”“很带有民权的意味”（《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这在先秦时期绝无仅有，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中，也十分罕见。即便同时期欧洲的思想，也不能与其相比。他犹如一颗在无际的夜空中闪烁着光芒的星。

但是，民权与君权、民主与专制是截然对立的。尤其对人和人性的摧残与践踏，是封建专制黑暗性和残酷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反映在封建意识中，就是对人的人格、感情和尊严的肆意贬毁。这种封建意识根深蒂固，影响既深且远。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代文化的各个层面，看到这种封建意识的种种表现。中国封建社会是君主专制的社会。孟子思想中的“民本”精华部分，显然是与封建专制格格不入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孟子及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一方面，在统治集团内部，将“以民为本”、“民贵君轻”引为治政理国的自戒箴言，注意到“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另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又对其“民本”的内涵，不遗余力地加以消解、湮灭，而“不可使知之”。

晏子和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中国历史处在大转折，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经历巨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中华文化进入第一个高峰时期出现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孟子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例如，他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至理哲言；他那“舍生取义”的豪情壮语；他那不知鼓舞了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正义和尊严，同封建专制主义进行顽强抗争的，激励人心、发愤图强的“大丈夫”、“大任”的“浩然之气”说，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得到继承和宏扬。这就说明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进步性和发展性，以及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因此，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珍品。这样的思想珍品，在逐步确立“以人为本”观念的今天，如果能够为多元的当代思想、文化很好地吸收、继承和发扬；如果哪怕存在于一小部分“向权看”、“向钱看”的人群中，中国“以人为本”的民主进程前景，就会更加灿烂辉煌。

2004年第7期 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　作者：李　崟

一、重修旧作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向被尊为“中国的理论巨匠”。

1961年，李达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这年夏天，因为双手颤抖的病症，加上劳累过度，他来到庐山休养。

8月25日，刚刚抵达庐山的毛泽东约见了李达。这是继1959年他们在武汉相会后又一次相见。那一次两位好友谈论文章时，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赞赏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随后他也中肯而直率地告诉李达：“你的文章没有从前那样有锋芒。”从那以后，李达十分注重自己文章的“骨肉与血气”。

“看你的气色不太好，人也比过去消瘦许多，是不是工作太重，你可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毛泽东一见面就非常关注李达的身体健康。

听到毛泽东的关心，李达十分感激。随后毛泽东又一次赞赏李达30年代所写的《社会学大纲》是那样“脍炙人口”，接着衷心地建议李达“是不是根据新的材料再修改一下，重新出版”，并希望李达在武汉大学多找几个助手共同承担这一任务。

李达当即表示：“我一定不会忘记你的嘱托，尽快把《社会学大纲》修改好。”

接受任务后，李达便雷厉风行。他一边打电话给助手，要求立即把有关书籍带上庐山，一边写信给武汉大学哲学系副主任余志宏，告诉他接受了毛泽东交给的修改《社会学大纲》一书的任务，希望他能在优秀毕业生中物色两位有所作为的学生作他的助手，并介绍自己准备花3年的时间修改或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历史唯物论大纲》等6部哲学著作的计划。

给余志宏的信发出不久，李达中断休养，由庐山返回武汉。回校后，第一件事是筹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李达调集了几名助手，随后又向学校要了几间房子，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就这样成立了起来。这是全国大专院校里最早建立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

李达与助手们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数易其稿，1965年第一部著作《唯物辩证法大纲》终于问世了。当此书征求意见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它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盖所谓联系是诸对立物间在时间和空间中互相联系，所谓发展就是诸对立物斗争的结果”，这些结论是对对立统一规律核心地位的“突出阐述和高度概括”。

二、抵制“顶峰论”

还在李达与助手们聚精会神地全面研究撰写《唯物辩证法大纲》时，康生与林彪等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唱起了“顶峰论”。

早在1958年夏天的一次会议上，“顶峰论”的始作俑者康生就抛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指出：“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

对于康生、林彪等人大力倡导的“顶峰论”，李达认为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一位领导特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文章。当这篇文章送给李达提意见时，李达一看题目，就把文章丢在桌子上，毫不讳言地指出：“这篇文章题目本身就不科学，谁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顶峰，因为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不可能一次就完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也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接着他要求助手们“在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时，绝对不能出现这类字眼”。李达的话传了出去，弄得这位领导非常尴尬。

李达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但这并不能阻止那年月大报小刊上连篇累牍的“顶峰论”。相反，在林彪反复叫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影响下，“顶峰论”成为人们最时尚最热衷的话题。一次李达助手在谈到撰写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时，提出是否加上“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李达立即对这种想法给予了严厉批评，指出“不能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养料，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决不会停滞不前，因此也决不会有什么‘顶峰’”；“‘顶峰’这种提法不符合辩证法，是形而上学，是吹泡泡，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李达的观点是鲜明的。然而许多人不能理解，认为李达是固执，是僵化，是埋头学问。当然也有一些好心人劝李达：“写上这一句话，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何必那样坚持，说不定还会犯错误呢！”这些善意的劝告没有改变李达的初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怕什么？犯什么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犯错误，而违反辩证法的东西就能出成绩？”

李达这种“不讲政治”的“固执己见”，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满。

三、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经国家有关部门同意，李达已经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然而由于《唯物辩证法大纲》还没有最终定稿，1966年2月，李达又返回了武汉，开始了全书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当李达全力投入工作的时候，文化战线上掀起了大批判运动。此时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对李达颇有微词，认为李达“埋头研究，不关心政治”，随即指示武汉大学整理出李达的一份材料，说李达是“反动学术权威”，并通过有关部门报到中央。因为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此事关系重大，中央有关同志就此事询问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当时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会议上，有人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毛泽东仍旧没有表态。接着在上海会议期间，这人“不厌其烦”，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发表后，全国上下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现了高潮。中央“5·16通知”发出后，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邓拓、吴晗、廖沫沙所谓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时间成为全国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将武汉大学整理出来的李达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实”，作为中南地区的“三家村”，上报给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6月3日，武汉大学召开全校大会，传达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帮”。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三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四、不屈的抗争

6月13日，武汉大学“组织”7000余名师生员工集会，批斗李达，“声讨”珞珈山“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湖北省、武汉市几十万人拥入武大校园“声援”武大师生的“革命”行动；《湖北日报》、《武汉晚报》等报刊，长篇累牍发表“批判揭露”文章，指出：“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1958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瞒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与此同时，湖北省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作为武大的“三家村”，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批判。

此时“批判”和“声讨”，虽然用的是“某资产阶级‘权威’”，但被隔离起来的李达心情异常沉重，他根本没有半点辩解的自由，只有老老实实“认罪”，写“认罪”材料是他每天的“必修课”。

6月30日，对于李达的批判开始升级，李达的名字，在报纸上公开点了出来。《武汉晚报》发表了《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指出“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进入7月后，批斗的方式开始残酷起来。武汉地区接二连三的批斗大会，李达总是“主角”，批斗、声讨、示众、审讯、辱骂，使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遭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然而倔强的性格，使李达从不在批斗者面前低头，所以每一次批斗，对他的人体摧残是最重的。

尽管李达遭受种种非人的磨难，但当他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资料被抢走，助手被赶跑、研究室撤销时，愤慨地说：“你们把我的资料抢走了，把我的助手赶跑了，我怎样完成毛主席交给我写书的任务呢？”

无情的批斗，肉体的折磨，李达的身体再也无法承受。他的饮食锐减，病情逐渐加重，身体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妻子石曼华看到他这个样子，内心十分难过，但李达仍然抱着乐观的态度，“黑暗总会过去，等运动结束了，我一定到北京去，向党中央、向润之告状。”

7月中旬，为了加大对李达“罪行”的批判力度，武汉大学举办了“李达罪行展览”。这时李达胃病加重，伴有大量出血，每次发作，李达都非常痛苦，有时痛得大汗淋漓。尽管如此，对李达的批斗却没有半点减缓的迹象，批斗、游街、罚跪，可谓变本加厉，直到李达卧床不起。

五、巨星的陨落

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又一次抵达武汉视察的消息传遍了武汉三镇，可是李达被软禁在武汉大学自己的家中，无法知道毛泽东来到武汉的情况。

7月18日，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开除了李达这个“叛徒”、“地主分子”的党籍。

7月19日，看守李达的一个学生悄悄地把毛泽东已到武汉消息告诉了李达。这个消息让李达颇有些高兴，他认为毛泽东一定会出来给他说话的。当天晚上他强支撑起身体，准备给毛泽东写信，可是当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内心又充满了矛盾，是称呼润之，还是称呼主席？经过半天思虑，他选用了主席的称呼，因为他想在目前的处境下，直呼毛泽东的名字有些不合时宜了。全信的内容短得不到20个字：“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第二天，李达小心地用信皮把信牢牢包好，恳请学校“文革”工作队的人，将这封信尽快送给毛泽东。

然而，就在李将信交给学校“文革”工作队的前两天，毛泽东已经离开了武汉。此信只好辗转送往北京。

李达的病情更加严重了：胃病频繁发生，出血不止，糖尿病恶化，手颤抖得吓人，进食困难，每天仅靠少量的稀粥维持生命，身体骨瘦如柴。家人看到李达身体不行了，要求去医院治疗，但被拒绝。李达非常痛苦地对看守说：“我们共产党人和解放军就是对待俘虏，也是有病治病，病好后送回原地，可现在就是把我当作敌人，当作你们的俘虏，也要给我治病呀！”过了几天，家人看到李达时有昏迷，要求自费去看病，但仍然被拒绝。

李达的信辗转送到毛泽东手里，已经是8月中旬，毛泽东看后，立即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湖北省委解决李达的困难处境问题。

8月22日，李达已经是奄奄一息了。这时可能是毛泽东的批示起了作用，也许是有一些人“良心”发现，他们才允许把李达“押送”去医院，化名看病。然而，一切都晚了。这时的李达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已经难以输液。8月24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毕生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理论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走完了他76年艰难的人生之路。8月25日，在李达尸体即将火化时，学校宣读了经中央同意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开除李达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进行监督改造的决定”，并宣布“李达已死”。

2004年第7期 晚报界的林放　作者：李　普

林放者，赵超构也。这位著名的杂文家一辈子办晚报，而且一辈子办《新民晚报》。我早年仰慕他，晚年同他结交，都同晚报有关。

1982年我退下来以后，主持中国记协的王揖要我帮忙。我在记协挂名主要做了一件事，就是以记协书记的名义连续三年主持了三次全国晚报会议，直到第三次会议上成立全国晚报协会为止。这三次我以主持人身份的发言中，都介绍和赞扬了赵老。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新华日报》，每天必看《新民晚报》，主要是看他的文章，那时我就是他的热心的读者。

我的一位好朋友方言是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从刊物上看到了我的发言以后对我说：“你不怕人家说你右倾吗？”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左一个‘赵老’，右一个‘赵老’，人家要抓你的辫子太容易了。”我这才悟过来，那两年正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很起劲的时候。第一次晚报会1983年12月在昆明举行，会后就有人对我说，他们来的时候战战兢兢，以为我是去抓反自由化的。那次赵老没有去，《新民晚报》去的是另一位老总束仞秋。

第二次会1984年8月在乌鲁木齐举行，赵老去了，比我先到。他见到我，很高兴，他说：“怕你不来呢，你来了就好了。”这句话似乎含有深意，因此我特别记得。当时没有多问，今天想起来，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曾经为我担心。方言的担心还有他自己的一层原因，他在新华社山西分社社长任上被土皇帝抓起来，蹲了两年监牢。这种事是容不得你申辩的，因此他心有余悸。

我说了些什么呢？现在抄下第二次会上我说的两段话：

我们要向赵老学习。赵老的《未晚谈》为什么那么叫座，那么耐看？文章写得漂亮，固然是一个原因。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他有真知灼见，有见解，言之有物，确实能从一件事件中看出其中的道理，发挥出来，能见人之所未能见；真正能够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软中有硬，软硬结合；清谈娓娓，平易近人。

我接着说道：

说到这里，我想借用龚自珍一句诗：‘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只开风气，不当老师，不以老师自居。我想我们讲的指导性，虽然不一定能和开风气划等号，至少包含着开风气的意思；或者甚至可以说，指导性的主要内容和方法是开风气，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具体指导什么。是和风细雨，经常不断，而不是狂风暴雨，一阵风，雷阵雨。从态度上说，只是作为读者的好朋友，天天到读者家里串门子，像知心朋友那样讲知心话；而不是摆开老师架式，教训人。这个态度问题，是个民主作风问题，又有赖于我们真正能够把一件事情弄清楚，说出个所以然来。为此，必须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民主和科学两者，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这后一段话里，包含着赵老一个观点。他说：晚报要像一支报春的燕子，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点我很赞成，在晚报会议的一次会上介绍过。

最近看到年轻学者傅国涌一篇文章，讲南京《新民报》被国民党封杀之后的一些历史。其中说，1944年赵超构（那时候他还很年轻、还不能叫赵老）随中外记者团访问了延安。他的报道《延安一月》在《新民晚报》登出，引起了轰动。傅国涌说他对毛泽东的观察可谓入木三分。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赵超构说：“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和宗派。新民主主义摈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赵超构又说：“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

后来的事实很快就证明他的观察多么深刻，这个赵超构多么了不起！翻开《毛选》第五卷，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1953年6月就指出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赵超构说最好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目前的‘政策’或‘政略’”，应当说是对毛泽东这一思想最恰当的注释。

回想起来，我当时既没有看懂赵超构，也没有看懂毛泽东。

我何以没看懂呢？太浅薄了，太天真了，太傻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走第二步社会主义革命。这是1940年写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是高举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又叫做《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在《毛选》中我们还看得到，毛泽东1950年6月还在强调这个《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又说社会主义改造“还在很远的将来”。可是仅仅三年之后就变了，而且是不声不响、突然改变的，突然改变了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予以公布和宣传。

这个改变不合法，因为没有经过全国政协，是对全国政协和《共同纲领》的践踏。这“上篇”和这些话事实上真正只是一纸“文章”而已，赵超构所说的“政策”或“政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不过毛泽东亲自给赵超构的观察做的证明，1953年6月就来了。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是不是也有点出乎赵超构意料之外呢？

2004年第7期 共和国才子廖鲁言　作者：许人俊

廖鲁言身材魁梧，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19岁入党，32岁当选党的七大候补代表，35岁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副主任（彭真为主任），39岁任共和国政务院副秘书长，40岁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41岁任农业部部长兼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农业部长。

他政策水平高，思维敏捷，富有文采，写文章、作报告、起草文件，一向亲自动手，从不要别人代笔。他记忆力强，善于分析、表达。大会上作报告，常常点起一支烟，熟练地运用各种数据，有条有理，连续四五小时滔滔不绝，透彻地分析农村形势，解释党内外人士关心的重大问题。资料翔实丰富，观点明确清晰，令人口服心服，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人们都佩服他，称赞他是共和国的才子。

一、在抗日烽火中出生入死，无所畏惧

廖鲁言是江苏南京人，家庭比较富裕，天资聪明，好学上进，富有正义感。早在少年时期，他就和一些充满爱国主义思想的初中同学，从学校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愤怒抗议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五卅”惨案的暴行。读高中时，又和一些进步同学组织文艺团体“人间社”，开展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学籍。

1930年夏季，他毅然告别父母，离开鱼米之乡，登上北去的列车，到北平军医学校读书。后又追寻抗日救国道路，和几位好友一起创办《杠杆》杂志，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两年后，加入左翼作家联盟，担任北平“左联”组织部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组织活动能力强，党组织调他到“北平民众义勇军”任执行委员长和党团书记。他大展才华，带领一批热血青年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在市区贴标语、撒传单，组织飞行集会和游行示威，常常身穿民众义勇军的戎装，在流亡北平的东北军中四处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1932年7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决定发动进步学生和民众，在市区举行“八一”示威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传团结抗日思想，廖鲁言担任示威现场总指挥。“八一”那天清晨，大批进步学生和民众，按照计划纷纷来到西单牌楼附近集合。只见一位青年，突然在大街上点燃起一长串鞭炮，发出示威开始的信号。转眼间，青年消失在人群中，他就是廖鲁言。

由于叛徒告密，廖鲁言被逮捕入狱。面对叛徒指认，廖鲁言只得承认是共产党员，但辩称鞭炮是别人给的，其他一概不知。

尽管敌人严厉逼供，他对党内机密守口如瓶。军法处审讯后，确定“拟判死刑”。远在南京的父亲得知后，悲痛万分。迅速筹集资金，疏通关系，死刑改为6年徒刑。

当时，被捕入狱的共产党人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多人，廖鲁言是最年轻的党员。经过秘密串联，建立了狱中党组织，议定每20多人推选一名“斯皮克”，即“说话”、代表人，带头同狱方开展斗争。廖鲁言能言善辩，被难友推选为“斯皮克”、“生活委员和分委会委员书记”。他勇挑重担，积极配合难友在狱中开展反迫害、反虐待和说理斗争，参与组织绝食，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而且取得了胜利。

廖鲁言酷爱读书学习，狱中四年，他和难友们通过秘密渠道，先后搞到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主义问题》等马列主义和中外历史、文学名著共1000多册。北平草岚子监狱，既是他同敌人斗争的战场，也是他专心读书、增长知识的地方。建国后，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的理论修养，完全是在‘反省院’（监狱）获得的。‘反省院’是我的大学。”

二、组织抗日“决死队”，开展游击战

1936年华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展开，各方人士纷纷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代表刘少奇得知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着60多名优秀干部，认为，日军打来，这批同志必遭杀害。他们经过长期考验，坚持不在《反共启事》上签字，是好同志。为适应形势需要，他建议党中央批准这批同志按国民党的规定办理出狱手续。中央领导表示同意，同年10月60多人集体出狱。

当时，山西抗日形势大好，群众同仇敌忾，阎锡山当局寻求共产党合作。党中央指派薄一波、安子文等到山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党组织安排富有文才的廖鲁言到太原军政训练委员会编辑室，协助杨献珍编写抗日救国宣传教材，并给军政训练班学员讲授政治经济学、农村社会经济的没落、地主和农民的基本矛盾、民族问题等理论专题。对于发动军政人员决心抗日起了积极作用。

“七七事变”后，我国进入全面抗日新阶段。薄一波根据党中央指示，与阎锡山反复磋商，决定共同组建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它是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以平津流亡学生为骨干建立的抗日革命武装，内部设有秘密党组织。廖鲁言受党组织委派，先任大队政治工作员后到二纵队第六总队任政治部主任。他带领部队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打了不少胜仗，为巩固和扩大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作出很大贡献。

1939年6月，廖鲁言调任山西新军209旅政治部主任。他根据薄一波的指示，利用建旅、编团的机会，大力提拔秘密党员任团长和政治部主任，撤换反动军官，实现党对部队的实际控制。决死队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影响力的增强，使阎锡山深感恐慌。1939年冬季，他乘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时机，在山西组织了“十二月事变”，阴谋消灭正在崛起的新军和进步力量。当地抗战形势面临危机。廖鲁言获得情报后，在12月26日带着警卫员，利用夜幕掩护，悄然逃出敌占区。随后进入陕甘宁边区，胜利到达延安。

时任总政组织部长的胡耀邦，得知廖鲁言长期在山西新军从事秘密工作，富有统战经验，推荐他到中央统战部工作，历任友军科副科长、科长。他不负重托，积极搜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资料，认真总结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编写了一些关于友军问题和对友军开展统战工作经验的小册子，深受中央领导重视。不久，调他任统战部长王明的政治秘书，参与制定对西北地方军阀和少数民族的统战政策。

1943年春，党中央成立中央研究局，刘少奇任局长，杨尚昆任副局长。下设党务研究组、材料组、图书馆。廖鲁言调任党务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调研工作，为党中央制定各项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和参考。两年后，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32岁的廖鲁言当选候补代表和大会记录组组长。后来他又调任刘少奇的秘书。1948年，中央成立政策研究室，彭真任主任，廖鲁言任秘书长和副主任。他主要给中央书记处起草文电，搜集有关材料，编辑《党内资料》供中央领导阅读。

三、积极配合邓子恢，推动农业生产稳步发展

建国后，廖鲁言一直在中央高层领导重大决策的研究。1952年10月17日，他就“五反”运动问题，向中央报告：“为使小城市和大集镇的工商户安心经营，促进城乡交流和经济生活进一步活跃，避免影响秋后旺季的市场活动，建议结束‘五反’运动。凡尚未进行‘五反’的城镇，今后一律不再搞‘五反’运动。对于那些工商界对‘五反’尚存顾虑、经营情况尚不正常的城市，可以以市、县为单位宣布不搞‘五反’。对于那些工商户‘五毒’行为比较严重的城市，自择时间，用几天时间采用开会检讨的方式，以教育为主，组织工商业者坦白检讨自己的‘五毒’行为，订立不犯‘五毒’的爱国公约。只对其中个别‘五毒’罪行特别严重者，给以必要的、适当的处分，随即结束‘五反’……”

党中央认为建议十分重要，指示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参照廖鲁言的意见，根据各地情况，迅速结束“五反”。

也就在这一期间，党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组建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命邓子恢为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为副部长，杜润生为秘书长。中央政策研究室改组合并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陈伯达只是挂名，从不到中央农工部机关上班办公。大量日常工作是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等人操办。廖鲁言积极协助邓老工作，大力推动我国农业合作化稳步发展。

1953年10月15日，邓子恢正在南方考察。毛主席在中南海突然召见廖鲁言和陈伯达谈话，提出“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可带动互助组大发展”，“在新区，无论大中小县要在今冬明春，经过充分准备，办好一两个合作社”，“一般规律是经过互助组再到合作社，但是直接搞合作社，也可以允许试一试”，“合作社不能搞大的，搞中的；不能搞中的，搞小的；但能搞中的就应当搞中的，能搞大的就应当搞大的，不要看见大的就不高兴”，“要打破新区一定慢的观念”。

廖鲁言敏锐地发现毛主席的思想出现了新变化。不久前，中央确定应以发展和巩固互助组为中心环节，如今毛主席提出要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中心环节。这是一个新思想、大变化，事关重大。他立即给邓老写信，通报情况。邓老迅速同意提前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重新研究互助合作发展计划。

十天后，廖鲁言在互助合作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但同时强调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简单化，错误理解为发展合作社要大，要多，要快”。这充分表明他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

第二年，年仅41岁的廖鲁言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并兼任国务院七办副主任。他是共和国农业部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当时，全国农业生产经过四年恢复，农产品和农业产值有较大幅度增长。但生产手段落后，抗灾能力弱，农民生活依然贫苦。他一上任就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边干边学边摸底，然后组织90多名机关干部，由7名局长带队，分赴华东、华南、华北、东北、西南14个省市，深入农村了解情况，协调商业、供销部门的关系，帮助解决生产资料的供应问题，做好春耕的准备工作，多为各省办实事。

他参与起草、制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对合作社内部的经营管理作了详细明确规定，并代表起草小组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说明，获得通过，推动了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农村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1955年，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一方面，我国还是一个工业落后的国家，还不能广泛实行农业机械化，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还不能全面展开；另一方面，国家的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金，主要靠农业的积累来提供，不能采取削减农业投资的办法来增加工业投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依靠互助合作，挖掘农业内部潜力，合理使用劳力，充分利用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加强抗灾能力，发挥集体生产的优越性。”

这一见解，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认为“此建议很好”。不久，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指定他牵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起草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实践一年多后，经过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最高国务会议通过，最终形成《纲要》四十条（草案）试行。

廖鲁言有思想、有见解，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考虑问题全面。他到农业部后，根据农村工作实际需要，确定自上而下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经营管理辅导、植保检疫、畜牧兽医等组织机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1956年3月，他就农、林、水利、气象工作，向中央如实汇报：“农业生产规划，越往下面指标越高，有的干部说，吹牛不上税。”同时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兴办一些非生产性的事情，不知爱惜民力，这种苗头十分值得警惕。”另一次会上，他还说：“山区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偏僻山区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有许多山区，又是长期革命战争的根据地，我们依靠这些山区的人民，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在胜利以后，他们的生活改善不多，有的发出怨言，说我们下了山，忘了他们。”他强调，山区农业生产必须加强，主张“山区的生产门路是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一般都应该采取农、林、牧业相结合的方针，还必须保持水土。山区的农业生产，不限于生产粮食，有许多山区是适宜发展工业作物的，特别是经济林木。”这一年，他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1年5月，他到山西长治调查回京，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时，主张“在偏僻山区，应该允许分散的住户设立独立包产组，应该允许山庄独立户作为独立包产户”。

在火热的大跃进年代，他也一度兴奋过。但总体上头脑冷静，不乱放炮、瞎胡吹。他讲话、写文章都强调“农业生产有自身的规律，不能光靠冲天的干劲。冲天的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两者必须统一起来。爱冷不热，是不行的。没有冷静的头脑，不愿意做分析，只爱热，也是不行的。”他主张“应该实事求是，力戒浮夸和弄虚作假。经济工作必须是越做越细致、越踏实”，“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解放思想，这虽是大跃进的一条重要经验，而敢想、敢说、敢做就有一个想什么、说什么、做什么的问题———不是离开马列主义，离开科学去乱想、乱说、乱做。”

有一次，在农业部的会上，他对自己1958年估产过高，宣传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说了一些过头话，给中央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深感痛心，作了自我批评。他要求领导干部多下基层看看，“当你看到了许多痛心的事情之后，你就会觉得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我们的压力感也就有了。”他甚至说，“坐在北京对缺点是觉察不到的，对许多方面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

正因为这样，中央领导人器重他，甚至拿他开一点玩笑。当时，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经济工作会议。李富春副总理就经济形势做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形势发展是马鞍形。毛主席突然手指梳着一头波浪发形的廖鲁言，风趣地插话：“我们的经济形势不是直线发展的，而是像廖鲁言的头发是波浪式的，有起有伏，有高有低。”顿时，全场哄堂大笑，气氛活跃，搞得廖鲁言既不好意思，又挺高兴。

1964年2月，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周总理指派廖鲁言带工作组到山西大寨蹲点调查，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一个月后，他向总理递交《调查报告》，实事求是总结大寨经验的同时，也如实指出：到大寨参观访问的人太多，必须由中央和省、县加以控制。他认为，民兵部门要求射击比赛第一，文化部门要求培养歌手等等，也非控制不可。要求一个先进单位什么都第一，这是不可能的。表现了他大胆直言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四、“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诬陷迫害，59岁冤死狱中

1964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刚刚完成，工农业生产开始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此时国内政治风云却悄然发生变化，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五反”和“四清”运动逐渐升温。

“五反”在城市开展，“四清”在农村进行。按中央要求，两个运动“都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央指示下达后，国家机关轰轰烈烈掀起“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农业部的干部也发动起来了。身为部长的廖鲁言，有思想、有智慧、有水平、有能力、有才气，但他工作要求严，为人自负，也有傲气、有脾气、有官气，尤其对领导干部态度严厉。稍不如意就发火、训人、骂人，司局长都怕他，敢怒不敢言。有些问题处理有偏差，得罪了一些人。加之，他平时生活方式比较讲究，运动中许多人就贴大字报，主攻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形成了声势和气氛，引起中央重视，中监委派出调查组进行调查。

恰巧此时，农业展览馆突然发生馆长腐化堕落叛逃的严重事件，轰动全国，惊动中南海。而那位馆长又受过部长器重，还曾把展览馆展览后的农副产品送给廖鲁言。种种事情联在一起，廖鲁言有口难辩，难辞其咎。毛主席极为震怒，严厉批评他是“死官僚主义”。

当年9月，党中央决定廖鲁言带职下放河北石家庄，兼任地委书记。昔日在政治舞台上有过辉煌历史的耀眼明星，从此逐渐离开中央决策圈。

但他工作一如既往，从不马虎。他认为，阶级斗争并没有严重到改变农村颜色的地步。农村出现贫富差别，也并非敌对势力破坏，而是有些政策不当，工作未做好。因此，他领导“四清”运动时，反复强调运动中发现的问题，并非全是敌我矛盾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要把基层干部看成一团漆黑，犯“四不清”错误是有的，但不是所有干部都犯了错误。基层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不能一脚踢开。他甚至说“前几年农村干部贪污几百元，几百斤粮食，不要硬往资本主义道路上拉。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了人，不要再纠缠不放。因为前几年基层干部打人是由上边造成的，上边有责任。”

1966年4月，石家庄“四清”工作总团汇报：“四清”后，有的地方反攻倒算，搞复辟活动。廖鲁言严肃指出，“不要到处都说是复辟，挨了整，不讲话，也难说，都算复辟也不行。”他强调，“运动不能放松生产，‘四清’要落实到生产上。”“一个劳动日一两毛钱，不如老母鸡下个蛋，社员感到工分没有味道，劳动就不积极。”他要求，“通过分配，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鼓足干劲，把明年的生产搞好。”

当时，社会上“左”倾思潮严重，不少人认为社员卖一点酱油、盐、醋是资本主义活动。他明确说：“他卖酱油、盐、醋，赚不了多少钱，生活比一般农民富不了多少。大部分村又没有供销社，买酱油、盐、醋，还得跑好几里地，不方便。他送货上门，群众还是需要的，不要看成是资本主义倾向。”有人反映社员开理发店，雇学徒是剥削行为。廖鲁言则分析说：“理发工具、肥皂、烧煤等，都是开理发店用的吧！人家有成本，学徒交一些钱是合理的，要算算账，不要动不动就看成是剥削。”这些观点，当然是正确和实事求是的，但在那个大批资本主义的疯狂年代，则属于异端邪说和修正主义理论，后来就成了他举白旗、反红旗、反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状。

不久，“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1966年国庆节上午，他刚从天安门城楼观礼下来，农业部的红卫兵就紧急出动，打着“造反有理”和“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旗号，把他揪回部机关大楼挂上牌子，开始批斗。他是经过铁窗烈火、战火风云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坚强战士，当然坚决抗争。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烧越旺。1967年3月，林彪、“四人帮”又掀起“揪叛徒”的狂风恶浪。顿时，廖鲁言升级为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叛徒集团”的黑干将，罪名是“结成死党，狼狈为奸，进行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面对强暴，他毫不畏惧，坦然回答：“让我交代反毛主席的罪行，定我为叛徒，我不承认！我是拥护毛主席的，从内心里拥护，不是表面，是真的！我不知道关于我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名是怎么定的，中央对我的历史很清楚。”

在那个疯狂年代，抗争的结果必然是轮番抄家、武斗加身。最后，竟被“四人帮”投入秦城监狱严加审讯，时年54岁。他在狱中历经诬陷、磨难，受尽诽谤、凌辱。此时，多年的糖尿病日益加重，得不到治疗，处境悲惨。1971年春，原农业部留守处干部到秦城监狱，给他送衣服、粮票、家信。他手捧衣物凄然流泪说：“你们还想着我，给我送东西来，谢谢你们了！”声音低沉、凄凉，令人同情、寒心。

第二年11月廖鲁言离开了人间，年仅59岁。监狱按专案组规定通知农林部办理某某编号案犯后事（农业部已撤销，新组建农林部），不说姓名。部机关行政组奉命匆匆赶到秦城监狱，只见遗体身材高大魁梧，掀开遮布一看，发现是廖鲁言，不禁大吃一惊。但当时“四人帮”横行，他们不敢声张，只好运回城里会同家人悄悄处理。

1976年，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举国欢腾，万民同庆。1978年底，党中央作出决定，为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廖鲁言等领导干部彻底平反昭雪。不久，又为廖鲁言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悼念他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从此，廖鲁言屈辱、蒙冤多年的灵魂，在九泉之下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宽慰和安宁。

2004年第7期 我跟校党委书记拍桌子　作者：张系朗

1982年3月，我的老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来泰安讲学。作为他的学生，我设家宴相请。席间，钱先生笑着对我说：“1957年反右时，你作为一名学生，居然敢跟党委书记常溪萍拍桌子，好不简单啊！”

我为什么会跟党委书记拍桌子？拍桌子的举动又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得从我的出身、经历讲起。

我是一个穷孩子出身，12岁才得到读初小一年级的机会，而小学未毕业，就失学、失业了。对我来说，前途是一片迷茫和黑暗。然而平地一声春雷，淮海大战的炮火解放了我的家乡———安徽萧县。1949年4月，我考进了人民政府创办的我县第一所中学———梅村中学。因家贫，享受甲等助学金，即不用交一分钱，即可在学生食堂就餐。我的命运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使我本能地、衷心地热爱和拥护共产党。

从此，党说什么，号召什么，我就听什么，信什么，做什么。所以进步很快。4月份进校，6月份入党。从1949年9月份起，连续五年担任全校学生会主席。其间，还担任过学校党委总支委员、学生党支部书记、学校团总支副书记职务。1954年8月，考进华东师大中文系，当然也一直是学生当中的主要骨干。1957年整风反右初期，我担任系党总支委员和本年级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一、二班另建支部）。这年的4月间，系总支告诉我：“不久要召开全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党委。党委已经拟定，要把你选为党委候补委员。因此，在选举前，你要更好地工作，更加谨慎。”总之，在那时，党组织对我是非常信任和关怀的。可以说我简直成了党的“骄子”，我对党更是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但一场反右斗争的暴风雨，却使我从“骄子”一下子变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人！事情是这样的：

1957年4月底（或5月初），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在全校学生党员干部会议上，传达上级有关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并要求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大胆鸣放，帮助党整风。他并说：“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的正确，我们也欢迎。”我参加会议回来，忠实地贯彻了常书记的指示，号召三、四、五班的同学积极鸣放。同学们出于对党的信任和热爱，积极鸣放了。果然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提出了不少意见和问题，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但进入6月份之后，气氛突然变化了，学校党委指示各个学生党支部，要开会对全体同学进行摸底排队，划出右派分子，并说右派分子同党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这突如其来的大变化，使我的头脑一下子蒙了，思想上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子来：刚刚是号召人家鸣放、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怎么一下子又要把人家当成敌人呢？我们这样做，将来如果再向人家发出什么号召，人家怎么会再相信、再响应呢？基于这种朴素的想法，在我主持召开的支部委员会议上，当有的支委提出一些同学是右派分子的主张时，我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反驳，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支部一班人的意见不一致，右派划不出来，反右斗争当然也就无法顺利展开。系总支多次找我谈话，批评我，教育我，我不服。最后，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亲自找我谈话。应该说，平时他对我是比较了解的，也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准备把我选为党委候补委员一事，就是很好的证明。所以，谈话之初，他的态度是很平静的，也是很诚恳的，完全是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到此时为止，如果我的脑子能“灵活”一点，接受他的教育和帮助，放弃自己的看法，就决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情。但当时，我不仅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而且怀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共产党员“无话不可对党言”，共产党员绝不能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向党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对党的不忠，是可耻的。基于这种信念，我没有接受他的教育和帮助，而是理直气壮地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仍然不同意把那些同学划为右派分子。渐渐地，常书记的态度开始变化了，严肃起来了。他明确地批评我这是严重的右倾思想，我则说他是“左倾”。到后来，我甚至当面质问他：“不是你让我们学生干部号召同学们鸣放的吗？不是你说过，群众提的意见，即使只有百分之零点五正确，我们也欢迎吗？实际上，同学们提的意见，大多都是正确的，现在又要把人家划成右派，这像什么话？我张不开这个嘴！”我这些话，使得常书记大怒了，也许他过去很少被别人这样当面质问过，顶撞过，所以他气得狠狠地拍了桌子；我也在气头上，又是“初生的牛犊”，所以不甘示弱，也拍起了桌子。最后，他气愤地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事后，为了能够顺利地开展反右斗争，党委决定把我这小小的绊脚石踢开，撤掉了我的党支部书记职务（总支委员未撤），并委派学校团委书记顶替我担任三、四、五班的党支部书记。这样，右派分子很快划出来了。于是很多同学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批判和斗争，如三班的秦效琼、四班的王学畅、五班的陈若珂……其中，陈若珂被定为“极右”，先是下放农村劳改，后被发配到新疆伊犁。

反右斗争结束后，师大党委监察委员会给我作出的正式结论是：在反右斗争中，犯有“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严重错误，“为此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可能是考虑到我“出身好，一贯表现好”，否则，结论和处分可能要重得多。）

从此，我只有挨批和检讨的份儿了。但有一点，即我反对把王学畅同学划为右派这一“错误”，我在思想上始终没有搞通，因而也从来没有作过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这一点，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秋季，“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华东师大的学生当中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当时，我是一个刚进入大学一年多的青年学生，政治上十分幼稚，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政策观念。运动开展起来之后，我既未向党总支和学校党委汇报，更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仅仅根据个别同学的“揭发材料”，就自作主张地把王学畅同学作为“胡风分子”，一连几个下午，公开进行大会批斗。一天，我正在主持批斗大会，党委派出的检查各系运动进展情况的检查组让我去汇报批斗王学畅的根据。他们听了我的汇报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些不是胡风言论，王学畅不是胡风分子，你必须马上停止对他的批斗。”但由于他们急于要去别处检查，没有来得及交待我如何做好善后工作，就急急忙忙地走了。我当然要按照检查组的意见办事：停止批斗。回到会场，我宣布：“散会”，就此了事。至于把人家批斗错了，我连一个字也未说。我这样做，从表面上来说，似乎仅仅是出于我的幼稚无知，不懂政策；但实质上是因为，当时我作为整人者，根本没有去设身处地为被整者着想，根本体会不到被整者的处境和痛苦！到1957年鸣放期间，一天晚上，在党委小礼堂，常溪萍书记主持了一个“学生鸣放会”，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生党员干部去“听会”。在这次鸣放会上，王学畅同学“鸣放”了。他给我留足了面子，根本没有点出我的名字，但我却知道他批评的就是我。他痛哭流涕地诉说了他在肃反运动中的遭遇。他说：“把我当成胡风分子进行大会批斗，后来明知批斗错了，但却一直当作没有发生这件事，弄得我一年多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心里十分痛苦。试问这是什么作风？”听了王学畅同学的发言，我的灵魂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深深地认识到自己当年实在太荒唐，给人家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而自己却长期“不知不觉”，实在对不起人家。我当时真想马上发言，表示接受王学畅同学的批评，并公开向他赔礼道歉。可是，当时我的任务只是“听会”，当然无权去这样做。但会后，我却在私下里向几位同学吐露了我上述的感受和心声。不料，当我被撤销了党支部书记职务、受到批判之后，有的同学却把我在私下里吐露的心声反映给了党组织。于是，王学畅固然以“攻击肃反，向党进攻”的“罪名”而被定为右派，我在私下里说出的那些话，则成了我“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三大罪状之一！（其实，当时王学畅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我有上述的心声和言论）对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人家明明是被错误地批斗了，怎么就不可以提出批评意见呢？我只不过是一个基层的学生党支部书记，人家仅仅是不点名地批评了我个人确实有过的错误，既未涉及全校，更未涉及全国的肃反运动，怎么就成了“攻击肃反，向党进攻”了呢？我明明严重地伤害了人家，本应公开向人家赔礼道歉，我只不过在私下里向别人而并非向他本人表示了接受他的批评的意向，怎么就成了“支持右派向党进攻了呢？这岂不是说我支持他向‘我自己进攻’吗？”对诸如此类的众多的问题一直想不通，我如何能够作出真正触及灵魂的检讨呢？

1955年秋季，本应公开向王学畅同学检讨和赔礼道歉，但当时因我的“幼稚无知”而未去做。1957年整风反右时，我认识到应该这样去做，却又不允许我去做。改革开放了，我也退休了，我内心的歉疚之情日甚一日。于是，在我得知王学畅同学现在的通信地址———浙江省瑞安师范学校之后，情不自禁地在1999年11月间，给他去了一封长信，诚心诚意地向他道歉，检讨我1955年的过失，请求他的宽恕和批评。我在信中并说：“如果不是我在1955年错误地批斗了您，您在1957年就不会‘鸣放’，因而也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因此可以说，您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并因此而招致了长期的灾难，我实在是‘始作俑者’。”2000年的正月初三，王学畅同学给我写来了满满四张纸的长信，信中不仅称我“学兄”，而且说：“来信充溢歉疚之情、诚挚之情，十分感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我所受的灾难，也不会责怪您为‘始作俑者’”……读了这封信，我泪如泉涌！这并不是因为我被宽恕之后灵魂得到了解脱，而是被学畅同学那大海一样宽广的胸怀深深地感动了！以后，我们又几次通信，畅叙衷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融化了神州大地上覆盖着的极左思潮的冰层，我们年级三、四、五班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全部得到了改正。因此，加在我身上的“严重右倾，放弃党支部领导”和“支持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当然也就无法成立了。于是，在1979年的4月6日，华东师大党委给我作出了平反的决定。改正和平反虽然来得迟了，但总还是令人欣慰的。

最后，关于常溪萍书记，我还想说几句。当年他虽然斥责了我，处分了我，并因此影响了我一生的前程；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至今仍然对他很尊敬。他衣着简朴，工作勤恳，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到学生宿舍，与同学们促膝谈心，到运动场与同学们一起打球，他每周都要到学生餐厅一次，以便了解和改善同学们的伙食情况……可以说，在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不愧为我们党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忠诚的高级干部。但一位干部越是对党忠诚，在党的政治思想路线发生严重错误的时候，他做的错事也就会越多、越大。在1957年，他忠诚地执行了那条极左路线，把一大批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全校有多少，我至今不得而知。仅中文系我们一个年级，就达23人之多），这不仅给这些同学造成了长期的苦难，有的甚至家破人亡，而且也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无法弥补的损失。不幸的是，十年之后，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本人却遭到了那同一条极左路线的迫害，被造反派作为“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摧残，最后竟从高楼上摔下来，悲惨地离开了人世！（至于他是怎样从高楼上摔下来的？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至今也仍然是一团迷雾）他的结局无疑是一种悲剧。

2004年第7期 随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日子　作者：杨志新

1949年3月25日这一天，是我们中央警卫团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进北平的日子，是我们从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河北平山西柏坡进入大城市的日子，是我们从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稳定环境的日子。

那天，春光灿烂，人人心中充满着胜利的喜悦和美好的向往。临行之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和随行人员说：“我们要进京‘赶考’去。”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也叮嘱大家，要好好学习，争取考好才是。

当时，在毛主席身边担负警卫工作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和战士们听了毛主席这句既通俗、又深奥的话，并不十分理解，但也顾不上多问。一路上想着，议论着。到了北平，部队的大部分兵力随毛主席等中央领导驻进北平西郊的香山。

根据中央的指示，中央警卫团除了在新的情况下完成保卫中央安全的任务外，还要学习政治、城市政策、文化知识。重点是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深入领会毛主席关于“进京赶考”的指示精神。

其实，在进京之前，部队就开始学习了。由于这支部队担任直接保卫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场的任务，近水楼台，等于旁听了会议。中央委员们在会内学习，我们团的干部、战士在会外学习讨论。进京的路上，大家也在议论。进驻北平香山以后，有了正式文件，就进一步深入地、有计划地学习了。学习情绪非常高涨，有时为一个词、一句话争论得面红耳赤。

一天，毛主席出来散步，走到警卫一连（当时也叫手枪连）驻地，听到大家正在讨论。连长何有兴见主席来了，忙迎了出来。主席称赞说：“你们的学习很热烈呀！”何连长说：“热烈是很热烈，就是文件太深，有些领会不了。讨论题也太多，抓不住中心。现在学习有点深入不下去了。”毛主席接着又问：“同志们都有哪些想法，说说看。”何连长心里正有些事弄不明白，想找个机会向主席请教，这下机会来了。于是他就把大家讨论的情况连同自己的想法，大概地和主席说了一通。他说：“学习二中全会文件，进北京，对这件大事，大家的看法、想法很多，也很不一致。有人说：‘我们这支部队，是战无不胜的军队。三大战役我们打胜了，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被我们打败了，现在又进了北平，全国胜利就在眼前，再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今后不论是拿枪的敌人，还是不拿枪的敌人，都不在话下。至于今后搞建设，舍得出力就行。’还有的说：‘革命胜利了，今后天下太平，万事大吉，该享清福了！’也有个别人认为：‘我们打天下，坐天下，老子天下第一。’还有的战士想回家，他们说：‘革命胜利了，今后该回家种地了。’还有许多问题弄不懂，例如，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来了，也进了北平，为什么还说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呢？”

毛主席微笑着，边听边点头，听了何有兴的这番如实汇报后说：“那么，我给你们出一道讨论题，就是，我们是共产党进北京，还是李自成进北京呢？你们把这一道题讨论好就可以了。”

何有兴连长如获至宝，高兴地敬了个礼，告别主席回到连里。很快地，团领导得知何有兴领回一道主席给出的讨论题，便决定下达至全团学习讨论。因为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作报告时，曾经生动地引用过李自成进北京的故事，大家都很熟知。于是，讨论很快引向深入。大家在会上讨论，会下也讨论，甚至吃饭时也在争论。有的说：“李自成进了北京，以为革命成功，天下太平，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完全松懈了斗志。结果很快被吴三桂引清兵打败。”有的说：“李自成进北京，以为革命有功，应当坐享其成。三天一节，五天一年，贪图享乐，腐化堕落，只坐了48天的皇帝，就把天下丢了。我们共产党人要牢记毛主席提出的‘两个务必’，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不被糖衣裹着的炮弹打倒。”大家认识到，现在面前是一片新天地，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好好学习，争取答好共产党人进北平这张考试卷。

通过这次学习和这场讨论，部队觉悟有了很大提高。首先，从政治上、思想上适应了伟大的历史转变。在以后长期的岁月里，在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关怀、教育和熏陶感染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良好的作风。我刚到中央警卫团时，当文化教员。一天早晨，在香山下出早操，领着一营同志们唱歌。见到毛主席走过来。这时候，虽然已经进北平半年多了，他老人家仍然穿着补补丁的衣服。我们刚参军的小青年都比主席穿的好。毛主席艰苦朴素的作风，使我们深受感动，给我们树立了贯彻 “两个务必”的榜样。

部队进京之初，有的住老乡房子，有的住在庙里。老乡一致反映，部队秋毫无犯。住在老乡房子里的同志，看到院子里枣树上的枣子、桑树上的桑椹熟了，落了满地，战士们谁都不肯吃一个。老乡外出把家门钥匙交给战士保管或干脆不锁门。战士们把落在地上的枣、桑椹拾起放在篮子里，等房东回来全部交还。刚进京时我们部分战士担任接管任务，有一个敌伪仓库，遍地是新的皮鞋，战士们认真地给收拾起来，整理好，放进库里贴上封条，自己脚上仍旧穿着由于长途行军已经磨破，露出脚指头的旧鞋；有的长了冻疮，谁都不肯换一双新鞋。

以后，这些同志在学文化、学知识、学理论和军事技术等方面，都如同攻敌人碉堡一样，非常刻苦，十分感人。毛主席看到这些，很高兴。

进京后，中央警卫团办了一张8开小报，叫《士兵报》，毛主席亲自给题写报头。那时每期报纸都给毛主席等中央首长各一份。毛主席有时还作批语，甚至给修改病句。主席还叮嘱部队要好好学文化，他说：“仗打完了，全国胜利了，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地方要搞经济建设，部队要搞正规化建设，没有文化不行。”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对部队鼓舞极大。

1951年以后，部队随中央进入北京城内，进驻中南海。就是后来编号为8341的这支神秘部队。随着岁月的变迁，这个团的干部、战士陆续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有的在部队当了将军，有的到地方当了市长，有的在经济建设岗位上当了模范，有更多的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地作贡献。也有极个别的没有经得住历史的考验，落榜了。

遥想当年，毛主席要我们进京赶考，给我们提出的历史命题，已经55年了。但毛主席的教诲仍时时响彻耳边，似乎那场进京的争论仍在继续，那场考试也还在进行。

2004年第7期 韩国华侨的今昔　作者：詹小洪

韩华有过的辉煌

发韧期（1882—1927年）

韩国华侨称自己为韩华。韩国何时开始有华侨难于考证。1882年清政府派吴长庆将军率大队清军援助朝鲜政府，有部分商人随军行动办军需，应是华侨大批进入朝鲜半岛的嚆矢。是年，朝鲜政府与清政府签订《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华侨得以名正言顺在汉城、平壤、仁川、大邱、光州等大城市经商。1887年，清政府任命吴将军随员袁世凯任“总理朝鲜商务”，袁干练精明，恪尽职守。在他的统领下，华侨商务迎来第一个繁盛时期。韩华们提供了朝鲜国民绝大部分的日用品。他们还在当地开矿务农，从山东引进种菜技术来朝鲜。朝鲜官民给来自强邻的客人很高的礼遇，称他们为“大国人”或“清商”。朝鲜的华侨95%是山东人。到1906年，在朝鲜半岛共有华侨3600多人，1916年有18000人，从事商业的占一半以上，韩华们凭着重信用善经营，克勤克俭，势力渐趋扩大，几乎垄断了朝鲜半岛的商权，1922年，华侨人数为24000余人，当时朝鲜全国纳税大户全是华商。1910年朝鲜成了日本殖民地后，日本商人一直视在朝鲜的华商为眼中钉，1927年发生了排华的“万宝山事件”，使华侨财产损失80%以上，继之“九一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华侨在朝鲜地位更是一落千丈。

鼎盛期（1946—1950年）

1945年日本投降，由于多年战乱，加之韩国幅员小，资源贫乏，当时全国消费品奇缺，华商利用与香港、上海、烟台、青岛、天津、大连、安东等地原有商业往来关系，积极为朝鲜人民提供商品。据《朝鲜年鉴》，1946年，韩国进口商品82%来自中国。当时华商创立大型贸易公司13家，他们经营的进出口业务占韩国全国进口总量的21%，出口总量的16%。1948年韩国有华侨人数八万多人。笔者近年在韩国光州讲学，一次到仁川旅游，曾听一个侨领津津乐道当年的韩华盛况。他说，在四十年代末，韩国的华商就像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侨一样，也几乎掌握所在国的经济命脉。记得一个侨领的爷爷去世时，前来送葬的当地高官政要巨贾络绎不绝，出殡的队伍长达几条街，仁川主要大街挂满挽幛，白花四处飘零。那时在韩国各大城市、沿海口岸，凡大街上西装革履的士绅皆为中国人。

境况不佳的韩华

世界上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唐人街，五千多万华侨，在他们的各居住国，都不同程度有较大发展，华侨凭着自己的勤劳节俭，在各地均创下了灿烂的业绩。在东南亚多个国家，有富可敌国的华商。在美国、加拿大有华人做过国会议员，有大学校长是华人。做律师、大学教授的更是不可胜数。然而唯独在韩国没有唐人街，近半个世纪，韩华们既没有他们的先辈曾有过的荣耀，也没有像其他国家华侨那样的事业发达。上流社会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他们在韩国仍属弱势阶层。韩华们每说到此，就对中韩建交前的历届军政府外侨政策痛恨不已。

1945年日本战败，结束了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朝鲜半岛光复，但很快以三八线为界分为南北两韩。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国共两党隔台湾海峡分治。中朝两国相同的分裂命运也给中韩贸易带来了相应的停顿。紧随而来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既给南北朝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毁灭了华侨们数十年辛苦经营积攒起来的家业，华侨经济遭受了自“万宝山事件”后的第二次打击。战后，韩国相继执政的李承晚“第二共和国”和朴正熙的“第三共和国”和后来的全斗焕、卢泰愚政府无一例外实行了排斥外侨的保护主义政策，给华侨带来深重的灾难。简单地说有：

华侨难以得到永久居留权。韩国政府很少给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出入境管理法上只分“居留者”和“非居留者”。“居留者”到期可申请延长三年，但不保证每次都继续给予延期。到期不办延期手续会科以极重罚金。韩国再入国制度僵硬，几乎不近情理。华人离境，必须要在限期内回来，不然逾期就不准再入境。60年代有个华人老太太到台湾探望读书的儿子。回程前，突患盲肠炎动手术，出院后，发现离再入境期限只有两三天，她持医院证明到韩国驻台湾使馆陈情，要求放宽在台湾多呆几天，待治愈返回，都得不到批准。

韩华们入韩国籍难上难。韩华绝少有从事诸如律师、教授、公务员等职业的。连以前四五十年代韩华们轻车熟路的外贸业华侨也领不到营业执照。因为这些职业要有韩国国籍才行。而韩国法律规定，外国人归化入籍必须要有相当财产或高等学历，还得有政府高官推荐，而这对一般华侨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诸种原因致使华侨子弟在韩国就业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开中餐馆似乎成了近几十年韩华们唯一的选择，50年代，全韩有4000多家“中华料理”店。韩国华侨大多仍以开小餐馆为业，卖炸酱面。韩国甚至有人戏称韩华为“炸酱面”，这真是个辛酸的名词。我们中国来韩国光州任教大学老师们聚会多在中餐馆，价格绝对打半折，老板说，只要收回成本就行。韩华们另一个热门行业是中医药业。他们自己称汉医，韩国人则认为是韩民族本身的医药事业，称这是相异于西医的“韩医”。在1994年，全韩有华侨经营的汉医院174家，药房38家。

限制华侨积累财产。韩国政府上世纪70年代曾颁布《外国人土地管理法》，规定外国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处房屋，自住房面积不得超过200坪（每坪合3.3平方米），店铺经营面积不得超过50坪。主要是限制他们财产的扩张和不动产投资。当时很多富裕华商不得已将自己财产请韩国人注册登记，谓之“寄名”，有点类似改革初期中国一些名为集体实为私营的“红帽子”企业。由于法律风险极大，最后财产被当地人侵吞不计其数，韩华吃哑巴亏，打掉牙齿往肚里吞。限制外国人置产创业的政策直到金大中总统执政时才有较大改变。

华侨与韩国人同工不同酬。我认识一个从祖国大陆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韩华，现在汉城几所大学作时间讲师，还兼一家公司的汉语翻译，每周四个下午有课，二个晚上作翻译，收入一月不过一百五六十万韩元。比同等资历的韩国同事少多了，可她不敢去找校方或雇用她的老板论理，她的父母告诉她要“忍”，因为你是中国人，这是人家的国家。韩国的华侨忍了二三辈子了。与我同校同系的一个华侨W教授，60年代末毕业于台湾大学，现在收入也比同资历的韩国教授少三分之一还多。

看到在韩国难以有前途，在七八十年代，韩华兴起了移民潮，主要是移往美国。据统计，从1970年起至1992年中韩建交前，共有近二万人离开韩国，其中80%去了美国。去了美国的仍称自己为“韩华”。所以到1992年，在韩国的华侨只有两万多人。应该说明的是，选择离开的大多是资金雄厚、经营能力强的华侨。近些年，强烈的“韩华”声音往往不是由居韩国的“韩华”而是由移往美国的“韩华”们发出来的。

韩华的政治取向

韩国的华侨对台海两岸的态度经历过一个变化过程。韩国与西方属同一意识形态，过去承认台湾，与大陆没有邦交关系。加之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屡屡政治动乱，经济凋零，韩华觉得身为中国人，在国外抬不起头来。因而对大陆没有太多的好感。现在韩国的华侨多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绝大多数持的还是“中华民国”的护照。四十岁以上的高学历韩华都是在台湾上的大学，据统计从50年代以来有一万多人在台湾的大学毕业。应该说，从政治上精神上，他们对台湾的认同感更强。按他们的话说，“过去，我们是坚决反共的，对中共没有归心，也不抱好感，但从心理上又无法摆脱对故国的感情。”随着国际上承认中国大陆的越来越多，台湾在国际社会越形孤立，说话没有分量。更直接的是，俗话说，“弱国无外交”，所谓的“中华民国”并无力保护韩华们的权益，改变不了他们在韩国屈辱的命运。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国力大大增强，1992年中韩建交后，两国经贸关系飞速发展，韩华们感受到了韩国政府及国民对他们态度的改变。导致韩华们政治上弃台湾趋大陆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李登辉，陈水扁相继执政后的台湾当局“台独”倾向愈益明显化、公开化，韩华们失去了对台湾的向心力。他们是铁了心的促统派，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与大陆同胞是高度一致的。下面举中韩建交时，韩华们为捍卫“祖产”（祖国或祖宗）———中国大使馆馆舍发生的动人的故事为例，来说明韩华的爱国心迹。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坐落在汉城市中心黄金地段明洞二街。是清政府置下的财产，其间历经晚清、袁世凯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还有台湾当局，几番改旗易帜，先后都将使馆设于此处，保留至今。韩华视斯土为“祖先的财产、是祖宗积下的基业”，是“中华历史之延伸、龙种之荣耀、族魂之象征”。中韩建交前夕，台湾当局怕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手中，想以4.6亿美元的价格卖掉馆舍。风闻此消息的韩华无不义愤填膺，无论是在韩国本地的韩华还是美国的韩华侨社纷纷发起了“护馆保产”运动。韩华的立场是：坚决反对台湾当局变卖使馆，对使馆土地不以政治立场视之，乃以中华民族广义角度视之，视该产是中国领土一部分，永为中国所有。有斯土就有韩华，无斯土就无韩华。他们同时致电给台海两岸政府或当局，并向全球的华人表达了上述态度。国内《人民日报》的海外版曾发表文章肯定了韩华此爱国之举。最后，无论是按照国际法还是当时形势，在处理馆产问题上，韩国政府都不敢得罪中国政府，台湾当局也不敢得罪韩国华侨，从而致使他们的“败家子行动”阴谋最终破产。韩华们做了一件上对得起中华民族，下对得起列祖列宗的大事。

韩华们近些日子关心的是两岸的局势，由衷地为两岸和平祈祷，可以说100%希望泛蓝军胜出这次台湾选举。他们认为，五十多年前国、共联手打跑了日本人，如果当时兄弟携手建国就不会有今日台独分子的叫嚣。大陆人、台湾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共产党、国民党也都是自家人，他们之间的党争也只是兄弟打架，有什么问题不好协商解决。如果蒋家父子大度一点，早点与大陆接触，哪会有今天台湾可能分裂出去的危险。如果中国这一百多年都是像近二十多年一样专心搞经济，中国人地位不知比现在高多少。我们华侨真的希望别再兄弟相残了，外国人尤其是我们的近邻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呢，他们包藏着祸心，表面表示中国稳定好，其实无不抱着幸灾乐祸的心理看待台海局势。听了这些韩华们发自肺腑的话，我深有感慨，也许离家的路越远，爱国心越重，只有中国人（无论他身处世界哪个角落）才盼中国好。

我同事华侨W教授曾深有感慨地说：“我们华侨尤其是台湾来的华侨简直是‘弃儿’，韩国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则认为我们出生在韩国，应是韩国人。还又总被人问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身份上找不到认同感。真是生的不亲，养的不爱。可我们认为自己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龙的传人，血管里流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我们在家里都教孩子认方块字说中国话，但无语言环境，难以吸收继承中国文化。我们这些年近花甲的华侨很少有加入韩国籍的。我们打心里盼望中国强大。无论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视他为亲人。”说着说着，就老泪纵横。每当我们对他的帮助表示谢意时，他就颇为生气，说我们太把他当外人看了。我告诉他，国内经济学界对海外华侨的贡献评价甚高。有篇文章曾分析比较过中国与前苏联改革成败原因，认为如舍去其他因素，中国海外5000万华侨对国内的支持———直接投资，是中国改革所以成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听了我的介绍，W觉得挺宽慰。

愿韩华悲情不再

1992年8月24日中韩建交。十多年来，两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突飞猛进。现在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经济伙伴国：1992年两国贸易额不足50亿美元，2003年，达500多亿，扩大了十倍。2003年，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7%投往中国大陆，中国是他们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对韩国经济来说，离开了中国这个生死攸关的市场，后果难以设想。正应了那句“形势比人强”的话，韩国上下格外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大大改善了对韩华的态度。归化入籍、就业、置产等多年来令韩华们痛心疾首的一系列问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松动。有些城市首长甚至找韩华侨领们商量兴建唐人街问题。我听到韩华们发出肺腑的话：“祖国与华侨唇齿相依，息息相关。”我觉得这些老一辈的华侨对中华民族、祖国的认同感非常强，而这些华侨对二十多年来国内的改革开放是打心眼里拥护的，我就听到不止一人说过：“是邓小平让我们华侨硬气起来的。”

我要由衷地祝福他们：韩华同胞，25年的改革已经使我们的祖国空前强大，你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挺胸抬头，愿悲情不再伴随你们！

2004年第7期 许世友将军逸事　作者：李　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南京军区某军专事新闻摄影，有幸数次跟随许世友司令员下部队视察和采访，耳闻目睹了许将军不少趣闻轶事，并拍摄了一些照片。在我案头上，这几张尘封38年的老照片，述说了将军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许世友将军1903年出生于河南新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26年就参加党领导的武装起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戎马一生，从战士、班长、排长、营长、团长、师长……一步步地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红军期间，他五次参加敢死队，当了营长和团长后还参加敢死队。他八次负伤，其中两次是当了军长以后挂的彩。他身经百战，在战场厮杀中，仅乘骑的战马，被敌军打死、打伤的就有几十匹，真是一生沙场，一生风尘。

将军穿草鞋走过了他的人生路

许世友一辈子穿草鞋，参加革命一直到老年。解放后，要说草鞋的变化，只不过在草中再加点棉纱或布条，打成“布”草鞋。许世友穿草鞋不仅在夏天，而是每年从四五月，一直穿到十一二月。

一次，许世友一行在经过某团“红六连”炊事班时，正看到炊事班的战士们在和面蒸馒头。他便跨门而入。一个年纪很轻的战士，上下打量这位不速之客。可能这个新战士，一则还不认识他们的司令员，二则看到他这般模样：大热的天，军容整齐，风纪严密，脚上却穿着一双草鞋的老兵，似有大惑不解之意。许将军看出这位战士的心思，笑着说：“你们看过红军、八路军的电影么？你们看我像不像那里面的一个老兵？！”他用手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军装和草鞋说：“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灰布军装，布没有现在的好，可脚上穿的就像这样的草鞋。可别小看这草鞋，好处多着哩！不要选号码，轻巧，透气，还没有脚汗臭。穿破了一甩了事。再找几把草，一袋烟工夫就能打双新的。”

有关“老兵”穿草鞋下连当兵的故事，在这个军的“临汾旅”更是传为美谈。那是60年代初期，这个部队在远离军营的山区进行军事训练。一天，许世友戴着列兵军衔，扛着背包，到某团一个连当兵。起初，连队的战士们只看到他整天军容整齐，脚上却穿着一双布草鞋，与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却不知道他就是威震敌胆的许世友司令员。后来战士们与他闹熟了，知道他不仅枪打得好，武功也特别棒，都想跟他学一手。每当这时，许世友总是笑而不示，说：“那都是基本功，你们现在摸爬滚打，也是基本功。要练成真功夫，可并非一日之寒。”凡知根知底者，都对将军的话深信不疑。

幼年的许世友，由于家贫，八岁就到少林寺当了一名杂役。也就在这个“拳禅一体”的少林寺，他得到修身练武的机会。论气功，他能飞檐走壁；论武功，能倒拔杨柳。到十六岁离开少林寺时，不仅刀、枪、剑、戟、叉，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且臂力过人，大小红拳、罗汉拳、炮拳、梅花拳等也深得精要。他五步起跳可上城墙，丈余高的房子跳上去，屋无声，瓦不碎。

由于他艺高胆大，又是位传奇式的将军，所以，许世友这个“老兵”走到哪里，战士们也就跟到哪儿。为此，他也收了不少“徒弟”，不仅手把手地教他们学会打草鞋，而且还教了他们几路拳术，使这个部队在很长时间里，官兵们穿草鞋，练功习武成为风气，成为时尚。笔者也是那时跟将军学了些许套路，现在还时常杂耍几下。

这天在炊事班里重提草鞋，许世友更是津津乐道。他问战士们穿过草鞋没有，自己会不会打？见战士们笑而不答时，他说：“你们不会打，办个学习班，叫你们团长、连长都参加，我来当教练，欢迎不欢迎？”说完，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地哈哈大笑。他这一笑，把这些原本拘泥的战士们也个个逗乐了。

司令员赶麻雀的故事

1965年金秋十月，是个收获的季节。

一天下午，许世友一行由南京乘坐军用吉普车，来到安徽境内某部汪波荡军垦农场。下车后，他们沿着农场的土路，走向一望无际的水稻田。这时，成群结队的麻雀在头顶上唧唧喳喳，从这块稻田飞到那块稻田，毫无顾忌地啄这啄那。许世友时而俯身摸摸稻穗，或摘一二粒放到嘴里嚼嚼，时而抬起头，望着不远处的麻雀和插在稻田里随风摇曳的稻草人。

突然，他拿过警卫秘书的马步枪，对着一群麻雀，“砰、砰”地开了几枪。枪响之后，麻雀纷纷飞去，但过了不大一会儿，它们又聚拢而来，仍安然自得地在稻棵上、稻草人上跳来蹦去。

来农场之前，根据后勤部门的统计报告，每年这个季节里，仅水稻每个连队被鸟雀吃掉和糟蹋的就达上千斤。一个农场就要上万斤。全军区大小几十个农场，其损失便可想而知了。

下午五时许，农场营以上干部会议，在场部门前空地上召开。会上，他形象地说：“凡事都要心中有数。心中无数者，就像炊事员做饭炒菜不放米和盐一样，结果是清汤寡水，淡而无味。对待鸟虫之害，也要像打仗一样，要摸清情况，知己知彼。”最后，他提出，要保住稻谷不遭损失，就要设法把麻雀赶走！放枪不行，扎稻草人也不行，各连队可以把锣鼓家什用起来，叫站岗放哨的战士在田边敲锣打鼓，来个声势浩大、威震“敌”胆的人民战争！

会后，农场各连队立即采用此法，从早到晚，锣鼓喧天，彼此呼应，对麻雀实行疲劳战、持久战，不让一个麻雀有落脚之地、落脚之时。不几天，麻雀又饥又累，都纷纷飞到别处去了。当年水稻收成也大大高于往年。此后，我们在报道这个农场丰收喜讯时，着重介绍了这一做法，并在军区各农场推而广之。

“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

1966年秋，一代虎将许世友也处在危难之中。即使如此，许将军仍心系军队，想到部队的训练和生产，想到官兵们的安危冷暖。

一天午饭后，许世友乘坐吉普车，从隐身住地，渡江北上，驶上浦镇北城圩某部视察。闻讯而来的军师首长们，见到被“炮轰”而东躲西藏久违了的司令员，个个心情激动，倍感亲切。他们相互搀扶着，在坎坷不平的田间小路上，指指点点，谈笑风生。那亲密无间的情景，令人非常感动。我也不失时机地按动着快门，拍下了不少动人的瞬间。

一次，当我站在他的面前，拍摄他的特写镜头时，将军可能听见相机快门的响声，笑着对我说：“怎么又是你这个小鬼？不要再拍了，说不定我还是个黑帮分子哩！”此话一出，顿时惊住了军师首长们。许世友语调平静地说：“我许世友倒不倒，要由毛主席发话！”数月后，周恩来总理在接待江苏省暨南京市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即《1·28讲话》），严厉批评说：“许世友打仗这样勇敢的人，都被你们撵得‘钻’了山洞，这是毁我长城啊！”难怪在此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召见许世友时，他“跪拜”毛主席，一诉衷肠。

悠悠岁月，弹指三十余年，将军早已作古。但他的传奇人生，和那些凡人轶事所体现的品格，却常令官兵们缅怀。

2004年第7期 吕后玉玺与江青　作者：王兆麟

在西安城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方通体晶莹润泽的玉印，它高2.8厘米，重33克，印上部为螭虎纽，虎形呈伏卧状，头尾微向左边蜷曲，怒目张口，造型生动。玉印四周有线雕云纹，印面为正方形，边长各2.8厘米，上面阴刻“皇后之玺”四个篆字，经考证印的主人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吕雉。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故历史、艺术价值很高，被列为国家级文物。

“皇后之玺”问世于文革前期，出土地点在陕西咸阳汉高祖陵园的一条地沟边，它是被一个小学生在放学途中偶然发现的。

陕西是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建都千余年之地，埋藏地下的文物遗存难以计数。据长期在咸阳从事文物工作的学者张德臣、张延峰介绍，事情发生在1968年9月的一天傍晚。咸阳市区东北30多公里的韩家湾公社韩家湾小学的14岁学生孔忠良放学回家，他沿着渭惠渠边的路走到狼家沟，无意中看见渠南边的土坎上有个东西在夕阳斜照下闪闪发光，开始他以为是只躲在草丛中的小兔子在偷看他，就好奇地走近一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只是那亮光仍在闪烁。于是他放下书包，用手刨挖起来，终于发现有个东西的一角露了出来，由于土质松疏，他很快便把这东西刨了出来。他擦去上面的泥土，原来是一块光亮的玉石，玉石的上部趴着一个动物，下面四四方方的，好像刻着字，可是他一个字也认不出来，于是把它带回了家。到家后便把玉石给哥哥看，两人研究半天，觉得可能是颗印章，准备把上面的字磨掉，刻上自己的名字留着玩。可是这玉石特别坚硬，上面的字怎么也磨不掉。过了几天他们的父亲孔祥发要到西安给生产队办事，孔忠良就把印章拿出来让父亲带到西安，找家刻字铺把印上的字磨平后刻上自己的名字。孔祥发向小儿子仔细问明印章的来由，端详着印章的造型、质地、文字，尽管他也认不出是什么字，但总觉得这东西非寻常之物，他想到印章出土之地在刘邦陵园之内，自己在担任大队干部期间，同到这里来的文物工作者打过多次交道，有一些文物知识，再联系到这一带常有人挖出古代陶盆、瓦罐、瓦当、麻钱之类的古物，意识到这颗印章可能是文物。

第二天他到西安后，先没有办其它的事，而是直接找到省博物馆，请他们对玉玺鉴定。博物馆的人一看印章上的动物造型和印面上的“皇后之玺”四个篆字，当即认定它是珍贵文物，在详细介绍了出土地点和发现经过后，孔祥发表示愿意将这方玉印上交博物馆收藏，博物馆给予了奖励。

陕西省博物馆的有关专家进行了研究、鉴定，结合出土地点，查阅了许多古代文献。据《汉官旧仪》上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而韩家湾发现的“皇后之玺”在吕后与刘邦合葬的封土之西约一公里的陵园之内，其形制、式样、印文内容及字数均与《汉官旧仪》所载相符，当为吕后之印玺无疑了。有些专家还认为，它可能原来是放置在吕后墓旁的便殿中供祭祀之物，后来便殿被毁，玉玺遗落土中，被水冲到狼家沟，遭泥沙覆盖而致湮没二千余年至今。

吕雉（公元前241—前180年）是山东单父县人，其父吕文，后来一家迁居江苏沛县，吕父和沛县县令是好朋友，吕文看中了沛县泗水亭长刘邦，将女儿吕雉许配给刘邦为妻。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时，发生战争，刘邦出征在外，吕雉留在家乡，项羽把刘邦父亲和吕雉俘虏，成了人质。公元前203年，楚汉停战谈判，以鸿沟划界，刘邦父亲与吕雉被释放。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即大汉皇帝之位，封吕雉为皇后，史称“吕后”。吕后出身贫寒，但颇有才干，为人果断刚毅。在刘邦讨伐陈叛乱时，吕后与丞相萧何密谋斩韩信于钟室，继而除掉了一些实力强大、功高震主的功臣，稳定了汉初的政局。

吕雉生一男一女，男名刘盈，被立为太子。女儿嫁宣平侯张敖为妻。刘邦后来认为刘盈生性软弱，天资平常，打算改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因吕后不满和朝臣的劝阻，未能实现。刘邦死后，刘盈即皇帝位，因年幼由吕后掌权。吕后掌权后，将戚夫人断其手足，剜眼薰耳，饮以哑药，扔在厕中迫害惨死，又将其子如意缢死被中，刘盈吓得害了一场大病，从此不问朝政，很快去世。吕后独揽朝廷大权后，将吕姓亲属四人封王，六人封侯，以巩固吕氏家族的统治。

吕后所作所为引起朝廷大臣不满，两大势力展开斗争。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以周勃、王陵为首的汉室元勋抓住机会，一举诛灭了吕氏集团，拥立刘桓为帝，即汉文帝。由此，吕后的女皇梦破灭，结束了政治动荡时期，汉代进入了“文景之治”的昌平阶段。

由上可知，这方皇后玉玺的主人吕雉，在汉初的政治斗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并一度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凶残专横、篡权窃国的阴谋家、野心家。可是江青却对此人十分欣赏，妄想有朝一日步吕雉的后尘，登基当女皇。她大肆吹捧“吕后也了不起。她对汉高祖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作用。”借以比喻自己。

据学者党军调查，1974年“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为其篡党夺权大造舆论，此时江青野心膨胀，做女皇梦正酣。她听说前些年发现的“皇后之玺”是吕雉之物，欣喜若狂，连忙追问玉玺的下落，快拿来给她看看。当她得知吕后玉玺收藏在陕西省博物馆时，便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当时正在西安出差的一位中国女领导，要她速将此玉玺找到带回北京。这位领导干部不敢怠慢，立即到陕西省博物馆找来负责人传达江青的话，要他找出玉玺，馆负责人当即领她到“秦汉文物陈列室”看实物，当她看到文物标签上并未标明是吕后之物时，有些不解，陪同的有关专家解释，对此方玉玺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因此未明确标注。这位领导同志说：那江青同志说是的，那就是的嘛！随后命陕西省博物馆派人将玉玺护送去京，江青见之如获至宝，迟迟不还，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这方“皇后之玺”才得完璧归赵返还陕西省博物馆收藏。

早在1973年6月20日，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设在碑林的陕西省博物馆时，对陕西省负责同志说：“陕西文物很多，展室窄小，在适当时候，新建一个博物馆。”1991年6月20日，一座国家级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在大雁塔西北不远处建成开放，原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文物移交新馆（原馆址改为碑林博物馆），这方历经沧桑曲折的国宝，从此在这座被誉为“左都明珠，华夏宝库”的艺术殿堂中正式陈列，公开展出。

2004年第7期 梁启超的读书生涯　作者：张维坤

人们都说，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我却要说，如从性格本色来看，梁启超首先是个“书生”，而从“书生”的本分“读书”来看，他又是千千万万个“书生”中的佼佼者！

梁启超（1873—1929年）的读书轨迹是曲折而丰富的。他迈入读书园地的第一步是为科举考试而读书。读书的目的是“金榜题名”，仕宦闻达。在这段从四五岁到十七岁的读书时期内，不论读的内容还是方式，都是由家长和塾师决定的。他只是按照长辈和塾师的指点，记诵苦读而已。据史料记载，在这段时期里，他最先熟读的是《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古文辞类纂》和唐诗、八股文。十二岁考中秀才后，开始学到训诂、词章之学并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读到张之洞所著《轩语》和《书目答问》之后，眼界大开，开始知道“天地间除帖括外还有所谓学问者”，因而萌生厌弃科考念头。但由于强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和家庭长辈的督责，他还不可能完全背离这条追求个人功名利禄的读书道路。他只能压抑着个人的兴趣爱好，继续沿着这条路艰难迈步，直到十七岁考中举人。梁启超这段读书生涯除了取得“秀才”和“举人”的称号外，实际意义在于熟读了中国文化中的一些基本典籍，对中国的经、史、子、集有了一个轮廓了解，从而为一生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待进入广州学海堂正式学到在当时被视为“显学”的训诂、词章之后，他已经进入了中国旧学中的殿堂。

1890（18岁）是梁启超读书生涯发生根本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拜康有为为师，进入了康有为的万木草堂求学。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万木草堂大量藏书，更在康有为的指导下，用全新的观点，研读了中国典籍，了解了西方的种种学说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情况，对中国历代的沿革得失、兴亡盛衰的原因及救治方略，都有了深刻了解和明确主张。加之康有为的“志于道、依于仁、据于德、游于艺”的教育思想熏陶，他确立了“经营天下”大志，决心用维新变法来挽救危在旦夕的国势，使祖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

这一时期的读书是到1894年结束的。梁氏这一时期的读书，由于得到了明师指点，所读所获更加广博、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系统；他的知识结构也更趋合理、更趋进步、更趋实用。这为他踏入社会，登上政坛奠立了稳固而广博的基础。从这个角度说，这一阶段的读书，无疑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

自1895年至1912年（23至40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一个读书时期。这个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它们以1895年9月戊戌变法为界。政变前，梁启超用其所学，协助其师康有为策划、组织、领导“公车上书”，积极参与变法活动。梁氏在这段辉煌岁月里，以其十余年读书所获，发表了《变法通议》等著作，鼓吹变法维新，在社会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也像一颗灿烂明星，辉耀于中华领空，为千百万人所识、所知、所仰望。梁氏这一阶段的读书，是紧紧围绕维新变法进行的。这时的梁氏已经把读书视作变法斗争的手段和武器，自觉地运用读书为变法斗争服务。从他这一时期的许多著作可以看出，他阅读最多的是“西书”，即西方的译著。例如在他1896年编撰的《西学书目表》中共搜罗到325种西书，他读过的即达252种，余下的只是些当时并不急需的医学、工政和兵制著作。这些阅读，对他的变法维新的宣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寓居日本后，梁启超为血腥的政变所震撼，他沉痛地回忆着变法的前前后后，思考、分析着变法失败的原因，寻觅着进一步斗争的策略。当时他认为，要想取得变法的最后胜利，必须开发民智，走“新民”的道路。因此他创办了《新民丛报》，提出了“新民”学说。而为了实现“新民”理想，他大读“西书”和“东书”（日本人著作），并将读书所感、所悟、所得向国人作广泛介绍。根据记载，梁启超这一时期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大量文章，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一些国家如英、德、法、俄、日致富致强的原因，包括变法的经验、教训，以及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建设。二是一些国家如波兰、越南、朝鲜等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衰亡的原因。三是歌赞一些保卫、建设祖国和革命斗争中的豪杰与英雄，如意大利的罗兰夫人、英国的克林威尔等。四是对西方和日本的主要社会学说、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的推介。如孟德斯鸠、卢梭、霍布士、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康德等这些评述介绍，都是他广读“西书”、“东书”的结果。可以这样说，“新民”说的产生和提出，就是梁启超在他通过读书获得的广博知识基础上，博览“西书”和“东书”并加以融汇的结果。

自1913年至1929年（41岁至57岁）是梁启超步入社会后的第二个读书时期。这一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1920年游历欧洲归来为界。梁启超是在民国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归国的。归国后，他希图通过“贤人政治”，实现“改良国家”的理想。因此先后出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还组织过政党，担任过进步党主席。当袁世凯恢复帝制时，他不顾身家性命的危险，和蔡锷等策划、组织了反袁斗争。张勋复辟时，他又参加了反复辟斗争。这一阶段的梁启超，可以说日理万机、席不暇暖，但他仍见缝插针地读书不停。他的这时期读书基本是围绕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来进行的。如研读许多有关宪法、法律、货币、财政、税法等方面的中外著述与文献，并写出了许多相关专著和专文。

1920年，48岁的梁启超由于目睹了欧洲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和弊端，对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燃起了希望。又由于“贤人政治”理念被军阀争权夺势、互相残杀的残酷现实所粉碎，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信心，决定息影政坛，全力从事教育事业，用传授中华传统文化来培养年轻一代，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由1920年开始到1929年去世，是他整个读书生涯的最后阶段。在这一阶段，他的读书是基本围绕着整理、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进行的。根据他的著述可知，这时期他的读书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史；2、佛学、佛典；3、文学艺术；4、读书、治学、做人；5、教育。根据这些阅读，他为人们撰写了一大批永垂史册、泽被后世的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墨经校释》、《老子哲学》、《儒家哲学》、《中国佛教史》（未完）、《大乘起信论考证》、《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作文教学法》等。就是这些著作，把梁氏推上了杰出的学术大师宝座，永远受到人们的崇敬和敬仰。

梁启超的一生，是在紧张的读书中度过的。读书一面给他以精神的满足，一面又激起他更强烈的读书欲求。就在这种不断的精神满足———追求更大的精神满足中，他的知识不断的积聚、更新、创造着，他的为人也在人生台阶上不断攀登，不断地被塑造着、改变着。综其一生可以看到，读书先使梁启超掌握了帖括之学，成了秀才和举人；读书又使他学得了训诂、词章以及康有为的“新学”，使他站到了当时中国学术的最前沿，成了立志经营天下的变法志士和维新运动的领袖；读书还使他登上文坛，创造了一种明白晓畅、笔锋饱带感情因而耸动一世、风靡海内外的“新文体”，将当时的西方思想、学术介绍给了国人，撕破了笼罩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封建思想的罗网，他自己则成了中国思想界的陈涉和文坛盟主；又是读书，使他成了学术大师和年青一代的导师。因此我们说，梁启超是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但他首先是“书生”，是“书生”中的佼佼者。

2004年第7期 缠放足的波澜　作者：刘志琴

20世纪初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是惊天动地之举，这不仅表现在自古以来的封建专制王朝从此被推翻，成就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而且是席卷全社会的大浪潮，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是影响社会各阶层的全方位的大变动。

这变动对老百姓来说，影响至深至广的是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变化，如果说，政治革命的成功不久即遭失败，但在扫除积弊、移风易俗方面，却造福后世。

在一百多年前，男子脑后拖着辫子，女的缠小脚，是最有损中国人形象的两大陋俗。前者是满族强加给汉民族的装饰，在中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后者却是汉民族压迫女性，畸形审美的产物，沿袭近千年，如果以20年为一代来计算，在中国已传沿四五十代之久。

缠足给妇女带来身心扭曲的痛苦，在世界上也属罕有。从记载所见，这缠足是用5尺长2寸宽的布条，紧紧地缠在女童的足上，把足背及4指下屈，压至足心，被缠者痛得汗如雨下，甚至鲜血淋漓。亲自动手的往往是母亲，缠一层，还要抹一些唾沫以便防滑收紧，不管女儿如何哀哀痛哭，做母亲的毫不怜惜，说是“娇女不娇足”。长大后双足因肌肉挤压，指甲软化，嵌入肌肉，肌骨变形成弓状，腿部不能正常发育，瘦削如棍。脚长以三寸为佳，因此称为“三寸金莲”、“弯弓”，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真切地反映了女性缠足被摧残的痛苦。这种违反人性的陋俗，并非没有人抨击，早在宋代车若水就指出，妇女自幼“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来，不使何用？”清初张宗法痛斥缠足之害说：“今俗尚缠足，堪伤天地之本元，自害人生之德流，而后世不福不寿，皆因先天有戕。”著名诗人袁枚痛斥这是男子的主使：“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真是一针见血。

关于缠足的由来，说法不一，不论是起自南北朝说，始于隋炀帝说，还是五代南唐说，从有缠足以来，就不断有人谴责这一残害妇女的陋习，如果说在19世纪末以前还属个别有识之见的话，到清末已形社会性的舆论，凡此揭露性的文章，是篇篇血泪。

要知道缠足并非是华夏的古风，更不是满人的风俗。清朝以马上得天下，满族妇女都崇尚大脚，清初几度禁止缠足，抗旨者，其父或夫要受杖刑和流放，然而这些法令抗不过习惯势力，又不得不弛禁，从此缠足风愈来愈炽。

为什么历代文人的抨击，清初的严刑峻法，对此都无可奈何？男尊女卑的社会机制，视女性为玩物的男权思想，依附男性的女子心理和畸形的审美观，都助长了这一恶习的流布。

自古以来虽然不乏有为女性痛苦呐喊的有识者，但更多的文人雅士，却对女子缠足，赞誉有加，不惜为文揄扬，《采菲录》、《莲吟》、《韵语》、《香莲艳唱》、《竹枝词》等长篇短论，充满了鼓惑人心的词句：什么“世俗所称‘折腿腕’，最为灵妙耐人看。”“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尖如角黍俏如菱，肤似羊脂白玉凝，最爱绣床新睡起，横担膝上束吴绫。”“足美尤将履样妍，底分厚薄口尖圆，但期秀称须纤瘦，晨夕休忘紧紧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有的还专门就此进行研究，用“尖、瘦、弯、小、正、软、香”，所谓五字诀、七字诀，把女人的足分为超品、上品、中品、下品、劣品等五等十八式。这些作者并以莲痴、惜红生、莲意等笔名，表示对小脚的醉心和迷恋。骚人墨客甚至用女人的小脚鞋盛酒痛饮，以为风雅。

这种审美观也影响了女性以小脚取悦男性，在清末时兴的选美活动就是选小脚。山西大同有“亮脚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妇女坐在家门口，伸出小脚来供来往行人观赏品评，比赛谁的脚最小，绣鞋最精致。男子挑选配偶也以脚小作为重要条件，有的歌谣说：“看我腿，是好腿，红绸裤子绿穗穗，看我脚，是好脚，梅花高底菜碟搁。”在河南也有类似的小脚会：“盖元旦至初五，此数日间，凡大家小户妇女，无不艳装坐于门外，将双足露出，任人往观，评定甲乙。”这缠足之风除了少数民族和广东、岭南等地的劳动妇女以外，遍及全国各地。

作为社会的恶习并不限于缠足，诸如吸毒、赌博等都损害社会的治安与健康，但这毕竟是部分人的行为，也容易被唾弃，唯有这缠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嗜痂成癖，有的男子走火入魔，也仿效女子缠了足，这不能不是社会病态的怪现象。

缠足危害之大，不仅损害了二亿女子，近全国一半人口的健康，也不利于子孙后代的发育成长。上亿的女子由于腿足不便，被幽禁在家庭之内，难以走出家门，不可能使自身获得解放。使中国人蒙羞的“东亚病夫”，社会的积贫积弱，莫不与缠足有关。而国人对此种陋习的麻木不仁使人触目惊心。有人记载说在湖北天门县有一打花鼓女子，从俄国沿铁路步行到西欧卖艺，卖纸花兼卖小脚，给钱就任人观赏，把这种有辱人格、国格的行为视为生意经。传说李鸿章出使俄国，参观盲哑学校，盲诗人爱罗先珂私下摸李的脚，以为中国的男性也是小脚，种种在国内外流为笑谈的恶习，严重地挫伤了民族的自尊。这危害国民体质，民族心理健康的缠足陋习，可谓20世纪初年的公害之尤，要求变革的仁人志士，莫不对这恶极无量的丑行，拍案而起，口诛笔伐。

在移风易俗运动中，以放足发动最早。清初的旋禁旋弛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社会变革的支持，就事论事，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已蔚为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民族矛盾，因而受到当政者的支持。光绪三十年颁布《劝行放足歌》的诏书，其中的歌词琅琅上口：“照得女子缠足，最为中华恶俗。”“惟当缠足之时，任其日夜号哭。对面置若罔闻。女亦甘受其酷！为之推原其故，不过扭于世俗。”然而，面对这已流传近千年的旧习，即便有了最高当政者的指令，也遭遇陈腐观念的顽强抵制。你说这缠足是女子的痛苦，“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却有人说：“在小脚盛行的时代，裹脚的时候,果欲痛泪直流，待到双脚裹小以后，博得人人瞩目，个个回头，在家时父母面上有光辉，出嫁后翁姑容上多喜色，尤其十二分快意的，便是博得丈夫深怜密爱。……哭在前，笑在后，哭是暂时的，笑是永久的，所以‘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两句话，未必是事实。‘大脚一双，眼泪一缸’倒是常有的事。”这明白宣告博得男性欢心和投合习俗的偏好，是反对放足的重要缘由。

这一放一缠之争，主要是如何对待习已为常的习俗，而习俗的改变，不仅需要新的观念和当政者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带头人以实际行动作出示范效应，还要有相应的社会团体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之深入到家家户户，这比在报刊上进行学理上的论辩，更为复杂和艰难。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在家乡成立“不缠足会”，身体力行，首先给自己女儿放足。为了解除女子放足、出嫁困难的顾虑，天足会还规定，入会者若有女儿放足嫁不出去，可在会内联姻。在上海召集大会，发布公开信，呼吁有识之士动员妻女放足。蔡元培公开征婚，以放足作为第一条件，以一名翰林之身作出这样勇敢的抉择，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在这些先进分子的带动下，短短几年，不缠足的社团组织遍布上海、湖南、广东、福建、湖北等各大城市。

然而风俗的变化并不那么简单，这是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烙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积淀，已成为民族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更不能期望受到男性宠爱的小脚会一朝绝迹。早在19世纪末苏州成立不缠足会进行劝导时，弄得“舌敝唇焦”，20世纪初绥远的天足劝导员“游说期年，听者藐藐”，任其用强制的办法“当街令妇女脱去鞋袜”检查，或者进行罚款，自愿响应者也不多。有的认为女人裹足是天经地义的事，赞美小脚是中华文化的“巧思”，对放足极尽攻击之能事，说：“女人裹足是天经，贫富何尝判渭泾，雪色足缠红色履，鲜明紧洁俏无形。”“事事惟将欧美夸，便从扎脚鄙中华，富强只是弹高调，女足何能系国家。”

20世纪初，反缠足宣传非常火热，各种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有关文章，《天足会报》、《天足日报》、《天足公平报》等专刊联翩发行。戒缠足的歌谣、弹词、小说、漫画广为传布。有的还采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普及到街头巷尾，主要的宣传要点是：

其一、加大力度口诛笔伐这种摧筋折骨的陋习。《大公报》一创刊即发表《戒缠足说》，拟出缠足的三大害处：一伤身体，二行动不便，三于生育受害不浅。从古今中外、天理人情方面说明这一恶俗之害。《宁波白话报》模仿十送郎调的民歌填上《缠足叹》的歌词，吟唱道：“金莲小，最苦恼，从小那苦起受苦到老，未曾开步身先袅。不作孽，不作恶，暗暗里一世上脚镣。”《苏州白话报》还发起读者自行传播：“百人传千，千人传万，普中国的小女子，一朝提出苦海。大家、大家，快些、快些，功德无量。”

其二、以放足增强女性的自强和爱国意识。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歌说：“休缠足，缠足岂争妍，闺阁本来天赋，质女郎亦有自由权，何苦乞人怜。”“文明足儿顶呱呱，细能绣花粗能打杂，妈儿啥！女娃赛过男娃。”在女性中最有盛名的《妇女杂志》呼吁国人要以“助生理之发育，洒国民之耻辱”的精神，“使全国妇女未缠者全其真，已缠者弛其缚”，号召女性“痛自猛省，革千年之毒，复本来之天。”一些民间团体开办各种讲座，1904年12月10日的《成都日报》刊有成都福音堂的广告：“讲天理脚之道，请众人来听。”英国教堂在成立天足会时，邀请留日学生黄英演说，“听者数百人，妇女亦百数，皆大感动。”

其三、对天足实行奖励，以实际行动冲破习惯势力的阻挠。有些地方官员给放足者发放纪念章，以资鼓励。地方官龚某赴乡镇检阅团练，“传见不缠足之女孩，奖给银牌数百”，并题“坤维向化”四字。新繁县令余某夫人在该县召开第2次天足会时，“亲身到会演说，并捐资制造银牌徽章二百，凡未经缠足者给予徽章一面，饰诸袖上，以示表彰而资鼓励。”《时事新报·图画新闻》载文说：“湖南抚院为破除缠足之害，必须当道者躬行表率，嗣后无论绅宦妇女，一律改作圆头薄底靴，俾民间得资楷模。”有首《放脚乐》到处传唱：“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听我放脚歌。棉花塞脚缝，走路要平过。醋酸同水洗，裹脚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工夫。夜也赤脚睡，血脉如调和。放了一只脚，就勿怕风波。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脚歌。”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为扫除积弊，更新气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1911年10月19日，辛亥起义成功后的第9天，湖北军政府即发布妇女放足的通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于1912年3月13日发布命令：“恶习流传，历千百岁，害家凶国，莫此为甚。……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革除，以培国本。为此令仰该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切切此令。”

各地政府纷纷呼应，常州光复后刚刚创刊的《新民日报》，第一版即敦促人民剪辫子，废除缠足，改变服饰，严禁鸦片。四川境内所办的女学，规定入学者必须天足。各地报刊争相刊载颂扬放足的文章，凡有民众聚会的场所，如书社、茶园、读报社、讲演堂，都配合进行宣传，宣传天足的文章还选进小学教科书，一批民众喜闻乐见的歌谣、说唱、戏剧，活跃在舞台上，使放足为荣做到家喻户晓。

放足运动到民国时期首先在大城市得到普及，在上海还成为新的时尚，《海上竹枝词》就有这样的诗句：“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泰山东岳庙供奉的娘娘，泥塑金身，三寸金莲，朝拜者多用自制的大脚锦鞋，换去娘娘的小脚鞋，“以娘娘实行放足，普告钳制之妇女。”连菩萨都放了足，可见放足已经深入人心。在沿海和一些大都市，天足女郎、天足女孩成为时髦女性的美称，风行一时。

民国初年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历经维新、新政、革命运动坚持不懈地除旧布新，广泛传播文明生活观念的结果，推行得力的主要是在开埠较早的大城市，可在内地像湖北缠足者还有相当数量。在广大的农村和边远地带，缠足者更多。云南民政厅在1934年对全省的视察报告说：“有全县皆缠的，有全县皆不缠的，也有境内部分区域缠而部分不缠的。”一省尚且如此，全国的发展更多反复，有的地方缠缠放放，一波三折，断断续续，长达一个世纪之久。

仍以云南为例，当局早在1913年就规定15岁以下的妇女不准缠足，已缠的要立即放足，嗣后又规定6个月的劝导期，进展并不大，直到30年代初昆明县汉族妇女缠足的仍占80%，省政府又提出《禁绝妇女缠足办法》22条，通令各县城的民政厅、教育厅和民众团体通力合作，对25岁以下的缠足妇女，实行强制性放足，遇有知情不报的要给以处罚。这一年嵩明县向省民政厅呈报情况说：“积习相沿已数千年，实有积重难返、弊深难革之势。以故政府曾三令五申，而一般人民仍置若罔闻、视若无睹。革除之难，可概见矣。”云南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少数民族妇女并无缠足的习惯，居住在山地的汉族妇女由于在山路行走的不便，也很少缠足，为什么在这样的地区放足又这样困难呢？传之久远的陈风旧习固然是一原因，传统的华夷之辨也起了重要作用。在民族杂居的地方素来讲究夷夏之分，小脚为汉族的崇尚，有些地方的汉人“娶媳妇时要先问是否小脚，如果是大脚，便以为是猓猡之流。”或被视为下等人，致使有些少数民族的居民为了表示与汉族并无二致，特意效法汉人，让妇女缠足，这无异宣扬了以缠足为荣的心理，更加重了放足的阻力，由此可见陈旧的文化观念实为缠足陋习的主要支柱。

如果说云南是一特例的话，山西缠足的反复在内地就很有代表性。山西省政府早在1916年就已实施严禁缠足的条例。各县都成立天足会，各级官员都为当然会员。1918年成立《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规定会员未婚者不得娶缠足女子；已娶缠足者，一律放足；违约者罚以重金，家长为幼女缠足者罚金加重10倍。1919年又将禁止幼女缠足作为村规，经常鸣锣示众，沿街张贴布告，如此兴师动众，不可不谓雷厉风行，成效也不可不谓不大，如在大同，“二十以下之女子率皆力趋新潮，城外乡僻中容或有此十八世纪之美人，至城中则已如凤毛麟角，不可多得矣。”然而这只是在交通发达的城市，在那些偏僻的乡村又是另一种景象，城乡落差非常大。1933年缠足就有复苏的趋势，据当时《中央日报》的报道，山西省15岁以下的女孩缠足的还有32万2千余人，致使这恶习迟迟不能绝迹。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篇报告文学《中国最后的小脚部落》揭示，云南通海县的六一村，至今还生活着300多位缠足的老太太，她们大多经历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有的1946年缠，1954年放；有的1943年缠，1950年放，1951年再缠，直到1958年才解缠。现今70岁的老人差不多到共和国成立前后才放足，称为“解放脚”。

2004年第7期 林则徐译报：中国人办报的先声　作者：郑连根

关于报刊在中国的发展，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近代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到1833年，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这才是第一份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中文报刊。随后，不断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形成了一个小高潮。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对中国的新闻事业起到了刺激和示范的作用。通过借鉴传教士们的办报经验，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自己创办报纸，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的新篇章。不过，在外国人办报和中国人自己办报之间，有个过渡，这个过渡便是林则徐组织的译报活动。虽然林则徐对报纸还采用“情报”的眼光来看待，虽然他组织的译报并不发行，只供他本人和朋友做“内参”用，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和近代报刊这种新事物打交道。

外国人在中国创办报刊之时，中国人对办报活动是不屑一顾的。如此情形之下，林则徐便是中国重视近代报纸的第一人了。林则徐于1838年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广东禁烟，抵达广州后，他发现“沿海文武官员并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林则徐《东西各洋越窜外船严刑惩办片》）于是，他一面“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一面派人搜集当时在澳门出版的主要外国报刊，然后选译员进行翻译，以了解敌情。对于组织译报活动，林则徐在给奕山的信中说：“澳门地方，华夷杂处，各国夷人所聚，闻见较多。尤须密派精干稳实之人，暗中坐探，则夷情虚实，自可先得。又有夷人刊印之新闻纸，每七日一礼拜后，即行刷出。系将广东事传该国，并将该国事传至广东……近雇有翻译之人，辗转购得新闻纸，密为译出，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取准备之方，多由此出。”（林则徐《答奕山将军防御粤省六条》）因为林则徐组织译报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夷情”，所以，最初的译报内容便是当时政治、军事和中外贸易等方面的时事报道。随着对“夷情”认识的不断深入，翻译的内容也逐渐有所扩大。

林则徐组织译报活动所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选译员。“大清国”向无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广州海关的通事虽懂外文，但文化素养很差，不足以胜任翻译报刊的工作。但是，经过林则徐多方罗致，一个译报班子还是建立起来了。这个班子的主要成员有袁德辉、梁进德、亚林、亚孟等人。

袁德辉，原籍四川，曾在槟榔屿一所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里学习拉丁文。他的中、英文水平俱佳，是林则徐翻译班子的骨干成员。除了翻译英文书报外，他还常将林则徐的重要文稿译成英文，他还曾翻译过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致英国女皇的信。

梁进德，广东人，是中国第一个基督传教士梁发的儿子。他经常往返于马六甲、新加坡和澳门、广东之间，与英美人士有着广泛接触。他被认为是翻译班子中水平最高的人，因此很得林则徐的赏识。他的工作主要是将澳门出版的英文周报翻译成中文，再将其中的重要部分转给中央政府。

亚林，英文名为William Botlho,先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费城两地的教会学校读书，1825年来到中国广州，1839年被林则徐聘为译员。

亚孟，其父为中国人，其母为孟加拉人，曾在印度塞兰普尔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学习，他的老师是著名的传教士卖西曼（Dr.Marshman）。他1830年来到广州，1839年被林则徐聘为译员。

这样译员的翻译水平在当时无疑算很高的了，可林则徐对他们的工作并不是很满意。袁德辉翻译林则徐、邓廷桢、怡良三人致英国女皇的信，林则徐很不放心，就请人再译成中文加以核对。对于从译报中选出的呈送道光皇帝的译稿，林则徐还要亲自动手修改润色。

林则徐译报活动所保存下来的成果就是《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两份译报稿汇编。《澳门新闻纸》有6册，译稿自1839年7月23日至1940年11月7日，所涉内容十分广泛，主要内容是外报有关禁烟、抗英的新闻报道和评论。这些译稿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忠实原文，无所顾忌。译稿中以相当辛辣的语言揭露了清廷官府的腐败无能，议论清军队不堪一击，对乾隆、道光皇帝也出言不恭。对林则徐本人，译稿中有称赞之词，也有严厉的责骂。如指责他失信背约，不自量力，“所做之事，俱是性急、冒失及自傲”，说他所造成的灾害“已布满此省及近海之处”。

《澳门月报》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署“林则徐译”，其实，译稿多散见于《澳门新闻纸》，可以推断它是根据《澳门新闻纸》中的材料加工整理而成，因要送呈道光皇帝御览，所以文字可能多由林则徐加工、润色，所以，《澳门月报》的译稿要比《澳门新闻纸》文雅、简洁，但也有了避讳。例如，《澳门新闻纸》中有这样一段译文———

……而中国永远如一，非是中国无内乱，然亦常有相继血战。此不过是一人之贪欲，中国暂时受苦。无论有了何等主人，国中即复如前。中国也曾为外国人所平复，然仍是暂时之乱，即平复中国之满洲王，定比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人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

到了《澳门月报》中，这段译文被润色为———

……中国非无变乱，不过暂时受害，乃有一主，即复统一如前。即平复中国之金朝、元朝，必用中国之风俗律例。此可谓胜中国人以力，而中国反胜之以文也。

两相对比，就发现后者比前者精炼、文雅，并将直呼“满洲王”之处改成了“金朝、元朝”，这当然是为了避讳了。

当然，无论是《澳门新闻纸》中原汁原味的译稿还是《澳门月报》中的修改稿，都不对外发行。这些译稿只供林则徐用以掌握“夷情”。林则徐看过之后，也常寄给邓廷桢、怡良等重要的同僚，觉得有必要让皇帝了解的，再送呈中央政府。这样的译报跟中国人真正创办报纸显然还有着一段相当的距离，不过，说《澳门新闻纸》和《澳门月报》是中国早期的“内参”似乎并不为过。

林则徐组织的译报活动虽然持续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林则徐被罢官后，译报班子被解散，译报活动也就停止了），但它显示了官方有识之士对近代报刊的重视，是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先声，推动了近代报刊在中国的发展。

2004年第7期 思想打架　作者：陈四益

读思想史，常常有看打架的感觉。打架的因由不同，方式与结果也两样。

不同思想派别的打架，是因为“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说各的不就行了？不行。因为每家都以为自己的思想是最好的、最正确的，所以就容不下“异端”，一定要鸣鼓而攻之。攻之其实也不妨。本来，思想只有比较好的，没有绝对好的，有人来攻，才会有防。你攻我，我也可以反攻。攻来攻去，把对方学说的漏洞都暴露出来了，于是解释的解释，补苴的补苴，可以表述得更加严密也更加完善，思想也就丰富了、发展了。不过，这样的情况，只出现在双方都无思想以外的力量可以借助的时候。一旦有了外力尤其是政权势力可以借助时，有势力的一方便觉得争来争去太过麻烦，解释补苴太过罗嗦，不如让对方闭上嘴巴来得简便。要对方闭嘴也不难，把他抓起来或者关起来就是。发现了这个秘密，谈思想的人便把争取权势当作光耀学派的不二法门。一旦得了权柄，思想也便风行。这时，架也打不起来了。思想史每到无架可打的时候，横说公有理，竖说也是公有理，一家独尊，一支独秀，也就索然无味了。没有了对立面，谁也不敢挑刺儿，即便是比较好的思想，在保持了“永恒正确”的同时，也就保持了“永恒停滞”。

停滞是思想败坏的开始。败坏的催化剂则是另一种“打架”———真诚的思想家和冒牌的思想家之间“打架”。真诚的思想家是那些思想的真诚信奉者，他为推行所信仰的思想而求助于权势。冒牌的思想家则是那些借思想获利者，他为权势而利用思想，但并不准备真正实行。汉代的儒学，因权势者的支持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权势者看中儒学，只是因为它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设计（即陈寅恪所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於《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至于仁政啦、义啦，民本啦，选贤任能啦，忠呀孝呀，不过是挂在嘴上哄哄人的。真诚的思（下转51页）（上接80页）想家如果坚持要认真实行，势必同权势者发生冲突。冲突的结果，当然思想敌不过权势，最后是权势者把真诚的思想家当作了异端，把他们的嘴巴也封了起来。于是，独尊的思想也就成了一具空壳。儒学到汉末的隳颓，就是因为它只是一个招牌。读东汉以降的民谣，很可见当时的情形：“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一种社会的指导思想，一旦成了权势者愚弄他人的玩物，人们也就把它视为无物了。舔痔吮痈之辈，卑鄙无耻之徒都登坛说法之际，这“法”还有谁去理睬，活泼泼的思想已如庄子所谓供奉于庙堂上的那只死乌龟了。无可奈何的真诚的思想家，这时倒是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了，如嵇康、阮籍之流。这一点鲁迅论魏晋思想时有过很好的评论。宋明理学的隳颓，也是这般情形。

一种比较好的思想，要葆其青春，恐怕一要有不同思想的论争，论争是思想完善、发展的必由之路；二要切实认真地实行，实践的思想才有生命。倘若一面用权力禁止所谓异端，一面把思想变成虚伪的装饰，那再好的思想也会走向末路的。

诗曰：

百家思想各争锋，异彩纷呈千万重。

只道独尊成霸业，不知霸业毁阿侬。

2004年第8期 怀念小平同志　作者：田纪云

小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八个年头了，我们每每想起这位伟大人物就肃然起敬，无限怀念。

我是1981年初调国务院工作的。1983年6月，在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国务院我长期分管经济工作和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地区的工作，经常向小平同志汇报工作，与小平同志接触较多。每次接触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初次接触小平同志

我初次个别接触小平同志是1984年春。3月13日，四川省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孟薇打电话给我，要我约小平同志和曾在四川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到北京的四川饭店聚一聚，品尝一下川味，我同意为他约请。我首先与小平同志办公室王瑞林打电话，他请示小平同志后表示同意，我又约请其他人。这些人有：王震、杨尚昆、段君毅、陈野苹、宋时轮、李一氓、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罗青长，还有当时的商业部长刘毅、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等人，惟万里我忽略了邀请。四川饭店坐落在北京西绒线胡同的一个三进四合院内，环境十分幽静。3月15日上午十一时许，大家都先后来到饭店客厅，十一时三刻，小平同志在邓楠和毛毛的搀扶下来到饭店，大家争相与他握手、问好，饭前许多人与他照相，进餐中也有不少人站在他的座椅后与他合影。他很随和，那么多人与他合影没有一点厌烦之意，但当他端起酒杯与大家干杯时，突然发问，怎么万里没有来？我马上回答：呀，是我忘了通知他。他诙谐地说：吃川菜不能没有万里。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与万里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

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若干指示

1985年至1987年是我与邓小平接触最多的时期，因为那时我在国务院协助万里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我又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每年总有几次陪同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请示工作，以下是我亲自听到的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开放问题的若干指示。（这些指示，主要是根据我当时的记录，与经整理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有关讲话，在文字上不完全相同，有的《文选》中没有。）

我第一次去小平同志的家里是1985年7月11日，那是向小平同志汇报价格改革的思路和初步方案，由我主讲（我是物价领导小组组长）。小平同志对于价格改革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他认为早晚要过价格改革这一关，迟过还不如早过。他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又说：“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的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在价格问题谈完之后，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谈到四个经济特区的建设问题（1984年2月小平同志曾到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进行视察）。他说，当初试办经济特区就有不同意见，但是我们没有争论，下决心干，不干，就闯不出路来嘛!现在看，这个决心下对了。四个特区办得好，为今后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如果说有不足，是没有把海南岛也列入特区。大家一致点头称对。这也是1986年国务院主要领导率领有关部门去海南进行考察，以及后来海南升格为省、并成为特区的最初动因。

1985年下半年出现了物价上涨过高的情况，人们对调整工资也有不少意见。中央书记处决定召开一次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由我给大家讲一讲经济形势问题。机关干部大会是1月6日召开的，会议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差不多都参加了，由我作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的报告，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一些认识问题作了较系统的阐述，胡耀邦也讲了话。随后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他说，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的报告讲得好，可作为中央二号文件发到全党（一号文件是农业问题）。

1986年6月10日，我与国务院主要领导又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当时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但农业滑坡的局面未见大的好转。我们进门尚未坐定，小平同志就说，农业问题可要注意啊!农业一旦滑坡，三五年转不过来。

小平同志在听完汇报之后说，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是不是有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又说，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在一个恰当位置上，要避免过几年又要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市场。要打开出口市场，关键是提高产品质量。他指出，逐步减少外贸逆差是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小平同志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就搞不活，企业也就没有1积极性。

小平同志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战略性的，十分重要。国务院根据小平的指示，很快采取了加强农业，加强外贸工作的措施，并经书记处研究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研讨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方案。

1986年12月19日上午10时，姚依林、我和国务院主要领导向小平同志汇报经济形势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坐下，小平同志就说：改革要过几关？我讲了“过五关斩六将”，但究竟要走几步？去年走了一大步，今后还要走几步，花多少时间？

国务院领导回答：要研究一下才能回答清楚。姚依林汇报了八六年经济形势，在讲到外债时，小平插话说：外债不怕，但要用于生产，用到补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接着，国务院主要领导汇报了下一步改革的设想。改革的问题，重点讲了调整钢材价格、原材料价格、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以及提高粮食价格和金融改革等问题。在讲到提高粮食价格，同时提高职工工资时，小平说：“学校伙食要解决一点，300万人，加点钱，解决一点，伙食改善一下。”

关于1987年工作，小平同志强调说：明年工作重点是两条，一是农业，增加粮食生产；二是搞活企业，从长远看搞活大中型企业更重要。

在讲到金融改革时，小平同志说，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在讲到要把大中型企业经营权交给企业家时，小平同志说：这个问题没解决，主要是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问题，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在讲到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时，小平同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问题。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港口、铁路、通讯、原材料等，这些都涉及到发展后劲的问题。

在讲到要利用外资时，小平同志说：墨西哥过去借了多少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巴西人均外债4000元，墨西哥人均2000元，由落后国家发展到中等发展水平。他们用外资多了。我们要学习他们勇于借外资的胆略，但要适度，不能借得太多。但不能认为他欠债多就是失败的。

最后，小平同志说：关键问题还是粮食、外汇这两个问题，不要忽视。再花大量外汇买粮食不行。另外，电子工业太分散了，为什么不与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对于企业下放，小平同志说，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的阻力来自婆婆太多，听说经委有上万人，必须精简，计委一定要小。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还有一定知识，到基层去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1987年7月22日，在北戴河办公期间，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与南韩关系问题的材料上作了重要批示，大意是：与南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不能再拖了，……随之，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中、韩经济协调小组，由我任组长，在与南韩未正式建交之前，许多经济交往，都是由这个小组首先研究提出意见报中央、国务院决定的，这对后来中韩正式建交，确实起了促进作用。

1987年11月初，我陪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向小平同志汇报沿海发展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共中央领导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首先提出的，汇报时由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讲，讲得非常详尽生动，主导思想是在沿海两亿人口的地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让这个地区的近两亿人口吃国际饭。还讲了沿海的有利不利条件以及需要在政策上解决的问题等。小平同志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态，这是一件大好事，要放胆地干。1988年1月23日，小平同志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

1988年2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第四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把沿海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战略加以布署。3月4日，国务院在上海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会议，对贯彻实施沿海发展战略作了具体布署。我在会议讲话中指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以出养进、以进养出，进出结合，这是实施沿海发展战略的基本方针。”根据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经国务院批准，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南京、杭州、沈阳等省会城市。

1988年9月12日，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时又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小平同志支持洋浦承包开发

1987年6月12日，小平同志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我们正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植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1988年，根据国务院的提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建立海南省，并决定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1988年下半年，海南省委和省政府与香港“熊谷组”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由“熊谷组”承包开发洋浦32平方公里面积的开发区，并由“熊谷组”负责招商，引进项目，把洋浦这个一片荒凉的海岛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海南自由工业贸易区。为了考察这一方案的可行性，我于1989年1月17日至20日率国家计委、经贸部、人民银行、财政部、海关总署、特区办公室等部门的负责人去海南考察论证。考察结果，从总体上认为是可行的，如能成功，将成为海南经济特区建设的牛鼻子。我与参加考察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当时筹建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熊谷组”董事长于元平详细磋商后，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海南整个岛是经济特区，这是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要一下子全面开发、全面铺开建设，既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也不具备条件。海南开发只能像吃饭一样，一口一口地吃，像走路一样一步一步地走，全面铺开是不现实的。选准突破口，一片一片开发是比较现实的。当然说重点突破，并不是说面上就地踏步，面上要逐步完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要把农业和水利搞好，稳步发展。

（二）、海南选择洋浦作为重点开发地区是可行的。洋浦作为成片开发的起步点是比较理想的，条件比较好。一是傍海，有建设港口的条件；二是已经和正在建设深水港口，比平地起家好得多；三是地貌平整，不要愚公移山，又是一个半岛，比较容易管理；四是那里的地层是岩石，将来打基础方便，也可就地取材；五是移民少，搞成片开发选择一个没有移民的地点不容易。此外，还有易于防治环境污染，等等。

（三）、由于先生承包开发洋浦，是个理想的承包人。于先生有远见，有魄力，是精明的企业家，在海外与一些大财团有广泛联系，而且对各方面都熟悉，是一位很好的承包者。希望于先生能做到“三不依靠”：资金不依靠中国；能源（煤、电、气、油）和原材料不依靠中国；产品销售市场不依靠中国，至于中国需要购买开发区企业的产品，则作为进出口贸易对待。

（四）、有五个问题希望海南的同志和于先生充分注意到。于先生那里对投资开发洋浦提出了一些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有些问题要考虑得细致些、明确些，然后达成协议。“先小人后君子”，协议必须做到“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这样，以后的事办起来就顺当了。

1、涉外问题。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要遵守我国的法律和对外政策。

2、司法、公安的管理问题，要服从中国的法律。搞好治安，也为了保证开发区的安全。

3、海关和税收问题，总的要执行我们经济特区对外资企业的法规。其他如有特殊要求的，要另议。金融问题也要专题研究。

4、环境保护要服从我国环保法律。

5、地下资源问题。如果这个地区发现地下有矿藏，则要另议。地下水开发利用到什么程度，也应事先言明。

这些问题，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要考虑得周到些，说清楚。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发者享有充分的自主经营权，从开发、建设、生产、经营上，你说了算，企业说了算。这样，就能建立相互信赖的合作关系，也保障了自主经营权。

洋浦利用外资成片开发的总体方案要抓紧报国务院审批，由中央、国务院决策。

不料在我率组去海南考察的同时，全国政协也派出了一个工作组去海南进行考察，我们前边走，他们后边到，我们看什么，研究什么，他们也看什么，研究什么，但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洋浦开发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方案，是割让新的租界地，并向中央、国务院正式写了报告。由于意见完全相反，我随后向国务院写的报告如石沉大海。就这样洋浦开发被搁置起来，而咒骂丧权辱国之声不绝于耳。

1989年4月28日，小平同志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内外不同意见者说清楚。”不久“六·四”风波发生，洋浦开发也就搁置起来。直至1992年，在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春风的推动之下，海南省终与“熊谷组”达成了承包开发协议，条件还是那些，一点没变。但时间耽误了四年，黄金时代的投资机遇已经过去，所以至今洋浦开发也不见生机。真是好事多磨，实在可惜呀!

从我与小平同志的直接接触中，我认为小平同志的确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和实践家，他虽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又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一切着眼于实际效果，所谓“黑猫白猫”论可能是他的基本哲学观点。他思想敏锐、高屋见瓴、胆识过人，雷厉风行、势如破竹，言必行、行必果。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我看是符合实际的。

小平同志的历史功绩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是最不幸的世纪，它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中无数次的局部热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牺牲。但正是这个不幸的世纪造就了无数的英雄，造就了一批出人头地的领袖人物。他又说：“一般来讲，出色的革命领袖都不是优秀的国家建设者。革命领袖必须摧毁旧体制；国家建设则必须建立新体制。”

在我看来，小平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旧世界的摧毁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建设者，是他勇敢地领导中国人民同传统观念与实践决裂，拯救中国于危难之时，把中国推向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

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要打破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下解放出来。他肯定和支持了由胡耀邦领导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明确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强调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他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在这个报告中，他第一次提出了“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观点，提出了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以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企业、其他人们向他们学习的观点。在这个报告中，对党的干部路线，对于如何评价毛泽东都作了明确阐述。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基调。

在小平同志的主导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成功，是一次真正的拨乱反正的会议。全会确定了要把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政治路线。全会指出，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应着手认真地改革，认真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等等。全会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全会肯定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批判了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全会还对党的领导成员作了调整。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那些在文革中搞打砸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人很快被赶下了领导岗位，大批挨批、挨斗、靠边站的老干部重返工作岗位，大批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其以后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大得党心，大顺民心，它像一股强劲的春风迅速吹拂神州大地，使万物复苏，鲜花盛开。

在农村，乌托邦式的“人民公社”迅速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代替；在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逐步展开；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随之对财政管理体制、计划体制、商业外贸体制、物价体制、劳动管理体制、工资制度等相继进行了初步改革。

1979年，根据小平同志的提议，开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同时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1984年2月，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肯定了建立特区的正确决策。视察期间，他高兴地为三个经济特区都题了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小平同志回到北京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在他的提议下，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港口城市。

1985年1月，中央、国务院决定将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建立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经济。1987年下半年，中央、国务院又决定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将沿海11个省市、2亿人口、32万平方公里和国际接轨，吃国际饭。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也被提上了日程。

南方谈话

在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思想鼓舞推动下，从1979年到1988年的十年，称得上是思想大解放，经济大发展，国力大增强，人民生活大改善的年代，饱经风霜的中国人民开始焕发着自己的青春。但不幸的是，正在中国人民意气风发、阔步前进的时候，发生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风波”，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度蒙上了阴影。

一些思想极其僵化的同志，企图利用“风波”带来的机会，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老路上去。

当时，“左”的东西的表现很多：你要多宣传一点改革开放，他就会说，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他就没有想一想大好形势是怎么来的，大好形势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你说要多利用点外资，他就会说，多一个外资企业，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就会威胁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你要划出一块地方包给外商承包开发，他就会说，这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你要多发展一些乡镇企业，他就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会腐蚀我们的干部，把乡镇企业视为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你要多发展一些私营企业、个体户，他就说，这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你讲要搞厂长负责制，他就说，这是削弱党的领导；你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动摇，他就说，这是走单干的道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如此等等。有人作了这样的高度概括，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农村承包责任制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他们把改革开放以来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几乎全都否定了。有些人，一面吃着改革开放的饭，享受着改革开放的成果，一面大骂改革开放，对改革开放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还是留恋50年代、60年代的那种短缺经济。也有人至今还留恋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总觉得，你斗我，我斗你，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人人不得安宁、干群关系非常紧张，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就不是社会主义。

在那冷风吹袭的日子里，广大干部、群众都憋了一口气，为中国的前途担忧。

邓小平冷眼观察了三年，眼看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能毁于一旦，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下决心去南方视察，发表了震惊中外的南方谈话。他大声疾呼：“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又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人心就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

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因此，它犹如一声春雷，使沉寂的神州大地再次复苏，全国人民为之欢呼。把那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人，吓得魂销魄散。正是这个谈话，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使中国继续沿着党的十三大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胜利前进!

邓小平拯救了改革开放，也再次拯救了中国!

小平同志，我们永远怀念你!

2004年第8期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作者：关　山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

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

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

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1960年我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时，听过他作关于大跃进的报告。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听过他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曾讲过对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搞错了的人，都要“一风吹”（一律平反）。这几次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但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7年后，我从黑龙江调到辽宁工作，因职务和工作关系，才和小平同志有几次直接接触，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指示。

关：你与小平同志第一次直接接触是什么时候，谈什么问题？

任：大概是1978年吧。当时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由胡耀邦领导，《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接着，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时我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看了《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后，极为高兴，立即着手写了《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这篇文章刊登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光明日报》发现后立即全文转载。当时，恰巧小平同志到辽宁视察工作，我曾把这篇文章送他一份，谈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关：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是华国锋同志，你不担心会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党、反革命的罪名？你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政治风险？

任：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我认为共产党人就是真理的追求者、捍卫者。在真理与谬误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是不允许丝毫胆怯、犹豫、徘徊的。如果我们不能旗帜鲜明地拥护真理、捍卫真理，不能大声地讲出真理、宣传真理，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我们党不能坚持真理、捍卫真理，还算什么共产党？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关：当时还有哪些“地方诸侯”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我记得当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都是最早表态的。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关：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还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

任：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我在辽宁还干过几件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张志新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我曾请华国锋同志为张志新烈士题词，当时华国锋同志就不表态，但胡耀邦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件事在海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对我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份人生活先富起来”，但我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你别看这么一句话很简单，但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我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那时候，我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对辽宁的报道很多。这可能使中央领导同志对当时辽宁省的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印象。

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我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这些，都可能是调我到广东的原因，但这都是自己的估计。

“特区指的是广东、福建两个省”

关：你来广东上任前，小平同志接见了你吧，他对你说了些什么？提出了哪些要求？

任：不单是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万里、韦国清、姚依林、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接见了我和梁灵光，并都对广东的工作作了指示。

印象最深的是，小平同志对我和灵光同志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厦门、珠海、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

再一个印象很深的是，小平同志非常重视政策，他说一个地区工作好不好靠政策，政策对头，工作就好做，政策不对头，工作就做不好。

“变通”

关：你是怎样理解和贯彻小平同志指示的？

任：我感到小平同志思想非常求实非常解放，胆子很大，决心很大，魄力很大。他说得很明确，特区不仅是指深圳、珠海、厦门、汕头那几个地方，而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根据他的思想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们胆子还是太小了，思想还是不够解放。如果我们当时胆子更大一点，思想更解放一点，今天广东的形势可能会更好。

他提出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我的理解就是一切要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办事。在政治上和总的政策上，一定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不能违背。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因地、因时、因情况制宜。特别在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和地方的很多政策、规定都还是陈规腐制，要想迈出改革开放的脚步，必须善于变通。我认为，中央给广东、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就是允许这两省在改革开放工作中，在执行某些政策规定时，有灵活“变通”的权力。特别在搞特区问题上，更是如此。不然叫什么特区呢？特区嘛，就是应该特殊点。

我在辽宁时就提倡“变通”，在广东更强调“变通”。什么叫“变通”？“变通”就是依据不同情况，作非原则性的变动。就是说在不违反总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把事情办通，甚至办得更好。毛主席所说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看也是这个意思。

我多次讲过，“变通”就好比“变压”，各级党委、各部门，执行上级政策、指示，因情况特殊而必须“变通”时，要像“变压器”或“变电站”那样，把上面输送来的电流进行变压，使之适合本单位、本部门具体需要的电压，使机器正常运转，否则机器就会烧坏。但所用的“电”，还是中央“总电厂”的电，中央政策的总精神和总原则不能改变。

就是说，“变通”绝非“变相”。“变通”是因地制宜，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人民办好事。所谓“变相”，就是借口变通，为了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违反党和国家的政策去办坏事。动机和目的不同，结果不同，是非分明。

“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

关：你到广东后，最早是哪一年见到小平同志，他对你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

任：我到广东不久，（19）82年初，小平同志来广东，他预先就打了招呼，他这次来广东是来休息的，不听汇报，不谈工作。我独自一个人去看望他，并趁此机会向他汇报了工作，时间约有一个半小时之久。小平虽说不听汇报，不谈工作，但他还是很高兴、很耐心，而且很仔细地听了我的汇报。

我实事求是地向他汇报了我来广东后的工作情况，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的情况。我说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效果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也谈了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他只是听我讲，很少说话，但在我汇报过程中，他也简单明确地讲了他的意见。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这说明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他不说“上面认为好”而是说“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这是对我们省委最大的信任和支持。

当我汇报到想逐步放开物价的时候，他说，统购统销恐怕还要有一点。我体会他这话给我们留有很大的余地。他可能是为了把这工作搞得更稳一点，如果我们认为可以取消统购统销的话，完全可以放开市场。时隔一年后，广东的物价就几乎全部放开了，广东，特别是深圳、珠海特区是最早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搞市场经济的。当然，只能说是开始实施。

关：计划经济真的管得那么严？

任：我给你讲个例子吧。我记得当时一盒火柴，要提价两分钱，能否提？得拿到省委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计划经济就是这样，党管一切，鸡毛蒜皮，什么都管，不可能管好。

坚持先行一步，加快发展

关：你主政广东期间，遇到过什么大的困难？你又是怎样面对的？

任：我来广东遇到的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在会议期间，陈云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四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十二字方针。我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我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我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这“十二字”方针也是与小平同志的指示相违背的，与中央原来给广东的指示精神相违背的。

我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作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在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实现了小平同志和中央对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要求。

“二进宫”

关：你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过失误吗？小平同志批评过吗？

任：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我还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各地，尤其是深圳特区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求富”心切啊！有些人就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更多的人是不了解党的政策，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省委、省政府对走私贩私的问题是有所警惕的，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80年，省委、省政府就发出指示，要求坚决打击走私贩私活动。（19）81年又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行动高潮，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反走私经验不足，防范措施跟不上，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19）81年底，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纪委一份内参上披露广东一些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时，给予了高度关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厉打击走私贩私活动，整顿党风。

（19）82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印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个文件，其中有中央政策研究室编写的一份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我和刘田夫代表广东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

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央领导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对广东对外开放出现的一些问题，中纪委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我不同意这一看法：不能笼统这样讲，见怪不怪不对，少见多怪也不对，更多的还是有人自己少见多怪，对一些新人新事看不惯，接受不了，横加指责，干预过多。

又有一位领导同志说：广东“放羊”了，对下面管理不严，放任自流。我和田夫对此表示不同看法，认为不存在“放羊”问题，刘田夫同志说：省委是有威信的，县委还是听省委的。

我和田夫在会上还提出：应当划清因经验不足而造成工作失误和违法犯罪的界限；走私贩私、投机倒把同正确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界限；在处理罪责时，应划清个人贪污与非个人贪污的界限。基层干部出现工作失误，与省的政策有关的，应由省委、省政府承担责任。

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经济。会上有的同志把广东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但都是出于好意，都是为了把广东工作切实做好。但有个别的同志包括中央领导同志，在表达的言词上，难免有某些不宜对下和对外传达的话，譬如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等。

该如何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呢？会后我找了胡耀邦，我对胡耀邦同志说：“这次会议，没有一个传达提纲，我觉得同志们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都很重要，但回去往下传达时不可能讲这么多，特别是有些话不宜往下传达。譬如：‘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等。现在，就在珠海码头附近‘文革’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字标语还未刷掉，澳门那边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们这次又提出这一个口号，恐怕更会引起港澳和海外的疑虑，也会引起内地的人，怀疑我们的政策变了。”耀邦同志回答得很干脆：“哪些话可以传达，哪些话不可以传达，由你自己定。”

两省座谈会结束，我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书记处将两省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以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我明白主要是说我）还有些问题没“讲清楚”，还很不放心，还是请你来北京一趟。因此，还要我再度进京。我提出请田夫同志一起去，耀邦同意了。

第二天，我和田夫同志再度赴京。当晚八时许，耀邦、紫阳接见了我们，一直谈话到深夜。

耀邦、紫阳先向我们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重要指示。有的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头了。接着，耀邦向我询问了许多具体问题。我一一作了解释。

最后，耀邦对我说：仲夷同志，你给中央政治局写个自我检查好不好？我说：当然可以，我到广东工作虽然才一年多，时间虽短，缺点还是有的，我毫不犹豫地同意向中央写自我检讨。

第二天，我先将检查征求了刘田夫同志的意见，然后送给耀邦。他看了两遍，说可以了。

关：你检查了什么？是真心的还是违心的？

任：这份检查，应当说是真心的，但也有违心的地方。在管的方面，我确实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我实在不同意“广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的观点。”实事求是讲，广东还有很多该活的没有活起来。

这是我自参加革命以来，向中央写的唯一的一次自我检查。我和田夫这次进京，后来被一些知情者称之为“二进宫”。

关：就这样过关了？小平同志是什么态度？

任：我认为小平同志是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就在两省座谈会前几天他还在广州过春节，那时候，中央已发出了《紧急通知》，中纪委的内参估计他都看了，我又向他汇报了工作，所以他才对我说：“中央确定的政策还是正确的，如果你们认为好，就坚持搞下去。”如果没有他的理解和支持，耀邦、紫阳也帮不了我。

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登载广东不好的东西。我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有的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章蕴的报告，小平同志批给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传阅了。章蕴同志的这个报告对广东和我个人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3年，我陪同胡耀邦去海南岛，有一天晚上，耀邦同志问我：“你知道小平同志为什么把章蕴给中央写的报告批给中央常委阅吗？”我对此事本来有个想法，我估计他是为了支持广东的工作，同时也是对我的支持，但为了听一听耀邦怎样讲这个问题，我就说了一句“不清楚，反正对于广东工作有利”。但我讲了之后，耀邦却没有再讲什么话。事实上，自从小平同志批了章蕴的报告之后，我感觉压力减轻了许多。后来，我还听习仲勋同志对我说，小平同志在常委听取书记处汇报两省座谈会情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

“三个坚定不移”

关：你对（19）82年两省座谈会精神是怎样传达的？

任：当时有中央领导建议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辩论，以统一认识。我经过慎重考虑，认为不能这样搞，一搞大辩论，就会出偏差，弄不好就像过去政治运动一样，上纲上线，乱抓辫子，乱扣帽子。过去搞政治运动，搞大批判，大讨论，其实是只有大批判，哪里有什么大辩论，只有“批倒”，“批臭”，不允许你还口。

（19）82年3月底至4月上旬，省委在广州珠岛宾馆召开省、地（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央两省座谈会精神。会前，有不少干部估计“这一定是杀气腾腾的会”，许多县委书记都准备在会上作检查，挨批评。

因为有胡耀邦的尚方宝剑，那些不利于广东改革开放，不利于在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甚至容易引起党内外思想混乱的话，我就没有传达。

我开场就说，这不是一次杀气腾腾的会，而是热气腾腾的会。我在代表省委做的报告中说，广东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省委要承担责任，我作为第一书记，更要承担领导责任，并且检讨了自己的失误。对下面的干部，强调只要不搞违法乱纪和犯罪活动，工作上还是允许犯错误的，对干劲足、闯劲大的干部应予鼓励。

根据中央的精神，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的方针：打击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活动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坚定不移。不久之后，我在汕头又提出“执行让人民群众富裕起来的政策坚定不移”，和前“两个坚定不移”加在一起，就是“三个坚定不移”。为避免“一活就乱”、“一管就死”的恶性循环，我对过去提出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十六字方针，在这次会上，改为二十四个字，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

关：“排污不排外”也是在这次会议提出的？

任：“排污不排外”是在这期间提出的，（19）82年5月，我接受《世界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解释得比较具体：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我离休之后，对“排污不排外”的问题，曾在报纸上谈过，污有“内污”、“外污”之分，“排污”主要应当重视排“内污”。

关：事实上，世界上找不到纯粹好的和绝对坏的事物，所有的事物都是有利有弊的，所以对外开放带来一些污染毫不奇怪，甚至可以说不可避免的，关键是我们不要让这样的东西变成主流就行了。而且有些我们认为是“污”的东西还不一定是“污”，比如过去就说“市场经济”、人权这些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等等。

任：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所以要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不是说了吗，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现在世界上不可能也不应该只有一种价值观念、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各种文明、各种社会制度、各种价值观今天都宜和谐相处，彼此尊重，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共同发展。

广东多亏了邓小平

关：我接触过一些老同志，有的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

任：这是不对的。应该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定的，连特区的名字都是小平同志起的。从办特区的那一天起，小平同志就时刻关注广东，支持广东。改革开放后，他到过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小平同志那些最伟大、最光辉、最有意义的思想就是在广东发表的。这绝不是偶然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没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没有改革开放，广东就没有今天。

胡耀邦、赵紫阳也功不可没，提广东改革开放，不能不提他们。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广东改革开放的早期工作，还要提习仲勋、杨尚昆等负责同志，他们开了好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是（19）80年才来的，在广东工作的时间只有四年多，贡献是不多的。（19）85年我就离休了。以后的每一届省委都干得很好，都使广东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工作有新的跃进。

邓小平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

关：以你的亲身经历，小平同志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任：虽然我与小平同志接触不是很多，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私人关系，但小平同志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是自从我参加革命以来遇到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是一位革命领袖人物。他革命经历丰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很丰富，非常了解并能把握中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多谋善断，举重若轻，作风果断；他讲解和回答问题非常明确、准确、简练、干脆；他善于把许多理论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比如人们熟知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不要争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说的这些真理和名言不光是干部，就是一般群众，都能听得懂，都能理解，还能背诵出来。不像我党历史上有的领导人，总是讲空话、官话、重复来重复去的话，讲了一大堆，人们还是不知所云,甚至连自己还未弄懂的问题，却夸夸其谈地教训别人。

关：小平同志给人们的印象是比较严肃的，很少见他开怀大笑过。据你所知，他有没有活泼的一面？

任：有。有一次我跟他闲聊，谈艺术问题。我说现在的文艺作品很八股，举了电影的例子，给他说了一段顺口溜：“生产队长犯错误，老支书来帮助，请来老农民诉苦，最后抓住个大特务。”他听后哈哈大笑。

关：你是怎样评价他的一生？

任：总的来讲，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中国人民英明、杰出的领袖，人们把他称做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我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人无完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他自己就说能对半开就不错了。显然这是他谦虚的表现，但不能说他没有过。历史会给他客观的评价。

我个人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改革。

最好的纪念就是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邓小平理论

关：我们应该怎样纪念这位伟人？

任：对这位伟人最好的纪念就是继续更自觉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准确、与时俱进地贯彻落实他的理论。

邓小平在他一生最辉煌的十八年中，在中国造就了一个渐渐富裕起来的社会、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但也留给了我们一个尚未能解决贫富悬殊问题的社会，一个未能彻底解决腐败蔓延的社会。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政治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一天一天有进步，不断有新的突破。但政治改革没及时跟上。经过20多年的改革，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人们说这是“市场经济，计划政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是当今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所在。最近国家审计署披露的审计结果触目惊心，但这还是冰山一角。小平同志自己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是真理！

邓小平对政治改革有很多精辟、全面、系统、科学的论述，这主要集中在《邓小平选集》第二卷。邓小平经济改革的理论是正确的、精辟的，他的政治改革理论同样也是正确的、精辟的。改革之初，小平对政治改革雄心勃勃，多次强调，多次讲。事实上，思想解放运动和初步的政治改革也确实为经济改革扫除了障碍，但后来他可能意识到，政治改革的风险要比经济改革的风险大得多。是留下一个社会相对富强安定但问题丛生的社会，还是留下一个可能动乱的社会呢？他选择了前者。这种选择，可能不是完全自觉的，也许是无奈的。所以，1992年南巡，他对政治改革就说得很少了。在他的南巡谈话中，几乎没有提到政治改革，但他也没有收回和改变他对政治改革的思想和观点。他在南巡讲话中说“谁不改革，谁就下台”。我认为，他所说的改革，绝不只限于经济改革。他留下了一块还未被真正开垦但遍布荆棘甚至“地雷”的处女地，当然，这也是继任者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强调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强调要以人为本，强调要依法治国。这很好很重要。这是非常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什么叫协调发展？我的理解不仅是指经济内部的各个成分、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失调”，更重要的还必须使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相适应。两者即使不能同步，政治改革也不能过于滞后。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就谈不上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这是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时向人民庄严的承诺。这是中国共产党还未能很好完成的历史任务。

政治改革需要勇气“杀出一条血路来”

关：政治改革比经济改革难度大得多。虽然像你说的那样，政治改革是大有作为的处女地，但毕竟是“地雷阵”，谁愿意冒这个风险？

任：这一关最终得过，现在不过，以后说不准更难过。

我总感到现在的闯劲还不够。过政治改革这一关一定要有勇气、胆识，横下一条心，“杀出一条血路来”！。小平南巡就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经济改革要有这样的勇气，政治改革更要有这样的勇气！

政治改革之所以滞后，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怕乱，其实政治改革不会大乱的。因为，中国绝大多数人现在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拥护改革开放政策的，谁都不想乱，老百姓都希望生活安定，都痛恨腐败。这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有了这个基础就好办，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政策几乎来个180度转向，但社会仍然安定。只要政策、步骤、方法对头，今天政治改革一样乱不了。因为这是顺民意得民心的好事！

政治改革可以先搞试验

关：在中国，政治改革勇气是需要的，但也要讲策略，这方面你有什么高见？

任：再过两三个月我就91岁了，老啦，谈不出什么高见，浅见倒有。

毛主席曾提出的种“试验田”、“一切经过试验”的办法我看可以用。不仅要搞经济特区，而且也要搞政治特区。政治改革必须审时度势，先做试验，突破一点，再行推广，就可以稳步前进。可以在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先搞试验，取得经验，然后推广。

比如能不能选一个县、地级市甚至一个省，例如海南省，办政治特区，搞民主选举。就是试验失败了也不要紧。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我认为我们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件事又有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我们稳步前进（先做试验就是为了稳嘛），是出不了大乱子的。

关：广东是先走一步的地方,政治改革能不能也先走一步？

任：我看可以。这个问题，刚才已经讲过了。改革开放后，中央、国务院就明文把广东、福建定为“综合试验省”，深圳定为经济特区，赋予先走一步的任务。这个文件直到现在并未收回和撤销。江泽民也曾希望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怎样增创新优势？增创什么新优势？我看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

关：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你有什么看法？

任：我看这是进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可是我们在意识形态方面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期那一套。80年代，报纸传媒还是活跃开放的，政治改革不像今天那样敏感，是可以公开讨论的，经常能看到和听到不同的声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就说：“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况且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里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央不是反复强调要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吗？如果我们有法不依，知法犯法，就谈不上法治。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政治文明

关：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任：我看政治改革还是要像经济改革那样，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东西。用“十六大”江泽民同志报告的提法就是“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像孙中山所说的那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还要强调一点，必须把管理众人之事，看成是为众人服务之事，就是毛泽东同志讲的为人民服务。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关：可是我们干什么都强调“中国特色”，比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连市场经济也要搞中国特色的，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任：中国的东西自然会打上自己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烙印，不用强调都会这样。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中国特色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如果是落后的，这些中国特色的东西就越少越好。从中国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特色往往带有封建专制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色彩。这次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很说明问题。我看就是上面讲的中国特色在作怪。我们有些人，把保持中国特色作为拒绝外来文明的挡箭牌，这是不对的。

关：说到西方的政治文明，我感到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就是透明和公开。我今年初去了一趟北欧考察，感触良多。这些国家公共部门的一切开支、每一笔经费的去向和每个公务员的收入财产都是公开的，以便接受市民和媒体监督。你不但可以在相关网站上找到国家领导人（包括皇室成员）的财产和收入资料，而且可以找到任何一位政府官员公务宴请的菜单和费用以及出差的报销清单。有一位高官只不过公务宴请时上了一道鹅肝，就被传媒批评超标而丢了官。如果中国也这样做，想腐败都难。

任：这种办法好，简单易学，不难办到。现在电脑已经很普及，每个单位都有，上网就是了。这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利党利国利民，说不准每年还可以省下1000多亿的公款吃喝费。

关：任老，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任：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关，但仍未过大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2004年第8期 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　作者：许水涛

黄万里，这个绝大多数国人颇为陌生的名字注定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以及他那交织着梦想与迷茫的悲剧人生也注定会引起越来越深刻的反思。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描述黄万里，那就是：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儿子、立志以学问报国的清华大学教授、因反对三门峡工程戴上右派帽子备受歧视的水利和水文学专家、有胆有识无私无畏的知识分子、三年前以90高龄满怀遗憾和困惑辞世。

翻阅表现他传奇人生的有关资料，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就凸现在人们面前：蜚声海外而在国内少为人知。1987年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巡回演讲他在水力学、水文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1995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通过国际咨询机构征求他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并复函表示钦佩，而他关于黄河、长江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的声音连同他本人长期被湮没；1999年底，美国名人传记宣布他为20世纪世界杰出人物，而表现他智慧和探索精神、富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却迟迟未能正式出版，伴随他终生痛苦的是他的知识的价值无法实现，他的备受折磨的心灵一直没有轻松过。我绝对相信，他的远见卓识，他的直言贾祸，他的艰难坚持，他的无可奈何，勾勒出某种悲剧色彩的一生素描，他的个人际遇所表现出的一段意味深长的历史、所引出的关于政治和科学的话题都将被今人乃至后人一再提起，当代中国史乃至世界科学史将会记载黄万里这个闪光的名字，他理当享有一个正直的爱国的科学家应有的殊荣。

面对水灾:年轻的桥梁工程师下定改学水利、治理黄河的决心

1911年8月，黄万里出生于上海，三个月后，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辛亥革命爆发，快速的社会变革几乎影响着每一个家庭。

辛亥革命前后，黄炎培参与了为时甚短的政治活动，可是官场的混浊气氛让他深感窒息和压抑，此后就把学以致用的职业教育锁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借此实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理想，这种转向对黄万里的影响是直接的。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入唐山交通大学学桥梁建造，1932年毕业，并发表《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等三篇论文，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并出版，成为一名崭露头角的桥梁工程师。1931年长江洪水，仅湖北云梦县就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洪水决口十几处，人财物损失无算，给沿黄地区造成巨大灾难。黄万里因此立志探寻治理黄河之道而改学水利。他回忆说：“黄河水患最难治，我改学水利就为了治黄河。我的决心得到父亲的支持。父亲的朋友、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告诉我：中国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的工程师，都是土木结构专业出身，没有人懂水文学。许先生建议我从水文学学起。”与鲁迅的弃医从文、外敌入侵时许多热血青年的投笔从戎一样，黄万里人生选择的转变表现出拯民于苦难的博大胸怀和高远的思想境界，这一质朴的行动本身胜过万千豪言壮语。

1934年元旦，黄万里赴美留学，1935年获康乃尔大学硕士，之后又到爱奥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学习，1937年获伊利诺伊大学工程博士，是该校获得工程博士的第一个中国人。在美学习期间，黄万里渴望寻求治理江河的知识，学习了天文、气象、地理、地质、水文、数学等多门学科，成为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其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被认为是水利学术界具有创新意义的方法，至今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在美期间，黄万里驱车45000英里，踏遍当年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工地。通过学习和参观，他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治理问题。1937年初，黄万里学成归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亲邀其任水利系主任，但黄以年轻为由谢辞。理由是，自己考取的是官费留学，花了老百姓的钱，现在最切要的是亲身参与中国的水利事业，不能欠黎民百姓的钱。他想考察中国的河川，并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半年后，抗战爆发，赴四川水利局任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等职，1938年至1943年，他和部下先后六次长途考察，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3000公里，其间训练了40多名工程师。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因为战乱，立志治黄的黄万里在回国整整十年之后才来到他魂牵梦绕的黄河岸边，可以直接考察黄河的水文和泥沙，可以化解长期悬在脑中关于黄河的一个个谜团，其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以一个专家的眼光观察和分析着那恼人的水土流失，发现大雨之后的黄土高原不是一点点被冲刷而是一块块在剥落。对于无雨时节黄河水依然浑浊的现象，他也得出了合乎实际的解释：水从河床流过，必定挟带一定数量的泥沙。河床本身、河床周边与水流之间的关系、水与泥沙的关系，是天然浑成处在变动不居的动态之中，非人力和技术所能完全控制。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就是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6月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直至2001年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作。

面对苏联专家提出的三门峡工程方案：众人之诺诺压制了一士之谔谔

然而，黄万里在清华园平静的教学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因三门峡工程的争执而中断。

孕育了中华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黄河，几千年来水患频仍，为历代统治者视为心腹大患。所以在天下初定之际，中国共产党人就将整治黄河、让黄河安澜的愿望和决心付诸行动。

1954年4月，国家计委决定成立黄河规划委员会，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编制黄河流域规划，中央决定将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委托苏联设计。苏联专家参与设计的三门峡枢纽大坝和水电站的《规划报告》，于同年底出台，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这个报告选定三门峡水利枢纽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重点工程：蓄水位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黄河的洪水问题，同时实现发电和挡沙的目标。苏联境内很少泥沙量大的河流，他们的专家缺少泥沙河流治理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思路就是蓄水拦沙，认为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使三门峡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结果，这一与黄河实际相背离的思路却得到了一片叫好声。

1955年，水利部召集专家学者讨论这一计划。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全票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4月，苏联专家进一步完成了《三门峡工程设计要点》，建议水库的正常水位360米，比《规划报告》中的350米高出10米。这意味着必须淹没农田333万亩，移民90万，远远超过350米规划中的60万移民。此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黄万里郑重地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要点为：

1.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即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浑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可叹的是，这种呼声被漠视了。作为最早预见到三门峡工程灾难性后果的黄万里，焦虑和怅然失落的情绪一起涌上心头。一年后，有较高文学修养的他通过小说《花丛小语》把这种情绪直白地发泄了出来。

小说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田方生教授正在吟词，碰到满头大汗的老友甄无忌来访。甄无忌汗涌气喘的原因是：“我老远特从城里来拜访，谁知31路车只开到石油学院为止，害我徒步十里路。这条西郊公路是哪位宝贝工程师修的？”

接着又来了一位朋友贾有道。田方生接着西郊公路的话茬说：“这公路是修得有些奇怪，在原始的土路基上不铺大碎石的路床，却直接铺柏油碎石路面。今年春雪特别多，天暖融化后路面下的积水不及宣泄，因此路面受载重后就被压碎。”

甄无忌就破口大骂：“照你说，这是工程设计的错误。王八蛋！市政府谁管这种事的？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就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多么大，交通已停止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王八蛋！也不知该骂哪位坐大汽车的官大爷。”“所谓歌德派是指专事歌功颂德的那派学者。还有一种‘但丁’诗人，但知盯住领导党员，随声附和，就算立场坚定，其目的就更有问题了。歌德——但丁派学者最为无耻。”

甄无忌接着就乘兴发挥：“我们国内的学者和人民代表们却独多歌德——但丁派诗人。你看，除掉去年的人民代表会还开始提些意见外，以往照例是以个人体会为歌德的内容，这真是世界议会制的奇迹。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和错误，竟不需人民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府的特点。”

于是田方生也激动了，就联系水利方面的事情说了起来：“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原来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河治。他竟肯放弃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厚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三个朋友决定“先帮助纠正修这条马路中的错误。”

三人同意，当场起了一稿，提交代表，大意有三点：（1）这次马路损坏究竟是必然的结果还是偶然的无法预计的灾祸？（2）重修花了多少人民的冤枉钱，断绝交通多少天，人民损失估计多少，公共汽车损失多少？（3）谁应负责？应怎样处理？请求逐条解答，切勿无意或有意遗漏。

蒋南翔校长把《花丛小语》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的批语就是“这是什么话？”黄万里的厄运从此开始。

就在《花丛小语》在清华园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1957年6月10日-24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给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给两个月前正式开工的三门峡工程出主意，想办法。准确地说，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水库和滞洪排沙的方案外，大部分人不说话，其余的人异口同声地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这时，黄万里站了出来，他不肯迷信苏联权威，大胆进谏，不惜引火烧身，与主张建坝的人争辩了7天。他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建立在一个错误设计思想基础上的工程，因为它违背了“水流必须按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这坝修不得。他说：“一定要修三门峡水库，将来要闯祸的，历史将要证明我的观点。”立即有人反驳他，黄万里自感人微言轻，便换了一种口气：“一定要修，请别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以便他年觉悟到需要冲刷泥沙时，也好重新在这里开洞。”

最后这一条与会者全都同意了，也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主持施工的“水利专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6个施工泄水洞全部堵死。

在不能宽容不同意见的年代，黄万里独自发出反对三门峡工程的声音，其结果是永远失去对于水利工程的话语权。

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发表《花丛小语》更是授人以柄。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转载了《花丛小语》，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黄万里被定为右派，归入另类。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简直是空谷足音：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9月号的《中国水利》杂志出了批黄专号，刊出六篇文章，认为黄万里的治黄主张和反对三门峡工程是“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企图“取消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质问黄万里“骨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黄万里在46岁的壮年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指斥彭德怀时，说他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足见黄万里的直言在最高领袖的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何等之深！

竣工后的三门峡工程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同年9月，实现关闸蓄水拦沙。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一开始便被一一验证，设计上的缺陷也一一暴露出来，三门峡开始“付学费”。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设计高度）的时候，泥沙淤积就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移民也遇到了困难，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961年下半年，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潼关的河道抬高，渭水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航运窒息，渭河平原地下水位上升，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而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迅速出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粮食因此减产。这一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坍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2年3月，水库内的淤积已经开始迅速发展，潼关河床在一年半的时间内暴长4.5米，成了名副其实的“悬河”。最糟糕的问题是，河床的“翘尾巴”——即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危害着关中平原的安全，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而把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而失去了大水头，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披红挂彩地发电不足一个月，便丧失了用武之地，只好改装5万千瓦小机组。同时耗费惊人的人力物力财力打通排水洞，以泄泥沙。如此一折腾，不下百亿元投进水库“打水漂”。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造成渭河、洛河、黄河淤积连锁反应。事实正朝着黄万里所担忧的方向一步步地发展着。

受害严重的陕西省再也不能容忍下去，在1962年4月召开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代表拟请国务院从速制订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和管理的具体方案，提出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居民的生产、生活、生命安全。在随后的许多年里，三门峡工程的运用方式虽几经调整，但三门峡工程对渭河造成的危害却仍在继续。类似的不满和争议也就不免时常出现。面对实际情况，国务院让水利部研究三门峡大坝改建问题。

1964年，周总理在两次讲话中谈到三门峡工程。一次是在6月10日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另一次是在12月18日治黄会议上的讲话：“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认识不够自然就重视不够。放的位置不恰当，关系摆不好。……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么办？为什么不从另一面想想。”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他直言“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并立即决定了第一期改建方案：在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让被正面大坝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这个“两洞四管”方案被认为是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但他也指出，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作为一个救急方案，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此时，水库淤沙虽有减轻，但潼关以上淤积却仍然在继续，水库的排沙能力显然还不够。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

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

1968年，第一期改建刚刚结束，第二次改建就于1969年接踵而至，所有的争论至此已经变得毫无意义，“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只能将当年黄万里主张保留以备将来排沙却在施工时被堵死的施工导流底孔打开，从1号孔到8号孔，每一个耗资1000万元，又将1~5号机组进水口高程由300米降到287米，泄洪排沙。此时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距离当初激情规划的巨大综合效益，已经大打折扣：由于水位的一再调低，发电效益已由最初设计的90万千瓦机组年发电46亿度下降到二期改建后的25万千瓦机组年发电不足10亿度；灌溉能力也随之减弱；为下游拦蓄泥沙实现黄河清与地下河的设想，也随着大坝上的孔洞接连开通而作废；发展下游航运，更是因为黄河遭遇长年枯水而无法实现。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以坝身百孔千疮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代价，暂时解决了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按照一些水利专家的看法，原指望带来黄河清水长流的三门峡工程，已经水库不是水库，电站不像电站，成了个四不像。

近来年，有专家指出：三门峡水利枢纽虽经两次改建，潼关以上黄渭洛河汇流区的淤积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变。从1960年至1995年，三门峡库区冲淤累计净总淤积量为55.65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5%，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6%，说明潼关以下虽有冲刷而潼关以上淤积一直在发展，各河的淤积还在向上游延伸。潼关河床高程1996年达328.6m，比建库前抬高5.2m，潼关河床的过水断面现在只有建库前的1/3左右。因此建议进一步改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增大泄洪能力，降低潼关高程，解决潼关以上库区继续淤积和洪涝灾害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50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29万多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人来回十几次迁移，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三门峡工程直接的经济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1/5，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整个三门峡造成的损失有人估算不下百亿元。

2000年4月，在渭南召开的陕西省三门峡库区防洪暨治理学术研讨会上，81名专家学者针对库区出现的恶化态势，一致认为洪灾威胁非常严峻，解决三门峡库区问题是关乎陕西关中东部乃至陕西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2002年9月6日，水利部长汪恕诚主持召开部长办公会，听取中国工程院“降低潼关高程可行性研究”项目组的汇报。汪最后表示：是否通过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运用进行降低潼关高程，需要建立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水利部要安排一组课题研究，以加强政府推动。

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三门峡工程以充满浪漫主义的构思开端，致祸国殃民的恶果为终结。

空悲切的黄万里

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没有任何人能体会到黄万里备受煎熬的心情。头顶沉重的“右派”帽子，他只能空怀绝技而无处施展，他只能在孤独中长吁短叹。常言道：愤怒出诗人，又何况是古典诗词造诣深厚的黄万里呢！此后，他常常把无可名状的怅然若失和痛彻心腑的凄然情绪化为一篇篇语意婉切、意境高远的诗作，这里有他潜孕于思想深处的社会良知，这里有他高悬真理的执着信念，这里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士大夫情怀，有一颗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

1962年8月，“闻黄河中游淤塞，三门峡水库不能蓄水，一如当年愚言，怅惘之余，诠次为七言长句。”黄万里写了《念黄河》。诗中叹曰：

廷争面折迄无成，既阖三门见水清。

终应愚言难蓄水，可怜血汗付沧溟。

徙薪曲突非求泽，烂额焦头自上鬓。

肠断秦川陇水咽，艳阳遗照此精诚。

1963年，潼关河床继续升高，上游泥沙不断淤积，提出解决方案已经迫在眉睫。8月，“癸卯伏雨，闭户披览各家改建三门峡坝工意见，顿时无穷之虑，怅望禹功，泪垂无已。”黄万里又写了《哀黄河》。

昏昏八表停云里，风雨凄凄满地水。

闷煞书生不得出，闭门重讨治河技。

百家宏论亦纷纷，造坝节流曾一是。

留洞排沙谋不用，枉教民徙无常止。

曾参岂是杀人者？郑国莫非怀鬼士？

尽说河清定可期，长堤千里顶冲？

可怜血汗付东流，留得空库仰谷底。

五载尔来管葛多，改持开洞排沙旨。

纷纷献计泄库藏，但恨水高壅远。

噫吁嘻异哉奇计，摆脱秦灾复能几？

郑渠垂就木成舟，应尽水库功用起。

兴利除灾并顾间，巧谋犹待细研揣。

凡今谁是出群雄？翡翠兰苕千手指。

谁掣鲸鱼碧海中？百年难遇风流子！

莫教碧眼笑千秋，莫使禹功坠如此!

