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第1期 任仲夷精辟解说“三个代表”　作者：佚名

编者按：本文是《羊城晚报》记者李宜航、魏辉在十六大期间走访十六大代表任仲夷的报道，本刊特予转载。

十六大会议期间，已88岁高龄的任仲夷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先伸出了三个指头，又伸出了一个指头。他幽默地说，“三个代表”，一个都不能少。

“三个代表”是防“左”思想武器

任老说，“三个代表”，很多代表都谈过了，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三个代表”是防止和避免重犯历次政治运动中“左”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左”的错误的一种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我很赞同。

任老说，这次，“三个代表”要写进党章，表明它是长期任务；“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仍然留在了党章里，说明它同样是长期任务。

任老高兴地说，把“三个代表”纳入党章，作为今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很好。

“三个代表”少一个也不行

任老谈到了“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问题。任老说，这个根本利益，包括经济利益，但不止是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比如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顶权利。以后，不能只想到群众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其政治利益、政治权利。对任何人，只要他没有犯法，他的政治利益，是不能侵犯的。要做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还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他们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什么是他们的政治利益。

任老认为，只有首先做好了“三个代表”中的前两个代表，特别是第一个代表，才能做好第“三个代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只有搞好了“第一个代表”，生产力发展了，群众“吃喝拉撒睡”的问题解决了，有了物质基础，才能谈得上照顾人民的经济利益；只有搞好了“第二个代表”，文化先进了，精神富足了，才能谈得上人民的政治利益。

任老说，第一个、第二个代表做不好，第三个代表也做不好；但第三个代表做不好，前两个代表也做不好。只有做到第三个代表，才能做好前两个代表。它们是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是不可分割的。

任老还提到了政治文明。他说，把它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放在一起，这很重要。至于政治文明包括哪些内涵，还要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认真研究。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谈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问题，任老也作了深刻的阐释。

他说，依法治国的“依”是依靠的“依”，而以德治国，就不是“依”而是“以”。依法治国只有一条，对于法律，不管是谁，大小官员、平头百姓都得遵守。谁违反了，都要依法制裁。

任老说，对道德，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有高标准的道德，也有低标准的道德。不犯法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是作为一个人起码的道德标准，比如不偷鸡摸狗了、不坑蒙拐骗了、不谋财害命了，等等。如果违犯了这个起码的道德，就是犯法了，就不仅是道德问题，而且是法律问题了，“要戴手铐的啊”。

任老说，也有高标准的道德要求，如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等。达到这些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不容易。但做不到，能给法律处罚吗？只能教育，让他学雷锋，他不算犯罪啊。以德育人，很重要啊。

任老说，所以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道德高了，犯罪自然少了。在如何贯彻执行这两者上，任老说，方法不同嘛，一个是强制，一个是教育，两者都要。

先进文化也要“百花齐放”

最后，任老谈到了坚持“双百方针”问题。任老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十分重要，这次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了。千万不能忘掉它，没有它，就谈不上先进性。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必须是符合“双百方针”的，不是一花独好，一家之言。

2003年第1期 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　作者：李　锐

盼望已久的党的十六大召开了，回顾前瞻，喜忧交集。走上市场经济轨道之后，国力日渐强大，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问题仍在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过慢，民主滞后，法治难张，腐败之风得以盛行。江泽民同志年来几次讲话，提出不少新的思想和措施，使各方面受到鼓舞。不过，要真正保持稳定，要“与时俱进”、“全球接轨”，要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持续发展，关键还在改革不合时宜的旧政治体制，加快民主政治建设，使国家真正走上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的长治久安之道。中外历史证明，专制乃动乱之源；如苏联自溃，总根在此。只有民主化才能现代化，这是20世纪尤其二战后的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国家如此，一个党也如此。

毛泽东说过，“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大家都记得，当年在延安他同黄炎培关于民主的著名谈话。可惜，他的晚年悲剧正是搞个人崇拜与专权，上下推波助澜，影响及于全党全国，导致十年“文革”灾难。邓小平有鉴于此，1980年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认为“总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一把手”说了算；并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遗憾的是，这个报告被某位领导同志所阻，束之高阁，邓自己也未能认真实践，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战争年代，我们倡导过三三制政权。关于党的领导作用，1940年，毛泽东说过：“所谓领导权，不是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41年，邓小平撰文说：“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应“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认为我党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与民主的常识。“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有人闻之沾沾自喜！）”。60年过去了，毛泽东与邓小平讲的这些话仍有现实意义，即国家的民主化首先要实行党的民主化，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党的民主化又首先要从中央做起，（各级要从“一把手”做起）否则也是空的。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改革几十年的积习，难于一步到位，须分阶段、有步骤进行。党的民主化与国家民主化自是一个较长期的过程。

关于党的民主化，谨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领导干部废除终身制，实行任期制，是一项重大决策。应从十六大开始，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每届任期五年，可以连选连任一届，即在位以十年为限。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转任的现象，也应早日予以终止。

二、改革领导干部的选拔制度，从坚持差额选举到逐步实行竞选制。从十六大起坚持差额选举，各级委员候选人至少应多于当选人四分之一。然后逐步实行竞选制，如到党的十七大以后，政治局委员、常委与总书记都在党代会上竞选产生。

三、全国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在它闭会期间是最高权力机关。故“全党服从中央”的表述我以为不甚妥当，应为“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地方服从中央。”可如人大、政协，实行代表常任制，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开会一次，代表在任期内发挥作用。

为了实现党内的有效监督，中央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或监察）委员会同中央并各级委员会应为平行机构，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两个委员会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对代表大会负责，两个委员会之间实施制约和监督。

四、充分保证党内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产生正确决策的基础。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和报刊上对党的重大决策发表不同意见，有权在上述场合批评任何党员直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凡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实行表决，从中央到各级组织，一人一票，不能由“一把手”说了算。少数必须服从多数，多数必须尊重少数；少数在行动上服从多数所作决定的同时，有权保留并发表自己的意见。

五、党章已规定党必须在宪法许可的范围内活动，宪法也已有相应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超越于宪法之上。司法独立乃宪法原则。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政法委是党内机关，现在由党的政法委书记统管国家的公、检、法执法机关，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现在还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

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也有几点建议，其中有的关系到宪法的修改。

一、50年来，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宪法序言中所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提法应重新研究，代以符合实际、即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并符合党代表人民利益，同时符合世界政治文明潮流的新提法。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应摆正党同人大的关系，不能以党的名义直接领导和指挥人大，而是通过党组和党员在其中发挥作用。关于人大本身的改革，如代表名额大大压缩，减少官员比例，代表专职化以提高立法质量，代表选举办法的改善，等等，使人大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专门立法机关。

二，现在我们的国家有宪法而无宪政。我党责无旁贷，必须带头遵宪、行宪、护宪。建议成立“宪法法院”，并抓紧制定《保护公民利益法》、《社团法》、《新闻出版法》等，使宪法本身和宪法规定的权利得到切实的法律保障。言论自由特别出版自由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能及时有效地监督政府权力的滥用，必须得到充分保证。党的宣传部门应当贯彻“双百方针”，活跃自由讨论，以此促进社会稳定和进步，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控制思想和舆论，成为新闻出版监控部，这也不准说，那也不准讲，甚至动辄“查封”、“上名单”，这些错误作法，起着破坏宪法和损害党的信誉的作用。

三，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传统做法，尊重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职权。应制定《政党法》、《参政法》，执政党必须严格守法。各级党的领导尤其不可干预司法部门的工作，司法独立审判应贯彻于整个司法系统。各级人民代表由竞选产生，并建立同选民经常联系的制度，随时接受选民的监督。总之，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如何严格地在宪法范围内活动，这是关系改革和稳定的根本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规定。

四，作为执政党，只有自我监督是不够的。既是多党合作制，就应当通过政治协商，实行相互监督。1956年曾宣布“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可惜这一方针随即被反右派斗争湮没；“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更是名存实亡。要制定《监督法》，真正实现毛泽东曾经讲过的主动树立对立面、“唱对台戏”的主张。人事制度方面，应破除现在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只任副职的陈规。

五、现在已经注意三农问题。农民仍穷苦，增产不增收，基层干部作风不正，引发闹事风潮，各地时有所闻。村民自治现已推广，应尽快实行乡级政权的直接选举，认真落实乡民、村民自治，真正实行政务公开，自我管理，并恢复农会组织，让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公民权利。与此同时，依据纳税人负担能力，大幅度精简各级尤其县以下公职人员。

我今年已满85岁，精力衰退，世事少知，只是“心忧天下”而已。以上所述，如有不当，还望见谅。

（此文为作者在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小组会上的发言）

2003年第1期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　作者：徐庆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后，整顿党风、重新恢复被“文革”搞乱的党的优良传统，就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凸现在全党面前。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充分酝酿和征求意见后，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这一《准则》。细读《准则》，可以看出，十二条《准则》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和党的纪律等方面的规定。

《准则》从酝酿到公布，至今已经20多年了。现今，我们党的建设的各项法规措施已比20多年前有了重大的进步。因此，研究党建的历史，这个《准则》在新时期以来的奠基作用不可低估；《准则》公布之后，全党上下切实贯彻《准则》的热潮也值得重温。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

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准则》，《准则》在开篇论述说：

全国解放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广大党员基本上坚持了党的好传统好作风。但是，由于革命斗争胜利和党在全国处于执政党地位而在一部分同志中产生的骄傲自满情绪，由于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健全，由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特权思想等不良倾向有所发展，同时在党内斗争的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当时党所犯的严重错误，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派性分裂活动，肆意践踏党规党法，取消党的领导，使党的组织，党员的党性观念，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都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粉碎“四人帮”以来，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党纪，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已经有所恢复。但是，治疗林彪、“四人帮”给党造成的创伤，还需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教育和艰巨复杂的斗争。为了全面恢复和进一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健全党的民主生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增强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中央根据目前党的状况，向全党重申党内政治生活的下列准则。

1980年2月，《准则》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通过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都发表了社论。

《人民日报》的社论指出：“《准则》是党的一项重要法规，是党章的具体补充。它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特别是吸收了十年动乱的沉痛教训，针对当前存在的党风党纪问题，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各项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体现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且在许多方面有所发展。”社论号召：“每一个党员都要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同时，广大群众也应该以《准则》的要求来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帮助我们党加强党纪，搞好党风。”

《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全党都要认真学习和执行〈准则〉的本刊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

保证《准则》的完全贯彻执行，党中央是下了决心的。经历了正反两方面教育的广大党员，必将大大提高执行《准则》的自觉性。许多老党员坚持真理，拨乱反正，敢于同一切错误和不良倾向作斗争的模范行动，正在有力地影响和带动着全党。以公诸于众的《准则》为标尺，全体党员的互相监督，以及广大群众对党员的监督，也将给全党执行《准则》以巨大的推动。同时，执行《准则》还有党的纪律作保证。因而我们完全相信，这个《准则》是能够贯彻执行的。

《人民日报》等党的各级报刊，发表了一批对老革命家的访问文章，从党的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角度，阐述《准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人民日报》以《坚持民主集中制，不搞“一言堂”、家长制》为题，发表曾长期担任中组部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安子文关于《准则》的谈话。在谈话中，安子文从党的历史谈到党的政治生活的“两种传统”。他说：一种是好的传统。这就是像延安整风那样，在党的会议上，对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认真进行讨论，不回避矛盾，不害怕不同的意见。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不分职务高低，大家都从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出发，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都可以说话，都可以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凡属大事，就坐下来集体讨论，反复审度，大家一起来分辨是非，衡量得失。在这样的基础上，作出决定，达到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另一种是不好的传统，那就是搞“一言堂”、家长制，一个人说了算，容不得不同意见。对不盲目附和的同志，戴帽子、打棍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现象，在党的幼年时期发生过。但那时党成立不久，还谈不上成为习惯势力。这种东西变成一股习惯势力，具有很大的强制力，主要是在两段时间内：一段是内战时期的某些时候，一段是1966年以后的10年间。人们的头脑被束缚得死死的，思维和行动的方式都被禁锢在固定的格式之中，党的生机被压抑了。当这种现象泛滥的时候，破坏，挫折，失败，就一一发生了。

针对“另一种不好的传统”，安子文指出：“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是封建的东西，比资本主义还落后，是同我们党的性质不相容的。搞“一言堂”、家长制，势必侵犯广大党员的权利，这是同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不相容的。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生活搞不好，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不可能搞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言堂”、家长制那一套，也是同我们的国家制度不相容的。

安子文强调说，《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把“不允许搞‘一言堂’、家长制”作为一条党规党法肯定下来，这是非常必要的。立下了党规党法，并不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上上下下，还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从今以后，无论哪一级党委，无论哪一个人，如果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在党内就是非法的，每一个党员都有抵制的权利和责任。

《工人日报》发表了李维汉、黄火青、帅孟奇三位老党员结合党的优良传统，谈学习《准则》的体会文章。

革命老前辈帅孟奇大姐感慨地说：湖南有句老话，“成家犹如肩挑土，败家犹如浪冲沙”，党风也是如此，要培养一个优良的党风很不容易，然而败坏起来是很快的。你们看，“四人帮“横行十年，把我们的党风败坏成什么样子，说起来真令人痛心！这些年来，有些党员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民主作风差了，脱离群众，不讲真话，搞特殊，铺张浪费；有的喜欢吹捧，听奉承话，什么党纪党法都置之度外。这些党员的行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现在好了，《准则》公布了。好的《准则》，好的党风，一定会带出好的民风来。要建设社会主义大厦，需要大家添砖加瓦；要培养一个好的党风，需要全党同志努力。

谈到《准则》关于反对特权的有关规定，帅大姐以古代季文子以俭为荣的故事为例，语重心长地说，搞特权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在封建社会像鲁国大夫季文子那样的大官能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公仆，更应高出他千万倍。《准则》公布以后，我希望全党三千多万党员同志都能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如果能这样做，我相信革命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党的优良传统会重新发扬起来，党的政治路线会更好地贯彻执行。

为了配合《准则》的宣传，《人民日报》以及各地的媒体，开始了建国以来声势最大的批评监督宣传：宣传正面典型大张旗鼓，曝光反面典型也同样大张旗鼓，指名道姓，不遮遮掩掩。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一：独断专行的陈永贵下台

《准则》第二条要求全党，要“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这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人专断作风，不但使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侵袭，而且给经济工作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所搞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个人专断下的产物。

在“文革”中，陈永贵是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的。随着陈的官位升高，在山西也产生了“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阳做的也都一切照搬。”陈永贵所主持的“西水东调”工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马的。

“西水东调”工程的计划，是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萧河水，东调到昔阳东边的海河水系。废弃西边原有的30多万亩水浇地而保东边的几万亩水浇地，破坏了原有的水利设施，制造了新的水害。因此，工程计划提出时，就遭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专家的反对，但是，山西省委的领导则以“宁肯把山西所有水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项目”的态度，坚决上马。结果，投资由原来的2000万一直追加到9000万，干了三、四年，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到“文革”结束后，这项“为大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止。

显然，这一项工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权力独断专行，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程。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公布之后，虽然陈永贵仍身居高位，但广大干部群众和新闻媒体响应党中央整顿党风的号召，对照《准则》，对这项“蠢事”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1980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昔阳“西水东调”工程缓建》，揭开了这个荒唐工程的盖子。该报并配发了社论《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社论尖锐地揭示了这桩“蠢事”产生的根源：

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技术人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报道发表后，《人民日报》收到了雪片似的来信。读者结合《准则》，对这种“蠢事”作了精辟的分析。读者王晋军在来信中，着重分析了陈永贵的独断专行。他指出：家长式作风是一种腐朽的封建意识。它之所以能在我们社会中蒂固根深，阴魂不散，是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分不开的。《聊斋》不是就有当官的“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老百姓只得“侧目视，侧足立”的描述吗？至于“朕即国家”、“君权至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个人说了算等等，更是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被统治阶级中去。建国之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家长作风触及不大，抨击不力，老百姓对当“官”的，下级对上级，好像就不能有任何异议，更不用说有非议了。十年浩劫，更使社会倒退到愚昧状态，家长式作风泛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读者来信的支持，显示了《准则》在广大党员群众中的威望。《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些记者成立联合调查组，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媒体合作，进行了40多天的采访，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一组披露了十年来大寨弄虚作假的真实情况，一组则从陈永贵所奉行的“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和“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的观念出发，揭露其在干部任用上的家长作风及帮派路线。这两组内参稿件，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对“西水东调”工程的揭露，只有在整顿党风、学习贯彻《准则》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对于这一工程的批评，不仅使陈永贵下台、为“农业学大寨”奏响了哀歌，也给多年来所提倡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生产的“政治模式”敲响了丧钟。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二：商业部长被点名

干部享受特权，是长期以来的封建意识的遗毒作祟的结果。反对干部的特权，是整顿党风的重要内容。《准则》在第十一条对此作了严格的规定：“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在北京著名的丰泽园饭庄工作的厨师、全国劳动模范陈爱武，通过学习《准则》，上书中央纪委，批评了商业部部长王磊在饭庄搞特权的情况。以此为契机，新闻媒体开始了对干部特权思想的批评。

1980年7月12日，陈爱武在给中纪委的信中，从自己亲身工作的经历，揭发了一些有关的官员常常以工作名义，到饭庄大吃大喝却以“吃客饭”的规定付费的特权现象。这些“特殊宾客”大多是部长、局长、主任之类的人。在这批“特殊顾客”中，国家商业部部长王磊则是一位常客。从1977年以来，王磊到饭庄“吃客饭”仅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1980年王部长两次“客饭”应付费124.92元，但只付19.52元。至于没有留下菜单的“客饭”费，当然就更多了。

其实，在当时，不仅商业部门，其他部门也是如此的。只不过不是“吃客饭”，而是名目繁多的“试用”、“试看”之类的不正之风。因此商业部部长王磊的行为就具有了普遍的意义。陈爱武的揭发，得到了新闻媒体的支持。10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青年厨师陈爱武敢于向特权挑战》为题，报道了陈爱武批评商业部长王磊的勇敢行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在转载的同时，刊登了中纪委表扬陈爱武，批评王磊的通报和中共国家商业部党组讨论王磊错误的决定。

陈爱武对商业部长的批评，也招致了一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恼火。但是，有《准则》在，有新闻媒体和中纪委的支持，陈爱武是理直气壮的。

而王磊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胸怀是坦荡的。陈爱武指出错误后，他在几次会上作了检讨，还亲自到丰泽园饭庄认错，补交饭钱。不仅如此，他还责成商业部系统的饭店修改了不合理的“客饭”制度。

在现在看来，一个部长吃饭少付费或不付费，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在《准则》公布之后的学习热潮中，在“文革”结束后的封建遗毒极待肃清的情况下，陈爱武的揭发就有了时代的意义。因此，这件在今天看来多半会被认为是“小题大做”的事情，其当年所具有的意义至今并没有褪色。

抓贯彻落实实例之三：造反派部长落马

1980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时任国家化工部副部长的李国才弄虚作假、专横跋扈的行径。为达到醒目的目的，该报用了三行大标题：“弄虚作假曲意包庇终归不能掩盖事实真相

‘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揭穿　许多群众不能容忍李国才当化工部副部长”。

据报纸报道，李国才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建设公司加工班班长，在十年动乱时期，是吉林市造反派头头，当上了吉林市市委常委、市革委副主任。后来又调北京，任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

在李国才当加工班班长时，设计了一种“横水管蒸汽立式大锅炉”。当时身为吉林市革委副主任的他，到处标榜这种锅炉的设计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国内没有看见过，世界资料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是“锅炉史上的创举”，“产生了质的飞跃”，“实现了‘三少一多’（钢材少、耗煤少、用电少、发汽量多）”，等等。1973年5月，吉林市劳动局根据国家有关锅炉设计和制造的规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国才式锅炉”的设计作了认真研究，认为该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隐患很多，提出了六项建议，希望进一步改进，经技术鉴定后再制造。国家劳动总局、吉林省劳动局等单位，也先后派技术人员进行了考核，针对设计上的问题，建议在没有进行鉴定之前停止制造，停止散发图纸，停止宣传。

科技人员这样做，是对国家负责，李国才却大为恼火，硬把善意的建议扯到“路线斗争”上来，大骂科技人员是“资产阶级权威”，“要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还利用他所能控制、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戏剧等宣传工具，大肆吹嘘自己，围剿科技人员。他还支持有关单位以他为题材，编写话剧、电影和京剧剧本。京剧《春蕾初绽》，就是反映围绕锅炉问题的这场“斗争”，主人公是某部副部长，名叫郭之才。这个剧本是经李国才亲自修改审定的，排练出来后，当作“政治任务”组织群众观看。为了突出自己，他把锅炉定名为“国才式锅炉”，同意把加工班改为“李国才加工班”。加工班休息室里，设有一块小黑板，专写李国才的话作为语录，加工班院内，搞了个360平方米的“李国才事迹展览馆”，每一句话，每张图片都是他亲自选定。李国才当上国家石化部副部长后，石化系统在这里办了33期学习班，极力推广李国才的“经验”，大量散发“国才式锅炉”图纸。

粉碎“四人帮”后，为了辨明真伪，避免后患，吉林省劳动局两次组织专家进行鉴定。技术鉴定的数据说明，这种锅炉的结构及其技术经济指标都是落后的，根本不是什么“锅炉史上的创举”。但骗局并未能彻底戳穿。1979年3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根据技术鉴定和使用单位的调查资料，草拟了《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问题的通知》，列举出锅炉的不合理性，提出了处理意见。但个别中央级领导人庇护李国才，坚持要把“国才式锅炉”在化工、石油企业内部使用；还说什么：李国才是个老工人、老模范，这是“对劳模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李国才又编造种种不实之词，否定技术鉴定，欺骗领导。国家化工部不同意科学的技术鉴定，并多方设置障碍，致使《通知》不能发出。

在学习《准则》的热潮中，群众对于李国才这样弄虚作假、飞扬跋扈，继续身居高位的人，早已不能容忍。他的行径，先由《劳动保护》杂志和《工人日报》披露，经《人民日报》的醒目报道后，得到读者强烈反应。读者李廓在信中写道：“揭发了李国才这样一位副部长，实在不能不使人怵目惊心：黑白混淆、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政府机体带来的祸害，在时过数年之后，仍然如此之深，如此之烈！同时，人们也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领导体制、整顿领导作风，又是如何迫切！”读者黄仁岳在信中说：“李国才弄虚作假被揭露，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单拿他这几年的所作所为来看，无一不散发出浓重的封建主义气味。……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彻底改革干部制度，让群众真正获得监督、任免领导人员的权利，已是刻不容缓的了。”

化学工业部根据劳动部门和群众的揭发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机关党委的查处意见，在10月中旬向国务院写了处理意见的报告。国务院于11月11日作出决定，撤销李国才化工部副部长职务。

重温当年学习《准则》的热潮，更能感觉到其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的巨大作用。现今，20多年过去了，虽然《准则》作为党的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载入史册”，但至今仍具有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却并未引起一些党员干部的广泛重视。在党中央致力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进程的今天，重温《准则》，其警示意义自然不言自明。

2003年第1期 周恩来接待斯诺访华内情　作者：刘奋之

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斯诺的交往，始于1936年7月8日。这一天，周恩来从陕北安塞到谭家营陕北省委去，途中遇到了从北平来苏区访问的斯诺。这一次见面，周恩来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西行漫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新中国建立之后，斯诺又先后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华，三次受到周恩来热情周到的接待。

1960年7月初斯诺来华访问。当时他经济上比较困难，在饭店吃工作人员四角钱一份的饭。斯诺向我工作人员表示，过不了多少天，他就要破产了。他说从1951年后，就没有正式职业，完全靠过去的积蓄生活，而写书在美国也赚不了多少钱。

8月2日，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专门研究有关斯诺来华后的接待问题。周恩来指示：1、经费问题：可以购买电影拷贝给他5000元或1万元。这个数目请他自己选择，由他自己决定钱数。由黄华、龚澎出面和他谈。2、沈阳、大连市长都可接见他，可留他在大连多住两三天，洗海水浴，休息。要他晚几天坐火车回京。3、可以让他拍系统的照片和电影，但应事先做好准备。4、去西北旅行的路线：可考虑包括西安、延安、保安，包头是否可去，也可研究。5、他要向朱委员长面交史沫特莱的遗礼，可以待朱委员长回京后安排。6、同意在斯诺从东北回京后，组织一些熟人去和他谈谈。同意请姚依林同志和他谈谈。7、总理准备在他西北之行回来后，再和他谈。

一个大国的总理在百忙之中，对一位外国记者作如此关切、周到的安排，可称罕见。

斯诺离京之前，总理托人传话：同他可以谈得深些，带些理论性的，因为他了解中国的过去，可以回去写书。

8月3日，周恩来决定亲自陪同斯诺参观密云水库，途中总理对斯诺交来的30个问题，概括起来加以回答，参观后又继续交谈。

10月18日，斯诺从外地回到了北京，在他的要求下，周恩来再次会见了他。

10月31日，毛主席接见了斯诺。

斯诺访华后于1963年初，出版了《大河彼岸》一书，系统详细地介绍了新中国。

1963年3月11日，周恩来的秘书浦寿昌同志电话告外交部：“总理想问一下宦乡同志，研究室对斯诺回去后写的《大河彼岸》研究过没有，是否有什么翻译计划。”周恩来还要宦乡、龚澎向在华外国专家了解对《大河彼岸》一书的评价，以及需否在中国翻译出版。

1963年10月以前，斯诺又多次来信申请访华。总理让浦寿昌同志转告龚澎：“总理觉得，斯诺屡次来信和寄书来，我们都未答复，是一个疏忽。总理请你立即写一封信给斯诺，在信中说明，他历次来信都已收到，寄来的书也已转送各领导人。对于迟至现在才复，表示歉意。至于他要求访华事，在信中可说正在考虑，相信不久可以满足他的要求。此外，总理请你写一封信给EPP，如他从英国回来时途经瑞士，请他去探望一下斯诺，以示我们对斯诺的关怀。”

1964年1月23日，周恩来访问几内亚期间，在我驻几内亚使馆接见了斯诺，并亲切交谈。

1964年10月19日，斯诺再次访华。31日，周恩来和邓大姐接见了斯诺并宴请。同年12月，周恩来又两次会见了他。

斯诺这次访华，意义十分重大。1964年10月，对中国来说，发生了两件轰动世界的大事。一件事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标志赫鲁晓夫反华活动的失败；第二件事是第二天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经历了1958年以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国际上，中国当时是一幅饥饿动乱的形象。而两件大事，则标志着中国已走出了低谷，奋发图强，重振国威。10月31日，周恩来拿着中国爆炸原子弹的12幅黑白照片，找斯诺谈话。周恩来说：“美国国务院原来说中国爆炸了一个小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可是三、四天之后就改了口。现在又说这颗炸弹比他们扔在广岛的那颗要先进。”斯诺说：“我过去去保安，在窑洞里访问你们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你们今天爆炸原子弹。你们都会打扑克吗？我今天正在想，你们手中拿了一手好牌。你们手中有一个K（指当时阿富汗国王来访），两个Q（指来华访问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个J（指来华访问的美国商界巨子、怡和洋行的董事长凯瑟克），并且又向桌子上打出了一张A（指原子弹）。”周恩来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件大事，赫鲁晓夫下去了，我们原子弹上去了。”

周恩来亲自把中国原子弹爆炸的12幅照片交给斯诺后说：“龚澎都没有见过这些照片。你们在坐的（指陈忠经、勇龙桂、唐明照等人）都没有看见过。你今天晚上不要马上发电报出去，可以立即回瑞士去发。”

回饭店后，斯诺说：“我真做梦也没想到他答允把特号消息告诉我（It‘s going to be a big scoop），还有照片。这照片恐怕会惊动世界。看来，这件事唯独对我一个人说了。”第二天，斯诺回到了日内瓦，在瑞士报纸上发表了这12幅照片，轰动了全世界。

1970年8月10日斯诺第三次访华。周恩来先后五次会见斯诺。其中有四次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仅1970年11月5日的一次谈话就长达四个小时；1971年1月15日的谈话从晚上九点半一直谈到16日清晨五时四十分。

就在1971年1月15日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向斯诺第一次公布了我国1960—1970年十年间工农业生产的一些主要数字和工农业生产状况。

“文革”以后，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政治动乱，经济停滞。西方有些报刊广泛传播：“在文化革命中，整个共产党解体了。”“这个政权究竟能支撑多久？”

斯诺在没有听到周恩来的介绍以前，同西方所有记者看法一样，认为“文化大革命”已经摧毁了中国的生产，中国从此将一蹶不振。周恩来的介绍和他在中国历时将近三个月的各地采访亲见亲闻，斯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文革”给中国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但现在知道，减产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大潜力”。由于斯诺是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批准来中国访问的西方记者，他的访华报道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极大的关注。斯诺在访华期间以及回去以后曾写出大量报道中国现状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由于十年动乱造成的濒于垮台的形象。

周恩来在同斯诺的交往中，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些做法，在世界新闻史上是光辉的篇章；他同斯诺的深情厚谊，对老朋友的坦诚相见、热情周到的人格力量，也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兵团人新疆戍边　作者：陈明章

读了《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的《新中国屯垦戍边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作者许人俊）一文，颇感振奋。作为共和国目前唯一存在的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员，我感谢作者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新中国屯垦戍边事业的来龙去脉。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读了《实录》，人们了解的仅是新中国屯垦史的概貌；对于戍边，则着笔甚少（仅文末倒数第二小段述及），难窥全豹。外界了解不多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今仍保持着军队的组织形式。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兵团要担负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双重任务。在新疆5600多公里国境线上，兵团的58个边境团场戍守着20l9公里边境线。从某种意义上讲，新疆兵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以屯垦为手段，以戍边为目的。

1960年前，中国与苏联关系友好，中苏边境基本上处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引发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嘴脸日益暴露，由此而导致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l962年4月，由于苏方的策划和诱骗，新疆伊犁、塔城的6万多边民带着财产、赶着牛羊，越界而去。基层政权瘫痪，农村组织解体，田园荒芜，，牲畜失散，坏人趁火打劫，社会秩序混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西北局责成自治区党委、人委和兵团党委，由兵团迅速组织民兵，立即赶赴边境布防，维护治安，劝阻越界；对边民出走地区的农牧业生产和基层工作实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兵团从农四、五、六、七、八、十师、工二师以及兵团直属单位抽调干部8l0名、工人l6750名，组成工作队，到边境执行任务。仅塔(城)额(敏)垦区(时为农七师第三管理处，后为农九师)就选派3000余名干部职工，分赴塔城、裕民、额敏3县的11个公社、9个牧场，实行“三代”。近200名干部代理公社、牧场、大队、小队所缺的干部。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好转，被劝阻回归的边民5000多人，拦阻即将越界的牲畜l2000头(只)。值班民兵全副武装，昼夜沿边巡逻，并在上列3县边境地区设立8个边境管理站(后称边防站，至今沿用)。塔城地区“有边无防”的历史至此结束。

同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建300个齐装满员的民兵值班连。后又决定在新疆沿中苏边境地区建立“边境农场带”。自此，兵团在伊犁、博乐、塔城、阿勒泰等地长达2000多公里、纵深l0—30公里的边境地区建起了50多个边境农场。50多个边境农场同其他农牧团场和各族人民一道，筑成西域长城，成为国际霸权主义和国内民族分裂主义势力不可逾越的障碍。

农九师“边境农场带”多数农场的许多连队建在基本上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地带，原因很简单：脚下就是国土。翻遍古今中外的屯垦史，大概只有新疆兵团的农工才经营过只讲耕耘不问收获的“政治田”；只有兵团的牧工才有过放“政治牧”的壮举，弃近从远，赶着羊群通过所谓的“争议地”，以示主权。“争议地”，实则只能“争”，岂容“议”！在“争议地”耕种，收获寥寥，许多年份的收成连种子也不够，却有收无收年年种；在“争议地”放牧，常常置于苏方枪口下，牧工置生死于度外。

l964年8月l2日，现属一六一团的一分场三连在邻近边境的6号、8号地播种冬麦。苏军见状，开来5辆大小汽车，跳下几十个军人，阻挠我正常生产，空中还有直升机助威。几名苏军在我国领土上插了一排柳树枝，指着树枝对我农工说：“树枝东边是你们的土地，树枝西边是我们的土地。”我拖拉机手不理睬苏军的蛮横言行，继续作业。苏军士兵手挽手排成队挡在我机车前，又将汽车开进我耕地，一字排开，向我方冲来。职工方荣飞、龚祥瑞躺在苏军军车前，用身体阻止苏军车前进。政治指导员孙宪忠带领其他农工与苏军说理，不时你推我搡，拳脚相加。相持两小时，苏军退回，三连按期完成播种任务。

一六一团的羊群转场，每年都要经历一场生死考验。l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苏军沿苏中边界部署重兵。一六一团的羊群转场通道紧靠边境线。为防不测，经总参谋部、外交部批准，一六一团组织3个武装民兵连外加一个独立排并请边防部队配合，护送羊群转场。民兵们赶着羊群刚上路，30多名苏军官兵就越界前来干扰阻拦。我方民兵反复声明：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转场，你们为什么要无端挑衅。苏军装聋作哑，只顾驱赶羊群。民兵们忍无可忍，纷纷挥起木棒向苏军砸去。苏军只好退回苏境，却又架起机枪向我方瞄准。民兵们毫无惧色，赶着羊群从容行进。

l969年5月20日，一六三团和加曼奇边防站的干部战士丁余生等5人在界河阿克乔克的龙口筑坝引水。苏军出动装甲车3辆、大炮两门、武装军人30余人，越过实际控制线进入中国一侧。他们绑架丁余生等5人，遭到反抗，便用枪托毒打，致使5人均被打昏，然后拖上装甲车，运至苏境塞米巴拉金斯克州，关押24天。后经我外交部9次严正交涉，苏方才将被绑架人员送回。凯旋的国土卫士受到上千人夹道欢迎。

同年6月l0日傍晚，苏军越界闯入农九师一六一团牧一队放牧点，绑架我牧工。民兵们闻讯，立即手持铁锹等劳动工具前往营救同胞。混乱中，苏军悍然开枪射击，身怀六甲的女民兵孙龙珍中弹身亡。孙龙珍成为第一个倒在苏军枪口下的兵团人。同年7月21日，一六三团报请上级批准，组织收割“争议地”的冬麦。团场依例成立指挥部，派出武装民兵保卫夏收。我方收割机梯次行进收割，苏方军用直升机在收割机上空盘旋，但终未造次。

l975年l0月，苏军在中国领土丘尔丘特河北岸（属一六一团辖区）偷设了一道长l35米、宽9米、高1.5米的屋脊型弹簧圈铁丝网，企图阻挠我羊群正常转场。11月7日，经总参谋部、外交部同意，一六一团组织31人用l5分钟将铁丝网拆除。据不完全统计，像此类边境纠纷，农九师共经历了数十起，直至苏联解体方告结束。其他各边境农业师的护边卫国之举与农九师大体相近。

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到边境农场视察后，感慨万千，一致认为：兵团是共和国永不移动的界碑；兵团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兵团人是共和国伟大的公民！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目睹1975年淮河大水灾　作者：张广友

1975年8月上旬，河南、安徽的淮河流域发生了一场大水灾。这是解放以来，迄今为止，受灾面积大、死亡人口最多的一次大水灾。水灾发生后，新华社准备当即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是，经请示，当时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以后也一直没有公开报道过。如今，这场大水灾已经过去整整27年了，在中国报刊和新闻史上，一直是个“空白”。我是自始至终深入水灾现场采访调查的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在中国新闻报道史上补上这一页，使后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和借鉴。

一　灾情严重　死人最多

1975年8月5日至8月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其中大型两座、中型两座），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致使河南、安徽沿淮地区，千里平原一片汪洋，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到巨大损失。

河南省最为严重，据统计，河南省受淹的有32个县，347个公社，耕地1800多万亩，受灾地区人口约1000万，死亡3万多；大牲畜死亡近百万头，倒塌房屋500多万间。洪水冲毁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小商桥到确山县段103公里。其中毁坏最严重的有16公里，路基桥梁全部被毁，路轨被冲走，有的被拧成“麻花”。正在行驶到这里的一列客车被突如其来的巨大洪水冲翻，司机和车上的乘客无法逃脱，全部被淹死在车厢中。这些地区的公路全部被淹毁，电讯中断。地处垮坝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的下游地区灾情最为严重，板桥下游的遂平县县城被淹，一些工厂被毁，墙壁倒塌，房盖顺水漂走，机器设备被冲得无影无踪。水库下游的村庄和农田被洪水洗劫一空，死人最多。

安徽省受灾的主要是阜阳地区的六个县，耕地面积300多万亩，人口150万。其中比较严重的是阜南、临泉、界首、颍上等县。

水灾发生后，中央十分重视，8月9日连续召开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会议，并立即组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为团长，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农林部长沙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丁志辉，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的13人中央慰问团，带着《中央慰问电》于8月11日飞往灾区进行慰问。我是新华总社派去的随团采访的两名新闻记者之一（另一名是摄影记者王新庆）。

慰问团长、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我们过去就认识。他平易近人，很关心记者，关心宣传报道。在慰问团到达灾区之后，他曾经几次同我交谈。他说：“这次中央慰问团既是慰问团，又是‘工作团’，在做好慰问工作的同时，要尽可能地协助地方政府做些工作，解决抗洪抢险和救灾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我问纪登奎：这次水灾如何报道？他说：“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我对此不理解，当即反问：为什么？这么大范围的大水灾能保住密吗？他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决定，已经告诉你们总社领导了，但这不是说你们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你们的任务，不仅是同慰问团一道去灾区现场进行慰问；而且还要搞些内参，宣传抗洪抢救中的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如：舍己为人，舍小家顾大家，一方遇灾，八方支援的共产主义风格等；特别是要抓住一些重要问题深入实际，做些调查研究。”这次水灾十分严重，他说：“两个大型水库和那么多的中小型水库垮坝，所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相当于一颗小型原子弹！”“那么，这些水库，特别是两个大型水库为什么垮坝？又譬如，为什么洪河的洪水下泄的那么慢？”他说：毛主席说：“看来我们的国家还没统一，列国时国和国还有个协议……”纪登奎说：“豫皖之间水利纠纷由来已久，据说洪河入淮的河南和安徽边界处相距不远的地方，两省群众各修一座拦河大坝。水多了安徽那边把闸门关上，或者开的很小，河南的洪水就泄不出去；干旱水少，河南那边就把闸门关死，安徽那边就没水喝……这次中央决定要坚决拆除这些阻水工程，充分利用行洪蓄洪区，使洪河水尽快下泄……你们可以随团去到现场看看，搞些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

慰问团回京之前，纪登奎同我和《人民日报》的随团记者安子贞说：你们实际上是中央慰问团的成员，这次深入第一线参加抗洪抢险，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这次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由你们来起草，内容要丰富，文词要简炼，以不超过两千为好。他一再强调“不要超过两千字”。纪登奎对我说：鉴于文字所限，有些内容归纳不进去，你们新华社可以写内参进行专题报道；有些问题还可以继续组织记者深入采访，进行全面的内部报道。

二　灾情见闻实录

空中掠影

我第一次看到灾情，是8月11日随中央慰问团乘专机从灾区上空掠过。飞机经郑州南飞不久，进入许昌地区即进入灾区。俯瞰辽阔的豫中平原，往日一片绿黝黝的庄稼不见了，而今是一片白茫茫，犹如汪洋大海，一眼看不到边。午阳、西平、遂平、上蔡、平兴、汝南等大部分县城都已经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大半截露在水面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和没被完全淹没的房顶上站着许多人……村庄的房屋和田野的庄稼几乎全部被洪水淹没了，偶尔看到一些大树枝头还露在水面上……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些，飞机低空缓慢飞行，经南部的泌阳、确山，降落在确山境内的一个空军基地的机场，我们看了看表，在这一片汪洋中的大地上空，飞机从北到南飞行了30多分钟。究竟直线距离有多远说不清楚，从地图上看没有千里，也有几百里。对如此大面积灾情，大家普遍惊叹：没有想到，也没有看到过如此大范围的严重水灾。

垮坝后的板桥水库

第二天，我们转乘空军的米八直升机，从确山基地，向北飞向受灾最重的驻马店地区，察看了被洪水冲垮的板桥水库。这个库容为4.9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8月7日深夜，终因雨量集中，上游大部分小型水库和堰坝纷纷被冲毁，入库水量骤增达9.5亿立方米，超过库容81%，不负重容而垮坝。千米大坝决口350多米，近10亿立方米水量，倾库而泄，凶猛的洪水咆哮而下，水库下游20华里宽、百余里长范围内被洗劫一空，冲毁了京广铁路，奔向豫中平原。我们站在这座被冲毁的水库残骸南端向库区远眺，看到坝内库底朝天，坝下决口处被洪水冲出了方圆数千米的一个大坑，好像一个湖泊，里面是满满的水，据说最深处可能有十多米，有的说有几十米，究竟有多深，还没来得及去探测。冷眼看来，还以为这是水库呢。水库有关方面的领导者们一再向我们解释说水库的闸门都已统统打开了；溢洪道已经不起作用；是大水漫过大坝而冲毁的；主要是来水量大、时间集中；是不可抗拒的等等。有的水利专家和权威人士补充说：这个水库是50年代初期建造的，是用人工修建的土坝，由于受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限制，坝基质量差，也是垮坝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县领导汇报灾情

12日下午，我随中央慰问团一行乘直升机到达驻马店地委所在地的驻马店镇。地委用直升机把该地区受灾严重的遂平、西平、汝南等七个县的主要领导接到地委。慰问团听取了他们关于灾情和救灾情况的汇报。

地委书记苏华说：这个地区是这次河南、安徽两省受灾最重的地区。区内有50多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坝（其中大型两个，中型两个）。仅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午阳工区境内的石漫滩两大水库垮坝之后，库内13亿立方米洪水，居高临下，倾库而出。垮坝时几十米高的水头，奔腾咆哮，呼啸而来，犹如一座大山压将下来，势不可挡。当时正是深夜，人们在熟睡之中，毫无思想准备，在梦中被洪水卷走。水库下游几十里宽范围的人员、牲畜和房屋财产，以及庄稼、树木等被一扫而光。

刚从水灾第一线回来的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说：遂平地处板桥水库下游，受灾最为严重。洪水所到之处，不仅地面上的一切一扫而光，有的甚至掘地三尺，刮走了地皮，留下一片沙砾，不仅冲毁了铁路路基、桥梁，冲翻了旅客列车，冲毁了工厂，冲走了机器，竟然把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冲到宿鸭湖。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被冲得无踪影。由于水库垮坝是在7日深夜和8日凌晨突然发生的，人们没有提防，水势凶猛，来得特急，水库下的绝大部分群众被洪水卷走……李天寅说：板桥水库位于本县西部山区，居高临下，向东倾斜，控制着全县80%土地，只有岈山公社和少数几个公社局部地方不在它的控制范围内。它是悬在全县人民头上的一库大水，现在看来它是一颗“大炸弹”，板桥水库垮坝给遂平县造成的是毁灭性打击。现在全县电话线路已经全部被毁，信息中断，县里的各社队失去了联系，究竟死了多少人现在无法统计，我估计可能要在16万左右。其中包括200多名县里的机关干部。他们大多数是在贯彻“三项指示为纲”的驻队蹲点干部。

午阳工区领导说：三天来的暴雨，加上上游几十个中小型水库垮堤，致使石漫滩入库的洪水达3亿多立方米，超过库容量的两倍多。终于8日凌晨，不堪重负，水库大坝全部被冲垮，使洪河两岸一片汪洋，奔腾咆哮的洪水直抵西平，穿越京广铁路，进入豫中平原，沿途洗劫一空，死亡约3000——5000人。

据驻马店和有关方面领导汇报：这个地区的洪河、汝河上游（同是淮河的支流），共有4座大型水库，除板桥、石漫滩之外，还有一个地处泌阳县境内的东风水库，库容量为1.2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2.2亿立方米；另一个是地处确山县境内的薄山水库，库容量为4亿立方米，入库洪水已达5亿立方米。这两座大型水库，虽然入库洪水也都已经超过库容量，险情严重，但没有垮堤坝。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中央慰问团的领导事后曾对河南省有关方面领导说：“你们应当组织有关方面认真调查一下：为什么同在一个地区的四座大型水库，两个垮堤，两个没垮？”

三　洪水冲毁京广路　豫中200万群众被围困

8月12日，水灾重点已经转到京广铁路以东，驻马店、许昌、周口等地区的20多个县范围。其中以上蔡、汝南、平兴、新蔡等县最为严重。平地水深一般都在2-5米。据初步估计，这一带被洪水围困的群众有200多万。于是中央慰问团领导决定，立即分头到灾区视察慰问。

豫中鸟瞰

8月13日，记者随中央慰问团，在副团长、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下，乘直升机到灾区时看到这纵横数百里的豫中、豫东大地上，一片汪洋，下边一片白茫茫，水光接天，一眼看不到边际，少数地势较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屋顶上，成为群众避难逃生的场所，有的爬到了露在水面的树枝上。在一些还露出水面的堤坝或高岗处，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逃灾的人群，看到我们的飞机来了都齐刷刷站起来了，举起双手，仰面朝天看着我们，似在向我们呼喊……飞机上噪音大，究竟他们喊什么，我们一点儿也听不见。在漫无边际的涛涛洪水中，随时都可以看到一些漂浮物，在顺水漂流。有蔬菜、木板、锅盖、箱箱柜柜；也有死猫、死狗、死牛、死羊，以及死人尸体……有时还看到一些漂浮来的房脊、房梁和麦秸垛，有的上面还扒着人和猫狗等动物……目睹这一幕幕悲惨情景，令人感叹，令人痛心！陪同我们的驻马店地委副书记、上蔡县委第一书记杜保全说：上蔡县地势平坦，没有山区和丘陵，甚至小的土岗也很少。过去这里的群众有个习惯，水一来就上树、上房，水一过就下来，水来得快，走得也快，一般是一两天。可是这次水来得急，来量大，迟迟不退，现在全县有60万人被洪水围困，其中大部分是在屋顶和大树上，现在已经四、五天没吃到东西了。有些人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了。特别是爬在树上的，几天几夜吃不到东西，睡不上觉，疲惫不堪，有的手脚麻木了，眼巴巴看着他们一个个扑通、扑通地从树上掉下来，落水而死！躲在河堤上的群众，也因为几天来洪水不断上涨，无水地方越来越小，河堤不断塌陷，成群的群众眼看着被洪水冲走。现在这些地方一片汪洋，无路可走，有水无船，交通已经全部断绝，人出不去，食品运不进来，情况十分危急！人们处于绝望之中……说到这里他已经泪流满面。

经过上蔡、平兴、汝南等县察看之后，飞机最后降落在洪河和汝河交汇处的新蔡县，一路上所见和有关地方领导汇报情况大体相同。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洪水下泄的很慢，有的地方还在上涨，如何加快洪水下泄，及时抢救出这200多万人的生命，已经成为抢险救灾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首要问题。河南省和各地有关部门领导一致认为，当前这些地方洪水下泄慢的主要原因是：洪河河道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有拦洪闸，洪河和淮河河道有阻水工程，安徽境内的行洪区没有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没有分洪、蓄洪。因此，洪水下泄很慢。

四　水上漂泊三天三夜

根据洪水下泄缓慢，200多万群众被围困的紧急情况，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方面组织中央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积极参加抗洪抢险斗争；另一方面，指示中央慰问团要协同地方领导，加速排洪泄洪。于是，我们在副团长、农林部长沙风带领下，由乘直升机视察，改为乘船沿洪河、淮河河道，协同当地领导和部队解决排除阻水工程和行洪障碍，以及分洪、蓄洪问题。我们于12日晚从新蔡上船，沿洪河下行，开始了水上生活。

夜毁班台闸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同有关方面解决班台闸阻水问题。据河南省领导反映：这个地区洪水下泄缓慢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洪河有两座拦河水闸：一座叫班台闸，是经两省共同协商于50年代花了不少钱建立的，用以拦截和控制水位和流量。班台闸建成后，安徽总感到掌握不到控制权，于是，当地群众自发地在距班台大闸下游不到3公里安徽境内的黑龙潭拦河建立起一座大闸同河南对抗。

夜深了，我们的小船犹如一叶孤舟航行在大海上。夜雾茫茫，视野不清，船上灯光微弱，只有柴油机嗒嗒……不停的响声，响彻在这辽阔宁静的夜空。当时，船上没有任何通讯设备，已经失去了任何联系。大家心情十分紧张，普遍担心的是怕遇上障碍物，发生事故，所以不得不走走停停，小心翼翼地向班台闸方向摸索前进。

就在我们在夜雾茫茫中寻找班台闸时，部队的快艇上来了。他们是中央命令带着炸药，专程来炸毁班台闸的。很快就找到了班台闸的位置。此时班台闸的闸门全部大开，洪水已经从大闸上面漫过。整个大闸已经淹没在洪流下面，只有两岸高处的闸头还露在水面上。于是有人说：修建这样大的一座拦河大闸可不容易啊，现在洪水已经从闸上漫过去了，大闸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炸毁大闸？然而部队是奉中央命令而来的，他们的任务明确：按时炸掉班台闸，现在一切准备就绪，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于是隆隆巨响之后，班台大闸彻底摧毁了。

天亮了，我们继续寻找黑龙潭，转悠了好长时间，找不到黑龙潭拦河大坝。其实，我们就在黑龙潭之中，这里已经一片汪洋，黑龙潭大坝早已不见了。因为这是个土坝，洪水到来不久即决口，被冲毁得无踪影了。

五　安徽无雨遭灾　45万亩庄稼被毁　17万人逃离家园

8月中旬，洪水淹了豫中平原20多个县以后，进入淮河。由于河道较狭，障碍较多，洪水下泄很慢。班台闸炸毁之后，为了抢救被洪水围困的河南200多万群众，中央指示安徽省委，淮河的行洪区必须立即排除一切阻水障碍，全部行洪；分洪区和蓄洪区必须立即破堤分洪、蓄洪，绝不能再加高加固围堤。可是，圩区的农民群众思想不通，阻力很大。因为这里没下雨，他们不相信会有那么大的洪水，许多农民自发的纷纷上堤看守。当时中共安徽省委派省委书记王光宇亲自带领有关部门领导，乘船前来现场检查督促贯彻中央的指示。我们在一条大船上见到了他们。王光宇表示坚决服从中央命令，动员各分洪区、蓄洪区里的群众紧急疏散，立即撤离，炸堤分洪。但是，群众没有一点点思想准备，工作十分难做，围堤一炸开，蓄洪区就成大湖泊，不仅长势喜人的秋庄稼全部被毁，区内所有粮食、牲畜、机器等一切生产生活资料和财产都来不及挪走，只能是赤手空拳迅速逃到大堤上去，那时围堤外都是水了。我们在洪洼、蒙洼蓄洪区亲眼目睹围堤炸开时，围堤外的洪水涛涛流进圩内，圩区内群众扶老携幼，争先恐后纷纷逃向大堤的凄惨场面：他们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抱着孩子，有的站在大堤上流泪，有的看着被淹没的家园放声大哭……的确，这一刹那间，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在祈祷生命安全，在等待国家救济。

由于采取清除河道上阻水障碍，行洪区分洪，蓄洪区破圩蓄洪等措施，加速洪水下泄，河南200万被洪水围困的群众得救了。

为了解救河南被洪水围困的200多万群众，破圩分洪，安徽沿淮地区农民无雨遭灾，作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仅洪洼、蒙洼、邱家湖、姜家湖、南洞等地的分洪、蓄积，共淹没45.3万亩丰收在望的秋庄稼；有17.3万农民无家可归，一切物资财产全部被淹没。

六　唯有城西湖特殊

经过两天多的紧张破堤，淮河两岸所有的分洪区都分洪了，绝大部分蓄洪区都破堤蓄洪了，唯有城西湖特殊没有破堤，没有分洪蓄水。

城西湖位于霍邱县城西边，淮河干流南岸，是淮河中游最大的天然湖泊蓄洪区，常年蓄水区域面积为140平方公里（21万亩）。1951年治淮时国家把城西湖列为淮河中游的重点湖泊蓄洪区之一，设计控制水位为26.5米，蓄水29.5亿立方米。这里不仅可以蓄洪、灌溉、养殖、航运，而且可以使淮北大堤、两淮煤矿、电厂及津浦铁路免遭水害。然而，1966年林彪批准南京军区围垦城西湖，并上报给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即“五七指示”。1966年10月成立围垦指挥部，动员10万民工建起百里围堤。从此原来最低洼的湖底，变成了军圩的“田”。围垦了城西湖最低洼的蓄水区110平方公里，使原来常年蓄水面积由140平方公里减到30平方公里。由于湖的容水量减少，把四周1700多平方公里面积的来水逼到高处，使原来沿湖旱涝保收的良田成了新的淹没区，当地群众意见很大。他们非常形象地说这是“围了锅底子，淹了锅台子”。每到雨季洪水上了“锅台”，进不了“锅底”，使圩外大面积农田受损。这次洪水到来，按说城西湖是应当破圩蓄洪的。但前来的指挥破堤泄洪的安徽省有关领导说：城西湖现在是部队的，是中央军委管的，是“五七指示”的发源地，不属省里管辖，我们无权决定，也没有这个任务。大家都觉得城西湖不应例外，但这样的意见没有人敢提。于是城西湖这个淮河边上最大的蓄洪区没有破圩，没有蓄水，被保留下来了。

两年以后，万里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我曾两次随他到城西湖考察，群众对此反映很大，迫切要求退田还湖。但终因涉及到南京军区，以至中央军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没有能够得到解决。直到1986年4月，新华社记者宣奉华到这里采访，写了一篇内参，报道了城西湖围垦造成的危害，以及群众的意见和迫切要求。此时当年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看到这篇内参，深有感触，十分重视，当天（4月14日）就在这篇内参批示中写到：“此地军队应全部撤出，由地方处理。但从我亲自处理到紫阳同志去年亲自视察提出处理意见后，均未见效。时已几年，看来此事只有小平同志批示才行。特为民请命！”4月18日，邓小平同志作了明确批示：“请尚昆同志处理。围垦部队应尽速限期撤出。这些部队如无其他方法安置，都可做复员处理。”至此城西湖才停耕还湖，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热烈欢迎。

发人深思的是：这么一件极不合理事情，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方向道路问题大加颂扬、大力推广，搞了整整20年，危害极大。1978年以后，省委以至国务院主要领导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多次提出意见，以至最后身为副总理的万里，竟然用了“为民请命”这样的词，邓小平表态作了批示，才算彻底解决。

七　究竟死了多少人

在完成中央慰问团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草稿后，纪登奎要我们重访灾区，写内参进一步反映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情况。我和国内内参组吴明华于8月下旬到9月中旬来到河南、安徽沿旧路，从陆路重访灾区，在组织记者写上下两本抗洪抢险专刊的同时，写了5篇《河南灾区纪行》内参国内动态清样。

这里着重介绍一下《关于水灾中死亡的人数问题》。这是我们此去河南灾区的重点调查内容，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现将这篇内参原文刊登如下：

新华社讯　这次河南水灾究竟死了多少人？具体数字到现在还搞不很清楚。但原来报的八万五千人的数字显然是多了，估计三万多人，最多不会超过四万人。

水灾发生时，人们对死亡人数估计得很多。原因是当时看到京广路以西的遂平、西平等县大部分被洪水洗劫一空，看不到人烟；京广路以东的十几个县在洪水包围之中，电讯中断。所以有人估计要死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八月十二日，遂平县委书记李天寅在向中央慰问团汇报时说：全县四十六万七千人，初步统计死十六万人。八月二十日，省委有个初步统计数字，说全省死亡八万五千六百多人，连同外地在灾区死亡的人数在内，最多不超过十万人。当时省委说，这个数字比较准确。所以中央慰问团在给毛主席、党中央写的关于河南、安徽灾情报告中，用了这个数字。

这次记者在河南、安徽灾区访问中，又对人口死亡数字作了进一步了解。对这次水灾总的死亡人口数字，尽管说法不一，有的说三万，有的说四万，有的说五万，但总的看来，说死亡八万多的数字是多了。原因是有些群众被洪水冲走了，有的冲得很远得救了。得救后因洪水没有下去，就地暂时安置了一下。现在洪水下去了，交通恢复了，基本都回来了。

据记者了解，这次洪水死人最多的是驻马店地区。其他几个地区因洪水来时干部和群众思想上已有所准备，加上抢救得及时，所以死人不多。周口地区死了五百多人，许昌地区死了三百一十四人。驻马店地区上游的板桥、石漫滩两个大型水库垮坝，洪水来势猛，群众思想没有准备，所以死人较多。其中，板桥水库下游的遂平县死人最多，占死人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次是石漫滩水库下边舞阳工区的两个公社。因此，把遂平县死人的数字搞清楚了，整个灾区死人数字也就基本上清楚了。而遂平县死人又都是集中在文城、阳丰、诸市等六七个公社。现在，遂平县各社队上报给县里的数字是死亡两万二千多人；舞阳工区两个公社死亡二千多人。据我们典型调查和遂平县委的分析，遂平县死亡人口不止二万二千人，可能是两万五千到三万人。加上其他地区，这次水灾中总共死亡估计可能是三万多人，最多也不会超过四万人。

驻马店地委负责人分析，这次洪水死人可能是三到四万人。但他们不主张现在再逐个核实。原因是现在群众情绪刚刚安定下来，一去核实死亡人口，又会勾起群众思念亲人的情绪。

八　水库为什么垮坝

河南、安徽这场大水，灾情重，死人多；死人多主要是因为两个大型水库垮坝。当时专家和权威人士们的普遍看法是：水库垮坝的原因是：雨量大，降雨时间集中，强调“连降特大暴雨，不到三天的时间，降雨量达800毫米以上，局部地方达1300多毫米，这么大这么集中的雨量水库承受不了。”一位水利方面权威人士在分析垮坝的同时说：除了雨量大，时间集中，水库垮坝还有个重要原因——水库的质量问题。这个水库是在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指示下，于50年代初期修建的。当时由于物资、技术条件所限，基本上是个用人工修建的土坝。

看来“降雨量大，水库质量差”，似乎成为权威人士和专家们共识；其实，并不尽然。随行有的专家就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但他们不敢公开向水利方面的权威人士挑战。有的私下对我说：他们讲的这些是水库垮坝的原因，是重要原因；但是，不全面，也可以说不是根本原因，是些表面现象。治理江河应当是先治本，后治标，或者是标本兼治。我们这些年来实际上是只治标，不治本，或者说忽视治本。这是中国水利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中国是个少林国家，森林覆盖率本来就很低，农业集体化中的“杀猪砍树”，“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学大寨中的开荒修梯田，使国土的森林和植被覆盖率大大减少，水土流失愈趋严重，结果是“吃了祖宗饭，造了子孙孽。”

专家们普遍认为，这些年来治淮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当肯定。但是，这次大水灾中也暴露出一些重要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缺乏综合治理，特别是上游山区森林植被率低，这是这次造成两座大型和50多座中小型水库垮坝的根本原因。有位专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次降雨量大，集中是在驻马店地区的泌阳和舞阳、确山三个县。这三个相毗邻的县境内，共有四座大型水库（即：板桥、东风、薄山、石漫滩），同是50年代修建的。其中泌阳县境内就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东风水库。这四个大型水库这次垮坝的有两个：一个是板桥水库，另一个是石漫滩水库。而同在泌阳县境内的板桥和东风水库，一个垮了，一个没垮。那么，差不多是同一时间修建的，同一地区相距不过200里的这四座大型水库，降雨量差不多，为什么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熟悉这里情况的农林方面专家们认为，主要是森林和植被覆盖率的不同。慰问团有关领导认为他们的意见值得重视，并指示他们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个书面材料来。

此后不久，由河南省林业局组织有关单位专家学者，到这四大水库地区，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并写出了一份《关于森林、树木对蓄水保土抗洪救灾作用的调查报告》，交给了我，并转交给有关领导。这份材料用大量具体有力的事实，从正反两个方面，回答了这四个大型水库两个垮了、两个没垮的根本原因。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记如下：

水库垮坝与上游的森林植被率有着密切关系。板桥、石漫滩两个垮坝的水库，共同点是：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树木很少，植被率很低，覆盖率仅占20%左右。除很少部分是新造的国有林外，所有的山地多是荒山秃岭，加之开荒、放牧、铲草皮，水土流失十分严重，每遇暴雨，山洪倾泻，泥沙俱下，造成水库淤积，库水混浊。年淤积厚度增高13-20cm。1972年雨水偏大，淤积竟达35cm。因此库容不断减少。这次特大暴雨洪水猛下，水位暴涨，泄洪不及，致使大坝决口崩溃。

薄山和东风两大水库的情况，与板桥、石漫滩水库情况截然不同。这两个水库上游流域和库区周围的森林植被率达90%以上。群山苍翠，满山遍野像铺上一层大绿毯，蓄水保土能力强，年淤积仅1.5cm左右。每遇暴雨，森林和植被以及落叶和腐植土层，拦截了雨水，涵养了水源，减少地表迳流，延缓了雨水流进水库的时间，对保障大坝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如薄山水库流域面积为575平方公里，流域区内这次三天降雨量平均为896毫米，总降雨量约5亿立方米，加上原库存的8000立方米，共5.8亿立方米水。除去三天泄洪4000万立方米，仍有5.4亿立方米水要进入库内，而这个水库的最大库容为4.3亿立方米，如果全部雨水在短时间内一齐倾入水库，势必造成大坝决口。但由于森林植被的吸收和缓冲，土壤的渗透涵养，减缓了地表迳流，延缓了雨水入库时间，因而没有发生漫溢决口。这说明有1.1亿立方米雨水被森林植被截留在山上，从而保障了水库安全。

东风和板桥两座大型水库同在泌阳县境内，一个垮了（板桥水库）；一个没垮（东风水库），这两座大型水库上游同样都修建了许多塘、堰、坝等小型水利工程，这次降雨是同样差不多，但结果却大不相同：东风水库上游大部分是国营林场，森林植被覆盖率情况好，起到了水土保持作用，上游共有90个塘、堰、坝，被冲毁的只有三个，占3.3%。板桥水库则大不一样了。由于上游多是荒山秃岭，植被覆盖率很低，水土流失严重。这次暴雨中上游304个塘、堰、坝，被冲毁了129个，占42.1%。可见森林植被覆盖率的重要作用。群众说：“水是一条龙，先从山上行，修堰不造林，全是白费工。”

1975年11月初，我收到这份调查报告，立即转送给有关领导，但“石沉大海”，渺无音讯。80年代初，纪登奎从中央领导岗位下来之后，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我们经常见面。有一次在闲谈中我们说起那次水灾不让公开报道和那份调查报告的事儿，他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病期间，不让公开报道，也是怕他们受刺激，内部报道也只能选择极少量给他们看，这种内部报道不会给他们看的；至于那份调查报告我看到了，是一份很有说服力的好材料，但是，已经顾不上了……的确，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正是处于一场巨大政治风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激烈斗争前夕，哪里还顾得上这种事情。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　作者：梁志远

安徽省原亳县（今亳州市谯城区），位于安徽西北平原。“大跃进”的1958年，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下，亳县和各地一样，普遍大放农业高产“卫星”。之后，县委为显示伟大成就，责成有关部门编出了一部农业高产“卫星”史书——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上报下发，广为流传。当时我在县人委（政府）办公室任副主任，被县委指定为审稿人之一。现就史书《汇集》出台前后的那些使我们子孙后代难以置信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并“卫星”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归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各县各种农作物大放“卫星”。并组织力量找“卫星”，批判右倾创“卫星”，层层争先放“卫星”。亳县县委闻风而动，积极学习外地先进经验，为抢先走在各兄弟县前头，在1958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大会上郑重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5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实现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出征，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即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的水田里，并在田埂上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的苦战，圆满完成了特大水稻“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亩产40803市斤水稻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这颗特大“卫星”的消息，省、地委迅速发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其他作物之风，迅速形成高潮，而放不出“卫星”的就是右倾。在秋收季节里，放出的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层层向上报喜的人群络绎不绝。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丰收”的锣鼓和鞭炮的响声，全县谁也数不清放出了多少颗“卫星”。

在秋收后期，有的想争上游放“卫星”，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合放在一起，上报是很小面积的收获量。特别是春红芋（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芋挑拣分别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上报要求上级来人验收，以放特大“卫星”。这样报的多了，搞得县委也无法验收，有的交由公社验收，也有的不了了之。

县委所收的贴在竹木架上的喜报，在不长的时间内放满了档案馆几间库房，确实放不下了，才请示县委批准焚烧。

与此同时，《亳县报》和有线广播站，在一段时间里，天天有各地放“卫星”的消息。在诗画满墙化中，更是无奇不有，异想天开。从我亲眼看到而今记忆犹新的，有这样的几幅墙画：一幅是，一块水稻“卫星田”的稻穗上有几个农民在行走，上角写着：“俺队的稻子不算好，社员能在稻穗上跑”。另一幅是，在县委大门口的墙上，画了一个高大的玉米棒子，在靠近棒子的地方，画了比棒子矮小几倍的薛阁塔（亳县名胜古塔，亳州的象征，高约50米左右），地面上站着几个人仰望棒子的顶端，上角写着：“可夸可夸真可夸，玉米高过薛阁塔”。还有一幅是，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上装了小半截红芋，而大半截却在地上，画角上写着：“这个红芋不算大，一辆马车装不下”。

在秋收秋种田野里和一些现场会上，不仅红旗招展，而且插了很多标语牌。其豪言壮语和标语口号夸张得更为惊人。如：“一个冬瓜不算重，几头大牛拉不动”、“这颗蔟叶不算好，亳县烟厂用不了”……在这种形势下，上级再二再三地要人们讨论粮食多了怎么办？怎样高产再高产？

经过一阵狂热的浮夸，亳县在阜阳地区和全省的知名度大为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放亩产4万斤水稻“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在1959年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国务院的奖励。在农民生活普遍发生饥荒以后，当地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你也骗，他也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二）卫星汇集的出笼经过

秋收未过，县委为了显示58年“大跃进”的成就，总结农业大放高产“卫星”的“经验”，决定由县农林局、科协、档案馆联合编写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一书。首先部署社队，由下而上在数以千计的“卫星”中筛选整理上报“经验”材料，由县里进行再筛选。全部材料分粮食、油料、经济作物三个部分，共选定90篇“卫星”“经验”，全书共11万字。

《汇集》封面请著名画家按领导旨意设计，封面上有一辆停在田间的马车，收获的作物高入云端，并呈现五彩缤纷，一派丰收景象。卷首除前言、目录和县委四位负责同志题词外，第一篇就是县委的《亳县1958年农业全面丰产经验》的文章。“经验”中称：

1958年粮食作物面积210万亩，总产10.8亿斤，亩产513斤，比1957年提高1.3倍，人均生产粮食1424斤，为实行吃饭不要钱打下了基础，从而巩固了人民公社。油料作物占用面积10.8万亩，其中芝麻7.7万亩，总产660万斤，比1957年提高77%。棉花10.9万亩，总产皮棉650万斤，是1957年总产的3.1倍。蔟叶3.1万亩，总产790万斤，比1957年总产提高93%。全县农业生产一年超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这些产量指标，虽比原来初报浮夸产量下降多次，仍然是1957年产量的一倍以上。

文章中总结了全县的“丰产经验”，主要有五条：

第一，靠抓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向右倾保守思想开战。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从而破了“低产论”、“条件论”。并列举了大量的批判右倾保守典型的实例。

第二，依据农业丰产的实际，得出了“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高的产”，“种在人收在人”和“无低产作物”的结论。

第三，党委书记挂帅，一切工作由书记出场，开展检查评比，召开现场会。

第四，实行全民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生产上实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第五，推广农业技术，大搞技术革新，创制改制各种农具，提高工效。

这五条“经验”的取得，代价惨重，不知全县有多少干部和群众，因怀疑“大跃进”和农业高产“卫星”而受到批判、斗争，戴上右倾帽子，当了“秋后算账派”，被拔了“白旗”，使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

在各社队的丰产“经验”《汇集》中选登的“卫星”，为表达真实，田亩一律计算到毫，产量一律计算到两。其“经验”基本上是与县委的五条“经验”一个模式。

以粮食作物为例：

水稻排在粮食之首。亳县本是麦豆旱粮地区，改种水稻，是安徽省委强制推行“淮北变江南”的“伟大战略”部署，亳县农民和国家财政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是生产瞎指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年实际亩产仅有300多斤。由于亩产水稻4万多斤的特大“卫星”为亳县增光加彩，另作专辑，《汇集》中只选登20篇亩产万斤以下的“卫星”“经验”。其中最高的亩产9197.5斤，最低的“卫星”亩产是2200多斤。亳县的水稻种植，到1961年中央纠正“五风”（浮夸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后，基本上停止种植。

红芋“卫星”经验，共选登10篇。其中产量最高的是位岗公社位岗大队第四生产队一亩鲜红芋产69368斤。而最低“卫星”亩产也在万斤以上。当年实际春红芋合计亩产仅有1000多斤。40年以后的今天亩产鲜红芋4000斤左右。

玉米“卫星”“经验”共选登7篇。产量最高的是十八里公社第一大队第八生产队一亩玉米产6875.5斤，这是公社党委负责人亲自掌握把十多亩品种相同的玉米合放在一亩地里放出的“卫星”，向县委报了喜。当年全县每亩平均实产仅150多斤。40年以后亩产仅800—1000斤。

谷子、秫秫（高粱），共选登27篇“卫星”“经验”。篇数多的原因，是1958年6月14日谭震林副总理来亳县视察，指示亳县要搞谷子、秫秫“挂帅”（高产）。指示发出以后，县委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向全县部署。要大搞谷子、秫秫“挂帅田”、“丰产田”。在坚决消灭三类苗的口号下，全县拔掉谷子、秫秫三类苗几万亩，造成了重大损失。这27篇“卫星”“经验”的选登，也是亳县县委对谭副总理的指示作了圆满的回报。“挂帅田”和“卫星田”的产量，谷子最高亩产3090斤，秫秫最高亩产2210斤，这两种作物当年实际亩产均在200斤上下。所放的“卫星”产量均系并田浮夸。

在《汇集》部分稿件的审稿过程中，由于反右派刚告结束，我心有余悸，对稿件所报的高产，不敢有任何怀疑的表示。只能装糊涂，跟着吹，随着干，其产量数字斤两不少的全部放行。其他有不少人也与我心态相同，也是顺手而过。

据我记忆，原定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定稿，而实际是分管农业的县委书记过目定稿。

（三）放“卫星”的后果

“大跃进”中的狂热浮夸，冲昏了领导的头脑，殊不知凶神的报复来的那样神速。《汇集》定稿之日，已是全县农村饥荒之时。全县因无粮到1958年底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食堂因无粮多数停伙，农民因无粮而大批外流，浮肿等病已有发生。县委虽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大批“假象”、“西北风”，翻箱倒柜搜粮食，也无法扭转无粮局面。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事实真相，县委勉强承认无粮，安排了农村粮食回销，从而思想上稍冷了一些，至此，《汇集》就搁了下来。

1959年7—8月间，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决议。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同时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县委负责同志头脑又重新膨胀起来。1959年9月决定将1958年《亳县农业丰产经验汇集》作为反右倾武器印发到生产队和县直部门，并上报省、地委。县委负责同志肯定了《汇集》是“大跃进”的标志，是1958年农业战线上伟大成就的总结。在全县反右倾运动中，凡是反映过1959年春季粮荒和农村饿、病等生活问题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地委春季来亳县的工作队中，有不少人因反映亳县粮食浮夸而受到批斗或处分。

经过1959年的春荒，《汇集》印发到农村以后，没有多少人相信，但没有人敢反对。某些领导，出于政治上反右倾的特殊需要，却对《汇集》如获至宝，拿起“武器”去批倒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从而出现了种种以假整人的场面。如十九里分社薛菜园大队反右倾中批判老党员、老队长程中德否定1958年成绩时，有人竟拿着这本《汇集》说：“这能不是1958年成绩吗”？程明知这本书是假，也压着心中的怒火违心地说：“是成绩，是成绩……”

《汇集》真实地记录了亳县浮夸风的历史，成为一部地道的农业高产“卫星”史书，但对当时政治风云变幻和严重后果没有反映出来多少。从“大跃进”到“更大跃进”，从反右派到反右倾，《汇集》的印发，对浮夸风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回顾历史，1958年粮食高指标带来了高征购，其商品率达33.2%，从而造成了1959年的春荒。1959年遭受严重的旱灾，而反右倾掀起了“更大跃进”，县委又大吹粮食产量超过“大跃进”的1958年，林牧等业则增加几倍或十几倍。粮食高征购的商品率竟达39.5%，农民留量加回销全年人均占有粮食只有357斤，除去种子、饲料和社办工业用粮，每天的人均口粮仅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最困难时人均每天口粮只有2两左右。这样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全县农村逃荒，饿、病、死连续普遍发生，农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农民非正常死亡十分惊人。据官方公布，全县农村1958年底71万人，到1960年底死亡15万人之多，占原人口的20%以上，有2.8万个农户家庭彻底毁灭，留下孤儿约5000余人。但据多点调查推算，1959年和1960年两年死亡人口在30%左右，人吃人的现象多处发生，近60%的耕畜死亡，房屋倒塌10万间以上。有80%的林木被砍光，出现了大面积的荒地……

上述惨景出现后，悲惨歌谣广为流传，如“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省、地委派出大批工作队来亳县，帮助开展整风整社，落实了一系列的纠“左”措施，实事求是安排了农民的生活，到1961年春，亳县形势开始全面好转。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中国包产到户首倡者王定的遭遇　作者：卢蒙坚

王定，原名廖基豪，广西全州人，1923年生，肄业于具有革命传统的桂林和江师范。1947年入我党领导的香港达德学院学习，1948年1月，参加西江游击队，次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调回广西，先后担任过游击大队长、参谋主任兼联队长等职。

50年代前期，他担任过副师长、县长、县委副书记。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席卷全国农村，广西环江县一夜之间冒出109个高级社。县委书记王定却一头钻进山旮旯里，察民疾，摸民心。他察觉到，高级社和“大跃进”实际上并不符合农民的根本利益和心愿。于是，他破天荒地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为此，县委对宜山地委作了专题汇报。起初，地委批示：各县可参考，环江可试点。

1957年1月16日，《广西日报》正面报道了环江“包产到户”的消息；同月27日，《浙江日报》也刊登了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关于“包产到户”的专题报道。但不幸的是，不久后王、李双双被打成了“右派”：李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薪；王被开除党籍、公职，劳动教养。

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5月，广西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王定在大会发言，对省委拖延两年仍未处理平乐地区大量饿死人事件，公开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赢得了大会代表的热烈掌声。

被打成右派后，王定全家被扫地出门，撵出县委大院，住到四面通风的圩亭。幸有好心人腾出一间房，他一家才得安身。王定之妻叶葵仙是财政科副科长，也被株连，逼迫她和王定离婚，她坚决不从，被罚到酒厂挑水。从此王定一家沦为“贱民”。

1958年秋，王定被武装转押到榔江县新兴农场。这个广西最大的劳改农场，当年集中了300多名被“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他们以前大都是区、县级干部。在该农场的开荒队，笔者和王定成了昔日战友和今日难友。

这时候，“大跃进”席卷全国。专政场所的新兴农场更是热火朝天：打擂、献礼、深耕、夜战……幻想早日脱帽的教养分子，人人争先，个个拼命，日夜猛干。由于劳动强度过大，劳动时间延长，更主要的是营养缺乏（每人每餐只有3只木茹粑粑），在“大跃进”了一段时日之后，教养分子们骨瘦如柴，面黄肌瘦。有一天，晚收工的时候，一位姓蒋的教养分子（前小学老师，玉林人，名字忘了），挑了一大担茅草，走在小组的最后面。回到大茅棚后，当晚并没有人留意。第二天早上出工点名，才发觉少了他一个。队部马上派教养分子循着原路找去。最后，在一条干了的小沟边，发现甩着两捆茅草，蒋老师躺在沟底，全身早已冷硬。几天之后，大组长王定在发包裹的时候，一连喊了几声“蒋××”，没有人答应。王定满脸凄楚，笔者和在场的难友闻声无不心酸。

劳改农场实行“以教养管教养”。王定当大组长，有权请医务室（也是教养医生）上报队部批准病号休息。当时，笔者在木工组扛重活拉鲤鱼锯。有一天下午刚出工，半路上迎面碰见王定，他惊讶地望着笔者说：“卢蒙坚，怎么搞的你脸肿得像南瓜一样大？！快点快点，莫出工了，回茅棚休息。”

笔者用手指一按自己的脸颊，感到松软得就像一团棉花，心惊肉跳，即刻低头掩面回到茅棚，蒙头便睡，一两天后才消肿。——想当年，蒙王定之荫庇者，又何止我一人！

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浮肿病，在教养分子中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开了。除了少数几个大伙房的教养伙夫以外，全体教养分子，人人面现菜色，大眼凹颊，举步维艰。举凡四脚蛇、蜈蚣、蚂蚁、蚂蚱，只要抓到，马上烧吃。甚至连牙膏和甘草片剂也成了美食。前《梧州日报》总编辑（他与笔者同在王定的大组），就是在这个时候饿死的。

笔者刚投入劳教时的体重63公斤，于今只剩37公斤。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农场只好宣布停工。停止劳动大约有半个来月，当时，教养分子的伙食也有所改善，有时每人还能获得一片猪肉的加菜。

40年后，一位当年的农场干部才透露，那时新兴农场“全场因饿致病而死的劳教人员有几十人”。

终于，教养分子总算从饿魔之爪中挣脱了出来。凭良心讲，大组长王定的确是积了蛮多阴功的。

这里，有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新兴农场当时的政委李殿，原是环江县公安局长，在剿匪时王定曾救过他的命，后来，又是他结婚的月下老人。李将王从开荒队调到场部附近的某个队后，找他谈话，互相约好，由李的老婆把食物放在隐蔽的地方，再让王定暗中取来吃。

王定在劳改农场“劳教”了三年，于1961年解除劳动教养，摘掉右派帽子，成为“摘帽右派”。王定先后在几个农场干过工人、保管员。当时笔者仍“劳教”于新兴农场，记得在某次大会上，李殿语含惋惜地告诉大家：“王定脱帽后，不好好改造，又被戴上了右派帽子。”这句“不好好改造”，用王定自己的话来解说，就是：“我自1961年以来，曾8次向广西区党委申诉，4次向党中央、中组部申诉，迄无回音。”

“四人帮”覆灭后，王定又于1978年再度申诉。他措辞犀利地质问道：“假如当时广西省委把平乐饿死人事件作为前车之鉴，哪里会酿成1959年再次出现更惨的广西饿死人事件呢？！”他并且指名道姓地要求严惩有关责任人——却原来，年近耳顺的王定，躯壳里居然还住着一个孩童，他未免太天真了。

王定的“右派罪状”主要有二：一是“反对农业合作化”，二是“污蔑省、地委领导”。但王定压根就不承认。他坚信，包产到户“救了中国，也救了社会主义”（万里同志语）。他直斥所谓“污蔑省委”是“违背党章”，并反诘：“难道对大量饿死人的事件孰视无睹就是好党员吗？！”

1979年2月，组织上为王定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分配适当工作。”至此，长达21年的“革命吃掉自己儿女”的悲剧终于落幕。

彻底平反后，王定先后当过小学教师、农校校长、统战部宗教处处长、副厅级咨询员。他从来就不在乎所谓的职务和级别职称，而仍然是童心依旧，一往情深，忧国忧民。笔者案头有两篇王定写于1980年的短文的复印件。这是他得知当年环江县饿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洪华获得平反之后，在惊讶与愤慨之中写的，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干蠢事的人不受惩罚，每每啃着甜头，不肯罢手；做好事者吃着苦头，难以翻身。”另一篇题为《读<说假话者戒>的感想》，则写道：“现实告诉我们，与其说要说假话者戒，倒不如说要说真话者戒了。好人受罪，坏人神气的局面什么时候扭转，说假话才会被人引以为诫的。”

1988年环江事件30周年之际，王定又再次上呈《申诉意见书》，坦陈心迹：“大惨案已经30周年了，使我这个曾经任过环江县委书记的党员干部，感到揪心地痛楚。”他对事件“仍处于不了了之的境况”表示明显的不满，并且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从速安置受冤和被株连清洗回乡的干部；二、追查主要负责成员的罪责；三、请饬《广西日报》对当年假报道速作公开检讨。最后，他请求：要对“环江事件有个了结，向历史作出严正交代。”

1997年秋末，这位“曾经作过环江人民的公仆和‘父母官’，常感悲痛，难以自容”的王定，终于冲破重重樊篱，毅然投稿党报。1998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报于18版以大半版的篇幅，刊出了王定的长文《狂热及其灾难》，从而向国人揭开了40年前环江惨剧的真相。

“我说出来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卡尔·马克思）遵循马克思的教导，王定说出来了，他拯救了他的灵魂。

王定这篇“解密”文章的发表，相当于一次地震，环江有人马上将文章复印了100份广为散发。环江的干部和老百姓写信给王定，向他倾诉多年来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心声！——是的，王定是当之无愧的环江人民的真正公仆。

反右派——大跃进——饿死人：环江就是这“多米诺效应”最残酷的典型。

本来完全是人为造成并且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竟然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的历史的必然。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这一切，全都是那条以“左”为表现形式、以自杀为特征的路线造的孽，王定同志就是坚决反对左倾自杀主义错误路线的斗士。

经确诊为晚期骨癌，公元2000年7月26日午时，勇士王定归天，享年77岁。（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作者：雷　颐

在20世纪20年代以诗集《红烛》饮誉一时的狂放诗人闻一多，在40年代却以倒在血泊中的“民主斗士”震惊全国。纵观闻氏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谲波诡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

一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美国人创办的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又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科学知识、文艺观念直到价值体系，无不深受其影响。

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在清华，他发起成立了好几个文学艺术社团，以呼应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替宗教说”。他在《美司斯（Muses）宣言》中声称：“生命的量至多不过百年，他的质却可以无限度地往高深醇美底境域发展。生命底艺化便是生命达到高深醇美底鹄的底唯一方法。”当时正在崛起的白话文运动，使他开始尝试新诗创作，并与梁实秋等人创办了小有影响的“清华文学社”，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在美国，虽曾与一些清华同学创办了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大江会”以慰故国之思，却并无具体活动便旋告解散。他依然沉潜在美术与文学之中，且于1923年秋在国内出版了诗集《红烛》，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1925年6月，豪情满怀的闻一多回到动荡不安的祖国，几经波折之后，终于能与徐志摩等利用《晨报》副刊每周出《诗镌》一次，继续进行新诗探索。由于他们讲求修辞，用律严格，后来被称为“格律派”，为新诗早期发展的三大流派之一（另两派为自由派与象征派）。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死水》一诗，努力想把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统统融于诗中。徐志摩曾坦承自己的诗歌受到闻一多的影响：“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正当他们沉醉在象牙塔之中的时候，奉系军阀于1926年4月攻入北京，枪杀著名报人邵飘萍，大肆迫害文化人。在这种人人自危的的情势中，闻一多只得举家返乡。然而家乡也不平静，北伐已经开始，湖北不久就成为两军鏖战之所。为了生计，闻一多又来到上海，在作为国家主义立足之点的政治大学谋一教职。但北伐军旋即攻入上海，封闭了政治大学，紧接着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事变。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时局没有平静过一天，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流血、屠杀、死亡……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闻一多再也难抑悲愤，像一座突然喷发的火山，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在短短的时间内，他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不甚讲求修辞，但却充满火一般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却又是长久的沉寂。面对极其复杂的现实，徒有满腔热血的诗人又备感无奈，在各种政治力量间不知何去何从，茫然无措……最终，他走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心如止水，对世事过问无多而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二

从1927年夏到1946年夏被害止，闻一多先后受聘于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由浪漫诗人一转而为谨严深入的学者，将喷薄奔腾的诗情凝为冷静细密的考订，从“向外”的宣泄改为“向内”的收敛。这不仅是一种学术的转变，而是人生道路的重大变化。直到1943年秋参加”民主运动”之前，他一直过着避世的学者生活，甚至抗战初期避难云南时仍苦读不辍，除上课外平日很少下楼，以至友人皆劝其“何妨一下楼呢”，结果得到“何妨一下楼斋主人”的雅号。

作为学兼中西的诗人学者，他的研究范围既广且专，研究门径则别开生面。他从唐诗开始做起，不断上溯，对《诗经》、《周易》、《楚辞》，远古神话和金文甲骨等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尤值一书的是，他将中国传统的考据校勘之学与西方现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熔为一炉，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其成就迅速享誉学界。

在十余年的时间中，取得如此广博精深的研究成果，不能不令人赞叹再三。但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学术”尤其是传统“国学”，更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个中三昧，颇堪深究。

在闻一多之前，原本专治古典诗词和叔本华等德国古典哲学的王国维后来转向甲骨金文一类的考据之学；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激烈反传统的陈独秀政坛失意后便一直沉溺于小学之中；反满斗士章太炎由撰写“令人神旺”的政论高手一转而为国学大师；以宣扬“西化”闻名的胡适却又长期提倡“整理国故”，其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几乎倾全力于《水经注》的考据之中；闻一多的学生、著名“新月诗人”陈梦家后来也转向古文字学；就连“敢于直面人生”的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也曾一度致力于古碑的搜集整理而难以自拔。凡此种种，当非偶然。

当然，从细的方面来说，情况各不相同，各自有因。但从大的方面来说，却有十分相同的背景：

首先，“国学”可说是传统文化中的精粹，确具极大的学术、文化魅力，足以将人吸引过来；而钻研国学，历来似乎就是文人学者的“天职”。

其次，在中西文化碰撞的时刻，国学当然也面临“现代化”的发展问题。而这一代学人却也生逢其时，从小都浸淫在传统的“国学”之中，青年时起又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影响和学术训练，因此大都学兼中西。这使他们既有“朴学”的功底，又有“新学”的创见。从中西兼用的角度来看，“国学”确有一片广阔的天地供他们一展身手。

更重要的是，国学为身处政治专制腐败、社会动荡之中的近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块难得的安身立命之所。当对现实倍感无奈而环境又不允许他们慷慨激昂之时，自然就要“向内走”，躲进书斋之中。闻一多在彷徨痛苦中向友人倾诉说：“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同样，胡适多次举德国文豪歌德在祖国垂危之时仍潜心学术为例，称赞说：“每遇着国家政治有大纷扰的时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种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干扰，以拯救自己。”但另一方面来说，国学又不仅仅是“独善其身”的庇护所，而又能与民族、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胡适便屡屡表白整理国故的社会意义，时而说是为了“捉妖打鬼”，找出传统文化的病症，时而说是为了找出科学在传统文化中的根源，以改造弘扬传统文化。当闻一多在40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呐喊时，对自己的“钻故纸堆”又作出如下辩白：“近年来我在联大的圈子里声音喊得很大，慢慢我要向圈子外喊去，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故纸堆，正因为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

显然，国学在近代中国具有一种奇特的功能，使沉潜其中者一方面能逃避现实、在风暴中找寻到一块难得的安宁之所，另一方面又有种维系传承民族文化血脉、以一种更间接却更深远的方式“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这种感觉足以消除由“独善其身”引起的某种良心不安，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和心灵的自慰。当然，倘政治专治到极点，连这种与现实关系极其疏远的“国学”都被禁止时（如“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安身立命的最后一个支点。

三

在时时面临民族危亡的近代中国，要成为对政治毫不关心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闻一多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激进思想十分反感，认为是只破坏不建设。1925年回国后，他一度与著名的国家主义者李璜有所来往，并表示“现在北京的共产党闹得不成话，非与他们先干一下，唱唱花脸不可。”他参加过几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召开的反苏反共大会，几乎每次都与共产党人发生激烈冲突。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谈及此事：“开会时有多数赤魔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作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对垒然。骂至深夜，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这更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反感。

20世纪30年代初闻一多曾在青岛大学任教两年，他虽已转向学术研究，但由于身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便难以完全摆脱政治的纠缠。“九·一八”事变使爱国学生运动日益高涨，青岛大学亦三次爆发学潮。在每次学潮中，闻一多都站在校方一边反对学生罢课，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学生也将矛头对准闻一多，甚至发表《驱闻宣言》，指其为“准法西斯蒂主义者”。

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仍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对国民政府虽有种种不满，但基本立场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的。闻一多当年清华的同窗好友、后又一同赴美留学的罗隆基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抨击而入狱。对罗隆基的言行，闻一多颇不以为然，在1934年夏甚至正言厉色指责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西安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的教授几乎一致反对，闻一多的态度更为鲜明。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愤怒谴责张学良说：“同人等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凡我国人应共弃之，除电请国民政府迅予讨伐外，尚望全国人士一致主张，国家幸甚。”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因“宁肯饿死，不食美援”著称的朱自清。平日在课堂上从不提课外话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地说：“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许你们妄加伤害！”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的生活有了真切的了解，埋下了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们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许多教授要靠业余经商、到中学兼课或卖文售字才能维持生活。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夫人在内的一些教授夫人们开始合制糕点送到商店寄售，要养活八口之家的闻一多只得给人治印，勉强维持日用。生活的平民化，把他们彻底赶出了安逸的象牙之塔，使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在这种情景下，执政者的贪污腐化便更加触目惊心，忍无可忍。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开始由学者转变成斗士。这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记》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争民主的运动中去。当然，在内心深处他对学术并不能完全忘怀，曾多次对人说自己感到有些空虚，成天吐出去却没有新的东西补充，希望实现政治民主之后便回到书房好好读十年、二十年书，：“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所受的教育”。现在只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而已，等到政治上告一段落，我的门外底一只脚还是收回，不过留个窗户时常向外看看”。

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想，严酷的政治现实已不容他收回那“门外底一只脚”。在1946年7月15日勇敢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之后，竟被暗杀于昆明街头。噩耗传来，举国震惊。中共领导人发来唁电，并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郭沫若、茅盾、洪深、叶圣陶、周建人、许广平、田汉、胡愈之、曹靖华、巴金、郑振铎等人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致电，揭露控诉这一暴行，请求联合国“立即派一个调查团来”，否则“中国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将面临暴力灭绝的威胁”。

四

对社会现实的了解、生活的贫困化及统治者的专制腐败是广大知识分子对国民政府产生离心倾向而普遍左倾的客观原因，但是，每个人的转变又都有着不尽相同的个人因素。在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中，有三个人起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一是他的多年好友罗隆基。虽然当年闻一多对罗严厉批评国民党甚为不满，但二人私谊仍在，罗对他一直有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抗战时的争民主运动中终于结果。

二是他的学生兼同事吴晗。吴晗以其出色的学术才华深受胡适、闻一多的赏识，从未涉足政治。但吴的妻子袁震以前却是共产党员，后来失去联系。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为在高层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而与袁恢复联系。吴晗渐受影响，终于加入民盟，卷入政治。吴晗加入民盟后，遵照中共的指示多做闻一多的“工作”。正是在吴的细心“工作”和多次动员之下，闻一多也参加了民盟，于政治涉足渐深。

第三位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派来昆明做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华岗。华岗是知识分子出身，曾任《新华日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著述甚丰，一派学者风度。学识渊博的华岗来到云大社会学系当教授，主动拜访闻一多，立即赢得闻的信任与敬佩。在华岗的介绍下，闻一多参加了中共的地下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在“研究会”的多次座谈会上，闻一多较为系统地学习了共产党的种种理论。在闻一多的心中，华岗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因此他对华岗可谓“言听计从”。

走笔至此，则不能不令人顿生万般感慨：为共产党出生入死的华岗早在1955年就被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而被捕入狱，“文革”中更是备受磨难，于1972年瘐死狱中，直到1980年始获“平反”，只可惜斯人已去；罗隆基在1957年被划为“大右派”，于1965年在孤寂中病逝；谁也没有料到，1965年秋对吴晗的批判竟成为给全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的序幕，吴晗与妻子袁震在1969年双双被迫害致死，他们尚未成年的女儿也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只得以死相抗，在1976年结束了自己年仅22岁的年轻的生命……

面对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一种殉道般的悲壮感不禁油然而生，那遥远的少年时代读过的高尔基的《母亲》说过的一句话，竟如此鲜明地涌跳出来，字字如重锤击胸，使人喘不过气来：“要是人们都不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也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毛泽东弟媳庞淑谊的平民生活　作者：非　可

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他的堂弟兄们当中排行老三，因此他的乳名为“石三伢子”。这些毛家弟兄共有十位。这十位弟兄，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大都为人们所熟悉，而其中的一位却鲜为人知，他就是毛泽东的堂弟毛泽青（后来改名为毛运才、毛万才）。解放后，毛泽东的这位不善言谈的堂弟和他的妻子庞淑谊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东北。在几十年的艰苦的生活中，他们的周围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世。1981年，毛万才在抚顺去世。

此后，作为一名百姓，毛万才的妻子和她的子女们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抚顺这个北方的工业城市，过着普普通通的生活……

近日，记者在抚顺市新抚区一处普通的职工住宅中，找到了今年已80岁的庞淑谊。

八岁那年，她嫁给了15岁的毛泽青

1930年庞淑谊8岁，父母多病，家中没有一分耕地，一间常常漏雨的小茅房就算一家人仅有的一点家产。忙时候，父母拖着多病的身子给别人做活，挣点粮食吃，而闲起来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出去要饭。

当时，在韶山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有毛泽民的妻子王淑兰。为了保存韶山的革命力量，为了不被国民党抓走，这位坚强的共产党员与毛泽民不得不“假离婚”。这个时候，王淑兰就寄住在毛慰生家。

毛慰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同一祖父，家里只有三间草房。和庞淑谊家里一样，毛慰生家里也没有地种，他们年复一年地靠给别人做长工糊口。毛慰生先后共有三个孩子：男孩毛泽连、毛泽青，女孩毛泽建。因为毛慰生家里很穷，又因毛顺生家里没有女孩，毛泽建就被过继到毛顺生家。

住在毛慰生家中的王淑兰很关心这家人的生活，她常常帮助毛慰生的妻子做一些零碎的家务活，有时候还为毛泽连、毛泽青兄弟俩带回一点吃的。这些，让兄弟俩一直不能忘怀。一天，王淑兰对毛慰生夫妻俩说：“看庞月池（庞淑谊的父亲）家很苦的，他家的女娃子很懂事，给泽青做媳妇吧。”毛慰生夫妻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天，王淑兰来到庞家说媒。庞淑谊的父母觉得毛家人都很诚实可靠，便爽快地答应了这门亲事。

很快，庞淑谊出嫁到了毛家，做了毛泽青的童养媳。那一年她八岁，毛泽青15岁。

她丈夫20岁那年，投奔延安的三哥

来到毛家后，庞淑谊有时和毛泽青一起在别人家里做一些农活，有时则帮助婆婆做一些家务。在毛家，她的生活要稍好一些，因为这时她不再出去要饭了。

在庞淑谊的眼里，毛泽青老实厚道，言语不多却很真诚。在一起干活的时候，毛泽青总像一个大哥一样关心、爱护着她，舍不得让她多干一点活。婆婆很爱唠嗑，有时不免要对儿媳妇讲起一些关于毛泽东的事情。有一次，她说：“三伢子从小就爱帮助别人。有一回下雨了，庄稼都在地里晾着，他帮助穷人把庄稼收起来，这让毛顺生很生气，就骂他。三伢子却顶撞说，人家穷，庄稼少，咱家庄稼多。”

这时，毛泽青已长到20岁，他的个头已经早已高过了自己的家门。人们说，韶山还没有过这么高个子的人。后来据他的子女讲，他的个头足有一米九五。

毛泽青从小就对三哥毛泽东充满着敬意。在他的心中，一直向往着革命，向往着能跟着这位一直走革命道路的三哥为穷人打天下。他想，有这份热情，有这么高的个头，参加革命能用得上劲。

他开始向革命组织靠近。这一年，他在王淑兰的秘密工作下，离开韶山，投奔延安，投奔毛泽东。

为了保证家里人的安全，免遭敌人的迫害，毛泽青对他们保守这一秘密。临走的时候，他对庞淑谊说：“我要出去做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在家里好好过吧。……”

毛泽青这一走，再也没有任何音信。庞淑谊和她的公公、婆婆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更不知道他的生意做得怎么样。

从此，庞淑谊身上的负担更重了。没有地种，她只好和家里人一起到外面给人家做长工。因为那个时候土地比较集中，许多人都“地无一垅”，所以打长工的人很多，做工换回来的粮食少得可怜，有时都难以糊口。

庞淑谊以她的勤劳和诚挚，和毛泽连夫妻一起，料理着公公、婆婆的生活，支撑着这家人艰苦的日子。尽管她显得有些瘦小，但她却总主动承担更多的劳务，这使得她与公婆和妯娌相处的很好。一家人在韶山相依为命，等待着毛泽青的归来。

就这样，庞淑谊在韶山一直等了12年。

1949年，湘潭地区解放。这年9月，一位解放军捎来了口信：“毛泽青早就参加了革命，如今是后勤部队里的一个副连职干部，现在长沙，过一段要回家里来看看并接走妻子。”

12年的漫长的等待，12年日日夜夜的企盼，庞淑谊终于盼到了丈夫的音信。惊喜之中，她和家里人等不到毛泽青回来，第二天就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

毛泽东是她丈夫参军和入党的介绍人

几天后，在长沙戥子桥附近的一处军营里，庞淑谊终于找到了高高的个子、身穿军装的丈夫毛泽青。

此时的毛泽青，已32岁，比他离开韶山时更高了，而最明显的，还是他比在家时胖了一些；而庞淑谊，多年的劳累和困苦使她变得有些憔悴，站在高大的毛泽青面前，就更显得有些瘦弱了。

毛泽青对妻子说：“革命不成功，我就不能回来。三哥毛主席介绍我参军又介绍我入党。”

原来，12年前，毛泽青经过两个多月的奔波，来到了延安，找到了日盼夜盼的三哥。看到十弟毛泽青来投奔革命，毛泽东很高兴，他一一问了几位韶山老人的情况，还特意问到了毛泽青的亲哥毛泽连（解放后毛泽东曾多次寄钱救济他）。他对十弟说：“来了就好嘛。”当他们谈到毛泽建等亲人的惨死，都很悲痛。毛泽东对十弟说：“泽青，要记住啊，我们可不能想升官发财啊，要为穷人打江山。”

从参军到入党，毛泽青的介绍人都是毛泽东。不久，毛泽东还送给他一支枪，并说：“干革命没有武器不行，武器是啥，就是革命理论和枪杆子。”

毛泽青在抗大学习一段时间后，在部队里搞后勤工作，后来他又到山西为了革命搞了一段地下工作，为了保密身份，他改名为毛运才（解放后又改名为毛万才）。

有人建议将她丈夫的名字改回叫“毛泽青”，她反对，并给他改名叫毛万才

几天后，庞淑谊和丈夫回到了韶山。庞淑谊发现，当丈夫看到解放后的韶山充满了生机，贫苦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竟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对庞淑谊说：“跟着毛主席干了12年革命，就是盼着今天啊。”

半个月后，庞淑谊跟着丈夫回到了部队。按照当时的有关规定，连职干部可以让家属随军。这样，庞淑谊就跟着丈夫和部队一起走南闯北，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分开。

刚一开始，他们在长沙，后来就到了四川南充。又过了一年，他们又随部队到了东北佳木斯。这段时间，毛运才一直在部队里搞财务工作。

庞淑谊，一直在家里带孩子，并料理着所有其它的家务。她常常对丈夫说：“毛主席早就对你说过，不要想升官发财，在部队里要注意呀。”毛运才说：“我一定不给三哥抹黑。”

毛运才老实厚道，在部队里从不讲起自己与毛泽东的关系。

1954年，庞淑谊的丈夫毛运才转业到辽宁阜新发电厂。转业前，一位干部在家里对他们说：“要转业了，你们要是听我的话，毛大哥再用原来毛泽青的名字更好，用毛运才这个名字，没有几个人知道大哥是毛主席的堂弟，别说你们不说，就是说了也没人信。”

这位好心的干部刚走，庞淑谊对丈夫说：“运才，这名字可不能往回改，咱们要的就是不让别人知道我们和毛主席的关系。要改也可以，毛运才这个名字用家乡的话说不大上口，就改成毛万才吧。不管咋说，不能再叫毛泽青。”

丈夫听了庞淑谊的话，到了阜新发电厂后，取名“毛万才”。

三哥在中南海约见庞淑谊全家，两家人合了影

到了东北后，庞淑谊的丈夫毛万才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地方和家里的情况。1955年，毛泽东给他们回了一封用毛笔写的信：“泽青弟：来信收悉，一切尚好，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东。”这封信现仍由庞淑谊保留在家中。

庞淑谊和丈夫一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见到他们的三哥毛泽东。他们几次写信都向三哥表达这个心愿。1956年11月，他们收到了总理办公室的通知，让他们全家来北京一次。庞淑谊和丈夫激动得一夜未睡。

夫妻俩领着三个孩子来到北京。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家人被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在那里约见了他们。

在毛泽东的家里，庞淑谊平生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红光满面、正领导着亿万中国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毛泽东。此前，她曾想了千言万语，但此刻竟一时说不出话来。当丈夫向三哥介绍妻子和孩子时，毛泽东对她说：“东北那里很冷啊，你能习惯吗？”庞淑谊说：“早就习惯了。”

毛泽东向江青介绍说：“这是叔叔家的儿子，十弟泽青，就是在延安当兵的那个，这是弟媳，也是韶山的，这是他们的三个孩子。”

毛泽东将一个玩具车送给了庞淑谊的二女儿，江青笑着对毛泽东说：“这不是那天少先队员送给你的吗？”毛泽东说：“那今天我作主，把这个礼物送给小侄女。”

闲谈间，毛泽东让江青把几个孩子叫进来。很快，庞淑谊一家人见到了李敏、李讷和十几岁的毛远新。毛泽东请他们吃了一顿饭，都是一些很普通的湖南菜。毛泽东说：“吃点家乡的菜吧。”

饭后，毛泽东说：“咱们合个影，留个纪念。”这样，毛泽东、江青、李敏、李讷、毛远新与毛万才一家人在餐厅前合了影。后来，这张照片他们一直珍藏在家中，40多年从没有公开过。

临走时，毛泽东给了他们300元钱，让一家人回了一趟韶山老家。

毛泽东去抚顺视察要见他们，但却没能见到

回到东北后，庞淑谊对丈夫说：“见到毛主席的事，就不要对别人讲了，平平常常地最好，免得人家说咱们骄傲。”毛万才说：“那就跟谁也不说了，好好工作就啥都有了。”

后来，庞淑谊和丈夫带着孩子来到抚顺。毛万才在抚顺市政公司做党委副书记。

1958年8月，毛泽东到抚顺视察，表示要见一见他们。因为保密的原因，市委的同志事先让他们第二天去机关一趟。但到了第二天，他们却因孩子生病而没有去。两天后，他们才知道是毛泽东要见他们，可这时毛泽东早已离开抚顺。两个人急哭了。

“大跃进”时，人们“干劲冲天”，许多年轻夫妇看不过来孩子。这时，一向在家里相夫教子的庞淑谊和几个女同志一起，在抚顺市开办了一个幼儿园，为人们义务看孩子，一直坚持了三年多。

那时候，除了管档案的同志和她丈夫的上级领导之外，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的身世。

后来幼儿园解散，庞淑谊又回到家里。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她又恢复了原来的生活。

那时候，庞淑谊已有了五个孩子，一家人只住在一间房里，几个孩子要在搭起的上下铺睡，十分拥挤。家里只有丈夫一个人挣工资，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她却从来不让丈夫向单位要救济。她劝说丈夫：“比咱们家困难的还有的是，孩子大了后，慢慢就会好了。”

生活的重负早就使丈夫得了心脏病，卫生所的一个医生和毛万才是至交，对他们夫妻说：“就凭你们的身世，竟弄得这么困难，找找组织。”庞淑谊说：“困难啥，比起我小时候要饭，还不强上百倍？没有毛主席和共产党，我们早就被饿死了。到啥时候，咱们也不能麻烦组织。”

“文革”时，她劝说丈夫不要加入任何“武斗”的派别，直到1970年，她和家人才住上两室的房子

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抚顺各种派别林立，他们“文攻武卫”，闹得不可开交。

庞淑谊知道丈夫老实厚道，平时从不跟别人闹意见，计较什么，遇到事常常憨厚地一笑了之。他性格内向，待人诚恳，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武斗”之风盛行的时候，庞淑谊真的有些担心了。她天天劝说丈夫：“老毛，外面这么乱，你可千万别参加这个派那个派的去武斗啊！”丈夫总下保证：“放心，我不去乱闹。咱干不了大事，也不能给三哥抹黑。”

那时候，有两个派的头目了解到了庞淑谊和她丈夫的身世，便先后悄悄地找到他们，让他们加入自己的派别，以壮大其声势。但是，不管来人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答应。

1970年，庞淑谊一家仍住着一间房，孩子渐渐大了，家里就更显得拥挤不堪。这时，那个卫生所的医生看不过，在庞淑谊和丈夫不知道的情况下，找到了市里的军代表，他说：“老毛（万才）干革命这么多年，五个孩子都大了，还住一间房子！”不久，他们才住上两室的房子。

丈夫去世后，为了生活，她为居委会扫了三年的街道，每天挣一元钱

1974年秋，庞淑谊和丈夫想回湖南韶山探亲，事先写信给毛泽东，想先去看望他。不久，总理办公室来信，让他们到北京来，准备去中南海见毛泽东。但他们在北京等了几天后，被告之原计划因故取消。后来他们才知道，毛泽东因为身体的原因而没能再见到他的堂弟和弟媳。

不久，毛万才退休。退休之后，庞淑谊和他常常去新抚区菜市做义务劳动。这种活动他们一直坚持了两年多，直到后来毛万才的身体很不好的时候才作罢。

1981年，毛万才去世。

此后，因为一直没有工作，儿女们的收入也非常低，庞淑谊的生活便没有了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她与当地居委会联系，和几个老太太一起打扫街道卫生，她们一人负责一片，春夏扫脏物，秋天扫树叶，冬天扫雪。每天早早地起来，拿着扫帚沿着街道清扫。没有人知道，她自己也从不讲起，她就是毛泽东的十弟媳。

儿女们心疼，不让她去。她笑着说：“就算锻炼身体了，起得早，干点活儿，身板也结实。这不挺好嘛。”

当时，居委会一天给她一元钱的报酬。这样，她一直坚持到了1984年。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庞淑谊又一次回到了韶山。在家乡，她见到了李敏、李讷、韶华、毛远新、毛新宇、毛远平（毛泽连之子，现为韶山接待处负责人）等毛家亲人。他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十婆”。

她总对子女说：“要像你爸那样，什么时候也不要给毛主席抹黑啊。”

也是在1993年，抚顺市财政局局长郭峰在飞机上看到了一篇写毛泽连的文章，里面讲到了他的弟弟毛万才一家一直很清贫生活在抚顺。他真的有些不相信，毛泽东的堂弟竟也生活在抚顺这个城市。回来后他就四处查寻。两个月后，他终于找到了庞淑谊老人。他发现，老人生活的很拮据，这位局长的眼睛湿润了。

他要发动干部为老人捐款，老人坚决不允。

庞淑谊的五个子女除了她的大女儿毛小平在机关做服务工作收入稍好外，其余人收入都很低，生活都很困难。

庞淑谊的两个儿子全在企业工作，厂里效益都不好，看到这种情况，这位很有社会良心的局长在不让庞淑谊老人知道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对她的大儿子毛佳新进行了人事考核。考核合格后，将他从厂里调到市财政局工作。

她的二儿子毛佳明十几年前从部队退伍后，一直在一个小厂里工作，近年来他所在的企业效益较差，很多时候都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即使发了工资，也是很少。

几年前在韶山探亲时，有人对十婆庞淑谊说，你们要在湖南，子女的境遇会好很多很多。她却说：“在哪儿都一样。”

尽管生活得不算太好，但她常常告诫子女们：“要像你爸那样，什么时候也不要给毛主席抹黑啊。”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丁文江的治军梦　作者：吴小龙

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独特的有趣现象：文人治军。其最早的出色代表，就是曾国藩。他以一介书生，组建湘军，与太平天国军队鏖战，虽然也数次几乎全军覆没，但他屡仆屡起，屡败屡战，终于成就大业。说他有满腔文蹈武略，似乎并不尽然；但他的治军思想，却让军校出身的蒋介石佩服得五体投地，把曾国藩的治军语录，终日置诸案头，不断分赠给他的黄埔弟子。后来表现出了比蒋介石更高明得多的文韬武略的毛泽东，早年亦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而毛泽东本人，也是一个从不耍枪的文人，试看其指挥三大战役一段，亦何等痛快淋漓，“完满无缺”，可以算是文人治军的极致了。当然这些都是政治领袖型的人物；至于纯粹的文人，在这世局动荡、群雄并起的百余年间，立志投笔从戎的也不少，像项羽那样要“学万人敌”，研究军事学，当军事家的也有——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当成了军事家的蒋百里，和终于未当成军事家的丁文江。

丁文江以科学家闻名，是我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开创者。他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创办地质调查所和北大地质系，为培养我国地质人才，开展我国自己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他又堪称是一个全才：他在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领域所做的许多调查研究为我国填补了空白，具有开拓意义；他主编的《中国古生物志》在短短的几年里办成了世界一流的科学期刊；他又是一个出色的学术行政领导者，长于组织领导学术研究的开展，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他还以思想家的身份发起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的一次大讨论：科玄论战，弘扬了科学理性精神，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他还积极关心政治，干预政局，除了与胡适等人创办杂志，发表文章评论时政之外，还曾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职务（相当于上海市长），后来大上海的规模，即于此时奠定在他手中。这充分表现出他从事实际行政工作的才能。傅斯年因此对丁文江有着极高的评价，说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精华”，而且誉之为“治世之能臣”。

然而，这位生于乱世的“治世之能臣”，终其一生，却有一个独特的心愿没有实现，那就是办一个一流军校。丁文江在军事学领域的研究和造诣是长久来一直为人们所忽略的。一个科学家、思想家、纯粹的文人，居然在军事方面颇有研究，这在今天看来不免令人惊异。其实，这正好反映了我在前面所说的在近代中国的特定情势下文人与军事之间的关系。丁文江在军事方面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20年代初，他在经营北票煤矿（在当时的热河朝阳县）的时候，由于经常到东北，并结识了张学良，丁文江就开始研究奉系军队的内幕和奉军的军事组织。他认为直皖战争之后很可能会出现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因此，自己不能对中国可能出现的灾难和政治事变一无所知，毫无思想准备。后来的事实表明，这是他的一个准确预见。在直、奉军阀各自加紧扩军备战的时候，山海关内外战云密布。这时，丁文江通过与军界朋友的接触和对来自战场的官兵的直接采访、询问，了解和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据此在《努力》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军事评论，如：《中国北方军队的概略》，《奉直两军的形势》和《奉直战争真相》等，表现了他对当时中国军阀各派系军事实力和中国当时的军事格局与形势的详尽而充分的了解。他的好友蒋廷黻曾这样评论他：“关于这些题目（军阀方面），在君的知识简直是骇人的。军阀个人的籍贯、年龄、出身、天资的高低、教育的程度、生活的习惯、彼此的关系、部队的数量、素质、配备等，在君几乎是无不知的。就是当时日本的专业军事密探都不能比在君知道的更多或更正确。”丁文江后来又写成了一部专著《民国军事近纪》，表述了他对军事问题的独到见解。他的这些论著，均以“宗淹”为笔名，表达了他对北宋诗人、曾统兵镇守边境的“儒将”范仲淹的钦佩和景仰。一个军界以外的文人能够对于军事问题发表有价值的评论，甚至作出准确的预见，这是一件颇令人惊异的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时代和历史情境中，就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如丁文江和后来的羊枣、乔冠华等即是。人数虽然不多，但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而丁文江在军事方面的宏愿和雄心，还不止于这些文章论著，他还有一个梦想，就是为中国办一所高级军官学校。丁文江最早是在1925年向孙传芳这位当时看来还颇有些励精图治气象的“五省联帅”提出这个建议的。当时孙传芳在杭州，而丁文江等受江苏各界之托，去请孙出兵援救江苏，驱逐奉系军阀。孙作为交换条件，要丁文江答应为他帮忙，他问丁，“奉军赶出江苏之后，肯不肯来帮帮我的忙?你在哪一方面可以帮我最多的忙?”丁文江回答道，“现在中国最需要的是一个最新式的、最完备的高级军官学校。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我自信，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军官学校的校长。”他对孙说：“现在的军官学校甚至于所谓‘陆军大学’，程度都很幼稚。里面的教官太落伍了，不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就是日本士官出身。这些军官学校的专门训练当然比不上外国同等学校，而且军事以外的普通学科更是缺乏。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军事教育比任何其他的教育都落后。例如用翻译教课，在中国各大学已经废弃了20年，而现在陆军大学的外国教官上课，还用翻译；学生没有一个能直接听讲的。足见高等军事教育比其它高等教育至少落后20年。现在各地军官学校教出来的军官都缺乏现代知识，都缺乏现代训练，甚至于连军事地图都不会读！所以我常有一种梦想，想替国家办一个很好的，完全近代化的高等军官学校。”这位“全才”，居然不以自己在地质调查所或“淞沪总办”任上的出色业绩自得，而认为自己更能够胜任的工作是军校校长，他对自己在军事学方面的能力的估计是否过于自信了？历史并没有给他一个验证的机会。

丁文江要办军校的心愿，除了他对中国军事教育落后状况的忧虑外，还包含着他对中国军事将领总体素质的评价。他认为，“中国的军事首领之中，不少人都具有指挥的天才，爱国的热忱，坚强的毅力，但因缺乏现代的知识和训练，往往不够担任国家危难时期的艰巨责任。”他对当时中国的重要军事人物的评价与我们今天显然不同，这一方面，我相信，由于丁文江与那些人有着不少直接的个人接触，他的评价自有其一定道理。但是，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想以现代知识和观念去影响和改造那些人的意图，势必是要落空的。对于办军校，丁文江还认真地作了不少具体设想：他认为好的军校也必须有第一流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学科课程，使军人具有现代学识。他还认为好的高等军事学校教员的选择必须采取严格的学术标准：学生的选择必须采取严格的入学考试以选拔最优秀的人才，要废除保送制。这些观点，丁文江不但对孙传芳说，后来也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说过——但是似乎没有人听他的。在他们看来，像丁文江这样没有带过兵打过仗的书生要当军校校长，简直就是笑话。更重要的是，在旧中国，军队是新、旧军阀们的命根子，培养军官更是他们培植派系的重要手段，与这种政治利益的要求和考虑比起来，现代学识、学术标准，简直就是极可笑的事。孙传芳听了以后就对丁文江的建议报以哈哈大笑，当他在说笑话，并且对他说：“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作为大军阀，“五省联帅”，孙传芳对军事教育当然“还懂得一点”，但这恐怕并不是丁文江所渴望、所企求的现代学识、现代思想观念，而是丁文江所厌恶的政治和权术考虑。后来的国民党“总裁”也一样懂得这一点，所以他也始终没有放弃自己军校“校长”的头衔。丁文江想当军校校长，想为中国办一所好的高等军事学校的愿望，终于不能实现。而那位当成了“军校校长”的蒋百里，在任上所做的最为惊天动地的事，竟是当着全体学生的面，举枪自杀。在那个尴尬时代中“文人治军”的悲凄，已是无以言说。那令千载文人神往不已的“投笔从戎”之梦，终于彻底成为翻过去了的一页。激励着中国文人千年之久的从戎戍边、指挥千军的浪漫情怀的终结，是不是有些让人怅惘的意味？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的反省　作者：牛　钊

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携蒋经国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特别是在美国，一场政治风暴随之而起，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至各大媒体，都在质问“国民党是怎样倒下去的”？本来，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权，是明白无误的，是从未动摇的。单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援助国民党540余架飞机，69个师的武器装备，希望国民党能够长期统治中国，以维护美国在中国以至在远东的利益。不料只经过了三年的战争，国民党竟兵败如山倒，不得不离开大陆，退守台湾一隅。在这种形势下，以麦卡锡为首的右翼势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质询，并掀起了反共浪潮。首先受到攻击的是被称为“三个出卖了中国的约翰”，即范宣德、戴维思、谢伟志。接着是对传媒界、文化界、影视界的许多正直人士，由胡佛领导的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审查，有的被称为“共产党同路人”，有的被定为“共产党间谍”。再接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麦卡锡等人直接指责华莱士、赫尔利、马歇尔、司徒雷登、史迪威等人为“亲共分子”。在这种纷纷扰扰中，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含糊其辞。但《纽约时报》评论说：“白皮书向人们透漏的信息是，中国并不是被某个阴谋集团出卖的，而是国民党自己倒下去的。”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更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离开大陆前，蒋经国慨叹道：“大好河出，几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此一切，究竟谁为为之？孰令致之？”到台湾后，蒋介石慨叹道：“我们的整个大陆都沦陷了，究竟我们大陆的这种悲剧，这种浩劫，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那么，蒋介石的败退，到底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呢？光慨叹是不行的，面对着撤退到台湾的文武百官、残兵败将，蒋介石不能不有所交代。

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他说：“三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父亲引退，离开南京。回到溪口故乡之后，父亲便开始埋头研究战争失败的原因，以及重整局势和改造革命队伍的方案。”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他说：“一般知识阶级随风逐浪，道听途说，以共党所好好之，以共党所恶恶之，以共党之是为是，以共党之非为非，就是这样断送了我们的大陆。”他说：“一些自命为自由民主主义的人们，直接间接帮助共党，在政府区域内开展反内战运动。政府为剿匪的动员，特别是征兵征粮，到处遭受这一运动的阻碍。这些民族的败类，无耻的汉奸，更利用‘和平’的美名，粉饰其投共投俄的罪行。反共阵营因而动摇，而士气民心亦为之颓丧。”这里所指的是1947年在国统区开展的反迫害、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一运动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因而蒋介石每提到这一运动，就发出切齿之声。

蒋介石在大骂一通大陆的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水摸鱼，投机取巧，以遂其卑鄙无耻、卖国害民的目的。”此处所说的“反动分子”，是指殷海光、雷震等人。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雷震算不上什么知识分子，只是与知识分子交往较多。大陆解放前夕，他与胡适、傅斯年、王世杰等在上海搞了个“民主抗共”方案，还发表了个“上海宣言”，得到蒋介石的赞许。但胡适非常乖巧，只写了封《致润之先生（毛泽东）》的信，要求中共放弃武力，与国民党一起“民主建国”，接着便到美国任国民党大使去了。雷震不知自敛，到台湾后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政治，甚至还想组建一个新党。蒋介石不断以大陆知识分子为例，教训这些“反动分子”，后来忍无可忍，把雷震逮捕下狱。

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是由于美国支持不力。他说：“美国人对我们训政的必要，没有深刻的认识，加上共产党穿凿附会，恶意宣传，因此在美国人头脑中间，造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中国的政治是独裁的政治，国民党是独裁的政党。”在大陆时，蒋介石对美国使团人员虽多有不满，但不敢恶语相向。到了台湾以后，越想越气，便经常开骂。如称史迪威“不自量力”，“余为总司令，史迪威只系余任命之参谋长，有何权力未经余之批准，即建议将武器分给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乃余之责任，彼绝对不能过问。”称赫尔利为“无知之辈”，“赫尔利对中国一无所知，彼从延安带来之协定草案，表面上都是民主、自由、和平、进步等民主国家人士最喜欢听的名词，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故余对其‘联合政府’的提议加以拒绝。”在淮海战役期间，蒋介石曾要求美国出兵援助，被杜鲁门严词拒绝。到台湾后，他不敢指名骂杜鲁门，只是大骂“国际姑息分子”。他说：“铲除共产党是自由世界的共同事业，但由于国际姑息分子的盲目短视，养虎贻患，遂造成今日之局面。”

当时来中国的美国使团，大多数人对中国确实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作出自己的结论。许多美方人员经过比较，特别是通过到延安及其他解放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一、“中共虽代表少数，但颇强。”二、“中共扩张其地区，系人民之拥护。”三、“中共占领区人民之生活，较国统区为优。”四、“中共之征兵与税收，亦较国统区公平。”五、“中共受进步之中产阶级拥护，有越封锁线而逃入共区者。”六、“中共之现行制度，较国民党民主。”七、“中国之小政党愿托附中共，可以得到保护。”八、“国共两党应有政治上之协定，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这些观点，当然也影响了美国的某些决策。但从根本上来讲，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是从不“姑息”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不是在美国“姑息”下发展壮大的。当蒋介石大骂“国际姑息分子”时，杜鲁门没有还骂。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其《口述自传》中说：“蒋军从来不是良好的部队。我们把大约三十亿五千万元的军事装备，送给了这些所谓自由中国人士，结果，从北京到南京的战线上，蒋介石约五百万军队，却败给了三十万共军，共产党拿了这些军事装备，把蒋和他的手下，扫出中国大陆。说实话，他一直都不是个东西。他们曾要求我派出数百万美国部队去拯救他，被我一口回绝。蒋介石实在无可救药，他们的腐败是与生俱来的，我决心不虚耗哪怕是一个美国人的生命去挽救他。我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他们继续嘲骂与控诉，说我对共产主义软化，又说我庸碌无知，但我不会屈服于这些指责。对于蒋和他的一伙人，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看法，这群混蛋一个个都该关进牢狱里。”

蒋介石在检讨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时，也表现了自责的精神。如在《如何纪念国父诞辰》的演讲中说：“在今日纪念国父八十六诞辰的时候，不仅主义未行，历史垂绝，就是整个的革命基础，都将要在我们手里毁灭了。不知道大家对此一残酷的现实，曾经检讨过没有?在我个人来说，至少我对总理、对主义、对国家以至对我们的民族、历史，都是一个最大的罪人。因此我每天无论怎样繁忙，总要抽出一段时间来，作为反省忏悔的功夫。”

但是，蒋介石的“反省忏悔”，常常把责己与责人、自责与自负混淆在一起。他说：“我们过去之所以失败，我固然要自愧领导无力，督率不严，应该负重大的责任，但你们大家过去不争气，不努力，尤其在同志之间，离心离德，自私自利，不肯协力互助，团结奋斗，而对于领袖的命令阳奉阴违，不能彻底实行，对于领袖的信任，表里不一，几乎无足轻重，这是你们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就是我们革命的致命伤。”绕来绕去，“致命伤”还是在“你们大家”。

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

蒋介石的这一倒行逆施，不仅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美国特使马歇尔、大使司徒雷登感到惴惴不安。马歇尔的看法是：“共产党之军队及民政力量，已大至不容忽视的程度，纵使采取最残暴之方法予以毁灭，亦非纯赖军事行动所可奏效。”而蒋介石告诉马歇尔：“余相信共产党军队能于八个月至十个月期间内，全部被歼。”司徒雷登的看法是：“中国政府在目前，系以军事上之冒险行为，以应政治调整之需要。内战之延续将使国家经济日益枯竭，并使任何恢复发展经济之企图成为笑谈。”而蒋介石告诉司徒雷登：“共军将于八月底或九月初被完全消灭，或被驱入深远之区域内。”蒋介石好像是有意给美国佬露一手。

此时的蒋介石真是气壮如牛。他宣称：“天下无不可打破的计划，无不可制服的武器，无不可消灭的敌人。我平生治军作战，我的心目中就没有敌人。”他说：“无论什么人，都不配作我们革命军人的敌人。我们不作革命军人则已，作了革命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消灭敌人，不许敌人存在。”他说：“共军无论在精神上物质上都空虚到了极点，他尽管自我宣传，说有多少兵力，有怎样坚强的民众组织，其实完全是虚声恫吓。”他说：“敌军都是乌合之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只是虚伪欺骗，夸大宣传，玩弄些小花样，以眩惑耳目。”自负与轻敌，乃兵家之大忌。撇开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不谈，单从军事观点来讲，这种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的心态，已显示了对形势判断的根本错误。而蒋介石正是在这种自我迷信的神话中，开始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

内战初期，解放军战略防卫，国军颇占优势，曾取得所谓“三大胜利”。一是逼迫江苏的新四军转退到山东，这使蒋介石大喜。他说：“现在第一收复区的敌人已失败北上，但一定还有不少余孽，潜伏地方。我们高级将领必须除恶务尽，不使遗留一个种子。”二是在华北攻占了张家口，这使蒋介石喜上加喜，立即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登上了“总统”的宝座，更严辞拒绝了各方面有关和谈之要求。三是在西北攻占了延安，这使蒋介石大喜过望，举行了盛大的祝捷会，并亲率文武僚属前往视察。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卫转入战略反攻，接着便是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25万（蒋军55万，解放军70万），经过52天激烈战斗，蒋军损兵折将，退出东北。平律战役，双方集结兵力167万(蒋军57万，解放军100余万)，经过58天战斗，攻克天津，解放北平。淮海战投，双方集结兵力140万（蒋军80万，解放军60万），经过65天鏖战，蒋军全线崩溃，南京政府也就岌岌可危了。

战争形势的逆转，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在战争进行的第一年，他就感到有点奇怪：“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敌军不如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完全是我们国军所独有。—切军需补给，我们也比敌军丰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据点、大都市和工矿资源，也完全控制在我们手中。就实力而言，我们一定有十分把握，能将共匪消灭。可是剿匪军事到现在已经荏苒一年，我们尚未把敌人消灭，这真是我们革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战争进行到第二年，蒋介石更有点惶惶然：“过去两年的戡乱，我们全体官兵牺牲奋斗，固然有若干成就。但就整个局势而言，则我们无可讳言的是处处受制，着着失败，到今天不仅使得全国人民的心理动摇，军队将领的信心丧失，士气低落，而且中外人士对我们国军讥刺诬蔑，令人实难忍受。这是我们革命历史最大的污点，更是我个人最大的耻辱。”

战争进行到第三年，蒋介石已是焦头烂额，信心尽丧。他哀叹自己“忧患艰危，忍辱茹辛，在内奸外敌重重包围夹击之下，几乎无幸存之理。”不过他还是“幸存”了。他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宣布“引退”，把烂摊子丢给了李宗仁。

蒋介石虽然“引退”，但是他的自大狂并未收敛，反共的豪言壮语并未消歇。就在解放军挥师渡江、攻占南京时，蒋介石对顾祝同、汤恩伯等人训示道：“渡江是军事发展的最高峰，同时就是共产党暴露的最大弱点，换言之，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因为他已蹈日本军阀南侵陷入泥淖的覆辙，犯了日本军阀一样的错误。他这个大错的铸成，就是他自取灭亡的基因，亦就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把握。”此时此地，就是他的心腹爱将，恐怕也不会相信这种梦幻呓语了。

就这样，蒋介石以他的顽固的反共态度，把曾经是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国民党，带上了穷途末路；把曾经在抗日战争中经历过生死考验的数百万大军，引向毁灭的深渊。作为始作俑者，他有无愧疚呢？没有。当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杜聿明部今晨似已大半被消灭，闻尚有三万人自陈官庄西南突围，未知能否安全脱险，忧念不已。然每念及不愧不怍、不忧不惧之箴言，则又天君泰然矣。”数十万大军饥寒交迫，死伤遍野，而其最高统帅竟能无愧无怍，“天君泰然”，这种态度已由冷静到了冷酷的程度。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后，他的“天君”肯定不怎么“泰然”，但其“不愧不怍”的态度依然故我。以这种态度进行的反省、检讨、总结等，还能有什么正确的历史经验与理性思维呢？不过，当他在指责“国民不成其为国民”时，说他的反共主张“未能取信于国人”，这倒是一句大实话。民心向背，连古代一些稍有远见的帝王，也常引为警惕。而自诩为现代政治家军事家的蒋介石，竟弃民意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后果应该是可想而知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作者：吴永平

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隆重召开，来自解放区的与来自国统区的进步作家胜利会师了。此时，新中国尚未宣告成立，党中央率先召开这次文艺盛会，显示了新政权对文艺的高度重视，与会代表都把能参加这次盛会当作毕生的政治荣耀。

与会的文艺界代表824人，可以说，除了极个别政治上有严重问题的作家之外，稍有点儿名气的作家都得到了邀请。然而，一度被认为是抗战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的姚雪垠却不在其列。显然，这不是出于一般的原因。

几十年后，有位作家在回忆录中透露，当年姚雪垠搅进了一桩“公案”，“以致上海当时文艺界的一切公开活动都不邀请他参加”。

什么了不得的“公案”，竟从政治上宣告了作家姚雪垠的“死刑”？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澄清事情的真相？这堪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

为了解开这个谜，笔者钻进图书馆，在堆积如山的故纸堆中翻拣,“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结果发现，这桩“公案”与20世纪40年代胡风发动的“整肃”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默杀”

1946年，中华文协广州分会会刊《文艺新闻》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署名“辛冰”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姚雪垠》，向读者透露出姚雪垠已遭“清算”的消息：

姚雪垠的名字，大家谅不会生疏吧，他是一个“作家”，曾经以“进步”的招牌出现，现在终被清算，在近十年中，我亲眼看见他成名，但，也看见他没落，人世浮沉，真不堪想象呵！

那时，有哪个读者不知道姚雪垠呢？他的《差半车麦秸》得到文坛巨擘郭沫若、茅盾等的全力推荐，蜚声海内外；《牛全德与红萝卜》得到国共两党评论家的齐声叫好，甚至有人建议军委会印刷数十万册下发各战区；《春暖花开的时候》第一卷问世当年即再版三次，销行数万册。如今抗战刚刚“惨胜”，其创作被誉为“抗战文学里程碑”的作家却遭到了“清算”。这变化真让人弄不明白。

“清算”运动并不是中华文协组织的，而是文协领导之一的胡风独立发动的。胡风决定清算姚雪垠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自某种历史原因，其发展也有一个由缓而峻的过程。

1943年以前，他们就像是两颗方向相同而轨迹平行的流星，没有碰撞的机会。

姚雪垠1943年以前的文章中提到胡风的只有一篇《谈论争》（1940年），是探讨新文学运动历次论争中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的。在谈及“默杀”这一战术时，他提到胡风在“两个口号的论争”中“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1942年8月，姚雪垠在《〈创作论初集〉后记》中不点名地批评胡风的文风，批评他“不肯通俗化”。

胡风在此前的作品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姚雪垠的名字，但，这并不是说，胡风没有注意到姚雪垠的作品，尤其是颇负盛名的《差半车麦秸》。作为抗战文协的理论部负责人，胡风有责任关注抗战文坛上的新动向，评价与推荐佳作。他确实在这样做，但他绕开了姚雪垠的作品。

姚雪垠并不知道他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已经牵涉到文坛上的历史恩怨，更不知道一场风暴将要来临，直到胡风“清算”的大棒打到了头上，才恍然大悟胡风当年的态度正是他熟知的论争战术——“默杀”。

“天才”

1938年底至1942年年底，姚雪垠一直在第五战区体验生活。《春暖花开的时候》、《牛全德与红萝卜》、《戎马恋》，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胡风从未去过战区，抗战初期他曾宽容地赞扬过那些战区作家，说他们是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法向民众突进”（1939年）。抗战中期，他却这样写道：“战争初期，有些作家忽然到了前线，又忽然跑回后方，不几天又跑上前线，……他们是把上前线去当作从前的进咖啡馆了。这样的作家当然不能写出好的战争作品来。”（1942年）

姚雪垠并不是胡风所指的“忽然”作家，他在抗日前线呆了四年之久，直到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才来到大后方，受到抗战文艺界的欢迎，国共两党的报刊都争着发表他的文章。当年，文协改选，姚雪垠当选理事并任理论部副部长。胡风时任理论部部长，两人成为同事。奇怪的是，我们在姚胡二人的回忆录中找不到关于此段经历的片言只语。联想到胡风此时对战区作家的轻蔑态度，姚雪垠受到胡风等的冷遇，也不足为怪的。

姚雪垠性格耿直，郁积心中的对胡风等批评家“默杀”态度的不满，日久自然也会流露。1943年初，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需要批评》的文章：“目前文坛上只见创作，不见批评，不管作品好也好，歹也好，大家默然。从表面上看，文坛上风平浪静，一团和气。但是这种现象的骨子里却很坏，它会使这文坛荒芜起来。好的作品没人提到，没人注意，往往使有前程的作者在悠长而艰辛的旅途上感到寂寞，甚至也许会感到疲倦。”

党的文艺工作者弥补了姚雪垠的遗憾，安慰了姚雪垠的“寂寞”。这一年里，《新华日报》组织了三篇文章，称赞姚雪垠为“最肯花费匠心来使用中国大众语文的作家”，“在文学语言创造上，有了灿烂的新成就”。可见，至少在这一年，中共文艺核心对姚雪垠是充分信任和肯定的。

姚雪垠任职文协期间，是否与胡风有过冲突，这里不敢臆测。他曾在文协“辞年恳谈会”上宣读过一份年度工作报告，题目叫《论目前小说的创作》（1944年初），高度评价了抗战小说界的现状：

今日要期望早一点有天才出现，就必须给天才以成长条件；要期望早一天有伟大作品，就必须给伟大作品的出现以便利。

胡风主持会议，对姚雪垠的总结未置一词。早在1942年底，他便认为抗战文坛到了“逆流”期，而姚雪垠的评价却相反；姚雪垠在报告中为天才所进行的呼吁，更引起他心中的反感。于是，他写了一篇题为《天才》（1944年9月）的杂文，对姚雪垠加以嘲讽：“自信是天才，也可以的，但不能老是‘怀才不遇’地喊着我是天才呀，你们不优待我呀……对于敌人，这不算是什么战法，对于友人呢，恐怕只能算是市侩主义了：我是天才呀，与众不同呀，你们为什么不出高一点的价钱呢?”

胡风文中虽未点名道姓，但，“重庆文艺界一提起‘天才’来，无人不知就是雪垠！”陈纪滢在回忆录中饶有风趣地描写过姚雪垠的“天才”表现：

雪垠有才则唯恐人不知，如后来回到重庆，每逢大小会议，他必发言，发言往往不中肯綮，只卖弄他的能言善道。有一阵子，他往往以《易经》上的几句话开讲，……‘写作技巧’，又与《易经》何干？但雪垠往往就这样云山雾罩，几乎要从开天辟地、钻木取火、茹毛饮血讲起，你说他不是发疯吗？

至于胡风在文中挖苦的索要高价的“天才”，却另有故事。1943年下半年，文协联合作家呼吁提高稿费，据说开会商议时，姚雪垠曾附议尊重出版界按不同标准支付稿酬的惯例，最后，会议还是决定提出“千字斗米”的斗争口号，而姚雪垠的附议也传出去了，引起某些人的反感，于是谣诼随之而来。作家孙陵记录了这样一则传闻：

重庆文协为了稿费问题曾经开会讨论，文协底口号是“千字斗米”，而雪垠则主张应有分别，并且为了加强他的主张，他提出“妓女”为例。在开会时提出这种比较，诚然荒谬，而且不伦不类，他这样说道：“譬如逛窑子吧，红姑娘底价格，就要比年老色衰的窑姐儿高几倍！”（《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则传闻不太可信。但姚雪垠提出应有区别地提高稿费确有其事。

“整肃”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整风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气氛和风细雨。

姚雪垠参加了“读书小组”，经受了批评。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1944年的春天，《牛全德与红萝卜》遇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公正、最严肃、最使我感激难忘的批评。这次批评是采取讨论会的形式，并没有文章发表，至今我珍贵地保存着当时在几张纸片上记下的批评要点。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茅盾先生，冯乃超先生，以群兄，克家兄，SY兄。”

胡风也参加过类似的“读书小组”。他在《再返重庆》中写道：“乃超在乡下召开了一次小型的座谈会，是为了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乃超约了十来个人，除他和我外，记得有蔡仪，其他人就不清楚了。”由于胡风的态度颇不合作，此后他便与读书小组无缘，更没有进行过自我批评。

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胡风出于他的责任感，独立发动和组织了文坛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若干年以后甚至成为导致他也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他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归纳为三类：其一，“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其二，“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其三，“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胡风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他号召抗战文坛内部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

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及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

1944年7月24日，石怀池批评姚雪垠和碧野的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石怀池把他们的作品圈定为胡风所指的第三类，批评他们描写了“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更有甚者，把沙汀的《困兽记》称作“禽兽记”，把臧克家的《感情的野马》说成“色情的瘦马”等等。其后，众多蜂拥而至的批评便把胡风文章中所谓“对生活的卖笑态度”和石文中所称“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干脆地诠释为“娼妓文学”或“色情文学”了。从此，姚雪垠便被某些人轻蔑地称为“娼妓作家”或“色情作家”。

这些不负责任的批评激起了文坛强烈的反弹情绪，茅盾率先指出姚雪垠的《春暖花开的时候》“毛病主要不在内容而在结构上”，而且越写越好，“第二、三分册——特别第三分册——在小鸟啾啁之中有金戈铁马之声，甚至不妨说金戈铁马之声终于成为基本的音调了。”

第一轮攻势受挫，胡风并不灰心。1944年底，《希望》创刊，他又推出《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论主观》等论文，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整肃”运动提高到与“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的高度。这种煞有介事的姿态引起了进步文坛的惶惑。黄药眠等纷纷提出质疑。

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领导也警觉到胡风对整风运动的干扰，1945年年初，冯乃超组织了两次会议，与胡风讨论关于“客观主义”及《论主观》问题，胡风“没有被说服”。问题闹到周恩来那里，集体会议与单独谈话双管齐下，胡风仍然不服，但私下里却调整了斗争策略。他在给路翎的信中写道：

书评，好的。应该这样，也非这样不可。但我在踌躇，至少第二期暂不能出现，我不愿意说，不管他们口头上的恭维，在文坛上，我们是绝对孤立的。到今天为止，官方保持着沉默。而近半年来，官方是以争取巴、曹为最大的事。这一发表，就大有陷于许褚战法的可能，让金圣叹之流做眉批冷笑当然无所谓，怕还会弄出别的问题。——恐怕管兄又已引起一些官僚在切齿了。所以，暂找别的典型的东西罢。《戎马恋》、《幼年》都可以，可能时，望赶写一两则来。

此信的写作时间正处在冯乃超与周恩来召集的会议之间。胡风可以无惧于“绝对孤立”的处境，但他不能不顾及党的态度。经过深思熟虑，胡风决定对战术目标作微小的调整，饶过巴金和曹禺，重点打击姚雪垠等。

“小偷”与“色情”

在胡风的授意下，打击范围从姚雪垠的《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逐渐扩大到《差半车麦秸》。胡风在给路翎的信中指出新的攻击点：

信、稿都收到。能弄两三则书评么？或者把春暖花开先生追击一下，赏给他一点分析。但这得追到什么《半车》去，那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而且是从《八月的乡村》偷来的。（1945年6月12日）

路翎马上动笔，写成《市侩主义的路线》，化名未民，赶在《希望》第3期发表。他极力演绎胡风信中所指出的要点，毫不顾及论证之荒谬。为了证明《半车》是从萧军那里“偷”来的，他说萧军笔下有个喜欢“吸烟袋”的农民，而姚雪垠笔下的农民也喜欢“吸烟袋”，这不是“偷”是什么？为了证明姚雪垠的作品是“穿着客观主义的投机主义”，路翎挖苦地说政坛号召“描写农民的转变”，姚便创作《差半车麦秸》；政坛又号召表现“抗战与进步”，姚便创作《戎马恋》和《春暖花开的时候》。路翎质问：这不是“投机主义”又是什么？

路翎鄙视姚雪垠，还因为他从《春暖花开的时候》中看到了“色情描写”，他从小说中摘录了下面这段文字：

假如把罗兰比做李商隐的诗，把小林比做达文西的画，从王淑芬的身上就不容易使我们感觉到艺术趣味。不过当少女们刚刚发育成熟，纵然生得不美，只要不过分丑，对青年男性都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量。何况王淑芬同人说话时两只眼睛懒洋洋的，半睁不睁，带着三分睡意，二分媚态，自然也相当的能招人爱。

从此，胡风派便派定姚雪垠为“色情作家”。

“硬骨头”

1944年底，姚雪垠写了一篇随感，题目叫《硬骨头》，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是对胡风等的攻击的回应。

姚雪垠的确有一把“硬骨头”，胡风等的批评，如果说对他有所刺激，也不在那些吓人的政治大帽子，而是对他的创作能力和潜力的轻视。路翎曾嘲笑他笔下的农民形象雷同。于是，姚雪垠放下了未完成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开始创作《长夜》，他要证明给路翎看，他还能写出具有新的性格的豫西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夜》是姚雪垠的“发愤之作”。

胡风等对姚雪垠等作家的“清算”，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袖手旁观。中共文艺领导觉得进步文坛打内战，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派乔冠华居中调解，却遭胡风的拒绝。胡风在回忆录中写到：

“我看他（指乔冠华）还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例如，他对姚雪垠是抱有好感的（我当时没有设想过姚雪垠是共产党员），向我提过打算约姚雪垠一道谈谈文艺问题，但我没有回答他，还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尖锐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他吃了闭门羹。（胡风《文稿三篇》）

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文艺评论家，胡风在理论的坚持和一贯性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他在实施文艺批评时注重于评估批评对象的“人事关系”，并以此来决定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后来，他之所以放弃对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的批评，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也是出自“人事关系”的考虑。却不料，姚雪垠骨头太硬，胡风欲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

流言

1945年年底，重庆文艺界突然传出流言，说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作家孙陵在回忆文章中谈到此事：

有一次，他忽然一定要留下来，要和我作彻夜长谈。我便留他住下来。那次谈话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始终苦恼着他的特务问题。他很忿慨地说：“从立煌回到重庆，周恩来请咱吃饭，当然是看得起咱。后来不知为什么，忽然开始打击，连我在别的刊物上发表的稿子，那个刊物到新华日报去登广告。结果广告登出来了，咱写的文章连题目带名字，却一笔勾掉了。既然收了广告费，为何可以随便改动别人的广告？这本来是可以打官司的。”“你为何不告发呢？”我问道。他却说：“我到新华日报找徐冰，质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徐冰说：‘听说你是特务！’当时我的眼泪刷的流了下来！”（《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

这桩飞来横祸对姚雪垠的情绪有很大影响。11月，姚雪垠在一篇文章写道：

我的唯一的武器是一枝笔，我的最高希望是做释迦牟尼，而不是当强盗“杀人放火”。我希望人们不要以猜疑的眼睛看我……那种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种离奇的谣言我害怕，所以单为着我的文学事业，让我也大呼着要民主，求自由!（《自省小记》）

流言是从延安抢救运动中传出来的，当年陕北抓特务成风，不堪刑讯的人便乱攀乱咬，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姚雪垠1946年5月出川，途经重庆，曾面见徐冰要求澄清，徐冰当然知道姚雪垠不是特务，但他也没有澄清的责任。

胡风当然知道这个流言，他不会放过再一次痛击姚雪垠的机会。胡风回到了上海，继续重庆未完成的“清算”工作。清算运动再起高潮。

1946年3月，《联合特刊》发表《骑士的坠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这个刊物是左派刊物的大本营。远在广州的《文艺生活》发表《评姚雪垠的〈出山〉》，质疑姚雪垠在战区的表现；《文艺新闻》更是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姚雪垠，其中最令人不堪卒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姚雪垠“机会主义的本质”。

挑战

1947年初，姚雪垠带着《长夜》和《记卢轩》的书稿，从河南来到上海，这两部作品是他反击胡风派的武器。上海是战后的文化中心，姚雪垠想在这里重振旗鼓。就在这时，“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伸出了援手，不但为他提供住处，而且答应给他出选集。刘以鬯是后来的香港著名作家，他开的这家出版社定名“怀正”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与“蒋中正”没有关系。此后一年多，姚雪垠就住在出版社，安心写作。很快，《雪垠创作集》共四种顺利出版。姚雪垠在《雪垠创作集》的跋中，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

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将陆续的，一部一部地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这篇文章又名《论胡风的宗派主义》，载北平《雪风》第3期。据笔者所知，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公开地系统地批评胡风派宗派主义的第一篇文章。

姚雪垠的挑战，引起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的文章不久就写出来了，题目叫《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1947年9月）。文章发表后，阿垅把载有此文的《泥土》寄给胡风。胡风9月22日给阿垅的回信中写道：

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还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请注意信中“公案”二字，姚雪垠当年的“公案”到此处已揭开谜底；还请注意“生活关系”四字，当年指的是党派关系。胡风信中赞同阿垅在文章中暗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且让我们从阿垅文章中摘引两段：

姚雪垠的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

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他“刻画”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窘”。”

不需要再加注释，此时，胡风等人已认定“怀正文化社”是国民党的文化机关，已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从一桩“莫须有”的流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雪垠危殆冤哉。

两面夹攻

上海滩胡、姚“内战”正酣，却不料香港正酝酿着一场风暴，那里聚集着一批有组织的文化人，他们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以“清算”回击“清算”，彻底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

1948年，《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编辑班子里都是当年重庆党的文艺领导，如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

我们特别注意到胡绳在《大众文艺丛刊》上发表的两篇文艺批评，一篇批评胡风最赞赏的作家路翎；另一篇批评茅盾最欣赏的作家姚雪垠。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刊物最有分量的文艺评论。胡绳在丛刊第一辑中批评路翎：“一面批判着知识分子，一面又用浮夸的自欺来迷糊知识分子真正向前进的道路”；但他在丛刊第二辑中更严厉地批评了姚雪垠，他认为《牛全德与红萝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春暖花开的时候》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批判”，而《长夜》则充斥着“地主少爷的‘浪漫’情调”。

胡绳是姚雪垠的老朋友，交往甚密，他不但了解《春暖花开的时候》的创作过程，这部小说最初也是在他主编的刊物《读书月报》上连载的。胡绳如此严厉地批评姚雪垠，其中不无自我批评或自我洗刷的因素存在。胡绳批评路、姚，好像是各打五十大板。其实，在胡绳等已接受毛泽东文艺理论的人们心中，“内战”双方的理论与创作都是要不得的，他们只是五十步笑一百步罢了。

在这些执有“新式武器”的对手面前，胡风难以招架，他觉得“跑到一个沼泽里面，芦苇和污泥绊住我，我跌倒了，我看见我的血在地上流成了一个湖。”

1948年末，胡风极不情愿地离开上海，从香港绕道华北。

被抛弃的姚雪垠留在上海，欣喜地聆听着解放军越来越近的炮声。

幸与不幸

抗战后期，胡风所发动的“整肃”运动是一把双刃剑，既严重地伤害了姚雪垠等进步作家；更暴露出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的偏颇之处。他对姚雪垠等的清算只是他推上山的第一块“西绪福斯之石”，而他与主流文艺思潮山崩地裂般诀别的底线就埋在这里。

从1949年到1954年，党和政府给予胡风相当高的政治待遇——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常委，华东文委会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却没有一个实职。而姚雪垠只享有普通公民的权利——上海大夏大学兼职教授，代理文学院院长并兼任副教务长，后调回河南文联当专业创作员——没有一个虚衔。

此刻的胡风是幸运的，姚雪垠是不幸的。然而，幸运的人有幸运人的烦恼，不幸运的人有不幸运人的追求。幸与不幸，天知道？（原文5万字，本刊发表时有删节）（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　作者：安晓意

当我坐在阎长贵先生面前，听他平和地讲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位诚恳、书卷气十足的学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书，以后被打进秦城监狱8年之久，出狱后又流放农场5年。“历史的组合真奇妙！给中国第一夫人江青当秘书，这是我做梦也没想过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这个没做过的梦变成现实，我真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听到阎先生真实的声音，我想我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阎长贵先生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由于解放，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专业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先生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一篇习作，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先生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做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当年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阎先生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先生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阎先生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这时的阎长贵已经不是一个刚毕业几年的普通大学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当时中国最核心的权力机构，同时也迈进了一扇日后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大门。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以后，江青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委、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过了半个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能力，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的印象不错，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带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20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你都不再接受（阎感觉到，江青显然看出了这件事是别人让他做的），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从这件事以后，阎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工作。江青曾对阎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所以，阎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长时间住在北京，她像候鸟一样，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阎先生说：“惟独1967年我给她当秘书这一年，江青一天也没有离开北京。所以我既没坐过专列，也没坐过专机。”这一年是江青极力往上爬的一年，给人们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阎长贵在江青身边小心谨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没有为难过他。客观地说，江青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无论是报告或是发言，绝大多数都亲自拟提纲，不让秘书起草讲稿。阎长贵给江青当了一年秘书，从没为她写过稿子。江青极自负，她不要秘书写稿子，可能是想显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泽东的影响，“不要秘书代劳”。

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别人告诉阎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阎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对她的这番话摸不着门儿，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受到了一些攻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对阎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前几天，阎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在1975年给阎长贵的结论中，就因这封信而定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处就是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对江青来说，阎长贵这位小字辈也在劫难逃，阎长贵的厄运从此开始。

事有凑巧，当时比阎稍晚些时候和阎共同给江青当秘书的杨银录父亲病危，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不敢打搅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同意杨回家看望父亲。杨一星期后回来，阎领他去见江青，江青对阎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陈伯达、汪东兴找阎谈话，陈伯达说：你还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东兴说：要例行手续审查一下，阎从钓鱼台11号楼被带到钓鱼台北门警卫连的一间房子里，暂时关起来。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随身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了，陈伯达问阎：干什么呢？阎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感到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仅次于周恩来总理的第4号人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这里所显示的就是江青当时的“气派”和“威风”。阎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悬一线的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多年后，阎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写到：“若问原因？我只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共产党员蹲无产阶级专政的监狱，这在当时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阎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他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阎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的脑子里无时无刻地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儿，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呵，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阎先生保存至今的这本当年林彪赠送的《毛选》，封皮已经翻卷，破得几乎拿不起来了。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先生说：8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被宣布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尽管猜不出他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阎先生，处处予以关照。1975 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先生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中学校长，一年后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先生于1979年9月也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当我问阎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时，他脱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和灾难，这是毋庸置疑的，今后绝对不能再搞了。但是，为什么能发生‘文化大革命’？怎样避免‘文化大革命’？这却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问题。而现在对研究‘文化大革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禁忌，实在是不应该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白毛女》从延安进北平　作者：丁　帆

一

1949年春节，是个不平凡的春节。由第四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共同进行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0多万人，北平和平解放，并基本上解放了全华北。

2月2日晚，我们华北大学文工一团，正在长辛店待命排练节目，团长舒强同志忽然接到北平军管会指示，要我团连夜进北平，准备开展城市军管与宣传工作。贾克同志带来两辆大卡车，车辆厂又派来一辆大车送我们，大家兴高采烈地跳上汽车，经过卢沟桥进彰仪门到市内，街上路灯早亮了，行人很少，不时看到穿大衣的巡警。车到北池子草垛胡同12号停下来，我们下车走进一个大房间，打开背包睡在乱草上，已经是后半夜两点了。

2月3日，我军举行声势浩大的入城式，上午10时开始。我们与华北大学文工二团和华北人民文工团合在一起整队到前门欢迎我们自己的队伍，四周汇成红旗的海洋。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美国炮车和坦克的摩托声，与前进的军乐声、歌声、欢呼口号声交织在一起，荡漾在北平上空，声势浩大。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高举红旗敲着锣鼓，在道路两旁热烈欢呼。一位北平市民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同志啊！多少年我们北平市民没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12日，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刚开过，我团便接到军管会要我们为傅作义起义部队师级以上军官演出歌剧《白毛女》的通知。这是《白毛女》进入北平后的首场演出，也是一场极特殊的演出，为昨天还在敌对、而今天已经成为团结对象的朋友演出，这确是一场很不平常的演出。

二

歌剧《白毛女》诞生于1945年。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兴起了新秧歌运动，产生一批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牛永贵负伤》等小秧歌剧和《血泪仇》、《惯匪周子山》等大型秧歌剧。《白毛女》这部划时代的民族新歌剧，就是在秧歌运动蓬勃兴起的基础上创作出的成功佳作。

记得1945年5月底6月初，为了迎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白毛女》要进行首场演出。当时，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已于1942年精兵简政时整编了，首演任务便由鲁艺师生来完成。演出阵容比较强大：剧本是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作曲：马可、张鲁、瞿维等。王滨、王大化、舒强导演。演员：喜儿由王昆、林白扮演，张守维演杨白劳，赵起扬演赵大叔，邸力演王大婶，陈强演黄世仁，王家乙演穆仁智，李波演黄母，韩冰演张二婶，张成中演大春，这是第一代演出《白毛女》的主要演员和他们所扮演的角色。

这次在党校礼堂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与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和代表们的一致好评。当戏演至高潮，大春、大锁追赶“白毛仙姑”到山洞，终于认出是喜儿并把她救出时，主席感动得流泪，台上歌声唱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主席激动地和大家一起起立鼓掌，那情景是非常感人的。

按周副主席的话说：“你们走到了时间的前面……”意思是民族矛盾将是次要的，阶级矛盾将要变得突出。不久，他去重庆，在向战斗在国统区的同志们讲述观看《白毛女》的激动心情时说：“在重庆看再好的戏，也无法与看《白毛女》时那种感人程度相比，因为它是劳动人民自己的艺术，真正写出了被压迫阶级的命运和斗争。”

三

给“七大”演出后不久的同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然而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党中央决定延安鲁艺要迁往东北办学，还分别组成华北、东北两个文艺工作团奔赴新区开展革命文艺宣传活动。9月中旬，华北联合大学从阜平迁往于8月23日刚解放的河北重镇张家口市，进行复校与扩大招生工作，以华北文艺工作团作为恢复联大文艺学院的基础，这时，华北文工团在进行复校工作的同时和抗敌剧社联系共同组织排练演出从延安带来的《白毛女》，当然演员阵容要有些改变。

首先是导演，还是在延安时担任导演的舒强；喜儿仍由王昆扮演，凌子风演杨白劳，张非演赵大叔，高维进演王大婶，车毅演张二婶，孙铮演黄母，黄世仁仍由陈强扮演，吴坚演王大春，穆仁智由叶扬扮演。

本来在分配角色时，喜儿一角田华也是被选之一，因为白毛女的故事就发生在她的老家河北。后终因她太年轻刚17岁，怕她完不成任务，便分配她做场记，成天跟着排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要将歌剧《白毛女》改编搬上银幕，她才从无数个被初选的喜儿中脱颖而出。从此，不仅歌剧《白毛女》走遍了全国也到了国外，电影《白毛女》更走遍了全世界，这是后话。

当时，《白毛女》在人民剧场（原张家口剧场）连续演出几十场、场场爆满，反映强烈，创造了三天演出6场的最高纪录，轰动了整个张家口，成了街头巷尾人们的热门话题。一直演到2月中旬，因抗敌剧社另有任务，尽管各阶层市民一再请求续演，也只好停了下来。这中间华北联大文工团又恢复成立起来，成员除抗敌剧社演职员外，就是参加这次演出《白毛女》所有人员，团长是吕骥（后为周巍峙），副团长是周巍峙、张庚。划归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领导。

1946年8月，联大文工团和文艺学院部分师生到东线怀来地区参加土改和慰问部队，演出《白毛女》，后又转赴西线到大同前线郊区进行“踢土”演出（即没有电灯只有汽灯，没有扩音器只凭嗓子说、唱、喊，挖坑埋杆子挂一道浅蓝色或白色布幕，就是天幕，前面简单培个土台子就是舞台，上千战士坐在背包上看演出，演员在“舞台”上踢着土演戏而得名）。此后，《白毛女》便成为华北联大文工团主要演出剧目之一。

另外值得书写一笔的，也算是个插曲，就是当时在张家口新新戏院演出山西梆子的晋剧名角郭兰英，看了《白毛女》后，所表现出来的新奇、惊喜与激动，几次流泪不能自已，她觉得这哪儿是看戏，明明演的是自己，台上的黄母、黄世仁不就是师娘，穆仁智就是师娘的管家贾仁太……联想自己从小家贫6岁开始学戏，13岁被卖到戏班子上，贫困饥饿、血和泪伴随着童年。现在还不满17岁，便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与侮辱，对照台上的喜儿和歌词里唱的：“永辈子的受苦人，今天要翻身！”不正是说我吗？虽然张家口解放了，自己仍然生活在带有封建行帮色彩的旧戏班子里，依然被奴役剥削，没有真正的自由，要想混个人样，就得参加革命，要想演戏，就要扮喜儿那样的角儿。

同年10月，当国民党傅作义几个骑兵师从张北奇袭张家口，我军暂时作战略转移，华北联合大学跨过平汉铁路撤退到河北冀中束鹿县大、小李家庄等地，在文工团到达广陵时，郭兰英和她母亲在抗敌剧社王久晨、何迟同志帮助下，从后面追赶上来，要求参加革命。开始到抗敌剧社，因为是部队不太合适，经过组织批准加入联大文工团，换上套翻领蓝布制服，成了一名革命文艺战士。领导上非常关心她的学习生活，特安排贾克教她文化，请舒强教她表演，张鲁、胡斌教她识谱等音乐课……郭兰英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迈进了她崭新的生活。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为恢复城市建设开展宣传工作，文工团决定演出《白毛女》，郭兰英被分配为喜儿C角，终于实现了她的宿愿，整天像只自由的鸟儿一样高兴。只是由于她的文化水平读台词有一定困难，这就靠王昆来帮助了。再加上喜儿B角孟于这位“革命大姐”，她们三个喜儿在一起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彼此切磋的机会多了，对排练大有裨益。特别是舒强在排练中对郭兰英在传统戏曲的大量唱法，身段、舞蹈、表演中加以选择、提炼、融合进来，使《白毛女》更加民族化、艺术化、大众化，在演出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是舒强和郭兰英对中国民族歌剧的一大贡献。

黄世仁这个角色，本来由陈强扮演，由于他怕给人留下坏印象，在延安时他拒演停排，剧组不得不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反复学习《讲话》，联系自己受到启发，终于打通了思想，成功地将恶霸地主的丑恶嘴脸和残酷剥削欺压农民的罪行展现在观众面前。正因如此，在演出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险些真的被“枪毙”了。记得在东线怀来演到最后一场戏斗争黄世仁，随着台上演员高呼“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台下突然飞来无数野果子，一个野果子把他的眼睛打成了“乌眼青”，好长时间才恢复正常。另一次最惊险的是到河间为部队演出，他们正演到开诉苦大会，一个新战士在看戏中忘了是演戏，愤怒地把子弹推上膛，举枪对准舞台上的黄世仁，亏得班长发现的快，赶忙按住枪，避免了一场意外大事故。从那以后部队再看演出《白毛女》，领导上规定一律不准带武器。

谈起《白毛女》的艺术魅力，在国外也有不少故事。1952年中国青年艺术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演出《白毛女》，到演出结束谢幕时，一位年轻姑娘手捧一束鲜花走上台正要献给陈强，观众席中有位老人突然大吼一声：“不要给坏蛋献花!”看来无论什么时候，中外观众都一样爱憎分明。

到石家庄后陈强却不能演黄世仁了。因为联大文工团到冀中束鹿不久，陈强便去找沙可夫院长提出请求到东北电影制片厂去工作，开始院长不同意也舍不得他离开文工团，他便去找老校长成仿吾诉说理由，还流下眼泪，直到老校长批准了他的请求，他才破涕为笑兴高采烈地去了东影，这样黄世仁一角便由吴坚来扮演了。

此后《白毛女》的歌声，便在解放后的石家庄、正定、冀中平原……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在祖国城乡飘扬。一些工人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加强了爱厂护厂建厂活动，积极加紧生产支援解放军解放全中国；一些农民看了《白毛女》演出后，很快掀起土地革命，敢于向地主讨还血债投入反霸斗争；一些部队指战员看了《白毛女》演出后，高呼为杨白劳、喜儿报仇而冲锋向前奋勇战斗；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说：“我是看了歌剧《白毛女》后才走上革命道路的……”很多情况都是我亲身经历的，那场面实在感人。回忆起当时杨成武将军看了《白毛女》以后说：“解放军打到哪里，你们《白毛女》演到哪里，《白毛女》真成了刺刀尖上的文艺。”

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1949年间，解放军部队师以上文工团（队）演出《白毛女》平均每月15场以上，观众数以千万计，还有几十万俘虏的官兵。记得在1948年5、6月，在夏衍同志的积极倡导支持下，由香港建国剧社、中原剧艺社、新音乐社联合于九龙普庆大戏院演出《白毛女》，排队买票的观众把戏院围了几圈，可见香港同胞也是异常热爱《白毛女》的。

四

这次《白毛女》进入北平后的首场演出，的确不一般，虽然演员阵容没大变化，但舞台大了，观众不同，一切正规化了。比如群众演员增多了，乐队扩大了，舞台上增加平台还有高台……经过连日紧张突击排练，到2月16日晚，终于在西长安街国民大戏院（现首都电影院）正式演出了。由著名演员金山报幕，一开始他向观众介绍了华北大学文工团与《白毛女》，接着拉开大幕。“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这带有民族和浓厚北方乡土气息的歌声回荡在刚解放的北平人民舞台上，整个舞台上下，包括剧场内外都分外安静严肃。演出前有人在戏院门前想看看海报，都被军管会工作人员劝说走了。主要因今晚来看戏的是傅作义起义部队的将领们，面对这些特殊的观众，更增添了大家的好奇感，几十天前，他们还在为蒋介石卖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不知他们今晚观看控诉旧社会的《白毛女》该有何感想?当我场上没戏时，我带着一种好奇心，从舞台侧幕扒条小缝偷偷仔细观察他们的反应。

舞台上的戏在进行着，场内安静极了，既无人走动也没人交头接耳，静得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声响，偶尔听到一两声轻微的咳嗽和抽鼻子声，主要声音都来自台上。王大婶在音乐伴奏声中上场了，今天是由邸力演出，她是在延安第一代扮演《白毛女》中王大婶的老演员了。艺术经验丰富，对这一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有血有肉鲜活惟妙惟肖。每次演出她一出场，就那双踏着音乐节奏的脚走起路来便可获得满堂彩，等到对杨白劳和喜儿说完“看你们爷儿俩，这还能让到外人家去！”之后的咯咯一笑，可真叫绝了，就更会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每逢至此，所有看戏的观众也包括我们同行的演员们，莫不被她这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所折服。可今晚，她同往常一样出场，而且精神集中得多，不仅没有满堂彩，连一个鼓掌的也没有！舞台监督慌了，后台主任慌了，演员们也都沉不住气了，惊奇地在相互嘀咕着：“怎回事！？出事故了？？”都捏着把汗……

我凝神屏气在侧幕后，眼睛瞪得滴溜圆，看着台下一个个陌生而严肃的面孔，他们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泥塑似的，我想可能在来剧场前，他们长官一定训话了，规定了纪律，才使得他们大都在控制约束自己，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戏剧的感染力终究不是可以靠理智来主宰的。当戏进行到一幕四场，杨白劳被恶霸地主黄世仁强迫在文书上按了手印，卖掉亲生女儿悲愤服毒身亡，穆仁智强拉喜儿抵债，在这威逼生死离别的苦难关头……台下观众席中开始出现了一片唏嘘声，有的人不自觉地用手帕擦眼泪，有的低下头在抽泣着，还有的在干咳，已不是轻轻地……整个剧场沉浸在一片悲愤气氛中，他们的内心受到冲击，感情受到震撼。后台总算稳定下来，我们演员和所有工作人员，像战士冲锋陷阵一样，在攻占最后一个碉堡，直至落幕，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告诉我们胜利了，谢幕时的喜悦与欣慰是无法言表的。据戏院工作人员讲这次演出《白毛女》的剧场效果是前所未有的，太难得了。

观看这次演出的国民党和平谈判代表邵力子先生回到宾馆连连称赞：“这是一台不可多得的好戏！”当夜久久不能入眠。金山和张瑞芳也到后台来了，他们的激动和热情自不必说，一再赞扬演的太好了，实在让人感叹兴奋，因都是同行，共同语言多，大家一直谈着笑着，还夸奖前民的杨白劳很有功底。

当我们离开戏院已是深夜，戏院门前还有一些观众在等待着演员们出来见上一面，其中有从西郊赶来的大学生，他们一再询问我们什么时候公演？可见人们期盼《白毛女》早日与观众见面的急迫心情。

在不长的时间里《白毛女》公演了近40场，场场爆满，观众非常踊跃。后因文工团另有任务，要参加华大三部（即文艺学院）的教学工作而停演了。很多观众来信，有的找上门来要求续演，大学生反映最强烈，特别是有的看过《白毛女》后便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唱着《白毛女》的歌声渡过长江，也有个别同学立志从事人民戏剧事业。有的同志直到今天仍为歌剧艺术发展繁荣而奋斗。

回顾歌剧《白毛女》，从它诞生于革命圣地延安，到进入北平走上大舞台，从解放区的“踢土”演出走上世界舞台的这一光辉历程，可以说《白毛女》像号角一样，在唤起民众觉醒，为翻身自由和为民族解放奋起而斗争。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3年第1期 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形成经过　作者：窦应泰

一　口述历史的缘起

韦慕庭教授（C·MARTIN WIPUR）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主要策划人和发起者。可惜的是，就在张学良这部包罗万象的口述资料面世的前夕，这位年逾九旬的美国学者，已经先于张学良走完他人生的漫漫长旅。韦慕庭并没有见到口述历史解密的那一天。

1991年夏天，张学良结束在台湾半个世纪的幽禁后，来美国纽约探亲访友，在蒙特普里仁特镇拜见了他青年时期在沈阳结识的朋友韦慕庭。韦慕庭生于1901年，与张学良同庚。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早在1918年秋天，韦慕庭就随他父亲远涉重洋，从遥远的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东北。那时候，东北三省正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主政时期。韦慕庭从那时起就与刚刚18岁的张少帅结识于东北奉天（沈阳）。他们一见如故，曾共同赴北大营操场观看阅兵，分手时少帅又赠送中国书画若干幅给韦慕庭。

张学良首次访美时，韦慕庭已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但他在晚年居住的蒙特普里仁特镇，与阔别多年的张学良有过一次别开生面的会见。张那时尚能拄杖行走，而韦慕庭却以轮椅代步了。他们这次会面不仅圆了两位异国友人的旧梦，也引发了治学严谨、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韦慕庭大胆的设想──支持张之丙的建议，抓紧时间对张学良进行历史口述工作！

曾经在哥大主持历史口述工作的韦慕庭所以突发奇想，是在那次小镇午餐会上，张学良即席提出个让韦慕庭感兴趣的要求，他想和哥大一些年轻留学生，座谈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张学良特别希望与学生共同探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韦慕庭深感张学良的到来，是哥大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马上对张之丙（哥大东亚文学系资深教授）和洛克斯两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前奏，你们一定要让张将军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封闭半个多世纪的史料仓库。这个仓库里的宝贝价值连城，如果我们谁能开启他的记忆闸门，谁就能得到难以估量的宝贝！”

张学良去“哥大”的座谈会如期举行。然而张学良对这次座谈没有尽兴如意，他对那种循规蹈矩的座谈方式，感到兴趣索然。他喜欢海阔天空的自由畅谈，不习惯正规的提问式座谈。加之参加座谈的学生，大多是欧美两洲的青年，他们对中国近代历史了解甚少。常常将中国的抗日战争与发生在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混淆。所以，这次座谈结束后，张学良没有尽兴。他不悦的情绪是委婉流露出来的，张之丙女士和洛克斯立刻意识到，韦慕庭在小镇上交待给她们的任务没有真正完成。特别是韦慕庭对她们的叮嘱：“要寻找打开仓库的钥匙！”直到座谈会结束后，张之丙才认识到，打开记忆仓库的钥匙其实仍然没有拿到。于是，她们就把自己希望利用张学良在纽约逗留的宝贵期间，对这位世纪老人进行口述历史的想法，正式地提了出来，并且很快就得到了韦慕庭的首肯。于是，一项《关于在美对张学良将军进行历史口述的计划》，便正式提交到哥伦比亚大学的董事会讨论。

二　行前的准备和韦慕庭的担忧

哥伦比亚大学对欧美历史名人的历史口述工作，约起源于1927年。最初的发起人为“哥大”历史系教授、著名美国史学家阿兰·勒文斯。当初勒文斯所主持的历史口述重点，主要集中在美国几位下野的重要政治家，如杜勒斯、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等人。从1952年起，由韦慕庭教授主持的对在美华裔人士的名人口述工作也随之起步。在韦慕庭的主持下，最早开始了对李宗仁、胡适和顾维钧等旅美华裔政治人物的历史口述。也可以说韦慕庭是“哥大”华人历史口述的开山鼻祖。

由著名教授张之丙和美国学者洛克斯、索伯尔曼等人起草的采访张学良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的赞同。

7月初的一天，经“哥大”采访小组与蒋士云女士的预先协商，张学良终于同意在蒋士云公寓里进行一次计划中的采访预演。由华裔教授张之丙担任主要采访人。她按照行前韦慕庭教授亲自审定的预演提纲，简单的接触张学良头脑中的记忆。张学良在初次预演中相当配合，他按照张之丙提及的所有问题，一一作出了回答。张学良显然对“哥大”如此严谨慎重的安排感到满意，他在回答提问时表现出来的睿智和坦率让所有“哥大”人员都感到未来的合作将是非常愉快的。这也就是“哥大”和张学良口述历史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

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处主任罗纳德·格里勒博士和女教授张之丙的共同努力下，1991年7月中旬，一个专门的采访小组正式开始进入工作状态。张之丙女士出任这个小组的主要召集人。在这个小组里，有英文译员、记录员和电视录像师，最后，经韦慕庭教授提名，决定张之丙的姐姐、曾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文物珍藏室工作过的张之宇女士，也参加这次为期五年左右的历史口述工作。

接下来的是筹划口述历史的全部运作资金。“哥大”为此特别聘请一位在国际合作方面卓有建树的著名律师参与此事，名律师叫彼得。由他首先起草了一份详细的基金计划草案，对长达五年多的口述历史工作费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筹划。哥伦比亚大学意识到对张学良这样重要的中国历史人物进行全面采访，花费的时间与资金都应超过从前对顾维钧、李宗仁和胡适等人的预算。因为张学良的记忆正在随着年龄的老迈而发生褪化，所以，这一历史口述的任务无疑具有相当的迫切性和艰巨性，甚至带有明显抢救史料的性质。

全部运转基金拟以社会与民间两个方面分头进行筹组。“哥大”的这一计划，从开始就遇到了困难。尽管不能如愿筹措到一笔可供采访小组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不断从美国纽约飞往台湾的路费、宿费和其它昂贵的费用，但是，工作小组的热情甚高。包括张之丙女士和她胞姐在内的许多中美成员，纷纷主张以尽义务的方式来参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她们都把抢救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当成义不容辞的史学研究和为学术尽一份义务来看待。这样一来，当初认为最难以解决的基金问题，竟在张之丙等人真诚的治学精神和目标一致的努力之下迎刃而解了。

1992年2月23日，就在张之丙小组即将赴台湾采访张学良前夕，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口述历史主要策划人韦幕庭，在得知基金筹划遭遇困难的时候，他特别给张之丙小组送来了一份礼物。这份礼物就是他亲笔写的一封信。大家见了韦慕庭的来信都异常振奋，只见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他的“礼物”中，很中肯地写出他对张学良这个人的认识，和他对即将开始的口述历史工作的流程大纲。他详细说明了最后采访成果的模式与理想化口述历史资料的作用，譬如最后的口述成果应该是什么样子，包含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同时他也向这个工作小组成员，提出了应该注意的事项和应该先读的文件。

三　口述过程中常常会发生意外的触礁

张之丙等人在参阅韦慕庭亲自提供的所有文件过程中，被一些从前没有接触到的大量珍贵张氏个人资料所感动。小组成员感到对张学良即将开始的采访，与从前新闻记者对这位中国东北军将领的那些即席问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记者的提问常常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和即时性，而他们的采访完全是为着历史的新闻性而来的，而韦慕庭主张哥伦比亚大学对张氏的历史口述，则一定要把采访的重心放在“历史”这一层面上。也就是说，一定要把“真实”放在首位。反对为引起所谓新闻效应而进行的取舍性询问。那样的话，很可能将未来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搞成一部新的“访谈录”。韦慕庭说：“我们‘哥大’要的是，一个真实的张学良。当然，也难免在访谈中出现一些不理想的，或者加了虚构的细节。但是，总体来说，口述历史必须是真正的历史。其中包括张学良一生中在重大历史时期的所见、所闻、所想和他对所经历史的评价。”

张之丙率“哥大”采访小组于1992年5月上旬飞到台北。小组到达台北以后，张学良和夫人赵四小姐正在生病住院，不久，她们小组就来到了台北大屯山下的“朴园”，6月，“哥大”对张学良的历史口述便正式拉开了序幕。张之丙小组依据来前由韦慕庭、罗纳德·格里勒、洛克斯等制定的谈话纲要进行由浅入深的谈录。

这种以自由交谈方式进入悠远历史的访谈，很快就为张学良所接受。更让张之丙小组感到欣喜的是，张学良夫人赵一荻也参加了访谈活动。还没等小组提出口述的纲要，张夫人就主动为少帅接受采访作出了必要的准备。张学良按照采访小组拟定的12个访谈主题，开始进入正式的谈录程序。

哥伦比亚大学除韦慕庭等人提出的12个谈话主题之外，又临时增加了四个问题，即：一，西安事变前后发生的事情；二，尚未公诸于世的张学良将军个人情况；三，张学良与其父张作霖的关系；四，张学良在战争与和平时期与其幕僚及部下的关系。

张之丙小组在正式接受张学良口述历史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难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例如张学良在与“哥大”采访小组进行谈话的时候，赵一荻总是喜欢守在旁边，遇到一些敏感性的问题，她还会中途插话或者打断。她经常在旁提示张学良说：“给他们讲讲……”又说：“这个问题不好讲。”

初时，张之丙小组对赵四的参与持乐观的态度，但是，越进入口述重大历史问题的时候，赵一荻的插话就越多，有时她会在张学良发挥得很好的时候，以干预的语气对张说：“你说得太多了。”又说：“这个问题你根本不能回答。”等等。让张之丙小组感到吃惊的是，由于张学良和夫人之间多年形成的关系，致使他随时都对夫人的暗示或明示，采取言听计从的作法。如此一来，就给正在进行的历史口述带来了新的障碍。

采访小组把在台湾遇到的情况，及时向美国纽约的“哥大”通报，格里勒博士又将发生在台湾的问题，通告给住在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韦慕庭。韦慕庭教授来电指示说：张学良、赵一荻唇齿相依的感情是在患难与共中多年形成的。我们的小组必须要面对采访中的这一难点。他又提示说：我们的目的，是要勾勒出将军一生生活的真实图景，对访谈中所听所问和当时的感想，都要做好笔录。不必过多的干涉细节。更不要对赵四小姐的干预作出任何不利于采访的表态。顺其自然，是这次特殊口述历史的首要条件之一。

张之丙小组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当采访小组按照“哥大”预先拟定的谈话要点，把一些相当具体的历史事件提交给张学良，希望他协助认定或加以澄清的时候，往往会发生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就是，张学良竟会有意无意地将小组提出的具体问题丢放在一旁，却兴趣盎然地纵论其它与此无关的问题。他甚至对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避而不谈。“哥大”口述历史处主任格里勒博士等，把上述情况报告给韦慕庭后，这位熟悉历史口述章法的老人指示说：不要操之过急。在特殊的时候需要不时改换话题，或者以后再相机提出。他又告诫说：张学良先生也许需要有更多时间接受我们提出的那些新的信息，并把它们与其它事件联系起来，然后才能作出他认为合适的回应。同时也要考虑到他的年龄，他需要在认真的回忆和取舍之后，才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张之丙小组在进入深层次的历史采访过程中，很快发现新的难点又出现在她们的面前。那就是，张学良先生有把历史事件过分简单化加以谈叙的习惯。同时这位老人也喜欢像普通人那样，善于把许多史学家眼里看来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他自己的好恶进行取舍并加以表述。这样一来，会不会有把历史真相湮没在个人回忆的片面臆想之中的危险。张之丙小组担心的是，张学良的记忆会不会有误，特别是在涉及到一些较为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上，口述者会不会掺有个人感情的成分在内，甚至会不会有一些创作和虚构的成分在内。张之丙小组甚至发现，对于一些历史上早已经定论的人物或事件，在张学良进行回忆时，有时会发生截然不同的观点或印象。甚至有些史实即便张学良从前曾经对记者们这样讲过的，但是此次在“哥大”对他重新进行访谈的时候，他本人的话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有些出入甚至还相当大。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哪怕只是一些非常细小的部分，张之丙小组也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将这种情况反聩给在美国的“哥大”口述历史处以后，韦慕庭又作出新的指示，他说：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因为同样一件事，同一个人的讲叙，有时会因为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场合而发生不同的表达方式，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他对此事的处理意见是：“任凭讲述人兴之所至”。“任他随意讲述”和“让他一直这样讲下去就是了”。

张之丙小组就是按照“哥大”历史口述处和韦慕庭的随时指示，不断调整和变动对张学良的访谈策略。她们只是相机地掌握着张学良的思路方向，不作更大的偏离即可，她们必须尊重讲述者的思路，决不能在谈话中打断或中止他的思路延伸。为此，韦慕庭教授还具体指示说：要留意张先生谈话时的面部表情和他的肢体语言，以此来判断张学良先生心理状态的线索。韦慕庭特别告诫张之丙小组说：“千万不要把这扇好不容易才打开的门再关上闭死。我们的艰苦努力和耐心等待，最终将会得到报偿的。”

四　韦慕庭在口述资料解密前辞世

1993年春天，张之丙小组在台湾的口述工作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当张之丙小组部分成员暂且撤离台北，回到纽约“哥大”以后，张之丙等人才发现，已经进行的二年多历史口述所获得的资料，还存在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张学良的谈话是在时断时续的情况下进行的，他的思路也会因自己的记忆出现偏差，或随着兴之所至进行谈论的情况，会出现一些有碍整体的问题。所以张之丙小组已经预见，将来一旦把这些口述资料都系统加以整理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过于支离破碎。形成一部完整系统的《口述历史》尚需相当大的加工整理过程。

张之丙小组就此问题又请教了隐居在美国蒙特普里仁特小镇上的韦慕庭教授。他指示说：我们的录音，手写速记，最后都必须编辑成一份相互连贯的个人传记。当然，所有的编辑整理工作不是在访谈的同时，而是在张学良先生将所有头脑中的记忆都形成文字以后，才能进行系统的编辑和整理的。鉴于谈话中难免有过多的枝蔓，难免有一些内容的重复，头绪也较繁杂，所以后期编辑工作是这部历史口述成败的另一个环节。而不影响目前继续对张氏进行的采访。今后还要进行的后期访谈，仍要尊重张学良本人的谈话习惯，不必再作新的调整和改变。

“哥大”认为，这次对张学良进行的抢救性历史口述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在“哥大”口述历史处的历史上，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成功先例。从50年代开始的对胡适的历史口述工作，花用了将近八年左右的时间；对李宗仁的采访大约花去了近十年的时间；而对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的历史口述，则整整花用了17年。现在以张之丙为首的访谈小组对张学良的谈录，时间是最短的，而且谈录的资料却是最多，最具有珍藏的价值。

1996年当韦慕庭教授即将走完漫长人生之旅前夕，他曾对已经开始的张学良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作过如下评论，他写道：“张学良的个人文件比之顾博士（指顾维钧──引者注）的更为珍贵重要，在经过分类整理之后，将在特别阅览室向研究者们开放。这些结果是张之丙始料不及的。它们主要得之于她不知疲倦的执着和非凡的机智。同时也得益于她的姐姐C·Y·贺张之宇的大力协助。她们投入这件事几乎全是出于自愿，计划的经费则出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慷慨的中国朋友。其结果——由于张学良将军超凡无私的精神——就是呈现给大家的这些珍贵文档！”

韦慕庭讲完这些话后不久，就因病逝世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　作者：李松凌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武宁人，生于1881年2月4日。李烈钧之父李骏兴与其兄弟数人都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为忠王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李骏兴兄弟返回故里，但是反清决心不移，故其兄弟面部或手臂上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始终保存，以明心迹。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李烈钧成长影响很大。李烈钧在其撰写的自传中写道：“先严兄弟四人太平天国时均弃儒从军，事败返回故里……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臂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辈述甲午战争，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李烈钧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本留学，先入振武学校，再入士官学校，习炮科。当时，孙中山亦在日本鼓吹民主革命，李谒见孙，“倾服之忱，油然而生”。李在求学期间即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追随孙中山20余年，奔走民主革命，出生入死，不遗余力。冯玉祥在《〈李烈钧自传〉读后》一文中评价道：“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加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李烈钧同乡好友、曾担任过孙中山秘书长的杨赓笙回忆，孙中山非常器重李烈钧：“总理每语党员，言及先生，常称之为协和先生，先生往谒总理，总理必起而迎之，是可知总理重视先生矣。”

李烈钧历任苏、皖、鄂、粤、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江西省都督、军政府参谋总长、江西省主席、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特派驻日全权代表和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是孙中山最得力的将领和帅才。孙中山称赞云：“协和先生上马能武，下马能文，诚不可多得之当代儒将。”

统军征战，援鄂解武汉之危

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回国，此时清廷正推行维新，实行征兵制，李烈钧在其老师、江西协统吴介璋推荐下入伍，并授以营长。李烈钧训练士兵时，技术动作要求严格，并灌输革命思想，所以他带领的队伍不仅军事动作灵敏，而且思想一致，革命气氛浓厚。对此江西旧官吏既怕又恨，企图将李烈钧逮捕谋害。幸得业师吴介璋护救，得以脱险，前去云南。当时云南总督李经羲注重训练新兵，重聘有为青年参加军事训练。李烈钧被聘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兼兵备处提调。李烈钧在授课中，既讲军事，也讲政治，为革命积蓄力量，以实现同盟会推翻清王朝的奋斗目标。李烈钧在云南两年，培养不少军事人才，播下火种。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辛亥革命，敲响清王朝寿终正寝的丧钟。清王朝疯狂反扑，做最后挣扎。武汉一度陷于清军包围。李烈钧奔走于大江南北，联络各方人士，积聚军力，以解武汉之困。李出任五省联军统帅，亲率大军援鄂，使起义军危机解除，民国亦随即创立。

两度主持赣政，造福乡梓

李烈钧两度主持赣政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辛亥革命后，首任江西都督吴介璋，在位两个月即辞职隐退。接任者是彭程万。彭上任后，洪江会猖獗，弄得彭程万焦头烂额，难以招架，彭“不安于位亦去之”。这时地方人士推举马毓宝为赣督。马毓宝对扰乱社会者多方迁就，以致匪患日趋严重，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江西议会选李烈钧为都督，并电请孙中山总理任命。

李烈钧担任江西都督期间，治理有方，铲除匪患，安定人心，整顿财政，兴办实业，礼贤下士，知人善任，有识之士，多来协助，使江西面貌为之一新。

李烈钧重视扶掖提携青年，在他任江西都督期间，大力选拔本省优秀青年，官费派往日本、欧美求学，造就专门人才，以备从事国家建设。其中有一些人，如胡先、陈寅恪、程孝刚等人后来成为世界知名学者。

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江西，李烈钧出任省主席，再次主持赣政。李在管理地方政务中，执法严格，但严而有度，是非分明。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在《回忆义父李烈钧》一文中写道：“义父执法虽严，但从不妄杀一无辜，他常说‘我所杀之人皆系人人曰可杀，如民国初年督赣期间肃清匪患，将害民最酷的龙正文、陈细鬼等正法，乃是彼等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我是不杀的。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仁者之心，溢于言表。”

李烈钧在督赣中留下丰功，也留下良好口碑。在江西曾流传两个其爱民的故事：

一个是李烈钧释“土匪”的故事。有一天李烈钧外出巡视，见卫队抓来一“土匪”，五花大绑，准备押送官府问罪。李见状上前询问，得知被捉者因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误入歧途，于是命手下人把他放走。并送银钱周济其生活。翌日，被捉人率其同伙来归。这时有人怀疑有诈，劝李烈钧加以戒备。李说：“我至诚待人，从不妄杀一无辜，彼怀德畏威，何诈之有。”将其全部收编，妥善安置，从此远近来归者日众，壮大了北伐革命军的力量。

二是李烈钧保桑梓的故事。李主持赣政期间，当汪精卫等人把持武汉政府后，派人来江西拉拢李未成，于是一方面离间滇军将领朱培德等人同李烈钧的关系，一方面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江西反对李烈钧，给他制造麻烦，蓄意挑起内战。李愤慨地说：“我若不是江西人，害怕糜乱桑梓，对不起父老子弟的话，便要挥军打它个落花流水。”于是李烈钧把省政交给朱培德，自己率一部分军队离赣进入浙江。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内战。李赋诗表明心迹：“哂矣无能我去也，留将心迹待公平”。

打响讨袁第一枪

李烈钧对袁世凯的野心早有觉察和斗争。辛亥革命胜利后，1912年2月当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接任时，李就感叹说：“国家从此多事矣”，并与其同乡挚友杨赓笙相约：“一旦有事，当以贵县湖口为抗拒袁世凯的大本营。”

李烈钧督赣不久，便邀请孙中山来赣巡视，并表示坚决拥戴。袁世凯闻之极为不安。于是对李烈钧采取软硬兼施手段，先是以巨款和晋勋为诱饵进行拉拢。派大员来赣游说：“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酬，并晋勋一位。”李严词拒绝，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诱耳？”袁见利不能诱，便想安插亲信做江西民政长，用以牵制李烈钧。但这一手又被李识破，省议会持约法反对，使袁氏亲信不能到任。袁恼羞成怒，于1913年6月，悍然下令免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接着袁世凯又免除安徽、广东、湖南三省都督。因为他们对袁也是采取抵制态度。

袁世凯免除四省都督、刺杀著名国民党人宋教仁，彻底暴露了其反动本性和企图当皇帝的野心。孙中山认识到，“袁氏将拨专制之死灰，而负民国之付托”，严正指出，“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力主武力解决。为此，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重要成员开会，商讨讨袁事宜。会上分歧很大，有的主张武力讨伐，有的主张法律追究，众说纷纭。尽管孙中山苦口婆心说服与会者，但认识仍未统一。李烈钧见状，义愤填膺，拍案而起，历数袁世凯之罪状，坚决拥护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回江西首先发难。李烈钧说：“汉贼不两立，吾侪和袁贼不能并存，有袁无我，有我无袁，讨袁义举，万死不辞。”孙中山对此深为感动，说：“知我者，协和也。”

李烈钧赴上海开会之前，就委派杨赓笙回湖口做讨袁准备。会议一结束，李便兼程赶回湖口。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通电全国，宣布讨袁，发布《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和《江西讨袁军对党团公启》三大文献，昭示中外，与人民约法三章：1、誓诛民贼袁世凯，2、巩固共和政体，3、保障中外人民财产。这三大文献影响巨大，流传广泛。

起义初期，连战皆捷。但因敌众我寡，江南其他数省起义计划未能实现，援军久等不到，使起义军处于孤军作战之中，终归失败。

只身入滇策动云南举兵讨袁

湖口首义失败后，李烈钧去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讨袁经过情况，然后受孙之命，赴南洋各地向华侨宣传革命思想和讨袁主张，旋即赴欧洲考察，广交朝野人士，争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同情与支持。

袁世凯镇压湖口起义后，踌躇满志，加快复辟帝制阴谋，王公爵位，分别内定，登基准备，紧锣密鼓。此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对袁世凯怙恶不悛的反动本质认识加深，痛恨日甚，急思回国讨伐。孙中山尤感时局严峻，忧心如焚。于是，急命李烈钧迅速回国，策动云南地方长官唐继尧举兵讨袁。

孙中山深知李烈钧在云南有很深的基础，能胜任此重托。云南著名军政人物，如唐继尧、李根源、罗佩金、黄毓成等都和李烈钧有同学或同事关系，而李的学生中，已有多人在云南担任营长以上职务。

1915年10月，李烈钧从欧洲辗转回国，先入越南从海防转河内，欲从老开（街）入滇，以为到此沿途不会再有阻挡。不料河口关监督听说李烈钧到，即密电唐继尧请示，唐开始尚未下决心反袁，所以态度犹豫不决，故河口关监督阻止李烈钧前进。李对此既愤又急，直接致电唐继尧，表明来意，电曰：“此来为国亦为兄，今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唐继尧得电后，权衡轻重，下决心讨袁。于是复电表示欢迎，并告将派其弟唐继虞躬迎，愿稍候。李到昆明不久，蔡锷亦逃脱袁世凯的监视，从北京回到云南，于是李烈钧和蔡锷、唐继尧三人歃血为盟，举兵讨袁。

1915年2月25日，云南成立护国军政府，宣布独立。由李烈钧、蔡锷、唐继尧三人署名发布护国军政府讨袁檄文，历数袁世凯20条罪状，号召全国人民：“修我矛戟，盍赋同仇！……共扶社稷。”云南护国军政府，决定组建三个军：第一军由蔡锷任总司令，出师四川；第二军由李烈钧任总司令，向两广进发；第三军由唐继尧任总司令，坐镇云南，留守后方。护国军出师有名，受到所到之处人民群众的欢迎与支持，连战皆捷。护国军的节节胜利，震破了袁世凯一心要当皇帝的美梦，迫使他退位，后忧惧而死。

就任参谋总长，建议创办黄埔军校

1917年，孙中山反对北洋军阀蔑弃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在广州号召开展护法斗争。9月1日，孙中山就任军政府大元帅，任命李烈钧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从这时起，一直到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止，李烈钧以大元帅府高级幕僚长的身份追随孙中山左右，参与重大决策，朝夕相处，长达8年之久。在此期间，李烈钧协助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沈鸿英等人的叛乱，使广东成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李烈钧目睹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兵连祸结，战事频繁，民无宁日的现实，时有所悟。他认为为了迅速铲除军阀割据局面，统一全中国，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于是向孙中山提出创办军校的建议。他在自传中说：“余向总理建议，为了健全本党，急应培储党军干部，总理然之，乃创办军官学校于黄埔。廖仲恺时长财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及谭延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

伴随孙中山北上，语析张作霖，怒斥段祺瑞

1924年10月，孙中山应段祺瑞邀请北上，共商国是。李烈钧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的身份随行。同行者还有孙科、邵元冲、戴季陶、汪精卫等人。

当时，孙中山已重病在身，为了顾全大局，奋不顾身，抱病北上。行程是取道日本，再到天津，然后到北京。途中孙肝病复发，李曾建议在日本小作停留治病，孙说：“国事当头，无暇顾此，俟到津后再议。”为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到天津造访张作霖。中山一行人至客厅坐良久，张始出，神情傲慢，旁若无人。宾主寒暄后，孙对张说：“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张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而无礼，气氛显得紧张。李烈钧见此局面，立即站出解围。他对张作霖拱手致意后说：“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张作霖听后非常高兴，大笑起来。孙中山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这时谈话气氛变得非常友好、和谐，张作霖一再举杯请大家用茶，并表示愿意与孙中山合作。

1925年3月12日上午9时，孙中山病逝。伟人长辞,举国震惊，万民哀痛。众推李烈钧主持治丧事宜。众人商议，认为在社稷坛为总理停灵和举行治丧仪式最为合适。于是通知段祺瑞。段派代表与汪精卫接洽，趾高气扬说：“执政府对在社稷坛治丧表示不能同意。”汪不知所措，急告李烈钧。李闻之，怒斥来者说：“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府所得而私，总理首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代表在李烈钧斥责下，收敛态度，答应回去报告执政。次日，段祺瑞迫于形势，亲自写信给李烈钧，说他完全赞同在社稷坛为孙中山治丧，并假惺惺地表示亲自来吊。

3月19日，追悼会举行之际，段祺瑞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代表致祭。李烈钧对段祺瑞这种言而无信的行为，非常气愤，指出：“段祺瑞等人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

应冯玉祥之邀屈尊欣往，段、蒋封高官坚拒不从

姜伯彰在为《李烈钧自传》撰写的跋二中称道：“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这个评价客观地道出了李烈钧可贵的人格与气节。从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屈尊欣往及段祺瑞、蒋介石封高官坚拒不从这样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评价的公正。

孙中山逝世后，西北军统帅兼西北边防都办冯玉祥率大军开赴塞北重镇张家口，礼聘李烈钧为西北陆军总监，付以督导整训全军之权。冯玉祥之聘不仅让李烈钧慎重思考，也引起国民党要员的关注。当时在京的国民党要员如张继、李石曾、覃振等人都赞成李与冯合作。人们认为通过合作可以作西北军的工作，推动官兵思想转化，接受革命道理，这支部队将成为国民党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出于为国效忠的责任感并俯应党内舆论，李烈钧欣然应冯玉祥之聘，屈尊前往张家口接受西北陆军总监职位。

冯玉祥对李烈钧向有推崇、敬仰之情。他常对人说李烈钧是既善于用兵，也善于管将的人。他称赞李烈钧“集大仁、大智、大勇于一身”，“今之奇才也”。李应聘之后，冯待以“军师”之礼。李烈钧利用合作共事机会，积极向冯玉祥及其官兵灌输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在李烈钧影响下，冯及其所率队伍发生积极变化。不久，冯玉祥致电国民党中央，声明全军20万将士一律加入国民党，使国民革命军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壮大。

由于合作共事，朝夕相处，李烈钧与冯玉祥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等问题的共识越来越多，个人之间的友谊也逐步加深，成为挚友。

直奉战争，奉系打败了直系，推翻了北洋军阀曹锟政府。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京，临时设置摄政内阁。段祺瑞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但李对此重任不予理睬，拒不赴任。这是因为段祺瑞政府背离孙中山主张，不肯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李“薄总长而不为”的举动，既体现了李对孙的忠诚，同时也折射出他的“不争权位”的人格亮点。

李烈钧处事、言行，从不随人俯仰，是非好恶，总有个人主见。他对后起的蒋介石，早有厌恶之感。据李烈钧挚友杨赓笙讲，他常说“羞与蒋介石之流为伍”。1927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汪精卫等人联合发表宣言，拥护蒋介石复职，并纠合国民党全体中委在上海举行会议，这时所有分散在南京、上海、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都前往赴会，唯独李烈钧拒不参加。

蒋介石复职后，开始第二次北伐。蒋想请李烈钧当他的参谋总长，李坚拒不从。李烈钧素鄙其人，厌与其合作。1934年，李烈钧赋诗讥讽蒋介石的愚傲与专横：“回望茫天际，狂涛滚滚来，盲人操巨舰，犹自逞雄材。”李烈钧认为蒋介石是政治上的盲人，治国不当，不知要把中国这艘巨舰引向何方？

送子从军，卫社稷收失土

1937年，卢沟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救国高潮。李烈钧非常兴奋，看到了驱除日寇，解放全中国的希望。然而此时，戎马一生，立下赫赫战功的李烈钧，已经年过五旬，且重病缠身，不能亲赴前线为抗日战争效力。但其杀敌报国之心依然如初。李把身边到了服兵役年龄的五个儿子，送到军队，让他们杀敌救国。其中有两个正在大学读书，也动员他们中断学业，奔赴疆场。他勉励儿辈英勇杀敌，收复河山。他在赠诗中写道：“我送儿辈出乡关，杀尽倭寇方回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李烈钧常用书信、和诗等方式跟同乡挚友杨赓笙切磋问题，坦露心迹。他在给杨的信中透露了他送儿从军的思考过程和意图。写道：“多年备位中枢，旧铗重弹复以老病浸浔，不能上前线杀贼，遂令儿辈执干戈，卫社稷，收失土，以继吾志也。”李的大儿子李赣鹏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

主张国共合作，反内战盼和平

李烈钧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坚信不移。他一贯主张国共合作。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李就积极支持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当联共问题在国民党内争论不休时，孙询问李的看法。《李烈钧自传》中记录了这次谈话的时间和过程：“十三年春，本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迩时联共主张，本党意见极不统一，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答泰山不辞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欲使本党强大，必联共而后可。总理称善。”

当时，李烈钧同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常有往来，关系良好。后来国民党极右势力召开以反共为目的的西山会议时，多方拉李烈钧参加，被他断然拒绝。

李烈钧早就认为蒋介石是个不可信之人。因此，当蒋介石一再挑起内战，干戈相见，屠杀同胞的时候，李烈钧更感气愤，持坚决反对态度，常用诗作表达忧愤之情。他在《过金陵舟中晚眺》中写道：“叹息故园多鹤唳，懒从沧海看龙争。阋墙毕竟缘何事，孰挽银河洗甲兵。”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和对红军进行“围剿”的态度。

抗日战争初期，李烈钧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发起《团结抗日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共御外敌，影响很大。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烈钧积极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共匡国是。他曾动情地写道：“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战事爆发，全国一致抗日，流血牺牲，盟邦助我，终获胜利，不平等条约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允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期其早日实现。”

1946年2月22日，李烈钧因肺炎及心脏麻痹不治，在重庆逝世，消息传出，举国悲痛。中共中央除发来唁电外，周恩来和董必武等还亲临吊唁。国民政府明令国葬，归葬于将军故乡江西省武宁县。（责任编辑　赵友慈）

作者说明：本文根据李烈钧义子——杨仲子（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祖国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高级翻译）提供的史料、书刊和口述材料写成，特此深表谢意。

2003年第1期 科教界一代宗师张维院士　作者：李开鼎

毕生献身科教事业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前深圳大学校长张维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

壳体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张维教授在壳体理论和实践方面，创建了不朽的业绩。1937年，他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英国，翌年以优异成绩获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之后赴德国继续深造，于1944年获工程博士学位。他在博士论文中，论述了攻克薄壳结构与理论中的难题，首次用1/3阶复变量贝塞尔函数求得了粗圆环壳一致有效渐近解，比世界著名的杜玛金、克拉克等学者对同类问题的渐近解早了5—6年。他给出的第一个1/3阶贝氏函数表，比美国哈佛大学的同类表还早一年。

张维院士壳体理论与实践的成就，是对人类科学知识宝库作出的一份重要贡献，在国际工程力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华民族在工程力学领域争得了荣誉。

壳体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外行人茫然无知，或不甚了了。为了弄清其科学内涵，我特意请教了清华大学著名工程力学专家任文敏教授，他说：壳体理论是工程力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壳体由于受力时截面上的应力分布均匀，通常成为薄膜受力，像鸡蛋壳均匀受压时具有很高的强度。圆环壳是一种类似汽车轮胎、救生圈那样的薄壁双曲的壳体。圆环壳体有两个曲率，外圈两个曲率都是正，而内圈两个曲率分别是一正一负，在数学上称为高斯曲率变号的壳体。要寻找正负高斯曲率不同区域的一致有效解，在20世纪40年代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是世界上的一大难题。张维教授凭借他聪敏的数学天赋、杰出的智慧和倔强的毅力用手中的笔进行了计算，终于找到用1/3阶贝氏函数解，并且他的解计算方便、收敛快，在全域一致有效；同时，他还给出了1/3阶贝氏函数的表格。这在力学发展史上是一大贡献。

张维教授极其重视力学理论联系实际，把壳体理论转化为生产力，以适应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这是他毕生为之追求的目标。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工程力学界对壳体理论知之甚少。张维教授率先在清华大学焊接车间屋顶设计与施工中应用柱形薄壳屋顶，树立了样板。与此同时，他发起组织编写了《壳体结构文汇》，普及壳体理论知识。他亲自在北京高等材料力学讲习班，向工程技术人员讲授“壳体结构入门”，培养了一大批工程技术人才。

壳体理论在现代化建设中广泛应用，使许多优质美观的大跨度土木建设工程应运而起。例如：50年代建成的北京乒乓球馆屋顶、北京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屋顶、北京站等，至今仍然放射出耀眼的光辉。20世纪90年代兴建的北京西客站中央大厅，跨度很大，中间无支柱支撑，都是借助壳体受力特点的结果。由于壳体受力合理，可以用较少材料，做成跨度很大很坚固的结构，节省了成本。

上世纪的60年代后，张维院士坚持从事锥壳、斜锥壳、圆环壳的应用理论基础研究。他对潜艇的耐压舱加强圆柱壳体、头部斜锥壳体的强度、稳定性的研究，以及对飞机的机身、机头锥壳的强度、稳定性研究，对推动我国潜艇、航空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受到海军、空军和船舶等有关部门的高度赞扬。在我国分离工业工程发展进程中，他指导研究生从事高速离心机的研究，采用圆环壳段，改进了转子的固有的特性，取得很大成功。同时，为了提高核电站管道系统的安全寿命，张维院士提出进行流固耦合激发振动的研究，以及改刚性连接为波纹管柔性连接的研究，可以降低核管道的内应力。上述多项研究成果都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教育改革的前驱

1983年，国务院任命张维教授出任深圳大学首任校长。他承担的课题是：“办一所新型大学”。所谓新，就是要对传统的教育制度、教育机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校管理、校风和学风等进行全面改革，不能率由旧章、走老路。

在校园规划和建设方面：深大校园没有照搬国内现有大学建成的模式，不造围墙，不把学校与社会隔开。竭力避免全国形成的学校办社会的弊端，尽量不在校园内建教职工家属宿舍、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社会事业，使学校成为美观宁静的学府，使学校领导能够摆脱繁琐的行政事务，全力以赴抓好教学、科研工作。

在办学方针方面：张维校长根据国际和国内高等教育多年来的经验和他本人几十年的亲身体会，认定要办好大学，就必须抓好教学和科研两方面的工作。大学既要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又要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说，大学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

抓教学：他从深圳特区经济建设对人才的迫切需要与深大的实际可能出发，先设立建筑、经济、法律和外国语四个系，从翌年起，继续增设电子、机械、土木、数学、物理、化学和中文系。学校的教学工作，包含业务教学、政治思想教育、体育锻炼和实践安排。教书育人，是办学的主题，体现办学的指导思想。

为了快出人才、出优秀人才，实行新的教学体制：一是实行毕业生不包分配、自谋职业的制度。二是实行学生交纳学费制度。三是实行学分制、双学位制、主修课与副修课制。他率先批判和突破了计划经济条件下长期沿袭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大学生不交学费、大学生没有选择课程和决定学习方向的自由权等旧体制。

为了提高学生质量，张维校长强调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这些基础课要由教授讲授，教师的水平要提高，经验要丰富，讲授要有启发性，在学科的发展上有自己的科研成果，能够画龙点睛。这对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一项根本性措施。他经常如数家珍似的称道解放前清华大学名教授讲授基础课的盛况：理、工学院一年级的物理课，先后由叶企孙、萨本栋、吴有训、赵忠尧、周培源、王竹溪和钱三强等教授讲授；化学课由张子高、高崇熙、萨本铁教授讲授；数学课由郑桐荪、熊庆来、杨武之、赵访熊、段学复等教授讲授；生物课由陈桢、李继侗等教授讲授。那个时代毕业的校友，日后工作中有所建树，均与在校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有关。他还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瑞士苏黎世联邦高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等均由著名教授给一年级学生讲授基础课的实例来佐证。

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特开设全校公共课（包括英语）。

为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计划安排三次实习，第一次在深圳，第二次在国内，第三次在香港。

为了培养学生自立、自强、艰苦奋斗的思想品德和独立工作能力，实行勤工俭学。

为了活跃学生思想，促进互相交流，增进群体观念，改变国内大学按系、班级分配宿舍的习惯做法，实行由学生不分专业、不分年级的同性别的自由组合。

抓科研：张维校长把科研工作看作是办好大学、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根本任务。

首先，强调图书馆对大学的重要性，图书馆是知识库，是大学的心脏。所以，在建校规划中把图书馆放在中心位置，从设计到施工，都向国内外公开招标，保证了深大图书馆建设的高标准、高速度和高质量。

在图书馆建设过程中，就聘请了国内资深教授担任馆长。同时，向国内外著名大学征集图书期刊，丰富图书馆的馆藏。例如，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和杜塞尔多夫大学就捐赠了几万册图书和期刊，其中的全套化学文摘（Chemicla Abetracts），是国内少见的珍品。

学校要发展，还要抓生产。他们逐步建立校办企业，开发学校的经费资源，增加学校活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张维校长从几十年的教育工作中把握了“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这一理念，确认教师队伍，尤其是教授队伍，是保证提高学校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假如没有相应的教授队伍，大学就是徒有其名。张维校长采取了分工聘请教授的方法，他亲自负责选聘系主任的工作，各专业教授的选聘则由各系主任负责。经教育部批准，由北大、人大和清华支援。他求贤若渴，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有的直至“五顾茅庐”，终获成功。与此同时，学校还制定了一套培养年轻教师队伍的规划和实施细则，为培养新生力量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学校工作中，他特别注意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特别注意充分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抓调查研究，克服和防止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二是抓组织建设，健全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和职能部门有职、有权、有责。三是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各级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张维校长情系深大，他说：“创建深圳大学是我后半生中特别值得回忆的一件事。”这是令他神往不已的美好时光。

（作者系中国老教授协会顾问、原副会长）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3年第1期 民主也不能不急　作者：杜导正

编者按：此文是“五四”运动80周年前夕作者应某刊邀请而写。某刊曾想发表而未发表。编者以为此文完全符合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第五部分精神，在今日仍有很现实的意义。

今年5月4日是我国伟大“五四”运动80周年。“五四”两个战斗口号，一个是民主，一个是科学。

中国的民主现在怎么样了？今年3月15日下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有一段被学者们叫好的电视答话，我以为大体是符合实情的。他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我们有缺点。中国有五千年无人权无民主的历史。民主上人权上中国现在每日都在进步，这要一个过程嘛，你们不要急嘛！要说急，我比你们还急嘛。这段话，除我们“现在每日都在进步”一句，评价上似嫌高了些以外，别的，是得体的，中肯的。至于中国民主现在不要急一句，我以为，这话若接着加一句，今日中国的民主也不能不急，那就妥帖了。

“五四”运动80年来，大体上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诞生了三个代表人物。孙中山使中国觉醒了，毛泽东使中国站起来了，邓小平使中国富起来了。近20年邓小平这一套，经济领域内成就更显辉煌些，可以说彪炳史册。政治民主法制建设上，中国人民享受的自由、民主，公平地说也是较前多了些的。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意见多一些，但也都承认现在受到信任，爱护。甭说“文革”时了，“文革”前，包括中共领导的根据地、解放区，也数这20年较好。当然民主、人权这个领域里，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较经济领域弱了一些，后进了一些。我以为这也是事实，是不必讳言的。

现在中国少数党政官员腐败，已是举国上下共识的大难题。党、国家采取了若干措施，收效不能说没有，但总趋势是愈演愈烈，想来，中枢也在发愁。其实，毛泽东早年在延安答黄炎培“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周期率时就回答说：“我们找到了民主这个方法，我们能跳出这个怪圈。”邓小平1980年答意大利记者问时，回答得更精辟：“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研究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反封建主义，从民主法制，从民主法制的体制机制这些根本问题的改革上，去要求解决腐败这个问题的，这种提法与“五四”倡导的民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现在的少数党政官员腐败，根源于人民对官员，实际上没有多少监督权、选举权、罢免权、曝光权。官员实际上实行着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于是官员办事只对上司负责。这种权力垄断必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垄断导致绝对的腐败。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那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建立起人民对官员强有力的制衡体制。这个自然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建设过程了。朱基说得对，急了不行。但是现在能否开始在体制上采取一些更有效的民主的措施呢？我和周围的朋友们说，除了中央已实行的表扬廉政官吏，惩办贪污官员，近日又展开了“三讲”活动以外，还可以：

一、废除等额选举制，全面恢复差额选举制。党内和国家所有官员的选举，一律实行差额选举，差额加大到20%左右。

二，坚决禁止一把手说了算的恶习。党政所有领导机构，凡重大决策，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意见一致，通过。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如不急，容后再议；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问题又要求迅速解决，则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付诸表决。1958年“大跃进”，尤其“文革”，中央核心如有一丁点的民主，这两个大错误都是能够避免的。重大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酿成了我党血泪斑斑的悲剧，万万不可重蹈覆辙了。所以，与此有关的个人崇拜，人为夸大领袖作用等做法，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加大舆论机关的监督作用，这方面应立刻放手去做，一切犯法的事件与人物，不论牵扯到任何人，只要事实准确，报刊均有权予以曝光。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重庆綦江大桥塌垮案公开庭审，反映都好。

四，一旦条件成熟时，党中央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原苏联共产党称中央监督委员会）应照列宁指导，直属党代表大会，与中央委员会平行，它的首要任务是监督中央。不然，如北京的陈希同案，中央可以办，如“文革”时期中央出了“四人帮”那样大案，当时的中央就很难处理。自己处理自己很难下手呢！

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有中国国情，不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急急忙忙搞，中国“文革”式的大民主，更是绝对荒唐。但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领导下，有领导有章法的逐步推进，是应该的，可行的。现在，中国已把人民的温饱问题解决了，中国已造就了两千多万大学程度的知识分子，全国就总体说，人民是拥护邓小平理论的，信任党和政府的，这种形势下把民主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五四”号召的民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

2003年第1期 有感于爱因斯坦的名言（外二章）　作者：李一蠡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曾邀请当时已名满全球的美籍犹太人爱因斯坦当第一任总统。但爱因斯坦谢绝了。

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

这是多么不同流俗的人生观事业观价值观！多么执著又多么质朴的追求！

的确，无论是他以大量方程式推导出来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是量子理论，等等等等，其伟大深邃的科学和哲学意义，对后世自然科学和思想理论的发展以及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作用都可以说是永恒的并且历久弥彰的；后人在爱因斯坦所发现所推导出来的理论基础上，将建筑起何等样的更新更高的科学大厦，尚不是我们今人所能完全想象描绘的。从这个重大意义上说，是任何政治家所起的作用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否也是“科学之树常青”这一论断所包含的意思之一呢？

然而，历史评价与史书评价并不是一回事。拿中国来说，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史书，是官方史书庙堂史书帝王将相们的史书，内中充斥着大量这些人物曾一时被奉为金科玉律，却大多禁不起时间磨洗的大话甚至废话，和他们的家事生活起居，乃至他们所“幸”过的女人们争宠夺爱勾心斗角的无聊琐事。连挥斥古今的毛泽东，在“数风流人物”时，也拿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弯弓射雕的成吉思汗之流，作为历史上曾为各自政治目的“竞折腰”的“无数英雄”的代表。至于如今影视中的历史剧（多一半够不上这称呼）总是围着帝王后妃大人老爷转，好像除了这帮人无所谓历史，则又不在话下了。

当然，虽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史书上却没有他们的几寸位置。事实上，对人类社会作出过骄人贡献的科技成就诸如中国四大发明之类，恐怕多是无数凡人的心血积累，却往往把荣誉归诸大人物，如指南仪的发明归诸轩辕黄帝，养蚕缫丝的“专利”归诸他的妻子“缧祖”（这名字就是根据多半是臆造的史事臆造出来的，与“燧人氏”呀“有巢氏”呀相同），而纸的发明者却被说成监工太监蔡伦（现在已知蔡伦出世前早已有纸）。更不公平的是，诸如张衡、祖冲之、梅文鼎；张苍、耿寿昌、贾思勰，秦越人（扁鹊）、张机（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公输般、李春、毕升、黄道婆，乃至19世纪中国的数学家兼物理学家李善兰、化学家徐寿……许多中国历代科学理论家和发明家，见诸正史的记述，大多寥寥数语，甚至阙如，与其历史贡献很不相称。及至无数以“轮人”、“舆人”、“弓人”、“矢人”、“冶氏”等为名氏，作为车、弓箭、冶炼术等等创制者代称的无名工匠——实际的发明者，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则是见多不怪的。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古代科学典籍，如《考工记》（记述中国古代多种科技工艺之书）、《内经》（集古代中医理论大成之书）、《九章算术》（其中包括开方、一次方程、勾股……之类代数和几何知识）等，是没有作者的，那些作者只留下了奉献，名字却对不起——湮灭了。

这都说明，科学技术以及这类专业人才在中国古代是如何地位低下。

顾准说中国（或许不止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史官即史臣，臣的初始意思是奴才、仆役，故除了少数不怕死的之外，史官必须是权力的笔杆子，是官方媒体，即作为某一时代历史的记录撰写者，向后人作交待作宣传作中介的。记录什么，不能记录什么，怎么交待怎么宣传，里面当然大有政治。所以史官文化又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化，是政治统治者即权力所掌控的文化。它不能完全忠于历史，却必须忠于作者的主子，这是史官文化的特点。古代大多数科学家实业家，纵管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有贡献，但如果并非同时也是权力圈中人，而是臣仆，人格和地位受贬损压抑乃所必然。

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或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就应该承认，恰恰是那些在史书中大大受贬损的非官场人士，为奠定中国曾长期领先于世界的璀璨文明出了大力，立了头功。他们对我们引为骄傲的历史所作的贡献，应远远大于那些盘马弯弓争霸夺权并已“流芳千古”的权势人物的业绩。在这一点上，爱因斯坦“政治是短暂的，而方程式是永恒的”价值现，与视权力官阶之差为人的价值之差的官本位价值观，相去不是千里万里，而是南辕北辙。

在知识经济社会已到来的今天，在社会主义中国，应该大不一样了。但愿我们能真诚地从经常挂在嘴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第一生产力”的基本观点出发，咀嚼爱因斯坦的这一不朽名言。

“粹白之裘”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这句话出自《吕氏春秋·用众》，言简意赅，是古智者贤人悟道之言，令人联想很多很多。

其实，狐狸中，有一种银狐，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极北地区，是纯白色的，但它是不是就那么“粹白”，一点杂毛没有，恐也难说。大凡一件狐裘，总是需要集不少只狐狸的皮毛来制作，而“粹白之裘”就更需在“取之众白”时汰杂取粹。《吕氏春秋》的作者未必见过极北的银狐，故云“天下无粹白之狐”，其所谓“取之众白”，可能是指取之某些狐狸腹部的白色皮毛，那所需狐皮当更多。

做事为学，“取之众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过程、方法。

但是否还可以引出另一些联想？如：以衣貌、派头取人，乃至以某些往往还是无常的、不见得能完全代表或显示价值的身外附加物（权力金钱门第文凭等等）取人，仍不免是社会常例，有时甚至是待遇规定。而某些有幸拥有“粹白之裘”者，往往在自我陶醉于其因高贵的“裘”而抬升了的身份时，容易忘记就连那并不能说明人的价值的外衣包装，其实也是“取之众白”；容易忘记猎狐者的艰辛劳苦，制裘者的精思巧艺，更容易忘记那些为献出一点点“粹白”的毛皮，而献出全部血肉之躯的众多小小生灵。

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的成就，除了本身的努力之外，都不可能不“取之众白”，取之当世的和既往的无数人所作出的业绩贡献，否则成就是不可想象的。此其一。其二呢，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党一个国家，若有所成就（特别是大的成就），就必须明白那是“取之众白”的道理。

这，大概还仅是这句古语的一部分启示。

也说思想创新

在一定意义上，思想创新，理论创新，既然是创造性思维，当然就是不同于此前的思想理论的标新立异，是反常规，反正统，是一种出格，越分，甚至犯禁。如果不，那就称不上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一出现，往往惊世骇俗，引起争议、非议、震怒乃至欲加之罪。但，它是新发明新发现新知识新思路新生产力和许许多多新事新风之母。故曰，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不过，创新或创造性思维的前提，是思想解放，主观上有解放思想的自觉，客观上有思想解放的环境。没有这个自觉，难产生创造性思维；没有这个环境，出现了创造性思维也常常会被禁锢扼杀。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史上，这类悲剧已不胜枚举。

毛泽东曾是提倡解放思想最力的人物，“双百方针”的提出就是个勇敢正确、鼓舞人心和受到拥护的创举，但后来的实际发展却是人所共知的。他提倡百家争鸣，却又说百家实际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而无产阶级又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于是乎……因此，口头上提倡创新或创造性思维，提倡解放思想，而不提倡甚至反对提倡思想多元，言论自由，实际是不准创新，不许创造性思维，压制思想解放。

独自关起门自由遐想，不管怎么想入非非，谁也管不着，也没法管，谁也不能钻进别人脑子里去搜捕思想。古时曾以“腹诽”定罪，“反右”和“文革”时也曾逼人“交代思想”、“交心”（交代出来的大多有假），并常常凭以定性定罪。但除非砍掉脑袋，就往往无效，即使关进铁栅栏也拦不住人的思想。不过仅仅“准许”个人独语私呓，并不叫思想自由，重要的是准许公开发表观点，准许自由讨论，切磋交流，使个人的创造性思维经过社会的质询诘难，补充修订，并最终认可，成为社会的思想财富。即使暂时不被社会认同或彻底被历史否定，那也有好处，终归是辨明了一些事理。这就叫公开性，透明化。公众拥有公开的思想言论自由，是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对思想言论的限制越繁多苛刻，创造性思维和思想解放的天地就越窄小。

上面几次用了“准许”二字，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不准”太多。人艺演出的话剧《茶馆》里，王掌柜茶馆就高悬有“莫谈国事”四字。在旧中国，这四个字与“谨防扒手”四字是公共场所最常见的字样，几乎成了一副短联。那是封建专制社会。可是，在新中国，例如“文革”时期，在湮没一切的“革命”语境中，不准有不同声音。新中国宪法上从来没有删去言论自由等公民权利条款，但以言论治罪者却成千上方！偌大中国曾是不光彩的偌大一言堂。既然言论自由写在宪法，那就没有准许不准许的问题，只有尊重不尊重、服从不服从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不但强调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并且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这一响亮提法，与提出提前实现小康社会一样，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举世关注和赞赏。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一个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的中国，肯定要在未来世界亮相，谁也挡不住。

而只有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更大程度的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才更快。或反过来说，社会进步有赖于多多益善的创造性思维，永无休止的思想解放。思想言论环境的宽松程度与社会进步的速度绝对成正比。

史鉴昭然，全国只许一个大脑进行“创造性思维”，其他多少亿人包括高级领导人高级知识分子，只有“紧跟”、“服从”，“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的那些年代，究竟是推进了还是阻滞了社会进步！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1期 老皇帝悲歌　作者：官伟勋

中国历史上到底有多少皇帝？据一位知名历史学家讲，还没见有人统计过。

如按通常用的“十五个纪年表”上有名有年号的算，应为307个；如把《资治通鉴》上提到的，有名有姓称过帝的都算上，那就多了，有四五百。

在可知生死年月的307个皇帝中，活到70岁以上的只有7个。

所有这7个，无一例外，晚年都是在极度悲惨或极度失意中去世的！

是偶然现象？为什么个个如此？

是必然现象？必然之理何在？

307个与7个

中国封建时代的皇帝，要统计出个都能接受的数字不容易。

有诗道：“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扰乱五十秋。”五代是14个皇帝，此诗却说15个，不知怎么算出来的？只算五代和十国的开国皇帝倒是15个，但不能说那时只有15帝。

洪迈《容斋随笔》说：自汉高祖到五代的最后一个皇帝，“凡百三十六君，惟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

136这个数也不知是怎么算出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时还没有皇帝，不算可以，为什么秦朝二帝、新朝王莽也没算？

从秦到晋共55个皇帝，五胡十六国共68个皇帝，南朝宋、齐、梁、陈共27个皇帝，北朝的北魏、西魏、东魏、北齐、北周、高昌共29个皇帝，加上五代14个，10国36个，共229个。大大超过136这个数字。是不是老先生认为五胡十六国等“非我族类”而没算？就是不算也对不上136这个数。

老先生的取舍标准，我们已无法向他请教了！

洪迈生于南宋初，他只能统计到五代。

从宋到清，只算宋、辽、金（不算南诏、大理以及西夏、北辽、西辽、蒙古等地处偏远、对中原影响不大的少数民族政权与割据政权），就有37个皇帝。加上元朝15个，明朝16个，清朝10个。以上共计就是307个。

宋以后活过70岁的有4个：洪迈的顶头上司宋高宗，元朝的忽必烈，明朝的朱元璋，清朝的弘历（乾隆）。宋高宗赵构生于1107年，死于1187年，虽说活了80岁，但他在1162年就让位于宋孝宗赵慎了，是年55岁。宋孝宗上台一个月就给岳飞平了反，并立即开始商讨北伐大计，一反赵构的主和投降路线。看来，赵构是真让不是假让。因而不算在位的老皇帝。忽必烈生于1215年，死于1294年，79岁；朱元璋生于1328年，死于1398年，70岁；弘历生于1711年，死于1799年，88岁。忽必烈当“皇帝”时还属蒙古，称“大汗”。当时“仍然保留着贵族议事会忽里勒台的选举制。大汗必须经过大会选举才合法。”他后来当了中国皇帝，但不属本文要探讨的传统意义上的世袭皇帝。乾隆后来也让位当了太上皇，但让位时已经85岁。本文说在307个皇帝中只有7个老皇帝，是算了弘历没算赵构；算了朱元璋没算忽必烈。

为什么老皇帝少小皇帝多？

洪迈说过：（宋以前）除汉武帝等5人外，“至五六十（岁）者亦鲜（很稀罕）”。确实如此。除了像五胡十六国那样连年征战年代的皇帝，必需年轻力壮外，其余那些传世皇帝，不仅老皇帝凤毛麟角，成年皇帝“亦鲜”。除了养尊处优、后宫糜烂生活摧其夭折外，宫廷阴谋，激烈的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皇帝与外国的皇帝不同。日本于三、四世纪开始有天皇之说，天皇制相传至今。但大化革新后很快大权就落在藤原氏手中。藤原家族可以随意废立天皇。所以藤原有“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的诗句。藤原家族统治了200年。1192到1868年的日本为幕府时期，政权一直在幕府将军手中。野心家们对一个没有实权，而且刚到成年就得出家当和尚（称太上皇）让位给太子的皇位，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欧洲皇帝更不像中国皇帝。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实行民主制。即使被称为“寡头贵族专政”的斯巴达，国家机构也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会议、监察官组成”。监察官可以监督国王，审讯国王。监察官5人，选举产生，一年一任。公元前510年产生的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由元老院选举产生。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早期的皇帝一直受教皇牵制，斗争激烈，一度造成“大空位”时期。后来“确认皇帝由七大选帝侯推选”；而且规定：“不得世袭”。波斯帝国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国教的权力很大。

中国皇帝可就厉害了！既非选举产生，更不受任何监督。他的权力是绝对的，他要谁死谁就得死；他的享受是无限的，普天之下的财富都是他的，天下所有美女他都可“宠幸”。

中国皇帝不仅世袭，而且必须保证“纯种”。所有接近后宫的男子，必须阉掉性功能。

像这样的权力与享受，垂涎的人当然就多了！尤其那些已经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他们的地位得来不易，加上皇帝有多疑与反复无常的毛病，今天信任有加，明天就可能人头落地。因此，种种阴谋便层出不穷了。

《孟子》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皇帝之所以常杀身旁权力最大的人，原因在此。

“欲久专政，贪立幼君。”已经掌权的权臣或太监、后妃、外戚，为免失宠被杀，就要千方百计把最高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什么他们一再废立小皇上？为什么一些小皇上“登基”几天就死了？奥妙在此。王莽当政，汉哀帝死了，他立9岁的刘刊当皇帝。刘刊14岁了，王莽还怕他“春秋益壮”，趁“腊日上椒酒”毒死了。再立个2岁的刘婴当皇帝，规定乳母不得与刘婴说话。“至于长大”，刘婴连猪马牛羊都叫不出。汉和帝死了，邓后立不满百日的刘隆为帝。第二年刘隆死了。又立13岁的刘祜为帝，没几年又死了。又立刘懿，三月立，十月又死了。

如此折腾，“五六十者”怎能不“鲜”！

小皇帝多老皇帝少是由“有中国特色的皇帝”的特色决定的。这特色就是：不受任何制约监督的权力太大，太集中，太专制独裁。

七个老皇帝当年都曾雄才大略无比辉煌过

我国历史上这仅有的7个活到70岁以上的皇帝：汉武帝刘彻、吴大帝孙权、唐高祖李渊、唐明皇李隆基、梁武帝萧衍、明太祖朱元璋、清高宗弘历，可说，当年个个都是灿烂的巨星，创建过骄人的业绩。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的丰功伟绩是举世公认的。他削弱割据势力，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用“罢黜百家，独崇儒术”为思想武器，加强中央集权，有力地巩固了新生的封建制度。他打击富商大贾，把冶铁、煮盐、铸钱收归官营。他在京师设平准官，在各地设均输官，由政府进行运输与贸易。互通有无，平抑物价，巩固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的繁荣。他治理黄河，兴修水利，大量移民到边疆屯田，发展了农业，增强了国力。之后，便开始反击匈奴贵族的侵扰战争。他派使者去西域，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同时消灭了南方边疆的割据政权。

有人曾指责汉武帝反击匈奴贵族是好大喜功。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

秦亡汉兴，匈奴在北方崛起。冒顿单于频频南下入侵，民不聊生。刘邦曾率军抵抗，在平城差点全军覆没。匈奴强大，“高祖患之”，只好“奉宗室女公主”给单于当老婆，并“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古人虽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诗句，实际上，就当时的传统观念看，把公主远嫁到漠北“番邦”，是很痛苦很屈辱的事！冒顿对汉王朝极尽侮辱之能事。吕后当政，冒顿写信给吕后说：“我生在沼泽之中，长在平野牛马的地方”，“你一个人，孤单单的，咱俩都不快乐，活的没意思。我愿以我所有，补你所没有。”吕后气的要命，但最后还是因为国力不行，回信说：“单于没忘了我们这穷地方，赐信给我，我很恐惧。我年老气衰，头发牙齿掉了，走路也困难了，不像你听说的那样，不足以玷污你。”最后的结语是：“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屈辱到了极点！汉武帝发动的反击匈奴贵族战争，是出于保障边疆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出于维护国家尊严的需要，是正义的。他终于重创了匈奴贵族，赢得了北部边境的长期安定。

汉武帝不愧为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华民族兴盛的贡献是巨大的。两千多年来，我们国家，我们民族，能一直以一个稳定的实体与规模屹立于世界东方，是与封建时代早期的秦始皇和汉武帝，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分不开的。

常说吴大帝孙权是“弟继兄业”经营江东。实际上生前被曹操任为讨逆将军、封吴侯的孙策，只活了25岁。真正创建东吴，识拔人才，赢得江东士民拥戴，兢兢业业励精图治，争得与魏、蜀三分天下的是孙权。联刘破曹于赤壁；袭荆州，斩关羽；在亭大破刘备连营七百里，都是孙权的不朽业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还大规模地派人航海，舰队到过台湾。这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孙权对江南的开发功不可没。

喜爱文学、音乐，曾创准音器皿具，又制长短不同的12支短笛以应12律的梁武帝萧衍，是个多才多艺的皇帝。在任雍州刺使时，乘齐内战起兵夺权。斯时，群雄并起，大局糜烂，萧衍在问鼎南京的过程中，也确有一番纵横捭阖善于应对的成功表演。他能成一代开国君主并不是偶然的。

为突出李世民，唐高祖李渊往往被说得很平庸。实际上他也不失为一代英豪。他任卫尉少卿时，“御众宽简，人多附之”。隋炀帝“以渊相表奇异，名应图谶，忌之”。他知道了，“纵酒纳赂以自晦”，以韬晦之功保存了自己。“盗贼蜂起”，民部尚书樊子盖“不分臧否，自汾水以北，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百姓怨愤，益相聚为盗。”局势进一步恶化。李渊则“有降者，渊引置左右，由是贼众多降，前后数万人”。他很懂人心向背的重要，“开仓以赈贫民，应募者日益多”。当“人情汹汹，思乱者益众”，同人蠢蠢欲动时，他却隐忍不发，暗中加紧积蓄力量，待条件成熟，一发而定大局。

唐初由大乱到大治，自然应归功于李世民、武则天，但大唐最兴盛的时期，是在唐明皇时。他重用贤相姚崇、宋，轻徭薄赋，减省刑法，革除一切弊政，出现了“封建社会空前繁荣”时期的所谓“开元之治”。随着经济的繁荣，对外交通的发达，大唐成了当时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从世界各地到处有唐人街的称谓也可见盛唐影响之大。

朱元璋由一个小行童、游方僧、九夫长、小军官，凭英勇作战与卓越的组织指挥当上大元帅。鄱阳湖决战，取东吴，南征北伐，终于推翻元朝的统治，建立起大明帝国。当了皇帝后，他依旧保持了艰苦朴素勤奋好学的作风。他早起晚睡，把全部精力时间都用在政务上。一个小和尚出身的人，竟然能总结历代统治的经验和元朝90年的成败教训，大刀阔斧地对中央政权进行改革，由皇帝兼丞相，使封建时代的中央集权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使自己成了历代权力最大的君主。没有超人的智慧过人的能力是办不到的。

弘历（乾隆）虽说是沾了他祖父、父亲给他打下的良好基础的光，但他登基后，能继续推行地丁制度，多次减免田赋，使人口大增，使主要农业区数十年没有战争，不能不说是他主政的成功。在军事上，他平定了准噶尔的叛乱，削平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势力。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完成他自夸的“十大武功”。拒绝英国特使提出的侵略性要求，打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野心，巩固了边疆，加强了统一。在文化上，开博学鸿词科，访求书籍，完成《明史》、《续文献通考》、《皇朝文献通考》、《四库全书》的编纂。弘历的贡献不可低估。

善始不善终　个个晚景悲凉抱恨终生

可惜的是，这七位当年风流一时的君主都无善终。他们晚年都很不幸，都怀着永恒的遗憾告别人世！

洪迈在《人君寿考》中说过以下一段话：“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流离迁徙，逃难）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

洪迈对宋以前的五位老皇帝的概括，可以说言简意赅。宋以后的，后边将简做介绍。这里先就汉武帝的晚年补谈一二。因为他是老皇帝中更具典型意义的一位。

汉武帝曾何等英明！晚年却骄傲了，听不得不同意见，喜欢文过饰非了。种种“失误”接踵而来却不得纠正。正像司马光说的：“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惫，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一个极聪明的人，竟然干起封禅，祀神求仙，重用骗子，追求长生，妄想白日升天、让死去的爱妃再生等蠢事来。

更糟糕的是他开始疑神疑鬼，先是以“巫蛊”罪杀了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等人。后又怀疑爱子戾太子。他“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由于“邪臣多党羽”，所以说太子好话的少，说太子坏话的多。

将来谁接班，是关系两派大臣升降死活的大问题。怕太子接班的人就极力诋毁太子。有的说太子调戏“宫人”，有的说太子听说皇帝身体不好“面有喜色”。更阴险的是，在汉武帝生病期间，搞阴谋的人竟在太子住地埋了大量木人，污蔑太子用“巫蛊”之术咒汉武帝早死。“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结果“发现”太子宫地下“确有木人”而且很多。太子又怕又气，要杀江充，江充诬太子造反。汉武帝下令平叛，太子逃到民间，上吊而死。汉武帝后来发现太子受冤，悲痛万分，但已晚了。这时，由于他挥霍无度，徭役繁重，农民大量流离失所，各地已纷纷发生农民起义。死前不久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在极度悲苦的心情中走完一生。

朱元璋的悲剧也发生在“接班人”身上。他少年时代过的是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的苦日子，中年过的是白刃相接的戎马生活，40岁后，把全部精力不分昼夜地用在处理政务巩固统治上，所以50岁后他便体力不支了。时发高烧，好幻想，作怪梦，喜怒无常。但最使他苦恼的是他与儿子的矛盾。

儿子受的是儒家教育，大讲周公、孔子之道。他则强调以猛治国，用专政机构震慑官民，“使人知惧而莫测其端”。儿子讲仁政讲慈爱，杀人越少越好。他要把有功有影响的大臣大将都杀光，“把手杖上的刺儿都去掉”，以便儿子将来掌权。儿子要照顾将相的汗马功劳，照顾亲戚情意，兄弟友爱。宋濂得罪，儿子求情，朱元璋怒道：“等你作皇帝赦他！”皇太子吓得投水自杀。虽经救起，身心已受创。洪武二十五年太子病死。老皇帝伤心至极，一天一天衰弱下去，头发胡子全白了。只好立16岁的允为皇太孙。怕孙子控制不了局势，又把仅剩下的傅有德、冯胜等几位元勋杀了。朱元璋也是在极其悲伤与不安中了结一生的。他处心积虑安排的和平交班也没实现。他死不久，朱棣就发动了血腥的“靖难之役”，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其下落至今是个谜。

乾隆在最高权力位子上，一干就是60年。天天听“吾皇圣明”、“吾皇万岁万万岁！”这些灼热的歌颂与吹捧，不要说听60年，就是不断地听十年八年，也会把人熔化得变质发生异化。乾隆到处游山玩水寻欢作乐，“糜费特甚”。地方官为讨好他，修行宫、搭彩棚、办筵席，“酒无虚日，城开不夜”。自北京到杭州，来回近6000里，修行宫30处。共用船千余艘，光皇帝后妃5艘船的纤夫就2600名。马6000匹，骡马车400辆，骆驼800只，征调夫役近万。每天还要“赐酒、赐食，所费不资”。以上还只不过是他铺张浪费的一小部分。

尤其严重的是，他明知和是俳优弄臣，却偏要重用他。结果是：“和以二十年的宰辅，惟知聚敛自丰，朝臣疆吏，辇货权门，结为奥援，虽大狱屡兴，而吏治益坏，上下征利，贪黩成风，一般老百姓皆蹙额兴叹！”大清国运，从此衰败。“嘉庆帝在位二十五年，没有一天得安宁。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老账应从乾隆算起。

老皇帝综合症的历史教训

仅有的七个老皇帝都没有好结果？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

人老，不仅肢体老化，智慧也老化。走路颤颤巍巍；写字哆里哆嗦；说话啊啊半天说不清一句囫囵话。不仅理解、推论、分析、概括、反应能力衰退，视听都成问题。

老态龙钟了就怕在臣民面前露怯，只好事事靠所谓“近习”。而这些捶背送水捧痰盒端尿壶伺候便桶的人，大都是些没什么学问，私心很重，易被利用，“有奶便是娘”的人。而一线执政大员却难得见皇帝一面，因而上下梗阻，老皇帝最易被小人包围封锁。

多疑是老皇帝的又一通病。而最令他不放心的，首先是那些最有资格接班的人，以及那些有威望的能臣武将。他老担心他们在外边搞什么名堂，因而很易被野心家利用，听信谗言杀戮忠良自毁长城。

天天听“万岁”、“吾皇圣明”，到处被当作神明奉承，久而久之，自己也就自以为是神明了。因而越老越自以为是，越听不得反面意见。有人提点不同意见，就容易被怀疑为不尊重或有野心。“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有了错误难纠正，只有一错到底！

以上可称之为“老皇帝综合症”。这种综合症甚至会导致国破家亡，像梁武帝那样。是国之大患，却一犯再犯，无一幸免，就在于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土壤在。

帝制在我国早被推翻了。帝王思想残余却远未消亡。

形式相似往往导致内容类似。没有皇帝，只要有衰老与终身绝对权力的结合， “综合症”的某些症状就难免出现。

邓小平的伟大，不仅表现在他把工作中心由搞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还表现在他建议废除党的领导职务事实上存在的终身制与实行任期制这一远见卓识上。正是这一决策，开辟了我们党的领导职务实行理性的科学的制度化的交接的光明大道。这在不同历史背景的国家中也许不算什么，但对我国来说却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历史性进步，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持续发展最重要的保证。走到这一步，我们才可以说，我们终于走出了某些封建残余的可怕阴影。（责任编辑　致　中）

2003年第1期 新年寄语　作者：本刊编辑部

一个多月前，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在开头和结尾处，响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号召。这是符合世界潮流，顺应人民意愿的主张，本刊编辑部热诚拥护。

在过去的一年里，本刊介绍了各类政治体制运行的历史经验，民主的和专制的，中国的和西方的，成功的和失败的，近当代的和古代的。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更加自觉地介绍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有活力的文明，任何有效的制度，都是上下左右各个方面共同参与和共同建设的结果。民主政治虽然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却不是简单号召一下就能实现的，也不是单纯等待就可以自动降临的。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土改到大包干，从改革开放到小康社会，任何一点真正的进步，都是人民大众积极争取奋斗的成果，都是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换来的。我们的参与方式，就是努力办好这份杂志，根据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尽力标明正道和歧路，为艰苦跋涉者提供一幅可参考的地图。

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文明建设前景抱有乐观态度。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自从辛亥和五四先贤举起民权和民主的大旗以来，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前赴后继，在各种各样的试验和探索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使今人的思想更趋成熟，认识更趋正确。二十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开放，为祖国政治文明打下了稳固的经济基础。中华民族的新型政治文明已经呼之欲出，渐呈水到渠成之势。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第五部分的论述表明，执政党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已经顺应大势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这本身就有助于执政党地位的提高，有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快速发展。

但愿今天的人们给未来的历史留下漂亮的一笔。

2003年第2期 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　作者：汪澍白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是毛泽东晚期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它原来是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一篇讲话，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总题目，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诸问题作了新的探索，系统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同年6月，在修改发表时，却夸大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成为转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根据，后来日益滋蔓，以致到“文革”时被奉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石。本文拟对这一学说在理论上的演变过程作一些粗略的历史考察。

一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和肃反扩大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对批判思想僵化和推动社会主义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我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1956年基本完成，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种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共“八大”刚刚结束，东欧就出现了波兰的抗争和匈牙利的动乱，在全世界引起强烈震惊，并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研究。1956年12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同时，强调政治上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人民内部分清是非；理论上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修正主义。到1957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于18日和27日两次讲话，在两类矛盾中，他虽讲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也强调要暴露敌我矛盾。在讲到闹事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这些话实际上已经把后来称为“引蛇出洞”的方针昭告党内高层领导了。接下来，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公开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对两类矛盾作了系统而生动的论述，引导各界人士积极鸣放。

《讲话》回顾了马列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的初步探讨，批判了斯大林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错误：“十月革命以后嘛，在斯大林负责这个时期，他是在很长时间内把这两类矛盾混合起来了。本来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比如说，讲政府的坏话，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共产党，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但是批评有两种，有敌人批评我们，有人民批评共产党，这应该区别。斯大林在很长时间内他是不加区别的，差不多是不加区别的。……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谁如果批评了，那就怀疑你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讲话》还说，这两类矛盾有时是容易混淆的，我们在过去工作中也曾经混淆过。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中，错误地把好人当坏人，这种情形，从前有过，现在也还有。毛泽东在这里，不但指出了斯大林混淆两类矛盾的错误，并清醒地指出，我们当前依然存在着混淆两类矛盾的危险。本来，如果国家有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把好人当坏人整”的问题就难以发生。正因为当时的新中国还未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所以毛泽东提出区分两类矛盾的学说，就被人们视为一种新思维而受到热烈欢迎。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并还分题论述了正确处理各方面矛盾的具体方针。如在经济上采取对城乡各阶层人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和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方针；在民族问题上，采取正确处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采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学术和文化领域，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少数群众闹事，强调克服官僚主义，对群众积极进行教育疏导；在肃反问题上，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在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上，正确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等。

2月《讲话》以后，为进一步澄清党内外的种种疑虑，毛泽东又南下作宣传，反复向干部阐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指出我国正处在转变时期，并把这个转变概括为：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他南北奔波，谆谆讲解两类矛盾的问题，表现出一种希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经济、技术和文化的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至于其蕴含着诱导敌我矛盾充分暴露的谋略，当时却鲜为人们所察觉。

（二）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下达以后，党内外迅速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活跃气氛。中共中央紧接着又于1957年4月27日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新的整风运动。4月30日，毛泽东邀集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请他们提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热烈响应号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这些批评建议有助于改进党的工作和领导作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但群众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错杂的思想，并有个别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两院制”，主张“轮流坐庄”之类的不同政见。毛泽东认为敌情开始暴露，反击的时机趋向成熟，5月15日，他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以下简称《变化》），作为内部文件下达。

《变化》一文劈头就说：“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向前进了一步。”文章大讲“物极必反”的道理，这就同两个多月前《讲话》所强调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总方针迥然不同了。接着毛泽东又分析了整风中的动向，他说：“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两个多月前《讲话》的重点是批判来自“左”的方面的教条主义，《变化》的重点就转移到批判来自右的方面的修正主义了。《讲话》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变化》却推出了新的课题，提出要帮助党外人士整风。这就预示着“风向”将要转变。为此，他还作了具体指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讲话》的主要精神是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包括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对抗性矛盾为非对抗性矛盾。《变化》的精神反了过来，它是要激化矛盾，促使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场。同一天，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内部指示，对反击右派的方针、策略和办法作了具体部署。比如对当时在鸣放中一路领先的高等学校，他就特别关照：“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俾便“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6月19日，正当反右派运动趋向高潮时，毛泽东将作了多次重大修改的《讲话》，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在各报刊公开发表。文章的总题目和十二个小题目都没有变，但其主要精神已有深刻变化。首先就是重新突出了阶级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些话实际上已经背离了中共“八大”关于我国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

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又于7月1日发表。社论直率地写道：“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这就把原来的内部文件精神公之于众，表明“引蛇出洞”的策略大见成效，现在已按计划进入横扫一切魑魅魍魉与牛鬼蛇神的决战阶段。这篇社论除了将《文汇报》与章（伯钧）罗（隆基）网罗入罪，还对整个资产阶级右派作了定性判断。并提出：“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这样一来，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转换为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写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论证：“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并且将苏联和匈牙利的情况作了对比，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基础之所以比较巩固，是由于进行了反对托派这样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匈牙利之所以不巩固，就是缺乏这样一场革命。他把中国的章伯钧与苏联的托洛茨基相提并论，定性为不甘心于灭亡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亦即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归入敌我矛盾一类。由此可见，发动反右派斗争，正是直接继承了斯大林反托派斗争的经验。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还发出了继续深挖右派的指示，他说：“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同时他明确肯定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揭露和解决矛盾的推动作用。并且说，这种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1957年的大辩论同斯大林的反托派斗争，同样被看作是一场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但采用“四大”的形式则是新的创造，是毛泽东所赏识的。

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会议肯定了反右派斗争的意义，确定了整风运动继续进行的方针和步骤，并重新讨论了什么是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10月7日和9日，毛泽东讲话，重新肯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段讲话，不但从根本上否定了“八大”的政治决议，而且也完全背离了他自己2月《讲话》的基本精神。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他的个人权威盖过了党的权威，所以他的这番讲话此后便取代了“八大”决议，并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化地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和对1956年反冒进的再批判，一直延续到1958年夏天。

持续一年的反右派斗争被人为地扩大化了，成为一场地地道道的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全国上下，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者55万人。他们大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些问题，对本部门、本单位的各项工作，对某些党员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批评的动机和内容大都是好的，其中即或有某些内容失实或见解偏颇，只要耐心进行对话，也不难加以化解。但是，由于最高领导人把问题提到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高度，各级党组织奉旨层层清查，便把不少正确或带有某些错误因素的批评意见罗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入了敌我矛盾。同时，又采用“热处理”的方法，一语定终身，甚而株连到亲属。这样大批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沉冤二十余载，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得以纠正。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195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重大转折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总结国际和国内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的确进行了认真的探索。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在我国民主与法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提出了一个正确区分和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框架，基本上适应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要求，因而具有新思维的性质。

然而，当时他在党内高层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却与此颇不同调。如1956年11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也讲到要让一些人“闹够”，以便从反面教育人民的意思。现在我们翻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可以发现当年许多风刀霜剑般的词语和春风化雨似的《讲话》几乎是同一时期出自于同一人之口，就不难看出《讲话》的确还寓有一层诱导各种矛盾充分暴露和激化的深意。但这种两面性，当时并未被揭破。至5月中旬撰成《变化》一文，“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也只有党内干部得知。6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经修改后正式发表，两类矛盾学说的框架未变，但阶级斗争观念又在这个新框架内恢复了活力，像旧酒注入新瓶一样，依然保持着它的原汁原味。再通过为时一年的反右派斗争实践，便初步奠定了一整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基础。其要点有五：

第一，对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了反复。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对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科学的论断，毛泽东在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系统地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学说，与“八大”《决议》在理论上似乎可以互补。然而，毛泽东由于担心中国出现波兰、匈牙利那样的动乱局面，不惜运用“诱敌深入”的兵家韬略来发动反右派斗争，将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至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更断然否定了“八大”《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重新判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这种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反复，是形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源。

第二，提出了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新概念。

在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便突出地表现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因而独特地提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一个概念。毛泽东有一句名言：“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句话表明政治革命的要义在于夺取政权。然而，在已经取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再来一次夺权斗争，或者对被推翻的阶级再采取大规模的暴烈行动，都只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混乱。况且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本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就说过：“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可见，不能把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思想上理论上的是非问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一旦提出“思想战线上的革命”，或把思想战线与政治战线连在一起，采用大批判、大辩论的方法，借群众运动的压力来解决，就势必会将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把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混淆起来，造成阶级斗争和反右派及后来开展的其他政治运动扩大化的严重后果。

第三，突出了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强调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

苏共二十大以后，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以不同方式尝试对社会主义体制进行改革。中共中央1956年4月通过《人民日报》发表的编辑部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改革采取了审慎的支持态度。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长期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教条主义错误，进一步透露了支持改革的新思维。但到6月修改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文章时，矛头已经公开转向。文章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这不啻是对刚刚萌芽的改革思想给了当头一棒。自此以后，改革总是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而教条主义的僵化思想则往往被视为立场坚定的表现。积久便形成了一种“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惯性心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因此被整整推迟了20年。

第四，开启了按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的端倪。

马克思主义者一向认为，社会划分为阶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共历来也是从经济关系入手来分析农村和城市的各种阶级关系，制定各项政策。毛泽东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这方面的典范。但他后来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别出心裁地按照人们在某一次政治运动中的言论划分出一个“资产阶级右派”来，这就错误地提出了按政治思想标准来划分阶级。在反右派以后，按政治思想标准划分阶级的情况更逐步升级，终于孵化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等一套极为荒谬的理论。

第五，肯定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形式，使其成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合法手段。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他认为这种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强调要把它“传下去”。实际上，在确定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反右策略方针以后，“四大”已形同皇权专制时代的“奉旨申斥”，经过几个月的“四大”演习，此后的思想与政治领域便呈现出打手逞凶与百家缄口、百花凋零的景象。1958年更把这种形式推广到经济领域，发动“大跃进”，造成三年困难。1966年又借助它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终于酿成不堪回首的十年内乱。

以上五点，不过举其荦荦大者，但就此也不难看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及以后修改发表的文章，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中造成了极为复杂而又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至今仍不能低估其深远影响。因此，回顾这一段历史，认真探讨两类矛盾学说的演变过程，对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和指导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林耀）

2003年第2期 “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　作者：钟沛璋

一

“以俄为师”这个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以不折不挠的精神，在国内发动了十次起义，都归失败。辛亥武昌首义成功，终于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诞生了中国的、也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但是不久，袁世凯就窃取了大权，之后又是军阀割据。封建势力依旧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17年彼得堡的炮声，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重新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提出了“以俄为师”口号，同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华大地曾经焕发了蓬勃的革命生气。

孙中山当时说要以俄为师，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俄国“以党治国”的经验。他说，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俄国之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因此现在他要以俄国为模范，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他制定了《建国大纲》，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所谓“训政”，就是要全民受党化教育。孙中山在倡导革命的过程中，接受过西方的民主思想。他说他提倡的民族、民生、民权“三民主义”，民权就是“德谟克拉西”，就是民主。但当时他对民主的认识还是粗疏的，而在另一方面受我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他，又有着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作为革命领袖，他还是摆脱不掉自古以来以圣王明君自居。1914年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之际，就规定了“誓言”，党员必须发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他担任党的总理后，又规定“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在几经挫折之后，孙中山现在看中在党内实行集中制而以党治国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为老师，也就很自然了。

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列宁创立的。列宁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坚持党应是由职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党应有铁的纪律，实行民主集中制。面对十月革命胜利后那么艰难复杂的环境，列宁当时强调纪律和集中是可以理解的，正确的。苏共在执政之初，实行的也并不是一党制。但是到1922年底，苏联最终形成了一党独存的局面。这种没有其他党派监督、参政、议政的一党制，为最终走向僵化、专制埋下了隐患。列宁当时已感到了这种危险，因此他一再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在晚年曾强调建立有效的党内监督机制，但设想没有变成现实。他感到党的领袖专权的危险，在1924年他去世前，曾建议要把性格粗暴专横的斯大林从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却没有成功。因此孙中山当时看到的布尔什维克党即苏联共产党就是一个以党治国、党内高度集权的党，而提出以它为榜样，“以俄为师”，这就为蒋介石后来实行专制独裁开辟了道路。蒋介石以孙中山的学生自居。孙中山去世后，1926年6月7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说：“俄国革命之所以迅速成功，就是社会民主党从克伦斯基手里拿到了政权……什么东西都由他一党来定夺，像这样的革命，才真是可以成功的革命……中国要革命，也要一切势力集中，学俄国革命的办法，革命非由一党专政和专制是不行的。”这就是后来蒋介石实行的“党权高于一切”、“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由来。蒋介石终于背叛了革命，他实行法西斯专制独裁，最终遭到全国人民唾弃。

今天的人们可能不曾想到，在思想上最早起来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是坚持民主宪政思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罗隆基、马君武、张元培等人。针对国民党要实行一党专政的势头，他们激扬文字，纷纷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攻击国民党的文章。胡适说：“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批评，何况国民党和孙中山。”他们批评什么呢？一是批国民党没有人权保障；二是批国民党“训政”，没有宪法或约法，训政就是专制；三是批国民党以“三民主义”来统一思想，实行“党化教育”，没有思想言论自由。罗隆基说：“我们根本否认训政的必要。”“独裁制度，因它内在的罪恶，本身就不足为训。”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这批知识分子的挑战，自然惹怒了国民党。当时已屠杀了大批曾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对这些主张人权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放过。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请中央要严惩“反革命”胡适，撤销其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对罗隆基则更不客气，干脆把他关押了起来。罗隆基用老子的话正告国民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场反对国民党“党权高于一切”的抗争，很快被国民党压制下去了。在中国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奔腾不息的浪潮中，尽管这场抗争仅是几颗浪花，但是历史不会忘记。

二

中国共产党又是怎样看待“以俄为师”的呢？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受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很大帮助，中共受苏共的影响是很自然的。不过，五四运动中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最初还是比较清醒的。他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责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以上引自沈建中：《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陈独秀在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几经挫折，从国民党的监狱，到晚年困居四川江津，以对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斯大林极权体制的反思，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1940年9月，陈独秀在写给濮清泉的信中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今天意见。”他说：“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的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的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的时代，我们便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发明，至为宝贵；不幸十月（编者按：指俄国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独裁制如一把利刃，今天用来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列宁当时也曾警觉到‘民主是对官僚主义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择自由等，LT（按：即托洛茨基）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择自由，然而太晚了。”陈独秀并且提出了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之亲缘性的观点，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的混合物。

陈独秀当年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抵制过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路线和瞎指挥，不买他们的账，结果被栽赃陷害，被撤职，还责令他去苏联。陈独秀抵制了，幸亏没有去。而当时在苏联的波兰、德国、匈牙利、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芬兰、荷兰、土耳其等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中国共青团的领导人俞秀松，都被斯大林杀害了。陈独秀因身受其害，又经过多年的“深思熟虑”，在1940年提出了对斯大林独裁体制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比较早的。而我们许多人当时只看到斯大林头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导师”的光环，根本看不到斯大林体制的消极面。西方思想家哈耶克、波普尔，也是晚了多年之后，才相继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批判独裁制的有巨大影响的著作。

三

说到“以俄为师”就自然要说到“走俄国人之路”这个口号，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意气风发、在当时影响极大的雄文《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论起，回顾先进的中国人，历尽艰难，寻求解放的道路后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主张要向俄国一边倒。文章批驳了对这个结论抱怀疑的一些观点，如：

“你们一边倒。”毛泽东说：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

“你们独裁。”毛泽东说：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

毛泽东的文章，使许多人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真理完全在俄国人一边，俄国人实行的是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专政只是对反动阶级、反动派。我们必须走俄国人的路，倒向俄国一边。回想新中国创建之初，许多人把苏联尊称为“老大哥”，并且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可见，“走俄国人的路”这个口号影响之大。对斯大林的迷信，在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达到了顶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歌颂的文章。当时我在上海主持《青年报》工作，也曾在报纸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短文。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陈伯达的庆祝文章，我还记得这文章最后的一句是：“至高无上的伟大的斯大林大元帅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斯大林这个迷信才被突然打破。真是晴天霹雳：“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毛泽东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怎么竟然是杀害自己同志的人呢？据揭露，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有98人被害，1225名正式代表中，1108人被害。俄罗斯联邦前党委和执委成员90%被镇压，多数市、地方和区党委均被摧毁。而这些杀害自己同志的命令，大都是斯大林批准的。据已公开的档案，1938年8月20日一天，斯大林就亲自批准枪决所谓的“人民敌人”及其家属735人。

还需要特别提到的，苏联红军及海军中的高级将领也没有逃出斯大林的镇压。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5个元帅中的3个，4个一级指挥员中的3个，以及所有集团军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半数的团长、绝大部分政治委员，多达约5万重要军事政治干部被害，更多的干部遭到清洗。战争爆发时，只剩下7%的军官受过高等军事教育，75%的军官担任他们的职务不到半年时间。（以上材料均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再加上，斯大林不相信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多个情报（包括当时德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的明显暗示），毫无应战准备，以致德国的“闪电战”第一天，就摧毁苏联飞机1200架。德国猛攻苏联三周后，苏联将近30个师实际上已不存在，约有70个师损失了50%以上的人员，大约3500架飞机、一半以上的燃料仓库和弹药库被击毁。

面对这样冷酷的事实，人们不能不问：由列宁亲自缔造的寄托着人类希望的被认为是“开辟新纪元”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在斯大林手里变成如此封建专制王国的？这是人类在20世纪历史中需要严肃深思的一个大课题，不光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总结，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社会，也是需要总结。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立即震惊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惊了整个世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引起人们普遍的深思。现在回头来看，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提拔起来的人，他显然没有能力和水平，揭示问题的根源，指明改革的方向。但是他当时捅破黑幕（过去曾被称为“铁幕”）的胆识和贡献，是不应该被抹杀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谈到了斯大林几方面的问题，但是引起人们最为震惊的，是斯大林肆无忌惮地杀害自己的同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贯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同志却大不以为然。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难免的，第二是认识偏差。说斯大林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功是七分，过是三分。《人民日报》在1956年4月和12月，曾连续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长文，阐述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观点。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很为不满，认为赫鲁晓夫是“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毛泽东同志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它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引自吴冷西《忆毛主席》）毛泽东坚持要“走俄国人的路”。在1962年1月30日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即所谓“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还继续特别强调了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他说：“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

毛泽东同志那时对斯大林的这些评价和对斯大林主义的维护，遭到了东西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批评。毛泽东感到国内外都出现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发动公开的论战，来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批判赫鲁晓夫这个最大的反面教员、活靶子。这就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长达一年半之久，连续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当时在整个中国大陆的上空，不断响起著名播音员夏青广播“九评”那抑扬顿挫、令人亢奋的声音。这场论战，使中苏关系越来越恶化，以至在中苏边境发生了一场珍宝岛之战。这场论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是中国人要“走俄国人”的路，而俄国人却不同意中国人“走俄国人的路”？许多年后，在修复中苏关系的时候，邓小平谈到那场论战时，对俄国人说，那时我们大家都说了很多空话。而事实上，至少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并不是什么空话。因为为斯大林辩护的“九评”，正是两年之后对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起源。

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大讲子孙后代都要学习苏联，也就是要继续“走俄国人的路”的时候，刘少奇、彭真、周恩来、陈云等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大讲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公开斥责过去不讲民主、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过火斗争等种种不民主的作风。是不是毛泽东同志没有看到不讲民主的危害呢？不是的。毛泽东同志当时自己就讲过这样的话，说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体制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说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说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毛泽东同志还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以上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但是，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同志看得更为严重的是，他那时感到否定了“斯大林这把刀子”的同时，毛泽东的无上权威地位也开始受到怀疑。所以他认为必须挖出“躺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他决定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根据毛的有关指示，周恩来在1957年1月访苏时当面问过赫鲁晓夫，你们20年同斯大林一同共事，至少也可以少作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对此赫氏的回答是：“斯大林独断专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周恩来向苏共领导人提出的这个问题，几年后很快就同样反映到中共领导同志与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来了。尽管中共许多领导人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抵制，毛泽东同志还是一意孤行把中国人民拖进了“文革”的十年大灾难。“文革”中迫害的，仅中央一层就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中央委员、候补委员96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3人，副总理12人，军委副主席5人，大行政区第一书记4人，中央监察委员34人，人大常委委员60人，政协常委74人。所幸的是不同于斯大林统治下那样，中国这些人没有都被“肉体上消灭”。

四

1991年，貌似强大的苏联顷刻瓦解，为斯大林主义、“走俄国人的路”，画上了句号。但是，怎样认识斯大林主义，怎样认识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它为什么能在俄国和中国这样东方的国家生根？人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教训？这是需要长久深入研究的课题。这些年来，在俄国和我国都有人做了大量工作。或是披露过去人们不知道的内幕，或是进行分析研究，发表了大量文字，出版了不少书。例如，原苏共中央机关资深指导员列昂·奥尼科夫在1996年出版的名为《从苏共中央机关内部看苏联共产党是如何垮台的》的著作。我国《国际政治研究》杂志2002年第3期刊登的中国社科院原苏联研究所所长徐葵编写的《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共产党的特征及其垮台的原因》，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的“苏联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都是从制度上来分析斯大林主义的悲剧根源，值得很好看看。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女性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在她未完成的《论俄国革命》一文中，曾经尖锐地批评推行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纯粹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雅各宾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卢森堡是在十月革命的第二年，即1918年写下《论俄国革命》手稿，而在她殉难的第四年才被印行。之后，陈独秀也从制度上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半个世纪前，即1940年9月，当斯大林还高居在至高无上神龛的时候，陈独秀并没有从个人恩怨上来看斯大林，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若不是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斯大林式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按：即秘密警察）政体，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斯大林个人心术特别坏。”

徐葵的文章中，有一段触目惊心的话：

苏联是先有苏共垮台，后有苏联的解体，而苏共本身则是由党内种种弊病把自己毁掉的。经历过三次革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锻炼和两次战争（即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的考验，有着1900万党员和40万基层组织的苏联共产党，在1991年瓦解于顷刻间，毫无声息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是20世纪的一大悖理现象。从苏共的党建和党的工作原则的角度来剖析，苏共是由党内的种种弊病给毁掉的。这就是：党内包括党机关内部完全缺乏民主；党的执行机构（政治局、党委会）及其所有工作机关垄断了全部权力，不受任何监督；党内实行高度保密制度，党的工作缺乏透明度等等弊病，1900万党员完全被剥夺了自主性、自动性、自我管理精神和自我表达的可能，广大党员长期只能驯服地执行上面下达的指示和命令。斯大林把党变成了对国家和人民进行个人统治的政治工具……普通党员毫无权力可言，广大党员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政策都已疏远和漠不关心，这是苏共于1991年遭禁止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挺身而起的根本原因。

《国际政治研究》杂志登载的上述两篇文章中，列出了苏共执政丧权亡党的许多历史教训，如：

斯大林实行党政合一、把党变成了国家机关，党领导和包办一切，全部权力集中于党的机关，集中于机关的上层，集中于总书记个人手中。

党的干部不是选举而是任命的，党不仅任命自己的干部，还任命政府部门干部。党最高领导人的产生没有正常的机制，也没有任期的限制。

党的最高领袖拥有对真理的垄断权，完全控制信息的传播，排斥和否定外来的文化成果，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混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用大批判和专政方式，甚至用肉体消灭的办法，解决思想和文化领域的问题。

党内的严格保密制度成了党的机关不受监督地行使大权的基础。

党机关的人员编制不断扩大，党中央机关从1919年时的30名干部，扩大到1987年的1800人，还大量使用“编外”干部。民主集中制成了官僚集中制，个人集权制。

邓小平说，我国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中国党也是按照列宁建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苏联党和国家的垮台，不能不引起中国党的深思。邓小平在1986年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16年过去了，我们改得如何？我们有哪些进步，还有哪些不足，每一个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有责任心、对马克思主义有信心的人，都应该认真对照一下苏联、苏共这面镜子，从中切实地记取教训。

中共“十六大”总结了13年来十条基本经验，并对我国体制改革作了若干规定。可以看出这些历史经验，已经与毛泽东晚期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大不一样了。中国在进步。要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方晋）

2003年第2期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　作者：盛永华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当时身任国家副主席的宋庆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能看到的文献资料不多。但从宋庆龄的记载不详的言行，从保留下来的她给亲友、同志、同事的一些信札，特别是从粉碎“四人帮”后她对“文革”的批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她在十年内乱中，对那股乘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逆流进行最大限度而极为艰难的抵制与抗击。大体说来，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宋庆龄是从觉察、警悟、认识，到抵制、反抗以及后来的揭批和反思，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所能作的一切，从而使人们更能认识和理解宋庆龄——这位对共产主义信仰从未动摇，为国家和人民利益从未停止过战斗和前进的伟大的爱国主义战士。

“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宋庆龄和所有善良的人们一样，既无思想准备，又感困惑不解。

宋庆龄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并积极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坚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毛泽东在她心目中具有极崇高的地位。因此，她对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宏伟目标——“反修防修”，防止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保证新中国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开始也是相信的，并力图使自己跟上运动的步伐。

及至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初，宋庆龄被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受到冲击。尽管在周恩来的保护之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拟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首位就是宋庆龄，并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她被接到北京居住，以便受到更有效的保护——但她在上海的住宅仍被“造反派”闯入；她北京居所周围的高音喇叭搅扰得她成天不得安宁，红卫兵在她住所的围墙内外贴上毛泽东语录，将住宅内的一些石狮子涂上红色，一些被认为是“四旧”的楹联匾额也拿了下来。宋庆龄当时仍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群众运动的。1966年8月，她写给美国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你一定看到了所有关于这里发生变化的报道——一次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运动正在进行，它将确保修正主义的魔影不论现在还是今后都不可能出现。”她告诉老朋友：“我每天如果不开会要花八、九小时看东西”，而且“这里的生活非常有意思”。

宋庆龄尽管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是她对这场“革命”还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并且真诚地要求自己通过运动来改进工作。她在1966年9月24日致函老同事、老朋友罗叔章说：“请您把红卫兵对我的大字报借给我看，并总理对我支持的话，因为上次您借给我看的，没有包括在内。你怕我不开心是么？我看到对我的批评不会主观，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要知道，以便改掉不好的作风。如果不知，那怎么改掉呢？”她有时会坐着汽车，上街去看大字报，了解情况。她还写信给当时正在受批判的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李云同志，嘱咐她“……赶快检查工作，作自我批评，就可以很快恢复工作。”宋庆龄原来的秘书黎沛华女士受托打电话给李云，说“夫人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快快检查工作，主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宋庆龄的某些忧虑还未形成明确的判断——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事变还未充分展开和暴露。

后来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急风暴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打乱了整个社会秩序并逐渐被林彪、江青一伙所利用甚至操纵。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他们以革命的面目出现，用极其卑劣的手段，企图打倒一大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恣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为他们上台做准备。这时，与宋庆龄长期并肩战斗的许多同事与战友，很快就“靠边站”，进而被批斗，被关押，他们当中有些同志因不堪受辱和迫害含冤自杀；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夜间成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不少长期支持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如爱泼斯坦等，被戴上特务的头衔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牢狱。最使宋庆龄不能忍受的是，她的导师、战友和伴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竟被江青一伙污蔑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弥天大罪）和“牛鬼蛇神”，他们竟然要拿走国庆节时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孙中山像。在南京，发生了红卫兵捣毁矗立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的事件。对宋庆龄的冲击也在升级：她主持的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受到极大干扰而几乎陷于停顿，正如她后来所叙述的那样：“一九六六年，也就是十年动乱开始的时候，我们‘中国福利会’在上海的工作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儿童时代》杂志不再出版了，我也接不到一份中国福利会下属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艺术剧院和其它单位的报告。这些单位的领导，当时正处于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或受到了攻击。”

就在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干部名单后两天，北京街上即出现了要求撤销宋庆龄这位非党人士的国家副主席职务的大字报。有红卫兵要冲到她家里贴大字报，还要剪掉她的发髻——他们认为那是“四旧”的东西。北京宋庆龄住所内的少部分工作人员也开始“造反”，不仅开会串联整她的黑材料，甚至要这位70多岁的患有严重关节炎的老人和他们一起排队进餐。令宋庆龄受到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不堪的是她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遭到红卫兵的损毁，石碑被推倒，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曾是孙中山最早的战友及追随者。他倾家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为孙中山印刷革命宣传品，他的家是革命者的联络点。而他又不事宣扬自己，被孙中山称为“革命的隐君子”）周恩来为此出面干预，对红卫兵发出了严厉警告，并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修复后拍成照片报告宋庆龄，又及时更换了她在北京居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冲击宋庆龄的图谋才没有得逞。

当然，宋庆龄是经过长期革命实践的成熟的政治家和革命家，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深邃的洞察力。虽然面临的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但经过短短的三、四个月时间，她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禁产生了怀疑，感到现实发生的一切与所宣称的革命目标相去越来越远。她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算什么革命行动呢？当时陈炯明叛变，我们坚决和他斗争，这才真叫革命行动呢！”196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宋庆龄遇到罗叔章，对她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有问题，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同年11月，经宋庆龄审定的《宋庆龄选集》出版。尽管刘少奇已身处逆境，被扣上“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骇人罪名，宋庆龄仍然派秘书给刘少奇送书，在书本的扉页上，赫然留有宋庆龄亲笔书写“请刘主席、光美同志审阅指正”的题签。

宋庆龄对来势凶猛的无休止的所谓“破四旧”十分忧虑，明显反感。她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提出质疑：“前几日送给您一小包梨及熏鱼，是家里饭菜存下来的，给你尝尝。你说那是‘四旧’么？我一向心里当你是自己人，分一点给你犯错误么？”斯时，毛泽东曾派江青往访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宋庆龄对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宋庆龄对于当时红得发紫、权倾一时的野心家江青能当面提出如此直率的意见，表现出她一种大无畏的气概。而政治野心急剧膨胀、心胸又极其狭窄的江青，对宋庆龄的批评如何受得？她对宋庆龄从嫉恨发展为仇恨，伺机报复。江青对宋庆龄的仇恨，举一事可见一斑：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为此，人民出版社重印了1956年出版的由宋庆龄题写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两书分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当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江青看到封面有周恩来的题签，疯了似的将书扔到地板上，并用双脚践踏。她一边用劲踩，一边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同时咒骂宋庆龄，给她扣了许多不三不四的大帽子。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江青也拒绝参加。江青的疯狂举动，不仅是对宋庆龄的嫉恨，也是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江青打击宋庆龄的恶毒的一手，便是要歪曲抹杀孙中山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作用，颠倒黑白，并将其“批倒批臭”。

正是江青等反革命一伙的倒行逆施，使忧国忧民的宋庆龄对“文革”很快便怀疑警觉并进而抵制和反击。

孙中山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尽管毛泽东在宋庆龄心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得到很真诚的信任，也尽管宋庆龄对隐藏于党内高层的野心家的真面目一时还难于完全识破，但宋庆龄仍如她过去的大半生一样，在历史潮流中绝不随波逐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绝不背离原则，对于错误的东西毫不含糊地进行坚决斗争，她可以用生命去捍卫真理。

①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第一个重大反击，便是坚决捍卫孙中山的革命旗帜。

宋庆龄万万没有想到，“文革”居然有人公开将矛头指向为国人与世人普遍敬重的孙中山。为此她不得不以74岁的高龄，再次奋起捍卫孙中山的事业与旗帜。当然她相信她并不是孤军奋战，毛泽东早于1956年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就说过：“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在“文革”的岁月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的健康力量对于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是充分肯定的，他们给了宋庆龄以巨大的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持。

1966年11月，中国人民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在大会上，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在演说中，她非常简洁而又详尽地叙述了孙中山一生的业绩和他与时俱进的步伐。她把孙中山的一生概括为“一个顽强的革命者的一生”，是一位“坚定不移的、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谈到孙中山留给中华民族的遗产时，她说：“孙中山的遗训就是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而这笔遗产是毛泽东早就肯定了的。宋庆龄进而指出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在当今仍有着深刻的意义：“孙中山一生致力于推动革命，这一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她指出，“孙中山还有另一方面值得我们学习。为了使自己在政治上适应当前革命任务的需要，他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他不停地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探索……”

对于孙中山晚年不断地修正错误，不断地与时俱进，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订了三大政策等，宋庆龄认为这“显得更加光荣”。

留存下来仅有的很少的资料，记载了宋庆龄写作《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一文的情况。1966年2月，宋庆龄给时任《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的好友爱泼斯坦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我一直在用心写我那篇为纪念孙中山所用的文章，但我需要你的大力帮助。”

她在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已经面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了。纪念大会开过后，宋庆龄很想请所有帮助过准备这篇讲话的人来吃一顿饭，随便聊聊，但那时已经“不是时候”，政治形势的复杂可想而知。期间，她对文章的修改，内容的取舍，乃至表述的方式，会有很多考虑。她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详述孙中山的革命业绩，毫不含糊地歌颂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这不仅是她为捍卫孙中山革命旗帜所进行的英勇斗争，也是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保护民族遗产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更是对林彪、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倒行逆施的抗击。宋庆龄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政治原则性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体现。

在“文革”那些颠倒是非的岁月里，江青一伙不但对孙中山、宋庆龄放明枪，还施暗箭。歪曲他们的婚姻关系，散布关于宋庆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即是他们拙劣的伎俩之一。在这个已成为历史的个人生活问题上的中伤和诽谤，完全是服务于他们卑劣的政治阴谋。一些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鼓噪。在“文革”初始，宋庆龄对那些恶意中伤不屑理睬：“对那些无端污蔑，我只有闭上眼睛——外面那种敲锣打鼓的喧闹声已经够叫人心烦意乱的了。”但不久以后，当她警觉到这是“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这已经不仅仅是关乎孙中山、宋庆龄的个人形象和声誉的问题，而是企图推翻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以图篡改历史时，便坚决地、毫不含糊地起而反击，维护她与孙中山婚姻的真实性、合法性。

1972年11月9日，宋庆龄致函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时，指出在一些有关孙中山的著作中的错误。她说：“在利昂·沙尔曼写的那本传记中，我发现她在描述我的婚姻这部分也像其他一些作者那样犯了相同的错误。”她郑重地声明：“我是从上海去东京并于1915年10月25日在那里同孙逸仙结的婚，这就是说，我们结婚的时间是在他们（指孙中山与元配夫人卢慕贞——作者注）离婚几个月之后。我们的婚姻是在东京市登了记的。举行婚礼之前，我们当着律师和证人的面在结婚书上签了字。结婚的证书是一式三份，这些证书分别由孙逸仙、我和著名的日本律师和田瑞保存。”宋庆龄指出，“很久以来，敌人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传教士都在这个问题上对我进行诽谤。”她请韩素音“采取任何你认为合适的办法把我这个声明公诸于世人，以正视听”。相同内容的信件，宋庆龄还寄给了她的朋友麦克唐纳。

1973年2月27日，宋庆龄写信给孙科的亲戚林达光，批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索尔兹伯里在他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一书中所“重复反动派在孙博士和我的婚姻上对我们的造谣污蔑”。她郑重地告诉林达光，当她与孙中山结婚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正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他父亲把离婚和结婚的事都告诉了他。”宋庆龄认为孙科应“还保留着这历史性的家庭档案”。

宋庆龄还于1973年3月13日亲自致函索尔兹伯里，直率地批评他的错误：“首先要感谢你惠赐大作《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我已拜读。请允许我指出一个史实上的错误。孙逸仙在我同他于1915年10月25日结婚时，他是自由的。（结婚的年份不是您所说的1914年，当时我还在上海。）……反动派和传教士（他们常常是反对进步的）试图造谣污蔑我们，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丈夫的儿子现住加利福尼亚，所以你可以很容易地从他那里得到有关上述事实的证言。”

宋庆龄敦促索尔兹伯里改正他书中的错误，同时严正提出：“你也许可以向你曾咨询过的那些所谓可靠的参考资料来源发出警告，告诉他们这是一则极为恶劣的不实之辞，他们到处散布是有罪责的。”及至她收到已作改正的《前往北京及北京以外》的第二版时，立即给作者去信表示“对你的情谊深为感激”。

然而，在那个是非颠倒、以谎言取代现实的年代，暗箭仍不断射来，宋庆龄继续以各种方法顽强地反击。1973年8月23日，她致函挚友爱泼斯坦夫妇。（他们历经无数考验仍然无限忠诚于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受“四人帮”的迫害而蒙冤陷狱长达五年之久，此时刚刚出狱）她在信中说：“请读一读附上的剪报。你们作为我的挚友，请告诉我对这些有关我的诽谤性文字，我该怎么办。这些有关我的谎言时不时地得以刊布，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和愤慨。我没有钱去请律师来同这个斯坦利·卡尔诺打官司，但我的朋友（指爱泼斯坦夫妇——作者注）是否能写篇东西来制止这些谎言流传呢，因为对许多人来说，不断重复的谎言会变成事实的。”她在给孙科的妻弟陈志昆夫妇复信时，还特意“寄去一张我的旧照片，是坐在我丈夫的像前照的。”并请他们代为问候孙中山的孙子孙治平和孙治强。

如此等等。事实上宋庆龄所作的决不仅是她和孙中山婚姻真相的辩证，关乎对江青之流的政治阴谋的揭露，而且是对江青一伙反革命的回击，表现了她一贯的革命原则性。

②对于“文革”中的那股逆流，宋庆龄的另一种反击，就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同志、亲友给予关怀、帮助和保护，坚持真理，伸张正义，为革命与建设事业保存力量，而对国际友人的保护，更维护了祖国在世界上的形象。

“文革”开始后，民主战士邹韬奋的夫人、时任中国福利会托儿所所长的沈粹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据她回忆，当时宋庆龄对她极为关切，“几乎三天两头来一封信，每信必问我好不好，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要保护身体，给她写信要讲真情，有什么困难只管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沈粹缜，宋庆龄建议她搬到自己母亲生前的住所去住，那幢房子属于私人产业，解放后由上海市政府修缮后交还宋庆龄的。宋庆龄以为那里可以当作一个小小的避风港。沈粹缜在征求邓颖超同志意见后，刚搬进去住了一个多月，又被“造反派”以“与资产阶级权威划不清界线”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勒令搬了出来。