雨打窗声催转急，愿闻扫却杞忧矣。

1964年春天，黄万里实在坐不住了，他不顾个人安危，上书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陈明三门峡坝淤积的严重性。

不久，水利部召见黄万里，要他拟出三门峡大坝的改建计划。黄万里昼夜兼程，以60天的时间完成《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建议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真可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水利部于1964年9月印发。黄万里难得有一吐为快的愉悦。但事与愿违，黄万里的建议未得采纳，他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失落之中。

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被指为特务而归于改造的“异己分子”的黄万里，却仍然“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周恩来总理，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视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黄渭之行，目睹中游人民遭受的“从下游移来的苦难”，悲从中来。他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黄万里的一颗牙齿脱落，那种离体感觉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多少让他伤感，他竟将这样的一件小事与治河联系在一起，治河在他心中沉甸甸的分量就可想而知了。

《牙落惊老·调寄渔家傲》：

牙落始惊身已老，形衰不役心犹矫。

欲治黄河赍志早，空负抱，制鳌有策知音渺。

王景千年擅工巧，长才自古能伸少。

细考其谋何所造？行洼道，分流回注淤沙皎。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万里右派终于被改正。1979年，他被容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做讲解。此时，虽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重视。其后，黄万里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在科学上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章。到90年代，他不仅完成了关于黄河治理方略的多篇论述，而且对长江三峡卵石输移量和三峡高坝的可行性问题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并向国家决策部门反映意见，表现出一个老科学家崇高的敬业精神。

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在清华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7天后辞世。两年后，也是在8月下旬，发生在渭河流域的洪灾引起全国上下的关注，他在40多年前的预言不幸成为现实，近几年来许多专家担忧的现象终于出现。大自然的报复来得如此迅速和无情。黄万里未能亲睹这场洪灾，对他来说也算幸事——平生关注民瘼却受尽人世烦扰的黄老，至少免除了一次痛苦的刺激，他那颗未曾轻松的心灵少受一次摧残！

惨痛的教训深长的启示

面对已经远去而精神长存的黄万里先生，面对依然矗立却形同鸡肋的三门峡工程，业已逝去的历史让我们无奈，我们只能咽下已经酿就的苦酒。对于今人乃至后人而言，惟有从中汲取教训，省察得失，增长智慧，增强理性，从黄万里的悲剧人生和三门峡工程的尴尬处境中梳理出更多有价值的思想，这段“殷鉴不远”的公案才能发挥更大的历史教益。

第一，在哲学的层面上，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掌握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作为新中国兴建的第一项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工程曾被赋予浓烈的政治色彩，从共和国的最高领袖到亲历其事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冀望由此一次性地实现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海晏河（历史上‘河’就是指黄河）清”的梦想，满足“圣人出，黄河清”的浪漫幻想和心理需求，以致在善良的动机所汇聚而成的强大精神力量、所激发出来的主观能动性面前，黄河在水文、泥沙、生态和人类影响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复杂性被淡化了，自然界内在的客观规律被漠视了。结果，三门峡工程建成之日，就是弊病显现之时，显然，历经40多年沧桑风雨的三门峡工程是一项违背客观规律、为害大于造福的失败工程，善良动机下放大的主观能动性带来的是后患无穷的恶果，并承受着千秋功罪的评说。三门峡大坝上依稀可见的“黄河安澜，国泰民安”依然是一个梦想，它无情地昭示了一个真理：人们只有在尊重自然界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动机和效果的统一。

第二，从政治运作的方式上，它提出了怎样决策、遵循什么样的决策思路和决策程序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决策，特别是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巨大的公共工程的决策，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需要严谨的科学论证，需要决策者权衡利弊、排比得失、趋利避害，应对各种可能的挑战，需要断然摒弃一厢情愿、好高鹜远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怎样让决策更科学，建立一个容纳多种意见甚至反对意见的论证机制，真正做到兼听则明；怎样通过民主的方式防止决策脱离理性的轨道，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凡错误的决策，劳民伤财，贻害无穷，而通过严谨的科学论证形成的正确决策，则产生福祉，利国利民，它来源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思维方式，而这些正是三门峡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所严重缺乏的。人们轻信甚至盲从无治沙经验的苏联专家的说法，从遵照最高行政领导和树立形象出发先入为主地论证工程的可行性，工程存在缺陷后又缺乏有力度的纠正。更要命的是，对反对者的忠告置若罔闻，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宽容反对意见的胸怀，造成了权力对科学的排斥和压制。时代背景和当时的国情决定了这样的事情几乎难以避免，这就使三门峡工程的决策失误作为一个反面教材给我们留下了活生生的标本。

第三，从保障言论自由的角度出发，它提出了如何正确对待少数人不同于主流的声音这样一个事关民主建设的重大问题。言论自由乃是宪法第35条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漠视的。中外科学史的许多事例都反复证明：科学的真理具有独立于个人或集团利益之外的属性，它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黄万里的遭遇再一次印证了这个判断，这就提醒执政者和社会各界必须重视少数人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异见”，“另类”的声音或许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或对更多可能性的预见。在这种声音面前审时度势慎重行事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人为地回避、忽略乃至压制这种声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在三峡工程的论证结束之后，有人坦言：在为三峡工程做出贡献的人群中，不该淡忘那些三峡工程的“反对派”们，正是由于他们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提出一条条在相关领域有相当分量的反对意见，为决策者们提供了宏大的视角和多维的思路。我们理当为这种对反对声音的重视叫好，这无疑是观念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可惜复可叹的是，坚持反对三峡工程并先后六次上书中央领导同志的黄万里却未享受这样的待遇。或许是将几十年治黄工程批得体无完肤的缘故，或许是对他的成见太深，或许是闭目塞听的顽症在水利界中的一些人中根深蒂固，黄万里未能受邀参加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他反对三峡工程的陈述没有得到任何回响。2001年9月4日，在黄万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一个学生不无遗憾地说：“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这种象征意义正是黄万里的价值之所在。

第四，在衡量知识分子的作用上，它提出了在政治权势和科学真理之间，知识分子应如何取舍这样一个关乎其价值取向的重要问题。在促进科技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解决人类各个历史阶段面临的诸多挑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以学问贡献社会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这不仅在于他们掌握了科学的真理，更在于对这种科学真理的坚持上。坚持真理是一种操守，特别是在与政治权势发生冲突、与传统的社会观念正面碰撞时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它意味着为此损失个人利益、付出沉重代价乃至身家性命都可能在所难免，它特别能够考验知识分子意志和品格。一介书生黄万里以他的坚持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良知，保持了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他的坚持还在于他坚信科学的尊严不容践踏，真理的声音不会湮没，终将发挥穿透历史、穿越时空的光芒，这使他断然放弃了乃父黄炎培一直推崇的“外圆内方”的处世哲学。“以外圆应付生存，以内方把握正义”本是复杂形势下一种巧妙的应对策略，可以较为周全地自保，黄万里不是不明白其中的玄妙，也不是不明白固执己见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伤害。事后，有人问他，你明知会遭惨祸，为什么还要直言？他说：“我不能看着就要祸及农民而不说话。至于为此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我一生无悔。”他真正做到了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古人云：“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立志报国、终身不渝的黄万里赋予其新的内容，正可谓鲁迅所激赏的“民族的脊梁”！

历史往往充满着诡秘的逻辑。站在科学巅峰上的黄万里是孤独的，他的见解只能在经历时间的淘洗和实践的检验后方被社会认同。追问历史，直言无隐的谔谔者何以寡？答曰：备受歧视，打入另册，掉进深渊。曲学阿世的诺诺者何以众？答曰：患得患失，明哲保身，一帆风顺。于是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傲慢的苏联权威前，就出现了“足将前而趔趄，口将言而嗫嚅”的人们。

一位水利专家和一项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至此应当结束了，但其所留下的警示意义则将日益彰显。透过浑浊的黄河水来看黄万里一生忧郁的眼神，三门峡工程也必将成为世人拷问理性、良知的墓碑。

2004年第8期 重新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　作者：张培森

位于莫斯科市区西南沃尔洪卡大街16号一幢四层楼房，看上去是一座很普通的建筑，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却记录着一段中俄特殊的历史。70多年前这里原是一所很特别的学校，这就是多少了解中国革命史的国人都知道的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的邓小平，台湾的蒋经国都曾经就读过这所学校；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杨尚昆等一大批中共的老革命家都在这所学校学习过。这是1925年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苏联政府提议建立的，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培养中国革命人才的一所大学，因此学员除了共产党员外，国民党当初的一些政要也都进过这所学校。张闻天则是由中共1925年冬指派的最早入学的学员之一。

1996年笔者为搜集张闻天史料曾来到过这里参观，这是一座坐东朝西的长方形建筑物，据说校园原来有围墙，后来倒坍了，痕迹已经荡然无存，楼前有一片不大的白桦树林。记得我们搜集史料的一行三人参观的那天天气很好，和煦的阳光照射在高高的白桦树林里，衬托着这座大楼显得格外的平静。可是人们岂知隐藏在这座大楼里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风云却并不平静。

学校开办之初，也是张闻天入学之际，中国革命正在步步走向高潮。国民革命军捷报频传，很快占领武汉重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也终于取得成功，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然而不久风云突变，几乎不到半年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惨遭失败，正如郭沫若所形容的，大革命就像一串燃放的爆竹，响声之后摆在人们面前的竟是一摊碎屑。国共分裂，蒋介石搞白色恐怖，共产党转入地下。而这时候从苏联来说，却正是苏共内部斯大林同托洛茨基发生激烈争论，以至演变为一场残酷打击反对派的党内斗争。双方当初争论的一个焦点恰恰就是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这样，一方面是国内革命起落的客观形势引起了学员们思想的激烈震荡，另一方面苏共内部的党派激烈斗争又直接影响着这所受其控制的学校，加上学校内上有米夫那样权赫一时的人物从中操纵，下有王明这样的人物仗势挑动，搅得学校内部纷争不断，最后以一次“清党”停办而宣告结束。

张闻天在莫斯科留学长达五年，其中有三年是在中大，最后两年转入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但同时还在中大兼课，与中大仍有工作上的来往和联系。因此如何评价张闻天莫斯科留学，尤其是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关系这段历史，确实是涉及到评价他人生转折的一个重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古人云人生“三十而立”，那么处在接近“而立”之年边缘的这段人生经历，究竟又是给张闻天后来的人生发展带来了什么呢？如果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以说是既是给他带来发展创造的机遇，又是给他种下了后来令其痛苦的祸根。因为没有莫斯科这段长时期的学习，就不会有后来作为中共一位杰出理论家的深厚理论基础；没有通过这段学习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也不会有后来能够走进中共高层领导，以至在30年代中期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创造出那样辉煌业绩的最初条件。然而自打40年代延安整风批判教条主义以后，莫斯科留学就成了他“教条宗派”这条罪状的源头，也可以说是几乎成了以后屡次党内挨整的一条“原罪”。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他的这段人生历程？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随着近年来大量原始材料的公布，和张闻天生平史料的不断发掘，人们应该而且也有可能对造成他“原罪”的这段历史做一点客观的评论了吧。今天我们如果根据全面的事实来看，实事求是地说张闻天的这段历史表现应该肯定错误是有，然而后来在整风批判时显然是被夸大了。

如前所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大内部的斗争日趋复杂，在这种复杂斗争中学校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别，即拥护贯彻苏共和共产国际路线的学校领导“支部局”一派，和反“支部局”的一派。张闻天无疑是属于拥护国际路线“支部局”一派，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几个时期的派别斗争之中。而他之所以被卷入这些斗争，当然主客观原因很多，但从他本人来说，主要是出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正如他后来检讨时所说，那时“我对苏联领导同志（过去是斯大林）有过迷信”。

而这一点也是与他当时在学校中所处的地位有关，他留过美，英语好，出国前在国内文坛上已经算是有点名气的文化人，因而从入学起就得到学校的重视，一开始就在学校里处于一种比较优越的地位。当初由于大部分中国学生开始都不懂俄语，于是学校起初通过英语做桥梁，把懂英语的学员组成一个班，一边学习一边充当翻译，张闻天和王稼祥、吴亮平等都编在这个班。张闻天通过英语又很快掌握了俄语，四个月就又能开始直接用俄语进行翻译。1927年春斯大林来校演讲，张闻天和沈泽民等四人轮流担任翻译。而学校中这些担任翻译的学生，又大都是文化稍高的知识分子，因此不但教学中充当翻译，而且其中一些人还兼任教员，并在学校重用之下成为各方面的骨干。张闻天就一度担任过支部局候补委员。因为工作的关系这些人同上层比较接近，观点上自然多数站在拥护支部局的立场上看问题。加之张闻天学业出众，会写文章，在学校算得上是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因而在纷争中也就自然被对立派视为目标受到攻击。

在中大派别斗争中，王明起初也是翻译，由于观点基本相同，在争论中张闻天同王明站到了一边也是客观事实。但是，应当指出，拥护支部局一派的人并不都是王明一伙的，而张闻天在那时同王明就不是一个类型的人物，对此比较了解当时情况而且持公正观点的老同志有所评论。1987年我们张闻天选集编辑组的几位同志访问过年近80高龄的原国家外国专家局顾问杨放之老人，他是同张闻天1925年同乘一条轮船离开上海去苏联学习的。老人在中大学习时曾经因为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而遭受过王明一伙人的打击，但他谈及张闻天时却特别强调他同王明的区别。老人诚挚地对我们说：“张闻天比我的年纪大，去莫斯科前他就在学校教过书。他给我的印象好，有学者、长者风度，总是平平静静，不像王明那样张牙舞爪。”他认为张闻天同王明虽然都是属于一派，但是他同王明不一样，他“不搞派性”。还说：“张闻天在中大时热衷于研究理论，研究中国问题。他为人厚道和蔼，不像王明疾言厉色，也不像博古锋芒毕露。在反托派斗争中他很积极，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活动）。”

事实上，编辑组访问过的所有在这一段莫斯科接触过张闻天的老同志，尽管过去历史上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在谈起张闻天时，几乎都程度不同地得出与杨老相同的印象。这里还应举出另一位对张比较深知的吴亮平老同志的回忆，他在1985年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到莫斯科同张闻天一段交往时说，那时王明同一些人拉拉扯扯，对不满意他们的人则是不择手段进行打击，他本人就是遭受他们打击的一个，“但闻天同志，尽管王明使劲拉拢他，却不愿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专心埋头于学术研究。对于我，他始终是爱护的，有时并把王明一伙要想打击我的情况告诉我。当1927年全校党员大会通过我由团转党时，闻天同志成为我转党的五个介绍人之一。往后在中山大学党内生活中，王明一伙不断诬陷打击我，闻天同志如同往常一样，根据事实为我作了正确说明，使我亲身体验到闻天同志为人的正直和作风的正派。”

张闻天当时热衷于理论学习和研究，不屑于搞帮派活动，这一点从我们在俄罗斯收集到的档案资料中也多少得到佐证。他本人在1928年填写的一份表格中写道：“对于学习极感兴趣。每种功课都能引起我的注意。最初二年内，极努力一般政治经济知识的发展。对于中国革命及俄国党内争论，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曾特别用过功。学习中最感兴趣者，即为列宁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第三年内，对于这门课，曾担任教课，曾加以特别研究，对于中国革命问题，虽想加以同样的研究，苦无时间。”在回答“学习过程中感觉到有什么困难”问题时答道：“因为我进校后即担任很多口译笔译工作，所以虽想自己努力研究，常苦于缺乏时间。没有时间，实为我在学习中最大的困难。”

从以上这两段简单回答的文字可以看出，他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迫切心情跃然纸上，“苦无时间”多学一点，何来时间去搞派别活动？由于学习认真肯下功夫，因此无论在中大还是后来的红色教授学院，张闻天学习成绩的评语也一直是好的。这里仅举出1930年6月红色教授学院张所在的研讨组对其学年成绩的两段评语：该生“提出了一个书面报告和提纲，作过一次发言。在所有这些工作中都表现出有能力和善于正确提出问题，并对俄国和外国文献十分熟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做科学研究工作是合适的。”评语还说：“他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中山大学改称此名——笔者按）中以党小组的领导者的身份做党的工作，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也做党的工作，对此有积极的反应。他积极参加党小组的工作。党性坚强。守纪律。”“鉴于其完成学业的情况，将其升为三年级，同时责成其秋天通过德语测验。”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张闻天等这一派人得到米夫以及共产国际的重用这个问题，深知当时情况的杨放之老人同编辑组同志的谈话中有过这样一段比较深刻的分析。他说：

所谓“二十八个半”，就是所谓“教条宗派”，我认为是苏联共产党、斯大林按照他们的意图制造出来的。他们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理论不行。瞿秋白最初到莫斯科时，斯大林给他们讲过话，说中国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曾表示中国党理论水平不行，萌发了领导干部要换班的思想。31年米夫在四中全会上把王明扶上台，不是他个人的事，是斯大林在后面支持的。这是苏联党致命的弱点，就是要做老子党。他们要挑选有马列主义书本知识懂俄文的人来担任中国党的领导工作。当时苏联有些工作人员，当着我面就说你们回中国是“潜在领袖”，可见这是上面的意图。张闻天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选的，因为他理论、俄文都学习的很好，有学者风度，所以米夫选中了他。但他本人不搞派性。

从“苏共、斯大林意图”上来观察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派别纷争，杨老这番话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须知当时苏联共产党是一个唯一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执政的党，而斯大林则至少是已经坐在苏共领袖位子上的领导人，而且他们手中有一个重要的旗帜，就是要维护列宁开创的苏联共产党的统一，要保卫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高利益的唯一代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他们青睐和重视的这一派中国知识青年，除了极少数确实存在品德问题之外，应该说卷进一些错误斗争的多数基本上是属于认识问题。

事实上张闻天整风中尽管按上头定好的调子上纲上线检讨莫斯科中大“教条宗派”问题，但是从个人的交往活动上却申明他与王明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同过班，平时不接近”，也“并无对他尊重之意”；而从我们搜集的材料中迄今也确实没有看到张闻天参与王明什么阴谋勾结的宗派活动，相反倒是在莫斯科中大档案的一份材料中看到他那时就认为陈绍禹（即王明）比对立派的周达文更危险的说法。

个人来往都很少，而且对其人有一定的看法，怎么能算成一个“宗派”，显然张闻天在整风中的这种检讨是带有违心成分的。那么这种违心的检查在延安整风中又是怎样搞起来的呢？经查考1945年中央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过去“左”倾错误属于组织路线方面的问题只有“宗派主义”的说法，却并没有党内存在过一个“教条宗派”的说词。然而实际上从1943年毛泽东在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中提出党内存在两大宗派，即一是“教条宗派”，二是“经验宗派”之后，即给检查错误定下了基调。从此，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批判，被批评者即按此进行检讨。偏激之词便不断升级。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也是当时领导整风“总学委”秘书的胡乔木90年代回忆当年整风时都认为当时许多人的发言都有偏激之词，他在评议当时会议情况时说：“在会上，一些同志对洛甫（即张闻天）、恩来等同志的整风检查提意见，有一些偏激之词。……第二阶段会议有党内斗争过火的偏向。……过火的批评，过高的‘上纲’，给检查者以较大的精神压力，这对于后来的党内斗争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是一个应当总结的教训。”

今日如果我们对此认真思考一下，应该说将过去莫斯科中大得到共产国际赏识和重用的一派人笼统地说成是一个“宗派”，这至少在用语上是不准确的，对此已有老同志写的专论延安整风文章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宗派”是一种组织，而且说在党内搞宗派一般指的是不合法的“小团体”、“小组织”，是一种分裂党的行为，是党章规定所不允许的。然而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章程的规定，国际对各国党是上下级的关系，而中山大学的“支部局”就是苏共的一个基层组织。因此尽管米夫、王明这些人在操纵中大派别争论中采用了一些卑劣的手段，但从今日来看，他们是贯彻上面的意图，手中完全掌握着合法的旗帜的。抛开这个前提而把所有当时得到领导重视和重用的这一派人都说成一个“教条宗派”，这就势必要迫使像张闻天这样一些主观上认为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站在国际路线上的同志不得不进行违心的检讨了。

既然被认定是“宗派”，那么其中的成员是哪些人？于是在整风“脱裤子”、“割尾巴”的号召下，检查者纷纷交待过去莫斯科中大的派别斗争情况，凡是留学过莫斯科多少接触过一些这方面情况的人也都纷纷回忆和揭发。这样，一个后来历史上流传很广，以至直到今日还被一些不负责任者进行炒作的名词，第一次成为党内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就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实所谓“二十八个半”原不过是当时中大两派一次激烈争论中，一派讥嘲另一派的一句戏语。

1929年夏中大校内举行过一次讨论学校支部局工作总结报告的党团员大会，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十天大会”。会议起初是讨论支部局的工作，后来却发展为焦点集中到支部局的路线问题上来，一派人认为路线是正确的，另一派人则认为路线就是错误的。最后会议进行表决，有人说，表决时只有28名党员拥护支部局，因而对立派就送给了拥护支部局一派人一个讥讽的称号叫“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又有人说，拥护的人中还有一个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团员，于是加了这“半个”，成了“二十八个半”。可是据当事人杨尚昆说，“二十八个半”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一是表决中支持支部局的不是28票，而是90多票，所谓“半个”更是不可能，因为团员根本就没有表决权；二是投票支持的人当中并不都是王明一派的人，例如吴老（吴玉章）本来是对支部局有很多意见的，但有人提示他首先要说支部局路线正确，然后再说缺点。吴老当即表示，要反党我就不赞成！便投了支持支部局的票；三是被认为是“二十八个半”的有些人就压根儿没有参加会议，更谈不上投票。（张闻天说他本人和王稼祥、沈泽民因为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事实上尽管这个话题整风中炒得很热门，结果却始终谁也没有能拿出一个经过查实的“二十八个半”的确定名单来。

然而就这样一句本属子虚乌有的戏语，却不但在40年代整风中成为像张闻天这样一些留学过莫斯科后来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的一条不成文的罪状，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康生提出“二十八个半没有一个好人”之后，那些被列在他们认定的名单中还活着的同志，几乎都没有能逃出一场大劫，关押的关押，整死的整死。有鉴于“二十八个半”名词原来就不合乎事实，后来又成了坏人的代名词，整人的帽子，造成了极大的混乱，1981年8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专门就此召集有关老同志座谈讨论，最后郑重建议今后党史中不再使用这个名词。

其实如果是真正要总结历史教训的话，根子恐怕还是要追到苏共。在党内如何对待不同意见问题上，斯大林领导的苏共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传统，总是动不动就把一些持不同意见和观点的同志视为异己，将他们说成有纲领、有组织的“宗派集团”以至“反党集团”，说他们是阴谋篡党或者是分裂党，组织全党批判，最后视为敌我矛盾进行处置。“教条宗派”这个词在最终查不出组织系统的情况下毛泽东有一个特别的说明：“这些宗派也可以说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这里且不说这种说明很牵强，因为这些受到共产国际或者说就是苏共重用的一派人实际并没有什么真正独立的纲领，而说到共同的思想便可以算做党内的“宗派”，就更是为后来的以思想论罪开了先例。因此如若说“二十八个半”虽与具体事实不符，但却是当时激化矛盾的结果，折射出一些人对苏共那一套压制民主方式的不满的话，那么后来我们党又反过来拿它来惩治异己，恰恰说明我们也从老师那里搬来了这一套，历史上遭受过这套传统打击的毛泽东自己，最终也没有能摆脱这套恶劣传统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样来评说，并不否定张闻天在这段历史上的错误，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他当时的错误主要应该说是认识上的错误，也就是所谓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过这里也需要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首先，他和其他一些留俄的中国同志在那时翻译了不少马列的书籍。在翻译马列著作方面有过贡献的，并被毛泽东喻为如大禹治水有功的吴亮平，就对笔者说过他同张闻天在莫斯科时就一起搞过马克思的名著《法兰西内战》这本书的翻译，果然我们编辑张闻天著作小组1996年赴俄搜集史料时，就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发现一本1929年经张闻天翻译的在苏联出版的《法兰西内战》中译本，复印带回国内后经过专家鉴定，这是迄今这本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后来又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在延安出版了经过校订的国内的中文译本，译者署名吴黎平、刘云（即张闻天）。第二，并非主观上就热衷于“教条”不想联系中国实际。他在1928年学校征求意见时，就表示了这方面的要求和意见：“想对中国问题加以详细的研究”；建议“各种教材应尽量中国化”；“多讨论中国党内的现状，及最近发生的问题”等。但是由于远在国外，加上学校脱离中国实际的教育方针，学习中不能不受到这种客观环境的限制和错误方针的影响。第三，从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他所写的文章来看，显然有不少是错误的，如按照共产国际东方部指定课题写的鼓吹白色恐怖下举行“示威和飞行集会”冒险行动的文章，还有站在共产国际“加紧反对富农”的立场上强调“忽视富农的特别危险性”的文章，以及照搬“国际”的观点宣传“反对右倾是各国党的主要任务”的一些文章等。然而要看到当时共产国际整个路线指导上就是错误的，而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又都还处在探索之中。可贵的是他后来回国经过一段实践之后，不但较早地发现错误，而且不断纠正错误，在拨正党的航向上做出了很大贡献。第四，还应该看到就在这一时期也写过一些现在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或者说主导观点是好的文章。例如有人回忆1926年春国内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正当中大学生中共产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激烈辩论时，张闻天在墙报上贴出质问国民党派驻中大代表的公开信《质问邵力子》，批评和揭露国民党右派破坏统一战线背叛国民革命的言行，在澄清当时学生中的思想混乱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如1930年5月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尚未在中共中央形成统治地位之前，张闻天看到了国内党在工作中出现的过左的迹象而写下的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文章《论两条战线的斗争》。提出“各国共产党内的斗争，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是要反对右倾与反对‘左’倾的斗争。”“忽视从‘左’的方面来的危险”与看不到右的危险“同样是很大的错误”。他在那时候就提出这样的论点是很难得的。

对于张闻天，最重要的还是通过这五年的学习和深造使他获得了理论上的提高，正如杨尚昆所说：“闻天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的学习和工作，为他打下了比较深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他在中大读书非常勤奋，曾经当时与他同过学的李敬永回忆说：“闻天同志学习非常努力，早晨起得很早，我也是一个好早起的人，可是每天我起床时，总见他已坐在教室里读书了。”事实上他不仅勤奋读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主动学习，善于钻研和思考问题。根据我们接触到的当事人的回忆和文献史料来看至少有以下两件事值得注意。

一件事是1927年暑假他利用假期在休养地带头发起组织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他当时联络了一、二两个年级中学习好、懂英语的同学参加，其中二年级的有他本人和沈泽民，一年级的有沈志远、李敬永等。并且请了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教授贝林（Белин）在课外用英语开专题讲座，组织大家深入讨论研究。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闻天过去留学美国时就养成的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兴趣至此不减。他在三年级编入教员班时虽然分的是列宁主义研讨组，但有时他也参加政治经济学研讨组的活动。人们知道，后来他回国不久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可是人们不好理解的是刚回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1930年2月17日回到上海，6月15日写成此文），为何就能写出这样一篇引用大量经济数据的、理论分析透彻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四万余字的长文？现在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的，须知他在莫斯科学习时苏联理论界就已经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占上风的一派观点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封建社会，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农村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农村。当时这个观点很流行，在中大的中国学生中也有这样的观点。而张闻天正如杨放之所说，在反托派斗争中很积极，但“他搞学问不搞派别”，“搜集了很多资料，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这样看来，他在回国后不久，能写出那样一篇批驳托派关于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错误观点的力作，就并非偶然了。

另一件事是他1929年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学习期间写了一篇长篇哲学论文《哲学战线的当前分歧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任务》。这件事人们过去从来不知，直到1996年我们张闻天文集编辑组赴俄罗斯搜集他的史料时才终于发现。这次搜集工作总共进行了一个多月，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因为那里集中收藏了过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档案史料，后来俄国同行专家又告诉我们莫斯科还有一个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但他们也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张闻天的资料，于是工作快要结束之前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一次，却意外地发现了这篇论文。全部是用俄文写的，一叠密密麻麻的俄文打印稿85页！这是张闻天花了3个月的时间写出的一篇学年论文。

国内有的哲学专家看了后认为这是一篇有理论深度的历史文献，它对于了解苏联20年代前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于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均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论文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机械论捍卫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依笔者现在来看，从此文中至少可以看出张闻天对列宁辩证法思想的研究是下了功夫的，但他并没有沉溺于纯理论的研究，明确提出“必须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当代一切紧迫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中党从放弃领导权的右倾又发展到盲动主义的“左”倾，是由于共产党人“不懂得辩证法犯了极大的错误”。这是从哲学高度上对这三年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历程经验教训深刻的理论思考。客观地运用“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这“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论文在引了列宁的这个关于辩证法的精辟论点后，认为“列宁本人在其创造性的一生中为我们提供了运用这种灵活性的种种光辉范例”，而“我们正是缺乏这种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这里我们如果再联系他在1922年就在发表的文章中反对僵化地、绝对地看待真理，提出“科学的真精神是个人的思想自由”的话，那么通过莫斯科这一段学习，就更是进一步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武装。有了早期那样的思想基础和这一段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理论武装，也就可以了解为何继这篇论文之后不久，能写出上面所说的《论两条战线的斗争》那样体现辩证法思想的文章，同时也就不难了解后来为何是他，而不是王明，也不是博古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较早地起来纠正“左”的错误，为扭转中国革命的危局做出特殊贡献的问题了。

在许多当时莫斯科留过学的老人记忆中都有一个所谓“四大教授”的流传说法，张闻天即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为沈泽民、王稼祥、郭绍唐），1996年我们赴莫调查时确实看到了一份1930年国际列宁学校聘请的教职员名单，其中张闻天列为副教授第一名，教授的课程为“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土地革命的任务”，可见名非虚传。此外，还有差不多同一时期另一份国际土地问题研究所录用张闻天的档案，其中记载：“东方和殖民地部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月薪一百九十卢布。”从这两份档案，我们可以得知当时教授、高级研究员这样的高级职称他已经获得，月薪190卢布当时也可算不薄，加上他当时已经同一位俄罗斯姑娘结了婚，生了一个男孩。有了这样的地位和生活。若按今天一些人们的眼光来看，满可以继续在苏联呆下去，何况当时他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兼做着一些工作，然而早就决心“漂泊一生”的他，还是本着革命实践的需要，不惜抛弃这一切向国际申请回国，这样经批准于1931年1月离开莫斯科回国，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2004年5月19日于北京）

2004年第8期 寿到雏声胜老声　作者：胡德平

谭启龙伯伯长我父亲两岁。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里，他们两人作为红小鬼，在湘赣苏区结成的兄弟情义，持续了五十八年并成为终身的朋友。作为后代子孙能有机会研究体味这段历史，令人愉快。同时还应抱一慎终追远，面向未来的态度，继承这份遗产，不没先人教诲。

一、一张照片

2003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谭启龙回忆录》，书中生动、翔实地记录了谭伯伯光荣、多彩的一生。他出生在江西永新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母双亡后，无力上学，自小便给别人做了放牛娃。

湘赣边界是土地革命的策源地，秋收起义使这里的人民最早投入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洪流。井冈山就在永新县的近旁。谭伯伯早我父亲一年，于192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们两人相识于1931年的湘赣苏区。

苏区的群众不但青年、壮年大批参加红军，就是8岁到16岁儿童也组织了儿童团和少先队，一齐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保卫地方政权。

湘赣苏区在永新县沙罗洲曾举行过三次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大检阅，第一次是1931年5月，第二次是1932年5月，第三次是1932年5月下旬。三次检阅中，最为盛大的是第二次。据回忆录记载：“1932年5月，少共湘赣省委举行了全省少先队、儿童团总检阅。检阅的规模很大，有20多个县的少先队和儿童团派代表参加，共计近万人。在永新县城沙罗洲广场扎了三个大检阅台，王首道等省委领导和冯文彬参加了检阅。检阅的内容有：军事表演操练，项目是列队、刺杀等，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各自统一服装，背着大刀，扛着梭标，威风凛凛地通过检阅台，然后进行集体操表演；政治业务测验，分别考试少先队、儿童团组织的基本知识；文艺表演，各代表队演出了许多精彩的文艺节目，进行歌舞比赛。最后进行评选，给优胜者发了奖。”

永新县虽是湘赣苏区的首府，但毕竟是中国广大农村的一座偏远小县。这里的群众祖祖辈辈还未见过这种万人大检阅的场面，况且还都是娃娃们组织起来的盛大活动，其震撼影响可想而知。不期而然地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竟然得以保存。这张照片真实地拍摄到那次大检阅的一瞬：木架搭起的检阅台上站满了人，检阅台两侧竖起的木杆上横挂着大检阅的会标!整个检阅台上扎满了花朵，广场上是排序整齐，列队而进的少先队、儿童团的队伍。这不是和平时期的欢庆游行，检阅之前、之后都有残酷的战斗发生。第二次永新大检阅刚刚结束，就有500多名少先队员集体报名参加了红军。这张照片我在军事博物馆等地见过不止一次，我父亲也提起过这帧照片，并问我在照片中找到他没有？我说没认出来。他不以为忤，继续高兴地说：“那上面有我!”当时他是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现在想起来，这张照片如果有我父亲，也可能会有谭伯伯，因为当时他是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部委员会主任、省少先队总队长。两人又同是少共省委的执行委员。他所负的责任理应还要比我父亲更重一些才对。这些细节、人物和故事，还需对此照片认真考证一番。同时我还想知道，在这帧照片中，还有谁的名字能被回忆起来，更多的人虽然在照片上留下了自己天真稚气的面容，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恐怕再也无人知晓了。他们不少人将作为无名烈士永铸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告示后人，苏区8岁至16岁的少年儿童们为祖国为人民作出的历史贡献。

二、泪为谁流

革命回忆录中，很少描写革命者的泪水。谭伯伯《回忆录》中有一段对感情宣泄、抽泣流泪的生动描写：1928年秋，15岁的谭启龙给山里的亲友送饭，经常看到亲友们在山间密林的窝棚里悄声密语。有一次，他出于好奇在棚外偷听，忽然听到里边的人讲：“党指示我们……”，“对，暴动!先消灭挨户团!”“打倒土豪劣绅!”“给穷人报仇!!”这些话字字句句打动了他的心。他的母亲就是被挨户团拳打脚踢，口吐鲜血含恨而死的!此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情不自禁地呜咽抽泣哭出声来。泪水为谁而流？为失去的母亲，为自己的身世，为穷人不再受穷。自那时起，他就认定了共产党，跟着亲友们参加了红军，迅速成长起来。抗日战争期间成为我党十九块根据地之一的最高负责人。建国后又曾任四个省的第一书记，成为独当一面，运筹全局的高级干部。

我看过谭伯伯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真诚的友谊》，至今还有印象。文章说到在湘鄂赣苏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最后时刻，谭伯伯负伤，和卫生员、警卫员、挑夫老柯四人潜伏在幕阜山中。因谭伯伯伤势恶化，警卫员冒险下山买药，得知国共合作的消息后，非常兴奋，特地买了一只鸡、一袋米，又雇了一副担架。当他在约定地点高喊首长和战友的名字无人应答，一时找不到谭伯伯时，竟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大哭起来!那时谭伯伯24岁，小警卫员也只有十六岁，还是上中学的年龄，他们在革命战争中结成的同志友谊竟是如此深厚，让我们后人看来，难以理解，更难以忘怀。当时少先队员、儿童团员们的稚气和成熟，天真和现实，情感和理想统一在一起，反差极大，但巨大的反差又那么真实感人，动人肺腑。

父亲的痛哭失态，我只见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还关在团中央大楼中。当我告诉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时，虽然有些惊讶，但仍很镇静。一路上，我骑车，他坐三轮，其表情也还平静。到了医院的太平间，母亲已在此等候多时，我站在他们身旁，正准备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后告别时，他张了张嘴，突然用家乡话喊了声：“娘老子，儿子送你来了!”一句未了，“哇”的一声竟然痛哭起来，顿时泪如雨下，鞠躬之时，全身微颤。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一时不知所措，一边抬头看看祖母清癯遗容，一边从旁瞅瞅父亲那神态，泪水也涌出眼眶。走出医院，他轻轻地念了一句唐诗：“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回到家中，他复又平静下来，告诉外祖母、母亲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时，当过乡苏维埃的妇女委员……

谭伯伯的回忆录中，说到1932年底，省委政治保卫局把他和父亲列入“AB团”反革命分子名单，在生死危亡之际，冯文彬同志敢作敢当把他们两人带到中央苏区，脱离了险境。谭伯伯以后没有再受审查，我父亲仍然在被审查之中，这使他很苦恼。一次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到我父亲所在单位指导工作。一天晚上我父亲鼓足勇气，敲开他的房门，向顾作霖同志诉说了他的家庭、经历，如何参加共青团，如何离家来到莲花县苏区。激动之处，竟已是边诉边哭起来。顾作霖听了大半个晚上，也是动容非常。他也不相信一个14岁的儿童出来参加革命，有什么根据去当特务加入反共的AB团，他看出了父亲的巨大痛苦和委屈，断然作了不再继续审查他的决定，分配了他的工作。

《谭启龙回忆录》对这段历史有如下评论：“现在看，历史的事实已经证明，肃清‘AB团’的斗争是完全错误的，许多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被错杀，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和极其痛心的损失。在当时极左错误盛行的高压之下，冯文彬能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三、以诗相别

谭启龙伯伯作为红军中的后起之秀、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参加过党的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次党的代表大会，实不多见。为何他未参加党的九大，反而被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呢？

据我所知，九大之前，经毛泽东主席的提议，解放了张宗逊、范文澜和我父亲少数几个八届中央委员，他们还参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当然了，会上的日子很不好过，他们蒙准参会，当然要做许多自我批评，光自我批评还不够，还要自我无限上纲，最后还要批刘批邓!我父亲毫无例外地也要这么做，但他觉得很不是滋味，与喧闹的会议很不合拍。他对文革彻底的反思、认识和批判是在林彪事件以后。这时他还是想跟上文革的发展形势，总认为文革中的错误会由上边自己改正过来。最后他总是失望，但又不断存以希望。九大中央候补委员的预选名单有他。他当然也盼望着早日出来工作，但又感到自己实在跟不上形势。他深知对广大干部来说，早日解放，出来工作的机会是多么可贵。思考再三，他决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作了一番表白，表示自己的错误严重，思想认识一时还上不去，建议自己不要再作为候补中委的人选，提出可否另换一人。这人的经历应和自己相似，但对错误的认识要比自己好。并提出谭启龙同志的名字。很快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以后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谭伯伯被选入候补中委。这里要说明的是，谭伯伯对文革的认识，他也不了解，但他对谭伯伯有个基本的认识，谭伯伯绝不是什么走资派，他希望像谭伯伯这样的老同志能多出来几个，再为人民做些工作，毕竟他当时只有55岁。

谭启龙伯伯确实也是一个饱经考验，具有高风亮节的老前辈。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先后主政青海、四川省委的工作，支持真理标准的讨论。1982年，在他68岁时，谭伯伯率先向中共中央提出从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1985年又主动卸去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为此邓小平同志手书“人间重晚晴”条幅相赠谭伯伯。

1988年9月，我父亲和母亲在山东休养，访谭伯伯未遇，他怅然若失，曾写诗一首相赠，此后两人再未见面。父亲去世后，此诗寄去谭家。现全文录入，以兹纪念：

回京路过济南，拟访老战友谭启龙同志，始悉因病去沪治疗，怅然若失，书此相寄。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冤蒙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胡耀邦

九月十七日书于济南，九月廿六日书于北京。

最后一句套用的是唐人诗句，叶帅也曾将此句改用入诗。都是寄希望新生力量，支持后起之秀的意思吧。

谭启龙伯伯是一位高寿的跨世纪老人，他高高兴兴地参加完党的十六大，于2003年1月22日去世。他人生的句号划得十分完美。

2004年第8期 送别老宋　作者：王景山

直到最近我收到《炎黄春秋》第六期，突然发现特邀编委名单中“宋文茂”三个字加了黑框，才知道老宋已经去世了。

他是何时去世的呢？我完全不清楚。此前我没有收到过讣告，当然也不知道是否举行过追悼会或遗体告别仪式。他病中我们曾多次通过电话，他在家里，或在医院里。今年春节前后，我和老伴几次要去医院看他，他总说不必，还在定期化疗，情况正常。他大概是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们，我们便也以“情况正常就好”来安慰他。明知总要化疗不是好现象，但在我长期形成的印象中，老宋是条意志坚强、精神昂扬、精力充沛的汉子，心想他应该会好起来的吧。可是他终于走了，我们也终于未能见他最后一面。现在只好以这篇拙文来送别老宋了。

在日常见面或在电话里交谈时，我总喊他老宋，他则喊我老大哥，因为我比他痴长几岁。不过这是他到《炎黄春秋》以后的事，以前，我们互称同志。1979年，我被错误地开除党籍21年之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得到改正，回到党内。宋文茂同志在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来到师院，先后担任了党委宣传部长和纪委书记。顺便说一句，他原先的老伴陈荫芝同志“文革”前是我们中文系的总支书记。

其实老宋对我倒好像他是老大哥，时时开导我，督促我，鼓励我。1984年他正任师院党委宣传部长，为了向学生进行热爱师范专业的教育，要我写了一篇《我的老师》，发表在校刊上。过了几年，他已当了纪委书记了吧，又建议并张罗让学校为我出一本小册子，把我陆续写的十几篇有关学生学习问题的短文一齐收进去。一本题为《向同学说》的小册子，终于在1990年校庆前夕，由师院教务处印出来了，薄薄的，但印的很精美，紫红色有暗纹的封面，是请美术系教授戴克鉴先生设计的，另又请书法教授欧阳中石先生题写书名。这些难能可贵而又麻烦的事都是老宋一手操办的。

我和老宋进一步成为知己，真正成为可以无话不谈的同志，是在他加盟《炎黄春秋》并担任了副社长以后的事。应该说也正是从此时起开始了他的辉煌的晚年。后来他升任常务副社长，说明了《炎黄春秋》和杜导正同志对他的倚重。

在我印象中，他对《炎黄春秋》杂志的确是视同亲人，不辞辛劳，爱护备至的。从创刊号起，每一期我都得到一册赠刊。我是一见钟情，也特别喜欢这个杂志。不管是他亲手交给我的，还是后来邮寄给我的，我们都会当面或通过电话议论一番，双方都非常积极主动。我和他已经是老熟人了，对现实许多问题的看法又大都相同，说话也就互无顾忌，有所争论，也很容易取得共识。议论什么呢？主要是我对《炎黄春秋》办刊宗旨、原则、意图及其风格特色的理解和建议；对刊出文章的评论，哪些我认为好，我喜欢，哪些我不大喜欢，哪一类文章最应多有，哪一类则可登可不登；指出所刊文章中的瑕疵，包括错别字、用词不当、史实有误和我自以为的某些论点看法值得商榷，等等。

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面前总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因此再三嘱咐老宋我的意见只是说给他个人听的，和他个人探讨的，不足为外人道。也许老宋还是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导正同志了，我终于在老宋的鼓励下写了《我喜欢炎黄春秋》一文，并被拿去发表在1994年第八期上。我在文中主要是强调了“治史”需要“史胆”和“史识”。我说“所谓史胆，就是敢于发掘历史真相，敢于直面历史事实，敢于秉笔直书，敢讲真话，不做瞒和骗的蠢事；所谓史识，就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既十分注意主流和九个指头，也不忽视支流和一个指头，在左转右弯的迷雾中寻找历史人物的来龙去脉，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从而求得真实，求得真理。”也许又是转达导正同志的意见吧，老宋要我再写一篇《既有史胆，又有史识》，后来他们拿去在《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

这年初冬有一天老宋忽然很是郑重地提出，要我写一篇阐明《炎黄春秋》办刊原则的文章，计划发在来年第一期上。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我怎么能写呢？老宋不高兴了，脸也涨红了，连说你看，你看，你看，怎么还是“你们”“你们”呢？你就是“咱们”！咱们商量商量，看怎么写，最后你执笔。

翻阅一下刊物，1991年7月1日创刊号无发刊词，只从所发表的文章可以大致看出它办刊的宗旨和取舍标准。次年第一期首页刊有编辑部的《新春寄语》，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为何办刊问题和刊物内容做了说明，未及其他。1993年第一期在杂志末一页刊出了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新年新话》，申明办刊宗旨方针不变，强调“坚持忠于历史，面对现实，敢讲真话，不拘一格”。1994年第四期《编者寄语》里提出了《炎黄春秋》力图把握的“一种精神”即“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求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力求发表的每一篇文字都情之殷殷、言之凿凿，道人生之真谛，还历史以原貌。”

参照以上各文，又经导正同志和老宋提示，最后由我执笔写成了一篇题为《尊重史实是本刊办刊的原则》的文章，署名“本刊编辑部”，作为“开篇”刊于1995年第一期。我现在想，导正同志的理想和追求应该说是这篇重要文章的灵魂，老宋协助支起了框架，而我只不过是根据我读《炎黄春秋》的感受，结合我对治史和办刊的一些看法，用自己的语言，补充了一些事例，并借此发了一些议论而已。哲人已逝，我这也算是还历史以原貌吧！

此后我的确有些自居为《炎黄春秋》的自家人了。回想老宋在《炎黄春秋》的十几年间，他不断督促、鼓励和支持我的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反馈我对杂志的意见和建议，这一点我觉得义不容辞，是努力以赴的。二是争取多参加一些杂志社的活动，如座谈会之类。这一点我是勉力而为。仅有的两三次发言，都是导正同志和老宋再三示意的结果。三是给杂志挑毛病，这一点我倒真是大力去做的，包括核对校正一些可能有误的人名地名年代史实，改正一些可能误写误排的错别字词。我曾向老宋一再提出，我希望做一个义务的编外校对。他又不高兴了，你开什么玩笑！其实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总认为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看法，见仁见智，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所根据和引用的史实绝对不能有误，字词错讹也是严肃的刊物不应容忍的。有错必纠嘛。

忘记是哪一年了，老宋告诉我要让我当特邀编委，也许是他向导正同志推荐的吧。我立即表示我当不了。老宋着急了，说，你看，你看，又见外了，你一直为《炎黄春秋》做的，已经是编委的事了。我还是坚决拒绝。可是不久后我的名字出现在“特邀编委”名单里了。老宋认定的事，他一定要做到，真拿他没办法。不过在我这方面倒也没有什么变化，仍是热心于史实字词的纠误。估计杂志社也许还存档了不少我写给老宋并转编辑部的纠误指谬信吧，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

老宋还经常要我为《炎黄春秋》写稿，这一点上我可是辜负了他的好心诚意了。翻翻旧刊，除了若干纠误短简和发言摘录，能勉强称为文章的平均年不到一篇，而我自己觉得尚可一阅的，不过《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和署名汪京的《带到二十一世纪的应是些什么？》、《“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等三五篇而已。其中《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曾受到舒展同志的赞赏；在《〈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一文里，我引用韩愈的《师说》，指出《炎黄春秋》传的是“实事求是”之道，授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业，解的是恢复历史原貌之惑。这是得到老宋的肯定的。《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应是他最后读到的我的一篇拙文，其后即使再有，他也不会读到了，我也不可能再听到他的指正和鼓励了。

听说他在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情绪平稳，精神坚强，自信可以度过此劫。以他的理想、志向和抱负，他肯定会想到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还有不少计划有待实现。然而天不假年，终于不可能了。这应是他难以忍受之重。其中最使他牵挂的，我估计应是《炎黄春秋》。他终于和《炎黄春秋》永别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哀哉！

2004年第8期 彭老总巧语留人才　作者：朱太刚

1950年，淮海战役刚结束，为组建炮兵队伍，组织上把我从前线部队调到沈阳高级炮校进修，学习炮兵课程。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正当我们第一期毕业的学员等待分配的时候，学校作出决定，凡成绩优异者一律留校任教员。由于建国之初，我军炮兵人才极度匮乏，留下优秀学员任教员是为日后给我军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炮兵人才。这一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

但学校的这一决定却在学员中间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

原来，炮校的学员都是从各部队抽调来的优秀指战员，而且大都在部队任有较高的职务，此次毕业后，如重返部队，职务和待遇都将得到提升，而如果留校任教，则所有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毫无疑问，从个人的前途出发，留校和回部队真可说是天壤之别。成绩优秀的学员则更加不平衡：为什么学习好的反而不如学习差的人了？

一时间，炮校大院里沸沸扬扬，很多人想不通，纷纷找到校领导，情绪激动地要求回部队。学校也感到工作十分棘手，不知如何做学员的思想工作。

这时，彭德怀同志风尘仆仆地从朝鲜战场上来到沈阳高级炮校，并很快了解了这一情况。彭老总非常重视，这是关系到我军发展建设的大事。

彭老总召集我们几个成绩优秀的学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穿一身整洁的旧军衣，军帽端正地戴在头上，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整整，面容上还看得出朝鲜战场的硝烟，神态严峻。一间不大的会议室里一时显得很平静，大家围着彭德怀同志坐下来，每个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心想要挨一顿好批了。

彭老总神色和缓地环视了一下大家，闭口不提留校任教的事，更没有批评大家的意思。彭老总说：小时候，在我家乡的山上有成群的野羊。那些野羊啊到处跑着吃草，在春天和夏天的时候，遍地都长着茂盛的野草，可是羊总是吃不饱，长得很瘦。原因是草多。它们东吃一口，西啃一口，总以为前面还有更多更好的草，结果跑来跑去的反而饿瘦了。到了冬天，草都干枯了，难得觅到一块能吃的草，羊就低着头认真地吃草，直到吃饱才离去。所以到了冬天，羊儿反而长肥了。

一段话讲完后，彭老总停顿了一下，话头一转，谈起留校任教的事：建设我军炮兵，发展我军炮兵，任重道远，是一项无比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你们干工作不能这山望着那山高，你们都是解放军指战员，是革命军人，干工作要把个人利益抛开，不要讲求个人名利，要立足于本职工作，以革命需要为重。讲到这里，彭老总停下话头，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们，指指我说：“这个同志，你来说一下，你愿不愿意留校呀？”我站起来激动而坚定地回答：“我愿意留校！”在场的学员都纷纷站起来一致表示愿意留校任教，什么待遇，个人的升迁，早就被大家抛到脑后了，没有一个人提起，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了为建设我军炮兵而奉献终生的豪情。后来，我们这一批学员分赴祖国各地，成为炮兵建设的中坚力量。

时至今日，虽然时光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了，可那一天的情景犹如在眼前。彭老总的那一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决定了我的一生的奋斗方向。从那一天起，我走上了炮兵教学的岗位，一干就是30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离休，我从没有离开过炮兵教学岗位。虽然现在我已是耄耋之年，但仍无怨无悔。30多年来，我先后在沈阳炮校、郑州炮校、南京炮校工作。虽然在文革期间，军事院校也受到了“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我遭受了打击迫害，但为了彭老总的期待，为了党和人民的重托，我为我一生的付出感到欣慰和自豪。

2004年第8期 一份内参推翻“两个估计”　作者：余焕椿

（一）

“两个估计”说的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几百万知识分子，就这样被推向灾难深渊，稍有不满者竟遭毒打和迫害，有的甚至丧失了生命。

这“两个估计”是怎么出笼的呢？1971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从4月15日开到7月31日，历时3个多月。会上，“四人帮”及其帮派人物抛出事先搜集好的所谓“材料”，把教育战线“文革”前17年说得一团漆黑，使会议始终形成一种大批判的紧张气氛：只许说17年坏话，不许说17年半句好话。会议最后产生一份《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用以指导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这份《纪要》是由迟群挂帅起草，姚文元、张春桥修改定稿发到全国的。

粉碎“四人帮”后，早对“两个估计”强烈不满的教育战线，纷纷起来要求教育部带头揭批“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1977年在太原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大家希望揭开《纪要》内幕，推翻“两个估计”。会议主持者以《纪要》是毛泽东画了圈的，当中还引了毛泽东的一些话，阻挠揭批。这就引起与会代表的愤怒和不满，纷纷以各种方式向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记者反映情况，提出意见，表示对教育部领导的不满。

参加会议的穆扬、王惠平均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他们历来把尊重事实、说出真相看得高于一切，从不为“官禄德”、“名权利”所动，曲学阿世，写那些乱世惑众的东西。他们听取各方反映的意见，还特地在休息时间邀请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调查、核实《纪要》和“两个估计”产生的详情。这样一来，会议主持者对记者大为不满，认为记者在“煽风点火”，“干扰会议大方向”，扬言要把记者“撵出会场”。

穆扬、王惠平没有屈服。尽管会议毫无建树，难作公开报道，但记者获得的材料已经得出一个结论：由“四人帮”炮制的《纪要》，尤其是其中的“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的一个“毒瘤”，教育革命要开创新局面，高校招生工作要搞好，非切除这个“毒瘤”不可。于是，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刊登在1977年9月15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628期上，题为《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

这个时候，正值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并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科技教育座谈会，对大家最关心的17年怎么估计问题讲了话，明确指出教育战线17年“主导方面是红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吹了一股推翻“两个估计”清新的风。

9月19日上午，邓小平在接见教育部主要负责人时又说：“我在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但当他看过“内参”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邓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他还说，“《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63、64页）邓小平支持舆论，《纪要》和“两个估计”就此一举被推翻，强加在教育战线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也同时被彻底打碎了。

“教育部大批判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以下简称《论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同一天，《人民日报》二版头条还刊登了“本报记者”文章《“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与《论战》相配合，成了当天轰动全国、振奋人心的大事。不仅教育战线，其他各条战线从中也看到了希望，“黑线专政”论的破产终将使他们获得解放。

事后，有人说《人民日报》“一篇内参推翻了两个估计”，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其实不是一篇，而是三篇。写《全教会〈纪要〉是怎样产生的？》前5天，王惠平、穆扬已经写了第一份内参，题为《招生会议代表对教育部长提出尖锐批评意见》，说他不敢站出来引导大家打碎“四人帮”强加在他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为推翻“两个估计”先造了一点舆论。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校科研工作会议上，90多位全国著名的高校校长、党委书记，联名给中央写信，提出现任部长很不得力，不宜继续担任教育部长，要求及早进行调整。为此，王惠平和另一位记者黄植写了第三份内参《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上的呼声》，提出“恢复高教部”，“派一位热心教育事业、有经验、有威望的同志担任教育部长”，建议对现任部长“及早进行调整”。不久，中央决定，教育部长易人。

（二）

《论战》是一篇激动人心又令人深感遗憾的檄文。在“两个凡是”阴霾笼罩下，文化大革命前17年“黑线专政论”还不能碰的时候，《论战》的发表，无异是一声惊雷，对思想解放，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以及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起了巨大作用。不仅如此，对后来文艺黑线、新闻黑线、出版黑线、政法黑线、公交黑线……一一平反，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意义无庸置疑。

但是，《论战》一文虽然推翻了“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极力说明“两个估计”责任在“四人帮”，不在毛泽东同志，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四人帮”粉碎才一年，“两个凡是”还大行其道，出于策略考虑，当时那样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26年过去了，多少事经过拨乱反正，是非已有定论，现在再来谈论“两个估计”，难道不应该与时俱进，把过去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说出来，正本清源，还历史本来面貌？

2003年《炎黄春秋》第5期发表了原“教育部大批判组”吉伟青先生新作《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以下简称《前后》），不免令人失望。文章观点依旧，观念和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原来大批判水平，没有从《论战》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前后》一文重点虽不再重申《论战》原来观点，而在回述当年写作《论战》的内情：一是定四条写作原则；二是说明那两段“极端重要的震憾人心的话”是乔木同志在审稿时加的，“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这后一点恰恰在重申和加强原先《论战》的观点。

老实说，《前后》并未贯彻那些写作原则。如果按“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和“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事实为根据”去写，文章肯定要比现在有说服力。那两段“震撼人心的话”是《论战》的核心部分，现在又披露内情，无非是要增强话的分量和权威性，让人相信“两个估计”真的与毛泽东同志无关。殊不知这是玩忽历史，既不利于对毛泽东同志晚年极左思想作深刻的反思，也不利于对当代中国历史作准确真实的评价。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三）

胡乔木加的这两段话的原文是：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

文章一会儿说“指示精神”，一会儿说“指示”，语气极不肯定。原因是在中办和中央档案馆中都找不到原文。这种根据迟群、谢静宜等人笔记本上三言两语记录整理出来的文字，既不准确，也不可靠，却被用作《论战》的重要论据，难怪即便是胡乔木这样的权威也难以理直气壮了。

我相信毛主席同迟、谢等人有过这次谈话，但决不是作重要指示，而更像是一次私下交谈，打招呼，劝他们要掌握好尺度，不要走得太快太急，仅此而已。用它说明毛泽东是反对“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的，恐怕与史实不符。

事实上，建国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一系列讲话，与“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尤其在“文革”期间。

5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愈来愈重要，党同知识分子之间某些不和谐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还批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以及使用和待遇上的不合理，提出给他们应得的信任和支持。这次会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激发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但是，毛泽东在1957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推翻了周恩来的正确意见。

1957年夏，毛泽东把鼓励发展科学和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广到政治领域，实行“大鸣大放”，“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但是，等到各种意见出来了，既批评共产党，也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情不妙，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于5月15日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拥护人民民主专政，拥护人民政府，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都是假的”。整风运动变成反右派斗争，“双百方针”受到严重干扰，55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

此后政治运动不断，知识分子被整得抬不起头，只能“夹着尾巴做人”。党和知识分子关系又趋紧张。为缓和矛盾，1962年3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赴广州，出席在那里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又称广州会议），周恩来再次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强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质上恢复了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

陈毅还在会上宣布，“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为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他甚至说，8年、10年、12年，如果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

广州会议再次燃起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使他们看到新的希望。但好景不长，1963年底，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了两次严厉批示，使他们希望破灭。一次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一次在一份内部刊物上批，“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两次批示，不仅夸大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而且为文艺界进行“左“的批判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文艺界从上到下，据此开展整风，进行检查。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夏衍、徐光霄、徐平羽、陈荒煤，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全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全国剧协主席田汉等，许多文艺界代表人物，都遭到错误批判。这种批判很快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各领域，杨献珍、孙冶方、翦伯赞、吴晗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无一幸免。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情况愈来愈严重。毛泽东批准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全国掀起政治大批判运动，把大量不同意姚文元观点的意见统统列入“右派言论”，借此对知识分子进行打击。后来发展到批判北京市委，批判中宣部，批判正确指导开展学术活动的《二月提纲》（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燃起“文化大革命”的大火。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无端地捏造出一条所谓的“文艺黑线”，说“新中国建立以来，基本上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从此，“黑线专政论”肆虐全国，知识界受害惨重。这个《纪要》正是毛泽东修改并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要求“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学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将“左“的思想推到了顶点。

整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视知识如粪土，将英才俊彦当牛鬼蛇神，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排在各类坏分子之后……在那备受煎熬的日子里，有多少知名和不知名的知识分子，以自己血肉之躯去维护革命的尊严，抗击邪恶势力对人的摧残。每当想起这些，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无不痛心疾首。面对这一切，我们还能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泽东无关吗？《论战》承认“文革”17年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却又说这与毛泽东无关，是说不过去的。

2004年第8期 西路军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　作者：马长虹

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是在胡乔木、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领导下，经过10年砥砺写成的一部有很大影响、具有权威性的著作。但是这样一部权威性的著作当年却因为西路军问题而在出版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小小的波折。

关于西路军，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基础之上编修而成、并于2002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是这样描述的：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一环。1936年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做好渡过黄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10月25日渡过黄河；随后，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和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打通增援宁夏的道路，隔断了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11月1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令西渡黄河的2.18万红军（占当时全国红军总数的五分之二）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李先念当时是红三十军政委。

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追“兜剿”。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中央命令，不怕牺牲，浴血奋战。但由于无根据地作依托，又无兵员、物资的补充，孤军作战，虽然毙伤俘敌约2.5万余人，但在敌众我寡的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最终失败。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和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干部、战士壮烈牺牲。1937年3月14日，在国民党军队围困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报告，其余的部队分成三个支队，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三个游击支队中只有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历尽艰险，经过33天的艰苦卓绝的跋涉越过祁连山，于1937年4月底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这时部队还有400余人，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返回延安。

就在西路军血战河西走廊之际，延安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准备着手清算时任中革军委主席团成员、红军总政委、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深入揭发和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张国焘终于在1938年4月逃出陕甘宁边区。当了国民党特务。4月18日，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这一观点最终体现在1951年10月北京第一版《毛泽东选集》中收录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及其注释中。这篇文章成文于1936年12月，文中写道：

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在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

一九三六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陈云委托李先念组织人员查阅西路军历史档案。根据大量历史事实，李先念写出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报告中央。说明中这样写道：“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因此，西路军的问题同张国焘1935年9月擅自命令四方面军南下的问题性质不同。西路军根据中央指示在河西走廊创建根据地和打通苏联，不能说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对于李先念的说明，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分别作了批示，中共中央也作出了相应的决定。

根据中央精神，此后关于西路军的表述和评论有了崭新的面貌。其中包括对《毛泽东选集》注解的修改。1991年6月，经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上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针对西路军的注释作了重大修改。注释这样写道：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由于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并经过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与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于同年十月到达甘肃会宁。十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恰逢此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了，书中对西路军只写明是“奉命”西渡黄河，但没有写明是“奉谁之命”——是奉张国焘之命，还是奉中革军委之命？《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还未发行之际，这一问题便引起了重大争议。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在读过书中有关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后，以吃惊而愤怒的心情，给中央有关负责同志写下了这样一封信：

尚昆、一波、乔木、胡绳、力群同志：

建国以后第一部由中央党史部门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要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

但是有一点我闹不明白，为什么书中对西路军西渡黄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这个已经十分明确了的问题，都不肯明确说出来呢？

一九八二年，我受小平、陈云同志的委托，花了近一年时间，组织人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一九八三年初，我写了《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大量史实证明：西路军执行的任务是中央决定的。西路军自始至终都在中央军委领导之下，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中央军委指示或经中央军委同意的。对此，小平、陈云同志都作了批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已圈阅。以后，经中央批准的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有关条目、四方面军战史、特别是徐向前同志逝世后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的讣告，以及徐帅的生平，都明确指出西路军过河和转战河西走廊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我满以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今年初我特意要来此书稿中关于西路军的一部分文字，胡绳同志告诉我还没有最后定稿，我又满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定会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一定会注意到中央同意了的党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万万没有想到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

“奉命”、“奉命”，究竟奉谁的命令！？几十年来一直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命令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直到今年一月，《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现在中央正式出版的党史版本，竟用如此含糊不清的春秋笔法，对得起壮烈牺牲的一万多名西路军将士吗！？

我的《关于西路军几个问题的说明》当时陈云同志即批示存中央党史研究室一份，上面提到的几个中央同意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稿，不是见诸报端，即是公开发行的书刊，难道中央党史研究室竟如此孤陋寡闻，甚或是有意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我坚决要求：最少应该加上“奉中革军委命令”几个字。

另外，书稿中把三十军已经过河后中央指示重点阻击南路敌人的来电放到前面说，而把三十军过河放到张国焘对中央怀有二心的后面说，我实在闹不明白是为什么！

李先念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

来自国家主席的愤怒使《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有关内容得到了修改。人民出版社把此时已经装订完毕等待发行的7万本成书中的相关书页全部撕去，再粘上修改后的书页。《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此后累积印数达30万册，书中有关李先念信中提及的“奉命”问题和“三十军过河”问题已经得到了改正（如下所引，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不清楚的表述说清了，被颠倒的次序纠正了，关于西路军的叙述，终于回到了本应属于它的轨道上：

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时候，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10月11日，它们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并作好渡河等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于24日夜渡过黄河；随后，第九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五军也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10月20日开始，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十几个师由南向北大举进攻，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境地区。针对这种情况，10月25日中革军委提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在具体部署中，规定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先行渡河。其余的集中阻止南线来犯的敌军。这时，张国焘仍对党中央的领导怀有贰心，对重点击破南线敌人没有信心，虽然表示同意中央的部署，但又不断提出异议。

李先念所痛斥的“《新华文摘》上还刊登有类似说法的文章”指的是1991年第一期《新华文摘》转载的《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文中对“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等等新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加以否定，通过对当时一些电报稿断章取义地分析，无视徐向前元帅1984年7月即出版了的自传《历史的回顾》大量有关西路军的回忆，轻率地得出了“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战略部署”、“张国焘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决定出自于西路军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等等一系列学术结论。

在此只举一例即可窥探该文断章取义的程度。该文中提到了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黑体为本文作者所加）：

（前略）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号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后略）

通过以上引文可以看到四方面军的任务有两项：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阻挡南面敌人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进攻宁夏。据此，第三十军奉命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鉴于四方面军现有造船力量及材料不足，毛泽东通知彭德怀，令一方面军火速收集造船材料，寻找技工，送往三十军。10月24日夜，三十军按照中央电令在河包口（虎豹口）渡河成功。26日，中央电令九军渡河。29日，中央军委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后因彭德怀建议留该军在河东作战，30日军委改变原令，命已开到河边的三十一军折向麻春堡开进。这时，负责监视靖远守敌及看守渡口的五军，由于南线敌人突进靖远，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的命令，全部撤到河西三角城地区看守船只，休整待命。战争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形势瞬息万变，不可能完全按照预想方案行事。五军被迫西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从军事上说，时任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朱德、张国焘依据当时的敌情变化，果断处置，令五军过河，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知，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完全是按照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的部署和军委、红军总部的命令行动的。

但是，《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在引用这段文字时，却作了断章取义的处理。该文只引用了上述《十月份作战纲领》引文中的黑体字部分，并据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试问不渡河那“加速努力造船”做什么？试问没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意图那发动宁夏战役做什么？当时接通苏联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占领宁夏，通过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的外蒙与苏联靠近；一条是通过新疆与苏联靠近。该文对这样的基本史实都加以否定，难怪李先念要对其大加斥责。

政治是多变的，历史是人写的。也许卷入政治斗争漩涡的人们有着今人无法理解的无奈，但是作为今天的史学研究者，秉笔直书应是自己的义务，为后人留下民族真实的记忆更是自己的责任。把能写的和该写的按它本来的面目写出来，应当是对史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

2004年第8期 蒋斌将军蒙难记　作者：王书君

蒋斌，字及时，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福建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蒋斌将军是在上世纪初叶，在中国改朝换代、由封建帝制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型之际，毅然选择了追随孙中山，从而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的爱国志士。

1923年，一直赞同、支持孙中山革命主张的蒋斌，由海军转入陆军，到保定军官学校，入步科六期七连，就读交通和通讯专业。保定军校毕业后，蒋斌便北上到了东北，以期在奉系集团里得到发展，为国出力。在奉军中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深受张学良的器重。1932年8月，张学良出任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时，蒋斌任北平军分会交通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电报局局长兼军犬信鸽训练所所长等要职，协助张学良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变”后遇难真相

1934年10月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任命蒋斌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专负西北方面的有线无线通讯，并兼任西安市电信局局长和无线电台总台长，蒋斌由此晋升为中将。

当年的交通处，类似今日之后勤部，部门重要，责任重大，其中，不仅掌管军队的电讯，且地方电讯以及交通运输也在其统管之下，因而，此职位非张学良所信得过的人莫属。

当时，张学良虽身为“剿匪司令”想的却是“抗日还乡”，他秘密与共产党联系，进而在肤施（即延安）与周恩来“坐谈竟夜”。随后，他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斌在张学良的器重和信任下，全程参与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在事变的前夜，张学良亲率十一员亲信高级将领前往新城大楼与杨虎城汇合，坐镇指挥，蒋斌即是张将军亲自指定的参加者之一。

追随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走联共抗日救国的道路，是蒋斌一生中第三次大转折。

事变后，蒋斌在“三位一体”组成的西北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中出任交通委员会主任，张学良把主控电讯及交通运输方面的重任交给了他，蒋斌临危受命，豪气凛然，呕心沥血，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据东北耆老高崇民之子、当时在东北军中工作、后曾任中共炮兵副司令员的高存信书面回忆说：“去新城的高级将领人数不多，都是张的亲信。开始，让蒋斌发的第一封电报，是给洛阳炮六旅旅长黄永安，黄于十二日凌晨即收到电报。”

《张学良年谱》一书记载十四天的西安事变各方的来往电讯电文，竟达一百余页，可见蒋斌担纲的电讯电台任务之繁忙。

据事变参与者之一、时任张学良机要秘书、后出任中共铁道兵副司令员、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书面回忆说，张学良把蒋斌叫到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台，主持向南京、延安及各方面拍发电报，这些电报对方都已按时收到，并收到复电。”

不管你对西安事变是持肯定或否定的态度，但你都得承认，由蒋斌担纲的电讯部门，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安危存亡之际，以难以想象的工作量，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向政府各部门、向各党派、各团体、各有关将领、向世界各国发出了有关事变的主旨和真相的大量电文电讯，从而为随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促成联共抗日、促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提供了前提条件。

勿庸置疑，蒋斌的这一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是不容抹杀的。

事变后，张学良独闯南京，负荆请罪；而蒋介石则以武力相胁，大兵压境，迫西安方面就范，编遣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形势十分险恶，内战一触即发。

战乎？和乎？被软禁在南京孔祥熙公馆中的张学良忧心忡忡。在他抵达溪口当晚，疾书杨虎城等诸将说：“盼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很明显，此刻，张学良以抗日大业为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力避中央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兵戎相见。正如他晚年对唐德刚教授所讲的那样：“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

这时，西安方面，西北军中分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杨虎城左右为难，一度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的方针，仍是继续逼蒋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

而东北军内部两派意见则尖锐对立：以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以及蒋斌、高崇民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认为一切都应从大局考虑，反对贸然开战，并愿意接受和谈条件，从潼关撤兵；但是，以孙铭九、应德田等人为首的中下级军官组成的“少壮派”，则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东北军才可以撤兵，否则便与中央军拼个你死我活。

王以哲为了说服少壮派放弃动武念头，统一东北军内部思想，于1月29日在渭南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不期，王因病未能参加，只好委托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主持，会议最后决定：张学良不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则决心与其决一死战。

很显然，这个决议是违背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以及蒋斌等将领“主和”意图的，这时，东北军内部战与和的争执愈演愈烈，两派剑拔弩张，几近势不两立。

31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主和，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随后，西安方面首先下达了撤兵令。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少壮派中少数极端分子决心铤而走险，密谋大开杀戒，夺取东北军指挥权，阻止撤兵。他们采取的手段竟是残忍的暗杀。于是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李金洲、蒋斌、徐方，谢诃等十余人。

关于蒋斌的惨死，其嫡孙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先祖系三七年元月三十一日，孙铭九以何柱国先生名义通知其开会，结果一去就不复返了，根本不知被关在何处，交通处的同仁也找不着他。二月二日清晨，孙铭九派人来找我祖母，要十万大洋，并扬言交款可以放人。当时兵荒马乱，祖母是随军眷属，何来此巨款？我父亲当时尚年幼。不久，就传来祖父被杀的消息。先祖被杀时所穿的军服（血衣），我祖母一直保存到文革被抄家时才丢失。”

原来，在会议散会之际，蒋斌被孙铭九一伙挟持到汽车里劫走，先藏在城内，后又被关押在卫队营驻地的西安东城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

2月2日上午，孙铭九派人杀害了王以哲、徐方、宋学礼等人后，又来到东城门楼上，亲手从小屋中把蒋斌拖出来，欲实施枪杀。据目击者说，蒋斌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当面痛斥孙铭九是野心分子，痛斥他发动暴乱的野蛮行径，孙铭九闻言恼羞成怒，疯狂地向蒋斌嘴上连开数枪，打碎了他满口牙齿，接着，面对不屈的蒋斌，孙又残暴地向他的胸膛近距离开火。更令人发指的是，当蒋斌尚在弥留之际，孙铭九就丧心病狂地下令将他埋在离小屋仅十几米远的城墙脚下。

郭维城曾撰文证实道：“东北军内部少数野心家妄图篡夺领导权，组织新东北军，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就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得田、孙铭九私自逮捕，扣压在卫队二营，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枪杀。”

惨案中，何柱国将军因及时躲逃到杨虎城公馆而免遭毒手。在遇害的五人中，唯王以哲和蒋斌军阶最高，均为陆军中将。

血案发生后，杨虎城签发了一道逮捕应、孙、苗和其他一些暴乱分子的通缉令，以便稳定军心，挽救西安摇摇欲坠的局面。主谋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见大事不妙，连夜逃离西安。

张学良对“二二暴乱”完全是持否定态度的，对王以哲、蒋斌等得力将领惨遭毒手痛心疾首，他愤怒地对吴克仁军长说：“这些暴徒能够捉住正法顶好！”

灵柩北运隆重公祭

王以哲、蒋斌等将军遇难后，遗体运往北平，其公祭详情，1937年2月22日出版的《世界日报》和《北平晨报》均有详尽报道：

“西安二月二日暴动事件遭难之王以哲、蒋斌、宋学礼等灵柩，于十八日由西安专车东运，经过郑州、顺德等地，沿途在各站受各界人士及各亲友吊祭，昨晨七时十分继续北开，经过长辛店、西便门等站，均略停，十二时三十分开抵前门西车站。冀察政委会、绥靖公署、北平宪兵司令部合组之治丧处，首在站前致祭，祭毕，各灵柩分别移赴柏林寺及法源寺安厝，定期开吊。”

“祭棚布置，治丧处事前特在西车站北侧支搭祭棚一座，为三灵柩出站后公祭之所，布置极为整洁肃穆，前面扎有素形牌坊，棚内节为三间，分置三氏灵位。各间摆设均同，每间设一案，上置供品，及祭品三色，墙间满悬挽联、横匾、花圈等件。不下千余件。”

“与祭人员，昨午十一时许，各界人士及王蒋宋等之亲友，纷纷莅临，准备与祭，治丧处在场设桌办公，来宾到后首先签到，当即发给素花一枝，计到各界名流有万福麟、宋哲元代表刘哲、鲍文樾、高胜岳、鲁穆庭、叶弼亮、陈继淹、钱宗超、邹致权、张振鹭、张建侯、姚东藩。保安队、警察均到站戒备，维持秩序。”

“灵车抵站，十二时三十分，灵车进站，由宪兵司令部乐队奏哀乐，各界来宾，及眷属陆续入站。运灵专车一列，共分十余节，王以哲灵车在首，系铁闷车，外罩白布，上书“王故军长鼎方之灵车”；宋学礼灵车置于当中；蒋斌灵车列为最末；各眷属同来。车停后，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宋哲元代表刘哲等，首先入内致祭，行三鞠躬礼，万、刘下车时，均已满面泪痕，状殊悲痛。”

“致祭情形 万等在车上祭毕，即退出站外，准备正式致祭。三氏灵柩旋即徐徐移运出站，转入祭棚暂停。王以哲灵柩置于正中，蒋斌灵柩在右，宋学礼灵柩在左，各氏家属亦随之扶灵柩走入，分别跪于各灵柩之旁。一时整，各事均布置就绪，当即开始致祭，首祭王，次祭蒋，再次祭宋，均由万福麟主祭，刘哲陪祭。礼节简单而肃穆。”

“安厝地点 三灵柩受各界致祭毕，即分别移赴指定地点安厝，计：（一）王以哲灵柩出站后，经公安街长安街直赴安定门内柏林寺安厝。（二）蒋斌灵柩经过长安街、王府井大街，二时许至锡拉胡同蒋之私寓门前略停，举行家祭，旋即继续前行，经东华门转长安街出宣武门至法源寺安厝。（三）宋学礼灵柩出站后，即直接运往法源寺安厝。”

“各氏眷属 三氏眷属昨日均同车扶灵柩来平，王氏享年四十一岁，遗有两子、两女，长子育斌，次子育文，长女育馨，次女育贞。蒋氏享年四十七岁，遗有一子二女，子名馨生，年十六岁，女年尚幼，其妻蒋石钟奇亦同来。宋氏享年四十二岁，仅遗一子，名强，年二十一岁。此次三氏遭难，身后颇为萧条，中央决定拨款抚恤，俟规定数目后，即可发表。”

显而易见，当年，对于王以哲、蒋斌等诸将领不幸被害，上至当局，下至民众，皆给予隆重悼念，致以崇高敬意。

死后仍背负罪名

然而，应德田、孙铭九等暴乱凶手，为掩盖其滥杀无辜之罪行，杀人之前就以“除奸”为名，捏造事实，罗织罪名，造谣诬蔑，制造了这一冤案。

更有甚者，上世纪80年代，应得田又写了一本《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书中再次对蒋斌进行了诬陷，说什么：“这天夜里，（指西安事变的前夜），交通处长蒋斌也到这里来了，张学良将军很不放心蒋斌，嘱咐我仔细留心他的行动，不要让他走开。”同时，书中又无中生有地说什么蒋斌“勾结南京，迟发了八大主张电报”。

应得田这一为掩盖其滥杀革命志士的罪行而编造的谎言，实在是漏洞百出，不值一驳。

首先，蒋斌是自上世纪20年代始，尚在东北时期就追随张学良的爱国志士，是张的亲信，并屡屡被委以重任，正如张将军多次对唐德刚教授所表述的那样：“我这个人是这样的，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要用你，我就相信你，就放心地让你去做！”

张将军一贯用人行事的风格就是这样，哪里会有在事变前夜的重大关头，特派小小的应得田去监视自己亲自委以重任的“中将亲信”这等咄咄怪事？

其次，西安事变前夜，张学良亲率十一员高级将领前往新城大楼与杨虎城汇合，建立事变指挥中心，这些人都是张学良亲信中的精英，如果张学良那时不信任蒋斌，怎么会亲自指定蒋斌也参加到这拥有重大权力和机密的指挥中枢来呢？可见，应得田的谎言是自相矛盾的，难以自圆其说的。

而事实上，如前所述，事变当天，张、杨拟定的“八项主张”通电，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而且，据《年谱》记载：“南京政府要员，于当夜十二时，召开紧急临时会议，会议延续到十三日凌晨三时。”

另外，南京国民政府十二月十二日即下达了对张学良的撤职令，足以证明通电并未扣压。西安事变的主要目标是南京政府，南京方面当日就已收到，对其它地方，还有什么积压扣发的必要呢？

显然，所有这一切谎言，纯系应德田假借张学良的名义诬陷蒋斌，因为应得田知道，张将军被囚禁，蒋斌已遭毒手，死活皆无法对证，信口胡说，谁能奈何得我？同时，这也是应德田之流逃避滥杀无辜之罪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无独有偶，西安事变五十年后，又跳出来一个叫岳崇的人，写了一篇《蒋斌扣发西安事变通电前后》的短文，文中说：“当双十二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和张学良发给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湘、刘文辉、韩复榘、宋哲元、阎锡山、傅作义、孙连仲等以及驻在保定的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急电，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

可是，岳崇又在此文中自相矛盾地说：“总部送我去南京参谋本部边务研究所学习，当双十二事变第二天，友人郑公权来到我家，行色仓皇，手里拿着一张报纸给我看，上登着大字标题：《张学狼（良）劫持统帅》、《蒋委员长在西安被扣》、《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当时我感到惊奇。”

岳崇一面说电报“蒋斌都擅自扣压不发”，一面又说在事变的第二天，他在南京就看到报上登出了《张学良提出的八项主张》等，这不是自打嘴巴吗？这不是恰恰证明西安方面及时发出了“八大主张的通电”？

更可笑的是，岳文中还无中生有地说：“蒋骥是他弟弟，管理铁路军运。”可是，据蒋斌嫡孙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他的文章中说我祖父有个弟弟，实际上，我祖父几代单传，而且到祖父这一代也是几房才有一个男的。我父亲也是独子，到我这一代才有哥哥和我，我和哥哥又各有一子，他文章中说的那人，我们家庭中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可见，自相矛盾、道听途说的岳文，哪有什么可信度？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据我姨婆回忆，岳崇是我祖父手下的一个尉官，平时不务正业，西安事变之前早已在南京学习，整个西安事变全过程，他根本没有参加，何来诬蔑先祖的言词呢？”

郭维城曾书面证实道：“蒋斌的罪名是私通南京政府，扣发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这完全是陷害诬蔑。蒋确未扣发电报，而且，所有这些电报都是密码的，都是先经机要部门秘书起草，张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不知道电报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部门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分别送领导阅批，蒋斌和电台不知道内容。”

这里，郭老又从专业技术和工作程序的角度，一再强调，当时，任何人是无法扣发或擅发电报的。

在台湾出版的《西安事变史料》以及《西安事变电文选》中，我们从南京中央驻洛办事处在事变期间发给南京政府的八十封密电中来看，也未能找到任何一个字，能证明蒋斌在西安事变期间与南京“秘密勾结”。

高存信在书面证明信中写道：“若干电报和回忆录中，都没有蒋斌与南京勾结的材料，可见说‘勾结南京’纯属为陷害蒋斌而制造的杀人借口，现在有不少人在重复这个问题，其实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当时制造的谎言。”

更有甚者，孙铭九、应德田行凶之后，为了进一步掩盖杀人罪行，又诬蔑蒋斌是“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甚至还离奇地编造说：“张副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然而，事后又推卸罪责，说枪毙蒋斌是“大家说的”。

孙铭九的同伙、时任西北军军法处长的米暂沉，直到1986年还借出版《杨虎城传》之机，在书中诬陷说：“西安事变证明，剿总交通处长蒋斌和西安绥靖公署交通处长黄念堂都是军统特务。蒋斌积压了事变对外通电，黄念堂在事变前刹那，走漏了消息。”

然而，众所周知，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而蒋斌、黄念堂则于1937年2月2日便已遇难，可见，造谣者的伎俩也实在太拙劣了。

蒋斌惨遭杀害，至今已六十六年了。为了告慰“二二暴乱”中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洗雪诬蔑陷害不实之词，还遇难者以历史清白，给以正确的历史评价，文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许多当年与蒋斌生死与共、并肩战斗的战友，出面替蒋斌作证，他们分别是原任张学良机要秘书、曾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铁道部部长的郭维城，东北老一辈知名人士、全国政协副主席高崇民之子、解放军炮兵副司令高存信，白竟凡女士等，以及众多当事人。

郭维城证实道：“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杀，罪名是蒋斌私通南京政府，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还说他是特务，这完全是诬蔑。”“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公布的材料，没有一件能对此作出说明，诬陷者更是拿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经与蒋斌一起办公，我可以证明蒋斌被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高存信的夫人白竟凡亦撰文写道：“我本人为了考证蒋斌的政治情况，为慎重起见，亲自向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对蒋斌进行是不是‘军统和中统特务’及‘十人团’、‘复兴团’等反动组织成员的查证，公安部查阅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特务名单，查证结果是：‘经查无此人材料’。”

1988年4月，蒋桢先生亲自来到米暂沉家中，当面质问他：军统成立于1938年4月，蒋斌却早已于1937年2月被害死，为什么你出书还诬指他是“军统特务”？

米暂沉当面又是赔礼，又是道歉，表示内疚，并说要在《团结报》上公开赔礼道歉，以此骗走了青年人，但后来至死他也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

蒋桢先生在信中还对我说：“文革时，我还去上海市政府参议室找孙铭九，可他一直躲着我，不敢见。”

蒋桢先生在信中告诉我说：“先祖的问题，我此次专门去台湾查询有关资料，……我去了台北忠烈祠，不见其牌位，抚恤档案也没有。在忠烈祠左边的祠堂里只见到在‘剿匪时期’一栏中有徐方之名，（“西北剿总”参谋长与先祖同时遇难），也不见王以哲、宋学礼等将军的名位。当然，王以哲大陆已经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台湾当然不可能以他为忠烈了。但我祖父呢？一些人说他‘勾结南京中央，投靠何应钦将军’，如果果真如此，他则是忠于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当然可以名列忠烈祠，可是里面没有先祖。可见一些人的污蔑不实之词不攻自破了。”

高存信在证明信中认为：“经过五十多年的实际考验和我的研究，证明蒋斌是个爱国志士，而被无辜杀害的，现在应该实事求是追认为烈士。”

郭维城在证明信中也说："我可负责证明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于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并追认为烈士。”

可以这样说，蒋斌将军既是一位在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史中为国牺牲的民族英雄，同时又是一位至今仍被诬陷栽赃的爱国志士。据悉，大陆有关部门最近正在调查落实，着手为蒋斌作出正确的历史评价，我在海外闻此，深感快慰！

2004年第8期 杨子荣的真人真事　作者：王荣卫

杨子荣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形象通过《林海雪原》的小说、电影、特别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为人们所熟悉。不过，大家认识的杨子荣是小说、电影和舞台上塑造的形象，对现实生活中的杨子荣——当年在东北剿匪战斗中屡建奇功的特级侦察英雄的真实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而最近上演的有关杨子荣的电视剧，对杨子荣的形象更作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虚构，不仅损害了英雄的形象，也为大多数观众所不能接受。杨子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牺牲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

一、杨子荣是山东牟平人，曾在东北闯荡生活了14年

杨子荣，原名杨宗贵，1917年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现烟台市牟平区）城南一个叫峡河的小山村。父亲杨世恩是个泥瓦匠，母亲宋学芝是个刚强的农村妇女。杨子荣4岁那年，父母曾带着一家老少去东北安东（今辽宁丹东）谋生。但父母一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没办法，除了父亲和姐姐外，母亲又领着其他孩子回了老家。在老家，母亲省吃俭用地供杨子荣上了几年私塾。

1929年，胶东地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2岁的杨子荣在母亲的安排下，去安东投靠父亲。开始父亲让他去上学。两年后，杨子荣到姐姐做工的缫丝厂干活，以挣钱补贴家用。但是好景不长。杨子荣三年学徒期刚满，厂子裁人，杨子荣被赶出工厂大门。无奈之下，杨子荣就到码头搬木头、扛大包，到鸭绿江江边放木排、当船工。1938年底，他在鞍山千山采矿区找了一份当采矿工的活儿。矿区的活儿也不是好干的，不仅有生命危险，还要常常忍受日本监工的打骂。最让他不能忍受的是，看到日本监工毒打自己的工友。一次，他实在是看不下去，夺过监工的皮鞭，为自己的工友出了气，但他自己也无法在矿山呆下去了，在工友的帮助下，杨子荣逃离了矿山，回到了老家牟平。这一年是1943年春，杨子荣26岁。

从12岁离家算起，杨子荣在东北整整闯荡了14年。这14年，对杨子荣来说，可谓是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体会了生活的艰难辛劳。但也使他熟悉了东北的风土人情、山情地貌，结交了一大帮穷苦朋友，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段经历，在他后来参加的剿匪斗争中，可谓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在家乡报名参军，随后开赴东北剿匪

杨子荣回家后，正是家乡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他毅然参加了村里的民兵组织，积极配合正规部队，打击日伪军。

母亲也为他张罗了一门亲事，媳妇是邵家沟一位叫许万亮的姑娘。婚后不久，女儿出世了。女儿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不少的欢乐，而半年后，女儿的夭折，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多的忧伤和痛苦。

1945年9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为应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命令山东立即派主力部队开赴东北，解放被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了十几年的东三省。为贯彻落实这一战略方针，杨子荣所在的胶东地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参军活动，每个县、乡、村都有参军任务，杨子荣的村也不例外。

杨子荣小时候最爱看的书，就是《三国演义》、《水浒传》，他对书里的英雄人物十分敬佩，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英雄。当他得知村里组织报名参军的消息后，没等跟家里人商量，就报上了名。不过报名时没用“杨宗贵”，而是用的“杨子荣”的名字。

参军后，杨子荣被编在胶东军区海军支队，因为岁数大，被安排到炊事班当了一名炊事员。杨子荣虽说不是太情愿，但既然当了兵，就得听从领导的安排。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荣所在部队经过短暂集训后，于11月下旬开赴龙口。接着从龙口港坐船，开赴东北。部队在辽宁庄河登陆，改番号为东北人民自卫军辽南三纵队二支队，随后，继续向北挺进。一路上，一边行军，一边打仗，先后解放了吉北哈南一带的乌拉街、朝阳、舒兰、榆树、五常等城镇，于1946年2月初到达黑龙江省东部的牡丹江地区，驻扎在牡丹江市西边的海林镇。

在进军途中，杨子荣还积极响应部队的号召，每到一个地方，就利用向老乡筹粮、借锅灶等机会，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宣传人民军队的性质，发动青年参军参战。一路上，杨子荣一人就动员了30多人参军，被部队评为“扩军模范”。

1946年1月，杨子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三、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一人劝降400土匪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荣所在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牡丹江地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土匪武装，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援解放战争。部队进驻海林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剿匪战斗。第一阶段，采取集中兵力、分路清剿的办法，先后歼灭了势力最强、威胁最大的郑云峰、马喜山、谢文东等部大股土匪。

看着战友们在前线与敌人拼杀，把杨子荣急坏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趁着往阵地送饭的时候，也拿起枪与战友们一起参加战斗，有时还帮着出出主意、支支招儿。在一次战斗中，一班长负了重伤，不能继续参加战斗。一班是连里的尖刀班，没有个好班长可不行。正当连长为班长的人选犯愁时，指导员一句“你看杨子荣怎么样”，把连长给提醒了。就这样，杨子荣众望所归，当上了一班班长，也遂了自己的心愿。

担任一班班长的杨子荣，如鱼得水，在随后的剿匪战斗中，表现得异常机智勇敢，特别是在杏树底剿匪战斗中，孤身一人，闯入敌阵，硬是把400多土匪给劝降了，堪称剿匪战斗的一个奇迹。

杏树底村是位于牡丹江北部的一个山村，这里集结了从各处逃窜来的土匪400多人，他们凭借村子的有利地形和村周围高大的土墙、坚固的工事，与我剿匪部队对峙，企图负隅顽抗。3月22日，攻打杏树底残匪的战斗打响，杨子荣带领尖刀班冲在最前面。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组织了多次进攻，都没有成功。为了尽早结束战斗，减少部队伤亡，指挥部命令炮火支援。几炮打过去，敌方阵地和村子里立刻浓烟滚滚，也隐约听到村子里妇女小孩的哭喊。如果再打下去，虽然能把土匪消灭掉，但村里的老百姓也将遭受更大的损失。在炮击的间隙，杨子荣一个箭步从沟里钻出来，就挥舞着白毛巾，直奔村里，去劝降土匪。

在杨子荣的宣传鼓动下，许多土匪开始动摇，村里的群众也纷纷劝说土匪赶快投降，别让乡亲们也跟着遭殃。这时，几个土匪头目出来了。为首的分别是从青背村、北甸子逃来的残匪许大虎、王洪宾，和家住本村的郭春富、康祥斌。许、王二人色厉内荏，叫嚣着谁投降就枪毙谁；郭、康二人因家在本村，不能不顾村里乡亲们的死活，经杨子荣和乡亲们的一番劝说，有了投降的意思。双方为此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最终，还是郭、康人多势众，占了上峰。杨子荣乘机做工作，土匪们纷纷把枪扔到杨子荣的身边。许、王看看大势已去，也垂头丧气地把枪扔到了地上。就这样，一场血战被杨子荣的勇敢举动化解了。

杨子荣一人劝降400土匪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部队，部队首长决定让杨子荣到团里做侦察工作，并担任团侦察班班长，杨子荣又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此后，在每次的剿匪战斗中，都是先由杨子荣率领侦察员，乔装打扮，深入侦察，待摸清敌人的详细情况后，再由大部队进行围剿。

随着剿匪斗争的节节胜利，剿匪部队不断发展壮大，杨子荣也由侦察班长升任侦察排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四、智擒“座山雕”的经过

经过近一年的剿匪战斗，大股土匪已基本被消灭，但二三十人一伙的小股土匪仍有不少，而且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外号叫“座山雕”的土匪就是其中之一。

“座山雕”本名张乐山，原籍山东昌潍，两岁时随堂兄到牡丹江，15岁进山当土匪，18岁便当上了匪首，有50多年的土匪生涯，历经清末、北洋军阀、伪满三个时期。此人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在匪徒中颇有声望，内部人称“三爷”。当年，张作霖和日军都曾想消灭他，但都没成。日本投降后，他接受国民党的委任，当上了“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我剿匪部队进驻牡丹江地区后，曾对这股土匪进行多次围剿，消灭了他的大部分人马，只剩下身边二三十个亲信死党，隐蔽在深山老林里，一心等着国民党大军到来。并时常出没山林，抢掠百姓，杀我干部，继续作恶。

按照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小股土匪，用大部队围剿是行不通的。团里决定，由杨子荣带领5名侦察员，组成一支剿匪小分队，扮成土匪模样，进山搜寻“座山雕”的匪窝，并待机剿灭。同时，派出部队跟踪配合。

1947年1月26日，农历正月初五，杨子荣一行6人接到命令后，立即出发，向海林北部的密林深处开拔。

他们在深山老林里一连转了好几天，才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找到一座工棚。工棚里住着十几个人，样子像是伐木工人。杨子荣先是用土匪手势和黑话试探，意思是自己遇了难，走投无路，想请人帮忙牵线，投奔个山头。开始没人搭理，后来，一个自称姓孟的工头搭了腔，答应领他们去一个地方。他先从屋里拿出一把锯、一把斧子、一把小铁锹和一个盛着半桶苞米面的小铁桶，交给杨子荣等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了20里外的一个空木棚子，交待了几句后就走了。

杨子荣他们在工棚里一连等了两三天，也不见孟工头的影儿，仅有的一点儿苞米面也吃完了，心里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情况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正在着急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这回他把杨子荣一个人领到了附近的一个屯子，并在屯长家里见了两个人。两人先是一番土匪黑话试探，见杨子荣对答如流，才亮出了真实身份。一位自称姓刘，是“座山雕”的副官，另一位被称为连长，两人表示同意引荐杨子荣等人上山，并说要下山办些酒肉，准备在山上过元宵节，等禀报“三爷”后，再来接他们上山入伙。

两天后，两人如约来到杨子荣他们住的工棚。杨子荣让战士把两个土匪给绑了，并假意解释说：现在不知道是否是自己人，只好先委屈一下，到了山上再说。两个土匪觉得到了山上自会见分晓，也没太在意，就领着杨子荣他们直奔“威虎山”。

“座山雕”确实真够狡猾的，一路上设了三道哨卡，当初要是派大部队清剿，不论惊动了哪一道哨卡，土匪都能逃得无影无踪。杨子荣他们每过一道哨卡，都由两个土匪上前搭话，然后，把岗哨也一块绑了，一同押上山。过了第三道哨卡不远，就到了“座山雕”的老巢——一座被当地人称做“马架房子”的木棚。

杨子荣命令三个战士在外面看好土匪，他带领另外两个战士冲进棚子，各自占据有利位置，枪口对准土匪。棚子里一共7个土匪，其中一个白头发、黑脸膛、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留着一把山羊胡子的瘦小老头就是臭名远扬的“座山雕”。杨子荣命令战士把“座山雕”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绑了。

这次剿匪可谓大获全胜，没费一枪一弹，端了土匪的老窝，活捉了阴险狡猾的“座山雕”和土匪13人。

杨子荣活捉“座山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海林镇，当地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东北日报》以《战斗模范杨子荣等活捉匪首座山雕》为题，进行了报道，称这次剿匪战斗 “以少胜多创造范例”。团里也召开庆功大会，给杨子荣记功，给其他战士也分别记了功。

五、血洒海林，英雄罹难

消灭了“座山雕”，剿匪工作并没有结束。2月20日，也就是活捉“座山雕”的第13天，杨子荣又领了新的任务，踏上了新的剿匪征程，这次是负责清剿在海林北部梨树沟一带活动的漏网残匪。为保险起见，团里决定，由副政委曲波带领30人的小分队，随杨子荣一起进山。

经过几天的侦察，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在一个叫闹枝沟的地方，发现了土匪窝藏的地点——一座冒着炊烟的“马架房子”。为了不惊动土匪，在离窝棚三四百米的地方，杨子荣命令侦察员们匍匐前进，慢慢向窝棚靠近。在确定土匪没有发现以后，杨子荣和几个侦察员一齐向房内猛扑过去，大喊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慌乱中有土匪开始操枪，杨子荣立即扣动匣枪扳机，可能是天气太冷，枪针受冻，枪没有打响，其他战士也立即向屋内射击，也没有打响。这时，从屋里射出一颗子弹，正好打中杨子荣的胸膛，杨子荣晃了几晃，便倒了下去。

听到枪声，随后赶到的小分队，在曲波的指挥下，立即向土匪的窝棚猛烈扫射。土匪在房内也拼命顽抗，向外射击。曲波命令战士爬上房顶，向屋内扔手榴弹，终于把这股顽匪全部消灭。

土匪消灭了，但英雄杨子荣却倒下了，小分队的同志为失去这位英雄的排长、昔日的战友而失声痛哭，纷纷脱帽向英雄致敬。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天是1947年2月23日。

杨子荣牺牲时年仅30岁，参军只有一年多时间。从1946年2月进驻海林剿匪，他参加大小战斗上百次，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次立功受奖，并被评为战斗模范。

为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位英雄，学习这位英雄，3月17日，杨子荣所在部队在海林镇朝鲜族小学操场上，为杨子荣和其他几位在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授予杨子荣“侦察英雄”的光荣称号，将杨子荣生前所在排命名为“杨子荣侦察排”。

六、英雄的身后事

杨子荣参军后，就随部队去东北参加了紧张的剿匪战斗，一直没时间给家里写信。家里只知道杨子荣参加了八路军，也不知道到哪去打仗了，更不知道他在部队成了战斗英雄，并且光荣牺牲了，也不知道他用了杨子荣的名字。相反，杨子荣在东北经常化装侦察，扮成土匪的模样，倒给家里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原来，村里一个从东北回来的人，说在牡丹江看到过杨子荣，说他一身土匪打扮，八成是当了土匪了。村里为此取消了杨子荣家的军属待遇，也不再给他家代耕了。杨子荣的母亲宋学芝听说后，怎么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就找村里干部评理。村干部说，人家都看见了还能有假？宋学芝不服，就背上干粮，到区上、到县上、到地区找，终于在1957年1月等来了一张“失踪军人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经审查确认杨宗贵同志为失踪军人，家属仍享受革命军人家属的优待”。1958年11月，政府又根据有关规定，给杨子荣家发了“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看着证书，宋学芝失声痛哭，她哭自己失去的儿子，哭自己终于为儿子洗去了不白之冤。

1966年，宋学芝去世。老人到死也不知道，她天天看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英雄杨子荣就是她的亲生儿子。而杨子荣在老家的媳妇许万亮，因为得不到丈夫的消息，又背上土匪家属的黑锅，再加上婚后孩子夭折的痛苦，忧思成疾，在1952年秋天，就带着说不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在海林，海林人民也在为寻找英雄的家乡而奔走。杨子荣是哪里人，烈士纪念碑上没有刻上，《林海雪原》的小说里也没有记载，只知道他是胶东人。《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上演后，杨子荣成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英雄，海林人民觉得不把英雄的家乡找到，不仅愧对长眠于地下的英雄，也愧对全国人民。1966年，海林县委组织成立杨子荣情况专门调查小组，赴胶东调查寻找杨子荣的家乡。调查组经过三个多月的走访调查，翻阅了3000多份失踪军人档案，都没有发现与杨子荣相符的人员。第一次调查无功而返。1969年，海林县委与杨子荣生前所在部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了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在当时的烟台地委和文登、荣成、牟平、乳山、海阳县委的大力协助下，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调查走访，终于有了结果。最后确认，牟平县峡河村的失踪军人杨宗贵，就是杨子荣。1974年，当一张杨子荣在东北剿匪被评为战斗模范的照片，送到杨子荣的哥哥杨宗福手里时，老人不禁泪流满面，百感交集，失踪多年的弟弟总算有了着落。

杨子荣家乡的干部群众，也为出了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感到无比自豪和荣耀。1991年，中共牟平县委、牟平县人民政府，为纪念这位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在县城中心位置建起了“杨子荣广场”，在城南原烈士参军集合的雷神庙西侧，建起了“杨子荣烈士纪念馆”，让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成为激励全县人民永远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

2004年第8期 新闻，备受折磨的“真实”　作者：杨克现

新闻，备受折磨的“真实”，是一篇反思回忆录。真实二字还要加上引号，足见新闻真实之艰难。

在我五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新闻违背真实的事情，并不少见，然而：

——最典型的莫过于大跃进“火红”的年代；

——最惨烈的则是十年文革的浩劫。

（一）

像一切实际工作者一样，记者工作也难免遭受失误的折磨。

我第一次尝到失误滋味的是1958年，农业大放卫星的年代。

那是个交织着欢乐与兴奋，失望与痛苦的年代。我记得很清楚，那年夏秋之际，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中央领导纷纷下乡下厂，视察形势，鼓动大跃进。他们所到之处，随着新闻报道的强化，仿佛花团锦簇的祖国大地又增添了一层层光辉。我那时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也多么盼望新疆有这么个光辉的日子，等待着有中央领导的莅临。

非常幸运。

就在葡萄成熟的季节，朱德副主席和康克清大姐一起来到新疆。他们先后视察了乌鲁木齐南的天山牧场，火洲吐鲁番的葡萄沟，准噶尔戈壁沙漠中的克拉玛依油田，以及天山南北一些著名的军垦农场。我虽无缘随行采访，却也从地方报纸上读到了新疆各地汇报的工农业战线上的喜讯。不过产量远不能与《人民日报》刊登的大小卫星相比。上不了中央大报。新疆，新疆啊！你怎么这样令人泄气！

可是，忽然有一天，《新疆日报》用了套红的版面，破格地刊登了一则颇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从天山北麓的木垒哈萨克族自治县腾空而起。这个县由于小麦丰收，全县平均每人拥有粮食高过了一万斤！

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木垒，这个在《新疆日报》上也极少露面的县份，一下子爆出了这样一则具有全国意义的大新闻！

接到报纸，初读为之惊喜，复读又为之叹息。我本是跑新疆农村的首席记者，何以几个月未抓到这则如此鼓舞人心的新闻，竟让地方报纸捷足先登，自尊心仿佛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蓦地，一种职业的羞辱感和追不上时代的失误感袭击了我，“我，国家通讯社驻新疆记者，何以漏报如此重大的新闻！”

这种失职的苦涩味与当时的“万马奔腾”的形势和我们新华社领导高度的政治要求联系起来，尤觉问题严重。其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射高产“卫星”进入了高潮。大字标题的喜讯，震撼人心的口号，天天充斥着《人民日报》。小麦“卫星”，从亩产七八百斤、一千多斤、两三千斤，直到青海的八千五百八十五斤；水稻“卫星”来势更猛，亩产两千斤的消息发出不久，就有亩产上万斤的“卫星”，接着，广东亩产六万斤的“卫星”也放出来了。后来，还有更高的，广西，十三万多斤。印象最深的，是《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摄影记者摄于湖北某地的照片。那高度密植的稻穗上竟然直端端站立了三个儿童，真叫人叹为观止！……

没有任何报纸揭发这种虚假的新闻报道，包括我们新华社自己。难道说，真的稻穗会稠密到能够支撑起三个儿童来！？难道说，总社摄影部的发稿人、部主任都不曾怀疑过吗？更上一级呢！？都没有，因为，大家的脑袋一直在狂热的激情中膨胀着，膨胀着……

直到1958年年终，我们新华社总社还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反而在一篇内部指示——《深入报道群众运动的初步意见》的文章中高度肯定和表扬着这种浮夸得令人吃惊的新闻报道。文章写道：“这一切都证明了：（新华社）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的记者队伍，对待今年的群众运动，基本上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基本上执行了新闻报道为政治、为生产、为群众运动服务的方针……这种对群众运动所起的积极影响是空前的。”同时，文章又不无遗憾地提到了我们队伍一个缺点，那就是我们新华社“有些记者对待群众运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用现在时下的语言来说：这就是新闻导向了。而那时，新华社、《人民日报》都责无旁贷地联手充当着这种导向的角色。

作为新华社记者，我自己呢？那时我天真无邪。我是用一种极幼稚的心态，热爱着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对于所放“卫星”脑海里时时有一闪而过的疑团：“会这么高吗！？”很快便在连篇累牍报纸版面文章与主观认识之间，寻找自己的差距。寻找差距时仍不免对报纸产生新的怀疑，却又不得不对于自己的新的怀疑进行着更新的怀疑：“你能怀疑到底吗？”这些消息，不都是一贯把真实性作为我们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中央党报吗！新华社发出来的新闻岂能有假？纵使一篇有假，岂能篇篇有假？还有，要是文字有假，照片岂能有假？何况，我们知道报纸上的消息都有着严格的党委审查的制度。更何况，从8月10日到16日，新华社连篇累牍地播发了毛泽东主席视察河北徐水、河南七里营、天津地区一些粮棉大跃进，山区大炼钢铁也有着类似鼓舞群众斗志的新闻，我哪里还敢怀疑呢！……

当然，最初这些激动人心消息大都来源于内地省份。我们地处边陲，就我们分社来说，也不是不曾发过粮食增产的新闻。但比较起来，那都是正常年景的增产，唯其正常，便被远在北京的新华总社以值不得一提，一一“枪毙”。我们曾经为之愤愤不平。但当地干部并不知道我们这些努力。特别是那些赴内地参观回来的自治区农业厅的干部和农业科学工作者，他们对于内地的“卫星”颇不服气，便常常以尖锐而友好、热情又挖苦的语调质问我们：

“新华社记者同志，难道说咱们新疆五六百万各族人民群众不是英雄的人民吗？难道占全国六分之一的新疆，发不出一颗‘卫星’吗？”

伟大的推理，问得我悚悚然，惶惶然。是的，现在不是都说“一天等于二十年”！毕竟时代是伟大的。最怕的是自己不能适应大跃进的新形势，缺乏作一个新华社记者的新闻嗅觉；还怕自己采访作风上存在问题，不曾追踪到高产“卫星”的地方；甚或是作风过于粗疏，面对着“卫星”却失之于交臂。好了，现在，“卫星”由地方报纸放出来了，而且，卫星县竟然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在我们所在的乌鲁木齐专区，它证实了自己的“无能”。这“无能”的后果令人可怕。它隐寓着在一个伟大时代，一个立志要作好新华社记者的青年，行将交出白卷。

（二）

作为新华社年青记者，此时，惟一的出路是补报这颗卫星以洗刷自己的职业耻辱。自然，为了报道它，我得核实产量，因为，新闻一定要真实。

问题是怎样核实？到木垒县去，逐社逐队调查？

分社几位同志说：你，一名记者，就算化作十名记者，能调查清楚吗？木垒，地广人稀，几十万亩小麦，能一亩亩地验收，一斤斤地过秤吗？

那时，对于报道高产“卫星”，我们新华社已有了最严格的规定，大凡记者采写的高产“卫星”稿，每篇都必须送审，由地方党政主管部门签字方可发出。稍后，又追加了电报，还要求更高一级领导签字同意。可惜，惟独没有提到记者应当独立负责地深入群众中去调查。这究竟是表明总社对于高产“卫星”的极度重视，还是隐藏着不便明言的怀疑，叫人捉摸不透。但无论如何有两点是肯定的。即：总社在尊重地方领导方面，远远超过了它第一线的记者，在尊重地方高一级领导时，又远远超过了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那时有个口号：跟第一书记走）。虽然，木垒的卫星，地方当局汇报给共和国的副主席，并且得到了首肯。但我认为，核实产量，仍然是自己——一个新华社记者的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这不是说我比地方报纸有多高明。我害怕经过自己之手的新闻发生失误。我想，也许还有两种补救的办法能帮助我核实产量。

一是横向对比。我趁乌鲁木齐地区各县云集于专署开会之机，遍访各县的党政负责干部，向他们讨教：是否木垒今年的小麦长势，比其他各县特别突出？可惜问来问去，答案是：今年小麦长势都好，未见木垒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二是纵向对比。我又找木垒县领导查问，今年木垒增产幅度特大，可有什么特殊增产措施？例如：良种？深翻？密植？施肥？灭虫？防病？浇水？除草？……总之，毛泽东主席有关“农业八字宪法”增产措施中的每一字，我都穷追不舍。追问了半天，反而加重了我的疑虑。

最令人怀疑的是，这个县七月底八月初开始麦收，碾打刚刚开始，何来实际产量？况且，根据县委书记的介绍：木垒县地处天山雪山之阴，无霜期短，剩下的小麦，还要推迟到冬天“打冻场”呢！

这纵横对比的核产，核得我垂头丧气。我只好如实报告分社领导。因为，我不能将一条未曾核实，连自己也怀疑的消息发出去。

假如我能心安理得地一直拖下去，也许我此生将会减少许多折磨。但当时我立志响应我们新华总社的号召，要做个名符其实的新华社记者——名符其实就是要做大跃进高潮的促进派。过分的争胜心、自尊心，以及惧怕失误的复杂心理，不断地折磨着我。我反而认为，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假如新疆发不出一颗高产卫星，将会成为我们新疆分社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冷静地分析，解剖自己，这复杂感情中隐藏着一种不敢告人的政治压力。因为，无论如何，我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反对一个共产党的县委，反对他们受到朱总司令赞美过的“伟大”功绩。我心里明白，反右派时，反对党支部书记都可以定为右派，何况这是新疆大跃进中放出最大“卫星”的县委！那时，我也用“反右”已成过去的事来宽慰自己。心想，历史哪能个个重演！但又看到中央报纸上不断出现的批判“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言论和重量级的文章，又不免发生了疑惑。我实在担心，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一种扼杀新疆农业“卫星”的政治账，一个“保守派服输记”的大帽子，不可避免地会落在我自己的头上。

我害怕失误，就像怕鬼一样地过了两个月，直到进入冬季，全国农业亩产“卫星”热潮归于沉寂，大炼钢铁的“卫星”又占据了报纸版面的时候，心潮总是无法平静……

我耐心地等待木垒县碾打后的好消息。我想：“迟早都得了结这笔冤枉债。”这年冬天，我打听到粮食征购中木垒最后落实了产量。全县粮食总产整整压缩了一半，我感到十分震惊，庆幸自己险遭虚报的失误，如释重负；却又觉得人均五千斤粮也是个不敢不报的大成绩。于是，挥手间，写下了木垒县人均五千斤粮的新闻。这则迟到的消息被《人民日报》放在了不显眼的地方，小得像豆腐块。这不能算是“卫星”，连高产也不是，是填补报纸空白的。虽然如此，也总算我还清了一笔债。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从今以后，谁也休想将保守派的帽子戴到我的头上。新闻报道，我尊重的是事实！

我觉得万无一失。因为，我被告知这是征购时最后落实的产量，绝对不会再低，岂知1959年春荒，国家增购粮食，又传来了木垒粮食产量缩水的消息。我叫苦不迭，我实在后悔。我只感到了一种受人捉弄的屈辱，以及自己受骗复又骗人的羞愧，心里像吃了苍蝇一般地难受。

我不知道木垒的粮食产量是否还会连连下降，我只感到浮夸问题的严重。

不仅是木垒，可怕的是全国，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大国！

我们的国家，因浮夸蒙受的巨大损失是一两年后才懂得的。粮食浮夸后面是高征购，高征购的不良后果，一是一批搞浮夸、高征购的干部，被误认为是党的好干部普遍向上爬了一级，而那些实事求是的好干部则多半倒了霉。二，更为严重的是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血泪的灾难。从1959年到1960年，我看到了灾难的严重后果。一方面，日日夜夜，新疆的运粮汽车川流不息地将救济粮——细粮、粗粮直至制糖的甜菜渣急急地送往内地的河北、河南、陕西、甘肃等缺粮断粮的地方，以抢救生命垂危的饥民；另一方面，那些内地省份受饥受饿的人民公社社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成千上万，仍潮水一般逃荒到被周总理誉为世外桃源的新疆来，看他们面黄肌瘦的样子，叫人心里难过。听他们的口音，问他们的故乡，不是河南、山东，便是安徽、四川，以及我们邻省甘肃的几个县。那正是我们的同行们报道高产卫星、跃进亮点最最多的地方。

进入上世纪60年代以后，我渐渐丧失了50年代的纯真，思想变得复杂起来。我不得不常常用痛苦的心情审视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审视我们的“舆论一律”不敢面对真实的新闻队伍，又审视着心怀愧疚的我自己。

（三）

1959年，1960年，两年岁末年初，新华社有关部门，都少不了检查。因为，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大家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彻底地清理是1961年春天，中央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同时，严格要求总结那些造成我们民族严重灾难的错误教训。就新闻战线来说，上面指出，主要是：“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在政策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三句话虽然简单，却内涵了几亿人民难以数计的苦痛与灾难。在贯彻中央这一指示精神时，新华总社连续检查了1958、1959、1960三年来在国内新闻报道的错误。检查的范围不仅包括农业、工业、财经、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而且也检查了上级指出的在新闻报道中严重的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向中央写出了报告。后者，指的是：在报道中央领导人各地视察和会议上的讲话……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中央领导本人审查，也未经过中央讨论批准，造成了下面大刮五风的一种借口，影响远，危害大。

之后，国内各个分社也都纷纷检查了三年来类似的错误。在新疆，我们分社领导授命我筹办一个“错误稿件展览会”。我立即想到了自己那篇木垒县粮食增产的消息。想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我愿意认错，并且愿意用自己的痛苦与悔恨，为分社年轻记者增加一些免疫力，为自己赎回一份罪责。

当然，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我想的更多的是：我们党的新闻战线，何以在一个特殊的年代整体地失职的严重情况和原因。

这是个难以回答即使在几十年、百年之后也不能不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作为与资产阶级新闻相对立，我们一贯把维护新闻的完全真实视为无产阶级党性根本原则的新闻队伍，不是一个两个，十个八个，几乎是整体地丧失了独立思维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理智，对于那些祸国殃民的“五风”，不曾有任何公开的抵抗与揭发，反而充当了上上下下那些唱着高调、自觉和不自觉的“假大空”“官员们”的“驯服工具”！？

探究这样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们地处边陲，知之不多，只能存疑，难以解惑。仅仅是办一个“错误稿件展览会”，在这种展览会上，凡属错误稿件，每篇都加以评析，连同原稿一律上墙。重在吸取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不出几天，展览会就“胜利”开幕了。总的看法是，新疆分社三年来发出的稿件，大部分都能经得起检查，错误稿件只是一少部分。分社无论是在农业、钢铁，都不曾向全国发过一颗“卫星”。当然，大家都明白，这一切是和新疆自治区党委，特别是王恩茂书记遇事慎重稳进，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王恩茂说：“没有‘卫星’你放什么！”）

展览会上，惟一激起波澜的是《新疆水利工地温暖如春》一稿。这篇稿件刊登于去年初冬《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要地位，因为目标显著又严重夸大失实，曾经遭到水利工地干部群众来信抗议，这在新疆分社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调出记者原稿上墙公布，才发现那些夸大失实，过分渲染的字句，大多出自我们分社社长程——人称“老将军”的手笔。程是战争年代的老记者，看上去豁达大度，全然一笑置之。麻烦的是他的妻子程素，她是分社党支部书记，竟然怒气冲冲前来找我算账，说是不应该公布老将军的改稿，我只好以社长并没有说什么回敬了她，安慰她说，不追究责任，也不上报总社和自治区党委，她方息怒，不再说话。所以，直到第二年夏天，我调往陕西分社以后，一直自我感觉良好——是我，为我们新疆分社成功地举办了一次重在教育的展览会。

谁知，以后的情况证明我料事有误。一年后，这次“错误稿件展览会”主办人的我却变成了反对高产卫星，也就是反对大跃进的一个有力证据。这正是八届十中全会大抓阶级斗争的目标指向。再加上我被揭发出的还有：对于那些逃荒讨饭的人民公社社员的命运的同情；又听到过一些贫下中农对于共产党、对党的领导人的错误有所非议，便构成了绵延到“文化大革命”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于是我一下跌入了黑暗的深渊，无以自拔。

我重新受到折磨，我辩白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也没有反对毛主席，重重的折磨却熬不到头。直到被革命群众“解放”，结论上还挂着政治问题，我不得不负罪工作，又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路线占据统治地位时，重新作了结论，才最终从心灵的折磨中走了出来。这之间，时间又过去了8年。

遗憾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三年，不知道是否因为报道各条战线拨乱反正太忙，新闻战线竟未能顾及本身的拨乱反正，坐失良机，以至于在改革开放、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今天，新闻的真实还时不时地受到各种折磨，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期望要求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

唐人杜牧有云：秦人不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不过，我还是相信：我们将全心全意为人民视为崇高的党的新闻战线，一定会走过这种怪圈。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教训，千古都是一样！

2004年第8期 我所了解的“真理标准”一文发表经过　作者：王强华

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78年5月11日的《光明日报》第一版上，但约作者胡福明撰写文章则是在1977年的8月，距离“两个凡是”公开发表的1977年2月7日，仅仅六个月的时间。

约稿的指导思想取决于两个要素，一个是当时总的形势和宣传要求，另一是报纸的特色和需要。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总的形势是，党中央1976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的首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取得一定成效，但普遍遭遇到一道几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在“拨”（批判、纠正）林彪、“四人帮”之“乱”时，有人动辄就声称这个是毛主席的指示，那个是毛主席决定或批准，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拨乱反正也就深入不下去。形势需要必须从根本上也即从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具体来说，必须要摆正存在与思维、物质与精神、实践与理论、基础与上层建筑（包括经济与政治）的地位，弄清楚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谁决定谁等重大理论问题。

《光明日报》是以理论和文教宣传为重点的中央大报。当时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担任理论部党支部副书记、哲学组组长，负责编辑《哲学》专刊。根据当时的形势，《哲学》专刊责无旁贷地需要组织和编发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文章。正好1977年8月，江苏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举行了以“经济与政治关系”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我应邀前往参加，并在会上第一次结识了胡福明。胡福明当时是南京大学政治系的教师。我听了他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认为他思想解放，而且有理论素养和勇气，当即就邀请他为《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写稿，并按一般程序向他提出了文章的要求。

胡福明同时寄来两篇文章，一篇题为《女人也是生产力吗？》批判江青过去鼓吹过的“女人是生产力”的谬论。另一篇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胡福明的稿件是1977年9月寄来的，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编辑部有人认为，前一篇稿件是江青的谬论庸俗不堪，不值得从理论上批驳；后一篇则被认为“纯”理论的色彩太浓，论述的又是一般性的理论原理，没有多少新意，两稿均准备退稿处理，但因稿件是我约的，就留待我返京后决定。1977年12月我从外地返京，阅稿后认为前一稿的确不能刊用，同意退稿；而后一稿虽然讲的是一般原理，而且引经据典的话较多，理论色彩较浓，但文章讲的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突出的是实践在检验真理中的重要作用，联系到“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大肆宣传的“一句顶一万句”、一学就灵、立竿见影，制造精神枷锁，阻碍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我认为它有很强的针对性，符合当前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宣传要求，就决定留用，并在作了初步删节以后，于1978年1月14日发排了。尔后到1978年4月10日，又经过五次修改，以胡福明的署名放在1978年4月的《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77期（头条）的清样上准备出版，标题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

当年我作出这样的抉择的动因，除了从我对胡福明的稿件修改中可以看出思路，还可以从由胡福明保存的我于1978年1月19日和1978年3月13日给他的两封原信得到印证。第一封信是在排出文章小样以后寄小样时写的，认为文章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第二封信是在处理稿件过程中写的，提出了修改稿件的具体要求：增加联系实际的内容，“由于‘四人帮’多年来抓住（毛主席）片言只语吓唬人，束缚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同志至今仍不注意实践经验，不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从概念出发，离开具体条件硬套某个指示，结果‘心有余悸’，许多工作搞不好。请考虑能否把这样意见的话加上。”

按照报社的规定，登载了《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哲学》专刊第77期的清样送请总编辑杨西光审阅。他慧眼识珠，果断决定把这篇文章从《哲学》上撤下，要求作修改以后放在《光明日报》第一版上发表。他把这件事当作报社的头等大事，为此付出了极大精力。他亲自动手并精心指导我们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特别是当他得悉作者胡福明于1978年4月13日从南京来到北京开会的消息，决定立即把胡福明接到报社，并把据闻正在撰写同类题目文章的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请来，杨西光亲自主持与我们开会，商讨文章的修改。杨西光明确指出，文章的修改要坚持邓小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观点，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冲破禁区。他的这个意见在我当时记下的谈话要点中得到印证。我记录的第一条就是：“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体系”，临末又记下：“注意：完整、准确毛泽东思想”。

综上所述，就我所知道的情况，《实》文从组稿、发排到修改，主要是由《光明日报》的同志完成的，决定发表的是总编辑杨西光。社会上有人说这篇文章组织来以后杨西光不敢发表，所以找了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并最后送请胡耀邦审查同意后才发表。这不是事实。据我所知，杨西光是横下一条心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之所以请中央党校的同志来修改，是他听说中央党校也在（准备）写类似的文章，为了集思广益，把胡福明的文章改得更好，才这么做的。送请胡耀邦审阅最主要的原因是杨西光在“串连”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转载、转发时，有的同志提出最好能请某个“权威”看看。为了争取更多的媒体转载、转播，杨西光同意此文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送请胡耀邦审看。以后他听到上述《光明日报》不敢发表的传言，他认为并非如此，于是就愤然对中央党校的同志说：此文如果在中央党校的内刊《理论动态》刊发，请在文末注明“光明日报供稿”（见《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第225、236页），以表示他愿承担此文的政治责任。据我了解，即使此文不送请胡耀邦审看，有的媒体因此就不转载、转播，杨西光也会义无反顾地把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2004年第8期 从学做饭到家宴　作者：沈　容

我年轻时从不会做饭。上学时在学校吃饭。参加工作后在食堂吃饭。有了小孩就在家里吃，由保姆做饭。

“文革”期间在干校，我属于“牛鬼蛇神”，没有资格到厨房做饭。干校对我们这号人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只是在会餐时叫我们做一些洗菜、摘菜的事。

1970年，我和老伴李普先生被“解放”。我们可以在老乡家借一间房住，可以自己做饭吃。

我最难忘的是我们俩第一次做饭的情景。粤北农村的冬天，我们在房里生了一个炭盆，在上面烧水、做饭。我们第一次做饭，把米洗了，加了水，放在炭盆上，两人坐在炭盆边上守着。眼看着热气从锅子四面冒了出来，显然是水开了。我想打开锅盖看看，李普说：“不能打开，听说打开后，会煮成夹生饭。”我似乎也听见过有此一说，于是就不敢打开锅盖看了。但是饭什么时候算熟了呢？我们都不知道。四只眼睛看着炭盆上的饭锅，既不敢打开，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煮熟。这就是我第一次做饭的经历。

以后我有资格到厨房里帮厨了，我看到大饭锅里的水开了以后，不仅可以打开盖子，还可以用饭勺搅两下。我还看到精于烹饪的女同胞们如何做出各种可口的菜来。这是我学习做饭菜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好朋友王匡（是他把李普介绍给陶铸，李普才来中南局的）“解放”后，他的夫人田蔚来干校看他。他可以在十五分钟内把一只活生生的鸡杀了，并把一盘鸡肉端上桌来。这真是绝了！王匡的父亲是个厨师，所以王匡很会做菜。

我看了他操作的全过程。过去人们杀鸡，都是把鸡杀了，放了血，把鸡放在盆里，把烧开的水浇在鸡身上，然后拔毛。这拔毛是很费时的一道工序，尤其是细毛，更是难拔。匡兄（我们称他匡兄，他管李普叫李公）处理鸡毛的过程完全不同。他把水烧开以后，稍微放一点冷水，然后把杀好的鸡在盆里一转，把鸡头鸡脚放在水里浸一浸，用手在鸡身抹几下，就把鸡毛通通抹掉了，比人们平常拔鸡毛又快又干净。然后，他把鸡胸上的肉切下来，切成丁丁，在锅里放上油和作料，放下鸡肉，扒拉几下，一盆香喷喷的炒鸡丁就放在桌上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说：“匡兄，你有这样的好手艺，何不到大厨房去露一手，让我们也吃得好一点。”王匡说：“千万不能，你做得好了，他们会说：你看他，做工作不怎么样，做吃的倒很内行。你要是做得不合他们的口味，他们又会说：你看，他只会吃，不会做。万一出了什么事，那就更不得了了。”这话有理，我们都给运动整怕了，虽说已经“解放”，还是心有余悸。

匡兄是我学烹饪的第一位老师。

广东人很讲究吃，也精于厨艺。就拿有名的盐锔鸡来说，听说原来的做法是把粗盐在火上炒得很热很热，再把鸡用做丝棉袄的薄纸包好，放在盐里。等鸡熟了，盐味进入了鸡肉，而鸡味一点没有丢掉。这做法太费时费事，后来的盐锔鸡大都是用椒盐粉抹上，放在锅上蒸十七分钟，味道同样鲜美可口。

我在广东从做第一锅饭开始，学会了几道广东菜。

1972年，我和李普调到北京，粉碎“四人帮”后，李普调到新华总社。总社有一位特级厨师叫袁学怀，湖南人，是李普同乡。有时我们请几位朋友在家吃饭，请他来帮忙。我又从他那里学了几道菜。

那时有朋友来，我们常留他们在我家吃顿饭。当我做盐锔鸡时，李普必定要介绍这种鸡的做法。他会绘声绘色地说：这种鸡必须严格蒸十七分钟，如果蒸十八分钟，鸡就老了；如果蒸十六分钟，鸡就还不熟。他的这一番理论，常常使朋友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以为他十分精通烹饪之道。有时，孩子们说话了：“爸爸只知道理论，从来没做过。”引得朋友们哈哈大笑。

1981年，我们大规模地举行了一次家宴。请的都是湖南人，有曹瑛夫妇、李锐夫妇、廖沫沙夫妇、于刚夫妇、黎澍夫妇等。这是一次湖南同乡的聚会、老友的聚会、更是老战友劫后余生的聚会。这些同乡、老友在几十年中都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今天能聚集一堂，真够不容易的！那时还不大兴在饭店里请客，就由我担任厨师。我把我学会的手艺全部拿出来了。每上一道菜，客人们都叫好。我想，这倒不一定是我的手艺真有那么好，而是这次老友相聚太不易，太不寻常，不管什么菜，都觉得特别好吃。

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诗兴大发。我们赶快把碗筷收走，拿出笔墨，铺上宣纸。曹瑛写了一首他在“四人帮”监牢里做的诗：

白天阳光少，黑夜臭虫多。

一瓢糊糊面，两个窝窝头。

固是维他命，无如奈我何！

谁解其中味，南无阿弥陀。

曹瑛1925年参加革命，曾反对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反对康生的抢救运动。“文革”期间被打成“特务”。他说：这是在监牢里做的，当时没有纸笔，不可能写下来，这天才书写出来。

吟诗、写字李锐是打的头炮，这是他的性格和作风。他口占一首，写道：

举杯难得竹林欢，都是古稀花甲年。

海内久经文字狱，人间本好自由谈。

这诗道出了大家的心声。李锐从庐山会议后，历尽劫难，1979年才返京复职，住在木樨地22号楼，黎澍住24号楼，我们住三里河，和木樨地仅隔一条马路。我们三家过往甚密，我们常常从他们那里听到一些闻所未闻的往事和振聋发聩的思想。他们两位实在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有一次，我请他们两位来我家吃西餐，我做了罗宋汤、猪排、沙拉等，他们吃得很开心。黎澍说：“你哪里弄来那么多猪肉？”

1988年冬天，我和李普到海南岛过冬，本来准备多住一些时候，说来奇怪，有一天，突然觉得要回北京，于是就立即回京。到家才知道黎澍已不幸去世，我们刚赶上遗体告别。黎澍的夫人徐滨告诉我们，黎澍在病中几次问：“李普回来没有？”“李普怎么还不回来？”李普和我把这位可敬的老夫子一直送到焚化炉前。

廖沫沙曾是全国闻名的“三家村”三家之一。他和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有过一些过节，江青不会放过他，在“文革”中他当然被整住了。“三家村”另两家：吴晗和邓拓在运动开始不久就先后自杀。廖沫沙成了“三家村”中硕果仅存的一家。家宴这一天，廖沫沙举笔挥毫写了一副对联：

胸无点墨真干净，笔重千钧保吉祥。

这两句话意味深长。沫沙才气横溢，抗日战争初期他在长沙当《救亡日报》的总编辑，用笔为革命而写作。他身无分文，家里无以为生，有一天他妻子先让两个孩子吃了毒药，然后自己也吃了毒药，母子身亡。黎明之前沫沙下了夜班回家才知道，你说这有多惨！沫沙继续用笔战斗，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写作。可是，赶到他为之奋斗了半辈子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却笔重千钧要保吉祥了。这又是一种多么令人揪心的心境！

他的晚年似乎很孤独。我和李普有一次去看他，门上贴了一张纸条：“尊医嘱，谢绝探访。”我们犹豫了半天，是不是进去。为担心他的身体，我们还是敲门进去了。沫沙的身体还很好。他说：“这纸条不是对你们的，不要管它。”这张纸条可能不是他自己的意思。李普最后一次去看他，回来告诉我：他想和沫沙好好谈谈，但是什么也没谈成，因为他家里有一个人老在打岔，弄得李普毫无办法，只好告辞。走时，沫沙送他到门口，紧紧拥抱他。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我们很后悔，应当多去看看他。

附带说一说，李普也沾了廖沫沙他们的“光”。北京批“三家村”，中南局也批“三家村”。李普曾鼓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多多练笔写文章，写文章的人被打成广东的“三家村”，李普就成了这个“三家村”的后台。

沫沙写的那副对联，后来我们裱好了，在厅里挂了很久，以后又常拿出来挂。那天他没有带图章，后来我们也没有抓紧请他盖。

李普说他不会做诗，那次也凑了几句，请沫沙修改如下，可以作为这次湖南老朋友聚会的纪念。

椒红酒绿添诗兴，风雨潇湘忆少年。

莫道洞庭麻雀小，惊涛骇浪舞翩跹。

这首诗我把它镶了镜框。李普有一次开玩笑说：“我想打入书法界。”我说：“这容易，我帮你打。”于是就把这首诗的镜框挂在墙上。我说：“你的字挂在墙上了，这就算打入书法界了。”

这次家宴以后，李锐也要办一次家宴，而且要赛过我家。这也是李锐的性格。他办事特别认真，找来了菜谱，要按菜谱一道一道做菜。他刚乔迁到木樨地，一应家常用品还没有备齐，就叫他女儿南央来我家借餐具。接着我们又在李锐家热闹了一场。那天十分丰盛，果然赛过了我们家，李普伸出了大拇指对李锐说：“还是你第一！”

2004年第8期 民国时期中医废立之争　作者：奚　霞

中医乃我国“国宝”之一，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

鸦片战争前，中国医界一直是中医一枝独秀。列强入侵后，西学东渐，西医学也在中国落地生根，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冲突在所难免。在日益激化的中西医论争中，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已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尤其是废止中医思潮成为政府千方百计排斥、摧残中医的思想基础。从道光皇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蒋介石，制造各种障碍阻止中医的发展，甚至企图用行政手段消灭中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这份宝贵的医药文化遗产，中医界进行了长期的顽强抗争，仅直接与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请愿抗争就有十多次，地区性的抗争更是难以计数，古老的中医经历了历史上最艰难的岁月。

一、 北洋时期的首次抗争

北洋时期，政府一味推行西洋医学，而无视中国传统医学的存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则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首先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医学教育政策，从此拉开了抗争的序幕。他说：“今年教育部所颁之医学专门学校章程，事前既未采集众议，更未宣布其政见，贸然自订之而自颁之。……教育总长对此事当负完全责任，延聘海内医界同人讨论此事，先从编书入手，将来即以新编之书为全国医校讲义及参考书。”并指出清末民初两次制订学制均以日本体制为蓝本，而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就已推行废除中医的政策，其不列中医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决非“漏列”二字可以遮掩过去。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在接见京师医学会代表要求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系统时，竟毫不掩饰地说：“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接着，江西当局颁布了取缔中医章程32条，与汪遥相呼应。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于是，中华教育社联合江苏、湖北、山西等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

而对这种情况，上海 “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通函各省征集意见，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向教育部、国务院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连日来，各地民众也纷纷集会、通电，抗议政府弃中扬西的政策。

迫于压力，政府一面虚与逶迤，诡词搪塞说废除中医中药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教育部甚至在批示中明目张胆地将中医说成“非最新学说”、“非具有完全科学知识”，于是立案“应勿庸议”。国务院的批示与此类似。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1922年3月，北洋政府内务部颁布了《管理医士暂行规则》，规定发给医士开业执照的资格，必须经各地警察厅考试及格领有证明文件者，或在中医学校、中医传习所肄业三年以上领有毕业文凭者；医士诊病必须开设二联单，汇存备查，如有药方不符或医治错误，经查“予以相当处分”等。如此摧残医生、束缚医学的条款受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上海中医学会迅速行动起来，与中华医药联合会召集了有170人参加的大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医士资格应由医学会或推出各地名医主试，而不是由警察厅主试；并通知全市医生拒领执照，定期召开全国中医大会，各地纷纷响应。会后派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内务部取消《医士规则》。在一片反对声中，内务部被迫宣布暂缓实施《医士规则》。

二、国民党时期的废止中医案

对中医歧视、摧残最酷的莫过于国民党政府。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1、施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方能营业，登记限期为一年。

2、限五年为期训练旧医，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无此项证书者停止营业。

3、自1929年为止，旧医满50岁以上、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得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但不准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等。此项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为15年，期满即不能使用。

4、禁止登报介绍旧医。

5、检查新闻杂志，禁止非科学医学宣传。

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

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 “废止中医案”。曾留学日本学习西医的余云岫，是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他一向攻击贬低中医学，把中医等同于巫术，甚至直指“中医是杀人的祸首”，必欲废止清除而后快。他对中医的处置办法是“废医存药”，中医废止，而中药作为医学研究资料尚可以加以利用。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案”的四点理由是：（1）中医理论皆属荒唐怪诞；（2）中医脉法出于纬候之学，自欺欺人；（3）中医无能预防疫疬；（4）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他多次解释该提案是打算在五十年内逐渐消灭中医，一者任其老死，自然消亡；二者不准办学，使后继无人。因此，余云岫被世人讥评为“东西医奴隶”，成为千古罪人。

此案一出，人们热血沸腾，中医界空前大团结、大觉醒，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上海名中医张赞臣主办的《医界春秋》，出版号外“中医药界奋斗号”，揭露余云岫等人的阴谋。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竟然公然刊出了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止中医案”。这无异于火上浇油，双方剑拔弩张，直面对峙起来。几天内，数不清的各地中医药团体的质问函电飞向了南京政府。

3月17日（后来定这天为 “国医节”），全国17个省市、242个团体、281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会场上悬挂着“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等巨幅标语，高呼口号“反对废除中医”、“中国医药万岁”。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上海中医药界全力支持大会，罢工半天并提供全部交通工具。同时，全国总商会、中华国货维持会、医药新闻报馆，以及南洋华侨代表等电请保存国医。社会公众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了“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于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声援口号。一时间群情激愤，运动的浪潮颇似“五四”运动在中医问题上的重演，可见废中医是何等地违背民心。

国民政府没料到会造成如此轩然大波，当时正值召开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叶楚伧、李石曾、薛笃弼等要人亲自接见了请愿代表并表示慰问。这迫使卫生部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面允代表：该提案虽获通过，但暂不执行；改称中医为国医；同意成立“中医学社”。

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尤为南京政府所忌恨。该会人力、物力、财力雄厚，动辄通电全国，号召力很强，是中医界与南京政府斗争的强有力的组织。1931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该会不符合法律强令解散。这再次激起中医药界的愤怒。2月1日，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有17个省市及南洋、菲律宾等223个团体的457位代表参加。这时的中医界已清醒认识到行政地位的重要性，于是明确提出中西医平等待遇，中医参加卫生行政，中医药改称国医国药，编纂中医药字典及教科书等，并再次派代表进京请愿。这次请愿的规模和声势较前一次更大，惊动了蒋介石。他先是煞有介事地答应代表，让文官处撤销两部公告。然而这不过是缓兵之计，代表们一撤，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马上以教育部的名义推翻了自己的诺言。

1930年3月，由焦易堂等人提议，仿照国术馆之例，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国医馆，并在各省及海外设立分馆、支馆。它负责制订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编审教材，设有学术整理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人们正奇怪呢，难道国民政府忽然热心起中医来了？其实是为了缓和中医界的愤怒情绪。国医馆的经济来源，名义上是国民政府每月支给五千元，但从第二个月起就减半发给，使得国医馆迟迟办不起刊物、开不起训练班，要靠分馆和各地中医界的接济来维持。这是一个半官、半民、半学术的特殊组织，是在特别情况下建立的畸形机构。它的建立曾使中医界欢欣鼓舞，但因受政府操纵，国医馆名为学术机构，实为政府的御用工具。所以国医馆成立后作为不多，形同虚设，曾受到中医界的尖锐批评。

三、公布《中医条例》步履维艰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这是中医界多年奋斗希望实现的目标，目的是争取与西医的平等地位。但这也是废止中医者最不愿意的事情。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执行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说“中医言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主张“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开业，全国中药店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这引起了中医药界的强烈抗议，《医界春秋》严辞批驳，斥责汪氏“亡国未足，必灭种而后快”。汪精卫见众怒难犯，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大谈“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百般阻挠，各地中医团体纷纷质问。1934年1月，中医界召集全国代表请愿，要求尽快公布《中医条例》。最后妥协的结果，焦易堂发表了《为采行中医条例告国人书》，以不了了之的办法由国医馆执行起行政权来，行政院则睁一眼闭一眼，保持沉默。接着，汪精卫在全国医师公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反中医的长篇演说，指责中医不科学，如果谁有中西医并存的观念，便会使医学“陷入非科学的歧途”。上海市国医公会强烈抗议汪氏的言论，分别致电国民党四中全会、国民政府和立法院，要求提高国医国药的地位、中西医平等对待并尽快公布《中医条例》。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国家医药卫生机关增设中医；允许设立中医学校。终于，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标志着中医在医药卫生系统中取得了合法地位。

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如其中“中医条例所称的中医学校，指经教育部备案或各地教育主管机关立案者”，而教育部并未把中医学校列入学系，这就等于把所有中医学校毕业生的中医资格全否定了。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中医审查规则由卫生署管理，而卫生署官员中又没有中医的不正常状况，1936年12月，中医界组织了18省市120多位代表向立法院请愿，要求卫生署增设一名中医副署长，以体现中西医平等待遇的原则。在立法院讨论时，引发了一场中西医优劣的论争，结果设副署长的要求未获通过，只在卫生署内增设一中医委员会管理中医事务，而实际上卫生署从不让中医委员会参与行政。

四、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中医界再次起而反抗，多次发起全国请愿。

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审查限于经政府考试领有证书者、或中医学校肄业三年领有毕业证书者、或由政府发给行医执照者，方可向中央国医馆申请登记，否则不准行医。在非法的考试、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杭州卫生局还实行污辱性的中医登记，公然在中医执照上加盖“中医不准使用西药以及注射器具，违者吊销执照，撤消资格”，以示歧视。

政府为了消灭中医学校，更是不择手段。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两校坚决抵制政府的无理取缔，经多次交涉无效，终于转为公开斗争。8月，校长丁济万的护校宣言在《新闻报》上刊出，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终无结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此讯一出，全国震动，在三校负责人的呼吁下，成立全国中医药请愿团向行政院请愿。国民党政府竟然毫不理会，在全国没有一处中医学校立案的情况下，却以该中医校未经立案为由强令关闭，使这三个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

1947年11月，上海不准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特种中医考试，再次打击中医教育。广东省在民国年间先后开办20多所中医院校，到1947年仅剩1所广东省中医药专门学校。

1947年国医节，长沙组织了500人的示威游行，并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在宪法中规定中西医平等，各省市设立中医药学校，实行中西医共管卫生权，奖励中医科研，中央拨款补助省级中医院等。郑曼青、谢会东等十人携带行李，冲进南京政府，绝食三天，要求蒋介石亲自答复请愿要求。蒋拒绝不见，代表们被警察强行拖走。这次请愿影响很大，南京报纸作了多次报道，国民党中央电台进行了歪曲性宣传。

纵观中医界38年的斗争，政府采取的种种消灭中医的政策，虽然也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并加剧了中西医的分裂和相互对峙的局面。到全国解放前夕，散居在各地的约50万中医，绝大部分已无法继续开业。全国没有一所公立中医院校，更谈不上学术研究，中医书籍出版尤其困难。中药生产听其自生自灭，质量低劣，税多捐重，药店纷纷倒闭。

然而，我国传统的中医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虽曾一度遭遇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冷落乃至贬损，但终因其自身具有的西医药所不能代替的优越性而巍然留存。中医在中国废止不了、消灭不了，相反逼迫着中医界走出一条新路子：与西医取长补短，共同发展。1949年后的中西医结合即代表了这一方向，世界性中医热的兴起，预示着中医学的发展不可限量。

2004年第8期 于右任的乡愁　作者：金光群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元老，德高望重，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1949年4月，被国民党特工挟持去台湾，再也没有回来过。在台湾闲居15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大陆，盼望祖国统一。但长期处于失望中，受浓浓的乡愁的困惑，忧郁而死，临终也未能实现他的愿望，抱憾终生。

一、重点“护送”赴台对象之一

1949年4月20日，是于老在南京最后的一天。这天下午5点多钟，我到南京宁夏路2号于公馆采访，遗憾的是：这次我未能见到于老，我走进楼下熟悉的大客厅，坐到我常坐的沙发上。经常在楼下招待来客的于老的副官，照例泡一碗盖碗茶送过来，低声告诉我，院长在楼上收拾东西。说完他转身上楼去通报，我扫视大客厅，有四五个客人，其中有两个年纪不大，穿黑色中山装，不像是平时常来的客人。不一会儿，副官下楼，手拿一卷白宣纸，弯腰在我耳边说，于院长今天没有时间下楼会客，叫我把这副大对联送给你，院长讲来不及题款，边说，边请我打开看看，大概是怕引起“客人”怀疑，的确，在坐的几位，都投来带有疑惑的目光。我同副官分别展开上下联，只见字迹苍劲，如龙飞凤舞，我称赞说：的确是一副书法精品，而且是于老特殊的风格，可惜，只匆匆瞥见一眼，未记住内容。我卷起于老墨宝，辞出客厅时，请副官代我向于院长道谢。

事后得知，楼下那两位年轻人，有特殊使命，是负责“护送”于老去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早就作计划，部署特工对一些“靠不住”的高官，要防止他们投向中共，要分别妥善“护送”去台。当然，“护送”就是“挟持”，不过好听一点而已。

次日午后，我发完晚报稿后，又驱车到宁夏路2号，已铁门紧闭，人去楼空，据留守的看门人说：院长昨晚已由“客人”“陪着”走了。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时候跨出一步，会影响他以后的命运。前几天，于老差一点，有机会去了北平，就会留在大陆。4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想利用于老的声望，派于老去北平协助和谈。可惜决定的太晚，当时于老已作好准备，专机已待命起飞，北平和谈已到了最后阶段。中共代表已于4月15日将和谈协议草案最后文本交出，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进行研究，必须李宗仁签字，决定派人回南京述职，送协议草案给国民党政府当局讨论决定，因此通知于老暂勿起程，次日即派人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党政人员开会，否决了这个草案，李宗仁不敢在协议上签字。因此，人民解放军于21日凌晨大举过江，于老已被挟持去了，再也无法留在大陆。于老这一步未迈出去，以至在台湾住闲，日夜处于乡愁抑郁中，15年后怅然辞世。

二、和平愿望的破灭

南京解放前的几天，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于府采访最新动态。当我从别处得知于老将以“特派代表”赴北平时，曾立即去于公馆采访。这一次，是专为于老赴北平的事而来。刚落座不久，请副官通报后，于老就从楼上走下来，于老微笑着，看来心情很好。

我急于想知道于老对此次北平之行的一些情况，多余的话没有说，就直接提问：李代总统为什么要请您去北平协助和谈？于老知道我会问到这些问题，于老说：我也不知道李德邻是怎么考虑的，他跟我讲，北平和谈已经进行好几天了，为了推动和谈进展，我想有劳您辛苦一趟，作为“特派代表”，加强和谈，问我是否同意。这件事来得突然，容不得我考虑，不过，我觉得和平是好事，我一向反对打内战，因此，我表示愿为和平尽力，就这样定了下来。接着我又问：您对和谈前景有什么想法？于老抚摸一下长须后说：只要大家都能真正为老百姓着想，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都作些让步，就有希望谈成。再说，当前人心思定，老百姓不希望老打仗。近百年来，兵灾不断，尤其八年的艰苦抗战后，又打了两年内战，人力、物力损失太大太多，战区人民受到极大苦难，急需休养生息，重整家园，过平平安安的日子，不愿意处在战乱之中。我知道和谈担子很重，我要去了北平，也就尽我一点力量，争取和谈成功。最后我问：您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吗？于老回答：没有什么特别的准备，等北平电话，随时可以起程。我站起来说：“那就祝您一切顺利!”

告辞回到报社，写了几百字的专访，发给晚报和外地《新民报》。于老的愿望，最终还是破灭了，北平也没有去成。

三、爱小孩、捎奶粉

《新民报》南京社一个编辑来找我，说他妻子在北平《新民报》工作，刚生一个小孩，北平买不到奶粉，能否托于院长捎一罐去？我觉得很为难，固然我同于院长很熟，但是，在这种时刻，托带东西，为点小事去麻烦他老人家，是否合适？我说：这时候托于老带东西，不太好说，劝他不要带。这位同事爱子心切，一再央求，要求我试试，如果不行就作罢。我只好答应试试看。次日下午，我又去于府采访，把一大罐奶粉带在车上。于公馆的客厅里，总有些客人，这几天来客比平时还要多，我进门后同于老副官打了一个招呼，就找空沙发坐下。于老下楼来，同一些客人见面，有的托带信件，有的说几句话，不一会儿先后辞去。于老站起来移坐到我身旁时，我问于老何时起程，于老讲还在等北平的电话。看到于老精神还好，又没有其他客人，就试着探询：我们《新民报》北平社有一个女职员是这边同事的妻子，刚生一个小孩，北平奶粉不好买，这位同事托我问问您，能否给他捎一罐奶粉？于老一听，给小娃子捎奶粉，显得非常慈祥，满口答应。随后吩咐副官，等一会儿把奶粉放到车里。当我告辞出来到院子里，从我的车厢里取出奶粉，副官已打开于老坐车的后背箱盖，我也端着奶粉走过去，看到后背箱已放一些东西，我注意到有两扎信件，一扎写：毛润之(毛泽东)先生，另一扎写：李任潮(李济深)先生等。我把奶粉交给副官，又留下北平《新民报》收件人的电话号码，请他到北平后，在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叫她来取。我暗自高兴，在这个特别时期，能托于老带东西，确非易事。

4月19日晚，北平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通知于老暂勿起程，使于老抱憾终生。

四、主张和平民主

于右任是陕西省三原人，生于1879年，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1918年组织靖国军，任总司令，进行护法战役；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随孙中山北上，反对军阀统治。以后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审计院院长、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和监察院院长等职，长期以来，于老为人诚恳，作风平易近人。他留了长须，到花甲之年，银白色的长须盈尺，有人称他为于大胡子，也有人称赞他是“美髯公”。于老平时写字作诗，只盼天下太平。当监察院长达20年。国民党政府标榜实行三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国民政府设五院，即立法、行政、监察、考试、司法五院。监察院权力看起来很大，政府大小官员，都在监察之内，可以弹劾高官。实际上，蒋介石把监察院当作“冷宫”，不论监委们如何慷慨激昂，提出多少“案件”，结果都难于付诸实行，监察院当然管不了蒋介石，也管不住高官，充其量只能拍几个“苍蝇”。于老一贯主张民主和平，同共产党合作，反对打内战，同周恩来及民主人士有些来往，开起会来，要么一言不发，要么就提出国共要和衷共济、停止内战等等。西安事变后，他要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这些都让蒋介石非常头疼，可是，于老德高望重，又奈何不得他，因此，表面上对于老很谦恭，于老提出小事，就给点面子，大事却寸步不让。如有一次杨虎城老母在家乡病重，于老向蒋介石提议，让杨回家探视，蒋介石就是不答应。背后说于“讨厌”，“多管闲事”。所以蒋介石一直让于右任担任有职无权的院长，表面上是担任要职，实际上同坐冷板凳也差不多，所以20年也未更换。

于右任还是老报人、诗人、书法家和教育家。1927年开始研究中国历代草书；1931年创办草书研究会，以后编著出版了《标准草书》、《草书字典》等专著。1905年，他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这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到2005年正好是100周年。1907年以后，他先后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在报上撰文反帝反清，提倡民主思想，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经验，他还以诗人身份参加文学团体——南社。

五、爱祖国、爱复旦

我1946年夏天到南京《新民报》采访部工作，听说于老从西北视察归来，以前对于老就有很深的印象，决定去访问他。一天下午，驱车到宁夏路2号于公馆。事前没有约定，按门铃入内，是一位瘦瘦的副官来开门，我递上名片(名片上印的是并排五地南京、上海、北平、成都、重庆的《新民报》记者)，说明来意，我知道他是复旦的创始人之一，所以我讲了我是复旦大学毕业的，请他通报。他把我引进大客厅，泡上盖碗茶送来，就持我名片上楼去了。很快，就见于老下楼。他穿一套中式白色褂裤，宽衣大袖，特别是满脸银须飘拂，神采不凡，我立即起身相迎，于老满脸堆笑，一边握手，一边还用他的左手拍拍我的右手背，显得非常亲切。他已听说我是复旦读过书的，先问我：什么时候毕业的？我说今年学校要复员迁回上海，我们1946届毕业生，在5月底就提前结业，举行了毕业典礼，我6月才到南京。他问学校一些事情，又问陈望道等教师的近况和我是哪里人等等，我都作了简略的回答。于老讲：看到复旦的发展壮大，毕业生遍布全国，我特别喜欢，你们都在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尽力啊!

我很想听听他访问新疆的观感，就转入了正题，问于老：听说您访问了新疆，一定有不少事情印象很深，想听听您对此行的印象。谈到这次远行，于老的头脑中仍有不少新鲜影像，立即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他说：新疆地方大，很美，有大沙漠，也有大草原，还有很丰富的矿产，水果也多，出名的有葡萄、苹果、香梨和哈密瓜，农产品的棉花好，草地多，牛羊也多。矿产中有石油、煤炭，都有很大的开发价值。那里居住有十多个民族，维吾尔族人口较多。人们都极好客，都爱我中华。维族有个人叫包尔汗，很聪明能干，他把孙总理(中山)的全本《三民主义》都翻译印刷出来了。新疆风景好，天山南北有许多风景区，我最喜欢天池，这是一座高山大湖，在海拔1900米的丛山峻岭中，一湖碧水，四周林木青翠，高大的云杉耸立，高山上雪峰围绕，湖水深达几十米，碧蓝如镜，空气清新，沁人心肺。湖滨安静沉寂，偶尔有飞鸟出现，打破空气平静；人行岸上，倒影水中，水上蓝天白云相映，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美极了。于老像作诗一样，赞颂天池之美。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经过的重要地段，有很多古迹，高昌、交河有古城遗址，库车、拜城的千佛洞，吐鲁番的火焰山，喀什的清真寺等等。于老一口气讲了很多，那时没有录音机，我一边仔细听，一边记要点。看得出来，于老讲了这些，仍意犹未尽，还有一些美好的记忆，有机会还能再谈一些。最后他说，以后可以随时来他这里。这也是对我这个复旦后生的特殊优待。

随后两年多，我去过于老处的次数不少，有时是为了证实某一重大新闻，因于老可参加国民党政府一些首脑会议；有时是为监察院的一些议题；有时也没有一定目的，但作为一个记者，往往会从于公馆内外，得到意外的信息。我每次去，只要于老在家，一般都会接谈。平时于老不大谈国家大事，也不谈时弊，但言谈间总希望天下太平，民富国强。因为“复旦”的情结，我在南京时，同于右任、邵力子等老一辈复旦人就很亲近，常去他们府上走动，使我获益匪浅，甚至有外地记者，要求我带他去见于老、邵老，如天津一位驻京记者，我向于老引见，于老也予以接见。邮政总局的人，要去见邵老，我也领他们去。

于老送我的大对联，既未裱，也不敢挂，到文革时被焚毁，非常可惜，至今还后悔，为什么不收藏好。

于老到台湾后，已不再担任监察院院长。平时无事可作，写写字，偶尔写点小诗，常倚杖站立，眼看西北方，那边“有我大陆，有我故乡”。1969年，于老80周岁，有老友倡议为于老庆寿，他心情凄苦，摇头拒绝；他说在此乱世，还做什么寿，于是吟诗曰：“平生只愿看到太平时”。在台十几年，度日如年。郁郁终日，到83岁时去世。离世前作《望大陆》，诗曰：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读了此诗，令人鼻酸。

于老至死，还一心盼望祖国统一，期盼能重返故里。但他在绝望中含泪而别，只能魂归故里了。

2004年第8期 “世界第一美术家”　作者：邱　健

在笔者的故乡江苏南通市早期著名实业家张謇的故居中，陈列着一幅精美绝伦的艺术绣品：画面上风沙滚滚，城堞逶迤，终年积雪的长白山遥遥在望；在茫茫的旷野中，孤独的牧羊人凝视着低头吃草的羊群……

这幅给人以特有的古朴、苍茫之感的塞外牧羊图，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刺绣艺术家沈寿女士的遗作。

“仿真绣”的创始人

沈寿原名雪芸，号雪宦。清光绪初年（1874年）生于江南景色如画的苏州城一个富庶的古董商人之家，自幼深受家藏艺术品的熏陶。她所生活的年代，是苏州“闺阁绣”极为风行的时期，当时苏州有“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巧习针”的盛况。雪芸八岁开始与姐姐同棚习绣，十六七岁，即以绣艺闻名乡里。当时宫内常派专人到苏州购办丝织绣品，剔选甚精，许多人家的绣品都被淘汰了，唯独沈家母女的绣品备受青睐。

1893年，美丽而多才的沈寿嫁给了当地的举人余觉，由于丈夫能诗善画，常和妻子研究绣艺为她设计画稿，使沈寿的刺绣艺术达到新的高峰。

1903年，沈寿开始研究明代露香园彩绣技艺，亦称“顾绣”。“顾绣”是明代上海名人顾会海之妾，因刺绣人物山水花蕊逼真，颇有生韵，因之她的绣艺被誉称为“顾绣”，堪称一绝。沈寿在继承顾绣传统针法的基础上，改进了原有的套针法，按照所绣真实景物组织针脚纹路，使针迹隐藏，物象逼真，更具立体感。这一创造性发展，更开“仿真”绣一代新风，使苏绣艺术达到了新的境界。

《八仙上寿图》令慈禧惊喜不已

光绪三十年（1904年），适逢清末慈禧太后七旬寿辰，沈寿夫妇经人举荐为庆贺慈禧寿辰绣了一幅通景绣屏《八仙上寿图》进京呈献。慈禧将此幅绣屏视为绝世佳品，立即传旨：“着沈氏进觐，一体赐宴”，这在当时可谓无比恩荣。雪芸遵旨来到慈禧面前，慈禧见她姿容娴雅，稳重端庄，对这位姑苏女子似有特殊的好感。过了几天之后，又亲书“福”、“寿”二字赐给雪芸夫妇。为表示对慈禧的感恩，雪芸将名字改为“寿”，她丈夫更名为余“福”，从此沈雪芸即正式名为“沈寿”。清政府农工商部大臣载振也向他们夫妇颁发了勋章，并决定设立“女子绣工科”，任命余觉为总理，沈寿为总教习，传授她的绣艺。

同年，清政府又委派沈寿夫妇到日本考察艺术教育。东瀛之行，使沈寿大开艺术视野，对她后期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她敏锐地发现了西洋画和摄影技术对明暗光线的处理特点，不似传统苏绣中的平板、呆滞。经过潜心钻研，便把西洋美术注重透视、光线明暗、色彩变化和仿真效果融合到中国刺绣艺术之中，从而把中国的刺绣推向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

1907年，女子绣工科在北京正式开学，下设国文、图画、刺绣三门专业课。沈寿对教学十分认真，常到皇家动物园观察鸟兽羽毛色彩，并把实地观察记录作为教材。她此时在人物绣像的技法上也有了创新，为绣像表现现实生活拓宽了道路。

意大利皇后称她为“世界第一美术家”

自满清政府因与八国联军于1901年7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慈禧着意向各国列强讨好。为庆祝意大利皇后诞辰，慈禧命沈寿仿照意后相片绣一幅四尺大像。当时的意后被称为世界四大美人之一，在相片中，她披着细亮披肩，外罩白色纱衣，胸前悬挂勋章，错落起伏，颇难描绘。沈寿潜日刺绣半年而成，经慈禧过目后，很快被送到意大利。

意后雅好修饰，许多著名画家曾为她画像，都未能合意，而见到沈寿的作品后，爱不释手。为表谢意，她亲自致函慈禧，赞誉沈寿为“世界第一美术家”，并谓东方女子能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可驾他国之上。意后还把她平日配用的钻石手饰、五色钻镶的宝星金表和20万意币酬赠沈寿，并在金表上贴上皇家徽号，以示格外珍重之意。沈寿为此像获得1910年召开的南洋创业会一等奖；1911年此像又在意大利都灵万国博览会上获得最高奖。

当这一消息传出后，各国报纸竞相登载，沈寿声誉远扬海外，邀请沈寿到各国游览的信函如雪片似飞来，沈寿当时无心游览世界风光，只想趁此机会学习别国艺术经验，博采众长，补己之短。于是她先赴日本观摩刺绣技术，然后到意大利参观都灵博览会；接着她又远涉重洋来到美国旧金山，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各国工艺美术家都想借此机会一睹这位“世界第一美术家”的风采，而沈寿则尽量避免应酬，专心致志地饱览各国工艺美术佳作，从中汲取精华。她在国外参观学习期间，在绣艺上受到很多启发，对她此后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神绣《耶稣像》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随着清王朝的覆没，绣工科也停办了。1914年，当时任实业部长的张謇，十分重视沈寿的刺绣，特邀请沈寿夫妇到南通担任“女红传习所”所长。

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主持教学之余，一直身不离绣棚，艺术创作无一日稍懈，在她不惑之年又创造了一种“旋转”针法。她依据一张著名的西洋油画《耶稣》的摄影件，由她的丈夫余福摹入绣片。沈寿采用100多种颜色的绣线根据摄影件的光色差异，巧用色线，突破过去单向排列丝路的传统绣法，进行灵活多变的仿真绣法，按人物面部受光的明暗层次与肌肤纹路的阴阳运色，循画理而显真形，因而使画面立体感更强，达到形神兼备之美效。她在刺绣这幅画像时，还创造性地将好几种不同色彩的丝线穿在一根针上，用“滚针”绣法，惟妙惟肖地绣出耶稣受难时的荆棘冠下的血渍，表现耶稣临危不惧、普救世人的崇高精神境界。这幅《耶稣像》，是她将东、西方艺术有机融合为一，在世界艺术史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也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目前在中国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耶稣像》，高54.8厘米，宽39.4厘米，是近代“绣圣”沈寿的一幅代表作，被世人誉为“神绣”，它在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曾荣获“卓绝大奖”。

1919年，沈寿在患病期间，又以惊人的毅力，历时3年绣成最后的杰作《美国女优倍克像》。《美国女优倍克像》是根据当时美国著名影星倍克的肖像刺绣的。这幅画绣中的倍克是一位身着盛装的妙龄女郎，神态端庄、自然而生动。那缕卷曲的秀发，明亮的双眸，甜蜜的微笑，雾一般的白色纱裙和丰润的肌肤，都被绣得细致入微，层次分明，极尽华丽、娇艳之美。

据说沈寿的针法共有18种之多，其独创的旋针、散针，尤为世人称道，上述这两幅画也大量运用这两种针法。仔细观察绣像上的倍克，发肤纹路细致逼真，人物面部皮肤隐隐如水纹旋转，发丝富弹力感，似乎触手就能颤动。远观则人物跃然其中，眼光流闪，语言欲出，神韵之生动，则无以名状。

当倍克这幅绣像在美国纽约陈列展览时，倍克特前往参观。当她看到自己的形象被中国刺绣大师沈寿表现得如此生动毕肖，兴奋地欢呼起来，当即愿出重金购买。但当时我国著名实业家张謇正率领中国实业代表团访美，则以“此乃国宝，无价也”而婉言谢绝。

1921年，对我国刺绣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沈寿在弥留之际，将《耶稣像》和《美国女优倍克像》赠送给张謇，张謇将它珍藏在南通博物苑中。抗战爆发后，这两幅绣品一度存放在上海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此后去向一直不明。多年来，经过张謇海外亲属们多方查找。终于在1973年由在香港的张謇之孙张融武寻觅到它的下落。1987年10月，这两幅举世奇珍价值连城的名绣，由张謇先生孙媳妇蒋蓉卿女士代表张氏家族把它带回南京，捐献给江苏南京博物馆，此举受到政府的嘉奖。

开刺绣教育之先河，留下珍贵遗产《雪宦诱谱》

沈寿在出访各国考察艺术期间，亲眼看到中国绣品在欧美大受欢迎，于是萌生了出口绣品的念头，认为这样既可传播中国工艺美术，又可赚取外汇。在她回国不久，便向清政府建议创办一个绣工传习所，亲自主持，广招学员。辛亥革命爆发后，此议化为泡影。沈寿为自己的心愿不能实现一直感叹不已，后偕丈夫余福去天津，在那儿自设刺绣传习所，授徒课艺，这是中国第一所刺绣教育机构，尽管经费筹措十分艰难，所址也不理想，但沈寿还是竭尽全力把传习所办了一个短时期才返回故里苏州。

上世纪中国著名实业家张謇，对刺绣艺术的热爱与扶植，也是中国近代工艺美术史上足以长期流传的佳话。张謇创办南通师范学校时，因在清政府任职时即仰慕沈寿绣艺，便在南通女子师范设立绣工科，聘请沈寿为主任，沈寿欣然允诺，便于1914年合家迁往南通。沈寿辛勤擘划，亲自督教，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南通地区妇女入学者甚多，笔者母亲青年时代就是沈寿大师艺徒之一。沈寿除了在艺术上推陈出新，在工艺美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新的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母女相传和师徒传习的陈规教法。由于她有南通女子师范作为依托，加上沈寿在南北各地进行教学的切身体会，并参照赴日访问时考察日本工艺美术教育的先进范例，为南通女红传习所制订了整套行之有效的教育体系。沈寿在南通女红传习所执教8年，先后培养了十五期近150名学生，许多弟子后来成为绣艺名家，如全静芬、巫秀莲等人。

沈寿的刺绣精品，创作题材丰富多元，举凡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无不搜罗殆尽。她的早期作品以佛像祝寿为主，后期人物肖像更是精湛突出。以五代、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的千古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名画为例，沈寿的刺绣手卷，长宽各为6.2米、0.4米，这幅作品不仅是沈寿精美绝伦的“神来之笔”，也是名画与名绣的珠联璧合之作。

1998年2月，在中国台北佛光缘美术馆展出了艺术大师沈寿百幅杰作。它包括：代表多子多孙、多福多寿的“石榴”、张大千的“莲花观音”、梅兰芳的“净瓶观音”、郑板桥的“兰竹”等，在众多宫廷艺术品中，“沈绣”作品都被列为上乘，受到非常严格的保护。目前也只有北京的故宫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以及苏绣的故乡苏州、南通等地，才有机缘偶尔得以一窥“沈绣”真迹。

刺绣是中国的一项古老的艺术。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就用灵巧的双手把刺绣艺术不断推向新的高度。到了近代，涌现出苏绣、湘绣、顾绣、鲁绣等著名流派，可谓群芳斗艳，万紫千红。沈寿继承了苏绣的传统技艺，但又不为成法所囿，刻意求新。如她在刺绣《耶稣像》中耶稣的眼睛时，运用了稀、细、短、转好几种独特手法，巧妙地运用了底料的白色，留空不绣，作为眼白。这样既表现了眼球的空灵而传神，又使眼睛略次于鼻梁的高度，使面部层次更为分明，形象也更为生动逼真。又如在绣《美国女优倍克像》时，表现了她在用针上的功力是无与伦比的。在女优的面部，每一针的落点都是深藏在一丝中间，而千丝万线无一丝针迹。为使人物的口角、眼角、发际之间等细部都显其神，她常在阴阳浓淡之间，加绣一两针极细的短针，美人的笑靥和神彩顿时显露出来，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充分反映出这位刺绣名家高度的造型才能和美术修养。

可惜这位刺绣名家只活到47岁就夭折了。由于晚年夫妻生活不谐，她终年累月自锢于绣房中，忧郁寡欢，虚弱多病，不幸于1921年5月13日去世。

为把沈派艺术留给后人，张謇担心沈寿死后绣艺绝世，便恳请沈寿把自己的绣艺著书流传，这也正合她的心愿；于是由沈寿在病中口授，张謇亲自笔录，整理出了一本《雪宦绣谱》留世至今。此书用文言文叙述，虽仅万言，但内容丰富，包揽了沈寿总结整理和创造的18种针法，图文并茂，是我国刺绣艺术宝库中一份极有价值的艺术遗产；张謇先生亦为此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沈寿死后，张謇根据其遗言，为之公葬于南通市郊黄泥山南麓，墓碑书曰：“美术家江苏吴县沈寿女士之墓”。

2004年第8期 李世民与“贞观之治”　作者：江仁宝

李世民即唐太宗。公元599年1月23日诞生于一个李姓贵族家庭里。他十六岁就应募从军，十八岁随父起事，后来带领唐军东征西讨，统一全国。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发动“玄武门之变”，被立为太子，继帝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元年。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间，吸取隋亡的教训，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诸多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逐渐趋于安定，国力不断加强，从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个所谓“贞观之治”的繁荣兴旺局面。为后来的“开元之治”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对后世、对世界都产生过比较深远的影响。这无疑是同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相一致的，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么，“贞观之治”涵盖些什么内容呢？据各种史料记载，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宁国”，删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农民起义的力量而起家的，认识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决定一个国君的命运。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从贞观初年就开始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话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国以民为本”，民心向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为了做到“安人宁国”，必须删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诸黎庶”，使其“各有生业”。李世民实行了“省徭赋”，“务积于人”的政策，尽量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让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说：“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贞观政要·政体》）只有“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才能安乐，国家才有安宁的基础。他从历史的教训中认识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为此，他于贞观之初，采取一系列厉行节约、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诸方进贡珍贵异品，限制营造宫室，破除厚葬的陈规旧俗，规定葬制一律从简，如有违反，依法问罪。在他的影响下，当时有许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俭约的生活和简肃的作风。与此同时，李世民也比较体察民间疾苦，并采取一些相应的“恤民”措施。所有这些都是服务于他“安人宁国”这一治国的总的指导思想。

第二、“为官择人”，“唯才是与”。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在这方面比历代帝王有着较突出和罕见的才华和创举。他强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他确实能够“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早在统一战争时，他就重视人才的搜罗，每击败一个武装集团之后，房玄龄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旧唐书·房玄龄传》）武德四年（公元621），尚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内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龄等，“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分为三番，更日直宿，供给珍膳，恩礼优厚。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贞观时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随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也有他的政敌李建成的旧部魏征、王、韦挺等；既有原属各个武装集团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张玄素等，也有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秦叔宝、程知节等；既有出身贵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刘洎等；此外，还有出身少数民族的契何力、阿史那社尔等。李世民对他们不讲门户，不分亲疏，不避仇嫌，不论前后，任人唯贤，只要确有才能，忠诚于唐，都能委以重任。为了选拔人才，他还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如通过科举制度把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以网罗人才，扩大统治基础。据史料记载，李世民“尝私幸端门，见新进士缀进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摭言·述进士上》）李世民还比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长处和弱点，能够扬长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尽其才。如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任用就说明这点。他“每与房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俩为尚书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发挥个人的长处，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办得更好一点。李世民还非常重视官吏的任用，特别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经常注意的。他曾说：“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录姓名于屏风，卧兴对之，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以拟废置。”（《新唐书·循吏传》）李世民还规定，凡是县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举，而各州刺史则由皇帝亲自选拔任命。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识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贞观政要·择官》）

第三、“开直言之路”，兼听纳谏。李世民深知，治国单靠一个人是不行的，没有忠臣贤吏辅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国宁。因此，他重视“纳谏”、“纳贤”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赞同魏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意见，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贞观政要·求谏》）的道理。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人君必须忠臣辅弼，乃得身安国宁。”（《贞观政要·求谏》）所以李世民以隋炀帝拒谏为戒，特别强调要求臣僚进谏。他曾多次说过：“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贞观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然耳目股肱，寄于卿辈，即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妥，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各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朕比来临朝断决，亦有乖于律令者。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李世民在贞观前期基本上能够言行一致。在他的倡导下，贞观前期进谏和纳谏蔚然成风。如魏征谏止封禅，张玄素谏止修洛阳宫，戴胄谏设义仓，李百药等谏止裂土分封等，均被采纳。在纳贤和纳谏方面，李世民同魏征的关系堪称典型。魏征原是李建成的部下，曾建议李建成早除秦王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召见魏征，责问他：“汝何为离间我兄弟？”魏征面无惧色，举止自若，回答说：“先太子早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并未发怒治罪，却“改容礼之，引为詹事主簿”。原因就是他“素重其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他曾评价魏征及他同魏征的关系说：“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如一次魏征对李世民说：“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严装已毕，而竟不行，何也？”唐太宗笑而答道：“初实有此心，畏卿嗔，故中缀耳。”又有一次，李世民“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固久不已，鹞竟死怀中。”（《资治通鉴》卷193，贞观二年十月）李世民也有按捺不住的时候，一次罢朝回宫，怒气冲冲地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要杀谁？李世民说，杀魏征！因为他“每廷辱我”。长孙皇后退回后宫，穿上礼服再来见李世民。他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这一番恭维话，使李世民转怒为喜。（《资治通鉴》卷194，贞观六年三月）总之，李世民“自比于金”，而以魏征“为良工”。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仅贞观初年，魏征即谏奏二百余事，都被李世民所采纳。所以，李世民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傥，安国利人，成为今日之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当魏征死后，李世民“亲临恸哭”，并对侍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纳贤》）

第四、李世民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李世民从安人宁国的需要出发，在立法方面确定了力求宽简的原则。他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贞观政要·赦令》）立法不仅应当由繁而简，而且应当去重而轻，即“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他特别强调法律一旦制定之后，要力求稳定，不可“数变”，“不可轻出诏令”。“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生”，对待立法或修改法律，应持慎重态度，不能朝令夕改，轻易变更法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李世民即位后，就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重新修订了《武德律》，并于贞观十一年颁布了《贞观律》，同时还编制和删定大量令、格、式作为律的补充。共“立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资治通鉴·唐纪十》）尤其对死刑一再从轻。开初曾“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后来又把断趾法改为流刑，并删去“兄弟连坐惧死”之法。这样一来，比以前的死刑规定，几乎减少一半。总之，从立法的基本倾向看，是务求宽平，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隋末法律过于苛刻的弊病，这对于减轻劳动人民遭受司法镇压的痛苦，毕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也有直接影响。“贞观之治”是法制得到了较好贯彻执行的时代。这个局面的形成和李世民“守文定罪”，“恤刑慎杀”的法制思想分不开。他说：“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单靠严刑峻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兴仁义之政，力求恤刑慎杀，才能使老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渐减少。对于执法官吏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严格依法办事。能否依照律令断案，决不是件小事，它关系到国家存亡的问题。李世民对侍臣们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小事，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而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资治通鉴·唐纪十》）他鼓励臣下对皇帝不守律令的做法要敢于直谏，不应等闲视之。只有君臣上下都能据律断罪，方可做到“庶免冤滥”。所以，李世民比较能够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相对独立性，即使有损于自己的权威也在所不惜。如有一次“大开选举”，他下令“诈伪阶资”者自首，否则处死。后查出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据法断流”。李世民认为，这是使自己失信。戴胄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李世民听后收回成命，并说：“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有何忧也？”（《贞观政要·公平》）

第五、恢复和发展经济。李世民认识到，“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贞观政要·务农》）所以，他从“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出发，在推行均田制的同时，采取了“以农为本”、“不夺农时”、“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李世民为了“不夺农时”，在赋役征收方面，推行以庸代役的租庸调制，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为了鼓励垦荒，规定归来的流亡农民可以减免赋役，设置义仓，对有困难的给予一定的粮食救济；为了促进人口的增殖和劳动力的增加，规定青年男女需适时婚配，鼓励寡妇再嫁，释放宫女自由成家，用“御府金宝”赎回农民因灾荒卖掉的子女和被突厥掠夺去的人口；为了发展生产，修复和新建了一些水利工程。所有这些，都对当时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此外，在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特别是文化建设方面都有很多建树，唐朝为当时世界上众目所瞩、人心所向的强大帝国。当然，李世民是封建帝王，不可避免的有他的局限和缺陷，本文不是全面评价李世民，只是记述“贞观之治”可资后世借鉴者。

2004年第8期 依附心态　作者：陈四益

有两则很有名的故事。故事所述之事，或系附会，故事所体现的读书人心态，却是实有。

一则见《唐摭言》、《北梦琐言》、《唐诗纪事》等多种笔记。大意是说孟浩然诗做得很好，但一直没有当上官。有一次，王维（有说是李白，有说是张说）待诏金銮殿，约他一起谈论诗文，恰巧玄宗驾临，孟浩然吓得躲到了椅榻下面。王维不敢隐匿，只好如实禀报。玄宗闻知很高兴，诏见诗人并要看他的诗作。于是孟浩然念了新作一首：“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才念了四句，玄宗就不高兴了，说：“我又不曾弃你，是你自己不求仕进嘛。怎么反倒作出这样的诗来！”于是，孟浩然被放归南山，从此没得官做。读孟浩然诗，始终不解的情结，就是自以为一肚子学问，却未能得到皇上的赏识。

中国的读书人（那时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就总体而言，读书的目的就是效忠皇室，即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依附于皇家，一日无君则惶惶然。离开了皇家，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生活。孟浩然的放归南山，未必是因为玄宗发了脾气。但从他的心态来看，那种抑郁，那种颓唐，无疑是因为无缘攀附皇室。这是读书人的普遍心态，即便伟大如杜甫、李白，也未能免俗。这也怪不得他们，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从制度设计上，就只给读书人留下了这“华山一条路”。

另一则见《能改斋漫录》，《艺苑雌黄》、《词林纪事》、《词苑丛谈》等也有传述。说的是填词名家柳永（原名柳三变），因为一阕《鹤冲天》有“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及“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等句，被宋仁宗看到了，于是记在心里。到科考时，特意将他黜落，还说了“且去填词”或“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之类的话，于是柳永一生功名蹭蹬。虽然后来改了名字及了第，也只当了一个小官，死的时候连葬资也没有。比起孟浩然来，柳永似乎想改变一下读书人的宿命。他选择了另外一条生活道路，把填词作为自己的生涯，整天同歌伎们混在一起，为她们写歌词，还打着“奉旨填词”的牌子。他的词在当时很受欢迎，“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足见流传之广。但是，社会制度的设计，并没有给读书人留下其他出路。柳永的填词生涯虽然为下层民众欢迎，却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当大官的晏殊斥他格调不高，其实，晏殊那些“太平无事荷君恩”，“人尽祝、富贵又长年”的词句，同样媚俗，格调只怕还不如柳永的“针线慵拈伴伊坐”。然而晏殊一生富贵，柳永却落拓而终。他跳不出那座“五行山”。

“五四”以后，读书人的生活道路有了更多的选择，但社会的制度设计，依然强化着读书人的依附心态。所谓皮存毛附之说，便是依附关系的新表达。依附心态不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很难养成。而没有这种精神与思想，读书人就永远不能成为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中国的思想与学术也终难有长足的进步。诗曰：

得失龙头一望中，或衣青紫或秋虫。

进身全仰提携力，自由精神牛马风。

2004年第9期 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　作者：金　凤

27年前，即1977年4月16日下午，一个8年不给分配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仅因为他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问题，发出许多真知灼见，竟然被戴上“恶毒攻击”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四人帮”已被打倒半年之后，不幸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王申酉的冤案1981年便得到平反。在平反的前一年秋后，人民日报社两位副总编给我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赶赴上海采访收集这位“张志新式”人物的事迹，准备公开报道。

我到上海后和当地的报纸、电台、新华分社的记者们合力投入了这项艰巨的采访。由于王申酉已死，而采访需涉及的人大部分都是当年与处理王申酉一案有关联的人，收集资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访问了王申酉读书的华东师范大学领导，拜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公安局、法院和所在区委的诸多单位负责人以及王申酉的亲友。还观看了当时关押王申酉的牢房和宣判他死刑时的体育场……

经过曲折艰难的采访，我们收集了上百万字的资料，除各种所谓“罪行”的记录和判决公文之类的材料以外，最主要的是他自14岁开始就坚持写的八大本日记，还有他写给亲友的表达他政治观点的书信。尤其珍贵的是他写给女友而未来得及投递的一封六万多字的长信，这封信在最后审判他时算是对他判罪依据的所谓“全面供词”。

上海采访后我写好了稿子。因为种种困难，这稿子迟迟不能与世人见面。

2001年8月，看到了《王申酉文集》。我手捧这本横跨两个世纪终于得见天日的书，心中感慨万端。二十多年前赶赴上海收集王申酉事迹的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现在我又写此文，真诚地向读者介绍这位二十多年前为了苦苦求索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科学地剖析当时社会弊病，发出忧国忧民心声，有着一颗强烈的爱国爱民赤诚之心的年轻人。让人们知道他、敬佩他、怀念他，学习他。

他十四岁时就咬破手指用鲜血在日记上写道：“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

1945年，王申酉出生在上海一个多子女的工人家庭。九口之家全靠父母每月90多元的工资维持生活，过得十分清贫。

他五岁上小学，从小喜欢读书。除了做功课之外，经常从黄埔区图书馆借读中外名著。他尤其爱读《牛虻》。看了将近十遍。牛虻那坚毅如钢的性格和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深深地感染了少年时期的王申酉。他还爱看一些大科学家的传记。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等。崇拜他们自我奋斗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1959年8月5日，才14岁的王申酉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他第一本日记的扉页上写下“永远忠于祖国的建设和保卫事业”这样纯洁的誓言。

1962年秋天，17岁的王申酉以480分的高分考进上海市重点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他是他的工人家庭和所有亲戚中第一个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又写道，要“像科学家一样用孜孜不倦的个人奋斗，以极顽强坚毅的辛劳换取无穷尽的科学成就，一切为了人类的幸福，从而也享受着丰硕的劳动成果（是他所创造的极大财富中极小有限的一部分）”。他立志将来“以科学家的身份，将毕生的精力与才智贡献于全人类，以取得社会对我的信任和报酬”。

大学学习生活紧张艰苦，王申酉除了学好正课之外，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在古今中外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同学们都叫他“怪人”。他们不明白，一个学自然科学的学生，为什么要看这么多文学、艺术的书籍？王申酉在日记中回答：“一个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而外对其他领域一无所知的人，是个盲目的人，我一定要用人类最美好的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

由于读书多了，王申酉的视野也比一般大学生开阔。1963年11月3日，18岁的王申酉在日记上全文抄录了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38年8月10日写给五千年后人们的那封著名的《致后人书》。

这位科学巨人用短短几百字概括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成就和主要的社会问题，寄希望于几千年后的人们。希望那时的人们能找到一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共同和谐发展的道路，王申酉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

1964年10月16日午夜，他躺在床上听到收音机里传来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他激动得在心中高呼：“中国这条东方巨龙真正升腾起来了！”他满怀希望地准备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祖国的科学事业。

大量削减专业课和外语课的“教改”使他沮丧；他不肯交出吐露心灵自由的日记

正当王申酉怀着激情努力攀登科学高峰的时候，北京传来高校“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声音。上海华东师大和全国大学一样搞起了这样的“改革”。专业课被砍掉一半，外语考试也取消了，而政治学习的时间增加到每周十个小时，劳动的时间也增加了。

面对这样的“改革”，王申酉想不通。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做对系统的不容间断的科学知识的掌握有什么好处？”“不要读书，不要科学，还搞什么建设？中国如此会被引向繁荣富强吗？”他十分苦恼。

然而，他不能说出来。因为当时“白专道路”的棍子随时可能劈头打下来。他只能在日记中偷偷倾诉：“自从‘教学改革’以来，教学搞得一塌糊涂，倒退了好几年，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他还感慨地说：“这种改革总算来晚了两年，要不然（我）五年的大学等于白念了。”他沉痛地写道：“我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但我不能不为中华民族担心，担心这个世界上最庞大民族的衰灭……”

不久，他终因不安心到工厂劳动受到严厉批评，还被迫写了检讨。

这时他从翻阅旧报纸杂志上了解到1957年那场“反右”运动和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的一些情况。他感觉到解放后十多年的建设方针并不都是正确的。“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失调，“反右派”、“反右倾”的思想压抑，直接造成以后三年的举国灾难。导致这一切现象产生的原因很多，“个人崇拜”更是致命伤！他思考的问题更多了。

1965年秋天，王申酉随学校到崇明岛参加工厂“四清”。当时许多同学都想借此机会要求入团，而入团是要经常向组织上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别人的表现的。王申酉讨厌这种做法。政治指导员几次找他要他说出“真实思想”，王申酉都没有照办。后来他们知道王申酉喜欢写日记，就提出要他把日记交出来，王申酉大吃一惊，“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经常写日记，又怎么能把日记交出呢？”因此，被他拒绝了。可是天真的王申酉哪里知道，他的日记已经被同室住的学习班长偷看过了，并把其中对“教改”不满的话偷偷摘抄了，汇报给团组织并上报到校党委了。王申酉日记中还有一些用英文代替亲友名字的地方，他们怀疑是“反革命小集团”的代号，也向上面汇报了。

校党委派人查阅了王申酉的家庭、亲友和中学同学的档案，没有发现“反革命集团”的任何痕迹。一位政治指导员不肯罢休，一次次找王申酉谈话，要他交出所有日记，企图从中找到他的“突破性材料”。经过思想斗争，王申酉决定：宁可不入团，也不交出日记！王申酉伤心极了。躺在被子里偷偷哭了一场，这是他最早受到的思想压抑的伤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6月2日，他从收音机里听到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的广播，他感到一场残酷的斗争从天而降，而且“将席卷文教界，也许将涉及更多方面”。

果然不久，他从报纸上看到彭真、吴晗、邓拓已遭到批判。他在日记中写道：“难道彭真、吴晗、邓拓等人的政治生命消失了？人说我终日忧心忡忡，以为我始终在为个人考虑，我实是忧国忧民啊。”

“中国共产党是在干着一场极其空前、极其史无前例的事情。它把中国引入一条极其与世界不同的道路！”“这是一条什么道路呢？”20岁的王申酉发出沉重的叹息和思虑重重的疑问。

他预言：“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年6月23日，王申酉从崇明岛回到华东师大。学校已经停课，校园气氛一片混乱和狂热。

他走进物理大楼，想找个地方写他的日记，但所有室内空间都被大字报塞满了。偌大的师大，偌大的中国，似乎成了大字报的天下。王申酉在日记中说：“这种大字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使中国富强，难道非要这样搞不可吗？”

他只好躲到学校对面的长风公园去写日记。他在日记上写着：“这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打翻了曾经稳定一时的教育秩序，把中国引向一条迷茫的路。我从内心深处讨厌这场革命。国家、民族的前途越来越渺茫。生为一个热血青年，一腔热血无处可洒啊！”

他走进学校图书馆新开辟的一间名为“锄草室”的屋子，里面放着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等书，一些同学在这里狂热地批判所谓“毒草”。王申酉看了一篇又一篇邓拓写的《燕山夜话》，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心想这些好文章怎么可能是“毒草”呢？于是在日记上奋笔疾书：“对邓拓等一些人的看法是，我想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

7月13日，他又在日记上写道：“现在报纸上更神化了，什么‘无限敬仰’、‘无限崇拜’，为什么不说‘无限迷信’呢？……言必称圣旨，看必是圣旨，听必是圣旨，到处是圣旨。中华民族今后将是怎样的呵？”他预言：“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倒退至少十年！”

1966年8月4日，华东师大一百多位教授在校园里被批斗，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迫吃泥土和毛毛虫。不久，物理系教授姚启钧跳楼自杀。王申酉面对这一切心头十分苦闷。

1967年1月，王申酉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他认为张春桥是“牺牲了上海许多群众的生命而爬到中央去的政治骗子”！

这一年，全国各地武斗升级，形势愈来愈乱。一天，王申酉回到家里，拿出报上批判爱因斯坦、牛顿的文章，愤慨地对弟弟说：“这样的伟大人物，人类最杰出的科学巨人竟然受到批判！可是全世界都不会忘记他们对人类所作的贡献！”还说江青“这个女人本来不准干预政事，如今被放出来发疯般地害人，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弟弟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却坦然道：“我估计，百分之七十的人希望改变现状，结束这场革命；百分之二十的人无所谓，随大流；百分之七的人见风使舵，死心塌地要干到底的人不超过百分之三。”

在这样天下大乱的环境中，王申酉感到万分的孤独和无聊。他在日记中感叹：“这样无聊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早些回到科学研究的希望落空了，整整两年大好光阴沦到汤里去了！”

他只好一个人默默地看书，默默地思索，默默地写日记。他写道：“几十万大学生，几百万中学生，几万万小学生在虚度光阴，更有几百万工人和几万万农民在消极怠工，中华民族的文明受到空前的浩劫！我对这样的政局失去了兴趣”；“近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上失去的太多了，我的失去是与社会的失去一致的。”他焦虑国家的命运，对当前的现实极度不满：“十年前划了几十万右派分子，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耿直志士。这一次，历史开了玩笑，几十万当权派（有低到一个小小的里弄干部，有高到国家主席）被戴高帽子、罚跪，肉体折磨。而一帮无赖、流氓、小人反而上了台！”

他的哥哥劝他不要再写日记了，倔强的王申酉不听。

哥哥的话不幸言中。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王申酉被“隔离审查”，抄家。他多年节衣缩食买的几百本书和一些无线电零件，直至他从14岁开始写的日记都全被抄走了，当作“反革命罪证”。“造反派”的皮鞭打得他满地翻滚，昏死过去又被冷水泼醒。他在白纸上写了几百个“天地难容”……这一年，华东师大几百个学生被点名批斗，成百学生被“隔离审查”，三十多个学生被迫跳楼自杀！

1968年1月29日，春节除夕。王申酉被送进上海第一看守所牢房。同牢有一位上海外语学院的学生赵贵泉，他们很快成为知己。王申酉向赵贵泉学德语，赵贵泉向王申酉学英语。王申酉在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和英语，现在他又掌握第三门外语德语。

1969年4月，他被释放回校，监督劳动。王申酉决心自学自然科学知识。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他认真攻读无线电专业知识，又顽强地自学第四门外语日语。

1970年，全国又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王申酉受工宣队点名批判，说他学习业务是“走白专道路”，学习外语是想“里通外国”！他所有的自然科学书籍，英、俄、德、日书籍和辞典被全部没收。而且勒令他不准再看业务书和外语书籍，只能学“毛选”和好好劳动。

王申酉气愤地写了《我的自由》、《大学八年思想小结》和《我头脑里真实想的东西》三篇材料，交给工宣队。文中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关于学习和掌握人类知识的名言，反复申述他想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愿望。工宣队却认为他这是猖狂攻击“文化大革命”、“破坏一打三反运动”。被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留校监督教育。此时，他的同班同学毕业分配了工作。而王申酉仍继续留校，并再次被宣布为“敌人”。

马克思的《资本论》像一盏明灯。他说：“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1970年11月9日，王申酉又被送到苏北大丰干校劳动。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

干校生活极端枯燥，除了吃饭、睡觉、劳动之外，闲极无聊，大家只能玩一种叫“争上游”和“工兵掘地雷”这样的扑克牌的游戏。就是玩这样的游戏，王申酉也没有资格参加，他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就是思维。思维是最残酷的法西斯专政也难以禁止的。而这恰好是王申酉的喜好。他不愿意把大好时间浪费在那毫无意义的游戏活动中。他在日记中写道：“做学生追求点知识；当工人追求点技术；当教师多追求点传授知识；当学者多追求点学术研究，为什么是罪恶？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干校有一个图书馆，有不少马列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但很少有人光顾。只有王申酉看上了这个图书馆。他利用图书馆里社会科学书籍目录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读书计划。决计研读这些书，从中探索“这个社会的本质”。

他是在怎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实现他的读书计划的呵！白天，他拼命劳动，避免“监管小组”找他的麻烦。清早，他比别人早起一小时，在田头默默背诵德语单词，希望能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原著。中午，别人都午睡了，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他也不休息，到阅览室看书。晚上，放下饭碗，带着书和笔记本钻进一间堆杂物的小屋。小屋里堆有不少霉烂的土豆，老鼠在地上跑来跑去。王申酉把烂土豆扔了出去，在屋里清理出一席之地，这就是他读书的天堂了。他开始攻读《资本论》一至三卷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埋头读书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和寒冷，回宿舍睡觉时常常是半夜时分。

王申酉从阅读《资本论》这部伟大著作中，获得一生从未有过的巨大精神享受，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他了解到，社会的发展决不是一团乱麻，决不是凭任何伟人的个人意志能操纵得了的，而是有它内在的固有规律。他了解到，任何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东西，如政治、法律、宗教、艺术等等，它们发生、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只能从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中去寻找根源。正是马克思第一次把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到了与其他一切活动相比具有决定性的高度。在王申酉艰难探索的人生道路上，马克思的《资本论》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他多年摸索的黑沉沉的夜。

《资本论》他看了两遍，还阅读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即使回上海度假期间，他也每天都在黄埔图书馆度过。

然而要真正掌握《资本论》中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并以此来观察分析现实世界，必须占有丰富的经济资料。而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年代，只有《参考消息》偶尔还透露一些外部世界的信息。可是王申酉连阅读《参考消息》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他只能从偶尔接触到的《参考消息》上摘录一些资料。

一天深夜，他正躲在蚊帐里，靠手电筒的微光摘抄《参考消息》上一些国外经济资料。被“监管小组”的人发现了，没收了《参考消息》不说，还把他放在枕头里的资料和书架上的书、笔记本都抄走了。第二天被拉到干校操场接受批判，硬说他“学习马克思著作是为了寻找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

这场风波给王申酉学习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带来了困难，他们不让他看这些书了。王申酉被迫转移目标，他想不让看这方面的书，就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历史书籍吧。于是他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史简编》、《哲学史讲演录》、《世界通史》、《德国社会民主党史》、《马克思传》等等。他全身心投入这些经典著作，探索革命真理，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连干校领导都说：“阅读室的书让王申酉一个人包了。”

在干校还有两个所谓“反动学生”，因为他们参加过“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坐过监牢，后来也被发配到干校来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复杂的政治斗争，使他们“看破红尘”，准备过“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生活。王申酉不同意他们的生活态度。他避开“监管小组”约他们谈话，给他们开了一张学习马恩著作的读书目录，劝他们认真阅读，必有收获。从此，这三个被流放的大学生就经常聚在一起，学习探讨一些社会问题。

一天，王申酉和小黄一起割草，休息时听到高音喇叭里正在广播“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什么都好办了……”王申酉听后不以为然。他对小黄说：“这话不对。要发展中国经济，必定要搞工业革命，还要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我想，农村公有制不变，可以按目前的生产队为单位，上缴一定的粮食指标，允许生产队用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进行自由贸易。各生产队可以竞争，这样农业可以上去。工厂要由厂长、经理负责，进行成本核算，按各厂自己的盈利自定工资、奖金，进行竞争。这样，工业也能上去。一定要重视运用价值规律……”王申酉所说的道理，正是当时被批判的。可是，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异，这些设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农村和工厂所进行的改革是多么吻合呀！而他这个话却是在1971年“文革”那动乱年代提出的，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我们现在难道不应该钦佩他的先见之明吗？！

在大丰干校一年零七个月时间，王申酉阅读了千百万字的马恩著作，写了一百多万字笔记，还抄了二十七万字《世界通史》和五六十万字的《马克思传》。他在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刻苦学习，他从内心深处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竭力以它为武器考察社会问题。他彻底抛弃了过去那彷徨、动摇、苦闷甚至悲观的世界观，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对小黄说：“如果允许的话，我将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四人帮”覆灭前他预言：“‘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1972年6月，父亲中风瘫痪，王申酉被批准回上海照料父亲，被安排在学校绿化组劳动。

他家离学校十几里路，原来他一直住在学校宿舍，这时他名义上已毕业，学校不再让他在宿舍里住了，他不得不天蒙蒙亮起身，步行十几里赶到学校。一天繁重的劳动下来，再拖着疲惫的身子步行回家，已是万家灯火，晚上实在没有精力再看书了。走投无路的王申酉被迫在学校宿舍楼楼梯下，一个只有四平方米的堆放清洁工具的三角形暗室安身。自己安装了一个三度光的小灯，用一张破席子铺地，晚上，就蜷伏在微弱灯光下，孜孜不倦地坚持读书。

绿化组的人都把他当作“危险分子”，离他远远的。只有一位中年女工对他颇为同情。王申酉看她有一副好心肠，就大胆请她帮忙从学校图书馆借几本书。因为学校图书馆已没收了他的借书证，他自己借不到书。他神色黯然地对她说：“没书读，比不吃饭还难受。”女工见他戴了政治帽子还念念不忘看书，足见他有抱负，不像“反革命”，就慨然应允了。

她利用和图书馆工作人员熟悉的关系，按照王申酉开列的书单，把一些外文版的马克思经典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一次次送到王申酉手中。

一次劳动休息时，王申酉对这位女工说：“你知道吗，我成天想的是我们国家的前途和许许多多受迫害、受屈辱的人的命运。”女工听了，不以为然：“你考虑这么多干什么？你苦还没有吃够吗？”王申酉神色肃然地回答：“我有我的理想和信仰。我个人算不了什么，我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还对这位女工说：“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说过：‘追求伟大事业的人必须全力以赴，巨匠在限制中才能表现自己，而规律又能给我以自由。’我追求真理的自由谁也剥夺不了。”他还对她讲了许多真正的革命道理。这位女工从来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新鲜深刻的见解，暗暗佩服他，小声嘱咐他以后不要随便乱说。谁知一天晚上，当这位女工把王申酉要的书送给他时，被保卫科的人盯上了，把污水泼到这两个无辜人的头上，任凭他们抗辩、申诉都无用，女工被定为“帮凶”，王申酉的罪名也更加重了。

1974年5月27日，他被再次发配到师大在奉贤县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这里劳动条件更加艰苦，王申酉一天要劳动九个小时，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但他仍然坚持读书和思考。

1974年秋天，王申酉随干校的教师到金山县营房大队一个生产队生活半个月，他利用这个机会，对这个生产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调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结合实际对这个生产队作客观分析，判定生产队的经济性质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整个生产队的经济交换，百分之八十发生在生产队内部。社员绝大部分是手工劳动，几百个农民被牢牢束缚在几百亩土地上，只能作简单再生产。王申酉断定：中国农村生产关系不来个根本的改变，农村经济永远没有改善的可能。他还认为，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侈谈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简直是笑话，也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又开始了。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孔老二，王申酉一眼看穿江青一伙不过是借这场丑剧“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他对朋友说：“他们自比为法家，这一点倒比对了，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法家子弟、封建余孽。但法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在两千年前对中国历史有进步作用。但随着封建社会的溃灭，对当前社会早已失去进步意义。拾起历史上那么陈旧、腐朽的帽子往头上戴，还丝毫没有自惭形秽，实在是少见的丑闻。至于还给自己脸谱上涂上几笔马克思主义的油彩，那就更滑稽可笑，更无耻可恶了。”

这一年，邓小平出来重新主持工作。王申酉十分庆幸。他认为小平同志学识渊博，光明磊落，为了全党全国人民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魄和实干精神站出来主持工作，短短一年就打开局面，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看能从灾难中解脱出来，他真高兴啊。可是不久“四人帮”又借“评水浒”为名，大作文章，意在批判周总理，再次打倒邓小平。这一伙魔鬼的诡计，实在是计穷智尽了！

1976年1月8日，广播中传来周总理与世长辞的噩耗，正在奉贤干校“改造”的王申酉听到后呆住了。他一向说自己“不流泪只流血”，但那天晚上，他把枕头哭湿了。

周总理逝世了，邓小平又被打倒，神州大地上空乌云滚滚。王申酉这时被调回上海，安排在师大防空办公室搞“深挖洞”的工作。他深深忧虑着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前途，常常独自在人民广场上徘徊、思考。他在一家新华书店发现柜台里藏着周总理遗像，立即买了一张，挂在自己的书桌边，常常满眶热泪地凝视着总理遗像。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王申酉极其兴奋，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上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史册，激励今后世世代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奋斗到底！”

1976年七八月间，“四人帮”又发出对所谓“三棵大毒草”的围剿，国内人人自危。王申酉写信给他在内蒙当工人的弟弟说：“周围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已到了我不能容忍的地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已降落在我们这个勤劳善良的民族身上。每一个有热血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都应正视这个现象，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压在人们心头的话总有一天会奔放出来，‘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这是王申酉在“四人帮”覆灭前夕对中国政治形势所作的预言。他的预言很快为不久后发生的惊人事变而证实。

一阙甜蜜、忧伤的爱情奏鸣曲

在王申酉不幸、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命运为他演奏了一颀甜蜜而忧伤、深沉而悲壮的爱情奏鸣曲。

1976年6月，一位可爱的姑娘悄然走进他充满忧患的生活。她身材颀长，面容姣好，初中毕业后进了工厂，是无线电厂一名女工。她也喜欢读书，关心时事，希望找一位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她的理想伴侣。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姑娘由介绍人（王申酉的中学同学）陪同，来到东台路口和王申酉见面。王申酉衣着朴素，一件白色两用衫，一条蓝色布裤，眉宇间自然透露出一股英气。

姑娘知道王申酉是师范大学毕业生，知道他暂时在校办工厂劳动，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不能分配工作。但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深谈。

王申酉却想试试姑娘的志趣和胆量。他笑着问她是否知道复旦大学一位名叫胡导钧的学生（胡导钧曾因反对张春桥，被定为“五一六”分子，遭到批斗）。姑娘点点头说，这个人很有胆量，敢反潮流！王申酉紧接着说：“你是否害怕和这一类人来往呢？”姑娘不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尽管她是同情炮打张春桥的正义行动的。在伴她回家的路上，王申酉执拗地问她：“假如我像那些人，你害怕吗？”姑娘壮着胆子小声回答：“我不怕！”王申酉开朗地笑了。受到姑娘回答的鼓舞，他约姑娘三天后在老西门见面。

三天后，在老西门，他兴冲冲来了，给姑娘带来两束洁白、芳香的栀子花，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勇敢的革命者为了寻求真理，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的女朋友把他最喜爱的栀子花撒在他的坟墓上……当他们感情发展更深一层时，王申酉问她：“如果我死了，你会哭吗？我落难了，你会跟我吗？”姑娘心里掠过一丝恐惧，他为什么说这些不吉利的话？不过经过了几次交往，特别是她收到王申酉那一封封内容深刻、文辞优美的情书，她深深地被王申酉渊博的学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吸引住了。她毅然回答：“我会跟你的。你现在不也在落难吗？落难的你本不该交朋友的。”姑娘调皮地说了一句。王申酉笑着说：“我就是要在落难时找朋友，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第三次见面，他给姑娘带来芬芳的白兰花，又推荐姑娘看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者及遗产》。他还给姑娘带来他从德文翻译的波兰著名作家显克维支的名著《往哪里去》的译文。他告诉姑娘，这本书写的是罗马帝国暴君尼禄残酷迫害原始基督教徒以及他最后灭亡的故事。他很喜爱这本书，一面看一面随手翻译，把译文送给他心爱的姑娘。

王申酉多年追求的理想伴侣，似乎在这位姑娘身上朦胧出现了。他们谈恋爱，不是在花前月下，而是奇特地安排在图书馆的阅览室。每次，王申酉急急赶到阅览室看书，姑娘也从工厂匆匆赶来，坐在他身旁默默看书。图书馆关门后，两人才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谈。他们谈彼此的爱好、志向，谈看过的一些书和当前的时局。

他们仅仅游了一次虹口公园，在鲁迅墓前停留很久。王申酉十分崇拜鲁迅，背了鲁迅许多诗。当他背到那首著名的《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时沉重地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一声惊雷的！”

他们情感、思想的交流，更多是靠“笔谈”。王申酉与姑娘相识70多天，他给她写了13封信，好几封都是洋洋洒洒的万言书。这些信是王申酉表达自己政治见解说理透彻的政论，是他抒发个人胸怀志向优美动人的散文，有的还是关于音乐的专论。

7月10日，王申酉在第三封信中叙述了他的世界观以及对理想伴侣的愿望。他说：“我十分低微，绝不敢狂言追求什么伟大的事业。但我总感到人应当凭信念活着，应该追求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为此我不但需要耗费自己的精力，而且必须求得自己终身伴侣的理解和同情。当然我并不要求对方分担同样沉重的负担，作出巨大的牺牲。我只要求在我全力以赴追求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时，你会对似乎漠视你的幸福的情况抱原谅的态度。如果要求我有完美的健全的学识，使人生有价值，又要求我沉溺在琐碎的小事中，那是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

王申酉从心底希望他心爱的姑娘能透过他身上的污泥认识他平生的价值。他对姑娘说：现今“这个社会专门压抑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我在较全面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从原先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才理解现实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正在顽固地阻碍和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我的悲剧完全是社会的悲剧，绝非是个人的悲剧。”

学校保卫组的人知道王申酉有了女朋友后，竟赶到姑娘的工厂，当着姑娘和厂里同志的面，污蔑王申酉是“反革命分子”，政治反动，道德败坏，五毒俱全！这对姑娘是晴天霹雳。她犹豫了，退缩了。

王申酉发现姑娘情绪不正常。在他追问下，姑娘才告诉他保卫组的人对她说的话。这对王申酉是沉重的当头一棒。他悲愤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那样昧着良心作弄我，坑害我？他想，既然问题已闹到姑娘单位去了，他将对姑娘彻底谈谈自己的世界观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让她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和选择。

9月5日，王申酉和姑娘见面时，相约9月11日再见，到时他要把一封长信交给她，让她看后作出正确的抉择。

9月7日、8日、9日他连续用三个晚上写这封信。11日这天他正在伏案疾书时，被一个一直监视他的人扑上来抢他写的信。王申酉气愤地说：“我写给女朋友的信，怎么能给你看呢？”他急忙把信撕碎，丢在自来水池里。那个人见抢不到信，便哇哇直叫：“抓反革命！”就这样，王申酉仅仅因为给女朋友写了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又再一次被“专政”了。9月11日下午4时，押解王申酉的吉普车向普陀区拘留所呼啸而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

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所谓“供状”

警车飞快越过上海闹市区，驶向普陀区拘留所。当晚即开始审讯，紧紧围绕着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罪名而展开。

问：“你的矛头针对谁？”

答：“我主要写的是现在的社会情况。”

问：“我们的社会是什么社会？”

答：“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想有很多情况不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生产力不能高速度增长；科技水平不是高速发展；文学艺术也不能达到高水平。我们社会是闭塞的，不是如马克思所讲的和国际交往密切。”

问：“为什么你的攻击在1976年？”

答：“我感到邓小平重新工作以后，中国有了希望，我的思想是和他完全合拍的。1976年批判邓小平以后，我情绪抵触，认为国家没指望了，自己也失望了。这在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上都讲了……”他给女朋友和弟弟的信都给公安局当作“罪证”收缴了，在内蒙做工的弟弟也被关了起来。

一个多月20次审讯，预审员反复要求王申酉承认所谓“恶毒攻击罪”。而王申酉认为这不是攻击，他是讲真理，讲人所共识的客观事实。

1976年11月18日，办案人员要王申酉重写一遍给女友的那封没有写完的长信内容，作为一份他全面的“亲笔供词”。

原来的那封信已被他丢到水池中毁掉了。再重复写这封信时，他没有任何资料可供参考，手头也没有马恩典籍可供翻阅，一切全靠他惊人的记忆力，全靠他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理解，靠他多年生活的观察积累和深入思考的透彻分析，他下笔一泻千里，从11月18日到23日，6天中写了6万多字。

王申酉在1976年9月7日至9日用三天工夫写给他女朋友的这封长信分八个问题。除了他谈到与女朋友的结识及双方关系发展前景的问题外，主要阐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他的世界观；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对苏联历史的看法；对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这是一份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剖析当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探求建立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很有价值的宏篇论文。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却被当时的审查者们当作王申酉“恶毒攻击罪”的罪状供词拿出来。

王申酉这份“亲笔供词”全部复述了他在写给女朋友信中的内容，是他十年探索、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联系社会实际形成的真知灼见。

当时万恶的“四人帮”已经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已宣布结束，他满怀希望他的命运会有根本的改变。他给父母写信，要求他们用他的工资代买《资本论》1-3卷、《剩余价值学说史》1-3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传》、《论一元唯物史观的发展》、《没有地址的信》、《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书送来，还准备在牢中再次攻读马恩著作。谁料想竟无人理会他的正当要求，连这封家书也被扣压。他日日地兴奋和期待着。他万万没有想到，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个人迷信”“极左思潮”仍然紧紧禁锢着当时执政部门一些同志的头脑。凶险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六分钟决定他的命运，他不幸倒在我们自己人的枪口下

1977年年初，北京传来中央文件和通知，再一次强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凡是恶毒攻击……者，必须严厉镇压，决不手软。

1977年3月，上海市革委会决定在“五一”节前要召开“反革命分子”公判大会，要求法院上报案例。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核组”人员立即到各区、县选择公判典型。王申酉不幸被选中。“全面专政机器”飞速开动。

时间紧迫，连表面上的法律程序也顾不得了。按规定，公安局向法院起诉后，法院才能受理审讯、判刑。可是，王申酉一直关在公安局，并未移交法院审讯。为了赶在3月20日前向市委上报公判案例，3月8日，市、区两级法院审判员联合突击审讯王申酉。此时，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安局的起诉书。普陀区公安局的起诉书是在3月9日才正式送到区法院的，而在头一天法院却已开始审讯。

3月8日、9日、10日、16日上下午，普陀区法院和上海市高级法院联合提审王申酉五次，围绕“攻击罪”整理出了“攻击伟大领袖”、攻击“文化大革命”、攻击“反右派运动”、攻击“反右倾运动”、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运动”、攻击“批林批孔”、攻击“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九项恶毒“攻击罪”。

3月14日，普陀区法院党组和普陀区公安局分党委联席会议决定：对王申酉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月17日，普陀区区委书记董镇同志认为王申酉只是动嘴，没有动手，写信没有扩散，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他批示：判处死刑，缓期两年。

区法院党组将原报批“死刑，立即执行”和区委书记的批示“死刑，缓期两年”两种意见一并上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

3月25日，上海市高级法院党组开会讨论，一致意见：判处王申酉死缓。

4月5日，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在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1977年中央五号文件精神，开展几次大的打击，抓住典型案例，坚决打击，决不手软！”

参加会议的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开完会回来，睡不着觉。他想自己过去曾被市委领导批评“太右”，今天会上的精神是对政治案件判刑要从严，王申酉的案子我们判“死缓”是否轻了？如果上报市委审批时，市委意见是“死刑，立即执行”，岂不说明自己真的“右”了？想来想去，他决定将王申酉案改为“死刑，立即执行！”

4月6日上午，他召集党组开会，传达市委会议精神。建议立即改变上次党组判处王申酉死缓的决议，改判王申酉“死刑，立即执行！”王申酉的命运就这样可悲地决定了！

我们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市高级法院死刑复查组、刑一庭以及所有党组成员都没有看过王申酉写的六万言的“供状”，他们判刑的根据只是区法院整理的几百字的“九条罪状”！

1977年4月7日，一间布置得十分幽雅的会议室里，当时的上海市委常委会讨论市高级法院上报的公判案件。这一天他们共讨论了58个案件，决定了68个罪犯的判刑，每个常委都分到了一袋装有“罪犯”“罪行”的材料。他们在讨论这决定人命关天的大事时，包括汇报时间，平均每六分钟就讨论决定一个死刑案！王申酉的案子，排在第12名。高院刑一庭同志同时汇报了普陀区委建议“死缓”和高级法院党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两种意见。市委的决定性意见是“杀”！

那位高级法院院长庆幸自己把“死缓”改为“死刑”，不会再被他的顶头上司批评他“右”了。

1977年4月27日下午，普陀区体育场上，召开了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判大会。王申酉被押赴刑场，中弹倒地。这年他31岁。

可笑的是，上海市高级法院的书面批文，在王申酉被枪决后的第二天才送到普陀区法院，而区法院却在没有见到批复件之前就宣布判决了。

王申酉生前说过：“人是应该为信仰而活的，我也愿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他为追求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而献身！

1981年4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庄重的追悼大会，为王申酉正式平反。受他株连坐牢的弟弟和朋友也都同时平反。

2004年第9期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　作者：孙　郁

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化与政治何以渐渐左转，对研究者一直是个谜。这左转的背后，定然有它逻辑的必然，什么是它的合力，那就非一两句话可以说清了。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与文学的发展史，是两条不同线。认识每一条线，都不能孤立地看，参照起来，就可以窥见一些问题。在这里，把鲁迅和陈独秀对比起来，就可以摸到一些线索的。不过，打量这些线索，也该扩大一些眼界。比如陈独秀的命运，何以会如此，他周围的人，也是一个坐标。在这坐标里，我们环视周围的环境，是也有惊人的发现的。

我有时想陈独秀的苦运，也连带记起他的学生、曾做过共产党的高官的张国焘。张氏生于1897年，1916年10月到了北京，成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他到北京几个月后，陈独秀才出现在校园中，任文科学长，论辈份，张国焘自然属于学生。他虽不在文科，是理工预科的新生，但对陈独秀倡导的新文化运动，是最先拥护的人员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算是发起人，后来因之而被捕。和陈独秀一样，由新文化的倡导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张氏晚年曾著有《我的回忆》，有诸多描述陈独秀的文章，资料很是可贵。比如记叙陈独秀出狱的文字，就画出了当时的氛围，陈氏的英杰式的仪表跃然纸上：

过了约两星期，陈独秀先生也未经审判悄悄的被释放了。北大同学在第三院举行大会，热烈欢迎他出狱。我任大会主席并致词，曾热情奔放的说：陈独秀先生是北大的柱石、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者，我们可敬的老师……抗议北京政府非法逮捕他，对于他的遭受迫害，深致慰问；对于他的出狱表示由衷欢迎。陈先生当场发表演说：表示他自己不受压迫与威胁，此后无论在北大与否，仍当继续奋斗。不久陈独秀先生终于接纳同事们的劝告，离京南下，从此再没有回到北大。

陈独秀与张国焘，按天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学者。当时的环境却让他们做了另外一种选择，即由学术而转向政治。这一转向和胡适的政治热情不同，胡适喜欢以学者身份参与社会变革，设计“好政府”等空想的图案。陈独秀与张国焘自愿地放弃了学人身份，甘愿做一个革命者。把五四的文化风潮，从书斋转向社会的内部。本来，一个政党的建立是该有充分的酝酿和思想准备的。但这两个北大人却没有精力在学术的层面沉下心来，造就一个新式的中国思想源。沉重的现实不会让这样的学人沉到书本的深处，他们急于改变一种社会现状，革命才是重要的。《新青年》的另一类人如周作人、钱玄同就没有类似的冲动，他们觉得梳理旧物，引进新学，大量翻译域外学术，培养新的文化土壤，似乎更为迫切。历史的轨迹后来是这样的，更多的读书人选择了前者，惟有京派的几个少数人，却恪守了学术的园地。一向有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读书人，还像孔夫子所说的，有献身社稷的悲壮。1920年7月，张国焘到上海访问过陈独秀，他后来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虽然受西方文化甚大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对于中国文化植根甚深的学者。他极富怀疑与批评的精神。他曾多年从事文化工作，文笔生动锋利。他严厉批评孔子的纲常名教思想和康有为等人的尊孔主张，以及一切旧思想和旧传统。他提倡文学革命，发扬科学与民主的精义。凡此一切虽大都导源于西方文化，但他能融会贯通，用以暴露中国固有传统的腐朽面，因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较迟，直到1919年初才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最初也许是受李大钊、戴季陶等朋辈的影响。但进而组织中国共产党，则确是由于他自发自觉的挺身向前。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似乎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常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蓝本，恰当地适应中国的实际环境。

他虽以1915年9月15日出版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月刊而著名于世。但他早就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活动分子。辛亥革命时，他曾任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主任秘书。他似未加入同盟会，但一直与当时的革命党人及左倾文人交游，也曾因革命失败流亡日本。他不是一个特殊的政治家，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他的信仰马克思主义和组织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由实际政治观点出发。换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和内部政治的黑暗，以及他个人政治上的遭遇，使他由一个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走上国际共产主义的道路。

关于为什么要组织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我们谈论得很多，涉及的问题也很广泛。就我记忆所及，主要是下列各点：第一，社会革命的内涵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穷苦人民的自求解放。以中国实际状况而论，就非走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道路不可，证之俄国革命的经历也是如此。第二，我们觉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他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不够彻底。而无政府主义又过于空想，没有实行的方法。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议会政策又不能实现于中国，因中国在可见到的将来不会有良好的议会制度。第三，未来的中国共产党仍应从事新文化运动、反军阀运动、反日爱国运动等；只要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去适应的进行，就没有说不通的道理。第四，不应顾虑共产主义的曲高和寡，站在革命立场上，应当有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最终目标，长期努力来促其实现。要讲革命———不分主张温和或急进———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残酷的镇压，现在我们进而组织共产党，在旧势力的心目中也不过是在十大罪状中加上一条“共产公妻”的罪状罢了。第五，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甚少，文化落后，因此一般工人还谈不上阶级觉悟，还不能成为共产运动的骨干。但五四以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青年日有增加，如果集合起来，就是推进这一运动的先驱。未来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一时无夺取政权的希望，但现在就必须认真的发动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民运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

陈先生曾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此时充当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确实具有多方面的特长。他是中国当代的一位大思想家，好学深思，精力过人，通常每天上午和晚间是他阅读和写作的时候，下午则常与朋友们畅谈高论。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既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应当说，早期共产党人，是真诚的，为了寻路而有了一个路向，自愿地加入到一个行列里。后来的变故，实在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旧世界的遗风，俄共的习气都交织其间，知识界自然与其发生冲突。国共合作的时期，陈独秀就已经感到了其间的问题。共产国际一味地让共产党消融在对方之中。独立性的存在就可疑了。张国焘的回忆录不止一次地记录了陈独秀的发脾气、愤怒和焦虑，因为他判断的事情与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迥异的。一种巨大的力量弥散在他的四周，使之不得前行。那时候他感到了党内独立见解的不易确立，个人的真实感受成了罪过。连瞿秋白这样文人气的人，在掌权之时亦带有片面的、伤害他人的一面。政党机器的运作过程，反将个体的人血肉之感抹杀掉了。张国焘这样写道：

他之反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与我是完全一致的。他认为这种儿戏暴动的行为，不合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也违反列宁关于暴动的遗训；而且事实上每次暴动都遭受严重的失败。他曾屡次向中央进言，改变暴动政策，但无效果。现在，他极愿与我共同纠正瞿秋白中央的错误。

我则指出我们以往一切对中央的劝告，都被当作机会主义的见解，遭受拒绝了。我慎重建议为了有效的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瞿秋白中央的一味盲动，是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护符的；罗明那滋等共产国际代表，不懂中国情况，任意胡闹，是祸害的根源。如果命名为“工农党”的新组织，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只是国际主义下的友党，一切取决于党内多数，也许可以减少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进而由黑暗步向光明。

如果不是作者记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不会懂得事态的严峻性。在白色恐怖的时期，人的书斋里的设想，大多要破灭的。创立过五四独立精神的人，现在面临的恰恰是与之相反的存在。陈独秀被撤掉职务之后，共产国际就已经意识到这位前任总书记潜在的破坏力。俄国的托洛茨基不是被铲除了么？那原因是他有了异样的声音，不协调了。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其主要领导人都不希望有多样的声音，因为那时面临的黑暗过于强大，统一性、共同性要远远重于分歧性、个性。斯大林就担心陈独秀会不会另组一个政党，那样的话，中国革命就完全混乱。张国焘有一次见斯大林时，就被问到了这一点：

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2004年第9期 听武纡生谈李达　作者：申　春

武纡生同志是我尊敬的革命老前辈，抗战时期，他曾受中共党组织指派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达六年之久。我和他有过多次晤面恳谈。一天，他向我谈到一件轶闻。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曾致信时在重庆的李达。诚邀他偕夫人及子女去延安，而李达思之再三却婉辞毛泽东的邀请，这个中缘由至今仍鲜为人知。

李达，号鹤鸣。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零陵。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回国后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共产党》月刊。翌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不久，他又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书。后曾出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刊物。

1923年，李达因对建党一些重大方针策略不赞成，不堪忍受陈独秀的作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长沙，即中断了与陈独秀和党中央的联系而脱党。

北伐时期他曾辗转于武昌、上海、北京、湖南等地一些大学执教，并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过着闲适的书斋生活。冯玉祥将军在山东泰山隐居期间，李达应冯玉祥邀请前去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流亡到贵阳大学执教。

1938年秋，冯玉祥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期间，率一批督导人员赴川、湘、黔等地检阅部队。1939年2月在贵阳停留期间，冯玉祥知悉李达在贵阳执教，特约请李达前去晤面，冯玉祥对李达非常尊敬，见面时称他为“李先生”。交谈中冯玉祥特邀李达一起到重庆去，李达欣然同意。俟后，李达偕夫人、三个子女以及经中共贵州省工委同意的武纡生一起随冯玉祥将军到重庆，李达一家安排住在佘家祠堂。

1939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讲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30余人。李达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深受冯玉祥的称赞。据武纡生回忆，李达在重庆共讲了七八次课便中断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空袭日渐频繁，冯玉祥将军为安全时常变换住处。

李达在重庆除讲学外，也到社会上做些调查，并撰写了多篇形式逻辑方面的论著，先后发表在重庆出版的《理论与实践》杂志上。

有一段时间，李达和武纡生同住一室，在朝夕相处中，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坦诚交谈中，武纡生了解到李达作为上海党代表出席过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曾当选为党中央的宣传主任，特别是李达著述很多，在哲学理论方面颇多建树，这些令武纡生对他更加崇敬。

一天，李达随手从皮箱中翻出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递给武纡生。据武纡生回忆，毛泽东这封信写于1938年，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武纡生手捧毛泽东的信连读两遍，信中流露出毛泽东对李达既尊敬又十分关心。武纡生当即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

据武纡生回忆，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于1923年秋已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李达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

武纡生曾将毛泽东致信李达的事向在冯玉祥身边的中共党员赖亚力谈过，不几天，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知悉后，特派车来接李达去南方局谈了一次话。因董必武和李达都参加过中共一大，董必武也理解李达的选择，也很尊敬他，同时也劝他去延安看看，并愿为他去延安提供方便，而李达却一直未明确表示去延安的意向。

李达曾多次向武纡生谈到对毛泽东的印象。李达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是众所周知的，李达在重庆通读了毛泽东《论持久战》后惊叹不已，称赞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水平已达到新的高度，毛泽东不愧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特别是毛泽东在信中写到已第三遍读了《社会学大纲》，李达对此深感欣慰，备受鼓舞，他更加勤奋研究哲学理论。

李达在重庆作为冯玉祥将军最尊敬的客人，所以他受到的礼遇也是不一般的。每两个月，冯玉祥便嘱秘书赖亚力给李达送去200块银元，以作李达一家人的生活补贴。尽管如此，李达既不打算去延安，又觉得重庆也不是久留之地。他曾坦然向武纡生说，他想到一个新环境去从事讲学和理论研究与写作，他计划创造条件，开办一个书店或创办一个刊物，并再版他的《社会学大纲》，译著《法理学大纲》等著作。

1939年深秋时节，李达终于辞别了冯玉祥将军和家人，只身离开重庆前往广西桂林。他到桂林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不愿潦落异乡，回到湖南家乡零陵过起凄凉的田园生活。

1944年，武纡生在重庆接到李达的一封信，字里行间流露出思想消沉、心情苦闷的情况，还谈及他一次遭到土匪的洗劫，险些丧命，一些衣物及毛泽东那封信全被劫走。武纡生对李达处于困境的情况深表同情，他当即给董必武同志写了一封信。董必武当面对武纡生说，李达虽已脱党，但他爱国之心尚存，思想上仍坚信共产主义，拥护党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南方局曾从经济上分别给在湖南的李达及其在重庆的家属以补助。

新中国成立后，武纡生在北京见到李达时，李对董必武的博大胸怀由衷敬佩，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会会长，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文革”中在武汉含冤逝世，1980年平反昭雪。

2004年第9期 李立三在自我批评中度过后半生　作者：李思慎

1999年11月18日是我党早期领导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优秀共产党员李立三同志百年华诞纪念。立三同志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可是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全国解放初期，我在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随着大区的撤销，1954年9月11日调到北京。当时，中央的设想是在北京设立六个地区工作部作为过渡。但实际工作没有开展，1955年初又决定把六个地区工作部解散，打乱重新组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四个办公室。我有幸被分配到主管工业和交通的第三办公室。春节(1月24日)刚过，就按新的机构开始办公。

一到“中三办”，就听说“中三办”的主任是李雪峰，副主任是李立三和高扬。虽然当时我是一个刚刚22岁的小干事，但在西南“革大”学习革命史时，也简单地知道一点“立三路线”错误。在未见到李立三之前，只听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老革命家，但不知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月14日下午，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在北京西苑大院三号楼的会议室里，“中三办”召开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李雪峰、李立三、高扬到会与大家见面。正式开会前，会场内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只见个头高大的李立三，花白的头发，戴着一副玛瑙色框圆形近视眼镜，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端坐在那里。在李雪峰作简短讲话，向大家介绍了李立三、高扬之后，李立三出人意料地自我介绍道：“我就是那个在党内犯过‘立三路线’严重错误的李立三。我在苏联呆了15年，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比同志们要缺乏一大截。回国以后这一段时间，在全总又犯了新的错误，在劳动部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要向同志们学习，请同志们多给以监督和帮助。”他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真挚，对于像我这样参加革命时间不久的年轻干部来说，确实深深地打动着我的心。

1960年底，根据党组织的派遣，我有机会直接到立三同志身边工作，直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1967年6月22日立三同志遭受迫害含冤离开人世。从我第一次见到李立三开始，特别是在担任他的秘书以后，在十多年时间中，立三同志有功不自居，有过不讳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

据我后来得知，早在少年时代，李立三就曾经在一张与朋友的合影背面写下过这样的题词：“‘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说明李立三从小就不是一个随波逐流，听从天命的人。他怀着强大抱负，要干出一番伟业来。

李立三1919年跨海求学。年仅20岁的李立三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期，就发动和领导华工和学生开展斗争，被众人称之为“小领袖”；回国后，领导工人运动，功不可没。当时，哪里有困难，党中央就委以重任派他去哪里收拾残局。

在我党成立的第一个十年当中，李立三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可以说是辉煌的十年。他在白色统治下搞地下斗争，敌人两次出以重金悬赏要取他的人头而未能得逞；在枪林弹雨中没有伤及他一根毛发；在他还活在人世的时候，党组织在五年时间内，就曾先后为他举行过三次追悼会，其中有两次是周恩来主持的。我们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出于好奇心，总希望能够听他讲讲这方面的传奇故事，但不管是故意问他也好，有人向他作调查也好，或是在闲谈中偶然涉及到某个事件某个情节也好，他始终是坚持一条：只讲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一涉及他个人的功绩时，总是笑着把话题岔开。他从不谈及自己的风云往事、峥嵘岁月，从不讲他“过五关、斩六将”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历史档案中看到了李立三1939年10月在苏联的监狱中写的《我的声明》，其中这样写道：“我自从1921年入党直至1927年底的七年内，在中央和地方先后担任党和工会领导职务期间，从未犯过右倾或左倾错误，一直坚持正确的立场，同各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

他还写道：“中国共产党建党后的10年中，有3个艰苦时期，每逢这样时期，中共中央就委我以重任，派我到最关键的地方去。第一个艰苦时期，指的是京汉铁路工人总罢工失败后，军阀吴佩孚在汉口枪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汉口党组织完全涣散，此时党中央派我去汉口担任汉口市委书记。通过一年多的艰苦的工作，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会组织。第二个时期指的是广州公社失败后，国民党军阀把广州淹没在血泊之中，屠杀了5000多名工人和共产党员。此时，党中央派我去广东担任省委书记。这里，一方面是镇压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白色恐怖在猖獗，另一方面是党内干部中产生恐慌、气馁、动摇、开小差等现象。通过五个月的工作，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和工农组织，而且在广东创建了苏区。第三个时期指的是‘六大’以后，当时中国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白色恐怖十分猖獗，所有工农革命组织均遭破坏，党组织被迫完全转入地下，逃跑、叛变、出卖等事屡见不鲜，中央的盲动主义错误更是火上加油，使局势更加严重。还有一个十分可悲的情况，即党内各种小宗派纷纷抬头，并且联合起来反对中央。这时，我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成员(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的政治领导人)。在两年的时间内，中央执行了正确的路线，克服了内部困难，首先是粉碎了托派和右倾集团，使全党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另一方面恢复了党和工农组织，开展了革命斗争，在国内建立了苏区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由此可见，在这三次艰苦时期，我一分钟也没有动摇过，一直为完成党交给我的重要任务而努力。”

但作为我党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的李立三，却从来不在公开场合讲自己在这方面的功劳。1949年8月7日，李立三在工人运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话时说：“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相信了马克思主义就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少奇同志一开始也是投身工人运动。长辛店大罢工、安源工运、上海的五卅、武汉的工运都由少奇同志所领导。”

最典型的事例是，1963年电影《燎原》公开放映以前，《北京日报》记者请他写的“影评”，他在文章中都是讲刘少奇、毛主席的伟大功绩，一点也没有触及到他本人的事情。当有人向他调查“南昌起义”时，他也都是只讲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等人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前，史书上的南昌起义，从来不提及李立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不知道李立三在这两大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真实的情况，是李立三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安源大罢工；同时李立三又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安源大罢工和南昌起义，始终是李立三政治生活中的两大禁区。他还是上海“五卅”运动和汉口群众收回英租界的总指挥。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至今还未完全恢复本来的面目。

众所周知，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在1930年6月至9月犯过“立三路线”错误，给我党领导的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

在对待错误的问题上，历来有两种态度。一些人犯了错误，总是躲躲闪闪，生怕丢了面子。而李立三则不然，他说：“共产党就是提倡自我批评。一个共产党员究竟有没有党性，就看他能不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这在旧社会是不能理解的，人们只会自我吹嘘。错了，还硬称英雄好汉，保全自己的面子。共产党人不讲个人的面子，只讲人民的面子。一个人的面子和亿万人的面子哪个大?共产党员当然不可能不犯错误，只要他不搞阴谋，不谋私利，犯了错误，首先想到党的面子，人民的面子，承认错误，他就可以改正错误。不仅如此，还要把自己犯错误的教训告诉大家。好比这墙上有钉子，你碰了一下，扎破了手，就应该记住，别再去碰它。不但自己不再碰，还要不断提醒别人：‘这里有钉子，我就吃了亏，你们千万要注意。’大家都不碰钉子，就会保全了党的面子。”

李立三不只一次地说过：“如果党需要我当‘反面教员’，我就当好这个‘反面教员’。”正因为如此，李立三在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把这句话当作他自觉遵守的“座右铭”。一方面，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工作，努力以优异成绩作为补偿；一方面，他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襟怀坦白、主动地向同志们、甚至向一些素不相识的人讲自己的错误，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即使在自己的子女面前，也从不隐讳。努力当好“反面教员”，警戒后人。

1949年，李立三第一次见到分别20多年刚从蒋管区历尽艰辛来到北京的儿子李人纪时，一不叙情，二不问事，一见面就问：“我犯过错误，你知道吗?我犯的‘左’倾错误，就是瞎干、蛮干。”他多次告诫他的子女要吸取他的教训。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谈到自己少年时期的一件往事时，曾经写道：“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使我吃了不少亏，后来犯错误，和这个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望你们千万以此为戒。”

不仅如此，他对初到他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总是要主动地说，他是犯过严重错误的，思想上有片面性，要求随时对他以严格的监督和更多的帮助。他鼓励大家对工作中的不同意见，大胆地提出来与他进行讨论、展开争论。像这样的“入门第一课”，长时期以来，可以说已经成为立三同志的一条惯例。

李立三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在国内一些场所，都曾情绪激昂地公开批判“立三路线”的错误所在。不了解情况的与会者还以为他是在批判别人，只有当他最后点明犯“立三路线”错误的人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种现身说法的事例屡见不鲜，给听报告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李立三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就主动深刻检查，勇敢地承担起全部责任。他遵照共产国际的召令，迅即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为他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专门听取他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在各种会议上对于自己所犯的错误给予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反复多次进行了全面深刻系统的检查和批判，承认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李立三十分深刻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得到了大多数共产国际执委们的赞许。库西宁当即表示：“立三在这里很勇敢的实行自我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应当说，立三的自我批评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感觉，这里确实没有两面派的手段。”

李立三在共产国际检讨结束后，根据共产国际决定化名李明，以研究生的身份进入了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一个周末的下午，列宁学院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讨论会，李立三被指名发言，他发言的题目是《批判立三路线》。在他的发言里列举了许多惊人的事例，历数“立三路线”给党和红军造成的危害。讲着讲着竟痛哭流涕。台下的听众都深深地被他生动的发言吸引住了，并不时为他精彩的批判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听众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更加深恶痛绝。大家纷纷议论说：李立三如果在这里，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李立三作完长篇发言走下讲台后，人们立刻把他紧紧围了起来。有人问他：“你怎么讲得那么活灵活现!好像亲自经历一样。”李立三难过地垂下了头，面有愧色地说：“我就是李立三。”大家都惊愕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后来有一次李立三在莫斯科郊外一所为中国培养干部的军事学院讲课，享有副教授职称。在讲授“立三路线”一课时，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极其深刻。当时听课的学员并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后来知道了真相，都说李立三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反省，表现了共产党人认真的自我批评精神。

1946年5月中旬，李立三乘军调处的飞机经北平到了延安，他在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过去15年来的经历和在东北的工作，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又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以后，主动向毛泽东提出请求：向延安干部和党校学员讲一次话。得到毛泽东同意后，由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师哲同志安排，在延安党校大礼堂对延安的干部和党校学员发表了长篇讲话。他一开头就向大家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李立三，就是那个搞“立三路线”的李立三。然后，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充满激情地讲述了回国以来4个月的感受。

有一次，东北民主联军某部在辽阳市召开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会场座无虚席。部队负责人请刚从苏联回国的李立三到会上去作报告，李立三欣然同意了。会议开始时，主持人宣布：“请李隆郅同志作报告。”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李隆郅是谁。只见一位瘦高个的中年人走到讲台上就讲开了。他首先讲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和成功的经验意义，接着用了两个多小时讲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讲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后，又讲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时，他提高了嗓门说：李立三错误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1930年6月11日，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议案(即《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计划，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先后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并提出了“来一次暴动，取得一次成功，一口吃掉一个大将军”等“左”倾冒险主义。当这个命令和决议下达和执行过程中，毛泽东等同志曾经提出不同的意见，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但不听，反而指责这些正确意见是右倾，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打击和惩罚。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后来，在瞿秋白、周恩来同志主持下，我们党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会场鸦雀无声，个个听得入神。报告人突然大声向听众发问：“你们都认识李立三吗?”台下齐声回答：“不认识。”这时，报告人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会场喧腾开了，随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无不为李立三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所感动。这时，李立三招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接着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发展和巩固解放区，扩充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并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多打胜仗。”

1949年2月，李立三经北平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第一次参加党中央的会议。他主动要求发言，又一次深刻地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受到与会者一致好评。而王明却拒不作检讨，恰成鲜明对照。因此，刘少奇在会议上表扬了李立三，说他有自我批评精神。

1949年5月初，全国总工会在天津召开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李立三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希望天津的领导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放开手足，大胆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以惊人的坦率在上千人的大会上，公开检讨了过去犯的“立三路线”错误，令与会人员无不钦佩。

1949年9月7日，李立三在中央燃料工业处华北电业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曾经讲道：“知识分子好面子，为了保存面子有缺点不肯承认，不肯改变，越搞越糟。爱面子的结果是根本丢掉整个面子。我们要帮助这些同志认识到面子是小事，否则丢掉的更多。我们不要怕承认错误，我们共产党员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个人算什么?面子更算什么?我过去曾犯过严重错误，大家知道历史上的李立三路线，我公开批判过我的错误。如以旧思想来看就了不得了，这不是面子上不好看吗?其实对我公开批评之后，可以帮助别人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们要帮助旧人员丢掉包袱，要他们知道面子是小问题，有什么错误必须向群众公开坦白，并保证不再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的气度是宏大的，群众懂得技术知识是很重要的，所以能原谅他们。”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联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苏联、蒙古、朝鲜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会代表117人。亚澳各国代表交流了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李立三以东道国工会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一些外国工会的代表，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运经验出发，单纯强调工会的权力、工人的民主权利和经济要求，忽视民族解放的根本任务而不同意中国工会报告的观点，使会议发生原则争论。斯大林来电表示同意中国工会的观点，会议的认识才得以统一。会议促进了亚澳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两个地区工人运动的团结和统一。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李立三在向各国工会工作者介绍我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取得胜利的斗争经验时，还以自己过去的错误为例，讲了我国革命历史的教训。在中国革命刚刚获得伟大胜利，一些人作为“开国功臣”正在享受人们的赞誉时，李立三却公开向外国朋友批评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这种风格与品德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李立三相对地集中了一些时间，认真准备他在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发言稿起草出来，先是送党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征询意见，争得帮助。毛泽东极为仔细地审阅了这个发言稿，并对标点符号和个别文字作了改正，给予了明确的肯定。8月30日毛泽东亲笔批示：“退李立三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作了一些完全文字的修改，请加酌定。”周恩来批：李立三在总工会受了批评之后，不气馁、不消极，继续积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应有品质。9月23日，李立三在大会发言后，《人民日报》在9月24日发表时，题为《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体会》。

李立三在发言中重新讲了自己在20多年前发生的、早已纠正了的错误事实后说道：“我从自己犯错误的教训中得到了一点起码的认识，就是如果不老实检查自己的错误，便会成为思想包袱，便有可能陷入到更大更深的错误中去。同时，我在犯过了错误之后，还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因而还能够保持为党工作的积极性，这也许可以说是我在犯了几次严重错误之后，还没有垂头丧气，悲观失望，还能不讳疾忌医，切实检讨自己的错误并且力求改正错误的原因之一吧。”这的确是立三同志一生的最好写照。他的坦率态度与责己精神使与会者（下转第29页）（上接第21页）深受教育，受到党内外一致好评。据说参加这次大会的郭沫若同志，听了他的发言，竟激动得热泪盈眶。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李立三正是这样，为了保全党的面子，尽管他是在党的幼年时期，他也只有30岁，犯错误的时间只有三个多月，却坦率地检讨了三十多年。他这种对自己的错误采取的坦率态度，正是他无私的高尚品质、坚强党性的表现，也是他对党的事业的特殊贡献。

即使如此，在十年动乱中，他仍然没有免遭厄运。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之流，给他编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他和他的亲属都遭到严重迫害。就是在如此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党的原则，宁可自己吃苦受罪，决不损害党和同志的名誉，更不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他的这种爱恨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自然更加触怒了那帮家伙。在遭到连续的批斗和禁闭折磨之后，他不堪忍受，不得不含冤离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才决定推翻强加给李立三的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

宋平同志写道：“无论在革命高潮还是低潮，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立三同志对革命事业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念。他既不居功自傲，也不讳疾忌医，既敢于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淡泊名利，无私无畏。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尚品格，也是立三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2004年第9期 马克思是怎样论述自由的　作者：杜　光

（一）自由并无阶级性

自由是每一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权利，既没有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之分，也没有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自由之分。自由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理念，一种价值观，并非偶然地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即资产阶级的孕育时期。这是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产物。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使人们不甘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束缚，而诉求人身和精神的解放时，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便油然而生，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制度进军的号角。历史赋予资产阶级以埋葬封建专制制度的使命，同时也向他们授予自由平等这些精神武器。资产阶级同自由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现象，这丝毫也不意味着自由具有资产阶级性。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来，被压迫被统治的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没有中断过，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但被肯定是人的自然权利并由法律加以规范却是近代新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事。在历史上，中世纪的自由主要是集体的自由，英国在1215年6月颁发的《自由大宪章》里，虽然有给予自由民及其子孙以种种自由的规定，但重点还是教会、城市、港口的自由。13世纪以降，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论及自由时主要是指城市独立和共和自治，如罗兰迪诺在13世纪60年代写的《帕多瓦编年史》，就旨在歌颂帕多瓦的共和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新兴资产阶级出于革命的需要，把自由主要解释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美国在1776年制订的《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明确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第四条进一步解释：“自由就是指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因此，个人的自然权利的行使只以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为限制。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在这个经典式的自由定义里，我们可以知道：1、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做一切不损害他人利益的事，它们以别人也享有同样的权利为前提；2、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3、如何实现这种权利，如何界定自由的界限，由法律加以规定。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说：“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去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

根据这些经典定义，人的自由权利是由法律规范的。马克思就不无根据地指出：“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自由只能在法律范围内实现，并不意味着随心所欲地各行其是。这是自由的一大特征。

自由的另一特征在于它是理性的行为，法国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把理性列为人类的第一个特征，自由是第二个特征，自由在理性指导之下，两者不可分离。英国的洛克也说：“我们是生而自由的，也是生而具有理性的。”“人的自由和依照他自己的意志来行动的自由，是以他具有理性为基础的。”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里多次引述康德的观点：“人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马克思也认为：人的自由“合乎理性的本质”，它“使人们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可见，自由指的是在法律范围内、在理性指导下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可以为所欲为。仿佛是为了更正人们对自由的误解，卢梭在他的一篇名著中指出：人们不应当“把与自由相对立的那种放荡不羁当作自由。”

正因为自由理念具有普适性，所以才能为马克思所继承而成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当然，一方面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阶级眼界的局限，资产阶级在争取和实践自由的过程中，必然以发展和维护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为前提。马克思指出：“人们每次都不是在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规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资产阶级所争取的自由，从经济领域来说，是贸易自由、竞争自由、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从政治领域来说，是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这些都是同资本主义的生产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自由的实现程度上，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超出本阶级的利益，没有也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广大劳动者的有产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必然会超出资产阶级的范围，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得以享受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这当然也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体现，资产阶级只不过是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个规律的实现者罢了。

（二）共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资产阶级为确立市场经济和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而扫荡封建专制主义的时候，自由的口号曾经响彻云霄，它吸引了无数爱国者投身于其中。《马赛曲》里的“不自由，毋宁死”，裴多菲的著名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既代表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为夺取自由而战的坚强决心，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反封建专制主义的战斗精神。因为争取自由，实现自由，不仅符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自由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类的共同要求，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奋斗目标。它是资产阶级前辈给人类社会留下的无比珍贵的瑰宝。正因为如此，一切先进的思想家无不推崇自由、宣扬自由，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的革命者，更是把自由列入自己的理论思想体系。如马布利说：“人们来自大自然的怀抱时都是完全平等的……而且都是完全自由的。”他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人都是富人，人人都是穷人，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另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也指出：“人的自由就是要实现他权力以内的东西。”他把自由视为人类幸福的泉源，认为“人愈自由，国家将愈繁荣；反过来说，国家愈自由，人将愈幸福。”另一位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也认为理想的制度是“全体的和谐，以及在全体的和谐中的每一个人的最大的自由。”

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他们的共产主义学说时，明显地继承了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空想共产主义前辈的思想成果。他们绝非偶然地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在早年著作中曾指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而人的本质特征便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的本质。”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是人的本质的复归；争取自由的过程，就是争取人的本质的复归过程，也是人的解放的过程。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人的解放，实现自由。马克思在他关于未来社会的描述中，一直把自由放在显著的地位。他认为未来的社会将“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生产条件”，建立“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即“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的制度”。这个社会是由“自由结合的人”构成的，它的基本单位就是“自由人联合体”，换句话说，未来社会将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在这个联合体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也明确地谈到，社会主义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在这个社会里，人将“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他在青年时代肯定“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到晚年仍坚持认为《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对自由的追求始终是他们的理论体系的重要基石。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人的解放。何谓解放？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成其自主自由人格之谓也。”人的解放就意味着获得自由。所以，自由是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价值观。过去我们论及马克思主义时，更多地注意它的世界观、人生观，注意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而对它的价值观则很少关注。国外有些学者也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同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遗憾的是西方现当代学者几乎都是通过苏联这个标本来考察马克思主义、评论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垢，被描画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使回归马克思主义、宏扬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说显得十分必要、十分迫切。

（三）自由与现代化

人类社会由不自由到自由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在某种意义上说，实现现代化就是由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现代化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普遍提高，而这种发展和提高都有赖于自由。也就是说，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们素质的提高都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就以经济现代化来说，它始终伴随着自由的发展而发展。也可以说，经济现代化以经济自由为前提。什么是经济自由呢？经济自由是人类整个自由的经济基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里有一段关于经济自由的经典表述。他说：“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斯密在这里说的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贸易自由、交换自由、投资自由，都包含着竞争的因素在内。经济自由所要求的竞争，是在平等公正的前提下的竞争，这就是说，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竞争的条件是公正的。实现经济自由，实现竞争的平等化、公正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之所以发育不健全，主要就是不能自由地、平等地、公正地展开竞争。不能一视同仁，没有免于特权干涉的自由。市场上充满了各种无法可依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竞争规则，甚至根本无规则可言，这就大大限制了企业发展的自由。这种局面如不改变，要实现经济现代化是十分困难的。

但是，市场竞争的自由、平等和公正，仍不足以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因为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贫富不均。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只能出卖劳动力的情况下，真正的自由、平等、公正是很难实现的。马克思指出：“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他把占有生产资料作为自由的前提，鲜明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本质特征，既揭露了资产阶级垄断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因而它在实现自由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也提示了劳动者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只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现了平等公正的占有，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劳动的异化，使雇佣劳动转化为自由劳动，实现全面的经济自由。《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所有制，就因为所有制的核心所有权是自由的关键。

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民主化，民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在政治领域的主要表现。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自由权利就是民主权利，也就是卢梭说的“主权在民”。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民主是自由的政治保证；没有自由的民主和没有民主的自由都是不可取的。民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的古希腊民主制和古罗马的共和制。但近代民主的理论体系则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当时的自然法学派从自然法演绎出人民的民主权利。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几乎都对民主有所论述，使民主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趋于成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了思想条件。

在我国，民主曾经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面旗帜，1922年7月中共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提出“建立和平、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一些根据地曾实行过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的民主选举。毛泽东曾以斩钉截铁的语调宣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但民主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却遭到冷遇，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自由民主日益式微。粉碎“四人帮”后，经过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思想解放运动，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没有进一步揭露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的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崇拜、家长制等现象，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

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邓小平说得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一个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而且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国家，必须以政治民主化为主旨，改革现有政治体制。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改进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作为推行政治民主化的第一步，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共产党是现阶段唯一的执政党，它本身的民主是否健全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只有一个充分民主的执政党才能把国家带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繁荣，也是同自由分不开的。贺麟先生在他的《文化与人生》一书中指出：“文化包括三大概念，第一是真，第二是美，第三是善———总起来说，真美善即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而由于高级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正确的理智所产生，可以说即是精神化———精神，使人精神心悦诚服。”贺先生在这里说的文化的内涵是真美善，就是真理化、艺术化、道德化，也就是精神化———精神文明，它体现着人类对自身和社会的真美善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进步离不开自由。没有自由宽松的环境，人们对真美善的追求受到压制，它们的对立物———假丑恶便相应孳生。纵观当今社会，假丑恶泛滥成灾，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还是缺乏文化自由的环境。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加快文化现代化建设，首先要落实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方面的自由。其次是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一个完全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符合于文化发展规律的方针，它的贯彻将会有力地推动文化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繁荣。其三是尽快制订《新闻法》，保障人民的创作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把对文化艺术和学术理论的管理，纳入法治的轨道。

但是，不管哪个领域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提高。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人素质低，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缺乏什么样的公民意识？我认为最根本的意识就是自由民主的权利和争取自由民主的义务。公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只能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实现。鉴于公民对自由民主普遍缺乏正确认识，十分需要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在公民的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中，理论界、教育界、学术界、新闻界的知识分子，应当担当起这个沉重的历史任务。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长期的任务。但只要我们明确方向，持之以恒，便可以逐步地提高公民的素质。这是我国现代化的最根本的保证。

（四）人间正道是自由

“万类霜天竞自由”，追求自由是一切生物、尤其是人类的天性。石板下的小草懂得寻求自由生长的缝隙，荒野上的小鹿知道奔向水草丰茂的草原，具有思维能力的人更是无时不在为自由而奔忙。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诚如卢梭所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由于自然的社会的种种条件的限制，人的自由发展受到极大的束缚，特别是在阶级社会，被压迫者在受到经济剥削的同时，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也遭到剥夺。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明的提高和人们的主观努力，自由的范围必将扩大，人类终将完成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自由是符合于社会发展规律的人间正道。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为人类争取自由指引方向的科学。他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既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最简要的概括。我们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毕生的理念，并宣誓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时候，实际上就接受了“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为共产主义者，没有比争取实现这个基本原则更为重要的了，它值得我们为之奋斗终生。几个世纪以来，为了实现社会的自由，多少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共产主义者应当是这些自由先驱的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作为一个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律，人类由不自由到自由的转化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但在既定的社会条件下，历史所能容许的自由的实现程度是十分宽广的。我们的责任是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争取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为未来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创造条件。这就需要积极地投身于争取自由的实践，而首先需要的是开展关于自由的研究和讨论。目前国内已逐渐兴起了对自由主义的研究，但都是宣传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理论的探讨却很少。我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社会主义自由观同西方自由主义是异曲同工的，终将殊途同归。所以，目前应当从两方面同时着力，开发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自由民主化是当今世界的主要潮流，全世界的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不自由不民主的国家固然需要发展自由民主，已经建立一定的自由制度、民主制度的国家也需要扩大自由民主。自由和民主化是社会主义取得世界性胜利的前奏，是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世界的大道、正道。中国人民将告别封建，告别专制，沿着这条大道、正道，奋勇前进！

2004年第9期 对《共产党宣言》的补充和修正　作者：孟戈非

所谓两《言》，一是指1848年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二是指1859年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两篇巨著相距十一年，虽然背景不同，写作的目的不同，而且文字的风格、气度各异，但它们的基本精神则都是为了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以及指出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因此可以说，两篇雄文具有一定的对比性和参照性。

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及英国的产业革命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1847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委托，开始起草《共产党宣言》。马、恩根据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所暴露的社会弊端，如“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由于生产过剩而产生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残酷剥削促使阶级分化日趋严重，“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因此就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再也不是空想了。同时资产阶级还铸造了置自己于死地的“掘墓人”———现代工人阶级。于是断定：“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以尖锐、辛辣的语言和犀利、流畅的文字对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地揭露、批判，对无产阶级抱着无限的同情，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社会。于是一部震惊世界的巨著———《共产党宣言》诞生了。

《宣言》发表以后十一年，也就是1859年1月，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了一篇寓意深远的“序言”，这篇“序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一书中，称之谓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详见该书208页）同年6月，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该“序言”先在德国的《人民报》上率先发表，随后又在美国的许多德文报纸上陆续发表，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正式出版时，才收入该书一并出版发行。由此可见，该文虽然是一篇学术性的文章，但它的历史作用和政治理论意义却是划时代的。

我认为，“序言”对《宣言》来说，虽然只仅仅过了十一年，然而至少仍在三个大的方面作了重大的修正和补充：

第一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我认为在社会进化规律方面。《宣言》明确指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就是说“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在抗战时期我接受了这一理论。虽然社会进化的内容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如自然科学方面的发明和发现等等，都对社会进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使我产生疑问的例证是：原始共产社会没有阶级当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那么这个社会是怎么进化的？！这个问号在我的头脑里存在了几十年。虽然恩格斯加了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但仍然解释不了我上面的疑问。可是后来当我读到马克思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时，“序言”却明确地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当作了社会进化的动力。我认为“序言”中的这一表述，不仅可以解释原始共产社会是如何进化的，而且还可以说明任何社会的进化规律。“序言”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Ⅱ卷82页）从马克思这段概括中，雄辩地说明：生产关系、生产力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是一切社会进化发展的基本规律，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说明两点：一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两者永远不可分割；二是两者不能错位，生产力永远是决定的因素，生产关系永远是服从和服务于生产力的。两者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因此我认为：从《宣言》的把阶级斗争看成社会进化的动力，到“序言”的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统一的辩证规律作为社会进化的动力，是“序言”对《宣言》的一个很大的补充和修正。它不是一般的补充和修正，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社会进化理论的补充和修正。

第二个大的补充和修正是：《宣言》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因而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宣言》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已强大到资本主义制度“容纳”不下自己的地步，因而生产过剩，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频繁发生，工人罢工、破坏机器、阶级冲突不断加剧，同时资本主义还为自己的灭亡“铸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及“运用这些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阶级即无产者”来埋葬资本主义制度。（以上引文见《共产党宣言》）可是仅仅过了十一年，马克思根据新的研究，在“序言”中却说：资本主义“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详见《马、恩选集》Ⅱ卷83页）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述。我认为这是“序言”对《共产党宣言》又一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

第三个大的补充和修正是：《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用行政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并且还提出十条消灭资本主义的具体措施。但是仅仅过了十一年，马克思在他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序言”中却又提出：“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Ⅱ卷83页）上述两者的提法也是不同的。前者《宣言》是无条件地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而后者“序言”则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物质的，它需要的“物质条件”必须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否则是“决不会出现的”。所谓“成熟”，我认为就是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指出的，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工业化水平要高，生产力水平要强，社会财富的积累要丰厚。（详见该文第十九题）也就是说，上述的“物质条件”如果不具备，想超前用暴力手段夺取了政权，用行政措施没收了资产阶级的财产消灭了私有制，结果反而会阻碍或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败坏共产主义的名声，自己也是存在不下去的，实际上是欲速则不达。强大苏联的解体，中国建国初期的历史教训，都充分说明超前思维是无济于事的，达不到目的的。

以上三点论证，我认为充分说明：“序言”从根本上补充和修正了《共产党宣言》。

马、恩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已经有156年了。他们本来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写的宣言书。《宣言》发表以来，19世纪末时，欧洲少数几个国家，如法国、德国、西班牙等，曾掀起过短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时间最长的要算有名的巴黎公社的武装革命了，也仅存在了三个多月就被资产阶级的军队镇压下去。到了20世纪初叶，俄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十月革命，它虽然不符合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所讲的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发生”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预言，因为它需要的“物质条件”当时在俄国还不具备，（详见《马、恩选集》Ⅰ卷221页）但却符合《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因此当时列宁被斯大林说成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久，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火，在东方和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普遍燃起，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很多封建性的国家，也普遍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很多殖民地国家取得了胜利，人民得到了解放，这不能不归功于《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号召力和影响力。西方很多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按照《宣言》的号召，走上武装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但是，资产阶级不得不收敛他们的残酷剥削手段，相对改变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并实行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这也应该归功于《共产党宣言》所推动的工人斗争的强大压力。

然而，如果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科学性和实践性，那么156年的历史证明，《宣言》中若干论点还是不够科学的。而马克思在1895年为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言”，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过145年的革命实践证明，马克思在“序言”中所作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理”“经典性的表述”，是精确的。无论是关于社会进化规律的研究也好，对资本主义灭亡条件的分析也好，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基础的论述也好，即前面所谈“序言”对《宣言》所作的三个重大的补充和修正，我认为都是正确的，是经得起革命实践检验的。

2004年第9期 忆“三同”张老　作者：舒　芜

“三同”张老，指张友鸾先生。我与他互称“三同”。今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

“三同”原是土地改革运动中的政策术语，指工作队员应该和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才好谈心知心，发动群众。我与张友鸾先生互称“三同”，则有我们的典故，是指我们被宣布划为右派（1958年），宣布摘去右派帽子（1961年），宣布改正右派错划（1979年），三次的宣布都在同一时间场合。而本单位其他同时的乃至同案划右派的，后来虽然都摘帽、改正了，但摘帽、改正的时间，宣布的场合，彼此不尽相同。

我与张老同时同地听宣布摘帽，是1961年11月13日，当时我们还以为有多大意义，约定从第二年起，年年此日小聚小饮，以为纪念。后来渐渐觉得不大对劲，摘帽之后可以恢复“同志”的称呼，此外没有多少不同，背地里还是叫你“摘帽右派”，可是我们仍然小聚纪念。当时规定干部每人每年有一个月的轮流劳动锻炼，1964年的11月13日，我正与绿原同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参加卖书劳动。事先约好张老于书店下班时来，我们同到书店隔壁的闽江春小馆小吃。席间，张老偶然说起，我才知道前一天是他六十生辰。第二天，我用旧体诗形式写了一篇祝词道———

十一月十三日夜饮赠张友鸾先生兼祝六十之寿

十一月十三，日历寻常字；而我与先生，频年得佳致；

拮据共倾囊，相将买微醉；我惭无酒肠，公归一酣睡。

今年又此日，习劳在书肆；期约及华灯，策杖飘髯至。

客问何所为，答云是生祭；庾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

人生天地间，所历非一事；事至异甘辛，事过尽堪记。

庄生强齐物，汗漫聊自譬；七尺付百年，艰难岂儿戏？

羞为沾沾喜，不下潸潸泪；风物放眼量，立身终有地。

席上闽海珍，未必众口嗜；与其问庖人，曷如自尝试？

泸州大曲酒，不饮香触鼻；当其储瓮时，胡由辨真伪？

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今古揽奇观，聊斋搜志异；

范张鸡黍情，狐鬼幽微意；收拾入新篇，鼎笔绘魑魅。

清话颇移时，凌杂少序次；前日寿六旬，失口偶未秘；

我欲补称觞，招邀几朋类；公言勿复尔，齿长徒为累；

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但申来岁约，重证今朝事。

前年我四十，手把锄器；担水点芋苗，带露刈麦穗；

仰视浮云驰，卧逐凉风吹；自寿不成诗，辗转却成寐。

今者寿先生，思量尤匪易；惟当袭陈言：长保松筠翠；

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 耰耰耰耰 耰耰耰耰

“客问何所为”的客，指与我同在书店参加轮流劳动的绿原，我们邀他共餐，他问为什么有此小聚。“答云是生祭”，是张老答道：“今天是我们的生祭。”冲口而出，把小聚的意思和我们的心情说得恰好，他一贯有这样妙语如珠的捷才，所以说是“庾词虽滑稽，恍惚见深意”。诗中虽有牢骚，如“且作荒唐言，以代纵横议”、“世情本如斯，菀枯各相避”等句，末尾还是相约“十一月十三，永葆毋遐弃”，满以为可以年年如此小聚一番。我们真是“鱼游沸鼎之中，燕巢飞幕之上”，不知道只隔一年，1966年的十一月十三，大家早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中，什么都谈不到了。

文革之后，我们第三个“同”之后，只见过两三面。最后一面，是1987年11月，听说张老决计和夫人崔伯苹女士回南京定居，我与周绍良兄同去他家送行。张老已经因脑血栓失语，见我们去，很是高兴，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相陪。我们告别时，他半靠在床上笑容满面地挥手送我们，是我记忆中他的末一张照片。从温暖的斗室走进茫茫的寒夜时，我明明意识到后会难期，却无悲戚之意。归途中，我一直默念着，为他们庆幸。我知道，南京对于他，不是故乡，胜似故乡。当初他离开新闻界，离开南京，到北京改行当编辑，本来都是不得已，对南京还是朝思暮想，现在可谓终于能“遂初”。1980年他应邀参加了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大会，担任了《北京晚报》顾问，也算回到他当初立志终身的新闻事业。

别后不到三年，1990年7月，得到张老逝世的噩耗，我寄去挽联云：

新闻妙笔，古典鸿裁，尽俗文章皆大雅；

浊酒陪欢，清流共厄，三年喑默竟千秋。

上联说张老学问的三个方面：新闻，古典文学，章回小说。下联说彼此关系的始终，“清流共厄”指“三同”，“浊酒陪欢”却不大真实，我们同吃小馆虽然不少，我其实一贯酒精过敏，滴酒不沾，正如前引诗中所云“我惭无酒肠”，只是以吃菜陪他小饮罢了。

我们相识于1953年5月，我从广西南宁调到北京，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张老是年初调来，比我早几个月。他的大名，我已经久仰。抗战期间在重庆，我就是《新民报》《新民晚报》的爱读者，从这两家报上取材写过杂文。我已经知道“新民报三张”，其一是张友鸾（另两位是张恨水、张慧剑）。见面认识，才知道他是安徽怀宁人，我是桐城人，两县邻接，可算小同乡。这样一位著名老报人、大我约二十岁的乡前辈，一点没有乡前辈的架子。“平易，温和，幽默，胸怀宽广”，“坦荡幽默，达观开朗”，“旷达散淡”，“倜傥不拘，潇洒自如”，“待人谦和，温文尔雅”，“幽默风趣，妙语如珠”，这些是《张友鸾纪念文集》里面老朋友们描写张老风度品格不约而同的用语，与我的初步印象完全相符，后来越熟识，越是加深印象。

熟识之后，大体了解张老的历史：他是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出身，邵飘萍的得意弟子，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进入新闻界，开始就是总编辑一级，很快显示出新闻工作的全才奇才，得到公认。他本来要以新闻为终身职业，解放前坚持民间报纸工作，不入官报。擅长编小型报，在《新民报》《南京人报》最久。抗战后的《南京人报》是他独力办的，政治上是独立、自由、公正、超然，新闻上注重社会性，注重文采，注重趣味，有很大成功。南京解放前，《南京人报》公正地揭露国民党的内战、独裁、贪污、腐败，受到国民党迫害查封。解放后，与《新民报》一起得到批准仍然作为民间报纸复刊，为全国都没有民间报纸中之特例。不久改为公营，又不久，因为必须学《真理报》《人民日报》，失去特色，销路锐减，只好停刊，他从此结束了一生大愿，离开新闻界。三反运动起来，他配合运动写出章回小说《神龛记》，受到欢迎，上海正要拍电影，不料《文艺报》上一篇大文章批判之为《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使他不能再在南京待下去了。正好老朋友聂绀弩经过南京，聂本来了解他在新闻工作之余，已经研究古典文学，写过《汤显祖及其牡丹亭》等论著，便邀他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工作。张老于是移家北京，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二编室。

起初，二编室的气氛比较宽和，工作之余，谈谈笑笑，做打油诗互相唱和，工作丝毫没少做。尤其张老，上班坐下来就不大走动，埋头工作。他给《水浒》作了新的注释，开创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加注的新领域，其他古典小说，也都是他作为小说组长主持整理出版的。他从不做打油诗，别人的打油诗，却不知为什么多爱以“赠张老”为题，抄写奉上。本来大家没有注意，张老自己指出这个现象，大家一想确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首唱赠张老云：

伤风晨上值，淋雨夜归家。

白日常寻梦，晴窗偶种瓜。

传闻夸鹿马，相见话桑麻。

□□□□□，□□□□查。

（末联忘记了。）

张老长期新闻界生活习惯于夜间工作，早晨迟起，所以第三句说他白日常寻梦。张老笑道：“我成了大烟鬼了。”是带欣赏的玩笑态度，没有愠意。这大概也鼓励了大家更喜欢做打油诗赠他，好像一班小弟弟爱缠着一位笑嘻嘻的老哥哥开玩笑。但副总编辑兼二编室主任聂绀弩比张老大一岁，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也用此韵嘲张老，第三句云：“文章王卖瓜。”用“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俗典颇巧妙，张老笑纳，不以为忤。但末联云：“错自由他错，谁将字典查。”张老可笑着抗议道：“这可是领导在考核工作呀！”聂老连忙改为“一字难分处，康熙百遍查”，问：“这行了吧？”

及至王任叔来任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分工管二编室，二编室气氛迅即紧张，“闲谈乱走打油诗”和所谓“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被指责为二编室四大要不得风气。关于“吃吃喝喝”，张老后来有小文追记云———

文酒之会，以谈为乐，原是文人们的享受和趣味。鲁迅先生当初在北京，也爱下个小馆子，西四“同和居”，就是他常去的地方。到了五十年代，仍然有许多人，继承这个传统。当时聂绀弩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同事中不乏老饕，招邀共饮，每周必会。说他们吃遍了北京小馆子，当然是夸张；但是他们的足迹，踏过不少地方，这倒是千真万确。

他们轮流做东，仿佛像是个“转转会”。为写文章有些稿费，杖头之赀，不虞匮乏。聂发表的稿子多，收入稿费多，所以做东的日子也偏多。有些小朋友们，少有稿费，就请他们吃白食。这也成了不成文法。

有那么一天，他们去到一家名叫“马凯食堂”的馆子。那天之前，聂拿到稿费，我也拿到稿费，聂多而我少。聂领头在前，走进店里，回顾一下说：“今天张老请客呀！”我便笑答：“先入为主嘛！”聂哈哈大乐，无言以对。那些小朋友，如今也是五十老翁了，有的还谈起此事，说直到现在，和人上馆子，总有戒心，不敢走在前面。想想多有趣！

马凯食堂是个湖南馆子，在后门桥迤北，鼓楼之南。什么蒸腊肉、炒鱿鱼、东安鸡、豆椒肉丝之类的菜，它都拿手。而且大师傅、服务员，很多湖南人，有一种特殊的乡土风味。所以他们后来一段时期，常吃马凯。到了一九五七年，出版社发布一个编辑条例，在它第八条中，规定社内编辑，一概不付稿费。对于那些老饕，影响不小。舒芜写诗一首，以表无穷的感慨。诗曰：

马凯漫相招，先看第八条。

两行编辑泪，羞过后门桥。

这简直是一首挽歌！这些年，真是“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他们之中，有坐牢的，有劳改的，挨批挨斗的更是比比皆然，风流云散，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文酒之会！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知识分子又受到社会的重视。走到任何地方，都看到喜笑颜开的脸；走到任何地方，都听到令人鼓舞的好消息：真个是一片欣欣向荣之象。死气沉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马凯食堂（如今改称湖南饭馆）的老顾客又来了。启功教授和舒芜说：“你那首诗，如今要改一改了。”说着，就口占道：

酬报凭劳动，推翻第八条。

从今开口笑，重上后门桥。

———《马凯餐厅的文酒之会》———

写得轻松，其实当时很严重，“肃反”“反右”中，“吃吃喝喝”曾被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下组织联络方式之一，这里且不深论。

下班之后，“文酒之会”之外，我还有很多向张老承教的机会。我与他同住出版社的草厂胡同宿舍。我住四合院里面，张老住一个小“别院”，进大门不进中门，向左一拐，一个矩形地带，实际上是四合院内通向厕所的旁角地，靠着外围墙搭起披茬三间房，就是张老宿舍。张老书桌当窗正对厕所，他坐在桌前，全宿舍谁上厕所都逃不过他的眼目。幸而空间还大，当窗搭起架子，种上藤蔓植物，隔一隔向厕所的视线，倒成就了一点豆棚瓜架的诗意，也就是我所谓“晴窗偶种瓜”。我又有赠诗云：“小圃当窗种菟丝，酒醒人困晚凉时。忽然一阵潇潇雨，闭户人家总未知。”咏他夏日豆棚下乘凉的情况。

张老这三间屋，今天回想很简陋，当时倒不大觉得，仿佛还是宿舍中的水平线以上的。张、崔二老诚恳好客，主雅客来勤。特别是聂老当时独住出版社机关，下班后经常来张老这里共餐，谈到深夜回去，各自灯下写作。我若知道张老那里有我熟识的客人，也常去共谈，学到不少东西，最多的是新闻界的逸事趣事。

记得1945年初，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高涨，有一位黎东方教授在重庆公开讲演，说君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缺点只在好君主身后不容易有适当继承人，所以秦皇汉武求长生实在是不得已。他又说，农民虽苦，却不知道造反，有文人煽动，才会天下大乱。《新民报》的“本报特写”记录了这些高论，加上大标题曰：“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幽默风趣，典切工整，一针见血，我当时就据此写过一篇杂文，现在才知道那标题就出自张老手笔。又，抗战胜利后，传来郁达夫南洋被难的消息，又风闻王映霞已与某轮船公司总经理结婚，当时交通困难，出川不易，轮船公司是大家注意羡慕的敏感部门，于是《新民报》将两条消息综合加标题曰：“王映霞买舟东下，郁达夫客死南洋。”妙不可言，现在也知道出自张老。

（附带说一件，但可能是以后才听到的：抗战胜利后，某次黄苗子、郁风夫妇偕丁聪同过南京。张老请他们在秦淮河某酒家小饮。这家有一位女招待颇著名，墙上悬有于右任赠她的对联。黄苗子向女招待介绍时，故意把郁风说是“丁夫人”。女招待以为黄苗子真是单身客，特别殷勤，后来才知道他的夫人就在座，很是尴尬。次日，张老把这件事在报上登出，加标题曰：“于髯翁挥毫桃叶渡，黄苗子调笑酒家胡。”后来黄苗子谈起，还笑道：“那时我是财政部荐任秘书，‘调笑酒家胡’的罪名，几乎害我受处分哩。”）

一些文苑交游，文坛点滴，张老偶然随意谈起的，例如，远在1921年，张老还是安庆第一中学一个十七岁的学生时，便结识了来到安庆教书的郁达夫。郁达夫便介绍他读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张老早年在北京时，去看过徐志摩，徐晨卧未起，床前凳上，整整齐齐叠着他的绸缎袍褂。焦菊隐结婚，周作人送贺诗曰：“郎情如烈火，妾性似干柴：今朝两相遇，并出火星来。”等等。我听了都有兴趣，从中领会不少东西。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来了。

1957年开始整风时，二编室早已人心思散，纷纷打主意离开。张老想回新闻界，已经联系有成。机关里鸣放，他好像请了什么假在家，没有参加运动。某一个星期日，二编室同事顾学颉来到张家闲话，我也去了，同宿舍的林辰也来了，谈了机关鸣放中揭露的许多消极事项，一个上午谈得很畅快。紧接着“反右”开始，我与顾学颉相继被揪出来，那个半日清谈真成了“盛筵难再”。我每天低头上下班，偶尔看见张老还在豆架下闲坐纳凉，远远对我微笑致意。我庆幸他没有卷进来，希望他能保平安。可是，北京召开了新闻界座谈会，那是专为“钓鱼”、“引蛇”而开的，张老出席，作了《是蜜蜂，不是苍蝇》的精彩发言，一吐他压抑多年的对于新闻界的意见，马上被钓出来引出来了。北京新闻界批判之后，发回本单位批判，正好满足了本单位的需要。先前“肃反”运动中，就批判过“二编室独立王国”，是以反革命分子聂绀弩为首，以舒芜、张友鸾为左丞右相。后来聂绀弩不算反革命分子了，独立王国还算不算，仍然悬着。现在可好了，“由聂绀弩独立王国到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右派小集团”，这篇文章就这么水到渠成了（此时聂绀弩虽然也打成了右派，但是“肃反”以后他就没有上班，所以与我们“右派小集团”连不上）。领导全出版社运动的人兴高采烈，发动群众把我们批得昏天黑地，我们终于都按这个口径认了罪。可是，我至今不清楚，上面是否有哪位尊神说了话，舒张顾李四个右派的定案结论上都没有提到“小集团”，只是四个单干户而已，这在处理轻重上是不相同的。

“反右”在政治上把二编室一扫而空，业务上不能没有人做，于是二编室的右派绝大部分留在原单位原部门仍然做编辑工作，张老与我都在内。其时，出版社机关从老平房迁入新大楼，一楼两家，人民出版社占东边，人民文学出版社占西边。一天，我上班上楼时与张老相遇，旁边没有别人，张老向我微微一笑道：“无言独上西楼。”此时此地，他还是这样妙语如珠，典切自然。

我们同在二编室一阵，又一同调入新成立的编译所。1961年我们一同被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张老便申请退休，1962年批准退休。所以前面说的1964年11月13日，我们相约小聚，我还在参加轮流劳动，张老却是从家里“策杖飘然至”了。

张老“划右”后工资降了三级，退休还要折扣，本来很窘迫。所幸能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文汇报》等处开辟专栏，笔耕不已，稿酬以港币计，生活略微宽裕了几年。聂绀弩赠他的诗有云：“傥非香港大公报，看尔悠然能遂初。”是纪实。“悠然”是张老所用笔名之一，双关“遂初”后略微宽裕的生活。

退休还有一个好处，“文革”中他没有与我们在职人员一起进牛棚，下干校，只是被“街道专政”。“专政”具体内容似乎只是扫胡同，作思想汇报，此外无多事，他照样喝老酒，上街看大字报，反正比牛棚干校好得不少。

这些我都不是亲见。重新见面就跳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曾一同访问刚从山西出狱回北京的聂绀弩，在聂家午饭。聂绀弩“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后来以“国民党县团级以上人员”身份获释.，每月从派出所领取生活费十八元。那天的饭菜很可口，张老赞美道：“我准备来吃一月十八块的伙食，却吃了一月八十块的。”妙语如珠，仍不减当年。

再以后就是开头说的送他们回南京，直至接到讣告。关于张老的最后形象，其女公子张锦女士有生动描述云：“父亲八十六年的人生旅途，是把他热爱的南京城作为归宿的。1990年7月21日，父亲一反终年卧床的衰疲状态，挣扎起床，下地走动。他的失明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但只能听到‘新闻’、‘发稿’、‘出版’等单词，讲不出连贯的句子。实际上他是用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向世人告别，向他从事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和文学事业告别。一连三十几个小时精神亢奋，终于在7月23日凌晨，他无憾地长眠于母亲———南京的怀抱之中。”

这同我亲见的满面笑容挥手送我的最后形象完全一致。真好！

2004年第9期 范长江当人民日报社长的日子　作者：燕　凌

1948年12月间，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华总社的领导岗位，从西柏坡到了北平附近，参加准备接管北平的军管会的工作。1949年1月31日，他领着从华北人民日报社抽出来的一部分人员，加上华北局城工部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里挑选出来的适合做新闻工作的地下党员、进步青年，从良乡到北平西郊住在程砚秋别墅里一段时间，然后随解放军进城，接管新闻出版机构，创办和主持了《人民日报》北平版。不久，他又奉命随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主持创办了新的《解放日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回到北京，辅助胡乔木主持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工作。1950年初，中共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

在这里，把他1950—1951年担任人民日报社长期间的谈话、批语和示范活动作些记述。

以“将军”的姿态指挥“大转变”

当时《人民日报》刚从华北局的报纸改为中央的报纸不久，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是长期在农村环境中做报纸和通讯工作的，还有一些是刚参加新闻工作的。党的工作的重点正在从战争向生产建设转移。报社正处于机构、体制、指导思想、工作方针方法和作风都需要大的变化的时期。范长江像一个身临战场的将军一样，指挥了新闻战线上的这场大转变。做“将军”，这也是他对报社各级领导干部的要求。他历次在报社编委、组长接头会上讲的一些话，鲜明地表达了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对新闻战线大转变的期望：

———我们报社的编委、组长都要做“将军”，不要做“侠客”。要会带领队伍，指挥队伍，而不是单枪匹马，跳来跳去。头脑要保持清醒。各组组长每天都要了解自己组里每个人都在做些什么。每个编委都要随时检查自己领导的组里的工作情况。各组的组长、编辑都要经常外出活动，了解各自分工的方面的新情况。我们解放军的作战命令总是把情况放在最前面。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每个组的人员可以分成两条线，有“在朝”的，有“在野”的。编委和各组正副组长，有领兵出征的，有在中军帐里摇鹅毛扇的。不要都埋在成堆的稿子里，不了解情况，迷失了方向。

———各个组长要清醒地掌握责任范围内的主要问题，抓住不放，突出中心，力争主动，不要只是手头有什么稿子就编发什么稿子。现在我们的接头会上，各组组长不谈本组调查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情况和问题，只是介绍手头的稿子，枝枝节节，没头没脑。有的同志讲了半天，别人也听不清楚他推荐的稿子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什么主要动向，有什么背景，为什么要发这些稿件。显然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甚至事前连手头的稿件也没有看，是到了接头会上才看的。凭天地良心，也不能这样啊！

———不要只是到接头会上争地盘。老是说“我们组已经发了许多稿子，好多篇还没有见报，总编室为什么不用？”不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上。看工作成绩不在于哪个组已经交来了多少篇稿件，而在于有几篇有助于解决实际工作的做法问题和人们思想上的看法问题。发稿的目的只是为了用稿，不是为了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这就放弃了党报工作人员应负的责任。从来稿中发现了实际工作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正好拿出来在报上讨论或批评，为什么要抹掉，代为隐瞒呢？

———报社的政治神经要灵敏，每个人了解了重要情况和问题，要迅速反映到神经中枢。重要事件的读者反映，要向中央报告。要学会看苗头。“人民园地”组答复一位读者提出的政治性问题说：“这个问题很难解答。”这是不对的。是谁很难解答呢？是中共中央不能解答吗？把目光限于“本园地”，自封独立国，自然就会不能解答。为什么遇到不能解答的问题不向领导同志提出呢？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并不嫌大家提问题太多，而是嫌提出的政治性问题太少了。桌子板凳之类的事情往往拿去请示，政治性问题反而压下来不向上报告请示。高级动物都是由脑子统一指挥的。乌贼那样的低级动物才每一部分都能独立生活。我们报社还正在由低级动物向高级动物演变之中，猴子还没有变成人。

———报社内部的力量要团结中央各部委的写作力量，形成统一的写作队伍。报社的主要力量要以编写主要稿件为中心。训练新闻干部，主要办法是让他们认真地严格地编写稿件。为了编得好写得好，自然就要努力学习理论，自然也就非找群众商量不可，非了解实际情况不可。这样，思想水平和知识、能力就积累得越来越高了。

———报社也要开展创新纪录活动。总编室要抓这件事，交流各组的新经验、新办法，评比各组的好稿件、好作风。有表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报上提倡的，我们自己要不要照着办？譬如民主管理的经验，我们宣传了，自己是怎样做的？是不是“胡文虎的头痛粉”，自己也不相信管用不管用？据说，有一次胡文虎头痛得不行的时候说：儿呀，你把咱那头痛粉拿来我吃，看到底顶用不顶用……

高标准，严要求

长江对人民日报社的同志提出高标准的严格的要求。在他主持下，对处理来稿来信规定了一套比较细致而合理的制度：每天的来信来稿，由通讯联络组（读者来信组）统一接收，按内容分发给各专业组。各组人员轮流先由一人大略浏览一下，按照组内相对固定的分工，把稿件信件分给编辑人员。大家看过以后，向组长汇报。汇报中提出了重要的问题，组长可以让大家一同讨论如何处理，必要时组长可以把涉及重要问题的稿件信件再拿来仔细阅读。较长的稿件在送给组长复读之前，由编辑写出提要，组长看了提要就便于决定处理的先后次序，提出处理意见。分工相对固定，而不太死板。一定时期要把主要力量用在一个主要方面。要根据中央的要求和自己从群众中了解的实际情况，每周每月检查报上发表的稿件，看什么情况和问题应该在报上反映而没有反映。据此，从来稿来信中寻找线索，约请通讯员或记者采写，或组内派人到群众中去访问、写稿。对读者和通讯员的来稿来信如何答复？长江说：不能“打太极拳”，虚晃一下应付过去。人家提出了许多问题，反映了许多情况，你没有认真回答和回应，把人家的热心和精神劳动，在客客气气的“您”字里湮没了。

对于各方面的来稿，长江都要求及时认真处理。1950年5月间，报社农村组收到在政法委员会工作的民主人士叶笃义的一篇稿件，是写到灾区去的考察团的活动和灾民生产自救情况的，负责处理这篇稿件的同志不但不重视来稿，而且轻视民主人士，没有细看就压下来，忘在一边了。作者打电话催问，他还很不耐烦。后来，打算把叶先生的文章退回了事。政法委员会新闻秘书室来信询问：为什么发表了记者写的同一主题的通讯，而不用叶先生写实的文章？他更加反感，说：“政法委干涉我们的内政，发哪一篇稿子他们还管得着？”拖来拖去，这篇文章过了十多天才发表出来。

长江发现此事，当即追查。这位同志作了书面检讨，认为自己在编辑岗位上不称职，“恳请领导上考虑我的工作问题，置于一个适可而止的岗位”。6月10日，长江在他的书面检讨上加批：“你为什么不向上级报告？你是哪一个独立国的国王？”在说到“干涉我们的内政”的地方又批了一句：“你这个独立国是不能动的？！”另外还写了一个总的批语：“×××同志的检讨，深值他自己和本社全体党员同志警惕。他在这次事件中犯了两大错误：一、严重地违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非党人士采取极端错误的轻视的态度，对他们的文章和意见可以任意置之不理，这是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和党中央一再号召加强与非党群众联系的指示毫无共同之点。这种政治上的盲目自大，大大地妨害了我们与非党群众的联系。二、他的第二个大错误是惊人的无组织无纪律。他把自己作为一个至高无上的独立王国，他不把自己作为党报的一个工作人员、党的一个成员，而是以专断独行任性胡为的态度来处理政治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对于政法委员会也极不尊重。这是本报在今年一月间已提出来加以反对的倾向之一，即是独立分散的倾向。×××同志在这一方面还没有什么进步。”批评是严厉的，而提出的组织处理意见则是宽容并且饱含深情和期望的：“他犯这样大错误的原因，主要由于不肯学习，满足于自己这一段革命历史，因而对政治问题采取马虎潦草的态度。这种错误的态度，应当痛下决心，加以改正。只要决心改正错误，不必加以处分；亦不调动工作，即在原工作岗位上加以锻炼。”

有一次，为了一篇稿子里的问题，他要经手的编辑打电话向作者问清楚。编辑说不知道作者的电话号码。他惊奇地说：做新闻工作，怎么对这样的事情能说“不知道”呢？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事，为什么不问清楚呢？他认为，“我不知道”这种话，根本不应该从编辑记者口中说出来。

有一段时间，编辑部强调学习苏联《真理报》，有些编辑机械照搬，把它的缺点也当成优点，把自己的优点反而丢掉了。《真理报》的版面上总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很呆板；标题也只是简单地一句半句，不像中国传统的报纸标题讲究引题、主题、副题。《人民日报》有个时期也弄成了这个样子。长江对这很不满意，生气地说：“这不是学苏联，是学懒联。”

那时候，报上发表的消息老是迟到。长江对这状况难以容忍。他对大家说：新闻报道放“马后炮”，是从农村带来的毛病。展览会要结束了才报道，谁还看？挖“三海”（北京北海中南海清淤）的新闻稿，说是要等到挖完了以后才发表；挖完了，说要等写好评论一起见报，又压下来。这是做新闻工作吗？这是很要不得的做法。各组要和派到各地的记者密切联系，随时搞清全国各地有关本组任务的情况，组织好自己的力量，并且和新华社各组结合起来，清醒而又及时地报道各地的动向。8月1日全国通航，什么地方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可以乘飞机去。要及时抓住全国多数人最关心的最当紧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地报道、评论。不要让人们冷盘吃饱了才把许多肥肉堆上。即使肉是肥美的，过了时机也就没有人愿意吃了。

他谆谆告诫大家：要清醒地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报社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韬奋办报刊多么周到精细，一点不含糊，数十年如一日。不要以为“我过去在老解放区就是这样做的，那时候还受到过表扬呢！”要知道，时代不同了，环境不同了，自己所处的地位不同了，从前可以的，现在就不行。不要因为领导同志多指出些缺点就觉得冤枉了，这工作干起来也太辛苦了，不干了。共产党员怎么能退坡呢，要前进啊，要快些提高自己啊！《人民日报》现在居于全国的舆论领导地位，而我们还没有领导舆论的本领。靠中央党报的牌子、地位吓唬人是不行的，要自己真有领导舆论的本领才行。新闻、通讯、评论，《人民日报》一登，全国所宗。不可不极度慎重。我们报上把合作社工作者会议消息放在第二版角落里了，黑龙江合作社干部给在北京开会的人写信就说：大概中央不重视这个会。司法工作会议在报上登的地位太小了，与会的人们大闹情绪，会也开不下去了。上海《解放日报》夜班编辑处理新闻中间发生争论，就有人说，看《人民日报》是怎样处理的……

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的防线

长江要求党报工作人员每个人都具有独立负责的精神，都把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一道防线，坚决守住，不让任何错误从自己这里通过。

1951年7月间，一位记者采写了一篇关于全国供销合作事业发展情况的稿件，经过合作事业局一位工作人员修改补充以后，这位记者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再看一遍就交给发稿的同志了。长江很重视这篇稿子，是要同关于合作事业的社论一起发表的。他仔细看过之后，发现几个问题。他把这位记者叫来询问，得到的是似是而非的答复。长江要他再认真核实。他再向合作事业局查询以后，才弄清楚。长江对这位记者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恳切的教导。这位记者作了认真的检讨。主要反省自己缺乏政治责任心，没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依赖被采访的单位审稿，依赖报社领导同志把关；而且用“可能是”“或者是”“恐怕是”“大概是”来应付领导同志的询问，掩盖自己的错误。他认识到以这样的思想作风做党报记者的危险性，决心彻底清算这种思想和作风。

长江在这位记者的书面检讨上写了这样的批语：“×××同志这个检讨甚好。必须严肃认真地工作，才能有真正的进步。他在所写合作社新闻中，把几个重要事实弄错了，反而含糊其词地答复我的询问，如果我马虎过去，就太危险了。这种马虎了事、不负责任的作风，在我们人民日报社的工作同志中，还有一部分人是很严重的。这是一种党性不强的表现，必须坚决加以克服。”他把这位同志的检讨交给报社党的总支，建议总支印发各个小组，希望各组结合本组实际情况，在开小组会的时候加以检查。

要求每个党报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岗位当作最后一道防线，长江的这种指导思想，来自他自己的实践。他谈过他的一次永志不忘的经历：1948年5月间，中共中央重新公布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这两个文件的时候，他作为新华总社的负责人之一，仔细地校阅了，连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可是，新华总社电台把这两个文件发到各地以后，有些地方党报登出来的却出现了一些差错。周恩来同志看到出错的报纸以后，就把长江叫去，严肃地批评了他。他当时觉得委屈，说明自己是尽了责的，问题发生在电台发稿过程中遇到了外来电波干扰，有些分社收报台没有收清楚。恩来同志听他说过以后，并没有放松追究责任，而是仍然严肃地指出：这两个文件是要解放区各地照办的，报上登的文件出了差错，对党的工作就要造成损失。你是新华总社负责人，有掌握电台的权力，也有对电台工作随时检查的责任。为什么不向各地分社打招呼，要他们在电台收听不清楚的时候来电查问？也应该通知他们，遇到这种情况就向总社提出要求再发一遍嘛！长江说：经过恩来同志教导，我思想通了，当即作了检讨。———他现在要把恩来同志的教导，把这种将自己的岗位看作最后防线的高度负责的精神，言传身教地传递给人民日报社的编辑记者和各级干部，希望能够一代一代传下去。

不能只做喉舌，还要当好耳目

1950年底，《人民日报》发行到11万份；到了1951年9月，增加到将近30万份。《人民日报》在群众中的威信在提高。长江说，这主要是因为报纸上有了“声音”，而且“声音”渐渐响亮起来。报上的言论的确能够而且已经对各地的工作起了指导作用，许多地方的干部把《人民日报》的言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有些地方党委看了《人民日报》社论或短评，不再等待上级指示就开始照着布置工作。《人民日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里的各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指导性加强了。可是，长江提醒大家注意，《人民日报》的思想水平与报社工作人员的思想水平是有区别的。

1951年7月中旬到9月中旬，党的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报社工作人员学习这次会议的文件以后，长江作了学习总结报告。他着重告诫大家：报纸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报社工作人员水平相应地提高了。报上发表的东西，特别是言论，不全是我们自己写的。作为中共中央的发言机关，报社人员现有水平是不相称的，与中央对我们的要求是相差很远的。我们报社的干部应当能征善战，像五虎将、一百零八将那样，人人都有几手熟练的本领。但是我们这里像大刀关胜之类的猛将还不多。

怎样提高战斗力呢？他反复强调两条：一是提高思想性，二是加强群众性。提高思想性，先要彻底了解党报工作首先是思想工作，党报工作人员如果不把精力集中在提高思想性上，就不会有进步。加强群众性，先要明确地认识群众工作是党报工作力量的源泉，而且联系作者积极分子队伍是为了在实际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进行思想斗争的需要，而不是无目的地联系。我们不是从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等等不良倾向作斗争中选择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没有明确地认识到编辑部是思想斗争的一个司令部，因此在群众工作中老是处于被动应付状态。他说：新闻工作中的单纯技术观点必然走向形式主义，那是死路一条。发展通讯员，应当是为了进行思想斗争而培养作者积极分子，同他们交流思想，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写作水平，而不是缺稿的时候才向他们约稿，更不是填写了通讯员登记表就完事。

他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的报纸要办成真正的全国性的报纸，就要大量地团结人，吸收大量的作者为报纸写稿。工厂中，农村中，学校中，机关中，有单独写稿的，有集体写稿的，都要联系。对非党员的作者也要注意联系，党外关心国家建设事业和党的政策、干部作风而又会写好文章的人多得很。报上要反映各个方面的声音和动向，局面才能打开。

他常讲《人民日报》要起党中央和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既要做中央的喉舌，也要做中央的耳目。来稿来信中反映了重要情况而报上不适宜发表或为版面所限未能发表的，他都很重视，要求大家千万不要都装到麻袋里当作废纸处理掉，而要分门别类或全文或摘要定期编印成小册子，供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门的有关人员参考。特别重要的紧急的要尽快单独报告。

批评电影《武训传》的社论发表后，编辑部收到大批来稿来信。我作为编委会政治秘书，他要我把来稿来信情况给党中央写个专题报告。我知道这篇社论来自最高领导人，就选出拥护社论的反映，摘写成一篇报告稿。他看了之后，皱眉苦笑摇头，对我说：给中央反映群众意见，不能这样；要把不同意见反映上去，对中央决策才更有用处。———实际上，他自己对批判《武训传》是有不同看法的，至少是认为批判《武训传》有些过火，希望中央即使不刹车也要有所控制，降低调子。他认为只有认真地，如实地反映社会上种种不同的声音，才是真正自觉地忠实地做中央的助手，做中央的耳目。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诺诺”有害，“谔谔”有益。

在思想斗争中联系作者积极分子

长江主持的在实际斗争中提高思想性、加强群众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是以“没有设计就不能施工”（后来订正为“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为主题，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开展关于基本建设问题的宣传和讨论。建国伊始，刚从战争时期转入和平建设时期，恢复和新兴的大大小小的基本建设工程渐渐多了起来，而许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且不尊重科学，不愿受基建程序和规范的约束，随心所欲，急于求成，总想简单从事。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东北第三造纸厂盲目施工造成损失的报道，并且为此发表了社论。6月20日，发表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关于检查基本建设工程设计的通知。此后，全国各大行政区各大城市纷纷来稿，以往从来没有和报纸联系的许多人也寄来了稿子。报社收到反对必须先有设计然后才能施工的来信，长江决定发表，发动人们在报上公开讨论。

报社的工作人员也体会到：“没有正确的设计就不能施工”的宣传和讨论，实质上是愚昧与专断的意识和科学与民主的意识之间的一场思想斗争；而且，不组织广大的积极参与报纸上的讨论的“社会活动家”队伍，就不能在报纸上有效地进行思想斗争。而这些“社会活动家”，又大都是在这场反对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涌现的。如重工业部办公室副主任崔中，从《人民日报》一开始进行关于基本建设的宣传和讨论，就自动报名参加这场思想斗争，始终不懈。有些人自愿地积极地以自我批评的方式参与思想斗争。石家庄糖厂厂长陈光宇，写了本厂建设失败的检讨，要求在报上发表。北京建筑工程师戴念慈等送来文章，分析自己的雇佣观点对基本建设的危害。这些内行人的话，更利于解决思想问题。在长江主持的公开进行的这场思想斗争中，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认识到：组织社会活动家在报纸上进行群众性的讨论，对改进实际工作有头等重大作用。

1951年6月18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印发给全国各地通讯员一封信，号召他们提供反映基本建设中的问题的材料。太原钢铁厂通讯员王贵英（全国劳动模范）积极响应，8月26日给报社寄来一封信，揭露了这个钢铁厂基本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同时提到生产管理、工人福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反映了工人群众的呼声。他为了写这封信，向很多人作了调查，还爬到高高的烟囱上检查了工程质量，极其认真负责。这封信寄到报社以后，两个有关的组都未能正确处理，毫无结果。这年11月间，当中央正在制订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的时候，长江到山西农村调查采访（写了《川底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太原停留期间，特意抽查了工厂通讯员的状况。他从报社工业组要去的名单中，注意到了王贵英，同他交谈，得知他曾经向《人民日报》编辑部反映过重要情况，没有下文。长江当即打电话到编辑部，从北京调去王的来信；并且向王要来编辑部读者来信组给他的信。仔细地阅读和分析了这些信件之后，发现其中有很大问题。王贵英信上反映的确实是很重要的情况，报社经手的前后有六个人，可是谁也没有把信的内容弄清楚。给王回信要王“补充具体事实”，其实原信已经写了具体事实。说王的信与已经发表的另一读者来信“重复”，其实王的信提出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并不重复。王认为报社不相信他，就不再给报社写信了。没有重视和发表王的来信的根本原因是经手的人群众观点不强，对自己本应经常联系的社会活动家式的通讯员茫然无知，而且缺乏应有的实际知识，看不出来信提出的问题的严重性。

长江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王的来信反映的问题经过中央财经委员会基本建设检查组查处，已经基本上解决，那封来信当然不再需要发表了。12月4日晚上，长江同王贵英和太原钢铁厂负责干部一起座谈如何增产节约，其间王又提出厂内公共厕所年久失修无法使用，全厂工人对这十分不满，这个意见提了两年也没有解决。长江当即与王和这个厂的工会主席一起到几个厕所查看，看到这些厕所确实又破又脏，难以进入。而厂领导人总推说“计划未定”、“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心工人生活的观念，从中作祟的是根深蒂固的脱离群众的错误思想。王贵英和工会的同志都认为，必须拿到报上公开批评，这个问题才能解决。长江就派自己的助手跟王一起到厂内所有厕所实地调查，并且访问了各车间的老工人、工会干部以及一些管理人员。由于王贵英对本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他同工人的广泛联系，调查所得材料具体、全面，文章写得生动、实在。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后，不但在太原钢铁厂引起轰动，而且受到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和中共太原市委的重视。文章见报当天，太原钢铁厂负责人就接到重工业部和市委限期解决厕所问题的电话。原先两年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星期就解决了。更重要的是从此厂里领导干部的群众观点加强了，厂长还在全厂积极分子大会上表扬了王贵英。

在太原，长江还召集山西省的《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大都是省委政策研究室、省报和省里各单位的作者积极分子）开座谈会，商定了特约记者组织起来加强联系、定期讨论写稿问题（主旨、题目、分工等等）的办法，并且同他们一起讨论了当地的工作情况、领导和群众的要求，以及近期的写稿计划。他随时随地都以党报负责人的责任感和新闻工作者对新事物的敏感，在实际工作和群众生活中抓选题，组织写作力量。平时在北京，他经常直接联系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研究人员、写作队伍，力求熟悉自己还不熟悉而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的经济建设工作，从里面抓新情况、新经验、新问题，组织报道和评论。

他是热爱新闻工作的，殚精竭虑想把《人民日报》办成更加符合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要求的报纸。在他到山西去之前，还起草了《加强思想工作是改进报纸工作的中心环节》，里面寄托着他对《人民日报》的同志们的深情和期望。

就在1951年12月，他从山西回到北京之后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文物单位是这次运动的重点之一，1952年1月，中央指派他去领导这方面的“三反五反”。在报社的“三反运动”中，由于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运动”中难以避免的“左”的倾向，他受到了过火的批评，例如“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等等。内部矛盾一时难以缓解，他奉调离开报社。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新闻工作岗位。

2004年第9期 迎取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作者：李　平

今年是刘少奇同志在“文革”中蒙冤辞世35周年。在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们仍然怀念刘少奇同志对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人民建树的功绩。我也回忆起24年前，参加到河南省郑州市迎取刘少奇同志骨灰工作的一些情节。当时拍摄的一些照片，20多年来从未公开发表，现在公诸于众，作为对少奇同志逝世35周年的纪念。

1980年2月下旬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重要议程之一是为“文革”最大冤案的刘少奇主席平反昭雪，撤销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所有罪名以及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还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来面目。邓小平同志对会议的评价是，会议开得非常好，而且一次比一次好，真正作到了畅所欲言。这次全会恢复设立书记处，当选为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认为，五中全会内容不比三中全会少，在国内外反应很大很强烈，其意义不低于前两次全会。

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中央最初决定在4月15日举行追悼会，并成立治丧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后因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前往南斯拉夫参加铁托总统的葬礼，而将刘少奇同志的追悼会推迟到4月17日举行。

刘少奇同志从1969年10月17日晚7时许，于病中被用伊尔—14型3284号专机运离北京，晚9时30分左右到达河南省开封市关押，至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含恨因病辞世，距离开北京仅27天。11月13日夜12时，刘少奇的遗体在开封市火葬场火化。

据护送刘少奇前往开封并最终在开封火葬场观察遗体火化情况的刘少奇主席原卫士长李太和同志的记述，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晚19时23分被用担架抬离中南海福禄居，从北京西郊机场用飞机空运到河南，晚21点30分在开封机场降落，即被送入监护地点。李太和一行于11月8日奉专案组之命全部撤回北京。刚回北京不久，李太和即于11月12日夜得知刘少奇已去世的噩耗，又于11月13日凌晨赶往开封。李太和亲手为刘少奇的遗体剪去乱发和胡须，并为遗体穿好衣服和鞋子，于当夜送至开封火葬场火化。当时为了保密，选定在夜间火化，并且谎称被火化的遗体是一名“烈性传染病患者”，火葬场由军人予以警戒和封锁，只留下了两名火化工人。火化手续由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办理，登记申请人时冒用了“刘原”的名字，对死者则填写了“刘卫黄”这个刘少奇少年时曾经用过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名字。火化后，刘少奇的骨灰被放在一个普通的木质骨灰盒里，由北京来的人交费后寄放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后被长期搁置在骨灰陈列室第124号框格里。

造成十年内乱的“文革”结束后，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很快，中央组织部首先对王光美同志作出结论：“王光美同志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同年6月，王光美同志被增补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年11月，联合复查组经过核查，证明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有罪名都是诬陷不实之辞。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河南，调查了解刘少奇被武装监护、惨死在开封的情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兼河南省委“两案”审理小组组长的赵文甫，在1979年3月5日，派人秘密前往开封，取回了刘少奇的骨灰盒。为防止意外，他把骨灰盒暂时存放在自己办公室的铁皮保险柜里，并只让少数几位省委领导知道了这个情况。

追悼会前，需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迎回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门研究并批准了中共中央组织部报送的《关于刘少奇同志骨灰从郑州迎回北京的请示报告》，知会治丧委员会办公室办理。治丧委员会决定由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前往郑州迎取骨灰。但当时中央决定，迎送骨灰的活动不在中央媒体上做公开报道，北京组织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人员随迎取骨灰的专机到郑州，尽可能多地积累资料，将镜头拍足。河南省的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可对有关活动作地方新闻予以报道。由于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和第二书记胡立教都有事不在省内，所以在河南的活动，只有省委第三书记兼省长刘杰和省委书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参加。河南省委对此事极为重视，几次开会研究，确定由赵文甫书记具体负责。

1980年5月13日上午，王首道、刘澜涛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乘三叉戟专机飞抵郑州，下榻于郑州市的中州宾馆。他们一行进入宾馆，即被人们认出，住宿在中州宾馆的一些外国宾客，也纷纷索要白花，希望能参加悼念活动。

当天下午，王光美等由赵文甫书记和河南省副省长史毅陪同前往开封。他们首先到开封市火葬场，在那里翻阅了当年的火化记录和骨灰存放登记簿，王光美同志与当时参加火化的两名工人作了简短的交谈，询问了有关情况。然后即到刘少奇被关押的地方参观。

刘少奇同志被关押的地方是原开封市政府院内一栋三层的老式楼房。这里解放前是开封银行及其金库，所以修得非常坚固，院落也不大。由于墙高房固，院落封闭，且只有一条安装了铁门的通道可以进出，符合易于保密的要求，因此选定在此，把少奇同志关押在一楼的一间斗室。这是一个套房的里间，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屋中央摆放一个单人木床，惟一可透光亮的窗户竖着铁栅，窗前有一张旧木桌，两把椅子，此外别无他物，少奇同志在此只住了27天就溘然辞世。少奇同志死后，为等北京的指示和来人，其遗体被放在一具帆布担架上，停放在同院原金库的小房中达两天一夜，然后才在13日夜间火化。在那间空空如也、屋长不及身长的类似过道的小金库中，当时只好斜着摆放那具担架。

关押少奇同志的房间按当时原物原样陈设，王光美同志及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等人进入小屋，看到房里的状况，以及少奇同志最后用过的简陋器物，睹物思人，再也控制不住心情的激荡而潸然泪下。刘平平、刘亭亭扑倒在床上，抱着少奇同志病逝时的枕头，哭喊着：“爸爸，爸爸。”闻者观者，无不为之心酸泪下。王光美同志强自抑制心中的悲愤，大声地劝慰：“孩子们，坚强些。”

关押少奇同志的院落应该有着太过沉重的记忆，因为不仅刘少奇同志在此蒙冤辞世，以后，就在这个小院的二层楼，还关押过以“战备疏散”名义转送到开封的徐向前元帅。王光美同志一行离开时，很多开封市民风闻消息，汇聚拢来，形成了自发的夹道迎送，他们向着车内的王光美同志热情地鼓掌，表达发自内心的深切慰问。

5月14日上午，在郑州人民会堂第一休息室更换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乔明甫、赵文甫两位书记将新旧两个骨灰盒送到休息室。旧的骨灰盒个小且普通，盒上没有照片，放照片处嵌着写有“刘卫黄”三字的纸签。盒内的骨灰袋为红色绸质，袋上还印有“移风易俗”四个字。新的骨灰盒大一些，做工相当精致，正面居中镶嵌着少奇同志的半身标准像，准备好的新骨灰袋是洁白的缎子所制。

8时30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王首道、刘澜涛及河南省委书记刘杰、戴苏理、乔明甫、赵文甫等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步入休息室，在屋子中央白布铺围的长台前肃立默哀。然后，刘杰同志打开旧骨灰盒，取出骨灰袋交给王光美同志。她沉痛地抱着骨灰袋，长时间地将脸偎依在骨灰袋上，又一次流下心酸的泪水，静谧的房间内，随之响起一片啜泣声。接着，刘杰同志把套上新袋子的骨灰袋放入新骨灰盒，刘源把骨灰盒盖好。在肃穆凝重的气氛中，刘杰同志将骨灰盒捧入骨灰迎送仪式的会场。换盒后，旧的骨灰盒亦带回北京，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午后1时30分，正式的骨灰迎送仪式在郑州人民会堂举行。礼堂内悬挂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舞台正中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遗像下是党旗覆盖的骨灰盒；骨灰盒前摆放着一个花圈，花圈洁白的缎带（下转51页）（上接43页）上写着：“献给敬爱的少奇同志”，“光美率妙秀、爱琴、平平、源源、亭亭、潇潇”；会场内外，还摆放着治丧委员会及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敬献的花圈共153个。

骨灰迎送仪式由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主持，河南省委书记兼省长刘杰同志讲话，参加仪式的有河南省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及郑州市、开封市的领导共1500多人。王光美同志即席致辞，她简略回顾了刘少奇同志于民主革命时期两次在河南工作和建国后多次到河南的情况。她说，少奇同志热爱河南人民，河南人民也培育了少奇同志。骨灰迎送仪式和河南人民怀念少奇同志的深厚感情表明，少奇同志活在河南人民和全国人民心中。

骨灰迎送仪式在凄婉低回的哀乐声中结束后，即启运少奇同志的骨灰。刘杰等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分别将骨灰盒、少奇同志遗像、花圈交给家属。刘源手捧党旗覆盖的骨灰盒，王光美同志手捧鲜花陪伴，走在队列的最前边，接着是刘爱琴捧护着少奇同志的遗像，然后是刘平平、刘亭亭两人抬着花圈，缓缓步出会场。

王光美同志和子女及陪送骨灰到北京的河南省委书记刘杰、赵文甫登上灵车。这是一辆大轿车，车身披着黑纱，车前悬挂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和黑白两色的花球。车内素白洁净，前部安放了一个素纱缠裹的台子供奉骨灰盒。灵车由七辆摩托车护卫，驾车的警察臂缠黑纱，摩托车上也悬挂着白色的花球。从人民会堂至郑州机场的路上，两万多郑州市民肃立默哀，夹道送行。

午后3时，治丧办公室同志陪同王光美同志等家属，护送刘少奇同志的骨灰飞离郑州，返回北京。彭真、薄一波同志等数百人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并一同将少奇同志的骨灰迎送安放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那是国家主席刘少奇生前办公和会见外宾的主要场所。

2004年第9期 忆在延安的生活　作者：郑校先

弹指一挥间，六十年故去。抚今追昔，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生涯，不时让我陷入沉思，延安生活历历在目。延安，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一、奔向延安

我出身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从7岁到13岁读私塾，13岁开始上学堂，16岁高小毕业后，考入泰安育英中学，那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们班的班主任、国文老师夏振秋先生经常找我谈心，向我讲解抗日救亡的问题，讲“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日本侵略者的种种妥协投降政策。我对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做法非常愤慨。夏老师根据我的思想动态和对形势的认识，对我说：“你想打日本，可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要和日本妥协，他们要大力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而共产党和红军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我说：“日本如果占领了山东或者全中国，咱们只能当亡国奴，给它做事就得当汉奸。我是坚决不当汉奸的，谁打日本我跟谁。”于是夏老师就介绍我参加“时事研究会”。他对我说：“咱们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抗日救国形势的组织，你愿意参加吗？”我说：“愿意！我听老师的话。”“你是共产党员吗？”我问他，夏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1937年我弃学参军，参加了山东省第六区（聊城）抗日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以后在延安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抗日不当亡国奴”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使我从一名爱国青年学生一步一步走到革命队伍中来。

1938年8月，为策应武汉保卫战，中共鲁西北特委和山东省第六区抗日游击总司令范筑先将军团结合作，集中近两万兵力，袭击济南和破坏日寇的铁路、公路，同时多处打击敌人的小据点，牵制日军进攻武汉的部队。我们青年抗日挺进大队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来到前线参加战斗。虽然大家都是第一次打硬仗，但我们把对日寇的无比仇恨，化作了无畏的勇气，英勇地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包括大队长在内共23名同志，至今想起他们来，不禁热泪盈眶，怀念不已。

这次战斗后不久，中共鲁西北特委选送我和白驰驹、席一、周衡、左江、贺立德等六名同志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先到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南宫等待。在这里，我们会同从河北、山东选调来的300多名干部，编成三个队，由一个营的兵力护送我们去延安。我们冲破敌人的封锁线，跨过平汉铁路，穿越阎锡山的防区，来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受到了热情的接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徒步跋涉2000多里，我们终于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

二、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到延安后，我们从冀南抗日根据地来的300名同志被编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大队，何长工任大队长。

入抗大学习时间不长，因为敌机就要轰炸延安，驻延安城内的各机关单位有计划地进行了疏散。抗大有些大队也撤出延安城。我们五大队迁到了甘肃省庆阳县。罗瑞卿副校长针对我们这个大队说：“同学们辛苦啦，你们从华北到了延安，又从延安到了庆阳，敌人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到他们那里去。”在庆阳，我们将学校设在一座文庙里。到了12月初，中央决定将五大队调回延安。当我们大队走到离延安90里的甘泉县城时，接到了新的命令：五大队前往晋东南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成立抗大第一分校，何长工同志任校长。我和另外几个同志调回延安，编到抗大总校第三大队继续学习，住在清凉山山腰的窑洞里。

我在抗大被分在军事队里，听讲军事方面的课程较多一些。学习内容主要是抗日战争中需要的战略战术以及如何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打游击战和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军校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严肃又很活泼，集会时学员队之间互相挑战唱歌，每个队都有啦啦队，情绪激昂，高潮迭起。学员们精神生活丰富，心情很愉快，与队里的干部、教员、职工之间关系都非常融洽。对待学习都非常认真，争取多学些本领，待毕业后到前方部队工作时用得上，对抗日战争多做贡献。

1939年我在清凉山三大队时，我们组里有位华侨同学叫庄林苏，30来岁，是来自马来亚的中学教员，文化程度较高，和全组同学都相处得很好。有一次他为丢了一件东西写了一首诗给我看，至今我还记得其中几句：“东西放在洞中，不翼而飞，君子来自梁上，有获而去。”后来队上知道后，给他找回了失物。该同学没有学完第五期，根据他的能力水平和海外的许多关系，我估计他的离校是另有重用了！抗大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赞赏，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国外也有很高的声誉。抗大创立初期，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许多国际友人都曾到过延安抗大参观访问。有些国际友人参观访问后就自愿留在延安参加中国的反法西斯战争。马海德是美国人，到延安后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门诊部当医生，曾给我治过病。他在延安和一位中国文艺界的女同志结了婚，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北京医院治病，巧遇马海德也去看病，他时任国家卫生部顾问。我跟他说：“四十年前在延安你还给我看过病哪！”他马上问我：“看好没有？”我说：“看好啦，那时我才20多岁，并无大病。”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对人很热情。

罗瑞卿副校长在一次讲话中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说明了抗大的顽强生命力。大多数学员在抗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就是1938年12月在抗大入党的。

三、在八路军的最高学府学习

1939年底我入军政学院学习。军政学院在当时被称为八路军的最高学府。课程安排，除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常来讲话作报告外，还专门安排谭政、王若飞、和培元、郭化若、王学文、张如心等同志兼课，这些同志在党内都担负着重要的工作，如王若飞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和培元是毛主席的秘书之一，王学文是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郭化若是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他们在繁重的工作中抽出较多的时间来给我们讲课。王若飞同志讲历史课，包括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和培元同志讲哲学；郭化若同志讲战略战术；王学文同志讲政治经济学。

学院驻地叫大便沟，周围是山，山顶有块平地。我们自己动手在这块平地上盖了个能容纳三四百人的小礼堂。我们多数时间在这个小礼堂里上课，也到宝塔山或八路军大礼堂去上课。学员和干部都住窑洞。除集中上课外，其它时间主要就是阅读学院发的教材，自学时间较多。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资本论》、《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等书，很难读懂，要逐字逐句很费力地去研读、去理解，每小时只能读5页左右，等于是硬啃下来的。学校还安排读书讨论会，会上大家都要谈自己的读书心得和体会，交流学习方法和见解，相互帮助。全院共有三个学员队，我在一队。我在军政学院两年多，是学员一队的课代表，要经常收集综合学员在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可以直接去找老师汇报和请教。老师每次来上课时都先问一下上次讲过的课还有哪些地方不懂，就由我简要地汇报一下。老师一般都是坐着讲课，学员有时坐小凳，有时就站着听，用一块木板穿上绳子挂在脖子上当课桌，木板上放着笔记本，边听边记录。

四、感受伟人风采

当时的延安，不论是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还是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是穿普通的灰军服，外表和普通的干部群众没有什么两样。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们都身体力行，参加挖地、种菜、拾粪、纺纱等生产劳动，周恩来副主席还被评为纺纱能手。

我在抗大时，校部设在延安清凉山下。毛主席经常到抗大讲话、作报告。每当毛主席骑着白马的身影一出现，即受到全体学员的热烈鼓掌欢迎，有的还将自己的帽子抛到空中欢呼。报告会会场布置非常简陋，会场中间放一张旧木桌和一条长凳，桌上放把装满白开水的茶壶和一只大碗；各大队都按划分的位置围坐在桌子四周，各队下设十几个组，组长坐在组的最前面，离毛主席也就二三米远。在主席讲话时，有时是队领导安排，有时是自动的，由坐在前面的学员给毛主席提壶倒水，我也倒过。因为我们都年轻，毛主席不认识我们，但在倒水时都向我们点头示意。毛主席讲话一般都是站着讲，没有讲稿。但每次讲话都有个中心内容，条理清晰，讲起来非常生动幽默。有一次毛主席讲到延安物质条件比较差，又有敌人和反动派包围限制封锁时，说了一句：“你们坐着地球听讲课，也是了不起的呀。”引起全体学员哈哈大笑，热烈鼓掌。1939年4月抗大总校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换防，毛主席特地前来为第三大队送行，他对大家说：同志们要离开延安了，要求我来讲话，我不讲别的，瓦窑堡有狗，送你们一个礼物———一条打狗棒，这条打狗棒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主席讲话妙趣横生，引人入胜，学员们非常爱听。毛主席讲话每次两个小时左右，一般不超过三小时。有时校领导请主席中间休息一下，这时不少学员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笔记本或纸片，走到主席跟前，举手敬礼后，请毛主席题字。主席从不拒绝，提笔就写，如“坚持抗战到底”、“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等等。毛主席的题字一般送到队上统一保管，也有的由自己保留。不管由谁留存，只要请到毛主席写了字，就都高兴地认为这是自己的终身光荣。毛主席来讲话，有时带秘书，但多数时间不带，由学校安排专人作记录。记录稿经过整理送中央或毛主席亲自审检修改后，有的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有的编印成书，下发延安各单位和前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学习。如《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书都是由毛主席的讲话整理而成的。1942年春，我们军政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要求毛主席来讲话。因主席工作太忙，不便从枣园骑马来学院。学校就组织我们到枣园毛主席的住处，听毛主席给我们毕业学员讲话，作指示。我们的心愿达到了，都非常高兴。我在延安近四年，听毛主席讲话作报告有很多次，由于听得次数多了，我能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在军政学院开娱乐会时，同学们都自报节目，我表演的节目是模仿毛主席的口音讲几句话，这个小节目竟很受欢迎。

朱德总司令也经常给我们上课或作报告，他就像一名普通的老军人，非常平易近人。他还经常到学校来与我们一起打篮球，尽管技术不高，却非常喜欢和我们一起打。能与总司令一起打篮球，我们也都非常高兴。1940年我们军政学院成立了篮球队，起初起名为“朱德篮球队”，但是在和兄弟学校、单位的几次比赛中，总是输得多赢得少，我们自觉脸上无光，就主动取消了这个名字，改为“军政学院篮球队”。当时在延安还流传着一个总司令“借钱不能还”的故事：那时延安的物质生活很艰苦，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干部，没有工资，只发津贴。我在抗大时每月只发一元钱津贴，到军政学院后也只发三元钱。当时营级干部是三元五角，团级干部是四元，旅级以上干部直到总司令每月也只有五元钱。总司令老家出现灾荒，生母、养母都已80多岁，在家中没有饭吃，急需用钱度过难关。家乡亲人找到总司令。总司令虽然号令全军几十万人马，但是却拿不出钱来救济老母，无奈只好给原在北伐军中的好友写信，募借到200元钱，并告诉好友，自己虽在八路军中任总司令，却还不起那200元钱，因为“十数年实无一钱，将来亦是如此”。所以就只有借没有还了。

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常给抗大讲话作报告，如周恩来副主席、董必武、徐特立、陈云等同志。周恩来当时是我党我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总代表，常住重庆，有时回延安开会或汇报工作。每当听说周副主席回来，校领导就请他来给我们作报告。周副主席讲的内容多是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国共合作的关系以及他领导的同志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重庆如何进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方式方法，举出例子说明我方怎样坚持党的原则团结大多数，孤立少数顽固分子的斗争等等。有一次，恩来同志一气讲了近四个小时，我们既忙着听，又忙着记录。他的报告对我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帮助很大。

五、我的三位老师

在延安近四年的学习中，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有很多，给我们讲课次数最多，时间最长，印象最深的是王若飞、和培元、王学文三位老师。

王若飞是位老革命家，是我们的老长辈。他对人和善，讲课话语快慢适度，条理清晰，逢到重点处就讲得格外详细，大家都很尊重他。他每次来讲课都先问一问对上一次讲的内容有什么疑问，我就简单汇报一下。每次讲课前大家都要求他给我们先讲些抗战的形势。他总是微笑着接受我们的要求，先讲十几分钟国内外的形势，然后再开始讲课。1946年王若飞同志因飞机失事牺牲，我们知道后非常难过，很怀念他。1949年绥远省在“九一九起义”后获得和平解放，当时我任包头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1950年镇反时公安局的同志抓到一名特务。经调查，1931年10月21日王若飞同志在包头市“泰安客栈”就是被这名特务带队抓捕的。我和市长郑天翔同志商量后令市法院迅速审判，依法判处该犯死刑。在尚未行刑前，我给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同志写了信，将此情况告诉她，并将判决书寄给她一份，征求她的意见。培之同志很快回了信，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1992年我到北京，王若飞的儿子王兴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看望我。他告诉我，他母亲已病重在床，她将我们给她写的信和判决书放在她使用几十年的箱子的底层，一直珍藏着。

和培元老师给我们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受学员欢迎。和老师原是保定市高中语文教员、中共地下党员，到延安后给毛主席当秘书。他来上课也是每次讲三个小时，共讲过70多课次，讲课地点多数在军政学院礼堂，有时在宝塔山上讲。他的哲学课讲得很有系统，讲课列有大纲，每节课有一个中心内容，有理有据，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我们听得明白，理解深刻。和老师讲哲学时，经常举例子说明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比如他说：“学游泳，你在岸上明白游泳的道理，两只手、腿、脚知道该怎样去蹬水、划水，但是到了水里，还是得喝上几口水才能学会。”还有使我受益终身、印象最深的是，他将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归纳成五句话，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

和培元老师逝世于1941年夏天，在他结婚的第三天到延河游泳时被淹死了。两天后，《解放日报》登载：“青年哲学家和培元同志被淹身亡。”我们才知道敬爱的和老师离开了我们。他当时只有30来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都非常难过。一位青年哲学家，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王学文老师是位学者，给我们讲课也是每次三个小时，讲课达70多课次。他讲政治经济学，讲得很深刻，我们需要经常讨论后才能理解，课后还要再精读马恩原著帮助消化。政治经济学在当时比较难懂，王学文老师为此花费了很大精力，他能针对学员的不同程度，做深入浅出的讲解。

六、艰苦与快乐的交织

延安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每个人都有坚定的政治信念，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自由、幸福。在延安生活虽然有苦有累，但一想起这苦和累是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反而感觉吃这些苦受这些累是光荣的，是革命过程中应该的，是对我们革命的精神、勇气和胆量的考验。苦累在身上，甜乐在心里，艰苦中有希望，劳累而舒心。我在抗大劳动时有几次下起了大雨，汗水、泥水，再加上从天而降的雨水，将浑身湿透。我们都不以为苦，却感到特别的高兴和畅快，有的学员反而从山上往山下滚几圈，故意把身上弄满泥巴，再任凭大雨冲浇，享受那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在延安我们也加强对身体的锻炼，除去天气寒冷时、下暴雨时，我和一些同志经常到延河中去游泳。延河从宝塔山脚南下，被顶着转弯向东流去，到延长县境内就入了黄河，有些河段，如清凉山西面山下，解放日报社下面那一段，因转弯处地势不明，河水也较深，一般不过去游。当时延安社会风气很纯洁，天热时到延河中游泳的多了，男女会自动分开河段。

我在生产劳动中也是个积极分子，那时还是个青年小伙子，干起活来浑身是劲，不怕苦不怕累，手脚经常磨破受伤，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干下去。有次被锄头碰伤了左嘴角，硬撑着干，没及时治疗化了脓，伤愈后留下伤疤，直到现在60多年了还可以看到疤痕。

在军政学院时，有一次全体学员到数十里路外背木柴。回来的时候，我和一位日本学员比赛，各扛一根50来斤重的树干，看谁走得快。结果我累得吐了血，那日本学员很过意不去，对我说了很多安慰的话。我说：“没关系，小毛病，没事。”我俩在路边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说说笑笑地走着，一块儿回到军政学院，把树干放到规定的地方，都完成了任务。

在延安大家都吃小米饭，但有的同志结婚生子后组织上会给孩子每月配发25斤白面。好多同志有时就到有孩子的同志家中吃顿白面饭，以改善一下生活。有一段时间日本鬼子还“帮助”我们改善生活。在1938年11月日本鬼子第一次轰炸延安时，延安稍有损失。后来我们就总结了受损失的原因，采取了措施：一是在挖窑洞时将左右窑洞之间的深层处彼此挖通，如敌人的炸弹落在这个窑洞上，我们可以从里面走到另一个窑洞里去。二是在延安周围部署高射炮或高射机枪，使敌机不敢低飞。三是大家都有了防空的经验和措施。我在三分校时，一有警报，许光达校长都是亲自出来指挥，延安各单位和各学校都是有步骤有领导地进行防空，所以自1939年以后，敌机来轰炸就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一个特殊的喜讯。日寇飞机轰炸哪个单位和学校，哪个单位和学校就能会餐，改善一下生活。因为敌机投下的炸弹每枚近百斤重，炸弹皮都是好钢制造的，卖到铁匠铺能值一元钱一斤，百十斤左右的炸弹皮卖的钱能买一两头肥猪，把它杀了会餐，一饱口福，真是新鲜有趣，皆大欢喜。我在的学员队就多次捡过炸弹皮，每次都吃红烧肉，包饺子等。那时我们都是青年小伙子，吃饺子每人平均一斤面和一斤肉，这些大礼都是敌人白送的。

延安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很丰富多彩，到处可以听到抗战的歌声。由冼星海指挥，延安各学校参加演唱的《黄河大合唱》和朝鲜族音乐家郑律成谱写的《延安颂》，唱遍了整个边区。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有个业余（京）剧团，多由票友组成，经常自演一些节目，如《三打祝家庄》、《打渔杀家》、《逼上梁山》等剧，很受大家欢迎。

在延安时因条件比较艰苦，许多人身上都生有虱子。夏天对虱子还好处理，到了冬天就困难了，棉衣、衬衣的缝隙里藏满了虱子、虮子，洗不掉，捉不尽。于是就利用中午太阳当头时，脱光膀子，在温暖的阳光下捉虱子，这竟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我估计当时在延安的同志身上没有虱子的是极少数，就连毛主席身上也有虱子。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曾写道在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解开腰带抓寄生虫的事。当时同志们给虱子起了个雅号叫“抗日虫”。在延安虽然生活条件艰苦，但对衣食住行却料理得井井有条。每年发单衣棉衣各一套，但发新不收旧，这样就给我们留有了充分的余地。我们自己动手将旧衣服洗干净平时穿，或者在劳动的时候穿，上课、集会时再穿新衣服，听中央首长作报告时我们都穿得整整齐齐。我们经常将旧衣缝改成内衣，如做成裤头、袜子等。在延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很健全，小组会每周都开，党员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谁有缺点都能及时发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做到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党内党外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整个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和决心。

2004年第9期 制度的威力（读书札记）　作者：李　普

邓小平1980年关于制度有一段名言（见《邓选》第二卷），讲建立制度的重要性，我曾经加以引用。我至今认为他说得很对，近来觉得还有一层意思过去没有认识到。

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说过：“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挑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陈独秀的意见很好，可惜没有成为制度。

邓小平说的是我们党没有建立起民主的制度，没有建立起集体领导的制度。可是相反地，不民主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个人专断的制度却是建立过的。

从《刘少奇传》可以看到：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决定》，主要内容一是重新成立政治局，毛泽东为主席；二是重新成立书记处，它隶属政治局，由政治局主席为主席。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为主席。《决定》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书记处“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根据刘少奇的建议决定的。刘少奇在会上建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

我是几年以前看到《刘传》的，一直没弄懂刘少奇这个建议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必要性。假定任弼时每件事都反对毛，你刘少奇每次都站在毛一边，每次都是二比一，毛笃定得胜；然则，这个建议和这个决定岂不是多此一举。不过话虽如此，刘少奇这么说想来一定还有他的道理。我糊涂数年之久，最近总算悟到了一点儿：这就叫做制度；把这件事形成制度，叫做制度化。这才开始领会，制度和制度化威力大矣哉！

首先，毛从此可以百分之百独断而毫无顾忌。他有根据。他手里有这个《决定》，等于说你们必须听我的，你们只能服从我。谁反对我的意见，往轻里说是无组织无纪律，重一点说就是反党。反对固然不可以，怀疑都是不行的，你竟敢怀疑党中央不是绝对正确？有了这个“最后决定权”，毛泽东就是党中央，党中央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两个字也不妨省掉，“文革”时期毛主席就是党，党就是毛主席。