当时，不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长期帮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受到迫害，或被关进“牛棚”，或被投入牢狱。宋庆龄和他们很熟悉，因此忧心如焚，尽力设法给予关怀和保护。当她得知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被无端怀疑、面临遭受迫害时，她立刻为他写了那份在粉碎“四人帮”后十分著名的“证明书”，派秘书及时送给路易·艾黎。在“证明书”中，宋庆龄列举了艾黎为中国人民解放和进步事业奋斗几十年的功绩，明确表示“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作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这封“证明书”及时地保护了路易·艾黎免遭“四人帮”的毒手。

还有，宋庆龄对当时蒙冤身陷囹圄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的子女的关怀和安慰。

宋庆龄对亲友同样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当她得知表弟被抄家，所有衣物被抄走后，便将自己能用的衣裳都给了他们。当她得知表妹倪吉贞一家因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被扫地出门，只得挤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并被作为“管制对象”强迫劳动时，她设法通过中国福利会的干部送去一点钱，给她们以精神安慰和物质支持。关于此事，在宋庆龄1967年11月29日给沈粹缜的信中有所记载：“我的老干部蔡缦云，一年多没有消息了，不知道什么缘故她被关起来。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为她代我交了一些钱给我一个表亲的缘故？因为她一直很老实，守纪律的，也不和坏人来往。如果你听到她的消息，请不要瞒我吧。我对她应该负责！除了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我的表亲从未参加政治或做过坏事，一直很老老实实的。”这封信表明，宋庆龄是很明白自己的处境的，但是她坚持自己毕生奉行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不管这恶势力有多么强大。

尽管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拟订的保护宋庆龄等人的名单，但江青、张春桥一伙却从未放弃打倒宋庆龄的阴谋。1968年初，上海的造反派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的住所抄走大量的文件和信札，其中包括宋庆龄与他的来往信件及底稿数十封，张春桥见后如获至宝。在上海市革委会讨论时，张春桥说：“金仲华……可能是美国特务”，“宋庆龄这个人可复杂了”，他亲笔批示：“应当整理一份材料报中央、中央文革，并继续查下去”。在市革委的报告中，强调金仲华和宋庆龄“有特殊密切的关系”，并说“这次抄获宋庆龄给金仲华的信有七十余件。除一、二件用中文写的外，其余都是用英文写的。经专人带交的约占半数。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们的通讯（信）特别多。” “可以看出几个问题，第一，金、宋之间往来十分密切……；第二，金、宋谈话内容，值得研究……；第三，文化大革命期间往来频繁，互通京沪文化大革命情况……有三封信，内容不易懂，好像影射什么。”由于是毫无根据的欲加之罪，又慑于宋庆龄在国内国际的崇高威望，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未敢贸然下手，但恶毒用心已显而易见。

宋庆龄经过短短的困惑之后，即对这场“革命”产生了怀疑和警觉。为了保护自己和同志以坚持斗争，她不得不采取了新中国成立后她从未采用过的“地下工作”的办法。现在所看到的文献信札，是为劫后仅存，而宋庆龄给同志、亲友的大量信函，则因收信人应宋庆龄之嘱，在当时就“阅后烧掉”了。根据沈粹缜的回忆，“凡是有点内容的信，比如告诉我她的某某亲戚自杀了，或者廖承志同志遭到不测等等，在信后必定写上四个大字‘阅后烧掉’，还加上几个惊叹号。”从保存下来的宋庆龄1966年9月24日致罗叔章的信函中看到，由于此信内中谈到对“文革”及“破四旧”的看法（本文上面已引述），所以在信的末尾特别注上“此信看后即烧掉为荷！”字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宋庆龄的好友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给宋庆龄的复信中，曾着重说明：“我在收到你第二张便条的当天就亲自把你的第一封信撕成碎片，扔进下水道冲掉了……没有留下丝毫通信的痕迹……”在“文革”中，宋庆龄与好友马海德大夫互相通信，谈论对这场“革命”的种种看法。他们住得很近，宋庆龄的信都交由忠诚的保姆或司机送去。遵照宋庆龄的意见，马海德在阅信后即销毁。后来“造反派”抄他的家时，虽然抄走了许多文书资料，但没有发现宋庆龄的信。而宋庆龄另外一位长期的忠实的同事与朋友、《中国建设》杂志的第一位社长、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却因为没有遵照宋庆龄的嘱咐，没有及时“阅后烧掉”那些信件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被“造反派”抄家后不久，金仲华因不堪忍受残酷的政治迫害而含冤自杀。

“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

在“文革”整整十年中，宋庆龄始终以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在历史进程暂时的逆流中，年逾古稀的宋庆龄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在那特殊的历史时期，她以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的方式，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特殊的抗争，非但保持了自己的崇高政治气节，而且为国家民族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从196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百年以后，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前，除出席极少数必须参加的国事活动外，宋庆龄基本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有些庆典仪式，她不愿出席是因为她不愿成为“摆设”。但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面前，她没有消极退缩，更没有置身度外。除了本文上面所述她的各种抗争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副主席，她关心着国家的生产建设及各条战线的状况，特别是关心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四人帮”推行形左实右的路线，给我国的外交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和破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努力与那些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事业的外国朋友保持着联系，并尽可能认识新的朋友，以打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和极左的自我禁锢，向世界传递关于我国的客观正确的信息——宋庆龄确信解放16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等一切方面都取得伟大的成就，祖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成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想抹杀也是抹杀不掉的。1970年1月,她在给老朋友格雷斯·格兰尼奇的信中说：“……真希望你们也在这里，可以亲眼目睹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以后给友人的信中，她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将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和金杨，让你们看看我们的一些成就，你将会为你的祖国感到骄傲”；“我希望在哪一个好日子里你会来看看我，也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宋庆龄确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祖国所取得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这是新中国前进历程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主流，她要把这些成就和取得成就的原因介绍给全世界。

在“四人帮”横行的黑暗岁月，宋庆龄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和所发生的变化，大至祖国统一、中美关系的改善及复交，小至抗震建筑材料的研发，都在她的关注之列，并为在艰难中前进的祖国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而欢欣，而且及时将这些成就介绍给外国友人。1971年，在毛泽东发动的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乒乓外交”之后，宋庆龄致函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指出此举的重要意义，表达了自己的乐观。她说：“周恩来总理把美国乒乓球队的来访称为揭开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实际上就是重新打开门户，这句话说得多么正确。接着许多美国人士从不同的兴趣和目的出发前来访问，这都是你知道的。”1975年春，第四届人大开过以后不久，她致函美国友人罗森夫人，称：“我们四届人大常委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向二百九十三名战犯颁布了大赦，其中有些是在押的国民党著名将领。这的确是许多其他事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对台湾定能起到积极的影响。”不几天后，她又给罗森夫人去信，告诉有关北京轻微地震的消息，并且喜悦地告诉她：“我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一种新的建筑方法，现已高到十八层的北京饭店，就是按类似的方法盖的，将来的地震对它不会有影响。”她还建议英文《中国建设》杂志刊登文章，“介绍这里外科手术的惊人成果”，如此等等。宋庆龄用特殊的方式，向世界传递消息，不遗余力地介绍十几年来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最本质的部分——除表达了她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的坚定信念外，更是从特殊的角度宣传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宋庆龄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代替的。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背叛祖国的林彪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走向覆灭的开始。国内政治形势有了一些松动。同年10月，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紧接着“乒乓外交”之花开始结果，结果之一，便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一切，使宋庆龄受到鼓舞，她的“民间外交”——尽管她是国家的副主席——变得更为活跃。除了书信外，她开始陆续通过报刊传达自己的声音。英文版《中国建设》是她向国外传达信息的主要手段。在尼克松访华的前夕，宋庆龄在1972年第一期《中国建设》上发表了题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一文。这是她在沉默了大约五年之久以后，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文章列举了20多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客观存在，使美国朝野不得不重新检讨和修正他们20多年来，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的错误，也使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尼克松认识到，“任何一项美国对亚洲的政策都迫切需要正视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一个逐步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存在，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中国的存在。她确信，“我们确实正处在一个新的人民的时代的开端”，透过乌云，看到远景。宋庆龄毕生保持着政治上的敏锐，并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介绍给全世界。

通过报刊，宋庆龄还给朋友送去关怀和友情，她继续在困难的条件下，努力架设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桥梁。1972年2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瑞士病逝，宋庆龄为失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十分悲痛，她除发去唁电外，还在《中国建设》上刊文《纪念埃德加·斯诺》，追述斯诺对中国人民事业的帮助和贡献，表达对他深深的怀念。几个月后，她又在《中国建设》上撰文悼念另一位美国友人格雷斯·格兰尼奇——她和她的丈夫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时候，出版《中国呼声》杂志，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以后又长期致力于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宋庆龄深切怀念这位忠诚的老朋友。她说：“格雷斯·格兰尼奇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热情将永远鼓舞着太平洋两岸所有认识她的人。”宋庆龄以博大的胸襟，给各国朋友送去关怀和温暖，也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友谊和支持。她被誉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平友好的代言人”。斯诺夫人在谈到宋庆龄的关怀时，曾深情地表示：“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并遵照斯诺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他曾在那里授课的前燕京大学校园），这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的坚冰被打破的前后，许多外国朋友急于访问中国，希望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把宋庆龄视为良知的化身，最可依赖的朋友，纷纷写信向她求助。宋庆龄告诉友人：“许多美国政府内的人及商家、新闻记者都很急的要来看看中国。不但是他们，我自己的许多老朋友，都来信要求帮助他们到新中国来参观。”“艾达·普鲁伊特、陆懋德和十几位一直为我们积极工作的其他朋友，让我为他们来华帮忙。我曾为鲍威尔夫妇申请过签证。”宋庆龄也尽力给予朋友们帮助，她不厌其烦地给朋友们复信，指导他们来华需办的各种手续。她要朋友们来“看看一九四九年以来所发生的惊人变化”，而且她要求朋友们在报道中，既要写目前，也要“写未来的远景”。宋庆龄陆续与许多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其中不乏二十年代及三四十年代就认识的，如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美国外交官谢伟思、美籍日本友人有吉幸治、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副官、美籍华人杨孟东、新西兰友人贝特兰等等，甚至还有她青年时代在美国留学时的好友。她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如美国著名的耳外科专家萨缪尔·罗森夫妇、史迪威将军的儿女、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等。

在“四人帮”对我国正确的外交路线严重的干扰破坏，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遭受损失的时候，宋庆龄坚持与各国朋友友好交流，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愿望传达给世界。这是对“四人帮”的一种特殊的斗争方式，而且如在革命战争年代一样，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团结了一批真诚助我的朋友。

“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

正义终于战胜邪恶，革命终于战胜反革命。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被粉碎，笼罩在祖国上空的阴霾被吹散，中国人民迎来了政治生活中的又一个春天。宋庆龄由衷地欢呼：“我将以无可比拟的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日！”1976年11月3日，她致函爱泼斯坦：“……快活起来，艾培！现在是那些‘横行夫人’（暗讽‘四人帮’）的最好时节。如果你和邱茉莉这个时候能来，你们一定要尝尝我们南方的特别风味。放松一下吧！”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1978年3月，85岁高龄的宋庆龄带病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时她已身患多种疾病——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多次摔跤造成骨折；支气管炎症使她咳嗽不止；多年的荨麻疹（家族的遗传病）反复发作奇痒无比使她夜不能寐。但她还是快乐地表示：“不论怎样，我很高兴，因为我们的内部敌人终于被抓起来了，中国终于能够向它的目标奋斗了。”

宋庆龄对于粉碎“四人帮”后的祖国充满了信心与期望。她对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予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此“我们才能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才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才能信心百倍地奔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

同时，宋庆龄深感一定要将“四人帮”的罪行公诸于众，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进行历史的审判，将这伙反革命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才能真正地拨乱反正。因此，她把揭批“四人帮”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从“四人帮”被粉碎，至她1981年5月逝世的四年多的时间里，这位80多岁的老战士从未停止过对“四人帮”的控拆、揭露与批判。这些充满战斗力的批判，见诸于宋庆龄的目前已经发表的数十篇文章和一百多封书信当中。

首先，宋庆龄从本质上断言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是“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给祖国和人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文革”使得“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同时“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更为严重的是，“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她怒斥这一伙罪魁祸首祸国殃民，“把我们的国家和事业推到了毁灭的边缘”。

她在给友人杨孟东的信中写道：“我的所有外国衣裳（西装）都给我表弟的五个女儿了。在那个无耻到极点的婊子江青所炮制的‘文化革命’期间，她们都被‘红卫兵’赶出家门，所有衣物也都被抄走了。”宋庆龄为人、为文一贯温文尔雅，文采斐然，在她的文章和给友人的书信中，充满了睿智和幽默，像这样直率的骂人话仅见这一次，可见她对江青一伙愤恨至深。

1981年1月，在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进行审判期间，88岁高龄的宋庆龄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撰写《怀念金仲华——〈中国建设〉的创始人之一》一文，在追思自己长期的忠实的同事和朋友的同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在宋庆龄革命的一生中，她所有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个人，她的目光也不会停留在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她对“四人帮”的批判的目的，正如她在文章最后所写的那样：“我写了上面这些文字，作为对老同志的怀念，目的是使读者对我们所经历的‘暴风骤雨’有一个更为深刻的了解……使这一类悲剧不再重演，安定团结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这是宋庆龄对祖国、对人民的崇高责任感的体现。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孙中山为谋求国家统一奋斗终生　作者：刘路生

争取和保持国家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军阀割据，建立统一、共和制度的多民族国家，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随着他的思想与革命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其内容。为实现和谋求国家的统一，孙中山奋斗了一生。

“担心中国被分割”

在19、20世纪之交，中国面临惨遭西方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是刺激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直接动因。

1894年夏，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一开始战局对清军就十分不利。到年末，清政府败局已定，割地赔款已不可避免。鸦片战争以来半个多世纪，清政府连连丧师辱国，已失去了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的能力。于是，孙中山乃在檀香山约集志士，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宣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华。”1895年初，孙中山又建立香港兴中会总部，筹谋发动广州起义，打响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第一枪。

当时，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兴起。孙中山悲愤万分，手绘《支那现势地图》，将“已割之岩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警心”。奋笔题记，引用前人诗句说：“‘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太息久之。”

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1903年，孙中山撰写了长文《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指出清政府无力保全中国独立，无力阻止列强的瓜分。文章用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民情论证，也用当今世界已进入“天下交通，文明渐启，光气大开，各国人民唱自由之义、讲民权之风以日而盛”的时代论证，中国人民决不“肯甘受列强之分割”，将以“同仇敌忾之气”，“出死力以抵抗”。从反抗列强“分割”的民族大义出发，孙中山称赞义和团的民族正气，他深刻地指出：“义和团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表现了他伟大革命家不同俗流的卓越见识。

怎么才能阻止瓜分，维护独立和统一，以拯救危亡的国家呢？孙中山明白地说：“革命为唯一法门，可以拯救中国出于国际交涉之现时危惨地位。”1905年，革命党人在日本成立了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领袖。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二是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在理论上进行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革命。保皇党说革命会造成连年战争，必将引起列强干涉，招致瓜分“灭亡中国”。孙中山在制定革命纲领，提出并阐释三民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亲自撰写文章，并指导革命党的理论家批驳保皇党人的言论。革命党人指出：瓜分说的产生，是由于中国不能自立，其所以不能自立，是由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外人之所以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所以，清朝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只有用革命推翻清政府，建立富强统一的国家，才能最终阻止瓜分中国。革命不会引起列强干涉，而中国人民在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敢死之气”，才能遏止列强干涉，才能使“近数年来西土人士，无贤不肖，皆知瓜分中国必不能行之事”。

革命推翻清政府以后，中国可能会出现群雄割据分裂不统一的局面，孙中山亦有充分的估计。1897年，他就对日本友人说过，综观中国“古来之历史，凡国经一次之扰乱，地方豪杰互争雄长，亘数十年不能统一。”1906年，孙中山又一次谈到这一严重问题。他说：“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近来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国，兄弟的见解却是两样。外人断不能瓜分我中国，只怕中国人自己瓜分起来，那就不可救了！”

既能拯救中国又可避免分裂实现统一的方法何在？孙中山认为：在于实行共和政治制度。他说，中国历史上出现不统一的局面，“皆由于举事者无共和之思想，而为之盟主者亦绝无共和宪法之发布也。故各穷逞一己之兵力，非至并吞独一之势不止”。孙中山认为：“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且完全“适合于中国国民”运用革命的手段，迅即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制定并颁布“共和宪法”，依照宪法建立强有力的“国民政府”，以领导治理国家，国家即可统一富强。那些在革命战争发展起来的各路英雄人物，“其夙著声望者，使为一部之长”，在中央政府的“驾驭”之下，“以尽其才”。按照联邦共和的准则，排除其凭借兵力割据之野心。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沦陷京师，孙中山疾呼：“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州之地，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之际，孙中山设想在华南“分割中华帝国的一部分，新建一个共和国”，以作为拯救中国的根基。为此，他曾策划过两广独立，也曾发动过惠州起义。这是在非常时期，“担心中国被分割”，以非常手段，维系国运，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方案。事情虽未获成功，但体现了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贯追求和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

“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为坚持建立共和制度和统一国家的最高原则，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抵制南北分治方案，坚持以共和统一为前提的南北和议，乃至放弃临时大总统，举袁自代，终于使中国保持完整的版图，以先进的共和制度诞生于世。

武昌起义，各省独立响应，革命政权迅速控制了半壁江山。然而，革命党人仍不能一举推翻清政府，建立统一全国的革命政权。清廷还在负隅顽抗，北方军事、政治力量首领袁世凯的力量还相当强大，这就使当时的中国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出现了是统一还是分裂，统一于谁，统一于什么原则之下等一系列问题。在革命处于面对多种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由海外返抵国内，受命于危难之际，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成为革命政府方面的最高决策人。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开国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庄严地昭告世界：新生的中华民国要实现“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和“财政之统一”。这五大统一，既是孙中山为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规定的历史任务，也是他对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所寄的期望，为中华民国描绘的美好前景。而统一的根基则是革命的共和制度，即孙中山所说：“尽扫专政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南北和议谈判已在进行，孙中山表现了希望南北和议成功的极大诚意。但和议不是无原则的。他致电副总统黎元洪说：和议的条件是“以南北统一，民国巩固为主旨”，即和议的前提是实现全国共和统一，而不是北方提出的实行清政府君主立宪。孙中山表示：为了促进南北共和统一，愿意亲自北上与袁世凯谈判，也欢迎袁南下谈判。唯一的条件是：袁宣布赞成共和制度，实现全国和平统一。当时全国上下一片“非袁莫属”之声。南北和议的成功，也就是孙中山让位临时大总统位给袁世凯。于公于私，对孙中山都极为不利。但他光明磊落，一再公开表示，只要袁世凯宣布赞成共和，他就向临时参议院举袁自代，让位给袁世凯，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与政治远见。

孙中山也深知共和统一不能靠乞求取得，革命党人必须有坚强的实力（包括武装力量）做后盾。而且，还必须充分准备，倘和议破裂，即依靠武装北伐，推翻清政府，以实现全国共和统一。他向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一旦和议失败后的作战方案，并先后致电黎元洪等，部署北伐军事以作为和议的后援。孙中山说：“和议难恃，我军战斗准备，刻不可忽。”“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

南北和议期间，曾有“南北分治”的政治解决方案提出。当时美国记者麦考密曾对孙中山说：“假如你们与北方协议把国家划分为二，每边各建立一个政府，你们就会得到承认。”孙中山不拿共和统一的原则作交易，断然回答道：“不，那不行！我国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反对满清，都站在我们一边。北京并没有政府。”稍后，孙中山在回顾南北和议时的局势时说，对于当时某些人制造的“南北分治一说，余绝不赞成，故思协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

在南北和议谈判过程中，孙中山还十分可贵地坚持了一条主张，即和议是自己国家内部的事情，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解决，反对假外国之手左右和谈大局，或者谋求外国力量的仲裁与保证。他首先断然拒绝以南北分治来换取外国的承认，接着又断然拒绝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国际公会存案的荒谬主张，认为这是一种有伤国体的耻辱。他复电伍廷芳明确指出：把优待清室条件“交海牙存案，民国内阁反对者多，其理由：一，国内之事件，交列国国际公会，大伤国体。二，不信国民，必须存案于外，即为丧失外国信用，牵涉于国际”。三，“正式公文通告各国”即可，并明示伍廷芳，优待条件“不交海牙存案”。

当然，在尘埃落定之后来看，当时的整个和议过程中，孙中山以及所有的革命党人确有许多失误和不足之处。在后来忆及辛亥和议时，孙中山也十分遗憾地说：“溯辛亥革命之役，吾人调和心理，失于过急。”但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风云变幻，革命派诸领袖人物中，孙中山是坚持共和统一最力，主张最坚决，斗争最顽强，理论最为完整的一员。他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成熟的民主革命领袖，代表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最高水平。孙中山坚持了共和统一的原则，确立了我国的共和国制度，并领导制定通过了《临时约法》，以法律形式把共和制度固定下来，为以后十年间的反独裁、反复辟、反军阀混战，统一国家的斗争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思想武器。

“我南方为护法而起”

从二次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十余年间的中国，名义上是共和的中华民国，实际上则是袁世凯的独裁专制，转而为各个军阀争相割据，互争正统的亚分裂状态，即孙中山所说：“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但孙中山始终认为，不论独裁以至恢复帝制，还是军阀混战，都是暂时的历史逆转，是不能长久的。共和统一才是全民族的要求，是大势所趋。他深刻地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的力量。”“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但是，统一则应从属于共和原则。他说：“约法与国会，共和国之命脉也。”“文志在共和，终始不贰。”孙中山高擎着共和国和《临时约法》的旗帜，为维护和谋求国家统一而奋斗，道路十分艰巨而坎坷。他被迫再度流亡国外，两次被排挤出广东而避居上海。

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举袁自代实现南北和平统一的初衷相反，袁世凯为谋专制独裁，“背弃信托”，制造了宋教仁案，破坏约法。孙中山毅然发动了二次革命。袁势力则诋毁孙中山是制造“南北分治”，分裂国家，破坏统一。孙中山愤然驳斥了这种谰言，指出：“此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为其坏约法，叛民国，是用讨之，以惩不义而奠我国家”，二次革命乃是在于维护共和制度与《临时约法》的尊严。二次革命失败，共和制度的缔造者孙中山，在共和国建立不到二年之时，就以反民国罪而被迫流亡海外了。

袁世凯死后，北洋各派系争权攘利，破坏约法，“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的地步，“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孙中山指出：北洋军阀“假共和之祸犹甚于真复辟”，“如任伪共和专制全国，是奖乱也”。他揭橥护法大旗，于1917年7月南下广州，以民主空气较浓厚的广东为根据地，随行者有朱执信、章太炎、廖仲恺、何香凝等。9月，南下的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建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领导护法战争。孙中山阐明了护法战争的正义性，指出：这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我南方为护法而起”。“讨伐军阀及卖国贼，无非为护法主义及国家生存计。此不能名为南北战争，实共和主义与军阀主义宣战，爱国者与祸国者宣战。”他庄严宣誓：“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竭诚尽智，相我法纪，以返邦人于真正共和之域”。

然而，孙中山并无可供直接指挥的军队，参加护法的西南地方军阀，又各怀目的，尤其控制广州的桂系，更是多方掣肘军政府。1918年初，西南军阀和政客又导演了军政府改组，排挤孙中山，孙中山由大元帅改任七总裁之一，迫使孙中山离开广州，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

此次失败之后，孙中山着意扶植陈炯明统率的粤军，作为护法的基本武装，陈炯明是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党人，自然以为可为依靠。1920年10月，粤军打回广州，11月孙中山由沪赴穗，重组军政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民国政府，是为第二次南下护法。孙中山重申：“统一中国，非出兵北伐不为功”，立即宣布出师北伐。首先出兵平定广西，设大本营于桂林，1922年，又移大本营于韶关，进军江西。但陈炯明及其控制的部队不仅反对北伐，而且于6月在广州发动兵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再次离粤，护法战争最终失败。

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孙中山为国家共和统一艰苦奋斗了十年。失败和挫折没有使他气馁退却，而是“愈挫愈勇”地奋斗。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使他在斗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提高认识，逐渐认清了国家分裂的根本原因，更新了统一国家的道路和方法。首先，孙中山痛切地承认了护法斗争的失败。1923年曹锟贿选总统以后，孙中山彻底放弃了护法的旗帜。他说“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毁法之徒，反假护法之名恢复国会”，国会成了军阀利用的工具。其次，经过了失败后的反思，使孙中山从本质上认清了国家长期分裂不能统一的根源，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他说，“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帝国主义是中国分裂与祸乱之源。他说，数年来的护法战争，是“直接与北方战，间接与欺凌我国之帝国主义而战”。孙中山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逐步有了本质的认识，这是他政治思想发展中的一大飞跃。第三，找到了为实现国家统一而斗争的可靠的朋友和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苏俄。他从备受帝国主义歧视、干涉、扼杀的痛苦教训中，深切地感受到只有苏俄是支持中国革命、统一大业的真朋友，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中国独立、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同志。正是基于此，就在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低潮，共产党人被视为洪水猛兽的20年代初，孙中山却在经过了从1918至1922年五年之久的接触、思考、研讨之后，以他饱经沧桑的政治阅历和政治家的洞察力，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地做出了同苏俄结盟的决策，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公然宣称实行对外联合苏俄和对内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

“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1920年，处在苦闷彷徨中的孙中山表示，亟望结束中国极端混乱和不统一的局面，他说：“我相信，这个问题如果循着正路走去，一定有解决法找得出的。”他锲而不舍，为寻求这条正确的救国道路而奋斗。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后仅仅二、三年间，便果然寻找到了。这就是与苏俄合作，建立革命政党和革命武装，召开国民会议。

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出广州，孙中山第三次返回广东，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一大宣言》的制定，表明了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主张具有了崭新的内容。一大宣言中的民族主义说：“国民党敢郑重宣言，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孙中山在致苏俄代表加拉罕的电报中也说：国民党一大的目的在于：“继续辛亥事业，以底于完成。使中国脱除军阀与夫帝国主义之压迫，以遂其再造。”“为保障亚洲及世界和平计，其最善及唯一之方，惟有速图中国之统一及解放。”

具体地说，孙中山的国家统一主张又有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国家统一的前提是打倒帝国主义，结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孙中山说：中国“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受自帝国主义”。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统一，就必须“军阀绝种；要军阀绝种，便要打破串通军阀来作恶的帝国主义”。第二，他从俄国革命的历程为中国统一事业找到了有益的经验。第一条是建立“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的革命党，“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第二条是创建“革命军”，作为“革命党的后援”。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建立培养革命军队骨干的黄埔军校，建立国民革命军队，经营广东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寻找到了实现国家统一真正可靠的物质力量。第三，革命武装力量为后盾，以和平手段求得国家统一，其途径是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说：“中国最急最要的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但他也十分明确地表示：“今次本总理再回广州，不是再拿护法问题来做工夫。”

国民党“一大”之后不久，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功，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孙中山认为这是谋求开国民会议，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有利时机。于是，决计应邀北上。孙中山通告军民，此行的目的是“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发表《北上宣言》，要求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11月，孙中山由广州起程北上。此时，他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这是他13年前应袁世凯邀北上之后的再次应邀北上。13年的世变沧桑使他预感前途未可乐观，他深知国步维艰，心情十分沉重。诚如他在北上登程时对蒋介石所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非常危险，将来是否能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年已五十九岁，虽死亦可安心矣。”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北上途中，所到之地，孙中山在广州、上海、日本、天津等地多发表长文、演说、答新闻记者谈话，侃侃阐释三民主义大义，擘划和平统一大业蓝图，反复申述召开国民会议，以谋求和平统一的主张，指出：“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然而，天不假年，正当他以新的思想境界，向着新的目标奋进之际，顽疾夺去了一代伟人的生命。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签署了他的《国事遗嘱》，念念不忘“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这表明孙中山为国家统一奋斗到最后一息，也表明他未能亲睹国家民族统一，乃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2期 文武双全的辛亥功臣黄世仲　作者：胡志伟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王朝，创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回顾90多年前的现实，革命胜利的成果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从中央到地方，政权多数被封建余孽、保皇立宪派、满清官员以及军阀政客所控制，而甘冒矢石冲锋陷阵的革命党人却陆续遭到诬陷杀戮。例如，1911年10月31日，革命党的湖南都督焦达峰与副都督陈作新被立宪派首领谭延麾下乱兵狙杀；1912年5月4日，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被代理都督陈炯明即捕即杀；1912年8月，湖北军政府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被剪辫的满清协统黎元洪枪毙；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所遣奸徒暗杀于上海车站。其中，黄世仲案乃是民国肇建后第一宗政治冤案。

《洪秀全演义》风行海内外

黄世仲，字小配，别署禺山世次郎，笔名黄世颂、黄棣荪、棣荪、荪、老棣、棣、棠、荛、亚荛、黄帝嫡裔、黄裔、世界一个人、世次郎、世、禺、禺山次郎等，多寓复汉排满之意。清同治十一年生于广东番禺县茭塘司崇文二十四乡(今广州市芳村区西村)，少颖悟好学，读书过目成诵。据他自述：“童时与高曾祖父谈论洪朝，每有所闻，辄笔记之。”“孩童随父兄入于演剧之场，见夫傀儡登台，忠奸贤佞，神形毕肖，为之心往神怡。遇忠者爱慕之，奸者怒嫉之。”

清光绪十九年冬，他22岁时，以居乡不得志，乃偕兄伯耀先后渡南洋谋生。两年后(1895)回乡，目睹广州乙未起义失败，陆皓东等数十名志士慷慨就义，其反满思想高涨，四出探访英烈事迹，决心以小说的形式来唤醒国民推翻满清。

他攀登白云山蒲涧寺，结识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幕府、削发为僧的璜山上人，彼述及洪朝往事如数家珍，并嘱为之书。故他返新加坡后开始构思《洪秀全演义》。时闽侨邱菽园在星创办《天南新报》，他于业余常投稿该报，抒发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亿万同胞命运的关怀，乃受赏识主持该报笔政。从现存的《天南新报》查悉，自1902年7月18日至1903年3月25日，他在该报发表政论68篇，大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皆有涉及，内容丰富，以中国问题为主，诸如《论广西矿务不宜给法商办理》、《论中国维新之变局》、《论张之洞之禁〈新民丛报〉》等等，间中也发表一些感时伤事的古体诗。

庚子国变后，黄世仲在星洲撰写了他的处女作——20万言的述史小说《镜中影》，以热河西狩到庚子拳变为经，何珠儿(影射慈禧)和吕思瀛(影射李莲英)狼狈为奸祸国殃民行径为纬，其时间跨度从19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末，长达半个世纪。小说刊行时，同盟会已经成立。作者告诉读者，国政操于何、吕之辈手中，已腐败不堪，即使皇帝欲有作为，也是无力回天。小说结尾吕思瀛梦见京城旌旗纷起，一阵大风摧塌宫殿，隐喻保皇无用，唯革命起义才能救中国。

1905年6月起，他在香港《有所谓报》和《少年报》发表连载小说《洪秀全演义》，自序指出：“四十年来书腐亡国，肆口雌黄，发逆洪匪之称，犹不绝耳……昔之贬洪王曰逆匪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民国第一任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赞此书：“摭拾太平天国遗事轶闻及古老传说，效三国演义体编演而成，洋洋三十万言，章太炎为之序。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且巨。”

《廿载繁华梦》为晚清小说巨擘

1905年，他在广州《时事画报》推出44回长篇小说《廿载繁华梦》，由岭南派著名画家高剑父、潘达微等绘配插图。此书主角周庸佑影射广东大买办周东生，作者以周氏的暴发至败落为主干线索，以甲午、戊戌、庚子等重大事件为背景，集中描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晚清政治的黑暗腐朽，揭露官商勾结穷奢极欲，旨在宣传反清革命。冯自由称颂此书，“绘声绘影，极尽能事，大受社会欣赏，在清季出版之社会小说名著中，此书实为巨擘”。

1906年9月起，他在《少年报》连载小说《宦海冤魂》；翌年6月将该小说扩充为三十二回长篇小说《宦海潮》，发表于香港《中外小说林》旬刊。小说前半部写张任盘(影射张荫桓)由市井无赖爬上出使三国大臣的发迹过程，表现满清各级官吏无知昏聩；后半部写张氏出使美国的经历，用西方物质文明、开明政体对比中国贫穷落后、封建专制，意在宣传反满革命。作者自述：“是书无一事无来历，或得耳闻，或本目睹，或发现于新闻社会者。其余点染，出使外洋事迹，则取材于张氏原著日记、书本为多。”

1908年9月，为了批驳君主立宪等保皇思潮，他在日本东京推出长篇小说《大马扁》，揭露“康圣人”原来是个妄自尊大、贪财好色、忘恩负义的大骗子。从陈少白、曾克端以及康有为二媳庞连的回忆录来看，黄世仲笔下的康有为基本上符合原型，故评论家钱杏说：“抨击保皇党的《大马扁》在当时收到了很大的政治宣传效果；从艺术造诣上说，也是放之晚清第一线作品而无愧色的。”后又说，“所以这样抨击康有为，目的是为民主革命运动铲除绊脚石，廓清道路，……他是为着种族革命的利益而作此。”

1909年冬，香港《实报》出版黄著《宦海升沉录》，背景自甲午战争前后至光绪、慈禧逝世十数年大事，如中日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之变、中俄纠纷、向英借款等，从中描述袁世凯青云直上至被迫下野，重点突出满汉之争，借以鼓动读者的革命情绪，从汉族大官被冤杀被罢斥的惋惜与愤懑，证明国事之不可为，唯有排满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

《党人碑》为孙中山树碑立传

1907年9月，他在《时事画报》连载纪实小说《党人碑》，叙述原武(影射孙中山)与友人陈虞(陈少白)、杨文(杨衢云)等在香港组织兴中会总部并筹划乙未年广州起义以及事败后陆皓东等党人英勇就义，对比康有为一伙贪图功名、钻营谋官等卑污嘴脸，爱憎极为分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倘以报道乙未广州起义事迹而言，比诸邓慕韩撰写《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及邹鲁撰《乙未广州之役》都早了12年。

1909年，他在广州《南越报》连载时事小说《朝鲜血》16章，以朝鲜志士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一事，推论“今后乃知20世纪之民气，虽亡国遗裔，而终不可轻视也。”此书对革命党人一年后发动黄花岗起义产生过相当大的思想影响。

1910年9月，他在广州《南越报》连载时事小说《十日建国志》，描述葡萄牙共和党首领布勒格“以草泽英雄愤然肩国家之重任”，举义兵攻占王宫推翻专制王朝，建立共和政府，歌颂了“为自由而死，为国民而死”的革命英雄，鼓动国人效法葡国共和党人，起来推翻满清专制统治。

1911年6月14日，他在《南越报》连载近事小说《五日风声》，以亲身亲历记述惊天地、泣鬼神的广州黄花岗72烈士之役，包括筹备、发难、战斗、失败、被捕、逃亡、逼供，种种细节如对白、服饰、时间、金钱等数字均在。这篇反清思想非常鲜明的作品，要在满清统治下的广州发表，且连载57日，故以一种貌似客观的新闻纪事形式作伪装，语言简朴，文风激昂，是为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

1911年11月9日(广东反正前3日)，在新创刊的《新汉日报》推出小说《新汉建国志》，将辛亥前20年中革命党人的奋斗史，原原本本，据实详叙，俾成信史。作者以报社总司理名义刊布预告曰：“凡我同胞，留心国事者，皆当各手一篇，则于新汉建国源流，自不至数典忘祖。”

黄世仲在旅港8年间，连续发表20部以上小说，竭力鼓吹反满革命，是同他本身从事的新闻工作分不开的。1903年他从南洋回港，以尢列介绍，入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历任记者、编辑和主笔，与郑贯公并肩战斗，成为兴中会后期及同盟会时代华南进步报人中之两员闯将。

《辨康有为政见书》气势磅礴

1904年1月《世界公益报》创刊，他应主编郑贯公聘，转入该报任主笔，一度接手编务，公开号召“变专制为共和，变满清为皇汉”，“投袂而起，光复中国”，因而被冯自由称为“香港革命党报之第二家”。后因排刊扬州10日记歌谣，报社东主以过于激烈请略变宗旨，他又与郑贯公共进退，于同年3月31日随贯公创刊《广东日报》，继续鼓吹革命。翌年报社易主，6月复与贯公创办香港第一张小报《唯一趣报有新谓》，言论果敢，宗旨专一，一纸风行，为省港各报之冠。在短短两年间，郑、黄两人合办三家报纸，声誉与销路凌驾《中国日报》。这三家报纸文字通俗，副刊活泼，其粤讴、南音等民间说唱文学以及诗词散文很能引人入胜，发扬民族主义，不亚于《中国日报》，一时革命派报纸之声势为之大张。

1906年4月，郑贯公遽逝，黄世仲独树一帜，创刊《少年报》，自任总编辑。次年12月创办《社会公报》。1909年6月，《南越报》在广州创刊，黄世仲等同盟会员任编撰人。1912年11月9日，广东独立前3日，他在香港创办《新汉日报》，任总司理，创刊号登载了武昌起义后的民国军事记以及孙中山、黄兴、黄花岗烈士的照片。

在杂志方面，1906年9月、1907年5月、1908年2月黄伯耀、黄世仲昆仲与欧博明先后创办了《粤东小说林》、《广东白话报》旬刊和《岭南白话杂志》周刊；1907年6月，黄氏昆仲创办《中外小说林》，同年12月改名《绘图中外小说林》，担任主编。黄世仲在这些报刊上发表了大批政论文章，批驳康有为保皇主张，支持留日学生的爱国行径，鼓吹拒俄运动，反对美国迫害华工，要求收回路矿权益，禁烟禁赌反苛捐杂税等等。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乃是1903年刊于《中国日报》的3万余言长文《辨康有为政见书》，还印成小册子分送海外各埠，内有康“欲以唇枪舌剑，对敌风潮，借胡清之剑印，以诛尽汉种之头颅”等语，痛快淋漓，气势磅礴，从此黄世仲声名大振。其它如《粤汉地界之》、《香江楼赋仿阿房宫赋》等，或暴露清廷割地卖国，或揭示官吏之骄奢淫逸，篇篇都掷地作金石声。最大快人心的是，1911年11月6日他在《世界公益报》上以头条报道《指看京陷帝崩，武昌起义成功》，不少报纸转载。广东清吏见报后咸以为北京失守宣统驾崩，粤督张鸣岐挂印逃往香港，水师提督李准被迫宣布独立，各县次第响应，广东全省宣告光复。同一个李准，在8个月前率部血腥镇压黄花岗起义，还亲自鞫讯林觉民等烈士；忽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不能不归功于黄世仲的心理战、宣传战攻势奏效。广州兵不血刃反正，大大减少了军民同胞的伤亡以及财物损失。

指挥敢死军光复广州

黄世仲是文武双全的革命者。1901年，他由尢列介绍，在吉隆坡加入兴中会分支机构中和堂。1905年10月，中山先生乘法轮赴越南西贡，舟过香港，冯自由偕陈少白、黄世仲等人登轮晋谒，即由中山先生主持同盟会宣誓式，令陈、黄等一一举手加盟，众举陈少白为会长，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香港分会向例须兼理西南各省之军务常务及南洋美洲各地之交通事务，故分会长一职极为重要。

1906年冯自由继任分会会长，黄世仲复被选为庶务员，于会党运动及文字宣传，至为尽力。按同盟会会章规定：“庶务部职权最重要，总理他适时，以庶务总干事代行一切。”1907年所发难诸役，如潮州黄冈之役、七女湖之役、防城钦州之役、镇南关之役，除防城义师是中山先生亲自策动外，余皆由香港同盟会直接指挥。1908年改选，黄续任庶务，钦廉河口诸役失利之革命党人，多由越南政府驱逐出境，其流亡至香港诸义士均分驻中国日报社或各招待所，各该舟车旅费给养抚恤招待事宜均由黄世仲参与办理。早在1904年，湖南哥老会首领秦力山至港，寓中国日报社，日与陈少白、郑贯公、黄世仲等谋，欲运动驻粤湘籍防军反正，尝往来广州三次。是年12月秦被清提督李准派兵搜索，狼狈逃港。翌年春，秦氏由世仲介绍，到新加坡投奔反清志士陈楚楠。所以，港人有志者，日至报社探候萍澧诸役捷音，门庭若市，世仲也随之积累了不少写作素材。1909年同盟会增设南方支部，承办西南各省之党务军务。1911年5月18日，即黄花岗起义的7周后，黄世仲便在广州《南越报》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五日风声》，对此役作了全方位的描述，盖因他是起义的直接策划者和参加者，失败后又冒险留在广州观察事态变化，就具有别人所不能替代的身临目睹的有利条件，使作品更加真实感人。

武昌起义爆发后，长沙、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贵州、杭州、广西、安庆各省市纷起响应。广东因7次起义失利，革命党人丧过度，故迟迟未能发难。在会党中颇具人望的黄世仲遂奉命潜入广州设立机关，以同盟会南方支部联络员名义运动起义。1911年10月下旬，昭字营民军首领胡汉贤率领广九筑路工人与东莞石龙巡防营防军300余人，与谭瀛率领的惠州工人、增城农民等会合，至11月初已有千余人。胡、谭二人混入省城，向同盟会指挥机关报到，由黄世仲协调将两支民军合并为瀛字敢死军，而黄世仲实际担任了攻城之役的前敌指挥官。

陈炯明罗织罪名冤杀黄世仲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颁褒许状给同盟会秘密机关《南越报》，而《南越报》的大量政论、小说都出自黄世仲之手，故孙中山表彰《南越报》，实际上是肯定了黄世仲的功绩。

11月12日，广东军政府成立。胡汉民、陈炯明出任正副都督，黄世仲任都督府秘书长。朱执信、廖仲恺、黄世仲、姚雨平、陈少白等十余人组成枢密处。12月14日，黄世仲以与各民军首领向多意气相投，被胡汉民委任，接替刘永福为民团总长。1912年1月3日，胡汉民调任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暂代理广东都督，“锐意发展本身势力”，一面透过军政司加强其所属循军装备，复对各地民军拉拢分化。南北和议将成，陈炯明即拟定裁编民军计划，召开裁军会议。在会上，黄世仲与部分民军将领认为此项裁军计划，目的是编自己而裁他人，有欠公允，因而反对甚力。陈炯明遂决定使用武力解决异己之民军。民元三月间，有人向陈炯明告密，谓黄世仲已向香港某日本洋行以低价购得村田式步枪约万支，已秘密起运来穗，将用以武装王和顺、杨万夫、石锦泉等部民军云云。陈炯明遂派兵诱捕石，解送督府后未经审讯饬由卫队执行枪决。是时陈炯明已决定先发制人，一面以图谋不轨罪名扣留黄世仲，先行枪决后发布告；一面派兵分别包围市区与近郊之王和顺部惠军，经激烈战斗后加以解决。据冯自由回忆：“壬子春三月南北统一告成，胡汉民随孙总理返粤，都督陈炯明弃职他适，濒行署一军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签后置于公案上，留交新任执行。胡汉民就职后，遂如陈令行之，闻者多为呼冤不置。”据黄世仲侄黄鉴泉回忆：“陈炯明乘孙中山先生外出视察之机，罗织罪名，把黄世仲逮捕。陈炯明深知孙中山与黄世仲关系非同一般，一时也不敢贸然下手杀害，只是将黄软禁，后来他听到孙中山即将回穗才假手部下用小轿将黄世仲抬到观音山秘密枪杀。”事后黄伯耀回忆说：“在逮捕黄的前一个晚上，陈炯明还到黄家饮茶谈心，其实是窥测黄是否得到消息。”

黄被扣押后，陈少白、汪精卫、黄兴等纷纷营救，汪、黄两人用电报向广州陈炯明询问黄世仲所犯何罪，陈炯明回说无什么事，计数而已。黄被害后，挚友陈邹卿去都督府找陈炯明问死因，破口大骂。胡汉民说人已死了，过后追封回就了！所以陈少白说：“世仲宣劳革命有年，功大罪小，陈炯明入党日浅，或不知其过去历史；胡汉民岂无不知，就职时应即移交法院依律审讯以昭公允。倘情罪确实，亦当计功减罪，未可置诸重典，任汉民竟甘认陈炯明之刽子手不辞，殊不可解！”

胡汉民公报私仇翦除异己

10年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炮轰观音山总统府，晚年又投靠帝国主义阻挠革命军北伐。这证明陈炯明是中华民族的罪人。1923年1月，滇桂联军攻占省城，陈炯明逃往惠州。孙中山回师广州后，谢英伯、高剑父等曾呈请国民政府为黄世仲昭雪并立碑纪念，终因政局多变而不果。

1912年2月，陈炯明曾向南京政府电荐黄世仲任广东都督以自代，复又设立军团协会任命黄任副会长，旨在笼络黄世仲统揽军权以与孙中山、胡汉民抗衡。然而黄同情民军，为被残酷消灭的惠军仗义执言，遂激怒了陈炯明，加上黄曾电请中和堂首领尢列回粤主持大计，陈逆遂下了杀机。

胡汉民忌恨黄世仲早在10年前洪全福、谢缵泰广州起义失败之时，广州《岭海报》记者胡衍鹗著论辱骂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黄在《中国日报》著论痛斥，双方交战月余。衍鹗是胡汉民兄，弟兄情深，故黄氏积怨于胡氏。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氏在《五日风声》中指责胡汉民弟胡毅生临阵脱逃以致功败垂成(副总指挥赵声事后建言按军纪处死胡毅生，旋被胡汉民毒毙)，故黄世仲再度得罪胡氏兄弟。南北和谈时，孙中山起初反对议和，黄世仲与孙眉力主直捣幽燕，被胡汉民斥为“反动”。胡作为总统府秘书长，曾力劝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以致铸成大错。到他回粤主政，见到陈炯明留下的军令，自知手下无兵，为了安定政局，乃以黄世仲的生命换取实力派陈炯明的合作，并且报了私仇。陈炯明拟就，胡汉民执行的杀黄军令曰：黄世仲“侵吞军饷应即枪决，以肃军纪”。可是及世仲伏法，身后绝非富有，众疑始解，他死后不名一文，连棺木都是冲口村彭景山送的。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抄》中可见与胡汉民长期共事的蒋介石对胡的评价是：“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挑拨内部，诋毁政治，曲解遗教，欺惑民众”，“破坏党国，阻碍革命”。信然！

岭南大儒罗香林先生说：“伯耀世仲昆仲皆革命宣传政论家、小说家，其鼓吹也，大裨革命宣传，于武昌首义、广东光复、民国肇造有文字之功。世仲且尝躬督民军以光复穗垣，联络会党，统抚广东光复后之四方民军有勋，于中国、香港文化有贤劳。民元5月，世仲竟横死于胡汉民先生复任粤督后数日。呜呼！黄氏不亡于光复粤垣之阵，竟死于同志之口，可谓不幸之至，其窦当待于后考之。其小说之撰，实为广东学术文化发展之里程，香港文学新型态发展与之关系，至钜且大，而其置之全国，堪称名家，足以媲美吴趼人，斯亦中国文学史上之盛事。”

近百年来最有影响力的香港作家

近20年来，大陆各省黄世仲小说已达7种24个版本，收录黄世仲事迹的各类丛书、评论集、文学史、史料集、地方史、新闻史、辞典、百科全书、人物词典共有31种；黄著《五日风声》中《攻占督署》一章已被收入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近代文学作品选》。1999年，黄世仲后裔在广州市芳村区西乡兴建了黄世仲纪念馆。在黄世仲旅居8年的香港，官方的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也于1998、1999两年连续拨款近40万元，编纂了60万言的《黄世仲大传》，重印了80万字的黄氏昆仲编著之清末《中外小说林》旬刊。1999年8月，在香港官方拨款的香港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一致确认黄世仲是百年来香港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者。2000年11月，香港唯一已上网的文学刊物《香港笔荟》聘请海内外38位文史教授为20世纪香港小说排名次，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在经典名著百强中夺魁。2001年8月24—25日香港大学中文系与香港历史博物馆举办“黄世仲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计有美、加、新加坡、台湾、大陆文史专家学者200余人，宣讲论文52篇，出版论文集两辑，计80万言。

(作者为香港特区政府艺术发展局第三届文学委员会主席)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国民政府女官刘曼卿单骑赴藏　作者：田　文

上个世纪的前期，民国建立以来，祖国的西南边陲动荡不已，藏汉纷争不断，川边战事时起。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计挑拨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就在这多事之秋，却有一位奇女子，挺身而出，勇闯雪域，代表中央政府赴藏联络沟通，她就是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刘曼卿。后来，刘曼卿将自己从1929年7月到1930年7月这一年的传奇经历，写成6万字的《康藏轺征》一书。本文所引述的史实大多出自此书。

刘曼卿，藏名雍金，1906年出生于拉萨。母亲是藏族，父亲是汉族，名刘华轩，曾任清朝驻藏大臣秘书，后又任九世班禅秘书。刘曼卿从小生活在民族联姻家庭，故娴熟汉藏两种语言。1911年秋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消息传到拉萨，引发清廷驻藏川军内乱，进而藏汉冲突，英人插手，拉萨陷入动乱时期。1915年，刘曼卿一家避居印度大吉岭，1918年回到祖国，定居北京。12岁的刘曼卿即在市立第一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进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学习。19岁时奉父母之命草率成婚，因而夫妻不和，刘曼卿不再回家，专心读书。师范毕业后进道济医院当护士，意图将来能为西藏妇女服务。

1928年的一个机遇，使刘曼卿得以展现自己的才华。这一年，远在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摆脱了亲英倾向，靠向中央，希望和成立不久的南京国民政府联系。年底派其驻五台山的堪布罗桑巴赞前往南京晋见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给他们谈话进行翻译的就是刘曼卿。蒋介石对刘曼卿的才干表示赞许，随后她就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文官处一等书记官。

但刘曼卿不满足于政府机关的“走笔应对之事，随班附和而已”，总是向往着西藏故土，愿意为家乡有所贡献。她对当时西藏与中央“隔膜既久”，中央“不暇注意边防，致使英帝国主义乘机侵略”的状况十分担忧，因此主动向文官处文官长古应芬提出：“自愿前往康藏调查现状，记集成册供政府参考。”此时国民政府也关注着西藏形势，因此很快批准了刘曼卿的请求，让她以文官处书记官名义赴藏与十三世达赖喇嘛接触，同时派文官处二等书记官孔党江村（藏族）以“西藏调查员”身份随行。刘曼卿的愿望将要实现，“大喜如狂”，“而亲故则戚戚然若不胜忧”。她北上北平向母亲辞行，母亲更是“哽咽不能成声”。刘曼卿虽“相持饮泣”，仍好言相劝。

终于在1929年7月底，年仅23岁的刘曼卿从南京出发，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8月中到达重庆，又雇轿行至成都。到成都后，她直奔位于署袜街的班禅办公处，见到在此供职的父亲，“相见悲喜杂来，无暇问起居，投怀诉辛苦”。父亲担心女儿“不知量”，完不成使命，又恐遭不测。刘曼卿表示：“政府有意扶绥康、藏，他人辞劳不敢往，我系藏族，宁容推卸，故政府授命，儿顿忘其愚鲁也。至生死之途，原应权其轻重，果掷儿一命而能有益于国，父其谓无代价耶。”刘父“挥泪承吾言，曰去诸，我观其成”。随后刘曼卿又会见了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的刘文辉，亦表达了“以一事之成，自必有多数供牺牲，某即愿为牺牲之一份，以促社会人士之觉醒。”

8月底，刘曼卿一行抵达已属藏区的康定。在这里她见到了分别多年的外祖母，“外祖母欢喜失声，疑自己身在梦寐间。坚持予手，又将予自顶至踵摸抚殆遍。”刘曼卿感叹“一家骨肉，各作劳燕”。离开康定后，翻越折多山，经雅江、理塘，10月底到达藏区名镇巴塘。在巴塘，刘曼卿见到美国人兴办的医院和教堂。数座洋楼，“外备花园、草坪、菜圃、运动场、树林、池沼、养畜园等地，无异一雏形之市镇也”。她感到，“外人对于文化之贡献，亦未可一笔抹煞也。但闻外人常将本地地图及种种机密探报回国，是否存有侵略之野心，诚难言矣。”

11月中，刘曼卿一行从竹笆笼乘皮筏渡过金沙江，即进入了西藏今芒康境界，在此她会见了闻名康藏的富商邦达家族。这时刘曼卿已感觉到了人为的阻碍。清末民初以来，达赖、班禅一直失和，拉萨方面怀疑她为九世班禅的人。“……出都，藏方即有所闻，俟抵蓉，彼等已探报达赖佛爷矣，漏风者或即北平某使馆为之，外人处心积虑，真可畏也。”她在江卡滞留多日，才得到昌都方面的通行证。在藏军卫士“阳为护送，阴实监视”下继续前行。经察雅到昌都的一路上，崇山峻岭，险情迭出。刘曼卿曾数次失足跌下，“自料坠岩决无活命，万里送死，深致唏嘘不已。”孔党江村“行路不慎，滑跌坠岩，几及于难”。12月中，终于到达藏东重镇昌都。

在昌都，刘曼卿一行仍被阻留。昌都地方总官萨旺晴布虽款待周到，但告谓：“惟子所衔者国家使命，事关重大，能否直到拉萨，吾尚不能自主也。且迩者冰天雪地，女士以一闺秀，虽云有勇可贾，在吾人甚不愿予再冒艰难，予身为总官，有转递应接之权，可否即全权，托予向达赖佛转致。”刘曼卿则“以婉辞动之”，“乃云内地与西藏，为姊妹为兄弟，断不能离散，以前姊妹兄弟相失，各号泣走觅，今既有相亲相见之机会，彼此何可狐疑；……目下内地未始不可出强力以制边民，总以此为自伤和气之举，抑而不行，故进而遣使与西藏通好，使知中央德意。君为西藏望人，智识超于侪辈，即达赖不允，君且力争之，安可从中阻挠，苟因此汉、藏亲善失败，子能辞其咎否。彼答以容作熟思，盖已动其心矣。”这样等到1930年的1月7日，刘曼卿获悉达赖的有关批示已到昌都，仍有拖延之意，于是收拾行装，作将返回状。昌都地方官员恐怕“将开罪于中央，而受责于达赖”，结果表示“将负罪纵君去，一切祸难自当之”。刘曼卿一行又上路了。

这时，时值隆冬，翻山越岭，愈加艰险。跨越夏供拉山时，“逾山崖，见冻死人畜数具半没雪中，而大风过耳，如虎啸龙吟，雪花击面不啻针刺刀剖。”上山时，“以长绳系予腰，两人前曳，两人后推，分寸前移，卒至山顶。”下山时，“从者乃脱大皮衣以革覆地，嘱予坐毛丛中，于四隅结绳，后提而前牵之，顺势而下。”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刘曼卿一行终于在2月初到达了拉萨。他们受到夏素代本的接见，并且招待周到。但是由于亲英分子的种种阻挠，迟迟未能会见达赖喇嘛。刘曼卿并未消极坐等，而是广泛接触上层官员和各界人士，扩大影响，还对西藏的政治社会情况进行了调查。终于在3月28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会见了刘曼卿。刘曼卿以藏语同达赖喇嘛交谈，又用藏文写出祝福字语，达赖喇嘛面带微笑，破例为这位国民政府女官员摩顶。当达赖喇嘛得知她确实出生在拉萨时，更是十分高兴。刘曼卿向达赖喇嘛说明了自己的使命，介绍了内地政局的变化，转达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关怀，“姑无论西藏之诚否受英人挟制，要不能让其久立于整个的中国团体之外，甚愿得一机会使大家互相了解，仍和好为兄弟如初，顷之此来，出万死一生，亦思以汉、藏人之两重资格。从中为之引线贯穿，尚望佛爷顾念大局，体惜愚忱，赐以明白之答复。”达赖喇嘛深有感触，但表示“惟此时时不我许，容后当再详细见告”。

会见达赖喇嘛后，刘曼卿又先后会见了西藏嘎厦曾权倾一时后因亲英而失势的察绒·达桑占堆嘎伦和其他三位嘎伦，达赖喇嘛的侄子、司伦朗敦·贡嘎旺秋，藏军总司令龙夏等政界要人。还在察绒宅第见到了刚到拉萨不久的雍和宫堪布、负有中央使命的国民政府“赴藏慰问专员”贡觉仲尼。贡觉仲尼在拉萨受到热烈欢迎，他问候刘曼卿，并说：“同做一家事，当效一家人，此后遇有事故可随时就商。”针对拉萨的一些谣传，贡觉仲尼公开表示知道刘曼卿的使命，“临行时曾遇古文官长嘱为照拂”。

刘曼卿等待了一个多月，一直未得到嘎厦关于再次会见达赖喇嘛的回复。这期间她一方面继续探访西藏经济与社会状况，一方面果断向嘎厦提出：如果5月25日前不能领回公文，将只身离藏，并请致意达赖喇嘛，“吾以藏人之立场，无论西藏地方官府待我如何，予回内地绝不作挑拨非毁之辞，只望我西藏同胞早日觉醒耳。”结果在5月25日，刘曼卿前往罗布林卡再次会见了十三世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首先表示，你的好意我早已领会，我不背中央此前已说过。让你久等了，实在是因为你远道劳顿，要好好休养，才能返回。并嘱咐刘曼卿回寓所把他的这次谈话记录下来，以免遗忘。接着缓缓而言：“过去中央均漠视西藏，弃如石田。今新政府初立，即派汝致意，予实钦佩蒋主席与各执政之精明，能顾全大局，尚望能始终如一，继续不断，更进而为实际之互助。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国之真正和平统一。”在谈到康藏形势时，达赖喇嘛说：“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人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藏军素彪悍，吾决无法制止其冲突，兄弟阋墙，甚为不值。”说到对英国的态度时，达赖喇嘛明确表示：“英国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尤其是英国统治下印度的状况让他震动，“言时态度异常沉重”，“印度人民近来因反对英国受极度之压迫，有难言之痛苦，中国在扶助弱小民族之立场上，应予以切实之帮助。”“渠不愿印度受英人之压榨，谅自己亦无入瓮之念。”最后达赖喇嘛答应将派代表去中央，并希望中央能援助西藏有关纺织、制革方面的设备和技术工人。这次会见，“计谈至四五小时之久”。

次日始，刘曼卿向各大臣一一告辞，于5月27日——达赖喇嘛为她选定的吉日踏上归程。此后经浪卡子、江孜、亚东等地于6月中进入锡金和印度。6月底，在加尔各答受到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卢春芳的欢迎，然后乘海轮返回，于7月25日到达上海。两天后，刘曼卿到南京，向行政院文官处古应芬文官长报到，呈交达赖喇嘛的复函及礼物，“详述经过，蒙大嘉奖”。此后她又在国务会议上作了报告，受到热烈欢迎，谭延、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正廷、钮永健等国民政府要人均到场。“内中尤以谭、戴两公问藏事特详，谈话逾九十分钟皆不以为倦，继以报告书一卷进，传阅后以重要文件性质珍纳之。”不久国民政府向刘曼卿颁发了褒奖状，称：“国民政府以刘曼卿前经本府文官处委令，前赴西藏调查往复一年，驰驱万里，克宣党国怀来之义，无愧轺车专对之材用，特给予褒奖，以示奖励。”24岁的刘曼卿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举行欢迎会；胡汉民、王正廷在国际新闻社设宴为她洗尘；蒋介石、林森、于右任等为她后来出版的《康藏轺征》一书题词，孙科写序。面对一片赞誉之声，刘曼卿保持了清醒，她在《康藏轺征》中最后写道：“而中外报纸腾载女杰刘某云云，致予无所措手足，唯有以全副热忱，望国民、望女界共谋国家福利而已。”

在以后的岁月里，刘曼卿继续为国家、为民族效力。1930年，刘曼卿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边疆学会”，以期唤起国人关心祖国边疆的安全和发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刘曼卿等一批在南京的康藏人士成立“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上通过关于抗日救国的六项决议和《告全国同胞书》。1932年5月，鉴于第二次康藏冲突已有时日，国民政府批准刘曼卿的申请，委任她以“西康调查专员”再次赴康藏地区。由于战火阻隔，她滞留滇西北地区，但仍托人将中央官员致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带到拉萨，同时将获得的康藏方面情况报告中央，并且还就地在滇西北一带进行调查。不久达赖喇嘛派员来见刘曼卿，带来复信，信中说:“汝上次为汉藏亲善，远来拉萨，备受辛苦。回京以后，又常为西藏襄助一切，殊堪嘉慰。此次不幸在康，又发生战事，余深为惋惜。但纠纷症结所在及衅由何开，想汝已明了，回南京可将是非真相报告。至你重来拉萨一节，现因沿途战事未息，诸多不便，俟将来战事平定时期，再欢迎来藏。兹派排长丁曾等前来相晤，一切均可嘱该员转达，所有带来信件各物统交该员带回藏可也。”由此看出，此次刘曼卿虽未能亲赴拉萨，但也取得了一定成果。

1937年11月，刘曼卿组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出任团长，在康藏地区开展团结抗敌、共赴国难的宣传。1938年夏，刘曼卿又与青攘呼图克图、贡嘎呼图克图、格桑泽仁等藏族知名人士发起成立“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在藏区募捐一批金银首饰，赴重庆献给国家。1938年11月，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分两路进藏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一路走滇藏线，刘曼卿另一路则经缅甸、印度于1939年2月到达拉萨。宣传团在拉萨向上层人士、宗教界和普通民众宣讲内地全民抗战形势，驳斥敌伪谎言，并发放藏文宣传品，放映有关电影，收到很好效果。宣传团6月初离开拉萨前，一些群众捐献一百多匹氆氇呢，以慰问前线将士。而各大寺庙僧众则自动诵经，祈祷中国军队胜利。

然而，刘曼卿没有能续写自己的辉煌。1941年，年仅35岁的她被病魔夺走了生命。刘曼卿短暂的一生犹如一颗划过天空的流星，在近代中国民族关系史和妇女史上留下了闪亮的一笔。她兼具汉藏民族的优秀品质，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后世的人们将永远怀念她。（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刑讯逼供与封建主义“草民意识”　作者：江仁宝

刑讯逼供是长期困扰公安司法机关执法中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建国以后，党和国家始终不渝地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作了许多决定，下发过若干文件，从加强公安司法干警队伍建设、法制建设等不同方面入手，千方百计遏制、减少、消除这方面问题的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刑讯逼供问题的彻底消除，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还需警钟常鸣，长抓不懈才能奏效。

目前，在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时有发生，请看几例。

2001年10月13日凌晨，安徽阜阳市颖泉公安分局驻苏屯乡工作组抓获涉嫌盗窃犯罪的梅玉宽。凌晨4点多钟，梅被带到该局四楼一中队办公室，被铐在办公室的铁环上，由取证组副组长张力及成员徐强、张绍亮、曹建勋等4人轮流看管审讯。在审讯期间，张力等4人对梅刑讯逼供，甚至强迫其他犯罪嫌疑人与梅对打。第二天，梅被送入界首市看守所关押。19日上午，界首市检察院监所科干警巡视监房时，发现梅双眼青紫，于是将他提出查看，发现梅两腿及脚面红肿，背部也有伤。据界首市检察院、法院、公安局三家法医联合对梅进行的法医鉴定表明：梅的软组织损伤占体表面积26%以上，属轻伤；肝右叶损伤、脾挫伤，属轻伤；急性肾功能衰竭，属重伤。到24日晚，梅因呼吸困难，危及生命，转院抢救。经过调查，殴打梅的关键证据——两根木椅撑被查获；颖泉分局内部对张绍亮、曹建勋、张力、徐强涉嫌刑讯逼供的证人证言也被记录在案（参见2002年7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执法犯法法不容》）。

1995年5月7日晨，河南省尉氏县南曹乡朱坡村农民朱新军家的手扶拖拉机被盗，当天上午失主到南曹公安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副所长王保堂带领两名联防人员到朱坡村调查，当了解到失主家欠同村村民朱旺坡家几百元钱一直未还，朱旺坡曾对失主家的人说过“如果再不还钱，要弄他家的车”……据此，王保堂等人认为朱旺坡有偷车的较大嫌疑。过了几天，将朱旺坡带到派出所，刑讯时将朱双手反铐在木椅上开始刑讯。先后用电警棍电击，用扫把、胶棒等殴打，见无效果，又用手摇电话机“过电”。朱旺坡受刑不过，只求放了他，“叫说啥就说啥”，按照办案人员意图承认了盗窃手扶拖拉机的“犯罪事实”。此时，王保堂等人觉得一个人不能将一台拖拉机盗走，便追问同伙，朱出于无奈，随口说了本村村民朱连生，朱连生便成了“共犯”。当晚，在派出所对朱连生进行突审，联防队员对其轮番殴打，并说：“朱旺坡已经承认偷车，你不承认不行！”朱连生害怕皮肉之苦，也承认了，并供出车在何处，但因找不到车，又把朱连生大、小拇指接上电话线，用“过电”方法搞刑讯逼供。朱又说了车在哪里藏着，但仍查无事实，又决定动“大刑”，将朱反绑双臂，吊在墙上，进行长时间拷问。朱痛不欲生，只求一死，编出了“拖拉机卖给别人，所得钱自己花了”这一口供，才停止用刑。朱连生受重伤，失去知觉，在医院共花费1000多元，让朱坡村报销。尉氏县检察院批准逮捕，没有对证据做进一步深入调查，就认定朱连生等二人盗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提起公诉。尉氏县法院受理此案后，未经查证，即行审理。早已吓破胆的朱连生不敢辩解，满口称是；朱旺坡和他的律师则完全推翻原来的供述。但被告人的辩解没有引起法官的重视，认为二人认罪态度不好，分别以盗窃罪判处朱连生、朱旺坡有期徒刑。1996年5月，开封中级法院二审中没有对上诉理由、被告口供、证人证言、赃物去向等问题进行深入调查复核，一错再错。1996年10月，河南省扶沟县公安局破获了一起团伙盗窃案，交待了盗窃尉氏县南曹乡朱坡村朱新军家手扶拖拉机的事实，并通知南曹派出所和失主去领车。王保堂知道后未向上级报告，致使朱连生二人一直在监狱关押。最后朱连生两家到处借钱，赴省进京上访告状，终于在1999年2月得到平反昭雪。至此，二人已无辜关押3年8个月零17天。（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7期《刑讯逼供害人害己》）

1998年12月7日，江苏省滨海县法院对南京东南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健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案作出一审判决。刘健披露了在滨海县羁押期间遭刑讯逼供作出虚假供述的情况。刘健说：由于我在李政案的辩护中当庭揭露县检察院刑讯逼供、对证人非法取证的事实，他们就实施对我报复。而他们所有指控我涉嫌“辩护人妨碍作证”案的“犯罪事实”都是虚假的。我之所以在一审中全部承认了检察院的指控，是因为在侦查期间我受到了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在审查起诉期间受到了检察人员的威胁和欺骗。1998年7月20日中午，侦查人员再次提审我，让我交待问题，见我交待不出什么，便叫我站在房间墙角，脚尖抵墙，然后在我身后放一张写字台，把我圈在里面，并说什么时候想好了再出来，……实在受不了便用头抵着墙，他们见后就拍打我的头。就这样到21日上午，我仍交待不出什么，他们便在房间内让蹲马步，我说不行，便让我坐地上，要求两腿伸直，上身与地面垂直。因为累了打盹，他们就揪我头发，要么就重拳击我腰间脊椎，始终不让我闭眼。就这样折磨到22日下午5时被逮捕。……22日晚上侦查员又提审我，大声训斥，让我两腿伸直，上身向后仰，身体呈135度，我支撑不住，公安人员就抓我头发往后或往上拉，疼痛难忍。他们见我讲不出什么，就在我身后一手抓住头发，另一手扇我耳光，两手换着打，打得头晕眼花鼻出血，还用脚踢我腰，边打边威胁说：“公安局没有不打人的。我们打你让你讲真话不是刑讯逼供”，“我打了你，你到哪儿去告都没有用，你没有证据”等等。几天下来，我在精神上近乎崩溃，看架势不按他们要求讲，他们是不放过我的。后来，公安局两个负责人又来训斥我说：“你今天非得讲，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直到我们满意为止。”在此情况下我答应交待问题，按侦查员的提示作了一份虚假的供述。8月份的一天，省检察院纪检部门的两位同志提审我了解情况，我当时迫切希望省检察院能彻底查清事实真相，就向他们讲述了事实经过及我受到刑讯逼供的情况，……但无任何结果。……过了几天，县检察院检察长和检察员提审我，问寒问暖，一副表示关心样子，对我讲，我现在不承认没有关系，就凭我在公安机关的那份供述材料就能定我的罪，说我唯一的出路是争取个好态度，从轻处理。几天后，检察长又几次提审我，要我不改变向公安机关所作的虚假供述。还说，他们公、检、法已开过碰头会，对我的问题已形成一致意见，即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又说，检察院考虑到我的实际情况建议处缓刑，但公安局不同意，认为我态度不好，所以叫我态度要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同意按检察长的要求做。……不再翻供，只求能判个缓刑，早日出狱。（参见《民主与法制》1999年第19期《刘健有话要说》）。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使用肉刑或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7条规定，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直接以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从重处罚。虽然法律明令禁止，但为什么公安司法机关干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仍时有刑讯逼供现象发生呢？人们分析了种种原因，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首先是一些领导干部对刑讯逼供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二是部分公安司法干警缺乏政治素养和法律意识，不懂得运用诉讼程序的科学原理来查明案件事实，因此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常常束手无策，以致失去理智，诉诸拳脚、棍棒等；三是有些公安司法干警沾染上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习气，囿于坐堂问案的陋习，仍把口供看成是最好的证据，没有摆脱旧的公安司法作风的影响；四是长期以来法律虚无主义和“左”的流毒仍在起作用，少数干警往往把刑讯逼供看成是单纯的工作作风、方法问题，是“好心办了错事”，因而常以党纪、政纪处分代替法律制裁，甚至不给任何制裁，使得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笔者认为，以上所述仅是一般的原因分析，有其一定的道理，但是，根本原因还是绵延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中的“草民意识”。

据历史记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纠问式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已合法化和制度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法里一定有笞杖，和中世纪刑律的内容联系在一起的诉讼形式一定是拷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刑讯逼供一直被用作获得口供和其他证据的重要手段，刑讯（又称“拷掠”、“拷讯”）长期被披上“合法化”的外衣，成为刑事诉讼的核心环节。根据湖北出土的“云梦秦简”（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的记载，刑讯在秦代已成为法定的必经程序。《唐律疏义》“断狱”篇则对刑讯的适用条件、立案程序、工具、适用对象、具体程式和顺序等作出了详尽明确的规定。将刑讯作为合法的手段，是建立在重口供、轻人权这一理念基础上的。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较为重视口供。司法官员在收集到一定的物证、书证、证言后，必须获得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认，才能最终定案。没有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司法官员一般不会直接定案。所以，当被告人不供罪时，就只有依靠刑讯逼供了。这充分反映了古代刑事诉讼制度极其不科学的方面；同时，最根本的是封建专制的统治者视人民为“草民”、“草芥”，不尊重被追诉者乃至证人、被害人的基本人权，而把所有参与诉讼活动的民众均视为可以认定案情、惩治犯罪的工具。正因如此，封建社会的刑讯逼供不仅适用于犯人，而且适用于证人等，这又体现了封建社会诉讼制度的残酷野蛮。正是由于这种“草民意识”或“草芥意识”的阴影根深蒂固，所以滋生出了现代社会中的刑讯逼供这个封建专制的毒瘤。

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曾经非常明确地告诫全党：“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小平同志这个重要指示，对全党、全国，尤其对消除公安司法部门执法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些糟粕文化，不仅为封建统治者强制推行，而且通过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积淀于中国的普遍人格之中，凝聚为一种“国民意识”。这些糟粕文化在我国文化学说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例如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的“礼”是以轻视人的价值，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为能事的。“礼”的内容以等级家族关系为特征，它最集中的表现是维护忠孝的“三纲五常”，其作用当然是维护封建的大一统天下。“礼”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强调必须以社会、道德标准来衡量人的价值，强调人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而忽视人应有的权利。它只承认社会关系网络的存在，而根本否认个人可以独立于这种人伦关系之外，个人永远只能是被证明、被规定、被定义的对象。“礼”将人的主体性融化在贵贱有别、尊卑有别的“名分”之中，在“礼”的统治下，人被塑造成名分系列，唯独没有属于他自己的个性，因为属于他自己个性的东西，已经被当成“人欲”而由“天理”彻底吞噬了。封建主义制度下的高压、专制和封闭的社会环境，必然派生出无视个人存在价值、无视个性、无视自我的社会意识，即所谓"草民意识”。这种“草民意识”反映在法律制度上，则是“由士以上，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须以法数制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从国家意志的高度，公开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人的价值观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是以君主为首的各级官吏自我意识的恶性膨胀，自认为具有非常的存在价值，负有管教“草民”的“天命”，为所欲为。反映在法律上，则是无视人权的严刑峻法，以及“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诉讼制度。另一个是，对充当权利客体的“草民”视同草芥，毫无价值，似乎“草民”存在的全部价值就在于被“管”、被“罚”而已。因此，劳动人民处于被支配、剥削、欺诈、奴役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后，封建专制制度早已被推翻，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封建意识的残余并未随之彻底消除，恰像腐烂着的尸体那样时而散发着阵阵臭气。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意识既派生于社会存在，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继承性、落后性等特性。在我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封建主义沉淀尤其深厚，专制积习非常浓重，而民主思想意识却相对十分淡薄。正因为“草民意识”的潜在影响，一方面使得我们某些公安司法干警至今仍存在着浓厚的特权思想，其中不少思想作风公正、清廉的干警也仍然停留在当一名“清官”，以及属于“为民作主”这种思想境界上；而另一面，在现实生活中，广大人民群众也具有希望政府的公务员都是“清官”，都能“为民作主”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感情，因为这总比那些贪官、赃官、昏官、不为民作主的官、甚至以权谋私的官，不知要强多少倍。于是，这在某些公安司法干警的头脑中，无形地又增长了高人一等的思想，而淡化了人民公仆的思想意识。这种“为民作主”的思想，仍然把自己摆在“父母官”和“管教者”的特殊身份和特权位置上。这种思想，不仅决定着他们在实际办案过程中易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只愿“坐堂”办案，听信口供，不想走群众路线，更懒于做艰苦扎实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因而，简单粗暴，急躁草率，无所顾忌，导致一个个刑讯逼供事件的最终酿成。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背离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是宪法和法律所不能容忍的。

刑讯逼供之所以长期存在而难以根治，还因为它没有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有力的抵制。封建制度下的高压、专制和封闭的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分散的小农经济，形成了人们思想深处自私、怯懦、满足和忍让的文化心理。“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不忍则乱大谋”和“好汉不吃眼前亏”等信条至今仍在支配着相当一部分人的行为。刑讯逼供搞到自己头上，宁肯咬紧牙关忍着，以免招来更大的祸端，即所谓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如果搞到别人头上，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视而不见，绕着走。在这种文化意识的长期影响下，一部分人形成了与世无争、与人无患的思想意识。这种“清静无为”、“清静自足”的思想意识环境，在现实社会里便成了滋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最好温床。

总之，宪法和法律的正确实施与宪法、法律效果的圆满实现，是与社会文化思想素质、道德素养紧密相联的。如果还有一些人无视宪法和法律，像“文革”中的“四人帮”那样“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肆意玩弄践踏法律，而另一些无端受屈的人们，都仅仅满足于辩诬的成功或胜诉，所谓讨回了公道就满足，那么，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是无视人的尊严的封建文化心理，侵犯人权的行为就永远难以得到根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刑讯逼供在我国封建时代是一种制度的必然产物，而今天，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里，刑讯逼供则是封建传统文化心理影响或者说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结果。因此，根治刑讯逼供的问题，必须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才能彻底解决。不这样做，而仅仅从公安司法干警的思想作风、业务能力、工作作风及工作方法等方面入手，是无论如何达不到目的、也根治不了刑讯逼供这个顽症的。目前，我们国家对消除刑讯逼供在法律制度上已有了可靠保障，但是笔者认为，要彻底根治并消除刑讯逼供，最重要的还是正本清源，从人的思想意识上找根源。因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要抓住一个时期的刑讯逼供典型案例或事件，相对集中一段时间，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深入开展以批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整顿，这个整顿又必须严格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原则进行，他说：“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整顿的重点也应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主要是派出所、刑警队、治安队、收容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劳教所，以及公安、检察的侦查预审部门等。通过教育整顿，让广大干警明白，禁止刑讯逼供不是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思想余毒、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更加准确有力地打击各种犯罪等方面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安司法干警素质和办案能力、维护公安司法机关形象、威望，密切警民、党群关系的需要。第二，要批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现代化文化素质，尤其是政治思想素质、法律意识，充分运用全民普法宣传教育的有利时机，有针对性地安排宣传教育内容，进一步使我们的人民群众深刻认识我国法律的性质，敢于和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提高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即国家主人翁责任感，自觉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对国家公安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敢于和善于实施有效的监督。只有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起来了，监督力度加大了，落实了，刑讯逼供这类封建主义毒瘤才有可能得以根治和消除。

（作者是山东省司法厅原厅长）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2期 滕代远受命组建军委铁道部　作者：廖诗权　张宏一

一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中央军委命令四野迅速入关，包围平津；二野、三野分进淮海，开始了平津、淮海战役。中国革命进入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重大转折时期。这时，党中央正运筹着大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为保证这一决策的实施，发出电令，决定时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滕代远为中央军委铁道部长，并要他以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和东北人民政府铁道部为基础，把军委铁道部组建起来。

接着，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西柏坡约见滕代远。周副主席指出：做好铁路工作，保证当前解放战争的军事运输和全国解放后的经济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你是从军队转做经济工作的第一个部长。你要努力学习，向人民群众请教。滕代远接受了新任务后，虽对多年的军队工作有些留恋不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担子不轻，从头学习，下定决心，把铁路工作搞好，只要党需要，我愿做一辈子铁路工作。

从此，滕代远虽然身在军区，可他在思想上已在往铁路上转弯子了，开始注意接触铁路上的人和事了。

1949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对滕代远的正式任命下达。两天后，他急赴石家庄会晤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长武竞天。滕代远和武竞天早就是老战友了。在延安时滕代远是中央军委参谋长，武竞天是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到晋冀鲁豫解放区，滕代远是军区副司令员，武竞天是中央局秘书长。现在两人又走到一起，自然感到十分亲切。武竞天向滕代远汇报华北铁路情况，并召集秘书们和有关部门负责人等，收集资料，协助武竞天陪同滕代远调查研究，视察铁路站段情况。滕代远在华北视察一周，拟好向军委汇报的提纲，前往西柏坡，向军委汇报召开铁路工作会议筹备事宜和组建军委铁道部的初步意见。

1949年1月28日，军委铁道部第一次铁道工作会议在石家庄召开，朱德总司令来了，朱总司令指着滕代远对代表们说：中央给你们派来了将军大老板，过去他指挥千军万马，从今天开始军委铁道部成立，他要当你们的部长，接管各解放区的铁路工作，要指挥几十万铁路大军，开山修路，遇水搭桥，抢修抢运，支援大军过江，解放全中国。

二

经过紧张的准备，2月8日滕代远率领先行人员，由石家庄向北平进发。出发前滕代远嘱咐随行人员：“我们是军委铁道部赴北平的先遣人员，是代表人民解放军去接管铁路的，要表现出胜利之师的姿态，衣着要整洁，汽车要擦得干干净净，咱们的精神状态都是代表解放军的。”

车队沿着残旧的公路颠簸着北进。有很多地段铁路和公路是平行的，滕代远沿途很注意观察铁路的破坏情况。石家庄至高碑店段，钢轨枕木没有一根，道床满是疮疤，站段一片瓦砾，机车车辆体无完肤，线路两侧到处是壕沟。滕代远看了感叹地说：“过去是我们领导军民破坏了它，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立了大功；现在我们要打过长江去，赶快把长江以北的铁路主干线修通，完成党的重托。”

滕代远的车队走走停停，140公里的路程，走了5个多小时，黄昏时分才到达保定河北第二师范学校接待站宿营。

2月9日车队继续北上，从高碑店至北平的铁路比较完整了，公路也比较平坦了，不到一个小时便到了长辛店。滕代远指着铁路两侧高大的厂房说：“这就是铁路大厂，是‘二七’铁路工人反帝反封建大罢工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进城搞铁路建设，必须牢牢依靠工人阶级。”车队从永定门进城，前门城楼高高地耸立着，高大的城墙向东西延伸。滕代远望着雄伟壮丽的城楼和城墙感慨地说：“八百年的古都，上千年的文化名城，终于为人民所有了。”

1949年2月20日，中央军委铁道部在王府井南口霞公府挂牌办公。这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由中央军委领导的铁道部。它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确保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

三

中央考虑到滕代远虽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与彭德怀共同领导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三军团政委，在抗日战争中曾任中央军委和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晋冀鲁豫和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但对铁路工作毕竟是新手，还需要熟悉铁路业务的左膀右臂为他的全面领导分担重任。1949年2月21日中央批准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等同志组成中共中央军委铁道部临时委员会，由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组成常委会，滕代远为书记。中央军委同时任命吕正操、武竞天为铁道部副部长，至此，中央军委铁道部领导核心组建完毕。

铁道部领导分工是：滕代远主持全面工作，吕正操分工全路运输指挥和铁路的修建，武竞天分工物资供应、生活保障和思想政治工作。三位一体，集中领导。

吕正操是铁道部“左膀”指挥官。他曾是张学良旧部，追求真理，倾向革命，1937年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奉命奔赴冀中，创立抗日根据地，组织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吕率领部队进驻沈阳，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在中央军委铁道部成立前，他在东北主要负责铁路修复和运输工作。他把我党治军的办法灵活运用到铁路建设中去，把被破坏成千疮百孔的东北铁路治理得井井有条，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写的《怎样办好铁路》一文得到毛主席的夸奖：“你写的文章不错呀！我们就是要学会如何搞建设。”

武竞天是军委铁道部的“右臂”。他1926年入党，曾从事地下工作，又在中央机关工作过。解放战争爆发后，武受党的委派到华北，在刘、邓的支持下，组成裕通运输总公司，为我军南征北战的后勤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领导组织军民在晋冀鲁豫解放区修通了多条公路，而且还只用十个月就修建了103公里的邯（郸）涉（县）铁路，保证了太行山区生产的军火迅速运到前线。

人们常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旧铁路规章制度各有一套，行车调度不统一，客货列车不直通，各行其事，弊端甚多，运输效率极低。要改革旧铁路，在当时只有学习苏联，聘请苏联专家作顾问。

滕代远首先率领铁道部一批领导干部到学习苏联经验有成效的东北铁路考察，把学到的苏联经验，结合我国铁路存在的问题，由吕正操、武竞天按分工，分别召开会议，分别制定和实施了全国铁路统一的运输调度指挥、客货规章、运价、铁路财务规章制度，并且制定了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滕代远特别赞赏吕正操在东北铁路总结并广泛推行的“负责制”经验和管理铁路的方法。吕正操特别善于发现苗头，树立典型。在1949年6月军委铁道部召开的全国机务工作会议上，根据滕代远的提议，树立了东北铁路培育出来的“毛泽东号”、“八八四号”、和“铁牛号”机车组，为机车乘务员负责制的三面旗帜。

铁道部领导常常教导职工，铁路是一部大机器，车、机、工、电等部门是一个个大部件，各个岗位上的人是零件，零件一出问题，机器就立刻停止运转。铁路上出事故，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万万疏忽不得。推行“负责制”的做法，不仅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也有效地减少了行车事故，保证了列车运行的安全和正点。

四

滕代远等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人们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印象极深，终身不忘。

1949年秋，帮助我们在江南抢修铁路的苏联铁路专家巴格列夫少将，应邀来京参加开国庆典。但到北京站下车后无人去接站，北京饭店的翻译问清原由后接到了北京饭店住下。滕代远本来计划让他住专家招待所，当晚会见他。哪知指派的领导未去接站，只派了一位司机，误接了一位女性宾客，送到了北京饭店。滕代远得此情况后，极为恼火。他叫通知有关失职干部到他办公室来。滕代远严肃地说：“人家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抢修铁路的英雄，不远万里志愿帮我们修路，是我们请来的功臣，你们就这样的不负责任。”那位失职干部却有些满不在乎，这时滕代远的火气更大了，拍得桌子震响。当天，滕代远亲自到北京饭店向巴格列夫少将致意，并陪同他到专家招待所住下，共进晚餐。第二天，滕还指派专人陪同巴格列夫少将游览了长城、颐和园等北京名胜，送了他爱喝的沃特加名酒。

滕代远进城后由于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血压一度高到240/120，周副主席非常关心和体贴他。他身体稍好就去向周副主席汇报工作。周副主席亲自到门口去接，还亲切地问：“病好些了吗？”并对警卫员说：“你去玩儿吧，把你们首长交给我啦。”汇报完后，周副主席又送到门口，再三嘱咐：“你血压高，要注意多休息，可别累坏了身子。”

滕代远及其领导班子成员，不论暑夏寒冬，还是久病体虚，都常下基层调查研究。滕常说：“基层的批评意见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领导机关的问题，更可照出我们自身的缺陷。”在出差中，他们一般都吃住在公务车上，从不游山玩水。伏天出差到重庆、武汉，气温常在40摄氏度以上，闷热难熬。市委领导劝他们到宾馆去住，他们说，我们搞铁路的人，两根钢轨就是我们的岗位，离开岗位就不是铁道部的领导了。

掌权不谋私，他们对自己对干部都是严格要求。滕代远在家务农的大儿子是他离开家乡前出生的，听说父亲当了铁道部长了，来京探亲，要求父亲在京给找个工作。他对儿子说：“我们共产党人的规矩，只能为人民服务，不能谋取私利，部长更不能例外。”他还劝告儿子：“你家有祖母，又有妻儿，不能把这包袱交给当地政府。家里有困难自己想办法，也不要打我的招牌，给国家找麻烦。”儿子听了父亲的教导，觉得很有道理。父亲陪儿子逛了京城，叙了叙情意，孩子愉快地回家务农了。

军委铁道部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机构散落在全国四面八方，而且是集中统一，垂直领导，工作任务十分艰巨。滕代远、吕正操除集中掌管全路的大事，参加中央的会议，又得经常下去抢修铁路和指挥军列运输，因此铁道部日常工作就交给了武竞天。

军委铁道部成立初期，武竞天分管人事、教育、财务、材料七、八个业务局，还兼任办公厅主任。事务繁忙，百废待兴，各种制度、条例急待制定。滕代远、吕正操在前方指挥，武竞天在后方保障后勤，筹划资金，积聚铁路器材，调配人力，制定制度，加上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被铁道部很多干部职工誉为群众的好领导，干部的贴心人，部长的好助手，铁道部的大管家。

军委铁道部在滕代远、吕正操、武竞天统率下，全路职工在支援解放战争和恢复国民经济方面，立下了不朽功勋。

（李之明协助整理）

（作者廖诗权1930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铁道部副部长）（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2期 《光明日报》发表“按既定方针办”一文始末　作者：王忠人

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四人帮”御用笔杆子“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以下简称《永》文）的文章。文中说“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篇文章正是发表在毛主席逝世不久，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关键时刻，它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大造舆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华国锋、叶剑英等认为“这是‘四人帮’准备实施反革命行动的一个信号”。在《永》文发表的第三天——10月6日，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将“四人帮”全部抓捕，一网打尽。这就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壮举，不费一枪一弹，干净利索地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立即派以刘西尧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驻《光明日报》，接管了报纸的宣传大权；继而宣布对《光明日报》社临时领导小组负责人（即总编辑）莫艾隔离审查，责成莫艾交代《永》文发表经过和他同姚文元的关系。审查历时两年多，结论如何？《光明日报》的同志知道，新闻界一部分同仁也大致知道，至于社会上对这个问题则知之甚少，甚至有些误传，因此本文拟就《永》文发表过程及对莫艾审查情况作一介绍。

“四人帮”是如何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

1976年，毛主席从9月初开始，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根本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主席逝世后，政治局在讨论《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和追悼大会上华国锋的《致悼词》稿时，“四人帮”参加了讨论，他们都没有提过要在这两个文件上写进“按既定方针办”；然而他们却有计划有预谋地在9月1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简称“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里，偷偷塞进一个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社论说：“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当前要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篇社论，是“四人帮”文痞姚文元直接筹划的，经过“四人帮”一伙审看了。正式发表以前，又在他们圈内和他们所控制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中散发，以便造成一种假相，好像毛主席真有一个临终遗嘱，而且是向他们说的。他们才是毛主席的真正接班人。

社论发表以后，江青迫不及待地给张春桥打电话：“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发表出去以后，有什么反应没有？我已对文元同志强调，宣传工作要以宣传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为中心，要反复宣传。”

姚文元遵照江青的旨意，9月17日、19日、20日、23日，紧锣密鼓地给新华社打电话，要他们宣传好“按既定方针办”。如9月17日电话说：“国庆报道，要强调主席嘱咐的‘按既定方针办’”；9月19日电话指示：“你们处理各省市在追悼会上的重要讲话、表态，不要怕重复，重要的都要写进去，比如‘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要有类似的话……关于‘三要三不要’，消息中提到的要保留，没有的也就算了。”这里需要解释几句，姚文元为什么那么突出“按既定方针办”，而怠慢“三要三不要”呢？所谓“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四人帮”时说的。毛主席在讲完“三要三不要”后，紧接着就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毛主席追悼大会上，华国锋在致悼词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实际上就是对“四人帮”的一次严正警告，“四人帮”当然不愿宣传针对他们的话。

在姚文元的再三再四指示下，北京、上海各主要报刊《人民日报》、新华社《内部参考》、《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杂志等连篇累牍地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从9月17日至30日的不完全统计，上述6种报刊就登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消息和文章236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了通栏大标题。《光明日报》在报眼毛主席语录栏，连续9天刊登“按既定方针办”；从9月17日到10月4日的17天中，有45篇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文章和消息被塞进“按既定方针办”的内容，就连一些专刊专页的文章和诗歌散文，也被强加上“按既定方针办”的话，达到了“四人帮”所要求的让“按既定方针办”覆盖报纸版面的目的。

在上海，舆论攻势更是咄咄逼人。《文汇报》9月21日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支持毛主席的既定方针》；9月24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学习与批判》杂志在第10期刊出该刊记者写的《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一时间，气氛之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华国锋戳穿“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阴谋

毛主席逝世后20多天，“四人帮”桩桩丑恶表演，华国锋看得清清楚楚。同这伙野心家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他决心与叶帅等老同志一起，揭露他们的阴谋活动。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上午，华国锋一走进办公室，秘书把要批阅的文件交给他，头一件是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审阅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当华国锋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这一句时，他停下来了，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联想最近各报大肆宣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他再也不能容忍江青、张春桥这帮野心家继续以毛主席的指示卫道士的身分招摇撞骗了。此前他问过许多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工作在主席身旁的同志，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遗嘱，只有江青和毛远新说他们听到了。现在他手中有毛主席给他写的三句话，（即“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他要用此来揭穿“四人帮”伪造的“临终嘱咐”。于是华国锋在这份送审报告上批道：“此发言有误，文中引用毛主席的话，我查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然后华国锋同志向秘书交代，“此件交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外交部。”文件传到张春桥手里，这个阴谋家意识到华国锋的批示不简单，它说明华国锋、叶剑英开始向他们发难了。于是他在文件上写道：“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照过去方针办”的手迹，情况是这样的：1976年4月30日晚，毛主席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华国锋陪同会见。会见完毕，华国锋向主席汇报工作。在谈到全国形势时，华国锋对一些省的情况表示担忧。毛主席看出华国锋的思想，因为他在4月7日才担任国务院总理，时间不到一个月。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搞下台，局势非常不稳，工作有许多困难，所以毛主席为了鼓励他，给他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后来，华国锋向政治局传达时，公布了前两条，最后这句“你办事，我放心”，他保留了下来。毛主席写的这几句话，是工作中正常的交谈，这怎能叫作临终嘱咐呢。

华国锋的批示，在“四人帮”中引起震动，于是，姚文元在10月3日下午，亲自找《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说：“现在报纸上大量出现‘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传得不准确，要采取措施，从明天起，在报纸上逐渐减少‘按既定方针办’的提法，你得亲自把关。”并要鲁瑛转告新华社解力夫和《光明日报》莫艾。姚文元还特别强调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你得有思想准备。”10月4日晚，鲁瑛电话通知莫艾去《人民日报》，鲁瑛说：“关于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是主席患病期间谈的，传得不够确切，以后报上不要再用这句话了。”莫艾说，“《光明日报》今天发表梁效的文章中，大标题就是讲这个的。”鲁瑛没有任何表示，继续说，“你回去把把关，遇到这句话要改掉。新华社发的稿件中，也要注意有没有这句话，有也不要用。这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不要下传，我现在也是亲自把关。”莫艾回到报社以后照鲁瑛的话办了。

《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

选题的产生　1976年9月15日，莫艾作为毛主席治丧委员会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守灵。在休息厅里，《人民日报》社鲁瑛对莫艾说，“明天有重要社论发表，是传达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解释‘按既定方针办’的。已通知你们《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去取清样。”过了半小时，有人给鲁瑛送来一大卷清样，鲁瑛便给在场的十来个人分发了。这就是9月16日要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的清样，题目是《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莫艾当晚回报社后，立即召开报社领导小组会议，传达鲁瑛同他的谈话，并组织大家学习这篇社论。莫艾根据社论内容，结合宣传报道，又谈了一些报道选题设想，其中就有“按既定方针办”这个题目。他指示到有关单位组稿。第二天下午，领导小组分管业务的几个成员和总编室同志一起研究选题问题。领导小组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编委委员或副总编辑）孙关龙提出到“梁效”约写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大家同意派孙关龙向“梁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组稿。孙关龙提出再派一名同志同他一起去，于是又确定另一位领导小组成员与孙关龙同去组稿。

由此可见，《永》文选题的产生，是为了贯彻9.16两报一刊社论精神，莫艾在领导小组会上谈学习社论体会时，就提出要结合宣传报道组织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到“梁效”组稿　9月17日上午，孙关龙等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去“梁效”组稿，二人在汽车里讨论，文章应该用一个什么题目？商议结果，题目就定为“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到“梁效”谈了组稿意图后，“梁效”核心组随即按报社意图将这一任务交给“梁效”写作组组长范达人。当天下午，“梁效”给《光明日报》来电话，约定9月20日由范达人来报社谈写作提纲。当晚孙关龙把去“梁效”组稿情况和“梁效”20日来报社谈写作提纲一事向莫艾作了汇报，莫艾表示同意，同时指示孙关龙，可以准备一下，然后再同“梁效”谈。

9月20日上午，“梁效”写作组范达人等人来《光明日报》，孙关龙等二位领导小组成员接待了他们，并向他们谈了文章的写法与要求。孙关龙作了主要发言，大意是说，这篇文章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作解释，而是要歌颂“按既定方针办”的伟大意义，既谈现实意义，也谈历史意义；可以回顾一下党的历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再谈怎样“按既定方针办”。文章要强调在国内要继续批邓，在国际上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树立必胜信念。

由此可见，《永》文并非“梁效”主动来稿，而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亲自向“梁效”组织来的；文章的框架和内容，也基本上是两位领导小组成员规划的。

修改与定稿　在《光明日报》明确了文章写法以后，“梁效”写作组长范达人将执笔任务交给写作组的一个成员。初稿写完，范达人作了润色修改，9月24日送《光明日报》。孙关龙接到稿件后，于当天夜里发排。9月25日打出小样8份，分送“梁效”写作组和莫艾等报社领导小组成员。9月27日，“梁效”将清样呈送给迟群、谢静宜。上写：“迟群、静宜同志：这是《光明日报》约稿，争取近期发表。此文是范达人、×××、×××同志写的，请您审阅。——两校大批判组，9月27日。”

清样在《光明日报》领导小组成员中传阅，有的同志提出过修改意见，如建议增加“三要三不要”的内容等，可惜没有被采纳。

9月29日，孙关龙将综合清样交给莫艾，莫艾于当天深夜动手阅处，改动了几处，签了字写了一段话：“我略有改动，请和‘梁效’商量，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见报。”

9月30日上午，孙关龙同范达人在电话中交换各自改动的情况。9月30日下午，迟群给“梁效”核心组成员回电话：“我太忙，没时间，那四篇稿子（注：包括《永》文）不看了，你们看了，可以发。”孙关龙把“梁效”的改动告诉了莫艾，莫艾同意。于是孙关龙在定稿样上写了批语：“这是‘梁效’与莫艾同志定稿，上一版头条，望早日刊用。”10月4日，《永》文便发表出来。

由此可见，《永》文初稿是9月24日写出，9月30日定稿。定稿时间是在华国锋10月2日戳穿伪造阴谋的前3天。这就排除了《永》文是“四人帮”针对华国锋批示而授意写作和发表的问题。

“永”文刊出后莫艾等人遭受审查

1976年10月18日，以刘西尧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莫艾隔离审查。1978年12月16日，经中央宣传部批准，解除隔离，结束审查。1981年12月28日，中共光明日报社编辑委员会对莫艾审查作出结论，结论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对莫艾的审查结论，基本可概括以下三点：

1.《永》文的发表与“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没有组织关系，没有阴谋关系。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发表，不是受“四人帮”的指使或授意。从前面介绍《永》文的选题、组稿、定稿过程看，提出写这篇文章的是《光明日报》，文章的命题、内容，也基本是《光明日报》两位领导小组成员商定，经莫艾同意的。因此，审查结论说：“原来怀疑这篇文章受‘四人帮’指使发表的问题，应予解除。”

根据这个结论，在审查过程中，《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的文章曾不点名地给莫艾冠以“四人帮亲信”、“四人帮骨干分子”，以及“喽罗”等不实之词，自然应予推倒。

今天重提这个结论，很有必要，因为新闻界，尤其是社会上对莫艾被审查，结果到底如何，很多人不了解。当年“人民”、“光明”等报刊不点名地给莫艾加上的罪名，亦未见有文章澄清。这一点，看来是有疏漏的。

2.莫艾在主持《光明日报》工作期间，在宣传报道方面是犯有错误的。除了发表《永》文以外，还发表了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以“梁效”、“高路”、“柏青”等笔名写的文章30来篇。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批林批孔”、“反对经验主义”、“评水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宣传中，它们除了宣传极左理论，还影射攻击当时中央正确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如《孔丘之忧》、《宋江一上山，就……》等，因此，在莫艾审查结论上写有如下一段话：

“从1974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这段时间，《光明日报》在思想理论宣传方面发表了许多错误文章，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莫艾同志当时身为《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所犯错误是严重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结论中所指的错误文章，都是自稿，都是《光明日报》自己可以决定是否采用的稿件，而不是上面指定必须发表的稿件。如果总编辑头脑清醒，多一点独立思考，他就完全可以不那样积极发表那么多这类稿件。

3.结论中的处理意见是不予处分。既然莫艾犯有如上错误，为什么不予处分呢？结论说：“考虑到莫艾同志的上述问题，基本上是公开宣传报道方面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又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左’倾错误影响发生的。因此决定：不予处分。”

结论的这段话是把莫艾的错误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来审视的。一张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党要求它的宣传，必须严格贯彻党的宣传路线和方针政策。当领导这张报纸的中央领导人是坏人，是反党阴谋家，而且在舆论上极力推行他们的主张时，则被领导的报纸是很难不在版面上有所反映的。莫艾在《光明日报》的三年，正是党中央的宣传大权掌握在“四人帮”姚文元手里的时候，报纸宣传报道中犯有“左”的错误，应该说是有可原谅的一面的。

这里还要说明一下，莫艾同志对待组织审查，态度是诚恳的，认真的。不予处分的结论也包含这个因素，虽然结论的文字没有这方面的表述。当中央工作组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莫艾就把自己在《光明日报》三年的工作记录、电话记录、来往信件和《永》文几次审稿大样等毫无保留地上交工作组。莫艾说这次教训“将永远镂刻在自己的骸骨上”，要求党严厉处分自己，并希望党组织把他“作一只麻雀，进行具体解剖，看看像他这样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是怎样滑到泥潭的”？“五脏肝胆，任党检查”，态度诚恳。在被审查期间，莫艾共写出160多份交代检查材料，还写出6000字的《三年错误总检查》，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几个方面，深挖自己错误的根源。

对莫艾审查结论作出后，关于《永》文是“反革命夺权信号”提法问题自然也不再存在了。

粉碎“四人帮”初期，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以及报刊文章上都曾讲过《永》文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信号。此后许多年报刊杂志谈到这篇文章时，也多沿袭上述说法，更有冠以“反革命动员令”、“反革命宣言书”、“反革命信号弹”的，个别的则直接说成是姚文元的杰作。但是，经过审查，既然否定了《永》文是“四人帮”授意发表的问题，既然查清了莫艾同姚文元没有阴谋关系，这样，所谓“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提法，似乎已不合适。事实上，近十年来有些比较权威的书刊已经不这样提了。比如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胡绳主编）和2001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在叙述粉碎“四人帮”过程时，都没有提到《永》文，更没有说它是“反革命夺权信号”一类的话。

莫艾于1983年离休，由于他工作勤奋，思想作风正派，报社职工都很尊重他。近几年他身体多病，长期住医院。鉴于莫艾同志抗日战争时期报道了边区劳动模范吴满有，对推动边区大生产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表扬；建国以后，他担任了几个省市的新华分社社长，对党的新闻工作兢兢业业，克尽职守。1992年《光明日报》编委会报请国务院批准，授予他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表彰他在全部新闻生涯中所作的贡献。这说明，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是实事求是的，并没有因为他在《光明日报》工作时期宣传报道上所犯的错误而影响对他全部新闻工作历史的评价。

孙关龙，当年是报社领导班子中最年轻的一位同志。他在“文革”前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央组织部，“文革”中下放工厂锻炼，1974年调到光明日报社，1976年3月升任报社领导小组成员。在审查《永》文发表过程时，孙被隔离审查。查清问题后，报社对他未予处分，继续让他在《光明日报》做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经本人要求，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专家。

范达人，粉碎“四人帮”后，被隔离审查二年，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979年后仍在北大继续任教和从事比较史学研究，1989年去美国，1999年在香港出版《“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一书。（责任编辑　程　度）

2003年第2期 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　作者：薛衔天

1945年9月15日，驻中国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派德米特利·瓦西里耶维奇·别洛卢索夫上校飞延安，给中共中央传信息，苏军中校谢德明任翻译，当时任沈阳卫戍司令的曾克林将军，搭机回延安汇报工作。别洛卢索夫带没带马林诺夫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信中什么内容，别洛卢索夫对延安传递了什么信息，关系到当时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和中共的决策，研究这一段中苏关系的人必须得弄清楚。曾克林和谢德明是当事人，在档案尚未公开的情况下，他们的回忆就弥足珍贵。我们中苏关系课题组首先想到要访问曾克林。

1990年4月25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还有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刘存宽和黄纪莲女士）按约定来到曾将军的寓所。老将军是江西人，中等身材，精神矍铄，一口江西话。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党中央的决策，我冀东部队如何率先出关，配合苏军解放山海关，以及他如何当上沈阳卫戍司令等飞延安前的背景。说得兴奋起来，在客厅里边走动边讲。那天天气凉，老将军还穿着棉背心，后来把棉背心也脱了。关于飞回延安汇报一节，他说：

我军初到东北，特别是初到沈阳这样的大城市，遇到了许多新问题和十分复杂的局面。不仅同日伪残余势力斗争十分尖锐，而且与国民党的特务、“地下先遣队”的斗争也十分激烈，急需向中央请示汇报。我们的电台功率小，和中央联络不上，前委决定由我向苏军交涉，请他们派一架飞机送我们回延安汇报。当时苏联方面也急于和我党中央联系，以便向我党说明处境，于是很快决定派机飞延安，并派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全权代表卫斯别夫大校（即别洛卢索夫上校，曾记错了，下同）和翻译谢德明同行。

我们先到北陵住了一宿，受到苏军特别热情的接待。第二天（1945年9月14日）从北陵起飞，在多伦着陆加油。这里有苏军一个空降师，我在他们帐篷里住了一宿。第二天中午飞抵延安，杨尚昆、伍修权等领导同志到机场迎接我们，送我们到王家坪。下午两点多钟，彭真带我去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毛泽东、周恩来已赴重庆谈判，在家里的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一同听取了我的汇报。

我将我部进军东北，沿途接管各个城市，以及进驻沈阳，与苏军建立友好关系，部队迅速壮大等情况作了汇报。领导同志很高兴，少奇说，我们很想了解东北情况，你们来得正好。东北背靠苏联，东邻朝鲜，是我们的重要战略要地，我们应当在那里发展，把东北建设成战略基地。随后中央决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汇报之后，朱德总司令同卫斯别夫谈判，我不在场。后来得知：卫斯别夫向朱德同志表示，订立中苏友好条约，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苏联）做得有缺陷。他代表苏军对中国共产党、朱总司令表示敬意。问共产党能否撤离东北？朱总司令说，我们在冀热辽土地上坚持抗战，不能撤出。卫斯别夫说，热辽可以去，吉黑撤出来。最后卫斯别夫代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和朱总司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在伪满时为一个省，辖辽西14个县）

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同志与我们经山海关、锦州，于18日到沈阳。从此东北党政工作在东北局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曾将军还说，苏军允许我们进东北，阻止国民党军队在大连登陆，帮助我们解决武器弹药问题，“总之，东北的解放，苏军有很大的功劳，我们不能忘记，要实事求是。”曾将军的谈话很重要，除了他将别洛卢索夫的名字记错为卫斯别夫，把他的军衔误记为大校，是搭苏联的飞机，不是苏军为他派飞机等细节问题不准确外，其他情况都符合史实，收获很大。但他在朱德与别洛卢索夫会谈时并不在场，而且把会谈内容概括得过于简略，要进一步弄清情况，最好能直接访问谢德明。刚好1990年中，领导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苏联科学院的协议，批准我到莫斯科访问半年，于是有了访问谢德明的机会。

当时谢德明已经是苏联著名汉学家，他的资料并不难找。他原名为瓦·亚·西季赫缅诺夫，1912年出生于俄国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1935年毕业于苏联远东国立大学东方系，后在该校任教。1945年8月随苏军来到中国东北，1946年在大连任苏军第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办的中文报纸《实话报》主编，中校军衔。1953—1956年在北京任《人民中国》顾问。此后长期在苏共中央联络部中国处工作，后转为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精通中文，出版几十种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论著。苏联科学院接待我的恰恰是谢德明所在的工作单位——远东研究所，所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便与他相遇了。

我是1990年底到莫斯科的，赶上圣诞节和新年，莫斯科连续放假。1991年1月3日我才去远东所工作。一进入研究所的一楼大厅，陈列在墙上的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老战士照片，便赫然映入眼睑。其中一位英姿飒爽的年轻军官，胸前挂满奖章，其中还有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奖章，文字注明“西季赫缅诺夫”。我心想，这不就是谢德明吗。这时就站在我身后的谢德明说话了：“小同志，你是从中国来的吧，我是谢德明！”说明他已经注意到我在看他的照片。那时中苏关系刚正常化不久，相互人员交流很少，对方有人来，全所人很快就都知道了，所以他直接与我打招呼。他习惯向拜访他的中国人，报中文名字“谢德明”，因为好多中国人只知道“谢德明”，不知道“西季赫缅诺夫”！从此他叫我“小同志”，我叫他“谢老”。我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就各自办自己的事去了。他爽直、开朗、亲切、友好，给我留下了强烈印象。

1月5日一早，我如约乘地铁赶到库图佐夫车站，他按时到车站来接。天在下着大雪，路滑难行，老人到来，已是气喘吁吁。他所住的苏共中央机关公寓，是半圆形的一排楼，全无楼号，这时我才明白，他为什么坚持要到车站来接。他住在一座楼的4层，进入居室才对我说，老伴已经过世，身边无子女，只有一个妹妹，在远东工作。“招待不周，请多包涵”。将我给女主人的鲜花先撂在一旁，打开一瓶格鲁吉亚葡萄酒，斟满杯子，坐下来，便开腔转入话题。他首先回忆与曾克林将军的简短交往（事先我已经将载有曾克林访问记的《中俄关系问题》交给了他），问曾的健康情况如何，“文革”中受打击没有，还提议为曾将军的健康干杯。

关于延安之行，他说：关于我们飞延安有一个重要情况。本来八路军来到东北，苏联非常高兴，我们军人更是高兴，因为是自己人来了，都是共产党的军队嘛！可是曾克林他们进驻沈阳后，那里有美国特务，就给宣传出去了。苏联与美国订有雅尔塔协定，与国民党订有条约，不能承认中共，东北是要交给国民党的。美国一宣传，闹得苏联很被动。莫洛托夫给马林诺夫斯基打电话说，共产党可以到农村去发展，去没有国民党和苏联军队的地方去发展，不要留在沈阳、长春、哈尔滨这些大城市。马林诺夫斯基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飞机让德米特利·瓦西里耶维奇·别洛卢索夫送往延安，亲手交给毛泽东，我是翻译，还有曾克林同行，他是回去汇报的。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不在，信就交给了刘少奇。怎么搞的，你们把别洛卢索夫说成是卫斯别夫？（我说，可能是翻译问题。）伍修权懂俄语嘛！（我说，还有师哲）师哲不在场，可苦了我。我对朱老总有“意见”，他说的四川话我听不懂，另外一个人把他的四川话翻译成普通话，我再翻译成俄语。谈了好长时间。

那封信的内容是什么？我急切地问。

谢说：那是军事秘密。那封信我不能看，别洛卢索夫也不能看。（我说，这封信很可能在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烧了，只能从苏联档案馆得到。）你们中央档案馆可以与苏联档案馆联系解决，你看不到。

我问：我们能否一起去拜访别洛卢索夫将军？他是解答这一问题的关键人物。

谢说：他是中将，退休在家。还有你想见的博依科将军（苏联驻旅顺口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他的回忆录《解放使命》详细地写了与萧劲光、韩光的交往）正在住院。你要见他们，得你们使馆开介绍信。不过我已经给别洛卢索夫打过电话，又核实了一些情况。他与朱德的谈话内容，也就是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的精神。

别洛卢索夫谈话的内容主要分三个方面：1、苏联与国民政府订立友好同盟条约对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中国革命有利。当时中苏谈判，关系苏联对日作战问题，属绝对秘密，不能打招呼，（中共）应当理解和谅解。2、苏联出兵东北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受到中国东北人民热烈欢迎。苏军对中国人民的情谊由衷感谢。抗联已返回东北，他们协助苏军打击敌伪势力，维持地方秩序，作了大量工作。东北是中国人民的东北。苏军不久将按时撤出，不干涉中国内政。3、苏联政府与国民政府订有条约，希望八路军不要公开进入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按中苏条约，这些大城市要交给国民党政府。

我说：可是八路军已经进入了沈阳！据说沈阳苏军当局还说，八路军不走，苏军就用坦克轧！

谢说：可是苏军没有用坦克轧八路军。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占领了山海关和锦州，沈阳只要苏军一撤，八路军是守不住的。如果苏军与国民党的军队一起往外赶八路军，你们的解放战争史就得重写。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苏军实际上做什么。曾克林把苏军对八路军的友好情况都如实地汇报了，这比信中写什么重要。别洛卢索夫说不要“公开”进入大城市，就是秘密进入，我们不管。八路军撤出沈阳后，共产党却留下来，苏军还暗中保护。

我说：这就是所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谢说：对。睁一只眼对蒋介石，闭一只眼对八路军。苏联同情共产党，但没有条约；讨厌国民党，但有条约。当时的情况很微妙。彭真等东北局的同志不是搭我们的飞机到沈阳了吗？如果我们坚决反对共产党，怎么会有这种事？不要听西方的宣传！

我问：这就是说，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只是说说而已。

谢说：不！苏联要求八路军不要大张旗鼓地进入大城市是认真的。沈阳公开进入，就得公开退出。长春、哈尔滨就不存在这些情况，是苏军头脚走，八路军后脚进的。曾将军的回忆“热辽可以去，吉黑撤出来”，别洛卢索夫可能在谈话中说过。实际上八路军并没有从吉黑撤出来。写历史光凭回忆录不行，就是对文件也得从多方面论证。

谢德明全面的、有分析的谈话，使我明白：马林诺夫斯基那封信和别洛卢索夫的谈话的核心就是：苏联同情中共，支持中共，欢迎中共到东北去发展，只要中共不是大张旗鼓地在东北的大城市活动，他们并不干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英明：一方面，坚定地实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决策，派大批军队和干部进军东北；另一方面，在东北问题上处处讲究策略，照顾苏联的需要，赢得了苏联实际上的同情和支持，在蒋苏之间和美苏之间打进去一个坚实的楔子，把东北建设成可靠的战略基地，最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如果苏联真的与国民党联合起来，把中共的势力赶出东北，那解放战争史真的就得重写！

谢德明长我近30岁。无论年龄，还是学识，都是我的长辈。可他没有丝毫架子，对我这个“小同志”无话不谈。谈话中洋溢着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他说中国是他的第二个故乡，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他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我在东北结交了不少好朋友，在北京又与廖盖隆、张彦成为至交。中苏人民友好，我是友好的宠儿。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做梦也没想到，中苏会吵翻。”说到这里，老人有些感伤，话头戛然而止，随即向我展示他珍藏的照片和奖章，每一件珍藏品都是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的历史见证。他叙述着每一件纪念品的来历，又兴奋了起来，不断地干杯：“你口口声声叫我‘谢老’，其实我并不老。我要是四十岁，就还到中国去，还想找个中国姑娘呢。”他最后送给我一本专著《中国的满洲统治者》和一张照片。我走出房门，老人便把门关上，径自去房间休息，他确实累了。

我走出楼门，已是中午两点。雪还在下，楼前的桦树林，只有几个儿童在玩耍，乌鸦在雪地里艰难地觅食。我怅然地感到，应当让老人将在中国的经历写成回忆录，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这位真诚的朋友。

1994年哲学所张武军同志访俄归来，带来谢老手稿《往事的回忆》和一张明信片，上头写着：“尊敬的薛衔天同志！我接到了你贵重的礼物：一封信，一包花茶，并一本杂志《中俄关系》。我诚恳地感谢您。我写的稿子转送你，请留给你斟酌处理我不需要什么稿费。谢德明”

1996年再访莫斯科，带着他回忆录的译稿和一大包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老人患风湿性关节炎），准备看望尊敬的老人。谁知他已经孤寂地去见列宁。对这位我尊敬的老人，不敢藏拙，附上我会见他时，为他写的、他也喜欢的一首祝寿词，改动了末尾两句（原句为：奕奕鹤发焕童颜，喜迎八十华诞），作为对他的无限怀念。

东西相去万里　　　当年挥戈平虏

中横黑水乌山　　　更兼笔走雄关

一段往事梦魂牵　　中俄友好世代传

终与谢老晤面　　　魂归九天无憾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陆定一谈瞿秋白为何写《多余的话》　作者：陈清泉

大约在1990年前后，陆定一著文认为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确有其事。之前，大家都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几乎已成定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了陆老，他说：“我在延安当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时候，就从国统区的报刊中看到《多余的话》，说是瞿秋白在国民党监狱中写的遗书。我当时认为，秋白同志对革命是忠心耿耿的，他严词拒绝国民党的劝降。而这篇遗书情绪消沉，和秋白同志的精神、性格迥然不同，恐怕是国民党伪造的。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我，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给我们，你看买不买？我说，这份所谓瞿秋白遗书，我看是国民党伪造的，不买了。不久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瞿秋白为什么写出这种情绪低沉的遗书呢？陆定一接着说：“近来我又想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情绪低沉，而是秋白同志有内疚。《多余的话》说：‘我是一介书生，把我推到领袖的地位上，这是历史的误会。’秋白同志所以内疚，是因为他当了共产党的领导人，但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以致革命遭到灾难，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有愧于被推为领袖。可惜我已经不能把这个想法向毛主席、周总理报告了。”

陆定一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因为陆定一与瞿秋白关系非常密切，对他有深刻的了解。早在大革命时期，瞿秋白在党中央做宣传工作，陆定一在团中央做宣传工作，他们俩经常见面。有一次，瞿秋白对陆定一说：“同志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有分歧，党内有斗争。”这话对涉世未深的陆定一震动很大。他想：“我们共产党人为了革命，生死都置之度外，党内还有什么斗争？”后来参加党的“五大”，陆定一终于了解党内斗争的事实，他对瞿秋白很信服，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

1928年的“六大”闭幕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也被团的“五大”选为驻少共国际代表，也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他们两人同住在刘克思旅馆，朝夕相处。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信任王明一伙，与中共代表团矛盾尖锐。尽管瞿秋白对共产国际几乎是言听计从，还是经常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他，最后代表团被排挤回国。1931年1月中共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来上海，扶植王明一伙上台，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政治局，不久陆定一也被撤销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宣传部长的职务。陆定一说：“从那时起就知道，我们同王明之间有分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客观事实迫得你不能不承认。”

瞿秋白为什么没有同王明路线进行斗争呢？因为王明是共产国际扶植起来的，投鼠忌器，反对王明路线，很容易会被看成是反对共产国际。这在当时也不会被党内多数同志所赞同。所以陆定一说：“反对王明路线比反对其他错误路线更为困难。因为：一，他们有共产国际的米夫作为靠山，而在当时，中国党对共产国际有迷信，以为共产国际的任何决定都是正确的，共产国际相信王明宗派，那么王明宗派也一定是正确的。二，他们言必称马列，在马列主义词句掩护下干错误的事情。当时中国党还没有这种理论水平，不能分别马列主义词句中哪些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哪些是不适合中国情况的，所以就受到他们的欺蒙。三，他们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土地革命的，所以就很难看出有什么路线分歧。”所以王明路线能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

这些情况瞿秋白在中央苏区都亲所目睹，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苏区呆不下去，被迫进行长征，这不能不使瞿秋白感到万分痛心，在遗书中，他不能谴责王明等人，因为这毕竟是党内的事情，不能向敌人暴露，只能用委婉、低沉的词句，表示出他当了党的领袖而没有把王明路线反掉的内疚。

（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2期 闻一多和顾毓的情谊　作者：闻立雕

父亲当年的好友，百岁老人顾毓先生仙逝，我深感哀痛、惋惜。顾老是著名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著述、创作等身，在教育、科研、文艺等方面贡献巨大。他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两个“犯人”成了好朋友

1922年5月21日，清华文学社为即将赴美留学的父亲等同学举行送旧迎新会，父亲发言时颇有些动情，谈到母校，尤其是文学社时，甚感“依依不舍”，大家听了，情感上都颇受触动。

第二天父亲回家乡去与高堂二老及我母亲作行前告别。

不久，他收到了最近一期《清华周刊——文艺增刊》，其中有一篇题为《离别》的短篇小说。作者不但未用真姓名，只署了“犯人”二字，还特别交代“不必调查他朋友的姓名……更不必写什么回信”。

该文叙述的是与父亲的惜别之情，文字相当感人。父亲看了第一页“喜极了”，看了第二页“更喜出望外”，立即提笔给作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最后讲到：“我于偶然留校的一年中（按：这是指因参加罢课，支持北京高校教师索薪斗争所受之处分）得观三四年来日夜祷祝之文学社之成立，更于此社中得与诗人梁实秋缔交，真已喜出望外，今既离校复得一知己如足下者，更喜出望外之外矣！唉！十年之清华生活无此乐也。我之留级，得非塞翁失马之比哉？”

《离别》的作者署名“犯人”，父亲在信的抬头也就称“我亲爱的‘犯人’”，而在信的末尾则署名“误人自误的罪犯，你的最忠诚的朋友一多”。

信写好了，由于不知作者是谁，只好寄给梁实秋，请他打听作者并转交。

梁实秋没有辜负朋友的重托，很快就了解到“犯人”原来是顾毓。从此“犯人”和“罪犯”成了莫逆之交。

1946年父亲牺牲之后，顾老将《离别》重新发表，并在文前的序文中追叙了这一过程，最后也说：“从此我们便定了交，做了二十多年的好朋友”。

父亲57年前殉难，如今顾老百岁辞世，两个老朋友分别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在九泉之下又重相会了！

善意的邀请引出一场意外的家庭风波

“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和北大、南开迁到长沙组成临时大学，我们一家也回到了武昌。按学校的制度，这一年父亲本来是应该休假的，但教师一时到不齐，梅贻琦校长来信请父亲推迟休假，去学校任课。父亲稍做准备就去了长沙，由于学校房屋奇缺，不能带家属，母亲和我们子女都留在了武昌。

这年的12月，战局进一步恶化，长沙也不安全，学校又奉命迁云南。父亲决定和学生一道步行前往。因为要到数千里之外的西南边陲之地去，又不能带家属，临行前父亲回家再看看我们的祖父母，也同母亲就有关事情作些商量和交待。

其时，为避敌机轰炸，祖父母和我们都已回到了浠水老家。

父亲途经武汉时，已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前来探望，谈话中他告诉父亲教育部正在组建一个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其任务主要是为政府抓战时教育提供咨询，他自己兼任该会的主任，想邀父亲参加，共襄战时教育大事。

父亲非常感谢老朋友对自己的信任，但他表示：“今生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他说：“各人志趣不同，大家都为了抗战，在哪里都一样。”

不料，父亲回到家中讲起此事，却引起了同母亲的一场不小的风波。

母亲极力主张父亲接受教育部的工作。几个月来她深感在烽烟遍地、炮火连天、敌机轮番狂轰烂炸的日月里，她独自一个人支撑这个家，无论精力上还是精神上压力实在太大了！五个孩子大的刚10岁，每天一睁开眼不仅要为他们吃喝拉撒睡操心，还要为他们的安全担心，闹得精神紧张，心力憔悴，疲惫不堪。

因此，从内心里讲，母亲实在是不愿让父亲远离这个家。当初，父亲去长沙，她照顾大局勉强同意了，现在学校又要搬到云南去，越走越远，困难将更大，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母亲为此忧心忡忡，心情非常不好。因此，当她听说教育部的事（教育部就在武汉），就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既可以为抗战服务，又可以照顾家，于国于己都有利，因而坚决要求父亲接受该项工作。

父亲觉得此行一去数千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相聚，临别竟是这么一番情景，也十分伤心，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但他依然不改初衷，路过武汉时，给顾毓发了一封便函，说：“承瞩之事，盛意可感。惟是弟之所知，仅国学中某一部分，年事体大，万难胜任……我辈作事，亦不必聚在一处，苟各自努力，认清方向，迈进不已，要当殊途同归也。”

父亲走后，母亲的怨气仍久久难消，父亲来信一概赌气不回。这回轮到父亲不好过了，长时间得不到家里一点音讯，焦急万分，好话、气话、赔礼道歉的话都说尽，母亲就是置之不理。直到两个多月之后母亲的恻隐之心战胜了怨气，这场风波才终告结束。

顾老没有料想到老朋友家中会发生这样一场不愉快，否则，恐怕他无论如何也不会那么热情地向父亲发出那个邀请的！

“不许发表，除非我死了！”

1932年父亲和顾毓相继回到清华大学任教，两家同住清华大学的西院。

清华的教学和科研条件非常优越，父亲终日埋头书案，专心致志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乐而忘返，成就颇丰。与此同时，顾毓也回清华就任电机系主任。两家同住在清华园的西院，时相往来。

次年暑期，朱湘来到北平访友。他也是清华校友，同父亲和顾毓都有相当深的友谊。父亲归国初期致力于新诗事业时，他曾是热心分子和过从较密者之一。他在平期间常来看望父亲，对于父亲勤奋、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取得的丰硕成果颇有感慨，曾草就了一篇题为《闻一多与〈死水〉》的文章，称赞《死水》诗集“由封帧、扉页一直到书里各首诗的排列，便成为一幅图案井然的好画”，还联系到写诗、治学、立身、处世等方面称赞父亲这个人“也是一篇整体的诗”。

该文对父亲的古典文学研究也倍加赞扬，称父亲对唐代文学的来源、去脉“有许多精辟的议论”；对文字的校勘考据有理有据有创见，说：“读古人书，要这么读，才能说是读书”等等。

朱湘把文章写好后，约顾毓同去送给父亲看。顾老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一多看了朱湘的文章，却不许他发表，说除非自己死了，因为那文章写的太好了，说了一多作学问的许多事，一多向来不愿听恭维话，自然不同意朱湘发表它。朱湘本来不爱讲话，文章要还给他，他非撕了不可。我出来打圆场，说由我来保存这篇文章。”

顾老确实很负责任地保管了这篇文章，他在武汉时，教育部被炸，他硬是从乱书堆中把这篇文章找了出来，后来又带到了重庆。父亲牺牲后，顾老以朱湘的名义把它发表了。文后加了附注说：“本文系朱湘在清华舍下作客时所写。一多看见了，便不许发表。一多说，除非等他死了以后。这文便归我保管。如今一多死了，谨以朱湘遗稿郑重发表。一樵敬志三十六年四月”（按：一樵系顾老之字）

顾老既尊重了父亲的意见，又履行了保管的义务；既代朱湘实践了他的心愿，又表示了自己对老友的哀思。

两幅题词一片心

顾老是蜚声中外的名人，但他待人温厚，热情和蔼，丝毫没有一点架子。

1999年是父亲诞生一百周年，北京、武汉都准备隆重纪念。当时我想顾老是唯一健在的父亲生前友好，如能恳祈一幅题字，纪念活动必将大为增辉，先父在九泉之下也当倍感欣慰。于是，不揣冒昧发信向顾老提出了请求。

本来我曾担心顾老年近百岁，出于健康上的考虑，可能很难满足我的要求。不料，半月左右顾老竟将题字寄来了。撕开大信封抽出来一看，雪白的宣纸上工整端庄地写着：

一多学长百龄仙寿

英　灵　永　在

教　泽　长　春

弟　顾毓敬题

时年九八

寥寥二十几个字，情真意浓，充分体现了对老朋友的由衷钦佩和无限深情，感人至深。

与此同时，顾老还另外赐给了我一张墨宝，内容是顾老亲填的一首词，原文如下：

浩荡长江卷浪花　大哉中华　美哉中华

黄河一泻倾天下

复兴文化　发扬文化

雪耀昆仑映日斜　易水悲笳　牧马鸣笳

巍峨五岳彩云霞

爱我邦家　护我邦家

一剪梅　祝中华民族复兴

立雕先生两正　顾毓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时年九八

这首词盛赞我中华“大哉”、“美哉”，呼吁“爱我邦家”、“护我邦家”，火热的爱国激情跃然纸上，给人以极大的教育和启迪。

顾老终身热爱中华，年届百岁，仍时刻胸怀祖国，可敬可佩！

顾老去了，人们将永远怀念这位温厚平易的爱国老人！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3年第2期 苏联档案披露溥仪被俘和引渡前后　作者：孙思源

1908年12月24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初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其父摄政王载沣的摄护下哭哭闹闹登基，刚满3岁便做了清皇朝入关后第十位皇帝，改元宣统。宣统年号的意思是要宣扬光大列祖列宗的文治武功，使清王朝得以万世一系，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梦想了。进入20世纪，要求改革和鼓吹革命的声音已经不可遏止，腐朽的清王朝再也不能维持。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6岁的溥仪在隆裕太后的监护下，举行最后一次朝仪，正式宣告退位，演出了清王朝的落幕，结束了统治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冯派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带领20人的手枪队进宫，限溥仪在3小时内全部搬出紫禁城。溥仪一行丧魂落魄地被国民军赶出宫后，暂住后海载沣醇王府。12月10日，溥仪逃入日本使馆。1925年2月23日，由日本使馆策划和护送，秘密转移天津张园。

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2月末，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沐猴而冠，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礼，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先后被囚苏联赤塔、伯力监狱。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本文拟依据若干当事人撰写的文章所提供的材料和主要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有关资料，对溥仪被苏军俘虏经过及中苏两国政府交接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战俘始末，向读者作出介绍。

（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0日，最末一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参谋长秦彦三郎向溥仪宣布日军要退守南满，伪满的“国都”要迁往通化，必须当天动身。关东军高级参谋吉冈安直危言胁从：“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苏军的杀害！”经溥仪再三要求，总算给了三天宽限。8月11日，溥仪和随身官员及家属乘火车南逃。为了躲避空袭，绕道吉林至梅河口线路，走了两天两夜，于13日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凄凄惶惶投宿在栗子沟煤矿原日本矿长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溥仪在伪满大臣、参议面前宣读了“退位诏书”，历时十三年零五个月的伪满洲国结束了它的生命。据溥仪之弟溥杰回忆：从新京捧来的清皇朝历代祖先的牌位，也在这里烧毁，随着烟消灰尽，说明清皇朝确实灭亡了。

1945年8月16日，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即刻动身去沈阳，再从沈阳转机飞赴日本，只允带几名随行人员。溥仪惧怕日本人会杀他灭口，装出高兴样子，挑选了弟弟溥杰，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毓、毓，医生王子正和随侍李国雄。临行时溥仪对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贵人李玉琴安抚说，我等着你们到日本来。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运将是怎样的呢。慌乱中溥仪一行随即乘火车到通化县转乘飞机去沈阳。16日上午11时，溥仪、溥杰和吉冈等所坐的飞机先抵沈阳机场。就在他们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毓等人所坐的另一架飞机到来的时候，传来一阵震耳飞机声，但是着陆的却是苏联飞机。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立即将机场上的日军缴了械。正等待换乘大飞机逃往日本的溥仪，被苏军不期而俘。

过去的许多文章书著对溥仪的被俘大多语焉不详，没有深涉。这事甚至连身临其境的溥仪的随侍李国雄也都颇存猜疑，在他口述的《伴驾生涯》一书中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溥仪在沈阳机场被俘，难道是偶然间遭遇了苏联伞兵吗？我亲身经历了这次被俘过程的一切细节，我认为溥仪是作为日本献给苏联的投降礼物而去沈阳的，不过这是上层之间的事，吉冈和桥本当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1945—1946年出任沈阳卫戍司令的苏联少将科夫通·斯坦克维奇，在他所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详细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关于俘虏溥仪的经过。1945年8月20日他到沈阳，时任远东方面军司令的普里图拉将军十分高兴地对他说：

“我把皇帝从日本人鼻子底下运到了赤塔。”“我们飞机在机场降落时，我们当中谁也不知道，在这里，在沈阳竟有个溥仪。种种迹象表明，他准备飞往日本。不管怎样，我们在机场上见到了准备起飞的飞机，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此时，一位身材端庄，还十分年轻，身穿军服的人向该机走去，我们拦住了他。经过详细追问才搞清，这正是皇上，我决定捉住他，刚好我们的飞机正在起动。通过翻译，我开始与溥仪谈话，不露声色地将他挤向我们的飞机。当他走向我们的‘利—2’号飞机时，我们有礼貌地缴了他的枪，让他坐上飞机，把他护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于溥仪的警卫和机场工作人员在我们飞机升空后，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这个傀儡的活动就此结束了。”

以上陈述，表明溥仪一行是准备逃往日本，在沈阳机场转机时被刚降落的苏军恰巧碰上而被俘虏的，并不是像有些文章称溥仪被俘是个谜，怀疑这是日苏之间的秘密交易。要是依有预谋的说法，苏军则会严密监控机场，而决不会出现溥仪已在机场候机，苏军飞机才降落，经详细询问才知道谁是溥仪这等事的。

《溥杰自传》里对被俘经过也有所记载：“吉冈在沈阳机场曾请求苏军网开一面，允许溥仪赴日逃命。”并曾说到飞机到达通辽机场后，在溥仪的要求下，苏军把死缠溥仪11年之久的吉冈安直同溥仪一行分开了。

在通辽机场，一群苏联士兵听说俘虏了“中国皇帝”，围拢过来看，还有好奇者要求和溥仪握手。一个军官模样的打趣说：“红军士兵和皇帝握手，这真是一件不平常的事。”说罢哈哈大笑不止。溥仪一行在通辽住了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被押上大型军用飞机送往苏联赤塔。

溥仪的偶然被苏军俘虏，对苏联来说是它对日宣战，进入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粉碎伪满洲国的一个最大、最象征性的战利品。他们有了这个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无疑是可以在尔后的对日交涉中以至同蒋介石国民政府的谈判中起其所希冀的重要作用。

对溥仪来说，被苏军俘虏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下的日本将会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国，落入国民政府手中。溥仪很可能遭到陈公博、周佛海那样的下场。

（二）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溥仪等人刚感到已获生路，很意外的是听到车外传来一声中国话：“要解手的，可以下车！”不觉一惊，以为最坏的情况出现，要在这里把他们移交给中国政府了。下车一看，原来讲中国话的是一个苏联少尉，虚惊了。在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向他们宣布了“从现在起将你们拘留”的命令。溥仪听了虽觉刺耳，但仍为能留在苏联幸免一死而感到高兴。经过初审交待问题，一个月后被迁往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丰盛俄餐，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己的不测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又看到让他揭发日本帝国的罪行，于是他认为苏联主要是要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便生出一个想在苏联偷生、逃避祖国人民惩罚的幻想：苏联和英美是盟邦，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带着的大批珠宝首饰等贵重物品也足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溥仪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多次口头向苏方提出申请以外，还三次上书苏联当局，申请准许他永远留在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其中写道：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惟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出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可耻。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

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正是中国人民革命以巨大的节节胜利告示世界的时候，怀着更加急不可耐心态的溥仪便直接向斯大林大写出“申请书”，其中说：

“我衷心对您素日的爱慕和我至深感谢之意并且我最希望居住苏联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怀。”“我在满州名为皇帝，而其实是日本关东军的俘虏。当我回忆到一九四五年苏联邦为拯救全世界人类开始向日本帝国主义进举的第一天，日本军阀即强迫我往通化。彼时我虽不知苏联为何种国家，但是我的心中想虽然是所谓的‘我的帝国’即因此而崩坏，亦是我愿意的事情。因为谁能驱逐了日本的关东军谁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军阀更强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为苏军所解救。先至赤塔后移往伯力，备受苏军当局内务局长及所长以下全员种种厚待，一切皆甚安适。彼时我方开始读苏联各种书报。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读您的著作列宁主义问题和共产党历史等书，我方认识苏联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进步的国家，而且是各劳动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国人民依共产主义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极（及）独立。即以满洲人民和我个人而论，如不蒙您的援救，早为日本军阀所覆吞。又蒙苏联政府允许我赴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言人，说明满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种种痛苦和耻辱。所以我对于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谢和钦佩那是极当然的，真是说不尽的。在前曾提出请求愿留居苏联邦，虽尚未蒙答复，可是我自己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溥仪的这两份亲笔上书，可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能为他向上说好话，溥仪还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榨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有次故意对他说，第一批送回中国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等。吓得溥仪一下送了他好多东西，以求他帮忙不被送回国去。

其实苏联政府对溥仪的申请还是非常重视的，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在先后收到申请书后，分别于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作书面报告。他在1947年12月的报告中称：

“被拘留的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关押在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内务部第45号特别看守所内，现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允许他在苏联生活。”“连同溥仪向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信，还送来了溥仪的侄儿的请求信，要求留在苏联，”“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学成就和溥仪一道工作。”

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仪1949年7月29日请求信译文的报告中又称：

“溥仪请求允许他在苏联永久居住，他希望在这里‘像苏联人一样，为苏联的发展和繁荣而工作。’现向您报告请定夺。”

1949年9月20日的报告中再次称：

“溥仪在他的请求信中感谢苏联政府对他很好和将中国人民从日本压迫下解放出来，同时请求允许他永久居留苏联，他解释他的动机是渴望为苏联以后的发展而工作、劳动。”

1946年国内报刊上关于中国政府要求引渡溥仪的说法，发过消息。3月28日《中央日报》曾以“傀儡溥仪将交我国”为题，报道说：“宣传部长吴国桢今日声称，伪满傀儡溥仪，已被苏联当局拘捕，即将移交中国方面。或问华方拟如何处置溥仪，吴部长笑称：‘我人自有计划’。一般人士均认溥仪将以战犯资格受审问。中苏双方经长久谈判后，始商妥引渡溥仪。”尔后还曾有一条短讯报道说：“中国希望引渡溥仪，苏方并已一度允诺。然目前复予保留，这显然是作为讨价还价的依据。”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也记载了1946年3月7日苏联驻华大使来访，询问国民政府对溥仪之命运是否注意。以试探国民政府对溥仪的态度，想以溥仪作为当时苏联撤兵东北和中苏经济合作会谈中的一个筹码。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八次出庭，他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一方面施行武力侵略，一方面施行宗教侵略。他们是企图奴化全世界的，而把东三省视作神道侵略的试验场。”溥仪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为了掩饰自愿充当傀儡的罪行，也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他拒不承认自己写给日本当局作死心塌地投靠的亲笔信，他在信中说什么“今看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希望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他延续清王朝统治。无疑，溥仪在为自己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对于这个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问题，国民党《中央日报》发了一篇题为《我交涉引渡溥仪》的报道：（本报南京二十七日急电）伪满洲皇帝于东京作证后是否解归我国，抑仍由苏押回？司法行政部谢部长今告本报记者，已令派驻东京国际法庭检察官向哲浚，就近交涉引渡。

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当时有位西方远东问题专题学者就此撰述专论，猜测苏联拒绝将溥仪引渡给中国政府，是准备将来把溥仪送回东北，利用他成立倾向于苏联的“缓冲国”，就像日本利用溥仪一样。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实际意义，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1950年3月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又书面报告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对于被关押的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官员、将军以及溥仪的亲信、亲戚共58人及保存在苏联内务部的溥仪1946年5月10日向苏联政府提出请示收下属于他本人的贵重物品（价值47．3万卢布），伪满洲国官员的贵重物品（价值47．6万卢布），如何处理的问题提出内务部的具体意见：

（1）责成苏联外交部（维辛斯基同志）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有关上述在押中国人的情况，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国当局是否感兴趣；（2）在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后，按所附名单将58名在押中国人连同属于他们的财宝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处理。

1950年3月9日，苏联外交部部长Ａ·维辛斯基、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联名给斯大林书面报告，对于内务部3月3日书面报告内容，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恰当的作法应是，将上述在押人员及其贵重物品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处理。并在尔后的部长会议决议中提出，责成苏联外交部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责成内务部进行具体移交工作。

1950年7月6日，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外交部部长Ａ·葛罗米柯在联名向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提到：今年7月1日，周恩来在与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罗申同志会谈时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移交溥仪是适时的，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对此，苏联内务部和外交部认为：应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说明苏联政府准备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并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告知，它对向中国当局移交这些人的地点和时间有何考虑。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时间为8月1日。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交接，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三）

对于苏联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这一决定，在伪满战俘中引起很大震动。大多数伪满战俘感到高兴，这是他们所企盼的，他们希望早点结束异国他乡的囚徒生活。以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为首的36名大臣和将军，曾于1949年5月4日联名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表达了要求回国的迫切愿望。他们在函中写道：“我们读到了您于4月1日给傅作义将军的回电，电报中您划清了有罪和无罪的界线，指出了应走的道路，给予我们彻底自新的机会。”“我张景惠和其他人，虽然置身祖国疆土之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而兴高采烈。如果容许我们回到祖国并保留我们的性命，我们发誓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所以他们为能引渡回国而高兴不已。

但是，引渡回国这一消息对溥仪来说如上刑场。他惶恐不安，求助于占卜算卦问吉凶。1959年10月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认罪会上的发言中也详述过以往的这一心态：“1950年苏联方面送我回祖国时，便认为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为一想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是怎样对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紧张；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前一代的高官显宦，尚不能幸免，何况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宝座后，张勋复辟被利用过，日寇统治东北14年中，又当上了伪执政和伪皇帝，共产党还能不严厉处置我？在报纸上，看到土改运动中，人民是怎样对待地主、恶霸的，尤其听到第一批从苏联被送回国的汉奸中，有几名伪省长级的人，被处死刑的风传，我就信以为真，更难入眠了。就这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情中，离开了苏联，被送回祖国。”

1950年7月30日溥仪一行从伯力登上归国之程。苏方把溥仪安置在条件较好的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还为他准备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尉还好心开导他说：“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可是溥仪总觉得这些话是诓他的。溥仪一直不吃不喝，坐卧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难以抹去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个美国律师对着他大声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到中国政府的裁判的！”

溥杰也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踏上引渡回国的列车的。他在《溥杰自传》中记载了当时心情：“此去也许命赴黄泉。溥仪是伪皇帝，头号战犯，十足的汉奸，他是要枪毙的。我是溥仪的弟弟，虽然官职不高，但地位特殊，共产党会把我们看作旧王朝的残渣余孽，枪毙示众。”

中方对这次接收工作作了充分的准备，由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一处执行科田羽，率石平、李季和杨永祝等人配合接收，并负责解送战犯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另外中国医大附属医院选派医生、护士各一名及公安部队抽调若干看押武装人员随行。

8月1日晨，载着伪满战俘的专列到达绥芬河市对面的伏罗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陆曦与苏方代表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科富托夫中校会晤商议交接办法。为保证交接工作的顺利进行，决定由双方各出数名武装战士，在中苏双方专列之间，间隔一定距离，对面列队，中间形成通道。由中苏双方工作人员按名单依次点名呼唤，战犯听到叫名，从苏方车上下来，复诵自己姓名后，经通道走过，登上中方车厢。

这次接收的伪满战俘有溥仪及其亲属8名，前伪大臣13名，伪将官23名，伪校官1名，伪外交部职员13名。此外，还有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当即在双方代表监视下，由苏方保管该财物的两名军官移交，中方由田羽、石平接收。按清单点交完毕，编成号码，用火漆加封，送交东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毕，中苏双方签署了移交书。移交书着重指出：苏方由苏联俘虏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伪满战俘及其属于他们的贵重物品；中方由中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陆曦负责全部接收。

中苏双方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苏联内务部部长Ｃ·克鲁格洛夫给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书面报告了移交情况：

“今年8月3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这位代表移交了前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及其随员和前伪满洲国政府的部长、将军和官员共计58人以及属于他们的贵重财物。”“到达绥芬河车站后溥仪写下了如下内容的感谢信：‘在苏联居住期间，我受到苏联以及斯大林大元帅的关怀。现在当我离开苏联领土时，我衷心为给予我的好心对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愿苏联人民世代繁荣，祝愿斯大林健康长寿。’”

溥仪等人得以引渡回国，是真正获得了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他们最大的幸运。无论引渡回国的伪满战犯怀着哪种心态，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思想逐步转变，通过劳动、学习，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认清自己的罪恶，获得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溥仪也于1959年12月4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从“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转变，溥仪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写道：“‘人’，这是我在开蒙课本《三字经》上认识的第一个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没有懂得它。有了共产党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这庄严字眼的含义，才做了真正的人。”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国民党中将张灵甫“自杀”真伪揭秘　作者：鞠九江　盛　楠

55年前，在惊心动魄的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一举歼灭了国民党“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其中将师长张灵甫命归黄泉。然而对张灵甫的死，国民党涂脂抹粉为“自杀”。张灵甫果真自杀身亡？过去曾受命为张灵甫验尸的原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司令员的保健医生盛政权，在缅怀陶勇逝世35周年、纪念孟良崮战役胜利55周年之际，详细披露了55年前孟良崮战役结束当日，他对张灵甫验尸的真实内情。

盛政权，今年76岁，祖籍江苏启东新港镇，现住江苏省如皋市如城镇，是一位享受地市级待遇的离休干部。他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5年春至1949年6月任陶勇保健医生，并随军参加了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1952年10月他赴朝作战，1963年被授予“少校主治军医”军衔，离休前任如皋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最近他在笔者独家采访时，愤然抨击了国民党美化张灵甫的“自杀”之说。

“张灵甫自杀了！”

1947年5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的直接指挥下，以第一、四、六、八、九纵队向盘踞在山东蒙阴东南孟良崮山区美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七十四师发起猛烈进攻。激战至16日，国民党军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全歼，其中将师长张灵甫也一命呜呼。

“运输师长张灵甫，工作热情又积极，运武器送弹药，慰问我参战野战军……蒋介石的‘大红人’，你替狗卖命见阎王……”5月16日，时值黄昏，解放军战士扛着战利品，押着俘虏，哼着小调一队一队走下山来。

此时，在孟良崮战役的告捷声中，设在山下的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部指挥所频频接到战斗前沿打来的电话：“张灵甫自杀，张灵甫自杀了！”指挥所里人头攒动，指战人员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被陶勇称为“小白脸”的盛政权也情不自禁地狂呼着:“噢——，打胜仗了，张灵甫自杀了！”

“是自杀吗？”待战斗前沿报捷电话又一次打来时，陶勇紧锁双眉，操着浓重的安徽霍丘口音大声询问。

“报告司令员，是俘虏兵讲的？”电话那头未敢作出肯定性答复。

“混蛋，怎么搞的？”陶勇火气爆爆地将电话一撂训斥着。

指挥所一下子静了下来。陶勇一支接一支抽着“前门”牌香烟，室内烟雾腾腾。

盛政权跟随陶勇当保健医生多年，他知道首长的脾气，心情好时，幽默风趣，爱下棋遛马，待人也温和；心情不好时，耷拉着脸，爱骂人训人。

司令员发火了，大家谁也不敢吭声，但心里总在咕噜着：“仗打赢了，张灵甫也死了，首长还有什么不满意呢？”

“备马，寻找张灵甫尸体！”

夜幕渐渐降临，又暗又湿的司令部指挥所闷得让人直发慌。陶司令来回踱着步，数十双眼睛盯着他来回转动，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室内空气几乎凝成了一团。

“警卫员，备马！”陶司令将手中的半截烟揿灭，粗声粗气命令着：“去600米高地，寻找张灵甫尸体！”

“是，集合！”警卫班长立正行了个军礼。瞬间，警卫班20多人齐刷刷地立成一队。

“马夫老吴，医生‘小白脸’（盛政权皮肤较白）随队出发，再在当地找个熟悉地形的向导！”陶司令又下了一道命令。盛政权左背急救包、右挎药包，随队消失在夜幕中。

从山下的第四纵队司令部指挥所至孟良崮600米高地，直线距离约8公里。雷雨过后，天空依然乌云密布，夜色朦朦胧胧。漫山遍野的山坡上一片恐惧，到处都是弹坑、死尸死马，有的尸体已腐烂发臭，阵阵臭味袭来，直让人呕心作吐。陶勇骑一匹枣红马走在队伍中间，他的前后是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左右是两名随身警卫。老吴牵着马，盛政权走在队伍最后面。

山路崎岖曲折，举步难行，有的地段几乎要匍匐前进。人在尸体群中行走，稍不慎就踩着人头手臂，让人心里毛悚悚的。行至半山腰，因马受惊，陶司令员不慎从马背上摔下来，盛政权和警卫扶着他走一段路仍不能骑马，陶司令即弃马随队一起步行上山，老吴牵着马跟在队伍后面。

在向导的指点下，队伍抄小道赶到600米高地。光秃秃的孟良崮山顶躺满了横七竖八的敌军尸体。随从人员迅速行动，搜寻张灵甫尸体。约一刻钟后，一警卫人员在一只炸毁的发报机旁发现一具身穿将官制服且面部朝上的尸体，当他取下其胸章时止不住大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他随即将写着“中将张灵甫”的胸章交给了陶司令。

已骑上马背的陶勇悠闲地点了一支烟，他看过胸章后风趣地说：“张师长，你醒醒，我陶勇看你来了！”

“小白脸，为张灵甫验尸！”

张灵甫尸体找到了，大家轻松地喘了口气。

“小白脸，为张灵甫验尸！”马背上的陶司令语调铿锵激昂，声震山谷，打破了万籁俱寂的黑夜。

验尸，是盛政权担任保健医生以来第一次接受此项任务，而面前的死者又是国民党赫赫有名的中将师长，他不免有点紧张。

“小白脸，能为张灵甫验尸是你的‘荣耀’！”陶司令的心情渐渐好起来，他逗乐后又补上一句：“责任重大，验尸结果要向世人公开哟，不可马虎！”

“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盛政权坚定了信心，操一口江苏启东口音回答着。

四名警卫员协助验尸，四把手电筒将尸体周围照得通亮。张灵甫尸体躺在山坡上（头朝山头，脚向山下）。他身着一套美式将官制服，头戴大沿帽，身材魁梧，四方脸，浓眉毛，面色如土，硬梆梆的尸体活像一条大鲨鱼一动不动地躺着。

盛政权一丝不苟地进行着验尸。他首先检查头部，发现除左面颊擦去一块皮外，其他无伤痕。他解开张灵甫胸前纽扣，发现其前胸有两个枪眼，子弹是直穿心脏从后背飞出的，躯体倒在血泊里。他反复检查枪伤，判断两枪眼均是200米以外远距离射击的致命贯通枪伤。枪眼口径较小，符合我军战士使用的美制“加拿大”冲锋枪口径。按惯例，国民党高级将领自杀，一般都惯于用手枪打太阳穴，而张灵甫头部无枪伤；退一步分析，就是张灵甫当胸开枪，也难以连发两枪形成两个枪眼，况且衣服上没有火药燃焦的痕迹，故排除了自杀。验尸结论为：张灵甫系被我纵击毙身亡。

盛政权将验尸结果报告给陶司令，并详细说明其理由。陶司令满意地点点头：“我说他不会自杀的，他想突围逃命，才落得这个可悲的下场，该死，他该死！”

“报告司令员，发现一本军官证和一张照片！”验尸后一警卫人员从张灵甫内衣口袋搜出两份遗物。

陶司令接过一看，军官证外部血迹斑斑，但夹在里面的张灵甫照片完好无损，他幽默地说：“军官证上交，这照片嘛，‘小白脸’验尸有功，就留着‘纪念’吧！”

盛政权细看照片，这是一张一寸的张灵甫免冠照片，照片虽有点模糊，但仍能看出张灵甫颇有一番将军风度。他将照片包好放入急救包内。

当晚9时许，原班人马顺利返回四纵队指挥所，陶勇即将验尸结果电话上报军区司令员陈毅同志，得到陈毅的认可。

夜深人静，乌云渐渐消退，月亮露出笑脸。“老梅，来盘围棋！”陶勇兴奋之意涌上眉梢，与参谋长梅嘉生连下几盘围棋至深夜。

数日后，延安的《解放日报》报道了张灵甫被我纵击毙的消息，从而纠正了张灵甫自杀的错误说法。

“自杀，这纯属无稽之谈！”

七十四师的全军覆灭及张灵甫的死亡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内部。蒋介石痛心疾首，气急败坏，惊呼“真是空前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为稳定军心，振兴士气，国民党对张灵甫大加颂扬，撒起弥天大谎。此后不久，我军在缴获国民党的大批文件中有多处美化张灵甫的描述：“灵甫见大势难支，乃召集各部长官至山岩指挥所当众宣示：‘战局已无可挽救，自身决心一死报国，成我军人气节。’然后率部属从容步出指挥所，举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蒋主席万岁！’声震山谷，旋即入内，自杀成仁……”云云。

蒋介石在悼七十四师文中说：七十四师“饮水断绝，粮弹绝尽，全师孤立，四面受敌，即在阵地相率自戮者计有师长张灵甫等高级将领20余人，悲惨壮烈！”

“自杀，这纯属无稽之谈！”当盛政权听到这些文字描述时，他即以现场验尸者的身份进行了愤然抨击：“歪曲历史，颠倒黑白，一派胡言！”

全国解放后，上海、北京等地党史军史研究部门及辞书出版单位曾来信，向盛政权了解他为张灵甫验尸的有关情况，盛政权如实反映为张灵甫验尸的真实情况，揭露国民党的“自杀”谎言，从而确保了党史军史及辞书出版对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

（责任编辑　吴　明）

2003年第2期 毛家湾服务员披露林彪家庭生活内幕　作者：丁　丑

当年，林彪家有一位不是家人、如同家人的工作人员，她就是王淑媛。如今她已届耄耋之年，然而精神矍铄，有时甚至透着天真。无论是在艰难的岁月中，还是在宽松的日子里，她都是一位快乐的老人。平时，同事们（包括年长的，年轻的）都亲切地称她老王或老太太。近年，一些媒体对老太太有过报道，称她是林家的保姆，老人对此十分反感。她正色地纠正说：我不是保姆，我是服务员。我没问过，这两种称呼有何不同，她为什么如此在意？我想大约她是要说自己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工作人员，同林家不是旧式的主仆关系。

初到林家

王淑媛于1923年出生在江苏镇江农村的一个家庭，念过几年私塾。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名贤集》之类的蒙学读本，如今还能背上几句。结婚后，生过一女一男。镇江解放之前，丈夫被国民党军抓壮丁，在逃跑时被杀。解放后，她在镇江军分区政委家做保姆。1952年调到北京，在解放军测绘学院幼儿园当保育员。由于工作积极，待人热情，先后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曾经参加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

1963年秋，“林办”秘书从幼儿园把王淑媛接到毛家湾。经过几天试用，叶群征求她的意见，问是否愿意留下。王淑媛说，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她就这样到了林家，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

王淑媛的具体工作是照顾林彪、叶群、林立果、林豆豆一家的日常生活，诸如开饭、洗衣服、打扫房间等。

崇敬与困惑

王淑媛调到“林办”前就是一位获得过多种荣誉的先进人物，到“林办”后，自然更加勤恳敬业，尽职尽责，把自己平凡的工作同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紧密地联系起来。她对林彪充满崇敬和信任。这不仅因为他过去能打仗，而且后来还是全党全军的副统帅。时间长了，王淑媛看到林彪奇特的生活习惯和弱不禁风的身体，又使她感到困惑。

林彪的饮食十分简单。主食有麦片粥、玉米粥、馒头等。吃馒头时，先要把皮剥去，然后切成几片，用开水泡着吃。副食常常是用开水烫过的大白菜叶，不加油盐。有时吃蒸肉饼和鱼。平时不喝水，不吃水果。

林彪对衣服、被褥的要求则很严格。当然主要不在于其质料，而是温度。衣服是有度数的。根据天气温度增减衣服，本是常理，然而林彪的衣服温度，却复杂得多。把每件衣服设定一个温度，如薄的一度，厚的二度，在衣服上注明，然后根据气温增减。林彪不穿毛衣、棉衣，而是把单衣一层层地套上去。毛巾被、床单等也有度数。在睡觉之前，让内勤先将被褥预热，然后入睡。

林彪房间的陈设，也很简单。卧室有一张棕床，一个床头柜，一把椅子，一个屏风，如此而已。客厅是散步的地方，身体好时，也在走廊散步，那里有一个茶几、两把椅子。王淑媛看到林彪散步时，常常自言自语，独自发笑。

林彪平时不洗手，不洗脸，不洗澡。吃东西时，把手在沙发上擦擦了事。

林彪喜欢看药书，并且自开药方。他不信西医，说西医骗人。

林彪怕水怕风，对房间、走廊的温度要求极严，在22度左右。然而他并不知道，温度计的度数是假的，被固定在22度上。给林彪用的药，有时是把他所要的药从胶囊中倒出来，换上别的药。有一次，林彪的一个内勤按照叶群的吩咐装假药，被林彪看出来了，十分恼怒，虽然叶群承担了责任，但是那名战士却被打发走了。因为战士是在“九一三”事件前走的，出事之后没有被拘审，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王淑媛初到林家之时，不明白为什么林彪周围的人，以叶群为首，包括卫生、内勤、秘书等都在叶群的指使下欺骗林彪，待她明白原因之后，也就见怪不怪了。可她还是有许多困惑和忧虑。林彪这样的人，怕风怕水，长年生病，怎么可以当副统帅和接班人呢？不过，这些困惑和忧虑只能深深地埋在心中，并不影响她平时的工作。

叶群印象

叶群的日常生活，与林彪大不相同，是另外一个样子。

叶群讲究饮食，当然这是就当时的条件而言的。她强调营养搭配，多食蔬菜、水果和海鲜，不吃肉，以免发胖。她讲究舒适，每天睡觉前，要由内勤做周身按摩。早晨起床，由王淑媛烤热衣服。平时喜好游泳，常看香港电影，“文革”期间，香港电影是禁止公开放映的。“九一三”事件后，专案组把叶群调看香港电影作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的证据，让工作人员予以揭发。一位秘书说，叶群看的电影，许多是江青调看过的，江比叶看的还要多。专案组一听不对，这是在攻击“旗手”，连忙要他打住，不许往下谈了。

叶群在“文革”中政治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家庭生活却不美满，甚至不如一个普通家庭。有一次，叶群对老王说：你守死寡，我守活寡。为了首长（指林彪）的身体，我早就与他分居了。

叶群与林彪既存在矛盾，又有共同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要互相依赖，还要不时地提醒对方，避免在多变的政治风浪中翻船。有一次，江青到毛家湾，与林在房间里谈话，叶群让王淑媛在走廊里观察动静，有情况向她报告。不知什么原因，林、江谈得很不愉快，吵了起来。江青把门一摔，昂着头走了。叶群听到老王报告后，跪在林彪面前，哀求他以后千万不要顶撞江青了：你跟她斗，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筹备“九大”期间，叶群很想挤进政治局，林彪劝她说：你不要当政治局委员，当办公室主任把秘书管好就行了。你要当政治局委员，把江青往哪摆？你还是不当为好。又说：女人不能当政，女人当政，国家就要乱。然而江青、叶群还是都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进了政治局。

叶群平时对林豆豆很不好，常常怀疑林豆豆在林彪那里说她的坏话。有时用脚踢豆豆，用手揪她的头发。两个人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豆豆怀疑叶群是否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后来，找到了当年的接生婆，证实林豆豆确实是叶群所生，然而，母女关系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令人不解的是，叶群对林豆豆的婚姻却是异常关心，派人在全国范围内大肆为林豆豆选婿。

关于此事，在一次江青到毛家湾看望林、叶走了以后，叶群对王淑媛说，江青向林彪、叶群为×××说亲，希望豆豆嫁给×××。江青说：他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找“对象”，别人是不能主动来求婚的。然而，遭到林彪的拒绝。林彪说：我们只能是工作关系，不能结亲家，那样不好。我要给豆豆找个普通人家。

尽管叶群为林豆豆选婿的缘起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时还说不清楚，但是叶群想通过选婿来控制林豆豆，而林豆豆则要反控制，是毋庸置疑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林豆豆自己找的“对象”，叶群不同意；叶群派人给找的，林豆豆也不同意，于是选婿这件事便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倘若不是出了“九一三”事件，大约还是很难有什么结果的。

老王与林豆豆

王淑媛刚到林家时，林豆豆才19岁，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曾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住了一段时间。老王天天送林豆豆到校门口，放学时到学校去接她。冬天，房间里没有暖气设备，还要靠烧煤球炉取暖。后来，还是回到毛家湾。但是她的房间已经被叶群让给帮助林、叶看书的人住了。

老王的到来，给平时缺少母爱的林豆豆带来了温暖和欢乐，使孤寂寡欢的她有了笑脸，说话也多了。

从1963年到1971年的八年时间，王淑媛与林豆豆相处融洽，情同母女。“九一三”事件后，她们天各一方，失去联系。老王同“林办”工作人员一道进了“学习班”，先后在北京西郊原亚洲学生疗养院及大兴劳改农场接受中央专案组的审查。1975年“学习班”结束，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后来退休在家，颐养天年。林豆豆则被分配到河南郑州一个工厂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林豆豆被调回北京，王淑媛重新安排工作，同老人取得联系后，把她从镇江接到北京，她们又团聚了。近十多年来，老人有时住在镇江老家，有时住在北京。林豆豆到朋友家或外地去时，常常带着老人。老人虽然年届八旬，仍然喜欢在林豆豆的照看下四处走动。

老王毕竟年事已高，加之年深日久，如今已不大愿意同生人谈论往事；而且每次谈的内容大同小异，殊少新的。

王淑媛，一位平凡的老人，有过光荣的过去，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日子，但都走过来了。老人不仅有个温暖的家庭，而且还有个同患难共命运的干女儿林豆豆，她的晚年是幸福的。

（责任编辑周庄）

2003年第2期 抗战时期《文摘》创办人孙寒冰教授　作者：郑兰荪

2001年5月9日，《北京日报》报道西安发现64年前黎明书局出版的《毛泽东自传》引起读者关注；同年9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排《毛泽东自传》出版，很快成为畅销书；去年4月12日《中国老年报》发表《孙寒冰与中文版〈毛泽东自传〉》一文（作者孙一德是孙寒冰女儿。本文作者是孙家女婿），不少读者更希望进一步了解孙寒冰其人以及孙寒冰当年策划出版《毛泽东自传》的详情。2003年恰逢孙寒冰诞辰100周年，特撰此文，以追忆孙寒冰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他只活了37岁，死于日军的空袭

孙寒冰，190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汇县周浦镇，一家靠父亲开木器店为生。他幼年丧父后，不得不跟着舅父去东北，一面读书一面在电报局当练习生。他勤学好进，1919年由上海中国公学考入复旦大学商科，毕业后，1923年留学美国，1925年获华盛顿大学（西雅图）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及文学。

留学美国期间，孙寒冰除完成规定学业外，十分重视自学，独立思考，图书馆成了他风雨无阻每日必去之处。图书馆的藏书他了如指掌，有时同学找一本书，不去查索引，问问他就可以了。他广泛涉猎哲学、经济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对古典哲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塞列格曼等人著作的一些精彩段落，可以背诵如流。正由于他的学识渊博，毕业后许多大学希望请他当教授。

孙寒冰于1927年回国，一直在他的母校——复旦大学任职。最初任政治学教授，而政治学却是他在美国没有专门攻读过的。但由于他平时读书面广，边教边学，很快成了这门学科的内行，1928年兼任预科主任，1929年任政治系主任。其间还先后兼任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及暨南大学法学院院长。1931年创办黎明书局，任总编辑；1937年创办中国第一个《文摘》杂志，任主编。1938年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兼法学院院长，直到去世。

孙寒冰逝世的1940年，中国已进入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本打了三年的侵略战争，战线拉得很长，战力消耗很大，不得不缓慢战略进攻，改变为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疯狂地进行轰炸，企图以此改变其深陷泥潭难以自拔的局面。战时的中国陪都重庆自然是日本轰炸的重点。

复旦大学于1938年由上海迁至重庆郊区北碚嘉陵江对岸黄桷镇。这个小镇居民不足千人，又非军政要地，但日本空军竟有计谋地于1940年5月27日对小镇进行了整天的轰炸。肆无忌惮的敌机低空飞行，几架十几架地一字排开，像篦头发似的一遍遍地轮番投弹、扫射。孙寒冰在该日下午1点多钟敌机第四次的空袭中不幸遇难。

孙寒冰的遇难，震惊了大后方的文化教育界，郭沫若的悼诗说：“战时《文摘》传，大笔信如椽。磊落如肝胆，鼓吹动地天。”老一辈出版家胡愈之则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一个为真理而奋斗的文化战士。”

郭沫若、胡愈之所褒奖的，正是孙寒冰创办的《文摘》的功绩及其主编《文摘》过程中体现的主旨精神。

要了解他，不能不介绍他创办的《文摘》

1936年，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孙寒冰，决心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文摘》，每期200页左右，选载国内外各种报刊文章，使读者了解各家学说，纵览世界大势。孙寒冰称《文摘》是一本“杂志的杂志”。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前夜，孙寒冰确定《文摘》的编辑方针是：“暴露敌人阴谋，促进全国团结，为抗战做准备”。由于这一方针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杂志一经问世，便受到人们的热情欢迎。出版于1937年1月的创刊号，因供不应求，再版五次，总发行数达五、六万册。

七七事变爆发，气焰嚣张的日军长驱直入。形势突变，人心惶惶，不少刊物被迫停刊。《文摘》怎么办？孙寒冰明确向大家表示，《文摘》这棵新生的幼苗，绝不能被日本帝国主义的屠刀扼杀，不仅要克服困难办下去，还要由月刊改为旬刊，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抗战形势。于是，《文摘》在出版八期后，改为《文摘战时旬刊》，编辑方针改为：“宣传抗战必胜，日本必败”。

1937年8月1日出版的《战时旬刊》，旗帜鲜明地刊出了卢沟桥浴血抗战专栏。上海沦陷后，复旦大学由上海迁往重庆，孙寒冰因患伤寒滞留上海，但他办好《文摘》的决心无丝毫动摇。他和几个挚友商定，将《文摘》转移到武汉出版。他病体稍有恢复就积极搜集资料，为武汉源源不断地提供稿件。病愈后，他把老母和妻儿留在上海，只身从香港辗转到广州，用汉口寄来的纸型发行《文摘》广州版。武汉、广州沦陷后，《文摘》一时被迫停刊，孙又不得不返回香港，几经周折到达重庆。孙寒冰在复旦大学继续任教的同时，在资金、人力、资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终于成立了复旦大学文摘出版社，坚守住了这块抗日的宣传舆论阵地。

《文摘战时旬刊》从1937年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共出版140余期。

杂志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必胜论。《文摘战时旬刊》第1号，发表毛泽东的《论中日战争》和宋庆龄的《中国是不可战胜的》，并加按语评论说：“孙夫人的大作和毛泽东先生对抗日战争的观测，更可使我们确信中华民族抗战的必然胜利。”《旬刊》第2号，继而发表了《在中国胜利的条件》。文中说：“中国可以失去很多土地而仍然战斗下去。照毛氏估计即算日本能占据拥有2万万人口之土地，中国还是可以抵抗下去。同时在日军前进的时候，它的交通线加长，它的后方加广，而它的后方必须永久看守和保护，以防御游击的扰袭。……”其后，《旬刊》又发表不少剖析日本国情、揭示日本不可克服的弱点的文章，如《拆穿日本纸老虎》等，阐明日本最终必败的道理。

杂志突破国民党的文化封锁，公正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文摘》8期发表中文版《毛泽东自传》一炮打响（下面专题介绍），又发表了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文章。在叛逃了的张国焘发表公开信造谣诬陷，挑拨国共两党关系，攻击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时，《旬刊》发表了周恩来、秦邦宪、陈绍禹三人的公开信予以严辞揭露批驳（见1938年5月18日第21号）。《旬刊》还刊登了马相伯先生的《停止党争，一致对外》文章，以表达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制造磨擦斗争的严重关切。文章说：“当前的急务，除了团结救亡抵御外侮而外，再没有第二个更重大的问题，……各党各派的主张政见，容有不同，但总得以保全国家独立民族生存为前提。”（见1938年4月8日第17号）

杂志坚持客观公正，不屈从压力，不人云亦云。突出的例子是：

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国民党反动派立即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参加反苏大合唱，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是要和希特勒勾结起来瓜分世界”，并借此为在国内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舆论。这时的孙寒冰却不顾国民党的高压，在《旬刊》上选登多篇文章，揭露英国的张伯伦和法国的达拉第等拒不接受苏联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坚决制止德意法西斯发动世界大战的正确主张，还千方百计地讨好法西斯，企图把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孙寒冰还请人翻译出版了勃兰特的《莫斯科外交》一书，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真相。当国民党宣传机关对《旬刊》威胁和警告时，孙寒冰毫不屈服，沉着应对。他在《旬刊》第68、69期合刊的编者按语中表明，“我们选择文章，除了能够代表一定的言论之外，凡是分析实际情势的，我们决不因作者是世界名人而作选择标准，我们必须有可靠的事实作他们的意见的后盾。”“《文摘》和其他一切文化战线的战友一样，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和改造世界的忱”，“她希望尽可能地尽客观地介绍各方面的言论和我们所生活的今日世界上所发生的变化”，“不过我们的介绍虽然客观，我们的态度从不‘虽然’。如果我们发现真理站在那一面，我们将在环境的许可下尽可能站出来为他说话。”

关于《文摘》和《文摘战时旬刊》的历史作用，夏衍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提起孙先生，人们就会想到《文摘》这本小小的杂志，抗战以来，在报道国际真实，善导全国舆论这一点上，尽了如何伟大的力量，我只能说一句用惯了的话：无法可以估量。”至于孙寒冰在《文摘》中的作用，原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则认为：“孙寒冰是《文摘》的灵魂。”此话，应该说是不差的。

最得意之作，是策划出版中文版《毛泽东自传》

《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口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笔录毛泽东的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这本书从毛泽东的家庭身世讲到他的幼年和青少年时代；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讲到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斗争；从红军的五次反“围剿”讲到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开创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这本书实际上是那一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个缩影，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此以前，毛泽东没有采取任何形式发表过自己的传记。在中国第一个发现和策划出版这本书的正是《文摘》主编孙寒冰。

1937年8月的一天，孙寒冰阅读美国的英文报刊《Asia》（即亚细亚月刊）时，不经意间看到了这篇文章，顿时眼睛一亮，禁不住一口气读完。孙寒冰认为，由于受国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人民对于共产党和解放区的事实真相缺乏了解；发表这篇文章，让读者正面了解毛泽东及其政党的言论和政策主张。他找来当时任《文摘》编辑的在校生汪衡，请他将文章全文翻译出来。

文章译出后，如何在刊物上发表，是摆在孙寒冰和《文摘》同仁面前的一大难题。虽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做出积极抗战的姿态，但骨子里仍然是灭共之心不死。上海国民党设立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边区的消息严加封锁，上海的《生活》、《永生》、《大众生活》等杂志都因发表进步文章一再受到迫害，有的文章被扣发，有的杂志被查封。在这种形势下，贸然刊发共产党领袖的自传不但不可能，搞不好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孙寒冰既决心在《文摘》上公开刊发，就不得不考虑如何闯过反动当局审查这一关。他四处奔走，找很多人想办法。在最后无一结果的情况下，他想到去找复旦大学校友邵力子先生。邵是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直接掌管文权，也许他能为这篇文章“开绿灯”。他抱着一线希望携带书稿，乘火车到南京国民党中央所在地找到了邵力子，说明来意，呈上书稿，请邵力子过目。经过交谈，邵慨然提笔在书稿上批了“准予发表”四个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

孙寒冰带着邵力子的批示立即返回上海，审查委员会的官员们看到邵力子的亲笔批示也再无话可说。《毛泽东自传》中文版，从1937年8月1日起在《文摘月刊》和《文摘战时旬刊》分七期连载，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孙寒冰趁热打铁，及时将全文汇集一起，增加了《毛泽东论中日战争》、《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小传》、《斯诺眼里的毛泽东》等三篇附录，还影印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题词和有关毛泽东的照片以及八路军战士活动的照片数十帧，由孙寒冰创办并任总编辑的黎明书局出版，并在《文摘战时旬刊》第5号刊登广告称：“本书是毛泽东先生亲自向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氏口述生平事迹的忠实记录，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

此书一出，不胫而走，震动了整个蒋管区，一版再版，正式发行量达六七十万册，成为中国出版发行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此后不久，即1937年11月8日，《文摘》又连载了斯诺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孙寒冰独特的人格魅力，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真。不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重大原则斗争中，他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都是一个不加任何修饰的“真我”。

（责任编辑洛松）

2003年第2期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　作者：陈铁健

陈独秀——被嘲弄的历史人物

北京皇城根遗址公园南端，明代东华门城基陈列处，墙上嵌有一块全园游览路线和周边街区详图，用黑色大理石雕刻描金，图像清晰，标注详密，唯独遗漏了近在咫尺的箭杆胡同9号陈独秀故居兼《新青年》编辑部。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彭明先生为这件憾事，不知说过多少次。然而，无独有偶，还有更令人百思不解的怪事：在公园北部靠近北大红楼东侧，一座挺立于五四大街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纪念浮雕中，居然没有陈独秀。

这座浮雕，做成照相底片式样，宽高各约4米，呈倾斜的不规则三角形，以不锈钢铸成，似乎足以支撑千年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历史的人们敢于断言：它的寿命绝对长不了。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的真实，而近乎对历史的嘲弄。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所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斗争规模之大，社会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其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激扬的爱国热情，是由以陈独秀为主帅，蔡元培、胡适等人参与的新文化运动培植起来的。陈独秀说，五四时期的言论是应该由他和蔡元培、胡适来负责的。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也说：“他（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毛泽东说的“他们那一代人”，就是指陈独秀、蔡元培、胡适以及李大钊诸公。毛泽东还说，“由他（陈独秀）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人民日报》1981年7月16日）可见，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创始人，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早为毛泽东等后起者心悦诚服，铭记在心。学生固然可以而且必然后来居上，可以而且应当超越先生。但在当时，学生毕竟还是学生。过去几十年的党史、革命史、民国史乃至近现代史学者，不知写了多少书和文章，已经把这件事写得再清楚不过了。反倒是近年有些作品和作者把这段历史弄得相当混乱。例如，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一家报纸推出的记者访谈，说湖南长沙在1920年秋就建立了共产党组织，比毛泽东自己明确说的1921年秋提前整整一年。（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毛泽东自传》）难道就因为长沙党的发起者后来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历史家便可以毫无根据地涂改历史吗？又如，北京的另一家报纸，在2001年春夏之交，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号称“南陈北李”，创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被排在李大钊之后屈居第二，但能排在毛泽东之前，已属不易。然而作者说陈独秀在建党之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云云，同样违背历史真实。作者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他不可能没读过数年前已经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卷）；他也不可能不知道下列确凿的史实：第一，陈独秀主持中共二大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随即又主持中共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并率先加入国民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二，陈独秀主持中共四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第三，陈独秀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积极领导者和决策者；第四，陈独秀是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者和这次批判斗争的领导人；第五，陈独秀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他和周恩来等一道成功地领导了这次起义。在1927年3月底蒋介石抵达上海后，陈独秀保持清醒的警惕，部署武力反蒋计划，猝遭斯大林下令阻止。斯大林的如意算盘是暂时稳住蒋介石，依靠汪精卫推行土地革命，因而又有策划签署《汪陈宣言》之举。由此可知，陈独秀即使不是事事正确，他也并未如该文作者所说脱离“斗争第一线”。至于大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层所犯的错误（右的“左”的错误都有），陈独秀作为总书记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同时作为听命于共产国际指挥的中国支部负责人，充其量不过是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尤其是斯大林）所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方针的执行者，何况他对那些错误方针曾经予以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抗争。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联共高层夺权斗法时，陈独秀便成为斯大林指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这顶罪帽，一直延续至今，仍被某些人当作天经地义，不肯撒手。在这种嘲弄历史的氛围里，五四浮雕的出现就不奇怪了。

高耸于五四大街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浮雕，以自认是陈独秀学生的毛泽东大幅头像居中，李大钊头像稍微靠边，蔡元培、鲁迅则偏在边角，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也竟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写于1925年与五四运动毫不相干的《泌园春·长沙》词也占居显著位置，比李大钊头像还大。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南陈北李”，在这里竟变成“南毛北李”。这不由使人联想到以伪造历史著称的“文革”时期，那时北大红楼陈列中竟把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教授的办公室改成报刊管理员毛泽东的办公室。两种作伪一样荒唐可笑，后者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独秀一生跨越19世纪到20世纪，是一位在近代中国政治和文化史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复杂多变、充满争议的人物。其所守定不变者，是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根本问题，始终如一，至死不渝。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关于伦理革命、文学革命和教育改革等主张，后来一一得以实现。他在晚年重返五四，重拾自我，痛切总结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苦经验”，提出一系列带有预见性的主张：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中国不能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只有工业发展，才能够清除旧社会的落后性，才能开辟新社会的道路。”（《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1938年9月15日）民主主义是人类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的旗帜。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五六百年才实现的。民主政治原则具有普遍性，民主就是民主，没有资与无之分，只是实施范围有广与狭而已。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成而非相反。苏俄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社会主义。“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斯大林在苏俄的恐怖专政，是苏俄官僚独裁制度造成的，而非斯大林个人品质问题。不从制度上得到教训，只是反对斯大林，将永无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如果不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势将误尽天下后世，听任格伯乌蹂躏全人类。”（《陈独秀致西流信》，1940年9月；《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陈独秀上述论断，是他民主政治思想的升华，并且已经或正在应验，或将在未来逐步应验，这是可以预期的。陈独秀一贯相信人类社会进化永无穷期；包括马克思主义及其领袖人物，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没有“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今天研究陈独秀及其思想，也应采取这样的科学精神。

西安事变——近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重大历史事件，都以重要历史人物活动为中心而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进程。叙史者如何摆脱以政治功利为导向的个人或派别的感情因素和非好即坏、成王败寇的简单化绝对化思维方式，就成为能否坚持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准确评判历史的关键。按照预先设定的某种政治功利标准，一旦认为某人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正确，即使做错的事也要诿过于人以维护他的一贯正确，有的党史官员把这概括为八个字：“隐恶扬善，笔下留情。”倘若认为某人是错误路线代表，那他所做的一切事都百分之百错误，一切罪过都推到他的头上，即如把红军西路军21800人的全军覆没之责推给张国焘那样。这就是长期困扰某些史学研究正常发展的感情因素与简单思维交织而成的某种史学危机综合症。

姑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问题为例。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又不可否认，它同时又有一个复杂变化的发展过程。过程中政策和策略的转变，必定包含认识的不足和某些缺陷。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事变对策时，除张闻天明确而坚定地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不危及蒋介石生命安全的立场外，有些与会者如毛泽东、张国焘、秦邦宪（秦听完张闻天发言后转而支持张的意见）等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都有过激表示，以致事变发生数日后“审蒋”、“除蒋”之声在陕北不绝于耳。如果真实地记叙这段历史，不为尊者讳，就应一一写出他们每个人的过激主张。老实说，当一个手上沾满无数共产党人鲜血的元凶被擒，受其害者即使诛之杀之犹恐不足以平抑心中积忿，人们包括一些大人物要求公审除掉之，完全在情理之中。如果不是这样，倒令人费解了。对于这件史事，可以有三种处理方法：一是合盘写出，随人评说；二是全部隐而不宣，任人揣摸；三是写一部分，隐一部分，写所当写，隐所当隐，即如只写张国焘如何过激，隐去毛、秦诸公的过激。不讳恶者讳贤者尊者，此之谓乎？我想，即使不是历史家，只是普通读者，也会对上述三法，作出正确判断而加以取舍。

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有些论者只强调中共的作用而将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影响撇开不谈。实则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乃是各方合力作用的结果，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作用尤其不可忽视。

共产国际关于西安事变对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报，固然在12月20日后才到达陕北，但苏联《真理报》、《消息报》所发表的一系列评论，已经清楚表明苏联不赞成张、杨发动兵谏，力主保障蒋介石人身安全，“和平解决冲突”。经由南京中央广播电台连续播送，使陕北的张闻天、毛泽东，西安的张学良、周恩来，甘北前线的彭德怀、任弼时等，至少在18日已获悉苏联乃至共产国际和平解决事变的原则立场。12月17日，潘汉年也从上海发电附译苏报评论给陕北中央。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放弃除蒋及与南京政府对立策略。会议讨论中，张闻天、毛泽东均提及苏联报刊上述主张，张并表示中共今后作法在实质上还是要与苏联相一致。鉴于当时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不能不据以协调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策略。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全过程的凯丰，在蒋介石获释后，回顾上述策略变化时说：《真理报》所说的，对我们慎重考虑问题是有帮助的。（1936年12月27日，凯丰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

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向西安方面承诺结束内战，实行抗日等六顶条件，并以此面告周恩来。依据张学良与宋美龄、宋子文事先商定的协议，只要蒋口头承诺并两宋担保，即应送蒋返宁。正当此时，某方又提出要蒋介石和南京方面签署“政治文件”公诸于世，以防蒋走后变卦。25日是南京要求释蒋的最后期限，倘不释蒋，中央军即向西安开进，大规模内战势将无法避免。故而张学良对周恩来连招呼也不打，迳自秘密护侍蒋介石飞往洛阳。蒋到洛阳即发表对张、杨“训词”，声称是他感召张、杨而非被迫妥协得以获释。事到此刻，各方都有台阶下，似乎应该皆大欢喜了。然而，在蒋介石“训词”激怒之下，西安《解放日报》于27日公布蒋介石六项承诺。28日，毛泽东在陕北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也将六项承诺予以公布。基于对西安事变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中共这时确信，公开蒋的承诺将是逼蒋就范的有效办法。自认可以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导者”，“以西北为中心”推动南京方面“向左”。可是，事与愿违。张、杨武力捉蒋，对蒋已是羞辱备至，蒋能私下承诺六项条件亦属非常不易，再要他和南京方面公开承认一切，岂不让他威望扫地，日后何以服人？西安、陕北双方既要拥戴蒋领导抗日，又要张扬其秘密承诺，让他公开出丑，严重损害其政治形象和统治权威，只能使蒋在言行上做出否认姿态，坚持强硬立场。转眼之间，形势突变。31日张学良受审判刑，当晚南京电台宣布“剿匪，除奸，御侮”三项方针。蒋、宋严责西安方面“无信义”，两宋扬言退出调停，已撤的中央军回师重入潼关。共产国际随即来电批评中共，说是“不要老是叫喊蒋介石做出了什么保证”。中共中央也觉察到，过早地公开蒋介石的六项承诺，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应该承认，在拥蒋气氛弥漫全国的形势下，那种认为蒋介石已经投降，西北可以形成半独立状态，甚至要以此指导全国，只是一厢情愿的幼稚想法。共产国际来电指出，中共同张、杨及其军队的合作，必须服从同南京和解共同抗日这一主要任务。此后，中共更加强调和平方针，一再作出让步。1937年1月底，西安方面与南京方面最后达成和解，不料由此又引起东北军的内哄。2月2日，东北军主战派青年军官刺杀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是为“二·二”事变。随着主帅张、杨的被扣押被放逐，东北军、西北军全部瓦解。张、杨在西安事变之初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力求根本变革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终于未能实现。西安事变只是在兵谏层次上取得成功，促成蒋介石允诺停止内战，容共抗战。西安事变最大受益者当属中共和红军。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数十年来中共一直盛赞张学良、杨虎城为“千古功臣”，乃是发自肺腑的无限感激之情。有兴趣的读者，若想更多了解西安事变史，不妨看一看杨奎松的《西安事变新探》和李义彬的《震惊世界的一幕》等书。正是这些著作，摆脱了过去长期沿用的从事物的结局或既定结论出发去推导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复杂多变发展进程，而轻视或无视对曲折变幻过程的具体考察的简单思想方法，在发掘新史料、采取新方法、树立新观念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历史，才使西安事变史逐渐清晰，更接近于历史真实。

不是题外话：守定良知

质而言之，血火交加的现代政治斗争史，常常和诡秘多变的权谋相结合，历史的真相掩藏得很深，而且客观环境还会给历史家设置种种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尽管某些禁忌和戒律早已被历史真相的发现所突破，却依然发生禁阻的作用。历史真相不能指望一次说完；不断挖掘历史资料，不断评判修正历史，是历史学不断走向科学的必然之路。“不疑处有疑”，历史家只有心存良知，对陈词旧论质疑追问，才有可能进行细致的考订，而只有考订辨伪才有可能揭示真相，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对于历史研究者来说，其治史水准之高下，无不与其史才、史识、史德密切相关，而史德即良知赖以存在的基石是至关重要的。

世事易变。历史总是随时俗变易被打扮，因权力升降而沉浮。唯一无法被修饰的是那些正直历史家的良知。正是：良知宜永存，千载皆其然。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中国自行车的早期历史　作者：闵　杰

中国是自行车的王国。在汽车热兴起之前，在所有交通工具中，中国人对自行车情有独钟。因此大多数人也许会对本文将要叙述的历史感兴趣：自行车是一个半世纪前传入的舶来物，一百年前流行于中国各大城市，当时的自行车车型已经相当先进，直至20世纪90年代山地车等新型车流行前几乎被中国人使用了一个世纪。百年前自行车价格昂贵，而购买者乐此不疲，因为他们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

自行车的最初传入

第一辆自行车传入的时间已不可考，这无关紧要，因为最早的自行车骑行起来很不方便，并不能真正成为人们的代步工具。大量的史料记载，在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自行车已经成了人们熟知的交通工具。

自行车的发明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1790年，法国伯爵西夫拉克首次发明自行车。这是一种用两个木轮直线排列的最简单的自行车，没有链条，人坐车上，以两脚蹬地向前行驶，虽然与今天的自行车大相异趣，但比走路毕竟省力。1839年和1853年，英国人麦克尔和德国人费歇分别发明了自行车踏板。踏板由金属制成，装在前轮上，骑车人可以靠蹬踏板驱动车子，运行速度大大提高，体力也节省多了。但这时的车身是木结构的。1869年英国人谢尔查发明了链条和中轴，1871年空心钢管开始取代木头构成车架，1880年滚珠轴承被应用到自行车上。在这一系列发明的基础上，1885年英国人斯塔利创造了全套自行车链条传动装置，把脚踏板的运动用链条从前轮移至后轮，并设计了使车座、脚蹬子、车把、前后轮的回转轴相互构成三角状的结构，使自行车的运动合乎结构力学的原理，造成了自行车的革命，不仅运行速度大大提高，同时也节省了体力，自行车从此进入生产阶段。1889年苏格兰人杰罗巴又发明了充气空心轮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自行车与今天的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在自行车发明和改进的各个阶段，这些不同类型的自行车都曾经传入中国。最晚不超过1868年，上海街头已出现了自行车。据当年11月17日的《上海新报》报道，当时上海的自行车不多，仅有几辆，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人坐车上，用两脚点地而行；另一种靠蹬踏而行，“转动如飞”。由此可见，当时上海的自行车既有原始的靠脚尖点地而行的自行车，也有1839年或1853年装配了踏脚板的自行车。

上海的自行车是由侨居的外国人带进来的。风气开化的上海人对外国的新器物很感兴趣，因此19世纪60年代后自行车便不断传入，成为上海街头新奇一景。但当时自行车尚处于试制阶段，需要不断改进，传入的大多自生自灭，难以像其他传入的交通工具，例如马车、人力车那样流行起来。1876年，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描写他所看见的上海街头自行车说（译文）：“车子有前后两个轮子，中间是车座，前轮的两旁各有一个踏蹬，还有链条，前轮上方有横木作为扶手。人骑车上，两脚踏蹬子，运转如飞。两手握横木，使两臂撑起，速度快如马车。但是，骑车者需练习两到三个月才能熟练。近来已不多见。”这段记载中所说的自行车的“踏蹬”设在“前轮”，车的把手是“扶手横木”，显然是1839年或1853年欧洲自行车第二阶段的产物。1883年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译文）：“从前上海有脚踏车，虽然行走如飞，但草软沙平尚有翻车之虞，一遇砖石瓦砾，便无法行走。因其不便，近已不见。”这些记载反映出，自行车虽然很早就传入中国，但长时间不能流行，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自行车本身性能不佳，骑车人不经过长时间的练习不能掌握骑行技能，骑行中也容易摔倒。其次，作为交通工具的车辆未与道路相配套，中国的道路坑坑洼洼，自行车轮子比马车小得多，难以适应；在宽畅平坦的马路普及之前，自行车在中国（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难以流行。

到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随着通商口岸的增辟，道路状况的改善以及自行车自身的改进，自行车在中国流行起来。自行车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当时有几百辆。据1898年1月28日的《申报》报道：“泰西（即欧洲）向有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行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这里提到的是近期上海开始盛行自行车，不仅寓沪西方人，而且华人也开始骑自行车了。同年4月1日的《申报》又说：“每日黄浦滩一带，此往彼来，有如梭织，得心应手，驰骤自就。”这说明在1898年时，外滩马路上自行车已经往来如织，而且自行车经过改进后，骑车人已能驾驭自如了。

除上海外，其他城市也于19世纪末出现了自行车。1897年，北京的一名法国医生去宣武医院时，“坐脚踏车展轮而行”。同年9月，烟台一名西方人骑自行车穿城而过，引得“睹者咸为称赞不置”。除京师和通商口岸外，一些风气闭塞的内地城市也引进了自行车。1898年一则有关江西报道说：“近日上海盛行脚踏车，江省初无所见。昨天某少年乘坐双钢轮脚踏车，由进贤门至贡院前一带驰骋往来，迅捷如飞。士人见所未见，无不讶为奇制。唯道途凸凹，不能任意驰驱”。

自行车由于轻灵便捷大受欢迎，但道路条件则限制了它的发展。1899年，苏州官府因骑车人日益增多，而道路狭窄，经常造成交通事故，禁止中国普通百姓在城内骑自行车。被允许骑车者只有三种人：“西人、教士、教民”，其余“一概不准乘坐”。由于种种限制，到1904年春，成都市内仅有7辆自行车，其中3辆车的车主为外国人，1辆为邮政局送信用，其余3辆的使用者为普通中国人。

百年前关于自行车的大胆预言

19世纪末自行车在上海及其他城市的兴起，除了车辆自身的改进、城市道路的改善等原因外，还由于3名英国人骑车环游地球，途经中国长江流域大都市，激起了中国人对试骑自行车的莫大兴趣。据当时上海《时务报》、《申报》的连续报道，这次环游地球的壮举从1896年7月20日开始，从伦敦出发，由印度入中国，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达上海，历时520余日，行程14332公里。骑行者一路上风餐露宿，将沿途见闻随时记录下来，投往各大报馆，借助稿费支付旅游所需。在中国，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大批中国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时，寓沪外国人骑车几百辆蜂拥出城迎接，一时蔚为壮观，华人观者如潮。这一切，客观上为自行车作了最好的宣传。人们佩服这些骑自行车走世界的外国人，对自行车的兴趣也被激发起来。几个月后，1898年4月1日，鉴于上海人骑车骤增，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特地发表社论，作了一个大胆的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

随着自行车的流行，19世纪末，自行车修理业务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的行当。

最早的自行车修理业务是从一些相关的行业起步的。如1898年4月上海史维记钟表铺在《申报》刊登一份广告说：“本铺开设上洋后马路兴慎里对门，修理钟表、机器脚踏车、一切泰西异样玩物，迄今数载。”这则广告还附有一自行车图片，以广招徕。此图片显示，当时的自行车与今天已经没有什么区别。同年6月，该店铺又登广告，声明除修理自行车外，开始代销自行车，可见自行车在上海已经初具市场。该广告说：“本号专理钟表、机器脚踏车、西洋玩物等件，精工巧造，四远驰名，今又到最灵巧第一架新式脚踏车，价廉物美。”所谓“第一架”，显然该店铺是首次代销自行车。该广告也配有自行车照片一幅，连同其4月份广告中的自行车图片，都是中国报刊中较早的自行车图片。

19世纪末，销售自行车已成为一些外国洋行和中国商店的重要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许多大城市出现。

1899年12月13日上海《中外日报》的一则消息提到，某人之包车曾“与踏飞洋行之脚踏车相撞”。1901年该报又刊登踏飞洋行一则附有新式自行车图片的广告，广告写道：“本行专办各种脚踏车，出售外洋头等机厂奇造一种飞轮脚踏车，其速较快。本行不惜重资，远运而来，刻已到申，尚幸价值平廉，想绅商之乐步飞者当欣喜而闻，为特布启。”显然，踏飞洋行至少在1899年已存在，是一家以销售自行车为主的外国商人开的店铺，到1901年已经专营自行车业务。20世纪初，自行车专卖店在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城市都不难见到。1902年天津鸿顺洋行宣布：“专售英美各国男女自行车，各样飞车，时式无练 [链]快车，车灯、车铃以及车上应用之件一概俱全。”该广告的附图是一辆女车。附图显示，这辆女车有车铃，车闸，还有今天已经很难见到的车灯，车链已经采取全包式。1903年，天津又出现一批法国制造的女式自行车。有关广告称：“美国巴希克洋行新到德国名厂制造头等新样女脚踏车十部，每部价银六十两。”按照当时白银与银元的比价1:1.4，60两白银约合84元银元。

车价昂贵，分期付款

清末自行车价格昂贵，无论南方的上海还是北方的天津，车价始终在80元上下浮动，相当于今天一辆中档汽车的价格。1900年初上海的一则销售广告说：“今有外洋精造脚踏车公司专托本公司在中国广为销售。该厂欲扬其名于天下，故价值廉之尤廉，所有车上大小物件，亦可零售。现因来货无多，凡有追风逐电之好者，速来尝试。是价目列下：头等，价洋八十五元；二等，价洋七十八元。灯、铃全备。”可见当年自行车的价格有85元和78元两种。

此后的几年间，车价略略下降，但降价的幅度十分有限。1906年上海《时报》所登的一则广告称：“本行自运英国头等脚踏飞车，价廉物固，每〈辆〉计洋七十五元，可保用二三年。”1907年，天津日商新开设的加藤洋行为推销自行车，采取分期付款方式，每辆价80元，若采取一次付款方式，价75元。其广告称：“敝商会现在天津设立分号，专售英国克比多利市之盛货野司会社制造各样新式宝星牌自行车，与众不同。此车真乃货实价廉，且鲜明华丽无比，又兼非常坚固，敝行并可能保长久不坏。共运到五十辆。出售分期交价，以三个月内为限。头一月付洋三十元，第二月三十元，第三月二十元。若付现洋，每辆七十五元。”这则广告可说明三个问题：1、自行车因属贵重物品，已采取分期付款的销售方式。一次性付款的价格是每辆75元，分期付款的期限是3个月，每辆80元，比一次性付款贵5元。2、一家洋行一次到货50辆，说明天津自行车市场不小。3、一些名牌自行车已经出现：“宝星牌装置飞轮、明闸、链子包”，性能和装潢已相当先进。

20世纪最初的10年间，自行车在中国价格居高不下，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使用自行车人数的不断增加，市场远未到饱和的程度。1908年来自山东的报道说：“历下各街，坐脚踏车者络绎不绝，车价为之骤涨。”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

自行车售价昂贵，愿骑车的老百姓很多，所以在民国时期出现了许多专门租赁自行车的车行。在上海，平均每条马路有一、二家这样的车行。因车价贵，租费也同样很贵：头等新车每小时租费0.30元，全天2元；次等车每小时0.20元，全天1.50元；旧车每小时0.10元，全天0.80元。这种租车业务直至20世纪60年代在各城市中仍不罕见，70年代后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行车购买力的增强才自然消失。

自行车刚刚传入时，人们因它借助于双脚蹬踏驱动行驶，形象地称之为“脚踏车”，偶尔也使用过“自行车”一词，例如1896年出版的《时务报》在报道3名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地球时，使用的就是“自行车”一词。但当时“自行车”一词远远不及“脚踏车”普及。在清末，中国南方特别是上海地区的报刊较多使用“脚踏车”一词。1902年天津《大公报》创刊时，受南方的影响，也曾使用“脚踏车”一词，但从1904年1月起，该报已基本上以“自行车”取代“脚踏车”。《大公报》是舆论传媒中最早使“自行车”成为固定名词的报纸，此后“自行车”一词在书面和正式用语中，一直沿用至今。不过在民间习语上，还长期称之为“脚踏车”或“单车”。

自行车在中国发展很快，特别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1928年，南京市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上海发展更快，是中国的自行车王国。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有自行车9800辆，8年后增至29500辆。解放前夕的1948年，上海全市拥有自行车23万辆。发展到如今，自行车已几乎是城市人手一辆，农村户有一辆了。作为一种人力驱动的简便交通工具，一百多年来自行车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今仍无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取代它在寻常百姓家庭中的地位。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3年第2期 绵山的中国之源与中国之最　作者：惠金义

介休绵山开放两年来，“五一”、“十一”两个长假期间，游人之多，均位列山西诸景区榜首，最多的一天，游客达3万余人，超过了著名的五台山与平遥古城，成为山西旅游的一个新亮点。人们为何如此青睐绵山，平遥人、五台人感到茫然，只要略加调查，就会发现，绵山，博大精深，有不少“中国之源”、“中国之最”，使游客为之陶醉。

据绵山通、原介休市副市长、晋中文化局长王融亮先生考证，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一些成语、特定语言和传统的民间风俗有许多起源于绵山，不少游人到绵山就是为了寻根探源的。

“贪天之功”成语、以龙蛇喻人、“足下”一词与穿木板鞋，皆源于“介子推焚绵上(古时称谓)”的故事。最早记录介子推功不言禄事迹的是《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其中有“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意思是说晋文公返国即位是“上天”的旨意，而狐偃、赵衰等人却欺骗说是自己的功劳，意即把天的力量，说成自己的力量，后来引申为抹杀别人的作用，并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身上，成了贬意词，一直延用至今。把人比喻作龙与蛇，也与绵山有关。《吕氏春秋》、《史记》等书记载说，晋文公封赏功臣，却忘了割股之恩的介子推。有人为之抱不平，编了一道顺口溜，叫《龙蛇歌》，贴在城门上，其辞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承辅。龙返其乡，得期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雨露，一蛇羞之，桥(意指木枯)死于中野。”这里把龙比作晋文公重耳，把狐偃、赵衰、魏武子、司空季子、介子推等从臣比喻为蛇，从此人们把龙比作帝王，把蛇比作从臣。“足下”一词与穿木板鞋的习惯也源于绵山。南北朝宋人刘敬叔所著《异苑》说：介子推为了逃避封赏隐居，抱树被烧死，晋文公抚摸着烧焦的树木顿足哀号，后又命人砍下一块木头制成木屣（一种有齿的木板鞋），穿在脚上，走起路，听见响声，就不由自主地想起割股之恩，愧疚地看着木屣呼喊：“足下啊！足下！”“足下”一词便由此而出，后来成了敬词。穿木屣习惯也曾风行全国，后流传到日本。

我国现在的一些民俗也起源于绵山，如寒食与清明节。据《左传》、《史记》等书记载，当重耳知道自己吃的是介子推从腿上割下的肉后，激动地问他：“你这样待我，我将用什么报答你?”介子推说：“我不求公子报答，我们君臣流浪在外，饱经风霜，深知民间疾苦，但愿你日后做一个清明的国君。”后来介子推在绵山被烧死后，晋文公十分悲痛，长跪在尸体前，放声大哭，哭了一阵移尸安葬，发现介子推的脊梁堵着柳树树洞，洞里有件东西，原来是衣襟一片，上有几行血书：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行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愿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看罢，将血书藏入怀中，将尸体葬于大柳树下，决定把绵山封给他，称为“介山”。还下令，在他的每年忌日，不准动烟火，要寒食，这就是寒食清明节的来历。《吕氏春秋》把清明节说得更明确，第二年寒食的第二天，晋文公又来到介子推殉难的那棵大柳树下吊唁，他惊奇地发现这株被烧死的树又奇迹般的复活了，上面长出青青的柳枝，他欣喜地折了几枝柳条，编成圈儿戴在头上，感慨万千，不禁想起介子推割股奉君时对他说的做清明国君的那段话，又一次老泪纵横，把这棵树封为“清明柳”，把这一天定为清明节。之后，晋文公与随从把折下的柳枝插入土中，进而演变成清明节植树的风俗。

清明节上坟扫墓的习俗也源于绵山。介子推的高风亮节，受到人们的崇敬，每逢寒食清明，人们便自发地上绵山为介子推母子清墓，加培墓土，久之又演变成到自家的坟地扫墓祭祖。春季踏青也源于绵山。清明时节，正值春和景明，草青花香，人们踏着青草登上绵山，祭奠介子推，逐步演变为踏青。这种习俗始于春秋，形成于汉代，盛行于唐宋，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发展成春游。

绵山，自身还有一些奇特的景观，可称得上是全国之最的就有十多处。诸如抱腹岩、蜂房泉、天桥栈道、大罗宫、木刻道德经百家书、碑楼与亭、防虫彩绘布画、悬崖宾馆、灯图等。抱腹岩是绵山的精华，到了绵山不看抱腹岩，就等于没上绵山。抱腹岩，是指山势像一个人张开两臂抱腹，这个“腹”是一块巨大的石盖，宽180米，悬空伸出，距地面80米高，盖下洞深50米，洞口又是一道陡坡，依坡就势建有200多间殿宇僧舍，据说可容纳1万多人。这种“抱腹”山势全国“绝无仅有”，奇险壮观。更奇特的是岩下内壁上悬挂祥铃。这挂铃，是将人从山顶用绳索吊在半空，靠绳索晃动，飞空凿洞拽棒挂铃，整个作业过程，险象环生，惊心动魄，又是一绝。

过龙头寺，在一处高百余米、宽30米的凹形石壁上，有数十个大小不一的蜂窝状石乳，泉水从乳头中滴出，称蜂房泉，又称悬泉。这种形状的泉，在全国罕见，也算一大奇观。而泉水甘洌，传说饮后能治痼疾，游人争相饮之。大罗宫，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明四暗二的6层仿古建筑，高达48米，面积达3万平方米，庑殿出檐，歇山盖顶，顶覆琉璃瓦，层层叠叠，闪闪熠熠，辉煌壮丽，是当今最大的道观。大罗宫是道教的最高境界，里面塑元始天尊等像。全国道教协会的许多活动在这里举行。在大罗宫的一座大殿里，紧贴墙壁是一幅巨型工笔画，貌似壁画，实际是画在布上，称布画，可随时卷走，非常便于保存。布画长50多米，宽2米，名叫朝元图，有100多个神仙，每位神仙高1.6米。画师融合永乐宫壁画与敦煌笔画技法绘成，栩栩如生。更称奇的是，绘画用的布经过20多种中药材浸泡，有防虫功效，这样的布画在全国也是一绝。使人们叹为观止的是大罗宫里还保存着新制作的《道德经》百家书木刻。20世纪60年代董寿平等百名书法家曾一人一段，将道德经全文书写了一遍，称《道德经》百家书，是国宝。上海市商务印书馆曾印1000册，山西省委书记田成平收藏一本，前年他登绵山时，送给了开发保护绵山的阎吉英。阎先后尊崇道教，读后，写了感情奔放的后记。为了长久保存，他从海外购进红花梨木，制成108块板，每块高4.8米，宽80厘米，请名家刻于板上，成为一件珍贵艺术品，挂在大殿墙壁，总长86米，气势恢宏，供游人欣赏。过了大罗宫，向朱家凹前行，抬头仰望，便会发现凌空高悬一条栈道，人称天桥，蜿蜒曲折，长300余米，宽仅1米，边上装有仿汉白玉栏杆。人走在栈道上，白云脚下缭绕，有飘飘欲仙的感觉。栈道之长、之险，景色的美妙也是全国之最。绵山牌坊与凉亭之多也是全国名山罕见，全山共建有17座牌坊和60多个小亭，大都是传统造型。用料特别讲究，为了寓意介子推是一位廉臣、贤臣，特从河南开封选购来大块青石，用在龙头寺与介子推墓地牌楼，庄重严肃。小亭形状各异，大小不一，顶有歇山，悬山，券棚，硬山，多建在奇险处，有的玲珑，有的典雅，有的妙趣横生。

宾馆建在悬崖上也是绵山一绝。建筑外观均为明清特色，顺山势而建，能高则高，不宽则窄，参差不齐，错落有致。玉峰山庄，三个建筑体，三种造型：清宏阁，下五层为正方形，上面两层为八角形；邀月楼，里边框架结构，外檐木结构，上面三层为六角形；集仙居，下面一层，上面五层为偏六角，顶呈丁字形；云峰墅苑，建在48平方米的平台上，一面凌空，一面紧贴石壁，下面四层，高20多米，上面五层，22米，琉璃瓦盖顶，靠电梯悬空垂直上下，是绵山最大的豪华宾馆。绵山之夜，流光溢彩，如梦如幻。镶嵌于危崖绝壁上的灯图，形状怪异，玄奥莫测。除了根据《周易》创作的河图、洛书、八卦灯图外，还有北斗七星灯图，九曜星君灯图，二十八宿灯图，周天灯图，……在光、电、声的配合下，闪闪熠熠，据说演绎着天地日月的万千变化，阐释着道家对宇宙万物生成的理解，启迪求知者以无尽遐想。绵山还有全国最大的宗教乐团，曾出访东南亚，在国内许多重要场合演出，在旅游旺季，每晚都有演出，清心寡欲的乐曲，使疲劳的旅客很快进入轻松愉快的境界，如醉如痴。

（责任编辑纪方）

2003年第3期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作者：余焕椿

反封建主义，自五四以来已有80年的历史。五四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曾使中国革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辉煌胜利。但是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1957年反右后，为什么又渐渐丢掉了科学与民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没有完成。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东西，阴魂不散，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

“文革”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了苦头，但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开始懂得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人民日报》在这方面曾经十分投入，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并不简单，维护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他们还有力量，还能够一次次地制造障碍。已故历史学家黎澍曾指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发扬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没有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

在反封建问题上，《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要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民主革命胜利已经那么多年了，宣传战线的任务反成了反封建，不合乎实际。

刚刚兴起的反封建宣传，就这样被压下去了。编辑部感到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又要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衡量新时期的新实践了，凡事都要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

为了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继续下去，编辑部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久，报社获悉李维汉同志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话题正是反封建，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报社获知这一消息，决定派懂理论的资深记者访问李维汉，以图扭转局面。第一次采访在李维汉家中，担当起此任务的是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

访问时，李维汉先是惊讶，说他“同邓小平两人讲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继而说，“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只有邓小平比较合适”。接下来谈了很长一篇话。

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李维汉还说，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

第二次采访在北京医院，汪子嵩带刚到报社的年轻人张书林（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一同前往，这次主要是探视，李维汉在病榻上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邓小平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这个报告与李维汉这次谈话有密切的关系。李维汉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他在8月19日的发言中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采访结束时，李维汉重申，他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威，只有邓小平最合适。但李维汉所谈问题的深度和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编辑部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访谈录，争取公开发表，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

最近，我去看望采访者之一的汪子嵩教授，同他谈起了这篇访谈录，他为当时未能发表而深感惋惜。他说，李维汉所谈内容十分重要，现在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可惜现在连底稿都找不到了。我说我有同感，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告诉他我保存有一份他亲笔写的原稿，希望他同意，不加任何修饰将它呈现给读者。他高兴地同意了。

下面就是这篇尘封20多年的访谈录的全文。

[附　录]

李维汉同志谈话

汪子嵩　宁培芬记录整理

时间：1980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李维汉家中

你们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写。现在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我是向小平同志建议，希望他出来带个头，只有他比较最合适。我向秘书讲过，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我解释不了。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的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使党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又是他效愚忠。我慢慢地想到这个问题上，觉得有许多问题。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我们用武装斗争解决了问题，人民政权取代了旧政权，改变了所有制，这些都做到了。但革命却也到此为止，没有继续进行下去。现在说阶级已经消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好像肯定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怎样？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是革命战争胜利了，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很忙，战争刚结束就抗美援朝，又要搞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不过渡要犯错误。

毛主席接触了封建主义没有？接触了。在毛选四卷中他个别地零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又放下了。这也有个历史原因，那时一个战争接着一个战争，不打行吗？毛主席对于革命战争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提到要反对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但他提过后也就丢开了。这里面有历史的条件，也有认识的原因，他个人的原因。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后来的发展就不同了。

此外的几个领袖的情况，少奇同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全看他的著作，是从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起来的。这篇文章，三九年在延安发表时，我是同意的。现在看，这篇文章应该是给年轻的党员看的吧。老家伙有没有人再拿它作镜子对照自己的呢？对年轻一代，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个人的话，一共17处，而引证孔孟两个人，倒有15次，什么“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慎独”，全引上了。为什么要引证这些？青年又不熟悉这些，还不要去翻书，翻论语，孟子，钻到孔孟中去了。少奇同志大概没有想这个问题，他确实读过这些书，我也读过，不过没他那么熟。马恩列斯毛五个人引了17条，孔孟两个人引了15条，分量就相当重了。周总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悲剧。总司令的文章，我没有注意查。

总之，从历史上说留下了这么个大问题，是不是？

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北京医院的这座楼，是高级病房，里面还有等级。每层有两个大房间，只有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副总理才能住，没有人就让它空在那里。前两天要我搬去住，我不住。七五年我被下放在××，那里也造了个楼，真了不起，楼堂馆所，虽然禁止搞这个，实际上是从中央开始搞起来的。这里有个病人，病得很严重，有人陪他，几个人住在一间，为什么不放到那间大的去？所以，我没有接受搬过去。看着总是有点儿不顺眼。为什么车子、座位，都有等级森严，很周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谁有钱就能住，这就不叫等级。

还有终身制，现在中央要改，看来是很难很难。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家长制很厉害，从上到下，公社书记、大队长可以打社员，这难道是剥削剩余价值吗？不是的，这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

现在中央许多政策为什么不容易落实？就是有些人在那里阻挠。我们当初革命时有什么等级？在白区工作从来没有想到书记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当过两任省委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到老，那时候是连头都保不住的。反正这都是渐渐积累起来的。还有特权、特殊化，派性。派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派性，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那是封建宗法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是青红帮的派性，很多是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闹事，自己想称王称霸，农民起义，最后想自己做皇帝，洪秀全是这样，陈胜吴广，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做过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拥护皇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我看就是这样。

还有个人崇拜。我曾在一个会上讲话，说：封建时代、帝王时代留下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到将来，搞成纪念馆遍天下。毛主席的纪念馆不少了，现在不香了，仿佛一切错误都是他的，正确的都归于另一个人，又搞他的。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周总理都变成神话了？有个电视剧，写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一面叫“周爷爷你在哪里？”一面往上爬，爬到山顶，周总理果然出现了。现在关于周总理的高楼大厦已经不少了，有些不用他的名义，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搞了自己面上有光，不搞别人有话。前几天有个同志来找我，他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热心搞纪念馆。是不是武汉、桂林、重庆都要搞？他说是进行传统教育。我说，周总理在世时，几次都不许修他老家的房屋。周总理的一生都是朴素的，为什么不拿这点去进行教育，而拿高楼大厦去纪念他？这是拔高他，还是贬低他？

现在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个人崇拜不少，有些人有点联系就夸张起来，有的是莫须有的，也要搞点联系。为什么要这样搞？写个烈士，一定要写得从小就是神童。毛主席说过：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有人总要把领袖人物写成完人，硬找些联系，有人将二十年代的烈士写成紧跟毛主席路线的，那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关于杨开慧的戏不是好戏，还有电影《北斗》，你们看了没有？关于领袖人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他自己，还有个单位，和集体的关系。看他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总之，现在个人的英雄到处是。

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最近安徽张劲夫同志乘汽车出去，路上遇到一个女病人，他下车让了车子。那地方的群众传颂很广，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在共产党，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群众为什么这样称颂呢？因为多少年了，群众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当年打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起码的，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报上登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但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事情不以为奇，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上面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发生出来的。像个人崇拜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毛主席自己也反对过个人崇拜，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不是写上了的吗？可是后来自己也搞了。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都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实在是家长制，一言堂。是不是他自己想这样搞呢？这是事实上中国革命搞起来的。革命遇到那么多失败，是遵义会议才改变了情况。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写的诗中有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诗的，就是说现在革命要从头做起。威信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是很自然的，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行吗？这是从遵义会议走过来的。但是，真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荒谬。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个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大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纲领口号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等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化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这是很明确的。不是说“打着毛主席的旗子，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吗？说得很对。这是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上的话，那个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四人帮”为了摆脱自己和林彪的关系而造出来的？

老人家原来搞理论和实际结合，后来被人包围、割断了，完全走上自己的反面，是个很大的悲剧。小平同志主张维护这面旗子，这是正确的，但要维护这面旗子，还要做很多工作。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只有和封建思想决裂，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上升。无产阶级要有权威，所以我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带这个头。现在说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体系，但这个科学体系中缺少了反封建这一方面，现在要加以补充。毛主席清算洋教条，很早就讲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山沟中取得胜利。王明路线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把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才改回来。后来，毛主席又花了十年功夫，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彻底清算教条主义，有破有立，树立起正确的东西。一直到1957年在《夏季形势》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顶峰，到这里就走下坡路了，慢慢走向反面。有的文件中说这是因为骄傲起来了，这是个理由，但不是个人的骄傲。对于个人迷信，我常对人说，为了要说服人，我有。我当然不是“四人帮”，也不是“凡是派”，但也有个人迷信，我也包括在里面。这是在党内，社会上都有基础的，不能怪他个人。周总理就是个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是错误也跟。党内有这个基础。我原来反对过他，后来承认他正确，以至于遇到了问题，就希望他说一句话。这有社会基础，不能简单归于个人，因此这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误，这也不对。这几年大量的文章，把一个人从小到老、从上到下都说成是圣人。我提过意见，看来中央也没有办法解决。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不是也要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看人说话的？我看是有的，看人，看政治气候来抬高或贬低，肯定或否定。

上面讲到毛主席反洋教条，但对封建主义没有碰。封建主义侵蚀党很厉害，你们信不信？可以到各方面去看一看，是不是相当严重、普遍？为什么中央的政策不能落实？因为有些人他手中有权。“四人帮”宣传法家，韩非讲“权、术、势”三个字。要有权，有势，还要有术，就是权术。林彪、“四人帮”他们，军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夺权，夺取最高的权，还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还要耍一些手段。文化大革命中这三者都有，相当厉害，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无论党政军各方面都受侵蚀很厉害。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问题，所以去找小平同志。

修纪念馆，我认为南京雨花台应该大修，蒋介石统治了那么多年，那里死了多少人？现在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管，我到处提倡，希望报纸杂志要给无名英雄一个位置，小的也好。你们说好不好？好是好，就是谁都不干。这些烈士可以写，几千字不行，几百、几十字总可以吧。我就知道白洋淀有个烈士碑，还有青岛四方有个烈士碑，别的地方也还有。报刊上登一下，那地方的群众看了，说不忘记我们这地方烈士也流过血，就起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如果能开这个天窗，我就高呼万岁！你登了一篇，人家就送稿子来了，这个传统教育不深刻吗？对毛主席搞这么大的纪念堂，最近我才知道，北京医院对面的两个大楼是专为纪念堂迎宾用的。那么多外国人来，毛主席的像的脚这么摆（右腿搁在左腿上），不是那么摆（两腿并摆），为什么不能对人家礼貌一点？马克思现在有几个纪念的地方？恩格斯有没有纪念馆？我不知道。列宁有个遗体，建了个墓。毛主席曾经要大家签过字，死后都要火葬，当时他是注意这个问题的。现在怪谁，怪毛主席吗？现在的纪念堂不是已经超过了列宁的吗？

外国人也在这方面投我所好，他要和我们做生意，所以也替我们搞。如果中国自己不搞这个，他才不会搞呢。《人民日报》登过一篇巴黎纪念点的文章，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住过，二四年周总理住过，赵世炎也住过。周总理是好总理，不是要贬低他，问题是我们要按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对不对？《人民日报》第一篇报道的是事实，但过了几天又发表了篇文章，是根据日本人说的，说周总理和蔡和森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没有那回事，是虚构！日本人为了赚钱，就乱编，可是党报登了，人家就当真的了，其实这是神话。

有人写回忆录也是这样，抬高别人，自己沾了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编辑这样做是无意的，有人却是有意的，搞个人的东西，利用个人崇拜。“四人帮”利用了封建传统，家长制，好处是充分暴露了。没有“四人帮”也不行，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现在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些问题。

我和小平同志谈的就是这些，我连提纲都没有写，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还比较系统一些。

现在要我写文章还不能写，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胡绩伟同志，现在不要我们写文章，将来可以写，现在他要去做胡乔木同志的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小平同志谈，去发动小平同志来带这个头。我们总得有个领袖，有个权威嘛。我是这样想的：八月份有两个大会，人代会小平同志不好去讲，可是他是政协主席，在政协开会时他讲一下反封建问题，作为文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回去学习、讨论、酝酿，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写上，党章也要写一段反封建的，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再专门讲一段，就可以写进十二大决议中，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通过的决议，就好办了，是不是？

2003年第3期 我与前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论争　作者：吴　江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件憾事，回想起来愈益感到放不下，觉得必须写点东西作一个清算和了断。那就是当年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共处”问题的看法。卡德尔的某些看法虽也有失当和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人思考是有益的，同时这也是各国党的自由权利，对错都是各国自己的事。何况，卡德尔在他的书中在不少地方表现出南共独具的见解，尤其对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说了一些颇为尖锐的话。但当时我国正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批判“修正主义”时期。按常例，凡属党与党之间的争论文章都出于领导授意集体写作，以党报社论或编辑部名义发表。唯独我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纯属个人创作、个人署名发表。此文题为《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以学术论文形式，从“左”的方面对卡德尔书中的观点持过分批判的态度。写此文的时间是1962年初，即还在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即“九评”）之前。特别要指出，这篇文章除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62年第5期）上外，还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批印发给中国各驻外使馆作为宣传材料之用，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论争的缘由

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特别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关系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地区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东欧地区几个国家由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其中只有南斯拉夫是独立进行武装斗争并趁苏联红军发动攻势时自行挣脱敌人的统治、获得国家独立的。这些国家相继成立自己的共和国而被苏联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驻扎红军（除南斯拉夫外）。苏联为了控制这个地区，于1947年9月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形同一个小“共产国际”，并要求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改造自己。南斯拉夫是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资源，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却试图按自己的国情独立走自己的路，因此激怒了斯大林，很快便与苏联闹翻，并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情报局”，罪名是“反苏”，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时中国共产党也作出谴责南共的决议，并由刘少奇撰写《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包含着许多在其后暴露出来的各方面的后遗症及其深远影响。后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立即采取“一边倒”政策并接受所谓“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虽说主要决定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但说到底，苏联采取严厉惩治南斯拉夫的措施对中国也不无影响。而从长远看，这恰是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先进科学技术相隔绝。

南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以坚毅的精神探索着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全面封锁之下，南首先大胆向西方国家开放，改革从苏联搬来的一些模式，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不搞集体农场，特别试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工人自治实现经济民主。南斯拉夫可说是首先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打交道，输出劳力，引进外资，主要是美国资本，所以当时被诬为“接受美援”，背叛社会主义。（其时中国却正以“内无内债，外无外债”自夸）实际上，这正是当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至于美国有自己的打算，这是不言而喻的。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很快便得到了回报。据一些外国学者记载，1950年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从1952年起其面貌迅速改变。6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居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首，国民收入在当时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也名居前列；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游或寻找职业而不受限制。但也有一种说法，说南是“民富国穷”，这大概是因为国家缺少大企业支撑和国税来源不足之故。但是只要老百姓富裕了，高兴了，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4年向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建议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次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南共参加了会议，但是拒绝在会议声明上签字（毛泽东进行说服也不成功）。1958年4月南共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反映南共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主要是不同意“两个阵营”的提法而将自己置身于“阵营”之外）和它的内外政策的纲领。1960年莫斯科又召开了一次没有南共参加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对南共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进行了批判。但这时中苏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了，原因是赫鲁晓夫露骨地将大国沙文主义加到中国头上，甚至以反美为名企图侵害中国的主权。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复杂起来。1958年5月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实际上批判的矛头是指向苏共，但却将南共作为公开批判的靶子。这就是1962年我撰写《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一文的历史背景。

论争的内容

1960年8月，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主要理论家卡德尔，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这书是用来解释南共制定的纲领的，有的地方直接回敬中国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作为对南共纲领的说明，其所表述的是一般学术问题，但却用了大量的哲学解释，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今天由于社会的对比，世界正从两方面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关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该书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许多国家的新胜利和殖民体系的瓦解，由于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影响，已“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资本主义“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

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加强”。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和经济发展本身的压力，“引导社会将某些社会经济职能和生产资料日益国家化”，“由于私人资本转给国家的某些经济职能愈多，经济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就愈大”（《纲领》草案修改稿专门指出，经济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就其客观倾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

因此结论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避免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这些有什么问题没有呢？不错，即使在今天来看也可以说，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卡德尔也说明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语）看作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典型特征”（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经济物质条件），尤其说今天“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避免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种估计是明显地夸大了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今天我必须郑重声明：当年我们把这种见解看作是典型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是不公正的。谁都不能保证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完全准确。马克思曾经估计“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列宁也曾经将帝国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看作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世界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些也都已证明与实际情况不符。何况，在二次大战以后，五六十年代，世界（主要是西欧）资本主义正处在恢复、调整、改革的阶段，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局，其国家经济职能确有所增长，有的甚至还仿效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做法。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某些社会民主党、工会等左翼政党执政时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实施了资本的高额累进税和高额遗产税（注意：资本主义国家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已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主张相符，而征收高额遗产税则比《宣言》主张废除遗产继承权要宽容些），以及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以至出现“福利国家”现象，确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局势得以稳定下来，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有所提高，甚至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得以缩小以至在其后渐归消灭，到70年代终于迎来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说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促进了一些社会主义客观因素的增长，这是并不过分的。资本主义的本身改革活力确要强于当时的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不妨插一个故事（完全是事实）。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有一位将军出身当时主管国家工业的副总理访问英国，他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这位副总理对英国的观感如何，这位副总理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摘自中国驻英使馆前商务参赞于日先生所写《旅英十年》一文）——请读者诸君客观地评论一下：中国这位政府高级官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客观倾向”的评价，难道不是比卡德尔还要卡德尔吗？可惜的是，他们两位都不明白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东西是，非真正属于社会所有的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居于社会的统治或支配地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唯一的标准，虽然是不可缺少的标准。

现在，通观世界，资本主义这个最复杂的社会机体，确实比马克思和列宁等人亲历的时期复杂多了，也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和卡德尔亲历的时期复杂得多了。真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因此说它“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福利受重视”，并不过分。但是，在那里，我们看到，可能除个别国家，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大资本家、大股东、大证券商、大跨国公司及他们的政治代理人的统治和支配之下。他们拥有的资本及生产要素已经打破国界，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变成了跨国资本主义，亦即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市场侵扩力要比过去大得多，它还以高科技改变了生产要素和资本流通的规律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的面貌。现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几乎没有机会创造出能与全球化形势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因此有人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自然，也应当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势下，新的变革力量（尤其是直接掌握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经营环节的工资劳动者）也在逐渐生长起来，有朝一日能够积聚起来成为一股有社会责任感的觉醒力量；在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被迫不得不采取诸种社会改革和妥协措施时，社会主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这里我要指出一些差别：在卡德尔看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是由量变直接达到质变（即根本的质变），资本主义在上世纪的60年代已经处于根本质变的过程中。而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是要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经历若干次部分性质的变化，而这种部分质变事实已证明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等到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条件具备时，才能达到根本的质变。就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其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长过程，其中包含新社会因素的积累和旧的资本特权的顽强抵抗，有斗争又有妥协。这里，谁掌握着政治特权和主要资本，是放任自由还是也根据社会的共同利益来行动，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在社会发生根本质变以后，即新社会产生以后，某些旧社会因素也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残留着。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处问题

论争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问题，即是，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还是和平共处？

这里所谓“共处”，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存在，或社会主义社会里有资本主义成分存在，两者共处或互相包含，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论争之点并不在此，而是当时最为尖锐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共处”还是你死我活？

“和平共处”这一字眼首先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领域内提出的，最先提出“和平共处”及其所属原则（包括互相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的是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初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不诉诸武力，并相应地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论”。1960年除南共以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声明》承认这一原则，并作了如下的说明：“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写上的，修正主义者是暗指南斯拉夫，但也有提醒赫鲁晓夫的意思在内。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时期。

卡德尔的小册子在这个问题上着墨不少，并公开点中国共产党的名，进行争辩，其实不过是对中共批判的答辩。卡德尔开宗明义地说明：我们把自己的政策叫做积极共处政策的这个事实，是使中国的理论家得以“区分‘修正主义’共处和非‘修正主义’共处的侥幸情况。‘积极’一词竟成了关于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卡德尔遗憾地指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歪曲。”他认为事实是，差别“不在于对‘共处’的质的理解”，而在于，在南斯拉夫，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际政策中持久的、原则性的因素”；而在中国，共处只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意即是策略性的。

很明显，“共处”问题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中南之间。而我的批评文章在这方面只是为《莫斯科声明》辩护，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责备南共的“积极共处”是放弃了阶级斗争（其实卡德尔在他的书中已声明他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排斥“国际阶级斗争”）。这个论点，在今天我们自己不但已实行对外持久开放，而且业已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现实（因此在这方面已淡化意识形态）来看，可说是毫无意义，纯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主义式的强辞夺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积极共处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当时不仅同意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当和平共处，更为难得的是，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讲和平共处，相互间不应以武力甚至以战争相威胁，并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给人以“好战”的印象。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来自然首先激怒了苏联，因为正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南斯拉夫以武力相威胁；而且接踵而来的事实证明，这还是一项卓越的预见，因为不久以后即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以武力进行了镇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又发生内部“骚乱”（由改革引起），苏联又以武力入侵捷克。此时中苏两国已发生了直接冲突，苏联大兵压境，所以这一次中国也公开表示反对苏联入侵捷克，和南斯拉夫的立场一致。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南两国又开始接近，关系逐渐正常化。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晤。这次会晤历史性地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的一页，中国被逼执行联美抗苏政策。

1975年，南斯拉夫总理访华。毛泽东在接见时高度评价了铁托，说“铁托是铁”，意指铁托是一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人，一个了不起的共产主义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到此可说是澄清了过去争论的许多问题，即使不是全部问题。正像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些论争时所说的（大意）：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是根据自己某种定型的看法，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归根到底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实践作出回答。任何大国、小国，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别人不能任意干涉，即使错了，也要由各国自己去总结经验，重新探索。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外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同时着重指出：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特别提到：我们一直反对搞霸权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我想，总的问题到此可算是有个了结了，个别问题个别论争的是非已不值得再提。一切都过去了，改变了，遥远了，当然包括改变了自己在内。不少人和事物已经消失不可复见。许多事情要再从头做起，重新探索（这在历史上并不奇怪）。不过对于原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我最后还想说几句：继1975年南总理访华之后，1977年底铁托也亲自到中国访问，那时中国的“内乱”刚结束，但毛泽东已经过世了。我记得，当中国结束了自己的“内乱”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派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考察，详细研究他们所走的与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所获得的经验。我想，中国后来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多或少总和这种考察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勇敢地走自己的路的南斯拉夫朋友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3年第3期 不能忘记的新启蒙　作者：李慎之

一年多以前，我以《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许多问题，但是反复再思考的结果，觉得至少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或者历史事实，没有交代清楚，这就是在那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只提到一次的“新启蒙”。

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现在我能找到的提到新启蒙运动的书只有一本，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在该书的第十一编《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斗争》中有一章（第七章：《新启蒙思潮的兴起》）专门谈这个问题，然而谈得很简单，一共一万多字。不过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再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由左玉河主编的第四章《新启蒙思潮的涌现》，给我们提供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几位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倡导这一运动的八篇文献。其他的史料，我宥于见闻，实在所知不多了。

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是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他首先在1936年9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副题为《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开了头一炮。接着起来响应的是《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艾思奇，自称受了陈伯达的启发而在十月份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因此在“九一八”以后民族敌人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

进入1937年，在五四运动18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5月19日，张友渔（共产党员）、张申府（其时已脱离共产党）与吴承仕（其时尚未加入共产党）等九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其中也包括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等人）。

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拥护的文章，新启蒙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场了。

为什么这次的启蒙运动要冠以一个“新”字？其实从上面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陈伯达说自己是“新哲学者”，意思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还应该算是一种新的思潮。（请注意：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并称的。）艾思奇明确指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任务，实际上是说“五四”的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这个定义愈后而愈显。

总而言之，新启蒙是由“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国难深重的局面所刺激出来的。用陈伯达的话说，“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用张申府的话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所有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都强调新启蒙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运动，是理性的运动，是建立现代新文化的运动。而陈伯达则明确指出：“新哲学者（按：即马列主义思想家）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

1986年，李泽厚同志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点。这话好像也颇能耸动一世之听闻。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也许还不够确切。且不提汉代的太学生运动与明代的东林、复社等运动，近代的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李泽厚的文章一上来就说，世人往往笼统地看待而不区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其实，两者本来就难分难解，可以说是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才能形成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运动。新启蒙运动照其发起人的说法，早在30年代初就有人提起了，但是如果不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也许发展不了这么快，这么大，最后甚至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毋宁是：

还是救亡推动启蒙

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为什么说转向？因为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总是把启蒙认为是与西方的启蒙大同小异的提倡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理性的启蒙运动，而新启蒙运动都偏偏以马列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这就是新启蒙之“新”，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它与1840 年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民族要求不一样，而且也与21世纪中华民族要求的重新启蒙不一样。学者在中国的政治大环境中稍有疏忽，就很容易看不到概念的不同。事实上，今天要求的启蒙是直接上承“五四”的旧启蒙，而与新启蒙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

我自以为是新启蒙典型的受众之一。“九一八”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在课堂上谴责日本侵略者时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还有一名老师居然留书告别学校，投笔从戎去了，第二天大家奔走相告，这对我们幼小的心灵的震撼是很强烈的。我家的报纸订得比较多，不但看无锡本地的两张大报，还有上海的老《申报》，我虽然还不大看得懂，但是从“九一八”以后就每天都要仔细阅读。因此“九一八”可以说是第一次唤醒了我的政治意识。不料几个月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我们小学生也都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抵制并查抄日货。十九路军的宣传队还沿京沪线西上，而且就住在我们学校里；市民拥护抗战，踊跃慰劳，十分热烈，有些场景到今日还记忆犹新。这样，我们的心田已准备好迎接新启蒙的种子了。

到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做我们的级任老师并且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陈迅易先生（原名陈凤威，是无锡有名的烈士），我大概是他看得上的一个学生。那年暑假开始，本来已经准备要离校回家了，他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来，还神秘地把其中一本的封面撕掉了，又仔细地包好，叮嘱我暑假里好好读。又在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赠言纪念簿上写下了一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伟大的导师列宁昭示我们的。”我回家一看，原来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几年后改名《大众哲学》），另外被撕掉封面的一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没有花多长的时间就看完了。虽然也不能说看懂了多少，但是至少打破了我对哲学的神秘感，也启发了我对哲学的好奇心，随即把我父亲藏书中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了一遍，虽然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倒也兼收并蓄，奠定了我以后对“理论”的兴趣。至于《八月的乡村》则打开了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眼界，知道在沦陷的东北还有一支游击队在对日本鬼子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大大激发了我对革命的向往。

大概这段历史就可以算是我接受“新启蒙”的开始了。

我是一个秉性腼腆而不善交游的人。从此以后，我多年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始终在心里怀着结交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的愿望。如果说实现这个愿望比较困难，读“进步书刊”就容易得多了。30年代的书店里的左派书籍越来越多。我记得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叫佐野袈裟美的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历史教程》，虽然一本不到20万字，但题目就觉着新鲜，内容更使我惊讶。我本来以为自己上到中学，多少读过一些古文，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大概有一些了，不料这本书根本不谈三皇五帝，就讨论中国原始公社是什么时候转变到奴隶社会的，又讨论中国的青铜器是什么时候被铁器取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想像所不能到的。书中还常引用《诗经》、《尚书》、《左传》里的文字，如“雨我公田，乃及我私”，说明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井田制，是奴隶制等等。这些话，我原来也读过或者见过，却从来没有料到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觉得马列主义真的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总而言之，从那时起，也不知道读了多少进步小册子。钱亦石、潘梓年、沈志远、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导师，名字少说也有好几十个。

新启蒙的中坚力量当然是理论家，但是就我所知，当时的“进步青年”大抵都在20岁前后做过一段“文学青年”的梦，像我这样没有多少才情的人也做了有两、三年这样的梦，因此文学界也是新启蒙的一大力量。其无与伦比的大宗师当然是鲁迅，而鲁迅则刚好在20年代末迁居上海以后，政治思想急剧向左转，成为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名震一时的“左联”的旗手。他所器重的萧军、胡风，我们当时不但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以为他们特别左，这当然是我们的幼稚与误解，但是我可以说它确实是存在于一般进步青年心目中的“事实”。

附带还可以说一句，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也许除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甚至如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的叛徒叶青办的，也因为它们出的书总是谈卡尔和伊里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被我们这些无知的进步青年认为是左翼的。连属于基督教会的广学会也出版了许多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的书。

除开以上两界，新闻界也对新启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中国上空的红星》）。虽然斯诺在几十年后还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但是他的书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四海归心”的作用，可能超过许许多多的理论著作。另外，上海租界上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中文的《大美晚报》都起了不小的为共产党宣传的作用。一直到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国记者如福尔曼，中国记者如赵超构都对延安备致赞美，也都是我们这样的左派学生向其他同学进行启蒙的材料。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例如有的书一上来就宣布“哲学是有党性的，新哲学耻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哲学就是与剥削阶级的哲学对立的”，这种直率的气魄一下就把我镇住了。再读下去，我知道了人类的历史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自从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发展要经过五个阶段，而我们今天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因为这是规律，是科学，是对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至于说“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

这些在解放后已经尽人皆知的道理，在当时却如同惊雷迅电一样打开了我的脑筋。当然，我也还读别的书，但是越读越觉得它们无法与马列主义的真理相比。

不过几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说醉心于马列主义了。考虑上大学选什么系的时候，很快就决定了经济系，不过动机与今天的青年大有不同，我是过于简单地相信了马列主义的所谓“经济决定论”，觉得自己在知识方面最大的缺憾就是完全不懂经济学，因此一定要补这个缺门。不料一进大学的门，老师首先讲的竟是供给与需求的曲线，边际效用递减率，使我大失所望，只好硬着头皮学到毕业。提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我痴迷的程度。

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强有力的传播。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正如何干之指出的，‘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是要举起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就是说，要在这一历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双重任务。”按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而言，这个任务已在1949年人民大革命胜利之日完成了。

但是，奇怪的是，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到抗日战争开始就结束了。而且，“由于新启蒙思潮存在的时间短暂，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为有限，所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不，不是这样的。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到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

新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在那以后，新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

我自己虽然自以为启蒙较早，但是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更加积极地接受启蒙，纵然许多问题始终弄不清楚（比如说形式逻辑是低级的、甚至反动的，辩证逻辑才是高级的、革命的。在中国，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革命……），还是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先后也启蒙了几十个年龄小于我的有“正义感”的青年。这段时期，“新启蒙”这个概念是一直存在的，不过一般只说“启蒙”而已。两个进步青年熟识了以后，很可能会相互问起“你是什么时候启蒙的？”至于参加了共产党的人倒因为要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的缘故，很少有这样相互询问的。

事例多到不胜枚举，随手抓一个来说罢。去年8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刊载有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列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文章《启蒙助我成为学者》，他就是抗战开始以后启蒙的，还以抗战胜利以后抵制过反苏大游行而自豪。他的启蒙当然是完全不同于旧启蒙的新启蒙，他自己说读的也都是左翼作家和苏联人的著作。

所以说新启蒙结束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是因为在那以后，马列主义成了官学，政治学习成为政府要求。愿意学得学，不愿意学也得学，形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点大体上相似于在此以前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差别。因此可以说新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在国统区的一种运动。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前，左翼文化人与左翼出版物也大体上集中于国统区。

应该说，毛泽东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在1936年以前，他戎马倥偬，难得有静下心来好好读马列的机会，据他同斯诺讲他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是读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红军到了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以后，他可以有时间认真学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他不但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的书，还常写信向他们“请教”。当然，毛泽东是聪明绝顶的人，常常能从对方的论点中发现问题，然后别立新义，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真是良有以也。

1940年1月，毛泽东写成并出版《新民主主义论》，这应该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的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不但在以农民为主力军，依托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取得胜利的军事战略上，而且在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都有了（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成熟的一整套主义与方略。从此以后，新启蒙就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不但是见识幼稚而感情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大规模地左倾，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权腐败与无能的失望与反感，自身生活的贫困化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的认识加深，越来越感到是毛泽东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而越来越“进步”起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但扩大到了闻一多、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扩大到了黄炎培、张澜……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甚至扩大到龙云、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身上。

在因毛泽东逝世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议论，就是有不少的老同志慨叹：“毛主席要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认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就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打开这篇文章再看，不用细读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理论正是在说明，在苏联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亦即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做的就是他在那以前所说的，并无二致。

把“救亡与启蒙”的命题扩大来看，也可以说是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这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简单的回答是不可能的，用新启蒙提供的理论尤其无法解释。它牵涉到中国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传统，也牵涉到时伏时起的农民造反的小传统。它也牵涉到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在“五四”以前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好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的主流思潮。其实在我们青年时期看，马列主义大概确实是当时最强劲的单个世界性大思潮，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而苏联的五年计划又提前完成以后，好像实践已经检验证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性。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非要依靠它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虽然全球化是20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概念，实际上国际间相互影响早就开始了。新启蒙不但不能忘记而且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20世纪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中国的反映。对比起五四的启蒙来，新启蒙可以说是胜利了，因为它不但依靠了强大的世界性思潮，而且植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它的胜利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启蒙虽然现在看确实应该进行到底，但是当时实际上只是触及了传统的一层表皮。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的艰巨。

注：本文引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十一编第七章》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第四章》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3年第3期 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　作者：孙旭培

舆论监督这个话题已经谈了二十多年了，至今仍是世人关心之所在，因为它确实是于国于民意义重大的话题。本文打算简单回顾舆论监督提出的过程，探讨舆论监督的确切含义以及当今条件下应该着力的重点和怎样才能保证舆论监督得以顺利进行。

“舆论监督”的提出

在古代汉语中，“舆”即“车”，“舆人”即是车夫，引申为普通老百姓，“舆论”是“舆人之论”，便是指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没有可能出现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思想和制度。在近代，梁启超提出了有关报馆监督的主张。他在1896年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向导国民。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运用了“舆论”一词，他说，“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梁启超虽然只提了报馆监督，没提舆论监督，但已经鲜明地有了舆论监督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提报纸批评，不提报纸监督。报纸批评与报纸监督，在运用的形式和承担的任务、发挥的作用上都有不同之处。1982年7月，甘惜分教授出版了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基础》，指出舆论对社会具有监督作用。笔者在1981年5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刍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说“舆论监督是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手段之一”，并把它和别的监督方法进行比较，说明“舆论监督具有别的监督方法不能代替的特点”。此文被多次收入有关书籍。同时笔者陆续在报刊上阐述对舆论监督的观点。到了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已频繁见诸报端。1987年“舆论监督”一词第一次进入党的重要文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一个词汇提出以后，常常随着人们理解的不同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其含义变得复杂起来。笔者用“舆论监督”一词时，无非是指新闻媒介对国家施政活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其中所讲的“舆论”，并不是像后来一些同志所论述的，也包括用来信、来访等各种渠道所反映的民意，而仅仅是指舆论机关，也就是新闻媒介。例如有文献记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孔二小姐带着哈巴狗从香港飞往重庆，全国舆论哗然。这里的舆论哗然，是指报纸一片异议之声。新闻媒介是舆论的载体，舆论监督自然也是指新闻媒介的监督。当然，新闻媒介若不反映民意，被人卡着嗓子说话，自然算不上舆论之载体。但这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事，不影响一个通常说法的成立。

“舆论监督”中的“监督”，通常是对权力的监督。现在已被扩大解释到对各种坏人、坏事的批评，如某商店出售劣质商品，某居民区乱放垃圾，弄得臭气熏天，等等。现在一些都市报就是进行诸如此类的监督。当然，把这些算在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内也未尝不可，但它们绝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重点。

舆论监督的宪法根据和主要对象

舆论监督到底应该怎样理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法律上说，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是新闻媒介。新闻媒介的监督权利是以公民的三项权利为依据的，即言论出版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的“十三大”则明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从政策层面上为知情权提供了依据。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和评论，对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公共权力，所以它首先是面向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其次才是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人和事。前者可称为高层次监督，后者可称为低层次监督。这样理解舆论监督是符合世界通行规则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的运行规则。

舆论监督并不仅仅是批评，它实现的形式包括：一、公开报道。如为实现党务、政务公开，公开报道决策过程和结果。二、评论。如评说政府事务和公共事务。三、批评。如批评各种违法活动、腐败行为。以上三者不能绝然分开，比如批评不可能离开报道事实和根据法律和社会公德作出评说。但通常人们说到舆论监督时就想到是批评，这是对舆论监督的狭义上的理解。

我国与发达国家媒介监督的不同重点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媒介进行监督的重点是有区别的。

发达国家新闻媒介监督的重点是在前面所讲的高层次监督上，而不是在低层次监督上。这是因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公务人员，一是符合公众利益，二是这种监督没有什么风险，因而也符合媒介自身的利益。因为媒介对权力拥有者的监督，即使失当（如报道和批评不准确甚至失实），也很难被追究责任。美国判例法规定，“报纸除非煽动以暴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它的一切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不受法律的制裁。”所以，在现代美国找不到从政者因为报纸批评而起诉媒体并打赢官司的案例。因为政坛人物手中资源很多，对他们批评错了，他们也有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可以通过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以正视听。但是一个国家如果造成媒介都因害怕揭露权力者发生错误而受处罚的社会氛围，那么滥用权力导致的许多腐败和谬误，就会得不到揭露和纠正。当然，媒介若因此就轻率发表不实报道和不当批评，也会受到新闻职业道德的谴责和社会公众的蔑视。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在那里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习惯。

在我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都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对权力者的监督历来十分困难。我国报纸都是相关的党委、党组的喉舌，不但要服从1954年就已形成的“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金科玉律，而且实际上，也不能批评下一级党委，除非党委做出决定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某下级组织（这时的批评实质上算不得报纸批评，因为报纸只不过是上级党委对下一级组织的批评的载体而已）。比如，《人民日报》不但不能批评省一级权力机构，甚至也很难由自己决定批评地一级权力机构。依此类推，省报就无法批评县一级，县级报纸连村一级也很难批评。上述原则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习惯，使得我国媒介独立进行对权力机关及公务人员的批评非常困难。

我国政治的特点，讲究一元化领导，不讲究分权、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又不给新闻媒介以较大的活动空间，使新闻媒介完全没有担负反馈的功能。新闻媒介在任何政治指令前面，都只能起放大信号的作用，而不容许有减弱信号的作用，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我国新闻媒介多次为错误路线呐喊助威的重要原因。像“大跃进”、“大炼钢铁”这些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的政治指令，在全国引发了大量灾难性后果以后，新闻工作者明明看到吹牛浮夸之风刮遍神州，仍然将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最高达20万斤，以及一个县日产生铁20万吨的神话充斥各类媒体。这就是机关报体制下，媒体与被错误路线支配的机关进行正反馈互动的必然结果。

舆论监督——反腐败的利器

近二十多年，我们有幸生活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正确的时期，尽管新闻体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那种全局性的极其荒谬的错误也就没有再现。但是，也正是由于新闻制度建设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闻媒介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反腐败斗争中，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人们利益的多元化，更由于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加上我国政治体制缺乏监督制衡和我国传媒获得的自由度较低诸特点，以贪污、受贿为主要特征的腐败得以快速滋生和蔓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媒介在反“官倒”、反腐败中，披露了一些主要是纪委处理、法院判处的案例，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可是，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学生上街是由于报纸反“官倒”、反腐败太多，于是出现反复强调报纸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情况。其实，我国传媒从来都是以正面报道为绝对主体，批评与表扬之比最多时也没有达到二八开，更多的情况下连一九开也没有达到。这时反复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使得传媒对揭露、批评腐败，更是裹足不前。

90年代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在新旧交替、立法跟不上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社会心理普遍存在的时期，许多有权者利用两种体制转型时的漏洞拼命敛财，这时正是需要新闻媒介依据法律和社会公德进行揭露和批评的时候，可是媒介却在“正面宣传为主”的旗号下，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有震撼力的批评，只做些不痛不痒的监督。一位研究者对《人民日报》1993——1997年期间的批评报道作了抽样调查。根据科学抽样的方法，从5年的1825天的报纸中抽取420天的报纸，共得批评报道1082篇。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发在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是以现象为主的（不涉及具体的单位和人），占半数以上（53.2%）。在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中，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而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实在太少。正是这种舆论监督上的退让，使得腐败分子更加心存侥幸，目无法纪。据中纪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发生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这个时间与上面所述的“在正面宣传为主”的旗号下放松舆论监督的时间，颇有一致之处。

以1998年1月中央领导人多次称赞中央电视台的以批评见长的《焦点访谈》节目为转机，我国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始增强，几年来违法违纪的揭露性报道明显增加，尤其是对重大事故的报道有显著增长。广西南丹矿难和其他不少事故都是媒体揭露出来才得以查处的。朱基总理多次表扬记者披露南丹矿难，说：“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国家安全生产局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会上说，由于新闻界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今年重大事故比去年同期有明显减少；而且在重大事故揭发以后，往往也带出了严重腐败的内幕。正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张宝明说的，从近年来查处安全生产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况看，几乎每起特大事故背后，都与某些腐败现象有联系。

但是，舆论监督的进步是很有限的，虽然在报纸上的揭露违法、腐败的报道明显增多了，但稍加辨别，就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这些报道中，多是对司法机关惩处或纪检机关处理的报道，被人戏称为是“打死老虎”，真正由新闻媒体发现线索，主动进行揭露和批评的，被称为“打活老虎”的，还是不多。真正叫作舆论监督的应该是后者。《焦点访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进行的批评监督性的报道，大多是独立进行的，是“打活老虎”。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的人们都来中央电视台门前排队，请求中央台派人前去进行采访报道的原因。二是各媒体刊发的报道，很多是转载全国其他媒体的报道。中国大，媒体多，多搞一些转载，就给人揭露、批评报道不少的印象，其实从事揭露批评报道的很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市、县报，批评报道很少，有的地方报纸的领导人干脆说：我们从不进行对身在官位上人的批评，除非党委下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新闻媒介还远没有将舆论监督的责任担当起来，还没有将舆论监督作为反腐败的利器加以运用。

放手让媒介监督一切违法、腐败行为

舆论监督从监督对象上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国家决策（特别是在决策前或决策过程中）作报道和评论。二是对国家各级公务员的施政活动作报道和评论。三是对一切违法违纪的人和事进行报道和批评。

就现实情况来看，前两个层次自由度还很小，我国媒介只有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义务，没有进行批评的权利。只是在某些法规、政策（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不利于改革、发展时，可以提出修改的意见。对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施政活动的批评，不能由媒介自己决定，除非是批评比该媒介级别低得多的机关和人员。只有在违法违纪活动和腐败行为方面，媒介的自由度稍大一些，如果它们不是发生在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身上的话。

在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前两个层次的舆论监督，几乎没有可能提高其自由度。但有可能提高第三个层次的自由度，就是准许媒介批评一切违法违纪活动、贪污受贿和其他一切腐败行为，而不在乎当事者属于何种级别。能够做到这一点，对遏制和减少腐败会发挥一定作用。

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监督手段相比，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那就是它的及时性和公开性。新闻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业的调查研究工作者，他们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违法、腐败的事例，如果给他们适当的自由权利，他们可以迅速地将违法、腐败行为见诸报端和荧屏，使得违法、腐败在造成损失较小的时候，就被披露和制止，行政、纪检、司法机关迅速跟进，使得搞腐败的人心存“伸手必被捉”的畏惧感，也就会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者大为减少。

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许多搞腐败者都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了解了底细，就能报道。能不能报道，决定权掌握在党政机关的头面人物手中，搞腐败的都注意打点这方面有权力的人物，而且一些权力人物就是违法违纪、搞腐败的先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搞腐败的人物在报刊上披露，实在是难上难。新闻工作者中，自然也有私心较重者，一遇到阻力，就放弃监督。有的甚至退避三舍，怕影响自己的位置。更有人认为“搞监督担风险，不如去写拿红包的新闻得实惠。”在这种思想驱动下，舆论监督只是批评在非政治权力阶层中存在的问题，甚至只批评那些不涉及具体人、具体单位的现象，或者只转载外地报刊的舆论监督报道。

目前，我们的媒介几乎都是机关媒介（机关报、机关台），习惯上都被用来展示相应机关的政绩，各级机关对媒介监督薄弱司空见惯，虽然他们自己也承认违法、腐败的情况严重，也觉得无力改变。山西《长治日报》，在市委书记吕日周的积极支持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每天都有一篇或多篇批评和监督的报道发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希望这样无私无畏的媒介多起来，更希望这样开明有为的领导人多起来。

有些人总认为揭露腐败的稿件登多了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只有腐败，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有腐败就予以揭露，使腐败越来越少，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如果每个地、县媒体都把这样的任务担负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但本地媒体不揭，还怕上级媒体来揭，那么我国成千上万家媒体，有多少腐败的人和事揭不完呢？托马斯·杰弗逊说：“一切谬误，只有大家都可以批判，就不可怕了。”只要违法、腐败的人和事一露头就受到揭批，人民对党和国家前途就会充满信心。我国处于GDP年增长7%的大好时代，还有什么理由不敢放手让新闻媒介揭露违法、腐败呢？我们不能错过历史给予我们的大好时机。

舆论监督法规和跨地区监督

要在目前条件下搞好舆论监督，实现新闻立法，保障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闻立法，呼喊了近二十年，也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舆论监督的条例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没有国务院条例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条例，也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有利于本地的舆论监督的进行，也可以为国家舆论监督立法积累经验。珠海市出台过一个舆论监督条例，对推动珠海舆论监督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没有现成条例的情况下，只要能支持跨地区监督，也会使舆论监督出现新的面貌。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许多地方准许媒体转载外地媒体揭露腐败的稿件，却不支持、反而压制本地媒体揭露本地的违法、腐败情况。广东的《南方周末》长期以来在进行异地监督方面，做出了成绩，积累了经验，批评了许多外省的、而当地媒介难以进行批评的违法、腐败案例，成为一张受全国人民欢迎的报纸。媒介的跨地区监督，在国外也照样有，那主要是怕得罪本地的广告客户。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需要冲破滥用权力对正当批评的压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跨地区监督既是服从法治，也是服从党的领导，因为任何跨地区批评，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是以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为服务目标的，因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3期 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　作者：朱　楹　熊铮彦

在解放战争的一些关键时刻，粟裕几次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并且最终被中央采纳，对推动战局发展和缩短解放战争进程起了重要作用。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为粟裕自觉从战略全局出发，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无私无畏“斗胆直陈”的高度党性原则折服；另一方面又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从善如流，听取不同意见，重新确定战略决策的好作风感奋。

1946年6月建议，改变战争初期对我不利的局面

1946年夏天，蒋介石把他的80%正规军193个整编旅调集到解放区周围，妄图“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的正确判断同时，分析战局发展认为：“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分析，确定了“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的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蒋介石着重向北，我军反其道而行之着重向南，以外线出击的胜利迫蒋议和。1946年6月22至26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互相配合，南下外线打大仗。中央军委给华中野战军的指示非常明确：命令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少于15个团）离开苏中根据地，西出津浦线，配合陈毅领导的山东部队作战，并在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此时新四军军长陈毅亦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根据中央指示，陈毅不久率山东部队南下。

粟裕此时正在苏中前线海安部署军事，准备迎击蒋介石的进攻，接到毛泽东26日令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线作战的电报后，立即同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研究，权衡留在苏中和西进淮南作战的利弊。粟裕说：“苏中是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并且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个根据地策应，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现正面临蒋介石的15个旅围攻，我们留在苏中作战歼敌更为有利。”刘先胜、钟期光同意粟裕的意见，认为：“苏中根据地是苏中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开辟、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一枪不放就撤退转移，苏中老百姓不理解，部队的士气也会受影响。”

如何使中央军委、毛泽东能同意他们的方案呢？三位领导人经过反复商量，确定由粟裕亲自起草电报，建议：“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并当即发往中共中央、陈毅和华中局。

粟裕考虑到这个建议事关战略全局和华中野战军几万人马的作战方向，还必须由华中分局研究、同意后正式向中央提出才好，便从海安赶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华中分局立即召开会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一致同意粟裕的意见，商定了从苏中实际出发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的具体方案，6月29日，由四位领导人联名上报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

第二天陈毅复电，坚持华中主力“应立即西开”，同时把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到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军部不同意见的两份电报，没有立即下结论，6月30日又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指示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并强调“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一份给陈毅，明确指出粟裕等的建议“似有理由”，并征询“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就在此时，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南线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就要开始。7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指示粟裕“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显然，粟裕和华中分局的意见已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调整了战争初期的战略决策。粟裕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充分运用根据地优势，面对四倍于我的蒋军，出奇兵连连大捷。首战宣家堡、泰兴，歼敌3000多人；随后挥师如（皋）南，声东击西，再歼敌逾万。中央军委来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苏中已经打了两个胜仗，华中主力是继续留在苏中歼敌，还是西移淮南作战？陈毅从苏皖战区敌情出发，一再发电中央，催促华中野战军“向西转移”。但毛泽东为苏中的胜利大为振奋，发电明确指示粟裕：“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而且要他“准备打四五个大仗”。

苏中获胜，粟裕想扩大战果，又深感兵力不足，两次建议调淮南第五旅来苏中参战。已经率部外线出击的陈毅则认为津浦线是主战场，“五旅不宜东调”，要粟裕率主力西移。8月初，苏中出现有利战机。粟裕8月5日第三次致电中央军委，坚持五旅到苏中参战，并在电报最后用了“斗胆直陈，尚祈明示”8个字。在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一次接受粟裕的建议和要求，发电指示陈毅和华中分局“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显然毛泽东此时已把苏中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向。

有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支持，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尽善尽美的施展。从7月13日起到8月31日止，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部队总数的1.76倍。

苏中战役胜利的意义是全局性的，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形成了在解放战争初期实行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苏中战役创造的作战经验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各战略区首长，推广华中野战军的经验。

1947年8月建议，促成三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

1947年的夏季，解放战争处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7月21日至23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作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命令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率一、二、三、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指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率3个纵队，叶飞、陶勇率2个纵队，渡运河西进鲁西南，与刘邓大军靠拢；指令陈赓、谢富治与秦基伟的九纵、孔从洲的三十八军等组成一个集团，至豫西开辟鄂豫陕根据地，“三军配合，两翼钳制”。毛泽东形象地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可他没有想到，自己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可是战局发展常常出人意料。陈、唐、叶、陶5个纵队兵进鲁西南后处于被动局面，未能很好发挥配合刘邓大军行动的作用。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直趋大别山。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军）18个旅约14万人分进合击，并企图将刘邓大军困于黄泛区。

8月4日，中央军委连发3份电报，指令粟裕带炮兵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策应刘、邓作战。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强调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一次把重担压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考虑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重心从内线转到外线，华东野战军今后的主要作战方向和重心也将相应转变。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粟裕向陈毅建议：考虑到人事关系和指挥便利，请陈毅一同西进，以加强领导。增调华野六纵到西线，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留在山东的3个纵队组成华野东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领导，继续执行内线作战任务。陈毅立即把粟裕这个建议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特别强调“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8月8日，陈、粟率部挺进鲁西南。

8月16日，粟裕在行进途中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询问华野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关于华野西兵团的行动，中央军委曾明确指示华野各个纵队要从内线，即从刘邓大军的相反方向钳制敌人，认为这是最有力的钳制，还特别强调陈土榘、唐亮“不可轻出陇海以南”。西兵团应该如何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完成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呢？粟裕一路行军一路思考。他认为，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刘邓大军提前挺进大别山，正受到大批敌军前堵后追，困难重重。当前对刘邓大军作战最有力的策应，应是华野西兵团相机把作战区域扩大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线，威胁徐州城。这样既可有效拖住敌人不能南去，减轻对刘、邓的压力，又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敌人分兵西来，从长远看，还能为今后三支大军经略中原创造条件。

粟裕深思熟虑的打算，显然与中央的指示相左，而且这个方案还加重了自己的作战任务，相应也会加大华野部队的伤亡。但是从战略全局考虑，他在接到中央电报的第三天，即8月18日，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毫无保留地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并特地在电报中说明，此电是他个人的意见。

接到粟裕的报告，毛泽东整整考虑了6天，最后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议，于8月24日复电：粟裕同志18日电“意见极为正确”。重新规定西兵团作战范围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嘱转示陈唐叶陶及进入鲁西南的其他3个纵队“坚决执行”。毛泽东的电报满腔热情赞扬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取得“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胜利。殷殷嘱咐粟裕尽快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各纵，配合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交给华东野战军的伟大任务。

粟裕反复思考进入鲁西南以后如何打好第一仗，夺取战场主动权。此时，刘邓大军正徒涉黄泛区，处境越来越艰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连急电陈、粟率部星夜兼程急进，统一指挥西兵团歼敌，直接援助刘邓作战。

9月初战机出现了！粟裕迅速集中华野西兵团各个纵队于山东郓城西南小镇沙土集，从9月7日至9日清晨，不到3天时间就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9500多人，俘虏中将师长段茂霖和少将旅长罗觉元，缴获大量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有力配合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行动，标志着华东战场已胜利实现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中共中央来电热烈祝贺，指出沙土集战役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

1948年4月建议，创造解放战争史上空前战绩

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经略中原，调动和吸引了南线蒋军160个旅中约90个旅的兵力，使蒋介石在战略全局上渐处被动地位。但他仍在中原战场调集了强大兵力，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虽互相作战略配合，但彼此分兵作战，无法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原战局处于反复拉锯状态。

如何迅速改变这种局面，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上已集中十几个能打硬仗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解放区为依托，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只要我们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中原局势很快就会改观。

1948年1月22日，粟裕把他的战略思考和建议电告中央军委和刘、邓。在电文最后加了“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妥当，尚祈裁示”16个字。

此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有了和粟裕的建议观点相距更远的新安排。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召开会议，作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在南线，要粟裕率3个纵队渡过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为了筹划这个战略部署，毛泽东特地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当面商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又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粟裕率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先行渡江南进作战，1949年二、三月间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的第二兵团随后过江。

粟裕持有异见的“子养电”到了中央军委后，毛泽东对粟裕的这份电报十分重视，手持毛笔，逐句圈点，然后送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并批示“再送毛”。周恩来批示：“请陈毅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但中央复议结果：维持原决策不变。5天以后，也就是1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要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并强调采取这个战略行动，是要使敌人改变集中兵力于中原的部署。中央对南进提出了3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3天缜密思考，1月31日他再次向中央军委发去了长达2000字的电报。

电报认真回答了中央军委要求“熟筹见复”的关于渡江南进的几个问题，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已经详细阐述的观点。毛泽东对粟裕坚持的意见更为重视。陈毅原定2月1日离开陕北返回华东，毛泽东把他留下来再次共同研究粟裕的电报。研究结果认为派重兵南进，最能调动中原蒋军主力去江南，扭转中原战场局面，发展战略进攻，仍坚持原来的决策不变。毛泽东当夜给粟裕发电，指示部队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华野其他各纵队配合刘、邓大军作战，采取粟裕提出的“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粟裕接到电报即率部北渡黄河，到河南濮阳地区休整。后来，中央军委根据全军统一部署，指示粟部休整到5月15日，然后执行南进任务。

粟裕一直没有停止原来的思考：是分兵渡江南进，还是留在中原集中力量打大歼灭战，究竟采取哪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呢？这时陈毅从陕北返回华东来到濮阳。粟裕两次把自己的思考向陈毅详细汇报，又发电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发电，“斗胆直陈”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

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机关东移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接到粟裕电报后更是关注，即于21日复电陈毅、粟裕，请他们来中央当面“商定行动问题”，25日又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研究“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陈毅、粟裕29日抵达西柏坡，第二天就随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到阜平县城南庄。这是粟裕1931年与毛泽东分别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敬重的领袖。毛泽东也很激动，大步走到门外迎接，与粟裕长时间热烈握手，兴奋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有个习惯，接待和会见党内的同志，从不出门迎接，这次是个破例。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会合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就在这一天召开了，第一个议题就是集体听取粟裕汇报。粟裕详细对比两种战略行动，既有对当前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科学分析，也有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他认为，3个纵队过江，既达不到调动敌人回防江南的目的，又削弱了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力量。3个纵队过江以后长途转战，估计要有五六万人的减员，以这样多的减员，在中原战场可歼敌3至5个军，粟裕向中央军委有理有据地阐述华野3个纵队留在中原集中兵力更大规模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和深远意义。

毛泽东听了粟裕当面的汇报和阐述，觉得他的意见符合全国和中原战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不过江。但强调渡江南进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只有渡江南进才有全国的胜利。5月5日书记处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通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决定，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正式确定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与此同时，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

此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集中有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其中12个整编师（军）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人民解放军只有13个纵队及一些地方武装。根据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战局，粟裕精心筹划、设计了集中兵力“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华野部队出敌不意兵临开封城下，刘邓大军调集5个纵队全力阻击胡琏兵团北援。只用5天时间，粟裕指挥的大军就攻占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余人；阻援方向也歼敌1万余人。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粟裕率部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巧妙调动敌人，敢于从多路进逼的敌人援军中寻歼一路，抓住战机，集中主力，又在睢杞地区激战6昼夜，围歼敌区寿年兵团，重创增援的黄百韬兵团。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歼敌5万多人。

豫东战役两个阶段歼敌近10万人，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的空前战绩，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

适时建议举行淮海战役，促成南线战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是南线决战的淮海战役，而促成举行淮海战役是粟裕最先向中央建议的。

粟裕指挥战役有一个特点，有人形象地比喻他是“嘴里吃一个，手里夹一个，眼里看一个”，也就是走一步运筹几步，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豫东战役的胜利，粟裕脑海里进行南线战略决战的构想越来越清晰了。他认为，随着敌我力量消长和战略战术变化，最后势必要和敌人作战略决战。他觉得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州、蚌埠地区最为有利，是决战的最佳战场。9月24日清晨7时，济南战役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息，粟裕关于下一步战略行动的电报就飞到了中央军委，向中央献策：兵出徐州以东，“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中央军委审慎考虑粟裕的建议，25日复电要粟裕召集部队领导干部会议讨论，把最后斟酌意见电告中央。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经过一天的磋商考虑，毛泽东于当晚7时发出第三份电报，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确定第一个作战目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一经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加紧了淮海战役的各项筹划。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新的战场形势使粟裕的战略构想有了新的发展。他预见到两支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的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规模将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此时刘伯承还在豫西，粟裕一再致电中央军委，强调“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第二次向中央提出的重要建议。当时集中在徐蚌地区参战的部队，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有15个纵队，还有中原野战军1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有4个纵队。按照惯例，一次战役有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都由主要方向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部队指挥员。粟裕的建议立即被中央军委采纳。毛泽东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后来中央军委进一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和支前工作。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粟裕指挥部队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又敏锐地发现徐州蒋军有南撤企图。粟裕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必须当机立断，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11月7日，粟裕一夜未眠起草电报，把他和华野参谋长张震的判断火速报告中央。8日清晨，粟裕和张震都在电报上郑重签名，并注明时间“齐辰”，发往西柏坡。“齐辰”即8日上午7至9时。“齐辰电”精辟分析、估计蒋介石可能会采取的两种方针，提出了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即在江北与我决战的战略部署，以便我继续在江北大量歼敌，为今后渡江作战和渡江之后解放江南各省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怎样把敌人抑留在江北呢？“齐辰电”又提出，消灭黄百韬后我军主力立即西取徐州，这样不仅可以抑留徐（州）蚌（埠）之敌，还能调动前来驰援的敌黄维十二兵团，以便我军在运动中歼灭之。

这是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第三次向中央军委献策。中央军委立即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战局发展完全证明粟裕对蒋介石分析、估计的正确。蒋介石确实曾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由于种种因素，加上粟裕的正确判断、建议和中央军委的及时果断决策，国民党军不得不在徐蚌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最后乖乖被歼。（责任编辑　方　徨）

（朱楹：原粟裕秘书；熊铮彦：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主任）

2003年第3期 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　作者：杜导正

《光明日报》离休干部殷毅，与我曾为同事，在70岁之际，学会了使用电脑，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了10余万字的《回首残阳已含山》一书，书中叙述了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是一个老记者的故事，也是55万人的故事。而它的牵涉面，却广及55万个家庭及几百万亲友。这就是共和国历史上很悲痛的那一页：反右派斗争。

这55万人，其中的绝对多数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及干部阶层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从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据地、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志士；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回来忠心报国的科学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期与共产党相依为命的民主党派铮铮盟友；还有很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的干部、大学生……

一夜之间，他们从美好的人间，跌进了深不可测的地狱。炼狱之长，延续了20多年。法国有个大文豪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法国失去了500个达官贵人、政府政要，对法国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了500个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会倒退半个世纪。这用到中国不一定妥帖，但不幸的是，这句话在中国的20世纪的几十年间几乎成为现实。

这个故事更令人痛彻之处还在于：这55万“右派分子”，不是被种种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组织“引蛇出洞”之后“揪”出来，打翻在地的。在他们的脸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火印”。许云峰和江竹筠之所以在国民党设置的监狱里、在刽子手的毒刑下能坚贞不屈，是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在为真理而献身，坚信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得解放的这一天终将到来，为此，他们愿把牢底坐穿，他们含笑赴死。而这55万“右派分子”，是被他们所热爱的党组织“判决”为“罪人”的，并且在被炼狱之火熬炼的漫漫长夜里，他们还得被迫苦苦“悔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罪行”，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指望自己还会有什么“未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们一个个平反，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

作者是一个高级记者，他用自己记实而生动的文笔朴朴素素道来，叙述了故事的发展，也尽可能地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一种浓重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包括党内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中国国民素质的某种消极因素以及我们许多领导人的个人品性等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况。这种氛围令我们今天读来仍然震惊，进一步逼着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上类似民女窦娥被冤杀案尚且曾有关汉卿等人为之鸣冤，而55万社会精英——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十——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却几乎无人敢为他们公开呼吁一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不”字。显而易见，这场历史悲剧，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个领导人、某些单位的错误，而必须从社会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氛围中去寻求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轨迹。

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只是新中国历史上类似悲剧的延伸和更大浩劫——“文革”的前奏。从此，中国知识界一片肃杀，风声鹤唳。世人禁口箝声，不敢再有独立思考。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全国城乡通行无阻，之后又是“反右倾”、“四清运动”、“个人迷信”盛行，直到爆发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剧和破坏也发展到了极至。大批当年“反右派”、“反右倾”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此时，自己也在瞬息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本书中叙述的故事被放大百倍、千倍后，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更野蛮地重演。

这55万“右派分子”，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字，现已有99%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99%错划，而几乎是100%划错了。这场完全错误的“反右派”斗争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现在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们的党和国家，在痛定思痛之中，召开了类似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庄重地总结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重新站立起来，出现了这20年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并完成了新老交替，为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证。面对今天的蓬勃祥和盛世，回顾20多年前的曲折艰险人生，大家真有说不尽的感慨。

如果说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诞生后消极甚至黑暗的一页，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一个展现新时代的“分水岭”。新中国今天的正确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建国初那许多错误做法所引发的教训上。正如恩格斯说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从“反右”到“文革”那一场场历史悲剧所产生的深层次、多方面的沉痛教训，是用无数血泪换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忘怀这段历史，更不该再允许此类悲剧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

我也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我整过人，55万右派中，有经我手送下牢狱的。随后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我又挨了整。至于“文革”那甭提了。经历了这反反复复整人、被人整的坑坑坎坎，我还在继续反思。今天我想到的是，我党我国已经总结接受了许许多多经验教训，使我们重新行进在健康的大道上，前途无限光明，但我个人以为历史经验教训太多了，太深刻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地彻底地予以总结，这个工作还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就是彻底总结了，纠正它更好地前进，仍是一个艰难的长过程。因此，到今日还不能说，在中国产生“反右派”甚至“文革”的那种土壤、那些条件，已不复存在，已经完全消失，这就是现在众多仁人志士仍常常心存余悸的原因所在。所以回顾总结我党我国成绩、经验的同时，切不可轻视我们失败、教训的反思，这后一条如恩格斯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尤为重要。为此，我感谢本书作者，我的老同事在古稀之年写下这一篇赤诚的文字。季羡林教授多次呼吁大家执笔写写“文革”，其目的也是想借此教育后人，也包括今人。

2003年第3期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作者：许人俊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姚士昌是山东蓬莱县原团结公社团结大队农民、党支部书记，在种花生过程中，他迎合当时弄虚作假的思潮，利用活学活用毛著的机会，谎称“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科学规律”，一度被新闻宣传部门吹捧为“花生大王”、“杰出的农民科学家”，顿时成为山东和全国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随后，姚士昌官运亨通，由一个普通农民迅速被委任为蓬莱县委副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继而又调入省城任山东省文教办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查处回乡，我因参与调查处理其问题，了解详情，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他编造谎言，欺世盗名，鼓噪一时

1970年前后，学毛著在全国已进入高潮，从地方到中央所有的报刊、广播电台等，每天都连篇累牍发表各地工农兵活学活用毛著的心得体会和“动人事迹”。

当时，我们这批国务院农办的干部，正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每天“天天读”后就下地干农活，收工回来还要念报纸，开展斗私批修活动。

一天，军代表发来《人民日报》，让大家认真学习。报纸刊登了山东花生大王姚士昌学毛著、种花生、夺高产的先进事迹。大标题《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打开了花生增产的秘密》赫然醒目。文章很长，几乎占了一整版，还配发了编者按语，按语高度评价农民科学家姚士昌活学活用毛著，通过长期实践，终于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真理”，揭开了科学家们过去一直未解开的秘密，是花生研究领域里的“重大突破”。

文章详细描述了姚士昌学毛著，运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研究花生生产，终于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夺得了花生高产，实现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文章说花生能否高产，关键在花生开的花要多，花越多，落地成果的机会越多，花生产量越高。为此，姚士昌刻苦学习《矛盾论》，领悟到花生增产的主要矛盾是开花，而研究花生何时开花又是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于是，他把这一点作为主攻方面加以研究、突破，认真翻阅、研究了许多花生专家、权威的著作，但感到那里面写的“尽是些洋话”，看不懂，不解决问题，只好转而学毛著，从毛著中寻找答案。

为了研究花生何时开花，他反复读《矛盾论》、《实践论》，体会到一切研究结论都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理。于是，他着手生产实践，起先在房前院子里用盆盆罐罐种花生，作为“试点”进行观察研究。后来又意识到只有“试点”不全面，既要有“点”，也要有“面”，“点”、“面”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于是，他又到离家一里外的大田里搞“面”上的实践，观察研究。为了掌握花生开花的规律，他说：“我一连在花生地里蹲了20多个夜晚”，“第二年我又一直观察了60多个晚上，初步发现了花生生长的一些内在联系，摸到了花生生长的一些规律。”“通过两年实践，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但发现了真理，而且有了新的发现，花生产量大幅度增长。”

文章还披露，两年来姚士昌一心扑在花生研究上，天天在花生地里爬来爬去，裤腿都磨破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掌握了“花生白天不开花，而是夜里开花”的真理，填补了科学家们在花生科研上的“空白”。

那篇文章的震撼力很大，全国所有报纸一律全文转载。随后，上海《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北京《北京日报》等报纸，均争先恐后发表姚士昌活学活用的各类心得体会，掀起了一个宣传姚士昌的热潮，声势浩大。为了形成更大的宣传高潮，突出报道我国农民科学家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奇迹，1970年秋天，北京有关方面指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赶往山东蓬莱县团结大队拍制姚士昌《种花生的辩证法》，并迅速发给全国放映。

那时，我们“五七”干校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除了听广播、读报纸，很少看电影，偶尔碰上看电影，也都是样板戏，或者是群众顺口溜形容的“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又哭又笑（《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一片胡闹。”恰好有一天轮上看电影，是北京刚拍制的新闻纪录片《种花生的辩证法》。不巧天公捣乱下起了大雨，而电影当夜还得转移到别处巡回放映，作为政治任务，不得改变。于是，军代表带领我们冒雨步行数里，集合到财政部干校场院，共同看姚士昌种花生的电影。雨越下越大，场地上的水越积越深，到处流淌。但是大家纪律严明，一个个都冒着大雨，静坐在小板凳上看电影。只见银幕上的姚士昌也冒着哗哗大雨，摸着黑夜，提着一盏马灯，急匆匆地钻进花生地里，趴在大田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精心尽意地观察花生何时开花。雨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他的裤腿也明显被磨得破破烂烂。其景动人，其情感人，引人入胜，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谁也没有想到这部新闻纪录片竟然是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产物，害得我们冒雨受骗上当。

正是这样弄虚作假的宣传报道，加上姚士昌本人的表演，为他后来大踏步进入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他借“活学活用”，以怨报德，不得人心

然而，姚士昌的风光岁月仅持续了六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第二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后来，他又提出要批判“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罪行。

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不久山东省机关一位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执笔向党中央写信举报：“姚士昌不是花生专家，而是政治骗子。他所吹嘘的发现花生生长的规律，都是骗人的。所谓花生夜间开花之说，是十足的屁话。”举报人对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编造的谎言作了详细剖析，并反映了姚在经济和生活、思想作风上的种种问题。党中央很重视，一位副主席批示要农林部党组派调查组赴山东，会同省委联合调查处理此事。

农林部当即派红军出身的部级领导干部吕清同志带队，并从武汉抽调长期从事花生研究的孙大荣教授参加调查组。巧得很，一向对姚士昌 学哲学、种花生印象深、感兴趣的我和另一名干部，也被调进调查组。山东省委对此事极为重视，第一书记白如冰立即召开常委会，确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毅等参加调查，弄清情况，严肃处理。

在白如冰书记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在济南、烟台、蓬莱等地深入公社、大队和省花生研究所，通过集体座谈，个别访问，查阅报刊、图书，调看影视片，审查账目，同姚士昌面谈等方式，反复调查、核对、讨论，历时近两个月，终于将“花生夜间开花”问题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

山东蓬莱县历来是花生的传统产地，当地农民种花生经验丰富，产量高。姚士昌所在的团结公社团结大队比较突出，是远近闻名的花生高产先进典型，该大队队长是群众公认的种花生能手，经验更多。五六十年代，我国粮油严重短缺，省、地、县农业、粮食部门每年都要选择一些高产典型召开现场会，通过参观、座谈、典型发言等交流经验，促进生产发展，团结大队理所当然经常成为现场会的入选地点。但大队长文化低，为人本分老实，开会不善言谈，影响效果。于是，后来改由党支部书记姚士昌代表大队介绍经验。姚有文化，口齿伶俐，过去做过小买卖，机智灵活，能说会道，种花生也是能手。在现场会上，他把本地的经验介绍得头头是道，深得到会代表和各级领导的好评，他还善于把外地代表种花生的好措施、好经验，移植到本地、夺取花生高产，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团结大队的代表人物。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现场会发现蓬莱县团结大队的花生生产很有一套，有培养前途，于是，决定派出一些科研人员到该大队蹲点，传授有关科学知识，介绍日照县等地花生增产的措施，帮助开展花生科学实验，努力提高产量。当时，姚士昌态度谦虚，学习勤奋，巧于钻研，表现出色。

1960年，山东省农科院为加强同农村的联系合作，决定选聘一些“在本地某科专业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进生产者”为农民研究员，姚士昌是其中之一。这就成了“文革”期间把他作为“农民科学家”大肆宣扬的根据之一。

此后，省、地、县各级领导经常组织他到各地现身说法，传授花生生产经验。那时，他都实话实说，多次承认团结大队的一些增产经验，都是自己在花生研究所研究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吸取了临沂地区日照、莒南县“青棵蹲苗”等先进措施取得的。