其次，省市和下属各级向中央看齐。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央，主席说了算；在各级，一把手说了算。实践曾经无数次证明，在基层政治生活中，批评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这一点可以从这个决定推衍出来，并非毫无根据。

再次，中央和各级一把手既然拥有这种制度化了的权威，当然也就有了上下之分。然后下面的聪明人自然以揣摩上面的意图为能事，“揣摩”这两个字不大好听，所以都叫做“领会”。这是门大学问，不是我说得清的，其中大概包括必须说假话。林彪有一句名言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是玩弄权术的意思，难怪红军老将们都叫他精灵鬼。后来他越发精灵了，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还有两点我也说不清，其中想也必有大道理。一是，刘少奇这个建议是怎么来的？是他凭空想出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有感于党的经验教训得出来的？二是，那一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好汉，怎么能通过这样一个《决定》，规定什么“最后决定权”呢？是不是与中国仍然是农业社会有关，与秦政以来皇权专制的传统有关？或者，与革命战争中必须高度集中权力也有关？

2004年第9期 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　作者：吴　江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堆中拣出他写张爱玲的两篇。张爱玲，旧上海一女作家也，汉奸胡兰成之妻。胡为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但张爱玲本人不是汉奸，这一点是应当加以区别的。

但任何作家都是社会的人，都有其时代性。论文必须知其人论其世。张文达在他的文章中说：“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于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张先生说的是2000年以前港台一带的情况，与此同时，张先生也指出，也正因为如此，港台及海外也有不少人对这种现象作出分析，“评”张爱玲文者大有人在。

不知为什么，中国大陆这几年也有人掀起“张爱玲热”来，并也热到“如醉如痴”的程度。甚至北京、上海两地个别出版社，有出版并吹捧胡兰成书者，称其为“奇书”（尤其是胡专写他与张爱玲的关系的那本名为《今生今世》的书），这就大大超过了港台。至于喜爱不喜爱张爱玲作品，自应允许有各人的自由，甚至也应有喜爱到“如醉如痴”程度的自由，但从张先生的文章看，即使在香港也有要求那些“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们应当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剖析张爱玲，例如，剖析一下张爱玲“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我看，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也是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因此种种，我在这里特向读者介绍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问题的两篇文章如下：

一、也谈张爱玲

10月27日本报刊蒋芸小姐的大文，写张爱玲《自闭自虐的一生》，写张爱玲的两度婚姻，怎么会挑了两个这样子的男人？蒋小姐以心理分析的手法，剖解张爱玲对婚姻的态度，一语不涉及张爱玲的作品。并世喜爱或不喜爱张爱玲作品的文人雅士未有从这一角度剖析张爱玲者，我十分佩服蒋小姐独具只眼。

我对比较文学没有深入的研究，没有资格“评文”。但对有这么多文人对张爱玲作品如醉如痴，捧其作品最优秀，不免有点诧异。

文坛前辈陈蝶衣世丈则曰：“对于张爱玲的一系列作品，无论中篇或长篇，概括言之，若不是营造‘男欢女爱’，便等于做足‘吹影镂尘’的功夫，求其与‘共赴国难’的大时代，挂得上钩的，简直是百不得一，绝无仅有。”蝶衣世丈这一篇大作的题目是《不幸的乱世女作家张爱玲———国难当头时的卿卿我我一族》。

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1995年为文云：“一个社会，纵在异族和暴君统治之下，也不能无文艺，因此在敌人豢养之下的汉奸报刊崛起之后，另一种作家艺人也就应运而生。这种作家艺人的作品，一定要有个大前提———那就是他们作品的内容和风格，一定要为凶残的异族统治者，和无耻的本族汉奸所接受。换言之，这是一种‘顺民文学’、‘皇民文学’，写得好的，也颇能承继战前‘性灵文学’的技巧；写起男情女爱来，也颇能惹出读者一掬眼泪，一声叹息，一丝微笑……这种作品兜来转去，只在个人情感小圈圈内，装模作样，惹人怜惜；山鸡野狐，终非上品———这就是张爱玲了。”

张爱玲爱上了胡兰成，这是她个人的感情问题，蒋芸小姐的分析极其简明扼要。但人们不禁要问，张爱玲对胡兰成做汉奸———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是怎么看的？对那个汪精卫汉奸卖国组织是怎么看的？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就有文化界朋友告诉我，张爱玲虽没有投敌，却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的公馆。这和胡兰成没有一点关系吗？

（见《信报》2000年10月31日）

二、知人和论世

人，不能遗世而独立，因此，“知人”和“论世”是联在一起的。

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的帕尔·拉格维斯特，191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文学的艺术和绘画的艺术》的年轻人宣言里写道：“作家的任务是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他的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表达、透露出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情感。”

台湾作家杜清玄先生写道：“我们写的每一个字都是人格和风格的延伸。”

使我感到讶异的是，如此大阵仗谈“张爱玲与我”，却不涉及张爱玲所处的时代、地点和她对这个时代的态度，仿佛她是一位遗世而独立的高人。

张爱玲当年成名的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呢？在那抗日战争烽烟四起的时代里，张爱玲住在沦陷在日寇汉奸之手的上海。那个孤岛就是张爱玲的天堂，她是在那座天堂里成名的。

论一个作家，不能离开那个作家所处的时代，不能只论他的作品而不涉及所处的时代和他的为人。知人论世，二者是没法子分开的。数十年间，论张爱玲作品的文章多矣，但很少直指她和她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关系。离开了这一点，就不能得其全。

唐德刚教授说：“在我民族存亡绝续的年代而能无动于衷，吾终不信作家之无灵魂者而能有文学也。”

严于斧钺之论。

约在1943年或稍早，张爱玲和胡兰成在上海结婚。胡兰成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时的“十一人”之一（在香港），汪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胡兰成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日本投降时，日本宪兵队保护他，他且向日本政府献策，不投降，打下去，还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这一段，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有生动的记载。胡兰成逃往浙东，已被通缉。张爱玲赶到温州去看他，而胡兰成却和一个旧识人家的姨太太结为“夫妇之好”。

张爱玲的心里怎么想，蒋芸小姐分析透彻，我不写了。

2004年第9期 也谈从大局看皖南事变　作者：王辅一　李维民

《炎黄春秋》2004年3月号刊出笔者所写《再谈项英与皖南事变》，第4期又刊出甘惜分所写《从大局看皖南事变》（以下简称《甘文》），两文的观点是不同的。《炎黄春秋》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有助于读者从对比中明辨是非。我们认为，观点可以不同，但史实必须准确。《甘文》中的观点有的缺乏史实根据，有的偏离了史实，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

新四军军部设在皖南是从大局出发，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确定的。保持皖南战略支点，也是中央一贯的方针

《甘文》说：“经蒋介石同意改编为新四军后，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把军部安顿在山明水秀的肥沃之地的皖南泾县云岭，军部从武汉和南昌迁来路过此地住几天可以，但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就太危险了。……如果论项英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该赖在云岭不走。”“如果新四军军部早有战略眼光，甩开皖南，不与国民党去挤那尺寸之土，改而向东向北发展，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哪有后来的痛哭之日。”我们认为这些说法都缺乏史实的根据。1937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制定了“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对我苏浙皖赣边部队明确提出：“以皖南为重心，攻击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浙赣路与湖口之敌”，“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把新四军军部和第一、二、三支队设在皖南，将第四支队即高敬亭支队设在皖中，是根据中央的这一部署确定的。1938年1月15日，长江局致电项英并告中央：“同意部队即向皖南集中。”2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提出要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其中就有皖南。皖南是我党我军在南方的战略支点，是当时全国抗日斗争的前哨之一。新四军军部到达皖南后，一方面指挥各支队进入敌后作战，一方面掩护东南分局（后东南局）领导东南地区党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皖南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9年2月，中央确定的新四军发展方针中，规定“向南巩固”，明确要坚持皖南，而不是甩掉皖南。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任务时，要求“项英直接指挥皖南斗争，巩固现有阵地”。1941年1月28日，在皖南事变大规模战斗结束仅14天，毛泽东等就电令新四军派人重返皖南开展革命斗争，“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这说明皖南作为战略支点的重要意义。

《甘文》说：“正在新四军军部在东进、北上反复犹豫难于决断之际，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进入苏南宁、沪、杭地区，……在困难中不断发展，新四军威震江南。……新四军一、二支队的举动向新四军军部作了启示。但军部仍以后勤部队太大太多踏步不前，日益陷入蒋军包围之中，虽然这时中央已多次电催叶项应迅速撤出皖南，但项英总是拖拖拉拉动不了。”这种把一、二支队和军部分割、对立起来的表述，是不符合实际的。1938年2月14日，当新四军军部和主力准备向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之前，项英和陈毅就联名致电中央，提出：新四军组建后，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边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为原则，受领一定的任务，机动的完成；在广大的浙苏皖边境地区自由进退。这是关于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敌后进军的最早构想。第二天，毛泽东即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4月初，项英到达岩寺不久，即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确定派先遣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由粟裕于4月28日率领出发后，根据叶挺、项英的命令，陈毅率第一支队于5月12日出发东进。6月15日，项英又向中央和长江局报告：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队已在溧水会合，目前正着手在茅山一带建立根据地；二支队主力，在当涂以东小丹阳两侧山地为根据地，开展活动；三支队一个营在芜湖至宣城的公路两侧活动，军部及三支队位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整训。由此可见，第一、二、三支队的行动，是项英和军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统一部署的，中央并未提出异议。194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指出：“新四军能否向南发展，向皖浙赣大活动，抑或应过江向北，要看今后的形势来决定。……新四军在皖南、江南力求扩大的计划，我们完全同意。”

1940年4月23日，项英向中央转报陈毅等21日关于放弃皖南、集中力量发展苏南的建议时，表示军部应向苏南靠拢，集中力量发展苏南。5月3日，中央致电项英、陈毅：“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由此可见，中央并无“甩掉皖南”的意思。同年秋，国内政局发生逆转，皖南部队又面临向北或向苏南转移的问题。项英认为如果军部撤走，则皖南就难以坚持。10月28日，项英致电中央说明：“如必要坚保皖南阵地，兵力不能减弱，而领导人要留一强者来统一指挥；如决定放弃皖南，则各方应积极准备，而不能形成顾此失彼等。应如何？请速示。”11月1日，中央电复项英：“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这个电报距皖南事变只有两个月，这时中央尚未明确项英及皖南部队是否全部北移江北。《甘文》说项英“最大的错误是赖在皖南不走”，看来是没有根据的。

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我军遭受严重损失的主要教训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

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皓电》）朱德、彭德怀和叶挺，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种种攻击和诬蔑，并要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并将八路军、新四军50万合并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显然是要对10月上旬新四军在苏北黄桥自卫反击战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进行报复。11月9日，由毛泽东起草，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驳斥《皓电》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江北。10月15日，毛泽东在关于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中说：“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认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但此时国民党军已进行了围攻我皖南部队的部署，显然不会接受这一交换条件。

1940年11月下旬，经毛泽东批准，华中总指挥部准备在苏北实施曹甸战斗，解决韩德勤部。叶、项担心曹甸战斗会给皖南部队北移带来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但叶、项这一建议和提醒没有引起中央的重视。第二天，毛泽东等电复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同一天（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当前形势，认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

苏北我军发起的曹甸战斗，历时18天，因屡攻未克，部队伤亡较大，遂于12月16日撤出战斗。这样，国民党当局不再担心韩德勤部的安全，顾祝同在皖南加强了围攻措施，加剧了皖南部队北移的困难。12月13日，项英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北移已公开，敌顽双方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大部队渡江有困难，同时国民党方面拒发饷弹，请示中央如何行动。12月14日，中央电告叶、项：“（一）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二）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12月25日，毛泽东关于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的通报，仍然认为：“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指复蒋方电报）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然而皖南的形势已日趋严重。叶挺曾多次去第三战区找顾祝同、上官云相，交涉军部北移的路线、时间等问题。但顾祝同忽然改变态度，叶挺、项英于25日急电中央：“近顾忽令我军改道，而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并故意对弹药遣散费之推诿，如此情形，是否彼等有意阻难我们，而便于进攻江北，然后可再借口对付皖南。……部队早已整装待发，两方交通因敌顽两方面不能顺利北渡。……情形如此，我们的行动应如何？请考虑后即速示，以免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地。”中央看到叶、项电报时，又接到周恩来26日报来25日会见蒋介石、蒋根本不让步等情况后，看到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谈判的砝码已不可能，局势已非常严重。12月26日给项英等的复电，没有回答项英的请示，只是严厉地批评。

1994年9月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讲到：“在佳电发出后和蒋介石的‘齐电’发出前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对形势作出过较为乐观的估计，认为蒋介石大举‘剿共’不可能，一切做法是吓我让步，大吹小打。为了加强政治斗争的筹码，曾提出在皖南偏要再拖一两个月，而不立即转移的主张。”

上述经过说明，当时我党对大局的分析过于乐观，对于蒋介石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把皖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项英是很不公正的。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芥蒂，并非个人之间的矛盾，需要从大局来分析这个问题

《甘文》以很大篇幅谈到项英与叶挺的关系，并且不加分析地断定“项英要负主要责任”。笔者以为，叶、项之间并无个人恩怨，许多是是非非是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

首先应当看到，新四军的组建和八路军的改编，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八路军的改编是经过国共双方反复协商达成协议后实现的。而新四军的组建，事先国共双方没有经过协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在1937年9月28日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在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不公正的批评，离开了共产党，在国外过了十年流亡生活，1937年回国参加抗战。当时，蒋介石认为叶挺已不是共产党员了，想乘机拉拢叶挺，利用叶挺的声望把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组编起来，为他所用。8月中旬，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曾希望他出面来改编我南方游击队。但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南方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有很大疑虑。10月3日，洛（张闻天）、毛（泽东）电报讲：“国民党企图集中南方各游击队，我们决不可中其计。”对于叶挺任新四军军长，开始中共中央也没有表态。一个月后的10月30日，洛、毛致博（古）、叶（剑英）电中提到：“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之后，再行决定。”国民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编制南部各游击队，通令有关各省、区，何应钦要叶挺去接洽高敬亭、傅秋涛两部，而中共中央要叶挺去闽赣边或闽浙边，指挥张鼎丞部或刘英部。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请你给信与郑位三、高敬亭，重复说明坚持独立性，拒绝外人。”10月19日，洛、毛电询博、叶：“（一）要求何应钦将叶挺之新四军隶入八路军建制是否可能。（二）叶挺是否愿意恢复党籍或完全受党指导，而不受国民党干涉，并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毛泽东与叶挺交谈后，当日致电周恩来：“甲、叶挺已到延安。据云，在沪你曾要他编游击队，他才敢对国民党说。因为蒋委他为新四军长。究竟你对他说过些什么？乙、叶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从上述来往电报中，足见事情已够复杂的了。蒋介石想利用叶挺，达到他“溶共”的目的；我们愿意叶挺恢复党籍，完全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叶挺表示在党的组织外，但愿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我党希望叶挺不受国民党干涉，但他是国民党任命的，而且要向国民党要给养、枪弹，完全不受国民党干涉也不可能；叶挺是军长需要有职有权，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又不能参加党的会议，特别是此时实行了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转变，新四军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但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配置在长江南北地区，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战区（江北第四支队为第五战区）指挥、管辖，这种复杂的关系使叶挺很不好处，项英也不好办，这是叶、项在工作中出现一些芥蒂的最主要的原因。《甘文》片面指责项英对叶挺不尊重，要负主要责任等等，是很不客观、很不公正的。

新四军在皖南三年间，叶挺为解决新四军的编制、饷弹等问题，在1938年10月下旬至1939年2月23日、1939年9月1日至1940年8月，两次长时间去重庆、广东、香港、澳门，1939年4月下旬至8月去江北巡视部队，再加上他常常去三战区顾祝同处联系工作，叶挺在军部和项英一起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年半。《甘文》埋怨“叶挺的军事指挥艺术和丰富经验未受到重视”，这是许多因素造成的。

从新四军组建时起，项英就意识到新四军作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军长不是共产党员，肯定会遇到许多问题。他从有利于新四军的存在和发展的大局出发，积极团结和支持叶挺军长开展工作。他要求机关、部队都要尊重叶军长的领导，服从叶军长的命令；对叶挺的生活保障，项英同副官处作了专门研究。当时项英感到难办的事，就是党内经常过组织生活，或开党的会议，叶挺由于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参加，难免感到尴尬。特别是有些中央来电没有写叶挺的名字，按规定不便交给叶挺看，即使让他看了也容易引起误会。1939年2月，周恩来到云岭时，项英反映了这个问题，此后党中央给新四军来电中有叶挺名字的才多起来。

项英与叶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包括《甘文》在内的外人所说的那样。1940年10月12日，军部在云岭开会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叶挺发表讲演，在叙述新四军成立的战斗历程后讲道：“特别项英同志，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这并非违心之言。同年11月，中共中央电令叶挺早日渡江，到江北就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项英也催他快去江北，如果叶挺与项英关系很紧张，按人之常情，叶挺会巴不得早些离开，但他却偏偏留下与项英在一起，直到皖南事变发生。

叶挺几次提出辞去新四军军长之职，原因很复杂，多为编制、经费等问题与国民党交涉有困难，也有回广东拉队伍、打游击的想法，项英总是恳切挽留。叶挺曾给秘书长李一氓信中表示：“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的方丈。”意思是他是党外人，不适于充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这说明叶挺想离开新四军，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

对叶、项关系，李一氓曾专门谈道：“叶挺军长在皖南停留一年零几个月期间，一般来说，项英还是比较注意处理与叶军长的关系。军部的正式会议，由叶军长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军长批注意见；皖南几次反‘扫荡’作战，叶军长只有1940年秋季那一次是他指挥的。叶军长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人数不少，项英都表示欢迎接纳。项英考虑到叶军长的经历和身份，在生活上尽可能给予照顾，专门设立了小灶，项英自己却吃大灶，只是在开会时偶尔在一起吃。”“是否叶挺不习惯政委制？我不这样认为。叶在北伐军中和南昌起义时，部队中都有党代表。问题是他过去担任军长或师长时，部队是他带的，党代表是后来派来的，而到新四军时，部队基本上是政委带来的，他是外面派来的，而且是非党员身份，自然会带来些不便，双方可能都会感到有些不习惯。……我从未听到项英议论过叶挺。甚至叶个人难以处理的事情，项也为之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叶的威信。”

不应抹煞项英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皖南事变以后，项英受到不公正的批评，他在组建新四军、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加强新四军建设等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也被一笔抹煞了。《甘文》也是这样。须知，如果没有项英等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就没有后来的新四军。项英11月7日到延安后，党中央为他举行欢迎会，毛泽东致欢迎词时，对项英领导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奋斗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甘文》一面说：“新四军军部所在之地全是国民党辖区，新四军已不可能插手进去建立第二政权。”一方面又埋怨“新四军在皖南所占之地，没有建立自己的政权，不成根据地。”互相矛盾。从大局来看，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间，新四军完成了在大江南北的战略展开，在苏南、皖中、皖东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2900余次，歼日伪军和顽军9万余人；新四军自身人数，由1938年4月组建时的一万余人，1940年底发展到八万余人，增长了七倍半；掩护了东南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到1939年2月，就建立起14个县的党组织和3个特委。这些成绩的取得，与以项英为书记的东南局、军分会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1939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项英同志转新四军党代表大会全体同志”的贺电中，高度评价了项英和新四军两年奋战的业绩，与几个月后，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对项英的片面指责，形成鲜明的对照。

《甘文》提及的史实还有多处讹误，例如：周恩来视察云岭新四军军部不是在1939年5月，而是在2月23日至3月14日；解放战争爆发的时间，不是1947年，而是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时；说新四军发展“成为后来的华东野战军”也不对，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八路军山东军区两部分部队合编组成的，华东野战军所辖各纵队，有一半是由原山东军区部队编成的。对于史实需要十分严谨，愿大家共勉。

2004年第9期 解析柳亚子的牢骚　作者：李海珉

1949年3月28日，柳亚子撰写了一首七律《感事呈毛主席》，毛主席于4月29日回复了《和柳亚子先生》一诗，其中有“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一联，此后，各家各派对柳亚子的“牢骚”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最近，又有好多文章谈及柳的牢骚诗，其中孙有光的文章，2004年在《炎黄春秋》第6期发表以后，很多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孙有光文章认为，由于中共方面让柳亚子从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于是引起了他的牢骚，在颐和园益寿堂生活期间，柳亚子对那些“土八路”看不顺眼，于是就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打管理员等等，发生了一系列的不愉快。

笔者认为，孙有光同志的文章，抓住的只是一些枝节，不是根本，罗列的只是皮毛，而非本质。

柳亚子一家移居颐和园是在4月25日，而孙有光同志提前到3月29日，因此接下来的孙文叙述的事件几乎都与事实有了误差。

2004年6月21日，那天是柳亚子逝世46周年的忌日，正好柳亚子的一位亲属与笔者等人在柳亚子故居缅怀柳亚子先生，座谈时说到最近好些文章对柳亚子先生作了颇不恰当的评价，尤其是孙有光的文章，他说：“柳亚子先生根本不会为了什么新鲜的扁豆和黄瓜大发脾气的，生活上的事都有夫人操办，他从来不管，对手下人，比如书僮、佣人都是很和善的，从来没有骂过他们，更不要说打了。”

最大的牢骚为和谈

要说柳亚子牢骚的原因，有必要再来阅读一下柳亚子的牢骚诗。1997年笔者发现了柳亚子先生《感事呈毛主席》的手稿，与发表稿较有出入，所以想把原稿和改定稿一起参互品读，以便更好地探讨柳亚子牢骚的原因。

初稿：

开天辟地君大健，俯仰依违我大难。

醉尉夜行呵李广，无车弹铗怨冯。

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发表稿：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通过对柳亚子的立身行事的认识，对他全部著作反复阅读，特别是日记和牢骚诗的研读，笔者觉得，初到北平，引发柳亚子牢骚的事件决不是一桩一件，也决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现在就从引录的牢骚诗谈起吧。“俯仰依违我大难”（初稿）和“说项依刘我大难”（发表稿），二者指的同一回事，这是柳亚子最大的牢骚。

1949年2月，在香港的柳亚子接到毛主席的电召，邀请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建新中国。临起程的时候，柳亚子写下了格调欢快的《二月二十八日启程有作》：“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正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从2月28日到3月18日到达北平这20来天的时间里，柳亚子不止一次地赋诗表明自己的观点，打过长江去，彻底消灭偏安长江一隅的蒋家皇朝。在柳亚子看来，打过长江去是必然之举，蒋介石大势已去。想到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解放东南父老，心中的欣喜常常溢于言表。尽管也听到有关国共再次和谈的传闻，但他深信毛主席不会中此缓兵之计。纵然有人要同国民党和谈，他柳亚子也会纵其张仪苏秦之舌，“一唱纵教万和来”，以回报共产党的礼遇。

3月25日，毛主席抵达北平，柳亚子与众人前往欢迎。欢迎晚宴后柳亚子写了四首七律，力主立即渡江作战：“华、拿陈迹休怀念，希、墨元凶要荡夷。”“长江自昔非天堑，逆豫何曾幸瓦全。”“百万大军渡江好，夫差授首甬东天。”再次观点鲜明地直陈己见，打过长江去。

然而，就在次日，意外的情况突然而来。3月26日早晨，电台中广播了一条重要新闻：中共代表团将于4月1日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和平谈判。这大大出乎柳亚子的意料，仅仅过了一天，即3月28日，柳亚子写了这首感事诗。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初稿上，也即“俯仰依违我大难”句，柳亚子认为在对蒋介石和与战的大问题上，要自己俯仰其间随宜应付发表些模棱两可无关痛痒的言论那真是太难太难的了。但柳亚子正式定稿时作了改动，改成了“说项依刘我大难”，认为要说服项羽归附刘邦这是天大的难题，对蒋介石没有和谈的可能与必要，柳亚子明确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不满。初稿的“俯仰依违我大难”，偏重于个人角度来考虑国共和谈；发表稿的“说项依刘我大难”，则从大局上来看待国共和谈。弃个人角度而取大处着眼，这就是柳亚子修改的原因了。

柳亚子对蒋介石的认识是深刻的，而毛主席对蒋介石的认识同样是深刻的，且棋高一筹，毛主席要利用和谈争取更多的中间人士。4月20日，当蒋介石拒绝在和谈方案上签字之后，毛泽东与朱德发布渡江命令，不仅军事上势如破竹，在舆论上也广收仁德。

毛主席接到柳诗，没有立即作答，直到4月29日，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了长江，才回赠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毛、柳二十多年知交，有什么不可以说呢，然而出于对国家大局的考虑，这是国家机密，当时无法作答。毛主席是理解老朋友的，理解老朋友的“牢骚”，希望老朋友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共产党不会中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现在不是打过长江了吗！

现在，孙文虽然也提到“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但是把柳亚子牢骚的重点放得不当，说“此时为了给国民党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引起了柳亚子不满，因此撰写了《感事呈毛主席》一诗。

第二大牢骚为被“夺席”

柳亚子第二大牢骚，初稿和发表稿提到的是不同的两件事，当以发表稿为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初稿），“夺席谈经非五鹿”（发表稿）。

“夺席谈经”和“非五鹿”这两个典故，相当部分的注释说成柳亚子非常自负，把自己比喻作极有能力极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像朱云像戴凭。其实，正好相反，柳亚子引用“夺席谈经”之典，不是说自己是戴凭，相反自己是被戴凭夺了席的人；“非五鹿”，柳亚子说自己是被非难被驳斥的五鹿充宗。

早在1949年2月28日，柳亚子抵北平20天前，李济深主持了民革第一次中央联席会议，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柳亚子已经被排除在外了，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了。后来，在政协筹备会期间，民革政协代表由6人增至16人，柳亚子才成为民革政协代表。

大家都还清楚记得，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党派代表赴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电示中共上海局：新政协会议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我党拟邀请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所列32人名单中，柳亚子列名第五。

可是在到达北平之前，民革已经确定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柳亚子先生竟然不在其内，原先列名第5的柳亚子连作民革代表参加新政协的资格都没有了。意外，大大的出乎意外，柳亚子岂能无动于衷？

更可气的是，当时文化界的主持者，也没有给这位名满天下的文化人，著名的诗人、学者安排位置。

新中国成立在即，柳亚子作为文学艺术颇有造诣的活动家，极望发挥特长，有所贡献。1949年3月20日晚，李维汉和周扬召集并主持了学术工作者会议，讨论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筹委会问题。柳亚子应邀出席，可是发言时意见不同。这在当天柳亚子的《日记》中有：“晚上开学术工作者会议，李维汉、周扬所主持也。李、周招宴，饮酒仅七杯，颇不痛快。”又，3月24日日记：“下午，赴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址在中南海），被邀讲话，尚未垮台为幸！……又出席文协筹委会，未列名常委，从此可以卸肩了。”

柳亚子一生无意仕进未脱书生本色，不过他一生爱国爱民救国救民的思想信念不衰，始终想着为黎民百姓贡献才力。可是，至此柳亚子有一种被闲置起来的感觉。

“夺席”句和“醉尉”句都有被人冷落闲置甚或非难呵斥的意思。初稿“醉尉夜行呵李广”，着眼于妄评大作，尽管柳亚子很生气，但毕竟是小事一桩；发表稿“夺席谈经非五鹿”，着眼于被“夺席”，不让参加所擅长的工作，着实受不了，因此，柳亚子在定稿时将“醉尉夜行呵李广”改成了“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也是牢骚

柳亚子第三点牢骚是“无车”，“无车弹铗怨冯”。

关于“无车”，柳亚子在《恭谒孙先生灵堂有感》中写道：“余税驾北平之日，馆舍粗定，即思往香山碧云寺恭谒中华民国国父、中国国民党总理孙先生之灵堂及衣冠冢。乃招待处诸同志恒以道为言。嗣迁颐和园，相距益近，相思益切，因乘毛主席枉驾之便，面陈衷曲，一诺无辞。……”又1949年4月1日日记：“夜，餐时与任老夫妇及寰老之夫人同席，谈得很起劲，约明日同往北京饭店赴民盟例会，可不叹出无车矣。”柳亚子是高度近视，又加那时体弱多病，出门无车无陪同是方向莫辨寸步难行。一个行动不便但社会活动十分频繁的老人，感到无车的苦恼而提出要车的要求，应该说是无可厚非的。

对无车一事，柳亚子是有意见的，但是决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柳亚子私心发作的表现。记得在1949年4月25日迁居颐和园前夕， 柳亚子写了一诗赠给负责六国饭店接待工作的邓子平同志，题目就是《赠邓子平》：

嘘寒问暖费经营，豪气能消邓子平。

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

狂奴肝胆吾轻剖，琐事眠餐汝总成。

自是人间美男子，翻疑母性太多情。

其中“出入车鱼宁有憾？播迁吴粤岂无名！”意思是说自己是在吴粤等地流亡出了名的人，实在不会为生活上的某些不足而闹意见的。写此诗时，柳亚子还没有接到毛主席的答诗，可见对“无车”一事，柳亚子在诗中仅是顺手一笔，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耿耿于怀。

希望进言而没有机会

在北平，柳亚子一直盼望毛主席的接见，他肚里有话，希望一吐为快。孙有光的文章谈到：“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柳亚子）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还有李济深和傅作义，他们都到毛主席的双清别墅，就国共和谈问题进行了交谈。可是，等啊等的，就是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

有许多话，柳亚子觉得只有向毛主席才能说，只有向毛主席说才有效。

比如与国民党和谈问题，在柳亚子看来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和谈只会给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带来喘息的机会。

比如民革代表问题。1948年元旦民革组建时柳亚子是核心人物，被公推为秘书长，目前也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如今怎么连个民革代表都当不上？李济深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现在当上了民革主席，而1927年柳亚子因为反蒋而遭到蒋的通缉，现在竟把柳亚子排挤在外了。

比如北平的文代会筹委会没有柳亚子的位置，全国文联领导机构也没有柳亚子的位置。

比如“醉尉夜行”问题。在诗词创作方面，柳亚子自认与毛主席有着相当多的共同语言，毛主席一直非常赞赏柳亚子的诗词。早在1945年10月4日，毛主席就在信中高度评价了柳亚子的诗：“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奋起。”可是，柳亚子刚到北平，就有某同志对柳的诗文妄加诋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对此，柳亚子非常愠怒，大有被醉尉呵斥的耻辱。

比如出无车的问题。等等。

希望毛主席接见，柳亚子在《感事呈毛主席》颌联之中也有所表露：“周旋早悔平生拙，生死宁忘一寸丹”（初稿）。“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发表稿）。

柳亚子是易冲动的诗人性格，他没有城府，崇尚率真，待人接物方面的确不会周旋，更别说掩饰自己喜怒哀乐了。这里的“周旋”，根据上文来分析，包括两类内容。一是“俯仰依违我大难”、“说项依刘我大难”的周旋，二是“醉尉夜行呵李广”、“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的周旋。前者属敌我，后者属内部。共产党马上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重开和谈，作为长期与蒋介石斗争且为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的柳亚子，别说是和谈成功，就是和谈期间，他都是拙于周旋的。柳亚子满怀希望来到北平，却不料被晾在了一边，民革代表当不上，文坛上居然也沾不了边，就是自己引以自傲的诗作都被人妄加评论。同住六国饭店的人中有的出入有车，而柳亚子从资望、地位、年龄、视力来看都应安排车子却没有安排。见不到毛主席，也见不到周副主席，对谁说都不管用。

在这里，柳亚子向毛主席作了拙于周旋的表白，希望生死之交能够让他一诉衷肠。可是，因为建国在即，毛主席日理万机，一时安排不过来。

孙文回忆有误

柳亚子搬进颐和园益寿堂，应当是在4月25日，有柳亚子《日记》、《柳亚子年谱》等材料可证。即使是3月29日，那么“土八路”之类的事情也写不进牢骚诗里去。柳亚子《光明集卷九（万寿乾集）》有一段序言：“1949年4月22日，齐燕铭同志访余六国饭店，谓将迓余夫妇赴西郊万寿山之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盖奉毛主席之命而来者也。翌日，余偕佩妹、超弟乘汽车诣园中相宅。其圆满超出意外……”柳亚子一家23日去相宅，24日准备，25日移居。事隔50多年，孙有光同志记忆有误是情有可原的。

由于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的益寿堂，孙文提前了27天，所以对事情的产生与分析就大相径庭了。

4月25日移居，那时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任务已经结束，不存在让柳亚子腾让住地的问题了。移居颐和园益寿堂，是毛主席让柳亚子去那里休养，柳亚子相宅之时觉得“圆满超出意外”，移居之后，柳亚子在写给美国的儿子柳无忌信中说：“此地是皇宫，我们居然享受帝王之乐，也算翻身了。”住进颐和园柳亚子是非常兴奋的，根本不存在引发牢骚的问题。

孙有光文章说：1949年4月22日上午，周副主席电话通知高富有说：“我要和邓颖超同志请柳亚子先生夫妇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你和颐和园管理处的另一位同志作陪。”接着写了周副主席批评柳亚子发牢骚，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等情节。

笔者查找了这一时段的有关柳亚子的资料，也搜寻过其他材料，发觉4月22日上午，柳亚子因为要迁居颐和园，正在六国饭店请各房间的友人题名留念。周恩来到听鹂馆宴请柳亚子一事是有的，但是，时间不对，宴请的目的更不对。柳的《北行日记》里明确写的是6月28日，出席者一共13人，有具体名单。设宴的目的不是为了批评柳亚子，而是为柳亚子补祝寿辰。

还有一些，列举如下：

孙文：4月5日，柳亚子先生买回一个孙中山先生小型石膏像，门卫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家户的亲友，就挡住问他：“找谁？”这一下惹他生气了，他说：“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说着就举起拐杖打门卫。

据柳亚子《日记》柳亚子买“得孙先生遗像一页”，也不是石膏像，时间在4月10日。不管是4月5日还是10日，柳当时都没有搬进颐和园，怎么会与门卫发生这档子事件呢？

孙文：4月7日，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宴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柳亚子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忘了他，就更生气了，牢骚也更多了。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

当时，柳亚子还没有移居颐和园，而且也不知道日后毛主席将让他移居益寿堂，这时怎么会说出“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的话呢？

孙文：4月12日，柳亚子先生提出，要吃炒青扁豆和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管理员到东宫门外、青龙桥、西苑、海淀等菜市场跑了个遍，都没有这两种菜。……柳亚子本来就有气，一看到管理员回来，没有买回他想要吃的那两种菜，气就上来了，询问间，管理员刚要向他解释，一句还没有说完，柳亚子先生就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说：“你没有尽到职责，还讲什么客观理由！”

当时，柳亚子居住在六国饭店，生活都由饭店安排。

孙文：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在景福阁召开保卫工作会议，景福阁周围布置了武装警卫哨，不是参加会议的人，不让上景福阁。偏偏这时柳亚子偕夫人要上景福阁，又受到哨兵挡驾，他又大骂哨兵，生气而返。

游颐和园事，柳《日记》写到过两次：第一次在4月27日（柳亚子夫妇刚搬进颐和园益寿堂的第三天），“至乐善堂，以无字不得入，一怒冲锋，看门者亦无如何也。”

关于景福阁事，柳亚子《日记》中作5月17日：“傍晚，吴柳生、陈麟飞夫妇挈小孩持敏同来，留之同饭，不肯，送出门外，佩妹邀登景福阁，为哨兵所阻，余大骂拂衣而返，不复管客人的事了。”

回忆半个多世纪前的事情，某些具体事情和时间不准确难以避免，可进一步考证、核实。像柳亚子先生这样一位感情容易激动的诗人，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岁月，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属正常。我们不应就事论事，应透过现象分析其实质。

2004年第9期 周恩来给张学良的十六字密信　作者：范丽红

周恩来、张学良在短暂的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其中，尤为惹人注目的是，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十六字密信，真切地反映了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关切情感。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亲笔信，既没有收信人的姓名，也没有写信人的署名，全文只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10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多年来，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十六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近日，笔者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和走访知情人，对十六字密信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深入考证，对以往种种说法中的舛误之处，进行了一一考订。

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计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等不同的说法，就是1961年说又有1961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思激动地向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周恩来也留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

由于童小鹏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又是第一个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应当说他的回忆还是有很高可信度的，以至很多学者在没有做进一步考证的情况下，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用。一时间，周恩来在1961年年底或者1962年春通过特殊渠道给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捎去密信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撰写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 “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总理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将军……”

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可信的时间证明，这份档案全文如下：

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这份档案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总理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众望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见前页右栏第三段引文）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现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室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

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十六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密信是通过什么方式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总理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数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总理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

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期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的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大陆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都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5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十六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五、关于密信的背后

在周恩来给张学良写密信的前一年，即1959年，蒋介石一方面迫于舆论的压力，另一方面自认台湾政局稳定，已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并将看管张学良的任务交给儿子蒋经国，张学良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有限的自由。时刻关注张学良境况的周恩来早已从相关渠道获取了消息，总理认为这一松动是一个迹象和好的征兆，所以在信中有“前途有望，后会可期”之语。字里行间，充满对张学良获得自由的期望。

其实，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身陷囹圄后，曾力阻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周恩来，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张学良这位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牺牲的老朋友，从未停止过争取张学良恢复自由的种种努力。

早在1937年1月10日，周恩来就曾致信刚刚幽禁中的张学良，表达了对蒋介石扣押张学良的极大愤慨：“自兄伴随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成文发表，愈是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并嘱张学良“为国珍摄万岁！”

就在上面一封信发出的第二天，周恩来又致函蒋介石：“立释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则内战可弭，和平可坚，……未承召谈，只因大兵未撤，汉卿先生未返，暂难抽身。以俟局定，当即入都应约。如先生认为事已速决，请先生以手书见示，保证撤兵释张，则来为促进和平，赞助统一，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周恩来在做正面努力的同时，也不断通过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等民间组织积极营救张学良，甚至每次与国民党谈判时，周恩来都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要求，但始终未有结果。

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周恩来当面质问国民党当局：“现在强调国内团结，这使我想起一位对国内团结贡献最大的人，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那就是张汉卿将军。他至今还没有获得自由。”同年，在延安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10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再次呼吁：“现在抗战胜利已经一年多了。然而张、杨两将军却被蒋介石囚了10年。这段公案人民会起来给予正当地裁决。在纪念‘双十二’的今天，我们要求立即释放张、杨两将军！”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牵挂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周恩来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张学良，他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可见，周恩来无时无刻不把张学良的自由挂在心上。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周恩来为争取张学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周恩来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批示的最后一份文件后面，接连写下“托！托！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萦绕在周恩来心头的仍然是对张学良无限的关切

我们知道，关于十六字密信，无论是周恩来还是张学良，他们在生前都未曾向外界透露过，我们当然无从了解张学良见信后的心情。但是近年来，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不断披露，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周恩来的高度评价和思念，溢于言表。张学良在晚年从不讳言，周恩来是他一生最敬佩的人。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建立的这份特殊友情，虽历经岁月流逝、云天阻隔，始终难以割断，成为一段流芳千古的佳话。

2004年第9期 清朝北洋舰队两次访日　作者：史春林

广大读者对中日甲午海战还是比较熟悉的，但对此前北洋舰队两次访问日本并不是十分了解，实际上北洋舰队这两次访日无论是对清朝海军还是对日本海军的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清政府认为“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因此对日本十分关注和警惕。北洋水师的缔造者北洋大臣李鸿章也认为：“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为此北洋舰队在筹建过程中以及成军之后曾有过两次引人注目的访日活动。

一、第一次偶然造访

19世纪80年代朝鲜半岛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国际纠纷，日本、英国、俄国都有占领或控制朝鲜的企图。1884年12月日本策动所谓的“甲申事变”，试图推翻当时亲清的朝鲜政府，替代清政府而成为朝鲜的保护国。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南下威胁其在华利益于1885年4月占领了朝鲜南端的巨文岛，结果遭到俄国和日本的反对而作罢。1886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报告，说朝鲜有人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在觊觎元山口外的永兴湾。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清政府深知一旦朝鲜落入它国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命令丁汝昌和吴安康分别率领北、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借以展示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实力，制止敌国可能的侵略企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琅威理接到命令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等6艘军舰前往朝鲜东海岸海面操演，之后又奉命前往海参崴接当时参加中俄关于吉林东界勘定谈判的清政府官员吴大。北洋舰队将吴大送至摩阔崴，留下“超勇”、“扬威”两舰在海参崴待命。铁甲舰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上油、修理，于是“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等4艘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进行大修，不料竟酿成一场骚乱，被称为“长崎事件”。

1886年8月1日北洋舰队抵达长崎港，长崎人对欧美军舰早已司空见惯，但来自中国的铁甲巨舰却还是首次目睹，因此码头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望着龙旗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市民中夹杂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的情绪，这些情绪伴随着日本朝野长期宣传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酿成一场骚乱。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个别水兵则跑到妓院嫖娼而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造成1名日本警察受重伤，1名中国水兵受轻伤。当时《长崎快报》报道说：“有一群带有醉意的水兵前往长崎一家妓馆寻乐，因为发生纠纷，馆主前往警察局报告。一日警至，已顺利将纠纷平静，但由于中国水兵不服，不久乃有6人前往派出所论理。非常激动，大吵大闹，引起冲突。日警1人旋被刺伤，而肇事的水兵也被拘捕，其他水兵则皆逃逸。”英国驻长崎领事在一份报告中则称：“有一中国水兵与妓馆的仆人在街上争吵，警察前来干预，水兵遂将之刺伤，但那水兵也受了轻伤。”李鸿章后来也承认：“争杀肇自妓楼，约束之疏，万无可辞”，但又说：“弁兵登岸为狭邪游生事，亦系恒情。即为统将约束不严，尚非不可当之重咎，自不必过为急饰也。”“武人好色，乃其天性，但能贪慕功名，自然就我绳尺”，对水兵的违纪行为表现出一种宽容。在李鸿章看来，在当时嫖妓引起的冲突只能算是小事，但事态很快被扩大了。

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鉴于前日的冲突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在广马场外租界和华侨居住区一带水兵遭到日本警察有预谋的袭击又发生大规模冲突，结果双方死伤80余人，其中中方水兵死亡人数多于日本。当时数百名日本警察将各街道两头堵塞，围住手无寸铁的中国水兵挥刀砍杀。当地居民在歹徒煽动下从楼上往下浇沸水、掷石块，甚至有人手拿刀棍参与混战。中国水兵猝不及防，又散布各街，结果吃了大亏，被打死5名，重伤6名，轻伤38名，失踪5名。日本警察被打死1名，伤30名，此外当地市民负伤多名。

事后中日双方通过外交和司法的途径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谈判，开始日方态度强硬，中方也不甘示弱，甚至在中方谈判者中有人提出“撤使绝交、以兵相胁”的主张，谈判最后延至1887年2月双方在英、德公使的调停下彼此让步才算达成协议：称这次冲突是语言不通，彼此误会，没有追究责任和是非，对死伤者各给抚恤：军官、警官的恤金每人6000元，水兵、警察恤金每人4500元。水兵因伤残废者每人2500元。由此核算日方共付恤款52500元，中方共付恤款15500元，此外长崎医院的医疗救护费2700元由日方支付。在交涉中李鸿章深信此事错在日本：“长崎之哄，发端甚微。初因小争，而倭遂潜谋报复，我兵不备，致陷机牙。观其未晚闭市，海岸藏艇，巡捕带刀，皆非向日所有，谓为挟嫌寻衅，彼复何辞？”是非曲直显然，中国“断无不坚持到底之理”，而“日人自知理短，断不敢再生事端，贻人口实”，通过据理力争总算为国人挽回了一点面子。

“长崎事件”虽然得以和平了结，但在日本当局的挑动下其民间的反华、仇华、排华的情绪却因此被煽动起来。日本朝野的军国主义思想越来越浓厚，当时深受刺激的日本海军由此出现一句流行话：“一定要打胜‘定远’。”在军国主义思想蛊惑之下，甚至连天真幼稚的小学儿童也开始玩起了打击中国军舰的游戏：即把孩子分成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李鸿章把北洋军舰送到日本修理本来就含有威慑的意图，却没想到竟如此深深地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日本朝野拼命发展海军的狂热情绪也由此被煽动起来。日方鉴于清朝军舰“定远”号、“镇远”号外观新颖，威力强大，深感力不从心，从此之后不断增加对海军的投入，加强舰队建设，务期超过中国。1887年3月天皇下令从内库拨款30万元作为海防补助费，全国的贵族和富豪无不为天皇资助海军建设的行为而感动也都竞相为海防捐款，至9月底捐款数就达到103.8万元，这些资金全被用作扩充海军军备。1888年和1890年日本又提出第七次和第八次海军扩张案，这两次扩张案共购买或建造了“千代田”号（2439吨）、“吉野”号（4160吨）、“秋津洲”号（3172吨）巡洋舰、“八重山”号（1584吨）通报舰。其中“吉野”号购自英国，时速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由于日本军舰舰龄较短，在设计时吸收了当时世界科技的最新成果，因此在许多性能上超过了北洋舰队。对此情况，清廷官员也曾电告北洋水师注意，但李鸿章认为，“倭人治海军，筑台垒，或以欧西将有变局，预为巡防”而已，对日本海军发展的这一新动向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致在北洋水师建成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墨守成规，没有太大的发展。

二、第二次正式访问

1891年俄国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之后把触角进一步伸向远东，图谋把势力范围扩大到朝鲜，以获得防御英国北上的前沿阵地，此举使俄、日矛盾进一步加深，因为日本也是首先确立了侵略朝鲜作为日后扩张的跳板，故而对俄国的做法极为不满。清政府的一些有识之士对俄、日的这种企图与矛盾尽收眼底，为使清政府的传统保护国朝鲜不落入日本人的手里，遏止日本人的扩张，他们提出“联络外交，整顿海防”，实行外交与军事互为表里的国策：即在外交上继续坚持对朝鲜的保护权，在军事上通过展现清政府强大的海军力量来显示其在该地区和海域的影响以树立其威信，威慑日本以消除其染指朝鲜的野心和制止其可能的侵略企图，也就是所谓的“建威销萌”之策。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要在国内制造积极扩充海军战备的舆论，并对中国舰队作战能力进行摸底，在1891年特别邀请北洋舰队正式访日。

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大臣李鸿章得意洋洋，在他的亲自安排下，1891年4月21日北洋舰队在完成了给俄太子护航的任务后，稍作休整便应日本邀请按计划于6月26日由丁汝昌提督率北洋舰队的精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编队从威海卫出发起程正式访问日本。舰队在出发前，李鸿章鉴于上次“长崎事件”，曾电饬丁汝昌要严加管束。6月28日北洋水师编队到达日本马关，次日开赴神户。7月1日抵达神户，舰队在此加煤添水后按预定计划直驶横滨。7月5日下午3时抵达横滨港，北洋舰队随着旗舰“定远”发出的旗号变换队形驶进港口，“定远”舰鸣21响礼炮向日本海军致礼，日本海军方面负责接待的“高千穗”舰也鸣21响礼炮作答，当时停泊于港中的英、美军舰皆鸣13响礼炮向丁汝昌和北洋舰队致敬，一时间礼炮轰鸣，此起彼伏。7月8日《东京朝日新闻》以“清国水兵现象”为题报道了观看北洋舰队的感受：“登上军舰，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的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全无；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惟有服装仍保留着支那的风格，稍稍有点异样之感。军官依然穿着绸缎的支那服装，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样饰有金色条纹。裤子不见裤缝，裤裆处露出缝线，看上去不见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装，穿着浅蓝色的斜纹布装，几乎无异于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缝有舰名，才看出他是一个水兵。”日本记者的观察只停留在表面，不久有经验的日本军官则看出了北洋舰队的缺陷：大炮没有擦干净，并且像洗衣坊一样晾晒衣服，这说明北洋舰队在军械保养以及军纪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日本方面对清政府北洋舰队的到来竭尽礼仪之能事，所到之处或礼炮致礼，或夹道迎接，在各种场合都表现得“礼意其隆”，希图以此表达对华的“亲善”之意。7月9日日本方面还特地安排了天皇在东京接见了丁汝昌和北洋各舰管带，礼仪非常隆重。7月10日日本外相夏本武扬在东京小石川的后花园举办游园会，招待北洋舰队将领。日本海军方面也以招待会的形式招待北洋官兵，特别是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在“红叶馆”专门举行了欢迎宴会招待中国海军将领。而清政府也表现出一个传统礼仪之邦的风范作出了必要的答谢，力表“两国同文共域之邦交谊日亲”，并对两国日增之友谊感到十分“欣悦”。7月16日丁汝昌在泊于横滨港内的“定远”旗舰上举行招待会，邀请了包括国会议员和记者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出席。通过这一活动，北洋舰队在礼貌地答谢日方接待的同时，再次向日本人炫耀了它的威容，但对日本来说又是一次很深的刺激。当日本朝野人士参观完日本暂缺的7000吨级“定远”、“镇远”舰后普遍感到羞惭，这两艘军舰铁甲之厚、炮火之强极大震慑了日本人，诱发了日本国内的惊恐情绪。曾登上“定远”舰参观的日法制局长宫尾崎三郎事后记述道：“‘定远’号放出小艇迎接，先登‘定远’号。丁（汝昌）、李（经方）两人在舰门迎接来宾，一一握手。随即由向导带领巡视舰内上下各室。巨炮4门，直径1尺，长25尺，当时我国所未有。……舰内清洁，不亚于欧洲。中午12时进午餐，下午1时半离舰辞别。此时，鸣礼炮21响送行登陆。同行观舰者数人在回京火车途中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定将雄飞东洋海面。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级之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同行观舰者皆卷舌而惊恐不安。”看来这件事对日本当局刺激不小。日本舆论也大力渲染日本国内“对强大的中国的舰队的威力感到恐怖”的社会心态，如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感叹道：“舰体巨大、机器完备、士兵熟练，值得一观之处颇多。”北洋舰队在横滨港停留了约两个星期后，丁汝昌率舰队前往长崎访问。8月4日离开日本回国，8月11日返抵威海，至此历时40余天的北洋舰队访日计划全部完成。

此次出访与上次不同的是出访者对日本近年来海军的快速发展深感吃惊，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力陈中国海军战斗力不如日本海军完善，因此北洋海军添船换炮已刻不容缓，而丁汝昌则认为中国海军规模相比日本而言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以前所购置的舰船经历多年已有不少落伍，机器也有运转不灵者，同日本新式快船相比相距已为遥远，且快炮未备，一旦有事恐难支撑，为此请示增购舰炮船只以备防御。但在日本风光一时的北洋舰队出访归来却迎来了当头一棒，清政府户部以经费短缺为由压缩海军经费，两年内禁止北洋水师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和械器，连补充装备的费用都不拨给，北洋水师官兵听到消息后纷纷向提督丁汝昌建议请清政府收回成命，丁汝昌虽然把官兵意见汇报给李鸿章，但也无济于事，至此北洋舰队的东洋之行完全演变成了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悲剧。在后来的若干年北洋水师并没有多大改观，中国海军发展进入了停滞状态，以至于在力量上与初建时并无多大变化。

相比之下日本则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北洋舰队访问日本对日本朝野产生了巨大震动。北洋舰队的规模巨大、整齐划一和“强壮武勇”的外观给日本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使日本看到了北洋水师的实力。另一方面北洋舰队访日本身又给已把中国作为头号假想敌国的日本政坛和军界以极大的刺激，认为必须加速日本的海军投入，把建设一支足以对付北洋水师的海军作为其“最高命令”。深受刺激的日本随之掀起了超常加速扩充其海军军备的高潮。就在日本天皇接见北洋海军管带的前一天，日本松方内阁提出了5860万元的海军支出方案，计划在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日本新上台的伊藤内阁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日本天皇又发布敕谕：决定在尔后6年中再从内帑中每年拨出30万日元，并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费缴纳国库。到这一年，知耻后勇的日本海军已初具规模，共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的可能消耗掉的数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以和北洋水师相抗衡的远东海军力量。

在激烈的海军竞争中，一边是装备一流的舰队但却如强弩之末，而另一边虽为二流舰队却是日趋强盛之势，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在前些年里所积成的海军发展优势，基本上被从后边穷追不舍的日本海军拉平了。1894年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在与日本联合舰队的正面较量中首败于丰岛海战，再败于黄海海战，三败于威海卫而全军覆没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

2004年第9期 毛泽东与秦腔艺术　作者：杨步均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的戏曲晚会上，看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剧的演出，在场观众情绪很高，掌声不断。毛泽东向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毛其华说：“你看，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欢迎的形式我们应该搞，但是内容太旧了，应该有新的革命内容。”毛其华指着坐在毛泽东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的老柯，他是专门搞文化工作的……”毛泽东转身亲切地问柯仲平：“是不是应该搞啊？”柯仲平（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席）肯定地回答说：“应该，应该。”并坚定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指示。

从第二天起，柯仲平就四处奔走，招人筹资，决心创造一个以古老秦腔艺术形式，反映红军将士和劳苦大众生活的艺术团体。

20世纪30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处境十分艰难，要完成这么一个任务，困难是很大的。但是，在陕甘宁边区很有名的云南籍诗人柯仲平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并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工作。在寻觅人才的过程中，他获知延安师范学校有一位老师叫马健翎。此人能编会唱，酷爱秦腔和眉户艺术，同时还领导着一个以学生为主的“乡土剧团”，经常编写一些秧歌剧或秦腔折子戏，在不同场合下演出。柯仲平如获至宝，很快约见了马健翎。当柯仲平谈起想组建一个新型秦腔剧团时，马健翎十分激动，他说早有此愿，特别是当得知这是毛泽东指示时，更加坚定了实现此愿望的决心。

在组建剧团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派人送来了300块银元，极大地解决了建团的燃眉之急。经柯仲平、马健翎和另外几位同志反复研究后决定，剧团的名字定为“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以显示永远为民众服务的决心。剧团建立了必要的机构和章程，柯仲平任团长，马健翎任副团长兼剧务主任。

1938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第二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决心把强盗赶出中国去。抗战！抗战！挽救濒临灭亡的中华民族！这是时代的呼声。民众剧团结合这一形势，在很短的时间里，赶排出了一批秦腔现代短戏《好男儿》、《一条路》、《回关东》等。这恐怕算最早用秦腔艺术，讴歌人民战斗、生活的剧目了，也是自毛泽东指示后第一批秦腔现代戏的处女作。

《好男儿》描写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战士郑二虎被日军俘虏后，遭严刑拷打，宁死不屈。后来抗日联军打进县城救出了郑二虎，全歼了县城的日伪军。此剧主题鲜明，短小精悍，具有很大的鼓动性和唤起人们奋斗的感染力。《一条路》和《回关东》同样是号召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侵略的故事。1938年7月4日，在延安天主教堂公演时，极大地轰动了延安县城，秦腔艺术经更新内容后，得到了观众的真心喜爱！1938年秋，马健翎编了一个话剧叫《国魂》，此剧是反映党的统战政策的：共产党号召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1938年冬天，此剧首次在抗日军政大学演出，毛泽东也亲临现场观看。戏演完后观众普遍反映说，故事曲折，情节动人。毛泽东当晚就接见了马健翎，说：“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你能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马健翎很快把话剧《国魂》改成了秦腔。当此剧再次以秦腔形式演出时，毛泽东又一次观看了演出，非常高兴，并拍手叫好。过了几天，毛泽东写信给柯仲平，信里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让他把秦腔《国魂》改名为《中国魂》。”从此，《中国魂》以秦腔形式在延安演出，很受人们欢迎。

1939年2月，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山镇作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还有少量眉户和秧歌剧。陕北当时虽为老解放区，但人们能以秦腔艺术接受抗日救国理论，这还是首次。这次巡回演出，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三十余处，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

1943年秋，张闻天通知民众剧团，毛泽东要接见柯仲平和马健翎，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抗战剧团的负责人杨醉乡。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毛泽东会见三贤”。毛泽东说：“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很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撒播到哪里。民众剧团是在物质和创作极困难的条件下诞生的。你们编演的秦腔《好男儿》、《一条路》等剧，既是大众性的，也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的作风和气魄，体现了中国的新文化，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对戏曲界柯仲平、马健翎、杨醉乡的接见，极大地鼓舞了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一批优秀的音乐、诗歌、戏曲及文学作品相继诞生。1943年及随后几年里，马健翎和他的战友们先后编导了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又名《保卫和平》）和秦腔古装戏《鱼腹山》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1946年10月，中共中央为欢迎王震和三五九旅指战员从中原解放区回到延安，周恩来副主席特指定民众剧团在欢迎晚会上演出《一家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王震一起观看了演出。第二天毛泽东写了一封表扬信，让宣传部转交柯仲平，向民众剧团全体人员宣读。

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彭德怀和王震曾多次观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穷人恨》、《一家人》等，并亲笔写信给民众剧团全体人员，表示赞扬和提出希望。解放军不少指挥员在战前动员会上，经常组织官兵观看《血泪仇》、《穷人恨》等戏，为启发革命斗志，英勇杀敌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毛泽东说：“秦腔是对革命有功的。”

从1938年毛泽东提议改进秦腔艺术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深受西北人民热爱的秦腔艺术，经多年的不断改进完善，已经开辟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已有了正规的学院和学校，还有不少学者从理论到未来的改进与发展作深层次的研究。毛泽东早期对秦腔艺术的关怀与支持，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2004年第9期 印尼华裔音乐家黄武殿　作者：苏　明

2003年3月14日。印尼首都雅加达。大丛山佛堂。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寿筵，祝贺华裔音乐家黄武殿先生的80大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陈怀之先生到会祝贺。会上宣读了卢树民大使(陕西三原人)的贺信，称颂武殿先生为繁荣印尼的音乐事业、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祝愿武殿先生健康长寿!

大丛山佛堂是印尼华裔所建的号称全国最具规模的佛教寺庙，该寺庙的慧雄法师颇晓音律，精通印尼文、中文，是黄武殿的知音。这天到会的音乐界、政界人士、学生和合唱团成员等约千人，由慧雄法师安排合唱团演唱黄武殿先生创作的歌曲。祝愿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2004年3月11日。距前一年的祝寿活动仅差3天就满一年，在雅加达的阿默渣雅殡仪馆，参加者有20多个合唱团和文艺界、宗教界人士，很多是前一年参加祝寿的“原班人马”，但举行的是肃穆庄严的黄武殿先生追悼大会，令人感叹世事难料，人生无常。追悼会上演唱了黄武殿作曲、李焕清作词的《印中友好万岁颂》。

2004年3月8日，我在西安家中先后接到两个印尼电话，同一内容：老友黄武殿先生当天上午病逝于雅加达。噩耗传来，为之怅惘良久。随后远在温哥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林祥园也打来电话，谈了近一个小时的黄武殿。过几天香港也转发来由印尼李焕清先生写的追悼文。

我认识黄武殿始于1948年。其实我们都是印尼棉兰市苏东中学毕业的，是校友。可他是二战前毕业，我是二战后毕业，他算是我的“学长”。1948年我们都在苏东中学附属第一高级小学教书。在教务室里我俩桌对桌，面对面，很快就熟悉了。我们后来又在棉兰市的一个颇有名气的学艺歌咏队共事，为这个歌咏队的“向左转”走向新生而努力。1951年底，我准备背家私逃，回国到北京上大学。他知道我经济困难，曾和林祥园一起，帮我筹集了部分经费。我和他的最后一面是在2003年9月21日，我们是参加印尼苏岛华侨抗日“九·二○”事件60周年纪念会而聚集在香港的。那天晚上，他和甄绿荷女士到酒店话别，恰巧崔前磺、周芸夫妇也来，挤坐在我那非常狭小、灯光黯淡的房间里，追忆往事，很有“昏昏灯火话平生”的意境。我们酝酿着由武殿口述录音，周芸执笔协助他写传记之事。武殿是印尼华裔音乐界中很有影响的人物，大名鼎鼎，他刻苦自学音乐，最后取得成功的经历值得传世。那天我们谈到午夜才惜别。可惜此一有意义的工作还未开始，武殿遽尔仙逝。

这几天，我整理多年来武殿给我的信件、照片、歌曲集、歌曲磁带、节目单、报刊等等，一大堆。想一想我总该写点东西吧，不只是为了纪念他，为老友保留一点资料，也许还有为印尼华侨华人史积累点材料的意义。于是乎命笔。

黄武殿于1925年阴历2月12日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棉兰市，祖籍福建南安。当时印尼是荷兰的殖民地，称“荷属东印度”。黄武殿自幼聪明，但家境不佳。小时曾清早沿街叫卖糕点，贴补家用，再上学校读书。自述从8岁起就很喜欢唱歌，把当时流行在海外的黎锦晖歌曲如《可怜的秋香》、《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等全唱完了。上高小时曾因撬开琴锁，偷弹全校唯一的凤凰牌脚踏风琴而被记大过。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几个回国升学的小伙子黄源尹、黄生通、洪云龙回到棉兰。他们三位长于歌唱，当年的中国驻棉兰领事馆在本馆礼堂为他们举行演唱会。垂髫少年黄武殿从礼堂后的小巷偷偷爬上窗子，听了两个小时。他还记得印象最深的两首歌曲是聂耳的《打长江》和任光的《渔光曲》。

他在苏东中学上初中时更沉迷于音乐，音感很敏锐，颇有“入耳不忘，出口成曲”的本事，成天满脑子里都是飘来飘去的音符旋律的排列组合。但其它功课不好，又以顽皮爱打架闻名全校，是个“问题学生”。初中毕业后因家里困难，无力继续升学。随后参加了由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波德威夫人在棉兰组织的“中华合唱团”，对他来说不啻进入了音乐殿堂，几年时间，他大大开阔了音乐视野，不但受到了初步的声乐训练，甚至可以说对他一辈子音乐生涯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当年“中华合唱团”的台柱人物有在抗日战争中回国，在国内颇享盛名的男高音歌唱家黄源尹，有在50年代享“棉兰歌王”之称的黄文湘，有著名的女中音王御凤等等。日本南侵占领印尼时期(1942—1945)，这些文艺活动全都停止了，我们听到的只有连唱带吼的日本国歌和日本军歌。

战后印尼独立，华侨社团又纷纷成立。黄武殿和一些热爱歌咏活动的朋友(好些是原来“中华合唱团”的成员)组织了“学艺歌咏队”。它和先后成立的新中国剧艺社、昆仑歌咏团、海风社等等都是当时棉兰市的著名文艺团体。尽管这些团体刚成立时各有不同立场，但到50年代初都汇聚到爱国的棉兰华侨总会旗帜之下，它们为棉兰市华社培养出大批堪称后起之秀的文艺骨干。

50年代的黄武殿既是华侨总会的文娱主任，又负责印中友协的文娱部。他曾参加接待以郑振铎为团长到印尼演出的中国文化代表团。1959年他作为合唱指挥和男中音独唱演员参加印中友协文化艺术团到中国、朝鲜、越南作为期40天的演出。这是他第一次回到祖籍国。这时的武殿工作十分带劲，意气风发。可是他一生中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当推60年代前半期。1960年他组织并任指挥的“英勇前进合唱团”在印尼颇有名气，有人称之为“总统府合唱团”。由于水平高，自1962年至1965年，印尼节庆日及招待国宾(如刘少奇、金日成、胡志明、西哈努克、米高扬等)的演出，大多有该合唱团的节目，有时还派专机接送。黄武殿也得到爱好音乐、美术的苏加诺总统的器重。据他说，他的印尼文名字“Uddin Wijaya”中的“Ud-din”就是苏加诺总统给他起的，音近“武殿”；而“wijaya”是梵语、古马来语，意为得胜、凯旋。其第一音节“wi—”音近闽南语“黄”的发音，姓黄的华裔多采用“wijaya”为其印尼姓。1965年4月，他获得由苏加诺总统亲笔签名的印尼文化艺术一等奖勋章(WIJAYA KESUMA)，以表彰他为印尼民族事业特别是音乐艺术事业做出的贡献。据说自印尼独立以来获此殊荣的只有6人，黄武殿是唯一的华裔人士。此次获奖为印尼华裔争得了荣誉，也为他自己的音乐生涯涂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5年8月，他随印尼歌舞团出访，预定到非洲、东欧作为期40天的访问演出。在肯尼亚，他曾登上非洲最高峰，海拔5895米的乞力马扎罗火山群。这似乎也象征着他音乐生涯获得的荣誉已登峰造极。好景不长，接下去印尼发生“九三○”事件，政权更迭，苏哈托总统上台，歌舞团原定赴东欧演出也临时取消了。印尼国内取消华校和华裔社团，社会生活中不许用华文华语。此后一段时间黄武殿浪迹海外，从事商贸谋生。音乐方面的活动似乎慢慢转向作曲。风波过去后他定居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写歌曲必须有歌词。除印尼文歌词外，黄武殿也需要中文歌词。那个时期印尼严禁中文书刊入境，但通过第三国转寄普通书信还是可以收到的。1985年他写来一封信，建议我们合作，我写歌词，他配曲。我已久疏此道，敬谢不敏。但先后引荐了陕西几位优秀的歌词作者如郎太根、党永庵、王军道给武殿提供歌词，武殿据此谱写了几十首中文歌曲。这些歌曲中有好些题材和陕西有关，如《我漫步在黄帝陵前》、《游子归国看秦俑》、《华山含笑迎客来》等等，此后黄武殿来陕西的次数就多了。老归侨、他的当年棉兰市苏东中学的“老学妹”苏文女士(原名郭攀凤)时任陕西省古典乐团团长，又是著名的《仿唐乐舞》最早的创意者和总编导，这就为黄武殿歌曲的配器、试唱创造了很方便的条件。我记得有一次我陪武殿在省歌舞剧院院内，由武殿自弹钢琴伴奏，女高音歌唱家于淑荣(以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闻名)试唱黄武殿曲、郎太根词的新作《妈妈就在你身旁》。唱了一段，武殿忽然把头伏在钢琴上放声大哭。我吓了一跳，以为出了什么事，把他拉起来。他定了定神，为他的失态道歉，对于淑荣说“我没有想到你把这首歌唱得这么好”。这首歌曲1988年荣获上海《华声曲》金龙奖。

1997年元旦，在北京21世纪大剧院，他和党永庵合作的《长江黄河拥抱香江》，和王军道合作的《妈妈窗前的丁香》荣获迎接1997香港回归作曲奖。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教材选用了他的作品《故乡常在我心上》、《但愿不是在梦里》和《我爱你妈妈》。90年代，中央广播电台的“海外”和“九州彩虹”节目中，曾多次播放他的歌曲。陕西出版的《音乐天地》也选刊过他的代表作。

黄武殿还创作了大约40首佛教歌曲，印尼文、中文歌词都有。一些歌曲是和印尼慧雄法师合作的。其中《炉香礼佛》和《回向偈》经印尼宗教部佛教司认可，作为印尼佛教徒举行仪式时的规定佛曲。他曾应印尼体育及青年部要求为晨运体操配曲(包括太极18式及24式等)，广播全国，于1987年获该部奖励。

印尼李焕清先生对黄武殿的歌曲作了很全面的总结：他的歌曲“宣扬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赞颂它繁荣富强，体现了对祖籍国的情怀”。“号召增进印中人民友谊，促进世界和平，表明了他的国际主义崇高思想”。“教导世人做人的哲理，莫作恶行，显示了他的高尚情操”。

黄武殿究竟创作了多少歌曲，恐无确切统计，应当超过200首。他给我的一封信上曾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他的作品中能有，哪怕只有一首歌曲，能像贺绿汀的《嘉陵江上》那样传世不朽。我想他的这一美好心愿，只能靠时间的流逝去检验和实现了。

1987年清明节，黄武殿应陕西省侨务办公室邀请参加公祭黄帝陵大典，和其他海外前来祭陵的贵宾们住在西安协和酒店。祭陵前一天下午，前棉兰苏东中学校长、后定居澳门的梁披云老先生在大堂喝咖啡。突然武殿走到梁老跟前，深深一个九十度鞠躬：“梁校长，您还认得我吗？”梁老略一端详，语出惊人：“你是黄武殿。”我们在座的都乐了。相隔半个世纪没有联系，黄武殿从垂髫之龄到年过花甲，梁老为什么还能认出武殿？他说：“最好的学生和最差的学生我都印象深刻，黄武殿差点被开除。”

祭陵后，作为著名诗人、书法家的梁老挥毫写下了一首七绝《桥山瞻拜》，黄武殿连夜谱曲，师生合作愉快。

1996年12月28日，在西安音乐学院的演出厅举行了一场“印尼华人作曲家黄武殿先生声乐作品音乐会”。黄武殿率雅加达绿鸽子合唱团远道赶来参加。演出上半时为男女声独唱，由陕西几位著名歌唱家丁毅、安金玉等演出；下半时为合唱，特邀陕西省师范大学艺术系合唱队担任。管弦乐指挥及音乐总监为原西安音乐学院院长刘大冬教授。棉兰苏东中学校友(也是黄武殿的学生)，曾在意大利学习声乐，现居美国的蒋金花女士也不远万里，专程前来参加盛会，并登台演唱了两首恩师的作品。武殿那晚非常激动，演出结束他登台和听众见面，并用他那不太标准，有点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即兴朗诵了一首歌词(有人称之为《归侨之歌》)：别说我是离枝的落叶/那样我会心里难过/祖国，我是归来的星光/悄悄地悄悄走进你的夜色/如果你的夜空/多了一颗小星/那就是默默的我/那就是默默的我/我将挽起满天的星斗/把黎明迎进我的祖国。

尽管自学成材，黄武殿始终以自己未能接受正规音乐教育为憾，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除长子务商，幼子在德国学工程外，次子黄胤灵毕业于德国柏林音乐学院，专业是指挥和钢琴；长女是歌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次女毕业于柏林音乐学院钢琴系。黄胤灵和小泽征尔、汤沐海被誉为在欧洲的亚裔三大名指挥，1991年曾应邀到中国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1992年应邀到北京和中央交响乐团合作，为纪念莫扎特逝世200周年演出；1993年应邀到台北指挥大型古装歌剧《万里长城》。黄胤灵在音乐上的成就或许青胜于蓝(我相信这是令武殿含笑九泉的)，但对华社的影响和贡献，要赶上老爷子，还需继续努力。中国名指挥李德伦曾题写大幅扇面赠黄胤灵：“双臂挥出大千世界，音符抒尽万种情怀”。此一题词对父子俩都合适。

愿武殿安息。

2004年第9期 我收藏的《共产党宣言》　作者：张贻贝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说：“古今中外都有爱书如命的人，我愿意加入这一行列。”我藏书不多，读书更少，但我爱书，尚未进入“如命”之境。由于陈望道先生于1920年翻译、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激发了我收藏《宣言》版本的热情。从首译本至1998年中央编译局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纪念版本，现共有12种不同的版本。

每一个版本都有不同的经历和故事。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封面灰蓝色印刷，正中印有马克思半身像，上边从右到左，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像下边，还印有“马格斯”字样，共56页，内文用5号繁体铅字竖排印刷，版权页从右到左为“一千九百二十年九月再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经考证，初版是同年8月，封面将“产党”二字颠倒，错版封面赭石色，估计发行量有限。错版《共产党宣言》较完整的一本珍藏在山东省广饶县博物馆，现已列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并作专门技术保护处理。

翻译《共产党宣言》，“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文修养兼得之士才能承任”。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下，陈望道先生担当此重任。陈先生以“唯准确为本，唯流畅为要”，“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1920年4月下旬，将这部伟大的著作译成中文”。《宣言》译稿经过“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校阅”，又送到“既懂英、日文，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研究的陈独秀手中，请陈独秀再行校看”，而后出版发行的。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陈望道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20年，我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就便寄给鲁迅先生。”鲁迅对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也倍加赞扬，读过之后说：“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时经八十春秋，社会动荡，战乱连绵，革命战争年代的“禁书”保存至今也非一件易事，我有幸收藏了它。

《共产党宣言》第二个中文全译本，据有关资料，便是1930年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华岗先生的译本。我案头由华岗译、上海中外社会科学研究社印行的《宣言》是1932年第三版。这是山东大学青岛校友会赠我的重印本。我能读到这个版本，非常感谢史若平、周忠雅、曲凤官诸位老先生。华岗先生是我们敬重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一生为革命和学术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不幸的是，“华岗一生两次入狱，第一次5年，第二次达17年，共22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华岗在由上海去东北赴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途中，在青岛被国民党逮捕。在敌人狱中关押5年之久，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党营救出狱。“1955年秋，华岗校长在反胡风集团和肃反运动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1972年，华岗病死狱中，终年69岁，1980年得以平反昭雪”。我读史若平先生这段文章为之动容，每想起华岗先生一生22年的监狱生活，心情无法平静。华译本《宣言》尘封半个世纪，很少有人知晓，同样是悲哀。我怀着对华先生的崇敬，收集他的著作，已见成效。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收藏到他译《宣言》的原版本。华先生的译本比陈先生的译本多了三个序言，即1872年、1883年、1890年三个德文版序言，是首次同我国读者见面。译本的结尾句，华译“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陈译“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即有明显的区别。

我还藏有博古先生署名《共产党宣言》的三个不同版本，其中两个版本署“博古译”，一个版本署“博古校译”，都是建国前的版本。译文无差异，应视为一个版本，而在《宣言》出版史上则是第三个中文全译本。有文章介绍早于博古译本的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二人合译的《宣言》，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成仿吾先生在1978年翻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宣言》译后记中写道：“1938年中央宣传部弄到了《宣言》的一个德文小册子，我与徐冰把它撕成两部分，我拿了前半部，徐拿了后半部……译出来后，我把全部译文通读了一遍就交了卷。约一年后，我在前方看到《宣言》的这个延安版，发现有人根据俄文作了大量的修改，我很不满意。”看来，成、徐二人的译稿是经人校改过了。成老说的这个版本是否就是署名“博古校译”的版本呢？有待于专家考证了。博古“或者把既有的译本重新加以校改”，确有其事。博古先生“精通俄文、英文。历年以来，于工余之暇，从事翻译”。博古夫人张越霞女士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博古“不仅能够翻译马列主义一般著作，而且还能翻译列宁同志的古典作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博古先生的译本有四个序言，比华译本增加了“一八九○德文版序言摘要”。封面有的红色，有的草绿色，有套有马克思、恩格斯木刻侧面头像的，有镰刀、斧头镶嵌红五星图案的，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设计印刷做到如此精美，让人赞叹！

《宣言》第四版本，为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设在莫斯科的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用中文出版了“百周年纪念版”。我收藏的这个版本，道林纸封面，四边粗细双线作框，上方是马克思、恩格斯铜版雕刻侧面头像，中部套红印红五星和“共产党宣言”字样，下边印“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一九五○年莫斯科”。没有版权页，内页有一幅马克思半身像，一幅恩格斯半身像，还有一幅“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版本封面”影印，扉页有出版局声明，序言增至七篇。为什么要这么多序言呢？彭真委员长有段精辟的论述：“《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写了那么多序，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思想，那是因为《宣言》是历史文件，不能改，只能通过写序补充”，“该译本是当时内容最全、译文质量最高的一个本子”。

以上四个版本都是解放前翻译的版本。

人民出版社1949年9月于北平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莫斯科版本，以后多次出版、重印，也是根据这个版本，直到1958年。这是第五版本。版本内页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幅像，增加一幅“共产党宣言，草稿这一页”影印。这期间，我收藏了两个版本。

尔后，中共中央编译局分别于1958年8月和1964年9月两次对《宣言》重新校译、校订，即是第六、第七版本。1978年，成仿吾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5万册，已是第八版本了。在此，值得称赞的是成老的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据成老回忆：1929年，在柏林的翻译稿，因种种原因“石沉大海了”；1938年和徐冰二人的翻译稿有人修改了，“很不满意”；1945年对《宣言》作较大的修改，但完稿后交给了解放社，“译稿也没下落了”。近半个世纪，成老先后四次翻译《宣言》，直到满意为止。

《宣言》第九版本，也是我国迄今出版的最新译本，由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中央编译出版社于1998年为纪念《宣言》发表150周年出版的纪念版本。这个版本直到2003年春我托友人从北京购来，欣喜不已。这个版本装帧设计精美，枣红色封面，硬书套；封面书脊烫金，内容编排独特，如文本前选用国画艺术大师蒋兆和先生于1954年绘作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两幅肖像，使版本大为增辉。蒋先生是位善于把西画素描手法引入中国画的高手，并能汲取光影法刻画人物面部，但又以线描为主要造型手段，使得画像惟妙惟肖，生动感人。还有，让读者目睹《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德文第一版影印全貌和马克思手迹两幅，确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深沉。书后部分影印了各国《共产党宣言》版本封面25幅，异彩纷呈。其中，中文首译本初版和再版两个封面，饱含着编者的匠心和情怀。纪念版，是难能可贵的版本。

《宣言》经历了150年的历史，共有多少版本，发行量有多少？我手头缺资料。仅见“从1848年2月《宣言》发表，到1918年十月革命胜利，《宣言》的译本共达30多种，再版达300多次。可以说是那时世界上译本最多、再版最多的一部著作。”这是对前70年的小结，后80年呢？我国的版本之多，发行量之大，也会让世人吃惊。足以证明，《宣言》的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是无与伦比的。《宣言》的出版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以及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七篇序言最能体现与时俱进的精神。第八篇序言应由中国共产党人撰写，这是责无旁贷的光荣的历史使命。我国正处改革创新的盛世，最需要的就是这样伟大的精神。

2004年第9期 笑话　作者：陈四益　丁　聪

幽默是外国货，笑话才是土产。不管笑话还是幽默，都是一种精神现象。

笑话，在古代亦称谐语，又叫谐谑。不管叫什么，说出来总要令人发笑。

怎么才能叫人笑？生理学家的回答是：血液从右心室经动脉血管流出，造成肺部突然膨胀，反复多次地迫使血液中的空气猛烈地从肺部呼出，由此产生一种响亮而含糊不清的嗓音；同时，膨胀的肺部一边排出空气，一边运动了横膈膜、胸部和喉部的全体肌肉，并由此再使与之相连的脸部肌肉发生运动。这种脸部的动作再加上前述的响亮而含混的嗓音，便构成了人们所谓的笑。这样的研究，或许说明了笑的生理机制，但并未对作为精神现象的笑，给予任何说明。

也有这样的研究：区分各种不同的笑。比如，孩子的笑、白痴的笑以及其他种种的笑。又比如，不同的人种在笑的时候，脸的宽度与颧骨直径之比有如何的不同。这样的研究或许也有某种学术的（比如人类学的或病理学的）价值，但也同样与精神现象关系不大。作为精神现象的笑的关注者，看到这样的研究，恐怕忍不住也会发笑。好在人各有志，正不必要求笑之研究舆论一律。

笑话是引发笑的媒介之一。研究笑话何以会引人发笑，或许是进入这一精神现象领域的通道之一。

作为笑话的接受者，我觉得笑话是内容与形式矛盾的一种特殊表现。一个人因感冒而打喷嚏不可笑，一个正在命令众人保持庄严肃静的人突然打了个喷嚏便会引起哄堂大笑。清正廉明的官吏在台上讲反腐败，不会令人觉得可笑；贪污受贿的行家在台上大讲反腐败或一人得道、鸡犬飞升的人大讲用人惟贤，便产生了叫人发笑的效果。笑话就是揭示这种矛盾的一种文艺形式。揭示的矛盾愈深刻、愈普遍，它的效果便愈大。

揭示这种矛盾，需要勇气。如果不让人讲话，没有正常讲话的渠道，人们便以笑话出之。中国自古独多笑话，其因在此。王国维辑《优语录》，收唐宋两代优语五十条；任半塘作《优语集》，自先秦迄于民国，得三百五十余条，不少是出于优伶之口的笑话。帝王圣贤，达官贵人，种种可笑之事、可笑之人，均难脱其烛照。敢以笑话作武器，也是有大勇者。如果记载详尽，因为笑话掉了脑袋的，恐怕不会比直言强谏者少。

说笑话也要有智慧。高明的笑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必有洞悉世态的智慧，才能一针见血。笑话引发的笑声，是对可笑事物的否定，其锐利有时更胜于正论。

有自信的领导者不禁笑话，而且有意从笑话中了解世情、观察民心。无自信的领导者视笑话如水火，必欲禁绝而心安。其实，消灭了笑话，并不等于就消灭了可笑之人与可笑之事。何况只要有这样的人和事，笑话就无法消灭。

中国的相声，是要说笑话的。笑话止于令人笑，不免流于浅薄。必也令人笑过之后要想，想过之后要哭、要叹息、要扼腕，方称高明。否则，笑话不过仅仅是个笑话而已。侯宝林先生到历代优语中寻找相声的源头，极有见地。丢失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深刻内涵，欲求相声繁荣，得到的不过是空洞的回响。诗曰：

我本无心作笑谈，奈何世事总难堪。

古今优语知多少，留与后人仔细参。

2004年第9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郑元良等

浙江省宁波市郑元良：每收到贵刊犹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一次精神美餐。为《炎黄春秋》年年有新进步，提个建议供参考：题材重复虽是不可避免的，但应只用其新意的部分，其余全部砍掉。要提高稿件录用的门槛，不管是谁，稿件只求新，不追求全面，为老话、废话、可有可无的话亮红灯。刊物有了质量便有了权威。届时作者将按照刊物的要求去写作，而不是刊物去迁就作者。至于内容基本是新的，但有些重复、有些无关紧要的话，编辑应该作必要的文字处理、删节，作者应该欢迎、忍痛割爱。

新疆乌鲁木齐市李景强：《炎黄春秋》有炎黄子孙深厚的情感，用春秋笔法，讲述历史与现实。意气勃发，启人深思，臧否人物，切中肯綮。编创人员阅历深，有学识，思想新，扬正气，关注社会，自揽责任。《炎黄春秋》为人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宣扬了爱国主义思想，直面现实，与时俱进。

北京市潘德千：我是贵刊的老订户。近年来贵刊的分量越来越重，不仅在直面历史上有所建树，对当代问题也有相当深刻的反映。我离休多年，见闻不如在职时宽广，但我认为并相信贵刊在 “反对封建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会作出贡献。建议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文章编印出版，因为这些文章实在是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学习和思考的。

山东省东营市丁贵春：编辑人员对书稿中的引文往往失之大意，以为既是括号中的字，是从别人那里引用来的，一般不会出错，因而在编校中失之疏漏，2004年（下同）第5期中就有二例：1. 《遇罗克冤案是如何披露出来的》一文第61页右栏所引《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为该文所作的编者按，其中“吟音他激励人的……一类诗句”中的“吟音”二字应改做“吟咏”。2.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的先见》一文第13页右栏所引河海大学的校歌歌词最后一句“毋负帮人期”，应是“邦人”，邦人者，国人也。

广东省梅州市李义辉：第6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中“第一要闻”第一句话：“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这个日期是错误的。历史事实是：美国人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是1945年8月6日投到日本广岛的，造成了几十万平民的伤亡。接着，美国人的第二颗原子弹，1945年8月9日投到日本的长崎，也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北京市力平：第7期41页上载：“1954年，当时的燃料工业部派了一个电力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考察，刘澜涛副部长任团长。”据我所知，刘澜涛同志并未担任过燃料工业部副部长之职，应是“刘澜波”之误。

甘肃省兰州市牛兆奇：第8期第4页《怀念小平同志》中“当时筹建海南省的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之句，我认为当时海南省还未成立，不可能有省委书记和省长。这句话如果改为“当时负责筹建海南省的许士杰、梁湘（海南建省后分别任省委书记、省长）”，就符合实际了。第23页《黄万里与三门峡工程的旷世悲歌》中的淤积量有误。应为：净总淤积量为55.66亿吨，其中潼关以上为45.45亿吨，占总淤积量的81.66%，潼关以下淤积量为10.21亿吨，占总淤积量的18.34%。

更正错别字：第5期72页左栏第12行“人不知而不温”、13行“能无温人之心”，这两个“温”应为“愠”。第6期3页右栏3 行“食不裹腹”应为“食不果腹”；18页右栏11行“陡黜”应为“陟黜”；54页右栏倒数6行“晒而教之”应为“哂而教之”。第8期35页右栏倒数10行“书于济南，书于北京”应为“写于济南，书于北京”；41页右栏倒11行“无庸置疑”应为“毋庸置疑”；50页右栏15行“陈继淹”应为“陈继庵”。

2004年第10期 近距离感受胡耀邦　作者：田纪云

胡耀邦同志辞世已整整十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功伟绩、他的人民公仆的品质至今仍然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80年下半年，我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学校9月1日正式开学，副校长冯文彬讲话时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对来党校学习的同志的几点希望：“好好地读点书；好好地开动机器，想点问题，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总结点经验；好好地准备重新走向工作岗位，为党的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听，四个“好好地”多么实际呀！

11月23日，我以中央党校中青年培训班支部负责人的身份列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听取胡耀邦在会议上的讲话。这是我第一次直接聆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他讲话的题目是《要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个讲话精彩而深刻，充分展示了他是一个无畏无私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一开头就说（以下引文系作者当时的记录）：“多少年来，许多同志劝我少讲话。这些同志都是好心，我很感谢他们。但多讲、大讲也有好处，因为我们党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拨乱反正，必须讲。现在的形势好讲话，把话讲透，对党对国家有好处。大家都敢讲话，我们党的事情就好办一些。站在人民的利益上讲话，会使我们党提前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讲话无非是三种话，拍板的话，打通思想的话，再就是乱放炮的话。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王震同志就放过炮，要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呀，等等，这种炮就放得好。”他说，“今天我只讲一个问题，即怎样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毛主席经常讲这个问题，在庐山会议上还在讲这个问题。当然他老人家也违反了唯物主义的原则。”

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做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是如何用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待上级的指示，他说，“什么是上级？我们往往把个人的东西都当作上级的东西。在某些情况下个人的意见是非常精辟的，但是一般情况下，集体的智慧，经过集体讨论的东西总是超过个人的东西。因此，任何时候把上级某一个人的意见当作上级指示，都是不对的。”“上级可不可能犯错误，中央的决定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犯错误。说‘我们党犯了错误’，这个说法不对，是某些领导人犯了错误。搞个人迷信，危害之深，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今后再也不能搞了。资产阶级搞个人权威，不搞个人迷信。什么洞察一切呀，了如指掌呀，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字都不能少，错了一个字都是罪状。这样创造性积极性也就没有了。这是封建思想的残余。”

第二、如何用唯物主义精神对待自己。他说，“这个也不容易。毛主席说‘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党，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他自己就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进的作用还是阻挡的作用？主导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还是个人？个人不能随心所欲地推动历史前进。毛主席粉碎刘、邓司令部为什么这么多年粉碎不了呢，为什么后来把‘四人帮’一下子就粉碎了呢？因为他们早就成了孤家寡人了，腐朽透顶了，因之粉碎他们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是哪一个人。当然，中央一些同志顺应了历史潮流，减少了损失，是有功的，但与人民的力量不能颠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今后不要说某某人到我们这里来，对我们是极大鼓舞、极大鞭策这类话，这些话听起来酸溜溜的，连说这话的人自己也不相信。”

第三、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对待国家大事。他强调“要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要宣传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宣传它的先进企业管理经验，但不能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如何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群众？他说，“我们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很好的，任何时候都不要模糊这个认识。”“我们一定不要同群众隔离，要更有成效地向群众做工作。”

第五、要用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对待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这一点不能动摇。”“党执政以后危险性在哪里？在于搞不好会蜕化变质。社会主义可能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解决这个问题，防止党蜕化变质，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认真地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坚决废除终身制，这是防止蜕变的重要措施。”

胡耀邦的讲话，多么精彩，多么深刻啊！至今也不过时。

1981年1月24日，在党校为一部分学员举行的毕业典礼上，胡耀邦又亲自到会讲话。讲话通篇闪烁着他无畏无私、光明磊落的思想光辉。

他讲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形势？关于国际形势，他说，人们最担心的是里根上台后中美会怎样？我认为，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要搞霸权嘛！但它又需要我们，在反霸问题上可以搞点统一战线。苏联打进来也不可能。160多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把我们灭亡，包括日本鬼子，它想把我们的东北三省拿去变成它的殖民地，它也没有把握把全中国并吞掉。因为中国太大了，几年、几十年把中国吞并，不可能。苏联连个阿富汗都对付不了，还能对付中国！当然也不能放松警惕。

关于国内形势，他说，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政治形势一年比一年稳定。有的同志说，“你们中央安定不安定呢？”我说，中央现在比过去安定。现在搞民主，搞群言堂，不是一言堂，不打棍子了。相互之间有意见，这是难免的，过去有，今后还会有。两种办法，一是民主集中制，群言堂；一是一言堂，法西斯，乱上纲。两种办法，哪种办法能安定？第二种办法不行，连毛主席那么大本事都安定不了嘛！现在不可能有哪个人能强加于人。大家都承认小平同志经验比我们多一些，比我们高明一些，但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他能强加于我们吗？有人给我们划派，说胡耀邦是邓小平的门徒。完全是胡说八道。我1930年参加革命，1944年才认识小平同志。现在中央所以稳定，就是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的事业是靠集体，而不是靠哪一个人。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重大历史问题。他说，我们积累的问题很多，成堆成山，难以一下子解决，不能丢下当前工作。但，第一要解决，第二要采取慎重的方针。他举例说到如何对待毛主席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的同志怎么办，我们党的生活究竟怎么搞等。在讲到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时，他主张宜粗不宜细，从宽处理。关于党内生活，他说，几十年来党内生活不正常，动不动就是党内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他主张：l、以后少用“党内斗争”这个词，用批评、自我批评；2、工作搞的不好，可以辞职，用辞职的办法；3、犯了严重错误可以调开，不要逼着人家写检讨，检讨了，三年以后还得闹翻案；4、不要轻意讲“路线斗争”，没有准确的含义；5、一概不要上挂下联，包括秘书、司机、老婆、孩子；6、经过考验，确实改了的，可以重新上台。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抓好当前经济工作。

第四个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他说，党校的同志都是我们党的骨干，他鼓励大家不要满足于当“万金油”干部，要钻研业务，要学经济，要自己写东西，不要完全靠秘书，要克服和防止不正之风，要“振作精神抓工作，咬紧牙关当模范”。

胡耀邦同志的精彩讲话，学员们听得入神，报以热烈掌声。

第一次与胡耀邦握手

我与胡耀邦同志相识是1981年春。当时我已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协助总理、副总理处理一些经济方面的事务，中央指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的会议。1981年3月，我第一次列席书记处会议时，国务院领导把我向胡耀邦同志介绍说，这就是从四川调来的田纪云同志。我走到胡耀邦的座位前与他握了手。这是我与胡耀邦的第一次握手。在其后的会议中，胡耀邦经常要我宣读文件，有时也问我一些经济方面的数字或情况，我总是尽力作准确回答。在我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之后，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就更多了，经常参加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另外，我还是由胡耀邦同志主持的人事安排小组成员之一，也经常参与人事安排问题的研究。在多年的接触中，我对胡耀邦不仅有着较深刻的了解，而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给我留下的四点深刻印象

胡耀邦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和公仆。对于胡耀邦的功过评价，在胡耀邦去世后中央所作的悼词中作了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我认为这些评价是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在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在我与胡耀邦同志的接触中，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四点：一是胡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二是胡耀邦同志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三是胡耀邦同志对年轻干部的热情关怀培养，四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思想路线的忠诚。

对于胡耀邦的民主作风，凡与胡耀邦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交口称赞。他让人说话，敢让人说话,动员人说话，“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这是胡耀邦同志身体力行的名言。凡是他主持的会议，与会的人都比较轻松，发言热烈，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胡耀邦同志全不在乎。记得1985年6月，劳动人事部副部长严忠勤在向书记处汇报工资改革方案时，因与胡耀邦理解不一致争论起来，但事后耀邦同志对我说：严忠勤这人不错，敢于直言。所以，在中央工作的人，包括一些老同志，都认为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是中国共产党最民主，政治生活最正常、最活跃的一个时期。

胡耀邦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时刻刻铭记着人民群众的疾苦，在他任总书记期间，一有空就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那些有名的穷山恶水、荒漠边陲、严寒高原、世界屋脊他大都到了。1986年5月，我陪他去甘肃考察工作，他告诉我：全国2000多个县他已去过1500多个，甘肃省地市一级还有两个未到，即甘肃平凉地区和甘南回族自治州，这一次就是来补这一课的。胡耀邦同志本来心脏就有点毛病，有高原反应。甘肃平凉海拔比较高，到后刚住下我就发现他嘴唇发紫，上楼有些吃力，我劝他少活动，晚上就不要开会了，但他说没关系，适应一下就好了，晚上照常开座谈会，听汇报，还在那里住了两个晚上。作为总书记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是可以想象的，但他还抽空挤时间阅批大量人民来信。在他任职总书记期间批处的人民来信不下数千封，是任何其他领导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且凡经他批处的人民来信，他都指定专人，跟踪了解处理结果，充分表现了他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顺便说一下，耀邦同志生活非常简朴，衣著很随便，粗茶淡饭，不挑食，不嗜酒，吃饭很快，比如四个菜刚上了两个，他就吃完饭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的特点，也抓紧时间吃饱，生怕跟不上总书记的节奏。

胡耀邦同志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培养、选拔年轻干部、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1984年7月30日的书记处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前天（即7月28日）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三中全会的问题，我讲三中全会的一个议题是明年（即1985年）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问题。党代会的议题是：1、‘六五’计划与‘七五’计划问题；2、人事安排问题。中委要退一些人，进一些人。现在的中委60岁以下的不到100人。补充中委的条件是：一是对经济工作真正懂行的人，二是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三是优秀的55岁以下的年轻干部。”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于1985年9月18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在实现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一批老干部不再担任中央委员。增补一批年轻干部进入中委。在十二届五中全会上胡启立、乔石、李鹏和我同时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同年12月25日，胡耀邦同志主持召开了调整后的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胡耀邦同志说：“在培养干部方面，我们六年走了三步：选拔、锻炼、进领导核心，下一步如何培养？一要老同志支持，二要个人努力。要给他们压担子，老同志要少管一点事。”他告诫新进领导核心的同志：第一，要努力学会驾驭全局的能力，要多拿点时间想点全局的问题，读点书，马列主义、中外历史、政治经济学、文学等都要读一点，要熟悉全局情况，学会支配时间。第二，要发扬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风格：一是光明正大，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二是身体力行，模范带头。一位领导插话说：“小平同志说过，在位谋行，担子压上了，就干得了。”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今后书记处会议由胡启立主持，由我协助万里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中国领导层的年轻化，一大批年轻人走上领导岗位，正是在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使我感受特别深的是胡耀邦同志对邓小平及其思想路线的忠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86年7月在北戴河办公期间，胡耀邦同志主持拟定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的文件，几经修改之后，他首先让送呈小平同志审阅，听取小平同志的意见。在小平同志审阅期间，他非常焦急地期待小平同志的指示，几乎每天都打听小平同志看过了没有，有什么表示没有。在小平同志一看完文件通过王瑞林将意见转达胡之后，他立即召集起草小组开会，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对文件一一进行修改。由此，我看出耀邦同志对小平同的确是忠心耿耿，言听计从。9月22日，我和胡启立、朱厚泽（当时朱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乘坐耀邦同志的专列从北戴河回北京，途中耀邦同志约我、胡启立、朱厚泽聊天，在谈到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时，他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时期，即在全国夺取政权之前，确实很伟大，不仅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而且写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像《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都是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但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后，特别是60年代之后，逐渐与实践、与群众脱离，毛主席很难再写出很系统的、很有深度的文章了，常常是三言两语，大家又都把它作为最高指示，因此工作上导致许多错误决策。相反，小平同志就有所不同，他虽然年过八十，但思想不僵化，适应形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指导方针，诸如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干部年轻化等等，都是小平同志在新形势下作出的重大决策。他又说，小平同志不愧为毛泽东事业的伟大继承者，他的思想是发展了的毛泽东思想。

围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人和思想比较保守的同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为了说明问题，我将胡耀邦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他于1986年9月15日向邓小平汇报时的谈话摘录于下：

耀邦：某某的修改稿发给了很多人，可能有20到3O人。你删掉的他又加上了。某些人放风说，某某的修改稿是你同意了的。有的人可能想挑起争论，旁及其他。

小平：不会，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可采取表决方法解决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某某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实际是想把我拉向“左”，这个不能听。当然，有些话可以吸收一点，但总的不能听。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们的政策是还要放，而不是收。明年（指1987年党的十三大）人事结构要作大的调整。现在集中力量把十二届六中全会开好，其他问题，会后再讲。文件先在会下沟通一下，有了结果再告我。你还可直接找某某谈谈“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想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怪论很多，不要理他，翻不了天。

胡耀邦在传达完邓小平的讲话后说，不能左右怕，要走我们自己的路。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不解决这个问题，什么也干不成。

胡耀邦的历史功绩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纪委第三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在他任内，在邓小平等老同志的支持下，他以马克思主义者无私无畏的惊人魄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先后组织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组织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工作。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等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促进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大解放。通过平反冤假错案，使数百万蒙受不白之冤的党员、干部、群众得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徒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冤假错案，以及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老一代革命家平反，并为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老革命恢复名誉。接着，又对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其中包括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为“右派分子”摘帽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如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这些冤案的平反昭雪，数以千万计的因亲属、工作关系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也得到解脱。

这样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为古今中外所没有，如果没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坚强的党性、没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办不到的！

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不仅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也为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胡耀邦是一位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他不仅主张经济上要搞改革开放，而且主张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主张在文艺战线真正贯彻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主张给知识分子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敢于讲话，大胆创作。正是在他的提议下，文学家王蒙当上了文化部长。也正是在他主政时期，中国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民主空气比较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创作热情大为提高。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也有所改进。

所以，用“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八个字来描述胡耀邦的个人品德、用“丰功伟绩、千古流芳”八个字来描述他的光辉业绩是当之无愧的。

胡耀邦的名字将与世长存！

2004年第10期 重温邓小平“八．一八”讲话　作者：张绪文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同年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个讲话，这就是著名的“8·18”讲话。这是一篇具有历史厚重感的文献。认真地阅读它，可以使我们从比较深的层面上，回顾历史，思考现实，展望未来。

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

“8·18”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之后作出的，是在全党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作出的。

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期盼已久的。那么，如何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讲话》列举了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诸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指出：这些弊端的存在，“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讲话》还提出：“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是全国人民记忆犹新的。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回答是：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严肃地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就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说，上述这段话可以称得上一语中的，醍醐灌顶，振聋发聩。二十四年前我们刚刚从那场灾难中走出来的时候读它，有这样的感受；二十四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急待解决的难题读它，同样有这样的感受。对于上述付出了沉重代价总结出来的极为宝贵的历史经验，有责任感的共产党人应当牢牢记取，铭刻在心。

从一道难题看制度建设的重要

现实生活中需要破解的难题很多。这里只说作者熟悉的一道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最简明扼要的概括。这条思想路线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它的重要性已被实践所证明，已为全党所公认。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从倡导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的；邓小平最后一次出来工作解决中国的问题是从这里破题的。破掉“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提出和贯彻执行，才有中国近二十多年的举世瞩目的快速发展，这也是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公认的。然而，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少同志不只一次地反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的确是一道需要继续破解的难度很大的课题。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贯彻执行，有诸多的原因。首先，实事求是的本意是探索事物的内部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可是，主体反映客体，特别是反映规律，是十分艰难的。规律是事物内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不是凭直观就能把握的。因此，要研究并谙熟“求是”的规律，也就是认识的辩证运动规律。第二，主体自身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难以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是公之于世的，但绝不是随便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出于什么动机，都可以实行得了的。这里，既有一个善不善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也有一个敢不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无私方能无畏，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以，提高主体素质，解决立场、观点、方法的问题，至关重要。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体制的弊端恐怕是更为根本的。体制不好，敢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人，一定时期是要吃苦头的。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同志不是因为敢讲真话而吃了苦头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本人也曾经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一度被撤掉几个重要的职务。我们党是奋斗了几十年的成熟的党，毛泽东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伟大的领袖，然而，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尽管党内有那么多同志思想不通，但在当时全党都不能纠正他的错误，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我们党一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而做起来直至今日又普遍感到如此之艰难，这就不能单纯归咎于某个人的品德和过失，而要从更深的层面即从体制上找原因。就拿用人体制来说，如果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中存在着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的痕迹，那么，许多不正之风都是难以纠正的。诸如：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围着领导转，不去深入群众；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甚至买官卖官，等等。由此可见，没有好的制度保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落到实处，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也显得苍白无力。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求真务实尚未形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风尚，党中央及广大党员和干部为此忧心忡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体制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我们现行的制度仍然存在许多弊端。邓小平二十四年前所作的“8·18”讲话，仍然是我们今天破解“实事求是难”的一把金钥匙。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振兴伟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从某种意义来说，都有赖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说过：“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国的改革，就城市和农村而言，农村先行一步；就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而言，经济体制改革先行一步。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无可非议的，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基础性的东西。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配置资源的主体，企业和个人只是附属物。在这种体制的基础上，必然形成政治上的权力的高度集中。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推出的重头戏，表现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深谋大略和远见卓识。他在市场经济问题上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定会载入史册。经济体制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所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按照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法，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优化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必须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相互衔接的市场体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主要环节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是去年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程度的总体判断。这个总体判断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说，市场经济体制的大框架搭起来了，子系统建立起来了，整个国民经济开始按照新体制的轨道和规则运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其二是说，新建立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企业、市场体系、宏观调控、社会保障等子系统比较稚嫩，整个市场体系的运转尚存在许多问题，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最深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十分艰巨，作为市场经济外部环境的民主法制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等，比较滞后。总之，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都要用系统观点、立足系统整体去观察。由于是经济体制系统整体的变化，虽说是“初步建立”，但谁想回到旧体制，已经根本不可能了。由于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尽管党、政府和人民付出了许多，但仅只十年，也只能是“初步建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确无须担心走回头路了，但倘若不继续前进，不切实地在完善市场经济系统上用力，那么我们就不能建立起真正意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市场经济从“初步建立”到“完善”，是一个大台阶，有的学者用“改革的中后期”、“改革的攻坚阶段”，说明这一段历程的艰难。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阶段，迫切地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更为重要的内容，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出的又一出重头戏。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协调配套地稳步推进，应当是改革发展到现阶段所呈现出的特色。作为政治家、战略家、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改革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他就指出：“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须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6年，他在几次谈话中说到：“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多么中肯而切中要害！须知，这是十八年前讲的话。致力于中国改革并且经历过中国改革历程的人们，今天重温这些话，自然是倍感亲切的。试想，如果不稳步而切实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真正解决人民执掌权力的问题，不建立权力的授予、监督、制衡的体制和机制，我们能够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运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吗？我们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吗？我们能够遏制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以权钱交易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吗？我们能够避免走入“权力资本”的陷阱吗？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邓小平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提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这标志着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根本转变，也标志着社会主义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的根本转变。邓小平把解决人治还是法治问题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和人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权力的运作是否严格依法。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但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而政府必须率先守法。十六届三中全会把“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法定化”，“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写进《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之中。

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艰难的。搞了若干年的计划经济，所谓轻车熟路，一想点子，一出主意，一作决策，自觉不自觉地就是过去那一套，须知习惯势力是非常之可怕的。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国家，没有民主法治的传统，倒有家长制、专制独裁的“基因”，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谈何容易！改革是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不是谁都能够为改革付出代价的，不是谁都能够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当着改革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改革初期的某些受益者有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但是，改革毕竟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会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正是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我们党领导改革的依靠力量和动力源泉。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是有风险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出某项重大的改革举措时，对随之而来的风险作出评估，并提出应对的措施。无论什么改革，都要从国情的实际出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但是，不把改革适时地向前推进，矛盾积压下来，党和国家将要有更大的风险。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通过自我完善所进行的变革无疑会减轻社会的阵痛，但它同时要求领导改革的党和从事改革的人们，具有同传统观念、传统体制决裂的勇气和智慧。

2004年第10期 中西历史比较再谈“秦家店”　作者：尹振环

蒙《炎黄春秋》2024年第7期刊出拙文《也谈“秦家店”的由来及其内涵》之后，有友来电话：能不能再用横向比较的办法，谈谈中西政治结构的差异。此话使我一震。细细一想，确实应该进行一些简单的比较。一来通过比较可以更好地理解“秦家店”，二来，也许还可以由此了解到为什么15、16世纪之前，中国一直独居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的第一强国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许还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近代积贫致弱、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以及工业化、现代化姗姗来迟的政治痼疾之所在。不过跟西方哪个国家比较呢？当然不能跟美国、拉丁美洲、澳洲诸国比，他们甚至没有经过封建社会，也不能跟印度等南亚国家比，他们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不太长。只能跟欧洲诸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比。自然这种与“秦家店”的比较，只能是大轮廓、笼统、论纲式的比较。

一政治结构集权与分权上的巨大差异

我国从战国后期到明清，无论是统一的王朝，还是分裂割据的小王朝，都有：

（1）庞大而完整的行政系统；

（2）庞大的常备兵；

（3）统一的法律与较为系统的司法、监察机关；

（4）严密的户籍制度与基层组织；

（5）严格的赋税、财政、兵役、徭役、戍边制度。

因为这“五有”，政治结构呈集权状，而欧洲中世纪，多国林立，国中有国。王权微弱，中央权力无足轻重，没有全国的行政系统、税收制度、司法机关和统一的法律，国王手下没有像样的常备兵。因此封建政治结构不发达，呈分权状。这是为什么呢？

1.领主不同于地主，农奴不同于自耕农和佃农。欧洲全部土地归领主，号称“没有无领主的土地”。欧洲中世纪的农民，基本上是农奴。按照法律，农奴“如同领主自留地上的家畜一样，他可以被卖掉，被交换”。领主不仅拥有土地所有权，而且在其领地上握有行政、司法权。那些大封建领主权力尤大，在其领地内设置法庭，征收赋税，建立关卡，铸造货币，活像土皇帝。显然这样形成的政治结构只能是分权的。

中国秦制社会，地主的土地往往不居主要地位。每一个王朝的前期，国家掌握着大量的土地。用授田、占田、均田等形式招募或分给农民耕种，这时自耕农占相当的比例。地主的主要剥削形式是佃农制。佃农可以改佃，地主也可以撤佃。历代通过分封赏赐的军功贵族、事功贵族，只收租税而不治民，地主更是只有土地所有权而没有治民权。土地所有权与政治权力分离。政治权力只能由专职官吏行使，从而需要庞大的行政系统，形成了集权式的结构。

2.权力来源不同。在欧洲，他们根本不知道郡县制为何物。国王依靠贵族支撑王权，进行统治。贵族的政治权力大都来自世袭，而不是君王任命。君王对其封臣下面的臣属没有直接支配权，所谓“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这就使完整的行政系统无从建立，其政治结构不可能不是分权的。在中国，君主依靠官僚制和郡县制进行统治，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吏的政治权力，统统来自君王和上级长官的任命，任免权完全操之于君上，“朝命之，可夕改之”。君上还掌握着他们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势必要形成层层对上对君王负责和效忠的集权政治结构。

3.土地与权力占有的稳定性不同。在欧洲土地不能自由买卖，也不能随意遗授，只能由长子继承土地，其他儿子可以得到一次总付的货币遗产。“土地被束捆起来世代相传”（《不列颠百科全书·地产条》）。因而土地占有稳定。由于土地所有权与政治统治权联在一起，土地的继承与政治权力的继承相一致，因而土地的稳定就意味着政治权力、封建等级制的稳定。在中国因为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变成特殊商品，从而土地占有是不稳定的。同时中国社会一直采取严格的诸子弟平均继承财产的制度，从而加速了土地占有的不稳定性。“百年田地转三家”“千年田、八百主”，就是生动的概括。中国政治权力大多不能世袭，而主要靠科举选官。“主有专己之权，臣无百年之柄”。所以等级及权力占有是不稳定的。因而阶级矛盾及政治斗争要比欧洲复杂尖锐，从而相应的统治机器也必然发达。

4.经历的战争多少大小不同。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自新石器中期以来，充满了极为频繁、巨大、复杂的战争。”如果说这太遥远了，那么，中国进入青铜器时期，尤其是进入铁器时代，随着铁器和牛耕的普及，大量开垦土地的利益刺激，使得春秋战国时期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战争的频繁，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都是与年俱进，世界第一，无以匹敌的。因而经过春秋、战国，就大体结束了小国林立的时代。西汉之后，战争固然一度大为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土地占有与权力占有的矛盾。土地占有不稳的另一面就是土地兼并；权力占有不稳定的另一面就是权力的保持与争夺。土地兼并与权力争夺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基本矛盾必然激化。或挣扎于死亡线上的农民奋而起义，或异民族乘隙入侵，或者统治者为转移国内视线挑起对外战争，或宫廷政变，或藩镇之乱……种种战争接踵而至。社会陷入大动乱。欧洲由于土地占有比较稳定，同时分权式的政治结构能量有限，因此封建社会战争少得多，战争的规模、战争持续的时间也小得多短得多。我国由秦至清，中小型农民起义以千计，席卷全国的大型农民起义达九次。欧洲农民起义不及中国农民起义十分之一，其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也仅相当于我国的小型农民起义。欧洲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不过二、三万军队。没有大规模的战争，也就难以结束欧洲小国林立，国中又有国的现状。我国历代王朝的覆灭和诞生，大都要经历数百万人的战争。规模巨大的战争本身就需要一个庞大的机构为之服务，需要高度集中权力。同时政治必需干预经济、思想、文化，使之服务于战争，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结构只能是集权和无所不能的。

二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各异

在中国，政治结构的主宰者同时是意识形态的主宰者。在欧洲中世纪，意识形态的主宰者是教会。作为精神领袖的教会权力，是与世俗政治权力相分离的。教会按照等级制的原则，建立自己的教阶制度，有一套严密的统治系统。教皇下设大主教、主教等。主教各有辖区，管理本地区内的宗教事务，直至是神学的奴婢，不合神学的思想学说，都将受到惩罚，教会为此成立了宗教法庭。教会不仅对教会土地上的居民拥有行政权、司法权，而且还有权更改国家法庭的判决。同时教会还拥有某种军事力量。因此，教会不仅牢牢把精神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且在政治、经济上与世俗政权形成某种分庭抗礼的局面。宗教客观上起到监督、限制、制约王权与世俗政权的功能。

中国则不是这样，一体化、一元化由来已久。起码从西周时起就政教合一，吏师合一，“学在官府”，在政权机构中设置了管理意识形态的机构，春秋以降，兴起了私学，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治学为业的知识阶层。由于兼并战争斗智的需要，知识阶层十分活跃，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创造了中国空前绝后文化思想的黄金时代。但秦汉一统后，百家争鸣变成了内法外儒，政治体制是法家的精心设计，外面则用儒术加以装饰，儒家伦理道德成为法定统治思想，法定意识形态。历代帝王及各级政府都把社会教化及控制精神手段、控制思想舆论作为行政的主要内容。同时用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等，规定知识分子的思路、仕途，并通过他们影响人民的思想。知识分子除了以仕途为归宿、致力于修齐治平之外，别无他途。佛教、道教曾一度在中国取得很大影响力，但他们从来都是服从皇权并依附于世俗政权的，也从来没有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御用儒学，其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而尤被视为根本的是忠与孝。竭力倡孝，目的在移孝为忠，化君臣关系为父子关系。这种意识形态极利于家族的联结、小农经济的凝聚及专制政治的推行。其他思想、其他宗教，以及哲学、法学、教育、史学、文艺，都得维护至上的皇权，必须“扶持名教、砥砺气节”。否则丁点讽喻，弄不好也会招来横祸，招致杀身灭族之祸。

三政治作用于经济结构的能力悬殊

西欧封建政治机构没有干预经济的职能，更谈不上对经济结构进行强有力的调节。中国不同。西周的政治机构中就设有管理生产和土地的部门，同时“工商食官”———官府垄断主要工商业进入战国之后，私营工商业逐渐发展。这本来是社会进步的大好事，但它不利于兼并战争。所以战国时工商业被认为影响耕战妨碍富国强兵，因而受到种种限制，并被公开视为“末业”、“奸伪无益之民”。从此以后，历代都奉行“尊本抑末”的政策，工商业社会地位低下，并常常受到“迁徙”、“算缗”、“藉没”、“重租税”、低价收购、没收富商（也有官绅、异己势力）的财产、田产的打击。在土地方面，从战国至宋，历代王朝前期都掌握大量土地，除了用于军功事功的赐田之外，还用来调节农民土地的所有权，宋以后不再大规模干涉土地所有权，但从宋至清，都承认农民起义后地权分散的现状。此外，历代都拥有数量可观的官手工业及其工人，对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重要工程、重要商业，往往由国家实行垄断。所以我国政治机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调节、影响经济结构。这是西方无法想象的。

四城市在封建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相反

希腊、罗马等古代城邦是欧洲最早的国家形式。城邦的政治制度、公民大会和长老会议，原来乃是一种原始民主制。城邦分别有掌管宗教、军事、行政的首领，而没有中国西周、东周时期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的天子与侯王。中国很难说有过希腊、罗马的“城邦”。城邦为了争取生存和发展，有的城邦联合成联盟，但它不是大一统帝国。后来城邦逐渐发展为城市。蛮族入侵，败坏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城市。从此以后，封建的西欧几乎没有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11世纪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发展，才日渐形成工商业城市。但是城市是兴起在封建主的领地上的。所以领主以土地所有权为理由，要求统治城市，并获得赋税。市民为了求得生存发展，和封建主展开激烈斗争。西欧君主为了利用市民阶级的经济力量，制服分裂割据的封建主与教会势力，往往支持市民斗争。这就是西欧许多城市取得自治权、甚至发展为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如威尼斯、热那亚）、城市联盟的原因。当然也有一些城市完全没有自治权。但总的来说，西欧城市自治权长期存在。在中国，从战国时起，历代都有不少数万、数十万人口的城市。尽管战争常常将其化为废墟，但屡灭屡生。不过，中国城市的政治军事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根本不存在不受大一统政权控制的自治城市。由于工商业受歧视，所以其盈利往往不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转化为地产，所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或者千方百计挤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不可能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市民也休想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城市充当了帝国堡垒的作用。这与西欧城市充当资本主义摇篮的作用恰恰相反。因此虽然郑和下西洋之时间早于哥伦布、麦哲伦百多年，其规模其装备也大于和强于他们上百倍，但前者主要目的是扬威海外，招徕贡国。而后者则是发现新大陆，开辟资本主义的新时代。

五专制皇权无所不及，欧洲君主无法比拟

“秦家店”是中央集权下的君主专制，所以归根结底帝王及其代理人主宰着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又由于政治机构可以对经济发号施令，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帝王“权力无边”，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可以“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欧洲大封建主仅把国王看作“平等的第一员”。等级君主制建立后，王权受到等级代议机关的一定限制。欧洲后期的专制君主制，君权也不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找不出一个欧洲的封建帝国可以与秦制帝国相比拟。秦始皇“驱天下以纵欲，罄万物以自奉”，二千万人口的国家，居然能调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宫、造陵。公元2世纪时，偌大的罗马帝国，中央政府官员不过150人，而明世宗锦衣卫的特务竟达15.6万人。威震全欧的拿破仑，终身两次娶妻，第一位还是比他年长几岁的寡妇。他难以想像中国帝王竟能“后宫万人”，“粉黛三千”。欧洲著名的专制名言是“朕即国家”，比之我国“富有四海，臣妾兆亿”算得了什么？帝王权力越集中，越强化，帝王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就越大。但世袭的、终身在位的帝王，其品质、能力、性格、年龄极不相同，碰上昏庸残暴的，就会对全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曾发生十次以上人口死亡过半的毁灭性灾难，起码有四次是由于帝王暴虐、倒行逆施造成的。在欧洲，这是不可能的。

六结束语

通过以上粗略的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所谓“秦家店”，即教科书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商周时，形成君主专制主义：到了战国，秦，又形成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与以严刑峻法为主的专制主义的治理形式。其特征主要是：

第一，它通过郡县制，实现中央集权；通过“刑九赏一”实行专制主义的治理。

第二，皇帝掌握了大臣、地方官吏、宗室及臣民的“六柄”———生、杀、富、贫、贵、贱，所以中央集权又是受制于君主专制的。

第三，由于“秦家店”能牢牢控制“文武威德”及神权，主宰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思想、教化、意识形态，因而它又是全能主义的。

这样秦制就是一种不同于欧洲封建国家的双层次专制主义全能的国家。这种国家形式，从它诞生时起，就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秦始皇运用秦制，灭六国、一天下、结束小国林立、国中有国的分裂割据状态。这比欧洲各国实现统一要早十几个世纪，比欧洲正在开始实现的统一，更要早两千多年（欧洲的统一是和平的、渐进的、松散的、邦联式的，而不会是中央集权的，更不是君主专制的）。同时秦始皇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也要比欧洲开始实行的“同”早两千多年（欧洲的“同”也是渐进的，同中有异，有刚性同，有柔性同，允许不同）。秦虽“亡之也忽”，但秦的国家形式并没有随之灭亡，而是被历代有所增益地承袭了下来，于是创造了许许多多辉煌灿烂的篇章、出现令世界震惊的一个个的奇迹，这就是秦制帝国之所以久居16世纪以前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第一强国的重要原因。但是，秦制从一开始成型，就又充分暴露了它的难以避免的缺陷。始皇三十一年，即统一天下后第六年，“米石千六百”（《史记·秦始皇本纪》），比统一前官定粮价“石粮三十钱”（见《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飚升了五十多倍；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从全国一千万劳力中调动140万劳力为自己修阿房、建骊山，另外还调动一百多万劳动力建驰道、筑长城、击匈奴……可见滥用民力达到何等荒唐的程度，而滥用民力，必然以滥用暴力为保证，终于使秦王朝亡于农民大起义的怒火之中，结果是人口十亡七、八，过了一百多年，同样的历史教训又发生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身上，结果又是“人口减半”，“人复相食”。之后的帝王，也没有完全避免同样的教训的重复。为什么一个超世界各国之前的、无比强大的帝国终于落在欧美之后，一度沦落为任人宰割的地步？为什么工业化、现代化一波三折、障碍重重？为什么中国人民比西方经历更多的大灾难？……这些都是与“天下安危，系于一人”“一言偾（败）事，一人定国”（《大学》）的“秦家店”有关的。

2004年第10期 陈独秀墓的四次修建　作者：张登善

我第一次看见陈独秀在安庆的墓，是在1998年。那时我到安庆市开会，会后，集体到北郊十里埠参观。那个墓实在是简朴、荒凉。在一片小树林里，有一个小小的土丘，立着一块小小的墓碑，碑的正面只有“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背面刻着陈的生卒年月及与原配高夫人合葬等字。这个简单的小碑，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惊讶。

在那不到一平方米的碑石上，正面、反面、侧面都密密麻麻地写了上百条题辞，钢笔的、铅笔的、圆珠笔的，字迹不同，纵横交错。

“一代伟人！”“人民怀念你！”“历史将作出评价！”……全是简短而肯定的赞颂之辞。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心头不禁涌出几行诗句：

密密麻麻的小树，环绕着你寂寞的坟。

密密麻麻的题字，抚慰着你寂寞的灵魂。

晚上回到招待所，心里还在翻腾。我想起了汉高祖刘邦称帝后，为陈胜修墓，并设置了20户人家为之守墓，以纪念其“首义”之功。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又是共产党的创建元勋，其“首义”之功还赶不上陈胜吗？他的墓葬规格很低，是1981年党中央决定的，因为他犯过路线错误。但他的路线错得多大，谁认真调查研究过？难道比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三个加在一起还要严重吗？对他的“待遇”，老百姓感到不平，那些墓碑上的题辞，都是一些“不平之鸣”啊。

1999年是陈独秀的120周年诞辰，《百年潮》第11期发表了袁鹰先生的文章《怅望一座墓园》，作者所曾怅望过的，正是我前面写的那座小坟。袁鹰先生为陈独秀说话，立论非常透彻，文字也很动人。读后极为感佩。最后一段关于墓的见识，也极高明。他写道：“……获悉，安庆市已决定重新修葺陈独秀墓地，这真是一条好消息。……对他来说，真正的丰碑不在安庆市长江畔，而在千秋青史中，在亿万人心头，多少云雾烟雨都掩盖不住的”。

这条“重新修葺”的消息，引起我的关注。我特地委托一位家在安庆的亲戚去打听。2000年5月25日，亲戚访问了陈独秀第三子陈松年的三女儿陈长璞。陈女士说陈独秀在安庆的墓已修建四次。第一次在1947年，陈松年将其父灵柩自江津运回安庆，草草安葬。原江津的墓已改为衣冠冢。第二次是1979年陈独秀诞辰100周年之时，安徽省委批文以家属名义对陈墓加以修葺。因为是家属名义，碑上就有了“子松年泣立”的字样，全然一座私家民墓了。1981年陈松年给邓小平写信请示修墓问题。根据邓的指示，1984年安庆市再修陈墓，这是第三次。修出的墓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小土丘。因为碑文交待欠清楚，无事迹、评价，故被讥为“无字碑”。

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安庆市对陈独秀墓有提高规格重新修建之意。并于1995年在墓附近设一小型资料室，以补“无字碑”之不足。1998年有老同志给中央写信，谈及陈独秀故居及坟墓问题，中央决定第四次修墓。1999年举行了有国家、省、市三级专家参加的修墓方案论证会。会后开始了第四次修建。

2001年5月，我去安庆瞻仰了陈独秀的新墓。规格比上次的高多了，全是混凝土浇注的，基底达40米见方。附近还开辟了一个总面积约20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作为资料室，计划五个展室，已开放三个。

我看了很高兴。又不禁有些浮想。

从陈墓迁到安庆起，约五十年间，修了四次，搅得老先生不得安眠了吧。一般人换了大房子都会高兴的，陈独秀呢？此公的性格，热情而倔强，这在他同乡老友朱蕴山的一首诗中有很好的刻画：

掀起江楼百丈潮，当年志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他最大的“憾”，恐怕还是“吾道不行”，“空文自老”吧。而这种“憾”，又岂是换一个墓所能消解的呢。

但我要诚恳地告诉墓中人，不能小看了这座墓。虽说墓并不重要，墓和人也难得做到匹配，“小人睡大墓”，“大人睡小墓”的现象充斥着历史。正如袁鹰所说，“真正的丰碑在千秋青史中，在千万人心头”。但是，他陈独秀墓的改造，乃是民意推进的结果，说明公道自在人心；又是学者们深入“禁区”、“半禁区”（萧克将军语），对陈独秀认真研究、客观评价的结果；也是党的领导人，20余年来，在拨乱反正中逐渐走出历史上对“路线斗争”的理解的一系列误区的结果。所以，陈独秀墓的重修，是有着特定的意义的。它是时代进步的一个物化标志。这总是值得告慰的吧。

2004年第10期 温家宝在安徽的一次下乡　作者：陈桂棣　春　桃

温家宝是中央领导层深入到安徽农村搞调研次数较多的一位；同时，也是让陪同他的地方干部最头疼的一位。为了了解到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他常常不给地方一些领导人留面子，想方设法冲破对他的“封锁”，使得刻意弄虚作假者不知所措。

1996年5月麦收之前，当时还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家宝，到安徽检查扶贫工作。一来就约法三章，不搞迎送，不搞陪吃，下去时更不许前呼后拥，一切轻车简从。

他的随行人员也是屈指可数，除秘书田学斌，警卫参谋张振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各来一位局长，还有就是农业部的一位有关领导。

那次他们来了后，就同安徽省的有关领导分乘两辆普普通通的中巴车，直奔大别山革命老区。

在从金寨县通往霍山县的山道上，温家宝来了一个突然袭击。他招呼司机说：“我要方便一下。”司机当即把车停住。

车上的人都以为温家宝真是下去“方便”了，谁知，他跳下车后，快步前行，沿着一条小路就一直往前走去了。

坐在另一辆中巴车上的安徽省的领导，这才发现，前面有座不大的村庄，温家宝正向那个村庄走过去，他们不免感到诧异。因为这是在事先安排要视察的计划之外。而且，看上去，还是一处十分贫穷的地方。

大家赶忙下车，快步跟了上去。

温家宝见几个农民扛着树皮走过来，就迎上去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一个妇女见问话人面相慈善，话声和蔼，虽是干部打扮，却没有想到这会是中央下来的干部，因此答得就很随便：“现在青黄不接，山上没东西可卖，供销社正在收购树皮，听说造纸用，就削点树皮去卖，好买点口粮回来。”

温家宝转身又去打问一位男青年，当得知对方是位民办教师，便仔细了解他的工资情况。民办教师发愁地说：“乡里一个月只补助五十元，连吃粮的钱也不够，说是补助，也只是欠着，赶到要过年了才给，平时就连买粮的钱也没有。”

温家宝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点着头。

他在村子里各处仔仔细细地看了个遍，这才上车。到了霍山县城后，他随便用了一下餐，就要求听县里汇报。

霍山县委书记不知道温家宝在来的路上已经没按“规定”下过车，依然像往常一样地做着汇报，他甚至激动地说道：“这几年，我们霍山县有了很大的发展，既脱帽，又加冕，脱掉了贫困县的帽子，戴上了‘奔小康’的帽子。”接着就把全县的国民生产总值、粮食产量、财政收入和农民增收的各种数字，熟练地报了一遍。他还准备把各种成绩的统计数字一一报来，温家宝却截住了他的话头，忽然问：“你这个县这么好，可以按时发工资吗？”

县委书记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们不欠全县职工一分钱！”

温家宝点到了他下车看过的那个村庄的名字。

县委书记不禁一愣。但他马上指出：“那是我们县最穷的一个村。”

温家宝幽默地笑道：“你最穷的一个村，就被我看到了？”

县委书记这才知道遇上了麻烦，偷偷地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省委领导，见省委领导都面无表情地望着他，不由得急出了一头汗。

温家宝严肃地说：“同志们，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数字，我更看重农民家里的生活水平是否真的提高。你们都很年轻，我希望你们多到农民群众的家里看看，真正做到脱贫很不容易，何况有些脱贫了还会返贫呢。”

也就是在那一次，温家宝要看龙河口水库淹没区农民的生活状况，舒城县却安排了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村子让他看。他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这儿是淹没区吗？”

县委书记见瞒不过。只得照实说：“不算淹没区，只是边缘地带。”

“我要看淹没区，看最贫困的村子。”

舒城县委书记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因为以往下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或省领导，没谁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安排领导参观“形象工程”，视察“闪光点”，早已成了一条程式化的不变的“规矩”。于是，这位县委书记搪塞道：“那儿路不通。”

“你说的不通，是不是车子开不进去？”温家宝认真地问。

“是。”

“走路要走多远呢？”

县委书记想了想说：“十公里吧。”

温家宝一听，朗声笑道：“不算远，那我们就走去。”说着，做了个挽裤脚赶路的动作。

当时的省委书记卢荣景见温家宝决心已定，马上接过话：“快上车，开到哪儿不能开了，再下车走嘛！”

于是大家陆续上车。

舒城县委书记说“路不通”，只是不希望温家宝看到穷得不像样子的地方。不过，他又是一个实在人，见省委书记表了态同意去看，也就没再留点儿心眼，把自己曾说过路不通还须走上十公里的话忘得一干二净，指挥着司机顺顺当当地将车开进了一个村子里。

省农经委的吴昭仁在和我们讲起这段插曲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无地自容的神色。他说：“我当时一听县委书记说‘到了，下车吧!’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心想，你这个县委书记真要命，说过这村子车开不进去，你至少也要停得远一点，让大家走几步，哪能让车一下子进了村？这让陪同的省领导在中央领导跟前，脸往哪搁？这时就听走在我边上的王昭耀副省长说：‘地上有缝都想钻进去……’搞得我们一个个灰头土脸，硬着头皮走下车。”

那确实是个很穷的村子，房子不像房子，阴暗潮湿，因为农舍里太黑，大白天走进屋，半天看不见东西。其实，看见跟没看见都不重要，许多农家家徒四壁，半个村子跑下来，没看到谁家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温家宝一连看了几户农家，心情很是沉重。

又一次，温家宝到安徽检查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工作。在阜南县，县里安排是看小陈庄，这是一个新建的村，两排楼房十分漂亮地拥路而立，中间的马路也修得很宽，看上去不仅富足，还透出几分气势。但是，温家宝下车后只看了一眼，就拒绝进村去看。

这弄得陪同的领导十分尴尬。

吴昭仁是多次陪同温家宝到安徽各地视察的，彼此已经很熟悉，他打破僵局走上去说道：“既然来了，进村看看吧！”

“不看，”温家宝不为所动，“要我看什么呢？无非就是几个有钱人，盖了几幢新楼房。”

县里领导忙解释：“还有个座谈会……人已到齐了。”

温家宝坚持说：“这个座谈会我不参加。”

现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窘迫。

这时，走来了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温家宝于是上前打问：“搬到这儿来，你们是自愿的吗？”

对方高声答道：“完全是自愿的。”

温家宝若有所思地又问：“住这样的房子，花了多少钱哪？”

“两万多。”

温家宝朝村里望了望，空无一人，就打量起走过来的这两个“农民”。显然他已从对方回话的口气中悟出了什么，指着其中的一人问：“你在村里具体干什么呀？”

对方说：“支部书记。”

温家宝幽默地笑了：“那我就问问你，为什么要修这么宽的马路，占用这么多的耕地呢？”

支部书记哑口无言。

重新回到阜阳市，市委将温家宝一行安排在国际大酒店，温家宝一听是“国际大酒店”，坚决不住，要求住招待所。

由于温家宝的坚持，最后下榻在作为市委招待所的“颍州宾馆”。晚饭后，温家宝也不愿休息，要求安排两个县委领导汇报有关工作。汇报时，太和县委书记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刚念了个开头，温家宝就示意对方停下来：“你们不要念稿子好吗？”

离开了稿子，这位县委书记竟不知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了，变得吞吞吐吐，十分狼狈。

温家宝失望地摇了摇头，说道：“今天下午，我很生气，在阜南县的那个村子里，见不到一个群众，不知道你们想让我看什么？去年，我到河南省，一个县委书记也叫我去看一个这样的村子，见不到农民，村里的马路修得比你们这儿看到的还宽，房子也比这儿漂亮，我就问那个县委书记，这样好的村子在你县占多少呀？他支支吾吾地说，百分之二十吧。我说，好，就是占到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农村是个什么样子呢？我更想知道你们县百分之八十农村的情况，你带我去看看好吗？他马上说，路不通，不好去。我说，车子去不成，人总可以走进去吧，那么多的农民可以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走呢？你带路，我要进去看看！”

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

陪同的安徽同志，当然听得出此番话的意思。借故路不通，不希望他看到自己管辖范围的落后面、贫困状况的，不止是河南省的那位县委书记，他在安徽舒城县就有过同样的遭遇。只给上面展示“政绩”，看“莺歌燕舞”，这种弄虚作假的现象，已经像瘟疫一样在中国各地蔓延成灾。

那天晚上，温家宝谈了很多，谈得推心置腹：“阜阳地区我来过几次，通过前后对比，我看有很大发展，农民生活也有很大改善，当然离小康的要求、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一个地区里面也还有很大的不平衡。可能有很好的村，但也有相当多的一般村，还有很多贫困村。就一个村子来讲，也很不平衡，有富裕户，有大量的一般户，也有比较困难的户。我觉得我们的农民非常知足，就吃几碗白米饭，没什么菜，住的又是那个样子，但是对党，对政府，却没有什么怨言，非常朴实。我感到我们的农民，是非常有觉悟的，越是这样，我们的干部就越应该觉得自己身上的责任重。怎么帮助农民尽快地富起来，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说：“事关农村的政策问题，我就想到安徽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因为这里有许多熟悉情况、又敢于发表意见的同志。我每次来都很有收获。我的好多政策上的想法，都是我随便下车了解到的。地方上准备的东西，和要看的地方，往往是一些比较典型、比较成熟的闪光点，不是说这些地方不真实，但常常不具备普遍性。所以，我非常喜欢随便走走看看。我的调查研究很简单，就是开车随便进一个村，有时要谈一个小时，也可以跟农民谈一天。最长的一次是在铁岭，我坐在炕头上和农民谈心，从中知道了好多事情：土地关系、分配关系、干群关系。不坐下来深入地谈，就很难了解到。即使这样，我仍觉得自己对农村的了解恐怕至多只有十分之一，大量的情况还是不了解的。我知道农村的情况并不都是好的，需要我们去看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希望今天的座谈，能畅所欲言，有什么情况就讲什么情况。”

他是从天津市旧城区一个普通的胡同里走出来的，有着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二十一平方米房屋里的经历，因此，“平民情结”一直根植在他心中。他非常喜欢深入基层，在全国的两千多个县中，他居然跑了一千八百多个县，这在中央一级的领导中，恐怕是最多的。

那一天，他动了感情说道：“我们党的政策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我还希望去看绝大多数群众。如果农村都这么好的话，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在北京郊区的房山，我看到过许多农民仍在看九英寸的黑白电视，难道你们这里比北京郊区还好吗？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关心少数人!”

他特别强调：“我再说一遍，我是来搞调查研究的，不是来参观的，请你们不要只让看‘闪光点’!”

坐在会场上的阜阳市委书记王怀忠是个绝顶的聪明人，他马上离开会场，慌忙要人给颍上县打招呼，将原安排第二天去颍上参观“全球环境五百佳”的小张庄与八里河的计划取消；并交待，从阜阳宾馆拉过去的那些高档餐具和借去的厨师，统统连夜撤回，不得有误！

2004年第10期 陈云主持的两次调查会　作者：苏　星

陈云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法，长期以来，为全党所称颂。这里，我只根据自己亲自接触的事情，对陈云怎样做调查研究，讲几点个人体会。

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

陈云常说，做工作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怎样才能做到唯实呢？主要靠调查研究。他告诉我们：“领导机关决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他不仅这样说，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后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困难，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具体办法，并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战略决策。这个讲话，起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受到全党的热烈拥护。

陈云的讲话，为什么能够如此深入人心，使大家信服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从实际出发的，符合实际。能做到这一点，则得益于他所作的大量的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1961年，他首先到农村做农业调查。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今天看，这些建议已无足轻重，但能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提出这样的建议，还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

1961年秋，陈云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两个座谈会，做工业调查。10月14日至11月3日，召开煤炭座谈会；11月24日至12月11日，召开钢铁座谈会。两个会前后开了37天。按原计划还要开一个机械工业座谈会，由于陈云身体不好，1962年初开了一次会，就停下来了。我当时在《红旗》杂志社工作，领导曾派我列席煤炭和钢铁座谈会，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在会上，我认真听大家的发言，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这是一次终生难忘的学习机会。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三年“大跃进”的情况和问题，而且亲身领会到陈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研究的方法。

煤炭座谈会开始，陈云首先说明了座谈会的性质和开会的方法。他说：根据典型的情况（从61个直属矿选了6个矿）找出若干问题，专门讨论。可以得出共同的意见，也可以得出不同的意见。共同的意见也不做结论。讨论中分两类问题：一类是厂矿内部的问题，一类是从部、从全国的角度看的问题，即属于全局性的问题。工业和农业不同，必须同时考虑企业内和企业外的问题。讨论方法：先报告，再专题讨论，重点在专题讨论。从10月14日到20日，听了6个矿务局的报告，21日听了煤炭工业部部长的报告。汇报时，陈云每天按时到会，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每一位同志的发言，而且把要点记下来。在听汇报过程中，有时也插话，但插话不多。煤炭部部长汇报后，陈云提出了18个讨论题目，其中包括：三年来煤炭产量上升的原因，1960年下降的原因，现在的生产能力有多大？其余都是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工人住在农村的家属粮食定量不够的问题。他认为，讨论最怕囫囵吞枣，问题分得细，讨论反而快。

经过讨论，陈云根据大家的意见，把三年煤炭产量上升归纳为四个原因：（一）增加来自老井、新井、卫星井和工程煤；（二）底子好；（三）干劲大；（四）不适当的开采（约6000万吨）。1961年煤炭生产下降的原因：（一）生产指标高了；（二）基本建设摊子大了；（三）因此，材料、设备分配少了，带病运转；（四）生活从1959年开始出问题；（五）管理混乱（技术革命、工具、巷道维修、各种制度）。他指出，采掘跟不上，是指标高逼的，生产指标摆在第一位，别的都同它有关。陈云说：“头几年不管什么原因总是上去了。中央、地方都积极得很。当然，预先看到问题可以改，但是也很难。通过这次座谈会，一要了解问题所在，二看综合水平如何，三是研究十年八年以内的根本性问题。

钢铁工业座谈会的调查研究方法，和煤炭座谈会大体相同。

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了重大的调整部署。他主张，把十年（1963-1972年）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同时提出，减少城市人口；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在这一战略部署的指导下，中国经济才慢慢从困境中摆脱出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希望。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郑重宣告，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无所顾忌左思右想

调查研究的成败，关键是被调查者敢不敢讲真话。要使被调查者讲真话，首先调查者必须讲真话。

煤炭座谈会一开始，陈云就强调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他说：座谈会要无所顾忌，左思右想，不要怕说右倾。从各种角度考虑问题会周到一些，避免片面性。

这几句话太重要了。至少是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党内说假话成风。比赛谁的假话说得大。说真话则被扣上“右倾”的帽子，受到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敢讲真话？这个座谈会，如果和过去一样，只讲假话，不讲真话，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陈云同志提出的无所顾忌，左思右想，对与会者是一个思想大解放，大家都敢说真话了，才有可能开好这次座谈会。

在会议过程中，陈云一再强调讲真话。

第一天，陈云在听完阳泉矿务局党委书记的汇报以后说：革命总是有对有错，好事讲不坏，坏事讲不好。见了面只是哈哈哈，革命会大势已去。胜利了的革命也会大势已去。革命是讲道理的，真理不能说成为谬误，谬误也不能说成为真理。一看就对的人，世界上还没有。在陈云的鼓励下，汇报的同志确实做到了畅所欲言。

在汇报中，党委书记们对煤炭产量下降列举了许多原因。如高指标，追产量，加班加点挤了维修时间；采煤方法不当，吃厚煤层多，吃薄煤层少，大巷失修，工作条件变坏；材料设备供应不足；新工人多，技术水平和思想觉悟低；管理削弱……但最突出的是生活问题。阜新的同志说：由于生活问题解决不了，粮食和副食品不足，工人体力普遍下降。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大跃进”带来的。1958年以后，管理制度剩下不到一半，而且自流了；指标过高，规章制度（包括计划平衡、采掘衔接）不能坚持，乱采乱掘；取消计件工资，使劳动生产率下降了；生活困难，带来职工队伍不稳定；技术人员政策不落实，有功不显，有过难逃；群众对干部说的话失去信任，说“1958年号召什么听什么，1959年怀疑，1960年不敢说也不敢信了”。

汇报以后，一位党委书记说：“过去只能在桌子下面讲的话，现在也搬到桌子上面来了”。陈云说：“共产党员的桌子下面的话，总有一天要搬到桌子上面来”。有人开玩笑，说“除非是和老婆说的话”。有人说：“那也不一定。”

要做事后诸葛亮

有一位党委书记在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以后说：我这都是事后诸葛亮。

陈云对大家说：就是要做事后诸葛亮。他说：没有事后诸葛亮，就没有事前诸葛亮，事后诸葛亮就是总结经验。错误不可避免，要客观，要接受经验教训，肃反的经验最多，没搞过的也会出“左”。土地改革也是一样，去过中央苏区的人，还是可能出“左”。许多事情自己没有经历过，就容易出问题。每个部门都有很多争论，问题是采取正确态度，要客观地看问题，否则，今后还会重犯错误。

当煤炭部谈到“大跃进”期间生产和基本建设规模的比例关系遭到破坏时，陈云说：最核心的问题是每年增加多少煤。但每年能增加多少，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10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头三年每年增加2690万吨。过去一个时期建设煤矿靠外国设备。现在要转到完全靠国产设备，争取配套。这样，每年增加2300万吨不容易，增加2000万吨比较充裕。

总结三年“大跃进”的教训，陈云提出，一定要算账。生产和基建所需要的主要设备、一般设备、辅助材料、三类物资到底需要多少？几项材料要分别计算。以后做老实事，材料不够，可以请示综合机关，或者吃老本，或者减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是算账，一是材料和指标要一致。算账很重要，五块钱只能做五块钱的事，不能做八块钱的事。他特别强调，不要怕降低指标，向下是实的，向上是虚的，下马总有个底。东西多出来了，谁也吃不下去，半年以后可以作结论。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调整到100亿元，半年以后东西多出来了，结果完成138亿元。

陈云很注意引导大家认识错误的性质。他说：我们在农村推广密植、种双季稻都是好心，但方法不对。我们是好人有缺点。比如电力排灌农民就非常满意。我们究竟是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做坏事是出于本心还是方法不对？完全可以用事实说服农民。

对于如何纠正错误，陈云认为，纠正只要开始走一步，就松动了。有了十二条（即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才有六十条，即《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不要急了，要一步一步认识。

陈云的话使与会同志在认识上、思想方法上受到很大启发。当时煤炭和钢铁工业虽然正处在困境，两个部门的同志不但没有垂头丧气，通过座谈会，向领导讲了心里话，反而提高了信心。

我讲的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已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1984年，陈云就说：“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比50年代大得多，也复杂得多。50年代适用的一些做法，很多现在已不再适用。”但我认为，陈云的调查研究的精神和方法并未过时。它是不朽的。

2004年第10期 我们怎样安排上级访穷村　作者：韩立坚

1989年春，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曹光福和科长顾星，一起到我们滨海调查农村脱贫情况，要求安排到最穷的村调查。当时我任县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按对口接待的原则，由我负责陪同他们进行调研。

要求到最穷的村，具体到哪几个乡镇、哪些村呢？我请示有关领导，他们很有顾虑，担心被抓到反面典型。于是决定安排到北坍乡渠东等村调查。这些村在滨海来说，属于中等偏上的村，但对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却说是“最穷的村”。实地调查的时候，只见一排排居民点整齐划一，户户都住上了新瓦房，每户粮食囤子里都有几千斤粮食，真可谓“大囤满，小囤流”，一片兴旺富裕的景象。再看看田块，横竖成方，沟渠配套，三麦、绿肥布局科学，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到一点“穷”样。看到这些“最穷的村”如此脱贫，曹光福和顾星却一点高兴不起来，反而频频皱眉、摇头，最后终于和我摊牌了。

原来，前几年江苏省委、省政府曾经组织有关部门深入到徐、淮、连、盐地区调查，省委农工部长吴同志写了一篇调查报告《一个值得重视的贫困地带》。这篇调查报告确实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重视，省成立了扶贫办公室，协调有关部门在苏北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扶贫工作。随着扶贫工作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地区上报显赫的脱贫成果，形势越来越喜人，似乎扶贫任务已经结束了，有不少人建议撤销扶贫办公室。但省委、省政府领导为了慎重起见，委托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苏北贫困带走访调查一下，看看最穷的乡村现在经济发展和群众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到底有没有脱贫？省委、省政府将根据调查情况，作出进一步决策。

曹光福苦笑道：“这次从徐州、淮阴到滨海，每到一处我们都要求看最穷的地方，但每次实际看到的都是比较富庶的地方。苏北是不是真的全部脱贫了？这可关系到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啊！”

接着，曹光福再三要求我们安排他们看看真正穷的地方，并表示这次调查，决不影响滨海的政绩，也不会抓反典型、抓辫子。

我感到他们这次调查的严肃性和对省领导决策的影响，立即打电话向县委领导如实汇报并请示办法，他们终于同意我陪同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到真正贫困的地方调查。

我把省委研究室的同志带到天场乡马套村，他们终于访到了穷村。听说省里有人来调查了，不少农民很快围上来。只见人们不但衣衫褴褛，而且明显营养不良，面露菜色。到各户走走，各家囤子里只有作为烧柴的稻谷壳子，却没有什么粮食，有的人家草房四沿墙壁将要崩裂，梁和檩条用树棍顶着，草绳捆着，稍有风雨就要倒塌。再到大田看看，只见田块横七竖八，白花花的盐碱泛冒处，连茅草都不生。这里与北坍比较起来，真正是天壤之别！

离开企求脱贫的乡亲们，曹光福感叹两个（下转54页）（上接22页）“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解放这么多年，我们国家还有这么穷的地方！更没想到在我们江苏，还有这么穷的地方！”他们接着又和我一起到沿苏北灌溉总渠北的几个穷乡跑了一趟，回来迅速与县委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委托县委政策研究室实事求是撰写一份调查报告，迅速送给他们。

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很快写出了《一个值得进一步重视的贫困地带》的调查报告。我坚持实话实说，把滨海贫困状况、致贫原因、扶贫建议，如实地反映出来。材料经县委主要领导同志阅后，我立即赶赴南京直送曹光福。省委政策研究室复印后，给副省级以上领导人每人送一份。

这份调查报告以及曹光福、顾星同志的直接汇报，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重视。他们连续三年派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到滨海驻点调查，对滨海以及其它贫困地区的情况了解越来越透彻，不但没有撤销扶贫办公室，而且成立了有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扶贫领导小组，对苏北重点地区持续开展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使这一区域的经济和社会面貌终于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

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常想：如果省委研究室同志不是那么执著于实事求是，坚持要揭示真相；如果滨海县不顾全大局，仍然用假情况应付上级，那么，江苏的扶贫很可能十几年前就高奏“凯歌”，苏北老区百万贫困农户也可能无从受惠脱贫了！

我又想，贫困地区的面积那么大，涉及到的人那么多（仅滨海县贫困乡村就有二十多万人口），为什么上级不但听不到如实的汇报，而且调查起来竟会那样困难，甚至无法调查呢？

2004年第10期 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　作者：申泮文

周恩来和温家宝都是天津南开中学的毕业生。周恩来在1913—1917年期间就读于南中，那时南中是4年制私立学校。温家宝在1954—1960年期间在南中就读，这时南中已经是6年制的公立学校了。两位总理在中学学习期间相距40余年，不同时代、不同家庭出身、不同成长经历、不同锻炼，但同为国务院总理，同出于同一名校，这里有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这必然性就在于南开中学四所学校（南开系统4所中学，即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重庆南开中学，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培养人才的作用，不同凡响，历届毕业生中英才辈出，在全国中等学校中人才效益独占鳌头。这符合于国际教育规律，就好像是英国牛津大学多出首相，美国哈佛大学多出专家。

为纪念建校100周年，南开中学于今年5月1—8日在北京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场“百年南开”展览，盛况空前。在观展人题词中，有一名知名校友作了如下题字：

南开百年成功教育的魅力在于：

（1）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不拘一格育人才；

（2）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

（3）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参展的工作人员和许多校友，一致认为这个题词题得好，总结概括了南开办学特色，每一条都涵盖了许多南开故事。据此，作者就以此题字为纲，写一写我所知道的南开故事，也借以表达一位校友的祝贺。

一真诚的教育家办教育不拘一格育人才

在南开学校的百年教育中，不拘一格培育人才的故事是很多的，最典范的故事，是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范孙）作为伯乐，善待周恩来，把他培养成材的故事。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天津人。满清末年1883年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年清廷委派他出任贵州学政，相当于今日的教育厅长，在任4年，尽心于推广新学，选拔人才，不遗余力。当时正是甲午战争之后，内忧外患，国势危殆。严修忧国忧民，认为要强中国，必须创办新教育，培养新人才。后离职回北京，上疏朝廷，建议开办“经济特科”（就是创办现代科技文教的新式学校），1898年光绪皇帝批准了他的奏疏，但却因此得罪了全朝廷的保守派，罢了他全部的兼职，只留下了编修虚职。1898年末严修辞官回天津，专心致志于兴办新式教育。

从1901年开始，严修逐步改革自己开办的家塾课程，并改聘教师，请张伯苓等来做家塾教席。1904年改家塾为敬业中学堂，后因房舍不敷应用，1906年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聘请张伯苓为监督（即校长）。严修聘请张伯苓，并帮助他办教育，也是严修慧眼识人，不拘一格选人才。张伯苓原是海军专科学校毕业的一介士官生，严修把他聘来，委以重任，当新学教师，当校长，带他出国考察，从办中学、办大学直到办完整的教育体系的学校，让张伯苓在教育实践中成长，终于把张伯苓培养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伟大教育家。

南开中学在张伯苓的锐意经营下，始终保持优良纯朴的学风，教师授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精心培育，赢得社会上很高声誉。同时，校内社团活跃，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兼重体育锻炼。全国各地优秀青年纷纷慕名来津投考。学生人数十年间发展到近千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周恩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周恩来于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入学后，就显示出他的优良品德和卓越的才能。他学习上孜孜不倦，成绩突出，还积极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深受同学爱戴，并也得到校董严修的格外赏识。严修称赞周恩来：“此子有宰相之才”。不久就建立了交往关系。1916年春，南开举行全校作文比赛，试卷由严修亲自批阅。结果周恩来取得全校第一名。发给的奖品是一面奖旗，旗上有严修亲笔书写的四个字“含英咀华”。严修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即关照学校减免周恩来的学宿费。周恩来是当时南中唯一的免费生。

1917年6月，周恩来以优异成绩毕业，获得金质奖章和奖状。不久，在严修和张伯苓等师友的资助下，周恩来赴日本留学。

1917年8月，张伯苓赴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教育。翌年4月，严修亦去美国考察教育，为创建南开大学做准备。此时严修已年近花甲，赴美旅程途经日本，在东京约见周恩来，数次晤谈，留日南开同学亲治菜肴便餐招待了严修，师生相聚甚欢。在东京逗留8日，登轮离开日本时周恩来码头送行。

严修到美国后，部分时间与张伯苓相伴，晚间听张伯苓讲教育，白天参观访问或随张伯苓到哥大听课。其余时间遍游美国和加拿大，考察各级各类学校，详查其教育体制，访问了许多校长和教师，同时也考察了彼邦与教育有关的设施如图书馆、博物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等。旅美为时半载，年底偕张伯苓回国，返途仍经日本，再次晤及周恩来等人，并聚餐合影留念。

严、张返津后，立即投入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经半年紧张筹备，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正式开办，9月5—6日举行入学考试。此时周恩来已应严修之召，提前回国，参加考试。经合格录取，入文科班学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届学生。南开大学于1919年9月25日举行开学典礼，次日开班上课。但是周恩来并没有从此闭门读书，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五四”运动后天津市人民抵抗反动北洋政府镇压爱国行动的斗争和支援全国人民的抗暴斗争，成为天津市人民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1920年1月末周恩来等四人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投入监狱，历经半年之久。在群众运动正义压力下，反动当局于7月17日被迫释放了周恩来等人，但同时北洋政府教育部命令南开大学开除周恩来的学籍。张伯苓被迫接受了开除命令。

尽管处境不利，但严修对周恩来仍非常关怀，继续培养周恩来。是年，严修捐款7000银元，设立“范孙奖学金”，经征得张伯苓和校董的同意，选定周恩来和李福景二人，派遣出国留学。李福景到英国，周恩来到法国。严修并在严家账上为周设立专门户头，每半年支款一次，托人负责转寄。后来李福景获得英方学校奖学金，将应得的范孙奖学金退还，严修鉴于周恩来在法国的开支较大，将原奖给周李二人的奖学金一并支付给周恩来一人使用。严修原本希望周恩来到西方上大学求学上进，周恩来没有去上大学，而是在寻访西方的革命理论、考察工人运动，最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主持中共旅欧支部的活动。

周恩来在法国的活动情况传回国内，便有友人进言严修，说“周恩来这个人已经变了心，参加了共产党，你不要再支持他了。”严修回答道：“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继续汇钱给周恩来给予支持，直至1924年7月周恩来奉中共中央命令回国参加国内革命斗争为止。严范孙在经济上支持了周恩来在法国的整整4年的革命活动。严修与周恩来在意识形态上有矛盾和冲突，例如，严修反对学生运动中所谓的过火行为，这与周恩来的彻底革命意识相悖。又如严、张向达官、贵人、军阀捐款助学，周恩来则坚决反对，并见诸文字和言论。严修则不以为然，说“盗泉虽不可饮，但可濯我足，何利而不为！”面对矛盾冲突，严修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周恩来，而以“人各有志，不能相强”支持周恩来的自主发展。可见严修的宽宏师德。

周恩来到法国留学，不在邓小平、聂荣臻等人的“勤工俭学”之列，过去的历史文献有误载。《严修日记》（原稿存天津档案馆）的记录可以证明，周的旅欧之行，完全是严修资助的。另一项记录是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周恩来告诉我说，‘当时有朋友提到，我用了严修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引用了中国一句成语‘人各有志’。我感激他。”严、周的忘年友谊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朵奇葩。

二爱国主义教育环境出英才———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的学生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相继沦陷。随后日军铁蹄越过长城，入侵华北。1933年春夏之交，抗日将领冯玉祥、吉鸿昌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奋起抵抗日军的侵略，因南京政府的阻挠破坏而告失败。当年5月南京政府与日军竟然签订了《塘沽协定》，承认冀东、冀北、绥东为“非武装区”，日军可以进驻长城线内，华北门户洞开。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群情激愤，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爱国抗日学生运动逐渐向高潮发展。在全国孕育形成了抗敌救亡和遍地英雄人物脱颖而出的伟大氛围。

1934年10月，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在开幕式上，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学生组织了庞大的拉拉队，数百人整队坐在主席台对面斜坡看台上。用黑色和白色方巾布旗，组编“勿忘国耻”、“勿忘东北”、“收复失地”等大字旗号标语，表达南开师生的抗日情绪、有的同学还现场散发了抗日传单。在主席台上就坐的日本领事当场提出抗议，大会总指挥张伯苓校长当即予以拒绝，说群众活动无法干预。日本领事遂通过该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南京政府教育部电令张伯苓对学生们进行约束，避免事态扩大。张伯苓便把拉拉队负责人找来，对学生们说：“你们这件事办得讨厌，讨厌得好，希望你们以后继续这么讨厌。”学生们心领神会，知道张校长是支持他们的爱国行动的，更加坚定了抗日信念。

《塘沽协定》后，南开中学学生中组织的抗日小团体，犹如雨后春笋，但政治属性比较复杂。例如亲共抗日的左翼文艺团体“野烟社”，国文教师张锋伯和社会学教师吴宽带领学生组织的“青年友社”，军事训练教官带领的“学生军事训练队”骨干等。“野烟社”是1936班学生高云屏、张炳元、梁华（白文治）等自发组织的文艺团体，组织出版不定期刊物《野烟》，发表追求光明、揭露黑暗、宣传抗日、赞美红军等文艺作品。但此时他们仅是有进步倾向的学生，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取得联系。只是到了“一二·九”运动时期，他们三人才成为南开中学第一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除高云屏等的地下党支部外，当时南中还有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其成员有吴祖贻、叶笃成（方实）等。他们一起成为推动南开中学学生抗日运动的骨干力量。

张锋伯和吴宽是两位学生们尊敬的爱国教师，负责辅导学生会工作，常在课余之暇，组织学生，讨论抗日救国大计，受到学生们的欢迎。在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之际，张锋伯、吴宽带领学生会起草了“反对塘沽协定宣言”，被天津市和学校当局制止，他们二人被迫辞职。离校前，在熟识的学生中组织了抗日团体“青年友社”，以“反蒋抗日”为纲领，引导青年学生走上抗日救国道路。当时学生们并不知道张锋伯的政治背景，只是到了新中国建立后，张锋伯以西安市副市长、陕西省民盟主委、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公开亮相时，大家才知道在中学任教时，他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员。张锋伯原是西北军冯玉祥将军的幕僚，冯玉祥内战失败下野，隐居泰山读书时，才转入南开中学执教。在1936—1937年的学生抗日运动当中，青年友社确实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参加青年友社的同学横跨3个年级，记忆起来的有：1935班的李璞、徐文园、张中厚、王大纯、申泮文，1936班的王树勋、申宪文、张开运、么自兴、滕国定，汪绍诚等，1937班的刘东生、涂光炽、刘守悌、杨綮、林观善和低年级的王曾壮、涂光涵等。

抗日战争前，南开中学设有南京政府派来的军事教官，主管各年级学生的军事训练，他们都是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军官，任务除了负责军训之外，当然还有为南京政府作正面形象宣传的责任，鼓励学生投考国民党政府主办的航空军校和中央（黄埔）军校。由于人们头脑中的正统思想，南京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蒋介石是政府领袖，还是有人相信的，所以仍有学生向往投笔从戎考军校。这在当时抗日救国大环境下，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为国捐躯大志却是殊途同归也是正常的。1935—1937班投考了军事学校有记录的同学是：

中央航空军校，邹道宽、裘志鹏、柳东辉、宋寿椿、王绶昌、刘维权、欧阳寿、徐世友等。

中央军官学校，潘成伟、宁金波、林俊德、王秉立、申质文、段昌义等。

“一二·一八”天津学生大游行1935年6月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何（应钦）梅（津）协定》，将华北军事、政治、经济主权悉数奉送给日寇。11月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防共自治政府”，随后南京政府委派宋哲元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危在旦夕。在这紧急关头，北平学生掀起了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2月18日南开中学学生800人参加了天津学生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示威大游行。当晚南中学生在校内举行集会讨论进一步开展救亡活动。会上有人提议集体赴南京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经表决多数通过。当晚南中学生370余人赴天津西站卧轨拦截火车，津浦路中断。于是学生改步行去南京请愿，行30余里至杨柳青，学校派人和家长劝阻，用汽车将学生接回学校，宣布提前放寒假以平息运动。返校后有百余学生决定分头秘密赴南京，12月30日有109人到达，几经交涉，得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和教育部长王世杰接见，劝阻抚慰有加，又由校友出面劝说，挂了一辆火车厢押解回津。

“五·二八”天津学生大游行进入1936年，天津形势日益恶劣，日军增兵、浪人猖狂走私贩毒，海河浮尸不断（中国工人修日军地下秘密工事后被杀害），风雨欲来。5月28日，南开中学学生在天津学联统一的组织下参加全市大示威游行，控诉日本侵略、走私、贩毒等罪行。在官银号广场前开群众大会，南开中学学生会主席吴祖贻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抨击国民党政府亲日媚外政策。游行后天津保安队200余人武装包围了南开中学，禁止人员出入，三天后始解除包围。这次示威游行很成功，群众一致提出“拥护廿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抗日”等口号，对天津市人民和全国人民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在这次运动中，南中地下党组织成员和青年友社社员都起了骨干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平津沦陷，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空军炸毁。南开大学奉命西迁长沙，与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广大学生开始分散，或参军抗战、或参加革命、或西去复课、或观望彷徨。“八一三”上海战兴，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第一战区（上海地区）司令长官，张锋伯随赴战区司令部襄佐战务，南中36班学生申宪文、申振民（申健）随同服务。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攻袭我军侧背，致使上海前线30万大军仓皇后撤，造成重大损失。淞沪沦陷，日军进逼南京，12月上旬南京失守，12月13日发生南京大屠杀，举世震惊。

第一战区撤销，张锋伯回到家乡陕西，1938年春初任临潼县县长。他立意把临潼建设成为一座游击县，准备在日军渡（黄）河西犯时，以游击战阻击敌军。张锋伯号召南开中学学生及青年友社同学来临潼效力，共赴国难。前来效力的南开学生有：1935班的李璞、李廉、王大纯、徐文园、叶笃正；1936班的申宪文、么自兴、滕国定、王树勋、郑怀之、张开运、郭文昭；1937班的涂光炽、李明、王松生、殷汝棠、许寿谔等，纷纷争往临潼，呈一时之盛。张锋伯充分发挥同学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能力，在临潼县开展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运动，动员民众，准备战争，受到临潼贫下中农的拥戴。经半年的工作，在临潼秘密组织起拥有3000条枪的农民武装。但好景不长，张锋伯的农村改革和秘密武装活动，受忌于在临潼的国民党驻军，1938年8月驻军宋希濂部逮捕张锋伯并将其投入监狱。同学们部分分散到陕西各县市去做中学教师，大部分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转去延安，到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参加了革命，有的人入了党后，又被派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学习和做党的工作。散留在陕西各地的同学也陆续来到昆明，入西南联大学习。所有以上这些同学都学有所成，后来为新中国的政治建设（王树勋、郑怀之、殷汝棠、王松声、许寿谔）、经济建设（徐文园）或科技建设（叶笃正、王大纯、涂光炽、李璞）做出了重大贡献。张锋伯被捕后，经营救，三个月后无罪释放，回到西安，以西安著名士绅身份为掩护，继续为党做革命工作。

大批南开中学校友为国捐躯成为光荣烈士其中有1936毕业生吴祖眙、张炳元、田文莼、岳岱四位同志。1987年5月3日，1936班校友在天津南开中学校园内建立了四烈士纪念碑，碑名由革命元老薄一波同志题字。

在国民政府空军中的南开校友为国捐躯的烈士，有记录可查的共有7位：

张锡祜，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为张伯苓校长的四公子，投考航空军校为第三期学员，抗日战争开始，于1937年8月14日准备参加上海之战前，不幸在江西上空失事殉职。

沈崇海，南开中学1931班毕业生，考入航校，为第三期学员。1937年8月19日参加上海空战，俯冲直撞敌舰，人、机、敌舰同归于尽。

刘承祜，南开中学1932班学生，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学员，1936年3月16日因飞行事故殉职。

柳东辉，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考入中央航校为第六期学员，1942年3月17日在四川涪陵上空因飞机故障，失事殉职。

刘维权，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为航空学校第六期学员，1937年8月14日我机5架在浙江曹娥上空与日机20架空战，击落敌机四架，刘维权坐机被击伤，身负重伤，迫降海宁，经医治无效，光荣殉职。

陆家琪，南开中学1935班同学，中央空军学校第六期学员，1944年10月4日驾机飞临日占区，为地面炮火击中光荣殉职。

陈康，天津南开中学1937班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九期学习，任上校大队长，战功彪炳，荣获多种嘉奖。1944年10月1日对日作战时不幸阵亡，追赠空军少将。

三 培养高层次人才立足于国内

南开中学在一百年期间，师生成长为各类科技院士（包括少数外国院士）者多达60余人，占全国中等学校的榜首。

在1904~1934期间，南开中学毕业生后来成长为院士的有：

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

梅贻琦陶孟和吴大猷钱思亮殷宏章

新中国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江泽涵张文佑殷宏章罗沛霖吴阶平

陈新民黄家驷李文采罗常培范文澜

何其芳何炳棣

1934年，南开中学建校30周年，欣逢张伯苓校长60岁寿诞，校友们为两庆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典礼，捐资建设了范孙楼（包括校友楼）和奖学基金。这次庆祝的实际意义远非寻常：南开中学三十而立，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优秀办学方针和传统，从此给南开教育开辟了优秀人才辈出的时代。

到了1935年毕业班、1936年毕业班和1937年毕业班，南开中学的人才工程发生了重大转机，从此开始了一个连续多年毕业生中成批量地成长出未来的院士的历史时期。

1935、1936、1937三个毕业班都是人才大班。以1935班为例，毕业生151人，后来成长出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美国工程院院士、二十多位大学教授、四十多位高科技人员以及著名的中国现代诗人和文学家、许多抗日英雄、新中国国家干部等等。36班和37班人才茂盛情况大体与此类似。

1937年秋，天津市南开校园被侵华日军所毁，举校南迁，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到昆明联合组成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中学主任喻传鉴率领办学骨干管理班子和精英教师队伍入川，并入张伯苓校长于1936年提前建设的重庆南渝中学，组成战时办学体系。1938年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继承了南开优良的教育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后为第二南开中学）在天津复校，重庆南开中学在渝续办，与抗日战争期间按南开体系承办的四川自贡蜀光中学，形成为南开体系四所姊妹学校，教育风范辉映于祖国南北。这四所中学都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或省市重点学校。

南开中学的津校和渝校在建国后，虽然都经过体制改编的周折，津校并且是从废墟上重建，经历多重困难，但经形势的转变和教职工的共同奋斗，南开的教育传统终于得到了传承和发展。

南开校友数尽风流，许多校友院士执掌着我国科技事业牛耳，例如周光召曾是中国科学院院长，朱亚光曾是中国工程院院长，（下转64页）（上接28页）钱思亮和吴大猷曾先后是旧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张存浩曾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等。这项人才业绩的统计材料是纪念南开教育事业百年辉煌的最好礼物。

下面提供一个统计图表，记录天津、重庆南开中学院士工程的辉煌成果，可以说明南开的教育精神是百年传承持续发展的。

2004年第10期 蒋介石对军事失败的检讨　作者：张开森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逃离成都，乘飞机直抵台湾。

在孤岛上重新营造窝巢后，蒋介石痛定思痛，开始检讨起自己在大陆的失败特别是军事失败的原因。

对军事战略的检讨

首先，蒋介石认识到自己在发动内战之初所实行的“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他说：“我们在进攻中虽然占领了许多城市，却要处处设防，尤其是交通要点和后方基地更须置重兵据守，每处至少布置了一团以上兵力，我们的兵力就这样被四处分散，并且都成了不能机动使用的‘呆兵’。而共军则能随时集中主力，采取主动，在我们正面积极活动，伺机突袭，将我各个击破。”在此之前，蒋介石还曾说过：“国军处处设防，备多力分，形成处处薄弱之虞。共匪乘此弱点，乃‘以大吃小’之战法，集中其全力攻击我薄弱之一点，于是屡被其各个击破，此所以逐渐造成今日严重之局势。”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尽管承认自己犯了战略错误，蒋介石却将导致自己战略失误的原因归咎于马歇尔的调处。他说：战争爆发之初，“我们政府误信马歇尔的调处，将最精良的国军开到东北，以致内地空虚，各战场都感到兵力单薄。战略上一经犯了错误，那在战术上是无法补救的，如此，当然失败得更快。”

蒋介石在1956年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中称：“从军事方面检讨，首先要知道打仗是求胜利的；而俄帝的诈术，乃使他的敌人不能打仗，却又使他不能求得胜利。”抗战胜利后，“我们克敌军事是无往不利的，国军处于这样优势，本可一鼓作气，勇往直前，而军事调解处的3人小组，每在我国军进展之处，总是提出严重的抗议，妨碍阻挠，真使我国军束手挨打，不能不使之功亏一篑。而敌人受了致命打击之后，不仅还有喘息的机会，反而使之能从容整补，养成其坐大反噬，卒使我们遭到这样最后的崩溃。”“所以我们军事失败，可以说仍然是失败在外交上的”。

对军事制度的检讨

军队内部的腐败，是国民党在大陆战败另一个重要原因。蒋介石对此感受得非常深切：“自从抗战末期到现在，我们国民革命军内部所表现的贪污、腐败的内容和实情，真是光怪陆离，简直令人不能想象。”他认识到这跟各项军事制度———诸如教育、人事、经理制度皆未能健全建立有着重要关系。

蒋介石指出：“我们军队里面，功过不分，是非不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军队里面没有监察制度。”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实行党代表制与政治工作制度。后来“因为所有部队长官都受过党的训练，又因为军队职权宜求统一，故采取一元制度，即以各部队长为建军的骨干”。自从党代表制取消，政治部改成部队长的幕僚机关以后，军队的监察即无以实施，同时，因为政工人事的不健全，故政训工作亦完全失败。“整个部队即失其重心”，如此，“我们军队怎么能不失败，不崩溃呢？”

蒋介石痛陈：国民党军队“根本没有现代的军事学识”，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蒋批评国民党军队各级军官“学得太少，又不注意补充”；“大多数出身于农村社会及资产阶级子弟，偏于保守型的多”，一向安于“养尊处优的环境”。蒋总结说：“大家虽然生在现在科学时代，而大家的精神、学术、生活、行动，都不配做一个现代的军人。”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酬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

针对国民党军队存在的上述弊端，蒋介石发誓“要彻底改革过来”。他认为“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连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决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

对军队纪纲的检讨

蒋介石认为，军队纪纲的败坏导致国民党军队丧失了战斗力。1950年3月19日，蒋介石在题为《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的讲演中检讨道：“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是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蒋介石还沉痛地说：“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如再不彻底觉悟，那这种军队非自取灭亡不可”。

在《军队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演说中，蒋介石还一口气列举出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八大缺点：1、“本位主义”。“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平时相处则互相摩擦，互相攻讦，在战场上则不能协同一致，互相合作。2、“包办主义”。“一切事情，不论自己是否可以胜任，先就包揽下来，不许大家过问，其结果使得彼此争权夺利，而业务则废弛拖沓。”3、“消极被动，推渎责任”。4、“在办事的时候，不能分别轻重缓急，不经过研究考虑，大而无当，粗制滥造。”5、“含糊笼统，不求正确。”6、“因循守旧，得过且过。”7、“迟疑犹豫，徘徊却顾。”8、“主观自大，固步自封。”

蒋介石指出：“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间，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任呢？而且，一般的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

在军民关系方面，蒋介石承认“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他指出：“我们军队每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

为了重整军队的纪纲，蒋介石提出必须要“官兵一体”、“生活一致”。蒋要求各级首脑与士兵同甘共苦。在军民关系方面，蒋还提出了“军民合一”的口号。

经过上述检讨反省，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他的军队已成了“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军人们也已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蒋介石最终得出结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

2004年第10期 文革中人民日报社的几次突发事件　作者：季　音

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革”，已经结束近30年。“往事依稀浑似梦”，那些疯狂的日日夜夜，仿佛已是很遥远的事。但我这个亲历了这场浩劫的过来人，却不能把它忘却，当我提笔写这篇回忆文字的时候，往事不觉又一幕幕活生生地再现在我眼前。

这里，我写的是自己亲历的几个片断。

一

“文革”的正式发难应当从何时算起？这有多种说法。有的说应当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算起。有的说应当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5·16通知》之日算起。但我的亲身感受是，文革风暴，是从《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天起，才铺天盖地地刮起来的。那是1966年6月1日。

作为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在社论发表前夕，已经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连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也都感到惶惶不可终日。

5月31日下午，一大溜小汽车驶进报社大门，来者全穿着军装，还带来了10多个解放军战士。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瞧着这群神秘的来客，预感到灾难即将降临。

果然，过了不多会儿，广播喇叭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我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里已坐满了人，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人，坐在中心的是个其貌不扬的小矮个子，人们一眼就认出，他是当时正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操着一口难懂的福建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他眨着小眼睛，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我头脑嗡地一下，简直被打蒙了。政变？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机关报里搞政变？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真要改朝换代了吗？

全场鸦雀无声，连一点轻微的咳嗽声都没有，压抑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

第二天，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由陈伯达口授的杀气腾腾的社论，实质上宣告全国“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

报社很快就乱开来了。不少革命热情高涨的人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号召，纷纷揭竿而起，成立这样那样的“战斗队”，最大的造反组织叫“遵义红旗”。顾名思义，是代表正确路线的，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久，就由他们牵头召开了名曰批斗走资派的斗争大会，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文革”中报社的第一次大型批斗会，也是一次大打出手的武斗会。

那天，编辑部大楼里突然人声喧哗，口号声与“当当”的敲打搪瓷脸盆声此起彼落，一队队造反派战士押着一个个“牛鬼蛇神”从楼道上走过来，向五楼会议室走去。队伍里有个报社的副总编辑，手拎一个破脸盆，一边敲，一边大声喊：“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这显然是押着他的造反派逼着他如此表演的。

我只在门缝里张望了一下，就赶紧退回到办公桌边，我知道在这种场合躲得越远越好。

离我办公室不远是文艺部，已经决定调出的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听到楼道上的喧哗声，就走出办公室探看究竟。

“走！你也不是个好东西！”几个造反派一拥而上，抓住正在门口探望的陈笑雨，把他推进了正在游楼的“牛鬼蛇神”行列，一起押到五楼会议室。

这次批斗会是一次十分残酷的打人会，造反勇士们对被斗对象一个个拳打脚踢，毫不留情。平时身体很棒的国际部“摘帽右派”胡骑，被一个耳光打倒在地，从此他的这只耳朵被打聋了。陈笑雨这个平时斯斯文文的知识分子，也被打得很凶，满脸血痕，再也站立不住。

就在当天傍晚，饱受凌辱的陈笑雨投河自尽。这是“文革”期间人民日报社第一个自杀者。我与陈笑雨战争年代曾经在苏北淮阴的《新华日报》(华中版)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是一个待人热情、很有才华的同志，不幸成了“文革”的殉葬者之一。

批斗会上凶残的打人场面，使报社广大有良心的人深深受到震憾，一致谴责这种暴行。

可是那年头，把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伟大领袖的教导，敢于打人正是造反精神强的表现。打人事件依然不断出现。被押在报社印刷厂车间劳动的报社总编辑吴冷西，一天发现自己放在桌上的手表被人偷走了，他开始时不敢吭声，后来只是对边上的人低声问了几句，一个造反派闻声过来，迎头给了吴冷西一个耳光，打得吴踉跄几步，几乎跌倒。

从那以后，大小批斗会没完没了地召开着。报社里一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为了表现自己“最革命”，他们不满足于只在社内批斗走资派，又想出了一个新招，决定把批斗对象扩大到社外。一天，报社的广播喇叭发出通知，要全社人员立即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走进五楼会场，才知道今天是批斗彭德怀和胡乔木，不觉吃了一惊。会场上有许多人的脸上都露出惊愕和不安。两个被斗者是被先后押上台的。彭德怀身材魁梧，依然不失军人风度，只是多年来的无情折磨，使他显得苍老而憔悴。

批斗纯粹是老一套，造反派勇士大声吼道：“彭德怀，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必须老实交待！”

“我从来不反对毛主席！”彭老总的声音洪亮，沉着，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是对造反小丑的呵斥。

乏味的批斗就在这一问一答中进行。我相信会场上大多数人的心都向着彭老总。

接着批斗胡乔木。他本来个子不高，是个文弱书生，在造反派的推推搡搡下，几乎栽倒在台上。胡乔木是长期领导《人民日报》，深受全社员工爱戴的领导人，今天竟然被押到报社来，当众凌辱他，这使许多同志都心如刀绞。从胡乔木被押上台，我不忍看那场面，就低下头去，直到会议基本结束。

造反派想从批斗彭德怀、胡乔木中捞一根稻草，结果只是使他们在社内更加声名狼藉。

此时，报社内部两个最大的造反派组织打开激烈的派仗，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所有楼道。我什么战斗队都不参加，当起了逍遥派，每天以读大字报混日子。

二

乱哄哄的日子过得快。到1968年，中央文革小组提出要“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是革命队伍内部混进了各类坏人，必须一个不漏地揪出来，真正来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人民日报社搞了一场小小“政变”的陈伯达，决定亲临阶级斗争第一线。他选定新成立的文革部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试点。

一天下午，我所在的文革部领导小组通知，今天下班后全部工作人员不准回家，晚上有重要活动。

大约到了八九点钟，领导小组负责人陪着陈伯达和姚文元走进文革部办公室。我们立即列队站立，等候这两位“文革”大红人的训话。

他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就开始对文革部人员进行审问式的对话。姚文元拿着一厚本文革部工作人员花名册，站在陈伯达身边，为他一个个点名，陈伯达就循着次序，挨个儿地向队列里的人询问，盘查他们的家庭成分，本人政治面貌，何时参加革命，过去犯过什么错误等，询问得异常详细。还不时提出些怪问题，要对方当场回答，谁回答得稍有迟缓，他更紧追不舍，接连发问，仿佛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一个潜藏的反革命分子。

这情景，不免使大家感到紧张不安，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盘问在一个又一个地进行，果然意想不到的怪事接连发生。当轮到文革部编辑白夜时，陈伯达灵机一动，发问：“你为什么叫白夜这个怪名字？”

白夜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陈伯达翻了翻花名册，发出一声阴笑：“原来是地主家庭出身，怪不得叫这个怪名字，还不是不分白天黑夜地剥削贫下中农！”

盘问轮到另一个编辑赵近宇。这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新中国成立前曾在《益世报》等旧报纸工作过。陈伯达问到这里顿时来了精神。

“你在反动的《益世报》工作过吗？”

“是的。”赵近宇有点紧张。

“你家里是不是藏着电台？”

一向胆小的赵近宇一听，吓得面色发白，连忙解释：“没有这事，没有这事。

陈伯达叮嘱站在边上的造反派头头，要他们认真查一查这件事。

当盘问到另一个女同志时，形势就更紧张了。这位女同志的父亲在敌伪时期曾经当过伪警察局长，她早就与反动父亲划清了界限，并如实向组织上作了交待。这时，陈伯达与姚文元低声交谈了几句，转身严厉地问：

“你父亲当过警察局长？”

“是的。”

“哎哟，那可是个大官呀！”陈伯达装出一副鬼脸，忽然蹦出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他可不要把我抓起来哟！”

陈伯达的怪论一出，我们禁不住都笑了起来。姚文元在旁顿时沉下了脸大声训斥：“这是严肃的无产阶级政治，有什么好笑的！”

陈伯达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的查问只进行了一半多一些，大概是认为自己已经做了示范，就宣布暂时停止，随即离开了文革部办公室。我不觉松了一口气。

不久，“清理阶级队伍”在全报社展开了。采取的是“自报公议，人人过关”的形式，每个人在会上详尽交待自己的历史，听候公众评审。这就又一次挑起了群众斗群众。凡是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或者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个个被拉出来，坐到被告席上，听候群众审查。

本来已经紊乱不堪的报社内部，形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三

清理阶级队伍真是“战果辉煌”，一个个新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大部分押送进了不久前设立在图书馆地下室的“牛棚”。造反派选定了这个密不透风的地下室作为“牛棚”，是很高明的，这里只有一条楼道通到地面，要想从这里逃出去可不容易。被关进“牛棚”的所谓牛鬼蛇神，完全失去了自由，他们只能是早请示，晚汇报，像宗教信徒那样背诵“最高指示”，余下就是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就这样看守严密的囚室，还是有人逃了出来，走上了自杀之路。她，就是群工部的一个普通干部赵湖。

人，在被逼得走投无路，处于绝望的时候，他们往往选择了最后的一个解脱办法，这就是自杀。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日趋激烈，自杀事件一个接一个地发生。

陈笑雨是报社第一个自杀的(邓拓已调出报社，不算在内)。第二个自杀的就是赵湖这个不幸的妈妈。赵湖在敌伪统治时期曾经有过一段一般历史问题，过去早已查得一清二楚。这次造反派却翻出旧账，狠狠批斗她，要她老实交待。赵湖为人老实巴交，不善言辞，批斗大会上造反派提出一个又一个不近情理的难题，要她回答，可怜她说的是一口浓重的山西土话，怎么说人们也听不懂，于是会场上一片“赵湖必须低头认罪”的斥责声，夹杂着阵阵嘲笑声，急得在台上的赵湖不知如何是好。我坐在会场上，心想，这哪里是什么批斗会，分明是残酷而下贱的对不幸者的戏弄。不久，赵湖被关进“牛棚”，成了“牛鬼蛇神”。

一天早晨，我正在二楼办公室打扫卫生，忽听外边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朝外一看，原来是赵湖正气喘吁吁地奔过来，显然是从“牛棚”逃出来的。

“赵湖怎么跑出来啦！她要干什么？”我惊异地想。走到门外，赵湖已经飞跑上了三楼，不一会儿。传来一声沉闷的震响，这个有着几个孩子的母亲，跳楼自杀了。

报社第三个自杀者是和我在同一办公室的刘晓，一个在1957年的“扩大化”灾难里被错打成右派的老干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去延安途中，曾经有过一段曲折的经历。具体情节我已记不清楚了。大概他一度被国民党军队抓住，后来他设法逃了出来，依然义无返顾地投奔延安。这段历史过去早已查清，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可是这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造反派不分青红皂白，硬说他是国民党派遣到延安的特务。刘晓为人老实厚道，完全不是那帮胡搅蛮缠的造反派的对手，凭他怎么解释，也洗不清劈头盖脸地向他泼来的污水。在小组会上，他被造反派追问得瞠目结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那绝望的神情，我在旁看了不禁心酸。

一天下午，办公室的广播喇叭响了：“明天下午两点，在五楼会议室召开批斗右派分子刘晓大会。”

刘晓听了，脸上登时白得像张纸，两眼发直。我看他的脸色不对，估计他肯定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便走过去安慰他说：“老刘，你不要紧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总是可以说清楚的，你要想得开，别胡思乱想。”我和刘晓是同命运的人，有共同语言，平时我们两人最谈得拢。我以为我的劝说也许能起些作用。

刘晓听了我的话，没有吱声，仍然两眼呆滞。

当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默默地喝了一瓶“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民日报社在“文革”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走上了自杀之路？我查不到确切数字，有的说七八个，有的说还要多些。

人，本来是生活的主人，他们理应受到尊重，受到呵护，受到关爱。俗话说，人命关天，难道还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么？可是，在“文革”那个彻底颠倒了是非的疯狂年代，人的生命被视为草芥，死几个人如同踩死几只蚂蚁。

尽管社内不断出现死人事件，可是祸国殃民的“文革”依然在照常进行。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人民日报社才迎来了新生。

2004年第10期 大跃进时期的青年突击队　作者：柴成岳

1958年大跃进初期，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水利化”运动。兴师动众，全县四万多名修渠大军中有近5000名各族男女青年组成的100多个青年突击队，在各主要“水利化”工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的劳动成果，除少部分在以后水利建设中作为现成工程基础使用外，大部分只作为大跃进的遗迹存在下来。

（一）

1958年3月间，正值互助县大部分地区开始春耕大生产的时候，中共互助县委发出“苦战四十天”，实现“水利化”的号召，提出要使“全县112万亩耕地除21万亩脑山地不需要浇水外，80万亩山旱地要变成水浇地，加上原来的10万亩水地，全县16万人，每人平均水地由原来的6分4厘增加到5亩6分4厘。从根本上改变互助县的干旱面貌”。同时发出“苦干硬干30天，九峡河水搬上山，倒引五峰泉水上西山，全县水利化，幸福万万年”的战斗口号。还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警诫口号：“无暮气，水源广；有朝气，渠就成。”县上成立了“水利化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县委第一书记亲任总指挥。各大干渠建立了指挥所，分别由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和省里下来的处长等（都担任副总指挥）分兵把守。

于是紧急在全县春耕第一线调出占总劳动力40%的四万多男女劳动力，按军事化的组织和行动要求，由各乡镇和农业社干部带队，三两天时间匆忙到指定地点安营扎寨，迅速在全互助土族自治县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水利化”运动。

互助土族自治县按自然条件分称三类地区：一是北部大石山麓一带，高寒潮湿、无霜期短，俗称脑山地区。现在又有个新叫法称九峡地区；二是县城南部有水浇地的四条小川道，俗称川水地区；三便是互助县的主体部分，典型的黄土高原，俗称浅山。这里山体破碎、沟壑纵横，常年干旱。“40天实现水利化”、“80万亩山旱地变成水浇地”，指的主要就是这一地区。

在这水源多在石山峡、渠道多数分布在黄土山的地方兴修水利，艰苦程度相当大。先就十多条干渠来说，从石山峡起步，一路都有工程很艰巨的地段。有的要经过石山砂坡，有的要挖通阴湾冻土；再说每条干渠都要跨越多少不等的山垭沟壑。全县计有较大的山垭沟壑44处之多。那时候没有钢筋水泥，不把这些山垭沟壑填起来，就无法连接土干渠，也不能够撑起木渡槽。而这些山垭沟壑的挖填，土、石方量都很大。可当时挖砂填土和装运土石的工具，只有当地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锨、镐和枝条编的背篓。夯土压坝只有农民打土墙用的石蛋础子。

在工程如此艰巨、工具如此古旧的情况下，全县四万多男女劳动力在30多天时间里，花费127万多个艰苦劳动日，在海拔2540公尺至2940公尺高的16条大山上修成7条大干渠、9条小干渠、90多条分支渠，填平44个山垭与沟壑，架起全长6600米的木渡槽和倒洪管。

就这样，虽说那个“水利化”没有“化”出一亩水浇地，可是全长有2720余公里的盘山渠一时出现在土族之乡的山山岭岭，呈现在当时世人面前。

（二）

当着全县“水利化”跃进洪流汹涌兴起，全县各级共青团组织紧跟党的跃进步伐，

很快在全县参加“水利化”的23000多名男女青年中组织起有近5000名青年参加的180多个青年突击队和青年爆破组。这些突击队和爆破组，面对非常艰巨的工程，他们都勇敢地承担攻坚任务。36个日日夜夜，他们在各干渠工地都表现勇敢顽强。

南门峡干渠石方段是该干渠的关键工程。其中有30余公尺长的一段渠线全是石头坡。还有一节石方段所在的地名叫“贼路沟”，当地人说这地方能“滑倒雀儿、摔死蛇”，可见其有多么的陡峭。像这样的工程任务，就是干渠指挥所交给双树等乡500名青年组成的10个青年突击队限期完成的。

红崖子沟东旱滩干渠需要凿通一孔长48.7公尺、高4公尺、宽4.5公尺的涵洞。这项工程先由小寨农业社第七生产队承揽。开工六天后，当从两头洞口往深处打时，越往里加着石砂的土越硬。干渠指挥所发现打这个洞难度大、费工多，要不及时调换人马，会影响全干渠的完工进程，于是将这个洞的挖凿任务转交给青年突击队。10名突击队员接手后，克服洞内石坚土硬、空气稀薄、油灯不亮等困难，顽强苦干16个昼夜，终于把洞开通。巴洪乡一个有18名土族和汉族青年组成的突击队，从“水利化”开始一直在石山砂坡执行攻坚任务。他们曾置生死于度外，系身于数十公尺高的悬崖上破劈坚石，六天时间打通了这条干渠上一段艰险地段。该干渠负责人誉称巴洪青年突击队是本干渠的开路先锋。

中国农民能吃苦，古今中外人共识。1958年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水利化”给全县农民增添了许多苦。广大青年在“水利化”上更是集中地经受了几十天“苦”的磨练。不产棉花的青海农民就是到了上世纪50年代，穿一件棉布衣服都是不容易的。当时的“水利化”工地上赤脚裸背进行劳动的人随处可见。那时候人们宁愿使自己的皮肉受点苦，也不肯拿能穿的衣服衬背篓。一次在席芨沟填坝工地上有记者前来采访，《青海日报》总编乔迁在注意查看青年突击队劳动情况时，发现有个突击队员肩头被运土的背篓压伤。乔迁于是把那个突击队全体队员叫到一起逐一查看，结果全队30名队员尽管都用破旧衣服衬护着自己的皮肤，可他们中多一半人的脊背或肩头不是被压肿，就是被磨伤。

五峰干渠龙口门段尽是砟板石，平峰等农业社三个青年突击队120名小伙子从“水利化”开始一直在那里开挖。他们以自己骨肉之躯和无情的砟板石作对的30天时间里，不但每天都是汗垢满面，而且部分人因被石块砸伤，流过血。

那时候的水利工地填坝运土都用条编背篓靠脊背背。西干渠填坝工地上参加运土的纳家农业社青年突击队队长、共青团员沈占全嫌人背效率低，回家做出个单轮小推车，到工地把装土的背篓架在上面推着跑，结果运土效率比背背篓运土高一两倍不说，人还轻松多了。于是纳家这个青年突击队带动全工地运土全用单轱辘小车架上背篓推，加快了整个运土填坝进度。县水利化指挥部知道后，同团县委联合在这个工地召开现场会，向全县推广了沈占全等青年积极改革工具、加快填坝进度的经验，从而对全县“水利化”工程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时间已过去40多年，至今令人不能忘记的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我们那时的青年总不忘谨守先公后私、孝敬老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仓家沟青年突击队队长、团支部书记刘凤琴，是父母的独生女儿，她在五峰干渠工地和别的突击队长一样，接受任务从不选轻避重。凡交给他们突击队的攻坚任务都能如期完成。可有时晚上召集突击队长开会，在工地上找不到她。不久人们发现：每天收工后就是天晚，甚至雨夜，刘凤琴和土族姑娘王万芬相伴回家，早晨天刚亮大家上工前她俩已在工地上。后来才知道：原来刘凤琴父母年老，母亲患病。她从担任青年突击队队长后，整天带领队员突击干活，照顾父母的事自己悄悄装在心里，只能天晚，收了工才有王万芬主动给她做伴，翻山越沟夜行五六华里路回家照顾老人并抓一下家务活。还有个藏族女青年叫高占秀，是白多青年突击队队员。她也因为公婆年老、丈夫在外、且有吃奶小孩在家，白天不迟到早退到工地劳动，晚上不顾山高路远，回家照顾公婆和小孩。30多天“水利化”运动中，一直未误一天工，也未欠一次照顾老人和孩子的爱心。

（三）

笔者当时是青年团的一名基层干部，在互助县的“水利化”运动中一直为青年突击队摇旗呐喊。那时候作为新中国青年，自己思想单纯，一心向上，整天思考的主要是如何带领广大青年发挥好党的助手作用。后来互助县那个“水利化”运动搞罢，那个“水利化总指挥部”完成历史使命，眼看在全县刚修成的所有干渠都无水流的情况下，一个“放水典礼”便宣告“水利化”成功，那么大的谎言有人竟敢如此郑重地讲，我的思想这才出了问题，并且牛犊不怕虎似的亮出思想问题。这就在1959年不可避免地成为反右倾运动的批判对象。从此，我再没有和那些朝气勃勃的青年群体在一起劳动、唱歌、说笑和编咏歌谣。和他们在一起时的兄弟情谊以及热烈情景，有时还在脑子里出现，一出现，我便沉浸在沉思之中。

2004年第10期 《开国大典》采写回顾　作者：李　普

《开国大典》那条新闻是我采写的。新闻界有朋友要我讲讲这条新闻采写的过程。建国50周年的时候媒体有人访问过我，问到那时候我紧张不紧张，我就从这儿讲起吧。主要讲过去没想到的，现在认识有所提高。

当然紧张，紧张到前一晚怕睡不好觉，怕第二天没精神，所以第一次吃了安眠药。现在是每晚必吃，起码三四十年了。那是第一次，果然睡好了，第二天精神很好。

除了紧张的一面，过去没想到同时还有骄傲的一面，觉得这次采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见的大场面多了。比如我采访过抗战时期蒋介石检阅青年军，我离蒋介石站的地方只有几公尺。那天我没碰见别的记者，大概那些同行早知道那件事没有报道的价值。不过，我们党对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很注意，我是应当去看看的。哪怕没有什么可写，可以说是忠于职守吧。

这里说到我对采访开国大典有骄傲的一面，主要表现是我因此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一个老记者不应当发生这样的失误。怕睡不好觉固然也可以算是一种准备，更重要的是还应当尽一切努力设想和准备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才是实质性的准备，很要紧。后来我才知道，大典之前，对大检阅和大游行至少预演了一次，也可能是两次，现在记不清了。我却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层，完全没往这方面想。如果我去看了预演，采访和写作当然会有所不同，起码会轻松得多。

现在回想，何以我没有想到有预演的可能，并且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呢？这个问题不简单，这是由于那时候我还完全没有进入“角色”。这意思是说，到了解放区，特别是到了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党”，我这个记者属于领导党的一方，这同在国民党统治区采访大不相同。开国大典之前预演一番，只有共产党才做得到，而且我们党历来重视大检阅大游行这类的事，岂有不预演之理。我偏偏没往这方面想，还是习惯那老一套，像在重庆当《新华日报》记者那样，临时采访、临时写稿子，岂不是完全没有进入角色？

有没有这种政治敏感，这是对一个记者最重要的检验。老记者应当知道，不仅我们党特别重视大检阅大游行，以苏联为首的各国党都如此，因为这是培养领袖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培养个人崇拜最有效的手段之一。领袖高高在上，万千群众远远在下面仰望着高呼万岁，领袖也就越发显得伟大威风而且带着几分神秘感、越发叫人觉得高深莫测、与常人不同。同时，平常比较冷静的人，在群情激动之下也会热血沸腾。季羡林教授在他的《牛棚杂忆》一书中描写了这种情景，他说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又曾多年在德国吃洋面包，“毛主席万岁”他本来是喊不出口的，在国庆大典的游行中他也被弄得如痴如醉而高喊起来，从此就习以为常了。胡锦涛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没这么做，是个大进步。希望今后再也不要出现这一套。

此后两年我还在新华社。每年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都要举行大检阅、大游行，都是我的事。每次大同小异，用不着看预演，而且每次预先写好稿子，第二天到现场采访，不过是核对一下罢了。

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采访，开头我是站在毛泽东后排听他宣读“公告”，听他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然后向他要了那份“公告”。公告上贴着一张手写的字条，写着中央人民政府全体委员的名字，那是根据张治中的建议临时加上去的。毛泽东指着那张字条叮嘱我：照此发表，注意这张字条，千万不要弄丢了。然后我就在城楼上四处走，注意现场情况的发展，寻找现场感觉，同时为当天那条新闻打腹稿。

80岁以后我越发明白了，严格说来我算不得个好记者。讲写作，可以说还够格；但是那次采访很差劲。这一点也是过去没想到的。那次采访我注意了用眼睛看，搜索现场感，这是对的，我早已习惯这样做。但是我既没有想到看预演，在现场更没有开口提问，这就太差劲了。城楼上的开国元勋，有些我认识，有的很熟悉。在重庆，外宾来访，人家刚到，就有记者问人家有什么感想，这很可笑。可是这时对那些开国元勋，哪怕是这样很幼稚的提问，人家也是有得说的，至少我还可以同他们谈谈天。我没有开口，只是走来走去。大摄影记者侯波为我拍了好几个不同位置的镜头，那时候我还不认得她。当然，我忙于用眼睛看，专注于现场的情景，同时全力打腹稿，也是个原因。

由于采访差劲，写稿的时候就出现了困难，这是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具体情形记不清了。只记得胡乔木审稿的时候一再叹气，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他修改以后还不放心，要我再送给彭真看看。这时候木已成舟，彭真也没有办法。大概他也增删了几个字，只好通过。附带说一句，这种审稿，他们都是同我商量着一起改的。

去年在电话上同好友苏仲湘谈天，他说他的一位朋友，一位语法和修辞专家，对我那篇《开国大典》有所批评。我认为那位朋友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记不确切，昨天再问仲湘，他便把那位朋友的书给了我。作者黄鸿森，书名《报刊纠错例说》，是仲湘写的序。这本书的每一篇，都从实例出发展开议论，涉及许多学科的学问，足见作者功力深厚，绝非单纯咬文嚼字者可比。作者很谦虚。书中《文章评改篇》这一部分中有一篇《白圭之玷———重读〈开国大典〉》，写得很客气，文中说了许多赞美的话。说那时他正在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这条新闻把开启一个时代的庄严盛大的庆典，用生动的新闻笔法，浓缩在800字之中描绘出来，写得层次井然，气氛热烈，受到我们这些学新闻的同学们的普遍赞扬。”他还注意到当晚游行队伍全部走出会场已经九点多钟，这条稿子第二天就要见报，还要翻译成外文对外发稿，写作时间之仓促可想而知。

他说了这么多好话，同时提了四点意见，并且说明那是他同一位当日的同窗重读这条新闻“共同作出的挑剔”。那些意见，我心悦诚服，首先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毛泽东的职务。新闻开头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不对，那是后来的事。当时他的职务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二、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出现，不宜放在状语位置。新闻说：“当毛泽东主席在主席台上出现时，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似可改为：“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全场沸腾着欢呼和掌声。”如果能写上他登上主席台的时间，更好。

三、“各委员”的“各”，省去为好。

四、两个词语商榷。新闻说“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动词宾词搭配不很妥贴。“开动”一般用于需要较强功率驱动的对象，至于“电钮”，“按下”就可以了。二是，按下电钮，国旗升起，没有必要加个“使”字。“使”既然可有可无，多一字不如少一字。

所有上述这些，我想现在大概也还是有点儿用处的吧。政治敏感第一，思想要宽广，眼界要开阔，否则还在说糊涂话，茫然不知自己已经被远远地抛在时代后面。新闻界这方面的事例太多了，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可见这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其中学问很大，很不容易做到。同时，新闻必然准确、必须完全符合事实，不可弄错，当然更不许想像，不许虚构。新闻写作要力求简洁，这也是为读者着想，珍惜人家的时间。其实也是为自己着想，文章长了没人看。所以写新闻要有寸土必争的劲头，要惜墨如金。

2004年第10期 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　作者：陈　敏

抗战有两个意义上的抗战，一个是金戈铁马的疆场格斗，一个是使节穿梭的外交搏杀。如果说前一个抗战发端于七七事变，那么后一个抗战则要早得多，至少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已逐次展开。而在后一个抗战逐次展开的最初阶段，最重要的战场竟然不是中美日三角外交，也不是中苏日三角外交，而是中德日外交。这鲜为人知的一幕，今天终于被留德外交官陈仁霞博士的处女作完全揭开。

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并不古板，其波澜壮阔，其跌宕起伏，其险状丛生，扣人心弦。国民政府面临日军铁蹄的节节进逼，忍辱含诟，但刚强不屈，在极端自私而冷漠的国际关系中苦苦挣扎，为中华民族博取生存空间。

一部抗战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求生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自救史。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国际关系最大的特征是弱肉强食，根本就没有任何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交换。正因为如此，虽然就道义角度而言，中国是受侵略的一方，理应受到广泛的国际援助。但相对来说对中国还算比较友善的美国，也认为中国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实现现代化是不大可能的，由日本人统治中国对美国最有利———同时也对中国有利。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就断言，中日争端的解决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有害，最好让日本在一个美国没有重大利益的地区，陷入一场非决定性的斗争；允许“我们远东政策的原则及和平理想”“蒙受进一步小损害”。于是，美国以“借刀杀人”为其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方面怂恿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为敌，镇压远东的大、小布尔什维克，一方面避免日美冲突。这就注定了美国对日本侵华仅停留于空洞的道义谴责，而不可能实际干预。对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求援，美国置若罔闻。甚至当1937年12月12日，侵华日军制造一起极端挑衅性的事件：故意在南京江面击沉美国“帕内号”，导致美方七十多人死亡，美国仍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平静处之，一如既往地对日本提供贷款和出售战略物资。

美国如是，苏联更无道义可言。苏联最大的噩梦，是遭受德日两国夹击。那么如何化解来自东方即来自日本的压力呢？苏联的主要对策，便是挑动中日冲突，并使中日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让日本这股祸水在中国泛滥，以牺牲中国为代价挽救苏联。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中日战争之全面爆发，在苏联当然是如愿以偿。为了让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援助，但这种援助是有限度的，那就是这种援助必须以不得罪日本为前提，必须以不把苏联卷入中日战争为前提。所以，无论国民政府如何再三恳求，苏联坚决拒绝对日出兵。在有限度地援助中国的同时，苏联暗中与日本一直勾勾搭搭，直至于1941年4月13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条约共四个条款，其第二条规定：“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这显然是对日本侵华的默许和纵容。苏日《共同宣言》更声称：“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以中国的神圣领土为相互馈赠的供品，苏联实现了确保东线安全的初衷；并从此断绝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这对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苦岁月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令人寒心的叛卖之举。

美苏如此，其他重要国家也不仗义。当中华民族面临生死之劫，国际社会却保持着可耻的沉默。中国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中迎战强敌，外交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一个危局接着一个危局，欺骗连着欺骗，叛卖连着叛卖。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抗日战争，再败再战，百折不回，艰苦卓绝，最终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目标，日本这头卤莽的野牛最终如中国期望的那样撞上了美国的脑门，迫使美国拔剑自卫，日本从此陷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终于告别孤军奋战，最终以弱克强，与盟国携手迎来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胜利。

一个国家应该始终将实际的国家利益置于意识形态的大词之上，应该始终由务实的专业的政治家而不是由意识形态化的专家来治理，外交上尤其如此。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二个结论。

在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竭力保持中立，这一点是从前甚少披露的。德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注定了德国根本不可能站到受害的正义的中国一方，而是要最终与同样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日本携手挑战文明世界，最终与中国为敌。但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德国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与日本沆瀣一气，在中日冲突的早期，德国还保持着相对清醒的头脑。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认识到，中国的战略地位和国际影响尽管还不是很强大，但不容忽视。德国需要同中国保持密切联系，使之既可以从中国获得德国从任何别的渠道所无法获得的扩充军备所必需的战略物资，而且可以向中国扩大商品输出以带动德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政治上为丛驱雀，即避免把中国逼上绝路而迫使中国与苏联结盟，以此来最终避免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对日本侵华政策是持异议的甚至是明确反对的。比如1937年7月28日，德国外交部就在给其驻日大使狄克逊的训令中明确指出：“日本欲以中国为基地对抗共产主义以履行防共协定，此举令人无法理解。须知，在第三国领土上对抗共产主义并非防共协定之目标。我们认为，日本的做法实已违反防共协定，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德国还几次向中方声明，1936年德日签署的防共协定并没有要求德国担负在中日战争中援助日本的义务。一方面对日本侵华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和他们主持下的德国外交部、德国国防部、德国经济部，坚决抵制建立亲日远东政策的强大呼声，苦心孤诣地维持中德邦交。以至于德国亲日派外交官狄克逊不能不悲哀地承认：“德国对东亚的同情，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对中日两国厚此薄彼。”“就连在外交部，亲华派的人数也压倒了亲日派，而且随着希特勒和纳粹党与日本关系的不断推进，前者的人数越是增加。”

抗战前夜和抗战的最初阶段，“亲华派”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3年，德国的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可以在后方坐镇指挥张学良的部队与日本关东军作战。而到1935年，德国在华军事顾问队伍已经达到70人的新高点。德国顾问团几年中为中国训练了30万中央军，成为日后抗战的重要力量。1937年“淞沪战役”日军惨遭失利，其速战速决击败中国军队、以此强迫国民政府订立城下之盟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而在此次战役中痛击日军的主力部队，就是德国顾问训练的中国精锐部队。正是因为“亲华派”的努力，1936年，德国帮助中国制定了《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以建立工业基础和为抵御日寇入侵做好充分准备。为了筹措实现该计划的建设资金，中德签署秘密的中德信用借款合同，德国政府给予中方货物信用借款1万万马克。中方将在随后5年中每年购买2000万马克金额的德国军火和机器，在10年内用各种农矿产品归还，每年为1000万马克。中国的军火供应也基本仰赖德国，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占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即便在抗战最初几个月，中国对日作战的军火仍有80%来自德国，以至于日本有人将这场战争称为对德战争。德国的做法当然令日本恼火。日本最终以不惜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相要挟，说服希特勒下达了停止对华军火供应、撤回在华德国顾问等禁令，但这些禁令仍一度遭到“亲华派”占上风的德国军方和外交部的强烈抵制。迫于军方和外交部的压力，德国国防部长戈林给国防部国防经济处处长托马斯上校发出指令：“仍以目前的方式继续与中国的贸易。”对于日方的抗议，德国外交部政治司长魏茨泽克毫不客气地反唇相讥：“不仅日本无权控制或质问德国武器输华，就连德国政府亦无权阻止私人对华军售。”外长牛赖特也表示：“德国武器输往中国，保持适当之限量。中德经济之发展，是基于纯粹商业基础，并非经由德日谈判所能解决。”1937年德国以易货供应方式输入中国的作战物资，价值高达8000多万马克，比1936年激增3倍多。直到1938年7月美国国务院统计七七事变以来各国输入中国军火的数量，德国仍压倒苏联居第一位，德国当时对中日战争的微妙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确实堪称精英，他们具有惊人的判断力，准确地预见了未来———不仅准确地预见了日本侵华必然导致的远东政治色彩的变化，而且他们一直认为日本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中国未必在中日战争中失败而日本很难在中日战争中取胜。这些方面，他们比日本要高明多倍。相形之下，日本是一个暴发户，得志便猖狂，卤莽而短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跟日本政客不在一个档次上。如果德国外交始终由这批政治精英主导，德国外交就会始终保持清醒，就可以一方面既把日本绑在反苏的战车上，一方面又维持中德邦交，继续从中国捞好处。这对德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最不坏的选择。换句话说，德日同盟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领导权的问题，是德国主导德日同盟，还是日本主导德日同盟。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坚持前一者选择，可惜的是，他们的选择并没有能够成为德国政府的最终选择。希特勒和他手下的一批纳粹党棍只有意识形态上的狂热，而并不具备起码的专业能力、务实精神，他们根本无从判断德国的国家利益何在，只基于意识形态的狂热来决定德国外交的方向。1936年以前，希特勒还没有完全树立他在德国的绝对个人权威，还无法一手遮天，因此不能不对德国传统的政治精英多所包容，德国的传统政治精英因此还能在外交方面发挥重要影响。但从1936年起，希特勒在德国范围内已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德国传统政治精英也就不再见容于希特勒，他们的悲剧和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悲剧便正式上演了。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被从他们在德国政坛的最后三个领地———外交部、国防部、经济部———逐渐排挤出去。里宾特洛甫之流的纳粹党棍最终彻底把持了德国外交的大权。里宾特洛甫之流一改德国传统政治精英的理性立场，不再对日本有警惕和防范之心，而是将德日同盟的主导权拱手相让，德国完全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德国传统政治精英苦心维护的中德友谊至此毁于一旦，德国与中国完全断交，而完全投向了日本的怀抱。德国的这种愚不可及的选择最终被历史证明为政治上的自杀。党派利益至上、意识形态狂热祸国殃民，中德关系的这种变迁，便是一个生动的印证。

抗战外交艰苦备至，抗战胜利来之不易。这是我从陈著得出的第三个结论。近代以降，中国屡战屡败。鸦片战争中，英军数千人横扫中国如入无人之境，半个世纪过去，中国依旧积贫积弱，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但从八国联军到七七事变不过三十来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不过九年，中国竟可以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的日本全面抗衡，并且是在内部不和、外交上孤立无援的极度危险的境况中与强敌日本抗衡。没有综合国力的根本改观，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敢于与强敌日本交手并坚持八年之久并最终完胜，这是中国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抗战将士在金戈铁马的疆场上的浴血格斗，现在已经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说法，可以告慰抗战将士的英魂了；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对国民政府的抗战外交的研究局限仍然很大，尤其对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及其成就，缺乏应有的估量。事实上，抗战中的疆场格斗和外交搏杀，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果不是国民政府奋力突围，终于使中国挣脱孤立状态，为中国抗战迎来广泛的国际援助，为中国抗战创造了最有利的的国际环境，中国抗战也就很难有军事上的持久，中国抗战可能就要经历更多的曲折，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国民政府抗战外交，在中德日三角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维护民族尊严的前提下，殚精竭虑，最大限度地延长了中德邦交，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德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德日结盟对中国抗战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的这一页，是应该在史册中大书的，是应该受到后人尊重的。

抗战外交中的中德日三角，在抗战前夜和抗战初期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瞩目的学者并不多，许多关键内幕因此一直无从获知。陈仁霞博士历数年之功，从已经尘封的德国外交档案中翻检出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写就《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一书，以崭新的史料、翔实的细节丰富了抗战大历史，揭开了我们原本暗昧的惊心动魄的中德日三国角力大场景，并使我们从这些惊心动魄的大场景中获取了很多新鲜的教益。在学界人心浮躁之今日，这样扎实的和具有开创意义的研究无疑是值得称道的。但陈著当然不可能没有缺陷，如何不受传统语境的制约，而真正做到思想上的独立和客观，窃以为是陈著改进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所有历史学者需要努力的方向。

2004年第10期 也谈胡风“清算”姚雪垠的旧案　作者：姜　弘

《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有一篇《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说的是当年路翎批评姚雪垠的旧事，把一两篇批评文章说成是胡风“清算”姚雪垠的“运动”，并把这说成是几年后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原因。这些奇怪的说法引起人们的注意，作为和当事人直接谈论过这两件事的人，把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说清楚。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路翎为什么批评姚雪垠；二是姚雪垠为什么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前者是文艺问题，后者则与政治有关。

第一个问题是姚雪垠主动向我提起的。1982年秋天，他和我谈到出版旧作的计划，并谈到了当年在重庆挨批评的旧事，说那时胡风很左，宗派主义严重，在文坛上很有势力，他们在《希望》上发表文章，大骂《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市侩主义、色情文学。其实，这些话他早已写进回忆录并公开发表了。接着，他向我透露回忆录里没有写的重要内容，即当年他挨批评的真正原因。他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也就是这件事的内幕：当时胡风他们要批茅盾，说茅盾的创作是客观主义的，色情。周总理不同意，出面制止。他们没有办法就骂我出气，因为茅盾和我的关系很好，充分肯定我的创作。这事牵涉到茅盾和总理，我不好说，背了几十年的黑锅。你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以后写文章的时候可以把我说的这些写进去……”

从姚家出来，我就近去看望胡风，谈话间很自然地提到刚才姚雪垠所说的“秘密”“内幕”。胡风一口否定，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在文艺问题上周总理从不下命令发指示，总是以商量的口吻提建议。他曾建议胡风把“客观主义”的提法改为“旁观主义”，那是为了避免哲学上的误解，与批评茅盾的事无关；他知道胡风所说的“客观主义”包括茅盾，却并未阻止对茅盾的批评。事实上有人指名道姓地批评茅盾，而批评者也是路翎。胡风说，那是文学思想上的原则分歧，他发表路翎的文章，是为了坚持文学上的鲁迅道路，坚持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抵制当时正在泛滥的客观主义倾向；把路翎的作品和茅盾的作品对照着研究，就会明白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客观主义。

几天以后，我到团结湖去看路翎，自然免不了要谈到姚雪垠。当时的路翎的思想还有些迟钝，记忆却并不差，他还记得当年重庆的论争，记得他写文章批评四个正走红的作家———茅盾、沙汀、姚雪垠、碧野。他的看法和胡风一样，说那是文艺观点上的分歧，他并不认识这几个人，更没有私人之间的交往，完全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批评他们所代表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他也承认，那时年轻（22岁）气盛，文字上或有过分尖刻之处，但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那种客观主义倾向是抗战期间文学上的一股逆流，也就是所谓的“抗战+恋爱”———标语口号+低级趣味”，姚雪垠的几部小说都有这种倾向。

当然，把茅盾和姚雪垠的作品笼统地称为“色情文学”，是不恰当的。虽然他们在这方面也确实有可议之处。

这本来是一次正常的文艺批评，可是，到了《炎黄春秋》上，路翎的两篇批评和阿垅的一篇杂文，竟变成了胡风有意发动的“清算”、“整肃”姚雪垠的“运动”，而且导致了1949年姚雪垠未能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的后果。

现在就来说第二个问题，即姚雪垠为什么没有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简单说来，就是上海解放前夕，姚雪垠卷进了一个中共地下市委接收上海的活动，后来这个地下市委被取缔了，盛怒之下的陈毅要处置姚雪垠，是夏衍出面说情，才交由文艺界把他送回了河南。当时具体处理这件事的是章靳以，他在写给河南省委的信里提出了四点意见：一、姚回去不要开欢迎会，二、不要给予特殊待遇，三、不要让他到处做报告，四、让他到生活中、群众中去好好改造思想。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和河南文艺界怎么可能推举他去出席文代大会呢？进入80年代以后，姚雪垠多次提到当年在河南所受极左势力的迫害，而且不点名地提到当时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的李蕤。李蕤则不同意把当年的一切，包括姚雪垠从上海回来所受待遇，统统说成是极左。为此，二人在《新文学史料》上打起笔墨官司。《新文学史料》主编楼适夷老人，曾向我了解姚李二人交恶的情况。楼适夷当年曾与章靳以一起参与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对姚雪垠的情况十分清楚，包括他从上海被送回河南的过程。当时，楼老还要我转告姚李二人：不要扯旧账，那样对两人都不好，《史料》也不会再发这种文章。我转达了，此后他们也都没有再提这回事。

2004年第10期 读郭述申同志遗嘱　作者：吴培根

郭述申同志度过了70多年的革命生涯，在进入90高龄后与世长辞了。他在83岁生日向亲属宣布的《我的遗嘱》，以安详的心态和平实的语言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坦荡的胸怀，读来感人至深。

郭老1994年7月14日逝世后，刘华清等同志发表了《德高望重，功垂千古》的悼念文章。但他在遗嘱中说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只是很平淡地说：“在我觉悟到要做一个共产党员，而要求入党（1927年6月）以来，已经整整60年了。在这漫长的奋斗生涯中，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误的教训，但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使我们回忆起他生前言行，不论是平日接受访谈，还是撰写文章，对并肩战斗过的先烈和战友的功绩和品德总是如数家珍，赞不绝口，却避而不谈自己所起的作用。这种崇高的革命情怀使我们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也感到郭老说的“我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这句话具有“一言九鼎”的分量。这句话看似平常，但能问心无愧地用来作自己革命生涯的总结却并非易事。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遗嘱接着说：“我也不是完满无缺，没有错误的人，我只是在不断学习的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以期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些亲切而又朴实的语言却蕴含着深刻的启示：只有“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解剖自己，反思吾身，克服缺点，纠正错误，才能保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正确的政治方向。”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一支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特别是培养造就大批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领导人才”，郭老的切身经验，对于建设高素质的领导干部队伍，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关心子女是人之常情。在生命将及终点时想给后代留下一份遗产，也是可以理解的愿望。问题是留下什么样的遗产。有的人千方百计利用尚有的权力、影响，给子女留下优越的位子、豪华的房子、大量的票子，为子女的未来创造条件，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的事并不罕见。郭在遗嘱中说：“我希望我的后代用我的经历（正反两方面的经历）以及我所能存留的言论，作为我贡献给你们的一份精神遗产。”这就是他留给子女的全部遗产，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遗产”。除了平日的身教言教，全都见诸《郭述申文选》（《郭述申纪念文集·下卷》）。遗产的性质和内涵，充分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这份遗产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教育意义都是十分丰厚的，其价值是任何物质遗产所无法比拟的。可以从中受益的也不仅仅是郭老的后人。倘若我们每个人，包括领导干部都能受到启发，尽己之所能尽力给子女留下一份或多或少的精神遗产，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年轻一代的素质，意义该是何等重大。

为人父母，望子成龙，应当说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子女成为什么样的“龙”。不少人希望子女得到某种高级职称或成为卓越人物，这比希望子女成为高官或大款的显得高尚，也未可厚非；但与郭老对子女的要求相比就差距太明显了。他在遗嘱中对子女说：“在你们一生中，能做出一番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事业，无论成就的大小，只要诚心诚意地坚持下去，就是我们光荣的后代。”这些话初看似很平常，经过仔细体会，我发现这是一种高素质的要求，只有完全与高低贵贱一类的等级观念决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才会希望子女成为这样的“龙”。这不禁使我想起鲁迅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死》）在绝无等级观念和厌弃虚名这点上，郭老和鲁迅的两篇遗嘱可谓后先辉映。

郭老在遗嘱中还特别告诫后代：

“我要求你们：（1）不损人利己；（2）不贪污枉法；（3）不以权谋私，不以势压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这些话出自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之口，不仅出于对子女从道德上政治上的关心，也体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责任心，可谓语重心长。郭老对子女谆谆告诫涉及的正是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根据个人见闻和感受，我认为“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以平等友好的精神和积极帮助别人的态度（包括批评）对待周围的人们”这一点应当引起所有家长的注意。不光是高干子弟，几乎所有家境优裕的子女，很容易产生优越感，一切以我为中心盛气凌人，缺乏平等待人的精神和关心帮助人的态度。说句也许被认为危言耸听的话，这对他们自身和祖国前途都是值得忧虑的事。但愿我们的领导干部和家境富裕的家长都能像郭老注意以平等待人的思想教育子女。

《遗嘱》的第二部分是对后事的交代，一共10条。

第6条是：“以我和许云共同的有限积蓄的一半约五千元，贡献给孝感市人民政府，作为奖励小学教师的基金。”“共同的有限积蓄的一半”仅仅是约五千元，这对于两位有数十年革命经历的伴侣来说实在是太少了。不少职务低得多的干部的积蓄可能比这多得多，其廉洁自律的风范于此可见。据我们所知，郭老直到临终，家中既无空调也无音响，一台电风扇还是修过多次的。孝感市的小学教师如果了解这些情况，对他的义举一定会十分感动。

2004年第10期 鲁迅答“托派”的信出自冯雪峰　作者：丁　弘

鲁迅先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几十年间，是作为高中语文教材的。一代又一代知识青年，从这篇文章了解“托派”和鲁迅。我在“文革”中曾拜读此文，一时没有想通，这篇文章不过是用讽刺、挖苦的语言，作出几点表态。其篇章结构和逻辑推理，岂可以作为范文呢！当时这样想显然大错，错在没有“突出政治”。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首选此文是理所当然的。他标志着鲁迅先生思想发展到新的高度，是他鲜明政治态度的证明，特别是他抒发了歌颂党的语言，虽是婉约，但又是明确无误的。

二三十年之后，才知道此文不是鲁迅先生写的。个中的故事发人深思。

鲁迅先生是在1936年10月19日病逝的，他到6月份就病重了。《日记》在6月5日中断，可是这个文章注明是6月9日写的。鲁迅先生坚持写的日记都中断了，时已重病在床，四天之后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

这篇文章发表时，说：“这信由先生口授，OV笔写。”（OV是冯雪峰）胡风在1984年有长篇回忆文章《鲁迅先生》。他谈到：“当时鲁迅病重，无力起坐，也无力说话，连和他商量一下也不可能……冯雪峰约我去看鲁迅，他拿着拟好的稿子，念给他听。鲁迅闭着眼睛听他念，没有说什么，只点了点头。冯雪峰回去之后，又拟了一篇（即《论现代我们的文学运动》），又约我一道去念给鲁迅听。鲁迅这时身体更弱了，更没有力气说什么了。他点了点头，略显出一点不耐烦的神气……我提了一句‘雪峰模仿周先生的语气倒很像……’鲁迅淡淡一笑，说：‘我看一点也不像’！”这是说，文章也不是鲁迅口授的，而是出自冯的笔下。胡风还谈到，叫重病中的鲁迅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表态，显然是不严肃的。一则影响他的健康，再则他未能深思熟虑，叫他负责，说不过去。此后他只是略为表示不满，但也没有郑重否认，因为冯是从中共中央来的人，他代表党，鲁迅未便如此。

胡风所言，并不仅仅是“孤证”。鲁迅夫人许广平对这两篇文章的态度是重要的佐证。此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篇》。其《一集》、《二集》都是鲁迅先生自己选编的。《末篇》是他去世之后，由许广平选编的。对此文许广平的心情有点尴尬，因为不是先生所著，不可堂堂正正的选入，但又毕竟以他的名义发表过。于是退而置于《末篇》的《附集》中。当时以鲁迅先生的名义发表，而不是他写的文章，另外还有，如瞿秋白的文章。这是当时文坛上的现象。许还是收存备考了。

关键问题在于这文章，不符合鲁迅的一贯思想。鲁迅先生提到托洛茨基，总是怀着敬意和赞许的，他读过很多他的书。就是托氏被斯大林打倒后，他也没有“成王败寇”的思想。仍然说，他不是武夫，他是有文艺修养的，他的观点从长远看是有价值的。等等。

他对冯雪峰文中所说的，“托洛斯基的中国徒孙们”———当时公认指的陈独秀，也一直是肯定和赞扬的。陈在鲁迅的心目中是什么地位？鲁迅有“遵命文学”之说。他明白地说：“我所尊奉的，是那革命先驱者的命令，也是我愿意尊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说白了是尊重陈独秀，当时公认他是“革命的先驱”。那时共产党没有建立。鲁迅先生也从来没有谴责过托派。

曹禺在他的剧本扉页上写着：“世界是一个舞台，人生是一个戏剧。戏剧表现精彩的人生。”如果把这件事看作一个独幕剧，人物有冯雪峰、鲁迅、胡风和许广平。也有精彩之处：鲁迅病重，闭目点头。戏剧性在于它的模糊性和悬念。可以理解为“认同了”，也可以认为是“知道了”。如何理解视主谋者的需要而定。冯说是鲁迅口授，还利用了党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冯的目的达到了。他把鲁迅———“中国的高尔基”推入国际共运反托。他又在病重的情况下，终于深情地歌颂党所领导的队伍。他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儿，作为党的代表的冯，在代替鲁迅表态和抒情。胡风对之进行道德评说。政治斗争哪讲这个！如军事斗争的“兵不厌诈”吧。此类事多矣！如“反右”中的“阳谋”，庐山会议前的号召学海瑞。都是“请君入瓮”，纷纷落马。所以冯雪峰之举不足怪。鲁迅先生是讲过《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当然应看对什么人，对鲁迅先生也可以不讲“费厄泼赖”(fairplay)吗？

后来鲁迅不好再说什么。史学家靳树鹏说：“冯和鲁迅、胡风可能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会造成这样大的影响。”这是善意的揣测。

看来冯雪峰也并不了解“托派”有什么罪和错。当时革命队伍里的同志都知道“托派”是最阴险、最可怕的敌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冯用了最刻薄的语言，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又未能据实说明是非。

例如他说：“史太林先生苏维埃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任何方面的成功，不能说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潦倒，以至‘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吗？”这个逻辑，是歌颂成功者，鞭笞失败者，没有讲“是非”。陈独秀晚年的诗中，有“善非恶之敌”（好人常斗不过坏人。）这倒是事实。

冯急匆匆一再这样做，当然是一种需要，是不择手段的个人行为，还是执行革命任务呢？

在这个独幕剧中，鲁迅也是主角，他的处境不妙。他谈不到认同，其一贯的思想是清楚的。

胡风先生负责地做了见证人。许广平对文稿作了恰如其分的处理。这使情况十分清晰地展示出来。

“鲁迅的文章”发表后，立即有巨大的反响，因为他满足了党内斗争的现实需求。在巴黎的《救国报》（中共所办的报纸）居然两次发表这篇文章。来信人原来是陈其昌，刊出时用陈××。一般误认为是陈独秀，认为鲁迅先生居然和陈独秀斗争起来，真是太有戏剧性了。从该报反映的情况看，应和鲁迅先生声讨“托派”之声遍及各地，如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当然还有延安等地，更及于香港、美国、新加坡、巴西等地区和国家。

毛泽东在延安有强烈的反响，他说鲁迅的思想和他是相通的，赞扬鲁迅，居然用了五个“最”———“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定、最忠诚、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还说：“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现代的圣人。”伟大无以复加。用这样的词语赞扬一个人是少见的。这当然是因需要而从总体上说的，但不能否认此文是重要的诱发因素。毛泽东1937年在陕北公学所做的《论鲁迅》的讲话，即抓住这篇文章做重要的发挥。他说：“鲁迅先生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远见。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的远，看的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的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为汉奸组织，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经是明显的事情了。”（1938年，第十期《七月》杂志）。

此文1981年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时，及收入《毛泽东文集》时，均删去“托派成为汉奸组织……”等词语，算是改正了，因为查无实据！这是在毛泽东去世后多年了。在历史上，党内斗争进行诬陷，后来不得不重新改正，是常有的事情。如诬陷潘汉年是“特务”，彭德怀是“里通外国”，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等。问题在于没有法制，更没有“诬陷罪”。诬陷者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几千年形成一种民族的潜意识，伟人居法理之上，也无需接受道德评价。因此对待“托派”一样如此。

历史条件如此，也就无须过责冯雪峰利用鲁迅病重，杜撰他的反托言论了。后来反“右派”，他有不幸的遭遇，又是值得同情的。

应该了解，发表这篇文章时，即1936年6至7月间，托洛茨基在哪里？他正在逃亡国外，辗转万里的途中。他一路听到的是一批又一批列宁的战友、那些杰出的政治家被杀害了。他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把手，“十月革命”时，他的像和列宁的像并列挂出，更是斯大林的政敌，最后逃到南美墨西哥，还是被“契卡”捕杀。鲁迅对他一贯是敬仰的。这时仍婉转地说到他的理论是不朽的，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后，鲁迅写到：“托罗兹基虽然已经‘没落’，但他曾说，不含有名利关系的文章，当留在将来另一制度的社会里，我以为他这话还是对的。”说明鲁迅先生没有势利之见，仍然在肯定托氏。鲁迅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这时陈独秀又在哪里？他第五次被捕，正关押在敌人的牢中。“陈案”惊动全国，各地报刊公开连续报道，全国掀起援救的热潮。社会名流蔡元培、胡适、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还有蒋梦麟、周作人、钱玄同……都以不同的形式呼吁公开处理、从宽发落！当时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专程从上海到南京，进行斡旋，对蒋介石施加压力。陈的视死如归、陈的浩然正气为国人所称颂。鲁迅当然是知之甚详，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讽刺诬陷陈独秀吗？事实恰恰相反，在陈被捕之后他写到，“这里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写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这是他真正的感情！陈独秀一直是他心目中的旗帜和领路人。如果鲁迅对陈独秀和托洛斯基取“成王败寇”的态度，不讲是非，那鲁迅也就不是鲁迅了。

几十年间，这篇文章，成为鲁迅思想发展史上标志之一，这不仅是文艺界文化界的话题，而且被“拿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波助澜，着实起了“投枪和匕首”的作用。

是否正因为如此，鲁迅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据我的经验，那种表面上扮革命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这才真是鲁迅先生的语言和思想！

前苏联已经为托派平反，这使我们可以说中国托派分子大方向没有错。他们向往革命，思想上皈依托洛斯基，应该说他们是一批先觉者。1952年，我们党下令，在12月22日，恰在斯大林的生日这天对约500名中国托派一网打尽，全部投入监狱。三十年后，《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516页注释[9]中，删去诬陷之词，人们认为这是在道义上为“托派”平反了。牢狱中的幸存者得到释放，但在法律上，在组织上对平反并未真正落实。以致这些所剩不多的人，至今仍受到损害和压抑。他们的苦情得到人们的同情……

2004年第10期 徐铸成划右派问题的争论　作者：姚芳藻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令人震惊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揭开了反右运动的序幕。

《文汇报》是这场运动的焦点。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还没有发表，《文汇报》老总徐铸成还陶醉在受毛泽东表扬，被委派为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的无限荣耀之中。

然而，反右斗争的熊熊烈火已向他扑来。9日晚间和10日上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两次召见《文汇报》党组书记、副总编辑钦本立，命令他把徐铸成批垮搞臭，连具体作战方案都安排好了。10日晚间6时，又召集《文汇报》全体党组成员，到海格大楼市委办公厅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徐铸成划右事宜。

参加会议的有钦本立、唐海、刘火子、温崇实、周天国、殷克、韩才英，还有几个不是党组成员的人。主持会议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冰，记录是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负责干部工作的蒋文杰，到会的还有一位陈虞孙是文化局局长。他曾经是解放前《文汇报》的副总主笔，但与现在的《文汇报》没什么关系。他来干什么呢？后来人们才知道，他马上就是《文汇报》的老总，领导《文汇报》的反右运动。这个时候，市委已经决定撤换徐铸成了。

会议内容说是讨论徐铸成是否划右问题，其实只是宣布而已。徐铸成已经被内定为右派，开会讨论不过是走走形式，表示一致通过而已。然而这时却有这么一个不识时务的人，提出了反对意见，说：“徐铸成不是右派！”

讲话的是温崇实。他在行政上担任报社编委会秘书，在《文汇报》同仁中并不起眼。此人于1956年10月刚与钦本立一起调到《文汇报》来，过去与徐铸成毫无关系。

于是，引起一场争论。对温崇实倒也并没有群起而攻之。因为《文汇报》的那些人，思想实在跟不上形势，尤其钦本立和唐海。他们都是《文汇报》副总编辑，大鸣大放期间，徐铸成在苏联访问，应该由他们负责，他们的思想负担极重，又怎能去说服温崇实？他们也不能站在温崇实一边，因为柯庆施已经找他们谈过话。于是他们只能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争论只是一对一，陈冰对温崇实。旁人虽了解情况，也沉默不语。

陈冰认为把徐铸成划为右派，罪证确凿。第一，他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墙是可以拆掉的》，宣扬他的拆墙经验是调离党员领导干部，无庸置疑，这是反党大毒草；第二，《文汇报》在鸣放期间发表那么多反党文章，他罪责难逃；第三，从历史上看，徐铸成在解放前《文汇报》，表现不佳，本来就是右派。

温崇实却一一加以反驳：第一，《文汇报》两个党员领导干部的调离，是党组织的决定，徐铸成没有这个权力。徐铸成把这个作为他的拆墙经验，显然是认识上的错误，不能拔高到政治问题上来；第二，温崇实说：“《文汇报》这段时期的确发了很多鸣放文章，但我作为编委会秘书，这些文章都曾送给你们审查过的，你们批下来‘可发’，我才交给编辑去发。你们批下来‘不发’，我们不会发。《文汇报》发了这么多反党文章，难道是徐铸成的责任？你们没有责任？徐铸成那段时间不在上海，他根本不知道那些稿件，怎么能由他负责呢？”第三，至于徐铸成历史上的问题，温崇实有发言权。因为当时他是地下党领导人姚溱联系《文汇报》的信使，对《文汇报》人事方面、宣传方面，以及党与非党之间的矛盾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举了许多实例说：“徐铸成是有错，但当时地下党忽左忽右，也有错，怎能说徐铸成当时就是右派呢？”

双方就在这几个问题上论来论去，争论不休。温崇实遭到猛烈攻击，但他始终坚持己见，据理力争。就因为他一个人反对，徐铸成划右的事情得不到一致通过。这时市委宣传部部长石西民走了进来，他刚坐下，陈冰就想出了解决的办法。陈冰说：“好吧，我们举手表决吧。”

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温崇实当然非输不可。他硬是不服气，犟头倔脑地说：“我保留我自己的意见。”

石西民向大家扫视了一遍，看个个保持沉默，他看看表，已是半夜一时，会整整开了7个小时。他站起来说：“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开会。”立即宣布：“散会吧。”

虽然徐铸成划右的事没有通过，但他还是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工资从9级降到14级。清除出他一手创办的《文汇报》。温崇实呢，包庇右派，罪莫大焉，当然非处分不可。对他的处分是：降级降薪，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自此，他被撵到资料室，当一名普通资料员。至于降级降薪，幸被石西民一笔勾销，才未遭受到经济压迫之苦。

23年后，右派分子改正的中央55号文件下达，温崇实又为徐铸成改正问题而奔走。他去找石西民，石西民说：“你忘了我那天不是说散会吗？我们没有对徐铸成划右问题进行表决，徐铸成右派不是我们定的。”

原来，石西民一声“散会”和对温崇实降级降薪处分的一笔勾销，都是他有意对知识分子的保护啊！

2004年第10期 文革中的《伯达文选》　作者：王　锐

年前有文章谈及“文革”中曾有红卫兵、造反派编有《江青文选》，并有追随讨好者欲正式出版《江青文选》，后因故作罢。今年《炎黄春秋》第3期上甘惜分先生在《我见到的陈伯达》一文中谈及对陈伯达的评价，又建议说：“但是作为一个学术人物，他的前半生还是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按照不因人废言的传统，我们是否也可以把陈伯达著作择其精华编成文集，让后人研究中国历史时有所参考。”又说：“据我所看到的陈伯达著作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大约有几十篇，即使其中个别地方并非都完全正确，也可全文收入，使后人能够从中了解一个真实的陈伯达。”

其实，许多人并不知道，正如当年的《江青文选》一样，早在“文革”高潮期的1967年至1969年间，即已有红卫兵及造反组织，编印发行过《陈伯达讲话集》、《伯达文选》之类。笔者收藏至今的一册《伯达文选》，由四川大学革命委员会政工组于1969年7月编印，大16开本，篇幅颇巨，达488页，约有3斤重量，估计有100万字以上。共收录陈伯达从1933年秋至1969年4月，三十多年间的著述、文章、讲话共100余篇。其中已出单行本的诸如《中国的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窃国大盗袁世凯》等名篇，部分编目仅有篇名而无正文。依笔者所见，这大概是收辑陈伯达著述最完整的一个《文选》版本。

也许正因为编者系四川大学这样有学术文化含量的单位，又是以“革委会政工组”这种官方正式机构出头，不比“文革”普通的只知冲冲杀杀以批判揪斗为能事的群众造反组织，这册《伯达文选》不仅内容较厚实，选编态度上也比较严谨慎重，而且印刷也很美观（封面设计及扉页印刷均不错，另有三幅大照片），在当时“文革”的印刷出版物中，恐怕算是佼佼者了。为显示这种审慎严谨，编者煞费苦心地在正文前，专门附有一页《说明》，全文如下：

为了帮助我校的广大的师生、教员、工人、干部认真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斗私批修，继续革命，我们选编了《伯达文选》，作为内部学习参考资料。

为了力求资料尽量完善，《伯达文选》所收的文章，讲话等，虽然基本上是解放后公开发表过的，但也有少数是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和解放前发表过的，而且我们无法一一加以订正，这是特别加以说明的。因此，本书只作内部学习参考资料，不得外传。凡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一律不得扩散、引证。“保守党的机密，慎之又慎。”要严格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有关规定。若有违犯，要严加追究。

编者一九六九年七月

从这个说《说明》的前半部分，可以看出是将陈伯达视为类似江青那样的“文化革命旗手”、党内路线斗争的正确路线代表，按照当时流行说法，叫“毛主席司令部”或曰“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种至高无上地位来看待陈伯达的。从一定程度上说，连周恩来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不能享受这种“尊荣”。当时无任何机构组织出头编印《周恩来文选》便是证明。因此才有说明中要帮助人们“学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经验，认真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那些非常高屋建瓴又相当针对现实的话。

从内容方面讲，这册《伯达文选》，所有文章、著述、讲话按时间顺序通排，大致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建国前，从1933年到1949年止。第二部分为建国后至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第三部分为“文革”时期。陈伯达一生著述的“精华”，几乎都在建国前的那部分里。甘惜分先生文章所说的“比较有学术价值的几十篇”，大约其多数包括在其中。

《伯达文选》开篇文章，为陈伯达写于1933年的《论中国启蒙思想家谭嗣同》，（平心而论，这是陈氏较有学术水准的文稿之一，同类者还有《文选》中的《从名实问题论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分野》、《关于知行问题的研究》、《扬子哲学思想》、《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等）最后一篇是1969年4月底或5月初（原稿无具体日期）在中央直属机关传达“九大”精神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录稿。此《文选》编于1969年7月，算是包括陈伯达的最新讲话文稿的一个文集。以陈伯达“一贯紧跟”的政治形象，当时身居高位的显赫，编纂者这也算是“跟得紧”的一种表现了。尤引人注目的是《文选》卷首有三页篇幅占上整版的大幅照片。第一幅是毛泽东与林彪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第二幅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4位最高领导身穿军装满面笑容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时的合影照，世称“四巨头”照。在当年（陈伯达倒台前）极为流行和有名。此照片的说明文字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和他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军。”最后一幅照片是陈氏在天安门城楼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发表讲话。照片上，陈伯达处于突出位置，他左边是毛泽东及林彪，毛泽东正呈拍手状，为陈伯达的讲话鼓掌喝彩。照片的说明文字也别有深意：“陈伯达同志向文化革命大军说：毛主席时时刻刻都是和群众在一起的。他的心，永远向着群众。”显然，这幅照片更是突出了陈伯达在“文革”中的显要作用，对毛泽东本人和毛泽东的路线紧跟，以及受毛泽东高度信任的政治姿态。

其实，照片中所展示给世人的，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这册《伯达文选》的“文革”部分中，收有一份题为《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短文。其实，那是陈伯达的一份大字报原稿，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紧跟毛泽东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的一次政治表态，当时就很引人注目。

在1966年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写下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将“文革”运动的攻击点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所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此举极令与会者震惊与困惑。而身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则是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紧跟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于毛泽东大字报的第二天，写下这张《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的大字报。在这份大字报中，陈伯达如毛泽东在大字报中一样，没有点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但是却露骨地攻击刘邓是“镇压群众”，“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同时，还从所谓的理论高度，对毛泽东大字报的观点予以阐释，并试图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方面，为毛泽东发动“文革”寻找依据。

无论当时还是事过之后来审视，陈伯达这种“亮相”都是很出彩的。由此，他也获得了相当的报偿。几天之后中央领导机构出人意料地作出大幅改组，此前，仅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一跃而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名列刘少奇、邓小平、朱德、李富春等老资格领导人之前，成了中央第5号人物（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本来陈伯达在毛、林、周之后名列第4位，因江青嫌陈伯达文人出身，怕其压不住刘、邓等人，就将本来名列末位的陶铸提到陈伯达之前的第4位，以镇住刘、邓等。不过，几个月后陶铸因故被罢，陈伯达名正言顺成了中国政坛第4号人物）。两个月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他代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与会者（也是对全党、全军、全国）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两条路线》的“主打讲话”（这册《伯达文选》中亦全文收入该讲话）。这个讲话被称为“文革”的“经典讲话”之一。这个《讲话》中，陈伯达“创造性地”使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提法”，将所谓“刘邓路线”称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文革”开始了一个新的进程。毛泽东对陈伯达这个《讲话》深为赞赏，并于几天后不仅亲笔批示：“该稿看过，很好。”而且还进一步批示说：“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一本。”毛泽东将陈伯达这篇讲话大量发行到全国每个党支部，甚至红卫兵小队，可见对其赞赏好评到什么程度。反之也可证实，此时陈伯达其人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

从历史事实来看，这册《伯达文选》编印之时，尽管表面上陈伯达仍然以中央“第4号人物”的身份在“无限风光”，其实私下里，他因为与江青的矛盾在中央文革小组里已经失势，被排挤到了次要位置。这也是陈伯达下决心改换门庭投靠林彪集团的主要理由。只是当时此事仍为“高层机密”，一般人无从知道罢了。也因此才有《伯达文选》的问世。一年后陈伯达在庐山翻船，这册《伯达文选》不仅成了“禁书”、“毒草”，被收缴，被焚毁，而且编印者均受到严厉无情的政治审查，有些人还因此而身入囹圄大吞苦果。这又是当年试图对陈伯达这个“文革红人”讨好拍马，跟风吹捧的造反先生们始料不及的。如今，这册难得的《伯达文选》不仅成了较为珍罕的“文革藏品”，也成了当年“文革”进程的一份历史见证，可供史家学者们研究之用。

2004年第10期 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　作者：赵锡骅

公开谴责蒋介石独裁

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河南，国民党军汤恩伯、胡宗南部40万守军一触即溃，日军接着经湖北进攻湘桂，全国震动，群情激愤。

10月7日下午，华西坝上，华西协合大学和从沦陷区迁川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等5所大学的“时事研究会”、“朝明学社”等12个学术团体，邀请在重庆参加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后回成都的7位国民参政员，到华西坝华大体育馆举行“国是座谈会”。他们是：张澜、李璜、常燕生（华大教授）、刘王立明、吴贻芳（金陵女子文学院院长）、周华池、黄建中。其中张澜、李璜、常燕生、刘王立明4位是代表民盟参加参政会的参政员，黄建中是国民党党员。

那天，我和川大部分同学到华西坝听讲，华大体育馆内近千个座位很快坐满，后来的只有爬上窗台或围立在大门口了。座谈会由燕大学生会主席刘克林（中共地下党员）主持。

同学们提了一百多个问题：民主宪政方面，国民党中央屡次声称结束训政何以至今没有行动。内政方面，物价飞涨，官吏贪污，特务横行。团结抗战方面，国共谈判症结，党派合法，抗战前途，教育问题。军事方面，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原因，失职将领如何处置，政府对西南战事的布置等共7类。张贴在讲台墙壁上，参政员们到后，先请他们参阅，以便讲话时回答。

最受群众欢迎，一再赢得大家鼓掌的是民盟主席张澜的讲演。我是第一次见到张老先生，但见他体魄比较高大，身着旧布长袍，年逾古稀尚挺着腰板。他用生动犀利的四川方言讲道：“你们不是受着种种的干涉和限制，不让你们谈国是吗？（笑声）今天你们提出了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其实根本问题就只有一个，就是民主政治问题。如果实行民主，就不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既有这些问题，就反证今天是不民主。”（鼓掌）他指出：“何以政治腐败到这种程度？何以国家到如此境地？都是由于一党专政独裁的结果。（大家鼓掌）……贪污违法不一而足，亦以财政部为第一。（部长孔祥熙）……民意不能代表，舆论不能伸张，人民不能监督政府官吏，因此，法令繁多而纷扰，民不聊生，利归中饱。（大鼓掌）军队没有不吃空额的，正如冯玉祥先生在宪政座谈会上所说的，现在的士兵由壮丁变成瘦丁，由瘦丁变成病丁，由病丁变成死丁，幸而不死的，放下枪杆，脱下军装，亦形同乞丐一般。（大鼓掌）所以要实行民主，才能团结全国，集中人才，革新这么多年来腐化的政治，才能挽救国家的危局。”

张澜点名谴责蒋介石的假民主说：“蒋委员长，国民党也在喊民主。他们那儿民主，不是我们这儿民主！”（长时间大鼓掌）

谈到党派问题和民主政治问题，张澜说：“各党派应公开合法存在。国共合作，尤为必要。……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就是组织联合政府。”在这次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董必武和民盟及各方面民主力量商量后，由林伯渠于9月15日在会上提出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问题，要求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把当时在民主宪政运动中提出的一般政治要求，集中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主张和总的奋斗目标。参政会后不到一个月，张澜就将这个民主宪法政治运动的具体主张和奋斗目标在成都的公开群众集会上响亮地提出，引起了震动。他接着号召说：“现在正是说话的时候，希望大家起来多说，多吼，那么联合政府的内容，性质，自然就有了！”（大鼓掌）

以上这些讲话，当时成都的《新中国日报》作了详细的报道，只是略去了对蒋介石的点名谴责。

在中国出生成长的加拿大籍国际友人、华西大学教授文幼章博士（Dr.James G.Enditt），也来参加听讲。他对张澜的精彩讲话和学生们的强烈反响很感兴趣和激动，会后给加拿大外交部写了一份报告，并将副本交给了《时代》的记者。报告中说张澜“对国民党进行直接的，无畏的，特别有力的攻击”。“三番两次地号召学生：‘你们必须一而再地大声疾呼，直到你们获得言论自由为止。’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挽救时局……挽救的办法是把民主权利给予人民。”又说张澜“赞同共产党所持的这种反对国民党的立场”。“国民党坚持统一，而共产党人首先要民主，共产党人若不首先取得民主，那么国民党计划中的统一就意味着肉体上消灭共产党。”

1984年，中共成都市委党史工委在所编写的《民主青年协会革命斗争史稿》中写到这次国是座谈会时，也强调指出：“民盟主席张澜在会上发表了激昂的讲演……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的欢迎……国是座谈会的召开……打破了大后方沉寂的局面，动员和鼓舞了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对张澜这次讲话的作用和影响，作了很高的评价。

布衣铁骨论国是

张澜，字表方，1872年4月12日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一生清廉公正，浩气凛然，德高望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举国上下都尊称他张表老。

张澜1914年曾任南充县立中学校长。1917年任四川省长，1920年因反对北洋军阀被北洋政府免职。1922年复任南充中学校长，兼任端明女子中学校长。1926年4月6日，就任国立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他一贯提倡思想自由，学术民主。注重师资建设，在南充时聘请共产党人张秀熟、袁尧等作教师，邀请吴玉章到校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朱德、罗瑞卿、任白戈等，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成都大学时，教师中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都有，学生的活动也丰富多彩。三个政治派别的学生组织了三个社团，办了三个刊物，学校拨经费支持，让他们自由发展，互相争鸣。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社”，邀请中共特支书记刘愿安到校以“如何救中国”为题作讲演时，张校长亲自参加听讲。讲毕，张校长立即起身“掀髯欢笑，带头鼓掌，连声称赞‘讲得好！’”接着全场热烈鼓掌。他还主持招收女学生，开创男女生同校学习的新风。盘据成都的军阀逮捕进步师生时，张校长立即奔走营救。获悉有成大学生六人被杀害后更加震怒，便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在会上厉声谴责反动军阀残杀学生，“任意蹂躏学府尊严”的罪行，当场宣布辞职以表示抗议。各军首脑迫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表示挽留，张澜感到反动势力的阻碍，在成大已难有所作为，仍婉辞他们的盛情，于1931年1月回到了南充。

1937年，中国对侵华日军开展全面抗战。1938年，国民党政府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张澜被遴选为参政员。但是到了1939年1月，蒋介石便自食其不分党派精诚团结的诺言，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秘密制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政策，破坏团结。张澜获悉后，在蒋介石约见时，当面直问说：“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和蒋介石进行了争论。1940年，蒋介石为了排斥四川地方将领，加强嫡系部队对四川的控制，自己兼任了四川省主席。3月28日，他召集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座谈宪政及川政问题时，张澜说：“补充阙者，不能亲从脞。”当面指出蒋介石兼理四川省主席是不妥当的。

1940年，著名爱国经济学教授马寅初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讲演时，痛骂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长孔祥熙“贪污，发国难财”！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是家族英雄”。他们这般贪官污吏，“误国之罪，还在汉奸、奸商之上”。12月8日，蒋介石下令将他逮捕下狱。次年9月17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张澜在会上提出《恢复马寅初之职业自由以励直言而裨国政案》，提案指出，“忠直利国之言，应虚怀采纳，即有不合，亦应大度涵容，不宜辄加严谴，致绝忠谏之路”。提案代表民意，反映民心，惜未被当局采纳。直到1942年8月，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蒋介石方才释放马寅初教授。

在这次参政会上，张澜和民盟几位负责人参照民盟《十大纲领》的内容，概括写成《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立战时民意机构；保障人民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等事项。由张澜领衔签署，董必武、邓颖超等共23位参政员参加联署提出。蒋介石看到这个提案的文本后甚为震怒，拍案大骂道：“张澜把我当成宣统了！”不准讨论此案。张澜在会上直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让讨论这个重要提案，与蒋争论了一个多小时之久。会后又写了一封五千多字的长信给蒋介石，重申这个重大提案的必要性，再度对他拒不讨论此案提出批评，并不再出席会议。此后当局虽然聘请张澜任国民参政会的驻会委员，张澜也不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更不驻会。直到1943年9月第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将要召开时，张群奉命再次敦请张澜出席，他方才同意参加。

梁漱溟80年代末向张澜的女儿谈及张澜说：“表老德高望重，敢于斗争，大家都尊敬他。”这的确是当时普遍一致的看法。曾经作过国民参政员的“最杰出的新闻记者、政论家”邹韬奋在他的《抗战以来》一书中记述国民参政会的章节里写道：“在六七十岁的老前辈中，我们可以看到富有斗争精神，老当益壮的伙伴，例如最令人感动的有张一……又例如躯体魁悟，美髯的张澜先生，虽高寿已达古稀，而气概却无殊青年，对于四川积弊，在会场上尤其是口若悬河，气薄云霄。我们看见年青的纯洁英俊，深为国家民族庆幸，看到六七十岁的老前辈这样英勇有为，更不禁为国家民族快慰。”周恩来也对一些民盟上层人士说，张澜不但反蒋坚决，而且西南许多实力派人物都是他的学生或部下，以他在他们中的威望，很有利于民盟在西南立足。张澜继任民盟主席，可谓众望所归。

与毛泽东三次畅谈

坐落在重庆上清寺西南角嘉陵江畔的“特园”，主人鲜英字特生，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护卫营参谋，后任国民政府陆军第10师师长。因不满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危及抗战，愤而辞却一切职务，宣布影息特园，弃政从商。他参加民盟，延请张澜在此长期下榻。从此特园群贤毕至，英才荟萃。特园既是抗日民主活动的中心，也是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中心活动场所。同时还是民盟没有挂牌的总部所在地，上层的重要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张澜以主席名义发表的政治主张和重要函件，从此发出。

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张澜当天即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呼吁“立即召开党派会议，从事团结商谈”，以寻求“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途径。15日，民盟又在特园向新闻界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进一步阐明民盟的上述政治主张。

8月28日，毛泽东自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张澜、鲜英等前去机场迎接。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三天，8月30日，便亲临特园访问。毛泽东刚在客厅坐下，便对张澜说：“表老，我临行时，你的学生，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托我带了一封信给你，并代他向你问候，还给你带了一份礼品，大生产时候织的军毯。”随即挥手示意警卫员将随带信件和礼品送上。张澜收下信件和礼品后说：“请代我向总司令致谢。”然后毛泽东和张澜、鲜英亲切叙谈了半个小时，说明刚到重庆事忙，改日再来畅谈，方才离去。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里，先后三顾特园。第二次是9月2日，民盟领导成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冷、张申府和鲜英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席间，毛泽东说：“我们今天聚会于‘民主之家’，今后共同努力，生活于民主之国。”

9月14日，毛泽东第三次去特园，专访张澜，二人闭门促膝谈心，畅论国是达三小时之久。他告诉张澜国共谈判的情况说，有一部分问题已经取得协议，目前症结仍在军队和解放区两个根本问题上。蒋介石正在驻华美军大力帮助下军运频繁，名为接收敌战区主权，实为抢占地盘，准备发动内战。张澜建议将国共已经取得一致的问题公诸于众，以免蒋介石以后又不承认，并主张用他给国共两党写公开信的方式，把问题摊开。毛泽东表示赞同。他又说，表老在西南声望很高，地方将领和实业界人士多半都听你的。他们有些是你的学生，有些是你的部下，何况你是“川北一圣人”嘛，一生清廉公正，两袖清风，连小小的公馆都没有，他们在心里不能不佩服你。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想吃掉他们，而你不厌其烦一再给他们指引爱国为民的光明大道，他们相信你是关心他们，为他们好的。现在内战的危险可能严重存在，如果内战爆发，请表老鼎力做川军将领的工作，希望他们至少保持中立。张澜表示一定尽力去做。

是夜，张澜即刻赶写给国共两党的公开信，在重庆《新民报》和成都民盟机关报《华西晚报》同时全文发表。

一锤定音：民盟不参加伪国大

国共重庆谈判的成果，是1946年1月10日到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然而事隔几月，蒋介石国民党在其六届二中全会后，便肆意破坏政协决议，视《停战协定》如废纸，继续发动和扩大内战。7月4日，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攻占中共解放区张家口，蒋介石“得意忘形”（罗隆基语），悍然于当日下午单方面下达了如期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的通知。

周恩来当日便理所当然地宣布，中共拒绝参加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的一党包办的国大。

“于是，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到‘第三方面’是否参加伪国大的问题上来。”“在这个关节上，民主同盟是否参加伪国大，在‘第三方面’来说，确有举足轻重之势。”

张澜在成都，接到南京民盟总部同仁催请他东下主持总部工作的专函后，于10月11日抱病坐飞机抵达重庆，对前来机场欢迎的民盟中委邓初民等20余人和报社、新闻社记者发表简短谈话说：“民盟一贯之主张，是和平民主。为了要求和平，所以反对内战；为了要求民主，所以反对国民党一党单独召开国大。如国民党召开一党国大，实有徒然把中国造成分裂局面之可能。”下榻“特园”后，又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国民党以一个战胜者姿态来召开国大，是威胁，是利诱？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中国的宪法已经通过两次了，人民不同意还得再来。国民党如不能与共产党合作，也不能与其他的人合作。”并警告说：“如国民党硬要一意孤行下去，这对他是异常不利的。”

中共代表团驻重庆的代表兼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是张澜的老朋友，二老当年在南充办学和搞地方自治时曾有密切的合作。张澜到重庆后，吴玉章数次到特园来访。吴玉章向张表老说明了党中央对时局的决定和态度，分析了一个多月来民盟致力于调解国共关系失败的原因，是蒋介石顽固坚持其独裁分裂的方针。二位老人在亲切交谈中的共同看法是：坚持或是破坏政协决议，是当前顺应或者违反人民意志的根本分水岭。作为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政党，必须信守自己的签字和诺言，断然拒绝破坏政协决议的任何举动。因此，决不能参加伪国大。

张澜决定暂留重庆，不再东下，以表示他拒绝参加伪国大的决心，并避免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将他的东下歪曲为将参加国大。被誉为和平老人的成都国民参政员邵从恩到重庆准备东下，张澜挽留他说：“要去，等国民党按照政协决议的程序召开国大时，我们一起去。”邵老也留下了。

在南京，国民党正紧锣密鼓地加强对民盟的欺骗拉拢和分化瓦解活动。国民党大员陶希圣、陈立夫、潘公展、彭学沛等轮番游说，甚至宋美龄也出动了。青帮首领杜月笙也来做过说客。他们先着重拉拢黄炎培、罗隆基，都被婉言谢绝了。对张君劢，经过反复拉拒的争夺，国民党终于以委任其弟张公权任财政部长作诱饵，最后奏效了。国民党又放出所谓民盟先参加中共后参加的说法，表面上没有说不要中共参加，也有一点欺骗作用。第三方面的思想陷于混乱之中，民盟内部，也有些人还在犹豫，还想看一看。民盟一些中委乃至第三方面人士李济深等，都急盼张澜早日东下，团结第三方面以应付当前尖锐复杂的局面。李济深说：“表方不来，一切失去了中心。”

面对这种情况，黄炎培、罗隆基自感“镇不住纸”，主张催请张表老早日东下。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12日一大清早便来蓝家庄民盟总部，到时黄炎培刚刚起床，还在刷牙。周恩来向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等建议说：“这样的关键问题，民盟应及时向主席张澜先生请示。”大家当即商定由实际负责秘书长工作的周新民立刻挂长途电话向在重庆的张澜汇报请示。张澜在电话中首先大声重复三遍说：“参加不得呀！……”在电话机旁的周恩来和民盟负责人及干部陈新桂等都听见了。张澜接着叮咛说：“我们同盟必须在政协决议程序全部完成以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同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要万分慎重，决不可稍有变动。”周恩来听完张澜在电话中给民盟总部一锤定音的明确指示后，这才放下心来，告辞而去。当天下午和晚上，张澜在重庆放心不下，又接连两次打电话给民盟南京总部周新民，再三叮嘱：“民盟无论如何不能提交名单（参加国大的代表名单），民盟绝对不能参加国大！”

民盟总部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张澜主席的指示，一致表示拥护，“无一个对表老指示投反对票的”。（范朴斋）决议公布民盟不参加伪国大的决定，对外发表《严正声明》，对内发出《紧急通告》，其中引述张澜主席的指示，声明“即为本同盟对于国大之最后态度”。

《新华日报》随即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向全国报道：《民盟宣布拒绝参加国大》。

张澜得悉后高兴地笑着说：“今天晚上可以睡一觉了。”周恩来高兴地说：“只要民盟不参加国大，国大就臭了！”

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听蒋主席报告的，都是反动分子。”

应邀北上，毛泽东亲临北京饭店诉心曲

1946年12月18日，张澜东下上海。24日主持召开民盟中常会，决议：“有民主社会党党籍之盟员而参加‘国大’者，应予退盟。”张君劢作为民社党负责人提交该党参加伪国大代表名单，亦以参加国大论，给予退盟处分。1947年1月6日至7日，张澜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讲话指出，伪国大通过的伪宪法是“企图以法治之名，来保‘党治’之实。”会议决定，继续为维护政协决议而斗争，并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困难局面，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公布了《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的声明，宣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通令依据《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派遣特务和武装军警扼守张澜在上海永嘉里8号和成银行宿舍住地，强制解散民盟总部。张澜于次日发表声明表示：“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此声明上海各大报都不敢刊登，只有《正言报》和苏联办的《时代日报》全文发表了。

张澜和罗隆基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治病”，不许离开上海，他们仍然坚持斗争。

张澜早已警告过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对他是异常不利的。人民解放军威逼长江后，蒋介石宣布下野，退居幕后，争取喘息时间，先派张群回重庆任西南军政长官，妄图稳住西南。并先召四川地方将领邓锡侯、刘文辉到南京面谕，要他们支持张群。

邓锡侯见过蒋介石之后，便溜到上海看望张澜。邓对1948年春蒋撤掉了他的省主席职务，用听话的王陵基接替一事很生气。张澜劝他说：“丢掉省主席不要紧，时局很快要变，你应联络川军，等待时机，迎接解放要紧。”

刘文辉是张澜亲自吸收的民盟秘密盟员，他到南京后，便命随行的杨参谋长秘密径往上海看望张澜，请教川康下一步如何做的问题。张澜对杨说：“毛主席和我商量的是，内战打起来后，四川的力量够，就早起义，若力量不够，就等解放军进川时协同作战。”并嘱他们早回四川。杨回南京向刘文辉汇报后，刘完全接受张表老的吩咐，并遵嘱为民盟提供了一笔盟务活动经费。张澜将此款交给四川人办的和成银行汇往香港，补助民盟香港新总部的开支。刘将吸了多年的鸦片烟也戒掉了，下定决心准备起义。

张群要回四川任职时，也于1月24日先到上海看望张澜，张澜叮嘱他说：“你回去应该为四川人民做些好事嘛！首先应该释放政治犯，关起民盟那么多人，应该放嘛！还有征兵征粮少做些嘛，也不要在四川打内战，这就是为人民造福了。”

张群答应这些事“回去以后斟酌办。”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名为《元旦文告》的求和声明。

1月5日，张澜在虹桥疗养院对来访的美国合众社中国分社主任高尔雅纵论了国内国际大事。上海《申报》头版头条报道说：“此七十七岁之民盟主席称：每一个人都希望和平，但是我以为希望很渺茫。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中，有两条特别不能接受，不要说共产党如此，一般人民也是这样。这两条关于政府的接替和国民保持原状之要求。

张氏证实在香港活动的民盟分子数人已离港北上，与中共举行新政协，渠透露其中两人为沈钧儒及章伯钧。

李宗仁作代总统后，派邵力子、甘介侯于1月27日到上海请张澜再像过去一样出面“调解”。张澜告诉他们说：“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不能再作调人。”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5月初进抵上海近郊。

国民党当局因张澜、罗隆基在被软禁中坚持革命立场，命上海警备司令王新衡派警察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森，将张、罗以转移台湾为名，中途处死，抛尸海中。幸中共中央已经指示上海地下党设法营救。地下党策动对蒋介石不满的前淞沪警备司令杨虎营救。杨虎应承后，获悉王新衡系派警备第三大队副阎锦文执行，而阎系杨虎的旧下属，便嘱阎营救，并派得力亲信潘云龙、庄儒伶二人充当警备队员协助阎锦文。阎率潘、庄二人以押解张、罗为名，将他们接出疗养院，乘坐的吉普车转向北街小巷摆脱追兵，然后弃车步行，命二人分别背上张、罗，穿院越墙，到达环龙路杨虎公馆，安全脱险。

5月24日，解放军进入上海市区。27日傍晚，解放上海的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前来看望，慰问张澜、罗隆基。

30日，民盟北平总部临工会电慰主席张澜等上海脱险。31日，沈钧儒电请主席张澜来北平主持盟务。

6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致电张澜，欢迎张澜、罗隆基“准备来平”，“共同致力今后建设工作”。

14日张澜、罗隆基到达北平时，火车刚到前门车站停下，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等便出现在车厢门前了。张澜由女儿搀扶急忙下车，周恩来迎上前来紧紧握住张澜的手，频频摇动，连声说：“你们为我们担了风险，吃苦了！吃苦了！我曾命令解放军和地下党赶快营救，总算见面了。”朱德是张澜昔日在四川南充办学时的学生，四十多年后再见老师，当即举手敬军礼，表示敬意。

张澜下榻北京饭店后，毛泽东次日亲自来看他。行前要换衣服，工作人员取出一件来，为难地说，有一个补丁。毛笑说，可以。张老先生一生清廉，衣着俭朴，和我差不多。见到张澜寒暄后，毛泽东含笑说：上海《申报》报道的，表老对合众社记者关于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谈话，我是同意的。现在不能公开讲就是了。张澜哈哈一笑。毛泽东请他次日去中南海家宴，俭朴的四菜一汤，张澜事后赞赏说：“这正是共产党伟大之处。”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张澜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在会上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澜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开国大典。

张澜清廉公正，闻名乡里，有“川北一圣人”之美誉。任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参加开国大典，也不同意做新衣服。年近80高龄，夫人要来京照顾他的生活，周总理得悉后为他安排较宽敞的住宅，他嫌太大，谢绝了。规定的警卫和服务人员编制，他要求减少一半，被誉为“中央人民政府艰苦朴素第一老”。其清廉高洁，一以贯之。苏联送给中国5部新轿车，毛泽东亲自关怀，指示配给张澜一部，他一再推却。后来，周总理亲自上门做工作说：“表老怎么留恋一部美帝的破旧汽车，不许换苏联赠送的新车哟？”说得他哈哈一笑，这才同意换新车。

1955年2月9日张澜在北京逝世，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视含殓，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举行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林伯渠致悼词，表示“中国人民感谢张澜先生在爱国运动中的贡献”，盛赞“张澜先生不朽！”黄炎培致哀词，颂扬张澜“一生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由刘少奇、周恩来等执绋，护送灵柩至八室山革命公墓隆重安葬。

2004年第10期 李敷仁：传播百姓的声音　作者：李屺阳

李敷仁先生1899年出生于陕西咸阳县一户贫苦人家。1937年，他创办《老百姓》报，名扬中外。但由此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不断追踪。1946年5月1日终于在西安被秘密绑架。在狱中，他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后被敌特押送咸阳秘密打两枪，头部重伤，幸未击中要害，被我地下党员营救，护送至陕甘宁边区马栏，后送往延安。1946年8月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同年9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命李敷仁担任延安大学校长。他继续献身人民教育事业，为党培养了大批优秀青年干部。

我从1938年认识李敷仁先生，很喜欢看李先生编写的《老百姓》报，并专门收集。本文记述了我了解的一些事实。

三次办报

1945年4月，在陕西民盟领导杨明轩（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具体指导下，成立了西北民主青年社，指定李敷仁、武伯纶、王维琪、张光远、郑竹逸组成五人小组，作为民主青年社的领导机构。1945年秋，民青成员集体加入民盟，加强了民盟的活力。李敷仁先生还是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崇拜者，陕西省生活教育社的领导人。

早在抗日战争开始，李敷仁先生已是中国共产党员。在西安师范任教时，与该校著名教师郁达夫（《创造社》领导人之一）、武伯纶（历史学家）、何寓楚以及西安二中教师张寒晖（著名歌曲《松花江上》词作者）、张光远、郑竹逸、田克恭等共商创办通俗报纸《老百姓》报，宗旨是为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的事，把抗日战争、世界大事，老百姓的痛苦等等，简明扼要地告诉老百姓。

办这份报，困难很多，没经费、没房子。于是他们几位省吃俭用，自掏腰包筹集资金。西安师范校长、人民教育家石雨琴为这份报纸进行个人捐资，并为办报腾出房子，大力支持。李敷仁、武伯纶、郁达夫任编委，何寓楚任经理，田克恭任发行人。《老百姓》报于1937年11月12日在西安师范创刊，开始为旬刊，后改为周刊。

西师（西安师范简称）几个学生也参加了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老百姓》报的中心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宣传民主团结，反对独裁专制，反映老百姓的痛苦生活，从而受到广大老百姓的热爱。报纸销往13个省和苏、英、美、法、加、匈、瑞典等国。

在陕西，进步学生很喜欢这份报纸，组织宣传团到各地农村时，带上这份报纸，散发给广大农民；有的学生到延安去，带《老百姓》报，发到边区。当时我在三原县武字区做农村工作，常常买《老百姓》报，发给农村识字班和农民夜校，博得农民读者的喜爱。我教农民顺口溜“苜蓿牙儿拌拌汤，日本死到河岸上”（日寇打到黄河边，企图进犯陕西），唱歌中有“盼的是油泼辣子沾蒸馍，盼的是穷人改善生活……”，都是李先生编的词，男女老少都会说会唱了。

《老百姓》报共出刊113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视《老百姓》报为眼中钉、肉中刺，于1940年4月被勒令停刊。

李先生不甘心，又出刊《农村导报》，只刊出6期又被查封停刊。接着，李先生主办《民众导报》，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有名望的人士担任“特邀兼编辑”，《老百姓》报又复活了。

日本投降后，内战开始，李敷仁先生在西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国民党特务给他的信中装了一颗子弹。《老百姓》报的发起人之一武伯纶先生被捕了。1946年4月30日蒋介石来西安视察，在陈立夫、陈果夫领导下的陕西狗腿子王宗山，禀告蒋说：“《民众导报》主编把一些青年学生都拉拢过去了……”于是大肆搜捕编辑人。《老百姓》报的编辑、西师学生常奋坐牢后生死不明；董鸿儒，共产党员，为办《老百姓》报费尽心血，1940年被捕，押在西安劳动营，他坚贞不屈，在狱中两年多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出狱后就撒手人寰。

脱险进边区

1946年5月1日，李敷仁先生在西安被特务秘密逮捕。李先生被捕后，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在敌人淫威下，不呻吟，不求饶。随后押到咸阳二道塬上一个壕沟里，打了两枪，还在他身上踢了两脚，认为打死，便扬长而去。李先生夜间被当地群众救出。

次日，消息传至马栏中共陕西省工委后，工委书记汪锋即派韩夏存出外营救。

原来，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区形势恶化，省工委派韩夏存到西安联络暂时中断的共产党员关系时，给在西安的李敷仁当面说，要他记住，派人来找他时，只要说他就是李云实，就是他恢复关系的联络人；还告诉李先生：“我叫韩夏存，名字已改为唐磊，以后就用这个名字直接和你联系。”李先生又惊又喜。韩是他的学生，称赞韩是后起之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后，他俩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党的重要指示，都是由唐磊传达给李先生的。

李先生被枪击后，韩夏存一路打探消息，和地下党员王维琪见面知道消息后，赶到礼泉县康家店地下党员康子安家中却被生人发现，遂转到另一个地下党员王章家中。李先生在危难中，忽然听到唐磊的名字，两人见面后悲喜交加，李万万没有想到，韩夏存来到他的面前。他挣扎着想坐起，韩箭步到炕边，按住他，不让起来。韩紧紧握住李的手说：“你受苦了！”

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商定，买来一副棺材，找些知情人，举行了吊唁仪式，把棺材埋了，以示李先生已丧命九泉，敌人就不会来找了。这件事传遍关中，说这是共产党反敌特的最高艺术创造。

接着，韩夏存向李先生传达了省工委书记汪锋的问候，传达了陕西省民盟主要领导人杜斌丞和杨明轩的问候，还从西安带来云南白药、消炎散、药棉、纱布等。李先生无限感激。

韩夏存，礼泉县人，熟悉这一带的敌情和地下党组织的情况，即刻把李先生安顿在自己家中。已叫他在家的妹妹刘云购置了药品，说是他未婚妻的父亲要来。每天韩亲自洗伤换药，后来转移到赵廷芳家。赵是礼泉县国民党保警大队手枪班班长，韩的哥哥韩竞存是县保警大队队长，都是亲属，政治可靠。赵家住在往边区去的浅山小村庄，人烟稀少。省工委派来了姜医生为李治伤，静养半月，伤口愈合，体力恢复，可以行走后又转移到另一家。最后由韩夏存安排护送到边区马栏。

同年夏，蒋介石在庐山见到美国特使马歇尔，马歇尔问老蒋，说李敷仁在咸阳被暗杀已死，为何到了延安，问得老蒋张口结舌。

编写现代《诗经》

抗日战争期间，李敷仁先生在西安国立兴国中学教书，他的学生王泓，后来在北京写作出版《人生漫记》，其中记录了自己当年在兴国中学帮助李敷仁先生整理民歌、民谣，结成亲密师生的故事。

据王泓记录，李先生在校讲课、讲演、写文章，他的语言都很丰富、通俗、生动、幽默、简练、泼辣，深入浅出，极富哲理，堪称语言学家。

李先生说：我们要为老百姓说话，人民是源，官吏是流，万不可包办民意，强奸民意，人云亦云，本末倒置。报纸的读者是老百姓，老百姓是社会的基础，要办好报纸，就要牢牢依靠这个基础，与基础共鸣。报纸办得好不好，只能老百姓说了算，受老百姓的检验。要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文章、形式、语汇要读者喜闻乐见。只要读者支持，任何攻击、压制都不要畏惧，世上的事有对立面比没有对立面好。

民间文学，苏联叫“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有散文、韵文之分。歌、谣、谚、谜、曲、歇后语都属民间韵文。老百姓多爱韵文，好听、好学、好记，这是李先生情有独钟的原因。

李先生在校讲《公民》课时，说到“公民”是贴在人身上的政治标签，使人想到封建时期的“顺民”，日寇占领区的“良民”，而民者，普通老百姓也。人，要分清善恶邪正，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说，古人把人分三等：一等是于世有益的人；二等是于世无害的人；三等是于世有害的人。这个等级，不是由地位高低，钱财多寡来决定的，而是由人格是否公正，是否善良，是否为了人类做好事谋利益来决定的。离开了这些，他的官再大，钱再多，即使是委员长，百万富翁，只要你为私，邪而不正，你也是三等货。

王泓在兴国中学上学时，就知道李先生搜集民间歌谣的事，他们那一代学生几乎人人都参与了这一活动，持续数年之久，这期间搜集民谣已达到高潮。一次作文课，题目是《论诗经》，王泓把李先生搜集的民谣和《诗经》的国风来自采风联系起来写，语文老师看后夸他的文章写得好，他拿给李先生看，李也夸他写得好，还了解到王泓喜欢民歌民谣，李先生便要王泓课余帮自己整理他已搜集好的民谣。王泓看到李先生搜集的民谣装满了一柜子，十分惊喜。从此，师生成为忘年交，王经常在深夜和假日整理、编排，有的重抄，有的拿到老百姓家调查核实，有的剔除封建迷信糟粕。王泓从而受到很大教育和锻炼，影响了他的一生。

下面记录了一段民谣：

尖尖帽，桃红缨，娘说话来我不听，媳妇说话笑盈盈，先拨火，后点灯，再给媳妇骚个情。亲娘想吃水花梨，还没钱买灶篓，媳妇想吃水花梨，备上鞍子骑毛驴，半夜起来就上集。一连上了三回集，才得买个水花梨。捅在袖筒里，拿在绣阁里，双手递给我的妻，妻呀妻呀你快吃，老娘看见生气哩!娘呀娘呀别生气，将心比心都一理，我爸在着也爱你，清油调进苦曲菜，谁的媳妇谁不爱。

多么生动、幽默、辛辣、上口啊!

当年谈到民谣的起源时，李先生说：我国民间歌谣源远流长。《古谣谚凡例》记载，歌谣在文字产生前就有了，只是有文字后才记录下来。这种民间文学，内容极其丰富。《诗经》就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的风诗主要是民间歌谣；《小雅》中也有歌谣。歌谣是《诗经》最重要的部分。民间歌谣的特点是：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愿望，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历来为人民所喜爱，常用来美化语言。先秦时代就重视收集民间歌谣，有的安排专人采风，有的设立“乐府”专门搜集民间歌谣，以了解民情、民心，因而流传下来《诗经》、《汉乐府》等多种文化瑰宝。古人云：“谣者，民口也，明镜也”，把民间歌谣看作政治的一面镜子，这在古代和现代都十分必要。特别在缺乏言论自由的国家和时代，民心、民意、民情唯有通过这种特殊形式折射，或针砭时弊、或自我解嘲，都反映出时代的风貌。民众的聪明才华，也从这些口头创作中得到展示，某些作品甚至具有永恒的价值。

李先生把整理出的民谣民歌分类集中起来，比如，儿歌、夫歌、妻歌；人生、家庭、社会、国家；农业、经济、文教、行业等等。他发表过《歌谣起源论》、《谚语起源论》等文章，还打算将收集起来的民歌民谣分册出书，并考虑先出一册人生方面的书，按人生的生老病死编辑，最终汇编成一部现代《诗经》。这个美好的愿望，后来由于他身处逆境，原稿大量丢失，终于未能实现而遗恨千古。

继续献身教育事业

李敷仁先生到达马栏的当天，省工委书记汪锋、统战部长吕剑人、组织部长王俊等迎接他。他激动地说：“党和同志们这样关心我，我遇刺后，没想到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第三天就派人来营救我，我终生难忘！”

敌人杀害他的子弹在身上尚未取出。党中央很快从延安派来中央医院院长徐根竹（后担任关中警备司令部卫生部部长）专程到马栏给他动手术，取出身上的子弹，治疗枪伤。党中央还发出电报慰问他，嘱咐他：“要好好休息疗养，恢复健康，然后到延安。”

1946年6月下旬，省工委用两匹强壮的骡子，绑成架窝子，请李先生卧在里面，派人送他到达延安。

到延安后，7月24日，边区政府为李敷仁先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7月31日李先生致函民盟中央，揭露西安反动派妄图暗杀他的罪行，要求审判凶犯。同时，他把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民主进步人士和他的学生常奋、董鸿儒等被关进监狱惨死的事件写出，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上。

8月的一天，毛泽东主席亲自接见李敷仁先生，高度赞扬他“坚持正义、坚持民主、不怕牺牲、为老百姓办报的精神”，勉励他养好身体，继续为革命奋斗。他感动地说：“党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要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继续奋斗到底!”

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任命李敷仁为延安大学校长。他以极大的热情与毅力，在延安大学培养了众多的优秀年青干部。他们毕业后奔赴各地，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为新中国建设贡献青春活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

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先生病逝，享年59岁。

2004年第10期 我认识的华君武　作者：涂光群

人格魅力

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杂志换了领导班子，邵荃麟任主编，严文井当副主编，主持常务。他们决心改变《人民文学》的面貌，包括封面设计、装帧及增加美术作品插页，以使刊物从里到外给读者、作者以新观感。两位领导决定请一个美术顾问。这位美术顾问就是漫画家华君武，严文井在延安鲁艺和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日报社的长期同事。编辑部还需要一个经常联系华君武的人，领导让我做这个工作。但我既未学过美术，也不懂美术这门艺术，所以够不上“美编”，只能叫做为组织画稿跑腿并不时请教华君武同志的人。

我认识华君武的时候，他是《人民日报》的美术组长，与诗人袁水拍共同负责《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工作。从1953年起，他又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秘书长。他是个顶忙的人，一周上班要穿梭来往于两个单位。我每回去他办公室，都见他门庭若市。但他总是笑脸迎接八方来人，跟他们耐心说事。我这个他老同事严文井的小部下，他也是亲切相待，面含微笑，称我涂光群同志。不管怎样忙，他总能抽出时间，有条不紊地来过问我的事，从没见他不耐烦过。或写张条子，让我去找美术单位某个人借一张他推荐的《人民文学》要登的某画家新作的底片；有时告知我，美院正在举办一个内部画展，值得一看，要我去看看。美协秘书长这一岗位，华君武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一直干到1966年；而身处这一岗位，他也是美术信息最灵通的一个人。

在这之前，我与美术界从无接触，在华君武和美协工作人员推荐介绍下，我有机会去美院和美协几个宿舍区，走访了当年能见到的北京最有名的新老油画家、国画家、木刻、版画家、雕塑家，甚至美术史家和评论家；看了美院、美协举办的一些最好的中外美术佳品展。还有外地一些势头很好，常有佳作面世的画家,他也介绍我联系。他的关照周到、细致，使我得以较快地了解熟悉情况，较顺利地完成任务。他这美术顾问当了几年，除了出力，《人民文学》没有登出他这位名家顾问的名字，也没给他一文钱所谓报酬。

华君武同志是个非常好接近的人，工作之外也爱开点玩笑，没有一点领导架子。记得有回我去美协，他刚从福建归来，悄悄送我一包福建龙虱，让我吃吃试试。我打开一看好像一堆堆油炸过的香喷喷的原装“知了”，吃时感觉酥而香。我带回人民文学编辑部，当众吃了一两只，伙伴们大吃一惊，说我这人真是不怕脏，竟然吃土鳖!

后来他不做美术顾问了，我便少有机会去美协了，但有时在文艺界的会议场合，还是能见着他。偶然也请他为《人民文学》的小说插图，如四川作家马识途的一篇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就是请他作的插图，效果甚佳。

“文革”初期，他遭受了造反派冲击，主要是攻击他从1961年开始在《光明日报》“东风”副刊上连续发表了数年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他被打成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革”高潮时，报纸甚至用一整版篇幅来批判他这些漫画。我知道他处境艰难，因此颇惦念他。1968年秋天中国文联系统的人都去昌平一个良种场劳动。有天下午突然通知早收工，各个协会的造反当权者将文联各协会的“牛鬼蛇神”集合起来，带到当地一个大礼堂集中示众。我是作协“牛鬼蛇神”队伍中的一员，我不太在意示众，因为这么多“牛鬼蛇神”，不会感觉孤单。倒是急切想看到美协的“牛鬼蛇神”队伍里，我阔别数年、熟识和尊敬的美协原领导人蔡若虹和华君武。我果然看见他们走过来了。我仔细观察华君武，觉得他的头发有一部分像是出现了灰白色，想到他目下的处境，心里真不是滋味。我不知他是否看见了我。漫长的“文革”中，也就这样见到华君武一回。

1973年我从干校回京。大约1976年上半年，我打听到华君武住在朝阳门大街的一处普通居民楼里，我去他家看望。房子住得比较挤。值得庆幸的是，华君武和他的家人，身体都还健康。“周扬一案”自从毛主席讲了松动的话后，周扬放出来了，其他受“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文艺界人士，也陆续松动了。估计在这个背景下，华君武回到家中。那时“四人帮”还未倒台，政治气氛森严，我们未便多说。

“四人帮”被粉碎后，华君武同志恢复了工作，任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同时又是新当选的美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书记。那十多年我几乎没有去打扰华君武。1998年接近岁末，我接到华君武同志寄给我他的漫画展请柬，请柬写道：“兹定于1998年12月21日上午10时，在中国美术馆中央大厅举行《华君武漫画展》开幕式”……我真是惊喜不置。我注意到请柬一角，还写有“恳辞花篮”四个字，可见君武的作风是多么朴实。

漫画展非常了不起。131幅漫画精彩纷呈，展现了他从30年代至9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漫画艺术的劳绩、丰硕的收获。百分之七十多的作品，是他70年代末期复出后，1980至1998这将近20年的新作。

看了漫画展后，我心里涌起许多想法。2000年农历冬至那天，我去他家看望他。这天他亲自画了一幅漫画、他1982年的佳作《老鼠吹牛》赠我，写了一段发笑的文字，最后他写道：“世上凡爱说假话、大话、空话的均如此鼠。光群老友一笑”。他还赠我1955———1982，1983———1989两册汉英对照的他的漫画选，赠给我上海的学林出版社1998年3月第二次印刷的他的文集一本。他谦虚地取名《补丁集》。本书后边还附有作者各个时期漫画一百幅，实际上囊括了作者相当一部分代表作。

三年多时间过去了，我反复读着华君武的画作及文字，回想他这个人。最近方下决心，写点我对华君武其人其作品的片断感受。

从漫画看漫画家

从40年代至50年代，华君武无疑是创作时事政治讽刺漫画的佼佼者，他创作的蒋介石脸贴一方上海流氓爱贴的黑膏药，“画龙点睛”，生动传神的系列形象，从1947年的《磨好刀再杀》到50年代后期蒋想“反攻大陆”，躺在台湾那狭小“澡盆”里狂喊时的《热昏》，海内外几乎无人不知。华君武是政治讽刺漫画的高手，这已有定评。当然他不仅仅是画政治讽刺漫画，早年也画社会风情漫画，如1934年他在上海时期发表的《江北大世界》，一张画上画了那么多活跃的小人及场景，就很有看头。

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主席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人民内部矛盾凸显，残存的旧思想、习惯，尤其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主义思想和某些陋习，还在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些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阻力。华君武及时思考了这个问题，他开始了漫画创作新征程，花了不少工夫来尝试他那时取名的“人民内部讽刺漫画”，如1957年2月创作的《风信鸡》，尖锐地讽刺了“今朝东风脸朝东，明朝西风脸朝西”的风派人物。1959年3月和1961年二三月创作的《疲劳过度症》（龙王、王母、嫦娥、孙悟空都累倒在病床上，护士说：“画家同志，请你画别的东西吧，他（她）们不能为你出差啦!”）、《公牛挤奶》、《无效劳动》（两个人划船各向相反的方向划）、《误人青春》（主持者离题万里的冗长发言，“我感到我的同伴们都苍老起来”，胡子巴拉，头发长，变成了老汉、老婆婆）等作品，反思并辛辣地讽刺了58年大跃进的主观冒进、浮夸等不良作风。他经过一番思索（包括自我反思）和实践，愈加明确了内部讽刺漫画的作用，正像一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他通过精确的手术，不伤好的肌体，而剜去人体因不洁长出的危害身体健康的疥疮之类。然而这样的治病促健康的行为，在反右扩大化之后，“万花纷谢一时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的漫画家因其漫画被打成右派。

华君武的漫画在《光明日报》发表后，过了一阵子，组稿人却希望他用漫画来正面表现“形势大好”。华君武对此仍然头脑清醒。他深知，漫画如同相声，它是一门讽刺艺术，它在使人一笑之中，自觉地配合医生疗疾，或抖搂自己身上沾的灰尘。如果丢弃讽刺，那就不成其为漫画或相声了。华君武1959年曾画过一幅《听相声》，画着一对夫妇在家中苦着脸收听相声，而他们的孩子已经睡着了。这大约是讽刺当年不让人笑的失去了讽刺功能的某些“相声”吧。既然他不能勉为其难地接受组稿者的新要求，就只好暂时停止向他们寄稿。然而社会上还是有有识之士欣赏、理解华君武的内部讽刺漫画，于是1961年又在该报“东风”副刊连续登载华君武的漫画，持续数年，直到“文革”前夕。华君武这期间的漫画，可谓蔚成大观，华君武关注国情、民情，他为内部讽刺漫画或曰社会生活漫画，闯出了一条可资借鉴之路。

这些60年代的漫画，大体可以归纳成六个方面。

1、讽刺偏离实事求是，违背真理的“左”的思想行为。如1961年作的《杜甫检讨》。中国古代最关心民生疾苦的大诗人杜甫，满脸愁容地握笔思忖———《兵车行》乃和平主义思想？华君武对我讲，当年北京确有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兵车行》，说作者犯了分不清战争的正义和非正义的“和平主义思想”错误，将现代观念硬套在杜甫身上。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以来不断地搞大批判，指导思想越来越“左”，直弄得学术、文艺界人心惶惶，无所适从。华君武非常了解当年知识分子的心境，深刻地感受了极“左”思想对学术和文化健康发展的危害，而用漫画讽刺之。

2、讽刺、批评国人多年沿袭下来的陋习。如《好大的痰盂》（游泳池所见）、《生根》（占着公用电话亭的电话说个没完）、《公园小景》（爸爸驮着儿子去攀折树枝）、《散戏的门口》（堆满垃圾）等这类许多人司空见惯、甚至见惯不怪的情景———不讲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我国人群中的陋习，华君武用生动、逼真的漫画讽刺了，就是为了提醒公民们应养成良好的公共道德。

3、讽刺官僚主义作风和体制中的官僚主义。如《保险走路法》（踏着别人的脚迹前进）、《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如同襁褓中的婴孩）、《盲目加工》（画蛇添足）、《差不多》（打靶只在靶周围，不中靶心）、《科学分工？》（两人吹一根笛子———人浮于事）、《请抢球》（不去致力于问题的解决，而是互相扯皮打架）、《洗脸盆里学游泳》、《看操季节》、《干洗》（讽刺某些人不认真去实践）、《所以不离开疗养院》（某些人小病大养，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等。

4、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的一些现像，人们习见无睹，而作者画之，引起治疗的注意。如《燎原》（讽刺抽烟之风扩散之势）、《大‘小家庭’》（讽刺不节制生育）等作品。

5、讽刺文艺、学术界在创作、研究中常犯的毛病。这一领域中的某些现象自然是华君武相当熟悉的，如《咏美女老调》（讽刺文艺创作中的千篇一律：描写姑娘总是长长的辫子，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银铃般的笑声之类）、《过誉的评论》（给稀发的老头儿喷洒香水———“不管作品质量如何，而一味吹捧”）、《滥竽充数》（不仅讽刺上操）。

6、多义的，哲理性漫画。如《决心》（没有恒心戒烟的人）、《不必去害怕不认真的人》（兔子指着吊儿郎当的猎人对它的伙伴们说：别怕，他平时不练枪的!）、《熟视无睹》（明明写着“此站暂不停车”，还有不少人在那儿排队等待），都是这类佳作。这样的漫画耐咀嚼。

总之，60年代，是建国后华君武创作漫画的第一个高潮。

80年代以来，作者的视野更加扩大了，佳作迭出。《一言堂造主像》、《不称职的理发师》、《拖到没有》等，尖锐地讽刺封建残余思想、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讽刺不顾中国国情，盲目崇洋媚外，“引进”国外“洋垃圾”等社会现象；“疑难杂症系列”、“生活拾趣系列”、“猪八戒系列”更是漫画家与时俱进、独一无二的创造。很多作品让人过目难忘，如《某文人弄潮图》、《人留名，狗留尿》、《皇后的新衣》、《曹雪芹提抗议》等，难以细列。

我的看法，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建国后华君武第二次漫画创作高潮期。

人品和画风

华君武幼年时父亲去世，家庭景况不好。他有绘画天分，上初中就喜欢漫画，并且向当地报纸投稿，投寄了两百多幅漫画后终于被选中一幅，这对于一个15岁孩子是极大的鼓励。但是他没有条件去美术专门学校深造。他成为漫画家是靠自学成才。1933年他去了上海，仍在中学上学，在这里，投稿和钻研漫画艺术的条件好多了，有登幽默文章和漫画的杂志，还有两份漫画刊物。他从阅读中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绘画修养。因为投稿，他渐渐认识了前辈漫画家，著名的有丰子恺、叶浅予、张光宇、鲁少飞等人。尤其是丰子恺先生，平易亲切、谦逊待人；他漫画的简朴易懂，深入人心的民族化、大众化风格，对青年华君武产生无形的影响。此外，外文书店还有些外文报刊登的一些外国漫画家的作品，华君武也不放过机会去学习借鉴。据他自己讲，“我最喜欢两位未见过面的老师，一位是上海《字林西报》的萨巴乔，他以创作国际时事漫画为主。他的漫画线条之流利、造型之夸张，都令我倾倒。另一位是德国漫画家卜劳恩，他的《父与子》构思极妙，幽默感强，构图和人物造型简练，对我影响也很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激起了少年华君武对侵略者的仇恨，学校成立了学生义勇军，他和同学们拿着军棍操练，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决心。1933年他在上海求学，更是在报刊上发表《报告!我何时失踪？》等讽刺漫画，揭露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他深感民族危机深重，要找寻一条抗日救国的新路。正在这时，他的好友黄嘉音给他看斯诺的《西行漫记》，书中用大量事实真实地介绍了红星照耀的西北一片新天地，空气新鲜，人和人的关系平等，呼吸是自由的，而共产党和红军是一贯主张抗日的，澄清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动宣传长期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他引动了华君武对新天地的向往。

一年多后，上海沦陷。华君武瞒着家庭亲友，在黄嘉音支助下，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到香港。又从陆路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中国抗日堡垒、陕北的延安。从此开始了他既富有理想又脚踏实地的战斗学习生活。有一回他和一位作家、几个画家应邀到毛主席那儿作客，当面聆听毛主席对讽刺艺术的见解。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文艺家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深入群众生活，艺术要有民族风格，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等，都深深地启示了他。延安时期，限于当时物质条件，漫画的创作和发表不多。1946年至1949年，他在东北日报社工作，他的时事讽刺漫画一发不可收。尤其画反动头子蒋介石的形象，更是惟妙惟肖，入木三分，海内外影响很大。

华君武很有个性。我觉得他从小到大到老，始终童心未泯，喜欢找乐，活得自在。在《补丁集》“往事琐忆”里，他极坦率地写了延安“鲁艺”时期，他用干马粪取代近似马粪的一种旱烟逗同事的小“恶作剧”，然后告知被逗的人，以“挨一顿骂”而化解之。还有篇写“文革”时期干校生活的《烧鸟华》，题目就是逗趣的。北京小吃的品牌，很多人都知道有个“馄饨侯”，而华君武自我解嘲接受别人给他取的外号“烧鸟华”。原来这是他干校后期的苦中作乐，与人合作逮“知了”，串起来烤着吃，后来还“得寸进尺”地逮麻雀，用作料腌了做成红烧雀肉，成了人们争来品尝的美味。“烧鸟华”从此名声大震。老华那时已经接近花甲之年了吧，可是还保留着这样的童心。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漫画家。

在华君武看来，漫画家要提供笑料，又不失冷峻、深刻；在击中要害又逗人发笑之中，使人们认同画家批评的严肃性和他的苦心、善心。漫画这样的讽刺艺术，就是用作者眼中的光芒，来照射那些阴暗的角落，使人们看到那些黑暗、阴暗，而引起警觉。

华君武虽然性格开朗、风趣，但他律己甚严，很实事求是，有两个事情让我很感动。一是《天津日报》一位作者写的《华君武谈‘农村三部曲’》一文，其中一句话讲华君武“经常和钱钟书老先生见面”。华说：此句“不确。一年也仅三四次。钱先生和杨绛都是学者，不希望别人去扰，故亦只在院子里散步时巧遇谈话。现说‘经常’，顿时想起30年代流行的‘我的朋友胡适之’，所以我也很怕报纸加油添醋。我倒想画一幅钱先生被‘热攻’状的画。”这幅《先生耐寒不耐热》的漫画真精彩，画钱先生在澡盆旁难耐头顶上的“钱钟书热”水蒸汽。同时也澄清了那位作者对读者的误导。二是华君武对一个作者一稿多投登在某传记和某喜剧杂志上“胡编乱捧”华君武的文章，做了公开的彻底的更正，并配漫画：《何方尊神？》、《我就是自传里的你》。这位作者的“西洋景”，在人们一笑之间被漫画家戳穿了。

作为一个漫画家的华君武，他还有两点是我欣赏的。他在《漫画要有感而画》短文中说：“漫画和其他文艺一样，要有感而发。”请读者注意他接下来的一段话，我用黑体字将它抄录：“但这些感触并不只有作者才有，他必须和多数人共感，漫画才起作用，否则就是无病呻吟。漫画作者并非天生特别善感或敏感，他需要从读者群众那里得到支持和启发。我的许多作品就是从读者(包括领导人和群众)的意见中得到启发的。”这是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我很赞成。不仅华君武成功的漫画艺术作品。我认为一切伟大、成功的文学艺术作品，都要源自许多人的共感。

第二点，他谈到漫画的普及，仍是说“首先是作者和读者有一种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否则就无从普及”。

拥有最多读者群的漫画家

2004年5月14日，我与老伴应约去看了华君武同志，89岁的老人，虽说腿脚有点不大方便，但头脑依然清晰，眼睛能看字，笔下仍能写作。他告诉我，一天要给人写三四封信，读者寄给他的信不少。他一般每信必复。他觉得这对健康有益。

君武送给我2003年5月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华君武集》共十卷，其中五卷是漫画作品，四卷是文集，还有最后一卷是影集。这是一份珍贵厚礼。他听说我老伴学画自娱，还送她画册。

回到家，我爱不释手地翻阅《华君武集》。我统计一下，五卷本漫画集共收漫画1426幅。这样多产，是勤奋创作的果实。华君武可能是现仍健在的艺术生命最长的一位画家。从1930年他在《浙江日报》发表第一幅漫画起始，到五卷漫画集所收最后一幅他2003年1月画的彩色漫画《一览众山小》，他的艺术生命长达73年仍未衰竭。影集后面有一《华君武漫画展统计》引起我兴趣。上世纪90年代起，全国许多地方陆续举办华君武个人漫画展。这时华君武已近八旬高龄，仍然应邀参加。最让我感动的是君武关心着不容易看到他画展的工农兵大众。在城市展出后，他总是设法将画展直接送到这些人生产、战斗的地方去，如在上海，去了上钢三厂；在天津，去了塘沽盐场；在黑龙江，展览除在哈尔滨，还去了大庆油田，漫画在一个食堂展出，职工们端着饭碗，高兴地一边吃饭一边欣赏华君武漫画；在大连，华君武将漫画送到北海舰队，给海军官兵们观看；在成都，他将画展送到德阳县太阳村，开幕式时农民们以舞狮来欢迎他。

华君武爱他的观众、读者；读者、观众们也爱看他的漫画。我认为他是继丰子恺先生之后，作品最普及，最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中国漫画家。

2004年第10期 华人在古巴　作者：孙光英

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距市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长300多米叫“桑哈”的街道。街道两旁挤满了大大小小的中餐馆和各种各样的中国店铺，周围居住着近万名华侨、华人和华裔，这就是哈瓦那华人区，在英美等西方国家都称之为“唐人街”。我曾经于1997-2001年作为新华社记者在古巴工作过4年，期间多次踏访。

中国人移民古巴史

首批中国移民206人是1847年6月4日作为“契约华工”从厦门乘船抵达哈瓦那港的。1492年10月，哥伦布发现了古巴，于是这个美丽的加勒比岛国从16世纪起沦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盛产蔗糖。在16-17世纪，西班牙庄园主都是靠从非洲买进黑奴来从事甘蔗园和糖厂劳动的。19世纪初，英国率先发起废奴行动，西班牙在英国的压力下只好停止买卖奴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劳动力的空缺，西班牙人接受英国的建议，开始从亚洲移民，这些中国移民都是受骗被人贩子转卖到古巴和其他加勒比国家的。在哈瓦那的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华工的卖身契，“契约”的期限为8年。由于华工都是给庄园主卖苦力，因此，后来在西班牙语中就有了“苦力”这个词，表示早期中国移民的意思。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来古巴的华工不断增多，1870年，古巴政府宣布废除华工的“契约”，在古巴的“苦力”都成了自由人。勤劳的中国人在古巴的境况日益改善，成了餐馆、旅店、咖啡馆等行业的主人。19世纪中叶，由于美国歧视移民的政策，大批华人从芝加哥移民古巴，1874年，在古巴的华人达到10多万人，哈瓦那华人区成了美洲最大，最繁荣的华人区。当时的桑哈街上除了各种中餐馆和中国商店，还有好几家电影院、戏院和麻将馆；华人区建立了中文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并且在哈瓦那的国家公墓里买下了自己的墓地———中华总义山。广大华侨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1893年5月建立了自己的组织———中华总会馆，它是拉美国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侨团之一。20世纪初古巴独立，在中华总会馆的影响下，各类华侨组织纷纷出现。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后，以私营业主为主的华人华侨大批离开古巴，前往美国和其他拉美国家，只有少数人留下。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侨逐渐死去，又没有新的中国移民到来，古巴华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华人社会日趋衰落，目前全古巴的华侨华人总共才有1000多人，华人区现在的居民大多数是华裔。

华人记功碑

在古巴，只要你走到街上，老远就会听到有人对着你高喊“契诺”、“契纳”！（中国人的意思）热情地与你打招呼。有的人甚至走上前来主动和你说话。古巴可以说是世界上少有的对华人没有歧视的国家，不仅如此，在那里处处都可以感觉到人们对中国的友好。古巴人对中国的良好印象，固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古关系日益改善，越来越好，中国在古巴困难时期给予古巴无私的援助有关，但同时也是因为中国人在那里历来就有良好的口碑，在古巴革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有华人的贡献。

在哈瓦那贝达多区利内亚街和“L”街交汇处的一个小广场上，矗立着一个高8米，粗2米多的黑色圆柱形大理石纪念碑，这就是有名的旅古华侨参加古巴独立战争记功碑。凡是中国重要代表团到访，一项重要的活动日程就是去那里敬献花圈，悼念那些为了古巴的独立而牺牲的中华亡灵。在19世纪古巴进行的两次独立战争中，广大华工踊跃参战，为了反对殖民统治，在战场上舍生忘死，英勇杀敌。不少华工智勇双全，战功卓著，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和指挥官。为了缅怀华侨在古巴独立战争中的卓越贡献，根据著名的爱国者盖萨达的提议，在哈瓦那市区树立了一个华人记功碑。纪念碑正面刻着“旅古华侨协助古巴独立记功碑”13个大字。碑的背面底座上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用西班牙文刻着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的战友盖萨达将军的名言：“没有一个古巴华

人是逃兵，没有一个古巴华人是叛徒”。

中华总会馆

旅古华侨的最大社团组织是中华总会馆，它成立于1893年，是美洲国家中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侨团之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旅居古巴的爱国侨胞就在中华总会馆的领导之下，积极捐钱捐物和购买爱国公债，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古巴后，中华总会馆同其他侨团一道，举行盛大庆祝活动，舞狮舞龙，广大侨胞敲锣打鼓，手持彩旗，参加游行，整个华区一片欢腾。

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美国的傀儡政府巴蒂斯塔独裁政权，1960年，古巴与新中国建交，旅古华侨社团的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华总会馆先后承办了侨胞向国内亲属的侨汇工作，开设了“中华药店”，扩建了赡养老侨的“中华颐侨院”，整修了华侨公墓“中华总义山”，等等，促进了华侨福利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经济上严重依赖苏联的古巴失去了其主要产品糖的出口市场和绝大部分必需品的进口来源，加上美国又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古巴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国家进入了直至现在尚未摆脱的“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尤其是最初阶段，生产几乎瘫痪，物资奇缺，尤其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十分困难。中华总会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开展工作，为帮助华人区居民解决生活困难，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桑哈”街上还有好几家电影院，中华总会馆经常从使馆文化处借来国内的电影片和录像带，免费向侨胞放映。

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总会馆还开办了汉语普通话学习班、学习太极拳和其他拳类的武术班，每当中国的重大节日或者国内有重要代表团来华人区参观时，会馆都要举行舞龙舞狮和武术表演，“桑哈”街上热闹非凡。华人区每年都要举行武术比赛，参加者从中小学生到白发苍苍的老人，比赛的内容有各种拳类和擒拿格斗，也有老人参加的“导引养生功”。

邵黄将军

在古巴华人社会乃至当今中古两国的关系中，莫伊赛斯·邵·黄是不能不提的人物。他是古巴国家物资储备局长，革命武装部队少将，又是古中友协主席。他的中文名字叫邵正和。他的父亲姓邵，母亲姓黄，在古巴，人们几乎不知道他的名字，都称他邵黄将军。

邵黄将军的祖籍是广东省增城，父亲1895年与前妻关氏离乡背井来到古巴。关氏病故后他父亲与黄氏结婚，生有5男4女，邵黄是其中之一。连同关氏生的4个孩子在内，邵家共有13个孩子，邵黄排行第十二。

邵黄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青年组织的革命活动，参加了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1957年7月，邵黄离开首都哈瓦那前往马埃斯特拉山，跟随卡斯特罗在山上打游击，在起义军总部负责后勤给养工作。在山上，他结识了著名的游击英雄格瓦拉，后来参加了格瓦拉领导的解放中部城市圣克拉拉的战役，并且荣立战功。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在古巴革命武装部队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担任国家物资贮备局长，负责国家的物资储备和军队的后勤保障，并被授予少将军衔。1992年他开始担任古中友协主席至今。

邵黄将军生在古巴，根却在中国。他热爱中国，为加强古中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不辞辛劳地工作着。他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赞叹不已。在古巴，他除了接待来访的中国重要代表团外，还经常接见前去考察和经商的中国贸易团组和经商人士。在古巴的中国人凡是有了难以解决的困难都会去找他，他都会热情地想办法帮助解决。他还学习中国的样子，利用家中房前屋后的空地，搞了一个菜园子，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在城镇居民历来没有自种蔬菜习惯的古巴创立了开辟家庭菜园的成功先例，在哈瓦那，几乎无人不知“邵黄菜园”。

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华区促进会。这是一个隶属哈瓦那市，由华裔青年组成的政府机构，旨在推动古巴华人区的复兴和发展。邵黄将军说：“作为炎黄子孙，我的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对中国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理应为古中友谊而努力。”在他的努力下，古巴华人区的形势在逐渐好转，各项工作开展得生气勃勃。

2004年第10期 历史上真实的和绅　作者：冯佐哲

编者按：近年来有关和绅的影视作品颇多。但是同一个和绅，却是“一人千面”，“脸谱各异”，很多读者想知道和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本刊特请历史学家冯佐哲先生撰写此文，供读者了解和绅其人其事的一些真实情况。

一家庭、出身与学历

“和绅”是他的“满语”名字的音译，如果译成汉文应为“三纲之纲”之意，其乳名叫“善宝”。他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二甲喇人。祖籍在长白山英额峪（今辽宁省清原满族自治县英额门地区）。和绅的先祖叫噶哈察鸾，很早就归顺了努尔哈赤（后金），过着平时狩猎、耕作，战时出征作战的生活。其五世祖尼牙哈纳，因作战英勇，为他家挣得了一个“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他的父亲名叫常保，也是八旗军武官出身，除了继承“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外，还因为他的堂弟阿哈硕色，在跟随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的战争中，在西北地区阵亡，追叙军功，他家又获赠了个“一等云骑尉”的官职，后来也由其承接下来了。常保一生最高做到“福建副都统”（正二品）的官位，相当于今天的军队中的“中将”级别的军官，这在当时也可以算是个“高级武官”了。常保的妻子（即和绅的亲生母亲）是河道总督嘉谟的女儿，其继妻是吏部尚书伍弥泰之女，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和绅的妻子冯氏是清乾隆朝名臣大学士英廉的亲孙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史（如《清史稿》等）、野史和传说中说和绅家庭出身“低微”、“贫贱”、“少贫无籍”……是不准确的。

和绅全家于顺治元年（1644年）随龙入关，住居在京师（今北京）内城；按照严格的八旗旗分制度，他家住在正红旗领地西直门内的驴肉胡同（民国后改为“礼路胡同”，今“西四头条”，离“广济寺”和“历代帝王庙”很近）。

和绅与比他小三岁的胞弟和琳（1753———1796）一起，开始在家塾中接受启蒙教育。在十二三岁左右，他们就一同进入了咸安宫官学。当时这是一座重点学校，坐落在皇宫西华门内，与武英殿比邻，它最初由雍正帝提议，内务府负责筹建，创立于雍正六年（1728）十一月的一座官办学校。在乾隆年间，大约在校学生90人左右，学生全部是内务府官员和八旗官员的优秀子弟；教师则多由翰林院翰林充任。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满文（清文）、骑射和儒家的“四书”、“五经”等，此外，也还学习一些诗文、书法、绘画、蒙古文和藏文等等。在校学生由政府发给一定钱粮，作为学习补助。他们的前途无量，除了参加科举考试作官外，修业期满后，还可以充当“笔帖式”（满语为“巴克什”，即今天的“文秘”、“翻译”之意）、“库使”等工作，也是一条入仕的捷径。在此期间和绅由于聪明伶俐，才思敏捷，刻苦用功，经“童生试”被录取为文生员（即秀才），成为官学生中的佼佼者，他除了精通满文、汉文外，还掌握了蒙古文和藏文等多种语言文字；诗词、绘画也算不错。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又参加了戊子科顺天乡试，可惜没有考中。

二君臣相遇，官运亨通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刚刚20岁的和绅承袭了他家“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职；不久就入宫当差，先后在“尚（上）虞备用处”和“銮仪卫”充当“执事人”（皇帝出行时的服务人员）和侍卫（亦称校尉，负责皇帝在皇宫、行宫等处以及出行时的警卫）。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升为三等侍卫；在此期间，虽然工作、生活比较艰苦一些，但可以不时接近皇帝，有讨得君主青睐的机会。这正如他自己在一首诗中所说：“莫嗟行役苦，时接圣人欢”。

在经过三年小心翼翼的“三等侍卫”生活后，到了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绅终于等到了在乾隆皇帝面前一展才华的机会。关于乾隆帝发现和绅，传说有几种。有一种说法是说：有一天，乾隆帝“大驾将出”，仓促中怎么也找不到“黄盖”（皇帝出行时仪仗队用的一种“伞”），于是皇上生气问道：“这是谁的过错呀？！”只见底下的人都个个瞠目结舌，不知所措地相互对望，一下子都傻了眼。这时和绅赶忙跑上前去应声答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抬头一看，好一个“仪度俊雅”的美小伙，不觉怒气顿消。于是问道：“是何出身？”答对：“生员”。又问：“你参加过乡试吗？”答曰：“戊子（一说庚子）曾赴举。”又问：“何题？”对曰：“孟公绰一节。”乾隆帝说：“你能把你的文章背下来吗？”于是和绅便滔滔不绝地背诵起来，且声音洪亮，字字清晰，乾隆帝听后，龙心大悦。说道：“可以呀，完全能够中举啊！”于是君臣知遇便由此开始，遂派和绅总管仪仗，不久便升迁为乾清门御前侍卫，此后官位节节高升。另一种说法，与此大同小异：一日，乾隆帝“警跸出宫”，在轿中翻阅“边报”，当他看到一篇奏文中提及有一个重要犯人逃脱，十分生气，便顺嘴说出《论语》中“虎兕出于柙”一语。当时扈从的侍卫和羽林军们听后，个个都惊呆了，不知皇上说的是什么？彼此交头接耳，相互询问。只见和绅独对曰：“爷（当时宫内人称乾隆皇上为‘老佛爷’或‘老爷子’）谓‘典守不得辞其咎耳’”。乾隆帝听后，非常高兴，一看身边站着一位翩翩美青年，便问道：“你读过《论语》吗？”和绅答曰：“读过”。接着乾隆帝又问了和绅的家世、年龄等等，亦对答如流，颇得上意。于是“恩礼日隆”，官运亨通。此外，关于和绅得宠的原因，还有一些离奇，而且荒诞不经的传说，大都不可信。

总之，和绅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得到乾隆帝的青睐、恩遇。再加上他聪明伶俐，眼勤手勤，善于逢迎，更善于揣摩乾隆帝意，日久天长，掌握了乾隆帝“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毕恭毕敬，哪怕听到乾隆帝咳嗽一声，他便能立刻把痰盂送上……这怎能不讨得皇上欢心！于是“恩礼日隆”，名冠朝列。从乾隆四十年（1775）和绅被任命为御前侍卫，兼满洲正蓝旗副都统开始，他的官位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乾隆四十一年一月，任户部右侍郎；同年三月，入军机处办事，授其为军机处行走；次月，又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同年八月，兼任镶黄旗副都统；同年十一月，又兼任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顶戴；同年十二月，赐紫禁城内骑马的特权，并兼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同时他家的旗籍也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进入了上三旗。接着他家也由驴肉胡同搬到德胜门内什刹海畔（即今恭王府）。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把最心爱的第十女和孝公主许配给了和绅的长子丰绅殷德，从此乾隆帝与和绅成为了儿女“亲家”，两家结为了椒房懿亲，和家变成了皇亲国戚。也就是在这一年初，和绅奉乾隆帝命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获得成功；并提出了有关“设关”、“盐务”和“钱法”等改革建议；同时还对“清缅关系”、“清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的改善都提出了看法，深得乾隆帝赞赏。他在处理国内各少数民族事务与接待周边各朝贡国家使节上，显示了其才干，成为了“民族事务”和“外交事务”的行家里手。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秋之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代表团访华，中英双方在觐见皇帝礼仪，以及英方要求派使臣常驻中国、开放港口、减轻关税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分歧。和绅禀承乾隆帝的旨意，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而长期的谈判交涉，结果使英国人同意按清廷礼仪进行觐见。事后，连英国使节也不得不承认和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认为他在谈判中，“保持了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和绅的官位几乎是年年升迁，可以说高官作遍，风光享尽；他所管的范围越来越广，所辖的部门越来越多，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从乾隆四十一年（1776）起，至嘉庆四年（1799）初，前后担任23年军机大臣；以军机大臣又兼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卫戍司令”）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又兼户部尚书长达15年之久。他从承袭三等轻车都尉晋封为一等男爵，再晋封为三等忠襄伯，最后晋封为一等嘉勇公。他从宫内普通的“执事人”、侍卫，擢升为军机大臣、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掌管吏、户、刑、兵四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院、太医院与御药房等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控制着国家重要的进财口———崇文门税务监督这个要职。在军事上，他除了担任过兵部尚书外，还长期担任京师的步军统领等要职，并控制着火器营和健锐营等清军中执掌新式兵器的特种部队。在文化上，他除了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担任过《钦定大清一统志》、《钦定日下旧闻考》、清《三通》、《石经》、《清字经》和《热河志》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以及经筵讲官、日讲起居注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和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要职。这一切就意味着和绅当时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方面的大权独揽于一身，并对清朝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这种现象在整个清王朝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三巧于经营，善于搜刮

乾隆统治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充裕，可谓“盛世”时期；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毫无节制地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支绌，入不敷出。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人，而此时和绅正是适应其需要应运而生的。

和绅生性贪婪，擅于敛财。为了扩大财源，他绞尽脑汁，想尽办法，千方百计地进行盘剥与搜刮。他除了经营好皇室正常的收入项目（如，皇庄、内务府所开当铺和发放的高利贷等），对内务府的一些成规旧例，进行变革，减少开支，扩大内帑生息银两的数额外，就是想方设法增加皇室的额外收入。首先他把眼睛盯在了各级官吏和富商的腰包，让他们多为皇帝作些贡献。例如，（1）鼓励、奖掖百官、臣民多多“进贡”、“报效”，特别是每年皇太后、皇上和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为其作寿的机会，和绅便乘机或明说，或暗示让各级官吏、富商大贾们多作“贡献”，以博得皇上欢心；（2）借着“惩贪”的名义（所谓“宰肥鸭”），扩大抄家面，尤其是对那些经管钱物的大户（如，盐政、盐商、皇商、“织造”和海关监督，以及地方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等），动不动就找茬进行“抄家”，轻而易举地把这些贪官污吏和奸商们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没收、“充公”；（3）实行“议罪银”（亦称“罚项”、“自行议罪银”和“认罪银”等）制度。这是一种非公开秘密进行的罚银制度，是皇上让臣子自行认罪，自动拿出银子，“破财免灾”的措施。在这期间，当然和绅在极力聚财、敛财的过程中，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从中捞到好处，于是白花花的银子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同时也有一部分装进了和绅的私囊。

当时，上至清政府中央各部、各衙门的官员，下至地方的封疆大吏（总督、巡抚）、知府、知县和盐政，以至皇商、盐商、行商和票号商们，每年都纷纷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与稀世珍宝自觉或不自觉地拿出来一些献给乾隆皇帝，以讨其欢心和青睐。于是和绅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帝奢华享乐的需要，把他服侍得舒舒服服，使其十分自得、高兴。并且不出几年的工夫，和绅就扭转了内务府的亏空，而且还有多余的银两补充户部银库。因此乾隆帝越发觉得和绅聪颖、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更是值得他信赖的人。因为乾隆帝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只会吹拍，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那种“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总之，乾隆帝把和绅看成是招财进宝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绅则打着乾隆帝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钱取物，不但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和绅不但善于为乾隆皇帝广为招财进宝，而且同时他也是一个善于理家、善于经营、发财致富的能手。他敛财的方法和途径主要有三种：（1）窃取。和绅不但是个“贪官”，而且还是个“盗官”。他利用主管政府和皇家财政、物资的大权；利用乾隆帝的信任和重用，大肆向各级官吏、富商要钱、要物，确实增加了皇帝的个人收入，而且也更方便了他从中渔利和窃取。例如，每年全国有大量“贡品”进入宫禁，可是皇帝只收取其中一部分，其余部分或退回，或由和绅处理。于是他便上下动其手脚，从中渔利，进行窃取。只要他看上眼的、喜欢的物件，哪怕是已进入了皇宫，他也能千方百计把它弄出来，盗为己有。因此，在查抄和绅家的物品中，有许多东西（如，宝珠、念珠和珍稀器物）甚至比皇宫中的还要好。（2）纳贿。和绅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事分配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以各种名义，采用不同形式向自己报效，有时一次就纳贿几万两、十几万两，甚至几十万两白银。（3）营私。和绅在给乾隆帝增加财政收入同时，对自己个人的财富积累更加用心，千方百计到处捞钱。平日他十分注意“开源节流”，即广开财源，减少开支。除了他的妻妾儿女直系亲属等少数人，过着锦衣玉食，豪华奢侈的生活外，他对家中的佣人、使女和奴仆却十分苛刻，平日全无赏给，且经常是以稀饭充饥，还不容吃饱。他家进出的银两，除了委派亲信管家经管外，有时他还要“持筹握算”，亲自称量、过目。他家的账本由四个不识字的使女保管，而现金另设专人保存，钱账分开，不时核对。他家的许多开支花费，也“皆由下官承办，不发私财。”其次，他家兴建土木以及许多劳务工作，也尽量找不用花钱的人来承担。例如，他家修新宅第时，仅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就有一千多人在他家无偿服役。和绅敛财的方法很多，路子更广。他不但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而且还在京城内外广置房产（特别是铺面房），用于出租收取房租；此外，他还利用发放高利贷，进行盘剥，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还深知要想发大财、快发财，“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道理，从事工商业活动。他家经营的商铺、厂矿范围颇广，只要能赚钱几乎什么都干。一般是或以他本人，或利用管家、仆人的名义开当铺、钱铺（银号）、印局、账局、药铺、古玩字画铺、瓷器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店、酒店、客栈、杠房、灰瓦店，并在京西一带开办煤窑、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栓养着80辆大马车，常年从事运输业。

四扶植亲信，排斥异己

和绅一人当道，全家沾光，亲朋好友乃至个别家人、奴仆也都鸡犬升天。其子丰绅殷德与乾隆帝爱女和孝十公主结为连理，此外，他家还有多人与皇室联姻；其弟和琳曾为驻藏大臣、四川总督，晋封公爵；他家的亲属，有的做了总督，有的当了巡抚，甚至连他的管家们也成了拥有10万、20万两银子的富户。与此同时，和绅深知要想地位巩固、长久，必须具有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要得到当朝有势力集团的支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拉帮结伙，网罗死党；因此，他一朝权在手，便把帮来拉。他四处拉拢亲信，组织私人班底，结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他培植了一批亲信，其主要骨干人物有以下几人：（1）和琳，字致斋，也是官学生出身。他最初以满洲文生员补为吏部笔帖式，后又升迁为郎中、巡漕御史、杭州织造、湖广道御史、内阁学士、工部左侍郎、正蓝旗汉军副都统、镶白旗汉军都统、工部尚书、驻藏大臣、光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察史、四川总督等，并赏用黄带、紫缰和三眼花翎，封一等宣勇公，授予云骑尉世职。嘉庆元年（1796）八月，在镇压湘黔苗民起义过程中死于湖南平陇。死后乾隆帝亲自到其家灵堂吊唁，并赐白银5000两和陀罗经被祭葬，命配飨太庙，祀昭忠祠与贤良祠，并特准其家建专祠祭奠。和琳是和绅最亲信的人之一，他是和绅一手培植和提拔起来的。兄弟配合，沆瀣一气，特别是在清军中掌握一定权力。（2）福长安，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乾隆帝孝贤皇后的亲侄儿，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的第四子。乾隆帝对他比较喜欢，曾任正红旗副都统、武备院卿、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等职，被封为侯爵。在与和绅共事中，福长安深受其扶植和关照，彼此结为知己。福长安甘愿做和绅的附庸和走狗，亦步亦趋的跟随和绅。他们二人在朝中拉拢帮派，结成死党，排斥、打击以阿桂为首的朝臣。（3）伊江阿，拜都氏，满洲正白旗人。大学士永贵之子，曾在军机处行走，是和绅的亲信之一。他平时与和绅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彼此经常以诗唱和，沟通情感。伊江阿巴结和绅，和绅也极力培植伊江阿，推举他做了山东巡抚。（4）苏凌阿，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举人出身，曾任户部尚书、两江总督、刑部尚书和东阁大学士等职。因为他与和琳是儿女亲家，又巴结、顺从和绅，故受到和绅特别关照。他虽然年迈体弱，两耳重听，且昏庸无能，只知爱财，营私舞弊、贪污受贿、诬良为盗，无所不为，声名狼藉（他曾大言不惭地说：“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但和绅还是千方百计推举他，使其官位步步高升。（5）景安，钮祜禄氏，官学生出身，曾任内阁中书、户部郎中、山西河东道台、甘肃按察使、河南按察使和山西、甘肃布政使、河南巡抚等职。他一向依附和绅，办事无能，只知欺压百姓，贪污中饱。（6）明保，和绅的舅父。由于和绅的保荐，曾任湖北汉阳知府。此人一生庸庸碌碌，花天酒地，依附和绅作威作福。他的儿女亲家倭什布同在湖北作官，与和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在和绅的庇护下，胡作非为，鱼肉百姓。（7）吴省兰、吴省钦，两人为同胞兄弟，吴省钦为兄，吴省兰为弟，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兄弟皆进士出身，他们曾在翰林院任职，是和绅的老师；又“系和绅私人”，彼此之间关系密切，他们情愿作和绅的党羽，为其奔走效劳，通风报信。因此，由于和绅的推荐、保举官位步步上升，曾多次任乡试主考官。嘉庆初年，吴省兰还被和绅安排在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皇上整理诗文，实则监视皇上的一举一动。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文武大员投靠和绅，向其献媚取宠，卑躬屈膝，送钱送物；有的人还恬不知耻地称和绅为“老师”。例如，征瑞、孙士毅、秦承恩、孙绶、湛露、李潢、李光云、胡长龄和蒋赐等，其中不乏总督、巡抚、盐政和知府等高官。