我们调查证实，姚士昌在“文革”前各种场合的讲话或文章，一般均符合实际，没有胡说乱编。然而，“文革”开始，尤其是1970年以后，随着整个社会风气变化，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加之他受到康生、曹轶欧的赏识、鼓励，他逐步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发挥能说会道的独特优势，开始了胡编乱造的政治生涯。

调查资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他和妻子曹轶欧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请各地学哲学积极分子进京宣讲。姚士昌有幸入选，曹轶欧对这位胶东老乡的宣讲材料很感兴趣，亲自批示：“很好，颇像姚士昌的口吻。文章坚定有力，比姜某的那篇文章写得好，更真实，个别词句再斟酌一下。”姚随即应邀进京，给首都党政军机关做宣讲报告。曹轶欧还特地将胶东老乡安排在她所在的中央党校居住，热情接见，当面给予种种指示和鼓励，甚至赠礼品作纪念。姚士昌受宠若惊，兴奋不已，他心领神会地顺应时代潮流，到处开展宣讲活动，着重吹嘘自己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勇于从事花生研究，敢于同花生研究所的资产阶级专家、反动权威进行斗争，夺取花生高产的光辉历程。会议规模越大，人数越多，他吹劲越大，越善于发挥，而且越吹得活灵活现。为了哗众取宠、蛊惑人心，他竟以怨报德，把当年花生研究所派往大队帮助搞科研种植、夺高产的科研人员，作为“臭老九”批判，攻击他们是阻挠、破坏农民花生研究的反动权威，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姚士昌从首都宣讲回山东后神气十足，逢人就讲康老、曹大姐，炫耀曹轶欧大姐接待了自己，赠送了纪念品，还说某某、某某部长请自己吃饭等等……这些都成了他的沽名钓誉的政治资本。北京之行，使他名利双收，他做梦也没想到官运来得那么快、那么顺，很快他就登上特快列车，迅速由蓬莱、烟台直达济南，当上了省里的大官。他作为省文教办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农民科学家的身份被派去占领山东省文教领域的政治舞台，承担同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使命。在省高等院校教师大会上，他不时对教授们拍桌子、发脾气，严厉训斥“臭老九”，要大家脱胎换骨改造思想。他公开扬言：“我是种花生的农民，头上没有帽子，有劳动的双手，不怕同你们斗。大不了，我回家种花生去！”许多老教授、老专家坐在台下挨他训斥，心里憋气，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他拿科学开玩笑，最终身败名裂

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孙大荣教授，是长期从事花生研究的专家，他为人正派沉稳，熟知国内外花生科研的信息。他同许多花生研究专家一样，在调查姚士昌的问题时都反复强调：花生开花是光合作用，完全受阳光支配影响。白天开花，夜间不开花，阴天迟开花，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科学真理和定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普通常识。不仅花生是如此，其他所有植物开花也是如此。只有昙花等少数植物具备个别特性，它是夜间开花，故有“昙花一现”的说法。

历史资料也表明，我国古代书籍上早有花生的花“晨开暮落”的文字记载。50年代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对花生何时开花，曾作过长期观察、测定、记录，标明烟台地区，晴天，花生开花的具体时间是：6月份五点半，7月份六点，8月份六点半。这说明花生何时开花，早有定论，并非新问题。

我们从查证的历史资料中看出，1966年10月15日以前，姚士昌在所有口头报告和文章中，尽管也提到他夜间曾观察花生何时开花的情节，但从未敢说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秘密，那时的提法尚属恰当，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1966年10月15日，他在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说：“怎么开花？我头天晚上九点多去看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多又去看了一个多小时，第三天夜里三点半裂了小缝。过了一个半小时，花生开花了，计算起来是五点钟开花。”这个说法，同省花生研究所测定的烟台地区花生五点半开花大体吻合。此时，他依然没敢胡说花生夜间开花，而是如实说凌晨五点钟开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姚士昌在活学活用过程中，凭着聪明的脑袋、灵敏的嗅觉，逐步嗅到了一些新的政治气味。尤其是1970年新华社记者专程到蓬莱县采访他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突然大彻大悟，开始大讲过去从未讲过的动人故事，尽力渲染，吸引了新闻宣传部门的注意力，争相宣传报道。应邀进京宣讲，受到康生、曹轶欧的关怀、接见、鼓励后，他更是天花乱坠大吹大擂。先是把日照、莒南县创造的“花生青棵蹲苗”法，说成是自己“摸索”、“创造”的，谎称“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青棵蹲苗。”继而在花生开花问题上，他又充分发挥想象力，讲述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把这些故事同《矛盾论》、《实践论》中的哲学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渲染，使他研究“花生夜间开花”之事更富有故事性、生动性、理论性和欺骗性。

随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奉命派摄制组到蓬莱县团结大队，加紧制作姚士昌冒大雨研究花生夜间开花的新闻纪录片。但天公不作美，总是不下雨，只好从县里调消防队，动用救火车往花生地的上空喷水，人工制造夜间下大雨的气氛。县里农业部门有关技术干部对“花生夜间开花”本来就有不同看法，加之如今又动用消防车降雨，更有意见，认为明显弄虚作假。然而，此时此刻的姚士昌已忘乎所以，依然提着马灯，冒着人工大雨，在花生地里故作姿态进行精彩表演。通过那次调查，我才发现当初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冒大雨观看的感人电影，竟是如此弄虚作假炮制出来的作品，大有受骗上当之感觉。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周报》（英文版）当然也不甘落后，迅速将姚士昌活学活用、发现“花生夜间开花”一事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列为重要新闻，用英语向海外广泛传播，力图扩大国际影响。殊不知，“植物开花受阳光支配”这一观点，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普通常识。如今中国农民科学家居然宣称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秘密，并向海外大肆宣扬，岂不是拿科学开国际玩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很快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外宾听了广播后曾公开向我方索要“夜间开花”的花生品种。一些科研单位的专家也证实：英国皇家学会曾致函我国外交学会，要求中方提供“夜间开花”的花生种子，给我国造成被动，严重损害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国际声誉，对外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许多科研人员都愤怒谴责姚士昌胡说八道，拿国家形象当儿戏，给中国人丢脸！

当然，这些情况一般人均不知道，而且在极左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谁也不敢去揭露“花生夜间开花”的谎言。所以，姚士昌的仕途生涯一直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步步高升，直至登上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权位。他地位变了，思想和生活作风随之变化，贪心也大了，逐渐由好吃好喝，进而发展到公开要吃要喝，越吃范围越大，越吃越严重。他好吃羊肉、喝羊汤，吃得全省闻名。只要姚士昌一到，当地赶紧捉羊、宰羊，煮肉，炖汤，酒肉伺候。地方群众不满说：“共产党养不起这个阔老爷。”更有甚者，他在县、省两处还领取双份补贴和救济金，而且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谋私利、走后门。

姚士昌是个聪明人，思想转得也快。当“四人帮”被粉碎，康生、曹轶欧受到揭露时，他在省委领导下立即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作了一些工作。当我们找到他调查、核对“花生夜间开花”等问题时，他态度诚恳，承认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严重，在花生问题上弄虚作假，说了谎话，影响很坏，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和人民。他悔恨交加，流了眼泪，在经济问题上迅速退赔。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农林部党组书记杨立功为此分别主持会议，详细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对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弄虚作假的问题多次进行研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既有他主观上的思想路线不正，党性不纯，世界观未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喜欢胡吹乱编，弄虚作假，争名夺利等个人因素；也有“四人帮”借助活学活用的的旗号，诱导他借题发挥，帮他造假“拔高”，开展政治宣传，制造思想混乱等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相互影响，互为作用，致使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谎言越说越多，范围越传越广，名气越吹越响，危害越来越大。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山东省委、农林部党组一致同意请中央：

1、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在适当范围内通过整风对其错误进行清理、批判、教育，然后安排其回基层工作、劳动。

2、全国宣传出版部门一律停止对姚士昌学哲学、种花生的宣传，原有宣传“花生夜间开花”的影视、幻灯片、图片、书籍、戏曲等立即停映（演）或封存，不得出售。

风光一时的姚士昌政治生涯至此结束，他悄然离开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3年第3期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作者：赵发生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军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林彪、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上级。先念同志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目前湖北省粮食紧张的问题。

先念同志讲话一开头就直奔主题，他说：“现在湖北省粮食问题吃紧，全省缺口达300万斤。本来希望中央调拨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看来是不可能了，全国都在告急！全国粮食收支已经出现40亿斤的赤字。今年小麦受灾，又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也感到粮食供销形势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今天特请大家来，共同出谋划策，看看如何解决我省的粮食缺口问题。”

先念同志讲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会场气氛凝重。有的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随着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人口增加，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造成商品粮消费的急剧增加。有的说，在粮食自由市场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也是造成粮食形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听来听去，大家确实把粮食紧张的原因都摆出来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找到。

会议休息时，在延安时期的老首长叶剑英向我走来和我打了个招呼，还问到：“黎浩可好？”我曾经当过剑英同志的政治秘书，当时妻子黎浩在延安鲁艺工作，和他也熟悉。一晃十来年没有见到叶帅了，我这次见到他还是那么精神抖擞，依然风度翩翩。

休息之后继续开会，大家还是一筹莫展，就连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也沉默着，自始至终一语未发。眼看快到中午了，我要求发言，先念同志颔首。我说：“我是刚刚从江西调来的，对江西的粮食情况比较了解。江西这两年风调雨顺，全省连续获得半收，征购大于销售，市场稳定，储备粮食比较多。我和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比较熟悉，我想我去向江西省借几百万斤粮食，估计问题不大。”

先念同志兴奋地点着头，说：“那好，借粮的事情就由你去办，具体问题你可直接找我。”

我向江西省委借粮的事，得到邵式平省长的大力支持，很快办妥。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955年10月我调到北京，先后任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助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受先念同志的直接领导。

1958年7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在那张浅褐色的委任状上，盖有蓝色的周恩来总理的签名章。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粮食工作生涯。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粮食部，经周恩来总理提名，民主人士章乃器被任命为首任中央粮食部部长。副部长有陈国栋、陈希云、黄静波、聂洪均、喻杰、周康民等人。当1958年我被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时，黄静波同志已经调离粮食部，陈希云同志去世，章乃器已划为右派，部长一职由沙千里担任。

我到粮食部时，实际主持粮食部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长陈国栋同志。他记忆力好，工作能力强，为人正派，和蔼厚道。在工作上他坚决执行国务院对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但在庐山会议后被认为“思想右倾”受到批评。在“文革”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从1958年到1982年退居二线时，我在粮食部工作20多年，基本上是在业务工作第一线，负责全国粮食的购、销、调、存工作，这是一项上挂中央、下连全国人民的工作。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同志亲自抓粮食，连毛泽东主席也时时牵挂着粮食问题。

一旦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我便立刻起来赶到中南海开会或汇报情况。

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对国务院各个部、委上报的报表都要亲自过目，笔笔核算，任何微小的差错都逃不过他的慧目。周总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干部要求很严格，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管业务的副部长要把报上来的报表装在心里，当他问到任何数字，回答要脱口而出，不能错。这样，副部长们对自己主管的业务亲历亲为、兢兢业业才能达到要求。中央要求必须“三三制”，就是主管业务的同志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大约八、九个月到外地，下基层，三分之一在北京。那时，我经常出差，为粮食工作几乎跑遍全国，行李简单，提起一只棕色小皮箱，说走就走。对历年来各个省的粮食产、供、销、调、存情况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与各个省市的粮食厅、局的干部很熟悉，当周总理过问全国粮食工作情况时，就能够应答迅速。

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等领导开展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受到了点名批评。批评了反冒进，各地纷纷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各部委工作如同走钢丝，不能不小心翼翼。我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上尤其要兢兢业业，仔细慎重，只有在考虑成熟时，才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像在“统购统销”的60年代，我初次提出收购议价粮食的建议，得到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的积极支持、推广，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得到经济专家薛暮桥的赞同。可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批判为“资本主义路线”而无法实施。

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600斤左右，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速度和军需民食的要求，统筹安排全国粮食的供需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中，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是最突出的，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粮食工作几乎天天牵动中央领导人的心，消耗他们的精力。那时，周总理为全国理财当家，夜以继日。先念同志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每天起得很早，到中南海岸边散步回来，就审批文件，翻阅有关粮食方面的报表，了解粮食的产、供、销、调、运等方面最新动态。到大家上班时，他已批完一大摞。碰巧上午请部长们来开会，他拿出已经批过的文件，有的部长还没看呢！在那些年月里，我作为主管粮食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几乎每天要同周总理或先念同志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要见两三次。

在解放后国家粮食比较紧张的头30年中，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在粮食部有这么个说法：“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为什么呢？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解放后它每年至少要向国家调拨8—10亿斤粮食，包括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羸弱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解放后江西为什么能很快把农业搞上去呢？一是因为江西省狠抓了农田水利建设；二是在1958年经过“头脑发热”后冷却得比较快，农业生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的粮食产量仍然稳定，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庐山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带着一批省市委书记，由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在省委举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纷纷向敬爱的总理敬酒。总理笑着说：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个条件，干一杯酒，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一亿斤，好不好？”

三杯酒就是三亿斤粮食。杨尚奎明白，总理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也不会给江西压下这三亿斤的外调任务。头年四、五月间，他到北京开会时，总理就特地来到他的房间求助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理言辞恳切地说：“江西已经调出了十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杨尚奎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情况，说：“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杨尚奎流着眼泪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可是，杨尚奎看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忧郁，答应回去统一一下认识，再勒紧一次裤带支援中央吧！

总理高兴地笑了：“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仍外调了15亿斤粮食。

共和国不会忘记江西人民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蒸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境大船，船上约有一千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粮，帮助他一下？”

我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我。在去宾馆的路上，他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

到了宾馆，我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三千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中央粮库调三千万斤粮食存在汉口。我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我向他提出几个建议：“开些高价饭馆，主食卖贵点。一角多钱一斤的粮食可以卖三、四角一斤，不收粮票。”王任重都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我在武汉三天，他整整陪我三天，我给他解决了紧急的粮食问题使他如释重负。

回到北京，我向陈云和先念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认为饭馆采取收粮票的办法好，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陈云和先念同志作出指示：全国的饭馆一律收取粮票。这在当时对于节约用粮和保障社会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跃进”的年代，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虚报瞒产，把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吹成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一时间中国的粮食似乎多得不得了。各地兴起大办食堂的风，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根本拿粮食不当回事。

我是做全国粮食工作的，眼看着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食堂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忧心如焚。

1958年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那年全国一折腾，青壮年农民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庄稼熟了烂在地里，却是增产不增收。以后遇到延续三年的大旱，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年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量减少170斤。

这时国家库存粮食已经越来越少，各地也库存无多，都纷纷向中央告急。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惟有加强全国粮食的统一调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把粮食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的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不过对保证军需民食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

粮食产量下降，副食品供应匮乏，糠菜不济，饥馑波及城乡各地，特别是农村。全国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1960年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面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设想基本上是在实验阶段，数量很少，起不了什么作用。

由于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人们营养不良，浮肿病大范围出现，农村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动员家在农村的城市职工返乡，大约有一千万左右，以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动员干部自报减少粮食定量。

在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先念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看，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并不存在，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张闻天到先念同志处了解有关情况，先念同志把情况和数字告诉了他，因此也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并被指责“为张闻天提供‘炮弹’”。这使党内生活更不民主，人人噤若寒蝉，下情不明，给中央指导经济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黄克诚晚年回顾庐山会议的教训时，不无悲怆地说：“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1960年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粮食问题愈加严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我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绞。我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

为了解决极为困难的粮食问题，1960年，李先念副总理提议进口一部分粮食，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自力更生”是基本国策，毛主席又有“不吃进口粮”的指示。可是粮食连年减产，库存见底，救民如救火。周总理、陈云都支持这个提议，认为进口粮食对稳定国民经济、克服粮食紧张、保护农民积极性有利，因此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在进出口粮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是小麦、玉米的1—2倍，出口1吨大米可以换回1.7吨小麦或2吨玉米。如果出口换汇率较高的大米、大豆、杂粮，进口小麦、玉米，在外汇平衡的情况下，将多进口许多粮食，先念向总理提出后得到批准。实施后，我们国家获益巨大。出口粮食换汇最好的时候是1973年，1吨大米换回2.7吨小麦，我们那年出口300万吨大米，占世界第一。1971—1976年5年间进口粮食比出口粮食多187亿斤，进出口平衡后，另增加外汇收入7亿多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工业的钢材及支援外贸。

60年代末，随着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的经营和库存数量持续上升，仓库建设远远赶不上粮食储存的需要。那时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资金材料非常缺乏，粮库连做露天粮屯的席子也难以买到。这时，黑龙江省明水县发明了用一把草、一把泥建设的粮仓——“土圆仓”。它不需要钢材、木材、水泥等紧俏材料，造价低廉，技术含量不高又很实用，引起了我们的重视。1969年6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推广建设“土圆仓”的经验。

大量建设“土圆仓”，缓和了粮食仓容不足的困难。它代替用席穴露天保管粮食，改善储粮条件，对促进粮仓机械化起了一定作用。

随着经济情况好转，粮食入库量大幅度增长，“土圆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沿海港口和一些交通枢纽地区建成一批现代化的立筒库；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建成了大批以砖和钢筋水泥结构的砖圆仓；南方发展拱顶高房仓；上海建起楼房仓；还有的地区建起小型钢板仓；还有大量的露天储粮货场。粮仓机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文革”中粮食部受到的干扰比较大，第一副部长陈国栋等人被“打倒”靠边站了。经周总理提议，毛泽东批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和林乎加组成“小计委”搬进国务院工作。国务院管业务的部委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组成“小班子”。在粮食部建立两套班子：大班子是以造反派为首的大多数人参加搞运动的所谓“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搞业务的就剩下我了，于是组成以我为首的“促生产”小班子。

我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侥幸不被打倒呢？第一，我1932年参加红军，赤贫出身，造反派抓不到我的“把柄”；第二，生活上我不搞特殊化，与职工和基层干部关系融洽，在抓“走资派”时他们保护了我；第三，在两派群众斗争中，坚持“不表态”，说我是“泥瓦匠”。

“文革”十年，不仅搞乱了经济，更是扰乱了人心。加上管理不善，一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部门就很容易被钻了政策上的空子。1977年粮食系统净亏损猛增到70亿，比往年增加了20个亿。这些亏损不是由地方负担，而是由中央财政负担。这20个亿是从中央财政部反映出来的，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重视。

1977年11月的一天，华国锋、李先念把商业部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找去开会。那年各省市粮食厅局资金都有亏损，几千万、几亿元的都有，其中以黑龙江省亏损最大，一年亏损竟达10亿！

华国锋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说：“给我两年时间，一定要把亏损扭转过来！”

华国锋听了我的表态，有点意外，说：“你们如果真的能在两年时间内扭转亏损，我给你们放鞭炮！奖励你们2000万元鞭炮钱。”

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奔赴黑龙江，这年我已经62岁。邓飞副部长带了一个组去吉林。几天过去了，粮库领导只是提及造成粮库亏损的表层原因。工作组分析，这些因素确实可以造成某些亏损，但不是造成重大亏损的根本原因。仅仅在肇东粮库，就亏损近亿元人民币，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带领工作组直接进驻粮库。

一天，我从粮仓旁边走过，顺手抓了一把粮食，回到办公室一看，是一把带着冰碴的葵花子。我心里一沉：这滩水不就是政府用来购买粮食的钱吗？原来国库中无数的钱就是这样化成了水！基层粮食部门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是有质量标准的，其中之一是含水量，在一定含水量以下适合于保存，不生虫、不霉变。就是超过标准含水量在粮食表面也不应见水分，当然不会成为冰碴。外行也不会用粮食价格去购买冰碴（水）的。基层粮食收购部门连这样不合格的农产品都收购，还收进县粮食仓库，实在是严重的失职！

且不说葵花子表面上的冰碴，它本身的质量如何呢？我一一嗑开葵花子，30%空壳，70%是瘪籽，成熟饱满的竟然没有一粒！我愤怒了。我干粮食工作这么多年，走遍了除去西藏以外的全国粮库，还没有见过一个粮库收购、储存这样的农产品的，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在北国边陲小县一个粮库的愤怒震撼了黑龙江全省，省委书记潘复生也把目光转向了肇东县，省粮食厅和各县粮食局两级领导都赶到肇东粮库来了。省委副书记率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开始进行全面调查，接着全省粮库都开始对库存粮食质量进行认真的检查，结果发现库存粮食60%都有肇东粮库的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组认为造成粮库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用工浪费，临时工很多，冬天是冰天雪地，无法晾晒粮食，他们就没事做，直到来年6月；二是材料浪费，粮库里堆了许多几年用不上的席子、苫布、木料等，造成浪费。为了解决粮食高水分问题，采取先收购，付部分款，但不入库，由农民在家里炕上烘烤。第二年春天，粮食系统在辽宁省召开东北三省粮食局长会议，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在粮食工作上及其它工作上都有了根本变化，黑龙江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全国粮食收购亏损20亿的问题，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扭转过来，比我当初承诺的二年扭亏提前实现。

华国锋亲自给粮食部批了2000万的鞭炮钱兑现了。这类款项我们不能随便动用，最后还是进了大财政。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收、购价格长期比较低廉，从原则上讲这没有什么错误。中国那时只能“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泱泱大国，“无粮不稳”嘛！但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由于工业产品价格比较高，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在短期内实行还可以应付，时间长了就一定会加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伤害农民的积极性。谷贱伤农，中央也考虑到这一点。于是出台了一个“提高粮食收购价，销售却维持原来的价格不变”的政策。作为应急措施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根本上说却违反了经济规律。国家对粮食收购进行补贴，农民虽然高兴了，市民也不吃亏，只是苦了国家。这叫“政策性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尽管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成为“既定方针”，谁也不敢多说什么。粮食工作人员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人民把“粮食”这份家当交给我，我不能不为之筹谋。

1962年在粮食计划会议上，我提出收购议价粮问题，就是用高于平价粮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提高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同时将这批粮食高价供应市场，这叫“高进高出”，减少国家补贴。现在看来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在当时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我的意见合理可行，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同志也认为有道理，粮食部多数副部长也表示赞同。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害怕部分提价会造成社会不稳、人心不定，这个提案当时被否决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化，才逐渐接受了议价粮的观念。

议价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打开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它既调动了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带动了市场经济，为工业和民用粮食打开了更多的货源渠道；对于国家来说既能多收购粮食，免除这部分的粮食补贴，还能略微增加一些收入。粮食系统从单纯赔钱变为有赔有赚，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作者：冯兰瑞

一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62年前我去延安时路过、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地方。1939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川东青委书记、我的领导杨述同志被捕。当时我正在重庆做秘密工作，同时又从事公开的青年群众救亡运动，已经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三次动手抓我。为避难我于1939年秋到北碚育才学校教书。1940年特务追捕到北碚，幸得当地区委书记王士槐到育才来紧急通知，我才匆忙转移，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约一个月，党中央南方局决定送我回延安。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南渝中学的女同志尹锡康。

记得离开重庆“八办”的前一天，负责输送干部的廖似光同志（凯丰同志夫人）跟我谈话。她对我撤退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切，亲切仔细地交待必须注意的事项，教我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盘查，为我取了假名字，扮做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是奉调去西安工作的。送我们去陕西的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在褒城（今勉县）办了一个酒精厂，是个很好的统战关系。廖要我对他也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说是银行职员，而对外又要称为酒精厂的职员。最后发给我们每人一笔路费，第二天还让一辆小轿车送我俩到七星岗长途汽车站，使我们顺利离开重庆。

我们从重庆出发，过成都、绵阳、剑阁、广元，进陕西，又经宁强、汉中、秦岭、五顶山，到达褒城酒精厂，次日又乘原车到宝鸡，再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因为汽车破旧，路不好走，竟走了十几天。火车抵达西安，我俩就按照廖似光的嘱咐，一下车，连西安火车站是什么样都没看看，立即坐车直奔七贤庄一号“八办”。虽说一路上也和同车的人一起游山观景，但紧张的心情此刻才松弛下来，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感到安全了。

二

2002年5月中旬，我重返西安故地，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然后去看“八办”。

七贤庄是一条小街的名字，地处西安城内西南一隅，靠近后宰门，往来行人很少，周围非常僻静。从博物馆乘车，很快就到了。“八办”的大门，门右边悬挂的牌子原来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换成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白底金字，叶剑英老帅题写，左下方有署名和日期。大门左面台阶尽头贴墙有个约一米高的底座，上面矗立着长方形的说明牌，黑底白字，也很大方清楚，中间特大号字是：“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　旧址”。上面一行小字：“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在纪念馆门前照了两张相。

过去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成了珍贵的革命遗址，难得的是仍然保持了当年的面貌。院外仍然是安静的小街、朴素的门厅，院内临街房屋是纪念馆办公室，仍然是那样简朴，当年伍云甫主任和工作人员的住房仍然只有一桌、一椅、一张木床。院中保留着中央领导同志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还有宣侠父等住过的房间。上了几级台阶从门外看进去，仍然还是那样简单朴素。

要说现在的“八办”与当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占地面积扩大了一些。原来在七贤庄小街上，只有两个院子属于“八办”，一个是“八办”本部所在的一号，一个是招待所七号。现在七号没有了，当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徒步穿越八百里秦川，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其中许多人都要到西安“八办”停留几天，或接关系，或办手续。“八办”招待所就像是个“驿站”，送往迎来，好不兴旺。如今成为革命的纪念馆，这个“驿站”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八办”却由一个院落变成了四个院落。工作人员介绍说，为建纪念馆，把和一号院相连的三个院子买了下来，打通了。确实，我们从一号院往左看去，就发现有三个古色古香、建筑精致的月宫门（圆形的门）贯通着。这个小小的建筑与原来的平房很是协调匹配。最后的一排长长的展厅，共有约八间，看来也是四个院子的最后一排房间改造的。展厅面积虽远不能与刚才看过的历史博物馆相比，但作为一个地方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也可以了。

纪念馆的女同志特别领我们去看了一个残留的水井。此井位于第二排房屋尽头的墙角，是从第一进院到第二进院的必经之地。她问我这个水井是否同以前一样？我说过去没有看到过。因为一到七贤庄，伍云甫主任就宣布纪律，去延安的同志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也不许到办事处乱串，我们是严格遵守的。西安是 “国统区”，“八办”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内部有很多机密，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往来，暂住，必须严格保密。我当时住七号招待所，只是第二天跟着一位小八路到一号院理了一次发。

这个残留的水井，没有了提水的吊桶，只有残存的辘轳和缠在上面的干枯破旧的井绳。原来1940年我路过西安，住“八办”招待所近一个月，从没想到“八办”的工作人员就是用这件十分原始的工具打水，供应我们这许多来往人员饮用的。想到当年“八办”战士们的辛苦，不胜感慨。看过水井，她还领我去看当年的理发室。这是一个较大的房间，面积相当于两个中式平房的自然间，里面的设备也保持原样。旧桌上放置理发工具，屋角一个木制的脸盆架，已经很旧。屋子中间一个长方形凳子，是供理发的人坐的。不明白的是理发者头顶上还挂着一块厚厚的黑乎乎的不像是棉被又不像棉门帘的东西。这位女同志解释说，是天热理发时用绳索拉动煽风的。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确实记不得了。大约因为我到这里理发时天气还不怎么热之缘故吧。

三

随即我走进一间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彭德怀小屋”五个字已清清楚楚映入我的眼帘。过去一看，门是关着的，只能透过上半部的玻璃看到里边的布置。迎面一张彭德怀的照片，一张单人床，上有床单和薄薄的军毯，桌子只能看到一角，桌前一把藤椅。再看墙上的说明，原来抗战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曾经八次过往西安，都住在这里，此小屋因而得名。说明牌上还记载着彭总当年怒斥国民党“反共专员”何绍南，使何不敢再去绥德当专员，从此绥德就归入了陕甘宁边区的事迹。

“说明”下面，是住过此屋的过往人员名单：胡乔木、王若飞、许光达、李昌、毛泽民、罗世文。再下面是在这里住过的西办人员。

李昌住过西安办事处，我听说过但未知其详。回京后问起当年情况，李昌回忆说：1938年临汾沦陷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搬到西安，当时他还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民先总部在西安师范学院的前院。一天清晨，陕西省青委书记毕於红同志通知李昌说，得到内部消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抓他。李昌赶紧清理机密文件，准备转移，警察已到门口。原来是当地警察局派出所来催民先总部去登记。李昌当即随他到派出所，说，我已见过你们省党部书记郭紫锋，正在按程序办手续。李昌得知该派出所所长是东北人，还乘机向他宣传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道理。告别派出所，他就雇车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正在西安的林伯渠主席觉得情况紧急，就决定李昌到宣侠父家中暂避。宣侠父与胡宗南是黄埔同学，在陕西很有名望。国民党武装特务到西安师院扑了个空，就追到宣家搜捕。李昌这时正躲在宣侠父床上帐中，军警没敢进屋。林老得知后，连忙带着“八办”随员以探望宣侠父为名，去宣家让李昌夹在同去的八路军中间回到办事处。为防备国民党军警闯进来搜查，又派人送李昌到新安旅行团陕西办事处藏起来，待风声渐小，才接李昌回办事处。不久，林老决定李昌转移去武汉。李昌遂扮成八路军军官，由“八办”护送到开往武汉的火车站。这就是离开西安之前，李昌曾住“彭德怀小屋”的经过。

这次来西安，见到李昌在“八办”住过的小屋，不啻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马上拍照，并将“彭德怀小屋”的说明拍下来，留做纪念。

四

再穿过一个院子，我们来到“八办”最后一排房屋——纪念馆展厅。这里集中展出了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地记述了她们同情中国革命，不辞艰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支持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展览生动表现了史沫特莱数十年坚持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对世界说真话的“无冕之王”的高尚情操，也记录了她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革命友谊，感人至深。还展出了斯诺夫人与斯诺先生一起，在中国多年的活动。斯诺夫人继续完成丈夫的遗志，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往事如烟，祖国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饱经风霜，历尽艰险的幸存者，这次重访“八办”，回顾历史，深感又受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不知道、不理解历史，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建为纪念馆，无疑是十分必要，很有远见的。不过作为纪念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说，内容还显得单薄一些。如果有更多的与当年“八办”有关的我国革命者事迹和历史充实其间，使内容更突出、更丰满一些，展出的效果会更好。该馆似也有此考虑。临别时副馆长说，他们不久将赴北京，访问一些老同志，收集资料。

（本文作者系李昌同志夫人）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3年第3期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作者：迟泽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台湾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由于参加活动较多，接触面广，特别是各省、各大军区参加大会的秘书中，有些还是笔者多年旧交，不免交流一些彼此关心的信息，因而，对这次大会的所见所闻，至今也难以忘怀。50年代，笔者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评价迥异的会议

参加“九大”的代表共1512人。住北京饭店的中南大组，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区和广州军区代表团组成，召集人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4月1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然后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14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是毛泽东主持。先是大会发言，安排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和纪登奎等9人。各人发言前后，毛泽东不时插话或提问，会场气氛活跃。大会发言后，举手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月24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2l时37分。

毛泽东对“九大”给予很高评价，寄予很大期望，说“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希望“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然而，“九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大出毛泽东的预料。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人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人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文革”中，砸保密室、抢档案和向社会抛档案借以打击对手，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在一大批“造反派”进人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之后，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保密观念和保密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是，这次对“九大”的保密，却出现了奇迹。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一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人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人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人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于是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但多次讲到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时32分，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中，有担任地区以上革委会领导的军队干部8人，县以上地方干部8人，其余42人除个别厂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所谓知识分子代表（1名技术员、1名县医院医生）外，全部来自工矿、农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人党的新党员。而上海代表团一位“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人党，人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人党到进人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伏彼起，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649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4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之后，大会秘书处有限度地放宽了对代表们的保密要求，允许与外界通信。当时长途电话通话范围十分有限，不少青年代表纷纷涌向宾馆附设的电信所，满怀激情地向家乡或单位发电报，报告大会开幕和他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景，要大家与他们分享这一幸福。有的代表从没有发过电报，在电信所工作人员帮助下艰难地起草电文，有的一写上千字，绝大部分是电台广播的内容。

青年代表人党时间短，不但政治理论基础差，文化程度也多数较低。但是他们也有长处，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不怯场，而且讲起来很有时代特色。汕头地区一位年仅20岁的大队妇女主任，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她离开家乡时，社员们一再嘱咐她，到北京后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来到北京后，她激动得几天睡不好觉，她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斗私批修”，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她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要坚决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有脚走不上正路，有眼看不到阶级斗争。一位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介绍他所在大队开展学“毛著”运动的情况，说一些人原来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为风气，农村风气大变，“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不看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这两位青年代表讲的，都属于当时流行的“套话”。但是他们运用得极为熟练，再加上丰富的表情，确实让一些老干部相形见绌。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青年代表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阶级斗争。因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年近40岁的农民，他在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文革”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地批他：“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着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番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

“表忠”

4月24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时28分，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人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位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这种人在中国政坛颇不少见，历久不衰。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和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如此选举

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九大”的选举，不但是全国人民，而且为国际所注目。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除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74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再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除个别人外，这些人后来都进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210—250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493人。经过综合平衡，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60人，其中有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35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99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80人，其中产业工人46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劳动者1人，“革命知识分子”8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8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一直以毛泽东的化身自居，凌驾全党之上的江青，在4月20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却突然表现出“伟大的谦虚”，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与此同时，她还借机为她的女儿及紧跟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造政治舆论，说代表们都要求把他们两人选进中央，但毛泽东对身边人要求很严，本着亲者疏、疏者亲的原则，不赞成对他们两人的提名。当时巴结江青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在4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主席团的候选人提名总的是好的，起码没有刘少奇那一伙吧？至于公道不公道，只能说是大体公道，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没有见过。有些该选进来的人可能没有提名，可是把名单增加到500人，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体是这样子了。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于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大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16时28分开始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809票：

陈　云815票；

李富春886票；

陈　毅867票；

徐向前808票；

聂荣臻838票；

叶剑英82l票；

邓子恢827票；

李先念922票；

张鼎丞1099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那么几十个人不听招呼，不按要求投票，这场选举将如何收场！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聂元梓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以带头抛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一步登天，她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太上皇，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但她仍不满足，竟把她的人马派往全国各地，插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她的手下称她“老佛爷”，表示对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东省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干部，因为最早出来支持和带领某些群众组织“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赏识，不但一下子成了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而且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但是，此人却无自知之明，掌权后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镇压他们所说的“保守派”广大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他是军队率先造反的干部，他能靠地方“造反派”一下子把贵州省党政军大权都夺过来，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承认。此人自命不凡，在贵州大树他的个人权威。当地有一种说法：全国听毛主席的，在贵州听李政委的。他成为毛泽东在贵州的化身。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还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中带头造反的头面人物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1435票，刘格平得1117票，王效禹得1066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陈毅蒙难

陈毅被认定是“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他却被允许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要让陈毅参加“九大”。但是，他是要陈毅以“右的那一方面的……身份来参加九大”。

陈毅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却是由上海市推选的“九大”代表，因而他应参加上海代表团的活动。

大概是4月四、五号，陈毅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群众来信，来信人称，从广播中得知“九大”胜利召开，陈毅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敬佩陈毅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伟大革命家，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多作贡献。从“文革”以来一直日子难过的陈毅，对怎样处理这封来信犯了大难：交出去吧，肯定又会招来许多麻烦；但是如果不交，岂不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说，万一这是人家设的圈套呢？他最终把信交了出去。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得到此信如获至宝，先是要陈毅交代他的“阴暗内心世界”和“罪行活动”，自然不可能获得通过，然后便组织批斗。上海代表团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人多势众，又曾掀起过“一月风暴”的大阵势，批斗火力极为猛烈。他们质问陈毅：“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更大胜利，为什么偏偏有人给你写这样的反革命信件，鼓励你坚持反党立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敌？在揭批陈毅的“反党罪行”时，他们把历史旧账又翻了出来，从井冈山时期陈毅“勾结”朱德排挤毛泽东讲起，要陈毅承认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这位当年曾统兵百万、豪气干云，也曾在外交场面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共和国元帅，却在几十名“造反派”的围攻下有口难辩，怎样解释、检讨都过不了关。大会秘书处对此事也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出了几期反映批斗陈毅情况的简报，发给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很多代表都知道这位陈老总“又挨批了”。好在大会的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陈毅的“旧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系统地清算过一次了，这次也只能是再“打打态度”，于是批了几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出面，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协商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照例是等额选举，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二月逆流”成员中“三老”之一的李先念和“四帅”中的叶剑英，被提名入选，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未被提名。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画上了一个留下许多隐患的句号。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王众托院士和他的“元决策”　作者：张天来

一

历史的脚步迈进1986年的时候，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来了一位中国的教授，他就是中国系统工程专家王众托，是这里的第一位与外方共同主持国际合作项目的中国研究员。

王众托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同年8月进入大连工学院电机系，1954年开始筹组工业企业电气化和自动控制专业，并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

细心的朋友会问，王众托本来不是研究自动控制的，现在怎么成了系统工程专家了呢？王众托告诉我，在自动控制的研究中，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一些自动控制的问题，在自动控制范围内不容易解决，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工程范围内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一个具体问题不仅涉及技术、而且涉及经济、社会以及人的行为等方面。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学科规划会议上，王众托和其他院校的教师提出了建立系统工程学科的一些设想。之后，他参加出国考察，了解国外系统工程教育和科研工作，结合我国实际，确定了同实践紧密联系的方针，科研的重点，研究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于是，我国高等学校第一批系统工程研究机构，在大连工学院等几所学校先后诞生。1978年，他开始招收硕士生，198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他们先后购买了两台小型计算机、三架微机和简单的网络，王众托就和青年人一起投入了系统工程的研究。他们不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而是坚定地走同实践相结合的路。在他看来，这条路广阔无边。他们很快就提出两种网络计划的新的分析与优化方法，并把它们推广应用到十几个厂矿企业，取得年增产值6000万元、利税1300万元的效益。在电力系统规划与管理领域，他们用一种新的优化方法开发的实用软件，应用于西北电力系统刘家峡到关中第二条回路工程的分析和优化，电站比传统手工规划可以减少用水量折合电能4亿度。

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和青年人合作的几个系统工程方面的项目获得国家级与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他们合作撰写的教材《分布式计算机控制与管理系统》，他自己撰写的《系统工程引论》，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前者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后者两次获电子部优秀教材奖。

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王众托主持的研究项目是“整体发展研究专家系统：中国山西实例研究”。这个专家系统是智能型（融入人的经验）的，交互式的（人和计算机合作），集成化的，是对山西经济的整体发展研究。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山西煤炭究竟能够开发多少年？既然煤炭外运很困难，那么可以发展电力和化肥工业，把煤炭变成电力和化肥。既然吕梁有丰富的铝矿，正好用煤炭做燃料发电发展电解制铝业。这样，就要计算，煤炭开多少，运出多少，发电用多少，制作化肥和发展铝业要用多少。煤带来的污染问题，应用什么技术解决。在农业方面，对农业劳动力如何转移，乡镇企业如何发展，缺水问题如何解决，等等，都作了过细的分析。最后，在计算机上进行统一的分析和计算，得出最佳的开发方案。全部工作整整搞了两年，到1988年完成。

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与深度的决策支持系统，某些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王众托已经回国多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被作为保留项目，长期保留在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

就在维也纳这段时间前后，王众托指导几位青年人，在黑龙江的海伦，辽宁的喀左、海城和庄河等县，分别进行畜牧、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实施的结果，仅在海城一地，1986和1987两年累计，即取得经济效益1.4亿元。紧接着，他们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完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发展支持系统”的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二

我们已经知道，王众托在许多方面进行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的研究开发，一些实用系统投入使用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常常可以享受那种胜利的喜悦。但他的头脑中也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困惑，这就是也有一些系统，他们费尽心血开发出来，却并没有成功地投入使用。他知道，遇到这个难题，不是他一个，而是许多人；不只是中国的学者们遇到这个难题，实际上，这个难题也普遍发生在许多国家。大家都看到，计算机和它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然而，在经营管理领域中，计算机的应用的确不够成功，更不够理想；而且，主要不是发生在技术方面，而是发生在人和计算机的关系方面。

王众托进一步深思，从系统工程的观点看，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是由人与计算机协同工作的人机系统，因此，只研究计算机的一面，不研究人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决策过程，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热情而冷静地投入了这个研究领域，先后研究了国内外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失败的原因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失败的原因不在计算机，而在于人。他提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撰写了专著：《计算机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新的系统构成》。

王众托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最重要主张，就是要回答和解决实践当中提出的问题。他的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并被列为重点项目。他主持了一系列理论方法性研究和实例研究。2000年3月，在他主编的《信息化与管理改革》和撰写的《企业信息化与管理变革》两部专著中，研究了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了实现信息化必须同时实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变革。这是一桩很大的科学成果，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完全解决来说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而在王众托自己看来，他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元决策。用他的原话说，“这是我一生中比较有心得的成果”。他在百忙中竟然舍得拿出两个小时，非常兴奋地同我详细谈起了元决策的思考和研究过程。

“我们是第一家做元决策研究。”院士说。决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按自然传统的科学方法做，把一个问题形式化，环境清楚，信息完全，进行数量之间的关系描述，这种决策比较容易。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来观察，加上复杂的人的因素，决策达到理想很不容易。决策，大体上可以分科学决策和经验决策。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决策。我们看到，成功的决策固然很多，但失败的决策也实在是不在少数。“我着重研究，为什么许多决策会失败？”“为什么我们要经常交学费，却学不到东西，下次还要照样交？”院士说，“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要研究领导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决策失败，作为理论，都应该研究，不涉及谁的威信等等。”

通常情况下，在决策失败之后，决策者要进行反思，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对决策本身也应该进行决策。就是说，在决策之前，先要决定怎么样进行决策，这就是元决策。”“1986年，一位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在问题明确之后，选择具体方法，叫做元决策。我认为，他的高度不够。在我看来，在选择具体方法之前，应该发现和正确地提出问题，这个发现和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选择具体方法）还要重要。”他以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为例，“当时目标定错了，方向不对越搞问题越大。”1991年，他提出元决策的这个概念。后来，在维也纳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提出并且阐述了这个概念；1994年，在他的专著《计算机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新的系统构成》中，他专门写了一节“元决策的概念与任务”。

他认为，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作出决策，有些得到成功，有些遭致失败。失败时怨天尤人，直到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人们才从决策过程本身去找原因，经过总结，才逐渐形成决策理论和方法。

经过对决策成败经验教训的反思，人们发现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决策，也有一个筹划、抉择，就是说，也有一个决策问题。这种对决策进行的决策，叫做“元决策”。

他曾对元决策作出过比较全面、完整的定义：元决策乃是根据决策者和决策环境以及决策任务的特点，对决策全过程中决策风范、决策方式、决策步骤所做的选择。

元决策与具体问题的决策形成了一个两层结构，决策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具体问题的决策者参与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元决策者，又要把作为决策者的自己和决策环境放在一起，作为元决策的分析对象。

王众托院士说，他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比如演戏，一个人往往又是导演，又是演员。导演和演员，两种身份，两个层次。导演解决整个一台戏怎么演好的问题，演员则只是一个角色怎样演好的问题。“要先做好导演，再做演员。元决策就是导演决策过程。”

他阐述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有自知之明。“一些建立了功勋伟业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自知之明。他们做了决定，但却不去想是不是会错。他们的豪情是需要的，但理性却要求思考。”说到这里，院士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不对，应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综合。他在山西看到恒山的悬空寺，那里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恰好是儒、道、佛三家的首领，代表着中国人的思想。著名学者南怀瑾分析，儒家主张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佛家主张出世，在外边观看世界，不参加，比较悲观消极；道家，好像有两条腿，一条在世界之内，一条在世界之外。能够做的，一定做；不能做的，不做；道家主张能屈能伸，他们比较超脱。他说，从积极方面看，元决策者应该比较超脱，就有点像道家那样先把一条腿放在外边，也就是跳出自己看自己。“能做到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我提出元决策，也受到心理学的启发。”院士说，“心理学有元认知，是说在认知世界之前，要对认知过程有所了解。”“我的文章在英国一家杂志发表，论述了先当好导演，再当演员，人要能够从自己这个主体中跳出来……”

有人提出疑问，能够做到又是导演、又是演员这样的一身二任么？能够做到从自己身上跳出来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王众托从戏剧学中找到了根据。他说，戏剧学里有三大表演体系。过去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这个现实主义学派，要求演员表演得像真实生活一样，一旦上了舞台，就要完全进入角色，不管观众。所谓“第四面墙”理论，演员要在自己和观众之间树一面墙。布莱西特表演体系，要求演员有两重思想，一是要进入角色，一是要时刻想着观众。梅兰芳表演体系的特点，演员和角色应保持一定距离。你看那京剧，演员上来，先要自报家门，以演员身分向观众介绍角色，布莱西特把它叫做“间离效应”；而在外国戏剧中，演员没有自报家门的。“在我看来，元决策和具体决策，就应当像京剧的演员和角色一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跳出来，就容易看出是否有错误。”他又举例说，大学时代的老师，有的上课时沉醉在自己的讲课内容中，旁若无人；而有一位老师，上课的时候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特别注意最好和最差同学的面部和眼神，以调整自己的讲课进度。这种做法，就是跳出去。“但是，这样跳出去看自己，就是实行自我批评，不讲情面，自我解剖，实在是不容易做到。关键是难于跳出自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但要自知，而且要自胜，克服自己的偏见，采纳更有益的意见，任用更有能力的人，这实在是需要更高的思想境界。

据院士分析，在正确估计自己的问题上，有两个极端：一种是特别自信，一种是特别不自信，都是应该注意克服的。我们提倡理性的科学，提倡元决策，就是要确定参加决策的适当人选，设计一个最好的决策过程，确定达到的目标和途径。什么叫最好？第一，有效性，能够达到目标；第二，及时性，如救火；第三，可操作性，让执行者、操作者要参加到决策过程中来，提高其可操作性。

院士说，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例如救火，决策困难，因为目标不清楚，你不知道火灾的具体情况，这个决策主要靠经验，靠直觉。所以，应该研究直觉。

他最后进行概括，认为要讲哲学。例如硬件和软件，定性和定量，人和机，要互相结合。西方基于分析的方法，讲究互补式的结合。中国更强调整体，强调融合式的结合。例如我们的系统工程，只讲分析不行，要讲集成。这个观点，他在日本进行有关东方系统思想研讨时多次讲过，引起过大家重视。

讲到这里，我激动地对院士说：“应该感谢你，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话。我想，这个元决策思想，可以让人类少犯多少错误，让人类的决策进入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科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由于决策错误而吃尽了苦头，就更加容易认识元决策的巨大意义。

三

2002年秋天，我们在大连理工大学访问九位院士的时候，正是这里的知识科学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三个年头。王众托被任命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这表明，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眼光极其敏锐的王众托，在看到1996年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之后，就抓住了这个问题，用系统工程的观点进行深入思考。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家都希望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创新能力。创新在哪里？主要是看能不能够持续不断地形成新的知识。知识是资源，是生产要素，还可以成为资本，而知识又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不久，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年会上，他就提出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知识管理初探》，第一次论述了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知识管理这个重要课题。1998年12月，他完成了论文《知识系统管理》，发表在1999年3月的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上。这篇论文从知识管理的目的、要求、内容和信息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提出建立知识系统管理的体系结构。日本刚刚建立的一家知识科学院，听到王众托院士提出了建立知识系统工程的创新思路，马上在当年10月与大连理工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

今年2月，中日双方在日本签订协议，成立研究开发性的国际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王众托院士同我几次谈到知识系统工程的研究。院士说，知识有两种：一是书本上的，课堂上的，说得出来的，叫做言传性知识；另一种是经验，悟性，说不出来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掌握的，叫做意会性知识，或者无形的知识。例如，骑自行车、游泳，别人教不易学会，你实践了，会了就是意会性知识。再高层次的，灵性。例如，在球场上，一个球队，事先没想到，突然一下子配合得非常好，力量发挥出来了；同外商谈判，两人配合得很好，事先并没有商定。这些，过去叫经验，现在也叫知识。知识的所有者，除了个人，还有组织。例如，企业的专利，规章，图纸，还有工作习惯，精神，等等。

在竞争中，常常要看意会性的知识。例如，招聘人才的时候，很注重面试，主要看你意会性知识水平如何。对一个组织来说，言传性知识容易买到，意会性的知识是学不会的。常常看到一种情况，一个很好的企业，关键人物一走，就迅速滑坡，甚至垮台，所以宁愿出高价把人才留住。对企业来说，知识管理非常重要。人走了，要把文字资料、经验总结等等留下来。你需要什么知识，已经有什么，差什么，都应该心中有数，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知识。你没有的，要培养人，要拿到知识。有了知识，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王众托发表了几篇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知识系统工程：知识管理的新学科》。他把有关知识的学科分做三个层次：第一，哲学，理念，来源，类型等；第二，科学原理性的东西；第三，技术层次，怎么用。第二篇论文《知识技术的多学科视角》，他阐述了知识系统工程是有关知识的组织管理的技术这个命题。他认为，我们的产品，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更接近物质产品的是知识产品，所以，必须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第三篇论文是《辅助策略分析的知识门户》，利用计算机网络收集、组织和管理知识。

院士打开电脑，让我看到了一个关于WTO的知识门户。进了这个门户，要了解有关WTO的任何知识，都能够找到。院士说，这样的知识门户，已经作成的不只一个。

第四篇论文是：《教育中的知识管理问题》。他提出，学校的知识，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师生的创造力是无形的知识，要注意管理。

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他感兴趣的是系统直觉问题。他说，系统直觉是他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东方的一种思维方式。东方思维的特点，比较注重整体性，综合性比较强，很大程度建立在直觉基础上，所以可以把它叫做系统直觉。在知识系统工程研究中，应该注意系统直觉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农书、医书、兵书中，系统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更多的是直觉经验。例如中医的望、闻、问、切，就是从整体出发的，构成了一个直觉系统。直觉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紧急情况下非常有用。直觉是从哪里来的？大约和遗传积累有关。有先天的成分，不都是后天得到的。当然，也有后天的成分。有一些知识，是靠直觉形成和运用的。例如，有一些工程师选择坝址，是可以凭直觉的；有一些机械师处理机械事故，也常常凭直觉做出判断。看来，科学分析和直觉是可以互补的。2002年9月30日，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找到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则渊教授，他赞扬王众托，说王的素质很高。“素质是什么？”他比喻说：“干粮吃完了，猎枪没子弹了，仍然能够开拓新天地，这就叫素质。”“任何一个陌生的问题，都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王众托就是这种人，他具有很高的素质。”他进一步阐述和归纳：“具有调动知识的知识，驾驭能力的能力，就是素质，王众托具有这种素质。”

回顾对王众托院士的整个采访过程，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那就是他实实在在地是一位跨学科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他的丰硕的成果，包含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巧妙融合的丰富内容。他的科学功底相当深厚，而且掌握了计算机这个当代最灵活而巧妙的工具。这样的科学家，实在是不多见的呀。

（本文选自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院士的足迹》一书，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3年第3期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作者：王炳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对坐，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住在和平楼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和平楼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集闭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学贯中西者，搁置了十几年，如今又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都很高兴，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从攻读原著，到寻找各种参考书籍，全都他们自己动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

我们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

回到书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一段生活，是十年动乱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和吴文藻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但却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冰心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拨正搅乱了的文艺思想。吴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断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学要重新评价和恢复。当中国准备重新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时候，吴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几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从美国寄来的学术著作，企望将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课都补上来。

1980年对冰心来说是个坎儿，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因为赶译马尔他总统的诗集，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之后，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进了医院，并且动了手术，腿上安装了钢钉。此后便只能在家中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动，但还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进三出医院，对一个已近80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冰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豪迈地写下了“生命从80岁开始”的名言。

由于连续几次生病住院，冰心身体有些每况愈下。尽管她总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轻和乐观，撑着自己，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规律不能抗拒。同时，吴文藻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人来照顾。冰心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吴文藻则有许多的研究课题需要去做。后来，组织上将这些任务交给了她的小女儿吴青来担任。这样一来，吴青一家也就都得与父母亲住在一块。可和平楼的小公寓，只有60几平方米，一家三代挤在一起。本来，冰心和吴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于各自做学问和写作，后来只好同居一室，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有时冰心会对熟悉的朋友来点幽默：“瞧，我们老两口又‘破镜重圆’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吴文藻的住房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一家从和平楼搬到教授楼，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宽敞多了，有了专门的客厅，有了齐全的冷暖卫生设施。搬进新居的冰心，非常高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现在鸟枪换炮了，快来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吴文藻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书房，正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沙发的背后，挂着吴作人的熊猫图，两旁是1925年梁启超先生题赠给冰心的龚自珍的集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对于在这儿度过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冰心深情地写道：

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吴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后一次为他的研究生张海洋的论文提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之后，又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冰心这一回再也没有盼到吴文藻出院回家。

1985年9月24日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响着，传来吴平的声音：“妈妈，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冰心放下话筒，已是泪流满脸。吴文藻在84岁离去，按说也算高龄了，但一想到他们六十几年的相处相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根据吴文藻的遗嘱，冰心将他平时的存款3万元捐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作为研究生的奖学基金，冰心想以此方式，继续吴文藻的社会学的梦想和追求。

冰心在写下《生命从80岁开始》之后，又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创作的高峰，她写小说、写散文、写回忆录、写杂文，无论是哪种文体，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她的小说《空巢》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她的散文《我的家在哪里？》、《霞》、《绿的歌》等成为新时期的美文经典；她的为教育呼吁、为社会进步呼吁的《落价》、《万般皆上品》、《无士则如何》等，尤其是《我感谢》、《我请求》等文章，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形成了她第二个创作高峰的显著特点。

然而，此时的冰心毕竟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1999年2月28日晚，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比吴文藻整整多活了15年。然而，远去的吴文藻并没有离开过她。冰心在她遗嘱中交待，她死后，骨灰要与吴文藻合葬在一起，要用汉白玉作墓碑，在骨灰盒上写：江阴吴文藻 ，长乐谢婉莹。而汉白玉的墓碑上则可用谢冰心的名字。冰心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交待，是因为吴文藻对她的称呼，永远是一个“莹”字，在吴文藻的心中，她是永远的谢婉莹。

2002年10月21日，冰心、吴文藻的骨灰，在儿子吴平、女儿吴青等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位于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内的驼峰之上。这里是他们的长眠之地，这里就在长城的脚下，八达岭水关的长城就在眼前，远处和近处的山岭，红叶装点。墓碑由整块的高达二米有余的汉白玉雕塑而成，周边呈毛石的自然状，上方是冰心与吴文藻晚年相偎的艺术雕像，下方是一个古铜色的小读者雕像，造像取自冰心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寄小读者》封面。中间磨平的石面上，是赵朴初生前题写的手书：

吴文藻　1901—1985之墓

谢冰心　1900—1999

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古长城的脚下，并与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中的叶圣陶、茅盾、夏衍、田汉、曹禺、徐悲鸿等一道，永远受到世人的怀念和瞻仰。

（王炳根：冰心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台湾女作家苏雪林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作者：傅宁军

黄山脚下有个太平湖，湖北岸黄山区的永丰乡有个名叫岭下苏家的山村。村子虽小，却出了个名扬海峡两岸的才女苏雪林。

苏雪林的才华，无疑也浸染着故乡山水的灵气。她原名苏小梅，学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女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并称为备受瞩目的“中国五大女作家”。她笔耕80载，执教50秋，出版著作达50部之多，在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翻译、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是集作家、画家、学者于一身的罕见的文坛女杰。

苏氏家族发脉于四川眉山，为宋代文学家苏澈的后裔。500多年前，苏家世祖苏继芳做铜陵县令时，看中岭下这块三面环山流水向南的宝地，便定居下来。到明清时苏氏成为当地望族。民国之初，苏雪林祖父苏运卿辞官返乡，大兴土木，修宅院，建祠堂，造学堂。童年和少年的苏雪林，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无忧的时光。

走进青山环抱之中的苏家村，黑瓦白墙，可以望见一棵百年桂树和一幢带院子的小楼。这小楼名为“海宁学舍”，缘于苏雪林祖父苏运卿在外曾任浙江海宁知府，有兴学重教的美誉，晚年回乡给儿孙辈办私塾学堂。

苏雪林虽然是个小姑娘，但得益于祖辈的书香门第，也在私塾有一席之地。她天资聪颖，且与顽皮不羁的公子哥不同，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尤其喜欢吟诵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13岁时，她灵感突发写下了七绝《种花》：“满地残红绿满枝，宵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她平生的第一首诗清新雅致，叫大人们十分惊奇。

苏雪林出生于1896年，1998年3月24日，她在台湾的台南度过103岁生日。5月29日，她在66岁的学生唐亦男教授的陪同下，经香港中转，踏上跨越海峡返回故里的千里路途。她离开岭下苏家村已经73个年头，满头黑发的姑娘成为白发飘飘的老妇，

山村依旧清丽，乡音依旧亲切，只是岁月无情，故人难觅。当苏雪林被抬出“海宁学舍”，走上石条铺成的巷道不一会儿，她示意滑杆在旁边的一家院落前暂停。原来，眼前这典型的皖南民居建筑，便是苏雪林新婚的居所。岭下苏家村有个不成文的风俗，女儿出嫁不能在家办喜事，要到别人家做新房。苏雪林的未来丈夫是上门女婿，她父母就选了隔壁的同姓邻居，也是经商的大户人家。

苏雪林望着这个熟悉的宅院，感慨和沉思是复杂的。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新郎门当户对，也是读工科的饱学之士，喜庆之时仍种下了不幸的种子。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等因素，苏雪林终于与丈夫离异。她把丰富的感情交给了文学，与姐姐相依为伴，一直独身到垂暮之年。又见到新婚的居所，她眼里涌出了泪水，旁边的人不敢问她，有几个当年的小娃娃已经是村里的长辈，他们把漂亮的苏雪林和英俊的新郎封存在数十年的村史口碑之中。她触景生情，回想起了消逝的恩恩怨怨……

苏氏家祠已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耸的院墙斑驳灰暗，门楣的木雕残破存留，然而不失气势庄严。祠堂内一块块的碑石，在讲述着苏氏家族兴盛的过去。不满足于私塾知识的苏雪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报考了外地的学校。她没有像其他村姑那样安分守己，默默无闻地走上女人千百年的老路。

父辈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不听话的小女苏雪林，不是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日后竟成就一番事业，成为苏氏家族的佼佼者。虽然族谱载事的习惯是记男不记女，苏雪林是个例外。根据岭下苏氏族谱，苏雪林是宋朝文豪苏澈第38代嫡孙，为苏氏家族争了光，自然是苏氏门庭的骄傲。

家乡迎回了苏雪林，其实是对于她当年走出家乡的勇气的敬意。苏雪林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出洋留学，成名后不忘报效祖国。抗战期间，苏雪林曾将自己的嫁妆、薪俸、稿酬和两根重五十两三钱的金条，全部捐献给前线的抗日将士。这件事登在报纸上，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试想一个弱女子尚能倾囊相助，中国老百姓的爱国心不言而喻。她的许多爱国的作为，被家乡人传为美谈，她受人尊敬是因为有骨气。

苏雪林远离家乡，乡土观念却丝毫不曾减弱。在她的大量散文随笔中，家乡是她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她用清新的笔触，写父亲、母亲、姐姐，写山村的过年轶事，写儿时的种种印象，一篇篇美文渗透着她的细腻感情。她在台湾出版的《苏雪林山水》，收入75幅美术精品，竟然都是描述岭下苏家村和黄山的风景，而此时，她凭的只是半个世纪前的记忆，那记忆如同封存地窖的老酒那样芬芳浓郁。

在苏雪林1998年回家乡时，坐着游船浏览了太平湖，也乘缆车登上了黄山之巅。她以百岁高龄，成为黄山风景区历年接待的贵宾中，年事最高的长者。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终年104岁。

苏雪林对她的身后事早有安排。经苏雪林弟子的联络，当地政府的支持，从故乡走出去的苏雪林，又永远回到了故乡。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用草制云丝的女专家酆云鹤　作者：罗先哲

酆云鹤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化工博士学位的女性，全国著名萱麻纤维化学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党员，曾担任纺织工业部和上海纺织工业局顾问、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8年12月14日，89岁的酆云鹤，无愧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广州。她孑然一身，没有子女，丈夫也早已离她而去，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她所熟悉的事业。而在她生前，每当有人问及她子女的情况，她总是乐呵呵地伸出五个指头说：“我有一个儿子，四个孙子。”在她的心目中，萱麻是她的“儿子”，黄麻、白麻、大麻和胡麻就是她的“孙子”。

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赴上海拜访酆云鹤。

1899年1月27日，酆云鹤出生于黄河尾闾的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一户贫寒之家。在酆云鹤6岁那年，一场洪水灾害，地淹屋塌，迫使她一家从利津县漂泊到泰安县，尔后，又从泰安流落到济南市。

父亲开了个小木匠铺。8岁的酆云鹤就给有钱人家当小佣人，扫地、做饭、擦桌椅，还要伺候东家小姐。15岁那年，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把她送进了一所免费学堂，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读书。从认蚕豆大的字开始，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酆云鹤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济南师范学校。在济南女师，王翔千是她的国文老师，王利用教学的机会向女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还从《新青年》、《觉悟》等进步书刊上选文章油印出来，发给她们阅读。正逢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酆云鹤在运动中受到洗礼，浑身沸腾着“科学”和“民主”的热血。毕业前夕，她拒绝了家里已经给她安排好的婚事，决心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

她以山东省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

上了大学以后，酆云鹤的生活更艰苦了。她白天上课，晚上教“家馆”，挣点学杂费用。她自己做鞋、做衣服，穿着很不合时宜的粗布装，常常被人认为是进城帮工的老妈子。

酆云鹤于1927年考取官费留学，到美国俄亥俄州学习化学工程。1929年夏季，天气闷热，学校研究院院长来到实验室，看到只有一个瘦小的中国姑娘还在做实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简直不懂得休息，院长命令她停止实验，否则就要取消她的成绩。酆云鹤急切地说：“先生，我吃得消，我不怕吃苦，我的祖国需要科学。”院长被这个倔强的中国姑娘感动了。

1931年酆云鹤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第一个得到化工博士的女性。这消息曾在俄亥俄州新闻界轰动一时。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下，谁要承认是中国人，往往要遭到别人白眼，但酆云鹤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中国人！”

回国以后，酆云鹤到燕京大学教书。这时，东北沦陷了，张家口也失守，祖国的命运危如累卵。她决心到德国去学习爆炸学，用祖国大江南北遍地皆是的草类纤维制造廉价的炸药，打击侵略者。

1933年秋，酆云鹤到了德国。她随身带着几个装满了稻草、高粱秆、蔗渣和麻纤维的大草包。法兰克福的海关检查人员莫名其妙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些草包，实在不明白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学者要干什么。到柏林以后，酆云鹤才发现，她要找的犹太教授已经逃到外国去了，她学习爆炸学的计划落空了，于是不得不利用随身带来的稻草等原料转向人造丝的研究。

她利用柏林人造丝机械实验工厂的设备，苦心钻研，反复实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成功地从草类纤维的浆泊中抽出了质地优良的人造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纤维制造丝的发明人。消息一传开，德国莱比锡大学立即提出，他们愿意授予酆云鹤博士学位来换取她的学术论文。日本资本家也用高价聘请她当总工程师，以换取她的发明专利。对他们的要求，酆云鹤一概拒绝。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酆云鹤的爱国行动，使柏林实验工厂的经理柯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感慨地说：“中国人这样爱国，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国家。”

1936年，酆云鹤博士放弃了在国外的荣华富贵，满怀科学救国的志气，回到了祖国。可是酆云鹤哪里知道，当时她心目中的神圣的祖国，却是个专制独裁的黑暗深渊。官富民贱，权势胜于科学；能干的不如会投机钻营的，爱国的不如卖国的。外国人求之不得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却分文不值，贱如粪土。都说中国人刻苦、聪明，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却尽付东流。同是一枝花，墙里不开墙外开，墙里不香墙外香；同是一个人，在外一条龙，在家一条虫。酆云鹤把科学技术带了回来，却到处碰壁，吃尽了闭门羹。在沪、宁等地，她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怀着满腔愤慨离开南京到了重庆，那里有她丈夫开办的一个小肥皂厂。

中国是世界上纺织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国民衣衫褴褛者到处可见。为了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酆云鹤转向麻类纤维的研究。她对麻一见钟情，从1938年开始，她被麻缠了50多年，同麻类纤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酆云鹤在重庆创建西南化学工业制造厂（简称西南化工厂）。工厂初建时，人员很少，规模很小，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一台弹花机，纺织靠手工摇纺。后来才用100万元钞票购得一套印度小型纺纱机，能机纺部分棉纱。当时，大西南很多地区不产棉花，而产棉地区又大多被日军侵占，因此，抗战期间人民的穿衣问题相当突出和严重。面对困境，酆云鹤决心利用工厂简陋的实验设备，为祖国研究价廉物美的麻纺织纤维，以满足社会生活需要。

众所周知，我国盛产萱麻，萱麻被誉为“中国草”。人们用麻类纤维织布已历史悠久，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麻皮上含有大量的胶质和腊质物，不把它去掉，就无法得到纺织用的理想的纤维。因此，利用麻纤维首先要过脱胶关。过去人们都是采用浸泡、刮青、漂洗的细菌脱胶法来获得干净的麻纤维，这种加工方法速度慢、质量差，只适用于手工摇纺，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酆云鹤在重庆西南化工厂，使用她在德国首创的化学脱胶方法，进行了萱麻加工变性的科学研究。在厂内简陋的实验室里，酆云鹤苦心钻研，反复实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使她痛心的是，1940年8月下旬，日军飞机轰炸重庆，西南化工厂的厂房被炸为灰烬。面对一片狼藉的景象，她痛心地哭了。但是，困难吓不倒这位刚强的女专家，她所想到的是抗战，是祖国的需要，人民的穿用。

酆云鹤经过200多个日日夜夜的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终于创造出“先酸后碱、二煮一漂或二漂”的萱麻脱胶新工艺，成功地找到了使萱麻纤维均匀脱胶、适用于大工业生产的化学脱胶法。酆云鹤纺出了比棉花纤维还洁白美丽的麻纤维，她给它起了个颇有深意的美名——“云丝”。酆云鹤深情地把一缕缕云丝拿在手里抚摸着，好像是母亲抚摸着自己的女儿的长发，不时地用她自配的钢梳温柔地梳着。

“云丝”问世后，引起很大震动，当时曾得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批准专利5年。抗战期间，重庆西南化工厂大量生产的“云丝”，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代棉产品有云丝布、云丝毛巾、云丝棉胎、云丝衣絮等，深受广大民众欢迎。1942年初，在四川各厂家共同举办的展览会上，黄炎培先生题词称颂“云丝之美，既润且美，寒者遇之，雪里回春”。邓颖超、董必武、冯玉祥、李德全以及国民党元老林森、于右任等都前往参观，对云丝产品称赞备至。

“云丝”美名，传遍中外，一时间，电报、书信如雪片飞来，《纽约日报》的记者、美国的资本家也闻风而至，他们都想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专利。对于他们的要求，酆云鹤一概拒绝地说：“不卖，我要留给祖国！”

酆云鹤的萱麻纤维化学脱胶法发明不久，美国《纺织世界》杂志的“萱麻专刊”于1945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引诱了我们一百年的萱麻》的文章。文章伤心地谈到：“萱麻从中国引进欧洲整整100年，引进美国也已90年了。当18世纪从中国引进夏布（即麻织品）时，大家都认为经营萱麻纺织可以一本万利。可是没想到近百年来，我们对萱麻的研究如瞎子摸象，没有找到那把关键的‘金钥匙’，反倒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实在令人心碎！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得到均匀脱胶的麻纤维，无法在现有的机器上使用。”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欧洲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金钥匙”，却被酆云鹤找到了。

重庆西南化工厂由小到大，脱胶工艺设备日臻完善，出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其最盛时期全厂职工有700多人。在“云丝”生产中，酆云鹤又引导麻纺生产进入新的境界：萱麻纤维变性和麻棉混纺研究试验。她先从“云丝”在棉毛机上试纺做起，为了提高云丝的可纺性能，酆博士又花了一番心血，终于成功地使萱麻纤维进行了碱法变性，有效地实现了麻棉混纺，这又是一次纺织工业上的突破。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胁迫去台湾，酆云鹤于解放前夕辗转到了香港。不久，她响应共产党和人民的召唤，毅然放弃了丈夫已经为她办好了的去美国的护照和船票，从香港到达北平，光荣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酆云鹤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民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国家纺织工业部顾问兼广东省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她全力以赴，继续向麻纤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拓前进。

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和反复实验，萱麻纤维变性获得了成功。经过变性处理的萱麻纤维，手感柔软，弹性好，易染色，不掉色，不仅完好地保留了萱麻纤维固有的优点，还兼有毛、丝、棉、涤的许多优点。试产的几批麻涤纶，质量都达到了高档纺织品的水平。有史以来，萱麻纺织品第一次迈进了高级衣料的行列，引起了国内外重视。人们都热情地称誉它是“纺织园里的一朵新花”。当这种价廉物美、柔软挺括的产品在上海试销时，争购的人们竟然把柜台挤倒了。这是多好的纺织品呀！连外国经营纺织业的企业家也都纷纷来信来电索求资料。

酆云鹤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她的丈夫曾多次恳求：“什么时候你把麻丢开，我们就有了家。”她没有理会，一如既往地把全部精力和感情交给了麻。丈夫终于在1961年离开她到国外去了。她几次打算跳楼自杀，但是一看到娇柔雪白的“云丝”，一想到还没有实现让祖国人民穿得更舒适、更美观的夙愿，她又决心坚强地活下去。

1966年，一场践踏民主、摧残科学的暴风雨席卷祖国大地。老专家酆云鹤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所谓“群众专政”。她的实验室被封闭了，资料也被毁掉了，每天的任务除了挨斗就是扫地、扫厕所。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连扫地也都一丝不苟。让她扫三层楼，她却连门口附近的马路也扫得干干净净。接踵而来的却是层层加码，从一天扫三层楼增加到九层，直把她累得喘不过气，走不动路。当时，酆云鹤已是67岁的老人了，她几次昏倒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一个跟随她多年的老阿姨，常常倚门候望，跟踪寻找，把她扶回来，给她洗伤口，给她喂米汤……

197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分别接见了酆云鹤，认真听取了她的汇报，对她关于发展我国麻纺事业的设想表示赞赏与支持。1978年，酆云鹤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委。同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遵照李先念同志的批示，为促进萱麻纺织工业的发展，酆云鹤由广州调到上海，担任上海纺织工业局顾问，同时还兼着广州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79年8月15日，已经80岁高龄的酆云鹤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温暖，人民的信任，使酆云鹤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为了进一步完善萱麻纤维化学变性的生产和开发我国萱麻资源，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忘我地奔波于广州、长沙、武汉、重庆、株洲、南宁、兰州等地。每到一处，她都深入车间亲自动手。

1979年，她在上海试制较大批量磺化变性萱麻产品，生产出了毛型麻涤花呢以及绢麻织物和棉麻产品等30多个品种、60多个花色。这批磺化变性麻织品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展销，深得好评。1981年经国家科委鉴定，荣获发明奖。1982年8、9月间，酆云鹤应甘肃省负责同志的邀请，亲临兰州，组织甘肃轻工研究所、甘肃纺织研究所、兰州第一毛纺厂、兰州棉织厂等有关科研单位和工厂成立试验小组，利用当地设备，根据她的大麻脱胶新技术，组织攻关，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难度很大的大麻脱胶问题，从而为大麻纺织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4年，她先后四次应邀去湖北和山东指导开发萱麻产品，并被湖北省省长黄知真聘为湖北省纺织技术顾问。1985年至1988年，已经耄耋之年的酆云鹤，为了开发我国的大麻、胡麻和罗布麻生产，发展我国的萱麻纺织工业，曾三下湖北、两进江西，深入四川，远走新疆和广西南宁等省市。

多年来，酆云鹤没有离开过药，也没有离开过工作。医生不得不多次对她发出“警告”，酆云鹤总是向医生恳求说：“时间太宝贵了，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

1988年12月7日，已经是89岁高龄的酆云鹤博士，由上海到广州参加广州化学研究所30周年学术活动。12月14日由于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平津保军事斗争中的“怪胎”王凤岗　作者：李　克

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见风使舵的跳梁小丑

心毒如蝎的杀人魔王

显赫一时的“反共英雄”

客死台湾的一介囚徒

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因其战略地位显要，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在这里，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永彪青史的英雄，也出现过一些由特殊环境孕育的“怪胎”。王凤岗就是这种“怪胎”之一，永远被绑在“耻辱柱”上的小丑。

丧天良叛国投敌

纨绔子弟出身的王凤岗，是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新城东双铺头人。他自幼善交往，学校读书时即结盟拜把，成为沿大清河36编乡36友之一。

在新城南关行宫完小，因欺辱女生，曾被学校开除；乡师毕业后，在前渠堤村当教师，玩枪走火打死夫役，被解雇；回家后，其父王自高让他带雇工下地，他怕苦不干；让他经管榨油作坊，他又漫不经心，气得王自高骂他是“废物小子”。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和军警南退，日寇占领县城和铁路，乡村盗匪横行，王凤岗自感安全不保，即组织武装护院。随后他也曾随潮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又过不惯艰苦生活，加之对其职务安排一直不满，终于和他36友之一的亲日分子、地主裴鸿运一起投降日寇，在涿县当了“皇协军”。

为取得日军信任，王凤岗不断带领“皇协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出击。我抗日县长张乃东等十余同志，就牺牲于他们的袭击中。王终于取得信任，当上涿县伪警备队副队长（队长由伪县长兼任）。

为便于自己发展，王凤岗又经好友李适斋、黄介民，打通在北平当伪教育委员的马耀三的关节，与伪省府上层沟通，于1943年秋调回王原籍新城，任伪警备队副队长。

回到新城，他嘴里说的是“难忘新城父老”，心里想的却是利用人地两熟之便，尽快发展个人势力。原新城伪警共600人，加上他从涿县带来的亲信谢大谦、石友、王秀山及他们的骨干队伍200余人，共编为四个大队。

王凤岗自认为羽翼丰满之后，屡屡出击。今天东村抓人，明天西村围剿，甚至远途奔袭马踏营，捕杀我区长陈琳等30余干部和战士。1945年初得知我县委书记尹景芬等住在交渠村，令亲信王秀山率百余伪警包围，尹景芬率众奋勇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区长杨铁隐蔽在兀术营，被坏人告密为王部杀害。

诡计多端的王凤岗，还令其所属冒充“八路”，夜间潜入我游击区，抓捕我村干部、进步人士和堡垒户群众。如梁各庄的高顺、温屯和谢子久；高桥、北垡上等村的李云书、宋景云、刘茂、肖旺，其中有的被杀后还割头示众。

1945年春，日军和王凤岗伪军奔袭米家务、昝岗等地，围剿我十分区领导机关受挫。王凤岗老羞成怒，接受谢大谦建议以水代兵，将十里铺大桥堵死，提开永定河金门闸，引永定河水入白沟河，然后掘堤放水，致使新城、雄（县）、定（兴）、霸（县）的数百村庄房倒屋塌，百万亩麦苗被淹。

改换门庭姓了“蒋”

任何的垂死挣扎，都挽救不了日伪失败的命运，1945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反攻，先是解放了河间、任丘，后又攻克了新镇、霸县。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凤岗惶惶不可终日。他同谋士李适斋等再到北平找马耀三委员讨教，马斩钉截铁地说：“守住阵地，决不向八路交一枪一卒。蒋总裁也明令日军只准向国军投降。”谈话中并说，蒋已委任孙连仲为河北的接收大员，孙是老乡，雄县龙湾人，撬开孙家的门，有什么事都好办。

果然，通过马耀三很快与孙连仲挂了钩。王凤岗在北平首次晋见孙连仲时，趁孙问及家乡情况，王便夸耀自己如何清内、策反，杀了多少共党和八路等，并转弯抹角表白自己是怎样的假亲日真反共。

其实，王凤岗的那点历史，孙连仲已从马耀三口中了解个大概，知王是个反共好手，此点可以利用，哪还顾及其他。孙连仲便用蒋介石“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话宽慰他。王心领神会，冒险返回新城，拿掉日本“太阳旗”，换上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把自己的队伍，说成是国民党的“先遣军”。

鲜血换来的“顶子红”

王凤岗自有了孙连仲这个靠山，有了国民党这个招牌，肆无忌惮地网罗地主豪绅、土匪恶棍，作其队伍的耳目和依靠，加强其统治区的控制，骚扰或蚕食我解放区。

王凤岗连续制造多起惨案，如10月10日，我定（兴）、新（城）县委在临时住地白沟镇演戏，庆祝抗战胜利，第一天晚上，即被其骨干王耀南、吕庆俊率部包围，杀害我县委秘书朱均、组织部部长安平、副部长徐建新等17人。同时又远途奔袭李云台、李鱼池、大青冢、义和庄等人民区政府机关驻地，杀我区委书记、区长等干部李子玉、杨得山、张顺、李敬亭、韩慎之、杜克、陈万邦、王义等多人。此后，王凤岗得到时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的嘉奖，并任命王为新城县长兼保安司令，不久又提升为新（城）、固（安）、雄（县）、容（城）、定（兴）五县联防司令、伪河北保安十六团团长。

王凤岗为报答国民党这个新主子，进一步巩固其所占区，不择手段疯狂屠杀我军政干部和革命群众。他组织派遣黑杀团将新城附近孙家湾、五里屯、湛杨庄等村的共产党员孙占、马玉昆和同我解放区干部有过接触的革命群众20多人杀害，然后填入护城河冰窟。

王凤岗一再违反停战协议，距三人小组到北垡上谈判不到一月，便勾结定兴伪军头子赵玉昆部约千余人，将我县大队长李瑞增率领的一个分队40余人包围在衣巾村。我指战员被迫自卫，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李大队长以下30人牺牲。

王凤岗得意忘形又偷袭方官、鱼池、垡上、王庄、曲堤十余村，抓捕革命干部群众百余人，其中有51人先后被杀。

凭着沾满人民鲜血的双手和以重金打通关节的伎俩，王凤岗总算爬上伪河北省十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宝座。

孙连仲被蒋介石免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后，军事大权统归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傅为确保平津，下决心争夺西起北平，东至天津，南界为大清河的这块三角战略要地。在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指挥下，集中十六军8个团、十三军四师2个团、保安七纵队及各县保安队共约3万人，于1947年8月6日开始对我大清河北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摧毁我解放区各级组织。

这天拂晓，西线和东线之敌首先顺大清河包剿而来，随即严密封锁河岸，以图切断我军民去路，然后顺平（北平）、大（大名）公路，津（天津）、同（大同）路直插我解放区腹地，切块分割，拉网扫荡。我分区主力和各县游击大队与敌周旋，避实击虚，坚持十余天后，为避敌锋芒，减少损失，只好转到外线作战。

王凤岗抓住发展其势力的大好时机，先后派出亲信李适斋（后改名李逢会）、张义斋、王润伯等到固安、永清、容城等地当县长，派他几个老部下分任保安支队长。他又用征兵、抓兵、雇兵等手段扩大兵源，使他的部队迅速发展到两个旅、七个团、四个支队。大清河北“八六”变质后，国民党军主力以驻防、封锁、控制地面为主，王凤岗的地方团旅，便成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庇护下围剿我游击队和地方干部的鹰犬。王凤岗在其统治区按保甲征兵征粮，对我游击区则抓兵抢粮。在霸县梁庄、寨上一次抢走小麦15万斤；永清县十几户的郑家窑一次抢走8车粮食。固安县200多户的纪家营，因强征暴敛一半多人家断炊。最可恶的是，拼凑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屠杀贫苦农民。大王村反动地主张树堂勾结伪乡长朱景增，杀害我农民积极分子杨印堂、妇会主任刘香芹等8人。辛立庄反动地主刘子恒、刘克华、刘文锋组成的还乡团，以伪善面孔欺骗农民回村后暗杀。据统计，王凤岗所辖区的雄县、固安、霸县、永清四县被杀害的革命群众都在千人以上。

傅作义给了一个蜡头坐

“八六”以后，王凤岗自感兵充粮足，坐在河北省十专区专员的位子也坦然了许多。但中秋刚过，王凤岗得到情报，说解放军冀中军区主力正在大清河南集结，而傅作义的十六军风传要调走，王凤岗忙令秘书吴言诚急电省保安总部，祈转十六军长袁普暂缓转移，以利巩固大清河北的戡乱成果。

受命于危难的傅作义，自担任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以来，就没有过过好日子。整个战场越来越吃紧，特别是罗历戎的第三军清风店被歼，很快石门（石家庄）又落入解放军之手，想挽回败局，又不能对蒋派军增援抱幻想，就考虑把主力集中，以确保平、津和平汉、平绥、北宁三条干线。瞻念前途，越觉渺茫，然而河北省频频转呈平、津、保三角地区捷报，说该地匪患基本肃清，王凤岗部戡乱有功云云。傅作义在1948年1月23日来新城前线视察时，接见了王凤岗。陪同傅作义接见的有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

傅对王早有所闻，但从未见过此人。在书写着周亚夫名句“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王公馆里，王凤岗毕恭毕敬向傅作义作了汇报。所述内容，无外乎击退共军多少次进攻，剿灭多少县区共党分子之类。傅作义虽对眼前这位背叛过共产党、当过汉奸的地头蛇并非赏识，也不能不夸他几句“统治有方，灭共有望”的话，鼓励他再接再厉，实现戡乱计划。

谈话不足两个小时，在王凤岗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大意是：形势发展很快，扭转危机有望。为此必须从大局着想，将主力迅速收缩到铁路线去，机动使用。大清河北防务，凭王凤岗部实力，满能对付。若有共军主力进击，我机动部队定会及时支援，万无一失。傅作义这番既给个高帽戴、又给个蜡头坐的话，弄得王凤岗无话多讲，只好说：“傅总过奖，鄙人听便。”

华北“剿匪”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接见，尽管给了王凤岗一个烫手的山竽，但在他看来，也不失一次值得夸耀的机会。他逢人便讲，身边的人跟着鼓噪，上司趁机再向上上司邀功，终于时机到了。

老蒋赐见风光一时

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一份报告送达南京国防部，说平津保三角地区有个王凤岗，其势力由一个县发展到十数县，由一个团发展到两个旅、十数个团，剿共很有办法。蒋介石得知甚为欣慰，除批示照准国防部介绍其经验外，还拟在南京予以召见。

1948年的5月5日，王凤岗在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李仲平陪同下，奉召搭乘中航班机赴南京。他先向国民党主办的一个中央干部训练团作所谓剿共经验报告，又分别拜见了秦德纯、陈立夫、陈果夫、邓文仪、谷正纲等军政要人，还曾晋谒蒋介石，而后又去广州拜见行政院长孙科。如此众多的军政要人接见，使王凤岗出尽了风头，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至于当时新闻记者对他丑态的描述，对他 “政绩”的讥讽（如他称中共的土改是抄袭的，他搞的才是真的），早统统置于脑后了。

傅作义对王凤岗南京召见后到处吹嘘，虽也相当蔑视，但在1948年夏季划分清剿区时，还是任命王为第二清剿区（即伪河北省第六、第十两个专区）司令官，王凤岗在河北地位进一步显要了。

王凤岗自南京北归，兴高采烈，见人夸耀他受到的礼遇，以“剿共英雄”自傲。岂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国民党整个败局已定，小小王凤岗又怎能逃脱覆亡命运？

被拒之门外的丧家犬

自从傅军主力龟缩铁路沿线后，三角区只剩王凤岗的保安旅团，我军即不断出击，深入其腹地，扫除岗楼据点，收缴伪大乡后备队枪支。王凤岗自诩“固若金汤”的统治区很快发生动摇，不仅新（城）、雄（县）、固（安）、霸（县）交界成为游击区，连固安城也一度失手。

1948年10月2日，王凤岗突然接到我军七十五团进驻大清河北板家窝的情报，王错误判断情况，认为我七十五团孤军深入，自投罗网，迅疾命令其王牌部队保安一旅及其余团队，全力以赴围歼我板家窝部队。3日拂晓，战斗打响，遭到我坚守阵地部队的猛烈还击，保安一旅自恃兵力胜我数倍，蜂拥而上，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这时，王凤岗突然发现，其西北方向、东北方向都有敌情，尤其是西面有部队直朝其指挥部插过来。王风岗大呼上当，赶紧撤兵，但为时已晚。原来王凤岗部队已陷入我冀中主力七纵队二十旅的包围之中，王凤岗中了我佯攻保定、诱歼其主力于大清河北之计。我军采取一路突破，多路合围，多路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从上午9点全线打响，一直打到12点以后，打得匪军溃不成军，大小庄一带开阔地，简直成了敌人的坟场。经四、五个小时激战，王凤岗的“王牌”保安一旅3000余人被歼。

从此，王凤岗一蹶不振，连吃败仗，在平津战役前夜，他连自己经营多年的新城老巢也不敢守，收罗溃散士兵、返乡团两三千人，直退守到良乡、丰台。

形势急转直下，1948年11月2日全歼东北蒋军47万余人的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已是惊弓之鸟，北平四城紧闭，严禁其主力外的残余部队进城，并风传要改编到傅军主力中去，王凤岗一时成了丧家之犬。

11月10日王凤岗接到华北“剿总”通知，到铁狮子胡同开会，宣布部队整编方案。王凤岗自恃上有后台，总想在编制上讨些便宜，与宣布整编方案的新任省主席楚溪春还有一番争吵，但傅作义一到场，王凤岗等又敢怒而不敢言了。

关于统编地方杂牌武装一事，辽沈战役时，傅作义趁蒋介石曾来北平之机当面请示过蒋，蒋表示赞同。所以傅理直气壮地教训王凤岗说：东北为何败，共军为何胜，关键在统一指挥。东北败了，廖耀湘负责任；我统率不好，我负责，仗打到这个地步，没统一指挥行吗？

王凤岗无能为力，其残部乖乖地编入一一O军，驻守永定门外。

逃往台湾死于非命

解放军兵临城下，平、津解放在即，王凤岗自知血债累累，不可饶恕，便偷偷同十六军军长袁普、十三军军长安平山逃往青岛，后转南京，后又逃往台湾。

其间，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拟组织敌后反共救国军，王凤岗欣然从命，曾收罗其逃往南方的亲信拟以房山、涞水山区为依托，再向新（城）、涿（县）一带发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实现反攻复国梦想。

一切梦幻破灭后，王凤岗逃亡台湾，据说曾在南投县任职，又跟胡宗南在澎湖前线帮闲。后来竟因军政之间、派系之间矛盾，王凤岗也卷了进去，定了个大陆内奸的罪名抓了起来，经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说话才免了一死，但长期监禁，既不准本人申诉也不公开审理。王凤岗在狱中忧郁成疾，于1962年病死。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3年第3期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改革楚剧　作者：刘作忠

楚剧，旧称哦呵腔、黄孝花鼓戏、西路花鼓戏，形成于清道光年间。黄孝花鼓戏形成初期，仅在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俗称“灯戏”，其演员均为农民、手工业者，多属业余自娱性质。后来逐步出现农闲演出的“麦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

官府一直禁演花鼓戏，艺人们长期在禁令未达的农村或易于逃避缉捕的地方演唱，偶尔进入汉口，也只是深夜演出后即走。到了光绪二十八年，汉口租界的外国人从“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利益考虑，允许黄孝花鼓戏正式进入租界的茶园常年公开演唱。

由农村进入九省通衢、人文荟萃、剧种繁多的汉口演出，是黄孝花鼓戏的重大转折。黄孝花鼓戏为顺应城市观众的需要，广泛吸收、移植东路花鼓戏、天沔花鼓戏、汉剧、秦剧、文明新戏的剧目，日益增多故事连贯、情节曲折、有始有终的连本戏，从而改变了最初以小戏、折子戏为主的演出格局。流行地区由武汉、黄陂、孝感等地迅速扩大到全省。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黄孝花鼓戏艺人成立了工会，名“湖北进化社”。“黄孝花鼓戏”改名“楚剧”。“湖北进化社”随之改名为“楚剧进化社”。楚剧从此跨入了新时代。

李之龙，1897年生于湖北沔阳西流河杜家窑，1912年考入武昌外语专门学校英语科，课余与同学组织话剧社，创作并主演新话剧《叶老爷现丑记》。1915年，他考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因发动水兵和校工罢工，反对校方克扣军饷，被军校开除学籍。1921年秋，李在上海结识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接受马列主义，回武昌从事革命活动，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他任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旋赴广东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秘书。5月，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协助周恩来主持政治部部务。1925年2月，他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营党代表，并与陈赓、蒋先云等组织血花剧社，任社长，创作并主演话剧《新时代》。同年10月，李之龙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政府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1926年1月，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将军衔），兼任中山舰舰长。3月20日，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李被秘密逮捕。在3个月的囹圄中，他以笔为枪，创作出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国魂兮归来》，反映鸦片战争的《此恨何时灭》等剧本。6月李之龙获释，派往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兼任新剧团主任。9月，李随北伐军到达武汉。1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接收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定名为中央人民俱乐部（血花世界），李之龙任俱乐部主任，从此开始致力于楚剧改革运动。

李任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后，即在大门口张贴“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大幅标语。其墙头廊柱上，用油漆书写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格言，并设有演讲厅。李立三、吴玉章、瞿秋白、邓演达、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等先后应邀在此发表演说。

在李之龙领导下，血花世界先后公演了以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国魂兮归来》、《此恨何时灭》和以现实革命斗争为题材的《二七惨案》、《革命军来了》、《三个商会会长》、《工厂主》、《夜未央》、《弃妇》等新剧。1927年2月，在收回英租界的强烈呼声中，还排演了新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李之龙亲自扮演孙中山，演得栩栩如生，颇受观众好评。

楚剧进化社在血花世界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演出了根据日本作家菊池宽名剧《父归》移植的《父之归家》，由唐性天根据德国作家歌德名著《史维拉》改编的《费公智自杀》等。“旧瓶装新酒”，中国人演外国戏，此二剧在武汉上演后，轰动一时。

为了提高楚剧艺人的文化素质，李之龙于同年3月组织成立了“楚剧进化社演员训练班”，亲任主任。他邀请社会名流分别为训练班100多名学员讲授各种文化艺术知识。他本人讲授《演员的修养》，在讲授中强调演员要注意人格修养，求艺术的精进，要把楚剧的演出看成是宣传革命、教育平民进步的需要，不可只顾赚钱吃饭。

在李之龙“提高楚剧剧员人格与生活待遇”的主张下，楚剧艺人先后参加了慰问北伐伤病员、声援上海罢工工人、救济灾民等多项义演，并与苏俄姊妹歌舞团、京汉名伶同台献艺等等。这些活动，扩大了楚剧的声誉，提高了楚剧的社会地位。

李之龙十分重视楚剧剧目，他赞扬楚剧的唱词是“极优美的民间文学”。他主张发扬楚剧长于表现社会问题的优势，更多地反映妇女与婚姻问题、大家族制度问题、遗产继承问题、纳妾蓄婢问题、童养媳问题等。

1927年3月22日，由李之龙改编、导演的《小尼姑思凡》正式在血花世界大剧场演出。楚剧名伶李百川、张桂芳、沈云陔、段殿坤等应邀轮流演出。

为了排演好《思凡》，李之龙满怀革命激情，以火辣辣的语言撰写了《导演法》，将歌剧、话剧的一些艺术手法运用到楚剧的排演场。他是楚剧发展史上第一个制定导演构思的执行导演。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之龙奋笔疾书讨蒋檄文。次年2月8日，李英勇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年仅31岁。噩耗传至武汉，在白色恐怖中的楚剧艺人们悲愤填膺，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偷设李之龙之灵位，以寄哀思。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西南联大民主精神长存　作者：张　彦

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

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却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大师巨匠；

她坐落在条件艰苦的云南边陲，却吸引了大批仰慕名师、向往民主自由的莘莘学子；

她前后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九年，却培养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杰出人才；

她，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战期间一所有着卓越成就的战时大学。

这是2002年11月1日下午在北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大会上，朗诵《西南联大赞歌》的一段序曲。

“西南联大”早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今天还要这样隆重纪念？讲话和演出，深刻而形象地给人们展示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这所在“七七事变”后经历万里迁到昆明落脚的战时大学，一直处在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日机轰炸不断的恶劣环境下，师生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三校原有的图书、仪器和设备大部分未能带出，办学的物质条件极差。教室和宿舍都是以土坯做墙、铁皮或茅草为顶的平房，实验室只有简陋的设备。学生大都靠助学金或者课余打工过日子，老师的微薄薪金也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凭借他的篆刻艺术挂牌治印，常常刻印到深夜。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了贴补家用，精心制作豆沙米糕送到冠生园去寄卖，取名“定胜糕”，表示坚信“抗战一定胜利”。

尽管如此，带着三所名校优良传统来的联大教师们，自始至终怀着抗战兴国、敬业育人的信念，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8000名学生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的3800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原联大教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71人，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8人；定居海外的原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有4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杰出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在人文科学方面，联大校友中涌现了许多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有的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担任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新闻工作者等各种职务和各级干部中的骨干，更难以数计。在台湾和海外，有突出成就者也不乏其人。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当时就有“民主堡垒”之称。同学中有一千多人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留在学校学习的则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主力，在联大兴起的“倒孔（祥熙）”运动（1942）和“一二·一”运动（1945），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闻一多先生和十多位联大同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北迁复校后，回到北方三校的联大师生们是平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成为中国当时“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构成部分。留在云南的则有很多人成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的骨干。应该说，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西南联大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作出这样大的成就和贡献？这是国内外许多人都很感兴趣并进行研究的问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易社强（JOHN　ISRAEL），以西南联大为课题进行研究达十年之久。他的一本近500页的巨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一所中国大学》，已于1998年由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也已经多年从事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并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评说联大历史的系列文章，这次，他专门和夫人一道从东京赶来参加了纪念大会。

学者专家们虽然对此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但却一致认为，西南联大的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当时坚持抗日救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共同认识和信念，就是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的动力。而且，久负盛名的北大、清华、南开组合后，师资阵容冠于全国，老师们的学识、治学方法、学风、敬业精神、道德风范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时时刻刻使青年学子受到教育与熏陶。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已经不知多少次在各种场合下表露了他对培养他的西南联大的无限感激和眷恋。他在回忆他在中国的大学生活时说过：“今天国际上，非常出色的第一流学者中，有科学方面的，有工程方面的，有文史方面的，很多是联大当时造就出来的……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有过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一贯突出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大学的特殊作用，历史业已证明确实如此。为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他一向推行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以后的西南联大校园里，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的各家各派，因为学术是需要自由的。在联大教室里，一个教室里在讲唯物主义，另一个讲的可能是尼采哲学。联大学生回忆起梅校长时，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忘不了，他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从不干涉。

西南联大的艰苦历程和基本精神，在11月1日的纪念大会上，正由众多白发苍苍的老校友和一群来自三校的年轻学生，通过朗诵、歌咏、舞蹈以及化装表演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再度表现出来。在场观看的年轻人看到，在这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因为有了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与学术自由的精神环境，却培养出了这样多的杰出人才，他们的表情是无限向往与敬佩的。扮演闻一多的，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三年级一个20岁光景的学生。为了这次短短的演出，他读了闻先生不少的作品，才领会了一点为坚持联大精神而英勇牺牲的教授的浩然正气是从哪里来的，参加这次演出以后，了解到有过这样的一个学校、而且培养出这样大量的人才，他震撼了。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激动地对我谈他的感想时，我很自然地联想起，当年执教于西南联大的教授、如今已经92岁高龄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纪念西南联大65周年亲笔书写的贺词：“时代虽然发生很大变化，联大精神依然十分可贵”的涵义是什么。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3年第3期 《温济泽纪念文集》出版记　作者：杨兆麟

在人们的殷切期盼之中，经过有关同志的不懈努力，《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终于和读者们见面了。和温济泽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们，和他在各单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曾经受教于他的同学们，他的亲密的家人们，都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了。我们几个参与编辑工作的人，了却了深藏在心中三年半之久的夙愿，总算没有辜负各位作者付出的精力和心血。

当读者拿到这本文集的时候，会首先看到封面上的“永远的怀念”五个大字，署名“胡绳”。当时，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学者已经沉疴在身，难以执笔为文，却正如他一贯的严谨学风，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五个字，并且郑重签名。据我们所知，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题写书名，见字如见人，成为他留在人间的珍贵遗墨。文集的封底，印着温老笔录的一首古诗：“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表明了他“做人的准则：‘春蚕作茧，不知疲倦，微躯断尽，在所不惜’”。他在晚年赠给朋友们的这一诗句，同样是留在人间的珍贵遗墨。

编委会聘请于光远、李锐二位耄耋学人担任顾问，他们不仅欣然同意，而且都撰写了饱含深情的纪念文章。李锐在文章的最后，引用温老生前所写《告别二十世纪》一文中的话：“我一生经过大小八十一难，得到了一部真经，这部真经是：迎接未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创新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的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发展也是无止境的！”李锐衷心希望“温济泽的朋友们，都不要忘记他最后的留言”。于光远在文章中说：“温济泽是一个好人，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这么说。他很正直，也很温和。他特别勤奋，老了仍旧笔耕不辍。”这句话说得非常朴素，真实、生动地刻画了温老的为人和精神，值得人们仔细品味。

当年曾经在新华社共事、又同属社排球队、可谓名副其实的“老战友”方实和我，受命担任这本文集的主编。我们怀着战友情和使命感，在晚年又一次合作，颇为默契，也很愉快。我们认真拜读了所有的文章，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肺腑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尤其是阅读了几位老人的文章以后，沉思默想，时常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温老1929年参加革命，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常称共青团为“我的母亲”。1932年由于投身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和他同时被捕的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撰写了《我与温济泽在苏州单人监狱度过的岁月》。这位90老人记忆还十分清晰，叙述非常具体，使我们看到温济泽这位忠贞的革命青年，在铁栏中坚持斗争的身影，他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为他以后长期的革命工作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由于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1936年还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虽然在延安大家都叫他“小温”，而在交往和言谈中，无不感到他既年轻又老成，原来他早已有了不平凡的革命经历。文集中收入了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翟定一的500字短文，末尾写着：“1999年6月16日口述于病中，妻罗文珍记录。”当编委会的约稿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卧于病榻，艰难地口述了《深切怀念温济泽同志》，文短情长，高度赞扬温老“为人宽厚，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坚持真理，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我们一字一句地阅读，倾听了一位垂危老人发自胸臆的诚挚心声，深知它是多么宝贵。我们不久就得知，仅仅在他口述此文的一个星期以后，也随着温老和我们永别了，那500字真是非同寻常啊。当年和我们同在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获悉噩耗，内心哀悼，表述为文，撰写了《纪念我的朋友温济泽》一文，称颂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又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的好共产党员”，他“尊重真理，富有思想，且为人忠厚，以谦和、平等、民主的态度待人”，“绝无害人之意，也无防人之心。正因为这样，他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吃亏挨整，走着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廖盖隆工作勤奋，生性乐观，大家亲切地称他“老盖”，不过体弱多病，不久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读者在本书的目录中看到，翟定一、廖盖隆的姓名上，都标识着已故者的黑色，会感到几分沉重。我们因胡绳、翟定一、廖盖隆都来不及看到这本文集的出版而深为遗憾。新闻界的老前辈、同样是90岁高龄的谢冰岩，和温老是“小同乡”，有着70年的战友之谊。他的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为青光眼所折磨，仍然奋力撰写了3000字的长文《一瓣心香献老友》，然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了一遍，真是难为他了。他们在中学时期成立了“稚鸿社”，出版反帝、反封建、探索人生和国家前途的刊物《稚鸿》，虽然自己感到有些幼稚，却怀抱鸿鹄之志，在广阔的天空翱翔，任凭雨暴风狂，而顽强不屈，展翅霄汉。温老在晚年把一百多篇文章编辑成书，终生丹心不变，取名《征鸿片羽集》，刚刚出版，就赠给我一本，并且以我熟悉的字体，在扉页上写道：“我是一只鸿雁，在漫长的征途上，苦苦地飞奔了这么多年，经受烈日晒，狂风吹，暴雨淋，雷电轰，剩下这稀疏的片片羽毛。”我反复阅读，深知他自谦的这“片片羽毛”分量有多重！

温老的女儿温飚和外孙女杨捷的文章，真实具体，感情细腻，使我们了解他对后代的严格要求和细心关怀，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他像一头老黄牛那样勤奋耕耘，忙于写作，在间隙中不忘对女儿的关心、教育，借用鲁迅的话说：“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甚至是血啊。”他十分推崇方志敏烈士的高风亮节，让女儿和外孙女用心学习《清贫》一书，使优良的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杨捷写道：“姥爷是一个关心青年、平和宽厚的老人，一个一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姥爷走了，而我将带上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前行。”

在我最后一次阅读文集的校样以后，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做完了一件事。”此时此刻，几十年的种种往事，再一次浮现在眼前。从延安清凉山到瓦窑堡（即子长县）史家畔的窑洞，从太行山麓到滹沱河畔的农家小院，乃至北京城里的办公室和宿舍，温老和我们一同工作和生活，度过了战争年代和青春年华，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暴的考验，又都从中年进入了老年。他是我的兄长和领导，我目睹了他是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聆听和感受到他那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待人接物那样温和、谦恭、平易，没有一点令人生厌的“官僚口气和故意摆出的架子”。他的言谈，他的笑声，不时在我耳边回响。读者朋友们，不论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人，也不论和他相识还是不相识，如果从这本文集中受到启发，有所收获，就是我们编书人的最大心愿了。（责任编辑　程　度）

2003年第3期 漫画家张谔的战斗人生　作者：黎　辛

张谔是我久闻大名的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可是，到1942年初我调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副刊编辑时，才认识他。

“漫画成家广告立业”

报社编辑部在延安东关渚凉山西头的十孔石砌窑洞中办公，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石砌的两排窑洞中。我调来时山上没有空窑，临时住在山下的石窑里。张谔住的石窑大约比我住的高10米，在我斜对面。一天中午下班我从办公窑回住处，忽听有人拖长声音喊：“噢！——黎辛！”

我抬头，见张谔向我走来，“是黎辛同志吗？你好，我是张谔。听说你是新来的副刊编辑，我是美术科长，我们是文艺的同行，我想认识你，到我窑里坐坐吧。”他说着转身往回走，我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他的窑洞。窑外有小平坝，窑门上贴着对联：“漫画成家，广告立业”八个美术字。我说《解放日报》有什么广告？只有报眼上有时登个启事或声明，没什么商业广告。他说这是暂时的，我在《新华日报》当美术科长也管广告，报纸的广告是大有可为的。

张谔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重约90公斤的大个子，但行动灵活，很有朝气，对人和蔼可亲，没有文艺家的架子，说话总是笑着。

他让我坐坐，我说该打饭了。他说打饭来我这里吃，我有红烧肉，味道还不错，是用国统区进口的大头菜烧的，延安的酱油不行。他边说边从书桌下的凳子上端出一锅红烧肉来。揭开锅盖，果然，肉香诱人。他问：“你打麻将吗？我东边两孔小窑住的是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他老婆在外单位，星期六他老婆回来他才来住。你们副刊的陈企霞星期日也常来，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你要是打麻将就好了，我们打，谁输了做两斤红烧肉请客。”

“讽刺画展”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术家协会在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览一室为蔡若虹的作品，二室为张谔的作品，三室为华君武的作品，每人展览20多幅漫画。

2月15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第82期出版专刊，发表三位画家的《作者自白》。文中说：“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它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得不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我们就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我们的画展的主旨是揭发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今天新的社会。”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文化水平提高了》等漫画，揭示了生活中“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

当时报上报道讽刺画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展室“挤挤拥拥，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观众五千余人，把窑洞的门都挤坏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与党员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参观画展的人数却占了参加整风人员的半数，很不常见。

麻将牌局

3月中旬，舒群调报社接替丁玲任副刊主编，住在张谔西边祝志澄让出来的一孔小石窑里，陈企霞和我常去，晚上没事四个人就打麻将、吃红烧肉。张谔嘴里说输牌赌二斤红烧肉，一般都是他请客，他慷慨大方。星期天遇上舒群夫人回来，有时也烧菜加餐。

博古社长路经这里有时也进来看看张谔和舒群，他知道张谔处常打麻将，有时遇见张谔时，他哈哈大笑地说：“张谔你喜欢打大牌，什么时候我来打一次，一定叫你和不成，赢你两斤红烧肉。”博古是说说玩笑而已，他工作忙，早上六时起床去上早班，晚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不跳舞、打牌，他哪有这个闲暇？张谔说：“你只说不干是嘴把戏，谁知道你的本领怎么样？”有一天，博古终于进到张谔的窑洞来打牌，他坐在张谔的上手，我坐张谔下手，舒群坐张谔对面。博古脑子灵，他记得谁打过什么牌，估计谁手里有什么牌或可能要什么牌。一次，舒群打一张“发财”，张谔说：“碰”。博古说：你“碰”什么？张谔说：“碰”发财呀。博古说：“刚才黎辛打‘发财’，你为什么不‘碰’？”张谔说那时他还没有“对儿”，怎么“碰”？博古从自己的牌里拿出一张“发财”，说：“黎辛打一张，舒群打一张，我有一张，你凭什么碰？你是偷黎辛打出去的‘发财’凑对碰的，不行！”张谔争辩：“我明明是一对‘发财’，你不让我‘碰’，讲不讲道理？”博古要张谔把从“地上”拿的“发财”交出来，把“地上”换“发财”的那张牌拿回去。张谔拿了张“北风”进去。博古说：“不对，你打全幺九，你拿出来换‘发财’进去的是‘三条’。”说着便把“三条”给张谔。这样，张谔和不成了，却让我和了牌。摊牌时，博古笑着说，“张谔你好大的野心，你要和清一色全幺九对对和，你要的‘东风’我这里有两张，‘白板’我也有。”摊牌时，张谔感叹说：“‘东风’我可作麻将，如有一张‘白板’，我这副牌就厉害了。”

到1942年4月3日正式开始整风学习，我们就不打麻将了。以后几十年我都不打了，虽是娱乐，太费时间。

张谔的漫画与“拳头”

张谔为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画了许多漫画。1942年7月2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第一幅反法西斯的漫画。张谔预言希特勒必败的作品，他用屠格涅夫的诗句作标题“幻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现实！”画面画的希特勒是只大蜘蛛，在丝丝紧扣的蜘蛛网里垂死挣扎，耐人沉思。

张谔的漫画表现了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事件，意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垮台了，张谔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三个法西斯头子带头赛跑丑态毕露，第一名墨索里尼摔出跑道，希特勒也将跑到终点。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二三十万大军，阴谋进攻延安。张谔的漫画《“四大领袖”之一》，揭露了所谓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两面派的真实面目。画面上的蒋介石一边朝着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这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另一边朝着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天皇，这是轴心国的“四大领袖”。

为配合整风学习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分子放下架子，改造思想、立场，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画了一个妄自尊大的傲者戴着眼镜，军帽戴在后脑袋瓜，上衣有9个钮扣，口袋插着3支笔，得意忘形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挂像前张望。

张谔在延安发表的绘画数量仅次于华君武。

胸怀纳百川

当报上发表各个山头美术家各种形式的作品时，张谔组织稿件不分山头，不讲流派，也不论名家与新人。报上发表的漫画名家有蔡若虹、华君武、黄铸夫、陈叔亮、钟灵、彦涵等的作品。木刻名家有胡一川、陈铁耕、沃查、马达、陈叔亮等作品；还有青年木刻家古元、罗工柳、华山、焦心河、夏风、计桂森等的作品。报上这些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可说是美术科长张谔胸纳百川的功劳。

华君武发表漫画，也发表连环画，如《相差不多》，一组连环画左边画法西斯罪行七幅，第八幅：墨索里尼倒毙在地；右边画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七幅，第八幅画个大“？”。

木刻家也画连环画，如夏风的《劳动英雄孙万福》。

古元木刻的《秧歌》，以秧歌这民间艺术形式表现群众的艺术活动，刻绘得生动形象，让读者感受到民间艺术的情趣与魅力。

印刷厂锌版极少，后来完全绝货。报上需用领导人头像，英雄模范头像，或者专栏小报头时，怎么办呢？便由张谔绘画，工人把它刻在木版上印刷出来。其中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副主席李鼎铭的头像。

地图、插图、美术字

读者阅读战争新闻，总想要看到与之有关的地图。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封锁，延安非常缺乏地图，为报纸绘制地图的任务便落到张谔身上。1941年5月19日报上发表社论《地中海形势》，张谔不仅绘制一般战争形势图，还绘制了《地中海形势图》、《苏联西部边境图》、《日本陆军分布图》，给读者阅报以方便。绘制地图的资料，个人、报社资料室都没有新的国内外地图，张谔只好跑去外单位借用，画完再还，再画再借，不厌其烦。发表地图没有锌版，只好木刻，而木刻的地图上又不便有许多美术字的地名，张谔便与工人商量，在木刻上打洞嵌入铅字。

鲁迅先生说：“书籍插图，原意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情趣，补助文字所不及，所以应是一种宣传画。”张谔受到了启发，认为党报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插图。副刊发表黄钢、杨思仲、冯牧的报告文学《我们的中队长在山林中》，有古元作的木刻插图。发表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张谔请木刻家罗工柳与杨君作插图。孔厥的弹词插图则是由木刻家力群作的。张谔重视给文艺作品作插图，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又可增添读者审美情趣，与作品相得益彰。

1942年整风初期，报上发表整风论文，读者难以理解，张谔有时也请画家插图。如5月5日发表艾思奇的一篇文章，就请华君武插图二幅，其中一幅，描绘“不要落井下石”的意思。

《解放日报》美术插图水平之高，数量之多，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在今天报纸印刷出版技术进入高科技时代，借鉴和发扬《解放日报》为文学作品插图的优良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照片是不能代替美术插图的。

当年中央印刷厂的字体很少，报纸的新闻标题只有老宋体和黑体字两种，显得单调。张谔便向博古社长提出他写美术字，为头版头题作标题字。开始只为头版头题写，后来他的美术字写多了，其他标题也用。给新闻报道写标题字需及时，张谔便每天清早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写完标题字即赶往排字车间，与工人师傅商量印刷。

毛主席接待三位漫画家

毛主席说过“漫画还要发展”。漫画家希望见见毛主席面陈请教。我记得，那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蔡若虹、华君武、张谔与舒群一路去枣园毛主席的住处。

蔡若虹回忆当时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接待我的第一句话是以张谔的介绍开始的。张谔对主席说：‘蔡若虹就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济南与日本侵略者办外交，被日本鬼子割舌头，挖眼睛，刺刀向着他的身体乱刺……死得悲惨壮烈。

蔡若虹记得当时是张谔先请毛主席谈谈对讽刺画的意见。华君武对毛主席说：“您只要谈谈我们作品的缺点就行了，我们都希望听听您的看法。接着，毛主席对我们看了一眼，才慢吞吞地开了口。他说：‘讽刺是批评的一种手段，我们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不会把讽刺关在门外……批评也好，讽刺也好，说话总要说得符合事实……要避免片面性，不以偏概全。’接着这段话，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幅漫画的标题是《延安的植树》，是几棵没有发芽的光秃秃的小树干，这表示树都没有种活。我看，这哪里是延安种的树呢？大概是清凉山下种的树吧！如果延安二字改为清凉山就对头了。’”

华君武告诉毛主席，这幅画是他画的。蔡若虹向主席解释：“清凉山是《解放日报》和抗日大学所在地，是知识分子的集中点，清凉山下种的树都没有种活，这是华君武画讽刺画的根据。”

说话间，蔡若虹向毛主席说他特别喜欢《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不太好，什么知识分子不分子，应该说他的本行，应该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一个娘生的双胞兄弟，都是被压迫者。有压迫就必定有革命……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次接见，毛主席和大家谈得很投机，就着一碟凉伴豆腐，一碟青辣椒，一碟西红柿，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话匣子打开了，无所不谈。张谔问毛主席，想申请入党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怎么办？怎么申请入党？怎么作党的支部书记？华君武说上前方打仗他敢冲锋陷阵，但怕被俘受刑，问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我告诉你，一旦被俘受刑，你心中想着人民。”不知不觉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几位文艺家向毛主席告辞。主席一直把他们送到枣园门口，握手告辞时，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重说一遍“要想着人民”。

张谔为革命鞠躬尽瘁

张谔于1945年10月5日在《解放日报》入党了。在早年参加左联及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家中，张谔入党比较晚，这是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

张谔1931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29年时已参加以田汉为首的南国社进步文艺活动，1932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支委，这期间编过许多美术报刊，参加过许多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任武汉《新华日报》社美术科长。他是文艺家中“吃公粮”较早的干部。

1938年10月，张谔受命去香港为《新华日报》社采购照相制版器材与聘请照相制版技术工人。在香港，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到上海沦陷区约请蔡若虹、夏蕾夫妇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39年4月，张谔带领蔡、夏夫妇及制版工人何耀东、林阿九和一批照相制版器材，经越南、昆明、贵州等地，崎岖转折到达重庆。这时《新华日报》已从武汉迁到重庆，张谔和制版工人等留下工作，蔡、夏夫妇奔赴延安。

1940年张谔从重庆到延安时，带着照相制版器材与制版工人，还带有医务人员与医药品，这是延安极为需要的。他们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层层封锁。张谔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少校副官，押运军车一辆、人员20名、物资若干。到某封锁线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押，历时16天。张谔块头大，穿着校官军服，佩带少校军衔，说话声音洪亮，振振有词。他坚持不让敌伪检查物资，那些军阶较低的敌人怯他三分。张谔一面安抚同志，一面与敌斗争，临危不惧，有勇有谋。到16日后，张谔终获胜利，一行人连车带物朝延安进发。同行的许多人中以为他真的是押运副官，而不知他是一位漫画家。这段传奇经历一直传为佳话。

1946年，张谔调往香港作经济工作，为解放区购买两船物资，一船如期到达，另一船途遇台风，不知刮到何处去了。张谔急坏了，这都是解放区急需的东西啊！怎么向组织交待呢？幸好经过风浪洗礼，这艘不屈的船装着完整无损的物资，漂到了解放区。张谔又胜利了。

1962年，张谔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协助刘开渠，为美术馆的建设，特别为我国历代美术家优秀作品的收藏、研究、陈列、出版以及对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在工作中他从不营私谋利，千方百计为馆里收藏优秀美术作品，个人却从不收藏一幅，一生为公，“两袖清风”。

张谔1995年5月去世，时年85岁。

（责任编辑　方　厚）

2003年第3期 汉代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　作者：江仁宝

张释之是南阳堵阳人。汉文帝时，以赀选为郎，累迁公车令、中郎将，后任廷尉。廷尉是封建皇朝中专门主管司法审判的最高官吏。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大多数廷尉办案时，都是专看皇帝的言行脸色行事的，法律则搁置一边。武帝时，廷尉张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记·酷吏列传》说：“汤决大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这就是说，在断案时唯皇帝之命是从。皇帝欲加罪者，他必定严判；而皇帝欲释放者，他则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予以宽免。后来，杜周为廷尉，一切效仿张汤，专门对皇帝察言观色，唯王命是从。《史记·酷吏列传》指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则厚颜无耻地回答道：“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充分说明，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即使公布于天下的成文法或非成文法，也都必须置于皇帝的诏令之下，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法律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释之敢于公然违背君命，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坚持依法断案，这对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司法官吏，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典范。

《汉书·刑法志》说：“及孝文即位……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所谓“罪疑者予民”，就是对那些证据不足或有疑问的案件，都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如此断案，当然是“刑罚大省”，减少冤狱。这虽然非张释之一人之功劳，但却说明作为“治国安邦”的廷尉，对维护封建法制来说，其地位与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更值得指出的是，张释之不仅做到不屈从于皇帝的权威，不察言观色，刚正不阿，坚持依法断案，尤其是他有胆有识，据理说服汉文帝重视依法办事，更有着独特之处和不可磨灭的功勋。

张释之说：“法者，天下公共也。”这就是说，天子立法后要与庶民共同遵守，这是我国古代在适用法律上无高低贵贱、一律平等的思想。早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商鞅、韩非等人，为了反对贵族的特权，都提出过“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进步主张。直到汉朝初期，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后，仍有人要求在适用法律上应当做到：“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张释之对法的认识，同上述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思想也为后人所遵循。如唐朝，唐太宗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张释之还指出：“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说，法律既然有规定，就应当依法断案，不能任意轻重，更不能任意更改法令。如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仅仅按照皇帝或个人的喜怒哀乐去断案，那就必然要破坏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一点，可以说是汉朝初期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他们认为秦王朝短促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自己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刑罚暴酷，轻绝人命”。结果上行下效，人人自危，阶级矛盾加剧激化，不但破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突出显露，四分五裂。有鉴于此，汉朝初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则把统治者自己能否依法办事、取信于民，看作是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命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汉代，就是汉代以后有的朝代如唐、晋等也都继承了这种有法必依、取信于民的思想。

张释之还说：“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这就是说，皇帝如果亲自处理这类案件，欲杀欲族，悉听尊便；但是，一旦皇帝把这类案件交给廷尉来决断，廷尉就只能依法断案，而皇帝也理应尊重廷尉的职权。这在当时条件下，张释之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向封建专制的君主提出并坚持作为国家最高司法官吏对案件审理的决断权，这对于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的尊严，做到依法断案，应该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皇帝有时的暴怒、专横与干预也没有动摇张释之维护法律尊严的信念，“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他据法力争，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相比之下，那些专门屈从权势，言听计从，助纣为虐，断案随意的后来者张汤、杜周之流，就显得十分卑鄙无耻，为世人所唾弃！”

但是，张释之所主张的依法断案，归根结蒂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也应该看到，封建法律制度终究把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保持在一定的极限之内，超越这个限度就是违法。这个道理，无论对剥削者或是被剥削者来说，在理论的适用范围上，统统如此，概莫例外。因此，在封建社会里那些能够体察民情民意、依法办事的官吏，终究要比那些破坏法制、践踏法制、残害百姓、专以刑杀为威的酷吏，更有利于保护社会生产力和传统文化，更有利于促进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很值得今人借鉴。

（责任编辑　宗　文）

2003年第4期 民主法制是中国的必然取向　作者：杜润生

一

三个月以前，党的十六大，全面布置了新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和各项具体任务，完成这些目标和任务，可使我国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进步，社会更加和谐，并进到世界上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十六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可圈可点的一件大事。过去20年中，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对经济改革缺乏群众性民主监督，从而引起寻租腐败屡禁不止和两极分化开始萌发。这种趋势，是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一个时期从南到北都在呼唤政治改革，确立民主法制秩序。民主法制是国家发展的必然取向，应当顺势推进。逆潮流而动，是没有出路的。

二

《炎黄春秋》近两期先后刊出李锐同志关于政治改革向中央的建议书和钟沛璋同志《以俄为师得失探讨》，两篇文章都对以党治国制度进行了评论，并就执政党如何改善执政方式提出一些建议。这显示了《炎黄春秋》与时俱进品格，值得称赞。

舆论监督，是现代民主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项政治保障条件，党和政府既要领导群众，又要接受群众监督，《炎黄春秋》作为媒体是做出贡献的。它介绍一些历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及其事迹，把一些被歪曲报道的重大事件，还原它们本来历史面目，并辨明是非正误，通过以史为鉴，体现了监督功效。这正是《炎黄春秋》的宗旨所在。

刊物是文化产品，表现为一篇篇文章。不同于一般刊物，《炎黄春秋》主要是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并团聚了一批掌握史料的撰稿人。二者都是一种稀缺资源，值得格外珍贵。

《炎黄春秋》肩负上述历史使命，社领导要不断改进编审工作，每期要安排一、两篇贴近国家发展形势，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有分量的文章。还必须审时度势，扬长避短，独立自主，多谋善断，收集信息，拓宽稿源，为刊物办得更好打下基础。

本人作为刊物顾问之一，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深表歉意。谨祝《炎黄春秋》越办越好。

2003年第4期 袁庚谈政治体制改革试点体会　作者：关　山

袁庚，原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深圳蛇口工业区管委会主任，电视连续剧《激情年代》主角欧阳鹏的原形，改革开放中敢闯敢冒的风云人物。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到蛇口视察，对袁庚的改革给予充分的肯定。近期，笔者多次拜访袁庚，就中国的改革走向问题向他请教。86岁的袁老头脑清醒，谈锋甚健，不时有独特深刻的见解。现将蛇口工业区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有关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关：我印象中，人们对你在蛇口搞的政治体制改革争议很大，你当初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搞政治体制上的改革?

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和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经济的现代化必然要求政治的现代化。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特区的实践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目前，随着加入WTO，随着开发西部成为国策，特区在经济上已经享受不到多少优惠政策了，特区要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关键是要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特区应该为全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示范。特区要大胆地学习国外政治文明，在民主和法治上大胆探索，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和支持。

胡耀邦说：搞民主选举好！很好！

关：你主政蛇口14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哪些重大举措？

袁：谈不上重大举措，只是进行了些探索，主要有三项：一是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打破干部终身制，让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变成现实；二是实行新闻监督，用舆论监督蛇口任何一级干部，制约权力，反腐倡廉。三是创造一个民主的氛围，一种让人说话作事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当时你为什么要这样干？你是怎样想的？上面支持吗？

袁：比如民主选举吧，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经过胡耀邦总书记的同意，也得到当时许多中央领导的支持。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蛇口工业区视察。在汇报工作时，我对耀邦同志说：我们的干部是不大怕群众的，只怕顶头上司，上司不喜欢就当不成官。就我这个小小的头头来说，我每次来蛇口，一上码头，前呼后拥的，下面的同志惟恐照顾不周。雨没下就把伞打开了。我真的那么值得他们崇拜吗？不是的。他背后恨我当面也会点头微笑，因为是我决定他们的命运。反过来我不怕他，他动不了我半根毫毛，撤不了我的职。我只怕我的顶头上司国家交通部，只有他们才能撤我的职。官不怕民民怕官，人身依附在中国已成为一种习俗。所以，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最为重要。我们这里想搞个改革试点，蛇口管委会由群众选举产生，每年投一次信任票，如果不信任票超过半数，管委会就得改选；个别委员的不信任票超过半数就得下台。这种公开的、直接的、由群众投票选举的领导班子，就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就会真正去为群众做点好事。如果群众有权选举和监督干部，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的结构和干部的作风。

胡耀邦一边点头一边说：好！很好！

1983年4月，我们正式在工业区实行民主选举和罢免干部的试验，打破干部制度的“铁椅子”。为了使民主选举法制化，1985年4月，我们还出台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组织暂行条例》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委会选举暂行办法》。

关：在选举中是否有人落选？遇到过什么阻力吗？

袁：第一次民选的结果与组织部门的预选人选名单基本一致；在第二届管委会民选中第一届管委会7名成员有3人落选；我虽然得票名列榜首，但仍有93人未投我的票，占22.3%。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民主选举的，但也有人因失去职务牢骚满腹。有一位高级干部带话给我：蛇口在民主的问题上千万要慎重，不要犯“自由化”的错误。我的考虑是蛇口在中国只是九牛一毛的小小区，人口不过几万，试验失败也无伤大雅。

关：有一种说法，中国有2亿文盲，广大人民文化水平低，民主意识淡薄，直选不适合中国国情，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低，这确是事实。投票人也许讲不出什么是民主，但谁好谁坏，谁能办事，谁能代表他的利益，谁不代表他的利益，他心里是清楚的。比如选村长，平时大家都熟悉，朝见面晚见面，谁行谁不行每个人心中都有数，这并不需太高文化水平，这点判断力老百姓还是有的。解放前，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比现在高吧！但共产党就在延安实行民主选举，识字的就写选票，不识字的就投豆子代替选票，效果非常之好。现在都21世纪了，群众的文化素质比以前高得多，60年前能办得到的事情现在还办不到吗？我们国家已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全国都实行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直接选举，这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民主的大潮流。按这一思路搞下去，乡长、县长、甚至市长迟早会让选民直选产生。

民主就是要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

关：你刚才说的“创造一个让人免除恐惧的政治氛围”是什么意思？

袁：就是让人说话，让人敢说真话、说心里话，言论自由。在蛇口，我绝不允许以言治罪，只要不是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一律不许有任何打击报复、穿小鞋。如果说要发表一点政治上的见解，经常都战战兢兢的话，那么很难设想会有一个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民主的精神不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更重要的还在于少数人的权利必须受到尊重。

关：能不能具体谈谈？

袁：你听说过1988年的“蛇口风波”吗？

关：听说过。当时我还在学校读书，团委还组织了讨论。好像是几个国内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权威到蛇口去演讲，与蛇口青年发生了争论，焦点就是怀着赚钱的目的去深圳找工作对不对？特区欢不欢迎淘金者的问题。

袁：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些青年人不同意那几个权威的说教。这是正常的。但权威们却给有关部门写了材料，整份材料充斥着陷人以罪的文风。我知道后明确表态：一、要切实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绝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论治罪的事情。对那些被追问姓名并上了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二、权威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也应允许其他的观点存在。我们还是要提倡、坚持不论对内对外，不论是谁，不论什么流派，什么观点，只要不反党、不搞人身攻击，都可以在这里发表，在这里交流，在这里探讨。没想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不但国内的《人民日报》、《羊城晚报》、《中国青年报》，连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新闻周刊》等报刊纷纷发表“蛇口风波”的消息和转载文章，几年之后，还有人说，这是“六四风波”的前奏。

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

关：你对新闻监督的作用怎么看？

袁：我认为新闻监督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政治文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所以，我在蛇口放开了舆论，实行新闻自由，只要你遵守宪法，不号召推翻共产党政权，不是人身攻击，造谣惑众，不渲染色情暴力，你要登什么就登什么，由报社自己决定。我还特别对《蛇口通讯》的总编说：你们要充分发挥新闻监督的作用，要登批评文章，特别要登批评领导的文章。

关：《蛇口通讯》有否登批评你的文章？

袁：登啦。从第2期开始就登了好几篇指名道姓批评我的文章，开始时他们很慎重，登前三次送给我审批，我三次明确表态照发，并写了“以后不要送审”的批示。1985年2月28日刊登在《蛇口通讯》第2期的批评我的文章《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还获得了“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由一个企业办的小报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新闻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关：批评得对不对？你心里感觉怎样？

袁：总的讲批评是有根有据的，有的指责也许过分了点，我心里也有些不舒服，但我感到这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我无权干涉。

关：你如何评价现在的舆论监督？

袁：老实说，现在的舆论监督效能还未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往往局限于对普通百姓的监督，对一般公务员的监督，对低级别官员的监督。相比之下，对有职权者的监督，对高级别官员的监督，显得相当欠缺。舆论监督是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锐利武器，威力是不小的，不少人“不怕上告，只怕见报”。在新闻自由的国家里，许多腐败案件往往首先是由传媒揭露的，从70年代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前年克林顿“拉链门事件”、再到最近韩国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贪污受贿案件，莫不如此。反观我们中国，有哪几个大案要案是率先由传媒曝光而查处的？我国的法制不健全，执法不严，坏人有许多空子可钻，逍遥法外，舆论的监督作用尤为重要。

关：但传媒是党的喉舌，要唱响主旋律，能允许唱反调？

袁：党报、党刊、电台、广播是党的喉舌，应当与党的政策保持高度的一致，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传媒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满意的，党一定满意；人民不满意的，党一定不满意。一张代表人民利益的报纸应当是秉笔直书的，一个为人民服务正直无私的党应当是无所畏惧的。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人，如果听不到批评意见，是很危险的。小平同志说得好：“革命政党最怕是听不见人民的声音，最怕是鸦雀无声。”过去蒋介石800万军队都打不垮我们，难道现在还怕别人骂几句？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关：在西方，记者被称之为“无冕之王”，如何保证媒体不滥用这种新闻监督权？

袁：靠法律、法治。新闻法是中国迫切需要的法律。据我所知，早在20年前就提出来了，但迟迟出不了台。实行新闻法后，由于法律具有确定性、稳定性，不像党政机关指示的随意性，新闻的自由度会有所提高。但这是在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只要严格依法、执法，就不会达到破坏性的程度，而使这种自由控制在建设性范围之内。

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民主和法治

关：刚才你谈到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我想请教政治文明的核心是什么？

袁：我认为政治文明有两个基本点：民主和法治。这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没有民主的法治就是专制，没有法治的民主就是无政府主义，都会把中国引向邪路。

关：目前中国的政治文明面对的严重问题是腐败问题，这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袁：关键在于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官无监督，权无制约，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一个人，一个政府、一个政党，一旦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又缺少民主和监督，或迟或早都会走向腐败，把它的人民引向苦难的深渊。

关：为什么？

袁：从深层次来讲，这是人性之使然。毛主席曾写过一首词《读史》，开头就是“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也就是说人是从猿演变过来的，自然遗传有兽性，都有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因而都有自私贪婪的“恶性”。毛主席接着写道：“……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为了生存，人类往往是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人们应该记忆犹新。你看，人连杀人都敢，腐败就更不在话下了。当然，人类也是不断进步的，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人在社会的文明教化下，受到社会的监督，受到行政的、法律的、道德的、舆论的约束，人“恶”的本性受到制约，不得不有所收敛，不能“随心所欲”了。如果不受任何的监督和约束，人的“恶性”就必然会显露、发展，人就必然会胡作非为，肆无忌惮。领导干部也是人，也存在着自私贪婪、好逸恶劳等人性的弱点，如果缺乏监督，人的恶性就会抬头、膨胀，就会利用权力搞腐败，就像抽鸦片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远的如刘青山、张子善，近的如陈希同、成克杰、胡长青等等，莫不如此。基度山伯爵报复仇人的方法还不够厉害，最厉害的办法是给他很大的权力而不去监督他,让他自己烂掉。

关：改革开放涌现了不少风云人物，如大邱庄的禹作敏、长江动力集团的于志安，他们都烂掉了。你也拥有很大的权力，为什么你不烂掉？

袁：我之所以没烂掉，关键是我充分认识到权力的危害性，常常警醒自己不要为所欲为。同时找到了约束自己权力的有效途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为了避免腐败、为了制约权力，舆论监督是一剂苦口良药。我认为在目前我国法制仍不够健全的情况下，这不失为行之有效的办法。即使是封建社会，这也是避免腐败的有效途径，盛唐之世与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不无关系。事实证明，我主政蛇口14年，整个蛇口工业区没有发生携款私逃、贪污受贿等案件。因为政治生态环境使然。

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

关：你说民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但不少人都担心“一民主，中国就会乱”，你如何看这个问题？

袁：民主建设是系统工程，需要不断的完善和长期艰苦的努力，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国是个大国，经历过长期的社会动乱，因此，必须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民主建设。社会稳定的前提就是要法治，做到宪法至上，维护法律尊严，以法律规范一切政治、经济、社会行动，保护公民的权利，特别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法治下搞民主是不会乱的，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前总统克林顿，闹了那么大的丑闻，他的对立面共和党对他攻击得那么历害，美国的社会乱了吗？美国在这样众说纷纷的情况下，政局始终保证稳定。民主是中国长治久安的治国之本。早在1945年，在延安，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国家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真知灼见。

只有民主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关：纵观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取得成功，但在世纪末却蒙受重大挫折，共产党在苏联、东欧国家丢掉了政权，断送了社会主义。有人说，这是民主的结果。反思历史，你有何看法？

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失败教训是沉重的，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反复深入地思考。我认为导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是复杂的，根本原因不是民主的结果，而是缺乏民主的结果。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来看，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专制的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有些还停留在农业社会，封建主义、王权主义根深蒂固。虽然革命成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专制主义文化仍未铲除。而且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依照苏联斯大林主义模式建立的，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建立健全民主的国家机制。政治上缺乏民主，垄断了权力，导致了专制主义，讲人治不讲法治，丢失了民心；经济上缺乏民主，垄断经济，讲计划不讲市场，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文化上缺乏民主，垄断了舆论，文化失去了发展的动力。这样，整个社会就失去了活力，垮台是迟早的事情。小平同志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认为，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当然，民主急不得，行动要稳妥，苏联解体与民主化的急躁冒进有很大的关系。民主进程要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相统一，这是长期艰巨漫长的历史过程，但方向要坚定，持之以恒，更不应无所作为，坐失良机。

“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

关：开放改革，我们非常强调要从中国国情出发，如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民主、中国特色的人权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些有中国特色的东西？

袁：改革要从实际出发，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我们不要把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当作中国特色来固守。邓小平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旨在提醒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的同时，必须保持自己文化中的优秀传统，不要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但“中国特色”不能泛化、庸俗化，凡是与国际常识不相符合的行为与思想，均贴上“中国特色”的标签，这是荒唐与丑陋的。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的民族，随着世界人类进步，我们不能永远“食古不化”。加入WTO，不但经济，就是政治、文化都应主动与国际接轨，与世界融合，否则中国就有可能被甩出全球竞争圈。因此，我们要站在全球化、现代化高度，用世界的眼光去审视我们的所作所为。中国特色应该是保持先进的东西。要扬弃那些落后的、腐朽的，不合时宜的，与人类文明潮流相违背的东西，与时俱进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取长补短、兼容发展

关：在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袁：一个是“左”的习惯势力；一个是僵化的思想观念，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小平同志曾多次告诫我们要提防“左”，他说：“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僵化的思想观念、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危害也极大。小平同志曾经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关：我听到一种说法。说反“左”已经十年了，现在要防止另一种倾向，防止右了。

袁：这正是“左”的表现。中国“左”的思想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几十年了，可以说已经“溶化在血液中”，变成了我们政治的遗传因子。现在有些人“左”了还不知道自己“左”，这是最危险的。我曾对一些人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好好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文明，就有人说我“右”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都不是无产阶级的学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多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理论、概念。西方的政治经过几百年的进化发展，有不少科学合理的因素，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平等都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小平同志曾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而这些具有“左”倾顽症的人还把它们当成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视之为洪水猛兽。

关：为什么“左”的东西如此根深蒂固？

袁：这可能是受以往斗争哲学的思维与观念的影响。过去，我们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看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思维和观念对于当前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极化的现实世界而言，明显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有它互补、兼容的一面。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中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段话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必须突破凡“资”必反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确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在可以和谐共存、兼容发展的新理念。

关：我好像看过一篇文章，是中国一个访问学者写的，说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学习了不少好的东西，如福利政策，消除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宏观调控的国家干预等等，说美国正溜向“社会主义”。

袁：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国家，“有用的就是真理”。虽然它口里说反对共产主义制度，但实质上只要它认为你的制度有合理的，它就照学照搬不误，不像我们“文革”时期提出的那样：“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就反对”，只会问姓“社”姓“资”，只会贴标签，而不好好去研究其本质。现在不仅美国，北欧、西欧的一些国家，如瑞典、芬兰、法国、英国等国家左派政党（如法国的社会党，英国的工党等）长期执政，吸取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贫富悬殊、三大差别正在缩小，社会正在走向共同富裕，很有点像社会主义的样子，值得研究。

“与时俱进”的意义

关：最近两年，“与时俱进”这个词在中国家喻户晓，您怎样理解这句话？

袁：我认为，与时俱进的“时”，主要不是说中国过去的辉煌，而是现在世界的文明潮流。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人权、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文明，世界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次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强调要“与时俱进”，并把能否做到这一点，提高到“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识，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弊端都要坚决革除。”我相信，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我相信，中国汇入世界文明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4期 首例村民罢免村官的故事　作者：李昌平　赵　岩

集乐村特殊的记忆

上世纪40年代，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的荒滩上来了两拨移民。一拨来自河北，另一拨来自山东，他们发展成了现在的集乐村。即使在“文革”时期，大队干部的配备也要照顾河北帮、山东帮这一基本村情，改革开放后更是如此。由于干部有代表性，也受到监督和约束，几十年间，集乐村虽不富裕，但村民算得是和睦相处，太平无事。

可是进入90年代后，群众负担成倍增加，同时村里的土地一年比一年值钱。当干部权力大了，油水足了，村里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河北帮与山东帮之间的矛盾让位于村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干部的腐败和对民意的漠视，导致集乐村在短短5年间连续两届村主要领导竟然死于村民的乱刀之下，为此，两位村民被判死刑。

回顾那短暂的5年，70多岁的王老汉连连摇头说：就像鬼使神差，那几年，村干部的私心重得不可思议，村民的火气旺得不可思议。

90年代上半期，留给集乐村人的是永久的伤痕和刻骨铭心的教训。

洪水考验中成长起来

的村官却成了贪官

转眼到了1998年，这是集乐村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哈尔滨发生历史上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洪水淹了集乐村，时任村长的董寿永舍小家顾大家，连续40多天过家门而不入，带领村民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把洪水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方圆几十里地的老百姓都羡慕集乐村出了个好村长。董寿永火线入党，并出任党支部书记。

洪水过后，松花江流域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1998年10月，朱基总理视察哈市时指示:灾后的农村建设要逐步走向规范化。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的决策者们据此决定:将松花江边的前汲家村移至相对安全的集乐村北部，创建“龙江第一村”。集乐村被征去土地560亩，获征地补偿费1500万元。可是，时任村主任、书记的董寿永却没有向村民公开征地合同，和镇上、区上、市里也是一本糊涂账。仅全国政协向“龙江第一村”捐赠救灾款就有1000多万元，村上到底接了多少钱，村民该得多少钱，大家完全不知情。1998年10月末，在村民的强烈要求下，有关方面公开了部分征地补偿款，董寿永家4亩地得款25.17万元，而普通村民连他的零头都得不到，谁都知道征地费应按面积发放，村委会和董寿永却拿出早已作废的文件按地上附着物作价。此外，董家每平方米土地种丁香树2.5墩，董寿永却按7墩收留征地费。

村民们愤怒地说：“他哪还像个共产党员，他贪的都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活命钱。”要求董寿永下台的呼声高了起来，上访此起彼伏。可镇上的领导却认为集乐村没有比董寿永更合适的人，对村民的上访采取了强硬的压制。

不能让悲剧重演

面对日益紧张的干群关系，村里一些比较温和的老人却在想让董寿永和平交权，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村民杀干部的悲剧一定不能重演！

1998年11月4日晚，村民郗鹤春看到中央电视台播发的《村委会组织法》正式实施的新闻，眼前一亮：揪心的事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那一宿老郗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一想到国家领导人的话：“一定要把权力还给农民”，身上就全是劲儿。

第二天一早，郗鹤春就把自己依法罢免董寿永的想法告诉了青年农民徐国君和魏志龙。

徐、魏二人曾为村主任选举一事吃过亏：

1996年集乐村村委会主任和村妇联主任被村民乱刀扎死后，村上一时没了领头人，镇上于书记指定村民董寿永作为唯一的候选人，此举引起不少村民的不满。

徐国君买到一本《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后，发现镇里的于书记指定候选人的做法不符合试行法的要求。按照规定，村上至少要推出两名以上候选人来竞选村主任。徐国君和魏志龙便去找于书记说理，谁知于书记劈头一句：“我当官我说了算，老实种你们的地吧……”

就这样，董寿永在于书记操作下当选了。徐、魏不服，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对那次选举提出五条意见，比如唯一候选人就等于任命，不公开唱票就有欺民之嫌等。两人与村民郝良德倡议大家学习试行草案，希望村民“知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对本次镇党委于书记违反程序选举的村主任董寿永不予承认，并重选村主任。徐国君、魏志龙把自己的想法书写成告示，连同相关的法律一起贴在村头的告示板上。这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引起极大反响，几百名村民认为于书记强奸法律和民意，准备向区、市讨个说法。

于书记也不敢怠慢，赶忙向区、市作了汇报，说村民故意扰乱社会秩序。

于书记汇报当夜，哈市公安局道外分局出动数百警察包围了集乐村。在于书记指挥下砸开了徐国君家门，将睡梦中的徐国君从床上捆起，魏志龙也被抓走。被狗叫声惊醒的郝良德从自家后窗跳出逃出了村子。徐、魏两人被拘押24天后，在无任何手续、任何解释的状况下被放出了看守所。郝良德跑到省外亲属家躲了近半年才回村。

直到今天，徐国君对96年被公安局非法拘押的事还耿耿于怀：“中央政府号召百姓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地方一些官员却对百姓知法用法怕得要死，甚至动用了专政工具，我看普法对象首先应当是他们。”

虽然曾经吃了苦头，但几个人想到村上两起村民杀村官的惨案，觉得只要避免悲剧发生，即使再拘押24天也认了。于是商量决定，由徐国君、魏志龙两人去市里买《村委会组织法》及相关法律书籍，组织村民学法后再启动罢免程序。几本法律书从此在村民中传来传去。很多人不识字，徐国君等人就读给大家听，听不明白的，徐国君就把大家聚到村委会，由村上学问最多的周学智讲解。村民们自发地组织了近十次的学习班，每次屋里都挤满了男女老少。周学智说：“改革开放以来，村民们如此热情自觉地学习法律还真是头一次。”

村民对几十条法律最感兴趣的是“村务公开”和十六条关于“罢免”的条款。徐国君、周学智就给村民们重点讲解什么是村务公开，什么是依法罢免，罢免的条件及罢免的程序。为慎重起见，徐国君又去黑龙江省民政厅要了一本1998年11月8日颁发的《黑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释义》。

罢免村官第一案

《村委会组织法》第16条规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联名，可以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罢免要求应当提出罢免理由。被罢免的村民委员会成员有权提出申辩意见。”“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罢免村民委员会成员须经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通过。”

按法律规定，村民们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认为，董寿永当选是违法当选。而且当选以后村务、财务不公开，本次市里给的征地费被区里、镇里扣下几百万元，他不积极主动去要，还自己私吞所剩不多的钱，上任后大吃大喝，也不搞村政建设，这些理由已足以罢免他村委会主任一职了。几十位在村里有威望的人一商量，干脆罢了他。

一位村民代表说：“这次会不会像上次一样，还没等怎么着就给抓起来？”

郗鹤春说：“不会了，中央态度很坚决，再说上次法律还在试行期间，这次都生效了，哪有把法律定出来当摆设的？”

一连三天，十几个人走了176户，都在罢免书上签了名，摁了红手印，并一再被叮嘱:非常时期，对董家的人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郗鹤春说：“我们十几个人天天动脑筋，依法规范行为。”

罢免书交与党支部副书记司立冬，司立冬惊呆了，他翻过来掉过去看了十几遍以后说：“这些人的签名都是实签的吗？”

徐国君说：“个个都是实签，你也可以用党支部的名义核实监督嘛。”

司立冬向徐国君借《村委会组织法》研究了一天后告诉大家：《村委会组织法》上规定，党支部必须依照宪法和法律，支持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法律没有授权给支部可以召开村民大会罢免村长。

司立冬的选择是正确的。

徐国君说：“咱们还是按程序走，镇里新换了个张伟明书记，看一看他啥态度，实在不行再去区里和市里。”

张伟明1998年11月刚从道外区调到松北镇，接到集乐村民的罢免书，他十分意外，董寿永火线入党才几个月，老百姓怎么就反对他？可面对176名百姓的签名，新书记也不敢怠慢，他主动找董寿永谈话，在核实了董寿永确存在罢免书上反映的问题时，张书记希望他主动辞职。可董寿永认为征地费不到位，原镇领导也有责任。因为区里扣了那么多，镇上又截留了70万。“现在因为自己多占点钱，就逼我辞职，我想不通。”

张伟明一时没了办法，只好吩咐镇里的工作人员再核实签名真伪。

1999年1月23日，几名村民去市里购物，回来时见哈市人大的会场门口，有一群南岗区王岗镇兴隆村的村民手举条幅，坚决要求市人大依法罢免兴隆村村主任梁振志的人大代表资格及村主任职务。兴隆村可是市里的亿元村，梁振志可是全市红得发紫的风云人物啊！这给了集乐村人很大的鼓舞。村民开始不断向区里、市里、省里上访，希望上级领导对村民的民主要求给予重视。

道外区民政局告诉村民，集乐村有选举权的村民1622人，176人的签名不够法定的选民五分之一以上。

既然人数还差，那就补，徐国君等人顶着零下20多度严寒再忙了3天，又有300户500多人签了名，郗鹤春已累得起不来炕了。这两次签名合计已达746人，远远超出了法定人数。

与此同时，张伟明选派的镇党委副书记张岱华调查小组也做了民意调查，小组成员走访了200多户，其中120户坚决要求罢免董寿永，70-80户暂不表态，20户表示不同意罢免。

1999年3月6日，集乐村村民在镇和区领导的支持下召开了村民大会，会场设在离村一里多地的小学操场上。当天，村民用手中的20多台农用柴油车免费拉大家到会场，个体钢窗厂、塑窗厂全部停工，很多进城打工的村民宁可晚走也要去投票。省电视台《今日话题》派出记者现场采访。

主持大会的是镇党委副书记张岱华，他首先宣读746人联名《强烈要求罢免村委会主任董寿永》的动议书，接着董寿永到前台申辩，随后开始投票，选民拿选民证换选票，继而秘密划票、投票，村民虽然激奋，但秩序井然。

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村民也不回家吃午饭，扶老携幼站在零下十几度的操场上等唱票结果。唱票很是关键，唱票人身后有两名村民代表监督，监票人身后还有“敌对”双方自愿监票。大家把教室的走廊和窗外挤得水泄不通。当罢免票达到700张，快超过投票数一半时，董寿永的亲属们不再监票了，转身而去。

下午3时唱票结束——同意罢免741票，不同意的400多票。而同意罢免须达到812票时，法律才能认可罢免成功。村民与参加大会的镇、区领导研究决定：封存罢免票，启动流动票箱，让来不了的村民投票。

村民们分成两路，一部分人回家垫口饭又赶到村委会，防止有人做手脚；另一部分跟随流动票箱全程监督。

徐国君和董寿永的儿子等十几人跟着一个票箱，双方一路不说话，每到一户，就都守在村民屋外，透过窗户死死盯住工作人员进屋教村民填选票。

三个流动票箱又收了200多张选票。晚10点半，两路人马返回小学校的会场开始唱票。11点，张岱华副书记郑重宣布：同意罢免897票，不同意罢免471票，13票弃权，85票废票，罢免法律条件已构成，罢免成功!

罢免只是一小步

罢免董寿永后，镇上又指定原副村主任童身忠为村长，村民们认为，村民自治就是要与过去一切由政府党委说了算有所不同，否则中央颁布法律干啥。代表门仍然一拨接着一拨的上访。在《南方周末》等媒体的配合下，全国人大主要领导批示：中纪委派出专案组调查“龙江第一村”和集乐村征地费使用情况。郗鹤春被接见后不久，区里占用村上的几百万元被全部返还到村上。

2000年3月15日，在中央高层领导和黑龙江省委的关注下，集乐村村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行使了自己的权利——选举村长。代理村主任童身忠等28名村民竞选村主任，董寿永也没有放弃权利，自己报名准备重新竞选村主任。

选举在极其严格的程序下进行，历时近一个月。三轮投票过后，童身忠以960票当选村长，徐国君以868票当选副村主任，郝良德当选村治保主任，董寿永落选。村民们拿到应分的钱，村里又多了20几家塑钢窗小厂。

民主的力量是巨大的

集乐村三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

村里不仅建设了农民俱乐部，还修了公园、老年人健身场，仅公用厕所就多了十几座，硬化路也修了好几条。村上建成了漂亮的第一工业园区，第二工业园区也已规划完毕。村里有了公共汽车，有了储蓄所，家家户户盖了新房，私家小轿车就有20多辆。村里再没有刑事案件了，老百姓再没有上访的了……

现如今，集乐村人均年收入已达4500元，人均住房面积44平方米，人均厂房面积5.2平方米，年上缴国家税收400多万元。村集体由负债转变成有1000多万元存款。全村已有72家塑钢加工企业，从业人员2000多人，仅外来打工人员就有800多人。产值超500万元大户有4—5家，过百万有20家，几十万就更多了。在塑钢加工产业的带动下，运输业、型材生产厂、配件生产厂、玻璃加工厂、安装专业队、专业经纪人队伍应运而生。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网点已发展到35个，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384户。

笔者见到了童身忠、徐国君，不由用疑问的目光看着来自两个不同“阵营”的村官，猜想着他们是怎么合作的呢？

童村长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主动介绍说：“由镇上指定那一年，我还不大习惯民主，觉得自己没私心，干就行了。后来国君、良德他们一上来，事事都较真儿，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原村主任用的车卖了，钱用于给百姓干实事。想一想也对，外面借着债呢，摆啥子谱。百姓们为此都竖大拇指。村里每件事大家都得辩出个理来，就是村官意见一致了，如果村民们不同意，咱也不能强行干。就拿办第一工业园区来说吧，我们几个年轻人都同意干，可是村民议事大会没通过。钱是全体村民的血汗钱，所以即便我们是正确的，也得让大家有个思考的过程。2001年夏天《新晚报》连续报道集乐村制钢窗技术质量问题多，记者分析问题出在小作坊、小业主、无远见、图短利等等因素上，开始我们还有替村民打抱不平的想法，可是又一想应当抓住这次机遇进行引导教育。于是村上请技术专家和部门领导来给大家讲课，大家热情高涨，还主动提出要在村上设质检站，我和国君等人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召开村民大会，再次讨论工业园区的问题。

建工业园区的目标就是使小作坊改成家庭联产——股份制公司。统一技术、质量标准，条件成熟还要统一标识。村民们认识到了这样做的好处，第一工业园区建成后，28个档位被一抢而空，大家还主动申请创办第二工业园区。

几年前领头上访的徐国君对记者说：“我们虽然原来不是一个体系，但这正好有利于互相监督。无论是谁当了村官，都不能只想自家的私事，把百姓的利益放在创政绩之上，才能顺民心、出政绩。这不，元旦过后我们又同村民们商量，挣钱了，还要重建居住区、商服区和休闲区等等。守着松花江这风水宝地，百姓要是不富，就是咱村官没能力。今年咱还要招商引资，联合办企业。城里已有几大集团找过我们，但能不能合资咱还得同村民商量着来。”

笔者插了一句：“你们的规划和想法都挺正确，当初要是不同村民商量不是干得更快吗？”

徐国君回答：“也许是这样，但那是不愉快的，即便大家能够受益。要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能使最广大的村民共同愉快地富裕起来。”

童身忠补充道：“家长制的管理办法可能眼前解决问题比较快，但将来可能有负效果。民主决策的过程可能慢一点，但群众的思想统一了，决策执行的就会更快，目标也就能比较好地实现。决策不可能没有失误，但村民集体决策就能减少失误。干群团结起来也能克服和弥补决策失误的损失。民主决策的过程是村民互相做思想工作，共同提高的过程。是先进的文化取代落后的文化、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过程。”

“民主能产生持久的生产力。因为民主能凝聚全体村民的力量和智慧，少走弯路，及时纠正错误。民主能让百姓都把村里的事当自己的事，事情就更好办，也办得更好。”

“民主还能产生先进的生产力。民主能保证全体村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符合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很多村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实现村民民主政治，被大资本分吃了。而我们村只会越来越壮大，因为民主强化了村民们土地公有的意识，强化了土地权集体垄断经营的意识。用不了几年，我村的集体积累将超过几亿、十几亿、甚至几十亿元，任何大资本都不会吃掉我们。过去没有民主，村里的土地一块块被人割走，而现在，我们就能靠土地建设工业园，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

“这是谁教给你们的高招。”

“这不是什么人教的，是村民站在村本位立场上议出来的，是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

不敢相信坐在我们面前论民主的是农民，在他们的面前我们只有当学生的份儿。

民主就能生长政治文明

陪同我们采访的还有新任的刘镇长。我们想知道村长和镇长是如何处理关系的。

童身忠说，“原来村长是镇上任命的，和镇长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父子关系；现在村长是村民选举出来的，和镇长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兄弟关系。过去镇长说要多少地、给什么价，就是指示、就得落实；现在要征用土地，领导只提出指导性的建议，即使领导还是像过去一样下命令，我们也要看大多数村民是什么意见再说。过去村里的事可以不透明，现在必须透明；过去不让村民参与村里的事，现在不行了。我在被选上村长的第二天，就带领村民代表到区政府要被扣的土地补偿款，要是上级任命的我一定不敢。”

问刘镇长怎么理解童村长的“无情无义”，他的回答挺让我们意外：

“村民自治改变了乡镇政治的生态，推动着镇政府转变职能和作风。乡镇党政工作方式、方法都必须改进，才能适应政治文明的要求。我们过去动不动就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开展工作，做了不少错事。如果我们讲政治文明，集乐村前两任领导就不会死，集乐村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坐牢了。他们的实践证明，只有民主的政治环境才能生长出政治文明。”

“村民自治约束了镇上很多权力，影不影响镇党委和政府的职能发挥呢？”

“三年来，集乐村没有一起刑事犯罪案件和村民上访事件，经济发展也一年一个新台阶，这种效果是我们过去对村里的工作包办代替所无法达到的。我们找到了科学管理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政治制度。镇政府在村里也并不是无所作为，例如要提高村干部的科学文化水平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村里提供发展战略等。对集乐村，我们下一步将请专家帮助制定发展战略，同时研究如何充分利用村集体的1000多亩土地、1000万现金和几千万现存资产，我们建议村里建立土地信用合作社，村民可以用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取得贷款，这样既支持产业升级，集体每年又可增加利息收入100多万元。个体经济升级后，集体的几千万资产就可以得到充分利用，集体经济会更加厚实。”

我们离开集乐村时，村里又充满了换届选举前的紧张选战气氛，我们问村民神圣的一票会投给谁，大多数人这样回答：先听他们演讲再说。我们为集乐村人骄傲。（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北大荒”开垦史　作者：丁履枢

我作为农垦一兵，有幸参加了“北大荒”早期开发建设，并在这片土地上连续工作了30年，在耄耋之年，愿将“北大荒”巨变中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搜集的有关资料，加以归纳整理，以飨读者。

一、昔日“北大荒”

祖国东北边疆，黑龙江省有无边无际人迹罕见的大片荒原，自古以来人们称为“北大荒”。人们泛指的“北大荒”范围很大。本文所指“北大荒”，是在黑龙江省兴办国有农场，发展农垦事业所开发的区域，因而又称“黑龙江垦区”。这个区域经有关部门划定，横跨11个经度；纵贯7个纬度，总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三江平原、松嫩平原、完达山两麓和小兴安岭南北的大片荒原。

“北大荒”自然环境的突出特点是被称为“寒冷的世界”，“北大荒”是寒冷、荒蛮的代名词。有人对“北大荒”的寒冷如此形容：“呼气为霜，滴水成冰，赤手则指僵，裸头则耳断”。这里的年平均气温南部地区仅2.6℃，而北部地区为-3.5℃。冬季最低气温平均-30℃上下，极端最低气温-46.5℃；全年平均无霜期只有100-130天。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诗人聂绀弩被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到“北大荒”。冬天，他在虎林县一所日本人扔弃的破房子里，目睹“北大荒”景况，饮酒放歌，写下了《北大荒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荒草枯草塘……山中霸主熊和虎，原上英雄豺与狼……‘大烟炮’，谁敢挡？天低昂，雪飞扬，风癫狂，无昼夜，迷八方。雉不能飞，狍不能走，熊不出洞，野无虎狼……天地末日情何异，冰河时代味再尝……”这是“北大荒”自然景况的真实写照！

“北大荒”虽然自然环境险恶，但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里是世界三大黑土地带之一，多数土地黑土层厚达1米以上，土质肥沃，有“抓把黑土冒油花，插上筷子也发芽”的美誉。这里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分属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大水系的众多河流，纵横交错地、均匀地遍布全区；大气降水充盈，平均年降水量500毫米以上。这里夏季日照时间长，气温高，全年太阳辐射量几乎与长江中下游相同。此种自然条件，非常有利于农作物成长。“北大荒”的许多地方蕴藏着丰富的多种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水产和野生动物资源。

“北大荒”因自然资源丰富，自古以来就有人群在此繁衍、开发。据一些史籍零散记载：夏、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在这里曾与中原频繁往来。战国以后，这里的悒娄人臣服秦、汉。唐、五代时期，渤海王国在这里谱写下200多年的昌盛史。骠悍的女真人在这里建立起强盛的金朝，一举灭掉了辽与北宋。元、明时期，在这里曾搞过屯垦，但为数很少。

到了清代，对于开发“北大荒”出现了招垦、封禁和开放三个不同时期。清初为边境地区防务解决军粮供应问题，自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实行移民奖励政策，在黑龙江招募移民，推动了屯垦。清王朝害怕汉族人大量移往东北和黑龙江，从康熙八年（1669年）到咸丰七年（1857年）在长达188年的漫长时间里，实行了封禁移民政策，严禁汉族人民流入黑龙江，这就制止了对“北大荒”的开发。从咸丰八年（1858年）以后，清王朝又推行新的“垦政”，实行“移民实边”。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以后，黑龙江制定了《沿边招民垦荒章程》，列出诸多优待办法，吸引垦民。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曾用白银2.25万两，购进火犁，在讷漠尔河南段开荒，为官办垦殖的开端。但从总体上看清朝时期对“北大荒”的开发，并没有多大的实效，光绪十三年（1884年）黑龙江全省人口总共只有25万人。

辛亥革命以来，新军阀、官僚有些人采取到黑龙江占荒霸地办法，企图掠夺“北大荒”丰富的荒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先后兴办了东井、智远、近恩、广信和火犁等五大火犁公司。1912-1925年这五大火犁公司共占荒地130.6万亩，共开垦10.33万亩。这些掠夺者，在随后的开发中，遇到重重困难，都先后垮台。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后，1934年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纲要》，要在20年内从日本移民百万户500万人口到“北大荒”开荒。他们组成“开拓团”，分批移民到“北大荒”。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北大荒的日本“开拓团”有1131个，移民约30万人，但垦荒面积不多。日本投降时，“开拓团”成员狼狈逃窜，土地撂荒，遍地黄茅白骨，人烟罕迹，满目苍凉。

千百年来，对于开发“北大荒”，曾有人断言：“不有天神下界，匠星临凡，天精地力，鬼斧神工，何能稍改其面庞！”

二、共产党人开创的“北大荒精神”使千古荒原巨变

1947年春，中共中央东北局财经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陈云、李富春明确指出：东北行政委员会及各省都要在国民党难以插足的地方，试办公营农场，进行机械化农业生产试验，以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在当时最艰难的岁月里，一批从延安和其他老革命根据地来到东北的干部，带领许多拓荒者，踏上渺无人烟的“北大荒”茫茫荒原，掀开了开发“北大荒”新的一页。

1947年至1949年，是开发“北大荒”建立第一批国有农场的三年。

宁安农场是最早建立的第一个农场。1947年初，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李在人，受松江省人民政府主席冯仲云派遣，带领16人，于6月间在尚志县一面坡的荒原上开荒建农场。他们搜集日本“开拓团”遗留下的破旧拖拉机和农具，居住在农民的窝铺里，当年开荒1350亩。不久，他们发现当地没有连片的大片荒原可开，于1948年3月搬迁到延寿县，当年开荒播种8000亩，收获了第一批粮食。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发现这里的荒地多属山坡和洼地，不宜于大面积机械化耕作，于1949年又迁到宁安县开荒建场，这个农场两次迁移、三次开荒建场的曲折道路，反映了建设第一批农场的艰难历程。

通北农场也是1947年第一批建立起来的农场之一。人民解放军原辽北军区司令部作训科长周光亚，受命带领3名通讯员，进入通北大荒原，在日寇遗留的一座碉堡废墟上挂起农场的牌子。他们白天深入白雪皑皑的茫茫荒原，踏查荒地，夜间在碉堡废墟里防范野狼侵袭。这就是电影《老兵新传》创作的生活原型。

宁安、通北农场开荒建场的同期，还建立了赵光、花园、永安、查哈阳等农场。

这一时期，革命残废军人则创建了荣军农场。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有许多革命军人伤残。这些人被称为“荣誉军人”，需要妥善安置。兴办农场是安置荣军诸多办法中的一种。1949年在“北大荒”上办起了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和松江省伏尔基河荣军农场。伤残的荣军开荒办农场，要以惊人的毅力，克服身体伤残的困难，开荒建场的历程更加艰苦。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的创建，反映了荣军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概貌。本人曾经在1952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和1952年12月23日的《大公报》先后发表了两篇题为《一个由荣誉军人建造起来的机械化农场》和《记黑龙江省伊拉哈荣军农场》长篇通讯，记述荣军们开荒建场艰苦创业的主要情况。

这些拓荒者在千古荒原上艰苦创业的作风，被总结为“北大荒精神”。其主要内涵是“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北大荒精神”在几代人开发“北大荒”壮丽事业中发挥了神奇的力量。

从1954年到1957年四年间，在开发“北大荒”创建国营农场中，出现了新高潮。

1954年6月和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王震两次到密山和虎林地区，考察了那里无边无际的亘古荒原，提出大批铁道兵复员转业到这里开荒建场，“寓兵于农，屯垦戍边”的设想。当年10月，余友清带领由铁道兵复员转业官兵组成的先遣队，到密山、虎林的荒原上勘查，选定场址，1955年在那里创建了八五0农场。这是在“北大荒”上建立的第一个军垦农场。1955年8月，王震向党中央提出铁道兵储备后备官兵，举办国营农牧企业的报告，建议由铁道兵在密山、虎林、饶河三个县境内，创办综合性半机械化农牧企业。经中央批准，铁道兵有9个师的复员转业官兵到达这里，创建了一批农场。这些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到1957年开垦出荒地260多万亩，拥有拖拉机近千台，有职工3.2万人，建成房屋32万平方米，办起了商业、邮电、教育以及政法、边防等各项事业，一个崭新的垦区，在千古荒原上创建起来。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时，苏联政府向我国赠送了可供30万亩耕地大型谷物农场使用的全套机械设备，并派出土地规划、农艺、农机、财会等各方面专家当顾问。国务院决定在黑龙江省建立友谊农场，任命王操犁为场长。这个大型谷物农场建立在集贤县的荒原上，在全国各地、各行业和部门的大力支援下，1954年12月开始建场，1955年当年开荒30.5万亩，在部分土地上当年播种，当年收获，当年经营有利。友谊农场按照苏联国营农场的经验开发建设，有许多办场的好经验，很快地在全国各地农场中得到推广运用。

1954年八、九月间，原在山东省转入农业生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农业建设第二师，经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批准，8300多名齐鲁儿女移垦“北大荒”，创建了二九0、二九一和十一等三个农场。

在这一时期，大批支边青年到“北大荒”开发。1955年北京青年杨华率领一批青年，接过胡耀邦代表团中央授予的垦荒大旗，到“北大荒”建立了萝北农场。与此同时，山东省的大批农村青年支边到“北大荒”各农场。

从1958年开始，“北大荒”进入全面大发展时期。1958年全国有大批解放军官兵复员转业投入生产建设，其中进军“北大荒”的号称10万人，实际有7.2万人。这是“北大荒”开发史上最为壮丽的一页。1958年3-5月，运送解放军官兵的一列列军车，从大江南北、南海之滨，向“北大荒”汇集。1958年4月，农垦部部长王震到“北大荒”欢迎转业官兵。在密山车站的万人大会上，王震亲笔题写了赠给转业官兵的对联：“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粮田。”（“密虎宝饶”指黑龙江的密山、虎林、宝清、饶河4个县），横联是“艰苦创业”。这7万多转业官兵进军“北大荒”，会同农垦战线上的原有职工们，共同在开发北大荒的战斗中，谱写下更多的艰苦创业的壮丽诗篇，推动了“北大荒”开发建设的空前大发展。

三、今日“北大仓”

到20世纪70年代，在“北大荒”上已将3000多万亩亘古荒野，开垦成肥沃的良田，安置了近200万人口在农场里安居乐业，每年上交10多万吨商品粮，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荒蛮的“北大荒”已经开发建设成初具规模的“北大仓”。

“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也经历了曲折道路。“大跃进”时期盛行一时的“瞎指挥”，粮食产量的高指标、高征购，对农垦事业曾经造成严重损害；而十年“文革”时期，对“北大荒”农垦事业诸多方面的冲击，其危害更为严重，到“文革”结束之时，“北大荒”农垦的整体经营水平还很低。1978年，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只有200来斤，提供的商品粮只有11.5万吨，垦区人民，人均年收入只有228.2元。从1979年以来，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推动下，“北大荒”的农垦事业才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向高水平发展的新局面，现在崭新的“北大仓”展现在人们面前。

建设成就体现在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运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北大荒”创建国有农场，最早使用的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二战”结束时调来的欧美国家的落后机型。随后多年使用原苏联农业机械和仿苏型的国产机型，都不属于先进水平。改革开放的春天到来之时，各地农垦部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机械和生产技术，开展了多种内容的农业机械化向高水平发展的探索、实验。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第五分场第二生产队，1978年从美国成套引进先进农业机械，只用20名农业工人，经营2.3万亩耕地，进行粮豆机械化生产实验。当年每个农业工人生产20万斤粮食，获得惊人的高额劳动生产率。到1984年，这个生产队先进农业机械化实验七年间上交利润、缴纳税金和提取折旧基金，累计回收资金443.4万元，占农业机械装备总投资的96.2%。如此高效益的成效，在建设“北大仓”中，发生了轰动效应。现在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机械，经过多次更新换代，大部分已是世界先进水平的机型。到1999年黑龙江垦区的农机总动力已达455.4万千瓦，比1978年增加64.5%；拥有大中型拖拉机2.35万台、大型联合收割机7045台、喷灌机1406台、水稻插秧机1.33万台；还拥有农用飞机25架，农业机械化程度已达80%以上。

（二）先进农业科学技术使粮谷迅速增产。

为了全面提高垦区的科学技术水平，黑龙江垦区逐步建立完善了科研开发、服务体系。他们以农垦科学院为首，设立了17个科研院（所）、9个技术推广中心、103个技术推广站，拥有各类科技人员10多万人。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农作物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已高达63%。黑龙江垦区粮食平均亩产量1978年为204斤，1999年提高到654斤，增长2.2倍。

（三）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

黑龙江垦区已组建成18个产业化集团，形成181条大小产业链，把全垦区103个农牧场、22万个家庭农场和23000个农户，紧密联结在一起。一批以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为主的龙头企业和产业化企业集团不断壮大，年加工能力多达500多万吨。农业产业化经营已创出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以“北大荒”、“完达山”、“兴凯湖”、“北珠”命名的农产品精加工产品，已驰名全国并打入国际市场。1999年，各农场中家庭农场人均年收入已达3227.4元，比1978年的228.2元增长13.1倍。

过去渺无人烟的“北大荒”亘古荒原，不知埋葬了多少想要开发的人们的破碎的梦；今天富饶美丽的“北大仓”展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作者：章世鸿

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对这段付出极为沉痛代价的历史，至今尚未有科学的总结。比如，对前苏联历史中许多问题，由于斯大林时期对联共党史的篡改，许多是非至今若明若暗。我们这些建国前后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对苏联的了解多来自一本教材，那就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书现在当然已毫无影响可言，在书店和一般图书馆中已不易找到。但对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则影响很大，后遗症不能低估。

这本书出版于1938年，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大流血而又对斯大林大搞个人崇拜的时期。正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出版了。这本书名义上是由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而实际上是斯大林亲自修订的，反映的完全是斯大林的观点。因为当时斯大林的领导地位已巩固，大权独揽，一言九鼎，因而由他亲自修订的《教程》具有极高的权威性。此书一出，其他党史教材一律作废。凡是党史和基本理论方面的一切观点和材料，都以此《教程》为标准，与此书不符的都宣布了死刑。此书在苏联国内成为“必读书”，在中国党内也把它当作经典读物，发行量是空前的。我在青年时期就认真读过这本书，印象极深。可以这样说，我对苏联党史的了解，当时完全是根据这本书，不再有第二本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本书把苏联革命成功只归功于两个人，一个是列宁，一个是斯大林。列宁早逝，那就归功于斯大林一个人，而且按书中的记载，这个人从来不犯任何错误，是一贯正确的典型。严格地说，这本书有太多的问题，因而要全面核实这本书的内容，那需要写一本厚书，其篇幅至少不比《教程》的篇幅少。现在要这样做是困难的，我只能有重点地探讨几件事。

到底哪些人领导了十月革命？

到底是哪些人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教程》写的内容很多背离史实。

这本书把十月革命时许多领导人都排斥在外，甚至把许多革命元老，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至布哈林都说成早在十月革命前已是“暗藏的阶级敌人”。于是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十月革命自始至终是由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最多再加上斯大林的几个亲信，其他元老不但没有功劳可言，甚至都在起破坏作用。

有些事完全颠倒了是非。如俄国二月革命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在进行。在如何对待俄国临时政府提出的护国主义的问题上，《教程》硬说加米涅夫等人维护护国主义，而斯大林则“坚持着不信任临时政府的政策，反对护国主义立场，并且号召群众进行积极争取和平的斗争”。但实际情况是，二月革命爆发后，恰恰是刚从流放地回来的斯大林支持和赞成临时政府的护国主义的错误立场，这是斯大林也做过检讨的。这本教材中写的却完全相反。

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中央成立了领导起义的军事总部。这个总部受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只是这个军事总部五名领导成员之一。起义那一天，主要是由托洛茨基布置了起义的具体事宜，斯大林没有分配到什么重要任务。正因为如此，1917年10月25日召开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14人选入大会主席团，其中没有斯大林。这说明当时斯大林并不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他在党内的地位也不高，他对十月革命并没有突出的贡献。

但《教程》中却说，在10月16日的党中央扩大会议上，选出了斯大林为首的领导起义的党总部，并说这个党总部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核心”，领导了全部起义。这完全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

恢复托洛茨基的历史地位

在俄国当时革命领导人中，其政治面貌被歪曲得最严重而且长期难以恢复的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托洛茨基被当作最凶恶的敌人，几乎是谈“托”色变。“托派”，不但在苏联党内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被当作敌人。

作为革命元老之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十月革命后内战期间都作过很大的贡献。当时他的地位高于斯大林，这一点，斯大林本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托洛茨基的历史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当时列宁在国外，主要是他领导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

二、他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指挥者，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主要是由他和斯维尔德洛夫直接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

三、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临危受命，仍担任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亲临前线，身先士卒，粉碎了邓尼金、高尔察克和英法等国支持的叛军的斗争，拯救了苏维埃共和国。

四、内战结束后，交通瘫痪，托洛茨基又兼任了铁路人民委员的职务，他用铁的纪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铁路运输恢复了生机。

有关托洛茨基的事迹，长期以来是个禁区，因而大家对他所知甚少。中国的出版界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后，才开始客观地谈到托洛茨基，揭示当年苏联党内斗争的真实情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传》。这本自传的译者石翁等写了一篇很长的《译者前言》，对托洛茨基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可以从中了解不少我们过去不了解的情况。1998年中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三大部波兰理论家伊萨克·多伊彻的论著《先知三部曲》，介绍托洛茨基生平。此书在欧洲学术界有一定影响，是研究托洛茨基重要的参考书籍。

我以为，要真正了解联共党史，需要有多方面的材料，而研究托洛茨基是一个重要方面。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被暗杀前，把他掌握的材料交给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保存，那里有托氏档案。其中开放部分可以自由借阅，还有“保密部分”，托洛茨基要求保密到1980年。现在估计也可以自由借阅了。

列宁逝世前后苏联的党内斗争

列宁病逝前夕，在接班人问题上，形势是复杂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列宁并没有指定谁是接班人，更没有明确说斯大林是接班人。而且就当时情况说，列宁同斯大林之间有不少矛盾，列宁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这段历史如何写？《教程》的作者可谓费尽心机。首先，这本书完全掩盖了列宁同斯大林之间的一些观点上的分歧以及列宁对斯大林的不满，把斯大林说成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而据一些权威史料记载，自1922年4月斯大林任党的总书记后，他的专横独断的作风开始暴露，并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接班人的地位。他拉拢一批人，竭力排斥他的主要对手托洛茨基。面对一些事件上斯大林的专横态度，列宁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尖锐了起来，这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件事情上：

一、在斯大林任总书记之初，党内就对外贸易要不要由国家垄断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斯大林等人认为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应放松对外贸易的垄断。列宁则坚决主张对外贸易仍应由国家垄断，不能放松。托洛茨基支持列宁，因而列宁经常同托洛茨基保持联系，并要求托洛茨基在外贸问题上同斯大林等人的错误展开坚决的斗争。这件事，最后是列宁取得了胜利，斯大林虽表面上接受列宁的意见，但心怀不满。

二、在如何对待格鲁吉亚这些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严重对立。列宁坚持苏维埃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建立联盟后，苏维埃俄国应该尊重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和平等地位，对格鲁吉亚也应采取这样的立场。而斯大林则企图剥夺格鲁吉亚的自主权，把它降低为一个自治共和国，受俄罗斯领导，而且在处理这件事时采取了高压手段，引起格鲁吉亚上下严重不满，使民族矛盾激化。列宁在病中为此特派人去进行调查，结果证实斯大林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和行为。列宁对斯大林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最后列宁虽取得了胜利，而斯大林在执行中则仍然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三、自从列宁病后，党中央指定斯大林为列宁的“监护人”。斯大林以关怀列宁健康为名，对列宁封锁消息，限制他的通信、会晤的自由。列宁在病床上了解到斯大林当总书记后种种不正常的表现，引起了警惕。他看到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两人的对立，担心党内领导不和，造成分裂。列宁经反复考虑后，于1922年12月24日口述了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他在信中指出，党内领导人不和，使党有分裂的危险，他希望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至100人，这是避免分裂的一种方法。他在信中接着说：“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对上述信件作了补充，他指出：“斯大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较少任性等等。”（引自《列宁全集》43卷中文版340页）

四、也正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一件令列宁十分不愉快的事。斯大林有一次在同列宁夫人克鲁斯卡娅通电话时，破口骂人，态度粗野。斯大林所以动怒是因为列宁当时口授一信给托洛茨基，此信由列宁夫人笔录。斯大林指责她这样做“违反”医生规定，对列宁病体不利，扬言要告到监委会。而列宁夫人说，她这样做，是得到医生同意的。其实斯大林是对列宁不满，是对列宁同托洛茨基联系太多不满，不过借此发泄自己的怨气。列宁夫人没有把此事告诉列宁。列宁在间接听到这件事后十分生气。1923年3月5日，列宁给斯大林一信，严厉批评斯大林的粗暴作风，并要斯大林向他的夫人道歉，否则宁愿断绝两人关系。结果是斯大林向列宁夫人表面上表示了道歉。（参见《列宁全集》43卷569页）

由于存在着以上一系列问题，可以想见，列宁逝世前一年左右，在接班人问题上，形势是复杂的。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列宁的撤换总书记的信件如果在1924年5月召开的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作为列宁的“遗嘱”宣读，那么，对斯大林十分不利。这个时候，斯大林十分紧张，积极进行幕后活动，拉拢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希望他们助他一臂之力。而当时季诺维也夫也想当接班人，他的主要对手也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错误地认为斯大林地位不高，不必怕，他就暂时支持斯大林。于是由他出面，在党代会召开前的中央全会上，违背列宁意愿，支持斯大林继续当总书记，并且由全会多数人通过，不再在代表大会上宣布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样，列宁的这份“遗嘱”就被打入了冷宫。斯大林继续当总书记。

那么，托洛茨基在这件事上态度怎样呢？他的态度十分软弱，在列宁同斯大林发生冲突时，他不想让人感到他在同斯大林争权，他也担心此事处理不好党可能要分裂。但他又认为即使斯大林留任总书记也未必就能当上接班人，因为当时“总书记”这个职务，地位并不高，实权掌握在政治局。因而，他顾全大局，同意斯大林在改正列宁指出的缺点和错误后可以继续留任。这样他就把列宁提供的一颗“重磅炸弹”轻易地给放弃了。

应该说，托洛茨基最终所以失败并非是他在理论上革命实践上不如斯大林，在许多方面，托洛茨基是强者，是英雄，但在权力斗争中，他却是一个弱者。而斯大林却是权力斗争的“高手”，他充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扩大自己的权力，特别是把人事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借此拉拢许多人，在党内领导层形成了多数。他又具有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能力”。他为了除掉托洛茨基，千方百计拉拢季诺维也夫为他服务，等到托洛茨基失败，他再来收拾季诺维也夫一伙。如果说，在理论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都比斯大林强得多，那么，在权力斗争的谋略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四个人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一个斯大林。他们在权术斗争中都败于斯大林，最终都被斯大林一个个从肉体上彻底消灭掉了。

布哈林比斯大林高明

本来党内有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应该用民主讨论的方式来解决，但《教程》却把对斯大林有不同意见者称为“反对派”，并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实际上“反对派”的意见很多是正确的。比如，在如何对待农业和农民一系列问题上，布哈林就比斯大林高明得多。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反省农业问题上“左”的错误时，重新研究了布哈林的理论，曾出现过“布哈林热”。

布哈林同斯大林对经济问题的分歧表现在下列问题上：

一、斯大林强调工业化，特别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布哈林认为首先要注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

二、斯大林强调要加速农业全盘集体化，而布哈林则强调要同时允许个体农业经济存在，反对全盘集体化。

三、斯大林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布哈林并不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认为，群众的消费的增长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

四、斯大林要结束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布哈林主张应按新经济政策来建设社会主义。

五、斯大林提出“贡税论”，要农民多交税多作出牺牲，为国家工业化出力，布哈林则认为不能损害农民利益，要提高农产品价格，要在经济上处理好工农联盟。

现在看得很清楚，按中国农业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教训，证明布哈林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斯大林的做法背离农业发展的基本规律，结果导致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严重受挫，大批农民离开农场，大量牲畜被屠宰，粮食严重减产。据最近俄国新编教科书揭示，1932年至1933年，由于粮食歉收加上干部强行收购粮食，苏联农村发生严重饥荒，500万人丧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这个问题上则完全美化农业集体化运动，似乎只是地方工作人员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发生一些过火行动。在纠正这些错误后，集体农庄巩固了，增产了。而布哈林则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炮制者，是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最后竟说他早已是国外派来的间谍。

为大清洗制造理论

《教程》发表在1938年，当时斯大林已经在党内和社会各阶层相当大的范围内错杀了一大批人，整个社会充满恐怖氛围。为什么要如此多地错杀人，《教程》花很多篇幅，阐明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的新论据：

其论据之一是说“阶级敌人越是失去立足的基地，社会主义越是取得成就，阶级敌人的反抗就会采取越加尖锐的形式。”

其论点之二是“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为要达到胜利，首先就必须把工人阶级政党中间，工人阶级的领导司令部中间，工人阶级先头堡垒中间所有的投降主义者、逃兵、工贼和叛徒清除出去。”

这种理论被利用来作为党内打击异己的根据。

《教程》的第四章第二节还插入了斯大林亲自撰写的一篇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哲学论文《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哲学家们都围绕着这篇文章转，视为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不能有丝毫怀疑。斯大林之所以要修正马恩的哲学观点，是为他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首先，斯大林否定唯物辩证法的第一条根本规律，即对立面的斗争和统一规律。这条规律认为，自然和社会一切事物都包含内在的矛盾。矛盾存在于事物内部，既统一又有斗争。事物即在矛盾的统一和斗争中发展。而斯大林则只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而不谈事物的辩证的统一，不承认事物内部的对立面具有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存，当然也就更不承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这正好犯了恩格斯所批判的形而上学的错误，也背离列宁对辩证法的正确理解。

斯大林所以不提事物的矛盾的统一性，无非是说，对阶级敌人，对党内反对派，只能无情地加以消灭，而没有任何同一性和统一性可言。同时，斯大林还把唯物辩证法的三条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擅自改为四个“基本特征”，同时又把否定之否定这条基本规律取消了。为什么要取消否定之否定规律？无非是说，新生的苏联否定了旧俄国，我斯大林否定了党内反对派，绝对不可能再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说，苏联不可能再一次被否定，我斯大林也绝对不可能再被否定。但事实是无情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规律不可能凭个人意志而消失。现在来看，前苏联确实被否定了，斯大林的错误也被揭发了，这正是否定之否定的基本规律在俄国历史进程中活生生的体现。

斯大林为大清洗的需要，制造了社会主义建设阶段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理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理论，硬说这是“列宁的著名原则”。其实列宁只讲过十月革命时期、内战时期阶级斗争激烈，并没有说过和平建设时期也要大搞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个人暴政。显然，这是斯大林借列宁的名义制造出来进行自相残杀的理论。而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把斯大林这种理论视为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精髓”，使党内和人民内部斗争越来越激烈，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斯大林清洗了哪些人？

自基洛夫1934年12月1日在列宁格勒被暗杀后，斯大林就借机开始了全党和全国范围内的大清洗大流血。《教程》一书对此写得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味。

那么，被斯大林称为间谍、特务、白匪、法西斯主义奴仆的是些什么人呢？

我手头有一本人民出版社1981年内部发行的《三十年代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一书，作者是美国籍鲍里斯·列维茨基。这本书在长达600多页的篇幅中罗列了一份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单及其传记。我读完这本厚厚的书，真感到触目惊心。

此书一开始首先介绍基洛夫案件。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办公楼被暗杀。本书认为基洛夫是反对斯大林的带头人，也是最早一个受害者。基洛夫死后，斯大林乘机铲除了基洛夫手下的许多干部，包括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的州委书记和市委书记达100多人。

接着这本书提供苏联军队受摧残的材料，为首的是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当时他被控告为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同图哈切夫斯基一起被害的军官有83人，他们都是红军中富有经验的中坚力量。后来查明，这完全是希特勒特务机关设下的圈套。他们伪造了一批图哈切夫斯基暗中同德国军方勾结的信件，自有“蒋干式”的人物将这些假情报献给斯大林。斯大林中计，难怪希特勒听到一大批苏联军官被害的消息大为兴奋，于是下定了要进攻苏联的决心。军队的大清洗持续到1940年，被清洗的军官总数达3.5万人，这是德军向苏联发动进攻初期苏军节节败退的直接原因。

除军官外，还有一大批著名的苏共领导人、苏联各民族共产党的领导人及许多杰出的外交官、工业界人士、科技和经济界人才。正因为如此，大清洗后苏联工业受到严重打击。

1934年苏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们的命运最惨。中央委员139人中98人在1938年被处决和逮捕。191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

当然，这本书提供的材料只是一部分，大清洗的范围还要大。

不但对苏联国内，甚至对外国共产党，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名义也施行粗暴干涉，最严重的是在1938年解散了波兰共产党，并把波兰共产党视为间谍组织，逮捕和处决了波共创始人瓦尔斯基等多人。当时在苏联留学或工作的各国共产党人和学生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对苏联老百姓的迫害也是严重的。克格勃后来设置第五总局就是专门用来对付苏联居民中不满现状者，苏联当时监狱、集中营、疯人院遍及全国。

30年代被镇压的受害者共有多少人，至今难以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俄罗斯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在《让历史审判》一书中揭示：1936年——1939年受到迫害的政治犯不少于四五百万人。1937年——1938年镇压和枪决活动是如此猖狂，仅莫斯科市当时根据法院判决书枪决的，一天就有上千人。

斯大林残酷无情的性格也给他的家庭带来悲剧。他的夫人阿利卢耶娃，也是一个革命干部，因不堪虐待在1932年11月自杀身亡，而社会流传的说法是被斯大林杀死的。他有二子一女，命运也很悲惨。他的女儿在斯大林死后给友人写信说，她在为斯大林遗体守灵时曾冒出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解放，它对所有的人来说，对我也是一样，是摆脱一种共同的压迫，这样压迫像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

从政治体制中找原因

面对可怕的历史图景，人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革命领导人为什么最终会蜕化为一个绝对的、野蛮的专制主义者？人类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这里有没有深层次的原因？

我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有的，我们应该从十月革命以来形成的苏联的政治体制中去找。

十月革命时期，处于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革命队伍需要有集中的意志，需要高度的权力集中，这样才能有一支铁的队伍。在当时条件下，当然谈不上什么民主与自由，一切都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十月革命胜利后，面临强大的复辟势力，也不得不采取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应该说，这种体制在战争时期产生一种凝聚力，也确使当时革命政权在危急中免于被摧毁。

但列宁在内战结束后已经看到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他力求进行政治改革，而且已经进行了一些改革，可惜列宁早逝，他的计划没有实现。

列宁在病逝前一年，在病床上已经看到斯大林的致命的缺点，并认定他不适合当一国之领袖，现在看来，不能不说列宁确是十分敏锐，比当时任何人都看得准确，也说明他痛恨粗暴和专制。但在接班人问题上，列宁不想一个人说了算，他对斯大林虽极不放心，但他只是提交给党代表大会去解决。可惜的是当时列宁病重，后来完全丧失说话能力。这就使斯大林的夺权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列宁在晚年力图扩大党内民主，采用加强监察机构、取消干部委任制、进行民主选举等办法改变党内的不正常状况。为加强对党委的监督，1920年俄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同中央委员会平行的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委会不属同级党委领导，而是平行地行使职权，并向本级代表大会报告工作。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同级党委必须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提交联席会议或代表大会解决。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列宁不早逝，如果按列宁的原则和设想进行努力，那么，苏联的政治体制可能是另外一种模式。

斯大林上台后，虽然《教程》中吹捧他“高举列宁主义大旗”，实际上他没有按列宁确立的原则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却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丢掉民主与法制、党政不分、官僚主义严重、个人崇拜盛行的政治体制，最终是由中央集权变为个人独裁。并且把这种个人独裁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就种下了苏联最终灭亡的祸根，也毒害了其他国家的党。

十月革命经验的局限性

十月革命离开现在有80多年了。我们已进入新世纪，站在历史的新的起点，回头再来看当时俄国革命，我们的评价肯定会更实事求是一些。现在，中国不少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武装暴动的胜利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十月革命胜利得太快了，当时许多俄国革命者都感到意外，包括上层领导内部。当时联共党内不少人并不主张立即举行工人武装暴动，结果攻打冬宫胜利了。但这是非常脆弱的胜利。如果说有必然性，那也是非常脆弱的必然性。其原因是当时的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更加脆弱，而革命者的意志，特别是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些领导人的顽强斗志和领导艺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场革命的胜利所花的时间和代价是不多的。革命胜利后，各种内外困难极大，也完全可以导致革命的失败。但这些难关也靠人的革命意志克服了。

十月革命的胜利，人的因素确实起了极大的作用。但如果把它看作是各国革命共有的规律，似乎别的国家也非要采取十月革命的方式取得胜利，那就未必如此。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进行指导，强调城市暴动等一套“左”的做法，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损失，这就是采用十月革命方式失败的一例。中国革命走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农民战争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侥幸因素很少，靠的是实力的较量，使革命队伍由弱变强，最后取得胜利。但斯大林对中国这条革命道路一直心存怀疑，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他仍然没有充分肯定，只是勉强地承认中国革命的胜利，而在许多事情上，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仍不改当年列宁早已批判过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立场。

显然，《教程》一书中推荐的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模式被斯大林凝固化美化了。而这种模式在苏联解体以后，更清楚地证明了它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中国在革命阶段，正因为摆脱了十月革命模式才取得全国性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阶段，则因为受到苏联模式的严重影响，以阶级斗争为纲、“一边倒”，走了20多年弯路，损失惨重。而我们于上世纪80年代始最终能跳出困境，正是在按邓小平理论摆脱苏联那套模式之后。当然，要彻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仍需作艰苦的努力。

可喜的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学术界对苏联问题和斯大林问题的认识有了更大的透明度，不再以貌若公正来美化斯大林，而是力求无保留地恢复斯大林的本来面目。如中央党校姜长斌、左凤荣写的《读懂斯大林》一书，就给读者画龙点睛的印象。

最后我想借用这本新书的作者的观点来结束我的文章：

我们说斯大林——苏联模式坑害了几代共产党人，并不为过。

我们曾错误地把斯大林亲自修改定稿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加以学习，贻害无穷。

抛弃斯大林——苏联模式是历史的必然，应该是一种解脱、解放。

我国改革开放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要较为彻底地清除斯大林模式的影响，任务还很艰巨，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作者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林耀）

2003年第4期 读《新华日报的回忆》　作者：向继东

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前，创办的报纸，影响力最大的恐怕要算《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两种了。《解放日报》在延安，自然好办；但《新华日报》办在重庆，其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一份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眼皮下办的共产党报纸，既要坚持说真话，又要对付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华日报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就是当年参与办报的老报人的回忆录，说的都是办报人的种种艰难。我今读之，竟也兴味盎然。

上世纪80年代曾做过《红旗》杂志总编辑的熊复先生回忆说：“蒋介石国民党对付《新华日报》的办法就是：让你办报，但是又不让你讲话。一句话，就是不让《新华日报》有言论自由。”(《新华日报的回忆》112页，以下只注明页码)中共“党中央的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周恩来同志写的专论，《解放日报》社论，通常都是不许登载的。几次反共高潮时期，甚至‘共产党’、‘毛泽东’、‘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名词都不准见报。”(113页)国民党新闻检查官要审查，送上去的稿子，经常被打上“免登”或“删登”等字样。但办报人很智慧，或开“天窗”，或打“××”，或注明“以下奉令删登”，弄得新闻官们很是“感冒”，却又无可奈何。“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当年1月18日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但又不让《新华日报》发表披露事实真相的报道。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国民党不让发表。那几天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亲临报馆审稿，办报人则机智地制作了两块版，一块是周恩来的题词，一块是给检查官们看的。就这样，在检查官们一字一句审稿的时候，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已经印出来了。印出来以后怎样？熊复先生文章没说受到何种处罚，但读此书知道，国民党的处罚一般就是“警告”或勒令“停刊”几天等。

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吴玉章回忆说：“《新华日报》对国民党统治区一切黑暗的现象，无不尽情地加以暴露；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则代他们发出沉痛的呼声。”（44页）报纸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对特务、党棍以及土豪恶霸、保甲长的种种不法行径，都进行了揭露，使人民看清了痛苦的根源在哪里。1946年4月，国民党借口《新华日报》登了《驳蒋介石》一文，说“侮辱了元首”，叫嚷着要封闭报馆。后来，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捏造了一些团体，在柳州、开封等地方法院控告《新华日报》。柳州法院把这一控案转到重庆，企图打压《新华日报》。但是，在《新华日报》严词驳斥和律师界朋友的帮助下，重庆法院不得不批曰：“查我国法律无侮辱元首之条文。如系毁谤，须本人起诉。”（45页）大概蒋不会直接上告，所以就搁置了。

国共谈判破裂后，内战打起来了。1946年7月，中共军队在苏中七战七捷，消灭蒋军5万多人；1947年1月，中共军队在鲁南枣庄、峄县地区消灭蒋军5万多人；2月，又在鲁中莱芜地区消灭蒋军6万多人……这些消息，《新华日报》都设法登了出去，并登出被俘军官的名单，号召家属和他们联系，弄得国民党很是尴尬。当时曾有人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在打仗的时候，竟允许敌人在自己的区域发宣言，发战报，进行宣传？”（45页）不久，《新华日报》被国民党派重兵包围了，安据点，筑工事，甚至设置机关枪阵地，如临大敌一般；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更加严厉了。国民党明确规定：新华社的稿件不准登，前线解放军胜利的消息不准登，国统区人民反内战、反饥饿的消息不准登……《新华日报》却采取变通的办法，常常只作些不损原意的改动就登了。更多的时候是根本不理睬，该登的还是照样登，使国民党新闻检查官们“毫无办法”。于是，国民党就质问《新华日报》，“究竟重庆是谁管？真是无法无天了!”（47页）但正是这样，《新华日报》在中国报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

两年前，有人编了本当年《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社评言论集，我统计了一下，全书收文92篇，其中从《新华日报》选入的就有68篇！《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茅盾)、《实现自由是“不切实际”吗？》、《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民主是发展生产的暖室》、《争民主是全国人民的事情》、《论英美的民主精神》、《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风》(陆定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平民人身自由是政治民主的标尺》、《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学术思想的自由问题》(潘梓年)、《言论自由与民主》、《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为笔的解放而斗争》……读读这些社评的篇目，就可知当年《新华日报》的追求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样与人民“共患难、同呼吸”的。

如今读着这些老新华报人的回忆，我真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新闻界前辈们在国民党专制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顽强，令我感佩万分。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羡慕他们！他们于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把“真相”告诉了人民——尽管国民党经常派特务或流氓骚扰报馆，或捣毁房子，或破坏设备，或打伤人、抓走人，但报纸还是照常出。该说的话，说了；想发的文章，发了。使《新华日报》的期发量最高达6万份——而当时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行仅一万多份。这说明了什么？人民在听不到真话的时候，《新华日报》说了真话。

老报人袁鹰在《同舟共进》（2002年第12期）上撰文说：“顶重要的就是要替老百姓说话。”这话说得多好啊！（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作者：王金锐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而耀邦同志却不幸辞世已11年了。我想把我和耀邦同志接触的这点亲身经历写出来，作为对他这么一位好共产党员、好领导同志的永远怀念。

我17岁即参加公安工作，一夜之间忽然成了“专政对象”

我17岁念高中时参加了地下组织“民联”，1949年初即在北京市公安系统工作，1949年10月参加保卫国庆大典后就入了党，直到“文革”。这十几年，虽没什么建树，但日日夜夜地奋战，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老领导主持下，尽职尽责地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

但在“文革”中，北京市公安局被打成了“反对毛主席”的“大特务集团”，好多局、处级领导及干部遭到了残酷迫害。眼见好多领导同志明明是努力工作，“保卫毛主席”的，却变成了“蓄谋陷害毛主席”的反革命分子，我思想上不通，不能理解。于是我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表达了我想不通的看法。我想，一个党员干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表达自己意见，这应当是正当的权利。我没有涉及整个运动，只谈了对北京市公安工作的意见。这信，是我署了真名，亲自送到中南海西门中央办公厅信访室的。过了几日，我去信访室问，得到的答复是：信已由办公厅汪东兴主任让转交公安部长谢富治及市局军管会刘传新主任处理了。

这封信转下来不久，单位的军代表和造反派就以“现行反革命”、“写信死保冯（基平）邢（××）大特务集团”、“特务集团黑干将”等罪名，把我拉到公安局内操场上批判。有人对我拳打脚踢，头被打破，血流不止。局内操场满是批判我“恶毒攻击”之类的大字报。遭毒打后，紧接着就是被抄家。从此，我就被关押在公安局地下室内。后来又被装上卡车，押送到良乡监狱看守所，无休无止地写检查、“请罪”、批判。

在良乡监狱押禁三年，看来真要以我给毛主席写信定罪“反革命”，他们也感到证据不足。但刘传新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于是又另给我定了一个“罪名”。我家有八间自住房，是我七岁时父母买下的，当时我母亲在房产契继承人上写了我的名字。现在就以此定我为“吃剥削”的“阶级异己分子”，属于“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且勒令退职还乡。我从小生长在北京，一家老小均在北京，哪里有“乡”可回？然而还是限期将我押送到我父亲十几岁即离开的原籍——河北省静海县靳官屯。从此，我就成了不是党员、不是干部、连北京市民也够不上的“贱民”，成了农村的“四类分子”与“专政对象”，连起码的工资与养家生活费都没有了。这样的难熬岁月，又是七年。三年的监禁加上七年的轰赶，就这样熬过了十年。

在荒郊野地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千里骑车回京过除夕竟被赶走

公安局的造反派把我送到农村，介绍了我的“身份”就走了。我一个人住在一间破房里，干农活糊口。我本想当个农民了此余生，没想到当农民的资格也没有。不久，县里的工作队进村，召开全村社员大会。他们批判完几个地富分子后，就大声喊：“王金锐站起来！”然后说：“他是北京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同农村地富反坏一样的剥削分子”，接着喊起：“打倒剥削分子王金锐！”“王金锐，必须老实接受改造，不然，死路一条！”等口号。

于是，我又被赶到村外，在一片荒郊野地，看守几十个孤坟和盐碱地里长的枸杞子树。我在荒坡一间屋内，与孤坟为伴。

看守坟头和枸杞子树近一年，到腊月二十几了，村里人忙着赶集过年，村干部觉得我一个人在那里孤单单的，就给了个临时证明，让我回家看看。我如获大赦，骑了辆又旧又笨的自行车，带了点鲜肉和给孩子买的花布，从沧县、静海，经四、五个县界，顶着西北风，骑了两天两夜，兴冲冲地回到了北京的家。

可那个年月真是人性扭曲，世态炎凉。过去住同院又是军属的好邻居，“文革”中成了“治保委员”。就在我赶回去想一家团聚的时候，她将我叫到居委会，板着面孔训斥说：“不成，你现在是农村的地富反坏，不准在北京过春节。”我拿出村里开的临时证明，也不成。

腊月二十九日晨，我万般无奈地告别了爱人、孩子，离开了北京的家，连夜骑着自行车又返回了农村。除夕之夜，我在荒地、枯树、坟头边的凄凉小屋独自一个人默想，这难言的冷漠和屈辱，何时算是个头呢？！

当我感到失去生的希望时，耀邦同志鼓励我：“要挺过来，坚持下去！”

后来环境略为宽松，农闲时允许我回来在家照看孩子。朋友帮忙，在街道找点剪摘羊绒衫上杂毛的活，协助爱人养家糊口。我内心有难言的痛楚，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当我深感失去生的意念的悲哀时刻，竟使我在近于绝望中，出现了转机，获得了活下去的动力！

一天上午9点多钟，我到北京灯市西口的富强胡同，那时军代表把前院占了，一打听胡耀邦住在后院，有个小门半掩着。我进到了小院，走进了一间房间，屋内书橱里放满了书，横着一个小写字桌、一把椅子。耀邦同志正聚精会神地看书。

我怕搅了他看书，轻声地说：“您是胡耀邦同志吗？”他放下书，说：“我是。”我说：“我是一个学生，17岁参加了公安工作，挨了批判，现也没工作了。我想和您谈谈心。您是党内、团内深受敬重的老同志，和您说说心里话，不知您是否有空儿？”我从没见过耀邦，心里比较紧张。我也顺便提了一下我有个亲戚叫张黎群，他正在四川挨批判，我也没有经过他就找您来了。耀邦同志说：“他的事我知道，用不着说。你不用慌，坐下来一起谈谈你的事。”

耀邦同志拉过一个椅子，让我坐他旁边，并倒了杯开水，又和气地说：“不用急，我们慢慢谈。”我怕打搅他看书，他说：“没关系。我现在也是闲居的人。有人来就谈谈，也知道点外面事；没人我就看书。”还打趣地说：“我现在不出门，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耀邦同志与我的身份、地位相距甚远，但他这样平易地待我，一下子憋在内心要倾诉的话涌上心头。我说：“耀邦同志，我现在很痛苦，有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可又有几个年幼的女儿，心里很委屈，不知该向谁说。”随即简要谈了我的遭遇。耀邦同志耐心地听我说，也不打断我，不嫌烦。他听后沉默了良久，那清瘦的脸上，眼神炯炯闪着坚定智慧之光。他郑重严肃地说：“金锐同志，我与你不在一起工作，也没有工作的接触，具体事我不好表态。但我可以相信你，你1949年是个17岁青年，刚出来的学生，对党和毛主席哪儿会来那么大的仇恨？那剥削的面也太宽了。我相信你不会说瞎话。我现在也是闲人，刚从干校回来，不能帮你什么。但我可以以一个老党员、老同志身份来劝你，你要听我诚心的奉劝。”

耀邦同志充满深情，加重语气地说：“就是你无论如何要挺过来，要坚强地活下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有力地说：“一定要挺过来，顽强地活下去！”

他说：“我劝你要挺住，要顽强地活，是指你还得有遭最坏打击的准备。不管打击多重，也得挺住，也得顽强地坚持。”他又解释：“只有顶住，顽强地活，也才有到最后弄清是与非，对与错的结果。”他说：“我不问你那些具体的事，只要你相信自己没有反对党和毛主席，自己一个学生没有剥削，那么这样定的‘敌人’，这样的‘专政’，到最后都得烟消云散。时间多么长，熬多久，我不能定，但你自己得坚信。没有坚定与坚信，没有做最坏的准备，也许就看不到烟消云散的那一天。”

耀邦同志还劝我：“一时别人不理解，不敢接近你，又算得什么，也不要委屈。你理解自己，你自己没做坏事，别人不理你，不正是可以自己多看看书，无人打扰吗？”

他还痛心地说，不少同志，不少文化界知名人士，是党和国家的优秀人才，运动中自杀死去了，这是难以挽回的沉痛损失。以后即使问题弄清了，也是难以弥补的。

断续的谈话近两个小时，他还问农村的情况：收成如何？农民生活如何？当我说了有好多孩子不上学，学校也不上课时，耀邦同志心情沉重地说：“那么多孩子不念书，不学习，不求知识，我们国家的人才哪里来？靠白纸一张连文化知识都没了，就算革命了吗？这样革命的最终结果又是什么？”耀邦同志劝我眼界放宽些，“想事想得更宽些”。说到农村，接触农民，了解情况，他说：“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位卑不敢忘忧国，要有忧国忧民之心。不让我去团中央上班工作了，干校也下放完了，给了我时间，我就读马列书，想天下事。”啊，这就是胡耀邦，他胸怀开阔，志气高远；他尽力关怀别人，从政治思想和方向上给以启发；他发愤读书，思考着天下大事，党和人民的大事。

临近中午，他说：“我现在没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吧。”我不愿意打搅，耀邦同志就招呼屋外李昭同志，让我一起吃了顿简单的午饭。饭后，耀邦同志又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中午我要休息一下，就不留你了。你要好好看书，好好生活，想得宽些远些，什么时候从农村回来，什么时候心里不开心，想不通就来找我，我的小门随时开着，夜里有事来找我，我也叫人开门，我不会把你看成敌人，我相信我的直觉。顺便问候黎群，说我关念他。”我紧握着他那有力温暖的手，这第一次就这么信任我，不把我当成“反革命”对待，且他纯真的、质朴的、出自内心的关怀和热诚，使我流下了热泪。我说：“耀邦同志，我感激您，也感谢李昭同志，你们给了我温暖，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一定照您说的，不管多大难处，也一定挺过来。如果我遇到挫折，实在想不通时就来找您。”耀邦同志爽朗地说：“我的门对你敞开着，李昭你说对吗？”李昭同志也热情点点头，就这样我带着耀邦同志真诚的劝告和鼓励，离开了他的家门。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夜深人静我想起往事，想起那富强胡同后院的北屋，想起他并不把我当做专政对象，而且拉椅子、沏茶水、小桌上同吃便餐，这样来招待一个备受人间冷漠心已冰凉的小干部、打入另册的农民，我的内心无法平静。这种内心里的感激与思念，再无情的岁月也割不断。

三女儿病危需住院，耀邦夫妇慨然解囊相助，“救孩子命要紧”

村里农闲，我就在北京的家照看孩子和做些家务。农村工分有限，全家只靠爱人下放在大兴天堂河农场劳动的工资，生活艰难。

一次，六岁多的三女儿突然高烧，咳喘很重，服感冒药不见效。我背着她去东单三条儿童医院，诊断为急性肺炎，必须住院治疗，约需准备几百元。当时难坏了我。回来的路上，在瑟瑟的西北寒风中，犯愁地往前走着。东单三条离富强胡同不远，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去看耀邦同志，当时我并非想向他求援，只是心里烦，想看老人家，回家去再想办法。天色渐晚，跨进了他的小院。耀邦同志招呼我，问我最近看什么书了。我说：“有时踏实不下心来，学不下去。”耀邦同志说：“有什么事可以不踏实的呢？学习得下狠心，得抢时间。”我问候了几句，即告辞要走，耀邦同志让李昭同志招呼我吃晚饭，我推辞不吃，说家中有事。等他们听我说了三女儿急病住院，回去安排家里的两个孩子，晚上还要赶回医院去守护时，耀邦同志说：“这孩子住院，需要不少钱吧？你现在干农活没工作，哪儿来那么多钱，我们支援一下。”我道了谢，说不必了，我自己去想办法。李昭同志很快就拿出一个信封塞给我：“你拿去，我们现在也不富裕，但一定支援一下。”我还想推辞，耀邦同志说：“你赶快走，救孩子命要紧，急性肺炎有危险的。”我谢了耀邦夫妇，出来我打开信封见内装有四百元。当时的四百元可是个不小的数额，孩子几天住院的诊治费就够了。更可贵的是这份心意，这份情意。“救孩子命要紧”，这句话一直萦回在我耳旁。在寒冷的西北风中，我的热泪滚滚。

到了春天，我带着这孩子去耀邦同志家。耀邦同志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她几岁了，识多少字，拿糖果给孩子吃。我让孩子叫“爷爷”、“奶奶”，我说“这是你们帮助治好病的孩子”。耀邦同志当即打断说：“不要提什么帮助的话，谁有困难关心一下是应该的，不提这些。”可惜的是我当时也没个照相机将耀邦同志对孩子的抚爱拍张照片，留作永生的存念。到耀邦同志去世后，有一次春节除夕前，我带女儿去看李昭同志，让她在胡爷爷遗像前三鞠躬，和李奶奶合影照了一张，我又动情地说：“是胡爷爷、李奶奶帮助了你，不然也许你会活不到今天，你永远不能忘记胡爷爷！”李昭同志又打断我说：“不要再说这些，只要孩子长大成人，有出息上进，耀邦在天之灵也就高兴了。”这就是真情真诚无私的耀邦和李昭同志。

耀邦同志说：“为你的事，我尽力说说话。”

“文革”后期，政策越来越清楚，我的问题明显是个错案，我多次去公安局申诉，请求复查，但始终拖着，不明确答复。

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讲了去申诉他们不理且态度冷漠，耀邦同志深表同情地说：“做组织工作对干部上访，一定要热情耐心，尽快去查给人以答复。对申诉干部，要体谅他们，给予温暖。这些好传统作风现在都弄乱了，好像态度越横越生硬越好，问题越拖着越好，这哪里是做干部工作，做组织工作，不是衙门作风又是什么！”他又对我说：可以去找管你的负责人直接谈。我说连自己常出常进几十年的公安局大门都不准进了，更别说见什么负责人了。耀邦同志动情地说：“你一个十几岁学生出来就工作，问题有什么复杂的，查一查，不是敌我问题，按干部政策解决就完了嘛！”

耀邦同志听了我的诉说后，让我写一封申诉信交给他，他说：“我现在说话也不一定有用，你交给我，我转给北京市委试一试。”过了一段时间，耀邦同志对我说：“你的信我转给北京市委吴德，请按政策解决，市委办公厅来电话告称，你的事得等着刘传新研究答复，现在刘不表态，还得等着。”他又劝慰我，现在好多人的问题不是都拖着不解决吗？比你问题大的人也不少嘛！没解决，就是拖着不办。拖就拖吧，个人着急也没有用。他还说：“我现在只是人家找来诉诉苦我听着，耐心劝劝，有的替他转转信，有的能起作用，有的不起作用，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你说话人家不听，着急也无法，无有回天之力。”他劝我这期间好好学习。在当时形势下，耀邦同志肯为我转申诉信，就是在替我讲话，我已感谢不尽了。我听从耀邦同志的劝告，也不再去求人，不频繁上访，就暂时安心做家务，读书学习。

顶住“四人帮”压力，关心众多受迫害的同志

当时，耀邦同志身居斗室，一心读书，思考问题。来访的老少同志推门就进，他都热情接待，诚恳谈心；有的老人拄着拐杖被人扶着来找他，有的年轻子女哭诉父母及家庭的遭遇，他耐心听，诚恳劝告；有的写申诉请他转送，他带着花镜认真看，及时转。在那时，他说自己没有工作是个“闲人”，可他何时闲过？就在那年月，他温暖了多少同志的心，为多少受委屈的同志办了有益的事，有谁能说得清？仅就我联系与他见面的人就有好几位。有一位舒光升同志，当时曾遭受过批判、毒打、关押，后又下放。他是一位在公安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的同志，对刘传新“彻底砸烂公检法”思想感情上不通。我约他见了耀邦同志，耀邦与他热情谈心，诚恳劝这位同志要看得远些，要有信心，现在好好学习，冷静思考。这位同志深受教益，下放在一个纺织机械厂后他深入车间，做出了成绩，不久“四人帮”倒台，他重返分局，以后又到市局领导岗位。谈起往事，他深深感激耀邦同志的帮助和教诲。

由于耀邦同志对众多同志的关心，“四人帮”及其打手就放出风来，说耀邦同志家里是“黑据点”，是牛鬼蛇神聚会的“黑后台”，一时社会上沸沸扬扬，流传很广。我从老同志处听到风声，就去告诉耀邦同志，他听后一笑置之，说：“我现在无权，说话没人听，我算得上什么后台，也没资格做谁的后台。连你那不算问题的事，我转封信都解决不了，有一次我见了吴德也说过，不解决，有什么用？人家来找我反映一下情况也不允许吗？不要理社会上刮的风和怪论。”这就是耀邦同志敢说敢做的为人，自己做得正，就不怕说影子歪。他与同志谈心，都是从党的原则上启发你，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从不搞阴谋，不谋私利，他也就敢于顶着狂风逆流。

耀邦同志与我坐在小板凳上语重心长谈学习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形势趋于缓和。有一次我去耀邦同志家，可能对待他也宽松些了，中间院的北房已腾出，家中正忙着从后院往中院搬东西，打扫收拾北房。见搬过来很多的书，我跟着搬了一些，就与耀邦同志坐在廊檐下小板凳上休息。我说：“您的书这么多，且多是全卷的，整套的。”他说：“我的钱大部分用于买书了，没办法，看书是我一生惟一的爱好和愿望。现在闲下来，更是想抓空补补课多看看。”我问：“整卷的马列书、史记等您都看过了吗？”他说：“我过去断断续续地看过，现在有时间集中系统全面地看，再通读它一遍。你现在没有事，机会更多，就更应抓紧多看。”我说：“现在干完活儿，就记点流传的陈老总的诗词，整卷看书引不起我的兴趣，看书对我已无所谓，没有什么用了。”耀邦同志严肃地说：“为什么？怎么连对读书都无所谓了？”我解释道：“以后我的生活都不知如何过，有今天不知道明天，凑合着过，读书，不也无用吗？”耀邦同志加重口气说：“这种看法不对头啊，是近视、短见的看法。生活上越迷茫，方向、道路看不清，越要多看书，多思索。方向一时看不清，越要看书思辨，不能适得其反。方向错了，会栽大跟头。我理解你的苦恼和难处，但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形势也不会一成不变，永久不变，自己决不能糊涂着过，凑合着过。”我又请教他该如何学习，他再三讲“要吃透精神”，“首先要钻进去认真反复学，要学习其精神，领会其精神。还要认真思考。结合实际，结合自己实践和生活，结合发生的一切，对照理解其精神，要提出问题，要问为什么，然后得出正确的判断，辨别是与非，对与错，真理与谬误，实情与谎言。”耀邦同志还针对已发生的林彪事件，和我情绪上的悲观，讲了他对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观与事物的辩证法的认识。他又讲了革命中的困难与挫折，经过努力又可转化为胜利前进。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还有来向我诉说的同志，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和苦痛，但这点难又算得了什么？我们党的大批干部，连参加红军、走二万五千里、爬雪山过草地、敌人上面轰炸、不知明日死活时，都没有动摇过，没有丧失信心，眼前的苦头又算什么。”他坚定地说：“要相信党，要相信事物的转化，假的早晚会戳穿。林彪猖獗一时不可一世，不也被戳穿了吗？”耀邦动情地说：“我现在常劝找我谈心的同志，我最大的担心，深感最大的悲哀，是自己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像你连学习都感到无所谓了，这样的混日子是糊涂的，不清醒的，一定要尽快改。”

这近一个多小时坐在小板凳上的谈心，对于我是一次真正幸运的机会，以后再也没有这样机会了。我当时只是觉得耀邦同志讲得诚恳、深刻、透彻，促使我改变了消极混日子的情绪。直到“文革”结束后，耀邦同志出来主持党中央工作，特别是在拨乱反正艰难时刻，他以非凡的决心与勇气，果断与智谋，带头组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禁区，闯过一道道难关，这时我才深刻认识到他在小板凳上谈的那一番话，表明他早已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他在实践上的果断和魄力，正是源于他对真理的坚定追求和对事业的坚定信心。

平反后，送给耀邦同志一盒巧克力糖，永生难忘与耀邦共度除夕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炸响的春雷，为我们这些受迫害者带来了第二次解放。不久，我的问题得到平反，原来“阶级异己分子”定性的结论不能成立，恢复党籍，恢复公职，户口从外地迁回，补发工资。我提出希望调外单位工作，得到允许。

我去公安局领了工资，当时百感交集，想起这十年种种磨难，想起了真诚帮助鼓励过我、平等对待我、告诉我要挺住坚持活下来的胡耀邦同志。我在东安市场买了一盒巧克力糖和一盒点心，骑车到富强胡同耀邦同志家中。时近中午，他已坐在外院东房要吃饭，我将一盒巧克力糖送给他。他不高兴地说：“为什么要给我送吃的？”我说：“耀邦同志，我的事彻底解决了。您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送您一盒巧克力糖，这是我和孩子一点心意，不是给您送礼。”说完我就哭了。我哽咽着说：“您在我最困难时，感到绝望时，给我的勇气和力量，是一盒糖能报答得了的吗？”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啊！这是好事，你的事解决了该好好工作了，为你，为孩子们高兴，这糖我吃了。”我打开盒，他吃了一块。李昭同志进来，听了也很高兴，我再三表达我和孩子的情意，李昭同志说：“我为你全家高兴，这礼破例收下，也算是祝贺。”老两口再三让我吃饭，我说要赶回家去，收拾一下，一两天回农村迁回户口，以后再来看你们，即告辞离开。临走前，耀邦同志又嘱咐：“把家安顿好，回来好好工作，你已不再年轻了，不能再耽误了。”他还说：“对过去整过你的同志，要会理解、宽容，不要记嫌记仇，要争取一道共事，有些人也是无辜的，教训各自吸取。”我告诉耀邦同志我会这样做的。

后来，耀邦同志出山主持中央党校和中组部工作，参与中央领导工作。我工作快一年了，正赶上农历除夕，我想去看望耀邦同志。好多老同志称赞他出来大刀阔斧工作的政绩，还传闻他要到中南海主持中央领导工作。我想他进了中南海，见他就难了，想趁现在再去看看他。我买了只热烤鸭，加快骑车赶到富强胡同。当时，天色已黑，家家在忙年夜饭。我去了那里，正赶上耀邦和李昭同志在前院餐室。家人出去了。做饭的大嫂也不在，我把片好的烤鸭等现成食品放在桌上。耀邦同志就问：“为什么又带吃的？”我说：“想和您一起过个除夕夜。”耀邦同志仍不高兴地说：“过年可以，为什么还带吃的？”我说：“这不是打倒‘四人帮’后有意义的春节吗？以后想给您带，也不一定能见到您了。”我又半开玩笑地说：“我不带鸭子，带四个螃蟹来请您，您也得与我一起吃了不是吗？”耀邦同志也笑了，说：“祝贺你的平反，回北京工作，我们聚会一下。”请李昭同志拿出瓶茅台酒，愉快地说：“现在刚好没什么事，我们一起喝一杯。”我举杯祝耀邦、李昭同志春节愉快，身体健康。边喝酒，边畅叙，他不问我的具体工作，也不谈他主持的工作，只是高兴地畅论天下大事。

他说道，现在要做的事太多，千头万绪，最根本的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大家心情舒畅地为党工作。还劝导我不要有任何埋怨情绪，全党和个人都要总结教训，往前看，好好工作，不能再耽误时间，也耽误不起。我说您在困难时那么系统地读书，也教育我去做，现在又工作了，证明读书不是无用，您有预见和远见。他说：“那时我不管他们怎样，无论多忙我必抽空读书，把马列的书系统读了一遍，这对分析思考问题，对研究国内外大事大有益。”

他又问我去农村没有，我说办迁回手续时，回村告别了乡亲，乡亲热情欢送我。我说农村太苦了，不停地斗争，生产没人抓，自留地不许种，就靠着几只鸡下蛋换点钱做零花，何时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呢？耀邦同志为之动情，他说：“我们党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的，现在的建设也可能先从农村抓起，让农民摆脱困苦，先富起来，也许是又一次从农村到城市。”他还谈了农村建设和发展，说：“不要忘记农村，中国幅员广阔之处在农村，中国的大舞台在农村。中国人口那么多，城市容纳得了吗？人都挤到城市怎么成？一定要建设好农村，要建设发展乡镇、小城镇。乡镇逐渐形成规模，星罗棋布，将众多农民吸引到小城镇，以城市带动星罗棋布的乡镇，带动农村，形成网式的格局，也许是解决中国众多人口的一个方向，一个发展模式。但要经很长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摸索和调研论证，我只是即兴有感而言。”他还说：“好多干部，好多同志不必要光留恋城市，在农村，在城镇必是大有可为的。”我被他动情的畅叙所打动，为他描绘的农村大好发展前景所吸引。我想，他心里装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与未来，装着十亿人民，特别是众多的农民，就在他欢度除夕的时候，他心绪稍为悠闲的时刻，他心里所想，他的有感而言，又何尝离开过人民，他心里装的是曾深受苦难的人民。他，心中没有半点掺假的私心，这就是我亲身体验到的、感受到的耀邦同志身上的可贵品质！

后来话题又回到我的平反上，耀邦突然把端起的酒杯放下，面色凝重地说：“你们单位平反落实政策是快的，从全国来看，该有多少万需要平反的同志啊！可是，这其中的阻力和难处有多大，谁人知晓啊？这些仍在受苦的同志和家人，今夜的除夕，他们家能欢快起来吗？这个问题，不论难处有多大，靠党中央的支持，靠全党的努力，必须要下决心解决且必须尽快地解决，不解决，我的心也不安，酒也喝不下去啊！”

我们畅叙近两个小时，时间已经不早，我请耀邦同志休息，他说还要给几位老同志去打电话祝贺春节。我起身告辞，恋恋不舍地说：“听说您可能搬进中南海，以后要见您可就难了，机会也少了。”耀邦说：“以后也许见面少了，但不管搬到哪里，不管多忙，我还是我。如有事，可让李昭同志告诉我。”“我还是我”，这不正是耀邦同志那种平易朴实的本色吗？

中南海，与总书记匆匆晤面

约有几年时间，没有见到耀邦同志。这时他身为党的总书记，日理万机，为拨乱反正，坚持改革开放倾注了全部心血。

这期间，我曾调到煤炭部外事局从事联络接待工作。当时，第一个投资上亿元与中国合作搞山西省平朔露天煤矿开发项目的美国石油富商哈默博士，两次会见邓小平同志，我有幸参加联络接待。邓小平让我联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与哈默博士会见。我是陪同联络接待的处长，坐在远处，见胡耀邦同志谈笑风生。会见结束，安排一起照相合影。照完相，耀邦与友人握手告别后，他老远认出了我，挥手招呼我，我赶紧上前与他紧紧握手。他的音容笑貌依然，亲切之情依然，职位那么高，还是那么没有架子，反倒是我有些紧张。我说：“好长时间见不到您，您工作很忙吧？”我告诉他我在做煤炭外事联络工作后，在忙哈默博士的接待，还应邀去了一次美国。他听后笑了笑说：“好好学习，还出国见识一下，不然什么也看不到了吧。”还问孩子们现在都好吧？我说您一定要注意身体。他说我现在睁开眼睛就是文件，就是会议，一天到晚地工作，我的责任只能如此吧！几分钟的谈话，在陪同警卫的催促下，就此热情地握手告别。

这短短的中南海晤见，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竟是与他最后的一次相见！我总期望着有再见到他的机会，万万没想到，我再见到耀邦同志竟是灵堂前的遗像，不是爽朗可亲的声音与笑容，而是灵堂前吊唁人群的失声痛哭。

从此以后，我只是在春节时去看望一下李昭同志。我每次去，她都像以前一样热情接待我，问询孩子现在如何。在客厅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仰望鲜花簇拥着的耀邦同志的遗像，觉得他仿佛也在凝视我，使我心灵震颤。他为了党，为了国家，鞠躬尽瘁，我身受过他的恩泽，此时真是千言万语道不尽哀思。最大的慰藉在于我深信，耀邦同志是活在人民心里，直到永远。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抢救纳西族文化遗产东巴经书的遭遇　作者：木丽春

东巴经书是纳西族东巴祭司以自制的土纸、竹笔、松明烟炱墨，用一种称“斯究鲁究”的象形文字书写的经卷，“斯究鲁究”意为木石上的痕迹。根据我多年的田野调查，各种内容不同的东巴经书大约有1500多卷本，有的研究者把它分为八大类，有的分为九大类，我认为分六大类较为合适：一、丧葬类，二、术库类，三，禳解类，四、求福求寿类，五、占卜类，六、舞蹈绘画类。

1958年5月，我在云南省丽江县文化馆工作有一年半了，当时正值如火如荼的大跃进的年代，丽江县委向各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下乡工作队，我也从县文化馆抽调出来了，分配到石鼓区红岩大队岩头村工作。

岩头村是坐落在红岩顶头的一个小山村，30多户人家中，有7户是东巴祭司。我到岩头村的当天晚上，村干部召开春耕动员大会，按惯例，得抓一个活靶子，通过批判斗争使村民提高革命觉悟。活靶子抓了一个60多岁的东巴祭司。记得这个活靶子，是个瘦高个子，脖子上撑一个奇大的脑壳，满脸布着刀刻一般的皱纹，瘦长的脖子上挂着东巴法器摆铃、螺号、五佛冠，身上披着“神路图”，面前还堆放着一大堆被烟火薰黄了的东巴经书。年轻人捋着袖子，指责他暗地里搞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原来村里有一老人病了，这老人的家属就去请这个东巴占卜驱鬼。东巴祭司撕破不了乡邻的人情债，应了聘请，结果招来这场批判的厄难，从他家里抄出的这堆经书，也在这批斗会上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当我看到这个情况，心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是1956年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与牛相奎同志合作的《玉龙第三国》叙事长诗发表了。说起这长诗的创作，那是1955年春假时，我们怀着撒尼族有《阿诗玛》，纳西族也有《鲁般弄饶》的想法，来到我的故乡拉市乡美泉村，找到老东巴和光释读《鲁般弄饶》经典。我和牛相奎回到学校后，利用课余时间，根据《鲁般弄饶》和“游悲”等资料，创作了《玉龙第三国》长篇叙事诗。从历次接触东巴文化的亲身经历中，我逐渐认识到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原始文化，给人类留下了早期社会的宝贵遗迹。我看着这一大堆东巴经书被烧毁，暗忖这是毁灭人类文明遗产的错误举动。可是在那极左思潮当头的关口，我又是一个下派的工作队员，怎能“不分敌我”呢？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了1956年2月间，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认识了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的孙剑冰和刘超同志，当时他们想到丽江收集民间文学，我们随同他们深入丽江县的山区收集民间故事。当时我们接触了著名老东巴和芳先生，和芳是几代著名的东巴世家了，但是他的东巴经书和法器却没有了。据说从他曾祖父传承下来的东巴经书，因家庭经济拮据，又得供他的儿子上学堂，在困难的情况下，一部分卖给了美国学者洛克，一部分卖给了北京学者傅懋绩先生。当时和芳还谈到贵峰村的著名东巴和文灿先生的几代人的家藏经书，也卖给了云南省图书馆的事情。孙剑冰和刘超如此关切地询问东巴经书的情况，是也想买一批经书带回北京去保存。但是他们的这个愿望落空了。于是孙先生向和芳先生提出采用原始土纸书写经书，一个月抄写三卷本，每月付酬32元工本费用。和芳答应了孙先生的要求，三年的时间里，为中央民族文学研究所书写了近300册左右的东巴经书。我从这些国内外有识之士不辞万里辛苦购买复制东巴经书的行动中，看出了东巴经书的宝贵价值，而现在村里原件的东巴经书却让人一把火烧毁了，我作为一个纳西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能眼睁睁看着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被烧毁而无动于衷吗？！此时我心里感到肩膀上似放着一座山一样的沉重了。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产生了抢救东巴经书的念头。

1958年7月，县委把工作队收回县上，在工作队的生活暂告一个段落，我回到了县文化馆。馆里的赵继先同志跟我谈到鲁甸大队附近的新主（阿时主）大队，有一个叫和文质的大东巴家里，藏着一屋子东巴经书的事。此信息像一声震碎冰峡的春雷声，深深地拨动着我的心弦：得想法把这一屋子的藏书收集到县文化馆里保存，不能让它被烧毁了。我马上把这一想法向馆里的领导汇报了，领导怕被说成搞封建迷信复辟，借口馆里没有收集经费，把这事推脱了，我满腔的热情被迎头浇了一桶冷水。

我考虑了很久。当时我还有一笔《玉龙第三国》的稿费存在银行里，我就取出这笔钱，向领导假说家里有事请假，而自己背地里却悄悄地上新主去收集东巴经书了

我从丽江坐车到巨甸，第二天步行一天赶到了新主。我站在村口思谋了一下：和文质家是地主成分，他在土改时寻短见死了。若我直接投宿到他的家里，会落个敌我不分的罪名。我又想到和文质有个弟弟叫和正才，他年轻时曾同和文质一道学过东巴经，是新主仅次于和文质的东巴祭司，而和正才的家庭成分是下中农，这样，我就决定到和正才家里投宿了。我东问西问，直到黄昏填满新主峡谷的时候，才摸到了和正才的家门。

和正才在火塘边接待了我。他60多岁了，浑身透着一股不知疲倦的扑人气息。我说明来意后，和正才的一双饱经世事的眼睛，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厚道地说：“木先生，煨茶吧。”他的粗大的手递过一只土茶罐。

我边喝着茶，边把这次的来意又进一步说了一下，和正才沉吟了良久，最后叹了一口气说：“不如收走了的好，收走了才能躲逃过迟早被人焚毁的劫难。”他顿了一下，摇着花白的头发，很无奈地说：“流传了千年的经书，看来要破败在这一代了。”后来他转过话头，说起了堂哥和文质的身世。

原来和文质和和正才都是1883年出生的，土地改革划分阶级成分时，和文质被划为地主，阿五得是和文质的私生子，被区别对待，划为中农。和文质就在土改运动中寻短见死了。和文质死后，他的全部家产都划给了私生子阿五得。这样，这个经营了八九代的东巴世家的传世经书，才免遭没收毁坏，在中农阿五得家保存了下来。

我在草楼上睡醒的时候，天已大亮了，我起床下楼，走进母房，看见正才大爹坐在火塘边喝早茶，火塘的屋地上，有个小姑娘在一旁揉着面，她是正才的小女儿，名叫阿命。小姑娘长得非常秀气，有一双灵敏的会说话的眼睛，她以娴稔的速度，很快把粑粑煎熟了，粑粑煎得又软又香又酥，放在嘴里不用牙齿嚼就融化了。饭后我跟随和正才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木楞楼前面。跨进大门，是一座宽大的四合院，房屋都是古老的木楞楼，屋顶覆有泛着灰色的木板瓦，是一座典型的大山主住的院落。和正才在门口咳嗽了一声，一个身着毛布衣衫的青年汉子，从母房里走了出来，和正才跟这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耳语了一阵，他仄过头来，朝着我的身上打量了几眼，然后抓抹了几下脑壳，又转身走进屋里，从屋里取出一只锈蚀斑驳的铁钥匙，在他的手上掂了一下，略微迟疑了一阵，又朝着我这个陌生人审慎地看了几眼，然后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走向左侧厢房的一间小屋门口，开了锁。我们跟了进去，啊呀！偌大一间内室，四壁的木楞墙上搭架着一层层的手工很粗糙的书架，架上层叠层地摞满用夹板夹着的经书，书架上堆满了很厚的灰尘。我简直被这么多的藏书惊呆了。我们的祖先在古老的火塘边，创造了象形文字的文明，用它载录了纳西先民的智慧、人类童年文化的足迹，它是一个民族的心血结晶。“哎哟，伟大，太伟大了！”我激动得转过身子，一把紧紧抓住和正才大爹的手说：“大爹，这屋子里的经书，该有多少卷本啊？”

“我也摸不清这有多少卷本了，我只知道这是我的祖上……”他神情哀伤地掐着指头，嗓音低沉地说：“这些经书是从我祖父的祖父手里传延到和文质这一代手里的，少说也有八九代人的辛苦经营了，估摸也有八九驮的东巴经书了。”

此时，我又激动地转过身，发现阿五得神情哀然地呆站在门口，眼眶里溢满了泪水……这个著名的东巴世家啊，此回我收走了它全部的经书，不是说明一个闻名九山十八寨的东巴世家没落消亡了吗？我对承传不了世家智慧的末代东巴阿五得，该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我走过去，双手紧握阿五得的手，一时说不出话来。阿五得缩回了粗大的手掌，抹了一下眼眶，颤着声说：“木同志，我的祖先的心血交给您了，不要叫它丢失了……”

第二天，天麻麻亮的时辰，我就悄悄地跑到供销社，买了八对包装药材用的竹篮，喊了和正才大爹，去到和文质家里，很快地把东巴经书分装成驮。在我整理屋子里经书时，从书堆中发现了一本李霖灿先生编写的石印的《么些象形文字谱》，我粗略地翻了一下，心中不禁又生出感慨。原来，李霖灿先生在丽江逗留的四年中，曾在这个东巴文化之乡住了八个月的时间，那时他住在和文质的家里，请和文质作他的释读东巴经典的老师，所以李先生与和文质有深厚交情。后来，李霖灿编著了《么些象形文字谱》，就寄来一本向和文质征求意见，现在手中的这本象形文字谱就是李霖灿先生寄来征求意见的了。我如获至宝，赶忙一起收罗起来（后来此书一直留在我身边，随时翻读，在我受到政治冲击的时候，才被人抄走了）。这时我想，我是做着与李先生一样有价值有意义的光明正大的事情，这不是对不起祖宗的事情，我是问心无愧的……想到这里，我对我的行动更有信心了。

次日，当我们把驮子抬上马背，跨出和文质家大门的时候，那高大魁梧的汉子阿五得慌慌地追出大门，拉着我的手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地哭泣起来，我一下子愣住了。只见他咬断了哭声，哽咽着说：“木同志，这是我们东巴世家的福泽宝贝，都交给你了！我也没有收一文钱，若是为钱我就不会给你带走了。”

他狠狠地抹了一下眼眶里的泪水，又说：“我父亲和文质在世的时候，李霖灿先生以高价向他购买这份祖传的经书，我父亲不同意。看在与李先生的情谊上，我父亲喊拢他的一大班师兄弟和徒弟，日赶夜赶照原样复抄了一套东巴经书送给李先生，而祖传的宝物没有失去一根毫毛。现在，我把经典托付给你了，请你好好地保管，我死后，回归祖源故地的时候，见到先祖们也好有个明白的交待……”

他的言语再次使我的灵魂受到震撼：一个东巴祭司的子孙，他考虑的不是一户一人的得失，他想的是祖先留传下的文化宝物是否能躲避毁灭，他的行为是否对得起祖源故地的祖先？我本来有些口吃，此时激动得更加口吃了：“我——一定好——好——好好保存。”这时我想到驮马已经走远了，生怕路上又遇到什么不测，赶紧告别阿五得，转身走了。当我走到拐弯岔口回头看的时候，只见阿五得仍像一截木头一样呆立在原地，高举着一只沉重的大手，向我粗笨地招着。我双眼满含泪水，脱下帽子，激动地边走边向他摇晃，表示同是一个纳西儿子的道别和问候。

经过数日奔忙，我终于把八驮经书运回了县文化馆。

我怀着满腔热情向馆里汇报，满以为自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可哪里想到我的辛苦和付出换来的不但不是赞许和肯定，反而是冷酷的斥责和吓人的政治帽子，说我是为封建迷信复辟活动张目。他们不但不给我报销驮运东巴经书的驮运费，反而勒令我检查交待自己的罪恶用心，几天的时间里对我批判斗争，把我的“罪行”上纲上线说成是复辟封建迷信的反革命勾当，最后把我划为内定的反动分子。记得那天，是当时的馆长周霖先生（纳西族画家）找我谈话的，他把处分通知递给我，摇着满头的白发，叹了一口气说：“小木，木丽春，别乱想了，人间不会没有走的道路。”我呆呆地看着这一纸通知，冒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从未有过的浑身散了骨架似的乏力。

我被划成了内定反动分子，开除回家，监督生产劳动。面对这残酷无情的打击，这置我于死地的“通知”，我不知如何是好。当时我不过是个20岁出头的毫无社会经验的知识青年，解放时我才是十来岁的孩童，可以说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一夜间竟变成了反革命，陷入了绝境。怎么办呢？回拉市老家吗？家里是富农成分，我的爹妈吃这富农成分的苦还吃不够吗？他们把自己纯嫩如笋的儿子送出门，也就是希望儿子有一个好的前程，如今开除回家，还戴着一顶比富农成分还严重的反动分子的帽子，他们能受得住吗？我能在爹妈心口的伤疤上再撒上辣子盐巴吗？！

我朝着拉市老家的方向呆望，拉市大山的背后，就是通往石鼓的山路……石鼓！绝望中的我顿时想起，那坐落在长江第一湾的石鼓，1957年我在那儿参加扫盲时不是结识过一个姑娘吗？我到过她家，她上无兄长，下无弟弟，就两姐妹，我们之间也曾有过一种朦胧的感情，在这走投无路的时刻，我何不干脆就奔她家上门去呢？我心头豁亮了，咬咬牙，就决定上石鼓。

可问题是，在当时没有户口关系是寸步难行的。按规定，我被开除回家，我的户口只能转回拉市老家，我得随着户口走，这不是上石鼓的希望要破灭了吗？！在急迫中猛然想起了一个人，我赶忙奔派出所而去。到了大研镇派出所，把头探进办户口手续的那个窗口，工作人员认出了我，客气地招呼：“啊，小木，你来办什么事情？”我立即按路上想好的一套谎言哄他说：“老和同志，上面批准了我自愿下放到石鼓落户锻炼改造的要求，我是来办理户口转移手续的，请你给我办一下吧！”老和冲我笑了笑，说了两句鼓励的话，很快就给我办完了手续。我心里这个高兴啊！我这下尝到了什么是绝路逢生的滋味了。

进了石鼓镇保夫落村我心中向往的那位姑娘的家门，我直言了来意。听了我简要的陈说，善良的姑娘和她心地宽厚的父母感到很突然，也感到很无奈，但他们没有把我赶出家门，他们最终接纳了我，接纳了这个厄难中无家可归、有家难归的小伙子。我真不敢想像，如果这次求助失败，我还能走到哪里去？我的生命承受力还能坚持多久？所以，我对这位姑娘——后来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所给予我的恩情，是终生地刻骨铭心！

我被内定为“反动分子”的通知发到我老家所在地的乡政府，又从乡政府打回县文教局，文教局探知我到了石鼓上了门，便又很快地把通知转到了石鼓。石鼓方面得知我是一个应当进行监督生产劳动的“反动分子”，村里领导就通知我到“四类分子”（地、富、反、坏）集训的“学好队”里接受改造，村上的亲戚劝说我的妻子莫找反革命男人，动员她跟我离婚，我的妻子不肯。他们就把我的妻子推荐出去参加了教师工作，而把我支派到丽华公路的工地去挖公路。我在石鼓好景不长，妻子走了，我也无奈地卷着行李向丽华公路的工地走去。

人在劫难中，最想念的是自己的母亲。我走在路上，止不住地挂念起我的妈妈，在上公路工地之前一定要去看望一下我的劳苦一生的妈妈。

天黑了，我轻轻地挪开门拴，进到院坝里，见厨房亮着，我对着厨房喊了一声“妈”，没有回应，我又连续喊了几声，房里不但没有回声，反而发出一种压抑的凄惨的抽泣声，我走进厨房，见妈拢着弟和妹蜷缩在灶门前，我又说了一句“妈，我回来了。”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撇下弟妹，冲上来一把抱住我，左摸摸右捏捏，知我是个活人时突然“哇”地爆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过了一会儿，妈抽噎着说：“儿啊，只听说是你遭开除了，你骑青马（指江水）走了……”原来，村里谣传说我被开除后跳金沙江死了，刚才我进屋喊妈时，妈妈以为是我的阴魂回家了，所以吓得他们又恐惧又伤心。

到了丽华公路工地，我找见了我的父亲，父亲见到了我，噙着满眶的热泪说：“村里传来消息，说你丢失了，还说你跳金沙江了……”父亲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儿，越是碰到厄难越要往前看，前面有长着绿树的路，不要老是看自己的影子……”

人生就是祸福难测，祸福相依。正当我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是1959年3月间，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同志带着高登智、梁凡生二同志来丽江考察工作。他们到来后，因我和牛相奎是20岁发表《玉龙第三国》的青年作者，他们询问了我们的情况，了解到两位作者中，一个在街道修缮队里卖工度日，一个被开除公职，在铜厂劳动改造。他们到丽江县委了解调查，问我是为何开除，当事人回答说我是富农，当时高登智问是不是富农分子，他们说是富农子女，说我的思想反动，为封建迷信复辟鸣锣开道。后经省、地委宣传部门反复调查，认为我抢救东巴经没有错，更不能说是思想反动，责令当时的地委宣传部部长张元瑞同志落实我的政策。但是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当时在县委宣传部搞肃反工作的人，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故意刁难我。张元瑞同志气愤地说，既然你们县里不收回他，那地区就要他！这样张元瑞同志就把牛相奎和我的工作落实到地区歌舞团了。

我到地委宣传部报到，一个姓杨的干事接待了我，叫我先暂去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协助工作。我到了那里，省调查队有一个东巴经典翻译小组，他们叫我到这个组工作。我在东巴经翻译组里，又是料想不到的遇见了和正才老东巴祭司！他一见我就上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眼里噙满了热泪，哽咽着说：“木同志，你为抢救我们纳西族的东巴经罹难了，受苦了……”

原来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来到丽江后，成立了一个东巴经翻译小组，询问文化馆里有没有东巴经的藏书，这一问，就有人从文化馆的保管室里，从一堆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翻出了我驮运回来的八驮经书。从这时起，八驮经书获得了新的生命，它的价值又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肯定。省调查队沿着八驮经书的来历线索找到了新主中村和正才的家里，这样才把博学的老东巴和正才请到了调查队，作为释读东巴经典的教师。和正才把这些情况慢慢地向我说着，说着，不知怎的，这个年逾70的老人，突然像小孩子一样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他哽咽着说：“木同志，你走后，我也为这八驮经书的事吃尽了苦头，连我的小女阿命……也被逼死了……”

原来，我从新主中村和文质的家里收走了他家的八驮经书以后，村里那伙极左的人，诬说和正才串通我，把和文质的东巴经书拿出去高价出售了，诬说他收了不义之财，为这封建迷信的毒品泛滥成灾鸣锣开道……给和正才加了这些罪名后，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和正才老实交待了八驮经书的实情，他们仍不相信他的交待，最后还把他的小女儿阿命也抓去进行轮番逼供。一个十七八岁的山村小姑娘，她的脸皮薄如嫩芽，怎受得了这般残酷的黑霜蹂躏？她经受不了别人的无中生有的侮辱，负气地拿了一根麻索，在一棵比她年龄还小的树上寻短见了。我心里自责道：阿命，如果不为经书的事，你何至于冤死？阿命，我对不住你了，为抢救东巴经书把你也株连死了，你死得好可怜，好可惜呀……从那时起，我总觉我的心像缺了一角似的，心在滴血珠，隐隐作痛。

我参加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的工作以后，在鲁甸大队下乡期间，又零散地收集到300多卷东巴经书，还有两匹神路图。那次工作告一个段落后，在1963年，中共丽江县委书记徐振康同志拨款一万元，叫我们县文化馆组织力量翻译东巴经典。工作开展以后，馆领导说我年轻力壮，分工我到乡下请东巴祭司，同时收集东巴经书。那次我跑了大东、南溪、天红、龙山、鸣音、塔城等地，一边寻访博学的东巴祭司，一边设法搜集经书。但我所到之处，民间收藏经书，经过几次“运动”的洗劫，所剩无几了，先后仅只收集到500余册。

在丽江县图书馆里收藏的3500多卷东巴经书中，有1700多卷是1958年从和文质家驮运来的那批经书。这批经书，科目系类齐全，经卷足数，是丽江所藏经书中最系统最完整的一套了。

新时期以来，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得到重视，特别是对纳西族的东巴经文化遗产，在国际上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1980年，丽江地区召开东巴会议的时候，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也被邀请来参加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在丽江东巴文化研究室里留住了几天，他在研究室里看到研究人员释读所用的经典，都是他家的东巴经书。一天，我正在吃午饭的时候，东巴世家和文质的儿子阿五得，提着两瓶清酒，找到我的住处来了。他一看见我，一把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红着眼睛激动地说：“木同志，我又看到我家的经书了！全都在着哩！我死了也好跟我的东巴祖先交待清楚了。过去我还怀疑过木同志，真是不该有的误解疙瘩啊！”

阿五得心情平静了些后，不无感慨地说：“遮山的云雾被风吹走，大山在着哩，常绿的树木也在长着哩……”（仲禄整理）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陈独秀最后的生活和政见　作者：丁　弘

鹤山坪在四川江津县乡间的群山环抱之中，远望山峰如仙鹤挺立，林木葱葱，人迹罕至。1939年5月底，陈独秀在战乱中流亡至此，这是他生命的终点。

当时，陈在病中，他给友人的信中谈到：有血压高，“日来头晕耳轰”。来此没有平坦的路，他是坐唯一的交通工具“滑竿”来的，说这儿是一个“极静、凉、可靠”的地方。

陈寄居杨氏山庄的石墙院，这是一个有20多间房的大宅子，是前清一个进士所置房产，此人和三个儿子都已过世，有一孙辈杨学渊在外地工作。他听说陈到达鹤山坪，立即致书家人：“腾出最好的房子，妥为招待。”杨所以如此热情，可能是受到过一些“五四”运动的熏陶，别的找不到理由。陈是一年前刚从监狱放出来的“共党要犯”呀！

陈和妻子潘兰珍借住一间上房，两间厢房。房内陈设原极简单，堆满书籍和箱笼旧物。最醒目的是墙上有岳飞的“还我河山”草书拓片。这个院子闭塞极了，门前的路也是陡峭坎坷的。

陈独秀过去不论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什么地方，家里都是群英荟萃，就是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也是亲朋好友络绎不绝。现在他感到来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

一天，地方忽接到通知，要求各家打扫卫生，特别是清理场上（集市），是新上任的县太爷罗宗文要来此山村。他是一个年轻人，原来是专程拜会陈独秀的。他对陈的礼貌恭敬态度，惊动了这个山村。

生活极清苦，物价又飞涨。陈独秀为了糊口，把朋友送给他的灰鼠袍子也“当”了。他晚年的诗句有：

日白云黄欲暮天，更无多剩此残年，

病如檐雪销难尽，愁似池冰结愈坚。

可见他的处境和心情了。

尽管如此，他不吃“嗟来之食”，对此认真之极。一个被捕之后，背叛共产党的任卓宣（叶青），给陈寄了200元，他立即退回。国民党中央的秘书长朱家骅，他的学生，赠5000元，他立即拒绝。朱又托张国焘转赠，他再次退回，并写信斥责：“请你以后不要多事！”张感慨地说：“仲甫总是如此！”

一些北大的毕业生，陈独秀的学生，成了国民党政要的，如罗家伦、傅斯年等等，到四川重庆来时，都专程来此山村看望老师。看到他如此贫困，不免资助。陈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一些人说：“恩师之情，铭刻在心，不能忘也！”他说：“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他对人说：“收了，王明、康生对我的攻击更有理由了。”

蒋介石了解他的生活情况，叫国库局拨一笔钱给他。国库局派大员亲去处理，江津县银行办事处主任也陪同登门，希望落实此事。陈更是坚决拒绝，“原封退回！”

此真所谓“贫士无财有傲骨，愈穷傲骨愈突兀！”在贫病交加之中，他还有一种“使命感”。1939年5月致友人信中说：“血压高，两耳几于半聋。长久如此，百事俱废矣！心所欲著之书未成，诚堪浩叹！”

这时他要写的书是《小学识字教本》。他认为，“学童识字是盲记如符咒，严重戕残孩子，急待改良。”这是语言学的大工程。上卷书成，当时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致陈独秀函，称“大著斟酌古今诸家学说，煞费苦心，意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惟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如何？”陈坚持己见，认为名实相符，是不可改动的。

为出版事，陈独秀和编译局书信往来达70多次，终未能印刷。最后在1942年油印50份，梁实秋得到一份。到1971年，梁实秋在台湾影印出版。他说：“实在写得好！观点源于唯物论，精详、通达、是生平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底……在我有生之年，总算了了一桩心事。”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他只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加上当时写给朋友的信，1949年6月，香港出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胡适作序）。他虽身居偏僻山野，以其睿智、敏感和博学的基础，仍把握着时势的脉搏，对焦点的问题有更上一层楼的见解。

他说自己“深思熟虑六七年”，始有今天的见解，他否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统治方式，而说“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大众，反对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的政权或无产阶级政权，必然流为史大林个人的格柏乌（克格勃）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还是在1935年，他被押于南京监狱中时，他就怀疑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斯大林政权只是有名义上的存在。”托洛茨基被杀之前，仍认为苏联“本质上仍是工人的国家”，只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陈独秀是走得更远了。

他在鹤山坪得知，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大举入侵波兰，依照秘密协定和德国瓜分波兰时，怒火中烧，愤怒疾书长诗一首，中有“……旁行越邻国，势若吞舟鲸，食人及其类，勋旧一朝烹。黄金握在手，利箭腰间鸣，二者唯君择，逆死顺则生……”他激愤的情绪是无以复加的了。

1942年5月，陈病重了，17日至25日，三度昏厥，并非猝然而逝，当时没有良好的抢救条件。27日晚，9时40分逝世。慷慨解囊办理后事的竟是相识不久的江津人邓蟾秋、邓燮康叔侄两人，墓地也是在邓家的鼎山山麓的康庄，背靠郁郁葱葱的山林，面对日夜奔腾的长江。

葬礼之事安排好之后，忽然县里派专人送来8000大洋，说是蒋介石先生资助料理后事的。这给治丧者一个棘手的难题，经反复研究，当时还是未敢退回。此事发人深思，他是刚刚放出来的阶下囚，何需如此！想来，陈面对蒋介石始终是一个强者，道义上更居于绝对优势。在法庭上，他力陈建党和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正义性，毫无惧色！蒋介石在其死后，以巨款资助，虽是政治姿态，是否也包含着对其人格的崇敬之意呢。难道他不是还想在陈独秀身上沾一点光吗？

陈独秀死非其时，身后寂寞。如果早死一二十年，将会如何轰动！“中央社”只说三句话，连他和“五四”的关系也没提。《申报》提到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办人，著名学者，文学革命的先驱……《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对陈的去世未做报道。

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即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的时候。”

要到什么时候，可以宣传陈独秀呢？

半个世纪过去了，坊间和报刊上果然渐渐多了陈独秀的消息。在21世纪，当中华民族可以客观地梳理20世纪的历史时，他当会更加凸现出来。（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　作者：黎　白

堪称当代第一人

重走当年红军跋涉万水千山的长征路，难！

走遍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及红军西路军走过的所有长征路就更难。

以古稀之年走长达70000多里所有长征路，可谓难上加难。而年已古稀的老红军陈靖却历时近两年，完成了这一难上加难的壮举。陈靖重走长征路与所到之处的党政部门领导座谈，访问民情，讨论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脱贫致富的现实问题，还沿途为部队、机关、工厂、学校、学生作报告，敬谒先烈陵墓，访问流散红军，落实优抚政策，并通过组织，为左倾路线时期被诬害的烈士平反，等等。这一切说明，陈靖重走长征路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忆旧，是一个老红军怀着对国家对党强烈的责任心，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体现当年的长征精神，传播当年的长征精神，这种精神，这种毅力，这种胸怀和耄耋之年完成的这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壮举恐是当代第一人了。

简况统计惊人也感人

这里有一个陈靖重走长征路的简况统计表，很惊人，也很感人。

一、行期、行程和途经省区

行期：1986年9月4日——1988年6月4日，跨三个年头，历21个月，行期640天。

行程：36261公里。

途径：江西、湖南、广西、湖北、贵州、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河南、安徽、新疆、青海、宁夏等15个省、区406个县、市、乡。

二、通过雪山、草地、河流、山川等记要：

翻越八座雪山，海拔4000公尺以上，15座次。

计有扎浪雪山，4600公尺；折多雪山，4296公尺；高尔士雪山，4312公尺；剪子湾山，4296公尺；卡子拉山，4486公尺；理塘东山，4100公尺；海子雪山，4876公尺；阿坝雷达站，4176公尺。

穿越草地计有红原草地320公里；阿坝草地410公里；毛尔盖草地210公里；若尔盖草地250公里。

途经山川、河流

经过海拔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40座；河流1096条次，其中流程300公里以上的名江大河41条。穿越戈壁1166公里。

三、座谈、报告，传递信息

与当地党政部门领导座谈273次，计2884人次。共同讨论长征的历史问题和脱贫致富的现实问题；

为老区传递矿产资源、种植养殖、干果加工、畜牧、劳务输出、运输等方面经济信息914条次。

沿途为各地大中专学校、部队、工厂、机关作报告97场，听众达48500人次。

敬谒与祭扫

敬谒革命先驱、先烈和战友邓恩铭、向警予、周逸群、林伯渠、董必武、王维舟、甘祖昌等的故乡、故里、故居等290处。

祭扫红军烈士王尔琢、段德昌、贺英、贺满姑、王炳南等坟墓约3850多座。

四、访问与平反

在地方组织的支持下，为历史上被诬害的同志平反与正名

冉少波，1934年任红三军黔东苏区独立师师长，长征前夕被左倾路线的领导所错杀。冉少波同志之子所写的999封上诉书信，多年来未获落实。1959年到1962年，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在调阅档案、资料，并经慎重讨论，曾有明确认定冉少波同志确系被诬杀应予改正的结论，但由于复杂的原因，并未落实。此次陈靖协同铜川地委、印江县委经过一周的调阅档案，认真研究、核实，终于在三方面（上级地委、重证小组和冉少波家属）参加的会议上，为冉少波同志正式平反。此冤案经过40余年，终于昭雪。

席大民，1936年红军第二、第六军团长征中在贵州建立苏区，组成中华苏维埃川滇黔革命委员会，委任席大民同志为贵州抗日救国军副司令。红军长征离开此地区后，席大民率领坚持斗争的红军武装与强敌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因叛徒告密不幸被俘，在国民党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而遭杀害，但被一些不负责任的人乱写报告材料和文章，并载入军事博物馆和中华书局的档案和史册，而成为反革命，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改正”，但未予公布。此次，经陈靖与毕节地区党史部门一起进一步上询下调，弄清真相，撰文公诸于世。

麻孜阿布（汉名马俊），藏族独立第二师师长。长征前遭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执行中央左倾肃反路线予以诬杀。多年来，原红军及地方的知情同志皆表示应予以平反，但一直未获批准。陈靖到现地区作了专门调查，撰文呼吁在《解放军报》上发表，才获得平反。

安登榜，羌族，曾任红军“松潘番民游击大队”大队长。在红军过草地前，为红军筹粮，遭坏人杀害，却长期被错认是反革命分子。陈靖协同地方政府弄清了事实真相，撰文发表，为烈士安登榜同志正名。

一位古稀之年的老红军重走长征路，即使是单纯怀念往昔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也是很有意义的。而陈靖重走长征路，却为国、为党为民，为受诬害沉沦几十年的烈士做出了如此大量而艰辛的工作，在重走之前陈靖就作了各方面的资料、科普和市场信息等等准备，因地实施，卓有成效，这就远远超出了一般重走长征路的意义。应该受到尊敬，名标青史的。

沿途写下的诗歌和文学作品充满激情又独具特色

陈靖同志在红军时期及以后历次革命战争时期大都是做政治领导工作和文艺工作的，是与陈毅元帅同时于1959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红军作家。因此，几万里的重走长征路途中，他带着浓烈的感情和革命情操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诗歌、通讯报告，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

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90多篇文章，在《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74篇，反映强烈。他是诗人，沿途每到一个县，都写几首短诗，全部是满怀激情即兴地写在当地特有的树叶上，共有400余首，并且出版成集，可谓真正的草叶集。据我所知，至少先后出版了诗集（配照片）、文集《重走长征路》、诗文集《诗言史》、《长征路上》等四本，近百万字。

重走长征路，陈靖受到很多真诚而热情的款待。但也遇到过令他愤慨的不如意的事情。他曾亲自和我谈过一件事，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陈靖的品格和个性。

重走途中，路过当年苏区一个重要县，县领导对耄耋之年老红军重走长征路由衷地敬佩，进行了热情的接待。摆上一桌山珍佳肴是习俗和一种很难讲明白对与错的传统。贫困的老区县份也很难例外。有宴席自当有酒，于是席上摆了著名的茅台酒。没有料到的是，陈靖对人对事，是讲原则不管情面的。当县领导拿起茅台向陈靖敬酒时，陈靖按捺不住了，拿起那瓶茅台酒，一下摔到地上，酒瓶粉碎，满屋酒香。赴宴的县领导大惊失措。陈靖气愤地说：“你们和我出去看看！”他率先走出宾馆，来到离县城十几里路的山脚下，指着一些岩石山洞，说：“进来，你们看看吧！”

山洞里住着老百姓，没有桌椅家具，没有存粮，一张破床铺着稻草，一床被子千疮百孔，食具是破旧的陶器，几乎是原始人——陕西半坡村出土的几千年前居民生活的模样。石洞里的一家老小全都衣不蔽体，严冬季节，洞里烧着一棵树根，烟气熏人，使人难以睁眼，难以呼吸，一家老小惊慌地挤在洞中一角，看着进来的这么多位“青天大老爷”，不敢出声。

陈靖十分激动地说：“看看，离你们衙门不远的地方，群众过的是什么生活？这里是1927年就创建起来的老苏区革命根据地，几十年过去了，群众的生活比过去还不如，你们当县领导的就这么问心无愧？就有钱摆席喝茅台酒？你们是共产党员吗？”

重走长征路的真实记录

陈靖所谈的这桩真实的故事到此为止，他谈时仍面红耳赤很为愤慨，“故事”却没有结尾。

陈靖重走长征路当然不可能像当年红军长征时一样的步行，一样的吃糠、吃野菜，甚至吃皮带。他的行动得到了徐向前元帅的支持。给他写了“重走长征路”、“温故而知新，老马当识途”，“实事求是写史，任重道远而前”的题词，并且亲自在家中接见了陈靖，给予亲切的支持。也得到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的批准和支持。更得到了他的老战友，有关地区的军区领导的大力支持，得到了沿途省市县领导的热情支持。他是配备了汽车并携妻子和在部队工作的子女和三四位同行的工作人员一起踏上征途的。做了充分物质准备和思想准备，有周密计划。

但是，尽管重走长征路非比当年红军的长征，而实际上艰险仍是常人难以想像的。

陈靖本人在他的著作中所讲的一些情况，应是真实的记录：

……这72000里的道路，绝大部分都是十分偏僻而闭塞的地方。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老、少、边、山、穷占全了。这些地区的关键部分，是“世界屋脊”东部，充满离奇的色彩，到处是怪石嶙峋，洪荒神秘，雪山草地，戈壁荒滩，同内地“人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这里人迹罕见，鸟雀难飞，气候变化莫测，道路在险恶的岭壑间缠来绕去。历史上传留下来那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在这里却成通达而繁华的坦途了。是的，不少地方已有了地区级、县级公路。但路况很不好，弯急坡陡，曲如盘肠，车子常常在悬崖陡壁间爬行。头上是严酷冷面的雪山，脚下是奔腾咆哮的激流。青年人开玩笑地说：要是从这里掉下去，就像一粒砂子落进大瓮里，什么反响也没有。这一点不夸大。一次，车子爬上海拔4200米的巴塘东山（海子山），突然陷入雪沼里达一个多小时。高山缺氧，每个人的脸上成了猪肝色，终于等到一辆去西藏的车，才帮助我们安全离开这座雪山。又一次，在离草原两三百里的甘孚路上，车子在一段不过百米的沼泽滞入污泥之中。折腾了三个小时才“拔”出来。在秦岭南麓的一次北行中，突然被塌方拦住了去路，我们只好把行李背过去。在大巴山南访问老后，需要抢时间过一条河。我们安全到达旺苍城后，县政府的同志说，他们刚接到电话，我们刚过不久，一辆卡车就被泥石流打翻了。640天，我们走了406个地、市、县、乡，每地平均不到两天。不少老同志关心地问我，这样的长途生活，别说风险，如何“适应水土”这一点，对于一个70岁的人来说，就很难设想。事后，我自己也这样想过。得到的回答是这样两句话：“长征精神水土服，一路人家是我家”。这“一路人家”就是沿途的党、政、军、民。

由江西进入湖南，总想抓时间锻炼适应山区的能力。不料，在武陵县却摔伤了左脚。经土医折腾了几个小时，入夜发高烧，到大庸县医院检查，结果是粉碎性骨折。院方主张送我去长沙或常德治疗。但“重征”不能顺延，否则就要推迟一年。县委采纳了我的意见，只好连夜打石膏，找街道木工赶制双拐。不到48小时，继续上路。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当进入湖北恩施地区时，病情有反复，急需换石膏，可是当地无此材料。为此，恩施专区和军分区的领导同志，派专人到来凤、宣恩和鹤峰三县寻找。虽然寻遍了这个地区都没有此物，但这种极端负责的精神胜过任何灵丹妙药。后来的路上，经湘西再入黔东，改制双拐，再换夹板，涂药消肿等等，伤病渐渐好转了。150天所遇到的那种“扶伤”精神，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感人肺腑。这种意外如果不是发生在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路上，说不定会中途而废。

……重征路上，还有几位相继同我并肩而行的同志……大家为了协助我工作，600多天只休过一个星期天。每到一地，收集材料，日夜走访，现地勘察，进行多方面座谈调查，反复研究，整理成文。与此同时，还拍摄1000多张照片，几十个小时的录像等等。在生活上，大家付出很大的劳动，非常辛苦。我们不仅带了不少资料和器物，每个人还必须带着四季衣服和用品，大小包共38个，重达两三百公斤。每到一地搬上搬下，还要防止失落和损坏等等，每个人都非常艰辛……

陈靖自己的体验和感受，是他重走长征路的最恰当的写照。（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4期 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　作者：傅国涌

在中国大陆，对王云五这个名字人们陌生已久。然而，半个多世纪前他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凡是读过书的人又有谁未曾读过“王云五主编”的书籍呢？仅仅是他主编的“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就有4000余册，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学科知识领域；《王云五大字典》曾经是学生和家庭的必备工具书；他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在工具书编排、索引编制、档案管理、图书馆卡片排列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他只受过不足5年的学校教育，完全依靠自学成才，却做过胡适的英文老师。他没有任何学历，1955年到1969年的15年间却在台湾政治大学指导了23篇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培养了金耀基等杰出英才（大陆自己培养第一批博士是在80年代初）。在他富有传奇色彩的91年人生中，20世纪20到40年代主持商务印书馆的25年，无疑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页，创造了出版史上让后人难以企及的一个个高峰，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正如金耀基说的，“先生出身平凡的学徒，自强不息，以牛马骆驼之精神，苦斗不懈，终成一代奇人。先生在学术文化政治教育上独特之贡献皆已化为时代共有的资产。惟千百年后，先生仍将被记得他是《万有文库》的主编者；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现代科学管理之先驱；云五图书馆之缔造人；商务印书馆的伟大斗士与化身。王云五三个字已成为一空无依傍的人，凭一己之努力攀登社会巅峰的象征。”

一

王云五（1888—1979），广东省香山县泮沙村人，出生于上海租界，正名之瑞，小名日祥，14岁取别字“云五”，“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17岁开始发表译作，笔名“出岫”，意为“云无心而出岫”，并由此化出常用的别号“岫庐”。

他3岁回故乡度过了童年时代，6岁开始随大哥日华读《三字经》、《千字文》。他个头矮小，脑袋奇大，体质很弱，性格羞怯，加上母亲对他管教甚严，平日很少走出家门。7岁时父亲让他大哥带他去上海，随后他大哥回乡应试，并顺利地通过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患足疾逝于乡下。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由于这一缘故，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之路，送他进私塾，本意只是多识几个字，为日后经商准备条件。14岁那年，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当学徒，晚上到夜校学英文，开始他的半工半读生涯。因为他上班看书，被老板炒了鱿鱼。1904年，16岁的王云五进一家同文馆修业，并在一家英文夜校当助教，自谋生计。在同文馆一年，他博览英文原著，建立起“天下没有读不通的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的自信心。不久，他又成了益智书室唯一的教师，组织振群学社，自任社长。他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只断断续续上过几年学，全凭自学，即使在辍学经商的岁月里，他始终坚持学习英语。他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了35卷《大英百科全书》，并在三年中通读一遍，成为“他一生中最有传奇色彩的读书佳话”，也因此他才得以执鞭从教。

在经历了十多年艰辛曲折的求学与刻苦的自学道路之后，1908年10月，才20出头的王云五受聘到中国公学任教，成为胡适的老师。当时的他留着辫子，土气十足，但凭着学识和口才，终于取得了学生的信任。1911年的12月底，一次偶然的机会，使王云五幸运地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当时旅居上海的香山县人氏设宴欢送孙中山，他们公推王云五为主席，他致词后就坐在孙中山的旁边。孙中山对这位小同乡极为欣赏，当即邀请他到总统府担任秘书。在这以前，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针对清末学制流弊提出三点改革意见，很快就得到蔡的回信，对他的方案大加肯定，希望他能到教育部“相助为理”。孙中山同意他上午在总统府接待处工作，下午至教育部供职。不久，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王云五随教育部北迁北京。在此期间，他曾为《民主日报》撰写社论，在国民大学（后改名中国大学）教授英文。

1914年，他任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处编译股主任，他对工作的忘我程度和工作能力让人刮目相看。他晚年回忆当时翻译一篇中美合约的情况：“我立即开始工作，从当日下午五时起，夜间仅睡二小时，迄次日午后三时，计实际工作二十小时，而成稿二万六千字……”1917年秋天，他担任三省禁烟特派员时，卷入收购外商鸦片的存土案，因“合法”拿回扣而被迫辞职，告别了他近6年的官场生活。

此后3年，他在上海闭门读书，并从事著译，研究过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广泛涉猎西方新著作，学习法文和德文，翻译了罗素的《社会改造原理》，学识大有长进。1920年他应邀为公民书局主编一套“公民丛书”，这是他进入商务印书馆之前涉足出版业仅有的经验。

二

王云五有幸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文化转型的大时代，1921年对他来说无疑是个最重要的年头，他登上中国出版和文化界的大舞台，从此揭开了他一生事业的序幕，也揭开了中国出版史上辉煌的一页。

创办于1897年、有了24年筚路蓝缕历史的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五四新文化浪潮的冲刷之后正面临着新的转折，急于物色一位懂外语、学贯中西的新人来主持编辑出版事务。最初，张元济、高梦旦目光所关注的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当胡适举荐他的老师王云五自代时，他们惊诧不已，因为他们还不知道王云五其人。1921年7月23日，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评价王云五：

他曾教我英文。他是一个完全自修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今年34岁，每日必要读一百页的外国书。

9月1日胡适日记中说：“云五的学问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

胡适的极力推荐，使商务接纳了当时汲汲无名的王云五，一个没有文凭的自学成才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元济、高梦旦——这些创造了商务第一轮辉煌的出版巨人们的气度、胸怀和眼光。这个身材矮小、貌不惊人的王云五果然不负所托，以他出色的管理才华和他过人的胆识，让商务始终站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沿。

1921年9月16日，也是传统的中秋节，王云五正式跨进商务印书馆的大门。不到两个月（11月13日），他就系统地提出《改进编译所意见书》。1922年1月他接任编译所长要职，开始他一生的出版生涯，成为中国出版现代化卓有成效的探索者。他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大量起用学有专长的新人，扩大机构，以现代学科分类重新改组编译所，提高工作效率，革新《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期刊，致力于传播新知识、新思想，介绍新学科，使商务印书馆形象一新。

在他主持下，短短几年内就出版了50多种大型丛书，包括百科小丛书、农业小丛书、商业小丛书、师范小丛书、算学小丛书、新时代史地丛书、国学小丛书等，为他以后编《万有文库》奠定了基础。他计划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虽然没有成功，但1928年起他主编的《万有文库》，统一版式排印出版中外名著，古今中外，包罗万象，可惜出了两集1700种、4000册之后，由于战乱而未能全部完成。这已经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大盛事，出版规模可谓空前未有，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只要购买《万有文库》，就等于建立了一所小型图书馆。王云五当年策划《万有文库》，其雄心就是要通过这套丛书，“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他的这一雄心被美国《纽约时报》称为“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他“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王云五忠诚于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乃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恩泽惠及无数读书人。

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的知识大量涌入，工具书的编纂是当务之急。然而，传统的部首检索法却十分繁琐不便。王云五总结前人的改革设想，苦思半年，决定从号码检字寻找出路。他把笔划分为五类，一是横和挑，二是直和直钩，三是撇，四是点和捺，五是曲折，分别用数码表示，进行编码，终于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那就是“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带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并以此法编了《王云五大字典》和《王云五小字典》等不少工具书，曾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此外，他兼任东方图书馆馆长，首创民营企业藏书向社会开放的先例。他举办图书馆学习班，对外培训图书管理专业人才，还推介和完善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商务印书馆在他手上达到鼎盛时期，其规模和组织的庞大齐全，现在也没有多少出版社可与之比肩。

王云五以勤奋、博学、务实、进取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品格，成为名垂史册的出版巨子，对中国20世纪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这一时期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发表《五卅事件之责任与善后》长文，公开批评租界当局，并同意《东方》编印“五卅事件特辑”，受到起诉，在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中，最终只是以罚款200元了事。叶圣陶、茅盾、郑振铎等商务编辑出版《公理日报》，他也没有干预。二是在当时激烈的工潮中，虽然作为管理者，他代表资方，但当军阀要插手工潮时他的表现却让人不无吃惊。据茅盾回忆录，1925年6月，商务印书馆职工大罢工，劳、资双方代表正在举行第二次谈判，突然一个凶煞似的军官带着几个士兵闯了进来，称“本营长奉淞沪镇守使之命，前来给你们调解。你们双方各坐一边，给我坐好！”在看了罢工委员会的《复工条件》和资方表示能接受的答复条件后宣布：“你们工人不是要加工钱么？我说可以。商务印书馆有的是钱嘛。你们工人又说要成立工会么？那不成。联帅（孙传芳）命令取缔一切工会。几千人罢工，地方治安就不能维持了。我限你们双方今天立即签字复工！”并威胁道：“明天，我派兵来。一定要复工！”说着就往外走。王云五突然快步向前，拉住他，扑的跪在地下哀求道：“请营长息怒，宽限一两天，我们自己解决，千万不要劳您派兵来。”营长不置可否就走了。王云五回身对大家痛哭说：“我们双方都让步一点，免得外人来干涉。”工潮最后以“商务”资方的让步而告终。

三

1929年秋王云五一度离开商务印书馆，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法制组主任，但他仍然心系商务。1930年春，当商务印书馆聘请他出任总经理时，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实行总经理负责制，二是允许他出国考察半年。他随即出访欧美、亚洲九国，考察企业管理，半年之后他回到上海，“拟订全面改革计划草案，明确各岗位职责，严定工作标准，以薪金为调节手段。”他推行的“科学管理法”虽然受到抵制，但其中闪耀着“现代企业制度的火花”（郭汾阳语）。

他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炮火炸毁，损失极为惨重，这是商务印书馆历史上最大的劫难。面对大灾难，王云五曾有过犹豫和动摇，但他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很快以其文化良知，坚定地负起了责任，开始他出版事业中新一轮的跋涉。他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响亮口号，同时宣布“日出新书一种”。为振兴文运所系的商务印书馆，他不辞劳苦，不惜生命，几乎想尽了一切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就恢复了商务往日的繁荣和兴旺。到1933年，他复兴了东方图书馆，编印了《万有文库》续编、《小学生文库》，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千余万册，各种字典数十万本，重要参考书数百种。商务印书馆在30年代中国的影响之大，可用一个统计数字说明，仅仅1934至1936年的三年间就出新书12024册，占全国同期新书出版数的48%，占有全国图书市场52%的份额，规模之大、业务之广、技术之高，在当时中国的出版业中都绝无仅有，曾被誉为“东方文化之中心机关”，达到了商务百年史上的鼎盛时期。特别是王云五组织出版的“大学丛书”，为此建立了由蔡元培领衔、包括了56名各学科一流专家的编辑委员会，到1937年全面抗战前共出书200多种，结束了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科书垄断中国高等教育的旧时代，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重要标志之一。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用现代科学眼光审视和批判传统文化，不少著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是20世纪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他领导下，商务印书馆不仅完成了“日出新书一种”的目标，而且与文化界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商务作者群中不乏权威的学者，也有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培养了很多文化史上杰出的英才。

商务印书馆在“一·二八”的废墟上迅速复兴，创造了商务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出书品种、规模和实际资产都超过了“一·二八”前，这是“世界出版史和文化史的一个奇迹”（王建辉语）。这一切都是与王云五的努力分不开的。书虽然是有形的，但“其中蕴涵着一种无形的精神，这些丛书大多是在大劫之后进行的，体现了他不辞艰辛不屈不挠的文化精神”，也就是绵延不绝的“书局精神”。

遗憾的是，好景不长，王云五主持重建的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时再度惨遭日机轰炸。战争迫使商务印书馆几度迁移，最终迁到重庆，王云五以“复兴中华”为号召，他的“科学管理法”也收到了很大效果，使商务在艰难的条件下仍持续得到发展，推出了《中学文库》、《王云五新辞典》等广受欢迎的出版物。

从1938年起，王云五虽然担任国民参政员，但是从上海到长沙，从香港到重庆，在国难当头的岁月里，他一直与商务印书馆共患难，以致身心憔悴。到1946年5月他辞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一职，他主持商务的编辑工作和馆务共计25年，其中任编译所长9年、总经理16年，在20年代到40年代，凡是读书识字的人，几乎都读过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物，几乎人人都知道王云五其人，正是他继张元济之后将商务印书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理念发扬光大。

四

1938年王云五被国民党当局选为参政员时曾说过一番话——

我向来是主张本位救国的，所以近十年来，专就自己主持的出版事业努力，认为直接有益于社会，便是间接为国家致力，因此，对于政治不愿直接参与。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目前却不然了，国家到了这个严重的时期，全国人民的智能、资力和生命，都有随时受国家征发的义务。我这次被选任参政员，正如一个壮丁被征入伍。新入伍的壮丁只能说：“我当努力尽职”！

这一时期他虽然参与政治，但主要还是经营商务的出版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他作为38位政协代表、9位无党无派代表之一参加了政协会议。5月，他以“社会贤达”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终于踏上弃文从政、弃商从政之路，这一年他58岁。

王云五早年有过从政的经历，1912年曾在北京参加宋教仁组织的国民党，但1927年就退党了。他是以无党无派的身份，以主持商务印书馆成功而名动一时，并因此受到各方注目。

随后的两年半时间，他先后担任过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等职。1948年，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前夕，蒋介石起用“社会贤达”，王云五在翁文灏内阁出任财政部长要职，以霹雳手段主持币制改革，酿成了臭名昭著的金圆券风潮。王云五因此声名狼藉，也因此他虽然已辞职。但中共中央1948年12月25日公布的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中，王云五还是名列第15名“罪大恶极，是国人皆曰可杀者”。1949年后他去了香港、台湾，继续从政，曾官至“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代理“行政院长”。

1963年12月，77岁高龄的王云五辞去一切政府职务，重操旧业，就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直至92岁去世，15年间他再度开创了新的出版事业，推出大量优秀著作，弘扬中华文化。他主持出版的《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中山自然科学大辞典》、《中正科技大辞典》都对汉语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一生前后主持商务印书馆达40年之久，是中国出版史上无法回避的巨人，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对中国的文明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他去世前七年多，他预立遗嘱，把全部藏书和钱款捐出，建立王云五图书馆。此外，他还主持了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工作。淡出政坛后，他潜心著书立说，写下了《岫庐八十自述》、《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教育思想史》等著作，尤其是前面三部长达百万字回忆为后人研究中国百年史和商务印书馆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史料。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因心脏病发作逝世。逝世前几天还奋力执笔为商务老前辈张元济的《涉园序跋集录》写跋文，为后人研究商务印书馆留下了一份极其宝贵的史料。

在海峡的此岸，因为王云五1946年后的这段从政经历，长期以来他被刻意地遗忘了。即使在纪念商务百年时也鲜有人提及他当年的贡献，出版界、史学界对他都是讳莫如深。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沉寂之后，1997年12月学林出版社出版了《旧学新探：王云五论学文选》（关鸿、魏平主编），作为“海外学者文丛”的一本，包括忆旧、论学、杂述三部分，大多数是王云五到台湾后发表的文章。这是1949年后大陆出版的第一部王云五的著作。1999年9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第一部《王云五评传》（郭太风著）。2000年7月，王建辉的博士论文《文化的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之后，王云五这位曾经在中国出版、文化等领域名声煊赫、影响至大的历史人物终于重新浮出水面。拨开历史的灰尘，后世的人们将长久地记得商务印书馆，记得王云五这个名字。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母亲冯慧德的政治生涯　作者：齐翔延

只身北上，大学深造

我们的母亲于1905年7月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县农村的一个殷实家庭。她是家中惟一的女孩，也是最小的，难免娇生惯养，倒也因此少受许多封建束缚。外祖母本来要给她缠足，经她一哭一闹就罢了。她的童年可以算是快乐的，可惜好景不长。她13岁那年外祖母辞世，外祖父和舅舅们都出外谋生，她从此失去了母爱，也少有人来关怀照顾她。几年后她随外祖父到了上海。那时，她有个姨表兄，名叫章光明，在上海永安公司任职，是中共地下党员，常给她讲些革命的道理，介绍她读一些进步书籍，并且时不时地带回一些传单等宣传品藏在她那里，对她影响挺大。但是姨婆家比较贫困，只想找个身强力壮的媳妇当劳动力。为了割断他们表兄妹之间的感情，姨婆不久就为表舅讨来一个童养媳。

1923年，在母亲快满18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跨进正规学校的大门，即上海爱国女子中学，那是蔡元培先生创办的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在同班同学当中，母亲的年龄偏大，学习相当吃力，但她还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无论募捐还是宣传都走在前列。老师们经常夸她作文写得好，校长也喜欢她，常把一些工作交给她去做，从多方面帮助她鼓励她，于是她成了这所学校一个小有名气的学生。

1926年，母亲完成了高中的学业，这时候她已经21岁了，家里人打算给她找个婆家嫁出去，可是母亲一心想到北平去上大学。全家人一致反对，她与家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外祖父已重病在身，对她说：“我病成这个样子，来日无多，你去北平我就再看不见你了。”母亲仍然坚持要北上，外祖父威胁说：“你要去就自谋生路，我可不给你寄钱！”舅舅们则说：“她哪儿是去上大学，无非是想找个男人嫁了好享福！”母亲坚定地回答说：“钱不用给我寄，我自己勤工俭学。大学我一定要上，而且决不半途而废。不毕业决不结婚！”母亲就这样只身到北平上大学去了。

从此她脱离了旧家庭，接触到北方新鲜的政治空气，受到新思潮的熏陶，根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

四年同窗，情投意合

母亲到北平以后，报考了中国大学国学系。该系系主任吴承仕教授是章太炎先生的四大弟子之一，著名的经学家，他治学严谨，对学生要求极严。母亲感到自己各方面的知识都很欠缺，所以终日埋头于书案间。她与我们的父亲齐燕铭同班，渐渐发现父亲为人谦和，处世谨慎，不露锋芒，而熟知经史子集，国学基础深厚，因此常常向父亲请教。他俩天天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母亲在北平举目无亲，父亲就常把母亲请到自己家里去。父亲的祖母、父母亲以及他的弟弟妹妹都很喜欢母亲，母亲对父亲也从仰慕到爱慕。但是在校的几年间他们只是用功读书，互相帮助，老师和同学们对他俩的印象很好，但都没想到他俩是一对恋人。直到1930年他们毕业了，这一对恋人宣布结婚的时候，大家才不胜惊喜。老师做证婚人，同学和朋友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桩幸福美满的婚姻。

母亲结识父亲，不仅使她在大学期间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而且找到了志同道合的终生伴侣。后来人生道路上的种种艰难曲折，严峻考验，丝毫都没能动摇他们相互间的信任与忠诚。

毅然决断，投身革命

父亲毕业后立即应聘为本校国学系讲师，成为吴承仕教授的得力助手，父母事业家庭双晖。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时局动荡打乱他们平静的生活，父母亲订阅许多报纸杂志，密切注视日寇侵华事态的发展。

中国大学是当时北平革命力量最强的学校之一，中国共产党及其外围组织在那里十分活跃，许多知名的革命家都出自该校。父亲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之余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关心苏联的革命与建设，频频参与进步组织的活动，积极支持学生运动，创办进步刊物《文史》、《盍旦》，发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反对不抵抗主义、呼吁全民奋起抗日救国的文章，并且在教师中间进行宣传工作，尽量团结大学教授和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共同与反动势力作斗争。父亲还把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介绍给吴承仕教授，每周约请吴承仕教授和其他几位朋友到家里来讨论时局，研究对策。母亲作为女主人，除了热情接待客人以外，也常常参与他们的讨论。在后来的“一二·九”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中，中国大学的进步团体都站在前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经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部长李大章批准，成立了中共特别小组，父亲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还有张致祥等同志，由陈伯达负责与北方局直接联系。

母亲当时对共产党员非常敬佩，把父亲请到家里来聚会的人都视为亲人。他们经常谈到大半夜，母亲除了热情款待他们，还为他们看门。那个时候陈伯达生活很贫困，母亲常常资助他。有一次陈伯达被特务盯梢，母亲送他到朋友罗常培教授家去躲藏。后来形势紧张了，陈伯达要离开北平，母亲变卖了自己的首饰为他筹集路费。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局势日益恶化，父亲常常外出，有时深夜不归。父亲面临重大抉择：或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或离家赴抗日斗争第一线。那时候母亲临产，已有的四个孩子都很小，最大的不满六岁，还有祖父母要人赡养照顾，家里又没有积蓄和其他财产，生活全靠父亲的工薪。父亲一走，家里人的生活怎么办？母亲深明大义，要父亲立即下决心离开北平，并且亲自拖着笨重的身子去给父亲买火车票，又交给他几件首饰，就匆匆送他上了车。母亲勇敢地独自挑起了养家的重担，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坚定地支持父亲离家到抗日斗争第一线去。

勇敢斗争，携雏南下

不久，母亲生下小妹，一时无法外出工作，为了节省开支，母亲带着我们五个孩子搬到祖父母家去挤在一起住。我们的小叔叔齐振铎是清华大学学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而且是北平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兼任市民大队队长。为了在敌人铁蹄下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没有随校南迁，在家经常与母亲谈论抗日斗争的形势，也常带给母亲一些宣传品、文件和苏联小说，并且把一些重要资料存在母亲处。他不在家的时候，来找他的人都由母亲接待，他认定母亲是自己的助手和最可信赖的人。

1938年初夏，日寇举行大搜捕，半夜翻墙到我们家里来搜查。正巧那天母亲刚刚为小叔叔藏了一些文件和书刊，她急中生智连忙把这些东西塞在沙发扶手下面。敌人进屋搜查的时候，母亲十分镇定地从衣柜中拿出一包包小孩的衣被，待敌人查完一包就接过来搁在沙发上，东西越堆越高。敌人查了半天一无所获，再看看这一间小屋里挤着五个小孩，料想找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只好走了。当时小叔叔在北屋，而我们在东屋，相互隔离不许走动，敌人在我们屋搜查的时间最长，把叔叔急坏了。他不明情况，更担心文件被搜出。最后没有出任何问题，小叔叔由此对母亲的机智勇敢十分感佩。

1938年11月，北平地下党组织遭到敌特破坏，小叔叔失去了组织关系。母亲劝他赶快离开，并且主动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让他去天津找张致祥同志。小叔叔通过张致祥同志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后来就到冀东和平西抗日根据地去了。1940年7月26日，他在遵化同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葬于现在的唐山冀东烈士陵园。

小叔叔离开以后，母亲决定外出找工作做。1938年底，母亲带着我的弟弟和一个妹妹乘船去了上海，到位于法租界的爱国女中找到老校长季毅生。他告诉母亲，当时国民党CC组织正深入到各个学校抓权，给爱国女中派来了一个训导主任，现在学校正好缺一名训导副主任。母亲若去任职，难度会很大，既要管训导，又要管教务，还要任年级主任，每周得上几节语文课，更要对付那个顶头上司的种种刁难。母亲毫不犹豫地接了这份工作。

工作一有着落，母亲立刻匆匆返回北平，把可变卖的东西都卖了，将最小的妹妹托给祖父母和叔叔婶婶，带着我和大妹妹乘轮船到上海，直到全国解放我们再也没有回过北平的家。

在上海的那些日子，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她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都不多，而工作相当繁重，还要照顾四个年幼的子女。我们的生活十分清苦，记得有一年春节，母亲用煤油炉子煮了一锅稀饭，我们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抢着吃，母亲在一旁悄悄落泪。

这个时期我们始终没有父亲的消息，母亲时时思念牵挂着父亲，心情很苦闷。但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从不向外人表露，昔日的同窗或朋友主动要接济她，她都一一婉言谢绝。

冲破险阻，投奔光明

1940年初，母亲得知父亲在重庆，就毫不犹豫地要带着我们离开敌占区去找父亲，这个行动要她付出怎样的艰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因为当时内地已经被日寇占领，从上海到重庆要绕过半个中国，途经香港和越南的海防、河内、老街，再经过昆明、贵阳，然后才能到达重庆。母亲是个十分坚强的人，她想做什么事情，不管有多大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她先辞去工作，把稍稍值钱一点的东西都变卖了来筹集路费，还说服了大舅和大舅母让她把大表哥带走，免得大表哥在上海恶劣的环境里学坏了。大舅母不愿意，也不放心，竟至哭起来，可是母亲执意要这样做。于1940年5月不管兵荒马乱，不管前边有多少艰难险阻，母亲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上路了，大表哥当时十三岁，我最小的弟弟才四岁。我们有时坐船，有时坐火车，有时搭乘国民党的运兵车，有时走路，晚上或住小店，或住车站。有一天下大雨，又找不到住处，我们只好在街边的棚子底下避雨。一路上风吹雨打，蚊虫叮咬，我们兄妹几个时常发烧、泻肚、打摆子，还要躲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到达香港的时候，由于语言不通，只得靠写字问路办事。有时我们的食品和日用品被大兵们夺走。越南的火车是人畜共用，加以天气酷热，车厢里又闷又臭。母亲为我们操够了心，吃尽了苦，但她始终精神抖擞，坚信前途光明。

经过几个月的跋涉我们才抵达重庆，然而我们不知道父亲的确切地址，日本飞机又天天轰炸，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有时看到隔岸大火在烧，人影在火光中跑，但母亲把我们几个孩子安顿在小旅店里，一有空隙就出去打听父亲的消息。一天，有个陌生人（事后才知道此人是徐冰同志）到小旅店来找我们，留下一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母亲立刻按这个地址去寻找，终于找到了父亲。

几年不见，父亲的样子变了许多。他戴一顶礼帽，架一副墨镜，还蓄起了小胡子，乍一看有点吓人。他脱了帽子摘了墨镜以后，却又像从前一样和蔼可亲了。他把我们紧紧抱在一起，我们一家人又团圆了！

父亲带母亲去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决定由母亲带我们去延安，而父亲要到太行山去工作。从重庆到西安这一段路我们得自己走，好在父亲可以与我们同行，他到西安以后再转车去洛阳。到了西安，因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着的人太多，组织安排我们先在外边等候，直到去延安的车队出发时间确定以后，才让我们住进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在这期间，父母亲听了董必武同志的时事报告，之后父亲就往洛阳去了，打算从洛阳过黄河赴太行山抗日前线。刚刚团圆的一家人又要离开，我们真是恋恋不舍。

几天以后，去延安的车队尚未出发，父亲突然回来了。原来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洛阳设置障碍，父亲从那里过不了黄河，只好返回。这时候董必武同志决定让父亲与家人一起去延安，然后从晋西北过黄河，我们全家自然十分高兴。母亲脱下旗袍，换上了军装，显得特别神气。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还教我们在路上如何应答各种盘问。

我们的车队开到封锁线的关卡时被国民党特务扣住，搜查盘问了很久。几经交涉，他们仍不肯放行。幸好遇到路过的一位八路军总部负责人，他向国民党提出抗议，最后才放我们走了。虽然此时天色已晚，大家被扣了一天又累又饿，可是都高兴得不得了，唱啊跳啊，庆祝曙光就在前头。当天晚上我们在甘泉宿夜，这一夜的情景印象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0年11月5日，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勇敢坚强地带着我们五个孩子走过半个中国奔赴延安，由此改变了我们的命运。从此我们脱离了苦海，找到了光明。

艰苦磨砺，努力工作

到延安以后，组织又决定父亲先不去前方，留在马列学院工作。母亲则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任教，大表哥冯西到自然科学院学习，翔延、翔安和小慧进了安塞保育院小学，弟弟进了延安保育院，我们一家人各得其所。

这个时期是母亲最愉快、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她走上了革命道路，融入革命大家庭之后，她不再为生计所苦，亦无家室之累，因此她工作学习都特别努力。在延安她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陕北公学的学员年龄都不小了，衣裳破烂，冬天也少有人穿袜子，甚至有人穿着两只不同的鞋子，但是学习都非常努力。谈起国际国内形势，人人都能说一套。母亲上课前，学员们还唱着歌欢迎她，使她深受感动，这样的学生她从未见过，更未教过。

1941年4月1日母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她在各方面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吃的是小米饭，菜只有咸水煮萝卜，有时候一个人连一片菜也分不到，逢年过节才见得着一点肉或者豆腐。这样的苦日子母亲以前没有经历过，但是她毫不在意。她工作努力，积极要求进步，积极参加纺棉花、纺毛线、织毛衣、种地等劳动。对于她来说，这些都是严峻的考验。由于她主观上有强烈的改造自我的要求，这些考验她都愉快而又顺利地通过了。

在延安的六年多时间里，母亲在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工作了两年，在中央党校工作了四年。她的主要任务是给老干部和青年同志上文化课，也曾一度兼任指导员。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前，母亲被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随即同李维汉等同志一起撤离延安，赴晋绥边区。父亲则随叶剑英同志赴西柏坡参加中央土地会议，会后前往晋冀鲁豫传达会议精神。后来经组织决定，母亲与其他四位高级知识分子也列席了土地会议，会后加入土地改革工作队，赴山东工作。以往母亲对劳动人民的认识主要来自文艺作品和理论书籍，她参加了土改以后，切身体会到中国农民的纯朴和他们遭受的苦难，进一步增进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

石家庄市是我军解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中央极为重视，派了一批干部去接管，柯庆施任市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亲自找母亲谈话，要母亲就任石家庄女中校长，母亲立即随队出发。这是她第一次独当一面担负学校领导工作，她处处关心干部和教师的工作、学习、生活，大胆发展党的组织，团结骨干力量，教育学校员工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就在这个时候，傅作义部队妄图突袭石家庄，母亲迅速组织学校备战、迁校，各项工作都顺利地完成了。母亲通过大量的事实使师生员工受到深刻的教育，转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她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提高了。

天津解放以后，母亲于1949年春调任天津河北师范学校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这所学校规模比较大，设有高中、初中、幼儿园，师生员工共数千人。该校原先是国民党三青团的一个据点，因为刚刚解放，校内政治情况复杂。母亲到校以后，首先设法增强干部力量，宣传党的政策，做好统战工作，扩大教师队伍，清除反动分子，使学校比较快地走上正轨。

这段时期父母亲的工作都很忙。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父亲每天只能睡两三小时的觉。母亲也是日夜操劳，吃住在学校。他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谁也照顾不了谁，常年难得见一面。

1951年暑假后，母亲调中央教育部工作，父母亲在周恩来总理住的西花厅前院有了一个两间平房的家，他们总算又可以在一起生活了。

50年代末，母亲调任北京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她在农大工作了七年半，她爱学生，爱学校的一草一木。她在教育战线上工作的最大特点是爱惜人才，关心知识分子。她虽然对人要求严格，不讲情面，但是反对整人，反对极左路线。她对领导的错误敢于批评顶撞，不怕打击报复，而对师生总是善意地帮助引导，鼓励他们向上，师生们至今仍然怀念她。那几年母亲患上肝炎，农大在远郊，她每天要在市郊间奔波十分劳累，为了照顾她的身体，组织上调她到电影学院工作。不料很快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她只好永远告别了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

信念坚定，爱憎分明

由于“左”的思想指导，文化系统历来是多灾多难之所，不断受到运动和批判的冲击。从50年代初即有批《武训传》电影，批俞平伯，批胡风等等。1957年的反右运动，更使文化艺术界遭到沉重打击。加上“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时期，令文化工作走入低谷。正在这时，组织调父亲到文化部工作，1960年2月总理任命他为文化部副部长，3月中央任命他为文化部党组书记。当时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年事已高，实际上是由父亲主持文化部工作。从思想感情上讲，母亲十分不情愿让父亲离开总理。因为从1945年周总理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父亲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同机抵渝）以来，几十年的时间里，父亲协助总理工作，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多年相处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父亲也舍不得离开。但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事，父亲只能临危受命，这时总理仍要他兼任国务院代秘书长的工作。

自从父亲到了文化部后，母亲如履薄冰，总是为他担惊受怕，那时文化部的工作十分困难，反右后许多人都三缄其口。父亲到任后，即广交朋友，与梅兰芳、马连良、红线女、曹禺、欧阳予倩等几十位文艺界知名人士促膝谈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呼声，广泛团结党内外的文化工作者,为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他不辞辛劳地勤奋工作。父亲书房经常到深夜亮着灯，母亲常常多次催他去休息。1962年传来主席批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母亲顿时感到紧张。到1963年后，一个又一个严厉的《批示》传来，母亲看到这些已经完全蒙了。父亲彻夜难眠，没完没了地写检查，但也不知如何才能深刻。母亲默默陪伴着他，为他着急又担心。以前吃饭时，一家人总是有说有笑，别的时间父亲总是很忙，只有吃饭时全家欢聚一堂。父亲喜欢讲些有意思的事，或让人增长见识，或逗得大家开怀大笑。可是这些日子，父亲一言不发，随便扒几口饭就匆匆离开，母亲也吃不好饭，饭桌上的气氛十分压抑。接着又有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批示，批判电影《清宫秘史》的讲话和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1964年文化部进行整风之后，父亲被发配到济南，孤身一人去往山东，母亲职务在身也无法与他同去，只是为他收拾了简单的行囊，分别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为他送行。到底为什么要去济南？还会回来吗？这时父亲国务院代秘书长的职务已被免除，母亲陷入沉思。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大的灾难还在后边。这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而只是它的前奏曲。即将来临的是父亲七年的炼狱、全家被扫地出门及种种从未经历的考验和磨难。

在“文革”刚开始时，几乎所有的老革命干部都给打成了“反革命”、“黑帮”，被剥夺了一切权利，而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干的。母亲自然也深深地陷入迷茫，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她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说过丧失原则的话。“文革”中，她头上身上常被泼了墨水和浆糊，背上到处都是被打的血印，逼她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她总是大声说：“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要她承认执行反动路线，她说：“毛主席和刘少奇的路线我都执行了，因为我不知道中央有两条路线。”1967年12月，《人民日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批判父亲的大文章，从此造反派对母亲的批斗更加升级，更加凶狠。他们要母亲揭发父亲的罪行，母亲回答说：“我们不在一个单位，他工作上的事情我不知道，揭发不了……他跟周总理几十年，勤勤恳恳工作，从不反党……你们说他是三反分子，中央没有作结论，报纸上登的不代表中央文件。”造反派自然十分生气，打她，骂她，逼她揭发和认罪。她说：“我们没有工作关系，他是他，我是我。夫债妻还是封建思想！”造反派指着报纸说：“这么多铁的事实摆着，你还不跟他划清界限？”她却异常平静地说：“我们结婚几十年了，划不清了。”造反派把砖头挂在母亲脖子上，狠压她的头要她跪下，她反抗说：“共产党员不能跪着！”造反派气急败坏打她，踢她，直到打断了她的腿。她刚做完手术，造反派就追到家里来批斗她，而她仍毫不屈服，经手术固定在她腿上的钉子松动，她不得不去做第二次手术。母亲的腿上打了石膏以后连翻身都不行，更无法起床，可是造反派还要她到学校去参加批斗会。母亲大声说：“我就去，你们来抬我！”来人看到实在是抬不动才作罢。好心的同志担心母亲这样硬顶会吃更大的亏，劝她说几句软话。可是母亲不肯，她还对一些同志说：“别怕他们，他们长不了的。我断了一条腿还有一条呢！”有一次造反派在批斗母亲的时候骂她是“齐燕铭的臭老婆”，母亲回答说：“我是齐燕铭的老婆不错，臭不臭还要由历史来作结论。”造反派大声训斥母亲说：“你别表演了！”母亲冷冷地回答说：“咱们大家都在表演。”对方无言以对。有的造反派说：“真没见过像她这样的黑帮，别人不敢说的话她都敢说。”

“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几乎天天有人来抄我们的家，不仅大量毁坏珍贵的书画、相片、唱片，而且拿走存折、现金、被褥，弄得母亲甚至没有被子盖，这些母亲都不在意。父亲被卫戍区“监护”以后，多年音信全无。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难得相见。母亲心中十分痛苦，夜夜失眠，而在人前照样谈笑风生，批评这个人幼稚，那个人软弱，有时还不客气地指责别人“真糊涂！”

那些年，“四人帮”把几个艺术院校轰到河北省让给三十八军管。母亲当时已经60多岁了，腿上还带伤，仍作为重点监督对象下去劳动。她经常趴在地上或者坐在地上干活，直到高血压使她晕倒在地才被送回北京。这期间她的体重减轻了几十公斤。

“文革”结束以后，许多做清理工作的同志来找母亲，要她揭发迫害她的人。母亲总是说：学生们懂得什么，这些事情不能怪他们，连我们问她是谁打断了她的腿她都不肯说。对于失去的财物，母亲更是淡然处之。父亲被监禁七年回来后，母亲还支持父亲把补发的工资全部交了党费。我们姐弟对“文革”中的一些事情想不通，发几句牢骚，也要挨母亲批评。谈到党和国家这些年遭受的严重损失，许多正直的人被打成反革命，一代青年人被毒害，特别是谈到周总理被迫害，母亲常常难过得落泪。

母亲离开工作岗位以后，完全可以享享清福，可她还是抓紧时间学习，对许多问题认真反思，母亲认为绝对不能忘记“文革”这一段历史，要记住恩格斯的教导：“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母亲读了《忆周扬》和《陆定一传》曾经对我说：“过去我对周扬很有看法，觉得他是条棍子，批了多少人，也批过你爹爹，上纲上线，疾言厉色，让人害怕。看了这本书，知道他在‘文革’以后真正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向被他错误批判和整过的同志道歉，这样就好。再说有的事情多半也不是他能够作主的。”她看了《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后说：“耀邦的功劳真是不可磨灭，他解救了多少人啊！他死得真可惜！”

这些年母亲读了许许多多书，每天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做一些必需做的事情以外，她都是坐在沙发上读书看报。她每天清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上午看书，9—10点钟后只要《人民日报》一来，她就认真阅读每篇文章。若有事打乱了未来得及看完，下午或第二天一定要补上，否则她就认为是没完成任务。每当看到各地建设的好消息或在电视看到许多城市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她都喜出望外。有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执意要坐在轮椅上到街上或到天安门去看看。因此，90多岁的她思想仍能跟得上时代而不落伍。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她对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认识。

教子有方，注重品德

我们姐弟能够走上革命的道路，母亲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漫长的岁月中，她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我们的品德教育。我们成年以后，在母亲身边的日子不多，可母亲对我们是身教重于言教。她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为人处事的原则性，深深地印在了我们的心上。记得1946年中央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时候，父亲病重，从飞机上用担架抬下来，为了让父亲及时向中央汇报情况，母亲扶他躺在大卡车上直奔杨家岭。在母亲心中，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幕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对于我们姐弟的功课、日常穿着，母亲很少过问。她对我们要求最严的是两点：一是要诚实，不能说假话，做错了事要老实承认，否则她决不原谅；二是要有事业心，工作必须认真负责，生活小事可以马虎一点。翔延14岁参军，随部队转战南北，几年无法与家人联系。部队到晋西北以后，母亲打听到部队的驻地，立刻走了几十里路来看望，见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工作好吗？”又问领导：“她表现得怎么样？工作能胜任吗？”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她才放心了，然后还嘱咐：“不要过早谈恋爱，好好多干几年工作再考虑个人问题。”

母亲经常提醒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我和小妹留学苏联期间，她常常给我们写信讲国内形势和国家经济建设情况，鼓舞我们积极向上，好好学习，回来报效祖国。我们回国以后，自然都希望在母亲身边工作，但是妹妹立即被分配到克拉玛依，母亲鼓励她说：“你是学石油专业的，到那边正好可以一显身手，学以致用，这是多好的机会啊！”于是妹妹高高兴兴地去了大西北，一走就是许多年。

母亲从不娇惯我们，从小要求我们自立自强，不怕吃苦，她相信人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才能成才。我们姐弟从小过集体生活，母亲很注意培养我们的集体观念，要求我们与同学团结友爱，关心他人，切忌自私自利。后来我们长大成人了，住在家里，母亲要求我们交伙食费，让我们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树立凡事不依赖父母的观念。我们工作学习有成绩，母亲从不忘表扬我们，有时也给一点物质奖励，甚至像对待小孩子一样往我们嘴里塞一块糖。如果我们做错了什么事，她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她总是说：“你们是在延安长大的，是党培养的，对党对国家都要看主要方面，不能不负责任、不顾影响地瞎说一气。”

党员责任，终生不忘

母亲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离休以后，仍然密切关心国内外大事，关心国家的建设事业，关心她为之献身的教育事业。她始终坚信社会主义一定会好起来，会让大多数人过上好日子。

母亲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她想到教育经费短缺，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看到一些地区的群众生活穷困，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交不出学费，她十分焦急。

1990年她把自己积蓄多年的35,000元捐献给了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基金会，当时她的工资只有两三百元。她对基金会的负责人说：“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深感教育的重要、教师的重要。我捐的这点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只是表达我晚年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在全社会发扬尊师重教的风气尽一点微薄的力量。”1998年5月她又将近年积攒的10万元捐献给了政协对口扶贫县——安徽枞阳县的石溪村小学。石溪村人回赠她：“慧眼观世纪风云，德心济贫困学子。”以表达他们对她的敬仰。

她一心想着国家和党的事业，想着如何能起党员的模范作用。有时我们在社会上听到一些牢骚话，在她面前说就会挨批评。她时常对我们说，要从大方面看问题，不要犯自由主义，道听途说，瞎传一气，不起好作用。一次在参加追悼会时见到邓拓的女儿、女婿，她对他们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要向前看，党也会犯错误，要看到现在党正在自己纠正错误。”母亲已经90多岁，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坚持要到会，而且对党的文件认真学习，对要讨论的问题进行准备。她一生养成的习惯，每到领工资时就立即去交党费。工资改由银行代发以后，交党费的事就由二妹代劳。一次妹妹因有事当天去不了，想晚一天再交，她就急了。结果是由三妹夫去代交的。她90岁过生日时说，我还有三个愿望：一是香港回归了，我想去看看，比较一下与1940年时我所见到的旧香港有何变化；二是再积累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三是希望能见到台湾解放。

她一生克勤克俭，从不贪图享受。近些年她的工资像其他老干部一样，也增加了许多，她完全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生活。但是她不肯请保姆，坚持生活自理，一如既往地省吃俭用，不浪费一分钱，甚至有病也不爱去医院，常常自己买药吃。她屋里的家具大多是50年代的，子女们要给她换一套，她坚决不同意。她的衣服鞋帽也都很旧了，有些已经不合身了，她也不肯买新的，总是说：“还能穿，够穿了。”她认为：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追求奢华、炫耀财富是低级趣味。她去世后收拾遗物时我们发现，她还有新的汗衫、毛巾等省着未用，但夏天有时常穿着有许多破洞的汗衫。她十分痛恨贪污腐败，认为这些腐败分子败坏了党的声誉。党的威信是几十年来无数党员前仆后继为国牺牲，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行为才建立起来的。现在要改变社会风气，也必须一点一滴付出力量才行。当她知道自己为教育事业捐献给安徽的10万元被挪用了，（后经过全国政协有关领导亲自过问，已追回送达被捐赠的小学。）十分生气，十分痛心。但她仍不改初衷，临终时再三嘱咐：要把她身后留下的1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

1990年6月，母亲被评为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1年7月，她被评为全国政协机关优秀共产党员；1999年9月，她又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离休干部先进个人。这是国家对她的奖励，人民对她的肯定。

母亲曾多次表示她要争取活到100岁，多看看国家的发展。她的身体也的确不错，生活很有规律，情绪总是特别好，特别乐观。在她身上真正体现出了“革命人永远年轻”这句话。

不料2001年冬天她偶感风寒，由此引发了其他疾病，住进了医院。她顽强地与病魔斗争了七个多月，尽量与医务人员配合。每次大夫来查房，她都要双手抱拳表示感谢，对护士也一一表示谢意。有时护士劝她进食，她因为难受而拒绝了，或者说了生气的话，事后都要向她们道歉，请她们原谅。有一天她拉着护士的手说：“我这次生病得了两个女儿，真好！”医护人员都感佩她的坚强、理智和能关心人。

母亲直到临终头脑都十分清醒，她多次嘱咐我们说：“人终有一死，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要想开一点，不要让组织为我多花钱治疗，丧事要从简。把我的角膜献给需要的人，遗体献给医学事业。我剩下的积蓄10万元捐献给我多年为之工作的农业大学，作为特困优秀学生的奖励基金。再从我的工资中拿出4000元给照顾我的护士，感谢她们为我做的一切。”

母亲走过的路是漫长的，她是一个普通人，她又是一个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为人民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的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永远怀念她，尊敬她，以她为楷模！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4期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一次辞职　作者：刘　良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和军队中的统治地位，毛泽东也结束了长达数年被排挤、打击的痛苦日子，重新回到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上。

毛泽东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经历了长时间被孤立的痛苦磨炼，他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长征初期，他在中央领导层中一个一个地做工作，让正确的意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才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巨大转折。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曾对贺子珍感叹说：“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贺子珍回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常委分工时，委“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成为红军的实际指挥者。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统一指挥，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红军再度成了“朱毛红军”。

毛泽东心情十分舒畅，他期望着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但是，此时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北上进入四川与川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湖南与贺龙、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师，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除调动湘鄂两省敌军围攻红二、六军团和调动川陕两省敌军围攻川北红四方面军外，还调集贵州军队和他的嫡系薛岳部队以及四川、湖南、云南、广西、广东等各路敌军约150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包围过来，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交界处。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央红军原定在黔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于是，中央红军决定放弃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计划在黔北一带调动敌军，跳出敌军的包围圈，然后由川南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四川建立根据地。为此，中央红军决定从遵义出发，向黔北的桐梓、土城一带发起攻击，尔后由黔北北渡长江，进入四川。

根据前线红一军团林彪提供的情报，土城守敌只有4个团兵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经过认真商议，部署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分两路会攻土城。

这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仗，关系到全军的士气。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特派吴亮平到三军团协助做动员工作，命令林彪亲自指挥战斗力很强的红一军团第一师担任主攻任务。

这场战斗于1月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千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又即将赶到，战局逐渐对红军不利。红军立刻由陈赓、宋任穷率领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亲临前沿阵地指挥下，干部团猛打猛冲，终于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毛泽东在山头上看到危局已过去，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次危险的战斗，他说：“土城不能打了。一，地形不利于我们，河流多；二，敌人的援军已快要赶到，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到这里来了；三，这一仗再打下去，就是消耗战，会使我军损失太大。”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

土城战斗没有打好，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当时部队官兵有些议论，刚在遵义会议上被撤职的博古也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指挥也不成。”

土城战役，使毛泽东尝到川军的“辣味”，于是改为向西进入云南扎西。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回兵黔北”的方针，认为还是黔军易打，黔北空虚，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吃一堑，长一智”。毛泽东指挥红军“回兵黔北”，于2月18、19日二渡赤水，在娄山关和板桥之间一下子歼灭黔军王家烈的8个团，乘胜再次攻占遵义城。接着，又痛击敌吴奇伟增援部队。这一仗，总共歼敌20个团，成为长征以来的最大胜仗。

遵义战役的大胜利，驱散了土城战役失利的阴影，毛泽东在军内的威信迅速回升。但是，没过几天，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气急之中提出了辞职。

遵义大胜之后，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中央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

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

3月10日1时，一封急件传到前敌司令部，交到朱德手里。

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

林聂

10日1时

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认为，林彪的意见可行。他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周浑元部避战不出，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荀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他特别的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想。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近20个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会上，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军，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好，我不干！”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将不堪设想。深夜，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3月11日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就复职了。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3月11日，电报发出，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这份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孕育一代英豪　作者：冷玉健

一、转向

1921年10月，中国北洋政府纠合法国反动势力，驱逐遣送了104名为争取正当入学权而进占“里大”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同时“以印刷物分送法国各学校，称学生大半是工人与过激共产党，请为注意等语，致使法国学校大起恐慌，立将勤工俭学生概行驱逐。”不少勤工俭学生被厂方无故辞退。在这特定背景下，有些勤工俭学生被迫回国，有些抗议中法反动派而毅然返国；但也有部分勤工俭学生含怒留法，或移师德国、比利时，有些开始筹备赴俄学习革命道理，实现了留法勤工俭学向旅欧勤工俭学和以学文化、学科学向学革命道理及斗争经验为主的转变。

1922年2、3月间，中共旅法党员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相继迁居德国柏林，与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会合，组建了中共旅德小组；6月3日，经中共旅法支部精心准备，由旅德的周恩来，旅比的刘伯坚，旅法的赵世炎、李维汉、王若飞、萧三、萧朴生、傅钟、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18名代表，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空地，召开统一的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大会，取名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底，由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这些以拯救危难之祖国和人民的旅欧党团组织及共产主义者们，不仅根据当时的形势，积极开展和参加了与无政府主义派斗争、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华工罢工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及实践；而且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出发，边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边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致力于干部的培养、提高和输送。

去苏联学习，是当时中国先进青年梦寐以求之事，也是当时中共旅欧支部培训干部的主要途径，而负责培训中国干部的学校主要有两所。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是苏联共产党的高级党校，始建于1921年5月。苏共中央规定的政治任务：一是培养苏联境内东方各少数民族的苏共党员领导骨干，为苏联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二是培养世界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的党员领导骨干，为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事业服务。学校分苏联班和中国、印度、越南、日本、蒙古、阿拉伯等十几个外国班。中国班学员，一部分由旅欧支部派遣，另一部分由国内选派。主要开设马克思主义、苏共党史、党的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职工运动、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俄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中国劳动者中山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是当时苏共中央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和帮助中国培养更多的革命干部，于1925年9月创建的。这是一所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由国共两党各选送其学员进校学习。主要开设语言、历史(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等。

1922年秋，中共旅德党员张伯简从柏林到达莫斯科，成为中共旅欧组织赴苏第一人。是年底，萧三受中共旅欧支部委托，由法国到达莫斯科，会见了中国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陈独秀、瞿秋白及在东大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等人，请示旅法党团员今后怎么办。经讨论决定，让萧三留在东大学习，并决定把西欧的一部分同志也叫来学习。次年初，中共中央、共产国际远东部决定，中共旅欧支部从旅法、德的党团员中选出第一批青年骨干，派往东大学习。

1923年3月18日，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王圭、熊雄及共青团员佘立亚、高风、陈九鼎、郑超麟、袁庆云、王凌汉首批12人，由巴黎经柏林、立陶宛到达莫斯科，4月初住进紧靠普希金广场的特维尔斯卡雅街53号东大宿舍，就此开始了崭新的学习生涯。首批赴俄学员，十分珍惜非常难得的机会，经常到共产国际远东部借阅英国、法国的报刊，阅读法、德、英文版的《国际通讯》、《共产国际》、《经济与政治》、《人道报》等马克思主义书刊，钻研课堂上讲授的讲义及参考书籍。同时，还运用所学理论，分析研究苏联、中国以及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政治、经济、历史等情况，撰写了水平较高的论文。其中，赵世炎撰写的《苏俄与美国》、《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世界第一名帝国主义者──英国》等文章，分别登载在1924年1月的《向导》周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

同年11月，中共旅欧支部又选送刘伯坚、李慰农、袁子贞、汤儒贤、萧复之、马玉夫、李合林、尹宽、汪泽楷第二批骨干赴东大。

1924年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顺利，以广东为根据地的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急需大批的领导干部。中共旅欧支部加紧了对干部的培训和输送工作，先后派出近10批约百余人赴俄学习：1924年9月22日，聂荣臻、李林、熊味根、胡伦、范易、傅烈、穆青等20多人；同年秋冬，李富春、蔡畅，还有郭隆真。1925年8月，朱德、孙炳文、李大章、房师亮；10月，施益生；冬，刘鼎；12月4日，王极知、许少灵、许祖熊、周文楷、江克明、杨士彬及王若飞、林蔚、林修杰。1926年1月7日，邓小平、傅钟、李卓然、萧鸣、周介涟、戴坤忠、何嗣昌、傅伦、覃仲霖、陈家齐、傅汝霖、宋法明、滕功成、邓绍圣、汪泽巍、季苏、孙发力、傅继英、欧阳泰、岳少文；8月，刘明俨、胡大才、朱增祥、汪庭贤、徐树屏、宗真甫、乔丕成；9月，谢泽源、方至刚、胡大志、杨品荪、覃运猷、汤振坤、海荆洲。次年春，陈微明等。

以上学员中，绝大部分是旅欧勤工俭学学生中的优秀党团员。但也有因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等斗争被法、德、比等国反动政府驱逐出境，后经旅欧支部决定趁此机会有计划派遣赴俄学习的，如朱德、邓小平等。这些学员分别就读于东大和中大，其中部分人被转入军事院校学习。因共产国际（包括斯大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有识之士，开始看到了中共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必须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中国革命不仅需要一般干部还需要军事斗争干部；加之孙中山接受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之建议在广州黄埔创建军官学校，1924年10月，聂荣臻、熊雄、范易、颜昌颐等被抽调与国内选派的叶挺等二三十人，进入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经过严格训练，中国学员军事知识增长很快。尔后，朱德、傅钟等也分别转学军事，有的还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二、多支合流

1922年到1923年，国共合作促使工人阶级踔厉风发，“先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响彻云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迭起。国内迫切需要一大批有能力、有威信的领导骨干补给充实。中共旅欧支部听从祖国召唤，号召党团员“努力学习，从早回国”。

1924年夏，中共中央决定调周恩来回国。临行前，周恩来赶赴勤工俭学生及华工的集居点，揭露北洋政府一味屈从帝国主义，压迫国内人民，媚外辱国的事实；分析中国现状靠改良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实业救国”乃是幻想；提示大家只有学习苏联实行暴力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中国革命的事业才有光明前途。

1923年底，张申府、刘清扬由法国经莫斯科短暂停留后回国；陈延年、陈乔年、萧三等结束东大学习，于1924年6至7月经海参崴坐火车回国；赵世炎等几个学习成绩优秀、工作能力强的共产党员经征得共产国际远东部同意后，于7月8日回国；何长工于同年秋冬离开法国回国。

1925年，国内“五卅”运动爆发，群众运动和军事工作等亟待党派出更多的干部去加强。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蔡畅、林蔚等相继回国。8月20日，国民党右派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这正是李富春、蔡畅抵达广州从事革命工作的第一天，令其大为震惊，决心继承先烈遗志，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同年，王若飞、熊雄、孙炳文、郭隆真等亦回国。

1926年，朱德结束在俄的军事训练，回到阔别四年多的祖国，在上海接受了党交给的新的战斗任务后，至汉口再赴四川；同年，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之请求，委派刘伯坚、邓小平等赴国民革命军作政治工作。

至1927年2月，旅欧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人数渐少，但仍在所在国的共产党支持下，为支援国内的大革命运动、争取中国革命的国际援助而努力工作。如“四一二”事变后，旅欧中共党员联合国民党左派，在柏林主持并参加了德共发起的“五一”群众示威游行，严正抗议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破坏和镇压；又如1927年春夏，在德共、法共和丹麦共产党的组织支持下，中共旅欧党员分赴德国、法国、比利时、丹麦、瑞士等国作支援中国革命的群众大会报告，宣传中国革命。1927年7月，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滞留在欧的少数党团员，分别加入所在国的共产党组织，为其“中国语言组”。至此，中共旅欧支部和旅欧共青团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原先独立的中国旅欧共产主义活动。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后，广大的勤工俭学生背井离乡，远涉重洋，从中国奔赴法国，从西欧到达东欧之苏联，转辗历经三种迥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紧张而艰苦的学习、战斗和生活中，对各种社会制度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找到了打开中国革命之“锁”的钥匙，对中国革命过去为什么失败、现在怎样挽救，有了更清楚更明确的共识。

三、一代英豪

旅欧支部培养、输送的共产党人回国后，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大显身手，一代英豪开始浮出水面。

周恩来，先后担任中国共产党两广区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及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等职。1926年冬，周恩来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1927年，周恩来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同年4月12日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在疯狂屠杀革命者的腥风血雨中，周恩来和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一起，为挽救中国革命，领导发起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

赵世炎，回国后担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成为我党负责北方工作李大钊的得力助手。1925年夏，中共北方区委成立，李大钊出任书记，赵世炎任宣传部长兼北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赵世炎任江浙区委组织部长、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后任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参加领导了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6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代理书记。

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北方工作的有：王若飞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陈乔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后调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萧三担任张家口地委书记、青年团北方区委书记，后调任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在中共北方区委属下任职的有：李季达任天津地委书记；袁子贞任天津地委宣传部长，并与马致远一起在北京、天津、沈阳等地领导开展工人运动；郭隆真在北京做党的妇女工作，主持北京缦云女校，编印《妇女钟》、《妇女之友》等刊物；高风任中共保定市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李慰农从事工人工作，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

同期，参加南方工作的有：陈延年任中共两广区委书记、江浙区委和江苏省委书记；张伯简任中共两广区委军委书记；穆青任中共两广区委组织部长；林蔚任中共湖南省委秘书长、组织部长；黄士韬任中共广西特委组织部长；杨志华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长；林修杰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佘立亚任上海市吴淞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傅烈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冉钧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同期，许多同志在军事部门工作，担任着重要职务。新创办的黄埔军校除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外，聂荣臻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熊雄任政治教官；熊锐、张伯简、孙炳文、饶竞群等曾担任教官和其它重要职务。李富春任北伐军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朱德在南昌创办军官教导团，并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批革命军事骨干；孙炳文、李合林等也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重要军政职务。在西北军中，刘伯坚任冯玉祥部队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任该部队政治工作部门的领导职务。这些共产党人“办事极有精神”，“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很快赢得各方面革命人士的首肯和普遍赞誉。

这些勤工俭学运动赴欧的共产党人回国后，迅速适应且胜任了国内革命工作，在声援“五卅”运动、促进国民会议召开、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大规模群众斗争中，担任了第一线指挥和领导工作，为促进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贡献卓越，其中部分人很快进入了党的中央委员会。1927年5月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都当选为党中央委员，成为党的核心领导人。他们与在国内坚持革命斗争的毛泽东等汇合在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我收藏的早期团刊　作者：杨　浪

笔者曾任《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收藏了共青团初创时期的部分团刊。我时时揣度这些经典，颇有心得。

《先驱》的版本和内容

1922年1月创刊的《先驱》是共青团（创建时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份团刊，8开，合订本，一共出了25期。

《先驱》的《发刊词》表明：“本刊的任务是努力唤醒国民的自觉，打破侵袭、奴性、偷懒和依赖的习惯而代以反抗的创造的精神，使将来各种事业，都受着这种精神的支配而改变。我们的政治以后就不至于这样黑暗，我们达到理想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社会——的道路，也就容易的多了！”

《先驱》不但开宗明义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在第一期便用道林纸套红印制了著名德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当时译作“里布克奈西特”）和卢森堡的纪念专号。它的内容以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讨论中国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为主要。它的第五期为“国际青年共产运动号”，报纸的中缝刊登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章程”，并从这一期开始，在报纸的“天头”处印有：“中国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无产青年团结起来呵！”“世界青年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本国武人（军阀）政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国际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清晰显示了当时团的对内对外目标。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八号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号”，本期刊登了有关这次会议的报道，“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以及大会作出的有关工人运动、宣传运动、教育运动、团与其他团体的关系等决议案。从第九期起，《先驱》在刊名前明确标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印行”的字样。

《先驱》的作者与编辑

《先驱》的编辑、作者队伍，犹如一份中共初创时期的人物名册。据“终刊号”总目录后的记载，《先驱》第一至第三期在北京出版，编辑者为仁静、仲懈，前者为中共一大参加者刘仁静，后者即团的二大当选的书记、1933年被反动派杀害的邓中夏烈士；《先驱》第四至第七期因为在北京受到禁止，转到上海团的临时中央局出版，编辑施存统。施又名方国昌、施复亮，是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小组的参加者，时任团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在团的一大上被选为首任团中央书记。施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脱党，但一直进行着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40年代参与建立民主建国会，建国后曾任政务院劳动部长，他有一个著名的儿子，是作曲家施光南。《先驱》第八至第十期，编辑为蔡和森，蔡是毛泽东的同乡，同年入湖南师范，一起发起“新民学会”，后赴法勤工俭学，成为中共旅欧小组的主要负责人，此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中共《向导》周报主编，1931年被杀害。《先驱》第十一期编辑为高尚德，高又名高君宇，是团一大选出的五人书记之一，团北方局第一任书记，中共二大的中央委员，1925年病逝。高君宇的爱人是当时北京女师的才女石评梅，石的不少小说至今依然行市。从《先驱》第十二期至二十五期，均继续为施存统编辑。

在《先驱》的作者中，除了相当一部分笔名不好辨析的，陈独秀写过三篇，蔡和森（有时作H.S）写过四篇，贺昌（山西团负责人）写过两篇，李达（中共一大代表）、邓中夏，张维焕（河北团负责人），恽代英（团二大宣传部长）等等均有文章发表。署名最多的当是最主要的编辑者施存统，还有一位笔名叫做“敬云”（笔者分析应为刘仁静）的也有不少文章。

《中国青年》的版本和内容

《先驱》停刊以后，1923年10月10日，团中央又创办了新的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这份杂志小32开，每期15个页码，只有第十六期作为“列宁特号”有25个页码，一直出版到1927年。

《先驱》和《中国青年》同为团中央机关刊，同在上海编辑，甚至有许多相同的作者；但只要稍作观察就会发现，在编辑风格上，这确实是两份风格迥异的刊物。除开本明显有大小之分，简单地概括，则前者厚重，后者生动；前者偏重理论，后者文（艺）理（论）兼收。

《中国青年》十分注重结合青年特点，反映实际问题，而且形式丰富活泼。笔者收藏的这13份早期杂志中，除了第十六期的“纪念列宁特号”上，集中刊登了“列宁之思想”、“列宁政治主张”这样的纯理论介绍文章，其他的六七十篇文章中有时评、政论、小说、诗歌、随笔、寓言、童话、书评、读者来信，其话题既有“中国革命之前途”，“青年运动与革命运动”（敬云），也有“诗的方式与方程式的生活”（萧楚女）；既有“论工人运动”、“论农民运动”（邓中夏），也有“青年与文艺运动”（毛泽民）、“学术与救国”（恽代英），更有文章关心到青年的“社会科学与择业问题”（文台）。尽管这本杂志只有薄薄的几页，但涉及话题的宽泛，与读者的接近，乃至话语文风的亲切，时隔80年，今天读来，其益友良师风范依然扑面而来。

《中国青年》上刊登的读者来稿来信也是值得注意的，其中有直接从读者中来的问题，也有对编辑反映的不同意见。比如第五期刊登的署名“子乔”题为《青年们应当讲修养么？》的来信，上来就表示对杂志刊登的文章“怀有许多相反的意见”，进而系统地表明了读者自己的观点。这个“子乔”在以后的第七期上又一次出现，在注明“来稿”的《青年的新道德》的标题下，进一步阐明作者对道德问题的观点。对来自读者的直接反馈给予突出处理，是《中国青年》编辑风格一个鲜明的特色。因为读者真诚地希望杂志“当为青年的思想引导着”，而这也正是编辑们“引为己任的事”。这样的杂志，能够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中国青年》的作者与编辑

作为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与《先驱》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两刊的作者队伍能够充分证明这一点。《先驱》读者已经十分熟悉的“代英”、“中夏”、“敬云”依然是这里的翘楚，每有“重大题材”（如十六期的列宁特号）则依然由泰斗级的“独秀”亲自出马。而作为一种承继，明显的变化在于，《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撰稿人“存统”离任后，未见到再在《中国青年》上出现；而作为《先驱》作者之一的“代英”成为新的杂志的主导人。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二大中央委员的瞿秋白（署名“秋白”）、罗章龙（署名“章龙”）和团中央领导萧楚女（署名“楚女”）、沈泽民（署名“泽民”，作家沈雁冰的弟弟），以及初出茅庐的沈雁冰（即茅盾）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中国青年》的目录中。

这里必须多说一句，即一大团中央书记、《先驱》的主要编辑者施存统退出的原因。1923年8月召开的团的二大上，施仍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但由于他当时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候群”，在大家同意下，离开中央机关去学校教书。而此时的恽代英在团二大上当选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因此，创办《中国青年》的任务就当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但是恽代英本人也是一个病人，他在第七期杂志上自述：“我害病三个多星期，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我有许多要说的话，因为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可是又因为越想越觉得要说，所以今天托朋友代我写下这一篇来了。”恽代英这篇“越想越觉得要说”的话题为《学术与救国》，今天读来依然不失其现实意义。查《中国青年》各期，在第四期上还刊有恽代英文章两篇（《中国的分立运动》、《救自己》），作为周刊，到第七期只隔三周，而作者已觉“许久不能为《中国青年》作文，实在抱歉的很”。其实，作为团刊的主编，1923年的施存统只有24岁，恽代英也不过28岁。中共的早期人物多为一时之才俊，他们的青春年少，自然由于他们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因而他们是“先知”；处在时代剧烈动荡期间，这批青年才俊既充满了求知的渴望，又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因而激扬文字，以国家、江山、未来为己任，他们的“目标读者”和他们自身本来就是同一代声气相通的人，这一点，很值得今天的青年报刊深思。不过，这些“青年先知”们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也不是个例。团的一大中央委员高君宇病逝时年仅29岁；团的三大中央委员任弼时1950年去世时也才46岁；而28岁时的恽代英已经病得“不能写字，只能想不能说”了。除了慢性疾病的原因，施存统在50年代时回忆说：“《先驱》刊物的出版工作，从约稿、写稿、编辑，到校对、跑印刷厂，都是我一个人干”，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想来也是戕害身体的原因吧。

恽代英二、三事

写到这里，我必须稍微溢出一些了——介绍一段读者不多见的关于《中国青年》创办者恽代英的重要“轶闻”。

“轶闻”的作者名王凡西（又名双山），笔者撰写此文的20天前——2002年12月30日以96岁高龄在英国去世。王凡西与两年前去世的郑超麟同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也就是中国托派的重要领导人和代表人物。

从1929年起，王凡西和恽代英一起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据王的回忆，当时的组织部长为周恩来，副部长是省港罢工领袖罗登贤，组织部干事为恽代英、陈潭秋、武扶经、王凡西。

据王凡西回忆，1929年，包括王在内的一批从莫斯科学习回国的中共干部在上海接受中央的培训，讲课的人有当时的中央书记向忠发，中宣部长、中共实际主要负责人李立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以及中宣部和中组部秘书长恽代英。这一年，恽代英34岁，王凡西23岁，在王看来，恽“是我读中学时就很敬仰的人物”，显然，王的中学时候，正是恽代英主办的《中国青年》的读者。在组织部里，王和恽“最接近”，在他的印象中，恽代英“患了肺病，体力很差，全靠了他坚强的意志，以及对革命的无比热忱，才支持他去干这十分紧张与繁剧的工作。但每当休息下来，他便疲态毕露，有时会在会议进行中沉沉睡去。代英是出名与出色的实干家，他吃苦耐劳，不知困难；遇到任何难题，他脑子里总有现成的或随机触发的应付之道。因此他始终乐观，从不闹情绪。”王认为，恽代英最完备地代表出老干部们对“留学”的正面和反面态度。

当时，正是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占主导的时候，党的中心工作是“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在王凡西的接触中，他感到，有着丰富斗争经验的恽代英“从不曾对我公开说过苦闷，更不曾表示过对党正式路线的怀疑，可是像拿了几根稻草想煮沸一大锅冷水的人的焦急心理，却是不断地吐露的。”王当时曾向恽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局势，究竟等于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呢，还是1917年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恽想了想说：“我对俄国革命历史没有详细研究，得找机会好好读一下。”

1930年，恽代英在沪东工厂分发传单时被捕，在狱中，富于斗争经验的他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后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反动派才知道狱中的那个“王作林”就是大名鼎鼎的恽代英。系狱一年之后，恽代英英勇就义。就义前有狱中诗一首，诗云：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

已摒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当代中国历史上生命力最旺盛的杂志——《中国青年》——的创办者留下了他此生的最后一部作品，以及他36岁的生命！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4期 怀念学术界诤友郑惠　作者：陈铁健

（一）

2月23日凌晨4点，郑惠在昏迷中辞世远行，终年75岁。25日到近代史所，唐宝林告我噩耗，心头为之一震：他走得太早了。

去年7月16日，我与郑惠曾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会面，计划合作写一点“文革”方面的文章。他说先收集有用资料，从专题做起，写一些短小文章，力求深入，不落旧套。他很兴奋，精神十足，但我觉得他身体消瘦，脸色灰暗，似乎不如从前。8月下旬，我打电话到他家，郑夫人说他已于20天前入院。随即从别人口中知道他已被确诊为晚期肝癌。10月16日，我与黄修荣、章百家到北京医院看望已卧病近四年的李新师后，又与百家去看望住在同楼七层的郑惠。他面色红润，精神绝佳，与7月间所见判若两人。他说治疗效果很好，不久即可出院。床头摆着不少新书，看来治病期间仍未停止读书写作。谈及“文革”研究，他说过几天让家人把一些资料送给我。果然，几天后这些资料就送来了。清点后发现少了几件，我即写信说明。2003年元旦，他从医院打电话说那几件材料他看过另放，家人一时找不到，再找找看吧。春节前，唐宝林到医院看他，捎来他在病中整理编成的《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在一封打字长信后亲笔附言：“所缺资料可能在春节我回家时找到，届时再联系。”宝林说他健谈如初，两个小时谈话毫无倦意。我们都以为他会慢慢好起来，正如他信中所说“回春之日是一定会到来的”。春节过后，我期待着他出院回家静养的好消息，不想，传来的竟是他突然的去世。

日前，承白小麦告知，郑惠入院后饮食起居正常，治疗顺利，精神亦佳。春节前后，来访人多，电话不断，生活节奏快于平时。2月19日突然大吐血后，他安慰别人说没有关系，很快会好的。22日陷入昏迷，终至心力衰竭不治。

（二）

1978年8月，因黎澍师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我得与郑惠相识，那时他任职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写书组办公地址，初时选定于中央党校南院自得园湖畔84号楼。冬初，人员调齐，国史组与革命史组、毛传组一起迁至北院2号楼，每人一室。黎澍委托郑惠负责组内日常工作指导。他给我的感觉是和善平易，周到负责，身必躬亲，没有架子。

12月，黎澍要郑惠和我到上海收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及其后台策划批判《海瑞罢官》案的内幕资料，为研究“文革”怎样开场做准备。郑惠以他灵活的办事能力，取得上海市党政负责人和专案组的大力支持，我们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资料。其中包括当年《文汇报》只送毛泽东、江青等几个人的内部情况汇报等绝密资料，以及该报记者列席上海市委书记处（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参加）贯彻实施“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会议的记录。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文汇报》派出记者，以特务手段，一一摸清京沪两地学术界著名学者如翦伯赞、吴晗、侯外庐、黎澍、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杨宽、刘大杰、束世徵、李俊民、谭其骧、陈守实、魏建猷、蒋星煜等人对姚文元的不同意见和批判态度，然后写成简报送呈最高决策人。

在上海，我们先后拜访王一平、夏征农、李庸夫、夏其言、唐海、唐振常等，获得了在文字资料中无法获知的有价值的情况。

白天我们到处联络调查，晚间带回大批材料，仔细阅抄。累了，便喝一口茶，谈谈调查体验。上海之行约半月，于1979年元旦前夕返回北京。此时，郑惠和我对于“文革”开场的性质，对于“文革”的巨大祸害，对于“文革”当权者的鄙视和谴责，观点完全一致。

理论务虚会期间，郑惠几乎每天晚间都向我们讲述会中的精彩发言，同时带来会议简报。大家为思想解放、理论探索的空气所感染，一时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春天就要来到。然而，会议结束时，一篇不许这、不许那的讲话传出后，大家的热情顿时冷却，国史组也因而匆匆散伙。郑惠问我，愿不愿到正在筹建的某研究机关？我不乐意到政治性强烈且务求舆论一律的衙门里做事，还是退守书斋，钻故纸堆去了。

（三）

回到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李新师要我协助他编写《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李新此时兼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商得胡乔木批准，在自得园86号楼借房两间，作为现代史室的资料室会议室。李新每周召集一次例会，请参予写书的各方学者相聚于此，讨论学术问题，交流有关信息。不久，郑惠荣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后又主编《中共党史研究》，在83号楼办公与我不时来往。那时，他家住沙滩旧北大宿舍。我家住弓弦胡同，相距甚近，互有访晤。20世纪80年代末，我由弓弦胡同迁往东直门胡家园后，他还两次到家中看我。我住在一套东北角处于风口上的冷房，他看到我身穿棉衣写字读书，着急地说：“这怎么行啊，应该请院里解决你的困难！”后来，他果然向胡绳院长专门谈到此事，胡绳以院长名义批示有关部门给予解决。以后，每次见面，郑惠总要问我：“房子解决了没有？”直到去年10月我到医院看他时，他还关切地问：“还住在那里吗？”

1990年秋，郑惠找我，说某公打算调你到新筹建的一个官方编史机关工作。我深畏此公的高超理论，也深知此机关之门庭深严去也不得。我请郑惠代我婉辞。郑惠说他已与此公约定了见面时间，不好推掉。我感到倘不赴约，有失郑惠好意，去了又说什么呢？郑惠说，我陪你去，你就听他谈，主意你自己拿。我只好照他的安排，洗耳恭听某公的开导，最后婉然谢绝。几年后，郑惠说：看来你那时没有动心是对的，那个地方真是不能去。

90年代中，我去沙滩郑惠家。他拿出他的同学、朋友沈鹏所写字幅，问我沈字如何？我很喜欢沈字：潇洒、自然、蓄势、藏拙，布白奇特，别具匠心。他说你喜欢的话，我请沈鹏给你写一幅。我记住他的话，不时催询。沈字金贵难求，我只请他写三个字：静观居。取静观世事，不必忘情之意。这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众多知识分子在高压下真实心态的反映，在下岂能免俗。

（四）

郑惠创办的《百年潮》深得广大读者欣赏，是由于他和他的同事在办刊中高扬的开放风格和求实精神。他用善意和热情打动作者，信守“文责自负”的承诺，绝不以政治教条强加于人。这是他主持《百年潮》成功的重要原因，对此我感受至深。

1996年秋，应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庆榴主任之邀，我到广州参加纪念北伐战争70周年学术讨论会。郑惠和我都应邀作学术报告。我就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北伐战争卷加以介绍和评述。内中批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矫枉必须过正”论、游民“革命先锋”论等谬误，指出那是“左”的而非正确的路线。当时，一位据称是某大学副教授的先生起而叫喊毛泽东此文“好得很”，却说不出什么道理，依旧是老调重弹。郑惠赞许我的发言，鼓励我深入研究下去。回京后，他多次电话要我将发言整理成文，公开发表。他原打算刊于《百年潮》，但杨天石以此文对其大作多有赞词，不愿在他担任主编的《百年潮》上发表，郑惠便将此文转交《中共党史研究》。承该刊大度容纳，竟照原稿一字不易予以刊出。

黎澍去世后，郑惠常常谈及对黎澍的怀念。他听说我手里还压着一篇记述黎澍往事的文稿，屡次表示他想看一看。那篇文稿，写于黎澍去世后一个月内。1989年春被上海人民出版社郝盛潮要去，准备编入一本记述与黎澍风骨相同、遭遇相类的一群著名学者文化人的纪实文集。集子编就，正待付梓，“六四”事件发生，文化学术界面临异常严酷的形势。于是，稿子被退回，一放就近十年。1996年夏，上海唐振常先生为纪念黎澍，与香港有识之士商定出版《黎澍之路》，来信索要拙文。与此同时，郑惠也在为黎澍纪念事奔波，从我处要去《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文稿，在《百年潮》1998年第3期刊出。

这两篇不容易发表的文字的顺利刊出，都得益于郑惠的热心支持，至今令我感动不已。在中国，这样的编辑家实在太少了。

郑惠以75岁不算太老的年龄，匆匆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使学术界少了一位为社会开风气的诤诤之士。痛惜之余，我们自己应该如何呢？

（2003年3月3日写于水南斋）

2003年第4期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作者：吴明明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神宗赵顼和王安石正是在帝国无比危难的时刻走到历史前台的。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嗣大统，英气勃勃，志向非凡。他自幼痛心于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服退让，不满于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焦心于国家税收减少、财政紧蹙，有着富国安民、强兵雪耻的强烈愿望。亲政以后，他急于物色能安邦治国的英才，曾对大臣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可是，朝中一批元老重臣却暮气沉沉，畏事保守，安于现状，不图兴革。神宗只能变换方向，在朝外积极寻觅，最终将目光锁定在已颇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

王安石也确实很棒，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享天下大名30余年。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元城语录》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谏言，与宋神宗最急迫的心愿不谋而合。什么是富国，就是国家的钱多；什么是变法，就是理财，看能不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弄出最多的钱。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花。

1069年，宋神宗排除朝中大臣的反对和阻挠，果断地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筹备变法事宜。就这样，一场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民生顺逆的重大改革运动正式开始了。

然而，事不遂人愿，越改麻烦越多。从熙宁六年秋开始，天下大旱，10个月滴雨未下，麦苗焦枯，神宗成天眉头紧锁。农历四月这天上朝回来，忽然内侍来报，一个叫郑侠的小官，绘了一幅《流民图》以驿站马密件进呈皇帝，还附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他负责看守安上门，每天在城门上看到为变法所苦的贫民扶携塞道，质妻鬻子，斩桑拆屋。于是将这些图景绘下来请皇帝圣览。

这个当年曾与王安石很谈得来的郑侠还说图中所绘，均属实情，请神宗观其图，罢废害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十日不雨，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

神宗打开一看，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嚼草根野果，许多“身被锁械”而负瓦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酷吏威逼恫吓，怒目追索……

《续资治通鉴》记载：神宗接下了这份郑侠不惜以被治死罪的方式而密呈上来的《流民图》，袖以入内，反复观看，面色凝重。四月初六，皇帝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下诏暂停青苗、免役、方田、保甲等八项新法。据说，诏下，天降大雨，旱情解。

封建王朝史上多的是谶纬之说，并不怎么可信，郑侠的一番举动巧合因素很大。而且后来经过吕惠卿等人一番连消带打的政治动作，将郑侠搞进了大牢，变法还是照常进行。但事实是无可动摇的，王安石大变法确实到了一种民怨沸腾的程度。

应该说，王安石的变法政策无一不从良好愿望出发。比如“青苗法”，本意上就是充分考虑到农民的利益的，而且，他在鄞县做官时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南辕而北辙了。不识字的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要经过以下程序：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农民都不识字呀。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更要命的是，安石先生过于自信，急于求成，在推行新法过程中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下令各地必须贷出多少钱，给下面下指标。这样一来地方官员就硬性摊派了，除了一般的农民要其贷款，连中农、富农、地主都必须接受贷款。其实中农、富农和地主不存在春荒的问题，根本用不着贷款，但地方官员就是硬逼着他们贷款，因为要完成指标。这样一来，到了还钱的时候不要说一般农民吃不消，就是中农、富农也吃不消。自然，这项措施变成了官员的赢利设置，他们的权力寻租也有了改革这一至高无上的借口。再有像“市易法”，本来是规定收购滞销货，后来就变成了专门收购紧俏物，这时的衙门已经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构，结果成了全官经商，官商作风愈演愈烈，政府与民间争利。

许多史书，都把王安石变法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以为既为变法，便是对传统机制的突破，必须嘉许，而不论实际结局如何。现在回溯千年探究，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怎么富国强兵，一向立意高远的王安石竟定位于“理财”二字，最后就是一个钱字。在一个自然经济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财富总额是一定的，不在民间就在官家。一个“理”字，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几乎每次廊庙相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平心而论，王先生的“三不”信条确实是非常值得一书的，这是改革家大无畏的斗争精神。但反过来看，改革家非理性过头的激情也于此暴露无遗。说句唐突古人的话，就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便把百姓生存置于不顾。对于弱势群体的血和泪，王安石企图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的思想去硬生生克服它，可这又哪里克服得了呢？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罢中丞，贬御史，等等。《宋史·王安石传》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19位台谏名单。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等。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箝天下之口。”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但捂住了别人的嘴巴，就能让变法自此完美起来，一马平川了？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而已。再就历史流程的延展来看，此举也书写了以专制箝制言论的丑陋一页，其恶劣后果并不能因变法的“政治上正确”而一笔勾销。

王安石的文学名篇如《游褒禅山记》、《读孟尝君传》，立意高远、险峭，足以显现一种特立独行的风格：立论很高，行别人所不敢之险。但这或许只对文学有意义。放在政治上，老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就有问题。政治主张再高，也不能漠视事实的掣肘。王安石作为大政治家，似乎缺少原儒传承的“平民关怀”，只要自己政见得以实施，百姓苦难便可不以为然。用现在的话说，这是必须付出的“改革成本”，弱势群体就铁定要为王先生震古烁今的变法做出牺牲。

一番变法，国家财富堆积如山，为此宋神宗作四言诗：“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8句32字，为新增32座国家财库之名。还不够，又添20座，建库封桩。

国家一时间富了起来，而老百姓的境况如何呢？还以王安石自豪的“摧兼并，济贫乏”的青苗法为例，本是为了免除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免受地主豪强的高利贷盘剥，改由政府向他们贷款，每年两次，利息按二分计算，在夏、秋两季农作物收获时，再归还政府的一种充分考虑到农民利益的低息货款。而实际操作下来其实是个可怕的官家垄断的高利贷。陕西农民向官家借陈米一石，至还的时候是新的好小麦一石八斗七升五合，“所取利近一倍”，翻了个大跟头。“虽兼并之家乘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重”。弄得连“中户以下大抵乏食”。中等收入的家庭吃饭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绝大部分的贫民了。于是“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对于那52座财库的由来，司马光一语中的：“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又如意在减轻贫困农民负担的免役法，也因问题多多导致全面失败。官员贾蕃在东明县（属开封府）试行免役法时，故意把农户的等级提高，把四等农户提升为三等（按规定，四、五等农户免纳役钱），意味着把免纳役钱户提到要纳役钱户中，从而激起了民户的不满。东明县乡农了解情况后，有一千多人纠集进京“上访”，跑到王安石住宅前闹事。更要说明的是，这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决非个案。

事实证明，把理财、言利、搞钱当成变法的内核，注定了这场怀着理想主义初衷的变法，势必要背着扰民和聚敛的恶名走向失败。

变法有两种：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放松了对庶民的束缚，撇开政治上的高压统治不谈，经济上的勇猛行进为秦一统天下打下根基。而王安石有点相反，尽管数字飚升，政绩遍地开花，但以更严密的措施去管制、搜刮百姓，国富民穷，如此变法究竟有多大意义？朱熹说：“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术足以杀人。”形象之极。而最大的后果，是赵宋王朝人心的离散。40多年后，北宋灭国。

再好的变法，也不能以牺牲普通百姓的生存为代价，于是有了芝麻级人物郑侠绘制《流民图》，企图以生命一搏。而名臣士子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也无人不反对。其实，在没有王安石变法之前，他们也是改革派。见变法如此苛峻，他们只好做“保守派”了。而政治上缺乏雅量的王安石更将这些“保守派”一一逐走，于是“君子都走了，小人就来了”，变法本来就有问题，小人们再在其中上下折腾，结果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政客式的王安石“浮出水面”——神宗也感觉剥削太重，于是将臣子们的上奏中言及民间常苦新法的内容告诉王安石，王大不以为然。（下接75页）

（上接70页）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

安石是固执的，他相信自己永远正确——民众的苦痛与主题宏大的变法相比，算不了什么。

这里，几乎看不到那个在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的影子了。这位中国封建社会惟一不愿让人抬、不坐轿的宰相，拒奢华、拒纳妾的宰相，也是惟一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一个本来应该大写的儒者，居然如此无视黎民黔首，真是莫大的悲哀。

王安石堪称政治强人，古文与诗词也卓然成家，思想缜密。对他“大言震神宗”启动变法的万言书，方苞就说：“欧、苏诸公上书，多条举数事，其体出于贾谊《陈政事疏》。此篇止言一事，而以众法之善败，经纬其中，义皆贯通，气能包举，遂觉高出同时诸公之上。”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代皇帝写敕文，说天意“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说来，不能不算是公论。

但是，人格的公论与民心的向背无关。一种变法，无论其“富国强兵”的主旨如何宏大，如果是建筑在民生凋敝、民心涣散的基础之上的，它就显得可疑。而就变法者而言，无论其操守如何无瑕，心气多高，文学品格如何不俗，如果不在变法中解决一个“以民为本”的终极问题，他只会走向悲剧性的结局。这绝不是几篇立论高扬的道德文章所能救赎的。（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德治法治古今谈　作者：官伟勋

治理国家，究竟靠法治还是靠德治？这个问题少说也争论近三千年了。

是不是行法治就不能行德治？行德治就不能行法治？从儒法两家老祖宗的言论看，他们是这么看的。

认为法、德可以兼治的有没有？有，荀子就是一个。他既重“礼”又重“法”。他是“以礼为主，使法、礼统一的先行者。”汉宣帝则明确宣称需“王道、霸道、杂治”。王道即德治，霸道即法治，杂治即兼治。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实际上的“兼治”者多，公开承认“兼治”者少。

尽管任何朝代都离不开法，但贬法治标榜德治一直是统治者的“常态”。

兼治可行吗？若可行，是否其功能范畴应有所界定？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法治与德治，与法儒两家讲的法治与德治，是不是一回事？

另外，在我们的老祖宗中，还有个既反对法治又反对德治的派别，《老子》就是这派的代表。《老子》认为：法治德治都是社会病态的产物。不仅不能治天下，反而会乱天下。“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律定得越多，对付法律的犯罪办法越多：“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有了德就有不德，有了法就有不法。只有“无为”，一切顺其自然，天下才能治。“无为”派的观点，已超出本题范围，不谈它了。以下着重谈谈儒家的德治及其对法治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的法治与德治问题。

德治是儒家针对法家的法治提出来的

关于德治的最早最权威的论述，见于《论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法治来治理国家，老百姓会为了避免受刑而不敢触犯刑律，但不会有廉耻之心，内心还是想干坏事的。用德用礼治国，老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还会自觉做好人。

在孔子的心目中，德治与法治是对立的。法治会强化人的利害观念，使人趋利避害，成为无耻之徒。“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儒家把知不知道廉耻看得很重，认为不知廉耻的人不是人！

很显然，孔子提倡德治就是为了反对法治。

孔子的德治思想是对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传统观念的继承与发展，基本上坚持了西周以来的“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因此而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原则；“尊尊”要求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不许犯上；奴隶平民必须敬畏奴隶主贵族，不得反抗。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即“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恭、宽、信、敏、惠”。“德”的灵魂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无仁爱之心，就什么也谈不到了！所以孔子认为只有“仁者”才能“为国以礼”、“为政以德”。从这一理念出发，自然也就引出儒家的另一政治主张，就是“人治”思想。儒家是“德治”论者，也是“人治”论者。

由于主张“人治”，所以儒家十分重视统治者的德，强调仁德是统治者必备品质。因为只有有德的人才能实现“德治”。所以儒家强调“举贤才”。正如孔子在鲁哀公问政时说的：“为政在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强调“德治”与“人治”互相依存密不可分。

从“仁爱之心”出发，则要求尊重人民，施恩惠于人民；同时反对严刑峻法。因此，在孔、孟的言论中，都很强调富民与教化。孟子主张“省刑法，薄税敛”，“制民之产”。孟子在见梁惠王时，连老百姓应有多少地，多少房，多少桑，养好“鸡、豚、狗、彘之畜”都谈到了。他认为“有恒产”才能“有恒心”。老百姓有房产土地、有衣穿有肉吃，天下才能太平。

总的说来，德治就是要通过“庶、富、教”，让老百姓多子多孙，过上富裕生活，受到良好教育，以达到整个社会的“无讼”境界。达到这种境界，也就是孔子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统治者才能像北极星那样，永远端坐在最高统治者的崇高位子上，受到普天下的拥戴，天下也就长治久安了。

“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在回答季康子时说，治理国家用不着刑杀。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你好，老百姓就跟着你学好，用刑杀干什么？

这种“无讼”的理想，自然是美好的，极具诱惑力的。但在法家看来，是根本不实际的。

到汉代，董仲舒把儒家重德轻刑、德刑相济的观点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神秘化。从而他也就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创始者、奠基者。他知道完全没有法不行，便把法置于从属地位。他把“三纲五常”立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他还多次亲自以儒家经义来审判疑难案件，树立样板。他主张“论心定罪”，首开“春秋决狱”之风，为“纳礼入律”——即把儒家法律思想法典化——开拓了道路。这是一条用德治统率法治的道路。

德治思想并不是孔子凭空想象出来的。它既是对西周传统的继承，也是适应现实需要的再创造。当时新兴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很需要一种能巩固其生产关系的道德观念，来维持一种稳定和谐的家庭宗族与社会关系。而“亲亲”、“尊尊”、“三纲五常”、“父慈子孝”、“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就很符合这种需要。儒家的德治对于巩固小农经济是起了极大作用的。中国封建社会之能延续这么久，与儒家理论有关。费正清把它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保守思想”，不是“过誉”之词。

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的儒家观念，一直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在整个封建时代，除了早期的法家，几乎没有一种思想体系能与之抗衡，更不要说取而代之了！

法家的主张及其对儒家德治的批判

在先期法家中著名的有：管仲、子产、邓析、李悝、吴起、商鞅等。他们为富国强兵，在“重赏罚”、“修旧法”、“铸刑书”、“著书定律”、“明法申令”等方面，都有许多可贵的建树，而且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管仲施行法制改革后，很快就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并多次打败北方狄族与戎族的侵扰，保卫了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人民生命财产。孔子曾感叹地说：“非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没有管仲，我们都沦为夷狄了！）；“民到于今受其赐”。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

韩非认为儒家的德治是不现实的。他从历史的进化谈起，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劳而供应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正因为没什么好争的，所以用不着“赏罚”“而民自治”。如今呢？“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加倍赏赐）累罚（严厉处罚）而不免于乱。”（《五蠹》）你要人民自觉向善行得通吗？

为什么那时不但没有杀父弑君篡位的，反而有“禅让”的？韩非说，这不仅因为那时草实兽皮够吃够穿，还因为那时生活太贫乏。尧做王时，“茅茨不翦（用不加修剪的茅草盖房子），采椽不斫（用不加修饰的栎木做椽子），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虽监门（看门的）之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完肤，胫不生毛，虽臣虏（奴隶）之劳，不苦于此矣。”“禅让”是让掉“监门之苦”、“臣虏之劳”。当然是容易的事。如今，当个县官都富得流油，死后，子孙几代享受不尽，谁肯让位？

韩非还从人的本性说明法治的必要。

韩非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想“化性起伪”是没用的。这是由社会现实决定的。他用卖轿子与卖棺材的做例子：卖轿子的人希望人们发财，人们有钱才能买轿子、坐轿子；卖棺材的喜欢听到死人的消息，好卖棺材。这不是因为卖轿子的人仁爱，卖棺材的人恶毒，而是由利害决定的。一只兔子在街上跑，满街的人追。市场上挂满了兔子，没人抢。不是前面的人贪婪，后面的人无私，而是因为法的存在。追到野兔可得益，抢了市兔要受惩。

正是根据以上这些对社会对人性的基本看法，韩非提出了一系列的“以法治国”的主张。

他认为“上古”是构木为巢、钻木取火的时代；“中古”是夏禹治水的时代；“近古”是汤武征伐的殷周之世。“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战国时代）之民”，那是“守株待兔”。应该怎么办呢？他的回答是：“法与时转则治，治与时宜则有功”；因之，必须适应时代需要：“不务德而务法。”

他以“严家无悍虏，慈母有败子”来说明“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强调“明法为本”。用列国的实例说明“明法者强，慢法者弱”。说“仁政”、“德治”都是儿戏，是“尘饭涂羹”，能看不能吃，只会起到“败法”、“乱世”的作用。“释法术而任心治（即人治），尧舜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能工巧匠）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能工巧匠）不能半中（中，合格；连一半合格产品都造不出）。”

一个国家“法之不行”，是由于“自上犯之”（当官的不守法）。因此他特别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绝对不能搞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那一套。

德治；人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人治；血腥的怪圈

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古代文化那么灿烂辉煌，优秀法家人物又出现得那么早，为什么却迟迟没能建成所谓的法治社会呢？

终极的原因是经济的原因。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千年间，中国一直是一个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贵族地主对农奴、农民的产品占有是掠夺性的，根本谈不到什么等价交换。法家的“法不阿贵”已含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含皇帝）之意。而要使“人类平等概念”“成为国民的牢固成见”，正如马克思说的：只有在“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资本论》第一卷上75页）时才可能。在中国，形成这种“平等概念”与法治社会的基础是很薄弱的，

另一重要原因就是儒家德治观的影响。

本来法治与德治都是不可缺的。问题在于，法治也好，德治也好，要有个正确定位。遗憾的是，在整个封建时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始终都没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儒家片面强调德治，否定法治；法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全面否定德治。由于儒家在整个封建时代的至高无上地位，德治也就成了龙头老大。尤为严重的是，德治观还一直渗透到司法审判领域中。“春秋决狱”、“引经断案”等等就是其渗透的典型表现，从而也就更直接更全面地妨碍甚至破坏了法治社会的形成。

以下就是以德断案的两个“范例”。

《世说新语·政事三》记有这样一件事：后汉陈仲弓在任太丘长官时，他手下一个小吏想请假办点私事。由于没有正当理由，就撒了个谎，说母亲病了。陈仲弓准了他的假。后来发现，这个小吏的母亲没病，陈仲弓下令将该小吏处死。主簿（地方长官助理，主管文书簿籍）觉得处理太重，不好直接反驳，便建议再审一审？看是不是还有别的罪行一并处理？陈仲弓说：“对皇帝的官员说假话是不忠；母亲没病说母亲病了是不孝。不忠不孝，罪过大极了！再审出多少问题，还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吗？”“三纲五常”的大帽子一扣，主簿无言可对，该小吏便一命呜呼了！

还有一件事，见于明人李乐的《见闻杂记》：

一人因私自杀牛犯法畏罪潜逃。地方长官张咏出告示，允许杀牛人自首，自首可从轻发落，同时拘留了逃犯的母亲。

逃犯的母亲被拘留了10天，逃犯没来自首。张咏下令把逃犯的母亲放了，又把逃犯的老婆拘留起来，刚拘留一个晚上，逃犯自首了。张咏判案时说：“拘留母亲10天，不自首。拘留老婆一个晚上，就自首！对慈母何以如此无情！对妻子何以如此情深！”以不孝罪名而斩首。

以上就是德治，也就是以德代法，以人治代法治的典型案例。应当指出的是，这是两个在封建时代被传为美谈，认为可作典范的案例。

德是抽象的，可以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伸缩性很大。对父母不敬，没“昏定晨省”是不孝，顶撞吵闹是不孝，不赡养甚至打骂虐待也是不孝。母亲没病说母亲病了，说不孝也可以。批评一下，或者最多打几板子也就可以了。把他杀了，说不定他母亲还靠他养活呢！母亲被拘留了十天不着急，老婆被拘一晚就自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如若真是只疼老婆不疼娘，当然可恶。但是否因此就可以违背自首从轻的许诺把人杀掉呢？这些道理在德治的大原则下是没法说的了。

儒家的德治与人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德治离不开人治，为保证人治才强调德治。也就是使作为镇压机器的国家机构，既有刽子手的职能，也有“牧师”的职能。强调道德感化，使统治手段柔和些，就是为了起到“牧师”的职能。然而，人治的结果，却必然导致人大于法，权大于法，权的滥用。

封建时代的德治、法治都是治老百姓的，是极少数治极大多数。在这一点上，儒家与法家的阶级性都十分鲜明。儒家说“刑不上大夫”，法家说“刑过不避大臣”。虽说比儒家进了一步，但毕竟也没说“刑过不避皇上”。从秦汉到明清，什么时候听说有皇上犯法被依法追究的？没有。皇上，这个最高的统治者，再暴虐，再淫乱，再胡作非为，给国家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再大，也从来没人“依法追究”过。这就是人治顺理成章的特点。

何止对皇上。由于德治加人治，大臣贪污不叫贪污，叫“簋不饬”；大臣淫乱不叫淫乱，叫“帷薄不修”。用这套婉转的词汇为大臣遮羞开脱，成了历代朝廷不成文的规矩。称呼上都如此体贴照顾，执法上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大臣反皇上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德治与人治的另一特点，是易于为“治人”、“整人”提供方便。依法整人是比较麻烦的。得找法律条文，得有事实做证据，没证据得造假证据，而造假是有风险的。依德整人就方便多了。德的含义空泛，没罪可以说成有罪，有罪可以说成没罪；直言忠谏可以说成心怀叵测，为人民可以说成反人民。捅了大漏子，造成大损失，说一句“动机是好的，交了一笔学费”，立马就“摆平”了。“德”的“学问”大着呢！能“四两拨万吨”！

由德治到人治，由人治到人大于法、权大于法、权的滥用，一直到统治者的腐败，是必然归宿。当矛盾越积越多，积到极点时，宫廷阴谋、政变之类就来了；最后，人民忍无可忍了，起义了，血流漂杵了，又一出血淋淋的改朝换代悲喜剧上演了。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血腥怪圈，是儒家的德治与人治统治几千年无法摆脱的怪圈。

法治与德治混淆则相害，“各司其职”则相成

社会主义的法治与德治与封建时代的德治与法治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主义法治、德治，“治”的主体是人民，政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为人民服务的。封建时代“治”的主体是少数统治者。

社会主义的法是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的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封建统治者则是凌驾法律之上的。法家能推行法治于天下，能富国强兵，却不能推行法治于皇上。对皇上来说，仍是“天下奉一人，一人治天下”的人治。所以法家同样不能解决“血腥怪圈”问题。

法治与德治有不同的功能与范畴。社会主义的法是根据国家和人民意志制定的，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而德是思想意识问题，不能也不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强制力执行。法是刚性的，是可做具体规定并加以量化的；德则复杂得多。一个人有德无德，德好德坏，往往众说纷纭，看法各异。

封建时代的儒家与法家是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法治、德治的本质都是反映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所以两者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所必需的。

但是，对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功能必须给以正确定位，不能混同。混同则相害，界定则相成。

法治就是依法治国，在任何已有法律明确规定的问题上，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或者依法，或者依德。例如：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年一届”，到了五年就必须换届。满了五年不换而又没经过法定程序批准，就不是依法治国。又如宪法规定某些职务只能连任两届，是不是可以因为这一届干得不错，德高望重，再连任一届？不可以。又如法律规定某种选举必须“无记名投票”、“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是不是可以以“大家觉悟都很高”为由，变差额为等额，变无记名投票为举手表决？不可以。宪法规定的东西，都是综合了国内国外历史的现实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制定的，违反了就会引发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这绝对是违背人民根本利益的。

“以德治国”不是“依德治国”。一字之差，大相径庭。我们可以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却不宜说“有德必依，执德必严”。德无法用法律条文裁量规范。我们应理解“以德治国”为以德育人，是指把以德育人的工作提高到治国的高度，提高到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认真抓紧抓好。全民的道德素质越高，“依法治国”的理想就越易实现。

建设依法治国的法治社会，是时代的呼唤，是我国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建成法治社会的主客观条件已大体具备。汲取历史教训，学习他国经验，牢记自己的国情。不因循，以免错失时机；不照搬，以免“食古不化”、“水土不服”。停滞不前易生变，操之过急易生乱。生变生乱，都会使国受难，民遭殃。近看远望，殷鉴多多。坚定不移地、积极而又稳妥地走自己的路。苏轼说得好：“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4期 过洋年　洋过年　作者：李　岚

在海外，过哪个年都觉得不对劲：过洋年，人家是真热闹，我们是凑热闹；过自己的年，人家是不热闹，我们是找热闹。洋年在西方，从圣诞节一直到新年，前前后后有一个多星期。人家布置圣诞树、吃火鸡、送卡送礼物、阖家团聚，我们却不知该干什么。在西方生活久了才知道，圣诞树不光是装饰。西方人送圣诞礼物，与中国人过年给孩子买新衣服、送压岁钱不同：不仅家人之间要互相送，亲戚朋友、甚至每位来赴宴的客人都要送到，哪怕是一听水果罐头、一瓶洗澡液。圣诞树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供人们在树下摆礼物。这些礼物用五颜六色、金光闪闪的纸包着，专等圣诞节的第二天“节礼日”拆开。我们没这个习惯，光买棵树在那儿摆着，兴味索然。至于圣诞火鸡，说起来是一道过洋年的大菜，西方人的做法却很简单：用锡纸把整个火鸡包起来，放进烤箱烤五、六个小时，吃的时候切开撒点盐和胡椒粉，再配上黄油拌小圆白菜、炸咸肉等。头一次吃充满好奇，至少是品尝到一种异国风味。以后再吃，便觉得淡乎寡味，不如四喜丸子、米粉肉、猪肉水饺、炸带鱼吃得带劲。至于送圣诞卡，刚来英国时对商店里设计精美、琳琅满目的贺卡爱不释手。送了很多卡，也收到很多卡。按照英国人的习惯，把这些卡摆在壁炉台、桌子、书架上，觉得满屋生辉。后来，在图书馆里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圣诞卡，才知道那时的卡多半是自制的，以送卡人自己或与家人合拍的相片为主。送卡的目的是传达一份问候，同时也是补偿彼此不能相见的遗憾。明白了这一点，送卡的热情大减。当然，过年热闹的核心是阖家团聚。虽说现代西方人的家庭关系比中国人松散，但圣诞节那天，家人一定要团聚。我导师家在美国，每年提前半年就订机票。圣诞节前，高速公路上挤满了车，就像我们中国一年一度的春运。对于每一个与家人团聚的人来说，过年意味着圆一个梦：一个尽享人间至亲至爱、天伦之乐的梦。

这些乐趣我们都享受不到，过洋年便只能凑个热闹。烧一桌中国菜，邀几个要好的朋友，借一台OK机，乐上一个通宵。之后，却依然是几许寂寞、一缕乡愁，说不清道不明。有一天，竟想起北京春节厂甸卖的卤煮火烧。一家老小围在小摊前，看那新出锅的椒盐火烧，切成一块块的，放进那炖得香香的肥肠杂碎汤，上面飘着一层亮晶晶的红油和碧绿的香菜。吃一口，又香又辣又烫……想着还是过自己的年好。不管吃什么玩儿什么做什么，都有过年的味道。

哪知真到自己的年到来时，周围刚刚过完洋年的人都在紧张工作。商店不再张灯结彩，街上也不再热闹非凡。说句实在话，要确知哪天是春节，还得专门打听一下，或是查一下中国日历。想趁家人吃年夜饭时打电话回去，时差还赶不好。等下班回家，国内的年三十已经过去了。华人社区组织晚会，只能等到周末，要赶上春节正好是当地的假日，千载难逢。不过，对大家来说，这仍然是享受过年气氛的好机会。记得有一年，使馆带来一台电影放映机，大家就像当年农村的生产队员，争相等候在大楼外面。那日气温骤降，寒冷异常；而且单机放映，每看完一本，还要停下来倒片子，可大家全耐着性子慢慢等，直看到后半夜。

尽管这样热闹了一下，心里还是若有所失。不知不觉，洋年和春节都已经过去，却好像还在盼着什么，没着没落。想着以往过年的乐融融，如陈年老酒的醇香，带着岁月的积淀，带着醉人的惬意，令人乡愁难解、幽思绵绵……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桃花潭畔寻汪伦　作者：程竞明

在皖南青弋江畔的泾县翟村，悬崖陡壁之下有个清澈见底的深潭。潭东岸白沙细石成滩，芦苇簇立，芦叶萧萧。潭西岸怪石列耸，老树古藤，山鸟喧闹。有副对联写道：

山云茏树色，

鸟语和溪音。

水潭取名“桃花潭”，有一段诗坛趣事。据古书记载，唐代泾川人士汪伦写信邀请大诗人李白来此漫游，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欣然赴约，可是到了这里既不见桃花，又没有看到酒店。汪伦告知：“十里桃花者，十里之外有桃花渡口；万家酒店是指潭西有个酒店，主人姓万。”李白听后大笑不已。汪伦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官锦十端。为答谢主人的盛情接待，诗人临行作《赠汪伦》一诗：“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首传世之作使桃花潭名扬四方，成了旅游胜地。潭旁建起了“踏歌古岸”楼阁，还有酌海楼和纪念李白的文昌阁。文昌阁建于清代乾隆年间，阁形仿照北京的天坛，阁内有“文光射斗”的巨匾和碑记。

汪伦，是何等人物？不料竟成为当今的一大疑案。李白在《过汪氏别业》中写道：“畴昔未识君，知君好贤才。随山起馆宇，凿石营池台。大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数枝石榴发，一丈荷花开。恨不当此时，相过醉金垒。我行值木落，月苦清猿哀。永夜达五更，吴送琼杯。酒酣欲起舞，四座歌相催。日出远海明，轩车且徘徊。更游龙潭去，枕石拂莓苔。”诗中透露汪伦乃名人豪士，与李白是诗文知交。但是，由于《辞源》、《辞海》之内仅简略写为“汪伦（唐）泾县人”，令人莫知底细，而造成了一些误会。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文中，误称汪伦是个农民，《中国文学史略稿》一书的作者也这样说。接着，《唐宋绝句选注析》、《唐宋诗词探胜》等书也都写道：“据说是泾县桃花潭的农民”、“是一位善酿酒的村民”。真是以讹传讹，不知所以。近年黄拂麈在《汪伦何许人也》一文中，揭出了真相。他曾带着疑问到安徽泾县走访，沿着桃花潭寻觅当年李白、汪伦的行踪。终于在《泾县志》与《汪氏宗谱》中发现了具有史料价值的记载：“汪伦，又名凤林，为唐时名士，与李青莲（即李白）相友善，数以诗文往来赠答，为莫逆之交。开元天宝年间，公为泾县令。”由此可知，汪伦曾任泾县七品县令，并不是“桃花潭的农民”，更扯不上什么“一个善酿酒的村民”了。（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4期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　作者：肖又新

编者按：我刊收到读者纪岳武同志的来信，信中说：我有个问题总想弄清，日本帝国主义到1945年“8·15”以前侵略中国的国土，如云南、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山西等地达到什么地方？找了材料还弄不清楚。这个侵略史应让中国人民清楚，让后代也清楚。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约肖又新同志写了此文。

1937年前，日本已侵占了我国的台湾省、东北三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大部和冀东地区。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到1945年8月无条件投降，在八年中，它侵占了半个中国（参见《日军历年侵占中国领土略图》）。

一、“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侵略者气焰嚣张，大举进犯，是其战略进攻阶段。在16个月中，攻占了一大批县城、9个省会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直到首都南京。日军铁蹄踏遍了平汉、津浦、平绥铁路沿线和长江下游沿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控制了华北、华中、华东广大富庶地区。其侵略魔爪向西已深入到绥远省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山西省的原平、阳曲、太原等地。

二、侵略军由于占地太多、战线过长、兵力分散，1938年10月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直至1942年。其间，日军实施有限目标进攻，又侵占了南昌、随县、枣阳、金华、奉化等城市和地区。向西进占到湖北省的宜昌市，向南深入到福建省的闽侯（今福州）、厦门，广西省的邕宁、绥渌，广东省的汕头、雷州半岛直至海南岛全岛。还侵占了香港。我国西南大后方云南省西部的腾冲、龙陵也被侵占。

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迅猛发展，中国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军优势尽失，于1943年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它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并确保本土安全，1944年春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八个月中，攻陷城市146座（重要城市有郑州、许昌、洛阳、株洲、长沙、衡阳、桂林、柳州、南宁等），空军基地7个，飞机场36个，打通了纵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平汉线、粤汉线）、湘桂线和中越交通线，侵占了豫、湘、桂、粤四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是中国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一次大溃败，蒋介石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战场最艰危的时期。通过这次战役，日军向西侵占了河南省的陕县、卢氏县、灵宝市（后收复），湖南省的邵阳市，广西省的宜山，贵州省的独山，逼近贵阳，致使重庆陷于混乱。

四、到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日军处境更加孤立，但它垂死挣扎，在中国战场又发动了一些攻势，侵占了江西省的遂川、赣州，广东省的南雄、新城、海丰及老河口、芷江等飞机场。还侵占了河南省西部的淅川、西峡口，并于4月4日攻占了豫、陕交界的河南省的重阳店，这是日军1945年“在中国大陆向西前进得最远的地点”。

2003年第4期 常态与变态　作者：陈四益等

编者按：

陈四益先生和丁聪先生是当代文坛上的著名搭档。陈先生的文笔与丁先生的画笔联合作战，堪称天配。从本期起，我们将设置专栏，为读者奉上二位先生的新作。

尊敬权威是常态，迷信权威是变态(网络语言叫做BT)。尊敬与迷信的分界，在于前者保持独立的判断而后者丧失独立的判断。

周扬曾是理论权威。读大学的时候，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当作“经典性结论”要我们“认真学习”多少天的。谁要表示怀疑——哪怕是对个别结论的怀疑——都会被当作思想不纯。于是，常态被迫趋于变态。周文一出，群起响应，再听不到一点不同的声音。“文革”中他忽然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害得相信他观点的、引用他文章的、传达他讲话的，统统倒了霉。这是对变态的惩罚，又是以变态对付变态。

“文革”后，周扬复出，虽照旧还是权威，但没有了权势，不再有当年的迷信。对他的观点，有赞成的、有商榷的、有批评的。我想，这是从变态复归于常态。

1983年，马克思百岁诞辰，他在中央党校作了一个报告，讲了“异化”。次年的“春王正月”，便有×××也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长篇讲话，题目叫《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内容是批驳周扬的。某文之出，如果是正常的讨论，应当视为常态。正如他在文章之前所说，他的文章“也献给一切曾经抱有或继续抱有不同观点的同志们，他们的观点使作者获得了写作本文的动机和展开论证的条件，如果本文对他们提出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也完全属于正常的同志态度。”何况在文章后面某氏还大度地说，“恳切地希望大家指正”。

但是，这种人们希望的常态并没有出现。由于某氏当时的地位，“指正”的文章即或有，也没有报刊敢登——因此，常态仍旧复归于变态。权威一出，万马齐喑，再没有别的声音。

直到近年，变态才回归于常态。譬如，×××为了论证“异化”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划了一条时间线，说从《共产党宣言》之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都没有使用“异化”这个概念。而吴江先生——一位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家——却在《异化思想述评》一文(收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一书)中，证明异化是一个马克思反复讨论的重要概念，即使在《共产党宣言》之后，马克思不但没有放弃异化理论，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与应用。吴江先生说：“一个概念，一个范畴，或者一种思想，如果它所反映的现实状况存在或确实存在过或并未最终消失，那么，概念本身自然也会存在。”吴江先生的文章能够刊出，是因为胡氏已经作古，失去了一言九鼎的条件。

常态与变态的这种反复，尚不能看作学术讨论已经有了良好的环境，因为它并非因为理论的权威而是系于作者的权势。而变态的出现，常常因为权威者利用了权势或非权威者慑于权势。学术讨论中不能排除权势的介入，常态总是不能持久的。诗曰：

玉叶雪芽莫漫夸，还须慢火煮新茶。

欲知色味亲口品，只拜招牌是傻瓜。

2003年第5期 董必武的民主政治思想　作者：李维民

诞生于1886年的董必武，1903年（17岁）中过秀才，1911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对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孙中山的革命民主思想，都有过较深入的研究。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后来他还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和列宁学院留过学。在我们党内，他是阅历最深、具有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伟大革命家。同时，他又是我们党内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早在1914年和1917年，他曾两次东渡日本攻读法律，回国后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从事律师职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担任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最高法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担任过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参加过联合国的制宪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1954年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1954年以后，先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董必武对民主与法制问题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本文仅就他的民主政治思想做一粗浅的介绍。文中引用董必武的论述，均出自198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选集》。

纪念辛亥革命，应当高呼政治真正民主化

董必武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30年后，他写了《辛亥革命三十周年》一文，对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经验与教训，做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辛亥革命伟大的成绩，是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七十年的清朝政府，而且葬埋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形式——帝制，而建立起中华民国。”他概述了辛亥革命后30年间，中国在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方面的进步。他认为：“这些进步的基因，不能不溯源于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某些进步更为迟缓，也许某些进步成为不可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伟大的，但辛亥革命胜利并未彻底，且经多次失败，而历史任务至今犹未完成，……辛亥革命方建立起民主制度，便遭摧残，使国内经济、文化、政治、军事没有民主制为之保障，于是这些进步都成为自流的、间歇的、不平衡的、不协调的、非系统的。这样的进步，自然不能满足国人的愿望和适合时代的要求。”他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教训：㈠人民要求民主的情绪是日益扩张的，这种情绪因自由思想的传播和民权主义的宣传，从此愈益普遍而深入。㈡革命客观发展的程度，超过主观领导的力量很远，因此，辛亥革命以胜利始而以失败终，这是很可惋惜的。”他引述孙中山先生1921年时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十年来名虽民国，实为官僚国。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今日的民国，只有官治，没有民治，……哪里还算民国呢？”董必武说：“中山先生是无数次慨叹中华民国徒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今日读来，犹值得我们警惕。”董必武的这篇文章是这样结尾的：“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三十年，应当高呼：发扬辛亥革命的精神！坚持团结抗战！政治真正民主化！联合民主国反对法西斯！驱逐日本法西斯强盗出中国！”

法西斯主义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董必武在大力提倡民主政治的同时，对于残暴的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也是在1941年，他发表过一篇题为《联合起来扑灭法西斯》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教育人们要认清法西斯主义的反民主实质。他说：“有人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后恭维纳粹，说纳粹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基本相同。这对于中山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极大的侮辱。……国内有少数人不明法西斯的意义，看见希特勒、墨索里尼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像煞有介事，就想模仿法西斯的做法。不知道照法西斯的做法，多做一分，即离开民主道路愈远一分。”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作了很透彻的批判：“法西斯纳粹夺到了政权以后，它们就推翻民主政治的标帜——民选的议会，以法西斯党的议会代替国会。纳粹更干脆地说‘国社党就是国家’。这样赤裸裸地建立法西斯纳粹的独裁，剥夺国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解散人民的一切组织，特别是工会的组织，规定要按照法西斯的意图进行改组，摧残压迫异党，特别是共产党，使它完全变成地下党去活动。……希特勒说：‘我们应该以最残酷的方法进攻敌人，为了国家的利益，应该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收入集中营中。’……他真正用了最残酷的方法，不管是科学家、文学家或艺术家，凡怀抱自由思想、鄙视法西斯主义的人，都受到无情的迫害。”董必武的结论是：“法西斯主义就是黑暗野蛮的统治阶级向民主自由和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法西斯主义就是疯狂猖獗的反动和反革命；法西斯主义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的强盗的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爱好民主自由的人们和劳动群众的死敌！”

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专政的事。

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实行民主政治，1945年董必武赴美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期间，在一次华侨举办的演讲大会上，他以中国的解放区为例，对这个问题作了很明确的说明。他说：“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实行民主政治。”接着，他具体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等自由。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了人权与财权。人权受到了政府的保障，非依法律由合法机关依照合法手续不能任意逮捕，并且必须依照法律，以合法程序予以审判和处置。财权受到保障，人民的私有财产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保障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凡是及龄公民，不分阶级、性别、信仰和财产，都有这项权利。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不论在政府与参议会之中，都实行了‘三三制’。……中国共产党自己规定，共产党名额都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选出来的代表或委员，共产党员超过了三分之一，就有一部分自请辞职，让给次多数的非共产党人士。这个制度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无党派的各阶级人士，更好地团结合作。中国共产党是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从共产党本身起，就不做一党包办或一党专政的事。以上种种措施，保证人民有民主权利，保证政府是民主的政府，这是最好的民主制度。”董必武还说明：“在战后，在把日寇打到无条件投降以后，我们现在在抗战中所执行的基本政策，还可以继续施行。我们要在战时，也在战后，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这对于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必要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董必武为建立新中国的民主政权，做了不懈的努力。1948年8月，董必武在石家庄主持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1948年10月，他发表了《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讲话，提出一切权力都要归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政府，政府的权力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人民代表须向选民报告工作等论断。1949年9月，董必武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委托，负责主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工作，1954年又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他努力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1954年5月，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的讲话。他强调“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根据宪法还将要产生若干法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这就是说只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的法规，才能叫做法律，它的意义是庄严的，通过它的手续是慎重的，它的公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职权之一。……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他批评了对国家法律、法令的严肃性认识不足的种种现象。例如1949年全国总工会关于处理劳资关系和解决劳动争议自行立法。董必武说：“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我们国家内是最有权威的社会团体，但社会团体只能构成我们国家的基石，不能代替国家。显然工会是无权发布法令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董必武提出：“统一战线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特别在今天的形势下，就更明显地成为决定我党成败的问题了。”他认为：“人民政协不但是政治上的大成功，也是组织上的大成功。参加政协的成员，甚至包括了昨天还拿枪反对我们的敌人，这点正是我们的成功，说明我们统一战线的广泛。”他强调：“我党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是永存的，是不变的。这是因为我党不能脱离群众而存在。……共产党除了群众的利益，没有其自身单独的利益。它不是谋个人或几个人私利的小团体，它经常在群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

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

关于如何处理中国共产党与政府的关系，董必武有很系统的论述。他说：“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和政府是两种不同的组织系统，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在政府中来实现它的政策，是经过和依靠着政府内工作的党员和党团。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政府在党领导下所颁行的法令，所公布的布告，所提出的号召，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首先应当服从那些法令，遵照那些布告，响应那些号召，成为群众中爱护政府的模范。党包办政府工作是极端不利的。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政府一定要真正有权。过去有些同志以为党领导政府就是党在形式上直接指挥政府，这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上述论述是1940年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中共县委书记联系会议上讲的，发表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多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它成为政权机关的领导党。……但这决不是说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党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我党中央从来没有直接向中央人民政府下过命令。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法律命令都是党的创意，许多重要的文告都是先由党拟定初稿（不经过党的准备、考虑，是没有的），然后经过政协全国委员会或它的常委会讨论（注：1954年以前全国政协代行全国人大职权），再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或政务院讨论通过。在讨论过程中，各方面曾提出了不少很好的意见，补充或修改我党拟定的初稿，使其更加完备。……我们应很好地把这样的方法运用到各地去。”

共产党员应当自觉地遵守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法令。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

董必武一贯强调共产党员应当成为遵守政府法令的模范，党员犯法必须从严惩处。在《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等一系列文章中，他反复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政府所颁布的法令，所定的秩序，我们党员应当无条件地服从和遵守。那些法律和秩序是我们公共活动所必须，而且法令是经过了一定的手续才制定出来的，秩序是经过一定的时间才形成起来的。在制定和形成时已经渗透了我们党和我们自己的意见和活动。我们如果违背了政府的法令，破坏了社会的秩序，我们自己必须负责，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

他批评：“有些党员同志犯了法，因为他自以为是党员，想不受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而有些地方党组织也觉得党员犯法，是党内的事，让他逃避政府的审判和处罚，这都是不对的。”他告诫我们党的同志：“国民党在全中国范围内因为它的党员不遵守它领导的政府所颁布的法令而遭到国人的痛恶，这是我们应当拿来作为鉴戒的。”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严肃地批评了“少数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制有不重视或者不遵守的现象”，列举了诸如：不依照法律规定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限制人大代表向大会反映群众的呼声，不按法律手续撤换代表；党政不分，直接发号施令，代替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违法乱纪，侵犯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强迫命令，招致群众不满；没有按照法律手续拘捕人犯，限制被告人行使辩护和上诉的权利，违反革命人道主义的原则，虐待犯人等等。董必武要求“对于这些恶劣的现象，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不懈的斗争。”他还认为，党员和国家干部违法，“问题就更加严重”。“犯罪的如果是党员，除按党纪处分外，同样应按国法处理。”他批评“有的人自命特殊以为法制是管老百姓的，而自己可以超越于法制之外”的特权思想。他提出：“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他号召：“健全我们的人民民主法制，以便进一步保卫人民民主制度，巩固法律秩序，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护公共财产，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于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还应当提到，董必武一贯重视倾听群众意见，保护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1948年他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有一段很精彩的发言。他说：“大家不要怕讲错话。我想告诉同志们，共产党员不是神，是各种元素组成的一个实体。每个人都有讲错话的可能，共产党员也不能例外。讲错了不要紧，记录下来也不要紧。不要人讲错话，就是阻止同志的发言。……你有讲错话之权，别人有批评错话之权。某个同志在会上讲错了，别人会批评这个错话。如果只许你讲错话，不许别人批评你的错话，那就不对，那你讲的话就成天经地义了。要大胆地讲，讲错了以后要受得住批评。不要紧的，我们不是天生圣人，讲一句话就一字不错，任何时候也没有这样的圣人。……我们只有把各个方面的观点综合起来，才能得到事物的全面认识。因此，我希望大家不要怕讲错话。”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胡锦涛同志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提出的第一条要求，就是“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今天重温董必武同志关于民主政治的教导，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责任编辑吴明）

2003年第5期 陆定一对双百方针的二元思维　作者：陆　德

与父亲陆定一多年接触，对他提出“双百”方针中的一些思想，有一些理解。

父亲是1956年4月27日，在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长篇专题发言中提出“双百”这一思想的。在当时较“左”的大政治环境下，父亲提出，要允许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自由讨论，要与政治思想的问题分别开来，提倡它们蓬勃发展。这一主张，被毛主席在第二天的总结中肯定，其“双百”的名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由陈伯达提议的。

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主席正式对外宣布此为党的“双百方针”。5月26日，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全国科技、文艺界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党的这一方针。

46年的历史风云过去了，逝者如斯夫。但重读父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依然觉得颇具新意，处处迸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父亲在建国初期，即提出这样杰出的主张，从历史、政治和思想环境的角度分析，确属不易，值得很好借鉴和研究，特别是对他提出这一主张的主导思路和理念的研究。

父亲提出“双百”，有他的多种论点和想法，多数已经在他的讲话及学者们的分析研究文章中写出。但父亲对“双百”的解释，还有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和对“第一性”、“第二性”及对“有为”、“无为”等观点的阐述。

回顾父亲晚年与我的多次交谈，现把他的这一观点汇总整理出来，呈献给社会，以示对父亲的怀念。

父亲讲：就像列宁在“企管二重性”中所指出，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在它生成、发展和消亡的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父亲讲：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聚变、裂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凯恩斯的经济学，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泰罗的企业管理理论，梅奥、马斯洛等人的行为科学管理，摩尔根、孟德尔的遗传基因学，西方的计算机技术，医学中的西医及中医等等，这些，都是产生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国家，但其中有许多符合社会实践和科学进步的东西，我们是“废弃”还是“扬弃”？牛顿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唯心论者，别人问宇宙是怎么动起来的，他讲是上帝踢了一脚。是否因为他是个唯心论者，“牛顿力学三定律”我们就应废弃呢？牛顿是唯心论者，但是在“三定律”的研究上，牛顿是唯物的，因“三定律”反映了力学中自然属性的规律。我们应用它，首先是看它是否符合科学的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即使是对资产阶级，也不能说人家就不懂科学，好像一戴上“资”的帽子，就什么都“臭”了。）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单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之所以提倡要把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与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问题区别开来，就是不要把学术、技术上的不同学派和不同的意见，简单地用政治思想标准去武断、去压制。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父亲说：在建国初期，我提出这一主张，是冒了一定风险的，但我有责任提出来。

春秋战国，虽属战乱，但却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百家争鸣”的局面；秦王朝虽一统天下，但却是“焚书坑儒”，文化艺术出现衰退。为什么？因为，对任何学术性的观点动不动就要被扣上“扰乱朝纲”的罪名，形成了“文字狱”。16世纪，西方的布鲁诺宣扬“日心说”，被罗马教皇干预，活活将他烧死，使哥白尼的正确观点，延误了70多年才被逐渐认识。纵观历史，凡是把政治干预强加于学术研究的，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出现过同样问题。

解放后，我们也有类似教训，如“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凡在政治上被定为“右派”、“反动学术权威”或“走资派”的，认为他的一切言论、观点和著作就都是反动的了，哪怕是符合科学规律、符合自然属性的观点言论，也一概反动。

所以，对学术性的、艺术性的、技术性的问题，必须要坚持用“二元论”的观点来分析、对待。要允许自由讨论，只能用科学的实践，来证明它们的真伪，而不是去扣政治帽子。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优于其它以往任何社会制度的一种社会，它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应该优于其它社会制度才对，否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尽到历史的责任。

父亲讲：我提的建议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由于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同，学者们在学术的研究过程中，会存在真科学、伪科学及唯心论、唯物论之争，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辩论、争鸣的学术环境，而不是政治斗争的环境。这两种“环境”是不同的。世界观的改造，是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能有几人？不能说暴露出些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论，就要动用阶级斗争和专政的手段，特别是对科学和艺术领域的学术观点的争论，压是压不服的，“士可杀，不可辱”，这是知识分子的特点。要他们服，只能用事实说话，用实践和实验去说话，这是鉴别它是否符合“自然属性”的唯一方法。所以，对待学术界的不同争论和不同观点，不能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去解决，这是其一。其二，真伪科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就像市场经济中的若干经济手段和若干理论，它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会被“优胜劣汰”、“自然淘汰”一样，真伪科学应当在学术研究、竞争、争论的环境中，以及在社会的实践和应用中，被优胜劣汰，被自然选择。就是说，科学和学术的生成、发展和消亡，有它自身的规律性。这是远比用政治干预来“揠苗助长”作用大得多，而副作用小得多的自身规律。我们应重视研究的，是这种自身规律，而不是只重视政治干预。除非它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可动用专政和法律手段。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进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进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父亲解释说：在科学和学术上，为追求其自然属性而进行的争论，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同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有你无我、彼消我长的斗争，显示出它的排异性。而学术观点的不同争论，都是从不同角度为探索、追求同一自然属性这一共性目标，其结果往往是“殊途同归”，不同观点最终达到统一认识，兼容并取、优势互补，或出现新的边缘科学。这种争论，促进了科技和学术的发展，显示出它的共融性。一个是排异性，一个是共融性，这两者的性质和特点是不同的，对不同的特点，就要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西医可以治病，中医也可以治病，最好的处方是“综合治疗”，而不是“排斥它方”。对于科学和学术间的争论（争鸣），采用“百家争鸣”是促其发展的，而采用政治斗争的态度和手段，显然是欠妥的。

父亲讲：当时，他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他。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

父亲讲：就政治领域而言，我们尚且提倡“政治民主”，提倡“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不提倡“一言堂”，何况在学术界、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就更应该提倡学术民主。没有“双百”方针怎么成？！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健全党内肌体的好方法，执政党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现和清除自身的缺点，但是，必须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为前提，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言者无罪”，谁还敢提不同意见？庐山会议，彭老总不就成了“反党分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不同于政治领域，但同样需要出一个好的政策，解决一些紧箍和阻力，去鼓励它们发展。

父亲讲：我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有待时日，他可能看不到了。但总希望在科学、学术领域，能创出一个自由研讨、畅所欲言的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促其蓬勃发展。

父亲讲：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则应提倡“无为而治”，应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每个科学家、艺术家和团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他们的潜能。“有为”和“无为”，是辩证的统一。马克思讲，在诸生产要素中，人是最根本的要素，是活的劳动力。西方管理学中，把对人的界定，从单纯的“经济人”提升到“社会人”，直至最新的管理学，提倡在资源共享的前提下，管理模式要由官僚的“宝塔式”（层级式）向“扁平式”变革，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原则，是要给基层和底层更大的自由度和自决权。这些，都表明了“有为”和“无为”的变化趋势和辩证关系。我们是一个执政党，而不是生产党，也不是学术党，很多东西我们不懂，也不可能全懂，什么都要管，都要“越俎代庖”，想“事事有为”，结果反而会“事事不为”。你都有为了，事事都代替了，别人就不为了，也无法为。

父亲讲：学术的、科学技术的东西，从总体上来说，说到底，是涉及到社会和生产力发展中的“方法、手段和工具”类的东西。小平同志讲，连经济体制——市场经济，都是一种方法和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用了它，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处。西方培养的高级经济学家，都是要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其目的是为缓解劳资矛盾，巩固资本主义体制。所以，这些“方法、手段和工具”，是人类在社会和生产实践中的智慧结晶和经验总结，是社会的财富，每个社会都要借鉴、利用的，只是用的目的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而已。

当然，唯物主义者一定要承认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另一种属性，即它的“社会属性”，科学和技术是要为社会服务的。但这毕竟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没有了属于“自然属性”这第一性的科学和艺术成果，你拿什么去服务于社会？哪还有它的什么“社会属性”？早已不存在了！所以，首先是要鼓励科学技术和艺术的蓬勃发展，然后是怎样能让它更好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反过来，为怕几株“毒草”出现，就一概限制其发展。毒草终究会有的，但它是局部问题。冬天倒是不长毒草，但永远也迎不来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有了毒草再铲除嘛！我们不是有“六项标准”（注：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辨别鲜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吗？可以说，“六项标准”就是鉴别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社会属性”标准。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学说，不仅要重视对它二元论的研究，还要认真研究它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转换。没有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机械唯物论，哪会产生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有的同志只讲“单元论”，有的同志把“二元论”中的第一性和第二性关系倒置，只讲转换，不讲第一性，这些，我都是不同意的。

父亲讲：你看列宁是怎样分析泰罗制的，列宁讲：泰罗制有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最巧妙的残酷剥削手段；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系列最丰富的科学成果。这就是列宁的二元论分析方法，一是“社会属性”，说它是资产阶级剥削的一种手段；一是“自然属性”，说它是一系列的科学成就构成的管理方法。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东西，首先要研究它的科学性，这就要给它创造出一个可供研究和发展的良好条件和环境，让它尽量多出成果。伪科学不是科学，要揭穿它，也须通过科学论证。泰罗的企业管理方法，被无产阶级掌握，就会成为提高社会主义劳动生产效率（而不是剥削）的手段。同样一种工具或手段，被不同的阶级和社会利用，目的和效果是不同的，这就是它的“社会属性”。但是，首先要让它出成果。你拥有和掌握了这些工具和手段，才能为你服务。西方是把科技和学术成果都看作“有价”资产的，许多成果，你拿钱都不会卖给你。我们的一些同志难道就不懂“取他山之石以攻玉”的道理吗？还要去自己压制自己的发展。“双百”方针，就是为了给科学技术和学术界创造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环境。

社会主义，是在一切社会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我们应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如果说以前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这个是封建主义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一切都不承认，一切要“从零开始”，没有了基础，哪有社会主义？“一切从零开始”，对体育比赛可以，对社会发展、对人类文明，不能说“从零开始”，而应说“继承发展”。这个“继承”，是在兼收并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和继承，这个“发展”，是在人类文明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古人曰：“不积跬步，难以进千里”，就是这种道理。社会在不断进步，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科学、认识，无止境，我们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上还有很大差距，这些，都“拖”不起呀！不提倡“双百”、没有马列的“二元论”分析观点，对人类文明，就不可能有很好的继承与发展。

父亲讲：当时提出的党的“教育方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涵盖了“二元论”的思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教育的根本性质，是它的“社会属性”；“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它的价值取向，除此不会有真正的知识，是它的“自然属性”。

父亲又讲：他提出允许文化艺术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提出“允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提出要把文学艺术及科学技术的研究“同政治问题区分开来”的主张，是严格界定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一学术、技术、艺术领域的，不要乱套。如套在政治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等等，有些原则是不完全适用的，不能混淆。

父亲出身于知识分子，比较了解知识分子，他遵照老祖宗“二元论”的思想方法，提出的关于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百”方针，这种以“二元论”（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分析而提出的发展方针，我以为，今后不管是在有阶级社会或无阶级社会，都是适宜的。

我还认为，毛主席所理解的“双百方针”，与陆定一所提的初衷，在认识上是有区别的。“反右”斗争中，毛主席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又将学术性、技术性问题的争论，看作是阶级的争斗，回到了“单元论”。更甚者“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以政治和专政的手段来虐待文化和科学技术，致使许多专家学者被迫害、关押、蒙冤受辱，众多科学成果和文化遗产被焚烧、捣毁，贻误了两代人。孰是孰非，只有请历史和理论学家来判断评说了。

最后，我以父亲在“双百方针”发表30周年时，所写纪念文章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此文。

陆定一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了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5期 陈毅元帅的诗人风范　作者：袁　鹰

陈毅元帅的品格风范，如郭沫若赞誉：“一柱天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他一生喜爱诗词，也写了大量诗篇。记得50多年前上海解放以前，就秘密传抄过他的《梅岭三章》，“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这些慷慨悲歌的诗句，曾经鼓舞我们这些身处地下斗争环境的青年人的斗志。上海解放后刚几天，他在交通大学礼堂同上海青年学生见面。身经百战、指挥大军解放上海的将军，那天穿一身白衬衫黄军裤便服，一进会场，就向起立欢呼的青年学生们鞠躬致礼。他在讲台上谈笑风生，说：青年朋友喜欢诗，唐诗里有两句：“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海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就像黄鹤那样一去不复返了，要靠我们大家来建设新上海。话音刚落地，顿时赢得全场如雷掌声。上海人第一次领略到这位叱咤风云而又平易脱俗的儒将风采。

上海解放后三年，作为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我有多次机会聆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陈毅讲话。有一段时间，他的工作重心似乎放在华东军区司令部，移驻南京，不免使人有寂寥之感。但是后来我却得到另一种机缘，作为《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得以捧读并亲手编发他的诗词稿件，比读者先拜读原稿，先瞻赏那龙飞凤舞、潇洒飘逸的书法，就更感到幸运了。

20世纪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陈毅同志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了不少诗篇。怀人伤逝，感事抒情，纪游揽胜，内容广博，体裁多样，旧体诗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绝句齐备，还有自由体新诗，使读者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精美的艺术享受。评论陈诗，需要长文宏论。作为副刊编辑，我们对作者在处理诗稿时的一些小事自有特殊感受。陈总诗作都是亲笔原稿，从不打字复印，下署“陈”字样，也从不由“陈办”代劳。我们一见到信封，就会欣喜相告：“陈老总又有诗稿来也！”

1957年4月28日李大钊烈士殉难30周年之日，陈毅同志发表六首五言绝句悼念，第四首有句云：“人民柴市节，浩气贯长虹。”用文天祥在燕京殉难典故（柴市即今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菜市口，古刑场）。发表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并非柴市。我们当即转去陈总办公室，三天后就接到他亲笔复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五月六日你处转来王九一和闻舟两先生的信，今日下午收到。他们信中指出文天祥就义处应在今安定门交道口以南府学胡同地方，不在今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他们这一指正是对的。除专函向他们致谢外，并请你处将此信登更正栏。

陈毅五月九日

1958年3月，陈毅随周恩来总理访问友好邻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回来，寄来一组《访问朝鲜诗录》，附有一信，专门关照几件事：

一、送上访朝诗录请登载。

二、建议你报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四家联合同日登载。由你报负责组织，希望帮助并同意此办法。

三、北京日报1955年专门征诗，我答应他们，直欠债至今，为了还债，有此必要。余二报亦屡屡征稿，藉此报答其盛意。否则别人不满，说我只给你报服务。今后仍应多登你报，以销路多读者更广泛广大也。

四、稿酬只要你们一家的，不要他们三家给。因篇幅不少，是否一天或两天登完，由你们决定。

五、诗句不妥之处，委托你们和他们修改，欢迎指教。

这组诗共12题，17首，最短的七绝四句，最长的是《在朝鲜的上阳村》，新诗74行，一天是登不完的。我们按陈毅同志嘱咐，同那三家编辑部商量，分别从3月l 5日起陆续发表，为照顾各报版面安排的技术问题，也并未约定同日见报，我们想作者定会谅解的。

陈毅同志对读者来信指正一处小差错表示谢意，对报社三年前的约稿“欠债至今”一直未忘，对诗的篇幅不少由编辑部决定如何刊登这类小事，都一一细心交代清楚。这封信我们在文艺部全体会议上宣读过，大家对陈总的高尚朴实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留下深刻的印象。久当编辑的人，每天要同各类作者交往，对比之下，高低立辨。陈总信上殷殷说明同一诗稿何以要发四处的理由，特别关照稿酬只要一家的，从这类细微处能见到伟人的风范。

正如陈毅同志信中所说，他后来写的诗(无论是新诗还是旧体诗词)，大部分仍交《人民日报》发表，这自然是我们的殊荣。他作为外交部长出访亚非欧各国的诗篇，考虑到对国外的影响，多数也登在《人民日报》上。其中《赠缅甸友人》那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我吸川上流，君饮川下水，川流永不息，彼此共甘美。彼此为近邻，友谊长积累，不老如青山，不断似流水。……”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又由作曲家谱成一首抒情歌曲，成为东方歌舞团一个最受欢迎的保留节目。前些年我访问缅甸时，望着澜沧江下游湄公河的清流，不止一次地同缅甸朋友谈起这首诗。上了年纪的朋友都记得它，赞美它，我就不无得意地说我有幸当年经手发表这首诗，使缅方人士惊羡不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伯渠老人，1960年5月29日因患心脏病在北京病逝，享年75岁。对这位早年即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老一辈革命家不幸离世，举国军民同声哀悼。陈毅元帅其时正以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到噩耗，自然十分伤感，即作诗表示悼念之情，并连同林老遗诗一并寄给我们。

副刊编辑部同志：

寄上林老遗作及我所写挽诗，请刊登日报。要求把林老遗作放在前面。

敬礼！

陈毅10/6(6月10日)

我们遵照陈毅同志的意见，将林老遗作和陈毅挽诗同时刊登在6月14日的副刊上。林老上一年（1959年）8月率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时作《少年蒙古》七律二首：

山环一水太而都，春满新邦万象苏。

跑马余风总作健，射雕能手有前途。

稚松自长背阳茂，戈壁丛生细草腴。

蒙古包中话沿革，牧民已失主和奴。

望澈曙光苦未眠，却已鸡鸣步独先。

伟业相将随老大，雄心终是思华年。

充分生活需维达，协调宫音赖主弦。

建基正为谋宏远，真理从来破不颠。

林老这两首诗，当时并未公开发表，只寄给诗友。陈毅同志特地抄录寄来，连同他的挽诗，题为《在蒙古首都闻林老逝世写长律二首》：

北京讣到影瞳瞳，故旧从今不再逢。

革命一生毫不愧，路线正确是英雄。

长征走步关山月，晚岁诗吟跃进红。

访问蒙古留友谊，此间吊唁悲哀同。

疑真疑梦事朦胧，恍惚围棋又相逢。

论政衡文成往迹，伴游催诗记音容。

投身革命轻艰险，面对谈判战恶龙。

七五高龄今结束，风流文采几人同。

字里行间，表达对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前辈革命家的推崇与尊重，也追叙两人论政衡文伴游催诗的友情交往，情深谊重，使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领略到将军诗人的本色。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3年第5期 陈独秀在监狱的研究生涯　作者：祝　彦

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内部叛徒出卖，陈独秀于当晚在家中被国民党上海警察逮捕。1933年4月20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公权15年；后经他上诉，才被改判为8年，剥夺公权则部分撤销。

远在“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就把监狱与“研究室”等同对待，他说过：“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段话连同“五四”运动中的“总司令”——陈独秀成为时人崇拜追求的偶像和境界。但是以前几次的蹲监狱，由于时间短，陈独秀在监狱里并不能做研究工作；而这次被捕并被判刑8年，确实使陈独秀实现了监狱式“研究室”的愿望。虽然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提前被释放，但在4年零10个月又8天的监狱生活中，陈独秀以学者兼思想家的勤奋多思，把监狱当成研究室，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把监狱当研究室， 拟出宏大写作计划

陈独秀经江苏省高等法院终审判决后，被押送到了南京老虎桥监狱即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服刑。对于陈独秀在狱中的待遇，据陈独秀的外甥濮清泉回忆：“陈独秀得到一点优待，他一个人住一间牢房，有专人看守，监视他的一切。其余人住普通牢房。当初监视颇严，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后经绝食斗争，才渐渐放松了些。陈独秀说：‘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抗议。’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话虽这样说，典狱长还是作了让步，以上几个不准，终于悄悄地准了。”以后随着来探视陈独秀的人络绎不断，而且其中不乏国民党政府里的权贵显要，以及社会各界的名流。这样监狱逐渐地对陈独秀就更加“网开一面”，陈独秀的独监室，是由看守宿舍辟出的一间房，约有10至12平方米，室内有一书桌，一书架，一单人床，室外有天井。陈独秀的饮食也比一般犯人好，每餐两菜一汤。他要求将菜和汤混做成一个菜，主食吃面包。外面送来的食品很多，常吃不完。朋友送钱给他，由狱方保管，需要物品时由狱方代购。天热时，看守叫犯人挑两桶水给他洗澡。有人来看望他时，他说见就见，说不见就不见。会客时，看守在室外走动监听。陈独秀就在这样较其他犯人优厚的条件下，开始了他那漫长的铁窗生活。

陈独秀被捕入狱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老人了。如果按刑期8年呆在狱中，对于一个习惯了投身于火热的政治运动又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革命家来讲，无疑是太残酷了。陈独秀显然感到这漫长的8年狱中生活，不能白白浪费，何况，陈独秀本来就是那种思想闲不住的思想家、革命家兼学者。早在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就把监狱看成研究室，并认为只有“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次陈独秀真是充分实践他自己的这种倡导，把国民党的监狱当成了自己的研究室。首先，陈独秀写信给汪原放和胡适等人，帮他在外面购买或借来大量书籍。仅1932年12月1日，陈独秀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就要了这些书籍：“英文《原富》，亚当斯密的，英文李嘉图的《经济学与赋税之原理》，英文马可波罗的《东方游记》，崔适先生的《〈史记〉探源》，此外，还有关于甲骨文的著作。”他的囚室变成了书房，“他房里有两大书架，摆满了书籍，经、史、子、集每样都有一点。”他在狱中的藏书包括政治理论、经济学、史学、文字学、地理学、传记文学等多种领域的著作以及《东方杂志》、《国学丛刊》、《国学季刊》、《大美晚报》等各种报刊资料。

正如许多被关押过的知名革命家一样，陈独秀利用监狱里尽可能提供的条件，潜心钻研，积极思考，著书立说。陈独秀有一个很宏大的写作计划，1934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就列出了他的著述目录，“弟拟在二、三年内着手写下列各书：《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论》，《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我的回忆录》。”

埋头研究音韵学，成果颇丰

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喜欢自由、受不得束缚的人，现在被关在十几平方米的囚室里，使他离开了火热的革命舞台，这大大影响了陈独秀的心情和情绪。他的学生陈中凡回忆说：“二十三年冬日，我从粤回京，到狱中去会先生，见先生形容憔悴，没有当年豪迈的气概了。在青年人的心目中，陈独秀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形象，但现在被囚斗室，真有种‘虎落平川’的味道。”这种心境必然影响陈独秀的写作计划。陈独秀自己也表达了这种内心世界：“我很懒于写东西，因为现在的生活，令我只能读书，不能写文章，特别不能写带文学性的文章，生活中太没有文学趣味了！”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情的人，但狱中的日子把他的这份天资逐渐地磨蚀掉了。于是，陈独秀把注意力放到了似乎与现实生活一样枯燥乏味的文字音韵学的研究方面。当陈独秀投身于这些研究中时，似乎忘记了狱中生活的无聊，而且他也确实已经醉心于这种工作，与人谈起来也兴致勃勃。据陈中凡说：“二十五年，我回京执教，先生移押江宁第一模范监狱，时常往晤，与他商量旧学，兴致很高。”陈独秀在入狱的最初几年，研究的成果，主要在文字音韵学方面。著述主要有：《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手稿）；《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连语类编》（手稿）；《荀子韵表及考释》，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2号；《屈宋韵表及考释》（未完成稿）；《晋吕静韵集目》（手稿）；《广韵东冬钟江中之古韵考》，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4号；《表》（手稿）；《实庵字说》，发表于《东方杂志》第34卷第5、6、7、10、13号；《识字初阶》（未完成稿）；《干支是字母说》（手稿）。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陈独秀著述如此之丰，难怪当时就有人赞称陈独秀在学术上的造诣。王森然在写《陈独秀先生评传》时，其中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法文日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

针砭时弊，创作《金粉泪》组诗

陈独秀在狱中每天能接触大量报刊，恶劣的时政，激发他写了长篇组诗《金粉泪》56首。陈独秀早年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中的“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以及在南京监狱里给刘海粟题诗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等警句，至今还在传诵。对于陈独秀的诗风，当时报刊上即有人评曰：“皆忧时感世之作，……有谓陈伯玉、阮嗣宗之遗”。也就是说，陈独秀的诗中感时伤事，十分关心国家大事，而不是风花雪月。李大钊也说“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

陈独秀是个意气豪迈的人，而且他关心国事民瘼，立意高远。“诗如其人”，他很讨厌无病呻吟，所以，他的诗确实有“魏晋风骨”。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人居然这样评论陈独秀：“陈独秀……本来……是一个吟风弄月、惹草拈花的旧文学家，与诗僧苏曼殊，很有深交。他个性是浪漫的，疏懒的，理想无实的，很像温李一流人物。假使他生活在闭关时代，只配做花月痕上韦痴珠，还够不上做韩荷生。”这个人可以说根本不了解陈独秀。陈独秀曾参加了拒俄运动，暗杀团，组织了岳王会，指挥了五卅运动等等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忽略了这些，而把陈独秀比做温（庭筠）李（煜）那样的“婉约派”诗人，真是天大的误会！

《金粉泪》写于1934年，全诗感时伤事，针砭时弊，嬉笑怒骂，极富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正如陈旭麓评点指出：“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但字里行间仍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无谓呻吟。”整组长诗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揭露国民党政府面对日本侵略表现出来的妥协行径。取名为“金粉泪”即有寓意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六朝金粉”之地南京却是歌舞升平，真的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诗人对此充满了亡国之痛。如 “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又“党权为重国权轻，破碎山河万众惊。弃地丧权非旧事，庙谟密定两三人”。二是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如“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指斥特务横行，滥杀无辜；又“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开倒车。赢得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三是斥责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政府腐化，官场黑暗，如“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又“皇皇大典枉抡才，官运高低靠后台。封锁未成民已苦，七分政治费疑猜”。四是讽刺国民党要人的丑恶嘴脸。如讽喻汪精卫，“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又讽刺国民党官僚主义，“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拼命，血腥吹满雨花台”。组诗的最后一首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纵观全组诗的内容，决无“风月”之弄。对这组诗的艺术风格和思想价值，陈旭麓作了如此评价：“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一无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志。”确实，全诗洋溢着诗人“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迈之气概！

撰写“传记文学之瑰宝”

——《实庵自传》

陈独秀在狱中的第三大成果，是留下了被誉为“传记文学之瑰宝”的《实庵自传》两章。陈独秀最初写自传的动念，完全来自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胡适的建议，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提倡写自传，首先，他自己做了先锋，带头写了《四十自述》，同时他也建议别人写，“我还劝告过蔡元培先生，张元济先生，高梦旦先生，陈独秀先生，……盼望他们都不要叫我失望。”其二，是托派中一些人的劝告，他们希望陈独秀能像托洛茨基一样写《我的生平》，通过自传形式来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的过程，但陈独秀开始并未对此建议和劝告放在心上。陈独秀写自传的初衷，亦并非胡适与托派朋友所希望的那样。因为陈独秀当时的经济负担很重，超支了亚东图书馆不少的钱。因此，陈独秀写自传，最关心的是能否出版，只有出版了才有稿酬，才能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1932年12月22日，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自传》一时尚未动手，……若写好不出版，置之将来，则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1935年2月14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又说：“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也。”当然，除了物质需要上的考虑外，影响陈独秀延宕再三的因素，还有当时的狱中生活。1933年10月13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传尚未动手，（或不名自传而名回忆录，你以为何如？或名自述）如能写，拟不分为少年期等段落，因为我于幼年、少年的事，一点也记不得了。即记得，写出也无甚意义。”“你可以告诉适之，他在他的《自述》中望我写自传，一时恐怕不能如他的愿望。”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陈独秀此时，对写自传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只是由于狱中的生活枯燥无味，使得他“不大有兴味写自传”。

最后，动笔是在1937年7月份，陶亢德回忆了“当时向陈先生要此自传的经过”。他说：“使我得到陈先生自传的是汪孟邹先生，他为我写信到南京去。”7月8日，陈独秀回函说：“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到这时，陈独秀才“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但至于“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7月30日，陈独秀去信陶亢德，通知他：“第一章拟为‘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拟为‘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陶亢德说，“信上没有提到第三章以次拟为什么，大概是当时没有拟到，谁知结果只有发表了这两章，好似预先知道了似的，也有点奇怪。”据陈独秀在稿本上的短跋中说：“此稿写于1937年7月16日至20日中，时居南京监狱，敌机日夜轰炸，写此遣闷。”只写了以上所拟两章，总共字数为一万三千字左右。于是“八月中旬他的两章自传就在炮火连天中寄到了上海”。

陶亢德接到自传稿后，立即送到自己任职的上海《宇宙风》杂志，于1937年11月至12月的第51、52、53期连载。《宇宙风》在刊出时誉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后记中对陈独秀的赐稿，大表感谢，“实不特本刊之幸福也”。但是，陈独秀自传写了两章，就永远画上了句号。之所以出现了这样的“遗憾”，笔者根据当时的情势，分析认为，恐怕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陈独秀出狱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陈独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他必然全身心地投身于民族革命战争中去。正如陶亢德所说：“到达汉口以后，他的全副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思续写。”

其二，陈独秀仍然很关心写了稿子后能不能出版，他就曾写过信“问自传稿收到否？《宇宙风》能继续出版否？”由于战时的交通不方便，陈独秀出狱后很快从南京到了汉口，不久又去了重庆，他不可能马上得知自传已经在上海发表，并得到很高的评价；所以他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另外，战时混乱，有些事情难以预料，就是陶亢德自己也不敢担保《宇宙风》能否出版下去，他不无顾虑地说：“在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

其三，陈独秀写作严谨，从不马虎敷衍了事，所以在接到陶亢德的催稿函后，陈独秀于1937年11月3日回函，答复了陶的“逼稿”：“弟对于自传，在取材，结构，及行文，都十分慎重为之，不愿草率从事，万望先生勿以速成期之，使弟得从容为之，能在史材上成为稍稍有价值之著作。世人粗制滥造，往往日得数千言，弟不能亦不愿也。”

其四，陈独秀如果继续写下去，必然要涉及大革命时期的托派问题，他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还有与托派、与国民党之间的是是非非，会徒然引起纷争。而在抗日战争时期，陈独秀作为既不见容于国民党，也不见容于中共的“两不是”人物，陈独秀在当时的思想言论，无论在苏区或国统区，都是不相容忍的。所以陈独秀当时在报端发表文章，尽管有的是特约稿，也常常是有了上半篇没有下半篇，有时竟开了天窗。所以，陈独秀研究方面的专家、安徽大学历史系沈寂教授认为：“从这个意义说，《实庵自传》之未能续成，实是为特殊的历史环境所扼杀的。”笔者认为，也许正因为《实庵自传》存在这样一种天然的残缺，才更显得它弥足珍贵！

不仅现在的人们觉得两章《实庵自传》写得好，在当时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1938年汪原放将它印成单行本出版发行。在《实庵自传刊者词》中，编者这样赞许道：“一个时代权威的自传，会道出他自己的生活变迁，他的活动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的许多的历史事实。……因此，这种自传，实包含有无限的历史的教育的重要性。……《实庵自传》的刊行，对于近代史学尤其对于青年人的意义之重大，已可不言而喻了。后之来者，从这个领导时代的人物的自叙中，定能懂得写什么并学写什么！本集是《实庵自传》的初两章，就已可从中窥见作者少年的环境和其特有的奋斗精神。”静尘1942年7月在追悼陈独秀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末尾，这样写道：“陈独秀死了，我不为独秀的生命哀，也不为独秀的不能成功哀，——因为政治上的成功不一定是真的成功，失败不一定是真的失败。——却为陈独秀不能完成他的一个自传哀。”因为“中国近代史上少了这一篇传奇式的文献，实在太可惜了，……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损失，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损失。”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5期 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　作者：宋文茂

诗人臧克家在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时写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姚桐斌烈士，也不愧是一个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人。今年是他的35年祭。他1968年死于非命，10年后被追认为烈士，17年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30年后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姚桐斌何以让人们念念不忘？姚桐斌到底为我们留下些什么？

一颗“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

姚桐斌，1922年9月6日出生在江苏无锡黄土塘镇。由于家境贫寒，姚桐斌读完小学后，父亲不再让他继续读书，只是校长特别喜欢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数次到姚家劝说，父亲才让他上了无锡中学，成为该镇第一名中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无锡先后沦陷，不忍在日寇铁蹄下生活的青年学生，纷纷逃离敌占区。姚桐斌也约好几位同学，相机越过日军的封锁线。1939年冬，国立十三中在江西省吉安县公开招考江西及江浙沿海各省流亡学生，姚桐斌以优异成绩考进该校高中部。由于他学习用功，在江西全省会考时，获得总分第一名，报考五所高校均被录取。姚桐斌选择了当时已迁往贵州平越的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他对同学说：“开发中国的资源，以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理想。”

那时的大学生活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姚桐斌这样的穷学生，夏天在集体宿舍，饱受蚊虫之累；冬天御寒，只有一件薄薄的灰色土布棉被。为补生活费用之不足，又不得不勤工俭学，或打扫实验室，或分发邮件，或为中学生补习功课。

1944年冬，日军进攻湘桂黔，学校被迫转移到四川壁山丁家坳。同学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各自奔往目的地。这里较之贵州，住宿环境更差，没有夜读的条件。同学们便自备一盏桐油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读书。人们注意到，几乎每晚姚桐斌的油灯总是最后一个熄灭，但第二天大家起床时，他又第一个在窗外朗读英语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5年，姚桐斌以全班总评第一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经济部重庆北碚矿冶研究所。

1946年，一心深造的姚桐斌，赶上抗战胜利后第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的机会。考生云集，角逐激烈，姚桐斌又以优异成绩取胜，他选择了工业革命的故乡——英国。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国际铸造学会副主席、该校终身教授弗·康德西博士（V Kondic），研究液态金属凝固过程。这里学术气氛浓厚，科研和工业生产紧密联系，是姚桐斌最为满意的，但生活费用的重压也无情地向他逼来。在国民党政府终止了他的学费供应后，他便把到手的两年的费用匀作四年使用。为省钱，他搬到一家犹太人的屋顶小间，早餐经常是面包和茶水，连黄油也舍不得买，一直到1951年在该校毕业获得冶金学博士学位。1952年1月，姚桐斌在英国伦敦帝国科技学院工作，任实习指导员，并继续深造。他对铝硅金属合金的热裂进行研究，其成果受到专家的称赞，为此他于次年获得该院的D.I.C学位。

姚桐斌学习的用功是著名的，多少次大考争得第一名桂冠，但他绝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深深植根在他的头脑中。刻苦读书，绝不是为了功名利禄。据姚桐斌的老同学庄先生回忆，在唐山交大毕业前夕，姚桐斌与他有一次长谈，谈的就是毕业后个人发展如何着眼于社会的问题。他的另一位老同学董先生，也在自己1946年11月29日的日记中，寻觅到姚桐斌出国留学前的思想发展脉络。姚桐斌曾向他说，留英有两点顾虑：一是怕在国外的优裕的环境中沾染资产阶级习性；二是怕所学东西对人民大众没有直接的用处。董先生谈到这里感叹地说：由此可见，他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学有所成，报效祖国”的思想基础是何等坚实！

难怪留学英国期间，姚桐斌在努力完成学业、精心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日夜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以排江倒海之势由北向南推进，千疮百孔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日渐土崩瓦解，关心祖国命运的海外赤子无不欢欣鼓舞。其间，姚桐斌组织并参加了左倾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和中国留英学生总会的工作，并先后担任过留英学生总会总务干事、刊物编辑、秘书、主席等职务。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包括海外侨胞在内中国人的心声。新中国宣告成立后，姚桐斌和一些爱国留学生发出热情洋溢的贺电。祖国自然不会忘记这些海外游子，姚桐斌不断收到寄自祖国的报纸杂志、影片资料等。社会主义祖国的每一个进步，都使姚桐斌激动不已。从此，宣传祖国的每一个进步，也成了姚桐斌的自觉行动。

英国虽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其政府内敌视新中国的官员大有人在，姚桐斌的作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1953年的一天，姚桐斌接到伦敦警察厅（Scotland Yard）的通知，约他去“谈话”，实际是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英国。

这时，世界最负盛名的铸造学教授依·皮沃斯基（E.Pivowarski）听到此事，邀请姚桐斌去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让他在自己领导的研究所工作。姚桐斌1953年赴慕尼黑大学进修三个月，提高自己的德语听、说能力。

在联邦德国的四年中，姚桐斌除了要处理大量的社会工作和完成众多繁忙的教学工作外，他专心致志研究金属液体理论，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他的研究成果，在联邦德国《工业通讯》、《铸工》等杂志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在此期间，姚桐斌思想上也有一个飞跃，由一名爱国者变成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56年他在瑞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姚桐斌应召回到祖国。

一种为破“千重关”锲而不舍的精神

1957年底，姚桐斌带着报国的激情应召回国。北京钢铁学院、清华大学、中科院沈阳金属研究所都曾希望他去工作。但他最终还是服从工作的急需，到了国防部成立不久的第五研究院（七机部前身），负责筹建一个研究所。1958年1月姚桐斌来报到时，这里只是一个仅有12名大学生的航天材料研究组，办公室是当年袁世凯练兵的营房。到1960年，这个材料组已扩建为航天材料研究所（即七○三所），姚桐斌被任命为所长。

摆在姚桐斌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真可谓困难层层，关隘重重。但他深信，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他以锲而不舍的精神，为破前进道路上的“千重关”而殚精竭虑。

作为所长，姚桐斌认为，首先应给研究所以恰当的定位，从而确定研究的方向。姚桐斌的设想是：七○三所和火箭设计部门根据型号的需要提出所需材料的规划，然后将此要求委托国内有关部门开展研制。在此期间，七○三和这些部门密切合作；这之后，七○三所将这些研究成果进行接近火箭条件的应用性研究，直到这些材料使用到火箭上为止。这样，既可以避免滥铺摊子、重复建设，又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积极性。

姚桐斌曾亲自向聂荣臻元帅汇报，此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联合召开了一系列全国性的材料工作会议以及测试会议，姚桐斌的主张得到会议的支持。这些会议的召开，特别是会后的实践，促成了全国范围火箭材料、工艺和测试方法研究的协作网的建立，也促进了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等工业技术和材料科学的发展。

要取得科学研究成果，先抓人才培养。对于科技人员的培养，姚桐斌从来是事必躬亲。

新入所的大学生，包括留苏回来的博士生，都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姚桐斌组织大家由学习火箭、导弹的基本知识开始，进而了解火箭、导弹对材料和工艺的要求，最终胜任各自的研究任务。为此，姚桐斌所长经常亲自授课，有时也从外单位请专家来，冶金界元老李熏博士、两院院士师昌绪等，都到这里来讲过课。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多不识英语，成为他们查阅英文资料的极大障碍。为了及时了解西方国家有关科技发展情况，姚桐斌在所内倡导学习英语，最盛时，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班一齐开，一时形成争学英语热潮。

姚桐斌同时很重视工作人员的作风培养。1962年初，他在七○三所组织了一次“科研专题作风研究会”，把研究工作、技术学习、技术管理与技术责任制方面的50个好坏典型，770多件实物展示出来，加以分析对比。真人实物，振聋发聩，使科技人员加深了对正确科研程序和科研方法的认识，克服了自己的不良作风。一位当年实验室的“小鬼”，至今记得姚桐斌一面作示范，一面教他正确操作方法的一席话。姚说：“许多有成就的科学家，当初都从事过小型实验。实验工作琐琐碎碎，点点滴滴，平平凡凡，但没有这些，就没有以后的成果。当好一个实验员，关键是确保所作数据的准确，有使用价值，使科研人员敢于应用你作出的数据，这就很了不起。”

姚桐斌根据自己在国外从事科学研究的经验，针对年轻科研人员的问题，写过一篇题为《研究工作方法》的长文，钱学森院长很赏识，曾推荐给院刊《研究与学习》发表。至今被七○三所的同志视为“仍在熠熠生辉”的“宝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2000年该所还将它印成小册子，作为教材供青年科研工作者阅读。

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活跃在重要岗位上的一代航天材料及工艺专家，不少人赞许当年姚桐斌的言传身教，呕心沥血的培养。

作为中国航天材料工艺技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姚桐斌，其卓越贡献，自然首推他为火箭所需新材料的成功研制。

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材料工业水准很低，连一些低合金钢都生产不出来，火箭材料的研制均从零开始。

有一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即使在中苏关系最为密切的时期，其成分和工艺，苏方对我也严格保密，只是对我们说：中国需要时订购好了。1960年中苏反目，赫鲁晓夫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像这种高温钎焊合金材料，想向苏联订购也不可能了。这种材料的研制，一时成为我国发展航天材料工业的“拦路虎”，在没有任何资料可以借鉴的情况下，姚桐斌带领七○三所的同志，与有关单位共同协作，当年便确定了这种材料的成分及其比例，经过反复分析试验，很快生产出了高温钎焊合金。后发现质量不稳定，姚桐斌又亲临生产第一线，找出原因，提出建议，先后用40多天时间，使问题得以解决。为此，18年后，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七○三所和上海合作单位获得重大成果发明奖。

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料在燃烧过程中，会产生3000℃以上的高温，容易烧坏零部件，引起事故。为此，姚桐斌等立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科研课题。刚提出时有人曾说是“胡子课题”（意即等白了胡子也不会出成果）。姚桐斌坚信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支持下，几位工程师默默地进行研究，他们终于获得成功。将他们新研制的材料和工艺用于新型号的火箭上，使火箭发动机的高温大为降低，同时还提高了比推力，增加了射程。

众所周知，火箭结构越轻，就飞得越高，越远。姚桐斌建议立足本国资源，立项研制重量轻、强度高的钛合金气瓶，取代当时使用的钢气瓶。这项研究成功后，每个气瓶即可减少重量7公斤以上。而火箭的最上一级每减轻1公斤，卫星的载荷则可增加1公斤。其经济的、科学的效益是何等可观！

重视预先研究，是姚桐斌对火箭材料工艺研究工作的又一贡献。姚桐斌认为，搞火箭材料的研究，不能只考虑现有型号的火箭材料，必须有前瞻性，搞好“预先研究”，即他常说的：“做到今天，准备明天，想到后天”。

但是，姚桐斌的正确主张曾被批评为“学院式研究”，他的某些预先研究项目被“砍掉”。然而，他出于对火箭技术发展规律的认知，本着对事业负责的使命感，他反复解释“材料先行”的主张。他说：“搞材料的如同开饭馆，不能等顾客点肉菜时才去养猪，点炒鸡蛋时才去养鸡。”

据航天材料所后来的统计，由姚桐斌主持论证立项的预先研究课题数百项，有80%已用于各种型号的导弹和火箭。可见姚桐斌对型号设计要求研究之透彻，对某些材料和特种工艺发展方向把握之得当。

一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姚桐斌到底有多么深厚的天赋和巨大的潜能？他的一位当年的同窗好友，以后成为冶金专家的同志读了199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怀念航天材料及工艺技术专家姚桐斌同志》的文章后，才第一次得知姚桐斌的具体工作及其贡献，这使他惊讶和激动。他说，姚桐斌回国前研究的是融溶金属，这个领域不是很宽的。尽管得力于多年的刻苦学习，他有十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为了适应新的任务，他必须知道的新东西实在太多了。这位同是科学家的同窗老友不禁感叹：姚桐斌“一般人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他“有超人的毅力”，“有超凡的智慧的头脑”。

就是这样一颗智慧的头脑，被两个愚蠢的家伙，以“革命”的名义惨无人道地击毁了。行凶者一个是七机部下属二一一厂的炊事员高某，另一个是从七机部在永定路下属某所调来武斗的电工于某。他们一个用切过肉、砍过骨头的手，一个用整天熟练操作榔头的手，各执一根暖气管，向姚桐斌头上猛击，姚桐斌当即被打倒在地……

正如姚桐斌的挚友董先生事后致姚夫人彭洁清女士信中所说：“这种事情，只可能在那无比荒谬的年代才发生。一个具有巨大科学才能的头脑，一颗怀着对人民无比忠诚的赤心，就这样无缘无故被那群无知无耻之徒轻易地毁灭了，多么可惜，可悲，可恨！”

正是这样荒唐无比、野蛮至极的事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

1966年6月，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依据国家大法选出的国家主席拉下马。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封信，热烈支持他们的“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一时间红卫兵运动如火如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被引以为荣。

1967年湖北“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更加肆无忌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次日，上海《文汇报》广为宣传，激发了8月上旬的全国接连的大规模武斗。

七机部当然不是世外桃源。时至1968年初夏，两个对立的群众组织，武斗时有发生。许多人不能上班，有的车间处于瘫痪状态。姚桐斌多次同干部商量避免生产停顿，但无济于事。姚桐斌不愿意随波逐流，每天到办公室工作。他不止一次地对妻子说：“光拿工资不做事，于心不安。”

楼外的武斗，无法阻止姚桐斌头脑的思维，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他的科学研究，何况中央对于火箭、空间技术研究的要求一直没有放松过，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已列入议事日程。

1968年6月6日，姚桐斌兴致勃勃地带领七○三所的几位主任，去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孙家栋主持的防热方案讨论会，并提出和讨论了卫星防热系统等研制方案和任务。

姚桐斌常常以一个学者的单纯，去观察那诡谲莫测的政治形势。他多次给妻子和同事说：“文化大革命后，我们还要大干一场。”

然而，“大干一场”的机会再没有给这位善良的忠心效力于国家和民族的科学家。就在姚桐斌出席空间技术研究院防热方案讨论会后，屈指没有48小时，一幕人间惨剧发生了。

6月8日，七机部两派发生武斗，姚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他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他惦念孩子，还是回家了。就在这一刻，号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几个人闯进家来，拳打脚踢将他推出门外，在拖往“总部”途中，两个狠心的家伙抡起钢管，猛击姚桐斌的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见法医鉴定书）。

听到姚桐斌被害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震怒，责令公安部长立即查明此案，并指示有关部门，开列一张有贡献的科学家名单，加以保护，必要时用武力保护。据梁思礼院士回忆，姚桐斌被害后，七机部军管会对六级以上高级工程师采取了保护措施。他说：“我当时是五级工程师，在七机部二分院也属保护之列。二分院地处永定路，我们的办公区大院已经封闭，有解放军战士看守。……在‘文革’中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父亲梁启超被认为是‘保皇党头目’，我又在美国学习、生活了8年之久，多亏周总理指示予以保护，否则必然吃了大苦头。”

人间正道是沧桑。1976年10月万恶的“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

姚桐斌的夫人彭洁清女士，以一位受难者妻子的名义，以三个孤女母亲的名义，为姚桐斌喊冤叫屈、伸张真理的义举终于得到回应。

1978年3月18日，在我国科学史上的空前盛会——全国科学大会开幕的那天，七机部为姚桐斌在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举行追悼会。

1979年4月，北京市中级法院以行凶致死人命罪，分别判处于某有期徒刑15年，高某有期徒刑12年。

1983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姚桐斌颁发京烈第080040号《革命烈士证明书》。在牺牲时间、地点和原因一栏中写着：“1968年6月8日无辜遭坏人毒打，不幸牺牲。”

1999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授予姚桐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0年9月，姚桐斌半身雕像在七○三所揭幕。

在中华大地上，人们欣喜地看到，“科教兴国”战略已成为全民的共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开始形成；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也已提到议事日程。让我们记取历史教训，永远告别那“无法无天”的时代，让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永远沐浴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自由的阳光下。（责任编辑程度）

[附]

彭洁清：“炼狱”四日

编者按：2003年6月8日，恰逢姚桐斌烈士35周年祭，本刊特发表《两弹一星功臣姚桐斌烈士留下些什么》一文，并附彭洁清《“炼狱”四日》，沉痛纪念逝者，同时也告诫世人，切莫忘记那个敌视文明、毁灭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时代。

1968年6月8日，星期六

好不容易盼到星期六，我可以回家了，吃过午饭，我急急忙忙离开学校，虽然车上人挤人，我却习以为常，只希望能早见到分别一周的桐斌和孩子。

好不容易到了，抬头一看35栋就在眼前，我家在三楼，一走进过道就是客厅，长沙发靠着窗户，桐斌总是让客厅的门开着，这样我一到家他就可以看到我了。

到了楼门，我快步往上跑，满怀希望桐斌已坐在沙发上等我，因为现在已经该下班了。

我刚踏上三楼楼梯口，家门忽地打开，保姆啜泣着说：“姚所长被人打死了！”“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她的话，任由手袋掉在地上。天哪，这不能是真的。星期一我上班时，他不是送我到车站，我不是还向他说“亲爱的，星期六再见”了吗？他不是还微笑着向我告别，一直到汽车出站才往回走吗？直到惊恐的三个女儿跑过来哭成一团，直到看到直挺挺躺在客厅长沙发上的桐斌遗体，我才醒悟到这不是噩梦，而是残酷的现实。

这天，七机部对立的两派发生武斗时，桐斌照样去上班。中午，有人听说我家附近形势紧张，劝他留在办公室，但桐斌记挂孩子，还是回家了。他还未来得及扒上一口饭，一群暴徒冲进我家，他们架起桐斌就往楼下推，拳打脚踢，抽耳光，一个家伙还狠狠地踢桐斌的会阴部。在“打死你这个反动权威”的吼声中，有两个暴徒举起钢管，向桐斌的头部猛击，立刻鲜血冒出，他倒下了。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暴徒们并未就此罢手，桐斌光着一只脚被架到他们“总部”，继续拷问。此时桐斌已不能讲话了，靠在一张木椅上，两眼发直，随即倒在地上。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头头怕桐斌死在他们“总部”，才差人把桐斌拖回我家楼前，丢在人行道上。一位邻居发现了地上的桐斌，并找来我家的保姆，他们请求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人将桐斌送医院抢救，遭到拒绝。大家只好把桐斌抬上楼，放在客厅沙发上。由于头部几处受重伤，桐斌一直未清醒过来，于下午三时许停止了呼吸。

我必须尽快把桐斌被害的消息传出去，但家里的电话，当天上午已被割断了。我只好叫我的大女儿去我的一位朋友家，请他领我女儿去找驻七机部的军代表，报告桐斌被害之事。

天渐渐黑下来，女儿还没回来，恐惧又袭上我的心头：难道我让带给军代表的信又招来新祸？我跑到抓桐斌的那个“总部”去，寻女儿未果，想起桐斌之死，禁不住怒火中烧，质问他们有什么权力抓人、打人？回到家中，只见两个小女儿可怜兮兮地站在门口，他们父亲的遗体就在身后，我们母女又相抱而泣。

这一晚，我们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两个小女儿毕竟年幼，在我怀中抽泣着睡着了。我却难以入眠：桐斌的遗体虽近在咫尺，但已是天上人间，阴阳路隔了；派出送信的大女儿，一夜没有消息，我的心都要碎了。

1968年6月9日，星期日

漫漫长夜终于熬了过去，朝霞送来了这新的一天。两位军代表带着我大女儿跨进家门，后面跟着几位解放军战士，抬着好几大桶冰块。高个子的军代表首先向我解释说：“昨天因为太晚了，不放心你的女儿回来，让她住在我们那里。”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你们难道不能派人送她回家？我都快急疯了！”军代表说：“昨天周总理一听说这里发生武斗，姚桐斌同志被害，就派粟裕大将乘直升机来了解情况，恰好您的女儿进办公室，我们让小姑娘当面向粟裕同志报告了姚桐斌被打死的情况，时间拖到很晚。”我仍在火头上：“一个小孩子怎么能讲得清楚？你们军代表到七机部时间也算不短了，难道还不知道我爱人是好同志吗？”军代表也承认桐斌是位好同志，他被打死，是他们始料不及的。谈到姚桐斌的遗体，军代表说联系几家医院都暂无停放的地方，所以决定每天早晚由战士送冰块来。他们把桐斌的遗体放在我家卫生间的浴缸里，四周放满了带来的冰块。

夜幕降临时，战士们将新带来的冰块放置在桐斌遗体的四周。我家保姆紧随着解放军战士走进屋。她整理好她的箱子，对我说，她害怕住在我家，想另找工作。我完全理解保姆此刻辞职的心境，只好点头应允。接着走的还有住在我家的七○三所的两对年轻夫妇。七机部造反派夺权后，认为我家住房多，就安排他们搬来我家。昨天桐斌被害后，他们便没有回来，今天是来取东西的，说是已另觅住处。

走了，军代表和战士走了，保姆和同住的人也走了……只有我和三个女儿默默无语，沉浸在无比的哀痛之中。孩子们终于睡着了，我一个人孤独地伴着桐斌的遗体，为他头上的伤痕哭泣，为他英年惨遭毒手哭泣，为他不能同我白头偕老哭泣……我多么想“随他而去”，但很快予以否定：当时，自杀即自绝于人民，自绝人民即叛徒。我的孩子们就会成为叛徒的“狗崽子”，被打入社会的最底层……

1968年6月10日，星期一

解放军战士照例按时来为桐斌的遗体换冰块。他们一走，整个家又处在死一般的寂静中。晚上，原来那两位军代表来了，进屋后就忙着解释：“上午有急事耽误，没有来成。七机部军管会主任杨国宇同志想见你，现在我们走一趟怎样？”我当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向上反映情况的机会。我看一眼三个睡着了的孩子，便随军代表匆匆走了。

杨主任身着海军制服，操一口四川话，据说是一位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长征干部。他在一张大办公桌前站起来和我握手，第一句话便说：“请你来这里谈谈，是因为这里安静。”他谈到周总理得知姚桐斌遇害的愤怒，谈到军代表向他汇报我写信的情况，在我向他要求尽快缉拿凶手时，他也坦诚地谈“文化大革命”中七机部情况的复杂性。在军代表提示杨主任“法医马上要到姚桐斌同志家”后，杨主任站起来同我告别，嘱我相信组织，保重身体。

已是晚上10点半了，紧随我们到家的另一辆吉普车上走出两位着便衣的法医，上楼后，一位军代表领他们直奔卫生间，另一位军代表则一直坐在沙发上陪着我，不让我去看。

过了好长时间，法医才从卫生间出来，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着我的手，但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对我遭遇的深深同情。军代表对我说：“快12点了，您早些休息，明天还要去海军医院为姚桐斌同志做解剖检查。”这时，法医才作解释说：“在家只能作初步检查，去医院作解剖，才能作出权威的结论。”

1968年6月11日，星期二

是一个大热天，阳光透过纱门，撒在我们房间的毛泽东主席的肖像上。由此，使我想起了《东方红》的歌，想起人民对于毛主席的称颂，不禁潸然泪下。无法控制感情的我朝着毛泽东肖像大喊：“毛主席啊！您救活桐斌吧！救活桐斌吧！”几天来闷在心里的悲痛像开了闸的水奔泻而出，孩子们被我的哭喊声惊醒，团团围住我，也大哭起来：“爸爸！我们要爸爸！我们要爸爸！”

只见解放军战士抬着冰块进了屋，才知道昨晚忘了插门。解放军战士发现我家哭成一团，不知所措，悄悄下楼请来了七机部下属的七一一医院的一位女医生。医生扶我到卧室，为我作一般检查后，给我服了两片药，又打了一针，劝我：“你要想开点，好好休息。你把身体搞垮了，几个孩子就更可怜了。”我凄然不语，她的眼眶也红了。

中午大孩子催我们吃饭，桌上摆了好几样菜，我以为全是她做的，还是老二告诉我，是新新的妈妈让新新送给我们家的。新新的父母由美国归来，父亲也在七机部，在另一个研究所任副所长，据说前几天还挨过批斗。在这个当口送菜给我们，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入夜，我早早打发孩子们睡觉。军代表带领好几个战士，乘海军医院一辆大汽车赶来，将桐斌的遗体抬进车里。我们都一起同车前往海军医院。车停在解剖室门前，我要求随桐斌遗体一起进去，被军代表劝阻，并留下一人陪着我。

陪着我的军代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点点红光闪现在我眼前。一直昏昏沉沉的我，想起我们刚到北京时就住在海军医院隔壁，当时我曾对桐斌说：“住在这儿真不赖，要看病多方便。”他笑着回答：“这是海军医院，我们怎么能去？”他现在真的进去了，但不是看病，而是验尸。想起人的生死祸福，想起我家的不幸，不由仰面发誓：“苍天作证，我一定要为我的丈夫申冤，为我的丈夫报仇！”

待法医和军代表从解剖室出来，天已经很晚了。我询问解剖结果，法医说要写一个书面报告交军管会，以后再转给我。我只好坐军代表的车回我的家。

后来，我看到1968年6月12日局治技字第81号鉴定书，该书称：对死者姚桐斌的尸体检验鉴定意见：1、死者头部左侧有典型的条状挫裂伤，左侧头皮下广泛血肿，颅骨条状塌陷性骨折，硬脑膜破裂，硬脑膜外及硬脑膜下，有大面积血肿形成，脑质挫裂伤，脑受压，脑水肿，符合于被钝器猛击头部，造成重度开放性颅脑损伤，引起死亡。2、左顶部外侧前后纵行的几处挫裂伤是致命伤。

（此文系编者根据彭洁清《航天情——永远的眷恋》一书有关章节摘编）

（责任编辑洛松）

2003年第5期 温济泽与温良恭俭让　作者：曾彦修

在2月7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邵燕祥《一个难得的共产党员（读《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后，我即提笔写此文。因为文中提到了我，而我是绝不敢当的，故而必须表个态。

文中说：“他的老战友曾彦修说从许多方面看，温济泽都是一个难得的（好）共产党员，共产党应以有温这样的党员为骄傲。”在厚厚的一本纪念文集中，燕祥同志找出这两句来加以发挥，我当然感到极其荣幸。但又不得不说明几句，“老战友”三字我是绝不敢当的，也不好默认。

我不得不说明的是，我绝无资格称为温的老战友，温作为共产党员坐监的时候，我才十来岁，温比我早加入共产党八年，因此他是我名副其实的革命长辈。至于在知识和革命功业上，我更不及他的数十分之一，这是事实，所以我不得不作此说明。

但是，对我的这两句话，恐怕有不少人会不同意。其中有一种是囿于多年养成的老观念，甚至会嘲笑以至愤怒地说，我说的太出格了，温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有什么了不得呢，你这话也未免口气太大了。是的，温在解放后最高不过是中央广播局副局长，离休时也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按习惯，这不过是千千万万中层干部之一罢了，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普通之至。这样的人能代表党吗？我说，恰恰是这样的人代表了党的光明面。

老百姓看人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不以人的职位大小定高下。湖洲张建智先生有一本书叫《中国的狱神庙》，原稿令我看过，其中有一个狱神，就是广东增城县的一个看监牢子的名字，竟与皋陶、萧何这些同为狱神的大人物们并列。由于他对犯人特好，所以得到一切人的赞美。而这是经过明代时的省级司法机关同意并转报中央司法机关批准了的。

可见，老百姓是不看你官职高低，而是只看你人的好赖的。党的威信的来源根本上也是如此。党的高级领导人固然重要，但那么多一生埋头苦干、不计荣利、不计生死、终生苦斗、继之以死的，像温济泽这样半尘不染的大量党员的活动，才更是党的威信的来源，才能把党撑持到今天，使党得到发扬光大。可惜，七八十年来，从前苏联起，就把历史颠倒了，我们学习的全是个人决定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举个大家眼见的通俗例子：苏德战争的苏联电影，大多就是斯大林与希特勒两人在那里斗法，偶有战士出场，也是不得不有的龙套而已。中国很多解放战争的电影，更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二人在那里斗法，战士的龙套任务，比苏联片还不如。但是，我几次从电视上看过西方拍的《（世界上）最长的一天》电影，是专写1944年6月6日，英、美、法、加等盟军在西欧诺曼底海岸登陆作战的，血战了24小时，电影中出现的最高人物，是美军一个少校。（作为走过场，艾森豪威尔等是否在英国总部出现过，我已记不清了。）我们叫了几十年的群众观点，宣传的恰恰是个人决定历史的超英雄史观。从1938年起我们就差不多只学制造这种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百科全书”、斯大林的《联共党史》。

我是1978年初秋，偶然地从李慎之同志处听说温济泽也在1957年被定了“右派”。听说后，我掉了眼泪。温也是右派，那末，还有何人不可以定为右派呢？

后来，温济泽成了第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是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时毅然决定为他平反的，足见胡早已认为把温定为“右派”是多么荒唐的事！

那么，温济泽究竟有哪些地方值得人们永远学习的呢？我想在平常习惯以政治为中心的优点之外，另外提几点他个人特具的、然而又是大家特别值得学习的优点和特点。

第一，是温刻苦学习和钻研自然科学的精神。温入狱之前，仅读过初中性质的学校，自然科学的程度当然不可能高。他三次坐监几年，尤其是最后一次，长达五、六年之久，他在狱中固然找了当时所能得到的零星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来看，此外，他在狱中主要是学自然科学，这方面的书，狱方不限制。温不仅很快把高中自然科学书学完，而且把大学普通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天文这类书，也尽量找来拼命研读。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中有些书，如《普通物理学》、汤普生的《科学大纲》之类书，他都找来读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因编书事我同他住在一个宾馆几天，得知他在狱中学习自然科学的简况。他说，他先学高中自然科学书，困难不大。然后就是学大学的基础自然科学课程。温还说，他的数学基础差，因为数学要动手演算，但狱中纸笔较难寻到。尤其麻烦的是，狱卒一看见就要没收纸笔，还要严格处分。所以偷偷弄来一点铅笔纸张，又无刀片，很难办。以上说的是温在狱中的情况。我们现在也要逐渐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了，自然科学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应当学习温济泽在狱中也全力学习自然科学的精神。

第二，是学习温济泽的“温良恭俭让”。学习他的人情味，终生和气待人，循循善诱，永远温文尔雅的态度和作风。有人会问：“温良恭俭让”不是早就批倒批臭了吗？我以为，不必理它。不是连让农民吃饱肚子也要批倒批臭吗？我们必须把坚强的党性与美丽的人性结合在一起。这两者决不是一个消灭一个的问题，而是二者缺一不可的问题。如果消灭了温良恭俭让，还谈得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吗？党在今后逐步走上领导高度知识经济化的建设中，就必须同一切知识经济体现者们，永远保持亲密无间，情如一家的关系，而决不是什么一时利用谁谁谁的积极性的问题。

第三，是学习温济泽老当益壮，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其实，这是安度晚年的一个最好方法。而且这样更能延年益寿，因为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是朝气蓬勃的。温退休后，行政事务少了，除开他做的大量别的工作不说，仅就他编成15卷《瞿秋白文集》和10卷《革命烈士传》两件事来说，就是一件极难得的事。以烈士传来说，并不是编选现成的文章，而是新拟名单，绝大部分是初次编写的，所以工作量很大。而人物的挑选，没有他这样的革命老资历和公平的态度，也是难于胜任的。没有始终熊熊如火的革命热情，温济泽能够在七十几岁以后再干它十多年，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

所以，温一生职务虽不高，但他一生对革命，对文化，对做人态度，对领导作风的贡献，却是不多见的，所以我才敢说“共产党应以有温济泽这样的党员为骄傲”的话。

（责任编辑方可）

2003年第5期 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　作者：陈大斌

1998年盛夏，杜润生、朱厚泽等一批党史和农村问题专家，来到浙江省永嘉县，对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发生在这里的“包产到户”试验，进行考察、研讨，最后形成一个共识：1956年春，在永嘉县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产到户”试验，是全国农村最早发生，并在一个较大范围内实行，取得明显成效、产生巨大影响的一次改革实践。永嘉1956年的试验，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源头。

杜润生说，永嘉是中国包产到户的先躯。永嘉的这次试验开创了农村生产关系自我调整的先例，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包产到户”试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说，“永嘉包产到户的失败并不是失败，它同凤阳的胜利从正反两面证明了共同的真理。”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先行者们为县委领导、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一些区乡的干部，其中贡献突出的有三位：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试验时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派到燎原社进行试点的工作组组长、亲手完成试点全过程各项工作，并写出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总结的戴洁天。这三位里，与我有点交往的只有戴洁天一人。他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人谦和的学者，了解加深之后，更为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正直的品格，重实践做实事，脚踏实地的作风所感动。正是从他身上，我认识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先行者们的胸襟和胆识。

与农民、农村共命运的知识分子

戴洁天是浙江省瑞安县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上中学时就接近党的外围组织，后在上海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读书时，投入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加剧，大批爱国、进步学生疏散离校，戴洁天回到温州，参加了党领导的一个地下小组，温州解放后，戴洁天参加永嘉青年工作队，配合进城部队做好城市宣传和接管工作。1950年戴洁天进浙江省干校土改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回温州专区永嘉土改工作队参加土地改革，从此与永嘉农村结下了不解之缘。互助合作运动兴起后，他常年在乡下办社，与农民共同生活，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县里的人们说，“这个大学生可真是从里到外，真正工农化了。”

1955年冬天，永嘉全县出现合作化高潮，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的集体农庄（高级社），其中最有名的是三溪区潘桥农庄。这个农庄以一个高级社为核心，吸收周围15个初级社、一批互助组和一批单干农户，组成一个有1184户人口、8456亩土地的大型农庄。戴洁天是县里派来的建社工作组组长。建社完成时正赶上春节，只见到处红旗飞扬，村村敲锣打鼓迎“高潮”，社社演戏庆“升级”。可春节一过，开始备耕，社干部们才发现，面对如此庞大的农庄，上千男女劳动力，不知该如何有序地组织生产，合理计酬，只好仍然沿用小型初级社的办法，包工到生产队，队长天天忙派工，夜夜忙评分。戴洁天感到问题严重，如果这种局面继续下去，春耕大忙一到，全社肯定会乱成一锅粥。眼下社员口粮普遍紧张，如果不能有效组织社员搞好生产，增产粮食，今后合作社如何巩固？社员靠什么生活？他当机立断向上级提出报告，要求在完成建社任务后，继续留在潘桥社“解剖麻雀”，帮助社干部摸索如何搞好大社的生产管理，发展生产。

得到批准后，戴洁天就在潘桥扎下来，他选定农庄主席谢文法所在的生产队作为试点。他先是白天跟随社员下田干各种农活，夜晚参加评分。做完这一切例行工作后，再召集社干部研究生产管理问题。戴洁天很快便看到问题的症结：这里实行的粗放管理办法，干什么都集体伙干，只有大包工，没有小段计划，计酬仍然是“死分活评”，“白天大伙一起混，夜晚面红耳赤争。”这时，正巧浙江省委农工部印发了一个《改进生产管理》的小册子，介绍了《个人专管地段劳动质量负责制》。可惜小册子里只介绍了这个名称，却无具体做法，也没有可参考的实例。即使如此，戴洁天也很受启发，他多年探求的目标就是要解决社员责任心不强，农活质量无法保证的问题，这个“个人专管地段”里大有文章可做。过去一直是包工包产到队，至多包到作业组，绝不允许包到社员包到户。这个“个人专管地段”就突破了包工不可到人的禁区。结合过去实行过的小段包工的经验，他和社干部一起着手改进生产管理。首先是划小、加强基层劳动组织，全社以行政村为基础，划为7个大队，55个生产队，生产队固定作业区（专管），以生产队为包工包产核算单位；然后是全社建立“四包”责任制，生产队向合作社“四包”，作业组向生产队“四包”，而社员个人，按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分别固定管理一定的耕地面积（社员个人专管）。这就叫“个人专管”，“联地到人”。几个措施的实行，把“专管制”与层层“四包”，与按件计酬结合起来，建立起“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从而使潘桥社生产管理上了一个台阶，正常生产秩序初步建立起来，队长、社长觉得好管了，全社的生产管理面貌从此大变。

试行两个月后，戴洁天写出《潘桥社建立个人专管地段的生产管理与劳动质量负责制的报告》，中共温州地委在报告上批道：“这种办法是合作社在生产管理上一种高级形式的管理制度。”

决心从实际出发，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他深知，实行这种专管制，解决了生产管理上的“大呼隆”，使生产秩序大为改观，但这种办法只“联地到人”，却不联系产量，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社员的生产责任心不强，劳动质量无保证的问题。社员说，增产一千斤，也没有我一斤的好处。社员们出勤多了，并不愿多出力流汗，更不可能尽心尽力地干好每一件农活。而搞农业种庄稼，是开“露天工厂”，受制于天，受限于地，既是社会生产过程，又是生物的生长过程。所以，农业的管理绝不比工业管理容易，人的责任心至关重要。农业生产还有一个特点，从种到收，要几个月时间，劳动环节很多，每个环节都没有最终成果，但每个环节都对最终成果——作物产量产生直接的、无法挽回的影响。只要哪一个环节没做好，其他环节的劳动可能全部劳而无功。只有从种到收，每一个环节，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才可保证这一季庄稼丰收。所以农业上真正有效的生产责任制，一定要能够让社员们人人关心生产，时时事事注意农活质量，尽力尽心地做好每个工序的劳动。戴洁天说，以上种种原因决定了农业生产中的责任制，绝对不能离开包工到人，而且还一定要联系产量。要搞好高级社的管理，就要在个人专管制、联地到人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建立联系产量计酬的包工包产到人到户的责任制。

戴洁天此议一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大伙都说这个办法准灵。可是，从合作化兴起就狠批单干是资本主义，大集体才是社会主义。合作社实行的是“时时集体，事事集体”。当时上级已有明文规定，“三包”也好，“四包”也罢，只能生产队向合作社承包，最多是作业组向生产队承包，绝不允许个人承包。这种既包工又包产，而且还要包到人、包到户的办法，能够实行吗？

戴洁天的想法得到中共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的支持，让他在全县干部大会上作了发言。李桂茂是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山东老干部，1949年南下来到永嘉。他作风深入，熟知农村情况，了解农民，重实际、敢负责。在合作化问题上，一直注意从实际出发。他是永嘉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起决定性作用的决策者。县委宣传部长李云河（这年6月他才升任县委副书记），也积极支持包产到户试验。恰在这时，《人民日报》（1956年4月29日）刊登了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当包工包产》，介绍了安徽芜湖、四川江津一些农业社包工包产的情况，支持这些地方试行的包产到组、到户的做法。永嘉县委看了此文大受鼓舞和启发，更坚定了搞联产到户责任制试验的决心。李桂茂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讨论是否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上常委们意见分歧，支持的、反对的各有四票，是试还是不试？最后的决策系于李桂茂一人。这关键时刻，李桂茂当即拍板，决定在三溪区潘桥社进行包工包产到户试点（后因故又将试点改在李桂茂在土改中的基点乡燎原农业社进行），并决定戴洁天担任县委试点工作组组长。

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大社，有778户，3600口人，有水田5400多亩。1956年5月戴洁天带领县委试点工作组来到燎原社，决心通过与群众共同的实践搞好试验。在燎原社试点的十个月里，他白天下田劳动，在生产中了解、发现问题，夜间开会研究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农活种类繁多，地块不同，季节有异，要逐项设计各类农活的岗位职责、要求，测算数据，组织社员讨论修改，再到实践中验证。回忆起当年在燎原社的试验，戴洁天说，“当时，我就住在会计室的后间，在小学里搭伙。我和社干部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每天夜里工作到下半夜，没补贴，没有例假日，不计报酬，不计名利，积极苦干。尽管生活清苦，但我们并不感到难受，反而感到其乐无穷。因为我们怀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建立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符合社员心愿，又符合党的政策要求，既有利于促进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又有利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责任制。”“全体同志意志坚强，忘我工作，夜以继日，经常油尽鸡鸣，不觉东方之既白，肚子饿了，喝一瓢冷水充饥，相顾笑语。我们是在实践中编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

从5月到9月，经过四个多月的艰苦探索，试点组拿出了一整套实行联产承包的经验来。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这份总结既可实际操作，又有理论上的阐述，是对这次包到户实践进行的科学、系统的总结。中国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说，这是中国第一份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高度对包产到户进行深入、系统、科学的总结。时间虽然过去45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到十分亲切，富有生命力。

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包产到户总结

戴洁天写的这份《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明确提出：“我们的生产管理特点，就是应该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南方水稻地区生产特点相结合。”“总结”正是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结合永嘉当地实际情况，阐述了合作社实行“包产到户”的必要性。“总结”细致地分析了当时燎原社的基本情况：实现高级合作化后，“生产关系改变了，劳动组织变了，不仅从个体经营变为集体经营，而且较小社的劳动组织规模，已扩大了三、四倍以上。”“新的生产关系，新的劳动组织，具有某些大生产的特点。”而“作为社会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农民来说”，“劳动热情高涨”。“但作为劳动工具来说，除抽水机以外，仍然是古老的落后的。自然条件方面，除增加几条灌溉渠以外，都还受工具的限制，基本是一○○七部队（一条扁担，两只粪桶，一把锄头为主要工具）”。这样一来，“新问题就很明显地暴露出来，那就是独立生产单位中，拥有很多劳动力，劳动出勤率很高，原来不下田或很少下田的人，现在也投入生产了。这么多劳动者，带着古老的手工工具，拥到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上，依着小农经营方式，进行细致复杂的生产”，“小块地上拥着一大堆人，一件农活经过许多人合作，就很难正确执行按件计酬”，“很难保证劳动质量”，“一窝蜂的生产，必然带来评分‘满堂红’与管理一团糟的混乱状态”。生产队长“面对着几十个强弱不同的劳力，小块分散的土地，复杂的生产内容与精致的耕作技术，加以生产不一的作物，晴雨不常的天气，很难进行计划管理和建立正常的秩序，往往束手无策，放松领导，放任自流，使社员合作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造成社员与社员之间关系紧张”，因而，要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行包产到户是最简便有效的办法。

“总结”提出，合作社应发挥两个积极性：“以大生产方式来积极兴修水利、搞基本建设、抗拒灾害，改造自然条件来适应集体生产”。而“对于田间管理中的耘田除草，以及饲养积肥，则采取‘个人专管、分户经营’的办法。既要发挥集体经营优越性，又要充分利用小生产小规范经营的积极作用”。

燎原社总结对建立生产责任制为什么要联系产量这个最敏感的问题，对如何检验社员劳动质量这个中心环节，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劳动质量对产量高低影响甚大”，但农业生产不同于工业生产，“劳动质量好坏一时不明显”，只有“到收成时才能从产量看出来”。《总结》说，“产是工的实际后果”，“产也是工的实际鉴定”。所以要“以产来鉴定工的价值”。联系产量、包产到户是贯彻责任制的必然要求。结论是：“离开产量的责任制就不是真正责任制”。

1956年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已经触及到了农业集体经济生产管理方面的核心问题，对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20世纪50年代的探索实践和探索者们的结论，也被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但是，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包产到户试验成功和戴洁天的总结，改变不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怀疑、斥责之声来自上下左右，四面八方。中共永嘉县委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决心让燎原经验在更大范围内试行。1956年9月17日，县委书记李桂茂不顾各方的议论，毅然决定，召开全县合作社社长千人大会，在全县不同类型地区实行“包产到户”试验。会议文件要求全县“不管山区平原半山区，都可以推行个人专管地段分工到丘、责任到户”。从此，包产到户在永嘉由一社试验进入了全县“多点试验”的阶段。很快，全县200多个农业社，占农户总数42%的人口实行了“包产到户”。温州地区各县也很快受到“传染”，瑞安、平阳、文成等县也实行起来，据统计，1957年春天，温州地区各县共有1000多个合作社自发、公开地实行包产到户，包括17.8万农户，占全地区农户总数15%。

坚持真理的巨大勇气

永嘉包产到户试验，触及了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最敏感问题，其主张和做法与当时党和国家推行的合作化主流不相一致，在某些人看来，属离经叛道之举。试验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论争。

这场公开大论争的开场锣鼓是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敲响的。在永嘉县委决定多点试验之后的两个月，即1956年11月19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一篇评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文章武断地给永嘉的试验戴了帽子，定了性，说这是“在生产方式上从集体经营倒退到分散经营”。而对燎原社试点后社员劳动积极性高涨的事实，评论说，这种办法调动起来的是“个体生产积极性”。

永嘉县委不服。在李桂茂主持下，决定向温州地委和《浙南大众报》社领导反映自己的看法。在地委会议上，李桂茂与《浙南大众报》总编辑面对面地进行争辩。县委还决定对《浙南大众报》的责难进行公开答辩。戴洁天等联名写文章寄给《浙江日报》。李桂茂召集不久前刚从县委宣传部长升任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戴洁天等人商讨，写出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上报中共温州地委、浙江省委、华东局和党中央农村工作部。这份专题报告在戴洁天《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的基础上，对包产到户理论上的正确，实践中的突出作用，作了更加全面深入的阐述。党史专家廖盖隆同志说，“这是全面阐明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概括了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的成果，雄辩地回答、驳斥了对包产到户的种种责难。

永嘉县和温州地区，为包产到户展开的争论，引起浙江省委的重视。1957年1月，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林乎加召开调研会，永嘉县委派出李云河和戴洁天两人去杭州参加。会上，戴洁天代表永嘉县委向省委详细汇报了燎原社试点情况，并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述包产到户的性质、作用。

林乎加听了戴洁天的汇报后，对“永嘉提的‘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这四句话予以肯定。他说，责任到户是好的。“永嘉提的四句话基本上是对的，不过这四句话的排列应该颠倒一下，‘统一经营’是第一句，‘三包到队’是第二句，‘定额到丘’是第三句，‘责任到户’是第四句。永嘉对生产管理是动了脑筋的，十几条中（永嘉戴洁天汇报了包产到户后的十项政策问题），有很多东西是好的，这样具体是否行得通，是否走样子，要研究，从多数人水平出发不要太复杂。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脚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一句话的口号（包产到户）是简单化了些，四句话就完整了。”

林乎加表态不久，1957年1月27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李云河署名的永嘉县委专题报告《“专管制”及“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使永嘉包产到户的试验影响进一步扩大。

在全国第一次关于“包产到户”大辩论中，戴洁天执笔写了另一篇长文，这就是以永嘉县委的名义上报浙江省农村工作会议的“典型”材料：《中共永嘉县委关于燎原社在三包到队基础上试行生产责任制到户的报告》，此文除了介绍情况外，在理论上就包产到户有关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阐述和探索。文章开门见山说，“高级社后迅速上涨发展生产的要求已逐渐地与原有的管理水平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突出表现在干活‘一窝蜂’、评分‘满堂红’的‘人海战术’，造成管理困难，生产不便，质量下降，劳力浪费，大大挫折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热情，影响了按劳动取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正确体现。因之影响了新的生产关系的巩固，不少农民认为入了社就是‘交了家’，分公家的粮，干公家的事，甚至也有的把自己比作给社里当长工，因此干活挑肥拣瘦，讲量不求质，真是‘分粮嫌秤短，干活嫌天长’。公共财物任风吹雨打，肥料任意乱施，赚得工分，就算达到要求，不管肥份利用与成本高低如何。以上情况的出现，使贪懒社员增加，勤劳忠实社员的生产情绪与物质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这些不健康的因素虽不是主流，但是它却影响了生产力的继续提高与新生产关系的巩固。”“不解决这些新矛盾，就会影响新的生产关系的巩固和完善，对继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大障碍。”

可惜，这篇“典型材料”上报后，没有能够按原计划向大会散发，此文也没有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所以至今鲜为人知。好在中共永嘉县委的历史档案里，完好地保存了这份材料，使得我们有幸得见。

这场大论争从永嘉、温州开始，逐渐扩大到浙江全省，涉及到省、地、县各级领导机关，省、地两级党报发表双方多篇文章，前后延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10月，中央一级新闻媒体也参加进来，这场论争的影响扩大到全国。不过，这时已处“反右”高潮之中，论争已经变质，成了严酷的政治批判。10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播发的该社记者写的报道《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这两家中央级的权威媒体联手向永嘉的试验发动了猛烈批判，指责永嘉县委的包产到户试验，犯了“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是“戴着合作社帽子的合法单干”。这场论争的发难者《浙南大众报》更是提高了调门，文章的题目就是一个政治大批判口号：《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1957年7月13日《浙南大众报》）这篇杀气腾腾的“评论”说永嘉的试验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场论争最终变成了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残酷的批判、斗争之后，无情打击的“组织处理”接踵而来。

1957年春天，形势逆转。据说，浙江有人向北京告了“御状”，上面发下话来，浙江省委也顶不住了，就下令永嘉停止试验，凡实行了的地方，立即全面纠正。永嘉县委领导和有关人员，从此成了批判的对象。到了夏天，“反右派斗争”在全国展开，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有关人员全部跌入“反右”的漫天火海，无一幸免。

1957年7月，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浙江省、温州地区对包产到户批判的调子也越来越高了。浙江省委派出工作组到永嘉处理包产到户事件。8月8日，温州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批判永嘉“包产到户是路线性原则性错误”。9月14日，永嘉县委常委会向县党代会做的工作报告，肯定了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性质”，温州地委很快改组了永嘉县委，在全地区范围内进一步开展批判。

几个月后，1958年2月21日，浙江省委批准永嘉县委的报告，开始对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主要人物进行“组织处理”。永嘉县委从书记李桂茂、副书记李云河开始，一批人遭受残酷打击、迫害，不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从合作化以来，在全国各地出现过若干地方搞包产到户被打下去事件，无数干部惨遭打击迫害。但像永嘉这样打击面之大，打击程度之残酷，不是仅有，也属罕见。在试验中三位贡献最大的代表人物，自然更是无法逃脱。

李桂茂最初也要定为右派分子，作敌我矛盾处理。最后报到省委，据说是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说了话，认为他的错误严重，责任重大，但念及他是从战火中出生入死走过来的有功之人，决定对其网开一面，定为“中右”，撤销党内职务，从温州地委委员、县委书记降到另一个县的一个公社管委会担任副职。

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在永嘉包产到户试验的几个代表人物中，戴洁天为试验付出的心力最多，最后受的处分也最惨重，被法庭进行刑事判决：戴历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两顶帽子，判决刑期是管制劳动三年。

戴洁天被开除团籍和公职，送回原籍农村监督劳动。押送上路时妻子没有话别，也不敢相送，只有四岁的大女儿跟在后面，一路嚎啕大哭。轮船离岸开走很远，戴洁天还听到女儿在声嘶力竭地哭喊：爸爸，你去哪里？听着这哭喊，这个铁打的汉子也禁不住手拍船栏，泪如雨下，仰天长叹！

戴洁天由法警押送原籍瑞安县白门乡下川村交群众管制劳动。从此，他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了劳改生涯。白天下地干活，晚上收工回来偷看一下书报，也要被斥为阶级敌人妄图窥测方向的罪名。当时正值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高潮，生产瞎指挥，劳动组织军事化，青年上山砍树烧炭炼钢，老弱妇女下地耕作，大兵团作战，大锅饭食堂，每天折腾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吹号收工，早上两、三点钟又吹号起床到食堂吃点薄粥出工。由于劳动过度，戴洁天的两条腿已由酸痛转入麻木，上下床只能用双手捧上放下。

从押送回乡管制之日起，他就再没有一分钱工资补贴，完全靠自食其力。那时农村生活全部军事化，实行政治评分，以他的政治条件只评给四分半，比妇女半劳力还低半分，口粮少得可怜，靠采集一些野荷、“革命草”（饲料）和别人丢弃的蕉藕根作口粮充饥。孩子们看见畜牧场热腾腾的猪食，都会垂涎。几个孩子都因营养严重不足，患上夜盲症，到了黄昏时刻就寸步难行，啼哭不止。面对如此惨境，戴洁天欲哭无泪，吟出几句令人辛酸的诗来：

身经缧绁非吾罪，累及倾巢神亦伤。

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菜饭香。

身处这样惨境，戴洁天没有灰心沉沦。他回乡不久，农村就陷入“大跃进”的狂潮和接踵而至的大饥荒，农民苦不堪言。连累加饿，戴洁天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两臂不能平伸，双腿僵木，夜间连床都爬不上去。这时，他想的不是自己的苦，而是国家、人民的灾难。“一大二公”对生产的破坏，使他又想起在燎原社那场试验。如果当初能够继续试下去，把燎原社的做法普遍推行，何至有今天的大灾大难！心苦至极处，他吟了几句诗：“庙堂有策倡‘大统’，大地无情悲薄收。蚕到僵死丝未尽，万户啼饥我憾多。”真是身陷绝境，心忧天下！

正当戴洁天在瑞安老家苦挨日月时，被撤职降级的永嘉县委老书记李桂茂，也被发配到瑞安塘下公社当副主任。一天，这两位天涯沦落人在塘下见了面。李桂茂见了戴洁天的惨状，抱头痛哭，说试验是我们决定搞的，当时你吃苦最多，受处分又是你最重。我总还有一点工资，有口饭吃，你连个饭碗都没有了！我对不起你啊！可现在我爱莫能助，你好好保重身体，等待来日吧！

而这时，戴洁天对自己一向崇敬的老书记诉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苦难。他说，几年来自己作为自食其力的种田人，切身体验到集体生产迫切需要责任制，更坚信我们过去做的没有错。

身陷困境，生死难料之时，他仍然想的是国家、人民的命运！这就是先行者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

经历了二十几年春秋的风风雨雨，永嘉在1956年的“包产到户”试验，终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在试验中作出贡献而被以各种罪名打倒的李桂茂、李云河、戴洁天等一批先行者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貌：被讨伐多年的“包产到户”，原来是救国救民的良策，身陷万劫不复的罪人，本是探索改革之路的功臣。

永嘉1956年燎原社包产到户试验，立即引来了人们的关注，一时间成了舆论中的一个热点。报刊、电视、广播等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史学、经济学学者，从事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研究的专家们，倾注心血，一篇又一篇评论、研究文章问世。文艺界也跟了上来，有报告文学等作品出版发行。包产到户试验先行者们，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敬佩景仰有加。其中有的人多次接受报刊、电视台采访，作报告，很快成了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其实，这对他们也是一种考验。一向淡薄名利的戴洁天面对这样的“热闹”场面，总往后退，他埋头于自己的新工作——平反后，他辗转调入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致力于温州经济模式的研究，写了不少论文、调查报告。对于报刊、电视的采访，他始终保持“低调”。他说，1956年的试验成果是当时燎原社700多户社员、十几名社干部日夜辛劳探索出来的，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整个试验过程中，我个人只不过是身处前线的普通一兵，没有群众办社的艰苦实践和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哪来我们的文章？

后来，宣传中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些基本史实竟被歪曲了，戴洁天挺气愤，不得不站出来说话，回应媒体的专访，对某些广为传播、但都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说法，尤其是歪曲史实、贬损老书记李桂茂的做法，（李桂茂远在临海，很少有记者采访，少有说明真相的机会）他仗义执言，道出历史真相。他说，我说的、写的东西，可能与某些报道，特别是与某些报告文学、访谈的内容，有所出入。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的责任是依照历史真实说话，反映事物本来的面貌，作为存史、资政的参考。“寒梅无意争春色，为报人间天地心。”经过一场浩劫之后，他对自己荣辱名利，都看得极淡，只追求做人的境界，他用这两句话来表达自己的心迹。

（作者原系《瞭望》杂志总编辑）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5期 瞿秋白案复查纪事　作者：陈铁健

从《多余的话》说起

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是因为写了狱中遗言《多余的话》而被打成叛徒的。因此，笔者这篇记述瞿案复查往事的文字，下笔伊始就不得不提起当年颇遭责难的拙著《重评<多余的话>》。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刊出拙文后，主编黎澍说，胡乔木院长阅后说：“如果文尾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乔木显然在总体上肯定这篇文章，但批“凡是”那段话易招非议，令他担心。那段话是：

一切正直的学术工作者，都应当坚决抵制这种貌似马列主义，实则假马列主义的赝品。既要打破那种依恃权势，指鹿为马的霸道作风，又要反对那种信奉“两个凡是”，只看权力等级，不敢坚持真理的奴才心理。

这种作风与心理，今天已成为稀罕物，当年却是大有市场的。

1979年4月间，北京史学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大礼堂举行学术报告会。会议主席李新师要我就瞿秋白评价问题讲一点意见。我手持《重评》清样，扼要讲了我的见解。一位军队的政治教员看到清样，问文章是否准备发表？我说已发《历史研究》，他神色异样地问：“是真的吗？”《重评》在有些人眼里确属“离经叛道”。于是，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展开类于“文革”时派性小报《讨瞿战报》的大批判。有的作者竟是我素来尊敬的师辈。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我要求著文答辩，反而被拒。

6月间，我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我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弄几个人来围攻，想打我个措手不及。真的是像黎澍早已预见到的那样：“卫道者要打棍子的。”我看穿了这个把戏。答辩时，我告诉他们中的一位“勇者”：你的论据和语言都是重拾《讨瞿战报》之牙慧，站不住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的真情和勇气，比那些自诩为一贯正确、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人不知高明多少倍！对瞿秋白不仅应予平反昭雪，而且应当为他树碑立传，不管有人怎样的不高兴。事后，我才知道那几位先生，特别是那位“勇者”曾经是当地红极一时的“讨瞿英雄”。会议组织大家到瑞金、上杭、长汀等地参观，安排的节目多半是毛泽东故居之类。我趁晚间休息，请一位朋友带我到长汀中山公园参谒秋白临刑前拍照小酌的凉亭，寻觅秋白囚室。夜色浓重，一无所见。翌日清早又独自赶去细看。凉亭已破败。囚室约一丈见方，白木地板，内置木床、书桌、木凳、木脸盆架等。窗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显长些的天井，原先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走出公园，步行到西门外罗汉岭秋白就义地。以中速行走，边走边记步速时间，约需20分钟。以当时秋白身体状况，至少要走40分钟。那座原来高耸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已被造反者改成革命烈士纪念碑，失去了它的独特魅力。

就在“英雄”们批我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我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电报无声，却有惊雷那样的震撼。原来在对《重评》围攻中同情我、但不敢公开表示支持的朋友们，喜形于色，纷纷道贺。几位“英雄”顿时一反常态，有的脸色黯然；有的殷勤有加，一再问我何时动身，好预先安排车子送行，似乎围攻那件事，压根儿就没发生过。世态炎凉，随风摇摆，“文革”把某些号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性格扭曲到怎样可怜而又可鄙的地步。我谢绝了他们的盛情，从闽西经江西赶往上海。

中央纪委第八组

7月1日，我乘火车抵达上海。在站台与复查组的常凡见面。常兄身材高大，脸庞端正，沉稳和气，彬彬有礼。我俩同是东北出生，一见如故，倍感亲切。当天日记写道：

昨乘178次车自南昌起程，今天上午9点27分抵沪。常凡同志以车接，住东湖招待所一号楼311房。此地为“海上闻人”杜月笙公馆之一，原杜美路七十号。前读台版杜月笙传，知此屋美仑美奂，今日目睹，果不其然也。中纪委孙克悠同志介绍瞿秋白复查组工作简况。据谈，四月，瞿氏胞妹、杭州瞿轶群和秋白女儿独伊，分别写信给中央，要求为秋白作结论。五月，陈云、胡耀邦同志指示，明年要为秋白同志作出公平的结论。中纪委调集五人，成立瞿秋白复查组，对外称八组，以孙为组长。此次来沪以调查瞿氏早期革命活动为主，并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了解秋白的同志谈对瞿评价问题。拟请沪纪委与宣传部门出面主持。邀请人员名单待由杭回沪后商定。要我多作些联络工作。

克悠大姐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抗战初期的老干部，曾与华国锋共事。大姐告诉我，八组筹建，先已借调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中纪委由她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她考虑应有研究现代史的学者参加，遂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联系，院里请她到现代史研究室找李新。李新师说，我推荐我的学生、《重评<多余的话>》作者给你如何？克悠大姐说可真巧了，我们正要找他呐。我担心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大姐鼓励我说，你多做些文字和学术方面的事，大家分工合作，一定做得好。她不时就《多余的话》提出问题，一边问一边解析，像是自语也像说服他人。她敏感而又理智，宏达而又细腻。谈起瞿秋白，在钦敬中总是带着感喟和惋惜。我常有一种与大姐的思索相通的感觉，有什么想法愿意找她交流。在半年多工作过程中，我始终在克悠大姐的关照下，与大家一起愉快地顺利地完成了复查报告。24年过去了，我仍能深切感受到克悠大姐种种关怀的暖意。

杭州访瞿轶群

7月2日凌晨，车发上海赴杭州，拜访秋白胞妹轶群。小名群群的大妹，仅小秋白一岁，生于1900年，今已是八旬老人。1916年春节，母亲金衡玉因贫债交逼自杀之后，群群带着阿森（景白，10岁）、阿谷（坚白，4岁）暂住舅父金声侣家（先居常州斗巷，后迁江阴贤庄），1919年投奔杭州四伯父瞿世琥。景白后随秋白到上海大学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随秋白到苏联，在肃托运动中“失踪”，时年22岁。坚白1930年在浙江淳安县教育局做课员，不满国民党统治。1935年获悉大哥被蒋介石杀害，大哭一场。后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经徐特立介绍入陕北公学学习。1944年，坚白32岁，在太行区第三地委调研室工作时遭遇日军大扫荡，牺牲于河北武安百草坪。家中在1949年收到第二野战军于同年8月13日寄出的慰问信，才知道坚白早已为国捐躯。

我们住在西湖公园附近的向阳招待所，两层小楼，类似民居，很不显眼。房内却是地毯、吊灯、空调、套间，陈设虽感稍旧，当年却是豪华富丽的。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里曾是林立果在杭州的一处重要秘密据点。

当天下午，轶群长女王凌志来谈三小时，多为瞿家兄弟及王家家世。她说轶群长期心境不好，患心脏病多年，近日脉动每分钟仅45次，有心力衰竭之象。大家不禁为之担忧，而梅雨季节的西湖犹如销金锅、煮鸭池的气候，更增加了心情的郁闷。4日晚，省纪委二位负责人来作礼节性访谈，对我们的安排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也显出不那么积极，对瞿家所受迫害，无丝毫同情表示。原以为他们胆小怕事，不敢介入。谁知，我们还没回到北京，此地的告状信已经寄到中纪委，给我们加的罪名竟是与瞿秋白亲属频频接触，政治界限不清，为瞿秋白翻案。显而易见，在某些人眼里，瞿秋白依然被当作“叛徒”，连其亲属也属另类，永无翻身之日。

7月5日，轶群身体稍好。上午，我们到弥陀寺路92号拜访轶群。房间不大，陈设简朴。轶群坐在床上，慈眉善目，语调舒缓。她早年嫁人，丈夫吃喝嫖赌将她遗弃。秋白、之华1925年来杭州为她办理退婚手续。她后嫁工人王子白，“文革”中因秋白案被批斗，1975年患心脏病去世。轶群及子女均受秋白案牵连，屡遭迫害，她日夜盼望解决秋白问题。见面时，她注视北京来的每一个人，急切地询问“哪一位是陈同志？”她沉痛地说，当年哥哥被国民党屠杀，我们家人感到悲痛。几十年后，哥哥被自己人打成叛徒，掘了他和父母亲的坟墓，我们更感到悲痛寒心。这个打击比国民党的屠杀更残酷，怎么也无法接受。我给陈云同志写信，请求中央给秋白作结论。她说到《重评<多余的话>》时，连说感谢陈某，说是“读了你的文章，心里清爽了。”我注意到她手指着墙壁，那里用文具夹夹着《历史研究》第3期，以区别于摆在书架上的其他书刊。我被老人的真情打动了，也被追求历史真实的价值感动了。

轶群的回顾，使我更理解瞿氏一家在中国革命中作出的巨大牺牲，以及他们所遭遇的种种苦难和辛酸。逝者已矣，生者将如何自存？老人要求为秋白昭雪，岂止是一人一家的恩恩怨怨，难道不是中国人要求摆脱世纪苦难辛酸的强烈呼声，向往光明自由的正当追求吗？

上海座谈会

返回上海第二天早饭后，克悠大姐带我们去看望住在东湖招待所7号楼的王震副总理。在座还有他的随员胡启立、伍绍祖和小张（张爱萍的公子）三位。王震是到上海主持新长征火炬长跑开幕式的。听到我们复查秋白案，他说起秋白1934年2月7日在瑞金叶坪“二七”纪念大会上讲话的情形。毛泽东要铁路工人出身的王震主持大会，他特地邀请秋白到会讲话。他说那时秋白大名鼎鼎，受人尊敬。当他说到《多余的话》不好时，伍绍祖插话说那是严于解剖自己。胡启立则谈到，老同志应多写些回忆录供研究历史参考。

7月5日至9日，为在上海召开座谈会作准备，我们先后到市委、市政协、市档案馆、博物馆、鲁迅纪念馆，拜会陈沂、黄逸峰、李培南、罗文、杨兰、郑超麟、杨之英等。我单独到陈旭麓家中拜访，邀他出席座谈会，他慨然应允。听说要为秋白平反，他十分高兴，坚留我在家中午餐。说到秋白的《多余的话》，他认为那绝对是秋白的作品，别人是无法作伪的。在后来的座谈会上，他讲了同样的意见。

方行、丁景唐二公，是研究瞿秋白的元老，“文革”中备受冲击。他们不时到东湖招待所，畅谈瞿秋白研究诸事，提供访谈线索。丁公后来应邀一直陪同我们走访常州、南京，贡献良多。

杨之英是杨之华的胞妹，小她姐姐12岁，时年68岁。丈夫吴元坎曾任《大公报》记者，在上海不少出版社任编辑，并兼大学外语教授。大革命时期，之英随秋白夫妇在武汉、上海做地下交通员时，年仅15岁。“文革”中秋白、之华被打成叛徒、特务，之英全家受牵连，工资停发（每人每月仅发生活费15元）。除了变卖家具、首饰，只得举债度日。有时为了2元钱，不得不向保姆求借。谈到之华，之英说姐姐先被说成吹捧叛徒秋白，继而之华本人也被扣上特务、叛徒帽子，送到某部队隔离审查，全家扫地出门。女儿独伊下放河南五七干校，独伊女儿晓女去内蒙插队。独伊母女都患严重胃病，先后到上海住在之英家中医治。1973年10月，之华病危才解除隔离状态，转入北大附属医院。之英赶往北京探视，见姐姐已体瘦如柴，说话声若游丝，三天后即逝世。之华死前悄悄对之英耳语：“我知道的东西太多了，非弄死我不可。”独伊始终认为母亲死因不明，其中深意不言自明。四年之后，杨之华才予平反。

吴元坎身体欠佳，沉静少语。之英说他青年时代是很活跃的人，记者嘛！多半也是几十年人为的风风雨雨，把人的性格棱角全磨平了，成就了一位静观世事、参透人生、大彻大悟、深藏不露的智者。上世纪究竟造就了多少这样的智者，谁能说得清楚呢。

我对杨、吴二老产生了由衷的怜惜、同情和尊敬，还想有机会听他们讲述往昔故事。在二老盛情邀请下，加上他们的女儿吴幼英、女婿钱世锦的催促，我从常州、南京返回上海，专程往访杨家。坐定片刻，唐振常前辈也应邀来聚。之英、幼英母女下厨治馔，饭香、菜香、酒香和唐先生的美食宏论，使小小客厅洋溢着一片温馨和舒畅。

上海座谈会因为人多，分别在7月10日、1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方行、丁景唐、陆志仁、沈以行、蔡尚思、陈旭麓、陆诒、周晔、刘振海、蒋森荣、张炳隅、钱世锦、王铁仙（以上出席10日会议）；许德良、陈一诚、温仰春、王尧山、陈修良、黄逸峰、黄有恒、李培南、罗竹风、汪原放、乐嗣炳、郑育芝、刘冰岩、杨之英、吴幼英、王凌志等（以上出席11日会议）。

10日会议，多为学者出席，所议围绕《多余的话》真伪及对秋白评价问题。蔡尚思讲话声音洪亮，他说：《多余的话》的真实性值得怀疑，敌人也许动过手脚。即使完全是秋白写的，不过表现其书生气十足罢了。说自己不宜作政治，只能作书生，自我批评，很老实。我们有些人的自我批评不如他。秋白没有出卖党，决不是叛徒。不能凭某个人一句话定论，否则学术不会发展，社会也不会进步，那个“顶峰论”害死人了。讲一口湖南话的陈旭麓说，《多余的话》与狱中诗词、致郭沫若信笔调一致，感情相同，我不怀疑它的真实性。秋白狱中文字没有求生之念，对敌人不抱幻想，只是自我解剖。秋白一生革命，应该照历史决议的结论来评价他。谈及党史，发言者一致指出，应该公布历史档案。党史许多问题至今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封闭档案？历史的惨痛教训应该让大家都知道，以免重蹈覆辙。不公布历史档案，只对那些文过饰非、伪造历史的人有好处，而对党和人民有百害无一利。秋白昨日烈士，今日“叛徒”，领导人那样讲，真叫人心寒。当时的发言者，只把责任承担者看成是某个领导人，而没有洞察制度层面的弊端。

11日会议，与会者多是资历深厚、与秋白同时代的老同志，所议多为与秋白有关的历史问题。诸如大革命时瞿与陈独秀的争论，上海大学、八七会议、上海中央的地下斗争，秋白与共产国际、秋白与鲁迅及上海文化斗争，王明集团迫害秋白、秋白在中央苏区、秋白在狱中斗争等等，自然也离不开《多余的话》这个话题。当年在上海大学工作的许德良说，秋白从容就义，说他是叛徒，我很奇怪。上海大学教育方针是由他决定的，他为“上大”制定了一个好规划，培养了不少革命人才。黄逸峰说，当年我们很崇拜他。他接替陈独秀做中央领导人，说明大家是拥护他的。也许我们都是学生出身的知识分子，受他影响很大，喜欢读他的文章。中共历史被歪曲的太多了，应当纠正过来。罗竹风说，说秋白是叛徒，我从来想不通。就义者是“叛徒”，如何才不是叛徒呢？连李大钊都成了“叛徒”，党内还有几个不是叛徒呢？30年代上海文坛谁是英雄，一是鲁迅，一是秋白，两人友谊多么深，功绩多么大呀！陈修良深情地说，我在1927年武汉时期就认识秋白、之华，他们是我最早的启蒙者。1928——1930年，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之华、景白同学，关系很好。我听过秋白的课，对他很崇拜。《多余的话》实际是对王明极左路线不满，又不好明说。秋白深知上海地下党组织关系，可他对敌人一个字都没说。上海党被破坏是1935年6月，李竹声等从莫斯科回来的几个人全部叛变投敌。应该恢复秋白的历史地位，推倒一切诬蔑之词。温仰春1935年曾任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他说，1926年参加革命前后读过秋白大量文章，当时进步青年多喜读秋白文章。对秋白功绩不应抹煞，对他的错误应与共产国际的错误联系起来考虑。长征时不让秋白随行，是故意甩掉他。秋白从闽西经香港向上海转移，是陈毅的建议。秋白被俘后，未暴露秘密交通线，交通照旧通畅，证明他在狱中表现是很好的。李培南指出，长征时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老同志都随队长征，或骑马或坐担架，都安全到达陕北。秋白那样的重病人更应随军长征，他是不是王明一伙有意制造的牺牲品？王尧山、陈一诚认为，《多余的话》即使真是秋白写的，也不能作为叛徒的依据。黄有恒说，1932年底，蒋介石实行自首政策以瓦解中共，有一些渣滓被当作宝贝收去。秋白这样的要人如果有一点叛变之意，蒋介石会不要他？黄有恒即黄平，留俄学生，中共早期党员，曾任驻莫代表，参加广州起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建国后任复旦大学外语教授。30年代初被捕，他的谈话饱含伤心切肤之痛，很有说服力。

两次座谈会，具有充分的代表性。它集中反映了上海学术界和党政领导层对秋白历史评价问题的倾向。除证明秋白被俘后坚贞不屈从容就义外，对作为杰出政治家、理论家、宣传家、文学家的秋白的历史地位予以高度评价，并提供大量资料。它对复查工作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给复查人员一次良好的学习机会。

常州·无锡·南京

上海座谈会结束当晚，我们与丁景唐、王铁仙一起赶赴常州，四天后又到南京。其间，先后往访常州秋白故居、冠英小学、常州中学、博物馆、无锡江溪小学、江阴贤庄环溪、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博物院等。

常州为江南财赋重地，又是清乾嘉时期文化中心地之一，文风繁盛，名家辈出。我们住的长生巷招待所，原名近园，是清代大画家恽南田家宅，亦为常州著名园林。“文革”摧残痕迹园中随处可见，修复工程已经启动。经历浩劫后的常州给人以欣欣向荣气象。我后来多次赴常，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也许这就是龚自珍诗云“天下名士多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贯通常州古今的人文精神，养育了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李公朴等杰出的人物。

羊牧之老人，小秋白一岁。羊母曾为瞿家保姆，牧之常住瞿家，又与秋白中学同学。后随秋白在上海大学、中央宣传部、中央联络处工作。时任常州市政协副秘书长。他与秋白另一同学苏辛伯应邀向我们介绍秋白家世和革命生涯。羊老记忆力好，诗文背诵如流，谈来如数家珍，后来每到常州，我都登门求教。京常两地书信往还，多以秋白为谈论中心。

常州座谈会，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瑞具体组织的。文瑞抗战后期在山东军区第五旅作战时负伤，建国后到常州工作。1953年后，杨之华、陆定一、方行等先后致函或前来商谈筹建瞿秋白纪念陈列事宜。1959年正式成立筹建班子，羊牧之、陈弼等参加，由文瑞负责。同年接待苏联汉学家施奈德，施回国后写《瞿秋白》一书寄赠常州中学，“文革”中此事也算一罪。1963年戚本禹著文大批罗尔纲对于李秀成自述的研究，说李秀成是叛徒。毛泽东对自述有十六字批语，大意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并殃及瞿秋白《多余的话》。1964年秋白陈列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宁传达毛上述批示，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文革”开始，陈伯达等又对瞿秋白有更严厉的讲话。被煽动而起的北京造反学生砸毁八宝山瞿秋白墓，查抄杨之华家。北京来的“讨瞿战斗队”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3月，不断在常州造反，砸毁瞿母金衡玉墓，并勒令烧毁秋白陈列文物（未果）。羊牧之被批斗，并诬为“老叛徒”、“老混蛋”。李文瑞被戴六顶帽子，李妻患病不准住院治疗；病重开刀，造反者就在病床前狠斗文瑞，李妻不久亡故。常州地区研究或宣传秋白的学者、报人，均被揪斗。天下不平事，在十年浩劫中无地不有，无处不留创痕，今日思之仍不无悚然之痛。

在常州市纪委和无锡市委同志陪同下，我们往访无锡南郊江溪桥的江溪小学。这是秋白在母亲自杀后任教的杨氏小学旧址。原屋已毁于火，周围是农田，门前马路原为河道，秋白当年可由表姐夫秦耐铭家坐船抵达校门。

7月18日，由常抵宁，住西康路招待所。此地是前美国驻华使馆旧址，依山丘筑室，景色宜人。我们的住室，据说原是司徒雷登大使的住所。到宁翌日，江苏省文化局长周来访。第三天，往访南京博物院负责人姚迁等，均围绕秋白纪念陈列问题进行调查，以求互相印证。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我们查到1931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悬赏通缉瞿秋白等七位中共要员的公文。内中瞿秋白、周恩来赏金每人2万元，陈绍禹、张闻天、秦邦宪等五人各1万元。

常、宁两地事毕，孙克悠、常凡返京，我与丁景唐返沪。在30日返京前往访李子宽、罗竹风、夏征农、陆诒、方行、杨之英、吴元坎，并取来郑超麟所写有关秋白资料。行前，到丁景唐家告别，丁公以所著书文相赠，我回奉以《重评<多余的话>》。书生之交淡然如水，唯以文字相知而已。

秦城狱审戚本禹

回京第二天，8月1日我到中纪委八组报到上班。中央纪委由魏文伯（后为曹瑛）主管八组。这时在京的老王、李玲玉已从公安部借来瞿秋白案审查卷宗20卷，足有三尺厚。内中有蒋军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参谋长向贤矩、军法处长吴淞涛、政训处长蒋先启、参谋彭励、机要秘书陈定、司书高春霖、排长冯心田（枪杀瞿秋白的刽子手）；中统特务王杰夫、钱永健、朱培璜；福建保安十四团二营营长李玉（带队追捕瞿秋白）、排长曾起（劫金后枪杀何叔衡）、士兵范金标、赖忠顺（俘获瞿秋白）以及周月林等人的供词。公安部十三局在罗瑞卿部长直接指导下，积十年之功对瞿被俘后情况经过严密调查、侦审，已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作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正是常州秋白故居陈列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又过两月，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也先后将陈列中的秋白形象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某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

这究竟是为什么？

1979年秋天，我们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此人是“四人帮”同案犯中最顽固分子。据狱警说，戚入狱后始终声称他是毛泽东路线忠实执行者，一切行动都照毛泽东的指示办理，有百功而无一罪。拒绝与同案犯同时放风，只能单独“散步”。他很狡黠，坐定后，直勾勾地打量我们每个人，问孙、常是不是中直机关的，我是不是学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他直言不讳，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文章在1963年发表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强烈批评，戚已准备写书面检查。年底，江青找戚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1964年戚文第二篇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不少人问：这是怎么回事？

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就是后来被确认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六字“铁案”，而“叛徒”是其核心内容。这时我才恍然大悟：翻死人的案，是为了打活人，即以“路线斗争”为名，采取种种手段，必欲置反对派于死地而后止。刘少奇在几十年前谴责王明一伙制造党内斗争时，把它斥之为“黑暗的”、“罪恶的”党内斗争。结果他真的惨死于比王明路线更黑暗、更罪恶的“文革”浩劫之中，而瞿秋白也成为这幕丑剧的一个牺牲品。

一个时代的悲剧

从8月到12月，我们在北京走访了茅盾、丁玲、柯麟、庄东晓、萧三、陆定一、周扬、刘英、周建人、罗章龙、瞿独伊、宋希濂，并向京外知情者发函调查。同时就一些历史疑难问题向军事科学院、中共中央调查部等单位咨询，均得到满意的答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与丁玲的会面。5月间，我写信给丁玲，请她谈谈瞿秋白。9月12日，丁玲回示，说她重读《多余的话》很受感动，赞同我对《多余的话》的观点。她要“写一版的文章”，谈她对秋白的认识，只是近来太忙，待年底再说。11月，她托克悠大姐捎来《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长文稿，希望我们看后交换意见。12月21日上午，我同克悠大姐如约来到木樨地她的寓所。见面第一句话她说：“我读《重评》，还以为是老先生写的呐！”丁玲对王剑虹、杨之华、瞿秋白充满深情，并有着深刻的理解。她说，在上海大学时，秋白常对她和王剑虹说“要脱胎换骨”。他忙于革命工作，难得照料病重的爱妻剑虹。妻死后，他总是在给丁玲的信中自责，说他对不起“梦可”（他给爱妻起的法文名字，意为“我的心”）。秋白有病且忙，生活不能自理，连买毛巾、牙膏都不会。杨之华照料得无微不至，使他全力投入工作和著述。1923年丁玲由秋白动员来上海大学，施存统劝她入党，秋白却说“飞吧，飞吧，飞得越高越好！”“实际是希望我在文学领域里飞翔驰骋。”30年代丁玲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入党，秋白参加了她的入党仪式。

说到《多余的话》，丁玲感慨不已。她说，当今给自己塑像的人多，生怕自我批评，更怕别人批评。像秋白这样坦然陈述自己的种种，这样的人今天太少了，秋白岂不是一个罕有其匹的大勇者！她说，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多余的话》呢？其中有些话会被某些思想简单而又浅薄的人据为把柄，发生误解或曲解。当今这个社会不健全，一个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就被揪住不放，加以攻击。特别是当攻击者有权、有势、有帮、有派，棍棒齐下的时候，你怎能不回首自伤、感慨万端呢？而到自己将离世而去的时候，又怎能不叹息是“历史的误会”呢？我以为秋白的一生是战斗的，而且战斗得很苦。秋白一生遭遇的厄运，不是他自身的错误，而是他没有能够跳出一个时代的悲剧。

知史令人醒悟

1980年春，《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调查报告》，经中央纪委审查通过。同年10月18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全党，复查组宣告结束。

自那以后20多年，我写过不少关于瞿秋白的文字，但我都不满意，因为我未能对秋白悲剧的时代性、社会性、国际性进行彻底考察和深刻剖析；因为那个时代的观念、思维上的情结至今犹存，未能荡涤净尽。

中国的实用理性思维，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革命盛行并取得革命胜利的宏大庆典；而在此后的30年间，在自视为终极真理的指挥下，在非白即黑的简单化思维方式的误导下，中国人所饱受的人间苦难、思想压抑、精神屈辱，决不小于上半个世纪。仅仅“文革”十年，就是一场浩劫。近20年在力求实现迟来的现代化并在物质方面取得相当成就的同时，文化现代化却不能不承继政治革命思想过分发达，人文思想相当贫乏和苍白的事实。中国人，特别是文化人（包括我）要在新世纪重振科学精神，保持学术真诚，还要付出不小的努力。

历史是最好的教师，它会让人看清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只有到这个时候，人们才会真正清醒感悟，质疑反思；才会摆脱迷信，拒绝盲从；才会独立思考，不为党派所囿，不为教条所惑，不为旋律所迷，不为权势所屈，不为利禄所动，力戒附庸趋时，敢想敢言、敢作敢为。庶几如此，方可告慰于已逝去那个年代因革命而牺牲，因内斗而被害，因人祸而饿死……的仁人志士和父老乡亲们。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5期 教育战线推翻“四人帮”两个估计前后　作者：吉伟青

1977年11月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相继发表了一篇由教育部大批判组撰写的《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第一篇拨乱反正的檄文，是推翻“四人帮”制造的“黑线专政论”打响的头一炮，也是打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一个突破口。影响所及，不仅在教育战线，而且引发全国各条战线，尤其是文艺战线推翻“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波涛大潮。它伸张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志气，为彻底批判和肃清“四人帮”的流毒，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频频向教育战线疯狂进攻。就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这个文件是由迟群找人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塞到“全教会纪要”中，用中央红头文件，印发全党全国。

第一个估计，说从全国解放到“文革”这“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原稿说：“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张春桥在改稿上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稿还全盘否定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肯定的“高教六十条”。

第二个估计，说“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只是“不同程度的进步”。张春桥还在改稿上，加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污蔑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基本内容。

1971年全教会“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这两顶大帽子紧紧扣在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的头上。到了1977年，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人们的思想还受“两个凡是”的束缚，没有人敢于触动“四人帮”用中央名义下发的《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正在此时，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了。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北京饭店召开了有学者、教授和专家参加的教育和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会上小平同志首先对大家最关心的“两个估计”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地说：十七年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路线，不是修正主义路线，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

1977年9月3日，《人民日报》记者穆扬将“两个估计”出台背景，以《情况汇编》的形式，上报了中央。这个材料很快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复。他还专门就这份材料，召集教育部领导进行谈话，提出要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立即恢复高考。9月19日，小平同志又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再一次明确要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所谓“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是错误的。《纪要》是毛主席画了圈的，不等于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纪要》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同时，他提出立即恢复废除十年的高考制度，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大学生。最后他说，教育要狠狠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要敢于大胆讲话。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跟头的，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二

小平同志在1977年9月19日对教育部语重心长的批评，教育部党组十分重视，于9月底，一方面立即安排大学招生事宜，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另一方面，党组决定由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琦挂帅，抽调专人组织写作班子。

在酝酿撰写批判“两个估计”文章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批“两个估计”，实际上是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个经毛主席圈阅过的中央文件，这在当时是个棘手的问题。虽然李琦传达了邓小平关于彻底否定“两个估计”的讲话精神，但是，写作组的吉伟青和罗劲柏等对批毛主席圈阅过的红头文件（即1971年“全教会纪要”）这种“太岁头上动土”的事，仍心有疑虑。在李琦耐心解释和指导下，写作组拟定了撰写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和文章的框架，并暂定题目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下简称《论战》），同时，还设定写这篇文章的四条原则：

㈠这篇文章是批“四人帮”谬论的头一篇文章，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第一篇文章，应该有气势，应该“高屋建瓴”，立论正确，是非严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要求写作组每人写一部分，然后集体讨论，由吉伟青、罗劲柏汇总修改。

㈡酝酿和写作的过程，就是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过程，消除思想顾虑，放开胆量去收集资料和思考问题，以事实为根据，以正确的论据辨是非，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大量事实，彻底揭露“四人帮”篡改历史，污蔑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罪行。

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解放以来至“文革”前十七年的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战线克服种种困难，力图奋进，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取得的伟大成就，并作出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教育工作的发展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公正的评价。

㈣写作组既是撰稿者，又是组织者，要做好这篇文章，就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不能只关在饭店里闭门造车，并强调多多征求有关领导和教育战线上的专家学者的意见，使这篇文章成为发挥集体智慧，具有战斗力和说服力的佳作。

在《论战》写作的后期，正当写作组和部领导感到稿子显得有点平淡，批判的力度还不够深刻的时候，在偶然间，发现了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问题曾同“四人帮”部分成员谈过一次话，针对“两个估计”发表了重要指示。可是，“四人帮”为掩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一直未向与会同志传达，只在“四人帮”分管科教工作的极少数骨干和亲信中作过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怎样发现的呢？过程是这样的：

说来也是一个“奇遇”。首先发现这个问题的线索的是《人民教育》编辑部的孙长江，他当时是审查“四人帮”在教育部的骨干分子薛玉珊的专案组组长。他在查看薛的笔记本时，发现薛笔记本上有记录不全的毛主席指示。他立即向李琦作了汇报，引起高度重视，随即教育部党组请示中央审查办，允许查看迟群、谢静宜（迟群、谢静宜当时是“四人帮”安插在教育战线的亲信，任科教组组长、副组长）的笔记本。由孙长江负责审阅核对他们笔记本中关于毛主席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对教育工作指示的记录。整理后，经写作组研究，建议写进《论战》稿中。此建议报教育部党组请示胡乔木，获得同意。写作组在文稿中用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的评价，有针对性地驳斥“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谬论，同时，也揭露了“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的险恶用心。

李琦曾三次将《论战》草稿送请乔木审阅修改。乔木看得很仔细，在他审阅第一稿后，送请小平审阅，10月31日小平批示：“此稿写的不算很好，但还可以用。”按照小平的指示又对草稿逐句进行修改。

在乔木审查第二稿时，他在草稿中引录的毛主席1971年全教会期间关于教育问题的指示之前之后，加上了两段我们曾经连想都不敢想，然而是极端重要的震撼人心的话：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1971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注：毛主席1971年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因到中办和中央档案馆都没查到原文，故发表时称作是“毛主席指示精神”。）

乔木增加的这两段话，使《论战》稿的政治水平极大地提高了。

审阅修改后的草稿清样，由胡乔木于11月13日径直报送邓小平审核，11月17日上午，稿子退回。小平批示：“此稿可以发”。得到这一消息，全教育部都沉浸在欢腾的气氛中。乔木还批示，《论战》可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并通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同时发表（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次日该报还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教育事业大有希望》。1977年第12期《红旗》杂志全文刊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均于11月19日至20日前后全文刊登。人民出版社也于1977年11月出版了《论战》单行本（书内还收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一文），由新华书店向全国发行。《人民教育》杂志也在1977年第2期（1977年11月出版）全文刊载。

《论战》发表的当天，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心情激昂，在教育界人们欣喜万分，纷纷奔走相告，有的学校还集会庆贺。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中小学教师座谈会批判“两个估计”。有的同志说：我们解放了，套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被砸碎了。有的同志说：“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实际，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把十七年说得一无是处是完全歪曲。19日的《人民日报》一版还刊登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全省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批判“两个估计”的讲话。11月20日教育部和《人民日报》邀请部分教育工作者座谈，北大校长周培源深有感慨地说：“两个估计”造成的恶果是不可估量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铁瑛在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全党动员书记动手把教育搞上去”的重要讲话。11月2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何东昌批判“四人帮”否定高教“六十条”的罪行的文章，他说，周总理肯定高教“六十条”是正确的，“四人帮”就歇斯底里地反对。上海市教育局揭发“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在全教会前后炮制“两个估计”的种种罪行。教育部召开的全国中小学师资培训班座谈会上也系统批判了张铁生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论战》发表后，对文艺界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77年12月2日，文艺界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茅盾、刘白羽、贺敬之等同志纷纷著文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其他各条战线反对和批判“四人帮”黑线专政论的言论和情况就不一一列举了。

（本文作者曾任《新建设》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副主任、《人民教育》总编辑、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77年秋是批判“两个估计”的写作组成员，负责写作组日常工作）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5期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上）　作者：吴　江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民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功绩是摧毁封建专制主义，使人类政治文明大进一步，虽然它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几年前作者曾接受记者的采访，对此有过一次谈话。兹记录如下：

记者：从几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发展历史来看，从世界政治文明的漫长过程来看，资本主义政治民主是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资本主义民主应有一个全面的、恰当的评价。对于资本主义民主，过去有过简单的全盘否定的倾向，因此引起一些争论，也搞乱了一些人的思想。你能否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作者：资产阶级民主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反封建极不彻底的国家来说，许多方面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的领域，决不可以轻视。照我看，如其推崇封建主义或封建特权，不如推崇资产阶级民主。评价资本主义民主，还得从民主的一般过程谈起。“民主”一词出自古希腊文，从词源说，民主是由民众和权力两词合成派生的。所以最早从民主萌芽时起，民主就是表示人民群众或社会统治阶级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从古代的民主萌芽时期起，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民主的形式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更换。”列宁说，民主发展的辩证过程是：“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从资产阶级民主到无产阶级民主；从无产阶级民主到没有任何民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第367页）这里，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有些方面是不可逾越的。因此我们不能轻易略过它。你大概记得马克思关于人类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必须经历两次“解放”——一次是“政治解放”、一次是“人类解放”——的理论吧。马克思说的“政治解放”，就是指的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用政治民主代替政治专制，即列宁所说的从专制制度到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说的“人类解放”，就是指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用真正的人民民主代替资产阶级有限的政治民主。

记者：列宁所说的“没有任何民主”大概是指国家权力的消亡？

作者：阶级和国家权力一起消亡，作为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就不再存在，那时，人才真正成为“自由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表达的共产主义理想：人类解放，世界大同。但这种理想现在还不可能作出确切的解释。

记者：马克思本人对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是怎样描述的呢？

作者：马克思一方面从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角度来描述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指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在历史上有以下贡献：第一，它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共和权力代替个人意志至上的专制权力；第二，它“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通事务，即真实的国家；……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1页）。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民主撕掉了笼罩在国家头上的神授光环，使它成为一个普通事物，因而将国家事务由少数垄断者的垄断变为广大人民的参与，实现了国家活动方式的民主化。当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从与“人类解放”相对立的角度指出，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限制，它必然陷在自身的矛盾中，主权者——人民的政治权力实际上受限制。

记者：我们先谈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贡献。马克思是从原则上说的，你能否谈得具体一点？

作者：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可以试一试。概括地说，我认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五项：一是创造了以选举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二是建立了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三是开创了政党政治，四是树立了依法治国和法制权威，五是发明了舆论监督。议会、分权、政党、法制和舆论监督——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五种表现，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在近代政治文明中的“五大贡献”。

记者：指出资本主义政治民主这五个方面，我还是第一次听到，看来这是合乎实际的，不过也有一个问题要弄清楚，那就是议会、分权、政党等是否真如你所说是发明于资产阶级之手？譬如拿议会来说，在13世纪的英国封建社会中就已经存在了。

作者：这也正是我准备说明的。我们先来谈议会。英国在中世纪确实已经产生了“议会”，但那时的“议会”和近代资产阶级议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代议制”和“民主”这两个要素的有机结合，因此称“代议制民主”。远在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城邦国家中，那时还是奴隶制，已经形成历史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但这种民主制度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制不同，它是一种以全体公民直接参与政权为特征的“直接民主制”，如在雅典城邦，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种政治中，既没有权力的分立，也没有代议机构、代议制度。像这样的“直接民主”，一般说来仅适合于小国寡民的古代城邦。到了中世纪，封建专制给政治罩上了黑暗的幕布，古代那种简陋的民主在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面前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尽管在封建社会的中后期，一些国家如英国出现了议会的形式，但这种议会与近代资本主义议会不同。如果说古代民主是一种无议会的民主，那么，中世纪的议会便是一种无民主的议会，这种议会既没有任何选举权、立法权，也没有独立的组织机构，而是紧紧附着在封建政治机构的肌体上，作为国王的咨询机构服从于王权。

记者：中世纪的议会没有民主的内容，但这种形式总还是代议制吧？

作者：中世纪的议会不是由选举产生，而是由国王钦定的，具有等级代表会议的性质，与近代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议制有着本质的差别。虽然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和改造了中世纪议会形式。经过资产阶级的创造，近代的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和中世纪的无民主的议会相比，显现出这样两个特点来：第一，资本主义民主贯彻了“主权在民”或者说作为“公意”的代表（至少在形式上）和民主选举的原则，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使议会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高居其上。第二，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使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也有了实行民主政治的可能。这显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个进步。正是在这一历史进步的推动下，代议制民主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比较普遍的国家制度。

记者：再来谈法制。资本主义法制的产生似乎也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因为在封建社会也是有法律的，像中国这样封建基础深厚的国家在封建统治的各个朝代都有各自的法律。西欧中世纪除了国王规定的世俗法律外，还产生了影响颇大的“教会法”。这就是说，在封建社会就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法律建制。因此我想，资本主义法制是不是如同资本主义议会制利用中世纪议会形式一样，也是在扬弃封建法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作者：你的理解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要真正弄清资本主义法制的创造性之所在，要作具体的分析。

第一，“法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制包括“立法”和“法治”两个方面，即包括制定法律、建立法律制度和依法治国、依法办事两层含义。狭义的法制仅指“立法”或法律制度的建设。如果就狭义的法制而言，法制本身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甚至也不是封建阶级的创造，而是在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这就是我们在广义上理解的“法制”。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作纳入了法律轨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在西欧中世纪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但平民百姓，即使总统以及立宪君主制国家的国王，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就狭义理解的“法制”即法律制度本身而言，资本主义法律与封建法律相比也有本质的区别（当然这主要是指内容上的差别）。这些差别，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⑴封建法律是封建王权意志的体现；资本主义法律则是资产阶级意志（也不可避免地包括部分平民百姓的意志，因为这个民主是广大人民同资产阶级一起向封建阶级争取来的）的体现。⑵封建法律是反民主的，是王权实现统治的工具；资本主义法律则是反对个人专权，维护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部分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⑶封建法律是钦定的，国王是首要立法者；资本主义法律则主要是由选举产生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机构——议会所制定。⑷在封建制度下，法律完全隶属于王权，并且允许种种等级特权存在；资本主义法律则具有很高的权威，它除了依法保护私有财产并据此获得的经济特权以外，不保护等级特权。总之，资本主义法律为资本主义民主提供了有效的保护机制，并为广大人民争取更多的民主提供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法律相对于封建法律也是一个大进步。

记者：这就是说，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这确实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个创造。

作者：接下来谈谈分权问题，所谓“分权”，就是权力的分立，以及权力的互相制衡。在封建社会，由于实行高度的个人集权，封建君主大权独揽，并且没有任何可以制约王权的机制，因而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一点点“分权”的踪迹。只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资产阶级在同封建势力进行搏斗的时候才发现了“分权”这个有力的武器。“分权”在一定程度上给资产阶级带来了斗争的胜利果实，同时又使资产阶级懂得在取得政治统治权以后继续运用“分权”的手段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迄今几百年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充分地证实了资产阶级运用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权力分立原则，权力制衡问题，即使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来说，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记者：我们是几千年中央集权的国家，虽说我们现在实行民主集中制，但至今权力的过度集中仍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大弊端，有时甚至形成“民主其名，指定其实”的模式。当然，我们采用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靠这种制度如何建立一套权力互相制衡的制度需要我们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党内权力也要互相制衡，举个例子说，同是由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后者同样应对党代表大会负责，所以如果涉及领导高层中的重要大案，在处理上若两个机构有原则上不同的意见，则起码应召开党的代表会议讨论解决，不能由中央委员会少数领导人说了算，或者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国家法律处理。这个问题列宁早有提示，但是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在内）能够把它很妥善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大憾事。

作者：下面我们就来谈政党问题。关于政党，过去我们议论不少，但是，关于政党与民主政治的关系，资产阶级建立政党政治的历史意义等很少涉及。前面谈到，政党也是资产阶级在政治领域的一个创造。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存在政党的，政党只是近代的产物。这是因为，在未突破封建专制的躯壳之前，在资产阶级和人民未争得起码的民主权利之前，是不可能产生政党的。从政党的形成过程我们看到：最早几个资产阶级政党都是在资本主义议会内孕育产生的，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议会制度为政党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及其他阶层的人们不仅获得了执掌政权或参与政权的权利，而且有了言论、出版和结社的自由，使得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有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力量。这种组织之一就是政党。

记者：在以上论述中，关于政党为什么只是在资本主义政治条件下才能产生的问题，我看大体讲清楚了。按照你的见解，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它政党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确立为前提的，或者说政党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产物，把一定的民主条件视作政党产生的必要前提，这不难理解。不过我想提一个问题，这种从民主运作中产生出来的政党对民主究竟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它是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还是作为一种消极因素或不正常的阻碍力量影响民主政治？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政党政治长期以来是一个令人褒贬不一、颇多争议的领域。例如，美国立国之初，英国曾通过美国初期形成的政党渗透自己的势力，这就是美国首任大总统华盛顿厌恶政党的原因。华盛顿在辞掉总统职务时在其《告别演说》中特别提到：有些政党“为外国势力打开了大门，外国势力通过政党的途径发现了接近政府的方便之门”。还有法国，法国人一向拒绝外国势力对于内政的干涉，法国政界从左到右最忌讳的是被指控有外国背景，名望最高的人物，一旦被指控有外国势力背景，不仅为法律所不容，而且立即会被舆论和群众所抛弃。19世纪末美国的法官胡克（Hooker）也谈到：“在我们最早的记忆中，政党政治一直是一种精明的和耍手腕的事情，并不总是正当的。”（《史蒂文森选举委员会案》，载美国《西北地区报告》第76号，第915页）照这种观点，政党未必是民主政治中的一种积极因素。

作者：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先作三点说明：第一，政党的产生需要一定的民主条件，但这并不否认政党也是派别斗争或不同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产物。在这里，关键是要把握，即使不同势力和派别间的争夺，也由其政治上的公开性和合法性而体现了一种民主的进步（与封建专制相对而言）。第二，政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始终包藏着某些不正当甚至肮脏的“耍手腕”的东西，这在政党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情况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何况政党政治既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又不是民主政治的最基本部分。第三，政党对民主政治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因为它不仅是民主发展的合乎逻辑的产物，而且为民主政体的运行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活动机制。大约一个世纪以前的洛厄尔在他所著《大陆欧洲的政府与政党》一书中就指出：“对民主的历史大致一瞥，就应该足以使我们明白，在一个大国中，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是不，也不能真正地进行统治的。实际上，我们是由一些行动多少受公意指挥，但又不完全受公意指挥的政党来统治的。”（转引自[美]古德诺著《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中译本第80页）为什么资产阶级要通过政党来实行统治呢？古德诺在他的著作《政治与行政》中提供了答案。古德诺说：“要使政府协调地运转，就必须找到某种使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协调一致的办法。……这种办法在政府体制内部不能找到。所以，必须到政府以外的一些法外的制度中去寻找。事实上，可以在政党中找到它。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即立法机关的成员的责任，而且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即执行官员的责任。”又说：“在美国，由政党代表大会提名总统候选人要比最初根据宪法冥思苦想，使总统的挑选与人民的关系更进了一步。”还说：“人民本能地感到，在我国目前的体制下，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是取得进步的唯一手段。”（载自《政治与行政》第57页、79页、93页）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家的论述，它说明政党与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强调政党在政治民主中的作用。

记者：古德诺的观点的中心思想，大概是要说明政党在政府和人民中间起着某种中介作用。尤其在近代大国，这种中介作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不论是挑选“立法机关的成员”或挑选“执行官员”，还是“提名总统候选人”，政党都在其中扮演着一种组织者的角色。在一个近代大国，在不可能实行直接民主的条件下，要通过政党的有组织的活动才能够把散落的、繁杂的个体意志集合起来形成“公意”，并以此为基础建构国家的上层建筑，使“公意”上升为国家意志。古德诺说：“政党几乎是用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屏障”，恐怕道理就在这里吧？

作者：这样理解是对的。其实，除古德诺之外，西方不少学者都看到了政党的上述功能和作用。例如美国的乔西亚·H·桑德曼明确指出：“政党活动是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媒介”，政党可以起到“控制、指导和稳定冲突”的作用。英国政治观察家布赖斯勋爵也评论说：“政党能使为数众多的选举人从混乱的状态中实现秩序化”。（杨百揆编《现代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研究》春秋出版社出版，第353页）

记者：从这些评论中，我感觉到政党的“中介”作用与议会的“代议”功能似乎有某些相似之处。

作者：政党与议会的这种联系应该肯定。我们前面谈到，资本主义民主实际上是一种代议制民主，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其实它也具有中介的性质。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前几年，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曾写过一本题为《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书，在该书中，密利本德确认“议会制度的实质是它在政府和人民之间起着缓冲的作用。”认为议会制度“赋予人民以选举他们的代表和从事多种形式政治活动的权利；但它又叮嘱人民让他们的代表承担起支持或反对当时的政府这一重任。它把政治生活的注意中心从选民移到下议院，从人民移到他们的代表”。（拉尔夫·密利本德著《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第47页）这里虽然讲的是英国，而英国议会与美国议会的作用是不大相同的，但却至少揭示了议会处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中介状态和由代议性质所决定的协调和缓冲功能。

记者：这就是政党与议会的相似之处吧？

作者：可以这样认为。不过除此之外，它们之间还有着更深刻的联系。这就是，议会作为代议机构，它是议会民主制赖以确立的最根本的组织基础；政党作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则是实现议会民主制的重要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正如我们刚才讲过的那样，通过政党的中介作用，把个体意志集合起来形成国家意志；而议会则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者，或者如古德诺所说，是“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

记者：在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议会和政党实际上是相互配合相互作用的。

作者：其实，在政党出现以后，议会、政党、分权、法制等就始终处在一种交互作用之中。而这些因素的合力（如果它不被破坏的话）在一般情况下使资本主义国家有较稳定的政治结构。难怪密利本德十分自信地宣称：“资本主义民主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正在于它有一定的恢复力及其政治体制承受危机、冲突和混乱的巨大能力。”密利本德还举例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政权受到过重大威胁，这种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记者：在上述“五大贡献”中，舆论监督还只是提了一下，能否谈详细一点？

作者：舆论监督的前提是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些民主权利在封建社会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了利用公众舆论宣传和动员群众向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才首先提出了言论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言论出版自由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是反对专制的犀利武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罗伯斯比尔就曾说过：“出版自由是鞭挞专制主义的最可怕的鞭子”。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言论出版自由被作为革命胜利的成果载入资产阶级的宪法性文献之中。例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明确宣布：“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自由。”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也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对此，马克思作了高度评价：“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4页）

言论出版自由为资产阶级宪法确定以后，就成为一种具有法律保障的监督政府、防止政治腐败和滥用权力的舆论力量。这一点，美国第三届总统杰佛逊就曾指出：“报纸要对政府提供一种其他机构无法提供的监督作用”。英国哲学家边沁也讲得很明确：公众舆论是对统治者权威的有效牵制。法国拿破仑则感慨系之，认为“三家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支枪更可怕。”难怪现在西方国家纷纷把舆论监督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记者：不少西方学者认为言论出版自由（包括新闻自由）的核心是保障公民有权了解政府的活动并有权对理论提出批评。这种认识也应该是正确的啦？

作者：这个看法应该肯定。1989年3月，华盛顿举行了一次有来自苏联、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约300多位代表参加的“第十届世界传播媒介大会”，会后就有人总结说：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这一人的基本权利的体现，“它既是构成任何民主社会的一个基本要素，又是维持社会平衡稳定的一个基本保证。”

资本主义国家中舆论监督有时确实发挥作用。如1974年尼克松被迫辞职，就是导因于“水门事件”被新闻界所揭露。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于1974年辞职，亦由新闻界揭发其涉嫌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贿款案所引发。另一个沸沸扬扬的里库路特股票贿赂事件，使竹下内阁总辞职，前首相中曾根也牵连在内，就是由于1988年6月里库路特案受到报界揭发所致。职务越高，舆论监督也越不留情，不但其本人的政绩和言行，而且其家庭状况、财产状况甚至私生活等，无一不在舆论的严密监督之下。这样一来，就使得身居高位的官员既不能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也不能徒居高位平庸度日，无所作为。

当然，资本主义国家舆论监督很大程度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矛盾，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劳动人民对于当权者的监督。

记者：舆论监督在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强大的力量，还没有立法，党和国家支持得也还不够，这是我国民主落后的重要方面。在各地，现在舆论监督受恶势力的压制和迫害的事件很不少。我个人觉得，我们的有关部门对舆论监督立法持冷漠态度，也是不对的。

作者：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要消除或减少各级政府和干部的不正当行为和腐败现象，以及各种胡作非为现象，没有切实法律保障的舆论监督是不行的。（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5期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　作者：杨天石

那是好多年前了，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到一首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是汉代时尚流行的情况。据考，汉代京师贵族女子崇尚高髻、广眉、大袖，各地群起效法，结果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化，于是头发梳得愈来愈高，高至一尺以上；眉毛愈画愈宽，以致宽到遮住半个额头；衣袖愈做愈大，以致耗费整匹绸缎。

这是一首很有哲理，富于警示意味的歌谣。何以然呢？

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度。在一定条件下，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合理的，但是，超过了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它就变成不合理了。例如，头发梳得高一点，眉毛画得宽一点，衣袖做得宽松一点，也许很美。但是，过高、过宽、过大，也许就成了怪物，由美变丑了。这就是掌握“度”的重要性。我们的老祖宗说：“过犹不及”，那意思是说：过度与不足，“左”和右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必须“执两用中”，在“左”与右的两个极端中取其“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度”，也就是合理的分寸。

想起1958年的事情来了。那时候，上面提倡深耕、密植，借以增加农业生产，目的也许是不错的。但是，下面却愈耕愈深，愈植愈密。有一次，我读大学时的所在班级到京郊平谷县东鹿角村锻炼，和村民们一起深耕。好家伙，那地几乎挖了一人多深，站在地底要费好大劲儿才能把土甩到地面上。自然，来年严重减产，丰收的希望变成了歉收的懊恼。为何？耕得过深的结果是，适宜谷物生长的熟土层被破坏，不适宜谷物生长的生土被翻到了上面，不减产才怪呢！

那年头，这样的例子似乎很不少。上面号召大炼钢铁，下面就全民炼钢，处处炼钢，人人炼钢。记得我所在的北京大学提出，国家争取年产1070万吨钢，北大要争取年产1070吨钢。于是，立即行动，在宿舍旁就地挖坑，从教授家中的壁炉上拆来耐火砖，从卧室床上拆来铁制脚蹬子，煤炭、劈柴、废铁，混置共冶，轰轰烈烈地炼起“炒钢”来，自然，炼出的是一堆废渣。河北省有一个徐水县，为了响应上面“大跃进”的号召，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那“跑步”的时间原定三年，不久就听说，已经进入“共产主义”了，于是大家纷纷取经，参观那靠“红薯”撑饱肚皮的“共产主义”。遗憾的是，很快连“红薯”也供应匮乏了。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这首民谣所描述的是民间“时尚”的变形走样，然而它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例如，一种“主张”，或者一种“号召”，提出之后，经过流传推行，就可能层层加码，愈演愈烈，以致完全扭曲。聪明的领导者要了解这一“规律”，自然地加以防止。汉代的政治家们就很懂得这一点，不止一个人阐述过这首民谣的警示意义，认为它可以告诉人们：“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那意思是：上面不仅要慎其所“好”，而且要严防下面发展为“甚”。好事一过头就会成为坏事，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荒谬。至于坏的决策呢，一“甚”起来，可就惨了！

走笔至此，想起著名老一代漫画家丰子恺。他在1956年11月发表过一幅漫画：三个古装女人，一个高髻冲天，一个阔眉蔽额，一个大袖扫地，奇形怪状，毫无美感可言。那画的题目就是“城中好高髻”，显然，老画家是看出了这首民谣所包含的哲理或警示意义的。然而，不幸的是，这幅漫画后来却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其批判词有云：“当时正是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爆发不久，国内外反动派蠢蠢欲动的时刻，正处在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前夕，一贯反共的老手丰子恺，立刻跳出来，配合了这股反革命的气焰，利用他‘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反革命伎俩，首先向党发起进攻。”云云。

想起此事，不禁感慨系之！

2003年第5期 袁世凯隐居彰德韬光养晦　作者：刘路生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后，接掌国政的摄政王载沣立即罢了袁世凯的官，令他回籍养疴。此后，直至辛亥革命复出，袁世凯隐居彰德洹上村三年。对于袁世凯这几年的活动，史籍语焉不详，民间有许多猜测和误传。

横祸突降

1908年的袁世凯，如日中天，权倾朝野。10月，在他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一周年之际，于一片祝颂声中，度过50岁生日，步入了他的知天命之年。然而，天意难测，一个月后，11月14、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在两天之内相继先后去世。慈禧遗命3岁的溥仪嗣位，是为宣统。他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监国。50天后，1909年1月2日，还在帝、后百日大孝期间，载沣就对袁世凯下了杀手，以袁腿脚毛病为由，罢了他的官，开去一切差事，勒令回籍养疴。

这天，正值袁世凯当班入宫为光绪帝值宿守灵。尽管恼羞交加，他仍然按照规矩向清廷叩头“谢恩”。袁世凯不能再入宫值宿，又不敢擅自离去，进退失据。得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代为值宿，才得以脱身回家。清朝的权臣开缺之后，往往可能是下狱、抄家，乃至处死的大祸继至。袁世凯忧惧万分，第二天，微服出走天津，以观动静。驻天津的直隶总督杨士骧，本是袁的亲信，但他深知干系重大，拒不接纳。同时，北京方面也传来奕、世续等枢廷重臣的消息，可确保无杀身之虞，于是袁又返回北京，匆匆只身南下回籍。

袁世凯的担心并不多余。据说，载沣当初确实是想杀掉他，消除十年前戊戌政变时袁出卖光绪皇帝之恨。而且此时外间已有谣言说，袁世凯已经篡位自立，北洋军已集中北京。庆王奕已经被幽闭。这些，都是杀掉袁的信号。据深通清代历朝秘闻及掌故的刘体智所著《异辞录》说，即使没有袁与光绪皇帝的这场过节，载沣也会有除袁之举，以确立新朝的权威。

但是时代不同了。到了20世纪初年的清末，外重内轻的局面已经形成多年，清廷已宣布预备立宪，许多客观条件制约了清廷随意处治权臣的可能。而载沣生性庸懦，也缺乏他的先辈们那种杀伐决断与胆识。在清廷和政府方面，除了几个少不更事的皇族青年新贵，张牙舞爪，支持载沣以外，所有枢机重臣，满汉军机大臣和内阁大学士共七人，奕、张之洞，世续、孙家鼐、那桐、荣庆、鹿传霖等，都不赞同载沣的主张。张之洞力言，主少国疑，为“朝局计”，对袁世凯“务宜镇静宽大”。世续、那桐、荣庆等，虽是满蒙人，亦都力保袁世凯。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他们保袁世凯不止保袁个人，而是为了大局稳定。”在地方上，北洋陆军更是“闻之大哗，各各摩拳擦掌，慷慨急难，几将肇绝大风潮”。英、美、日本的驻华使节，在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外国人，外国新闻媒体，都表现了对袁世凯命运的关注。英国和日本两国政府已经在商议共同干涉清廷对袁的处置。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载沣，不得不接受折衷的办法：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将之放逐回籍。

韬光养晦

袁世凯于腊尽岁末之际，凄然离京南下，寄寓卫辉府汲县自己的私宅。稍后，又移居彰德府（安阳）城外的洹上村，开始了他的三年养疴生涯。袁世凯在安阳，颇有一派隐居山林的模样。

第一，宣示中外，隐居林下，一心养病，绝意复出。袁世凯的一位重要幕僚沈祖宪保存有此一时期袁的未刊书信稿，从1909年初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两年七个多月时间，共有750通，大多是对人来信的复函。收信的人包括从奕等以下的当朝权贵，到各方督、抚大员、州县官员、北洋陆军袍泽、师友、亲朋等各方人士，其中以称养疴为辞的信函就有625通。他反复表白：“仰蒙朝廷体恤，放归养疴。圣恩高厚，莫名钦感”，“将与田夫野老讲求农桑种植之学，优游林下，以终馀年，皆出天家所赐也”。对于那些复出的慰勉和劝说，袁均明确表示婉拒：“自顾甫逾五十，精力已衰，遗大投艰，断难胜任”，“时艰方亟，诚不当以孱疾之躯，再肩巨任”。反复声言：“杜门养疴，不干外事”，“向不与官场通信”。婉拒为人说项、请托，拒绝接受各方的银钱馈赠。

第二，经营寄寓宅第。袁对汲县宅第，甚不满意，适有儿女亲家何炳莹以彰德城外的一片乡宅相赠，于是，决定营造房舍，举家迁居彰德。彰德新居即后来著名的洹上村。袁世凯以慈禧太后赐给他的“养寿”二字命名，称为“养寿园”。园中以“养寿堂”、“谦益堂”为正堂和主建筑，二堂均以慈禧太后赐书命名。他集龚自珍诗句为“养寿堂”拟的门联是：“君恩够向樵渔说，身世无如屠钓宽”。为“谦益堂”写的题记是：“光绪辛丑季冬，皇太后御书‘谦益’二字赐臣某。圣意深远，所以勖臣至矣。园居成，以名堂，俾出入瞻仰，用循自省云。”其借慈禧以自保的用意十分明白。

第三，闭门课子。袁世凯在洹上设立了家塾，除长子袁克定 “仍留京供职，其余诸儿均携之来卫，督令读书”。还手定了《家训》十一条，为子孙立下做人的规矩。

第四，倡导社会公益事业，并以文会友。从1909年起，袁世凯便以在籍绅士领袖的身份，联合曾长期寓居卫辉的徐世昌，倡议重修卫辉县百泉名胜，并领衔募捐筹集资金，得到张镇芳、端方、蔡绍基等以及北洋袍泽、河南绅民的热情捐助，共募得捐银一万五千余两。历时三年，至1911年秋竣工，百泉诸胜迹，焕然一新。由袁世凯撰文徐世昌书丹，立重修百泉庙碑，以记其事。此外，他曾函请直隶当局，为其在1902年倡立的天津民立第一小学筹集经费，并为该校优秀毕业生颁赠奖学金。

时人谓袁世凯“不学有术”，袁本人亦自诩是办事的，不是做学问的。但避居彰德之后，既应人之请，为他们的诗文集作序、题词，又资助时人编辑的《四朝史诗》刊刻，亦与人吟诗唱和，并编诗集刊印，还专门批读《古文观止》。虽未免有些造作或矫情，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也是遭遣开缺官员们避凶趋吉的一种常态。

第五，经营实业。袁世凯回籍之后，1909年夏敦请王锡彤出任实业经营的主持人。袁对王锡彤说：“官可不作，实业不能不办”，“实业关系国家兴衰”，“罢官归田，无他留恋，惟实业救国，抱此宗旨久矣”。王锡彤欣然应招。

王锡彤首先接手经营京师自来水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兴办之议，始于1908年。时袁世凯为军机大臣，慈禧太后问袁，如何防备京城火灾，袁以建自来水公司对，于是责成袁主办此事。自来水公司官督商办，集商股300万银元，1910年竣工。是为20世纪40年代中叶以前北京自来水设施的基础。稍后，袁命王筹办河南罗山银洞冲银矿，亦曾同严修函商是否参加李石曾等倡办的豆腐公司。此外，袁也在寓居的彰德投资实业。一面重新集资，接办当地原已停产的豫新纱厂，一面投资水利事业，购置土地，经营农业。这些都反映了他兴办与投资实业的积极态度。

人们经常说，袁世凯不回祖籍项城，择居彰德，这是他为东山再起的精心谋划与安排。此说不符事实。首先，豫北卫辉宅第，是在此次罢官之前，由一位亲厚何木（汲县人）帮为买定，作为将来致仕回籍的住所。当时并无罢官之事，自然亦无再起之谋。再移彰德，则确有亲家以乡宅相赠的偶然性。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其次，袁世凯不回项城原籍，确有一些隐衷。项城袁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袁世凯是庶出，且又出嗣于叔父袁保庆。其嗣父死于外省任上，他奉嗣母回里时，就未返项城祖居，而是寓居于陈州府城淮阳。此后，自袁世凯从军后30年间，他这一门，完全离开项城了。袁世凯生母死后，他以直隶总督之尊，奉旨回籍葬亲，却饱受了挫辱和窝囊气，他的生母不得与其父合葬，只得另找了一穴墓地独葬。袁世凯无颜亦无意再回项城了。其实，即使无此特殊情节，袁世凯亦未必一定回原籍。袁氏族人流寓在外地者大有人在。第三，卫辉、彰德一带，交通方便，铁路南北通达，水路上通天津，又有较好的人文景观，适于居住，许多外地官员如李秉衡、徐世昌及其祖上、王廉都寓居这里，端方也打算在这里寄寓。总之，袁择居豫北，同罢官后的再谋复出并无必然联系。

不平与不安

袁世凯在50岁的盛年被开缺罢官，其意气难平是不言而喻的。他在回籍后给各方来信的复信中，就不时流露出忿忿不平之气。他明言：“只以事变纷乘”，清廷才将他罢官削职的，“放归养疴”只是借口。他多次用“半生鞅掌，梦觉邯郸，自顾中外回旋，过多功少，时艰莫补”这样一类的言语，隐怨清廷苛待功臣，刻薄寡恩。

1910年春夏，袁世凯邀集了各方人士到养寿园游园聚会，借着同来游者的吟诗唱和，尽情地抒发了胸中的积忿和对时局的感触。袁和友人诗说：“雕倦青云路，鱼浮绿水源。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表达了一片龙入浅水、虎落平阳的心境。他以《登楼》为题的诗说：“楼小能容膝，高檐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明白地表示，他身在蜗居，志在高山。以《病足》为题的诗则直斥了庸夫误国。诗曰：“采药入名山，愧予非健步。良医不可求，莫使庸夫误。”而和张镇芳的诗，则明白地表示了他对时局的隐忧以及复出的强烈欲望：“远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日暮浮云君莫问，愿闻强饭似初不。”此乃扬言：他袁某健壮如昨，雄心不老，芟夷扰攘，收拾局势，舍我其谁。袁撰写的《重修百泉祠庙碑》，抒发了与其诗作同样的意思。他以“怀奇负异”的“龙骧虎踞之士”自居，要在“时方多艰，风云扰”之秋，出而平定“多难”的世道。

袁克定为袁世凯的唱和诗写有一篇跋语说：“诗中‘连天风雨三春老，大地江河几派流’之句，已成诗谶。”“洹上杂咏，可作中华民国虞歌观，亦可做中华民国纬文观。”知父莫若子，这是袁克定所理解的其父心声。

凶险的遭际，使放逐中的袁世凯时刻关注着朝廷的动静，提防着个人的安危。袁世凯的未刊书信稿表明，袁克定坐镇的北京锡拉胡同宅第，即是他的驻京办事处，京汉铁路火车是信息传递的主要通道，且由北洋旧部随时维持和保证通讯的安全。1911年夏，有袁克文的信使在顺德（今邢台）火车站被窃，大名镇总兵言敦源迅即派干员缉查，数日之内便告破获，缴回密信，反映了京汉路信息孔道的重要与安全保障之严密。

袁世凯的另一位亲信、铁路局长梁士诒，更为之专备火车以供缓急之用。梁士诒曾对杨土琦说：“项城斥逐，彰德安置，欲往则畏有后祸，欲不往而不能，两难之际。余时为铁路局长，献计曰：为公备机车、坐车、行李车各一辆，置于公寓处相近，日夜使勿断火以待命。身在京刺探消息，苟不利于公，则立以告。”供他“缓急可恃以出走，至任何海口”，从而确保生命安全。

时谋再起

放逐中的袁世凯并不甘心寂寞，而是多方呼应，时怀复出之望。在大量的信函往还之同时，还有各方许多人士亲来洹上与他会晤。《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提及者加上通常熟知者，前来晤袁的人至少在60位以上。其中有部院大臣唐绍仪、端方、严修等及其以下的京官，有封疆大吏如周馥、袁树勋、何彦升等以及各级地方官员，有北洋旧部如王士珍、倪嗣冲、言敦源、段芝贵等，有社会政要、闻人如张謇、李时灿等，也有日、法等外国人士。民国《安阳县志》说，“谑者谓，袁之隐居，实盛于苏秦之盟诸侯。”这是在引用一个历史典故，战国时苏秦倡合纵盟六国之地，即在安阳。

通过信函往还以及踵门来访者的晤谈，袁世凯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同直督陈夔龙、鲁抚袁树勋（后为粤督）、孙宝琦、豫抚宝、江督张人骏、皖抚朱家宝、赣抚冯汝癸、浙抚增韫、吉抚陈昭常、新疆巡抚何彦升等，同立宪派首领张謇，还有许多藩、臬司、提法、提学使，司、道、州、县官员们，议论国家、各省、各地的时政，多所赞画，出谋献策，乃至调停他们之间的过节（如对陈启泰与蔡乃煌）。袁同张謇洹上一席夜谈，令张氏对他从内心十分佩服。袁赞同并积极支持盛宣怀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端方出任督办川汉铁路之初，袁就为之出谋划策：“大节似先驻汉阳，分投委员查勘，步步为营”。倘若端方接受袁的忠告，不冒险进川，也或许不至落到暴尸川东的惨剧。

在武人方面，袁世凯同长江及江北各提镇直至东北的新军统领张绍曾等，多有信函往还。至于同直隶的提镇和北洋旧部的书信往还，以及他们的来彰拜候，更是频繁如同家人。袁亦对他们关注有加，对他们的升迁去就，殷勤慰勉，对他们之间的矛盾，悉心排解。例如王士珍与雷震春不睦，袁复雷函曰：应“笃念同袍，和平了结”。吴凤岭与陈光远有过节，袁复陈函曰：二人“知交有年，仍望和衷共济，庶以补救时艰”。

与此同时，袁世凯也在积极地修补人缘，例如，他和盛宣怀本是亲密盟兄弟，袁督直后，因权势之争，二人反目成仇。袁被逐洹上后，经过他们的共同友人端方的斡旋，二人和解，盛亲笔致书袁，极赞袁在“庚子以后”，“扬历十年，禁烟、废八股、兴学、练兵，大端悉举，方之历朝贤将相，罕有其匹。”并竭诚吁袁复出：“际此时局益艰，盼东山再起，宏此远谟，岂异人任。”袁在亲笔复端方和盛宣怀的信中，都表达了在政见上与盛的共识，称赞盛掌邮部“不过数月，而收路、收邮、筹借钜款以维大局”，这些都是他本人赉志十年“迄无一成”的事情。

宣统一朝三年，国是日非，一派亡国景象。很大一部分关心清朝命运的人们，把扶大厦于将倾的指望寄托在袁世凯的复出上。隐居彰德的袁世凯，人望剧增。仅《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中所提及吁请袁复出者，就有近40人次，未反映在未刊书信稿者，还大有人在，如泽载、盛宣怀、端方、张謇等。此外，完全可以想见，那些踵门访袁的人们，绝大多数应以劝袁出山为话题。

清政府中汉臣领袖、军机大臣大学士张之洞在去世前，首倡重新起用袁世凯之议。其时，载沣以载洵办海军、载涛管理军咨府。张之洞诤谏说：洵、涛二人年幼无知，此系国家重大政举，应于全国大员中“选知兵者任其事”。但载沣不听。1911年5、6月间，立宪派的首领张謇、汤寿潜等四人联名上书载沣，认为，“政府以海陆军政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举措乖张”。他们提出，应当仿效咸丰、同治年间平定发捻的故事，“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张之洞、张謇等之所谓“知兵者”、“有学问阅历者”，未便明言，至少袁世凯在首选之列，这是时人的共识。张謇应诏北上赴京，特地电约，专门在彰德下火车，前往洹上与袁晤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首先想到的是起用袁世凯，等等，都是明证。

新闻媒体、社会舆论，更是大量报道乃至制造了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的消息。据对天津《大公报》与奉天《盛京时报》报道的统计，自袁开缺至辛亥武昌起义爆发期间，关于他的各种活动的消息有106条，其中涉及“出山”的有64条之多。保荐、敦劝袁出山的人，清室王公有载涛、载洵、奕、载泽等；枢机重臣、部院大臣有鹿传霖、那桐、陆润庠、徐世昌、唐绍仪、盛宣怀、邹嘉来、梁敦彦、端方；封疆大吏有赵尔巽、锡良、李经羲等等；还有许多未指名的政要。为袁设计的任职，内有资政院院长或副院长、内阁协理、弼德院顾问大臣、外务部尚书、军事顾问；外有直督、川督、东三省总督、查勘滇缅边界事务，等等。

新闻媒体的报道，不免道听途说，但决非空穴来风，或有某种根据。新闻媒体的消息还反映了一个趋向：袁世凯出山的呼声愈来愈高，给的官职也越来越大，对袁的倚重也越来越迫切。最初，还是各方亲袁枢臣为袁缓颊，请清廷给袁一个效忠的机会，而到1911年春夏以后，已逐渐改变为“劝驾”、“劝令出山”、“亲赴卫辉极力劝驾”，也就是乞求他重出。据说：载沣亦恳请隆裕太后准予起用他。外务部尚书邹嘉来晋见时请起用袁，载沣明白表示：“本监国已拟起用”，“将来另有位置”。总之，到辛亥革命前夕，从朝野到皇室，从亲信到政敌，都在营造着一个袁世凯复出的氛围。

面对各方的出山呼声，袁世凯一面用矜持的拒绝来掩盖其急迫的复出心绪，一面也同亲厚们积极地议论局势，寻求最佳出山时机，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为图谋再起，在洹上村设置电报房，以广肆联络当道。袁力谋再起是实，但设电报房之说则缺乏根据。据袁克文所著《辛丙秘苑》的记述可知，即使是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之后，养寿园也只有“司电报者”，即管理文电的人员，并无电台。袁府对外联络的电报都是通过彰德的电报局收发的，电报局还曾经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如果袁府有专用电台，密电就不会交电报局收发。袁克文是袁世凯次子，在袁世凯罢官之前已官居法部员外郎，袁世凯遭遣回籍，他亦“辞官从归”，帮助料理家务。袁世凯辛亥再起，南下督师，又命他留守洹上，主持家政。《辛丙秘苑》写于民初，记述其亲身经历，当是可靠无误。辛亥革命前后几年，袁世凯的经历是翻天骇浪，而家中设不设电台的细事，根本不必刻意撒谎隐瞒。

按当时中国的制度和技术条件，电报局是官办，不可私设电台，无论公私官商，明码由电报局收发，密码送收电者自译。即使袁世凯私设一个电报房，收电人也只能通过官办电报局收电，直接打电报给私人的机会与可能几乎是没有的，除非对方也私设一个电台。袁世凯被逐回籍，避祸犹恐不及，无必要做出这种不明智之举。以袁之精明，密谋东山再起，更没有必要设这个不实用的电台，授人以口实。

辛亥复出

武昌起义爆发，使袁世凯东山再起成为现实。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次日，正值袁世凯在洹上度过他的53岁生日。毕竟是乡居，信息传递稍慢。第三天，才得闻武昌“有乱事”的消息。震惊之后，贺寿之会，即刻成为袁世凯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在一起讨论时局之会。他们共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袁世凯必将起用。

果然，13日，便传来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任命为湖广总督的消息。革命党人一举占领武昌这个九省通衢重镇，清廷面临太平天国以来的又一次大难。算来算去，有能力指挥平定这场大祸的只有袁世凯一人。清廷在朝臣中遴选同袁世凯亲厚者持诏书前往洹上劝说袁，不念旧恶，顾全大局，应命出山。结果，选中了阮忠枢。14日，阮到达洹上。于是，是否应命，成为袁世凯父子以及亲信谋士们讨论的焦点。据说，袁世凯周围的人分为两派，一拥清，一复新汉。袁克定是“复新汉”派的首领。他们主张，不必应命，或坐待清亡，或附和革命党，或独树一帜。袁世凯权衡再三，断然否定了这种主张，于15日复函奕，16日正式拜折应诏。同时，致函清政府内阁总理、协理大臣，以及亲厚徐世昌、张镇芳，还有北洋旧部王士珍等，公私各方，明告他们正式应诏出山。

但清廷诏令只命袁世凯在荫昌手下“会办军务”，这是清廷又一不智之举。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所以，袁世凯拜折应诏的同时，也向清廷开出了八项条件交阮忠枢带回。其内容主要是：授予他军事全权，足兵足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否则，拒不复出。平心而论，这也是前线军事统帅打胜仗的必须条件。中国历史上由于朝廷遥制，或缺少后勤供应，造成打败仗的例子太多了，袁世凯自己就有在甲午战争期间在东北前线办后勤的经验与教训，他不得不防。

别无选择的清廷满足了袁世凯的条件。11月9日，袁起程南下督师，离开了他居住了将近三年的彰德。再回来，则是1916年死后的归葬了。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5期 抗日烽火中开发的玉门油矿　作者：李学通

背景

甘肃玉门虽远离中原，但其有石油蕴藏之事，中国史书早有记载。晋人张华的《博物志》、《后汉书》及郦道元的《水经注》等，均有该地石油、天然气苗燃烧的形象描述。《大明一统志》更明确记载：“石油，肃州南山出。”到清代光绪年间，随着近代科学的传入，国人也曾有过开发的设想，但最后胎死腹中。到了1935年，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和银行家周新民等再鼓勇气，组织公司，请求南京政府以五年为期，授予探采甘肃、新疆、青海三省石油的特权。南京政府认为，像石油这样重要的矿业开采与开发，按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应归国营，但又考虑在当时国库竭蹶无力经营的情况下，与其弃置，不如利用民间资本提早开发，于是由实业部授予顾维钧等特许权，准许开发，并于当年11月1日由国民政府颁发了82号训令，核准该案。顾维钧等于次年成立了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并于1937年开始对玉门等地进行地质调查。但公司聘请的外国技师们最后没有找到玉门石油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依据，也没有再进一步勘探。

抗日战争爆发后，东部铁路线大多陷于敌手，西部大后方的汽车运输又因沿海口岸的相继陷落，失去进口燃料的渠道，中国公路运输几乎陷于瘫痪，不得不又重新组织起人拉马驮的驿运。当时甚至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中国需要开发石油，中国必须开发自己的石油。国民政府国营工矿企业的主管部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提出了由政府投资开发中国石油的设想。中国的地质学家们当时也在四川、甘肃等地积极寻找着石油矿藏。专家们认为，比较现实的可能是开发玉门石油。但甘肃石油开发权已由政府特许给予了顾维钧等人，政府要开发，必先收回开采特权。但实业部当年授予顾维钧等人的特权规定：勘探期限为5年，勘探期满后有20年的开采期限，并可再延续20年。也就是总共有45年的开采特权，即从1935年算起，到1980年方才期满。此事让刚刚上任的经济部长翁文灏颇感头痛。

翁文灏是个民国史上极有些与众不同的人物。论背景，他家当年是宁波巨富，钟鸣鼎食，而他本人却一心向学，丝毫没有纨子弟之习气；论学问，他是清末的秀才出身，却又留洋，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论职位，他既是经济部长，却还身兼经济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工矿调整处处长等大小职务；论个头，他只有一米五几的身高，不到90磅的体重。作为一个有远见的科学家，翁文灏大约是中国最早意识到石油在未来工业中重要地位的人。1921年他特意派学生谢家荣赴玉门，调查那里的石油地质问题。30年代初，他发表文章，专论中国的工业燃料问题，并组织科学家积极从事石油替代品的研究。

收回特权

抗战爆发后，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解决汽车运输的燃料问题，由科研项目变成了迫切的实际问题，开发玉门已成为抗战现实的迫切需要。收回开发特权则是翁文灏面临的第一道难关。秀才的文字功底加上洋博士的科学见识，在仔仔细细地阅读了有关授予顾维钧等玉门石油开采特权的全部档案文件之后，翁文灏于文词之中一番推敲，果然发现了文件中存在的缝隙。

1935年，顾维钧等人的申请经实业部上报行政院后，行政院于当年8月28日的226次会议讨论议决：“交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五部，并函请全国经济委员会暨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会同审查。”三天后，上述五部、两委员会奉命开会审查，对该申请案提出了八项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限定：须“在呈请特许案核准后六个月内开始探勘”。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虽然派人对青海、玉门一带进行了地质调查，但也可以说没有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探勘”。翁文灏是当时中国首屈一指的地质学家，而且曾任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矿业管理部门的最高技术负责人——技监，当然可以在一般性矿产地质调查与矿业勘探开发之间的界线，做出权威性的判断和划分。于是，他指示此时已由军事委员会归属经济部，负责主管国营工业的资源委员会，以中国煤油探矿公司未能遵奉特许状如期开发为由，呈请经济部收回该公司的玉门石油开采特权。顾、周等人无力开发，在这种情况下也无理由阻挡，于是同意交回特权，翁文灏初战告捷。

陕北借机

最初也有人提议开发玉门应与苏联合作，甚至蒋介石也对此表示认可，但并没有得到苏方的积极响应。与此同时，工业开发之前的进一步地质调查勘探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翁文灏亲自过问，调集组织地质学家、工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于1938年6月12日在汉口正式成立了“资源委员会甘肃油矿筹备处”，并于当天亲自率筹备处负责人登门拜访了正在汉口的中共代表周恩来。

翁文灏为什么要拜见周恩来呢？玉门开发与中国共产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早在1934年，南京政府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是蒋介石，翁文灏是秘书长）就成立了一个由著名工程专家孙越崎为处长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陕北延长一带进行石油探采。1935年红军进占延长后，油矿及设备均由红军接收经营。翁文灏拜访周恩来，就是想商请中共同意把原来丢弃在陕北的钻机等两套勘探设备，运往玉门从事勘探，协助开发玉门油矿。这两套进口的勘探机械，当时在国内算得上是稀缺的高科技设备，对玉门开发至关重要。周恩来当场“慨允照办”，并表示"同心为国，决无疑义”。果然，不久油矿筹备处人员在陕北得到萧劲光、高自立、李强等中共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协助下，钻机等设备被“毫无阻碍”地运往玉门。翁文灏闻讯之下既有些意外又颇受鼓舞，认为：“即此可见（共产党）一体为国之真诚，良可欣幸”。当年12月，在风雪严寒之中，第一批科学家和开发人员孙健初、靳锡庚、严爽等抵达玉门老君庙，玉门油矿开发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扩充计划

1939年春天，玉门见到工业油流，8月探得K油层。K油层的发现为大规模工业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地质学家们确认，该地是良好的储油区域，具有重要开采价值，而且当年就产出原油400余吨。虽然最初的地质勘察和工业试采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是否要进一步大规模工业开发问题，则非经济部长翁文灏一人可以决定。因为，设备几乎全部要进口，在抗战正在进行之时，能否得到足够的外汇资金是个问题；中国石油采炼的技术水平能否担当起这个重任也是个问题；特别是玉门地理位置偏僻，远离交通干线，运输困难，即使能生产出石油，在战时能否发挥作用也确实令人怀疑。为慎重起见，1940年9月，翁文灏又派钱昌照、孙越崎二人亲往玉门实地考察，结论是“玉门油田开发一定大有希望”。

翁文灏召集有关人员，对油矿和冶炼厂的设备、技术、生产及人事安排等工作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究，提出了一份《甘肃油矿两年扩充计划》。计划至1942年8月，玉门矿达到日出原油7万加仑，汽油44800加仑，即年产汽油1600万加仑的水平。为此需要增加投资法币700余万元，美金300万元。计划上报行政院请求批准。但在12月10日的行政院第494次会议上，该计划遭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冷眼。孔本人一向反对发展国营工业，因此对开发玉门表示置疑。在他的主持之下，会议最后决定政府不对开发玉门油矿进行拨款，此事应采取银行贷款方式，以公司组织的形式招商承办。

在当时情形之下，招商承办，实际就是拖延不办，因为顾维钧等人有特许而无力承办的前车之鉴已经再明显不过了。即使有私人资本家愿意投资兴办并且能够成功，如此重要、稀缺的战略物资被私人垄断，那对国家又将是一种什么状况？因此翁文灏等人坚决反对招商承办，主张由国家投资，建立国营企业。在一次国防工业委员会（翁文灏为主任委员）会议上，翁文灏让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再次提出开发玉门石油问题，并明确主张应由国库拨款。对于招商承办之事，认为至少也应待第一期计划实行后再予考虑。会上，钱昌照激动地说：“中国如果是一个上轨道的国家，在抗战以前这样的矿早就该开发了，时至今日，再不开发，太不像话了。”财政部次长徐堪起而反对，坚持由私人资本承办。二人为此当场发生激烈争辩。

反对的意见不仅来自孔祥熙一派私人财阀们的代表，甚至来自一位学地质的官僚学者——中央研究院代院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家骅。朱家骅早先留学德国，学习地质，曾创办了两广地质调查所、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等，于中国地质学事业发展也算是有所贡献。此时，他以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掌门人的身份，又刚从玉门参观访问归来，说起话来颇有权威：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开油矿，即使生产出汽油来，抗战期间也肯定用不上。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有限的外汇用在直接进口武器和兵工器材上，开发石油是舍近求远。朱家骅的这种意见在当时还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些人认为，经济建设非短期可以见效，与其花钱进口设备搞工矿企业，不如买武器来得简单。

但翁文灏、钱昌照等始终认为：中国必须工业化。日本之所以能够侵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工业化。如果中国还不觉悟，即使抗战胜利了，也难免重蹈覆辙。不过经历了几年的官场历练，翁文灏对解决问题的门径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会上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要靠会下去想办法”。他让甘肃油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做了充分准备后，带着他直接到孔祥熙的家中去谈。二人到了位于重庆炮台街的孔宅，孙越崎当面汇报了玉门油矿办理情形，又详细介绍计划的可行性，并表示：“这是功在千秋的事情，院长批准了，历史会记下您一笔的。”孙越崎甚至当面立下军令状：我们决不浪费一分钱，此事可由翁部长监督。也不知倒底是哪句话打动了孔，总之孔祥熙最后竟然画了圈，完全批准了拨款计划。不过孙越崎并不领他的情，他说，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抗日，开发油矿，发展工业，不仅得不到积极支持，竟然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这种贪官污吏。走出孔宅后他还为此耿耿于怀。翁文灏大概是经历多了，见怪不怪了，对孙越崎说：“我们求他是为公又不是为私，又何必难为情。只要事能办成，又何必难受呢？”就这样，在翁文灏等人力争之下，1941年2月4日的行政院第502次会议决定：甘肃油矿由政府拨款开发。3月，油矿筹备处正式改为甘肃油矿局，孙越崎任总经理。随后，翁文灏又以资源委员会名义与西北公路局签订了《为运输机件及供应油料互相合约》；与军政部何应钦签订了从1941年4月起，玉门附近的玉门、酒泉、金塔、安西四县应征壮丁拨给该矿充当工人的协议。同时，资源委员会派出专人赴美国洽谈进口钻井、采油及炼油设备。