和绅满以为有这么多人向其靠拢，他的关系网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全国各地，构成了“和家铺子”的班底，一旦有风吹草动，总可抵挡一阵子。可是他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其实这些人聚集在他周围，并不都出于真心，而他们与和绅是彼此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当时和绅身处高位，不少人为了向上爬，屈服于和绅的淫威，心甘情愿者寥寥无几。一旦和绅垮台，这些人便树倒猢狲散了。

与此同时，凡是不依附和绅，不愿意做他的党羽，进而反对他的人，他便想尽办法进行排斥、打击、陷害，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现举几例：（1）阿桂，章佳氏，字广庭，原为满洲正蓝旗人，后抬旗为满洲正白旗。其父阿克敦曾为大学士。阿桂于乾隆三年（1738）考中举人，并以“父荫”授大理寺丞，官至内阁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正红旗满洲都统、军机大臣、伊犁将军、四川总督、太子太保、翰林院掌院学士，封一等诚谋英勇公，并授予骑都尉世职。阿桂以“首辅”身份，多年来其官位都排在和绅前面，虽然实际上构不成对和绅的威胁，但和绅心里委实不舒服，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阿桂出身显贵，办事认真，政绩、战绩均很卓著，颇得人心，可以说“德高望重”，连乾隆帝也不得不尊重他。于是多派阿桂出差在外，让其出征、治河、办案……，而把和绅留在自己身边。和绅与阿桂之间矛盾重重，阿桂瞧不起和绅，对和绅贪婪和骄横非常痛恨、鄙视，故不屑与其为伍；他们俩人虽同为军机大臣，却很少在一处办公，就是每次上朝，阿桂也要离和绅数步之远，平时很少理他。和绅时时不忘排斥、打击阿桂，一找到机会就要搞小动作。阿桂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在嘉庆元年（1796），以养病为由，请求“致仕”，后在家休养，第二年去逝，享年81岁，谥文成，祀贤良祠。（2）福康安，字瑶林，号敬斋，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帝的孝贤皇后。曾任云贵总督、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成都将军、御前大臣、工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和协办大学士等，并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嘉勇忠锐公和郡王贝子。嘉庆元年（1796）夏，在镇压湖南、贵州苗民起义中，身染瘴疾而亡，死后谥文襄。福康安虽然一生高傲跋扈，生活奢靡，但颇擅长领兵作战。因此乾隆帝对他的“军功”是十分欣赏的，对他非常钟爱（传闻福康安是乾隆帝的私生子，从小养育宫中）。可是他与和绅长期不和，矛盾重重，史载两人“宠权相埒，势不两立”。乾隆帝只好也采取对付阿桂的办法，于是经常派福康安出差在外，或领兵征战，或处理其他事务；把和绅留在自己身边。（3）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东阁大学士等官，并加封为太子太保。王杰在军机处前后十几年，此时正是和绅把持军机处，声势显赫之时，每当他看到和绅办事擅自独断，飞扬跋扈之时，除了忍让之外，有时也与和绅争一争；或者向乾隆帝“委屈陈奏”。因此和绅非常讨厌他，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总想找茬把他从军机处排挤出去，造谣诽谤无所不用其极；无奈乾隆帝喜欢王杰学识渊博，长相俊秀，为人正派，始终不肯让王杰离开军机处。嘉庆元年（1796），王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便以足疾为借口，自己请求退出军机处，并辞去了上书房和礼部的事务。直到嘉庆四年（1799），和绅事败，他才重新出山，担任首辅。（4）董诰，字蔗林，浙江富阳人。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著名书画家。历任庶吉士、内阁学士，以及户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四库全书》副总裁、上书房总师傅，并加封太子太保和太子太师。他在军机处先后四十余年，办事勤勉、认真，熟于朝章故事，深得乾隆帝赏识。他同情王杰在军机处的处境，与和绅之间也不时发生矛盾。和绅为此非常嫉恨他，曾多次找机会陷害他。

除以上数人外，受和绅排挤、打击和陷害的朝臣还有许多，如大学士、嘉庆帝的老师朱和协办大学士彭元瑞等人。

五多行不义，必有反者

和绅当权之际，气焰熏灼，甚至连嘉庆帝也要让他三分，一般官员就更不敢多说什么了。可是就在此时也居然有一部分人不买他的账，非要捅一捅他的老虎屁股。他们明里暗里跟他作对，不敢公开干，就旁敲侧击，冷嘲热讽，进而则弹劾他的党羽、爪牙。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1）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南汇（今属上海市）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刑部郎中和监察御史等职。他生性刚直不阿，办事认真，尽职尽责。当他看到和绅招权纳贿，结党营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时，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绅。但他深知和绅树大根深，身后又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因此一时还不敢轻易触动他；于是便想拿和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分，上奏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刘全是和家的世仆，从小就在和家赶车、跑腿，跟着和绅受了不少苦，从而也得到了和的信任。和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和家所经营的店铺等，故人称“外刘”。平日他以和绅代理人的身份出现，结交官府、士绅、商贾，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假公济私，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刘全也颇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和其他各种店铺、作坊，一生积攒了二十多万两白银的家产，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绅宅第附近的兴化街修建了一座豪宅，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制，还有他家使用的车马、衣物也全都逾制。曹锡宝就以这些为突破点，写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好友吴省钦阅看，想让他帮助提点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绅，竟不惜出卖朋友，偷偷地捅给和绅了。和绅与刘全密谋后，刘全迅速拆除了逾制的房屋，毁掉了不应该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了不应穿戴的衣物。然后和绅给乾隆帝也上了一道奏折，述说自己平时管教下人很严，不许他们在外惹是生非，且刘全是个“安分朴实”的人，不会“招摇是非”。并假惺惺地请皇上派人严查，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境地。果然乾隆帝出面为和绅、刘全解脱，并怀疑曹锡宝弹劾刘全的动机不纯，是其“假公济私”，进行报复；而更大的目的，是受人指使攻击和绅；因此指令曹锡宝必须“逐条指实”。结果如所预料，查不到什么真凭实据。曹锡宝只好承认自己无中生有，认错请罪。最后落了个“革职留任”的处罚。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含冤死去。（2）钱沣，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乳名正贵，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40）进士，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副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诗文、书法、绘画闻名于世，特别是他所画的马尤具特色，故有“瘦马御史”之称。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为官清正廉洁，不贪名利，安于清贫，并惠泽桑梓，为民造福，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刚正不阿的“清官”。在政治上，他敢于向贪官污吏等恶势力斗争，特别是他以惊人的勇气和聪明的才智与和绅、勒尔谨、王望、毕沅、国泰、于易简等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和绅对于钱沣公正刚直，不屈从自己，十分嫉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一下；于是他唆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以“钱沣对生员匿丧冒考，置若罔闻”之罪，上奏弹劾，结果钱沣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但钱沣并没有因此停止对和绅的斗争，当他看到由于和绅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阿桂与和绅为首的两派，以至不能同在一起办公，便向乾隆帝上奏疏，提出建议，请其恢复旧制让所有军机大臣，均应回到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更深一层的意思是钱沣就和绅对军机处以及其他一些朝政所作的一系列“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了其核心的问题。但因事关重大，还不敢明言和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作为试探而已。此外，钱沣还另外草拟了一篇长达数千字的奏折，上列和绅二十大罪状，准备上奏皇上。仅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是以何等的勇气向和绅开战的。在当时此举绝无二人，非常难能可贵。为此和绅更加忌恨于他，极尽打击报复、穿小鞋之能事，凡遇苦差事、难办的事全派他去作。结果他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1795）与世长辞，终年55岁。关于钱沣之死，另有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绅得知钱沣要上奏折专门弹劾自己，遂派亲信将其毒死。（3）尹壮图，字楚珍，云南蒙自人。乾隆三十一年（91766）进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风骨凛然，不畏权势，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例如，他大胆地对和绅炮制的“议罪银制度”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制度是促使、怂恿地方官贪污中饱的下策；如果继续实行下去，必将会造成地方吏治废弛，银库亏空；这只会使社会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安定。其实这也是尹壮图对和绅损下肥上，贪污腐败，结党营私种种劣迹揭示的一个尝试。乾隆帝在和绅的建议下，委派户部侍郎庆成和尹壮图一起先后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各省查核各处仓库。其实庆成是和绅的私党，他在查核过程中处处钳制尹壮图，每到一地都要“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借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已经不露任何马脚，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非常尴尬，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帝认为尹壮图的奏折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结果尹壮图被下刑部大狱，判为“比狭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后来乾隆帝又觉得这样判罪未免太重，遂改为将其降职，改授“内阁侍郎”。尹壮图心里郁闷，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1799）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4）谢振定，字一斋，又字芗泉，湖南湘乡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进士。历任散馆编修、监察御史、给事中等；此人为官刚正不阿，平日很不满和绅的所作所为，更对和绅的眷属、爪牙借其势力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深恶痛绝。据说他在任京师巡查东城御史时，在灯市口附近痛打了和绅的小舅子，并火烧了他坐的逾制马车。和绅得知后十分恼火，但又没理由发作，只好暗气暗憋；最后“假他事，劾振定”，将其夺职。

至于“野史”、“笔记”和影视剧中刘墉（“刘罗锅”）、纪昀（纪晓岚）与和绅“斗争、抗衡”的故事与传说，多与史无征，并不可信。

历史上的刘墉（1720———1804），一生政绩平平，只是谨慎谦和，办事勤勉认真，洁身自好，注意吏治，关心民瘼，不尽趋炎附势而已。刘墉在任左都御史任内，并没有对和绅及其党羽进行过有效的监督与弹劾；而是奉行了“明哲保身”和“井水不犯河水”的政策。但是这也不能证明刘墉阿附和绅，嘉庆四年（1799）初，和绅受审前，刘墉是首先起来参劾和绅者之一，同时他后来也参加了对和绅等人的会审、抄家。

历史上的纪昀（1724———1805）字晓岚，素有“通儒”之名。他是个“风流才子”，言语诙谐，“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和绅与纪昀虽然同在乾隆朝为官，但地位不同。和绅是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俗称“真宰相”，而纪昀最高只作到“协办大学士”，从未作过军机大臣，因此二人地位相差较大。在修《四库全书》过程中，和绅是该书的正总裁，纪昀是总纂官，两者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虽有过矛盾，但并未见两人有什么激烈斗争。

六乾隆驾崩和赐死

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初三日，已经85岁的老皇帝弘历，宣布立皇十五子永琰（即位后改永琰为“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当年冬至进行禅位大典。翌年（1796）元旦，嗣皇帝正式登基，改元“嘉庆”。可是有一点乾隆帝很明确，这就是“退位不让权”。他规定自己虽被尊称为“太上皇帝”，但仍然称“朕”；谕旨称为“勅旨”；在宫中仍用“乾隆”年号；《乾隆起居注》照常续编；嗣皇帝的许多诏书，也要加盖“太上皇帝之宝”玉玺；臣下的“请安折”要一式两份，其他奏章也要由嗣皇帝转呈太上皇帝，由太上皇帝定夺……一句话：一切还是由乾隆帝说了算。和绅此时以出纳太上皇帝的命令者自居，常常以太上皇帝之名，贩卖自己的私货，依旧耀武扬威，有些事情就连嘉庆皇帝也要让他三分。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乾隆帝去世，享年89岁。嘉庆帝亲政，便立即将埋藏在心中多年的整肃朝政的计划开始实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也为了尽快平定闹腾多年的白莲教起义，筹集大量军费，弥补国库空虚，决定首先扳倒和绅。于是他暗示给事中王念孙、御史广顺和大学士刘墉，于正月初五日，上奏弹劾和绅“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等种种不法罪行；正月初八日，和绅被逮捕下刑部大狱，接着抄家籍产。正月十一日，嘉庆帝亲下谕旨，宣布其20大罪状，决定将其“凌迟处死”。可嘉庆帝考虑到皇妹和孝公主多次请求：乞望保和绅全尸，遂决定赐其自尽。正月十八日，和绅用御赐的白练自裁身亡，终年50岁。

关于和绅家产到底有多少？在他当政的二十多年中总计贪污了多少钱财？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搞清楚，一直说法不一，仍然还是个“谜”。有的说是“八亿两白银”，相当于当时十多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三年的国库收入；有的说是几千万两白银……在档案与正史中记载，除珍宝、珠玉和各种器物难于估价者外，在京财产尚有：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自开当铺十二座，家人刘全等开当铺八座，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六顷，合计银价二十万三千三百两，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八十辆大车折合银九千六百两。此外，和绅在京的住宅、花园、别墅多处，仅德胜门内什刹海畔的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就可与王府媲美，其中厅房二百五十余座，楼台亭阁二百余处；海淀别墅（今北京大学未名湖周围）房屋一千零三间，游廊楼台共计三百五十七间；善缘庵寓所房屋八十六间，游廊楼台四十四间。其他还有和家所经营的粮店、药店、古玩店、煤窑……多处。总之和绅二十余年，聚敛钱财数额巨大（笔者估计除他所收藏的大量珠宝玉器、金银器皿和古玩书画等难于估价的宝物外，他家的财产当在二三千万两白银左右），故他被诛后，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和绅跌倒，嘉庆吃饱”。

余论

和绅为官首先抓权，同时最主要的还是抓钱；正因为“权”与“钱”抓的太快、太大、太多，甚至超越了嗣皇帝———琰，理所当然为嘉庆帝所不容，因此他刚一亲政就要收回其“权”和“钱”，以解燃眉之急，故将和绅立即诛杀。这正如嘉庆帝自己所言：“和绅罪之大者，盖由其事权过重”。同时他也是为了给其父乾隆帝为政的各种失误开脱责任，缓解社会矛盾，拿和绅作替罪羊罢了。平心而论，和绅除了贪、横、骄、奢、狠一面外，确实也为大清朝廷、为乾隆帝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因此乾隆帝才会如此倚重他，成为其左膀右臂；因为乾隆帝也是一位有才干、有作为的君主。这一点就连嘉庆帝也不得不承认：和绅“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

和绅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主张要对清初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进行改革；在其掌政期间，他鼓动乾隆帝对清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所谓“祖宗成例”进行了某些“变革”。如，臣工的奏折，必须一式两份，一份正本呈皇上，一份副本交军机处；再有，必须在六十五岁老臣中诠选御史，以及制定议罪银制度等等。

他长期担任理藩院尚书，负责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特别是他多次帮助乾隆帝在处理对蒙古、西藏、新疆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问题上，取得了一定成功，从而巩固了祖国统一与边疆的巩固。尤其是每年在热河避暑山庄，乾隆帝在接见各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王公贵胄和宗教领袖时，不论大事小事和绅都安排的妥妥当当，使各方面均很满意，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向心力。此外，在处理周边各进贡国家的关系上，和绅也忠实地贯彻乾隆帝的旨意。特别是在前文提及的处理英国特使马戛尔尼一行访华问题上，更是不卑不亢，坚持了原则，已如前述，此不赘言。

2004年第10期 什么都要　作者：陈四益

孟夫子教人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孟夫子的办法是选一样。大概熊掌难得，所以他没有选鱼。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有势力的人或正期望成为有势力的人）的秉性不爱选择，而求兼得。福要五福，功要十全，不肯有一丝欠缺。就是讨老婆，看看中国的说部，也都是五美图、九美图、十美图，恨不得天下美女都入吾囊中。

这毛病，虽说过了两千多年，却丝毫不曾变得。

就说官员吧，当了官，执掌了权力，按说就应该临渊履冰，好好治国，替百姓多办些正事。但不，纱帽若是熊掌，一旦到手，眼里就盯着了鱼———当个学者好不神气。于是千方百计要弄个博士头衔。认真读点书，弄顶方帽子戴戴，过把瘾，本也无妨，但他并不读书，只是要那头衔。待到弄到，可以收手了吧？又不，他就一本正经当起了“专家”，放着政事不理，走穴讲课，独揽课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接受各界咨询，比教授还要教授。如果官再大一些，说不定又觊觎两院院士呢。官员乌纱博士衔，该称心了吧？不，毕竟经商来钱更快。于是，他还想当老板。好在企业巴不得与权力挂钩，于是，明的、暗的，一个个又兼起了董事长、总经理，次一等也要参股分红。中国某些行政效率不高，同一些官员贪多务得，不务正业，大有干系。

学者如何？心态一样。当了学者、教授，精力却不在治学、授课，又想往官堆里扎，又要往商海里挤，教学质量下降，学术水准滑坡，同亦官亦商的学界现状难脱关系。教授从政或从商，天下多有，并不稀奇。但既然选择了从政生涯，就应该一心一意去从政。如果以官位来提高学术地位，靠权力来博取学术权威，学术腐败难于避免。有人写文章说，北京大学当初有规定，政府官员若在学校兼课，教职不能为教授，所以鲁迅只是讲师，因为他是教育部佥事。此事若确，倒是一个不坏的制度。同样，一面以专家身份参加评审、评标，一面自己明里暗里开着相关的公司或事务所，他的学术公正性就不能不受质疑。

七十多年前，鲁迅写过一篇《小杂感》，其中一则道：“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这话我一直未曾读懂。近年来憬然有悟。盖和尚、尼姑、回教徒、耶教徒，都有信仰、有戒律，因而必有所为，有所不为。唯道士，不记得有什么戒律。荤是不必戒的，酒是可以喝的，女人是可以睡的，而且醉酒可以度人，纵欲可以成仙。要钱，有点金术，要寿有长生术，不但享尽人间诸福，而且得道之后，羽化登仙，继续享福，永无尽期。这固然都是痴想，但也确是有势力的中国人的梦想：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拉下，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要约束限制，也只是对人而不对己。人之所以不憎道士，莫非就是这个缘由？“懂得中国大半”，莫非也是指此？质诸高明，不知以为然否。诗曰：

求罢官衔弄学衔，乌纱方帽两相掺。

人间好景方收尽，忽见仙山眼又馋。

2004年第11期 我也是个“两头真”　作者：张劲夫

张劲夫是一位为党和国家的革命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高级干部。他收编了自撰的22篇文章和讲话、书信，称为《嘤鸣》；又收编了17篇编者赞赏的文章，称为《友声》，共成一集，书名《嘤鸣·友声》，由中国财经出版社日前出版。这些文章在这些年中发生过振聋发聩的影响。本文是张老为这本书写的前言。

我有幸成为一位跨世纪的老人，在20世纪生活工作了80多年，于耄耋之年探头于新世纪，展望到新世纪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作为一名老战士、老党员，我对已往的世纪难免要回顾一番。我没有写回忆录之类，只写过一些人和事的专题文章，也算是我的“世纪回顾”吧！

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自幼即知道一位乡下先生作的有关插秧的一首诗，但现在已记不清作者的姓名和全诗的内容了，只记得一句“步步后退是向前”。因为这一句源于实际生活，生动形象，富于哲理，充满辩证法，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一直没有忘记。我由此觉得，不管是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只要目的是为了社会发展、把事情办好，其实质都是“向前”。

2001年，我应广东《同舟共进》主编萧蔚彬同志之约，在纪念“七一”党的80周年生日之时，写一篇题目为《采药杂说》的文章，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书面发言。这篇文章，另外两家报刊也发表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的几位同志，还自动翻印了若干份，相互传看。有一位老友说，这篇文章是对当下套话文章的突破。其实，我花两个月的时间写成这篇文章，反映的只是我在20世纪80多年实际生活、工作的一些感受，实话实说；不写套话的意思是有的，因为讲套话与我不合。文章写成后，不知是否合乎主编的要求，所以在给他的信中明确地说：“如不合用，弃之可也。”主编认为可用，于是发表了。

在写《采药杂说》之前，我曾一度头脑发热，拟了十几个题目，例如，“屁股指挥脑袋”、“人间的天堂”等等，想一一写出来。岂知一到动笔，方知写这样的东西也并非那么容易，一定要“厚积薄发”，才能“涉笔成趣”。鲁迅先生在1902年别诸弟的诗中，有两句说得很好：“我有一言应记取，文章得失不由天”。这是鲁迅先生的亲身体会。鲁迅先生的杂文，堪称举世一绝，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是因为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没有这样的功力，要写出这样的杂文，是很难做到的。

近读《同舟共进》2004年1月号《同舟人语》一栏中萧蔚彬写的《观书与论事》一文，颇具新意，摘录如下：

南宋爱国将领辛弃疾以词传世，其诗鲜为人知。数年前，编者从他的一首七律中拈出两句，与作者读者共勉，且在本刊三番五次，广而告之。这首《送湖南部曲》作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冬，原诗如下：

青衫匹马万人呼，幕府当年急急符。

愧我明珠成薏苡，负君赤手缚於菟。

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

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妨风雨破吾庐。

此诗本是辛弃疾在湖南安抚任上受谗去职之时，赠送前来话别的一位部属的。“观书老眼明如镜，论事惊人胆满躯”两句，既是诗人自许之辞，颇见他的磊落和傲气；也是对同袍的勉励之语，流露出一种激情和期待。

编者以为，辛弃疾这两句诗，在800年后的今天，仍堪为本刊读者作者和编者书之座右，诵而深思之。

观书，是一种阅读的权利；论事，是一种表达的权利。阅读思考之余，自有表达议论的需要。至于能否别出新意，议论风生；如何把握分寸，以理服人；那就全凭观书者的慧眼和胆识了。编者于此有厚望焉。

要能做到编者厚望，没有功力是不行的。要活到老、学到老，锲而不舍，不断增强自己的功力。我赞成离退休的人，不仅要老有所养，也要老有所为，为国家、为人民贡献点“余热”。当然，要量力而行，这一点我是有深刻教训的。2003年春节过后，我为了给接受关于股份制问题的采访作准备，大年初三凌晨3点就起来看书。因过于劳累突然病倒了，不能走路了，去医院检查，说又犯了脑血栓的毛病。由于活动受限制，原来想研究的一些问题不得不搁置，想写的几篇文章大都完不成了，我这才后悔莫及。坐在轮椅上，思绪万千，心潮难平，偶成四言句表达心情：

年衰未敢忘忧国，志寄新生兴九州。

释疑有盼后贤晰，切忌茫然度春秋。

胡绳同志80岁时写了一首自寿诗，自谓“四十有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他说自己是一个“两头真”的革命者，并自勉：尘凡多变敢求真。我也是一个属于“两头真”的革命者。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清人龚自珍在其《夜坐》诗中写道：“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娥诗与听。”这两句是说，他从来不像屈原那样，积累了许多问题向天发问，而是通过诗句对嫦娥诉说。不蓄湘累问是诗人秉性自持之言，但只诗与娥听是不够的。我不想蓄问，但很想把一些疑问析清，但垂垂老矣，力不从心。一日忽然想起《诗经·小雅》上一首《伐木》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赢。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于是想到，把自己过去写成的文章选出十几篇，再力所能及地写几篇，算是“嘤鸣”；然后再加上几位友人的十几篇文章，作为“友声”；合起来编一本书，书名《嘤鸣·友声》，不也可以在某些问题上帮人释疑吗？想到此，便决定编这本书。本书的出版，如能对读者解惑多少有点帮助，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多少有所裨益，我就心满意足了。

余年90，已难握笔，就此打住，更大的希望寄托于新人。

2004年第11期 制约官权的《行政许可法》诞生记　作者：石碧波

2004年7月1日，我国《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这是继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后又一部治“官”的法，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它的颁行，无疑是我国政治、法律、经济、乃至民间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必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一、历史演进

1989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我们知道，诉讼通常是指审判机关解决原告和被告双方之间争议的活动。现代世界各国最基本的诉讼不外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而以法的形式对其加以规范的时间或时代却大不相同，前两种诉讼法是两种古老的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现代法治国家依法行政的最一般要求。可见，我国制定了《行政诉讼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我国迈向依法行政的第一步。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出台，自然离不开我国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专制或极“左”制下的民主，只能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无序和无常的样态，而法治下的民主，首先是一种秩序，“官治”的秩序和制度。《行政诉讼法》作为“官治”或“治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解决的首先是我国“民”告“官”的法律渠道，提供百姓与政府论理的司法平台。可见，我国的《行政诉讼法》是一部重要的人权立法。

1994年5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的颁行，是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国公开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因此，《国家赔偿法》也正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生活和法律生活中的反映。《国家赔偿法》包括刑事赔偿和行政赔偿两部分，前者是司法机关的损害赔偿，后者则是政府机关的损害赔偿。政府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权利、并造成损害时，受害者有权向审判机关请求损害赔偿。由此可见，该法对于保障人权、治理官吏从而规范政府法律行为的价值所在。

1996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起草《行政处罚法》时，立法者旨在治理行政领域严重存在的“两乱”，即乱处罚和乱罚款，并认为其根源在以下三个方面：（1）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不明确，行政机关随意设定行政处罚；（2）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混乱，没有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和个人也在实施行政处罚；（3）行政处罚程序缺乏统一明确的立法规定。为此，《行政处罚法》正是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实施行政处罚的主体以及行政处罚的程序方面规定了一系列较为完备的法律规范。应当说，该法的颁行，为政府在整个行政领域里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的公正行使，确保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1999年4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法》，同年10月1日起施行。行政复议，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行政管理职权时，与作为被管理对象的相对人发生争议，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请，由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机关依法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并作出决定的一种活动。可见，这是上级国家行政机关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进行层级监督的一种制度化、规范化的行政行为，是国家机关系统内部为依法行政而进行自我约束的重要机制。

2003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许可法》，2004年7月1日起施行。毫无疑问，这是继前四部立法之后的又一部“治官”的立法，是更为重要的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这部法律从1996年开始着手研究起草到2003年8月27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历时7年。可以预想，这部法律的实施将对我国的行政管理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必将极大地促进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水平的提高。

这五部法律的先后颁行，大致也就是我国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历程。面对这几部法律，我们仿佛如数家珍，但它却来之不易。我们不应该忘了，我们是在怎样的一种传统文化背景下和怎样的一种经济、政治制度或体制上来建设法治政府的。因此，我们必须对这几部法律的社会价值给予足够的认识和重视。

二、社会价值

这几部法律，尤其是《行政许可法》，对于限制、约束和规范政府的权力及行为以及保障公民这个相对弱势群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建设法治政府，是否就靠这几部法律？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建设法治政府，进而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须有方方面面的同时跟进。不过，这几部法律至少是我国由“政策社会”向“法治社会”、“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我们在考察这几部法，特别是《行政许可法》的意义时，还应体察其社会价值之所在。

1、从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改善看我国政体与立法发展及其意义

翻开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就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从未得到过充分的发展；而与其相适应的是行政和经济管理上的封建专制，以及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法律制度。法律此时不过是政治的婢女，不过是封建国家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决没有保障人民合法权利的功能。君主专制把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剥夺得一干二净，一切立法、行政、司法大权都集皇帝于一身，人民根本无民主、自由可言。正如马克思所言，在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这就是君主。以君主为核心的封建统治阶级，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统治压迫百姓是他们的权利，百姓服从、听命于他们，是百姓的义务。穷苦百姓逆来顺受，无处申冤，无处告官，官民关系完全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

近现代资产阶级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主张向西方学习，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到来，进而改造中国。康有为提出“开国会、定宪法”，“行三权鼎立之制”。孙中山则认为，西方“三权分立”并不完备，还需补之以中国传统的监察权和考试权，行“五权宪法”，才能保证政府的清廉和官吏的素质。自南京临时政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我国近代宪法大都规定了人民的申诉、请愿和诉愿之权。1920年国民政府制定并公布了我国第一部《诉愿法》，规定“人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机关之行政处分，认为违法或不当，致损害权利或利益者”，通过两次向行政机关诉愿后，最终可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1932年南京政府还制定并公布了我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并由行政院实行“文书审判”。1947年的国民党政府第一部宪法则明文规定：“凡公务员违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权利者，除依法惩戒外，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被害人就其所受损害，并得依法向国家请求赔偿。”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立法上确立行政损害的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开端。所有这些由近代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潮、法学理论变为我国法律条文和法律实践，较之于封建行政专制式统治，无疑是历史的巨大进步。可以说，它是我国资产阶级革命争取和争得民主和民权的标志。但是，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潮和法律，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理念，并未能真正兑现于人民。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新中国1954年颁布的第一部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初步确立了行政损害的国家赔偿原则。1982年的宪法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与1954年宪法相比，不仅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侵权损害赔偿，而且还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的侵权赔偿。国家机关当然包括立法机关、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这样，就从根本法上确立了我国国家赔偿的制度。这一宪法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关与公民在诉讼中的平等地位，即作为原告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与作为被告的国家机关对簿公堂，体现了国家法律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以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对人民权利的保护、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违法侵害人民行为的惩戒。至此，我们可以说，这一制度彻底改善和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要求国家机关必须依法行使职权，侵权担责、损害赔偿。但是，由于该制度仅仅是根本法中的一个抽象的原则，没有相应的部门法来细化，因而只能停留于应然状态，远不能成为实然状态。

1989年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出台，大体上算我国第一部治官的法，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它从司法制约的角度大大改观了我国的行政制度。这部法虽然在司法上确立了民可以告官，可以要求政府赔偿的制度，但总的说来还不能真正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以及侵害以后就一定能得到赔偿救济。比如：国家对公民的侵害，往往是行政与司法联系在一起的，如，公安局的侦察的错误，导致了检察院的错捕，以至法院的错判。这就不仅不能依法取得司法损害的赔偿，而且很可能出现互相推诿、扯皮、连行政赔偿也得不到的情况。孤法与孤军一样，都不足以成事。

只有到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后，公民、法人以及其它组织，才可以依法取得行政侵害赔偿和刑事侵害赔偿。可以说，《国家赔偿法》的颁布是对《行政诉讼法》的延伸、呼应与配套，它大大促进了行诉法的有效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又一进步，是人民民主权利在我国法律领域的新的保障和承诺。与《行政诉讼法》相比，《国家赔偿法》使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广泛、更可靠的保障；使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以具体化和可行化；使审判机关具有比较可行的操作规则；使人民民主、人民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免受任何国家机关的侵害。更有意思的是，它使国家机关与公民在诉讼领域处于平等地位，国家机关再也不能无法无天地凌驾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上，而必须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审判，否则，不仅为法律所不允，而且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此，《国家赔偿法》的颁行大大改变了我国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关系。

2、从制约国家权力、规范政府行为看以上行政立法的意义

以上几部法律的施行，使我国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尤其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与监督，在立法与司法领域获得了保障。易言之，立法与司法对行政形成了制约，即以权力来制约权力。因此，这几部法可谓我国分权与制衡意义上的实际步骤与重大举措。现代民主国家区别于封建专制国家的首要特征，或曰法治国家区别于人治国家的主要标志就是：有权力就必有制约，有损害就必有救济，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控制。法治观念的提出，就是针对国家机关的活动，尤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按照法治观念的要求，任何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不是产生专制，便是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专制，我国“文革”十年的无法无天、践踏人权的无数事例即是验证。

长期以来，由于我们计划经济下的传统理论与教育等原因，造成了人们对国家权力监督上的认识误区：一是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二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是人民公仆，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是在代表人民的利益。这样，就不需要如同资产阶级国家那样，在国家权力问题上，不仅分权抗衡、相互制约，而且还要通过种种法律对国家权力进行各种监督和限制。从传统教育和感情上讲，中国的广大平民百姓对党和政府又怀着一种感恩戴德的感情，一事一策之前，是无比信任、无比崇敬、无比热爱，绝不会认为国家和政府会侵害人民的利益。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党内和国家机关中腐败现象的严重存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屡见不鲜，触目惊心，人民群众众多利益受到多方面的侵害。人民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原来也不是尽善尽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假以法律监督和约束，也往往难免要办坏事。而以上一些立法，特别是后几部，正是这样一种时代要求的产物，是用来防止、约束和惩罚国家、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的。这种监督制约从以下几方面体现出来：

其一、国家、政府机关侵权承担赔偿责任，费用从国库或国家机关的活动经费中支出，有利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省自律，加强管理，杜绝违法执行职务行为的发生。

其二、实行国家赔偿后的追偿制度，直接监督和制约了公务人员，使其不敢懈怠工作，只能谨慎负责。

其三、实行错案追究制，使公务人员一怕办错追究，二怕影响考评升迁。因而格外认真，公正尽职。

3、从“无限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变看《行政许可法》的意义

其一、《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使得政府的权力有了边界。

说政府的权力没有边界，一是其所管没有边界，可以“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天气”。二是其各部门在行使权力时，可以自我授权，自定政策，自己执行，自我监督，在运行过程中随心所欲，无有限制。三是其审批泛滥，令出多门，上至国务院、国务院各部门，下至乡政府、甚至其派出机构，就连一些机构的内部文件也同样照设不误。这样一个无限政府，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自然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行政许可法》既从肯定的角度规定了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更从否定的角度规定了四类事项可以不设行政许可。这四类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看看这四类政府放开的事项，我们便不难发现，它们本来就属于“市民社会”私法自治的内容。立法规定政府对这四大范畴的不介入，是在收政府的权、缩政府的边界，从而还权于民，扩大民间社会的自治空间。至此，政府的行政许可权有了法定边界，从而也使我们过去的“无限政府”向将来的“有限政府”转变。

其二、《行政许可法》的实施，改变了政府在行政许可上的“议行合一”的权力构成。

原来的政府在行政许可上自定政策，自我执行，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议会的立法权和政府的行政执法权集政府于一身。所以，政府的权力无限大，大到可以“信马由缰”，因为其有的只是其内部的上对下的监督，根本不存在外部权力机构的监督与制约。我们称其为“无限政府”，就在于其不受立法、司法等权力机构的制约，是“政策政府”，不是“法治政府”。“政策”是其自产的东西，而“法治”却是来自立法机关的立法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与裁判、以及公民们的依法维权。

新颁布的《行政许可法》则明确规定，行政许可的设置权只有三个层次的国家机关可以行使：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二是国务院；三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但是，行政许可本质上是由法律设定的，即立法机关的制定法，只有尚未制定法律的，行政法规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即政府方可制定法规和规章。《行政许可法》规定，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但实施后，除临时性行政许可事项外，国务院应当及时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或者自行制定行政法规。而地方人大和政府只有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时，才可以设定地方性法规行政许可；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也须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而且还明确规定，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不得设定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其设定的行政许可，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个人或者企业到本地区从事生产经营和提供服务，不得限制其他地区的商品进入本地区市场。由以上立法可知，政府在行政许可事项上的所作所为，一般都必须依据立法机关的立法。

这样，政府就不再是“议行合一”的“无限政府”，而将转变为实施型的“有限政府”。

三、面临挑战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一如前几部行政法的实施，也将面临严峻挑战。

1、为顺利实施《行政许可法》上下积极作准备，但仍任重道远

2004年1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会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各省省长、各部部长以及分管法制工作的副省长、副部长与会。为实施一部法律，召开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在历史上是少见的。早在2003年10月26日，国务院通知限令对政府行政许可规定依法进行清理，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抓紧做好有关行政许可规定的清理工作。清理工作要在2004年7月1日前全部完成。凡与《行政许可法》不一致的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自《行政许可法》施行之日起一律停止执行。到2004年6月底，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得到全面清理，分三批取消和调整了1795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国务院部门审批项目总数的48.9%。各省、市、自治区取消的审批项目基本在百项以上。如，北京市政府依法对全市的行政许可事项进行了认真清理，各部门共清理上报许可事项2037项，经认定属于行政许可的有1663项，其中国家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1355项，占总数的81%；北京市设定的308项，占总数的19%。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市里设定的308项行政许可事项，保留98项，与其他许可事项合并30项，根据需要转为临时许可的6项，取消174项。取消事项占总数的56%。上海创设的202项行政许可事项中，经清理拟予取消的有101项，占创设事项的50%。

此外，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全国数百万公务员在2004年6月底前都要接受行政许可法的培训和考试，考核不过关的公务员将面临离岗的命运。2004年4月24日，浙江省22万公务员一起走进考场，参加《行政许可法》考试。在众多考生中，包括该省省长、副省长。可以说，自2003年8月颁布至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为配合行政许可法实施都进行了清理、培训等各种准备。

所有以上这些准备都是积极的，也是有力度的，但是，还远不能高枕无忧。所清理的许可权，都不过是自查，而且是上报数，未必完全彻底。学习、培训也都不过是入门式的，真正领会、接受还需假以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在实施过程中也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和问题。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顺利实施，任重道远。

2、从“法治”观念的悖论看实施《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挑战

到底什么是“依法行政”？这个概念澄不清，继续固守错误的观念，《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在实践中就会被扭曲。错误的观念、甚至是流行的观念认为，“依法行政”就是用“法”来“治”行政对象，于是，由“依法治国”层层分解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依法治村”、“依法治农”、“依法治林”、“依法治水”……甚至一直到“依法治农民”。不仅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庸俗化，而且大错特错的是把“治理”中的主体与客体颠倒了，即把治理的主体当成了治理的对象。如果我们照此观念理解和实践下去，只能是与“依法行政”背道而驰，使《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变的面目全非。我们各级行政机关严重存在的如此错误“法治”观念以及在实践中的本末倒置、主客体反串的情况说明，实施《行政许可法》、建设“法治政府”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其实，“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而非相反。法治的根本含义在于政府守法，政府权力受到制约。我国法学界曾就“法制”与“法治”的概念进行过20多年的争论，就是要明确“刀”制与“水”治的重要区别，不能把法治简单地理解为是治理民众的“刀把子”。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法治政府”概念的提出，是“法治国家”概念的引申或分层，其意义也不外是向世人表明：政府依法接受制约和监督。所以，我们应当坚决纠正和转变此等与“法治”的本来意义完全相悖的观念，真正理会“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真实含义，并且千方百计地使“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观念普遍为广大人民，尤其是政府官员所接受，从而体现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只有这样，《行政许可法》才有望真正得以实施。

3、从《国家赔偿法》实施难看实施《行政许可法》所面临的挑战

《国家赔偿法》1995年1月1日实施后，笔者曾就其实施情况连续三年自上而下跟踪调查，得到的答案是实施难、兑现难。尤其是行政损害赔偿更是难上加难。据笔者研究，个中原因大概有五条：其一、社会基础不够。它包括（1）经济基础、（2）政治基础、（3）法律文化基础等三个方面。其二、诉讼成本高昂。它包括（1）直接诉讼费与灰色诉讼费、（2）诉讼中的“潜亏”、（3）诉讼中的安全等三个方面。其三、利益的较量。它包括（1）被诉机关的抵触情绪、（2）错案追究制的负效应等两个方面。其四、裁判主体的悲哀。它包括（1）在体制上法院缺乏独立性、（2）在法官制度上法官缺乏独立性等两个方面。其五、立法本身的问题。它包括（1）实体规范上的问题、（2）程序规范上的问题等两个方面。

《国家赔偿法》主要是一部救济受害公民的法，但也不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规范。《行政许可法》则主要是规范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为的法，因此，二法似乎不能同日而语。但是，二法一旦进入诉讼领域，情况却是一样的。行政机关的违法许可或违法不许可，相对人大概都会通过诉讼寻求司法的帮助，通过行政复议，仍在行政机关打转转的少。走行政复议，一旦不服行政复议时还得到法院去，岂不是浪费了时间、增加了成本。而要进到诉讼领域，《行政许可法》就难免要遇到以上《国家赔偿法》实施所遇到的问题。比如“审判独立”的问题，就仍然没有解决。法院的人事受制于党委，法院的财务受制于政府，法院的日常工作受党委和政府的双重领导。法官的工资不说，法院要增加办公经费、修建住房、购置车辆等都必须向政府打报告，请求财政解决。如此行政与司法的关系，司法要在政府与公民或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做出公正判决，不能不是一种挑战。如此等等，《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将面临诸多挑战。（2004年7月）

2004年第11期 在胡耀邦领导下工作　作者：冯　征

多少次执笔想抒发我内心灼热的情感，怀念终生难忘的耀邦同志，但直到我将满83岁的今天，才力不从心地还多少年来的宿愿。

耀邦同志是1989年4月15日过早地离开人世的。邓小平同志曾亲自到人民大会堂为他送行。我含着眼泪走出大会堂南门，伴随他的灵车在长长行列中到达八宝山革命公墓。15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思想、精神依然回荡在我的脑海中。在60多年坎坷的征途中，我曾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亲切的教诲，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

毛泽东向我们推荐的热爱学习的“红小鬼”

我知道胡耀邦的名字，是1938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亲口推荐给我们的。在延安东门外延水之滨，为欢送我们新入伍的抗大学员开赴瓦窑堡，毛泽东同志在罗瑞卿副校长陪同下，前来为我们送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仰的革命领袖毛泽东。他高大的身材，灰布军装，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就要到远离延安的抗大一大队学习去了，我特地为你们送行，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我敬佩的老师，从苏联吃面包回来的张如心教授，他可以把许多马列著作背诵如流，你们可以向他学习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些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简短有力的欢送词，给我们这些从四面八方来的向往抗大的年轻学子以有力的鼓舞。

我对耀邦同志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对年轻人的热情关怀。我们近300人的两个学员队，从延安出发爬山越岭，经过三天行军，在8月4日的晚霞中到达了瓦窑堡。这是个形势险要、依山筑城、窑洞壮观的陕北名镇。大队机关的同志们敲锣打鼓在南门口欢迎我们，站在最前头的是一个个头不高，留着分头的青年人，他炯炯的目光凝视着我们，满面笑容地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同学们，辛苦了，抗大一大队欢迎你们”。

第二天上午在上堡子广场上全大队集会，欢迎我们新到的学员队。主持欢迎仪式的同志向我们一一介绍大队、支队的负责同志和主任教师。当介绍胡耀邦政委时，我们发现就是昨天第一个和我们握手的那个青年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对我们说，“我就是胡耀邦，前几天，毛主席和罗副校长给我打电话，说你们有的是从大武汉来的，有的是从云南边疆、昆明来的，有的来自黄埔军校和绥远前线，还有从南洋、新加坡来的爱国侨胞，你们的到来为我们抗大增添了新的血液，大家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可以随时找我们谈，我们大队领导和教职员工就是为同学们服务的。让我们在抗大这座革命熔炉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耀邦政委简短亲切的欢迎词，使我们这些历经艰险、奔赴抗大的学员心里热乎乎的，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他高度的革命原则精神

瓦窑堡是工农红军早已解放了的革命老区，曾经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时的所在地。但是绥德专区挂名专员顽固分子何基鸿，借口加强国共合作，和我们联系，派了一个经过专门训练的磨擦专家田杰生、名义上的保安县县长来这里，专门散布流言蜚语，挑拨军民关系。在瓦窑堡双十节军民联欢会上，田杰生不请自来，大言不惭地表示要代表保安人民讲几句话。主持联欢会的镇长答应了他。田杰生说：“我是保安县的老县长，保安的老百姓托我讲几句话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欢迎抗大上前线，不要光在瓦窑堡吃年糕饭”。人们意想不到这个挂名的国民党县长，竟然在大会上公开挑拨、诬蔑抗大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会场一片哗然。坐在主席台上的胡耀邦政委立即跃然而起，严肃地指着田杰生的鼻子说：“田先生，谁让你代表已解放多年的保安人民，你怎么能代表保安人民？你是靠了我们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才被允许来瓦窑堡作联络工作的。谁不知道，我们抗大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上前线，在敌后创造了抗日根据地，你怎么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制造谎言，挑拨军民关系，居心何在？”耀邦政委义正辞严的讲话，与会军民报以热烈的鼓掌。“反对田杰生胡说八道”、“加强军民团结”的口号声，震撼了会场。面对胡政委的严厉谴责，在众目暌暌之下，田杰生低头哈腰地说：“胡政委不要生气，我说的是群众的一点意见而已，说错了，我收回。”在会场一片嘘嘘声中，他只好逃之夭夭了。与会的抗大师生和人民群众为胡耀邦政委的这种革命原则精神感到自豪。

耀邦同志深入基层关心青年学员的培养，使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1938年底，我在抗大一大队紧张愉快的学习就要结业了。大队领导让我们即将毕业的学员为新来的学员实习教课，听取领导和教员们的讲评。由于领导准备要我任哲学助教，让我把学习、领会毛泽东关于《实践论》、《矛盾论》的讲稿精神的体会和心得，讲给新来的学员们听。这也是我学习中感受最深的，因此备课和介绍十分用心。一百多个新来的学员对我的实习课报以热烈的掌声。张如心教授对我的讲课予以肯定。大家没有意识到耀邦政委突然出现在课堂上。原来他早就坐在新学员的后面，听我的实习讲课。胡耀邦政委的出现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他紧握我的手说：“冯征同志，你是我们张如心教授的好学生，半年来，你认真学习和领会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中理论联系实际，实习汇报课成绩是合格的，希望你再接再厉，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抗大教员。”

耀邦政委的亲切鼓励，再次指引了我学习和奋斗的方向。认真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际，奋发进取，对于我的一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9年初我从抗大一大队毕业分配到抗大五大队任政治助教。这时耀邦政委已调到八路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副部长，我们都住在八路军大礼堂附近的窑洞里，接触的机会多了，在延河边上散步经常可以碰到，不断能听取他的教诲。

耀邦同志鼓励我到火热的斗争中锻炼成长

1939年6月1日抗大举行建校三周年大庆，宣布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抗大总校要开赴敌后，到八路军野战总部去办。耀邦同志出席了延安各界欢送我们的大会。他对我说：“过去要求你安心在清凉山下，当一名教员，现在情况变了，要欢送你们到敌后去，到前线经受战斗的考验和锻炼，这是很难得的，只要牢记毛主席的三句话（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就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和进步。”他说：“我将到前方去看望你们。”接着耀邦同志率领的总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们为我们送行，热情地教我们唱《再会吧，在前线上》的“送别之歌”，让我们唱会记熟。我们手挽手的在火光细雨中漫步，在延河边上反复地唱着这首感人的歌曲。60多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忆犹新。

耀邦同志一再勉励我们在斗争中努力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我军政治工作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1939年秋我随抗大总校前往晋东南路过晋察冀时，罗瑞卿副校长带领副大队长、老红军陈海涵和我一起去易水河边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看望聂荣臻司令员，当聂司令员得知我是邯郸人又是待分配的政治教员之后，向我讲起：易水边上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典故，我也向他讲述了我的家乡盛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将相和”的故事。我们谈的很投机。聂司令员当即向罗副校长提出留陈海涵同志和我在他身边工作。抗大总校就是向敌后根据地输送干部的。罗副校长当然不会拒绝老上级的要求。从此我就离开了抗大母校，和燕赵地区的父老乡亲结下了不解之缘。1946年夏天，当我所在的冀晋纵队转战绥包返回平绥线上阳高驻地后，碰到了从热河前线到冀晋纵队任政治委员的胡耀邦同志，真使我喜出望外，真正实现了我们在延安告别时唱的“再会吧，在前线上”的愿望。当时我是冀晋纵队政治部的宣传科长兼《前卫报》主编。7月7日在我主持的纵队直属队纪念抗战、欢迎胡耀邦政委、李昌主任的大会上，陈正湘司令员致欢迎词之后，胡耀邦政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晋察冀军区所在的燕赵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慷慨悲歌之地，涌现过许多爱国主义的英雄志士。冀晋纵队是以老红军部队为基础的英雄部队。陈正湘司令员是长征中的英雄，晋察冀的名将。李昌主任是北京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领袖，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队长，主持会的冯征科长是抗大的优秀教员，我能到这支英雄部队和同志们并肩战斗感到光荣和自豪。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在以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为首的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之下，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争取自卫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部队同志为胡耀邦政委的到来感到由衷的高兴。

耀邦同志任纵队政委的第三天，就让我陪同他到大同前线视察敌我斗争的形势，听取部队领导同志汇报，了解干部战士的思想动态。我向他提出一旦自卫战争开始请求到第一线部队去打仗。他说：“你的愿望和态度很好。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加强纵队的领导，大力宣传、贯彻毛主席的建军和作战思想，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争取战争的胜利。”他责成我继续担任现职，集中精力先把《前卫报》办好。经过纵队党委讨论，耀邦同志亲自兼任报社社长，李昌主任任副社长，我任主编。报社编辑部中有新华支社副社长、著名记者王惠德（解放以后任中宣部副部长），前卫剧社原社长沈定华（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冯兰瑞（任副主编）。编辑、记者有炯炎、泾水生、李健等人。为了能及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专门为报社配备了一部电台，每天抄写新华社和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稿，报纸从三日刊改为日刊。为保证铅印出版，为报社配备一辆胶轮马车运载铅印机和铅字。并配有四个骑兵通讯员每天把报纸及时送到运动中的部队。耀邦同志还决定报纸每天把头条篇幅留给纵队首长，以便及时传达领导的指示意图。并规定及时编发有针对性的讲话材料。纵队《前卫报》在耀邦政委、李昌主任亲自领导下，坚持每天铅印出版及时发到部队，在转战平绥及出击平汉、正太、津浦线和清风店歼灭战、解放石家庄战役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部队欢迎和军区、野战军首长的鼓励，荣立集体一等功。在解放战争中野战纵队能坚持每天铅印出版的报纸是绝无仅有的。解放后聂荣臻元帅和耀邦同志曾多次要我找寻当年铅印的《前卫报》，由于部队抗美援朝，丹东留守处档案失落，我原来保存的一份报纸，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抄走，没有找到，至今引为憾事。但耀邦政委亲自领导的《前卫报》的作用和影响，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部队老同志还念念不忘耀邦政委对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建设，提高战斗力方面的卓越贡献。耀邦同志在行军作战中经常出现在前线，遇到敌机袭击，他让部队迅速躲避，自己却泰然自若地指挥。他能及时向部队传达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区首长的指示。当部队主动撤离张家口和大同前线转入察南和河北地区的时候，干部战士情绪不高，耀邦政委关于没有什么“不得了”、我们一定要争取“了不得”的报告，传遍了部队。他向干部战士说：我军主动撤离张家口和大同前线，是为了卸掉背上的包袱，争取战争的主动权，变被动为主动，这没有什么“不得了”。用不着垂头丧气，毛主席教导，我军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一城一地之得失，主动撤离张家口和一些阵地，正是为了在广阔的战场上，寻找和创造更好的机会歼灭敌人，因此没有什么“不得了”，而用毛主席主动寻找机会创造条件歼灭敌人的思想武装起来，才是我们认为“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了不得”的实现。耀邦政委关于没有什么“不得了”和一定要争取实现“了不得”的报告，提高了指战员的思想境界，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为了发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部队还流传着耀邦政委关于“牵着笨牛的鼻子走”的讲话，启示了我们指挥员要千方百计地调动敌人东奔西跑、造成许多失误，抓住有利时机出其不意地把它歼灭。耀邦同志创造性地用生动的语言传播毛泽东作战思想，武装并领导我们的部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部队中还流传着耀邦政委重视并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传播毛主席建军、作战思想，倡导编写“人民军队三字经”的故事。1947年初当解放战争进入最紧张最困难的时候，如何在运动中对部队进行毛主席建军作战思想教育，这是一件领导关心的头等大事。一天，耀邦政委在《前卫报》上看到了前卫剧社宣传员和谷岩编写的一篇“三字经”式的歌谣，开头是：“天荒荒，地荒荒，不识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旧社会，害人狼。”认为很好，立即要我找到和谷岩同志，鼓励他为部队战士编一本人民军队“三字经”。和谷岩同志说他参军前只上过几年小学，文化程度低，怕完不成任务。耀邦政委亲自鼓励他说：“不要泄气，天下许多大事都是小人物干出来的，只要下决心，思路对，肯努力，有志者事竟成。”在耀邦政委鼓励、指导下，和谷岩同志奋发写作，把毛主席的建军作战思想、我党我军优良传统，以及对部队任务要求写成了一本“三字经”，耀邦政委亲自审稿，还请了著名画家为“三字经”作了插图，请著名作家杨朔和我们一些同志们字斟句酌地作了文字上的推敲。由耀邦政委审定、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发行的“人民军队三字经”，受到部队热烈欢迎。

耀邦同志在大力宣传毛泽东作战思想的同时，还大力倡导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号召开展“立功运动”。1947年解放定县作战中，他亲自动员和组织电影工作者拍摄攻城影片，表扬指战员英雄事迹，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创举。他提出“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和“为人民立功最光荣”的口号，启发和调动干部战士的积极性，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深入群众、发展创新作出了贡献。

当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耀邦同志调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任书记，我也从野战部队调到总政治部工作，和耀邦同志的接触又多了起来，每逢重大节日（如春节、“八一”）我们有几个长期在耀邦同志领导下的老部下，都会到耀邦同志的家里，抚今忆昔，促膝谈心，这几乎成了习惯。

在坎坷、曲折的征途中，耀邦同志不断给我亲切教诲，鞭策和鼓舞我奋发前进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令人痛心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当时我刚随彭总从苏联及东欧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访问归来，作为总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参与了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负责简报及小型会议记录）。耀邦同志作为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出席了会议。前期会议根据毛主席要开“神仙会”的指示，让人们畅所欲言，会议生动活泼。当毛主席发现彭总和不少同志对他倡导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中的严重浮夸现象有所批评以后，在7月23日的大会上出人意料地为彭总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随后又无中生有地说彭总有一个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内的反党军事俱乐部。庐山会议风云突变，从批“左”转到批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使得许多中央委员，忧心重重，不知所措。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和彭总促膝交谈如何求得主席谅解的对策。一些长期跟随毛主席、彭总的将领如邓华、杨得志、杨勇、苏振华、李志民、洪学智、唐亮等人对把彭总说成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首领，表示难以理解、接受。一向胸怀坦荡、快言快语的耀邦同志，忧心如焚，一言不发。当我把会议中一些同志的情况告诉他时，他满含眼泪对我说，彭老总怎么会反党反毛主席呢？毛主席老人家听不进不同意见了，你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可以多听听，多想想，将来事实总会搞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在《解放军报》工作，因对林彪吹捧毛主席的一些言论提出质疑，被定为“既反毛又反林”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发配河南焦作劳改农场监督劳改。从此断绝了和耀邦同志的联系。这期间，听说耀邦同志也受到了残酷的迫害。

“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小平同志和罗瑞卿同志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把我调到邓小平同志兼总参谋长的总参谋部政治部工作。这时耀邦同志已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我们中断了多年的联系又恢复了。当时耀邦同志正在大力倡导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由于华国锋、汪东兴等仍然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不少单位的负责同志还在观望。总政治部依然执行华国锋的指示，说什么“实践虽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理论还是行动的指南”， “两个凡是”还必须坚决执行。当我把面临的这一情况告诉耀邦同志时，我请他为总参军以上干部作报告，他向我认真地阐述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指出全国包括军队不少负责人仍在观望。他考虑好久之后对我说，军队中的事最好能请德高望重的小平同志、几位老帅和罗瑞卿秘书长出来讲话。同样的道理由他们来讲比我讲作用和影响要大得多。按照耀邦同志的建议，我们总参党委就请兼总长小平同志和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讲述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重大意义，联系实际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军委和总参谋部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有力地推动了军队中正确思想路线的恢复和拨乱反正的进行。

“四人帮”被粉碎、党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耀邦同志进入中央政治局并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起来向前看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的确立，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以及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作为党的总书记耀邦同志的威望不断提高，受到全党全军以及全国人民的热爱。这期间，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个是1981年新年，我受总参党委委托，去看望和慰问正在休养的老总长黄克诚同志。当我向黄老汇报了总参拨乱反正、改革创新的一些情况之后，黄老十分高兴对我说，你讲的大好形势我完全相信，但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耳朵又聋，听人讲也很吃力。我不知道全国还有多少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咱们过去熟悉的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情况怎么样了，接着他问我能不能见到胡耀邦同志，转达他的一个意见。他说，我在广播里听到中央领导同志过年过节在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畅谈大好形势，问他们能不能到革命老区和边远地区亲自去看看群众的生活情况和问题，我年老了，眼瞎，耳聋，不能去了，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他，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仅供中央同志参考。

当天下午，我向总参党委汇报了黄老的意见和建议，受到了杨得志、杨勇、张震等同志的重视和支持。晚上杨勇同志和我就到了耀邦同志家里，向耀邦同志转达了黄克诚同志的建议。耀邦同志完全同意和赞赏黄老的建议，他说：这正是我们考虑不周的地方。他建议作为军委成员和第一副总长的杨勇同志立即向军委转达黄老的建议，加以讨论落实，他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并认真研究和落实黄老的建议。

1982年春节，耀邦同志就亲自到云南、贵州交界的地区看望老区人民，到西沙群岛看望海防战士。之后几年连续跑了七千多公里，在长征路上、边远地区察看人民生活、生产的情况，提出了开发革命老区和开展扶贫工作的措施。当年杨勇同志亲临南沙群岛，洪学智同志深入新疆和西藏边防，解决了海边防部队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多年来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央和军委领导作风的改变，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另一件事是1985年，我已满65岁到该离休年龄了。耀邦同志听说我将离休，特地找我谈话说，你虽然已满离休年龄，身体还可以，我和小平同志商量，推荐你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协助年老体弱的冯文彬同志，把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搞好。耀邦同志说，中央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作出了，但历史还需要时间检验，为了安定团结，对当代历史人物评述目前只能宜粗不宜细。但历史终究是要真实、客观地表述的，这就要抓紧时间把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做好，存真求实，为写党史打好基础。这是我党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对你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冯文彬同志很欢迎你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耀邦和小平同志的指示使我很感动。根据耀邦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1986年3月初，当我参加完人大会议之后，就带着中央组织部和总政治部的介绍信，随同冯文彬同志到了中央党史部门，开始了我金色晚霞中的学习和工作。

2004年第11期 陈翰笙的革命生涯　作者：韩秉芳

2004年3月13日，著名革命家和历史学家陈翰笙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在无限悲悼之余，不禁追忆起与他相识的日子。

我有幸能与陈翰老相识，是缘于共同的友人谢孝苹先生的介绍。经过谢孝苹的热情引荐，遂得到陈翰老的惠允，我遂于1988年春到木樨地22楼陈家拜谒，其时相见甚洽。更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陈翰老还答应我随时可以趋家访谈，亲身倾听他回顾一生走过的艰难历程。

从1988年春起至1989年6月底，我有幸28次到陈翰老家，聆听他老人家细说生平往事，同时以其特有的睿智感悟人生，评古论今。他一生波澜起伏，丰富多彩，俨然是一部生动鲜活的中国近现代史。每次访谈，寒暄过后，老人总是闭目追思，娓娓道来，令听者如临实境，印象深刻。我则耳听手记，有言必录，记了两大本，约有十数万字之多，弥足珍重。因为有陈翰老自传《四个时代和我》已经出版在先，故在此仅撷取几件对我印象较深而又鲜为人知的事，缕述于后，以表示我衷心的钦敬与深深的悼念。

关于“新中学会”与李大钊遇害

陈翰笙青少年时，素怀大志。小学毕业于无锡著名的东林小学。中学则在湖南长沙明德中学度过。当时，祖国已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又受到了优秀教师爱国主义精神的熏陶，陈翰笙遂立下救国和兴国的宏愿。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他冲破重重阻碍，赴美国留学。1915到1924年，在美欧留学10年，主攻历史，成绩优异，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其间与在美国留学，读教育专业的顾淑型女士结婚，并与志同道合的留美学生高仁山订交。

在陈翰笙留学的10年里，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祖国也发生了五四运动，世界革命浪潮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这股激流，更激荡着青年学子的救国与报国情怀，陈翰笙夫妇经高仁山的荐介，遂加入了先进留学生在日本成立的以复兴中国为己任的“新中学会”。

“新中学会”是五四前兴起的青年救国社团组织之一。因它是以留学生的精英为限，故更精干，活动力强有凝聚力。参加者必须有为“刷新中国”而献身精神，同甘苦共患难，强调过集体生活，彼此亲如兄弟，无私互助共济。还特别以富象征意义的“赤心”为会徽。重要成员有童冠贤、高仁山、周恩来、于树德、何思源、杨伯安、查良钊、焦实斋、马洗凡、陈翰笙、顾淑型、李峰等。“新中学会”成员人数不多，但各个都是学有专长的热血青年，决心为祖国奉献一切力量。每年定期召开会员全体大会，讨论国家大事，联络感情，砥砺品行，辨明前进方向。故在其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洪流中，“新中学会”会员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人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骨干分子。此外，“新中学会”还热衷于教育事业，培育救国、兴国和建国的“新人”。1925年，在北京创办了“艺文中学”（即北京二十八中），高仁山任校长，查良钊任董事长，陈翰笙任董事，顾淑型为教务长。在学校中实行教育革新，推行美国道尔顿制教学法。大革命失败后，成员中政治分歧，分属国共两党，“新中学会”也不得不在北京开会，宣布解散。然而，会员间那种相知相识的感情，却不可磨灭。陈翰笙与周恩来的友谊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况且，“新中学会”所办的艺文中学，却一直延续下来，从未中断，为我国教育作出了贡献。

陈翰笙1924年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恰在此时，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来德国考察，两人不期而遇。蔡校长对陈翰笙留学欧美10年，学有所成，人品学品俱佳，非常赏识，特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当时陈先生仅27岁，故有“娃娃教授”之雅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与时已任职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是老友，过从甚密。高仁山是共产党员，特介绍陈翰笙与李大钊结识。1925年经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陈先生加入国民党，并经李大钊荐介，与共产国际建立组织关系。此时，陈翰笙除教学之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北京的政治运动中来。不久，1926年3月18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为抗议蛮横的八国最后通牒和政府的怯懦媚外行径而举行了大会和游行。陈翰笙是大会与游行的积极参加者，亲眼看到李大钊举着红旗走在游行的队伍中。当示威群众行进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门前时，却遭到执政府卫队的开枪镇压，军警用排枪和大刀，杀向手无寸铁的示威人群，当场死亡四十多人，伤数十人。陈翰笙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血腥虐杀无辜的一幕，这就是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黑暗的一天”的“三一八惨案”！在光天化日之下，凶残的执政府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下令在首都北京街头向爱国青年开枪，造成死伤百数十人的血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陈翰笙在愤怒之下，当即写出《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文，声讨“杀人刽子手”，揭露媚外残民的段祺瑞执政府的罪行，把屠杀爱国群众的刽子手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三一八惨案”之后，参与领导这次示威游行的李大钊，在1928年4月28日倒在了敌人的绞刑架上，为革命而献身！

对李大钊遇难前后的具体情景，陈翰老叙述得很详细。因为他夫人的姐姐顾淑礼，当时是李大钊的交通员，经常到大钊那里取信，接受指示。故对此事件的内情，了解颇多。并对军阀之所以能得知李大钊的行踪，且公然敢打破外交豁免权，派兵进入苏俄使馆抓人，怀有深重疑问。据翰老的分析推断，此次共产党北方领导人李大钊（同时也是国民党北京主要领导成员之一）被捕遇害，与国民党右派，也是国民党重要人物李石曾告密与策动大有干系！因为李石曾过去曾经在法国停留较长时间，且与法国大使关系密切。李石曾与李大钊矛盾很尖锐，为了排除竞争对手，不择手段。他很可能是先通过法国大使疏通了外交使团，再把遭到通缉的李大钊秘密住址，透露给反动的奉系军阀，尔后才有震惊中外的捕杀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的事件发生！陈翰老对上述推断，深信不疑。在我因惊奇而追问时，他再次做出了郑重的肯定性答复。对这起已经过去七八十年的历史大案，陈翰老的推断，可备一说，以作为历史悬疑，留待后人再察考。

高风亮节

每当陈翰老谈到孙夫人———宋庆龄时，他的眼睛就会放光，整个身心立刻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他对孙夫人仰慕已久，特别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危那些揪心的日子里，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陈翰笙，曾有机会到中山先生的住所探问，听到追随孙先生左右的同志们讲到夫人在病床边悉心照拂呵护，直到最后一刻的忘我动人的情景，深受感动。遗憾的是，当时却未能见到她本人。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在莫斯科，才有幸与孙夫人结识。

那是1927年严寒的冬天，陈翰笙正在第三国际所办的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恰在此时孙夫人也来到莫斯科。经陈翰笙的朋友邓演达热情引见，方得以在莫斯科红场附近的苏维埃旅馆拜访孙夫人。当时，她友好地接待了这位青年学者，给陈翰笙留下了美丽、端庄、智慧，非常美好的印象。此后，一直到30年代在上海，陈翰笙有机会协助孙夫人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工作，才逐渐与她熟悉起来，增加了相互了解。尔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双方又不期在香港会合。陈翰笙遂在孙夫人组织起来的保卫中国同盟和她所赞助的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的工作中，共同为支持与资助国内抗日战争而努力。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增进了彼此的友情。即使后来陈翰笙因工作需要，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工作，孙夫人与陈翰笙仍保持着联系。1948年时，孙夫人还写信到美国，向陈通报她的行止和此后的打算。上世纪40年代后期，长期得不到陈翰笙讯息的亲属，也曾到上海孙夫人处，探问他目前的现况，并从她那里得到确实和平安的亲切答复。

新中国成立，陈翰老于1951年初从国外归来，以外交部顾问和学者的身份，热情投入到祖国的发展建设中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参与筹划下，孙夫人领导创办了对外宣传刊物《中国建设》，她本人担任编委会主任，陈任编委会副主任。从此，在30多年的岁月里，陈翰笙全力襄助孙夫人，办好这份为打破外界封锁，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的刊物。该刊陆续出版了英、法、德、俄、西、葡、阿等多种版本。为了编辑方针与内容，陈翰笙与孙夫人需要经常协商或书信往还，个中甘苦，可想而知。这时，陈翰笙已经成为孙夫人办刊物的得力助手，同时，在国内某些事务中，也有时征寻他的意见。对陈氏的书信，孙夫人三天之内必有回信答复，充分显示她对意见的重视和机敏作风。

文革浩劫后期，陈翰笙与孙夫人恢复了交往。1981年3月，孙夫人给陈写信，信中谈到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授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一事，并且商量她致答辞的内容。陈则在第二天就写信作了答复，坦诚地谈出自己的参考意见。不料孙夫人四月底从加拿大回国后不久，陈翰笙在5月16日就听到了她因病住院的公告。陈翰老当天下午，立即赶到医院探望。孙夫人躺在病床上，对陈的问候报以微笑，表示谢意。虽有医生的关照，尽量不要多说话。但是，孙夫人还是对这位知心的老朋友，说出了她难以释怀的话。对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种种罕见的暴虐行径，把国家推向大乱不止，险象环生的境遇中，仍愤愤难平。陈则安慰她说：噩梦已经过去了，那个坏女人再也不能兴妖作怪了，国家有了复兴的希望，您要为国为民珍重，养好病。不久，孙夫人病逝的噩耗传来，举国哀悼。陈翰笙满怀真情，迅速地写出《谈谈孙夫人的高尚品格》纪念文章，作为悼念。

关注国家的复兴大业

陈翰老早年留学美欧10年，两度到苏俄工作，还到印度讲过学，并在美国搞了几年联络工作，可谓是学通中西，具有世界眼光的专门人才。但是，他却不热衷于官场，心甘情愿从事学术工作。所以，1951年回国后，婉拒了周总理让他当外交部副部长的建议，只挂了个顾问的虚衔。如前所述，陈翰笙在留学期间，就加入了以“意大利三杰”为榜样的“新中学会”，立志终生为祖国的独立、民主自由、新生强盛而奋斗！回顾往昔岁月，他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推翻专制独裁的反动政权，创建民主共和的新中国，不怕牺牲，殚精竭虑从未消歇。特别是经过十年浩劫，步入老年的翰老，更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拨乱反正，振兴民主的复兴大业，切切然钟爱之情溢于言表，唯恐其停滞不前，中途夭折！

由此，不由得令我联想到陈翰老对历史上官商腐败问题与袁世凯以军权夺政窃国的关注。

当时，“反腐败”是全国各阶层人民关注的焦点。陈翰老则以其历史学兼经济学家的敏锐眼光，认为“腐败”的根源在计划经济旧体制跟不上商品市场的新发展，中心点是“官商勾结”。恰在此时，《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探讨宋代官商问题的论文。陈先生看了之后，非要我到杂志社联系，把写“那篇文章”的作者找到，邀请那位作者与陈翰老面谈。为的是借古鉴今！陈先生一连催促我几次。后因他妹妹陈素雅的劝阻，怕因此而增加工作负荷，影响她哥哥的身体，所以我才借故推托，掩饰过去。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陈翰老对中国改革事业所遇到的问题十分关切，力求匡正的责任心。

陈翰老还曾几次深有所感地谈到了袁世凯。他在少年读中学时，正赶上爆发辛亥革命运动，对鼎革之际的种种变故，印象深刻。当时，袁世凯拥兵自重，在义军与清廷之间，纵横捭阖，耍尽权谋，终于窃取了总统职位。然而，袁大头依仗他军权在握，不以总统头衔为满足，还梦想再高升一步，登上皇帝宝座。没料到当他机关算尽，在群丑拥戴之下，黄袍加身之后，却招来了众叛亲离，举国反对的局面，最后只落得一命乌呼，彻底完蛋的可耻下场！这一幕幕历史活剧，至今仍似历历在目。

他老人家之所以一再谈这些历史故事，甚至还追溯到秦始皇……无非是要告诫警示世人，当今的中国一定要建立真正有法可依的民主制度，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强盛发达！

以上陈翰老这些语重心长的话，只是在和我私下交谈时，关涉到政治敏感话题的议论，属即兴发挥，不宜公开，以免误会。但是，斯人已逝矣，而他留下的感言，对时下的中国反腐败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前途大有裨益，至关重要。

2004年第11期 怀念刘英大姐　作者：万绍芬

2002年8月26日，是个令人悲伤难忘的日子。这天的深夜，尊敬的刘英大姐与世长辞了。虽然她已是97岁高龄，但对此，我还是感到突然。因为无论从她的身体状况、精神状态还是思维敏捷来看，都比她的自然年龄年轻许多许多。我有幸与她熟识，并开始比较密切交往，是1986年10月她和帅孟奇大姐应邀参加江西省委、省政府举办的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活动以后的事。那年，两位大姐在江西参观视察了18天。当时我任江西省委书记。作为全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两位大姐给予了特别亲切的关爱和鼓励。

以往我主要是从书刊及老同志谈论中知道一些有关帅孟奇和刘英大姐的传奇般的革命斗争经历，非常敬重她们。通过这次密切接触，从她们的言行举止中，我直接感受到她们处处关心人民群众利益，关心党风建设，关心地方经济发展的精神境界和坦诚爽朗、朴实亲切的优秀品格，从内心更加敬重她们。我调北京工作后，一有空，便去看望康克清、帅孟奇、刘英、邓六金、李昭、王云等几位大姐，交往就多了一些。1994年刘英大姐家搬到万寿路，我们就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走往也就更方便更多了。

我喜欢听她回忆艰苦斗争的往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历经了漫长的革命岁月，感人的故事实在太多。她从苏联莫斯科回到江西苏区少共中央工作，直到西渡于都河，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央苏区生活战斗了一年半时间。谈起这段历史，她往往连声说：“那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日子，苏区人民好呀！对革命贡献大！”顿时我想起此前曾多次听说刘英大姐对中央苏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1998年她去香港访问，时任香港新华分社社长的姜恩柱同志，热情接待了这位93岁的老大姐。在交谈中，姜恩柱同志问大姐，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哪里？她马上回答说：“瑞金！中央苏区。那一段日子是我一生心情最愉快，生活最充实，也是最难忘的。”此刻我听到她亲口这样说，倍感亲切，产生了强烈共鸣。她对中国妇女运动以及妇女干部成长问题甚为关切，对妇女运动领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很为敬重。

刘英大姐家会客室挂着一幅张闻天同志端庄俊慧的照片。对这位我党早期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的主要领导人，后来虽历经坎坷，仍坚持正直敢言、勇于探索的革命家、理论家，我每次去大姐家，都会很自然地以敬重的目光抬头仰望。有次在我诚挚的探问下，她深情地讲述了与张闻天同志命运与共的许多片段：在异国他乡莫斯科、在中央苏区红都瑞金、在庐山会议、在“文革”中身处逆境的岁月……她的神情有时振奋，有时凝重。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为张闻天同志平反，尤其是谈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同志在讲话中将张闻天的名字列入同毛泽东等同志一起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党的杰出领导人的行列，她的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提起八十岁后三次回江西，看望老区人民，她谈笑风生，那样深情，那样愉快。我分享着她的快乐，也为她和张闻天同志所遭受的挫折和不公常常感到心情沉重。

我曾几次向大姐及周围工作人员建议，把大姐多次回忆的革命往事，用录音带记录下来，这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她告诉我，近来，她接受采访多一些了，认为这是一种责任。她送给我几本著作：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张闻天选集》等。我由衷感谢，并表示将认真拜读。我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共和国第一位女省委书记》一书回赠给她。我知道在她面前，这本近40万字的册子内容太轻，但大姐高兴地点头连连说：“是件好事，好事，应该出、应该出，我要好好看看。”我们的交往是愉快的。我把她看作是革命长辈，她把我这个从江西出来的妇女干部看成是可信的朋友。我们交谈无拘无束，使我得益匪浅。我还记得，有一次，她亲切地问我：“绍芬同志，你有时是不是不够冷静呀？听说在一次大会上有人给你提意见，你当众哭了，有没有这回事啊？”这使我愕然。因为这不是我的个性和习惯，即使在“文革”中进牛棚，大小会多次挨批斗，打得遍体鳞伤，受尽屈辱折磨也不曾当众哭过。她说，“你记记，好像是在一次妇女干部的会议上。”于是，我突然明白了。我曾在那次会上，严词批评了一位坐车撞伤路人而不顾被投诉的女干部，她当众哭了起来。事后想想，虽然我是为纠正不正之风，但批评的方式方法可以更讲究一些，也许效果会好些。不料此事竟变成了这样，真令人哭笑不得。但大姐的关心，仍使我心存感激。经过经常的亲切谈心，我们的友情也更加深厚。每当过年或在一些节日，我都不会忘记去探望。2000年11月中旬的一天，当我得知大姐摔跤了，连忙赶去看她。她躺在病床上，仍然是笑呵呵的，说：“不要紧，过些日子就会好。绍芬同志，我还想第四次回江西去呢！去瑞金、于都、兴国……再看看老区的发展变化。”我赶忙回应： “我陪大姐一起去！”她爽朗地笑了。她从不言老，从不服老。我想起“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这首歌词中的大松树，这就是她。我衷心祝愿老同志们像刘英大姐那样成为苍翠的松树。这样，尽管高龄老人越来越多，但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处处有一片片朝气勃勃的“松树林”。

刘英大姐走了。我总觉得她还是那样乐观开朗地活在我们中间。我沉痛地去她家客厅灵堂前献上花圈，深深鞠躬，并参加了为她隆重送别的行列，以表达我对她的哀思。

2004年第11期 我的恩师吴晗先生　作者：张海瀛

我是1964年初，拜吴晗先生为师攻读明史的。当时，吴晗先生有两个研究生。除我以外，另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张显清同志。吴晗先生考虑到我们两人的学习进度不同，便让我们分别求教，每周一次，我被安排在每星期五的下午。先生为了使我能够有一个较好的学习环境，又同院、系领导商定，除保证我每星期要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学习时间外，还在院图书馆内给我开辟了一个研究室。从那以后，我就整天钻在这个研究室里，日以继夜地攻读先生指定的书籍。吴晗先生对我每星期五的登门求教，十分重视。记得有一次先生告诉我他要去西藏，下星期五不要来了。但到时候先生又打电话叫我去。我见到先生时顺便问了一句：“先生没有去西藏？”先生谈笑风生地说：“哪里！去了两天，总书记（指邓小平）找我有事，就把我叫回来了。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原来是叫我回来和他打桥牌呢！我既已回来，你还是按时来为好，要不学习进度就受影响。”吴晗先生为开扩我的视野，还给我办理了北京市政府的介绍信，要我去温泉中央档案馆（那时不对外开放），查看明代档案，并要我定期汇报查阅情况和收获。

吴晗先生指导我读书时，多次告诫我说，学习明史一定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花力气。他说，《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明实录》，这些都是学习明史的基本书，非读不可。先让我读了一遍《明史·本纪》和《明史纪事本末》，接着就让我读《太祖实录》和《太宗实录》。当我读完《太宗实录》时，先生又教了我一种读书方法。他说，现在你要改变一下读书方法，要按列朝顺序，以朝为单元，从洪武朝开始，一朝一朝地读。比如说洪武朝吧，先读《明史·太祖本纪》，对洪武朝有个总的了解；再读《明史纪事本末》卷一至十四（洪武朝纪事本末），这样你对洪武朝的重大事件就知道得详细多了。因为《明史纪事本末》不是抄撮《明史》写成的。《明史纪事本末》成书在前，《明史》成书在后。这是《明史纪事本末》与其它纪事本末不同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中涉及到的人很多，你再回头去参看有关的《明史·列传》，这样就把人与事联系在了一起，既便于掌握，又便于记忆。《明实录》量很大，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明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万斯同最推崇《明实录》，他撰写明史底本时就是以实录为指归的。明列朝实录，万斯同几乎可以背诵。王鸿绪的明史稿，不过是万斯同明史底本的改头换面。康熙十八年（1679）后，万斯同又以平民身分参加《明史》编纂，他不列名次，不拿薪俸，但却出力最大。在万斯同以前明代的一些史学家，对实录则有很多批评。《太祖实录》纂修过三次，这是批评的一个重要内容。《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之世，再修于永乐初年，三修于永乐九年。其实再修和三修的用意，就在于证明燕王朱棣确为高后所出，故懿文太子死后，伦序当立。现在我们又不去考证这些问题，其它部分的记载还是可信的。万历时把建文元年至四年的纪事附于洪武朝后，采用洪武纪年，这就是洪武朝只有三十一年而太祖实录中却出现了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的由来。吴晗先生要求我读《太祖实录》时做两件事：一是编写洪武朝大事记，二是选择一两个题目抄录一些卡片。后来，先生审阅我编写的大事记时，首先肯定我踏实认真，但同时又指出，太烦琐了，很多不该写的都写了进去，已经不成其为大事记了。对我抄录的卡片，还比较满意。

我以朝为单元读完太宗朝时，先生让我作了一次全面汇报。随后说，读书一定要从基本书入手，但只读基本书还远远不够，从现在起再给你增加两部参考书，一是《国榷》，一是《明经世文编》。《国榷》是谈迁根据明代列朝实录、崇祯邸报以及百余种诸家著述写成的。谈迁编撰《国榷》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纠正明代列朝实录中的失实和错误之处，所以读《明实录》时，不能不认真去看它。由于《国榷》这部书没有刊行，所以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胡乱删改，史料价值很高。《太祖实录》不承认建文朝的存在，《国榷》不但恢复了建文年号，而且还站在建文帝立场上纪事，如建文帝削除燕王号位后，《国榷》直呼永乐为燕庶人。《太祖实录》对杀戮诸将记载极为简单，只录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死，不说是怎样死的。而《国榷》则不加隐讳地把事实记录了下来。通过这些不同记载的对照，就可使我们对某些史实的了解更接近或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明经世文编》是一部从历史实际出发，总结明代统治经验，经世致用的书。这部书现在不必全读，你看一下序言、影印附记、分类目录就可以了。你在读基本书时，也可围绕一两个问题，参看一下其中的有关疏奏，熟悉熟悉这部书，懂得这部书的编辑情况和使用方法即可，这对你以后的研究工作大有好处。

吴晗先生听了我阅读《国榷》和《明经世文编》的汇报后，又说，你翻阅这两部书后，收获很大、弄清了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这是很自然的事。要知道记载明代历史的书还多得很哪！要真正弄清许多错综复杂的史实，还需要翻阅很多很多的书。诸如傅维麟的《明书》、陈鹤的《明纪》、查继佐的《罪惟录》、张岱的《石匮遗书》、沈节甫的《纪录汇编》等等。若要了解明代的典章制度，就非读《明会典》、《明会要》不可。各种专著，如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也相当多。有关明代历史的野史笔记多达千种以上，如若把各种文集和方志也算上，因为那里面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简直是浩如烟海了。正因为书很多，读起来有点像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所以我才再三强调，一定要从基本书读起，在基本书上下功夫。读了基本书，你就有了主心骨。有了主心骨，你再翻阅其它书时，才能够选取和驾驭那些有价值的史料。这就是开始阶段我只让你读基本书的原因所在。至于说到研究，基本书以外的书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有时甚至比基本书更有用、更直接、更重要。但追根溯源，对这些书的阅读和使用，都不能不以基本书为依据。

吴晗先生在指导我搜集和掌握史料过程中，首先特别重视提高我的认识，培养我搜集和掌握史料的主动性、自觉性。先生经常说，不论做教学工作还是研究工作，都必须掌握充分的经过严格审查和鉴别的史料。史料是研究历史的基础，要弄清一个哪怕是很细小的问题，也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不然就没有说服力。文学家可以凭灵感，而史学家则只能靠史料。自古以来没有不搜集和掌握史料的史学家。其次，先生告诉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一定要注意广度。所谓广，就是要对明代列朝的历史，比如洪武、建文、永乐……都要有个基本的了解，这样才能掌握明史的全貌。这个工作可通过写读书提要、心得笔记、编制大事记或年表来完成。第三，先生要求我搜集和掌握史料时还必须注意深度。所谓深，就是对一些重大事件、具体问题、历史常识都要深入钻研，反复推敲，真正搞清楚。然后，再通过写摘要、抄卡片，加深理解，帮助记忆，把它变成自己的知识。在说到抄写卡片时，先生再三强调，抄写卡片一定要标明分类，加上标题，注明出处，一张卡片就记一件事。先生拿起我抄的一张卡片说，像这张卡片，把致仕还乡官员免除徭役和序尊卑的规定抄录在一起就不妥当，最好把它抄成两张卡片。遇到一条材料讲两个问题的情况时，你就要把它分别抄作两张卡片，既锻炼你分析史料的能力，又便于分类保存。在谈到卡片分类时，先生说，保存卡片要有个固定的总的分类法，不然就会乱套。但在使用时，则可根据需要临时再分成若干类。用毕，一定要按固定的分类归还原处，以便检阅。

在我积累了一些资料的基础上，先生又引导我沿着训练研究的方向前进了。先生让我选择个题目练习研究。那时我抄录的资料大部分是洪武朝的，再加上我对先生写的《朱元璋传》看过多次，还写了两三万字的笔记，所以拟就朱元璋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封建皇帝的历史过程进行一些探讨，先生同意了我的选题。先生在指导我练习这个选题时，首先，要我做朱元璋年表，对于朱元璋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年代，比如从龙凤元年（1355）到洪武初年，纪事要力求具体、全面；其次，要我着重探讨儒士对朱元璋的直接影响，从李善长、李习、陶安到刘基、宋濂、叶琛、章溢，逐个进行具体的探讨；第三，要认真阅读有关研究朱元璋的文章和著作，从王崇武的《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1年第10本）到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著作和文章，都要认真去读，要写读书提要和笔记，还要把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一些想法记录下来；第四，用最简洁的语言把自己要写的文章的中心思想写出来，按照文章的中心思想再编写写作纲目。先生强调指出，完成上述任务的过程，就是培养和训练研究能力的过程；一个人的研究能力，只有在完成研究任务的实践中，才能逐步培养和训练出来。

在谈到怎样写学术论文时，先生说，好的学术论文必须具备两条：一是要观点明确，材料丰富，有独到见解；二是要结构谨严，语言精炼，通过史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这两条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难得多了。因为这里既包含着研究能力的严格训练，又包含着撰写文章的基本功力。在谈到怎样练习写作时，先生说，练习写作的最好办法就是多读书、多写作、多修改。学会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这是练习写作的一个基本功。自己的文章写成后，要回过头来再读书，再看别人的文章，从中吸取营养，提高认识。认识提高后，再看自己的文章，再找漏洞，挑毛病，进行修改。有时小改，有时大改，有时甚至还得推倒重来。自己修改自己的文章，一定要有推倒重来的勇气，否则就改不下去。推倒重来不是做无用功，而是更上一层楼。不这样写不出好文章来。很多好文章，不是妙手写出来的，而是妙手改出来的。

原先我只读基本书时，进度较快，每周都能完成读书计划。翻阅《国榷》和《明经世文编》以来，就出现了完不成计划的现象。选择题目练习研究以后，完不成计划的现象日益严重。于是我就向先生如实做了汇报。先生说，这我清楚，近来我就没有检查你的读书进度。读基本书也要波浪式前进，有高有低，有快有慢。现在你已读了一些基本书，可以暂停一下。在翻阅史籍，积累资料，训练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方面，多下些功夫。这样，不仅对你提高业务水平大有好处，而且对你今后再读基本书也大有帮助。

正当我在先生指引下跨入学习和训练基本功的时候，“四清”运动开始了。学校要我去参加“四清”，吴晗先生同意了学校的安排，我把前一阶段的学习情况写个小结，就参加“四清”运动去了。1965年6月第一期“四清”结束后，我被留到顺义李桥“四清”留守组，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并利用每月返京休假的机会，到吴晗先生家里汇报学习情况。

1965年11月10日，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批判海瑞罢官的黑文后，因乡下没有《文汇报》，我未曾及时看到。《北京日报》转载后，使我大吃一惊。我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我读了《文汇报》12月1日刊载的蔡成和同志题为《怎样更好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剧》一文后，特别振奋，特别激动！因为这篇文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蔡成和同志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姚文元全盘否定海瑞和《海瑞罢官》的卑劣伎俩。作者反问姚文元说，广大群众对海瑞这样的历史人物评价很高，印象很好，你为什么独独要说得海瑞一无是处，甚至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帮凶和走狗呢？照你这样的理解，那末人们又怎样区别岳飞、海瑞、文天祥和秦桧、严嵩等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呢？你是不是要打破他们之间的差别，要人们对他们一视同仁呢？作者愤怒地指出，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别有用心地硬要把封建统治和社会主义制度等同起来”，“硬要把‘退田’理解成瓦解人民公社，把‘平冤狱’理解成无法想象的东西”。作者质问姚文元，“你果真是这样想的吗？这是什么居心？”我百读不厌，爱不释手。接着，12月2日的《文汇报》又刊登了燕人同志写的题为《对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几点看法》一文，作者引证了大量的铁一般的史实，对剧中的海瑞和历史上的海瑞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比较，指出，剧中的海瑞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海瑞。从而有力地批驳了姚文元胡说的剧中的海瑞是一个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假海瑞的谬论。我仔细读完后还写了笔记和摘要。随后，我带上这两张《文汇报》，专程返京去见吴晗先生。先生如同往常一样，热情地把我接到书房里。先生问我说，“你还在乡下吗？”我说还在。接着，我就把《文汇报》上批判姚文元的文章递给先生看。先生说：“姚文元根本不懂历史，不懂还要装懂。不顾起码的史实，捕风捉影，胡乱联系，无限上纲，那样能说服了谁呢！”我问先生是否准备写篇回敬的文章，先生说：“准备写，问题是怎么个写法。”先生问我有何看法？我说：“我看和郭沫若替曹操翻案差不多”。先生说：“不好类比，恐怕不那么简单，看来很有来头”。随后，我又说了些乡下的事，我就告辞了。

12月30日，《人民日报》登出先生的自我批判后，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感到先生的检讨是十分诚恳的，很有说服力的。时逢新年休假，我又去拜访了先生。先生问我：“看报了没有？”我说：“拜读过了，而且读了好多遍”。先生问我：“你听到些什么反映和说法？”我说：“反映很多，说法不一。有的说，《人民日报》发表先生的自我批判，说明这场争论快要收场了；有的说，不像收场的信号，更像升级的信号。”先生说：“要是辩论升级，事态恶化，你的学习就有中断的危险。不过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说着先生拿来《朱元璋传》、《读史札记》、《学习集》、《灯下集》、《投枪集》、《海瑞集》，分别在封面上写上：“送给海瀛同志，吴晗一九六六年元旦”，然后送给我，最后又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也拿过来给了我。我含着泪花，抱着先生赠送的宝书，深深地鞠了个躬，告别了先生。1966年1月26日，春节后，我同往年一样，去先生家拜年，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先生问我，还去顺义吗？我说，还去，计划明天走。先生说：“现在上面情况错综复杂，你在乡下还好，那里比较平静。”随后，又说了一些勉励我的话，我就告辞了。万万没想到这次告别，竟成了我和先生的永别！

“文革”后，吴晗先生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9月14日，我应邀专程赴京参加了吴晗先生的追悼会。站在先生的遗像前，许许多多的往事，涌上心头，我终于失声痛哭起来！会后，我把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送给《北京师院学报》正式发表。学报给了四百元稿酬，我托张显清同志，转交给了吴晗先生之子吴彰。1980年，中华书局又将吴晗先生在高级党校讲授明史的讲稿，取名《明史简述》，印成单行本，在全国发行。

2004年第11期 邓小平在冀鲁豫解放区　作者：丁龙嘉

在中国革命战争那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邓小平在冀鲁豫解放区工作、战斗、生活了两年六个月。他在这860多个日日夜夜中，为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呕心沥血，辛勤操劳。他的深邃思想，他的伟大精神，他的光辉业绩，深深地镌刻在冀鲁豫人民的心中。

指导民主民生运动

194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北方局：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人口将近两千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抗日根据地。因分局书记黄敬离职养病，提议你们即时进至冀鲁豫根据地，普遍发动群众进行彻底的减租减息，使冀鲁豫根据地进一步巩固。

此时，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大约在3月初，邓小平和北方局组织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长李大章等率领北方局机关从山西省左权县麻田镇出发，于下旬到达冀鲁豫根据地。从这时到抗日战争胜利，北方局把大本营放在了冀鲁豫，工作重点也在冀鲁豫。邓小平一来到冀鲁豫大平原，就遇到了如火如荼的民主民生运动，也听到了对这场运动的各种不同的反映。他没有急于发表意见，而是组织机关干部到直南豫北地区的滑县、运西地区的濮县和刚收复的濮阳进行调查研究，“特别企求在滑、濮两县获得好的经验，用以帮助正在发动和尚未发动的地区”。

1942年6月30日，在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对目前冀鲁豫工作的指示》，要求边区全党全军必须了解，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这一指示，于7月召开民运工作会议，决定在全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民生运动。

在运动中，全边区的12个地区中出现了两个热点地区。一个是第八地委辖地运西地区，一个是第九地委辖地直南豫北地区。当时，段君毅任第八地委书记，万里任副书记，万里具体领导民主民生运动；张国华任第九地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赵紫阳具体领导民主民生运动。自从提倡大胆放手以后，民主民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人们形容说：“三百里战线无村不斗争，无村不运动。”但运动中也出现了严重侵犯中农利益，过重削弱地主、富农，甚至消灭地主的“左”的偏向。这时期，虽然分局做出过纠正偏向的指示，但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不彻底，而且在干部中引起了不同认识和争论。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冀鲁豫边区的。

经过一个半月的调查和中共冀鲁豫分局的讨论之后，1945年6月6日，邓小平在分局群众工作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邓小平首先指出，冀鲁豫边区的这次运动是在中共中央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的，获得很大成绩，这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抓住了彻底解决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这个中心环节；（二）比较好地解决了群众观念、相信群众的问题，造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自己的运动；（三）明确地提出了以贫农雇农为运动核心和切实照顾贫农的方向，并且执行得有成绩；（四）削弱了地主，严重地打击了封建势力的气焰；（五）教育了干部，培养了大批的新的本地的农民干部。邓小平同时又指出运动中存在的弱点乃至一些严重的问题，这主要是：相当严重地伤害了中农，过重地打击了地主，过于严厉地打击了富农，斗争的方式比较生硬简单，后进地区群众发动得还很不充分，减租减息还不够彻底。接着，邓小平指出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一是过于性急解决贫农的生产资本问题，二是在民主民生运动阶段政策不够明确，三是对于边区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认识不够。邓小平在指出上述弱点时又指出，这些弱点是在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下产生的偏向，有些是在大的运动中不可避免的。最后，邓小平对冀鲁豫边区根据地今后的群众工作提出了九点意见。

邓小平的“六六讲话”，在关键时刻保证了冀鲁豫边区民主民生运动健康地发展。

使基本农民群众在经济上改善了生活，在政治上获得了民主和权利；使边区各项建设事业得到蓬勃发展，根据地获得了空前的巩固；使抗日的人力、物力、财力大大增强，这一切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乃至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八战冀鲁豫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任中央局书记，刘伯承任军区司令员，邓小平兼任军区政治委员。同时，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和冀鲁豫分局。晋冀鲁豫边区划分为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四个区党委和军区。

11月中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邯郸县峰峰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中，刘伯承、邓小平布置各部队立即投入肃清解放区内残余日伪军据点的战斗。由冀鲁豫区组建的第七纵队和军区部队迅即向盘踞在鲁西之郓城、巨野、嘉祥三个县城的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从12月29日至1946年元旦，部队连续攻克上述三城。1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高兴地致电第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表扬部队四天连下三城，并令继续向济宁、汶上等地扩大战果。很快，济宁、汶上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不久，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组成晋冀鲁豫野战指挥部，率第三、六、七纵队和冀鲁豫军区部队4万余人转战于冀鲁豫区。

1946年7月底，刘伯承、邓小平在濮阳县八公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向陇海铁路汴徐段全面出击。战役的目的，一是策应中原解放军突围，配合山东解放军作战，二是“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争取战争的主动权”。这是自内战爆发、国民党向南线解放区进攻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后称为一出陇海。

一出陇海。1946年8月1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参战部队，以急行军秘密穿过鲁西南敌人据点密布的约30公里的纵深地区，突然向陇海路兰封、黄口段300里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攻击。随后，南越陇海路，在豫东地区展开攻势。战役历时12天，歼敌1.6万多人，打乱了国民党军队南线作战计划。

在这次战役中，第七纵队一举攻克砀山县城，战绩卓著，但在作战中有的战士损坏了群众的一些东西。邓小平得知后，立即趟着泥水来到纵队部，命令通知召开团以上干部会。与会人员以为邓小平要表扬他们仗打得出色，却不想邓小平十分严厉地说，“你们仗虽然打得很好，却有人违犯了群众纪律！你们打仗为了什么？为什么又这样损害群众利益？你们要赔偿群众的损失。”“违犯了群众纪律，人民就不会支持我们。离开了人民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赢得战争的胜利！”邓小平的讲话，使部队受到了一次严肃的纪律教育。部队立即向当地群众赔偿、道歉。

举行定陶战役。陇海战役胜利不久，蒋介石集中30万人马，向鲁西南解放区压来，妄图以优势兵力一举将刘、邓部合击于定陶、曹县地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从9月2日到7日同敌人展开了大战。5天内，歼灭敌人1.7万人，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俘中将师长赵锡田，击溃整编第四十七师等部，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毛泽东得到定陶战役胜利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他和朱德亲自嘉奖刘伯承、邓小平：庆祝你们歼灭整三师的大胜利。通令全军嘉奖。敌尚有进攻力量，我军应休整补充，准备再战！定陶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延安《解放日报》9月12日发表的《蒋军必败》的社论中指出：“这是继中原我军突围胜利与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个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定陶大捷，震动了国民党上层，蒋介石一怒之下撤了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的职。

部队连续打了两个大胜仗，有的指战员滋长了居功自傲的情绪，个别部队纪律有些松弛。邓小平洞察秋毫，在战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见到与会干部满面春风，要跟他握手，十分严肃地说：“今天开会不握手，省得打了两个胜仗就骄傲。”他一再要求部队要克服居功自傲情绪。这次“不握手”会议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军，使许多与会人员终生难忘。

举行巨野战役。敌人虽然战败，然而依仗优势兵力继续向鲁西南解放区推进，先后占领菏泽、济宁。10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反击，发起巨野战役，经过4天激战，虽然毙伤敌人5000人，但部队自身伤亡也不小。为避免被动，刘、邓决定停止进攻，结束战役。

发起鄄南战役。巨野战役一结束，国民党军便多路进攻刘、邓大军。刘伯承、邓小平依据避强击弱的原则，迅速向北转移。10月28日，正当部队行至鄄城东北地区时，发现敌刘汝明部第一一九旅9000多人由菏泽向鄄城孤军冒进。刘、邓当机立断，改变意图，决心在鄄城以南消灭该敌。战斗从29日进行到31日，不到48个小时就全歼敌9000余人，俘敌旅长刘广信。

发起滑县战役。1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刘伯承、邓小平，要求在豫北和鲁西南作战。刘、邓决定发起滑县战役。为了打好这次战役，野战指挥部在濮县白衣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刘伯承总结了4个月的作战经验。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号召部队打几个大胜仗来显示人民的力量，并要求改进战时政治工作。会后，各部队进一步作了战斗动员。从11月18日至22日，战役进行了四天，共歼敌1.2万余人，达到了战役的预期目的。

发起巨金鱼战役。12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队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大踏步地挺进到敌人兵力空虚的巨野、金乡、鱼台一带，攻歼敌人。巨金鱼战役，部队连续行军作战20余日，辗转600多里，歼敌1.6万余人，收复县城9座。

刘伯承、邓小平及其将士们的1947年元旦是在进行巨金鱼战役中度过的。元旦这天，邓小平为冀鲁豫军区《战友报》题词：“为更多地消灭蒋军而斗争，为争取战略主动、收复一切失地而斗争，为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事业而斗争！”

二出陇海。巨金鱼战役结束仅3天，中央军委就指示刘伯承、邓小平，乘有利时机，在陇海路南北展开攻势。自1947年1月24日起，到2月4日止，刘、邓指挥部队在陇海路南北向敌人出击。12天中，连克县城数座，歼敌9000人，还一时间控制了民权至商丘间铁路30余公里。这次作战，有力地支援、配合了山东解放军在鲁南战役中的作战和发起的莱芜战役。人们称这次战役为二出陇海。

在二出陇海中，邓小平亲自指挥路南集团作战。他不顾枪林弹雨，与部队同行军、同打仗。打下亳县城时，当他看到当地的群众饥寒交迫，立即下令开仓济贫。此举引起极大轰动，人们盛赞人民军队的功德。

发起豫北反攻。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堵塞了1938年6月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炸开的花园口黄河大堤口门，使滚滚的黄河水回归故道，从而构成了从风陵渡至济南约2000里的“黄河防线”。蒋介石反动集团称这条防线可抵40万大军。同时，蒋介石集中主力部队用于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进行所谓重点进攻。刘伯承、邓小平将蒋介石这种战略态势称之为“哑铃战略”。黄河归故后，冀鲁豫区被分割为黄河南北两个部分，刘、邓率部在黄河以北地区。为了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位于“哑铃”中间的刘、邓大军，于1947年3月至5月进行了近2个月的豫北反攻，先后歼灭敌人4.5万多人。此役，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山东、陕北战场上的作战。

邓小平在与刘伯承指挥野战军作战的同时，非常重视支持地方党组织开展土地改革和游击战争。部队每到一地，就派出人员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放枪支弹药，培训民兵。1947年6月21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讲：“如果没有土地改革，能不能支持战争？……在冀鲁豫作战时，每天就得300万个民力，人民负担重。如果没有土地改革，农民会愿意？”冀鲁豫区的人民群众不惜倾家荡产支援刘、邓大军作战。邓小平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发自肺腑地说：“冀鲁豫是个好战场，我军到哪里都有翻身群众支援，到哪里都有粮吃。我军取得的胜利是与边区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

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

就在刘、邓大军进行豫北攻势作战之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并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军的中央防线，直出大别山。对于这样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刘伯承、邓小平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他们率领部队进行着极其紧张的准备工作。邓小平从这个部队走到那个部队，告诉广大指战员：我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了，我们要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们要把战争推到蒋管区去，不能让敌人把我们家的坛坛罐罐打烂；我们好像一条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实行中央突破，就能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减轻兄弟解放区的压力；我们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突破敌人的中央防线，首先要突破敌人的黄河防线，打击驻鲁西南之敌。1947年6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晋冀鲁豫野战军鲁西南战役作战命令》。6月30日，强渡黄河作战开始了。

是夜，东阿至濮县300里长的黄河河面上，波光粼粼的河水正急速地向东流去。河北岸，微风习习，芦苇摇曳。芦苇深处，成百只木船载着整装待发的刘、邓大军的将士，静静地等待着。午夜12时，一声令下，一只只木船像离弦的箭，驶出芦苇丛，射向南岸。古人云：“黄河自古不夜渡”。然而，刘、邓大军抢渡黄河，一举成功，最快的船只仅用了5分钟就到达南岸。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指挥部人员渡河的那天夜间，突然，两架敌机由东向西飞来，抛下了一颗颗照明弹。河南岸的敌人也像壮了胆似的，向河心进行疯狂的扫射。这时，警卫员看着站立在船上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声喊道：“首长，隐蔽！”经验丰富的刘伯承，若无其事地望着天空说道：“小鬼，不怕，这是侦察飞机。”邓小平则望着敌机，风趣地说：“老蒋怕我们渡河寂寞，特地给我们点天灯来了。”

刘、邓大军抢渡黄河天险，使蒋介石暴跳如雷。他严令军队逼刘、邓部背水作战，置之于死地。刘伯承、邓小平将计就计，采用“攻其一点，诱敌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进行了鲁西南战役。经过郓城之战，定陶之战，巨野独山集、六营集之战，金乡羊山集之战，28天歼灭国民党军5.6万多人，取得了巨大胜利。鲁西南战役，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世界。7月31日新华社发表社论《祝鲁西南大捷》。社论宣告了战役的伟大意义：

“鲁西南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总动员令。”

“鲁西南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鲁西南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黄河阴谋。”

“鲁西南大捷答复了蒋介石的无耻造谣。”

“鲁西南的胜利，显示了南线反攻的伟大远景。”

刘、邓大军抢渡黄河，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为下一步南进打开了通道。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提前跃进大别山

鲁西南战役期间，蒋介石曾两次亲临指挥，但都无济于事。于是，蒋介石命令采取“摩里达克斯之剑”计划，派特工人员潜入鲁西南前线，暗杀刘伯承、邓小平。

一天，特务摸进了刘、邓大军的神经中枢———丁官屯。村内一所三合院里，刘伯承、邓小平正在研究战事。一幅1∶ 50000的作战地图贴满了墙壁，4盏马灯悬吊在梁上，3张门床拼成的桌子上还点着6根蜡烛。整个院落充满了紧张气氛。这时，特务们正在一座土坯屋顶上放置一块红色丁字布板———对空联络信号，以指引敌机前来轰炸。

敌机的轰鸣由远而近，引起了警卫人员的高度警惕。他们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屋内，掩护刘、邓撤出屋子。恰在这时，一颗炸弹在北墙外炸响，巨大的气浪将刘伯承、邓小平身上盖满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好不惊险！事后，刘伯承笑着问邓小平：“我们这是第几次了？”因为自内战爆发以来，国民党报纸一再造谣，一说刘、邓受伤，二说刘、邓潜逃，三说刘、邓死亡……所以刘伯承问邓小平这是死亡第几次了。“我们不死，让敌人去死！”“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邓小平讲话，总是言简意赅、寓意深刻。

“摩里达克斯之剑”计划失败了。心急如焚的蒋介石为了挽回败局，决定像1938年6月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那样，放水淹没刘邓大军。天公不作美。自刘、邓大军飞越黄河后，阴沉的天空就像被戳破了一样，不停地倾泻着雨水。在刘、邓的指挥部里，原是潮湿的土地现已灌满了水。黄河里，河水暴涨，小山一样的浪头，在远远高出附近屋脊的河床里打着滚，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黄河的大水，将刘、邓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几天来，敌机对黄河大堤的轮番轰炸，给刘伯承、邓小平带来了愈加沉重的压力。刘伯承在作战室里反复地踱着步子，不自觉地说出了一句话：“忧心如焚啊。”40多年后，邓小平对家人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刻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

就在这时，刘伯承、邓小平收到了从陕北发来的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一份标有三个A（最急）的极秘密的电报。电报说“陕北情况甚为困难”，意要刘、邓迅速挺进大别山，以吸引敌人，支援陕北。

黄河、雨水、飞机、炸弹，从陕北来的加急电报，紧紧地揪住了刘、邓的心。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可以休整到8月15日再挥戈南下，挺进中原。他们复电毛泽东说，马上行动。

邓小平在行动之前，亲自指示冀鲁豫行署副主任韩哲一、军区参谋长傅家选说：“晋冀鲁豫野战军南进，陈、粟野战军要转移到鲁西南地区作战，这个地区有可能出现大拉锯局面。因此，要用脚板拖住敌人。你们随陈、粟野战军前方指挥部行动，同鲁西南党政军民一起，为陈、粟野战军服务。”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甩开身后的黄河，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壮举。

2004年第11期 西府战役　彭德怀戎马生涯的遗憾　作者：鲁　静

彭德怀元帅戎马一生，从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直到抗美援朝战争，可以说无役不予，为建立和保卫共和国，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在军事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役典范。然而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彭德怀元帅在其辉煌的军事生涯中，也留下了为数不多的遗憾，西府战役便是其中之一。

久攻洛川不下，转而挺进西府

1948年3月，西北野战军取得宜川大捷之后，彭德怀鉴于当时西北敌我两军的形势，为了歼灭胡宗南部有生力量，并解决我军远离后方作战粮食和给养困难等问题，决定发动黄龙山麓战役。

3月4日，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西北野战军领导向全体指战员发布了作战命令：为截断延安到咸阳的公路、消灭分散之敌、夺取小城市、扩大解放区，野战军司令部（简称野司）决定由张宗逊率领一、四纵队，进攻中部和宜君，三、六纵队进攻洛川。彭德怀实际上是打算通过围城打援来调动敌人主力在运动中歼灭之，并相机收复延安。

3月9日，西北野战军三、六纵队到达了洛川城下，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洛川守敌国民党整编第61旅依仗着强大的火力和地形优势，拼死顽抗。西北野战军由于缺乏攻城的重装备，数次爬城均未能奏效。敌我两军在洛川城下形成了对峙。

胡宗南收到洛川告急的电报后，立即命令在豫西的第5兵团裴昌会部去解洛川之围。而裴昌会因为害怕在野战中被歼灭，滞留在合阳、澄城、白水及其以南地区，不敢轻易北上。

彭德怀在围城打援两个目的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及时改变了战役部署，决定乘胡宗南部主力集结在渭河以北、洛河以东地区，而后方兵力薄弱之机，大踏步向西府（西安以西，泾河与渭河之间的地区，古称西府，首府凤翔。包括今宝鸡、咸阳等地，地处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挺进，进一步调动、分散洛川、延安守敌以及裴昌会兵团，在运动中捕捉战机各个歼灭，并夺取敌人的军需物资和武器弹药，解决给养，改善我军装备。然而这是远离解放区，深入敌人后方作战，敌众我寡，彭德怀对此还是深有顾虑的。赵寿山也表示：部队是在胡宗南和青马（马步芳）的结合部作战，不宜深入的过多，否则有一定的危险。经过反复权衡，在请示中央并获得同意的情况下，彭德怀最终还是下定了西进的决心。

4月13日，彭德怀在马栏镇召开西北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次西府战役是调虎离山，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迫使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消灭他。根据野司部署，西北野战军三纵继续围攻洛川，二、四纵队为左路，一纵为中路，六纵队为右路。渡过泾河后，左路和中路目标直指宝鸡，右路切断西安至兰州的公路，监视并抗击马步芳部随时可能的来援。16日，西北野战军三路大军同时开拔，揭开了西府战役的序幕。

宝鸡不保，徐保命亡

西府战役打响后，西北野战军主力突然间从北起职田，南到高王庄30多公里宽的正面上，在胡宗南与马步芳两个集团的结合部，以雷霆万钧之势，长驱直入，席卷南下，先后攻克麟游、扶风、岐山等9个县城，切断了西兰公路。兵锋直指宝鸡。

有西北王之称的胡宗南，多年来已经将宝鸡这个重要的战略交通枢纽经营为他的军事供应基地，在这里建有兵工厂等相当一批军事设施，并储存了大量的军事物资。守将徐保与刘戡、严明等人同为胡宗南手下的悍将，异常骄横。

老巢告急，胡宗南像热锅上的蚂蚁乱了手脚，接连电令裴昌会部分三路驰援宝鸡。洛川被围的时候，胡宗南就考虑收缩防线，放弃延安，调国民党整编17师南下。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没有下这个决心。

整编17师师长何文鼎与胡宗南是黄埔一期同学，1947年10月奉命守备延安。而此时的延安已经是孤城一座，何文鼎虽然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但是该部与后方的联系仅有一条漫长的毫无保障的补给线，从延安到洛川100多公里的路上，连一只像样的警备部队都没有。一旦西北野战军倾力来攻，城破军亡只是时间的问题。出身黄埔一期的何文鼎对自己所处的形势看的非常清楚，多次向胡宗南提出撤离延安，但是都被否决了，何只好坐守孤城。待彭德怀大军兵临宝鸡城下之际，胡宗南再也顾不得什么面子了，命令整编17师南下。何文鼎接命令后如蒙特赦，4月20日接到命令，次日凌晨，即率部队仓皇撤出延安，逃向洛川。

被国民党军占领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的革命圣地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整编第17师到达洛川后，没有进城，而是和洛川守敌一起继续南逃。一路上遭到西北野战军的多次打击损兵折将，丢弃了大量装备和物资。5月1日，到蒲城才站住脚。5月10日，蒋介石在西安太乙宫接见了何文鼎等人，当面怒斥何：怕死，无耻！并将其撤职查办。我军收复延安给予蒋介石在政治和心理上的沉重打击由此可见。

4月26日，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解放洛川。

胡宗南为保住后方补给基地宝鸡，忍痛放弃了他损兵折将得来的延安城。可宝鸡最终还是被西北野战军于4月26日攻克了。4月24日，胡宗南电告徐保，已令马家军星夜增援，要求他以现有的兵力固守。25日深夜，西北野战军一、二纵队主力向宝鸡发起了猛烈进攻。至26日上午，一纵、二纵相继攻入城内。徐保见情况不妙，将师部转移到铁甲车上，准备西窜。但是开出不远，即因铁路遭到破坏，无法继续前行。据国民党整编第76师少校参谋武乃栋回忆，当时有人建议徐保迅速弃车，徒涉渭河南逃。徐对参谋长袁致中说：“眼看大势已去，我先撤出，你在车上继续指挥作战。”袁以在西安的家小相托付。徐保生气地说：“那么你突围渡河去，我留在车上，一个革命军人还怕死么！”袁致中听后只好劝徐先走。徐保换了士兵服，刚打开铁甲车门，即被我军炮弹击中，重伤倒地。被俘后不久即丧命。国民党守军土崩瓦解，我军解放了重镇宝鸡，缴获了足够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

徐保和刘戡、严明等数名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连毙命，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西北国民党军的士气。蒋介石到西安召集胡宗南部下的将官们在翠华山祭奠刘戡等三人时，曾说到：“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祭奠他们，如果你们作战不努力，恐怕我们死后，就没有人来掩埋，更谈不到祭奠了。”其凄惶之心，可见一斑。当时在西安城里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下联是：“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命也亡”，横批是：“纪律严明”。这是群众对国民党政权及军队腐败无能的蔑视和嘲讽。

至此，彭德怀在马栏镇军事会议上提出的调虎离山的战略意图，已经基本上得到实现。

在这一阶段作战过程中，国民党方面也逐渐认识到，西北野战军主力大举西进远离后方，应当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穷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在蒋介石的严厉督促之下，胡宗南集中了西北国民党军主力共10多个旅的兵力，向宝鸡杀来。负责陇东防务的国民党整编第82师马继援部也奉命日夜兼程向长武等地急进，截击西北野战军。

危急之际，彭德怀向警卫员要来了手枪

此前，彭德怀数次围城打援均未能实现，这次终于将敌人调动起来了，他决定在运动中再歼灭一部敌人。根据野司命令，六纵教导旅在长武、彬县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我主力右侧后的安全；四纵以及二纵的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转入机动防御，保障我主力左侧后的安全。

几乎与一、二纵占领宝鸡同时，裴昌会部在扶风杏林镇突破四纵的防线。四纵在既未请示上级又未通知兄弟部队，即自行撤退到岐山东北的山地，致使裴部长驱直入，直逼宝鸡。与此前后，马步芳的整编第82师也突破了教导旅在长武一线的阵地。

据原国民党将领韩有禄、马尚武回忆，长武之战前后，马继援接到赵寿山的一封信（赵和马曾是国民党陆大将官班同学）。信的大意是：解放军主力已接近马的防区，因为有同学之谊，所以奉劝马退回青海，或者投向解放军。希望马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要再为蒋介石充当炮灰了。若能如此，全国解放后，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如果同意，可派人来联系等等。马继援却执迷不悟，反而企图以此来向蒋介石表忠心。在马步芳的授意下，他将原信转送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处。他还对记者说，赵寿山让我派人和他联系，我派骑八旅和青保骑一团去了，没有找到他。今后我还要派更多的人去找他。

风云突变，西北野战军主力陷入了敌人左右夹击的不利形势，一、二纵更处于背水侧敌的险境。

敌人来的很快。4月27日这天，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驻在凤翔南的屈家山村，与胡宗南部相距不过几十里，前线的枪炮声不时传来。彭德怀遇事不慌，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指挥着部队的行动。他命令一、二纵将兵工厂、军火库以及来不及转运的军事物资统统炸毁，两纵队主力于28日拂晓前全部撤出宝鸡，迅速摆脱敌人。

但是，当时攻克宝鸡的我军部队正在分散做群众工作、转移军事物资。彭德怀命令电台马上联系每个纵队，由他亲自布置撤退路线和集结地点。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他特别关照一、二纵队，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天色将晚，枪炮声越来越近。野司警卫部队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正在挖工事，随时准备痛击来犯之敌。由于有一支部队还没有联系上，彭德怀坚持要将电报发出去，自己再走。面对着战友们焦急的催促，彭德怀向警卫员要来左轮手枪，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一直到和各纵队联系完毕，彭德怀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率领野司人员顺利地摆脱了敌人向北转移。

在西北野战军左右两路相继打援失利、攻克宝鸡又迅速撤离的情况下，国民党整编第82师马继援部相当猖狂，再次袭击六纵教导旅，4月29日攻占旧永寿县、旬邑等地，切断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根据地的联系。马继援占了点便宜之后，狂妄之极，对外宣称：我们不能把陕北的共军消灭完，否则老蒋会把我们调到山西战场去。蒋介石和胡宗南也借此机会大造舆论，还组织了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到战区参观采访，大力吹捧马继援。胡宗南在给马继援的祝捷电报中称：自古英雄出少年，我兄足以当之云云。

彭德怀准备寻找战机，歼灭整编第82师一部或大部，狠狠地打击一下这股敌人的嚣张气焰。5月6日在马头坡遭遇战中，我军将马继援的乘马（据说，这是马步芳最喜爱的一匹新疆大青马，在马继援赴陇东作战前夕送给他的）击伤，马本人几乎毙命。但是裴昌会兵团一改过去密集方阵推进的作战方式，实行几路并进长追不舍的战术，为避免兵力分散，所过之处均不留兵守备，企图依仗数量上的优势围歼西北野战军主力。我军寻歼马继援部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

在敌人重兵“围剿”之下，彭德怀等人率领西北野战军主力，从5月5日开始历经屯子镇、荔镇、肖金镇、三不同、东平镇等数次苦战。于12日转移到老解放区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终于摆脱了敌人。

西府战役至此告一段落。此次作战，西北野战军转战1500多华里，深入敌人后方，连克重镇，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部署，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收复了延安，战果辉煌，但同时损失也较为严重。因此野司决定彻底开展“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民主的检讨经验教训”。

赵寿山说：彭老总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是真正的大将军

5月26日，彭德怀在洛川土基镇主持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贺龙、林伯渠、习仲勋、王维舟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上彭德怀首先对西北我军的春季攻势做了总结。他指出我军经过长时间的连续作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同时也暴露出许多缺点和某些错误。在谈到西府战役时他说：出击西府的方针是正确的，光复延安，夺取洛川，扩大并巩固了黄龙分区，歼敌2.1万人，一度攻克县城14座，摧毁了西北敌人补给基地宝鸡，在相当范围内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

接着彭德怀率先承担了战役后期失利的主要责任。他说，战役领导机关战役直接指导者应负责任，也就是我个人应负更多的责任。彭德怀认为之所以造成失利、被动的局面主要有三点：首先，出发前准备不充分。其次，对个别纵队内部情况了解不深刻。对四纵队党委中存在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干部放任，内部不团结，斗志不坚强等问题没有深刻了解。第三，对敌人估计不足。在敌情判断上，对胡宗南能在短时间内集结11个旅增援宝鸡估计不足，对马步芳部实力缺乏充分认识，特别是对胡马两部能积极配合认识不深刻。由于敌大我小的客观情况，主观上想利用敌人阵营的若干矛盾，过分强调利用敌人矛盾才吃了亏。说到这里，彭德怀用手指着自己的脑门说：彭德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学通，一格一格的。只看到胡马闹矛盾的一面，忽视了胡马两军在反共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面。打了礼泉应该观望一下再打出去，没停。打了扶风，应该背靠麟游，钳制马军，消灭胡军一部，可是我们又前进了。说到这里，彭德怀感慨万千，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哪，‘悬崖勒马’是不容易的。”

彭德怀毫不留情地严厉批评了造成战役被动局面负有直接责任的部队负责人。他说：四纵队负责同志采取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已影响其内部团结，以致邪气抬头正气遭到压制，发展到不执行命令几次丧失有利战机，放弃与放走可能与应该消灭的敌人。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从给革命造成的损失说，应该是砍脑壳的。接着又质问四纵队干部：你有电台，完全可以请示报告，敌人力量大抗不住也可以报告。而你既不抗击于歧山之东，又不抗击于歧山之西。你撤，既不通知友邻部队，又不告诉我们，总该打个招呼吧。部队在行军路上住老乡的房子，走时还给房东打招呼嘛。你们的组织纪律性哪里去了。你不恨敌人我就恨死你。战争是流血的斗争，要求各级军事指挥员、政治委员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丝毫疏忽。指挥员失职，必然带来意外的损失和不应有的流血牺牲。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到土基镇后，同各纵队首长广泛交谈。经过调查研究后，他在5月31日讲话中指出：西府战役“彭总的决心是正确的，我们缴获了不少弹药、武器、汽车和物资，特别是因此收复了延安，对全国全世界影响都很大。但是在实现彭总这一正确决心的过程中，某些将领出了毛病，造成了美中不足，……至于不执行命令，那是平时治军不严造成的，党纪军纪所不容。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头，纵队首长要负主要责任。”

四纵队指挥员在会上做了深刻检讨。会议对因不执行命令造成整个战役失利负有直接责任的个别旅团干部给予了纪律处分。彭德怀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个别同志表示不理解。为了做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土基会上的发言中，意味深长地说：彭德怀同志有德有怀，有威可畏呀。彭总有坦荡的胸怀，你愈是了解他，甚至受他的批评越多，便越能深刻的感受这一点。经历西府一战后，赵寿山副司令员也感慨地说：彭总忠诚感人，他能打大胜仗，也能打好败仗，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是真正的大将军。

西北野战军根据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于六七月间在黄龙、韩城地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政治和军事整训，开展了评斗志、评政策、评工作、评作风、评功查过的“四评运动”。土基会议，对西北野战军严肃军纪、提高战斗力起到了重大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2004年第11期 中国留美幼童的遗产　作者：梁赞勋

今年是中国近代留学生的先驱、晚清幼童留美计划（Chinese Educational Misson，CEM）的倡导者、组织者容闳博士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并登上"欧利加"号（Eureka）船启程回国的150周年。1872-1875年，即距今约130年，容闳带领的120名幼童分批踏浪东行，负笈美国。从此，揭开了中国近代留学生史的第一页。

“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是容闳回国时怀抱着的夙愿，也是他殚精竭虑，终生追求的事业。他苦心孤诣为之奋斗，历时18年，终于获准由清廷设立驻美和驻沪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从上海海关拨付经费120万两，计划选派120名中国聪颖幼童留美学习15-20年，期满回国服务。从1872年起，每年30名，分四批去美。幼童们年仅11-16岁，摒弃私塾、科举等旧制度，离乡别井，远涉重洋，负笈海外。他们在美国，分散住宿在以康州哈德福市和麻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为中心的38个城镇的美国教师、医生、牧师家庭中，学英文，熟悉生活，就地上学，逐步升入大学和预科。在美期间，受到良好的教育，得到美国家庭热情细心的照料，同美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业进步很快，身心健康成长，昂首步入成年。

很自然，在异于东方文化的土地上生活，在西方先进教育制度下学习，他们在服式、仪态、礼节、以至言行、思想上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产生一些改变，应该说，这是正常的，合理的，何况其中含有许多进步的成分。尽管事实上，他们没有中断故国文化的学习，更没有忘记祖国和来美时给他们的学习使命，但对待这些改变，却被以陈兰彬、吴嘉善、李文彬为代表的清政府封建保守官僚视为离经叛道，沾染西方“恶习”。时任出使美国大臣、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委员的陈兰彬发回奏折，断言“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极应将局裁撤。”留学监督吴嘉善上任不久，就说“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难期成材”，“流弊恐多，亟宜裁撤”。江南道监察御史李文彬则径直上奏：“请旨饬查洋局劣员，分别参撤。”容闳一贯反对裁局撤人，致留学计划半途而废。其间，美国友好人士如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以及幼童就读过的许多学校校长、教授以至前总统格兰特等都曾出面，致信李鸿章和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劝说清政府让幼童完成学业，不要在学业行将有成的时候，调回国内。李鸿章初则犹豫折中，继而在驻外及国内的保守官僚强大压力下，模棱两可，默然同意奕上奏，“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他们绝大多数（除詹天佑、欧阳赓两人外），大学学业尚未完成，功亏一篑，只能告别师友，在1881年黯然回国。

我的祖父梁普照（时年13岁）和二叔祖父梁普时（11岁）于1873年旧历5月18日在第二批离开上海，经横滨、旧金山到麻州斯普林菲尔德，祖父学习矿冶，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二叔祖父学习电信，留美8年，也在这时同全体“幼童”一起，于1881年秋回到上海。

他们被冠以“洋化”的罪名，回国后备受歧视和冷遇，还饱受舆论的冷嘲热讽。船到黄埔码头，亲人不能去接；中秋节日不能与家人团聚。住所“求知书院”是个关闭了十年的院落，门窗腐烂，霉气熏人，青苔满阶，到处是蜘蛛网。可以想见，出国时的豪情与回国后的境遇相对比，不能不使人感到神伤和沮丧。

但他们出国前有求学为了报国自强的责任感做基础，出国后受到良好的道德文化教育，又受到新大陆开发时求实、进取、实干这种气质的感染，有些人还受到基督教提倡的献身、忍耐、舍己为人的精神的潜移默化，参加工作后，绝大多数都振奋精神，勇于献身，埋头苦干，报效人民，在海军、铁路、矿业、通信、教育、外交等领域为中国现代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74年日本侵台，清政府急谋筹建海军，需要大量人才。“幼童”在美所学，本非海军专业，但1881年回国的94人中，有43人被分配到舰队和船政学堂服役。中法战争马尾之役，时任“扬武”舰枪炮官的黄季良、杨兆南、薛有福、邝泳钟四位留美“幼童”顽强抗敌，为国捐躯。中日甲午战争中，留美“幼童”奋战海疆的有12人，在丰岛和黄海之役浴血奋战，陈金揆、沈寿昌、黄祖莲3人壮烈牺牲。作为中华儿女，他们为保卫海疆英勇献身，在中国反侵略战争史上用鲜血写下了壮丽的篇章。

在中国兴办实业的初始阶段，铁路、矿山、电信、航运事业在当时，犹如今天的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是处在科技前沿、影响国计民生、体现综合国力的重点产业。回国“幼童”中，服务于铁路界的共30余人，詹天佑是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第一位总工程师，也是中国科技界的先驱。梁敦彦以天津海关道兼任京奉铁路总办，力主京张铁路自主兴办，他以身作保，由詹天佑主持这项工程。邝景扬、钟文耀、黄仲良、罗国瑞等曾在粤汉、京绥、沪宁、津浦等路局任总办、总工程师。

服务于矿业的有吴仰曾、邝荣光、唐国安和我的祖父梁普照等8人，他们回国后继续在唐山路矿学堂学习，由美国工程师巴特执教，又一起在唐山开平矿务局工作多年，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矿冶工程师，参加开发从东北到甘肃的地下宝藏，为中国矿业做出过贡献。

先后在电信业工作的共20人，周万鹏、唐元湛、袁长坤曾任全国电报总局局长，朱宝奎任邮传部左侍郎。

唐国安、蔡绍基、周寿臣、方伯梁分别从矿业、电信业、航运业转入教育界，唐国安是清华学堂（今清华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蔡绍基曾任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校长，周寿臣与方伯梁筹设“铁路学堂”（即唐山交通大学），方任监督，周兼总办，后周寿臣又任京奉铁路总办，晚年造福桑梓，为香港立法委员、太平绅士。

活跃在外交界的有20余人。唐绍仪驻韩16年，后任全权议约大臣赴印度与英谈判，推翻了图谋置西藏于英国保护下的《拉萨条约》，维护了我国在西藏的主权。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派他与民军谈判，他内心同情民军革命，表示“清廷不足保全，共和应当推动”，一再电告袁世凯：清帝退位大势所趋，人心主张改变国体，使袁不得不接受共和。于是清室退位，共和体制在我国得以建立，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民国成立后他任国务院总理，“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破坏《临时约法》，于是愤而辞职退休，支持孙中山反袁护法的革命运动。梁诚在驻美公使任内，察觉满清对美的庚子赔款远超过美国在义和团之乱和庚子战祸的实际损失，力促美国将部分庚款退还，经过三年交涉，终于达成协议，将退还的庚款用于兴办清华学堂和派送学生留美。其余在外交界服务的“幼童”如容揆、欧阳赓、吴仲贤、刘玉麟等，分别在我驻外使领馆任代办、领事、公使，为督办留学生事务、保护侨民、维护国家权益辛勤工作。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留学生出身的干练的外交官。

容星桥（耀垣）归国后，在香港与孙中山会面，参加兴中会、同盟会，在1900年筹划“自立会”起义失败后，与容闳一起，从上海去日本，在“神户丸”轮船上巧遇孙中山同赴日本。由容星桥介绍，容闳与孙中山在船上晤谈，这次相遇，成为日后容闳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契机。辛亥革命后，容星桥任孙中山顾问，襄助民初革命事业做筹款工作。

在“幼童”当中，有一位才华洋溢的作家李恩富，他长年在美国报刊工作，面对当时汹涌的反华浪潮，用锋利的文笔、雄辩的演说保护华工和中国同胞的正当权益，同种族歧视、种族暴力作坚决的抗争。他写了一本《我在中国的童年故事》（When I Was a Boy in China）于1887年在美国出版，给我们留下有关幼童留美这段历史的翔实的故事。而这本书，成为华裔作者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图书。

120位中国幼童留学美国，是中国现代化征程上的一次远航，是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在教育、文化领域打开窗户，走向世界，救国图强的一声号角，这段历史已过去130年了。我作为他们其中两个成员的后裔，从封存了100多年的历史尘埃中寻访他们的足迹，追踪他们在国内外走过的旅程，我体会到，他们飘泊在风云变幻的岁月，胸怀报国之心，奋斗不息，尽管每个人的际遇不同，在世修短各异，贡献大小不一，也不排除有个别人因时代和认识的局限而走过弯路，但这个团队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人生之旅、开拓之旅，为当时垂危的祖国走向现代化，寻求振兴之路，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创造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足以供后人从中吸取营养，努力把它发扬光大。

2004年第11期 一个老右派的反思　作者：肖　荻

反右派斗争业已过去46年，在时间洪流的冲刷下，那猛烈的围攻，那窒息般的困惑，那绵绵无尽期的屈辱，那诸多痛楚的记忆均已淡去了。然而，历史的链条乃环环相咬，无论它是否闪光，都是斧子砍不掉的。这使我感到，逐渐淡去的记忆，不等于应该全然忘却的记忆……

水底波澜鱼不知

1957年我27岁，是《天津青年报》副总编辑，能听一些内部传达。其时1956年以来一个又一个宽松精神在下达。诸如双百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表扬反官僚主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继之到1957年4月底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真的是一派祥和之气，就连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欣然为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十几天的鸣放中各报是满坑谷的批评意见。这一情况使我不禁又感动又吃惊，从早年在学生运动中培养的那种忧国忧民、振臂一呼的意念涌动于胸，遂在5月20日在天津日报社四楼礼堂天津市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这一次发言其代价是22年的大好青春！

原来，1957年5月中旬在波匈事件和尖锐鸣放刺激下，高层领导早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暗转”。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得到这一部署精神的骨干胸有成府，满面春风地在“恳切”动员发言，而一般人则在那里直言无隐、傻拉瓜唧地倾吐衷肠。那时，《天津青年报》在和平路《大公报》旧址，一向没到报社来过的团市委领导一再亲临现场反复交代言者无罪，启发鸣放，叫你感到如不说上几句实在有负上级一番好意，大家遂毫无戒心热烈发言。

当时我发言的主旨是：开门整风是古今中外政党做不到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光荣、正确、伟大。但从整风发言来看，现在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三害”严重，应大力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比之人大、政协，天天要出的报纸，应当把反映人民呼声和监督执政者视为天职。没料想，强调舆论监督的这些话，不容分说地便被认定是“右派反党新闻纲领”。在解放前我不顾生命危险便追随党。把自己命运和组织联在一起，怎么现在却要反党呢？然而，你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那从地下党时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领导人现在都不认得你了，在人人自危的气氛中猛烈围攻，一开始叫“辩论会”，我便据理抗辩了五次。美术编辑王子明会后说：你真叫舌战群儒！只这一句话，他也被划右。原来，谁同意我的观点谁便划右。善于罗织罪名的有关负责人，集当时批判用语之大成，层层拔高，最后构成一个“以肖荻为首的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右派反党集团”。幸而北风转南，时过22年，《天津青年报》这10个右派全部得到改正，并认定过去罗织的罪名全属不实之词。一个兴师动众、声势赫赫、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斗争，不仅为十年浩劫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而且在翻云覆雨中使披肝沥胆者蒙难，在“诚为贵”的民族血脉上割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螳螂捕蝉与青蛙效应

这些年我坐车路经天津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时便不由得发生一种联想：1957年5月我是《天津青年报》第一个被揪出的靶子，我被围攻几天后，便受命到一间小屋去反省。中间出来解手时路过会议室便见原来斗我的人，今天张三、明天李四坐在被斗席上，沮丧不堪。原来风水轮流转了。那真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惶惶不可终日。从时序上讲反右派还只是一个小圈儿“内环线’。两年后反右倾机会主义，原来报社反右斗争的主要骨干因说了些实话，被纳入批斗席狠整一番，这可说是“中环线”了。及至文化大革命，在前两个运动主其事者本人遭遇触及皮肉，被造反派打下几颗牙来。这就是“外环线”了。这不过是当年“运动风景”中一个细部。放大来看，此类轮回可谓不胜枚举。反右时老舍先生写了一篇《吴祖光为什么怒气冲天》，用语很重，篇尾还召唤：“同志们，不能温情，要警惕啊！”但曾几何时，文革中老舍先生被迫跳湖自杀。曾经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一些围攻彭德怀者，转过来在十年浩劫中纷纷落难，就连功勋卓著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在开封死去的时候，浑身背负着无所不用其极的骂名，一只脚光着露在外面，连真名实姓都不能用！老舍先生呼喊的“要警惕啊”，警惕什么？历史是最公正、最无情的。“要警惕右，但更主要是防止左”！历史告诉人们：跟着“左”跑，那么今天你给别人打棍扣帽，掉过头来明天挨整挨斗的就是你！这就是“运动年代”铁的法则。一旦“左”占了全局性、压倒性的主流，你就是再高的智商、再大的功劳也逃不过这一恶性循环！如果这一条教训记不住，谁能保证历史不再“有惊人相似之处”呢？

一些新闻界同行还喜欢问我：从1957年到1979年22年漫长而沉重的压力之下，你怎么没想到自杀呢？

按照长痛不如短痛的逻辑，这问题提的不能说没有道理。可以说当时如告知要强制执行22年，说不定有人就会一头向墙壁撞去。但事实是，除个别寻了短见外，我所了解的绝大多数右派，都是耐着性子度过了那艰难苦涩的8000多个日日夜夜！一个最简单的原因是，那时如同开始“引蛇出洞”时，只告诉你言者无罪，并没有告诉你犯忌的“六条标准”一样，现在处分你时则只告诉你“只要好好改造，必有光明前途”，并没有任何年限的界定。使你感到只要拼命改造，也许两三年就重回人民大队。于是你就苦苦争取，但又苦苦失望，翻天覆去地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希望……这样一圈儿又一圈儿地跌跌爬爬、年复一年直熬到1979年。在物理试验中有一个什么“青蛙效应”，说如把一只青蛙放入沸水中会立即蹦出，但如将水慢慢加温，那青蛙会老老实实在水里呆着一直到煮熟……盖类乎此。

其实，钝刀子割肉更疼，因为人毕竟不是青蛙。但，我要说的奇迹也就在这里，我面对那如山的压力，在长达22年历程中不仅没想到过死，而且可以说从未沮丧过。首先感到天大的冤枉，我好心好意响应号召提意见怎么就“右派”啦呢？为此我连续抗辩，使自己的处分等级坐上直升机。但，就在处分宣布前夕，我对怎么也搞不通的“右派罪行”，在昼夜苦思中却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其时，在我的思想武器库中除了1948年参加地下党以来所受的马列主义教育，就是自幼感受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被连续批斗、报纸点名和抗辩无效后，我不禁昼夜苦思、反复自问：藐小如我难道会比伟大的党组织聪明吗？我认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错误肯定在自己一方。那么我究竟错在哪里呢？痛苦哇……这时，“阶级本能”四个字使我在茫茫大海中抓住一把稻草。在理论上阶级有“自在”与“自为”之分，那么是不是在不自觉的阶级本能驱使下，我确是在浑然不觉中铸成大错？那如今击我一猛掌就是应该的！在政治高压下我的心态出现一种“我已非我”的混沌和蒙昧，甚至由衷痛恨自己在风口浪尖上作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内应”，因此当时只要思想上出现反复，便严厉地自我断喝一声：镇压反革命！面对随后到来的无论是开除党籍还是“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以至工资从16级110元锐减至每月三元零用费，均认为是理所应当，我要和过去决裂、决裂再决裂！此外，刘少奇和时传祥握手的情结；高尔基历尽艰辛终成作家的梦想；“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轶事嘉言，均给我以上刀山下火海一般的力量。古语：须臾忍死。这一切，使我产生一种清教徒般的倔犟。不是火中飞出凤凰吗？就让烈火来得更猛烈些吧。我一遍遍夯实这一奇特的精神架构……

但，现实远比我的想象残酷得多。劳动农场的劳动是超强度的。1958年4月16日原机关用吉普车将我和另外两人送板桥农场。那是一个多年改造劳改犯的地方，对这些受“最高行政处分”者均沿用旧习，200多右派分编几个队。睡觉如沙丁鱼罐头挤成一团。半夜里吹哨集合去12里外的小站抬稻秧，一路在狂风暴雨中跌倒上百次，摔倒爬起如泥猴，一身“三不怕”，新雨衣扯碎，满面泥污。暑天耪大地，汗如雨下；隆冬打冻方，虎口震裂；粪汁沤肥，遍体黄汤；8月补秧，连续三日夜苦战在水田中，竟躺在泥埂上睡出一个人形来，那是片刻的吃窝头时间；日未出而作，日落亦不息，年节假日还要“义务劳动”出工，据称这是为了占据你的“脑际空间”。对于这些来自办公室、课堂、实验室的知识分子的确是度日如年一般。并不是每个人均能咬牙度过。但尽管这样我没有悲、没有叹。我一门心思：听党的话，要脱胎换骨就得死去活来，凭借一种“以左治左”的蒙昧，巩固了我那种苦行僧般的精神家园，一时之间竟是无怨无悔地闯过头几年。

但，在劳改生活中最为熬人的尚不是劳其筋骨，而是望山跑死马一般地苦其心志。1958年开始实行的劳教是不定期的，上边给予的承诺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归人民大队”，在这一口号鼓舞下，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遂于1960年国庆较早摘帽解放，满以为原机关就会派车接我回去，机关领导热烈握手鼓励抚慰……一时之间额手相庆翘首企盼。岂知，这一切均是自作多情的泡沫！事实是，这“摘帽右派”比“戴帽右派”还要夜茫茫、路漫漫……

可爱的“红色保险箱”

之后，除了将你从劳教食堂换到就业职工食堂，从集体用铁桶打饭变为个人用碗打饭，从不准离开寸地到可以礼拜放假而外，那“摘帽右派”和“就业职工”同样被视为异类，被管教队长称为“你们”，而绝非“同志”二字；在社会上则你依然被人视为劳改犯，所谓“最高行政处分”云云谁能说得清呢？在这一次如大旱之望云霓，却盼来赤地千里之后，到1962年高层又传来“甄别”的“新精神儿”，有些内心同情这些倒霉人物的干警也悄悄相告，并将右派集中起来改善伙食、增加休息并叫各自复习课业，在“原职、原薪、原单位”的传言中许多学员大喜过望，有的竟拿过算盘来计算如补发工资可以拿到多少钱……岂知，那九天仙女一般的“新精神儿”，就如同大风天半空飘摇的塑料袋儿一样，不仅可望而不可即，不久竟汪洋一片都不见，从希望的浪尖又摔到失望的谷底。

面对这一切起起伏伏，我已变得比较“成熟”。再好的传闻、多坏的消息我均淡然对之。我既以普通劳动者作底线，又何必为那名缰利索心潮起伏庸人自扰呢？我在逆境中静观，大气压却日趋窒闷。1964年四清开始，又一批批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送来劳教。有人说，这“狗不理包子”不是一屉顶一屉，而是一屉压一屉，压在最底层了。未几，文革开始，社会上传来种种腥风血雨，许多熟悉的领导人和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摧残的消息纷至沓来。形势发展至此，那一向渴望即便扫厕所也可，希望重返社会摆脱劳改阴影的板桥老右们，却感到农场“相对安全”，一时之间有人竟称板桥是“红色保险箱”！因为那里是一群匍匐在地无权、无钱、无门、无路的“死马”和“贱民”，红卫兵根本不屑一顾也。至此，倘说从戴帽打棍以来是凭借内在的思想斗争来化解重压，那么此时已变为以外在恐怖的幸免来取得一种苟安了。

由于农场的特殊经历，使我更看到一些底层的“小右派”在背负种种骂名之后仍未扭曲的真性情。数学教师王梦珏被打成右派送板桥后长期两眼发直寡言少语，他常常半夜起来数天上的星星，他弄不清这个好心得恶报的人生疑团！他每天劳动十足用力，腰系草绳、衣衫褴褛、挺直腰板、来来去去，节粮度荒时抓住耗子撕巴撕巴就吃。但就在那粮食贵如赤金时，他存了几张点心票，买了糕点用布密密包起来缝好，到小站邮局在包上写明：“寄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这就是一个中国教师的心，已然落魄这步田地，心里还在惦念着自己一向敬爱的总理！点心被邮局扣下并转告农场，当时听到这消息的人无不拊掌大笑，但大笑之后又感到一阵阵心酸。再一个是天津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学生陈科正。这个一向作风严谨不苟言笑的青年，在1969年被遣送，回到安庆郊区农村。一天外出回家过一小河时感桥板松动，心想，眼看就要下大雨，如别人踩上滑倒岂不危险，便跑回家中取来铁锹铲土修桥，此刻雷雨大作狂风呼啸，陈科正在用力蹬锨时脚下一滑落入湍急的河水，几经挣扎未能上来，一个正直热诚的好青年就这么消失了。留日归来的音乐学院教师王可之，因精通外文被调公安六处李七庄一个翻译队，文革时被斗得万念俱灰，最后被发现在水上公园悬树自尽。奇怪的是上吊时他用一块手巾将脸包住。熟悉他的人说，王可之这个人一向爱孩子，他是怕把游园的孩子吓住所以将脸遮起来。啊！直到死时，他们还在想别人、想着孩子，这样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是什么反这反那呀！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此言，一万个正确。培根说，以史为鉴使人明智。像反右、文革这样一些全民性的灾难就需要全民性的反思，才能把历史教训化为伟大力量。老百姓“位卑不敢忘忧国”，领导人虚怀若谷听忠言，才是兴国之兆。从政治文化上深层次探讨这一运动非这篇小文力所能及。几许闲笔倘能为历史长河留下几滴逝水，便于愿足矣，也就算是“曾经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吧！

2004年第11期 邓小平关于政研室的一次谈话　作者：冯兰瑞

“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打倒后，于1973年复出，主持中央工作。邓于1975年7月在国务院建立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7人集体负责。我有幸参加政研室的工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日子。政研室的工作异常艰巨，并且遇到了生存的危机。本文记的就是关乎政研室起死回生的邓的一次谈话。

政研室成立于“文革”后期，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政研室的任务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被“四人帮”搅乱了的各项工作。这是十分艰巨复杂的斗争。政研室一成立，在这方面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所以为“四人帮”所不容。仅仅四个月之后，在11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谗言，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集中“火力”攻击政研室，污蔑政研室是“邓记谣言公司”，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政研室的处境异常艰难，但这还不算是“危机”。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按说政研室的日子应该好过了，政研室是同“四人帮”作坚决斗争的，也是挨“四人帮”整的。整政研室的那些人倒了，政研室还不该从政治上翻身吗？

可是，1977年春天，正当政研室积极认真地揭批“四人帮”时，却传来政研室要撤销的消息。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到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研室。理由是说当时由于“四人帮”篡夺了中央领导权，所有舆论阵地、宣传工具都控制在他们手里，现在形势变了，这些已经夺回来了，所以政研室这个组织就没有必要了。当然这是一种说法。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我还是不清楚。

听了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一方面觉得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这样“散摊”，还是想尽力保住它。负责人之一的于光远出主意，要求国务院批准我们全体人员在撤销之前去大寨、大庆参观学习，尽量拖延时间，拖到邓小平同志第二次复出(这时已有邓复出的信息)，看能否保住这个机构。参观的报告送上后，国务院批示同意。

就在政研室危在旦夕的时候我得到一个重要消息：5月12日这天，邓小平找了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和李昌去谈话，主要谈科学和教育方面的问题，讲了许多重要意见。邓小平虽然还在赋闲，但是这件事情表明他很快会重新出来工作。第二天一早我照例到于光远家(我每天搭他的车上班)，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于光远，建议他们也找邓小平谈谈。

这时，政研室负责人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著”编辑出版委员会，熊复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留下来了。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他们就同邓小平失去了联系。

听了我的建议，于光远说，他们也很想见邓小平，但是不知道邓小平的电话和住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邓小平是在西山会见他们的，政研室要见邓小平可以找他的秘书王瑞林联系。我立即将这一讯息转告了于光远。

经过联系，邓小平于1977年5月24日会见了于光远和邓力群，据说还有王震在座。很快，于光远、邓力群就在室里传达了这次见邓小平的情况和邓小平谈话的主要内容。这次会见使政研室的命运有了“转机”。

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毛主席过去就讲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呢？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邓小平还说：“这个问题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是个是否坚持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就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恩自己没有说过‘凡是’，列宁也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又说我提出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于光远他们提到大家很关心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的事情，邓小平很幽默地说：定了，“反正要继续当大官”。他说考虑想管科学、教育。接着讲了很多关于科学、教育工作问题，内容同十二天前与方毅和李昌所谈的差不多。主要是强调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他说的下面这段话给人印象特别深：一定要把“臭老九”这个称号去掉。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广为流传的一句名言，起源大概就是这次谈话。

邓小平谈到最后，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邓小平还提到了“批邓”运动中被诬称为“三株大毒草”的三个文件，一个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个是《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一个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都同政研室有关。邓小平说，《论总纲》最近才看到，写得好，针锋相对，很尖锐，是个香花，不是毒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当时想争取通过，有些问题现在要进一步写；《工业二十条》看过第二稿，以后的稿子没有看过。这些文章也有缺点，没有缺点的文章没有。

邓小平的谈话，给了我们政研室的同志很大的鼓舞。他肯定了政研室的工作，他说有用的人还是要用，都表明政研室的命运有了转机。虽然我们仍然按照计划参观大庆(不再参观大寨)，但是大家看到了希望，已经完全是另外一种心态了。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不久，他又找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谈话，明确表示政研室这个班子不能散，要存在。以后用什么名义再说，反正理论队伍不是多而是少了。就这样，邓小平亲手建立起来的这个机构终于保留下来，不再撤销了。尽管后来名称改了，叫国务院研究室，实际上机构还是原来的机构，没有实质改变（注）。

前面说了，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提议建立的，后来在面临存废问题时又是他保住的。因此，这件事情更加令人难忘。

邓小平1977年5月24日会见于光远、邓力群时的谈话是一篇重要的讲话。这次谈话的内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摘了两段载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994年10月第二版)，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选》二卷出版后，我同李昌就发现此两文的脚注(见第38、40页)有问题。

问题之一是，两个注都说“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两文均标明谈话是在5月24日即邓小平会见于光远和邓力群那天。而那天同邓小平谈话的是三位同志，不是两位。除于光远和邓力群外还有王震，是邓小平那边通知去的。

问题之二是，这两位“中央同志”指的是谁？不是方毅和李昌，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同志”，且会见方毅和李昌的日期不是5月24日；又不像是于光远和邓力群，当时他们两位都是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连个正式的官衔如什么主任之类的称谓都没有，不能称为“中央同志”。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不久前听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那两篇文章的脚注中说的两位“中央同志”指的是王震和邓力群，传闻还说于光远没有参加这次会见。这就不对了。

第一、1977年5月王震、邓力群都不是中央同志。王震当时虽然是国务院副总理，但还算不上“中央同志”；邓力群仅仅是国务院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之一，根本不是什么“中央同志”。《邓选》二卷的编者应该是了解这一情况的。

第二、注释将会见者写成“中央同志”，与会见者当时的地位不符，也让读者莫明其妙，究竟邓小平会见的是哪两位呢？

这次于光远和邓力群去见邓小平是我向于光远建议的，王瑞林的联系电话是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之后我转告于光远的。他们见了邓小平后在政研室全体会上传达时我也在场亲耳听见，说的是胡乔木没有去，于光远和邓力群去了。于光远还保留着他们谈话时他的原始记录。如果他没有去，怎么会有当场的谈话记录呢？

最近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2004年8月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会见的两位“中央同志”中的“中央”两字没有了，却进一步明确地写成会见了王震和邓力群，而漏掉了于光远。于光远明明是去了，并且他还作了这次会见的记录，怎么会将他的名字去掉呢？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优良作风，也是小平同志经常强调的。当我们纪念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更应遵循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才是！

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1978年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1979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邓力群任主任。1980年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仍是邓力群任主任。1987年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机构。

2004年第11期 我所经历的《三上桃峰》事件　作者：贾　克

《三上桃峰》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六个年头了，我—直保持缄默，许多同志都想听听我这个“炮制者”的声音，我也有责任澄清社会上一些误传。

“四人帮”制造的这起“政治事件”其背景及内幕复杂，事件牵连的人也多，不是我们这等人能够知根知底了解清楚的，只能仅将我所经过和了解的一些情况记述如下：

1966年春，山西省晋中地区晋剧团，根据1965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通讯报道《一匹马》改编，讲“四清”时河北省抚宁县某大队，卖了—匹病马，支书知道后将病马赎回，并用好马支援友队春耕。这是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的真人真事。剧团据此情节编演了一出山西梆子现代戏，初稿名叫《—代新风》。开始时，是由许石青和张正申执笔，初演后受到好评。当时我在山西省文化局分管戏剧工作，曾在剧本创作中提过些修改意见，后来又派省里戏剧创作干部杨孟衡参加，由他们三个人共同修改剧本，改名为《三下桃园》，并在我主编的《火花》戏剧专刊上发表，各地争相上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此剧就停演了。到了1973年，柳林县晋剧团将《三下桃园》再做修改，易名《三上桃峰》，加上了农业学大寨的内容，仍由许石青执笔。当时，山西省话剧团正下放到吕梁地区，话剧团的方彦等同志也参加了修改。该剧在各地演出时，我正被结合到山西省文化局革委会，还是分管戏剧工作，就将剧团调到太原来演出，也受到领导和各界的好评。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观众只能看几个“样板戏”，忽然有了新剧目，大家感到新鲜。这时，正赶上中央文化组要在1974年举行华北地区戏剧调演，再加上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三上桃峰》拍成电影，选中了山西省晋剧院这批演员，经研究决定将此剧拿回省里修改，准备代表山西省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调演，同时拍成电影。开始时，由杨孟衡执笔修改，后又调许石青来太原参加，许石青与杨孟衡意见不一致，就退出去了。这时修改，我提出将《三上桃峰》的时代背景从“四清”农业学大寨，提前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时期。当时，作者和剧团有些同志都认为在山西删去农业学大寨不妥，我坚持认为故事发生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年代，更能体现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其实也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并非“初澜”文章中所讲的改年代背景是别有用心的）。这样修改演出后，接受同行与各界审查，在政治上没提出任何意见，省里领导审查也没提出异议。当时，中央文化组“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还派专人来太原审查过此剧，也认为很好，更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内容方面的意见，并同意去北京参加调演。

1974年1月初由我率领山西省晋剧院《三上桃峰》剧组赴京参加华北地区调演，省文化局长芦梦同志亲自赴京坐阵。开始，在北京二七剧场带音乐连排时，特意邀请中央和北京市部分文艺界知名人士观看，也受到了赞赏。第二天，也就是1974年1月23日，晋剧《三上桃峰》在二七剧场彩排，请中央文化组领导及首都文艺界和在京的山西同乡观看审查。这一晚的演出，演职员个个尽心尽力，剧场效果特别好。只是，坐在首长席上的“四人帮”在文化组的干将于会泳及其亲信，却无动于衷，始终铁青面孔铁青，大幕刚刚落下，一言不发就扭头走出剧场。当时，我心里咯噔打了一个问号，只觉得这帮家伙盛气凌人，架子太大，不尊重台上演职员的劳动，不上台接见可以理解，连个招呼也不打一声，就气呼呼地走了，实在不近人情。谁料想，这里边隐藏着一个大阴谋。后来据有关知情人向我透露：这伙“四人帮”的干将回到调演总部西苑旅社，就在小会议室开秘密会议，阴谋发动一场政治风暴。原来在揭批《三上桃峰》之前，中央文革小组已布置动员全面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据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党中央解放了大批老同志出来工作，“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的目的，正挖空心思地在各处寻找所谓“反革命复辟”的具体事例作为突破口。因《三上桃峰》是根据《三下桃园》修改的戏，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曾是王光美同志蹲点搞“四清”的地方，推广过“桃园经验”。“四人帮”牵强附会地抓住“桃园”两字大做文章，硬跟王光美同志联系起来，大肆诬陷《三上桃峰》是给王光美树碑立传、为刘少奇翻案，认为这一下可抓住反革命复辟的典型事例了。

还据说，于会泳等看了《三上桃峰》彩排后，连夜给江青写了一份《关于晋剧〈三上桃峰〉情况的报告》，并组织了一个秘密调查组，赴抚宁县查清所谓反革命事件的来龙去脉。2月1日，江青就拿着于会泳的报告指示说：“以评论文章和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2月6日，于会泳等人急忙拟定了《批判〈三上桃峰〉的初步计划》。

1974年2月7日夜里，中央文化组突然在西苑旅社的中楼小会议室召集各演出代表团负责人开会，山西由芦梦和我参加。会上，“四人帮”的干将于会泳等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等声色俱厉地宣布《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命令芦梦和我立即回去向剧团全体人员宣布，传达中央文革的决定。并让我俩负责保证全团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并再三宣称责任不在下边，还声称中央文革江青、张春桥已命令山西省常委全体进北京开会。当时，确实给我和芦梦同志当头一棒，芦梦同志患有高血压病，吓得头昏得支持不住了，我勉强地听着。会上，还宣布决定：《三上桃峰》立即停止公演，改为内部演出供大家批判。2月8日下午，于会泳等“四人帮”干将就召集了在北京的四个“样板团”和参加华北调演的各省、市代表团部分成员一百多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每人发了一份事先打印好的《关于揭发批判毒草戏〈三上桃峰〉的情况简报》，于会泳说：“这个戏是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黑论皆备，五毒俱全。”会后，还派人到山西代表团驻地威胁说：“上演《三上桃峰》是政治事件，不是一出戏的问题，没这么简单，完不了的！”并动员号召大家揭发。2月9日在北京展览馆召开了由中直文艺单位和各代表团共两千多人参加的批斗大会，接连开了两天，给《三上桃峰》安上“十大罪状”。

《三上桃峰》被宣布为大毒草后，在参加调演的各演出团的驻地西苑旅社的满院、满楼和饭厅里立即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开始都是泛泛地批判，后来，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我在延安鲁艺的老同学）说：“我到山西时，在胡正同志的家里曾亲口对贾克说：‘文革’中北京早已揭发《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匹马》报道是歌颂王光美桃园经验、给刘少奇翻案的。贾克明明知道此事内幕，偏要带到北京演出。”××的揭发使《三上桃峰》事件的性质变了，变成明知是为刘少奇翻案，还故意拿到北京来演出的现行反革命活动。××的所谓“揭发证明”立即引起爆炸性的轰动，更引起“四人帮”及其在文化组的干将们的重视，从无意变成故意了。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在胡正同志家里听××说过此话，胡正同志写材料也证明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在揭批中，有人又贴大字报揭发我曾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还揭发当时有人反对演《三上桃峰》，而我说：“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甚至说“是毒草也要演”。还有人揭发我说：“这个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些具体揭发前后对照，更加补充了××的诬陷，使有意为刘少奇翻案进一步成为铁证。因此，北京展览馆批斗大会上揭批发言的调门越提越高了，罪名越来越大。

在华北调演闭幕大会上，于会泳等干将又说：“这出戏不是一般文艺问题，而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一个集中反映，是社会翻案风和黑线回潮的突出表现，是同国际上阶级敌人的反华、反共、反革命逆流遥相呼应。”调演结束后，各代表团都离京了，只留下山西代表团在京继续深入揭发批判。1974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化组写作班子以初澜名义写的《评晋剧〈三上桃峰〉》，据说这篇文章经姚文元修改了十一处，姚文元批道：“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还有一句：“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此文一经发表，将《三上桃峰》事件推向全国，立即在各地掀起一场揭批所谓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政治运动。国外也在报道此事。据后来有人统计，全国28个省、市，32家报刊，包括《参考消息》转载了这篇文章，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性质变了，就追查我在山西的后台———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还要追查谢振华在中央的后台。当时，“四人帮”提出的口号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为刘少奇翻案，将我这个“炮制者”作为重点审查对象。当时，为了避嫌已经没有人敢理我，在北京批判大会后，许多同行和多年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们都躲着我走，即使迎面碰见也假装不认识了。我也不思茶饭，深感冤枉。可是，西苑旅社有位老服务员，不时进屋来，悄悄安慰我，让我想开点，保重身子骨，将来准有重见天日的时候。这种深情厚谊，深深感动着我。演出团在北京，白天揭发批判，晚上被迫演出。已经被宣布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还要让活生生的演员上台演出供批判。因之，人人心情沉重，演青兰的王爱爱同志当场昏倒在台上，进行抢救，台上台下一片唏嘘，甚至痛哭流涕，演出只好草草收场。我当时，心如刀绞，痛苦万状。事后，江青于3月8日国际妇女节晚，身穿军装，带领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突然接见山西演出团全体演职员，进行所谓的“安慰”，并假惺惺地说：“要保护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让大家深入揭批。”还说：“我要找谢振华算账，我今天穿上军装来，就是要炮轰谢振华的。”事后，我还听说，江青问：“那个炮制者叫‘什么克’？”当时，江青没有把我和当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贾克联系起来。1938年春，我在延安鲁艺学习时是戏剧系二班的生活班长，江青是教员。当时，鲁艺演了两出戏，一个是王震之编导的话剧《流寇队长》，江青饰“大红鞋”；另一出是根据京剧《打渔杀家》改编的《江汉渔歌》，江青饰桂英儿。这两出戏的演出，我都担任后台主任，校方另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一把小茶壶，在下场门等着江青下场后饮水。当时，江青不叫我名字只喊我小鬼。1944年我又回延安以及全国解放后我在北京工作时，再没与她打过交道，所以，江青没把这个叫“什么克”的炮制者，跟当年在鲁艺时的小鬼联系起来，否则，我也难逃活命，因为她知道我在延安鲁艺时了解她的许多情况。

在北京批斗十余次后，即转回山西。火车一进娘子关，沿途大小村庄及火车站都贴满了“大毒草《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大字报。当时，“四人帮”将《三上桃峰》分别定为：“炮制者”是我，谢振华是“批准者”，“支持者”是王大任、芦梦、李蒙。其实谢振华同志从来没有看过省晋剧院演出的《三上桃峰》，只是下乡时看过县剧团移植的同名剧目，剧情也早忘掉了。王大任同志是分管文教的书记，也只看过一次，确实说过：“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的话。而李蒙和芦梦同志则是省文教组和省文化局的领导，也被牵连进去了。

回到太原后，作为“炮制者”的我，立即被隔离审查，并在省城文艺界的各单位轮流批斗，上下午两场，连续20多天。这时，除了为刘少奇翻案的罪行外，另一条罪状就是反对“农业学大寨”和反大寨。原山西省委对此政治事件发了文件，由原省委宣传部领导口头向我宣布：停止我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审查批判，停止党内生活，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和会议，不准阅读党内文件，不准用真名发表作品等。后来，王大任同志批准我下工厂锻炼，我就到山西针织厂工会。其间，我给业余剧团写了独幕话剧《金凤高飞》，演出时就用的假名字。

《三上桃峰》事件发生后，山西及至全国各地在初澜的文章煽动下，都掀起了批判《三上桃峰》的热潮，文艺作品凡是跟马和牛沾点边的都受到株连，凡上演过《三上桃峰》剧团（吕梁柳林晋剧团首当其冲）的团长、支书、作者和文化局长等都遭到批斗，有的甚至遭到严刑拷打，下放回乡。就连看过演出该剧的观众都要检讨，还有凡请过剧团演出该剧的经手人和批准的领导都要受到处分。连我的子女和侄女都在学校遭到批斗和毒打；儿子十五岁时，在学校忍受不了欺辱，就下乡插队，到了农村在知青点上仍受到歧视、欺负。株连之广，在全国各类政治事件中是罕见的。