设备损失

然而，由于国民政府决策的迟误，等到资源委员会得到外汇，再派出专人到美国考察、洽谈、订合同，定购的设备按照要求生产、包装、装船启运等等一系列工作完成，已经是1941年末了，这在当时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进口设备中有能钻深1000米的旋转钻机12套，抽油机40部，发电机5部，还有储油、输油设备和一套日炼原油1500桶的裂炼装置。由于中国沿海口岸均被日本侵占，进口设备只有经香港、越南海防及缅甸等地，从西南辗转入境。到1941年12月7日，这些设备除少部分尚在美国待运外，大部分分散在香港和缅甸的仰光、腊戍等地运输途中。当时中国对外进出口只有西南一途，且运力交通都极有限，进口的物资往往要在沿途仓库中等待很长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美英法等国在亚洲殖民地进攻，香港、仰光等地相继沦陷。到1942年4月，翁文灏、钱昌照仍在督促速将在缅甸的器材内运。此时资委会自美国进口的设备大部分在缅甸腊戍、八募等处存放。翁文灏指示：“如八募已不易内运，应将密支那、腊戍器材迅速内运，甘肃油矿极需，并请令运输处莫处长对油矿器材，务尽最后努力。”腊戍于28日失守。5月1日钱昌照电告：畹町已失，秩序混乱，抢运极端困难。虽然经过竭力抢运，但大部分机械还是陷于敌手或毁于战火之中，总共在缅甸损失的设备有两千余吨。抢出来的物资一清点，也仅能勉强拼凑成四架钻机，炼油设备则根毛未剩。虽然后来尽全力搜罗了国内一些钢管钢材、订购了车床闸门等，自力更生地自行设计制造了釜式蒸馏炼油炉，但由于当时国产钢材质量不高，又没有耐高温高压的无缝钢管，自制的炼炉最高也只能提炼20%的汽油，而进口设备则可从原油中提炼汽油64%和4%的飞机用高级汽油。如果当初计划早些得到批准，以后的情况可能大不一样。

巨大成绩

尽管创业之始困难重重，但甘肃油矿局还是提出了1941年产量比上一年提高9倍，生产汽油180万加仑的宏大目标。翁文灏亲到玉门视察，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孙越崎率领科技人员、工人全力奋战，11月提前完成当年目标。1942年8月，蒋介石到玉门视察，对他们在戈壁荒滩深处所取得的成就，深表嘉许。

整个抗战期间，玉门油矿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日机轰炸，1941年井喷大火和1943年的特大洪水等重重艰难险阻，1939年到1945年间，共实现钻井61口，产原油7866万加仑，炼产汽油1303万加仑，煤油511万加仑，柴油近72万加仑，此外还有石蜡等副产品。今天来看微不足道，可在当时却给抗战增加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抗战时期川、甘、陕、新及宁夏、青海部分区域，凡所用油皆赖其供应。

更具重要意义的是，玉门油矿培养了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队伍，为以后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经理孙越崎也因开发和组织管理玉门油矿的成功，被授予1942年度中国工程师学会金质奖章。他成为继凌鸿勋（主持修筑粤汉铁路）、侯德榜（发明侯氏制碱法）、茅以升（设计修筑钱塘江大桥）之后，第四位获此中国工程界最高荣誉者。历史已经铭刻下他们奋斗的足迹，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伟大的功勋。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5期 成吉思汗陵西迁记　作者：薛衔天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血洗华北，屠城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陪都重庆，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也正是此时，汉、满、蒙、藏等中华各族人民空前团结，不分种族，不分党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表现出空前的民族凝聚力。1939年成吉思汗陵西迁甘肃榆中，阅时数月，历地千里。所经榆林、西安、兰州等大城市，当地军政首长无不主持奉移大典，或遣派专员，舁其遗骨，飨以殊礼；而各城镇乡民，宁断隔夜之炊，亦踊跃宰牲献醴，祭奠我中华民族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英灵，人人舒张民族正气，个个藐视倭奴气焰。这是一次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大检阅，也是反对日寇侵略的大示威。

移陵缘起

日寇久欲亡我中华，然依其弹丸之地，鲸吞泱泱大国，力不从心，遂制定恶毒的满蒙政策：分裂中华民族，肢解中华躯体，建“满洲国”，设蒙奸政府（德王“政府”）。但广大蒙古族同胞不受其奸，与各族人民一起，奋起抵抗倭奴。1938年日军进犯包头，欲侵占鄂尔多斯草原，掌握蒙古族圣地——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伊金霍洛，以资胁迫蒙古族同胞，停止反抗。然其兵锋屡屡受挫，遂出险谋：盗取大汗银棺及速率定（大汗神矛）等神器，盗窃不成，则连陵带棺炸而毁之，永隳我蒙胞精神丰碑，其奸诈狠毒，莫此为甚。

是年10月，伊克昭盟郡王旗留日学生华登托拉固尔返籍探亲，途经归绥（今呼和浩特），将其探得上述日伪奸谋告知当局。此后风声日紧，有消息说：敌寇对伪蒙军讲话，鼓励其“发挥十字军夺回耶路撒冷之精神，向伊盟进军，夺回蒙古圣地伊金霍洛。”又传，敌特务机关决定，与德王商酌，将成吉思汗之灵榇盗劫东移，如盗移不成，必要时即行炸毁云云。1939年1月13日，敌寇果然向伊盟新城进犯，并扬言进攻伊金霍洛。我守军更加英勇作战，打退来犯之敌。此次敌军虽未得逞，但其阴谋已真相大白，我有关当局不能不谋万全之计。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原系成陵吉农（奉祀官），遂于是年1月赴渝，向蒙藏委员会报告并密请转呈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妥筹万全办法，将成陵迁移，于是有移陵之盛举。

成陵乃蒙胞心灵丰碑

伊金霍洛汉语意为“主上园地”，位于伊克昭盟郡王旗境内，是700年来蒙古同胞之圣地。伊克昭汉语意为大庙，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游牧地，位于甘陕两省之长城以北，属当时绥远省境河套地带，是蒙古西二盟之一。其幅员、资源虽不及其他各盟，而其历史地位则居各盟之首。盖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为全蒙古人心所系之故。其土地之所有权属郡王旗之扎萨克（旗长），而使用权则归于成陵守卫并祭祀者达尔扈特辈。达尔扈特即陵寝的“圣神护卫者”，以守灵为业，父死子继，世代相传。

据记载，成吉思汗病薨于六盘山军中，其部众奉火葬后之灵灰，拟遄返大汗之降生地——斡难河，而运灵马队行抵伊金霍洛地方，骤遇狂风，飞沙走石，数日不止。部众因忆大汗生前曾称美此地，咸以为大汗威灵显应，佳城吉壤，毋待卜筮，遂奉安焉。先前，大汗行军至此，见四周沙丘环抱一片草原，绿草如茵，繁花棋布，百鸟奏鸣，赞之曰“宝地”。当安葬完毕，狂风顿息，余风习习，风走沙鸣，如人间仙乐，部众皆谓神奇。

大汗陵寝为一复式帐幕，内供大汗之银棺、大汗御用之马鞍、大汗画像、雕弓一张、宝剑四柄。银棺长三尺，宽三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上镂龙文，覆以黄缎。据传，银棺内保存着真正的大汗骨灰（另据记载，大汗的骨殖葬于蒙古国境内），是我蒙古族同胞生命所系。另有速率定（神矛）霍洛，为专门供奉大汗神矛之地。传速率定为大汗建立武功之神物，共五，一大，四小，均铁质。大速率定之柄长丈余，矛之下端缀枣骝马鬃之缨，树立于陵寝之外，数百年来未尝锈蚀。四小速率定供小铜庙中，每年达尔扈特人众，擎以分巡伊盟各旗，供官民瞻拜。大汗第三福晋之灵榇，则安葬于去伊金霍洛90里之小伊金霍洛。

凡此数处者，蒙古同胞均视为圣地。700余年来护卫和祭奠不衰。蒙古族各部虽风俗有别，但一律尊崇大汗为始祖。每逢举行大祭，新疆、青海、西藏，乃至云贵等地均有蒙古同胞络绎而来，伊金霍洛实为联系蒙古民族的纽带。蒙古民众云：“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心，速率定为成吉思汗之灵魂。”且应指出，成吉思汗不惟蒙古族人民所景仰，他作为我国元朝的始祖，也被列入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列，得到了汉族等其他各族人民的敬重。

日寇欲盗棺毁陵，实冒中华民族之大不韪！

蒋介石决定移陵程潜全权处理

最高当局接获情报后，密令傅作义副司令长官转敕蒙旗独立旅旅长白海风（卓盟喀拉沁人）负责保卫成陵，并令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派兵协助，而伊盟保安长官公署亦派队前往，确保陵寝安全。白海风是当时著名的抗日将领，又是蒙古族人，在未奉命令前派兵分防伊金霍洛、小伊金霍洛、速律定霍洛、吉洛金霍洛等地，并准备足数骆驼，遇必要时即奉移至安全地点。

蒋介石接到蒙藏委员会转来的报告，即交战时最高权力机构最高国防会议讨论。多数以为，成陵安全已确保无虞，遽然迁移，难免人心浮动，议决暂不迁移，万不得已时再迁。沙盟长面见蒋介石，直陈成陵为蒙古族民心所系，不可有万一差池，力主西迁。蒋介石遂从沙王所请，交最高国防会议复议通过，于1939年4月24日电令天水行营（行营设于西安）主任程潜全权办理移陵事宜。

其电令曰：“西安程主任颂云兄：密。案据蒙藏委员会转据壹（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签请将成吉思汗灵榇迁移，免被敌伪窃据利用等情，经最高国防委员会议决，准予迁移，并经核定暂迁甘肃榆中兴隆山，兹希转敕遵办下列各项：（一）准备一吨半以上之卡车十辆带油交由中央护送灵榇人员支配使用。（二）希派宪兵或得力部队六十名交由中央护送人员指挥随灵护卫。（三）成灵定由伊金霍洛经榆林转西安赴榆中，希转敕沿途军政长官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四）成灵抵达西安时，军政长官应迎送致祭，并妥善保护。以上四项，希妥慎机密办理。其余应办事项，应由中央护送人员商承办理为要。渝。中正。敬办四。印。二八、四、二四。”

遵照最高命令，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签拟办法，经呈请核示报可。政府派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军事委员会边事科科长唐井然、郡王旗协理台吉贡布扎补为迁移护送专员并以楚明善兼主任，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郡王旗扎萨克图布吉升巴雅尔、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归化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绥境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等为启灵致祭官，并以沙盟长为主祭官，奉厝甘肃榆中县兴隆山。俟抗战胜利后，仍奉还伊金霍洛，以示国家崇敬与保护民族英雄之至意。

在西安方面，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成立100余人的专门奉移成陵筹备委员会，将各项有关事宜安排停当。

圣陵千里播迁共祭炎黄始祖

4月初，迎厝成吉思汗灵榇专员楚明善、唐井然率领随员自重庆首途,月中抵西安，当与天水行营商洽关于启运办法，并经由军事委员会电令绥、陕、甘各省政府，第二、第八、第十各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准备沿途警备及经过县城迎送致祭等事宜。

6月8日正午，举行小伊金霍洛起灵祭典。小伊金霍洛为小主上园地，去扎萨克旗政府约15里，是为成吉思汗第三福晋巴格鄂金之陵寝。两蒙古包相连属，内间藏厝福晋之银棺，外间系甬道，包内四周张黄色布幔，棺前设香案，案前置铁火架一，棺上悬双剑，案旁竖四矛，陈设极为简单朴素。由沙盟长和唐专员致祭词，仪式按蒙古族通例。

9日黎明，中华民族史中有名之祀典开始。致祭官沙克都尔扎布、图布吉升巴雅尔、邓宝珊、高双成、荣祥、傅作义，代表袁庆曾、何柱国、白海风，奉移主任专员楚明善等率步骑官兵700余人齐集于伊金霍洛，伊盟各旗代表达拉特旗扎萨克康达多尔济等20余人均先期到达。祭奠程序悉以民国礼制，三献供，九鞠躬，在悠扬之军乐声中大典告成。当时并由中央党部特派摄影师摄成新闻影片。礼毕，沙盟长以吉农地位率各旗代表举行旧制礼仪。祭礼告终，移灵用之白色神驼、高轮大车导入陵坛，成吉思汗之银棺即由达尔扈特辈虔敬移入灵车。当时执事者之态度庄敬肃穆，观礼之蒙古同胞均热烈欢呼，表示衷心拥护政府移陵决定。

6月9日上午，成吉思汗银棺自伊金霍洛起灵。下午，成吉思汗福晋银棺自小伊金霍洛起灵，先后运抵扎萨克旗阿木台庙。10日正午，绥境蒙旗政务委员会、察绥蒙旗党部、伊盟保安长官公署、伊盟盟政府、扎萨克旗旗政府、扎旗保安司令部、扎旗学校等各派代表，举行公祭。13日，银棺、铜庙、速率定、祭器等由十八里台起运，千里移陵正式开始。

自扎萨克旗起运，沿途蒙古汉族民众，均从遥远村庄踏沙而来，顶礼膜拜，虔诚敬信，情真意切。各族民众目睹圣灵远道播迁，悲愤激昂、同仇敌忾之情溢于垄亩。

16日下午3时，灵队抵榆林，各机关、各部队、各团体、各学校代表及民众二万余人，各擎五色标语纸旗，齐集北郊恭迎大汗灵车。烈日下民众夹道而来，焚香瞻拜，作吉祥之祷告。灵榇抵北关，在欢呼雷动声中入城。爆竹声响彻云霄，国旗插遍街头巷尾。大汗灵车在盛大欢迎声中穿城而过。灵堂设在南门，彩棚正中悬大汗遗容，香案罗列，陈设牲、醴、果、蔬各种祭品，四壁满张挽联诔幛、花圈。灵榇入灵堂后，祭奠随即开始。主祭官行政督察专员兼榆林县长富文领导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公祭。此外，绥境蒙旗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参赞石华严代表长官阎锡山，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相继致祭完毕。在庄严肃穆之祭乐声中率与祭之公务人员绕棺一匝，典礼随之告成。随后，由护卫军警领导灵堂外观礼之民众绕棺，各遂其瞻仰圣灵之愿。

18日，灵车抵米脂县城，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代表延安各界前来祭奠，发表热情洋溢的祭文，号召五族一家，内除败类，外抗强敌。

19日，清晨离米脂县，晚8时半抵绥德，到场迎祭者有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绥德县政府、县党部、八路军驻绥德部队等20余单位。绥德当抗日战事前线，灵车过境未便久留，午后5时抵清涧，20日抵延川县之永平镇，22日上午10时抵甘泉县，傍晚抵洛川县。

23日9时许过轩辕黄帝桥陵，蒙古籍护送专员贡布扎补及达尔扈特要求：“黄帝为我蒙汉共同之始祖，今日机缘巧合，拟往拜谒。”楚明善、唐井然两专员欣然接受，前导登桥山恭谒黄陵，并由楚专员讲解蒙汉同祖之历史，所有蒙古同胞甚为感动，其对黄帝祭奠之虔诚，于成吉思汗毫无二致，“蒙汉一家”，得到生动体现。

谒陵毕，灵车入中部县。上午11时抵宜君县。下午4时抵同官，县长田在养率民众两千余人，在大雨滂沱中举行公祭，秩序井然。牲醴供献甚丰。同官为极贫瘠之区，戮力为之，民众诚敬圣灵、恪恭将士之精神，令人无不感动。

24日12时抵耀县，3时半，抵三原，县长何庭铠，骑军骑兵第二师师长马禄率军民5000余人郊迎于五里外，在南关外城南公园祭场恭谨致祭。5时3刻，经泾阳县，7时灵车疾驰抵咸阳城外。省主席蒋鼎文郊迎十里之外，设坛路祭，沿途迎灵之军民十余里。

灵车转赴西安，自西捎门入西关，全市旗帜飘扬，鞭炮之声有如珠连，市民焚香秉烛，夹道欢呼，灵车缓行三里许，进安定门，过西大街，所经各十字路口，均搭彩坊，又四里许，达钟楼安灵所。钟楼为明代建筑，位于城之正中，高7丈，通东西南北四大街，遥与四城门相对，楼下穹庐极为宽广，灵堂即设于此。天水行营主任程潜，于中央特派护灵专员抵陕后，即敕西安各机关妥慎研究灵车过境时之安全问题，并经行营政治部、第一战区政治部、陕西省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支部、陕西省政府等机关召集各人民团体学校等成立成吉思汗灵榇迎送大会，经月余之筹备，动员工作人员达百余人。会场灵坛正中设方坛，两银棺安置其上，坛之四面穹洞中遍插联幛花圈。面南为致祭位置，门外四周均扎彩制牌坊，堂皇富丽。夜9时，祭礼开始。行营主任程潜代表宴勋甫，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陕西省参议会议长宋联奎以及各机关首长，各团体、各学校代表，依序举行公祭。灵前牲醴果蔬，铺陈甚丰，继宣读祭文达数十通。于是庄严肃穆之盛大祭礼遂在军乐悠扬声中礼成。参加之10万群众为此一片欢呼。

从西安起，灵队转乘汽车，大大加快行程。26日黎明灵车运回咸阳。27日由咸阳西行，过醴泉、乾县、永寿、彬县。28日过长武，入甘肃省境，经泾川、平凉、隆德，于7月1日抵榆中。由此西南行15里即达奉安地点之兴隆山。

至此，千里行程，始行结束。

宝山安灵

兴隆山去兰州90里，层峦耸秀，长林郁翠，松风拂面，灵泉洗耳，真是难得宝地。大汗灵榇厝此，人杰地灵，相得益彰，如同天造地设。灵车到来之前，本地阴雨连绵，7月1日开始，云开气清，山岚郁秀，似迎圣灵，随行蒙古同胞莫不欢天喜地。关于灵堂、道路、随护官员住所、驻守部队各项，均由甘省府各机关组织之迎厝成吉思汗灵榇筹备会一一布置完善。除灵榇安放地大佛寺外，山上娘娘庙、药王庙、灵官殿、菩萨殿四庙均经鸠工修缮，粉饰一新。是日，大汗灵榇、福晋灵榇、速率定等神器一并奉移入争秀峰之大佛殿，奉安典礼备极隆重。现将当时记载简述如下：

大佛殿等庙位于兴隆东山之半腰，距山脚约2公里。原仅有供游人行走之小路，业经开辟，山脚通西兰公路亦经修整。灵堂就大佛殿正殿房屋高度宽度，上以黄布架栅，下铺黄色地毯，前悬黄缎红布，里连檐走帘三副，灵榇即奉榇于此。帘外设象腿黑漆木神龛三具、祭席桌一张，均饰以红布桌围，正面悬二尺四寸成吉思汗画像一张，镜架一座，万年灯一盏，神灯六盏，蜡烛台三对，果碟九只，大小香炉三座，及花瓶香插等陈设。并就大殿梁柱各形势扎红黄二色洋布半圆彩坊三座，檐以红彩金花纸球装饰，各悬匾额、对联。左右壁，左右偏殿均满悬各界所献联幛花圈。大门扎彩坊一座，沿山道树枝点缀以红彩，山下扎松柏立体彩坊一座，悬党旗、国旗，榆中城外大道与上山路衔接处，扎红黄蓝三色立体彩坊一座。抬灵杠夫二十四名，各着黄土布服装，灵前引以黄绋，主祭官及陪祭人员均执绋前导，军乐抑扬，龙旗招展，武士赳桓，民众熙攘，与岚光翠蔼，寺壑雄山相辉映，声容并茂。灵车到达路祭处及山脚，各鸣炮九响，鞭炮三万，安灵时燃鞭四万。灵前祭席一桌，供果九碟，龙烛三对，花烛三对，焚檀香。祭牛一头，羊九只，猪一口，路祭羊三只，花烛一对，供果九碟。

司仪读赞者各二人。国民政府特派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安灵主祭官，所有驻甘中央各机关代表，地方党政军机关代表，省立大中小各校师生代表，人民团体代表以及观光外宾千余人均入山与祭。中央特派护送专员楚明善、唐井然、贡布扎补亦共同与祭。圣灵妥奠后，随灵之喇嘛、达尔扈特诵经，山中羽士亦奏乐朝拜，奉安大典于是告成。

政府特派一连军队长期驻守兴隆山，随行土尔扈特照常守灵，直到抗战胜利灵柩迁回原址，圣灵毫发无损，日寇奸谋最后落空。

弘扬爱国主义 激扬抗日斗志

这次移灵，灵队行数千里，经数十个县镇，沿途社会各界，上从最高地方军政首长，下到普通百姓，迎送灵车者总数达几百万人。他们不分党派和民族，不论狂风暴雨，不管酷暑高温，热烈迎送灵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发扬成吉思汗的勇武精神，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沦陷领土。这本身就是中国人民弘扬爱国主义、激扬抗日斗志的生动表现。

在移灵过程中，军政长官，各界知识分子，或撰写挽联祭文，或发表文章，颂扬成吉思汗的盖世武功，藐视倭奴嚣张气焰，谴责日寇暴行，号召各族人民团结，军民奋勇杀敌。

代表性的祭文有：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八路军代表滕代远等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的祭文：“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民，汉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谲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容，抗战到底，大义是宏。……元朝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河山生色。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

阎锡山的祭文：“全民一致，奋起图强”，“抗战胜利，再奠陵冈”。朱绍良的祭文：“慰祖英灵，系我民望”。邓宝珊的祭文：“维太祖，神武英明……阅七百载，倭寇横行……更施狡计，毁我阵营，图窃陵寝，用资号令。爰为遣地，永固佳城，维蒙与汉，如弟如兄，幸祈呵护，共跻升平”。八路军驻榆林办事处祭文：日寇“竟欲利用德王，盗我元太祖灵榇为号召，投彼之计。……殊不知我中华民族，精诚团结，愈战愈坚，非任何鬼蜮伎俩所可破坏也。中央为彻底击破敌计，并仰慰先灵，而加强抗战，决心特派大员亲临奉移，典至重也。”

具有代表性的挽联有：

阎锡山的挽联：七百年谟烈如新外薄裨瀛犹震叠三千里灵神昭格即看民众共讴思。

朱绍良的挽联：武烈震西欧东亚之邦百战功勋垂汗简大行自梧野桥山而后八方风雨奏神弦。

蒋鼎文的挽联：鲸波东起龙驭西迁远道过三秦此去名山传福地汉武堪俦唐宋未逮丰功照一代每怀大漠仰雄风。

邓宝珊的挽联：勋业满乾坤想当年叱咤风云纵横欧亚寇氛连华夏看此日仓皇战马凭吊英雄。

（责任编辑周庄）

2003年第5期 新型犯罪“洗钱”的历史和现状　作者：江仁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一方面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犯罪诱因，贩毒走私、黑社会性质犯罪死灰复燃，犯罪的有组织化程度有很大提高，国外犯罪组织加强渗透，从而导致了新型犯罪——洗钱犯罪的出现，并呈现蔓延之势。据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反洗钱行动形势紧迫，任重道远。为此，本文就洗钱犯罪的特点与防治进行粗略探析。

洗钱犯罪的主要特点

洗钱最早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芝加哥等城市出现了以阿里·卡波涅、莫龙、约·多里奥等为首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大力发展自己的犯罪企业，谋求巨额的经济利益。这个有组织犯罪集团中的财务总管购置了一台自动洗衣机为顾客洗衣服，服务费收取现金，每晚计算当天洗衣服的收入时，他将其他非法所得的赃款加在一起，再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扣去应缴税款外，剩下的犯罪所得也被披上了合法收入的外衣，从此便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洗钱”一词的来历。在我国，洗钱犯罪现象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近些年国内出现的洗钱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国际上一些犯罪分子也盯上了中国大陆。不久前，国际反洗钱专家、七国集团金融特别行动组主任迈克·唐纳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由于西方国家多年卓有成效的反洗钱努力，目前洗钱犯罪已经改变了目标，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他们利用这些国家没有反洗钱法和金融监管滞后等弱点，大肆进行洗钱活动。”因此，反洗钱问题不仅受到理论界和法律界的严重关注，也得到了有关部门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我国刑法第191条谈到洗钱的几种行为，即，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效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提供资金账户的；协助将财产转移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的；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行为。通俗地说，洗钱就是将从事犯罪所得的赃款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中转，掩盖其非法来源和性质，使之合法化的一种行为。比如将走私、贩毒、逃税、诈骗、贪污受贿和资本外逃等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或其他方式的经济运作而披上合法外衣，造成其收入来源合法的假象，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见，洗钱犯罪是各种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派生物。但是，洗钱犯罪有着自身不同于其他各种犯罪的特点，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洗钱犯罪具有显著的国际性。据了解，洗钱犯罪多发生在欧洲的法国、意大利、德国，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墨西哥以及亚洲的新加坡、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澳洲的澳大利亚等。近30年来，随着国际上有组织恶性犯罪的日益猖獗，不法分子洗钱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近来联合国官员称，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洗钱的总数额相当于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5%。按照上述估计的最下限，相当于西班牙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目前，洗钱这一产业，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为仅次于外汇和石油的世界第三商业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还惊人地指出，全球的“黑钱”累积至今已达一兆亿美元，且每年还在不断增加一千亿！国际性还表现在洗钱活动往往在两个以上国家之间进行。洗钱者除了以运输方式跨越国境进行洗钱之外，还常利用电子资金划拨，在一国境内进行跨国资金转移，有时还在不同国家共同对犯罪收益进行清洗。洗钱者常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甚至形成国际性的洗钱组织。同时，洗钱者还利用各国主权管辖范围的限制，将犯罪收益在几个国家之间转移，以逃避法律的追究。

第二、洗钱犯罪具有危害的严重性。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洗钱犯罪活动在我国早已呈现日趋严重的发展态势。据有关方面估计，近十年来，中国内地每年洗到海外的黑钱至少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2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如果这些黑钱用来弥补3098亿元的2002年的国家预算赤字，赤字水平将减少64%。据有关人士测算，中国每年因此受到的财税损失达近千亿元。在我国，洗钱犯罪危害的严重性，还突出表现在：一是腐败与洗钱的紧密结合。洗钱活动之所以猖獗，是与那里起主导作用的财界和政界代表人物腐败紧密相连，腐败不但需要洗钱，有时还保护洗钱。2001年1月，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一条消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在逃。”国家反贪总局的官员透露：外逃人员中，在金融系统的人员比较多一些，其他为国有公司、企业的经理、董事，以及具体接触、掌管钱财的财务人员、营销人员。不久前，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超凡远逃加拿大，同时消失的还有他的两名前任行长余振东和许国俊，此三人所涉嫌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银行系统监守自盗案，涉案金额高达4.83亿美元。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一股严重的资本外流现象，在国外出现了一批所谓的“中国投资移民”，这些投资移民一掷千金的气势和现金交易的习惯，使得外国人瞠目结舌。当近年国内一些海关关长纷纷身陷囹圄之时，北美西海岸如旧金山、温哥华等城市的房地产却在升温，购买者中有部分就是原在国内海关、缉私办、公安、法院等执法部门工作过的中国移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司法部门的形象。洛杉矶有个名叫东北村的别墅群，总计有600多幢别墅，平均每幢售价50万美元，购买者大多是来自中国的所谓“投资移民”。可是有些豪宅的隐居主人却是语言不通、习惯迥异的“孤儿寡母”，男主人在国内“发展”。有知情人士指出，这部分人的资本绝对是黑色收入，所谓的“投资移民”的投资也就是“洗黑钱”。“黑金”的加速外逃，说明了中国反腐力度的加大。二是洗钱与贩毒成为一对连体婴，相互纠缠，掩盖罪恶。据某省缉毒部门的报告称：“在那里，买卖毒品的毒资可以像正常贸易一样在银行间进进出出，丝毫不受限制。”一个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毒贩子，都是将毒资以4.9万元以内的不同数目，用他人的名字或买个假身份证用假名字存入各个银行（许多是同一个人在银行办理众多人的存款手续）。毒贩子这样做，是为了逃避银行5万元以上大额资金的存取登记报告制度。许多毒贩子常年以这种方式将毒资存入取出而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或调查。据了解，在几百人的小镇上的农业银行储蓄所，就有几亿元人民币的存款，日进出上千万元。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毒贩子聚居的地方，而问及当地一些银行却说，不知道。一些刚出道的毒贩子甚至通过贷款贩毒而成为大毒枭或大老板，他们可以自由运用银行资金，有时用大笔贷款，有时用大额现金，有时用信用证对境外购买毒品担保。许多毒贩子内外勾结，采取联合投资的办法，把购买毒品的毒资或其他非法所得从境外打到某地，建饭店、酒楼、娱乐场所，建完后抵押给银行，然后从银行贷出来的钱就可以大胆地用了；还有的毒贩子以股份顶替购买毒品的毒资。这些方法使得贩毒分子非法所得变为合法收入。另外，在某地的贩毒重灾区，盖房消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房子盖得非常漂亮，而这个地区的人无什么生意，也没有合法收益，显然是贩毒所得盖的房子，但又无法去查。这种情况的存在，刺激了本是奉公守法的人走上贩毒之路，因为这样来钱容易，消费非法所得又没风险。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几乎每一次成功的毒品交易，都是以银行为媒介，几乎每一笔毒资最终都是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成为正常收入。”由此导致的严重后果是：其一，它直接妨害着对犯罪活动司法追究，还诱发重复犯罪；同时还会使一大批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因得不到应有的法律追究，仍然在政治肌体中蔓延和泛滥。其二，不仅破坏了金融机构的信誉，而且数额巨大的洗钱对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同时由于“黑钱”重新进入流通领域并游离于任何统计数字之外，从而能使一个国家的货币需求发生明显变化。其三，洗钱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它既减少国家税收，又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走私、贩毒、逃骗税、逃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通常表现为外汇的流失，影响外汇储备，进而影响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稳定。有人担心这将危及中国金融的安全，甚至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有专家指出，这种“黑钱洗白”，实际上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大笔的非法资金流入投资市场后，便扰乱了整体经济的合理发展，使金融界变得混乱异常，在特定条件下还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第三、洗钱犯罪在中国具有自己的特色性。我国刑法规定，洗钱犯罪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以及走私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联系在一起的，而为贪污受贿等犯罪所得及收益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却被排除在洗钱犯罪范畴之外。然而，在我国一种新的洗钱犯罪，即腐败的公职人员洗钱现象日趋严重。他们一方面充当洗钱犯罪的“保护伞”，另方面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其发展速度及恶劣影响，已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洗钱犯罪。所谓洗钱的特色性，就是有些经济专家指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洗钱”犯罪，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先捞钱，后洗钱。公职人员大量贪污受贿后，辞职下海办公司或炒股，用新身份来解释他不正常的暴富。二是边捞钱，边洗钱。即搞“一家两制”，自己在台上利用权力捞钱，父母、老婆、孩子利用“下海”身份掩盖黑钱来源。如江苏连云港市前副市长鹿崇有一案，鹿委托其年迈80岁的父亲及70岁的母亲为法定代表人，注册一家化工企业，便于将自己非法所得投入该企业，隐瞒资金来源。三是连捞钱带洗钱。即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创办私人企业、代理人企业（企业表面上是别人的，但大权由自己控制），既可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这些企业账户上，又可能通过正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四是跨国洗钱。即利用国内外市场日益紧密的联系，设法把黑钱转移出去，或者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清”。虽然国内腐败分子在国际洗钱活动中还未形成规模，但也已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某些领导干部早已开始在国外打基础，把子女、资金都弄出去，或在筹划弄出去。原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戚火贵贪污受贿大案轰动全国，其聚敛如此惊人数目的不义之财而没有被及时发现，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实施了“洗钱”手段。戚案的一个重大线索是公安人员截获的戚火贵妻子寄给台湾亲戚的一封信，信中请求亲戚帮助遮掩他们1300余万元家产。此外，在我国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的闽浙粤等沿海地区，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地下钱庄”，主要从事非法外汇金融中介服务，其通常的操作手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指定的境外账户。起先钱庄主要为外汇需求大、靠正常渠道得不到及时满足的企业换汇，逐渐演变为走私贩毒、骗汇逃汇、偷逃骗税等非法收入的洗钱工具和资本猖獗外逃的重要渠道。在走私较为猖獗的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地下钱庄为犯罪分子洗黑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在总案值高达530亿元、偷逃国家税款300多亿元的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中，赖昌星的非法收入几乎全部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境外。在国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2000亿元人民币中，走私收入约为700亿元，官员腐败收入超过300亿元，剩下最大的一块竟然是一些洗“白”为“黑”的合法收入，即外资企业出于避税的目的把合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到境外。据资料显示，在汕头的潮阳、普宁两地从事骗取出口退税款的100多个犯罪团伙，仅从1999年至2000年6月，就虚开增值税发票323亿元，涉及偷漏税近42亿元，这些犯罪活动与地下钱庄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洗钱犯罪的过程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洗钱犯罪活动通常与其他犯罪行为纠缠在一起，没有固定的模式，特别是在贸易全球化时代，金融全球化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增加了合法活动和非法活动之间的复杂的连通关系。一位法国研究洗钱问题的专家说，法国和外国银行的许多高层人物私下承认，他们银行洗了大量来路不明的钱，从中提取了高达10%至15%的利润；而且每进行一次“重大洗钱”，还要提取25%的中介佣金。毒品洗钱每年达1000万美元，而被专门机构查获的还不足1%，犯罪集团宁愿牺牲40%的利润，再将剩余部分投入到合法经济中进行再循环，相比之下，被查获的数额就显得太微不足道了。银行与非银行机构以“职业秘密”和“不干预”为由，在犯罪集团和合法经济之间竖起了一道挡风板。非法资本与偷税一样，以相同的方式进行再循环，金融系统变成了一个熔炉，使腐败的“灰色区”和毒品走私的“黑色区”难以划分，腐败保护洗钱，洗钱滋养腐败，形成了一个金融旋体，从而助长了经济犯罪。据中国人民银行专业人士分析，洗钱活动有四个共同的因素，案犯在进行洗钱活动时通常会考虑到：需要隐藏有关金钱的真正拥有权及来源；改变有关金钱的形式；洗钱过程不得留下明显的痕迹；最后，必须始终控制洗钱的全过程。因为洗钱者要掩饰或隐瞒犯罪收益的性质、来源，就必须要对犯罪收益原有的形式加以转化，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环节，将犯罪收益伪装成合法收益。典型的洗钱过程常常分为处置、分层、融合三个作业阶段才能完成。具体讲：一是处置阶段。洗钱者将黑钱放入清洗系统，准备进行清洗。通常洗钱者将犯罪收益通过各种方式投入金融机构，以掩盖其非法面目。如存款、电汇到银行，或直接购买各种有价证券、保险，其采用方式多种多样，而这是犯罪者最容易被侦查到的阶段。二是分层阶段。犯罪所得资金进入清洗系统后，洗钱者便通过复杂的多层次的转账金融交易模糊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将非法所得及其来源分开，分散其不法所得，通常是用账户上的资金进行期货交易，买卖贵重商品，买卖外汇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资金流动多是跨国界进行的，而且大多流向银行保密制度较严的国家和地区，这使得犯罪收益的追查较为困难。美国、欧盟一直认为，一些国家银行的保密制度、宽松的监管体系是造成90年代末期亚洲、拉丁美洲地区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也是洗钱活动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三是融合阶段。经过分层阶段的清洗，犯罪所得资金已具备合法形式，洗钱者便以一项显然合法的转账为掩护，使黑钱与合法资金融入到合法金融和经济体制中，如投资于实业，用作正当正常的流转资金等。此时，犯罪收益已经披上了合法的外衣。犯罪收益人可以自由地使用该犯罪收益了。从洗钱活动的过程可见洗钱犯罪的复杂性，也使得洗钱犯罪更加隐蔽、诡秘。

第五、洗钱犯罪的手段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随着全球金融业的飞速发展，金融服务日益方便快捷，计算机等新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金融领域，这为洗钱者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洗钱也发展成为国际性专门产业，而且出现了一批专业洗钱者，其中有的是银行家、律师、投资专家，有的是会计师、经纪人，由于他们精通法律或相关经济业务，他们利用专业知识专门为走私、贩毒、黑社会犯罪集团等上游犯罪者提供洗钱服务。这里仅就电子商务与金融犯罪的紧密结合方面为例，即可看到洗钱犯罪的高度专业性。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开通和跳蚤卡的出现，电子货币越来越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付款方式。覆盖全球的个人电子转账速度快，取缔了票据和货币的储存与流通，使那些不法大款商人最感头痛的问题迎刃而解。设在加利福尼亚的全球网络在国际互联网上有一个网址，自诩能“处理来源于任何活动的现金”，在安提瓜岛和马恩岛提供“隐秘资产服务”，帮助顾客把资金转入美国银行系统，而不让任何人包括政府知道其来源。欧洲联盟银行是一家国际互联网离岸银行，在加勒比海地区“提供税务保护软件，该软件已通过了国际金融和商业集团的测试”。美国安提瓜岛国际企业服务公司又向前迈进一步，不仅在网络上提供银行服务或指定商业票据付款地点，而且还承办“安提瓜、多米尼加和圣基茨的永久性寓所、护照和公民身份”等服务项目。正如两位司法专家指出的：在应用电子的时代，很容易隐蔽活动地址，甚至用假身份偷税。因此，一个多国公司如果在税收天堂（有人说是电子天堂）里安插一个操作员，就能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活动，而不必付任何税收。与这些偷税的可能性相一致的是，电子支付在离岸金融中心的应用也为洗钱创造了方便条件。电子付款的发展，只要不纳入国际财会范围里，最终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变得脆弱。

洗钱犯罪的防治

近十多年来，我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洗钱犯罪，而且洗钱犯罪的过程和手段将渐趋“成熟”，国外的各种洗钱方法都将在我国出现，如设立掩护性的空壳公司、在股票证券市场中洗钱、在保险业务中洗钱等等。所以，我国的洗钱犯罪，今后在数量和性质上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严重的经济犯罪。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而相关的制度和政策不配套所带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无序现象的存在，使得种种经济犯罪不断滋生蔓延，加之外来因素的影响与刺激，境内的犯罪分子或犯罪集团将犯罪资金转移到境外进行清洗，然后再回到境内进行合法投资，所以，洗钱犯罪的存在和发展成为必然。二是由于我国金融制度的短缺和不健全，也为洗钱犯罪提供了契机。目前我国采取比较严格的银行保密制度，银行账户管理比较落后，票据市场不够规范，银行控制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机构主体多元化，必然带来经济利益多元化，使金融机构之间竞争加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不严格依法对开户申请人进行严格审查，对客户通过账户进行资金处理，也放松了查明资金的真实来源和用途。另外，我国的金融服务和信用制度也不够完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现金交易比重较大，在这种情况下，黑钱很容易和合法现金混合，也不易引起警方怀疑。三是由于我国反洗钱的立法还不够完善、健全，犯罪分子清洗犯罪收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1997年刑法修订后，虽然规定了洗钱罪，但犯罪对象仅限于毒品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效益。与有关的国际公约和一些控制洗钱国家的立法相比，打击洗钱力度略显不够。从国际合作来看，国际反洗钱领域有互相合作、利益共享的规定，而我国还缺乏完善的反洗钱体系的法律，中国和国外之间没有反洗钱方面的相互协议，则不能享受这种待遇。因此，我国近年来多次发生犯罪分子把资金转到国外，虽经查出，资金难以归还，犯罪分子难以引渡。所以，法制不健全、不完善，使得国内反洗钱工作尚且举步维艰，对付跨国洗钱更难以奏效。

反洗钱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又是个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任何一方面的努力都不可能奏效。笔者认为，必须在总结我国已有的反洗钱实践和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我国洗钱犯罪活动的特点和形成的原因，进一步加大反洗钱的力度，要真正在防治上下功夫，从思想、立法、执法、金融防范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加强对洗钱的预防、控制和治理，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洗钱防范体系。

第一、要进行反洗钱的法制宣传教育，树立全民反洗钱的法律意识，是反洗钱的前提。当前，对何谓洗钱，洗钱的严重性、危害性如何，法律法规有些什么规定，怎样依法反对洗钱犯罪活动，又如何依法防范洗钱犯罪等等，不仅普通公民知之甚少，即使国家公务员、甚至很多司法部门和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知之不多，因此，要结合正在开展的第四个五年全民普法教育的时机，在全民中，特别是国家公务员、司法机关、金融、税务、海关等系统，以及企事业单位进行系统的宣传教育；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县以上领导干部、与反洗钱有密切关系的业务部门工作人员，经过学习，考试或考核合格，才允许上岗。

第二、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是当务之急，也是反洗钱的基础。现行刑法将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等三种，这一规定与国际公约和控制洗钱国家的立法相比，将洗钱罪的犯罪对象的范围限定得过窄，不利于惩治洗钱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犯罪。事实上，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贪污、贿赂、金融诈骗等犯罪不但危及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涉案金额丝毫不逊色于毒品犯罪等三种犯罪。因此，有必要将其纳入上游犯罪的范围。另外，追缴赃款是打击牟利型犯罪的重要方面，应把洗钱罪的犯罪对象扩大到所有犯罪收益，以加强对洗钱犯罪及上游犯罪的打击力度。其二、完善有关客观方面的规定。我国现行刑法规定过于简单，难于涵盖复杂的洗钱行为，应适当增加和完善，或制定衡量一定行为的合理标准，使实践中有法可依。其三、修改有关主观方面的规定。为了严密刑事法网，有必要将“明知”改为“应知”，只要根据种种迹象判断行为人应当知道其处理财产是非法的，即可定其构成犯罪，而不必确证其明知。国际上对犯罪收益的证明，实行举证责任反置，即被告人认为某项财产不属非法收益，不应予以没收的，由其举证加以证明。这一立法模式，值得借鉴。其四，赞成许多专家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反洗钱法》，不仅有利于加大我国反腐败的力度，而且有利于加快建立可疑资金的报告制度，更有利于与国际反洗钱的同步与合作。

第三、加强对洗钱犯罪的侦查，是反洗钱的关键。必须认真侦查洗钱犯罪的资金流向，加大对重点区域、行业的控制。如控制秘密贩毒交易地、走私犯罪多发区域的边界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珠宝店、首饰店、房地产公司等，并对重点嫌疑对象实施监控；收集并分析各类情报信息；核查金融记录。其次要注意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进行兑汇、转账业务的证明材料，对于某些通过虚假的商业活动来掩饰洗钱行为，可以通过概率分析、抽样分析和隶属关系分别加以揭露。同时加强与税务、海关等部门的协作，及时发现较大规模的经济犯罪的存在。

第四、健全以金融制度为中心的反洗钱预防机制，是反洗钱的核心。因此，健全金融制度、加强金融监管成为预防和控制洗钱犯罪的重中之重。一是加强现金管理，充分发挥银行的调控作用，严格现金的审查管理制度，健全银行的货币监控和控制机制。同时，应采取切实措施减少坐支现金、套取现金的现象，加快现金的归行速度。二是建立健全有关金融制度，如建立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交易记录和记录保存制度等。三是完善个人税收征管制度，加强稽查，有利于发现个人收入中的可疑因素，有利于对具体洗钱金额的准确定量，有利于没收的执行，做到罪刑相适应。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洗钱犯罪，是反洗钱的重要环节。反洗钱国际合作大致有以下方面：一是国际间反洗钱的情报信息和技术交流的共享。只有掌握了资金的具体流程和动向，才能甄别异常资金。二是双方互相设立执法处，合作打击包括洗钱犯罪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三是通过谈判缔结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加强司法协助与合作。急需将洗钱犯罪规定为可引渡犯罪。所以，我国应尽快完善有关引渡、没收等方面的规定，以适应反洗钱斗争的需要，增强反洗钱犯罪的能力。

第六、进一步加强反洗钱的组织建设，培训反洗钱的专业人才，是反洗钱的重要保证。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反洗钱工作措施有力，反洗钱力度加大，但关键是要进一步落到实处，尽快见到成效。为此，建议：一是反洗钱工作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规章制度、监督检查、设施装备等应与国际接轨，从中央到地方，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强化条块结合的领导管理，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实行严格的系统、地方、部门（单位）领导和专业岗位人员责任制，并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三是反洗钱工作不仅任重道远，而且政治性、法律性、专业性很强，非常复杂，应加强反洗钱的专门工作人员和与反洗钱业务密切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以适应反洗钱斗争的需要。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5期 人民币总设计师谈人民币　作者：朱鸿召

由奥地利中央银行行长克拉尼斯特（W. Kranister）主编的《国际钱币制造者》一书，从艺术设计和印刷技术两个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选取八个国家的钱币，加以研究介绍。这八个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美国。其中亚洲只有中国的人民币（第二、三、四套）入选。这标明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品，已经达到国际水准。为此，记者走访了第二至四套人民币总设计师罗工柳先生，请他介绍人民币设计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毛泽东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

新中国迄今共发行过5套人民币，第一套人民币是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时开始发行的，至1955年3月全部收回。这是国家仍然处于战争环境下发行的钱币，无论是设计还是印刷，都比较粗糙。

据当时参与其事的石雷介绍，1947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任命董必武为主任。同年8月，该处负责筹建中国人民银行，同时组织人民币的设计印刷工作。第一套人民币的设计者是原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沈乃镛。稍后，他们都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印制局设计人员，参与第二、三套人民币的印制工作。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和金额数字等中文正楷字，都是董必武题写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根据国际惯例，设计者曾将毛泽东主席头像安排在票面草图上。送审后，毛泽东否定了，认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这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的意见，票面图案设计为解放区工农业生产。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科长的石雷请示行长南汉宸，说现在毛泽东已经当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了，人民币是否可以印主席像？南汉宸说：此事我一直没有忘记。前些天我到中南海开会时，趁会间休息，我当面请示主席，主席讲，政府主席是当上了，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因为我们进城前开会有过决定。这个决定是指1949年3月，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做出，关于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建筑物和工厂的名字，以防一些同志因胜利而产生骄傲自满、歌功颂德、贪图享受、不求进取的情绪，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

毛泽东第三次拒绝自己的肖像上人民币，是1950年4月第二套人民币设计时，设计人员鉴于领袖肖像的独特性与防伪性，英镑用女王，美元用总统，苏联卢布用列宁像，第二套人民币初稿上有毛泽东肖像。送审后，再次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否定。

这样，第一至四套人民币上始终没有出现领袖像。甚至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二角券，原设计毛泽东号火车头上嵌有一个小小的毛泽东头像，最后也换成一颗五角星。其他诸如一元券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像、五元券各族人民高举毛泽东像游行场面中的主席像，全部被取消。

青铜器铭纹，人民币上的中国特色

1950年4月，中央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提议，进行人民币改版工作，并指示：人民币改版后要达到世界水平，必须请专家担任设计。主持其事的中国人民银行印制局副局长王显周和印币厂厂长贺晓初，找到中央美术学院教员兼党总支副书记的罗工柳。罗工柳又推荐了长于图案刻绘的周令钊参加。

这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到周末的下午，银行的车子就把他们接到工厂里，连续工作一夜一天，星期天晚上才送他们回家。当时这是绝对机密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妻子问，也只回答开会去了。所以，很长时间妻子们只知道他们每到周末就去“开会”。

他们首先研究全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设计，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考虑到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占有我们应有的位置，就特别注意设计中的民族特色。1949年前国统区流通的法币，是请英美专家帮助设计的，没有中国特色，也就没有世界地位。他们设计的毛泽东头像方案被否定后，在很紧张的时间里，最后选用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标志性景物作图案，其中一元币是天安门，二元币是延安，三元币是井冈山，五元币是人民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还有没有印制的十元币工农兵代表。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和数额是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请该行经济处的马文蔚写的，魏碑“张黑女”字体，端庄秀丽，文雅大方。

第二套人民币中的三元币，他们设计好以后，拿到苏联制版印刷。我们国庆十周年时，赫鲁晓夫访华，中苏闹翻了，我们要版子，老大哥不给，怕他们随便印刷，从此以后就把三元币取消了。在已经发行的人民币中，这个币种的数量是最少的，目前市场上的收藏价值甚嚣尘上。

随后，1959年他们又设计第三套人民币，专家组由2人变成5人，周令钊夫人陈若菊，还有长于人物素描的侯一民、邓澍夫妇参加进来。这套以女拖拉机手、纺织女工、炼钢工人为形象的设计，政治色彩太浓，还有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政策性的东西都上了货币。作为货币的世界性、永久性特征不明显。但其中的十元币各族人民大团结，设计立意较高，艺术性很好，质量上乘。

在这几套人民币设计过程中，负责图案设计的周令钊拒绝一般货币上的机械花纹，大胆采用民族图案，将一种“唐草”、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飘带、故宫的窗棂图案加以变化创新，运用到票面设计上，并且用圆圆的纹样把面额数字围起来，极似中国传统的灯笼样。特别是第四套人民币中的五十元币，采用青铜器大克鼎上的铭纹图案，古朴高雅，独一无二，民族气息一下子就洋溢出来了。

与此同时，我们先后发明并使用了反平凹版多色接线印刷、浮雕水印造纸、有条件油墨显证、盲文手感识别等技术手段，实现了人民币在世界钱币体系中的独创地位。

中秋之夜，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鸡毛信

人民币设计一直是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其事者的家人不知道，工作单位的同事也不知道。这个机密被捅破，是“文革”中的造反派干的事。罗工柳这些专家都受苦了。时至今日，罗工柳回忆此事，仍然心有余悸。

那是1967年的中秋节，上海造币厂的造反派串联来到北京，与人民银行系统的造反派搞到一起，在中央美术学院大门贴出海报，“定于明天上午揪斗罗工柳……”进进出出的人都很奇怪，画画的罗工柳怎么与银行有关系呢？此前，罗工柳已经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监督劳动，打扫卫生。走过门口，他心里明白是设计人民币的事，这些家伙硬要说这样设计是大毒草。

回到家里，老伴准备着过中秋节的饭菜，性格刚硬的罗工柳还喝了一点酒，准备喝好，吃好，睡好，明天好去对付那帮混蛋家伙们。但老伴还是看出了点什么，他就把明天要被斗的事讲出了。“这事你得考虑一下怎么办，你可不能大意！”罗工柳已经躺在床上了，老伴这么一说倒警醒了他。他想，也是，人民币设计都是属于国家机密，一直是在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些家伙们胡闹，岂不是让阶级敌人窃取了我们国家的经济情报吗？当时他这一根阶级斗争的弦也就绷紧了。

“既是总理抓的，就应该赶快报告总理。”老伴提醒道。

罗工柳马上从床上跳下来，一边吩咐老伴赶紧骑自行车到学院门口把海报抄下来，一边找来纸和笔，他自己在家给总理写信。他们把海报内容和信放在一个信封里，老伴忙着拿糨糊准备封口，他犹豫了，心想，如果作一般信件处理能及时送到总理面前吗？不行，特殊情况必须特殊处理。他让老伴把鸡毛掸子拿来，扯下一根鸡毛贴在信封上，信不封口，让送信的人都可以看到信的内容。

这么安排后，他们两口子乘着夜色赶到学院门口，把信交给值班的解放军同志，并说明情况危急。这位同志接过信看了，叫他们等一等，然后打电话，不一会儿，从里边的楼上下来另一位解放军同志，他看过信说：我们负责送去！

第二天，罗工柳照常到学院去劳动。上午，造反派头头通知他：“揪斗你的那个会，你不要出席。”罗工柳知道，这是那封鸡毛信起了作用。

又过了几天，学院宣布中央通知：凡是因人民币的问题揪斗罗工柳以及其他人，要经李富春同志批准。李富春当时是中央财经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但是，不久以后，这些造反派们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一个院子里，搞了一个展览，把人民币设计的草图全部陈列出来了。

作为一种特殊艺术的人民币

人民币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其美术设计具有一定规律性。第四套人民币设计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了。中央有关领导提出要体现四个现代化，罗工柳大胆地予以否定了。他说：“这是意识形态，没有可以表现的形象吗。我们是多民族国家，表现多民族的团结应当是一个既有艺术性，又有永久性的主题。

这时候，罗工柳刚从日本考察回来。看到人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他在主持设计时又提出要增加百元币，以民族人口数的多少，对应票面额度的大小。可是，上报结果，五十元和百元币都被删掉了，票面额度与图案依次更改。理由是领导担心大面额货币出现，老百姓会认为人民币在贬值。等到已经开机印刷的时候，突然又传来指示，增加百元币。罗工柳生气了，说：文章写到头了，没法做了。

话是这么说，实际上工作还是照样做。罗工柳记得那是国庆三十周年，他们这些设计人员全部被关在北京五四一厂里加班。怎么办呀？心里都犯愁呢。晚饭后，大家看电视，看到群众游行抬着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巨幅画像的场面，灵感出现了。周令钊说：有了！这是按照个人对中国革命历史贡献排列的，不是简单地以职位排列，是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历史地位，肯定也是经过中央认可的。侯一民、邓澍负责画肖像，直接在钢板上刻。当时毛泽东已经逝世，中央也同意了。这样，就有了四位领袖肖像的百元币。

总结几十年来参加第二至四套人民币的设计经验，罗工柳认为货币艺术应当具有下列基本属性：

其一、世界性。货币设计的主题内容必须是全世界都能接受的，都喜欢的，不能用狭隘的意识形态观点，让一部分人对它产生抵触情绪。

其二、永久性。货币要长期流通，其设计理念必须考虑到时间的永久性特征，不能搞临时性的政策口号。

其三、艺术性。货币设计必须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美元主要以微雕艺术防伪，我们的人民币图像素描是很高妙的。

其四、民族性。货币鲜明的民族特色是赢得世界青睐的前提条件，我们在人民币的图案设计中减少机械花纹，大胆采用多民族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积累流传的手工图案，寓意吉祥，造型典雅，实为创举。

其五、防伪性。货币印制必须采用难度最高的技术手段，防止其被仿制。目前，人民币已经在造纸、设计、油墨、印制等一系列环节上采取独到的措施办法，能有效地防止假冒。

遗憾的是，1999年开始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将几十年来积累的经验几乎完全抛弃了。曾经参加第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侯一民认为，第五套人民币无论是票面大小、比例，还是颜色搭配都不理想，图案太简单，体现不了民族特色和中国特色。一百元券颜色太鲜艳，国际上一般大面值票面都是比较稳重的颜色。而且几套人民币下来，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规矩，二元券用绿色，五元券用棕色，十元券用蓝黑，现在新一套完全改变了，五元券用了绿色。

设计第四套人民币，他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小时

罗工柳，1915年生，广东开平人。1936年考取杭州艺专，卢沟桥事变后，他随学校迁移湖南，1938年初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并当选为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驻会理事。同年6月，他携带全国木刻展览作品，途经西安，到延安，入鲁艺木刻研究班学习。随后，参加鲁艺木刻工作团奔赴抗日前线，在晋察冀边区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从事木刻工作。1942年奉调回延安，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后，他的正式工作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应邀为中国人民银行设计人民币，是友情出场，没有拿一分钱报酬。

他为这份额外的工作，差点丢了性命。

那是1978年11月，他为第四套人民币设计工作，正准备着带队到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资料。飞机票都已经买好了，出发的前一天，偶然发现自己便血。他对老伴说：“有问题，你不要说，我注意就是了。”他是带队的，怎么能不去呢？这样就在外边跑了两个多月。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赶了四、五个月。不好，再次便血，到医院检查，回家等结果，哪知道当天晚上他就便出了半痰盂的血。送到医院，又是便出半痰盂的血。一个人身上有几个半痰盂血呀？

就这样，除了乏，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一位熟悉的医生到病房里去看他，给他把脉，发现脉象不对，说着说着，他又大出血。马上手术，半身麻醉。他开始还清醒，慢慢地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医生对他说，情况很危急呀，我们都很紧张，你自己是不知道，你是到马克思那里去了半个小时，但还好，还是回来了。

手术后，来看望他的人很多。医生在门上挂个牌子：罗工柳，心肌梗死，直肠癌，不许探视。

一天，人民银行的几位负责人来了，拿着第四套人民币的整套大样。他们站在门口，护士不让进。他只能亲自说情，请允许我就在抢救室旁边的一个小屋里和他们谈谈。

护士看出来，这是要回避她，很不高兴地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在这样时候来，还神秘兮兮的……”

罗工柳陪着笑脸解释：这确实是国家机密，就请照顾一下吧！

不为名，不为利，但是，一想到十几亿人的口袋里都揣着自己的作品，他就有了一种无上的光荣，伟大的信任，崇高的情感！

这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尽管电话里已经讲明了地址，但我第一次找到北京东城区的那条小胡同，还是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才将信将疑地按响了罗工柳先生家的门铃。走进这平常得近乎冷落，普通得有些残破的街门，坐在罗先生的面前，听他讲自己主持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设计的往事，我为这位艺术家的责任感与生命境界感染了。当我再次来到先生的家，我更为罗先生幽默风趣的情怀吸引了……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5期 长江三峡反腐古诗联　作者：啸　海

畅游长江三峡，浏览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在这几百里天然诗画长廊留下的佳作，人们惊喜地发现，其中一些反腐倡廉的古诗古联，今天吟诵起来，仍具有鉴古观今、警示世人的意义。

白居易诗吟减赋宽刑倡廉政

唐代白居易因上书言事得罪圣上，被贬为江州司马，继而于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至十五年被贬到长江三峡上端川江岸边的忠州任刺史。他在政治上不与上下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在人格上，不畏当时三峡川江边偏僻荒凉，生活艰苦，更加体恤社会底层百姓的疾苦。在忠州任职期间，他了解到这里存在两大痼疾：一是上下贪官层层盘剥百姓，以致赋租加码，刑罚又严又滥，弄得民不聊生；二是由于昏官当道，只知搜刮民财，却无人关注经济，扭转忠州极为落后的农业生产状况。于是，他大刀阔斧地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首先严厉惩治了一批“腐吏恶绅”，减少了徭役，放宽了刑法尺度，削减了压在农民身上的过重赋租，从此，忠州地方官绅不敢再向农民巧取豪夺。同时，他身体力行，倡导廉政勤政，亲手从外地引进许多先进农业技术，从京都学来制作湖麻饼的手艺，都很快在忠州推广。他还经常身临田边地头，劝导农民兴修水利，开荒造田，种植稻麦油菜及荔枝、橘柚等果林。白居易的廉政勤政大得民心，他本人在贬逐生活中却也心亮胸宽，诗兴不减。在忠州，他荷锄上东坡种花，写下了著名诗篇《东坡种花二首》，诗中就有他实施廉政的佳句：

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

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

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

这诗句生动反映了白居易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治理忠州的高招。清乾隆皇帝对白居易在忠州的这些举措大为赞赏，说：“劝农均赋，省事宽刑，岂独治一郡哉，虽以治天下可矣！”

寇准沉吟屈原“清向长光耀”

北宋宰相寇准少年时苦读春秋“三传”（左传、公羊、谷梁）深受教诲，养成明是非、守原则的品德。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19岁的寇准考中进士。当时宋太宗选用人才常看年龄，年纪轻的往往遣回不用。有人给寇准出主意，要他增报年龄，寇准拒之，说：“吾初进取，可欺君耶？”寇准不为当官而虚报年龄，虽然表现了诚实的品格，却被宋太宗在使用他时大打了折扣。当时楚蜀交界的长江三峡岸边，有一个极为荒僻、贫穷的巴东县，皇帝派去的一届届县令，都不安心理事，往往干不多久就借故打了退堂鼓。宋太宗于是派少壮寇准去巴东，一来让他去尝尝当巴东县令的苦滋味，看他是否能在那穷乡僻壤经得住磨砺；二来看他的品行是否为巴东百姓称道，将来能否成为大宋的栋梁。寇准义无反顾地赴巴东当县令了。他在审理纷繁的讼事中，了解到巴东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县份，腐官恶官昏官称霸一方，欺压庶民，坏事干尽。于是他整肃县衙，秉公断案，打掉了官中败类的威风霸气，并在县城建秋风亭，像秋风般清纯地在这儿议政；在县衙前栽上翠柏，以昭示寇县令以清（青）白（柏）为人。他还爬山涉水，亲临巴东的崇山峻岭，劝告山民改掉越穷越懒的恶习，勤于耕作，俭以持家，并从外地引进适合山区耕田的犁铧和一些良种。这种犁一直被巴东百姓叫做寇公犁传承到今。寇准任巴东县令扬清风，施善政，深得民心，他三年任职期满要返回京都听令另作安排时，巴东百姓万众一心，向皇上请命，挽留寇准又当了三年巴东县令。寇准在任巴东县令期间，共写下诗词487首，其中不乏扬清激浊、拒腐倡廉的佳作，其中有一首《屈原庙感事》，读后发人深省。

寇准从小就崇拜行廉志洁的屈原，来巴东当县令后，知道屈原的故乡秭归与巴东接壤，便利用暇日，特地去秭归郡建阳坪屈原庙拜谒屈公。然而，当他来到庙里，只见“庙貌荒凉，惨恸耳目”，不由怒火冲心，写了这首诗。他在诗的前言里，斥责当时的秭归昏官当道，“郡无正人”，就连先贤屈公的遗迹都弄得“遗弃若是，感事伤俗”。他在诗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余基虽索寞，清向长光耀。

旌贤谁再兴？勿使过者诮。

崇敬屈原清廉高洁的寇县令，在破败的屈原庙前叹息着：屈原庙余下的基石虽显得索然寂寞，可是屈原的清风亮节与日月长光同耀。这位举旗先贤的美德谁人再来兴起？秭归郡的官员们啊，希望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要受到过路人的责备（诮）。

吴纳诗喻赃私抛三峡

明代仁宗洪熙初年，吴纳累官南京左副都监察御史，为人清廉，敢拒贿赂。一次他奉命去贵州巡察，巡察完毕返回京都时，贵州地方官员祈望他回朝廷后向圣上多言好事，多加包涵，派人从府库中取出黄金百两，沿着吴纳返京的路线辗转数百里，追到三峡入口处的夔门，恭请吴御史无论如何将百两金子收下。

吴纳看了用红色封包包着的百两金元宝，毫不动心，他连封包也不开启，便挥笔在封包皮面上写了一首诗，连同百两金子一并请贵州来人退还原主。这首诗写道：

萧萧行李向东还，

要过前途最险滩。

若有赃私并土物，

任它沉在碧波间。

吴纳坐在东去的船上，因不沾赃私，心地坦然，还写了些顺利闯过三峡凶滩险礁的诗文。吴纳三峡拒金的美德被后世代代传诵，《寓浦杂记》中有他这一美事的记载；南京、贵州还有后人刻碑记传，颂扬他以不贪为宝，以清正为人。

龙脊沙洲遗诗扬清激浊

雄峻的三峡夔门上边，有一个云阳县，据该县留下的清代史料记载，光绪年间，当地一位书香人士，抄录了光绪年间之前刻在云阳三峡江段龙脊石上的一首诗。诗词是这样的：

龙脊对沙洲，江水二面流。

污官几多载？清官不到头。

龙脊石位于云阳三峡江段的一边，此礁石巨大如屋，把三峡水分成两股，而与龙脊石隔江相望的另一边是一个沙洲。诗的头两句描写了礁石、沙洲和江水的态势。后两句则借此处的地形水势有感而发，道破那封建社会制度下，污官腐吏虽然多如牛毛，但他们又能荣华富贵多少年？而那些廉政为民，拒腐不贪的清官，在封建社会里又有几人能干到头呢？

这首诗以云阳两股江流的水势，隐喻旧社会中的贪官污吏尽管利令智昏，不可一世，但都得到没落破灭的下场。同时也无可奈何地道明旧制度下的清官廉吏，几乎都会被昏庸的皇上和地方恶吏豪绅扼杀，好官也得不到一个好结局。

这首刻在龙脊石上的诗，几百年来由于水冲沙打，早已剥蚀无痕，过往三峡的人们希望有关部门重刻于江边。

两副楹联呼唤良吏骂贪官

莽莽神农架东麓，秭归、兴山、巴东三县交界处，山大人稀，偏僻荒凉。清末民初，有一个姓谭的乡绅，依仗县、州的后台，当上了这一带的税官和乡长。他如狼似虎，极为贪婪，挖空心思地巧立名目，加重山民的钱粮税赋。百里之内的贫苦山民都得无偿地去他家打工种田、抬轿、推磨，千家百户秋收打下的粮食都得挑到他家交租。山民们在这个恶霸的压榨下，实难生存，不得不趁黑夜纷纷搬家逃到山外。有一天深夜，几户农民在搬家最后离开山沟沟时，你一句我一句凑了一副对联，悄悄地贴在了这个谭霸天的大门上，对联取“收刮民财“四个字，这样写道：

左联：收金收银收尽千家救命粮

右联：刮脂刮膏刮光五乡几层土

横联：民干财枯

三峡中的巴东县老城东边的山岩上，刻着一副出手不凡的对联，人们看对联落款及巴东史料，方知此联先后由三人写成，历时达146年。清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70），专管治理三峡航道的荆南观察使李拔，从四川入三峡顺江东下，船过巫峡，月星隐曜，波涛汹涌，但过了蜀楚交界处，再往下行，山势低缓，波平浪静。李拔见巴东县城已到，因仰慕北宋名相寇准为政清廉，刚正不阿，便舍舟登岸，步行到当年寇准为廉明议政而建的秋风亭，向寇公叩首拜谒。李拔回望巫峡，想到一路闯滩走险历经风浪的历程，而到了巴东楚城，不仅水势变缓，且巴东代代传扬着寇公的清明政声，于是他在江边这处岩壁上，挥毫题刻了四个大字：

楚峡云开

清末，巴东县江北有位秀才吴骏绩，看了李拔题刻的四个大字，认为巴东有过一位清廉正派的寇准，就把巴东描绘得“楚天云开”一般美，似乎以偏概全。吴秀才怀才不遇，因看不惯这里贪官昏吏的世风而怨世愤俗，于是将李拔写的四个字作为对联的横额，在横额下面的左边，亲笔题刻了一句上联：

历叹古今良吏少

吴骏绩有意不题下联，且看后来人如何应对。到了民国六年，江苏吴丰县的冯锦文奉调到巴东任知事，见这副对联只有上联，便想到人们叹息“古今良吏少”，根本问题是大小官人们不顾普天下苦人多，为受苦人想得太少。于是他在右边挥毫题刻了下联：

须知天下苦人多

这副对联就这样历经一个半世纪，完美无缺地写成了。它像岁月老人，向过往三峡的人们呼唤着：“良吏多些多些再多些”；也警示着官吏们须知天下还有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为官要深知百姓疾苦，为劳苦人多做些好事。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5期 读者来信（摘编）　作者：佚名

多刊发有助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文章

今年第2期刊登的《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和《“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我认为是好稿。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两篇文章对读者深刻认识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大有助益。

《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一文，也是好稿。文中提到陈独秀，本世纪将迎来“五四”运动100周年，这是件大事，我希望《炎黄春秋》及早组稿，多多刊发有关纪念“五四”的文章。100年，漫长的岁月，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建设，在当今仍然如孙中山先生教导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陈独秀这样的历史风云人物，应该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还其历史的真面目。贵刊可否邀请一些作者介绍周扬。据闻周扬从监狱出来后又遭遇到不幸。当今的民主政治、政治文明建设，是否可从中得到一些历史借鉴。

《炎黄春秋》是本好刊物，内容充实，既面向当今现实，又紧扣历史，作为明镜，给读者以深刻的启示和感悟。王珏

希望每期都有高质量文章

2003年《炎黄春秋》头三期刊登的《李锐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和《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非常好，非常及时。

这三篇文章很有分量，针对当前国家政治经济形势和干部思想存在的问题，从总结历史经验中提出当前迫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现在干部们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有很多疑问，对当前国家一些现象也有不少看法，但不敢讲，老干部不敢问，新干部不敢想。而贵刊能发表这些文章，让人们去想，是一件值得称赞的好事。希望每期都有一、两篇高质量的文章。

钱学鑫

致作者李普同志的信

我非常冒昧地给您写信。因为我读了《炎黄春秋》2002年第10期您的文章《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读季羡林〈牛棚杂忆〉书后》，实在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坦率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读过（也许是还没有读到）这么好的东西——对您所论及的那些问题多少人在思索、在试图靠近啊。但由于各种原因，至少目前还没有谁能达到您这样的清醒、明白、把握分寸，而又切中要害、发人深思的程度。您选取了这样的角度，切入这么重大的主题，非常佩服您的功力。

多年来，被我看“绝”了的世相，被您“残酷”地揭示，干净利落，一语中的。很是痛快，吁出长气。常常，我读着那些所谓史料，总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无论这类书的题目起得多么“涵盖”、多么“大”，它们令我反感。有时绝望地觉得：历史的迷雾是这样容易升起。我怀疑人类根本不会走出太远，因为其本性令他无法记取到历史的教训，而且，历史本身还要遭遇到那么多人为的篡改。

孙元

赞赏“谁也无权淡化‘文革’”

贵刊曾以季羡林和马识途先生《沧桑十年》一书的序言，冠以《谁也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的醒目标题加以发表。在“文革”中，我们的国家、民族曾经遭受空前浩劫。炎黄子孙的名声和形象，在国际上和世界人群中，被糟蹋得丑恶不堪。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认真反思，由衷忏悔，才能保证历史悲剧不再重演。然而某些人士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私心，不愿意人们忆述“文革”，力求淡化，使人忘却。更有甚者，极力扭曲、掩盖、粉饰，以过为功，颠倒黑白，蒙骗后世，这是非常愚蠢和危险的。愚以为，只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才能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担起以史为鉴的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告诉后代。贵刊提出“谁也无权淡化‘文革’”，深谋远虑，确属富有远见卓识的谠论，是发聋振聩的攘臂呼唤！我至为赞赏、钦佩，衷心拥护！

当前，应从实际着手，尽力组织编排一些反映那个年代史实的忆述文章，以摆脱“淡化”的谬举，为后代史家撰写现代史提供素材和参考、佐证，从而使即将湮没的史料得以钩沉，抢救历史。

倪艮山

历史不能回避和淡化

读了几期《炎黄春秋》，感觉所选的文章都在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

历史终归是历史，不可能遵从那些想淡化某一段历史的人的主观意志。

2003年3月号刊登的《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虽然只是一事一地，但呼吁多写一些关于那个时期的文章，终有这种声音了。特别是作者坦承“我也整过人”！实属不易，但就这种坦承，在有些所谓“名人”是做不到的。他们总在回避，自然就在想方设法“淡化”那一段历史，其实，说白了，他们是在极力想埯埋自己那一段不太光采的行为。

关于封建思想的话题，我认为确实如此，从上至下，甚至像我这样的自认为思想还跟得上世界的人，思想上总还有一些封建社会的残留物，这不奇怪，毕竟我们生活在有着上千年封建史的“古老文明”的国度。

我在很多年前，写了一些杂文，也谈及这些事，但我从不曾想在哪发表，只是觉得中国太缺少这种杂文了。吹风

许德佑等遇害地不是广西而是云南

笔者是贵州黔西南州一名离休干部，也是贵刊一名长期读者。贵刊2002年第6期《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民》文），其中一处与史实有误，特去信并将有关资料复印寄上，期以查实更正。

《民》文中写到：著名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青年地质学家陈康（地质调查所技佐）、马以思（女，地质调查所练习员）在广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

《民》文这段话有误，许先生等3人是在贵州黔西南州晴隆县遇害的。《黔西南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刊有我州现任州政协副主席鲍吉锐和邓海升两先生写的《许德佑、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遇害始末》一文，文中详细记录了许先生等3人遇害的详细经过。笔者现将此文中有关内容摘抄于下：

1944年3月，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研究员侯学煜先生、技正兼古生物研究室无脊椎古生物组主任许德佑先生、技佐陈康先生暨练习员马以思女士，奉派出席在贵阳召开的中国地质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会议于4月初闭幕后，四人于4月11日由筑搭车西行，往黔西进行地质调查、采集。17日抵盘县。人员分为两组，研究员侯学煜专事土壤调查；许德佑、陈康、马以思进行地质考察。许德佑等三人由盘县、普安、晴隆、郎岱一带进行考察，在盘县境内东北部考察三日后，三人即循乡间小道向普安县兴中乡（现在的兴中区）进发，4月21日到达兴中乡，22日休息一天，23日又至普安县五里坪。沿途考察，采集标本，收获甚多。24日赴郎岱途中，行经晴隆境内黄厂附近猝遇土匪结伙持械抢劫，许德佑左胸中弹当即身亡，匪众将陈康先生和马以思女士劫持至马路河箐林内杀害。

贵刊在我州老同志中影响极大，笔者坚持订阅贵刊多年，在笔者介绍下，仅笔者单位就有好几位同志订阅。每期到后，贵刊都被一些同志争相传阅，笔者所订刊物有时传阅几个月后才被送回，可见影响之大。彭述纲

“勇夺虎黑威”应为“勇夺虎罴威”

我是贵刊的忠实读者，已连续十年订阅《炎黄春秋》。贵刊所刊载的历史人物、事件真实可信，尤其是人物传记，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客观公允，在同类刊物中出类拔萃。但有时贵刊也有校对不严的问题，如2002年第9期《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一文中，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给英勇殉国的戴安澜将军所题的挽诗中，“勇夺虎罴威”一句误为“勇夺虎黑威”。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典》的解释：罴是一种熊，也叫马熊。用在诗句中当凶猛的野兽讲，以此来形容戴安澜将军的英勇无比，敢于同一切凶猛的敌人搏斗，而不应当是“虎黑威”。刘拥军

2003年第5期 “精神保姆”　作者：陈四益

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一个个宝贝顶在头上怕歪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婴儿的衣帽鞋袜不算，吃的、护肤的、沐浴的、大小便的，一切种种都有专用的产品。“月嫂”成了专门的职业，而且行俏得很。我们这些知道上一辈怎么带我们、我们又怎样带下一辈的人，对于今日的育儿，真有点看不懂了。但是再怎么变，当父母的总还知道，什么时候要教他爬，什么时候要叫他说，什么时候要引他走，不会一辈子把他抱在手里。孩子自己走、自己说，哪怕跌跌歪歪，哪怕咿咿呀呀，也从没有一个父母因此将孩子抱在手里过一辈子的。

但是，在精神领域，却往往出现另一幅情景。似乎人打出生以后，就绝对要处于“精神保姆”的监护之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话不能听，什么观点是正确的，什么思想是错误的，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病态的……凡是“精神保姆”认为不好的东西，就要在所有的传媒中消失，想看也看不到，想听也听不着。如果偷偷地寻觅，就是不轨之举，就要受到批评教育，甚至较重的惩罚。总之，人们无需有自己的思考，只要虔心诚意接受“保姆”的教诲，思想就会纯正而又纯正，健康而又健康，不受一丝一毫的“污染”。

真能这样，阿弥陀佛！

但是，为了达此目的，我们首先要确保“精神保姆”的精神完全正确、永远正确。若是“精神保姆”的“精神”出了问题，绝对听从的人岂不一齐遭殃？可惜，我们无法确保能有这样的存在，除非心造一个幻影。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圣贤，过也不少，只不过被有意地掩盖起来罢了。既然我们无法拥有永远正确的“精神保姆”，那么消除所有人的独立判断能力而一切听命于并非永远正确的“精神保姆”，就是一桩非常危险的事情了：它可能因为“精神保姆”的疯狂而变得举世若狂。

即便“精神保姆”们恪尽职守，也确实只传授纯正的思想，但在无菌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虽避免了与病菌的接触，却也失去了常人所有的免疫力，形成精神软骨症，一旦脱离了监护的“玻璃罩”，就会更加容易受到感染，而且一旦感染就难以收拾。绝对服从的反拨，会成为绝对放任，而绝对放任则正好导致是非不分，甚至以非为是。

人的精神的正常发育，应该是在亲师教导的同时，也养成其自由之研究精神和独立之判断能力。这种精神与能力的养成，当是在种种思想的碰撞、比较、鉴别当中。只有经过自己思考与咀嚼的思想材料，才能真正被吸收、被消化，成为一种精神的滋养。单一的精神灌输，绝对的精神服从，必然导致可怕的精神控制与可悲的精神依赖。诗曰：

“精神保姆”一枝花，

玉洁冰清岂有瑕？

引领群氓朝天去，

人人都变软骨娃。

2003年第6期 我亲历毛泽东领导的三次土改　作者：张根生

从1946年到1953年春季，我亲历了毛泽东领导的全国三次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共历时七、八年。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民族矛盾降为了次要矛盾，人民群众要求民主和平和国民党坚持独裁专政发动内战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党中央及时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方针、任务。从1946年“五四指示”开始，在老解放区一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土改。1947年9月，进一步实施《土地法大纲》，平分土地、土改复查，这是第二次或第二阶段土改。1950年冬季开始新解放区三亿多人口（约占全国四分之三）地区的土地改革，到1953年春全部完成，这是第三次大规模土改。

执行“五四”指示动员农民

执行“五四”指示（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的土改主要是解决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问题，准备国民党发动内战，发动农民起来，保田保家，发展壮大人民解放军。在政策上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少地贫雇农，开展反奸清算、打击恶霸的斗争，不动富农、不动地主其他财产，团结中农，保护工商业，照顾开明绅士和抗日军人家属，允许他们捐献土地。由于当时毛主席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为了不让国民党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我们党的身上，一方面政策很宽大，另一方面通知在公开报道时还是讲减租减息。由于形势需要，这是在解放区从上而下依靠政府、农会、群众组织实行的分田。

当时，我在河北省冀中区安平县任县委书记，直接参加了按照“一条批准，九条照顾”进行这次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阶级的土地（给留下一份），使26739户贫雇农分到了人均3亩左右的土地，得到土地的人口大体上占总人口约65-70%，富农未动，中农不出不入。由于各种照顾，地主留下的土地稍多和好于贫雇农，没有没收地主阶级的房屋、牲畜等财产，这是不彻底的。还有就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地主阶级的斗争，进行诉苦运动，深入进行阶级教育。没有首先进行整党，很多党员对这场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少数人立场观点模糊，甚至发生包庇地主的错误。但是总的来说，这次土改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上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出兵出粮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广大党员和大多数干部提高了思想认识和阶级斗争观念。

当时大部分党员是在抗战中发展的，许多人入党动机就是打日本，不当亡国奴，对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没有认识，对党的最低纲领即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在抗战胜利后与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代表——国民党进行坚决的斗争也缺乏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即使这样平和的土地改革，也在党内引起了很大争论。

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土地平分

1947年9月，中央工委召开全国解放区的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冀中各地委书记都去参加会议，回来立即作了传达。会议总的精神是反对右倾，纠正执行“五四指示”土地改革不彻底的部分。当时内战已经全面展开，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因而在土地法大纲中对政策作了重大修改。一开始就指出“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这就包括了半封建的富农的土地，而且提出了“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对富裕中农的土地都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所以群众称其为土地平分运动。还规定了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没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这是彻底地消灭地主、富农阶级的政策，使贫雇农多分得了一些土地、房屋、粮食、耕畜、农具和其他财产，生活有了较明显改善。但从事后来看，抽出富裕中农的土地是不必要的，没估计到分田后贫农也会产生怕露富的顾虑，当时的富裕中农是自己劳动、经营而生产较好的，是征收公粮的重要部分，他们在政治上是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还有不少子女参加人民解放军。

在政策上产生“左”的偏差比较严重的则是土地会议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组织不纯问题估计过分，因而提出另外组织贫农团，作为土地改革的执行机关，这就撇开了坚持八年抗战的基层党组织，在县、区干部中又实行唯成分论，排斥知识分子，对基层干部还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引起了很大的不满，造成一些地方的严重混乱。

在1946年10月，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土改整党会议。会议共开了一个月，先进行整党，每个人都要查三代，定阶级，查思想，查立场，批判右倾思想，后半段学习土地法大纲。最后作出部署，要求县、区干部组织成工作团，进村开三个会：一个是群众大会，宣布土改要一切权力归贫农团；一个是支部党员会，宣布支部停止活动，由贫农团审查谁够条件和不够条件；一个是民兵会，宣布民兵交出枪支一律集中保管，防止坏人进行破坏。这样一来，不少村庄开始土改时，把原有党员干部当成了斗争对象。会议上本来叫到会者学习了1933年划分阶级文件，但闭会时宣布收回不再下发，避免束缚群众思想，一律由贫农团决定阶级成分，贫农团要划什么成分就划什么成分，由于没有政策规定，必然出现偏差。1948年1月至5月，毛泽东同志连续发出指示纠正土地改革和整党中“左”的错误，局面才得以扭转过来。实践证明：有条件搞土改的解放区中，绝大数党的组织是纯洁、可靠的。

1947年秋季，我带20多名县、区干部在三个行政村，按照中央通报和土地会议精神搞了土改复查。先从整顿党支部入手，着重提高党员思想觉悟，明确阶级观点，也从组织上清除了个别不纯分子。然后依靠党支部、村政权，改选农民协会，由农会组织进行土改复查，普遍进行了谁养活了谁和谁剥削谁的诉苦，开斗争会，没收地主、富农应被没收的财产，没有另搞贫农团，没有抽分富裕中农的土地，事后证明这是成功的。

我在参加土地会议回来后就调到平津附近的永清县任县委书记，这里在我到达前也按相同方法进行了整党，并在50多个村庄开始土改。由于这里是游击根据地，还不稳定，下乡不久国民党就大举进攻，幸亏没有停止支部活动和收缴民兵的枪，但还是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几十名县、区、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被杀害。经过县委研究讨论，在这种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搞土改是不成功的。到1948年2月，县委就宣布停止土地改革，全力开展武装斗争，巩固我解放区。

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

1949年3月我南下到中南局研究室工作，后去中南土地改革委员会任调查研究处长，全力投入到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工作中。

1949年11月下旬，我随杜润生同志去北京参加中央政策研究室召开的会议，研究新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政策和起草全国土地改革法问题。会上我第一次直接听到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此时，全国已经打败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完成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而在政策上中央主张适当放宽，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区别对待地主、重点打击地主阶级当权派，基本不动富农经营的土地的政策。对富农的出租土地，中南局邓子恢同志坚持仍应征收，以使贫农多得一点土地。华东局则主张完全不动富农土地，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中央很注意听取各大区的意见，最后土地改革法上，还是写上了一般不动富农出租土地，但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也可以征收富农出租土地。

中南局对新区土改是十分重视的。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鉴于全国革命即将胜利，提出工作重点转移到城市，这对全国来说是正确的。中南地区当时只有河南省有部分老区，其余都是新区，没有进行土改，上面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下面政权仍是地主阶级掌握的，因而提出了在一个时期如几年内，在占三分之二人口的新解放区还应该先抓农村，完成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得到土地，改造基层政权，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城市工业发展解决原料和市场。所以，要先重点抓农村工作，然后才能真正把重心转到城市。党中央批准了中南局报告并转发各大区。1950年7月1日武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报告会上，我听了中南局领导人对此作的论述，事后来看这是正确的。

还有一件事，中南局提出新区土地改革分两个阶段进行。杜润生同志从新解放区实际情况出发，建议土地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第二阶段再划阶级，分配土地，得到中央的迅速批准，并在全国执行（见《毛泽东文集》第六卷：《土地改革要有秩序分阶段进行》，1951年2月7日）。叶剑英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广东土地改革大都是这样进行的。

1950年冬，中南局派我带五六百人的中南机关干部到广东曲江县帮助进行土改。1951年5月结束时，叶剑英同志留我在广东工作，分配我到粤北韶关地区，先后任地委、区党委副书记，主要负责指导全区土地改革，一直到1953年春季完成了19个县市、400万人口地区的土改。

南方新解放地区按土地法进行了土地改革。这里绝大多数地区原来没有党组织，所以没有整党问题，但土改工作队大部分是新吸收的青年学生，没搞过土改。因此我们采取农闲时下乡发动群众，农忙时集中整顿工作队的办法，主要是明确阶级观点，学习政策，站稳立场，坚决依靠贫雇农。没收地主多余的土地、房屋(按人口留下一份)、耕牛、农具、粮食，没有专挖浮财，但在减租退押中实际动了地主部分财产；保留富农经济，只征收其出租土地，其他财产不动；完全不动中农、小土地出租者，严格保护城镇工商业。南方与北方不同的是：北方地主户数较少，占有土地多，富农户数多，占有土地较少。南方地主户数较多，富农户数少，占有土地都比较少。北方地主雇工经营土地的比较多，富农出租很少；南方地主出租土地给佃农，自己不经营的多。富农出租部分田者较多，有些占到其耕地的20%左右。北方没有公偿田，南方公偿田占相当大比重，有些地方占到总土地面积20—30%。南方新区的土地改革，接受了前两次土改的经验教训，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既深入发动了广大农民，由农民自己解放自己，又比较正确地执行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和党的政策，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消灭封建的任务。

毛泽东在1951年1月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曾经指出：

土改工作主要应注意是否真正发动了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由上面派干部帮助）推翻地主阶级、分配土地。只要合乎这个方向就是好的。有些偏差，如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划错阶级成分，消灭富农，使地主一律扫地出门，以及捉人太多等，应由省委、地委，随时指导纠正，要求一点不出乱子是很难的，只要省、地两级掌握得好，随时纠正偏差，使农民群众高高兴兴减了租，退了押，清了匪，反了霸，分了土地，农会、乡政权和民兵都掌握在以贫雇农为骨干的人们手里，那就好了。

根据这个精神来评价南方新区包括广东全省土地改革，可以说是比历次土地改革要好一些，彻底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又较好地执行了政策，没有出大的偏差。

土地改革的意义

一、土地改革是我国民主革命阶段一项基本任务。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又在国民党独裁统治之下，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导致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为困苦，这就决定了中国是处于民主革命阶段。革命的目标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这就是要推翻的三座大山。在全国胜利后，首先实行和完成土地改革，就是因为封建土地制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它不但是发展农业，更是发展工业必须要改革的。所以土改是最大的解放生产力。亿万农民得到解放，才能给国家经济建设开辟道路，创造发展条件，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土地改革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6年7月以前，人民解放军兵力为120万人，而国民党军有430万人，显然国民党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占很大优势，所以敢于挑起内战，妄图消灭我解放区。

党中央因此把土地改革作为解放区的最重要任务，使一亿农民得到土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迅速掀起保家保田参军入伍高潮。到1948年3月，人民解放军扩大到了249万人，这主要是土地改革中广大农民踊跃参军的结果。

就以我工作的安平县来说，只有17万人口，在抗日战争中就有8689人参军入伍，牺牲的达2269人。1946年下半年执行“五四指示”，土改中有占65-70%农户，即贫雇农和下中农分到了土地。这一年12月半个月就有1804人报名参军，其中共产党员530人，县、区、村干部508人，从成分来看贫下中农就占有1787人，占99.1%。经过检查体格和年龄，劝回去390人，合格者1414人，编为安平县农民保家独立团，1947年1月编入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原为晋察冀三纵八旅），不久就参加了青沧交战斗和青风店战役，全部消灭国民党新三军。

三、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地主阶级人口只有6%左右，土地占有达40%，另有公偿田10—20%为其操纵。南方新区地主大部分采取出租剥削方式，极少进行投资修建农田水利，也不推广新的科学技术，单位面积产量很低，亩产稻谷只有一二百斤。富农经济不发达，其所有的土地也有五分之一左右是出租经营。土地改革之后，贫雇农都分得了低于富农、中农数量的土地，稍高或等于地主人均所有的土地。过去土地种植者与所有权分离，年收成中一般要有半数交地租，因而贫苦农民无力、也不愿投资建设，这是对生产力最大束缚。

土改后广大贫下中农耕种的田地是自己所有了，因而积极性空前提高，大多数农户都添农具、买耕牛、购化肥和养猪积肥，愿意学习推广新技术，特别是采用高产优质良种，政府对困难户还给予帮助，所以农业生产都有迅速发展。到1952年全国和广东省都超过了历史（1936）年最高产量，以后更兴起了水利建设高潮。虽然也出现过缺点，甚至有个别失败的工程，但总的说，极大提高了灌溉、防洪、排涝的能力，提高了生产力，这对以后开拓工业品市场、为工业积累资金有重要意义。

四、在农村建立了巩固的人民民主政权，促进了社会的变革。刚解放的新区农村基层政权，基本上仍是地主恶霸、豪绅、宗法势力控制，与土匪勾结三位一体的封建统治，如果只是依法分田，根本无法改变，这与老解放区是不同的。老区都建立了党组织和村政权，又经过了八年抗战的考验锻炼，只要整好党，就可以领导发动群众开展土改斗争。新区就必须经过深入贫雇农，扎根串连，结合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斗争，组织起以贫雇农为骨干的阶级队伍，建立农民协会，领导进行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在此基础上发展新党员，建立党支部和村政权组织，这就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打掉了封建势力的统治。经过诉苦运动，算剥削账，开展究竟谁养活谁的思想教育，提高了贫雇农的阶级觉悟，这是对旧的封建宗法思想极大的冲击，对于农村社会变革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农村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动群众，基层党组织和村政权、民兵、治保组织的建立，是巩固边防的重要建设。在1962年台湾国民党妄图利用我们暂时困难，派遣了十几股反动武装，在山区空投或秘密在沿海登陆，结果无一漏网，全部被歼灭活捉，这充分说明沿海地区和深山区，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罗地网。

土地改革是一场四亿多农民参加的最大社会变革，它不仅是从上而下地依靠政府法令，而且是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这是史无前例的。土改必然会产生一些缺点、错误和偏差，尤其在政策的掌握上，往往是纠右必出“左”，纠“左”又出现束手束脚，所以就必须严格掌握运动的规律，正确进行指导。我们犯过右的错误，特别在形势和任务发生根本转折时，如贯彻“五四指示”时，一度发生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右倾思想；也曾经出现过“左”的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如实行土地法大纲初期。但是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党中央总结了历次土改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适当调整了政策，更有利于团结多数的统一战线，依靠政府法令，支持农民，放手发动群众，避免了出现大的偏差。

千百年来土地一直掌握在农村少数人手里，他们用土地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盘剥。土改是天翻地覆的壮举，实现了先贤们“耕者有其田”的美好愿望，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命运，满足了广大农民世世代代对土地的梦想和渴望，他们身上爆发了极大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他们不仅做了土地的主人，精神世界也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土地改革胜利的殊勋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6期 “五四”民主的新特征　作者：王法周

“五四”堪称是一个民主时代，民主作为一个响亮的口号，成为了整个时代的价值取向，成为一种时代精神。五四之前，民主基本上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思想专利。五四时期，专制主义成为众矢之的，民主思想成为时代的主流思想，民主与科学成为大批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广大学生对自由、平等观念的富有朝气与激情的宣传，更使五四民主主义思潮滚滚奔涌，一浪高过一浪。“五四”民主观念的普及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当前，对“五四”民主启蒙思想进行回顾，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共和制度——“五四”民主的价值目标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在饱含屈辱中度过了自己漫长的风雨历程。因此，把中国建成独立、统一、自由、富强的现代国家，是整个近代中国人的梦想。经历了戊戌维新运动和民初共和政治的尝试，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已在潜滋暗长，自由、人权、平等思想已为有识之士所认同。但是，民国的建立，并未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袁氏死去数年之后，北京政府依然是只能勉强维持假共和的局面，“国家在名义上已经变为共和，但是，执政的人物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人物，执政的思想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脑筋，政治的制度依然是专制时代的旧样式。”（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五四时期，受西方近代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两大旗帜，其主要目标就是要以科学与民主思想武装国人的头脑，使中国人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新国民，从而为真正的共和制度奠立一个不拔之基。

这种认识基于“五四”民主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尤其是对中国民性的仔细观察。鲁迅把民初的现状描摹为密不透风漆黑一团的铁屋，他看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即生活在这铁屋中的国人们却是麻木的，令人绝望的，“是从昏睡而入死亡，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在很多作品中，描写了国民的愚昧、无知与麻木不仁，痛感专制思想长期独尊，化行天下，相沿成习，成为铸造国民性格的模具，造就了一个一个“死性”的国民。这一说法可以代表“五四”进步思想家对国民精神状态的基本判断。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开篇就揭出了国人少年老成、年壮而衰等“陈腐朽败”之性，痛苦地认识到社会上充满的是“窒息之绝望”的空气。他称这种民性是“行将就木走向死亡”的民性，这与鲁迅的说法如出一辙。显然，陈独秀、鲁迅等人都清醒地认识到，国民的陈腐思想正是假共和与帝制复辟的心理基础。1917年4月，陈独秀在北京神州学会讲演时又说，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不反对共和，但脑子里实实在在地填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所以口一张，手一伸，不知不觉都带着君主专制臭味。随后陈氏感叹地说，我们国民“脑子里不装着帝制时代旧思想的，能有几人？”毫不掩饰他对“中华民国的政治人心”的深深忧虑。（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胡适也正是看到了家庭、社会对个人身心的严重摧残，因有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写了《易卜生主义》等文，流露出对绝大多数人的迷信与暗昧的深切痛心。自创刊起，《新青年》杂志即相继推出一系列的文章，对中国的民族性格进行分析，汪叔潜、高一涵、高语罕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从东西方文明的对比中，照见传统文化与制度的弊端，以及中国民族性的阴暗面：懒惰、盲从、不思进取、毫无主见、死气沉沉……高语罕指出，“海通至今数十年矣，危亡至今，亦云极矣。而吾国人犹昏昏若不知有国家灭亡之虑。”并称这种昏惰之性为“吾祖宗相传之心理”，是中国一切问题之根本。（高语罕：《青年之敌》）“五四”民主主义者纷纷揭露专制思想与宗法制度对国人的严重束缚，深望国人们能从暗昧中觉醒。显然，他们认识到，国民的愚昧思想与麻木的生存状态正是专制政治生存的社会土壤，帝制复辟也根因于此。

与此相应，共和制度必然要求国民具有与之协适的新精神。经过对民初共和失败的痛彻反思，民主思想家认识到，民国的建立未使中国实现真正共和的原因，是因为民主共和只是少数精英和政党的主张，而“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而“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否则，“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的自觉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陈独秀：《吾人之最后觉悟》）真正的共和立宪，完全取决于多数国民的觉悟。在《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与主要撰稿人中，高一涵是对民主理论进行过较有系统研究的少数人之一。高氏提出了与陈独秀几乎完全相同的问题，他认为“政治实质之变更，在国民多数心理所趋，不在政治之形式。”“立国精神，端在人民心理”，“共和国民立国之精神”看作实现共和的根本所在。(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如何改变国民的愚昧思想与麻木的生存状态呢？或者说，如何簇新国民的精神呢？新思想家认为，只有把专制主义思想从国民的心理中彻底铲除出来，代之以自由、平等、民主等新观念。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敬告青年》）陈氏认为，未来的国民是力排“陈腐朽败”的空气，不为旧社会“菌毒所传染”的新国民；是新鲜活泼而富有生气，具有独立的人格、自由的个性而又具有世界的胸怀、合乎科学理性的现代国民。这六条标准的中心就是“民主”与“科学”。新思想家们都一致地把宣传、阐发民主思想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他们认为，只有让民主思想在国民心理中生根，才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这一根本性的认识，后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从大中学教师到学生，相当一批新知识、新思想的接受者都聚集到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下。

科学理性——“五四”民主的学理依据

科学与民主作为提升国民现代素质的主要价值标准，自然也是以思想启蒙为特征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宣言：“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指出，民主与科学之于启蒙运动，其密切有不可分割之牢固，中国要想从落后的封建蒙昧时代进入现代文明，就要靠科学与人权。此后近十年时间中，民主和科学作为国民启蒙的两大旗帜,一直是新文化、新思想运动的主要目标。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风靡全国，千千万万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它激动、奔走、呐喊。

“五四”批判蒙昧主义，与批判专制主义基本上是并肩前行的。除了王星拱、任鸿隽、周建人等一批以宣传科学主义自任的作家之外，相当一批民主思想家对科学理性也都有自觉的追求。即如对旧传统批判最为激烈的“老革命家”陈独秀，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理性自觉意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陈独秀即揭出科学的价值标准，以后又进而提出“事事求诸实证”的科学原则，指出不论是祖宗遗训、圣贤垂教，还是政府所提倡、社会所崇尚，凡是“不切实用者”，虽然是“金玉圭璋”，都是“一文不值”的“虚文”，一切都需经事实的验证，对一切事物都要持一种科学实证的“决疑”的态度，认为“对科学之信仰”，将是人类“幸福之正途”。五四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要坚决拥护“德谟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先生，他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陈独秀及其他民主思想家认为，专制与蒙昧是一奶同胞，往往相伴而生，相依而存；而民主与科学也如一对战友，并肩作战则无往而不胜。提倡民主必然反对专制，提倡科学理性必然清除蒙昧。陈独秀树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标志着启蒙运动不仅获得了价值层面上的具体目标，也同时获得了具体的操作手段，这就是经由教育等方式向国人灌输科学知识，以现代民主思想与科学理念为武器，取代国民心理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

继陈独秀之后，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发表了《实验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两篇文章，对民主和科学理念作了相当深入的阐述。胡适指出，近代科学发展的结果，使科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重要变迁，它首先体现在科学家对于科学规律的“态度的变迁”，这就是：世上不存在“现成的”、“永远完全的”、恒久不变的真理，一切真理都是待证的假设。（胡适：《实验主义》）与此相应，胡适又把科学真理称为过河的“摆渡”与婚娶的“媒婆”，认为真理是过去走到现在，并从现在走向未来的桥梁，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整修拓宽加固的桥梁。胡适指出，新文化运动或新思潮的根本意义只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实验主义则是教人们用自己的智识去怀疑、去判断。评判的态度不只适用于对传统的批判，也适用于当前的任何事物，不论是传统的儒学标准，还是现在的流行观念，都要接受理性的评判。总之，对于旧有的及现行的一切，如旧礼教、旧文学及政府与财产制度等等都需进行价值的重新认定，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此说得到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认同，他们认为，世上没有永恒的真理，只要人人养成独立判断的习惯，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不要把人家的思想糊里糊涂认作自己的思想”，人们势必不再为成见蒙蔽。在他们看来，养成“智能的个性”，凡事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运用自己的思想力，有意识地去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这显然是破除蒙昧的良方。

按照这种真理观，原先的科学律例与“实在”的“作用”不相符合，就需要拿下来换掉它；“旧国粹”与现实需要不相符合，也要拿下来换掉它；以少数人的意志加之于广大民众的头上，最不合人类理性精神，也需要拿下来换掉它。正如鲁迅描写的死一样沉寂的国民，中国只有蒙昧与思想专制的传统，而没有近代理性自由的传统，中国人还不会运用自己的理性。所以中国人所亟需的是随时有一种“存疑的态度”，凡事先问一个“为什么”。只要国民们人人学会逐渐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自不容专制势力对个人权利的四处侵吞。可见，运用理性是养成自治能力、实现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在胡适、陶孟和等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民主与科学息息相通，健全的民主方式必然符合科学的思想程序，民主是建立在生活经验之上不断调整完善其操作，而永远指向未来的不间断的过程。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遵守着科学的精神和法则，说到底是科学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这同时就在民主与科学之间架起了一桥梁，使二者建立了一个有机的联系，在价值与方法上使民主与科学成为一种精神的统一体。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说法影响颇大，很能代表新文化主流知识分子的观点，即使在青年学生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如北大学生罗家伦所说，个人主义观念流行，思想自由之风劲吹，与科学“求真的旨趣”、“试验的手段”有着莫大的关联。据记载，未受此一观点影响的北大学生“鲜为少见”。

有一点可以肯定：世上没有永远一成不变的真理，它对于克服专制主义的一元论价值观无疑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这种真理观同时赋予“五四”民主思想以学理性，为中国现代自由民主思想造就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平台。

“人”的发现——“五四”民主的独特贡献

不言而喻，启蒙运动的顺利开展与共和制度的真正实现，都有赖于国民个人现代素质的提高，其落脚点还在组成国家的个人身上。但是，通过比较研究，“五四”新思想家们发现了一个十分不容乐观的事实。在西方先进国家，个人权利已经得到基本的保障，人们得享平等自由的生活。西洋民族的一切，诸如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等等，都不过是“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平等而已”，这与中国历史与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人个人权利与自由却从无丝毫保障。数千年来，中国人的思想一直湮没于国家至上的观念之中，“率天之土，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对包括人们的生命财产及思想感情在内的一切东西，从来都是予取予求的，国人从不知个人权利为何物，一直处于黑暗的奴役状态而不自知。对此，“五四”民主主义者写了大量的介绍中西民族生活状况的文章，企图通过二者之间的强烈对比，使国人意识到自己非人的处境，起而追求“人“的生活。

由此出发，“五四”民主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张扬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观念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1918年6月《新青年》推出了“易卜生专号”，（《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在思想界、舆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对广大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个人主义思想传播的第一个高潮。半年以后，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个人主义开始成为新文学创作的价值标准。周作人、鲁迅、茅盾、郭沫若等一大批作家，都强调把“个性解放”与“自我表现”结合起来，以“自我”为价值准星，蔑视一切权威与偶像，把18世纪以来的西方个人主义，诸如卢梭、易卜生、尼采等人的自由意识送给了中国民众，“个性解放”蔚成时代之风气。正如鲁迅所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草鞋脚〉小引》，《且介亭杂文》，《鲁迅全集》第六卷），新文学运动极大地张扬了个人价值与个性自由的思想，其影响之深远远超出现代人的想象。“五四”运动爆发后，个人主义借众多的刊物与社团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广大学生自觉不自觉地纷纷接受了个人平等与个性自由的观念，青年学生成为传播个人主义观念的生力军。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迅即为新观念的集结地，个人主义观念经由这些地区继续向全国各地传播。学校师生之间在互相砥砺，个性解放、个人权利观念很快激扬起来，个人主义观念与“自治”、“解放”、“改造”的社会潮流相汇，呈现出浪漫的特征，对一批青年的个人生活与群体生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青年学生还走出家庭，追求婚姻自主，力争女权运动等，以切身的行动为个性解放运动推波助澜，这一群体行为对以后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青年们为了恋爱自由而不惜与家庭决裂的故事，成为二三十年代文艺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些作品所以能赚取读者们一把一把的眼泪，正在于它再现了作者们当时曲折而感人的经历。青年学生对生命意志的顽强追求，是“人”的被发现的时代产物，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他们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民主思想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人”的发现。在儒家宗法思想与宗法制度长期统治之下，中国从来只有“民”，而没有个人 ，“只承认人民是民，不承认人民是人。”（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民的观念在我国自古已有之，个人则一直被认为是自私自利的代名词。由于专制主义思想的长期浸淫，中国传统特别忌讳个人的字眼，公私之分、义利之辨成为国人严守的道德疆界，在中国树立个人主义观念是一件相当困难之事。个人的发现在中国只是五四时期始有之事。

“五四”民主思想的发展意味着个人的被发现，此说并不过分。与“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家进行对比，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这一点。“五四”之前，康、梁立宪派与孙中山革命派都曾大张旗鼓地宣传民权思想。从1901年开始，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卢梭学案》、《新民说》等一系列文字，向国人大力宣介天赋人权论和主权在民的思想。约在同时及稍后几年，严复通过《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等译著，系统介绍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治、法律和道德观，其中涉及到人的权利问题。梁、严等人对唤醒国民的权利意识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五四”之前的民主先觉分子强调的民权是以实现国家权利为最高目的的。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国家的强盛，号召人民起来争取自由、平等的权利，其最高目标是国家的自由权利。他们所说的“自由”也主要是社会团体的自由，而“非个人之自由”。有中国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之称的严复也认为，“小己自由，非今日中国之所急”，只有“国群自由”即国家与群体的自由才是当今所亟需。孙中山甚至强调，为了国家的自由，“要大家牺牲自由”。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都把实现个人权利作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手段，把国家的独立与富强看作是比个人自由更高一级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强调的民权，主要是讲人民的共同权利，是人民大众的公权而非个人的私权,从根本上还远不是个人权利问题。

与梁启超、严复等人不同，“五四”民主主义者极力张扬的正是个人权利与责任意识，他们从法理上赋予个人私权以积极的意义。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陈独秀等人即打出了个人权利的旗帜。在《新青年》一至四卷数十篇文章中，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或从权利思想，或从功利主义思想，或从国家宪政民主制度的实现等角度，对个性自由、平等、民主、财产自由、意志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各方面的个人权利进行阐述与申论，号召青年们积极争取个人的权利，自觉提升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个人基本素质。陈独秀还明确提出：“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新时代价值标准，胡适强调，“智能的个性”以科学理性充实个人的生命，蔡元培、蒋梦麟等极力倡导“个人本位”或个性教育为中心的新教育思想，都企图在价值层面上簇新国人的思想观念。“五四”民主思想家强调个性自由，强调个人价值与尊严，主张个人要享有独立的权利，个人不依附任何其他个人与势力，在任何时候个人都享有以自己的独立思想和自由选择的权利。他们所强调的，正是每个人作为个体所拥有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个人权利的诉求。

自治团体——“五四”民主的社会载体

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力推动了民主运动的开展。五四前夕，部分学生已开始关心“社会改造问题”（《罗家伦答易君左信》）。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纷纷投入到团体自治的洪流之中，组织学生团体，推行自治。（五四时期到底有多少社团，现在已难以估计。据统计，无政府主义的团体组织在当时有110多个。全国各类团体的总数及参加团体的总人数，将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时，青年学生已经对北京政府的腐朽政治放弃了希望，开始走自下而上的革新之路，把革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社会基层的团体之上，希望通过团体自治来达到改造社会与国家的目的，以团体自治来继续寄托民主主义理想。学生团体作为“五四”社团的主体，成为“五四”之后开展民主运动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反过来又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学生社团首先是在北京、天津、上海等民主观念最集中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而北京大学及相当一部分大、中学校的学校自治又成为培育团体自治的肥沃土壤。北大于“五四”之前即相继组织建立了评议会、教授会、教务处、行政会议等机构，通过这些机构的设置，北大实现了立法与行政的权力分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五四”之后，北大体制成为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竞相效仿的新模式，各校之内弥漫着浓厚的自治空气。

在这种背景中，众多的学生社团应运而生，并纷纷以民主原则而组建自己的团体。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该会1920年制定的《少年中国学会规约》规定：学会机关分为评议部、执行部、编译部。评议部对大会负责，评议员数额由全体大会讨论决定；评议部有议决及监督全会会务权、议案提议权、审查预算权。规定评议部议事采用多数制民主决策原则，以评议员超过半数同意才能决定。规定执行部执行学会对内对外一切事务。所有主要干事都从会员无记名投票中选举产生。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规非常详细地规定了评议部、执行部、会员大会组织条例、议事程序及选举办法，具体地体现了民主评议与多数决策原则。其中，评议部相当于议会性质，执行部类似于行政职能部门，而会员大会则保障全体会员均具有有效的参与决策的权力，这又准确地体现了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其他多数学生社团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组织模式，其中，不少团体的组织条例虽较为简明，但无一例外地体现了民主原则。相当一部分社团对选举问题十分重视，并表现出多数决策与自由进出会的风气。

学生团体之外，其他社会团体也多依民主原则而建立，多数团体的成员都能比较自觉地遵循规定的民主程序。各社团都充满着浓厚的自治空气，团体成员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也管理团体，这在很大程度上训练了团体成员的民主作风，这在国家处于不正常的政治现状中是难能可贵的。

一方面，团体自治是“五四”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团体自治又在相当的程度上弘扬了民主思想与精神。众多团体中，不少团体都有自己的社刊。据估计，仅1919年之中，至少就出了400种白话报刊。又估计，1917年到1921年间，全国新出的报刊有1000多种。甚至如浙江萧山、广东海丰等一些县区也出现了白话报刊。这些报刊大部分是学生或社会团体举办的，不少刊物明确地追求以“自由的和平等的生活”为办刊宗旨，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无孔不入，连偏僻的地方如海丰，也被他流入了”。（《新海丰发刊词》）总体上讲，这些白话报刊拥有非常广大的读者群，通过这些刊物，自由、民主、平等、科学、理性等新观念真称得上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除了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不少团体还组织讲演团，“到民间去”，向广大民众宣传科学、民主精神，由于当时团体数量很大，人数众多，其影响往往及于全国各地。

可以说，众多的自治团体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把“五四”称之为一个“民主的时代”。到了1919年前后，民主已彻底摆脱了非法的地位，并在观念领域逐渐取得了主流的地位。

权力真空——“五四”民主的历史缝隙

“五四”时期，北京政府在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政府，中国在形式上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各地大小军阀派系林立，相互对峙，实际上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北京政府执政期间，政治腐败，生计无能，加之武人干政，政客弄权，政府频频更换，经常处于极端无序之状态，实际上沦为军阀专制的工具。各派与各地军阀之间互相牵制，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其他派系军阀之上，为了争夺地盘及其它利益，相互攻伐，大小战争不断，而对舆论阵地经常无暇多顾。这种现实政治局面对“五四”民主思想具有重要影响：第一，军阀之间的派系争斗的结果，耗费了历届政府的主要精力，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些权力真空，使民主思想有了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民主思想得以在百家自由争鸣中得以光大、得到广泛的传播。第二，北京政府既没有条件实行民主宪政，新知识分子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政府的信任，对宪政实践问题考虑较少，而把主要思想集中到了民主的观念层次上，或者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对民主、自由、平等进行宣传与阐发。第三，民主既然失去了政治实践的机会，心有不甘的青年学生则自下而上，采取以团体自治的形式进行具有实践意义的民主政治尝试。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6期 胡耀邦诚待起义将领裴昌会　作者：廖伯康

裴昌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一战区副司令官，抗战胜利后又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于1949年12月23日在四川德阳率领第七兵团宣布起义。我方负责联系起义的是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在裴昌会宣布起义的第二天，胡耀邦即到四川德阳和裴昌会见面，并作了一次坦诚的交谈。自此以后，在长达40年的交往中，虽历经风风雨雨，他们始终坦诚相待，信义相守。

1950年8月起义部队整编完毕后，裴昌会向接见他的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提出，对几十年的戎马生涯感到厌倦，希望能到地方工作。刘伯承说：“你和胡耀邦不是很熟悉吗？那就到川北行署去工作吧！”那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川北军区政委和川北行署主任。裴昌会则去担任川北行署副主任兼工业厅厅长，一直到1952年川北行署撤销。在共事两年的时间里，他和耀邦同住一个小院，同在一个食堂用餐，裴老念念不忘的是耀邦对他政治上关心，工作上放心，有职有权；工作中出了差错，又以领导者身份主动承担责任；生活上则充分照顾，亲自过问，关怀备至。

1983年12月26日，耀邦同志来重庆视察工作，我当时在重庆市委任常务副书记。一天中午，耀邦同志要市委办公厅给他准备一辆能坐六、七个人的小面包车，说是去看望他的老朋友、爱国起义将领裴昌会，并说此事不要告诉廖伯康，以免影响他的工作。临走时，耀邦同志想带点礼物，于是他把摆在自己房中和随行工作人员房中的脐橙收集在一起，带去看望他的老朋友、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裴昌会。耀邦准备上车时，我正好赶上。耀邦说：“你忙你的工作，我自己去看望裴老。”我说，“如果我不去，司机连裴老住的地点、门牌号数都不清楚。”耀邦说，“那你就带我们去吧!”我们一行数人，直奔两路口裴老住地，敲门无人应，喊叫也无人答。等了一些时候，才有人来开门。进屋见裴老生病卧床，正披着棉被从床上坐起来。耀邦一手提着脐橙，一边风趣地对裴老的孙女裴丽珍说：“这些东西是给病人的，你们不要把脐橙吃了呀!”耀邦和裴老互致问候，亲密摆谈了一个多小时。耀邦回头对我说，“老年人病了，不能只是睡在床上，最好有一个活动的躺椅，可坐可卧可躺。再有，年纪大了听觉不好，大门上最好装个门铃。”这两件事情，我们很快就落实了。事情虽然小，却令裴老十分动情。1989年耀邦同志逝世时，裴老写的吊唁文章中，特别谈了这件事情。

裴老从1954年担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直到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每次到北京开会时，耀邦都要接裴老在家中相聚，听听他对地方社情民意的反映及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意见和看法。耀邦同志说：“革命胜利了，共产党威信高，群众都说共产党的好话，有意见也不敢提，对你他们没有顾虑，你可以听到他们的真话，这对我们的工作有好处。”有时候为了扩大接触面，耀邦同志还邀请在四川起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振、鲁崇义和在重庆任副市长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周钦岳等一起去他家里。耀邦同志总是胸怀坦荡，利用各种机会主动倾听各方面人士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重庆制造了两个大冤案，一个是“以裴昌会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另一个是党内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反党集团”。捏造裴昌会、鲁崇义、夏仲实三人于1967年8月，串连他们国民党的旧部，并经被打成重庆市党内走资派的任白戈、李止舟、廖伯康三人同意，在民革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成立大会。如此弥天大谎，不管怎样刑讯逼供，裴老坚信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的，因而对自己的历史和面对的现实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1973年后，经过两年的复查，证明罪名纯属虚构，予以全盘否定。1975年，裴老到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时，耀邦同志还未完全解放，没有安排工作，许多人不敢和耀邦同志接近，裴老仍一如往常，到耀邦家中相聚。裴老因在“文革”中被打致残只能蹒跚而行。此情此景，耀邦见后一再地说：“文化大革命对不起人，真对不起人!”耀邦对和裴老相依为命的孙女裴丽珍说：“裴老是旧军人，有些旧军人还讲旧道德呢!怎么把裴老搞成这个样子。”耀邦还对裴丽珍说：“不管什么党什么派，我认为做人最起码的道德就是对人守信用。我对你祖父(裴老)之所以现在关系还如此之好，保持这么久的友谊，关键在我们都守了信用。你祖父对共产党守了信用你很清楚，而我对裴老也是守了信用的。他起义时，我和贺龙司令员一起与他接头见面谈心，就谈了我们是守信用的。从他起义后，我们就对老人负责到底。”耀邦还说：“十年动乱，在我自身难保之际，好多别有用心的人来找我调查你祖父的情况，我的回答始终如一，你爷爷1949年起义参加到革命行列以后，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们是信得过他的。他起义时，我们对他是有保证的，共产党说话算话，是最讲信用的，我们对他要负责到底的。”裴老此时接过话题谈了他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头目的那一段严峻的岁月里，也是始终实事求是回答前来搜集胡耀邦“走资派材料”的问题。裴老始终认为像胡耀邦这样坦诚相待、信义相守的品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品德。

裴老早年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抗日战争时期转战于华北、华中抗日前线，解放战争后期毅然同国民党决裂，率部10万之众归向人民。1950年6月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对他的起义行动予以鼓励。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他真诚地接受共产党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社会和祖国，满腔热情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裴老深怀党的知遇之恩，对党的感情十分真诚。他常说是党帮助他总结了前半生，是党指引了他的后半生。他满怀深情地多次向耀邦同志提出入党要求，得到了耀邦同志的鼓励。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外人看待，你早就是自家人了。只是我们觉得你在党外，比在党内影响大得多，起的作用强得多，你作为国内外的知名人士，我希望你能留在党外为党作工作。你的入党申请书可以先写好交给我，在适当时候一定会让你参加共产党的，你放心好了，我说话是算数的。”

1989年，裴老重病缠身住在医院，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他最信赖的耀邦同志又已病逝，而入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感到很焦急，实在放心不下，于是找到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先余同志。1950年裴在川北工作时孙任南充地委书记，此时正与他在同一医院治病。他拉着孙先余的手热泪盈眶地说：“我的入党问题是不是可以考虑了?不要等待我死了再来追认，我希望我活着的时候就成为共产党员。”孙先余说，“你的入党问题，耀邦同志向我讲过，这件事我立即向市委汇报。”孙先余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市委，转报了省委。省委及时召开常委会讨论此事。那时我担任四川省政协主席，参加了这次常委会，在讨论时我说：“裴老从1949年起义后，在长达40年的岁月中，经受了各种各样的锻炼和考验，尤其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仍矢志不渝，说明他已经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尽快地及早予以批准，不要在身后才加以追认，让生者和死者都遗憾终身。”

1989年8月22日，93岁高龄的裴老，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当重庆市委领导告诉裴老这一决定时，裴老连声说：“我多年的夙愿实现了!感谢党组织，耀邦同志可以含笑于九泉了。”裴老入党后，心情十分舒畅，病情也逐渐好转，又幸福地度过了三个春秋。

（责任编辑李云）

2003年第6期 资产阶级政治民主评析（下）　作者：吴　江

记者，你谈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五种表现。可否再进一步谈谈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作者：关于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在世界政治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或者说它的积极作用，这本身不是一个新课题，人们在这方面已经讲得不少了。我不打算过多地重复大家讲过的话，只想概括地谈几点。

第一，从全世界社会发展来看，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历史进步性，首先表现在它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消除了封建等级特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民主的产生和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近代科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它是对愚昧、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主义的直接否定。封建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落后，政治的反动，神权的压迫，构成了整个中世纪恐怖黑暗的漫漫长夜。文艺复兴以来新兴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民主、科学、理性原则，经过斗争而确立的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度，便是冲破这漫漫长夜的曙光。资产阶级民主的锋芒所向，直接就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人身束缚、世袭特权、宗教蒙昧和陈旧的道德信条等等。封建秩序的瓦解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制的确立，是适应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列宁说过：“任何民主，和一般的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资产阶级民主的历史作用是不容抹杀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给予充分肯定。

记者：在一本叫《民主的历史演变》的小册子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像资产阶级第一次把生产的社会化带入人类的经济生活一样，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也第一次把近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带进了人类的政治生活，这是新兴资产阶级对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之一。”

作者：以上是第一个表现。第二，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历史进步性还表现在它为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工人阶级是历史上进步的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终消灭剥削制度的阶级。这个阶级作为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虽然在同一社会形态的母腹中生长，但是唯有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对它的发展最为有利。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消除了自然经济对人的束缚，使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使社会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从而为工人阶级力量的集中和组织奠定了客观基础。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制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定的斗争形式和斗争场所。工人阶级可以利用资本主义法律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开展合法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并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所提供的条件，发展自己的组织，建立自己的政党，提出自己的纲领，增强自身的团结，使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担当起解放全人类的世界历史使命。关于资本主义民主为工人阶级的成长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是充分论述过的。

记者：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即按照通常的见解，资本主义民主制仅仅保证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是被排斥在民主之外的。

作者：正像国家除了政治统治职能还有管理社会的职能一样，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在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的同时，在法律上也给予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以一定程度、一定范围的民主权利，特别是给予争取民主的条件，这是并不奇怪的，虽然法律上的东西并不都是实际上存在的，

资本主义民主的历史进步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它为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形式。对这一点，上面所引列宁的那段话已经说得很清楚。列宁曾论述民主的质和量，按我的理解，所谓民主的质主要是指导民主的阶级规定性，民主的量主要是指民主的形式及其发展程度。

在这里，我想请你特别注意一点：正像资本主义胚胎中孕育新社会因素一样，在人民斗争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资产阶级民主胚胎内也不可避免地会增加人民民主的因素。现在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消了选举的财产限制就是一例，这个问题很可以研究。时代越进步，民主扩大的趋势越不可阻挡。

记者：依你看，资产阶级民主究竟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借鉴的呢？

作者：比方说，⑴民主共和国的形式。资产阶级创立的民主共和国，既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直接否定，同时又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现成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09页）这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早已肯定了的。⑵民主选举制，选举制是近代民主——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特征之一，它们是依据“人民主权”的进步思想建立的，是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民主制度。对于我们这个长期中央集权的国家来说，在实现民主方面，首先重要的是推行真正的选举。这种选举制度不会老停留在村级，从基层到乡、镇、县、市、省逐步地有序地推开。当然要经过试点，慎重对待。但是，不要害怕选举，尤其不要害怕差额选举。⑶权力制衡的原则。虽然我们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不照搬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但是资本主义民主的以权力约束权力、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从而保证政局稳定的一些经验和措施，也是值得借鉴的。⑷注重法制，强调“法治”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⑸借助政党的组织力、号召力，把民主运作纳入有序状态的某些方式方法。⑹资本主义民主所创造的舆论监督方法。资本主义国家的舆论监督自然有它的种种弊病，社会主义应当创造自己的舆论监督，使之为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如此等等。

总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等级特权的否定，如果我们能够记住这一点，那末我们就会从资产阶级民主中发现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重要是在制度方面。我们不少人讲民主，常常把民主说成只是一种让人说话、肯听人意见的“好作风”（或曰“群众路线作风”），到此为止了。其实，这是不符合民主的原旨的，依然是居上临下的态度。如此谈“民主”，我们有些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了。

记者：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要比资本主义民主更进一步，社会主义民主自然应包括资本主义民主的积极成果在内。这种观点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与盲目崇拜西方的态度截然不同。但必须承认，社会主义民主确实还年轻，我们要使社会主义民主获得较完备的形式，看来不是一件容易事。

作者：这是一个艰苦的长期发展过程，因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美国的卡尔·科恩曾在《论民主》一书中谈到充分实现民主的条件有五个：一是物质条件，即人们要有宽裕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二是法制条件，就是社会要有完备的足以保障公民有真正充分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三是文化、智力条件，即公民要有表达政治见解、判断政治是非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四是心理条件，指社会成员有适于民主政治生活的意识和习惯；五是防卫条件，指抵御外侮及内乱以防卫自己的能力。以上虽是资产阶级学者关于民主发展条件的一般论述，但也可以供我们参考。我们知道，早在14和15世纪，在欧洲专制主义的堡垒中，新兴资产阶级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用理性和科学的武器砸碎封建意识形态的铁笼。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所赖以形成的思想文化条件——公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法制观念等，就是从这里开始奠定基础的，这少说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了。当代资本主义尚有发展的潜力，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在某些方面仍有发展的余地。社会主义民主在质上虽要高出资本主义，前程无量，但它毕竟才走了几十年的路程，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完备的程度。

记者：西方国家经历封建社会的时间比较短，封建传统不像东方国家那样深厚，因而在经历了文艺复兴这样巨大的思想冲击之后，封建的铁笼较容易被打破，这恐怕是西方民主发展的一个特殊条件吧？

作者：一般来说，在经济文化落后、封建积习很深的国家，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确立，民主习惯的形成，要比建立民主制度本身还困难些，而没有前者，某些制度往往会流于形式。我们不应忘记，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指出，俄国的落后和它向社会主义民主的“飞跃”之间存在着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苏维埃政权在理论上实行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这点。实际情况甚至比列宁所说的要更严重得多，更令人痛苦和不堪。归根到底说来，经济和教育是发展民主的基础。因此，民主建设不仅要抓必要的制度建设，尤其要花大力气推进经济文化建设，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素质，培育公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这是在我们的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决不可把它看轻了。

（注：本文是从我和牛旭光同志合写的《民主与政党》一书中抽出来的，有较多修改）

（责任编辑致中）

（全文完）

2003年第6期 共产党报人恽逸群多灾多难　作者：韩　兵

恽逸群是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爱国报人。他不畏权贵，不为利诱，对祖国和人民披肝沥胆，对一切丑类无情鞭笞，就是这位共产党人赤诚的一生。

恽逸群，1905年1月24日出生于江苏武进县寿山村一个塾师家庭。他自幼饱读经史，16岁时，他满怀科学救国理想考入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业，仅读了一年就穷困辍学，到无锡市电话公司当了一名技术员。他在上海目睹了举国震惊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血淋琳的屠刀告诉了他，救国必先反帝，于是他参加了刚改组的国民党，走上革命救国之路，回到武进担任县党部常委。1926年7月他又参加了共产党。次年3月，北伐军随着浩荡的春风打到武进。他和同志们四处发动工农，抓土豪，斗劣绅，“四·一二”大屠杀的枪声又笼罩了中国大地，他被捕入狱，遭受酷刑。出狱后，他接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继续发动四乡农民抗租抗税，遭到国民党军警一路追捕，先后转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浙江萧山县委书记、浙江特委秘书长。

1932年8月，遭追捕的恽逸群来到上海最大的民营通讯社“新声社”，当了该社记者，从此，他开始了“辛苦遭逢”的文笔生涯。

1932年长江大水，鄂、皖、赣等省一片汪洋，淹死农民逾500万。国民党政府却视若罔闻，大笔“美麦借款”或用来“剿共”，或中饱私囊，真正修堤救灾所剩无几。“全国经济委员会”却装腔作势地组织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长江堤勘察团”，由宋子文亲自带队溯江而上“考察”。恽逸群随团20多天，冷眼旁观，悉心查访。同行记者纷纷发稿，而他一字不写，最后却拿出一本细账，指出工程所耗与救灾款额严重不符，用事实与数字披露出国民党救灾的真相。

1935年8月，恽逸群任《立报》国际新闻编辑兼社论主笔。随着日寇全面侵华野心日益暴露，团结抗战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为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他每日一篇社论，纵谈救亡图存，宣扬民族大义。1936年12月12日突发“西安事变”，他立即发表《御辱必须团结》等一系列评论分析文章，指出：“敌之所快，即我之所痛；敌之所痛，即我之所快。”“切望国内任何一方‘不为己甚’，干出‘敌快我痛’的事件出来！”警告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不要借机扩大内战。“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依旧四处央求列国调停。恽逸群怒不可遏，大声呐喊《应战的时候到了》，接着他又写出《六年来的教训》一文，列数“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政府一再妥协误国的罪行。揶揄道：“蒋委员长说，今天的北平，可以变成昔日的沈阳。则将来的南京，何难不变成今日的北平！”最后正告蒋介石“不能像南宋那样做偏安于小朝廷的梦想”。他还与范长江、陆诒、夏衍等24人发起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大批青年记者，壮大抗日宣传声势。

从这一年春起，国民党特务就开始寻机抓他，后来更是公开围追堵截。他不得不躲进法租界，但他的铮铮言论依然见诸报端。

上海沦陷后，恽逸群坚守“孤岛”鼓动抗日，又上了日伪特务的黑名单。上海滩上，一些挂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纸纷纷出刊。《华美晨报》主持朱祝同久仰恽逸群的胆识和文笔，抢先聘他主笔评论。英商创办的《导报》和《译报》，也由他分别担任主笔和总编辑，使他又有了一片阵地。他“下笔千言，依马立待”，抨击所谓“共存共荣”、“和平救国”之类强盗与奴才的哲学逻辑。1938年11月发表在《导报》上的《异哉汪精卫之言》，公开揭露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投降卖国嘴脸，斥责他所散布的“抗战必败”、坚持抗战是“不负责任”等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拍桌大骂作者“曲解国策，自误误国”，“是汉奸”。饬令军统、中统合力“制裁”。日寇与之积极配合，及时向租界当局提交逮捕名单。

汪精卫气急败坏，命令李士群、丁默要用恐怖手段为“和平运动”扫除障碍。恐吓信一封封寄到报社，扬言“定将以武力制裁之，炸弹与枪炮并来……”此时，朱惺公、张似旭、金华亭、倪蓝深、邵虚白等多名爱国报人相继被杀。《译报》、《文汇报》、《大美报》、《中美日报》停刊一周。就在这最艰险的时刻，恽逸群给几家报社同志鼓劲说：“今后的局势会更严重。不能办大报，我们就办小报；不能办小报，我们就办刊物；一切都不能办，就办壁报。”“我不相信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说话！”几天后，租界当局又借查军火大搜捕，他立即在没停刊的报上回敬以《炸弹五百万》：“租界要搜炸弹，我们保证永远搜不完。因为租界上的炸弹有四百几十万。这些炸弹全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心的炸弹是永远也搜不完的。”5月底，伪政府发布通缉令，列名83人，恽逸群为首要。《导报》社又被炸，恽逸群险遭不测。党组织命他立即撤出上海，前往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中共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同年，夏衍为了表达对奋战在“孤岛”宣传战线上的同志“无法禁抑”的“感叹和忧煎”，在桂林创作了话剧《心防》，以恽逸群为原型，塑造了怀揣遗嘱、用笔构筑沦陷区人民心理防线的“刘浩如”的英雄形象，感动了大后方无数抗日军民的心。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恽逸群肩负党的特殊使命重返上海，在潘汉年安排下打入日军特务机关岩井公馆，明里为日伪《新中国报》编稿写文章，曲笔揭露反动宣传；暗中为地下党搜集军事情报。他还利用日蒋矛盾，在日伪报纸上批判蒋介石。有一段妙文这样写道：“（抗日）战争是共产党要打的，是共产党煽动了各方面的力量逼着蒋介石打的。战争进行中，蒋想停战谋和，又被共产党牵制着，不敢和，蒋的本意是反共，但受到战争牵制，不能放手反共……”活画出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嘴脸，使其幕后的“谋和”行动不能不有所忌惮。

1944年10月，恽逸群被日本宪兵队以“共党嫌疑”逮捕，关在日军苏州监狱。八个月后，敌人因“证据不足”将他释放。

不久抗战胜利，他参加《新华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工作，同时大量发文抨击时政，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肉中刺。1946年3月，国共南京和谈，中共代表团邀他担任发言人，中途，华中分局急电阻止。为防不测，组织决定他与范长江调任，回华中主持华中新华分社和《新华日报》华中版，并任华中新闻学校校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恽逸群重返上海，担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后又作为新闻协会代表出席首届政协，参加开国大典。

解放了，应该能畅所欲言了。恽逸群提出了新闻工作的“四基五性”主张，即四个基本训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各项具体政策、知识积累和调查研究以及文字能力；五项具体要求：真实、正确、针对、时效、生动。宗旨就是要努力做到实事求是。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依然要为求实付出人生的代价，成为不实事求是的牺牲品。1952年2月，“三反”中他被饶漱石借机横加陷害，以莫须有罪名开除出党，降职三级。1953年3月，国家出版总署负责人胡愈之、陈克寒出面将他调任北京新华辞书社副社长，并甄别错案。1955年5月，他又受潘汉年案牵连，受侦讯一年，尽管查无“叛徒、汉奸”实据，仍继续关押在监狱。1965年11月还是被以“叛徒、汉奸”罪判处徒刑11年。12月假释，发配江苏阜宁中学管理图书，月给生活费37元，无职级。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仍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讲出《平凡的真理》：“凡是把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主席……）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大救星’，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对于频见于“两报一刊”的那些先引语录，认为是霸气十足的文章，他斥之为“新八股”，并指出“它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为它断章取义，妄加议论，且不容置疑。”“评法批儒”轰轰烈烈时，他讥诮道：“甚至指斥孟子的‘善战者服上刑’一语是反对人民战争，不知哪一天在梦中见到了战国时代的人民战争……”

他就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着时代的悲哀，一个不给说真话、实话的时代必是一个腐朽、专制的时代。

1976年“文革”结束，恽逸群重获自由，已是羸弱之身，他仍壮心不已，定下了一个“为党工作十年”的计划：他想的全是为后人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其实他在1972年6月就在秘密着手一部《七十年实录》的撰写，其残稿前言中有这么几句话：“自己的事固无所讳避，别人也同样，既不为亲者讳，也不为尊者讳，凡事还他一个本来面目。万一被人看到，我也不怕惹祸，孑然一身，无子无女，祸无所延……焚骨扬灰，适符素愿。”

1978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根据恽逸群的志愿，安置他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正当他放手自己的计划时，遽于12月10日病逝。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函通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经复查核实，原定恽逸群为叛徒、汉奸是不能成立的，应予否定。最高人民法院已于1980年4月14日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和裁定书，宣告恽逸群无罪。”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6期 反专制斗士光明甫　作者：吴　晓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庆后，乘“洛阳号”军舰起航驶往芜湖途中，与陪同他的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等人聊天时，他突然向傅大章问道：“安徽有一位名叫光升的老先生，还在不在？在武汉革命政府时，我和他同过事……”

毛主席问起的这位光升先生，就是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教育家、省政协副主席光明甫先生。

光明甫(1876—1963)，枞阳人(后移居安庆市)，清末秀才。面对清廷腐败，国事危难，民生凋敝，他内心极为痛苦和愤懑，嗣因维新思想的影响，慨然跳出故纸堆，追求民主革命。1903年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参加了由赵声、章士钊等策动的南京进步学生“北极阁”反清集会(即震动苏、浙、皖三省，被称之为“北极阁风潮”)。清廷得知后，恨之入骨，加以迫害，光明甫被学校开除，潜返安庆，避入求是学堂任教。1905年，他考取安徽省第一届留日官费生，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时值孙中山在东京组建同盟会，经陈独秀等人的介绍，他结识了孙中山和黄兴，遂加入同盟会，紧跟孙中山投入了革命的征途。

1910年，他学成回国后，即以兴学振教为己任，任安徽官立法政学堂教务长兼政治教员，并以学校为传播革命思想阵地。时值徐锡麟、熊成基起义先后失败，青年学生革命热情受挫，他积极向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培育了很多进步青年。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出任安徽省都督，邀陈独秀任都督府秘书长，光明甫任都督府秘书。不久，他即辞职，仍回法政学堂任教，并与刘希平等创办安徽江淮大学，任校长，后改为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更成为培养革命新生力量的基地，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了安徽早期共产党和共青团的骨干力量。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时，他奋起响应，参与讨伐袁世凯斗争，失败后遭通缉，流亡宁、沪。

1919年，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安徽，教育运动蓬勃兴起，但窃据安徽军政大权的北洋军阀倪嗣冲，却安插亲信担任校长，控制师生，扼杀革命，引起安徽学界的无比愤慨，于是，开展了一场驱逐各校反动校长的斗争。安徽法政专门学校学生一马当先，愤怒的学生组成一道道人墙堵住校门，高举横幅标语：“强烈要求法专创办人、法学专家光升先生回校当校长！”“军阀爪牙滚回去”！经过坚决的斗争，法专先后赶走两个反动校长。这样，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视光明甫如肉中刺、眼中钉的倪嗣冲，无可奈何，不得不电请流亡在沪的光明甫，返皖任法专的校长。时在上海的陈独秀得知此事后，对光明甫说：“机会难得!升公应该返皖当法专校长，从那里打开缺口，把军阀安插各校的钉子全拔掉。”陈独秀又深沉地说，“倪氏祸皖，皖岂容有倪。升公返皖任重而道远也。”光明甫终于由沪返皖，重掌法专，受到安庆师生和进步人士的热烈欢迎。不久，各校“易长斗争”，如火如荼，安庆一师驱逐军阀亲信赵继椿，由李光炯掌校。芜湖五中赶走军阀爪牙潘先祖，刘希平出任校长。从此，光、李、刘并肩战斗，形成安徽教育界的中心，团结全皖进步校长，组成“安徽省（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安徽教育会”，秘密策划了反抗军阀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尤为世人瞩目的是他面斥、怒打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的义举，一时被人们传颂。

这事发生在1921年6月2日，安徽称为“六·二”学潮。

这天傍晚，安庆各校代表千余名学生，到省议会请愿，抗议当局挪用教育经费。此时，安徽军务帮办马联甲和观阳关监督倪道(倪嗣冲的侄儿)正在省议会楼内欢宴，大门紧闭，警察严把，阻止学生入内，省学联主委方洛舟等12人带头奋勇冲破警察的阻挡，闯入议会。此时，被驱逐的原一师校长、副议长赵继椿怒气冲冲地出现，质问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如此胆大闯入议会，你们跑来干什么？”学生代表响亮地答道：“我们是一师的学生代表。”赵继椿想到当年被一师驱逐的羞辱时，大声喝令道：“给我狠狠地打，弄出事来，有我!”顿时，警察大打出手，手无寸铁的学生只得后撤。消息传出，安庆学生怒吼了，法专、一师、一农、一女师、一工等校1000余名学生赶来声援。正在宴饮的马联甲，遂下令调来城外驻军，吹着冲锋号，端着刺刀，冲杀而来，学生奋勇搏斗。然而，学生毕竟是赤手空拳，难以抵挡，结果重伤50多人，轻伤200多人，一师学生姜高琦伤重身亡，另一重伤学生周肇基，不省人事，被扣押于议会。

光明甫闻讯迅速赶来，怒气冲冲地冲进议会。当他看到被扣押、遍体鳞伤的学生周肇基时，勃然大怒，指着赵继椿厉声责问道：“两国交战，红十字会尚可医救受伤俘虏，学生被打伤，还扣押不让医。你赵继椿还有人性吗？”赵继椿从衣袋里掏出一纸条答道：“学生受伤，非军队杀伤，乃自相蹂躏，碰撞所致，现有学生‘自认书’为证。”光明甫当即询问周肇基，周呻吟着说：“当时，我若不写这字条，赵某即令士兵用皮带抽我，字条实系被迫写的。”“卑鄙！”光明甫怒不可遏，指着赵的鼻子骂道，“看来学生被你们杀伤，这是铁证，就凭这纸字条，我们法庭上见！”赵继椿被责问得无言可说。此时，马联甲狂叫：“有事找我马联甲!你是什么人？”光明甫正气凛然地答道：“我是法专校长光明甫，“你敢把我怎样？”说完，光明甫随手用伞敲了马联甲脑袋。马联甲恼羞成怒，逞其凶焰，上前揪住光明甫衣领，劈面就是一耳光，打掉他的眼镜和帽子。铁骨铮铮的光明甫，热血沸腾，一把扭住马的武装带，怒骂道：“打你这条军阀的狗!”随即“叭叭”，左右开弓，给马联甲连扇两个响亮的耳光。大刹威风的马联甲，气急败坏地喝令士兵：“把他捆起来，拖出去枪毙！”光明甫面不改色心不跳，毫不畏惧地说道：“你敢！”此时，后续的学生愤怒高呼：“打倒倪道！赶走杀人魔王马联甲！向马联甲讨还血债!……”警察厅长程炎勋面对学生的怒吼，担心事态扩大，于是，将光明甫连拉带劝送出省议会。

光明甫一出省议会，就赶到教育会，连夜召开省学联、省教联和各校校长紧急会议，研究斗争对策。翌日，省城安庆沸腾了，怒吼了!各界人士2000多人，从四面八方高呼口号，云集教育会，举行声势浩大的抗议集会。光明甫等人登台报告惨案实况，出示血衣，全场失声痛哭。由光明甫发起的“六·二惨案后援会”，在会上宣告正式成立，各界人士义愤填膺，立即分头行动，通电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各大城市，公开揭露“六·二”惨案真相，要求伸张正义，并选派120名学生代表，分赴沪、京、宁、津，报告惨案经过，争取旅外皖人的声援。安庆全市罢工、罢市、罢课，学校门前均悬有白布书写的“议员军阀，残杀学生，全体罢课，誓与偕亡”的大幅标语。安庆学生挑血衣，进行示威大游行，一路上高呼“打倒军阀马联甲!”“血债要用血来还!”的口号，并推代表向法庭起诉，强烈要求严惩凶手。不日，芜湖、蚌埠、合肥、六安等地学生奋起响应，纷纷举行罢课，游行示威，声援安庆学生的正义斗争。一时间，全省反抗军阀的斗争风起云涌，席卷江淮大地。接着，《申报》、《时事新报》等各地报纸均以大字标题和显要的版面，刊登了安庆“六·二”惨案的消息，指责军阀的暴行。全国学联、文教团体、旅外皖籍名流学者纷纷通电声援，遣派代表来皖慰问，有力地支持了安徽人民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

在各界强烈抗争和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反动军阀当局不得不答应增加教育经费，并抚恤姜高琦的家属。是年11月14日，安庆各界3000余人为姜高琦举行追悼大会。光明甫含着泪水，亲撰挽联：“天柱徒高，何如烈士垄？江流不转，长屹党人碑。”次年，周肇基因创伤复发而亡，光明甫又痛撰挽联：“扶伤吊死，奔命已疲，痛史相承，忍忘六月二日；仲法雪冤，吾侪有责，人权欲绝，誓争一发千钧。”

“六·二”惨案发生后，光明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军阀不驱，治皖无望。在此后的反对贿选省议员、驱逐省长李兆珍以及废督裁兵等的斗争中，他奋不顾身，奔走呼号，不屈不挠，表现了反封建军阀争民主的大无畏的精神，受到世人尊重。1922年他被推选为安徽省地方自治筹委会会长。

1924年1月，他作为国民党安徽省代表之一，出席了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衷心拥护大会的决议和实行国共合作，决心遵循三大政策，联合一切力量，加速安徽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后，国民党中央明令指派光明甫、朱蕴山等九人为国民党安徽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并派选他为执委中的首席执委，主持安徽党务，领导全省人民支援北伐战争和学界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斗争。然而，高涨的安徽革命运动，却遭到了北洋军阀、皖军总司令陈调元的镇压，他遭到通缉，临时省党部被迫撤往武汉。此间，他在武汉协助共产党人开办党务干部训练学校，为全省各县训练党务干部120余人。1927年3月中旬，北伐军占领安庆，临时省党部也随之返回安庆，为重建党的组织和召开“国民党安徽省(左派)第一届(次)全省代表大会”，他四处奔走。然而，此时蒋介石在打击赣州、九江革命的左派势力之后，于1927年3月20日将其总司令部移来安庆，并耍起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劝说左派和解，要把亲信、特务头子杨虎等塞进新的省党部，但遭到光明甫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蒋介石未达目的，气急败坏，于是，一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3月22日上午，国民党（左）安徽省党部在安庆黄家操场举行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蒋介石应邀出席，当他在省党部常委光明甫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主席台，发现没有欢迎他的标语，看到的却是“清除总司令部里的反革命”传单，顿时怒色满面，拂袖而去。这天下午，光明甫等人到总司令行营晋见蒋介石，不料在行营门前，突然遭到一群流氓围攻殴打，光明甫衣服被撕破，眼镜被打落，颈部被打伤。进入行营后，光明甫示伤给蒋介石看，据理斗争，要求严惩暴徒。蒋介石当着郭沫若的面只得敷衍：“好啦，好啦，我警告他们好啦!”可是，当光明甫走后，蒋介石对郭沫若说：“安徽人顶拆烂污”！

次日，一群流氓组成的“敢死队”，在杨虎的带领下，大打出手，捣毁了临时省市党部、省总工会、省农协会、省妇联等进步组织，打伤代表及工作人员100余人。安庆城内一片白色恐怖，交通断绝，消息封锁，但光明甫凛然无惧，毫不妥协地转入地下，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光明甫等一批左派人士遭通缉，他只得化名光雷，只身潜往武汉，并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工农，破坏国共合作。“七·一五”蒋汪合流后，他再次遭到通缉，流落上海。

光明甫是中国民主同盟会最早创建人之一。1939年，他会同张澜以社会贤达个人身份，联合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两党以外的三党、三派政团负责人黄炎培等，倡议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后改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演变而开多党合作政治体制的民主党派的先河。当抗战烽火燃遍江淮大地时，他即返皖投入抗日工作，并出任“全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历次参政会上，他都与张澜、沈钧儒等配合，呼吁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抨击蒋介石集团贪污腐化，消极抗日。他在重庆出席参政会时，记者看到他身穿补丁累累的大褂子，甚为感动。于是，重庆《新民晚报》曾在“场外花絮”栏内，刊出一篇题为《光参政员的大褂子——二十四个补疤》，一时被传为佳话。他的这种艰苦朴素、高风亮节的精神，与国民党“四大家族”的淫逸侈奢，恰成鲜明对照。抗战胜利后，光明甫任《安徽通志》馆馆长。

新中国成立后，光明甫的爱国立场坚贞不渝，竭诚地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失为民主革命政治教育家的本色。他曾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省人大代表、省教育厅厅长、省文史馆馆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团结委员会委员，1963年元月逝世，终年87岁。（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6期 父亲华岗坐牢21年　作者：华景杭

一

我的父亲华岗1903年出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中学时代就投身于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他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报）总编辑、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中共上海工委书记，解放后，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青岛市委委员。他一生度过了69个春秋，曾两次被捕，有2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是在国民党监狱中，还有16年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直至1972年含冤去世。

1949年8月，由中央安排到香港边养病边工作的父亲，接到任命——到中央某部担任领导工作，便带领全家北上，不料当轮船驶临上海港时，遇到国民党飞机轰炸，无法停靠，只好开往青岛。船刚抵青，就有一辆小轿车将我们全家接到青岛市军管会，迎接我们的是身着军装的向明——当年与父亲一起坐牢的难友，现任军管会主任，谈话中，向明得知父亲要去北平赴任，便竭力挽留。向明说：“山东很缺干部，特别是文教界，希望你能留下来。”父亲说：“这要请示中央。”向明知道父亲当时肠溃疡又发作了，便表示：“你先留下来养病，中央的手续由我去办。”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回电，同意父亲暂留青岛养病。这时，青岛市委经常派人来向他汇报青岛的情况，特别是要求指导文教工作。父亲看到青岛市委如此重视教育，山东大学又是一个重要的教育阵地，他们对自己抱有很大的期望，于是从1950年1月起，父亲以教授身份为山大讲授“社会发展史”，还定期为山大师生做关于“学习共同纲领”的报告。他的讲课和报告非常生动，深受师生欢迎。不久，在校委会的民主选举中被选为校委委员，又被推选为主任委员。1950年11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准备合并，周恩来总理亲自打电话与父亲交换意见，征得他的同意之后，中央任命华岗为合并后的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就这样，父亲留在了青岛，我们全家也在此定居下来。父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山大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山大的教学、科研工作成绩卓著，受到教育部的嘉奖。他还亲自创办了《文史哲》，这是全国高校中最早的校刊，在全国影响很大。人们赞誉他是“懂政策、有能力、会办学的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

这样平静的生活刚过了6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55年8月，父亲突然被捕，“老革命”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这不仅使他本人，也使所有熟识他的人感到震惊。

二

在父亲的一生中，身陷囹圄，失去自由，这并不是第一次，早在1932年9月，父亲奉命去东北担任满洲特委书记，先到达青岛，等待南满派来的人接。不料交通员张永祥外出时遇到叛徒，等他回到旅馆时，警察已尾随而至，对华、张二人进行搜查，从张的皮袍夹层中搜出密信一封，便将二人逮捕。

中央得知此消息后，立即组织营救。华、张二人在青岛被关押近两个月后移送济南。父亲始终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自己叫刘少陵，是贩卖皮货的商人。敌人用尽各种毒刑，也无法从这个年轻的共产党人口中得到丝毫线索。在这里他遇到了任作民和向明两位共产党员，从此三位革命者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开展狱中斗争。他们商定，父亲系统地给政治犯们讲授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斗争方法等，当然，讲课时要采取隐蔽的形式。他们三位还在狱中筹集资金，为生病的难友购买药品、营养品，并帮助每个政治犯写口供，使之在审判时能做到对己、对组织都有利。在看守所，犯人经常遭到打骂，伙食也极差，父亲与任作民、向明多次组织绝食斗争，均取得了胜利，使犯人处境得到改善。难友中一批要求进步的青年人经过学习和锻炼，出狱后都成了抗日救亡的骨干分子。

1934年6月底，虽然查无确证，但当局仍对华岗、张永祥判刑5年。11月底，父亲被送到青岛山东省第五监狱服刑。这里的条件比看守所更差，住处狭小，光线极暗，吃的是牙碜的窝头、咸菜，犯人带着脚镣劳动。父亲在此被关押了两年多，于1937年1月再次被移送济南第一监狱，他欣喜地又见到了任作民和向明等人，大家交换了情况，得知在西安事变后，共产党与国民党几次谈判中都提出“释放一切政治犯”，这对狱中的同志们无疑是个好消息。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律，犯人被关押时间达到刑期2/3后，应送到反省院去。1937年2月17日，华岗等几十人被押上火车，送往武昌反省院。

在反省院，父亲号召难友不写反省心得、不吹捧院方，使院方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按规定，父亲应在1937年9月1日出院，但院方却以“表现不好”为由，不许他出院。

1937年9月，中共代表董必武到达汉口，父亲通过组织送信给董老，告知狱中斗争情况。董老找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华岗、任作民。迫于形势，反省院于10月16日，通知二人出院。当华、任离开监狱时，难友们都高兴地夹道欢送。

三

组织上对父亲在狱中的表现经过考查，做出结论，认为他在狱中坚贞不屈，无任何自首行为，表现很好。考虑到他当时的健康状况，决定让他先休养一段，再分配工作，但父亲却一刻也不肯休息，迫不及待地以极大的热忱开始了新的工作。这样一位对党赤胆忠心的革命战士，在革命胜利以后，却被投入“自己的”监狱。

事后得知，这一次父亲是以“胡风反革命分子”和“向明反党集体成员”的罪名被捕的。当时，“胡风反革命集团”已被“揭露”出来，有人从胡风的日记中查到，胡与华有过来往，于是，华就被戴上“胡风分子”的帽子。实际情况是：解放前，父亲曾向胡风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对胡的影响很大。解放后，亦有接触，但关系并不密切，更谈不上“反党活动”。就在这一年，担任山东分局代理书记的向明，忽然成了“向明反党集团”的“主帅”，而华与向明一起坐过牢，现又在一起工作，那当然就是这“反党集团”的成员了。某负责人要父亲揭发向明的“罪行”，面对压力，父亲不愿诬陷好人，于是，就成了“反党分子”。

专案组不顾父亲正在生病，日夜审讯，要他交待“罪行”。9月中旬，山大党委宣布召开“批判华岗大会”，连续开了三天，父亲只说了两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希望大家要相信事实。”专案组内查外调，仍查不到任何“罪证”，便企图用“高压”政策，让他屈服。父亲义正词严地说：“要毁掉我很容易，不必这样兴师动众，如从实际出发，我的问题很容易查清，我没有罪，你们硬把罪名加在我头上，还要我承认，这是不可能的。”父亲给中央写上诉材料，均被他们扣下。请看从专案组材料中摘引的1956年3月11日，父亲一段动人心魄的自诉：

现在立即恢复我的自由和工作，立即公平处理我的问题，这不仅是出于我的正义要求，也是组织上应有的责任。因为党有实事求是的原则和不冤枉一个好人的英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更有保障人权的明文规定……如果这是一时的偏差，那么既经发现，就应该立即纠正，而不应放任不管。为了正义和真理，我据实说了这样的话，我的要求只有八个字：实事求是、公平处理。

无论父亲怎样摆事实，讲道理，一切都无济于事，专案组必须执行早已设定的目标，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1957年秋，父亲将被转押北京。临行前，上面允许母亲带我们去看他，只见他已是双颊深陷，满脸病容，想到此行一别，不知何时才能重见，我们不禁潸然泪下。父亲却安慰我们：“不要难过，我的问题去北京也许能比这里解决得快些。”父亲就这样离开了青岛。他本应在1949年去北京赴任，却在8年之后被押赴北京秦城监狱，这真是历史的误会。

父亲原以为到了北京，问题会得到正确解决，但他的希望很快破灭了，在这里他继续受到的审讯与在青岛时别无两样，他仍旧没有申诉的权利。当时，监狱为改造政治犯，有不少马列著作、书籍、报刊可供阅读，父亲充分利用这一条件，一面了解外面的形势发展，一面开始潜心写作。他说：“真正的悲剧可以使痛苦变成力量。”监狱当局发现他在写作，便规定：不许涉及政治，不许用钢笔。这一切都难不倒他，他从自己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中省出一部分，托人买了毛笔、墨汁、笔记本，以惊人的毅力开始写作。

针对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一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他写了《美学论要》（20万字），对当时社会上的主要观点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表现了对美的追求，对真理的希求，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民的关怀。在文艺批评方面提出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容许批评还得容许反批评，那种只许自己批评别人，不许别人批评自己的做法，实质上仍是反民主的作风。”他认为，“艺术批评也要首先分清敌我，不可搞庸俗的宗派主义的文艺批评，这只能有害于文学艺术事业。”

他在狱中的另一部著作——《规律论》（35万字），则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规律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把差别看成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矛盾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他在阐明自己的看法时，虽迫于处境没有引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例，只是充分发挥哲学着眼于战略思考的作用，这些论点所具有的时代性和现实感是显而易见的。

他的思想已飞出了监狱的围墙，几乎忘记了自己是失去自由的囚徒，忘记了自己个人的悲剧，忘记了自己的周身病痛，废寝忘食，奋笔疾书。他高度近视的眼睛，因劳累过度而几近失明。冬天，手脚生满冻疮；夏天，挥汗如雨，浑身被蚊虫叮咬，他全然不顾，像一个勇敢的斗士，把全部心血都凝聚在那犀利的笔尖上。为了坚持狱中写作，为了出狱后能重新为党工作，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四

当父亲被囚于狱中时，外面的形势已发生很大的变化：1962年“向明反党集团”的冤案已获平反，向明已被释放，其他成员到1963年已先后甄别，“胡风反革命集团”也已定案，经查，父亲与此集团的“反党活动”毫无关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当时逮捕父亲的两条罪状都已是子虚乌有，为什么他仍未获释？原因只有一条：“态度极端恶劣。”1965年3月19日，经报中央批准，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父亲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7年。此时，父亲已经被关押了10年，若不判10年以上又该如何收场呢？他们花了10年时间，用尽各种手段都未能使他屈服，于是便处心积虑地要把他整死在狱中。审判是秘密进行的，父亲当庭拒绝接受这一判决，按照法律程序，他要求公开审讯、请律师辩护、上诉等，一概被拒绝，因为这已是“最终判决”。

判决之后，1965年底，62岁的父亲被押往济南山东省监狱服刑，这正是他30多年前曾被关押过的地方。狱中政委定期对他“精神训话”，要求他写学习心得、思想汇报，除了一个姓孙的工作人员外，禁止他与任何人接触。他在“检查”中说：“我虽然已届暮年，但区区之志，仍想为社会主义建设添加一砖半瓦。”

在这里，母亲去监狱探视过父亲。一别十年，再次见面之时，他已是满头白发，身体虚弱，仍穿着十年前离家时穿的衣服，破旧不堪。母亲伤心落泪，父亲劝慰道：“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刑期不长了，只要我活着，还可以继续为党工作。”

看管的小孙与父亲朝夕相处，逐渐熟悉。父亲常给他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自己的革命生涯，鼓励他学会读书，学会思考。他们之间的隔阂逐渐消除。小孙开始尊重他，关心他，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他帮助。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对父亲来说，无疑是更大的灾难。监狱当局竟怀疑父亲对山东大学的运动有所影响，在他的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造反派批斗他，要他低头认罪，每每因“态度不好”，受到处罚。父亲已是多病之躯，每天必须与其他刑事犯一起干重体力劳动，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经受着这种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摧残，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

五

1968年8月24日，本应是父亲被释放的日子，但却仍被关押着。直到1970年3月5日，军管会才签发了释放令，给他办理了刑满释放手续，但仍不许走出监狱，将他安排到了监狱里的就业队。这个决定使父亲出狱的希望再次破灭，长达15年的狱中生活，彻底摧毁了他的健康，终于病倒在床，失去了自理能力。为卸包袱，1971年1月，监狱派人把他送往青岛家中，责令家人负责看护。

自1955年父亲被捕之后，全家老小及亲朋好友无一幸免，均受株连，我们背负着反革命家属的重压，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熬过了25个春秋，受到的歧视、迫害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母亲早就因“包庇华岗”的罪名，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行政连降四级。“文革”中，母亲一面被批斗，一面在仓库劳动改造，全家被赶到一间10平方米的斗室中居住。尽管如此，父亲回到家里，全家总算团圆了。16年的监狱生活使父亲改变了许多，他已不像当年那样精力充沛，行动敏捷，谈笑风生，而是面色浮肿，行动迟缓，沉默寡言，这使我们欲哭无泪。父亲虽然走出了监狱，但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公安局宣布：不能出门，不能会见他人，不能发表政治言论，不能……要定期汇报思想，继续接受改造，民警则奉命经常上门训斥：不准乱说乱动。还规定，家人必须严守秘密，不能向社会散布有关他的消息，全家时刻处于严密监视之下。父亲看病也须公安局批准，不能私自去医院，医生为他看病开药须在公安局监视下进行，处方须经批准，方可取药……他虚弱的病体需增加营养，而副食品也是定量供应，只能靠家人仅能买到的一点食物，维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1972年初，父亲病情恶化，但在青岛进医院绝无可能，只得重回济南山东省监狱，要求治疗。回到济南，进医院的要求仍遭到拒绝，只能靠一点简单的药物维持生命。三月，他的病情继续加重，母亲赶到监狱探望，多次要求允许他住院治疗，仍旧无效，母亲只能日夜守护在他身边，细心照料，忙个不停。一天，父亲对母亲说：“历史将证明我无罪，我的时间已不多，不要再拖累你了，回去后，要坚强地生活下去……”母亲见他病情沉重，不忍离去，但监狱不许家属长住，只得与他挥泪告别，不料这竟是最后一别。4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才被送进医院，但未通知家属。5月17日，父亲在医院去世，第二天，噩耗传到青岛，全家人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因只允许一名家属去济南料理后事，母亲只身一人，强压悲愤，匆匆赶到医院。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倒在自己政权下的铁窗中。

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母亲打开破旧的柳条包，里面除了几件破旧衣服，其余都是一本本父亲用毛笔认真书写的手稿，这便是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写下的笔记和遗著，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

六

1980年3月28日，在父亲离开人世8年后，被颠倒的历史终于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经中共中央批准，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他生前坚持的“实事求是、还我清白”终于实现。5月22日，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和政治名誉。7月5日，山东省委召开“华岗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将他的骨灰安放在英雄山革命干部灵堂。罗竹风同志在悼词中写道：“……华岗同志虽死犹生……历史岂容捏造，是非自有公论。而今平反昭雪，还君本来面目……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著述等身，遗惠后世，华岗、华岗，永垂不朽！”

在父亲的冤案平反之后，他的遗著《美学论要》和《规律论》相继出版，人民出版社编辑部将此作为“对这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的一种纪念”。

林默涵同志评论《美学论要》时说：“在华岗的许多著作中，《美学论要》有着特殊的意义。”像华岗这样一位“为了打碎旧中国这座黑暗牢笼而英勇战斗的人，解放后却被关进了自己的监狱，在人间所有的不幸和不平中，还能有比这更大的不幸和不平吗？要说创伤，又有什么比这更深的创伤呢？然而华岗同志不是用眼泪来敷抹伤痕，而是以自己特殊坚强的品质和独特的方式来经受这种特殊的考验，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创作来战胜了巨大的精神创伤。”林默涵称“这是用生命写成的书”。

熊复同志在读过《规律论》后，感慨道：“写一部有创见的哲学著作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尤其是作者在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的时候，长年累月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艰辛的脑力劳动，没有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顽强奋斗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华岗同志在这部发愤之作里，已经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表现出了一个真正的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本色。我们从他这本哲学著作中清楚地看到，他丝毫没有一般人经受不平等待遇之后容易产生的那种在思想理论上的偏颇，而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对于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者的党性锻炼来说，是特别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

他的早期著作，如《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已经再版。历史学家尚钺在再版前言中说：“华岗不是预言家，他不过是在阐述他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心得，但他35年前所说的这些话，竟然应验在后来的事实，足见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功力之深。”父亲在狱中完成的遗作，除《美学论要》、《规律论》已经出版外，还有《自然科学发展史纲要》、《科学的分类》、《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共计100多万字。这些文稿思想精深，见解独特，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是他晚年心血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6期 八一厂“黑楼”纪事　作者：严寄洲

拙文全系真情实录，除部分人物隐其真名实姓外，并无虚构成分。

一

“黑楼”并非黑色之楼，乃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厂区内西北一隅新盖的尚未竣工的约莫五六百平方米的浅色小楼。由于在这座二层楼房内关押着一批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册封为“牛、鬼、蛇、神”的“反革命黑帮分子”，故而群众给小楼起了一个挺人的怪名“黑楼”。

“黑楼”进门处，赫然张贴着一张“看管犯人条例”的布告，这就是说造反“左”派已经公开把这儿变成一座监牢了。

二

1966年5月31日，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写的一张大字报，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张大字报，还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

作为一个生产精神产品的电影厂首当其冲，一些平时游手好闲、看风使舵、蝇营狗苟之辈闻到了异味，立即“轰轰烈烈”地跳将出来“造反”了！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指出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志是好的或较好的。这个比例数字可真害人不浅，“左派”先生们有了这个根据当作尚方宝剑，厂里1500人，就该揪出60多个反革命了。于是厂里除几个“走资派”之外，被称作“臭老九”的艺术创作人员大部分被当作“黑帮分子”揪了出来。在他们之中有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等等，给他们戴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漏网大右派”、“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三反分子”等等，统称“牛鬼蛇神”，简称“黑帮”。他们的妻子叫“黑老婆”，子女叫“黑狗崽子”。

但是，真理终究是压不服的，渐渐地一些同志站出来，各自成立起各种名称的战斗队组织，和那些所谓最最革命的“左”派针锋相对地进行据理辩论。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云霄。

就在这种极端混乱的风暴中，那些自封“最最革命”的“左派”，一时难以压服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在对立面中，那些立足于保一批艺术创作人员的战斗队的能量和影响很大，他们的大字报有据有理很难驳倒。于是就有了诬陷和造谣。

“左”派们经过精心策划，一个罪恶的计划出笼了，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大冤案。

最初，捏造这桩子虚乌有的冤案，起因于一个所谓“坚定的工人阶级”，他年轻时曾经跟随当了还乡团的父亲到附近村庄敲诈勒索，解放后其父被我公安部门逮捕法办了。他的两个哥哥和叔父因作恶多端全被枪毙了。这位“工人阶级”长期隐瞒这段丑恶的家史，混入八一厂内，当了工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唯恐败露，急于想方设法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他挖空心思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说自己半夜爬到厂内故事片室主任、导演冯一夫所住二楼窗外的树上，偷听到屋内有人商量要杀人夺权的谈话。他将这个捏造出来的离奇神话故事，献给了“左”派先生们。

“左”派头头们请来了几个秀才共同编造，把这件事编得有鼻子有眼，有人物还有不同的个性，很有点儿像电影剧本。内容是走资派陈播，于8月16日深夜12点钟，在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家中召开了由故事片导演严寄洲、王冰，纪录片导演张加毅，摄影师蒋先德等12人参加的杀人夺权黑会，会议讨论内容：夺回失去的党、政、财、文大权，欺骗外单位两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进入厂内挑起大规模武斗，在混乱之中杀害“革命”派勤务员甲某、乙某和已经休养的丙某。

9月20日傍晚，广播喇叭里突然声嘶力竭地叫唤了起来：“特号战报！特号战报！我们怀着极大的愤怒向全厂公布一件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1967年8月16日零点10分到3点20分，我厂最大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播，伙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冯一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及另外一些受蒙蔽的人，在冯一夫的家里召开了一次策划已久的反革命黑会。经过几天的核查，已掌握了全部情况……”

与广播的同时，早已作好了准备的一批如狼似虎的打手们，分头冲进预定的各家抓人。一个头头根据江青说的“文攻武卫”、“文武结合”、“先文后武”的指导思想，喊出了“好人打坏人是路线斗争觉悟高”的口号，把“杀人黑帮”劫持绑架而去，在我家中还顺手牵羊，偷走了一些较值钱的东西，有派克笔、手表和人民币，连写字台和台灯也搬走了。

三

他们把绑架的人分别安排在生产区的一些破屋里，然后统统关进了那座尚未竣工的“黑楼”。

“黑楼”的每扇窗户都用粗铁丝拧死，无法开启，房门上的把手也都卸掉，使关押在屋里的人无法开启。如要出去时由值班的看守用钥匙开门。房门上有一块玻璃窗，窗外挡上一张报纸，以使看守可以随时掀起来观察房内动静。每间空空荡荡的房内，摆着两只长凳架起一块床板，床头摆着一块空心砖，作为写“交待罪行”时的坐位，床板就权作桌子了。

被关进“黑楼”的“黑帮”不少，除了陈、冯、严、王、张，还有“左”派认为与他们作对的“危险人物”。下一步便是如何逼供这批反革命“黑帮”，首当其冲的是走资派陈播和故事片室主任冯一夫。

陈播从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了，因为是头号走资派，行动很谨慎，除了每天去看大字报之外，全天闭门思过，不和任何人联系，也闹不清形形色色的战斗队之间的斗争情况，因之也不很了解厂里各派的观点。这一天“左”派揪他去审问，打手们摁着他的脑袋要他交待参加“杀人夺权黑会”的“罪行”，陈播矢口否认有这么一个“黑会”，因之也无法交待。“左”派一看他不交代，急得破口大骂，打手接连使劲摁他的脑袋往桌子上撞，只撞得头破血流，满脸是血，结果是一无所获。

接着提审冯一夫，冯一夫性格倔强，横眉冷对，怒斥这是有人诬告陷害，一口否认曾在他家开过任何会。造反派气急败坏，揪住他的花白头发往下拽，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厂内有一间小录音棚，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指标是关上厚厚的隔音门后，外头即使有喷气式战斗机从房顶上掠过也听不到声响。这个小录音棚外有一条通道直通“黑楼”，这正合乎“左”派的要求。从此每到夜静更深，便把要审讯的“黑帮”从通道揪到此地，进行毒打逼供，任凭惨叫呼号，外边是绝对听不到声响的。

“左”派们在狠打陈播和冯一夫后一无所获，又拿张加毅开刀。张加毅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贫农出身，是国际国内颇负盛名的著名纪录片导演、词作家。他编导的长纪录片在国际上多次获奖。“左”派们认为他头脑灵活，不像陈播、冯一夫那样顽固。但张加毅不像“左”派们想像的那么驯服，他针锋相对地和他们争辩。“左”派头头们无计可施，只有动武毒打，从深夜一直打到黎明仍一无所获。回到“黑楼”，张加毅浑身疼痛，满背上尽是伤，根本无法躺下，只得坐在空心砖上咬牙忍痛苦熬。

第二天夜晚，又继续把张加毅拖来审问，打手们先拧他的伤口，再由几个人压住他的双腿跪下，反剪双手揪住头发，另一女打手左右开弓猛打耳光，一连打了几十下，只打得两颊青紫，肿胀变形，几次打昏了过去，便用大头针扎脸，还用凉水往脸上洒，就这样一直折磨到清晨。张加毅由于嘴脸肿胀，几天无法进食，为了生存和斗争，他只得把窝窝头泡在水中，泡烂后勉强吞咽下去。

接着，另一受害者我，那天深夜提审时用的刑罚名叫“坐空心椅”。打手们先让我挺胸坐在一张木椅上，双臂向左右两侧伸直，手心向下，然后抽走椅子成了骑马蹲裆姿势，这可是一种难度极大的姿势，没有一点武功功力的人是无法忍受的。当时我年龄已过五十，且患有低血糖症，很难支撑得住，加上两侧两个打手不停地用木棒敲打小腿肚子，当并举的双手稍稍下沉一点儿，就有另外两个打手用木板猛击手臂，手臂下边另有两个打手，各伸出一块无数铁钉钉尖朝上的木板等候着，手臂一下落就会碰着锐利的钉尖扎入手掌心。就这样折磨了不到五分钟，当时我已经头晕目眩，大汗淋淋，实在支撑不住了，喉咙里堵着痰气喘不畅几乎昏厥过去。幸好喉咙里的痰终于咯了出来，一个女打手恶狠狠地满嘴喷着吐沫星子指着地上的浓痰厉声喝道：“给我舔干净，舔了！听见没有？”就这样，我被整整折磨了四、五个小时。

被列入“杀人夺权黑会”参加者之中还有一个主要成员、故事片导演王冰，他年轻气盛，是一个初露锋芒的优秀创作人员。王冰从头一天关进“黑楼”就大声歌唱语录歌。打手们因为他唱的是毛主席语录歌，不敢禁止他唱，怕被戴上反对唱语录歌的帽子。王冰的歌声激励了被关押在这里的受害者们。

此外，被关押的人中还有一个摄影师蒋先德。他勇敢胆大，天不怕地不怕，比如他在航拍时敢把自个儿绑在机舱门口在舱外拍摄。在海上他敢冒着大风浪爬到最高的桅杆上拍摄。在战场上他经常出没在炮火连天的最危险的前沿拍摄。他小时在四川长大，家庭贫困，所以能吃苦。只因他不屈服于那些“左”派，敢于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故“左”派头头们对他恨之入骨，因而把他也编造进“杀人夺权黑会”的参与者行列。尤其是由于他的倔强不服气，所以挨的打、受的罪也比别人更厉害。

四

再说关押张加毅的房子左隔壁关押的是冯一夫，右隔壁关押的是我。我们被关在又憋闷又无聊的牢房里，张加毅不甘寂寞，无奈之中用手指敲墙壁，和隔壁的难友进行无言的交流，借此表示互相慰藉和鼓励。

“黑楼”刚关押“黑帮”之时，尚未最后完工，其中厕所还不能使用，谁要解手还得敲门向看守报告，然后由一看守带领着下楼到楼外小院里的墙旮旯方便。这一天，无意间我正对着窗外无聊地呆望，忽见张加毅到墙旮旯解手，他抬头望着我在窗前，趁着看守不备，掏出一个拇指大小的小纸包，对我举手摆了一摆后迅速将小纸包扔在高高的蒿草丛中。我心里纳闷不明其意，张加毅做了一个让我去收捡那小纸包的动作，我心中仍不明白这小纸包里是什么玩意儿。过了一阵我也敲门报告要解手。看守带我到了小院，当我走到墙脚，佯装提鞋，敏捷地拾起蒿草丛中那个小纸包藏进了口袋。

不久我方便完毕，怀揣着小纸包，往回走的途中，忽然一眼瞥见一个小窗户里王冰瞪着双眼，激动地用双手互相紧握，举过头顶不停地晃动，示意要坚持，要团结斗争。

我快步回到屋里，急忙打开冒着风险捡回来的那个小纸包，只见里面包着一小片约莫0.5厘米宽的小薄铁片。我反复看着这小铁片怎么也猜不透给我这玩意儿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会儿，忽听得张加毅又“咚、咚、咚”敲墙了，我就回敲了几下，可是张加毅这次敲的声响总觉有点儿异样，他敲的位置总是从半人高处往墙根方向引导，一遍，两遍，三遍，总是这样从上往下敲，我突然发现那响声最后的落点是墙根边的电插头盒板。我陡然醒悟，这是不是张加毅要我打开电插头盒板呢？可是盒板四角拧着螺丝钉，怎么打开呢？噢！明白了，那小纸包里的小铁片不就是拧螺丝的工具吗？不过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那电插头的位置正对着房门，万一拧螺丝的时候被发现，至少会遭到一顿毒打，而且张加毅苦心经营的联系方法也给破坏了。但机不可失，也只有冒这一次险了。我连忙端了一个浸泡衬衣的脸盆放在电插头盒板前，用后背冲着房门挡住了大门上玻璃窗上的视线，就是外边往里看也只能看到我在洗衣服。事不宜迟，我迅速用小铁片拧开了螺丝，取下电插头盒板，露出墙里一截装电线的黄铜管子，铜管里头没有安装电线还是空的。此时铜管内突然有一根细塑料管子伸了过来，塑料管的头里露出一截小纸卷。我迅速抽出小纸卷藏在衣袋里，又赶紧拧上了电插头盒板，整个冒险过程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接着我稍稍调整了一下急剧跳动的心脏，才坐下来掏出那张小纸片夹在“毛选”中偷偷细看，纸条上写着：“这个通道非紧急之时不要使用。楼内厕所即将完工，今后联络可写在手纸上，扔在手纸篓里。去厕所之前敲房门时以两长一短为号。”

我看完之后忙将纸条点燃捏碎放在自制的烟灰碟中，心中窃喜在这与世隔绝、极度苦闷之际，难友之间终于有了秘密通气的渠道，这是十分难得的呀。

张加毅也用同样的方法，如法炮制和冯一夫接上了关系，不过冯一夫要打开电插头盒板比我更危险些，因为他房内的盒板是在床板底下。

五

这些日子里，那帮“左派”头目非常焦急，因为自发布了“特号战报”和非法抓人关进了“黑楼”之后，搞不出这个所谓“8·16杀人夺权黑会”的有力证据，广大群众疑窦丛生，颇多非议。

这一天夜色已深，再一次提审张加毅，主审瞪着两只血红的眼睛，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样呀，这两天想通了没有呀？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彻底坦白交待你的罪行才有活路。”

张加毅用锐利的目光直逼“红眼”：“我没有罪，你们要我交待什么？”

“红眼”冷冷一笑：“我问你，你参加了8·16杀人夺权黑会没有？”

张加毅哼了一声：“谁参加了杀人夺权黑会，谁就是婊子养的。”

“红眼”一听火冒三丈，一挥手两个打手冲上来将张加毅踩倒在地，另外两个打手用橡皮钢丝鞭猛力抽打，一个人打累了另换一个人，轮换着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把张加毅打得浑身上下体无完肤，还不许出声呼喊，只要一张嘴想喊叫就用军用大头皮鞋踢牙齿。“红眼”声嘶力竭地喊：“你不承认参加黑会，铁板定钉，打死你白打，无产阶级革命派宣布你畏罪自杀。”

此时，一个曾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什么特殊兵的，解放战争中被解放过来的人物，施展他特有的伎俩，一种名叫“背猪”的刑罚。即双手拧住张加毅的胳膊往身后一背，从肩膀上摔过来扔在地上，接着紧抓脚脖子快速旋转，疼得张加毅只好跟着滚动身躯，否则腿骨会折断。这样折腾了一阵，“红眼”一看火候到了，假惺惺上前阻止打手继续用刑。接着便把他们预先编排好的“黑会”故事，断断续续抛出来诱使张加毅入彀。张加毅当然无法承认这个天方夜谭，只是闭口不语。

无快亮了，一个头头假惺惺说：“好啦，今天我们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你也不好好想一想，坦白交待，从宽处理，拒不交待，死路一条。我们等待你悔过自新，你好好想想吧，机会难得呀！”

张加毅回到“黑楼”，带着浑身伤痛，越想越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忍着疼写了一张纸条通过墙上那电插头盒板通道送到隔壁我的房中。我连忙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看来狗日的非把我整死不可。老严，万一我被整死，望你照顾我的老婆孩子。”我一看不觉落下泪来，心想我的性命也不知能保得住否？

连日突击审讯几个人，都是用的这种手段，但都一无所获。

张加毅忍受着伤痛的煎熬，越想越觉得这道鬼门关很难过得去，看样子那些“左”派头头编造出了这个“杀人夺权黑会”的弥天大谎骑虎难下，死活只有蛮干下去，自己如果就这样硬顶下去，那只会弄得凶多吉少，怎么办？他伺机从秘密通道给冯一夫送过去一张纸条：“这样下去，看来王八蛋们是不会罢休的，我们非被打死不可，怎么办？”

冯一夫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回了一个纸条：“现在他们狗急跳墙，弄不出咱们的口供他们就会完蛋。我们就这样硬顶着很难过关，生杀大权在他们之手，将来非死即残很不值得。为了斗争策略上的需要，不妨暂时先承认下来。你可以将他们所透露的诱供内容编个材料，把材料告诉我和老严统一口供。还要设法和陈播、王冰、蒋先德他们联系上。”

此时我也通过秘密通道写了一个纸条：“如果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坚持斗争牺牲了还算个革命烈士。可是如今要是死在这些王八蛋之手，还落个反革命的名声，实在不值得。”

张加毅根据冯一夫的建议，立即将那些诱供中对方提供的“材料”，很快编出了一套交代“罪行”的内容，并抄写给冯一夫和我，让我和冯一夫把内容背熟，以便应付再一次审讯时之用。

不久，“黑楼”里的厕所全部完工了，按照老“王法”，上厕所要敲门，然后开门去方便，完毕后回房锁上房门才允许第二个人再去。张加毅立即通知冯一夫和我，停止使用电插头暗道，改在厕所内，联络纸条可放在手纸篓里，并嘱咐在手纸上还要抹上粪便，以免被发现，暗号是敲门时先两下后再一下。

事有凑巧，这一天我按规定走进厕所，刚进门抬头一看，意外发现蒋先德正在洗手，我一下子先是愣住了，但立即机警地指了指手纸篓：“纸条扔在这里，抹上大便，暗号敲房门先两下再一下……”话音未落，厕所门突然被推开，大概看守发现我进去时蒋先德还未曾出来。一个看守凶狠地大吼：“快滚！”蒋先德连忙一溜烟跑了出去。我心中暗喜。这意外的巧遇终于和蒋先德联系上了，接着我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张加毅。

自从我们四个人联系上之后，经过一番议论，最后全都“低头认罪”，承认参加了那个“8·16杀人夺权黑会”。只苦了陈播、王冰等人，和他们联系不上，他们只好多吃些苦头，还埋怨我们四个人没有骨头。

六

再说在全厂广大职工中，9·20那天发布“特号战报”时，把“走资派”和“黑帮”一抓，当天除了一些不明真相者，左右摇摆者和看风使舵者纷纷投向“造反左派”的怀抱之外，仍有不少头脑清醒者根本不相信有这么一个“黑会”，因之仍坚持进行说理斗争。可是如今冯一夫等的认罪书一出笼，犹如给那些和“左”派不同观点的群众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于是又有一些人倒戈投降，另一些则半信半疑暂时缄默。这使得“左”派们得意洋洋，胜利夺权已经在望。

“左”派们紧接着乘胜追击，继续逼供以便不断充实伪证词。而我们这些“罪犯”也不断串供，不断“交待”罪行。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待罪行”，使那些得鱼忘筌之徒欣喜若狂，可是却引起一个老谋深算的头头的怀疑，他和另几个头头商量：这“8·16杀人夺权黑会”分明是凭空捏造出来的神话，可是怎么会逼供出来的口供却基本一致呢？答案只有一个，“黑楼”里一定有串供的秘密渠道。为了摸清情况，马上命令那几个得力干将仔细侦查。

这天一个头目走进张加毅的住房内，两只贼眼骨碌碌地往门上、窗上、上下左右仔细察看，突然他的眼神停留在床边墙根的电插头盒板上，他眉头一皱若有所悟，迅速离开了房子。这一瞬间的情景，机警的张加毅全都看在眼里。他立即敲门报告上厕所，迅速用密信通知冯一夫和我，要我们立即把电插头留下的指纹擦掉，再洒上尘土，冯一夫和我当即照办不误。

不一会儿，果然头目和两个看守戴着白手套，神秘兮兮地走进冯一夫、张加毅和我的房内，二话不说，轻手轻脚把电插板上的插头拔了下来，用白布小心翼翼包上插头走了。当然这些笨蛋们一无所获。

“左”派头头们虽然为挖不出“黑楼”里的秘密串供渠道感到不安，但这也无所谓。反正“黑帮”们已经承认参加了所谓“8·16杀人夺权黑会”的罪行，而且在“认罪书”上签名画押公布于众，铁板定钉，再也翻不了案了。

“造反派”有了第一阶段的“胜利”，尚不甘心，还必须对所有关押在“黑楼”里的“黑帮”和“走资派”加紧逼供，为他们稳坐宝座扫清道路。于是他们施出了浑身架式，把日本法西斯的、国民党特务的以及从电影中看到的德国盖世太保们的各式各样酷刑，一一如法炮制。而且他们还有不少发明创造，试举几例。

盛夏时节，他们在冯一夫屋内换上了一盏100度的大灯泡，打开全部铁窗，把冯一夫的双手反剪，脱光衣服，只剩一条裤衩。不久已经满屋蚊子，他们立即关闭窗户扬长而去。此时屋内无数蚊子围住冯一夫猛力叮咬，咬得他全身到处是红肿的小包，不久小红包连成片形成一层半透明的大脓包，痛痒无法忍受。

另一种刑罚更是新奇，在“黑楼”外有一片桃树林，桃子熟了，几个“造反派”摘了一些桃子，还端着一脸盆清水来到冯一夫的屋内，一个“造反派”宣布：“今天文斗不搞武斗。”说毕把冯一夫捆住双臂，几个人拿着桃子往冯一夫光着的身上来回磨蹭。等对方已痛痒难熬时，他们在清水里把桃子洗净，一边啃吃，一边观赏冯一夫痛苦的表情。

再一种刑罚是审问行政科长王全（因为他同情陈、冯、严、王、张，公开说没有8·16黑会），四、五个人各拿一枝大头针往他的光身上扎，只扎得浑身红点，气氛非常恐怖。

这些“天才的发明”，真叫闻所未闻。连国民党反动派在“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中的刑罚都难以比拟。

“黑楼”可谓暗无天日，不少好同志被折磨得半死不活，有的被打得腕部骨折，有的腰部被打伤，有的耳朵被打聋，有的眼睛被打坏。而那些动刑的凶手中，有些原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有些是有杀父之仇、对共产党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反动分子。其实这些人才是货真价实的牛、鬼、蛇、神。可是如今却居然被选为“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有的入了党，有的进了基层领导班子。冯一夫讲了一句最典型的话：“咱们厂里，如今是国民党专了共产党的政。”

七

在这整天整夜无休止的刑讯逼供下，蒋先德这些日子心境特别不平，前几天虽然同意了冯一夫等提出的斗争策略，承认了自个儿也参加了那个“黑会”，心中总觉得不是味儿，不甘心就这样屈服。他写条子告诉冯一夫、张加毅，自己有想逃跑的意思。冯一夫的回音是“不可”，张加毅则“赞成”。蒋先德去意已定，下决心寻机逃出“黑楼”，以便在外头得到社会上的帮助，把厂里颠倒黑白的事公布于众。

这天机会来了，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当天色将黑未黑之时，蒋先德敲门要求解手，在卫生间里趁门外看守疏忽不备，迅速从厕所的窗户爬了出去。接着爬上围墙跳了出去，墙外是一片玉米地，他飞快从地里向远处奔跑。这时候“黑楼”里发现蒋先德逃跑了，顿时像开了锅似的叫喊开了，高音喇叭紧急呼叫几个战斗队集合追寻，可是为时已晚，蒋先德已经无影无踪不知去向。头头们当然不能轻易放过，立即派人搜查蒋先德城里父母亲的家，并对过去和蒋先德过从甚密的好朋友的家进行监视。在“黑楼”里，两个头头率领一帮看守到关押蒋先德的小屋里查看，他们将蒋先德的被褥和枕头全都撕开了，不料竟在棉絮里发现了好几张纸条，这些纸条全部是冯一夫、张加毅和我写的串供条子。“左派”头头一看欣喜万分，在证据面前，我们只得承认串了供。

再说蒋先德逃到郊外，在一个好友家中隐藏下来，连夜赶写了几份大字报，揭露厂里恶人当道，制造假案陷害革命干部的内幕。分别张贴到王府井和西单等地方最显著之处。这下子可把厂里的“左派”们气坏了，他们利用已经夺了权的势力，串通军委办事组政工组一个姓李的头头，大张旗鼓地向全国各地下达了通缉令，分发蒋先德的照片，非把蒋先德捉拿归案不可。

与此同时，厂里又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特大陷害事件：厂里有一个本来和我们这些所谓“黑帮”毫无关系的行政干部，他在文革一开始就和那些“左派”观点不一致，而且言辞很尖锐，因而也被诬陷参加了“8·16杀人夺权黑会”，被关进了“黑楼”。这个行政干部的妻子是厂里的工人，站出来和“左派”说理斗争，因而对她也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这个“黑老婆”，“左派”挖空心思想出了一个恶毒的绝妙办法。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一个搞专案的头目用甜言蜜语骗取了“黑老婆”的年仅四岁孩子的信任，把孩子骗到屋子里，拿出糖果和饼干给孩子吃，一面教唆孩子学他说的话，那头目说的是攻击毛主席的最恶毒的话，不懂事的孩子学说不误。最后还教孩子说：“这是妈妈教我说的。”头目和孩子对话时，旁边有人全部录下来，然后抹去头目的声音部分，只留孩子说的话，并接连在一起，于是一个反革命攻击毛主席的铁证出笼了。

在这段时间里，陈播、王冰不了解冯一夫、张加毅、蒋先德和我串供的情况，因而他们也无从交待，再用刑也逼不出任何口供。“左派”们迫于当前首要任务是集中全力捉拿蒋先德，先把陈播搁下，反正他是铁定的走资派逃不脱了。而对王冰，“左派”中一个老谋深算的头头出主意，针对他重感情和年轻气盛的特点，使用温和拉拢的方法诱其入彀。，先是通知他的家里，可以经常送一些诸如萨琪玛、核桃酥一类平时他爱吃的食品，还送一些当时比较高档的牡丹牌香烟以及茶叶之类的东西。同时“左”派头头会同军委办事组那个姓李的头头，经常半夜三更轮番来到王冰屋里进行“开导”。其内容则是：“你参加8·16杀人夺权黑会是被迫上了当，只要坦白交待就行了，你马上可以出去当导演拍片子，还保留你的党籍……”以此来软化王冰的对立情绪。

忽然有一天，“左”派们突然欣喜若狂地通过高音喇叭宣布了一个“好消息”，说今天把“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蒋先德捉住了！”

“造反派”把他推进一辆车内。捆蒋先德的是种名叫“法绳”的索，捆人的小老头是电影厂的杂役。他自称是袁世凯当总统时专门从大狱绑人到菜市口杀头的牢头。他熟练地把绳子勒在蒋先德的咽喉下边，使他的头不能稍抬，稍抬就痛得咽不下气，稍低就不能呼吸。对死囚押赴刑场时不怕罪犯喊叫，因为根本喊不出声来。这么一个牢头，“文革”期间却能在电影厂大显身手，可见掌权的“左”派们实在会挖掘人才。

回厂后，一批似狼如虎的打手们押着蒋先德连踢带推地进了录音棚，二话不说抡起棍棒劈头盖脸地一阵狠打，只打得蒋先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就这样一连打了三天，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将一个小窝头扔在蒋先德面前的地上。此时蒋先德已被打得遍体鳞伤，还多次晕厥过去。但歇了一会儿苏醒过来时，他心中很清楚，必须活下去，唯有活着将来才有可能跟他们斗争。他咬牙忍痛伸手艰难地拾起地上那个染着灰尘的小窝头，在衣服上擦了擦，勉强张嘴强咽了下去。

三天之后，据说已经把蒋先德的傲气打下去了，才连拖带拽地把他押回到“黑楼”，关押在楼梯边的一间只有二尺宽、五尺长的储藏室里。这屋子本来是摆放扫帚、拖把等杂物的，如今要塞进一个大活人实在很困难，蒋先德只得蜷曲着身躯，侧面躺在水泥地上，身下没有铺的，身上没有盖的，也没有枕头，身上穿着结了血痂的衣服，强忍着钻心的痛楚，以臂为枕侧着躺在地上。这样假如天气不热时还能勉强忍受，可是到了炎炎盛夏，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将嘴凑到门缝呼吸到一丝微弱的空气。

总之，“黑楼”是一座惨绝人寰、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从1967年9月2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69年4月5日。尔后全体“黑帮”和“走资派”又被武装人员押送到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并继续“触及灵魂”的无休止的批斗。

在我们这个小小电影制片厂，在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中，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精神失常，单是不堪凌辱而含冤自杀的就有编剧和导演四人。厂里大批创作骨干不是遣送还乡，就是调到地方厂去了。这一段付出了巨大代价的血的教训，应该永远记取，使之不再重演。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6期 宋美龄领导抢救抗战中的难童　作者：谷　鸣

抗战的1938年初，在武汉的妇女界知名人士发起了拯救难童的母亲行动。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多次参加有关座谈会，提出指导性意见。在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女共产党员安娥、陈波儿、曹孟君、沈兹九、徐镜平、杜君慧以及中共早期党员刘清扬四处奔走，争取支援。在多方努力下，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于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推举李德全为主任委员。当时很多人希望孙夫人宋庆龄来领导保育会，但考虑到推动国共合作和更有利于工作开展，邓颖超请刘清扬、史良和沈兹九去见宋美龄，希望她来主持保育会。宋美龄接受邀请，同时提出将保育会隶属于她领导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而这个组织的基础即是她先前创办的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圣罗以女子中学正式宣告成立。宋美龄在会上作了题目为《谨为难童请命》的讲话，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拯救难童义不容辞的责任。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会后，宋美龄特意会见了邓颖超，表示要“真诚合作，全力抢救难童”。

3月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选出17名常务理事，5名候补常务理事。后来在9月中旬召开的常务理事会上，宋美龄、李德全被一致推选为正、副理事长。为争取多方支持赞助，扩大影响，会议还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的领导人、军政要人、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香港和侨界人士、国际友人和驻华使节等。

战时儿童保育会一成立，即面临两项紧迫的任务：一是募捐；二是抢救战区难童，建立保育院接收难童。由于当时国家所处形势和政府财政状况，拯救难童的经费基本上靠募捐。按每个儿童每月最低生活费5元计算，全年需60元，面对千千万万要救助的难童，所需经费可想而知。在保育会成立前后，已不断有各界团体和人士为难童踊跃捐款，上至名流，下至百姓，都表现出了炽烈的爱国之情。这期间，为募捐而多方奔走的黄琪翔将军夫人郭秀仪，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和女儿冯弗伐贡献尤为突出。从3月10日至4月12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募款总计94845.23元，其中宋美龄个人捐款英镑10镑、美元15元、现款26389.63元，数额居首位。

1938年4月底，中国军队在徐州、郑州一线奋力抗击日军，战时儿童保育会即派出两路精干人员前往战区抢救难童。一路由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带队，奔赴徐州、台儿庄地区；另一路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到达郑州和开封一带。她们历尽艰辛，先后抢救出400多名难童，从枪林弹雨中撤退至武汉。1938年3月，保育会在汉口原日本同仁医院建立了临时保育院，以后陆续接收了550多名难童。5月1日，临时保育院举行正式开院典礼，蒋介石、宋美龄出席了典礼。

战时儿童保育，只是宋美龄整个抗战时期工作的一部分。她以所处的显要地位和充沛的精力，在多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参与空军建设，争取国际援助，慰问伤兵，救助难民。特别是在妇女工作上，更是体现了她的领导意识。1938年5月底，宋美龄以个人名义在庐山召开了妇女座谈会，邀请40多人参加，包括中共代表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的沈慧莲、唐国桢、陈逸云，救国会代表史良、沈兹九、刘清扬、安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张蔼真、陈纪彝、邓裕志，妇女界知名人士李德全、吴贻芳、俞庆棠，以及各地妇女代表雷洁琼、熊芷、张素我、曾宝荪、劳君展、杨崇瑞等。会上宋美龄提出，以新生活运动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为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全国性总机构。经各方协商，会议通过了沈兹九起草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新运总会妇指会进行了改组和扩大，下设九个组和一个联络委员会，宋美龄仍任指导长。

从1938年4月起，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各地分会和保育院陆续建立起来，接收难童。到1940年3月先后有江西、安徽、广东、四川、香港、福建、贵州、广西、成都、浙江、湖南、山西、陕西、陕甘宁等分会成立，下辖37所保育院。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也有9所保育院。另外还有接受总会领导、由基督教会创办的贵州伯特利保育院；由刘王立明为纪念为国捐躯的丈夫，个人创办的湛恩儿童教养院等。总计收养儿童15000多名。1939年10月20日，宋美龄在重庆求精中学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会议交流了保育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加强保育工作管理的各项决定。宋美龄还数次亲自视察保育院。1938年12月25日，在广西桂林遭到敌机轰炸的第二天，宋美龄就在保育总会副理事长李德全和广西分会理事长郭德洁的陪同下，视察了桂林第一保育院。1939年8月28日，宋美龄陪同蒋介石、孔祥熙、宋霭龄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参观重庆歌乐山川一院。1940年2月，宋美龄赴香港短暂休养，特意视察了香港保育院。尤为难得的历史镜头是：1940年4月3日，宋氏三姊妹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一起来到歌乐山的川一院，与孩子们共度儿童节。

1938年5月，日军对武汉轰炸加剧，保育总会开始分批将汉口临时保育院的难童由长江转运入川。6月保育总会在宜昌设置接运站，接送入川难童，由方雪琼、徐镜平负责。她们冒着敌机轰炸，克服运输船只紧张等困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至1940年6月宜昌失守前，成功转运汉口临时保育院和其他保育院的难童，以及在沙市收容的难童和在襄樊抢救的难童总计15000多名。1939年春末，日军向鄂西北第五战区进攻，均县保育院处境危险。院长罗叔章向保育总会请示后，带领500多名难童向重庆转移。一路上得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大力援助，经宜昌转运站安排，乘民生公司轮船于30日到达重庆，正赶上敌机对重庆大轰炸，根据总会指示，马上又向江北大田坎转移，路遇宋美龄车队，宋美龄了解情况后，立即帮助拦截车辆，又让随从找食品给孩子们充饥，师生们乘车顺利到达大田坎。后来在1940年，香港保育院向贵州转移。1944年日军发动湘桂战役，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的保育院纷纷转移。每次转移，保育院师生们都要克服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难跋涉。

战时收养的难童实行“保教合一”，把他们培养成为抗战建国的接班人。宋美龄指出：“现在孩子们无家庭教育，全靠保育院，我们是对他们负了相当责任的，我们应使他们自动的有能力的做一个国民，才不负社会及捐款人的希望。”保育总会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主持制定了保育院“教导实施大纲”，保育总会据此编写了教育保育生用的统一教材《抗战建国读本》。各保育院首先强调“加强儿童的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观念。”要“培养报效国家民族的英勇坚毅、刻苦耐劳的新生一代国民。”在具体方法上，劳动教育，职业技能培训，集体生活和健康卫生习惯的培养，针对“问题儿童”的措施等，都是十分有特色的教育实践。宋美龄在保育院长会议上提出过具体意见：“一是必须注意儿童的健康和生活习惯，二是我们要培养儿童的人格和启发儿童的义务观，三是我们要使儿童们知道国家的困苦和物力的艰难，要使他们特别刻苦和节约。”从1938年3月到1945年12月，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和分会所属的各保育院共收容教育儿童29849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为国家各个领域里的杰出代表和合格人才，以自己的勤奋工作来报答当年含辛茹苦养育他们的妈妈们。

战时儿童保育会集合了中国妇女界的精英，共赴国难，拯救难童，为神圣抗战作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一直有不合谐之音，国民党右派的触角也伸进了保育会。在总会，据保育会总会理事、秘书处干事赵一恒回忆：“一到开会讨论经费的事，几个国民党人就拼命吵，说是不能给陕甘宁边区的保育院经费了。宋美龄不表态，我不怕鬼神，拿出记录说：‘每三个月发一次经费，凡是保育院，都享受平等待遇。’坚持要给边区保育院经费。”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各保育院一批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纷纷撤离。宋美龄在对待保育院内国共双方的矛盾时，保持了一种中立的姿态。因为她心里清楚，凡是被认为是共产党或左倾的保育院院长和老师，也都是全身心投入保育事业的人才，在她出面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事业中成绩卓著。例如宋美龄曾在第一届保育院长会议上公开表扬直一院院长罗叔章，说她带领500多名难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两千里跋涉，从湖北均县安全转移到重庆，是立了大功的。

从整个战时儿童保育事业来说，宋美龄的领导确实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在由曹孟君主编的1946年第1期《现代妇女》载文说：“全国保育工作，都在蒋夫人的领导之下。这是保育工作尚能有一些成果的最有关系的事情。因为有蒋夫人在上头，有些从政治上来的困难就比较好避免一点。”1988年，是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50周年，邓颖超致函宋美龄，信中说：“回首当年，国难方殷，夫人致力全民抗战，促成国内团结，争取国际援助，弘扬抗日民气，救助难童伤兵，厥功至伟。”如今65年过去了，当年保育总会的理事，多已作古，而理事长宋美龄已是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岁老人，被她参与救助过的众多难童，也大都年过古稀，他们衷心祝福他们的蒋妈妈健康愉快长寿。（责任编辑庄平）

2003年第6期 郭小川的三起三落　作者：许人俊

郭小川，我国文学界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初期，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平，几经周折辗转，终于抵达山西太原，投笔从戎，成为王震将军三五九旅的一员，后任王震的机要秘书。在那火热的革命年代，他一手举枪，战斗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一手拿笔，饱蘸一腔热血，写下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诗篇，鼓舞部队奔向战场，英勇杀敌。人们赞誉他是战士诗人。

因他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充满朝气，深受王震、胡乔木、陆定一等人器重。

共和国诞生后，他不负众望，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一度成为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随后在数十年的风雨岁月里，他却屡遭磨难，时浮时沉，经历着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最终在57岁时英年早逝，令人极为惋惜。

红杏出墙受青睐反右落马遭灾难

建国初期，为繁荣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事业，党中央抽调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到中央宣传部工作。著名女作家丁玲曾任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任该处副处长。

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丁玲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结果遭上纲上线，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开展大批判。年仅35岁、风华正茂的郭小川天真地信以为真，在一次反丁、陈斗争大会上，他响应号召，积极发言。因语言尖锐，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很受中宣部长陆定一的欣赏，认为“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他年轻有为，有朝气，有才干，是左派人士，研究决定将他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兼秘书长。

郭小川为人朴实，待人热情，没有架子。初到作协，公家为他派了小车，他不坐，天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风雨无阻。第二年，他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工作任务更重，面临的难题更多。丁玲等人不断申诉，要求复查、甄别就是一大难题。

中宣部和作协决定，成立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受理此事。张的资历比周扬老，他主持的甄别组曾找100多人调查，对1955年大会批斗发言中涉及的人和事逐一核定，发现许多不实之处，不少人都把原先发言中最尖锐的词句删去。核实后的资料，重新打印，初步结论为：丁、陈二人不是反党集团。调查组将初稿交作协党组，确定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修改。

“丁、陈反集团”当初是上面定的，已闹得全国沸沸扬扬，人人皆知，如今查明不是反党集团，如何措词，确实让郭小川伤透脑筋。加之，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实践，他了解到文艺界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深感实际情况并非像一年前批斗大会说丁、陈的那么严重。这时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文字经他改了一次又一次，始终还拿不定主意。他寻思：既然反党集团的帽子成立不了，那只能换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也许上面好通过。他又改了七、八遍，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为丁玲写了一个犯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甄别结论。谁知送到中宣部审查，通不过，郭小川一筹莫展。恰好，一次讨论会上，周扬听到有人提出“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一词，颇感兴趣，示意郭小川可按这一折衷用语修改结论，他如释重负，迅速照办。1957年6月6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6月8日，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宣布为丁、陈平了反。

此时，政治风云又突变，丁、陈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下放劳动。郭小川因在早先写丁、陈平反草稿中，有“向丁、陈道歉”的意见而遭批评，被认为在复查丁、陈反党小集团中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经不起考验”。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受批判后，全国掀起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郭小川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不得不被迫检查，承认：“我写的丁、陈结论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文件，我不仅把丁、陈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还要组织上向他们道歉。”

更让他迷惑不解的是，两年前他利用夜晚和星期天，呕心沥血创作的长诗《一个与八个》，内容是说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视为敌人关押审讯。一次白匪进攻，犯人奋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壮烈牺牲，只有几人生还逃出。诗歌初稿完成后，他没有急于发表，先送著名诗人臧克家、徐迟过目，征求意见。他们均赞不绝口，说是好诗，富有感染力。半年后，他又送周扬审阅，周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说有人不赞成这类题材。然而，一年多后，全国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大批彭德怀万言书时，作协机关却把该诗稿赶印出来，作为反面教材，开了大会小会七、八次，批判他是“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有的领导人甚至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反右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写的！”“如果当时发表了，可能划为右派分子。”

作协党组也严厉批判，认为郭小川的错误是：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几次检查均不深刻等等。

他检讨：“这是严重的颠倒黑白，诬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但内心一直想不通。他曾设法调离这个复杂的环境，到湖北省委王任重书记和广西刘建勋书记手下工作。王任重欣赏他的才华，曾劝周扬放他一马，去湖北省委当秘书长。令他伤心的是，不仅工作没有调动，反而被批判“背着领导搞非组织活动，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和党离心离德”。这一打击使郭小川更为心灰意冷。

战士诗人显才华江青下令严追查

1960年春，我国受到天灾人祸的惨痛教训，全党和中央逐步清醒过来，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政治气氛开始缓和。据说，当时有人曾把郭小川写诗受批判之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毛主席主张诗人应勤于思索、幻想，多一些浪漫，因此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长于幻想的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此后，作协对他的批判就草草收场，大家见面都笑脸相迎，客客气气，只字不提昔日批判的右倾问题。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周扬亲自找他谈话，劝他不要调走。1962年6月，作协又以党支部名义向郭小川道歉，承认当初批判不当。

这些做法，虽然让他受伤的心灵稍有宽慰，但留下的伤痕毕竟太多，他仍然执意要求调走，寻找一个自由的生活空间。同年10月，他终于在胡乔木的帮助下，调到《人民日报》当特约记者。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长王震邀其同行，赴小兴安岭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使他得以深入基层，接触先进人物，搜集创作素材。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还安排他次年飞往大西北，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情况。走南闯北，使他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滚滚热浪。他创作热情高涨，沿途奋笔，先后写出了《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林区三唱》、《白银世界的黄金季节》、《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他的作品充满激情，文笔优美，情节感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胡乔木曾向中央高层领导热情推荐他的《厦门风姿》，并相互探讨文艺创作问题。

郭小川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他的名字更闪光彩，引人注目。他曾参与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的工作，八一电影厂邀他撰写了《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1965年，他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运动健儿们，写了《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文章充满豪气，情节动人，文采飞扬，轰动一时，郭小川三个字更是名扬海内外。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然而至，各单位都在划分黑线、红线人物，揪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因一直满怀政治热情，注重“突出政治”和“高举红旗”，故而被称为战士诗人，列为红线人物，初期未受任何冲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运动向纵深发展，滚滚恶浪也开始向他奔袭而来。一天，报社贴出大字报，要求“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示众！”接着批斗、审查，让他写交待材料，然后又被揪回作协机关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林彪一号命令下达，他又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审查。他虽身陷困境，但充满政治热情和富于诗情、思索的性格并未改变，劳动之余仍不忘写诗。一次，他写诗贴在墙报上，歌颂《长江边上的五七路》。诗中说：“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军宣队却认为这是诗里的阶级斗争新动向，说他不安心劳动改造，梦想回北京搞复辟，于是组织大批判，弄得他哭笑不得。

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人士，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武汉军区。当时是军队掌大权的时代，凡事只要军队领导机关出面，一切问题都好办。1971年，武汉军区决定向咸宁干校借他写《前进在光辉的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军宣队从命，郭小川也不推辞，他用诗人的激情很快就圆满完成了解说词的创作使命。影片放映后，军内外广泛赞赏，武汉军区赢得了光彩。兄弟军区羡慕不已，也争相到干校借调。那时到处时兴“借调”，不久兰州军区也借他写影片解说词，影片上还特地写了郭小川的大名。随后，沈阳军区和长春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紧追不舍，他又一次成了政治上的红人。

“人怕出名，猪怕壮”，这似乎已成了定律，郭小川也不例外。正当他在“文革”时期创作登上新高峰时，等待他的却是可怕深渊。一天，深居首都钓鱼台的江青，突然心血来潮要看电影。工作人员匆匆忙忙为她放映军队新摄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猛然发现影片上有郭小川的名字，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满天飞，又窜到西北去了，谁叫他到兰州去的？要追查！”

从此，各大军区只得小心翼翼，对郭小川敬而远之，谁也不敢再冒风险借调他了。他收拾好行装，返回湖北咸宁干校，继续埋头劳动。好在他群众关系好，历史又清白，查来查去无任何问题，最终宣布恢复其党组织生活。消息很快传到国家体委机关，《体育报》的同志精神为之振奋，大家知道他过去曾到《体育报》帮助工作。他回北京后，又满腔热情，精心撰写出《笨鸟先飞》，迅速在《新体育》上发表。不久，他写的《万里长江横渡》长诗，又在《体育报》上发表。

谁知这诗文又激怒了江青。她原以为上次发火后，郭小川已销声匿迹。然而一年后，他居然又登上新闻舞台，江青岂能容忍？认为郭小川不是孤立的人物，他与高层“走资派”有联系。他的出现，表明“走资派还在走”。于是江青再次下令追查郭小川是怎么借到国家体委的，指出“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

《体育报》一听吓了一跳，原来还准备让他写庄则栋成长的续篇，现在只好放弃。不久，文化部根据江青的旨意，勒令他重返湖北咸宁干校，再次隔离审查。

前几年干校几经审查，本已无事的郭小川如今怎么重新隔离审查呢？正当他迷惑不解时，专案组根据江青的指示，要他交待与林彪、叶群的关系，这又让他哭笑不得。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原来，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学习时，与叶群在同一处山上的相隔较远的窑洞住，当时叶群是杜惠（郭小川夫人）的朋友，有过一般往来。不久，林、叶结婚，后来因战争，天各一方，两家再未见过面。1949年林彪率四野进军武汉，叶群也抵达武汉，安排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恰巧郭小川也在那里，有过短暂共事。1960年国庆节，郭、叶两人分别多年后在天安门观礼时偶然相遇，曾有过一些交谈。叶群说林彪想找一些生动的语言教育战士，叶要郭介绍中国小说。郭也只说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书。后来，不知何年何月，叶群在笔记本上写了“文艺问郭”四个字。这个“郭”指何人，谁也闹不清。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专案组认为这个郭就是郭小川，按江青批示专案审查。更荒唐的是，他们认为郭小川一首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是歌颂林彪。于是，他再度身陷困境，他知道这是江青利用“九·一三”事件借题发挥，企图嫁祸害人。查了一段时间，因查无实据，同意让他暂回北京看病。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郭小川心烦意乱，莫名的苦恼在心中理不清，挥不去。无奈中，他在北京看病期间，通过秘密渠道向老领导写信吐露难耐的忧郁。此时，王震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列为国务院领导成员。他同情这位有才华的部下。这时，党内高层斗争极为激烈，“四人帮”正积极策划篡党夺权，两股政治力量暗暗进行较量。王震与纪登奎副总理通气后，多次找郭小川谈话，要他给中央写报告：要求转到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长期落户，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力争在改造中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郭立即照办，一份报告经王震送达纪登奎手中。

1974年1月10日，纪登奎在郭小川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并让中组部为他办理调动手续。一次，国务院开会，纪登奎对王震说：让郭小川到河南农村去锻炼，我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说了，让他安排。

事后，王震让秘书伍绍祖将有关材料立即转往河南省委，同时又找郭小川谈话，动员他迅速离开北京这个政治漩涡，到河南农村去避风，免让“四人帮”找麻烦。

这年3月，郭小川尚未来得及办理调动手续，他们就急令文化部于会泳责成郭返回湖北干校，随后又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刊登《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江青批示组成专案组对郭进行审查。郭小川刚回干校，即被隔离审查，勒令交待搞复辟活动的反动罪行。但这时干校已人心涣散，缺少战斗力。年底，中央批示五七干校解散，文化部咸宁干校也匆忙收摊，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郭小川例外，他被从湖北咸宁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监控。好心人悄悄嘱咐他：平时不要外出，不要说话，不要写东西，免得招惹是非。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干校整天装聋作哑，满腔愁云，闷头抽烟，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幸好不久，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接着又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全国政治环境出现松动，天津静海干校对郭小川的监管逐步放松，家里人可以来干校与他同室交谈，他重新感受到家庭温暖。

不久，毛主席批评“四人帮”对电影《创业》“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毛主席还批评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批评。”

郭小川在毛主席这些讲话的鼓舞下，精神昂扬地创作了《团泊洼的秋天》和《秋歌之六》两首诗，还写了万言的批评文化组文艺政策的《学习笔记》。

1975年国庆节前，静海团泊洼干校到处人心欢畅，金秋果实累累，稻谷飘香。10月6日，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来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令他奇怪的是，往日专案组总是瞪着眼珠，拍着桌子，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逼他交待问题，如今却和颜悦色宣布：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不仅没有留任何尾巴，而且连缺点、错误之类的字眼都没有提。更让他吃惊和兴奋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还在审查结论上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纪登奎是想借此将他调离“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

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就匆匆去见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摆脱了重重审查，获得自由，握住他的手表示祝贺。不久，又让他与纪登奎见面，郭与纪早就相识，是老朋友，两人交谈时又见到了李先念、陈锡联、华国锋等几位副总理。几位副总理向郭小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郭小川如实谈了对江青“四人帮”扼杀文艺的看法。由于国务院领导已正式批准他调离文化部，故而安排他到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并配了小汽车供他使用。

尽管“四人帮”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起先让他到河南，然后去湖南、广东农村搞调研，并特意嘱咐万万不要去上海。后来，因斗争形势出现新变化，又紧接着通知他，只能在女儿插队的河南林县活动，这样名正言顺，不至让“四人帮”找麻烦。

林县避风迎曙光英才不幸逝他乡

他离京时，王震再次面谈，嘱他在下边言行谨慎，少讲话，少接触人，等候时机，听从安排。

林县是我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县城，那里的人民战天斗地，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享誉海内外。由于省委刘建勋书记按中央指示，向县里打过招呼，所以，郭小川一到，就受到热情接待，安排在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吃住。他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加之，当时文艺界有些人在林县红旗渠搞创作，体验生活，大家常在一起就餐，有说有笑。慢慢地他就放松警惕。他曾向北京电影厂摄制组的朋友，谈论江青过去的私生活，说毛主席最近批评过她，还说邓小平同她有矛盾、有斗争等等。这些较为敏感的政治话题，都是当时忌讳的新闻，谈论时难免会让县里工作人员听到一句半句。他们认为这些新闻并非空穴来风，必有来头。于是怀疑郭小川是邓小平线上的人。尤其是当林县县委书记杨贵，调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后，县委对他更为警惕，态度也开始有些冷淡。在林县体验生活、搞创作的老作家华山，对此较为敏感，暗暗为他的言行捏汗。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对郭小川大发脾气：“你对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

果然，不出华山所料，不久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大力追查政治谣言。郭小川后悔没按王震要求谨慎从事，给自己和别人添了麻烦。他连夜给一位好友写信，叮嘱他把不久前写的信烧掉。因为郭小川在信上写道：“如果，他们（指‘四人帮’）上台，我会上太行山打游击。我相信我拿枪杆子绝对不比拿笔杆子差！”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病逝。郭小川悲伤得肝肠寸断，在林县招待所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整天不思茶饭，他耽心“四人帮”会趁机把邓小平等赶下台。首都开追悼大会那天，他抱着收音机听实况转播，密切注视时局变化。当听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他那颗久悬的心终于落地宽慰，然后长叹一声：“小平同志没事了！”夜里，他伏案写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接着复写、油印数十份，邮寄给亲朋好友。那时，全国政治气氛相当紧张，“四人帮”正在兴风作浪，好心人劝他不要印，不要寄，不要出声，静观事态发展。而他不以为然，坚定表明：“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过去打仗时没有丢，现在就得干！”大家佩服他的英雄气概和骨气，也为他的冒险举动捏一把汗。

在全国为周总理治丧期间，“四人帮”与人民为敌，百般阻挠群众悼念活动。首都群众忍无可忍，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抗暴活动。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不畏强暴，冒险到广场抄录了许多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连夜乘火车赶到林县。郭小川一边猛抽香烟，如饥似渴地细读诗词，一边默默地思索着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那时，他吃不下，神经严重衰弱，夜不能寐，终于积忧成疾，住进了医院，长达半年之久。这期间，又遇上朱老总、毛主席相继去世，更是痛上加痛，伤感至极，整天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连续不断的精神打击，使年仅57岁的郭小川突然变得无比衰老。他举步维艰，行动缓慢，病情加重，心思重重，夜里长时间不能睡觉，要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眠。

偏偏此刻，“四人帮”在文化部的随从于会泳等，又派两人专程到林县找他调查有关情况，这两人赖在招待所迟迟不走，坚持要同他面谈。幸好医生同情郭小川，紧密配合，让他事前服了一点安眠药，调查人员谈话不久，他就昏昏沉沉，思维混乱，口齿不清。调查人员无奈，大失所望，悻悻而返。

于会泳等当然并不甘心，他们妄图从郭小川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向上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后台。他们明目张胆声言：“查郭小川不是目的，他是通天人物，要一追到底！”另一人则阴阳怪气地补充道：“郭小川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人物，把他调到中组部，在批邓反右时又放到河南，定有高人指点。放到哪里查到哪里，到中组部也可以追查！”气焰嚣张，杀气腾腾。

10月5日，正义和邪恶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的时刻，双方即将摊牌。文化部核心组紧急布置：把郭小川的有关材料整理齐全，直接送张春桥批示，让中央各部委全力配合，将郭小川的问题彻底揭开。

第二天，文化部火速召集3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开会，宣布对与郭小川关系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会议主持人甚至公开宣称：“有人问王震能不能议论？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就要放手揭！重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追查到底！”

“四人帮”的随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就在他们召开大会宣布对郭小川追查到底的第二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就采取断然措施，代表党中央将江青等“四人帮”一一逮捕，宣布隔离审查。郭小川也由此逃脱了一场即将来临的政治大灾难。

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凭着诗人惯有的敏锐感觉，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郭小川的病情似乎突然减轻，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赴省城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奇怪的是，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兴奋之情。作为一名战士诗人，他恨不得马上奔向北京，以笔杆子作刀枪杀向“四人帮”。

18日晚上，夜幕已经降临，热闹一天的安阳招待所四处沉寂、幽静，人们都先后进入梦乡。惟有郭小川躺在床上，点燃着香烟，用诗人思维的方式在反复思考。他回顾过去，又展望未来，想了很久很久，翻来覆去，总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手上夹的烟蒂却未能掐灭，这万恶的烟蒂掉在衣被上，面积越燃越大，引发了火情，满屋烟雾弥漫，无人知晓。57岁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窒息身亡。他带着渴望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一腔热血，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成了他自己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莫大遗憾……

噩耗传到了北京，老首长王震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极度悲伤，曾含着眼泪对郭小川的女儿说：“正要给你爸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而你爸爸却去世了……”

郭小川匆匆走了，但他生前创作的动人诗歌、散文、通讯和他经历的坎坷人生，将伴着他光辉的名字永留人间。

（责任编辑洛杜）

2003年第6期 值得自豪的父亲秦川　作者：友　苏

静静的时候，我在想着：

许多人说，我在父亲病危、去世以及办理后事的过程当中最为冷静。我没流泪，我毫不分心地去做那些应该着手做的事情；我没有茶饭不思难以入眠，也没有让他在我的梦中出现；得空闲也没有去想想他。是一副没情感的心肠吗？不，不是的，我只是有种感觉，一旦我去想他、念他，我会伤心的。

“爸……爸！”……“爸！”……“老爸！”50多年里我们这样对他称呼过来。不过，真觉得叫“老爸”更为亲切。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不知道了。然而，打从2003年1月22日凌晨，他因为脑内大量出血昏迷过去后，我们叫着“老爸！”也不知道他还听得到不；在2003年1月29日中午1点05分时，对着老爸，我们已是百般呼唤而他不能应答了。没希望，也不可能，他就这么忽然地离开了我们，我们失去了他。老大，我的哥哥，心碎了！阳阳，我的妹妹，只要看她在伤心，我就想立刻抱住她，叫我不再看到她满面的泪水；老三，我的弟弟，我知道，背地里有他忍不住的哀伤。

送老爸走的这段日子里，有许多人到家里来，大多是熟悉的面孔。仰望他侧头似在聆听朋友谈话的彩色照片，那微笑的脸含着亲近，那注视你的目光有着机敏，人们叹声说着可惜，安慰我们要节哀。讲述从前，勾画着他的为人，即便是陌生的人们，那眼含热泪轻轻的叙说中，不断让我们感受到老爸的亲切，可爱，随之的敬佩中有我们的骄傲。他正直的人生，积极的耿直行为，可以体现在被冤屈的共和国领袖人物的亲人身上，还有那些普通的人们。刘源抽空来了，没有多少话语，深深地三鞠躬，紧紧地握手，我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一位大学教授，两次到家来，久久地坐着，湿润的眼角，口中不停地道出往事：“四人帮”横行末期，在怀念周总理的日子里，人们难以抑制的情感爆发了。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内外，广大师生们不同方式的表现，惹怒着“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们：“同南京事件没有差别！”“反革命性质！”面对严重的斥责和警告，老爸站起身来：“我是党委书记，这些事我一个人负责！”……对于那些可能被拘捕的师生，他对派来的公安人员说：“我们校党委能够自己处理。”严正而又巧妙地对付过去，师生们安然无恙。……即便是曾被“四人帮”恶意利用过的“反潮流”的孩子，在“四人帮”垮台后遭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时，得信后他也及时地去解救。……老师下午早退！为什么？他亲自到校门外地摊前了解情况：他们只是为抢买一毛钱一堆的青菜……为了生活，有什么可指责的呢？……大学的负责人挤着公共汽车去上班，被人粗鲁地踹下车门的情景，也让这位老师亲眼目睹并被深深感动。

……应当做的就去做，敢于负责，挺身承担着压力，在延安时期就被人称作“大侠”；一个不讲排场和不摆架子的“领导”，一位视上下级为平等的“普通人”，就被人们尊敬着。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原来就是这个样子。60多年前，他的领导王若飞、李卓然、张稼夫、习仲勋，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就是这个样子的。二十出头做李卓然秘书，让“领导”左找右找找不到人。后来，赤脚挽裤手捧一罐小鱼的他出现了。“怎么搞的……”领导说。“这小鱼放些盐炒炒可好吃了！”他就这样回答。结果呢？没事！日子艰苦么。在为布置会场插彩旗的杆子无法运来而发愁时，过路的周恩来让出了自己的汽车。就是这样。某高层领导享有些特殊供应品，而他会炒菜，于是就去帮忙，于是就经常一起吃“特供”。就是这样。不分职位高低尊卑，自然的同志关系、朋友关系，这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的传统，他没有改变它。中国共产党人“为真理而斗争”的品格，他没改变它。只要在一定的岗位上，他就这样做。张志新烈士的事迹首先出现在辽宁《党的生活》杂志上，读得他心中震撼不已，惭愧不如，大笔写上《为真理而斗争》的题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是一位普通共产党员忠于信仰的坚贞表现。以后，又发表了如陶斯亮纪念父亲陶铸的一些文章，再现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也是共产党人的优良工作作风。为此，1959年他却被错误地批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大鲨鱼”。那是在他经过五省农村调查讲真话之后。你看，1959年初他在《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人民公社调查报告》中，是这么讲的：“群众是知道虚报后的产量的，他们讽刺说：‘这是跃进数字’，是‘划码单上增的产’，是‘电话上增的产’。说：‘这是诓毛主席，诓共产党，诓自己的肚皮。’他们批评‘干部挣了顶子，整得我们饿了肚子。’”直接反映了农村广大社员群众对“大跃进”的实际看法，对虚报浮夸风的严厉批评。他讲真话，那就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后，他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4年里，在安徽省来安县半塔人民公社，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生产大队，住土坯房，与农村社员一道“享用”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劳动又算什么？穿草鞋，打赤膊，晒得黑黑的，锄地的动作……这样的照片有不少。往后看还有在河南西华黄泛农场“五七”干校时，也包括前几年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去考察时。这么多年里他始终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个什么“长”。他不愿接受前呼后拥，不愿享受“热情接待”，他喜欢自然。所谓“领导威信”在哪里呢？不是让人家去树立起来的，是由于自己的言行而带来。这种人与人的贴近，直言不讳的沟通，如今是多么地宝贵。

当然，我们所感受的“老爸”，多是生活中的、家庭中的父亲。他的工作、政绩，甚或错误，我们不可能直接地接触到，只有在生活中时时有些感觉。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此人不能重用”的阴影，也在我们成长道路中发生过“锻炼”的作用，即使我们的“前途”有些“不顺”。这些，当然不是他告诉给我们的。在我们从小成长到独立工作的人之前，他只是一位“家长”、“户主”，经常地不在我们身边：下放农村4年，参加社教运动3年，五七干校3年。不在身边的日子，我们尽情地玩耍，“自由”地成长，家里的桌椅被褥曾成为“战场”中的“壁垒”；大院里的孩子们相聚，自然有更大规模的“战斗”。但每当他回来时，就要检查我们的记分册，一个“2分”手掌上就要挨上一下。他没有说教——在我的印象中，细细想来他却时时都在注视着我们。1960年，他在“倒霉”的日子里，一次，一位同住机关大院里的干部在食堂排队买菜时愣说我“夹塞儿”，我哥和他理论起来。后来不久，爸爸回家来的时候批评了哥哥，说就是那位干部说了不对的话，他也不该说：“有你这样的党员，我就不入共产党！”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面对他的教诲。还记得上初中时，我曾是北京少年宫某体育运动项目的不错的队员，因成绩突出而被选送参加北京队的集训，以后，教练有意让我继续参加备战全运会的训练。我很激动，写了“为祖国争光”的决心书被妈妈转寄给他。结果，没获他的批准，还是让我“好好学习”，好不叫我心中梗梗。我想，你十六七岁就能从贵州老家只身跑到北京求学，以后又去了延安，我为什么不能自主自己呢？有点遭受打击。那么后来，1968年，我还是自主了一回，报名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不知他几时得到了消息，还到学校去反映过我有胃出血毛病的情况。但最终，他还是尊重了我的选择（包括插队回来到一家集体所有制纸盒厂当工人）。以后，我，还有我的在空军靶场当兵的哥哥，在新疆当兵的弟弟，在部队“锻炼”的当演员的妈妈，包括以后我的嫂子，几乎都会每周收到他来自五七干校或北京的信。每一封信都厚厚的，只不过，每页中那狂飞的字都写得很大。话并不是很多，但内含深深的亲情关怀。看着几页大字书信，每回你都会很乐，心中感受着温暖。

在没有说教的家教下，我们都能从自己身上找到他的一些影子，脾气、品格，甚至一些特长。他的孙子出了自己的小说，送给他一本书。他说：这算什么！我14岁就写过一本侠客小说。不错，受新文化思潮影响，初中时，他就爱看《三侠五义》，爱看那无声的电影，“之江书店”里他是常客，去读中外名著、鲁迅等人的作品，还参与了地下党办的文学团体“流波社”，在《少年大众》上发表自己的作品。“晴川”是他的笔名。1933年到北平学习，1936年参加了北方左联，办杂志《榴火文艺》。小说、诗歌都能写。在延安，他表现了很强的记忆力，被领导派去参加会议，不用记录，就能准确转达内容。那才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康生，口才加激情的讲演，让他着迷，以致用脑子记下了康生的许多讲话和经历——这也就成为后来他被康生“重视”为“大鲨鱼”的原因之一。到晚年，每每来了客人，不论是年长年幼的，都可以不遗细节地听到他描述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的故事。生动地让人羡慕，可惜没有带录音机来。他被人夸做活字典、数据库，我想也可以叫“党史教育基地”吧！

人们庆幸他身体的健康。赤水河里长大的，游泳是一辈子的爱好，快60岁时，还参加北工大教职员工的游泳比赛；70多岁时，一天几千米地慢游令人称赞。他善行走，晚年散步也是十来里地。说来也叫我笑，一次到南方去，上自动扶梯，有人要搀扶这位“老人”，被他甩脱开，自己却又不幸跌倒，扭伤了腰。要强么！就这脾气，不服老呢。

这个星期天，我们兄妹们又聚到一起，看着一部刚刚收到的专题录像片。2002年11月中，党的十六大召开的日子里，老爸在广州。一位真心为老同志服务的、做实事的青年人，“潘冬子”——大家这样叫他，在那里筹划建设“红军公园”，宣传红军的精神。80分钟里，我们又回到老爸的身边。镜头中，从机舱门出现的老爸，几分苍老，步履有些蹒跚。而跟着新的一天的到来时，我们又看到一位充满活力，一副童心，步伐轻松的老爸了。这里的气氛是他所喜爱，没有大堆人呼拥着，他高兴地说道：“这是回归自由，回归自然。”如同在家中，随意自如。他谈笑风生，好可爱的样子。要上山么？他犹豫了一下，又自信地迈出步子……看着他那么健康地行走着，我们却心酸了，这，离那2003年1月29日，不过才两个月的时间哪！

所以，当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有许多人说：“不会吧？！……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他。那么棒，还游泳！”有的人，是在给他拜年的电话中，听到回答：“他不在了……”于是就半天没有声响……一个热情的问候，换得一个不可能的不幸。

老爸，他走了！离开我们36天了！真的让人难舍难分，想他、念他，于是重又去温习他人生的“轨迹”。啊，明白了，老爸他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他还属于社会，属于党，属于人民。想到这儿，不由我们兄妹为他——我们的老爸而倍感自豪。

（责任编辑方可）

2003年第6期 李敷仁与《老百姓》报　作者：傅国涌

在中国报业史上，李敷仁和《老百姓》报具有独特的魅力，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迄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今天知道的人恐怕已不是很多了。

李敷仁原名文会，字敷仁，生于陕西咸阳县北杜镇一户贫苦人家，1913年考入咸阳县立高等小学校。1922年，他考入西安第三中学，曾被选为学校代表之一，参加了省学生会的工作，领导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

1928年8月，他在上海一家叫《生华》的期刊编辑部做编辑、校对，边学边干，这是他第一次接触新闻事业，为他以后办报打下了一些基础。当年他应邀回到西安，在国民党省党部宣传科当助理干事兼《中山日报》校对，后升任宣传科长、报社总编辑，写过《地皮将透的咸阳》、《虎口余生记》、《空前的大荒旱》等文，指出“天灾的原因是人祸——人祸就是军阀！”

1931年6月，在杨虎城资助下，李敷仁东渡日本留学，1932年3月，回到陕西后，先后在省立二中、汉中五师等学校教公民课，一干就是十多年。

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以鲁迅的话悼念鲁迅》一文：

他像个莽原上奔流的壮丁。他瞧见许许多多的死魂灵！在热风冷草中彷徨，瞻仰着桃色的云，南腔北调地吟风弄月，他更瞧见坏孩子盗表，青年人苦闷的象征，工人绥惠略夫。他于是以自由之笔，在夜的故乡里，朝华夕拾，作成狂人日记，尽量地呐喊，要救救孩子！……

1937年7月，他被陕西省教育厅派到国民党举办的庐山暑期训练团受训。10月，他却在西安师范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其实他早于1932年起就被国民党列入了黑名单。

1937年11月12日，在“七七事变”以后的烽火硝烟中，李敷仁和一群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办起了《老百姓》报，创办资金仅仅是两个新生儿满月的一百多元喜酒钱。这是他一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在第二期的刊头语中，他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以后他在1946年写的《忆〈老百姓〉报及其与读者的结合》文中说：“报纸要交给人民，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

《老百姓》报是周报，先是八开两版，后扩大为四开四版，内容有社评、评述、一周战事、社会情况、名人传略、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老百姓》报一共出版了113期，到1938年创办一周年时，共发行了100多万份，行销国内13个省，是全国影响较大、特点鲜明的通俗报纸，而且美、英、苏、法、加、瑞典、匈等国都有订户。

在李敷仁主持下，《老百姓》报以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辛辣、犀利的笔锋揭发贪污，痛斥奸商，宣传抗日，嬉笑怒骂，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产生了其他报纸无法起到的作用，不仅替老百姓说了不少话，老百姓也说了不少话。《老百姓》报因此被誉为“人民喉舌”，老百姓亲热地称《老百姓》报和编辑是咱“老百姓”。李敷仁索性以“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李敷仁的文章常常切中时弊，击中要害，1938年10月24日，他在42期发表社论《反对隔桌子打人》：

而今是民国了，老乡！不要说以民作主，就是拿官来作主，试问老百姓跑光了，你能打日本、建立新国家吗？你连白蒸馍都吃不进嘴了！孔夫子说：做官人要“使民如成大祭。”孟夫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皇上不值一个“大板儿”。前次国民政府到汉口开最高国防会议，大家商量好的议案，马上下令全国各省县政府，“如有违法滥权，侵害人民”，老百姓得依法上告或请愿，总要叫老百姓不吃亏才是。这是多么替老百姓操心的公事，所以我们大声喊叫，反对“非刑拷打！”“反对隔桌子打人！”

在《老百姓》报存在的不到三年中，它就经历了三次大收买、两次大分化。一次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后来是行动委员会和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陕西省党部先后找李敷仁，请他干一份兼差，还继续主编《老百姓》报，他谢绝了。收买分化不成，等待着他们的就是禁止发行、检扣稿件、上黑名单、逮捕编辑（常奋、董秋儒、佟添等三位青年为此坐牢，有的被迫害致死）等等，先是党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后是战区政治部新闻检查所，一字一句都要经过检查，目的就是要置《老百姓》报于死地。

1940年4月6日，《老百姓》报就预感不妙，在112期刊出紧急启事，称“现一面交涉一面出刊”。4月18日，他们倒填日期“1940年4月17日”出版了113期，也就是终刊号，李敷仁流着泪连夜写出《与读者告别》文，回顾了《老百姓》报走过的曲折艰辛的历程，表示：

中宣部下令各省新闻检查所，调验报社、通讯社的登记证，《老百姓》在一九三七年冬季开刊时，只得到省政府教字一六六七一号指令‘准予发行’四个字，而登记手续，从此就屡办不成。以至于四月十八日接奉长安县转下省府令，即日停刊！

《老百姓》报的停刊对李敷仁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他对朋友说：“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1942年10月，李敷仁被派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国民党封官许愿，蒋介石亲自接见，并赠送签名照片，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动心。

1944年10月16日，他在辛亥革命元老景梅九主办的西安《国风日报》开辟《农村周刊》，为老百姓大声疾呼。当地老百姓奔走相告，“老百姓复活了！”在11月12日发表的《勿谈国事》中，他说：

原来在前清的时候，……不管皇上多么混蛋，朝政多么黑暗，谁还敢放个屁！……后来孙总理起来革命，赶走皇帝，把专制政体改成“民主共和国”，就是说，国家大事应该叫老百姓来管，不应该叫皇上称孤道寡。……

现在世事变了，不但老百姓能够谈国家的大事，而且政府还要对这件事大加提倡；……大家越能谈国事，“国事才能变好”，大家也就能过幸福的日子了，反正国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情。

好景不长，不过一个月零六天，到11月21日，《农村周刊》只出了六期就被绞杀。

1945年5月21日，陕西省教育厅所属民众教育馆创办《民众导报》，四开小报，每周一期，请李敷仁主编。《民众导报》继承了《老百姓》报的传统，语言通俗，笔锋犀利，详细报道了咸阳灾情、县长刘发珏贪污及当地人民惩办贪官污吏的要求，刘重金聘请律师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广告栏中逐条答辩。李敷仁亲自到咸阳农村深入调查，组织老百姓推出代表成立“控诉委员会”，还鼓动学生成立“咸阳旅省学生驱刘后援会”，召开“咸阳旅省同乡会”通过声援议案。这一切《民众导报》都作了报道。他以记者身份参加驱刘大会，刘终于站在了被告席上，当局也只得当场宣布将他撤职查办，退还赃款、赃粮。从此李敷仁的名字就更传遍了咸阳城乡，成为当地老百姓心中的偶像。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民众导报》出版了25期，在大众化、通俗化方面下了功夫。1946年，当局开始追究《民众导报》的立场、背景及李敷仁和中共、民盟的关系。在当局的步步进逼下，李敷仁决定5月1日离开《民众导报》、离开西安。

但已经来不及了，国民党特务经过密谋策划，终于在1946年5月1日对他下了毒手。他们把李敷仁绑架到咸阳西北的苏家庄，向他开了两枪，第一枪没打准，第二枪从背部右侧射入，穿过颈项两动脉之间，重伤未死，被当地百姓所救。

李敷仁惨遭暗杀，引起各界抗议，西安各界组织了自卫委员会，教育界组成“五一”李案后援会，通电控诉当局的罪行。民盟中央向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重庆、上海、北平等地新闻界、文化界也先后通电抗议。李敷仁随后去了延安。

1958年2月19日，李敷仁因“心力衰竭”逝世。（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6期 沉痛悼念李慎之同志　作者：何　方

李慎之同志走了，走得仓猝，走得利索，走得完全出乎朋友们意外，走得连他自己也毫无思想准备。

今年4月2日，他因咳嗽去医院看病，一检查，说是轻度肺炎，被留下住院。7日，来电话问我对伊拉克战争的看法,仍然是谈笑风生，一如往常。我问他是否赶时髦得了“非典”。他说，恰巧相反，是典型肺炎。来时只当感冒，由于正好有空床，就让他住下了。现在已有好转，打算最近出院，只是院方还没同意。12日问他病情时，他虽然还是滔滔不绝，但已有点气喘，说是前两天又得了感冒，发高烧，呼吸有点困难。却又不无幽默地说了句：“看来也许大限已到，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开玩笑地说：“按制度规定，以你的级别，见马克思还不够格。”并劝他少说话，多休息。不想这已是我俩间的最后一次交谈，他的玩笑话也竟成谶语。14日得到他的病危通知，并告以病人已不能再开口说话。经抢救无效，4月22日10时零5分完全停止呼吸。真是突如其来，祸从天降，思想界一代英才就这样倏忽离开人世，连一句遗言也没留下，只是留下了他对国家前途和世界形势的无限关怀，留下了还有许多事情要做的计划，包括出文集和写生平。

朋友很早就建议他出本文集，但他总以文章不多为由相推脱，直到最近才改变主意，还同意整理一部生平，并应几位热心的年轻朋友之约作了口述录音，但未经过目修订，他总是放不下心来。至于想写的文章就更多了，他做学问涉猎甚广，对不少问题都想谈点看法，只是有如朋友们所说，过分“爱护羽毛”，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我们也曾谈到，鲁迅还不到六十岁，“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所以对想到要做的事随即得出“要赶快做”的结论（见先生1936年9月5日所写《死》，载《且介亭杂文末编》），何况我俩已是80年龄段的人。两人确有同感，又都叹“廉颇老矣”，写东西越来越慢。大约也与年龄有关，他还经常和我谈到死的话题。对此他倒很看得开，一再说死倒不怕，就怕病成残废或痴呆，不但自己受罪，更要累及家人。所以希望要走就走得干净利落，千万不可拖泥带水。这次他还真利索地走了，虽使大家感到意外和悲痛，但在他，却总算实现了个人的这点愿望。而且他的夫人张贻和子女也和他一样，都表现得异常坚强和达观。在他走后的当天下午，我去吊唁，借以对全家慰问。没想到他们是那样的镇静，反倒劝我节哀。这真使我感动，也令人宽心。

3月17日，一些同志相聚一起，开了个有关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的座谈会，我也接到通知，但因路远迟到。进门一看，真可谓“坐中多是豪英”，只可惜大半已白头。惟独慎之全部黑发，脸无皱纹，如果走路不用拐杖，谁也不会相信他已年届80。会后他送我回家，路上提到有关周恩来的一本新书。由于我们都曾跟随总理工作过，所以谈来很有兴味。他表示打算写一篇评周恩来的文章，只是思想还不够成熟。然后分手告别，互道珍重。不曾想到，这竟成了我们半个世纪之交的永诀。

我和慎之相识于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那时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代表团文稿起草组的一个成员。日内瓦会后即各奔东西，分头忙自己的业务去了。1957年他得中“钦定右派”，倒是预料中的事。因为他给人的印象一直都是见事快、意见多、爱讲话、没遮拦，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他多半会是跑不了的。事实证明，他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却一直没能改造成会听话的驯服工具。我虽然也没改造好，可遭遇过延安抢救，从此对政治运动不再那么积极，所以在反右派中竟安然无恙，还以当时所处地位帮助过几个同志免遭灭顶之灾，可是仍然在劫难逃。1959年虽没什么右倾言论，却因长期在张闻天领导下工作而被扣上反党宗派和机会主义两顶帽子，在人造的“三年自然灾害”中几乎送了命。从此，我和慎之相互自我隔离20余年，直到1979年才再次见面，还被调到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的深交和友谊，实际上是从这时才真正开始的。

1978年底，中央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写作小组”，胡乔木任组长，宦乡副之，从社科院、新华社、人民日报社等单位抽调了包括李慎之在内的二三十人，进驻钓鱼台原江青住的11号楼，任务是写一本《苏联是怎样变修的？》或《社会帝国主义论》的书。胡乔木只是成立之日露了一下面，后来就再没过问。宦乡开头还认真，但不久也忙别的去了，一个星期只来一次。正好这时我已恢复党籍，在邓力群的帮助下，挣脱出了外交部，随即被派去协助宦乡抓日常工作。大家先是集中阅读有关苏联的中外文资料，不定期地开点座谈会，出点反映研究成果和资料性的简报。后来觉得有些不好下手，也就逐渐松弛下来，座谈和闲聊已很难分清。慎之虽然还未恢复党籍，但早无“界限”可分，而他的谈锋既健，又无架子，常会吸引一些人聚集到他的居室。其实谈的内容也并没离谱，主要还是有关苏联的情况和中苏间的比较。这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全国又都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因此不管讨论还是闲聊，都可畅所欲言。虽然争论常有，也涉及到某些根本问题，但感到中央交给的任务实在无法完成，已逐渐成为大家的一致意见。因为以前断定苏联变修，这时已越来越感到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而更多地是出于感情用事甚至个人情绪。按照康生主持写的《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苏联变修的主要标志是已形成一个特权阶层，他们贪污盗窃、损公肥私、盘剥工农、肆意挥霍、排除异己、安插亲信，等等，这个阶层和人民的矛盾，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主要矛盾。所用材料都是出自苏联公开报刊上的揭露和批判。对此，慎之和大家都认为，和我们比较，这些材料不足以说明苏联变修，何况还是人家自己揭露出来的。至于对外政策，“文革”后胡乔木主持写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说苏联不但对内已是法西斯专政，而且对外实行疯狂备战，“是两个超级大国中更凶恶、更阴险、更狡诈的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因此对两霸不能“不加区别，等量齐观”。这实际上是在进一步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制造舆论。其实，无论是对苏联的定性还是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央不久就都作了根本改变。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不再以修正主义对待，只是三个世界的划分却迄无公开说明。直到1982年，李慎之在参加十二大的准备工作期间还就此当面问过胡乔木。胡的答复居然是：“不要相信那个，全是胡说八道。”（李当时就告诉了宦乡、李汇川、谭文瑞和我。见他所著《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2002年3月在南京的讲话。）经过这段工作，反而加深了大家对反修不以为然的意见。慎之就常说，原来搞了20多年的反修，既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不是意识形态上真有原则分歧，多半还是基于个人性格，为争国际共运（世界革命）的权威和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

“写作小组”既无所事事又没人管，而1980年初钓鱼台又要搞经济核算，一座楼每天3000元，不交钱就得走人，批准我们进驻钓鱼台的李先念也不管了。于是我们就向上提出申请解散的报告，理由两条：一是批苏修会被认为是指桑骂槐地批中国，因为有些方面中国也不比苏联逊色，而且还不愿公开揭露；二是批苏修势必会涉及以经济集中、政治专制、思想管制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而斯大林和这个模式又都是不能批的。但由于“小组”系中央指定成立，所以在无正式答复的情况下，也未敢贸然解散。后经胡乔木同意，宣布所调人员先回原单位工作，只剩下慎之和我无单位可回，遂搬到毛家湾当年高岗住过的小院留守待命。虽上有宦乡领导，但实际上就我们两人自己管自己，过了一段“神仙”般的生活：早晨同去北海公园散步，回来在小摊上吃一顿油条烧饼或豆腐脑，上班就各自读书或写作，晚上则利用当时有利条件，翻阅大量国内问题的文献和史料。休息就是闲聊，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慎之学识渊博，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但他有点狂傲，臧否人物没有几个是他看得起的。而他的某些刻薄言论也常遭到我的“抨击”，他却也从不在意。人们或许以为，慎之喜欢高谈阔论，时间大约多消耗在滔滔不绝的议论和与各方人士的交际中，其实这多少有点误会。他虽然天资聪慧，但也相当用功，他不但读的书多，还抄录了大量卡片和资料。1981年宦乡要我帮他起草一篇答复复旦大学一位教授谈帝国主义垂死性的文章，慎之那几箱卡片就大有用场。他虽只小我一岁，但思想敏锐，记忆力好，却胜我多多。古今中外一些典故，特别是人名，我往往话到嘴边还是想不起来，他却如数家珍，这当然与他的用功、常读不懈有关。

在钓鱼台和毛家湾这三、四年，虽然反修交了白卷，但别的方面还是有些收获。就我们两人来说，除连接上个人中断多年的国际问题研究外，更重要的是协助宦乡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在这之前，新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完全实行闭关锁国，几乎对外没有诸如互派代表团、举办讨论会之类的交流。在这方面，宦乡可说起了开山作用，慎之和我则是他的哼哈二将。例如单是1979年，我们就曾两次组团去美国，分别同哥伦比亚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讨论苏联问题、国际形势和中美关系，会后又访问一些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建立联系并商定交流计划，每次历时一月。紧接着去日本，情况相同，只是气氛更为热烈。在这之前，慎之还曾作为随行人员陪同邓小平出访美国。宦乡也率团访问过美国和日本。关闭了二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学术交流之门，就在这时被打开了。慎之英文好、善交际，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对外活动也注意分寸，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例如在和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变化研究所合办的苏联问题讨论会上，他在1979年11月8日的发言中就有这样的话：“苏联霸权主义仍然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而且影响及于一切问题。”（见我和他共同主编的《苏联问题讨论》第1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内部发行）据我所知，对这一看法，当时他自己和不少人就已不大以为然了。大的方面倒还注意，但他不拘细节。那时出国，经费紧，限制严，每人只发零用钱30美元，而且电话费自理。这当然对他造成一些不便。一次宦乡提前回国，让我代理团长，继续参观访问。谁知在20来天的时间里，他给在美国的老同学和新朋友打电话就花了百余美元，只好要求公家报销。还有一次在洛杉矶一餐馆吃饭，席间他和一端盘子的小姐攀谈，得知对方是博士，就自行加倍地付了小费。后来发现开出租车的、搬行李的，不少是博士，也就见怪不怪了。慎之确有单纯天真的一面。我们头两次坐美国飞机，总要相约，飞机上供应的食品一定吃完。他说，自1844年望厦条约以来，美帝掠夺我国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能吃回一点算一点。一路上总是正经话和开玩笑混杂一起，嘻嘻哈哈，轻松愉快，减轻了二十多个钟头乘飞机的疲劳。和慎之同行，真是一件快事。

这期间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在研究当前和总结过去的基础上就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向中央写报告，提建议。其中重要的一次是在宦乡主持下写的一篇关于调整外交政策的意见，主要内容是拉开同美距离，改善对苏关系，实际上就是改变以苏划线、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因为这时国际形势在趋向缓和，各国都忙于发展经济，显然我们也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对支援世界革命只可量力而行，不可像以往那么打肿脸充胖子和只交“穷朋友”，而应当广结与国，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应该说，这些意见（还有李一氓主持起草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站不住等重要报告），无疑对后来十二大许多新提法的形成起过一定作用。而慎之正好被胡乔木点名要去参与了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有关国际外交部分的起草，发挥应有作用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他并不总住玉泉山，而是得空就回毛家湾和我吹牛聊天，谈点内部情况、“小道消息”。他说，国际外交部分只要求写四五千字，但却集中了一堆人在那里“磨时间”，实在没意思，还不如回来轻松轻松。这当然是我所欢迎的，否则一个院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只要他一回来，就满院生辉，欢声不断，从不冷场。和他在一起决不会有寂寞之感。

我们办的第三件事，就是协助宦乡筹建社科院的国际片。以前社科院研究国际问题，只有一个从经济所分出来的世界经济所（所长钱俊瑞）。宦乡来后，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同意下，就计划大刀阔斧尽快建一批涵盖全球的研究所。但他手下仍只有我和慎之两人，遂决定先建两个研究超级大国的所，指定英文好又对美国情况较熟的慎之筹备美国所，我因学过俄文并在驻苏使馆做过几年研究室主任而被内定搞苏联东欧所。胡乔木也还介绍他的清华同学施谷来筹建世界政治所（后与世经所合并成现在的世经政所）。正在这时，得知中联部长姬鹏飞对研究工作没兴趣，打算取消或让出有四五百人的三个部属研究所（苏联东欧所、西亚非洲所、拉美所）。社科院当即去中联部商谈接收，只是对方要求保留房地产权。但三所驻地的张自忠路3号，曾是清朝的海军部和陆军部、北洋时期的段祺瑞执政府、抗战期间冈村宁次的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这样重要的文物场所，有关部门大约是不会让他们去建宿舍的。事实上，中联部后来也再没提房地产的事。在这之后，又从北京大学接管了南亚所（原为合办，所长季羡林，接过来后改为亚太所），还在世界政治研究所的基础上建起西欧所（现欧洲所）。既然有了二百余人、建制齐全的苏东所，当然也就不用我去筹建了。于是拉着黄牛当马骑，我遂被改派去筹建日本所。

办所的头两年，美国所和日本所可说是两位一体，同患难，共进退，有饭同吃，有房同住。当时没所址，就到处找房子，一年多时间，搬家三次，最后落脚张自忠路3号。这期间两所真是不分彼此，亲密无间，连上大课、开讨论会、政治学习等也多在一起进行。慎之和我，更是遇事相商，经常交谈。大凡办所方针、研究范围、机构设置，甚至人事调配，都要互相商量，他常戏称为“早请示、晚汇报”。在学术上，我们都主张兼容并蓄，反对研究机关染上官僚习气。此外，我们还有两项相约：第一，上班步行，不用车接（路太远时坐公交，所以都带月票。一次已到月底，我们被查出还用上月的月票，弄得十分尴尬，只得以忘记为由请求换票。人家一看是两个糊涂老头，也就没罚）；第二，不评职称，甘做白丁（后来有变，他升任副院长，按行政级别行事。我归研究系列，工资和职称挂钩，只好在几年后接受大家评的研究员）。第二项只有他做到了。但第一条两人却真坚持了近20年。至于国际片，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筹建不过三、四年，就已组成八大研究所和千余人的研究队伍，成为社科院以至全国一个国际问题的重要研究基地。国际片设有特别阅览室，每两、三个礼拜召开一次所长座谈会，进行吹风和务虚，商议课题和分工。而且还提出各所不但要做本学科的排头兵，还有责任推动全国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在制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时，也分别设了美国、日本学科的全国规划小组，慎之和我自然分任组长。小组还不定期开全国工作会议，研究分工合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后来，各学科的全国性规划不搞了，慎之和我又商定筹组美国学会和日本学会，使之成为权威性学术组织，以便推动和协调本学科的发展。应当承认，美国学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一门学科，李慎之是出了大力的。在记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美国研究时，必须记上他的名字和他的贡献。

最后还有一事应提到，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慎之和我还担负过部分对台工作。那时两岸已有接触意向，但渠道不畅，遂先以学者名义联系，这就自然成了社会科学院的任务。参加这一工作的人有好几个，但慎之属于主力之一。我单为这件事就跟他跑龙套去了两、三趟美国。他学识渊博、谈吐自如，能言善辩，应对如流，首先在气势上就把那些认为共产党都是“土包子”的人给镇住了。而且他长于交际，很快就结交了一批朋友，包括来自台湾本土的学者，著名的台湾留美四大金刚以至一些搞台独的人。后来这些人来大陆也都找他。由于他交游广，信息多，几次回来汇报还受到当时对台工作小组领导人杨尚昆的赞许。这件工作一直持续到他出任社科院副院长后，还让我和李寿祺替他去了一次美国。再往后，两岸交流日渐频繁，渠道也随之增加，自然也就用不着我们了。但不管怎么说，在开展两岸交流的道路上，总保留着慎之起步的脚印。

六、七年的相处，使我们真正做到了相互了解，也许称得上知音。不少人认为他孤标傲世、眼空无物。乍一接触或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如此。但来往多了，你就会发现慎之的主要性格还是待人以诚，完全平等，处世谦恭，毫无官气，和什么人都谈得来，有些还很快成为朋友。以我而论，既无学历，又少文化，真正的“土八路”一个，但承蒙他看得起，遇事不论大小，不分公私，都愿和我商量。我虽检讨了一辈子的骄傲，但对他却很尊重。因此几十年我们都算得上相处融洽，争论常有，却没有吵过架、红过脸。每到一起，总是谈论不休；分开后，也还互相牵挂。例如有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只听念了两句杜诗：“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我除申明“不敢当”外，问他什么事。他说，没事，只是想念老朋友而已，然后扯了几句闲谈。当时没当一回事，可现在想来，心头就别有一番滋味，岂悲痛二字可解。

1985年，慎之当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代替已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任总干事的宦乡，分工主管国际片，成了我的上级。但他不像某些人，没学会用权和摆谱，见人还是老样。熟人不分上下，也照旧称他“老李”。他的管理方法与众稍有不同，更强调发挥研究工作的主动性和独创性，反对学术上逢事干涉、管得太多，还提倡创建不同学派。他不会讲那些老话、套话和不懂装懂的话，不得不发言时总还有点新意，会给人以启迪，不像有些人总要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不是讲外行话，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馒头。他从上任起，就几乎没再开过片会，国际片他也很少来，有点“文景之治”，倒还得到各所领导的好评。我的习惯却是无事不去上级机关和拜见领导，一贯采取被动制。因此我同慎之几年的整日相处、随时交谈的生活就自然渐行渐远，只是有事通个电话。后来连这也无法继续。1987年宦乡确诊为肝癌，不久到上海住院，我又被调去做他的副总干事，主持中心的日常工作。离开社科院，工作又挺忙，从此和慎之的联系就更少了，有时几个月甚至半年才能见上一面，大有咫尺天涯之感。又过了一个时期，慎之从岗位上退了下来。我还继续搞国际问题，比他多忙乎了六、七年，直到八届政协换届，才正式办了离休手续。

离休后我即改行学党史，写点读书笔记。对此，慎之极力支持，只怪我改行太晚。意思是担心我来日无多，知道的东西写不完。其实，开始时我并没什么计划，只是想响应杨尚昆的号召，为被长期埋没和抹杀的张闻天做点“拨乱反正”工作。不想写到延安整风竟无法收拾，不能自已。要写的一部《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党史学习笔记，就形成尾大难断之势。因为说老实话，我不但有鲁迅的“要赶快做”的想法，而且担心写不完想要写的东西。这些笔记，我每写一篇，都必送几位友人审阅指正。可惜慎之对此，却不大内行。除少数文字，并提不出什么实质性意见，只是表示赞许，催我快写。这对我倒也是鼓励和鞭策，无形中增添了不少责任感。而我之所以热心于写延安整风，是因为对现有的一些书有些不同看法，想参加讨论。一则，我以为，现在我们从政治体制到意识形态管理，无不是延安整风奠定的基础，因此值得刨根问底，探讨得失。二则，有些自己记得的事情也不愿其随着时间流逝。例如下面所举，我就没在别处见过，不及时记下，也许可能失传。至于是否真实，现在可能已找不到旁证，留下总还可供专家考据。1939年我的抗大一位姓董的同学，买了丈余白洋布送请毛主席题字。过了一段时间，主席派人送回。只见上面写道：“血气旺盛的人最容易性急心粗，主观的（地）片面的（地）看问题。我们要冷静细心，客观的（地）全面的（地）看问题。单有自信心，容易犯左倾。单有不足心，容易犯右倾。自信心与不足心并有，那就不会犯错误了。”这个题词我记了一辈子。在抗大当助教时曾恭录纸上贴于居室墙壁，不少人看后也照抄了去。其中就包括与我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陈唯实和经济学教授张庆孚，以及许多同学和同事（现在不知还有几人健在）。对这些，慎之也有兴趣，但他最看重的还是对整风的历史性剖析和有关内幕的窥视。

近十年来，慎之写了不少文章，夕阳西照，显露出了他的才华。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但一般总会送我一份打印稿。看后，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有的甚至不懂。说也奇怪，我和慎之可说搞了一辈子国际问题，但正是在这一领域争论不多，其他方面却是经常“抬杠”，互不相让。例如他有一阵竟对新儒学着了迷，时常同我谈起一些有关问题。对此我却坚决反对，认定儒学不论新旧，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障碍。后来我要在纪念李一氓的文章中借题发挥，批一下儒学，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来函不但表示支持，还作了点反思。他在信中写道：“大概六、七年前，李一氓曾给上海的蔡尚思写过一封信，反对新儒学与说传统文化好的人，认为不能从五四倒退。我当时也有点迷于新儒学（主要是我那时认为，“文革”破四旧反传统是五四的延续，是反传统过了头的表现，因此有此思想）。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人是打着最最革命的旗号，复辟最最反动的传统。五四精神对中国不是不够，而是没有扎根。因此幡然悔悟，力主发扬五四精神，重视启蒙，因而有了近年来的一些文章。现在回想一氓同志坚持五四精神不动摇实在难得。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伟大正确之处。请考虑。”我没有保留别人来信的习惯，这一便函只是由于在写李一氓时作过参考，所以就夹在文稿中了，否则也会是进字纸篓的命，那就太可惜了。

又如，我也不大同意他在要求回归五四中抑鲁迅而扬胡适。过去对胡适的批判，不但过头而且有点不讲道理，现在进行拨乱反正是必要的。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确有大功，但在谈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五四精神时，也不必把他提得过高。我没研究过五四，不懂这段历史。但我凭直觉认为，谈五四首先应该大谈它的总司令陈独秀，是他大力倡导“德”、“赛”二先生，使之传遍全国，是他以身作则，把五四精神坚持到底。他的道德文章和不屈不移的人格风范，代表了中国的脊梁。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而且是名副其实和当之无愧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历史条件没能使他如愿以偿，回到党内，但是他最后的思想和表现仍然永放光芒。因此，谈五四，讲启蒙，第一位应当是陈独秀，而不是胡适。说对启蒙精神的理解鲁迅不如胡适，我也想不通。至于他的“革命压倒民主”、“救亡代替启蒙”，我更不以为然。但由于缺乏知识、没有研究，所以很难说出一套道理来。只是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就“罢战言和”。争论虽无结果，但我却很受教益。原因不但是由于他的学识渊博，可以听到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会促使我查书找材料，这又是一种学习。可见，即使在经常的争论中他也对我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帮我增加了知识，提高了文化。

我们经常相争，在熟人圈是出了名的。其实我们的相同意见并不少。最大的共识就是中国需要现代化，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人类是共通的，这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我们多年来提倡的解放思想和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当然，无论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都得讲法治，既不能以权代法，“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不可压制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们常在一起议论，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负责审批书报出版的同志，总不应忘记《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普鲁士新闻检查法的。历史证明，压制言论自由不可能长久，何况现在处在信息时代，压制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慎之本人近年的几篇文章就是证明。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共产党宣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85页）李慎之公开向世界宣布了他的要求，无非是尽早尽快进行民主改革，“还政于民”，给人民以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我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在自由、民主、富强的道路上迅速茁壮成长。现在慎之走了，但我相信，他追求的事业会有更多的人来继承，因此是一定会实现的。

慎之远行，使我失去一位知交。这些天来，我虽无伯牙碎琴之意，但却有丧魂落魄之感。我不能不写点悼念的文字，但又真不知应说些什么和能说些什么。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拉杂写了这一流水账，慎之当能谅我。

（责任编辑杜晋）

2003年第6期 悼慎之——我们大家的公民课教师　作者：李　普

李慎之走了。他4月14日报病危，24日去世。这是2003年，他刚刚八十岁。最初是何方告诉我，慎之报病危了，还不知道是不是“非典”。我把这个揪心的消息告诉了李锐、严秀，张宣三等几位老朋友。大家在电话里都希望他能闯过这一关，慎之不能死！他国学基础厚、读过不少中国古书，精通英文，古今中外能调动的资源多，这些都比我们强。所以他眼界宽阔，看问题深刻，需要他做和他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总之，他不能死，否则损失太大了，太可惜了，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大家怀着十分不安的心情，后来只能盼望出现奇迹。其间我还通报过一个错误的信息，是于光远的秘书小胡听错了又经过李锐传到我这里的。

最后，抢救无效，慎之终于过早地走了。他没患“非典”，是感冒转肺炎，这是老年人最要提防的，现在说不清他是不是在哪个环节被耽误了。他比我们年轻好几岁。现年六十二岁的学者杨继绳说我国现在有一批“两头真”的人物。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头是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直面现实。李慎之是其中之一。这样说是很对的。

一

在我们这些朋友中，可能数我跟他相识最早。1946年11月，内战已经开始，新华日报已经不可能在上海出版，我们夫妇俩从上海到南京等美军的飞机去解放区。慎之可能比我们先到南京，也是去等飞机的。日本投降之后，美国来调处国共两党内战，三方面在北平设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我们夫妇在1946年1月离开重庆新华日报飞到北平。慎之是在我们走了以后才进新华日报的，因此直到这次在南京才相识。我们天天在一起闲谈，但是相聚的日子不多，不记得谈了些什么，只觉得很谈得来，一见如故，很快成了好朋友。印象特深的是他侃侃而谈，对自己的见解十分肯定，表现得自信心很强。侃侃而谈可以改为夸夸其谈，这是个贬义词，不过我至今喜欢这种人。如果肚子里没有一定的货色，没有见解或者要隐瞒自己的见解，他夸夸得起来吗，特别是在我们这些人面前？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作为接管新华社五人小组成员之一，到了新华总社，我们又相见了。他常来谈天，说到新华社里几个他认为很有学识的人，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好朋友。也谈到他的住处太狭小，这方面我无能为力。有一次他说，中国社科院要他，好像是要他去当美国研究所所长。我赞成他走。他是所谓的“极右派”，我估计他在新华社很难再升得上去，这样的人才窝在新华社太可惜。我想他对当官不会有太大的兴趣，但是住房和医疗条件是年纪老起来不能不考虑的两件大事，而这在当时是由职位决定的。我建议他要社科院来调他的时候说明白是请他去当美国所所长的，这样我就好批准。那时我是新华社副社长之一，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这时，我在新华社任副社长，对干部的调动有审批之权。他走了之后，我在党组会议上提出：人们说新华社是藏龙卧虎之地，在新华社是条虫，放出去是条龙。因此我建议，今后凡是有机会到别的单位去施展的，我们不要挡人家的路。没人反对，算是通过了。因此我就更加放手有求必应，包括一位译著等身的专家要求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工作，和刚进新华社又联系好了到美国留学的大学生。有人说怪话，说谁要想出国，去找李某人好了。我确实放出了一些龙，慎之是条特大的大龙。顺便说说，那时新华社早已人满为患，这是计划经济的恶果之一。国家计划委员会每年要分配来六七十个大学毕业生，我们曾经要求停一年，让我们先把去年新来的培训一下。回答说那不行，你们不收，难道叫我们计委把他们养起来吗？把人养起来就是给个铁饭碗，它的另一面是把人管起来。要养起来才好管起来，因此各单位很自然地养成了一种习惯：只进不出，于是乎到处人浮于事。

这铁饭碗赛过孙猴子头上的花帽子，每当孙猴子被认为不听话，唐僧就念紧箍咒。好学深思、有独到见解、又喜欢发表意见的李慎之，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受苦20年，从此噤若寒蝉。经过毛老人家去世，四人帮倒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出现了早春天气，慎之还是心有余悸，只敢动口、不敢动笔。直到九十年代初，他才开始写文章。不很熟悉他的人一看，可能要认为此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二

我说不出他开始写的是什么。我知道的是，从全球到中国、从文化到政治、从回顾历史到瞻望将来，他议论的面很宽；不过大体上有一个中心，如他自己所说，“总是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呼号”。

他当然十分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我看过他这方面的两篇文章，都是在《改革》杂志集会上的讲话。第一篇在1997年11月，题目是《也要推动政治改革》。第二篇里他说：“事隔8个月，我已经从当时觉得‘应当’变成觉得‘必须’了，而且紧迫感也大大增加了。”他说促使他这样想的是许多事实。他讲到东亚经济危机不断深化，被世人目为东亚经济火车头的日本竟落到了自身难保的境地，突出的事件还有执政32年的印尼总统苏哈托竟在学生运动的压力下匆匆下台，持续几十年的每年高达百分之八的辉煌增长率也保不了他的权位。他还说到，一个人往往不知道自己在时代的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而我们不仅知道自己处在世纪的转折点上，而且“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

我抄下这些话来，还有另一层用意，是想借以说明他的眼界之宽阔和历史感之深沉。他确实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这是他的特色，我读他的文章常常感觉到这一点而自叹不如。

三

他寄给我的文章里有一篇《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___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文末用铅笔写了两行，请我阅后给他打个电话或者写封信。我没有立即答复，因为几天以后就见面了。我说我赞成他的意见。他文章中提出的“中国专制主义”就是大家说惯了的“封建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谈过多次，虽然每次不过三言两语。我的文章里曾经用过“封建主义”，后来不用了，改用“专制主义"，有可能是受了他的影响，不过我的看法略有不同。他说“封建主义”一词对中国不适合，那是日本人从欧洲翻译过来的，只适合欧洲的情况。秦始皇改封建制为郡县制，中国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是专制主义。但是最近从《同舟共进》今年第4期看到理钊的文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认为很有道理，不知道慎之以为如何，可惜再不能听到他的高见了。

理钊说：“李慎之先生等专家学者对自秦至民国前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命名进行了质疑，指出中国历史中只有西周时期才能称得上是名符其实的封建社会。”理钊肯定这个质疑有理，也认为“所谓‘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确是个不伦不类的谥号”。接着笔锋一转，写道：“然而，从思想精神或文化传统上讲，这貌似不伦不类的封建社会，却又是由纯粹的‘封建精神’来支撑的。”他的根据是：由“分封建卫”的封建制度可以看出，它是典型的“家长制”，“天子”是老子，受封诸侯是儿子，儿子听命于老子。一级级封下去，梯次明显，当然是等级制。“个人崇拜”更好理解，不将自己树成“天子下凡”、“半人半神”，其他人怎么会甘心做奴才，不生异心谋不轨呢？所以，“家长制，终身制，等级制，特殊化，特权和个人崇拜等既是封建制度的要求，也是其应有的表现。”

理钊的许多话很有说服力。他是在读了那篇尘封了二十多年的有名的《访谈录》——访李维汉谈他建议邓小平讲反对封建主义一文以后写这篇文章的。他希望随着这篇《访谈录》的解封，使对“封建”的解析也深入下去。这是我所赞成的，虽然我不是专家，更不是学者。我想慎之提出这个问题来，用意也在于此。我现在还有所保留的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确实等级森严，如理钊所说“梯次明显”。但是秦汉以来，郡县长官都是由中央派遣，而不是“一级级封下去”的。理钊说：为了扫掉“封建”，“首要的是必须仔细地看清它是一件何样的东西。”我真诚地希望大家继续探讨。

四

慎之可能是在现代中国从政治范畴重新提出自由主义的第一人。胡适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主义者，我们谈到胡适，也就谈到鲁迅，他们都是“五四”时代的名人，又是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2002年8月19晚李慎之来电话，称赞湖南《书屋》杂志第八期邵建的《事出刘文典》很好很好，很值得看。第二天黄永厚也来电话称赞这篇文章，说他读了好几遍。文章很长，主要是评论鲁迅与胡适，通过胡适等人反对蒋介石对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的非法行为，比较鲁胡两人截然不同的态度。

1929年，蒋介石国民党“北伐”成功，加上东北三省“易帜”、挂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表示归属南京中央政府，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局面。蒋介石国民党便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由国民党来训老百姓，等到训好了，经过国民党还政于民而进入宪政时期，那是将来的事。训政时期只允许存在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胡适、罗隆基这些自由主义者便在《新月》月刊上公开表示反对，主张实行民主，保障人权。胡适开了第一炮，借刘文典一事写了《人权与约法》一文问难蒋介石国民党。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由知识分子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中国的政治自由主义与国民党专制政府的第一次冲突、面对面的冲突。胡适说他不用匿名方式写文章，他说“我们所争的不是匿名文字或秘密传单的自由，乃是公开的、负责任的言论著述出版的自由。”结果是这些“人权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腹背受敌。正面是国民党政府的打压。胡适被国民党政府警告。罗隆基先是被抓、关了一天，后来又被敲掉了光华大学教授的饭碗。在北平的新月书店被查封、千多份杂志被没收。这些都不奇怪，奇怪的是鲁迅。鲁迅本来应当是盟友，至少他可以保持沉默，不料他却站在这些人权派背后放冷箭，客观上站到蒋介石国民党那边去了。

我再三读了邵建这篇好文章，心情很不平静。几天以后我说，问题还在于我们这些“时代精英”、三八式（1938年参加革命的人）及其两头的三七式三九式，甚至还可以伸远一点的“这个时代的精英们”，何以毫无例外都那么崇拜鲁迅、都那么看不起胡适呢？是不是起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当时的世界潮流、是革命而不是改良，这是主要的。第二是不是鲁迅这支笔了不起。慎之随口答道：是啊，你看他那篇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写得多好。后来我想还有第三，我们这些人太狂热，这狂热变成了宗教般的偏执，于是乎一叶障目而不见舆薪。从慎之的文章里我们看得到类似的更为广阔和系统的反思。

关于胡适与鲁迅，这两年我们多次谈起。我感觉到他思想上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越来越看重胡适，对胡适的评价越来越高了。不记得哪一份报刊（大概是《炎黄春秋》）最近披露了抗战时期胡风在重庆发动他那班朋友批评姚雪垠的事。我也看了那篇文章。慎之说披露这件事很重要，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胡风。我说看来胡风“左”，宗派主义情绪浓。他表示同意。我说我觉得鲁迅也是这样，在这两点上他们两人气味相投。慎之也表示赞同。他稍微停了一下，突然说道：“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他这个意见我也是赞成的。当然，我们并不否定鲁迅的伟大和胡风及其朋友们所受的冤屈。

五

他去世以后我重读了他几篇文章。他一再强调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说人生如果真有下一辈子，他愿意再当个公民教员。他说所谓“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的内容当然包括公共道德，主要的是民主宪政的知识，培养这种思想和习惯。这后一方面，我说过我自己就要补课，这些年我确实在认真地勤奋地补课。我读慎之的文章也带有这种补课的性质。前面说到的那场“人权运动”中，胡适、罗隆基们倡导的“人权”、“宪政”、“法治”等等，鲁迅实在听不明白，他读书的经历没涉及这一方面。瞿秋白、鲁迅《王道诗话》中引用英文“字林西报”所载胡适的谈话中说：“任何一个政府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这句话本身固然站不住脚，而且“权力”与“权利”也分不清。他们都是文化“泰斗”，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也应当补课吗？那一辈人早已不在了，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们如何？报载最近“非典”高峰期间，北京和广州有些大学生不听劝告离校回家，弄得湖南很紧张。那些大学生何以如此，我想恐怕也只有缺乏公民意识因而缺乏公共道德才能解释。慎之当过中学的公民教员，我想他应当是我们大家这一课的教师，事实上他已经起了这种作用，在这方面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家的这位卓越的公民教师过早地走了！我们留他不住！他的女儿正在编他的文集。他的文集能够在国内出版吗？我希望现在就能！

2003年5月12日

2003年第6期 送别慎之　作者：舒　芜

一

风雨苍黄五十年①，

今朝不信隔人天；

天人新策煌煌论②，

电笑波腾万口传。

二

回归五四喜同声，

尊鲁崇胡细较评③；

长记左家庄畔路，

冲寒偕访散宜生④。

①《风雨苍黄五十年》，是慎之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②汉代董仲舒有《天人三策》，为传世名文。慎之晚年文章，常谈“天人合一”问题。

③慎之有文章与我谈论鲁迅、胡适。

④散宜生，是聂绀弩的别署。他曾寓居北京东直门外新源里，乘公共汽车前往，在左家庄站下车。

2003年4月23日，慎之远行次日

2003年第6期 聂绀弩识知冯雪峰　作者：姚锡佩

一

月白风清身酒店，山遥路远手仇头。

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干校曾经天地秋，归从干校病添愁。

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

上述这首诗是聂绀弩在1986年纪念冯雪峰逝世十周年时写的，题为《雪峰十年祭（二首）》。 “月白风清”、“山遥路远”二词形象地写出了名如其人的雪峰严于律己、不畏艰险的高风亮节。不少人认为此诗颂扬了雪峰身在“莫谈国事”的酒店（社会）中，却一往无前地手写革命文章，不怕杀了自己的头，此即谓“手仇头”也！然而，审视全诗，我认为上述见解只是表达了绀弩“识知”雪峰“手仇头”的一个层面。令绀弩更为感叹、悲愤的手与头作对的事情，便是雪峰在革命阵营中所受的无数冤屈，为了顾全大局，写下了一些违心的文章乃至被迫检查。尽管结果他仍被无辜地开除了党籍，但他对党的忠诚丝毫不减，以莫大的勇气，决心书写一部由兴到衰的太平天国小说《小天堂》。诚如绀弩在《雪峰六十》中吟咏的：“酒边危语亦孤忠”，怎不让绀弩为这位有赤子之心的老友发愁？因为他们早已被打入另册，即使忠言，非但无人听，还言之有罪，故有“人不言愁我自愁”之叹。

第二首以“干校”喻文化大革命，雪峰深刻地感受到由共产党内部派系斗争延及社会的自相残杀，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目睹他曾为之奋斗半生的新中国竟是一片秋风肃杀的天地，怎能不忧愁？——“归从干校病添愁”，1976年1月31日他忧愤而死。虽说他死于肺癌，实为长期摧残所致。雪峰未死于敌人的枪下，却倒在各种“同志”的口诛笔伐中，怎不令人为之悲愤？又有多少像雪峰这样的“孤忠”之士，死于“自己人”的摧残？绀弩想起当年反清志士章太炎鼓励同牢邹容的诗句：“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不由问道：“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我最初读这首诗时，即为这一问语而震撼。因为它不仅肯定了雪峰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深深地引人反思：自辛亥革命以来，有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是为什么？这是1986年许多中国人思考的问题，而忠贞不贰的冯雪峰遭遇的悲剧性，更加深了这一思考和忧虑，正是：“识知这个雪峰后，人不言愁我自愁。”

二

文章注脚今天下，思想核心旧鲁公。

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

宋唐秦汉人揩眼，泰华嵩衡尔荡胸。

底事流离兼坎坷，万原上党又雪风。

这是绀弩《赠雪峰（二首）》中的一首，从诗的内容看，可能写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1967年冬绀弩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之前。因为在1966年《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了阮铭、阮若英夫妇的文章《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评〈鲁迅全集〉第6卷的一条注释》，完全否定了1958年对鲁迅（O.V.笔录）《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成因的注释，使30年代以来有关“两个口号”的论争又成为一场严重的政治问题出现在“天下”。不过，这次不是像1958年那样以一条偏向“国防文学”派的注释来批判冯雪峰（即O.V.），而是要借鲁迅这面大旗打倒原主张“国防文学”的“四条汉子”。至于1958年已被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早就被戴上“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帽子投入“牛棚”。绀弩的这首诗，正是对这种颠来倒去歪曲历史的愤慨，也是对历经流离坎坷的冯雪峰的信任和鼓励。他相信已看清历朝变故的雪峰，心中定能承受五岳风起云涌般的震荡，会明白这次新的灾难，乃中国大地刮起的又一次暴风雪。

对“两个口号”论争这一历史公案，绀弩自有看法。他对雪峰最初的亲身“识知”，即来自《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对他的指名批评。在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等所致的错误，那末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

这一批评无疑在绀弩的心灵激起不平常的波澜。记得1976年我第一次访问他，请教“两个口号”争论问题时，他刚从十年监禁中释放回家。这位历经批判、流放、刑狱的老人，貌已干枯，对30年代的旧账毫无兴趣，他久久不回答我的问题。但在难堪的沉默后，他竟十分认真地反问我：“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一直坚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可是鲁迅却批评了他。这个人名叫聂绀弩，就是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也就秉直相告：据新的《鲁迅全集》（征求意见本）对《答徐懋庸》一文的注释，绀弩曾作《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一位的”，同意胡风所说的，这一口号“会统一了一切社会纠纷的主题”。这种强调，实际上和“国防文学”的提倡者和解释者一样，都犯有争“一统”的宗派主义倾向。不过，我还看不出他的文章和鲁迅的意见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他不是也跟鲁迅一样说过“两个口号”可以并存之类的话吗？我奇怪鲁迅和冯雪峰为什么独独点名批评他？于是请问他是怎样看待这一批评的?可是，他再也不开口了。

直到我成了绀弩先生的熟人后，他才跟我略说30年代那场纷争。他痛心地说：唯心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文艺界有相当深的影响，因人立言，因人废言，因人而异的思想方法，往往造成文学界不必要的纠纷，也妨碍了后人对文学史上的问题作出正确的总结。当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本是冯雪峰、胡风和鲁迅一起商量形成的，但因为是由胡风首先撰文提出，就引起了提倡“国防文学”，且自居为左翼文坛领导者的大大不满，于是大开笔仗。冯雪峰为了顾全党提出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大局，建议并代病中的鲁迅起草了一篇正面阐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文章，同时纠正论争双方的偏向。点名绀弩，不仅因为他曾响应胡风的意见，还因为他与周扬、夏衍等“国防文学派”的关系也不错，不像胡风那样对立。后来我见夏衍晚年在为《聂绀弩还活着》一书所作的《代序》中说：绀弩“他很珍视友谊，他和胡风关系好，但不少文艺上的观点两人并不一致，有过争论，这无碍于他们的私人友谊。胡风被批，他不跟着反胡。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他是支持胡风的，在口头上和我争论过，这也无碍于我们的友谊。”确实，绀弩此人非争领导权之类，而且是难得的能把友谊和文艺观点、政治观点分开的人。

然而，当年绀弩看到这个批评时却很不解，本想再写文章，但胡风对他说，鲁迅和冯雪峰希望我们不要再写了。为了顾全大局，也出于对前辈的尊敬，他再也没有辩解过，也不记恨冯雪峰。这场左翼文坛内部的论争果真也在雪峰的斡旋下平静下来。不料，这一历史公案在新中国竟被反复颠倒，成了打人的靶子。正如他在诗中嘲笑的那样：“千手观音千管笔，一行和尚一行钟。” 他与我相识之初缄口不谈“两个口号”之争，即出于对这种歪风的深恶痛疾；而他后来之所以跟我讲这一段往事，也是因为出现了一位当年论争者讨伐冯雪峰的文章。尽管他和这位作者交谊不薄，但对友人鞭尸的行为极度不满。由此他更钦佩冯雪峰在周扬等被打倒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未有落井下石的行为，这也是他在重病垂危之际，颤巍巍地写下绝笔《雪峰十年祭》诗二首的原因。“相逢地下章夫子，知尔乾坤第几头”，表达了他对这位光明磊落、始终顾全大局的革命前辈的敬意。

三

早抛小布方巾去，时有普罗灵感来。

刚见论争通俗化，忽惊名列索维埃。

长征五岳皆平地，小饮三江一酒杯。

回想西湖湖畔社，九天阊阖一齐开。

冯雪峰60岁时，绀弩曾作《雪峰六十（四首）》，上述诗即其中的第一首。

绀弩一直尊雪峰为前辈、师友。其实，他们都是1903年同龄人，且几乎是同年以新诗走上文坛，又都早早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中，他们的性格还都以倔强、耿直著称。不过，从浙江义乌县南乡神坛村走出来的学子冯雪峰，有着浙东山民的坚硬刚直之风，而出身于湖北京山县市民家庭的聂绀弩，则有着散诞不羁之貌。

绀弩尊敬雪峰，是因为雪峰早在20年代初即与汪静之、潘谟华、应修人一起以“湖畔诗人”之名著称于文坛，而且在1927年革命低潮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因为雪峰有着坚定的信仰，在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白色恐怖中，依然以“画室”之名埋头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鲁迅所能信任的党内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1930年之所以能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党就是通过冯雪峰做鲁迅的工作，以其特有的真诚品格，化解了鲁迅与犯有“左”倾错误的“太阳社”、“创造社”的矛盾。他后来又领导文艺界展开文艺大众化、通俗化的讨论，1933年12月他去江西中央苏区之前，是上海左翼文艺运动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还是仅有几个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作家，具有很高的声誉。上述七律诗即描述绀弩最初通过各种媒介所“识知”的冯雪峰。

相对来说，绀弩在政治上走的是一条曲折的路。1920年他因在报上发表新诗，得到他老师孙铁人的赏识，被召到上海学习英语，介绍其加入国民党，参加“东路讨贼军”对北洋军阀的战斗。后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不久又考取苏俄莫斯科中山大学，在那里有不少师生后来分别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要人。而他当时的思想却很混杂，早已看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却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面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他竟置身事外，潜心阅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博览群书，故被同学戏称为托尔斯泰。1927年回国后任南京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中央通讯社副主任等职。直到1931年“九一八”后，因写抗日文章，批评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遭监视。他逃往日本，结识大同乡胡风，由其介绍参加“左联”，共同宣传抗日，1933年又一起被日方驱逐回国。1934年他由同乡吴奚如（共产党中央特科成员，曾为周恩来秘书）等介绍入共产党，曾被派往国民党康泽处刺探情报。但他主要从事小说、杂文等创作，因编副刊《动向》而与鲁迅相熟，并与萧军、萧红夫妇结为好友。这些友人无不敬重鲁迅和冯雪峰，因此在文坛常被视为鲁迅派或雪峰派。

其实，雪峰对亲近的作家要求更严，责令胡风、绀弩等顾全大局，不再参与两个口号的论争便是一例。不过，他也很信任这些友人。1936年9月，冯雪峰首次见到绀弩，便决定委派关系广泛的绀弩护送刚从南京逃出来的丁玲去西安，以便前往延安。当绀弩完成任务回到上海的那一天，正值举行盛大的鲁迅葬礼，绀弩即参加这一项由冯雪峰积极策划的活动，将灵柩护送到万国公墓。这是他们相交相知友谊的开始。

四

小帽短衣傲一时，灵山献颂见襟期。

头颅险在上饶砍，名姓岂惟中国知。

扬州明月茅台酒，鲁迅文章画室诗。

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上面这首七律是《雪峰六十》的第二首，是绀弩抒写对雪峰的进一步“认知”和崇敬。

1937年“八·一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绀弩即参加救亡演剧一队，离开了上海。而雪峰却因为不同意博古所阐述的以改变红军、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来求取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也不同意王明他们在白区工作的方针路线，与博古发生激烈的争吵，乃至执拗地向党请了长假，回到老家创作反映红军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当1939年深秋绀弩从皖南新四军转至浙江金华，参与邵荃麟等编辑的《东南战线》、《文化战士》、《刀与笔》等刊物时，恰巧雪峰也在金华找到邵荃麟，向其倾诉了他与博古的矛盾、争执，及未按组织要求去延安的缘由；同时汇报了自己在乡下写作及帮助建立宣传抗日政工队的情况。1939年冬，恢复了组织关系的雪峰，成为新成立的东南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显然，当时住在荃麟家的绀弩，对雪峰这时期的工作和思想是了然于心的，对雪峰刚直不阿、坚定不移的脾性，有了贴近的了解，因此更加崇敬，但绀弩深知如此性格者，很难见容于世。在延安，在大后方，绀弩都听到过某些人对雪峰和鲁迅关系的诽语，不禁又为其添愁。

1940年春末，绀弩被邵荃麟推荐到桂林任《力报》副刊《新垦地》主编。次年1月，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雪峰未及时按邵荃麟之嘱撤至桂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押至上饶集中营。在敌人酷刑、苦役，疾病、死亡面前，他不仅誓不供认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在报上发表与共产党无关系的声明，还串联难友，策划越狱；而且透过铁窗，仰望遥遥相对的雄伟挺拔的灵山，神思飞扬，奋笔创作长诗《灵山歌》，歌颂曾在那里辗转战斗的太平军和方志敏烈士所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他还写下几十首短诗，结集为《真实的歌》，抒写了不为敌人脚镣手铐锁住的思想和灵魂。这些诗在两年后雪峰因病被保释出狱辗转至重庆时，陆续出版。其时，绀弩也在重庆，他读了这些正气冲天的长歌短诗，不禁针对那些无稽的诽语，表达自己由衷地推崇鲁迅文章画室诗，“他人有此或非乐，我老是乡将不辞”。

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雪峰去了上海，他们间很少联系，但仍相互关心着。1946年，任中国劳动协会重庆福利社主任的绀弩妻子周颖及20余位同志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冯雪峰积极参与营救，终于获释。其后，绀弩去香港写了无数短小精悍针砭时政的杂文，雪峰则在上海创作众多隐喻人生和社会的寓言，在不同的地区和岗位上摧毁旧社会，迎接新社会的到来。

五

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

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

一夕尊前婪尾酒，千年局外烂柯山。

从今不买筒筒菜，免忆朝歌老比干。

1976年农历除夕，冯雪峰病危住院，次日走完了73年坎坷的人生路，含冤而死。而与他同岁，生于除夕的聂绀弩，却在这一年“四人帮”倒台后不久的10月，阴错阳差地以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从无期徒刑的牢狱中被特赦生回。当他得知可敬的前辈雪峰死了，悲从中来，痛惜知己：“天晴其奈君行早，人死何殊睡不醒。风雨频仍家国事，人琴一恸辈行情。枕箱关死千枝笔，忆鲁全书未著成。”痛定思痛，在这一年的12月21日手录《挽雪峰前辈四首》定稿，以志纪念。挽诗一经传出，便广为流传。本节开首所录的即其中第一首，第二联“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尤深入人心，因为他高度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遭遇和难为人知的心情，而这正是绀弩对雪峰和自己最最痛苦、忧愁的“识知”。

绀弩对雪峰最为亲近的“识知”，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雪峰领导下较长期工作之后。1951年3月，明知京城矛盾多的雪峰，以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原则说服自己，离开上海进京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上任后他选的副手中就有聂绀弩。当时绀弩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欲回京与家小团聚。但在工作安排上，不是他看不得上级的官气，就是上级嫌他太自由主义。雪峰却说：“绀弩这个人桀骜不驯，吊儿郎当，谁也不要，我要！”因为他知道惯于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绀弩，工作效率颇高。况且绀弩写的那些名文如《韩康的药店》、《论申公豹》、《论通天教主》、《论武大郎》、《探春论》等，都显示了丰富扎实的历史、文学功力和敏锐的历史穿透力，所以雪峰毫不犹豫地委任绀弩为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二编室）主任。绀弩也没有辜负雪峰的信任。

这一年9月绀弩一上任，就接受雪峰的指示：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雪峰强调整理遗产，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能随意删改古书；但可以通过注释条目再加上有分析的出版前言予以出版。这些提示对解放初期的出版工作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而当时具体执行这些指示的便是绀弩。

他们商定首先整理人民性很强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绀弩积极搜罗各种繁简版本及有关资料，进行比较研究、考订。在雪峰的支持下，绀弩还亲自前往传说中的施耐庵故乡苏北兴化及扬州、南京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绀弩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他的研究成果《水浒》五论，影响极大，他被全国各地邀请前去演讲达50余次。雪峰也在百忙中撰写了长文《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陆续在他主编的《文艺报》发表，起到了极好的先期宣传效果。因此当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重新校订、注释并有绀弩《前言》的七十一回《水浒传》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它视为新中国出版界的重大成就。

与此同时，雪峰和绀弩还想方设法罗致人才，研究整理《楚辞》、《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绀弩的工作方式很特别，如许多人回忆的那样：他住在出版社，习惯于晚上工作，很晚起床。常常衣冠不整就来办公室。谈工作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然不时会联想起工作上的问题，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有些工作，就这样定下来。

尽管在雪峰和绀弩的领导下，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出一本古典书籍，在社会上都产生很大的反响，但人事部却责难绀弩领导无方，一位新来的副社长也把“二编室”作为整顿的试点，并与雪峰闹矛盾。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也借“三反”运动之机，以官僚主义之名大肆攻击雪峰。对此，不怕别人说自己什么的绀弩，一反他平时不关心政治会议的常态，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把对方夸大之词，不实之情，非善意的气度，批驳得淋漓尽致。

但更大的风暴紧接而来。批判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时绀弩突然被监禁反省，逼迫他交代和胡风的关系，以及与某些国民党员如康泽等的交往。心怀坦白的绀弩便在检查书上一开始就自我定性：“我比胡风分子还要胡风分子”，实事求是地说明交情之深；至于和康泽等交往，则是为了给党搞情报和策反，当然也是鉴于跟他们有旧交情。如此深挖思想的交心，却依然不被信任。尽管内查外调后，打不成胡风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却非要给他扣上一顶“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帽子，开除党籍（后改为留党察看和撤职）。整个古典部也被打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小集团”。雪峰十分反感对绀弩等的打击，但他已无发言权，一股“用人不当，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炮火早已投向他，更何况其时他正在为《文艺报》写的一条按语而大受责难。

冯雪峰万万没有想到，他支持发表的李希凡、蓝翎批评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文章，竟会因自己写的一条简单的按语，遭来《人民日报》发文质问，被批为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是“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大批判。当他得知这是党为了进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需要，只得按上面下达的口径写检查。即使这样，他仍被当成替罪羊，撤去《文艺报》主编职。到了1957年对“丁陈反党集团”斗争时，雪峰又被点名。紧接着便是抖出1936年那篇经他笔录，鲁迅修改过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各种批判文章信口雌黄，无视原稿中鲁迅亲手批评“四条汉子”的笔迹，硬给雪峰安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对此，雪峰实难想通，他多次认真地深挖自己在对待周扬关系上的错误思想和做法，但都得不到谅解。他被告知：只要安上述罪名的口径写出检查，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即可保留党籍。一生视党为生命的雪峰，又一次牺牲了自我。结果，他仍被打成右派，开除了党籍。在通过开除的决议时，他竟举起了自己的手；最后又向支部书记声明：“决议上说的不符合事实，我从来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但我服从决议。我希望，今后有一天，事实证明是这样，我再回到党内来。”待回归办公室和家里时，他才独自伏案痛哭。这是何等的“锥心泣血”？又是何等的“手仇头”呵？

当早已成“右派分子”的绀弩惊闻雪峰所遭到的毁灭性打击时，他想到了殷纣王挖老臣比干之心的故事。“哀莫大于心死”，他连筒筒菜——无心菜都不敢买了，然而还得向党组织汇报思想。他只能以散诞的语言和行为表达自己的悲愤，说：“把我划为‘右派’，开始想不通，现在通了。既然冯雪峰是‘右派’，我自然也是‘右派’，我是‘雪峰派’嘛。不过我不是资产阶级右派，而是无产阶级右派，雪峰愿意去北大荒接受改造，我也去，雪峰走到哪里，我跟他到哪里。”

可是，组织上又以照顾年老的为名，把他们留在社里。绀弩却再也不愿看已变了颜色的“故旧”的面孔，也不愿做愚弱国民的“示众”教材，毅然去了北大荒。

六

荒原霭霭雪霜中，每与人谈冯雪峰。

天下寓言能几手，酒边危语亦孤忠。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言下挺胸复昂首，自家仿佛即冯翁。

这是《雪峰六十》的第三首，表达了绀弩在困苦中仍难忘雪峰高洁的品格和文学贡献。

1961年绀弩从北大荒回京，即去看望雪峰，并赠以诗，曰：

三年劳顿各东西，都在烟云变幻中。

何物于天不刍狗，此心无地避鸡虫。

鬓临秋水千波雪，诗掷空山万壑风。

岁序循还终古事，带来春讯是初冬。

此时雪峰和绀弩都被摘了“右派”帽子，他俩都曾出现幻想，故有“带来春讯是初冬”句。但他们不改的“此心”，又怎能有地避“鸡虫”？又怎能不被“天”当刍狗？他们只不过是“脱帽”右派，依然身在另册。当雪峰被告知他不宜创作描写长征的小说《卢代之死》，他伤心欲绝，只得把这部蕴积了他20多年心血的书稿，投入炉火，转而构思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天堂》。其思考即如绀弩在《雪峰南寻洪杨遗迹（四首）》中所写的：“大事何因终偾了，百年谁有一言乎”，旨在总结前人尚未说出的失败原因，以警世人。这时绀弩的幻想也打破了。他原想发表早在50年代就积累资料写成的古典文学论文，未料肯发表他论文的报刊《文学遗产》因不合潮流而停刊。他只得通过旧体诗与三五知友交流情感，雪峰便是他的知友之一。在他后来出版的《散宜生诗》中有多首赠雪峰诗，其中有一首即题为《雪峰以诗勖依韵奉答（二首）》，诗曰：

新题材更新思想，新语言兼新感情。

君每言之何切切，我能为之肯惺惺。

人逢寻壑常孤往，船到穿桥自直行。

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丁香花下读君诗，红在篇章紫在枝。

我本黔驴无武技，君之塞马有归时。

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最解庄生齐物论，无非物论本非齐。

从中可见他俩经常切磋诗艺，交流诗情。绀弩曾在《赠雪峰（二首）》诗之二中赞美雪峰：“君意掘泉比井深”。可惜雪峰的旧体诗不知何故仅存几首，其中有一首《塞童》：

天赐塞童千里驹，塞童驰骋乐如痴。

只因不学疏马术，立即颠身变缺肢。

从此永除壮士籍，徒然怅望将军旗。

男儿不得沙场死，祸福玄谈只自欺。

而上述绀弩“奉答”之二，恰恰是对《塞童》的唱和。显然绀弩并不像雪峰那样，一意从自身来找残缺的原因，倒是认定了“出水才看两腿泥”这一生活的真理，及“物论本非齐”的事实。正如他后来在《散宜生诗·自序》中说是北大荒的伐木劳动，产生了“高材见汝胆齐落，矮树逢人肩互摩”的体会，因此醒悟到“庄子以某种树为散木，以不材终天年”之喻，隐含了“‘无用（散）终天年’（适宜于生存）、‘无用之用，实为大用’（苟活偷生的大用）”的哲理。他从无期徒刑的绝境中生还后，更借用周文王九个“乱臣”中的“散宜生”之名为号，命所作的诗为《散宜生诗》，谓：“或能终此久病之天年而已”。事实岂止“而已”，这几百首“散宜生”旧体格律诗，已被公认是“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史诗上独一无二的”。绀弩不意自己会获得如此崇高的赞美，而这特色中不正有着雪峰对他的勉励，不正应着了绀弩的预言：“他日吾诗光景好，雪峰高耸大河横”！

综观现已收集的聂绀弩旧体诗中有关雪峰的诗，共有9组18首，在赠友人诗中无论是数量和内容上，都属最为丰富。还有一首最近才从关押他的司法机关档案中发现的无题诗，诗云：

丁玲未返雪峰穷，半壁街人亦老翁。

不穷不老京里住，诸般优越只黄忠。

未想这首蛰居于北京半壁街的小诗，竟成了判绀弩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由此可见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草木皆兵矣！

读绀弩赠、挽雪峰诗，犹如进入二人相交相知40载的情谊中，不由为两人的真性情所感动，为他俩坎坷的遭遇而感慨，为他们的思索而再思。遂发为文，纪念我尊敬的两位前辈百年诞辰。

（责任编辑方实）

2003年第6期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　作者：刘书旺　刘小清

“第三种人”苏汶率先启衅

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帜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第三种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

“第三种人”与“新月派”、“自由人”不同，他们不是资产阶级绅士政客、学者教授，而是同左联有着很深交往甚至参加过左联的“同人”，他们也曾翻译过苏联的文艺著作，并自称是拥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其代表人物即苏汶。

苏汶原名戴光崇，又名杜衡，1926年毕业于上海南洋中学，不久即与就读于大同大学的施蛰存和就读于震旦大学的戴望舒相识。这年3月，他们共同创办了《璎珞》旬刊。1926年正是第一次大革命走向高潮的时期，7月，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10月，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革命前进的步伐吸引了苏汶与他的朋友，于是，他们停办了《璎珞》，走出文学殿堂，投身到实际斗争中。苏汶与施蛰存、戴望舒一同加入了共青团。当时他们三人同住一个宿舍，可谓形影不离。特别是组织交给他们散发传单任务的时候，他们往往一个在前注意巡捕；一个殿后，提防有人跟踪；而中间一人则将预先准备好的传单塞入老百姓家的信箱、门缝。一日，苏汶与戴望舒到一个团小组所在地活动，遭便衣警察逮捕，后经保释出狱。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骤然紧张，他们随后即离开上海。苏汶与望舒同回杭州，而施蛰存则回松江老家。不久，苏汶因“心境非常沉闷”，遂与戴望舒一道来到松江。这样，苏汶、施蛰存和戴望舒在松江一起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办起了“文学工场”。其间，冯雪峰因北京军警在北新书局抄到他的一部译稿，扉页写有“这本译书献给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人们”，为此遭到通缉，被迫南下到施蛰存家。冯雪峰是颇负盛名的湖畔诗社的诗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共，既有铮铮硬骨，又重友情义气。冯雪峰的到来为“文学工场”增添了新鲜活力。在冯雪峰的影响下，“文学工场”开始翻译苏联的进步文学作品，苏汶亦由此受到进步文学的熏陶。1928年初夏，戴望舒在震旦大学的同学刘呐鸥从台湾抵上海，在虹口江湾租了幢三层小洋楼。此后，戴望舒、施蛰存应邀搬到小楼同住。随后冯雪峰、苏汶亦抵上海。这样，“文学工场”一班人全部移师上海。1929年到1930初，“普罗文学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大多数的作家，大概是为了不甘落伍的缘故，都‘转变’了。”左联成立时，冯雪峰是发起人之一，故而在他的介绍下，苏汶和戴望舒均参加了在上海中华艺大召开的左联成立大会，同时也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

从苏汶的这段经历来看，他已经从一个自由文学人进入了左翼文学的队伍。然而，苏汶在左翼文学阵营的后院“放了一把火”。

1932年5月，施蛰存在上海创办了《现代》杂志，并声明“本杂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不难看出施蛰存似乎想达到某种超脱，然而他不免率真。就在左联正集中火力批判“自由人”胡秋原时，苏汶在《现代》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扯起了“第三种人”的旗帜，开辟了新论战“战场”。

苏汶关于“第三种人”的典型表述是：

在“知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争着文坛霸权的时候，最吃苦的却是这两种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便是所谓作者之群。

施蛰存对苏汶的“第三种人”是这样理解的：

这话是讲得很明白的。所谓“知识阶级的自由人”，是指胡秋原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及其文艺理论。所谓“不自由的、有党派的”阶级，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文艺理论。在这两种人的理论指挥棒之下，作家，第三种人，被搞得昏头转向，莫知适从。作家要向文艺理论家的指挥棒下争取创作自由，这就是苏汶写作此文的动机。不是很明白吗？“第三种人”应该解释为不受理论家瞎指挥的创作家。

然而，左联对“第三种人”的理解却并非如此。“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左翼文化的压迫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们就公开打出小资产阶级的旗帜，声称他们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作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作家，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作家，算是‘第三种人’。他们在国民党压迫左翼作家，限制自由创作的情况下，不向国民党去争取创作自由，而向左翼方面去争取创作自由。”曾经担任过左联宣传部长、行政书记的任白戈的这番话则体现了当时左联对“第三种人”的定性。

左翼阵线不相信“不偏不倚”

事实上，苏汶并未成为如他所说的“第三种人”，而是在声援胡秋原。他讥讽“文学是个卖淫妇，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于是文学便只好从良。”同时，他亦认为“左翼文坛霸占着文学”，使“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画之类；而作家也不再是作家了，变为煽动家之类。”

左联阵营最早对“第三种人”进行痛斥的是署名易嘉的文章：

事实上，文学也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有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出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

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的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他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继之，周扬又写了《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一文，参与对苏汶“第三种人”的批判。

面对来自左联的声讨，苏汶又先后在《现代》上发表了《“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左翼文学即是文学“受某种政治势力的干涉”，“成了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于是高声反对“文学上的干涉主义”。

苏汶扛着“第三种人”的大旗，攻击左翼文艺的言论激怒了左联盟主鲁迅，鲁迅立刻写下檄文参加战斗，这便是鲁迅著名的杂文《论“第三种人”》，其中不无讽刺地说道：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面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鲁迅同时又针对苏汶关于“第三种人”因为害怕左翼理论家的批评而被迫搁笔的观点，作了反驳：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家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预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鲁迅的《论“第三种人”》是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论战的最有分量的一篇檄文。然而，耐人寻味的是鲁迅的这篇驳斥苏汶观点的文章却是先交给了苏汶，并由他转交《现代》杂志发表的。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左联对“第三种人”的论战，尚未形成水火不相融的局面，鲁迅对于苏汶，还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用说理的态度，希望他能认识错误，转变立场。冯雪峰生前回忆说：“鲁迅《论‘第三种人’》最后一句‘怎么办呢？’是我加上的，引用苏汶的原话，意在给对方留了后路。”

当年苏汶收到鲁迅《论“第三种人”》的手稿时，其心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并未将此稿扣下，而是坦然地交给施蛰存并在《现代》上刊发。这一细节可以说明当时这种论争，既有双方观点上的不妥协，又有私人情感上的包容，既有斗争上的激烈，又有方式上的平缓。“当年参加这场论辩的几位主要人物，都是彼此有了解的，双方的文章措辞，尽管有非常尖刻的地方，但还是作为一种文艺思想来讨论。”林默涵在建国后一次谈到当年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时，也有过类似之说：“鲁迅……那篇《论‘第三种人’》的文章，在理论上毫不妥协，指出作家超阶级的不可能，同时又有劝诱他们认识真理之意，而不是简单地骂。等到他们真正变成了国民党的鹰犬时，鲁迅先生就毫不留情地加以鞭挞了。”

“雨巷诗人”戴望舒等成为“苏汶之流”

当上海文坛围绕“第三种人”论战正酣时，与苏汶、施蛰存当年同在“文学工场”以后被称为“雨巷诗人”的戴望舒此时正在塞纳河畔的巴黎，戴望舒是自费赴法国索尔邦大学旁听的。学习期间，戴望舒选编了自己的诗集《望舒草》，并且翻译了《紫恋》、《苏联文学史话》、《比利时短篇小说集》以及《意大利短篇小说集》等。为此，他与法国左翼作家过从甚密。1933年3月21日，他参加了法国文艺家协会召开的大会，并应施蛰存之约，为《现代》专门写了《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

戴望舒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风闻国内左翼文坛对“第三种人”的批判，故而在文章的最后专门提及这一问题并亮明观点。这位也曾是左联盟员的青年诗人说：“在法国文坛中，我们可以说纪德是‘第三种人’……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于他的艺术的人，然而，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不一定就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法国的革命作家没有这种愚蒙的见解。”言下之意，自然是说中国的革命作家有这种“愚蒙的见解”。继之，戴望舒又说：“正如我们的军阀一样，我们的文艺者也是勇于内战的。在法国的革命作家和纪德携手的时候，我们的左翼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戴望舒当年曾与苏汶、施蛰存形影相伴，同气相求，故而对“第三种人”的同情完全在预料之中。本来这篇发表在《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的文章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鲁迅读到了这篇文章，他对戴望舒在万里之遥的欧洲仍写文章呼应“第三种人”颇有些不吐不快。于是挥笔写了《又论“第三种人”》：

中国的左翼理论家是否真指“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为全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据我所知，却并不然。左翼理论家无论如何“愚蒙”，还不至于不明白“为艺术的艺术”在发生时，是对于一种社会的成规的革命，待到新兴的战斗的艺术出现之际，还拿着这老招牌来明明暗暗阻碍它的发展，那就成为反动，且不只是“资产阶级的帮闲者”了。至于“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却并未视同一律。

鲁迅在分析了每个阶级都有“忠实于自己的艺术的作者”后，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是“戴先生用‘忠实于自己的艺术’来和‘为艺术的艺术’掉了一个包”，这才“显得左翼理论家的‘愚蒙’透顶了”。

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杂文中，点到了苏汶、韩侍桁、杨人之流的“第三种文学”。显然，在鲁迅的眼中，“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除苏汶外，还有韩侍桁、杨人。

韩侍桁是由冯雪峰介绍加入左联的。此前，他因在《语丝》上发表几篇译作而与鲁迅相识，并常有通信。他抵上海后，在鲁迅的帮助下，住进景云里与鲁迅相邻的一幢楼房的三楼，二楼住的是柔石。当时，韩侍桁与冯雪峰，柔石以及魏金枝等成为常在鲁迅身边的进步文学青年。

1931年秋，韩侍桁赴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他返回上海时，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已近尾声。为此，冯雪峰专门向韩介绍了这次论战前后的情况。韩侍桁自己说：“杜衡（苏汶）提出‘第三种人’口号时，我还在广州，根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到了1933年，我才写了几篇有关‘第三种人’的文章，可见我卷入得比较晚。但我有个想法却为时已久，我认为提无产阶级文学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搞无产阶级文学的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又不是无产阶级，他们对于无产阶级政治只是隔靴搔痒的理解。而在文学方面也没有一部像高尔基的《母亲》那样有切身体会的作品。我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形势下，并不是非此即彼，还有另外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文学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我赞成‘第三种文学’的主张。”由此可见，韩侍桁是自己主动投入“第三种人”怀抱的。

杨人是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成员，他早在1925年就读于湖北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时即加入中共，当时董必武还担任了他入党仪式的监誓人。杨人因当时出版有中篇小说《失踪》以及《战线上》、《狂澜》、《苦闷》3本作品集而在文坛享有知名度。1930年6月，杨人加入左联，以后又成为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一任党团书记，不久又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直属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杨人与胡秋原、苏汶、韩侍桁均相识，并且接触频繁，因而很自然地在文学观点上受他们影响。杨人曾写有《论“第三种人”的文学》的文章，以“和左联诸同志讨论”，称“左联放弃了最大多数的小市民和农民的群众，现在应该扶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而转变战斗的对象向鸳鸯蝴蝶派进攻，并且左联不是共产党，不应该以政党的立场为文坛的立场而对于‘第三种人’的作家加以攻击和非难。”该文当时未能发表，以后他改写成《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发表在《现代》第二卷第四期。

歌特的文章及左联反思

左联与“第三种人”的论战在上海文坛造成极大影响，也引起了各方关注。在此要特别提到1932年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的署名“歌特”的文章，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继之，则论述了这种关门主义的首要表现在于否认“第三种人”与“第三种文学”的存在，认为这是“非常错误的极左观点”；并称“在中国社会中除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文学之外，显然还存在着其他阶级的文学，可以不是无产阶级的，而同时又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不但存在着，而且是中国目前革命文学最占优势的一种（甚至那些自称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还是属于这类文学的范畴）。排斥这种文学，骂倒这些文学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的走狗。这实际上就是抛弃文艺界革命的统一战线，使幼稚到万分的无产阶级文学处于孤立，削弱了同真正拥护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学做坚决斗争的力量。”文章的结论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

歌特的观点高屋建瓴，显然不同凡响，给当时的左翼文化界震动很大。歌特是谁？一时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当然，这一答案在当时并未明朗，人们只能从文章的高度和语气中推测歌特一定是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事实上，直到近几年我们才从史学家的有关研究论证中了解到，歌特即当时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

张闻天的文章当时确有拨冗之功效。夏衍在其《懒寻旧梦录》的回忆中，以大篇幅谈到了这篇文章，并认为它“无疑是上海左翼文化运动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确实，张闻天文章发表后，左联部分同人开始对这场论争进行反思。冯雪峰即分别以“洛扬”和“丹仁”署名，发表有《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人”的倾向与理论》两文。其中无论是观点和语气都显得较为宽容。文章提到：“我们不把苏汶先生等认为我们的敌人，而是看作应当与之同盟战斗的自己的帮手，我们就应当建立起友人的关系来。”“我们认为苏汶先生的‘第三种文学’的真的出路，是这一种革命的，多少有些革命的意义的，多少能够反映现在社会的真实的现实的文学。他们不需要和普罗革命文学对立起来，而应当和普罗革命文学联合起来。”

很显然，冯雪峰的观点是受着张闻天文章的影响。事实上，鲁迅亦曾说过：“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茅盾当时也曾对夏衍和叶以群说过：“排斥小资产阶级作家，左联就不能发展，批‘第三种人’的调子，和过去批我的《从牯岭到东京》差不多。”言辞之间，不难读出茅盾对这场论争的基本态度。

在回望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的这段历史时，不能不特别提到“第三种人”的代表人物苏汶的结局。抗战爆发后，苏汶便抵香港，与在香港办蔚蓝书屋的陶希圣搞在一起，以后又随陶希圣返重庆，投靠了国民党，进入中央日报社。同为“第三种人”的杨人在组织派其往洪湖苏区工作后，因根据地失陷而逃往汉口，叛党变节。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6期 名将辈出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作者：徐　平　张志军

云南陆军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当时，晚清编练新军，计划在全国编三十六镇（师），其中第十九镇建于云南。新军编练亟需新型军官，清政府为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作出统一的规定：“各省应于省垣设立讲武堂一处，为现带兵者研究武学之所。”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护理云贵总督兼云南藩台沈秉经向清廷奏准，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原明朝沐国公练兵处，占地7万余平方米。1909年（宣统元年）8月15日，云南陆军讲武堂正式开学，高尔登为首任总办（校长）。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学科主要进行军事理论教育；术科是为配合军事理论教育而进行的实际技能训练。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如唐继尧、李烈钧、刘存厚、罗佩金、顾品珍、方声涛、王柏龄、杨杰等。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辛亥革命后，云南都督蔡锷将军下令将云南陆军讲武堂改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建的滇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战绩辉煌，故学校声誉日隆，威名远扬。邻省甚至邻国许多有志青年纷纷来昆明报考求学。据不完全统计，从第十一期至第十七期，朝鲜、越南来留学的青年达200余名。

1930年，龙云在讲武学校成立滇军教导团（全称“讨逆军第十三路军教导团”），龙自兼团长，除步、骑、炮、工四兵科外，增设宪兵、经理、交通三个区队以培养专业军官。教导团共办三期。至此，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学校共办22期，包括校内举办的各种培训队、班，共培养各类军官、军士约9000人。

1938年，按黄埔军校系列，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五分校”。黄埔军校的9个分校，均由蒋介石兼校长，具体实行主任负责制，昆明分校由龙云兼主任。依照黄埔军校系列定为黄埔第十一、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期，培训各类学员近8000人。抗日战争结束后，1945年9月，第五分校奉令停办。

云南讲武堂师生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

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开办时所聘任的38名教职员中，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分子占了绝大多数，总办、监督、提调三个最重要职务始终都掌握在同盟会会员手中，各兵科科长、执事官等也都是同盟会会员或革命分子。革命党人不断向学员灌输“推翻帝制，打倒列强，富国强兵”等训示，成为学员的奋斗目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纷纷响应，相继光复独立。为布置起义，昆明革命党人从10月16日到28日短短的十多天里，先后举行了五次秘密会议。会议决定了具体起义日期，并对起义的步骤、兵力和进攻路线都作了详细规定。10月30日，农历重阳节，起义爆发后，讲武堂师生立即投入战斗，总办李根源、教官唐继尧、刘存厚、张子贞、王兆祥、孙永安、王廷治等分别率领起义学生和部队占领城门、总督府和城内其他重要机关。作为这次起义主要军事力量的讲武堂师生，第一次向世人充分展示了这所近代化军事院校卓越的教育成果。起义军装备精良，士气高昂，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经过十几个小时激战，于31日下午控制了全城。

昆明起义后，成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军政府，一批讲武堂主要官员、教官调军政府任要职而成为领导核心，如李根源任参议院院长兼军政总长，唐继尧、刘存厚任参谋部次长，李鸿祥任政务厅厅长……

1915年12月12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下令改1916年为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消息传来，全国一片声讨，云南首先发动起义。12月25日，震惊全国的护国武装首义正式开始。云南组织了三支护国军和一支挺进军，唐继尧被推为云南都督总揽全局。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进军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黄毓成任挺进军司令，策应各路。护国军上至将帅，下至排、连长，绝大多数出身讲武堂（学校）。

护国滇军出师云南后，各省纷纷起兵响应，广西、贵州、陕西等省先后宣布独立。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袁逆于1916年3月被迫取消帝制。不久，袁即忧郁而死。云南首义，各省响应，再造共和的伟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12月25日被定为“云南护国首义纪念日”。

1917年7月，张勋拥清废帝溥仪复辟失败后，段祺瑞重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独揽国政，废除《约法》，解散国会。8月，唐继尧以“维护约法，以靖国难”的口号，联合滇、川、黔军，组成靖国联军，参加护法战争。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任命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共同领导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等。其中，以云南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的靖国滇军，是军政府所依靠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一位法国观察家在《香港时报》评论说，他见过的中国军队中，“滇军战斗力最强，特别是滇军军官要比广西、广东的显然要高明得多。……滇军素质上优越得多的原因，是他们在讲武学校受过严格的训练，他们在学校学习炮术、识图，认真进行夜间演习……”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兴师北伐，滇军积极响应，以讲武堂师生为骨干组织滇军北伐军，原讲武学校校长、云南省省长兼滇军总司令顾品珍自兼滇军北伐军总司令，原讲武学校教官张开儒任副司令，以讲武堂毕业生杨希闵、杨蓁、金汉鼎分任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任先遣军司令。讲武堂毕业生朱培德部，成为大元帅府拱卫军，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金汉鼎部编为第九军，范石生部编为第十六军，讲武堂前教官杨杰部编为第十八军，皆奋战在北伐前线。朱培德、杨杰还先后担任北伐军总参谋长。讲武堂毕业生、贵州省省长兼黔军总司令卢焘，派胡瑛、谷正伦两部进攻广西军阀陆荣廷，策应北伐，巩固了大本营，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讲武堂和讲武学校毕业生纷纷率部奔赴抗日前线，军长曾万钟、孙渡、卢汉、王甲本、杨宏光，在中条山会战、台儿庄会战、湘桂战役、江西战役、长沙会战等重大战役中，浴血奋战，杀敌报国。军长唐淮源、王甲本，师长寸性奇，旅长陈中书，团长尉迟毓鸣、黄仙谷、薛金吾、潘尔伯、董文英等一批讲武堂毕业军官血洒疆场，壮烈殉国。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领导八路军和抗日联军同日寇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不少讲武堂将领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加入人民阵营。领导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领导云南起义的龙云、卢汉、第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第七十四军军长余建勋等，对促进东北和云南的解放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云南讲武堂走出了两位元帅，二十几位上将；更令人惊奇的是，有三个国家军队的总司令出自这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元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崔庸健次帅，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大将。

云南陆军讲武堂作为革命军的摇篮，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将星闪烁，冠盖云集，从这里先后走出数百名将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有数十人，他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其中较著名的有：

教官和官佐：

李根源（上将，陕西省省长，粤滇军总司令）

顾品珍（上将，滇军总司令，云南督军，云南省省长）

唐继尧（上将，云南督军兼省长，靖国军总司令，建国联军总司令）

李烈钧（上将，江西都督，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张开儒（上将，滇军总司令，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

罗佩金（上将，护理四川督军，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

刘存厚（上将，四川督军，四川陆军检阅使）

赵又新（上将，川滇黔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

杨杰（上将，陆军大学校长，代理参谋总长）

毕业生：

朱德（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叶剑英（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崔庸键（次帅，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

武元甲（大将，越南国防部部长兼越南人民军总司令）

朱培德（一级上将，参谋总长，代训练总监）

金汉鼎（上将，代理滇军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

范石生（上将，滇军第二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

胡瑛（上将，云南戒严司令部司令）

盛世才（上将，新疆临时边防督办，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赖心辉（上将，四川边防军总指挥，四川省省长，第二十二军军长）

龙云（二级上将，陆军副总司令，军事参议院院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卢汉（上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云南省主席）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6期 迈出封建国门的首批留美学生　作者：木　华

中国留学海外的历史，最初萌发于明末，有一个叫殷实勤的学士，因偶然与一个来自西亚地区的教士认识，从他那里了解了不少中东、中欧地区的经济文化，从而生出了“去外面看看”的念头。但当他想请人造舰“出去”时，遭到所有人的反对。他便决定带上八名弟子想通过西边去“外面”看，但途中却被抢匪洗劫一空。随后有人请军队相助，想去海外，因而引起朝廷关注而下令严禁“海外交流”之行为，并于1754年，杀了三个逮皇令者。再次真正出现这种与海外交流的声音，则已是在清末了。按照中国人几千年的思维习惯，他们对外部世界既陌生又不感兴趣。他们只愿意“就地繁殖”——包括子孙的延续和文化的继承，这使中国人几乎毁灭性地强迫自然资源维持着他们世世代代的生存。在中国，背井离乡可谓最悲惨的境遇。而对于那些走进中国国门的外国人，中国人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不避河海之险，不惮跋涉之劳”来到中国。中国人曾经固执地认为：外部世界即为“蛮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真的看见了来自外部世界的“蛮夷”，中国人把他们描述为：鹰鼻、猫眼、红胡、灰毛长满全身，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发光，到了中午就睁不开眼睛，说话的声音像猴子叫，浑身发臭，吃东西用手抓，等等。

西方舰炮轰开国门，中国人被迫接受外部世界。一个叫容闳的中国青年，第一个举起了海外留学的大旗

19世纪中叶，由于国门被西方的舰炮轰开，中国人开始被迫地接受外部世界。当这种被迫转变为对外部世界有了不再盲目自大的认识后，1872年，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促成了这个古老国家第一次派出留学生赴美学习。1847年，一个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因“身体虚弱”，辞去了澳门马礼逊中学校长的职务，准备偕夫人回国，他愿意带“三五旧徒，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虽然大多数中国人对“野蛮人居住的地方”极其恐怖，但学生中竟有一名叫容闳的人，因想见世面而“惟愿与赴美”。容闳被布朗带入美国，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1855年学成回国。因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容闳“更念中国之国民身受无限痛苦”，认为要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只有让更多人能接受到“文明之教育”。

1868年，一直追随曾国藩创办洋务的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曾向曾国藩力荐容闳去美国采购机器设备，以创建日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因为容闳刚一得知丁日昌成为朝廷命官，立即向他陈述中国应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后来，丁日昌在其奏折中写道：政府宜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备人才。但是，一个巡抚在满朝文武中毕竟人微言轻，更何况出国留学乃中国前所未有之举，因此丁日昌的建议在朝中无人响应。两年以后，天津发生了一起诱拐儿童事件，百姓相传是外国传教士将中国婴儿“剜眼掏心”，于是聚众冲进教堂杀死了几十名外国人。外国人也开枪打伤了天津百姓。“天津教案”引发了洋人对清廷的严厉威胁，清廷只有派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赴天津处理此事。容闳知道这是一个契机，他与丁日昌一起赶赴天津，向曾国藩和李鸿章再次提出了应当选派学生去西方学习。曾国藩和李鸿章一生都在不断面对洋人的嚣张气焰，因此他们知道先进的科技知识对改造落后之中国是多么必要。

1871年，曾国藩与李鸿章联衔上奏朝廷，言：“丁禹生（丁日昌，字禹生）中丞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国自强。”曾国藩和李鸿章均为大清国举足轻重之臣，因此他们的恳请很快得到了同治皇帝的恩准。清廷为此特别制定了《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容闳被任命为留美学生副监督。

中国聪颖子弟，在让西方人领略到东方人的智慧时，也让大清国不安。于是，一纸皇令，把他们从太平洋彼岸召回……

大清国要向外国派遣留学生了，这一事件立即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有着几千年祖先训导的中国，把孩子送到遥远的“蛮夷”去读书，这简直是一种本末倒置……“中国不尚西学，今此幼童越数万里而往肄业，弗乃下乔木而入幽谷欤？”尽管朝廷声明为留学生出所需资金，但举国“体面”之人仍对此事鄙夷不屑。容闳无奈，只能去偏僻的广东、香港，说服那些低层的贫困人家，才最后凑足了30名学童。穷人送子出洋的动机是：与其让孩子在家缺吃少穿，不如给了管吃管住的朝廷。1872年8月12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批官派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启程赴美。这几十名学童梳着辫子，穿着朝廷“以数千金为之”的长袍马褂，去往大洋彼岸的异国开始了留学生活，他们全部安排在普通的美国人家。只是学习的日期没有明确规定，说是“学成回国”——“中国聪颖子弟，可兼尽西人之长矣。”但到底怎样才算是学成与兼尽？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一去竟达十年之久！这期间，除了这些留学生的父母和定期为他们提供银两，大部分中国人都将他们遗忘了。

只有到了1876年，清廷一名叫李圭的海关官员赴美参加博览会回国后，才将留学生的情况向朝廷一一禀告：“其绘画、地图、算法、人物、花木，皆有规格。所著汉文策论，如《游美记》、《哈佛书馆记》、《美国地土论》、《风俗记》……亦尚通顺。每篇后附洋文数页，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尝观其寓西人绅士家，颇得群居切磋之乐。”即使“于千万人中”仍能“言动自如，无畏怯态”。当被询问博览会有何益处时，竟答曰：集大地之物，任人观览，增长见识。其新器善法，可仿而行之。又能联合各国交谊，益处甚大。李圭对此行不禁慨叹道：“他年期满学成，体用兼备，翊赞国家，宏图丕烈，斯不页圣朝作人之盛意也！”然而，1881年，大清国要求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立即中断学业回国的一纸命令到了。究其原因，是因为清廷忽然发现这些中国孩子已经完全西方化。他们穿上洋人的衣服，把大清国的辫子剪了。更不像话的是，人人做了一条假辫子“以在中国官员接见时使用”。他们完全都说美国话，中国话反而说得不地道了，骂起大清国来比洋人更起劲。而且，他们的头脑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学生拒绝向朝廷官员和孔子牌位行磕头之礼。人人开口闭口就是西方的民主和平等——大清花费大笔银两，难道最终要培养出一群朝廷的敌人吗？

海外留学，让中国人认识到：中国不是天朝中心，西方也并非外部的蛮夷。惟有取长补短，中国人才不受欺凌

大清国驻美公使陈兰彬与留学事务总办吴嘉善上报：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教，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1881年7月，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在阔别家乡近10年后回国了。中国人第一次走出国门学习世界先进科技知识的进程就这样中断了。但是，中国先觉的知识分子和致力于洋务运动的官员开创的留学教育，无疑对改变封建中国因循守旧的现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19世纪末，西风东渐的历史潮流更是令中国已不可能停下迈向世界的脚步。1876年，时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再派中国学子赴德学习陆军军事技能；1877年，1881年，1886年，李鸿章与南洋大臣沈葆桢联衔上书：三次派出船政学堂的学生赴英、法学习海军军事技术。后来战死于黄海的大清国北洋舰队管带邓世昌、牺牲于威海卫陷落之日的大清国北洋海军副提督刘步蟾，以及于1912年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的著名思想家严复，都出于这些留学生中。至于中国官派的第一批留学生，其中梁敦彦成为民国外交部长，蔡绍基成为北洋大学校长，詹天佑则成为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当年詹天佑的父亲送子出洋时曾向朝廷画押：“兹有子詹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中国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穿行在中国首都北郊苍翠山岭中的火车，依旧行驶在詹天佑设计和建造的铁轨之上，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成的第一条铁路。至此，因闭关锁国而故步自封了上千年的所有中国人终于认识到，中国不是天朝的“中心”，西方也不是外部的“蛮夷”，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我们这个民族才能真正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6期 对《中共“九大”内幕琐忆》的订正与补充　作者：高　放

贵刊今年第3期刊载的《中共“九大”内幕琐忆》中有一处写得不对。原文这样说：“‘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其实“八大”党章第三十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由中央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即是说，党代表大会实行年会制和常任制，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每隔五年代表实行换届改选，如同目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这本来是“八大”对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制度创新。可惜这个新规定未能得到贯彻执行。“八大”第二次会议没有在1957年按期召开。拖到1958年5月才举行。“八大”第三次会议再没有下文了。“九大”一直推迟到1969年4月才揭幕，这是严重破坏党章的“创举”。更有甚者，“九大”在极左路线干扰下，随意修改党章，改变了“八大”规定的年会制与常任制相结合的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的新制度。“九大”党章第八条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每隔五年才举行一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年不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的做法一直保留至今。应该唤起全党共识，尽快恢复“八大”的制度创新。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还使我们得知：朱德、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在当选九届中央委员时得票率那么低（只有50%多），而普通工人代表王白旦却是唯一与毛泽东、林彪排在最前面对，为什么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而不按得票多少次序排列？候补中央委员为什么也是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而在“九大”之前，我们党长期以来中委和候补中委一直截了当按得票多少序排列的。我认为这个好传统也应该尽快全面恢复（1982年“十二大”起我们只是恢复了候补中委按得票多少排列）。

2003年第6期 关于王云五生平的一点补充　作者：史济永

读《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一文，使我想起先父史久芸逝世前向我谈及自己生平时提到的有关王云五的一些情况。

先父于1915年以“练习生”（即学徒）考入商务印书馆。他在王云五手下工作多年，可能因个人经历的相似（先父也是只读过几年私塾，靠工作中自学成材）和勤恳的工作态度而得到王云五的赏识和重用，两人私交亦较好。先父对王云五在文化事业方面的业绩甚为敬重，而对他后期离开商务到国民党政府为官颇感惋惜。据先父所知，王云五对共产党是同情的，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很敬仰。共产党曾邀请王云五到解放区参观考察，王欣然同意且极为兴奋。原已订好机票准备动身（具体时间我已记不清了），不料临行前夜突发高烧未能成行，以后一直没机会再去。先父以为如那次能成行必会加强王云五后来不去做官的决心。1946年蒋介石游说王云五出任经济部长，王一直未同意，但蒋在王并未答应的情况下即在各大报登出王云五上任的消息，逼他就范。王去南京后和我父亲接触的机会就很少了，但先父记得王曾说过：发行金园券并非他的主意，他只是奉命无奈行事而已。但此举却是他后来被列为战犯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当年的历史环境，这些事先父从不敢对别人说，在对我说时也告诫我不可与外人知道。我想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今天，后人对王云五的介绍和功过应该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评述。

2003年第6期 经验的汲取——精神现象零拾之三　作者：陈四益

人类社会能不断前行，原因之一是在记取前人的教训。所以古人有“吃一堑，长一智”；“前车覆，后车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一些聪明的谚语与箴言。中国重史，历朝历代修史不断，固然有颂功德、立贤传的意图，但以史为鉴，以正得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故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上表道：“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一部好的史书，如果不能给后人留下经验与教训，只一味歌功颂德，是不会有长久价值的，而因风转舵，反复编造史实以媚上，更适足遗讥于后人。

但精神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同样的历史事实，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司马迁的《史记》，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今天已为定评。但当初看法并不相同。有人说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赞成他对历史实事的陈述与评价；也有人认为他违背了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思想没有与当权者完全一致，即所谓“是非颇异于圣人”，因而只是文辞可观，思想则过于“自由化”了；更有甚者，一笔抹煞，称之为“谤书”，甚至其人也该杀。东汉末年，司徒王允伙同吕布杀了董卓，同秉朝政（这事在《三国演义》里写得绘声绘色，那连环计的故事成了后世戏曲中传演不衰的剧目）。当王允掌权之时，蔡邕因为对杀董卓表示了一点惊叹，王允就要杀他。有人为蔡邕说了两句话，意思是说，蔡有史才，又掌握许多史料，留下他，让他续成后史，也是一桩好事。现在为了一点小错杀他，不是太失人心了吗？不料王允回答道：“当初武帝不杀司马迁，让他作谤书流传于后世。今天不杀蔡邕，难道再让他写书来讪议我们吗？”于是，蔡邕终于丢掉了性命。王允以杀戮来统一思想，因此我们今天无法再看到蔡邕对汉代史实的评述，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复杂的精神现象，不能以简单的办法对待。一件史事，一段历史，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依据于各自掌握的不同史料以及不同的侧重点，并非只有一个结论，一种观点。就像一部《红楼梦》，犹如鲁迅所说，可以“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果再做补充，还有考据家看见曹氏家史，政治家看见四大家族，臆想家看到太极结构，等等，等等，何况当代人人经历的史事呢？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往往并不是当时就可以看清的，即便后世，许多事情如秦始皇的功过，争论了两千余年也不见得就能一致，又何必强求一致？允许不同的看法存在，给后人留下些检验、思考的余地，会更有益于经验的汲取，也会使后世的步伐走得更坚实一些。

世界是复杂的，反映复杂世界的精神现象也是复杂的。因此处理精神现象问题，不能简单、划一，要求完全的一致，禁止发表不同意见，如中国几千年只准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只会导致精神之花的畸形与凋残。诗曰：

复杂问题复杂看，简单划一实堪叹。

千年不醒圣人梦，赢得东园百卉殚。

2003年第7期 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　作者：何　方

党的十六大决议中，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问题。邓小平也早就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然而从当前情况看，政治改革又明显滞后，越来越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值此纪念党的生日之际，有必要回顾一下我们党在民主问题上走过的道路，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但这个问题太大，一篇文章很难说清。因此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民主思想和作风堪称典范的一位早年党的领导人张闻天的某些情况，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中共党史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的一代“明君”

张闻天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他上任后，一改原来的家长制，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作风，反对突出个人，开了中共党史上一代新风，把中央的领导作风提到一个新阶段和新水平。这在当时是得到全党公认的。整风开始时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和遵义会议到抗战开始后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和我党生动活泼的两个时期。这以前，他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也曾倍加赞扬，戏称其为“开明君主”或 “明君”，说洛甫（张闻天）这个人很民主，不争权，主持会议能让人畅所欲言。

张闻天一生都坚持马克思强调的领导民主化和反对个人决定问题，在任何领导岗位上都贯彻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后，他为纠正前任的一言堂作风有点矫枉过正，如同毛主席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20 余人的中央会议。”这当然不必要，还可能误事。所以他很快就采纳毛的建议，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授权对一般行军作战便宜行事。但他仍坚持重要问题开会解决的严格制度。直到1938年2月，他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中央经常要保证四、五个人的集体领导。”在任总书记的几年间，他主持的正式中央会议（多为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就有137次。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权力小时要求多开会以争取发言和参政机会，等到大权在握时就嫌开会麻烦了。因此开会多一直是张闻天领导作风的一个重要特点。当总书记，中央的会多。当省委书记，省委的会多。当大使，他也要实行集体领导。一个政治局委员级的大使和使馆二秘以上干部组成馆委会，定期举行，每季度还向全体人员作一次馆务报告，使内部工作完全透明，以取得群众监督。

张闻天坚持集体领导和反对突出个人，还表现在任总书记时这样两个不大为人注意的问题上。一是为使会议更加民主和体现领导集体的平等地位，除讨论全局的中央会议外，他自己一般不作报告和结论，而规定由分工负责有关问题的同志来作。所以那时的会议报告人常有变动，如讨论属于统战问题的西安事变是毛泽东作的报告和结论，白区工作会议又是先由刘少奇作报告。在一般会上，他也同大家一样在讨论时发言，只是必要时最后再作个简短的总结发言。二是发电报，除少数一般性问题外，他总是避免个人单独署名，而尽量同其他领导人联名，其中单是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在三年内联署（多用“洛 、毛”）的电报就有286份。有人估计，张闻天任总书记期间的中央会议之多和领导人联名电报之多，可能在中共党史上属于空前绝后。

张闻天不突出个人，甚至有点视名利如敝屣。对过去的工作和著述，哪怕是天大的功劳，他也从不提起，不让人知道，不想历史留名。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十余年，但对上世纪30年代下半期革命转折时期，他做的扭乾转坤工作，却几乎一无所知。在西安事变后他作为中央第一把手，身履西安险境，领导处理问题，我还是在参加“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工作后才知道的。他从不愿抛头露面，遇到领导人合影总是往后躲。例如斯诺访问陕北，他以总书记身份会见过，但在《西行漫记》所附70余张照片中，其他领导人几乎全有留影，惟独没有张闻天。1935—1937三年间，中央绝大多数重要文件均系他起草，包括《遵义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这些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文件，但在他生前很少有人知道。

张闻天民主思想的核心：人民群众是主人

1949年，张闻天任中共辽东省委书记，我在省青委做筹建青年团的工作。一次，他要向省委干部作关于群众路线的报告，要我做记录并于会后整理发表。这就是《张闻天文集》（四）选登了三节的那篇《革命胜利后的干群关系问题》。

张闻天报告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一句话：“人民是主人。”许多阐释和论述，都是以此为中心的。例如，“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是最高统治者，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现在是老百姓当权的时代，如果当干部的不好好为老百姓服务，对老百姓耍态度、摆架子、欺侮老百姓，那么老百姓就会迟早把他们撵掉，换上好的干部。”张闻天有关这一观点的论述，可说俯拾皆是，讲了一辈子。直到“文革”被发配广东肇庆，他还写了一篇《人民群众是主人》。其中又提到，党面临的一项任务，“就是真正使人民群众成为国家的主人，而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是名副其实的人民勤务员”。这点之所以没做到，是因为一方面某些领导者常常把主人和勤务员的关系颠倒了过来；一方面人民群众中也有些人把党政领导者看作“官老爷”，“对他们歌功颂德，惟恐得罪他们而遭受惩处或迫害”。

根据我的体会，对于群众路线，张闻天的观点和我们许多人的了解根本不同。按我们原来所学，群众路线主要就是“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以及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等等。其实，这只是视群众路线为好的领导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连封建社会某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和清官都多少能做到。两千多年前的周朝就已有“采风”制，以了解民情，还可“择其善者而从之”。可见，我们原来的理解和张闻天的观点，实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五四时期民主主义者和民本主义者之间关于“由民作主”还是“为民作主”的老争论。张闻天是继承和发展了前者，主张由群众“当家作主”。至于“为民作主”则近乎张之洞说的，只是“欲民伸其情，非欲民揽其权”。这是站在群众之上的统治者和“父母官”的提法。旧戏上就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这同民主当然是两回事。

至于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没看到过张闻天直接回答的文献。但从他关于民主的浩瀚论述中，从他多年来的实践和言谈中，他并不认为民主只是手段。例如1949年在辽东工作时，他曾指导我写一本《人民代表会议讲座》，由他审阅修改后在报上连载（《张闻天文集》（四）中也选登了一节），其中就接触到这个问题。他以向工农讲话的通俗语言说道，革命是为了什么？大家说是为了解放。那解放又是为了什么？大家又会说，一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即解放生产力）；二是为了当家作主、不受欺侮（也就是解放人本身，实现自由、平等和民主）。而且在张闻天看来，不只长期以来的革命运动，就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悠久历史中，自由和民主从来都是人们为之奋斗和追求的价值目标。他本人和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争取自由与民主就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他对作为新文化运动方向之一的民主的解释也是：“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张闻天选集》第252页）这里已提高为制度，哪还能只是手段？把民主理解为手段，那就意味着是要以此达到别的目的。而且既然是手段，就不一定会认真对待：对本党或本人有用时加以强调，用过后又会抛弃。但革命的重要目的之一，却恰恰是实现自由和民主。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社会；未来要建立的社会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

自由和民主不可分。虽然自由并不等同于民主，但自由是民主的前提与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所以在张闻天看来，问题是这样的简单：一个国家（或社会）是否民主，只要看那里的人民是否真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就可一目了然。

民主必须法制化而不能取决于领导者的态度

张闻天提倡和坚持的首先是作为制度的民主，而不仅仅是干部的民主作风。民主制度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和政治上的平等。他认为，把发扬民主的希望，主要寄托在领导者的态度上，是对民主的误解。因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享有管理国家和企事业的权力。因此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见《人民群众是主人》）。他所强调的法制化（他所处时代还很少谈法治），就是：在党内，严格遵守党章党规，保证党员应享权利和应尽义务（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在中国是张闻天第一个提出来的）；在国家生活中，要完全依据宪法和法律行事，维护人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和社会的民主制度。由于无论过去在根据地还是解放后在全国，党都处于执政地位，因此他更重视党内民主。根据我个人印象，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强调民主法制化，特别是会议制度及干部的选举与罢免，张闻天大概是“木秀于林”。

对于会议制度，他更重视全国代表大会，认为应遵守党章规定如期举行，检查和决定党的方针政策、改选中央领导；领导机关要定期向大会报告工作，听取意见，接受监督；会议必须保持必要的透明度和允许不同意见的争论，以免被少数人操纵和变成形式。在他主持中央工作后期的两三年间（前期因处于长征等极不安定的战争环境），在各种中央会议上讨论和决定尽早召开党的七大当在十次上下。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张闻天对发展党内民主还专门提出“召集必要的经常的会议，大会，集体讨论，共同决定问题”。他任总书记期间，虽一直处于战争环境，但中央召开的大小会却并不少。直到1941年8月27日，他主持政治局会议还决定：每周开政治局会议一次，书记处会议两次。只是七大会期没能按原先的多次决定而拖延了多年。

对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直主张年会制，以防止造成个人专权和脱离群众。所以十月革命后，即使战争时期，俄共的年会制也从未间断，而且会议公开进行，报上还开辟争论专栏。只是斯大林当权后才逐渐加以改变，最后竟使十八大和十九大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国党在陈独秀时代，亦即第一个生动活泼时期，也是实行年会制。六大党章虽仍写明年会制，但实际情况已变得很难实行。直到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才决定“在最近时期”召开七大，并选出了准备委员会。此后虽多次提起，共产国际也再三催促，许多地方还按中央规定于1939年选出代表派往延安（我就是那年第一次参加了直接选代表）。但由于要先统一思想再开会（从此就都开成无争论的“团结的大会”），所以又经过四五年的整风审干（抢救）才于1945年举行，距六大已过十七年。七大党章改年会为三年，但在大半为和平时期还是过了十年才开八大。至于中央全会、政治局会议等，就更不讲章法了，以致有些政治局委员七、八年没参加过政治局会议，而一些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却可经常出席或列席中央多种核心会议。不按党章办事，不遵守会议制度，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正是有鉴于此，张闻天愈到后来就愈感到民主制度化的重要和迫切。到1959年庐山会议，他已实在忍耐不住，于是拍案而起，为争取民主（其实只是一点发言权）而被赶下政治舞台，后来竟做了十几年的阶下囚。

张闻天极其重视按民主原则处理好党和国家的关系并使之法制化

主要办法就是党要通过各种会议的民主程序领导国家机关和其他群众组织，而不是直接命令和干涉。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又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还在建国前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就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主要办法是把人民代表会制度建立起来，使它真正发挥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当“文革”期间各级人大已被停止活动时，他在流放中仍著文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无产阶级国家的表现形式。一切国家机关的重要决定必须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则办事。”（见《人民群众是主人》）“党不能超过国家，高踞于国家之上”。“党的一切决议和决定必须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政府的讨论、审议、补充、修改和接受”。“党决不能靠少数党员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党只能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还应成为尊重、服从和执行国家法纪的模范。（见《正确建立党同国家的关系》）还在抗战时期他就提出，我们不是只向国民党要民主，自己却不实行，不是拿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相对立。“凡是我们向国民党所要求的一切民主权利，我们都应该首先自己实行起来。”（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危险》）这就把真实行民主和口头喊民主区别了开来。

不仅对于国家机关，而且对于群众团体，张闻天也要求尊重其特殊性与组织上的独立性。他批评那些“不去估计群众团体的特殊性，而一律使之‘党化’，或者不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性，依靠他们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而使自己成为包办一切、命令一切的‘党老爷’”。（《略谈党与非党的关系》）这种“党化”的或“官办”的群众团体，既不代表和反映本界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当然得不到他们的拥护，不仅形同虚设，还浪费国家钱财，引起群众不满。

最后还应着重说明的是，张闻天一辈子都特别重视民主选举制度。而且越到后来他越感到，造成党包办一切，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关键还在体制，就是在一元化领导下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又往往集中于第一书记，变成党委决定一切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还在上世纪50年代，我陪同张闻天到几个省去参观，就已看到从上到下各级书记的权威。例如一个有上千人的村子，党员一般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即使书记是党员选出而不是上面指定，他也成为该村的第一把手，领导和处理全村的一切事务。这哪里谈得上民主？

张闻天十分了解干部在社会主义国家所起的关键作用。因为实质上，在这些国家实现党的领导，主要靠的就是领导人的终身制或变相终身制，干部的委任制或变相委任制。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如此明显，不仅张闻天，连宋庆龄在1979年2月给美国友人的信中也说，“除非我们改善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2002年6月13日《南方周末》童怀明文）无论终身制还是委任制，都是封建专制的传统。所以从五四起，中国的先进分子就在为争取人民的选举权而呐喊奋斗。19岁的张闻天在《社会问题》一文中已提出“大家要干涉政治”，办法就是“实行普遍选举”。他参加革命担任领导工作后，更是一直倡导用选举制选拔干部。即使在战争紧张的中央苏区，他也要求保证人民对政府干部的选举权、召回权（罢免权）、改选权，以及报刊的公开监督作用，并批评那种以党代政和党政不分现象。在任辽东省委书记时，他又明确提出，“今后干部要由人民代表来选举，当选的干部经常要向人民代表报告工作”，“当某一个干部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可以将他撤换，另选好干部去代替他”。选举制度当然也适用于党内。在1938年六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就将“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选举及定期的改选”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一条重要规定。他强调要严格按照党章党法办事，首先就指的是各级领导组织成员应由党员大会或由其代表大会选举，实行定期改选，免去不称职的人和选进德才兼备的人。按理说，除非特殊情况，那种由上级组织（更不用说个人了）委任和变相委任下级党委书记的做法，是违背历届党章规定，因而是不合法的。但由于多年来经常如此，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张闻天不但要求对民主政治和民主作风实行制度化和法律化，而且在其他问题上他都主张遵纪守法、按规章办事，没有法度和规矩的，就应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做到一切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前外交部内部的许多规章制度，就是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他不只重视立，更重视行。他本人就是以身作则奉公守法的典范，在高级领导干部中也是少有的。例如我跟他工作十余年，还没发现过他有一次上班和开会迟到过。即使庐山会议后没完没了的批斗会，也仍然如此。

张闻天民主思想和作风中值得特别强调的两个问题

张闻天的民主思想和作风不但贯彻始终，而且表现在各个方面。这里再谈两点：一是重视知识，尊重人才；二是仇视腐败，一生清廉。正是这两点民主精神和作风，现在更值得提倡和学习。

共产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一个悖论。作为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忠诚马克思主义者的张闻天自然受到这个悖论的困惑。马克思主义是知识分子创立的，并且要经知识分子向工农灌输。既如此，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自当是工农的老师，理应受到工农政权的尊重。然而考茨基、列宁却认为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对抗。所以一旦共产党代表工农在某地当了权，他们就成了改造和迫害的对象。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知识分子不但改造永无止境，而且每次思想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多属于他们。

张闻天虽然未能摆脱这个悖论，但他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却在具体工作中缓解了许多矛盾。

张闻天对知识分子的民主作风主要表现在，尊重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他在整风《反省笔记》中曾检讨说，“我在马列学院内，特别提倡发扬民主，培养敢作敢为、敢独立思想的干部。”1940年《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又提“在学校生活中应该充分的发扬民主。在学习中应提倡敢于怀疑，敢于提出问题，敢于发表意见，与同志的辩论问题的作风。”同年《关于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中，他也讲，“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党的领导要“力求避免对于他们写作上人为的限制与干涉。我们应该在实际上保证他们的充分自由”。还要照顾到“文化人的最大要求，及对文化人的最大鼓励，是他们的作品的发表”。仅从这几句话就已可看出张闻天确实是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

张闻天不只说说而已，实际上在工作范围内，做的还要多得多。他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交朋友，对他们宽宏大量、热情关怀、平等相待、以身作则，因而也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这只要看他的许多学生所写回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如《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等）就会多少有所了解。直到现在，知识界对他的评价也还是很高的。至于张闻天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这里只举两个例子。有些喜欢提意见、被某些领导视为“刺头”而不愿意要的干部，张闻天不但不嫌弃，而且会和他们很好相处，带动他们积极工作。就是被李维汉、温济泽等同志描写为有个人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等严重错误的王实味，在张闻天领导下的两三年，不但没闹什么事，而且辛勤劳动，三年多翻译马列原著约200万字，同张闻天关系也处得好。又如在合江省任省委书记时对日伪佳木斯市市长段宝坤的处理，也可视为正确处理知识技术人员的范例。段原系留日煤炭技术专家，日本败降前才把他拉来当市长。解放后，许多人认为他身为市长级的大汉奸，只能镇压。但张闻天认为他当市长时间短、民愤不大，且系工程技术人员，我们正需要此等人，因而应允其戴罪立功。他说服大家，并通过民主手段和集体讨论，最后决定对段进行保护和改造。后来段还因功不断得到提升重用。“文革”后他对访问者说，“有人死后要见马克思，我没那个资格，但我要用我的实践，死后毫无愧色地去向张闻天汇报。”当然，像张闻天这样的个人作用终究有限。要真正在全社会做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使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只有实行民主制度，大兴民主作风才有可能。

其次，张闻天的民主作风也表现在节俭、廉洁、不搞特殊化上。这方面我的耳闻目睹极多，这里只提纲挈领式地提以下几点。一是讲求节约、反对浪费。他一直强调我们国家还穷，应节约每一个铜板用来搞建设，不要图形式、讲排场。1953年他回国述职，就曾趁机向毛主席建议，取消每年的“五一”游行表演和对外国元首的夹道欢迎，参照国际惯例改革礼宾工作（后来在外交部又提出具体改革方案，因故未能实行）。对外援，他主张量力而行，千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慷人民之慨。

二是主张用法制规范干部待遇，做到公私分明，反对特权和特殊化。他非常讨厌那些用公款请客送礼、拉关系、巴结上级、谋私利的人。在驻苏使馆时曾有一总务干部，用公款给他报销了私人用的东西，不但当即受到他的批评，而且加上别的原因，还很快将这位同志调回了国。我还亲自听到过他批评各地竞相为领袖修建别墅的风气，认为影响不好，而赞赏胡志明始终保持俭朴。

三是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的生活一直很简朴，连应享受的待遇他也推掉不少，例如退掉他不在家时给他新换的沙发和新铺的地毯之类。1950年进北京后，组织上安排了几处院子让他挑，他都嫌大，最后住进了一座临街的小楼，直住到被逐出北京。在外交部期间，几位副部长商议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驻华使馆大院，正楼让他住，其余的楼大家各住一座。不料他坚决不搬，大家也只好作罢，直到1959年他被罢免，几位副部长才搬了进去。他对三个亲生子女的要求之严，可能在高级干部中属于空前绝后。他的大女儿始终是普通农民。二女儿原在外交部做打字员，他回国任副部长不久中央号召精简编制，他就动员女儿回上海去当了工人。1962年他送独生子去新疆建设兵团参加劳动，一干就15年，他病逝时也没回到身边。

四是主动争取群众监督。在辽东时，他主张政务公开，加强舆论监督，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所以省委机关报上常有对当前工作的批评、建议和争论。到使馆工作后不能办报了，他便除开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外，还组织和支持俱乐部办墙报，而且每期必看，对墙报上的批评公开作答。

张闻天完全明白，要做到政治清廉、防止腐败，单靠教育干部为人民服务是不够的，根本问题还是建立人民群众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体制，只有人民及其代表掌握了各级干部的任免升降大权才是最有效的监督。张闻天一生关怀政治民主原则，老而弥坚，越到后来越加重视。仅以收入《选集》的文章看，从庐山蒙难起的13篇中就有7篇谈到民主问题。像他这样始终坚持民主信仰，条件许可时即尽力付之实施，遭到软禁时也还积极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在中共领袖人物中堪称典范。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7期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作者：耿云志

七个阶段

近代一百多年中，中国人从初步认识和传播民主思想，到逐渐提出并尝试以改革或革命的手段建立某种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经过曲折的奋斗而最终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这里我们先简括地回顾一下，近代中国人争取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奋斗历程所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

（一）从鸦片战争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

起初，只有个别的开明官吏和知识分子发现西方政制与中国的最大区别是它们有议会制度。继之，出使人员对西方议会制度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了解，并较具体地介绍给国人。随后产生了一批改革思想家，他们渐次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的想法。

（二）戊戌维新时期

在前一时期思想准备的基础上，康有为第一个明确主张效法西方进行政治改革。他领导了风靡全国的维新运动。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维新派推动光绪帝决心变法。康有为及其主要追随者们的目标是实行君主立宪。但碍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没有公开提出召集国会的主张。即使如此，运动也还是失败了。但此次运动得到了较多的开明官绅与知识分子的同情与支持，他们通过公车上书、办学、办报、结社以及改革科举制度等项活动而发生了较大的政治启蒙作用，并为以后的革命和改革运动做了思想与人才两方面的准备。

（三）辛亥革命时期

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与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差不多同时登上政治舞台。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的领袖和骨干也同革命党一样流亡海外，且主要是在日本。这时梁启超在舆论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中的影响逐渐超过康有为。梁启超等把政治目标集中于争取君主立宪，故被称为立宪派。立宪派与革命党人围绕着中国究竟应取何种途径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促使双方对西方民主制度进行较认真的研究，对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问题进行较深入的思考。但总的说来，革命党人把建立民主制度看得太简单了，而立宪派则又看得太复杂了，双方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此时期，清政府迫于内外压力，着手预备立宪。虽然统治集团并无立宪的诚意，但这却给予立宪派以合法的活动机会。国内各地方绅商阶层和知识界有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政治改革运动中来，民主的力量有了新的发展。

此一时期，中国政治史上首次出现了一份宪法文件《钦定宪法》，首次出现了民选的地方民意机构谘议局，并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地方自治、法律改革也有了初步的开展。立宪派在谘议局和资政院及举办地方自治过程中展开了积极的活动，特别通过组织和领导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而有力地打击清政府，削弱以至动摇了原有的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在此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一些民主政治的经验。

（四）民国初创时期

清政府的垮台来得比人们预料的要快。革命党和立宪派都是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匆忙投入民主制度的建设。特别是革命党人，他们长期忙于筹款和发动武装起义，大多数人都未暇认真研究民主制度的各种问题。但是，这些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在挑战面前没有退缩。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们一方面秉持民主的理想，另方面也顾及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大胆设计了一套民主共和国的制度框架，并建立起以革命领袖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壮举。他们先后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宪法性文件；进行了一系列革除专制积弊、开创民主新风的改革工作；建立起临时参议院，以作为民意机构。孙中山让位后，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还保存了一段时期。参议院北迁后，议决了国会组织法以及选举法等基本法律。随后又组织了国会选举，召集了第一届国会。当政制鼎革之时，结社风气大盛，人们纷纷组织政党，试图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所有这些，对于沿袭了两千多年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都是极可贵的尝试。

（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本来就不很强大的民主力量，由于历史的原因，又不能团结。民国创立未久，积蓄很大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就把新的共和国政权抢到自己手中，接着就连续发生了两次帝制复辟。虽然很快就恢复了共和国，但由革命党人和立宪派的精英们首创的民主制度却逐渐变得有名无实。这不能不促使先进分子进行反思：民主制度何以不能真正确立？他们的结论是，辛亥革命只革了一个王朝的命，并未革掉专制主义的命。专制主义仍深深扎根于绝大部分国民的头脑中。于是，他们决心发动一场清除专制主义思想的带有浓烈启蒙色彩的新文化运动。他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对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传统进行颇为彻底的清算。以此唤醒国人，特别是青年人，使他们懂得个人的价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应有的权利与应尽的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它的巨大的影响不在于直接改变现实的政治制度，而是在于，它让人们觉悟到个人权利的重要，它要人们相信，民主政治之能否确立，关键在于人民是否真正觉悟到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大大普及了民主观念，加深了对民主的理解，尤其是唤起了青年人的政治责任感，为以后的民主运动准备了新的生力军。

（六）国民党统治确立时期

五四以后，最重要的政治发展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改组后的国民党合作进行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战争。但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背离孙中山的遗教，在北伐胜利在望之时，屠杀共产党人，在北洋政府垮台后，建立起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体制，使五四以后民主运动的高涨再次遭遇挫折。

人民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训政普遍不满，自由主义者也持强烈批评态度，曾开展一次争取保障人权的运动。

30年代初，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为争取一致对外，各党派各阶层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这是产生1936年“五五宪草”的主要基础。

然而，当时在欧洲抬头的新独裁主义的法西斯的残暴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以为，在中国实行新式独裁或许有利于集中国家力量外抗侵略，内图振兴。但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决反对这种主张，由此发生了一场民主与独裁的论争。自由主义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更加明确地肯定了民主政治的价值，而且通过此次论争，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民主的认识，和对反民主思潮的警惕，并增强了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社会舆论。

（七）抗战及战后时期

1937年全国抗战开始，为团结抗战的需要，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成立民意机构。在此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在国防参议会之后于1938年成立国民参政会这样一个权力十分有限的准民意机构。在国民参政会内，不断有人提出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宪政运动。其间，参政会内成立的宪政期成会对“五五宪草”进行了修订，其最重要的修正是设立国民大会议政会作为经常监督政府的机构。蒋介石等国民党领导核心坚决拒绝这一修正案。以后，第二次宪政运动兴起，民主人士继续五四时期的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权利的保障。这是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深化。

1945年抗战胜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以此为契机，促使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制，联合共产党和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保证中国政治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轨道。为此，曾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并达成某些决议。然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坚持进行以消灭共产党为目的的内战。为欺骗人民，一方面进行内战，一方面召集由国民党包办的所谓“制宪国大”和“行宪国大”，形式上完成了“宪政”的手续。而实际上，由于坚持内战，人民涂炭，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遍布全国。国民党政府动用军、警、宪、特对付人民群众，其独裁专制的性质反而更加强了。所以，国民党的制宪与行宪，是彻底虚伪的骗局，不可能挽救其统治。行宪国大召开一年之后，其政权土崩瓦解。这不仅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而且也是中国建立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失败。

认识与实践的背离

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大体说来，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人对西方民主的认识确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与此相对的，在民主的实践方面，在建立民主制度和实施民主制度方面，却倒是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

人们看到，清末民初那段时期，在民主政治的建设方面，确实从无到有做了一些事情。民主力量在谘议局，在资政院，在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初期，确曾有过不凡的表现，而政府当局，也不能不有所畏惮。社会上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也确曾赢得一定的生存空间。一些海外研究中国民主史的学者大都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时期，是不无道理的。但从袁世凯解散国会以后，中国的民主制度就越来越虚化，民主力量越来越失去合法的生存空间。五四新文化运动虽一度使民主思潮高涨，但终不能落实到实际的民主制度建设中，以至军阀曹锟公然贿选当上总统，同时却大模大样地把第一届国会制定而未及完成的宪法草案，匆忙修订加以宣布，摆出实行宪政的姿态来。后来国民党号称遵循孙中山的遗教，要通过训政，把中国带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训政实是不折不扣的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尽管其他党派、各阶层人民不断要求废除一党专制，实行民主宪政，但以蒋介石这个靠武力起家的独裁领袖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不肯结束训政。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国内外压力下，与各党派协商，做出准备走上和平民主之路的姿态。然而政协的决议墨迹未干，他们就把最大的中间派民主力量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把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宣布为叛乱，从而把全国拖入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炮制的“制宪国大”、“行宪国大”有多么的虚伪是尽人皆知的。他们所炮制的宪法上载有不少民主的条文，然而，他们实际所实行的是军、警、宪、特的高度恐怖的统治。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上与实际民主制度的建设上的巨大反差，给人印象真是再深刻不过了。这应该被看作是近代中国民主史的一大特点。

软弱而分散的力量

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一百多年中屡试屡败，不获成功，其原因甚多，诸如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极其深厚，不易根除；中国地广人众，交通不便，区域差别甚大，难以政治统合；教育水平低，参政意识不易普及等等，等等。但最基本的原因是在于民主力量自身的脆弱。一种政治制度要落实到社会中，必得这个社会中优势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方能巩固和持久。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长期稳定，持续两千余年，是因为得到中国社会中最占优势的社会力量——地主阶级的支持。然而，西方民主制度在中国始终未曾找到足够支持它的优势的社会力量。

诚然，在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也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只有个别官绅和知识分子略窥西方民主，滋生欣羡之情，但还完全谈不上民主力量。直到维新运动起来，提出民权的观念，才可算略有一点点民主的力量。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中国才真正产生了一批民主的社会力量。他们包括革命家、政治改革活动家、留学生、部分开明官吏与部分绅商，及在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从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及部分新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各省谘议局的设立，地方自治的开展，特别是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为动员和积累民主力量提供了条件。全国几百万人参与选举，几十万人参与请愿，无疑是展现民主力量的良好机会。但相对于旧体制所拥有的庞大的官僚队伍和军警力量而言，民主力量毕竟还是很脆弱的。民国初年，有一度办实业、办教育、办报纸的高潮，民主力量有所增长。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民主力量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主要是有一定民主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数量大量增加，工商业资产者的数量也有较大的增长，而且由于平民主义思潮的扩展，民主观念开始传播到工农群众中略识文义的一部分群众。所以五四以后，历次民主运动都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到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反专制争民主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何以仍不能成功战胜专制力量，实现民主，或者说，把中国政治带上西方民主之路呢？

这里需要指明两点：（1）尽管近代中国民主力量不断有所增强，但始终未能达成民主力量组织上巩固的联合。在清末就是团体林立的局面，而且旋兴旋灭，不能持久。民国初年，再度出现政团林立、各树旗帜、各申己说的局面，看其宣言、宗旨几乎千篇一律，本无性质上的悬殊。然而涉及实际利益，则各有追求，无法团结一致去对抗专制势力。即使到抗战时期，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状况。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他们的来源不是一个足够强大的资产阶级，而是各种地方、各种职业游离出来的不满现状、向往民主的人士，没有人能把他们真正巩固地联合起来。不能联合也就不能造成一个成熟而稳定的领袖集团，遂使他们的斗争常有分散和步调不一而减弱了力量，有时甚至被专制势力分化瓦解。（2）这里考察的是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命运，但中国自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反专制的社会力量中，就有一部分不再认同西方民主，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虽然在具体的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中可以同其他民主力量联合行动，但决不可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力量归结于或等同于其他支持西方民主的力量。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在中国，支持西方式民主的力量始终是很有限的，很脆弱的。

以如此有限的力量去对抗专制势力，并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有时民主派的领袖们不得不暂时借助非民主的力量去实现自己策略性的目标。但到头来常常是自己受骗、受排，希望落空。孙中山多次联合地方军阀以与北洋抗，到头来，事无所成，终于明白，军阀都是“一丘之貉”。梁启超曾想利用袁世凯的军政实力，稳定国内秩序，再通过国会及制宪活动逐步引导袁世凯走上宪政之路。结果是，国会被解散，制宪屡受干扰，终于无成。后来，梁又试图利用段祺瑞，乃重蹈覆辙。最后，梁氏带着失落的心情被迫离开政坛。

民主力量有时把民主宪政理想化，对宪法和法律寄望甚殷，以为以实力做不到的事，可以靠法律达到目的，这就出现了对人立法的情况。民国初立时，为总统制还是内阁制的问题，革命党内部曾发生争论，结果依孙中山的意见，实行总统制。后来，当孙中山被迫把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时，革命党人又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企图以此制约袁世凯。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这正是民主力量自身软弱的表示。在中国，对人立法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握有军政实力的独裁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修改法律。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重订约法，许多重要条文都是为自己而设。后来的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组织法》，也同样根据己意以为出入。当他任国民政府主席时，给主席规定了足以大权独揽的职权；当他不做国民政府主席时，这个主席便被规定为虚位的象征。这同样是民主力量过于软弱的证明。既然拥护民主的力量不足以制约政府，不足以制约掌握军政权力的人，而反过来，掌握军政权力的人，控制政府的人，可以随意立法，也可以随意摆布或排斥、打压民主力量，那么民主制度之不能成立，不能成功，就是势所必至了。

单薄的基础与动荡的环境

民主力量的生长、发育首先须有近代的生产方式为条件。没有近代的生产方式，民主力量就没有根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近代民主观念的发生，民主运动的兴起，并非源于近代生产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阶级，而是由知识分子将西方民主观念引进并加以传播所激发的。从晚清到民国，历次民主运动，民主力量的组合差不多都是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先导甚至主导的作用。而知识分子因为来自于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其职业活动又有极大的分散性和个体性的特点，因此不可能构成一种固定的社会力量。它自身是非常脆弱的。

我们通常说的近代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自晚清资本主义发生以来（这里不考虑各种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直到20世纪40年代，除了极少几段短暂的时期，给予资本主义以较为有利的发展时机以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内忧外患、动乱、灾荒、战争与革命的状态中。所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个比重，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人口总数中也只占很小的一个比例。这里必须顺便说一句，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不仅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所争得的，工人阶级是争取民主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这一点。近代中国社会没有为近代生产方式的发展，没有为民主力量的发育预备较好的条件，因此中国的民主力量迟迟未能成长到足够成熟和强大的程度。

民主制度的建设本身也需要相对稳定的社会条件。近代中国多次遭受外国侵略，先进分子曾以应付民族危机为理由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但是统治集团同样以应付危机为理由，限制、甚至打压民主运动，在清末是这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即以抗战时期为例，各党派、各阶层民主力量要求国民党放弃一党专制，实行宪政，要求将国民党政府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而国民党也以抗战为理由，坚持政府集中统治权力。两者形成悖论。而为了维持大局，双方都不肯弄到决裂的地步。因此争民主的斗争也就始终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在军阀混战时期就更谈不上民主制度的建设。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往往都在大小军阀的掌握之中。国家权力，地方政府的权力，像球一样被军阀政客们争来夺去，国力、民力都在这种争夺中被耗尽。人民没有机会休养生息，没有机会发展、积蓄自己的力量。政治成了有势力者的专利品。

中国的民主力量，尽管在很长的时期里，一直比专制主义势力脆弱，但还是不断地起来与专制势力做斗争。对付民主运动，专制主义者不外两手：有时出以直接的镇压，有时则加以利用，他们接过民主的旗号，像演戏一样，把民主的主要节目，如选举，如制宪等等都表演一番。这种假民主比对民主的镇压更加危险，它对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发育有更为长远的更为巨大的危害。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宪法，搞了一个又一个，但没有一部宪法真正经过人民的认可，没有一部宪法真正实行过，兑现过。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民意机构或者根本没有；或者被冷落在一边，徒为专制横暴的点缀品；或者竟在军阀政客的直接操纵下做出反民意的决议来。这种情况也是令中国人对西方民主逐渐失望乃至绝望的一个原因。

从前人们常批评说，中国人想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所以必定失败。这句话如果主要是指责中国近代的民主志士们是教条主义地生搬硬套西方的民主制度，因而遭致失败，则此话不太符合事实。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梁启超，还是其他的民主主义者，在设计中国的民主制度时，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特点。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五权宪法思想，梁启超的君主立宪论、虚君共和论、国会制度私议，都极具中国特点，而又大体具备西方民主的实质。所以不能责备他们生搬硬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失败，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前面说过的，是中国不具备实行西方民主的社会条件，没有足够支持这种民主制度的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蒋介石在1943年　作者：袁伟时

2003年，岁次农历癸未。回顾上一个癸未年——1943的中国，看看当时统治者的言行，或能在尘封中觅得若干历史智慧。

在所谓“四强”后面

通常认为，1943年前后，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最为风光的成就是在外交上。跻身“四强”，消除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一个长期被侵略、被压迫的国家说来绝非小事。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时就曾这样大事宣扬。

这些事的来龙去脉怎样？1942年元旦白宫对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说：“可告知蒋先生，我们欢迎中国为四强之一。”同年10月10日，民国国庆，英美两国都发表声明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在华特权（英国有所保留，不放弃香港、九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被称为“强国”乃至“四强之一”，都是名不副实。受难百年，依旧积贫积弱，专制，腐败，令人心痛脸红。尽管如此，这件事仍然不失为中国军民长期坚持抵抗日本侵略的成果之一。但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相关的国际背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极力想将中国扶植起来。他们打的算盘：一是支持中国抗战，有利于战争全局；二则希望催生一个民主和强盛的中国，有利于稳定战后亚洲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这一年里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确实在外交上风光一时。当时接连有四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在华盛顿签字，中英同名条约同日在重庆签字，完成了美英放弃在华特权的法律手续。国民党借此大肆宣扬，说一举解决了国人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百年之痛。

实际情况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已逐步收回。开其端的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开幕的九国华盛顿会议，讨论的就是中国要求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各项主要议题，都有程度不等的进展。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掀起轩然大波的山东问题，在这个会议期间经过36次谈判，于翌年1月31日达成协议，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司法主权的收回，也是由北洋军阀打赢第一仗的。1926年，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要实施建设大上海计划，把租界周围的中国地区建设成为模范城市，作为要求取消外国租界的基础。5月5日宣布自任淞沪商埠督办，而请著名学者丁文江出任总办，全权管理上海，实行这一计划。丁文江实际任期只有8个月，其出色建树之一，是亲自与上海领事团的代表——英、美、日领事反复谈判，于8月31日签订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一举把租界当局属下的会审公廨收回，成立江苏管辖的上海临时法院。总之，除了汉口、九江租界由群众自发行动收回的特例（时间也是在上海收回会审公廨之后的1927年1月5日和6日），无论执政的是北洋军阀、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通过谈判逐步收回主权的，情况并无二致。

又以关税自主权的收回为例，1925年10月26日开始，北京政府和13国的代表开关税特别会议，至11月19日已经基本达成协议，承认中国享有关税自主权，从1929年1月1日起生效；条件是中国政府同时裁撤祸国殃民的厘金。就在这时，实际控制北京的冯玉祥战败，政局动荡，会议停开。1926年2月复会，4月20日直系和奉系军阀联手又把段祺瑞赶下台，谈判又被迫中止，功亏一篑。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终于在1929年2月起实现了关税自主。

这些外交成就是历届政府和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多年努力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功于国民党政府。

更令美、英和国民党政府尴尬的是，汪伪政权和日、德、意等国已经抢在他们前面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迫使他们不能不改变留待战后再行解决的初衷，宣布立即取消不平等条约。

第二件事是1942年底至1943年6月，宋美龄历时七月的北美之旅。

这位“第一夫人”长得漂亮，能说会道，加上珍珠港事件后，美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她四处演讲、活动，对争取美国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起了良好作用。在一个民主国家，民间的同情与理解绝非小事。从188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第一个排华法案开始，美国一直在移民和取得美国国籍等方面歧视和限制中国人。宋美龄访美期间，正值美国朝野正在推动废除排华法，她的活动也有助于有关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经过她的交涉，罗斯福还答应了不少援助中国的要求。她和罗斯福的会谈，还就战后中国和亚洲不少问题取得了共识，为后来的开罗会议作了铺垫。

第三件事是1943年10月29日，中国驻苏大使代表中国政府与美英苏三国外长一起在保证世界普遍安全的《莫斯科宣言》上签字。这个宣言倡议战后建立联合国，建立世界安全体系。美国人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让中国排在美英苏之后签字，正式忝陪四强末座，从而为成为联合国发起国和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奠定了基础。

第四件是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短短4天，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多次会谈。《开罗宣言》郑重宣告：“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

不过，在表面的光华后面，蕴藏着深刻的危机。一个专制、腐败的政府不可能真正成为对世界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美英（主要是美国）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支持抬高中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他们不放心也看不起，内心充满鄙夷。

罗斯福早就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效率”极为不满。开罗会议期间，他便对儿子坦言：“蒋尽管缺点很多，我们还得靠他。”而邱吉尔根本看不起蒋介石，对同蒋介石的会谈非常勉强。会议期间，蒋介石狮子开大口，要求美国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而1942年，美国已经给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等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倍。蒋提出这个过分要求后，美国财政部长私下大骂蒋是“他妈的骗子”，“让蒋介石那帮人跳长江去死吧！”美国政府和国会没有什么人同意提供这笔贷款。当美国官员将实际情况通知蒋介石时，蒋氏居然称若得不到及时的援助，他的政府半年内将垮台，并以不派远征军赴缅甸和不修机场等威胁。美国国内一片骂声，说蒋的行为无异于勒索敲诈。

由于名不副实的“四强”之一的蒋介石政府不能承担重任，为换取苏联在对德战争结束后出兵打日本，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举行的雅尔塔美英苏首脑会议上，他们又达成了损害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

又如《租借法案》，美国提供给英国和苏联的租借物资，完全交由英、苏本国政府自行处理；而对中国，却有一个附加的条件，物资的处置必须在美国代表的监督下。无他，因为国民政府腐败，臭名昭彰。

到下一年，国民党军大溃退，日军横扫湘、桂，直逼贵州，美国政府干脆旧话重提，让美国将军统率全部中国军队！哪里还有什么“四强”的影子？

1943年，墨索里尼垮台了，欧洲法西斯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美军在太平洋也节节前进。同盟国如日中天，唯独蒋介石及其政府在走下坡路。

宪政之路

关键在内政。那么，这一年中国内部有哪些引人注目的事件？蒋介石对内政又有什么考虑？

当时有两件事在海内外闹得沸沸扬扬。

一是突然浮出水面的大灾荒及因而引发的封报事件。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几十万，狗吃人，人吃人，惨不忍睹。

问题的严重性最初是被美国记者察觉的，他们欲披露此事，蒋介石摇头不信，对灾荒轻描淡写，说“有灾也不会太严重”。所以会饿死那么多人，就是由于“最高领袖”不相信，不但没有及时采取救灾措施，还照样征粮！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王芸生应美国政府邀请赴美，已经买好机票，也不准成行。

另一件事是高官大贪污。当时几乎无官不贪，高官更带头贪。身为行政院院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便是一个活标本。

1942年国民党政府利用美国贷与的5亿美元，提出1亿美元为准备金，发行“同盟胜利美金储蓄券”，规定按20元购买1美元储蓄券，抗战胜利后凭券兑换美元。当时美元的黑市价已经是110元兑1美元，孔祥熙一面下令停止出售美元储蓄券，一面则由其部属出面，利用职权将尚未售出的350万美元储蓄券按官价购进，归入他的私囊；还有799万5千美元的储蓄券则由中央银行其他人员购进私分。

1943年，当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提出质询，监察院院长也提出弹劾时，蒋介石竟一面利用新闻检查制度封锁新闻，一面通过他的侍从室拿走全部材料。蒋介石派遣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说服傅斯年，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力图把丑闻隐瞒下来，说一旦公开腐败案，日后恐再难得到美国的支持。蒋介石还请傅斯年吃饭，极力拉拢，冀图让傅斯年相信，他会认真处理此案。蒋的真实意图是不了了之。此事一拖再拖，经过傅斯年等人反复抗争，直至1945年，才迫使孔祥熙下台。既然“最高领袖”对贪污大案持如是态度，上行下效，各级政权的腐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灾害和贪污，都不奇怪，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会经常碰到。问题是在不同政治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和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有个论断：“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道理非常简单，在民主、自由社会里，某一届政府不关心人民疾苦，甚至不管人民死活，人民就要通过选票让你下台让贤。河南旱灾惨剧实质是人灾，是剥夺新闻自由和政治独裁专制的恶果。贪污能否彻底遏制，同样取决于有没有政治民主、分权制约和新闻自由。这些都是宪政问题。

当时没有宪法，只有国民党自己制定的所谓《训政时期约法》，规定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离民主十万八千里！1938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弄了一个咨询性的国民参政会，规定只有“提出建议案”、“提出询问案之权”；也可以讨论“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但通过的决议是可听可不听的；也不承认国民党之外的政党存在，连中国共产党的“参政员”也只能以文化团体代表的资格参加。

当时，独裁专制统治造成的全国性的官员腐败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招致民怨沸腾。美国政府对此非常不满，国内的批评更连绵不断。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反对党固不待言，就是国民党内，要求实行民主、宪政的呼声也非常强烈。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的党员教授蒋梦麟等就曾召开会议，公推冯友兰拟稿以区党部的名义致信蒋介石，要求国民政府为收拾人心而开放政权，实行立宪。信中写道：“睹一叶之飘零，知深秋之将至。”“昔清室迟迟不肯实行宪政，以致失去人心，使本党得以成功。前事不远，可为殷鉴。”据说，蒋看罢“为之动容，为之泪下”。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已经非变不可。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在开幕式上蒋介石说：“战争结束的时间，决不会超出我本年春季所说的两年之内。”因此，要讨论如何建国的问题，“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宪政实施以后，本党还政于民……在法律上本党应该与一般国民和普通政党处于同等的地位，在法定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原则之下，享同等的权利，享同等的义务，受国家同等的待遇。”他还有多次谈话都谈到宪政，这表明他确实在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他所讲的宪政理论上有许多荒唐之处，而实践上更是依旧肆意践踏民主和公民权利。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两篇重要论著：《中国之命运》、《中国的经济学说》。学界认为这是蒋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回答。判断他的《中国之命运》，应该有一个标准。他不是说要实行宪政吗？从政治上说，最好的标准就是学界公认的宪政理论。

宪政的核心是保障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以此为目标建立一套政治和法律体系。它有几个基本要素：1，公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财产、通信等自由权利。2，国家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政府权力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严格约束，使之既能有力地管理好公共事务，又不致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3，宪法至上，并有严格的宪法司法、违宪审查制度。4，实行法治，司法独立。5，各级政府民选，层层成立议会，地方自治，政治生活民主化。

《中国之命运》追求什么？要中国人“事事以民族为本位”，“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与此同时，重申“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无论在战时或战后，一片散沙一样的‘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其他讲话中，蒋介石更一再高呼：“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其实，在冠冕堂皇的“国家”、“民族”后面，他的内心独白是“朕即国家”，服从我就是服从国家。这是与宪政完全背道而驰、为专制统治服务的理论。

《中国之命运》还声色俱厉谴责：“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上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他实际是在指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地方势力搞封建割据。其实，当时的地方势力对保护公民自由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云南，在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庇护下，西南联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就得以保持和发展。又如桂林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也与广西地方势力李宗仁等的支持息息相关。在政治生活正常的国家里，确实没有政党甚至私人拥有军队的。问题是由于历史条件的汇合，中国已经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个真正有远见的政治家必须从实际出发，用民主、共和的方式处理相互关系，推行地方自治，逐步消除对立，建立互信，从而逐步实现军队国家化。那时有一个谁代表国家的问题。不能以拳头大小定是非，“军队国家化”不等于大的吞并小的；而应首先致力于地方和全国民主化和自由的保障，通过“共和”的办法逐步联合、统一。这样的制度和相应的政治文化建立起来了，不介入政治的中立化的国家军队的建立，就水到渠成了。蒋介石没有这样的认识和胸怀。

蒋介石口口声声反对封建割据的目的何在，在他的日记里，就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在1943年8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始终要用十个军以上兵力防制陕北，则不如肃清陕北以后，可抽出兵力在后方各地分别肃清。”为此“应先用宣传”，“以澄清国际视听”！他念念不忘的不是消灭日本侵略者，而是剿灭共产党和地方势力。

再深入一步去考察，这牵涉到中国乃至东方各国统一的道路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是走“联省自治”的道路，还是走武力统一的道路？矛盾十分尖锐。中国人有浓烈的大一统情结，在苏联出于自身利益而介入下（不但提供政治和军事顾问，还给了大批武器和金钱），不幸走上了武力统一的错误道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实，联省自治的实质是在各省逐步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全国共和统一。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这既能避免内战，又有利于迫使各地区的统治者为了争取民心，不得不致力地方经济发展和逐步民主化。而走武力统一的道路，带来的只能是内战频仍，生灵涂炭，专制独裁。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结论；东方不少国家还在继续证明这一道理。每当听到一些国家军阀混战的消息，我总是认为他们的军人、政治家和知识阶层没有从历史中学到足够的智慧，还在重蹈中国的覆辙。

这几年史家黄仁宇有个观点在中国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要说原始型统一政府的话，袁世凯老早就制造出来了。其实，国民党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是没有解决现代国家的上层机构问题。北伐成功后，将原有的比较接近现代国家的架构给摧毁了。

国民党的基本口号是“以党治国”，突出党权，代替了民主的架构，代替了国会和宪法。国民党实行五院制，不同于现代国家的三权分立。他们规定，五院都由国民党中央的政治会议领导，立法院的权源是党，而不是民。这是一个大的颠倒。国民党的党章规定，总理有最后决定权。原来最后决定权归孙中山，后来经过反复的较量，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被拥戴为“最高领袖”。国内各方面势力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支持蒋介石领导抗日战争，尽可能维持国家的统一稳定。战争时期权力需要相对集中，但蒋介石的权力已经超出这个范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的权力已经不受监督，形成了一个个人独裁的体制，导致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连绵不断互相厮杀。1931年2月国民党重要领袖和立法院长胡汉民仅因在约法问题上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被蒋氏软禁在南京。以此为契机，一批国民党领袖和两广军人于同年5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抗，严厉谴责蒋氏“迷信武力”与“个人独裁”，并且坚持了五年。同一年竟然有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在南京、广州、上海召开！

蒋不但没有建设起现代国家的上层架构，反而建立和发展了与专制统治相适应的制度。

一是用“手令”决定一切，批个字、写张条子就是圣旨，就是官员任命、财政支出和解决重大事项的依据。

二是建立特务系统，严密控制全社会，特别是知识阶层。最初是复兴社，1938年，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统计局，俗称军统、中统。这一年还成立了一个带特务性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是建立书报审查制度，严密控制公民的思想和言论。文艺和人文社会科学书籍的出版都必须先将原稿送到国民党各级宣传部或图书审查委员会去审查。在学校则实行所谓训育制度。

四是要求学校乃至全社会“党化、军队化”。在他看来，现代化的社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社会。他曾不厌其烦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精神和行动现代化，我们知道现代是‘科学的时代’，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地说，就是‘军事化’。”

这些制度和机构的建立，使国民政府与现代国家的架构越行越远。秘密逮捕、暗杀、严刑拷打、任意判刑、草菅人命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193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曾悲愤地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报纸记载至30万人之多，而失踪监禁者更不可胜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帝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学生组织‘现代座谈会’，此乃约法所许之权利，而政府则解散之，逮捕之。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计。”这种状况在1943年没有改变。

在这样的体制下，全国人民强烈要求的反贪污也化为闹剧。

1943年前后的蒋介石已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这是当时社会条件、传统弊端在蒋身上的集中体现，又鲜明地体现了他的个性。

当是时，内外的压力，使蒋不能不考虑实行宪政。这是整个世界难以抗拒的趋势。但是，真要实行宪政就要改变原有的体制乃至整个官场文化，蒋介石又没有这样的认识和魄力。

以德、苏为师与官僚经济

在经济领域，即使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也把“建国”、“富强”等口号整天挂在嘴边。

国家的富强一直是中国的知识阶层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问题是如何才能富强。

严复在1895年后总结洋务运动的失败，就强调富强与贫弱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个总结与现代经济学研究完全是吻合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富强的关键是自由”——而在1943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这个道理。

蒋介石如何考虑中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他还是延续了传统的思想，将政府的作用归结于“养民、保民”。自管子以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发展经济，养活子民，教民农战。蒋介石在1943年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以养民为本位”；“经济以计划为必要”，“使资本国有化”，“在工业建设方面，必须采取计划经济制度”，并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统一而国有之”；由于德国用军事化带动经济发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特别强调要实现“民生与国防之合一”。

不但蒋介石这样想，苏联计划经济的貌似成功，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管制经济使国家迅速发展，给中国知识阶层留下深刻印象，甚至马寅初这样的对国民党的腐败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著名经济学家，某些地方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对统治者直言不讳，经常严厉批判国民党的错误的经济政策，特别是通货膨胀政策。在经济思想上，马寅初坚持自由经济，要竞争，要保障私有经济的发展；但另一面他接受了德国国家经济学的影响，认为经济要有国家的干预，特别是作为一个贫弱的国家，更需要政府的统制。马寅初也同样受到苏联的影响，认为中国的经济要吸取苏联的经验，搞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这在当时的知识阶层颇具代表性。进入30年代，他就一再鼓吹中国应该实行“统制经济”、“管制经济”。马寅初说：“就现在之情形而论，苏俄之统制经济可谓大告成功”。

这在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三民主义提出来开始，实行民生主义，就是凡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都要由政府来办，甚至还包括土地国有。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反对孙中山的所谓土地国有等政策，后来也有所动摇。把公有作为理想固然有中国传统的影响，但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的反映——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国家，它的社会存在很多弊端，穷富差异、种族问题、妇女的权利等等一再困扰人们，侵犯公民自由现象也屡见不鲜。如何去除这些弊端？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思想家解决不了。两次世界大战及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将资本主义的黑暗面暴露得很充分，如何解决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这关系到中国建国的选择问题。而这时候苏联大张旗鼓地宣扬五年计划的成就，中国的思想界迷惑了，很多人愿意在经济上吸取苏联的那一套。

就蒋介石来说，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有“以德为师”的思想。

他早就对法西斯理论甚感兴趣。1931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决定国家大计的“国民会议”。蒋介石在会议的第一天便提出必须在中国建立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他认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形式互异，而统治理论不外三种。中国应该选择什么呢？他说：“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之政治理论……中国亦无需乎此，可断言也。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若在无此项历史社会背景之国家行之，则意大利在法西斯蒂当政以前之纷乱情形，可为借鉴。……今日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达到解除民众痛苦之目的。”

在如此明确的号令下，他的追随者们便掀起了鼓吹和贯彻法西斯主义的浪潮。于是一批又一批党政军大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德国顾问包括柏林警察总监则请进来盘踞军政要津；决心贯彻法西斯主义，奉蒋介石为唯一领袖的力行社、复兴社等组织纷纷成立，而在这些组织推动下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书刊如雨后春笋。《法西斯蒂及其政治》、《法西斯意大利政治制度》、《希特勒与国社党》及法西斯蒂小丛书等鼓吹法西斯主义的著作顺利通过国民党图书检查制度大量出版，而其执笔者和组织者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室的要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元气大伤的德国竟在纳粹统治下迅速恢复和发展，更令蒋介石赞慕不已。用蒋介石给希特勒密信中的话来说是：“吾两国国势相仿，目的相同”，“德国民众仰赖大总理（希特勒）坚毅有方领导之力，能于困苦艰难中发奋上进，获取其继承光荣历史而应有之民族地位，良为（中正）之所钦佩也。”蒋氏对德国顾问关于政治、军事、经济和两国关系的建议言听计从。从1934年开始，在以蒋为首的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来改组成为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请以翁文灏、孙越崎等知识精英作智囊。这些技术官僚满腔热情，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便与德国合作，请德国帮助建设工厂，而以原料偿还。他们的建设思想是要政府投入，搞官办企业。

这就走入了一个误区，客观上对官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实际的结果是发展了以孔祥熙、宋子文为代表的官僚经济。这也是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为国民党走向毁灭埋下了伏笔。

当时，马寅初针对国民党的官僚靠垄断、走私、投机倒把发国难财非常愤慨，提出征收临时财产税，“至少要将他们的财产征收一半以上”。作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和参议员，又是国民党党员，出于爱国、爱党，马寅初不断四处去演讲，矛头直指孔祥熙、宋子文，终于触怒蒋介石。蒋下令要将马抓起来，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逮捕他。爪牙们想出一个办法，“请马院长去前线考察”，实际把他关押起来，其后被转送贵州息烽集中营。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各界人士及学生的不断抗议，后来才被放回重庆家中软禁，但还是不准他发文章，也不准他公开作报告。直到1944年这些禁令才被冲破。讲富强，却不准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讲话，那不是南辕北辙吗？

政治、经济是密切联系、很难割断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所谓富强自然只能是黄粱美梦。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文革“八·二五”陕报事件　作者：王民权

1966年8月25日，《陕西日报》第三版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为题，刊登了纪念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发表20周年的有关文章。第四版刊登的是“毛主席检阅首都百万革命大军”的图片，两版都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版面”，按说应该够“革命”的了，不料却祸从天降。当天下午到26日，西安交大、公路学院等院校2万多“革命师生”，聚集并包围了陕西日报社，痛斥这天报纸第三版标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的“帝国主义”和“纸老虎”几个字正好对准了第四版毛泽东像的头部中央，“反动派”几个字正好对准了陈伯达（时任中央文革组长）的头和脖子，认为这是“以偷天换日的手法，对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进行的恶毒侮辱”，“是对我们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此事与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联系起来，向报社提出“六项要求”：1、在报社门口召开声讨大会；2、立即安装喇叭，布置会场；3、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参加大会，但不得发言；4、由代总编辑李一松（陕西省军区副政委）交代问题，如交代不好，即封闭报社；5、起草电报发往中央，不得延误；6、两日内必须报道“西安交大等院校声讨省委黑帮大会”的消息。甚至高呼“砸碎报社”、“封闭报社”、“接管报社”等口号，“冲进报社，占领报社编辑部办公楼，控制对外电话，限制报社人员出入，打烂贴报橱窗和楼门玻璃，闯入办公室，拿走和抄录文件及社论草稿、报刊杂志和钢笔、文具等”，最后还发展到“到处抓人，非法搜查两位副总编辑的办公室和宿舍，翻箱倒柜”。有些人还要强行摘掉李一松的红星帽徽和红领章，让李戴高帽子游街，将李批斗长达7个多小时，陕西师大和北京工大赴陕战斗队有人还贴出“西安一毒草，长在中山街（即今东大街，陕西日报社时在该街），施肥自有省委人，根子实际在小寨”（指陕西省军区）的街头诗和“立即改组陕西省委，立即改组陕西日报社”的大幅标语。其余如《陕西日报有鬼》、《陕西日报站在什么立场》、《赤膊上阵的陕西日报》、《戳穿陕西日报社的大阴谋》、《陕西日报是文化革命的绊脚石》等大字报更是满街都是，形成轰动一时的“八·二五陕报事件”。

当时个人崇拜已登峰造极，侮辱毛泽东的罪名是谁也担当不起的。《陕西日报》明知造反学生是项庄舞剑，矛头一开始就是对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也不得不起而申辩，8月26日就向“全省以及全国160多个城市和广大农村”大量印发题为《这是在干什么？》的传单，辩称“本月二十五日本报四版印有毛主席像和背面第三版印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新闻标题，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当天报纸、版样由四人分工，四版画刊是使用《人民日报》原版，三版新闻系新华社电稿，按版编排。审大样时是一版一版打出清样审查，第四版因用《人民日报》原版，不作审查。毛主席的像我们经常要刊登，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语句，也要经常刊登，因而有时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类似□□□□□□□□，别的报纸也有这种现象。再说，人们看报总是一个版一个版地看，不可能透过一版看二版”，表示“要继续努力，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陕西日报》办得更好。革命的同志们对我们提出意见，帮助我们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我们衷心感谢”，并说围攻报社是“一小撮怀着不可告人的邪恶图谋”的坏人操纵的，要“革命的同学们、同志们”“千万擦亮眼睛，提高革命警惕性，谨防政治扒手，不要上当”。8月31日，又以“陕西日报社全体革命职工”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再次重申前面的辩词，同时进一步提出例证，说“我们翻阅了近一个时期全国的许多报纸，都有类似本报八月二十五日的版面的情况，说明出现这种情况是难免的，这怎么能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呢？”并且特别指出，“这次前来质问《陕西日报》的绝大多数群众，他们是出于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但“这次事件是有极少数人利用部分群众不明真相进行煽动，并向报社提出无理要求”，“故意破坏党报的威信，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封公开信将参加事件的人加以区分，表现出相当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而《陕西日报》出版部也于8月27日贴出《什么人才干这种事——揭露坏人诬蔑党报》的大字报，说“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把根本不能联系也决不应该联系在一起的问题，死硬联系在一起，公然进行反动宣传。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了吗？他们的目的不是恶毒万分吗？报纸和其他书刊一样，我们平常阅读时，哪里会对着光看？只有那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才采取这种办法进行煽动和欺骗，真是无耻之极。”一些对交大等校师生持反对观点的，如西安医学院、火炬小学等校的师生和庆安公司、肉联厂冷库的部分职工，同样于8月26日贴出“我们最最强烈、最最坚决地谴责交大、冶院等校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陕西日报》在排版中三、四版的偶合大肆造谣生非，围攻我《陕西日报》社，破坏《陕西日报》社的正常工作，并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更使人不可容忍的是，向省委提出无理的‘六项要求’！我们呼吁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准，戳穿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妄想变天的大阴谋”的大幅标语，和“仅根据八月二十五日《陕西日报》上的一个问题，完全断定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反革命事件，并提出立即改组编辑部、停刊的要求，我们认为在事实真相没有彻底调查清楚之前，下这样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现也存在类似严重问题，他究竟属什么性质，我们也不能过早下结论”的大字报。西安医学院二院部分师生题为《是精心策划吗？》的大字报，还逐一列举了（1966年）7月1日的《羊城晚报》，8月24日的《健康报》，7月18日、6月29日、6月19日、8月15日的《人民日报》，6月19日、7月1日的《解放军报》，7月1日的《文汇报》和5月2日的《羊城晚报》，说“以上报纸，真（也）有‘黑帮首领’、‘反动派’字样（意为类似陕报的情况）”，厉声质问，“难道这都是反革命策划的吗？既然你们警惕性很高，交大同学在毛主席像背后写着‘造反有理’，你们是造谁的反？为什么不把他揪出来？”从而断言，“显然这是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借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心情，而造谣生事，煽动群众闹事”。这些声音给危境中的《陕西日报》以可贵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交大等校的师生并不善罢甘休，继续按照其奇怪荒唐的逻辑对《陕西日报》进行地毯式搜索与“轰炸”，深文周纳，指责该报不仅8月25日一天，从1966年3月31日往后多日的报纸，都存在着同一性质的“问题”。比如，1）3月31日第一版《西区首府百万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副标题上的“沉重打击”中的“重打击”三字，正对着第二版的毛泽东头像。2）4月17日第三版的通栏标题《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正对着第四版的《十足的法西斯暴徒》标题。3）4月22日第一版《毛主席语录》“凡是错误的思想……绝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中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正对第二版的“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等等。

不仅如此，造反师生还进而引申开去，说该报除了在相反的两个版面恶毒地侮辱毛泽东（包括林彪、列宁），还有大量有意篡改毛主席语录、《人民日报》文章，误导群众等问题。

如8月8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大量出版毛泽东著作的消息，《陕西日报》副标题中删去了原有的“全国人民无比崇敬和爱戴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比信仰、无比崇拜毛主席，日夜盼望买到毛主席著作”一段，而其他省报则和《人民日报》一致。

再如，8月21日《陕西日报》发表《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报道，不仅只报道了“保皇”的西安中学、西北政法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安工业学院等，对“勇于揭发省委黑线”的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西北大学、西安矿业学院等则只字未提，“题目和内容极不相称”，而且“题目字体和版位摆在无足轻重的地位”。

总之一句话，《陕西日报》烂完了。

事情愈闹愈大，不仅陕西，“从新疆的伊犁、克拉玛依到福建前线的东山岛，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全国各地都知道了这次事件。造反师生一方面抓住这些莫须有的“问题”不断上纲上线，一方面对陕西日报社传单和公开信中“政治扒手”、“别有用心的人”等提法和有些参与造反的人被其他各种传单、社会舆论“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深为不满，步步进逼。面对造反师生的咄咄攻势，风雨飘摇中的西北局、陕西省委深感压力巨大，不得不在造反师生的强烈要求下，组织由“革命学生、革命工人、革命干部”组成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印发传单问题”检查团，于11月2日进驻陕西日报社，进行所谓“检查”。12月14日，《陕西日报》被迫就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报社“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对待革命学生运动上，执行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承认报社从8月26日到9月下旬先后印发的30多种、700多万份传单，是受“省委指示”，“在指导思想上都是为了反对学生运动，镇压学生运动，起了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坏作用”，承认“当时革命学生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心情来报社对八月二十五日的报纸以及本报其他一系列错误提出抗议，严加声讨，是完全正确的，是正义的革命行动”，表示郑重地为传单中所说的“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别有用心的人”等，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向“一切革命同志、革命同学”，特别是被传单“加以攻击和诬蔑”的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等校的部分革命师生，“赔礼道歉、认罪和认错”。同一天，陕西省委也就《陕西日报》印发传单做出公开检讨，公开承认省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镇压、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使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承认“《陕西日报》印发《这是在干什么？》、《关于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公开信》等攻击诬蔑交大、冶院、西工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传单”是省委指示的，“主要责任应由省委来承担”，明确表态：“除了霍士廉同志（省委第一书记）代表省委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公开检讨外，我们在这里作再一次检讨。凡《陕西日报》社印发的传单中把革命师生、革命群众说成是‘一小撮右派分子’、‘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等等，都应一律平反，并向这些同志道歉，请罪。凡是因为这些传单的影响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其责任也应由省委来承担”。

但是，检查团认为，陕西省委和陕西日报社的检讨极不深刻，“企图在大帽子下逃之夭夭”，“……陕西省委、《陕西日报》社根本没有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诚心。他们非但不主动消毒，为革命群众平反，反而设置重重障碍，抵制检查。刘澜涛、霍士廉、刘刚（西北局宣传部长）、舒同（省委书记处书记）等直接指示《陕西日报》社印发造谣传单的人，至今还未向革命群众作出具体的交待和检讨材料。”1966年12月17日，检查团还印发了《八月二十五日事件真相》的传单，对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一个与陕报传单截然不同的说法，来“肃清其恶劣影响”。结果，“8·25事件”成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委乃至西北局怎么也摆脱不了、洗刷不清的“罪恶”，随着“斗争”的逐步深入，1966年12月31日，陕西日报社终于被“红色造反者”查封，陕西省委、西北局大权被夺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

荒唐的“文革”，奇事很多，这起风格独具的“文字狱”，可谓奇之尤者。虽说其发动者并非大权在握的人物，而只是一些造反的师生；其成狱之由并非真的就是报上的文字犯了什么忌讳，而只是版位的某个偶然因素触发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灵感；其最后的裁决也并非最高当局直接、间接的干预，而似乎更像是运动浪潮合乎规律的推助，但其影响于当时的世态人心，也可谓至深且巨。李松晨等主编《辉煌50年——共和国档案》之三《文革档案》的“文革花絮”引用一位资深编辑的文章说，当时《解放军报》“当一版有毛主席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在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意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样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和名字前后，有没有贬意词。经严格检查后，没有贬意词才能付印。”另外，当时“新闻界还有一种风气叫‘对表’，大概第二天有什么比较重要的新闻，全国各地许多报纸夜间都要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主要打给《人民日报》，其次打给《解放军报》，询问某一条重要新闻安排在版面的什么地方，用什么字体，标题占多少栏。问清楚后，他们就依样画葫芦。这样即使版面处理得不妥，可以推到遵循《人民日报》或《解放军报》的版式，可以不负责任。”其实这种“透视”的做法和“对表”的风气，在很大程度上都与陕报“8·25事件”有关，或者说就是吸取了陕报“8·25事件”的教训而时兴起来的。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亳县统购统销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作者：梁志远

国家对农村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当时的政策是：“多余多购，少余少购，不余不购”和“多缺多供应，不缺不供应，什么时间缺，什么时间供应”。这个政策在安徽亳县深得人心，广大农民踊跃把余粮卖给国家。在以后的几年里，购了过头粮，回销粮卡得较紧，但农民口粮尚可吃饱。

1958年“大跃进”以后，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粮食统购统销是在高估产下的高征购，在低标准和时有脱销的情况下统销。1958年——1960年，三年粮食统购统销情况是：

1958年全县农业人口71万，粮食实产4.55亿斤，征购任务3亿斤，完成15119万斤，占任务的50.39%，商品率33.8%，人均负担量21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526斤。

1959年全县农业人口70.8万，粮食实产3.27亿斤，征购任务2.2亿斤，完成12924万斤，占任务的58.74%，商品率39.5%，人均负担183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357斤。

1960年全县农业人口56万，粮食实产27885万斤，征购任务1.4亿斤，完成6833万斤，占任务的48.8%，商品率24.5%，人均负担量122斤，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464斤。

从以上粮食统购统销来看，每年粮食征购占到实产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农民的口粮很低。1960年全县农民人日均口粮仅有半斤左右，而且大部分是红芋片。1960年春是最困难时期，人日均口粮仅二两左右，不少地方人日均口粮只有一两几钱。

尽管如此，由于征购任务大，导致年年完不成任务，季季完不成任务，样样品种完不成任务，相对的农民负担是年年过头，季季过头，样样品种过头。而在统销上一压再压，完不成征购任务，缺粮不返销（按高产估产，不承认缺粮），多缺少返销。就这样每到播种季节还向社员逼交种子。正像人们所说的“粒粮进国库，万民难求出”，以致大批农民饿死，“左”的无法再“左”了。

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经过如下历程：

一、高举反右旗帜，把大力反右贯穿在三年的粮食统购统销的始终。三年的“大跃进”历经了反右派和反右倾两大运动，1958年有不少干部因反映粮食统购统销中的问题被打成右派分子，不少干部因没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而被拔了“白旗”或挨批评、受处分。

1959年春因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要求回销粮被视为“西北风”和“右派势力的新反攻”，整了一大批干部和群众。同年秋，城乡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与粮食统购统销任务联系在一起，不顾土地抛荒，秋季旱情严重，粮食减产的实际，以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情况，作为衡量一个干部左、中、右的标准。把大批干部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无情打击。例如十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邢占秀，因公社粮食征购任务进度慢，向县委如实汇报了“粮食征购中有些地方卖了豆种，明春会出问题”等，被阜阳地委点名批评为右倾，责令停职反省。

1960年的统购统销更加变本加厉，开展了更加残酷的斗争。直到1960年4月，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候，地、县委还硬着头皮在会上大讲什么“余购”、“缺销”。实为搜粮统购，缺粮少销或不销。

三年反右领先的粮食统购统销，批斗了大批干部和群众，打了一批右倾，处分了一大批干部，使农民吃了空头粮，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二、大力表扬、奖励善于大吹粮食高产、大购过头粮，狠压粮食返销的“先进”人物。其实这些“先进”人物，只讲迎合领导浮夸心理和自己的政治需要，毫无党性，残害农民，最为农民所深恶痛绝。例如，五马公社，一位刚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提升为县委副书记的宋××，1958年去分包五马公社，即时，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放出亩产4万多斤水稻“卫星”，全社粮食生产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购大量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粮食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本社农民开始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该公社的人均每天不足四两的回销粮，退回“节余粮”4500斤，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同时对其他如实反映情况，要求增加回销粮指标的公社，给予严厉批评，并要学习五马“经验”。他们的“经验”残害了农民，殃及全县。结果五马公社是违法乱纪和人口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公社。

在这种形势下，全县浮夸风越刮越大。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继续大吹高产，粮食大有潜力可挖。农民的生活“形势大好”、“前途光明”、“食堂三干三稀”等等，到处高喊，实际上则加重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

三、采取强制手段搞粮食征购。三年中一般从当年的六月到翌年的三月，用九个月左右的时间去抓粮食征购，除各级党委作为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抓征购外，县、社均有专门的粮食巡回检查组织，并派出大批不脱产监收监打常年驻队人员，一般每生产队最少一人。

每当粮食收获开始，未等粮食晒干就要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五天一放小“卫星”，十天一放大“卫星”，放不出“卫星”的层层都有批判斗争的场面。

为了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层层采取扣人不放的办法，逼迫交粮。1959年11月中旬，在县委召开的分支书记以上干部大会上，除批斗粮食征购右倾典型邢占秀等人外，大搞人人过关。用会内与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社队交了粮下余，立下完成任务的保证，才可放行，否则留在会上“整顿”。因此，绝大部分大队卖口粮、卖种子、卖饲料。十河公社孙大庄大队地处豫皖边界，为了过关无奈向河南省某大队借粮几千斤，放出了粮食入库的“卫星”，免除了一次批斗。

1960年10月31日——11月18日，共19天时间，县委召开社队七次电话会，一次县委扩大会，逼粮入库。会会都有常驻亳县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吴文瑞，地委第一书记任松筠，县委第一书记赵建华中的一人讲话，点名批评粮食征购落后单位或个人，结果又有不少队粮被购光。

由于采取各种强制手段，逼死人命的事件三年中屡见不鲜。有的地方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采取斗、扣、打等办法以致逼死人命。例如，1958年县园艺场王阁生产队张会计，先在“核实”产量会上，因报不到领导要求的高产，被斗、被扣；报了高产，接着高征购，而征购任务完不成，又批斗为瞒产，从而被逼投井自尽。死后则宣布瞒产私分畏罪自杀。1960年夏位岗公社马厂大队马厂生产队口粮基本卖光，社员无法生活。队长张万春痛哭后，上吊自杀被救。

为完成粮食征购，以瞒产私分和偷盗粮食等罪名乱捕乱关，县政法部门抓人之多是罕见的。如古城公社焦瓦大队共产党员、民兵营长赵恩太，1960年秋因本队粮食卖过头，农民口粮太低，浮肿、死亡不断出现，留两窖红芋未切片上交而被捕法办，关死狱中。1960年6月27日，张集公社门庄大队按高估产高征购，仅完成40%左右而多数农民无口粮，为此被列为县社的打击重点，抽调力量在县公安局郭副局长领导下调查，避开小麦估产过高的实际，结论是全大队721户有偷窃行为，占总户784户的91.9%，而不偷的63户全是老弱残废。同时家家进行搜粮。批斗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大队副书记×××受到党纪处分，逮捕了几名“偷盗”青麦较多的农民，从而农民的基本生活权利遭到严重的破坏。

每当粮食接近成熟和收获季节，全县农村翻箱倒柜，挖地几尺搜粮，已成普遍现象。不少的村队每当农民田间劳动收工回家之前，不分男女老少，全面搜身，以防偷盗。

四、关键时刻，一再压缩统销，强行调出农民的口粮。1960年春节前后，农民的吃粮标准很低。据县委生活检查组2月11日在大杨、观堂、城父等公社检查，普遍人日均口粮不足四两，其中城父公社丁楼大队人日均口粮一两三钱（十六两制）。农民因饥饿而死亡越来越多。在农民口粮低到了不能保命的情况下（按照人日均口粮三两计算，全县库存粮尚缺133万斤），阜阳地委副书记武建周，地委秘书长徐有贞坐镇亳县，决定调出库存粮300万斤。徐有贞说：“统购要从茅根、淀粉、干菜、粮食等多方面着手，还要保证社员吃到‘六、七、八两’，省地委都知道你们的情况，要保证按时完成调出粮食任务……”

在此期间，大面茅根已近扒完，各种代食品已极为紧张。有的粮站已无粮可供。加之运输工具缺乏，阴雨较多，粮食时有脱销，从而使全县农民非正常死亡进一步加剧。

五、各种代食品严禁市场交易。随着农民生活紧张，亳县于1959年12月29日起向社队分配了代食品收购任务。同时各种代食品由国家供销部门挂牌统购，一律不准市场交易。有些队由于代食品不多，连带叶的红芋秧都去出售。这样一购一销，供销部门仓容较小，有的露天存放，经雨霉变。虽然同时制定了供应办法，但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在各种代食品不准市场交易之后，黑市粮、馍和代食品价格猛涨。黑市小麦每斤由原1. 3元左右增到1.8—2.0元，红芋片每斤涨到1.3—1.5元，二两重红芋叶面馍涨至0.8—1.0元；红芋叶每斤0.8—1.0元……极端贫困的农民，本来可用0.35元钱买一、二斤红芋叶充饥，至此也难买代食品补贴了。这种办法一直沿用到1960年底。

六、停止统购，落实统销，支粮到户，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形势好转。1960年冬季，虽然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纠正“五风”，但由于粮食统销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农民的口粮仍未落实，少量农民的口粮还是层层剥皮，不能如数吃到农民肚里。因此浮肿、外流和非正常死亡在继续发生。《县委生产生活简报》如实反映秋冬死人，被地委通报全区并报省委之后，引起省委高度重视，为亳县增添了大批力量，帮助县委整风。首先停止了粮食征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落实了粮食统销，并采取“口粮一次落实到人，分期供应，支粮到户，超支不补，余归个人”的办法，有效堵塞干部多吃多占的漏洞。同时口粮仓库采取“三结合两把锁（即干部、群众、工作队，钥匙是群众代表、工作队各持一把）”，一直管到接上新麦。

由于口粮落实，标准虽低，加上代食品，农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形势迅速好转，疾病、外流、非正常死亡至1961年春节基本停止。

粮食统购统销事关农民生死。经过“大跃进”三年的反复高购低销，国家宪法和粮食购销政策均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引发了广大农村荒、逃、饿、病、死的普遍发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多方面深入调查表明，亳县农民非正常死亡率达30%以上，其他方面的损失也极其严重。因为口粮缺少，发生了杀亲吃肉等违背人情的实例。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血的教训。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我在文革中监管蒋南翔　作者：孟　起

1960年，我从北京第四中学高中毕业后。经过层层选拔考上出国留学预备生，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一年俄语，然后去苏联列宁格勒门捷列夫化工学院攻读放射化学专业，一切均由国家安排妥当。在当时，不可能有私人出国，唯一的留学就是由国家保送去苏联或东欧几个国家，学习的专业亦由国家决定。就在我刚刚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深造时，中苏关系彻底破裂，苏联拒绝中国留学生学习高科技专业，而只允许学习打猎、养蜂、园艺等专业，父亲建议我转去清华大学继续学习。

在清华园里，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西方建筑，也不是水木清华的楼台水榭，而是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在那里我看到了校长蒋南翔和副校长钱伟长的决战——共产党和右派分子的决战。这是给刚入校新生的第一课，无疑是告诉我们在清华园里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唯有跟蒋校长走，跟共产党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同时，我看到了蒋校长的许多照片：中等身材，圆胖脸，眯缝眼，带着金丝眼镜。就是他，在反右斗争中，把留美导弹专家钱伟长等一批右派批驳得体无完肤，落荒而逃；也就是他，既是清华大学校长、高等教育部长、中共中央委员，更是中国教育界最高权威。蒋南翔给我最初印象是一个和我父亲一样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对他的崇敬之感油然而生。后来从父母那里又听说蒋校长早年在清华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是清华地下党创建人之一，他和夫人欧棠亮的结合是由周恩来介绍撮合的……这使我更加敬仰这位校长。尽管我们从未见过面、说过话，他不知道在一万多名清华学子中有我，但我开始知道他。

1966年6月，我正在清华大学南口200号基地（原子能反应堆）作毕业设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当时整个“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往往是一个事件还未搞明白，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事件又发生了，搞得人们晕头转向、应接不暇。我们不得不停止毕业设计回校闹革命，整个清华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教部长、校长蒋南翔，由于17年来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而被批斗，由王光美带领的中央工作组也被轰走，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一统清华、红极一时，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着语录歌和革命口号，红卫兵小将行色匆匆，到处是战斗的气氛和火药味，而由清朝重臣那桐亲书 “清华园”三字的二校门也被推倒了，整个校园里朗朗读书声消失了，我迷茫地看着这一切，还未等我醒过劲来，我的父母已被批斗、赶入牛棚，家被抄得一干二净，三个妹妹各奔东西，我成了黑帮子女。

席卷全国的革命大串联活动开始了。清华红卫兵散在各地，校园里人几乎都跑光了。有一天，清华井冈山的一个小头目对我说：“给你点儿活儿干，你去高教部看黑帮吧！”我想：反正也出不去，找点活儿干也好。当时清华井冈山的红卫兵高教部联络站设在西单二龙路高教部西院大楼的二楼，原来有四个红卫兵负责，后来全都跑光了。该大楼北边是一排二层楼板房；高教部的走资派蒋南翔、刘冰、黄辛白等部长5人，局长6人，共11人的劳改队就住在此地。当时，我的日常任务就是每天监督黑帮分子劳动，看管他们的日常活动，接待外地来京串联的红卫兵，并代表清华井冈山与各地红卫兵组织联系、写工作汇报。一时间，我虽然不是红卫兵，却成了红卫兵在高教部的最高掌权者。我开始按红卫兵的要求严格监督黑帮的活动，严密监视、管理他们的日常活动，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开始提审司局级干部，后来是部级，但一想到要提审蒋南翔，我的心里就怦怦直跳，我不知道用什么态度提审他？要他交待什么问题？更如何训斥他？终于不得不提审蒋南翔校长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约九点左右，我通知蒋南翔暂时停止劳动，到我办公室来，当他平静地坐在我对面，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仔细地端详我时，我也正好奇地审视着他：肌肉松弛、神情木讷、一脸的疲惫；开场白过后，我板着面孔，学着红卫兵的架势说：“蒋南翔，你要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反革命罪行！”沉默。“你听见了没有？”沉默。“你和彭真、林枫是什么关系？”还是沉默……我开始着急、发火、在想怎么让他开口。“你是几年级的？哪个专业的？”他突然操着难懂的江浙口音反问我，当我回答后，他又慢条斯理地说：“你是应届毕业生，在清华学习了六年，你应该自己有一个判断，我们党所执行的是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我无言以答，我开始沉默，接着双方便都陷入了沉默……最后我以自己都不能听见的声音说：“蒋南翔你老实点！你滚吧！”第一次的提审就这样宣告结束。

第二次提审蒋南翔时，我不再板着脸、装腔作势和狐假虎威了，因为这些对他完全无济于事。我开始以相互平等的态度、和蔼的口气同他对话，甚至是讨论问题；但他仍然是沉默多于交谈。在接触的过程中，我渐渐地发现蒋南翔是一个非常内向而又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话不多，而一旦出口，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平静的举止中透着临危不惧的个性。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当中，人们都被逼疯了，整天都在干着哭笑不得、而又自相矛盾的事，我明明是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的黑五类，可又能代表红卫兵发号施令；我明明知道这些黑帮是好人，可却要叫他们劳动改造；我明明知道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却要逼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好在整个联络站就我一人负责，我开始胆大妄为起来，当时规定不许黑帮看报、听广播，我却开始给他们看《人民日报》，继而《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再接着我把《清华大字报汇编》及《井冈山》小报也拿给他们看，我知道这么做是在冒险。因此，我规定报刊让他们看完当天收回，不过夜。他们非常配合，为了增加他们的阅读时间，我把他们每天劳动时间从八小时改为四小时，分成二拨对换着：半天让他们劳动，半天让他们读报，给外人一种表象，只要劳改队里黑帮们在干活儿即可。同时。我把蒋南翔由扫厕所、刷马桶等最脏、最累的活掉换为较轻松的清扫食堂的活儿，而让一个“叛徒”司长顶替了他。这样一来，整个劳改队一下子活跃起来了，长时间的封闭被打破，死气沉沉被掀开，由于他们知道外面整个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开始学习、思考，相应的讨论也多了起来，偶尔还能听到老人们的谈笑声，渐渐地我把单个提审变成了“神仙会”，经常找几个人到我办公室，就当前的形势发表议论。刚开始他们还很谨慎，按报纸的调子鹦鹉学舌，后来渐渐熟了，也摸准了我的底牌，便逐步打消顾虑，畅所欲言，直至认真地讨论起来。副部长里要数黄辛白和刘冰发言较多，黄辛白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派工作组？为什么撤工作组？为什么要让红卫兵起来造反？……总之，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他都想不通。而刘冰，高教部副部长、清华党委副书记，文革前，我曾在学校听过他的多次报告，现在的他仍像当年一样：身躯高大、昂首挺胸、侃侃而谈，他能巧妙地引经据典并用毛泽东的话来批判当时的革命理论，讲得头头是道。难怪他1969年复出后，由于骨子里难以和“四人帮”唱一个调而再次被打倒。至于蒋南翔始终是沉默多于言谈，但是别人发言时他却从不闲着，专注聆听，仔细记录，同时他那眯缝的小眼在明亮地闪动着，我看得出他的脑子也没有闲着，他在不停地思考着。我有时查夜，别人屋里都熄灯了，唯有他屋里的灯光还在：他不是在踱步沉思，就是在奋笔疾书。

有时“神仙会”也展开热烈的辩论，我的极左思想往往受到他们的群起围攻，把我批得体无完肤，这便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在与他们的讨论中我明白了许多永恒不变的道理；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感到平等和温暖，我们之间无形中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亲情。

1967年1月，北京的严冬零下十几度，凛烈的北风席卷着黄沙、扑打着窗户，才下午四点多钟，暮色已早早降临，我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报，突然，六、七个外地红卫兵夺门而入，操着江浙口音：要揪斗蒋南翔等走资派。我看了他们的介绍信才知道是浙江大学的红卫兵。浙大是全国22个重点高校之一，直属高教部领导，因此揪斗蒋南翔等人是名正言顺之事。但我想：这时如果让他们把人带走的话，必定凶多吉少。于是，为了先稳住他们，我急着端茶倒水、准备晚饭，同时我告诉他们：清华“井冈山”有规定，如蒋南翔等人需要离开高教部必须由蒯大富亲自批准才行。我当时马上装模作样地打电话联系，然后告诉他们：总部负责人不在；你们先回去，待总部批准后，再通知你们来提人，他们虽然不满，但又慑服于清华“井冈山”之名，只好悻悻离去。浙大的红卫兵走后，我因家中有事，亦匆匆离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大雪纷飞；我冒雪蹬车去高教部上班，刚到二楼，见一个人蹲在办公室门口，近前一瞧，原来是劳改队里年龄最大的刘司长，他对我说：你可来了，出大事了。原来，我走后不久，浙大红卫兵又杀了回来。他们直奔后面的小二楼，并将蒋南翔等人装入麻袋，扔上早在门口等候的大卡车，直奔火车站。当时恰好年迈的刘司长在厕所，忽闻动静不对，没有出来，才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当时我一听，焦急万分，顾不得一切，马上与清华“井冈山”、浙大的红卫兵联系。然而一切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我一个人颓然坐在办公室里，感到筋疲力尽、两眼无望地注视着窗外：真不知这样的天寒地冻麻袋里的老人们会怎么样？用麻袋把他们扔上卡车，然后装上火车，他们能挨到浙大吗？他们的命运将如何……甚至他们还能活着回来吗？

大约一周后一天的傍晚，寒风刺骨，风雨交加，在寒冷昏暗的暮色中我蹬着车去高教部值夜班，刚到楼梯口，我看到有一堆东西，走近看见是几个大麻袋，我随脚踢了一下，麻袋微微颤动了一下，我即刻明白了里面可能是他们，便立即将麻袋打开：只见一个人缩成一团，全身在颤抖着、臭气扑鼻；接着我又打开第二个：其中的人也是缩成一团，已不能动弹，身体滚烫、喘着粗气、奄奄一息；又接着第三、第四个……我将他们一一抱出麻袋，放在水泥地上，他们已无法站立，痛苦的折磨和极度的衰弱已经没有一点力气，我拿起一个脸盆，跑着来到西单商场，买了半盆馄饨及十几个烧饼等急忙回来，让他们赶紧吃，他们显然已是很长时间滴水未进了；其中的一个局长被打掉三颗牙，嘴角还在渗血。接着，我又去打了一盆水，帮他们擦脸时才发现个个鼻青脸肿、浑身带伤。待他们吃了点东西，稍稍恢复些体力，他们才告诉我：被装在麻袋里，像货物一样在火车上被踢来踢去，到杭州后分别在浙大、杭大等几所高校接受批斗，处处受到非人的待遇……我连扶带抱地将他们一个个送回小板楼住处，我扶蒋南翔时，发现他的金丝边眼镜已被打丢，其右腿拐得厉害，我问他：骨头有没有伤着？他说开始很疼，现在已经完全麻木了。安置他们停当后已夜深人静，我久久无法入睡：看着这些革命老前辈被无知的年轻人折磨成这样，我实在心疼，他们紧紧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几十年，并建立了新中国，对党忠心耿耿，却成了走资派，而乳臭未干的少年都成了高高在上的革命派？

经过几周的治疗和恢复，劳改队也恢复了正常。毛泽东又发出了“回校闹革命”的最高指示，那听话而又闹够了的红卫兵回到了学校。一天，清华“井冈山”通知我马上交接工作，回校闹革命。于是我很快办了交接手续，趁着晚饭间的空当，我向“劳改犯”们一一告别；他们注视着我，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瞬间我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难得啊！最后我来到蒋南翔的房间向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回校闹革命；真正的清华“井冈山”要来接管你们了，你要多加小心，多保重！”他一脸茫然，沉默一会儿；他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你走了，我的日子也不会太长了……”他走到小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笔，然后从手腕上摘下了手表，走到我面前说：“孟起，我身上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这两件是我随身用了几十年的东西，你留着吧，如果以后咱们还能见面，你再还给我；如果不能见面，你就留作纪念吧！我也没有什么人可托付的了。”我接过这两件东西，激动得不知所措，我心里明白：他的夫人欧棠亮在中联部正红得发紫；而子女却下落不明，也许我是他唯一能托付的人了。我看着这两样东西：一支派克笔和一块欧米茄手表。这些在当时算是名贵物品。我想了想说：“笔我留下，表你留着，说不定需要时用它换钱哪！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再坚持了；而彼此的双手长时间、紧紧地握着，难以分开；我哽咽着对他说：“蒋校长，我们一定会见面的，我等着您，多保重……”泪水顺着我的面颊流了下来，他也热泪盈眶地说：“谢谢你，坚强些，我们一定会重逢的。”我感到浑身一股暖流在涌动，这位老人平时沉默寡言，神情木然，然而却拥有一颗激情火热、坚强不屈的心！

回校后，我将派克笔仔细清洗了一遍，用布裹着，并在宿舍里找了一个常人难以发现的地方藏了起来。

有一天，突然有几个红卫兵抡着皮带，踢门闯入，高声嚷着：你是孟起吗？我回答是。话音刚落，其中的一个举起皮带朝着我的脸猛抽了一鞭，我顿时两眼冒着金星，天昏地暗，脸上火辣辣的，还没容我反应过来，几个人将我双手反剪，被按着头，紧接着屁股上又挨了几脚，然后，便莫名其妙地被押走了。他们把我推进了一间小屋，接着将门反锁了。屋里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我又气又恼，拼命地拍打着门，大声叫喊：放我出去！为什么要关我！然而，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人理我，渐渐的我的嗓子喊哑了，整个身体疲惫不堪，瘫坐在水泥地上，借着门缝透进的一丝光线我才看清：这是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仓库，没有窗户，里面堆放着各种过期的刊物、报纸及一些彩旗等杂物。我干脆躺在上面，内心渐渐平静下来，思索着红卫兵为什么要抓我？绞尽脑汁地猜测各种可能性：是高教部的“劳改犯”出卖了我？这似乎不太可能。或许是我父母的“专案”又发现了新的罪状因此而牵连到我？我更寄希望于他们搞错了，然后将我放了；但是，我苦苦地等待了两天，连门也未被打开过，我有些熬不住了。正当我昏睡之间，突然门被打开了：门外射进那刺眼的光线晃得我两眼难以睁开，随后我被双手反绑着，并有人将一个牌子往我的脖子后面插了进去，然后被一帮人连拖带按地押到了大礼堂，台下坐满了红卫兵小将和普通群众，全场人声鼎沸：“打倒现行反革命”、“打倒走资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便是语录歌的歌声一浪高过一浪。我和其他五、六个人同时被押上了台：“批斗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大会开始了，台上声嘶力竭，台下群情激昂，我被按着头，撅着屁股，两眼直视地板，双手被垂直反绑着，当时，我什么也无法看到，什么也没有听清，整个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根本就没搞清是怎么回事。大会整个过程简短有力，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那时，像“批斗反革命分子”等名目的大会经常开，犹如耍猴一般容易，人们已司空见惯。红卫兵又将我押往台后，给我松了绑，又朝着我屁股一脚，滚吧！没等我回头问个究竟，那些红卫兵早已作鸟兽散了。回到宿舍后，同室好友悄悄地告诉我，水利馆前的墙面贴满了关于你的大字报……我耐着性子挨到了半夜，套上棉猴、戴上口罩、怀里揣着小手电筒，悄悄地来到了水利馆前：《蒋南翔的变天账》为大标题，副标题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孟起通风报信……其内容全部是蒋南翔的日记实录：某月某日，孟起给我送来了《人民日报》……我认为今天的社论……某月某日，孟起送来了《清华大字报汇编》第四期，其中有几篇大字报我不能苟同……某月某日，孟起为了使我们更好地学习文件，将我们的劳动时间减半，并改为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甚得诸公拥护……某月某日，孟起将我由打扫厕所调换至食堂劳动……至此，我全明白了。蒋南翔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实事求是，一丝不苟。红卫兵接替我后立刻抄了他的住所，搜查出了这本“变天账”，显然我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在“事实”面前我无冤可伸，罪有应得嘛！

1968年我离开清华大学后，无论是在胜利油田劳动改造，还是在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当司炉工、车间主任期间，我始终关注着蒋南翔的消息。在那个年代里，好消息几乎没有，而坏消息接连不断，不时耳闻蒋南翔在不停地挨斗，他仍顽固不化、抵抗到底。我心里明白：他在维护做人最起码的尊严，为了坚持真理，他宁死不屈，确实是一条硬汉子。

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然而，仍然没有关于蒋南翔的消息。直到1978年，从朋友处听说蒋南翔已复出工作，并在天津市委任职，我半信半疑，抱着投石问路的心态，致函于天津市委，不久，便收到了来自天津的复函，并且还是蒋南翔的亲笔，内容简短：孟起：你好！我已开始工作，现任天津市委文教书记，不久可能回北京工作，希望能早日见到你。保重！

数月后，单位领导转告我，蒋南翔已调入北京工作，并任中科院副院长，他希望能与我见面。在约定的时间，蒋南翔派车来燕山石化总厂接我前往中科院，在那里我见到了阔别了19年的老校长；我们再一次紧紧地握着手，热泪盈眶地彼此问候，接着他说：“对不起，让你吃苦了。”说实话，这是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又可见我挨斗之事他早已有所闻，然而，与他相比我所受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在这久别重逢之时，我仔细地端详着蒋南翔：他基本没有变，似乎比以前更内向、沉默寡言，表情甚乏；然而在他额头间的皱纹更加深刻，这是十几年来历经沧桑的见证。另外，当我将他托我保管的笔交还于他时，他异常地惊喜，他要我将它留作纪念，但我却不知为何执意要归还于他。

踏入他办公室的瞬间，它那宽大而舒适的环境，柔软的地毯，明亮的家具，一下子将我们之间的距离拉大了，他已不再是十几年前在那板楼的小屋里的那个近在咫尺的蒋南翔了。在这以后，蒋南翔又几次来电话约我，我也曾赴约过几次，但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同语言越来越少，另外，他的工作很忙，我也不愿意多打扰他，由此而渐渐地中断了联系。

1980年，我被国家经委选派前往日本研修企业经营管理科目，回国后被分配在邮电部下属之508厂工作，并任厂长，这是一个千人以上的大厂，以生产集成电路为主，当时亏损严重……我接手后，吃住在厂里，并决意参照日本的企业管理方法将它彻底改变面貌……该厂位处小西天，我每天早晨在师大附近跑步，有一天清晨，我正在跑步，远处望见前面有位老人在散步，背影似乎很熟悉，我加紧脚步跑上前去回首望去，那位老人亦恰好透过他那金丝边眼镜望着我，并用手指着我：你，你是……他是蒋南翔，真是巧遇；我们边走边聊，原来他就住在附近四号院的部长楼里，已被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从这以后，因为彼此离得很近，我们不时在一起聊天、讨论，由于他对企业管理不熟悉，每次谈及此话题，他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还不时地提问，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有时还作记录，我见此赶紧劝住说：请别写日记，他听了便开怀大笑；在彼此谈话间，他仍然听得多，讲得少；但每次的交谈他都能教导我处事的原则及给予我各项事宜上的支持。当时，在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为了精简人员，我一下子裁掉了300员工，不少人上告国务院、中纪委，随后国家经委便派调查组对我展开调查；然而，蒋南翔却鼓励我：只要是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又当我准备改造工厂的封装工艺，并急需外汇时，他又主动提出帮我张罗外汇额度等等；这些帮助在当时解决了我很大的实际困难。我与他的交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更加了解，我们有时边吃边谈，经常聊到夜深人静才散去，那时，在不知不觉之中，彼此已成了忘年之交、平等以待的挚友。当时，在他老人家的支持下，经过两年半的努力，工厂已扭亏为盈，我也因此被选为人大代表。

1984年，我被调至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被派往东京任驻日总代表及东华基金事务局局长。从此以后，我与蒋南翔的联系便基本中断了。当时，中信党组书记、副董事长熊向晖是我的上司，他是清华早期地下党，并与蒋南翔是老战友，从他那里我常能了解到有关蒋南翔的近况。然而，由于我常驻海外，回国机会较少，而每次回国皆是公务缠身，来去匆匆，所以很难有机会再与蒋南翔相见。

记得1986年间，一次，熊向晖告诉我：“南翔同志住院了，在北京医院，你抽空去看看他。”我去看过他一次。他逝世前半年的一天，我曾去北京医院看望他。那时，他已病情较重，身上插满管子，鼻子里吸着氧气，脸色苍白，神情憔悴，言语吃力，当他认出是我时，热泪盈眶，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并劝他不要讲话，彼此就这样长时间地心心相印地偎依着，真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我深感如此一位在文革中被批斗千百次而宁死不屈的斗士，而如今被彻底地击倒在病魔面前，那是多么地无奈和可惜啊！探病号的时间到了，他仍然不愿松开手，我更依依不舍地离他而去，这便成了彼此间的永别。

半年后的一天，我接到了向晖同志来的电话：南翔同志去世了。下面的话便哽咽住了。我伫立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一场暴风雨之后，蒸腾的水蒸气模糊了喧哗的东京都，仿佛一切均腾升在云雾之中。我明白，这是上苍在悼念南翔同志。我的师长、共患难之挚友，尊敬的长者安息吧，您那硬骨头精神将永远驻在我心中。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　作者：曾彦修

对于康生在土地改革中的极左错误，20年来，报刊上传说甚多，可惜多为想当然耳的凿空之说。真实情况，我一次也没有见过。而谬说则至今还在制造不歇，例如，说毛岸英仿佛是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核心似的，这就是言必个人崇拜的陋习仍在作怪。

近几年我从山东阳信县（当时山东解放区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接到的来信也说明当地现在已不大知道1947—1948年的基本情况了，还以为是我们这个土改工作团去打倒了他们的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等的。而报刊上对康生1947年春夏在山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实反倒未看见一字（身历者、知情者确未公布过一字），或至多说一点听来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康生的这整段事情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并使参加过这个工作团的人员连带受点累。参加过这个土改工作团的成员，现尚存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等四个当时的青年工作团员。老年团员健在的，还有高文华、贾连夫妇，但高当年即在病中，虽随团行动，已不能下村了，估计他知道的具体情况会少些。土改团这件事谈不到是大事，只因康生一直是团长，陈伯达挂过短时期副团长的名，随行学习的又始终有毛岸英，于是乎各种各样的讹误、附会就无止境地在报刊上出现了约20年。恐怕还要编造下去的。于光远、凌云、史敬棠三人看来懒得辟谣，我只好在这里写几句把这事说一说，反正在医院里也闲得无事。

一

工作团缘起中央组织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可能是在1947年3月延安撤退前中央就决定组织一个土改工作团出发了。延安党中央各机关的撤退工作，实际上1946年的十、十一月份就大动了。撤到延安以北大约三天路程的以瓦窑堡为中心的很大一片区域。春节后，住在撤退地区的中宣部的毛岸英走了，未听说去何处。过几天中宣部临时负责人许之桢通知我说，已指定我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由中央各单位派人参加，分头出发，到晋西北兴县中央晋绥分局集中。同时告诉我，毛岸英也是到这个工作团去，他大概是与康生同行了。

我走到兴县后，才知是由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由康生任团长，陈伯达任副团长。团员几乎全是老同志，有张琴秋、高文华夫妇（高是1936年刘少奇到平津前华北党的主要负责人），廖鲁言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先期赴山东），李国华（李立，中组部科长，即现在的局长，听说是参加三湾改编的红军现在仅存的一位），张越霞（博古夫人），张勃川……几乎全是20年代参加党的老同志。“一·二九”到“三八式”的新党员只有四人（于光远、凌云、史敬棠、曾彦修，后来田家英插进来了个把月。）凌云是这个团的秘书兼康生的秘书，实际管团内事。

到了晋西北时，李井泉任晋绥分局书记，似乎他也是一个一言堂的一言堂，但在政治局委员康生面前，官低几级，也就只有绝对服从康了。

延安出发的全部工作团员插在晋西北的四地工作：1、康生带领曹轶欧、凌云、毛岸英在晋绥老区二专区临县郝家坡工作，那里是工作团总团部。2、陈伯达率田家英（后赶来参加）、史敬棠二人到静乐县工作。3、张琴秋率李国华、张越霞等老同志及曾彦修到解放区朔县工作。4、廖鲁言率于光远等到半老区保德县工作。下乡一个多月后，刘少奇、朱总、董老等率队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组织中央工委，路过兴县，把陈伯达带走，陈又把田家英带走了，工作团便取消了静乐县这个点。

二

1947年三、四月，全体人员到晋绥中心兴县会合后，分四路参加到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中。第一路由康生自领，分团长是临县地委书记赵林，但一切由康说了算。

康的总部设在临县郝家坡，是一小村，40来户。另三队为陈伯达静乐分团、张琴秋朔县分团、廖鲁言保德分团。这三个分团均由晋绥的领导干部任正团长，延安出发的工作团老同志任副团长。这几个分团各相距数百里，又无长途电话，全是各自为战，互无丝毫影响。因此，康生对我们的工作均一无所知，我们对他也一无所知。大概到了1947年7月，在临县郝家坡，才由晋绥分局召开了一次土改工作试点汇报会议。晋绥八个地委的书记大多到了（似还到了几个县委书记）。会议是汇报各地土改试点情况，并定出新的做法。实际一切听康生指示。会上，保德地区是由廖鲁言、于光远二人参加，但于临时生病，住了医院，会议全程未能参加。朔县地区大组本应由分局组织部长、正组长张邦英或副组长张琴秋（原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但他们回来不易，一个人要一马、一饲养员、一警卫员陪送，还得叫我跟着。因此决定不去，叫我一人去听会。我走了八天才到郝家坡，其中从兴县到郝家坡就要走两天。路边村庄，几乎全有延安撤过来的党中央机关。我就信步走去，走到哪里天快黑了，就去找那里的机关，只要说明来意就可以住宿。我走到一处公路边，已晚饭后，看见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谢邦选等同志在散步，上前去说明来意，即要我进村吃饭住宿。饭时，老谢等几位同志说康生在郝家坡土改，死人很多，到处挖“底财”（也写作“地财”），掘坟墓，群众极反感，几老意见多得很，但不便提，你最好去见见吴老（吴玉章），听听他的意见，反映给康生同志。我回答，已八点多钟了，不便去打扰吴老了。而且几老都不便讲话，我还能开口?这些意见是：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了，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我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三

康生在郝家坡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上（李井泉主持并全程参加），有些什么“左”得出边的错误呢?我看到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是：

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后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的）当然非真烧，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订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能盲动了。毛1948年春末夏初过兴县时曾批评了这件事，说是晋绥分局“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而一字不提康生。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上就是出于康生的这个指令。我在场感到震惊，自然是反对康这种彻底打倒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但自延安前几年整风抢救后，一个普通党员对一个政治局委员哪还敢提意见，那是彻头彻尾的“反党了”，所以我不敢作声。只能做驯服工具，听任康生胡说八道。1978年国庆节前后，我在昆明一招待所遇见了李井泉，我上前自我介绍，说我是在郝家坡亲耳听见康生下令把马克思主义烧掉的，你受了冤枉，我愿向中央写信证明。李说，谢谢你，不必了，毛主席当时就知道是康生讲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康生主动来向我握手，说了声：对不起，让你挨批评了。所以这事就不谈了。李井泉是平和的，只是有点神秘的微笑。1982年我又在成都遇见当时晋绥分局宣传部长、30年代马克思主义农村问题专家张稼夫同志，对这个问题谈了两个钟头。张说，那个划分阶级的文件，是用了很大功夫弄出来的，我和段云同志等带着工作组经过多次调查后起草，分局通过的。康生那么轻佻地就叫一把火烧了，这人连马克思主义的招牌也不要了，老人家知道是康生叫烧的，批评的是我们，我们也没作声，当然，我们没扛住康生也有责任。

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元、手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那时附近还有一个中央授权的以叶剑英、杨尚昆为首的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也无权干涉康生。

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主导权，必然就要发生残酷武斗现象。被斗者痛不欲生时，自杀就多了。康生那个40来户人（我听说是37户）的郝家坡，就死了几个人。乱打乱斗，自杀，使农村陷于极端恐怖状态中，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即旧式的流寇作风。至于近20年报刊上讲得最多的，说康生发明了个“化形地主”阶级，因此把很多破落户都作为地主斗了。这说法反倒不确。在康生来到晋西北之前，当地报上已经很有“化形地主”之说了，康生不但不予纠正，反而火上加油，承袭了此项谬说。在郝家坡会议期间，有天晚上康生叫我单独去汇报朔县情况。我讲了个把钟头，康的态度倒始终和蔼，听得进去，这是事实。我还强调了地主与富农的区别，经营地主与纯封建性地主要有所区别等。康耐心地听下去了，笑着对我说：这些全是你的花样吧?张邦英、张琴秋他们恐怕连这些名词都没听说过（指“经营地主”、“不带封建性的富农”等词）。康对我的指示是，回去向张邦英、张琴秋传达，一切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不要搞那么多框框。并特别告诉我，不要那么强调地主、富农的区别，像你村的那两户大富农，不要那么书呆子气了，分光了了事，不然你拿什么去满足贫雇农的要求?我感到康这人是二重人格，道理他全懂，为了乌纱帽，他只能做他明知不对的事。

我跑了八天返回朔县，对康生那套极左做法一丝也不敢泄漏，尤其对任何人均不敢提康那里到处挖祖坟的事一个字，如果我提起了这些事，工作团内万一有人要求起而效法，就压不住了。

我回朔县本村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错误，硬是在我的授意下，眼睁睁看着把那个农村中那一点儿唯一比较先进的生产力彻底毁灭了。我眼见两条大犍牛被牵走了（八家人各分一条“牛腿”），当地最先进的光亮农具被拿走了，我知道它们从此也就完了。我看过《被开垦的处女地》，牛拉去几天就死了，我现在就在被迫做临时的拉古尔洛夫。建国后，我在上海郊区劳改时，看见那么多精美绝伦的龙骨水车都变成了一堆堆的废木片，真叫人痛彻心肺!我们多少年以全力破坏农村中的那点儿落后的生产力，还硬说是在不断革命!

康生这套做法的实质，归纳起来，我以为不外三条：第一条是严重破坏了、粉碎了马克思主义，它把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标准彻底破坏了；第二，破坏了阶级斗争中正确的阶级路线，放手让游民阶层唱了主角；第三，破坏了根据地的农业和工商业生产。通俗地说，康的乱打乱斗造成的三大结果是：大混战，大恐怖，大破坏。归结为一个“大”，则是大破坏。康生可谓提前20年实行了“大乱特乱”政策。

郝家坡会议的两个月之后，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作为中央派出的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的康生，在这个会上却没有发过一次言，我以为这恐怕是少奇同志他们看穿了康生的左倾，没有让他发言。另方面，朱德、董必武同志却作了长篇发言，他们二人的发言是我听见的、包括以后听见的对土改工作最正确、最稳重的发言（但大会上有的长篇发言比康生还“左”）。土改试点工作团员全都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

四

1947年约4月中，全国土改会议结束后，土改试点团暂时在西柏坡等村待命转赴河北冀中区工作。此时康生另有任务，早已由康生、曹轶欧夫妇带着凌云及毛岸英乘车赶去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的阳信县了。看来是紧急任务，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1947年11月9日，留西柏坡等村的全体团员按原计划乘大卡车赴冀中，于12月13日抵达冀中区区党委所在地饶阳县某村。工作团在冀中的整个时期，康生均在山东整人，我们一无所知。工作团在饶阳县搞了一个多月，即接康生山东电，令全体团员立即去山东渤海区阳信县同他会合。这回是步行了好几天才到阳信县乡村的（老同志们坐农村大车，循例由“三青年”分管食、宿、行照顾）。我们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某村时，康生已去胶东整人去了。

我们到达时，渤海区党委书记已经是新任的张晔了（或向明）。行署主任好像叫×人凤。前任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均已被撤职了。这两人，我始终未见过。现根据一些书籍和前几年从当地来信得知，1947年秋渤海区党委循例先开整党工作会议，然后搞土改。华东先是派邓子恢去参加这个会，要求首先把书记景晓村、行署主任王卓如拉下马。邓子恢去后，久久未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康生奉命急驰山东渤海区去完成这个任务。康打掉景晓村后，又赶赴胶东区去打掉该区区党委书记林浩（与饶漱石合力）。因此，我们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党委所在地鲁西北阳信县时，并没有见到康生，因为他已到胶东区去整林浩去了。看来，要狠狠整人的事，非康生莫办（景晓村、林浩二同志均早已平反了）。

至于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根本原因是，康生这时已不可能这么干了。他在整完景晓村、林浩这两个区党委书记后，已进入1948年2月，已不准那么左倾蛮干了。我们工作团到渤海区党委时，已是旧历春节前几天，此时下村不合适，上面决定过了1948年的旧历春节初五之后再进村。这时，任弼时同志1948年1月15日在陕北做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政策问题》报告，明显纠“左”，政策界限分明，解放区人手一册，全党谁敢顶着不办?康生已无可能另搞一套左倾政策了。此时，康生本人对工作团关于工商业问题作了一次反对左倾的长篇谈话。康生在胶东整了林浩之后，回阳信县渤海区党委时，康夫妇、凌云、毛岸英四人是一同回来的，车过黄河口，去当时的工商重镇羊角沟，眼看一片破败，工商业几乎全整垮了。康生这次对我们讲的全是反“左”及坚决保护工商业问题。以后凌云同志又给我们补充了很多具体情况。康的这次讲话，当然是受了任弼时同志报告的影响，他的全部精神是反“左”，则是绝对的事实。所以，近20年报刊上说康生在山东如何大搞极左时，康正在山东根据中央指示反对极左。康生这个人是一个极具二重人格的人，为了越来越大的乌纱帽，他可以干他明知道是极坏的事情。

顺便说一句，毛岸英随康生撤出延安，随土改工作团行动，一是安全撤退，二是随团学习，并非正式工作团员，因为他才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他没有正式任务，但可以化名到各处看，也什么事都可列席。小毛作风粗犷，个性爽朗。在渤海区党委时，于光远、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四人总是住一间固定的房子。小毛从胶东回来后，在我们面前批评过康生，说康生整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太狠，太过分，缺少政治家风度，又极力赞扬饶漱石，说饶是个政治家。曾等三人，才从延安整风、抢救、审干出来，余悸尚存，反而温和地批评了小毛，说在背后议论中央负责同志是不对的，要他不要再对别人讲这些东西了。小毛当时给人的印象是不错的。主要是他没有表现出一点天潢贵胄的气息。

五

康生在冀西北土改试点中，已不是什么左倾，而完全是胡作非为了。但因为无民主可言，上级就是真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话已形同上帝，明知他大错特错，不管你多少老长征，老马克思主义者，老干部，在这个权力尖峰面前，都不能反一声。当时在康生土改试点周围居住的诸“老”究竟有哪些人，我不很清楚，我想下列党内外诸老，大部分总在那附近。这就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张曙时、李六如、李木庵、续范亭、陈瑾昆……叶帅也在那附近，事实是，没有一个人不反对康生那一套，但却没有一个人敢对康生提一点意见。这才是最可悲之处：所谓民主集中制，民主的影子哪里去了?权力即真理，集中即真理，越来越发展，到这时（1947年）已经是一种铁定的制度了。

郝家坡会议，不是一个小型的庐山会议么?康生叫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就得烧，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一点疑问，什么人都得在权力面前、在荒谬绝伦面前做驯服工具，而这反被荒唐地美化为“党性”。像康生这样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人，竟被认为是毛以外最大的理论家，在上世纪40年代，他是整风学习委员会副主任，60年代他被任命为党中央的“理论小组”组长。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终于发展成为纯自杀性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民主，就一切进步都不能得到保障。不消灭权力即真理的这种“黑洞”，那就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长征组歌》创作始末　作者：李遇秋

领受任务

1965年2月，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团长的晨耕同志找到我和生茂，说上级交待下来一个任务：为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同志写的《长征组诗》谱曲。当时的情况是，这个任务同时还交给了总政歌舞团，要总政歌舞团写成专业合唱团用的大型作品，而我们则写成群众性的队列歌曲，类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的分节歌，也就是一个旋律、多段歌词反复唱的那种，便于在群众中传唱。

《长征组诗》的完成稿应当是14段，但当时只有10段，后4段是写长征以后的事情，如东渡黄河等，当时还没写出来。我和生茂仔细研究了诗稿，觉得如果这10段诗词谱成一个旋律倒是简单方便，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不同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后者是统一内容、同一情绪、简单直接的歌词内容。这种情况，多段歌词用一个旋律是可以的，也比较贴切。而《长征组诗》在情景转换、节奏变化、感情跌宕上的幅度之大，在我们接触过的大部分作品中，还没有遇到过。所以，《长征组诗》的10段诗词，作为歌词来谱曲，是很难用单一旋律来表现的。也就是说，这10段诗词用一个旋律是“装”不进去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晨耕同志也同意了。

进入创作

“按每一段不同的要求分别谱曲”这一总的创作思路和原则确定之后，《组诗》的谱曲工作便正式开始了。最初，我和生茂的分工是他谱写前6段，我从第7段开始往后写。自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回团后，领导交给我的常常是一些器乐作品、话剧配乐、舞蹈音乐和声乐伴奏等等这类“别人干不了”的工作。虽然歌曲也写过一些，但是，为《长征组诗》这样大规模的诗词谱曲还是头一次，而且作者又是萧华同志。所以，对于这次创作我是非常重视的。我参考了手头的许多资料，还特意观摩了当时正在北京演出的秦腔和眉户剧。

第7曲《到吴起镇》的旋律初稿写完以后，看来生茂不太满意。这时他已经完成了前4曲的旋律稿的起草。他和我商量：“时间太紧，写旋律我还行，编合唱我干不了，咱俩分工吧，我写旋律，你编合唱，来个流水作业，这样可以快一点。”我同意了。

后来，生茂把我起草的第7曲旋律稿做了较大的修改，只在其中保留了一些音调。8曲以后的旋律创作情况是：唐诃起草了第8曲《祝捷》，生茂、唐诃共同起草了第9曲《报喜》、又将第1曲《告别》改变速度和情绪，作为第10曲。

与此同时，我的编写多声部的工作也在同时进行着。为了更加符合内容的需要，我在对全部的原始主旋律进行处理时，尽可能地在音乐方面进行艺术加工，而不仅仅是添加一些声部。如第3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原来叫《进遵义》）开头的女声二重唱，使用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多声部手法，连续几个大二度的碰撞，突出了民族地区特色；第5曲《飞越大渡河》，我觉得原主旋律的紧张度还不够，欠一把火，便在前面加了一大段“划船号子”，等到歌词出现的时候，情绪已经“成熟”了，这也是我自己颇感得意的一笔。第10曲《大会师》套用第一曲的旋律，可以发挥“再现”的功能，使整个作品更加统一完整。然而它的情绪却需要做很大的调整，所以我就利用合唱，唱出雄壮高亢的“啊”声，并加以发展，把原来的压抑情绪一扫而光，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经过两个来月的努力，《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包括主旋律稿和部分多声部稿）终于拿出来了。

起草和讨论是交叉进行的。每起草若干曲便进行一次讨论。我和晨耕、生茂三个人（后来又加上了唐诃）对每一曲的旋律稿进行研究，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对我来说，这也是向他们学习，提高“课堂以外的实际创作能力”的绝好机会。晨耕虽然没有亲自动笔起草，而在组织工作上，创作思路上，排练演出的落实等等方面，却也出了不少好主意，作了许多工作。

最后，关于作品的命名，按照作品的规模样式的常规来说，应当叫做“大合唱”(Chorus)、“交响大合唱”或“清唱剧”（Cantata）。但是，当时我们参照并借用了萧华同志的原作《长征组诗》这个标题，改动了其中的一个字，即将“诗”改为“歌”，于是就叫做《长征组歌》，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方面来看，就这部作品自身而言，这个命名应该说是很贴切的。没想到的是，从此之后，凡是多段词曲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都被称作“某某组歌”(Suite)了。我在这里说明这一背景，目的也是希望在今后的创作中，大家还是沿用原来习惯的、世界通用的称谓更好一些。

杭州汇报

《长征组歌》的初稿定下来以后，在1965年的4月中旬，由晨耕同志带队，在萧华同志的秘书李圭同志的安排下，我们一行四人到杭州向萧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创作情况（当时萧华同志正在杭州养病）。汇报时，从第1曲到第10曲，我们四个人边说、边比划、边唱。在合唱的段落，我们就每人一个声部：唐诃唱女高、我唱女中、晨耕唱男高、生茂唱男低。汇报进行得不错，萧华同志很满意。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不顾病痛，安排了10天时间给我们讲解《长征组诗》，每天用一整个上午，讲解一段歌词。他逐字逐句地讲了《组诗》的创作过程、意图，以及对音乐的要求；讲了长征途中相对应的历史情况和动人故事。讲到生动时，他也手舞足蹈；讲到感动时，我们都为之潸然。这次讲解，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可以说，这次的杭州之行，我的收获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我进一步完成《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以及后来的多次大的修改，打下了形象的、历史的、文学的基础。

后期创作

“五一”节前我们一行回到北京，之后又对《长征组歌》的声乐初稿从头到尾进行了一次研究。我们边讨论、边修改，直到拿出了较为满意的初稿作为定稿，创作的第一阶段就基本上完成了。接下来，对初稿的旋律进一步地进行润色、编写全部合唱、写好乐队部分，特别是把握好独唱、合唱、以及器乐三者之间的既要互相协调配合，又要突出各自的特点，最后写出全部总谱的艰巨任务，就完全落在我的身上了。因为他们三个人的情况是：唐诃在这方面没有专门学习过；晨耕学习过两年，但由于他身兼总团副团长和歌舞团团长的要职，每日公务繁忙，常年脱离五线谱，也就忘得差不多了；生茂虽然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过，可是他一门心思用在“写好旋律”上，对多声部技术不感兴趣。而且在平时的创作中，旋律以外的活儿都由别人代劳，久而久之，他也就自认为“只能写旋律”了。

我的经历对我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很有帮助：我出生在冀中，经历过几次大的“反扫荡”炮火的洗礼；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华北地区的几次大的战役；1950年被送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经过长达6年的学习后，毕业回团做专职作曲工作。

我没有爬过夹金山，可是有在十冬腊月下着大雪，刮着“白毛风”，在大山上行军的经历；我没有走过草地，可是一连三天吃不上饭，从地上抓一把野菜充饥的日子也过过。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有生活、有素材、有技术”的优势，每三天完成一曲，10段曲子30天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基本上未作改动，全部一稿通过。

6月下旬到7月底，正是在三伏天里，那时没有空调，没有电扇，3平方米的小屋热气蒸人。我一头扎进屋子，脱了衣服，脚下踩着凉水盆，背上披着凉毛巾。胳膊上满是痱子，桌子的木沿都被汗沤糟了。就是在这样一种难以想象的、最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写出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音乐作品《长征组歌》。

写作总谱时遇到的各种困难问题还不限于此。我写的总谱，是要给演出队伍用的。但是当时团里的演出队伍情况，可以说是极为简陋的，按常理根本无法完成这么大型的作品。那时战友歌舞团歌队的编制，连独唱演员算上也只有22人，而排演大合唱的常规人数应在60人以上。于是，领导上决定把歌剧团的一些演员、甚至舞蹈队的人员借来，凑了40来人。其中的一些人当时还不识谱，他们是“听”会的。在这种情况下编合唱，太简单了效果出不来，稍复杂一点儿他们又不会唱，使用“复调”手法更是没门儿——即使我们的专业合唱队员，也从未唱过复调作品。

乐队的情况就更糟糕：1964年的“乐队改革”，强制性地取消了一切西洋乐器，拉提琴的改拉二胡，吹小号的改吹唢呐，一顶“改与不改是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的帽子，压得大家无法说。到排《长征组歌》时虽说恢复了管弦乐队，但也还是残缺不全。配器当中根本无法解决平衡与融合等基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来个“中西结合”，有一件算一件。以残缺不全的管弦乐队作为框架，把筝、扬琴、二胡、三弦、唢呐等等平时只是用来独奏的乐器，都填充在这个框架里，像写重奏一样，让它们各自担负起适当的声部任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效果还相当的好，许多同行还要向我讨教“中西结合”的经验，问我怎么会想到这样子使用乐队。直到现在，总谱上的有些民乐声部还是“不可替代”的，如第6曲中的三弦，琵琶；第1曲的笛子、二胡，第8曲的唢呐、三弦、琵琶等等。

当时我有一个原则和决心：不管编制多么简陋，音乐不能简陋。我用写多乐章交响乐的技巧、手法和概括力驾驭全局，用写大歌剧的精神对待每一个片段，用写电影音乐的想象力去塑造形象。实践证明，这是成功的。直到现在，《长征组歌》中的一些场景音乐，如第2、第5、第6、第7曲的序奏，仍然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正因为我用的是“写重奏的手法写合奏”的思路，来处理《长征组歌》的多声部和器乐部分，才能在1966年《长征组歌》跟随周恩来总理出国访问演出时，歌队（包括独唱）和乐队都压缩到了只有18个人，仍能保持着原有的丰满的效果。指挥唐江同志回来讲，在莫斯科演出时，一位苏联指挥家到乐池察看，当他看到乐池里只有18个人时，激动地说：“你们居然能让十几个人奏出一个大管弦乐队的效果，这太不可思议了。”

几次大的修改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逢写了比较大的、分量重的音乐作品，不论成功与否，都要抽出几天时间及时作一番总结，肯定成功的经验，找出存在的不足之处，避免在以后的创作中重复失误。而对于《长征组歌》的总结，我却是用了半生的时间。每看一次演出，每看一次总谱，每提笔作一点修改，或者每经历一次记者的采访，我都要用“现在”的眼光把它重新审视一番。

自从《长征组歌》上演以后，经历过几次大的修改。第一次修改是在1975年，《长征组歌》上演十周年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要拍纪录片，同时要在北京搞一次大规模的公演。利用这次排练、演出的机会，我们研究将《长征组歌》中一些不甚满意的片段做一次加工修改，具体操作由我来执笔。这次我重点将第2曲的结尾、第5曲的结尾和第10曲的开头做了修改。这次修改时，合唱队比十年前有了较大的提高，所以我也就可以稍稍放开一点手脚，使用了十年前不敢触及的专业技术，如转调、复调等，来推动音乐的进行，提高音乐的表现力，使得形象更加准确、音乐性更强、合唱效果更完善了。

第二次大改是在1993年。当时北京军区的有关领导听了舞蹈界的意见，想把《长征组歌》改成歌舞形式，于是增加了舞蹈：一大群演员满台跑来跑去，比比划划进行图解，结果是画蛇添足，劳民伤财。这次修改也是由我执笔，忙活了大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最后不了了之。

第三次大改是在1995年，由中国合唱协会牵头搞的。在由词曲作者和组织者参加的预备会议上，大家决定还是由我来全权执笔进行修改加工。大家同意我为这次修改制定的大方向：保持原有的主要旋律和艺术风格，扩大合唱编制，丰富合唱手法，增加使用复调等专业技巧，也相应地扩大合唱部分的篇幅。乐队部分的配器也扩大了编制，基本上是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前后历时半年，总谱写了一大摞。

改完以后进行了录音，经各级领导、专家审听，一致给予好评。这次的修改和审听从上到下，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以及有关领导的重视，影响很大。参与到这次活动中的各界领导和专家有：王平、高占祥、杨伟光、莫文骅、周巍峙、吕骥、李焕之、时乐蒙等，还有词曲作者（王新兰代表萧华）和聂中明、胡德风、郭淑珍、王秉瑞等。

1995年夏，在中国音乐家协会进行了第一次审听。孙慎、冯光钰、时乐蒙、张非、王秉瑞等领导和专家出席。在会上，大家发表了十分肯定的意见。1995年10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第二次审听。会议由莫文骅将军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的领导、国务院文化部的领导、音乐家协会的领导等几十个人。王平、张震、高占祥、吕骥等同志在发言中，对《长征组歌》的加工修改给予了热情的赞扬和充分的肯定。张震同志说：“《长征组歌》原来就很好，现在经过你们这一加工，就更加锦上添花了。”这个谱子在成都和西安也进行了演出，反响强烈，非常成功。西安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饶余燕先生说：“说心里话，确确实实好多了，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7期 中国言论史上的王造时　作者：傅国涌

不畏权势伸张正

义发起宪政运动

1932年3月28日，南京，对话的双方，一方是炙手可热的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为时为“国难会议”代表之一的一介书生王造时。

汪精卫：“国难会议是政府召集的，我们是主人，诸位是客人。诸位如果不满意政府的办法，去革命好了！我们流血革命，打出来的政权，岂能随便说开放就开放！”

王造时：“革命不是哪个人哪个党派的专利品，如果逼得人民无路可走，自然有人会去革命。不过国难这么严重，我们是不愿同室操戈来闹革命的。汪先生身为行政院院长，负最高政治责任，当此民族生死关头，应团结全国，共赴国难才对，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为不可。不负政治责任的人，说说还无所谓，汪院长万万说不得。我们固然是由政府聘请的，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但是国家是全国人民的国家，大家都有份儿，不能拿私人请客来比喻我们是客人，我们同样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请我们，我们有意见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遗教‘天下为公’，汪先生的话，未免变为‘天下为私’了！”

汪精卫在中国历史上，先是“慷慨成一死”的少年英雄，英姿勃发，文采斐然，后是遗臭万年的汉奸。1932年的他无疑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视天下为私有，何等嚣张、自私、不可一世！王造时虽年仅而立，却曾是清华学生领袖，经历过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为此坐过牢，又是留美的政治学博士，面对居高临下的汪精卫，他不亢不卑，针锋相对，几句大白话就将这位堂堂政府首脑驳得体无完肤。

蒋介石使出他惯用的拿手好戏，拉拢王造时，以为己用，先是通过王造时的江西同乡、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及中央政治大学教授、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出面邀请，王造时深知“无非是以高官厚禄为饵，要我为他所用”。因此婉言谢绝，既不上庐山，也不去南京。蒋不甘心，1932年秋天又派蓝衣社特务头子刘健群到上海，软硬兼施，企图逼王造时就范。于是就有了新亚旅馆的一番对话——

刘威胁说：“蚊子嗡嗡叫有什么用呢？只要举手一拍就完蛋了。”

王回敬他：“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有了这两番掷地有声的对话，王造时的名字就足以载入史册，何况他是盛名赫赫的“七君子”之一。与他熟悉的徐铸成回首前尘，写了一篇《记王造时》，首先提到“王是当年为坚持抗战而下狱的‘七君子’之一，而且决不是‘凑数’的。”“写出一篇篇犀利的战斗文章的，主要是王造时。在苏州法庭上，侃侃而谈，据法据理，质问得法官目瞪口呆的，也是王造时。现在如翻阅当时的报刊，还可以看到他的演词和文章，虎虎有声，闪闪发光。”后人往往只知道他作为“七君子”之一下狱这段历史，其实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都在办刊、办报、写政论，在以“文人论政”为根本特征的中国言论史上，他当然有一席之地。

从1925年到1930年，王造时留学美英5年，获得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追随拉斯基教授研究过“费边主义”。回国之初，他不顾老同学、老师的劝说，拒绝到南京做官，而是选择到私立的上海光华大学当教授。不过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在《东方杂志》、《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中国问题的思想背景》、《中国问题的政治背景》、《中西接触和中国问题的发生》、《中西接触后政治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经济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社会上的变化》、《中西接触后思想上的变化》等系列论文，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于1935年结集为《中国问题的分析》，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论文体现了王造时强烈的现实关怀精神，但还只是学院中的学理分析、学术探索，他很快就要破墙而出了。

在王造时回国之前，胡适、罗隆基等就在《新月》这个平台上向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发起了第一轮冲击，史称“人权运动”（或“新月人权运动”）。在罗隆基、胡适遭到迫害、相继北上之后，王造时成为《新月》后期的一员大将，发表了一系列政论。1931年8月，他发表《由“真命天子”到“流氓皇帝”》一文成就了《新月》最后的辉煌：

从前中国的政治虽然腐败，但是还有旧道德、旧伦理、旧礼教为之限制；到了现在，旧的东西，都被西洋来的潮流冲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纪律又没有建立，于是自私自利，专制横暴，更加原形毕露了。军阀官僚的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掠夺财产，丧权辱国，卖官鬻爵，引用私人，收入中饱，贿赂公行，欺善怕恶，吹牛拍马，压迫人民，强奸舆论……都一齐不顾，于是变成一个城狐社鼠、鬼魅魍魉的世界！武的流氓可以做军阀，文的流氓可以做高官，谁愈流氓，谁愈得势，谁不流氓，谁要饿饭。流氓世界，流氓政治，流氓皇帝……

这样痛快淋漓、锋芒毕露的文章，矛头所向，“流氓皇帝”蒋介石几乎已呼之欲出，这篇文章成了他在《新月》的最后一篇文章，“几乎使新月书店被反动当局勒令关门大吉”。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玩弄“下野”游戏，王造时才幸而未遭什么迫害。10月10日，王造时写出了《救亡两大政策》，提出第一项救亡政策是“对日准备殊死战争，与日拼命到底”，第二项是“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这本小册子由新月书店出版，并向上海和全国发行，产生了巨大影响，王造时迅速成为民间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人物。

在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的同时，他和大批有声望、有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一道发起了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针对汪精卫、于右任（时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长）所谓“要实行真正的宪政，一定要经过训政时期”等论点，1932年5月13日、14日，这位“手无寸铁的教书匠”在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三大报上同时发表《对于训政与宪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逐一反驳了汪、于“反对结束训政”的那些理由，他的论证可谓鞭辟入里，既有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又浸透着现实批评精神。6月19日，他又在《时事新报》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的长文，以带有感情的笔墨，从宪政能避免革命和内战、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宪政是法治的基础和民治的条件等方面阐述了他主张实行宪政的理由，他接着写下这样一段话：

生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国家，不说我们没有权参加政治，连我们说话也不自由，出版也不自由，集会也不自由，结社也不自由，信仰也不自由。我们的生命，随时可以被人家陷害；我们的财产，随便可以被贪官充公；我们的住家，随时可以被人家搜查；我们的名誉，随时可以被人家毁诬。我们不能安全的耕种，不能安全的作工，不能安全的经商，甚至于不能安全的教书。……我们有的是无限的义务与剥削；我们无的是任何的权利与保障。……现在各国宪法，大概都有保障个人基本权利的规定。

只有实行宪政，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这是他之所以主张实行宪政的重要理由。他认为，如果不能和平方法达成宪政，就“没有理由否认人民革命的权利”。

这些文章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他所参与的这场历时一年的民主宪政运动也得到了以孙科为代表的国民党开明派的积极回应。1933年1月，在孙科主持下，立法院成立了40多位立委和法律专家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起草宪法。

办刊、办报、写政稿，

痛砭国民党腐朽统治

匿名信、带子弹的包裹邮件都没有让王造时屈服。1932年11月，他和彭文应、潘大逵等创办了《主张与批评》半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执笔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国家“不应为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阶级所垄断”，“有违背国家法律的行为，不任其居何地位，有何权势，皆应受同等的制裁”等主张。同一期还发表他的《国民党怎么办？》一文，一口气向当权的国民党问了13个“怎么办？”其中还提出了足以与罗隆基在《益世报》的“一国三公”社评相媲美的要命一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这三个“中央政治会议常委”各居一地，“各有怀抱，不能合作，中枢久悬，负责无人，请问当权的国民党怎么办？”

《主张与批评》是王造时自行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早在清华求学时期，他担任过《清华周刊》编辑、主编，1925年“五卅惨案”后，他负责编辑北京学联办的《上海惨剧》日刊，得到邵飘萍、孙伏园的赏识，请他主编《京报副刊——上海惨剧特刊》，共出了12期。这是王造时早年与报刊结下的因缘。留学时代，他在留美同学中建议每月省些钱，“作为将来回国办刊物的基金”，得到许多学子的热烈响应，创办《主张与批评》以及之后《自由言论》的经费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基金”。

12月，王造时接连发表《怎样打倒贪污》等文，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一个时代找不出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在世界各国政府里面，更恐怕再找不出像我们这样贪污的政治”，“贪官污吏简直是一群屠夫。”国民党政府成了“有组织的强盗机关”。他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提出五条肃清贪污的办法，包括选举和监督、文官制度、高薪养廉、严厉刑罚、开放新闻等。

这样尖锐的言论自然为国民党所不容，《主张与批评》只办了四期，国民党当局就以言论“荒谬”、“肆意诋毁本党”等罪名“秘密通令全国查禁”，被迫于12月15日停刊。王造时不服，向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抗议。

仅仅过了一个半月，1933年2月，他又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他说：“去年我们办了一种《主张与批评》半月刊，……我们自信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所以早就向政府提出取消该项禁令的请求，交涉至今，仍无结果，而外患的严重与国势的危急，已至千钧一发的地位，再不容许我们再事缄默，因此我们决定出版本刊，来继续说我们应该说的、并且不能不说的话。”杂志一出版，“四日内”就销售一空。由于经费匮乏，《自由言论》从撰写文章、约稿、审稿到编辑、校对，几乎都是他一个人。期间，他发表了《安内必先攘外》等与当局唱反调的政论，还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自由言论》上为人权大声疾呼，发表了《自由之战争——民权保障运动》、《对内的平等》、《泛论爱国的功罪》等，他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指控当局“没有法律根据”的“任意逮捕、拘禁、审问、处罚”，“捕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习惯。拘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手段。杀了以后再说，这是中国当局者的威风。”他无比痛心地说：“只有在野蛮老不长进的中国，民权还要我们来争。”

高官厚禄没能收买他，装了炸弹和子弹的包裹也没有吓倒他。6月18日，中国民权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王造时也名列蓝衣社的黑名单，这是李烈钧特地给他看的，他将黑名单交给《大美晚报》总编辑张似旭公开发表（这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报纸），中外舆论一片哗然。当局恼羞成怒，7月，他就失去了光华大学的教职，国民党还通令各大学不准聘他，他被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一家九口一时生计无着。8月，在章士钊等的支持下，他开始挂牌做起律师，并应王云五之约替商务印书馆翻译《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美国外交政策史》等著作。哪怕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办《自由言论》，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

一年后，他把自己“九一八”以来发表的25篇文章编成《荒谬集》，以“自由言论社”的名义发行。他自述：

“九一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个事变。因为受了这种不可言喻的刺激，我才开始我的政论。起初是出了一本小册子，后来是在报上发表文字，又其后是先后办了《主张与批评》及《自由言论》两种刊物。而结果是：刊物被禁了，书也教不成。为什么叫做“荒谬集”呢？因为我在言论上所得到的罪名是“言论荒谬”，其实内容是否“荒谬”，只有请读者来判决。

1936年3月、5月，作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王造时先后参与创办《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周刊）和《救亡情报》。

1938年5月，他在江西战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吉安创办《前方日报》，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终于将这份资金、人才匮乏的地方小报办成不仅在江西、而且在东南地区、甚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1939年及1943年秋天，以重庆为中心曾两次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王造时也挥动如椽大笔在《前方日报》发表了《什么是宪政？》、《宪政与人民的基本权利义务》、《政治家与政客》等一系列文章，与大西南遥相呼应。他和冯英子等浸透着热血和智慧的国际评论也让人刮目相看。1942年6月，他在《前方日报》发表致罗斯福总统的公开信，以其远见卓识而被全国许多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影响。

抗战胜利后，他一心想把《前方日报》迁到上海，尽管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李惟果、上海市长吴国桢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吴为了敷衍他解决了一些房子，但许可证始终办不下来，这一计划只能化为泡影。

《前方日报》在偏僻的吉安坚持到1949年。1948年5月9日，《前方日报》在创刊十周年的社评中自称“站在超党派的人民的立场”，“今日中国，实在太需要民主了！”这一天，王造时也发表了给报社全体同仁的公开信，他说，《前方日报》“虽是一张地方报纸，但在抗战当中，被文化界誉之为一张新兴的报纸，我们的社论被列为全国八、九种重要报纸之一，我们的专论常被别报转载。到了现在我们更觉得骄傲，因为我们环顾国中，深信这是一张比较自由的报纸。”“这张报纸没有背景，经济能力非常薄弱”，能维持十年以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首先来自他本人的人格担当、他身上坚定的道义理想。

国民党特务不断的恐吓、当局的“警告”乃至“暂行停刊”都未能改变其争民主的基本态度，十年间，三位总编辑遭到迫害：一被迫离开，一被逮捕，一被通缉。另有两位编辑、一位记者被捕，《前方日报》从来没有屈服。1949年5月，国民党当局出动武装强令停刊。“文人论政”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那个曾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王造时将被渐渐遗忘。

终生未参加任何党派，认

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

王造时曾几度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但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加入过什么政党，青年党的曾、左、李以中央委员相许拉他入党，他拒绝了。张君劢筹组国家社会党，拉他作为共同发起人，他拒绝了。李济深等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请他当中央委员，他不参加。1938年至1940年，国民党要人孙科、陈诚、张群、陈立夫、陈果夫等曾多次拉他入党“都被拒绝”。1940年甚至以他不是国民党员的理由不准其担任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可他宁愿不当院长，也不上国民党这条船。1943年冬天，国民党通过他的老同学、教育部次长顾毓要他起草一部“适合最高当局身材的，切合国情的宪法”，被他拒绝。除了民族危机关头，他热心参与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连民盟等民主党派他也没有加入过，他只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

他在《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一文中说：“我不认为国家本身是目的，我坚决反对国家被一个人或少数人所操纵……我要国家，我爱国家，我要的是政治平等的国家，我爱的是经济平等的国家。我没有政党，但是我要为我的理想奋斗。抱如是的国家观，‘人呼我为牛，我应之为牛，呼我为马，我应之为马’。”

1949年后，他的名字曾长期被湮没，与“七君子”中其他人的身居高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原因是共产党对他1941 年致斯大林的公开信问题“存有误会”。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正好他从江西到重庆，他受救国会委托，执笔起草了那封措辞、语气都很友好的、相当克制的公开信，共有沈钧儒、史良等九人签名，“反苏”这顶帽子却落到他一人的头上，其实他在1947—1948年的反美扶日运动中表现更积极，几乎当时在《大公报》发表的联名信都有他的签名。1949年5月，史良北上前夕特地看望他，并透露因为这封公开信的问题“共产党对他有误会”。因此，他只能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当教授。1957年他之成为右派，也与此有关。

“文革”中（1966年11月2日），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入狱。1971年8月5日，这位曾以其热忱、言论、活动、书写过大时代的知识分子病逝于狱中，骨灰盒上写着他的原名“王雄生”。7年后（1978年2月31日），他获得平反，接着，“右派”也“改正”了。随着时光的流逝，后世的人们早已忘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过这样一个人，一个曾深刻影响了历史的人。1999年，《爱国君子·民主教授——王造时》在他故乡的江西出版，这是第一部关于他生平的传记。一部像样的《王造时文集》至今尚未出现，更不用说他的全集。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宣侠父——左联中的国民党中将　作者：刘小清

20世纪30年代初，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个文人云集的进步文艺组织中，竟然有一位黄埔一期生、官至国民党中将的秘密盟员，他就是宣侠父。

宣侠父为浙江诸暨人，留日学生，1922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入黄埔军校，之后因反对蒋介石而遭开除。宣侠父长期服务于军界，在他一生中有着一连串赫赫有名的头衔：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中将政治部主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抗日同盟军军委常委、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五师师长、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以及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等。这是驰骋疆场的戎马一生的体现，他的名字总是与枪林弹雨、金戈铁马相联系的。但是，正是这样一位一身英武之气的国民党将官，却是左联的秘密盟员。

其实宣侠父是一位智勇兼备，文武双全的难得人才。宣侠父很早即出版有著名的《西北远征记》。曾经读过这部作品的阳翰笙以“文笔生动、流畅、感染力很强”对其作了评价。

宣侠父虽然身在国民党部队，但作为中共秘密党员，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又非常关注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l931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当他得知进步文艺团体左联已在上海成立后，迫切想与左联取得联系。

当时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阳翰笙受组织委派与宣侠父见了面。

据阳翰笙回忆说：“他当时住在先施公司(或永安公司)的旅馆里，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30岁左右，长得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仪表非凡，说起话来干脆又儒雅，像文化人又有军人风度。他对人热情诚恳，我们一见如故，谈了很久，从左联工作谈到写作与出版，从他的西北军的经历谈到他的近作。”

此前，阳翰笙只知道宣侠父为黄埔一期生，是共产党员，但却未见过面。阳翰笙进黄埔工作时，宣侠父已离开了广东。以后亦听说他由李大钊委派进入西北军冯玉祥部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但对他别的方面了解不多。这次见面后，阳翰笙才感受到了宣侠父儒将的魅力，因而才有他们的一见如故。

宣侠父从阳翰笙口中了解到当时左联在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严酷岁月中，处境极端困难，很多出版机构以及期刊社都被国民党查封了，进步书籍出版很困难。当时宣侠父自己正在写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因此对出版界现状十分关注。于是他对阳翰笙说：“既然出版这样困难，我们是不是自己办个书店，我可以想办法搞点钱，交左联来办。”

对左联来说，这可是雪中送炭。阳翰笙闻之连连说好。

此后阳翰笙专门召集左联党团会议讨论此事。出席会议的有冯雪峰、夏衍、钱杏、田汉等人。阳翰笙向大家介绍了宣侠父的情况、这次与他会面的经过以及他的建议。与会者均认为宣侠父的支持对左联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是可行的。左联党团会议为此达成一致意见，同时指定由阳翰笙以后直接与宣侠父联系。

之后，阳翰笙又与宣侠父相约见了好几次，商定了几条意见，即资金全部由宣侠父负责，编辑工作由左联负责，书店的经营管理工作由宣侠父物色人选。现在即着手书店的各项准备工作，下半年书店开张。

宣侠父随即又提出要与左联其他一些作家见见面。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不便于集会，于是在阳翰笙的安排下，宣侠父分批与夏衍、钱杏、冯雪峰、楼适夷、杜国痒以及丁玲等人见了面。

丁玲对这次见面印象十分深刻，以后她曾在《回忆宣侠父》的文章中详细谈到了这一印象：

1931年夏天的一天，朋友通知我，有一位国民党的军官想开书店，邀请我们左联的几个人到他住地的旅馆去谈谈。我以一种最大的好奇心，去到一品香，很想见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也无从见识的什么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我一向对那些国民党的军官是陌生的，而且是仇视的。对这位军官，我只知道他想开书店，愿意和我们左翼文人合作，出版我们左翼的书，并且让我们主办杂志。我们筹议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将可以在这个书店出版了。

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前往与宣侠父见面的。之后，她又说：“我赶到旅馆，找到那间住房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到了不少人。我认识的有左联的华汉(阳翰笙)、雪峰，可能还有别的人，我记不清了……我仔细看那位主人，30多岁，黑黑的脸庞，长得五大三粗，如果穿上军服，一定像军官。可是现在看来，虽然身穿西服，却像一个刚从乡下来的中学校的体育老师，讲一口不太好的江浙官话，声音柔软，与他的外貌极不相称。”

经过介绍，丁玲知道他就是宣侠父。在与丁玲打了招呼后，宣侠父继续与阳翰笙等谈他一本书的构思。丁玲在一旁听着，很吃惊地发现这位“五大三粗的军官”原来也写小说。

这一晚，大家只是见见面，没有谈书店的事，只谈文学。丁玲以后说：“我用他的谈吐对证他的职业，听得出，他比我有多得多的经历，我只能总是听着，看着，思考着。我最初的印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像一个乡村中学校的体育教员。非常朴实、温文、诚恳，是一个有思想，爱文学的以国民党军官为职业的人。这种印象是令人不得不思索的。后来有同志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参加过北伐战争的共产党员，一个在国民党军队内做党的工作的秘密党员，这就解除了我的许多疑问。”

事实上，当时左联中有不少人起先也有很多与丁玲一样的疑问。在与宣侠父接触后，不仅消失了这些疑问，而且还增加了一些敬意。

之后，宣侠父介绍了他的同乡同学周谦卿担任书店的经理。经过他的多方奔走，并通过杜月笙的关系，最终在英租界的七浦路找了一个铺面，另外还租了另一间弄堂房子，专门用来存放书和纸版，这是为了应付以后万一书店被查封时，书和纸版不至于受损。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准备并不是多余的。

书店开张了，这便是湖风书局。由丁玲主编的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便是由湖风书局负责出版的。

据阳翰笙介绍，“当时左联和文总还需要办一个内部领导性的刊物，苦无资金，办不起来。这时侠父刚好又来到了上海，我问他能不能在经费上再想点办法？侠父慷慨地一口答应说：经费我包了。”就这样，由冯雪峰和楼适夷主编的左联和文总的内部刊物《文学导报》也同时办起来了。《文学导报》的前身是《前哨》，因《前哨》色彩太红，出版一期后不得不停刊。

《北斗》和《文学导报》成为当时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均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文学导报》同时还刊载左联的各项重要决议和行动纲领，成为当时左联工作的指导性刊物。

由宣侠父出资办的湖风书局还出版了大量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有鲁迅译作《小约翰》以及郭沫若、丁玲、阳翰笙、钱杏、夏衍、穆木天等人的作品。另外还有高尔基的《夜店》、《母亲》、《我的大学》等。以至在以后湖风书局遭租界当局查封时，英巡捕竟然说了一句：“这里简直成了高尔基书店了。”

宣侠父l5万字左右的自传体小说《入伍前后》也是湖风书局出版的，这是讲述一个士兵的起义和曲折斗争经历的故事，具有炽热的革命主题，文笔生动，鼓动性强，在当时革命文学中是不多见的。以后阳翰笙说：“但因为内容太‘红’了，不便于公开出售，所以是内部发行，还假编了一个书局的名字，这本书赢得了同志们的普遍赞扬。后来我一直想再版重印，以为纪念，遗憾的是始终没有找到这本书。”

湖风书局当时还是左联的一个活动据点，左联的同志们经常在那里碰头，商讨工作。据阳翰笙介绍，湖风书局“是左联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出版的机构”。

一次，宣侠父到上海约见阳翰笙。当时宣侠父已在梁冠英的二十五军任高级参议，他希望左联能够派出一位同志到二十五军协助他做一些思想教育工作。之后，阳翰笙与当时“文总”党团书记朱镜我等商量后，认为这是件好事，于是便派杜国痒前去。不久。杜国痒化名林伯修与宣侠父一道前往二十五军任职。

这次，宣侠父与阳翰笙见面，还提出了一个出乎阳翰笙预料的问题，即宣侠父希望能够加入左联。用阳翰笙以后的话说，“这当然是不成问题的。”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显然不妥。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这件事只有几名左联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l933年4月，由于二十五军被调往鄂豫皖苏，宣侠父与杜国痒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不久，组织上又调宣侠父到吉鸿昌部队，在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的抗日同盟军北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第五师师长。抗日同盟军失败后，蒋介石下令通缉宣侠父。宣侠父秘密潜往天津与吉鸿昌会合。l934年1月，宣侠父陪同吉鸿昌到上海，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宣侠父被任为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在国民党军政要人中进行统战工作。

蒋介石对宣侠父十分恼火，在多次拉拢未果的情况下，决定实施暗杀。l938年8月1日晚，宣侠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回家途中遭特务绑架，就在车内特务用绳索将宣侠父勒死，然后抛尸一口枯井内。

宣侠父遇害，震惊了十八集团军以及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为此曾多次找蒋介石提出强烈抗议。

宣侠父牺牲时年仅39岁，正如阳翰笙所说：“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我们将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阎锡山之父的金融发迹史　作者：王鹏飞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阎书堂七岁入私塾念书，十四五岁时“辍学经商”，给人家商店当伙计。当时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是：“庄稼人赚钱靠血汗，买卖人赚钱靠手段。”因此，阎书堂开始习商，就在学习使用手段上下功夫。没有几年，他就学得貌似忠厚，心怀诡诈，人称“笑面虎”。

后来阎书堂在五台县城里开设了“吉庆昌”钱铺，资本约为五百吊。铺内有店员二人，一是梁世爵，一是阎锡山。他们在阎书堂的安排下，经营钱铺的具体业务。“吉庆昌”除经营少数杂货外，还放高利贷，出“钱帖子”。但是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把主要精力用在投机买卖上。当时交通不便，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时高时低，他便买空卖空。1900年他在一次大的金融交易中，下了最大的赌注，满以为这次可以发一笔大财，不料一败涂地。他卖掉铺内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持有“吉庆昌”钱帖子的群众闻讯，纷纷要求兑现。阎书堂实在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局面，便决定潜逃回家躲债。

父子二人在梁世爵等人帮助下，把钱铺残存的货物和家具，偷偷运回河边村老家，不再去五台县城。回村以后，阎书堂一筹莫展，每天到曲成喜开的“泉泰成”商店闲坐，有时也帮忙干点活，中午便在那里混一顿饭吃。到过大年时，债主们又赶来讨债，有的还雇人向他逼债。阎书堂白天躲在村里不敢见人，晚上才出来向人告借。曲成喜后来借给他一些钱，他才置买了年货，马马虎虎把年过了。

过了年之后，父子二人眼看在村里呆不下去了，便决定南下太原。父子二人连夜起身，到了忻县，阎书堂怕太原花销太大，便把阎锡山留在过去有交往的成钰东药铺帮忙混饭，自己一个人先到太原。到太原后，他落脚于柴市巷“荣庆栈”，靠求亲告友过日子。不久，他经同乡介绍在太原与人合伙包揽土木工程，后来又在巡抚衙门“稿房”里找了个闲杂差事。阎锡山后来也跑到太原，他先在太原柳巷“裕盛店”当店员，1902年考入武备学堂，1904年被派赴日本留学。阎锡山出国时，阎书堂领到一笔安家费，这才敢回河边村老家安身。

阎锡山回国担任教练官和标统等职务以后，每月的薪俸，除了生活费以外，大部分被他父亲要去还债。辛亥革命后，阎锡山被举为都督，民国二年，他派岳叔徐一清到五台县按原欠六成付款，清理债务。有些人在无可奈何之下接受了这一条件，有些人鄙视这种作法，宣布不要，以落个人情。这样阎书堂的债务才算还清。

阎锡山后来搜刮民脂民膏是以百万、千万银洋来计算的，但是爱钱如命、贪婪吝啬的阎书堂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方面，他经营土地，先后在河边村强买好地五百余亩，除了修建房屋、祠堂、学校、商店等占用百亩左右外，其余四百多亩，雇用六家佃户替他耕种，他坐得三分之二的收获，每年约分粮食近三百石（每石三百斤）。但是，经营土地利润有限，商业高利贷和金融投机者出身的阎书堂，只是把它当做解决人畜吃粮的手段而已。

阎书堂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金融投机、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上。民国初年，他又活跃于忻县金融市场。他在“聚德昌”存放银洋两万元，后来增加到七、八万元，专作投机之用。有时他亲自出马，更多的时候是委托经纪人替他交易或出放贷款和赁款。阎书堂坐镇河边村，每天九点以后，经纪人便到忻县警察局打电话报告当天的“数子”（白银、银洋和制钱的比价）做了多少，谁家买了多少，谁家卖出多少，自己是买是卖，还要报告当天放出多少高利贷，收回多少，贷赁利息各多少。

后来，阎书堂又大开商店，在河边村开设经营绸缎布匹和杂货的“庆春茂”，经营粮食米面和烧酒、制粉的“庆春泉”；在忻县开设“庆春厚”钱庄（后改名“聚丰泰”）；在太原开设“道生恒”药铺和“庆和堂”商店。不久，又在河边村以村民储蓄名义开设“协同兴”商店，以办理村福利事业为名，开设“河边营业公社”，以阎氏家族名义开设“思源远”和“积厚成”两家商号。这四家商号以村民或族人的少量投资为点缀，实际上大部投资都是阎书堂的，大权也掌握在阎书堂手中。因此，它们与“庆春茂”和“庆春泉”，被统称为河边阎家六大号。他还在河边村开设了无营业铺面的内庄“源记”，专搞高利贷业务。此外，太原的“复合公木厂”、“晋森木厂”、“山西营业公社”、“营远汽车公司”、“营记火油公司”、“德生厚银号”、“源积成银号”；天津的“亨记银号”，大同的“裕晋煤矿公司”，包头的“晋复农场”，晋北的“富山水利公司”、“广裕水利公司”和“广裕公司二支店”，河边村的“庆春木厂”，五台县和定襄县的“营业公社”都有阎家的大笔投资。这些商店和企业的活动颇有特色，经营手段五花八门，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利用金融手段牟利：“庆春泉”出“钱帖子”，并且印上“周行钱”三字。这种“钱帖子”通行市面，等于把群众的钱拿到自己手中作流动资金。它应该既能买货，又可兑现。但是阎书堂却暗中吩咐经理阎愈荣不予兑现。

利用雄厚资本操纵市场：1919年阎书堂投资2万元，在忻县开设了“庆春厚”钱铺，采取“想卖先买”和“想买先卖”的手段，参与金融投机。他想卖出，必须提高“数子”以后，才有利可图，因而一上市就指使他预先约定的助手替他“拉黑牛”，首先大量买进。市上的“虎头儿”们见他们一来就买，以为行情有变化，也都抢着买进。由于买进的人多，“数子”就上涨，例如银洋与省钞的比价一上市时是一比七，很快就会涨到一比八或一比十。这时，他又大量卖出。反之，以贱价压低“数子”后，他又大量买进。这样，一买一卖，往往获利不菲，而不能摸底细的人，常常跟着他们倾家荡产。由于他们具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所以“庆春厚”的掌柜赵汝奎曾猖狂地说：“咱柜上想叫上涨就上涨，想叫下跌就下跌。”

利用信息优势搞金融投机：1930年阎锡山倒蒋失败后，山西省银行的钞票贬值，二十元省钞只值银洋一元（当时官定省钞二元五角值银洋一元，市价五元值一元，1932年以新省钞一元值二十元将旧省钞收回）。阎书堂不仅对战局变化了解较清，而且在天津等地都驻有业务人员，因而消息灵通。“聚丰泰”在省钞贬值之初，便在山西省银行和其他银行大量贷款，仅一次就汇过十万元。最后以银洋一元折抵省钞二十元还了贷款。对于号内存款不准提取。当时他接受存款，是按银洋与省钞一比二点五计算的，最后以一元新省钞顶二十元旧省钞结算存款，赚了不少钱。

利用政界关系获得定货：阎书堂经营的商号和投资的企业，当时的官府都给予照顾，有利可图的事他们都有优先权。例如，1913年成立的“复和公”木厂，因阎锡山和张瑜（阎的结拜老大）为主要股东，便由他来包揽太原军政机关的建筑工程和南北重镇兵营的建筑工程，造价高昂，质量低劣，验收草率，获利极为优厚。又如，阎锡山于1919年推销“和平戒烟丸”，1932年又制售“戒烟药瓶”（鸦片）都是由他的商店“道生恒”加工制作的，除了加工费外，用掺假减料等办法盗换大量鸦片，获利无数。

依仗权势获得成本优势：阎书堂在河边村经营的商店都直接从天津、北平等地采购货物并交山西采运处以军用物资的名义，由平绥路和平汉路运回山西转到河边村，不出运费或少出运费，因此价格比太原市的还便宜。于是，河边村的阎家商店，就成了五台、定襄、忻县、崞县等地商人进货的批发站。这几县的市场，基本上由阎书堂垄断。

由于阎家的企业，依仗权势，巧取豪夺，因此牟取了大量暴利。当初，“庆春茂”的资金为二千元，“庆春泉”三千元，“道生恒”和“庆和堂”也不过二三千元，但到1927年，四处股本已达三万五千余元。忻县“庆春厚”于1919年成立时，每股一千元，1923年第一次结账，每股分红三千元。改为“聚丰泰”后，1927年结账，每股分红一千元，1931年结账，每股分红九千一百元，1935年结账，每股分红四千八百元。经过二十多年的经营，阎书堂靠着儿子的权势，便由一个倾家荡产的投机商人，变为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了。1934年12月阎书堂死去时，单他聚敛的钱财，据说就有六百万元。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吴祖光与曹禺的文坛恩怨　作者：张耀杰

吴祖光与曹禺称得上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神奇色彩的两位天才剧作家。曹禺1933年暑假完成传世巨著《雷雨》时，只有23岁。吴祖光1937年写出大红大紫的成名作《凤凰城》时，只有20岁。1942年写出代表作《风雪夜归人》时，也只有25岁，夏衍看完后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手笔，于是便给出了“神童”的称号。“神童”吴祖光能够以并不成熟的《凤凰城》登上文坛并一炮打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曹禺的发现和扶持。

吴祖光的《凤凰城》

据吴祖光介绍，《凤凰城》是根据抗日英雄苗可秀的真实事迹写成的。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后，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被俘后经日寇多方劝降，宁死不屈而牺牲于凤城县。

1937年的吴祖光，是国立戏剧学校里比不少学生还要年轻的校长秘书，《凤凰城》是在任何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写成的。完成后交给校长、同时也是吴祖光表姑父的余上沅，余上沅虽然答应帮助看剧本，一个星期过去却没有看上一眼。吴祖光只好擅自取回剧本去向曹禺求教：“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长沙稻谷仓王氏宅院）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老师，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最需要而还没产生的剧本。……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

《凤凰城》于1938年5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首演，汪德、余师龙导演。“正好剧中人当年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来到重庆，他是苗可秀的校长。另一个剧中人赵侗亦来到重庆，他是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死后的接班人。这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凤凰城》的首演式。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港澳和东南亚。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戏。”

1938年6月11日，中国青年救亡协会为筹办“战时戏剧讲座”，邀请参加讲座的各讲师和工作人员举行茶会，商定开班事宜，曹禺应邀参加。7月25日，“战时戏剧讲座”在重庆小梁子青年会正式开讲，第一讲就是曹禺的《编剧术》。置身于抗战洪流之中的曹禺，一上来便抛开自己原本与“生生地把‘剧’卖给‘宣传政见’”的“宣传剧”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抗战宣传剧找足了既继承传统又迎合时代、既正统卫道又进步革命的神圣理由：“一切剧本全都可以说有着宣传性的，不单是抗战剧。……我们的古人曾经说过：‘文以载道’。简单地说，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有意义，不是公子哥儿嘴里哼哼的玩意儿。现在整个民族为了抗战，流血牺牲，文艺作品更要有时代意义，反映时代，增加抗战的力量，在这样伟大前提之下，写戏之前，我们应决定剧本在抗战期中的意义。”

在确立“文以载道”的抗战戏剧观的曹禺眼里，吴祖光的《凤凰城》就是抗战戏剧的榜样和标本：“实在讲，伟大的戏剧，好的结尾的动人之处，固然在结构的精绝，然而更靠性格描写的深刻。例如：吴祖光先生编的《凤凰城》，结尾苗可秀死了，大愿虽然未酬，但是他的伟大的人格却更加深入观众的心里。假如依着一贯的公式，不顾真实，硬为凑成一个欢喜的结局，观众纵然一时鼓掌欢呼，但绝不及原来的结局那样深远动人，足以启发观众崇高钦敬的心情，激动强烈的抗战意识。”

关于曹禺当年大加称赞的《凤凰城》，晚年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一文中介绍说：“就是在我20岁的1937年，非常偶然地写了这个《凤凰城》，……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直到他殉国死难，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第一幕可秀和妻子分别，赵侗打趣，居然唱了一段京剧‘平贵别窑’。弟弟可英要随他参加战争，他劝弟弟要好好读书等……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这也说明，比起半个世纪以前的1937年，我到底还是进步多了。”

由这样一段话，不难发现曹禺随后写出的颇具自传性色彩的独幕剧《正在想》和四幕剧《蜕变》，与吴祖光《凤凰城》之间深层次的微妙关系。

曹禺的《正在想》与《蜕变》

1939年4 月，日本飞机多次对陪都重庆进行狂轰烂炸，国立剧校继长沙、重庆后，再一次奉命搬迁，被疏散到距重庆300里外的江安小县，设校址于城西紧靠城墙的文庙中。来到江安后，为配合自己的教学活动，曹禺把墨西哥作家约菲纳·尼格里的独幕剧《红丝绒的山羊》改编成为《正在想》，于1939年10月19日在校内首演。关于《正在想》，西德学者乌韦·克劳特在采访记《戏剧家曹禺》中写道：“一些人认为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剧作，有人甚至盛赞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笑剧’。……曹禺认为原作是个‘很富有乡土气息的作品’。他把该剧的背景搬到了北京天桥，那里是各种艺人麇集的地方。他写这幕剧的目的是为了讽刺大汉奸汪精卫。‘但是，人们大多把它当成一幕滑稽喜剧，’曹禺告诉我说，‘了解它的真正目的的人很少。’”

《正在想》讲述的是一个与时俱进赶潮流却偏偏弄巧成拙直至丢掉性命的蹩脚剧作家和戏班班主的滑稽故事。剧中的老窝瓜是马家戏班的班主，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表演滑稽戏法的老行尊。眼见蹦蹦戏、说大鼓、单口相声、歌舞团之类的同行们生意兴隆，“傻好儿”老窝瓜忽然间豁然贯通，悟出了“要发财，得改行”的道理，决定以后专演最受欢迎的“话剧”。这位连中国汉字都不会写的“傻好儿”，竟然构思了一部被称为改良《平贵回窑》的文明话剧。在托门口摆测字摊的算命先生帮忙写出剧本之后，他专门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马天才”。在妻子小甜瓜面前吹嘘自己“我想的这几出戏，就够我万古扬名，以后，整千整万的钱，都归你”的“图名不图利”的“马天才”，到了群魔乱舞的观众眼里，却是一个任人取笑玩弄直至置于死地的“冬瓜甜瓜老窝瓜，一脑袋浆糊烂扒扒，加点酱油放点醋，就当作猪脑髓吃了吧！”的既可悲又可笑的“大傻瓜”。

无庸讳言，在老窝瓜“马天才”与小甜瓜身上，是影印着、存活着曹禺与妻子郑秀的几缕身影和神韵的。曹禺与郑秀当年在清华园里，就是通过戏台上的扮演情人戏开始戏台之下的情爱追逐的，而吴祖光大红大紫的《凤凰城》，正是一部“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写作《正在想》的曹禺，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写出过像样的作品，更何况郑秀一年前已经生下大女儿万黛，养家糊口的担子不可推卸地落在了不善营生的曹禺肩上。相对于后生可畏的吴祖光来说，曹禺也完全称得上是老窝瓜“马天才”那样的老前辈、老行尊。正是在妻子郑秀的催促逼迫和吴祖光后生可畏的异军突起所形成的强大压力的推动下，曹禺才颇为急功近利地接连写出了《正在想》和《蜕变》。

关于曹禺当年由《正在想》到《蜕变》的精神面貌，吴祖光1982年4月28日接受田本相采访时评论说：“家宝这个人，你同他谈话，他时常出神，心不在焉，你问他，他说他没听见，他让你再说一遍。他根本没听你讲话，他在想他自己的心事，可能正在想着戏里的情节。他有一个动作，他右耳上有一个小肉瘤，俗名子耳，他经常摸着这个肉瘤，一出神就去摸它，张瑞芳曾说，这是曹禺的‘灵感包’，一摸它，灵感就来了。他有时还把一张纸叠起来，把顶部揪掉，展开来纸上有一个洞，他便用这个小孔去套那个‘灵感包’，可笑极了。还有，他平地上走路也摔跤，是因为他的左腿绊了右腿才摔倒的，可能也是心不在焉的缘故。他看戏的时候，也许他就没看，好戏还是吸引他的。他脑子里总是想他自己的事，他总是‘心有专注’。他胆小，拘谨，怕得罪人。”（田本相《曹禺传》第265 页，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年版。）

写作《雷雨》、《日出》、《原野》的曹禺，原本是“如神仙，如佛，如先知”般“升到上帝的座”的超人剧作家，到了《正在想》中，却变成一个只会写“手势腔调俱脱不了旧剧的气味”的“改良《平贵回窑》”的“傻好儿”老窝瓜。从《雷雨》到《正在想》，足以见出剧作者曹禺与时俱进赶潮流的变务虚为务实、既务虚又务实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曹禺接下来创作的《蜕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他为了彻底摆脱人间地狱黑社会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而寻找到的一条不须跨越从此岸到彼岸的鸿沟天堑，就可以直达天堂净土修成正果的通天大道。

《蜕变》中寄托着曹禺全部理想的女性人物丁大夫，通过在人间地狱黑社会的此岸世界里付出既替天行道地斗争革命又忍辱负重地奉献牺牲的沉重代价，先换来手握重权的政治救星梁公仰，对于人间地狱黑社会的“伤病医院”实施蜕旧变新的行政改革；进而在蜕变后的天堂净土式的新医院里，以替天行道受招安的专家功臣的身份，凌驾于包括政治救星梁公仰在内的所有同类和同事之上，修成被一营伤兵山呼万岁的唯我独尊、超凡入圣的天堂正果。沿着丁大夫的孙悟空加梁山好汉式的先替天行道再修成正果的“图名不图利”的人生道路走下去，便有了曹禺建国后在历次政治风浪中揭发和批判同事朋友的不正当行为，文化大革命中连他自己也被当作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之中。

政治运动中的曹禺与吴祖光

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

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到他曹某人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在1957年3月召开的作家创作规划会议上，曹禺曾提到一个创作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生活里面事实是怎样，作者的感觉是怎样，和应该是怎样”三者之间的“距离问题”。吴祖光认定这不仅是曹禺的“口是心非”，而且还是曹禺“剧本写不好”的一个根源。曹禺虽然不断表白自己的作品没有写好，甚至于在《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中忏悔自己是“挂羊头卖狗肉”和卖“狗皮膏药”，却容不得别人评说他的作品如何不好。于是，他摆出自己的《明朗的天》来进行反驳：“我曾经写过一个歌颂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改造的剧本《明朗的天》。在《明朗的天》里，我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而在我这一生仅仅写过很少的几本戏剧创作过程中，我最恨的也就是把写作当作虚伪宣传的工具。但是今天，我要说，在《明朗的天》中我把那些坏的高级知识分子还是写得太好了。在那段思想改造时期，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今天看，有些果然成了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的丑恶思想和行为，实在太龌龊、太无耻……”（曹禺《质问吴祖光》）

相对于这种理直气壮的揭发批判文章，更接近于曹禺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应该是他多年后说出的忏悔话语：“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分子批判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这‘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我是欠着这些朋友的。我这个人胆子很小，怕事，连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许在别人看来是很容易的事情。”

比起曹禺本人的忏悔和反思，曹禺和吴祖光在江安国立剧校任教时的学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另有更加独到的分析和总结：“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么率直了。”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政治磨难，晚年吴祖光的概括是这样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随着戏剧大师曹禺与同为戏剧大师的吴祖光先后去世，他们之间的戏剧情缘和文坛恩怨，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般的陈年旧事，这陈年旧事之中，却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去探索、去追究。

（责任编辑）

2003年第7期 侦破“天津特别组”始末　作者：马俊如　童毅之

李辛白（1875—1951），安徽无为人，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是孙中山创始同盟会时的会员之一。1907年，同盟会派李辛白到上海，在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蔡元培支持下，创办了《白话日报》。该报一反常规，完全采用白话文，宣传反帝反封建，深受广大平民百姓欢迎。用白话文办报，这在中国报业史上尚属创举，胡适推崇李辛白是“我国白话文的开山老祖”。该报发行约两年，因触怒英帝和清朝政府，于宣统元年（1909年）岁尾遭查封，李辛白被迫逃亡至安徽芜湖，参加地下武装反清斗争。

1912年，李辛白与于逊臣合作，创办了芜湖最早的大型报纸《共和日报》。此报采用白话文，针砭时弊，宣传新文化。半年后，因受袁世凯《报纸律》钳制，加上时局动荡、经费困难而停办。

1913年，受蔡元培邀请，李辛白至北京政府教育部任佥事，他和鲁迅的交往自此开始。

在北大出版部的日子里

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邀聘李辛白到北大担任庶务主任。时隔一年，北大规模扩大，新设总务部和出版部，蒋梦麟任总务长、李辛白任出版部主任。

北京大学出版委员会，负责书刊杂志的审定工作。当时担任出版委员会的委员有：李辛白、沈兼士、胡适、钱玄同、陶孟和、王星拱、张才椿、陈衡哲、钱稻荪、张祖训、陶履恭、肖友梅等。由沈兼士、胡适先后任委员长。李辛白在委员中排名第一，并任出版部主任，负责全校书刊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

出版部除出版教材、学术著作和讲义外，还出版期刊杂志，如1917年1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创刊的《每周评论》、1919年1月创刊的《北京大学月刊》、《新潮》杂志等，这些进步杂志在“五四运动”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李辛白在这些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方面，总是全力以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时，《新青年》杂志问世已历年余，新文化运动亦已发端，其锋芒所向，针对严重阻碍中国向前发展的旧思想、旧势力，这些观点与蔡元培的观念相吻合。因此，蔡校长把《新青年》派勇于革新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李辛白等当作他整顿北大的有力支柱而一一延聘。从此，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进一步蓬勃向前发展。

1919年5月2日，北京大学联合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游行示威。5月4日早晨，北大八所大学公推北大负责起草宣言书。10时左右，北大学生狄福鼎返校向《新潮社》告知此事。《新潮社》推罗家伦起草《五四运动宣言》。旋即狄福鼎将“宣言”送交李辛白，请他所办的老百姓印刷所印刷。李辛白当即组织赶印，原定印刷5万份，由于时间紧迫，只印好2万多份，就匆匆送出散发。这是“五四”这一天唯一发出的印刷传单。

“五四运动”引发全国学潮高涨，军阀政府把这次学潮归罪于北京大学，“罪魁祸首”是蔡元培。“解散北大，撤免蔡元培校长职务”、“章、曹以三百万金收买歹徒刺杀蔡元培”、“焚北大校舍，杀北大学生”等传言一时风起。蔡元培为了保护学校，被迫声明辞职离京出走。6月5日，军阀政府批准蔡元培辞职，由胡任源署理北大校长。这项决定一出台，北大和北京各高校师生在进行“惩办国贼”斗争的同时，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胡留蔡”运动，李辛白始终积极参加。他出席了5月11日召开的北京专科以上院校联合会成立大会，参加讨论代表会拟定的《上政府书》，并在《上政府书》上签了名。6月7日，北大召开教职员紧急大会，会上李辛白坚决赞同“挽蔡拒胡”的决议。

“五四运动”使作为运动大本营的北京大学负有盛名，但北大校长蔡元培却受到了反动势力的集矢攻击，视蔡为眼中钉，必须拔除而后快，因此制造种种事端，一再加逼于蔡元培校长。其后蔡曾三度辞职，一次出国考察。在蔡离职期间，由“北大评议会”领头组成“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集体商讨做出决策。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现存的上述会议录中，多有李辛白的签名。他是“联席会议代表团”和“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从这些会议录中可以看到，李辛白是始终不渝地支持蔡元培和进步学生同北洋军阀作斗争，坚定地维护蔡元培所开创的北大新局面。

创办《新生活周刊》

李辛白创办的《新生活周刊》，是他在北大时期一项杰出的贡献。《新生活周刊》于1919年8月创刊，1921年8月被迫停刊，一共出了55期，是五四时期很著名的小型通俗刊物。该刊32开本，七天一期，星期天出刊，由设在北京后门内东高房17号《新生活》报社公开发行，并开办了一个“老百姓”印刷所，承担印刷及外来业务。

李辛白创办这个刊物，是想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扩大到民间去。该刊思想新颖，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富有战斗力。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人物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都积极为该刊撰稿。李大钊署名“守常”和“孤松”，在该刊发表的文章有60多篇，都是短小精悍、笔锋犀利的时评，是《新生活》最有分量的文章。

李辛白在《新生活》创刊号的启事中说：“本报的宗旨是，希望四万万同胞睡到五更半夜，摸一摸心，想一想，打算一打算，在这欧战告终、皇帝将绝种的新世界新潮流中，何以谋个人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国家的生活。本报内容不顾全什么门类，哪一期有什么，哪一期就登什么。总之，无益的事不记，无益的话不说。本报定价极廉，希望各省各县诸君酌量定购，分寄到内地去，送送朋友，也是一种特别的礼物，越能传到农村越好。”

《新生活》发表过大量的有关反帝爱国运动的纪实报道、评论、杂感、小说之类的文章，向人民进行反帝爱国的宣传。第一期就发表了高一涵的《青岛伤心史》（连载）。高用演义体裁详尽地叙述了鸦片战争以来，围绕青岛问题，列强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历史史实。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市5000名大中学生捐款买了17万只面包，在面包上印有“劳工神圣”、“推翻专制”、“打倒官僚”、“不用仇货”等血红色的字样，将全市分为27个区，每区一队学生，推两大车面包，沿途散发给穷苦人民，同时发表讲演，散发传单。李辛白就这一事件，亲自赶写了一篇题为《国庆日的北京》，刊登在《新生活》第9期，对这次活动作了生动的报道。

1919年11月21日，北京市民在天安门举行了3万人的集会，抗议日军屠杀福州人民的暴行。除了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外，还强烈要求商界抑制日货，与日经济绝交。在群众压力之下，北京市商会会长安迪生当场签字，担保北京全体商界遵照执行。李辛白在《新生活》第十七期及时以“北京国民大会”为题，详尽地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

《新生活》在反对军阀官僚，要求民主权利方面也是不遗余力。李大钊在《新生活》第6期发表的《赤色青色》随感中说：“世界上的军阀怕赤（赤军的赤），中国现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这都是他们眼里危险的颜色。”李辛白在第一期发表的《告自讨苦吃的青年》的随感中说：“你们说的什么仇岛（指日本）”，就是他们（指军阀）的衣食父母，所以你们爱国的行动，他们当然是认为大逆不道，是谋叛，是造反，自然要派出鱼行（指安福系）里的小伙计来找题目，告你们，捉你们。”这两篇杂感虽都很短，但揭露军阀勾结外帝、仇视青年的嘴脸，却是入木三分。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17期发表的《我明白了》这篇随感中说：“八年以来所借的外债用到哪里去了？我们小百姓卖儿卖女的租税用到哪里去了？国家为什么穷到这步田地？国家为什么乱到这步田地？我近日在报上看到两条新闻，我才稍稍地明白了：

一、东方通讯社消息，曹锟、冯国璋、张勋发起组织一个强国实业公司，资本一万万元。发起人分认1000万元，现正分电各省军政长官，请其赞成……

二、徐恩元与美国资本家合组一中懋银行，资本1000万元，中美各半。张勋认50万元，冯国璋认30万元，黎元洪认20万元，段祺瑞认20万元……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21期发表的《国民之耻》这篇随感中说：“现在人谈起时局来，对于议员多说‘某是张作霖的人’、‘某是张敬尧的人’、‘某是倪嗣冲的人’、‘某是李厚基的人’。对于官僚多说‘某是段的人’、‘某是冯的人’、‘某是徐的人’。这些话仿佛和‘这哈叭狗是张大哥的’、‘那鹌鹑儿是李二哥的’一样的口气。但是这些哈叭狗、鹌鹑儿的先生们，却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代表，硬要做我们小百姓的大公祖、老父台。”

李辛白在《新生活》第二十期《琐碎话》这一栏中发表文章说：“中国报界惯例，每逢新年第一号的报，必要刊出‘恭贺新禧’几个大字。我想中国现在的现象简直要退化到酋长时代了，试问‘新’在哪里？全国四万万人，除去大富大贵少数的军人官僚外，十个就有九个不是冻饿而死，就是被压迫蹂躏而烦闷苦痛要死了，试问‘禧’在哪里？本报新年缺礼，请阅报诸君千万原谅。”接着又说：“人到临死的时候，良心一定会复现。我想前代大总统冯国璋临死的时候，一定曾扪心自问：一、为什么头尾不过八、九年，竟发了这么大的家私？二、为什么于民国开国第七年，忽然召集一个临时参议院？”最后他说：“各省关卡，对于小百姓，就是一担米、十斤盐，都非完税不可，何以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十万斤烟土，居然无税从奉天运到湖北？”

李辛白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抨击时政和执掌北洋政府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骂得他们狗血喷头，大快人心。在当时杀机四伏的环境下，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敢说敢写，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实在堪称是正义的喉舌、勇敢的报人。

《新生活》在破除封建迷信、宣传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在连载的《谈天》中，揭露了关于鬼神、天道等等骗局。《科学常识》一栏常常登载一些对日常生活现象的解释和物理化学的浅显原理，既丰富了读者的知识，又提高了人们对科学的兴趣。此外，《新生活》还发表了不少讨论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同等受教育和改良学校方面的文章。

《新生活》的主要对象是平民，文字通俗简短，结合实际，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多种多样的形式，编排成生动活泼的版面，售价又低，因此深受社会欢迎，发行面很广。从毛泽东当年主办的“文化书社”的材料上可以看出，《新生活》与《新青年》、《劳动者》，在湖南均是发行量最多的刊物。在其他各省以及日本、南洋等地，也拥有众多的读者，享有很好的声誉。

《每周评论》上的二首白话诗

《每周评论》是陈独秀、李大钊在出版《新青年》的同时，创办的一个革命报纸。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为声援爱国学生运动，在北京城南新世界娱乐场前，散发反政府传单《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消息传出，各界哗然，纷纷抗议。李辛白积极参与各种渠道的营救活动，曾和王抚五教授代表北大教职员工前往监狱探望和慰问，并在《每周评论》第30期上发表了《怀陈独秀》的白话诗：

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

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

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

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

这首诗，文短意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和两个阶级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诗句脍炙人口，流传全国，堪称“五四”时期最佳诗篇之一。

为了讴歌“五四”运动的伟大胜利，揭示黑暗社会即将过去，黎明就在眼前，李辛白以满腔激情，写下了一首白话小诗《动》，发表在《每周评论》第29期上：

天色黎明了！

树上的鸟，草间的土虫，唧呖呱啦地叫起来了！

孩子醒了！

老头儿、老婆子，一家人被孩子嚷醒；

看见曙光，把窗纸射得雪白，他们一个一个也不得不起来了。

都起来了！

天大亮了！

创办《第一小报》

1925年，李辛白在北京创办《第一小报》，曾配合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章士钊又名行严，曾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5年5月被赶下台，7月又重任教育总长。章在任期内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制定《出版法》，限制出版自由；草拟整顿学风令，声言以严厉手段镇压学生运动；禁止男女同校，排斥白话文，规定初小四年级起必须读经。章并在7月份办了《甲寅》杂志，作为复古倒退，向新思想、新文化猖狂进攻的阵地。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立即在革命的刊物上和章士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李辛白对章士钊早期的学术思想颇为赞赏，但对章任了总长后的倒退行径深为不满，便以自己办的《第一小报》为阵地，发表抨击章士钊的文章。其中有名句为：“使名记者秋桐（章早期在日本曾以秋桐为笔名发文，力主出版自由）若在，则章士钊不敢食言矣！”吴稚晖也和李辛白站在同一战线，在《京报》发表《讣文》，文曰：“不孝友生，罪孽深重，祸延府君章行严……府君生于前甲寅，死于后甲寅。”章士钊此时除受到鲁迅等人迎头痛击外，李、吴两支笔又同时指向他，更让其狼狈不堪，一时又使得《第一小报》在文化学术界广为流传。

从北京逃亡，在南京办报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命令卫队向在执政府前请愿的学生群众开枪，当场打死47人，打伤200余人，酿成了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

面对迅速高涨、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段执政政府竟公然下达通缉令，通缉所谓暴徒首领李大钊、徐谦等6人。3月26日，传闻段祺瑞准备颁布第二批通缉名单，其中除重申徐谦、李大钊等6人外，还有李辛白、朱家骅、蒋梦麟、马叙伦、周树人、高一涵等共49人。

李辛白得悉后，匆忙至市内北海暂避。由于风声日紧，他潜行逃亡至天津，搭乘海轮于4月初抵达上海，再乘轮至安庆，过江后回返夫人刘冰仪的故乡——贵池。

李辛白早年在家娶妻吴氏，生有一子，取名国寿。1903年左右，李辛白在南京与刘冰仪相爱结婚。刘冰仪系安徽贵池人，毕业于南京江南第一女子师范学堂。李辛白在贵池城内的儒林巷自建有二室一厅的寓所。他多年奔走于民主革命，回到风光绮丽的贵池，获得了短暂的休憩。

同年除夕前，北大好友沈尹默教授专程前来看望，并亲笔为李的寓所题写春联一副：“明媚湖山，悠闲岁月”。这一段时间里，原北大的一些南下避难的教授，大都和他保持联系。1927年初，李辛白不甘蛰居，前往南京。经陶行知介绍，先到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在南京立住脚后，他着手筹办《老百姓报》。经几个月的多方奔走，在辛亥革命旧友的支持下，得到西北军的经济帮助。通过当时任内政部次长张吾华的关系，办理了注册登记手续。《老百姓报》于1928年初，在南京创刊发行。李辛白任社长，李蕴初任主编。《老百姓报》的宗旨是：“面向平民百姓，为民喉舌”。报纸为四开四版，每三日发行一期，每期刊头都登载四个方块字，供启蒙者读认，是一种通俗报纸。李辛白经常亲自采访，曾以“素”、“老实人”、“辣”等笔名发表评论、随感及纪实文章，所撰文章针对时弊，敢说真话，短小精悍，深受读者欢迎。当时冯玉祥住南京晓庄，他十分关注该报，只要三、五天看不见，马上就要秘书查询，并和蔡元培每月分别资助200元、40元用于办报。

南京是蒋家王朝的大本营，在专制统治下，虽百事百非，也不容他人指责。《老百姓报》问世不久，因讽刺时政，立言偏激，故政治压力不时袭来，迫使多次更改版期，几度被迫停刊。报纸持续办了将近三年，最后于1930年冬报馆遭当局查封，李本人被通缉，被迫离宁逃亡。

熠熠发光的晚年

李辛白步入晚年之后，仍然壮心不已，生命不断地熠熠发光。1930年岁尾，李辛白返回无为故乡，在侍奉老母同时，与挚友王鹤天合作，在无为创办了“尚实学社”，为家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并在出生地湖陇乡下，捐资办了一所方巷小学，由夫人刘冰仪主持。1932年，李母病故后，他经安徽省教育厅长、前北大学生杨廉推荐到宣城中学主讲高中国文。他满腹经纶，教学得法，学生极为敬爱。1935年，他就任徽州中学校长，兼教国文，集中全力投入教学和学校建设，成绩卓著，备受全校师生爱戴。

“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战火迅速蔓延沪、宁。李辛白于8月临危受命，继吴天植之后，担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1938年初，日军沿江西上，开始空袭安庆。国民党省政府各厅弃下属单位于不顾，仓惶撤往皖西山区。李辛白闻讯后，立即召开全馆人员的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动员大家共赴国难，为保护国家财产尽心尽力。当时省馆藏书近10万册，特别是1933年在寿县出土的718件春秋楚器，尤为珍贵。李辛白在会上果断决定：将出土楚器，在藏书楼后面空地掘坑深埋，并急电向中央博物院报告求援。李辛白先派馆员张志丹负责将善本图书及线装古籍3万多册运往桐城罗家岭庋藏，继派馆员赵小梅将普通图书4万多册运往六安。这些书都装入赶制的200多只大木箱内，雇用民工400多人，分两批肩抬上路，跋山涉水，历尽辛劳。中央博物院接电后，很快拨出专款，派来专人，在李辛白协助下，将楚器安全运往重庆。待省馆图书文物转移停当，安庆已成危城。李辛白才草草收拾行装，过江返回贵池家中。

1938年8月，日军侵占贵池，李辛白举家避难山村。稍事安顿，李便办起塾馆，免费为十多名村童破蒙。翌年，经好友支持，在深山建了三间茅舍开办“南庄学院”，招收失学青年，免费入院学习。避难期间，他虽经济无来源，生活十分清苦，但他忧国忧时，致力于教育事业的精神，未尝稍减。

1940年春，李辛白受聘在省立休宁女中和私立安徽中学教高中国文。1941年春，经好友敦促，李辛白出任私立建国中学校长。

1942年春，国民党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为纪念他就读上海大学时的校长于右任，在歙县创办了右任中学。黄绍耿亲自登门劝驾，李出任右任中学校长。1943年，为了潜心教学，坚决辞去了右任中学校长职务，到绩溪孔林省立高级农校教国文。1944年，安徽学院皖南分院在休宁万安镇诞生，他应聘到该校任教授。

1945年8月，李辛白突然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寄来的请帖，邀他到重庆共商国是。使他激动不已，但由于年事已高，加上路途遥远，交通阻塞，无法成行，只好复函深表感谢。

1946年7月，皖南分院并入安徽芜湖学院，李辛白到该院继任教授，兼任建国中学校长。与此同时，他在贵池筹备成立了昭明国文专科学校，并招生开课。该校由许世英任董事长，陈演生兼校长，李辛白任副校长。1947年秋，李辛白辞去安院教授和建中校长职务，主持昭明校政约一年，后因校内有少数人拉帮结派，严重影响教学，作为创始人，他感到非常痛心而愤然辞职。不久，他又应聘到南京私立安徽中学教国文。1949年春，因病辞职，回到贵池家中疗养。

1949年4月21日，贵池解放之夜，他率领群众箪食壶浆，迎接大军进城。翌日，贵池召开欢迎解放军大会，李辛白代表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1951年，他病卧床榻，且日益沉重，医治无效，于7月病逝，享年77岁。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7期 中国道路：20世纪的两次选择　作者：应克复

刚刚逝去的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有太多的事情值得省思。

至关重要的是，中国应当走什么路，在一个世纪中进行了两次历史性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发生在20年代。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个党，效法苏俄，在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经28年的艰苦奋斗，于1949年夺得了全国政权。

在革命行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总结了这次选择的历史正确性。

他写道：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在当时知识分子的眼光中，认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很可以救中国。中国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后，更是“一边倒”，一心一意“走俄国人的路”，师效苏联搞社会主义。毛泽东说：“苏联共产党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

毛泽东主政下的社会主义，倒也不是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如一拨又一拨的“政治运动”就是一大“中国特色”。从“三反五反”，“三大改造”，“整风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不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所建立的体制，中国与苏联则是一脉相承的。如农田集中，共同耕种。如消灭私人资本，消灭市场，国家作为全社会资产的所有者，进行计划生产和分配。再如，权力高度集中，出现领袖的个人权力驾于党、国家和国家法律之上，“个人崇拜”狂潮泛滥不已。文化上则是“舆论一律”，任何异见都可能招致大祸临头。这种体制，虽也使社会获得了某些进步，但更多的是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因此，在不断地坚持中不断地遇到挑战。

到“文革”后期（1976年），国家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原先的种种美好承诺一一走到反面。“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向何处去？历史的挑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人考虑作出新的选择。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思想在这次重要会议中起了主导性作用。全会之后，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清理历次运动中的错误和错案。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猛烈冲击了僵化的教条。中国人开始反省过去所走过的路。接着，“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刘少奇、彭德怀等大量冤案平反昭雪，人们纷纷议论毛晚年的错误。

1978年的三中全会，是党经历多次深重灾难后的一次醒悟，也是中国发展的一次大转折。

24年后的今天，再去思考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应该意识到，这是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告别“俄国人的路”——的开端。

1991年，发生了苏联解体、苏共解散的重大事件。这是这一体制的内在逻辑发展之必然。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指出，苏共垮台是因为它长期坚持“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特权制度。

这一不幸结局，对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严厉的警示。

1992年，年迈的邓小平毅然南下，发表重要谈话，力排改革就是“改向”的质难。不久，中共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告别“俄国人的路”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历史的进程使我们愈来愈清楚，20世纪中国人的第二次选择，就是告别“苏俄模式”，走世界文明的共同道路。时下的话语就是“与世界接轨”，或“转轨”、“转型”。所谓“改革”，就是改掉“苏俄模式”中背离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所谓“开放”，就是接纳与建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轨道的那一套制度、体制、规则。

如果要将邓小平的理论作一个概括，那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他不可能引导我们走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特别是他多次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他光辉复出的极有限生涯中，不可能实现其全部目标；重要的是他开辟了这条道路。他是20世纪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第二次选择的领头人。这就是邓小平千秋功垂的历史地位。

当今中国的进步（或者说“复兴”），就是一步步地告别苏俄模式，一步步皈依世界文明，即一步步地融入全球化的潮流。对中国来说，这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困难还是不小。

今天，主导全球化潮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是西方文明。这一点，我们应当承认。但麻烦也在这里。因为我们曾否定过这种文明，并长期作为讨伐的对象；因为我们曾闭关锁国，长期与这种文明相隔阂；因为我们曾夜郎自大，自认为有悠久的文化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还因为，即使向西方学习，在如何学习问题上，也各执一端，争论不休达一个多世纪。“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就是两种有代表性的意见。80—90年代以来，又冒出姓“资”姓“社”叫喊声，阻挡中国向西方文明靠近。现在，姓“资”姓“社”的论调已被人们看破，失去了传播的市场；但“西化”一说，是贯穿20世纪的骂声，仍是国人的一块心病。

诚如袁伟时先生所说：“铁的事实是，给古老中国带来勃勃生机的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流文化。”陈乐民先生对此也说了一句富有启迪的话：“中国的近代史是在19世纪中叶与西方文明的撞击并接受其影响而启其端的。”鸦片战争是列强的侵华恶行，却更是中国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的开端。这早成定论。战争的诱因，若从中方反省，实因清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拒绝参与世贸。此次战争之后，紧锁的天朝国门打开了，西方文明扑面而来，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的历史事件，这些都是中国脱离中世纪孽根的西化现象，其进步意义谁也不能否定。有鉴于此，康有为感慨地说：“若使地球未辟，泰西不来，虽后此千年率由不变可也。”而袁世凯称帝，蒋介石“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的独裁政治，是抗拒西方文明的铁定的倒行逆施。建国之后，闭关锁国，“全面专政”，“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导致贫困、落后，也是拒斥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惩罚。中国与西方的差异，先贤们早有洞见。如冯友兰说，所谓“中西之交”，乃“古今之异”。瞿秋白也明白地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姓“资”姓“社”的诘难也好，“不符合国情”的龃龉也罢，面对这些卓识，不知还有什么招数。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推行市场经济仅仅10年，中国的城乡面貌和人们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决不可言“21世纪是中国世纪”之类的虚妄之说。对中国的家底我们时时要有清醒的认识。“转轨”、“转型”也好，“改革开放”也好，“现代化”、“全球化”也好（其实，这些不同的提法，其内涵大致是一样的），如果作全方位的理解，任重而道远。

肇始于80年代的“改革开放”新路，其重心限于经济领域。虽然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但如果不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向上推进，那么现代化只化了“一半”。所以邓小平强调，“我们的所有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只是在经济上与世界接轨、一只脚跨进了全球化的门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键在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创新，在于跨进现代民主国家的行列；因为经济的持久繁荣，国家的稳定康宁，人民的自由幸福，文化的推陈出新，都有赖于它。这方面，美英两国已作出了有说服力的示范。

当然，在政治领域，我们也有了不少的进步。如领导职务终身制业已废除，以法治国深入人心，选举制度在逐步推行，法律体系在快速完善，权力制约在不断加强；民主、法治、人权愈来愈成为普遍的诉求，在提高物质生活的同时，人们迫切期待着提高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水准。但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未有突破，还基本上在苏俄体制的惯性下运作。邓小平在1980年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2003年第7期 故事新学　作者：于光远

我原有一本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方舟子写的《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他提的也很及时。当今中国存在官场腐败、商场腐败，而且很严重，大家有理由指望学术界能够坚持真理，在反腐败上成为中流砥柱。现在又出现了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因此，十分注意，准备好好地读一下这本书，写一篇读后感。可是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我把它保存着。它一定在我家里。可是当我想看的时候，忽然找不出它来了。有一天，我逛隆福寺商场，看到书架上有这书，而且有两本。当时我正在想把这本书找出来，没有下决心再买一本。可是回家后经过好几个月，还是没有找到它。我就决定又去隆福寺商场购买。可是货架上不见了。我问售货员小姐，她对我说，店里的确有这本书，可是因为长期没有人来买，现在退回去了。我从来不反对人们重视流行畅销书，我自己也常常买回流行畅销书来看，可是我对我国今天读者对严肃的、很有价值的书籍如此冷淡，还是颇有感触，不以为然。

也就在那天，我看到货架上有一本旅英女作家虹影的小说《K》。我看过她写的《饥饿的女儿》。这本小说，写的是“大跃进”中的故事，小说中描写的事情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纠正“大跃进”的错误的时候，可是重庆地区还继续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我重视这本小说，并且写过一篇文章。这次我看到虹影又有一本小说，就买回看了一下。

这本书写的是一个受聘于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史的英国青年朱利安和武汉大学文学院长的妻子“林”的热恋性爱的故事。小说应该说还是吸引人的，加上书中还收有海内外对这本小说予以高度评价的文章作为附录。这本小说，我读后并不喜欢，但是觉得值得注意。

原先我以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觉得小说里的女主角“林”似乎以林徽因为原型。林徽因同徐志摩相识，徐志摩也追求过她。可是她很理智地与梁思成结婚。《K》这本小说中的“林”正好也同徐志摩有来往，可是，看来又不很像。

2002年10月我到武汉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在宾馆见到我的一个朋友——我国著名女小说家池莉。我说起这本《K》。她说她知道小说中的那个“林”，实有其人。她不姓“林”而姓“凌”。她就是当年1935、1936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妻子凌叔华。凌叔华这个人，我真没有注意过。她的丈夫陈西滢倒是听说过的。鲁迅抨击过他，这件事我还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做过武汉大学的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本名是陈源，这个名字还是这次到武汉，在一个晚上去武汉大学见到一位研究生物学的院士，问起此人，才知道的。大概很多人知道，而我却孤陋寡闻。我毕竟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人，许多事情当时我注意得很不够。

由于《K》这本小说，讲了武汉大学文学院凌叔华夫妇的事，它就涉及上世纪20年代我国文化史的一页。同时这本书中那个男主角——那个英国青年朱利安(小说里用的是真名字)，则是英国“布鲁姆斯伯里”集团重要人物范奈沙的儿子。范奈沙和她的妹妹弗吉尼亚的沙龙，是这个集团的中心。因此《K》又涉及上世纪20年代英国文化史的一页。进一步说，陈源本人就是留学英国学英国文学的。聘请朱利安到武汉大学，就是陈源的主意。朱利安在到武汉大学后，写给范奈沙的信上就说，凌叔华夫妇最接近布鲁姆斯伯里的作风。中英这两页文化史，本来就有相当密切的联系。

我比较早接触的有关布鲁姆斯伯里情况的材料是《万象》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近，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上看到朱利安在中国寄给他母亲范奈沙的信。《文汇读书周报》说这信是从上海《译文》上摘下来的。这个月初即2002年12月12日，我找到了译文的全文，题目是《朱利安·贝尔——发自中国的书信》。我还看到陈西滢的女儿状告虹影的消息。这场官司还没有打完，长春的法院作出了原告胜诉的判决，虹影还在上诉。

和池莉在汉口的谈话，引发起我研究一下有关的这一段中英文化史的兴趣。但是我对布鲁姆斯伯里的兴趣只有那么一点点。我并不想研究这段历史。对虹影小说《K》我就更没有什么兴趣了。我真正有兴趣的是研究上世纪20年代鲁迅和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的斗争。

说来惭愧，自从1993年拙作《古稀手记》问世后，我来了劲，想努力争取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文坛新秀”。而且请戈革同志刻了这九个字的一方闲章，表明我有这样一种志向。时间过得很快。21世纪来了，而我是否成了“文坛新秀”，却很不好说。即使我不想宣布自己是失败了，但实事求是地也得承认，当一名文坛新秀十分勉强。我根本不会写小说和诗歌，想成为“文坛新秀”，只有争取写出若干篇略好一些的杂文随笔。鲁迅的杂文应该是我学习写作的范文，可是至今没有好好学习。自知我这个人的惰性特别强，因此也就珍惜外来的推动力。于是现在我就把看了虹影的小说《K》后与池莉的这次谈话作为一个推动力，学习一下同这一段文化史直接有关的鲁迅的杂文。这样的杂文从时间来说应该编在鲁迅的《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里。这两天看了些文章之后，有一些收获。

陈西滢何许人也?我弄清楚他大名陈源，字通伯，西滢是他的笔名。1896年生，1970年死。曾留学英国。大概在1924年前不很久到北京大学当教授。他是《现代评论》的主将。《现代评论》是综合性周刊，1924年12月创刊于北京。1928年底出至第九卷第209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陈西滢、胡适、徐志摩等人。当时这些人被称之为“现代评论派”。使陈西滢在近代文化史上出名的，是在从1924年秋发生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中他的表现。当时陈西滢站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章士钊、执政段祺瑞这边，与女师大革命师生为敌，并攻击支持女师大的革命学生的鲁迅。于是鲁陈之间打了延续很久的笔墨官司。

人们大都只注意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不会去注意鲁迅在1925年直接参与反对北洋政府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斗争的行动。1925年5月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讲师，直接了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斗争的情况。鲁迅仗义执言，主张女师大的教授、讲师联名发表一个支持北女师大学生革命行动、反对校长迫害学生代表的宣言。鲁迅自己拟稿。稿成后，找到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和国文系主任马裕藻，请他转请其他先生联名发出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署名的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这就是有名的“七教授宣言”。

不仅如此，在1925年鲁迅还帮助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起草过两件要求速撤杨荫榆呈教育部总长的公文。这两个呈文何日发出，没有明确记载，似分别在5月中下旬和6月。

这次我关心凌叔华的丈夫陈源和鲁迅打笔墨官司这一件事，得到我国著名杂文家牧惠的帮助，他把1996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一书中的第二部分“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复印了给我。这就使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书名，用了鲁迅在他去世前44天的1936年9月5日留下给亲属的一张遗嘱中的一句话《一个都不宽恕》为书名。鲁迅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这就是鲁迅的人格、性格、风格！

在这本《一个都不宽恕》中，除收入鲁迅的作品最多，陈源的作品次多，一为9篇、一为7篇。此外就只有徐志摩给周作人的两封信和胡适给鲁迅、周作人和陈源三个人的一封信。陈源的文章的基本内容，在鲁迅的文章和《鲁迅全集》的注释中，我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想看到陈源本人写的文字。这样，我的认识或许能更深刻一些。

我过去虽然读过《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但是只是一看而过，没有更多留意。这次重读，我才明白那两年鲁迅同“现代评论派”的斗争的确有它的特殊重要的意义。

属于“现代评论派”的人很多。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其中有好几位，我是与他们相识的，而且一直对他们很敬重。比如建国后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联系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时，与副院长李四光就有接触。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他，我听到的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人们说他在地学上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说他的科学见解对找我国某些矿产起了指导作用。又如我是上海大同大学学生，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在大同读书时，校长是曹惠群，已经不是胡敦复。但我听过胡敦复教的西洋史和穆勒名学。他教这两门课，用的是英文写的书。他采取的办法是让学生一面注意学习科学内容，一面学英文。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主意。至于鲁迅写的、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建女子大学时，胡敦复“趁火打劫，攫取女大的饭碗，助章士钊欺罔世人的事”，算起来应该是我到大同读书5年前的事，而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也没有听说过胡敦复在五卅惨案后禁止大同学生参加爱国运动。这次我重读《华盖集》有了一个看法，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一个长处，是掌握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能同时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作出贡献，但是学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人，我认为还是应该警惕不要站在社会进步的对面。

而陈源这样的只会舞文弄墨的人，只要他们站错立场就没有这种两重性了。

鲁迅反对的“现代评论派”中的人数很多。他们大都留学英美，陈源是有代表性的。所以鲁迅一般用多数的“他们”，很少用单数的“他”。鲁迅在这一类知识分子中看出他们之所以会充当既凶狠又腐败的政府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者，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因此他同这些人的斗争，坚决而且凌厉。

在这次学习中，我有一个体会，像李四光、胡敦复这样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同阿Q类似，也是旧社会统治者得以长期统治的社会基础。不过阿Q在未庄，而这些知识分子在大学当教授。他们自己不会那么看，别人恐怕也不这么看他们罢了。而且这样的人现在也还大量存在。我不知道这么看是否站得住脚。

鲁迅对这种人的战斗，是相当孤立的，但是他丝毫不让步，一个都不宽恕，笔下尖刻，不留情面，越战越勇，而且不断开拓新战场。1925和1926这两年在鲁迅杂文发展的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里程碑。

对陈源，鲁迅毫不客气，要陈源等“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要他们除下假面具，赤条条站出来说真话。”这话直接是说给陈源听的。同时也说给“现代评论派”的所有先生和女士们听。他在这里用的都是多数的“你们”。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写的话，差不多都写了。还想多说几句关于凌叔华。这是因为小说《K》的主角，不是陈源而是他的妻子凌叔华。我没有想到鲁迅的文章会提到凌叔华。在《华盖集》中一处没有明白指出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不是信》这篇文章里有一段话，说的是凌叔华的事。这一点如果没有看过陈源的《剽窃与抄袭》，我是不会知道。

鲁迅在驳斥陈源诬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有抄袭的问题时说，“历史和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像，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固然不当偷成，但也不必两样。说诗歌相类不妨，历史有几点近似，便是‘剽窃’，那是‘正人君子’的特别意见，只在以‘一言半语’‘侵犯’鲁迅先生时才适用的。”陈西滢在凌叔华的抄袭行为被揭发以后，就在《剽窃和抄袭》中为凌叔华辩解说：“剽窃抄袭的罪名，在文学里，我以为只可以压倒一般蠢才，却不能损伤天才作家的。……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不用说广义的心灵受到了过去大作家的陶养，头脑里充满了过去大作家的思想，就狭义的说，举起例来也举不胜举。”鲁迅文中使用“天才”二字，就是针对陈源文中讲蠢才如何如何，天才又如何如何而发的。

还有一处鲁迅倒是点了凌叔华的名字。那是在对《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陈源指责鲁迅：“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进行答复时鲁迅说陈源：“绅士的跳踉丑态。实在特别好看。因为历来隐藏蕴畜着，所以一来就比下等人更浓厚。因这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凌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把‘大盗’两个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

正如在写鲁迅驳斥陈源这件事当中，凌叔华占不了什么位置一样，在小说《K》中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现在知道是陈源）占不了什么位置。我特别写这两段，只是因为在《K》中，凌叔华——小说中是“林”——是主角，而她的丈夫在小说中虽然必不可少，然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我记得他似乎只上场一次。那是在“林”和比自己小8岁的朱利安一起在床上的时候，因为忘了关房门，“林”的丈夫有意闯进房来，弄得朱利安三年合同未满，就回到英国。而且在小说中，这个文学院长没有说过一句话。

关于凌叔华，我只知道她是广东番禺人，画家和作家，英文很好，能用英文写小说，并且在英国出版。我不知道凌叔华是否同陈源一样也在英国留过学，也同陈源一样与布鲁姆斯伯里集团早就有某种联系。

（责任编辑继学）

2003年第7期 “刘三姐”黄婉秋的故事　作者：郭　华

2002年金秋十月，正是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山青、水碧、天蓝、花红、果黄、丹桂飘香的季节。

在如诗如画的桃花江畔“刘三姐景观园”，我会见了园主——著名表演艺术家黄婉秋女士及其夫君何有才总经理。

黄婉秋主演的电影《刘三姐》使其名扬天下。她创建的“刘三姐景观园”坐落在桂林风景怡人的桃花江畔。这是一座以壮乡“歌仙”刘三姐为主题，集文化、艺术、观赏、娱乐、休闲、旅游为一体的景观园。是一座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交相辉映、巧夺天工的景观园。在这里，黄婉秋向笔者讲述了她艺术生涯的曲折经历和创建“刘三姐景观园”的过程。

剧团破格录取，圆了小婉秋表演梦

黄婉秋祖籍广东梅县，1943年12月出生于广西桂林。黄婉秋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百货公司的店员，母亲是个大字识不了几个的家庭妇女。黄婉秋兄妹六人，她排行第四。

说起黄婉秋的家世，有一点却是不同寻常。她的姑父是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堂兄，论起来还算是“皇亲国戚”呢！

黄婉秋家境虽然不宽裕，但父母却勤劳和善，节俭持家。母亲虽不知书，却很达礼，相夫教子。孩子们个个都好学上进。黄父平时最大的嗜好，就是喜欢哼哼唱唱。

1956年，也就是小婉秋13岁那年，小学五年级的她正在休寒假，在报上看到桂剧团招收学员的广告。剧团规定，报考演员必须具备高小毕业资格。刚刚念完五年级，天性腼腆的小婉秋，不知从哪来的一股倔劲儿，大胆走上考场，主动要求表演一段舞蹈。小婉秋长相俊美，身段婀娜，舞也跳得像模像样，肯定是个好苗子，尤其是她热切当演员的迫切心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老师，决定对她网开一面，免了她的文化课考试，破格录取。

孰料，一向较为开明的父母，却不愿意自己的掌上明珠吃“开口饭”。因为旧社会艺人非人的遭遇，凄惨的下场，让他们记忆犹新。

小婉秋犯起倔脾气来，父母早已领教过。实在拧不过，只得让她写信给远在长春读军校的大哥，征求意见。在等待大哥回信的漫长日子里，她真是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看到一起报考的小姐妹，有的已进了剧团，这更让她心急火燎，百爪挠心。大哥支持小妹当演员的信终于来了，有大哥的支持，父母也就不再阻拦她了。小婉秋总算圆了自小就想当演员的梦想。

黄婉秋考入桂剧团的时候，剧团还属于民营性质，按照梨园传统，刚入科班的弟子要在祖师爷神像前跪拜叩头，拈阄取艺名。当时桂林大红大紫的三大花旦，艺名分别是玉芙蓉、黄琼仙、苏芝仙。小婉秋非常崇拜她们，特别想拈得一个带“仙”字的艺名，谁料展开阄一看，偏偏是个“群”字，真让她大失所望，鼻子一酸，晶莹的泪珠好像断线的珍珠，扑籁籁滚落下来。站在旁边的老师见状反而乐了，爱抚着她那乌黑的头发说：“我们写‘群’字的时候，真希望你能拈到这个阄呢！‘群’就是技艺超群的意思，好得很呀！”听老师如此一说，她破涕为笑，暗下决心，绝不辜负老师们的嘱托和热切期望。

聪颖过人，刻苦训练，使小婉秋技艺精进，在各剧种《刘三姐》剧目汇演中，她成为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黄婉秋艺名“艺群”，入花旦行，从此开始了她多姿多彩和颇富传奇的艺术人生。

艺群学艺的三年期间，正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期，尚未成年的她在思想文化上经历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倾”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困难”。这期间，艺群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中国传统戏剧一样，都程度不同地经历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但老艺人们的人生观，尤其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审美情趣、一丝不苟的口传心授的训练方法，都给艺群稚嫩的心灵烙上了深深的印记。

一般来讲，科班出身的老师都没有多少文化，演戏也没有剧本，更谈不上什么导演、表演理论。学戏就学“手、眼、身、法、步”，练习的是“唱、念、做、打、舞”等基本表演技法。戏要一出一出地学，完全靠老师言传身教。艺人们把舞台的上场门叫马门口，每当老师在台上演出时，学员们躲在马门口后面观摩，把老师们的一招一式默记在心。艺群聪颖过人，学习刻苦，对白、唱段教几遍就能记得住。同学们说“大头有宝，记性好”，戏谑地给她起了个“大头”的绰号。

艺人们把形体训练叫做“练功”，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绝非夸张。每天清晨起来，先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将女孩子们的小手泡在水里，挨个儿把手指往反关节方向使劲儿扳，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高高翘起一对漂亮的兰花指。

为了让旦角演员在舞台走出远看好似蝴蝶飞，近看犹如风摆柳般的小碎步，她们要用很沉的沙袋压在膝盖上，使膝关节凹陷下去。练腿功的时候，老师令小孩子背靠在柱子上，用力将腿一点一点往上抬，一直要使脚尖触及额头。有一次，老师用力过猛，艺群的腿关节受伤，又红又肿，疼痛难忍。她吓坏了，深怕落下残疾上不了舞台了。老师只是把祖传的办法教给艺群：关节扭伤，用点口水抹在上面，揉揉就好了。艺群不敢不听，又没钱外出求医。每当深更半夜疼醒的时候，就用小手沾上唾沫，在被窝里揉啊、搓啊。这时她悄悄落泪，特别想念自己温暖的家。但为了圆自己的演员梦，她只得用“不受磨难，难成正果”的话鼓励自己，咬紧牙关，硬是挺过来了。

年近花甲的黄婉秋，每当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时，不无深情地说：那个时候，思想纯朴得很，认为吃苦是理所应当的事。大家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学习了不少古典戏曲，传统文化中保留了许多美德，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大家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纯朴的品格。

1959年，艺群满师那天，她献演的是传统剧目《斩三妖》，她在剧中饰演大妖妲己。以后，她又在桂剧舞台上塑造了红娘、白娘子等艺术形象。

195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一次全区范围的《刘三姐》汇演。目的是让各剧种、剧团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取长补短，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的艺术精品。

桂林市文化系统积极地参与了汇演。鉴于当地的彩调剧形式活泼，表演洒脱奔放，唱舞曼妙风趣，比较适合塑造传说中的“歌仙”刘三姐形象，市里决定由彩调剧团排演歌舞剧《刘三姐》。为了精益求精，将桂剧团、歌舞团、京剧团里所有适合饰演刘三姐的演员都抽调进彩调剧团。黄婉秋也被选入角色，担任刘三姐的C角。

这时，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苏里、作曲家雷振邦也莅临桂林，他们为拍摄同名电影做前期准备。黄婉秋的出色表演，给苏里、雷振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0年5月，正在南宁参加《刘三姐》汇演的黄婉秋，突然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邀她到该厂试镜，拟让她饰演《刘三姐》中的舟妹一角。

样片出来后，长影派人进京送审。在文化部电影局的审片厅里，列坐着多位领导和艺术家。看过自治区推荐的四名刘三姐饰演候选人的试镜样片，大家觉得无论是外形还是气质，都和角色存在着较大的距离。这时，著名戏剧家、时任艺术局局长的田汉慧眼识珠，他对导演苏里说：“我看，那个扮演舟妹的演员不错，是不是考虑让她演刘三姐？”众人都觉得田汉言之有理，也很合导演的心意。于是，黄婉秋就成了饰演刘三姐的最佳人选。

一片走红，名扬天下，但她十分清醒，老老实实地演戏，清清白白地做人

1960年夏天，电影《刘三姐》摄制组来到漓江之畔，顶着酷暑，冒着风雨，开始了紧张繁忙的拍摄工作。

黄婉秋基本功扎实又悟性很高，她认真听导演说戏，虚心向别人学，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越来越得心应手，表演起来挥洒自如，声情并茂。

1961年，《刘三姐》公映，海内外随即掀起一股“刘三姐热”。“一片成名天下闻”，黄婉秋如日中天，组织上给予了高度的表扬，“追星族”们成千上万的信件如同雪片一般飞向黄婉秋。这些信发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一位香港观众连续看了99遍电影，寄来99封观感后，并表示还要再看第一百遍。措词热烈的求爱信数量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过分。更有甚者，有的痴情郎已将户口迁进桂林，目的是为了和黄婉秋组织家庭。

在掌声和鲜花面前，年轻的黄婉秋表现得十分清醒，她更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尤其是作为一名女演员更要自重自爱，老老实实演戏，清清白白做人，是其艺术人生的最高追求。

本来，观众还可以看到由黄婉秋主演的根据古典名著《聊斋志异》故事改编的《宦娘曲》。黄婉秋已接到饰演女主角的通知，忽然又传来电影停拍的消息。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文革”使她遭受17年厄运，但在炼狱苦熬中，得到了人间真爱

“文革”刚一开始，歌舞团造反派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指名道姓对黄婉秋的批判。造反派批判电影《刘三姐》“宣扬唱歌可以夺取政权，否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而黄婉秋本人则是一个“出身有问题、借电影《刘三姐》出了名，拿着50多元高工资的修正主义黑苗子，是典型的‘三名三高’人物”。一些人在其阴暗心理的驱使下，扬言漂亮的女演员肯定生活放荡，洁白无瑕的黄婉秋又被泼上了一身肮脏的污水，成了“政治上反动，生活上堕落”的罪人，险些丢掉了性命。

就在黄婉秋在炼狱里苦熬岁月的时候，爱神之子悄悄地走进了她的情感世界。“黄老师，给你药”，同在歌舞团的小伙子何有才勇敢地来到黄婉秋身边。何有才比黄婉秋小5岁，进团的时间晚，所以一直称她“黄老师”。

何有才是个苦孩子，家庭成分雇农，养父会点儿中医。生母走投无路时，把不懂事的他送给人家活命，时至今日他还为找不到自己的生身父母而苦恼着。何有才为人善良，对黄婉秋的才华、人品和相貌，既爱慕又钦佩。每逢黄婉秋被批斗挨打回来，他便从父亲那里抓几付跌打药，给她疗伤，用宽心话安慰黄婉秋那已近崩溃的身心。

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曾经铺天盖地而来的山盟海誓，都随着政治气候的骤变而无影无踪。俗话说：患难见真情。黄婉秋在认真思考：什么是人间真爱？！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何有才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比起那些趋炎附势、甜言蜜语、利欲熏心、忘情负义的人来说，何有才却有赤子般纯真的爱情。当耀眼的光环刹那间变成带血的枷锁时，只有心甘情愿和你一起背负十字架的赤子，才是你终身至深至情的最爱啊！

黄婉秋与何有才恋爱的消息刚一传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歌舞团院子贴出大字报，讽刺这是“18世纪资产阶级”的畸恋，辱骂男小女大是“不负责任的互相玩弄……”，黑枪暗箭纷至沓来。“革命派”更是气急败坏，把两人叫到一块训斥一通，强令他们必须马上分手，否则将采取“革命措施”。在遭到黄、何的反对后，恼羞成怒的“革命派”把何有才调出歌舞团，到绒帽厂当工人。

患难见真情。黄婉秋、何有才于1972年结成百年之好。“哪个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刘三姐》的一段唱词，成为忠贞爱情的见证。

婚礼那天，新郎在乡下老家摆了20几桌酒席，四村八乡的乡亲们都拥到男方家看新娘子，何家老屋前的人群比赶大集还热闹。电影上的刘三姐与生活中的黄婉秋太招人喜爱了。憨厚耿直的乡亲们大声喊道：“婉秋，嫁到我们贫下中农家里来，你就放心吧！”有人还学起《刘三姐》里老渔翁的唱词：“猛虎再起伤人意，老汉敲它牙三根！”从此以后，黄婉秋的生活稍微平静了一些。但她仍然不能登台演出，只能在后台干点整理服装的粗活。

“革命派”不给黄婉秋分房子，夫妻俩只能在郊区农村的小屋里栖身。每天晚上，何有才都准时来到剧场接妻子回家。剧场里的“革命派”不准他进大门，他不管风吹雨打，蚊叮虫咬，硬是在门外等候。把黄婉秋送上开往郊区的夜班车之后，他再骑自行车一路猛跑40分钟，到黄婉秋下车的地方再带她穿过田埂回家。如果黄婉秋赶不上末班车，何有才就骑车带她回去。这样的生活一直熬了十个年头。因为直到1982年，黄婉秋才彻底得到平反。

婚后几年，自治区文化厅的一位干部，在桂林至郊县的火车上偶然遇到黄婉秋夫妇。只见黄婉秋一身粗布衣衫，用布兜背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何有才挑着一对箩筐，一头装着家什杂物，一头坐着稍大一点的儿子，宛然一对农家夫妇。这位干部喟然慨叹：“就是董永和七仙女，也不过如此啊！”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1978年。一天，黄婉秋正走在大街上，忽然听喇叭里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电影剪辑《刘三姐》。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路小跑奔回歌舞团。刚进单位大门，她便被一股激动的情绪包围起来，同事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震耳欲聋：“《刘三姐》解放啦，解放啦！”

前文说过，黄婉秋直到1982年才算彻底平反，是在《刘三姐》被解放四年之后，黄婉秋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九死一生的黄婉秋此时已近不惑之年，一个才貌双全、风华正茂的青年艺术家就这样含冤受屈长达17年之久。

平反之后她改作艺术、文化指导工作，又为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在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创建了“刘三姐景观园”

80年代中期，时任广西自治区文化厅厅长的著名作家周民震，将黄婉秋夫妇调到自治区歌舞团，任命黄婉秋为该团领导。90年代初，黄婉秋夫妇故土难离回到桂林，黄担任桂林市文化局副局长。作为著名表演艺术家，她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剧协理事、广西文联副主席、桂林市剧协主席。黄婉秋作为一名艺术家官员，从不摆架子，从不贪图享受，不停地为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四处奔波。

黄婉秋是妇唱夫随，何有才为了爱妻的事业与追求，心甘情愿地甘当配角，做一片绿叶。

黄婉秋对“歌仙”刘三姐一往情深。为了弘扬和传承刘三姐的人文精神，她上下求索。为了全身心地重塑刘三姐新形象，20世纪末，黄婉秋辞去了行政职务，这在当时来说还不多见。

“刘三姐景观园”的建成，是黄婉秋、何有才夫妇及其他有识之士一个大胆的创举，并且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诗人艾青在北大荒　作者：赵国春

著名诗人艾青，被错划为“右派”后，王震把他找到家里谈话，劝他到北大荒来。第二天又亲自到艾青家里，动员他和妻子高瑛带领子女一起前来。

1958年4月，艾青来到北大荒后，王震再三嘱咐八五二农场领导：“政治上要帮助老艾，尽快让他摘掉帽子，回到党内来，要让他接触群众，了解农垦战士。”

身材高大、年近半百的艾青，在王震将军的关怀下，当时担任八五二农场示范林场副场长，他是当时来北大荒的1500名“右派”中惟一挂了职务的。示范林场当时刚建，场部就坐落在八五二农场场部东面四里地的密林中，四周是茂密的红松林，一条小溪在附近流过。艾青到示范林场上任那天，林场还专门为他开了个欢迎会。

王震部长在大会上说：“你们知道诗人艾青同志吗？他是我的老朋友，他是来歌颂你们的。你们要像尊敬其他领导一样，尊敬艾副场长。在延安的时候，艾青就是名人，我在南泥湾搞大生产，当我的三五九旅旅长。”接着他向大家再一次介绍了艾青，对艾青说：“你是大诗人，不要忘了你是耍笔杆子的。要多积累素材，多反映英雄开发北大荒的业绩，这就是你崇高的职责。”

看起来当时艾青心情很沉重，他对着大家躬了躬腰，点了点头，语气忧虑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干。至于王部长说的我这‘大诗人’的桂冠嘛!请同志们以后不要再提了，大家是了解我的心情的。”艾青当时住的俄式木壳笼填锯末的房子，是八五二农场总场部当时最高级的房子。当时，总场部有四幢这种高级房子，党委书记李桂莲原是少将军衔，黄振荣场长和匡汉球副场长是师级干部，又是老红军，他们四家各住一幢。艾青每天早早起床，从总场部和他爱人高瑛，步行到示范林场上班，风雨无阻。

艾青干活有股犟劲。有一次总场号召大家上山搞“小秋收”，每人都有定量。他提着大筐随着大家上山采橡子，干得挺热心。内行人知道哪里有橡子，很快就采满了筐。艾青不懂得要领，等大伙走得差不多了，他才盖着筐底。他的犟劲上来了，不完成任务就不下山。示范林场上山的同志们都回来了，就缺艾青副场长一个人。那时山上野兽很多，不要说狼，连黑瞎子都会白日露面。同志们都焦急地到山上去找，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一棵大橡树旁找到他。见他正跪在地上的泥水里，用手指头从土里往外抠橡子呢。

在农场，诗人拿起搁下多年的笔，写出了以“老头店”为主题的长诗《蛤蟆通河畔的朝阳》、《踏破沃野千里雪》等，歌颂开拓北大荒的动人业绩。诗人在劳动期间，还写下100首《风物诗》，连同其它诗稿一起送上审查。上级一位负责人批道：“此诗看不懂，原稿退回。”诗人为此又沉默了。诗人曾说：“不是我的诗看不懂，而是我头上这顶帽子，压得我的诗也叫人不敢‘问津’”。

“老头店”，原来叫“蛤蟆通店”，由于日伪时期的“宝大公路”（宝清县至大和镇）从这里通过，上山打猎的、冬天进山伐木的，一般都在这里落脚。据当地传说：很早以前，一位姓田的老人带着一条狗住在此处，后来又收留了姓于的老头在这住。1956年前后，铁道兵部队有几个勘探队员，在这一带踏察荒原，曾得到老人的许多关照，有时领他们趟漂垡甸子，有时给他们热干粮、烧开水，有时队员们赶不回营地，就在老人家里过夜……有人说老田头是抗拒日本关东军抓劳工的避难者，有说他是个老猎人，还有人说，是一位什么隐士。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位老人，就给此地起了老头店这个名字。时间长了，人们都叫这里“老头店”。

有一次，转业军官、他的浙江同乡孟达问他：“艾青副场长，听说你在写长诗《老头店》？”“嗯!”

他的“嗯”字刚说出口，就抬起头来，他警觉地问：“你听谁说的？”

孟达看了他那窘态笑道：“我不是奸细，我不会告发，你放心。”

作家钟涛也热情洋溢地用手拍着案子上一大叠写好的书稿说：“写文章是好事，你这个大诗人今天怎么也扭扭捏捏起来了！”

艾青同志红着脸说：“我当前的处境，嗳！”

一天，艾青把新写的长诗《老头店》，拿给王震看，王震看后说：“诗写得不错，但，目前还不能拿出去发表。”

长诗就压下来了，诗人继续默默地干他的活儿。1959年底，艾青把王震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示范林场的领导。王震在信中说，他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视察，问艾青愿不愿意同他一起到新疆去一趟？林场的领导看艾青愿意换个环境，只好让他走了。

农场派人去哈尔滨买东西时，艾青说他在哈尔滨银行里还存着些钱，只要林场需要的东西，他都给买上了，从不到会计那儿报销。到他离开农场时，有人又提起这件事，他把手一挥，深情地说：“感谢八五二领导同志们对我们的关怀，这些东西就算我艾青留下的纪念品吧!”