就在我被隔离审查和接受轮流批斗的同时，又有一起事件发生了。1973年，曾在忻州地区文化部门工作过的赵云龙同志调到省创作室时，带来一篇他自己写的论文，观点是：认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的论点欠妥当”。当时，省里正在召开文艺理论座谈会，他将已在忻州文化局打印好的论文，在会上散发，并要求在座谈会上讨论。我主持的座谈会，认为赵云龙的论点值得研讨，就向省委写了请示报告，当时省委分管文教工作的张平化书记书面批示：“作为思想认识问题，要和风细雨地展开理论争鸣”。根据这个指示精神，在一次有二十几位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同志参加的会上，用半天时间专门研讨了赵云龙的论文，赵云龙同志在会上也做了发言。会后，只作为学术理论问题研讨，没做任何处理。当时，在那极左年代，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不料，事隔多时，《三上桃峰》被定成为刘少奇翻案的反革命大毒草时，“四人帮”认为赵云龙的这篇理论文章是《三上桃峰》的反革命理论基础。《三上桃峰》剧组回到太原，在我被隔离后，由省文化局革委会召集的一次专门批判赵云龙的批斗会上，有人引证“四人帮”无限上纲上线的话说：“这篇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江青的。”因为江青在《部队文艺座谈会》上说过：“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是塑造英雄人物”。这样，赵云龙的论点就成为政治问题了。当时，赵云龙同志一时想不开就自杀了。赵云龙是《三上桃峰》政治事件中，由“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受害人。

“四人帮”垮台后，我在电视上看到王光美同志出现在屏幕上，心想：“王大姐，你都解放了，而我这个无意为你树碑立传和为刘少奇同志翻案的炮制者还在靠边挂着，没有平反呢！”于是，我便向原省委宣传部领导提出要求上北京去揭批“四人帮”。可是，得到的回答是：“不能去，你若去就是告省委。”后来，我只好于1978年初，写了要求平反的申诉书，让我老伴力新秘密送到了北京，找到了当时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的贺敬之同志。贺敬之同志说：“……给《三上桃峰》平反，在山西就有阻力。”他指的虽然不是给刘少奇翻案的戏，而有的领导却认为是反农业学大寨的。说起来，确实是我让作者将柳林晋剧团的《三上桃峰》剧中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修改成人民公社时代。我当时也不知道谢振华同志与陈永贵同志之间的微妙关系。于是，我的申诉要求平反的报告中，还检讨了不表现农业学大寨，并非有意反大寨。后来，由贺敬之同志将该报告转交给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同志。

1977年11月4日，中共山西省委做出了决定：在《三上桃峰》事件中受牵连的赵云龙同志是被“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迫害致死，给予平反，并举行了赵云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

1978年8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也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给在批判《三上桃峰》时受到牵连的一些同志平反。

当时，中央文化部已经专门成立了审查“初澜”写作班子的专案组，经过认真核查，党中央批发了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并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三上桃峰〉是一大冤案》的平反文章。几天后，山西省委接到中央的正式文件，于1978年9月11日，在太原召开了四千余人大会，宣读中共中央为《三上桃峰》平反的52号文件，还宣读了山西省委为《三上桃峰》平反的决定。

“四人帮”强加给《三上桃峰》的罪名，纯属诬陷捏造，据后来查清的事实是：《一匹马》通讯所歌颂的是河北省抚宁县刘义庄和大刘庄两个大队发生的故事，与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大队毫无关系，就因为剧本的初名是《三下桃园》，桃园是王光美同志搞过“四清”的地方，“四人帮”就抓住桃园两字，栽赃陷害，制造冤案，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暴”，企图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善良正义的人们都蒙在鼓里，谁又能想到是一场大阴谋呢！

《三上桃峰》事件于1974年初，在北京被揭批，至1978年秋，党中央和山西省委给平反，近五年的时间。痛定思痛，但愿从坎坷的经历中悟出点有益的哲理，以史为鉴，我相信参与此事件的人们，大家都能从中吸取到教训。

2004年第11期 文革中的荒唐事　作者：封佩玲

“文革”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是充满血腥、荒唐的一段历史，我们这些从“文革”走过来的人有责任阻止它的重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文革”的丑陋和邪恶记录下来，留给后代，从中接受教训。

“文革”荒唐事比比皆是，我写下几件亲身经历的小事也许微不足道，但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这些荒唐事的可笑、可气和可悲。这些事，儿辈或许多少知道一点儿，孙辈可能完全陌生了，一定以为奶奶为他们讲“天方夜潭”的故事，故而把这些血泪斑斑的残暴行为命名为“文革逸事”，让后人来评说吧。

一、初尝游斗

1966年6月1日深夜，工作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了梦乡，这时，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学校司机老赵开车来外专宿舍楼接我和老伴以及其他几位总支委员，参加学校党总支紧急会议，传达第二天即将见报的北大聂元梓等7人一张大字报的消息，并研究应对措施。9个总支委员谁也没有经历过这个阵势，你看我，我看你，不知道说什么好，整整一宿，也没有讨论出结果来。当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这张大字报和《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后，学校里立即乱作一团。不久，学校停课，学生造反，揪斗校系领导，冲击各级组织，党政工作陷于瘫痪，接着运动步步升级，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我是学校团委书记，直接面向广大青年师生，我又爱和青年人聊天，结识不少青年朋友。可是，“文革”风暴一来，说外专执行的是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建团路线，我这个团委书记就成了推行修正主义建团路线的急先锋。我结识的一些青年朋友都起来反戈一击，给我糊了一个一米多的高帽子戴上，拉出来在校园里游斗，这可是外专戴高帽游街的第一个“走资派”，我心里又怕、又羞、又恼，真是斯文扫地，恨不得有个地缝钻下去。好不容易游斗完了，放我回家吃饭，老伴已为我煮好一大碗面条，还特意放了两个荷包蛋，但我却一点食欲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一句话也没有，两眼发直，呆坐在沙发上。这时，老伴从他的卧室拿出一个自己糊的高帽子，同我戴的那个差不多，强作笑颜地对我说：“明天要是再游斗，我戴这顶陪你游”。我忽然感到有了依靠，痛苦、烦恼一下子全消失了，端起面条碗，吃个净光。这时我才发现，老伴两眼都含着泪花，是无奈的泪，也是痛苦的泪。我心里有了底，不再惧怕戴高帽子游斗，而外专的学生都是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学子，胆子比较小，也比较克制。有些人也许觉得游斗不大过瘾，就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会场一片打倒声，还让我第一次尝到坐“喷气式”的味道：弯腰90度，脸望前方，双臂向后高举。大会点名要我老伴上台揭发，老伴照着报纸口径批了一通修正主义后，竟为我表起功来，说我来学校刚一年，作了多少事情，都是根据党中央指示做的，谁能知道是修正主义呢？未等他讲完，就被“革命”群众轰下台去，我心里暗自发笑，心想，你这个书呆子，现在是什么气候，还在表功，有你好看的。果然，没有多久，老伴也成了被批斗的对象，而且比批斗我还厉害。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精心培养的一个团委接班人反戈一击，竟信口雌黄，把我苦口婆心劝他安心团的工作，并现身说法，服从组织分配，34岁还作校团委书记的工作，说成是以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拉拢他。他家在农村，生活很困难，我主动借给他60元钱让他寄回家应急，说我拿臭钱腐蚀他。要知道，那时的60元钱，可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多月的工资啊。遗憾的是，这位同志“文革”后没有对我说过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也从不提60元借款的事，可见，“文革”把人性扭曲到什么程度。

二、“三家村”和“夫妻店”

“文革”开始，北京市就揪出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各地、各单位都如法炮制，外专造反派也不甘落后，就把我和老伴，再加上副校长刘质毅（原湖南株洲市委副书记）三个人打成外专的“三家村”，理由似很“充分”，因为我们三人都是从对外经委调来的，又都是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按造反派的说法，执行的都是修正主义路线，必然臭味相投。但批来批去，除了几顶吓人的大帽子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更揭发不出有分量的反党材料。于是造反派就别出心裁地提出批周宗贤、封佩玲“夫妻店”。要说“夫妻店”，自有造反派的说法，因为我们是从广西南宁调京的，“文革”乍起，广西大乱，分成“联指”、“4·22”两派。那时，时兴大串联，两派都有人来京，我和老伴都特别好客和念旧，不论哪派，只要找上门来，都热情接待，或吃顿饭，或住上几天，只谈友谊，不谈派性，也记不清招待过多少拨，多少人。那时最感困难的是粮票不够用，因为吃饭买粮要粮票，有些避难来京的同志，来不及带粮票，我们只好东挪西借，往往是寅吃卯粮，有时实在接不上顿，就和老伴带上两个孩子串亲戚找顿饭吃。没有想到，这种同志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友谊竟引来了大祸。由于谢王岗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袁家柯、罗丽华同志住了十多天，我和老伴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谢、袁两位同志，都是我们尊敬的老领导，谢王岗还是我和老伴结合的“红娘”，袁家柯更是老伴的入党介绍人，以正常的眼光看，是很自然的友好交往，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何况，任何朋友来家住，我们都按规定如实向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可是没过多久，谢王岗、袁家柯被康生点名扣上特务和死不改悔走资派的帽子，造反派对我和老伴的批斗大大升级了，我俩都成了包庇窝藏坏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们家成了窝点，并被造反派戴上“周封夫妻店”、“黑店”的桂冠。这时就不光是文斗了，还受了不少皮肉之苦，老伴被打、被虐成疾，1971年4、5月份在积水潭医院急诊收治住院，生活不能自理，长达4个多月。我每天要在“五·七”干校劳改，接受批斗，又惦记医院的老伴和在家里无人管的两个幼子，身心憔悴。有一天，从干校回家，听我12岁的大儿子说，家属造反派斗了他几天几夜了，说一个造反派的儿子丢了10元钱，他是反革命的“狗崽子”，一定不是好人，非逼他承认偷了这10元钱，不承认不给睡觉，还威胁送他去派出所劳改。我最了解自己的孩子，街上捡到一分钱都送到警察叔叔那里，我们的工资都放在家里明显的地方，也从来没少过一分钱，可是那时就是造反有理，无法无天，造反派说你是坏人，不是也是。我心疼孩子受委屈，违心地拿出10元钱给那位造反派“夫人”，并狠狠心，把大儿子送到河北迁安的亲戚家，把只有8岁的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在那个年代，对自己的孩子，不仅不能给予保护，甚至难以抚养。送别儿子的滋味，别提多难过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三、划界限

康生点名批判谢、袁后，外专的造反派和军工宣队认定是他们立功的机会来了，抓了两条“大鱼”，他们很懂“策略”，先把我老伴关进“牛棚”，不给自由，不给见面，背对背地交代揭发，规定每月只有一次给老伴送粮油票和日用品的机会，每月见面时，后面总跟着造反派或军、工宣队队员，生怕我们串供。说来奇怪，只要看上老伴一眼，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就觉得放心了，没事。几个月也搞不出他们需要的材料，于是，他们又玩了一手，要我同老伴划清界限，说：“周宗贤是铁板钉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是谢、袁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你是受蒙蔽的，性质不同，是人民内部矛盾，要大胆揭发，划清界限。”见我还是揭不出老伴的反党材料，造反派进一步逼我说：“你是要党籍，还是要周宗贤。”我毫不含糊地说：“我要党籍，也要周宗贤。”造反派实在逼不出东西来，就满校园糊大字报，说我划不清界限，死路一条，死定了。后来，老伴从牛棚里放出来，造反派对他采取的是同样拙劣的办法，同样是一无所获。

四、封鬼

外专军、工宣队和造反派在学校弄不到他们需要的材料，就派出不少人外调，不知道他们在南宁外调时怎么听说我在学生时代有个绰号：“封鬼”，以为可找到了一个过硬材料，能置我于死地。其实，“封鬼”是南宁解放前我搞地下学运工作时，战友们对我的昵称。在国民党统治区搞地下工作，要冒着杀头的危险，这就要求地下工作者既要有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又要有善于斗争、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手段。“封鬼”就是战友和同学们对我这段表现的肯定，它是机警的意思，又含有一种乐观向上、幽默浪漫的意味和同志间的亲切感。尘封的记忆，本算不了什么，更没有表功的意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某些人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把具有革命含义的称谓诬称“风流”的意思，并借此攻击污蔑我有作风问题，妄图把我的革命斗争史篡改为“风流韵事”史。他们为了打倒我，可谓处心积虑。但南宁外调材料丝毫帮不了他们的忙，于是，他们只有编造谎言了。谎说南宁没有地下团的组织，说我历次交代参加过地下团是假的，搞地下活动是无中生有，是欺骗组织，混入革命队伍，以他们编造的谎言激发群众的义愤。真是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已不顾做人的起码良知了。批风流鬼批不下去，于是又把“封鬼”说成是“疯鬼”，要我交代疯狂反党、反人民的罪行，不然，为什么叫“疯鬼”。我说是封佩玲的封，不是疯狂的疯。造反派说，不管哪个封，你就是疯狂，不交代疯狂，就是不老实，过不了关。如此强词夺理，不讲道理，已是司空见惯。你批你的，我就像没听到一样，思想早开了小差。

五、祸从口出

“文革”那些日子，没完没了的交代检讨，早请示，晚汇报，挨斗挨骂，老伴关在牛棚，两个幼子都送去远方，牵肠挂肚，内外交困，我又严重失眠，精力不集中，可是大会、小会都要你发言、表态，我只好按报纸登的文章的口径讲，有时就念报纸，还生怕念错了。有一次小组会发言，我把《人民日报》社论中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念成刘少奇革命路线，出现了口误，这一下，小组会立即炸了窝，我还未反应过来，就有人把我从座位上揪起来，低头、认罪。第二天，又开了专门的批斗会，要我交代颂扬刘少奇，公开唱反调的罪行，交代反动思想的根源，说我骨子里反毛、反党、反人民。其实，就是口误，念错了，哪有什么反动思想，更找不出反党的思想根源，只好认罪，任你批，任你斗，大会、小会，批个没完。这时，军工宣队为了扩大“战果”，制造恐怖气氛，就利用这年8月31日部分青年学生同几个科室干部发生口角，诬陷这些学生搞打、砸、抢，定性为反革命，人为制造了一起“831反革命事件”，企图把这起事件同“刘周封三家村”挂起钩来，掀起更大的批判闹剧。每次批判，自然要我联系自己表态，我心里想，再不能走神，再不能念错字了，一边字斟句酌，一边心里嘀咕，可就是越担心，越出事，鬼使神差，把“831”反革命事件口误念成“8341”反革命事件。这一下，可不得了了，“8341”是保卫中南海的解放军，说“8341”是反革命，就是反军，十足的反革命，联系我上次的口误，罪加一等，有人当场就要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建议立即开除出党，交群众专政，也有人要揪我去专政机关。没隔多久，市里在原建工学校召开宽严大会，确有因喊错口号被判了重刑，记得还有个女的给枪毙了。造反派就地开了我的批判会，说我也够枪毙的，要我交代反动思想和背景，是谁指使的，似乎我是故意的，不可能是口误，是反动本质的反映，真是有口难辩。这时，心里已经没有了怕，只觉得好笑，历史上的文字狱，还有个文字凭证，可没听说口误罪，真是“文革”的新发展、新事物，其荒唐程度，达到了登峰造极。

六、抄家

在我的记忆中，抄家往往同满门问斩联系着，是从旧小说和历史故事中知道的，可是到了“文革”时代，抄家成风，随处可见，就见怪不怪了。运动开始，我和老伴都成了“走资派”，自然免不了被抄家，幸好我们提前听说要破“四旧”，早早就把多年积累的工作笔记、生活日记、亲友来往信件，以及一些旧照片，一把火烧光了。我从广西带来的几大箱书籍，除了几本爱读的诗词和古典名著外，也全部当废品处理了。所以造反派抄了几次家，翻箱倒柜，什么也没得到，只是有一次，一个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小将”，顺手牵羊把我仅存的几本古诗抄走，还教训我说：“放着毛主席的红宝书不看，净看这些‘四旧’的书，反动透顶”。在那个时候，实在是有理说不清啊！当谢、袁事件出来后，造反派把我和老伴划为谢、袁集团的骨干分子，把我们家说成黑窝点，抄家更成了家常便饭。军、工宣队的队长当面告诫我，家里来人要向造反派、居委会和派出所报告，晚上家里不能锁门，随时叫，随时开门。可巧，有一天，南宁一位自报工厂团干的青年来我家，说是来北京上访反映情况的，因未带粮票，钱已花光，两天没吃饭了，不得已，来求老书记（来不及问他在哪里打听到我这个原南宁团市委干部的）给顿饭吃。这时，我听他讲家乡话，又动了恻隐之心，但如实告诉他，我这里危险，正审查我们，来人要报告居委会、派出所的，你吃过饭赶快走，免惹是非。他说：“我来北京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不怕的。”我一面赶快做饭，一面叫老伴向居委会报告。饭好了，叫这位客人先吃，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的是饿坏了，怪可怜的。可是刚吃了一半，居委会带两个民警就来了，要查户口，听说是广西来告状的，立马要带走。来客说等把这碗饭吃完，硬是不让吃就带走了。以后再没有这位朋友的音信，也记不得他的名字和工作单位了。还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我，诉说“文革”各自的遭遇，唏嘘不止。正在这时，几个红卫兵闯了进来，这里翻翻，那里敲打敲打，连大衣柜里的衣物也都掀了出来，我这位身高体壮的朋友实在看不过去，大声斥责他们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是红卫兵？告诉你们，我是老红卫兵，是红卫兵的头，八代贫农。”说着扬了扬手上的红卫兵袖章，他们见这个“八代贫农”的红卫兵头，气势汹汹，赶快灰溜溜地逃了。事后我问他，你不是资本家出身么？怎么成了贫农，又哪里有个八代贫农？从哪里来的红卫兵袖章。原来红卫兵袖章是小儿子在院子里捡的，正准备送到居委会，就放在桌子上，这位朋友急中生智，就上演了一出上述活剧。

七、积肥小组长

归纳我的“罪状”，造反派和军、工宣队定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帽子拿在群众手上，不老实就给戴上。“定性”后于1970年6月跟随革命群众到西城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不用说，我这样的专政对象要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种水稻、平地插秧难不倒我。造反派又生一计，在抬土造地时，找一个身体最棒的男劳力同我一组抬土，土筐压得实实的，又叫那个男劳力跑快一些，一天下来，我身子简直要散架了，躺下去就起不来了，饭也吃不下，可能有好心人对这样虐待一个专政对象看不下去，第二天为我换了工作，我才没有倒下去。

造地种水稻离不开肥料，打扫厕所粪便，积肥，自然落在专政对象身上，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打扫男女厕所的积肥小组，有四五个男的专政对象，却单单派我这个女的当积肥小组长。现在当一个什么长都有点权力，可那时的组长只有带头的份，干不好就开田头批判会，我不但要带头打扫女厕所，也要带头打扫男厕所。说到这里还闹过一次笑话：有人到男厕所如厕，老远听到男厕所里传出女人说话，就没敢过去，因为那时人们对阶级斗争的弦绷的挺紧，有人疑神疑鬼，动不动就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男厕所里去了女人，那还了得，赶紧向领导报告，要去抓“流氓”。待他们拿着木棒煞有介事地赶去时，见积肥组在女组长的带领下正紧张地出粪，好生没趣，只好悻悻地离去。

八、谁为我“平反”

1972年，“五·七干校”一位领导找我谈话，说是对我宽大处理，过去说的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现行反革命都不算数了，但还留个小尾巴，说运动中有错误。我问是什么错误，这位领导说：“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说成革命路线，831说成8341，虽属口误，但也是错了，怎么说没一点错呢！”这种强词夺理、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还是出自一个自认很革命的领导干部，不能说不是 “文革”的悲哀。我就是带着这个小尾巴分配到北京市112中学担任校革委会和党支部的领导工作，以后又多次调动：区党校、区财贸干校、区房产落实办公室、区委财贸部，还参加一年农业学大寨工作队的工作，最后于1983年提前离休。

我在“文革”中是受害者，身心俱损，两个儿子受牵连，“文革”后工作频繁调动，未能尽我力量去工作，实感遗憾。更为遗憾的是：对我的冤案，只是在1972年口头讲给我带个小尾巴的“宽大处理”，以后找谁也不管了，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谁为我“平反”呢？

其实，用不着谁再为我“平反”了，“文革”中所强加给我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上的笑料，让后人记住：再不能上演这类最野蛮、最无聊、最残暴的人间悲剧了。

2004年第11期 王明其人其事　作者：李维民

从安徽农村出来的革命青年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阴历四月初九（阳历5月23日）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贫民家庭。金寨县成为鄂豫皖苏区后，王明的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参加了革命，父亲在六安、霍山县当过干部，母亲做过妇女工作，大妹妹陈觉民当过商城县妇委秘书，小妹妹陈映民当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弟弟陈绍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到了延安。王明是全家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他幼时聪明伶俐，读过七八年私塾，9岁开始写诗，深得老师赞赏。1919年入固始县志诚小学读书。在这里曾受过进步教师詹谷堂（后为共产党员）的影响。1920年夏，王明考入朱蕴山等人创办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五四运动后，朱蕴山买了许多进步书刊如《新青年》、《共产主义ABC》等带到学校，王明班级的国文老师钱杏（阿英）公开在课堂上宣讲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陈独秀等人，都对王明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作用。王明在班级里是数一数二的优秀学生，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省议会贿选等进步活动。1924年夏，王明在三农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商大），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其间在校刊上发表过几篇宣传革命运动、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1925年作为商大学生代表，积极投身于武汉声援“五卅”运动，同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留学备受米夫器重

成立于1925年9月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是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干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分别选派学员。1925年11月28日，王明与俞秀松、马骏、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潘自力、张琴秋等60余人到了莫斯科。第一期学员中还有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等国民党保送的学员。

对王明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巴维尔·米夫，当时是中山大学的副校长。王明在俄文班学习时与米夫还是一般的认识。中山大学开学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共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书记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即1926年回国后叛变投敌的叶青）。任卓宣的官僚家长作风和对学生的种种限制，引起大多数同学的不满，能言善辩的王明与任卓宣辩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得到大家的拥护。1926年9月中山大学学生会（当时称学生公社）改选时，王明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可以说是出人头地。1927年1月，米夫以苏联共产党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挑选王明做他的翻译。从此，他与米夫有了密切的接触。他们于3月到广州，然后到上海、武汉。这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4月27日在武昌召开。米夫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王明也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大会。大会闭幕后，王明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当时蔡和森兼任宣传部长。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主编是瞿秋白）。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陪同米夫在武汉与陈独秀长谈过一次。武汉“七·一五”政变后，他随同米夫于八月初回到莫斯科。这时，中山大学校长拉迪克去世，米夫当上了中大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王明从此备受米夫器重。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想培养一批俯首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共领导人，王明自然成为首选人物。他以米夫为靠山，在中山大学内俨然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拉拢一部分人搞宗派活动，先是制造出“江浙同乡会”事件，打击俞秀松等同志。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王明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了大会，获得发言权。他在会上作了《关于江浙同乡会问题》的报告，把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成员”诬陷为“托派分子”。以后又以反对所谓“第二条路线联盟”的名义，给一些工人出身的中大学生扣上“工人反对派”的帽子；给对王明和中大支部局的工作表示不满的团支部的一些人扣上“先锋主义派”的帽子，并且把矛头指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王明的宗派活动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这是在苏联共产党内斗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在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的四年，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同时也深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左倾思想的影响。

回国两年半，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9年春，王明被派回国内，3月上旬到达上海。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秘书长恽代英等，按照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先去基层锻炼的惯例，把王明分配到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又调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红旗》报通讯员，在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领导下工作。王明认为对他的安排是大材小用，工作不那么积极。但这期间王明的意外收获是，与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回国后在沪东区委妇委工作的孟庆树谈上了恋爱。1929年10月，王明被调到李立三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工作。善于耍笔杆的王明，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天天埋头在亭子间里看材料、写文章，从1929年9月到1930年1月不到半年内，先后在《红旗》报和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7篇时事政论文章。王明的理论基础是在苏联打造的，免不了受“左”的影响，回国后又受李立三左倾思想的影响，所以这时期王明发表的文章，一方面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反对军阀混战，支持工人阶级斗争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又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王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唯命是从的，所以他的文章有时阐述一些正确的观点，有时又散布一些脱离中国国情的左倾理论。

1930年1月12日，王明在上海英租界参加一次秘密集会时，被巡捕房逮捕，2月18日获释。这期间他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就是为了急于出狱，买通一个看守，去党的秘密机关送信要钱，虽然党的机关没有因此遭到损失，但王明这种做法违反了党的纪律，因此出狱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文革”中有人据此说王明是叛徒，是不能成立的。

王明出狱后被调到全国总工会，主要工作是编辑《劳动》三日刊和写文章。过了几个月，王明又重回中宣部任秘书。这时李立三是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实际上主持中央的工作。在李立三狂热宣传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左倾气氛中，王明是一个积极的吹鼓手。他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观点是基本相同的，都来源于共产国际，但王明对共产国际决议是照抄照搬，对马列原著引经据典，不变动一字一句；而李立三则不大拘于照本宣科，还有些他自己的发挥，因此两人在某些具体观点上有所不同。王明虽然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过批评，但其基本观点比李立三还左。当时，以何孟雄为代表，得到林育南、李求实等支持的一些同志起来反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反对在李立三主持下于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中央政治局《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王明的观点与何孟雄的观点是有区别的，但他联络从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利用何孟雄等反对李立三的契机，在7月9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引经据典，咬文嚼字，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人争辩起来。李立三对王明等的突然袭击十分恼火，给王明等扣上“小组织者”、“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帽子，并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王明还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被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1930年8月，共产国际派瞿秋白、周恩来回国，于9月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开始，共产国际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说成路线错误，三中全会也说“仅仅是策略上的错误”。王明等开始也表示同意六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后来，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沈泽民等，把1930年10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一封信的内容透露给了王明，这封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反国际的政治路线”错误，并对三中全会有不满的表示。王明预先得知这一信息后，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帜，与博古联名于11月13日、17日连续给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没有揭露立三路线的机会主义实质，声称立三路线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等等混合物”。接着，王明又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了《两条路线》意见书，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大作，王明上台后曾于1931年2月在上海印过第一版，1932年3月在莫斯科印了第二版，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本小册子把李立三的左倾当成右倾批，硬说“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时批判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完全抹煞六届三中全会在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的积极作用，指责瞿秋白和三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并且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对于中国革命问题一系列基本政策和策略上的左倾理论。他在许多问题上比李立三的观点更左。例如，他认为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否定“第三派”和“中间营垒”的存在，把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当作革命的对象。他认为“目前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直接革命形势，但在全国革命运动新高潮日益生长和不平衡发展的条件之下，直接革命形势，最近可以首先包括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省份。”他主张“真正实现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进而推进与争取全国范围的胜利。”王明和李立三一样，坚持城市中心论，把准备总同盟罢工以至武装起义，当作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他不懂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作战和根据地发展的规律，埋怨到1930年冬还没有建立起一个能成为革命中心的根据地，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右倾。在土地革命问题上，王明提出坚决打击富农等左的主张。

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纲领。不过，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上，同党的纲领还是一致的。尽管王明把“立三路线”归结为“反革命的本质”，但是我们不能把王明的小册子说成是反动的或反革命的本质。而且还应该看到，王明的基本观点都来源于当时的苏联和共产国际。

1930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来到中国。他不先找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等谈话，而是先接见他的得意门生王明，为王明撑腰打气，把王明树为“国际路线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和反调和路线的英雄。在米夫操纵下，中共中央首先在1930年12月12日作出决议，取消李立三掌权时给王明的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取消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12月25日又任命王明为管辖上海和苏、浙、皖等几省的江南省委书记。为了给王明上台铺平道路，米夫发动批判了实际上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了当时戴着总书记头衔的向忠发，争取了“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并且违反党的纪律，确定王明、博古等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四中全会，而且享有与中央委员同等的权利，同时又不让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会议。米夫限定只开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米夫在会上把王明吹捧了一番，并且宣布了一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结果原来还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一下子成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议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但未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米夫在中国住了半年，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大政方针，主要按米夫的意见决定，王明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四中全会后三个多月，发生了1931年4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和6月中共中央名义上的第一把手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件。1931年10月18日，王明同孟庆树等离开上海，乘船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在他们离开上海之前的9月下半月，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后叛变）、李竹声（后叛变）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中央常委，此后党中央的工作由这个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

在共产国际六年的功与过

王明从1931年11月7日到达莫斯科，到1937年11月14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在莫斯科住了整整6年。王明不仅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还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起着桥梁作用，王明在参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不论正确或是错误，都有王明的一份，但不能全归于他。王明出国后，他的左倾思想对临时中央仍有影响，但他在莫斯科无权以个人或代表团名义对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国内的事情毕竟还是临时中央决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学界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有关王明的论述，不断有所修改。例如，1990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在1931至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章中，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出现”，写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对苏区的危害。”把白区工作遭受的损失，根据地的左倾政策，排斥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统统归罪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这一章四个小标题，三个都写上了这顶帽子。199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做了许多修改，2002年9月出版的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又做了进一步修改，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改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把1991年版党史写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改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继续贯彻执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把“共产国际通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人对中国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改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有许多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把“这次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顶点”，改为“六届五中全会，博古主持会议并作报告，将‘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这些修改并不是为王明开脱，而是更加切合实际。

王明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制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此，最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了这样的叙述：

1935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季米特洛夫作了《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提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在于建立广泛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为驱逐帝国主义和争取国家独立而斗争。会议期间，王明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关于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这次大会把建立最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作为各国共产党的基本策略。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会议要求纠正自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盛行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

根据华北事变以来的民族危机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

8月25日至27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在中国建立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王明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的当前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当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革命力量应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斗争，但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只要真正停止反对红军的战争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排除与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八一宣言》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这次会议，突出中日民族矛盾，提出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初步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

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回国到达陕北瓦窑堡，在12月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瓦窑堡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的决议。但仍然提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指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上述一系列文电，对于中共中央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具有重要的作用。应当肯定，王明在提出和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方面，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而统一战线是取得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七·七”事变后回国抗战，延安整风中受到批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1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专门开会，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共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说，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中国党内工人的比例很小，红军又是一支农民军队，他担心中共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他认为“必须派一些新生力量，一些熟悉国际形势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王明、康生和陈云等于11月被派回国。行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明、康生和后来接替王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当时，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要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共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领导谁的问题，而应运用法国共产党关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11月29日，王明一行到达延安，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并说王明一行回来是“喜从天降”，当晚还请王明、康生吃饭，以后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王明故作谦虚地说，应当欢迎的是毛泽东同志，他还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传达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上述新政策。他讲了要坚持抗战、巩固和扩大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意见，同时批评了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主张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样的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不赞成把国民党营垒分为左中右三种势力；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当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

王明说他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使许多与会者盲目地信赖，甚至根据王明提出的观点，检查过去统一战线工作的得失，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全文如下：“政治局听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陈云三同志工作报告之后，认为在王明同志领导之下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和季米特洛夫的帮助之下，几年来所做的工作成绩，首先在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的政策的确定与发展上给了中央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如培养干部，出版报纸书籍，反对隐藏在某些党的组织中的奸细敌探，对满洲与华侨工作的直接领导和进行国际宣传等，是满意的完成了党中央与共产国际所给予他们的任务。”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还通过了关于准备召集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准备委员会25个委员中，毛泽东列第一，王明列第二；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王明、陈云、康生还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党的工作。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王明即与周恩来、博古等到武汉，12月28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长江局召开联系会议，决定这两个组织合而为一，对外叫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叫长江局，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王明回国后，即在中央名列第二，洋洋得意，自以为是，有时对中央工作擅加批评，有时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谈话和声明。他在武汉工作了八个月，发表了不少文章和讲话，流露出一些右倾的观点。最新版党史归纳为：“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影响独立自主原则的贯彻；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不重视开展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在组织上，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但是，由于王明并不主持中央工作，他的言论虽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并未造成严重后果。过去都说王明实行的是“右倾投降主义”，现在不再用这顶帽子，更加切合实际。

1938年底王明返回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统战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了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主任。1939年7月，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中国女子大学，王明兼任校长。

在延安整风以前的两三年里，王明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他时常发表演说，发表大块文章，他的自以为是、夸夸其谈，在延安很是招眼。1940年3月，他还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三版序言中说：“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但事与愿违，王明非但未达到为自己辩解的目的，反而提供了一份反面教材。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党内指示中，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过左政策。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批评有的人“或作讲演，则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则夸夸其谈的一大篇。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我们队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风。”毛泽东所指何人，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中是不言自明的。

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题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王明在发言中不作自我批评，仍坚持认为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强调“苏维埃后期最主要的错误负责者”是博古，并说他在苏联时就反对博古的错误。10月初，王明与毛泽东谈了几次话，他认为抗战以来中央的方针太左了，并借季米特洛夫询问中国抗战情况的一封电报，进行反攻，声称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毛泽东明确指出了抗战以来王明在对形势分析、国共关系、军事战略等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毛泽东的意见。10月12日，王明称病不再参加政治局会议，接着住进了医院。从此，王明在延安整风期间未再公开露面。延安的整风运动，在毛泽东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王明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得到深入的批判。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王明与张闻天、陈云、康生都不再任书记。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5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原先以共产国际为后台而自以为是、盛气凌人的王明，丢掉了共产国际所有的头衔，在国内的职务也因机构调整相继被免去。王明曾通过在延安的苏联军事记者和苏联驻延安医院的外科医生，给季米特洛夫发过一封电报，为延安整风事向季米特洛夫告状。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信，认为“发动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控他们执行了共产国际推荐的民族统一战线，说他们把党引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季米特洛夫还指出：“我对康生所起的作用也心存疑虑。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把党团结起来的党内正确措施，被康生及其机构扭曲得面目全非，这样做只能散布互相猜疑的情绪，引起普通党员群众的无比愤怒，帮助敌人瓦解党。”12月27日，毛泽东与康生致电华中局转新四军各师及山东分局，指出：“反特务斗争必须坚持少捉少杀及少捉不杀方针，……应通知下级对于证据确实的特务分子一九四四年一年之内不许杀害一人，……因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仅有党派问题但未做坏事亦被认为特务的，均得在复查过程中加以平反。”12月28日，毛泽东就组织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问题起草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各大区负责人电，指出：“你们应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参加研究的高级干部范围目前不宜太多，……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阐述了六届四中全会后新的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及根源，没有涉及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问题。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决议时，没有点王明、博古的名字。1950年编《毛选》时，毛泽东提议在决议中加上了王明、博古的名字。王明给六届七中全会写过一封长信，表示同意和“完全服从”这个决议，但他并未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

长期寓居苏联，晚年客死他乡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王明因病只参加了开幕式，大会结束时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博古之前、是44名中央委员的倒数第二。“七大”之后，中央成立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王明与谢觉哉共同负责，协助中共西北局起草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1947年国民党军进攻延安前，撤到山西临县，继续完成宪法草案起草工作。1948年4月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根据中央要求把宪法草案改为新中国的临时宪法草案，提交中央宪草纲领起草委员会。同年12月，中央决定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改为中央法律委员会，王明任主任。1949年9月，他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1950年4月13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将新婚姻法草案提交会议通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王明为我国法制建设做了一些有益的贡献。

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从未做过认真的检讨。1949年3月他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要他写一个历史错误的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毛泽东、刘少奇都曾找他谈话，希望他认识错误，写好声明书。他口头表示同意，但一直拖着不写。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指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要求王明对自己在历史上“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此声明书写好后，应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王明因病没有参加这次会议。8月17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笔记本被拿走，手头没有材料，拖延写声明书的时间。1950年10月25日王明去苏联养病，在苏联住了三年多，1953年12月9日病情好转回到北京。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政务院改为国务院，王明任主任的法制委员会撤销，从此他在政府中没有担任任何职务。1955年10月4日，王明让夫人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信，说明因病不能参加七届七中全会，请求解除他的中央委员职务。1956年1月30日，王明再次赴苏联治病，从此再没有回国。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时，王明来信说因身体不好不能回国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委员。

文革期间，王明在苏联写了一些攻击中共和毛泽东的文章。1974年3月23日，王明病逝于莫斯科郊区寓所。

2004年第11期 张学良的三大政治“情结”　作者：王　锐

张学良，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颗耀眼的巨星。其政治生涯短暂，但其所作所为却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次又一次的改变了历史方向，时隐时现地表露出那种传奇式经历所产生的三大政治“情结”，即“日本情结”、“领袖情结”、“中共情结”，或者说这三大政治“情结”铸就了其充满传奇式的政治生涯。

“日本情结”

张学良仇化的情结———“日本情结”。国恨家仇，“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仅系于此情结。“皇姑屯事件”，炸死其父张作霖，家仇；“九一八事变”，东四省沦陷，国恨。张学良一生荣辱，政治生涯从盛到衰，由维护国家统一的盛赞声到背负“不抵抗将军”的骂名，都源于此情结。

早在1921年秋，张学良就近距离感受了“日本情结”，奉父命访问日本。张作霖的想法很明确，让儿子看看日军军事演习，考察一下日本的军事实力，这对张学良将来继承父位经营东三省大有益处。日本人对张学良的访问，接待得很周到，也很客气。张学良参观军事演习、武器库、兵工厂、军港、军舰等等，但张学良明显感到：日本人是在中国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军事力量，想以势压人。张学良第一次走出国门，近距离接触了日本，使其民族自尊心受到了刺激，强烈忧患意识萌生于心底，深感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归国后，他提议奉军装备应现代化，整顿军纪，选拔军官，加强训练，决心赶超日本。这就是张学良最初的“日本情结”：强兵卫国，赶超日本。

乃父张作霖死于非命后，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东北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少帅时代”。

张学良执掌东北政权后，面临着一大难题，就是东北向何处去，是走国家统一，民族独立之路？还是走“保境安民”傀儡式的日本路线？这关系到东北的未来走向，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命运。危难时方显英雄本色，张学良开始独立处理与日本的关系。尽管杀父之仇日夜煎熬着他，大局为重，对日本人忍而不发。连年内战，灾荒频发，民生凋敝，怨声载道，统一大势所趋。历史给了张学良一个契机，给了一个了断“日本情结”的机会，实现东北与关内的统一：东北易帜。

东北易帜，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要处理好奉系内部各派系之间的关系，要处理好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同时也是个对日的国际问题，要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张学良深知东北是块是非之地，也了解日本人在东北的实力，日本人视东北为禁脔，不容他人染指。因此易帜前，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7月通电以前，南京国民政府和少帅之间即开始了幕后谈判，引起日本政府的注意。1928年6月25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张学良提出警告：“为今之计，东北当以保境安民为重，切勿过于向南方采取接近态度。”张学良未予理会，7月1日“东电”，表示东北决无妨碍统一之意，派代表团与南京国民政府谈判易帜事宜。东三省易帜气氛十分浓烈，1928年7月10日，蒋介石首次会见东北代表团，表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立场。同时东北代表团也提出自己的条件，双方磋商。1928年7月12日，林久治郎再一次向张学良警告：日本反对东北易帜，并威胁说此举将导致东北治安秩序陷入混乱。19日，林久治郎第三次警告，劝其不要与南京政府合作，称：“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实无与其联系之必要；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予充分接济。”这三次警告是日本对东北易帜态度的缩影，对张学良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施以安抚、怀柔之策，推行“保境安民”路线；进一步以武力相威胁，财政诱惑为辅，放弃易帜。张学良的“日本情结”又一次历史的再现，是退是进，是“保境安民”还是“东北易帜”，关键时刻决定了关键的政治抉择，东北易帜，维护国家统一。

张学良，纵横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数次与日本政府斡旋。最终以国家统一为前提，保障了东北政局稳定和领土完整，实现了东北利益最大化，成功挫败日本分裂中国企图。张学良本想以东北易帜的方式来了断其的“日本情结”，结果形式上的国家统一，并没有阻止“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这一次用东北人民的血和泪，又刺痛了张学良的“日本情结”，成为其永远了断不了的情结。

“领袖情结”

1928年东北易帜，和平谈判，蒋介石给了张学良一次政治生命。1930年中原大战，借助武力，张学良还给了蒋介石一次政治生命。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造就了两个胜利者，一个是张学良，巩固了东北地方利益;一个是蒋介石，提高了个人的政治威望。两者政治结盟，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关系更进一步，非同一般。张学良也渐渐萌生了带有兄弟情味的“领袖情结”，对蒋忠心耿耿，唯蒋之命是听，认为蒋介石是富国强兵，民族复兴的领袖，只有他才能实现中国的统一。张学良曾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统一中国的人。”张学良认定此人为蒋介石，拥护其为领袖，萌生了新的情结———“领袖情结”。

如果说1930年9月18日，一纸通电，出兵助蒋，是张学良“领袖情结”的开始，那么1931年9月18日，一声爆炸声，东北沦陷，是张学良“日本情结”噩梦般的延续，同时其“领袖情结”也出现了波动，甚至于转折。南满铁路一声爆炸，把张学良从政治生涯的顶峰轰了下来。不管是蒋介石“欲避免全面抗战”的不抵抗，还是张学良“主张全面抗战”的不抵抗；不管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法，还是张学良的“希求事态扩大”、“依赖国联”的想法，最终东北四省沦陷，举国哗然，骂声一片，追究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声讨张学良丧国之罪。罪过总需有人去领，1933年3月10日，蒋介石会见了张学良，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俩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张学良出于他的“领袖情结”，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慨然离去，交出军权，出国考察，代蒋受过。

张学良在旅欧期间，深受德、意法西斯的影响，强化了其固有的“领袖情结”，认为绝对服从一个领袖是振兴民族之道。1934年1月归国后，张学良发表谈话，就宣扬“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他强调“在统一的国家里，必须绝对服从一个领袖，才能够把国家复兴起来。”并又一次认定“委员长是我们的唯一领袖”。张学良的“领袖情结”不仅仅是行动上拥戴蒋介石，而且在“反共思想”上也保持着一致，无时无刻都表现出他的“领袖情结”。他曾对秘书王化一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张学良的“领袖情结”中也直白地包涵领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不过今日惟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张学良的“领袖情结”中有极为明显的反共情绪，不过也不难理解，此时是张学良与蒋介石的第二次的政治蜜月，蒋任张学良为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于是大肆宣扬“先安内，后攘外”，“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武力统一中国”。

张学良的“领袖情结”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的“忠君爱国”，不是愚忠，有自己爱国的思想和方式，其“领袖情结”经历一个从无条件服从领袖到劝说领袖服从民意，再到以兵谏方式迫使领袖接受民意的过程。“西安事变”是张学良“领袖情结”的缩影，是其“领袖情结”的异化。西安兵谏是一种非常的手段，目的是拥蒋联共抗日，在这过程中，张学良依旧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和威信。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会谈，主要是蒋介石领导抗日的问题，强调蒋介石的领导地位，“离开绝对必要的蒋的领导，实际抗日是不可想象的”，“拥蒋是抗日的必要前提”。送蒋返京，张学良更是力排众议，相信蒋介石以领袖人格的口头承诺，决定亲自送蒋。他说，蒋介石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还成什么体统？这使他以后怎么做人，怎么办事？”所以负荆请罪，挽回蒋的领袖威望，“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能够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使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

张学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又一次向世人证明了其“领袖情结”，但“领袖情结”也为他的政治生涯划上了一个让世人充满疑问的问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世纪问号，同时也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加上了注释———联蒋抗日，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一个永恒的惊叹号。

“中共情结”

张学良的“中共情结”的早期是以“反共”为先导，可以追溯到其早期随父张作霖“反赤”，他是当时奉系军阀的主要成员，其政治态度与其父一致，不断发表“反赤”言论。1926年4月24日，张与国闻社记者谈论时局时说，“至奉方对于苏俄驻京大使加拉罕，确已表示不满，希望俄政府觉悟，予以召还。盖中俄邦交本笃，乃加氏在华宣传赤化，干涉内政，种种行为，实足为中俄邦交之障碍。且其政策现已失败，自应早日警省，有以善处。”当时情况，所有的“反赤”的势力都把苏联看成是干涉中国内政，赤化中国的根源。张学良由笼统的“反赤”转变为“反苏反共”，1926年12月8日，张与《大公报》记者谈论时局说，“实告君，吾人确有讨赤作战决心。只要党军驱除俄国人，且不再到处鼓动工潮、提倡工会，使举世骚然，人人危惧，则奉军对党军本无仇视之意，否则为国家社会计，不惜与之一拼，不得最后解决不止也。”

1928年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员，受到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反共”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但也萌生出“容共”思想，毕竟中共方面倡导一些理论和实践行动与张学良的想法相似，可以为己所用。1929年，在“反共反苏”和收回路权爱国主义驱动下，与苏俄就中东路问题发生争端。1930年4-5月间，中共满洲省委遭到了东北地方当局的严重破坏，张学良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大部分释放。1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最近辽宁有逮捕共党事情发生，一般共产党徒，大抵均系良好青年。”1931年2月，张学良重申对待共产党采取的是区别对待的方针，“虽同谓共产党，然其中有研究学说者与计划暴动者之别，对于其暴动分子，则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可见张学良当时的“中共情结”是即反共又容共，兼容并蓄，区别对待。

张学良旅欧期间，考察一些国家，就研究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区别，曾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在鄂豫皖“剿共”期间，张学良在黎天才和潘文郁的协助下，对中共和马列主义学说开始大量的研究，并亲自考察，接触到根据地人民和红军，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国难日益加重，张学良的民族国家利益超越了任何阶级、任何党派、任何团体的利益。1934年6月7日，他在《对世界电讯社记者之谈话》中就提出：“凡属中国人，无论其为共产党、国民党、第三党，或其他任何党派，均应在拯救中国之唯一动机中，摈除一切歧见，联合一致，共救危亡。此乃救国之唯一途径。”与1935年中共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谋而合。

张学良真正认识到中共和红军力量是东北军和红军几次较量遭到惨败。张学良想近距离的接触中共和红军，了解中共对抗日的态度，以求真正的合作。他通过三个渠道:东北同乡杜重远、东北军五十一团团长高福源、李杜———宋庆龄———刘鼎，寻求与中共的接触。渠道一: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张学良秘密前往上海会晤东北同乡杜重远。杜重远向张学良介绍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分析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建议张学良促成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这一切加速了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渠道二:1936年1月，被俘的东北军的团长高福源，成了红军的使者，往来于张学良和中共之间，传达着双方的信息，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第一次亲密接触。渠道三：刘鼎，张学良自己亲自派人找到的，他使张学良消除内心疑虑，更加坚定与中共合作。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起点，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张学良的“中共情结”由“剿共”转变为“联共”，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盟友。

张学良不仅确立联共抗日的信念，而且对抗日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在1936年6月22日的《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中，张学良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系统的抗日理论，上升到联共抗日联蒋抗日的高度，他把“中共情结”和“领袖情结”结合起来。任何理论都需要经过实践，才转化为现实。“西安事变”提供了实践的契机，使张学良的“日本情结”、“领袖情结”和“中共情结”三大政治情结，相互碰撞。三大情结之间关系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因果。一个“日本情结”，衍生出来了“领袖情结”和“中共情结”，“领袖情结”与“中共情结”在一段时期内甚至于矛盾。每一个政治情结都可以是张学良的政治选择，每个政治选择都决定着中国的命运。历史选择张学良，张学良改变了历史，他的“领袖情结”和“中共情结”结合起来，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

张学良的三大政治情结，“日本情结”、“领袖情结”、“中共情结”，其倾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不同，甚至在某一阶段相互对立。1928年东北易帜，“日本情结”日夜煎熬，民族大义，拥护统一。1931年“九一八事变”，更多表现为“领袖情结”，选择了“领袖”，选择了“不抵抗”，背负骂名。1936年“西安事变”，“领袖情结”与“中共情结”的抉择，张学良曾拥护领袖，服从命令，领军“剿共”；国难日深，中共感召，拥蒋联共，选择抗日。如果把张学良的某一情结加以放大延伸，可能误读其一生的政治选择，认为其单纯地被“日本情结”和“领袖情结”所困，或者质疑“中共情结"的目的性。但把三大政治情结贯穿其政治一生，置于当时的时间和空间中考虑，就会清楚地看到维系张学良三大政治情结的是其一生的解释：爱国。

2004年第11期 西南联合大学学人轶闻录　作者：郭岭松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保存并发展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大批优秀学者，自始至终服务于联大，为国家培养战时人才，抵制日寇文化侵略，弘扬民族精神，做出了卓越贡献。在此仅录张伯苓、闻一多、朱自清诸先生生前旧事二三则，以作纪念。

“不倒翁”张伯苓

1946年4月5日，适逢我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七十寿辰。先生的好友、门生纷纷前来祝贺。老舍、曹禺两位作家，联手为伯苓先生作了一篇绝妙的贺词。其中，“有一天中国，便有一天南开。中国不会亡，南开也不会垮台。沙坪坝，不久又变成他的家，也有荷塘，也有楼馆。还有啊，红梅绿栀，和那四时不谢之花”一段，高度颂扬了伯苓先生在抗战期间为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和他坚毅不挠的高贵品格。40年来，南开由仅有5名学生的私立中学，发展到大、中、女、小、渝5部，在校学生3000多人的规模，实在是伯苓先生惨淡经营、殚精竭虑所致。

全面抗战爆发后，伯苓先生随国民政府入川，与蒋梦麟、梅贻琦等人共任西南联大常委。

日寇占领天津后，先对南开学校进行炮轰，而后又纵火焚烧。南开这座著名学府，在日寇铁蹄践踏下，化做一片焦土。当伯苓在重庆得知后，悲痛之余，郑重告谓世人，“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必然遭到日军所嫉恨，其被炸、被烧，固意料之中事耳。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南开也必存在！我们努力吧！”

命运似乎对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太不公平。伯苓先生抵达重庆不久，就收到了四子锡祜牺牲的消息。伯苓先生的三子锡祚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他看过电报后，递给我。神态镇静地说：‘你看，老四殉国了’。接着又语气缓慢地说：‘我早就把他许给国家了，遗憾的是，他还没有给国家立功’。”

大半生的心血毁于战火，爱子为国捐躯，接踵而至的打击下，伯苓先生苍老了许多。但是，人们从他炯炯的目光中感觉到，伯苓先生决不是向逆境低头的懦夫。

身为联大常委，伯苓先生只在重大事情上参与校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重庆，专心致力于南开中学的建设。几年间，在沙坪坝800亩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座全新的学校，其环境、设备都堪称一流。国内外来参观的人士，见到这一切后，惊奇地称伯苓先生为“魔术师”。伯苓先生却微笑着回答，“我不是什么魔术师，我是一个不倒翁。日本人把我打倒了，我随之又站起来，而且今天我在建设一个雄伟壮丽的教育基地，准备建设新中国。”

正是这种“不倒翁”精神，支撑着抗战教育事业，支撑着全民族神圣的抗战事业，支撑着中国民族的脊梁。

三千块钱的寿序

抗日战争后期，昆明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界“名流”，辗转请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名教授为自己作一篇寿序，打算做寿那天把它挂在中堂上，好向亲友们卖弄炫耀，润笔费高达三千元。那位名教授出于礼貌，含笑听完来者的话后，婉言拒绝了。这位教授便是朱自清先生。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先生随清华大学西迁到昆明，就任西南联大中文系系主任。当时的大后方，通货膨胀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自清先生上有双亲，下有八个子女，生活尤为艰难。成都物价较昆明便宜一些。为节缩开支，朱夫人带孩子们离开了昆明。自清先生独自留在云南，穷困潦倒之际，甚至到了卖行军床看病，卖碑帖探亲的境地。冬天，一件掉光了钮扣的破皮袍无法御寒，他买了一件赶马人穿的毡披风。在单身宿舍吃泡饭，陈仓烂米，裹腹尚且不足，哪里还谈得上营养。自清先生患了严重的胃病。

即便如此，他还是拒绝了三千块钱的润笔费；即便如此，他还是身披毡披风，从遥远的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冒着严寒，步行赶到昆明城中给学生们上课；即便如此，他的《诗言志辨》、《新诗杂谈》、《经典常谈》等一大批著作，还是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抗战文化的行列。

朱自清先生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但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在他的心目中，国家至上，抗战至上。这便是西南联大前辈学人们的精神与风范。

闻一多操刀刻图章

抗战中后期，昆明城北一家书社门口张贴出这样一张启示：秦玺汉印，雕金刻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自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傥有稽古宏才，偶涉笔以成趣。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瑕，留心佳冻。惟是温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扬于并世。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聊定薄润于后。

这则小启是浦清江先生为好友闻一多挂牌治印而专门作的。

抗战时期，由于物资缺乏，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又被征发，后方的公教人员生活非常清苦。闻一多有五个孩子，外带一个女佣。八口之家全靠他微薄的薪水度日，而那点可怜的薪水仅够全家用十天的。因而生活很窘困。吴晗在《哭一多父子》一文中，对此描述道：一只破烂藤椅是孙毓棠去英国时送的；一个整齐一点的方桌，是我（指吴晗）向学校借来转借给你（指闻一多）的。你的书桌是三块长木板，像裁缝用的。

为了全家人每天的柴米油盐，闻一多用握惯了笔杆的手拿起了刻字刀，靠替人治印换几个钱，补贴家用。他会写甲骨文，会写金文，会写篆字，在古文字学上着实下过一番功夫。此外，他在美国学过美术，也试着刻过图章。潘光旦珍藏的一枚石章，便是闻一多早年的作品。有这番经历，他挂牌治印也算轻车熟路。

云南出象牙，因此流行象牙章。刻牙章，特别是老象牙，要费很大的劲儿。由于经验不足，闻一多在刻第一枚牙章时，花了一整天工夫，右手指被磨烂，可还是没能刻好。难过之余，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乎哭出声来。几经失败，终于摸着门道。因为功底深，刻的又用心，闻一多的图章特别畅销。据说，有些住在昆明的美军也闻名前来订刻。

图章来得多的时候，闻一多着急，这会耽误他的学术研究；图章来得少的时候，闻一多更着急，全家老少会因此而挨饿。

所幸的是，凭着这门技艺，他一家人在战争最后几年免于饥饿。

2004年第11期 用现代科学探寻中医证治　作者：徐玲玲

我国中医界的一些专家认为，在现代科技竞争中，原创性科技创新的作用和重要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我国的中医药学，恰恰是一个我们最可能获得原始性科技创新的领域。

2004年2月20日，中医界迎来了一项殊荣：中医药项目“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医药项目在科学研究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

一项成果，使中医药在国际上名声大扬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视角。

一项医药方面的科研成果，人们首先关注的应该是它能治什么病？疗效怎么样？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主攻方向是冠心病的治疗。

“活血化瘀”是中医血瘀证的治疗原则，而“血瘀证”是中医学中一个很宽泛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前，活血化瘀主要应用于跌打损伤、妇科疾患等病症。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当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课题组率先提出冠心病的主要病机为“心血瘀阻、血脉不通”，以活血化瘀疗法来治疗冠心病时，他们就为中医药治疗冠心病这种发病率越来越高的现代病找到了正确的突破口。

介入治疗是目前冠心病治疗的主要有效方法之一。但介入治疗后的冠脉再狭窄一直是困扰当前医学界的一大难题。“1/3的人当时治疗效果很好，后又复发，3到6个月后就发生了再狭窄；日本有一个病人，因这样的问题反复地介入治疗十几次。”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说。

介入治疗后用活血化瘀疗法来防止或减缓再狭窄，这是中西医结合的治疗。课题组在观察中发现，血瘀证的轻重与再狭窄的发生关系密切，活血化瘀中药干预可以明显减少冠心病介入治疗后再狭窄的发生及心绞痛的复发，使两者的复发率下降50%。“常用的西药是硝酸甘油及阿司匹林，很多病人都在用。这些药用了一段时间后病人会产生耐药性，因此药量要不断加大，个别患者每周要用100多片硝酸甘油。可是加用活血化瘀药之后西药就可以减少，由每周用100多片硝酸甘油减到20多片。”陈可冀院士说。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这个科研课题使“活血化瘀”成为全国中医治疗冠心病的主流治法（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以来用活血化瘀治法治疗病例60，000多例，显著提高了冠心病的治疗水平），也在国际上引发了活血化瘀药研究的热潮。陈院士与课题组主要成员应邀到英美等10余个国家作专题报告，并多次召开国际会议，日、韩及东南亚等国还相继成立活血化瘀专业学术团体。

“现在在国际上，中医最著名的是针灸，然后就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成为中医药国际交流最为活跃的领域”。李连达院士说。

一份荣誉，包含了两位院士从青丝到白头40多年的人生努力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有两位项目主持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课题组长陈可冀院士是做临床的，而李连达院士是做基础研究的，在这个项目中他们合作了近40年。“刚开始做的时候，还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在向记者们介绍情况时，李连达教授望着陈可冀教授笑说道。

在李连达院士的家里，当我看到他40年前的照片时，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年轻的陈可冀大夫和李连达大夫就沉潜在这个项目中，一直做到白发苍苍的如今。

“他们配合了近四十年，主攻方向只有一个，不容易。”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院长说。“我们强调基础研究面向临床，为临床服务，临床的治疗方向，通过基础研究手段不仅要证实有效无效，而且要研究为什么有效，如何提高疗效；而临床的疗效反馈又是基础研究的丰富的资料。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密切配合，长期坚持，一个课题，一个主攻方向，一个思路。”李连达院士说。

临床和基础研究的紧密配合，相互反馈，也许是这个项目能一做40多年，并且能越做道路越宽，方向越明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一个项目中埋头一做40多年，这其中的不容易或许要远远地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当我拜访李院士那个在一片老旧的居民楼中与现代装修相去甚远的简陋的家时，我就看到了这位学者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科学界的浮躁之风十分普遍的现实中，我不由得对这两位40多年如一日的老科学家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李连达的妻子靖雨珍也是一位资深大夫，两人是大学同班同学，“他在家的时间很少，他搞研究都入迷了。”她这样说她的丈夫，“光是清代王清任的八个活血化瘀方，他把其中的药一味一味地做，二味二味地做，八个方子就做了不知多少次实验。”

当然不光是王清任的药方，二位院士深知，研究中医，首先要深深地挖掘老祖宗留下的宝藏。“根据古典本草学代表性著作的论述，我们将活血化瘀药归纳为和血药、活血药、破血药三大类，但在古籍中，药的效用多是定性的描述。比如说丹参可以活血，川芎也可以活血，那么它们活血效用的强度怎样呢？于是我们要比较研究作用的强度。用现代的二十六个指标，来确定其作用强度。比如莪术这味中药，古籍记载是破血药，不能常用，但通过实验，证明使用得当，活血效果却非常好。在大量的实验之后，我们不仅分类了和血、活血、破血药，并分别排列了它们的作用强度。这对于临床医生准确的辨证施治、选方用药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研究新药也是非常有用的。”陈可冀院士说。

他们的研究就是要从定性走向定量，无论是医，无论是药。

“中医学术体系是通过经验积累，抽象概括，而形成中医理论，过去判断治疗好坏主要以自己的感觉为主，以主观症状为主。你自己感觉好了，查心电图可能一点也没好转。吃这个药也见好，吃那个药也见好，哪个更好？治疗以后怎么有效？在哪些方面有效？有效的程度？我们就需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否真的有效，为什么有效。”李连达院士说。

标准就是最高的科研成果

我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皇帝病了，召来几位御医诊病，但几个御医的诊断结果不尽相同。皇帝大怒，杀了御医。然后又召来几位御医。因为前车之鉴，第二拨御医约定了几个暗号。第一个御医进去诊病之后，出来摸了摸自己上衣的第二个钮扣，这是事先约定的一个暗号。于是剩下的那几位就知道了第一位给皇帝诊的是什么病，进去之后都照着说。皇帝见众御医的诊断一致，大喜。重赏了这些御医。

同许多人一样，我对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施治”充满了神秘感。中医治病以人的整体状况为出发点，甚至七情六欲也在考虑之列，它是宏观的，变化的，因人而异的，同一种病可以是不同的“证”，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体素质，引发同一病证的原因和过程不同，施治方法也将不一样。正因为如此，中医的治病效果，尤其依赖医生的个人经验。

我相信中医，我相信老中医，尤其相信有家学渊源的老中医，我以为中医既然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技艺精湛需要时间作为铺垫。

但是有标准就不一样了。

在长期的临床观察，系统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课题组阐明了血瘀证是以循环障碍为主（整体、局部，特别是微循环障碍），并包含血液理化性状改变（血液高粘滞状态、血小板活化和粘附聚集、血栓形成、组织和细胞代谢异常等）、炎症、免疫、组织异常增生等多方面的病理生理变化及其临床表现。据此建立的血瘀证诊断标准，不仅包括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八纲，还包括了现代医学的化验及特殊检查。课题组在确定了血瘀证的量化诊断内容后，又对冠心病血瘀证患者的血小板结构、功能及冠状动脉病变程度等进行了研究，建立了冠心病辨证标准及疗效评价标准，开创了病证结合诊断的范例。

这些标准现在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公认官方认可的临床诊断、治疗及疗效评价的重要标准。

“有了这些标准，是否意味着即便是经验比较少的医生，也可以据此作出较准确的诊断并且可以更有效地施治？”

“对，可以这样说。标准就是最高的科研成果。”李连达院士回答。

基于血瘀证与活血化瘀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活血化瘀治法已广泛用于中医内、外、妇、儿、皮肤等多科，涉及呼吸、消化、循环、泌尿、内分泌、血液、运动、神经系统等疾病，包括冠心病、糖尿病、癌症、硬皮病、肝硬化等数十种疾病。此外，这项研究还带动了30多种2、3类中药新药的研制。系列新药的研制，又带动了全国中药新药的发展，特别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中药的研究和开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找到了古老医学和现代医学沟通的语言

中医和西医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

即便是现在，中西医之间的隔阂与门户之见依然很深。不说国外———把中医看成“巫医”常常是国外医学界甚至是民众之间的误解，只说国内，也还有西医不相信中医，不承认中医是科学。而中医排斥西医亦不罕见。我认识一个在地方挺有名气的出生于中医世家的中医，他就对我斩钉截铁地说：“只要你学过了西医，你就不可能再学好中医。”

“两个不同的学术体系，不同的文化背景，医学理论上的融会贯通难度很大。譬如中医说的‘五脏’—心肝脾肺肾，它与西医的心肝脾肺肾就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医说肝主疏泄，包括气机、情志、气血的疏泻；中医说肝为将军之官，其性急，其志怒；把肝形容为将军；中医的“肝”实际包含了神经及精神系统，而非解剖学的肝脏。这些，你说教西医怎么理解？我们说‘养血柔肝’，就有外国医生问：‘养血柔肝？你是在肚子里揉还是拿出来揉？”李连达院士说。

陈可冀和李连达两位院士都是西医科班出身，而后再学的中医。

“中西医之间时常有门户之见，有时甚至很深。我相信中医的效果，相信中医是科学的，所以能一辈子执著地做这个工作。”陈可冀说。

“虽然是从学西医开始，但在我的中医生涯中，我真正热爱上了我国的传统医学，中医的内涵难以穷尽，实在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宝库。”李连达说。

搞临床的陈可冀和搞基础研究的李连达能互相配合，近40年不辍地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努力，因为他们深信，虽然西医和中医是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但目的一样，都是治病救人；研究对象一样，都是人。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一定能找到沟通的语言；而二者之间的取长补短互为补充一定能为人类造福。

“年复一年我们在实验室不断地用动物做研究，做了各式各类的动物模型。每年光是狗就需用三百多只，还不算小白鼠、兔子这些小动物。”李连达院士说。

“有些中医专家认为动物模型并不适宜中医研究。您怎么看？”我问。

“不错，中医讲究七情六欲，而动物没有，我们的动物模型大量借鉴了西医的模型。但我们可以利用它，尽量使它与人体疾病相似，为中医所用。一个动物模型只能说明一定问题，不能与病人完全相同，更不能与中医病证相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研究，一个一个地研究，一口一口地吃梨。”李连达院士说。

“你总要拿出让人信服的科学根据。比如中医治肾炎，有的中医大夫说，我治的病人水肿全消了就算都好啦，但学术界不承认，国外也不承认。而我们的疗效评价标准大家就承认。因为我们拿出了令人信服的检验结果，拿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数据和资料。包括国外最先进的诊断检验方法我们都做到了。目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以及一些欧美国家，在相关疾病的研究和临床应用过程中也采用了我们所确立的相关诊断和疗效评价标准。有关血瘀证和血液生物流变性、血小板黏附、聚集和血管功能关系的认识，得到了国际的认可。”陈可冀院士说。

近年我国医学界出国进行学术交流所带论文报告，很多与活血化瘀有关，不但中医，西医也带这类中医论文出去。而且，目前日本、韩国、新加坡及部分欧美国家，也在用活血化瘀方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且屡有相关的文献报道。

几千年形成的我国传统医学的浩瀚医海中究竟有多少宝藏？但为什么只有活血化瘀疗法得到了如此广泛的国际认可？一句话，它找到了一种与现代医学沟通的语言，它让你可以比较，可以衡量，不仅可知其然，也可知其所以然。不管我们说传统医学如何的博大精深，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如果它与现代科学和医学没有沟通的语言，它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它就难以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扬光大。

“我以为这个项目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除了项目本身的成果外，还有学术成果以外的意义。中西医结合，怎么结合？中医药现代化，路子怎么走？事实上这个项目创立了一个科研思路，一个技术平台。在推动中医学术发展及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上，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李连达院士说。

2004年第11期 我所知道的胡可　作者：徐光耀

一次，在饭桌上与胡可、杜烽边吃边聊。我忽吐出一句杂感，说：“京剧有点怪，有时故意往别字上念。比如，常把‘脸’念成‘减’。”杜烽接过去说：“不，我小时候上学，老师就教我们念‘减’。”胡可听了，很不屑地“哼”一声说：“什么你的老师！”杜烽见他这样，马上睁圆眼睛：“我的老师，怎么了？”胡可把脸再沉一沉，才说：“你的老师是个戏迷！”我“噗”地一声，几乎把饭喷在桌上。

这是1957年上半年的事，我们同住在北京大耳胡同15号。那时，胡可给我的一个很突出印象，便是活泼。我交朋友的范围很窄，且拘谨而挑剔。但与他交往，最为放松，很容易亲近起来。与他聊天，有很大的愉快。他说话的姿态丰富而生动，眉眼手势随情达意，机变灵活，极有情趣。像“戏迷”这样的玩笑，是俯拾即是，随时都冒出来的。与这一点紧相联系，他又特别喜欢相声和各种喜剧，侯宝林的名言警句，常常被他意想不到地打进话题。那时戏剧小品还不多，而于古今中外的讽刺喜剧，他是由衷喜爱和向往的。连品评人事，也常引入喜剧话题。与这样的人为邻为友，总是放心而快活的。

我们也说些怪话、黑话。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批人骄傲的文章，忽起反感，愤愤然牢骚说：“老是骄傲、骄傲，我觉得我还骄傲得不够哩！”他大吃一惊，顿时把眼睁得老大：“什么？你还骄傲得不够？”我自知失言，忙说说错了。他见我涨红了脸，也就一笑而罢。其实，我之反感屡屡批人骄傲，是因自己出了一本书之后，经常动辄被训诫：“不要骄傲啊！别翘尾巴啊！”弄得日夕警惕，低眉顺眼，凡事缩手缩脚，很伤了自信心和主动性、创造性，自觉已成一种心病。所以在他面前憋出这句词意不大相符的气话来。后来反右时，我几个月提心吊胆，生怕胡可把这句话揭出，倘一揭，必会引起公愤而致“罪行”升级，弄我个“极右”都是可能的。但胡可始终没有揭，又说明他凡事是心中有数的。

活泼和心中有数，应该是胡可的两个根本性性格特点。他从抗战一开始，便参加了晋察冀部队的文艺工作。是大名鼎鼎“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是最具喜剧色彩的主要演员。很奇怪，这一点现在很少有人说起，连他自己也不大提了。

他演过很多像《日出》中“胡四”这类角色，演过大量反面人物。他创造的“丑角”形象，在根据地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建国初期，侯金镜和杜烽都跟我说过，“胡可演的日本鬼子，那是一绝！目前影片和舞台上的‘鬼子’形象，都没有他那两下子。”这是个人闲聊的话，决无吹捧之意。

当然，胡可也演过不少正面人物，包括正得无法再正的《李国瑞》中的“指导员”。远在1940年初冬，我就有幸看过一次胡可的戏，剧名《王老五逛庙会》。是个仓促赶制的“活报剧”。内容是宣传解释边区政府刚刚出台的“双十纲领”，举凡“二五减租”，“统一累进税”……总共二十条。都要通过演员之口，用不同曲艺形式，把剧情一一串连，逐条给观众讲解明白，使之懂透。就在这样一个枯燥透顶的宣传剧中，胡可扮演了中心人物“王老五”。而戏，不但能把观众聚拢不动，反映还相当热烈。那年我十五岁，在锄奸部受训，文艺欣赏水平很低，但事情过去六十四年了，那个目不识丁、幽默好奇的“王老五”，依然活在我的心中。凭什么？就凭胡可亦庄亦谐、浑身是戏的精彩表演啊。那时我还不知道，那就是胡可。

50年代，我住进大耳胡同，才知道是他；也才知道那个演唱京韵大鼓的漂亮女演员就是胡朋。

这么一个喜剧特色很浓、有无限发展前途的演员，后来渐渐变成了剧作家。

50年代我才认识的胡可，已是成名的剧作家了。我们坐在一起穷聊，却未发现他对做成了剧作家表示过懊悔———也许懊悔过，但我没有看见。

把革命武装斗争凝结成戏，将战争大规模地搬上话剧舞台，逼真而传神地写“兵”，在胡可，都可说是前无古人，他的剧作成就，在这方面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已多次参与剧本写作，因无署名，不去说了。单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多幕大剧，他便有《战斗里成长》和稍后的《英雄的阵地》两部，皆发生过重大影响，远近闻名。还有个独幕小戏《喜相逢》，更是流传广远，成为当时根据地大小剧团的保留节目。至于抗美援朝时的《战线南移》，再后一点的《槐树庄》，都称得上表现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代表作品，当之无愧的具有“红色经典”的资格。他还另写过一批反映战士生活的纯部队独幕剧，被政治机关集印下发，号召普遍排演，以辅助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

所有这些，都实实在在显现着当时、当地最真切、最丰厚的革命运动的历程和命运。其语言，其生活，无一不来自祖国大地的心底，吐自广大群众的肺腑心声。若论其政治的文化的社会意义，论其历史价值，论其泥土气息、生活根基，纵使今天看来，也会令人惊叹的。

我无意评价胡可在文艺活动中的历史地位，我只想略略提一提他对戏剧事业的严肃和迷恋。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之后，他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被敌人切割而去的原根据地边缘区，换穿便衣，钻入敌之“爱护村”的农户里，下地道，睡凉炕，在碉堡群中往来穿梭，连夜奔走，以鼓舞与体验人民群众顽强坚韧的搏斗生活。建国后几十年之后，我们才见到他这段经历的《沟里日记》。所谓“沟里”，就是指被敌人用封锁沟和无数岗楼切割去的“敌占区”啊。

去“沟里”而记日记，这在当时并不算太特殊，文艺战士同战斗部队一样，无后方而打游击，经常钻入炮火纷飞的火线是家常便饭，大家都不把冒生命风险当成一回事。顺便拿胡可的妻子胡朋做个例子：一个大剧社的女演员，竟两次摔倒在战场上，一次在对敌政治攻势中，被子弹打穿了脚底，致使小战士抱了她的腿直哭；一次，反“扫荡”中被敌寇逼坠崖坡，摔“死”过去。作为男同志的胡可，怎么逃得过枪林弹雨的洗炼呢？寻常提到战争，“出生入死”四字都说滥了，可真能体会其滋味的，又有几人？而胡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练功”的啊。

还是在大耳胡同，有一次我看了京剧《凤还巢》，傍晚忽发狂兴，在院里大叫一声：“非也———我拿鸟枪打你！”这完全是无意中的纵性胡喊，不料背后正倒水的胡可接过去了：“精彩吧？京剧里的台词，经过多少代艺人的创造呀！”我转过身来，见他一脸倾心的郑重，一句狂喊，竟又吸他入戏了。后来，他劝我：“徐光耀，光写小说也单调，写写剧本吧。”我问有什么好处，他说：“你瞧，你写的一句句话，能在舞台上由别人说出来、演出来，你在下边看着、听着，那滋味儿，很值得去体味体味。”他神情的沉迷由不得使你也沉迷了。

日后在保定，我被迫真的写起剧本来了。开头时，之所以情绪还好，就因为胡可的这几句话。后来，由于政治风云变幻，文坛上血雨惊风，使我这“摘帽”右派心中无数，把持不定，就把剧本《起凤庄》初稿寄他请教。寄后我才想，贸然把“右派”之作硬塞给他，不是难为他么？然而，隔了一段时间，忽接来信，蝇头小字写了七页，洋洋近四千言，除给了我很大鼓励，竟把《起凤庄》条分缕析，掂斤簸两，好坏两方面都予细审细评。最后，还写来六七条修改意见，正而八经抵得上一篇剧评。热心、血心、精诚之心，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和感动。

可惜啊，阶级斗争接续猛烈地打上文坛。我的剧本被折腾得无一是处，处处皆成陷阱，连我自己都觉得又快成为“反动派”了。正自做入狱噩梦的时候，胡可却又来信，问：“你的剧本快要公演了吧？”使我差点儿哭出来。

至今，我仍常常碰到一些曾经写过剧本但又未显大名的人。他们每提到胡可，总是“啧啧”称赞不已，举出很多亲受细雨温润的事实来。胡可是个大戏迷，他自己又演又写，忙个不迭，却对业余作者仍然尽心尽力，精心辅导。即使到八十余之高龄，依然到处看戏说戏，写文章，发议论，至成作品，提携后进，没有个要安度晚年的样子。

然而，有个小细节，曾长期萦绕在我的深心。也是在大耳胡同，刚看过喜剧《抓壮丁》。回家来大家谈那可悲、可笑、酸辣钻心的感受，谈到兴头上，胡可忽地使劲搓着双手，慨然叫道：“嗨，哪一天，咱也写部喜剧来给人看看！”他这个猛然的激情勃发，明显是蓄积有年的，也是他本真性情和天然趣味之表露。我猜想，在他开阔活泼的思想中，一出喜剧题材的戏，已在搏动了。这或许是他即将为自己打开的一片新天地。从那天起，我一直怀着很大兴趣，等待观看他的喜剧。然而可惜，在连续压来的波谲云诡的政治运动中，我的希望越变越小。终至淡成绝望。胡可毕竟是人，时代环境的压力太大了，压灭了他心灵中具有天才却又易惹风险的这部分东西。我看不到他的喜剧了，这使人多么遗憾啊！

近日看到了胡可新出的一部杂文集，其中讲到他的往年以至今日的一些活动。虽珠玑满纸，但内容丛杂，当不得自传看的。然而却加深了我的一个印象，老年胡可越来越老成持重、严肃规矩了。就是说，更多的显现了他的德高望重和政治成熟。年轻时的活泼、开朗、机敏、幽默，都已难得找见。或许，这就是我绝望于他的喜剧剧作之依据吧。

“文化大革命”后期，忽听人讲起，说胡可成为文化部艺术局筹备小组的负责人了，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怎么干他妈的那个去了？那是人干的活儿吗？”我立即想到了往日的两件事：一是，我跟他学说一位同学好友，同一位有夫之妇好上了。我因同情这位同学，把那场恋爱说得特别动情。我以为胡可一定会被打动的。可他听完，悻悻然阴沉着说：“这两个人都不可爱！”我还想说服他，解释说：“他们的感情多么真挚！”可他说：“真挚也得分怎么看。一个馒头，你也想吃，我也想吃，我不管你饿不饿，先抢来吃了，这也是真挚？”我红着脸无言以对。又一次，我要给新生的女儿找个奶母。条件之一是，人要长得漂亮一点。胡可问：“为什么？”我答：“据说，人长丑了，一吃奶，孩子也会跟着变丑。”胡可问：“那喂牛奶的，就会变成牛了？”

一向原则性不含糊，连生活作风都嫉恶如仇的胡可，怎么去干了那么样的文化部呢？那一群头上长角，浑身是刺，摇荡恣睢，灵魂“交白卷”的人，他怎么对付得了呢？

思来想去，觉得胡可也有“软弱”的一面，或许是被逼无奈吧。不过，“向上爬”也是通常心理，在权利面前忽而“变脸”的，难道还少吗？究竟为何，谁知道呢？

那年初冬，我为一项任务出差北京，任务办完，恰恰路过黄宗江的门口，便走进去打个招呼，顺便问问他见过胡可没有。黄宗江轻轻一笑说，胡可住院了，几天前他刚去病床看过他。我问什么病，黄含含糊糊说，大概是心脏什么的吧。我又问情绪上如何，黄说也看不出什么来。但他眼神一闪，神秘地补充说：“我出来的工夫，他送我到大门口，说了一句话……”我问什么话，黄说：“他说得非常恳切：宗江，这回，我可是真病啦！”“哧”的一声，我俩都笑出来。回保定路上，一直十分畅快，他的心中有数还保持着哩。

回想“反右派”运动，虽然（下转71页）（上接74页）基本上没有动着胡可，但对他灵魂的冲击之大，是可以想象的。读过《昨夜西风凋碧树》的人当记得，他一面参与斗争别人，一面却汲汲于“梳辫子”，居然替自己找出了“八条罪状”。他的潜台词肯定是：“斗完了徐光耀，差不多就该轮到我了。”请设想，那会是怎样的日夜煎熬，胆战心惊啊！一个谨细敏感的人，不必棍子打到头上，自会从“八条罪状”中总结“经验教训”的。在如此心境中，还有什么喜剧材质能够萌发生长呢？

人，就是在这类的“顺应”潮流、潜移默化中，悄然改变了性格的啊。

然而，本质地看，胡可依然是胡可。去年，他读了我的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些文章曾谈到时代的苦难。于是他写信给我说，读这些文章，“每每是被牵着一起来回忆，来沉思。有时还要接受历史的拷问：当时你在做什么？”这个“拷问”，是很残酷，很苛刻的。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知良能在凝重深沉的自省中，澎湃着激情和泪水，它们在我眼前闪闪发光……

在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在穷困艰苦的山沟里，走出来一批文艺知识分子。他们在枪林弹雨、荆天棘地中浴血奋战，对革命、对党、对人民事业，抛洒苦汗热血，经受难以想象的罪戾苦痛，表现了钢铁般的意志和火热的忠心，称得上是无私无畏的英雄。然而，他们成长的条件太简陋、太寒苦了，尽管全身披挂着丰富宝贵的战争生活，但多数未能尽善尽美地奉献艺术；或者虽然奉献了，却又流于粗疏、遭人小觑。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他们的遗憾。而胡可，却是他们中的佼佼者，是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现在八十多了，精神依然矍铄，仍在执笔为文，只是患有肺气肿，冬天十分痛苦，令人每想到“硕果仅存”四字，不是欣慰，而是不免酸酸的了。

纵观胡可的一生，若不做超乎时代的苛求，他是近乎完美的，也是很幸运的。这个大戏迷，演了那么多戏，很够了。写了那么多剧本，很够了。临老临老，仍在培育新人，活跃于剧坛，举手投足，仍在戏中，尤其够了。人之一生，能为自己的事业信念和爱好，如此的一以贯之，还求什么呢？

我惟一为之祈福的一点只是，再不要用自身去“演”那不是喜剧的喜剧———“这回，我可真是病啦！……”

2004年第11期 清末法制改革大家沈家本　作者：晓　海

一

一百年前，伴随着中国人走进20世纪的是一场国破家亡的耻辱。1900年，庚子之变爆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西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从西直门仓皇夜奔，出逃至西安。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侵略者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极尽丧权辱国之能事。

条约签了，洋人撤了，太后回来了！

光绪二十七年岁末，文武百官在皇城门口列队迎接老佛爷的归来。太后回来了，四处逃散的大臣们这会子也都聚拢来继续做官了。国难当头之时，君君臣臣贪生怕死，一心追的是荣华富贵、明哲保身。大清朝江河日下，气数尽了。

可在这个鱼龙混杂、国破家亡的年代，也仍有人为了自己的国家而苦苦抗争和求索。就在和慈禧一起返京的大臣中，有一位叫沈家本的刑部大臣，这是一个并不显赫的刑曹官吏，并没有多少人在那些逃亡的官员队伍中把目光多投向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片刻。然而，此人对晚清十年、乃至今天的中国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令世人惊诧，令后世缅怀。

沈家本，字子，别号寄。184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沈家本自幼随父亲四海为家，二十四岁子承父业进了刑部，光绪九年中进士，有数十年的刑曹经历。尽管他做官精通律例，治学考证严谨，但在庚子之乱前，沈家本也只作过天津知府、保定知府、光禄寺卿，对于年届花甲的他来说，朝廷中炙手可热的一品大员、封疆大吏似乎与他是无缘了。

光绪二十四年，即沈家本任保定知府的第二年，发生了教案。保定府的外国教堂，被过境的军士毁坏，沈家本与清苑知县和外国教士进行谈判。外国教士见朝廷卑躬屈膝，气焰嚣张，竟要求赔偿重金、划清河道旧署归教堂。沈家本按照法律据理力争，使他们的无理要求没有得逞。沈家本由此想到了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国家的每况愈下，官场的糜烂堕落，外强的步步紧逼，沈家本心急如焚，痛心疾首。

不久，沈家本又经历了一场大难。

庚子之变，外国侵略军进入保定，逮捕了时任臬司的沈家本和藩司廷隆等几位官员。廷隆等人被处斩，沈家本作为陪斩，也许是因为官职卑微且与义和团并无关联，沈家本幸免于难。他一直被囚禁到清政府在《议和大纲》上画了押，才得释放。获释后，沈家本离开保定，直奔西安。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沈家本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惨状，又亲身经受了侵略者的囚禁和侮辱，半个世纪的爱国思想的积淀促使他迫切地寻求着匡世救国之路。

二

大清国即使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可是这次也损失惨重。《辛丑条约》光赔银就赔了4亿5千万两。海关税、盐税也被做了抵押。诸国公使还逼着朝廷下令，凡有与洋人为敌者，杀无赦。可是洋人在大清胡作非为犯了法，大清却无权过问。这年月，国贫民弱，从朝堂到民间，从内部到内外之间政治、经济、民事、刑事各方面的冲突纠纷事件不断，以大清的法统怎么理得清。

光绪二十八年，列强表示如清政府改良司法现状，“皆臻完善”，可以放弃领事裁判权。清廷产生了修律的积极性，力图“参酌各国法律”，修订现行律条，“务期中外通行”，“与各国无大悬绝。”

八国联军入侵时的主战派、原任的刑部尚书赵舒翘已被清廷当做替罪羊赐死了。前任刑部尚书八十多岁的郭允中，虽然法学造诣颇深，可是年事已高，死在西奔返回的路上。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举了精通律例、学贯中西的沈家本。1902年，谕旨下，令沈家本、伍廷芳奉旨修律，启动了晚清的法律改革。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人不乏这样精辟的见解。然而，从春秋战国的吴起、商鞅到宋代的王安石，再到明代的张居正，再到前几年的“康梁变法”，改革的过程极为艰辛，而令人扼腕长太息的改革者的结局更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此时，病入膏肓的大清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了，修律治国，谈何容易？

沈家本接到了谕旨，以吏部侍郎充修律大臣。

沈氏的欣然与激动是可想而知的，这正是他寻求多年的匡世救国的一个机会啊。西学东渐以来，西方法律文化的优越，使中国传统法制的残暴、野蛮暴露无疑。沈家本的法学视野并非仅仅囿于中国传统法律学，他曾精研欧美及日本等各国的法典、法律思想和新的学说。他一直期望着倾其所学通过修律来救助危难中的国家和民族。

生死荣辱，沈家本早已置之度外了。熟读经史子集的他不会不知道二十四史中历代改革者的悲欢离合。为了国家和民族未来的自强自立，他欣然受命。

这个在别人看来烫手的山芋，却是他渴求已久的报国良机啊。

他积蓄了多年的思想、才识、信念，如火山喷发般的迸发出来。

三

沈家本先后派一些大臣对欧洲强国及日本进行了考察，翻译法学著作，并聘请日本刑法学专家作为变法顾问。随后确立了修律的基本原则：“参考古今，博稽中外”。“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他竭力推行资产阶级的立法原则，认为“举全国之精神，胥贯注于法律之内”，就能够使国家强盛。

沈家本以为，“各法之中，尤以刑法为切要”。1902年他首先主持修订了《大清新刑律》。

清朝刑法起源于清初以“参汉酌金”为指导思想，形式上基本与《大明律》相同。而《大清新刑律》抛弃了以往旧律“诸法合体”的编撰方式，以罪名和刑罚等专属刑法范畴的条文作为法典的唯一内容，因而成为了一部纯粹的专门法典。《大清新刑律》抛弃了旧律的结构形式，采用了近代西方刑法典的体例，将整部法典分为总则和分则两部分，并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从刑两种。沈家本反对酷刑，废除肉刑，提倡慎刑，主张刑罚人道主义。他废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等酷刑，并参照西方国家法律在《新刑律》中引入了故意、过失、正当防卫等现代法学理论。《大清新刑律》标志着残酷的古代刑法的解体，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现代刑法体系的开始形成。

清法统面临着重刑主义、家族主义、礼法合一、民刑不分、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等一系列的弊端。沈家本参酌各国，立足本土，还制订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法———《钦定大清商律》、中国第一部诉讼法———《刑事民事诉讼法》、中国第一部破产法———《破产法》、以及《法院编制法》、《商法总则草案》等一大批中国前所未有的新型法律，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框架。

在司法公正方面，他提出了建立陪审员制度和律师辩护制度。由大理院、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乡县局四级三审的司法制度也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近代法制的创举。

他还奏请设立法律学堂，培养法律人才，开中国法学教育之先河。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就毕业于沈家本创办的法律学校。

一些西方法律原则的采用是清末修律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价值所在。以《大清新刑律》为例，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而《大清新刑律》没有消亡，孙中山和参议院都同意批准了司法总长伍廷芳的建议，《大清新刑律》除内乱罪不适行外，其它继续有效。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也承认该法有效，北洋政府时期也如法炮制，只做了关键字的替换。1949年以前的法律均以沈家本所制订的这部法律及其原则为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但在1997年新刑法颁布时，罪行法定等原则又成为了刑法的基本原则。法学界有专家认为，我国1997年刑法对于罪行法定的重新规定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回归”。

中国今天所使用的一整套法律原则理念、概念术语几乎都发端于这场史无前例的修律运动。

沈家本赢得了“封建大臣不封建，修律大臣真修律”的美誉。

四

众所周知，清廷关于变法的诏书是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被迫发出的，苟延残喘是其目的，而并非是想真正改变自己的统治基础———礼法合一的封建法统。

变法上谕中称：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封建统治集团已画地为牢，对修律进行了限制和桎梏。

沈家本在夹缝中艰难地进行着改革。“礼法之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不断向以沈家本、杨度为首的法理派发难。

光绪三十二年，沈家本修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该律废弃了封建苛法滥刑，礼教与法律相分离，采用了资产阶级律师制度，于是遭到了张之洞的大肆攻击，他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斥此法坏名教、乱纲纪、断不可行。于是清廷宣布废除尚未公布的《刑事民事诉讼法》。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沈家本上奏《大清新刑律草案》，该案持出量刑定罪不依“服制”，废除旧律中“犯罪存留养亲”的规定，故杀子孙无减轻，妻妾殴夫无加重，“无夫奸”不论罪。张之洞对此进行了逐条批注，指责《草案》违背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破坏了男女之别、尊卑长幼之序。

宣统二年，在审核出台《修正刑律草案》时，宪政编察馆参议劳乃宣发起攻击，要求将“旧律有关伦纪礼教各条”统统直接修入新律正文。并组织亲贵对《草案》口诛笔伐。

斗争是残酷的，沈家本的环境相当的险恶。

金井胡同已经破败了的吴兴会馆是沈家本的宅居，那年从西安回京，沈家本便购买了这处便宜的居所，东侧院的三间平房改成了二层木楼，沈家本命名为“枕碧楼”。

在“枕碧楼”里，这位法学大师用心良苦，为政治学，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多少个不眠之夜，沈家本都在灯下研酌律改的条款，多少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沈家本在月下长叹……

礼教派的人为了阻止修律，甚至不断想出恶毒的办法，把“背经叛道”、“包庇革命党”这些杀头的罪名嫁祸给他，想置他于死地。

沈家本内心充满了苦闷、焦灼、悲伤和愤怒，但他没有畏惧和放弃。他想起“庚子之变”时，他被侵略者拘押时，他与藩司廷隆在囚牢中相遇，彼此涕泪交流，为大好河山而落泪。那首刻骨铭心的《九月初一口占》是他心灵的写照：“楚囚相对集新亭，行酒三觞涕泪零。满目河山今更异，不堪说与晋人听。”这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啊，我们却羸弱得在自己的国土上成了别人的阶下囚。沈家本想，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坚持下去。

他痛苦地沉思，在这个年代，西方强国们已经步入到了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协调、法治逐步完善的时期了，而我们的这个朝廷还在抱着一些落后的经验和利益冥顽不化，“法治强国”这样的先进理念在这些人的眼里似乎是“痴人说梦”，没有半点的觉悟。

沈家本热血沸腾恨不得变成一把利剑斩断所有滞后的腐朽的积弊，与这些可悲可恶的势力决一死战，这样就像一个勇士，在战场上抽弓拔剑，纵然是血溅沙场也痛快淋漓。

可是血溅沙场后又会怎样呢？硬拼的结果只能是使改革的成果付之东流。这决不是沈家本所希望的。他看着一条条被批驳的面目全非的法律条款，心头在流血。然而只能忍耐中尽可能地推进修律，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在妥协中寻求机会去达到成功，这比单纯的斗争更需要信心、技巧和智谋。

宣统三年，在礼教派的弹劾下，沈家本被迫辞去了修订法律大臣和资政院副总裁的职务。

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沈家本苦苦经营改革十年，虽然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充分地修律，但是毕竟使新律吸收了资产阶级法律形式，建立了近代法律体系，引进了资产阶级法律制度原则，删改了旧律中落后野蛮的内容。使中国的法律不再独立于世界之外，开始成为其中的一员。

辛亥革命爆发了，清社颠覆，溥仪退位。沈家本“以司法大臣的身份参加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次典礼，冲着溥仪三鞠躬，告别了这位旧日君主，告别了宦海沉浮”，回到了金井胡同枕碧楼。尽管他仍然担任着袁世凯政府的法部龙头，但年事已高的他只是挂了一个法律顾问的虚名，基本上是在枕碧楼里著书立说、研磨法学，度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岁月。

五

礼法之争中，沈家本与张之洞、劳乃宣之间的争论是耐人寻味的。

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在十天内连上三折，主张变法修律，并大力保举沈家本作为修律大臣，而他如何却又成为修律的最大的反对者呢？

“以礼治天下”还是“以法治天下”作为修律的法律原则是两者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

在被坚船利炮被迫打开了国门的中国，在饱尝了内忧外患之后，中国有见识的先进知识分子是极力主张变法图强的，张之洞主张学习西法，承认西法确系精良，成效显著。但他认为学习的前提是“中学为体”，中法的原则不能动，“西学为用”，西法的基本原则不能学，西法要求实行民权，人民有民主、自由、平等的权利，张之洞认为，中国现时民智未开，不可谈民权，特别是“三纲”不可变。所以“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必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祭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之说不可行也。”在他看来，民权一经提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纲纪不行，大乱四起。西法主张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张之洞认为这在中国将会使司法官所断之案，朝廷无法过问，不要几年，必将乱党布满天下，大局倾危，无从补救。

劳乃宣认为行而上之道不可变，行而下之器可变。道好比三纲五常，器好比法律制度。大经大法昭垂百世者，固卓然不可易。他的变法只是对不适应形势的法，在不违背礼教的前提下，稍加修改。当沈家本的修律走得超过了他们设计的范围时，他们便开始反对并横加制止和干预。

沈家本不断地与礼教派展开辩论，他的理由之一是，“中国修改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权，实变法自强之枢纽。”

张之洞不屑一顾，他认为以他与列强打交道的经验，能否收回治外法权，要“视国家兵力之强弱，战守之成效以为从违，”仅靠法律是靠不住的。

“折衷各国大同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学说，而仍不戾乎我国历代相沿之礼教民情”，是沈家本固守的修律原则。如果继续墨守成规，拟古而不化，那么“以一中国而与环球之国抗，其伏拙之数不待智者而知之矣。”

沈家本重视中西之差异，“考欧美之规制，款目为多，于中国之情形，未能尽合。”他主张仿行西方当以大陆法系为主，以日本为榜样，是因为中日国情民情相似。他清楚地认识到，“中朝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人民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国人的轻法传统与统治者对“法治”的排斥是沈家本法律改革的最大障碍。

一个世纪过去了。沈家本的一些思想和抱负经历了几代中国人的不懈努力在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然而，这场改革却留给了后人不尽的思考和借鉴。

古老文明中华大地上有着生生不息的改革传统，然而，人们似乎又一直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那就是对时、势、情的艰苦抉择。譬如在近代的历次改革中，民智未开、国情不符、时机不成熟一直成为阻止改革的理由。的确有哪一项改革能不关乎风俗、民生、国情呢？马克思曾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一些改革者的失败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沈家本曾叹息康梁变法“欲速则不达”，但他的律改也被迫只能硬闯出一条路来。

然而如果一味的考虑民智未开，国情不符，仿佛一旦改革就会造成不稳定的局面，天下大乱，这样是否会因因循守旧、杞人忧天而贻误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绝好机缘呢？《应谐录》中有一则笑话写道：“有盲人过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木盾，兢兢握团，以为失手必堕深渊。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空地也。盲人不信，握木盾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早知即定地也，何久自苦耶！”

2004年第11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佚名

读了2004年《炎黄春秋》第8期《于右任的乡愁》一文，深受于右任的爱国之情所感动。文章述及他生于1879年，1969年于老80周岁。恐怕时间标错了。（编者注：于右任80周岁应是1959年）（华国贤）

现就第9期《炎黄春秋》中的两个问题和你们商榷：

一、《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一文在第8页右栏倒数第5—3行说，“9月11日下午4时，押解王申酉的吉普车向普陀区拘留所呼啸而去！那时文革刚刚结束。”

一般都把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时间。文中所述的1976年9月11日，还不能算作“文革”结束。

二、《李立三在自我批评中度过后半生》一文在第20页左栏第4段中有“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等之句。“十月革命”即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此时，苏维埃政权尚未建立。所以，这次革命可称俄国“十月革命”，不能称苏联“十月革命”。（牛兆奇）

顷阅贵刊2004年10期，发现47页冯雪峰照片实为郑振铎照片，该照片见于郑振铎公子郑尔康编著的《郑振铎》一书（《转变中的中国丛书》之一，文物出版社1990年）73页。（王世民）

今天浏览10期《炎黄春秋》时发现两个问题：

田纪云《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一节中写到“……传达了兼校长胡耀邦……”。在“胡耀邦的历史功绩”一节中写到“……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到底是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还是校长，应该明确。（编者注：应是副校长。）

尹振环的《中西历史比较再谈“秦家店”》文中的“蒙《炎黄春秋》2024年第7期”中的“2024”应是“2004”。（张晓春）

《炎黄春秋》是一本读者爱看的杂志，但也时有差错。今年第10期就出现了几处：

一、陈敏在《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一文中说道：“炸死张作霖的柳条沟事件(应为柳条湖事件。引者注。)现在被证实为苏联间谍所为，张作霖并非死于日军之手而是死于苏联间谍之手，从这个逻辑来看是完全合理的。”(见39页右栏第2自然段第6行。)这里所说张作霖之死，有几个问题：一是，张作霖不是死于柳条湖事件，而是1928年6月4日凌晨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预先埋置的炸弹炸死。二是，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驻我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是为“九一八”事变。三是，张作霖到底死于谁人之手，似已有定论，即死于日本关东军之手。这里提出张作霖死于苏联间谍之手既无自证，也无旁证(或引用别人的证明)。大有疑问。

二、赵锡骅在《张澜：追求民主的“川北圣人”》一文中说道：“1945年8月12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见57页左栏倒数第4行)此事不确。事实是，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发表波茨坦公告(苏联8月8日声明加入)，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但日本政府声明，对公告“不予理会”。此后，日本及其侵略军遭到沉重打击。8月9日，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日本照会中、美、英、苏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其他差错：第68页左栏第4自然段第二行：《一言堂造主像》，显系《一言堂主造像》。76页右栏第2行末多一“”字。（夏玉林）

另：本刊今年第10期74页左栏17行开头缺少四个字：“乾隆帝统”。这是在电脑调版过程中丢失，未能发现。谨此说明。本刊编辑部

2004年第11期 语言的魔力　作者：陈四益

语言、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这大概没有疑义。人类创造语言文字是行动的需要，这大概也没有疑义。为了做，才要说或写；做了之后，要记事、记言，也要说或写。因此，做总是第一义的。离开了做，说和写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但是，语言文字一经创造出来，天长日久，会产生一种魔力，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凡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的便都是既有的事实，以致一切写有文字的纸张都成了崇奉的对象，而一切夸夸其谈的人，都被当作真有本事的人。

小时候，但逢我把写有或印有文字的纸张团掉或撕毁，祖母总要一把夺过，一面将它抚平叠齐，一面口中“罪过罪过”念念有词。我想，这样敬惜字纸，就是一种文字崇拜吧。今天，人们喜“八”喜“九”而厌“四”，几个无生命的数字，一说出口，人的幸或不幸好像都受其掌控一般。这大概就是一种语言崇拜了，

年事渐长，知识渐开，这才知道会说的未必会做，写在纸上并不就是实有。不然，孔老先生怎么会把“听其言而观其行”当作一大发明？纸上谈兵的赵括，是战国时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谈起军旅之事，老子也说他不过。但赵奢以为他把艰难的战事说得过于轻巧，真要带兵打仗，非失败不可。赵奢毕竟久经战事，不迷信语言。但孝成王少不更事，以为说得好的一定做得好，用他为将，抗御秦兵，结果大败于长平，四十万赵军全被秦将白起坑杀，赵国也就此一蹶不振。赵括怎么死的？《史记》上记载不一。《廉颇蔺相如列传》和《白起王翦列传》都说“秦军射杀赵括”，那么，他是死于战场；《赵世家》却说“赵括以军降。”那么他是降后被杀。不知太史公怎么会有这样的疏忽。好在不管他是“射杀”还是降后“坑杀”，都怪他言不副实，只可怜那四十万赵军，摊上了这位夸夸其谈的主将，都成了枉死城中的冤魂。

“纸上谈兵”这成语早已耳熟能详。赵括也成了一个会说不会做的典型，落下了千秋骂名。倒是那个不听劝告，刚愎自用的孝成王，用人不当，造成巨大损失，却未曾听说他引咎辞职，就连装模作样的“罪己诏”也没下过一道。皇帝老子犯了天大的错儿，也没人敢去追究，板子总是往旁边打。结果，这一份教训，也就总也不能记取。到头来，后世能说会道的人，能吹会侃的人，依旧是讨领导喜欢的角色，不断被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这样的事多了，钻营的人就学了乖，知道吹牛不受惩罚，于是，竞相效仿。无论到哪里，都能见到这样的人物，汇报起来天花乱坠，做了的固然大说特说，尚未做的，也混在里头，假冒成绩，甚至明明失算的事也讲得花团锦簇。考察诸公如果迷信于语言文字，正好入其彀中。

这种风气也不限于官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的推广、药品的效用、科研的进展、农民的脱贫、教育的普及、学习的成效、安全隐患的排查，等等等等，若是只看总结，只听汇报，真是天下太平、光明一片。等到事故一出，问题一查，才知道并非如此。安全事故出在据说经过多次“拉网式”排查的地方，“萨斯”泄漏出在制定了一整套预案的单位，都是近年的著例。足见语言文字之不足恃。无论对干部、对工作的考察，还是要看究竟做了什么。如果轻信赵括者流，难免不重蹈孝成王之覆辙。诗曰：

言大而夸古有之，谈兵纸上任驱驰。

长平一战三军尽，谁为赵人哭健儿。

2004年第12期 胡耀邦陈丕显倾心交往五十年　作者：胡德平

本文是纪念陈丕显叔叔的回忆文章，我愿意记述他和我父亲胡耀邦在儿童团、共青团、共产党内工作、生活的一些往事。

一、初闻尊名

1952年7月，我父亲从四川南充川北区党委调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书曹令中、警卫员蓝天禄和我。

父亲上京时的兴致极高，意气昂扬，真有一股事事争上游、处处比先进的劲头。那时也有小广播，人们风传他要去中央人民政府建工部任副部长，李维汉同志也欢迎他去中央统战部。人民掌权后的南充，一片勃勃生机，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大家的面前。父亲作为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对经济建设十分热情，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着迷程度。我记得，我当时就听到他用极为兴奋的口吻说过，川北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准备修建飞机场，嘉陵江从南充到重庆如何才能通航运货等问题。在南充的市建工程中，他也留下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他力主要搞市中心广场，并把中心广场修得很宽敞，形状为五角星，每颗星的尖端都辐射出一条马路，三条通向嘉陵江边，一条通向现在的火车站，一条通向大巴山区，每条路都很宽。当时少数同志认为马路太宽了，有何必要，现在南充广大干部群众都认为五十年前这一杰作至今还未过时，尽管各种车辆成倍增加，车辆的行驶仍然通畅，绝少堵车现象。组织部门推选他到建工部任职，也算知人善任吧！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丁佑军一代英烈又出自川北。这一切怎么不叫人产生一种继续为人民建功立业的豪情遐想呢，在我今天看来，又是坐飞机上京，他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

在北京翠明庄的一天，我看到父亲匆匆从外边回来，径直一人走进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盘在床边，左脚垂落在地，半晌没有言语，沉思一会儿慢慢抬起头来，面带一丝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语说道：“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作青年团的工作？哼——，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边说边摇头，一扫来京时的兴奋。

事后不久，听周围的同志们讲，那天是刘少奇同志找他谈话，分配他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对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选，有两位候选人，一为胡耀邦，一为陈丕显。名单上报党中央时，毛泽东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亲当然服从了中央的决定，但他独自一人发的轻微牢骚，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同时陈丕显的名字也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那时他正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这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二、毛选五卷中的一篇讲话

毛泽东四卷选集已成不朽之作，将永传于世，第五卷却不能享有这种声誉，但其中也不乏睿智之作。我认为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就是一篇绝妙生动的演说，如果今天的学生、青年听到这篇讲话，也会兴奋雀跃不已。

父亲到团中央工作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就给他出了两道题目：一个是党如何领导团的工作，一个是团如何做工作。第二年，毛主席借团代会召开之际，亲自回答了这两个问题。

毛主席讲话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青年团对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早已过去了。现在的问题是缺乏团的独立工作，而不是闹独立性。”他高屋建瓴的判断和气势一下子吸引了到场所有的听众。正当大家关注毛主席怎样阐述党团关系，什么是独立性这样重大严肃的政治问题时，毛主席却话锋一转：各地党委反映，对青年团的工作是满意的，现在要来个不满意，就是说青年团的工作还没有适合青年团的特点，搞些独立活动。十四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们，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和工作负担都不能过重，青年人就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不然他们就不高兴，以后还要恋爱结婚。他们一要身体好，二要学习好，三要工作好。在场听众怎么也没想到毛主席会讲出这么一番话。体贴入微的话语叫人凝神屏气，讲话时的魅力风采又令人赞佩倾心。毛主席意犹未尽又谈到学生的睡眠，他认为8小时不够，要9小时，因为学生们容易神经衰弱，经常睡不着醒不来。这真是对青年慈父般的关怀。说到这里，毛主席态度一转断然说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讨论，要强迫执行。革命带来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一个坏处，就是大家太积极太热心了，以致过于疲劳。这是谈话的第一个层次。

谈话的第二个层次是怎么选拔青年干部。团中央提名的团中央中央委员，三十岁以下的只有9个。经毛主席、党中央审议后增加到二十几个，毛主席认为人数还不多，他说三国时期，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孙权任命他为东吴统帅，老将们不服，孙权的任命不改，结果周瑜大败曹贼，火烧曹营连环战船。他认为干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来的。群众对领导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实践中了解。他还诙谐地说有“小广播”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团中央的威信已经相当高了，有些人还不佩服，慢慢会佩服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不要着急，不受点批评不挨点骂是不可能的”。

谈话的第三个层次，是讲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主席在十五天之前刚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和青年团干部的讲话中，他先是从青年特点、生理需要、青年工作娓娓道来，最后归结到党的总路线，话语不多，画龙点睛。“青年团如何执行这个总任务，你们应当按照青年的特点，做出适当的规定”。他的结语既指出了青年团今后十五年的奋斗方向，又为团中央今后独立工作留下广阔空间。

多次披览此文，掩卷思索，真让人有如坐春风、如临碧波之美。毛主席说的“小伙子刚上台，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认为这里既指个体，又指群体。红军时期的红小鬼就是一个群体，现在这批幸存下来的红小鬼都变成了小伙子，成为党政军中的领导骨干。在我父亲任青年团第一书记的当年，毛主席签署文件，调“小伙子”陈丕显同志任上海市委第四书记并代理第一书记。因为第一书记陈毅同志在华东军区上班，第二书记刘晓、第三书记刘长胜即将离任，中央对陈丕显同志所寄托的信任可想而知。

三、红小鬼的沉浮起落

“红小鬼”在文革时期先由江青叫响。1966年8月她在群众大会上先说胡耀邦从“红小鬼变成胆小鬼”。1967年4月她在“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又气急败坏地把陈丕显“红小鬼”骂作“黑小鬼”。另一个“红小鬼”谭启龙在党的九大之前还未解放。不管怎么骂“红小鬼”，似乎在革命队伍里人们的心目中，“红小鬼”仍是一种亲昵温暖的爱称。陈丕显的同辈人和上级都不叫他名字，总叫他阿丕。难怪长征组歌的作者萧华上将在文革中被迫检讨时，总要说一句“我是一个红小鬼”！

1929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15岁、胡14岁、陈13岁。他们都作过地方儿童团的工作。三个人在肃反过程中都被打成AB团反革命分子，丕显叔叔又多了一项罪名——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们三个人最后均侥幸存活下来。1933年我父亲和陈丕显同在瑞金的中央苏区团中央儿童局工作，同吃同住，朝夕相处。他们在儿童团共事的时候，丕显叔叔是我父亲的上级。他是团中央儿童局书记，赖大超同志负责组织工作，李秀英同志负责福利工作，我父亲负责宣传并兼《时刻准备着》杂志的主编。他们一日只能吃两餐饭，吃的菜既无油又缺盐，但革命热情很高，生活也很愉快。一首《共产儿童团歌》反映了红军时期小小儿童团员们蓬勃的朝气和争取未来的远大志向：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我们是中国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小兄弟们啊，小姐妹们啊！

我们的将来是无限好啊！

携起手前进，时刻准备着，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红色的儿童，时刻准备着，

拿起刀枪参加红军，

打倒军阀地主，保卫苏维埃，

滴滴答滴答滴滴答滴答！

不难想象，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红小鬼，今天打着小鼓，吹着小号，接受检阅；明天就要拿着刀枪，冲入战场，牺牲了多少人，又有多少人长眠在雪山草地和湘赣闽粤的苍山林海中，幸存下来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存活下来的人最后毕竟看到了新中国的成立，亲历了共产党由一个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历史过程。

当时的儿童团就是现在的少先队，儿童局就是现在的团中央少工委。凯丰任少共中央局书记，刘英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张爱萍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长。1933年8月，他们结识了毛泽覃同志。毛泽覃是作为“邓毛谢古”帮派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因有被共同打击的经历，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很多。此时毛主席也因“右倾”离开反围剿的战场而赋闲，经常来看他这个倔强的胞弟。以后，丕显叔叔调往闽赣负责团省委工作，赖大超同志接任中央儿童局书记，我父亲升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抗日战争初期，共青团随之改名为青年救国会，我父亲和丕显叔叔又在延安会面。丕显叔叔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青年部长，我父亲任西北青年救国会常务委员、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政委。革命阵营扩大了，抗日局面打开了，我父亲经过长征，丕显叔叔经过三年游击战争，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两人的友谊更加深厚了。

解放后，父亲在团中央工作十年，后到湖南、陕西。丕显叔叔则在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工作达二十三年之久，其见识、经历、场面很丰富，工作的繁忙程度要超过我父亲。父亲关心上海方方面面的发展，丕显叔叔在繁忙之中也不忘支持、指导上海市的青年工作。

忽如一夜文革来，一时天旋地转，人伦颠倒，批判、夺权、斗争席卷全国，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反动路线要斗，走资派要斗，黑五类要斗，红小鬼也要斗，刘邓要斗，还有带枪的刘邓最后也跑不了。我父亲1966年8月就被停职打倒。1966年10月，丕显叔叔经叶群劝慰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当时他的心情复杂、彷徨心中无底。遇到的熟人也都紧张而忧郁。什么是党内走资派？他的心理活动正像他的回忆录描写的那样：“这种提法实在是令人不安。究竟什么样的人算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在心里暗暗为自己划线。我们是当权派，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扪心自问，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工作中的错误，肯定是有的，但不仅没搞资本主义，连想都没想过。因此，我们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可看看周围挨整挨打的，被斗自杀的，都是和我差不多的人，像田家英、邓拓在运动之初就自杀了，何长工、张霖之被点名，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没有哪个有安全感，随时准备被揪斗，这样看来，运动的重点又好像是我们……我很惦念耀邦，他被揪出来了——”

毛主席给全党、全国人民出了一道难而又难的难题，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什么人是走资派？正当丕显叔叔绞尽脑汁，费尽心思，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很快上海就变成了文化革命夺权的中心焦点。正如一则谚语所言，寓言换个说法，指的就是你自己！何苦多想，那时的当权派就是走资派，陈丕显是当权派，必然也是走资派，如果不想当走资派就必须把自己骂个狗血喷头，跟着中央文革的指挥棒走。

文化革命进入夺权阶段，“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真是天下第一奇事。夺权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就出自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首当其冲的人物就是陈丕显。1967年1月1日凌晨3点，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给陈丕显，指示他担负起领导责任，维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产”。中央文革这一条线却策划着一场夺权阴谋。1月4日《文汇报》夺权，1月5日《解放日报》夺权。1月12日凌晨上海造反派冲进市委大楼，抢走了市委大印，宣布夺权成功。同时在人民广场举行几十万人大会，扣押了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人。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社论。社论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这个无产阶级的大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做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张春桥为此作注：“苏联十月革命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我们上海的‘一月革命’也是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这两次革命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深刻的大搏斗。”至此丕显叔叔带着鼻咽肿瘤，开始度过了八年囚禁的囹圄生活。

四、寄语囹圄

我父亲l971年告别了河南潢川五七干校回京家居赋闲。随着父亲的到来，家中的客人也多了起来，热闹起来，先是我们兄妹的同学来，同学又带着他们的朋友来，接着受到冲击的干部来，以后没有受到冲击的干部也来……我父亲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使他更多地了解了外面的情况，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开始他和客人、来访者的谈话。他戏称这是没有职务、主动为党做的台下工作。一次丕显叔叔的长子陈小津来到我家，他向我父亲述说了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他父亲的经历和仍被关押的现况，以后他往来更加频繁，粗略统计，约有三四十次之多。十分感谢丕显叔叔的遗作，他对这些谈话作了真实的追述。

我父亲以他亲身经历，结合当时文革的感受和他对毛主席的了解，就丕显叔叔的问题不断对小津讲：“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并具体告诉小津给主席的信应该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

父亲向狱中战友的寄语，对“红小鬼”时的朋友存在着极大的影响力。1974年9月9日，丕显叔叔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没有见到您老人家将近八年了，我时常想念着您，我对您老人家和亲爱的党有深厚的感情。……我仍在隔离审查中，长期没有过党的生活，又长期没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势太远了，内心十分着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恳切要求主席和党对我早日从宽处理，给我一点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实践中彻底改造自己……”此信真灵，毛主席八天以后作了批示，丕显叔叔才摆脱了八年的囚禁囹圄之生活。我父亲这样劝导丕显叔叔完全是真诚的，他们倾心相交几十年，目前他所处的环境太残酷了。

正如毛主席二十年前对青年特点的分析一样，青年们要玩，要娱乐，要学习，要工作，要恋爱结婚那样，我们这些青年，也到了恋爱的年龄。父亲常批评我和一些年轻人，不要认为恋爱求婚是羞于启齿的事，年轻人应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庭。他还为四对男女青年作过红娘。一次他对小津讲起丕显叔叔在苏区儿童团与一个叫八妹子的姑娘相好的故事。小津把这故事告诉给他父亲，丕显叔叔一下子就猜到这是耀邦说的，因为这个秘密只有我父亲知道。丕显叔叔也还以颜色，“耀邦年轻时候的故事，我也不是不知道啊”。关押监禁的生活也没有禁止丕显叔叔对人生情趣的回忆。

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小津匆匆跑来看我父亲是否安全。父亲脸色凝重，声音沉重地对他说：“今后要丢掉一切幻想，告诉阿丕不要再想出来工作了。”

五、未竟的事业

文革结束，经过全党的努力，改革开放的大业如春潮而起，我国的经济体制要改，政治体制要改，思想文化体制要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也要在改革中加强，在改革中发展。

父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对事业看的很重。他对丢弃事业一味大树特树什么思想、权威、接班人的作法向来不以为然。文革中，他多次让我看1956年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的文章。毛主席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人民推翻了帝制，推动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力量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到2001年，也就是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段话深深地感动了他。但现实和理论相距太远，我父亲说，像文革这样搞法，不要说建成什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连饭中国老百姓恐怕都吃不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逐渐明确了所要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我父亲先是大胆为解放老干部而效力，后又为识别、选拔年轻干部、四化干部而努力。因为他知道改革开放的事业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用自己脑子想问题，走自己的路，真正建设成一个民富国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寄希望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年轻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事业是一个未竟的长期事业。

为政谋国，他十分积极，虽有困难但也无法遏制他所处职位的责任感和热情。同时，他的两位“红小鬼”出身的战友也处处帮助他、提醒他、规劝他、配合他。谭启龙同志文革后先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四川省委书记，1982年在他68岁时，率先向中央提出辞去领导职位，退居二线的请求。丕显叔叔则在1980年就向邓小平同志推荐38岁的年轻干部王兆国同志。这有邓小平文选二卷为证，小平同志于1982年7月4日《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一段：

“前年，我同陈丕显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同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多。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不容易。不解决选择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这位副厂长就是王兆国同志。

在小平同志和丕显叔叔的推荐下，我父亲不敢怠慢，并代表组织亲自作了考察。自兆国同志来京工作后，从不走门子，拉关系，在我父亲在职时，我从未见到他去过我家。以后我有幸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十年。我从事的工商联工作和非公有制代表人士的工作那时是有相当风险的，就在今天困难亦不少，到关键时刻他都能站出来为我们的工作说话，表明态度。

我父亲和丕显叔叔从中央苏区儿童团、团中央时相识，直到五十年后又在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共事，在党的历史上确实罕见。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大好年华所从事的民族伟业，使他们深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他们越是接近暮年的夕阳岁月，越是对德才兼备的人才、年轻干部、专业人员、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充满着希望和期待。“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我父亲1958年在南阳隆中诸葛亮草堂改写的一副对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两人在一次会议上，又为在场的年轻人挥笔寄语“致力四化建设，勿忘振兴中华”。为了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更多地提拔年轻干部，1983年，党的十二大以后，党中央以干部四化为标准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又于1985年召开了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给年轻干部的筛选、任用再铺设一级台阶，再进行一次全党性的选拔。这次会议得以召开，丕显叔叔无疑是个积极分子、促进派，其作用应充分肯定。

我父亲于1989年4月15日逝世。他的墓地在江西共青城的一座山丘上，面对开阔鄱阳湖，墓碑后是一排茂密的青松。墓碑上刻有他的头像，撰有他的生平，他双眼凝视的前方镌雕着党徽、团徽、队徽。三枚徽章代表着一个组织整体。胡耀邦、陈丕显、谭启龙、赖大超只是这一整体中的一分子、一滴水，由于整体的存在，他们将永远不会干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广大党员的成长、奋斗密不可分。共产党所以有今天的执政地位，绝不是与生俱来的，否则何以要付出这样大的代价和牺牲；同时这种执政地位也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否则何以和中国共产党有着同样奋斗历史的苏联共产党会顷刻瓦解覆灭。今天的共产党人应该面向未来，重视自己的历史，让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物都能重新“复活”，让党的历史陪伴着党的生命，如影相随，继续谱写出史诗般的壮丽画卷。2004年10月24日

2004年第12期 改革开放的闯将项南　作者：钟兆云

胡耀邦遴选改革大将，邓小平支持项南出任疆吏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抬升着热情。中央决定称：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的大政。

被打成“右倾”的项南从落实政策到出任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的疆吏，少不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举荐，也少不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把是否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福建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份之一，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却依然根深蒂固，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什么“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大将坐镇八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

邓小平与项南虽然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知道他是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对他在农机部任副部长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更有所了解。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个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让项南主持福建工作，不仅能打开福建的新局面，也定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才智。邓小平看准了胡耀邦推荐的福建“火车头”人选。

接到任命后，项南利用赴任前的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有关福建省情的资料。1981年1月12日，项南带着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嘱托，带着他们的关怀和希望，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

既要“杀出一条血路”，又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劲风，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福建和广东一样，肩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试验”的重任。为了向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项南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特区是邓小平倡导兴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79年4月就定下了决策，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直属福建省政府领导，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特区会是个什么样呢？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怀着热切的心情，下闽南一睹特区风采。

初见之下，项南的心都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丝毫没有一点特区的讯息，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而且，2.5平方公里的地方又能施展出什么抱负、绘就何样的蓝图？参观湖里回来，项南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想法：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特区！

邓小平倡议建设特区时曾有一番经典之谈：“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项南深切地领悟到其中的真味，就是要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杀出一条血路来”！

该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特区蓝图？思想解放的项南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他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特区之初，厦门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项南的这一设想，以后的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这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我们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

项南那异常解放的思想和超前的主张，不由得让比福建先走一步的广东省的领导心怀敬佩，后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坦承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福建的项南同志”，就连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也称赞项南的主张。

这些主张，自然也汇报到了邓小平那里去了。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不久后，邓小平拍板同意：把久病缠身的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调离，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却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

特区动土后，建设者们立即感觉到2.5平方公里的逼仄，有些项目无法放进特区，项南据此向李先念作了汇报，请求扩大特区范围。李先念不好表态，只说：你们不要死啃2.5，哪个地方有利就放在哪里。项南也就有了办法，指示特区建设者可以在2.5以外建工厂，吸收外资，享受特区待遇。

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在项南的带领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短短一两年内，福建的投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建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任务，邓小平为此不止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号召。在反右、“文革”中被冷冻了10多个年头的项南，更能理解邓小平的殷切之情和良苦用心，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了邓小平制定的蓝图之中。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福建主持工作的项南，真正知道了困难之重、责任之大。一方面，福建既然是中央定的改革开放先行省，就一定得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改变原先落后面貌；另一方面，福建作为“前线”，建国30年来得不到国家投资，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也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

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进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这个“新生儿”要承受毁誉交织。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他毫不犹豫地对福日公司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并以超然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关键时刻项南都挺身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给那些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乱放暗箭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他力主引进外资，倡议省里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全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之后为全国各省市纷纷效法。

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趁机混入。福建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对此，项南坚决贯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在一篇名为《窗口的作用》的短文中，形象地提出既要打开窗口，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知识、管理，吸收海外的清新空气，又要设窗纱，筑一道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钢铁长城。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典型，就是项南亲自培育、总结、宣传、推广开来的。

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既无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新情况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更何况僵化的旧体制、旧观念还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随着特区建设的加快，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招来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的怀疑和指责，有对兴办经济特区认识模糊的，有担心办经济特区会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也有对能否办好经济特区信心不足的。

对经济特区，项南自始至终表现了一种冲天热情。以敢讲话著称的他，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经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香港经济导报》、日本《中国经济动向》等先后转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应。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项南提出建设性意见

1984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乘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等人的专列，徐徐进入厦门站。项南上专列接邓小平一行，心里激动有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向邓小平汇报，向他交出一份关于厦门特区的答卷，请他打“分”，请他排忧解难，请他导航。

在由火车站向厦门宾馆行驶的路上，项南扼要地向邓小平、王震汇报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情况。邓小平对项南下决心抓基础设施建设表示首肯：“这个抓得对，要下本钱。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嘛，要努力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邓小平还说：“最好能吸引外资参加基础建设。”

这些年，有关项南和福建的工作，邓小平时有耳闻。在广东看到的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让他满意，福建的厦门特区虽然起步较慢，但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以至于项南简要汇报后，请他给福建的工作作指示时，他摆了摆手说：“这次来，主要是来休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同时也看看特区。明天就去看看。”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陪同下，和王震来到东渡港，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几个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后，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

项南在王震的鼓动下，坐在邓小平身边，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以探询似的眼光看着项南，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特区立足于原有基础上，起点更高，成效更大，发展更快。”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接着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罢项南的介绍，邓小平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说罢情不自禁地举眸面向海峡对面的方向，好一会儿才回头，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这正是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建设自由港联在一起。

关于自由港，有个故事。1981年7月，福建省和厦门市收到闽籍泰国华侨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信函。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认为厦门特区太小，门开得不够，门槛又太高，倡议在厦门建设“自由港”。项南看到信后，深感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爱国老华侨希望祖国经济早日腾飞的拳拳之心。他要求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陪李引桐到省里来，他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听取李引桐讲对自由港的看法。“自由港”一词自此在他脑海里生了根。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

项南不死心，决定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作动议。他委婉地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和围拢过来的厦门市领导陆自奋、邹尔均等把从香港调查得来的资料作了概括性的汇报后，邓小平脸上非常平静，没有说话。

将军风度的王震看来有点急，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说：“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想了想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

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俄顷又道，“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项南见邓小平没有把门堵死，心里很是激动，进而提出：“单有厦门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

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要等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

2月9日，项南陪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湖里工业区。厦门经济特区的这个发祥地，当时还只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此情此景，让刚从广东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特区与深圳特区的距离。但面对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听着特区三年建设的情况汇报，他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看到了特区美好的远景。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看着这个寓意深刻的题词，项南和在场的省市领导无不意识到它的分量。他代表大家向邓小平表示：一定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题词精神，进一步加快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就是要飞出去嘛！”打好“侨”牌走在时间前面

离开湖里，项南又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了厦门机场。项南到福建上任后，深感厦门

要搞经济特区没有机场不行，于是在厦门特区管委会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明确提出：“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

建设机场首先碰到的难题是争取修建权问题，代管民航的空军认为：厦门离台湾很近，是海防前线，不能建民用机场。军方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项南没办法，只好亲自带人到北京做工作。虽然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也作了努力，但空军某些同志的态度还是那么强硬：“厦门搞这个机场，不是在金门的炮火射程之内吗？你花那么多钱，几炮就给轰掉了，哪能成！”

“这个话恐怕不对吧，”项南既诚恳又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就不想一想，金门的机场不也在我们炮火射程之内吗？在军事上，到底是台湾怕我们还是我们怕台湾？台湾在前线照样建机场，他们都不怕，难道有着强大的解放军的我们还怕！”

空军某些同志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但就是卡住不办。项南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领导求助，这才使军方开启了绿灯。

但钱从哪里来？国家不给一分钱。项南去找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李先念幽默地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的是笑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仅厦门机场，福建所有的建设项目，国家都不给钱。项南当时衔命到福建来，中央领导就曾对他说：“特区特在哪儿呢？特就特在国家不给一分钱。”

如果按老办法依靠国家订计划、上项目、投资，必将坐失良机。但如果依靠自身力量，显然也不行。当时福建全省财政年收入才10来个亿，怎有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搞机场？在困难面前，项南响亮地提出：“等，是等不出特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奇迹！”项南以极大的勇气和卓识，提出向外国借钱。在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江泽民支持下，厦门机场建设被列入到科威特在中国援建的几个项目中。科威特向福建省贷款600万第纳尔（相当于2200万美元），用于修建厦门机场。

从正式开工到1983年10月建成，厦门机场只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不算前期工程），实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厦门机场的建成，赢得了广泛的信誉，让外国人看到福建人办事的速度和魄力。

眼见为实，厦门机场果然是高起点，气势不凡，王震连声说“厦门机场搞得不错”！邓小平看在眼里，眉梢也挂上了喜色。

当初建厦门机场，项南曾设想以国际机场命名，但有些领导人却说“好大喜功”，连北京、上海机场都不冠“国际”两字，你一个小小厦门，何来“国际”。但项南有他的想法，因此，他干脆就此向邓小平建议。

邓小平听后，开始也感到奇怪：“你们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呢？”

项南回答：“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不仅要让人家飞进来，还要飞出去，不仅要与东南亚建立联系，还要与日本、美国等通航，将来还可以飞台湾，飞美国，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他挥挥手臂，大声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一锤定音，厦门国际机场从此命名。随着机场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很快就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第一流航空港。

这天，项南还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了爱国侨领陈嘉庚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校。邓小平由陈嘉庚说起，赞扬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指示有关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福建的侨务工作，在项南的长抓不懈下，走在了全国之先。福建华侨众多，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有六七百万。项南深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之所以决定率先在闽粤两省开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基于“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

在大会小会，在各种场合，项南总是苦口婆心地说：侨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尊重华侨，理解并保护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要加快落实侨务政策的步伐；要调动华侨、归侨、侨眷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引进人才、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充分发挥侨乡信息灵、人才多、资金和劳动力多等优势，积极从政策上扶持归侨、侨眷办企业，繁荣侨乡经济，促进山海共同发展。

项南在福建打得最漂亮最大胆的“侨牌”之一，是最早提出胡文虎是“捐资兴学”、“报效民族”、“爱国爱乡”的侨领。这个表态，是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胡氏问题的第一声评价。《华声报》创刊号以“项南认为胡文虎是个爱国华侨”的消息，还了胡文虎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评价传到海外，反响很大，也使胡氏后人的政治态度起了明显的转变。

2月10日上午10时许，邓小平结束厦门视察，在临上专列前，握着项南的手说：“你讲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一线的同志来回答决定。”

项南相信，这不是官话。在厦门与邓小平接触3天，虽然他没有发表讲话，视察期间也都是边听边问，但项南却悟到了真谛：邓小平的提问，看似即兴而问，其实是深思远虑，有感而发；他不表态不讲话，足以说明他的务实作风，他一定会作出让特区建设者们满意的回答的。

怀着这么一种信念，项南没有坐等来自北京的红头文件所给予的“回答”，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省和厦门特区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时间前面”，在有声有色地进行着。

2月16日，项南在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的讲话，他说：邓小平的指示，同胡耀邦“希望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的殷切期望，同李先念要求我们发挥山和海的优势等指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希望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为全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快发展步伐。他要求《福建日报》专门在头版制作一个名为“把经济工作做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通栏标题，以此作为全省干部群众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者，晚年仍提出自由港问题

2月底，回京后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喜讯从北京传来，项南颇有针对性地向省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吹风：“中央给了福建这个特殊政策，支持福建省，我们省一级就应该支持厦门市。我在团省委一个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老毛病，自己当媳妇时，就怪那个婆婆对她厉害，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比自己那个婆婆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中央没有给我们权力时，省里就怪中央搞得太死，现在把这个权力给了福建，福建省就神气起来了，这个做法不好。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有希望，就要让各级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

随着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基础设施在逐步加强，投资软环境在不断改善，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磁场引力，特区的开发建设逐步走上正道。1984年，厦门出现了外商投资高潮。极具超前意识的项南，见外商多了，就又指示要召开福建省商品交易会。1985年，厦门项目协谈会在富士山展览城召开，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协谈会开得很成功，渐渐演化为现在已成全国性的“9·8厦门经贸洽谈会”。

1985年1月初，在项南的热心支持下，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地方航空企业——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正式营业，注册资金1亿元；同月20日，厦门从日本引进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接着，中国首家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其后，厦门经济特区各类银行及分支机构达300多家，密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项南不仅关心经济特区，还积极思考着全省的大开放格局，提倡沿海和内地都要扩大开放，沿海应走在内地山区的前面，为全省乃至全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为了推进改革，项南旗帜鲜明地支持55位厂长、经理关于“松绑”、“放权”的呼吁，并亲自为《福建日报》发表这封信撰写了按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项南提出的“大念山海经”、“乡镇企业一枝花”、“以智取胜”等战略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福建经济的空前繁荣。其中，“泉州模式”更是闻名全国，泉州被称为项南实践邓小平理论的成功之地。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形成一个新的开放格局。

1985年11月，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自豪地宣布：“前几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在全国29个省市里占第21位，去年我们前进到全国的第三位，我们的电子工业，原来占全国的第18位，去年前进到第6位……”他表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福建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项南在福建广大干部群众，在港澳同胞以及华侨华人中形象高大，在外国友人心中，他的名字也是改革开放的象征。

项南在福建任职的5年，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岁月，他纵横捭阖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任职期间，是建国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离闽赴京前后，项南历尽波折，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忍辱负重，白手起家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怀着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群众的深厚感情，奔走呼号，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包含海南岛在内的五个特区中赋予厦门最重要也是独一无二的政策，在海内外曾产生过巨大的号召作用。自由港可以实行的某些政策究竟有哪些？中央没有具体研究，地方上也没具体提出，似乎要不了了之了。项南为此深感焦虑，1993年6月1日，在“加快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研讨会”上，特作题为《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的发言。他说：“对于自由港问题，我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想法，不只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以祖国统一这一国家最高利益作为出发点，把厦门作为突破口的。”他认为厦门已基本具备建立自由港的条件，完全可以提出一些工作设想，“自由港关系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的大局。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将近10年，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此后几年，项南又再三提出建设自由港问题，但“某些政策”始终未得实行。

1997年11月10日，改革先锋人物项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人民给了他盛誉，后事备极哀荣。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做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永志人民心中！

2004年第12期 惊动邓小平的一桩大案　作者：邓全施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52页有这么一段话：“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这是邓小平1986年1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中的一段。我当时是新华社青海分社的记者，从始至终参与这个案件的调查，现将这个案件的前前后后作一介绍。

(一)

1979年2月27日，青海省委家属院内发生一起杀人案(以下简称“二·二七”案)。凶手杨小民，时年25岁，青海铝制品厂工人，其父时任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被害人王强，时年17岁，系《青海日报》职工王水之子。两家同住一个院内。当天早晨，杨小民与王强在水房相遇，发生口角。王强回到家里掩门继续睡觉。杨小民回家经过化装：头戴白色卫生帽，戴上口罩和眼镜，持五寸藏刀，闯入王强卧室，朝王的头、胸、腹、背部猛戳数刀。王一面求饶呼救，一面扑向门口，挣扎夺门逃命。杨小民堵门拦截继续刺杀，直到惊动邻居赶来敲门。门开后王强倒在血泊中，杨小民持刀木呆而立。王强送医院抢救无效，于次日晨5时死亡。经法医鉴定，王强头、胸、腹、背部刀伤14处，10处深抵内脏，肺被捅穿。

“二·二七”案是杨小民故意杀人致死，事实清清楚楚，证据确凿充分。此案经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审理，判处杨小民死刑，立即执行，并报经区委审查同意。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城中区人民法院的判决，并报经西宁市委审核同意。但是，此案上报到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时，就发生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变化。省高院报经青海省委同意，改判杨小民为死刑缓期。1982年2月，省高院又将杨小民死缓改为无期徒刑。

死者家属对这个不公正的判决悲愤难平。5年内大街控诉、法院申诉、赴京上访……倾家荡产贫病交迫而无济于事。

1983年9月，总社调我到青海分社担任采编主任、党组成员。上班不久，就遭遇到“二·二七”案件了。被害者亲属不但向我悲痛哭诉，甚至下跪请求我们新华社反映实情。这情景使我震惊。

经过一般的简单的了解我就感觉到，“二·二七”案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时隔多年，要纠正它，更是要惊天动地的。1985年7月底，“二·二七”案终于重审重判。

(二)

对于这一牵涉到青海党政领导众多高级干部的大案，新华社若不向中央反映实情是失职的，是有负“耳目喉舌”的性质和功能的。但要反映实情，调查研究的难度和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我不敢轻举妄动，一方面不露声色地收集“二·二七”案件的有关资料，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地进行准备；一方面向社长、党组书记汇报，建议秘密调查。社长俞位海同志和我多次认真分析研究后决定：一，此案要调查反映；二，严格保密，调查过程只有社长、我和一个参与调查的记者三人知晓；三，为保险起见，选定一位户口关系未迁移到青海的记者参加调查。这样，参与此事的我们三个人，户口关系都不在青海，有什么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时较有回旋余地。

1985年1月份，我和记者刘金桐开始此案专项调查。近处我们步行，远处需要用车，我们从不在车上谈案件，从不告诉司机我们去干什么。这倒不是不信任分社其他记者和司机，而是保密的需要。多一个人知情，就多一个泄密的可能。而泄密有时是无意之中的失言漏嘴。

为什么我们这样注意保密？这是因为“二·二七”案件“拖了几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并不是他们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解决，而是显然另有原因。青海省有一个特殊的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人际关系网。我们现在调查此案，就要解剖这张网。新华社记者要“触网”，网中人除反应灵敏迅速之外，可能还会强烈甚至不择手段。我们不但要保护自己，尤其要保护提供证据证言的人。在这张巨大的“网”下，敢于站出来与我们共同奋斗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但也许不会很多。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害怕这张“网”。

当地熟悉情况的同志告诉我：青海这张关系网在全国各省来说，有其显著的特性。当年人民解放军解放青海后，是由西北野战军的某军干部及一批西北革命大学干部，转业组建青海省、地(州)、县三级政权机构的，他们大多是陕北籍干部。刚解放，为解决青海省干部缺乏问题，曾到四川省招聘过一批有高中学历的女青年到青海。而这批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的女干部，后来成了当权的陕北干部的新宠。许多人与元配的小脚太太离婚了，当了四川女婿。所以，青海当年许多领导干部的家庭组成是“四川婆姨陕北汉”，男人们是陕西同乡、战友或同学关系，女人们则是四川同乡、同学关系，非常亲密。他们不但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而且还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和乡音。这张关系网的联络之紧密和信息传递之快速，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我们调查中发现，那些在“二·二七”案中策划密谋、通风报信、公然压制正确意见或暗中串通作弊等等的法官、检察官或党政干部，基本上都有这个关系网的特殊背景。当然也有个别不是网中人但却投向这张网的其他省的人。中共中央办公厅1985年6月23日在《转发〈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的通知》中就指出：“有些地方搞封建主义、家族关系、官官相护，应引起严重注意。”

入网的人毕竟是少数。广大干部群众是不喜欢这张网的。因此，我们的调查就从寻找对这张网有看法，或者被这张网威胁、压制过，而且又能坚持原则不改初衷的人开始。

(三)

被害人亲属在5年多的上访申诉求告无门的悲惨经历中，对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太多的体验。他们给我提供的线索，比如谁在这个案件上讲的真话，谁在同情支持他们，谁欺骗作弄了他们，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二·二七”案件的基本情况、三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前后变化、省高级法院的改判理由、凶手亲属的关系人对受害者家属的软硬两手、北京最高法院信访的指示信函与青海省高院的推磨式软抗术……他们都有详细的记载和深刻的记忆。尤其是王家保存的王强那件被刀子戳了许多窟窿的浸透了鲜血的暗红色汗衫，还有王家在省法院门前张挂血衣控诉判决不公时群众自动买来笔墨纸张签名支持王家上访的5米长幅，那是受害人冤魂的无言控诉，是民意民心的无声的呼唤，谁看了能不动容？能不义愤？王强的父母都是有严重心脏病的老人，王强的姐姐王欢茹性格坚强，矢志不移上访告状，是少见的刚烈女子。1979年12月16至18日，王家连续3天在省高级法院门前张挂血衣，王欢茹的血泪控诉吸引成百上千的群众围观，交通为之阻塞。5年中她们11次在省高级法院门前上访求见院长，7次上京告状，家中积蓄和自行车手表等微薄的家当散尽了，生活十分窘迫。我们探访这个破碎悲惨的家庭，我想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不能不为之动容吧！他们给我们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是充分的，而且是带着血和泪的，绝没有虚假的东西。

我们采访了原西宁市公安局城中区分局预审股长，后调到城中区检察院任检察长的张维城。这位来自江苏扬州的老公安说，凶手的逮捕和预审都是我和治安股的另一个同志进行的。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我刚调到检察院，又要我出庭公诉。我们办案的人认为，杨小民不杀，法律说不过去，民愤也难平！区法院一审，法庭里群情愤慨，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报市委研究，也是死刑。省法院改判死缓，真是不可思议。开始我们义愤填膺，写好了抗诉书。但上面有领导说，改判死缓是省委批准的，抗诉就是抗省委。这顶大帽子一压，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只得服从，没办法抗诉了。但王家来找我时，我明确说过，你到北京告状，我支持。

我们还采访了已离休的原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兰路远。这位因“右倾”问题当年从公安部下放到青海的干部，坦率地告诉我们：他是1979年底到省高级法院任职的，过去对“二·二七”案怎么讨论的他不知道。但后来了解了案情，知道改判死缓的理由十分荒唐，在1983年严打“回头看”一些重大杀人案件时他是坚决主张改正错误，把杨小民执行死刑的。因为，1983年9月处理的14起“回头看”案件，哪个也没有杨小民的犯罪情节严重恶劣，民愤极大，那14个人都杀了，为什么杨小民又保护下来了？我不说他们是贪赃枉法，但他们是徇私枉法、循情枉法！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二·二七”案件中为杨小民改判死缓出了力有“贡献”的人，后来都得到奖赏。比如省高级法院的院长提升为副省长了，一名审判员提升为省院副院长了，另一名审判员被提拔为海东地区副专员了。相反，那些在案件讨论中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张对杨小民执行死刑的人，有的不断收到威胁、警告或好言劝告的电话，有的则被免职、调离或尽快办手续离休退休了。

我们调阅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如会议记录、有关案卷等等，当然这都是通过可靠关系，以别的理由借阅的。在近三个月专题调查中，我们一直防止被人察觉新华社的行动意图。

为了核对一个细节，我们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我们了解到，“二·二七”案发生的当天晚上，凶手之父害怕被害人的家属报复，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从省委办公厅保卫处拿了一支手枪，躲在省高级法院院长家过夜。2月28日凌晨5时，王强抢救无效死亡，有人立即通知说，现在人已经死了，主任你再躲藏在法院院长家就不合适了。让他“赶快走吧”！当年没有手机，传递信息必须靠有线电话。要证实这件事，只有电话总机接线员能说清楚。于是，我们调查那天晚上值班的接线员。查到这个人名后，又分析了她的身世关系，认定她不属于那张“关系网”。但我们又不能在大白天去找她，尤其要为她保密。于是，在电话中我们冒充她的家乡人，到青海来采购的。家乡有人委托我们给她带了东西要交给她。请她约定在某个傍晚，我们上她家去。后来正是这样采访成功了，核实了这个情节。她说，那晚上值班她好紧张，领导交代过，要保证那两家的线路畅通，随时通话。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家的电话几乎未间断过。

青海省长黄静波虽然也是陕西人，但他是刚从广东来上任的，他与青海的陕西老乡不同，在对待“二·二七”案件上他有鲜明的是非，强烈的爱憎，率直的语言。对他的采访，使我们反映此案的信心更大，某些观点更明白准确了。他还提醒我们，重要情节、证据，要死死扣准，文字下判断要确切，不要让人钻空子抓住把柄。

(四)

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了，我们反复研究如何写作、反映。总的原则是，叙事要简明准确，文字要朴实无华，民情要反映充分，主旨要击中要害。

我们的第一篇稿子标题是：《青海省高级法院负责人有蓄意包庇杀人犯杨小民的重大嫌疑》，于1985年2月6日发出。分社社长俞位海在签发此稿时专门给国内部二编室负责人喻权域同志附言：“杨小民案是件大案，牵涉到这里的最高当局，涉及一串人，已经包庇了多年。分社决心以此作为突破口，揭开黑幕。我们对此案将作连续报道，现发去第一篇，希总社予以帮助支持。但不要登《清样》。为保护提供材料的干部，本文一概删去了他们的名字。”

我们第二篇稿子的标题是：《青海干部群众对一些人利用职权包庇杀人犯杨小民反映强烈》，1985年4月5日刊于《附页》。

1985年7月30日，杨小民被重审判决并执行了死刑。鉴于通稿不让发，我们撰写了一篇比较详细的综合稿内部报道，刊于1985年8月16日的《内部参考》，标题是：《官官相护，杨小民杀人案被长期包庇错判；法战胜权，杀人犯被处决包庇者受查处》。

前两篇稿件是由俞位海、邓全施、刘金桐采写的，后一篇是刘人杰、邓全施采写的。邓全施执笔。4月5日的《附页》稿被评为三等好稿，8月16日的《内部参考》稿被评为二等好稿和国内部当年12篇好内参之一。

新华社的内参是为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的。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工作组撰写的《关于杨小民故意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两处提到了新华社及其内参。其一说：“最高人民检察院、新华社、光明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报社等单位，均在内部刊物上多次刊登被害人家属的控诉，强烈要求纠正此案。”这是指新华社的《群众来信选编》1983年9月30日第131期，头条刊登了王水夫妇撰写的《强烈要求重新处理杨小民故意杀人案》。其二说：“新华社4月5日《国内动态清样》第69期对杨案作了详细报道，要求重新改判。目前群众正在急切地等待中央的决断。”正是由于有了中央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新华社等新闻单位的大量内部参考材料，中央书记处于6月13日召开第212次会议讨论杨小民杀人案，认为：此案搞了五年之久，青海的群众意见很大，要尽快解决。……在这个案子的错判和长期未予纠正上，青海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是有责任的。对那些在此案中徇私枉法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实事求是地予以严肃处理。

为了严肃处理青海省在杨小民杀人案中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派出了许多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来青海。我先后见到过的有黄镇、乔明甫、李子川、张耀等同志。他们中有的有心脏病、高血压，来青海后高原反应很严重。1985年9月7日下午，中央工作组负责人乔明甫同志约见我时，他正躺在胜利公园宾馆4号楼的床上打吊针。他给我谈了工作组关于对省委、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的处分建议。他最后感慨而又似鼓励我说：青海的问题多呀！民和县一个生产队长把一个老乡的两个儿子公然杀死了，公安局还包庇杀人凶手；乐都县一个杀人凶手，只因其母亲和哥哥是当干部的，被害人也告状无门。你们是新华社，这些事要捅。不这样，党风怎么端正呀？我笑着说，一个杨小民案件让你们够忙的了；那些案子都捅上去，还不知你们怎么忙哩！

回顾“二·二七”案件在宣传报道上的最大遗憾，就是7月30日杨小民被处决后，新华社没有能发出通稿。本来，7月24日接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的薄一波同志电话指示，此事要由新华社发消息和通讯，教育全党。分社社长刘人杰同志告诉了我这个电话通知后，我就很快写出了稿件。省委有关人士还对稿件讨论了的。但后来不知何故，这件在青海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不让新华社张口。所以，后来只有青海的媒体和上海的《民主与法制》报道了此事。杨小民被执行死刑那天，西宁市万人空巷，人们像欢庆解放一样涌向街头，看囚车经过，有欢呼的，有燃放鞭炮的。街道两边及许多房顶上都站满了人。人们不是仅仅为看热闹，也不是幸灾乐祸看别人被正法，这是人们呼唤真理和正义，欢呼法律的胜利，庆祝党中央英明决断处理了这个长期影响青海的大案。遗憾的是，这件事的正确处理，却因为某些人在宣传报道上的根本没有必要的限制，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有些人显然是典型的阿Q精神，不愿意家丑外扬！

2004年第12期 文革高潮中的京西宾馆　作者：杨军戈

京西宾馆是1964年9月14日开业接待宾客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年。特作此文，以资纪念。

京西宾馆建成时，北京市除北京饭店、民族饭店、前门饭店、华侨大厦外，它的建筑设备算是比较好的。所以开馆伊始，1964年国庆节，京西宾馆就接待了阿尔及利亚、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巴基斯坦、缅甸等六个国家的党政代表团和来自其他34个国家的61个专业代表团，并接待了当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东北、中南、解放军三个代表团和大会的260多名工作人员。

京西宾馆属于军队编制序列，归属总参谋部管理局领导，强调安全保密，有严格的警卫措施，故多受党、政、军、群机关青睐。京西宾馆建筑的目的，主要为军队内部接待及外宾服务，以后又发展为为党、政、军召开各种内部会议服务，即为政治活动服务，根本排除商业行为。

京西宾馆有秩序的正常工作只维系了三年，到了1967年，由于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不断升温，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京西宾馆成了备受外界冲击的焦点。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按说维护军队的稳定应该是党的高级领导层的共识，然而，林副主席认为，有些领导机关过分强调军队的特殊性，压制民主，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鼓动军队也要搞“四大”，要造反。这样，不但军队各机关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组织，院校的造反派更是接收了党委对文化革命的领导权，先揪斗院校的各级领导干部，再揪斗当地军区的领导干部，进而上北京，冲击国防部大楼，冲击军委办公的京西宾馆，寻衅闹事。京西宾馆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一

文革开始，在毛泽东同志“造反有理”、“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的“最高指示”引导下，在官方舆论宣传的鼓动下，一场打、砸、抢、抄、抓、关、杀的“红色恐怖”降临中国大地，并很快从社会转向党内。

一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风，迅即刮遍全国，开始了一场对党的高级干部残酷的迫害运动。

1966年12月25日，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被揪到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批斗；

12月28日，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林被揪出来，游斗示众；

1967年1月8日，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在经受了“革命造反派”的追捕后，心烦意乱，口干舌燥，端起桌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上床。当造反派冲进他的卧室后，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1月21日，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在舰队招待所的井中，死因不明；

1月22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批斗中被造反派活活打死，身上被伤32处；

与此同时，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等，统统受到批判、游斗示众，乃至关押。他们在得到中央保护后，1967年春天都住进了京西宾馆。

由于党的高级干部反对无政府主义，坚决反对在军队搞“四大”，在1月19日召开的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就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同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陈伯达等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拍了桌子，这就是著名的“大闹京西宾馆事件”。2月份，因为几位老帅、副总理反对对党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同中央文革发生了同样激烈的斗争，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即以后被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

鉴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造反派到处冲击抓人，1月26日，中央军委对京西宾馆文化大革命做了专门决定。决定说：“京西宾馆同中南海、人大会堂、钓鱼台一样，属于保护单位。京西宾馆的文化大革命，要按照军以下部队的办法搞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战斗组织，不搞串连，军队和地方战斗组织不许冲击。”但就在军委的决定通告贴出去两个小时后，新疆农学院“红旗造反团”企图强行进入京西宾馆大楼揪人。宾馆警卫人员耐心但强制地劝阻。气急败坏的“造反团”涂抹了军委的决定，大骂宾馆“保皇”。

1月28日，总参管理局“革命造反派”不顾军委“不许冲击京西宾馆”的决定，为了给总参管理局领导人施压（京西宾馆为总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包围宾馆，封锁出入口，还检查了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进出的车辆。致使在宾馆开会后的周总理、叶帅、聂帅无法离开宾馆。王新亭副总长严责宾馆领导出去做工作，让他们撤走。

我当时是宾馆负责接待工作业务的副主任，分管会议、客房、餐厅各科，责无旁贷。因为同是总参管理局的同事，互相认识，我就向他们说明军委的决定，并暗示他们的行为搞不好会“闯祸”，撤走为好。对方虽然高呼“砸烂杨军戈的狗头！”但也怕事态闹大，还是决定撤走了。

2月4日，新疆红二司要强行把接见他们的王恩茂同志从宾馆接待室劫走，引起公愤，被我馆工作人员和家属制止。

2月5日，驻京文体单位“红色造反者”堵住宾馆出入口，强行检查进出车辆，他们抓人的目的没有达到，就把我馆警卫科长抓走。

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住在京西宾馆，南京造反派来了六七百人抓他。负责京西宾馆警卫的卫戍区部队把造反派阻拦到宾馆外面，使他们抓人未成。于是这帮南京造反派围在宾馆外面不走，而且得到北京造反派的支持，人越来越多。我们及时调整和加强了京西宾馆的警卫力量。许世友同志看到形势不好，就把住在京西宾馆的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及张希钦（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张震）等同志组织起来，把京西宾馆的开水壶集中在七楼（据本文作者所知是十二楼）做“水雷弹”，把电梯关闭，准备在造反派冲上楼时，用开水壶往下冲。许世友自己随身带了枪，他是准备自卫的。对造反派的防范工作准备好后，许世友同志用电话报告周总理、林彪、叶剑英和徐向前元帅，并请转报毛主席。许世友说：“今天，造反派来抓我许世友。我革命大半生，战场上枪林弹雨都不怕，今天来抓我我更不怕。谁敢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知道许世友的脾气是敢说敢做，立即让我跟徐帅到京西宾馆做许司令的工作。与此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派关锋到宾馆做造反派的工作。我们到了宾馆，见了许世友司令员。他见徐帅来了，情绪非常激动，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要来抓我？为什么要污辱我？”那一天，如果没有周总理及时处理，京西宾馆就可能发生人命案。

周恩来总理对京西宾馆的稳定和安全十分关心，2月7日零点，他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作了以下重要指示：“京西宾馆从1967年2月7日零点起，开始实行军事接管，未经北京卫戍区允许，任何人不许进入。如果有人要进的话，讲清道理。避免冲突，说明这些人（中央军委首长、各军区首长）来开会，是中央请来的。”“……京西宾馆要设接待室，有问题到接待室谈，……不许冲击，不许进去抓人，不许把人揪走，卫戍区要绝对负责。”

1967年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发布通告，对京西宾馆实行军事接管。通告广贴宾馆各出入口。

当天下午4时，周总理委派秘书周家鼎对京西宾馆军事接管问题进行了检查，总理指示说：“接待室不能设在大楼，可以设在东小楼（即现在东大楼的位置），要把力量配备好。未经许可不能进入宾馆，不但前门不能进，后门也不能进，一定要管好。”

当天晚间，总理亲自到宾馆查看了通告张贴的情况，并指示：宾馆接待室安一部直通总理办公室的电话。

二

虽说京西宾馆已被卫戍区“军事接管”，宾馆警卫工作得到了加强，但是，宾馆的安全仍然面临着严重的隐患：一是批判“二月逆流”以后，“革命造反派”得势更猖狂，根本不把卫戍区的通告放在眼里；二是人民解放军“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实际上被解除了武装。在造反派的冲击中，他们只能组成人墙阻挡，无权同造反派平等地作你来我往的斗争。

一天我从总参管理局开会回来，见接待室外面紧紧围着一群人在争执，原来是广西造反派要把来接待室接见他们的韦国清同志抢走。韦国清同志被一个大个子紧紧扼住脖子，他的警卫参谋和我馆客房助理员陈回民同志竭力帮助他挣脱。在他们的外面围着一圈造反派，在造反派外面又围着一圈警卫战士，互不相让扭到一起，大约相持了20多分钟，在外围警卫战士的接应下，韦国清同志终于脱离险境。

7月23日，军委办事组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政治委员蔡炳臣、武汉市人武部长巴方亭等人秘密住进京西宾馆，要求宾馆“绝对保密”，加强安全保卫工作。我们那时已经知道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理解为什么应当“绝对保密”。除主任（老红军）、吴世昌同志、我、客房科长、警卫科长外，没有告诉任何人，对客房、电梯服务员，也作了“绝对保密”教育。

那天，中央警卫局奉总理指示，直接派遣宾馆警卫科长李生同志去机场迎接。24日凌晨三点半钟，他们乘大轿车到达宾馆。从大楼东门（此门长期关闭，没有使用过）进入宾馆，乘坐宾馆东部平时为客人送饭的电梯上到九楼东半部入住，九楼东头会议室作为他们的临时餐厅，不去餐厅用饭。等把客人安排好后，已经是凌晨五点多了。

那时北京正在修地铁一号线，采用掘开式施工法，整个复兴路形成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大沟，进出宾馆只有一座临时搭建的木架桥可以南北通行。大约六点左右，忽听北面桥上人声鼎沸，上万人从桥北向宾馆冲过来，高呼着“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的口号，我问冲在前面的人：“你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要揪走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我心想，这事“绝对保密”，他们肯定并不知道真情，便故作镇静地说：“笑话，陈再道在武汉，你们来京西宾馆抓得什么陈再道？！”那人反驳我说：“你别骗我们，首长说了，陈再道昨天晚上就到了北京，就住在京西宾馆。”

人所共知，“首长”就是“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我撒腿就往大楼跑。

我想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客人转移到哪里，但苦无良策。电梯服务员见状出主意说：“杨（副）主任，别着急，先上电梯，我开到两层之间，把信号关闭了，是不会被人发现的。”此法绝好。就这样把陈、钟二人藏起来后，我就急急下到一楼。

一楼大厅正在激烈的对阵，造反派人多势众，奋力往里冲，口中念念有词：“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但因宾馆预先作了防御准备，除了值班人员外，大部分职工也都赶到，加入到“抵抗”队伍，战士、职工拼命阻挡当面之“敌”，一楼大厅已有安全保障。

“革命造反派”是中央和北京市文化系统的，他们人多势众，冲不进大楼一层，就把地下室窗户玻璃打碎冲入地下室。

当得知地下室“失守”的时候，警卫部队在大厅两侧通往地下室的东、西门，各派一个班防堵，死死抵住门，防止地下室的造反派往上冲。但终因力量悬殊，最终被造反派冲开，进入大厅。

此时，一个惊人的情况报告我：造反派上到了餐厅的屋顶，从那里可以跨入三楼客房317、319的阳台，虽然一楼大厅通往楼上各层客房的门被关死，但经过这两套客房穿堂而进，可以走向任何一层楼，进入任何一个客房。更严重的是，造反派此时互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说陈再道中等个子，圆脸，长有麻子，外号“陈麻子”，只要是“麻子”就是陈再道。我一下子惊呆了。317的客人是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同志，他的长相与陈再道有近似的地方。造反派一旦把秦司令错当陈再道施暴，问题可就严重了。后来知道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秦基伟同志一见造反派，就向他们亮明身份“我是秦基伟”，并且和蔼地劝说造反派要守纪律，要文斗不要武斗。

傅崇碧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

几千人冲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进一楼，情况非常紧急！

很明显，如果陈、钟、牛等被揪走，就会死在造反派手里。当时，我正随着周总理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陪同毛主席接见红卫兵。

紧急时刻，周总理写了4条，前两条是：一、陈、钟、牛是毛主席请来的，不能抓；二、京西宾馆是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接见各省、各大军区领导干部谈问题的地方，不能冲。

我赶到京西宾馆时，里外一片混乱，人声鼎沸，大约上万人，冲进一楼的造反派把窗户都砸碎了，玻璃满地都是。我立即（重新）宣布总理的4条，造反派仍然不听。

我很快回到天安门城楼上，把情况报告给周总理。……我根据我们的警卫干部提供的情况，报告周总理：“冲击京西宾馆之事，谢富治、戚本禹他们很清楚。”周总理让立即把谢富治、戚本禹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说：“冲击京西宾馆，抓陈再道的事我不管了，交给你们两位。陈、钟、牛出了问题，你们去向毛主席交待！”

谢富治、戚本禹看到周总理生了那么大的气，也不敢怠慢，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给（在）京西宾馆造反派头头通电话。他们的电话很管用，造反派很快从京西宾馆撤走了。

傅崇碧同志再一次到京西宾馆处理善后时，在宾馆办公室接了总理给他打来的电话。总理严厉追查陈再道等到京情况，是什么人泄了密？傅崇碧同志委婉地建议“不要追查了吧”！显然，不是什么人泄了密，而是“官方”指示造反派去冲击京西宾馆的。果然，总理又指示“不要追查了”。

其实造反派并不是无条件撤出京西宾馆的，他们要傅司令员承认他们冲击京西宾馆是“革命行动”，傅崇碧同志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委屈地向傅司令员申诉：“他们是进攻的，我们是防御的，如果承认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们奋力阻挡他们岂不是……”傅司令生气地反问我：“你说应该怎么说！”

这批造反派撤出宾馆，三军造反派几万人很快又围绕京西宾馆游行示威，并对准京西宾馆不间断地高呼“打倒陈再道！打倒钟汉华！打倒牛怀龙！打倒蔡炳臣！打倒巴方亭！”那喇叭大的出奇，直径少说也得有三米，据说这是专为从厦门向金门广播设计制造的，发出的声音震耳欲聋，把窗户玻璃震得哗哗响。

我们其实不怕三军造反派，他们的后台就是军委办事组一些人。他们不敢超过京西宾馆警戒线一步，更不敢冲击京西宾馆，不过虚张声势而已。

三

制止了造反派的冲击以后，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开始批判斗争陈、钟、牛、蔡、巴等人。在这次批判中，京西宾馆在军委办事组一些人的教唆下，犯了一个极大的、严重损害京西宾馆声誉的错误——派宾馆职工参加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参加了对陈再道等同志的武斗。

关于那次会议，陈再道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过下面一段话：

吴法宪的发言，越说越不像话了。他简直就像一条疯狗，到处乱扑、乱咬一气。在场的周恩来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曾先后打断吴法宪的发言，让他讲主要问题。

然而，吴法宪仍然信口雌黄，满嘴胡说，又对徐向前发起攻击，声言徐向前早在二月份，就为陈再道打保票，说陈再道不是三反分子，有错误也打不倒。武汉问题，徐向前是要负责任的，这个责任应当追究！

在场的徐向前听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他说，这个话我讲过，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讲的，如果有出入，可以调查了解嘛！

说罢，徐向前写了条子，递给周恩来，便愤然离开了会场。

吴法宪并没有因此而罢休。他穷凶极恶地窜到我的面前，伸手打了我一个耳光，以进一步证实他的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在场的陈毅、谭震林等同志，实在看不下去了，也先后离开了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我据理进行了申辩。