艾青虽然在北大荒才工作、生活了20个月，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用自己的稿费，给林场添置了发电机、圆盘锯、扩大器、话筒、电唱机等，每当人们看到林场那通亮的电灯、听到高音喇叭传出的优美动听的音乐时，都会想起大诗人艾青的音容笑貌。

2003年第7期 中国历史“两大变局”管窥　作者：官伟勋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变局”指的是：春秋战国到秦汉间的第一次大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至今尚在进行的第二次大变局。

第一次变局变了五六百年，定型后，延续了二千多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仍在变中的第二次变局，还要变多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第一次大变局”说的提出

春秋到秦汉为一大变局说，先见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顾炎武（1613——1682）；后有清朝的史学家、文学家赵翼（1727——1814）。而冯友兰先生则进一步做了明确阐述，并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二次大变局。

王夫之说战国时代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春秋以前是“封建之天下”，“其富者必其贵者”。即贵族永远是贵族，平民（奴隶）永远是平民（奴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则指出周王朝是讲究宗姓氏族的社会。有了死丧事故都要讣告各国，说明他们之间的宗族姻亲关系。战国时代就不讲这些了，出现“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新现象。

他们已经察觉到战国时代跟以前不同了，发生深刻变革了。

春秋以来，随着铁器的普及，生产工具的改进、牛耕以及人口增多、私垦荒地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提高了，从而为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创造了生存条件。最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结束；国有（贵族）土地，变成了私有土地；严加看管的“千耦其耘”（二人为一耦，千耦为二千人）“十千维耦”（二万人）的大规模的奴隶集体劳动，变成了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

从此，君主世代为君主，诸侯世代为侯，卿、大夫世代为卿、大夫——贵族永远是贵族，庶民永远是庶民的老规矩，不再“成例相沿，视为固然”了。

靠着知识与能力，范睢、蔡泽、苏秦、张仪，“徒步而为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衣而为将”。春秋时代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贵族相残的现象也逐步绝迹了。秦汉以后的二千年，皇族靠弑君而登皇位的现象已罕见。从宰相到太守县令，经一定的制度从庶民中选拔的、只管行政没有领地的官僚机构，替代了以往大小贵族对各自领地的统治。

先变先强，后变后强；变彻底者御天下，不彻底者亡天下

第一次大变局由晋开始。

春秋大国晋国，地处华北大平原。这一带，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众多。

随着铁器的出现，这里较早地出现了大量的私垦土地和自耕农以及新兴的地主阶层。原来的封疆逐渐被破坏。由于土地兼并激烈，晋国先是出现“八大姓”，最终导致魏、赵、韩“三家分晋”。从此进入战国时代。

魏国在魏文侯（前455——前396）时已进行政治改革。掌权的已不再是清一色的世袭贵族。中央有了可以任免的相、将等官吏，在郡县设置了守、令。相国李悝（法家始祖）著《法经》，集各国法律之大成，“成为秦汉以后各代法律之基本”。李悝因此被称为“集权的地主政权政治制度的奠基者”。

通过改革，魏国成了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其后，赵、韩、齐以及郑、宋等小国也相继改革。楚国是在魏国的吴起因受保守派排挤逃到楚国后，才开始改革的。经过改革各国的国力都增强了，连不起眼的宋国也成了“五千乘之劲宋”。

秦原来是西方的一个落后国家，各国都瞧不起它，把它看做夷狄之邦。“国际会议”也不让它参加。强盛起来的魏国赵国还多次攻占它河西的土地。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富国强兵。正好商鞅入秦，他便重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在秦孝公全力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立军功则奖，私斗则罚；把提升官职与军功结合起来；宗室不立军功者不得有名分，没有军功的贵族成了普通老百姓；尊卑爵禄等级，一律按军功重新规定，并按等级高低享有田宅、臣妾、穿不同的衣服；努力耕织产量大可以免除劳役；统一度量衡标准；全国普遍设立县制；开裂“阡陌封疆”，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等等。

变法后的秦国是个什么样子呢？晚于商鞅百十年的荀子这样描述了他“旅游”见闻：

其固塞险，形势便，山川林谷美，天才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音乐健康），其服不挑（不奇装异服），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恶劣），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荀子·强国篇》）

如此朴实的民风，如此廉洁光明磊落的政风，如此的政府办事效率，即使今天的人看了，也不能不佩服，不能不羡慕！如此之秦，怎能不雄视宇内横扫六国统一天下呢？

综观一部《战国史》，七雄之所以强盛，是因为进行了经济改革，农业发展了，国富兵强了。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六国之所以被灭亡，是因法家在秦真正当权，削减权门势力，集权于中央，实行彻底的足食足兵的农兵制。一句话，改革彻底。其余六国政权虽也进行过一番改革，但都不彻底。赵国许多权力落在贵族手中，赵国每当国君新立，常有强大宗族的公子为争王位发生战争；齐国田氏势力强大，凡将相基本出自田氏，形不成一致的改革意见，更不必说推行。楚国更糟。楚悼王一死，反改革的保守派立即发动政变杀了吴起，改革夭折。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大家族，政治极其腐败，“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老百姓恨透了他们。

“周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虽亡，秦制仍为“万世法”

这是柳宗元在《封建论》里说的话。周朝灭亡是因为它的制度不行，不是它的政策不好；秦亡不是因为制度不好，是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

秦变（贵族世袭的）私天下为“公天下”，是势所必然。公天下“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世袭制，继位者不必贤，不继位者未必不贤，天下就难治了！

苏轼评论说：“论封建者”，“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文废矣，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志林》）称赞柳宗元的观点为千古不移之真理。

为什么呢？苏轼接下去说：“凡有血气必争，争必以利，利莫大于封建，封建者，争之端，乱之始也。”他说：“自书契（即文字）以来，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贼杀，有不出于袭封而争位者乎？”而汉以后，“君臣父子相贼虐者”都是王侯子孙。其余卿大夫不世袭，靠才能选拔，就没有这种事了。所以秦制“当为万世法”！

秦在统一全国后，不考虑战后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医治战乱创伤，恢复生产，填饱肚子，安居乐业。却在派大军驱逐匈奴后，又征调几十万劳力修万里长城，大规模“移民”，大规模修宫殿、筑驰道。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更为关键的是秦始皇用人不慎，他刚死就被野心家赵高和不肖儿子胡亥篡了皇位。使秦的错误不仅得不到纠正，反而变本加厉了。终于激发民变，大局糜烂，万世基业毁于一旦！

成也汉董，败也汉董

秦虽亡，秦所开创的事业并没亡。刘汉王朝继承了秦的事业并加以完善，使这个模式一定就是二千年。

最终使这一模式“定型”是秦亡后约半个世纪的汉武帝、董仲舒。虽说汉初也封过王、侯，但他们只食租，不治民。已没有行政权力。而且没多久又都废了。

说秦制“完善”于汉武帝董仲舒时期，主要是指这个时期确立了一整套适应当时经济制度与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汉武帝予以采纳并大力推广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是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他在对策“天人三策”中提出：“诸不在六艺（即六经）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天人感应”理论就是他发明的。他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是人格化了的上帝。他的基本观念是：“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他还根据“阳尊阴卑”的观念，建立了“三纲”道德观。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而使皇权、父权、夫权伦理观，成了巩固封建制度的不可动摇的浸骨入髓的精神力量。世世代代祖祖辈辈的中国人，都把这些教条作为天经地义。

除“孔子之术”其他一概“绝其道”的影响，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更严重！它使封建社会稳定了二千年，也使中国社会停滞了二千年。

实际上，他所谓的孔子之学，是他按现实需要与他自己的认识修正改造了的儒学。他扼杀了儒学其他许多方面的生动活泼的东西。儒家当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多方面的。既有军事家吴起，也有富等国君的子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儒家还培养出像李悝（子夏的学生）、吴起（曾子的学生）、韩非、李斯（儒家大师荀子的学生）等法家著名人物。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都是国家需要的管财政的、做行政领导的、办外交的人才，不是“一家的学者”。

“罢黜百家”延续到宋明理学与八股取士之后，路子越来越窄，把全国知识分子引向了死胡同。正如班固说的：“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对策，劝以官禄，迄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枝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曹聚仁在读到这里时感叹道：透辟极了！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发财与做官，对人更有诱惑力的了！

从此，普天下的士子，一股脑都“皓首穷经”，把毕生精力耗尽在四书五经里，一天到晚吟诗诵词背章句，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心只为科举做官当老爷。什么数学、化学、物理学，什么英国、德国、法兰西！满朝文武一窍不通毫无所知。人家一打进来，又怎能不一触即溃望风而逃？

若像董仲舒那样，只允许他认为有用的一种思想存在，而且把这种思想简单地归结在一个狭窄的框框里；把其他一切人类有史以来的精神财富都“禁绝”，结果就必然扼杀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营养、创新的动力，阻碍新生事物生长，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

“第二次大变局”的提出与开始

第二次大变局，早在鸦片战争前已开始酝酿，到鸦片战争时进入急剧裂变阶段。

李鸿章应是早期察觉这一大变局的人物之一。不过，从他的原话“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看，他看到了这次大变局，却不认识从春秋战国开始的第一次大变局。那时唯物史观还远未传到中国，他能有这样的看法已经很不简单了。

把两大变局同提的是冯友兰先生，并分为三个时期，他说：

头一次大转变是在春秋战国，产生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大帝国，它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封建制度发生根本动摇，第二次转变即从那里开始。从鸦片战争到文化大革命，都是转变的开始。以后就算不再走弯路，过程也是漫长的。估计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走完大转变时期。（《光明日报》86.6.23）

要说第二次大变局，不能不谈一个重要的外来因素——英国。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社会生产力迅猛提高。随着“珍尼纺织机”、“水力转运机”与蒸汽机的发明，生产技术发生了决定性的革命。轻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铸铁炼钢与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伦敦的人口，由19世纪初的几十万人，到1840年就达到了280万人。产品的大量增加，产生了占有更多市场掠夺更多原料的需求。新式交通工具的运用，又使这一野心有了实现的可能。所以，它在占领了印度后，立即把下一个重要目标瞄准了中国。

这时的中国，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在“万国来朝”“四夷宾服”“远慕声教，倾心向化”的盲目自大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又要以天王老子自居。英国人说，他们用一个方队，就能打垮百万清兵。面对这么一个软柿子，强盗下手了。一次鸦片战争、二次鸦片战争，直到甲午海战，“天朝梦”破了。大清帝国成了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二千年的帝制动摇，巨变开始。

二次变局的三大特征

第二次大变局与第一次大变局的不同点，主要表现为：“师夷”，民主，改革动力与阻力换位三大特征。

先说“师夷”问题。

“师夷”问题的提出，在鸦片战争失败后。战争的惨败，使国人突然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军队、兵器都根本不能跟人家比。弓石刀矛根本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林则徐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已先及我。”琦善说：英国人的汽船“无风无潮，顺水逆水，皆能飞渡”。英国人的炮位下，没有“石磨盘”，“中具机轴”，转动灵活。我们山海关的炮，是“前明遗物，勉强蒸洗可用”。由于痛感船不坚，炮不利，林则徐在广东竭力买外国船外国炮。为了了解敌人，他翻译出《四洲志》交给魏源，魏源据此写了《海国图志》，书中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兴起，办工厂，开矿山、炼铁造枪炮，建纺织厂、设电报局等等，很热闹过一阵子。

甲午一战，“洋务”破产。发现只学技术不行。魏源说：“人但知船炮为西洋之长技，而不知西洋之所长，非徒船炮也。”认识到需要改革体制。游历过英国，精通西洋科学的王韬鼓吹学日本，说日本之所以比我强，是因为日本“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到过使馆区，见过香港高楼大厦、整洁街道的康有为发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也提出学日本，可把日本作为“向导之卒”、“测水之竿，探险之队”，当做“识途老马，收其利，去其害”。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他大声疾呼：“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于是而有“戊戌变法”。变法又失败了。忧国忧民的先进人士觉悟到改良主义行不通，于是有了主张共和打倒帝制的“辛亥革命”。

民国了，照搬了西方的总统制、议会制。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没干几天，就被迫让给袁世凯。袁世凯称帝倒台，黎元洪上台。黎元洪倒台，先后又有冯国璋、徐世昌、黎元洪（再作冯妇）摄政、曹锟内阁摄政、段祺瑞总执政、冯军赶走段再摄政，然后来了张作霖大元帅。倒台上台，从1912年到1927年，16年间，倒腾了9次；同一期间，内阁倒台更频繁，高达51次，最长的徐世昌干了1年5个月，汪大燮内阁8天，颜惠庆6天，伍廷芳5天，走马灯一样，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军阀、官僚政客、买办、流氓、劣绅贿选议员，各找列强作靠山。议员在会上打，军阀在全国打，打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都为捞肥缺饱私囊而奋斗，闹得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什么事也干不成。

议会制也好，总统制也好，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封建专制制度根本不能比的。但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只有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中坚，国民具有相应的教育程度与信息手段的基础上才可能建立成功。不看条件盲目照搬，不仅不会受益反会受害。我国民初与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困境都是无可否认的例证。

北伐后蒋介石上台，虽说远未完成真正的统一，但总算有了个受到国际承认的有了统一“法币”的政府。但他建立的是代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要求民主的爱国人士，终于被“师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推翻。

“师夷”，一步一步向更深层次发展。正如冯友兰先生说的：“‘师夷’已成为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违反这一潮流的，无不立刻被冲倒。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进入，都属于这一潮流。”（《光明日报》86.6.23）“师夷”也就是后来说的“西化”。

事实上，不管人们怎么看，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一直都在“化”。政府机构的设置、教育体制、公用事业、海陆空交通、军队的编制与武器、金融商业、房屋建筑、通讯设施、生活用具，文化活动以至电灯、电话，从红绿灯到抽水马桶等等，无不在“化”。确乎是一直处在“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梁启超语）之中。

对于“化”，有的认为是历史的进步；有的则视为洪水猛兽，“背叛老祖宗”。

路威说过：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什么是他们独家制造的。转借乃是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

学习外国的先进东西，本是很理性很正常的事情。鲁迅先生在《看镜有感》里曾称赞过汉唐气魄，说汉唐就不怕外来的东西，敢于拿来为我所用，就像对待俘虏一样。只有衰败孱弱的民族才神经衰弱，怕这怕那，怕外来的东西把自己俘虏过去。觉醒了的拥有无比深厚无比灿烂辉煌文化历史的中国人民，应该有比汉唐更雄大的气魄才是！

第二个特征：要民主，人民要当家作主。

“师夷”是手段，是办法。实现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第二次大变局的主题。

经过二千年的故步自封，通过列强的崛起与入侵，眼见政府的腐败与国家的落后，人们终于觉醒了。越来越多国人认识到：天下应是人民的天下，国家应是人民的国家。只有人民自己管理国家，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的利益，创造美好的未来；少数人的专政，个别人的独裁，总要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于是，民主化、人权、法治、依法治国诸问题，就成了封建专制被推翻后变革的最基本的课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就不能由穷变富，不能由弱变强。就不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有权继续存在的受尊敬的一员。

实际上，早在晚清时的先进人士已冒着杀头危险提出民主问题了。谭嗣同就说：“君，末也；民，本也。”他明确主张实行“民治”（《仁学》）。梁启超也认识到：“不及百年，将举五洲而悉惟民之从，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这些言论引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弹，疯狂围剿，攻击为“无父无君之乱党”。骂“一切平等，禽兽之行”，是“背叛圣教，败灭伦常”。张之洞耸人听闻地斥责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为了减少阻力，主张君主立宪的康有为，抬出了孟老夫子，说孟子早就主张“两院制”。因为孟子说过：“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查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去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查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康有为解释说，诸大夫就是上院，国人就是下院。国君要经过上下两院后，进行调查再做决定，这就是“两院制”。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当然不会使顽固派信服。

由于民主政治是关系国家兴衰存亡的致命问题，所以成了一切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反袁的二次革命，“五四运动”，打倒蒋介石政权，推翻三座大山，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广阔大道，但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与人治习惯的影响，要完满完成这一伟大辉煌的历史使命，仍需我们继续努力。

第三个特征：动力与阻力的转换。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伸。

向谁要民主？将触犯什么人？不言而喻，自然要向大权独揽者要，要触犯专制者的利益。这对于一个根本缺乏现代意识、缺乏民主熏陶、而又嗜权如命的独裁专制者来说，简直是与虎谋皮的事情。

因此，与第一次变局相比，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就换位了。

战国时代各国的改革，都是由各国君主主动重用杰出法家自上而下强力推行的。七大国以及郑、宋、鲁等小国莫不如此。因为他们处于各国兼并空前激烈的严峻时期，他们意识到：要不灭亡就必须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就必须改革，要改革就必然触动贵族领主们的利益，调动庶民与新兴地主及其他各阶层的爱国、生产与作战积极性。因此，国君就成了改革的主导力量，广大贵族就成了改革对象。

齐桓公用管仲，郑简公用子产，魏文侯用李悝，楚悼王用吴起，秦孝公用商鞅，秦始皇用李斯，都遭到了贵族的顽强抵抗。吴起、商鞅、李斯等人因此遭惨杀。

由于变革的性质与任务不同，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变了，而习惯于独揽无限权力的原有统治者，几乎没有一个是心甘情愿自动放弃这种权力的。

韩非子说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什么是国之利器？就是国家权力。慈禧太后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个活生生的典型。

晚清灭亡前的半个世纪，实际掌权者是慈禧。颐和园里有条对联：“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天下母”一当就是五十年，的确是后无继者，以前也没有第二个。但若就她一旦掌握了独裁大权就决不松手，谁挑战就坚决镇压这点看，她便“后有来者前有偶”，绝对是千年一律的了。

今天，二次变局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经过“十年动乱”的中国共产党人，有决心有能力把人民当家作主作为自己的理想与奋斗目标。我们党提出的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

梁启超在二次变局前期说过一段话：“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操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所敢言矣！”（《变法通议》）只要变革没有最后完成，应一直以此话为警为戒！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在英国参加“令人愉快”的葬礼　作者：李　岚

老牧师大卫走了。临走前，他留下遗言：葬礼要举行得简短、令人愉快。

没有人知道他的这一遗言，直到葬礼举行的时候。

参加葬礼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很多，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还有才来几天、仅仅听说过他的。尽管葬礼没有特别要求，大家都着了一身黑。中国人没有葬礼穿黑衣服的习惯；在海外也很少有参加葬礼的机会，许多人的黑衣服都是专门准备的。葬礼开始前，大卫的亲属传过话来：大卫生前热爱这些年青学生和学者，请他们都坐到前排来，离大卫近一点，离他的亲人们近一点。

按照大卫的生前遗愿，葬礼仅仅举行了半个小时。悼词在回顾大卫的一生时，选了很多充满幽默和趣味的轶事，令大家不禁笑了起来。形容他小时候的调皮，悼词开玩笑地说，“在学校里，他花在椅子下面的时间，比坐在椅子上的时间要多得多。”说起他对足球的迷恋，悼词描述了一件小事：在泰国工作期间，一天，大卫陪着几位英国客人参观一个村庄。忽然他跳起来，郑重宣布：“我们现在必须赶快回去，我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千万不能失约。”待一行人匆匆忙忙赶回驻地，英国广播电台国际台的体育报道正好开始。

不知不觉，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是葬礼，忘记了大卫已经离开了他们。像往常一样，人们享受着一种轻松和快乐的气氛，仿佛又在听大卫说俏皮话，讲逗笑的故事。

然而，当仪式结束、大卫的棺木被徐徐推离教堂时，全场忽然一片肃穆，很多人都哭了。人们终于意识到，这是大卫给他们的最后一次愉快。几乎没有人相信，在这个生离死别的时刻，他们曾经笑过，曾经沉浸在快乐之中。它近乎不可思议，却当真发生了。它发生在大卫的葬礼上，来自大卫，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普通。乍一听，大卫的遗言让人有点意外。毕竟，这是葬礼，是一个最不可能产生愉快的时刻。但是，当这份愉快真正到来时，却没有人觉得奇怪。这就是大卫，这才是大卫。

熟悉大卫的人都知道，生活并没有厚待过他。他一生没有什么积蓄，住的房子很小，几十年的职业生涯，平平淡淡、默默无闻。到年老时，和妻子先后在一年之内发现了癌症……可是，他对生活永远充满了感谢之心：快乐、风趣、乐于助人。他日复一日、开开心心地做着一些不起眼儿的小事，说些幽默的玩笑话，点点滴滴，给别人增添一分愉快。不知不觉，这些愉快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就像柴米油盐一般琐细而平常。人们习惯了它，把它当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人特别注意过它，直到有一天他病倒了，检查出癌症。

在大卫最后的日子里，许许多多人来看过他。他极度虚弱，却依然开着玩笑、不给人们悲伤的机会。他愉快地谈着未来的打算，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其实，他哭过。当医生说已经没有什么办法时，他哭了。他要求继续化疗，近乎固执。可是，他不想把这份悲伤给别人。

……大卫走了，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个永远的空缺。然而，他“令人愉快”的葬礼，却成为人们感谢生活的不尽源泉。每当想起它，人们就会想到大卫；想到大卫创造愉快、给予愉快的执著努力。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7期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　作者：陈四益等

人类一直期望着一种万能的思想，不但用以安邦定国，还要用以指导一切。有了这种万能的思想，只要照着去做，世界就会归于至善。

中国在先秦之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思想。老、孔、墨、杨，农、兵、名、法，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中有同有异、有分有合，使一段思想史异彩纷呈。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推出了一种万能的、惟一的思想。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别的思想，而是不准有别的思想。从此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孔子的理论去说，才叫“名正言顺”，然后因名设教，“天下太平”。各行各业，也都要依此行事，断案不以刑律而以《春秋》，退敌不以军旅而以《孝经》，治河、察变，要靠《尚书》，到后来干脆只要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了。这虽然都是极端的例证，但以为一种思想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却是当时流行的观念。有没有觉得孔子思想不敷用的时候呢？也有，于是就造假。造假的方法一是编造遗文，二是把一些并非孔子的思想通过不同形式硬栽到孔子头上，但儒学这面旗子是永远不能倒的，必须保有永远正确的形象。

一种思想要万能而且亘古不变，必须靠强力维持，恰如梁启超氏所说，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有以一字一句稍涉疑义，便成了“非圣无法”。于是，这思想也就变成了含有宗教性的教条。以宗教性教条统治社会，思想归于僵化，社会趋于停滞。这是中外历史都证明过的。在欧洲，为了推倒宗教教义这种万能的思想，经过了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的努力，而在中国，直到“五四”才动摇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

推倒了一种万能的思想，并不等于人们就不再追寻另一种新万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发展着的理论，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的思想，不承认有什么绝对的权威。但它传入中国后，却往往被奉为新的万能思想，成了又一种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的新教条。好像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万事万物的现成结论。只要熟记这些结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50年代，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曾经向学生提出治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舆地、年代、目录。不意因此引来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痛加批判。理由是只要有了马克思主义这把金钥匙，什么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到了“文革”，更是除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不许读其他任何书籍。“绝对权威”、“顶峰”、“一句顶一万句”一类口号和各种固定的仪式，把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变成了一本语录治天下的宗教式教条。那结果如何，已无需多说。为了推倒这种新教条，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已经用了20多年的时间，尚未有成，因为总还是有人喜欢供奉一种这样那样的万能思想，好让他们少动些脑筋，靠几句教条混上一辈子。

中国除非不要前进，若要前进，先就要从此不去妄想什么万能的思想。诗曰：

思想万能贻笑柄，万能思想总难寻。

曾经挫折须针砭，革面还须再洗心。

2003年第8期 人民主权是政治文明的精髓　作者：江仁宝

人民主权，也叫“主权在民”，中国当今则称“人民当家作主”或“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本文统称“人民主权”）。人民主权，从它开始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倡导，并赋予民主与法治的内涵时，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文明演进中一个不可替代的理论。但它并非历史的陈迹，2001年初，在中共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就强调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认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尤其到了在党的十六大确定并实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的今天，人民主权理论的有益之处仍是值得我们研究与借鉴的一个重要课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其精髓是坚持和发展人民主权。现代政治文明是一种新型的、为绝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的政治文明，是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的人民主权的现代政治文明。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至今仍有人在“人民主权”的认识和理解上，还存在一些误区，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区分界限，澄清是非。

第一、正确认识和区分人民主权和封建特权的界限，确立并强化人民主权至上的观念。

中国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糟粕，积淀在民族意识心理之中，产生了强大的惯性，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并且像影子一样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进程。尽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且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但在某些领域和某些方面还没有具体的法制保证，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还难以行使其主权权利。

从目前情况看，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还是谈有法可依多，事实上制定了多少法律、多么完善的法律，也未必会完全带来人民享有主权权利。可以说，法律条文并不等于社会现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结构，仍有许多不可避免又难以消除的观念弊端，它的积淀和阴影依然深刻地存在于人们心理中。实际上，在没有真正、完全的人民民主，没有完全实现人民主权的情况下，法律并不能抵御、避免或消除封建意识的特权专制主义政治观，义务本位的法律观，官僚主义腐败现象，以及人民群众顺从观等等。这些已成为我国推进当代政治文明建设、现代法治化进程的障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观念上的根本转变，让全社会成员确立并强化人民主权至上的观念。这种观念一旦植根于人民之中，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任何封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等特权都将得到有力地遏止和消失。

封建特权思想是专制主义政治观的集中反映，封建社会的君臣序位、等级制度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特权观念，以及统治阶级在法律上享有的“例减”、“官荫”、“官当”、“八议”等特权，不仅见诸于历史事实，而且在人们的头脑中打下了极为深刻的烙印，因而上述这些陈旧的观念不可能随着封建王朝的推翻而根除。

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这种特权实际上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之外的权力。某些手中掌握一定权力的人，不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人民的主人，主仆倒置。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有些党政干部，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喜欢以人民的“父母官”自居，动辄要“为民作主”。因而在法律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处理上，不是以法律支配权力，而是以权力支配法律，形成了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现象，从而损害了法律的权威，破坏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这就是封建特权思想在我国的集中反映。这是我国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目标的一大障碍，如果这种无序化一旦泛滥，人民主权至上的法治社会也难以实现。

由于封建思想残余根深蒂固，我国目前在实现人民主权至上的法治社会中遇到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就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的、传统的政治法律价值观念，即顺从意识。有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老百姓在旧社会愚民政策的长期毒害下，很少有从法的角度去考虑自身基本权利被践踏的事实。若非忍无可忍，铤而走险，总是逆来顺受，祈求“真命天子”和“青天大老爷”的保护。这不仅历史悠久，还有落后的经济和文化是其生存的土壤，并且通过曲折的方式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政治意识。他们把国家权力神圣化，一听到“官衔”马上就显得诚惶诚恐；对领导人的话，无论正确与否，即刻惟命是从。他们不知道怎么依据法律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利，对政治民主权利漠不关心，用他们的话说，“政治权利对我个人利益关系不大”，因而表现为盲目顺从的状态。

这种政治法律观是官贵民贱的封建意识在心理上沉积的一种金字塔式的森严的等级关系，形成了“见官怕三分”的心理，见到权贵，“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诺诺”，没有独立的人民主体意识，更未形成独立的政治人格，这种自上而下的封建愚忠思想和祈求包公式的“清官”思想，导致法律在一些人中只不过是使人循规蹈矩的威慑力量，这实质上是维护特权为核心而产生的政治法律文化。因此，在全体公民中普及法律常识更为重要。

然而，我们不能把“普法”当作单纯的“守法”教育，“普法”的目的在于提高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即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和依法履行义务的主人翁意识。在建设现代政治文明中，干部与群众的政治地位是平等的，都是国家的主人，每个人都有一份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主权利。人民自己享有的权利应该自己去争取和维护，期盼接受“明君”、“清官”、“青天”对权利的“庇护”等陈旧观念应该抛弃。

应确立人民主权至上观念，维护法律的极大权威，顺利推进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捍卫者，其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忠实地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维护人民利益的权力，而绝无任何凌驾人民主权之上的自由，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如果人民祈求“父母官”“为民作主”，“大庇天下”，只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倒退和现代法治化的悲哀！

第二、正确认识和区分议会主权和人民主权的界限，确立并坚持人民主权观念。

资产阶级民主所以被称为议会民主，是因为它的代表组织是议会。议会之所以被作为西方民主的代表组织，其源盖出自他们所宣扬的议会主权。议会主权就是资产阶级主权。为什么这样说呢？且不说它的整个活动就是为资产阶级制定维护阶级压迫秩序的法律制度，借以巩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仅从议员的组成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资产阶级议员从来就是议会的主体。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保障了这一点。1994年4月17日《华盛顿邮报》载文说，美国国会是“富人的国会、富人的统治，为富人谋利益”的。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宪法还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这种直接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途径和形式，随着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加强将越来越丰富多彩。

第三、正确认识和区分政权与民权的界限，确立并强化人民权力观念。

政权与民权（人民的权力、人民主权），在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里，二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政权与民权应该是统一的，具有统一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往往存在强调政权的作用，忽视民权的作用。然而，这不是说我国现阶段政权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立法，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在总体上是一致的，而且依据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从理论上说，人民代表大会机关与人民政权是一个概念。但是，我国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也表明，有了人民政权，并不一定意味着人民和人民代表机关享有充分的权力。“文革”十年动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搁置一边，长期不开会、不立法，人民代表机关不也是等于零吗？至于林彪鼓吹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领导班子就是政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等等反动谬论，更是把政权变成了少数人私有的权力，同民权完全对立起来。

历史教训说明了一个事实：在人民夺取政权以后，如果处置不当，政权与民权也还会产生脱节乃至对立现象。如果人民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他途径对党和政府实行有效的监督，如果人民代表大会不能成为真正代表民意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就容易产生代行管理职权的“先进阶层”脱离人民群众的现象，有时甚至还可能发生某些国家机关与人民利益对立的现象。

由此可见，不能因为政权已是“人民的政权”，只看到它与人民权力的统一性，而忽视它们之间的矛盾性。有了人民的政权，搞不好人民及人民代表机关仍可能处于无权的地位。即使立了许多法，甚至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体系，由于政府（行政、审判、检察机关）执法的懈怠，或者受到党权、政权（行政）的干扰，人民代表机关又不能有效行使监督权，法律也还会等于零。如果人民代表机关不能充分听取民声，反映民意，而受制于当地的其他势力，其立法还可能产生负面效应，即侵害人民的权益。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政权而忽视民权，而应当确立并强化人民权力观念，突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主体地位，切实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职能，使之能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和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

第四、正确认识和区分“防民”与“维民”、“治民”与“民治”的界限，确立并强化人民民主和人民权利至上的观念。首先，要区分“防民”与“维民”的界限。中国古代法律思想上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法律是用来防民的。《礼记》中“坊记”一章，专讲“以礼防民”：“夫礼，所以章明别微，以为民防者也”。即用奴隶主的“礼”，来区分是非善恶，以之作为堤防，防范臣民百姓。《明史·刑法志》提出：“法令者，防民之具也”。即法律是控制社会和人民的手段。总之，都无非是要用礼、法来防范老百姓，把老百姓当作犯上作乱、违法犯罪的根子，是必须时刻提防的对象。中国古代以刑法为中心，都是禁止性规范，就是为了防民。这种“防民”的法律思想，流传至今几千年仍起着相当大的消极作用。现在我们一些人仍然以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法就是“防民”的。由于这种法律思想的消极影响，也就障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和法治观念的强化。

表现之一，在“全民普法”中，往往习惯于强调对公民进行“守法”教育，在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公民意识”时，也侧重在公民守法义务，而不是强调公民的权利意识。有些地方通过“普法”教育后，干部反映：“老百姓听话了”、“工作好干了”、“老百姓里的乱事、难事整治好了”。实际上，普法教育成了老百姓守法、听话教育，普法教育的目的成了只在防范人民群众违法犯罪。普法教育当然要进行守法教育，但是，守法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公民守法（守法教育中还包括国家公务员个人带头守法），更重要的是政府守法。实践中，严重违法甚至破坏法制的行为，往往不是来自公民而是来自某级政府及其某些公务员。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政府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责任在政府、关键在领导。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将受到法律制裁。政府守法是人民民主的法治原则，是对“法律约民不约官”的否定，与以“防民”为目的的封建人治原则是根本对立而区别的。

更重要的是普法教育不应当是消极的守法教育，而应是积极的法治教育；不应是培育公民成为“顺民”，而应是培育公民作为法律主人的意识，强化公民的维权意识。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任何国家机关、任何个人应以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人民在社会主义法律中是处于法律的主体地位，不像剥削阶级法律那样，劳动人民是法律制裁的客体，是统治阶级防范的对象。

表现之二，在立法工作过程中，往往有些主管部门在起草法律文稿时，总力图把自己部门的权力尽量扩大，而对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则卡得严严的。较多注重如何使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更方便地行使权力，对此详加规定，而忽视了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对国家机关权力的制约。实践中，一些属于保护公民民主权利的立法，比较难以出台。

遵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人民主权原则，立法不应是处处设防去限制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而应处处利民、便民和维护公民的权益。必要的合理的限制当然不可少，但一定要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

其次，要区分“治民”与“民治”的界限。在有些人看来，法律是管老百姓的，法治就是“治民”。相反，又有许多人说，法治首先是“治官”，而不是“治民”，这是目前比较普遍认同的一种说法。无疑这两种说法都涉及到法的本质，触及到了法的核心问题。

每个公民理所当然地要自觉学法、知法、守法。但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是“民治”，而不是“治民”，这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的体现。“治官”一说所隐含的主语仍然是“官”，谁来治官呢？仍然是官本身。不容置疑，以官治官仍然是不彻底的、靠不住的，难免产生假治、官官相护现象。所以，“治官”一说在有意无意中将法治转换成官治，很容易滑入人治的泥坑。这种看似很现代、很法治的说法，内心深处仍然没有摆脱官本位的阴影，是伪法治，法律仅仅是“官治”的工具而已。而法律工具论随时有可能为权力专横、独裁统治大开绿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迫害犹太人都是依据其制定的法律进行的。

由此可见，法治不仅要治官，而且不能仅仅由官来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我们所说的法治，不应是治民，而应是民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民治”二字精辟而深刻地揭示了法治的本质。法治的主语应当是民而不是官，治官要靠民而不能只靠官。只有由民来治官，治官才会彻底，才有可能形成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所以，依法治官这是“民治”的关键。

“民治”是人民主权的体现，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主要通过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两种形式。所谓间接管理，就是人民把管理国家的一部分权利委托给各级干部，由他们代表人民进行管理。在这种委托关系中，受委托者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二是忠实地为人民办事。因此，在我国公职人员作为管理者，不是统治者，是人民的公仆。

“民治”还体现在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在一个法治的国家里，老百姓当然要守法，但根本问题是政府要依法行政，这是因为大量的法律法规需要通过政府机关去具体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一切政府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也是对国家权力最有效的制约力量。党中央制定的“依法治国”方略的“国”，首要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依法治国的重心在依法治权，这是依法治国的实质和关键。

现在有些人往往把依法治国的“国”当作一个空间或地域概念，将它简单地推演为分地区、分级别层次地“依法”治省、治市、治县、治乡；而其所治的对象仅限于本地区所管辖的行政、司法、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这样“依法治国”就限于依法治理、依法办事。无可否定，这当然也很重要。但是，在一些地方推演为依法治村，最后落实到治家、治人，这样就可能演化为只治事不治权、只治民不治官、只治下不治上，法治由“民治”变为“治民”，这就有违“依法治国”的初衷，失去“依法治国”的精义。

前面说过，因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最高主体，政府和官员首先是“依法治国”的客体，然后才是依法行政的主体。既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制约，又要在依法行政中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自由。所以，以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主权的体现，它实质上是“民治”的一种法律监督。

（责任编辑洛杜）

2003年第8期 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　作者：李维民

1957年7月，八一建军30周年前夕，我作为解放军报社的记者，曾赴南昌访问。当年参加或目睹南昌起义的人，那时不过五六十岁，我曾访问过贺龙的房东、中华圣公会的神父，朱德身边的随从人员，当年江西大旅社的工作人员，还有参加过起义的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起义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加紧筹备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我在那里看到许多珍贵的资料。我写了一篇《访问八一城》，刊载于《解放军报》上。现在看来，那时我对南昌起义的了解还很肤浅，后来我阅读了有关南昌起义的大量文电和资料，才对南昌起义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先后于1927年10月24日发出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1927年11月14日作出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南昌起义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处分了南昌起义的领导同志。虽然“左”倾盲动错误的指责后来得到了纠正，但是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片面的、不合实际的评价，并未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问题上还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南昌起义是胜利的起义。起义部队南下的挫折与失利，不能抹煞起义的成功。

1927年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革命失败的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南昌全城。从8月3日至5日，在共产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起义部队2万余人，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这一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那么为什么在起义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给南昌起义下了“失败”的结论呢？这是因为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失利，未能实现原先制定的计划。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27年7月12日，在大批共产党人遭到屠杀，大革命面临失败的严峻形势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持，在汉口召开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当时中央的意图是“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因为在蒋、汪反共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曾表示仍要“保护”共产党，不与共产党分家。在他的第二方面军三个军中，约有一大半是受我党控制和影响的部队，如叶挺指挥的第11军24师；第4军25师73、75团，第10师30团；贺龙指挥的第20军。这些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先后到达江西九江地区。7月中旬，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赴九江，到上述部队中进行工作，以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的前敌军委，也到了九江。7月20日，谭平山、邓中夏、李立三、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碰头会，会议针对张发奎已勾结汪精卫，即将对第二方面军进行“清党”的情况，决定放弃联张回粤的计划，赶快将我党控制和影响的部队集中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立即将这一意见报告中央。谭平山将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探求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20军军长贺龙的意见，贺龙当即表示赞成。李立三、邓中夏赴庐山，向正在那里休养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通报了九江会议的情况。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接到九江方面的建议，7月23日又听了瞿秋白的汇报。在武汉的几个常委和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均表赞同，正式确定了举行南昌起义的部署，指定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为委员，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此次武装起义。当时无论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还是前敌委员会，指导思想还是像大革命时期北伐那样，以占领城市为中心目标，所以计划南昌起义后部队由江西进入广东，夺取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

7月26日周恩来到九江，27日到南昌，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紧张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指出：“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如无胜利机会，则不可举行南昌暴动”。中共中央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前方，传达上述信息，并参与决策。这时，张发奎已投靠汪精卫准备“清共”，形势万分危急。从南昌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军处于绝对优势，有起义胜利的把握。但是从整个敌我力量对比看，我军只有2万余人，敌人则数十万计，原定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张国焘于7月27日到九江，30日到南昌，他对起义能否成功表示犹豫，主张极力拉拢张发奎，坚持“起义无胜利把握是盲动”。这一意见遭到几乎所有同志的反对，因为张发奎虽然还在玩弄两面手法，但其拥汪反共的面目已很明显。由中共独立领导的南昌起义，已准备就绪，如果停止起义，半途而废，必将带来更大的损失。张国焘最后表示服从多数意见，遂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

八一起义胜利后，部队从8月3日起，分批撤离南昌，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当时党对部队的领导和政治工作还不健全，四面敌情严重，又加天气炎热，士兵逃跑和病倒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第11军第10师师长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不久就率部离开革命队伍。起义军同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进行了多次激烈战斗，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也受到很大伤亡。9月中旬，起义军由闽入粤，占领了大埔县之三河坝。决定朱德的第9军和11军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州、汕头挺进。9月下旬起义军先后占领汕头、潮州后，又决定周逸群率第20军第3师留守潮州，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11军24师和20军第1、2师，总共不足6000人，向揭阳、丰顺方向挺进。这些部队于10月初在敌人优势兵力围攻下，均遭到严重挫折，只有第11军24师的一小部分部队，在团长董朗等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驻三河坝的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1928年1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1.2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等率领的赣湘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综上所述，如何评价南昌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认为应该把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南下广东的挫折与失利分开评述，笼统地说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如果说，南昌起义失败论，源自当时中央的结论，那么湖南秋收起义，当时的中央也指责为“单纯军事投机的失败”；如果说，南昌起义没有实现原定的计划，那么秋收起义也没有实现原定夺取长沙、全省起义的计划；如果说，南昌起义部队大部分叛逃了，失散了，剩下的只是一小部分，那么，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共4个团5000余人，起义后先是4团团长邱国轩叛变，1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2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3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三湾改编时只剩下700多人。可是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从未使用过“失败”的字眼，而南昌起义失败似乎已成为定论，至今的党史、军史还是这样写的。这种不用同一标准来评价历史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南昌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策划和领导的。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以统一战线的形式，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发动的。8月1日起义胜利后，当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召集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成员及各省党部左派代表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有7人，江苏、顺直（河北）、福建、湖南、山西、甘肃、四川、新疆、东北、安徽、上海、绥远、浙江、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哈尔滨和海外党部（包括欧洲、日本、暹罗、古巴支部）代表38人，合计45人。其中多数是兼有国民党籍的共产党员。在联席会议上，叶挺报告了南昌起义的经过，随后成立了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议推举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于右任、陈友仁、何香凝、吴玉章、彭泽民、林祖涵、贺龙、郭沫若、苏兆征、江浩、黄琪翔、恽代英、朱晖日、叶挺、周恩来、张国焘、张曙时、李立三、彭湃、经亨颐、徐特立等25人为委员。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组成主席团，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委员长。革命委员会委员包括三部分人：一是共产党员，加上在南下途中入党的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共计15人，占多数。二是反对蒋、汪叛变，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7人，其中张曙时、陈友仁参加了南昌起义，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没有赶到南昌，但通过发表声明等方式，表示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三是想争取他们参加或支持革命但未成功的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三个人。革命委员会虽然仍冠以“中国国民党”的名称，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

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是根据当时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八一起义虽然在“八七会议”之前，但在“八七”会议后，8月21日经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还是规定：“中国共产党应当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其理由是“国民党是一种民族解放运动之特别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员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一直形成了国民党内左派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现在不应当让出这个旗帜，使一般叛徒篡窃国民党的名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国民党旗帜之下组织暴动，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吸引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这些分子，本是左派国民党的主要群众。”“革命的国民党的这种结构，可以使将来革命发展到更高涨的阶段时，政权形式将要进于工农兵代表苏维埃——那时过渡更容易些，更没有流弊些。”

1927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中央以前复兴左派国民党的估计不能实现。……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

从8月21日到9月19日不到一个月的突然转变，其根源在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即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8次全会上演说时还认为左派国民党是“一个很受欢迎的革命民主的组织”，“有革命斗争机关的作用，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起义机关的作用。”他认为应当“容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并以马克思1848年加入莱茵省的资产阶级政党为例。他批评托洛斯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主张，认为：“中国左派国民党对现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作用，近乎苏维埃在1905年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起的那种作用。”“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时候”，才必须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

然而时隔不久，斯大林在7月28日发表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阶段”论，认为广州时期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转到反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即武汉时期。汪精卫叛变革命后，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阵营，中国革命进入第三阶段，即苏维埃革命的阶段，这时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了革命对象。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调离后，新代表罗米那兹于1927年7月下旬到达中国。他积极贯彻斯大林上述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论断，而且有所发展。中共中央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不符合实际的批评和处分，就是在这种极左观点指导下形成的。

周恩来、谭平山等为策划和领导南昌起义作出重要贡献，却受到不应有的处分。

1927年10月24日和11月14日，犯了左倾盲动错误的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党内通告和决议案，严厉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的指导在政治军事上做成了极大的错误，仍然是继续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一是所谓“没有土地革命的决心”，“不准农民大杀土豪劣绅”，有的中央领导人甚至在报告中说：“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应当承认，在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历史转变关头，形势发展迅猛，许多同志缺乏思想准备，更缺乏实践经验，要求在一两个月之内就有一套成熟完备的土地革命政策是不可能的。早在八一起义前夕，前委就讨论过土地革命的政纲。八一起义后，农工委员会又讨论这个问题，究竟怎样没收地主的土地，开始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但在实践中发觉，在广东有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有的农民反映这样便会“耕者无其田”。到瑞金后，前委会议决定改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这样，有些自耕农的土地也会被没收。在上杭第三次讨论这个问题时，又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这一讨论过程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被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央斥之为“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是机会主义的遗毒”。

中央通告提出“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勇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这样，就把斗争的范围扩大到了小资产阶级。

第二是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同时批评“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这显然是批评南昌起义后建立的统一战线联合政权。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了。至于争取张发奎，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做出的权宜之计。在大革命时期，张发奎与其他军阀相比，与共产党的关系比较好，他任命了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周士第、许继慎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担任师、团级军官，营连级军官及政工、参谋人员任用的共产党员更多。这些共产党员在部队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武汉政府进军河南进行二次北伐获胜回到湖北后，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下辖第4、11、20军，共4万大军，成为武汉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唐生智、朱培德反共后，有些革命分子到了张发奎那里。汪精卫主张国共分家时，张发奎说，他的军队如果去掉共产党员就会瓦解，不赞成两党分离。后经汪精卫极力动员，他才动摇。南昌起义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命令张发奎率部追剿起义军。张发奎自知第二方面军剩下的一万多人，不是贺龙、叶挺两万大军的对手，他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张发奎早有南下广东自立门户的打算，时任第4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建议张发奎不要追击叶、贺，让叶、贺南下后削弱李济深的力量，张再打起援师旗号，直趋广州。张发奎不知叶剑英是为保护起义军，采纳了叶的建议。就在8月2日这天，郭沫若要去南昌，张发奎要郭向起义部队转达他的几点意见：“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做傀儡我不来；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我的人。”（见《沫若文集》第8卷）8月3日，张发奎、黄琪翔仍按兵不动。直到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后，才致电武汉政府，声称职部“速向南昌追剿”。过了不久，张发奎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他自己去了香港。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争取张发奎虽未成功，但也没有使我党我军招致严重损失，中央通告把争取张发奎说成是“机会主义”、“军事投机”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是所谓军事上的错误。指责起义部队“不走农民运动较有基础的赣西直入广东的路，而只顾避免敌人攻击，采取农民运动完全没有起来的赣东荒凉道路；在瑞金会昌战胜敌军之后，复不直往南下进攻梅县，惟恐伤兵辎重运输之困难而折回走上杭、汀州绕道取潮汕，使敌人从容布置以致完全失败！”同时指责对不稳的部队，如蔡廷锴的第10师“不敢采取非常手段，以致中途叛变”。关于南下路线，前委曾进行过认真的讨论，走赣东直下东江，一是为了避开敌之锋芒，同时也是因为东江农民运动基础比较好，准备与东江农民运动结合。至于在瑞金决定转道上杭、汀州取潮汕，是因为敌情发生了变化。上述决策是周恩来与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贺龙、叶挺、刘伯承及苏联顾问等集体讨论决定的。而起草处分南昌起义领导人决议案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等都很缺乏军事知识。

关于蔡廷锴，事后中央领导人责备“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当时对于蔡廷锴可能叛逃估计不足，这是事实。但是在起义后的三天内，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能不能对蔡部的师长、团长、营长……采取所谓“非常手段”，且不说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问题是即使这样是否就能巩固住下面的部队。8月5日，蔡廷锴宣布脱离共产党时，对于30团团长范孟声、28团参谋长徐石麟等共产党员，也未杀掉，只是发了薪饷送出部队。后来蔡廷锴多次与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左倾思想指导，在一些地区采取非常手段处理起义部队的领导人，错杀了不少高级指挥员，例如最早在井冈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的袁文才、王佐，就是被错杀的，这是很沉痛的历史教训。

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根据上述种种指责，决定给前敌委员会成员（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警告处分；给谭平山开除党籍处分；给张国焘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处分。现在看来，这些处分都是不适当的。尽管张国焘后来沦为叛徒，但当时他作为中央代表，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去前方，对于能否实现起义计划表示犹豫（事后证明南下广东的计划确实难以实现），主张极力争取张发奎，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有的电影把张国焘描绘成反对南昌起义的反面人物，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谭平山所受处分最为严重，其实他在策划和发动南昌起义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谭平山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反清斗争、五四运动，1920年在广州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担任中共广东支部书记，在中共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还担任过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是共产国际的主席团成员。大革命时期他是国共合作的积极支持者和执行者。他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了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他在国共两党中都有很高的威望。八一前夕他最先到达前方，最早动员贺龙参加起义的是他，后来介绍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也是他。他虽然不是前委成员，但被中央批准列席前委。关于他为什么被开除党籍，周恩来1944年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南昌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虽然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但是，取得了宝贵的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保留了革命的火种，锻炼培养了一大批建军骨干，为创建、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领导的部队不多，但是在起义军南下广东遭到严重挫折和失利的情况下，朱德为保存革命火种，做出了特殊贡献。1927年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大埔县三河坝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朱德指挥第9军和第25师留守三河坝，起义军主力向潮州、汕头挺进。朱德指挥部队与十倍于我的敌钱大钧部激战三天三夜，于10月6日清晨撤出三河坝，准备去潮汕与主力部队会合。然而第二天清晨就遇到20军教导团从潮安退下来的200多人（当时当班长的粟裕就在这支队伍中），得到12军24师和20军在潮汕遭到严重挫折后部队失散的消息，军心立刻混乱。这时，4万敌军气势汹汹地从三面追来，朱德断然决定甩掉敌人，率部北上。开始部队还有2500多人，朱德的第9军人数本来就很少，主要是12军25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他们在名义上属朱德指挥，实际上独立决策。师党委做出决定，说愿意出去找党的关系的就去，不愿去的就留下。在部队濒于溃散的危急关头，朱德挺身而出，他在军官会议上当众坚定地表示：“如果你们要走可以走，我有几个人就带几个人干，一直干到底，干到革命高潮到来。”25师的师团干部大部分相继离开了部队。但是73团团指导员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73团1营营长周子昆等表示跟随朱德与部队在一起奋斗到底。当时任73团7连连长的林彪去找陈毅，表示要离开部队，并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遭到陈毅严词拒绝。在部队离开大余县城那天，林彪伙同几个人脱离部队，但因一些反动民团在关口上把得很紧，有被抓住的危险，林彪当晚又返回了部队。朱德为了巩固这支起义军余部，一路上进行了三次整顿，后来转战到湘南地区，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配合下，1928年1月发动湘南起义。同年3月率领主力红军2000人、农军1万人，转战到井冈山地区。在这支队伍里，有朱德、陈毅、王尔琢、蔡协民、胡少海、周子昆、陈光、张际春、毛泽覃、林彪、粟裕、黄克诚、邓华、萧克、杨至成、赵尔陆、杨得志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的骨干力量。

周恩来于10月3日到达广东揭阳地区的流沙，这时他身染疟疾，发着高烧，强忍病痛主持召开中央前委和革命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决定按中央指示，取消国民党旗号，革命委员会委员分散回各省活动。李立三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彭湃留在海陆丰领导农民斗争。第二天，部队在行进途中，被敌四面合围突然袭击，部队被打散，周恩来等领导人先后赴香港转回内地。周恩来回到中央后仍主管军事工作，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负责联系和指导各地武装斗争，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做出重要贡献。

彭湃回到海陆丰后，董朗、颜昌颐率领的11军24师一部，也进入广东海陆丰地区，24师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与海陆丰的农民自卫军配合，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

贺龙与周逸群回到上海后，受中央委派，回湘鄂西发动武装斗争。曾参加南昌起义的贺锦斋、王炳南、孙德清、卢东生及在宁都参加南昌起义部队、参加过三河坝战斗的许光达等一批高级将领，在贺龙领导下，先后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6军，后合并为红2军团，最后成立了第二方面军。

叶挺从香港回到内地后，与张太雷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聂荣臻、蔡申熙、袁国平、贺昌、陶铸等，又参加了广州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粟裕等都是新四军的高级将领，为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在中央军委协助周恩来工作。在南昌起义中担任营长的陈赓，回上海后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周建屏，后与方志敏等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徐其虚参加了黄麻起义，领导了商南起义，担任了红32师党代表。南昌起义后任11军25师72团参谋长的袁也烈，后到广西参加了龙州起义，担任纵队党代表。

南昌起义播种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为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授衔的十大元帅中，有六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十名大将中有四位是参加过南昌起义或加入过南昌起义部队的。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日就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八一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勿庸置疑的，然而，个别人总是力图贬低八一起义的地位和作用。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就曾极力诋毁朱德元帅，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也将朱德改成了林彪。文革前夕，庄严的八一帽徽中的“八一”两个字也没有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恢复。八一起义的光芒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熠熠生辉，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8期 朱德追述国民党上将范石生　作者：郭军宁

我是《朱德与范石生》（中央统战部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书的作者，对范石生将军是比较了解的。该书出版一年之后我得知，除了范石生的亲属外，还有一位比我更加了解熟悉范石生将军的人，他就是革命前辈侯方岳老先生。

侯老是四川省广安县人，1915年11月出生，1930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工作，三任地委书记，一任成都市委书记，1941年，周恩来派他到云南省主持省工委工作，开展建党、建军和统战工作。1949年春，他代表云南省工委参加华南整军会议，同年秋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950至1955年他受到错误的处罚，被撤去省委代秘书长、省边疆工委副书记、办公厅主任等职，降为省历史研究所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直工作了30年，直至离休。1996年底，当我同华文出版社签订写作《朱德与范石生》的合同时，侯老已经写完了书名为《朱德元帅的挚友范石生将军——孙中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的书稿。

去年10月16日，我到昆明医学院附一医院高干病房，拜访了这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

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是上午9点走进侯老病房的，只见侯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当范石生的亲侄（过继范石生为子）、昆明工学院的范家参教授对他介绍了我之后，侯老马上热情地说：幸会、幸会。我认真读了你写的《朱德与范石生》，写得很好，范（又名范木兰，范石生之长女）的代前言也写得很好。请坐，请坐。

不等我说客气话，侯老就对我回忆起1949年朱德总司令对他说的一席话。

侯老说，1949年4月23日晚上，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庆祝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及解放南京的跳舞晚会，我参加了。周恩来副主席叫我去跳舞，我说：“我是土包子，不会跳。”我与邓大姐谈云南革命战争问题。休息时朱德总司令过来，经邓大姐介绍，朱总司令得知我八年在云南省从事党政军工作，建成4个支队，发动六次武装起义的情况后，即关切地问范石生家属情况，然后说：“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后，经过三个多月激战，剩下的红军号称一千多人，实际只有七百多人，当时缺衣粮弹药，十分困难，幸得范石生无私援助一个团（千余人）的装备，发两个月的军饷，使情况有了根本好转。我们隐蔽于范石生部队中，照样打土豪，范石生也不加干涉。不久特务告密，范石生秘密派一个连，送来银元四挑，弹药八挑，通知我赶快率部队离开。临出发前，范部另一个营坚决要随我部离去，范也不加干涉。范即离开韶关，去广州养病。于是我们带领这支部队领导湘南十县暴动，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时，我们将万余人装备良好的部队，带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朱总还说，我这一辈子遇到最慷慨无私的援助，就只有范石生这一次。否则，很难说能剩下几个人上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

侯老转述的朱总司令的这一席话，我相信完全是真实的，我还亲耳听到给何长工写传记和回忆录的国防大学的康景海政委对我讲过这件事。康政委1987年时告诉我，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派何长工出山联系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并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结果何长工在广东省韶关以北的犁铺头镇找到了朱德。朱德很动感情地对他说：由于范石生的帮助，我们才能在此落脚。要不然人就可能打光了。何老还说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朱毛井冈山会师，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

侯老说：对于范石生慷慨援助朱德部队，我一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我们党不应该忘却。我还要强调两点。第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当时是一片白色恐怖，范石生部队中的很多官兵也认为共产党是土匪。当时范石生奉李济深转发蒋介石的命令，率部赴粤北和湘南追剿南昌起义军。但他得知朱德部队消息后，不仅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反而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救助了朱德部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如此义举，不是像过去某些人的文章所说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我完全赞成这一看法，我说：是啊，他援助朱德部队是有正确的思想为基础的。

侯老说：“你不知道，其他人也不知道，朱总司令1924年初夏在柏林同周恩来分别时曾经对周恩来讲：滇军将领中范石生、杨蓁两个最可靠，并请周派干部进入范、杨的部队中工作。这是1941年10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红岩新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亲口对我说的。”

怪不得呢。我说：我在书中写了1926年“三二○”事件后共产党人被迫退出了第一军，范石生偏偏在这时通过周恩来，接纳了十几名共产党的干部到他的部队里面，正式同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原来这件事和朱德有很大关系。

这不仅与朱德有关，侯老说：“也同范无比地忠实于孙中山政策有很大关系。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杨希闵（当时驻广州的滇军总司令）背叛了孙先生，站到唐继尧一边反对广州国民政府。而范石生却出兵广西，联合李宗仁等同唐继尧大战，粉碎了唐继尧的野心。后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全面清党，范石生却说：‘中山先生制定的三大政策也不要了，还谈什么国民革命？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范根本不执行清党命令，保护了部队中的十几名共产党员。直到部队1935年被蒋介石解散之前，他一直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共产党员一直在他的部队里活动。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范石生是孙中山事业的忠实执行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我想强调的第二点是，范石生援助朱德红军这件事，意义重大。侯老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朱毛会师时，朱德带去了一万多人，其中有参加过北伐的北伐军骨干，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不到两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所以，当时朱德的名字排在毛泽东之前，叫朱毛红军。朱德也说了，没有范石生的帮助，就没有后来的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那么，没有井冈山会师，中国革命就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范石生在危难时刻帮助了红军，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紧要的作用。”我说。

侯老赞同这个看法，并且说：“范石生帮助起义军的事应当得到高度评价，湘南暴动的意义也不应低估。可历史往往是成者为王，败者受诬。历史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以后才能真正写好。”

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

接下来，侯老又告诉我一件事，他说：这是你书中没有的。1926年朱德从国外回国后，曾在上海秘密约范石生见过一面，他们长谈了一次。这也是1949年4月朱德总司令对我说过的。

朱德回国后，他通过周恩来通知王德三（范石生部队中之中共负责人）转告范石生到上海同他见面。范见到朱德后，希望朱德到他的部队当军长，自己退后，朱德谦辞。范又要求朱德任其参谋长，朱德说：周恩来、胡汉民、蒋介石已商量决定，派我去四川万县杨森部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代表，去劝说杨森与吴佩孚决裂，支持国民革命北伐军进攻湘鄂，任务艰巨。你军里周恩来、王德三已派有一批人来，不管他们是共产党或国民党左派青年，希善待之。朱德还说：我不在你部胜似在你部。杨森甚狡黠，争取他十分困难，但他据有川东及鄂西20余县，拥兵五、六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不可不去。

对于朱德的婉拒，范石生表示了理解，范石生对朱德说：“请玉阶兄相信，我范石生守信义，爱部属爱百姓，坚决支持孙大元帅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如果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也一定同你合作。如违此誓言，天人共诛我，君亦可诛我。”

难怪朱德在危难中得知范石生就在附近的消息会那么高兴呢。以后写《范石生将军传》，我一定把他们这次重要的会晤写进去。我很兴奋。

侯老说：“范石生向朱德的表示并非虚言，他说到做到。他的一生值得世人称道，从我了解的情况看，范石生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将军，根本不是反动军阀。”

解放以后，我们党的舆论宣传一直很“左”，似乎只要是国民党军官就都是反动军阀。其实，早年范石生和朱德一样，他们都是立志为民主共和献身的热血青年，他们水平相当、意气相投才结为金兰之交。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他们共同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之后，朱德出国了，加入了共产党。范石生和杨希闵等人率领部队打到广东，参加了重建与捍卫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多次战役战斗。范英勇善战，屡建功勋，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誉。孙中山表扬说：军中有一范，顽强心胆战，说他功在国家，并亲自授予他上将军衔。范将军的父亲被唐继尧害死后，孙中山在广州设灵堂公祭，并为之亲题碑文：范禹门太公之墓。

我插了一句：当时范石生是广州滇军的第二号人物，是滇军第二军军长，滇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杨希闵只是中将。但是孙中山在1923年底却授予范石生上将军衔。他是我所知道的得到孙中山亲自授予上将军衔的唯一的人。可见，孙中山对他战功的肯定和高度的信任。

侯老说：“1924年国共合作后，孙中山为了统一军政财政，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筹饷总局，任命范石生为广东政府财政委员兼筹饷总局督办，整个国民政府的薪饷都由范石生负责筹集，范石生的权力相当大。它说明，孙中山不仅对范石生高度信任，还相信范会理财、不贪污，非常地倚重他。”

范石生任职督办后，对孙中山的事业更加忠心耿耿。他不仅采取果断措施，为统一广东财政做出重大贡献，还将自己部队管辖的赌捐局、航政局和烟酒税局等筹款大户全部交给政府。孙中山去世后，杨希闵帮助唐继尧争夺大元帅位，但是范石生依然站在国民政府一边，出兵拒唐，表示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忠诚。

我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范石生总能做出正确的抉择，站在正确的一边。”

侯老说：“关于范石生的为人，你在书中写了一些，还有不少事情没有写，比如在庐山行医时，范石生治好了不少达官贵人的疑难病症，如宋子文、宋美龄乃至宋庆龄的风湿病。宋子文、宋美龄、宋庆龄多次请范去南京、上海给他们治病。宋美龄甚至要送给他一架飞机以便经常飞往宁沪。范石生以养不起飞行员而婉谢了。宋子文、宋美龄每次就诊后都赠予几十元大洋，范将军倒是收下了，用以帮助退役下来自耕而食的十几个老兵。”

我说：“这些事我在回忆文章里看到一些，但因写作视角的关系，没有写进去。”

侯老说：“范将军从少尉排长一直升到上将军长，可他并没有多少积蓄，没有在香港存款。1927年他慷慨地送给朱德万元大洋，极少的积蓄在庐山又用于建造五一新村和施药了。回到昆明后，军事参议院的薄薪只领到七成，难以维持家计，所以只有挂牌行医收取诊费。我在昆明时，还特意去蒲草田及王家桥农村看了范将军的私宅。都是些土木结构的房屋，比国民党一般团长的公馆差得多。我当时就想，周公所言不虚，范将军的生活确实很简朴。范将军行医收费低廉，基本上是按病者经济条件开处方，遇贫苦患者则免费诊治，对赤贫者还施药费。1938年夏昆明流行霍乱，急者五、六小时上吐下泻而死，慢者二、三日死，整个昆明非常恐慌。范将军显示出了高明的医术，吃他方子的病人，两、三小时就止住了吐泻，二、三日就恢复健康了。当时被称为神医。所以，范石生被刺惨死以后，到蒲草田范宅祭悼者有上万人，挽联祭幛千余幅。

说到这里，侯老拿出他抄录的宋子文（1924年广州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的祭文给我看。祭文文笔生动，感情真挚：

昆明蒲草田范石生家属礼鉴：

惊悉石生将军，不幸遇刺身殉，五内俱裂，落魄丧魂！特汇法币肆万，作治丧补助金。敬希节哀，保重金玉之身！附发悼词，以充祭文：

石生将军，善于用兵。逐陈讨沈，复我羊城。迎回元帅，卓著功勋。

不爱钱不怕死，既爱兵又爱民。秋毫不犯，市廛不惊。

精于岐黄，医术精深。药到病除，著手成春。起我沉疴，康我身心。

救国救民，中华精英。救死扶伤，平易亲仁。如弟如兄，薄己厚人。

无官作风，更爱人民。横遭嫉，贬官降薪。躬耕垄亩，医病救人。

闻惊天地暗，雨泣山河震。

魂游珠江波澜壮，灵绕五岭草木新。

馨香祷祝，含笑天庭。

这篇祭文深深地打动了我，不禁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1970年通海大地震，范石生出生地关圣庙夷为平地。70岁的王召德老人（范当年的勤务兵、通讯员）就在范石生出生时的大漆树下的岩石旁边盖了一个窝棚，为他守灵，直到91岁去世。

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范石生将军1939年3月17日遇刺身亡，他的被刺是一桩历史悬案。凶手杨维骞、杨维骧是范石生金兰之交杨蓁之子，作案后他们说是“子报父仇”，国民党政府也这样认可，但是范石生的亲属、好友和中国共产党却另有看法。所以我将话题引到这里，问：“侯老，您对范石生之死怎么看。”

侯老说：“范石生之死的性质，我们的云南地下党及周恩来副主席当时就有明确的看法。我可以详细地告诉你。”

范石生被刺这件事是云南地下党负责人马子卿告诉我的。那是1941年8月，当时我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学习，他到重庆向南方局卸任。马子卿明确地告诉我，范石生被冤杀是蒋介石的阴谋。范将军被刺后，他说他到现场观察，只见遍地鲜血，围观者甚众，咒骂凶手的声音不绝于耳。街谈巷议，都说范军长爱人民、爱士兵，尊老爱幼，救济贫民，万人受其惠。当时他还主持召开省工委会议，决定以“沈公维”名义向范将军送花圈，并密函告之中共南方局。

接着，侯老向我讲述了周恩来对他说的一些话。他说：“1941年10月，领导决定我到云南工作，要我和马子卿一同参加南方局讨论云南建党建军问题的会议。一周后，周公同我细谈了三天，他向我解答了一系列问题。周公说：‘范石生将军是国民党中爱人民、爱士兵，忠实执行孙中山政策最好的将军，他未清共、反共，未杀左翼青年；他曾冒巨大风险，救援三支工农起义军。’”

周公还详细地对我谈了他对范石生被刺的看法，周公说：“范将军与朱德总司令是辛亥革命故旧，他们有金兰之交。1927年南昌起义失利后，朱总司令率部转战，面临饥寒交迫弹尽粮绝的巨大危险，范将军鼎力相助，掩护和帮助了处于困难中的共产党部队。蒋介石与范石生的关系极恶，蒋知道范部长期有共产党人员潜伏，也知道范援助了朱德部队。蒋痛恨范石生曾经两次羞辱他，又恨范将军通共，但因范将军与国民党内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黄绍、李品仙、何键、朱培德、李济深、陈济棠等友善，不敢随便杀范将军。就以范剿共不力，降其军职，从上将军长降到少将师长而羞之，最后将他的部队解散。范将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孤身回乡，给蒋介石有了下手的机会。1939年范将军在昆明被害，是蒋介石的阴谋。”

谈到这里，周公特别说：“蒋介石极狡猾，刺杀了左派邓演达、杨杏佛、史量才，杀后又命缉凶。杀其重用的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又立即飞赴武汉祭之而抱永泰之子痛哭。”

周公还说：“1939年3月范石生被害，夏天我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1940年从太行回延安的朱总司令还和我谈到范石生被害一事，他心中十分难过。我把云南地下党的同志对范将军被害所报告的情况告诉了朱总。我和朱总都考虑到了照顾范将军的遗属问题。”

周公还动情地对我说：“据云南省工委的同志反映，范将军归田后，以行医为业，维持一家人生计，生活极俭朴，家住城西及郊区。你到昆明后要去看一下，或托人看望其家属，以党的经费照料其遗属的生活。”

周公又对我说：“范为何不起义呢？这不怪范公，而怪我党干部不力，未作好基层工作，如马曜（现91岁）等在范军部活动六年，而不深入团、营、连作基层和士兵工作，而蒋介石对所有非嫡系各军、各师都派有联络参谋长，监视极严。抗日战起，范将军回昆，殊不智也。龙云视范为死敌，龙云军从广西邕宁惨败溃滇，龙云差点被活捉，视为奇耻大辱，而范将军豁达大度，以为已消前仇。蒋介石故意纵其特务、青红帮散布流言蜚语，如龙云不驯，蒋将以范代龙，故意激怒云南王，寻机杀范，而范不觉。杀范将军后，仅闻宋子文等人寄丧葬费，未闻蒋介石令汇丧葬费。”

听着侯老这大段回忆，我不禁感叹侯老的记性，脱口而出：“侯老，您记性真好。”

“我的确记性好。自1930年以来，我就逐渐养成了凭脑记的习惯。今年我已87岁，仍能默写文天祥的《正气歌》和周公几次重要教诲。为此我曾多次受到周公表扬。”侯老说。

我将话题转到所谓的子报父仇。

侯老说：“杨维骞兄弟一直否认现场还有第三个凶手，以此证明自己是子报父仇。其实，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即使有第三个人，也可以说是子报父仇，为了报仇请人帮忙嘛。法庭也没有必要为此掩饰。他们如此掩盖真相，恰恰证明他们心中有鬼，是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的。”

我说：“从发案及结案处理的情况分析，此案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大量的证据都能证明这一判断。”

侯老说：“杨维骞被关了五年，国民党政府就以子报父仇为名将他特赦释放了。这说明蒋介石政府对他的袒护包庇，他们也是串通一气的。杨维骞并没有向国民政府、法庭以及报界提供范石生杀他父亲的证据。他根本拿不出真实证据。法庭轻判他的理由是‘自首’，而不是子报父仇。他到底坐过多少年牢这还待查，有人说他只坐了十个月的牢，后来就一直在家。”

我说：“杨维骞被释放后即到国民党的国防部工作，那个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能进去的。实际上，杨维骞早就是国民党反动阵营的人，他刺杀范石生时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学生，此前他还上过国民党政治大学。由他出面杀害范石生，足以说明这起谋杀案的政治性质。”

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

侯老接着我的话题继续说：“范石生被害案的性质决不是简单的子报父仇。中国近代史上以子报父仇为由实行谋杀的案例有好几起。大军阀孙传芳和张宗昌的被杀就是子报父仇，当时民众拍手称快。孙传芳和张宗昌不仅罪恶滔天，而且的确杀了那两个杀手的父亲。但是范石生杀害杨维骞父亲的说法却是恶意编造。杨蓁不是被范石生所杀，这样的话是朱德、周恩来、杨赛轩（滇文史馆员）、金汉鼎（国务院参事）、李文汉（省文史馆副馆长、馆员）、唐用九（文史馆长）等许多人亲口对我说的。也是徐德师长在法庭上供认的。”

1941年10月13、14、15日三天，周副主席亲口对我说：“杨蓁不是范石生主使打死的，是徐德师长带领哗变的团营长和士兵在雨中打死的。杨蓁之死的消息传到广州，特别是范将军将杨蓁之遗体灵柩运到广州时，蒋介石乃至粤籍部分将领就散布流言硬说杨蓁将军是范石生指派兵打死的，要告诉杨将军夫人教育儿子长大了要子报父仇。”

朱总司令在1949年多次对我说过杨蓁被杀一事。朱德说：“范石生与杨蓁都是我的知心朋友。杨蓁耿直而欠委婉，忠厚而不讲策略，善于攻敌而不善于团结中下级官兵，清高廉洁而不善团结同僚，疾恶如仇而不善于助人改过，操之过急，遭致惨死，太可惜了。石生热爱子弟兵兼有两面性优点，故善待官兵，屡次转败为胜化险为夷。”并说：“1939年12月在韶关，范石生和我对杨蓁之死谈过多次，谈得很详，我也调查过，确实不是范石生指使人打死的。当时他身失自由，面临全军瓦解。凶手行凶后即逃逸，无法惩办凶手。再提追查凶手，全军立即溃散，他自己也生命难保。”

朱德还说：“范石生讲义气，重友谊，决不是卖友求荣的人。如他要卖友求荣，取我之头交给蒋介石，岂不可得十万大洋赏金吗？他如执行蒋介石密令，包围歼灭我部，因轻重机枪众多，我部突围的活人也不会多。范石生如此拒不执行蒋介石密令，而且秘密通知我安全撤离。不仅《送别辞》情深意厚，而且预见人民革命的道路虽十分曲折，最后一定胜利，充满了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希望。范石生给我们工农起义军充足的衣被弹药医药，大义凛然，慷慨备至。如此隆情高谊，在国民党将军中范石生是算第一。如此高尚品德，怎么会指使官兵打死自己的亲密朋友呢？范石生不仅对我带领的部队如此宽厚，对井冈山下来被冲散了的起义军，对宜章、汝城一带的农民起义军，也未追剿，而是收容，补充弹药让其转移。这不是很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起义军吗？而我们的左派幼稚病者不以将军为友，反以他们的部队为敌，遭致八月失败，这是战略性的错误。”

我说：“对于杨蓁之死，我根据当时掌握的材料在书中有所记述。后来我在《李宗黄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和黄绍写的《五十回忆》三本书中看到他们回忆杨蓁之死的记述。他们不是范石生提拔的军官，对杨蓁被杀之事的回忆肯定可信。李宗黄在回忆录中对范石生的评价并不高，但他仍然比较公正地写到：‘杨蓁之子由人唆使以子报父仇为名公然枪杀，而且血案不了自了。’这句话说了三个意思，其中以子报父仇为名的话实际上也有杨蓁不是范石生杀的意思。”

侯老说：“朱老总对我讲了范石生的为人，从人品上看，范石生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他们是生死之交的金兰兄弟啊，而且同在一起参加护国战争，还共同参与了反对唐继尧的讨伐。唐继尧复辟后，杨蓁怀巨款逃往香港，他的部队就瓦解了。是范石生将杨蓁请到自己的部队让他担任师长，后又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的。杨蓁也尽职尽责出了大力。那么好的朋友，没有利害上的冲突，又没听说他们闹过矛盾，不可能自相残杀。”

顿了一下，侯老继续说：“朱老总和范石生、杨蓁都是生死兄弟，彼此了解。朱总对他们二人的评价不会错的。杨蓁性耿直，疾恶如仇，但刚愎孤行，先后与蔡锷、唐继尧、顾品珍、李烈钧、杨希闵等关系不睦。杨蓁被杀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性格过于粗暴。他虽有能力，但其部下不一定对他心悦诚服。他被唐继尧打败后，其部队就烟消云散了。范石生却不同，江那大败后，他依然能收拾残部，重振旗鼓。”

我说：“我在书中记述杨蓁被杀的原因，写得很不充分。有些更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没有写进去。”

侯老说：“从回忆材料看，杨蓁的确性格暴躁，苛刻寡恩，部下对他积怨甚深。江那之战前他将团长罚跪，大骂师长徐德，是被杀的直接原因。由于朱总司令要我做杨蓁亲属的工作，建国以后我又长期兼任主持云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与云南省文史馆长期协作，征集滇军史料商议写《滇军志》，接触滇军老人数十甚至近百人，谈及范、杨二将军事不下百次。百分之九十九的滇军老人都认为杨蓁将军之死，决非范将军指使，还有人讲其中有唐继尧的奸细在进行煽动。为了做杨家工作，在80年代末的一个寒日，我约杨维骞、杨维骏兄弟到工人新村干休所2—4号围着火盆谈话。我向他们说明以上情况，希望他们消释前嫌，不要仇视范家。我说范家不只石生将军死了，其胞弟也被冤杀了，范家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杨氏兄弟没听劝告。”

给范石生以公正评价已经水到渠成，不应再拖了

谈话至此，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将话题转移到侯老身上。我说：“侯老，听说您在土改运动时受到错误处分，官越做越小。”

侯老激动了，他说：“要不是我在土改时抵制左倾错误，云南土改中的冤假错案还要增加一倍。”停了片刻侯老才恢复了平静的语气：“当时我向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进言，说云南没有北方那样的还乡团，有血债的地主不多，对他们不应当采用一律镇压的手段，而应保护开明士绅。我还在文山州广南县壮族聚居的板茂等四个乡作了试验性的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结果被斥为右倾，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幸好有周公保护，我只被降了二级。周公建议我做云南少数民族和东南亚的研究领导工作，中央给编制和经费，不受云南省预算的限制。当时由于在土改中不同意过‘左’做法，云南地下党中有一批人挨整，有的被整死，有的人连降五级。同他们相比，我算轻的。”

我说：“我们党过去总犯‘左’的错误。镇反反霸斗争虽然从总体上讲是正确的，但有好几个老干部告诉我，当时纵容勇敢分子滥打滥杀的事情也出了不少。有些老干部一直心存内疚。”

侯老说：“范石生的胞弟范贻孙就是在土改中被冤杀的。他是个残疾人，行走不便，无缚鸡之力，性格又懦弱，一直靠范石生供养。土改时，范贻孙被农会以恶霸地主的罪名枪毙了。其中的原因是农会要把范石生划成恶霸，由于范石生已经遇刺身亡，就把范贻孙作了替罪羊。可惜，我从1950年开始就遭到打击，没有能力保护范石生的亲属。”

我说：“这件事范教授已经对我说过了。解放后，范石生一直背负着反动军阀的罪名，他的房产被没收，胞弟被冤杀，弟媳被关押，女儿也被隔离审查一年多，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公正对待。而且，不管什么人写关于范石生的文章，杨家兄弟就跳出来大加责难，他们说了很多污蔑范石生的话。直到今天，我们党依然没有以一个正式的形式给范石生作出公正的评价，说来让人心酸。”

侯老说：“关心照顾范石生亲属以及给范石生公正评价的事，是朱德总司令和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他们的心愿。朱总司令1949年嘱咐我晚年有暇时，要写本《范石生将军传》，以慰两死者之灵。”他说：“对两将军之优点都要充分肯定，要劝说范、杨两家和好，捐弃前嫌。朱总司令的嘱托我一直铭记在心，所以退休以后，尽管我疾病缠身，又要忙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写完了这本《范石生将军传》，但是，由于经费等问题，此书未能出版。”说着，他拿出厚厚的一叠书稿给我看。

在我翻阅书稿的同时，侯老继续说：朱总司令不仅嘱咐我要写《范石生将军传》，要关照范石生亲属，还亲自做了一些事情。1950年，他曾请陈赓司令员关照范家，陈赓派人看望了范石生亲属；他给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将军写信，说范石生将军对人民、对中国革命贡献很大，要加以照顾。1957年，朱委员长来昆明，住震庄宾馆，他除了会见不少云南辛亥革命老人，还特意召见了范将军的亲属。会见范夫人张泽玉及其长女范木兰时，朱委员长对范石生多所赞扬，询问一家生活，还告诉他们，我已对杨家的姑娘说过，你们杀错了人，你父亲不是范杀的。

最后，侯老说：“范石生被冤杀，至今得不到公正评价，很不应该。范石生毕竟是在历史上做过重大贡献的人，而且周公、朱总司令都有话。现在我们党在政治上已经纠正了‘左’的路线和观念，给范石生以公正评价已经水到渠成，不应再拖了。”

说到这里，我向侯老表示了告辞和感谢之意。侯老将他写的关于范石生的厚厚一叠书稿和他近日赶写的一份材料送给我。并说，他还要写一些回忆材料，免得把重要的史料带到棺材里去。

2003年2月25日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8期 李立三的坎坷人生　作者：华　强

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山纪念堂为李立三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彭真主持会议，王震致悼词。

令人辛酸的是，在应该放置骨灰的台子上只放了一副眼镜，那是李立三生前戴过的眼镜。李立三的骨灰没有了，李立三生前的衣物也没有了，他的夫人李莎只找到这么一副眼镜。

参加追悼会的同志对着这副眼镜默默地寄托自己的哀思。

李立三沉冤13载，今天，他终于听到党的声音：“李立三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李立三的遗愿终于实现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

“天下第一英雄”

1899年11月18日，湖南醴陵县阳三石一个没落地主的家庭里，有一个男儿大哭大喊着来到了苦难的人世。以教书为业的父亲给他取名李隆郅，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李立三。

李立三从小勤奋读书，敢做敢当。16岁那年，他响应“二十八划生”征友启事，和毛泽东在定王台会面并谈话，成为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1919年10月，李立三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法国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赵世炎等人组成了“劳动学会”，领导组织留法学生的勤工俭学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一大”。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等在海外闻讯后，设法与陈独秀建立了通讯联系。这一年12月，法国当局押送104名“不听话”的中国学生回国，李立三、蔡和森等也在其列。李立三就这样结束了留学生涯，到了上海。

李立三到上海以后，党中央立即批准他入党，分派他回湖南组织工人运动。回到湖南，李立三没有来得及看望自己的双亲，就风风火火地跟着毛泽东去安源考察了。毛泽东让李立三以平民学校教员的身份留在安源工作，这一年，李立三才21岁。

李立三在安源组织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他常常对工人说，“工”字加“人”字，合起来就是“天”字，工人是顶天立地的。李立三在安源工人中威望很高，工人们称他为“天下第一英雄”。

1922年9月，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李立三和刘少奇一起组织了安源路矿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取得了全面胜利，年底实现了安源煤矿、下陆铁矿、汉阳钢铁厂、大冶炼铁厂、长江轮驳公司五大企业的大联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向李立三调查安源路矿大罢工，调查刘少奇和雷焕觉的关系，李立三说：“《燎原》电影，就是反映这个事。电影中的雷焕觉，是把我和刘少奇写成一个人。”

1924年4月，李立三奉命调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5年5月31日，李立三签署了全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命令。

“立三路线”

在党的五大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李立三参加了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党的六大上，李立三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召开，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任中央农委书记。

1929年，李立三批评了党内的右倾思想，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次年，瞿秋白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李立三担负了中共中央的负责工作。在李立三的领导下，中共中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在这份决议里，李立三把当时的“左”倾冒险主义思想更加系统化，这就形成了党史教科书上所说的“立三路线”。

李立三命令红四军攻打南昌，并加紧部署南京暴动、武汉暴动和上海总罢工等冒险主义计划，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在“立三路线”指引下，我党在白区的工作损失惨重，很多党员被捕被杀，许多党组织遭到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在第一线的党员、干部，纷纷请求中央停止冒险行动。周恩来、瞿秋白奉共产国际之命，先后回国做李立三的工作，李立三开始意识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9月24日，在周恩来、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党当前正确的路线应当是发动群众斗争，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为全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时纠正了李立三的“左”的错误。

李立三参加了11月22日和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勇于解剖自己，勇于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表示完全接受“路线错误”的定论，随即从党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遵共产国际之命前往莫斯科。李立三为了减轻正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妻子李崇善的负担，将未出世的孩子送给了一个工人，抛下了两个女儿和妻子，于12月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受审15年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以后，共产国际召开了一系列远东局和共产国际执行会议，专门听取李立三的汇报和检查。李立三接受了苛刻的指责和严厉的批判，终于以诚恳的自我批评的态度，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许。然而，共产国际仍然认为李立三“是一个很坏的布尔什维克”，责令留在莫斯科，改名李明，前往共产国际列宁学校学习。

1931年，王明来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贯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王明采用批判“立三路线”、打击李立三的手段作为推行自己错误路线的途径。每次会议，王明几乎都要将李立三叫起来进行检查批判，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时间长达7年之久。那几年，李立三在莫斯科过着小媳妇一样的生活。身处逆境的李立三毫不气馁，他一面接受批判，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俄语，积极完成组织上分配给他的一切工作。李立三曾被派到阿拉木图，在那里建立交通站。后来又被派到国际工人出版社负责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王明又指派他主编《救国时报》。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当时正在长征途中，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并派代表出席会议。共产国际让在苏联学习的部分干部充当中共代表，李立三也作为一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王明妄图利用这次特殊的机会，选自己当中共中央总书记，李立三坚决抵制，并向其他同志和领导汇报，指出选举属于非法。由于李立三的有力抵制，王明的阴谋破产了。

王明对此怀恨在心，不久即向共产国际诬告李立三曾丢失了一个装有重要文件的皮包，泄漏了国家机密。当时苏联正在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很多苏联红军和苏共党员受到了迫害。苏联内务部接到王明的报告后，立即派专人对李立三实行监视。

1938年2月23日，李立三突然被苏联内务部逮捕，指控他是“日本特务”和“中国驻苏联特务组织负责人”。李立三被投入了监狱，在狱中，他受到了残酷的肉刑。李立三不屈不挠，严词驳斥内务部对他的莫须有的指控。

李立三在监狱里关了600多天，前后换了好几个监狱，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次，在一个2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竟然关了60多个人，空气令人窒息，大家不得不排队轮流到门口吸几口气。李立三在苏联妻子李莎爱情的支持下，在她精神和物质的帮助下，才艰难地活了下来。

李莎是苏联共青团员，在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工作时，认识了李立三。1936年2月，他们结婚了，陈云等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李立三被捕后，李莎不肯离婚，被她就读的莫斯科师范学院开除了团籍并被赶出他们住的房子。李莎花了6个月时间，走遍了莫斯科所有的监狱，终于找到了李立三。但是，政治犯是不能探监的。李莎每月从助学金里省下50个卢布，接济李立三，使他得以生存下来。对来自异国的一片真情，李立三一直铭刻在心。

1939年7月，李立三被送到苏联军事法庭审判。在法庭上，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李立三据理力争，彻底推翻了内务部的指控，并写信给斯大林，控告内务部对他的迫害。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把李立三送回了内务部。内务部又就南昌起义、广州暴动、中共六大等问题，说李立三一贯反对共产国际。李立三逐条反驳，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内务部终于宣布李立三的问题已经搞清楚了。李立三向内务部要了他们手中《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的文件，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成100多页的批驳书，驳斥内务部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

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终于和李莎团聚了。直到1940年3月，共产国际监委会才作出结论：李立三在苏联的问题统统搞清楚了，看来对他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

1945年8月，苏联对外联络部通知李立三，无条件批准他回国，还祝贺他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李立三终于回到了阔别15年的祖国。

补上15年的课

李立三一回国，立即抓紧学习毛泽东的重要著作和各种文件，向陈云等老同志了解当前情况，尽快补上这15年的课。

1946年秋天，李立三担任了东北军区对外联络部和东北敌工部部长。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李立三被选为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兼政务院委员、中央政策讨论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工委委员和书记等。

李立三任劳任怨，起早摸黑地工作着，因为他觉得这是党和人民对他的信任。

在建国初期，李立三主持总工会工作。他深入实际，开展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毛泽东号机车组、郝建秀工作法、运输汽车10万公里无大修、施玉海煤矿安全生产运动等等，都是李立三亲自抓的典型。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处理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暂行规定》等有关文件。李立三要求各级工会都要办工人之家，替工人说话，抓好工人的劳动保护和工资福利工作。1950年，李立三组织了100多人的调查团到中南地区的工矿企业实地考察工人的安全卫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情况。2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学会企业管理》的社论，受到党中央的重视，被誉为是“企业管理、提高生产的指导方针”。

李立三为总工会工作呕心沥血，换来的却是一顶顶政治帽子。

1951年12月，在全总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伯达给李立三定了调子，说他是代表落后工人的“工会工作中的错误路线”，犯了“工团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在党内和全国工会系统中进行批判和纠正。此后，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

1954年9月，李立三被免去了劳动部长的职务，罢官还乡休假。1955年，李立三被任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协助李雪峰工作。“三办”后来改为华北局，他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庐山会议后，有人说李立三“里通外国”，又说李立三“反对三面红旗”，要批判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刘少奇的干涉下，李立三免遭此难。然而，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李立三实际是空有其职，不能正常工作。虽然如此，他不断研究问题，向上级提出合理化建议，希望尽力为党作点贡献。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李立三坐在会场上聆听。报告中，毛泽东举了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把李立三与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李立三听了很难过。3月3日，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党能看到他与王明等人有根本的区别，特别是在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更有根本的不同。李立三说：“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后来公开发表这篇报告的时候，删除了李立三的名字。

说真话的代价

1966年初夏，那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把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卷入了牛鬼蛇神的行列。

文革距“立三路线”的年代已经有36年，李立三在文革之初被作为“死老虎”拖出来批斗。

1966年底，李立三被通知参加对陶铸的批斗大会。他听着一派胡言的批判内容，看到神情恍惚、任人摆布的陶铸，仿佛回到了1938年大肃反年代的苏联。

1967年的“一月风暴”把风向转到了揪斗中国的赫鲁晓夫、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的示意下，“揪叛徒全国造反联络站”的“小将”们忽然发现了“死老虎”李立三具有“活档案”的价值。1月21日，中央文革派遣两个专案人员找到李立三。他们假装斯文，耐心启发李立三：“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他现在的罪行要清算，以前的罪行也要清算。”“你要戴罪立功”。专案人员要李立三为他们打倒刘少奇提供有力的炮弹。李立三详细叙说了他自己心目中的刘少奇。他说：“1922年9月，毛主席派刘少奇来安源。刘少奇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领导那里的工人只提一些要求，给矿上施加压力，因此安源没有受到镇压。”

“我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这一段时间没有看出他有什么问题。”

“五卅运动时期，我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担任总务部长。工会的具体工作，刘少奇做得很多。”

“相处三个月，也看不到他有什么问题。”

“第三次是武汉时期，1926年到1927年，全国总工会我是负责人，他是二把手。”

“刘少奇是支持群众的。在这一段时间也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刘少奇在李立三的眼里没有问题，造反派十分恼火。

此后，找李立三来了解情况的人来了一批又一批，可是谁也没有满意而归。李立三在他所知道的问题上，坚持实事求是。

李立三曾对别人说过，他准备上万人大会接受批判，但是无论怎样都得坚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牵连别人。造反派与李立三的所有谈话均有记录，文革以后，人们发现了专案人员与李立三当时的谈话记录。这些坚持真理、不讲假话的真实记录反映了李立三的高风亮节。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李立三竟为中国头号走资派评功摆好，无疑是自投罗网。不久，李立三在中央文革榜上有名，成了重点迫害对象。

叶群首先站出来，说李立三曾经反对过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并试图进行谋害。戚本禹在一次会上公开煽动，李立三问题大得很，他是里通外国的苏修特务。在叶群、戚本禹等人的挑动下，一时间，揭发李立三“特务”罪行的大字报贴遍了全国，大小批判会也接踵而来。在一次批斗会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当头高悬，打倒的口号声声不断，造反派要李立三交代问题。李立三提笔疾书，在纸上写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大字。李立三说，我李立三犯过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检讨，并且愿意改正。但是，反党卖国的事我从来没有干过。

1967年5月20日深夜，造反派冲进了李立三的家中。文字资料、来往书信等全部抄走不算，连《红楼梦》、《刘志丹》等文学作品也当作毒草没收，照相簿和孩子的洋布娃娃，被作为变修的证据统统带走。李立三的家被翻得凌乱不堪。

6月5日，“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成立，这是按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由全国56个“造反组织”参加的。联络站发表公告说：

窃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职位的李立三，是一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托洛茨基分子、里通外国分子。40多年来，他一贯地、猖狂地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积极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篡党、篡军、篡政活动忠实效劳。他勾结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一系列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勾当，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李立三的罪名迅速升级了，一个批判李立三的高潮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掀起了。在5-6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型批斗会就进行了14次。文革中的一切斗争方式，几乎都在李立三身上试过、用过，可是李立三就是不肯认罪。无论白天晚上，每天总有好几批人到他家里，接连不断地进行审问，逼他认罪。68岁的李立三患有多种疾病，在这非人的折磨下，他血压升高、手脚麻木、头晕眼花、站立不稳，实在难以忍受。李立三前后5次写信给党中央，要求对他的“里通外国”的罪名进行辩诬，还请求批准他请几天假到医院治疗和休息，待体力稍稍恢复后再回来接受批判。可是，这些信犹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6月20日晚，李立三提笔给毛主席写信，他相信毛主席是了解他的。从“二十八划生”交友相识，21岁跟随毛泽东去安源考察，开始了他革命的一生。他在纸上写道：“我成为华北局文化革命运动被批斗的主要对象，已经快一年了。”“精神和身体所受的折磨已经非常厉害。”“我和我的全家都绝对没有干过里通外国的罪恶行为。因此，对我的斗争和联络站的公告是一点也不公正的，一点……”刚写到此，造反派破门而入。李立三赶紧把这封未写完的信塞在床单下，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就被揪走了。

以死抗争

这一次，造反派没有让他回家。他被关押在三里河一座私设的牢房里。李立三被拖到批斗会场。疲惫不堪的李立三在会场上意外地看到自己的妻子李莎被押在台上陪斗，他的心碎了。他的“立三路线”与善良的李莎有什么关系呢？

30多年前，李莎在他蒙受苏联内务部冤屈时，放弃团籍，节衣省食，给他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李莎又按照中央要求，放弃自己的国籍，加入中国国籍。如今又为他莫须有的罪名，受到如此折磨，天理何在啊？

李立三向李莎投去深情的目光，李莎害怕自己流泪，扭过了头。李莎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批斗竟是他们夫妇最后一次无言的见面！

面对会场上的造反派，李立三强作精神，愤怒地吼道：“我绝不是什么里通外国分子，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证据？”说完以后，他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6月22日中午，李立三心力交瘁，再也无法忍受精神和病体的痛苦，他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

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下了绝笔信：“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当看守人员走进房间时，李立三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李立三尸骨未寒，第二天，即6月23日，李莎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捕，投入监狱。罪名是：苏修特务李莎在批斗会上命令李立三自杀成仁。

李立三的遗体被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送进了火葬场。没有任何人给他送行，也由于没有家属，火化以后，他的骨灰没有保留，被当作垃圾随意扔掉了。曾经担任过中国共产党负责人的李立三，最后竟落得这样的下场！

李立三去世后，60多位无辜者受株连被捕入狱。

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控制的“李立三专案办公室”，大搞李立三叛国集团专案。康生、江青频频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

直到1975年8月，“中央三办”还认定李立三是“苏修特务分子”。

1975年，他们把关在牢里8年的李莎放了出来，押送到农村改造。受到牵连的几十个人也先后出狱，但不作结论，草草了事。直到1980年，党中央才重新审查了李立三的问题。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根据大量不可抹杀的事实，中央推翻了林彪集团、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李立三等人头上的一切罪名。

千锤百击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留得清白在人间。

这是明代爱国将领于谦的《石灰吟》。李立三生前十分喜爱这首诗，曾将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多次反复吟诵。实际上，这首诗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负责人李立三一生的写照。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8期 求实的乌兰夫　作者：周而复

1942年冬，我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文协分会（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写作一段时间，组织上调我和艾青、杨朔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编在党校三部，参加整风运动。

在党校一部，我认识云泽（乌兰夫）同志。他为人忠诚，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襟怀坦白，肝胆相照，接触几次以后，我对他十分敬佩。当时，他担任延安民族学院教育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委员会主任。他是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位杰出的领导者。

一

1945年11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乌兰夫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各盟、旗等蒙族代表大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团结内蒙古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群众团体。次年4月3日，在承德他又成功地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四三”会议，将内蒙古东部和西部的自治运动统一起来，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动自治运动健康发展。1947年5月1日，在乌兰浩特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选出临时参议会与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宣告我国第一个民族区域自治区的诞生，为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确解决民族问题创造了范例。《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组织大纲》的颁布，使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初具规模。

从1947年到1966年期间，内蒙古自治区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都是在乌兰夫的领导下，根据党中央政策方针进行的。周恩来总理赞扬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的模范自治区；为全国民族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互相帮助，共同繁荣，共同发展，是乌兰夫在民族问题上始终如一的基本思想。在内蒙古民主改革中，他提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等一系列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政策，团结了少数民族各阶层，保证了民主改革顺利进行。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对牧主实行如同对民族资产阶级一样的赎买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上要“稳、宽、长”，要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努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梅毒，制止人口下降的趋势，保证内蒙古人民健康成长，有效地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经济，抵制乱开垦牧场，保护牧畜业，建立以包头工业基地为中心的内蒙古工业体系，使内蒙古由贫困落后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实现各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团结蒙古族各阶层，加强蒙、汉和各族间的团结。

根据多年领导民族工作的经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他发表《民族区域自治光辉历程》鸿文，论证我国民族关系六大特点，说明我国为什么只能采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而不能采取其他政策：第一，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长期存在，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基础；第二，民族杂居和相依共存的状况，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利条件；第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国际环境，决定了民族联合是民族解放的前提，维护国家统一是确保民族自由的前提；第四，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形成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力量；第五，各民族人民长期共同进行革命斗争，创立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基础；第六，资源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统一国家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实现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历史的选择，合乎国情，顺乎民心。

乌兰夫特别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没有完善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保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难于落实，必须用法律来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保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贯彻执行。他向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他奉命组成起草小组，亲自领导。这个民族区域自治法草案易稿17次，凝结乌兰夫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施行了。

二

1944年延安整风学习尚未结束，周恩来同志约我谈话，调我去重庆《新华日报》和党刊《群众》工作，以后又派我到香港工作一段时间。1950年3月，我代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到北京出席全国第一次统战工作会议，才又见到乌兰夫同志。其间，我们六年没有见面。这时，乌兰夫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民委党组书记和副主任委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内蒙古分局书记。他主要工作在内蒙古，但也常到北京处理中央民委事务。他常和周总理和习仲勋副总理欢聚。习仲勋和乌兰夫是多年战友，他请周总理和乌兰夫副总理欢聚时，都邀我参加，共度周末愉快的生活。1961年春节，乌兰夫邀请习仲勋夫妇和我与曹禺夫妇前往呼和浩特参观访问，我和曹禺参观了王昭君墓，经过大青山、大草原，到了达茂联合旗乌兰图格人民公社，会见这个社一位蒙族老汉乌力吉景成。他过去是双重奴隶——不仅是章（过去的保甲长一类人物）的奴隶，也是主人的奴隶。解放后，翻身做主人，享受内蒙古自治区的平等和睦愉快幸福的生活。

可是好景不长，“十年动乱”的空前浩劫降临大地，在反革命“四人帮”迫害摧残下，少数民族地区未能幸免，祖国大地更加受到严重摧残。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任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乌兰夫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乌兰夫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受到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长期同我党合作的党外朋友遭到迫害，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民主党派以及有关人民团体被迫停止活动。这时统一战线系统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面临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要关头。

乌兰夫不顾年高体弱，根据中央落实政策的指示，为恢复和重建统战系统机构做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左”的错误思想相当严重，干扰党的政策落实。他排除“左”的干扰和种种困难，妥善解决“文革”遗留下来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他首先组织统战系统有关同志，研究恢复统战机构和统战工作问题，随后亲自主持统战系统全体干部会议，消除派性，加强团结，统一思想，落实干部政策，为大批长期蒙冤受屈的统战干部平反，恢复工作。瘫痪了十年之久的中央统战部，迅速恢复了正常工作。

他接着提出恢复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工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历史功绩和积极作用，希望他们尽快恢复工作。胡厥文、胡子昂等民主党派负责人听了乌兰夫讲话，无不情绪激动，欢欣鼓舞。乌兰夫亲自草拟报告，向党中央建议：恢复各民主党派与工商联活动，开展工作。党中央十分重视并且同意。1979年，各民主党派与全国工商联分别召开中断十多年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各自的方针任务，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才智的轨道上来，大力开展工作，在国家政治、经济、文教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机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十年动乱”中停顿了。1977年下半年起，乌兰夫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参加和领导第五届全国政协筹备工作。修改全国政协章程时，有人主张政协机构限于省、市、自治区一级，不要向县、市发展。乌兰夫排除“左”的思想干扰，充分肯定人民政协机构的积极作用，坚决主张人民政协机构应有较大的发展，有计划地在省辖市、县逐步建立人民政协机构，团结广大各民主党派与各界人士，开展工作，贡献才智，为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奉献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兰夫同志大力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决平反冤假错案，从政治上、思想上拨乱反正。“文革”期间，“四人帮”严重践踏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1978年下半年，乌兰夫派专门小组到上海等地区调查研究，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如归还被查抄巨额存款和其他财物、被占用住房、被扣减高薪，以及妥善安排适当工作，改善生活待遇等。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估算需款10亿元。由于“文革”破坏，国家财力困难，加上“左”的思想干扰，阻力很大。他从全局与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党的赎买政策，必须有始有终，说话应当算数。他亲自去上海调查，并和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向党中央报告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意见。党中央批转中共中央统战部报告，并电示各省、市、自治区切实贯彻落实。原工商业者闻讯，奔走相告，热烈拥护，欢欣鼓舞，赞扬中国共产党讲到做到，说话算数，大大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积极性，在国内国际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影响。

三

1957年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是建国以来制造的一次最大冤案。全国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其中有不少党的高级干部、专家、学者、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本人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劳改、劳动教养等处分，家属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酿成全国规模的悲剧。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12月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错划右派分子的平反改正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乌兰夫亲自过问历史上长期遗留的这个重大问题。最初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民政部联合制定一个文件，提出凡本人申诉的右派分子可以复查。乌兰夫认为这一做法不符合党中央关于坚决、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他召集上述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修改原来决定，重新制定彻底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文件，并在中央统战部设立上述有关部门组成联合办公机构，处理此事。

1978年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

1978年6月，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联合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明文规定：“凡不应划为右派分子而被错划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后，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工资待遇。生活有困难的，给予必要的补助。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

改正右派工作于1980年结束，除极个别人由于各种原因未予公开改正外，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

原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同志曾受到错误的批判，把“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等帽子强加在他的头上。“文革”中，康生、陈伯达和“四人帮”沆瀣一气，将中央统战部打成“修正主义司令部”，扣上“执行投降主义”的帽子。继李维汉接任中央统战部长的徐冰和广大干部受到残酷打击和迫害，徐冰冤屈致死。乌兰夫主持统战部工作后，首先从思想上拨乱反正，为统战部门工作平反。1979年2月，中央统战部向党中央报告，经党中央批准，正式宣布为李维汉同志平反，摘掉强加在他头上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等部门“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极大调动了广大统战干部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乌兰夫同志天各一方，互不了解对方的遭遇，诚如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乌兰夫许多罪名，其中一条罪状，诬陷乌兰夫秘密建立“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内蒙古大人民党”，在内蒙地区大抓“反革命的内人党”，乌兰夫首当其冲，蒙冤受屈，遭受种种折磨，更严重的是蒙族广大干部和无辜蒙族同胞广受株连，冤屈致死者数以万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提出在我党领导下，在内蒙古首先开展自治运动，以内蒙古自治区运动联合会的形式，团结各阶层，广泛发动群众，待条件成熟建立我党领导的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方针。乌兰夫受命由延安去内蒙古。这时由原伪蒙疆法院院长补英达赖为首在西苏尼特旗建立所谓“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乌兰夫带领一批干部赴西苏尼特了解情况，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揭露少数人分裂祖国的企图，争取多数，吸收进步分子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使这个“临时政府”解体。在此期间，周恩来称赞乌兰夫是“单刀赴会”，胜利完成任务。

内蒙古东部地区少数人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内蒙古国民革命党，1927年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后被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此时，上述少数人和伪满洲国兴安省一些高级官员重新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少数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蒙古青年也加入了。该党还建立“东蒙自治政府”。为了争取这支力量，中共中央西蒙分局曾派人进行大量工作，乌兰夫赴承德，亲自主持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自治政府”谈判，即“四·三会议”。这次谈判，主要解决内蒙古革命由谁领导和实行什么样的自治问题。乌兰夫分析国内、国际形势和内蒙古所处环境，各民族互相依存的关系，指出内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内蒙古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它必须随着全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在当时条件下，先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展工作，时机成熟，再成立区域性的自治政府。经过乌兰夫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他们接受我党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双方代表协商一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补充少数东蒙代表，并建立东部总分会，撤销“东蒙自治政府”。新建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宣布自动解散。

周恩来高度评价乌兰夫这次卓越的功绩，既撤销了“东蒙自治政府”，又解散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没有用一兵一卒，也未动刀动枪。事实说明乌兰夫坚持党的领导和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贯彻执行党中央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方针，它的影响远远超出内蒙古的范围。这一历史功绩将永远留在各族人民记忆之中。林彪和“四人帮”强加给乌兰夫的“罪状”，什么“新内人党”、“内蒙二月逆流”和“反党叛国集团”，完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否定所谓“新内人党”等冤假错案。1979年3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新内人党”、“内蒙二月逆流”等平反。我本人1986年也因一件冤案遭到批判，被开除出党。十六大前，经我申诉，党中央据此调查核实，予以平反，恢复了我的党籍。我衷心拥护和感谢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政策。

乌兰夫对党忠诚，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顾全大局，严以律己，宽厚待人。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是认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政策，按照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自觉维护全局利益。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总理对他说，志愿军需要战马。他立即把内蒙古一个骑兵师的马全部运往朝鲜前线。1961年困难时期，全国粮食紧张，他宁可自己领导的地区少吃一些，也要及时上缴国家粮食。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国南方地区有些孤儿没有奶吃，他组织力量把一大批孩子接到内蒙抚养，像爱护、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

专家、学者、作家到了内蒙古，乌兰夫亲自接待，介绍内蒙古情况，安排他们接触群众，深入生活，使他们了解党的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当时内蒙古“民族埙篪真协睦，农田禾黍好收成”。（郭沫若诗句）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乌兰夫还关心作家从事文艺创作。曹禺所写话剧《王昭君》，就是习仲勋和我与曹禺应邀去内蒙古参观访问时谈起的，乌兰夫建议我们去参观王昭君墓等处。回到北京，周总理知悉我们内蒙古之行，他建议曹禺撰写王昭君话剧，歌颂我国各民族团结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因“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干扰，耽搁十多年，直到1978年7月曹禺才写成《王昭君》五幕剧。此剧上演时，由曹禺陪同乌兰夫和我一同去人民艺术剧院观看。乌兰夫盛赞《王昭君》剧本和演出成功！

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乌兰夫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处理国事，日理万机，工作更加重要和繁忙了。

1988年12月8日，82岁高龄的乌兰夫离别我们骑鹤西去了。他虽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和民族团结、自治的思想及优秀的品质将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责任编辑方夏）

2003年第8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条文的几度变迁　作者：陆德生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们党早就确认并加以坚持的一个重要法治原则，在民主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性文献中便有这样的规定。例如1934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4条明确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的工农和广大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民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54年制定的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新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发生了反右派运动，随着“左”的思想日益发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重要原则，也遭到了错误的批判，说它是资产阶级法律观的重要体现，是不作阶级分析的错误论调，因此而被抛弃。“文革”期间，1975年修改的宪法，从根本上删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1978年又经修改的宪法，在“两个凡是”的思想支配下，仍然没有加上这条重要法治原则，这说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被视为异端邪说而遭唾弃。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小平同志总结长期以来在法律建设方面的沉痛教训，一再大声疾呼：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强调指出：“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不仅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原则恢复了名誉，重新确立为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为在1982年宪法中正式写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奠定了基础。

1980年8月18日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强调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进而提出反对封建特权的重大现实意义。他说：“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这里不仅重申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重要原则，而且阐明了这个原则的基本内容。大体来说，主要有这样四点：一是我国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不管是群众还是干部，不论现在职务多高，过去功劳多大，都应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的规定，平等地享有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二是任何公民触犯刑律，构成犯罪，都应毫无例外地受到法律追究和制裁，决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逍遥法外。三是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上，对一切公民应该一律平等。四是任何公民的合法权益，应该平等地得到法律保护，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侵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种强调法治的主张，在我国古代就有这种思想萌芽。法家人物一再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又说：“法不阿贵，绳不绕曲，刑过不避大臣。”“刑无等级，同罪同罚。”就国外来说，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伯里克里斯。他在赞誉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时说：“解决私人争执的这个方面，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但那时奴隶不被看作人，所以，这个原则只能在自由民中适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和原则，则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法学家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提出来的，并且在资产阶级制定的重要文献中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英国的洛克就说：国家应当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进行统治，并指出：“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威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政府论》)这一思想正式确认在宪法性文献上则是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法律对所有的人，无论施行保护或是处罚都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在资产阶级社会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与原则在实施中不能不大打折扣，具有一定虚伪性。但这个口号和原则毕竟是在法制建设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积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相对专制统治而言，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进步。

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长期以来，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就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共和国来说，先是肯定，后是否定，再后又是否定之否定。在新时期经过认真反思，在新的认识基础上肯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给它赋予了真实、深刻的内容，高度肯定了它的重大意义。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33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第5条)。这个原则在一系列重要法律中也都有充分的体现。事实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人类社会进步文化的共同成果，是惩治违法犯罪、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保证，是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的。当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从原则性规定变为普遍性现实，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条件和保障，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为坚持和落实这个法治原则而努力。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8期 胡风事件留下的思考　作者：夏永安

1985年6月8日，沉冤24载并于几年前才得到初步平反的胡风先生不幸病逝。1988年6月，党中央第三次为胡风平反，这一次胡风才得到彻底的平反，距今已快有15个年头了。

我与胡风既不认识，与胡风一案也无瓜葛。我也不懂文艺。但当年有一件偶然的事，胡风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烙印，我迄今记忆犹新。1955年春夏之交，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刚刚走上上课的讲台。有一天清晨，我上班时，听到人们在私下议论：我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谢韬被捕了，说他是“胡风分子”。我是个助教，在思想上很难把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同“反革命胡风分子”联系起来，并觉得十分突兀和怪异。这件事在我心灵深处划下了一个淡淡的、却难以抹掉的问号。

一直到30多年后，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于看到了一些公开出版的有关书刊，这个问号才慢慢得以解开。如李辉著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一次向我展示了许多足以明辨是非的翔实材料和振聋发聩的论断。这本书还引起我对胡风冤案“追根到底”式的个人探索的兴趣，至少也想弄个大体上的明白吧。

胡风一案留给人们的思考很多，我只提出一鳞半爪式的个人看法，以便抛砖引玉。

几组令人叹息不止的数字

1955年5月，胡风由于在不到一年前曾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蒙冤被捕入狱。1979年初，被释出狱。1985年6月逝世。胡风在世上生活了、为文艺和正义战斗了83载，其中24年，即将近一个世纪的1/4时间，是在牢狱中度过的。人生有几个24年！？

我们先看一组数字。

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两者之间仅相距7个月。同年4月，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同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从1955年2月12日到5月31日，更准确地说到5月16日胡风被捕之日，两者之间相隔108天，或93天，胡风问题便从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升格为“反革命分子”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1月，党中央通过对死者的评价，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央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如果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共33年！

这组数字中的时间跨度和上述为“胡风集团”定性的时间相比，何其长也！108天或93天，即大约3个月同7年9个月相比，其长度的差别一目了然。当然，简单的数字对比，无法概括事情的本质。但是这时间差毕竟太长，这其中的奥秘和甜酸苦辣，只有双方的局内人才能体会，我们局外人只能掩卷三叹。

且看另一组数字。

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关内容：“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

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3人计算，则共触及63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据有关材料揭露，和胡风或其他胡风分子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曾表示过对某一胡风分子作品的喜爱；由于同时并在同一地区搞过学运；为了一首小诗曾获胡风推荐而发表过；为了听过胡风主讲的一个专题；为了是胡风的妻妹；为了是某胡风分子的内弟……以上这些都是曾经受株连的罪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当年在胡风家乡，即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

上述“复查报告”中说共触及了2100人，实际上何止此数，受株连的可能成千上万！

定案时事实依据并不重要，一切服从“政治需要”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定性为反革命时，根据当时新公布的宪法，擅自搜查、没收、公布私人信件就是违法行为。即使从胡风等人的一些私人来往信件中，当时的有关领导人认定有些内容暧昧，甚至是可疑的迹象，起码的常识是要先调查核实，如确有真凭实据，才能把胡风及其集团定性为反革命。而不能先定性，先抓人，然后才用长达10年的时间来进行所谓调查、取证、判决。

例如由于贾植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消息全无，胡风想起贾说过去认识国民党官员陈焯，就去信给阿垅，希望他利用国民党内的关系找到陈焯，以保释贾出狱。而“材料”摘引者却断言：“由此，可以看出胡风及其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们的亲密关系。”1980年公安部在复查报告中对此作了澄清：“胡风曾写信给阿垅找陈焯营救贾植芳事，经查，陈焯与胡风、阿垅均不认识。”事实上，因阿垅不认识陈，没有去找陈。因此说胡风及阿垅同陈焯有“亲密关系”不是事实。又如贾植芳被错判为“汉奸”，实际上他曾向我方提供过日方情报，后来还被日本人抓起来过，说他是搞策反的，被关了几个月。另一位受株连的绿原，原来材料中被写成是同国民党特务机构及美帝国主义有勾结。后来查明他根本没有去过中美合作所工作，而是听取胡风劝告后逃离重庆。此外，在公布的一批材料中，有一封胡风给冀的信，被称为写于195×年6月16日，其实是写于1946年6月16日。这一明显的“误植”，是有些人企图把解放前的事硬说成是解放后，借以证明这些人犯有“现行反革命罪行”……

以上只是当时某些办案人想当然，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胡乱编排的少数例证，其目的是要给胡风等人定罪。在某些人心目中定罪的事实根据并不重要，一切要服从“政治需要”。

如果“不唯上”“只唯实”，此冤案有可能避免发生，这有不少历史事实可作佐证

当时，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对定胡风为“反党集团”认为证据不足。文艺界也有些负责人对上面领导的一些有关批示，觉得很突然，不能理解，一时难以接受，并曾向文艺界一位领导反映过他们的心情。但这位领导人回答说：“不应该接受不了，而应该努力接受上面领导的指示。”“不是上面领导提得高，而是我们的思想同上面领导的思想距离太远，太大，我们应该努力提高自己，尽量缩短同上面领导思想的差距。”有一天，当周总理被告知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登的一份胡风的《我的自我批评》确实是《人民日报》排版的差错，即刊登的不是胡风检讨的最后定稿，而是检讨的第二稿，再加上第三稿后面附记时，总理曾打电话给人民日报社社长，要求为此事发表一篇检讨。结果，文艺界一位领导人经请示上面领导后，回来传达上面领导的指示说：“上面领导说什么二稿、三稿，胡风都成了反革命了，就以《人民日报》的稿样为准，要《文艺报》照《人民日报》的重排。”文艺界那位领导还说：“上面领导定了，就这么做吧。”

根据有关资料，1956年的下半年，大概是为了审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开过一次三长（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联席会议。会上，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的领导同志认为：把“胡风集团”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经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宣部领导人，并说党内对胡风问题有不同意见，是否开一次十人小组（为了适应开展肃反运动的需要，经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将中央五人小组扩大为十人小组，组长仍为中宣部领导人，增设副组长，由公安部领导担任——笔者注）会议谈谈，中宣部领导同意开会，并确定了开会日期，可是会议通知发出后一两天，中宣部领导就到外地视察工作去了。又隔了几天，文艺界一位领导用电话通知王康（时任十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笔者注）说，他和公安部领导商量后认为胡风反革命案是上面领导定的，怎么能够讨论？！决定这个会不开了。

另外，根据参加1980年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进行复查工作的同志说，他们在这次复查工作中，除去对个别问题在北京向有关人员就近补充调查外，没有再进行过什么“外调”。后来，复查人员在公安部党组领导下，研究了全部胡风专案材料，作出了结论，形成了中共中央批转的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该文件最后的结论是：“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应属错案错判。”这一结论所根据的材料，50年代反右斗争前已经齐备。（着重号是笔者所加——笔者注）上边这两句话是王康同志自己写的补充说明。

另据王康同志分析，当时中央十人小组两位领导同志并非对上述情况不知情。因为，1955年下半年去南京档案馆查阅国民党机密档案的同志，回来后就把敌伪档案中记载的有关胡风的情况（就是上述复查报告中所引用的材料）向公安部领导写了书面报告，领导人不会看不到这个报告。1957年反右斗争开展后不久，在上面领导又一次催促对胡风进行公审判决的情况下，公安部领导又一次召开了“三长”会议，讨论如何审判的问题。据有关知情人说，部领导在这次会议上虽然开始表示把胡风集团作为与美蒋有密切关系的反革命集团是勉强一点，他又说这是上面领导亲自定的，大家看怎么办？最后，他说还是按上面领导的意见办吧，反正是反革命嘛！至于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反右斗争开始后不久，不止一次地在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上说：胡风问题（意思是指胡与美蒋有密切联系与事实不符）解决了，胡风本来是老右派嘛！……据此，王康同志认为胡风集团冤案之所以不能及时平反，中央十人小组的两位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另一些事实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当时当局者有点“理亏心虚”。如林默涵同志回忆有关情况时说：公安部一位领导曾经告诉过我，上面领导曾多次催促对胡风一案应迅速判决，不能老是这么关着。可是此案难以了结。

1965年11月26日，胡风被关押了10年以后，终于要给胡风判刑了。“判处被告胡风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六年。……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根据胡风夫人梅志回忆，那天宣判的干部侧着头很注意地望着她，并一直在等着她说是否要提出上诉。后来当梅志表示不再上诉时，那位干部显得很满意的样子，就匆匆地夹着皮包走了。这就说明某些领导人企图通过梅志做工作，与胡风达成默契，不要再上诉。

我们回想当年把胡风等人作为反革命抓起来时，在全中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声势浩大的口诛笔伐。事隔十年的“调查核实”，有关人员居然希望“犯人”作出不上诉的承诺，宣判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而且是“静悄悄”的。可见，先定性，先抓人，然后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取证”，并未有实质性的结果，否则就不会有上边所述的那一段“精彩的表演”出现。

当年，如果我们某些领导人还有一点社会主义法制观念，还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原本可以就此下台阶。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某些人心目中，长期迫害并关押一些作家、教师“事小”，株连许多人也是“事出有因”，而涉及上面领导的个人威信“事大”。当时的个人崇拜之风，其实质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上边，某个人的专制主义，在下边，一些负责干部对上的愚忠，到了“文革”时期，便恶性膨胀，终于达到了顶峰，而且祸延整个神州大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之谓也。

人间自有真情在

胡风失去自由长达20多年。他的身躯虽然与世隔绝，但他的思想在可能条件下有时候仍在诗的海洋里翱翔。如在狱中他长期默默吟诵自己在心中谱写的一组“怀春曲”，借以抒发在单人牢房内胸中的郁闷，并表达对亲人和友人的怀念。

这里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胡风夫人、作家梅志。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她的存在和关怀，胡风在饱受长期的牢狱之灾，经受种种肉体，特别是精神上的折磨和凌辱后，能否活着走出牢门是个大问号。

梅志本人在胡风被捕后随即被关入牢中。此后，她度过了“囚犯”（被错判为“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半囚犯”（刑满释放留在劳改茶场劳动）和“伴囚”（奉命在狱中照料胡风的生活）长达18年9个月的与胡风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受尽煎熬的生涯。她身体瘦弱，但意志坚强，思想敏捷，又比胡风懂得一点人情世故。由于她的关心和机敏，有几次，胡风在狱中才免于同死神碰面，还少受了一些痛苦和凌辱。如有一次，如果不是她及时发现胡风从一高台阶上跌倒，她拼命地搀扶他起来，并送回屋内，胡风很可能从此“一蹶不振”。还有几次，如果不是她及时求助狱中的医护人员来抢救急病中的胡风，恐怕后者的生命也“岌岌可危”了。特别是胡风于1970年初，由于两条莫须有的罪名，被改判无期徒刑后不久，得了严重的心因性神经病。从此，他长期患有恐怖症，一直到出狱后，虽经治疗，仍时常发作。在那一段时间，梅志既要尽力照顾胡风的日常生活，还要时刻防备胡风犯病时对她在精神上的“干扰”。梅志在有关的回忆录中对此作了详尽而深情的描述，读后令人唏嘘不止。

另外，有几次，梅志为了胡风好，善意地劝他不要写一些“不合时宜”的交代材料或思想汇报，因而受到胡风的误解和斥责。对此，梅志只好把苦涩的眼泪往自己肚子里流。其实，梅志十分了解胡风的为人和秉性，她深知胡风有时想问题比她自己想得深远，胡风的内心苦闷和怨恨丝毫不比她自己少。但胡风还是胡风，你虽然是胡风夫人，有时也改变不了他那心胸坦荡、正直倔强的性格和他那置个人安危生死于度外，一贯追求真理的执着劲头。

1966年夏天，四川公安厅某负责人找胡风叫他写揭发文艺界一位领导人等问题的材料时，他除了写了一篇应景式的思想汇报外，还通过梅志的回忆说了他的心声：“不管报上说得怎样吓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违心地说别人的坏话或好话，是怎样就怎样说。”

胡风在狱中始终不承认犯有反革命罪行，因为他自己始终找不出有那方面的事实。由此可见，“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名言，胡风做到了。

除了梅志外，还有许许多多的胡风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在不断地关心并同情胡风的命运。其中如他的老友、古典文学家聂绀弩及其夫人周颖，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他俩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各种方式给予胡风夫妇以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

在1955年5月25日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吕荧毅然上台，力排众议，认为思想领域里的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胡风不是反革命，当即遭到斥责围攻被赶下讲台，不久后被隔离审查。这位特立独行的勇士，终于在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含冤逝世，但他的胆识和智慧将永远留在人间。

胡风出狱后，他的一些历经劫难而幸存下来的难友们，先后与他重逢，祝贺他的新生。在胡风生命之火熄灭前不久，作家路翎托人捎给胡风一个沙丁鱼罐头，因为路翎知道胡风最爱吃沙丁鱼。这罐沙丁鱼浓缩了一名“胡风分子”，曾经“通身发光”的、才华横溢的作家对胡风老人深深的敬重、爱戴和感激之情。

我的最后一点思考

我衷心地感谢李辉写的那本书《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它初步帮我解开了存在我心中的那个历时久远的疑问，它给我带来了无以名状的震惊与喜悦。我认为李辉的良知、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敏感，使他自觉地、勇敢地担任起这个当时来说还充满荆棘而又不易讨好的写作任务。此后，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我没有觉得对胡风的认识和思考可以结束。历史不会穷尽，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思考同样不会穷尽。”对此，我深表赞同。

胡风一生历经坎坷，他在顺境中和在逆境中，都能始终坚持做人的根本原则：正直、真诚、求进步、是一说一、是二说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党性的最高准则不也是实事求是吗。一位经历过“文革”风暴的高级干部曾这样评价胡风：“做人就应该像胡风这样。”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一个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个政治开明，法制健全的社会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彰显人格风采的根本前提。

但愿胡风一生做人的榜样和他的人格魅力永远闪烁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8期 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由分歧到屈从　作者：徐光寿

陈独秀在一生64个春秋中仅仅去过两个国家：日本和苏联。青年时代他五次前往日本，主要为了进行政治避难并寻求真理。按照中央决定，1922年11月至1923年1月，陈独秀曾经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是陈独秀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前往苏联。他为什么要去苏联？在苏联期间做了些什么？苏联之行对他到底有哪些影响？这些问题的确值得去深入细致地探究，但是，直至今日尚未发现国内有专门研究陈独秀此行的文章。

会前：纷繁复杂的现实困惑 梦寐以求的苏联之行

自1920年2月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被推选为中央局书记。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从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关系便正式成为上级与下级、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中央也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其组织原则和管理条例，当然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一切决定。

在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前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已经出现了第一次严重的意见分歧——对孙中山国民党性质的认定和建立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

据杨奎松先生考证，中共成立伊始，陈独秀就早于党内其他领袖提出过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而且也多次发表文章，提出中共要与孙中山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为此，党的“二大”在陈独秀的主持下还通过了一个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当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曾直接向孙中山建议，组建国共两党的党外合作联盟。但是，这些主张和建议都被固执己见的孙中山严词拒绝。孙中山坚持认为，在中国只有国民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党，三民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资本主义才是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国共合作只能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方式进行，从而关闭了联合战线的大门。这既让年轻的共产党人难以接受，也让渴望中国革命高潮尽快到来、努力维护苏俄远东地区安全的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十分着急。考虑到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有过先例（共产国际“二大”期间，列宁就认为英国共产党加入英国工党，有利于英国革命运动的开展），在听取了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马林的汇报和建议后，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当时列宁正在患病）迅速作出了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的决定，而且授予马林以指导中共中央一切工作权力的尚方宝剑。

受共产国际的指派，马林列席并指导过中共成立大会，对中共的及时成立给予了帮助。在中共“二大”召开之前，他已于4月下旬回国述职并寻求支持。因为在回国之前，马林曾经数度向陈独秀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提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马林建议的前提有两点，一是这个只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织如果不在组织上同国民党结合，其宣传工作的前景将暗淡无光；二是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包括中国工人阶级在内的，集知识分子、侨民、士兵在内的群众性大党，有着长期的革命历史，丰富的斗争经验，而且还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不知当时陈独秀是否为此与马林发生过激烈的口舌之争，但马林的提议遭到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中央坚决的拒绝确是不争的事实。为此，陈独秀还曾专门致信维经斯基，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此次马林卷土重来，早已是重任在肩，大权在握，自然是来者不善。

应马林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陈独秀等中共领袖都参加了会议。如今事过境迁，当年在会前和会上激烈辩论的情景已经难以复述了，但最后的结论是确定无疑的——通过了党内合作的方针。综合一些与会人员会后的追忆可以得知，最终还是由于马林搬出了共产国际指示这一尚方宝剑，当然也是出于对共产国际权威性的尊重，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央委员们改变了抵制态度，同意有条件地“暂时支持国民党”。对于陈独秀的这次重要转变，著名学者任建树先生在《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中写道：“这大概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他不愿意——至少是当时不愿意做的事。一位个性倔强、脾气暴躁的人被降服了。”

为了以实际行动支持共产国际的决定，陈独秀在会后不仅率先加入了国民党，而且他还发表多篇文章，一律按照马林的观点公开地宣传国民党，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不合共产国际观点的意见，但由于当时他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崇高声望，因而他在公开场合的态度转变，倒是十分有力地推动了党内其他同志的转变，从而能够大大加速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加入共产国际以来，将要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大会。作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带着几分向往，也带着几分迷茫，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行程。

会上：阐述中共政治主张 热情帮助革命青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实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转变：学习目标从法兰西转向俄罗斯，斗争形式从思想启蒙转向政治革命，启蒙对象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陈独秀对俄国革命的了解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李大钊等先进人士和《民国日报》等进步报刊对十月革命及苏俄情况报道的间接了解，一是通过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长期接触和深入交谈而直接获得。特别是第二个途径对陈独秀影响更大，从1920年5月至12月，陈独秀接待了由李大钊介绍从北京来到上海的维经斯基，半年多时间的密切相处，不仅足以使他加深对于十月革命的全面认识，而且足以提高他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因此，在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来华的所有代表与顾问中，陈独秀最为信任的就是维经斯基。

对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了解愈多，陈独秀前往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的故乡苏俄的愿望就愈强烈。党内一班年轻同志中，早有张国焘、张太雷、瞿秋白等都已经去过，还有陈独秀自己在建党前后亲手送往苏俄的革命青年正在那里留学，有的还曾幸运地受到列宁的亲自接见。作为党的领袖，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也就顺理成章了。

陈独秀此行的主要使命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汇报中共中央对待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的意见，听取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大会于11月5日正式召开，他们到达时，大会已经开幕三天了。

也许是该说的话早已对马林说过，或者已在此前的文章中表达过，或者已经通过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反映过，也许更简单的就是陈独秀自感普通话说得不好——总而言之，陈独秀一行起初只是听，既听取了病中的列宁致大会的书面贺词：当前共产国际的“主要任务仍是争取大多数工人”，又听取了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拉狄克针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作的大会发言，边听边思考。代表中共中央代表团在大会上作正式汇报的不是陈独秀，而是刘仁静，题目是《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综合起来，陈独秀在会前和刘仁静在会上表达的主要观点如下：

客观分析了国民党内的阶级构成和政治派别。他写道：国民党员百分之七八十都是知识分子和小商人，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工人，主要成员都是钻营家和官僚，只有孙中山一个人算是真正的革命家；国民党员思想保守，迷信武力，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总是期望通过武力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国民党内部派别复杂，特别是陈炯明与孙中山两派之间矛盾重重，斗争激烈，陈炯明还发动了推翻孙中山的政变。

重点阐述了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政治意图和斗争策略。他指出：中共加入国民党，只是暂时支持国民党，其主要意图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纠正国民党接近张作霖和日本、单纯依靠武力的错误，向国民党内的工人分子宣传，使他们了解国民党并不真正是为无产阶级利益而斗争的政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工人阶级的基本依靠力量，工人阶级具有彻底的战斗精神，工人运动前途广阔，以促进国民党内的工人分子的觉悟并参加国民革命。归纳起来就是：第一，通过对国民党内工人的宣传，把他们争取到共产党这边来；第二，摆脱孤立局面，把群众团结到共产党周围，一面向帝国主义斗争，一面分化国民党。

但是，陈独秀这些想法显然只是一厢情愿，共产国际却不愿接受，因为违背了共产国际主张实行党内联盟的初衷。拉狄克的发言严厉批评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号召中共“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不仅到工人群众中去，不仅到苦力中去，而且也到已被这一切事件激动起来的农民群众中去。”这当然是正确的意见。但他首先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只是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项，忽视了中国革命所具有反对本国封建势力的一面；而且他还武断地否认了在中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竟然说出“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历程。”拉狄克最后提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在于，把工人阶级正在形成的现实力量统一到组织年轻的工人阶级，对孙中山的国民党采取明智的态度，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总之一句话：共产党要独立从事工人运动，必须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按照拉狄克发言的精神，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的策略》和《东方问题提纲》。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听取了马林的报告后，又专门就国共两党关系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这些决定和指示对于进一步转变中共领袖们对于国民党的态度，推动国共党内合作，显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无论是马林还是拉狄克，他们在评估中国革命力量时，都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贬低共产党而抬高国民党。而且，在关于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和工作重点问题上，会上的发言和会后的决议显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是在革命过程中为了社会革命的目的而去组织无产阶级，还是全力以赴地帮助资产阶级首先实现民族革命？这一个偏见、一个矛盾的存在，对中国共产党人以后的革命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陈独秀正是带着这种不愉快、不明白的复杂感受离开莫斯科，结束此次苏联之行的。

会议期间，陈独秀所作的第二件事，就是安排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生活学习都很艰难的一批青年共产党人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一批有志青年来到法国勤工俭学，探询革命真谛。这批青年中，既有来自全国各省的青年学生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王若飞和邓小平等，更有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他们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边工作边学习，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法党组织，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发起爱国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的建党工作和革命活动。

陈独秀对于进步青年一向十分关怀，认为青年是革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对于自己的两个儿子，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鼓励他们自闯前途。早在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延年和乔年从家乡安庆来到上海，小小年纪就被迫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自谋生计。他俩食则粗饼，饮则自来水，与工人同作同息。友人埋怨陈独秀心肠太狠，他则不为所动，处之泰然。延年和乔年离开祖国3年多，思想进步很快，在留法学生中很受尊重，不仅双双加入了共产党，而且还逐渐成为革命骨干和领导人才。所有这些，陈独秀都了然于胸。此次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开会期间，陈独秀接见了从法国来此的青年学生萧三，得知在法国的同志学习和生活的困难都很大，在和苏联有关方面交涉之后，便写信给留法学生的负责人赵世炎等，提出让留法的同志分批来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赵世炎等接到陈独秀的信以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确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12人第一批来苏联学习，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留法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问题，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宝贵的优秀人才。

共产国际“四大”在完成了预定的任务后，于1922年12月5日闭幕。大会闭幕后，陈独秀与瞿秋白一起回国，于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中共中央所在地。短暂的苏联之行遂告结束。但不可否认的是：陈独秀原有的困惑并没有解除，反又增加了新的困惑。在国民党内部实行党内合作方针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应该如何从容应对即将到来的复杂局势呢？

会后：倾心服膺共产国际沉痛总结失败教训

虽然自己的思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党的政策策略也没有正式确定，但现实政治中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必须尽快建立，这是莫斯科的拉狄克与来华的马林的共识。国共合作也符合共产党的利益。陈独秀边观察边思考，虽然也曾提出过一些正确主张，但并不能得到贯彻实施，因而无论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中，都只能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的意图和指示。直到大革命失败甚至被开除党籍以后，陈独秀还连称自己“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悔恨不已。

早在共产国际“四大”期间，他就草拟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对于当前实际问题之计划》的书面报告，阐明中国目前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其基本精神是：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民主派，共产党需要和他们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不仅要防止他们的妥协，更要“保持我们完全的独立性”。显然，此时陈独秀的认识与共产国际“四大”的精神是吻合的。陈独秀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快，除了对于共产国际指示的组织服从因素外，自己理论不够成熟恐怕才是决定的因素。

陈独秀刚刚回到国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随后到达。决议全面表述了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国共合作问题的观点，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尽管决议再度强调了共产党人要抓紧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建立工会，以便为建立强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准备基础的要求，但是又特别提醒中共中央说：“中国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共产党需要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该留在国民党内，以便“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他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不仅如此，为统一领导中国、日本和朝鲜的革命运动，1923年1月10日，共产国际决定在海参崴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任命马林为共产国际东方部海参崴局第三号人物，从而在组织上确认了马林对于中国情况的权威地位和对于中国革命的领导作用。

几乎与此同时，苏俄政府的特使越飞也在中国南方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紧张的谈判，联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所持观点与前述共产国际决议完全相同：支持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共产党人应该通过国民党开展一切工作。

显然，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政策已经愈来愈清楚地昭示了这样的逻辑：帮助中共是为了国共党内合作，党内合作是为了支持和改造国民党，支持和改造国民党是为了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壮大国民党的力量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是为了牵制和削弱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的力量，最终还是为了维护苏联的国家安全特别是远东地区的安全。从此，国共合作服从并服务于孙苏联盟，孙苏联盟逐渐代替了国共合作，单纯的苏联国家利益已经代替了列宁一贯倡导的国际主义精神。

因此，无论在国共合作建立的过程中，还是在国民革命期间，陈独秀都要从孙苏联盟的大局出发，小心谨慎地处理好自己的意见与共产国际代表意见之间的矛盾，实则中国革命与苏联利益之间的关系。为此，陈独秀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按照共产国际意图发表多篇文章推动国共合作建立。在整个1923年间，他先后发表数篇重要文章，虽然也对国民党的一些政策进行了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论述了诸如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国民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帮助国民党、社会主义革命只能等到国民革命胜利之后才能进行等后来被称为“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这些文章既是为了消除一些国民党党员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抵触和反对，也是为了推动心存疑虑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转变态度参加国民党。总之，就是为了推动党内合作的尽快形成。

二是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中数次服从共产国际意见。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陈独秀先后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结果都因共产国际代表的反对而作罢：第一次是戴季陶主义出台，他建议“应该即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遭到国际代表和中央其他领袖的反对；第二次是中山舰事件发生，他又建议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被维经斯基和中央多数意见否决；第三次是蒋介石叛变革命，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么放弃领导权，要么和国民党决裂，但遇到的是大家的一片沉默。在马日事变发生至汪精卫叛变革命，他又先后两次提议中共退出国民党，但又被鲍罗廷以国际纪律以及中央多数意见拖延下去，直至国民革命最终失败。关于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三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问题，笔者将有专文论及。

当然不能说，在这些问题上陈独秀的意见都是完全正确的。但以上大量事实至少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共产国际“四大”召开期间和闭幕以后，陈独秀倾心服膺共产国际的指示，完全尊重了共产国际及其在华代表的意见。

值得注意的是，在“八七会议”召开、陈独秀离开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曾经建议陈独秀前往苏联，参加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并出席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也就是说，在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的五年之后，陈独秀又将有机会前往苏联。不知是与共产国际积怨太深，还是已经另有所思、另有所图，总之，他坚决地拒绝了。陈独秀经过两年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在移居上海，接触了留苏归国学生带回的苏共党内反对派托洛茨基有关中国大革命方针的言论之后，陈独秀似乎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他了解到苏共党内指导中国革命方针的分歧和矛盾，感到中共自共产国际“四大”以来所执行的方针和政策的错误，在感情上和思想上将托洛茨基引为同路，这为他最终被开除党籍埋下了伏笔。

鲁迅先生曾经将陈独秀比做一间门上大书“内有武器，来者小心”的火药库，此言果然不虚。陈独秀亦自称从来不说不痛不痒、无关紧要的话，只愿说极正确和极错误的话。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就是缺少韬略。

真正激化他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矛盾的，还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陈独秀给中央写的三封信。他在信中历数中央宣传口号和实际政策的错误，建议作出修改。作为党员给党的中央写信，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关键并不在此，还是在于他坚持要求中央将他的来信在党的报刊上公开发表，以期引起党内的讨论。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央综合陈独秀的言论和行动，于1929年11月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不过，这已是后话。

此后，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再次劝说陈独秀前往苏联，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并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他还是选择了继续留在国内。其实，在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后，被调往苏联，这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安排，但陈独秀做不到。他在认真反思之后写下了《告全党同志书》等材料，不仅公开表达了从共产国际“四大”以来他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分歧，也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不仅能使我们获得研究大革命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而且能使我们对那个时代陈独秀的心路历程了然于胸。

陈独秀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行程是短暂的，但是，无论是就中国革命来说，还是对陈独秀本人而言，此次苏联之行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8期 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与实践　作者：周新国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统治了270多年的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时，辛亥革命也推翻了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等级标志为核心的服饰体系。就这一方面而言，“辛亥革命划时代性的最明确的在服饰上反映出来”。

服饰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服饰则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左传》定公十年疏里曾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称华。”华夏作为礼义之邦，服饰之功可谓大矣。它不仅具有御寒护体之效，且有着事关“王者改制，必易服色”，以及“易人心、成风俗”的政治作用。《周易·系辞》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即反映了这一方面情况。《后汉书·舆服法》也载：“夫礼服之兴，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故礼尊尊贵贵，不得相，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顺则上下有序，德薄者退，德盛者缛，故圣人处于天子之位、服玉藻邃延，……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

中国传统服饰自周秦以来的核心是以朝廷冕服为主体的等级标志和文化象征。纵观中国近现代直至当代的服饰改革历史，至少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自晚清至1949年为第一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段，1978年至现在为第三段。而在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里，如同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一样，在近代服饰从传统走向近现代演化的浪潮中，孙中山先生不但是革命的先行者，而且也是近代服饰改革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把变革服饰同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紧密联系，率先着西服，此后又亲自设计创造了中山装。历史证明：孙中山不仅是忠诚的革命先驱者，同时也是一位倡新风、除陋习、主张移风易俗和服饰改革的新文化倡导者。

孙中山早期服饰改革的思想与实践

我国自秦汉以来直至宋明前，男子束发于顶，身着宽袖袍服，虽色彩、服制代有变异，但其基本特色和实质则是代代相沿。清军入关后，强令男子剃发、蓄辫，统一着马褂、长袍，尤其是辫子，成了民族压迫的标志，被人贻笑为“豚尾”、“半边和尚”。

在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直至辛亥革命前有不少志士仁人不同程度地呼吁“王朝改制，必易服色”，其中如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则只是针对清王朝服饰而提出恢复汉服即传统服饰的主张，因此，太平天国的服饰改革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并不具有近代意义的革命性的根本变革。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宋恕等人明确提出：“非易其礼服，不能易人心风俗，新政亦不能成”，企图对周秦以来的中国传统的服饰以朝廷冕服为体的等级标志进行改革，他们甚至将此与政治改革联系起来，提出：“三始之前，尚有一始，则曰：欲更官制、设议院、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因此，可以说，康有为等资产阶级维新人物虽已认识到服饰改革的重要和必要，但由于变法的很快失败而未能作进一步的阐述和改革实践。

孙中山通过其革命的实践和对世界潮流的考察，对服饰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要比康有为等维新派深刻、强烈而又系统，而在服饰的实践中的表现则更加大胆、热情而坚定。

在孙中山看来，清朝的辫子和服饰是清王朝专制统治的象征，改革服饰既是反清斗争的政治需要，也是进行民族和文化革新的需要，服饰改革既是社会变革，同时也是政治革命。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之际，他在《兴中会宣言》里就已明确指出：“中国软弱非一日矣！……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这里的“冠裳”，就是指的中国服饰文化。在他看来，冠裳的落后，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落后，冠裳的被轻视，实质上就是中华民族与中国的被轻视。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革命，从而将冠裳改革与政治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

1895年孙中山等人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等人被迫逃亡日本的横滨，并在横滨“剪辫、易西服”，显示了同清王朝的决裂，也表明了变革服饰的决心。

此后，孙中山拟赴美进行革命活动，但美国政府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劝告孙中山不宜冒险前去。此时孙中山已换上西服，并说自己是檀香山出生，便获得了护照。据梅斌所著《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一书载：“他天天出去都是穿西装，打领带，我们华侨当中有些是着唐装的。”

1904年8月，孙中山在《支那问题真解决》一文中揭露满贵族的民族压迫政策时指出：“满洲人强欲压制，遂不得不为种种残忍之政策：鞭笞丁壮，及于老弱；火其居、夺其产；逼之从其服制。由剃发令之下，总其所杀戮以亿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是与反清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911年12月27日，孙中山在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和商谈组织临时政府问题时明确指出：“从前改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明确表明了其学习西方改革服饰的决心，从而形成了孙中山早期改革服饰思想和实践的基本特色。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与实践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3月5日其在《命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令》中说：“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从腥膻之俗……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行，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同年4月1日，孙中山在武汉与牟鸿勋、李四光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八大政纲，曰：“一搜罗人才；二建设议院；三订办选举；四绘制服图；五研究官制；六改编军队；七厘定饷章；八振兴利源。”其中“绘制服图”，变革服饰就是孙中山在民国肇建之始视为最重要的八大政治纲领之一。

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解职时曾向参议院的议员们建议：“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须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其中改革服制、剪辫、放足、改称呼等都是孙中山主张的改革内容。

应当注意的是：民国初年，由于帝制倾覆，共和告成，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解放。因此，改革不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习俗，亦随之而蔚然兴起，“‘改良’二字成为当时人的口头禅”，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出现了许多千变万化、光怪陆离的景色，所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更；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等；就服饰而言，更是层出不穷，“西装、东装、汉装、满装，应有尽有，庞杂至不可名状”，各色各样，各式各装，“洋洋洒洒，陆离光怪，如入五都之市，令人目不暇给”。

而在这中间尤其应注意的是：由于“革命巨子，多半由海外归来，革冠革履、呢服羽衣，已成惯常，喜用外货，亦不足怪。无如政界中人，互相效法，以为非此不能侧身新人物之列。”“官绅宦室，器必洋式，食必西餐。无论矣，其少有优裕者亦必备洋服数袭，以示维新。”城市乡镇“人士趋改洋服洋帽，其为数不知凡已”。其中如：武昌起义不久“汉口……多穿洋式衣服”，甚至连东北奉天（今沈阳）“都市少年喜署西装”，形成了相当多的城市乡镇“男子不可少的东西：西装、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个”。

各地西装盛行，使西装及衣料买卖大为兴隆，沿海一带“绸缎铺估衣店闭门贴招，盘外国细呢，西式新衣，列肄相望，无论何店，皆高悬西式帽”。同时，由于西装盛行，使得西装衣料供不应求，不得不大量进口。武昌起义后，“武昌各地，因改西装衣履冠服输出金钱已逾二千万。又据载海关调查：津埠春季进口之洋服洋帽二项，已达一百五十万两，一埠如是，上海各处可知。”

为此，中华国货维持会在1912年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各省光复，服制自应议改，惟绸货滞销，工商交困，军衣已颁呢制，其礼服礼冠请定国货，便帽常服听民自由，以准商业而杜漏卮。”由此可见，当时推行用国货来改革服饰不仅有政治意义，而且还有着支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意义。

与此同时，由于民国肇建，外事活动日多，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均无统一礼服，不少地方及商会均致书电政府希望统一礼服，如上海商会王君即上书沪军都统，“中央政府成立而冠服尚无定制，现担任行政职务者，与外宾交接仅服旧时便章殊不庄重，拟请转陈大总统早日宣布：凡须于外宾晋接者之冠服期于中外一律，以表大同。如遇庆贺典礼或不须晋接外宾者仍用绸缎冠服，亦须规定制度，庶昭郑重，至于平时服式可悉随其便，此系保全国货起见。”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孙中山于1912年2月4日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函》一文中正式阐述了他的服饰改革思想。他说：“礼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此为一定办法，无可疑虑。但人民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疾首痛心，故乘此时机，欲尽去其旧染之污习。去辫之后，亟于易服又急切不能得一适当之服式以需应之，于是争购呢绒，竞从西制，致使外货畅销，内货阻滞，极其流弊，诚有如来书所云者。惟是政府新立，庶政待兴，益以戎马倥偬，日夕皇皇，力求未能兼顾及此，而礼服又实与国体悠关，未便轻率从事。且既以现时西式服装而言之，鄙意以为尚有未尽合者。贵会研求有素，谅有心得，究应如何创作，抑或博采西制，加以改良，即由贵会切实推求，拟定图式，详加说明，以备采择。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同时又须丝业、衣业各界力求改良，庶衣料仍不出国内产品，实有厚望矣。”

在这篇公函里，孙中山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服饰改革思想。至少有这样三层含义：首先，民国服饰必须改革旧服饰，清王朝那种象征着封建等级和民族压迫的衣冠饰物必须变更，这是“去旧染之污习”的需要。其次，民国的服饰也不能完全从西制，因为西装“尚有未尽合者”，宜“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指出了民国服饰的改革方向。再次，民国的服饰衣料应“宜于经济”，且为国内生产；式样应“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壮于观瞻”，从而为设计符合中国国情的礼服提出了明确要求。

民国元年元月五日，孙中山以大总统令颁定军士服装，“军衣军帽，无论阶级，一律黄色，惟肩领章及袖口，则照阶级分为五色”，军队中的将校主要靠肩章上的金星来区分，体现了民国军服的近代化思想。

与此同时，民国元年《民国约法》三十条规定：公布服制。男子常礼服有两种：一种是西装式，一种是褂袍式，中西并存，作为一种过渡形式，这里的服制体现孙中山的服饰改革思想，反映了中国服饰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特有的历史过程。

孙中山改革服饰思想与实践的突出贡献——创造中山装

在中国服饰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过程中，孙中山等人的突出贡献是创造了至今还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山装。

中山装源于日本学生装的改造，兼具中西装特长。孙中山将日本学生装作为民国服饰的原型其用意是明确的。孙中山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哺育的，日本的学生装就是中国失传的汉装，它和西装不是一回事。

早在1905年8月13日，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即指出：“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国输入者，我中国已改从满制则是我中国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

同时，由于日本学生装简单朴素，方便、大方，符合孙中山服饰改革思想的原则“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因此，孙中山将日本学生装的领子和口袋加以改造，改成单立领，前身门襟九扣子，左右上下四个明袋，袋上面有“胖裥”（即袋褶向外露），后身有背带缝，中腰处有一腰带，形成最早的中山装。孙中山带头穿着以后，很快在男学生中时兴起来，并逐步推广。此后又不断有所改革，后背除掉了腰带，领子改为立翻领，前身门襟改为五个扣子，四个明袋改为志气袋（即吊口袋）。以后小袋又改成平贴袋，袋盖上面都有明的扣眼，袖与衣身分裁，袖端各有钮扣三粒，成为今天的中山装式样。

中山装的造型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首先它的四个明袋上下左右对称，颇具对称均衡之感，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点；其次，它的四个衣袋上又加上软盖，且有钮扣，既美观又安全，可防袋内物品遗失；再次，它的狭领窄而低，穿时用钮扣绾紧，不必用领带、领结等作为装饰。总之，它的造型，有西装大方、干练，但又多了中山装的内向、持重。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它比西装更简便，穿着它给人一种庄重和精神的感觉。同时，由于中山装用料可以是高级面料，也可以为一般面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加上它既可为礼服，也可作常服，具有相当的通变性和灵活性。夏时，它可作单衣，也可为春秋衣，冬时还可作罩衣，四季皆宜，能在外在的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恒常性，很受群众欢迎。

当时的人甚至还将中山装解说为含有象征意义，如学校教育学生时则说：“四个口袋表示‘国之四维’，前襟五个钮扣表示‘五权宪法’，袖口三个扣子表示‘三民主义’”等。

孙中山还参照西裤式样，设计了中山装裤子的前面开缝，一律用暗扣，左右两翼各置一大暗袋。右前部分设一小暗袋，俗称表袋，也可藏用小物品。此外，裤袋的腰部打褶，裤管翻脚，也异于其他服装，成为中山装的特色之一。

孙中山不但亲自设计了中山装，同时还在各种场合亲自穿着，大力提倡，普遍推广，举国崇尚。有人曾专门统计，1913年以后，孙中山在各种场合是穿中山装多，穿西装少。由于孙中山亲自提倡，中山装得以普遍推广，成为举国崇尚的一种服饰。1929年民国政府颁定的新服制，便将中山装作为礼服正式规定下来。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辛亥革命不但推翻了统治中国270多年的清朝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时辛亥革命也推翻了在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以等级标志为核心的服饰体系，是中国服饰从传统向近代演化的重要历史过程，在这中间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起了突出作用，而孙中山的服饰改革的思想与实践则是其中典型代表。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3年第8期 彭湃创办广州农运讲习所　作者：王　曼

1924年4月，彭湃秘密抵达香港，来广州，准备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此时，孙中山正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许多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当他得知彭湃已秘密抵达香港，即派人去接彭湃来广州，并介绍他出任国民党农民部秘书。此时，彭湃已由谭平山介绍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彭湃接受任务后，便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废寝忘食地制订农运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让他最感棘手的是缺乏干部。当时，广宁、花县等地先后发生地方分子伙同民团围攻农会的事件，各地农会纷纷到农民部来投诉，要求多派人去协助解决。可彭湃到哪里去找人？早在海丰搞农运时，他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曾写信给广东省共青团领导人文亮（即施复亮），大声疾呼：“天下无难事，只怕少同志！”“要快些设法派多些同志到农村来。”现在，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于是他反复向领导呼吁要重视培养干部问题。1924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议在广州召开，彭湃以农民部名义提出创办农民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全会的通过，并委任彭湃为第一届农讲所主任。

第一届农讲所于1924年7月3日在广州越秀南路惠州会馆正式开学。这一届学员全部来自广东省内各地，共38人，其中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占20人，都是农运积极分子。

彭湃担任农讲所主任期间，不仅担负全所的培训工作，还亲自授课，把他在海丰搞农运的经验和教训传授给学员，教导他们从事农运必须有坚决的革命立场、正确的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帮助学员学会领导组织农运的本领。他特别注意引导学员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带领学员到广州四郊农村进行调查和宣传，开创了农民宣传干部训练的良好学风，对后来的干部培训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届学员学习为期40多天，正式毕业的学员共33名，这些学员除少数留中央农民部工作外，25人作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被派往广东各县开展农民活动，其中，广东南海农民运动领导人黄学增，广宁县农民协会执委会副委员长陈伯忠，广东妇女解放协会主要领导人、省港大罢工的女工领袖高恬波等都成了农运的杰出人物。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1926年在总结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时，把第一届毕业的学员称为“农民运动的推进机”，这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事原则和教学内容，为后来的二、三、四届的农讲所采纳和沿用，成为我党培养革命干部的一个创举。

随着农民运动在全国各省蓬勃地开展，各省农会组织也分别派出干部到广州农民讲习所来学习。1925年9月14日，第五届农讲所开学，这届学员招收来自广东、湖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安徽和山东的学员共114人，农讲所主任仍由彭湃担任。

彭湃在担任第五届农讲所主任期间，根据学员不同情况，把他们编为甲、乙两班，外省学员编为甲班。为了让这些学员了解广东农运的情况，他亲自带领他们深入到番禺、曲江等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到石井兵工厂进行军事实弹射击训练。在教学内容上他重视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教育，亲自组织“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我的人生观”、“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等专题讨论。通过学习，使学员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他还在学员中发动组织自治会，以加强其自身的管理，培养锻炼成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战士。这一届学员中的湖南籍毛泽民、蔡协民，湖北的聂鸿钧，江西的涂克鹤等，毕业回到家乡后，便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把从讲习所学到的本领应用到实际工作中，使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第五届农讲所与第一届农讲所同样办得有声有色，为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农讲所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责任编辑肖又新）

2003年第8期 香港豪门何世礼的抗日生涯　作者：王炳毅　周　勇

1998年7月26日，92岁高龄的何世礼老人在香港辞世。祖国大陆和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上的原因，很长时期里，人们对这位曾为祖国神圣的抗日战争作出过贡献的爱国者的一生经历和事迹却可能知之不多。

(一)

何世礼的一生颇富于传奇色彩。他是广东宝安人，于1906年出生于英帝国控制下的香港。他的父亲便是大名鼎鼎的香港富商何东。何东原名何启东，字晓生，英文名罗拔，凭个人奋斗与过人的才智而成为富甲香江的名流。他的名字已铭刻在香港近代发展史碑上，其影响可说无所不在。他富有同情心，成巨富之前便乐善好施，为香港平民建东华医院、捐钱修路建桥、赈济难民穷户……办了不少好事。他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高等名誉顾问。1955年，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为表彰何东的功绩而授予他爵士勋衔……对此等荣誉，他可说受之无愧。

何东曾入英国籍，但身居豪门的何世礼与其父不同，禀于民族大义，他以是炎黄子孙为荣。他9岁那年，父亲在香港山顶何园（又名晚觉园，为何氏私家园林）接待新一任港督麦士礼爵士。何世礼与自己的九位兄弟姐妹都有幸见到这位派头十足的英国总督。总督特别注意到排行老四的何世礼，用英语对何东说：“我感觉到这位小公子似乎与他的兄弟姐妹有些不同。”何东谦恭地笑问有何不同，麦士礼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何世礼的气质似乎特别优异，他还拉住何世礼的小手，赠以一枚英国金币，问他是否以能随父母入籍大英帝国为荣。小何世礼摇摇头，以华语告之：“我是个中国孩子，这没什么不好。”这回答令充满殖民者优越感的麦士礼有些尴尬，一时竟无言以对。

何世礼少年时期不愿持英国国籍，与父亲产生分歧，于上海诉诸法院，结果，法院判定他仍持中国国籍。这对于当时许多崇洋媚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何况何世礼又是香港巨富何东的爱子。沪上各报争相报道这一起官司。当然，更多的人是钦佩何世礼的民族气节。

1923年，何世礼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那时，他的母亲因笃信佛教，曾拜南京栖霞寺住持若舜法师为师，法号莲觉，一度离家客寓南京，为住家居士，朝朝暮暮，诵经拜佛。孝顺母亲的何世礼特同姐姐何锦姿来到这六朝古都，陪伴母亲。江苏督军齐燮元自然不会放过巴结何东的机会，特去何家母子三人的兰园寓所拜望，又派出军警和便衣人员以保证他们在南京期间的安全。他还保送何世礼进入南京的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倒正投何世礼之意。他在军校里学习刻苦，尊重官长，从不搞特殊化。可惜还未毕业，就因江浙两省的督军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发生战争，导致军校资金日绌而停办。何世礼于当年返回香港。

1925年，一心想从军、立志当一名杰出将军的何世礼以香港爵士之子的名义考取英国胡列兹皇家军事学院，在这学院里受到严格的训练，学会骑马、射击、游泳等技能，体魄亦健壮多了。翌年结业，再入英国勒希尔炮兵学校专攻炮科，毕业后分入英国装甲兵团第二营见习；实习完成后，雄心勃勃的何世礼又离英赴法，进入布鲁尔炮兵专门学校深造，精心研究炮兵战术、指挥艺术。他的刻苦努力甚得校长菲特郎中将的好评。在法军参谋总长福煦将军来炮校视察时，得知在炎炎烈日下，打着赤膊熟练地拆卸加农炮的何世礼是香港巨富何东之子，不胜惊讶。那时，中国在法国学习的青年人以学习美术、雕塑、音乐等艺术门类居多，学军事的已很少。而在这前几年，以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陈毅为首的一大批勤工俭学的青年人都已回国，纷纷加入共产党，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何世礼的目标就是成为一流的军事人才，为祖国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于1930年8月学成回国。

（二）

1930年夏爆发中原大战，战火遍及豫、陕、鲁、冀等省。双方军队死伤惨重，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千百万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大战以蒋介石一方取胜而告终，而少帅张学良调大军入关拥蒋之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何世礼闲居上海，天天看报纸，听中外电台广播，心情苦闷，深为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

与何世礼的父亲熟识的中央要人吴铁城（他曾于1928年出使沈阳，促使张学良将军易帜，归顺中央）特给他写了条子，叫他去南京见何应钦或钱大钧，设法安排到中央陆大任教官或是进海军司令部（那时司令为陈绍宽将军）谋个军职。何世礼考虑再三，婉言谢绝了。他听说东北的张学良励精图治，目光远大，招贤纳士，再想到东北与日军占领下的朝鲜隔江为邻，大连、旅顺口等地又驻有咄咄逼人的日本关东军，辽东实际上就是最至关重要的国防前线，也正是他渴望施展才干之地。于是，何世礼转赴沈阳，径去东北边防长官公署求见少帅。张学良特别接见了他，见他年轻英武，文武学历均高，先就很高兴，亦很嘉许他的胆识。交谈之下，张学良发现何世礼头脑灵活，清晰，看问题深刻，更是高兴。

何世礼就明确地说，关东军一、二年内必会进袭东北，因为日本的文官政府根本就无力控驭骄横的军部，更控驭不了得到驻朝鲜总督林铣十郎大将全力支持的驻南满的关东军。他建议张学良加速建设葫芦岛军港，并改组东北的炮兵与海、空军，必要的话将集中于沈阳的200余架飞机和兵工厂设备分批撤入山海关内，以免受日军攻袭时，损毁于一旦……张学良亦心有同感，他独撑危局，最苦恼的是中央政府对他的支持太少，根本无意帮助他抵抗日本人的进攻。他意欲任命何世礼为自己的高级参谋并兼炮兵副参谋长，实授上校军衔。何世礼婉言拒绝了，他表示自己资望太浅，又没带过兵，难以服众，宁愿下基层磨练磨练，张学良更器重他。何东出于爱国之心，曾通过儿子捎口信给张学良，表示他愿带头为东北军增强军备出力，资助东北军购进各种火炮，组建1—2个炮兵师，并组建两个机械化旅，以加强东北军的实力。张学良感谢之余顾忌日本关东军的反应而谢绝了。1930年11月，张学良改任命何世礼为驻沈阳北大营的王铁汉团的炮兵连长，授上尉军衔。他自愿放弃高级军职、军衔，宁愿从基层干起，这在当时中国军队里也是极为罕见的。

王铁汉团属于负责沈阳守卫的陆军第七旅，该旅实为师的缩编，旅长为王以哲中将。一万不到的兵力守沈阳显然过于单薄，但张学良如在沈阳多驻扎哪怕两个团也会招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蛮横抗议。“九一八”之夜，日寇有意制造“柳条湖事件”，接着就炮轰北大营并发动突袭，不宣而战。此前蒋介石迭次电令张学良无论何时都不准抵抗，张学良无奈而违心地服从了；蒋又从北平电令坐镇沈阳的参谋长荣臻中将督令各部队不得抵抗日军，甚至下令北大营守军把枪支收进仓库，20余门大炮卸去炮闩。以至“九一八事变”之夜，王铁汉团和学兵大队赤手空拳，官兵们纷纷倒在日寇枪林弹雨下或被扑入北大营的日寇刺杀，死伤惨重！何世礼热血沸腾，号啕痛哭，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幸好久经战阵的王铁汉忍无可忍，带一些官兵砸开库门，取出枪弹奋起还击冲杀过来的日寇，争取了一点时间，掩护部分官兵突围而去，避免了全军覆没的惨剧……

何世礼永远不会忘记那惊心动魄的血腥而屈辱的夜晚，他的炮连20余门德国进口速射火炮竟全部丢弃给了敌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利用这批性能优良的火炮狠狠地教训日寇的。1931年11月，随部队撤往锦州的何世礼被提升为少校衔炮兵营长。20余万东北军已大部分撤入山海关内。可耻的“不抵抗”政策断送了东北大好河山，白山黑水间几千万同胞沦于日寇铁蹄下。富有爱国心的何世礼痛心疾首，他不懂什么政治，可是他弄不明白最高当局为啥高低就是对日妥协，身为军人不能保卫国家和人民岂不是耻辱？

不久，日寇又进攻锦州，王以哲等师的东北军虚晃一枪后又奉令后撤入关。何世礼部炮兵营驻扎在北平郊区昌平，他很苦闷，一度想离开部队。父亲又从香港来信，希望他能安下心，赤诚为国。1933年春，日寇又沿长城挑起战端，中国守军宋哲元部二十九军奋起还击，战火又燃起，南京政府派出徐庭瑶的第十七军北上驰援，黄杰、杜聿明等部都打得很顽强，二十九军尤为勇猛善战，其大刀队的夜袭战杀得日寇人仰马翻，心惊胆战。何世礼部炮兵营也奉王以哲师长之命参加古北口一线防守战，用炮火轰击过日寇，取得一些战绩。张学良一直对何世礼另眼相看，一天，他率领参谋长等一行人员去京郊视察东北军部队，在一片林地上见到何世礼打着赤膊带领部下擦洗火炮，同大家打成一片，有说有笑；地头还架着黑板，上边写着炮兵测距计算公式和英文字母等。张学良很有感慨，认为何世礼确是优秀的军事人才，给予勉励，还以自己的佩枪一支相赠。

1934年9月，张学良保送何世礼去美国，进入堪萨斯州参谋大学深造，着重研习步炮兵及装甲兵大规模协同作战技术。毕业后，何世礼返回原部队改任通讯大队上校衔大队长。张学良的意图是尽快让自己的十几个师部队的通讯技术装备更新换代，以利于提高指挥效率，为以后率部打回东北收复失地作准备……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时，何世礼刚巧已请假返回香港省亲。香港各报刊和电台及时报道了这一轰动中外的事件。何世礼是直性子人，他认为上司张学良将军联合西北军的杨虎城将军对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实行兵谏，实出于迫不得已，决非谋叛。他真诚地希望“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但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他还没有到达部队驻地，就被解除了军职；他用父亲捐助为所在部队购置的10部英国制电台也被扣押。他在天津被军调处（军统局前身）特务监视居住，连打电话都被特工监听，这令他很不满意，一度心灰意冷，在苦闷中彷徨。

（三）

1937年初，丢了军职的何世礼打算返回香港经商，路经南京，住进中山东路上的中央饭店。南京政府上层好几位要员如吴铁城、陈果夫、朱家骅、古应芬等放下架子，降尊以待，邀他登门作客，吃饭饮酒，礼遇甚高。何世礼当然明白，这些大人物都是冲着他的家庭背景来的，都想通过他与父亲何东拉上关系。宋子文时为政府财政部长，他居然特派私人秘书邀何世礼上他的位于南京鸡笼山上树林中的公馆作客。宋家的奢华洋派和铺张令在东北军基层呆了几年、深知北方农民同胞贫苦的何世礼很不安，但宋子文抗日的立场和他对张学良遭软禁与军法审判的境遇的同情与关心却深得何世礼的好感。宋看中了何的才干，特委派他为广东盐务管理局潮梅营销局局长（后又升任省盐管局副局长）。

何世礼作风廉正泼辣，工作勤恳，办事果断，言出必行，敢于裁汰冗员，惩办贪官污吏，很快就打开局面。就是对所谓“南天王”陈济棠的亲友，若违规贪污，他也敢于查办，还定期公开账目，以取信于民。何世礼短期内就为整理广东盐税取得显著成效，广东各界人士都对何世礼的业绩予以好评，宋子文还有意向广东省当局推荐何世礼为省财政厅长或建设厅长。

可是，这当儿，“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抗日军兴。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发表庐山讲话，号召全国军民投入抗战，并同意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热血男儿何世礼从没忘却过当年不战而丢失北大营之耻，他的心又飞向炮火连天的北方前线，他毅然辞去官职，渴望重披戎装，杀敌救国。他急电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请缨杀敌。“八一三”淞沪战争打响后，他渴望就近去淞沪前线，指挥一支炮兵痛击日寇。

在广州寓所，何世礼天天等候南京的回电，可是迟迟没见消息，却收到时为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的加急电，邀他去皖南屯溪，出任炮兵指挥官。何世礼欣然复电同意，顾不上回香港拜别父母双亲，便匆匆踏上千里征程。薛岳刚刚率10个师部队参加过惨烈的淞沪大战，损失严重，但他抗日劲头十足，退到皖、赣、浙一线积极整军备战。

说来可叹，当时中国军队仅拥有一个机械化重炮团（团长为彭孟缉少将），但该团的重炮都在淞沪战场丢弃殆尽。第三战区名义上拥有两个炮兵团，但炮仅有七八十门，且都是中小口径的炮，还不如东北军的装备，根本无法与日寇强大的炮兵相抗衡。何世礼没泄气，他紧急编练炮兵，重组为3个团，强化训练，亲手施教，连炮兵的瞄准、击发、测距等技术都手把手地教，很快提高了战斗力。何世礼通过父亲设法从驻港英军那儿购来100副炮兵测距镜、100副军用望远镜，还致电远在陪都重庆的宋子文，请求将税警总团库存的一批德制战防炮和4万发炮弹调拨给他。宋子文照办了……

经过何世礼的全力以赴，不足三个月，这支机动力较强的炮兵就以全新的姿态投入抗战，随薛岳参加过安徽流动桥战役，初试锋芒。1938年5月，中原战局吃紧，骁勇善战的薛岳被紧急调任第一战区前敌总司令，驻地在河南开封，指挥七十四军、七十一军、六十四军、六十八军等五个军及第三集团军共25万大军。何世礼部炮兵紧急北调，200余辆炮车、卡车加上伪装网，星夜兼程从赣北驰往河南，途中冒着日本战机的轰炸扫射，如期抵达前线。何世礼头戴钢盔，腰挎双枪，胸挂望远镜，在前线指挥炮兵作战，重创了骄横的日寇。在兰封血战中，他的炮兵的炮火一举尽毁日军炮兵阵地，击毁击伤日军装甲战车7辆。5月14日，日军的十三师团分乘几百辆战车、卡车和炮车从菏泽南侵，几天之内攻城略地，连陷内黄、仪封、野鸡岗、楚口寨等地，企图消灭兰封地区守军主力，进而切断京汉铁路，参加包围武汉。薛岳挥师收复了内黄、野鸡岗等地，但因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自恃是蒋介石的爱将，擅自放弃要地兰封，使整个作战计划受到破坏。薛岳向重庆统帅部提出控告，将桂革职后，重新调整部署，七十四军经血战夺回兰封城，并将日军压迫至三义寨、兴集、罗王寨三个据点，展开围攻。何世礼已在连日作战中两次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他又指挥炮兵开炮掩护六十四军攻克罗王寨火车站，使困在豫东的第八军等两个军顺利西撤，保住抗战实力......

几个月后，为了保卫重镇武汉，薛岳受命出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指挥五个军担任南（昌）浔（九江）铁路沿线和鄱阳湖沿岸的防卫。何世礼又一次大显身手，以炮兵的火力支援各师、旅的协同作战，浴血赣北山野，终夺取万家岭大捷。是役，中国军队消灭日寇一二三（木岛）联队，一四五（池田）联队及一零一师团的一四九（津田）联队等近万人，弃尸累累。薛岳、俞济时、王耀武等将领获一级勋章，何世礼亦又一次获得军功勋章。当时，新四军军长叶挺称“万家岭大捷，挽洪都（南昌）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永垂不朽。”

1939年春，武汉失陷，日寇有南窥之势，香港地位也就越发重要。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与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协商拟选派得力人士驻香港，搜集日寇陆海军运输情报，乃择派何世礼为驻港联合办事处主任。他赴任后，利用有利条件，与驻港英军及南洋侨胞密切联系，完全掌握日军动态，将重要情报源源提供给四、九两战区司令部，作出独特贡献。

1941年初，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陷落前，何世礼已携家小撤退至桂林，不久被调往重庆，负责轮训炮兵指挥官。1944年，何世礼升任后勤部中将副司令，负责与盟军总部协同联络，接受美援物资，增强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由于盟军总部参谋长、美国魏德迈中将是何在美国参谋大学的同学，协调洽商事半功倍，大量飞机、坦克、大炮、卡车等装备源源进入中国西南大后方，中国远征军新编组的坦克战车部队在印缅战场初次发威就沉重地打击了一直骄横的日军，辗碎了武士道的噩梦。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寇被迫无条件投降。何世礼奉令经贵阳、柳州抵达广东，安揖民心，联络社会绅商贤达，收编地方武装……他是最先进入广州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蒋介石把何世礼推到前面的目的自是不言而喻的……

（四）

1946年春，时为国民党军队总参谋长的陈诚电邀何世礼回南京，委派他出任辽宁葫芦岛及河北秦皇岛的秦葫港口司令，负责接收战后美军剩余物资，并运送军火粮食等补给在东北与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军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何世礼到任后颇能恪尽职守。

1946年底，何世礼调任联勤中将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剿总副总司令，负责防守辽西走廊及北戴河一带，仍以运输补给为主。东北地区几十万日侨和被释放出的几十万日军俘虏均由葫芦岛乘轮船返回日本，何严令官兵和民众不得袭扰报复日军战俘，做到秩序井然，令日侨日俘多年后还感念不已。当时，何世礼也觉得最高当局对日俘过于宽大仁慈了，因为日俘中相当多的官佐和士兵、宪兵手上有血债，他们在中国东北十几年里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但竟都未受到起诉和关押审判，追究罪行。蒋介石政权所谓的“以德报怨”做法大失民心，也给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一直拒不悔罪留下了伏笔。20世纪80年代后期，何世礼客居美国纽约水牛城时，曾有侨胞当面指责他当年对日俘过于仁慈，有损民族尊严，他只有苦笑而已。其实要承担责任的是制定政策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

1949年春，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被迫暂告下野，退居幕后遥控南京政局。何世礼奉调广东，以联勤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负责指挥运输华南国民党军队的补给及运转。去台湾后，担任东南补给区司令。1950年，他升任台湾“国防部”常务次长。之后，先后担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行政院”顾问，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军二级上将。何东1956年在香港辞世，他立下遗嘱，指定何世礼为其事业的法定继承人。有鉴于此，早就有意淡出台湾军政界的何世礼乃于1962年恳辞军职，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何世礼返回香港后专事经营家族事业，何家的事业在他的现代化及军事纪律管理下，业务蒸蒸日上，较其父时代更为发达。至1998年7月何世礼去世时，外界估计何家家产总值达150亿港币以上。

进入晚境的何世礼重旧情，念念不忘过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曾两次赴美国夏威夷探望移居在那儿的老长官张学良将军，共话沧桑往昔，情意深厚。他一向反对“两个中国论”，更反对“台独”，主张实行“一国两制”，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期待伟大的中华民族更加繁荣昌盛。

1998年7月26日，何世礼老人在香港的寓所里穿着整齐，端坐于椅上瞑目而逝。作为一个爱国者，他为抗日战争、为祖国作出的贡献将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8期 怀念报人李炳泉　作者：李慎之

编者按：

我国著名学者李慎之同志，在他刚刚年满80周岁之际，不幸因病不治去世。这篇文章是他生前病中最后的遗作。文章写的是他的同事、在北平和谈中作为地下党代表起过重要作用的李炳泉同志。“文革”中，这位地下工作者被诬为“叛徒”、“特务”，死于非命。现将这篇遗作发表如下，表示对他们两位悼念之情。

今年春节才破五就接到李炳泉夫人刘可兴的电话，说炳泉去世30多年了，最近，他生前的战友合计要出一本纪念他的文集，要我也写点东西。

写一点文字，纪念炳泉，在我是应该的。我跟他在新华社国际部共事过8年，虽然在我1957年被划为右派以后就没有什么接触了。十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的炳泉，开头是因为是“走资派”而被揪出来。后来罪名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被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他精神快要垮了，于是在1967到1968年两年间，不顾自己脱帽右派的贱民身份，也不管自己也处在连续挨批挨斗的境遇，找过他两次，劝他要自信，不要相信那些无端加在他身上的罪名，但是并无效果。1968年底，我自己下放到五七干校去。直到1970年年中，才听到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他已“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如何，虽然心里不无疑惑，但是从此就完全断了音讯，连疑惑也日渐淡忘了。

事情过去已经33年，如果以30年为一代的话，已经超过一世人的时光了。时光已把记忆日渐磨损。实际上，我也很少想到炳泉，毕竟30多年间，大至世界，小到个人，变化都不小了。

但是，我也还是有记忆的，正如鲁迅所说，好像被刀刮过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上，有些已掉在水里，把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中间还冒着血丝。

在我的朋友中，炳泉可以算得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因为他的经历是和共和国的成立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的青年大抵不会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电影是苏中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那是一部当时极其稀罕的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其中有一个镜头：1948年12月17日，炳泉把傅作义的代表介绍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代表。从此开始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在这个特写镜头中，炳泉穿着一身蓝袍子，他本来个子就高大，在电影里顶天立地，几乎撑足了整个画面，那形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这部电影是斯大林亲自委派到中国来拍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摄影队和中国电影界合拍的。因此在1951年得到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第一大奖——斯大林文学艺术奖。炳泉能在这样一部电影中“露脸”，其光荣是今天的追星族难以想像的。何况炳泉不但曾长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而且此前在1948年12月初就已经首次以中共地下党代表的身份面见傅作义，在傅的办公室里谈判和平解决的条件，又在1949年元旦亲自见到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并且奉他们的指示，回北平向傅作义当面传达中共中央军委关于谈判的六点方针。

我认识炳泉已经是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奉命调入新华社与我在国际部共事的时候了，当时虽然也风闻他参加过同傅作义的谈判，但只是有一点影子，详情却完全不知道。新中国成立前正是各路英雄云集北京，报纸上和电台上宣传不断的时候，但是炳泉给我的印象，除了身材魁梧而外，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平常人，绝口不提自己的“英雄业绩”，一直到1950年《中国人民的胜利》公映，我们才第一次看到他的“光辉形象”。当时一些年轻的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当然对他仰慕之极，但是，他却完全像没有这回事一样。新华社很可能是入城机关中，直接从延安来的老干部最多的一个单位，这些人当然各有一番“光荣的”革命经历，然而像炳泉那样当时已经过大风雨见过大世面的，我到现在也想不起还有谁来。炳泉真正做到了“不矜不伐”，他对我们这些“延安来的老干部”，不但十分谦逊，而且简直是恭顺，虽然这些人的资格许多也并不见得比他老（我就不如他）。

从1950年的批武训开始，政治运动就没有断过。对于意见比较多的知识分子干部来说，犯点毛主席批判过的“自由主义”是难免的，我自己就是一个。但是炳泉却总是表现得改造的比别人都好。我们同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好几年，我实在想不起他说过什么出格的话。难怪当时国际部支部书记胡韦德有一次说：“在李炳泉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地下党员模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1957年9月，我因为右派问题而被揪出来批判的时候，炳泉大概是出国刚回来。作为我的亲密同事，他是不能不发言的。我还记得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几年同李慎之是离多聚少，听了同志们的发言才知道他的思想已发展到十分危险的程度……”那时，我已是惊弓之鸟，几乎怀疑每一个人都可能落井下石，保不定什么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说“某年某月某日，李慎之对我说过一句什么话。李慎之必须交代你的黑纲领……”听了炳泉的开场白，我安心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以后十年，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下放劳动的时候占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新华社大院里，看见老熟人也大多不再打招呼，跟炳泉也差不多，只是偶尔目光相遇微微颔首而已。

这个时候，除了我自己沦为人下之人而外，我知道他的工作是顺利的，虽然并不显赫。新华社成立了外事部，他当主任。这个工作本来是在国际部工作的时候在我分工范围内的，只是在他的领导下，业务大大扩展了。我听到的口碑是好的，他一如既往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1966年，史无前例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挟雷霆万钧之力”开始了。我当然在劫难逃，一上来就被打入“牛棚”，挂牌子，戴高帽，游斗，挨打，抄家，样样都有份。但是因为已经是死老虎，够不上“走资派”的资格，已不是造反派兴趣所在，所以受的冲击和压力都要小一些，我本来就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人对我的历史有特别的兴趣。但是从小参加革命，为革命出生入死，本来没有历史问题的炳泉却像当时的许多走资派一样忽然有了历史问题。在那个天昏地暗的年月，凡是本来是坐过国民党的牢的，就都一定是叛徒；凡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就一定是苏修特务；凡是在与美国人有关的单位工作的就都是美帝特务……这几个“凡是”虽然也未必那么“一定”，但是绝大多数都要受到某种怀疑，却是逃不掉的。炳泉的历史，连这样的怀疑都不沾边。但是造反派的革命警惕性还真是高，他们查来查去，竟然发现他在解放前曾在傅作义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办的《平明日报》当过记者，写过有“反共”嫌疑的反动文章，这原是地下党员隐蔽身份做对敌工作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在造反派看来，既然是老共产党员而又“反共”，当然是叛徒无疑，也必定是傅作义的“奸细”或“特务”无疑。就在这个时候，不记得是四人帮的哪位“秀才”（可能就是张春桥或姚文元）发明了一个头衔，叫做“反动文人”。一时间这顶帽子满天飞，造反派觉得对炳泉特别合适，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当时，我还不知道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有过“在地下工作的党员在敌人的报纸上写文章用‘匪’字，杂有敌人的观点不算反党”的指示，只是凭情理认为，如果这样也算反党，那还要做什么地下工作，也不用革命了。

其实，据刘可兴告诉我，天性驯良谨慎的炳泉，在所谓的“反动文章”中从来没有用过“共匪”这样的字眼，而倒是想方设法透露出一些解放区人民拥护共产党的信息。而且凡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文章，都要经过地下党支部书记袁永熙看过（袁永熙的妻子陈琏是蒋介石的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是入党多年的地下党员，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逼得自杀的）。

当时，我和炳泉大部分时间都是处于被隔离“审查”和“学习”的条件下，所以虽然同在新华社大院内，却极少见面的机会，就是碰到也不可能交谈。上面说到的情况我都是从各个“战斗队”贴满在院子里的大字报上知道的。这倒不是什么“知情权”，而是造反派命令我们有义务要“学习”的。

不过，偶然地也还可以看到炳泉，那是在买饭或者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只是每天早上必须提前到牛棚向毛主席像请罪，然后开始“天天读”，晚上又必须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九点才许回家，因此那样的机会并不多。

大概是1968年夏天吧（“反动文人”的名目也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才被叫开），我在院子里见到炳泉，发现他脸色灰暗，两眼发直，神情颓丧到了极点，我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觉得他的精神似乎要垮了，因而立刻有一种冲动，要帮助他挺住。

说来奇怪的是，我当时当右派已有十来年了（包括摘帽右派八年，身份其实差不多）。我并不是一个十分坚强的人，十来年中，在饱受凌辱之余，也多次有过生不如死、一了百了的念头。但是经过反思和锻炼，精神上的韧性多少强了一点。文革开始后，居然有一个延安清凉山的干部科长、抗战以前在日本留过学的老党员（按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老红军”了）、反右派斗争中当我的专案组长的同志，在与我断绝来往十年之后，忽然跑到我的家里来，明明白白说要向我请教怎么能当牛鬼蛇神而不致于垮掉的经验。我虽然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既然承他不耻下问，就也讲了一些“相信群众相信党”的大道理，还大胆讲了一些“对自己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要心里有数，不要失去自信”这样在当时是颇有危险的话。

我没法知道我的谈话到底对那位“老红军”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反正他在1967年3月15日毛主席发表“要解放一批干部”的最高指示后就率先造反，贴出大字报“自己解放自己”，以后就照样再也不理睬我了。但是他的来访却鼓起了我的一点自信与勇气，决心去劝一劝炳泉。好在他已搬出高干楼，到了黄亭子宿舍区南侧最破烂的一间平房里，我也已经搬到了比原来少一间的楼房，与他相距密迩，不怕被人看到。我对他说：“我们在西柏坡的时候，李克农来做报告，一上来就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共产党的特务头子。但是看问题不能脱离阶级观点，我是无产阶级的特务，就不可能是坏人。你们不能骂共产党，不能捧蒋介石，但是我就能够，因为这是工作的需要，是党的需要，是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你在傅作义的《平明日报》工作，要夸几句国军，骂几句共军，完全是为了工作的必要，谁敢说你是反动文人，不要相信那些人的话。就是给你带上反动文人的帽子，党也会给你摘下来的。”说实在的，在那黑暗看不到边的年代，我对将来有没有这么一天，心里其实也没有底，只是想给他打打气，让他振作起来而已。不料他居然无动于衷，低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我说：“他们都是同志，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确实应该认真检讨。”

我发现我的说辞无效，也就不再多说，又怕被人发现，只好退了出来，心头忽然想起了胡韦德的那句话，“这真是组织性和纪律性都堪称模范的地下共产党员。”

在那次以后，我顶多还有一两次，同他有过这样不到五分钟的谈话，觉得他的情绪越来越低沉，眼睛直呆呆地。

这时听说，炳泉的专案组对他采取了诈术。先是向炳泉夫人刘可兴说炳泉已经交代了他们在私下说的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论，要她也揭发炳泉的言论。虽然刘可兴拒绝诬陷炳泉，但是专案组竟冒刘之名，编造假材料逼炳泉承认，在严刑逼供下，取得了一点点“战果”，然后又反复“敲诈”了几次，“战果”当然也多少扩大了一些。这对炳泉的打击，可能是最致命的。可怜炳泉这个老地下党员，不但没有经过江西时代的整AB团的肃反运动，也没有经过延安整风审干时代的抢救运动，对“革命的”政治运动的承受力是很小的。

我因此想到，有些国家的法律是禁止向配偶或亲人取证的，有的国家的法律是规定被告有权根本不回答法庭的问题的。但是我想着想着就害怕了，这些可都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啊！

李炳泉是1970年5月2日去世的，消息传到干校的时候，都是说他是在被隔离的地方自杀的。但是后来也有人说看到过他死后照的两张现场照片，他遍体鳞伤，因此怀疑他是被打死的。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自杀的人不可胜数，其中许多都是自杀他杀，莫可究诘。这个问题在当时是没法分清的，尤其是死者往往处于绝对隔离的条件，亲人不但不在周围，甚至不在北京。炳泉去世的时候，两个儿子都已上山下乡到了云南和山西，妻子虽然近在宣化，但是五一劳动节，别人都放假回来了，她就是不能准假，只有第二天炳泉死后才得到消息。然而等她赶回北京，人已经在八宝山了。

炳泉的专案组长是一个中年的女同志，据说审问炳泉时很凶，手段也很毒，比如像使他们夫妻互相揭发的招儿就是她想出来的，因此有人说炳泉其实是她逼死的。这个同志，原是新四军的干部，50年代中调来北京的，可以算是炳泉和我的老部下了。平常也是一个挺和气的人.怎么会这样手辣心狠呢？不过，只要熟悉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就不难理解，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死斗争”中，在这块革命热情汹涌澎湃的土地上，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包括把人变成狼。

炳泉的冤案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平反。近年来在一些回忆录里已经可以看到炳泉的名字。虽然《中国人民的胜利》这部影片现在似乎比较生疏（最近听说这部影片已确定为2008年奥运会放映的首选影片），但是在《平津战役》这样的新的文献片里也已经可以看到炳泉的身影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位共产党的代表，竟常常被猎奇者、讹传者说成是傅作义的代表。

在我认识的朋友中，炳泉是最典型的忠于革命而又死于革命的一个。写下以上的一些话，固然是为了纪念炳泉，也是为了表达我的悲愤，更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个如何结束这样的悲剧的课题。

（2003年春节元宵完稿）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8期 我和张黎群办《中国青年报》遭难记　作者：钟沛璋

我认识黎群同志，还在1949年上海刚解放不久。我在上海创办新中国第一张以青年为读者对象的《青年报》。有一天，报社来了一位年轻、英俊、潇洒的客人，他就是张黎群。他是看望当时调到《青年报》工作的爱人的。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看来十分年轻，与我们当时在《青年报》工作的二十来岁的同志们年龄相仿的人，原已是有丰富经验的老革命。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位年轻的老革命后来竟成了我的领导和同事。

1954年，我被调到北京《中国青年报》担任副总编辑。不久，张黎群也被调到报社担任总编辑。在黎群领导下工作，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他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勇于开拓和创新，二是能够放手使用干部。整个中国青年报社，与比它早几年创办的青年报社一样，都是充满活力的创造集体。我从上海到北京，到《中国青年报》工作，一点都不感生疏和拘束，很快就可以施展出自己的才智。我和另一位副总编辑陈模同志分工，他负责青年运动和团的工作的宣传，我负责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青运和团的工作宣传，是鼓舞和引导青年，把青春献给社会主义。文教和思想理论宣传，是要培养青年成为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必须要强调指出的：当时青年团的领导人是胡耀邦同志。他是一位在少年时代就参加红军革命的热情的革命家、思想鼓动家、青年真诚的导师和朋友。他每个星期天晚上都要召集我们到家里研究报刊的宣传工作。他说，《中国青年报》应该成为鼓舞青年的响亮的号角。我就以此为题，在报社作了一次工作报告，动员报社同志出谋划策，如何把报纸办得更有战斗力和生动活泼。在黎群同志的领导下，在同志们的合力创造下，我主持办起了当时在新闻界很有影响的副刊：《辣椒》和《星期天》。《辣椒》副刊是号召青年在积极创造美好的新世界的同时，要勇敢地抨击社会中的丑恶现象和新中国干部中刚刚露头的腐败作风。《辣椒》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认为副刊上许多尖锐而又是与人为善的批评，说出了大家心里的话。辣椒虽辣，但是营养丰富，能使人发汗，能治病救人。许多报纸特别是青年报刊，纷纷仿效办起了与《辣椒》类似的副刊或专栏，形成一股有力的舆论监督力量，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却使有些人坐立不安。《星期天》副刊丰富了青年的业余生活。当时，不论男女老少都穿着一种颜色、一种款式，被称作“人民装”的衣服。它曾被西方记者讥为“蓝色的蚂蚁”。尽管已经是获得了解放的人民中国，青年们仍被“看戏不能笑，走路不能跳”的封建老传统束缚着，似乎越不讲生活情趣，就越是“革命化”。记得我作为新中国第一个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日本时，日本青年就好奇地问我：“你们中国青年找爱人讲不讲漂亮？”《星期天》副刊就告诉青年：既要善于工作、劳动，又要懂得生活，要敢于带头穿“花衣服”，学会如何美化生活，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中国青年报》还设立一些受读者欢迎的栏目，如《思想三日谈》。这个栏目刊登了许多短小精干、生动活泼的思想杂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解剖青年的种种思想疑虑，被青年视为指路的思想明灯。一篇《永不摔跤永远不会走路》的短文，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表扬。毛泽东说：“我就爱看《中国青年报》，不爱看《人民日报》。”的确，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不但青年爱看，连中年、老年都爱看。一些兄弟报刊都来向《中国青年报》学习。我记得《解放军报》创刊时，就派了一个小组到中国青年报社来取经。我曾经诚惶诚恐地接待、介绍经验。面对如潮好评，黎群同志告诉大家，不能骄傲自满，还要不断革新、改进。他亲自选了几位同志，成立一个总结经验小组，起草进一步改进《中国青年报》的方案。改革方案起草了一稿又一稿，还没有来得及定稿，一场厄运已经逼近《中国青年报》，也逼近了全国人民，这就是所谓“反右斗争”。

原说是“整风”，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后来却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是抓“右派”。黎群同志在1957年5月的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上，谈了一些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其中有一段话说，报纸不能简单地成为“传声筒”、“布告牌”，而要有自己的风格、特点的语言，要有不同的声音。《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新闻座谈会。张黎群这段讲话和其他一些人的讲话，摘登在《人民日报》上。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奉最高领导的指示，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告“反右斗争”开始。一些开诚布公的改革意见，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一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张黎群这段关于“布告牌”、“传声筒”的发言，白纸黑字地登在《人民日报》上，当然也跑不了。再查查他领导的《中国青年报》，《辣椒》揭露丑恶，那不是“丑化社会主义”吗？《星期天》提倡“穿花衣服”，那不是提倡“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吗？简直是在劫难逃。幸亏那位领导“反右斗争”的领导，慧眼识好人，认为张黎群还是一个好人，是好人说了错话，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认错的文章，就让他过关。那时，黎群思想很乱，怎么也写不成认错的检讨。团中央的一位书记对我说：“你帮他写写吧！”当时我已奉命为《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检讨过关的文章——《整风以来本报几点错误的检讨》。这时，我也就奉命用扣大帽子的办法，为黎群写了《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黎群总算过关了。

张黎群过关了，但是报社的同志们还是艰难地过不了关。原本是生气勃勃的创造集体，却从副总编陈模、编委刘宾雁到《辣椒》编辑舒学（现名舒展)等十多名骨干，纷纷落马成了“右派”。对我这个曾经领导《辣椒》、《星期天》等工作的副总编，在报社全体干部中进行反复的激烈的讨论，除了行政部的两个干部外，几乎全体都不主张把我划为右派。团中央党委决定：留党察看，下放劳动，但还是在劫难逃。1958年，反右派斗争已经宣告“胜利结束”。我在山东农村劳动，忽然被通知回北京参加团的中央全会（当时我是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了几天，主题是检查共青团对接受党的领导的态度。会上把反右派斗争前一年的1956年团中央书记一次会议（我列席参加）讨论如何改革团的工作，开好团代大会的发言都翻了出来。认为项南、梁步庭和我在会上的发言，都是右派性质的言论。项南和梁步庭都被撤除团中央书记的职务，受到处分，而我则被戴上右派帽子。

张黎群被贬回到四川他的老家工作。我戴着右派帽子先后在山东莒南、莱阳、高唐劳动改造。之后是以“摘帽右派”的身份回报社当编辑，编《知识》副刊。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我与黎群没有见过面。我再次听到黎群的消息，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党的著名报人邓拓和吴晗、廖沫沙因写杂文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张黎群在《四川日报》上写过一些杂文，被打成四川的“三家村”首犯。消息传来，报社立即挂出一张从三楼到一楼的大字报，宣布我和另外两位“摘帽右派”（一位是陈模、另一位是我的老伴陈敏）是《中国青年报》的“三家村”。真是受苦受难的难兄难弟！

我再次见到张黎群，是在连续不断的政治暴风雨过去，已是改革开放的艳阳天。我已回《中国青年报》重操旧业，担任报社副社长，并任团中央研究室主任。我感到广大青年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有许多困惑、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团中央研究室不能光是为领导起草文件，而应该成为研究青少年问题的机构。我建议共青团中央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我的建议获得了中央领导批准。当时张黎群在浙江担任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他很想回到北京工作。我对他说，“你来担任青少年研究所的所长，我继续当你的副手吧！”他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样，难兄难弟又走到一起工作了。张黎群对回到青年工作的岗位感到十分高兴、十分自在，因为在他身上始终奔流着年轻的血液。他像他所敬重的老领导胡耀邦一样，热爱青年，真诚地为青年服务，为共产主义新人的成长服务。因为他坚信，有朝气蓬勃的青年，才有我们光明灿烂的未来。但因年龄的关系，我们终于先后离开了青年工作岗位。我被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他被调到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后来我们又都先后离休了。

对于离休，离开自己热爱的革命工作岗位，对我们这样在少年就接受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思想的难兄难弟，实在是心犹不甘的。特别是白白耽误了生命中最宝贵的20年时间，总想努力工作，把失去的时间尽力补回来。黎群写了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表达了他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心情。结果都是离而不休。黎群担任了许多社会工作，终于我们又再次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当了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我负责主编《东方》杂志。这是一本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为新时代开拓新思想的大型的学术性刊物。创刊四年，受到海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重视。黎群十分赞赏我的工作，认为我们老两口（我和老伴陈敏）在晚年能办好这样一本刊物，是非常值得、有意义的。当《东方》杂志莫名其妙地遭到“停刊整顿”时，黎群又焦急地为之设法奔走，力图挽救。这是我与黎群最后一次难忘的合作。

因为年龄关系，年逾80的张黎群，先后辞去许多社会工作，但是有一项工作他始终没有辞掉，这就是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的工作。他不愿意看到他所热爱的青少年被罪恶吞噬。像他这样一位身体里始终奔流着年轻血液的战士，没想到竟被人类到今没有征服的癌细胞悄悄地吞噬了。张黎群始终没有屈服过。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思考从人类的思想宝库中汲取生命的力量。他想到马克思，想到鲁迅、毛泽东，想到孔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与张黎群一起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的画家裘沙，按照黎群的意愿作了一幅图，名为《张黎群升天图》。我想，这幅图的另一个名称应该是：永远年轻的战士。（2003年6月6日于杭州）

（责任编辑程度）

2003年第8期 痛失哲人李慎之　作者：黄　乃

2003年4月22日上午，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同志，因常规性肺炎与世长辞了。享年刚好80岁，比我还小6岁。

他住院虽在“非典”时期，但却是因普通的感冒转成肺炎。若他住院时绝对休息静养，增强自身的抵抗力，想是不至于转为肺炎的。可是他却没有休息，趁着逃离日常生活琐事、能集中思考的机会，反倒采取了完成他的写作计划的方式，终于引发了肺炎，战斗到他最后的一息！

他留下的最后一篇遗作，是在医院里写的，写的是他的老同事、在北平和谈立过大功、在“文革”中被诬为“叛徒”“特务”而自杀的李炳泉同志（当时他们俩同时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同时他还酝酿着几篇大文章的腹稿，其中包括有周恩来总理如何委曲求全、保护干部、艰难地支撑着国家民族形象的系统材料……

李慎之同志博古通今，他家和著名学者钱钟书一家是世交，对于传统的经、史、子、集他是颇有功底的。他又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50年代中期，作为新华社记者曾随同周恩来总理参加过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右派平反以后，他就担任着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领导美国研究所的职务，一直是处于我国外交路线的高参位置。

记得我与他相识是在胡宗南进攻延安时的1948年5月，太行新华社总部和陕北总社在河北平山高家庄会师的日子。我们曾同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呆过一些时候，以后便因我的工作调动以及眼睛失明而疏远了。直到“文革”浩劫过去很久，人们都思索着怎样才不至于犯像“文革”那样严重的错误。对于党内的所有路线斗争、工作的偏差和失误、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问题，我是困惑迷茫的，读了李慎之的大作，说自秦、汉以来，我国就是一个专制主义（单说封建主义还是不够的）的传统。这个专制主义浸透在政、教、礼、俗各个方面。五四精神被中断了，要重新来一次启蒙运动。

有些历史的逻辑是不可以文字游戏的形式逆转的。为什么建国以后要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集中是目的，民主是手段”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是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是颠簸不破的真理。为什么硬要把它批判为机械论，而生产关系要拔高时便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了主要矛盾了呢？！这些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以前我总是盲从，现在也有了一些个人独立的看法。

我确实是个被启蒙者。我和老伴准备送李慎之同志一副挽联，没有赶上社科院为他举行的小型告别仪式，就抄在下面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上联：

上下五千年，唯通达者振臂疾呼，重扬五四精神，速开民主！

下联：

纵横全世界，有明智士运筹帷幄，立足人本思想，强我中华。

横批：真理在战斗中永生

（作者系原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8期 从李鸿章谈到中国近代史　作者：陆亨俊

不久前，中央和地方电视台播出了近代中国历史题材的影片、纪录片及连续剧，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人们对剧中人物如李鸿章、袁世凯等议论纷纷。解放前我在大学里学的是文史系，对历史、特别是近代史也很有兴趣，关于李鸿章也收集过一些资料，这次我把有关材料找了出来。

（一）

1979年我在新华社布鲁塞尔分社工作时，比利时国王博杜安准备应邀访华，我们要作些配合报道，也要收集一些历史资料。使馆同志还到比利时的外交部去找档案，结果意外地发现李鸿章访问比利时的文档。

李鸿章是1896年7月8日从荷兰乘火车到达布鲁塞尔南站的。据报纸的文字和图片报道，车站站台上铺了红地毯，举行欢迎仪式，李鸿章身穿清朝的官服，由两名年轻美女搀扶下车，围观的人不少，都想来看看这个来自万里之外的怪老头。第二天，比利时国王利奥波特二世接见了他。斯时比利时是世界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之一，欧洲大陆的第一座炼铁高炉和第一条铁路都是在比利时兴建的。当时又正处在“全盛时期”，比本国国土大80倍的非洲刚果是国王的“私人领地”，华比银行在中国也已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利奥波特二世接见李鸿章时还谈了在中国投资修建铁路问题。李鸿章在比期间参观了兵工厂，看到了最新的枪炮，还观看了专门为他组织的军事表演。他赞口不绝，认为“罕有伦比”。13日他乘火车去了巴黎。

在比利时外交部的档案中还发现一份中国大使馆的“照会”，很有意思，使馆同志复印下来，我也复印了一份。全文抄录如下：

大清钦差出使大臣龚照会事。

本大臣顷奉总理衙门来电，以前者我国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中堂游历贵国，渥承优礼款接，我政府深感隆情，命为转达。盖贵国仰重中国辑睦邦交之意，益于此徵之。用特备文，照会贵大臣，请将我政府欣感之忱，代达贵国政府为盼。为此，照会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大比国总理外部事务大臣阿

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印）

1979年秋，我国由主管农业的副总理王任重为团长、由多位部长和专家组成的农业代表团访荷兰。由于荷兰没有新华分社，报道由布鲁塞尔分社主管，经荷方同意，我作为随团记者参加报道。那次荷兰由农牧渔业部出面接待，我提早两天到达海牙，部里的有关司局向我分头介绍情况。中午新闻处长陪我在附近饭馆进餐时，说到这次副总理住宿的是当年你们总理大臣住过的旅馆，我想不起来是谁，他说是上世纪的事，那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的荷兰和比利时之行，是他整个出访欧美各国的一小部分。根据我以后收集的资料和查阅有关书籍，李鸿章最初是为了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他签订了《马关条约》后，遭到朝野的指责和非议，实际上已经“赋闲”，不过因他长期主管对外事务，在洋人中有相当大的知名度，所以光绪就派他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访。开始时他还以年老体弱、路途遥远为由，竭力恳辞：“臣以七十有四之衰龄，涉三万有余之海路，时隔数月，……实疾病颠连之莫保。”但是太后和皇上都不准，还降旨慰勉，他也只好从命。英、法、德、美、荷、比等国得知后，也纷纷发出邀请，于是李鸿章从单纯出使俄国，而扩大为遍访欧美诸国。

据记载，李鸿章一行共45人，1896年3月3日，先从北京到天津，乘海轮到上海。在上海休息后，3月28日乘法国邮船“爱纳斯特·西蒙”号正式启程，经太平洋、印度洋，过红海、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到黑海的敖德萨上岸，在海上整整一个月。再乘专列于4月30日到彼得堡。他在俄国停留了一个多月，直到6月13日到达德国的柏林；7月5日到海牙；8日到布鲁塞尔；13日到巴黎，次日作为贵宾参观了法国国庆的阅兵；8月2日乘专轮到英国；8月22日离开英国横渡大西洋，28日到纽约；9月5日到加拿大，又从多伦多乘火车到西海岸的温哥华；然后于9月14日乘美国太平洋轮船公司的航轮踏上归途。10月3日回到天津。李鸿章以74岁的古稀之年，历时190天，行程9万余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之旅的朝廷重臣。

李鸿章此行可说是大开眼界。他会晤了当时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德国的铁血宰相俾士麦、美国总统克利夫兰、法国总统富尔、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等等。不过他更多时间是用于参观访问，包括各种工厂、银行、港口、电报局等。在英国，他先到下议院旁听，又到上议院旁听。在俄国，他参观工业博览会，一连看了三天。在法国，他参观了报社、学校、博物馆。外国记者说他对一切都好奇，特别对机器设备更有兴趣。他在俄国时，有位法国人问他此行目的，他说，除参加加冕盛典外，是为了“博考诸国致治之道，他日重回华海，改弦而更张之”。在德国他接受了X光检查（因李鸿章在马关时曾被日本浪人打了一枪），把X光译为“照骨术”。在参观英国皇家海军以后感慨地说，原来以为他苦心经营的“北洋”，可以“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

这些都表明，李鸿章确实是见过世面的人，而且求知精神也是可贵的。他对世界潮流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他曾认为中国正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与那些自大、保守又昏庸的满清官僚来说，也算是比较开明的。

（二）

对李鸿章的评价不是孤立的，是涉及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评价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思想也很活跃，有不少争论。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有好几部有相当水平的著作问世。我作为一个业余的史学爱好者，也读了一些。根据我的理解，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近代史是一部革命史（或者说是一部反抗外国侵略史），还是一部中国人民赶上世界潮流、探索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的近代史是以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大高潮为主线来展开的。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基本上也是这种观点，不过他不像有的学者对革命运动只是一味歌颂，而是有一定的批判。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帝国主义、满清王朝、北洋军阀都是革命对象，是反动派。李鸿章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出卖民族利益。慈禧、袁世凯不必说了，光绪也不是爱国主义的，是卖国主义的；康梁是保皇派，有迷惑性，更坏；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软弱、妥协、不彻底，只是和共产党联合后才有了新局面。——这些都是解放以后传统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论点。

但是这些年来，许多文章都提出了挑战。以太平天国来说，在初期反对满清的反动统治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一打下南京很快就腐化了，特别是内部的互相残杀更令人发指。韦昌辉在两个多月内杀了杨秀清及其部下两万多人（胡绳说，韦可能是受洪秀全指使），洪秀全反过来再杀韦昌辉，这叫什么革命？还叫什么兄弟？太平军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是令人震惊的。苏州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据同治年间修订的《苏州府志》记载，1831年所属9县实在人丁是340余万，到1865年竟只有128万，居然减少了2/3！从全国来说，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的150年中，中国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可是从1850年以后的一二十年内是逐年下降的，到1890年左右才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卡尔·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开始时也曾寄予希望，但到他了解更多的事实后，他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还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使用丑恶万状的破坏……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甚至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种魔鬼的化身……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呵！

当然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是中国近代史中的重大事件，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但是我不同意说成是“革命高潮”。人们常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两个“革命高潮”要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

90年代初，我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工作时，看到当地一份刊物登了一篇大陆的学术动态，讲到李一氓同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发言认为，中国近代史中起重大作用的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不是三大革命高潮。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许多近代史中的问题和分歧可以迎刃而解。回北京办离休手续后，我受聘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世界发展研究所。有一次李慎之同志（他是我们的顾问）来我们所，我和他谈起李一氓的发言，他说，叫人帮我找一找。不久他托人带给我从李一氓的文集《存在集》中复印的一篇文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共24页）。李慎之在电话中说，李一氓的发言没找到，这是他在1982年的文章，发言可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文章虽然比较早，读了还是很有启发的。

李一氓的文章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真正从近代意义上来讲，是洋务运动才开始的。”洋务运动作为“富国强兵”的目标是失败了，但是，在造船、开矿、铁路、邮电、纺织和机器制造等工业，“依然成为中国工业发展的微弱基础而存在下来，发挥作用”。由于投资的原因，还涉及借外债问题；由于没有人才就涉及改革学制和派留学生问题。

被认为是洋务运动“三巨头”的是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左宗棠（创办福州船务局、兰州制造局等）和张之洞（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以及后来的盛宣怀、郭嵩焘、严复（思想家）、王韬（新闻界先驱）等一大批人。“三巨头”中除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被肯定外，李、张历来被认为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这是确实的），所办的洋务是封建的、买办的、卖国的。当然，这些人有历史的局限性，有错误，工作中也有失误。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来开展工作的，外有列强在卡脖子，内有顽固官僚的反对和掣肘，就连民间也有愚昧势力的阻扰，开矿山坏了风水，修铁路挖了祖坟。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毕竟还是起步了，这难道不是进步？

如果说，洋务运动主要是发展实业，也就是经济问题的话，那么，戊戌维新就不单单是“经济改革”问题，而是涉及政治（君主立宪、实行新政）、学制（废科举、办学校）、军制（取消绿营、练新军）等等的改革。这要比洋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光绪、康有为、梁启超在当时是代表爱国的而不是卖国的。戊戌维新失败了有各种偶然因素，不过李一氓认为“主要的还是力量对比对变法派不利，反动力量大大超过变法的力量”。

戊戌维新失败了，谭嗣同等六君子血溅菜市口，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八国联军侵华后，慈禧也感到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存在也不得不改革了。而主持这场改革的是袁世凯。戊戌维新中多数项目开始实施了，特别是把有1300多年历史的科举废除了（这得罪了全国的读书人，把他们从秀才——举人——进士——做官的“仕途”全毁了，真是如丧考妣，引起强烈反抗。当然，这一点，慈禧也同意的，否则袁世凯也作不了主）。同时，各级学校大量兴办起来，1904年有各级学堂400多所，学生9万人，到1909年，有学堂52348所，学生156万人。还有大批留学生出国，在日本就有1万人。军队也作了改革，废了考“武举”，倡办武备学校，练新军。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除了上海和天津的官商企业有所增加以外，无锡的荣氏兄弟、南通的张謇等一批民族资本家也在这一时期内兴起。广东的华侨资本也很活跃，据《剑桥晚清史》的资料，到1911年，已有600个中国人自己兴办的使用机器的工矿企业。铁路建设发展更快，1895年还只有288公里，1911年已近9000公里。各项实业中国人投资总额1.6亿银元，还引进了一批外资，1913年时，有外资厂矿96家，中外合资的40家，在外资厂矿中日本最多计35家，英国为28家。经济虽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是，政治改革没有进行，最重要的所谓“立宪”是假的（只搞了一些机构调整，如成立学部、法部）。工业发展反而加快了农村破产，贫富更为悬殊，官场的腐败也没有触动，各种矛盾都在激化，就引起了辛亥革命，清王朝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

中国的古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西方的历史学家说，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才能反思跪着的历史。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把他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分析观察。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李鸿章有错误，而且还不少，但是从洋务运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面，他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的，应该对他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袁世凯尽管也主持过一些改革，但最后他恢复帝制，是倒退，是个反动分子。不过他有一个孙子袁家骝（二儿子袁克文的儿子）、孙媳妇吴健雄都是杰出的爱国者和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可见不能搞唯成分论）。还有一个人物是杨度，他是真正的“铁杆保皇派”，主张立宪，还拥护袁世凯称帝。可是人是会变的，后来他思想上有了很大进步，周恩来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电视剧《潘汉年》中就有他）。周恩来在晚年有一次谈话中还专门讲到了他。对于近代的历史人物也要实事求是，近几年，对陈独秀、瞿秋白、项英等同志都有了比较公正的评价，我相信，这个趋势还会发展下去的。

中华民族走向共和的道路是漫长的、艰难的、曲折的。孙中山逝世前还在讲三民主义，真是共和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历史的新时代，但是共和国的体制还有待完善和发展。李慎之同志在托人把李一氓的文章带给我的时候，还带来了他自己写的几篇文章。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可以忧心的是：中国刚刚从二十世纪初害怕‘亡国灭种’的恐惧中摆脱出来，就立即产生了一股虚骄、甚至横霸之气，俨然二十一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这股思潮虽还不能说已成为中国人的共识，但是因为爱听奉承话是人之常情，因此来势相当猛。”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国经济确已取得很大进步，但是就经济总量来说，还只有美国的1/10，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只有日本的1/40，和香港、台湾相比，也差一大截。有什么可以自满自足的？不过不久前，胡锦涛同志提出要我们牢记“两个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看来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

（责任编辑周庄）

2003年第8期 光绪皇帝的新闻思想　作者：杨天石

光绪皇帝给人的印象是“窝囊废”。人们的这一印象当然不错，笔者丝毫没有为他“翻案”之意。对于光绪皇帝的优点，例如，他主张抗击日本侵略，支持康有为等人维新变法，史家们已经说得不算少，笔者也不拟在此嗦。本文想说的是，在上述两项优点之外，他还很有点见地，例如，他的新闻思想就算进步，领先于中国当时的时代潮流，对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关于这一点，此前似乎还没有历史学家谈过。

据说，中国人自己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58年（咸丰八年）创刊的《中外新报》，地点在香港，内地人见不到。三年以后，传教士伍德等在上海创办《上海新报》，这是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不过，那其实是一种七天出版一次的周刊，半年后才改为三日刊。直到1872年（同治十一年），英国商人美渣等人在上海创办《申报》，中国内地才出现了第一份严格意义上的中文报纸。该报既登商业新闻，也登政治新闻，并且破天荒地发表“论说”。此后，中文报纸就一天天多了起来。

对《申报》的出现，中国统治者并不高兴。早些年，我在伦敦档案馆里查到过一份照会。递送者是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殿下，受件人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其中引用了一段上海道台给英国驻上海领事的公文：

查上海英国租界有英商美渣于上年创设申报馆，所刊之报，皆系汉文，并无洋字。

其初原为贸易起见，迨后将无关贸易之事逐渐列入，妄论是非，谬加毁誉，甚至捏造谣言，煽惑人心，又复纵谈官事，横加谤议，即经职道函致英领事饬禁，未允照办。

照会要求威妥玛饬令英国驻上海领事：“凡不关贸易之事，不准列入《申报》。”

这是一份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专制、横蛮、愚昧的照会，也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统治者的新闻思想。在奕等人看来，报纸只能谈“贸易”，其他新闻，均在不准之列；至于“妄论是非”，“纵谈官事”，那就更加不准。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但不久就被清朝统治者下令封闭，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报纸也被改为《官书局汇报》。清廷规定：“皆译外国之事”，“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

光绪皇帝也糊涂过，封强学会，封《中外纪闻》，都经过他同意，但是，他很快就后悔，很快就进步。188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光绪皇帝派康有为去上海督办《时务报》时发布过一道“上谕”。“上谕”者，那个时期的“最高指示”也。中云：

报馆之设，所以宣国是而达民情，必应官为倡办。该大臣所拟章程三条均尚周妥，着照所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所出之报，随时呈进。

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开拓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时务报》原是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一份报纸，以梁启超为主笔。创刊之后，倡言“民权”，再加上梁启超那支通俗而又饱含感情的文笔，于是，受到广泛欢迎。然而，世间事常常是，受到的欢迎愈热烈，受到的反对也就愈强劲。有人扬言，要打“民权”屁股一万板。张之洞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维新派，但是，也不喜欢“民权”之说，指令在《时务报》担任经理的亲信汪康年设法“收敛”，其后，《时务报》遂为汪康年掌握，光芒大失。百日维新中，康有为企图借官方力量收回《时务报》，指使御史宋伯鲁向光绪皇帝上奏，要求将《时务报》改为《时务官报》，仍派梁启超办理。光绪皇帝将这一道奏章批给当时掌管文化教育的“管学大臣”孙家鼐，孙家鼐于7月26日复奏，认为梁启超正在奉旨“办理译书事务”，太忙了，建议派康有为到上海督办《时务报》。当时，北京的顽固派正在攻击康有为，光绪皇帝想让康避避风头，就同意了，因此就有了上面引述的那道“最高指示”。

为什么说光绪皇帝的上述“最高指示”在当时领先于时代潮流，于后世也不无借鉴意义呢？

第一，光绪皇帝认为报纸有两重任务。一是报道国家的政策、法令，即所谓“宣国是”；一是反映社会动态，表达百姓的愿望与意志，即所谓“达民情”。中国古代的《邸报》，清代的《宫门抄》，其内容都是皇帝诏令，官家意旨，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达民情”，反映人民的心声，显然是个大进步。

第二，光绪皇帝要求报纸“胪陈利弊”，这就是说，报纸的言论要全面，既要报“喜”，也要报“忧”。朝廷的政策、法令、兴革、举措，要允许人们议论，有“利”言“利”，有“弊”言“弊”，报纸上不能只有“睿智”、“圣明”、“万岁”一类的恭维话、颂扬话。

第三，光绪皇帝要求报纸“开拓见闻”，这就是说，报纸不仅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且应该传播知识，扩大、增进人们对世界和社会的了解。

第四，光绪皇帝表示：“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这就是说，报纸取舍稿件的标准是客观实际，只要“实”，就可以“据实昌言”，而不必“意存忌讳”，顾虑这，顾虑那，这也不敢写，那也不许登，也不必吞吞吐吐，说半句，留半句。“许”者，许可也，对于此类文章，此类办报方针，光绪皇帝采取“均许”态度，一律批准。

第五，光绪皇帝认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朝廷“明目达聪”，找到治理国家的正确办法。正确的决策源于对情况的正确、全面的掌握。只有报纸说真话，说实话，才能帮助“朝廷”了解实际，了解民情，作出正确的决策。

我想，不必再多解释了。光绪皇帝的这道“最高指示”发布于一百多年前，是否过时了呢？我想，也许不会有人认为过时了吧！

2003年第8期 《兰亭序》真迹之谜　作者：王兆麟

今年是中国古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诞辰1700周年和他的代表作《兰亭序》撰写1650周年。《兰亭序》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现今流传的是唐代及其后的临摹本，真迹何在？迄今还是个谜；而在1965年由郭沫若著文引发的《兰亭序》真伪之辩，由于毛泽东的关注和干预，更是轰动一时。

王羲之酒酣乘兴书绝品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今山东临沂）人。出身贵族，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但是他的官位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他自幼爱好书法，苦心研练，博采汉魏诸家之精华，集其大成，超脱魏书法家钟繇真书的境界，使真书完全摆脱隶书遗迹，成为独立的新体。他兼善隶、草、真、行，历代有“字势雄强，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右军书在而魏晋之风尽”的称誉，被尊为“书圣”。他对文学也很有造诣，能诗善赋，尤长散文，《兰亭序》就是他最得意的作品。

据史书记载，《兰亭序》产生的原委是这样：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和名士谢安、孙统、孙绰、支遁等41人，宴聚于绍兴市郊会稽山阴的兰亭溪畔，其中有26人赋诗41首，并聚诗成集，王羲之于酒酣之际趁兴用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为诗集写了这篇序，记下了诗宴盛况和观感。全文28行，324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有如神助。像其中的20个“之”字，竟无一雷同，成为书法史上的一绝。以后他多次重写，皆不如此次酒酣之作，成为中国书法史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作品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历代名家书法，尤喜王羲之的书作。他在《王羲之传》中说：“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据说他珍藏其墨迹三千和卷之首尾，但遗憾的是王羲之这篇最杰出的作品无缘得见，因作者本人对此极为看重，定为家族传家之宝，秘不示人。

李世民想了好些办法欲把《兰亭序》弄到手，均未能如愿，成了他的心病。最后他派心腹大臣监察御史萧翼出京访求，要他务必设法把真迹弄到手。

萧翼设计骗辨才智取真迹

萧翼出京调查，打听到《兰亭序》传到王羲之第七代孙智永禅师处，智永临终时把它传给了他的弟子辨才和尚。于是萧翼作了精心设计和准备，更名改姓，扮成赶考的举子出发南下。

一天清晨，辨才和尚打开永兴寺门，可是迈出的脚踩到一个软软的东西，低头一看，原来地上躺了一人，散发一股酒气。辨才自语：“原来是个醉鬼！”谁知此人翻身坐起答道：“醉虽醉了，未必就是鬼啊！”辨才见此人一副飘逸潇洒之态，便开玩笑地说：“虽不是鬼，亦不像人！”此人脱口应道：“如此便是佛了！”言毕大笑举步下山。辨才见此人不凡，便问道：“施主从何而来？”此人对曰：“我乃应试举子，昨夜月光皎洁，在山下旅店对月饮酒，苦无知音，店主说山上师父佛法上乘，且书画尤佳，便上山拜访，谁知醉卧山门，有失体统，无颜面佛。”辨才对这书生很是欣赏，便邀他入寺小住读书候试，双方谈学论禅，十分投缘。

一天，两人饮酒正酣，扮作赶考书生的萧翼“醉后吐真言”，从囊中取出一轴《兰亭序》摹本，却说这是真迹，万金难买，你我是莫逆之交，才拿出来让你一饱眼福。为人忠厚老实的辨才不知是计，对扮作烂醉的萧翼说：“你这个不是真迹，真迹在我的阁楼上藏着呢！”

萧翼一直“醉而不醒”，似未听见。第二天，辨才见萧翼迟迟未来吃饭，前去催请，发现萧翼已不辞而别，只见桌子上放着一张感谢馈赠的纸条和许多银两。

李世民派萧翼用计赚得《兰亭序》真迹后，奉为至宝，经常放在座侧，朝夕观览欣赏，多次题跋，并让太子李治用心临习。此后他让书法家冯承素、褚遂良、虞世南临摹，刻石拓印多幅赐给诸王、近臣，摹本从此散落人间，流传至今（以上三人临摹写本均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真迹呢？史载仍留于李治手中。李世民对李治说：“我死后，你只要把《兰亭序》用玉匣放进墓室我的身边，就是你尽孝了。”李治照办，李世民死后随葬昭陵。

真迹何在有待昭陵、乾陵发掘

史籍记载，唐末五代军阀温韬任陕西关中北部节度使期间，“在镇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难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异常坚固，他让士兵费尽力气打通了75丈长的墓道，进入地宫，见其建筑及内部设施之宏丽，简直跟长安皇城宫殿一样。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寝，正寝东西两厢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开石函，内藏铁匣。铁匣里尽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贵图书字画。其中最贵重的当推三国时大书法家钟繇和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真迹。打开一看，200多年前的纸张和墨迹如新。这些稀世珍藏，全被温韬取了出来，但迄今千余年来下落不明。

对于人们最为关心的王羲之代表作《兰亭序》，究竟是否仍留存昭陵墓室之内？如果被温韬凿陵盗去，为何迄今千余年来从未见真迹流传？

对此，有些人认为，史书虽然记载温韬盗掘了昭陵，发现了王羲之的书法，但是并没有指明其中包括《兰亭序》，而且此后亦从未见真迹流传和收录的任何记载。温韬盗掘时匆忙草率，未作全面、仔细清理，真迹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隐密之处。

但也有些人认为，《兰亭序》真迹所以未见天日，是被也很爱好书法的李治暗中留下，掉了包把复制摹本随葬昭陵，真迹为李治和同样爱好书法的皇后武则天共同据有，到晚于李治去世的武则天死后被带进了乾陵墓室。

总之，围绕《兰亭序》真迹的下落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一个历史文化之谜。究竟如何，看来待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发掘之时，才能见个分晓。

郭沫若著文引发“笔墨官司”

1965年5月22日，《光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写的长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的真伪》（《文物》杂志同年第6期转载），文中提到的“王谢”，“王”是王兴之，王羲之的堂兄弟，“谢”是谢鲲，为晋朝宰相谢安的伯父。二人的墓志都是用隶书写成，和王羲之用行书写的《兰亭序》不一样，为此，郭沫若推断当时还没有成熟的楷书、行草。他还经考证，认为《兰亭序》后半部分有悲观论调，不符合王羲之当时的思想，从而确认《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是王羲之第七代孙永兴寺和尚智永冒名王羲之的伪作。他还进一步提出，“现存王羲之的草书，是否都是王羲之的真迹，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郭沫若此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和极大关注。南京文史馆馆员、著名书法家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文章，认为当时就有楷书、行书的记载、传说和故事，而且流传至今的许多碑帖摹本也足以证明楷书字体在当时已经形成，并趋向成熟，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

毛泽东支持争鸣

高二适的文章写出后，但由于他的名声、地位远不及郭沫若，各报刊不敢发表。高二适无奈，只好把该文寄给自己的老师、国学大师章士钊，希望得到章的支持和帮助，最好能送呈毛泽东审阅。章士钊接到高文和附信，考虑到郭文中引用了康生的话，高文中也对康生作了驳议，事关重大，斟酌再三，于7月16日致书毛泽东，并附高文。信的开头介绍了　作者：“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步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他接着说：“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遄此籍叩政绥。章士钊谨状”

毛泽东接信后，很快于7月18日提笔函复章士钊说：“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即致函郭沫若，全文是：“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在这种情况下，高二适的文章于7月23日《光明日报》得以发表，同年第7期《文物》刊发了高文影印手稿。刊发高文影印稿时，目录上无此文，而且是放在刊物最后作为“附录”，看来是杂志临开印前加入的。对重要作品手稿局部影印发表并非少有。但长达13页、数千言全文影印刊发却极罕见，可能是由于毛泽东对高二适的书法较为欣赏之故。

高文发表后，康生即授意组织写文章支持郭文，《文物》、《光明日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郭沫若、章士钊、宗白华、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商承祚等人的文章，1977年文物出版社把这些文章结集为《兰亭论辨》出版，上编15篇收有郭文及与之观点一致的文章，下编仅3篇是与郭文观点相对立的文章。《出版说明》中说：“应该指出，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的斗争。”高二适看到后愤然说：“看来我是唯心主义了！”90年代末，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回忆说，当年“上面”请古文物鉴定权威、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老先生写支持郭文的文章，徐老很为难，让我勉为代笔。可是写这种文章何其难也，弄得我一夜白了少年头！

1998年8月17日，新华社报道，在南京东郊与王羲之同代的东晋名臣高崧墓中，出土了两件楷体墓志。另外，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先后发现的30多件同时期墓碑上，不仅有隶书，还有行楷、隶楷，说明当时多种书体并存。1999年在南京举行的关于《兰亭序》的学术研讨会，依然存在各种不同意见。看来这样的学术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书法界的多数人以及广大书法爱好者仍持王羲之真迹的传统观点。

（责任编辑方徨）

2003年第8期 洋货输入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作者：林　青

与古代社会相比，现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各种西方器物的传入，特别是日用百货。从清朝中晚期起，针头线脑这些普通生活用品，逐渐成为每个家庭天天接触不可须臾离开的消费品，在使用这些外来器物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悄悄发生了变化。

缝衣针

19世纪中期洋货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其中最不起眼的莫过于农妇手中一枚小小的缝衣针。这种极细微的商品在进口货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道理很简单：人人要穿衣，就得用针，当时中国有4亿人，人手一枚针，就是4亿枚。

就像中国传统的土布的质量不敌进口洋布一样，中国的土针也远不如机器制造的洋针，这是外国缝衣针取代土针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土针是怎样制造的？1857年，一名英国人参观了宁波的一家制针工场后描写道：“在那里，你可看见人们用手把长长的钢丝在石头上磨擦，以达到必要的细度，然后截成所需要的长度，并锉尖，而小孩子则拾起这奇异的钢丝，在针上钻孔。”因此，这种手工制成的缝衣针难免粗糙、不坚硬，而且因为产量少，价格自然就贵。于是，一旦人们接触到光滑坚硬、价格低廉的机制洋针，土针被取代就是自然之事。

有记载说，针的大批量进口始于1867年。到19世纪70年代，在沿海城市和轮船通航的长江流域地区，进口缝衣针的使用已经很普及。1874年，江西九江进口了25万枚。19世纪80年代，内地城乡也已普及。如同许多进口的日用百货一样，进口的缝衣针一开始也被人当作奢侈品。一份关于1884年中国的商务报告写道：“洋针在不久以前还当作珍奇物品出卖，现在已经普遍使用了。然而人们还是把它当作奢侈品来买的，每次买的很少，因为这种针是容易生锈的。如果能够用特殊包装法以防止这种缺点，那么这项外国产品的交易便会大大增进起来。”到1891年，针的进口量已达到31亿枚。换言之，这时的中国人已经普遍使用外国的缝衣针。

初期进口的缝衣针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法国。相比之下，美国货更受欢迎。美国的针是用钢制作的，不像英国的针那样容易弯曲和折断；同时，美国针的针鼻是圆形的，而英国针的针鼻是长形的。德国货也很畅销，它分小包出售，包装上印有图画和照片，很能迎合中国妇女的审美心理。

1895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兴起后，缝衣针的进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国产缝衣针逐步代替了进口货，但这个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20世纪20—30年代，在上海市场上，进口缝衣针的名牌有礼和牌、人牌，国产名牌有冀鲁针、利生针，国产货慢慢取代了进口货。

日用化学品

肥皂、香皂、牙粉、牙膏这些家用化学制成品，最初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最早传入的是肥皂。

中国古代的洗涤用品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利用稻草灰中的碱质，用水将它浸泡出来成为原始的洗涤剂；另一种是将皂荚树所结之荚捣烂后制成丸状，用以洗濯。肥皂的传入，使得洗衣服的过程比过去简化得多。肥皂进入中国的最早时间，比较可靠的记载见于1854年英商在上海所作的广告，这些肥皂是供应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使用的。而后，1860年上海的一些洋行开始批量进货，销往各地。

肥皂输入中国后，北方人称之为“胰子”，华南人称为“枧”，长江流域称“肥皂”。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虽然中国商店及小摊上都出售肥皂，但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洗涤剂，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当时使用肥皂属于高档消费。

1888年，一个英国商人写了一份商务报告，生动叙述了肥皂在广东的销售情况和中国人对它的珍惜程度：“现在，在每家中国商店里可以看到的另一种商品，就是肥皂。甚至在小摊子上，你都可以看到价钱较低的肥皂条。在这里肥皂应该有广大的市场，因为土货品质很坏。但我不了解对于在商店里所看到的上等肥皂会有需要。因为除了少数西人的仆役外，我从没有遇见一个中国人使用肥皂洗脸和洗手，自然在浴堂里是见不到肥皂的，或许高贵的妇女们会用到它，否则除非当作古董，似乎就没有前途了。”

广州是最早通商、消费水平很高的地区，但19世纪末人们依然把肥皂当作奢侈品来使用，中国其他地区可想而知。1889年，广州口岸进口肥皂的数量是4365箱，价值2334英镑，对于广州这样一个辐射整个华南地区的通商大港口来说，进口这么点肥皂真是少得可怜。同样是在1889年，广州的轮船上和旅馆里已出现了小盒包装的供旅客使用的上等肥皂，这可能是香皂。这种包装方式本身就说明，香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密切的联系。同一年，一位在长江流域旅行的外国人看到，一条肥皂被切成32片在卖，普通人是抱着一种新奇的心理在尝试使用肥皂的。

进入90年代，肥皂渐渐畅销。1894年，全国进口了价值38万两白银的肥皂，1913年进口额增加到268万两。这个进口量说明，此时，中国普通市民对于肥皂已经不很陌生了。

民国初年，中国的制皂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广州、汉口、青岛、大连等地都有一批著名企业，肥皂制造业的中心是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经营的五洲药房接办了原德国人创办的上海固本皂厂，留用外国技术人员，锐意经营，大力改进质量，所生产的固本牌肥皂胜过了进口货。到解放前夕，仅上海一地就有肥皂厂48家，年产量约160万箱，著名品牌除固本外，还有剪刀牌、牛牌。除了洗衣皂之外，当时中国市场上流行的其它肥皂的著名品牌有：力士香皂、四合一香皂、利华药皂、美国棕榄香皂。在一段时期内，由于提倡国货，中国生产的华丰檀香皂、固本香皂、金鸡牌香皂曾取代进口的檀香皂、兰腰牌香皂和棕榄香皂。

牙膏是随着牙刷而传入的。牙刷在晚清时期传入，当时人们刷牙用的是牙粉，而不是牙膏，比较著名的品牌是日本的狮子牌牙粉。为了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为牙粉打开销路，狮子牌牙粉的广告是这样做的：

牙为肠胃关系，百病由此而生。必须选擦牙粉，始免牙疼胃弱。你身子怎么不结实呢？我有个结实的秘法子告诉你。牙齿是不是周身很要紧的关口么？要是牙齿有病，百病由此而生。我从小的时候儿，每天早晚两回用狮子牙粉，所以牙没有一点儿毛病，吃什么都香，因此身体也很结实。连容颜都显着光润，这实在造化极了。我劝你快用这个秘法的狮子牙粉吧。

这则广告是1909年做的，表明当时人们刷牙用的是牙粉，而且表明，早晚各刷一次牙这种良好的生活新习惯，从清末开始就已提倡了。

牙膏是在民国初年传入的，当时流行的品牌是美国的丝带牌牙膏，但牙粉并未退出市场。直到1931年，在上海市场上，日本的名牌牙膏有一种：狮子牌牙膏；而牙粉有三种：金刚石牌、狮子牌、燕子牌。到解放前夕，著名的牙膏品牌有黑人牌、三星牌、固齿灵等。

蜡烛、煤油

在电灯问世之前，中国家庭中比较时髦的照明用品是蜡烛与煤油灯，它们也都是舶来品。

蜡烛的进口早于煤油。在1843年，上海等地海关已将蜡烛单列一项，规定税率，这表明它在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时期已经是一种比较重要的进口商品了。

中国传统的蜡烛用牛油等动物油脂制成。进口的蜡烛是白蜡，光亮度高，冒烟少，逐渐排挤了中国传统的土蜡烛，因此进口的蜡烛称洋蜡或洋烛，主要是日本产品，在清末有牡丹牌、铁锚牌，也有一部分是欧洲货。

自从煤油输入后，人们发现了一种比洋蜡更明亮更省钱的照明物，蜡烛的进口量一度锐减。

1879年，在温州，夜间营业的商店大部分都使用了煤油灯。当然，也有点蜡烛的：一个方形玻璃罩中燃着一支红蜡烛，这些商家用红蜡烛主要是为图吉利，使买卖兴隆；而做夜生意的绝大部分货担上，点的都是煤油灯，因为煤油灯远远比蜡烛实用，它不怕风吹，光亮度高。

在1884年的四川，城市中的许多家庭都把洋蜡改换成煤油灯。当年的重要贸易口岸镇江，来往各种船只上点的都是煤油灯而不再是蜡烛。

尽管如此，在19世纪70—80年代，蜡烛在中国仍然是有市场的。这主要是由于：第一，蜡烛使用起来比煤油方便。第二，当时除租界外，绝大部分城市没有路灯，人们夜间出行用灯笼照明，蜡烛能插在灯笼里。第三，众多的寺庙中使用蜡烛。民国时期市场上行销的主要产品有：上海的南洋、亨利等华人烛厂生产的蜡烛，英国人创办的白礼氏洋烛厂生产的鹰牌、船牌、僧帽牌蜡烛。

煤油和煤油灯的输入，打击了蜡烛的销路，但它所取代的主要是中国传统的以植物油为燃料的“一盏青灯”。

煤油的早期传入，可见于1854年英国商人的出售煤油的广告，当时主要是供给在上海的外国人使用的。直到1867年，上海的进口量仍只有29842加仑，表明煤油在中国的使用远未普及。1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1878年仅上海一地，进口量就达400万加仑。1886年全国进口量达2300万加仑。煤油绝大部分销售于通商口岸城市，风气闭塞的河南1887年全省销量仅仅6000加仑。

在内地，由于长江通航，沿岸各城市都很快用上了煤油。1874年，江西九江还仅仅进口370加仑的煤油，几年之后，洋烛与煤油已开始取代土烛和青油灯，所有买得起的人，都开始放弃土法照明，改用这些外国替代品。

在煤油和洋烛未传入之前，中国人主要用植物油照明，广东地区用花生油，长江流域用菜籽油，北方地区用豆油。油的种类虽然不同，点灯的方法大同小异：用一个灯碗，捻一根棉线，浸泡在油碗里。这种土制油灯光亮虽然不足，但用油量很省，因此总的来说价格便宜。

单就价格而言，煤油比植物油便宜。1884年宁波地区煤油每斤售价32文钱，而豆油、花生油及其他植物油每斤84—88文钱。煤油发光力强，但不像植物油那么耐用。因此，在许多地区，煤油排挤植物油往往是利用当地的自然灾害，油料植物歉收，植物油油价上涨而打开市场的。人们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逐渐认识了煤油的优越性的。1886年，有关长江流域煤油的商情报道：“内地各处使用煤油的越来越多，广州制造的廉价油灯也有助于煤油的推销。过去天黑就停工的行业，现在有许多在夜间也工作了。穷苦的读书人也能在夜间燃点煤油灯而不致损害他们的眼睛。鞋匠、磨工、裁缝和木匠，在夜间全都使用油灯。”

与煤油属于同类产品的汽油，输入的时间要晚得多。1902年汽车传入中国，1905年汽油的输入量为4.7万加仑，价值白银8000两，在中国的进口贸易中不占比重。而后随着汽车的大量输入，特别是中国工业的发展对燃料动力的需要，从20世纪20年代起，汽油进口猛增。1925年全国汽油进口了882万加仑，1936年为4551万加仑。

火柴

火柴是1825年发明的。到1829年，英国霍尔登爵士用磷和硫磺制成了黄磷火柴，最早大批输入中国的就是这种黄磷火柴。1848年，德国的贝特卡发明了安全火柴，成为世界上普遍使用的火柴。火柴的发明距今较晚，输入中国的时间也不太长，却是增长最快、最受欢迎的一种洋货。因为它是从外国输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称它为“洋火”，又因为它比传统的打火石方便，人们又称之为“自来火”。

火柴传入中国的时间，有比较准确记载的是1867年，当年进口了79236罗，每罗144盒，价值中国钱币1两白银，这种价格使中国人望而却步。十多年后，到1885年，进口243万罗，增加了约30倍，价格下跌了一半。

在火柴传入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用打火石来取火的。可能因为欧洲的打火石质量比中国的好，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从英国等地输入打火石。但是，火柴一旦输入，立刻就流行起来，开始是通商口岸地区，然后整个内地。

1871年，从宁波港口输入的火柴，已经在其周围城市中取代了打火石和火镰的地位，零售价是每盒1文钱，这种价格是除赤贫者外都买得起的。1885年，台湾也输入了大批火柴。1887年，闭塞的河南也开始输入火柴，但当年还只有3000罗。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市场上的火柴几乎是清一色的欧洲货，主要是英国、瑞典、德国制造的安全火柴，另有少量比利时和奥地利的产品。1875年，一个名叫清水诚的日本人从法国回到日本，输入了欧洲的火柴工艺，开始在日本制造火柴。从1877年起，日本火柴倾销中国，一度成为中国火柴市场上的主角。

火柴是一种很容易生产的日用消费品，于是中国人自己开始生产。1879年，一名叫卫省轩的日本归侨在广东佛山首先开创了中国人制造火柴的事业。他投资3000两白银，创办了巧明火柴厂。1920年，刘鸿生在苏州创办了他的第一个火柴厂，投入20万元资本。到1931年，刘鸿生已拥有7个火柴厂，一个梗片制造厂，成为全国头号火柴制造商，年销售量占全国的22%。过去，瑞典的“凤凰”牌和日本的“猴”牌火柴一直在中国火柴市场上称王称霸，刘鸿生火柴集团兴起后，改变了这种状况，人们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他“缚住了凤凰的翅膀，捆住了猴子的手脚”。刘鸿生被誉为中国的“火柴大王”。

经过从清末火柴的输入到20年代的大量生产，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告别了打火石的时代。

化妆品

鸦片战争后，外国化妆品输入，逐渐排挤了本国传统的化妆品。

有明确记载的西方化妆品进口的最早年代是1843年，当年对进口的“香水”、“梳妆盒”、“装饰品”一律征收5%的进口关税。化妆品既然列入征税项目，说明进口已不是零零星星的了。随着国内需要量的增加，进口越来越多。仅上海一个港口，1894年香水、脂粉进口额50405两白银，1911年就上升到319822两白银，十几年间增长6倍。这么大的进口量，说明有一个相当大的人群在使用外国化妆品。

外国化妆品打开中国市场的重要手段是广告，广告借助报刊而流行。上海、天津、广州及其他各城市，凡有报刊之处，便有化妆品的广告。晚清上流社会崇洋心理很浓，尝试外国高档消费品是一种时尚，广告促成这种消费心理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流行。1909年天津《大公报》首次将人像照片用于广告之中，这第一张用照片做的广告就是为克美利雅洗面粉作宣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美女正在使用洗面粉，广告词用对话形式写成：

我看你的容颜儿，总是这么细腻鲜华，你有什么好法子，擦洗的这么好看哪？

不敢当。你还不知道克美利雅洗面粉哪？我从前各种各样儿的香水、香粉、皂子都用过，可是没看见这么好的洗脸粉哪。谁若一试，就很惊这个粉的灵验，立刻脸上的肉皮儿又白又滋润又细腻起来了。不论用在脸上或是用在身上，香味儿长留不散，如在花园子四周，满是香味儿，实在舒畅快活得很了，你快买一点儿洗洗吧。

初期的化妆品广告大部分只是寥寥数语，不像这份广告这么生动，以后化妆品广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详细介绍产品的功效，对读者有很大的诱惑力。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迅速接受西方的化妆品，与广告有极其密切的关系。

清末民初，中国市场上长期旺销的化妆品主要有：美国的棕榄香皂、棕榄霜、白玉霜、金头香水，法国的巴黎香水、贝干香水、西蒙香粉，德国的4711香水。日本的美人牌香水销路也不错。20世纪20—30年代，欧美化妆品厂家开始输入原料，在中国配制包装后出售。例如，法国在上海的龙东洋行经销的“可的”化妆品，就是法国配好原料，拼好香味，将香粉装桶运到上海，再分装成小包出售。也有输入原料在中国就地生产的。如法国与美国合资的三花厂，从外国输入原料，生产“三花”牌香粉和爽身粉。当时著名的进口货品牌有：林文烟花露水、白玉霜；国产货品牌有：双妹牌、明星牌花露水，双妹牌雪花膏以及雅霜和蝶霜。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3年第8期 美国人对罪恶的记忆力　作者：丁　林

2001年4月24日，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法庭上气氛凝重肃穆。本地的联邦检察官德格·琼斯面对12位陪审员，强压激动，深深地长吁一口气，“女士们先生们，很久很久了！37年前，差不多38年了！”

对托玛斯·伊·布兰顿涉嫌参与38年前的黑人教堂爆炸案的刑事审判，终于开始了。

那是1963年。那时候，美国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仍然依据历史上形成的法律，实行学校和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这一区域性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最终在60年代被联邦政府和美国北方的精神主流以及南方黑人的觉醒反抗所打破。可是，那里旧有的保守势力在竭力抵御这样的反抗，尤其是他们中的极端分子，主要是KKK组织的成员，他们甚至企图用暴力抵挡种族平等的历史潮流。

于是，在最落后的两三个州，6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由仇恨驱动的暴力案件。阿拉巴马州是其中的典型。伯明翰市是阿拉巴马州的重要城市，黑人居民比较多。KKK分子多次在黑人教堂等地方引爆炸弹，以致于伯明翰以此出名，人们把“伯明翰（Birmingham）”叫做“爆明翰（Bombingham）”。

美国南方宗教气氛浓厚。阿拉巴马人，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多数是基督教浸礼会的信徒。星期日早上，他们会打扮齐整，领着自己的孩子上教堂。带孩子的家庭通常会早去一个小时，为的是让孩子们在礼拜之前，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周日学校”，那是牧师特意为孩子们开的圣经学习班。在南方人心目中，没有什么比参加“周日学校”的孩子更圣洁的了。他们就是天使的象征。这是南方文化的一个传统。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伯明翰市第16街浸礼会教堂，一个黑人社区的教堂，地下室里，一颗炸弹轰然爆炸。这颗炸弹炸死了正在教堂地下室里的四个黑人女孩：14岁的安迪·柯林斯、辛西亚·维丝丽、卡罗尔·罗伯逊和11岁的丹尼斯·麦克纳。教堂对街的商店里，一只钟在强震下停摆，记录了这个罪恶的时刻：1963年9月15日上午10点24分。

调查立即证明，这是有人蓄意安放的炸弹。很快就有证据指向当地活跃的KKK组织的成员。这个罪案震动了全国。虽然在60年代转型时期的南方，曾经发生了多起震动全国的“仇恨谋杀”，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比这四个女孩子的被杀更令人震惊的了。先是阿拉巴马州司法部，后是联邦调查局，针对这一罪案展开了一系列调查。结果，联邦调查局却没有起诉他们调查锁定的四名嫌疑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案子没有直接证据，没有找到目击者和直接的物证，而只有一系列间接证据。仅仅依靠间接证据的案子，在法庭上要定罪往往非常困难。关键是这样的证据必须能够说服陪审员。

根据美国的司法制度，在陪审团没有认定有罪之前，必须假定嫌犯无罪，必须保障他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法律要求对刑事指控的证据必须是合法取得的，并且是“超越合理的怀疑”的。这些证据必须确凿到能够说服陪审团的所有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才能定罪。一票不同意，就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根据司法程序，这样的谋杀案件必须在本州审理，必须由当地居民担任陪审团。当时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白人大众中普遍赞同种族隔离，KKK成员在当时相当普遍。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直接证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见，检察官无法得到陪审团一致的“有罪判定”。

就这样，虽然联邦调查局知道是谁干的，在当时的形势和司法程序的限制下，却没能立即将罪犯绳之以法。可是，正是这四个黑人女孩的死，惊醒了美国南方白人的良心。在联邦政府和全国民众的谴责下，持有种族隔离观念的南方白人，那些普通的农夫和工人们，开始反省了。

阿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沃利斯在60年代以支持和鼓吹种族隔离闻名全国。在他的传记影片里，有过这样一个镜头：乔治·沃利斯政治上的前辈、在竞选时给予他强有力支持的一位老人、阿拉巴马的前任白人州长，得知四个黑人小女孩被炸死的消息，如五雷轰顶。他要沃利斯改变对白人保守势力的支持，嗓音沙哑而沉重：“那可是去周日学校的孩子啊”！

这个罪案成为南方民权运动的转折点，它使KKK这样的极端分子开始人心尽失。与凶手的愿望恰好背道而驰：它不仅没有阻吓南方黑人对于平等和自由的追求，相反却促进了南方种族偏见的保守势力的迅速崩溃。一年以后，联邦参众两院通过了历史性的1964年民权法。美国南方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对黑人的歧视立法，被彻底废除了。

时光像流水，冲刷着人们在沙滩上留下的印记。伯明翰第16街教堂早已修复一新，看不出爆炸的痕迹。似乎只有四个黑人女孩的亲人，还会在深夜万籁俱寂时想起她们的音容笑貌，想起她们突然中断的人生。

可是，在美国，还有更多的人没有忘记她们，没有忘记那件罪案。这个爆炸案和四个黑人女孩的被害，写进了学校的教科书，谱成了歌曲，男女老幼几乎人人皆知。我们在电视上曾经无数遍地看过一部叫《四个小女孩》的文献片。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记录了四个单纯女孩如花般的生命。影片采访了女孩们的众多亲友。我们看着她们生前天真无暇的一张张照片。一个女孩的同学，在影片拍摄时已经是个青年，他讲起他们一起上完最后一堂课，怎样同路一起回家，回忆着路上两个孩子最后的对话，以及在家门口成为永诀的告别。第16街教堂的牧师，讲述他怎么抱起女孩们叠在一起的血肉模糊的尸体。父亲回忆他怎样给女儿拍摄她抱着布娃娃的照片，老泪纵横。母亲回忆自己听到死讯时候，只能重复着：“我的宝宝，我的宝宝……”泣不成声。影片把失去亲人之痛，无可回避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时时提醒着人们，她们死了，正义却还没有得到伸张。

阿拉巴马州的新任司法部长，是新一代的本地白人。他说，他在法学院读书时，读到这个爆炸案，就发誓要把安放炸弹的人带上法庭。从他担任州司法部长那天起，每天上班时，他都要听一遍那首讲述四个黑人女孩的歌，提醒自己，为被害的四个女孩伸张正义，是他的使命。

联邦调查局也没有忘记这个罪案。对他们来说，最要命的是怎样得到能够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的证据。案发多年来，调查在悄悄地进行着。早在1964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文就伪装成一个开卡车的工人，在本案嫌犯布兰顿家隔壁租了一个公寓，和布兰顿的厨房只有一墙之隔。在这墙上，他安装了窃听器，布兰顿在厨房里的所有讲话都被录了下来。就在这些录下来的讲话里，布兰顿亲口向友人讲到，KKK有一个会议，是要商量怎样制作和安放炸弹。这段录音成为这次庭审中的主要证据。联邦调查局还发展了一名KKK分子作为内线，让他带上微型录音机，录下布兰顿的讲话。

当证据渐渐收集起来的时候，时代也变了。出于种族偏见而诉诸暴力，伤害无辜，这是一种不可姑息的罪恶。这一点，已经成为南方所有人的共识。让安放炸弹的人到法庭上去面对正义的时候到了。1977年，在事件发生14年之后，四名嫌犯中的首犯罗波特·强布利斯首先被起诉，判定有罪。他在监狱服刑8年，死于狱中。1994年，第二名嫌犯死在家中。

2001年春天，伯明翰市第16街教堂爆炸案的最后两名嫌犯的刑事诉讼案同时交到法庭。其中一名，71岁的巴比·切利，在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法庭确认他有精神问题，没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依法延迟审判。而如今62岁，在38年前25岁时参与爆炸杀害四个黑人女孩的布兰顿，终于被带到了法庭上。

2001年5月1日傍晚，陪审团宣布，布兰顿被判定有罪。根据阿拉巴马州的一项古老法律，法官判处布兰顿四重终身监禁。当年爆炸发生之后，在许多年头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布兰顿出门时，即使不顺路，也要绕到第16街，从那个他参与爆炸的教堂前走过。现在，法官一声令下，他戴上手铐，终于踏上了他早就应该去的监狱的道路。

在宣判那天的法庭旁听席里，来了许多和当年四个女孩一样年龄的孩子，他们在家长和老师的带领下，来亲眼见证今天的历史。他们会记住检察官琼斯的话：“真是太迟了。人们说，正义的延迟就是正义的丧失。……在今天法庭判决的一瞬间，我不同意这个说法。迟来的正义还是正义，我们得到了它，就在今晚，就在这里，伯明翰。”

在任何社会里，都会有罪恶发生。人们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社会怎样对待这样的罪恶，标志着这个社会的集体良心状态。而对罪恶的集体记忆力，是这个社会之集体良心的第一指标。容易遗忘罪恶的社会，必定会一再地姑息罪恶。一个遗忘和姑息罪恶的社会，必定走的是道德的下滑线。38年过去了，62岁的布兰顿终于被绳之以法，没有逃脱法律的惩罚。整个社会对于受难者们恒久的纪念，以及对罪犯不懈的追猎，表现了这个社会的每个人，所有的人，对罪恶的记忆力。只有这样的记忆力不衰退和丧失，社会才可能有正义。今天美国阿拉巴马州对38年前的罪恶的审判，其意义在于它向全社会传递的信息，这信息就是检察官琼斯说的：“披露真相永远不迟，治愈创伤永远不迟，要求一个罪犯承担罪责永远不迟。”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8期 情酬忠烈——赍志亭　作者：程竞明

广东珠海市中心的香洲，屹立着林木葱翠的狮山，这是大革命时期27位先烈长眠之地。人们走进香洲烈士陵园，但见红色的牌坊高高耸立，两旁镌刻着叶剑英元帅题写的楹联：

热血染香洲，流芳万载；

悲泪沾狮山，景仰千秋。

进牌坊登上宽阔的石阶150级，便到达了山巅翠柏苍松掩映下的赍志亭（赍音积，赍志即志未遂而亡）。庄穆古雅的六角亭是1925年营葬烈士时建造的，亭中竖立的“赍志亭碑”，记述了香洲兵变的始末。1924年，孙中山授意建国粤军第二师成立一个独立营，壮大革命军的骨干，由师参谋长叶剑英兼营长，设营于香洲，后扩编为新编团。1925年叶随二师东征，不料陈炯明余党于4月25日在香洲发动反革命政变，将独立营27位进步官兵全部杀害，然后潜逃澳门。叶闻讯立即赶回收殓烈士，并将叛乱者从澳门引渡香洲，就地正法。赍志亭碑文写道：“嗟呼！死难之士，皆吾党英俊杰出之才。其志趣之高尚，气概之雄迈，操守之坚贞，精神之伟壮，诚难能而可贵者。今皆赍志以终，不克见其短衣匹马，尽节疆场，杀贼立功，重光家国，其恸何如！”

赍志亭的楹柱上镌刻的对联为：

浩气贯苍穹，英魂有恨填香海；

伤心悲世道，昂客何堪向佛山。

联内“佛山”指当时国民党广东军政要员居住的佛山镇。

在赍志亭后面屏立的岩石上，有一幅长达40米、高2米多的浮雕壁画，通过生动逼真的形象和景物，展现了从大革命到全国解放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活跃在战火中的90多位人物，有军人、农民、工人、学者和老人、儿童，一个个栩栩如生。这幅气势磅礴的革命画卷，令参观者惊心动魄，如身临其境。

赍志亭的下方，整齐排列着27位革命烈士的坟墓，还有一座面向烈士墓的瞻仰台，台正面镌刻叶剑英当年洒泪挥笔的《满江红·追悼建国粤军第二师独立营香洲殉难官士》：

镇海狮山，突兀处，英雄埋骨。曾记得，谈兵虎帐，三春眉月。夜半枪声连角起，繁英飘尽风流歇。到而今堕泪忍成碑，肝肠裂。革命党，当流血。看搀枪满地，剪除军阀。革命功成阶级灭，牺牲堂上悲白发。更方期孤育老能养，酬忠烈。

建国以后，叶剑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时，每年都要去香洲墓地凭吊，对烈士的家属和遗孤尽力抚恤和照顾，并亲自慰问。他调往北京工作之后，曾多次前往香洲。1963年他在赍志亭逗留了三个多小时。1986年，80多岁高龄的叶帅登狮山，过赍志亭，走到烈士墓前深情地抚摸着墓碑，向同行者一一介绍烈士的生平事迹，依依不舍。

（责任编辑又新）

2003年第8期 秉笔直书写春秋　作者：南化文

求实存真论古今，弘扬华夏文化魂。

言之凿凿传信史，情系拳拳爱国心。

这几句顺口溜，是笔者对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的纪实性综合月刊《炎黄春秋》的办刊宗旨发的一点感慨。其征订广告中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古今大事，爱国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该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翔实记录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较好地体现了这个宗旨，在期刊丛林中独树一帜，“秉笔直书”的鲜明风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所谓“秉笔直书”，其实就是史家历来所称道的史德。写历史，要求有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誉人不溢其美，贬人不增其恶。叙事不“看风使舵”，随意编造，而是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反映历史。《炎黄春秋》不仅在办刊理念上大力弘扬“秉笔直书”的史德，而且身体力行，在“春秋笔”、“人物志”、“沉思录”、“求实篇”、“亲历记”等十多个栏目中一丝不苟地实践这个主张，在对重大历史人物的介绍和评价上更显示了“求实存真”的过人胆识。2002年第11期“一家言”专栏发表的《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就是一个例证。恩格斯和马克思1848年共同写作的《共产党宣言》曾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在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的导言中，恩格斯公开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就是这个所谓的“幻想”，使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中走了几十年的弯路。这篇文章介绍的史实，不仅表现了革命导师实事求是、勇于否定自我的气魄和胸怀，使历史伟人的形象更加高大，也使我们从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中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永远也不能脱离社会实际，一定要跟上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过时的观念，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本质的理解。类似这样通过介绍彪炳史册的历史伟人的思想发展过程而进行深思的文章，成为《炎黄春秋》的一个亮点。品读这些文章，使人们在深受启迪的同时，也情不自禁地要为这本杂志坚持真理，“不为尊者讳”的勇气油然而生敬意。

历史上曾有过一些影响较大却比较复杂的人物，被治史的人称作“问题人物”。这些人虽然也曾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或对社会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后来不能顺应历史急剧变化的要求，做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事情而遭到批判或冷落。对这类历史人物的介绍，隐“恶”扬“善”，全面肯定固然不妥，但隐“善”扬“恶”，全面否定或一笔抹煞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炎黄春秋》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注意克服过去确曾出现过的某种曲意贬损的倾向。陈独秀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早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近年来有的报刊宣传却把这段历史弄得相当混乱。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之际，北京一家报纸推出的记者访谈，说湖南长沙在1920年秋就建立了党组织，比毛泽东自己明确说的1921年秋提前整整一年，似乎和陈独秀没有什么瓜葛。2001年春夏之交，北京的另一家报纸每天发表一篇著名共产党人的故事，断言陈独秀在建党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上逐渐落伍”。《炎黄春秋》2003年2月号发表《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一文，列举大量确凿的史实，指出陈独秀在党的历史上虽然犯过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说他在建党后“长期居于书斋”、“思想也逐渐落伍”，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干，什么问题也没有思考云云。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建党以后，陈独秀先后主持了中共二大、三大、四大，参与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陈独秀还参与决策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和周恩来等一起成功地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主持了对戴季陶主义的有力批判；此外，他还毕生守定不变地研究进化、民主、科学、爱国和社会主义五大问题，在他的晚年痛切总结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苦经验”，于1938年9月15日发表《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等等，这些带有预见性的理论主张至今也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通过这样的介绍分析，使我们对中国近代史上这位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而又非常复杂、充满争议的人物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既纠正了违背历史真实的不负责任的杜撰，又普及了党史知识。陈云同志曾经说过，不能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在该刊发表的《陈昌浩的功过是非》（2002年第12期）、《黄克诚面示我们历史地书写林彪》（2002年第8期）、《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2002年第2期）等许多文章中，都充满了这种“贬其所当贬、褒其所当褒”的辩证哲学，表现了《炎黄春秋》把秉笔直书的史德贯彻到底的取向和追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理念现在已成了许多人的共识。这意思是说史学研究要“古为今用”，要从历史中见到当代，见到当代社会观念、存在形态的历史渊源，认清国家、民族的过去，借鉴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建设现在，创造未来。《炎黄春秋》秉笔直书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同程度地渗透了这种“纵观历史，面向现实”的精神，无论是历代统治者在勤政、廉政、用人、治世、安民、纳谏、改革、执法等方面的成功与失败，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党历史上的沉痛教训，留给人们的思考都极为深刻。这里既有从宏观上直接剖析重大历史事件、理论主张并从中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如《苏联巨变的再思考》（2002年第12期）、《“以俄为师”得失的探讨》、《对两类矛盾学说演变过程的考察》（2003年2月号）等等；又有从微观上为错误决策提供实证的文章，如《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2002年第11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汇集官修记》（2003年1月号）等等；还有反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敢于直言的高风亮节的文章，如《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2003年3月号）等等，读后意味无穷，深受教益，并进而去思索如何联系实际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样一些严肃的话题，引导人们牢固树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将自己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以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塑造自己，改造社会，建设国家。

《炎黄春秋》的顾问杜润生先生曾在2002年第4期撰文《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以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刊物“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功能。这个用意甚好。略嫌不足的是，作为一本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型刊物，在提建议、谈看法时，有些问题可在内部放开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但公开发表应反复斟酌。

（此文载于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主办的《报刊之友》2003年3月号，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2003年第8期 科学与权势　作者：陈四益

权势可以影响——帮助或阻滞科学的发展，但科学不能听命于权势。

1957年我进大学，读的是中文，可最先听到的轶闻却是有关生物系的。说大教授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弟子，但他的女公子却是米丘林学派。当时的风气，跟着摩尔根就是跟着美帝国主义，是唯心论；跟着米丘林（实际是跟着李森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唯物论。学术问题一旦成了政治问题，自然又会衍化为家庭问题，闹得父女失和。实情如何，语焉不详。但当时听说之后，感到一丝可怕，这才知道自然科学的学术观点也要服从于政治的。幸亏后来毛泽东接见谈家桢，说摩尔根可以研究，总算到文革之前，谈家桢的“摩尔根”才允许在复旦大学存在，不过也只是存此一家而已。年轻人还是怕学“摩尔根”，谈先生的助手，到我毕业，听来听去，老是盛祖嘉、刘祖洞等几位，不见有什么后起之秀。现在，开口基因，闭口DNA，成了是否具有现代知识的一种炫耀，可当初这些东西是不敢公开探讨的。在苏联，因研究“摩尔根”而撤职、入狱、整死的不知凡几，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中国学苏联，“摩尔根”在中国虽然允许存在，但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悬在摩尔根派的头上。势力干预科学的恶果，是社会主义国家生物学的落后，可谓著例。

以为执掌了权力就可以随意为科学问题作最终判断，是一种现代愚昧，这种愚昧来源于古代专制主义的传统。最高统治者既然受命于天，那么他的一切话语都是天的意志。天意难违，永远正确。这种情形在社会科学中更为严重。其特征就是把古代注经的办法当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者的全部本事，就是演绎或注释领导人的讲话，而权势越大的官员，真理也就越多。

掌权的人一定要懂得，科学是研究客观规律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用一句中国的老话，即所谓“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譬如：今年发生的“萨斯”，它的传播有其规律，它的病原是什么，也有客观依据，并不决定于宣布者地位的高低。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宣布的衣原体，并未被科学界接受，而冠状病毒却不是由国家级研究单位发现的。若说天意，事物的客观规律才是真正的天意。因此，尊重科学，就是尊重客观规律；依靠科学就是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如果对客观规律毫无敬畏之感，以为权势就可随意改变客观规律，没有不跌跟斗的。在许多官员都成了“专家”的时代，这个问题就更要引起注意。诗曰：

天意从来高难问，虚心探索可求之。

官高未必多真理，以势压人后悔迟。

2003年第9期 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　作者：李维民

编者按：著名学者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在本刊第7期发表后，李维民同志以大量确凿的史料成文，对曾文提出意见，并将文章直接送给曾彦修同志，曾彦修同志阅后恳切地作了检讨。本刊将李维民同志文章和曾彦修同志检讨一并刊出。这是共产党人应具有的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虚怀若谷、勇于纠错的胸怀，这种精神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1947年，康生和饶漱石在山东土改复查中大搞极左，全盘否定山东土改已取得的成绩，在所谓“搬石头”中，用“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宗派主义”等罪名强加于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了一大批忠诚于党的事业、对革命有贡献的好干部。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黎玉，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景晓村，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公安局长李震，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胶东行政公署主任曹漫之等一大批干部被撤职、降职，大批专区、县、区、乡干部也遭到批判、撤职。这些干部被当作“石头”搬掉后，土改中错划阶级成分，侵犯中农利益，打击民族工商业和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愈演愈烈。1947年底，中央提出纠正土改中“左”的倾向后，拖了很长时间，才得到制止。但是山东大批干部遭到错误打击的冤假错案，拖了30多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经中共中央同意予以平反。在这一历史事件中，虽然当时在中央和华东局的某些同志也有一定责任，但是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山东的康生，和时为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起了最为恶劣的关键作用。

1947年我虽在山东渤海军区，但并不了解此事的来龙去脉。在此之后，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访问过当年被整的黎玉、林浩、景晓村、李震。文革期间李人凤曾向我谈及此事，以后我又和他的夫人、曾任渤海区妇联主任的刘孟和景晓村的夫人王梦林多次深谈。特别是曾任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高克亭，曾向我详细介绍了他主持复查黎玉、景晓村、林浩等错案及向中央写复议报告的情况。我还与负责调查和撰写《解放战争时期渤海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专题报告的山东惠民地委党史征集委员会主任邢天才和刁洪远、李晓黎多次交谈过。1994年我还找当年追随康生、饶漱石在渤海区积极整人，后来在文革中又大搞极左而闻名全国的王力，当面与他核对了若干事实。

（一）

这一事件的前后经过是这样：1946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刘少奇主持，薄一波、邓子恢、黎玉等参加，在延安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首次提出了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包括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实现“耕者有其田”，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对待中小地主和大地主、豪绅、恶霸要有区别，不可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办法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等内容。“五四指示”下达时，黎玉还在延安，饶漱石在东北未回来，在山东主持工作的陈毅，召集各区党委负责人传达了“五四指示”，并且强调了要记取苏区土改时“左”倾错误的教训，不要形成“赤白对立”。7月，黎玉回到山东。8月8日，中共中央电示陈毅、黎玉、张云逸，要求山东加快土改进度，同时对土改政策作了进一步规定，要求孤立地主、稳定中农、不变动富农自耕土地，对一切地主采取缓和态度。8月下旬，黎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华东局土地会议讨论的情况，包括陈毅的意见，起草了华东局《关于彻底实行土地改革的决定》，简称“九一指示”。接着在山东各地组织了若干土改工作团，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据《中共山东地方史》记载：到1946年12月，山东解放区约有1000万农民，从地主手中收回土地464万余亩，加上原有土地，人均2.15亩，在土改比较彻底的地方，基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但是运动发展不平衡，当时国民党军正在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敌情严重，新解放区党的基础不够巩固，农民的斗争觉悟还有待提高。在老解放区，存在着对中小地主和开明士绅照顾过多及干部多分田现象。为此，山东各地党组织从1947年春天开始，在土改开展不够好的地区及广大新解放区，又开展了土地还家和土改复查。

1947年初，饶漱石从东北回到山东后，也没有进行调查研究，就指责山东的土改“右”了，有“富农路线倾向”，说黎玉根据“五四指示”起草的“九一指示”错了。并在2月21日以华东局名义发出的土改复查和春耕生产指示中，把土改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富农路线”倾向。4月底和5月初，华东局又连发两个有关土改复查的文件，虽然促进了土改复查的开展，同时也使“左”的倾向发展起来。6月下旬，华东局在诸城县寿塔寺召开扩大会议，以推行“富农路线”等罪名，对黎玉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会后，华东局于7月7日发出《关于土改复查的新指示》，简称“七七指示”，全盘否定了根据中央“五四指示”精神制定的“九一指示”，说“九一指示”有三个原则错误：方针上的非阶级路线，方法上的非群众路线，领导上的自满自足放松土改。这个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制定的“七七指示”发出后，使许多地方土改中已经出现的侵犯中农利益，打击城镇工商业，乱打乱杀等“左”的错误日益严重。

这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这个大纲对于土改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中规定的平分土地的方法，很容易侵犯中农利益。同时对于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与组织不纯的情况估计过于严重，而对前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康生是全国土地会议主席团的五个常委之一，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中央工委的主要领导人（在朱德、刘少奇、董必武之后位居第四），还是中央土改工作团的团长，此前他在晋绥搞土改时大搞极左，原来晋绥根据剥削行为定了一个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康生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在他驻点的村子乱打乱杀，还搞挖祖坟、追底财，弄得怨声载道。这种极左风潮波及到晋绥的许多地方，在中央土地会议上也有一定影响。华东局和山东各地区去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有数十人，有的人受康生、饶漱石极左思想影响，把山东土改中的问题说得很严重。

（二）

全国土地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决定借传达土地会议精神，首先向渤海区开刀。当时，山东解放区分三大片，即胶东区、渤海区和鲁中南（即鲁中、鲁南、滨海，以后合并为鲁中南区）。饶漱石从唯我独尊、排斥异己的宗派思想出发，为了打倒黎玉，反给黎玉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并把长期与黎玉一起工作，分别主持渤海区、胶东区工作的景晓村、林浩看成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

首先拿渤海开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46年下半年，因为渤海区可能成为华东战略区的后方，华东局先派刘格平、王力（就是后来“文革”初期闻名全国的两位左派）去渤海了解情况。他们先到了禹城，这里距敌占区济南很近，是解放不久的新区。他们听县干部反映这一带敌人活动猖狂，杀了我们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王力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杀？”县干部说上面有规定，杀人要报批。刘格平和王力当即指示他们先杀一批。第二天这个县就杀了30多人。接着他们到商河县，又杀了40多人。到渤海区党委后，王力根据禹城、商河这些新区的情况以偏概全，写了一份指责渤海区锄奸反特不力的报告，叫景晓村发给饶漱石。景晓村看了感到其中反映的情况需要进一步核实，劝他查实了再发。王力竟违反纪律，找了一个熟人，通过新华社渤海分社的电台发了出去。饶漱石把刘格平、王力和景晓村召到桓台县，专门听取王力的汇报，景晓村说明了一些情况，饶漱石根本听不进去。不久，华东局派人到渤海区党委，宣布给区党委集体警告处分，给公安局长李震个人警告处分。同时决定把杀人权下放到县。从此，乱杀错杀之风逐渐在渤海区蔓延开来。王力因而得到饶漱石的赏识，后来被任命为华东局驻渤海土改工作团的总团长兼党委书记（这是王力自己说的，有人回忆，他并无总团长头衔，此前他不过是个科长）。

1947年10月8日到1948年2月25日，在阳信县李家桥（后移至何家坊），召开了为期138天的渤海区土地会议。参加会议的区、地、县各级干部550余人。会议开幕时景晓村还以区党委书记身份致开幕词，华东局副书记邓子恢出席会议。没有几天，景晓村等就靠边站了，会议由华东局民运部长张晔、副部长刘格平等主持，实际上变成了批判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及各地、县一大批主要负责人的斗争会。特别是康生于11月6日参加渤海土地会议后，会场内外笼罩着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因为康生是带着成见专门来整人的。

康生在11月16日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于10月24日由中工委阜平参加中央局土地会议，……因渤海正在开会，……我接电后当即于10月30日由阜平动身，11月微（5日）到达渤海。……一星期中我除参加会议外，……大量了解此区党内不纯情况，较晋察冀严重万分，或者说有基本区别。其主要特点是：许多党的组织被地主富农所掌握。渤海从行署正副主任到各处长都是地主富农成分，他们对土改不仅思想上站在地主立场，而且大多数曾做过镇压农民、包庇地主、保护自己家庭为农民所恨的罪恶。至于各县县长，包庇地主、镇压农运者也很多。庆云、利津、广饶、滨县等县长，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康生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此间情况复杂，稍一不慎，有可能发生反革命暴动和叛乱的危险。”

康生在电报中关于景晓村、李人凤、李震是这样写的：“景（地主）、李人凤（抗战初期为国民党军官）、公安局长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1947年11月25日，康生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党内混入一批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地主富农分子到党内来，而且掌握着党的领导、党的组织。……他们在思想上、政策上就犯右倾机会主义类似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他面对500多位代表，声色俱厉地说：“就代表出身的情况就可看出，渤海党内不纯到什么程度。依靠这样的党是不能彻底进行土改的”。上述电报和报告均保存在山东省委档案馆中。不必更多地引用他在各种场合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说，仅从这份电报和报告就足见其颠倒黑白、恶意诬陷，企图彻底否定和推翻渤海区党组织的狰狞嘴脸。

（三）

景晓村在山东是一位优秀的年轻干部。他出身于小地主家庭（比康生出身的大地主家庭小得多了），如按划分阶级的标准，景晓村家应是富农。景晓村的父亲是个革命知识分子，当小学教员时就向学生传授进步思想，大革命时期曾在家乡组织农民协会，抗战时期参加民主政权工作，并且在1942年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景晓村出生于1917年，1933年考入山东济南第一乡村师范，这个学校出了大批共产党员，被称为山东党的战斗堡垒。1935年景晓村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担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这年他才20岁。1938年1月1日参与发动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一团政委，第二支队政委，鲁东南特委书记，清河区党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1944年1月，清河区和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后，那年还不满27周岁的景晓村，被任命为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1945年，景晓村与司令员杨国夫率领渤海军区部队，向津浦路济南至沧州段和胶济路西段沿线之敌展开进攻，连克25座县城，歼敌26000余人，解放了渤海区全部县城。杨国夫是长征前就任团长的红军干部，抗战时期和比他小12岁的景晓村共事五六年，两人关系很好。他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时曾对我说过，他在东北听说景晓村在渤海被撤职，感到很不理解，对景晓村的遭遇非常同情。上世纪80年代初，我写《罗荣桓传》时，看过景晓村抗战时期的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因为他详细地记录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的多次讲话，还有他学习中央指示的体会及工作日记，足有数十万字。就是这样一位好学上进、勤奋正直、年轻有为的好干部，被康生用“景（地主）”三个字就把他的前程断送了。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康生曾声色俱厉地指着景晓村说：“景晓村你一村不晓，还有什么资格坐在台上。”景晓村被撤职后，历经30多年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他当上国务院农机部副部长时已是年逾花甲。

康生说李人凤是“国民党军官”，这是毫无根据的诬陷。李人凤抗战前就担任过山东第四师范的“左联”支部书记。抗战爆发后，他带领一些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武装，首创在胶济铁路迎击日军的战绩。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十团团长，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曾在前线作战时负伤。他担任清河区行署主任、渤海区行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为根据地政权建设作出很多贡献。1947年，华东局、华东军区迁至渤海区后，40万部队和机关人员等，云集在这一并不富裕的地区。李人凤作为行署主任，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任务极其繁重。1947年6月18日，华东局在致“晓村并区党委诸同志”的信中，还说过：“对你们各方面工作之进展与成绩，表示欣慰。目前渤海担任着极端繁重的任务，对于整个华东战局的支持曾经作了很大的努力”。康生参加渤海土地会议的第一天，《渤海日报》还在头版刊载了李人凤以行署主任名义发布的有关支前工作的一个训令。可是康生一到渤海，就给李人凤加上“一再加重人民负担”的罪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曾任渤海行署秘书长的马千里，愤愤不平地质问康生：“你说加重了群众负担，40万人在这里，不加重群众负担，吃什么，穿什么！”康生哪里听得进去。李人凤不仅在会上挨斗，而且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由康生拍板定案，1947年12月28日《渤海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的布告是这样写的：“查渤海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自任职以来，不但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而一再加重人民负担，庇护地主，维持封建势力，纵容匪特，镇压群众运动，……着即将该主任明令撤职。”《渤海日报》还专为李人凤撤职发了社论。李人凤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在1959年反右倾时再次挨整，在1966年“文革”中又遭迫害。他从五七干校回京治病时，我曾去看望他，不久他便含冤去世。

渤海区公安局局长李震是最早挨整的，已受了警告处分，然而康生并未善罢甘休。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李震（曾被日本俘虏过）”，言外之意是被俘就会变节，因而不可信任。李震是1943年在一次“反扫荡”中被俘的，之后恰有一架日军飞机因机械故障迫降在我根据地内，飞行员被我军俘获。这个飞行员是曾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山田大将的侄子，敌人急不可待地找关系与我们联系，要用李震和被捕的临淄县长李铁峰换回那个飞行员。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个飞行员的身世，觉得一个换两个对我们有利，经渤海区党委讨论同意，把李震二人换了回来。他们回来后，经过山东分局严格审查，认为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没有任何变节行为，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曾专门发文件予以表扬。李震是1932年入党的老党员，在著名的博兴暴动中担任博兴县后备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曾任东北军51军我党工委副书记（解方任书记）。1941年从山东分局调到清河区党委任党委常委兼社会部长，离休前任铁道部副部长。他曾向我讲了他亲眼目睹的这样一件事：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人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我们的干部。侵犯中农利益和没收工商业现象也很严重。如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其中不少是劳动人民。

（四）

康生另一个恶毒的手法，就是以反宗派主义为名，挑动派性斗争。1947年11月25日，他在渤海土地会议上说：“军队与地方、冀鲁边与清河、外来与本地、工农分子与知识分子、最后是山东干部与华东局干部之间，关系上不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他是挑动一部分干部斗争另一部分干部。例如，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时，区党委书记、司令员、政委都是原清河区的干部，这是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工作时安排并经中央批准的，与清河区的干部无关。有的人不了解情况有些反映，康生本应做促进团结的工作，可是他蓄意制造出一个以景晓村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把60多名干部列入这个集团的名单中，其中绝大多数是原清河区的干部。康生在渤海发现和利用了一批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当时在三地委工作，“文革”时是山东造反派的头子，被选拔为山东省革委会第一任主任的王效禹。康生在批评景晓村搞“宗派主义”时就说过：“像王效禹这样的好干部，你为什么不用！”有些同志不同意康生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的做法。康生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说：“有人说我们搞宗派，不错，我们是有一个派，是中央派，是毛泽东派！”会议大搞唯成分论，人人过关查三代，普遍改选了原先成立的各个支部，由贫雇农出身的人组成新支部领导会议。如区党委机关支部，就由一个饲养员、一个炊事员等组成。振华中心县委妇联主任晓山对这种极左做法表示不同意见而被斗争。区公安局的于海东、韩洁石、韩华等被扣押审查。第一地委副书记曹戌，本人家庭没有问题，因为跟开药铺从医的舅舅生活过一段，就被批斗撤职。第四地委副书记刘鸿轩因不同意会上的一些做法，也被批判撤换。参加会议的各县县委书记和区党委的科以上干部，百分之七十受到批判。第四地委被撤职、降职、调离的县以上干部有20人，其中包括一名地委书记、两名副书记、一名副专员。土地会议所在的阳信县县委大换班，十个区委书记只保留了三个。至于县以下甚至包括村支部书记被当作“石头”搬掉的更是不计其数。

渤海土地会议召开后，1948年1月1日至2月17日，饶漱石在五莲县大茅庄主持了胶东区土地会议。和渤海土地会议一个调子，也是批判所谓党内组织不纯和土改中的“富农路线”、“宗派主义”。胶东区党委书记、胶东军区政委林浩及行署主任曹漫之都被撤销了职务。跟着康生去参加胶东土地会议的毛岸英，回到工作团后，曾对住同屋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说，康生整林浩太狠、太过分，缺乏政治家风度（见曾彦修回忆）。

鲁南、鲁中区党委和滨海直属地委的土地会议是1947年10月间由饶漱石主持召开的。因为这三个区的一把手都算不上黎玉的人，不像渤海胶东那样有明确的打击目标，但是仍拿黎玉当靶子，狠批了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有一些干部如鲁中区党委书记霍士廉、鲁中行署主任马馥唐等也受到牵连。

（五）

康生、饶漱石正在山东大搞极左时，毛泽东根据各地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指出了注意防止左倾的问题。1947年11月下旬，他亲自修改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重发《怎样分析阶级》等两个文件，提出：“此两项文件原是一九三三年为纠正在阶级分析问题上的过左观点而制定”。“那时，凡在土地斗争尚未深入的地方，发生右倾观点，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土地斗争；凡在土地斗争已经深入的地方，则发生‘左’倾观点，给许多中农甚至贫农胡乱戴上地主富农等项帽子，损害群众利益。以上两类错误均须纠正。而这两个文件则主要是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发。”在12月25日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持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上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反对“左”的偏向问题。中央随即公开发表了这个讲话，接着又转发了习仲勋、邓小平的两个报告，都提出了纠“左”的问题。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指出当前土改“主要是过左”。1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当前主要已不是右倾，而是“左”倾的观点。1月21日，刘少奇在致薄一波并致康生、饶漱石的电报中指出：“现在干部中在反对右倾及强迫命令的领导方式之后，‘左’倾错误及尾巴主义已成为主要危险，望在错误发生时给以适当批评，必须引导干部与群众走向正确道路。”

面对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纠“左”的指示，康生和饶漱石置若罔闻，仍一意孤行。山东土改的实际情况是自1947年华东局发出“七七指示”后，土改中“左”的倾向日益发展，在渤海、胶东、鲁中南土地会议前夕，“左”倾已成为主要倾向。可是，康生、饶漱石在这三个土地会议上仍大张旗鼓地反对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把一大批干部当作“石头”搬掉了。特别严重的是，党中央发出纠“左”的指示后，他们不惜歪曲和抵制中央的指示。饶漱石把山东土改中严重的“左”倾错误，说成是“形式上左，实际上是右”，把乱打乱杀归结为“执行富农路线的右倾错误”，甚至拿着任弼时的讲话说：“我们搞我们的，这个东西以后再说。”坐镇渤海土地会议的康生，在中央指示下达后，继续残酷地打击迫害干部，李人凤被明令撤职的布告，就是在中央关于怎样划分阶级的两个文件发出后，于12月28日在报上发布的。

康生迟迟不在渤海土地会议上传达中央关于纠“左”的指示，并向受打击的干部封锁消息。有一次景晓村问他：“我们在前段土改中是不是搞得‘左’了？”康生板着脸说：“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由于康生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渤海公安处及有些县公安局机关成为保卫国民党武装匪特与掩护地主凶手机关”，根据这一指控，不仅再次批斗了李震，还把各县公安局长等20人关押起来隔离审查。李震对康生说：“有错误我们承担，不能把下面的同志都抓起来。”奸诈的康生竟故作惊讶地说: “有这回事吗？”

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指出：“各地实施政策中如果有和报告所指出的原则不相符合的地方，应即加以改正。”如果康生、饶漱石稍有悔改之意，这时纠正他们大搞极左的错误还来得及。可是他们根本不思悔改，而且沿着极左的道路越走越远。为了彻底打倒景晓村，他们把半年前发生，早已处理过的赵寄舟事件，重新翻出来大做文章，制造舆论。赵寄舟是渤海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据当时的报告说，1947年7月5日夜，赵声称去捉特务地下线，率领骑兵11人到了他姐姐（沈赵氏）和妹夫（沈平之）的村庄潍北县沈家营村。派警卫员小任去找村支书曹美枢，曹以为是敌特，就跑到民兵队部意欲号召武装自卫，小任赶至队部，曹即拿起铁锹与小任格斗，并将小任头部砍伤，随后赶来一骑兵开枪将曹击中，当即死亡。此事发生后，区党委即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处理，调查组认定赵寄舟是对其姐姐、妹夫（不是亲姐妹）被斗不满，回去镇压群众。于8月9日召开公祭曹美枢大会，当场将沈赵氏枪决“陪葬”，其他数人被判处十年、七年、三年等徒刑。赵寄舟也被开除党籍，撤职扣押（后判徒刑）。以上都是根据当时的报告、报道记载。近20年来，不断有人重新调查，呼吁为赵平反，我不了解实情，这里姑且不谈。

此事发生半年之后，1948年1月17日，《渤海日报》用头版整版篇幅刊出关于赵寄舟撤职查办的通令及社论等。第二天，又在头版刊载了1947年8月9日（即4个多月前）公祭村支书曹美枢的新闻、通讯、祭文。两天后，《渤海日报》头版头条用大号字全文刊出华东军区关于景晓村撤职的命令。内称：

“渤海军区政治委员景晓村，出身地主，有牢固的地主思想，平时领导上表现极端严重的家长制度宗派主义与官僚主义作风，毫不关心部属与基本群众的疾苦，自进行土地改革以来，坚持富农路线，包庇袒护地主富农，阻止与妨碍群众土改运动，同时纵容放任部属，镇压群众土地斗争，以致发生赵寄舟等惨杀村支书的罪恶事件，该员身为政治委员，不仅不保护土改的贯彻执行，反而站在地主富农立场，违反农民利益，阻碍土改运动，实属严重错误，着将该员撤职，以昭警戒。此令”。“任命张晔为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任命刘格平为渤海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景晓村被撤销了区党委书记职务，张、刘继任区党委书记和第一副书记。

上述命令是康生与饶漱石互相勾结，在中央已三令五申纠“左”的情况下，趁陈毅司令员去陕北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之机，未经中央批准自行炮制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陈毅任市长，他任命黎玉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景晓村任副秘书长。有一次，陈毅对景晓村说：“你那个老乡（指康生）是专门整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山东省委经过认真复查，并经中央同意发出关于景晓村等申诉案件的复议报告（[1984] 9号文件），认定“渤海地区的土改不存在所谓富农路线的问题，也不存在‘坚持富农路线’的错误。”关于除奸反特“原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处分是不当的。以后在土地会议上又再次进行批判处理，更是不妥当的。”区党委“不存在‘宗派主义’和‘宗派集团’的问题”。“所谓景晓村包庇地主家庭与汉奸恶霸分子问题。……景晓村对其岳父无包庇行为。经查，景的岳父……未定汉奸恶霸分子。因此，原结论为包庇地主、汉奸与事实不符。”康生给中央的电报说是“赵寄舟当场枪毙了支部书记。”复议报告认定是骑兵战士“误将”村支书打死。“从原材料看，景晓村同志对赵寄舟这一错误行动，事前完全不知道。结论说这是景晓村同志‘纵恿放任’，不符合事实。”“所谓李人凤一再加重人民负担……是没有事实根据的。”1985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呈送了《关于黎玉、林浩同志申诉问题的复议报告》，中共中央于1986年3月批复，同意撤销1948年华东局扩大会议《关于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加强纪律性决议》中对黎玉、林浩所作的结论部分，恢复其政治名誉。