我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搞“兵变”我总不能没有几个人，总不能不开个会吧？说我搞“兵变”，可以找人对证嘛！

吴法宪不等我把话讲完，就领着武空的刘丰和几个打手恶狼似的冲了过来，先是撕掉了我的帽徽、领章，接着又是一阵拳打脚踢，不准我们再讲话。

在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他们也不让我们喘口气。

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人员，由于受了他们的煽动、驱使，也向我们冲了过来，继续对我们进行武斗，你推过来，他推过去，让人搞不清楚是谁的拳脚。

在休息室里的周恩来听到秘书周家鼎的报告，气愤地说：“真是荒唐！”说罢，周恩来快步赶了过来，想制止他们的武斗。可是，等周恩来赶到第一会议室时，那些服务人员已闻风跑光了。

吴法宪在会议上带头搞武斗，曾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法宪说：“吴法宪是造反派，有造反精神。”

在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这在我党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宾馆的服务人员被人当枪使，派到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搞武斗，而且被斗的是住在宾馆的客人，这确实是我们宾馆的耻辱，是我们宾馆的一个污点。我党高级干部异口同声地赞扬京西宾馆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他们，惟独陈再道同志留下了这样一段让人痛心的话。

四

7月底，新人大、工业大学、民族学院、轻工学院、科技大学、工业学院等各千余人分别冲击了京西宾馆，其中一次，一百多人砸破地下室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8月19日晚11点30分，杭州一司等19个造反组织200多人，突然袭击，砸碎楼门玻璃，冲入楼层进行搜查。

大约8月上旬，拥陈（锡联）反宋（任穷）的辽宁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辽革站）在京西宾馆警戒线外安营扎寨，要揪宋任穷同志。当时陈、宋都住在宾馆，他们既要揪宋，又不能伤及陈，以表示揪宋与陈毫无关系，因此只是虚张声势，不敢妄动。

但这毕竟是宾馆安全一大隐患，大意不得。宾馆大厅常有一个排守护门厅，夜间就地和衣而卧，一有动静，可以随时投入“战斗”。

辽革站数天“蹲点”，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宋任穷住在几层几号，什么时候冲击最好，走什么路线，用什么方式进入室内，用什么方法把宋劫走等等，做了详细计划。

鉴于宾馆防守严密，他们就先设法麻痹宾馆对他们的警惕。8月18、19、20连续三天，他们敲锣打鼓进入宾馆东警戒线内，声称他们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宾馆演出，麻痹了宾馆对他们的警惕。

8月21日凌晨两点，辽革站排除了哨兵的阻拦，突然发起冲击，把大楼卫兵推开，冲上六楼619房间，砸碎门上面的玻璃，人踩着人进入室内，整个行动十分神速。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宋任穷同志用绳子从六楼阳台上吊下去，由下面的人接应劫走。

一楼大厅被惊醒的战士立即跟随造反派上楼，但前面的造反派已全部进入客房内并把房门锁死。战士们看到门上破碎的玻璃，受到启发，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想进入房间，但遇到房间内造反派的抵抗，他们用力把战士往外推，后面的战士却奋力把前面的战士往进推。经过几个回合，房间里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战士们终于有可能把房门打开，一拥而入。宋任穷同志被解救。

周总理得悉辽革站冲击宾馆抓人后，严厉地批评辽革站，并指示军委办公厅：“今后对冲击京西宾馆处理要严格。打了人要赔礼，打了东西要赔偿。”并指示宾馆“要抓紧对干部、职工的思想教育”。总理对“京西宾馆接连发生问题没有对策”表示不满，指示门口“应该有一个排”。并且指示宾馆立即修围墙。

“八·二一事件”也惊动了毛主席，他指示北京卫戍区“常驻京西宾馆两个连”。

一天，军委办公厅通知：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培善、副司令员吴瑞山，乘南京到北京的列车到京，要宾馆派人去车站迎接。宾馆指定办公室干部汪书琴同志办理。

那时，宾馆同车站的关系非常好，宾馆接站的汽车都是开到站台上的。列车到达后，没有在软席卧铺车厢接到刘、吴，却发现他们从后面硬席车厢走来，他们被顺利地接回宾馆。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宾馆东警戒线外人声鼎沸，一群江西造反派要求京西宾馆“还人”，说宾馆把他们看管的刘培善、吴瑞山“抢”走了。

后来才知道，江西召开万人“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大会。一派造反派组织冲上主席台劫持了刘培善、吴瑞山，说他们支持“保皇派”，压制“造反派”，要把他们押往北京找中央首长解决问题。为了避免走露风声，他们不经铁路、公路，而走水路。出湖口，下南京，转车北上。刘、吴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战士，岂能甘心当造反派的“俘虏”？将要到达南京时，刘培善“肚子疼”，要求看病，否则不走。不得已，造反派找到当地驻军，医生背着药箱，给刘培善“看病开药”，刘趁人不备，把一个小纸团扔进药箱。医生回去打开一看，上写 “我们是刘培善、吴瑞山”，医生立即上报。南京军区侦得他们将乘坐的车次，上报军委。刘、吴已被劫持几天，现在终有下落，故通知宾馆去接。列车一到北京站，刘、吴就看见站台上有汽车，凭他们的经验，那一定是京西宾馆的车，在混乱中他们钻进汽车，脱离了造反派的视线。

造反派毕竟是一些年青人，他们先是对刘培善“肚子疼”不加怀疑，更没有严密监视医生，而到北京站也没有加以防范。直到走失了刘、吴，才发现前面有一辆汽车开走了，顿感上当受骗。

刘、吴被谁接走了，几经周折，经由北京造反派指点，才肯定是京西宾馆所为，因为京西宾馆是“窝藏”各地走资派的地方。所以，他们迟了一个多小时才赶到京西宾馆“要人”。

我在一楼西厅小卖部遇到刘政委，我说：“江西造反派随后追来，要求你和吴司令出去接见他们，否则，不离开宾馆。”刘政委笑了笑说：“我现在要理发、洗澡，没有时间接见他们。我已经解放了，要过正常的生活了，同他们共同生活的日子从此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两个造反派把站岗的战士纠缠住，几十个人趁势冲到大楼门前，见里面严阵以待，只好围聚在门前，造成客人出入不便。其中一个小伙子，竟当众撒起尿来，激怒了宾馆战士职工，双方争执起来。大概他们自己也觉得严重脱离了群众，几个小时以后，撤出警戒线以外。

就这样双方僵持了好多天。一天上午，接待室打电话，说江西造反派要撤走了，要求撤走前同京西宾馆的领导见一次面，我欣然答应了。

我一进接待室的门，他们就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友好”，两位女将立即坐在我的两侧，这种阵势显然藏有杀机，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是这样”，大概是个女头头对我说：“我们来到宾馆好几天了，宾馆既不还人，刘培善、吴瑞山也拒绝出来接见我们，我们只得撤走了。但希望在撤走前，能见见刘培善、吴瑞山。然而门前有警卫，我们自己进不去，今天就有劳（副）主任同志给我们带带路，去见见他们。”不由分说，左右两位女将把我架起，后面又有两位女将推着我就往大楼走。说话间到了大楼门前，隔着玻璃看到里面几十个战士严阵以待，她们傻眼了。她们哪里知道，此时宾馆已经有了严格的安全措施。就在他们把我推出接待室的时候，接待室已经按了暗藏的警铃向楼内报了警。无奈，他们只得撤走了。

大约到10月底，宾馆的院墙抢修起来了，东面还修了一个“正规”的门，宾馆的警卫工作环境得到改善。

大约就在宾馆修好围墙以后不久，广西“四二二”造反派要揪斗韦国清同志。“四二二”的战斗力非常强，他们冲进了大门，冲垮了大楼门前警卫战士组成的盾墙，打碎了转门侧面的玻璃门，奋力往大楼内冲，宾馆的职工则奋力抵抗，战斗场面十分激烈。造反派冲不进来，一些“勇士”就从人头上往里钻。爬在人头上面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于是有同志出主意：“摘下他的眼镜！”这一手真灵，那人眼镜没了，就变成了瞎子，顺手把他擒获，成了宾馆的“俘虏”。战士们把他押到一个角落，强迫他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人“被俘”，后面的人再不敢出头，而大院又有解放军增援，“四二二”深感形势对他们不利，斗志低落，最终被我馆战士职工驱逐出境。

第二天，“四二二”经过重新调整，傍晚又一次向京西宾馆发起冲击，不费力气就冲开了大门，汹涌而入。但当其进入一半后，突然出现大批战士阻拦，并把大门关闭起来。“四二二”进来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院内院外都无所作为。那时已是深秋，广西人来到北京，不曾带来御寒的衣物，就只能靠“革命热情”御寒了。

经过“谈判”，“四二二”最终撤回广西。

其实，造反派除少数坏头头外，绝大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好人，他们误认为 “造反有理”真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他们也是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受害者。

2004年第12期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词唱和　作者：王晓飞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毛泽东和柳亚子是两位杰出的人物。这两个人在性格和气质上是有着共同点的：一个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一个是具有政治家气质的诗人，是诗词创作和诗词交往把这两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结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诗词情缘。

共同志向铭心志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县人。原名蔚高，后改弃疾，号亚子。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柳亚子和毛泽东相见于1926年5月的广州国民党第二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毛泽东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柳亚子则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定的革命立场受到与会的何香凝、柳亚子等先生的支持。从这时候起，柳亚子和毛泽东就相互认定为是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了。

自广州一别，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大革命失败了，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为建立一个新中国而继续奋斗。柳亚子则依然衷情于自己文学革命的理想，继续着文学生涯。两人虽然不能常见面，但柳亚子却不怕杀头，赋诗歌颂毛泽东的革命斗争。1929年，居住在上海的柳亚子作《存殁口号》一诗，诗中写到：

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

原注谓“两列宁”为孙中山、毛润芝。第一句指南京紫金山中山陵所在地。第二句表达了对毛泽东所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的热情赞扬，由于诗中所写的人物一生一死，故曰“存殁口号”。在毛泽东尚未成为我党领袖之前，柳亚子先生能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和赞扬，实属难能可贵。从现存的史料看，这首诗应当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首讴歌毛泽东的诗。当时写出这样诗来，需要何等的慧眼，何等的胆识。

1932年，蒋介石亲自指挥三十万重兵，向毛泽东领导的红色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不但没有消灭红军，反而遭到惨败。在得到红军革命力量不断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的消息后，柳亚子备受鼓舞，欢喜若狂，欣然命笔，写下了《怀人四截》。其中第一首写到：

平原门下亦寻常，脱颖如何竟处囊。

十万大军凭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

诗中“毛郎”，诗人自注“毛润芝”。柳亚子运用平原君和毛遂的典故，讴歌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是十分关心柳亚子的。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看到柳亚子为何香凝的画所作的题词，于戎马倥偬之中致信何香凝，向她询问这位老朋友的情况。信中写道：“看了柳亚子的字，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做甚大努力方能达到。”

怀着企盼革命早日成功的心愿，柳亚子更盼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发展。当他得知毛泽东领导抗日军队同日寇进行战斗，并取得胜利的消息时，自香港给毛泽东寄诗。诗云：

弓剑桥陵寂不哗，万年枝上挺奇花。

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

杜断房谋劳午夜，江毫丘锦各名家。

商山诸老欣能健，白头相期奠夏华。

毛泽东接到柳亚子诗后，心情非常激动，只是无暇以诗作答，于是便给柳亚子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以示祝贺。信文如下：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这是几年前你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作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信中提到的“灾难”是指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柳亚子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和搜捕，匿于夹壁中幸免，以后流亡日本。

渝州重逢索名词

柳亚子看过毛泽东的来信后，更加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得知毛泽东身体无恙，在努力为打击日寇做不懈的斗争消息之后，更是激情如潮涌。他逢人便讲：“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1945年赋诗一首寄给毛泽东，诗的题目是《延安一首，正月二十六日赋寄润芝》，诗云：

工农康乐新天地，革命功成万众和。

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

不久，毛泽东为和平谈判亲自赴重庆。柳亚子听到信息后，心中万分高兴，为能再次见到毛泽东，心中自是无限的愉悦。毛泽东的不屈不挠、大无畏精神深深感染着柳亚子，他盼望着毛泽东能早日来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一行为和平谈判来到重庆。第三天，柳亚子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打扮一新，出家门去会见毛泽东。傍晚时分，柳亚子赶到重庆桂园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忙迎出来，紧紧握住柳亚子的手，拉到里屋，开始了一段长长的谈话。两人从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直谈到当前的重庆谈判，又谈到中国的美好未来。从毛泽东处回来后，柳亚子夜不能寐，作诗一首以抒发心中的情感。诗云：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头。

诗人念念不忘昔日“羊城初晤”，津津乐道而今“渝州重逢”，更崇拜毛泽东不畏艰险亲赴虎穴的“弥天大勇”。

几天后，毛泽东约见柳亚子等人，分析国共和谈的态势，指出了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的反动本质。柳亚子听了毛泽东等人的局势分析后，很受感动，写下了《毛泽东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一诗，诗云：

得坐风光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

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莹雪功。

9月6日，毛泽东又偕周恩来、王若飞去沙坪坝南开中学柳亚子的寓所回访，并应柳亚子索要诗词作品之请求，把自己1936年2月在陕西清涧东渡黄河时写的《沁园春·雪》抄写给柳亚子。柳亚子拜读再三，吟哦不已，接连称赞说：“大作！有气魄。”并依毛泽东词韵和了一首《沁园春》，词云：

次韵和润芝咏雪之作不尽依原题意也

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与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士，绝代妖娆。

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浓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亚子在《索句后记》中说：“读之余叹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作。高如苏、辛犹未能抗耳，况余子乎……”

柳亚子写出和词后，抄下毛泽东的词连同自己的词，送给《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报社主管同志告之，公开发表毛泽东的诗词已有规定，就是需征得毛泽东本人的同意。此时毛泽东已回延安多日，沟通联系不上。《新华日报》便于11月11日首先刊登出了柳亚子的和词。

柳亚子和词刊出后，引起各方面人士的重视。人们知道毛泽东有一首咏雪佳作，都想尽办法读到这首原词。重庆一家民营报社《新民报》，当时任副刊“西方夜谭”编辑的吴祖光从他人处抄得了毛泽东的词稿，但有三句遗漏，便多方寻找，终于得到了一首完整的《沁园春·雪》词，于是发表在11月14日的《新民报》副刊上。这首词的发表，轰动了山城，并很快传遍全国，使人们知道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卓越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沁园春·雪》的发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便组织一些文人骚客，进行文化围剿，找了一些人，每人写一首或数首《沁园春》，要把毛泽东的词比下去，但可惜的是没有一首能够比得上毛泽东的这首词。后来元帅诗人陈毅写了一首《斥国民党御用文人》，词中有“燕处危巢，鸿飞寥廓，方寸岑楼怎比高？”句，就是写此事。

赠印画像表心情

毛泽东与柳亚子在重庆二度相见，不想还为以后引出了一段趣话。柳亚子为了表示自己对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崇敬和爱戴，同时也展示自己为革命事业不惜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奋斗精神，他请曹立庵刻了两枚印章，一方刻为“兄事斯大林，弟畜毛泽东”，另一方刻为“前身弥正平，后身王尔德，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第一方文中的“兄事”、“弟畜”典出《史记·季布传》“长事爰丝，弟畜灌夫”，意为季布的弟弟季心因避祸逃到吴国，躲在吴国丞相爰丝家里，他像待兄长一样尊敬爰丝，又像待弟辈一样友爱灌夫。第二方文中的“大儿”、“小儿”典出《后汉书·祢衡传》。祢衡为东汉末年才子，他在群贤荟萃的京城中只看得起孔融和杨修两人，常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余子碌碌，莫足数也。”这里的“大儿”、“小儿”是对自己钦佩的人物的尊敬。王尔德为19世纪末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反对当时的市侩哲学和道德标准，宣传“为艺术而艺术”，晚年感到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赞成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柳亚子深恐别人误会，又请曹立庵在第二方印上加了边款，语曰：“予倩立庵治印，援正平例，有大儿小儿语……斯语表示挚爱耳，虑昧者不察。更乞立庵泐此，以溯其源……”为纪念刻印一事，柳亚子还作长诗一首以明其志：

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

我狂胜弥生，斯毛真英雄。

……

列宁逝后斯君来，中山衣钵毛郎才。

……

斯君屹立寰球重，毛郎大智兼神勇。

……

毛泽东在重庆时，柳亚子还邀请青年画家尹瘦石为毛泽东画像，此事使柳亚子非常激动，为毛泽东画像题诗一首：

恩马堂堂斯列健，人间又见此头颅。

龙翔凤翥君堪喜，骥附骖随我敢吁。

岳峙渊亭真磊落，天心民意要同符。

双江会合巴渝地，听取欢虞万众呼。

不仅邀人给毛泽东画像，还邀人给毛泽东刻了两枚印章。一枚为白文“毛泽东印”，另一枚为朱文“润之”，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后非常感动，说“……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

在紧张的谈判期间，听说柳亚子妻病重住院，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询问病情以示关照。为了表示对毛泽东深切关怀的感激之情，10月6日，柳亚子又作诗两首呈送毛泽东：

其一

曲折延绵溪复溪，光明前路未长迷。

周王防口流于彘，秦帝钧天醉岂泥。

下士君能资集益，见贤我自愧思齐。

弛笺问疾殷勤甚，合走深山慰病妻。

其二

障海东流挥日中，吾曹妙手岂空空。

独夫民贼终为虏，团结和平合奏功。

周士蕨薇怀义士，殷嘘禾黍笑狂童。

三年待纵冲天翼，风起云扬尔我同。

毛泽东又致信柳亚子，赞扬柳亚子诗写得慷慨豪壮：“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兴起。可惜我只是能读不能作。但是千万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

得到毛泽东如此的评价，柳亚子内心激动不已，心潮起伏，又作诗一首云：

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

陆游陈亮宁卑视，卡尔中山愿略同。

已见人民昌陕北，何当子弟起江东。

冠裳玉帛葵丘会，骥尾追随倘许从。

诗中表达了自己谦逊的谢意和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葵丘会”用齐桓公会诸侯之典，表示自己愿意追随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有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新中国的决心。

喜迎光明抒情怀

1949年2月，柳亚子和许多民主人士一起，应毛泽东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毛泽东还专门给柳亚子单发了一封电报。柳亚子接到电报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情绪，赋诗一首以示纪念：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并《拟民谣二首》其一曰：

太阳出来满地红，我们有个毛泽东。

人民受苦三千载，今日翻身乐无穷。

3月25日毛泽东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迁到北平，当晚在颐和园宴请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柳亚子应邀出席宴会。柳亚子异常高兴，即席赋诗数首，其中一诗写道：

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

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

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

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这首诗把两个人的三次会晤都写到了。但由于柳亚子所具有的知识分子易冲动、富幻想的本性，三天后柳亚子又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诗：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此诗大力歌颂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但更多地流露出急流勇退的情绪。柳亚子的诗，引起了毛泽东深思。他想到的不仅是柳亚子个人，而是考虑到更多的党外民主人士所流露的思想，决定以诗的形式来劝导他们。于是，于4月29日给柳亚子写了一首和诗：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这首诗体现毛泽东对柳亚子真诚的爱心，也展示了对老朋友、老诗友真心的情谊和善意的规劝。同时婉言相劝友人，要以大局为重，以前程为重，亲切耐心友爱之情溢于言表。柳亚子看过毛泽东的和诗，心潮起伏，深受感动。他想起了与毛泽东的交往岁月，感戴毛泽东的知遇之恩，便打消了欲回家退隐的念头。于是又写了首诗给毛泽东，表示要更好地为新中国做自己应做的工作，诗云：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史凭人入短章。

汉彘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讵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填词志盛颂中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0月3日，建国一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歌舞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晚会，并邀请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同观看。演出生动优美，毛泽东看了心情格外激动。他对坐在前排的柳亚子先生说，“这样的盛况，亚子先生为什么不填词以志盛呢？怎么样，你来填我来和”。柳亚子听了毛泽东的盛情劝说，便也诗情大发，遂即席赋《浣溪沙》词一阕，用以纪念建国一周年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之盛况，词云：

火树银花不夜天，弟兄姊妹舞蹁跹。

歌儿唱彻月儿圆。

不是一人能领导，哪容百族共骈阗？

良宵盛会喜空前。

词呈献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夸赞词写得好，随之也乘兴为柳亚子原韵奉和一阕《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并写了题记在前：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

人民五亿不团圆。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

诗人兴会更无前。

读了毛泽东的豪壮和词，柳亚子心情激动。毛泽东词作的高度概括力，展示了近百年中国的苦难历程，阐述今天胜利的来之不易，歌颂了新中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诗意浓浓，情意浓浓，昭示出中国的前景和未来是光明和辉煌的。欣赏阅读毛泽东的和词，柳亚子联想到自己一生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经历和处境，更是深有感慨。于是，又写了一首《浣溪沙·迭韵呈毛主席》：

落魄书生戴二天，每吟佳句舞翩跹，

愿花长好月长圆。

平等自由成合作，匈奴南韶更于阗，

骅骝开道着鞭前。

感谢毛泽东对自己的关怀照顾之情，使得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为新中国做些有益的工作。柳亚子心情愉快，兴致浓烈。在国庆后4日和5日一连两晚都在怀仁堂观看舞剧《和平鸽》，诗兴大发，又作短调《浣溪沙》，词云：

白鸽连翩奋舞前，工农大众力无边。

推翻原子更金圆。

战贩集团仇美帝，和平堡垒拥苏联。

天安门上万红妍。

词写好后，送去给毛泽东欣赏。这时传来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取得胜利的捷报，毛泽东高兴万分，又接到柳亚子送来的词作，欣喜激动之情溢于笔端，写作和词《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云：

颜齐王各命前，多年矛盾廓无边。

而今一扫纪新元。

最喜诗人高唱至，正和前线捷音联。

妙香山上战旗妍。

词意意境辽阔，联想丰富，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有对朝鲜战场局势的判断和推断，又有对柳亚子个人人格的评价和总结。

柳亚子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可歌可泣的战绩给予很高的赞赏。他常在诗中颂扬毛泽东的英明伟大，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景仰和爱戴之情。此间曾作诗数首，其中两首为：

其一

棋局虬髯输一着，太原公子信英雄。

平生兀傲今低首，第一人才毛泽东。

其二

大道能行天下公，中山此语死犹雄。

虬髯不王扶馀岛，拥护湘潭毛泽东。

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柳亚子和毛泽东两人在百忙之中进行了三次和词酬唱，可见二人诗词交往情谊之深厚。不仅如此，柳亚子迁居新址后，毛泽东还亲自书写匾额“上天下地之庐”。柳亚子将它高悬于客厅之内，让前来的客人们观瞻。诗人在这里幸福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柳亚子一生同毛泽东的诗词交往三十余年，这是柳亚子引以为骄傲的事情。毛泽东和柳亚子的诗词唱和，不仅使二人成了诗友和挚友，为我国诗坛留下了一段千秋佳话，为现代诗苑增添瑰丽的篇章，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战斗友谊的真实、生动写照。

2004年第12期 晏阳初与张学良的一段交情　作者：谷斯涌

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晏阳初先生，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前后六十余年，倾注了毕生心血。他的业绩，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颇具特色的一页，受到国内外普遍赞誉。他还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担任顾问。晏阳初在多年的办学生涯中，与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亦有多次交往，留下了一段佳话。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晏阳初在法国为赴欧服劳役的华工扫盲启蒙，颇有成效。1920年回国后，得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支持，先后在浙江、湖南等地推行平民教育，并谋求在乡村扫除文盲，普及生产技术和医药卫生的基本常识，提倡过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晏阳初的行动获得社会上的好评，他本人自然极愿平民教育之花早日开遍全国。

那时，中国各地为军阀割据，且互相混战。1922年5月，东北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主帅张作霖鉴于不训之官难以为战，不教之兵不堪上阵，乃锐意革新整军，送校尉军官进讲武堂操练，责令在士兵中扫除文盲。年轻干练的少帅张学良，禀承父意主持革新，正考虑将此事一一落实。

晏阳初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有个好朋友王正黼，当时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任东北矿务局总办，深得张氏父子的信任与尊重。此事经王正黼从中牵线搭桥，双方一拍即合。1924年初夏，晏阳初来到奉天，两人一见如故。张学良说：“晏先生，我军中士兵，多农家子弟，大部分目不识丁，有劳您前来指点，该如何教化他们？”晏阳初急忙说：“张将军，当年欧洲华工十万，都被唤作苦力。后来我才发现，他们虽陷于贫苦，智能却大有潜力，一旦学文识字，才干便会突飞猛进，可望成为有用之材。”他们谈得非常投机。张学良请他通盘考虑后拟出详细计划，以便逐步实施；晏阳初愉快地应承下来。

回来以后，晏阳初根据军队集中居住、统一作息、物质条件又较充裕等特点，提出初步设想，其间与张学良几次往返函商，订出具体方案，组成一个总委员会负责，张学良担任主席，由三名将官、四名校官任委员，下设三个小组：课本书刊编辑组、教学监督组和财务供应组。每营以一名长官任教员，另聘若干有读写能力的军官或士兵担任“指导”、“助教”。

6月间，晏阳初等携带大批幻灯片、放映机及识字课本，来到奉天省城，主持由三百名军官参加的师资训练班。7月初，举行了奉军识字教育班的开学典礼，头一批有一万多名士兵随即投入识字学习。这些穿着军装的青年农民，如饥似渴地学习，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普遍掌握了识字课本中250个生字的认读和书写，有的还捧读起以这些生字编印的《士兵周刊》来了。

张学良本打算在第一期结业后，将此举逐步在全奉军推广。不料，这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士兵们无奈只得丢下课本和纸笔，匆匆忙忙赶往前线，原来制定的教学计划，自然宣告流产。这一年，晏阳初多次往返关内外，在奉天居留长达一个半月，为奉军士兵的识字教学不辞辛劳。张学良以上宾之礼相待，对他的学识人品也深为感佩。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得势，威震华北，张作霖率部进驻北京，于1927年6月称“大元帅”，张学良在帅府侍立一旁相助。

这时候，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总会”，早已设置于北京，他和同事们以河北省定县的翟城村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点，全面推行文化教育、经济互助、保健医疗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乡村建设。这项实验在全国很有影响。当时奉军二十三师驻军定县，正是近水楼台。该师师长何柱国在张学良支持下，向晏阳初旧事重提，想在士兵中开展识字教育。晏阳初乐于相助，派人新编了《士兵千字课》，于1928年初直接送到师部，并亲自参与培训师资。此后，教官认真督导，士兵爱学肯练，效果十分显著，一两个月后，二十三师中不少东北籍的战士，居然已能写简单的家信。张学良闻知后颇感欣慰，对晏阳初的劳绩，亦铭记于心。

那时，晏阳初奔忙于北京定县之间，他在北京市内来往时，常骑一辆脚踏车助行。有一回，他骑车经过一条大街，另有一辆脚踏车突然从他身后快速驶来，眼看着两辆脚踏车就要相撞，晏阳初急忙躲闪，慌忙中前轮卡在了电车轨道里无法转动，车子一斜，人也跌倒了。后面还有汽车开来，晏阳初急出一身冷汗。幸好后面开来的汽车“咔——”的一声及时紧急刹车，才未酿成车祸。乘在汽车里的人从车窗探出头来一看，认出是晏阳初，忽然哈哈大笑起来。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少帅张学良。晏阳初起身扶正车把，对少帅尴尬地一笑，略示歉意。张学良对他毫无责怪之意，还关心地询问他腿脚是否受了伤。两人寒暄几句，互相挥手告别。

事过一个多月，不料张学良竟派副官送来汽车一辆，说是专供晏先生乘用，以慰藉他工作之辛劳。当年，小汽车在中国算是极豪华的装备了，晏阳初再三辞谢。他解释说，若是乘了汽车外出推广平民教育，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但副官说，少帅已有吩咐，此车务必请晏先生全权支配，亦可自由处置，但一定不能退回。盛情难却，晏阳初收下了这辆汽车；但不久便将汽车售出，所得银洋一千余元，全数列入平教会的活动经费。他在市内依旧骑脚踏车来往各处，到定县下乡时，还以小毛驴代步呢！

出于对晏阳初的关心和支持，1928年3月10日，张学良与奉军参谋长杨宇霆亲临定县视察，受到当地农民和平民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张学良当众发表演说，对晏阳初所倡导的平民教育大加赞扬，还提出愿对这一事业予以大力赞助。这一天，晏阳初并未在场，他恰巧应邀去南京拜访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商谈在江苏推行平民教育的事去了。他回来后得知此事，既惊奇，又感到高兴。不久，他又接到张学良亲笔来信，邀他前去面谈。

3月28日，晏阳初应约前往张学良官邸。张学良盛情接待，杨宇霆也在旁作陪。他俩对在定县所见称赞不已，说做好这件大事乃是兴邦强国的根本。张学良提出愿捐款800万元，作为平教总会基金，以免总会同仁常年为筹款奔走之劳顿。但他同时又建言，请晏先生不妨将具体会务移交总会同仁办理，本人则抽身参加奉系，来主持政治工作，挑起更重的担子，与他们精诚合作，定能号召到更多的一流人才前来共事。

张学良礼贤下士，原是“三顾茅庐”，另有所求。当时在平教会中，正聚集着一批从国外归来的高级人才，许多人是欧美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士，他们追随着晏阳初，深入乡野大地，从事着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的工作。张学良求才若渴，晏阳初洗耳恭听，笑而不答。张学良接着主动让步，提出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他说，也可以在奉军所辖范围内，划出一个特别地区，任由平教总会依预订计划开展各项工作，所需经费，悉数由公库支付；晏先生及总会职员，也可按公务员领取薪俸，酬劳从优……张学良、杨宇霆一连谈了三个小时，反复陈词，言意恳切，极盼晏阳初等与他们合作共事。

晏阳初面露微笑，却略带为难的神色。他心里思忖：几套办法，其目的都是要将我及平教总会诸同仁纳入奉军门下。眼下，奉军虽然地盘大，钱粮足，却尚未归附南京中央政府。我们倡导平民教育，原无政治色彩，总会是一个社会团体，不参与党派纷争，自然不能投靠某一派地方势力。不过，这事若是当面拒绝，闹得双方都不愉快，也未必妥当，看来只好先脱身再说。晏阳初对张学良的关心一再表示感谢，但委婉表示，敝人只是总会一分子，上有董事会主持大计方针，在总部，与敝人共事的还有各部主任及干事会诸多同仁，此计事关大局，个人难以擅自定夺，容我回去以后和大家商量合议，改日再来禀报。

张学良点头称是，期待他早日作复。

晏阳初回到总会以后，感到此事不能延搁，当天，立即找来各部主任研究对策，看如何才能巧妙地辞谢这个邀约，而又不致于得罪奉军。大家众说纷纭，反复权衡利弊，一直商议到深夜。

第二天，晏阳初往访张学良，和气而又坦诚相告：“张将军，承蒙厚爱，敝人及会内同仁，莫不额手称庆，深表感激。我们虽处境不同，文武有别，但我们的目的是相同的，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都是为了使贫弱的中国强盛起来。只是，你们谋划的是自上而下的斧正，着力于行政制度的改良，我们则取法自下而上，起步于民众教育的普及与智慧的开发。这两个方面，原是相辅相成的。现在我们都还年轻，都有为国效忠的充裕时间和精力。愿我们各自都先作努力，十年以后，双方必定都会有显著成绩，到那时，我们不但造就了有才干、有经验的治国人才，同时也培养出了成千上万聪明、开通的广大民众。此时，我们再携手合作，从事共同的建国大计，这样，中国的强盛，不就指日可待了吗？”

张学良见晏阳初没有应允合作，开始颇有不悦；但他转念一想，又为这位博学多才又德高望重的民众教育家的执着所感动。他明白，合作不宜强求，只得点头同意，来日方长，此事不妨从长计议。

晏阳初向张学良告辞以后，此事告一段落，他心里便踏实下来。不料，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他的平教会突然遇到意外的麻烦，不得不又去求助少帅。

5月9日，当时被定为是全国民众的“国耻日”。1928年的这一天，平教总会编印的《农民报》发表文章，要国民牢记十多年前袁世凯承认日本帝国“二十一条”的卖国罪行。

这个爱国举动却招来了灾祸。北京奉军宪兵司令部认为该文有煽惑民众、违碍邦交的言词，下令查封《农民报》，派宪兵包围平教总会，扬言要逮捕总干事晏阳初。那天，恰巧晏阳初有事去了天津，宪兵们便逮捕了当时在场的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山及另几位职员，将他们押解到宪兵司令部。

第二天，晏阳初回到北京。他一下火车，就见到前去车站迎候的熊佛西。熊佛西据实相告：“晏先生，不好不好，出事了！你千万别先去总会，也别回家，那儿都有宪兵等着要抓你呢！还是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吧！”

晏阳初得知情况后义愤填膺，想到总会同仁居然遭到无理羁押，又极感痛心。他略加思索，便果断地对熊佛西说：“好，这样吧，我先不去总会，家也不回，我索性现在就去宪兵司令部！”

晏阳初径直赶到司令部，质问宪兵司令为何拘捕平教会的工作人员？司令推诿说是“奉命办理”。晏阳初义正词严地说：“就算你们有命令，那我现在告诉你，本人愿意入狱，请立即释放我的同事！”司令官一脸狞笑，摇头不予同意。晏阳初转身返回，随即赶到电报局直接致电张学良，要求他立即释放平教会的被捕人员。

两天后，晏阳初接获张学良的回电，接受他的要求，称即可派人前去办理有关手续。晏阳初急匆匆赶到看守所，立即将他的同事全部接回。晏阳初无法了解奉军上层各方人士处置此事的前后经过，但是可以设想，假如没有张学良从中斡旋，恐怕此事难以这么快就能得以解决。

那时，国内形势已起变化，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如破竹，正跨过黄河逼近京津，奉军已临近败退。6月6日，北伐军攻克北京，张作霖在三天前出关返回根据地东北。不料专列驶至奉天城郊的皇姑屯附近，被日军预置的炸弹炸成重伤，不治而亡。

张学良临危升帐，接任奉军统帅。他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于1928年12月29日宣布，拥护南京中央政府，下令所统辖的东北三省及热河省，一律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为当时中国的统一大业立下了重要的一功。

在解决奉系上层的歧议纷争，铲除内部叛逆之后，军政大权在握，张学良又筹划起地方行政及文化教育方面的事来。这时，他想起了晏阳初。1931年4月，晏阳初应少帅之邀，又北上沈阳，两人共商在东北全面推行平民教育的大事。他们计划先抓好重点，将沈阳市划作实验区，另以第一军列为部队的实验点，使地方和军队双方齐头并进，然后逐步铺开，最终推向全东北。张学良召集沈阳市政府和第一军的长官，请晏阳初讲授平民教育思想和实验步骤，又于5月底派出沈阳市长等六名高官及第一军十名军官，去定县“留学”，实地参观考察，认真学习经验，在当地停留十余日。晏阳初等对远方来宾热情指导，他们深为东北主政的长官能如此重视平民教育感到由衷欣喜。

可惜，历史没有给这位年轻将领以兴邦报国的机会。当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早就觊觎着我国富饶的东北。几个月后，“九一八”的炮火一响，张学良受命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忍痛将几十万军队先后撤回关内，使大片国土沦陷……后来，华北也陷入动荡不安，晏阳初无法再在定县继续他的工作，不得不将平教总会南迁长沙，在湖南、四川等地开辟新的实验区。

此后，晏阳初与张学良再未谋面。一个长期飘泊动荡不定，一个久陷囹圄身不由己，这中国近代史上一文一武两个杰出人才，虽然最终都各以高龄谢世，但却再也未能获得交往合作的机缘。

2004年第12期 我访出国前的冯玉祥　作者：金光群

1946年夏天，报上登出冯玉祥即将出国考察的消息之后，南京安徽旅京人士联谊会举行欢送茶会，我闻讯前往参加。散会后冯将军站起来同一些与会者一一握手告别，等人们走得差不多了，我走到冯将军面前，递上一张名片。我与冯将军原先就认识。他一看是我，就问：“你在南京《新民报》工作？”我告诉他：我在复旦大学毕业后，刚到《新民报》不久。此前有几个来采访的记者曾要求冯将军约见，均被谢绝。我早就想在他出国前对他做一次专访，我试着问：“在您起程之前，我能来看望您吗？”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说：“明天上午9点，你到上海路我家里来吧。”我喜出望外。次日我准时到达他的公馆。进门后，他的秘书已经知道冯老约了我，就直接把我引进到冯老的书房，冯老在看书。这间屋子不大，室内有几个书架，一张书桌，一对旧沙发，墙上挂两张地图，一张中国地图，一张世界地图，另外还有条幅，没注意看。

缘何出国考察

冯老见我进来，从椅子上站起来，笑眯眯地伸出他的大手，我赶紧迈前一步，和他握手，他身材魁梧结实，手大又厚，他微微黝黑的方脸上，堆起笑容，很像大肚子弥勒佛，很有感染力，很亲切。因为我们在重庆北碚见过两次，有一次是在兼善公寓单独会见。他很重视乡情，对我这个安徽后生有些印象。他先问：什么时候到南京的？我简单回答：走贵川陕公路，6月底才到南京，就在《新民报》工作。他对民办的《新民报》也较熟悉。我开门见山，从他即将要起程赴美国考察谈起，我问冯老：“您为什么想去美国考察水利？”他知道我会有这个疑问，他说：这个事说来也不见怪。现在抗战胜利了，我虽是军事委员会委员，实际上是个大闲人，总不能不干事，成天白吃饭；我也爱多事，多嘴多舌，不招人喜欢。当然这些话，可不要在报上写，不这样的话，我有些话就不能对你们当记者的讲，你明白吗？我知道当记者要有诚信，尊重被访者，遵守诺言，我立马回答：我明白，您放心，只要您不愿我发表的话，我一定不会写。冯老笑了，他说：我相信你。接着就讲他此次出国的主要原因：

有一天，蒋先生（指蒋介石）跟我说：抗战胜利了，治理水利是建国大业中一桩非常重要的事，将来，我来治长江，你来治黄河。现在要学学外国经验，听说美国治水有实例，你可以先去美国看看他们是怎么整治的。我现在还顾不上，偏劳“大哥”走一趟。冯将军一听，就明白他这个“兄弟”的意思，知道他卖的是什么药，蒋介石嘴里叫他“大哥”，实际上已恨之入骨。1928年，蒋介石自己羽毛不丰，见到冯玉祥拥有实力和对杂牌军队的影响，一心要笼络他，提出要同他结拜为兄弟。当年，冯见蒋介石势力不小，态度装的很诚恳，也很愿意，同他结拜，于是就按旧俗结拜。冯比蒋大5岁，所以蒋称冯为“大哥”。后来，冯对蒋的一些做法看不惯，见到蒋越来越专横，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培植亲信，于是不断提意见或书面条陈，蒋不爱听，表面虚与委蛇，实际上一点不改，冯大怒，曾联合阎锡山、汪精卫反蒋，大动干戈，吃了大亏。以后蒋介石又用花言巧语拉拢冯玉祥，冯多次上当受骗。现在，抗战胜利了，冯玉祥还是不断找麻烦，总得派些人盯着他，蒋介石周围何应钦之流，总想干脆把冯干掉，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能做得太露骨，想来想去，不如花点儿钱把他支走，免得碍手碍脚，于是蒋介石给他6万美元，以“特派考察水利专使”美名，派他去美国。

冯玉祥同美国来华特使马歇尔将军有过几次接触，马歇尔曾向冯玉祥谈过美国田纳西河水利工程，还讲他自己曾在那里工作过，值得去看看。冯玉祥对美国并无好感，尤其在抗战期间，美国还继续卖废钢铁给日本国，让日本人拿这些钢铁制造枪炮来杀中国人。但他对史迪威、陈纳德和马歇尔这些美国人还有好感，认为史迪威、陈纳德是帮中国打日本鬼子；马歇尔是来“调解”国共和谈的，和平是好事，是来办“好事”的。

冯老讲到爱国华侨：可敬可爱。抗战期间，许多华侨倾力捐助，整车整车物资开回祖国，许多老华侨派子弟回来参加抗战。有些华侨曾盛情邀请冯将军到国外相聚，一想起这些可爱的侨胞，心头就很畅快。

冯老谈兴甚浓，我仔细听着，并记下他谈话的要点。偶尔停顿下来，就顺势问清细节。

冯老说，他对美国了解很少，只知道他们很富足，工业发达，能造飞机、大炮和大兵舰。宋子文曾向冯玉祥说，美国的农业靠机器去干，从耕地、播种、除草、打药到收割等等，都有机器，农业已经机械化了，所以一个大农场，用不了几个人，一个人种粮，够几百人吃。冯老说，我还真要去看看。冯玉祥的一些朋友，也劝他到美国去。到那边，既安全，又可以多接触一些爱国人士和华侨。这些话促使冯老决定接受出国访问考察。

临别赠言

我抓紧时间再问一个问题：您出国前一定很忙，还有些什么事情要办？他说，事情很多，要准备行装、物品，会些朋友，最要紧的是准备给蒋先生提几条“赠言”，正在考虑写几条要对他说的话，他听不听，我就不管了,但我总得郑重其事的向他提。我很想知道他要向他这位“兄弟”提些什么“条陈”。于是大胆提出，能不能把您要说的主要意见讲一点？他望着我，沉默一会儿。然后讲：这些意见还在我脑子里，绝不能登报，你能办到么？我肯定的答称：一定遵守您的嘱咐！他又讲他心里朝思暮想的事：当前中国最最当紧的事，就是和平、民主，老百姓要休养生息，人心思定。不能再打内战，一旦打起来，一定惨痛无比。要化敌为友，共同使国家富强起来。和平是大局，是天经地义的大事；讲民主也很重要，要开放言论自由，多听取各方面的好主意；另外要抓紧时间，开展建国大业，办工厂、修铁路、兴水利，要能自力更生。不靠旁人，旁人是靠不住的。只有把国家搞强了，才不会被人欺侮。还要提倡廉洁奉公。贪污腐败，是非常危险的。光这几点，就有许多话要说。到此，因为我还要赶回报社为晚报去写稿，只好忍痛打住。我向冯老说，这些事都很重要，又是全国老百姓的心愿，您能代他们去提，是极大的好事。今天费您不少时间，等您顺利归来后，我一定再听您细谈。这回告别冯老，谁知竟成永别。

回到报社，我匆匆写了700字的专访，发在晚报一版上，当然是一些简单的，可公开的内容。

“倒戈”的功过

我对冯将军了解不多，以后从他身边工作过的赖亚力以及他朋友翦伯赞先生等人处，先后了解到冯老在美国的动态和他生平一些事迹。那时，媒体上和人们传言中，常说冯玉祥是个“倒戈”将军。他的确“倒戈”过几次，但是都是有原因的，他是一个爱国者，也热爱人民。由一个旧军人，逐步转变成一位坚强的民主斗士。他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可是他办过许多好事。他性格豪爽，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往往上当受骗，当他发现上当了，就反戈一击。他去美国前，对蒋介石还抱有幻想，总认为他本人不那么坏，只是他身边的一些人太坏。所以要认真提临别赠言。到美国后，还带回一件礼物，为蒋介石60岁祝寿。但不久，他很快认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于是同蒋介石彻底决裂。他在美国也受到蒋介石派的特工们盯梢、监视和恐吓，后来开除冯玉祥党籍（国民党员），断其经济来源，又勾结美国，吊销他的护照，差点被美移民局拘捕，遣送回国。在这危难时刻，冯玉祥得到苏联驻美大使潘又新的帮助，搭乘苏联船“胜利”号离美赴苏，将再转道来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1948年8月22日，轮船正驶向敖德萨港，冯玉祥的房间失火（传说是放电影着火），他同女儿晓达一起，被毒雾熏倒，不幸遇难，他生平夙愿未酬身先死，令人痛惜不已。

冯玉祥一生干过许多重要事情，有些事很值得称道。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后，冯玉祥联合几支清军，发动滦州起义响应；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当皇帝，冯玉祥拥护蔡锷讨袁；1917年北洋军阀张勋搞复辟，他立即誓师讨伐；1924年他联合友军，发动北京政变，打倒吴佩孚军阀政府，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尤其令人称快的是，11月5日，武力驱逐末代皇帝溥仪出宫。1912年，清室退位时，民国政府代表同清室订的优待条件，非常荒唐。允许尊号不废，岁拨400万两白银，且允暂居宫内等等。这次重新规定，永远废除皇帝称号，清室家用由民国政府拨10万元辅助，即日移出宫禁；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等。溥仪退位后，仍在宫内称帝13年之久，几乎一切照旧。10月24日，冯玉祥于政变后，就立即打电报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

各军阀同帝国主义勾结，联合“讨冯”，说冯玉祥已经“赤化”。在军阀围攻下，冯玉祥于1926年去苏联考察，数月后回国，入国民党，声称要实行三民主义。但他一度跟随蒋介石“清党”反共，是他平生一大错误。1930年冯玉祥又一次倒戈反蒋。1931年“九·一八”日军大举侵占东北，冯通电斥责蒋介石不抵抗。1933年冯玉祥见到日军步步紧逼，侵占山海关、承德和察哈尔等地，冯部属二十九军在喜峰口孤军奋勇杀敌，蒋介石仍不动声色，冯玉祥到张家口说服旧部，又联合吉鸿昌、方振武等友军，成立抗日同盟军共10万余人，冯被推选为总司令指挥对日寇作战，分路英勇反攻，收复多伦、宝昌等察东各县，予以日寇沉重打击；正当士气高涨，乘胜推进时，日寇惊慌，想不到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人怕“事情扩大”,慌了手脚，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调集16个师的兵力，配合日伪军，对冯等抗日同盟军围堵夹攻，并在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收买，冯玉祥被逼无奈，只好放弃打日本。

1935年冯玉祥在多人劝说下，应蒋介石之邀，赴南京就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实际上无权过问军事，但蒋表面上态度谦恭，向他认错，冯再一次认为蒋介石本人不坏。次年西安事变时，何应钦等阴谋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后夺取领导权。冯玉祥电张学良，劝他释放蒋介石。蒋被放回南京后，冯玉祥和宋庆龄、何香凝等提出：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还提出救国方案。

坚持抗战

“七·七”抗战爆发，冯的旧部已被蒋介石分化瓦解了，成为光杆司令。他曾被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但无法指挥作战，后派到北方当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用冯旧部鹿钟麟部队，刚打一个胜仗，占领泊头，敌人大惊，就被蒋撤了后腿，怕他重整旧部，于是又对其旧部分化收买，叫邻近部队不配合出兵，另让韩复榘破坏了黄河铁桥，断其后路，冯玉祥不得不撤出战斗。后来蒋介石要他去湖北、河南等地视察防御工事。冯玉祥发现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做的工事，根本不中用。他回来向蒋提出，德国顾问是日本间谍，他们要害我们。在这之前，日德早已勾结，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假装“调停”，实则劝蒋介石集团投降，同时动摇军心，影响作战布署。冯曾提醒蒋介石，要警惕陶德曼的阴谋，他可能是日本间谍。并在国防会议上，主张实行全民抗战，扩大抗日宣传。

冯玉祥因病在武汉住院，蒋介石来看他，坐了很久，说话谦和，冯又一次受到感动。武汉弃守，蒋介石仍动摇不定。冯恳切相劝：主公决不可言和。汪精卫出逃，发电投敌，当了大汉奸。冯大声疾呼：谁破坏抗战，谁就是民族大敌。蒋介石等对冯很头痛，但又奈何他不得。心生一计，派他当“督导长官”，到湘、桂、川、黔各省检阅新兵。冯除宣传抗战，鼓舞士气外，见到新兵待遇极差，衣单被薄，又吃不饱饭，回来指控一些当官的贪财，克扣军饷，蒋下令对贵州军队负责人撤职，原来此人是何应钦的兄弟，何对冯更加痛恨。

冯玉祥所到各地都宣传抗战，一旦听到有爱国人士被捕，就营救出狱，他的旧部如发生同八路军摩擦，他就力劝旧部以大局为重，消除成见，共同抗日。凡此种种，都引起顽固派忌恨，对他造谣诬蔑，称他是共产党外围。当局对他设防，派人监视，甚至切断经费。一度使冯玉祥陷入困境。经友人苦劝，他到各地宣传抗日，同时发动抗日献金运动。他的演讲动人，很有鼓动性，许多人当场踊跃捐助，取得不小成绩，先后的捐献价值折合黄金达2万多两，还有一些实物。蒋介石对冯的这种活动，并不反对，但又怕他同进步人士接触。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力主和平、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开放言路，同中共合作，又同民主人士来往较多，这些都令蒋介石大伤脑筋。为了不让他找麻烦，设法调虎离山，请他出国。

冯玉祥在美国从东到西，走了许多地方。参观了田纳西河等水利工程，也看到美国种族歧视现象严重，同时也认清美国是在帮蒋介石打内战。他到处演讲，受到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当他抱着满腔热情，回国尽力时，遭到不幸。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2004年第12期 老红军李水清访问记　作者：宫洁民

今年是长征出发70周年。为了寻访健在的老红军将士，传扬不朽的红军风貌，笔者走访了原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水清将军。老人已是87岁高龄，但步履轻盈，思路敏捷，脸上总是带着笑意，从容而慈祥。

在影片《打击侵略者》中，有一位庄重、威严、胸有成竹的志愿军军长李国栋，他就是以老红军李水清为原型塑造的。这位当年红小鬼中的宣传队长，在他担任六十七军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以及第二炮兵司令员期间，一直重视对部队的传统教育，他是言传身教的典范。

李水清在家乡江西省吉水县参加红军时，年仅十三岁，他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笔者到他府上，听他讲述了反“围剿”中红军释放俘虏，打开吉安活捉张辉瓒以及他参加强渡大渡河作政治动员的情景。

笔者问二次反“围剿”中，红军捉到白军俘虏后释放的情况。李水清说，释放时，每人发给三块白洋，让他们回家。可是，敌人非常愚蠢，又将被俘过的白军集中起来，驱使他们向红军开枪，红军一喊话，他们很自然地回答，说红军不杀俘虏。他们都知道，上次还得过红军给的三块白洋。红军优待俘虏兵、严格执行政策，在白军中产生了很强的感召力。

笔者请他讲述一下活捉张辉瓒的经过。李水清说：那是1930年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从长沙回到江西，10月初打开吉安后，引起敌人的惊恐，他们调动了十万人向苏区龙岗一带进攻。可我们早有准备，敌人先头部队一靠近，红军如同神兵天降，干净利索地歼灭敌军一个旅，活捉了张辉瓒。当时我在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当巡视员，参加了对敌军俘虏的审问。正在审问中，朱德同志骑着大骡子走了过来。俘虏们见他戴着一顶大草帽，穿着破旧的衣服，很瞧不起的样子，可朱德同志一席话，把他们给吸引住了。俘虏群中除张辉瓒一人低头不语外，其余都抬起头来张望。朱德同志认识张辉瓒，他一眼看出，不紧不慢地说：“这不是老张吗？”当了红军俘虏，偏偏又赶上朱德司令，张辉瓒十分狼狈，他抬起头来，张口结舌，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俘虏们一个个都看呆了。

讲完释放俘虏和活捉张辉瓒的故事，老红军李水清又深情地回忆了强渡大渡河的情景。他说，那时他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分队长。1935年5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向他交待任务，说红一团在杨得志团长的指挥下，歼灭敌人两个连，缴获到一只渡船，已经控制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正作渡河前的战斗准备。要他带宣传队到那里协助作政治动员，并参加他们的战斗。李水清带宣传队到了担任突击任务的红一团二连，给参加战斗的每人发一条印有“祝君早安”的白毛巾，一只搪瓷碗，就与熊尚林连长一起去察看渡场。到那一看，安顺场周围贴满“活捉朱、毛”的标语。他们看了十分气愤。说到这里，李水清微笑着说：“敌人错看了红军将士，他们妄想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当年石达开带领的农民起义军在这里被全歼。可是，铁的事实粉碎了敌人狂妄的判断。”

“十七勇士”过河，请的民间经验丰富的老艄公，一只船上，除了武器弹药，还分了工。有人拿水瓢，有人带棉花，准备万一船被打漏时往外舀水或堵漏。船上还有一名年轻勇敢的重机枪射手李得才，大家信心百倍。在我各种炮火掩护下，终于胜利完成了强渡大渡河的光荣任务。

这位老红军再次展现人生辉煌的是：1949年和1950年，他曾率领六十七军一九九师在开国大典以及国庆阅兵中，两次走过天安门，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检阅，有着“首都师”的美誉。抗美援朝时期，在朝鲜东线，又有着粉碎侵朝美军范佛里特发动的所谓“秋季攻势”首战告捷的光辉一页。

1951年6月，六十七军入朝作战时，李水清已任六十七军副军长。在各级干部大会上，李水清宣誓似的告诫大家：“朝鲜是国际战场，我们一定要打出军威，打出国威，为祖国增光！”

同年秋季，六十七军在金城阻击战中首战告捷，粉碎了美军范佛里特发动的“秋季攻势”，三天歼敌17000人，创造了朝鲜战场日歼敌最高纪录。志司、兵团均发电嘉奖，《人民日报》一版报道了这一重大胜利。

1953年，为狠狠打击侵略者，中朝军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夏季反击战。该军的主攻方向是位于金城东南的轿岩山，总攻开始之前，李水清在前线指挥所静静地听侦察员对美军阵地的地形、地貌、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火力配备位置以及指挥部和炮兵阵地所在位置极其准确的汇报后，按照预定方案，在7月13日2时，出其不意的对敌发起总攻击。一声令下，1000余门大炮、多管火箭炮同时开火，各路先锋部队向守敌的防御正面猛烈冲击。一时间，炮声隆隆，火光熊熊。这时，一九九师五九五团一连年仅19岁的安徽籍战士李家发，抱着炸药包奋不顾身地炸开敌人设置的第一道铁丝网，随即直扑第二道，炸开突破口。当部队冲向敌人据守的山顶时，突然被大小地堡里猛烈的机枪火力阻止。李家发动作敏捷，他带着两颗炸药手榴弹，巧妙地躲过敌人火力，跃向敌人地堡，敌人的机枪哑了。当部队一次又一次跃起冲锋时，又遭到敌中间大地堡的拦阻。战士们几次从两侧爆破，都倒在半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随着上空一声“冲啊”的呼喊，敌人的机枪戛然而止。年轻的战士李家发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人的枪眼，开辟了前进的道路。14日10时许，一九九师全部占领轿岩山，将红旗插上顶峰。六十七军参加的夏季反击战役，共歼敌12.3万人，收复朝鲜国土238平方公里，拉平了金城以南的战线。李水清代表军首长鼓励一九九师，他说：“真不愧是‘首都师’。同志们打得好！向你们祝贺！”当他得知五九五团一连出现黄继光式的英雄李家发，尤其听说英雄舍身前身上已七处负伤，他禁不住心潮翻腾，十分激动地对指挥所的同志们说：“这是安徽父老的光荣，是祖国的骄傲！”然后，他凝视着轿岩山顶峰上飘扬的红旗，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战后，李家发被追记特等功，授予“一级英雄”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李水清特意将这位家在安徽省南陵县延虎村的英雄战士李家发的英雄事迹写进自己的阵中日记。

2004年第12期 海外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作者：王海印

1970年12月7日，一个令全世界为之感动的镜头出现了：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维利·勃兰特在访问波兰期间，作为一个曾经屠杀了600万犹太人的国家的代表，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向犹太死难者的纪念碑下跪，代表德国政府和世界正义，为他们的前政府——希特勒纳粹政府——曾经犯下的罪行而郑重道歉、郑重忏悔，令许多波兰人感动得落泪。这道歉和忏悔，虽然姗姗来迟，但却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正义的审判总是要来的，刽子手的行为不管经过多少年，在正义面前，总要买单。

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一组镜头的时候，我在想：日本作为当年与纳粹德国一样屠杀中国人民的法西斯国家，三千五百万中国同胞的亡灵不但没有给后来的日本政府一点点震动，他们反而在采取各种手段让这笔令世界震撼的屠杀惨剧化为乌有。在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某些首脑无视国际公法、人类道德及中国人民的感受，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罪行不断的否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教科书，企图歪曲历史，掩盖事实，毁灭证据，掩盖其在二战时期军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公然参拜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日军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抚安。

所不同的是，勃兰特是代表德国政府向在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所有犹太人下跪，向历史赎罪。而日本的领导人小泉也下跪了，但并不是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残暴屠杀的无数死难者，而是为当年肆意屠杀无辜生灵的刽子手们。

日本政府这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践踏世界正义的做法，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为了充分展现这段历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九一八纪念馆等记载日本屠杀历史的纪念馆，在几十年间陆续建立起来了。

远在海外的中华儿女，也与国内人民爱国同心。2000年3月，在美国加州屋仑市，一个“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落成了。尽管是临时的，但这是海外华人在异国建立的第一个纪念馆，因而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关注，也吸引了国内许多人的目光。

当年，当我在互联网上看到这条消息后，心中涌起的是一种昂扬的振奋：远离祖国的儿女们，在为自己的后代提供“勿忘雪耻”的坐标，为否认历史的日本政府提供一座警示碑。那时，我就涌起一个念头：向国内读者介绍这个纪念馆。几年后的今天，我终于在松鹤大酒店采访了“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馆长兼会长的熊玮女士。

海外的中国人同样要记住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

熊玮女士的父母亲均毕业于中山大学，后从事教育工作，父亲生前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外祖父钟介民为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政治家。有着良好家庭教育背景的熊玮女士，从小在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受教育，有感于英国殖民地对中国人的不公平，在小学及初中时候便喜欢阅读有关抗日战争的血泪史。那时，日本人在中华大地的残暴罪行在熊玮女士的心中便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她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增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后赴美求学。1986年获多元文化教育学博士，曾任教于阿拉巴马州、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州立大学，及担任台湾国立师范大学客座副教授等教职。亦担任加州联邦幼儿教育部副主任和加州三藩市联合校区高中部行政监督及历史教材部主任。现在除担任教职外，并义务担任主持美国“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会长兼馆长的职务，经常在美国的国际性学术会议发表有关教育及中日战争教材的论文等，同时，在最近的四年里，每年到国内各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高等学府）召开有关中日关系研讨会。

完全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长的熊玮博士，却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拥有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她，在美国有着收入丰厚的工作，而主持“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的工作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谈到纪念馆成立的源起，熊玮博士首先说起了自己对日本侵华历史的认识：

我是在海外长大的，完全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我对祖国遭受侵略、人民受到屠杀的这段历史，是在11岁时才知道的。那一年，我读了一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书籍。书中介绍了中国近代惨痛的历史，对于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毫无人性的残暴屠杀无辜的生命有一些描述。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日本人在中国的暴行。我们这些远离祖国的中华儿女，虽然对祖国的了解还是祖国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但那种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是有的，关注祖国的历史和现在，几乎是每个海外华人的心愿。所以，读到这段历史以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在以后的学习生涯中，我经常留意这方面的书籍，也向国内来的人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在我取得教育学博士参加了工作后，在旧金山见到后来成为我恩师的吴天威教授，才真正的接触了中日战争的历史。

熊玮博士提到的吴天威教授，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研究抗日战争的专家。这位出生在东北却因日本的侵略而流落海外的学者，对发生在自己家乡的那段惨痛的历史从来没有忘记过，因而将自己所研究的专业定在了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最初见到吴天威教授时，熊玮博士就向他请教有关日军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吴教授的讲述，让熊玮博士更深刻地了解了那段历史，也使她涌起了追随这位博学的教授学习的念头，由此她又成为吴教授的弟子。此后，她追随吴教授在美国一些城市宣讲日本侵华的历史，参加各种各样的抗议日本篡改历史的活动。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她和吴教授及其夫人一道，到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强烈抗议。

随着对日军侵华历史的了解，熊玮博士认为，应该编辑出版揭露日军大屠杀的教科书。涌起这一想法，是在她研究和考察了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历史后产生的。她说：

在二战期间，与我们同样受到伤害的犹太人，他们遭受纳粹屠杀的悲惨境遇，早已编入美国各中学的历史教科书,犹太人所经受的那场浩劫已为世人所知，美国的所有中学都在讲授这段历史。但是，世界上许多人至今仍不知道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屠杀了3500多万中国人，他们的残忍较纳粹有过之而无不及。最感到愤怒的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事实，不给予赔偿，不认罪。日本法西斯在亚洲所犯下的罪行，尤其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受害人最多，时间最长，损失最大，可是这段历史在美国却鲜为人知。我曾经呼吁将这段历史编入美国的教科书，将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编入美国高中的历史课程。我当时在旧金山的教育局工作，在呼吁的同时，我在旧金山联合教区、湾区讲授中日战争的历史，我觉得应该让美国的学生完整地了解整个历史，而不是日本人现在所掩盖的历史。我义务地为他们编写中日战争史教学大纲，补充那段被日本人掩盖的历史。

纪念馆搜集日本侵华罪证，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在熊玮博士进行这些工作的同时，吴天威教授认为，为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的死难者，揭露纳粹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犹太民族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建了纪念馆，除了在国外有纪念馆以外，还有教育中心等许多机构。现在世界上几乎无人不知道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中国人也应该在美国、甚至世界各地建立这样的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念馆。为此，吴教授和熊玮博士等人一起发起了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的活动。

经过几年的努力，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注册并获批准，从2000年至今，已迁了三个地方，目前，旧金山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于2003年1月18日迁至三藩市日落区的罗顿街1914号。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在开幕式上表示：这个纪念馆是要告诉世人历史真相，毋忘战争带来的痛苦，教育年青人努力争取世界和平。

散发的纪念馆宗旨中写道：

“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为纪念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死难于日军屠刀下三千五百万的中国同胞而建。纪念馆将把日军的滔天罪行和中国军民及美军英勇对日抗战的史实，公诸于美国大众：呼吁全球，以血为戒；提醒华人，以耻为训；教育后代，以史为鉴；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浩劫的重演。

临时纪念馆建立后，主持筹建工作的八十多岁高龄的吴教授，请熊玮博士担任了馆长。年近50岁的熊玮博士义无反顾的挑起了这个重任。

纪念馆落成后，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媒体也给予了多方的关注。开馆那天，熊玮博士在馆中一直待到夜幕降临。她知道，纪念馆虽然建立起来了，却没有任何松口气的时间，以后还有许多工作要来做，从布展内容上要达到纪念馆成立的宗旨等工作还需要艰苦的努力。

纪念馆成立后，为了能搜集到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资料，熊玮博士及后来热心参与此事的伍敬群先生多次回到祖国内地，一方面同北京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沈阳的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陈列馆、九一八纪念馆建立联系，得到了这些纪念馆的热情支持，复制了大量的资料。这几个馆同时许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可以无偿地使用其展览内容。另一方面，他们亲自到日军实行残暴屠杀的地区，了解情况，走访当事人，拍摄照片，丰富馆藏内容。与此同时，他们还与日本反战友好人士建立联系，从他们手中获得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为了加强与祖国大陆、台湾及美国三方的联系，纪念馆分别在三地聘请了三位纪念馆的名誉会长。大陆方面的名誉会长是曾任北京市政协主席、当年的抗日老战士、主持筹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白介夫同志。

在取得国内及有关方面的支持后，熊玮博士把纪念馆布展内容与宣传结合在一起，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活动，揭露日军的侵华罪行。

在纪念馆开幕当天，就布置了大型的展览，除展出了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一些内容外，还展出了由日本人提供的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照片，以及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的照片。吴天威教授配合图片展览，对日本在撤离中国时留下的毒气弹的危害性予以揭露。他说：日军撤离时，在中国留下180万枚毒气弹，二战后五十多年来，已有两千多名中国人因此而死亡。此外，许多河流因毒气弹而受到污染。日本对中国侵略的危害还没有停止。他呼吁全世界都来关注日军曾经犯下的罪行。

用史实回击日本政府的言行，抗议日本政府掩盖历史真相

2003年2月3日，作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创始人的吴天威，针对日本强占钓鱼岛的行径，写下了近万字的致美国总统布什、副总统切尼的信。有鉴于美国政府对钓鱼岛列岛主权不了解，他将自己多年来对钓鱼岛历史的研究成果告诉美国政府。在信中，他呼吁：美国在法律及道义上都有责任出面调停解决钓鱼岛列岛主权问题，并阻止日本霸占的野心。这封信在美国报纸公布后，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熊玮博士说，有很多人到纪念馆来，了解有关钓鱼岛列岛的历史。美国国务院日本事务主任专门给吴天威回信，除了表明美国政府对钓鱼岛的立场外，也感谢他向美国政府提供了详尽的历史史料。

2003年7月18日，为抗议日本国会议员江藤隆美所说的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谎言”的讲话，熊玮博士以“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的名义，组织了到日本驻美国三藩市领事馆提交抗议书的活动。活动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成为一场抗议日本政府的游行。熊玮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示威游行是为正义，为史实。要求日本不要本末颠倒，不要虚构事实。要让欧美人士知道日本不对，是他们在讲谎话。在对我谈及这次抗议活动时，熊玮博士说：

我们的目的是揭露日本现在还在制造的谎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提交抗议书及举行游行示威的举动，是希望在海外的中国人不分省籍，一齐表达心声，不要再做沉默的一群，不要被人羞辱。海内海外的中国人要联合起来，共同揭露日本掩盖历史的真相。

在熊玮博士带来的资料中，我看到了关于这次示威游行的发起书。上面写道：

主题：现任日本国会议员及执政的自民党领袖江藤所发表的荒谬言论：

一、历史，篡改事实

二、再次残害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

三、侮辱全球中国人民及海外华人的尊严

这次抗议活动，在美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的正义行动得到了不同国籍的正义人士的支持。

2003年8月29日，针对发生在中国大陆齐齐哈尔的日本毒气弹爆炸事件，“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熊玮博士在会上做了专题发言，揭露日本政府不负责任的行为。谈及这次发言，熊玮博士说：

日本政府对战后责任的归属，只是一味推脱，不肯负责。虽然在1997年时，日本于日内瓦召开的国际会议中表示将耗资100亿美元的经费，并在2012年以前全面清除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留下的毒气及化学武器，但时至今日，日方的表现却令大家所不耻，很明显地只是想采取拖延战术，完全没有承认错误、承担责任的诚意。我们借此举行的这个招待会，就是要把日本在二战时的罪行公诸于世，敦促日本尽快履行其对日内瓦条约的承诺。

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同时，“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推出了展示“日本战时遗毒”专题展览。

上述所列出的内容，仅是纪念馆成立后一系列活动之一。在举行这些活动的同时，纪念馆坚持不懈的一项工作是编印《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通讯》。《通讯》除了刊登纪念馆的活动内容外，还大量报道了世界各地揭露日本掩盖侵华历史的信息。

在熊玮博士带来的部分《通讯》中，有一期就有这样的内容：揭露日本人在金泽市偷偷建立起来的维护军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大碑”的丑行；2001年8月14日大陆人士冯锦华抗议日本首相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涂油漆事件”；公布了新发现的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照片；怀念研究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罪行的专家薛尔顿·哈里斯及为抗议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而抗争30多年的正义斗士家永三郎逝世的消息。

熊玮博士说，及时编印这些消息，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情况。她还告诉我，所有这些《通讯》，都是免费分发到世界各地的。

渴望纪念馆从“临时”变“永久”，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国内的有关抗日战争的纪念馆，都是政府出资主持筹建起来的，而在美国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却是属于非赢利性组织，筹建资金是吴教授和熊玮博士等人从自己的收入中拿出来的或者筹措的。纪念馆已经开馆，下一步的资金如何筹措？谈到这一问题，熊玮博士说：

我们目前是临时纪念馆，没有任何官方的资助。两边政府也没有支持，我们的馆区面积约1000平方米，所有的开销（包括水、电话费）每月需要2000美元，经费欠缺，经济上非常吃紧，而筹备的一些为数不多的费用留到紧急的时候用，我们一切从头开始，在这个起点上出发，希望能够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支持，共同来建成一个在海外的永久性的纪念馆，纪念我抗日死难同胞，维护历史真相，教育华裔子孙及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我们有企划书、建筑师，纪念馆的初步设计已完成，因没有资金而搁置。因此，希望各界能够支持我们，共同将这项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做下去。

尽管面临着筹措资金的困难，但纪念馆还是在日益发展。因为纪念馆的理事会是非常团结的，而且吸引了很多人的义务服务。现任加州政府助理的香港人伍敬群先生，就是很热心投身到这个行列的人之一。他这次也与熊玮博士一起，回到北京搜集资料。

采访结束时，熊玮博士强调说：

在美国兴建永久性的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是完全必要的。犹太人受纳粹德国迫害的史实在世界各地有不少展览，而中国人遭受日本军人的残酷杀害、奴役、凌辱的历史，在海外却没有完整的记录和展览，可是日本人还在纽约建有“美国日裔纪念馆”，纪念战时美国日裔12万人被强迫迁进集中营居住的史实；还出资2200万美元在美国洛杉矶为珍珠港事件后被迫离开海岸的旅美侨民建立纪念馆。我们的临时纪念馆只是一个开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不可侵犯的，我们必须积极的投入，我后半生的心愿是建一所永久性的纪念馆，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牢记那段历史。

我为熊玮博士的这种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所感动，同时也真诚地希望她的愿望早日实现。

2004年第12期 新民主主义的由来和历史命运　作者：王思瑞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是在中外（主要是中西）比较中产生的20世纪新问题。20年代末、30年代初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交锋是名副其实的论战，论战各方都在出版物上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对不同意见做出了回应。后来的两次交锋我以为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论战了，掌握着政治优势的一方往往无意与不同意见者展开思想交流与平等对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各说各话。这样，论者之间，迄今就很难摩擦出思想的火花。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成功

虽然第一次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参与者中包括了中左派的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理论家和非左派的胡适等人，但对阵双方的主将则是共产党的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两派分别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是联共（布）党内的斯大林派和托洛茨基派；第二层次是服从于共产国际的中共正统派和陈独秀、彭述之等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第三层次是参与公开论战的“新思潮派”与“动力派”。《新思潮》原先是创造社的出版物，后来则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直接领导。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继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之后成立，中央文委书记朱镜我兼任社联党团书记，社联的其他几位党团成员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梓年同时也是《新思潮》的编委。《动力》杂志的创办人严灵峰以及任曙、刘仁静等人，则是托派组织的成员。

中共二大曾指出当时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但同时又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已发达到一定程度”。在很长时间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并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系统表述。直到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才确认“中国现在的地位是半殖民地”，“现在的中国经济政治制度，的确应当规定为半封建制度”。这实际是斯大林派的观点。陈独秀当时不同意中共六大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他说：中国的封建残余，经过了商业资本长期的侵蚀，自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资本主义的矛盾形态伸入了农村，整个的农民社会之经济构造，都为商品经济所支配，已显然不能够以农村经济支配城市。他认为经过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封建残余“受了最后打击”，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严灵峰则认为，“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任曙也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刘仁静则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新思潮派”与“动力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以及随后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中，很难说谁是当时获胜的一方。

斯大林派的观点被毛泽东、刘少奇、何干之等创造性地正确地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后，在20世纪40年代获得巨大成功。1936年11月，何干之在《中国过去、现在、未来》（后易名为《转变期的中国》）中采用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并提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新的民主革命”。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吸纳了何干之的上述正确观点。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主要包括社会性质的分析、社会改造的方法步骤和新社会的目标框架三个部分，使其得分的不是社会性质分析，而是后两个方面。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认为整整一百年的工夫，都是中国人民要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刘少奇则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在中共看来，“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同毛、刘对立的托派则认为“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革命的主要对象就不是“封建残余势力之残余”而是资产阶级，这显然就不必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他们也不可能提出“阶级联盟”的政治主张。同时，他们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使党变成“单纯的‘杀人放火’之象征”；而主张“在没有革命局势的现阶段，应力争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并且必须与‘国民会议’同时提出‘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和‘民族独立’”，“如此才能够动员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公开的现实政治斗争，不断的扩大斗争，由要求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到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然而，蒋介石主宰的国民党政府坚持一党独裁，不但不给“左派反对派”从事合法斗争的机会，甚至也不给邓演达的“第三党”等中间政党合法存在的权利，这就使拒绝武装斗争、农村暴动的托派组织不能不陷入“取消派”的境地。

托派主张“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使得他们的纲领在30和40年代的中国成为一种“阳春白雪”式的高调主张。相比之下，毛泽东等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就显得要温和的多实际的多。毛泽东在1944年7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中国战后的最大需要是发展经济。但中国缺乏独立完成这一任务的必要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宜的国家，而且也是完全有能力合作的唯一国家。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说：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1945年9月，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我们完全赞成军队的国家化与废止私人拥有军队。除了军事与政治的民主改革外，中共将向政府提议，实行一个经济及文化建设纲领。这纲领的目的，主要是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土地改革与工业化，奖励私人企业（除了那些带有垄断性质的部门应由民主政府国营外），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欢迎外人投资与发展国际贸易，推广群众教育，消灭文盲等等。毛泽东同志以上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仅争取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政党团体的热烈支持，而且也获得了在华的美英记者、学者、外交官与军人的好感，极大地帮助中共赢得了对国民党内战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曲折

毛泽东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最早创立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使用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来表示介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于光远认为，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即关于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前者在原则上没有超出列宁斯大林的东西，后者完全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1945年中共七大前后达到高峰。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说明：《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为什么需要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回答道：“拿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此后七八年中，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是指挥打仗，没有太多精力过问理论建设，但逐渐从《论联合政府》的鲜明立场上模糊化。在这期间，主要是刘少奇又继续坚持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张闻天也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朝鲜战争局势稳定后毛泽东重新关注基本理论和路线问题时，遗憾的是他逐渐离开了自己过去创造的坚持的新民主主义的正确观点，充当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批判者的角色。

刘少奇最早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概念，是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4月他在中共七大的《论党》报告中，讲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提出四个“只有”：“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和华北财经会议上，直到50年代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想法。

刘少奇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由上述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的国民经济，我们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1980年中共领导层给刘少奇在政治上平反时，对于他的上述思想尚有保留。中共2002年十六大将“三个代表”写入政治报告和党章，则意味着对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全面肯定与继承。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不妥当地批判了所谓“右倾错误”的三种表现——“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和薄一波，说他们“在民主革命胜利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他同时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这个说法，事实上不仅是否定了刘少奇的主张，也否定了中共七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当时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由各民主党派团体建国时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根据中共领导层在七大前后确立的共识，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后，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经过两个阶段，完成两大任务。第一个阶段是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用刘少奇的话说在这个时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工业化。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首先“实行工业国有化”，“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建设，国有化更巩固、更发展了，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步骤”。中共取得政权后，“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在工业中然后要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

张闻天和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前都曾说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中说：“而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没有一个新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彻底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共产党人“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提倡它的发展”。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虽然否定了“新资本主义”的提法，认为“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他同时也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准备，……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毛泽东一再说“社会主义还早着呢”，因此建国时的《共同纲领》完全没有提到社会主义。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也是指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建设。然而，“三年准备”刚刚有了一点头绪，毛泽东就过早地提出了将“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其功于一役，提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让私有制“变为不合法”，等于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初生的婴儿尚未正式命名前，就死于襁褓之中。

为什么这样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毛泽东同志并没有详加解释，也没打算和持不同意见者认真对话。据说，“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1925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1926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1933年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共花了8年时间。按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的情况，苏联192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被完全消灭，时间则为13年。”这样一计算，用10到15年时间完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足够了。现在斯大林已经去世，再没有人能够阻止毛泽东同志加速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雄心了。由于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最高领导地位和权威地位，中共党内也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毛泽东的决心了。1953年夏秋两季，高岗充当了批判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急先锋，一时间大有接替刘少奇党内“第二把手”的架式。

在批判“右倾错误”并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后，中国仅用两三年时间就完成了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但毛泽东同志仍不满意，他还想以大跃进的速度，在生产力上“超英赶美”，在生产关系上超越“老大哥”，抢先进入共产主义，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当之无愧的中心。由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的彻底失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中国国内经济陷入深重的危机，千百万人饿死，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毛泽东同志在党内的威信也明显地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开始怀疑苏式社会主义模式。在“反修斗争”中，他则把苏联的社会性质描述为“社会法西斯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又采用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来描述自己的同志和部下，表达了对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质疑。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对华国锋等人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第一件事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大陆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第二件事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过去革过命的命。在这里他没有提社会主义改造，虽然过去他曾表示对此比对淮海战役还要高兴。事实上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评价甚低，认为“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想碰撞，前后经历了两个回合。每一次刘少奇在主观上都想要追随毛泽东，而后者思想观点的多变性，使刘少奇一再成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在第一个回合，刘少奇坚持毛泽东在40年代前期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而毛泽东则提出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在第二个回合，刘少奇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毛泽东则再次否定自我，提出了“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当代中国社会性质的新争论

在十年“文革”结束并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后，进而否定“过渡时期总路线”，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地位，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又出现了不应有的阻碍。

重新恢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尝试始于1979年。这一年的《经济研究》第5期发表了冯兰瑞等的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指出：“在我国……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和人民的文化水准都极为低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将会更长一些。在我国，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认为可以参酌毛泽东的一个说法：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可以叫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承认中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评论道：“应当说这是我国学者系统地提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和进行科学分析的第一篇文章。”而社科院另一位负责人则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中国现在是否是社会主义问题，这不是学术问题而是重大的政治问题。

虽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论”暂时被压制了下去，但类似的说法很快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中共正式文件。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当时，人们还不能旗帜鲜明地鼓吹“市场经济”，而只能说“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对于当时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瓶”来装“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老酒”，也是可以理解的。

于光远在试图阐释“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关系时说：理想的发展应该是，在建国后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要求，建立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本着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要求，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同时也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在发展中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更快。两者在发展中差距逐渐拉大，使得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变成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和助手。这时候中国的社会就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处于初级阶段。这时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就取代了原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成为指导今后社会发展的理论原理。可是在事实上，这两个“论”起作用的时间中，有30多年的“指导性理论空白”时期。已经成为历史的东西，只有承认。1956年在中国诞生的，并且在这之后20多年中形成的那个社会主义社会不论是怎样的早产儿、畸形儿，我们也只能作为既成事实接受下来。严格意义上的补课——即要求中国再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段是不可能的。于光远的观点在1988年刚提出的时候是一种相当前瞻的观点，在十几年后的今天却已经不合时宜了。当时，在“社会主义经济因素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可以长期共存”尚被视作离经叛道的情况下，“争取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快”，显然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

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之后，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三个主要特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原则。即使是在刘少奇阐述“剥削有功”的“天津讲话”中，也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是要没收私人工厂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首先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框框，随后突破的是社会主义因素只意味着公有制经济的框框，最后一个框框是最近才正式突破的，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邓小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欧美大洋洲日本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的政府经济计划和指导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公有制企业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完备一些，有的简陋一些。经济社会制度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个人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把中国21世纪头20年的总任务定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而“我们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化与工业化！在我们这里，民主化与工业化是不能分离的。”

2004年第12期 从石狮经验看反腐倡廉　作者：孙轶青

全国政协，我先后干了四届，算是个老政协了。在政协工作中，我较为关注的，是我们国家的反腐倡廉问题。

反腐倡廉，含义深刻、鲜明、全面，如能落实，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陈云同志用“生死存亡”四字形容防止腐败的严重意义，这话说到家了。

然而，落实反腐倡廉，并非易事。

君不见，反腐倡廉，已经喊了多少年了，可实际上，腐败现象并未清除，而是在继续发展、蔓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战争年代，在革命圣地延安，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曾向毛泽东同志尖锐地提问：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能否摆脱由胜利转向腐败的所谓“周期率”，毛泽东同志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黄炎培《延安归来》)

的确，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我们经由民主协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进行民主改革，保障人民应当享有的若干民主权利。新中国民主改革的伟大成就必须肯定。问题是，今天的民主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常说民主化，到底化了没有？比如在用人问题上，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没有？为什么我们的民主不能从制度上有效地制止腐败？……这些问题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

一次，我曾被委派同几位政协委员一起，去考察福建、江苏的廉政建设情况。由于时间短，跑的地方多，走马看花，收获不大，但也多少了解了点真实情况。从民主选举的情况看，有些地方虽也做了若干工作，但大都由领导确定候选人，走民主过场，通过了事，很少认认真真地体现民意。有的地方，在民主程序的掩护下，新建的领导班子仍然用人唯亲，贪污受贿，严重脱离群众，很快垮了下来。唯独福建石狮市的廉政建设有显著效果，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石狮是福建走在改革开放前头的著名城市。我们从石狮调查中发现，在全市人民的心目中，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方面的领导人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主人”。

为什么石狮市的领导班子威望这么高呢？一条重要原因，是石狮人民在召开大会实行换届选举时，打破了当地束缚民主的若干框框，在民主化上下了功夫，充分体现了他们的集体智慧和共同愿望。

民主，民主，人民是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执政党，党政领导者，作为人民公仆务必听命于民，了解民意，尊重民意，顺从民意。在民主选举中，尤其要这样。

石狮市民主选举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顺从了民意。其主要表现是，领导班子的候选人未由上面提出，而是由代表畅所欲言，各提自己信得过的人作候选人。这样，一开始被提出作候选人的数字往往超过应当选者的几倍甚至十多倍。这怎么办呢？办法很简单：在相互介绍、推荐、增进了解的基础上，通过民主表决，一步步筛选。这种筛选过程，实际就是选优过程，选贤任能过程。最后，则由候选人发表演说，表明志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出结果。就这样，最后的决胜者，是优中选优的贤者，达到了用人唯贤的目的。被选者，则深为人民群众的信任爱戴所感动，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兢兢业业，严格律己，奉公守法，大大增强了执政为民的观念和自觉性。

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是根本对立的两种路线。用人唯亲，包括用人唯愚，用人唯奴，用人唯谄，许多坏事都出在这上面。我们党正确的干部路线是用人唯贤。贤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联系群众，公而忘私。人民群众是贤愚忠奸最权威的鉴定者。只有彻底实行民主，才能真正做到用人唯贤。

民主选举意味着优中选优，或优胜劣汰，属于竞争机制，是一种先进的政治制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民主选举必须力求科学、公正，充分体现人民意志，改掉一切图虚名、走过场、形式主义的弊病。候选人的提出，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最好是上下结合，关键在务求符合民意，不要把人民信不过、不喜欢的人强塞给选民。应逐步废除等额选举，实行差额选举，候选人的数目要多于应当选者，让选民有选择余地。要经过充分酝酿，增进选民对候选人的了解和信任，避免盲目性。尽量无记名投票，以减少顾虑。严禁买官鬻爵、贿选、舞弊等恶劣行为。党组织要高举民主旗帜，逐步改革代表中共产党员机械执行组织纪律的所谓“党内保证”；在民主选举中，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应是虚心听取和反映人民意愿，为实行真正民主而努力。要积极创造条件，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单位改间接选举为直接选举。

民主选举只要真正做到体现民意，便可达到用人唯贤。而一经做到用人唯贤，反腐倡廉便有了保证。因为，通常，贤人是不会搞腐败的，搞腐败的不是贤人，或不再是贤人，彻底民主是可以把这样的人拉下马来的。

反腐倡廉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健全的法制。

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非常重要，但同时必须有对付违法乱纪的制裁措施。执政党立志“自我完善”是可贵的，但不能完全依赖于执政党的自我完善。无情的客观规律是：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得好：“入则无法家拂士（作者注：拂士，即敢提不同意见的刚正之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说明，反腐倡廉必须像毛泽东主席主张的那样，要设置对立面，即要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法制。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宝森的严重贪污罪行揭露后，有人这样发问：“王宝森是无锡案件扯出来的，而不是北京市自己揭出来的。那么请问，北京市党内的监督作用到哪里去了呢？北京市人大、政协、人民团体、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又到哪里去了呢？”我的说法是：“魏征所以敢于犯颜直谏，因为有个虚怀若谷的唐太宗。包公所以敢铡陈士美，因为手中握有尚方宝剑。我们今天的监督机制，多有职无权，欲发挥其监督作用，必须解决监督权问题。”

我说这话，是有根据的。一次，我去某省视察，一位政协常委亲自对我说，他对省纪委的工作表示不满，曾批评省纪委“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而省纪委的一位同志如此回答：“其实，我们有时连苍蝇也不敢打，因为苍蝇是落在老虎的鼻子上的。”

现在，在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中，都设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检查本地区或本部门党内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同级党委要不要实行监督和由谁监督呢？同级的纪检委最易了解同级党委的内部情况和问题，最有利于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然而纪检委被置于同级党委的领导之下，不具有监督职责，而且，“党票”、“饭票”都掌握在同级党委手中，为避免打击报复，往往也不敢对同级党委实行监督。这种体制，党中央现在正在积极解决中。我也建议全党同志都来探讨这个问题。

其他如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新闻媒体等方面的监督机制，同样应认真解决监督权问题，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我建议制定监督法，保护民主监督自由权不受侵犯，凡属对于违法乱纪的检举揭发行为，坚持表彰鼓励，严禁打击报复。总之，要努力做到监督成网，切实有效，又与公检法部门密切配合，形成维护法纪的天罗地网。要做到在我们国家里，无论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事业，都必得遵纪守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谁违法乱纪，都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并绳之以法。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在实行民主化上狠下功夫，靠民主选举做到任人唯贤，靠民主监督做到贤人执政，那么，反腐倡廉的形势必会大为改观，我们国家的前程必会无限光明。

2004年第12期 丁玲在延安的“洗礼”　作者：尹　骐

丁玲需要革命决心奔赴陕北

1936年10月初的一天，丁玲在西安的一家小旅馆里闷闷地呆着。她来西安已经有好些天了。她在这里急切地等待中共地下党派人来和她联络然后把她送往延安。可是一连等了好些天仍不见有人来，因而有些着急烦闷。恰在这时，中共派往南京去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代表潘汉年正途经西安，他得知丁玲要去陕北，并根据党内同志提供的地址找到丁玲临时居住的这家小旅馆时，却出人意料地向丁玲提出了先不要去陕北的建议。潘汉年认为，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期间曾经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已有一定的国际影响，现在出狱后如能去国外，比如去法国，那里的左翼势力较大，不仅可以宣传中国革命而且可以进行募捐活动。

丁玲稍加思索后便拒绝了潘的建议。她对潘说：法国当然是个好地方，我好多年前就很向往的。可是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我要到我最亲的人那里去，我要母亲，我要投到母亲的怀抱，那就是党中央，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这是我三年来朝思暮想的。请你一定答应我，让我去陕北去保安。潘汉年深知丁玲的个性以及她对革命的满腔热情。还是在5年多之前，即在胡也频牺牲后不久，潘汉年就曾在上海会见过一次丁玲。那时丁玲就向他提出过类似要求。当时她就满怀激情地对潘汉年说，她要离开上海旧的一切，要闯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与旧的无瓜葛的新天地。我需要做新的事，需要忙碌，需要同过去的一切有牵连的事一刀两断。丁玲知道潘汉年是代表党来看望她的，于是她明确地向潘提出要求：“我想我只有一条路，让我到江西去，到苏区去，到原来胡也频打算去的地方去。”面对丁玲的急切要求，潘汉年当时是答应了要设法让她到江西苏区去的。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丁玲并未去成苏区。5年多的时间过去了，现在丁玲又在西安向潘汉年提出了和5年多前同样的要求。虽然潘汉年认为丁玲暂不去陕北而去法国可能对革命更有利，但因丁玲的态度坚决而最终答应了把她送往陕北的要求。

上述情况是丁玲在一篇回忆潘汉年的文章中详加记述的。文章的题目叫《决定一生的谈话》，主要就是指她这一次在西安会见潘汉年时潘动员她去法国而她则坚持要去陕北的谈话。历史的实践正如丁玲所说，这次谈话的结果的确是决定了她的一生命运的。如果她接受了而不是“顽固地”（丁玲自己这样说）拒绝了潘汉年建议，去法国而不是去陕北，她一生的命运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当时和丁玲同行的还有一位左翼作家聂绀弩，他听从了潘汉年的建议立即返回了上海，而丁玲则如愿以偿到达了陕北保安。

丁玲为什么要坚持去陕北而不去法国？这要从她的人生经历和独特的个性去寻求答案。她出身于旧的官宦家庭，但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五四”启蒙运动思潮的影响而初步形成了反叛旧思想旧道德的性格。刚刚步入成年，她就在上海大学那样的环境中受到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的思想熏陶。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成了她的主导思想意识形态。面对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她感到压抑和苦闷，并因无力抗争而有些颓唐。幸而对文学的喜爱和某种天赋的写作才华使她找到了一个宣泄思想情感的突破口并表达出对黑暗社会的强烈批判，因此就有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创作问世，并从此走上了文学的路。然而文学终究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武器，它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它既不能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也改变不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人民大众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命运。因此丁玲和她同时代的许多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很快就认定了惟有革命才能改变黑暗社会的现实，才能改变被压迫者的命运。特别是在胡也频被国民党逮捕并被杀害之后，丁玲渴望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决心就更为强烈，而且认定只有到苏区去参加红军才是最好的选择，才能摆脱在上海的一切旧牵连和旧的瓜葛。稍后她加入了共产党，并根据党的需要在“左联”担负了一部分实际革命工作的任务。但她对直接参加革命实践斗争的要求和对苏区革命根据地的向往却是一直存在的。1933年5月丁玲在上海被捕，随后又被转移到南京关押了整整三年之久。在此期间鉴于她的名气和影响，更为了软化她，国民党当局在生活上给了她许多的照应和方便，但在精神上却使她感到了格外地压抑和痛苦。当国民党对她的管制多少放松了一些时，她就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并在找到了党的关系后立即逃离敌人的魔爪而坚决要求到革命根据地去参加实际斗争。对丁玲而言，此举不仅是为了实现她5年前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贞不渝，以事实来消除关于她在被国民党关押期间的种种捕风捉影的传闻。正是基于上述的思想基础，加上丁玲固有的执着个性，因而才有她拒绝潘汉年的建议而坚决奔赴陕北的行动。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去陕北还有着一定的风险，但她还是坚定地踏上了这条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充满了荆棘的道路。

革命需要丁玲给她以空前礼遇

经过长途跋涉，丁玲于1936年11月终于到达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陕北保安。

当时保安的形势还很严峻。红军经过2万5千里长征只剩下2万多人了。现在红军仍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及山西和宁夏的军阀部队包围着。红军时时刻刻都要应付来自敌军的不断侵犯，整个陕北根据地都处于严峻的战争考验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的到来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政治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隆重的礼遇。

丁玲刚到保安，首先就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面为她举行了一个规格极高的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凯丰、林伯渠、李克农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重要领导人物都出席了。这样的礼遇是空前的。原因就在于“丁玲同志是中国工农红军抵达陕北后第一个到苏区来的知名作家”（中宣部长凯丰的欢迎词）。在这个欢迎会上，周恩来、林伯渠、李克农都发了言，周恩来的话具有代表性：我们红军队伍，不仅需要扛枪杆子的战士，也需要拿笔杆子的战士，我们欢迎更多的作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画家，到我们苏区来。丁玲第一个到陕北，无疑是树起了一面旗帜，起到了示范和带头的作用。

到保安后不久，丁玲就应约和毛泽东单独会见。在谈话中，丁玲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内容之一就是建议把已经在陕北的文化人组织起来成立一个文艺协会，以推动根据地文艺创作。毛泽东当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创举，并当面指名要丁玲担任文艺协会主任。虽然那时陕北已经有成仿吾、李伯钊等一些参加过长征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但丁玲还是被委以重任，由她主持协会工作，足见毛泽东对她的看重。

在和毛泽东谈话中，丁玲向毛提出参加红军的要求。毛泽东也当即表示同意，并很快就安排她到红军作战前线，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部队活动，体验生活，进行采访。稍后毛泽东还特地写了一首《临江仙》词送给丁玲并破例用军事电报的形式发往前线：“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首词充分表达了毛对丁的高度评价并对她的作用有着极高的期望值。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的角度把丁玲这个文化人所能起的作用看着是同军事力量的增长同等重要的。

受到毛泽东的如此鼓励，丁玲深为感动。她果然不负期望，很快就写出了直接反映和歌颂红军的几篇作品：《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等。这些作品刚面世就受到了任弼时等人的称赞。不久，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迁到延安。毛泽东又点将让丁玲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真正实现了她的当红军的愿望。当然，革命并不只需要丁玲当一名普通的红军干部。作为一位才华出众并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丁玲还必须承担更多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不久，她就被邀担任红军历史征编委员会的委员，参加《红军长征记》的编选工作。1937年秋后，抗战已全面爆发，国共合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丁玲在中宣部的直接支持下出面组织了一个包括文学、戏剧、美术在内的综合性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不仅在陕北，而且到过西安和山西部分地区，积极宣传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延安迎来了数以万计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不满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专制统治而寄希望于延安这唯一高举抗战与革命两面大旗的“圣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到了这一有利形势，及时做出了吸收大量知识分子的决策。知识分子向往革命需要革命，革命也十分需要知识分子充实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建设。不久延安就改变了传统根据地单一军事存在的局面，逐步形成了党政军民学各项建设全面发展的革命新政权的雏型。然而革命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并不只是一般的普通的知识分子。革命需要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具有“革命”的一切品格，即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必须在思想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的一致，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必须经过革命的改造才会有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已经被树为一面旗帜的丁玲再一次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对丁玲寄予厚望的毛泽东亲自和丁玲谈话，要她暂时离开战地服务团的工作岗位到刚创办不久的马列学院去学习。毛对丁说，你写过一些好的小说，到陕北来以后表现也不错。现在把你留下来主要是提高理论水平，这对你今后的工作有好处。你看，延安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文化人，要做好文艺工作，没有一定的理论修养是不行的。丁玲虽然很想到下面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但毛泽东的话她不能不听，于是从1938年11月起她就进入马列学院学习，以接受革命理论教育，“提高理论修养”。这就是说，丁玲不仅需要在感情上对革命对党抱有热忱，而且需要在理论上对革命有切实的认知并在行动上和革命保持高度一致。客观地说，丁玲在此之前对革命的追求和对党的关爱基本上或者说更多地还是停留在感情层面上的，而对革命的基本理论则知之甚少或是一知半解。

未改文学初衷丁玲逾越了“革命需要”的限度

丁玲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并不算短的时间，但在革命理论修养方面她到底有多大的提高就很难说了。在此期间，刘少奇在马列学院做过一个系统的演讲，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刘少奇要求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必须具有高度的党性修养，包括思想和理论修养以及伦理道德的修养。而党性修养的基础和核心则是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也就是后来被人们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听党的话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丁玲，就不难看出她的某些差距。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延安文化界队伍的不断扩大，延安先后建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和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丁玲根据党的安排分别担任了这两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这些机构的建立除了在组织上有助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外，在文化上当然是为了推动革命文化的建设和革命文艺的创作以发挥如毛泽东所一再宣示的“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作用。然而在工作实践中，丁玲似乎忽视了毛的多次明示。曾经写过《彭德怀速写》和《一颗没有出膛的枪弹》的她，这时却写出了《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这两篇以揭示革命根据地内部现实问题为主旨的作品。写出这样反映现实生活矛盾的作品，表示了丁玲作为一个受过五四启蒙思想熏陶的作家仍未忘记文学创作理应着眼于人文关怀的基本使命。从文学的层面上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更为成功也更为深刻。但从政治层面上说《在医院中》则更为尖锐和敏感。诚然，这样的作品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后实在也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问题，但在当时当地，在革命根据地还处于敌强我弱的包围之中，革命队伍还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外界对革命还了解甚少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对革命而言或许还是弊大于利。当时重庆的国民党宣传机关之所以要利用《在医院中》做反共宣传，原因也正在于此。按毛泽东“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理论，《在医院中》这样的作品至少是革命所不需要更不能提倡的。

不过在丁玲写出《在医院中》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人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文学泛政治化可能引起严重后果。延安的高层也还没有注意到或者还没有来得及关注这一点。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两篇小说而已，影响面并不很大。也正是在这种人们都有些忽视的情况下，丁玲沿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思维定势继续前行。1941年春，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被挑选担任了文艺版的主编。就在这个延安最引人注目的文艺阵地上，丁玲几乎未经深思熟虑便按照既定的文学思维经手发表了一些反映延安现实生活存在的所谓阴暗面的作品。特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以及丁玲自己的即兴之作《三八节有感》。虽然从文学的角度说，它们都是立足于现实充满了人文关怀精神的作品，传承了鲁迅的精神，但从现实的政治角度来说，它们却是触动了这“革命圣地”延安的部分脆弱的神经，因而立即引起了高层某些人的恼怒。首先是两位将军的发难，矛头直指王实味和丁玲。偏偏国民党又把其中某些作品当作反共宣传品大量翻印传播，更是火上浇油，引起了更高层的强烈不满。其实政治家和艺术家都是很敏感的，在此之前，王实味已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指出由于各自任务的不同和观察问题着眼点的差异，政治家和艺术家就会各有自己的优势与弱点因而必定会产生矛盾与分歧。他希望政治家和艺术家都能各自尽责共同完成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历史使命。王实味是过于天真了。丁玲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敏感的人，她可能还不了解就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后，他所在的中央研究院竟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这篇文章。当王实味在研究院召开的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激烈批评院领导李维汉的讲话后，李的讲话竟被大会以84对28票的绝对多数所否决。在研究院办的墙报上，王实味又写文章指名批评李维汉并引来了大批参观的人群。王实味因此而成了延安风云一时的人物。这种情况很有些像后来的1957年春夏之交的态势。毛泽东对此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迅速采取了措施。正如三年后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在回顾当时的情况时所说：“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出来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整风运动丁玲经受了严酷的“洗礼”

延安整风运动以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开端，高潮是在1942年。由于肃反和审干运动也是整风运动的继续和延伸，这一规模空前的运动直到1943年年末或1944年年初才基本结束。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已有一些深入的探讨，这里不可能详加辨析。这里只想从延安整风运动的发展过程以及它对丁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角度做一些历史的陈述，说明丁玲在整风运动过程中思想上经受了一场怎样的严酷“洗礼”以及在文学道路上怎样转轨改弦易辙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主要目标无疑是为了清除以王明为代表的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推行的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恶劣影响。这个目标自然是正确的而且是比较快地实现了。与此同时则是要进一步确立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无可争议的思想权威和领袖地位。然而随着上述目标基本实现，从1942年初开始，整风运动便逐步向纵深发展了。其标志之一，就是1942年2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中，在批评教条主义的同时，就竭力把批评的目标转向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并过分地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他的结论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他认为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书本知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学习和掌握书本知识并不困难而且可以说是最容易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评价知识分子并且明显地包含着某种轻视和蔑视知识分子的意味呢？这倒未必是他在认识上的偏颇或是偏见，因为他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并具有极丰富的书本知识。他之所以要在整风运动过程中突出批评知识分子并竭力贬低书本知识的价值，其主要原因还是出于政治上的某种考虑和需要。众所周知，延安本是一个又穷又落后的小城。但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就有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从国统区各地不断来到延安。据统计，到1938年年底就已有约2万人进入了延安各类学校和大小机关。一时间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随处可见知识分子频繁活动。这些人起初几乎都抱着一种“朝圣”的心态，视延安为革命圣地，对革命抱有若干不切实际的幻想。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延安的实际存在和他们起初的想象自然便有很大差距，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自命清高，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看不惯工农干部的某些缺陷，一有不满就发牢骚，等等，于是在干群之间，在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的矛盾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例如某些作家、艺术家、理论家，其言行往往具有一种居高临下傲气逼人之势。这一切都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敏锐警觉。如不及时遏制势必会造成严重后果。或许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他才在整风报告中突出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竭力贬损知识分子及其所有的书本知识的价值。

为了有针对性地整顿延安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1942年初分别约见了一些知识分子的头面人物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些人也大都坦诚相告。例如艾青、萧军在和毛泽东谈话时就都直言不讳提出了自己的批评与建议。也正是在毛泽东以虚怀若谷的姿态听取作家和艺术家们意见的这一段时间里，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版上却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批特别引人注目的文章：《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论同志的“爱”与“耐”》《还是杂文的时代》等。这一下矛盾就立即激化了。王震的公开指责最具代表性：“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毛泽东也随后表态：“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于是在王实味和丁玲等人所在的组织单位立即召开了名为学习讨论实为批判声讨的各种会议。在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上，此前曾经得到多数人赞赏的王实味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是一位政治战略家。他在点名打击王实味的同时，又保护了就其所写文章的性质而言和王实味并无根本区别的丁玲。因为丁玲是最先来陕北的知名作家，是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和毛的关系也一直比较密切。保护丁玲具有包括策略需要在内的多重意义。因此丁玲虽然也受到了批评，但其政治地位却并未受任何影响。她仍被任命为文抗会整风运动委员会的主任，让她来主持文抗会的整风领导工作，包括主持对萧军等人的批判会。在随后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当与会人员集体照相时，毛泽东又特别招呼丁玲要她坐在离自己更近的位置。这一切都不能不使丁玲深受感动。丁玲本是性情中人，一直以来对革命对党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格外礼遇更是充满了由衷的敬意。当她在文艺编辑和创作活动中出现了问题并且受到严厉批评之后，党的组织和毛泽东本人不仅没有把她和王实味相提并论，相反却对她如此关心和爱护。这就使她在感激之余，更在思想和理论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的所有观点，并且虔诚地奉为经典守则。例如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作家必须进行彻底改造以及改造应该是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的观点，丁玲就公开著文积极响应说：“改造，首先是缴纳一切武装的问题。既然是一个投降者，从那一个阶级投降到这一个阶级来，就必须信任、看重新的阶级，而要把自己的甲胄缴纳，即便有等身的著作，也要视为无物，要拔去这些自尊心自傲心……不要要求别人看重你了解你……”在这里，丁玲不仅表达了自己接受改造的决心和态度，而且劝告所有的作家都不要自尊自傲，不要像艾青那样要求别人“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又例如毛泽东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与党的关系的论述，丁玲都是坚信不疑并且把它们概括为自己的终身信条：“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首先是党员然后才是作家。”

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是1942年春夏之交的文艺整风运动，让丁玲在精神上经受了一场严酷的“洗礼”。无论是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文学观念上都使她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一个小资产阶级自由知识分子作家转向为一个一切服从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需要的党员作家。她自五四运动以后就不断吸取并信守了近20年之久的关于民主、自由一类的政治思想营养以及关于人的文学个性解放等文学价值观念从此被断然摒弃。她说，回顾过去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通天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幡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这样“洗礼”的结果，首先是使她在政治上得到了信任。例如此后不久，即在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丁玲安全渡过难关。还有一例也可从侧面反映丁玲当时所得到的政治信任。在王实味被捕几个月之后，外界对王的情况十分关注且传闻颇多。一些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便纷纷要求会见王实味。为了宣传的目的，组织上决定由丁玲出面将王实味带到记者们的面前，让王在已经备受折磨而又仍在政治高压的情况下，认罪悔过并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和仁慈。一位在场的记者后来写道：“一个脸呈死灰色的青年，让丁玲带着，出来背书似地向记者们痛骂自己。”另一位在场的记者则写道：“我在他几乎毫无表情的脸上唯一察觉到的情绪是恐惧。”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基本结束后，丁玲又被送往中央党校学习和参加审干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接受了锻炼和改造。从党校结束学习之后，她便以轻装上阵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文艺界的活动。她首先是切切实实遵照了毛泽东的教导，深入到边区的工农兵群众生活中去，不久就写出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报告文学《田保霖》。作品发表的当天，毛泽东就写信向她祝贺并邀她去作客。此后她接连写出了歌颂八路军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以及表扬边区模范人物的《民间艺人李卜》《袁广发》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丁玲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组织文艺通讯团奔赴东北。后因交通阻断被滞留在张家口地区，但她随即就全身心地投入当地的工作。除写文章和编刊物外，更以普通工作队员的身份参加了最基层的土改运动。正是在土改运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随后她就开始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从1946年秋天开始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努力，到1948年的夏天，小说终于修改完成。这部堪称鸿篇巨制的作品，丁玲确是下了功夫并且基本上体现了毛泽东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丁玲又亲自把小说稿送到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请胡乔木、艾思奇等人审阅把关。胡、艾等人在审读后又将他们的肯定意见报告了毛泽东，毛当即表态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这部小说很快就由胡乔木拍板出书。这一切都说明，在延安“洗礼”后的丁玲，是真正按照党和毛泽东的思想指导身体力行参加文艺实践活动的。历史证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仅是丁玲个人文艺创作的一部巅峰作品，而且也是贯彻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丁玲对党的文艺路线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衷心拥护和忠贞不渝真是惟天可鉴。直到30余年之后，虽然已经遭受过无数的误解和磨难，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仍然充满感情地回顾说：“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

2004年第12期 历史学家尚钺的悲剧人生　作者：李　凌

尚钺，是一个为追求真理，历尽坎坷险阻，“虽九死其尤未悔”的忠贞革命家；是一个妻子和爱儿俱被“左”倾狂浪吞噬的幸存者；是一个有独立创见，满腹经纶而又被长期迫害的历史学家和教育家。

尚钺，河南省罗山县人，1902年出生。在开封读高中时就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21年考入北大，在鲁迅指导下参加进步文学活动，编刊物，写小说，鲁迅对他的评语是：“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每逢学校放假，他便和一批青年回乡宣传革命。1926年冬，他回到家乡罗山组织农民自卫军，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但北伐军暂时停留在武汉，尚钺遵从李大钊的指导，南下上海和武汉参加革命；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量共产党人被屠杀，一些人退缩，一些人叛变，正在这样的关头，尚钺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1928年间，中共河南省委响应中共八七会议的号召，在河南组织武装斗争。尚钺被任命为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长、工农革命军四大队六支队的党代表和地区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陈幼清为中共县委委员，她带着三个孩子也在河南参加了红军。尚钺不幸两次被捕，五次受老虎凳等酷刑，九死一生，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贞不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党的秘密。后经组织大力营救，被保释出狱。

1929年，经楚图南介绍，尚钺被派到吉林省毓文中学教书，他在学生中组织秘密读书会，办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作斗争。他的学生中包括一些后来成为东北抗日战争的骨干，也包括后来成为朝鲜革命领导人的金日成。金日成说尚钺是他“马列主义的启蒙老师”。

因暴露，回上海，先后在全国总工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曾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

1930年，陈幼清带着三个孩子随红军到鄂豫皖苏区，1932年被张国焘当作反革命杀掉，三子尚海伦失踪，这是尚钺第一次丧妻失子。

1932年4月，党中央任命尚钺为满洲省委秘书长。当时满洲省委要搞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尚钺不同意，认为在日本占领东北的情况下，首先应武装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省委认为他反对领导，要他检讨，承认错误。被他拒绝，因此被错误地开除党籍。

虽然如此，他还要继续革命。他不畏严寒，泅渡风涛险恶的黑龙江到苏联。一为找到共产国际为自己申诉，二为继续为革命工作。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极左政策统治下，他的申诉自然不会有结果。1934年后回国，先后在哈尔滨、上海、北平等地颠沛流离，寻找党组织。1935年冬，经高沫鸿介绍、杜润生帮助，他和北平市委取得联系。但不久，北平市委被破坏，联系又中断。在北平时，他堂兄、北大教授尚仲衣在尚钺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思想逐渐进步，但不久尚仲衣因支持学生运动被捕，尚钺被迫离开北平。1936年，尚钺到宁夏中卫县的中学教书，一面继续写小说，一面在学生中组织秘密团体，并介绍一些学生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其中一些学生后来成为宁夏第一批共产党员。他自己却因和学校中的反动分子发生冲突，离开了学校，到银川教书。

1937年，他回到北平。“七七”事变发生，他继续找党组织，没有成功。他决心去陕北，途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指示他到武汉先工作，再解决组织关系。1938年，他到武汉，由郭沫若介绍，到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任中校图书资料室主任。1939年，随三厅迁往重庆。

1940年，蒋介石要三厅的人都参加国民党，周恩来抗议。蒋改组三厅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仍由郭沫若领导，但实际上工作很难展开。周恩来号召有条件的同志都应学习一门专业，成为专家，准备将来在思想战线、学术领域和敌人开展斗争。尚钺响应号召，从此开始了他的历史研究。中国自古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尚钺熟读“四书”、“五经”，国学根底很厚，但他不敢怠慢，从头学起。他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学习古文字，钻研古文献，先后向郭沫若学习甲骨文，向唐兰学习古文字，向闻一多学习训诂学。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重庆一片白色恐怖。尚钺遵照党的指示，疏散到政治环境比较宽松的昆明，在云南大学任讲师、副教授，讲授国文和中国通史，同时继续培养青年走向进步。

1943年，中共中央派原南方局宣传部长华岗来昆明，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同时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帮助西南联大、云大的高级知识分子学习，了解华北八路军的战斗情况和中共的政策。参加文化研究会的有闻一多、吴晗、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他们后来参加了民盟，对推动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起到重要作用。尚钺协助华岗、楚图南工作，成为西南文化研究会的骨干。

1945年，华岗介绍尚钺重新入党，以民盟左派身份参加各项活动。

当时云南昆明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是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比较开明。因此蒋介石痛恨龙云，必欲除之而后快。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派龙云的主力部队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趁昆明滇军力量空虚之际，10月3日蒋嫡系杜聿明率部队突袭，把龙云挟持到重庆，昆明形势突变。

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发动内战解除后顾之忧，同时企图剪除以西南联大为主力的民主力量。在中共领导下，学生和各界奋起反击，12月1日遭到反动派镇压，屠杀学生和青年教师四人，打伤三十多人，西南联大和昆明的学生三万多人罢课抗议，尚钺、楚图南等民盟同志发动各方面力量积极支援学生，运动取得胜利。

1946年5月4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结束，学生分别北上进三校学习。反动派以为民主力量削弱，于1946年7月11日、15日先后刺杀李公朴、闻一多。

1946年8月，尚钺和楚图南等飞赴上海。年底，尚钺北上到山东解放区，先后在山东大学、华北大学任教。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尚钺任人大历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部委员。

50年代初，他在人民大学除教本科生外，还先后培养了四批共八十多名研究生。这些同志后来都成为科学研究机关和高等学府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他们又培养出许多历史学教学和科研人才。尚钺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了。

尚钺夜以继日地工作。除自己讲授中国历史等课程外，还要指导其他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指导研究生写论文。这期间，他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写出了许多学术论文和专著。

1954年，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内容丰富，结构清晰，语言简练，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历史教学界欢迎，多年畅销（累计至今已发行四十多万册）。国外还先后出版了日、俄、波兰文几种译本。

1959年，继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之后，尚钺、孙冶方和巴人（王任叔）等也成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受到全国性的批判。

批判尚钺，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从魏晋时期才过渡到封建社会（这就是所谓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当时主要有三派。一是范文澜、翦伯赞等的西周封建论，二是郭沫若等的战国封建论，三是尚钺的魏晋封建论，三足鼎立）。尚钺还认为明清之际，中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有一句说，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也就是说，这之间的中国都停滞在封建社会制度中。尚钺的观点与毛泽东的上述说法不相符，因此受到大批判，《人民日报》、《历史研究》等中央级的报刊都发表了包括一些历史学权威在内的大量批评文章，把尚钺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托派观点”、“修正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认为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不准他讲课，不准他发表文章。党内酝酿党籍处分，北京市委的个别人，试图将他全家下放农村，由于许多同志的抵制，他才免于更大的灾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次不只是学术思想上的批判，而且是肉体上的折磨，罚繁重劳役，蹲牛棚……

毛泽东虽然采纳了翦伯赞、范文澜的西周封建论，尽管翦、范二人也曾对尚钺进行过批评，但他们在文革中也难逃厄运。文革开始不久，翦伯赞就被北京大学的造反派批斗一百多次，拳打脚踢。翦伯赞和他的夫人戴淑婉二人不堪凌辱，于1968年12月18日服毒自尽，以死抗争。

范文澜的遭遇比翦伯赞好些，但因长期头上顶着“反动学术权威”的沉重帽子，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翦伯赞自杀后八个多月，即1969年7月29日就去世了。

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勉强可以和毛泽东的“周秦以来”论挂钩，郭本人在文革中委曲求全，所以虽然屡受凌辱，但他本人仍勉强活了下来，不过他的两个爱子郭世英、郭民英都悲惨地死于非命。

吴晗，是尚钺在抗战后期在昆明的爱国民主运动中的同一战壕的战友，又是史学界的同行，却被当作文革的祭旗牺牲品，被迫害致死。

史学界的这些同行一个个被摧残，对尚钺是沉重的打击，他自己的命运也十分悲惨。1968年，他的妻子阮季和儿子尚嘉齐分别自杀。这是尚钺第二次丧妻失子。

阮季，燕京大学毕业，时在人大授课，因受尚钺牵连被迫害，不堪忍受，自杀。（下转59页）（上接62页）

尚钺在文革中忍受着巨大的悲痛，但他对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坚持不变。他追求真理，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即使在被迫检查时，也不见风使舵，不讲违心的话，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高尚品质。他保持共产党员的清醒头脑，鄙视“四人帮”一伙，他认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领导人的意见，也只是一家之言，应允许平等讨论，不应以势压人。但他不固执己见，他不断学习，发现有新的史料，新的考古成果，他都十分高兴，拿来补充到自己的讲稿中，并准备再版自己的著作时加以订正。他曾多次对自己的学生说：你们不要盲从我的观点，你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钻研史料、独立思考，拿出你们自己的独立研究的成果来。

1972年，人民大学被迫停办。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才得以被粉碎。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尚钺复任中国历史系主任。1981年恢复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仍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组织力量修订《中国历史纲要》和编写《续篇》，他还筹划改写大型的《中国通史讲义》，力求全面，精益求精。

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写道：“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辨别历史发展的方向，他所争的不是一时之是非，而是万世之是非；所追求的不是一时的荣显，而是客观的真理。”

1982年1月6日，这位坚强的革命家，为追求万世之是非、追求客观真理而奋斗一生的史学家、教育家，在受尽苦难之后去世了。

尚钺走了，对他的各种“处分”、扣在他头上的各种“帽子”也摘去了；他1927年入党的党龄也恢复了；他的著作也出版了，好像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了。但是应该深刻反思：尚钺的悲剧为什么能够发生？这不是个人恩怨的问题，而是研究今后如何才能避免使这类悲剧重演的问题。

恩格斯曾说：“要正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所犯的错误中学习，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这就是对历史的反思，不只是表面的，一般化的，而且是从主导思想、从制度上找根源，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类似的悲剧还可能以不同的方式重演。

2004年第12期 散撒刘少奇主席骨灰纪实　作者：李　平

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到肆意诬陷和残酷迫害，他在与遭到同样不幸的王光美同志诀别时，忍着心中巨大的悲痛，只说了一句话：“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这句话充分显示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处境极其艰难的时候，仍然保持着无私无畏、光明磊落、坚持真理、相信人民的气概。整整十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五中全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十年浩劫中的最大冤案平反，为刘少奇同志沉冤昭雪，举行了隆重的悼念活动。

1980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这篇社论经过大范围的多次讨论，最后经胡乔木同志修改定稿。胡耀邦等中央书记处主要负责人认为，社论写得很好，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有很大的说服力，可以说达到了“死者反生，生者不愧”的效果。

1980年5月17日下午4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追悼会的规模仅次于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大会在万人大礼堂举行，这是第一次在党和国家最重要的治国议事场所举行追悼会。此后也只在这里举行过刘少奇的亲密战友、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追悼会。

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高5米、宽4.25米的少奇同志巨幅遗像，遗像前供奉着少奇同志的骨灰盒，大会堂和整个会场里陈列安放着270个花圈。主席台上分两列站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和子女。共有9600个座位的三层礼堂达到饱和状态，其中一层的3400个座位为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部委和直属局以上负责人，二三楼有党政军和北京市机关的干部和各界群众，群众分为工、农、兵、少先队和少数民族5个队伍。追悼会由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致悼词。除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粟裕、陈慕华等或在外地或出访外，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出席了追悼大会。举行追悼大会的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等地降半旗，停止娱乐活动一天。大会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实况转播，并重播两天，组织广大群众收听收看。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海里，中央书记处和治丧委员会就此进行过讨论。原曾计划撒在渤海，最终决定撒在黄海，并由胡耀邦总书记作出批示，确定由中央有关部门和治丧办公室负责人李步新、高登榜、李伟、高富有等陪同王光美同志及子女，于5月19日前往青岛，完成散撒骨灰的工作，由北海舰队派军舰执行此次任务。

为郑重而顺利地完成散撒骨灰的任务，海军副司令员梅嘉生签发了发给北海舰队并抄送济南军区及报总参谋部的《关于派军舰保障撒刘少奇同志骨灰事》的电文：“遵照中央书记处批示精神，商得王光美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决定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撒在黄海。刘少奇同志治丧办公室李步新、高登榜、李伟等同志陪同刘少奇同志家属子女，于5月19日从北京乘专机前往青岛流亭机场，而后改乘军舰出海撒骨灰。请舰队届时派一艘驱逐舰专程保障此任务。具体问题治丧办公室与你们直接联系。望认真准备，确保安全。”5月17日晚，海军司令员叶飞又专门给北海舰队负责人打电话，通知治丧委员会的决定，执行此次任务“按照国家元首的地位，给以最高的规格和礼遇”。叶飞以党给海军担负散撒少奇同志骨灰的任务而激动，他在病中命令北海舰队，派出一艘驱逐舰和四艘护卫的炮舰散撒骨灰。

5月19日，北京天色晴好，早晨8时，刘少奇同志治丧办公室成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齐集人大会堂四川厅，然后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亲属将少奇同志的骨灰从停灵的人大会堂江苏厅启运。人民大会堂的东正门大开，东大厅内灯火齐明，人大会堂的工作人员沿江苏厅到东门外的走道和台阶上分两边列队，肃立致哀。臂缠黑纱的解放军礼兵卫护着双手捧持骨灰盒的刘源和王光美同志挽臂缓步出行。然后，王光美同志怀抱骨灰盒坐在第一辆红旗牌轿车中，红旗轿车车头披着黑纱，结扎着黑黄两色的花球。长长的车队沿西长安街驶向北京西郊机场，一路通行无阻，但车速并不很快，因为沿途的路人和车辆都驻足停行，目送默哀，形成了夹道相送的场面。

在西郊机场举行了简朴无华的送行仪式。天空晴朗明净，但低沉悲壮的“哀乐”和“葬礼进行曲”却撩拨着人们沉痛和怀念的情绪。登上舷梯后，刘源站在机舱门口，回过身来，流着眼泪将骨灰盒高高地举过头顶，向送行的人们作最后的诀别；机场上很多人热泪盈眶，几位老同志泣不成声，他们招手呼唤，向少奇同志的骨灰作最后的道别；王光美同志脸上的表情凝重而宽慰，她向所有送行的人，深深地鞠躬致谢。9时30分，三叉戟专机腾空而起，飞离北京。

10时25分，飞机降落在青岛流亭机场，机场降半旗，播放着哀乐，数百名北海舰队的干部战士臂缠黑纱，在停机坪列队，肃立默哀。专程由济南赶到青岛的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和山东省、青岛市、海军司令部、北海舰队的负责人在舷梯前迎接。护送骨灰的车队离开机场，直接驶往青岛港第三码头——军用码头。

青岛是阴天，阴霾蔽空，车队到达码头时，天空还星星点点地洒落下几点雨花，天公似乎也体察到人们沉痛悲伤的心情。码头上，数百名海、陆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臂缠黑纱，目迎目送。扬声器播放着哀乐，半降的国旗在微风中缓缓飘动，执行散撒骨灰任务的驱逐舰是50年代即服役的军舰，重达2000多吨，舰上官兵有270多人，在它的舷舱上悬挂着醒目的横幅，黑底白字，写着“刘少奇同志永垂不朽！”王光美同志及子女与陪同散撒骨灰的人员依次登舰，驱逐舰上的官兵，全部臂戴黑纱，在各层甲板上脱帽肃立迎候。

11时45分，军舰汽笛长鸣，缓缓离港。军港码头中所有舰艇上，着蓝裤白衣军装的海军官兵，列队在军舰甲板，肃立致哀；相邻的民用码头上，很多船的甲板上也聚满了人，在肃穆哀伤的气氛中，目送军舰开向海口。驱逐舰出港后，四艘炮舰快速跟上，分在驱逐舰的前后左右，编队护卫航行。由于是阴天，浓云低垂，笼罩大海，铅灰色的海水翻涌波荡，军舰在水天苍茫中默默地快速行驶，更增加了一许忧郁凝重的氛围。

午后1时许，治丧办公室工作人员陪同王光美同志和子女捧护着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来到驱逐舰后甲板。舰上广播室播放哀乐，后护卫炮舰开始鸣炮致哀。

驱逐舰后甲板上挤满了人。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刘源打开骨灰盒；王光美同志拿出骨灰袋，最后一次亲吻偎依骨灰袋，然后缓缓打开骨灰袋；看到面前洁白如雪的骨灰，她忍不住泪如泉涌。在祖国黄海海域大公岛附近的海面上，王光美同志撒下了第一把刘少奇主席洁白的骨灰。接着，她捧了一把骨灰交给小女儿刘潇潇，这位因学习而未能前往郑州迎取骨灰的大学生，撒骨灰时悲伤得痛哭失声。然后，少奇同志的子女亲属，以及原来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依次散撒。随着少奇同志的骨灰和鲜花不断地抛进大海，人们俯身在船舷边，呼唤着，哭泣着，凝望着，追寻着。哭声和呼唤声交集，风声和海浪声回响，震撼着水天茫茫的黄海，震撼着所有人的心弦。在撒骨灰的过程中，后炮舰共鸣炮21响，给刘少奇主席以国家元首的最高礼遇。

下午2时半，执行骨灰散撒任务的军舰回泊到码头。至此，给刘少奇主席举行的庄严而肃穆、郑重又隆重的治丧活动，全部结束。青岛的天色，由阴转晴，下午疏云艳阳，十分喜人。邓小平同志在刘少奇同志追悼会上曾对王光美同志说，给少奇同志平反并开追悼会，是喜事，是胜利。天公也像懂得人民的心情那样赶来凑趣。

2004年第12期 文革初期　作者：刘景林

1964年夏季，我调到解放军报社，在福州军区记者组当记者。1966年8月，接到报社命令：驻福州军区的全部记者立即返回北京。我们到了北京才知道，其他驻各军区的记者也都回来了。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胡痴向我们传达了任务。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发行量虽然只有十几份，但必须认真地做好这一工作，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快报》由胡痴挂帅，记者处副处长宋琼主持日常工作。我和其他记者以中央文革联络员的身份，到各处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越办越红火，直到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到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

我的任务是了解首都58所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受领任务后，我就经常到北大、清华、北医、北外、石油、钢铁、林院、地院、人大、科技等高校去，看大字报同时了解各派群众组织的活动情况。

当时，北大的聂元梓和北师大的谭厚兰、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等大学生“造反派”的头头已浮出水面。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后，就经常向我汇报情况，传送材料。以后，各校和首都红卫兵组织又联合成立了四个红卫兵“司令部”。我又负责这四个“司令部”的联络工作。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这四个“司令部”被安排在天安门后面、过去大臣们上朝前在此等候的朝房里。上级也给我在这里安排了一个房间，安了一部电话，还配了一辆挂有“辰3”牌子的轿车。因为中央领导人乘坐的车都是“辰3”的牌子，所以，有了这辆车我出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也就十分方便了。

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成立后，周总理指示：军委驻京单位和北京市委要支持红卫兵“司令部”的工作，并决定在三座门开会研究，同时叫我参加。三座门临近北海公园，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我乘车前往，一进大办公室，就见军委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等人已在座，二十多米长的会议桌旁还坐着有关各方的领导。坐在桌东头的杨代总长，指定我坐在桌西头。会议开始前，杨代总长又走了过来，想跟我说话。我赶忙站了起来——这么赫赫有名的将军，而我只是个普通的记者，要不是有特殊使命，哪会如此。他对我说：“会议开始吧，有什么指示？”我谦和地说：“我是来听会的。”会议开始后，军地各方都提出了一些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措施。最后杨代总长表态：大力支持红卫兵的活动，要钱出钱，要物给物，请领导放心，一定办好此事。最后，杨代总长又过来征求意见。我说：回去向总理汇报！

一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在王府井大街内的帅府园中学，有十几名老师被关了起来，天亮前要被处死，叫我马上前去解救。我立即乘车赶到了学校。一下车，就看见两个红卫兵站在校门口，他们手持用圆钢打成的长把弯刀，不住地往水泥地上戳打，发出“铛铛”的响声，在这动乱的深夜，显得特别刺耳。但他们一见这特有车牌的车停在门前，立即停止了戳打，并陪我进了学校。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女红卫兵头头问我：“有什么事吗？”我问：“你们把老师都关押起来了？”她说：“他们都是走资派、牛鬼蛇神！”她带我到一个教室内一看：十几名不同年龄的男女老师，已被折磨得狼狈不堪了。我当即对这个红卫兵头头说：“我奉周总理的指示，要求你们立即将这些老师放走。”这个头头看了看我，就对老师们说：“你们都回家吧！”老师们一阵惊喜，急忙逃出学校。我再次对这头头说：要从灵魂上闹革命，再不许伤害人！她点头答应后，我才离去。

又一天下午，传来周总理的指示，叫我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和北京市委书记雍文涛，去处理东安市场红卫兵杀人事件。当时，红卫兵杀人的事时有发生。就在东安市场附近的一个小学，有个女孩要加入红小兵。红小兵组织的头头说她革命不坚决，她听后，找了一把尖刀，来到被关的老师屋内，上前就将一个老师捅死，回来说：我这么坚决，可以当红小兵了吧！

吴德和雍文涛虽是中央刚任命不久的北京新领导，但因当时社会已处于极端的无政府状态，领导说话都不大管用，所以总理才叫我参加处理。

红卫兵抓来的各校老师和各街道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就关在东安市场二层楼上。这里比监狱还差，不给吃喝还随意打骂，不服的就处死。这一天又抓来几十名，很难说晚上会不会有人被红卫兵打死。我们一行三人来到东安市场登上二楼，一看木板屋内已关了几十人，并正在打骂审讯。我们找到这里管事的红卫兵头头——那只不过是个戴红袖章的小男孩。吴、雍向他做了劝说。我传达了总理的指示：“不准随便抓人、打死人！”并命令他立刻把抓来的人放走。他看了看我们，不得不将人放走。我回来后迅速将此事写成材料，通过《快报》上报。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一个紧急任务：寻找彭真。他突然被一个红卫兵组织从家中抓走。周总理知道后很惊奇——怎么中央刚开完会，人就被抓走了？指示立即查清是哪个红卫兵组织抓走的，头头又是谁？

偌大的一个北京，又在这动乱时期，各级组织大多瘫痪，要想查清此事谈何容易。我忙了两天两夜，也没有找到线索。后来我想，这个红卫兵组织和头头一定是有来头的，不然，一个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又是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家中起码有一个班的警卫，怎能把人轻易抓走呢？我先从中关村八大学院的红卫兵组织调查起，然后又找四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头头交谈，均无所得。于是，又转向其他城区。我的调查又持续了一天一夜。最后，在一个高干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嘴里得知：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抓了北京市的一个大官。我急忙赶到该校核实，才找到了彭真的确切下落。我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情况，周总理马上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要立刻将抓走的彭真，还有刘仁、万里抢回来，转移到安全地方保护起来。

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毛主席在北京八次接见了各地红卫兵代表。我参加了其中的七次。前几次接见，都是红卫兵步行通过天安门，当红卫兵走到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看毛主席，很多人便站在天安门前不走了，时间大大拖长，急得周总理站在城楼上大声呼喊：“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后面还有几十万！”他从西边喊到东边，送走一拨又一拨，嗓子都喊哑了。有一次接见，人多又慢，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下午还有十多万人未通过天安门。考虑到毛主席的健康，接见只好结束。但那些没能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都聚集在天安门前不走，直到夜深仍未离去。这时天安门城楼又亮起灯光，周总理出现在城楼上，他告诉大家，下次接见将他们排在前面。这些红卫兵才高兴地散去。以后，为了加快接见的速度，周总理又安排由解放军站在队伍两边带着红卫兵通过，但效果仍不明显。后来又改为由部队派出军用卡车，让红卫兵乘车通过天安门。

几次接见后，驻在天安门后的四个“司令部”的红卫兵，因为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就找我提意见，希望也能参加接见。我迅速向周总理汇报。很快传来了周总理指示，叫我在下次接见时，将这些人安排在天安门后的通道两旁，接受特别的接见。但规定不能高呼毛主席万岁，以免影响天安门城楼前接见的队伍。我传达了这一指示。那次接见时，我提前将这些红卫兵安排在天安门后的车道两旁等候。上午10点前的几分钟，只见一列车队从中南海的侧门开出。周总理的车在前面开道，他一下车就挥手，让大家安静。一会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都下了车。毛主席边走边挥手致意，坐在车道两旁的红卫兵都站起来向毛主席挥手。人们都十分激动，但又不能高呼，一直目送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时“东方红”乐曲声和欢呼声才响起来。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游行。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住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我来到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大富——“蒯司令”。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他见到我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在从事中央文革的联络工作中，在如海如潮的红卫兵群体中，我还结识了一些高干子弟，常常会有人给我介绍，这是哪家司令、哪家部长的公子、千金。他们抱着不同态度和目的卷到这场运动中来，其中就有人组建了“西城纠察队”。这些人都身穿军装，骑着军用摩托，成群结队地在首都各条街道上呼啸而过。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参加一个重要的批斗会。我赶到军队某机关大院。大院门口增加了多名警卫，进入的人都严格检查。哨兵一看我乘坐车的车牌，马上打敬礼放行。这次批斗会是由“驻京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会场就设在大院的操场。此时操场上已坐满了人，四周都站着岗。再看主席台下赫然押着四个人，除一个坐在箩筐内，其他都被戴着红袖章的军人扭成“喷气式”。我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没想到彭德怀元帅也被押在这里批斗。后来才知道，是北航红卫兵头头韩爱晶在江青授意下，带人到四川把彭老总抓来的。另外三个人是陆定一、杨尚昆和罗瑞卿，罗是被用箩筐抬上来的。这些都是创下赫赫战功的高级将领，而今却成了阶下囚，居然还在大庭广众之下挨斗！真让人心酸不已。

“文化大革命”中最大蒙冤者当属国家主席刘少奇。当时，一些红卫兵组织都千方百计地想把刘少奇同志拉出中南海批斗，但由于有周总理的保护，他们才没能得逞。有一天，我从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一个小头头的口中得知，蒯大富策划了一个阴谋：由一名红卫兵冒充公安，把电话打到刘少奇家，说他的女儿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了，已送到人民医院急诊室，要做手术，等家长签字。我及时将这一情况汇报上去。总理知道后，不让他们离开中南海。但他们听说女儿受伤，还是去医院了，结果王光美被“造反派”押往清华园批斗。

1967年初夏，北京红卫兵一百多个组织，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他们高举各自的旗帜，架起高音喇叭，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有一天，一百多人冲进了中南海西门。周总理立即赶到，他十分严厉地对“造反派”们说：“中南海是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是不能冲的，一定要冲，就踏着我的身体冲过去！”那些冲进中南海的群众，看着威严的总理，静了下来，接着就退了出去。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费尽了力，操碎了心，又左右为难的是敬爱的周总理。他要保护老干部，还不得不支持红卫兵运动；同时，还要夜以继日地管理着这个问题成堆的国家。我参加过两次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红卫兵代表的会议，令我终生难忘。

一次是有各派红卫兵代表参加的会议，地点在周总理居住的西花厅大会议室。我来到大厅后就坐在前排，许多红卫兵头头和我打招呼。不一会儿，周总理从侧门走到前台，大家热烈鼓掌。周总理说：“同学们好，红卫兵小将们好！”然后叫大家先提问题。在座的七嘴八舌提了不少。总理归纳为四个问题，大家没意见后，他才正式开始讲话。周总理首先提醒大家，在革命运动中不要过“左”。他说：“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犯过‘左’的错误，当时提出打倒‘孔家店’，取消‘百家姓’。取消了‘百家姓’，那怎么称呼呢？就是叫‘无名氏’，还得分一、二、三、四、五，人口那么多，排起来不更麻烦吗？”他又说：“我们革命，破的是‘四旧’，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所有的党政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领导干部都打成黑帮。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合实际，多数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周总理在讲话时，不时有秘书请他接电话，周总理就从座位上走到后面的电话室，边走边讲。接完电话，刚一出门又接着讲——周总理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利用。总理要求大家要注意革命的质量和效果，不要光喊口号搞形式，他指着桌上的暖水瓶说：这个水壶，都改叫“东方红牌”，但不保温，有什么用呢？他希望大家联合起来闹革命，不要分“保守派”、“造反派”。这时有的红卫兵站起来说：“总理，你不要和稀泥！”周总理郑重地说：“我就是和稀泥，我是八级泥瓦匠，专门和稀泥，但我和的是革命稀泥！”说得不少红卫兵都笑了起来。

周总理就这样一边用电话处理公务，一边给红卫兵讲道理，整个会见进行了4个多小时，直到深夜，有的红卫兵还提出问题要求总理再讲讲。周总理用沙哑的嗓子说：“如果一天能有25个小时，我就再讲下去！”秘书解释说：“总理在人大会堂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总理讲完后，接着乘车赶往人民大会堂。

另一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处理国际关系上内外有别。“文革”期间中日友好往来照旧。所以总理就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廖承志，去安排中日友好活动。而红卫兵冲击了这次活动。总理不得不召集红卫兵代表做劝说工作。江青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红卫兵代表谈到反对这次活动，周和廖劝阻时，坐在主席台上的江青却声嘶力竭地举手高呼：“打倒周荣鑫！打倒廖承志！”坐在主席台下的我，浑身一震，心想：周荣鑫是总理的秘书长，“打狗还要看主人”，怎能当面就敢把总理的秘书长打倒！江青这么一喊，接着就有几个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把周和廖给揪走了。此时的总理，气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说不出话来。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1967年8月，解放军报社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剥开假革命、反革命赵易亚的画皮》。这张大字报彻底改变了军报面貌。在江青的操纵下，第二天，北京大街上就出现了声讨刘志坚的大字报。刘志坚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不久全军“文革”办公室也被查封，经毛主席批准，新的全军“文革”小组由徐向前任组长，江青任顾问。因为造反派实际上掌握了军报的大权，因而结束了我的“特殊任务”，我和一大批同志遭到诬陷和迫害，并被调出报社。

“文革”结束后，解放军报社为我们平了反，报社党委的决定中这样写道：他们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干扰下，被错误调出报社的。一切强加给他们的诬蔑不实之词均予推倒，彻底为他们恢复名誉。

执行“特殊任务”的那段不平凡经历，使我受益终身，特别是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的那段历练，让我变得豁达、坚强。

2004年第12期 小平批准我上大学　作者：薛　亮

1977年恢复高考，是拨乱反正的开端，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起点。我有幸亲身参与其中，一段不平常的经历从未对人言说。在那新旧交替的特殊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过一次批示，从而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历经周折进入了日夜梦想的北京大学。

文革时我初中毕业，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从北京到青海当了一名工人。在无书可读的岁月里，我渴盼继续受教育。只要能学到知识，青海畜牧兽医学院、西北农学院都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天堂，任何学校任何专业我都没有选择地无比热爱。青海从1972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踏实劳动，积极表现，每年都力争被推荐，有两年已经被推荐上去了，但最终录取的都是领导早已内定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文革中上大学不是考大学，而是推荐进大学。所谓推荐，即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中领导批准是关键。

本以为此生已与大学无缘，1977年10月间突然从报上得知高考不再实行推荐制，“老三届”也可以报考，此后的一个多月内，仓促中通过报名，体检，政审，几乎来不及复习就进了考场。多年的自学起了作用，我被北京大学录取了！

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录取入学通知书到达时被送到厂党办，掌实权的党委副书记说：“薛亮不能上大学！”于是立即召开党委会，针对我这个非党群众做出决议：“薛亮受极左思潮影响，追随‘四人帮’，写小说反党，不同意她上大学。”会后将录取通知书退回了省招办。

我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接到另一个通知：本来已经“以工代干”坐了几年办公室的我，下放车间劳动改造。

那些年，工作之余我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歌、杂文、小说，其中有一篇小说被厂党委副书记对号入座，认为是在影射他，加之我曾经几次书生气十足地对领导的工作作风提出过意见，自以为是真心反映群众意见为把生产搞上去，却浑然不觉这么做伤了领导的面子与自尊。这就是决议中吓人“罪名”的由来。

为了消除领导的怨气，放我上大学，我当天就去了车间。我不怕劳动，我本来就是个好工人。我白天劳动，晚上写检查，还一个一个拜访党委委员，恳求他们同意让我上大学。工人代表、食堂代表、女代表，倒是好说话，其他干部也表示可以给我这个面子，只是党委主要领导“坚持原则”，他说：“这是党委的决议，只有复议才能改变这次的决议。”我只能频频请求他尽快复议。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动静，再见到我，他平淡地说：“录取通知书已经过期了吧，就不要上什么大学了。”

我忍无可忍，悲愤地质问他：“你考虑过我的前途吗？厂党委的一次会议就决定我的命运了？”

原本还客气的书记一下子火了，瞪着眼睛“义正辞严”：“只有上大学才有前途吗？当工人就没有前途了？你的命运不是党决定的是谁决定的？”

我只能继续申诉。

后来，《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了解了我的情况，《人民日报》群工部的林璋同志把我的情况编进内参呈送中央。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内参，他当即在有关我上大学受阻的情况反映上迅速果断地写下批示：交刘西尧同志办。

刘西尧同志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他派了时任学生司副司长的张德亭同志和时任高教司处长的王显明同志，与《人民日报》的记者组成联合调查组，专程赶赴青海，调查了解我的情况。调查组经全面调查了解之后认为：薛亮有缺点错误，但不应揪住不放。小说无政治问题，不影响上大学。

当时的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同志亲自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指示说：按教育部的意见办。

刘枫同志当时任谭启龙的秘书，在他的大力协助下，谭启龙的指示迅速贯彻执行，我终于拿到了早已被退回省招办的录取入学通知书。此时已经开学一个学期了。

上大学对我后来的人生影响不言而喻。我回到首都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幸福地度过了难忘的北大时光。

多年来，我一直深深怀念着帮助过我的人们，他们为我遭受的不公平拍案而起，显示出强烈的正义感、社会责任感。我对他们的敬佩之情、感恩之心远非语言所能形容。

2004年第12期 左宗棠开发大西北　作者：谭学书

早在130多年前，我国就曾经进行过一次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西部大开发运动。主导这次西部大开发运动的领军人物就是我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左宗棠。

一、对农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经济的开发是与他西征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19世纪60—70年代，我国西北地区相继发生战乱，一些地方势力纷纷建立起了分裂政权；沙俄侵略者乘乱出兵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英国殖民主义者也蠢蠢欲动，妄图在新疆混水摸鱼。一时间，我国西北地区烽烟四起、山河破碎。

在祖国领土和主权遭到侵略和瓜分的关键时刻，力主出兵收复领土的主战派领袖人物左宗棠，于1866年临危受命，以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的身份率兵西征，肩负起了平定和收复大西北的历史重任。

左宗棠西征的主要任务是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但左宗棠并没有把自己的历史责任仅仅局限在这上面。他在平定内乱、驱逐外敌、收复失地的同时，还在收复的领土上尽全力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开发经济、开发边疆。因为左宗棠对举兵平乱与发展经济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平乱首在安民，安民首在足食；衣食足则民心定，民心定则乱不生。所以他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是一边打仗一边搞经济开发，而经济开发中首屈一指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所以左宗棠在整个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片失地，每平定一块地方，他就要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为了使农业生产尽快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他还专门制订了如下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

一是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左宗棠十分清楚，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要从颠沛流离中安定下来恢复农业生产，开始时一定是两手空空、一无所有。要在这样的情况下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定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于是他下令把口粮、种籽、农具、耕牛等等生产资料无偿分发给那些一无所有同时又愿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为防止农民们把生产资料挪作它用，左宗棠规定只发实物不发现银；为防止农民们把种籽吃掉，则规定必须到播种时节才发放种籽。除了无偿发放农业生产资料外，左宗棠还无偿向恢复农业生产的农民们发放口粮。发放口粮的标准是：青壮劳动力每人每天8两，老人、小孩5两。由于耕牛等牲畜大多已在战乱中被杀被抢，所以左宗棠就挪出一部分军饷去购买耕牛，然后分发给老百姓。耕牛不够就用驴、骡、骆驼代耕，还不够就把军队中老弱的军马淘汰下来支援农耕，再不够就几家人轮流使用一头牲口。实在没有牲口就三人拉一头犁，用人力也要恢复农业生产。左宗棠不但制订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优惠政策，同时还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畜牧业的优惠政策。他用军饷买来种羊分发给流离失所的牧民。允许他们三年分期归还购羊款，不计利息。1866年他驻节兰州，一次就拨出6800多两银子购买种羊分发给皋兰等地的牧民。在平定安西、敦煌、玉门之后，他一次就给那些实在难以为生的难民们拨付赈银2万两、寒衣1万套。

二是对开垦荒地者实行政策倾斜。大西北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熟地本来就不多，只种熟地根本就不足以富民、不足以养军。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左宗棠鼓励农民们开荒种地。他规定：凡开垦荒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全免税赋，第二年半免税赋。为了吸引内地居民移居西北开荒种地，左宗棠还建议朝廷对移居西北开荒种地的家庭给予科举考试方面的照顾。清政府在科举取仕中对各地区都规定了录取名额，同时还规定考生必须在报考地居住达到一定年限才有报考资格。左宗棠一方面建议朝廷适当增加西北地区的取仕名额，另一方面又建议对移居西北家庭中的考生可以不必受居住年限的限制。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这些优惠政策对于推动西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是减轻农民负担。在左宗棠到达西北地区以前，那里的各级官吏都要在正常的税赋之外层层加码向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使当地农民不堪重负。左宗棠到西北以后把税款以外的各种收费统统取消，并把过去当地官府实行的借一还四的高利盘剥政策改为借一还一。过去农民向官府借贷种籽和口粮，收获后要四倍偿还。左宗棠痛斥这一政策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他认为民不聊生、逼民为贼的混乱局面就是这些不合理的剥削政策造成的。因此他在给朝廷的奏章中愤怒地揭露那些贪官污吏：“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而已。预借籽粒，秋后数倍取偿。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则系累其家属，追呼迫索，至不可堪。故立开屯之名，而地亩转荒。”从左宗棠给朝廷的这道奏章中可以看出，他已经看清了各级贪官污吏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才是造成官逼民反、战乱四起，并进而造成各地田园荒芜、百业破败、民不聊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左宗棠对以前屯田过程中存在的各种腐败现象也了如指掌，并就在屯田过程中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好养军与养民、富民与强国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他独到的见解。他说：“从前诸军也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也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军饷，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

左宗棠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不仅十分注重发挥农民的作用，而且还十分注重发挥军队的作用。他在西征的过程中，每收复一块地方，他都要命令军队利用作战间隙，修整因战乱而荒废的土地，并适时种上庄稼。如果熟地不够种，就开垦荒地。在耕种熟地的过程中，如遇业主回来认领，就归还给业主；如无业主认领，军队在开发前线时就转交地方政府。另外，左宗棠在西征的过程中还开办了一些规模不小的军垦农场。1874年，他命令西征军前锋张曜率领嵩武军十余营在哈密开荒种地，且耕且战。为了办好军垦农场，在军饷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他一次就拨给张曜3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而张曜也没有辜负左宗棠的期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开荒2万多亩，当年就收获粮食近百万斤，足够张曜所部食用两个月！为推广哈密经验，左宗棠又相继在巴里坤、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喀喇沙尔等地开办军垦农场。在整个西征的13年时间里，左宗棠屯田不拘形式，既发展军垦，又发展民垦，有的地方则是军民兼垦，共同经营。总之，完全是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但不管是军垦还是民垦，所生产的粮食，一律由政府按价收购。所得银两，民垦自然归百姓；军垦则全部分发给参与耕种的军人。这既减少了长途运输军粮之苦，又增加了参战军人的收入，还激发了军队参加生产和作战的积极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为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左宗棠在西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据1878年对新疆部分地区新增军垦农场耕种面积的统计：哈密3.8万亩，巴里坤5万亩，古城子0.66万亩，吐鲁番1.2万亩；新增民垦户数为：古城子900多户，乌鲁木齐2000多户，昌吉1300多户，玛纳斯900多户。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还在那里大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其中突出的成绩就是兴修水利。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之初就语重心长地告诫华州知州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针对西北地区缺雨少水的自然条件，他进一步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恤，不易之理。”张曜在奉命开办军垦农场的过程中，因修建水渠需毛毡一万条。张考虑到经费困难，只敢向左宗棠申请6000条。而左宗棠在回信中则说：“尊函6000为定，然鄙意与其功亏一篑，不若多备为先。仍令多购万条，以资利用，未敢议减。”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左宗棠对水利建设是何等的重视！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西北期间共修建各种水渠1833里，修建水坝7道，凿水井1800多眼。这些水利设施的兴建，不仅使长年缺雨少水的大西北数以百万亩的农田得以灌溉，而且还解决了西北许多地方老百姓饮水难的问题。1881年，左宗棠在进京路过平凉时，特意到柳湖书院察看他当年修建的温泉池。结果发现已被当地官员用围墙圈入书院中。他立即下令拆除围墙，为老百姓饮水和灌溉提供方便。

经过左宗棠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西北的农业在战乱的废墟上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使老百姓从流离失所走向安居乐业，而且税赋也有所增加。仅以南疆八城为例：1878年征粮达到1.2亿斤，比战乱前的0.65亿斤差不多翻了一番；征收税银1.37万两。

二、对工业的开发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西征前，他就在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西征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制造局、甘肃制造局等等，最初主要的目的是为西征军生产武器。

但是左宗棠并没有把军火工业仅仅局限在生产武器上面，而是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把它发展成民用工业。主管甘肃制造局的是一个叫赖长的记名提督，他是左宗棠专门从福州调来的。此人除精通武器生产外，还十分擅长各种机器的设计和制造。1877年赖长在兰州设计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台织呢机，左宗棠见织出的羊毛绒质薄而细，美观耐穿，并不比洋人的差，非常高兴。他立即把甘肃制造局更名为甘肃制呢局。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左宗棠又从德国进口了20台毛纺机，并雇请德国技术人员到厂给中方人员传授技术。到1880年，甘肃制呢总局已经形成了年产上万匹毛织品的能力。当年冬天左宗棠把甘肃制呢总局生产的毛纺织品带到北京，引起各方人士的兴趣和称赞，同时也引起了近代工业比较发达的一些国家的关注。甘肃制呢总局落成的消息就被当时上海的一家英文报纸所披露。过后英国又派人到甘肃制呢总局考察，并把考察报告刊登在上海的《字林西报》上。甘肃制呢总局的建成是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毛纺厂，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中外合作工厂，它比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我国第一家棉纺厂还要早几年。

1873年，赖长在甘肃还制造出我国历史上第一台抽水机，当时叫“吸水龙”。这一成就不但有利于农田灌溉，而且还有利于解决当地群众饮水难的问题。1873年左宗棠在兰州自己衙门左侧开凿了一个“饮和池”，翌年又在衙门右侧开凿了一个“挹清池”，都是用吸水龙分别抽取黄河和五泉山的水注入池中供当地老百姓饮用。

进军新疆后，左宗棠又先后在阿克苏、库车、乌鲁木齐等地分别设立制造局、火药局、农具厂、炼铁厂等企业。除制造武器外还铸造各种农具和钱币。在制造农具的过程中，当地技术力量不够，左宗棠就从内地调来工匠；当地铁料不够，他就下令开矿炼铁。

左宗棠还在西北大力提倡和推广种棉织布和种桑养蚕的技术，为此，他在西北开办了好几个蚕织局，专门用来主管发展养蚕和织绸事业。由于当地缺乏技术和人才，左宗棠先后分两批从浙江湖州雇请了60多名养蚕能手到西北传授种桑养蚕的技术。遵照左宗棠的嘱托，养蚕能手们随身从内地带来了桑秧、蚕种、蚕具等。在内地专家的指导下，西北人民不仅学会了栽桑、接枝、压条，而且还学会了浴蚕、饲养、缫丝、织绸等等技术。收复肃州后，已70多岁高龄的左宗棠就在清明节那一天围绕衙门周围亲自栽种了几百株桑苗。为了促进养蚕业的发展，左宗棠先后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安西、敦煌等地设立蚕织总局。至1880年，西北各地已经种活的桑树就达80.6万多株。生产出的丝绸不仅有可观的规模，而且品质也很好。1881年左宗棠在北京看到阿克苏蚕织总局织出的丝绸时，大感欣慰。他立即写信给西北的地方官，叮嘱他们继续办好当地种桑养蚕、种棉织布、植树造林、兴修水利等等事宜。大西北本来就是连接我国与中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但此前通过这里的丝绸大多来自我国内地。自左宗棠在西北发展养蚕业以后，丝绸之路上又增添了西北人民自己生产的新产品。

三、修建道路植树造林

交通运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还是在战争时期的军事用途中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人们常说：“要致富，先修路。”古人也说：“大将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道，遇水造桥。”左宗棠当年西征，十分清醒地把保障运输畅通看成是克敌致胜的关键。正如他自己所说：“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所以左宗棠把修建道路当成西征的第一要务。

当年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如果要计算它们的总里程，那就是数以万计。这还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进行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更何况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一切都要靠人工进行。大西北幅员辽阔、地势险要、战线漫长，每前进一步都必须要“逢山开道，遇水造桥”。比如由嵩武军张曜所部修建的从哈密到巴里坤一段300多里的道路，沿途多是重山叠嶂、峭壁悬崖，盘旋环绕32圈后，道路才翻过天山之巅。左宗棠在纪念这段道路开通的石碑上写下了著名的《天山扶栏铭》：“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按？嵩武上将唯桓桓……”在修建道路的过程中，架设的桥梁更是不计其数。仅在甘肃南部的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要统计左宗棠在整个西北全境所修建的桥梁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左宗棠不仅在西北大力修建道路，而且还大力植树造林。他要求大家把道路修建到哪里就把树木栽种到哪里。道路狭窄的地方植树一到两行，宽阔的地方四到五行。同时他还要求大家利用一切条件扩大种树面积，尽量把植树造林扩大到道路以外去。据史料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这600多里的路段上，当时栽种成活的树木就达26.4万多株；另据当时对甘肃会宁、安定等8个县的统计，它们境内栽种成活的各种树木就有近30万株。不久，这些树木就生长成林。当左宗棠看到这些长成的树木时，心里万分高兴。他在给朝廷的奏稿中说：“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不久，有一湖南人隆无誉到西北看到左宗棠所种的树木，大加赞赏。他在《西笑日觚》中写道：“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1880年当左宗棠的部属杨昌浚在西北看到那煞是喜人的树木时，即景生情，吟诗赞叹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在左宗棠的大力倡导下，西北许多地方官都不同程度地仿效左宗棠植树造林。他们还煞费苦心地在左宗棠当年所修道路两旁标立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翦勿伐，左侯所植。”因感怀左宗棠的功绩，人们都把左宗棠当年所种的柳树尊称为“左公柳”。若干年后，有些人把左公柳砍伐作为柴薪，使左宗棠当年发动民众栽种的林木遭到破坏。在民国时期，时任甘肃省主席的朱绍良曾下令把当时还存活的左公柳编号登记，严加保护。谁再砍伐，连同当地保、甲、县长一并处罚。直到现在，人们都还能在西北地区看到少量存活着的左公柳。

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左宗棠在西征期间，还十分重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每到一地，只要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左宗棠就要敦促地方官恢复和兴办各种书院。兴办书院的经费一是发动地方官员、义士捐款，二是各地方财政划拨。许多地方还由官方出资聘请教师。左宗棠本人也多次带头向各地书院、院生和考生捐款。在他驻节兰州期间，他每年都要给兰山书院捐资2000两；在甘肃的第三次乡试中他给62位考生捐赠路费，并给甘肃举人捐赠去北京考试的路费。据资料显示，左宗棠当年在西北共开办书院31所，开办义学共294所。在戎马倥偬的条件下，左宗棠还经常抽出时间来给一些院生修改试卷并到书院和院生们一起讨论学问。1870年，左宗棠平定兰州。当他看了兰山书院院生的来信以后，立即回信道：“本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一盏，即思无负此光阴。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诸生勉旃。”在收复新疆的战斗十分吃紧的时候，左宗棠还抽出时间到柳泉书院与院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钱。

左宗棠在西北大力兴办书院的同时，还在那里修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贡院。贡院是科举时代进行乡试和会试的考场。康熙二年，甘肃从陕西分出单独成省。但两百多年来甘肃一直没有贡院，整个西北乡试和会试全部都集中到西安进行。甘肃离西安最近的也有几百里路程，新疆到西安最远的有几千里路程。来回一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几个月！所需经费也成倍增长。为方便西北考生，左宗棠奏准朝廷，在兰州新修了一个可容纳4000多人的贡院。1875年，在兰州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乡试，考试人数达到3000多人，比以往西北参考考生多出三倍！在陕、甘科考分闱后，左宗棠又奏准朝廷增加了西北科举取仕的名额。这些举动给西北各省学子以极大的鼓励，使西北各省人文渐盛。后来晚清兴办新学，当年左宗棠开办的书院都顺理成章地改为新学堂。一般省属书院就改为师范学堂，府属书院就改为中学堂，县属书院就改为小学堂。

左宗棠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先行者。他那个时候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虽然是原始的、初步的，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西部大开发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但各有各的历史条件。左宗棠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科技条件下，在当时那种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在当时那么低的历史起点上，在当时那种有限的人力（西征军最多的时候只有8万人）物力和财力条件下，在一边打仗一边搞开发而且是以打仗为主兼顾开发的条件下，在战火连天、人亡地荒、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在短短的13年时间里就能创造出那样的奇迹来，的确算得上是难能可贵、功勋卓著的。左宗棠当年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某些做法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来说，同样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同样有着历史的借鉴意义。

2004年第12期 读者来信摘登　作者：佚名

南开学校校名与郑菊如先生

《炎黄春秋》2004年10月号刊登了南开中学校友申泮文院士的《培育出新中国两位总理的名校》。我作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读了之后，十分高兴，对母校的历史和南开精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申泮文的文章在述说了严修改家塾为敬业学堂之后，说：“后因房舍不敷应用，1906年在南开洼购地建新校，改称南开中学。”

事实上，南开校址的土地，不是购买的，而是郑菊如先生捐赠的。

根据“中华民国四年夏季订”的《天津南开学校章程》中的《沿革志略》中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邑绅郑菊如先生以南开水闸旁空地十余亩捐助本校。惟该地在大广公司界限向内，该公司不肯让。张伯苓先生向该公司总理交涉，始于电车公司后得地十亩有余。”2001年的《南开中学校史》说：“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学校由严宅迁入由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地，新建成坐落在南开洼的校舍(欧式建筑二层灰砖楼房)。是年秋，校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民国元年改为‘私立南开学校’。”南开校友、著名历史学家蔡美彪先生在《缅怀故老》中，在讲到郑菊如先生对南开的贡献时写到：“1906年，他把个人私有的地产，天津西南郊水闸空地十余亩捐赠给张伯苓校长建校。经张校长调换成南开洼地，把原设于严家院内的中学堂迁建于此，定校名为‘南开’。”“南开学校”之所以名为“南开”，是因为学校坐落在“南开”这个地方。

郑菊如先生名炳勋。我儿时就认识郑老先生，在1944年，十一二岁时有幸经常受到他老人家的教诲。他曾赠我《春秋左传》、《礼记》等书以及一方古砚。可惜的是，由于几十年的变动，均已遗失。万幸的是，我尚存郑菊如先生的一张古稀之年美髯飘胸的照片，照片的背后还有郑菊如先生的毛笔签名。当时的郑菊如先生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清贫的教育家和学者，并没有使人感到是什么“邑绅”。郑菊如先生曾在崇化学会国学专科学校任教，为培养国学方面的优秀人才，做出了贡献。他也曾在天津多所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受聘于北洋大学。新中国建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北京，受聘于中央文史馆。

我认识郑菊如先生时，他已须发皆白，身穿布大褂，冬季穿布棉袍，腋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包着上课用的书等。他无论到哪里，都是走路，从不坐车，生活十分俭朴。他还是当时教授国学的“崇化学会”的董事，并且义务教课。我就是由他介绍，于1945上半年至1946年到“崇化学会”学习了将近两年，不仅受到了郑菊如先生的教诲，而且还受到当时在“崇化学会”执教的龚作家、郭霭春、王斗瞻等先生的教诲，不仅使我受到国学的熏陶，也使我在思想品德上受到了深刻影响。

我认为郑菊如先生是值得人们怀念的，不应忘记这位在教育事业上做出重要贡献的教育家、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特别是南开校友更不能忘记这位老人对南开的贡献，“南开”之所以称为“南开”，就源于这位老人。（石世奇）

“为右派摘帽子不确”，应为“改正”

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近距离感受胡耀邦》一文，其中有一句“为右派分子摘帽子”（5页右栏第1行），我认为不妥。为“右派分子”摘帽实际自1959年即开始有。胡耀邦同志是为“右派分子”改正，也就是说错划了。“摘帽”和“改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是原则上的区别。特提出予以纠正。（席联淦）

作者更正

本人发表在《炎黄春秋》2004年10月号的《抗战前期的外交战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随想》有两处失误。第39页“柳条沟（沟应为湖）事件”应为“皇姑屯事件”；第42页“八国联军不过万把人而横扫中国如卷席直至火烧圆明园”应删去“直至火烧圆明园”七字。因圆明园是在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为英法联军所焚。1900年八国联军虽再度抢掠圆明园，但此时圆明园已无可再焚。笔者仅凭印象行笔而未核对史料，有失严谨立场。特此更正，并向读者诸君致歉。另：上文中讲到炸死张作霖系苏联间谍所为（39页右栏13行），出处详见《青年参考》2003年9月4日俄历史学家普罗霍罗夫新著《张作霖元帅之死档案》的报道。

（陈敏）

《炎黄春秋》今年第11期刊登我写的《陈翰笙的革命生涯》一文中“不料孙夫人四月底从加拿大回国不久”一句（18页左栏16行），经读者指出，此事不确，是我记忆有误。此句应删去，谨此说明。（韩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