经中央同意发出的山东省委文件，推翻了康生、饶漱石强加在黎玉、林浩、景晓村、李人凤、李震头上的种种罪名，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然而沉冤30多年，这一极其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切切不可忘记。（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　作者：曾彦修

7月中旬，承李维民同志将他的《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的长文草稿送给我看，十分感谢。文中说：“曾彦修同志的文章说：‘近20年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李文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康生、饶漱石二人，特别是康生于1947年11月5日抵达渤海区党委后，在山东的渤海和胶东两个区，联同饶漱石在上述二区的土改、整党会议上，残酷迫害了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渤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人凤，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行署主任曹漫之等各级大量干部，确是铁证如山的。土改团成员那时还在西柏坡，康是以钦差大臣身份驰赴山东解决问题的，而且他是从离西柏坡数百里的阜平县出发的，所以我们工作团员一点不知道。

大体上，李维民一文提出的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以康生为团长的中央土改工作团员们到达渤海区之前，已经由康生一个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全部完成了。我们全体团员到渤海区阳信县比康生到达该区晚了三个月还多一点，是1948年春节前几天才到的。因此，我们对康生在我们抵达渤海区之前三个多月在山东的行动确实一无所知。

我现在郑重声明：我上面那几句话全说错了，并郑重向那个时期在山东被康生错误打击过的各级同志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希望他们接受我的道歉。

我的错误是：我没有看到康生1947年到1948年在山东整党过程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从而也就必然要引起在农村土改过程中的严重左倾错误，而只片面地看到他在土改工作团内部一个时期的言论，从而说了大错特错的话。

对上述这点，我还要说明几句：土改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就某一时期、某一小段来评其优劣，而必须就其全过程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因为，土改的全过程，一般可分作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也即准备阶段——大体是在某年的秋收后到来年春播前，在北方习称冬闲时期。这一阶段，由中央局、分局或区党委召开三级领导干部会议，进行整党和土改政策的学习。事实上是着重在整党，即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一般都很激烈。不少地方是采取大动干戈的方法，对大量高中初级干部作大处分、大查办，从而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的。这样一来，土改中的“左”倾之火就被大燃特燃地点起来了。后阶段——进村后进行土改阶段，难免不按既定方针办。一个村的工作，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半年以上。但往往在该年冬闲以后，又要派工作队来“复查”或“补课”。有的一补再补，多半是越补越“左”。

李维民同志批评我的那几句话，确实是我讲错了。错在哪里呢？

第一，我没有把土改的前一阶段，即土改三级会议（主要是整党反右）那个决策阶段算在土改过程中。这当然完全错误了。因为没有这一阶段的“左”，就不会有进村后这一阶段的“左”。

第二，我把康生对我们土改团内部一个较长时期的态度，当成他的全盘工作来评论了，以偏概全，遂成大错。康生在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纠“左”报告后，对我们工作团内部多次讲话时确是没有宣传“左”倾观点。但这是在学习任的报告以后一段时间。在这种时间和场合下，康怎么会再公开坚持他的一套极左观点呢？不可能的。因此，我那两句称康在山东土改中并未搞极左的话，确是说错了。在此，我向那个时期在山东工作的一切党内外同志表示歉意（有些非党员的区、乡、村干部照样被整得很厉害）。同时，我还向指出我这错误的李维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2003/7/18

2003年第9期 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省委文件出台记　作者：李　原

1962年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中心和重点是研究农村工作。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参加会议，省委秘书长梁浩、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腾波作为工作人员随同参加。

会上反映，农村不少地方情况相当混乱， “反攻倒算”，“单干成风”，“自由市场泛滥”等等。还集中批判了“单干风”。要求今冬明春在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以刹住这股歪风。

会议期间，阎红彦和于一川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乱，恢复得比较快，生产是发展的势头；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促进形势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阎红彦把云南的情况和他们的考虑向总书记邓小平作了汇报，并在小组会上发了言，得到了同意和支持。邓小平说：“你们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了解这个情况。

北戴河会议之后，于一川带领秘书长梁浩等先行回云南传达贯彻北戴河会议精神。9月13日至26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于一川传达了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联系云南情况进行了初步讨论。一致认为：云南农村形势是稳定的，继续好转的。内地农村的单干户不到农村人口的1%，“单干”没有成风，集体经济比较巩固，群众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完全拥护“不搞政治运动”，而“以生产为中心，加强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的方针。认为这是符合云南实际，顺乎民心的。

阎红彦作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了9月底、10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实际是北戴河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并把工作会议上讨论的问题加以肯定。整个会议联系一些政治问题集中学习、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特别强调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一切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鉴于庐山会议以后的教训，毛泽东也特别嘱咐大家：“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也都强调了这一点。这个精神，更坚定了阎红彦、于一川和省委的思想认识以及对全省下一步工作的部署。

1962年10月25日至11月29日，云南省委在昆明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央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和军队团以上主要干部共793人参加。

11月26日，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代表省委作总结报告，着重分析了全省当前的形势，由此而应该采取的工作方针，全面部署了下一年的工作。

《报告》指出：经过两年多结合云南的实际，执行党中央政策的结果，巩固了过去的成绩，纠正了缺点、错误，基本上弥补了由于缺点、错误所造成的损失。目前，全省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工作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从这个估计出发，云南省的工作方针和中心任务应该是：鼓足干劲，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大力发展生产，进一步改善市场状况，逐步改善人民生活，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简单地说，就是：“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

报告根据这个工作方针，全面部署了第二年的工作。

然后，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专门讲了“关于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根据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反复作了阐述。

《报告》联系实际，着重指出：云南省农村中没有刮起“单干风”，但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是同样存在的。“农民是一个动摇的阶级，这是由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解决农民的动摇性，不是靠一个运动可以解决的。”“合作化以后搞过多次运动，并没有解决了农民的动摇性。”

结论是：根据这个理解，结合云南省情况，两条道路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但作为这个时期突出表现的“单干风”并没有刮起来。也就是说，经过调整，执行政策，发展生产，农村中是正常发展的状况。因此，“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在农村中从开展一次两条道路的斗争入手，通过这样一个政治运动来解决目前所存在的问题。而应该以改善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为中心，结合对农民进行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达到巩固集体经济的目的。”(见省委转发的《总结报告》文件)

阎红彦在这次会上先后两次讲话，11月8日讲话，强调农村所有制调整，要敢于实事求是，不受干扰。11月28日，阎红彦在会议结束时也讲了话。

他着重讲了几个问题：

一、关于“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问题。

他说：“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是根据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具体地分析了云南省的情况，必然得出的结论。

二、全党要切实注意抓生产、抓分配问题。

他说：“无论从理论上说，或从实际上说，不从根本上解决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问题，就不能真正巩固集体经济”，“也就不能最后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他说：“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他们才能满腔热情地来维护集体。”“如果不是年年增产，农民收入不增加，就不能体现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民对集体经济就会产生动摇。”

三、加强党的工作。

他说：“执政的党，不加强教育，没有民主制度，没有互相监督，没有纪律，怎能保证不会变质？”“现在有的支部，连小组生活都没有民主，小组长都不能民主选举，这是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党员在党的会议上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就说不尊重党的领导，甚至打击报复，这是不能允许的。”

于一川的报告和阎红彦的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特别是地、县委书记们的热烈欢迎。认为符合云南实际，思想提高了，方针明确了，任务具体了，工作好办了，积极性空前高涨。

12月10日，省委以(62)151号文件将于一川的《总结报告提纲》和《阎红彦的讲话》正式印发至公社党委。

会议总结了，“报告”也印发了，怎么又出来一个《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这样一个省委文件，而且在这个文件中写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呢？

早在10月22日，西南局有个电话说：“从四川的经验看来，要划清阶级界限，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透一点好。”于一川说：“四川那样提，情况不同，我们不那样提。”显然，这个话完全符合阎、于和省委商定的方针。

10月24日，于一川主持常委会，研究三级干部会议开法。

他在大会作总结报告时讲到：有的省，单干成风，自由市场泛滥，集体经济涣散，社会秩序混乱，不得不“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那样一个政治运动，来改变那个局面。我们省的实际情况不同，因而，不应该，也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政治运动。而应该从我们的实际出发，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加强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这是于一川在报告中为了加深干部的思想认识，采用了对比分析的办法，说明应当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其基本精神和总结报告是一致的。

《总结报告提纲》作为正式文件印发时，为了避免误解，有意识地只保留了“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而回避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字句，其基本意思也同样表达了。

省委秘书长梁浩发现后提出：下边反映，省委明确讲了“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非常得人心。为什么正式印发的文件上没有了呢？是不是错了？因而产生“疑虑”。为了让大家放心、放手地积极贯彻省委确定的方针和工作部署，不要回避“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还是写明了好。

随即确定以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意见》的方式，再正式印发一个省委文件。于是，由梁浩主持，省委宣传部长马文东、《云南日报》总编辑李孟北参加，反复研究，字斟句酌地进行修改。据马文东同志说，当时大家也曾担心加上那个话会有风险。但是苦思苦想，再也找不出其他更好的词句；而且那只是针对云南情况的一种做法，绝无其他意思。所以，最后在第7稿加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才送审定稿，上报下达的。

实际上，这个文件是更集中、更直接、更明快地反映了省委的基本指导思想。只是把“不需要从两条道路斗争入手”改写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而完全没有料到竟犯了“大忌”。不管本意如何，形式上却被认为是“公然与毛主席唱对台戏”，“不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有口难辩了。

西南局常务书记看到云南省委这个文件，立即抓住这句话。认为：既已明确打了招呼在先，你又针锋相对地写在省委文件上，这是公然违抗毛主席讲话，与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唱对台戏，是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先在西南局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又亲自给云南省委的阎红彦、于一川打电话，要求查明情况作出交代。

阎红彦先是在电话上作了解释。接着，又听了参加西南局宣传会议的一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回来向省委的汇报，传达了西南局这位领导人的批评指责。阎红彦听后大发脾气，说：“不说了，有责任我负。”“简直是教条主义！”“现在云南情况刚好一点，是不是也要把它搞乱？让人民吃不上饭？”“如果谁能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

为了缓解这个困难局面，马文东等几个人商量，想以起草人的名义向西南局写个检查，承担责任，以解脱省委的压力。阎红彦不同意，他说：“这不行，你们哪有这个胆量？这是省委的意见，责任在我。”当时，阎红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接近年底了，阎红彦把马文东叫去说：关于批转《意见》的省委文件一事，睡不好觉啊。这个问题老顶着也不好。我一个人倒了不要紧，不能把省委的其他同志都牵连进去。我考虑以个人名义给西南局常务书记写封信，对《意见》一事作些解释说明。

马文东根据阎红彦要讲的意思，执笔把信写好，阎红彦略作修改后让马上发出。时间注明是12月29日。随后，阎又颇有感慨地说了一句：“想为群众办点好事，真难啊！”

这封信的内容摘要如下：一是“这个文件确实写的非常不好”，特别是“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那样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的提法是错误的。西南局指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二是起草这个文件的“根据之一”是会上干部思想反映。原来的用意是，为了避免把阶级斗争“简单化”，“受到干扰”，以为这样提法只是讲我们的做法，“更明确一些”，“放得更稳一些”，“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三是就我来说，对于这样一个指示性的文件，“处理上是马虎”的。文件印发各常委审阅时，有的看了，有的没有看，也“没有集体讨论”。会议结束后，忙于下乡，“也再没有认真的研究一下”，就用省委的名义批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四是我这次下去跑了几个县，“情况还好”，“干部群众的情绪很高”，“生产秩序是很好的”，“结合安排生产，执行各项政策，对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各地都还抓得比较认真”，“市场情况也比较好”，“国家收购任务都超额完成了任务”，“整个形势是好的”，“云南今年是一个相当好的年景”，“我们将抓住这个有利条件，动员各方力量，鼓一把劲，争取明年有一个更好的收成。”

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回音。阎红彦这一段工作如常，但心情一直是不好的。

1963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召开杭州会议。云南没有人参加会议。李井泉告诉阎红彦：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云南的问题，指名阎红彦是“大胆的主观主义的假设，小心的主观主义的求证”。阎红彦听了，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没有说话。

最初，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看了云南省委的文件后，没说什么。因为他了解云南的情况和做法，也知道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只是公然把“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写在省委文件上，无论如何是不妥的。后来闹得沸沸扬扬，他几次说话，替云南“打圆场”，但平息不了。特别是毛泽东点名批评之后，他便告诉阎红彦：需要在西南局会议上作个检查，并由省委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

此时的阎红彦进退两难。说根本错了，他思想不通，不愿意违心地去说假话。但把那个话公然写在省委文件上，“确也有嘴难辩”。组织上要求检讨又不能抗拒，还怕自己在会上说话不冷静，更不利。再加上这一段时间，他身体确实不好，高血压、心脏病也波动较大，医生要他去外地检查治疗。所以商定，家里工作，就请于一川主持，并代表省委完成检查任务。商定的检查口径是：省委的做法是根据云南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精神的，没有任何其他意思；但在文件处理上确有错误，反映了我们对主席教导，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应该记取深刻教训。他安排好之后，就去外地检查、治病了。

5月21日至27日，云南省委常委陆续召开7次会议，着重就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严厉批评进行检查。总的承认，“文件处理有错误”，说明“对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缺乏深刻认识”。

5月10日至23日，西南局举行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于一川作为西南局委员出席会议，并正式代表云南省委就此问题作了检查。

5月28日，于一川又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查报告。

5月29日，彭真专门来云南检查工作，并受中央委托处理此事。

彭真到后，先看了省委送的汇报材料，又亲自作了考察。

5月31日，由于一川主持，省委正式向彭真汇报。着重讲了云南学习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情况，所抓的各项工作，当前全省总的形势和省委的主导思想。还专门说明了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那个文件的用意和对错误的认识。

彭真在听取汇报中有不少插话，录其要者，可了解其基本精神：

当汇报到省委对十中全会精神认识不够，抓生产多，对社会主义教育抓得不够时，彭真说：“你们还是要抓生产，现在抓生产也得突出。”

当汇报到省委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本质认识不够时，彭真说：“我看了你的报告（指于一川代表省委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常委一讨论，认识了问题，就行了。”

“你们不是有另一个方向的问题，而是对这个问题认识得深些浅些，抓得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

当汇报到宣传部文件的错误，主要由省委负责时，彭真说：“大家是一个范畴的问题，被蛇咬了，看见绳子也怕。”

当汇报到扭在具体政策界限上省委未下决心铺开时，彭真说：“现在就是要全面搞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搞一次阶级斗争。”“基础是群众斗争，不然解决不了问题。”

“还是你们省委这些人，去摸了，就晓得了。因此，还是个认识问题。”

彭真听了汇报认为，云南省委是结合云南实际贯彻执行中央全会精神和中央指示的。还是抓了阶级斗争的，工作是有成效的，整个云南的发展形势是好的。主要是对主席提出 “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大深远意义认识不够，要加强学习。最后肯定地说：“好了，你们的问题清楚了，解决了。我回去向毛主席汇报。”

彭真还在6月初召开的云南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首先肯定云南的工作和好形势。着重阐述了毛主席讲阶级、阶级斗争的深远意义，以及据以抓好城市“三反”、农村“四清”的重要性。

云南省委于6月2日到19日，召开了有省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地、市委书记80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了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精神。学习了彭真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检查了云南省前一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一川代表省委作了检查报告和发言。会议根据西南局的部署，讨论了在全省贯彻执行中央决定的具体工作部署，并于6月25日把会议情况向中央、西南局写了报告。

在这之前，《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检查报告》也于6月20日报送西南局、中央、主席。

西南局于6月28日批复：“西南局同意云南省委对过去一段工作的检查。望在今后工作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下定决心，把这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搞深搞透。”

至此，一场历时将近一年的、惊动颇为不小的政治风浪，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了结。但是，它对人们思想的触动和对形势发展的影响，远没有结束。

云南省委领导层经过这场斗争和反复思考，认为这次问题的妥善解决，还是“实事求是的胜利”，深深感到：“实事求是”不简单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而是关系事业成败的重大课题。也有的人感到：如何做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做起来是难而又难。有的人则更加谨小慎微，多考虑如何不犯错误了。

省委只是在省级各部门领导干部和地、市委书记80多人参加的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上，讲了这一事件的情况，学习了彭真的讲话，并给地委打了招呼：工作要按照省委安排抓紧做好，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公开讲话和在文字上注意不要与“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矛盾。县以下就没有传达这一事件的情况。事实上，广大干部还是知道了这次激烈的斗争，尽管不是那么全面和深刻，也引起了思想上不小的动荡和混乱。有的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压力更大了，凡事都要注意提到“纲”上认识和处理，引起各方面关系越来越紧张；有的人对省委的指示和决定，哪怕是明确写在文件上的，哪怕是明知对的和好的，执行起来也增加了迟迟疑疑，左顾右盼。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影响了工作的顺利发展。（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刘文彩的水牢和渣滓洞的红旗　作者：马成广

是润烟池，不是水牢

当年曾铺天盖地地宣传过刘文彩剥削和迫害农民的罪行，比较突出的是泥塑《收租院》和“水牢”。记得当年渲染刘文彩地主庄园的“水牢”时，还特地找了一位尝过“水牢”之苦的老太婆到处讲她如何在“水牢”受到残酷折磨等等，讲得有声有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次趁去四川旅游，专程到大邑县刘文彩庄园，看看《收租院》群塑，看看“水牢”。

刘文彩庄园是当年曾统管宜宾地区盐务和税务的刘文彩巧取豪夺积累的巨额财富之一。与山西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相比，刘文彩庄园无论是建筑面积（加上刘文彩为其弟刘文辉所建的连片庄园共三处），还是奢华程度（刘文彩的睡床胜过清朝皇帝的龙床），都创下了地主庄园之最。在庄园的廊房里，布展着闻名全国的大型泥塑群《收租院》。《收租院》艺术再现了残酷剥削当地农民的血淋淋的事实。我向讲解员问起“水牢”的事，讲解员带我们走到一处像仓库的地方。她说，这儿就是当年被宣传为“水牢”的地方。实际上不是“水牢”，是个润烟池。刘文彩当年除了当盐官和税官捞取大钱并在本地收取地租外，还大肆贩卖烟土（鸦片）。大烟怕干燥，每当大批烟货运进后，需要放在水池上滋润着，以确保质量和分量。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这座庄园，也没有听说这儿有“水牢”。只是后来，一部分人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硬是把润烟池毁掉，又加深加宽挖了一下，建成一处“水牢”。改革开放后，为了还原真实的历史，又把“水牢”毁掉，恢复原来润烟池的模样，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它。我看了一下，这处润烟池，很像农村一家一户用的菜窖，只不过是用水泥建成，以便下面盛水。

狱中绣红旗者是罗广斌不是江姐

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一部反映解放前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者同国民党警察特务进行斗争的纪实小说《红岩》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接着，戏剧、电影接踵而来。江姐（江竹筠）、许云峰、小萝卜头、双枪老太婆等一大批铁骨铮铮的革命者的形象，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高大地树立起来。特别是江姐，她不是个艺术虚构的形象，完全是真有其人。在反映江姐的作品中，尤以她狱中绣红旗的一个情节最为生动细致，也最感人。不久前我去重庆旅游，重访渣滓洞和红岩魂纪念馆，却从布展的史料中意外地发现，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而是《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及其难友。讲解员指着那件绣得不怎么规整的红旗原件解释说，重庆临近解放时，都听到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了，罗广斌向难友们倡议，绣一面五星红旗迎接解放。于是，他把自己的红被面撕开，几个人偷偷地绣成了这面旗子。那时，他们还不知旗子上的五星怎么摆，所以才绣成这个样子。虽然在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但江姐在入狱前和入狱后的表现，都充分说明她无愧是女中英豪，是一朵雪中红梅。

既然狱中绣红旗者不是江姐，那么，这件事又怎么扯到她身上去了呢?这还要从《红岩》产生的那个年代说起。那时，一些文艺工作者搞文艺创作有一种误区，即树立的英雄形象必须是“高、大、全”。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说一个人好就什么都好，好得完美无缺；说一个人坏就什么都坏，坏事做绝。他们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也混同了真人真史同小说创作的根本区别，就连《红岩》作者罗广斌本人也未能逃脱这种误区。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把罗广斌的事迹生拉硬扯到江竹筠身上，以致谬史流传。事实上，只要是以真人真事写作的任何作品，在史实上是不能杜撰，不能张冠李戴，不能胡编乱造的。还是讲解员说得好：“我们要对历史负责。我们必须告诉参观者真实的历史。当年，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那么惨烈，任何一点的胡编乱造都会造成后世人对整个这段历史的信任危机，而这是我们绝对不愿看到的。”（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9期 上海皇甫平文章发表前后　作者：周瑞金

12年一个轮回。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辛未羊年正月初一发表在《解放日报》头版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署名评论的开笔句子。如同后来出版的《交锋》一书中所言：文章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紧接着，同一署名的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陆续见报。四篇文字，锐意推进改革开放，犀利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冲破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大胆提出发展市场经济，选用改革开放人才，吹响了掀动新一轮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大潮的号角。评论文章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精神。

作者“皇甫平”这才引起海内外各个方面的广泛关注。

“皇”乃“奉”，“甫”为“辅”，此“平”原非彼“评”

记者：周老师，癸未羊年即将到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十六大的主要精神将引领我们奔向全面小康社会。回顾1991年皇甫平评论，对于今天中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仍有启示的作用。大家关心，你们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笔名呢？

周瑞金：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意。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记者：皇甫平评论的背景是什么？境外一些媒体有许多猜测，准确吗？

周瑞金：一般不太准确。其实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客观地讲，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那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讲话时的原话。

中国改革面临一个特定历史背景，“皇甫平”应运而生了

记者：开篇没有引起太多读者注意，后来却酿成大张挞伐的“皇甫平事件”，其中有什么历史因素？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1989年我国发生“六四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德国的柏林墙被推倒，两个德国统一。波兰老总统雅鲁泽尔斯基向一个刚任民选总统的工人瓦文萨交出权力。年底最后一幕是齐奥塞斯库被枪杀，罗马尼亚共产党政权垮台。不久，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巨变，苏联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解体。

国内有些人认为，苏东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以为，改革开放必然会导致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甚至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认为改革开放就是在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由此，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记者：我注意到前几天媒体上的一篇文字，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在回答《北京日报》记者访问时这样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处于不断解放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每前进一步都不容易。他说：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参加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当时的论调尖锐到不是讨论中国会不会演变的问题，而是讨论到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之后，上报中央的会议纪要认为，提“一个中心”是不对的，应该提“两个中心”。只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么把政治中心置于何处？政治中心就是应该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王教授这番话也可视作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周瑞金：就是那个“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矛头是直指刚上调国务院工作的朱基副总理，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当时的情景使我联想起了我们党的八大路线变化情况。1956年，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论断，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方针。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不久，发生了波兹南事件，接着发生匈牙利事件。国际形势的震荡引起了我们对于自己国内形势的判断变化，强调了国内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把党的整风运动变成了反右派斗争。后来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论，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记者：周老师，你是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于你肯定是记忆深刻。尤其是“文革”，更让你有切肤之痛。

周瑞金：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经历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政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又被当作“修正主义接班人”遭大批判。“阶级斗争为纲”给人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破坏，我有切身的感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真心体会到精神的解放，深感我党不能再搞害人害国的那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了。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临终前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党能发给他一块“免斗牌”。这句内心出血的沉痛话，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所以我觉得，中国必须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坚持改革开放，不能再产生反复，我们再也付不起这个历史反复的代价了。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正如小平同志说的，“六四风波”中学生提了许多口号，却没有一条是反对改革开放的。

1991年3月2日，皇甫平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使用的“僵滞”一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僵化这个词，在进行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用过。毛泽东曾经说过：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僵化，讲得重了。当时对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有些人不习惯，害怕出问题，他们不敢冒风险了，顾虑重重，前怕狼后怕虎，因此笼而统之地讲“化”，不妥。就代之为“滞”吧。写得也很婉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反复，指出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记者：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里引用了很精彩的古人文字，那是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在《大略》中说的：“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

周瑞金：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作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时引用荀子这段话的。我们在文章中展开了阐述，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在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我们议了下面几层意思：一、就国家基本制度而言，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存在“姓社姓资”之争；二、作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相互之间学习借鉴是很正常的事，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为我所用，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是姓社不姓资；三、从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说，过去长期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其实并非社会主义，需要加以改革，而过去长期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社会大生产的产物，是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四、在改革开放中允许探索创新，不能以不正确的“姓社姓资”的定性来指责别人，阻碍开拓前进。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只好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记者：就发表的四篇文章，相互呼应，围绕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个中心，宣传了邓小平的最新思想，也形成了一个推进改革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有文章评述，皇甫平文章开启了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进程。

周瑞金：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只有少数几个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难忘1991：一个要不要改革开放的激烈交锋年

记者：你们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然而，却成为改革的交锋年。

周瑞金：有交锋好啊！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八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　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记者：好家伙，他们打上门来了。

周瑞金：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动。于是，市委领导交待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作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待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就是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这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记者：这不是两面派行为吗？

周瑞金：他就吃亏在这上面，后来灰溜溜地离开了报社。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哩！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十月份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记者：这不是用生动的比喻，批评凡事要先问一问“姓社姓资”吗？这个交锋有智慧，够水平！那当时，你们有没有要写文章参加交锋的想法？

周瑞金：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当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不转载《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一文，表明对批判“皇甫平”的态度

记者：今天回顾起来，当年的交锋还真有点惊心动魄哩！

周瑞金：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坚持真理的坚定性。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载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篇评论把反和平演变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这与党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变，主要在政治领域，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防止，重点是在党内进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变，要建造钢铁长城，这种说法欠科学。所以还是不转载为好，何况中央也没有规定地方报纸非转载评论员文章不可。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可以说，在不能正面反击批判文章的情况下，我以不转载反和平演变文章来表明对当时一些“理论家”围剿皇甫平文章的态度。

记者：听说，你们在1991年下半年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周瑞金：是这样的。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们就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评论员文章，明确指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决不能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不思进取，只求无过，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

这年十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篇文章，着重论述了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鲜明提出只有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迅速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才可以使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才能为防止“和平演变”奠定更加坚实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苏联的“红旗落地”并非在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打下去，才能更高飘扬。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苏联的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作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与“皇甫平”文章是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的12月，我从内参资料中看到，一位被某大报捧为“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这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也是当时对“皇甫平”种种责难批判倾向的集中反映。我抓住这份内参材料，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集中请了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如徐匡迪、华建敏、刘吉、王沪宁、李君如、施芝鸿、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人，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

后来，我就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地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小平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确定了党的十四大方向

记者：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据说有句话在北京悄悄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周瑞金：是呀！小平同志就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1992年春他老人家出山了。1月18日至2月21日，小平同志以88岁高龄进行南巡，明确指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场经济，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他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解决了“姓社姓资”的困扰，并用“发展是硬道理”简明生动的词句激励我们把经济迅速搞上去。他尖锐提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所以，他得出结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真是“大音稀声扫阴霾”啊！

记者：现在看得很清楚了，“皇甫平”文章的论争，是中国处在一个历史关键关头要不要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之争，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之争啊！

周瑞金：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级报，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同“皇甫平”文章侧重于鼓动改革开放不同，1992年我们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侧重于阐述新的重要思想观点。1992年4月发表的《论走向市场》着重论述了小平同志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对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理论突破，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6月发表《论加速发展》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抓住时机，发展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崭新经济思想，解决了一些干部群众存在的“加速发展会导致经济过热”的疑虑。接着，发表《论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阐述了小平同志就“姓社姓资”问题提出的衡量根本标准，系统回答了一年前有些人就“姓社姓资”问题上提出的责难。7月初，我们又撰写了《论“换脑筋”》的评论，根据小平同志视察首钢时提出的重要观点，阐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意识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观念，这场深刻变革引起人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重大改变，必须紧紧抓住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全局性关键性问题来“换脑筋”。

这几篇文章的命运，与一年前“皇甫平”文章大不相同，为国内很多报纸转载，尤其是被曾经批判过“皇甫平”文章的知名大报转载。这表明，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速度是众望所归，进一步解放思想换脑筋是必经之路。

我心依旧，为开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记者：在1992年6月全国好新闻的评奖活动中，“皇甫平评论”获得一等奖。这是对皇甫平文章的肯定，也是对你的政治敏感性和理论勇气的褒扬。

周瑞金：（淡淡一句）不同的意见总还是有的。

12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看那场交锋，已有恍如隔世之感。我真不愿意再提“皇甫平”了，它已经成为历史，让后人去评说吧！今天，时代前进了好多，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异彩纷呈，举世瞩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写上十六大的党章，成为我们党的长期指导思想。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我们党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已跨入新世纪新阶段，有新思想指引，有新班子领导，有新目标奋斗，前头充满新活力、新创造、新希望。我们真应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奔小康！

在癸未羊年回首辛未羊年，如果说有什么感触的话，集中到一点，就是解放思想永无止境。世界变化太多太快，中华民族复兴任务太重太大，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我们都要坚持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使自己的观念始终跟上时代的步伐和实践的发展，不受过时的条条框框所禁锢。经济体制改革要继续前进，政治体制改革更是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敢为天下先，不怕冒风险，去探索，去创新。

我心依旧。作为在宣传思想战线上工作了40多个春秋的一位老兵，我始终认为，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要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勇为前驱，成为时代晴雨表，社会风向标。我愿同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一起，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为开创党的宣传思想工作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2003年2月 上海

（责任编辑杜晋）

2003年第9期 为民请命的“萧李廖反党事件”　作者：何　蜀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下卷）》，在1962年6月28日的记载中，有一句话：

“下午约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来谈话，谈农村工作问题，由3时到6时半。”（见该书第190页）

后世读者很难想到，这一简短的记载背后，有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剧。

一

原来，这次关于“农村工作问题”的谈话，谈的是四川农村在“大跃进”和“反右倾”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严峻现实和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应负的责任。这是重庆市一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实下情的一次“为民请命”行动。

关于四川当年那次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倾’运动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有全面论述。文章说，因为四川的“反右倾”运动规模大，时间长，整人多，手段恶劣（比如在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前将彭德怀“意见书”发给不明真相的干部进行测试，根据支持或反对的态度来确定是否“右倾”），大量敢说真话的干部遭到打击迫害，再加上此后更大规模地平调劳力、物资，农村中几次开展“反瞒产私分”运动（即挨户搜查粮食），城镇中宣布粮票作废，按供应口粮标准另发新票，自此，城乡人民手中粮食荡然无存。到了省里认为“今年农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1962年春，全省农村人口人日平均口粮不足六两（十六进位），据统计材料，涪陵、万县、江津在五两以下。因而人口连续四年呈负增长状态。1961年负增长为57.9‰（全文见《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四期1—10页）

另据曾任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的邓自力（因顺应民意提出解散公开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头号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坎坷人生》中记载：“粮食不够就搞代食品，什么胡豆叶，芭蕉头，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来充饥。后来这些东西找不到了，有人开始吃观音土。观音土吃下去肚子发胀，不能排泄，几天后就被胀死。……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见该书13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邓自力被贬至长宁县作县委副书记后，亲睹该县的惨状：“长宁是个烂摊子，二十多万人口就饿死了七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见该书194页）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忠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自然要挺身而出，于是就有了《杨尚昆日记》中记载的那次谈话。遗憾的是，那次谈话之后不久，包括“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在内的重庆市一批优秀共产党人，就被当时的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加上“反党活动”的罪名，遭到长时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是当时在全川引起极大震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痛加批判的所谓“萧、李、廖反党事件”。

这个“萧、李、廖反党事件”主要涉及些什么人呢？

萧泽宽，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分管共青团工作；李止舟，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厅主任；廖伯康，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向杨尚昆汇报情况的“重庆市青年团二同志”，一个就是廖伯康，另一个是共青团重庆市委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于克书。这几个人中，“萧、李、廖”都是20世纪40年代在四川工作过的地下党员，萧泽宽曾任最后一任中共川东特委书记，李止舟曾在抗战时期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筹集资金工作，廖伯康当年也是地下党员。于克书则无四川地下党的渊源，属于“南下干部”。

尽管在此前的“反右派”、“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四川省主要领导人已经将大批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干部打下去，但是，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中，这样的“中国的脊梁”自然更会前赴后继地不断涌现。

二

萧、李、廖及于克书等人，对当时农村现实都有清醒的了解。他们大多参加了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整风整社工作团”，萧泽宽是巴县工作团团长，李止舟是长寿工作团团长，于克书是巴县团副团长，廖伯康则坐镇市委办公厅，对各地的报告、简报有全面了解。当时农村的现实情况，用李止舟的话说是“惨不忍睹”，“天府之国变成地狱之城”。最初他们还认为是农村基层干部有问题，也按照上边的部署，以“阶级斗争”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层干部，开大会斗争。但后来逐渐发现问题不在基层干部身上，而是省里主要领导人的决策错误造成的。但省里主要领导人却把责任推给下属。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荥经县死了一半的人，省委主要领导人就怪罪当地领导，下令把县委书记抓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中共党史上以发扬民主著称的“七千人大会”。萧泽宽参加了这个大会。会上，各地干部对中央领导部门的直言批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出气”），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态度，使他深受鼓舞。

1962年2月底，中共重庆市委召开贯彻七千人大会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干部们对四川的“反右倾”提了很多意见，特别是对工业上整重庆钢铁公司的负责人安以文，农业上整四川省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这两大冤案意见最大。重庆的广大干部强烈要求给重钢安以文平反。各部门干部对省委意见不仅提得多，而且很尖锐。重庆市副市长邓垦批评省里犯了几年左，却反了几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干部不敢说真话……后来这些都成了萧、李、廖“煽动反对省委”、“刮起一股反党歪风”的“罪行”。

重庆会还没开完，省委扩大的工作会议就召开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在会上定下调子：我们是“团结起来犯错误”。完全没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七千人大会上带头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责任的气度。同时，按照中央规定应该上报的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简报（主要是对省里领导人提的批评意见），也被扣压了。

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后不久，主持共青团重庆市委日常工作的于克书在大家鼓动下，决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反映情况。团市委干部在讨论七千人大会精神时，谈到四川死那么多人中央知不知道？廖伯康认为中央可能不知道。于克书就提出是不是写信反映。团市委的几个副书记都提议他来写。不过他并未马上就写，直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省委工作会议后，他们得知重庆市委十八次全会上广大干部对省委提的意见未能反映给中央，被省委领导人压下来了。于克书才下决心上书中央告状。因为他们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人报复心强，整人厉害，他会动用专政手段搞邮检、查笔迹，便没有署真名，而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了“匿名信”，为避免被查出笔迹，是找打字员用打字机打的，为避免被查出邮寄地点，还专门托出差的人将信带到武汉去投寄。

于克书上书，还有一个背景。1961年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随信印发了不久前发现的毛泽东写于1930年春的文章《关于调查研究工作》（1964年公开发表时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社会主义时期》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为此，胡耀邦给十八个省市团委书记写信，强调要如实反映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青年团要做党的助手，就要做党的耳目，要说实话，向中央反映情况，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要调查研究。在这背景下，团委下去调查研究，向市委反映了很多情况和社会问题，大约1962年4月，团中央开座谈会，大城市的团委书记或部长参加，团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鸣大放，揭露矛盾，总结经验教训，不要有什么框框限制。

1962年6月，共青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作为中央委员，于克书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到北京出席会议。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是他们的老朋友，听他们说起四川的严峻情况，立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汇报，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单独谈话。随后把谈话内容整理成简报交给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这才有了杨尚昆代表中央书记处约廖、于二人谈话的事。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领导人闻知，当时还以另外的借口给廖、于二人向团中央全会请了假。廖伯康事后感慨：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这样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说明当时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

在那次谈话中，杨尚昆首先打消他们的顾虑，说不是找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找你们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又说，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况严重，有逃荒到陕西凤州的人写了《一字一泪诉川情》给国务院办公厅，转到中央办公厅，杨尚昆看后也很震惊。他们还收到另一封以“一个共产党员”名义写的信，也写得很好（杨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面前的于克书所写）。廖伯康汇报了他根据省委文件有关各地人口数字的前后数据推算出来的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数字。杨尚昆比较了中央办公厅所掌握的数字，认为廖伯康的数字是可靠的。廖伯康和于克书还反映了四川主要领导人强调四川特殊，许多中央文件得不到贯彻执行，独断专行，主观臆断，瞎指挥，上骗中央讲假话，下压群众隐瞒真相，专横跋扈，打击干部，搞一言堂家长制等。后来廖伯康说，他们为这三个多小时的汇报，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跃进的“一天等于二十年”还厉害。

杨尚昆听汇报后，立即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邓小平主持会议，决定派干部到四川调查。为避免引起四川领导人注意，特地从中央一些部委选派了司局长一级的川籍干部十多人，以回乡探亲访友名义分别赴川“微服私访”。只有萧风（原人民日报社机关党委书记、总编室主任，这时已调中央办公厅任财贸组组长）不是川籍干部，因他参加过调查安徽同类问题，有经验，也获准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调查。

调查中，四川地方干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将四川主要领导人调离，邓垦甚至提出建议中央另调胡耀邦来四川主政。

在全国大饥荒中，河南信阳和甘肃、安徽几个地方的问题被中共中央发现后，都作了严肃处理，一些有关责任人受到了处分。但这几个地方的死亡人数加起来都没有四川多。因此，萧、李、廖等人都认为，四川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于克书的“匿名信”也被批发给中央领导人传阅，为了不让四川主要领导人看到后进行追查和打击报复，杨尚昆特地让中央办公厅将这封信只批发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但这事仍被四川主要领导人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级看到后转告了他），预料中的追查和打击报复不久就开始了。

三

1962年夏秋之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和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与七千人大会时相比，风向转了。1963年春节后，四川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贯彻十中全会精神。接着，4月23日至5月8日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十次全委扩大会议。开始按照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旨意整“萧、李、廖”等人，于克书写信的事也被一位曾经建议和鼓励他上书中央的同事揭发出来。萧、李、廖等人遭到多次大小会议批斗。他们先是被停职反省，然后处分，萧泽宽被免去市委常委和组织部长职务，调到农村搞“四清”；李止舟留党察看一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第二砖瓦厂当副厂长；廖伯康留党察看两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弄到建筑工地当工人；团市委副书记王竹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两级下放基层；于克书、赵济（团市委副书记，李止舟夫人）免除职务，降职另调工作。重庆团市委五个书记撤换了四个。本来副市长邓垦也要被定为这个“反党”事件中的首犯，但因碍于邓小平与邓垦的兄弟关系而没把他划进去。后来邓垦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了，向邓小平提出，通过组织调到了武汉。

得知四川处理“萧、李、廖”，杨尚昆和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长）分别向四川省委和重庆市委打招呼，要求他们不要再追了，明确说对四川灾情的调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头上了。但四川主要领导人不予理睬。因为他已经摸到了毛泽东的脉搏。认定“萧、李、廖”等人是在四川刮“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的代表。现在是“左派”反击的时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四川主要领导人将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后贬至四川先后任西南局办公厅主任、绵阳地委副书记的张黎群抛出来作为“黑帮”狠加批判，按照四川省委的统一部署，《重庆日报》6月13日发表了题为《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剜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文章，在批判《重庆日报》副刊《巴山漫话》专栏时，公开点名批判重庆市“萧、李、廖反党黑帮”，说“《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不是张黎群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组织部长萧泽宽、前副秘书长李止舟、前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谋划策，合伙经营的。廖伯康等人到处煽风点火，攻击三面红旗，积极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十分嚣张。”文章号召“市级机关广大干部职工昂扬斗志，穷追猛打彻底挖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已遭处理多年的“萧、李、廖”，又被重新抛出来作为阶级斗争的靶子。直到1966年底群众性造反风暴掀起后，各级党政机关瘫痪，“萧、李、廖”等人才得以脱身上北京告状。当时以北京地质学院一批学生为主，帮助他们向中央申诉，要求翻案。这些学生查阅了档案，发现他们这些所谓“反党黑帮”完全是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诬陷的，因此对他们大力支持。但中央文革对他们一次次报送的申诉材料却始终不予置理。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们并非为了社会公正而支持群众造反。在1968年3月15日的讲话中，“无产阶级司令部”更是明确表示了不准在过去政治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翻案的态度。萧、李、廖等人再次被关进“清理阶级队伍”的集训队，与当年批判他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一起，遭到“斗、批、打”的残酷折磨……

近年来，已经先后离休的萧、李、廖等人都用了许多时间对那段历史进行严肃的回顾与反思。他们不是为了追究个人责任纠缠历史旧账，而是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推动改革开放的事业向前发展。在党史工作者的帮助下，他们关于那段历史的回忆录已经写成，正待出版。

（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中国“修正主义”简考　作者：梁清强

刚刚过去的这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然而在此之前，世界日新月异进步的时代，中国却曾经历过长达20年的停滞。生产力长期停滞，显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因而阻碍了它的发展。长期停滞的20年，恰恰是中国大张旗鼓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历史已经证明，那时我们所反的并非修正主义，而是最近四分之一世纪促进中国迅猛发展的指导方针，这方针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

然而这似乎并未成为全党的共识。“文革反修”论看来还很有市场，邓小平理论还或明或暗地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文革”理论所指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一个什么概念？它所攻击的对象究竟是修正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修正主义”这个名词，首先是列宁提出的。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列宁在此文中还说：“‘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斯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说明修正主义的实质。”

毛泽东最早反对的“修正主义”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反对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秘密报告”。其实这份报告不过是就事论事，论事的原则仍然是马、列的嘱咐和教导，并未作什么“修正”。马克思主义难道会赞同个人崇拜和滥杀无辜吗？当然不会。所以，以此说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的理由不能成立。后来“修正主义”的帽子延伸到南斯拉夫；但南斯拉夫只不过是搞了“工人委员会”等民主新形式，强调自己国家和党的独立自主，直率地批判斯大林，而并没有“修正”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962年秋天，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给实事求是指出“大跃进”中一些错误的彭德怀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他说：“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看来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

1965年1月，在党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产生分歧。后来刘少奇让步了，作了检讨，说自己对毛泽东不够尊重。然而毛泽东还是当着刘少奇的面指斥道：“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年9—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10月10日在与各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由此可见，这时毛泽东已经认定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认定中央已形成一个与他势不两立的修正主义司令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了。

然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修正主义”仍然只有赫鲁晓夫、铁托、彭德怀及刘少奇等一些被看成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修正主义”本身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表述。

“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所谓的“修正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概念，不是越来越清楚，反而越来越糊涂了。197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两者都是修正主义的。”

“经验主义”一语，毛泽东在世时一直未作正规的解释。1959年8月，“反右倾”斗争开始之际，根据毛泽东指示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亲自为此书作序推荐。毛泽东说：“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本书中，并无“经验主义”条目；只有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的“经验一元论”、“经验批判主义”、“经验论”等条目。查看内容便知，这些条目与毛泽东所说的“经验主义”完全是两码事。

西方和苏联哲学中所说的“经验”都是哲学范畴的“经验”，而毛泽东所说“经验主义”中的“经验”却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经验丰富”的经验，准确地说，这“经验”指的是“经历”，并非哲学意义的“经验”。例如1975年4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这里所说的“经验”显然就是指个人经历，并非西方和苏联哲学中“经验”一词的概念。毛泽东所批的“经验主义”者虽然没有指名，但很明显是指一批老革命家。1973年，又再次大量重印了这本书，广泛发给党、政、军和企业人员学习批判。显然，这“经验主义”是对周恩来1959年在庐山会议前期的态度和1972年批极“左”的直接回应。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约见张春桥、王洪文时，指责外交部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谁都明白，这话是针对周恩来说的。江青所以热心批判“经验主义，”其矛头所向也是周恩来。

其实，这种“经验”并不成为“主义”，“主义”应当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外国哲学辞典中也没有这个条目。所以“经验主义”之说纯属子虚乌有；说属于修正主义更是无稽之谈。而且恰恰相反，周恩来等一批老革命家的经验，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从来被视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宝贵财富。

教条主义在中国和外国历史上都曾有过。他们历来固守革命导师的著作和指示，反对任何对革命导师言论的改动。他们与修正主义是对立的，把教条主义划入修正主义显然牛头不对马嘴。

更为奇怪的是，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诞生以前就已经有“修正主义”了。1975年秋天，毛泽东发表了他评论《水浒》的谈话，其中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毛泽东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时还加以错误的理解，比如马、恩最重要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里面说：“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工业的工人阶级。但毛泽东却把无产阶级简单地理解为“没有财产的阶级”，他认为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了。例如他说：“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又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明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由此可见，他的“无产阶级”概念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大不相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的主要特征是它直接构成当代先进生产力，亲身经历科学与民主，富有团队精神等优秀品质。而毛泽东却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

与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误解一样，毛泽东对“修正主义”概念的使用也严重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比如“唯生产力论”这个名词就是“四人帮”杜撰的。历史唯物论认定生产力属第一性，生产关系为第二性，它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历史唯物主义本来就可称为唯生产力论。“文革”理论提倡的实际上是“唯生产关系论”，纯属唯心主义历史观。在这里，谁“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楚吗？

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们那自成一派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文革”理论在许多基本观点上与俄国民粹派有共同语言。比如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幻想在农民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中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对资产阶级特别仇恨，不承认他们曾经推动历史进步而且给社会主义的诞生创造了条件；迷信英雄创造历史，宣扬个人崇拜等等。正如列宁所说：“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列宁全集》第一卷第374页）

终生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理论家胡绳生前曾以高度原则性、责任感和极大的勇气，严肃指出建国后毛泽东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民粹主义倾向。胡绳同志曾因此而受到围攻；但围攻者终究未能推翻胡绳的论断，因为毛泽东的民粹主义倾向十分明显，无法否认。列宁明确指出民粹派属修正主义行列。既然晚年毛泽东有严重的民粹主义倾向，那么“文革”理论与修正主义自然不会有太远的距离。

列宁早就说过，修正主义有“来自右面的”和“来自左面的”两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我们听得很多了；“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则很少听到。不过毛泽东自己也曾经把“大跃进”中的“共产风”上纲为“左”的“修正主义”。1959年春天，毛泽东的头脑曾一度冷静，3月5日，他批评1958年“大跃进”中：“拦路抢劫，不作等价交换，一平、二调、三提款，不是马列主义，违反客观规律，是向‘左’的修正主义。”当时的“共产风”尽管严重而且普遍，但在理论上还不成系统，构不成一种“主义”。然而毛泽东使用了“向‘左’的修正主义”这个词语倒是挺有意思的。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种思潮就大成气候，并且被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了。其中所谓的“修正主义”包罗更广，无法成系统，难以自圆其说，恐怕称之为“修正主义形态的极‘左’理论”才名符其实。

中国的极“左”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搞一万年阶级斗争，不然，我们岂不变成国民党、修正主义分子了。”“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富，富则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所以很明显，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不断的斗争和运动，对于“产品极大地丰富”的社会主义富裕目标不但不想去争取，而且很害怕。

“文革反修”论者拉大旗作为虎皮，吓唬人家说：“‘文革反修’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定论，谁也翻不了案。”然而我们查看一下当年那份公报，原文是这样写的：“全会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公报”中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由于当时条件尚未成熟，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仍持慎重态度，还说它是“一场大革命，”并未全盘否定。因此说“从反修防修出发”显然属于权宜之计的用语。而且这里的“出发”一词只是指毛泽东的主观意图，公报并没有从客观上肯定它起到“反修防修”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俱进。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再也没有“文革”动机是“反修防修”之类的说法，而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很清楚，“文革反修”论绝对不是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隐蔽在阎锡山身边的中共党员赵宗复　作者：王生甫

从抗日战争前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在阎锡山统治的山西，有一位中共党员长期隐蔽在阎锡山身边，巧妙地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敌人展开斗争，为人民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他就是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赵宗复。

赵宗复1915年2月11日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父亲赵戴文曾留学日本，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赵戴文历任山西省督军公署参谋长、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他与阎锡山朝野相处38年之久，私交甚笃。但他在政治上坚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表示同情和支持。

正是有了这种特殊的家庭背景，赵宗复1933年12月在北平燕京大学加入共产党以后，便开始在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从事隐蔽的革命斗争。

潜伏敌区为党搜集情报

1932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对外称第三国际东方部），急需一些和国民党政府上层有关系的同志到该组织工作。由于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于是便由中共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和北平“社联”研究部执行委员李正文二人将赵宗复推荐给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柳忆遥，参与情报工作。赵宗复利用其父赵戴文的关系，搞到了不少国民党亲日派和日军勾结的情报，他还介绍另一个有上层关系的党员赵中枢到第三国际东方部工作。赵中枢是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的儿子。他们两人合作，积极搜集情报。1933年初，他们从绥远省政府搞到了一份从内蒙到新疆的路线、地形、地貌的考察报告，为苏联红军在日军侵犯蒙疆时进入内蒙行军作战提供了重要信息。1937年5月，正当日军大举入侵中国的前夕，赵宗复、赵中枢等又从北平、天津和日本国内，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后勤设施，以及日本国内海军舰队组成情况、各军舰的名称、排水量、高射炮时速和口径以及日军运输能力等重要资料，及时经过“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和有关部门。

推进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宗复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赵中枢一起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工作。这是一个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山西、绥远、察哈尔三个省政府以及各抗日团体共同派代表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战动总会”主任系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共产党方面的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方面的代表是梁化之、王尊元、蒋右丞。赵宗复到“战动总会”后，先是做代理宣传部长，后又到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以便深入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和山西省政府，及时了解阎锡山等高级军政人员的政治动态，巩固扩大我党和二战区的统一战线。

1938年初，由于日军的占领，山西被分割成无数块互不衔接的小块块，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之间，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之间，二战区总部与各军之间，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对统一步骤、协调作战诸多不便。在赵宗复建议下，1938年3月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了政治交通课（后改为政治交通局），由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具体负责组建，任命赵宗复、赵中枢为正、副局长。

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搜集日伪情报等。交通局为抗日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样一个进步组织，却被阎锡山旧军所敌视，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政治交通局“通叛”为借口，于1939年12月命其下属将驻扎在山西隰县冯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围在一个大院内，声称要缴械，并抓走了隐蔽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梁维书、阴纫斋等7人。当时赵宗复挺身而出，堵在大门口大声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主席（山西政府主席赵戴文）的指示，在这里驻扎的。谁胆敢再闯进院内闹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他并对带兵前来的团长说：“国难当头，我们应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不应该中国人打中国人，干那些亲者痛，仇者快，对不起国家和家乡父老的事。”随即电告其父赵戴文，汇报政治交通局被包围情况，赵戴文出面干预才解了围。赵宗复脱险后，立即向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作了汇报。王指示赵宗复派人继续与第三国际情报组织联系；把没有暴露中共党员和情报工作身份的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萧希明、梁维书继续留在二战区搞情报工作，由中共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通过王世英联系；把已经暴露身份的30名青年干部，分两批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这件事触怒了阎锡山，阎事后派其亲信接管了政治交通局，并给予赵宗复“撤职查办”的处分。但碍于赵戴文的情面，仅以“年轻人作事荒唐”为由，撤销了他的职务，而没有“查办”。这样，赵宗复、赵中枢等人，只好转到别的岗位上继续战斗。

打入要害部门发挥更大作用

1940年后，阎锡山防共、反共的措施更加严密，要想取得重要情报，就得参加阎锡山的各种反动组织。为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指示赵宗复说：“要尽最大努力，打入阎锡山的要害部门，打入得越深越好。”根据上级指示，赵宗复1940年5月加入了国民党，并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接受了培训。返晋后，他又打入了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成了这个“同志会”的“基干”和“干委”。同年12月，他又多了一个山西省政府参事的头衔。赵宗复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配合我党另一系统的地下党员杜任之，一起给阎锡山施加影响，坚决反对阎与日“和谈”，并及时将阎锡山的动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来自赵宗复的报告极为重视，多次作过重要批示。在此期间，赵宗复的父亲赵戴文曾多次出面直接阻止阎锡山降日，对阎施加影响，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多次对阎锡山提出警告，终于迫使阎锡山没敢公开降日，没有成为汪精卫第二。

赵宗复进入阎锡山领导层活动之后，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全力搭救我地下工作者和进步人士，免遭反动势力杀害。

与赵宗复并肩战斗的杜任之，是中共晋西特别组组长。他的公开身份是“山西省政府委员、民族革命同志会候补高干”。1942年9月，在省主席赵戴文的推荐下，阎锡山同意派杜任之去孝义地区战时工作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杜任之到孝义地区后，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限制日军向阎管区进行经济渗透。1943年4月中旬的一天，他在孝义县兑九峪、清虚宫的“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上，作了一次题为《目前孝义地区的粮食问题》的报告，说：“老百姓饿肚子没粮吃，军队有存粮吃不了。有些军官高价倒卖粮食，还硬逼着征粮，老百姓实在是负担不起了。这明明是要他们的命么！”他的这段话被第二战区视察处负责人薄右丞向阎锡山加油添醋地作了汇报，说杜任之在孝义地区要搞“政变”。当地驻军的一些军官也向阎锡山诬告“杜任之征粮不力”、“挑拨军民关系”、“瓦解军心”等等。阎锡山一怒之下，即于1943年4月22日密电下属：“杜任之讲话……有叛变嫌疑，即派宪兵押解回部……”赵宗复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给其父赵戴文送信希望他设法营救。赵戴文亲自多次向阎锡山讲情。省政府秘书长王怀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在赵戴文的授意下，也拒绝在责令杜任之“自裁”（自杀）的高干会上签名。他们的行动，影响了多数高干。由于赵戴文的力保，杜任之才幸免于难。

1945年4月26日，时任第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民族革命同志会高干的梁化之，带人手执所谓“重庆中央电令”的名单，将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领导下的“剧宣二队”中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党员和进步演员王负图、赵辛生等13位同志，以“共党”嫌疑拘捕审讯。经赵宗复上下调查了解，摸清了此事并无任何根据，遂示意剧宣二队派人将该队受迫害的情况向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和重庆《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等报纸作了透露，使上述各报都发布了这一消息；文化界知名人士郭沫若、田汉、洪深等向“剧宣二队”致电慰问；张治中、陈诚也去电向第二战区政治部询问究竟。梁化之在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将13位同志无罪释放。

陪同中外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

1944年6月初，一批中外记者获准去延安参观访问。赵宗复受阎锡山之命，以长官部少将参事的身份，偕同精建会秘书长徐士珙（赵宗复的姐夫）、英语翻译阴纫斋等人陪同参观团，由山西省吉县克难坡奔赴延安。

到达陕甘宁边区后，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首先在南泥湾接待了参观团。6月9日，叶剑英、王震陪同参观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热情欢迎。6月12日，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参观团全体成员。赵宗复除随团活动外，还分别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仅毛主席就单独会见过他两次，并送给他一件呢子大衣作纪念。临别时，毛主席恳切地对他说：你父亲已故去了（注：赵戴文于1943年12月逝世），在抗日战争的问题上，他倾向我们。他是有民族自尊心的，应该算是一个开明人士喽！你今后的任务很艰巨，回去后要向阎锡山多做工作，让他走抗日的道路。毛主席鼓励赵宗复要在二战区长期潜伏下去，为党的统战事业多做贡献。话毕，还与他在杨家岭吃饭，在枣园合影留念。

在延安期间，赵宗复还会见了薄一波、徐向前、南汉宸、杨尚昆、续范亭等领导同志。在赵宗复的影响下，同去延安的徐士珙不仅随同赵宗复一起受到毛主席的宴请，而且还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部达成互通有无的贸易协定，同边区平渡关西岸盐业公司签订了以二战区10万斤熟铁交换陕北马花池盐的合同。赵宗复、徐士珙等回到克难坡后，阎锡山亲自接见了他们，但未表示支持与边区的经贸往来。

配合解放战争继续奋战在情报战线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阎锡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身上，并很快派大军向晋东南解放区进攻。

为了配合解放战争，搜集更多的情报，赵宗复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重新调整了地下工作人员的斗争岗位。他首先通过徐士珙将赵中枢安排到晋兴机械工业公司任经理（徐任总经理），掌握了更多的有关阎锡山部队军火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情报。紧接着又通过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的帮助，将共产党员阴纫斋调入外事圈，担任了外事处长，接触了许多美国军官、新闻记者，获取了不少重要情报，为我方代表与美、蒋、阎三方代表进行斗争提供了重要信息。赵宗复本人则担任了太原市著名的进山中学的校长，并在进山中学发展进步力量。1946年夏，他的周围已经有王纪堂、韩建民、刘鑫、乔亚、卫兴华、梁九菊、杨盛钦等一批骨干，使进山中学成为太原市开展民主运动和争取自由解放的一块革命阵地。1946年，这个中学先后有两批进步学生投奔到解放区，参加了解放战争。

1946年春，太行军区情报处派我方情报人员王天庆潜入太原，并通过其弟王麟庆与杨盛钦、梁九菊、乔亚、卫兴华取得了联系，又通过他们和赵宗复接上了头，于1947年春正式建立了太行军区情报处太原总站，对外称太行军区第八兵站，代号“909”。

1946年2月，阎锡山的“同志会”改选高干时，赵宗复被选为“候补高干”。他利用这个身份，离开进山中学到山西省政府新闻处任处长兼《工商日报》总编辑，后又担任教育厅厅长。期间，他除去源源不断地将搜集到的各种情报通过“太原工委”、“909”情报站送到解放区外，还化名在《工商日报》、《复兴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阎锡山当局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和奸商囤积居奇祸害人民的种种罪行，以提高人民的认识。他主持的《工商日报》，发表文章时从不用“匪”字称中共，不把共军称为“匪军”；报纸敢于发表矛头指向蒋、阎独裁专制和发动内战的社论；还开辟了《读者观察》专栏，陆续不断地发表了不少揭露当局政治黑暗的读者来信，反映了人民的心声。

1948年8月下旬，在赵宗复的策划下，乔亚、刘鑫、韩健民等地下工作同志，将搜集到的太原北郊机场和太原城防部署的重要情报，派曹瑞亭送往解放区。但在运送情报的途中，曹瑞亭被捕叛变。8月31日和9月1日，赵宗复、刘鑫、韩健民、杨有多、卫吉祥等相继被捕。在被捕的人中，乔亚牺牲，刘鑫等因敌人未获得确凿证据被释放出狱，而赵宗复由于同阎锡山的特殊关系，先后被拘押在山西省警务处头子杨贞吉和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头子梁化之家中吃住，并在梁化之严密监视下到教育厅上班。刘鑫等人获释后，巧妙地同赵宗复取得了联系，他们又冒着生命危险获取了太原市敌人后期完成的碉堡、地道、明暗工事等详尽的城防设施情报，并先后派人分三次将这些情报送到了解放区，对解放太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2月底，地下党准备组织敌军一个连起义掩护赵宗复、梁维书、刘鑫等9位同志到解放区。这一计划不幸被敌军师长李子法发现向阎锡山告密，1949年3月6日，上述人员一同被捕。3月10日，刘鑫等8人英勇就义。赵宗复则被关押在太原阎锡山公馆的后北厅，派6名卫士看守。卫士中的杨远有、白建恩二人是舅甥，他们在看守赵宗复时受到他的教育，觉悟有所提高。赵宗复在被关押期间，通过杨远有给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写了一封信，请他搭救。3月中旬，阎锡山召开高干会议讨论如何处置赵宗复时，特警处中将代处长徐端主张立即枪决。吴绍之则对阎锡山说：“请会长（指‘同志会会长’）回忆一下副会长（指赵戴文）的临终托言（作者注：1943年12月赵戴文在病危时，曾对阎锡山说：‘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答：‘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教育他，你可放心’）……”阎锡山在吴绍之提醒之后说：“把宗复交给我处理吧！”当有人再次提出何时处置赵宗复时，阎锡山说：“在太原城破，我成仁的时候，我一定要他跟我一起走。”3月29日，阎锡山受李宗仁之邀，突然飞往南京协商“和谈”。阎锡山的五堂妹阎慧卿从看守赵宗复的卫士中抽走4人护卫她的住宅，把看守赵宗复的任务完全交给了杨远有、白建恩舅甥二人。杨远有给赵宗复准备了一套军装和一套便衣，想让他化装潜逃。赵宗复说：“根本跑不出去。再说这样做恐怕还要连累你们，只希望我死后，将我的情况告诉我的同乡赵中枢就行了。”4月20日，山西省政府各厅的厅处长都到省政府二号楼集体办公，每人发一瓶剧毒药准备集体“成仁”。杨远有判断，杀害赵宗复的事就要发生了。于是，他嘱咐外甥白建恩一步也不要离开北厅，如有人强行要进入就开枪打死他。4月21日，太原解放前三天，省府大院不时有炮弹落下。为了安全，杨远有、白建恩将赵宗复转移到专为阎锡山修建的一个地洞里去，还预先在里面准备了半袋馒头，一壶水，以及一箱手榴弹、半箱子弹、两枝手提式枪，以防特务强行进入杀害赵宗复。4月24日凌晨，敌人果然来毒害赵宗复，但因省府大院炮弹遍地开花，敌人不能进入地洞，谋杀未遂。10时许，解放军攻下太原，打进了省府大院，赵宗复终于幸免于难。

解放后历任要职“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宗复先后担任过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文教厅厅长、山西师范学院院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要职。他还当选为山西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山西省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常委、民革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历史学会理事长。他在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工作的16年间，十分注意争取团结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教授。他识才、爱才、尊才、用才，被誉为“知识分子的知音”。

但是，这样一个冒着生命危险、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坚强革命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因这段历史，受到种种诬陷，遭到“造反派”无休止的批斗。由于不堪忍受对他人格、尊严的侮辱和政治上的诬陷，1966年6月21日，刚过51岁的赵宗复含冤辞世。他逝世后，“四人帮”一伙又采取虚构证据、捏造罪名等卑鄙手段，对他再一次进行迫害，并株连大批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及家属亲友，还丧心病狂地掘开他和其父赵戴文的坟墓，使其一家受尽凌辱。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山西省委推翻了强加给赵宗复的一切不实之词，为他平反昭雪。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市双塔寺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赵宗复骨灰安放仪式，肯定了他革命、战斗的一生，恢复了这位为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本来面目。（责任编辑林耀）

2003年第9期 中国曾有胎死腹中的“文艺复兴”　作者：李一蠡

欧洲文艺复兴对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发展起了鸣锣开道的作用。那么，作为中世纪生产力曾领先于世界的少数国度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吗？

1935年蔡元培先生应《中国新文学大系》主编赵家璧之请，为该书所写的《总序》中，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认为中国文艺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欧洲文艺复兴历三百余年，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人所共知。蔡先生期望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新的条件下，鉴他山之石，借后发优势，在行进速度和所起作用方面，“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

这番言语中所洋溢的，是这位年高德劭的大学者、大教育家兼革命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对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个性解放在中国早日实现的热切期盼。

1999年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待完成的文艺复兴》，接过蔡元培先生的话头，呼吁再经“奔轶绝尘的猛进”，“真正完成一场未完成的‘文艺复兴’”。

现在，距五四运动已有84年了，距蔡元培先生提出上述期待也将近70年了。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尽管中国在这段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民主建设仍然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今天，由先驱者在五四运动时提出，而责无旁贷地要由现代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新一代接过来的文化启蒙，恐怕就不仅仅是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以个性解放为大纛的文化启蒙，而应更进一步，掀起一场理所当然既涵盖其旧内容，又符合社会主义民主自由要求的更高境界的全新启蒙，以告慰前人，昭示后世。

当然，第一步还是先学习世界历史现成的遗产，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前进创新。这是个难度极大却不容推辞、不容绕过的伟大思想文化工程。

不能说五四运动仅仅是因当时反动政府一纸卖国条约激发起来的，它与清末民初几十年由潜流细流而成为洪流的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而清末民初的启蒙，又与上溯二百余年，即明末清初的一次发起于民间知识层的启蒙运动，有很深的思想渊源关系。那是一次完全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然而，说中国在三四百年前就已发生过类似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这就牵涉到一直存在的争议。不同意者认为：一、明末清初的启蒙根本无法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因为缺少鲜明的以个性解放、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内涵；二、中国的启蒙未成气候就半途搁浅了，从来没有起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历史作用。因此，不能任意比附文艺复兴。

这种指摘是言之成理的。不过，恩格斯对15世纪以后的伟大启蒙运动曾有的很多名称颇不满意。如：作为其发祥地的意大利，把它看作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称其为五百年代；德国人因这场运动有着反宗教特权的内涵，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则叫做文艺复兴，并从此渐渐成为那场启蒙的通用简称。恩格斯却认为“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马恩选集》第4卷261页）这样看来，文艺复兴也只是差强人意的简称之一。特定历史事实当然无一相同，但在相同或相似条件下却往往发生“何其相似乃尔”的历史现象。本文借用“文艺复兴”一称无非是突出所述历史现象的相似性。

明末清初发生的那次与欧洲文艺复兴时间相近而又性质相似的启蒙运动，不像后来在欧风东渐影响下，从晚清开始酝酿到五四爆发的那一次启蒙，而是在东西隔绝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发展而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次启蒙运动。

它与欧洲启蒙运动的最大不同，是它竟“胎死腹中”！但它完全是中华文化孕育的一朵奇葩，因而值得我们骄傲；它在蓓蕾阶段就遭受了摧残扼杀，因而值得我们痛惜；特别是，两相比较，它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又比欧洲文艺复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而值得我们问一个何以如此？进而从回味、深思那一段史实中总结经验教训，用以认识我们的特殊国情，从而有益于导引、推动今后的启蒙。

明末清初的启蒙运动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举世公认，中国在中世纪的很长时期内有过领先世界的农业文明，其中包括萌生中的、建筑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工商业文明。中国工商业文明同样源远流长，因而在中国史学界曾有过在明清之际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这场争论至今并未完结。而当时有没有出现资本主义因素或萌芽，则是当时中国可能不可能出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运动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著名观点是：“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门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共产党宣言》）

欧洲文艺复兴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等地中海工商业文明繁盛之地，新的市民阶层聚居之区，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既然中国当时生长出了领先于世界的农业文明，那么从这样的“旧社会内部”，“形成新社会的因素”，即手工工场制为主的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因素，并且出现为这种备受压抑的“新社会的因素”争取应有的历史地位呐喊造势的思潮，应该是毫不奇怪的。相反，从一个老早就领先于世界的农业社会内部却生长不出“新社会的因素”，倒是有悖于历史规律的。

但是，还是让我们用史实来说话吧！

中国经封建社会鼎盛期的唐宋累积下来，到元明清时生产力的档次和水平，比之当时的西欧如何？这个问题近年来中外学术界议论颇热。在诸多论据中，人们常提出的两个论据，一是描述中国元朝经济发达状况的《马可波罗游记》，一是明初即15世纪初叶中国所做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郑和七下西洋。西方不少人对马可波罗的话不大相信，甚至认为马氏根本就没到过中国。西方人总是不大肯接受中国至少在中世纪后期经济上领先于世界的说法。但距《马可波罗游记》问世一百一十多年后的郑和下西洋之行，却有力地证明了《游记》所言非虚。这论据之所以有力，是因为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舰队，及其28年内七次之多的创世界纪录远航，是中国当时生产力水平以及财力物力的集中展示。郑和的远航比哥伦布的远航早80多年，而舰队规模、舰船形制、航海技术及航行总里程则有过之无不及。这些，已有论述多多，本文不赘。

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在历史已无误地证明当时中国生产力居于世界前列的条件下，中国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现象。

明末清初的城市化进程和人口流动高潮

人们知道，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必须由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化进程。已故明史专家吴晗考证认为，元明两代是中国个人手工业向集体手工业工场转变期，而且除官办以外，也出现了民办产业。家在华亭县（今属上海）的明朝大学士徐阶家里就雇佣1000多人，兼营手工纺织工场。这样的作坊——工场，在14世纪的江南普及很快，吸引了大量农民流入城市，成为工匠。《明宣宗实录》记载，当时城市的工匠已接近26万人。而非农人口比例扩大，无疑是社会转变的重要信号。

流民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得天下后，总结自身以及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深感流动人口（包括商人）乃安定之大患，严禁流民便成了明朝一项重要国策。除颁布联保连坐的严法不准农民离开土地外，还实行以高税收为主的抑商方针，以及严禁沿海人民出海的海禁政策，要后代务必执行无误。尽管如此，已有数千年深厚积淀的中国农业文明仍是达到了世界领先地步。与这种生产力的发展直接有关的是人口总量增多，从封建盛世唐朝开元年间的1699万，到明朝万历时已增加到1.5亿，清乾隆时又增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要寻找出路，天灾人祸也往往使破产的农民走出乡土。“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司马迁语），城镇工商业迅速兴起，犹如磁石般从农村吸走劳动力，而随着运输量的增加，船工和码头工也都成了热门行当，结果是流民大量增加。

明朝中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大运河两岸这个十字交叉的宽阔地带，一批工商业城镇在百年左右悄然出现。即便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扬州、苏州等古城，向工商业城市转化的速度也很快。词家姜夔描写宋末被南北战争破坏的扬州景象是“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好像一代“淮左名都”从此要沦为废址了，可是到明朝扬州又迅速恢复为百万人口以上的商城；后来，史可法据此城抗清，又使扬州遭受空前的屠城惨祸，岂料仅数十年后，到康熙时，它就又以盛妆靓貌迎接清帝多次眷顾了。苏州有2500多年建城史，但先前是作为春秋时吴国都城，隋唐开凿运河后才渐渐成了商业中心。明清时苏州已然“半城万户机声”。苏州刺绣馆中200多米的《姑苏繁华图》长卷，碑刻馆中的226块经济史碑刻，记载了苏州商业资本主义萌生的史料。枫桥胜迹馆则描绘了自枫桥到阊门“市廛鳞列、商贾云集、居货如山积、行人似水流”的市井繁华景象。

更典型的例子是苏南盛泽镇。只是由于当时商人集中在这个地处江浙之间的码头收购蚕丝，进而又逐渐兴办丝绸作坊，在明朝中叶百余年里，它由运河边上一个普通村镇，变成拥有20万人口的“绸都”。在江南，像盛泽这样快速城市化的事例很多。这种城市化的飞跃，乃是自然经济初步走向商品经济的飞跃，演绎着资本主义怎样萌芽于封建社会土壤中的伟大史剧之细节。

经济景象引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景象：一是，明朝时一些或明或暗的行会行帮空前增加。它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最初是为保护各种行当从业者的经济利益，进而就由此发展成有组织的政治斗争。明中叶一种名为“叫歇”（一声呼叫大家都歇）的罢市罢工出现了，抗税抗监行为与日俱增，有时甚至采取流血形式。这是新生的社会阶层有了初步阶级意识的反映，是经济要求折射为政治要求的反映，在新阶层没有达到一定数量时，是不会出现统一的有威力的“叫歇”的，因此很有时代意义。二是，抗命出海经商被视为走私，抗拒缉拿便被视为“海盗”，这些“海盗”又往往得到陆上商民的支持，发展到攻城略地。这是当时中国沿海资本主义对海禁政策的暴烈行动，成了明朝东南地区大患，与内地农民造反一起，削弱着明朝的统治。三是，由于国内的抑商政策，明清两代出现了向海外移民的高峰，这些移民不但使“海盗”孳生不绝，并使大量财富转移海外，变成他国的民营资本。西欧国家其时正鼓励向海外移民——这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而中国朝廷却对出海者“剿杀无赦”，遂使勤劳勇敢的中国海外移民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遭受两面夹击，处境极其艰险。他们非但不能为家山故土赚钱增富，而且造成了中华民族在几百年海上竞争中的弱势地位。否则今日中国海外胞裔何止5000万！必须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史上的斑斑血迹，比之西方同类历史的血迹多得多，而又由于这萌芽终于未能冲破头上过于厚重的土盖子，它就更其富于令人鼻酸的悲壮色彩！

病入膏肓而又很能苟延残喘的皇权统治

当初，出身甚低而智商颇高的朱元璋，接受智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劝告，从众多农民起义领袖中问鼎成功。此后他念念不忘这九个字，以致整个明朝的政策都是这九个字的延伸：禁海、修长城、不跟外国往来，是“高筑墙”的延伸；厉行以农立国而压抑商业，自矜于悠久的农业文明而蔑视、拒绝商业文明，是“广积粮”的延伸；而这一切又是为了“‘永’称王”（缓称王目的在永称王，永远保持皇权）。但是，当时地球上已现端倪的新社会形态的特点是开放、竞争、扩张，是把一切都变成商品从而使生产力高速发展，而“高筑墙”等九字诀却是封闭、保守，固守中世纪的农业国地位。为了维护皇权，明朝还废除宰相，使权力更加集中于一人，甚至设立厂、卫，用特务手段监视和惩治臣民。同时，明朝还强化封建意识形态的“德治”，规定蒙学必须以三纲五常为教育内容，科举试题必须出自朱熹所注儒家经典。这些对后来中国发展路数的影响很深，清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些遗产。历史已证明，九字诀在封建时代可能是有效的帝王术，但到了近现代却绝对是糟糕的治国经。

空前强化专制的明朝立国时，已是西方开始限制君权之后，是立民主宪法之雏形的英国大宪章运动之后153年和英建国会后103年，法建国会后66年，也是掀开欧洲文艺复兴第一页的诗人但丁逝世后57年。

强化专制并未能有效减缓来自朱氏家族以外的夺权威胁，却使家族内的争权激化。自明成祖朱棣杀侄篡权始，明朝（包括南明）皇室内部充满血腥和阴谋的争权事例，粗粗算来就不下12宗。与此相关的是，朱元璋立国时不许太监干政，但明朝太监干政祸国的事件最多，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等人的丑闻遗臭至今。朱元璋曾警告其后代不要让太监读书，但从他四代孙朱瞻基起就破例在宫内设学堂训练秉笔太监，替皇帝批阅奏折和起草谕旨。何以必须如此？因为越强化专制，权力圈越小，除身边人外几无可信任之人。太监是阉奴，不可能有后，也就不大可能有篡位野心，因而可作贴心人使用。明朝太监当监军、钦差、税使、矿监，乃至掌管特务从而专擅朝政的很多，朝野恨之入骨，又巴结惟恐不及。但说到底，各为其主的太监施展手段争宠弄权的背后，折射的是皇族内、宫苑内的深层权力斗争，更折射着专制权力诞生传承规则背后的某种规律。

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

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死于狱中的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但是，正如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所评：李贽是“破坏性强建设性弱”的学者，因而还“不是一位类似条件下的欧洲式人物”。

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淫威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

到万历时期，官僚上层社会已经“越来越趋于凝固”，“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流弊所及，是一片套话，一片祥和，却“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相适应”（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但这假象却使万历皇帝觉得天下大可放心，竟有25年不临朝理政。朝臣们阿谀顺从或保持缄默的保住了官职，直言敢谏的被贬谪或削籍。曾谏言减免矿税的李三才、敢与权奸们论争的顾宪成等被罢黜的官员，却大受江浙商民的拥戴。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当局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在野的政治反对派，于是一场大狱兴起，多位学者死难。当朝廷派校尉到苏州缉拿东林人士时，竟引起苏州全城“叫歇”。自发起来保护东林人士的市民赶跑了校尉，并打死其中几名。这一事件说明，新兴的市民阶层已经高度关心并企图影响政治了。

东林党虽被冠以“党”（那是它的对头加于它的，因为一涉结党便是大逆不道）字，却与西欧的政党绝然不同。他们只不过是忠于臣道的“救正”者，反对的只是太监、佞臣，顶多加上昏君，而不是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对天下议论国是、开启言路是一大鼓励；他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首辅，并起用耶会士，准备修改历法；或许是出于怀柔政策，他容忍了大海盗（海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发展势力，从而实质上弃置了禁海法。这些说明，崇祯比之明朝所有皇帝都开明一些，一时使明末风气颇有改变。就在这稍微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崇祯六年，复社在苏州举行成立大会，由于官方允许商家赞助而盛况空前，到会者近3000人。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是皇帝“涂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二百多年后的梁启超就说他青年时受黄宗羲的思想影响极深。顾炎武则痛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反对“天下一切之权收之在上”，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王者，不可擅天下之土”，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

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

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明末清初的启蒙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这种不同反映了当时东西方社会的差异：西方是所谓政教合一的神权王权的共同肆虐，中国是宗法道德外衣下皇权的残暴统治。因而中西的启蒙也各有特色，异中有同，但同大于异，在现代环境下，完全可依据国情互补短长。

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这些作品中的很多极富个性的叛逆型人物，成为“书魂”，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喜爱，一直深远广泛地影响着社会。

“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及紧接而来的衰世

承接前代的发展势头，清朝全国的统一（这是清一大杰作）对经济的继续发展无疑起了正面作用。但是，清初野蛮的奴隶庄园式的圈地，强迫剃发留辫，关闭天下书院，禁止文人结社，连续不断的血腥文字狱，不平等的民族待遇，以及同样的抑商禁海，同样的崇儒尊孔，同样的加强皇帝专制，等等，使多数作为明遗民的士大夫看清了新朝面目而拒绝与之合作。一些思想家的作品在清代遭受冷遇，寂寂无闻。直到清末民初，他们的思想才被为民主立宪而奋斗的新一代奉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扬。

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西方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帝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不像朱元璋那样干脆杀掉巨商，而是收买他们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这种钦赐的官僚资本自身长不大，却配合官方政策压抑了民间资本。稍有成就的晋商徽商都因是封建附庸而非新式经济，而不能成大器。

明亡时复社成立仅六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四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后二人皆壮烈牺牲）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耶稣会士所传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冀图有所作为，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构成“名节”问题，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殁；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它本身先天后天的不足则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

到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为什么盛衰变化如此倏忽，对比如此强烈？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工业国一论高低。明清两朝易姓而不易体制，共同维持了这块东方古陆500多年的超稳定架构，而同时的西欧各国却纷纷扰扰，内革命而外争雄，最终控制了世界。

三百多年前的历史已被尘埋，但仍可作为前鉴的东西依然大大值得挖掘。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权和意识形态）对人民强大有余，对列强却软弱过分，此其所以自鸦片战争以来，统治集团“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民没有被启蒙和动员，主人——人民没有利益意识和维权意识。因此，重视不重视、推动不推动民主启蒙，是对掌权者合不合乎时代标准，是民粹主义者——自命的“民之精粹”，还是民主主义者——听命的民之公仆的试金石。

有论者把明末清初看成中国的“十字街头”时刻，本来可出现多条出路，但终于选择了向宗法封建的来路回归。真是如恩格斯所说：“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因而，与其说是拖着发辫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不如说仍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保守力量”窒息了它。上层建筑的阻滞作用在一定时期竟也能占居绝对压倒优势，这在我们正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此时此刻，其教训怎么评说都不为过。（责任编辑致中）

2003年第9期 谈谈“为尊者讳”　作者：迟泽厚

为尊者讳，是困扰中国史学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所谓尊者，在旧中国主要是帝王将相（自己的长辈也算尊者，但这难以相提并论），在没有了皇帝的中国，则指那些称呼不一的位尊权重者。为尊者讳，即为了维护“尊者”的尊严，而对其行为隐恶扬善，文过饰非，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为尊者讳在中国由来已久，孔夫子修订的史书《春秋》，可算是古代在这方面的集大成者，稍后于《春秋》的《公羊传》就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时光流逝几千年，而为尊者讳至今仍未绝迹。

为尊者讳二例

为尊者讳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历史人物脸谱化，好者绝对地好。不妨试举现代史的几个例子：

其一，讲起在“文革”中遭到残酷迫害而惨死的彭德怀元帅，大约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革命战争中，面对强敌横枪勒马的彭大将军；在朝鲜战场统兵百万打败以美国为首的16国侵朝联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在庐山会议上置个人前程命运于不顾，“为民鼓与呼”的永不褪色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年动乱结束后，大量记述或评论彭德怀的文章，正是这样写的。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彭德怀也曾有过令人扼腕叹息的重大失误。例如，1958年5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谁曾料想，仅仅一年之后，彭德怀本人在庐山会议上，只因为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提了一点不同意见，便被打成“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头子！受此致命打击的彭德怀，在他遭受无尽无休的审查和批斗、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他身陷囹圄之后，这位生性耿直的共和国元帅，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对自己的经历、特别是对一年前发生的失误，是会作深刻反思的。但是，令人诧异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主要根据彭德怀受审查期间所写材料，整理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其中多有彭德怀对各个时期是非得失的检讨，却唯独对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只字未提！这究竟是彭德怀本人的疏忽，还是编者为了维护彭德怀元帅的光辉形象，像在《出版说明》中所说：“对部分内容作了删节”呢？无独有偶，打倒“四人帮”后，许多官方史料在提到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时，虽然都对反“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左”的做法予以批判，却都完全不提彭德怀的名字。这总不会是偶尔疏忽吧？

其二，1967年2月，在被江青一伙称为“二月逆流”的事件中，“三老”（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四帅”（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拍案而起，怒斥江青一伙倒行逆施乱党乱军的罪行，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毛泽东在听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告状之后，却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几位老同志给予严厉训斥。随后，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共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对几位老同志进行批判。几位老同志都违心地作了检讨。这是十年动乱中的重大政治事件。打倒“四人帮”后，有不少官方材料对几位老同志当时同江青一伙（主要是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情况，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虽然早已时过境迁，读来仍感惊心动魄。但是，对这几位老同志的批斗以及他们作检讨的情况，各材料则都讳莫如深，付之阙如。关心此事的人们，特别把注意力集中在对几位老同志的不同处理上：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被认定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并被打成“叛徒”，实行“专政”；其余各人则都作为内部矛盾处理，有的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仍被选为中央委员，有的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显然是与他们在事件中的地位、作用、影响以及对“错误”的认识态度等有联系的。倘若把这方面的情况也一并作些交代，对这桩公案的记述就完整了。

为尊者讳与贬损“卑者”

既然为尊者讳，对尊者溢美，与此相对应，则必然对“卑者”贬损溢恶。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所谓“卑者”，即各种“反面人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卑者”，原来还曾是至高无上的“尊者”。在这方面，最典型者莫过于林彪。当林彪是“最亲密的战友”和“副统帅”时，把世间一切赞美之辞用在他的头上犹嫌不足。但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连揭带批，说他从根儿上就是一个坏蛋，投机革命，一辈子没干过一件好事；又没一点真本事，打仗右倾怕死，甚至他指挥的平型关战斗也遭批判，说是对抗毛泽东提出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军以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后因仍须肯定平型关战斗，于是又称林彪只是“参与指挥”了这次战斗；还有林彪在东北战场提出的“六个战术原则”，也被批得体无完肤，说是右倾军事路线的产物，是打败仗的战法。但因这些原则经过实战检验不仅被东北（第四）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认为是克敌制胜的有效战法，而且也受到其他战区的欢迎，争相仿效推广，想要否定已不可能，于是又改口说这些原则是东北战场广大指战员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战争中的集体创造，云云。这就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为尊者讳无从以史为鉴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民族，从一有文字便在中央政府设置史官，以后连一些诸侯国也都纷纷设置史官，历朝历代修史不绝。修史是为了用史。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古即是历史，兴替则是是非、得失、成败、兴亡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就可以对前人的成功经验择善而从，同时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保证国家沿着正确轨道平稳发展。对于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后者比之前者更为重要。革命导师恩格斯有一段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英国版序言》）可见犯错误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对待错误。倘若态度端正积极，坏事确实可以变成好事。反之，如果领导者拒谏饰非，周围又有一帮人为尊者讳，那就势必要犯更大的错误。1959年的庐山会议由原定纠“左”变为反“右”，其结果是接踵而来的饿死上千万人的三年大灾荒，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齐心协力整治为尊者讳

为什么为尊者讳会成为难除的顽症？其关键在于有的“尊者”乐此不疲。邓颖超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谈到党风问题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人抬轿子，是因为有人坐轿子。问题就出在有人不但爱坐轿子，而且对抬轿者给予重赏，于是这个本属“下九流”的卑微行业便有人趋之若鹜了。

这些年来，有些“尊者”在物欲得到某种满足或达到某种目标之后，又将注意力转向沽名钓誉或雇请枪手，炮制各种树碑立传之作；或篡改于己不利的历史文献，并不准知情者讲真话。这种人自以为得计，怎奈历史并不是可以随便捏的面团儿。他们忘却了一个基本常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何况还有一个爱较真儿、认死理儿的史学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终将揭去。

解决为尊者讳的主导方面在于“尊者”，但对矛盾的另一方面、即写作队伍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那些把作品当商品，迎合市场需求，长于猎奇“揭秘”和标新立异的杂牌队伍不去讲它，主流队伍总体情况还是好的。但也确有一部分人为求自保而唯上、唯书，谨守诸多（不只两个）“凡是”，缺少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浩然正气。其实，中国史学界是有秉笔直书的光荣传统的。且不讲古人，解放前史学家吴晗写了一本《明史》，只因其中有“红军”二字，犯了国民党的大忌，要求将“红”字改用他字方可出书，吴晗宁可书不出版，“红”字坚决不改！这种坚持真理、维护历史尊严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相信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随着一个宽松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舆论环境的形成，为尊者讳的市场将不断缩小，最终成为过街老鼠。

（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9期 毛泽东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背景考　作者：黄　瑶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的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后，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毛泽东在信中还设想，工人、农民、学生、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都要这样做。

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一指示勾勒了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配大体平均、自给自足、限制商品生产、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大致轮廓。这同他1958年设想的人民公社差不多，但增加了“批判资产阶级”的内容。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封信写给林彪？笔者认为，除了因为林彪是解放军的领导人，正在受到毛泽东的信用以外，还有历史原因。要弄清这一点，不能不提到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

在上一世纪20年代，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比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更早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和新村主义的影响。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上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把新村主义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周作人。1919年3月，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日本的新村》，他说：“新村运动……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了各人对于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7月，他又东渡日本，访问了武者小路实笃创办的新村，随后写了《访日本新村记》，介绍了他的见闻。他的介绍在中国青年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的毛泽东、恽代英等曾经受到这一学说的吸引。

191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他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即1918年，引者注）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在这一章中，毛泽东对半农半读的新村学校做了详细的计划。他提出，这种新村性质的学校将学校、家庭、社会结合为一体，一边读书，一边工作。在新村中“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等。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北京。1920年4月7日，毛泽东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时候，到八道湾周作人寓所访问了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骁将。毛泽东此次同他谈话的内容未见记载，但显然同周作人当时正在介绍新村主义有关。周作人从日本回国后，不仅写了《访日本新村记》，而且还作过介绍新村的讲演。他同武者小路实笃经常通信，当时可以说是在中国介绍新村的权威。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赴上海。5月间，他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工读生活。他们在上海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进行织袜子的劳动，“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试验了一个多月，他感到“殊无把握”。

1920年7月4日，毛泽东离沪返湘，在路过武汉时，同恽代英见了面。早在毛泽东发表《学生之工作》时，恽代英就在武汉成立了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他的学生林育南是这些组织的积极成员。林育南的堂兄林育英（即张浩）在家乡湖北黄冈当织布工人，熟悉织布手艺。他受到林育南的影响，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一度来到武汉，参加了织布厂的工作。

毛泽东在武汉同恽代英这位志同道合者进行了长谈，听取了恽介绍兴办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回长沙后，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据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上世纪50年代回忆：

毛主席早期在长沙曾领导青年学生作过一次反军阀的运动（驱逐张敬尧运动），后率一队学生至北京。这队学生由京返长沙，路过武昌曾停留一个时期，以织袜为生，并与“利群”发生了关系。他们回长沙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组织文化书社和织布厂，并从利群织布厂调去林育英同志。育英同志就这样得亲受毛主席的教诲，而成了我党工会运动中的领导干部。利群书社与文化书社发生了更密切的关系。所以恽代英同志于1920年夏季特有湖南之行，访问了长沙、衡阳和新城的煤矿区。

关于林育英赴长沙，还有一种说法是：1921年7月，恽代英邀集林育南、林育英、唐际盛、廖焕星、李求实等24名青年在黄冈林家大湾浚新学校开会，成立了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共存社。这24名青年中有一位叫易礼容，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同时是由毛泽东创办的长沙文化书社经理。毛泽东委托他到武汉学习利群毛巾厂的经验。他到武汉后，恽代英便邀请他也到黄冈来参加了会议。会后，他便邀请林育英、林乐浦和一位姓邓的工人到长沙筹办织布厂。在长沙，林育英结识了毛泽东。

以上两种说法差距不大，都是说林育英早在1920年或1921年就到了长沙。毛泽东早在1920年至1921年就同恽代英、张浩有交往。他对恽、张都很器重。

到了60年代，恽代英和张浩早已去世了，但是他们的学生和弟弟林彪还在。毛泽东所以把这封信写给林彪，不仅因为林彪是当时军队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把林彪引为同志和知己。在他的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尽管1917年互助社成立时，林彪实际上只有9岁，但在毛泽东的记忆中，他已是互助社的成员了。毛在同斯诺谈话时就说，在他组织新民学会的同时，“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

也是在1920年，毛泽东同恽代英等先后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们认识到新村主义是空想。新村主义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是不赞成暴力革命；二是不认为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产品极大丰富这个条件即可实现新村理想。但是，过去人们往往只在第一个问题的层面上批判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即它否定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这个必须具备的前提。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批判新村主义，即它不注意创造生产力的极大提高这一条件。忽视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同样也是空想。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时还认为，因为中国是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要经过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阶段，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但随着革命的胜利，他的思想有了变化，认为，中国已经通过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实现其新村的理想了。至于生产力，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将自然而然地为它的发展开辟道路。在1958年，他就尝试过，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但是失败了。到1962年，当人民公社受到许多人的怀疑时，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却表示了对毛泽东的坚决支持。这更使毛泽东引林彪为知音。毛泽东在总结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仍然没有注意生产力的发展这个条件，而认为关键是没有强调阶级斗争。因此，他在即将到来的由他亲自策划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条件下继续进行建设公社的实验。于是，写了这封信。

至于林彪是否也有类似的理想呢？林彪早年在不多的场合也曾谈过他的社会理想。他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说过：“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是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1949年2月8日，他在同傅作义的谈话中曾将共产党人的理想概括为“建立革命的政府，发展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建立工厂，开发矿山，遍设铁路公路，遍设学校，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提高文化，讲究卫生，能过富裕自由的生活”。显然，这同毛泽东心目中的人民公社差距甚大。到了晚年，林彪甚至私下里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凭空想胡来”，但表面上还装扮成毛泽东的捍卫者。

显然，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勾勒的共产主义的蓝图是脱离中国当代的实际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宋教仁：不该遗忘的宪政精英　作者：陈　章

在风起云涌的中国近代史上，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家喻户晓，素为我们景仰。然而，有一位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出生入死、竭忠尽智，堪称近代中国宪政专家的精英人物，却为时人所遗忘。他叫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

宋教仁为湖南桃源人，生于1882年，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1904年与黄兴、陈天华在湖南组织华兴会。次年长沙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又与孙中山组织成立同盟会。1910年冬回国，在上海主编《民立报》，呼吁民主、宪政。第二年与谭人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昌起义后奔赴上海、江浙等地，组织革命军攻克南京，并筹建临时政府。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局局长，参与南北议和，1912年到北京出任农林总长。国民党成立以后任代理理事长。

宋教仁早期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系统的宪政理念。他天资聪慧，博学多才，工作勤勉，翻译过《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等十多个国家的宪政著作。有《宋教仁集》、《宋渔父日记》等著作传世。

清末，中日发生间岛事件争议，他根据高丽古迹遗史写出《间岛问题》一书，使中方在谈判中获胜。当俄国企图派兵驻守撒拉时美时，他旁征博引，作《承化寺说》，以翔实的史料考证撒拉时美即中国古代之承化寺，各国舆论为之折服。连素以高傲古怪著称的章太炎也对他敬服不已，称“遁初有总理之才”。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急赴武昌，帮助武昌军政府起草《鄂州约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规定了2l条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约法已形成了三权分立的基本架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出任法制局长，多数法律条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有人尊其为民国蓝图的设计师，一点都不过誉。

宋教仁还是位出色的诗人，黄花岗起义中陈更新牺牲时，他作两首七律吊曰：

一

残月孤云了一生，无情天地恨何平。

常山节烈终呼贼，崖海风波失援兵。

特为两间留正气，空教千古说英名。

伤心汉室路难复，血染杜鹃泪有声。

二

海天杯酒吊先生，时势如斯感靡平。

不幸文山难救国，多才武穆竟知兵。

卅年片梦成长别，万古千秋得有名。

恨未从军轻一掷，头颅无价哭无声。

二诗同韵，韵律工严，用典贴切，格调雄浑悲壮，至今读来仍令人为之击节。绝非附庸风雅之辈所能为之。

宋教仁不但才华出众，而且卓见远识，人格高尚。在民主革命党人争议总统制和内阁制之时，他坚决主张责任内阁制，反对总统制。分析说：“内阁不善则可变易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今天看来，内阁制与总统制的区别其实就是分权制与集权制的区别。后来的历史不幸地证明了宋教仁的真知灼见，袁世凯大总统“不善”，孙中山先生发动流血的“二次革命”，也不能“变易之”，如果不是袁自己翘了辫子的话。

宋教仁是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伟大实践者，他不恋权，不图利，高风亮节，世所景仰。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孙中山最初提名他任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通不过，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袁世凯任总统后，百般笼络宋教仁，表示让他出任总理，他坚决不干。他想当的是应该符合他的宪政理念的民选总理。后来袁世凯召见他，亲自送上贵重礼物和50万元巨款，他婉言谢绝。

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是的急电，决定即刻赴京。有人嘱咐他小心以防意外，但宋教仁坦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堂堂正正，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险，也当并力赴之。”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于右任、陈其美等友人陪同下来到沪宁车站，突然，枪声响起，宋教仁倒下……临终前，嘱托诸同志照顾其老母；让于右任将其全部藏书捐献南京图书馆；请友人给袁世凯发去一封电报：“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至死犹对国家的民主政治念念不忘！人杰鬼雄，至仁至义，一片冰心，可鉴日月！当时在日本的孙中山得知遁初遇害，悲愤欲绝，撰联挽曰：“作民权保障，谁为后死者；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9期 兴衰荣辱“黄埔系”　作者：徐　平

黄埔军校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创建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第一次合作的丰硕成果。孙中山先生为了挽救中国危亡，解决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局面，提出创建革命军，这就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军事政治人才，而当时在中国尚没有专门培养革命军政人才的学校，黄埔军校就是适应这种军事政治环境需要而产生的，并获得巨大成功。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建立，孙中山亲任校总理，并委任他的两个主要军事、政治助手蒋介石、廖仲恺分别担任校长和党代表，建校时的正式校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在广州东郊的黄埔岛，故通称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在创建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热心于教育事业、有着丰富办学经验和卓越领导才能的骨干。国共两党许多杰出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任教，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叶剑英、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陈潭秋、李达、恽代英、萧楚女、项英、郭沫若等；国民党方面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都曾在黄埔军校任职或兼职，如蒋介石、廖仲恺、李济深、汪精卫、邓演达、胡汉民、戴季陶、何应钦、李宗仁、邵力子、顾祝同、刘峙、陈诚、张治中、蒋鼎文等。当时一大批国内军事、政治精英聚集黄埔，成为黄埔军校建设与发展的中坚。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黄埔军校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1927年前，已由刚建校时的步兵单科发展为包括骑兵、炮兵、工兵、辎重、经理、政治等多种学科，并在潮州、南京、武汉、长沙设立四所分校，师生人数增加数倍。1926年3月，改组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4月，国民党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3月，在南京建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30年9月，广州的黄埔军校停办，其培训陆军初级军官的任务由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承担。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迁至成都。抗日战争结束后，1946年初，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1949年12月，人民解放军攻占成都，黄埔军校的大陆时期结束。1950年10月，国民党在台湾凤山续办陆军军官学校，作为黄埔军校的继续。现在通常所说的黄埔军校，一般有两个概念：狭义的黄埔军校专指设在广州黄埔岛的军官学校，即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前六期；广义的黄埔军校则不仅包括广州时期，还包括1928年以后在南京、成都的中央军官学校，甚至延伸至后来在台湾续办的陆军军官学校。

黄埔军校在黄埔时期共招6期学生，南京时期为第7期至12期，成都时期为13期至23期，台湾时期为24期以后。前6期招生12000余人，大陆解放时的前23期，共招生30余万人。

黄埔军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官的军事学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黄埔毕业生中的许多人成为国民党军队和人民解放军中的高级将领。人民解放军中获少将以上军衔的有40余人，其中上将以上有徐向前、林彪、陈赓、许光达、罗瑞卿、周士第、陈明仁、杨至成、宋时轮、张宗逊、陈伯钧、郭天民等；国民党军方面任兵团司令以上职务的有60余人，其中最著名的有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关麟征、黄杰、桂永清、黄维、郑洞国、邱清泉、王耀武、胡琏、廖耀湘等。

在国民党军队中，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形成了“黄埔系”，并逐渐成为蒋介石控制军队的骨干力量，也是国民党统治大陆22年以及1949年以后统治台湾的军事支柱。“黄埔系”是国民党军队诸多派系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支。“中央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而“黄埔系”则是中央军的骨干和核心，是“嫡系中的嫡系”。由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开办的中央军校，黄埔学生在国民党军队里向来有“正宗”的优越感，加之蒋介石曾任军校首任校长，更以“天子门生”自居。蒋介石正是利用自己校长的身份，对黄埔学生百般拉拢、控制，使其甘心为自己卖力，成为他的御用工具。“黄埔系”和蒋介石的关系，可以说是“荣辱与共”，蒋介石靠“黄埔系”起家，“黄埔系”靠蒋介石扶植。没有蒋介石，就没有“黄埔系”；没有“黄埔系”，也就没有蒋介石。“黄埔系”忠于蒋介石，蒋介石信任“黄埔系”。因此，“黄埔系”成员大都能官运亨通，青云直上。

说起“黄埔系”，必须说明三点：第一，黄埔系成员不等于黄埔将领。黄埔军校毕业生并不都是“黄埔系”成员，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被蒋介石所重用并甘愿为蒋效力。虽然黄埔学生后来官至将校者不少，但真正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和军事骨干的，毕竟是少数。第二，“黄埔系”成员不完全是黄埔学生，也有不少黄埔军校教职员。一些曾在黄埔军校任职的蒋介石心腹将领，靠黄埔起家，并成为“黄埔系”重要骨干，如何应钦、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陈继承、蒋鼎文、陈诚、周至柔、钱大钧等。但通常是专指黄埔毕业生的。第三，黄埔系内部也分成若干派系。“黄埔系”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以一些重要将领为核心，形成若干派中之派，相互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较大的有何应钦系、陈诚系、顾祝同系、胡宗南系等。

“黄埔系”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十年内战时期，“黄埔系”初步形成。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黄埔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冲杀在东征北伐的最前线，但绝大多数担任营、连、排长等初级军官。十年内战开始后，蒋介石启用大批黄埔毕业生，中央军里，黄埔军官脱颖而出，比其他军校毕业生晋升快得多。到30年代初，毕业不过六七年的黄埔一期生胡宗南、黄杰、李玉堂、李延年、李默庵、萧乾、霍揆彰、关麟征、宋希濂、伍成仁、陈沛、陈明仁、刘戡、王敬久、孙元良、梁华盛、唐云山、李树森、罗奇、夏楚中都当上了师长，占当时蒋军嫡系部队27个师中的20个。“黄埔系”初步形成，在军界的势力迅速飚升。十年内战后期胡宗南当上了军长，标志着黄埔毕业生已进入高级将领行列。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基本军事力量由第一军而第一集团军，由第一集团军而中央军。而“黄埔系”成为中央军的核心，蒋介石则是中央军和“黄埔系”的领袖。

八年抗战时期，“黄埔系”羽翼丰满，势力壮大。黄埔毕业生在抗战期间，纷纷走马上任，当上了师长、军长、集团军总司令，逐步完成了军界接班部署。军界新生代“黄埔系”开始与老牌的“士官系”（何应钦、汤恩伯、钱大钧等）、“保定系”（陈诚、顾祝同、刘峙等）分庭抗礼。1938年初，国民党正规军共编200个师，其中蒋介石嫡系部队40余个师，师长基本上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在蒋介石嫡系部队的13个军中，黄埔学生占据了9个军长的位置，而且都是一期生：胡宗南、李延年、黄杰、桂永清、关麟征、霍揆彰、宋希濂、俞济时、夏楚中。到抗战后期，蒋介石嫡系部队已发展到53个军，绝大多数军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国民党军队39个集团军中，“黄埔系”的杜聿明、关麟征、黄杰、王耀武、李仙洲、李默庵、俞济时等16人当上了集团军总司令。不过，在战区级职务上，与“保定系”比，“黄埔系”相形见绌：抗战结束前的1945年1月，保定军校毕业生有19人担任战区正、副司令长官，而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只有胡宗南当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当战区司令的，被视为黄埔系的“楷模”。抗战中，黄埔军官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几乎正面战场的所有重要战役中，都洒下了黄埔军人的鲜血，旅长吴继光、蔡炳炎、易安华、朱赤、黄梅兴、官惠民、高致嵩、马威龙、杨家骝、庞汉祯、秦霖，副师长梁希贤、胡义宾、赖传湘、王剑岳，师长王竣、戴安澜、彭士量等黄埔将领舍身取义，为国捐躯。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埔系”发展至顶峰直至在大陆覆灭。解放战争初期，“黄埔系”后来居上，在军界的势力已超过“士官系”和“保定系”。嫡系部队的军长、师长，基本上都换成黄埔学生。一些“黄埔系”分子自恃年轻气盛，素以“少壮派”自居，咄咄逼人，甚至不把“士官系”、“保定系”等元老派将领放在眼里。加之战争头一年，国民党军在一些局部战场连连得手，黄埔少壮军人更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战争中后期，国民党军第一线的指挥官如“剿总”、绥靖区、警备区、兵团司令官和军长、师长，大都由黄埔军官担任。“黄埔系”核心人物仍是一期生。但是，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黄埔系”内部也发生了分化裂变。潘朔端、陈明仁、唐生明、李觉、罗广文、李默庵、潘裕昆、刘希程、刘子潜、王凤岐、王劲修、石仲伟、方暾、吴大鹤、刘济瀛、刘平、向敏思、姚国俊、赵子立、郭汝瑰、陈克非、王应尊、张涛等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回到人民阵营。一些“黄埔系”成员，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中负隅顽抗，命丧黄泉。其中，在宜川战役被击毙的整编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戡、在孟良崮战役被击毙的整编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在淮海战役被击毙的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邱清泉，是“黄埔系”阵亡将领中最令蒋介石痛心的三员干将，都追赠为陆军上将，并树为“杀身成仁”的典范。“黄埔系”重要将领杜聿明、范汉杰、黄维、王耀武、李仙洲、宋希濂、廖耀湘、康泽、邱维达等人战败被俘，作为战犯关押改造，解放后先后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李默庵、侯镜如等则辗转海外又回到大陆。另一些“黄埔系”高级将领胡宗南、关麟征、俞济时、黄杰、胡琏、桂永清、郑介民、陈大庆、高奎元等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在大陆曾红极一时的胡宗南“辜负了校长的期望”，到台后不久即被弃用，郁郁而终；其他黄埔系骨干，大都得到重用，继续成为台湾军队的台柱，如桂永清、黄杰、王叔铭、陈大庆、高魁元、袁守谦、刘玉章、彭孟缉、刘安祺等，先后出任参谋总长、“国防部长”、陆军总司令、台湾警备总司令等要职。随着“士官系”、“保定系”成员相继退出军界，并且后继无人，台湾军队最终成了“黄埔系”的一统天下。

“黄埔系”作为蒋介石维持其统治的基本军事力量，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时期是不遗余力的。但许多“黄埔系”成员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为铲除军阀、抗击日寇立下了汗马功劳，对中华民族做过有益的贡献，这是应该给以肯定的。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殉职在抗日前线的诗人王礼锡　作者：谢　琰

海外归来一放翁，欣然执笔事从戎。

平生肝胆留天地，旷代文章振聩聋。

志在求仁仁自得，才堪率众众佥同。

湘江此日新传捷，誓扫倭奴以报功。

上面这首诗，是1939年10月郭沫若在重庆各界追悼爱国诗人王礼锡大会上朗诵的。王礼锡1939年7月率作家战地访问团，在中条山进行战地访问中患病，送洛阳医治无效逝世。葬洛阳龙门西山，与东山琵琶峰唐代诗人白居易墓遥遥相对。

王礼锡长眠龙门西山已经6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王礼锡其人其事，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有个别文化界人士写文纪念，他的后裔也曾到洛阳垅墓树碑，但他一生的感人事迹及爱国主义精神，仍鲜为人们所了解。为此，笔者依据有关史料写成此文，对他作简要介绍。

一

王礼锡，江西安福县人，字庶三，生于1901年3月。7岁丧父，自幼从祖父学习诗文。10岁时就能写出清新流畅的小诗：“菊花开，隐者来，一枝香，揣入怀”，就是他童年的作品之一。

12岁时，他在故乡复真学校读书。重阳节，师生们到风景秀丽的武功山登高，校长以秋景为题命每人作诗一首。王礼锡稍加思索，随口吟出：“昨朝君入市，途中草木枯，借问傲霜菊，留得一枝无？”引得老师、学生赞叹不已。

1918年，他就读于吉安师范学校，因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要求学校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学校开除。后转入抚州师范及南昌心远大学学习。离开大学后，他作过中、小学教师，新闻记者。在这些岗位上，他孜孜不倦，致力于新、旧体诗及小说的创作。他25岁执教于江西省立第三农业学校时，已写有新、旧体诗千余首，并选编成诗集《困学集》。

大革命时期，因景仰三民主义，王礼锡参加了国民党，从事农民运动，曾当选为江西省党部的农民部长。1926年，他与毛泽东、李汉俊、陈宪文等筹办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主编宣传农运的刊物《血汗》。

王礼锡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热血男儿，他头脑清醒，是非分明，决不媚上取宠。他虽在组织上参加了国民党，但对国民党内反动势力倒行逆施的反共、卖国政策，却始终持反对态度。“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他正任职于南京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总政治部宣传处，当他看到反动当局在上海屠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使无数革命者、爱国志士纷纷倒在血泊之中，而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步步退让时，愤而离开南京，弃职返乡。在南昌，他被杀红了眼的刽子手也当成共产党，准备下手谋杀，幸亏有人送信，才逃出了虎口。

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骤，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北四省；1932年又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疯狂地向上海发动进攻。王礼锡这时在上海奋力奔走呼号，力主抗日。当十九路军在淞沪浴血抗战时，王礼锡和他的夫人陆晶清女士，约胡秋原、彭芳草、梅龚彬等人，夜以继日地进行战地采访，赶写报道，头一天的情况，第二天就发表在《淞沪抗战号外》上，向上海人民传递战事的最新消息，歌颂浴血抗战的爱国将士，鼓舞了上海军民的抗日斗志。

1932年2月7日，王礼锡与丁玲、冯雪峰、郑伯奇、戈公振、陈望道、胡秋原等人，联络一批作家、学者，在抗战的旗帜下集合起来，组成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发表《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淞沪停战后，王礼锡将他的《战时日记》，交由神州国光社出版。在日记中，他记述了十九路军和群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击日军的战斗事迹；记述了日军破坏我国经济、文化设施及居民房屋、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还记述了政府的对日妥协及汉奸卖国贼的丑恶行径。这本《战时日记》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珍贵史料。

二

王礼锡不仅是一位爱国诗人，还是一位不断探索、追求真理的社会科学家。从1929年下半年起，他应陈铭枢之邀，主持神州国光社编务达四年之久。任职时，他向陈铭枢建议：“这个书店应当帮助左翼作家，为他们提供一个写作的园地。”这个建议得到陈的认可。神州国光社原来是一家以出版碑帖、古籍及美术书刊为主的出版、经营单位，自王礼锡接任主编后，即改变为以出版社会科学、进步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书籍为主。在他任职期间，神州社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郭沫若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杜畏之译），德波林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一大批社会科学书籍。在外国文学方面，出版了鲁迅主编的《文艺丛书》，其中有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卢那卡尔斯基的《浮士德与城》、高尔基的《没落》、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美学及文艺理论书籍。这些带有革命色彩和进步的书籍，都是当时国内多数出版社不愿或不敢出版的。

创办《读书杂志》，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是王礼锡对我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他提出“我们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一般地作忠实的介绍；革命文学家的作品和趣味文学作品一样的登载。”在第二期，他就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对中国社会展开探讨与研究。他在《论战》的《前言》中指出：“现在是……正需要革命理论指导革命新途径的时候，”“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该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对于这个问题各方面的试解。”《论战》第一辑发表了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张闻天（化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当年这场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它对我国当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

由于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触犯了国民党当局，王礼锡被“蓝衣社”特务列入暗杀名单；神州社的出版物被查禁；北平、南京、武汉、广州等地发行分所均被查封。王礼锡与夫人被迫于1933年3月离开祖国，流亡欧洲。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人士组成的“反蒋抗日”政权在福建成立。王礼锡于当年11月回国，参与起草了《人民权利宣言》、《政府组织大纲》等重要文件，并担任了文化委员会委员。不久，“闽变”失败，他又被迫逃亡伦敦。

王礼锡夫妇虽远离祖国，仍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国际反侵略活动。1936年9月，他出席了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中国政府应停止内战、建立全民联合战线一致抗日。这次会后，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他任执行委员。这个时期，他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大声疾呼：“内战不应再有，外来的侵略必须抵抗”；“中国没有所谓‘赤色恐怖’，外国的侵略，不能以‘消灭赤色恐怖’为借口。”

1938年2月，他联络国际知名人士，在伦敦召开了“救中国救世界和平大会”，有35个国家、25个国际团体的代表参加。他和吴玉章、陶行知等代表中国出席，会上通过了援华抗日的总决议。在英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英国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原料，使一些生铁、钢板搁置在码头，迫使日本货船驶离港口。

四

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英国首相张伯伦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法西斯搞妥协，英国反侵略运动趋向低潮。王礼锡夫妇决定回国，与祖国共命运。

1938年10月，英国友人已得知王礼锡夫妇即将回国参加抗战的消息，为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宴会。全英援华抗日运动总会主席高兰士、总会秘书长伍德门女士、《新政治家周刊》编辑马丁、伦敦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尔、著名作家贾克生等人和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出席了宴会。当时的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前往参加。王礼锡在宴会上满怀革命激情朗诵了自己告别伦敦的诗作《再会，英国的朋友们》，其中一段写道：

我要归去了，回到我的国土——他在新生。

现在血泊中，

正崛起一座新的长城。

它不仅是国家的屏障，

还要屏障正义与和平。

一块砖，一滴血，

一个石头，一颗心。

我去了，

我去加一滴赤血，

加一颗火热的心。

不是长城缺不了我，

是我与长城相依为命。

没有我，无碍中华的新生，

没有中华，世界就塌了一座长城。

我要归去了，

归去赶上中国的春。

1939年元月，王礼锡回到抗战的陪都重庆。重庆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老舍、胡风都前来与他亲切交谈，谈文艺如何为抗战服务，如何在抗日宣传中发挥作用。

在重庆，他也受到蒋介石的接见。蒋对他发起海外抗日援华运动的成就表示赞赏，同时征求他对抗战的意见。王礼锡直言不讳，以他和许多国际朋友的意见回答说：“希望政府能团结全国军民、各党各派、各界爱国人士，结成抗战统一战线，抗战到底。”蒋介石听后，“唔”了一声，对此未表示可否。王礼锡在回答蒋“为何要急于奔走前线”问题时，动情地说：我是要来和一切中国人——受过直接抗战洗礼的中国人立于同等地位来工作。“为了号召国际的正义……我想到敌人后方去，把我们在敌人后方的活动，告诉一切国际人士，使他们知道，日本占去的领土仅是点的，至多是线的，决不可能是面的。”

这次会见后，国民政府授予王礼锡“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委员”的职衔。国民外交协会增选王礼锡为常务理事。稍后，以孙科为院长的立法院又选他为立法委员。

1939年4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第二次会议上，王礼锡当选为理事及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当年5月，日寇对重庆狂轰滥炸，他住的房屋中弹炸塌。他又看到儿童保育院那些在日寇炮火中失去父母、亲人的儿童，心中翻腾着仇恨的怒火，写下了《深仇》、《五月三日》两首长诗，表达了他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及抗战最终必胜的信心。

五

1939年6月，“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到抗战前线访问。他们是王礼锡、宋之的、葛一虹、杨骚、杨朔、叶以群、罗烽、白朗、袁勃、李辉英、陈晓南、张周、方殷。经周恩来在会前的推荐，理事会决定由王礼锡任团长，宋之的任副团长。访问团的成员大半是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他们郑重嘱咐：“大家一定要尊重王礼锡。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他从英国返回祖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救亡。他不图名利，更不想做国民党的官，只希望马上奔走战地，当一名普通战士，竭尽绵薄。”

1939年6月14日，“文协”在重庆生生花园为访问团举行出发仪式。周恩来、郭沫若、邵力子等参加并致词。6月18日访问团离开重庆到西安，在一次欢迎访问团的茶会上，一位国民党党部官员竟然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唱赞歌，并且还恶意地责问访问团：“你们文化人为什么不丢下笔杆、拿起枪杆来？为什么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王礼锡当即回答：“抗战需要枪炮，也需要笔杆。语言的子弹，能打穿敌人的面具和灵魂。这敌人包括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日寇和汉奸出于恐惧自然要我们放下笔杆。不知这位先生为何也要我们放下笔杆？这位先生责难我们总是把笔杆对内而不对外，我们写的都是揭露、控诉日寇侵略中国的暴行和歌颂同胞抗战的作品，这位先生竟把它们看成对内，不是把自己划在敌人一边了吗？至于说到希特勒，我到过德国，耳闻目睹希特勒驱逐残杀犹太人的暴行。希特勒的理论是：日耳曼民族不能混有‘低劣’的犹太人的血……想不到现在竟有人与希特勒攀起同种来了……”话还没说完，那个希特勒的信徒已悄悄溜走了。

1939年7月13日至25日，作家战地访问团在洛阳停留12天。其间他们访问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和其他将领及部队官兵；参加了洛阳新闻界的招待会；到伤兵医院慰问了为抗击日寇而受伤致残的官兵。鉴于卫立煌统率部队在中条山一带抗击着五个师团九路进攻的日军，而且节节胜利，王礼锡代表访问团，将一面绣着“民族干城”的绿色锦旗赠送给卫立煌。卫立煌在答辞中说：“卫国抗战，本是我军人天职。诸位隆重的盛意，我实在不敢当……诸位每一杆笔可抵10万兵，14杆笔将抵140万兵。这140万兵来到我们这里，无异给我们增添了一支雄厚的力量。”这是戎马半生的将领对作家访问团的赞誉。

六

7月25日，王礼锡率作家访问团由渑池渡过黄河，进入中条山战地。当他看到波澜壮阔、浪涛滚滚的黄河，不禁思绪翻腾，诗如泉涌，写下了《黄河南岸速写》、《渡河》两首诗。

在中条山，团员们头顶烈日翻山越岭，冒着同敌人遭遇的危险，访问村民，访问战壕中的战士，访问游击队员，他们搜集了许多素材，写成文艺作品，寄往国内外多种报刊。

在晋南，他听说民间有一个抗日群众组织，叫“红枪会”，拥有10万之众，认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日内瓦他曾参加过世界农民反侵略协会的筹备会，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农民反侵略的组织。他打算把“红枪会”吸收进去。因此他和访问团专程去参加了绛县90余村“红枪会”的骨干会议。王礼锡热情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援华抗日运动及全国抗战形势，希望他们参加国际反侵略农民协会。他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与欢呼。

在前线访问的日日夜夜中，王礼锡行军、访问、整理笔记、写作、开会，有时饭也顾不上吃，常常工作到深夜。8月18日，访问团到山西夏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中心区访问。当时团员们头顶烈日浑身汗水淋漓。到达中心区，顾不得休息，即步入准备好的会场。那是一间门窗朝西的农家小屋，十几个“牺盟会”的干部和13个访问团成员挤坐在一起。屋子酷似冒着热气的蒸笼。王礼锡和团员们在这个闷热的小屋中，与“牺盟会”的干部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交谈。当他们途经驻地附近一条清澈的小河时，又热又乏的团员们纷纷脱去衣裤，跳进冰凉的河水中，痛快地洗起来。王礼锡也随着脱衣下水，和大家一同冲洗。当晚他就感到浑身发冷，躺在床上，头脑阵阵昏眩。经战地军医及三十七军军长赵寿山派来的军医诊治，当时诊断为感冒，但病情未得到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带病拄着手杖去拜访赵寿山，表示谢意。后来，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访问团决定将他护送至洛阳治疗。

他躺在担架上，渡过黄河，8月25日到达洛阳。经当时洛阳最好的教会医院紧急诊治，发现他身上出现了黄疸，病情十分严重。在神智不清中，他还用断断续续的话，嘱咐葛一虹等：“继续你们的工作，不要因为我而受影响。”8月26日凌晨5时，王礼锡因病重医治无效，与世长辞。8月31日，洛阳各界代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主持大会，访问团副团长、剧作家宋之的致悼词。

当年秋、冬，重庆、延安、成都、昆明、吉安、香港及国外一些城市也都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重庆《新华日报》用整版篇幅，《中央日报》、《抗战文艺》及国内外报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王礼锡逝世的消息和悼念诗文。

王礼锡一生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有诗集《市声草》、《去国草》；诗评《李长吉评传》、《南北朝诗论》；论文、随笔《中国社会史论战（4）》、《战时日记》、《海外杂笔》、《海外二笔》等。译著有《家族论》（与胡秋原合译）、《世界经济体系》（与王亚南合译）。他英年早逝，实在是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损失。（责任编辑仲文）

2003年第9期 不负周恩来嘱托的传奇夫妇　作者：杜　凌

他是艺术宫殿的才子，23岁时就有过传世之作；

他是商业奇才，在商场上曾经与荣毅仁并驾齐驱；

他是拳拳赤子，为了周恩来的嘱托，他用在商界的特殊身份做了许多共产党员公开身份做不了的事情。

他曾经荣耀辉煌过，他曾经腰缠万贯，金钱像流水般经他手哗哗流过；他也曾经历过没有分文存款的贫苦日子，经历过被批挨斗关牛棚受冤枉的屈辱岁月。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委屈而到处申辩，没有因为自己对党对国家的贡献而居功，而去索取。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就是广州卷烟一厂的原老板张云乔。他的妻子任风仪，是豪门千金，其父任志清曾任云南巡按史，为蔡锷起草过讨伐袁世凯的檄文。这对富有传奇经历的夫妻是怎样相依相伴走过了风风雨雨大半个世纪的呢。

战火成就的姻缘

张云乔，今年93岁，早年，他从上海新华艺术学校毕业后，进入了上海电影界。1937年“八一三”，日寇不宣而战，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的电影制作被迫停顿。云乔和当年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带着满腔悲愤，几经跋涉，来到了武汉。他在路上遇见了电通影业公司的同事、著名电影演员陈波儿，此时她正准备投奔延安。经过陈波儿的介绍，他见到了周恩来。

“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电通公司的人，夏衍和孙师毅都曾经说过你。”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而又关切地询问，“你由上海来，此后有何打算？”

张云乔和夏衍、孙师毅早在上海电影界就是至交好友。夏衍比张云乔大几岁，云乔敬重他的为人，一直把他当成哥哥和榜样。当时电通公司是受地下党领导的“左翼文联”控制的，拍过不少反帝反封建的优秀革命影片，因此遭到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封杀，被迫关闭。后方的“中电摄影场”和“中制”制片厂则附属国民党，他们曾经邀请张云乔，但遭张拒绝。云乔虽然非常喜欢电影艺术，可是又不甘心当国民党的“大兵”。他在湘汉有些金融界的亲友，于是想转行搞工商业，但又担心……

周恩来听了他的这番苦恼和彷徨后，鼓励他道：“你很有条件向工商界发展。在工商界，同样可以为革命做贡献呀，以后你就通过孙师毅和我们保持联系吧。”（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孙师毅是他的机要秘书)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彷惶中的张云乔看清了自己今后的去向。其实，他是接受了党交给他的一项特殊任务。他在亲友的帮助下取得了美国道奇和克雷司勒汽车的湖南经理代理权，开办“中国汽车贸易公司”，并开始了秘密的地下工作。

谁也没想到，搞艺术出身的张云乔又是个商业奇才，他从经营一家汽车进口公司起步，短短的几年时间，竟发展成拥有机械厂、汽车修理厂、卷烟厂等几间工厂的大老板了。

张云乔在贵阳办了一间卷烟厂。这时，任风仪也由于战火纷飞，回家乡避难，耽误了高考。于是，她便在贵阳一间学校任教。这学校恰好就在卷烟厂的附近。

一次，风流倜傥、酷爱艺术的张云乔和朋友一起在贵阳举办画展。就是在这次画展上，任风仪看了张云乔的画，她惊叹他横溢的才华。而此时，张云乔也被眼前这位清纯美丽的女孩吸引了。就这样，战火无意中为这对才子佳人当了回红娘，浙江才子和贵州佳人千里相会，结下了良缘。

周恩来的嘱托

张云乔曾经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孙师毅向他转达了周公指示：“不一定要入党，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比在党内更大。”云乔记住了这番话。他默默地为党工作。

张云乔的中一机械厂和一中卷烟厂都成了为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筹集和输送经费的秘密据点。

—次，在重庆的孙师毅按周恩来的指示，通过银行汇给张云乔两笔巨款，每次10万。周恩来亲笔附信给孙师毅曰：“韩兄：年底之约，前途已行，稀即准备十数，弟于23号当再送十数，以便能按时汇出。并请预告云兄一声，以免去人询及时，彼会茫然无所知也。刻安！弟羊羽子示”。（周总理的亲笔信现由老人的女儿收藏）韩兄即孙师毅的代号，羊羽子是周恩来的号“翔”字的转化，而“十数”即十万元钱，云兄即张云乔。

张云乔接到指示，以指定的方式完成了任务。当时他并不知道这笔款作何用途，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笔钱是周恩来拨给当时桂林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1939年4月，孙师毅向张云乔转达周公的嘱咐，要他以工商业者的身份出面社交，协助《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该报是以无党派姿态出现的，郭沫若是社长，夏衍是主编。张云乔亲自驾车和夏衍从桂林到香港与廖承志联系，接受华侨赠款。经过多次筹措，终于解决了《救亡日报》的经费问题。

1949年，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的职工飞行员宣布起义（即两航起义），港英当局采取对策，封锁有关战略物资向国内运送。张云乔在香港开了侨生行，表面上是经营进出口贸易，实际上是与港英当局展开反封锁的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油料、汽车等战略物资运送到内地，为战时战略物资供应立下汗马功劳。

从30年代后期到解放初期，这十多年里张云乔一直是用工商业者的身份为党和国家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公开斗争，但是在暗地里用自己的智慧和庞大的社会关系网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地奉献。革命成功了，他没有向党和国家要求什么，仍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默默工作。人们甚至不知道他的功绩，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廖沫沙1985年在给张云乔的信中说：“《华商报》接到港币的事我很清楚……在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帮助我们党做工作的，是我们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而解放后，却长期默默无闻，不知去向。我以为你不在人间了，原来你还在广州，像你这样长期为我们党出力的人，却不过以普通工商业者相待，这是令人深感不平的事……”

忍辱负重终不悔

1947年，张云乔以公开投标的方式在广州买下了日本人的东亚卷烟厂，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卷烟一厂。他们全家也从贵阳搬到广州，不久又迁去香港兼营侨生行。

上海解放了，上海的福星烟厂和华成大烟厂都曾经想以高价收购广州的卷烟厂，企图把从上海运出的剩余原料制成商品，换成资金，以便逃往国外。当时烟厂有些股东禁不住“高价”的诱惑，犹豫了，但张云乔坚持不肯卖卷烟厂。他说眼看就要解放了，过去民族工业受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今后我们的日子就会好起来的。他的意见终于取得了股东们的谅解，保住了这个厂。

在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炸了海珠桥，飞出的钢梁砸烂了卷烟厂的屋顶和仓库，张云乔动员全厂职工抢修。工厂刚恢复正常运转，他又和广州民航局长任泊生去香港公私合作经营侨生行，侨生行成为当时国内政府与港英政府进行反禁运的前沿阵地。正当他满怀信心、雄心勃勃地准备挥臂大干时，国内开始了“三反五反”运动。任泊生成了三反的对象被隔离审查，侨生行也只好停业。为了交代清三反问题，张云乔举家返回广州。

侨生行做的是航空器材、油料、汽车等大宗物资的进口，金钱像流水般从他手中哗哗流过，可是他回国时，银行里却没有一个自己的户头。

当他经过罗湖海关时，香港海关的关员劝他说，国内正在搞运动，你现在回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呀。

张云乔坦然地答：“我没有做违法的事，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妻子风仪也支持丈夫：“不回去难道在外面当白俄呀？！”就这样，带着一颗赤子之心，他们毅然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后，张云乔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冲击。“三反五反”运动来势凶猛，就像洪水般扑过来。他偏偏又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弄不明想不通，他感到委屈、痛苦、失望，甚至想到过去死。幸亏和他同甘共苦走过来的妻子理解他，他们一起闯过了这道关口。

1956年，广州工商业界“公私合营”，张云乔高高兴兴地带头参加，他的一中卷烟厂从此改变了所有制，他被安排为私方副厂长。作为私方副厂长，每月工资才500元，但是他还是两次主动要求减工资，最后减到了13O元。这时这130元的工资要养活全家6口人。

1964年，他又和广州纺织二厂的荣毅仁、华成烟厂的曹冠英等人把公私合营所得定息捐办了建联中学。他们只是想尽自己微薄之力，能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事情。可是这片热心肠在文革中竟然被污蔑成“居心不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要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这回他真的伤透了心。

张云乔要求归队电影事业，他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担任美工设计。曾为《逆风千里》、《故乡情》等影片做过美工设计。在文革中他曾经挨斗、戴高帽、关牛棚。这时，他已经是老“运动员”了，习惯了运动，因此变得处之泰然了。

文革后，夏衍在《记者生涯的回忆》中提到“当时在桂林以工商界人士身份为党工作的张云乔同志，他的工厂是我们党秘密安置在桂林、由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的联络点。这件事我和孙师毅在解放前是组织上决定绝对保密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和红卫兵一再逼供，我也没泄露。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粉碎后我向珠江电影制片厂反映张云乔的政治情况，但是1979年冬我到广州问起张的情况，看来珠影厂对他当时所作的贡献，似乎还有点将信将疑。为此，乘此机会，我向云乔的女儿丽敏要来由她一直珍藏着的周总理两封亲笔短简，可以证明张在当时担负的工作。”

张云乔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却从未找人为自己证明过什么，更没有把自己曾经为党做的贡献作为资本或砝码，向组织要求过什么索取过什么，他甚至没有向人提起过那段历史。也许他觉得自己过去为党做的这一切都是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吧，也许他觉得那只是自己在完成周公的一项嘱托而已。

陋室度晚年，乐也融融

张老离休了，住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栋老房子里，家里没有当今流行的豪华装修，显得十分简朴。

93岁高龄、百病缠身的张老已经是深居简出了。他每天呆得最多的地方是书房，书房的墙壁上挂着晚年周恩来病重时的相片，这个10多平方米的书房里，活跃着张老的思想，凝聚着他的情感，有着他的过去和现在，还有他与外面世界的种种沟通和联系。

1.4×3.5米的巨幅油画《血战宝山路》就是在这个10多平方米的书房画的。

张云乔是刘海粟的学生，23岁那年，他为上海的“一·二八”纪念堂画《血战宝山路》主题壁画，展出时受到刘海粟先生的好评。后来这幅巨型油画随着上海“一·二八”抗日纪念馆被日军飞机轰炸而毁灭。1995年，上海人民政府决定重建“淞沪抗日纪念馆”，几经周折找到张云乔。此时，张老已是87岁的老人了。但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挥洒爱国激情，经过300多天的奋战，凭着记忆将60多年前血战宝山路的场面重新绘出来。以后张老又绘制了同样的《血战宝山路》的巨幅油画和同类题材的油画，分别赠送给北京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广州“十九路军”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纪念馆和美国旧金山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

任风仪退休前是珠影电影服装设计师，《孙中山》、《廖仲恺》、《周恩来》等影片的服装都是她设计的，曾获金鸡奖。她如今已83岁高龄，但依然开朗活泼，前几年还活跃在广州京戏票友界，算个名角。老两口到耄耋之年虽然有许多东西都变了，但有一点变不了，这就是他们之间半个世纪的理解、半个世纪的爱和共同的人生观：助人为乐，苦中寻乐，知足常乐，自寻其乐。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9期 读《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　作者：盛方仁

李原同志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求实存真的精神，历时7年，八易其稿，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这本书。此书并非遵命之作，也不是有人相约或相求，而是作者靠着当年对阎红彦的深入了解，以及后来对那些充满激清和磨难岁月所作的理性思考，靠着多年的积累和提炼，而逐渐酝酿成熟的。在写作过程中，这位现已年逾80岁的老者，或浮想联翩，或长夜难眠，或感奋不已，或泪流潸潸，最终写下了这三个大字：只唯实。

阎红彦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原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迫害致死。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以后，陆续出版了几本阎红彦的传记、专著、纪念文集和他的遗作。李原的《只唯实》，在广泛吸收以往有关阎红彦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一些老同志的亲身经历和文字资料、馆存文件、档案材料，进一步进行研究，取得了新的成果。我认为，这本书对阎红彦的研究取得的新成果，主要有以下五点：

第一，我们从书中看到，阎红彦在任何情况下都力求坚持实事求是，刚正不阿。在最严峻的考验面前，在党内高层斗争中，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于党中央的领导人，他举报过高岗，保护过邓小平同志。

1945年，高岗成为13名政治局委员之一。这正是高岗如日中天，党内高层对他的看法相当肯定的时候。阎红彦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诡计多端，伪造个人历史，夸大西北革命历史，说此人迟早要出问题，望中央注意，并且要求记录存档。阎红彦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但受到高岗和康生的打击，还长期被中央和一些同志误解。直到1954年高饶事件以后，中央终于充分肯定了当年阎红彦对高岗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预见性的。此后，他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成为中央候补委员，1959年担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有一次毛泽东主席把他叫到身边，当众说道：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这样，中央为阎红彦和高岗之争划上了一个公正的句号。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阎红彦保护过邓小平同志，这件事被认为是阎红彦一生中重大贡献之一。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受到严厉批判，有人诬陷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撤退”。阎红彦对这种颠倒黑白的行为十分气愤，当即站起来根据事实进行驳斥，使林彪、江青一伙阴谋未能得逞。会后，康生、江青、陈伯达一起出动，置阎红彦于死地。阎红彦把实事求是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宁死不屈，始终没有向林彪、江青一伙低头。《只唯实》一书以九章的篇幅记述了“文化大革命”、阎红彦之死及为其平反昭雪的过程，为人们提供了翔实的史料。

第二，《阎红彦和小说〈刘志丹〉》一章，涉及的时间跨度达24年之久，问题的实质是阎红彦坚持实事求是认识西北革命历史。这一章首次公开了这部小说1962年被否定——1980年被肯定——1986年被最终否定的全过程及其真实原因，说明阎红彦对待此书的立场和态度是正确的，是同康生有本质区别的。这部小说出版后，中央有关部门、了解西北历史的读者和西北老同志一致认为，它确实存在严重错误。因此，1986年1月中央决定停止发行。这一章还首次公开了胡耀邦总书记为此事所作的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我们说过多次，作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党允许作家有风格和艺术上的自由选择，不要干预，但在这类作品中，特别是在文学传记作品（包括小说、戏剧、电影、电视片）中，不应虚构重大的党史史实，对党的历史人物的描写，更不能歪曲。因为这不是什么艺术领域内的是非问题，而是政治领域的是非问题，也是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问题。对此，党员作家必须模范遵行，不能含糊。”这个批示的精神至今仍在指导着党史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可见，《只唯实》中的这一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专门有一章记述了阎红彦“只唯实”的一个最大胆的行动，在1962年12月21日的云南省委文件中，明确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而要改善经营管理，解决实际问题，搞好生产运动，进行正面教育。迄今为止，这是在全国发现的唯一一份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省委文件。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政治运动，西南局又通知要坚决贯彻的情况下，以阎红彦和于一川为主要负责人的云南省委，敢于从云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得到邓小平总书记的同意和云南广大干部的支持以后所采取的行动。阎红彦说：云南急于解决的是老百姓的温饱和稳定。“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如果谁发明人可以不吃饭，我就天天搞运动。”这份文件发出后，立即受到西南局的严厉追查。之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点名批评了阎红彦，云南省委不得不做了检查。最后是中央派彭真同志到云南作了实地考察，他肯定了云南的工作，这场风波才算了结。云南的这个文件，被认为是省委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思考的一个典型事例，是云南历史上一个值得称颂的亮点。

1965年初，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了“二十三条”，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错误纲领。阎红彦把“二十三条”中正确的东西加以强调，说这个运动“主要是掀起生产高潮”，“运动搞得好不好，主要是看生产上、经营管理上、领导水平上是不是有显著的变化。”对边疆地区，他明确提出了“不搞整党内走资派”。

以上情况给人留下一个印象：在那个左倾错误日趋严重的年代，阎红彦在贯彻中央批示精神的过程中，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有所抵制和抗争，并且取得了成就。

第四，这本书绝大部分篇幅是讲阎红彦在云南，这是因为，阎红彦“只唯实”最成功的实践，集中地表现在他主政云南七年这个时期。从书中看，这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对于关系全局的原则性问题和十分敏感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接上书毛主席。1961年5月，他在弥渡县调查途中，就解散公共食堂等农村六个政策性问题写信提出建议，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赞扬，从而推动了解散公共食堂、调整社队规模和所有制关系的进程。第二个层面，结合云南实际制定重大的特殊政策，阎红彦往往是请示邓小平并得到同意后才作出决策的。比如，上面讲的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运动，又如全面审查和调整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等等。第三个层面，在省委的权限之内，经过深入调查研究，他主持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恢复发展、照顾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比如，粮食超产部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实行三三制；养牛养羊主要是看“出栏率”，实行“杀、卖、吃”的政策；养猪实行卖一半，自己留一半的政策；以及大力倡导开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的一系列政策。阎红彦坚定不移地纠正左倾错误，放宽经济政策，“百摇不动”地坚持以生产为中心，为恢复和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群众生活而殚精竭虑，奔走呼吁。书中有些章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比如，在剑川县金华公社调查时，路遇肿病死人惨状，阎红彦立即进行了调查。对当地有的领导干部因怕“反右倾”不敢说真话而见死不救、知情不报的作风，他十分震惊，怒不可遏。他要求全省把刹住这股风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来抓，采取了许多切实措施，有效地解决了肿病死人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大声疾呼：不能一天光唱歌，而置群众死活于不顾；不刹住这股风，共产党怎能不失掉民心，我们党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脱离群众。

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大跃进”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较快地得到扭转。1962年11月，阎红彦到云南三年，便代表省委宣布，全省生产力已基本恢复，经济调整任务已大体完成，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大力发展生产”的方针。1964年9月，除粮食和棉布以外，猪肉等几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在全省全部取消票证、平价敞开供应。1965年，阎红彦把调查研究的重点转向边疆，提出了云南要走自己的路。把方方面面的力量扭成一股绳，来加速民族进步和开发边疆的完整思路和奋斗目标。在云南的历史上写下这样的话：“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年份之一”，“云南各族人民把阎红彦主持云南省委工作的时期称作云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之一”。应该说这是贯彻中央经济调整方针和进行政策调整取得的成果，也充分显示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威力。

第五，配合书稿的正文，收入了首次编写的《阎红彦年谱简编》，再加上两篇序言和附录的八篇文章、一组诗词，使这本书能够比较完整地系统地多角度地反映阎红彦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它为人们了解和研究阎红彦的贡献、人品和留下的精神财富提供了丰富的客观的历史资料。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阎红彦是位值得纪念的人物；《只唯实》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它很有史料价值和教育意义，值得一读。（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忆小高　作者：李　普

6月1日下午，我接到高汾的电话，说高集凌晨走了。

我们相交60多年，一直以小高小李相称，到老不变。现在写下“小高”这两个字，我不禁热泪盈眶。

近几年，小高的身体一直不好，先是心脏装了起搏器。他打电话向我取经，因为我是早已装了起搏器的，但是他早年肺部开过刀，身体比我差。他后来胃大出血，最糟糕的是脑血管软化，记忆力迅速下降，可以说身体的关键器官都出了问题。尽管如此，半年多前，他还是由老伴高汾保护着来到我家。他确实很衰弱了，拄着拐棍，走路也不稳当，耳聋眼花，几乎不怎么说话。比我去年到他家，他好像突然老了，我看了很难受。前不久，我打电话给高汾，请他们全家来再聚一聚。我的潜台词是，都是80多岁的人，聚一次，多一次了，我不愿说那种“少一次”的丧气话。但是高汾坚决拒绝，没有说出口来的话是小高身体不行。我理解她的心情，只好说过一阵再说。我确实不认为有那么严重，确实认为小高会慢慢康复一些的。

没想到小高这么快就走了，没想到他来我家那次竟是我们最后一面。

6月3日，我赶到高集家吊唁。他原来的卧室兼书房已布置成灵堂，桌上、地上摆满了花篮。墙上的遗像表情有些凝重，还像平时一样看着我，我的眼泪忍不住涌了上来。我拉着高汾的手，喃喃地说了些傻话，他是我的好朋友，重庆那几年我们天天在一起。

我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相识的。我们三个好朋友常常一起跑新闻。我们都是跑外勤的记者：我在《新华日报》，小高在《大公报》，还有一个是我们叫他维廉牡张的张维冷在《新蜀报》。《大公报》对国民党蒋介石小骂大帮忙，而且确实办得不错，在征订各报中位居第一。中共的《新华日报》叫许多人爱，叫另一些人恨而且怕。因为爱《新华日报》的人往往不便于公开表露，而对《大公报》记者，人们却不好拒而不见。所以我们三人一同采访，总是先由高集亮出名片来，进了门，我们再各自掏自己的名片。后来陈翰伯也从成都来了，在《时事新报》当采访部主任。我们四个就成了好朋友。翰伯的夫人卢琼英也是燕京大学毕业的。因为当时只有他俩成了家，开头我们有时就到他们家吃饭；不过他们家也很穷，后来我们就常常在外面下小馆子。《大公报》薪水高，我们这几个朋友唯小高有钱，当然每次都由他付账，现在叫“买单”。

跟他们交游，我常常觉得受益不浅。陈翰伯燕大毕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西安事变时期，他在事变领导者张学良将军所办的《西京日报》当总编辑，那时22岁。张维冷曾经留学日本，高集是西北联大毕业来重庆的。我认为他们都比我有学问。有一段时间，小高、维冷和我三人，分别在自己所属的报馆上夜班，恰巧又都是编国际版。这就好像是我们三个好朋友之间的友谊比赛，各出招术、各显神通。有时候我沾沾自喜，有时候确实自愧不如。我们《新华日报》编辑部的同志都知道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我记得我们报馆另一位夜班编辑、北师大出身的杨赓，有一天就嘻嘻哈哈对我说，小李，今天不妙了，你输给你那两个好朋友了。那天他起身比我早，先看了报。

今天回想起这些事，我禁不住掉眼泪。我们，多么好的朋友，多么亲密的兄弟！

我和小高到达重庆和最后离开重庆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我到重庆是1939年冬天，小高是第二年夏天。他是1946年4月离开的，比我晚两三个月。他的姑父是大名鼎鼎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他当记者，恐怕是受了他姑父的影响。

小高常到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去，同徐冰、乔冠华、陈家康等人很熟，周恩来也很器重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他是地下党员，其实那时他还不是。我知道周恩来常常给他一些任务，叫他利用《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做一些工作。

小高也是《新华日报》的常客。同我们报馆的刘述舟、鲁明，还有胡绳、吴全衡夫妇都很熟。他比我小两岁，热情诚恳，口才好，会讲笑话。还有一项本事，“见面熟”，第一次见面的人就好像老朋友一样。他是陕西人，有一次学山东潍县人说话，比如“炒鸡丝”，说“炒”和“丝”这两个字的时候，把舌头夹在上下牙齿中间，引得大家大笑。

那时候我们是很快乐的，生活很紧张、很充实。我们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是中共中央的政治纲领，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内容甚至生活内容。我们做的是这些事，日常思考的和谈论的也是这些事。这斗争虽然很困难，有曲折，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必胜，干劲大、热情高、精神振奋。这方面，小高和我们完全一致。所以我们之间无所不谈，而且一起行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加紧反共，国共两党有分裂的危险，国民党有大下毒手的可能。中共中央南方局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采取疏散隐蔽的方针。留下少数人在重庆坚持工作，大多数分头隐蔽。《新华日报》的同志在组织的安排下陆续离开重庆，有的到香港，有的到桂林。我经贵阳到了昆明，又转到内迁大理的华中大学，隐蔽了一年。后来我听说，小高利用《大公报》这块牌子，送走了好几个人。

1942年夏天，政治形势好转，接到报社的通知，我又回到重庆，又见到了包括小高在内的许多老朋友。我离开的这一段，小高坚持在重庆帮助党做工作。他利用《大公报》的关系，经常给转移到香港、桂林的同志们写信，报告重庆的情况，也把外面同志的信件转交给八路军办事处。这段时间里，小高还参与办起了一份杂志。原来，“皖南事变”以后，重庆的进步杂志都被迫停刊。形势比较平稳之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有意恢复一本杂志，扩大党的影响，就让高集出面，请沈钧儒帮忙，由读书出版社出一本叫《学习生活》的杂志。他当责任编委，实际就是主编。编委有戈宝权、孔罗荪、陈翰伯、张维冷、鲁明等人。他一再推辞，推不掉。我听不少同志说起，小高对这本杂志很上心，到处约稿。他自己在每期杂志上都写一篇言论，也写别的文章，有时一期好几篇，忙得够呛。但是，这本杂志的寿命也不长，大约几个月，国民党就把它封了。

全国解放以后，小高一直在《人民日报》，我曾换过几个单位，1960年我到了设在广州的中共中央中南局。小高来过广州一次，见面十分高兴，但是接触的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我1972年回到北京，并且回归了新闻队伍。我的老伴沈容、小高的老伴高汾，都是重庆时期的老朋友，两家往来比过去更密切。在我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们个人都有过顺境，也有过不该有的逆境。但无论怎样，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来没有中断。

现在，“小高”走了，“小李”挥泪写下这篇短文，为小高送行。亲爱的小高，我的好朋友、好兄弟，祝你一路走好！（2003年6月23日）

（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永久的青年　作者：瞿独伊

李何同志在建国初期曾任新华社驻莫斯科特派记者，后调《人民日报》国际部任副主任。他1918年2月出生于福建福州，自幼随父亲到广东汕头读书。1933年，他15岁中学毕业，到厦门大学念了一年进修班，接着考进厦门大学。在校内他开始接触进步同学，并秘密参加共青团组织，从事进步活动。后因身份暴露，反动派要逮捕他，即转往广州中山大学继续读书。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参加海关救亡长征团，辗转广州、香港、武汉等地作演讲宣传。1938年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从武汉长途跋涉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不久入了党，并在抗大学习了半年，当年冬天，受党的派遣到新疆工作。

抗战前，盛世才趁新疆军阀处于混乱时，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成了“新疆王”。在抗战高潮时，盛世才伪装进步，实行亲共、亲苏的六大政策，我党为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其请求，派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前去新疆，宣传马列主义，帮助建设新疆。李何同志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到了新疆，被分配到《新疆日报》任国际版编辑。为了工作方便，他取原名履和的谐音改名为李何。当时，报社只有五六个党员和几位当地工作人员，熟悉业务的干部不多。李何因从小爱读书，中文程度也不错，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便担负起许多社论文章的撰写，用“小黎”的笔名，写了不少国际评论，特别是“短评”专栏，一连十几天，天天都有李何写的文章。从1942年元旦到7月7日，李何一人就发表了41篇文章。据当时报社负责人李宗林回忆，李何是最用功的，工作做得最多的同志，他几乎负责写了50%的社论和大部分国际版的稿件。他星期天从来不休息，有一次报社请一位同志赶一篇社论，那位同志想去玩不愿写，李何说：我不休息，我来写。这样又赶写了一篇社论。他常常连坐几个小时不离开桌子，一口气写完一篇稿子是常事。

李何在《新疆日报》工作期间，一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业务。他平时不多言谈，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每天晚上都要学到深夜。李何和报社的同事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关心他们，常常和一些进步青年谈心，主张多读书，多写文章。他说：“书籍宛如把我们从小溪漩涡中带向广阔生活海洋的船舶，只有博览群书，才能领略知识海洋的无限风光。”李何非常重视和少数民族交朋友，从政治上、业务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维吾尔族编辑维古尔·沙依然、黎·穆塔里甫，都得到过李何的具体帮助。他们在编辑或翻译稿件时，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一些人名、地点、名词术语等不明白，都乐意向李何请教。李何总是有问必答，态度耐心。

李何在新疆工作近四年，却遇到盛世才叛变。1942年9月，苏德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盛世才投向国民党，悍然把新疆150名中共党员干部及家属全部先软禁后投入监狱，也包括李何、我母亲杨之华和我在内。盛世才将我们集中到八户梁招待所大院，软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一切来往联系，停发一切报纸杂志。我们利用这个时机，一方面向盛世才展开公开斗争，联名写信抗议盛世才对我们的无理软禁，要求恢复自由，并送我们回延安；另一方面暗中整顿组织，成立学习委员会，加强领导，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准备长期斗争。学委会的成员是陈潭秋、毛泽民、徐孟秋、潘同、刘西屏（徐、潘、刘后叛变）。9月17日陈潭秋、毛泽民等被捕后，学委会成员改由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李何、谢良担任。通过学习使大家认识到今后的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要作好长期坐牢的准备，但不管形势怎样恶化，斗争如何残酷，大家都要保持坚贞气节。

我和李何是在新疆认识，被捕软禁期间彼此了解更深，因而结婚的。李何知道我长期在苏联生活和学习中文水平差，所以在结婚第二天早晨就教我读范文澜写的中国历史书，帮我学习中国历史，提高中文水平。

1943年春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在甘肃、新疆边界增兵，甚至把部队开进新疆，大批国民党特务渗入盛世才的政府、军队、学校各个部门。盛世才撕下最后一道假面具，公然下令逮捕中共在新疆全体人员。4月11日他派公安局副局长带领军警来到八户梁招待所抓人。一些女同志责问军警：你们凭什么来抓人？不少同志是应盛世才的要求来新疆工作，为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为什么要遭到你们的虐待和逮捕，是何道理？当时，我妈妈杨之华紧紧拉住李何，嘱咐他被捕后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双方相持了一阵后，男同志被强行推上几辆卡车拉走了，不久，所有的女同志也被捕入狱。

李何被关押在一监狱，和吉合、杨南桂同在二号牢房。

1943年6月份，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在“七一”党的生日那一天向盛世才反动当局提出抗议，抗议信是李何起草的。据方志纯后来回忆说：“李何同志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写得一手好文章，是我们当时的‘大秀才’、‘宣传部长’，我们狱中一些重要的文字工作都是他搞的。他写的抗议信简直就是一篇很好的讨盛檄文。控诉的地方义正辞严，呼吁的地方真诚恳切，抗议的地方理直气壮，提要求的地方合情合理。”当时在狱中设法弄到几份报纸，党组织便委托李何根据报上的消息写成时事报道和分析文章，并用蝇头小楷抄在纸条上或书本空隙中相互传递，帮助同志们了解当时国内外形势，讨论对敌斗争策略，鼓舞斗志。记得我们女牢也曾接到过这样的纸条。

1945年“七·一”，李何为纪念党的生日写了一首诗《母亲》，表达思念之情：

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我们的梦魂，夜夜飞度天山，回到你的身旁；你的音容，时时透过狱墙，落在我们的心坎。是你的讯息，加强我们胜利的信心，是你的乳汁，哺养我们无穷的力量。牢狱——僵死不了我们的思想，黑号——钝化不了我们的眼光，镣铐——打不烂我们的硬骨头，吆喝——压制不了我们的怒吼，饥饿——改变不了我们的心肠。母亲啊，多么怀念你！总有一天：黑暗到了尽头，屠场被踩平，囚笼被打碎；我们奋起自由的羽翼，冲向光明的天空，投到你的怀抱！

在男监，我们的同志有组织地进行过三次绝食斗争，李何于1961年写了一篇回忆在新疆监狱中第三次集体绝食的文章《一心向着党》，记述了这次斗争的情况。

我们在狱中生活了四年，终于于1946年6月获释。党中央委托张治中把这批新疆工作的同志送回延安，李何和我便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来随部队进入北京，除了忙于业务工作外，他还兼做团的工作，并曾出席过全国第一次团代会。

1950年3月，李何和我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记者，派到莫斯科去建立新华社记者站。我们的工作在从北京赴莫斯科的旅途中就开始了。3月12日正逢苏联举行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为了使每个选民都有投票机会，苏联在列车上也设了投票箱，我们便采访了列车上去莫斯科的旅客，请他们谈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完成了我们从国外发回的第一篇新闻。

到莫斯科后，我们按总社领导的指示，以介绍苏联人民生活、苏联经济建设的具体经验为主，同时要报道有关中国的消息，翻译一些有关东方问题的权威性理论文章。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许多困难，主要是苏联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莫斯科周围50公里以内，一切对苏联人的采访都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新闻司批准。

在莫斯科工作第二大困难就是向国内发稿难。首先是发稿费用高。其次我们向国内发电讯还要经过这样的手续：先由大使馆译电员把所发消息译成电码，然后用打字机把电码打出，同时还要把电讯内容译成俄文。这样一来，一条电讯常常几个钟头都无法发出，很难保证时效。

从莫斯科给国内打长途电话，1分钟14卢布，要先立户存美元，通话内容事先用俄文写出备考，这是当时苏联新闻检查制度的规定。

莫斯科记者站编制有限，我们身兼数职，既是记者、通讯员，又是译电员、抄写员、打字员、翻译，甚至还是会计、炊事员、采购员，各种零七八碎的琐事，无不分散我们的精力。有一次，我们去拜访苏联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刚好赶上下大雨，我们下了公共汽车还得走一大段路，到他那里后，衣服、鞋子全湿透了。谈起工作，他说你们有些事情不必亲自跑，写封信派人送到外交部收发室即可。当得知我们既没有车子又没有通讯员时，不禁哑然失笑。我们向他解释：“中国目前厉行节约，一切力量都放在建设上。”他说这些情况他也知道，只是可惜我们要白白浪费掉很多时间和精力。我们不仅在工作中注意节约，在生活上也同样要求自己简朴，在给我们定薪时，李何主动减去400卢布，我也减掉700卢布。当时，记者站用于工作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都是我们自费购置的。我生病住医院的费用要比苏联公民高三四倍，但我们都没有向公家报销。我后来离开记者站去学校学习，有几次用公家的小车接我回家，李何都一一交汽油费。在国外工作期间，李何所得的稿费绝大部分是交党费。李何在分社工作期间，还义务兼任《人民日报》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开展起来。李何的俄语是在新疆监狱自学的，阅读报刊还可以，口语和听力差。但他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所以，编写稿子都是他的事。我则相反，俄语好，中文水平太差，又没有搞新闻工作经验，所以只能给李何当助手。外出采访，我给他当翻译；去列宁图书馆查资料，也是我摘下原文，回家后口译给李何，他记录下来，然后再编成稿子发回总杜。

李何写起文章来，往往是先准备好材料，经过仔细分析研究，一气呵成，连续五六个小时坐在桌旁，忘了喝水，忘了吃饭。记得有一次，我生病，发高烧到40℃，当时家里没有别人，李何给我递上暖壶，拿毛巾帮我擦擦汗，便又去赶写文章。既不留下来照顾，又忘了去叫医生。李何对自己的健康更不注意，他19岁时就得了心脏病，早在新疆工作时候，医生检查他的身体，就讲过他的健康状况不适合做新闻工作，不能太劳累。可是，他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出过这种要求，仍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

1952年5月，中国农民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在莫斯科进行直接采访非常困难，我们争取到陪同该团一起到苏联各地参观的机会。但代表团提出条件，要我们两人帮助他们工作，李何当秘书，我当翻译。后来经再三协商，该团同意主要由我帮助他们工作，用我一个人的劳动换取两个人随该团参观的机会。我们随团到库班、克拉斯诺达尔、阿塞拜疆等南方一带访问。代表团成员参观，我翻译，李何仔细记录。代表团休息，他写报道。当时天气很热，温度达39℃左右，列车车厢内闷热异常，李何为了赶写通讯，在车站找个地方坐在砖头上，用膝盖当桌子便写起来。有一次，在一个小站上，他因为太劳累而晕倒。代表团团长要他留在当地医院治疗，他却无论如何不肯离开工作岗位。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中，他以战斗的姿态，在两个多月紧张的访问中，发回了十多篇通讯。

建国初期，我们缺少俄文翻译，所以国内有代表团访苏时，常常借我去当翻译。如文化代表团、工会代表团、青年代表团、农民代表团，甚至周总理访苏、中国驻苏使馆张闻天大使举行宴会和在群众场合讲话时，也要让我给他们当翻译。这样一来，我原来的工作也要他承担，生活上我更丝毫帮不了他，搞得李何非常辛苦。有一次，他对我诉苦：“独伊，你走了，我连饭都吃不上。”我这样频繁被借出工作，李何原已沉重的工作量就更加重了，我常常感到不安。

工作虽然辛苦，但取得的成绩令我们欣慰。1950年10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周年盛典，为了充分反映当时苏联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李何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翻遍了列宁图书馆的报刊及有关资料，采访了曾到过新中国的第一个苏联代表团的成员。由于我们的辛勤工作，这一时期先后向国内发回10多篇消息和通讯，受到总社的通报表扬。后来，我们发回总社的许多特写、通讯、综合报道等，在国内被广泛采用，总社也来信称赞我们：“稿件详尽、切实、新鲜生动，说明国外分社记者在掌握语言的条件下，是可以大大发挥工作能力，很好地推进我们的宣传报道的。”

李何同志在莫斯科工作了八年，先是作为新华社的特派记者，1954年后又作为《人民日报》的驻外记者。作为《人民日报》记者时，他可以直接和《真理报》联系，因此采访就方便多了。在这期间，他几乎跑遍了苏联各地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大的工厂、集体农庄、学校等，写出了数十篇通讯和报道，并因此得到过中宣部的通报表扬。这些通讯后来还汇编成三个集子。李何同志因为从事新闻工作的出色成就，在1956年还被选为代表，光荣地出席过党的“八大”。

1958年春，李何奉调回《人民日报》国际部担任副主任，分管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报道工作，他也亲自动手写了不少宣传党的对外政策的评论文章。

李何在工作之余，空闲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他喜爱的领域很广，古今中外，政治经济文史，无所不好。他在新疆监狱里用原文版的“联共党史”和中文版的“联共党史”对照看，一个字一个字去抠，反复琢磨自学俄文。

同李何同志相处的同志，一致认为他身上具有许多突出的优秀品质：无论在工作中、在监狱里、在病床上，都一贯顽强工作，刻苦学习，克己奉公，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热爱；他为人正派，充满革命正气，坦白直爽；对组织，不论是领导机关，还是基层组织都十分尊重；无论驻外也好，在机关也好，非常注意请示汇报，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

李何回国后，在业余时间开始写关于新疆监狱的回忆录，但没有充足的时间，常常是挤一点、凑一点的时间，生前竟写了将近10万字的草稿，尚未来得及写完，他就去世了。“文革”时，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达10年之久，这手稿和他在国外写的其他一大箱文稿手迹，全部被抢劫走了。这是他多年的心血，竟毁于一旦，多么痛心可惜！

李何年轻时患过白喉，得了后遗症心脏病，在新疆监狱的艰苦生活又使健康受到很大摧残，再加上长期工作中不顾身体辛劳过度，经常加班加点赶写文章，使他的心脏病急剧恶化，终于不治，于1962年8月5日病逝，终年44岁。他正在壮年有为的时候离开了我们，首都新闻界为李何同志举行了少有隆重的追悼会，由吴冷西同志主持，胡绩伟同志致悼词，王莫同志讲述了李何在新疆监狱的生活和斗争情况。参加追悼会的人坐满了人民日报社的大厅和大厅外屋。

李何病故的消息登在《人民日报》后，许多朋友、同事、战友来看望我，表示哀悼。当时儿子也患不治之症，他的生命也维持不久了！这一切使我悲痛欲绝。来看望我的新疆监狱战友于村对我说：“独伊，你不要太悲伤，李何同志虽然只有44岁就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一生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他的年龄，你应以此来安慰自己。”战友们的这些话极大地慰藉了我，帮助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日子。战友们对他的工作的评价也鼓励了我向他学习，继承他的遗志。他工作起来的确像一团火。不怕艰苦，不知疲倦，也不顾身体，只知道满腔热情地干、干。虽然他去世已41年，但他忘我工作的形象和精神还常显现在我的眼前，也鼓舞了我在他去世后的几十年里工作和生活的信心。

我想用我父亲瞿秋白在“儿时”中写的话来结束我的回忆：“本来，生命只有一次，对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么，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李何同志就是一个这样的永久的青年！

（责任编辑李晨）

2003年第9期 《在太行山上》的词作者桂涛声　作者：刘大明

红日照遍了东方

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

看吧：千山万壑，铜壁铁墙

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

气焰千万丈

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

妻子送郎上战场

我们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哪里进攻

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恢宏的气魄，坚决的意志，唱遍了祖国大地。

这首歌的曲作者，大家都知道是冼星海，词作者桂涛声却鲜为人知。

桂涛声，原是抗战前由李公朴创办的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后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救亡活动。因我这时也在该社工作，所以我们得以经常相处。他对人平和，热情，社里同仁都以“阿桂”称呼他。

阿桂，云南人，1903年3月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回族，1918年毕业于沾益县高小。1919——1926年先后肄业于云南省立第三师范、云南省立美专绘画科。在美专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学籍。第一次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广东韶关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任参谋处书记员，并在这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阿桂在上海工作。因在他宿舍中搜出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籍而被捕，判刑5年，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当时一起被关的有：曹荻秋、彭康、黄洛峰、吴黎平、徐君曼等。被关5年后，阿桂又被解到苏州反省院关押1年，终于在1937年2月出狱。

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全国抗战开始，刚刚出狱不久的李公朴决定前去华北前线劳军，阿桂随行，阅二月任务完成，又随同李到达武汉。

阿桂到达武汉时，适逢汉口文化界发起为在平型关取得抗战开始以来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大捷的八路军募捐棉衣。两个来月的前线劳军，阿桂亲身体验了前方将士的英勇艰辛，值此募捐活动，当即触发了他以民歌的形式写了一首情感深厚的《做棉衣》歌词，由冼星海谱曲，很快在武汉群众中传唱开来。

秋风起，秋风凉

民族战士上战场

民族战士上战场

我们在后方

多做几件棉衣裳

帮助他们打胜仗

打胜仗，打胜仗

收复失地保家乡

上海“八一三”抗战末期，上海守军一部即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附谢晋元率部800人（实为400多人），孤军退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这一誓死不屈的壮举，很快得到了上海数百万人和全国人民的关注和尊敬，也感染了阿桂像火一样燃烧着的心，当即写下了《歌八百壮士》一首。“中国不会亡”的强音，不知使多少民众从迷雾中奋起，坚定地投入抗战洪流里。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战东战场

四方都是炮火

四方都是豺狼

宁愿死

不退让

宁愿死

不投降

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

阿桂这时非常忙碌：要出席救亡团体会议，应邀到一些单位讲演“游击战争”，最使他心潮起伏的是他在太行山将近半年的感受：他见到了敌骑深入祖国内地，他见到了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更见到了在敌后艰苦抗战的八路军，使他得到了力量……于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诗篇《在太行山上》，一下子从心底迸发了出来。阿桂在誊抄这首歌词，将要寄给冼星海时，我正好在他旁边，因此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大概半月后，阿桂把冼星海谱好了曲的《在太行山上》歌篇给了我，并说：“唱吧！”我不由得照着歌谱哼了起来。不久《在太行山上》广泛地传唱起来。直到今天！

后来我在太行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工作9年，直至全国解放前夕，均不知阿桂下落。上海解放后始知他在上海复兴中学任教，知道了他于1940年在济源四十七师工作时，竟失去了党组织的关系，并已离开了部队，先后在西安、洛阳等地的学校教书。据说在西安时，有人“劝说”他把《在太行山上》一曲的某些词句作一改动，但他一口拒绝，一字不动。抗战胜利后，他到了上海，在复兴、育才等中学继续任教。上世纪70年代，他曾到北京访友，我陪他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等处，这时他年事已高，言谈举止均已略显迟钝。1982年12月16日，他在上海育才中学病逝，享年80岁，学校以回族习俗礼葬了他。

今年恰是桂涛声百岁诞辰，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留给我们的多首歌，将长传不竭。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华侨歌唱家黄源尹的坎坷人生　作者：梅门造

爱国华侨歌唱家黄源尹，1921年12月29日生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棉兰市一个华侨商人家庭，由于生就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从小就喜爱唱歌，经常拿着吉他自弹自唱。他6岁进入棉兰敦本小学，10岁转入苏东中学。13岁时父亲将他送回祖籍福建读书，先在厦门同文中学上学，后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学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6岁的黄源尹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目睹了日寇对我国同胞的疯狂屠杀和残酷掠夺。举目无亲的他，不得已随一批南洋归侨学生一同回到侨居地。

回到印尼，黄源尹在棉兰苏东中学附小教音乐课，并成立学生合唱团宣传抗日救亡。大哥源昌认为弟弟具有歌唱天赋，应该朝音乐方面发展，就让他跟随正在棉兰讲学的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波德威学唱。由于他勤学苦练，学业大进，一年后便在棉兰举行了首场独唱音乐会，引起轰动，时年仅17岁。

1939年，小号演奏家夏之秋率领武汉合唱团赴南洋各地进行抗战救亡募捐演出，黄源尹获知后，只身从棉兰跑到吉隆坡，要求加入合唱团回国抗战。夏之秋被这位爱国青年华侨的行动所感动，在听了黄源尹的歌唱之后，认为他是个很有潜质的歌唱人才，便同意其加入合唱团。当时南洋一带看过武汉合唱团演出要求加入者为数不少，都被夏之秋婉言拒绝了，黄源尹是唯一的例外。

这时，夏之秋刚好完成独唱曲《思乡曲》的创作，他拿给黄源尹试唱，让夏之秋惊喜的是由于黄源尹的再创作，将这首短短四个乐句的歌曲，演绎得十分精彩。《思乡曲》很快便在海内外流传开来，成为海外游子思念故乡、抒发胸臆不可多得的佳作。

随后，他满怀爱国热情随夏之秋等取道缅甸、云南回到重庆。这次回国一路行程十分艰难，在富裕家庭生长的黄源尹没有一点怨言。在路经云南大理时，黄源尹遇见了爱国实业家周苍柏及夫人董燕梁，当时他们的长女周小燕（中国著名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正在巴黎学习声乐，儿子周德佑在抗战宣传中积劳成疾去世。周苍柏是个爱才的人，加上黄源尹与周德佑的面貌性格有几分相似，很得周家的喜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黄源尹称呼周苍柏、董燕梁为“爸爸”、“妈妈”，对周家子女就以兄弟姐妹相称，称周小燕为“二姐”，周家称他“小黄”，由于黄源尹面色黝黑，又亲昵地称他“小黑炭”，亲如一家。

回到重庆，黄源尹住在周家。这时，中央训练团音乐干部训练班招生，一心想学声乐的黄源尹前去报考。主考官听完黄源尹的演唱后，惊讶不已地说：“你唱得这样好，别学了，你来教吧！”考生一下变成了教官，在当时乐坛传为佳话。而黄源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半年的“音干班”教官经历，竟使他背了一辈子的历史政治包袱，成了他坎坷一生的祸根。

黄源尹梦寐以求的还是学习声乐，在周苍柏夫妇的支持下，1942年8月，他考进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声乐系，在俄罗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谢利万诺娃教授的指导下，黄源尹如饥似渴地学习，成绩斐然。当时，声乐专业是四年学制，由于黄源尹学业优异，只学了二年半，校方特许他提前毕业，这在该校历史上创造了一个纪录。

毕业后，黄源尹兼任上海音乐协会理事，积极活跃在音乐舞台上，他多次举办独唱会，并参与上海音协组织的各种公演和义演，成了上海滩上一颗耀眼的明星。这一时期与他同台演出的人，至今仍是耳熟能详的音乐家，如李德伦、黄飞然、楼乾贵、郎毓秀、马思宏等。黄源尹性格开朗，以诚待人，在文艺界有许多好朋友，一些著名电影演员，如周璇、陈娟娟、王人美、王丹凤等都曾先后随他学习唱歌。

黄源尹还到南京、重庆、武汉等许多城市巡回演出，所到之处，都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抗战胜利后，他在汉口曾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联袂举行独唱音乐会。1946年黄源尹参与了在汉口璇宫饭店为国共停战谈判代表团举行的专场音乐会。三方首席代表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出席欣赏。那晚，黄源尹用原文唱了一组外国歌剧咏叹调，还有一组中国民歌：《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康定情歌》等，他那漂亮的歌声和精湛的演绎，受到三方代表的高度赞赏。马歇尔惊异地说：“真没有想到中国还有这么漂亮的抒情男高音。”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时，常到周苍柏家约见爱国民主人士，在那里他曾多次听过住在周家的“小黑炭”的演唱，他夸赞这些年黄源尹又有了新的进步。张治中将军盛情邀请黄源尹到大西北去巡回演出。不久，黄源尹就以上海音乐协会的名义，联合吴乐懿、周小燕、马思宏、马思荪、陈丽清等人，远赴甘肃、青海等地巡回演出、考察。同行的几个音乐家因水土不服而在兰州止步，黄源尹却开着一辆张治中将军特批的军用吉普车，沿着当年文成公主远嫁吐蕃的足迹，西去西宁古城，攀上日月山。此行对黄源尹的歌唱事业影响深远，他第一次感受到大西北的风土人情，丰富多彩的各族民歌，给歌唱家增添了不少灵感和激情。在青海湖畔他与后来被称为“西部歌王”的王洛宾相逢，王洛宾以一曲《在那遥远的地方》相赠。从此在黄源尹的保留节目单上，便有了这首朴实而动人的情歌。

1947年，在爱国侨领陈嘉庚资助下，黄源尹和吴乐懿、马思宏三人，赴南洋巡回演出，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怡保、槟城、马六甲等地举行募捐义演。这年8月，周小燕从巴黎学成回国，路经新加坡时遇见了黄源尹。周小燕听了黄源尹的演唱，赞赏不已。多年之后，她回忆那次聚会时，仍对黄的歌唱艺术赞不绝口：“他的嗓音是那么柔美，那么富有感情。他的演唱使我惊讶，不仅声区统一，气息运用自如，而且吐字非常清晰准确，传情达意，生动细腻，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49年1月，黄源尹到了香港，应聘为九龙窝打老基督教青年会音乐部顾问，并在香港中华音乐学院、璇宫圣乐学院担任声乐教授。他常在香港大酒店的礼堂演唱，曲目主要是中国民歌，也用原文演唱一些意、德、俄、英国民歌和艺术歌曲，极受欢迎。1950年黄源尹收到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任教聘请书，正当他准备赴英之际，突然收到“二姐”周小燕的来信，要他回来为新中国工作。在费彝民、夏衍、乔冠华等的动员和帮助下，黄源尹不顾印尼家人的反对，毅然放弃了去英伦教学，而选择了北上回国，当年11月黄源尹怀着满腔爱国之心回到上海。

在上海，黄源尹在周小燕为团长的上海音乐工作团任音乐指导。他热情地投入工作，除了经常上街、下厂演出之外，还积极参与社会工作。黄源尹性格开朗，乐观风趣，乐于助人，与大家相处很好。翌年，他被调到苏州华东革命军政大学，学习革命理论，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军区文工团工作。

当时新疆生活条件比较艰苦，黄源尹任劳任怨，工作积极，努力向民族民间学习。他的足迹走遍天山南北，他的歌声响遍喀拉昆仑，在新疆谁都知道军区文工团有个唱歌很棒的黄源尹。他的名字很快传到了北京，并被调到总政治部文工团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兼声乐教员。黄源尹为自己能在解放军最高艺术团体工作，感到非常荣幸，他全心全意投入演出和教学，经常随团深入全国各地为驻军和地方演唱，官兵们都很欣赏他的演唱，同志们都很喜欢这位黄教员。

1953年春夏之交，苏联红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来访，为表示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他们排练了中国民歌《康定情歌》，特别邀请黄源尹担任领唱。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开幕式上，黄源尹与百余人的红旗歌舞团的男声合唱团珠联璧合的演出，博得满场观众的热烈喝彩。

这年秋天，黄源尹随贺龙元帅率领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艰苦的条件下，黄源尹勤勤恳恳工作，他不但歌唱得好，而且演出作风好。从平壤到38线附近的前沿阵地，他给领导机关首长演唱，也给坑道里的士兵演唱。他甚至给因担任值勤而没有看上“祖国慰问团”演出的一个战士，作过单独演出。

从朝鲜回国后，黄源尹除参加外事和国事演出，担任歌舞团的声乐教学外，还试唱了许多新歌，如瞿希贤的《拂晓的灯光》、秦西弦的《我爱草原、我爱海洋》等。特别是他首唱的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改编的《牧歌》，影响最大。这首歌只有短短四句歌词：

蓝蓝的天空飘着那白云，

白云的下边盖着雪白的羊群。

羊群好像是斑斑的白银，

撒在草原上多么爱煞人。

黄源尹的演唱把它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业内人士惊叹：“此乃天籁之声，至今尚无第二人能达此一境地也！”经由黄源尹首唱和别出心裁地诠释后，瞿希贤的《牧歌》，或以男高音独唱形式，或以无伴奏合唱形式，广为流传，成了音乐会上展示男高音与合唱团演唱水平的“试金石”，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

就在这时，住在同一座楼房里的总政歌剧团，有一些演员慕名向黄源尹求教，有一位从朝鲜回国后考入歌剧团的原志愿军女战士余启英，学习最勤奋，人长的漂亮大方，深得黄源尹赏识，他们很快便双双堕入爱河。不久，“肃反运动”开始，黄源尹被隔离审查，而余启英也被以工作需要为由，调离北京，远赴西藏拉萨。这时他们只能以鸿雁传书来表示相互的倾慕和思念。一年后，余启英得到歌剧团领导的正式信函：“黄源尹问题”已经查清，组织上同意你们的恋爱关系。随即将余启英调回北京。1957年5月11日，他们终于结为夫妻。

婚后第三天，黄源尹便随团到部队演出去了，余启英依然回到歌剧团工作。不久，“整风”运动开始，《文艺报》开辟了《让歌唱家演奏家鸣起来吧》专栏，邀请首都著名音乐家“座谈”、“鸣放”，黄源尹也在“邀请”之列。他在会上没有说什么，会后有位记者追到家里来“独家采访”，据余启英回忆，就在他们那间还贴着大红喜字的新房里，在记者的“启发”下，黄源尹说：“自己是歌唱演员，希望能多演出，并希望有机会灌录唱片”等。这次采访内容很快便在该专栏刊出，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内容被“巧妙地”篡改了，成为黄源尹“不满现实”的“右派”言论，顷刻间“深入揭发”的大、小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批判声讨”的大会小会接踵而至，黄源尹被划为“右派”，连降4级工资，剥夺歌唱权利，被迫脱去军装，即刻调离北京。

1958年深秋，黄源尹和余启英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小钧，登上西去的列车，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在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黄源尹虽然被列入另册，但他心怀依然坦荡，工作依然积极，随团深入农牧区，认真向民族民间学习，并收集记录整理和研究青海民歌，他讪笑自己“因祸得福”被发配到“民歌的海洋”、“生活的宝库”里来了。这对他以后演唱西北民歌有很大的帮助。1959年冬，团里排演歌剧《春雷》，黄源尹被分配饰演一个地主，他没有怨言，演得很认真。

黄源尹的遭遇很快传到港澳、南洋一带，国外的亲友多次来信劝他出国，几个国外的音乐团体也邀请他去演出。但是，忠心耿耿为祖国声乐艺术献身的黄源尹不为所动，一一回绝了。

1962年黄源尹的问题经过甄别平反，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了他热爱的舞台上，他联合几位乐手排练了一组轻音乐节目，受到各方面好评。该团带着这个节目到全国各地巡演，黄源尹自弹吉他演唱的几首印尼民歌，将整个晚会推向高潮。他指挥训练的男、女声小合唱，也很受欢迎。至今青海省民族歌舞剧团的领导和同志们回忆起那一次的巡演，仍一致认为是该团演出的“黄金时节”。

同年，黄源尹应女高音歌唱家张权之邀，远赴北疆参加“哈尔滨之夏”的演出活动，他和女高音歌唱家仲伟联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黄源尹又开始受到人们的注目。次年春，他应邀南下广州，举行了三场独唱音乐会，并为广东省人民广播电台录制每周一歌《唱支山歌给党听》。

这时，广东省音乐家协会盛情邀请黄源尹，要他到广州工作，说南方的气候更适合他的发展。几乎就在同时，他收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借调信函，他知道这是落实萧华主任“欢迎他回部队工作”的指示，几经权衡比较，他选择了“回部队工作”。在解放军的最高艺术学府，他一边教学一边演出，他为回到自己的专业，有机会发挥艺术才华而庆幸，他感觉春天已经来临。

然而，这是一个迟到的春天，一个短暂的春天。1965年冬，“阶级斗争”的气氛愈加浓烈，“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即将开始，黄源尹又被迫回到他当“右派”时的流放地——西宁。

“文革”期间，黄源尹成为造反派想斗就斗，想批就批的活靶子，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从不愿多谈自己的遭遇，而是寄希望于未来。他利用时间系统学习我国的传统声乐理论，撰写、整理演唱笔记，修改自己的教学心得。

黄源尹的洋洋10多万言的声乐笔记，完整地阐述了他对建立中国民族声乐学派的理论、实践和思考，是黄源尹从事声乐艺术30多年心血的结晶。1983年香港新音乐学会以《黄源尹论歌唱艺术》书名正式出版发行。遗憾的是，黄源尹自己没能看到这本书正式出版，1972年8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经抢救无效，黄源尹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年仅51岁。留下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当时小女儿黄越还不到一岁。

黄源尹为了祖国的声乐事业奋斗毕生，可惜遇上了那个不能选择的年代，他出众的艺术才华，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徒有一腔报国热血，奈何壮志难酬。（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9期 邓子恢巧释“空城计”　作者：棲梧老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华中地区的新四军立即向徐州附近的日、伪军发出命令，敦促日、伪军立即向新四军缴械投降。但是蒋介石抢先了一步，委任驻徐州的伪淮海省长兼保安司令郝鹏举为六路军总司令，所部编成四个师，两万余人，阻止新四军接收失地。

郝鹏举原为国民党军杂牌部队，历来受蒋介石嫡系排挤。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降日寇。此次虽被蒋介石收编，但心怀鬼胎，知道是不会被蒋家信任的。

郝鹏举也是共产党和新四军的策反对象。时任中共淮北三地委敌工部长的廖卓之，和淮北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吴宪研究了一个策反方案，一齐向时任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的邓子恢汇报请示。

邓子恢听完汇报后，忽然问廖：“卓之同志，你读过《三国》吗？”

“过去看过。”

“那么你该知道诸葛亮‘空城计’的故事喽。”

“知道。”

“你知道司马懿为什么退兵？”

“当然是害怕诸葛亮在城里有埋伏。”

“不对。”邓子恢说，“司马懿明知西城是座空城才退兵的。”

在座的人一齐睁大了眼睛。

邓子恢接着说：“我们看过京剧《空城计》，诸葛亮身披鹤氅，焚香操琴，左边的童子，手捧宝剑，右边的童子，手执麈尾，城门内外，有几个老军，低头洒扫，旁若无人。司马懿来到城下，仔细聆听诸葛亮的琴音，听了孔明弹的曲子，辨别了老半天，才决定大军后退40里。

“是因为诸葛亮沉着镇定，琴音不乱，料到城内必有伏兵吗？不是。

“是因为司马懿听了诸葛亮弹的曲子《十面埋伏》。这个曲子是讲韩信包围项羽于垓下的故事。当项羽强大的时候，刘邦重用韩信；当韩信灭了项羽之后，刘邦就把韩信杀了。真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特别是诸葛亮唱道，‘这厢里只有琴童人两个，既没有埋伏又没有兵，只是缺少个知音！’‘知音’这两个字，引起了司马懿的深思，诸葛亮显然是要他考虑考虑从琴音中所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考虑考虑韩信的下场。这样，就使他自然地联想起自己在曹营的处境。司马懿深感自己的处境跟韩信差不多，曹睿重用他是迫不得已的，是在诸葛亮收降姜维、骂死王朗、连拔三城、曹军大败、长安岌岌可危之际，才起用他司马懿的。曹睿对他根本就不信任。在这以前，司马懿坐了很长时间的冷板凳。现在他又掌了军，如果现在捉了诸葛亮，自己的地位也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决心放过诸葛亮，借重与西蜀对峙的局面，打一场持久战来保护自己。”

在座的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新鲜，但是他们还是不明白，这与策动郝鹏举起义有什么关系。

邓子恢接着严肃地说：“诸葛亮设空城计的高明之处，不在军事上的疑兵之计，而在政治上他对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了如指掌，分析得精辟入微，充分利用了敌人的矛盾。”接着又说，“郝鹏举不是国民党的嫡系，国民党收编他，不过是暂时利用他。你们这次去，就是要认真分析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学习诸葛亮善于攻心、善于分析敌人内部矛盾的做法，使自己处于更主动的地位。”

正是邓子恢的一席话，使大家豁然开朗，增强了完成策反任务的信心。果然，经过艰苦的工作，郝鹏举率部起义了。

在自卫战争开始，蒋介石重兵压境之后，郝鹏举又叛变了。这并不奇怪，郝鹏举乃反复小人，是他的本性决定的。（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王森然先生轶事二则　作者：李郁秀

已故全国政协委员王森然，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史学家，晚年又成了国画家。上世纪20年代末他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时，做了不少好事。现叙两则，以飧读者。

(一)1928年春，王森然以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之职，兼任设在中山公园内的北平革命图书馆馆长，同时还兼管着中山公园的日常事务。上班第一天，他按时来到中山公园西门，进门时，收票员不认识他，跟他要票，他就买了一张票进门。随后，一位公园的职员来到门口，看到王森然的背影，对收票老头说：“他是新来的馆长，你跟他要票，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收票老头一听，吓坏了，不知所措，还是这位职员给老头出了个主意，让他快点找王馆长认错。收票老头快步来到办公室，看到王森然正在铺纸要写什么。老头上前，一边鞠躬一边说：“馆长我不认识您……”不等老头说完，王森然笑着说：“你做得对，我正要写布告表彰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赶忙说：“别介，这是怎么说呢？您不怪罪我，我就念弥陀佛了。”随后说出自己的名字。王森然当即写了布告，让一位职员贴在公园门口。布告云：×××收票认真、严格，难能可贵，特奖大洋四元，以资鼓励。

(二)1929年11月，王森然担任北平特别市政府秘书，兼管北平儿童救济院。王森然到任后得知，救济院毕业的女学生多半去当妓女，对此他深恶痛绝，决心改变这一社会弊端。

一天，王森然路过西直门，看到巡警对妇女进行搜身检查，忽然想到：如果让救济院的女学生当巡警，专职搜查妇女，这不既革除了男巡警对妇女搜身的陋规，又为救济院的女学生找到了生活出路，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呢！于是，王森然把这个大胆的想法上报了市政府当局，并得到批准。

1930年5月，王森然把30多个当年救济院毕业的女学生送到警察局，当上了巡警。同年7月，北平的各城门脸儿出现了女巡警值勤、盘查过往妇女的新鲜事儿，不少人专程跑去看稀罕。

2003年第9期 大清国第一任出洋钦差是美国人　作者：孙闻浪

1865年11月，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通商事务，下简称总理衙门）呈送《局外旁观论》一文。文中，赫德希望清政府改革弊制，实行新政。转年2月，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又托公使阿礼国上呈总理衙门《新议略论》，提出了与赫德呈文类似的要求。威妥玛还用威胁的口吻说：中国若不变革，借取新法，完全可能受到各强富之国的干预乃至制裁。赫德和威妥玛的呈文令清政府胆战心惊。按照1858年中国与英、法、美、俄签订的《天津条约》，1867年为修约之年。此时的清政府对于十年前英法借口修约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还心有余悸，遂将二文转发江南督抚，要求他们认真筹划应有之策。总理衙门内的办事大臣认为，“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则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以致遇有该使倔强任性，不合情理之事，仅能正言折服。而不能向其本国一加诘责，默为转移。”总理衙门于是暗中酝酿遣使出洋，但统领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发现：偌大一个大清国，上上下下竟无一人能胜此重任，于是他将目光放在即将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身上。

蒲安臣生于1820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著名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6月2日发表的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后来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1860年，蒲安臣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结果丢了自己的议员席位。为感谢助选之功，林肯于当选为总统的第二年，任命他为美国驻奥地利公使。但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曾经发表过支持匈牙利革命领袖的演说为名，宣布其不受欢迎。于是，林肯重新任命蒲安臣为驻华公使。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作为清政府接纳的第一批外国公使之一入驻北京。蒲安臣来华之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先后遭遇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打击，内外形势岌岌可危。1862年，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提出对华“合作政策”，其要点是：对于一切重大问题协商合作，不占用租界，不用任何方法干涉中国政府对他自己的人民的管辖，也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这个政策的支持下，清政府度过了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危机，自然对这个政策的执行者蒲安臣心存感激和信任。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期届满，他向奕辞行时表示，今后（中国）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必十分出力。1867年11月27日，奕正式向清政府上奏：请旨钦派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为在列强之间协调平衡，清廷又请英国驻华使馆官员柏卓安和担任过中国海关官员的法国人德善为左右“协理”，充当蒲安臣的副手。另派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会同蒲安臣办理中外交涉事务。总理衙门特别强调：中国此行所派之员，均系钦差。1868年2月25日，蒲安臣使团自上海虹口港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

蒲安臣深知此行难度之大。因此，他将此行的第一站选定在他最有把握的美国。蒲安臣使团抵达了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欢迎宴会上称赞他的同胞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美国）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中国）的代表”。蒲安臣在致词时也兴奋地说：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步入和平与进步的途径。1868年6月2日，蒲安臣一行取道巴拿马抵达华盛顿。次日，使团成员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月6日，拜望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在纽约，蒲安臣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向美国公众宣称：“中国愿与你们通商，向你们购买货物，卖东西给你们。”“她欢迎你们的商人和传教士，让他们把光亮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一个山巅和溪谷。”

蒲安臣发表这些演说，根本就没得到过清政府的授权。这些演说令清政府目瞪口呆，立即对外宣布：不承认这些演说。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中国使团遍游美利坚。到7月下旬才回到华盛顿，由蒲安臣与西华德在密室中商谈《天津条约》的续增问题。由于西华德与蒲安臣均系对华“合作”的决定性人物，两人在对华政策上的默契不言自明。志刚、孙家谷等中国官员则乐于将此重任推给蒲安臣，自己忙于各种交际应酬。7月28日，蒲安臣与西华德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从字面上看，这的确是近代中国所签署的最平等条约。清廷上下对美国在条约中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一点倍加赞赏。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将骗招华工合法化，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因此，也有人将此条约戏称为“廉价劳动力条约”。

9月19日，蒲安臣使团抵达伦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温莎宫受到了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12月26日，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会谈中，蒲安臣向英国政府提出“合作政策”问题。克拉兰敦也宣布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但两天后，克拉兰敦照会蒲安臣，表明与中国修约的主动权应当在英国。照会中，英国政府还阐述了他们今后对华政策的走向：“（英国）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英王陛下政府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英国人提出的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英国保留使用武力“以便保护生命财产受到迫切的危害”。对于这样一份以保护者自居，充满威胁口吻，并以使用武力为保留条件的照会，蒲安臣竟于三天后复信表示完全赞同。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到达战争阴影笼罩下的巴黎。当时英法结盟，在远东政策问题上都惟英国马首是瞻。况且当时普鲁士大兵压境，普法战争一触即发。法国政府也不想在中国问题上过多纠缠。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致函英国政府，表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立场一致。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呆了半年多，虽然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但他没有取得像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像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1869年9月21日，蒲安臣使团前往瑞典、丹麦、荷兰和德意志联邦等国。由于这些国家并无修约交涉的任务，代表团过得十分轻松。

1870年2月1日，蒲安臣一行自普鲁士前往沙俄。此时，正值沙俄大肆侵略中国西北和黑龙江流域，中俄关系十分紧张。由于沙俄与美国没什么矛盾，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看在美国的面子上，于2月16日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本来，蒲安臣是代表中国与沙俄进行交涉，亚历山大二世却在会谈中大谈俄美关系，令蒲安臣十分尴尬。此时的蒲安臣心情惆怅万分，他深知中俄之间矛盾重重，加之他一路鞍马劳顿，体质下降，无法抵抗俄罗斯的严寒，于会见次日病倒，被诊断为急性肺炎。在病中，蒲安臣仍然每日看报，尤其注重俄国时局发展，惟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不当，又将贻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势有加无减。”一周后，蒲安臣在圣彼得堡去世。

根据志刚的叙述，蒲安臣在出使过程中颇为卖力：“查蒲使为人明白豪爽，办事公平，而心志未免过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碍，即抑郁愁闷而不可解；兼有水陆奔驰，不无劳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躯于异国。”志刚等在蒲安臣病逝后当即给其妻治丧银六千两；清政府为酬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而“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蒲安臣虽是个美国人，但在中国当时外交人才极缺的情况下，代表中国政府第一次促进中国与外国官方交往，对于发展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作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中英西藏战争百年祭　作者：彭　苏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支英国远征军击败了印度莫卧儿王国副王率领的印度军队后，最终控制了印度次大陆。

进入19世纪后，这种情况悄然发生了变化。1814年，英国殖民者趁廓尔喀和哲孟雄两国纷争之机，出兵帮助哲孟雄，廓尔喀奋起反击，将英印军队驱出国境。次年，英印军队再次大举进攻，廓尔喀向宗主国清王朝求救，清驻藏大臣不但不出兵相救，反而斥责廓尔喀。面对侵略者的大军，廓尔喀当局走投无路，只好向英国殖民者求和。

1840年，英帝国主义趁满清王朝日益衰落之机，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也加快了对西藏的吞并行动。

1888年，英印卵翼下的哲孟雄与西藏地方政府发生冲突，西藏军队进入哲孟雄。英印殖民当局以此为由，派出了一支用现代化枪炮武装起来的军队侵入哲孟雄。清政府软弱无能，不但不斥责英印殖民者的侵略行径，反而要求西藏军队撤出哲孟雄。西藏地方政府在清驻藏大臣文硕的支持下，决定抗击英军。清政府下令将文硕撤职。但西藏地方政府仍不顾清政府反对，与英军展开了激战。但由于武器装备过于落后，藏军遭到失败。西藏地方政府紧急从全藏调集了上万军队和民兵，赶到前线。当藏军路过拉萨时，年仅12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为每一位战士摸头祝福，同时，还在布达拉宫召集喇嘛念经，诅咒英军失败。这年6月，3000名藏军向英军反攻，再次遭到失败。10月，万余藏军再次向英军反攻，手持大刀、长矛的藏军遭到英军开花大炮的猛轰，死伤惨重，被迫退回西藏，得胜后的英军囚禁了哲孟雄国王，并攻入西藏，迫使西藏地方政府签订降约，自此割占了哲孟雄，用刺刀、大炮打开了西藏大门。

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陷于失败，西藏门户洞开。

公元1903年12月12日，西藏喜马拉雅山南麓哲孟雄与西藏交界处，一支由4门大炮和马克沁机枪武装起的1000多名英印侵略大军，在1万名后勤人员的支持下，悍然越过边界，翻越喜马拉雅山，侵入了中国西藏。

率领这支侵略军的是臭名昭著的英印“西藏问题专家”荣赫鹏和英印军司令麦克唐纳准将。英印侵略军越境后，首先占领了西藏边境重镇亚东。6天后，侵略军又占领了空无一人的西藏南部重镇——帕里宗（县）。

英印侵略军大举入藏的消息，立即震动了全西藏和清王朝。腐朽的清政府命令清驻藏大臣有泰，要有泰“请求”英印侵略军返回亚东，然后派员与英方谈判。英印侵略军对清政府的要求置之不理，荣赫鹏和麦克唐纳继续率军向西藏腹地挺进。

与清政府的态度相反，西藏地方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却立即在前后藏广发文告，动员全藏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园。西藏军民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组织下纷纷从全藏各地向西藏南部集结。

1904年3月，藏军拉萨代本（营长）来丁率藏军1500多人赶到了离吐纳10里的古鲁。3月31日，英印侵略军向前进攻，与藏军发生冲突。双方展开激战，英印侵略军用马克沁重机枪向藏军疯狂扫射，仅有大刀、长矛和少量火绳枪的藏军根本无还手之力，四下散逃的藏军士兵又遭到英印侵略军大炮的轰击，仅仅4分钟时间，800名藏军就倒在血泊中，拉萨代本来丁也壮烈殉国。

英印侵略军得胜后，继续朝100多公里外的西藏古重镇江孜前进。当英印侵略军行至地形险要、距江孜仅30多公里的日雪喀峡谷时，又遭到1000多藏军的堵击。勇敢的藏军凭险设伏，英印侵略军从两侧迂回，与藏军展开激战，英印侵略军凭借优良武器，仅以微小代价就击败藏军，攻占了日雪喀峡谷，打开了通向江孜的通道。

4月11日，英印侵略军攻占了江孜古城。此时的江孜，军民已撤一空，英印侵略军得到一座空城。

江孜的陷落，立即震动了全藏。

由于形势的危急，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再一次紧急动员全藏军民奔赴战场。一时间，藏军和民兵一批批地从前藏、后藏各地赶赴江孜前线。江孜的失陷，不但没有使西藏军民气馁，反而激起军民的斗志。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西藏军民再一次表现出了空前的爱国热情。

4月底，驻守江孜的英印侵略军的侦察兵，在距江孜70多公里的卡罗山口发现了一支庞大的藏军。英印侵略军为求主动，决定先发制人。5月底，荣赫鹏派出了江孜驻军三分之二的兵力前往卡罗山口。藏军在山口前精心设下滚石阵，当英印侵略军先头部队来到这儿时，求胜心切的藏军过早地推下流石，隆隆的滚石从天而降，英印侵略军先头部队大吃一惊，全军急退，方躲过了这一次打击。当英印侵略军主力抵达后，发现集结在山口的是一支人数约有3000人的藏军。英印侵略军见山口耸入云天，地势十分险要，正面强攻极难奏效，于是便派出两支部队从两侧山上迂回到山口的藏军阵地。迂回部队出发后，英印军先从正面发起进攻，藏军顽强抵抗，准确的火力打得英印侵略军抬不起头。与古鲁和日雪喀两战所遇到的藏军相比，这儿的藏军的战斗力令英印侵略军大吃一惊。原来这是一支从后藏赶来的、以骁勇而闻名全藏的康巴民兵。正面进攻失败后，迂回的英印侵略军抵达了藏军阵地两侧，英印侵略军先用开花大炮猛轰藏军阵地，然后三路齐进，藏军在顽强抵抗后终因力量过于悬殊，卡罗山口又落入英印侵略军手中。

英印侵略军万没有料到的是，藏军一方面在卡罗山口与英印侵略军激战，一边却派军队抄了江孜英印侵略军的大本营。

就在英印侵略军在卡罗山口与藏军激战时，一支800人的藏军于5月5日凌晨进占了空无一人的江孜古城。与此同时，另一支800人的藏军利用夜色掩护，向留守昌洛的英印军发起夜袭。藏军在接近英印军营房时被英哨兵发现，荣赫鹏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慌忙命令英印军抵抗。双方夜战至天明。

此时，在卡罗山口的英印军这才发现是上了藏军的大当，于是仓惶从卡罗山口返回江孜。五六千藏军把昌洛围得水泄不通，藏军还专门从拉萨运来了20门土炮和铜炮安放在江孜古城堡上，成天向英印军开枪发炮，给英印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仅仅两个月时间，英印军死伤达四分之一。随着藏军及民兵源源不断地从拉萨、日喀则赶来，英印军处境日益危急。

6月5日，荣赫鹏亲率40名精锐骑兵从昌洛冲出藏军包围圈，返回后方搬运救兵。

此时，英帝国印度总督、荣赫鹏的保护人寇松勋爵结束了在印度的五年任期，返回了英国。在6月初的英内阁会议上，他阐述了英远征军战况和西藏的局势，迫使英内阁同意英印军在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失败后，向西藏的政治文化中心、藏传佛教的千年圣地拉萨进军。荣赫鹏得知英内阁决定后欣喜若狂。他和麦克唐纳率2000多名军队和2000多名后勤人员，浩浩荡荡直奔江孜。虽然藏军沿途对英印军援军进行了阻击，但由于英印军援军过于强大，收效不大。6月24日，英印军援军在击退了江孜藏军的最后一次阻击后进入了昌洛，被围的英印军这才得到解救。

在长16公里、宽10公里的江孜小平原上，江孜古城堡无疑是最高大、雄伟的建筑物了。古城堡建在高出平原约100米的小石山上，十分陡峭。英印侵略军估计古城堡中至少有5000多名藏军守卫。中午时分，6个连的英印侵略军在麦克唐纳的指挥下，向古城堡西北角的藏军阵地发起进攻。英印侵略军进至藏军阵地前500米时，藏军从阵地上向英印侵略军猛烈开火，古城堡内的藏军也从城堡上向英印侵略军开枪发炮，支援友军还击。在整个下午的进攻中，英印侵略军只攻到藏军阵地前200米时就再也无法前进。黄昏来临，英印侵略军被迫撤回。

麦克唐纳对眼前这种局势显然没有多大的办法，但英印侵略军中一些下级军官提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集中重炮，在厚厚的城墙上炸出一个缺口，然后强行爬上城墙，攻入城堡中。

英印侵略军炮兵中最大的10磅大炮将炮口对准了城堡东南角的城墙猛轰，不一会儿，城墙上出现了一个大洞，且在炮击下不断扩大。长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地区、爬山如飞的尼泊尔籍英印士兵开始向城堡上爬，藏军拼命地从城堡上向英印侵略军射击，甚至用石头向下猛砸，但英印侵略军仍不顾伤亡往上爬，并且一个一个进入到城堡中。英勇的藏军与进入城堡中的英印侵略军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拚杀，双方损失都极为惨重。战至后来，随着进入城堡中的英印士兵越来越多，藏军见大势已去，只得四散奔逃。不少藏军从城堡上抛下长长的绳索，在英印侵略军还未进攻的城墙处缒下高高的城墙。江孜古城堡经过这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后，终于落入了英印侵略军之手。

江孜血战后，藏军在这一线已不能再组织有效的抵抗，7月14日，英印侵略军乘胜向200多公里外的拉萨进军。7月17日，当英印侵略军进至卡罗拉山口时，又遭到上千藏军的堵击，英印侵略军击败藏军，部分藏军士兵在英印侵略军围攻下走投无路，竟跳下高高的悬崖，以身殉国。

8月3日，英印侵略军终于看到了金色的布达拉宫宫顶。

按照荣赫鹏的本意，是想将西藏从中国割裂，另成立一个在英国卵翼下的“保护国”。但他的这一主张遭到英国政府的拒绝。英国政府不是不想割裂西藏，而是担心军事上的可能性。荣赫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清楚地提到了这一点。因为再有一个半月，西藏南部就要大雪封山，英印侵略军到时只能在拉萨过冬。而西藏军民，对英印殖民当局割裂西藏的反抗肯定会空前激烈，英印侵略军有可能会遭到军事上的危机，甚至覆灭的可能（英印侵略军已得知，拉萨三大寺的3万名喇嘛，准备在英印侵略军一旦血洗拉萨时，立即武装起来，与英印侵略军血战）。因此，英国政府指示荣赫鹏，在强迫中国当局签订对英有利的条约后退出西藏，日后再逐步征服西藏。

抵达拉萨后的第二天，英印侵略军耀武扬威、全副武装地进入拉萨。这是西方军队第一次进入这座千年佛教圣城。英印侵略军示威后，按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约定，由西藏地方政府供给其粮草，而英印侵略军则驻扎在城外。

双方开始了谈判。在这期间，英印侵略军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进入城中，而西藏军民对英印侵略军的仇恨，与驻藏大臣对英印侵略军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拉萨市民经常在街头群殴零星英军士兵。一名喇嘛还不顾一切冲入英军营地，企图刺杀英军司令麦克唐纳，在连续杀伤两名英军后被抓住，英印侵略军残酷地将他在拉萨市区绞死。

眼见隆冬一天天逼近，而西藏地方政府还在对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讨价还价，英印侵略军恼羞成怒，荣赫鹏向西藏地方政府下了最后通牒，驻藏大臣有泰也帮助英印侵略军打压西藏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地方政府只好屈服了。

西藏历史上最为屈辱的一天到来了。1904年9月7日，英印侵略军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布达拉宫内签订了不平等的《拉萨条约》。签约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当英印侵略军要有泰签章时，一名文案劝阻住了有泰。后来，清政府以此为由，于1906年在印度重新与英方签约，降低了这次战争对西藏的危害。1904年9月22日，英印侵略军开始从拉萨撤军，返回印度，临行前掳走了400多驼珍贵的西藏文物。

这次战争后的1911年，腐朽的清王朝覆灭。之后，虽然中华民国一直对西藏行使着宗主权，但由于英国亡藏之心不死，极力在西藏内部培育亲英势力，使国民党一直没能对西藏实行有效的控制。1933年，十三世达赖圆寂。1947年，亲英势力在拉萨发动了事变，将控制西藏大权、维护中国统一的热振活佛杀害，并将国民党驻藏人员驱逐出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裂势力竟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派出代表团到联合国要求“独立”。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维护了中国的统一。1959年，西藏亲英势力发动叛乱，人民解放军迅速平叛，十四世达赖和亲英分裂分子逃到印度。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3年第9期 道与器　作者：陈四益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中国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轻器，“下等人”则只管器而不大关心道。读书人都要去做人上人，把闻道看得无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传地做去。这情形，只要看中国论道之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寥寥可数，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农事的著作，可称的也只有《齐民要术》等有限的几部，不少还因不受重视而亡佚了。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已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了。

梁启超氏说，清代的学术，其研究方法已近于“科学的”。这是不错的。其对于已往以为神圣不可动摇之经书的怀疑精神，其于疑问的细密求证功夫，巨细必究，本末兼察，事事讲究证据，没有证据就不相信，有了证据还要反复查验，看它是否充足，都很接近于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可惜的是清儒的细密研究功夫，还是都花到论道上面，孜孜于经书的真伪乃至一音一义的考证，弄到最后，与器仍旧没有什么关系。

洎乎近代，因为西方的洋枪洋炮打了进来，这才觉得器不如人，但道还是我们自己的好。以中国之道，驭西洋之器械，这就是“中体西用”了。重道轻器如故，器也依然不能进步，而道的争论却是很热闹的。主义呀、思想呀、理论呀，旗号满天飘舞。谁都想当圣人，谁都要弄一套主义，但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思想，鼓吹之际，天花乱坠，一到实行，仍旧停在嘴上的多而落在实处上的少，所以中国还是中国。一场辛亥革命，说是什么主义的胜利，但照鲁迅的观察，不过革去了一条辫子，若再加一句，就是换了一批主子——专制依旧，愚昧依旧，下等人的生活也依旧。

道是不妨论的。但道若有用，必要有个着落。这着落就是器。体制也罢，机构也罢，程序也罢，法律规章制度也罢，都是器。孔夫子讲：仁者“爱人”。孟夫子讲“仁政”，今人讲民主、讲法制、讲别的什么重要思想，都高妙之极。但若没有一套确能保证其施行的制度、法律、程序、监督体系，要言妙道也只是要言妙道。孔老先生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如果孔老先生说“我不欲仁”呢？事实上中国论孔孟之道两千多年，那美妙的“仁政”始终踪影全无。我们这个民族在论道上搞的花样、耗费的无谓精力实在已经太多，倒不如扎扎实实在器上多下点气力的好。诗曰：

要言妙道说千年，旗号新翻叹圣贤。

最是千秋仁政梦，仍然似梦又如烟。

2003年第10期 彭真在社教运动中　作者：章学新

草拟“五反”指示

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通过城市“五反”、农村“四清”逐步推进的。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彭真遵照中央指示，主持起草开展城市“五反”运动的文件。这时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工矿企业中生产秩序混乱，劳动纪律松驰，浪费严重；集贸市场开放后，有人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彭真首先深入到北京石景山、门头沟等工矿企业进行调查；11月底后，他多次召集国家计委、经委，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商议。他慎重地说，全国万元以上的经济案件25万起，虽然已处理了5.8万起，因为没有发动群众，震动不大。我们10年没有搞“五反”了，“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比拿定息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还多。中央考虑要开展一次运动，但又担心会分散领导精力，影响生产。是否先搞一段增产节约，然后转入“五反”。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

1963年1月中，邓小平审阅《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草案）后，认为“大体可以，但需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2月12日，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着重说明三点：一是开展“五反”运动的必要性。他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工矿企业中有的干部对“三面红旗”发生动摇，有人甚至利用权力，破坏制度，搞特殊化，发“困难财”。据中组部估计，1600多万干部中，大约有400万要在运动中“过关”；认为“五反”实际上是“经济上的反修防修”。二是运动的目的是整风，人民内部矛盾要加强教育，解决思想问题，集中力量打击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分子。三是有没有顾虑？他坦率地说，我和小平同志就有，一怕耽误生产，二怕打击面宽，事后又得甄别平反。

“五反”指示文件反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谨慎态度。尽管文件把运动定性为“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把三年暂时困难时期由于生产下降，物资匮乏所造成的经济生活中的混乱现象和其他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但在实际做法上，文件吸取了50年代“五反”运动和反右倾运动的教训，强调从增产节约入手，自始至终抓住生产这个环节；运动的范围限于县（团）以上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合作社营企事业和物资管理部门以及文教部门；在反贪污盗窃时，“不要主观地规定指标”，“一般不采取群众大会斗争的方式”；对人的处理“不要急于作结论”等等。

稳妥地指导贯彻《前十条》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没有讨论农村“四清”问题，但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警示，说：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是从上一代孕育的，斯大林有功劳，有错误，赫鲁晓夫利用了斯大林的错误。我们现在怀的什么胎？他向会议推荐了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河北农村整风整社的“两个好文件”，之后，陆续批发了山西昔阳干部参加劳动、河北保定农村“四清”（清库、清账、清财务、清工分）、华北农村建立贫下中农协会等典型材料，以及宋任穷建议向农民及青年进行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的报告。这表明，为了从母胎里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毛泽东决心在农村发动一场“不比土地改革简单”的革命运动。4月底，他通知彭真和各大区第一书记集中到杭州，参加小型工作会议，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

如何把毛泽东酝酿已久的这场革命运动的构想形成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呢？彭真缺乏精神准备。但是大家还是希望有一个纲领性的中央文件。

5月7日，毛泽东看了彭真主持起草的第一稿后，开始在会上讲话，到12日为止，共讲了4次。

毛泽东指出：文稿不够严肃，不够尖锐。没有抓住要点，没有提到理论高度；要点就是阶级斗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依靠贫下中农。接着他批评各地领导，十中全会后，三级干部会开了，文件泛泛地传达，方法不对。第一书记没有下去抓试点，所以问题看不到，抓不住，牛鬼蛇神抓不出来。关于阶级斗争，毛泽东说，八届十中全会后，他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和河北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阶级斗争。其他的人不讲。他援引《红楼梦》中冷子兴揭示贾府的话说，“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农村十年来未搞阶级斗争，土改时搞过，但有的地方是和平土改，“三反”、“五反”是在城里搞，人民公社六十条又没有讲阶级斗争。斯大林1936年宣布消灭阶级，他吃了亏，不该动阶级基础。他是依靠法律制裁，不依靠群众制裁。关于依靠贫下中农，毛泽东说，贫下中农大体上占50%—70%，如果组织起来成为中心，可以带动起来。关于干部参加劳动，他说，干部不参加劳动，就和旧社会的保长差不多，修正主义就有了基础。

这以后，毛泽东把修改文件的任务交给了陈伯达。经毛泽东反复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简称《前十条》）于12日晨完成。文件宣称：“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而许多同志“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毛在前言中写了一段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的哲理，告诫全党，若不搞阶级斗争，“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言重意切，耳提面命，把中国农村的问题估计得非常严重。

会后，彭真表示：自己的思想总的是跟不上，一方面跟不上毛主席，一方面跟不上群众的先进经验。为了加深对农村形势的了解，从5月17日开始，彭真起程先后到河北、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等八省，和西南局、西北局、省、地、县各级包括在基层“蹲点”的干部，开座谈会，直接听取他们对农村情况的反映。7月4日，他将沿途调查所得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题为《有关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五反”等若干问题的报告》，从实际出发，坦诚上报：

第一，对于阶级斗争的状况，他据实写道：阶级敌人“明目张胆的反动活动毕竟是少数”，利用隐蔽手段，篡夺或操纵、影响的社队，各地估计不同，“有的地方说百分之十左右，有的说大约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也有的地方原来估计有百分之十五，现在估计有百分三十左右”，因为运动尚在初步开展，“确切情况还没有摸清楚”。彭真认为，当前斗争的复杂情况是“阶级斗争延伸到党内和人民内部”，“敌我矛盾、人民内部一般性错误和两条道路纠缠在一起”，而有些干部“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摸了试点，“兜了敌情”后，“没有准备好甚至根本没有准备就想大干”。因此，他向中央建议“要防止急躁情绪”。他曾对湖南省委领导说：“毛主席的结论，阶级斗争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纲，也包括预见，现在他下了决心，但搞的时候要稳当。”又对广西的领导人说：“不要冒冒失失，一着急，帽子也戴了，结论也作了，但没有解决问题。”

第二，“防止三个方面发生偏差”。即正确对待中农，正确对待工作人员中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子女和犯错误的干部，如不注意引导，“在运动高潮中很容易打击面过宽而又打不准敌人，甚至把阵线搞乱”。

对上中农，彭真明确地写道：“上中农虽然有两面性，但这个阶层是我们的朋友，决不是我们的敌人”，在好的和比较好的社队中，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公社集体经济的，表现是好的”，即使他们有缺点错误，“也不能像对待地富、反革命一样斗争他们，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但有的地方“已经提出打击‘单干头’、打击‘暴发户’的口号，分了‘暴发户’多余的粮食”。在向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干部作报告时，他说：仅仅因为单干，不应打击上中农，“因为我们的法律没有规定单干非法，只能同他们竞赛”。

对基层干部，彭真说犯错误的比例“相当不小”，但错误的轻重大小不同，“现在有些地方在动员、建立贫下中农组织时，不是把主要目的放在对付阶级敌人、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方面，而是放在对付干部方面，因此造成干部同贫下中农的对立情绪。”至于地富和资本家的子女，彭真在调查中发现，他（她）们通过婚嫁，已逐渐改变了阶级地位，运动中不应“厌恶和仇视”他们，应根据他们的表现，“分别进行斗争或团结教育工作。”他对广西的干部说：“现在的地富是土改时划定的，十多年来不能说都没有改造好。他们的子女难道比地富本人还难改造吗？主要看本人表现。”

第三，“派工作组下去和依靠原有组织问题”。彭真肯定，农村的基层干部“总的方面说，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可以教育好的”，这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基础”，因此，一般情况下“应该领导、教育并且基本依靠原来基层的组织和干部进行此次运动，并在运动和斗争中，改造、提高他们，加强、健全基层组织的领导。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党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

在一场被毛泽东视为“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已经揭开帷幕时，彭真敢于从实际出发，坦诚上书，是难能可贵的。这份报告，彭真7月5日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及李富春，并建议送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志阅。20天后，中央办公厅以《中央收文》印发。因为《前十条》有些规定不具体，9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由谭震林主持起草，11月14日刘少奇批准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与既定方针的差异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有两大担忧：一是援越抗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危险；二是中国出修正主义。对于前者，中央决定建设三线工程，加强战备；对于后者，毛泽东说：我看我们的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3页）。刘少奇在会上作反修报告，强调要在全国范围经常开展“五反”、“四清”运动，才能防止出修正主义。他批转了甘肃白银厂夺取领导权的报告（1979年已平反）。会议还介绍了陈伯达在天津小站地区农村夺权的“经验”。刘少奇后来对人说：现在党内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向毛主席汇报后，他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杜会主义教育运动向“左”推进：一是8月初，中央成立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统一指挥；二是城市“五反”、农村“四清”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部署，点面结合，加快进度；三是由刘少奇负责修改一年前由他主持通过的《后十条》规定。为加强文化领域的斗争，中央成立五人小组，彭真任组长。

8月16日，在广州修改文件的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把省委和县委派出的工作队，统一集中到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即所谓大兵团“打歼灭战”（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99页）。19日，刘又致函毛泽东，建议转发王光美主持搞的河北抚宁县卢王庄公社的《桃园经验》，要点是由工作队领导运动，先搞扎根串联；基层组织和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四清”内容扩大为清政治、经济、思想、组织等（见《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00页》）。对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毛泽东是支持的，只是在大兵团作战搞人海战术这一点，不完全同意。因此，他立即通知刘少奇回京，召开大区书记会议，研究刘主持的《后十条》修改稿，“越快越好”。

8月29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大区书记会议，会议只开了4天，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稿）》，讨论了《桃园经验》，部署了今冬明春的“大会战”。《后十条》修正草稿虽然也规定了一些政策界限，但文件明确告诫工作队员：“决不要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规定，变成妨碍发动群众、束缚自己手脚的清规戒律。”

彭真对抛开原有的基层组织和干部，不加区别地强调在工作队领导下夺权的做法是不赞成的。9月1日，会议最后一天，彭真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说：（一）说农村基层组织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是大概的估计，具体情况要分析：一是和平土改地区，补民主革命的课是必要的，有的干部有缺点、错误，但没有蜕化，经过教育和帮助，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的是少数。（二）工作基础好、干部和党一条心的基层组织，运动中工作队一定要经过他们；只有被坏分子掌了权，问题很严重的组织，才可以把原有干部甩在一边。我们总要估计好人是多数。（三）工作要细，打击面窄一点好；一不要打人，二对犯错误干部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处分的人多了，急了，对工作不利。（四）阶级异己分子要清洗（邓小平插话：就是对阶级异己分子，也有个政策问题。逃亡地主，混入党内的要清洗；如入厂矿当工人，搞了十多年，表现也不坏，可不可以保留工职！？）。（五）生产要有所提高，不能下降。

彭真的意见，虽然和会议的既定方针有差异，但在党的会议上，他光明磊落，履行党员的政治权利，尽到了党员的政治责任。这是党性的表现。

9月18日，反映“新的经验”的《后十条》修正草案下达，全国农村大兵团打歼灭战的社教试点开始。

努力纠正通县会战的错误做法

10月5日，北京市郊通县地区社教大会战打响，两万多工作队员络绎进村。这支队伍，包括北京市委从各机关部门抽调的干部、中央机关下乡“蹲点”的干部，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工作队分布在通县地区42个公社，平均每个队员联系5家农户。

通县地区1963年按《前十条》经过“四清”后，排队、分类，工作好的和比较好的生产队占84%，三类队仅占16%，而593个三类队中，领导班子不纯的仅占1.7%，涉及64人。集体经济是巩固的，从1961年起，连续3年丰产，1962年产量已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彭真认为这时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是落实政策，用政策教育干部群众，总结经验，把生产搞上去。

通县会战开始后，10月15日，彭真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通县地区工作队人数太多，势必发生包办代替，要防止发生（地表）径流。工作团总团部即抽调一部分工作队员，到顺义、朝阳和通县城关的136个企事业单位，开辟新的社教试点区。经过“疏散”，在农村的工作队员每人联系的农户由五户调整为八九户。

同时，总团部根据北京市委指示，提出工作步骤是从宣讲中央文件入手，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对于工作基础好和比较好的一、二类生产队，应以公社为单位，召开三级干部会，教育、动员干部“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和贫下中农一道团结对敌。问题突出的生产队，则由工作队领导，发动群众开展阶级斗争。这种做法是从通县实际情况出发的，但显然有悖于《后十条》修正草案所提倡的对原有的基层干部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由工作队领导夺权的做法。两种做法，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分歧。翟里和高各庄生产队的工作队，在陈伯达的指导下，搬用天津小站夺权的经验，抛开原有组织，“在斗争中发动群众”，“树上有枣没枣打三竿看”。事情反映到彭真那里，他说：“一切从生产队的实际出发，总团不要给框框。”

新的文件下达后，全国有110万干部参加试点地区的工作队。为了强化由工作队领导下打歼灭战的做法，10月2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11月13日，经毛泽东、刘少奇等同意，中央又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一时各地试点单位夺权成风，乱斗干部，破坏政策，使群情不安。

北京城乡的试点单位，同样出现混乱局面，最突出的是翟里和高各庄的工作队，他们对通县劳动模范、县人民委员会委员、高各庄生产队队长窦子祥进行残酷斗争。工作队不顾县委对窦的政治历史已有的审查结论，给他扣上“假党员”、“新恶霸”等帽子。组织游斗，捆绑体罚，隔离审查，查封家产，组织展览。陈伯达还特地来到通县翟里大队，充分肯定高各庄的做法，要工作队“互相学习”。此后，乱斗干部之风蔓延，对窦子祥的斗争则进一步升级。12月26日，高各庄大队召开斗争会，把县委书记刘拓作为窦子祥在“县上的根子”，拉来陪斗。斗争会后，窦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总团部虽不同意这样做，但工作队打着陈伯达支持的旗号，有恃无恐。影响所及，通县地区44个分团中，有35个出现打人、罚跪、捆绑、熬鹰和家属陪斗等违法行为，有70人被迫自杀，死50人。在北京市区同样如此，北京大学集中了260多名工作人员，抛开学校党委，正副书记7人有5人挨了斗，总支书记20人有18人挨了斗，“罪名”多是政治历史、思想观点和生活方式问题。工矿企业中，因工作作风、男女关系被斗自杀者，不断发生。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小型工作会议，各大区书记在汇报中，纷纷反映“情况越摸越严重”竟无人指出“左”的错误，毛泽东因此说：“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工作会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么！”（《杨尚昆日记》〈下册〉，第464页）

2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主持起草的会议纪要不满，批评说：一是政治上“右倾”，把社教运动定性为解决“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忘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二是方法上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由邓小平、彭真及陈伯达参加进行修改，内容由17条增加到23条，于1965年1月14日下发，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实事求是，化解矛盾，促进团结

在贯彻《二十三条》过程中，为统一认识，纠正偏向，化解工作队与干部、群众之间，被错斗的干部和斗人的干部之间的矛盾，彭真积极而审慎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1月20日晨，彭真致信毛泽东，要求当面请示：一是以《二十三条》精神总结经验教训，把“目前已经冒头和正在蔓延的浮动乱斗情绪，导入正路，或先把它停下来”，不追究责任。毛泽东说：就怕有人（把文件）装在兜里，不给人看。按毛的指示，彭真立即电话通知各大区，在群众中宣读文件，连夜印成大字布告，公开张贴。二是纠正社队、厂、校的工作队把原有干部“扔在一边的做法”，“比较自然地转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三是对工矿中的工段主任、班组长，建议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说服教育他们主动改正缺点、错误，不使打击面过宽。四是在知识分子中开展“四清”，要抓大是大非，成分、出身、历史问题“不能作为主题”，重在表现。五是城乡划阶级，彭真建议，农村只划两头，地富和贫下中农，中间不划。毛泽东说：把敌人划出去。要把多数地富反坏改造成新人，表现好的你还开除吗？！把好人坏人都划，是繁琐哲学。知识分子中不划阶级，看表现。表现从工作队进校时算起！查三代，过去就否定了。毛泽东和彭真面谈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常委在座。

1月21日、23日，彭真分别向中央机关副部级以上、国家机关党组副书记以上干部和出席北京市委扩大会议的干部，传达《二十三条》和毛泽东的指示，其中有的干部是在北京通县地区“蹲点”的领导。他告诫大家要以《二十三条》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左”的偏向。他说：据李先念提供，全国已经完成征购粮食750亿斤，棉花2800万担，进度比哪年都快。事实证明，我们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这个事实“不仅是理论上而且作为方针也是有根据的”，可是，通县地区的工作队，不调查，不顾三大纪律，乱斗基层干部，施行体罚，甚至未经检察机关批准关押、抄家，“这不是表现我们能力强，而是无能”。从井冈山时代起，毛主席就反对打人，而“我们的高级干部竟以为打人就是革命”。他一面批评工作队，一面公道地说：“不论哪个工作队的问题，我们领导都有责任”，“因为我们没有领导好，或者有些规定不完全妥当”。他诚恳地说，对原有的干部，从县委到生产队，凡是错斗的，“我代表所有的工作队赔不是。你们可以转达，我们负责。”至于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他们应当到一定范围的群众中去检讨。他现身说法地说：欠了账是要还的。在延安整风时，他在“抢救运动”中也犯过扩大化的错误，几经检讨还有人不满意。他敦促工作队员要站得高一些，不要“顶牛”，而要主动检讨，促进团结。

1月25日，彭真在通县地区有11.3万人参加的广播大会上发表讲话。参加会议的是社教试点地区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县、社、队干部和工作队员，中农代表和少数地富子女，以及干部家属和有关的职工，浩浩荡荡，设有61个分会场，把党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给群众。

广播大会后，市委决定趁热打铁，将试点地区的两万多名县、区、社、队干部集中到通县，在不斗、不追、不逼的情况下，自觉交代问题，放包袱。三天后，召开大会，对坦白较好或有立功表现的贪污、盗窃分子，宽大处理，有的不戴帽子，有的免于刑事处分，有的建议当地群众在退赔上予以减、缓、免，体现了政策。4天之内，共有12000多人交待了大小问题，包括贪污、盗窃的粮食54万斤，现金22万多元，为解放大多数，实现团结95%以上的干部创造了条件。

彭真又和中央各部门“蹲点”的领导人和工作队分团以上干部座谈。他说：春打六九头，过几天地化冻后，该动手生产了。工作队回村，一要把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干部解放出来，该作结论的作结论，该退赔的定出计划；小事小非，由他们自己向群众赔不是，总之要化解矛盾。个别顽固的，留待以后处理。二要整顿组织，抓生产队和党支部的领导核心。新班子，要政治好，又要懂生产。三是再次叮嘱工作队，他说：我在大会上肯定工作队的成绩是应该的，因为《后十条》修正草案是中央文件，工作出偏差，责任不在工作队，但是两个十条都没有说可以打人，所以工作队不要持形而上学一贯正确论，该检讨的要检讨。

经过近两个月紧张工作，通县地区的干部群众，在《二十三条》基础上，团结起来了。3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北京通县转得比较自然，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的报告》，同时，把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录音报告批发全国各地。窦子祥的问题，5月初，市政法部门和总团部宣布：“假党员”、“新恶霸”均不能成立，应予释放。1965年，北京全郊区农业粮食总产达到11.9亿公斤，比1964年增产2.2亿公斤。

彭真坚持实事求是，依据《二十三条》扭转了通县四清的混乱局面，纠正了“左”的偏向。耐人寻味的是，《二十三条》在政治上提出了更加“左”的内容，这就是“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文革”前夕，彭真敢于在毛泽东面前，一再坚持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成为他“翻身落马”的近因，以至身陷囹圄，蒙冤12年。他虽然无力回天，但他的实事求是精神，益发显现光彩。

（责任编辑洛松）

2003年第10期 袁文才的功过是非　作者：晓　农

袁文才原是绿林头领，在共产党的感召下，毅然投身革命。在秋收起义遭到失利的危急关头，他深明大义，洞开山门，迎接毛泽东及其部队上山，为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别人无可取代的功勋，本人成为湘赣边界党、政、军领导人之一。其后，由于党内外的诸多复杂因素，袁文才成为党内最早（1930年2月）被错杀的人物。对于他的评说，不尽一致，褒贬各有。而纵观其一生，究竟功有多大？错在何处？

袁文才早年读过中学，不堪忍受官府豪绅的欺凌，被迫上山投靠绿林“马刀队”。由于他胸富韬略，颇晓世故，很快在“马刀队”崭露头角，成为首领之一。1926年夏，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等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宁冈领导群众斗争，以响应北伐革命。这些党员们于实际斗争中意识到：要推翻代表北洋军阀利益的县公署，没有掌握一定的武力是不行的。他们几经计议，鼓动北洋县长对“马刀队”实行招安，然后利用刘辉霄、刘克犹等与袁文才的同学关系，多次进行劝说，晓以利害，终于使他率部下山，编为保卫团。不久，北伐军由湘入赣，猛攻南昌，北洋军赣西驻军抽调参战。党支部趁此机会，动员袁文才率部起义，消灭了反动地主武装清乡局，推翻了北洋县政府。从此宁冈的革命斗争局面大开，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袁文才的队伍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湘赣边界，袁文才率部退守茅坪，抵御住了国民党军队和豪绅武装的进犯，保存了80多支枪。宁冈的党组织也得助于袁部未受到损失，不少党员以茅坪为藏匿地坚持斗争。是年的7月，永新的右派力量收买土匪武装袭夺县城，将县委、县农协的80多名党员干部抓起来投入监狱。袁文才接到这些党员从狱中传出的求救信，连夜联络好友王佐，一同率部奋力攻陷永新县城，救出了这些同志。随后，永新县委带领百余人随袁文才来到茅坪暂避一时。

如果说，争取袁文才带领绿林队伍投在革命一边，为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的话，那么，在秋收暴动遭到失利的紧急关头，袁文才毅然打开山门迎接毛部上山，从而开创了我党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其功勋更是不可低估。

毛泽东是在秋收起义连连受挫，军力由起义时的6000余人锐减为1500人的严峻情势下，决定放弃原定的战略计划，按照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的指示而转兵井冈山的。他耐心地说服了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俊等人，率领部队从莲花县城向永新进发。军至三湾，毛泽东让部队停驻下来，一方面写了信派人送往宁冈茅坪，另一方面下大力气整顿部队，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建在连上的原则。

当时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一千余人，且“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兵方面，正弄得‘救死扶伤不暇’”，毛泽东深知在没有取得袁文才的同意之前，是不能贸然进驻井冈山的。袁文才如果是一个心胸狭隘、毫无卓见的草莽英雄，一口将毛部拒于山外，工农革命军也是无法可施的。倘若井冈山不可立足，一定转往他地，这样，也就没有其后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了。

袁文才深明大义，听说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率部而来，思想上大为兴奋，表示支持毛泽东在井冈山实行武装割据，并通过派去接头的代表陈慕平表达了这一立场。毛泽东见半个月来为之担忧、为之殚精竭虑的部队落脚点问题有了着落，心头如释重负，第二天就率部开到宁冈的古城。毛泽东在古城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确定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略，把个人的意愿变为党的决议。会议结束的翌日，毛泽东来到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晤谈，落实了安家茅坪的事宜。袁文才答应包揽毛部的粮饷供应，帮助设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下家来，袁文才予以了最大程度的帮助。首先是保证军粮及其他生活物资的供给，将宁冈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集中到茅坪，每天十几个农民为之砻谷筛米。接着，派人协助工农革命军建起了医院、留守处、修械所、被服厂等后方机关，使之有了一个简单而又不可缺少的家。袁文才毫不犹疑的大度之举，无疑对争取王佐队伍创造了有利条件。向来对袁言听计从的王佐，原先那种固有的戒备心理迅速消除，转为诚恳地接受共产党、红军的领导。

在军事上，袁文才及其部队为打破敌人的频繁进剿，巩固红色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袁文才率领的已成朱毛红军主力之一的三十二团，官兵们都是本地人，谙熟地形民情，惯于爬山，枪法准确，常常在战斗中独挡一面，甚至出奇制胜。以1928年6月23日的关系到根据地存亡的七溪岭战斗为例。战前，袁文才率领所部潜伏于敌前沿指挥部白口村的后山，待战斗最为激烈时，突然从山上杀下，捣毁了敌指挥部，又赶到老七溪岭，在敌军背后发起袭击。敌军顿失指挥，又腹背受击，在二十八团的反击下败退下去。接着，袁部与二十八团又增援新七溪岭，配合二十九团打垮敌人。此次战斗的战局异常危急，几次将为敌所败。战后，敌师长杨如轩说：“匪势将溃退，忽有匪军一股绕袭我军后方，致使后方部队突被冲破，而行退却；前线部队旋受牵动，卒归败退。”由此可见，袁文才率部袭夺白口，的确在关键时刻扭转了战局。

湘赣边界武装割据的洗礼，使得袁文才政治上更趋成熟。他服从前委、特委的领导，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竭尽忠智，贡献卓著。基于这一点，袁文才受到了器重和信赖，历任前委委员、特委委员、红四军三十二团团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参谋长的职务。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将他家列为“我们的永久通讯处”。

毛泽东、朱德诸人在井冈山营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从理论和实践上为革命辟建了一条正确的新路。而袁文才在当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可否认和不可低估的。诚如一些老同志所言：“三湾改编后的工农革命军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支持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站住脚。”（熊寿祺1963年语）陈伯钧也于1960年谈到：“那时是革命低潮时期，不靠袁文才、王佐，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武装斗争，没有井冈山就无法生存。在井冈山一年多渡过了革命的难关。”同样地，国民党反动派和湘赣边界的豪绅阶级，对袁文才是恨之入骨的。他们在给江西省政府要求进剿的报告中写到：“湘赣不靖也，推原始无袁文才不能勾引毛泽东，无毛泽东焉能结合朱德？”38名土豪的联名信中写道：“朱毛所以在地邑数年，以宁冈为策源地，欲发展其共产政策，以有袁文才、龙超清诸匪为主导也。”1929年1月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井冈山，在城乡四处张贴的“共党渠魁悬赏令”当中，袁文才的名字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平列在一起，其“花红”是同样的“三千银洋”。

袁文才有无过失？当然有之。而过去留下来的一些历史材料，过分地夸大或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他的错误、缺陷，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后人对他的看法。以几则材料为例。红军刊物《红旗》1930年5月刊文：“该二匪（指袁文才、王佐，笔者）对于建立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实行土地革命，反对盲动主义等，一概反对。在外仍然恣意大烧、大杀、大抢。”红五军军委在1930年3月的一份给中央的报告中，则这样写到：“袁王公然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派其党羽来红军拖枪投诚……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赣边界五次大会上，手持卜子枪叫独立等。事后并发现勾结茶陵等县的土豪劣绅，想另找出路。仇视外地赤卫队的兵士，自过起花天酒地的山大王生活，不但三妻六妾，可以说井冈山上的美色女子，没有一个不受其奸淫，其罪恶实不可胜数。”

以上所述，实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味道。殊不知，毛泽东对袁王曾作出充分肯定：“他们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以来，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时期，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即使毛泽东与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袁王仍然同以前一样，是忠心于革命的。问题在于当时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人，不但不能像毛泽东、朱德那样正确对待他们，反而把他们当成敌人。邓乾元在《湘赣边界工作报告》中写道：“足以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个势力就是土匪。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

袁文才的错误、过失体现在哪些方面？依据现有的史料，能作以下几点判断。

首先是从赣南私下逃跑回家，即开小差。1929年1月中旬，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四军主力出发赣南，行至广昌县的苦竹坪，他不向毛泽东等人打招呼，只把一张条子放于军部桌上，便带着心腹谢楼标、刘天林等6人离开营地逃跑。此举无疑属于临阵脱逃，是极大的错误。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除了袁文才对于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最主要的是在前委秘书刘辉霄处看到“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府组织问题决议案》，心中震骇不已。因为决议案讲到：对于土匪的关系，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袁文才在思想上激烈斗争了几天后，那种害怕共产党政策变化的心理占了上风，于是私下逃回井冈山。

不能正确对待土客籍争端，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亦为袁文才一生中的失误之一。边界各县历来分为土客两籍，历史上的怨仇甚深，互相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就是毛泽东在的时期，也形成过“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种界限分明、争权夺利的情状。作为客籍民众领袖的袁文才（也包括土籍的领袖人物龙超清、王怀、朱亦岳等人），不能正确地对待问题，时常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着维护本籍的利益，卷入在党内、民众之间的争斗中，为一些事情伤和气、伤感情，严重影响到双方的团结。这样的例子很多，如在分配土地、确定打土豪对象、进行政策决定、党政职务任命等等，袁文才均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还有一个处理罗克韶事件欠妥的问题。罗是湘赣边界三县的反动民团头领，拥有数百支枪，并有一个小型的兵工厂。袁文才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即把罗克韶抓到手，先以礼待之，把罗的兵工厂掌握过来，为红军造枪、造子弹，到时候视其表现再决定是杀还是放。这时候，袁文才与边界特委的负责人龙超清、谢希安等人业已交恶，关系变坏，便没有将自己的打算向特委报告，更不用说取得批准，就擅自行动，将罗克韶抓来后在新城为其置酒压惊，予以优待。这一做法引起了特委的怀疑，使得豪绅阶级乘时造谣，说袁文才勾结罗克韶反水。正是对这一问题处置不当，成了袁文才被杀的导火线。因为特委认为不诛除袁王，就要被“反水”的袁王所消灭，只有以军事阴谋抢先下手。

末后一点是袁文才遗有一些绿林习气。这不仅表现在生活上的散漫，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意气方面，包括那种天下老子第一的脾性，对不顺心的人不加团结，直露一种即使错了也宁愿错到底的蛮性。这些对于搞好党内团结妨碍甚大。

由于年代和环境不同，袁文才与许多的历史人物一样，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错误、过失。对于这样一个从绿林头领成长为红军将领的人，后人既不可苛求于他，也不能为之偏袒，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的来说，袁文才的一生，革命功绩远远大于过失。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3年第10期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之死　作者：王锡堂　谢协农

张经武一生，夺关斩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立下过赫赫战功，却惨死在“文革”关隘，至今连骨灰也未找到。

支持一派，落下东躲西藏

1966年初夏，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刚从“世界屋脊”西藏回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不到一年的张经武，出自对伟大领袖的忠诚，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当年盛夏，他在中央统战部接见前来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家乡炎陵县红卫兵时，还谆谆地对他们说：“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然而，运动的发展并非他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中央统战部内很快出现了三派群众组织。他们都打着“革命造反派”的旗帜，称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派。在一段时间里，张经武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派。

不久，中央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求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和红卫兵小将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张经武感到彷徨不安，他终究到统战部不久，情况不了解，仍然不能随便表态支持哪一派。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分管统战工作的领导同志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派。按照过去思考问题的方式，张经武认为这不会再有错，当即也作了支持的表态。谁知这一表态，便铸成了大错。

支持一派，就必然要得罪另几派。一个夜晚，他们闯进了张经武家，想把张经武抓起来。但被支持的一派事前得到信，早已把张经武藏了起来。

先躲在颐和园介寿堂，最后到了保定。同去的还有张经武妻子杨岗的侄子杨汉生。这中间曾想到四川去找张国华，去山东找杨得志，又怕路远万一总理找，一时赶不回来。

住在颐和园介寿堂的那天，是9月4日。那天，张经武同几个造反派进行交谈。交谈中，必然议论“文革”的形势，确实也涉及到了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尽管群众组织的几个头头说得多，张经武很少插话，但事后不久，“文革”领导小组知道了，把这次介寿堂谈话定性为“黑会”。张经武是“黑后台”，这成了张经武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一大“罪状”。

9月21日凌晨2点，周恩来接见统战部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谈及张经武的近况，对于他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并同他们的头头躲起来的事，自然有批评和责备。但从话语中，使张经武感到更多的是关心、照顾。

事后他从保定回到了北京。随即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处境，并谈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这封信通过杨岗的侄儿杨汉生送到了中南海。不久，周恩来把张经武接进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的日子是比较平静的，每天除了看报、听广播，张经武并没有事情可做。他那一颗难以平静的心，总惦记着统战部工作和运动进展情况。

知夫莫如妻。杨岗知道张经武在想什么，因而时常把有关情况写成纸条，藏进给张经武送去的饭盒里、面包中。谁知，这事很快被人发现，并报告了江青。

在中央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突然责问周恩来：“张经武是你保护起来的吗？”

周恩来还没有作任何回答，江青又接着说：“张经武在中南海很不老实，他老婆经常给他传递秘密情报，专与文化大革命对抗，这样的人就该到运动中去烧烧。”

江青发难，统战部的另几派群众组织更是火上浇油，要求张经武回统战部参加运动，接受批判，总理最后也只好同意。

张经武离开中南海时，周恩来有过明确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许在小范围内批判，不许开大的斗争会，同时要保证张经武的生命安全，管好他的生活。然而，在当时中央政治局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又有几个人会听总理的？

张经武回到统战部，一直受人密切监视，尽管他小心翼翼，却动辄得咎。

一天张经武正在统战部大院看大字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舅舅”，他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外甥叶知秋。二人难免互相问候几句，最后张经武对外甥说：“告诉家里人，不要担心，毛主席是会说话的。”

就这样一件事，被人说成是秘密串联，订立攻守同盟，批斗随之升级，常常打骂、罚跪。不久，张经武被送到西郊半壁店监视起来，继而又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部干校改造成的临时监狱。

“罪状”三条，均为“莫须有”

“文化大革命”中办案，常常讲“上挂下联”。张经武与贺龙共事八年之久，并曾是他的得力助手，林彪、江青等要打倒贺龙，张经武自然逃脱不了被打倒的命运。从1967年开始，张经武便身负“三大罪状”，被“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案审查。

“罪状”之一，抢档案事件的黑后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传到北京，1月14日晚，全国政协机关的一派群众组织夺了“全国政协”领导的权，消息传到统战部，张经武表态支持的一派，派人去政协支持另一派反对夺取，并于当晚将政协的档案转移。第二天（即1月15日）凌晨，他们又以保护档案、不让对立面“抢走”为名，将统战部的档案接管并转移。为此，两派组织发生了激烈争吵。

事后，越传越玄。如说统战部领导有人指示冲档案室，抢走了27箱档案材料；更有甚者说，有一批绝密文件，是海外重要统战人士、特工所写的信件，已落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手中，结果使一些我党在台湾的高层人士被杀害等等。

“张经武专案组”在审查“抢档案”事件中，尽管多数当事人实话实说，说张经武根本不知道此事，却没有人相信。他们只听信这里面的一个人为开脱自己责任而编造的得到张经武支持的口供。

“专案组”对张经武进行了两天两夜的车轮式审讯，要他交代支持抢档案的“罪行”，并从审讯笔录中东挑一段西摘一段，编写了一份“张经武自供”，叫张经武签字。

张经武看后，拒不签字。他说：“我干了这么多年的领导工作，还在军委办公厅、主席办公厅工作过，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机密吗？难道还会支持他们抢走党的机密？”

审讯者申斥张经武：“抢档案的一派组织是你支持的，你和他们穿的是一条裤子，不是你支持他们抢走档案的是谁？”

张经武继续和他们讲理：“毛主席说过，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我是表态支持过他们的组织，但我没有支持过他们抢档案。”

张经武由始至终，没有在这份“自供”上签字，专案组也只得不了了之。

“罪状”之二，历史不清的假党员。

在审查过程中，张经武于1968年3月3日向专案组写了一个《自述》，其中谈到入党问题这样写道：“1930年4月由河南沪案后援建国军军官学校军需姚日蒸（上进），江西上饶人，政治教官管梓材介绍入党，并由三人组成校委会，我任委员。”

这与他较早时候所写的材料不同。1940年填写的《履历表》和12月张经武撰写的《自传》中都说：“1930年4月于河南许昌经姚上进（日蒸）、刘同德两人介绍入党，候补期三个月。”两者主要的不同是，前者介绍人之一为刘同德，后者介绍人之一为管梓材。

专案组没有查到张经武1940年12月写的《自传》，便按照他写的《自述》到南京档案馆和南京监狱查阅档案，找到了管梓材一封给张经武未发出的信，得知姚日蒸已经去世，管梓材还活着。他们找到了管梓材，管梓材说：“那时我连党员都不是，怎么能介绍他入党呢？”

张经武这一记忆上的错误，使专案组的人如获至宝。他们认为抓住了重要突破口，随即对张经武进行突审，逼他承认是假党员。

张经武当然不会就范。他辩解说，几十年前的事，具体人、具体的情节，可能记忆有误。我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千真万确的。

“罪状”之三，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在西藏的忠实执行人。专案组在抓张经武现实问题（档案事件）、历史问题（入党介绍人）的同时，视线一直盯在所谓黑线人物问题上。专案组多次审讯，要他交代在西藏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张经武十分明确地回答：“去西藏，是毛主席派我去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去西藏前，毛主席还找我谈了两三个小时。西藏工作的大政方针，也是毛主席定的，是西藏和中央双方谈判定下来的，我执行的都是毛主席的路线。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毛主席。”

专案组审不出结果，又以“打态度”为名，体罚张经武，逼他写出“交代”。几个晚上过去了，专案组给他的稿纸上，他一个字也没有写。张经武成了抗拒“文化大革命”的典型。

一天，专案组的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关押张经武的房子，大声吼道：“张经武，你老实交代想当总理的阴谋！”

张经武为这突如其来的责问，开始一愣。随即冷笑了一声，几分幽默地说：“你们不觉得这种说法太荒唐吗？我张经武还不敢有这种野心呐！”

来人拍拍公文包说：“这是我们掌握的材料，你还不老实交代？”

张经武苦思冥想：他们手中有什么材料说我想当总理呢？无非是说我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最大罪名就是反对周总理，反对周总理就是想当总理吗？

张经武根本想不到，专案组掌握的“材料”，竟来自他的夫人杨岗。

原来在张经武被抓的同时，杨岗被关进了秦城监狱。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使本来身体就很虚弱的杨岗精神失常。她哭，她叫，可专案组并没有因此而放过她。他们采用诱供、逼供的办法，迫使她根据专案组的需要，写了一份张经武的材料。材料中说，张经武参与了贺龙搞的“二月兵变”，兵变成功后，贺龙当主席，张经武当总理。

张经武渐渐悟出了真相：专案组诱逼精神失常的杨岗写出假材料，再拿假材料来诬陷张经武。张经武不禁冷笑说：“说我想当总理你们太抬举我了，我参加革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这只能说明，伪造材料的，是一伙卑鄙无耻的小人。”

刚强不屈，蒙冤逝世狱中

“文革”以来的所见所闻，监狱生活的心感身受，使张经武有了越来越多的思考。“文革”开始一直“紧跟”、生怕掉队的张经武，开始怀疑这场运动的目的和性质。这难道是毛主席说的反修防修的大革命吗？越来越感到自己在被人愚弄、陷害，他开始用沉默来表示抗争，凡是专案组要他交代问题，他都不再理睬。

越是这样，江青、林彪一伙越认为他不老实，回答他的是越来越多的严刑拷打。在那时的恶劣环境中，张经武想见毛主席、周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连他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每一封信，都被专案组扣下不准上送。

张经武感到绝望，一天，他趁看守不注意，一头朝暖器管上撞去，顿时，鲜血直流……

幸亏没有造成更严重后果。但是张经武与看守员的关系更紧张了。张经武埋怨扣压他写给毛主席、周总理的信。看守骂他是“老反革命”，没有资格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

张经武说：“告诉你，我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你们残害老干部，才是反革命！”看守说：“你这个老反革命还敢骂人？”

双方由对骂发展到对打。已是年过花甲的张经武，哪能打得过年轻力壮的看守？他一只胳膊脱臼，另一只被打得骨折。

抗争没有用处，性格刚强的张经武采取另一种斗争方式———绝食。炊食员每天送来饭菜，他都喊：“你们查不出我什么问题，就放我出去；你们不放我，我就绝不吃你们送来的饭菜。”

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张经武一直坚持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专案组一直不向上面如实汇报张经武的情况。直至第八天，即1971年10月27日，张经武出现心力衰竭和休克现象，专案组才把他送三里屯附近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抬进医院时，张经武的呼吸和心跳几乎全没有了，血管也已干瘪得难以输血抢救。半个小时过后，张经武呼吸和心跳完全停止。

张经武死后，医院留下的病历上写道：“患者56号，企图自杀，自撞墙自杀未成，将右臂撞伤，左肘关节脱臼。5月1日送积水潭医院……”

为掩人耳目，推卸责任，给中央统战部发的死亡通知书上则写道：“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去世。”

平反昭雪，不见骨灰

1978年冬，全国人民在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胜利之后，再次欢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张经武的夫人杨岗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出来不久，便带着子女为查清张经武的真正死因、为还张经武历史的清白，四处奔走，寻访调查。

卫戍区警卫二师医院当时的副院长和内科、外科的负责同志，都对张经武病死的真实情况，作了一些介绍。邓小平和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几位元帅，以及时任人大副委员长的李井泉，都十分关心张经武的问题，积极呼吁为张经武平反。

那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对张经武的平反也十分关切。当他得知有些受“文革”影响很深的同志仍说张经武在“文革”受审期间态度恶劣时，他说：“张经武的这种态度，足以说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如果我们的老同志在‘文革’中被关押期间都低头认罪，让交代什么就交代什么，那还不知道要制造出多少冤假错案！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有这种刚直不阿的气节，宁死不屈。谁说这是罪状，不能平反，那就是颠倒黑白！中央开会，我一定要为张经武说话。”

在邓小平、叶剑英、徐向前、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张经武终于得到了平反。可是，他的骨灰早在8年前就被弄丢了，至今尚未找到。

1979年9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全国政协礼堂为张经武举行了平反昭雪追悼大会。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张经武的一生。悼词说：“张经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张经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

（责任编辑洛松）

2003年第10期 我在延安被“抢救”　作者：方　实

60年前，在延安整风的“抢救”运动中，事前没有任何一点迹象，莫名其妙地，我突遭边区政府保安处逮捕、关押，最终被“抢救”成特务，在监狱里度过了两年又十个月蒙冤含垢的生活，迄今也不能忘怀。事情已经过去整整60年了，我已是86岁的老人，但去见马克思之前，我还是想把这件奇闻记录下来，目的是反思历史，警示后人，类似这样的怪事不能再重演了。

延安的整风运动始于1942年春的整顿“三风”，目的在于整顿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肃清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革命队伍内部的认识统一，进而团结全党，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这本是一场普遍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然而，形势并未循着这个正确方向发展，领导者的整风战略很快产生极大偏差，由思想上的整顿转向夸大敌情、发动一场肃反运动、大搞逼供信、施行残酷的组织清理，推行了一条极左的审干和肃反路线。

1943年初，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紧接着中共中央在4月3日发布的第二个“四·三”决定（即《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整风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指出延安党政机关和学校内部“特务如麻”，强调整风和肃奸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并拟定了相应的战略。整风、审干、肃反、抢救、甄别，是整风运动的几个阶段。事实上，从时间、涉及面的深与广、历史影响等方面来看，整风都要逊于后几个阶段。尤其是肃反、“抢救”以来，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线，奔赴延安的革命知识分子，多数被“抢救”成“特务”，其他人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审查、清理。抢救运动的成果是延安清出“特务”1500余人，延属各县共抓“特务”2400余人。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抢救”高潮时有80%以上的同志被打成“特务”。那时，逼、供、信大行其道，荒诞不经，导致诬陷罗织罪名肆虐泛滥，使很多好同志、好青年成为异己，受尽精神和肉体折磨甚至化为冤魂。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的情绪、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非但没有得到整顿，反而变本加厉地铺陈开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人人自危的大混战局面，真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运动。

我是1939年底从第二战区阎锡山部队转移到延安来的。1939年12月，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武装进攻山西新军决死队和八路军，这是抗战期间爆发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时，我在阎锡山总部太原绥靖公署政治部做地下工作。事变发生后，第二战区政治形势恶化，在阎锡山总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面临着被捕的危险。阎锡山总部地下党总支决定党员干部分批撤离。我是和我刚结婚的妻子白天、凌云（解放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安全部部长）等四人一起出走的。到延安后我即被分配到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2月，晋西北地区八路军和决死队将阎锡山部队全部赶走，建立了民主政权，创建了一个新的抗日根据地，急需抽调大批干部前往工作。因我和妻子白天曾在阎锡山部队工作过，我们是第一批从延安调去的人员。在这个地区工作了将近两年，白天因患重病，在晋西北得不到很好的治疗，1941年7月，晋西北区党委决定将她送往延安医治。

1942年初，中央组织部将我从晋西北调回延安，暂住中组部招待所，一边照顾妻子的病，一边等待分配工作。5、6月间，一个晋西北士绅参观团到延安来，因我在晋西工作过，故临时调我到边区政府交际处接待他们。参观团返回晋西北后，我被正式调入交际处。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来访延安的人很多，既有爱国的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方面的官员，甚至还有特务。这些人来后都住在交际处。由于接触的人员身份、关系复杂，我有几个哥哥在国统区工作，为了他们的安全，我将本名叶笃成改为方实。那一年我26岁。

金城任交际处处长，是我的直接领导，他长我十来岁，工作作风和待人接物都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到交际处时，整风运动已全面展开，全处分为四五个整风小组，我担任其中一个组的组长，足见金城对我是比较信任和器重的。

9、10月间，整风转向审干，延安各机关学校的气氛十分紧张，但我个人丝毫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自信参加革命以来，由一个爱国进步青年成长为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无二，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只是有一件事情，我认为此时应向党组织说清楚。1935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高中三年级读书时，受我的几个哥哥和同学的影响，开始接触进步书籍，同时对参加读书会十分积极。9、10月间的一天，返校时，我坐在电车上专心致志地看一本华岗所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由于阅读十分专注，加之那时政治上又很幼稚，竟连身旁坐着一个身穿宪兵制服的人也未察觉，他偷视了我所看的书，下车后，便紧跟上来强行把我带到宪兵队，继而转送到宪兵司令部，由一个40多岁的宪兵军官来审讯。他问我什么是cp、cy，书的来源，与哪些人来往等问题时，我与之应付周旋，面对他的“训导”，则以“无知”回应。后盘问我的家庭，得知我父亲是曾做过清末直隶巡警道的道台（相当于现在的省公安厅厅长）叶崇质时，他竟同意对我取保释放。原来，父亲曾在保定办过一所警官学校，自任校长，此人正是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在早已去世的父亲的荫庇下，一个便衣宪兵随我取保后于当晚释放了我。回校后，我立即向学生会主席、南开中学进步学生领袖吴祖贻（吴后来在鄂豫边区区党委任民运部长，1946年中原突围时光荣牺牲。1936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先队”，他是我的介绍人）汇报了白天刚发生的事。

关于在天津曾被宪兵队拘捕过这件事，我在1939年入党时，本应向党组织交代清楚，但因在阎锡山军队里的党组织的工作处于地下状态，入党无须填表和写出书面材料，所以当时没有交代过。整风开始后，要审查个人历史，于是我如实地写出书面材料，向交际处党组织交代了这件事。材料交上去后，党组织没有人找我谈过，也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这件事，我以为这一页对党毫无愧怍的历史已经翻过去了。

1943年初，审干形势更趋紧张，我依旧坦然，因为我自觉历史清白，没有任何让我紧张起来的因素。然而，做梦也没想到，厄运正在向我袭来。

4月3日上午，处长金城对我说：晋西北区党委给中央组织部打来电报，调你重回晋西北工作。我问：什么时候走？他答：今天就走，下午正好有一批人要回晋西北，也好作伴。你赶快回去收拾行李，一会儿有人接你到组织部招待所与他们会合。我想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回到住处向重病尚未痊愈，还需拄着双拐才能行走的妻子白天告别。我们都没有想到，厄运也在等着她。

下午，一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马来接我，交际处在延安南门外，去中组部招待所须经过保安处。到保安处门口时，警卫员说：马还没有喂，咱们到保安处里喂点儿料，你先到办公室里休息一会儿，时间来得及。我想也没想就进了办公室。一进屋，一个坐着的人一脸凶煞之气兜头指着我说：你叫方实吧！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你对人民犯了罪，必须老实交待。我们党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的第一反应是笑了，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是到组织部与人会合到晋西北工作的，只是路过这里，休息一会儿就走。我这里有中组部转来的晋西北区党委发来的电报。但他仍坚持说：不对，说的就是你。在我一再解释下，他同意打电话找组织部核实，我松了一口气。一会儿，他回来了，对我高声说：问过组织部了，根本没有你说的那回事，有严重问题的人就是你。不容我作任何辩解，不由分说给我戴上了手铐，押往保安处后面山崖旁的看守所。我被告知：到牢屋里对同屋的犯人不许说你的名字，你叫×××号，不许说你的案情，不许说自己的任何事情，这是严格规定。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令我震惊、惶惑，转瞬间我就成了人民的敌人，成了共产党的囚徒。对此，我毫无精神准备。

我被推入一间窑洞，适应光线后看到一位50多岁的老者，胡子拉茬，脸色煞白，衣衫褴褛，一动不动坐在干草铺就的地铺上，看样子，已经关了很长时间了。还有几个人坐在地上都不说话。孤独、无助、委屈一下涌上心头，好像掉进无底深渊。

保安处的监狱有若干排窑洞，每排十几间，每间关押四五个人，大约有二三百名犯人。各间窑洞没有窗户，只在门上开一个伸不出脑袋的方洞，平时开着，放风时关上，这孔方洞供外面的人巡视、送饭、送水，给洞内的人透气、采光。在窑洞的墙角处有一只大尿桶，供排尿之用，如有人拉稀泻肚，也只能用这只桶。一个紧关房门的小窑洞，一个没有盖儿的大屎尿桶，空气的污秽可想而知。每天上、下午各送一顿饭，各放风一次。所谓放风，就是解手，不能走来走去，而且是各窑洞分别放风，这时门上的方洞即被关闭，所以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周围关押的是什么人。白天提审时，被审者头上被蒙上一件大棉袄，谁也看不到他的真面目。隔壁窑洞放风时，我总是听到一个脚上戴镣的犯人走路时哗啦哗啦的声音。我想，这人一定犯有重罪，不然不会在窑洞里还戴着脚镣。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犯人叫魏伯，因跳崖自杀未遂，被戴上脚镣。魏伯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间窑洞里关了一两个月，也没有人提审我，我更坚信是组织上搞错了，因为抓进来之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组织对我产生了怀疑。进来的第三天，也就是4月5日，延安下了一场大雪，我在心里把它称为“六月雪”，心想老天爷在证明我的无辜。

大约6月的一天，看守从门洞扔进一份材料让我们看，是任弼时在一个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其中特别令人怵目惊心的是这样几句话：“最近，延安地区逮捕了一批证据确凿的、罪大恶极的、死不改悔的四种人———叛徒、特务、汉奸、托派……”看到这几句话我大吃一惊，我是这四种人中的哪一种人呢！？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困惑。循着我走过的道路，我开始冥思苦索……

在保安处昏暗的窑洞里，几天几夜，我反复回顾自己的历史。我自认对党、对革命、对抗战救亡大业一片赤诚，每一时期都可以找到证明人，怎么会是“四种人”呢？我又苦苦思索会不会有被组织误会的细节没有交代过。把所有的事情都过了筛，只有一件事，可能会被误会。

那是1943年1月，我收到一封寄自昆明西南联大我哥哥叶笃正（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任中科院副院长）的信。信磨损得很厉害，显然被别人拆开看过了。当时我想，信走了两三个月，还能不磨损，没有在意。我曾在给哥哥的信中述及我的妻子白天的病情。他复信道：弟妹如此身体，在延安是不行的，是否出来，到大后方条件好些的医院治疗。他在信中向我介绍了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同学，让我到西安找他，他可以介绍有关的人安排白天治疗。

除了这封信和在天津被宪兵队抓过一天的经历，我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可能被怀疑的依据了。

充满疑惧的囚禁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这些整风审干后抓进来的“新号”和在此之前被捕进来的“老号”渐渐熟悉，开始悄悄说话了。那个衣衫褴褛的老者对我说：“抓到保安处就不要想出去了，我是1938年进来的，把我关到保安处之后，还没见有一个犯人放出去。”从交谈中了解到他曾为第三国际做情报员，在东北工作过。他叮嘱我：你把棉裤屁股后面的棉花垫厚实些，审讯时有时会让你坐在地上，不招供，会让你坐上十天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旁边有警卫看着，你困极了，刚一闭眼打瞌睡，警卫立即用力推你，对你展开车轮战，有时还会动刑。

两个月后，终于提审我了，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此头上不用盖上大棉袄了，但出窑洞时要被扣上手铐，由看守押到审讯室。我一共被审讯过两三次。很幸运，既没有让我坐在地上，也没有动手打我。审讯我的是一男一女，男的是陕北当地人，女的是李克农之女李宁，还有一次师哲也在场，他是延安审干运动中临时调到保安处工作的。审讯内容主要是交待自己的历史，我毫无遗漏地如实讲了。有一次问一件事，我感到很奇怪。他们问：你是否看过一本重庆出版的名叫《中苏友好》的杂志。我回答：看过。又问：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吗？答：没有。以后细思忖，这恐怕是在车轮战或刑讯中有人被逼不过抖出的“线索”，由此推之，似这种无头无绪的虚妄“线索”在当时还不知有多少。

在保安处的三个月，越来越感到抓“特务”氛围的浓烈。迅猛而来的运动如洪水滔滔，似山火汹汹。水火无情，个人的抗辩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1943年7月15日，中央领导整风运动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指出，目前边区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边区周围布下重兵，极有可能向边区发动进攻，大战一触即发。处在这种军事非常时期，而我们内部特务如麻，如果不把这些特务清查出来，我们将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他接着说，两个月来，延安已查出450名特务。我们现在是在抢救政治上的“失足者”。你们这些“失足者”不能再犹豫等待了，要赶快坦白交待，“失掉这个最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你们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待自己的罪行，你们将面临着最为严重的后果。

康生在干部大会上的报告，保安处很快向全体犯人作了传达，并且透露，有两个罪行极其严重、态度非常恶劣的罪犯（一为蔡子伟，全国解放后曾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为钱惟人，是边区政府的公路局长），将在几天后执行枪决。这个消息一公布，引起在押犯人的极大恐惧。

一浪紧似一浪的“抢救”铺开后，到八、九月时，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的门不再紧锁，白天不关门，晚上上锁，只要一坦白，就放出窑洞到比较宽松的环境里，饭菜也好些，尽管仍在保安处的管辖范围。这期间，不断有从外面来的已交待的“典型”作规劝报告，其中就有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最著名的“坦白从宽者”张克勤。保安处内交待了问题得到宽大处理的人也组成“规劝组”，到窑洞里来“规劝”我们这些没有坦白交待的“失足者”。这时，我真地有些相信延安有很多渗透进来的特务、奸细、汉奸，因为不少人在大会、小会上确实交待了自己犯罪的事实，说得有鼻子有眼，让你不得不相信。可我自信我绝不是特务，坦白什么呢？我有什么事情应在“坦白”之列？时间一天天过去，交待问题的人越来越多，被关押的人越来越少，加上看到交待了问题的人马上得到了宽大，这不能说不是一种诱惑。我精神上压力很大，思想上碰撞更是激烈，但还是没有下决心“坦白”，因为我不知道坦白什么。规劝组的人开始还以自己是如何“失足”的，如何“交待”的，党的政策对此如何来启发、诱导别人，后来，也渐渐谈些别的内容了。

一天，规劝组有人悄悄对我说：我就不是特务、汉奸。不管你是不是，只要你交待了，就行了。你写什么都可以，四顶帽子随便给自己戴上一顶就行。但是，要把你如何当上特务的、上级领导是谁、带了什么任务、如何混入边区、又发展了谁等等讲清楚……这也好写，可以随意编造事实，只要交待了自己是“敌人”，马上就会得到宽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于1944年初，我也终于“坦白交待”了———1935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因看进步书籍被捕，在宪兵司令部受刑不过，当了特务。我的哥哥叶笃正在“一二·九”运动中游行时被捕，后来也当了特务。我到延安来是受叶笃正的派遣，他是我的特务上级，我将在延安获取的情报秘送给他……

交待以后，果真宽大了，立即从窑洞里放出，享受了比较宽松的待遇。当时我想，反正叶笃正也不是党员，又在大后方，我说的事情难以查证，任我“坦白”。虽然被“宽大”了，待遇也比较“自由”了，但是当时我内心却极为痛苦。过去我没有说过假话，更没有在政治性质的问题上造过谣。现在为了这点“自由”、“宽大”，竟然栽赃自己是“特务”，诬陷我的亲兄弟是我的“特务上级”，这还算是人吗！？还有没有一点做人的道德和尊严？！如果现在再发生类似延安“抢救运动”一类的事件，即使置我于死地，我也一定要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再做这样的丑事、蠢事、傻事了。

这一时期，延安和边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机关单位、各学校的工作基本停滞，批判会、斗争会、大会、小会连续不断，互相检举，互相揭发，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延安有两处拘押犯人的机关，一是边区政府保安处，一是党中央社会部看守所，凡是“证据确凿、罪大恶极、死不改悔”的“要犯”都送到这两处专政机关关押审查。另外，还临时成立了两处专门审查“重大嫌疑分子”的“学校”，一是边区行政学院，一是西北公学。以上各处加在一起，大约有上千名“犯人”和“嫌疑分子”，这还不算在各单位、学校在“抢救”中“坦白交待”了问题的人。我的妻子白天就在行政学院接受审查。在那里，她和魏伯的妻子叶藜编在一个小组。叶藜是高度近视，一到晚间几乎完全失明。白天到行政学院时还架着双拐，在山坡上行走，非常不便。一块儿接受审查的同志开她们的玩笑说“白天不会走，夜里（叶藜）看不见”。

在全边区，对于在革命队伍内部进行普遍性的严酷整肃，不少人持有异议。中央的周恩来等同志及时向毛主席建议应制止事态的继续恶性发展，毛主席对此也有所察觉。1943年8月，在毛主席亲自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正式制订了应贯彻的“九条方针”，反对逼、供、信，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蔡子伟、钱惟人二人得以保全性命。在社会部看守所被关押审查的王实味是1947年从延安撤退到山西兴县时才被处决的。毛泽东进北京后才知道王实味已被处死，大为不满，提出“还我王实味！”）。一场人为的“抢救”混战终于从巅峰状态逐步趋于平缓，但运动并未就此结束，很多人仍被关押或限制自由，审干运动在延安以外共产党领导的一些抗日根据地仍然盛行。到1943年底，甄别工作在延安开始了。

从1944年上半年我坦白交代、得到宽大之后到1946年2月，我仍住在保安处，接受审查甄别，但行动相对自由，每星期放假一天，可以外出，但晚上一定要返回保安处。这一时期为了甄别工作的需要，保安处临时成立了一个材料小组，保安处的领导叫我参加了这项工作。我们从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图书中搜集整理国民党地区各种政治组织（包括特务组织）的情况，如国民党、三青团、复兴社、军统、中统、同志会、敌工团……搞清这些组织什么时候成立的、领导人是谁、什么性质、工作任务等等，整理成书面材料，供甄别工作之用。参加这项工作的约20人左右，都是保安处里的“新号”和“老号”。现在能记起名字的有金树望（金城之弟、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全国解放后曾任国务院人事局局长）、周建南（解放后曾任一机部部长）、吴波（解放后曾任财政部部长）、何定华（解放后曾任武汉大学校长）、陈元方（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人。

1946年2月，终于等到了组织对我的政治问题的甄别结论：1.整风时交代的1935年被捕一事相信本人交待；2.比利菲说方实是特务，经查，不可信；3.叶笃正给方实写信引发的事情，经查，不可信。

至此我才明白关押我的主要依据来自比利菲的检举揭发。比利菲（女）与其夫崔英（朝鲜族人，建国后是朝鲜驻华使馆第一任文化参赞）是我1940年在晋西抗战学院一起工作的同志。至于她为何诬我为特务，我想，在那个非常时期和非常环境，面对外部的强大压力，在逼、供、信下，为了过关，乱咬别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不也是在高压之下，诬说我的哥哥叶笃正是我的“特务上级”，派我到延安来“搜集情报”吗！？

我们这批“新号”基本上是1946年做出结论后重新分配工作的，只有极个别的人放出来得早，如，李锐（解放后曾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由于工作需要，是由周恩来亲自点名放出来的。我在甄别结论上签字后，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终于离开了禁锢身心近三年的保安处。

保安处的几十个“老号”也与我们同时开释。他们受“惠”于“抢救”的疾风暴雨，否则，可能真的像那位曾做过第三国际情报员的老同志所说，“抓到保安处，就别想放出来。”如，和我一起分配到新华社工作的蒋齐生，1938年因被人咬住是“托派”被抓，1940年问题就查清了，处长周兴做出“无罪释放”的结论，但被康生压住。又如，王遵1937年参加“民先队”，1938年经“民先队”介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战工作，1939年到延安，因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的侄女，一到延安即被抓，在威逼之下承认自己是“汉奸”，“用织毛衣编花的办法，寄到北平给王克敏送情报”。她一直被关押到1946年。再如，金城之弟金树望1939年被抓，1940年中央组织部即下令释放，但保安处一直监禁不放。他（她）们每人都有一个极度委屈、难以释怀的故事。

全国解放后，我仍在新华社工作。1956年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与我的老上级金城同班，虽然经常见面，但未深谈过什么。此后，几乎没见过面。1992年间的一天，金城突然打来电话，说自己病得很厉害，很想见我。他是我的老首长，我一直很尊重他。他那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我很快去看望他，他已病得不能起床，声音微弱、低沉。他说：我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延安整风时是我把你送进了保安处，让你受了很多委屈，希望你能谅解……不久，金城就去世了。

金城临终的话，声音微弱，语速缓慢，但他终于说出了我想是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话，使我感慨良多，我完全谅解他。当年，交际处送保安处的只有我一人。1943年4月初，胡宗南的秘书要来延安，住到交际处，我的“特务”问题恰在此时被“揭露”出来，我想，可能是金城难以判断真伪，又怕我真是特务，会出问题，所以只能送我去保安处。

“抢救”运动无疑是在极左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发动的一场革命队伍内部的大混战。虽然甄别工作开始后到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为此多次脱帽赔礼致歉，说是当时本意只是想给大家“洗个澡”，不料“灰锰氧放多了，实在对不起”。但是，对于这场运动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错在哪里，危害影响几何，有哪些教训可以吸取……在当时和以后都没有做过符合客观实际的深入研究和反省。因此，运动虽止，影响犹存，以至建国后以整知识分子为重点的政治运动连续不断：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者达2000余人；1955年的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受牵连者有百余人；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就有55万余人；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把对国家、对党有贡献的大批领导干部打入另册；1962年北戴河会议，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口号，在党的一切工作上正式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1964年全国农村大搞“四清运动”，提出全国基层政权“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中”，第一次提出“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直至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发展到巅峰，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的创伤和难以估量的损失。

历史是真实的存在，既厚重、又鲜活。这里有数不尽的足以令全民族骄傲的辉煌，也有不少让人难以释怀的曲折、坎坷和磨难。反思历史之路，决定取舍扬弃，是非常重要的。中外古哲有几句名言———“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易于淡忘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凡是忘掉过去灾难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我们应该深深记取这些刻骨铭心的教诲。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以60年前不堪回首的所历、所闻为这段历史做一个真实、形象的注脚，是我的愿望和责任。现在，我们党强调宪法权威，倡导依法治国，要加强党的民主建设；小平同志1992年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这些都是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我想，我的这段回忆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将来。

（责任编辑于羚）

2003年第10期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建国后的遭遇　作者：张惠卿

1987年8月5日清晨5点多钟，在北京，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公共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向南驶来，马路上薄雾未散，行人稀少，司机一时大意，没有注意到一位老人低着头，正从东往西穿越马路向北京师范大学走去，等到发现前面有人已来不及刹车，车前杠把老人撞出7米开外，当场昏死过去。

这位老人是当时唯一活着的中共“一大”代表、85岁的刘仁静。他的家就在马路东边，他是每天这个时候去北师大操场晨练的。他的老伴正站在窗口看着他过马路，震惊地发现了他被撞倒，等全家人赶到出事地点时，老人已被送进附近的北京军区262医院抢救，但因颅骨碎裂，大量出血，医生虽采取了一些措施，已回天乏术了。

刘仁静刚在上一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的行政关系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作为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我闻讯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太平间了，他儿子刘威立向我叙述了出事经过，我去太平间看了刘仁静老人，他脸色惨白，双目紧闭，走得实在太突然了，我心中怆然。不久，参事室也派人到医院来了。在商议后事时，刘威立向参事室的同志提出一个请求，希望组织上给他父亲的一生经历写一个结论。但最后得到的回答是：不写了吧，不写比写好。

就这样，刘仁静默默地结束了自己复杂而又坎坷的一生。

刘是1952年1月由组织上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以后他虽被列为编外人员，“文革”期间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多年，但他的关系始终在人民出版社，从1952年到1987年整整35年，他这个特殊人物的后半生，和人民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

但是，作为托洛茨基的忠实信徒、中国托派最早的组织者之一的刘仁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愿意通过认错，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他的认识和党的认识差距太大太远，他不能见容于新社会，他的后半生过得相当艰难。

因工作关系，我和刘接触的机会较多，30多年除他被关押在监狱的十一二年外，几乎没有间断过。他这些年的经历和遭遇我都比较清楚，对他的历史和思想状况，也逐步有所了解。深入观察和探究这位历史人物复杂而多变的一生轨迹，令人感慨良多。

刘仁静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活跃分子。他1902年出生在湖北应城一个教书先生家中，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20年加入由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即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最早成员。他因努力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而有“小马克思”之誉，后又积极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他和张国焘一起被选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时，只有19岁，是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

“一大”选出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为中央委员，组成党的中央局。说来十分凑巧的是，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李达创办了党的第一家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而正是刘仁静，担任了李在人民出版社的主要助手。李和刘一起，制订了包括《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和共产主义丛书等庞大的出版计划。但在出版了一部分图书后，却因故被迫停止了活动。

1922年，刘与邓中夏共同创办并主编党的《先驱》杂志，这个杂志后来成为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下半年和陈独秀一起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报告，并代表中共发言。1923年回国后，即赴广州参加党的“三大”，不久又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团的“二大”，并被选为团中央书记。1926年，陈独秀派他去莫斯科列宁学院即国际高级党校学习，其间，刘又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因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指责斯大林，引发了联共（布）党内的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1927年底，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用组织手段清除出党，并被流放，1929年初又被驱逐出国，居住在土耳其的太子群岛上。刘仁静于1929年春在列宁学院结业绕道欧洲回国时，出于对托的狂热崇拜，背着党去土耳其拜见了托洛茨基。托十分高兴，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国信徒，和他促膝长谈，留他住了十几天，并起草了一份名为《中国政治状况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的提纲，要刘带回国内，认为这个文件可以作为中国托派的纲领。刘和托深谈后，对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以后好几年一直与托保持着密切联系，托曾不断地给他写信、寄书、寄材料。因此刘是中国托派中唯一谒见过托洛茨基本人并得到托亲自指点的人。他在回国后就开始对党产生了离心离德的思想，自以为得了托洛茨基的“真传”，把托的提纲视为挽救中国革命的灵丹妙药，一心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他一面著文鼓吹托洛茨基的主张，宣扬托洛茨基主义，一面同已回国的一些托派分子联系，着手组织反对派，与党直接对抗。当时陈独秀也正结束多年沉默向中央路线提出意见，并倾向托派的观点，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1929年10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党内机会主义指陈独秀等人，托洛茨基反对派则是指刘仁静等人），接着11月又通过了开除陈独秀等人出党的决定，刘仁静则在回国后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党一直未接他的关系，后被视为分裂党的罪魁祸首将其除名。

1930年起，刘仁静周旋于一些托派分子和陈独秀之间。当时中国托派内部思想混乱，分歧很大，共成立有四个小组织，刘和王文元（王凡西）等人组成的“十月社”是其中之一。由于刘自视甚高，狂傲自大，总认为自己是托的唯一代言人、托派的正宗代表，就听不进不同意见，而常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别人，即使对陈独秀也是如此，因此使托派组织无法容忍，最终把他抛弃，“十月社”开除了他，他想和陈独秀合作，又遭陈拒绝。这样，他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1935年，他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三团逮捕，被当作共产党的重要干部递解南京，关押在苏州反省院，直到抗战爆发才获释。

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在武汉，后去西安，在几家国民党机构供职。据他的家属回忆：刘有心参加抗日事业，但内心仍坚持托派思想，不愿找共产党认错，又不容于托派，陈独秀不理他，他又不想跟张国焘走，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形势下，他认为在国统区也能实现自己的抗日要求，同时为了养家糊口，就作出了去国民党机构工作的选择。但他为自己立了一条守则，即只抗日不反共。因此当他在西安战干团任教官时，战干团领导要他写出反共文章，他坚决不写，后关入禁闭室一个星期，并被解职，后去陕西教育厅任编审，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刘回到上海，给几家报刊写文章。这时与外敌的民族矛盾因抗战结束而消失了，原来被掩盖着的国共矛盾又显现出来。刘仁静顽固的托派思想重新抬头，他深信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路线不如自己发动城市工人斗争路线正确，回到了先经济复兴再革命的老路上，他竟认为中国可以依靠美援发展工业，振兴经济，从而当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并召开伪国大时，他却认为共产党应当放下武器。他根本不相信解放战争能取得胜利，当1948年人民解放军已从防御转入进攻，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之际，他还应陶希圣之邀赴南京，陶要刘帮他搞反共宣传，刘写了一些文章，但因不符合陶的要求，没有再继续下去，而把他挂名安置在国防部领干薪，直到南京解放。

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刘在上海，他与大多数托派分子坚决不肯或不愿承认这巨大的革命现实不同，他无法否认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的铁的事实，他发现自己真的错了，开始了认真的反省，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思想斗争，几经犹豫，最后决定赴京向党认错。

刘当时的主观愿望是，他自以为与张国焘不同，也与彭述之等人不同，他虽也批判过党的路线，但都是清谈空论，没有具体行动，有错无罪，只要自己主动认错，真诚回归，应该可以见容于党，得到党的谅解，下半生还能做点工作。

1950年8月，刘到北京找了中央组织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组部要他写出书面材料。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早在1937年斯大林已对托派定性为：“一伙无原则的和无思想的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和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佣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要各国党都按此定性对待本国的托派，中国共产党就一直以此为标准，把中国托派分子包括陈独秀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是一伙汉奸、特务、反革命，“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这个认识始终未变，这当然也是针对刘仁静的。因此对刘的来归，即使不认为他是死敌，也会认为他是心怀叵测的缴械投降之敌。

刘到北京后，想找一些熟人联系都碰了壁。据刘自己回忆：董必武明说不见；李立三辞以不在家；吴玉章稀里糊涂接见了他，谈话不久，秘书就进来提醒吴，说此人不可接触；写信给廖承志，廖不答复。刘当然不敢去打扰毛主席和周总理，但一次他去参加谭平山的追悼会和周总理不期而遇，只见周迎着来宾队列和每个人一一握手，临到刘时却看也不看一眼越过他和下一个握手，使刘十分难堪。刘回想起在莫斯科最后一次和周见面时，周还亲切地和他开玩笑，而现在自己却落到如此地步，感慨不已。只有许德珩仍把他当作老同学、老朋友接待了。那时中央指定安子文和他联系，并帮他解决了一些困难。最后刘少奇出面和他谈了一次话，态度、口气之严峻，也是他没有料到的。他只记得中心意思是：你刘仁静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只能饿饭。这次谈话后，他用了刘亦宇的名字，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师。

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刘仁静的认错检讨，但加了一个措词严厉的“编者按”。该“编者按”首先全文引用了斯大林对托派的定性，同时指出：“托洛茨基———陈独秀叛徒集团既然完全堕入这种反革命立场，就不能不成为中国人民的公敌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被人民唾弃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残余分子在中国人民胜利以后虽然销声匿迹，但是对于他们继续进行破坏和暗害行动的可能性，仍然应当提高警惕。”接着介绍了刘仁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即叛变革命，1929年还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叛变革命而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并指出：“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时起直到1949年他都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进行反革命活动……而他的检讨却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轻描淡写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无论他说得怎样，是否确实有悔悟，仍然有待于他的行动证明。”

刘仁静当然不能同意这样的“判决”，因为他不相信托洛茨基集团是一伙特务、间谍、杀人匪帮的断言，也不认为自己从事过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去找安子文争辩，但毫无结果。因为这个“编者按”显然是经过党中央认可的，它和1951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对托洛茨基分子所加的注释如出一辙就可说明一切。而这也正是党对中国托派和刘仁静作出的不许辩驳的结论。刘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学会在这个结论的重压下去适应今后严酷的现实。

北师大的学生首先作出强烈反应，他们看了《人民日报》后，很快就了解到这个如此反动而又不知悔改的刘仁静正是他们的教师刘亦宇，立即群起抗议，校方不得不撤销了刘的教学任务，让他改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但群众同样不能容忍，实际上刘已无法再在北师大呆下去。组织部只好重做安排，先让他去淮北参加土改，回京后通过人事部安排到人民出版社工作。

刘来出版社报到时仍用刘亦宇的名字，除个别领导外，谁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知道来头不小，有人传言说，他是刘少奇、安子文介绍来的。根据他懂外语和理论的特长，分配在第三编辑室即哲学编辑室任外国哲学方面的编辑。因他年龄较大（那年他50岁），又有较丰富的学识，大家对他都很尊重，相安无事。

1952年中，三反运动开始，这本来涉及不到他。但后来社方接到上级通知，说要触动触动他。于是在部分群众骨干中公布了刘的身份，印发了有关材料，主要是那个长达一千多字的“编者按”，让大家心中有底。开始以小组会的形式对他进行“帮助”，结果一共三天开了四次会，一次比一次升级。第一次是他自己作交代，群众听后发现，他的交代及认识和《人民日报》的“编者按”相差十万八千里，于是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刘既不承认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也不认同斯大林对托派的指控，还说托派“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是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个派别，不是反革命组织。至于后来是否发展为杀人犯、间谍匪帮，我不知道”。群众当然深信斯大林包括《联共（布）党史》和我党对托派的定性，还有《人民日报》“编者按”作出的结论，认为这些都是绝对真理，理直气壮地批驳他的“谬论”，而刘则顽固抗争，毫不退让，双方僵持不下。

第三次会议之前，社领导找他个别谈话，规劝他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进一步提高认识，说明大家无非是要你正视托派的严重罪行，承认自己确实有罪，答案本是现成的。但无论怎么启发和帮助，他就是听不进去，他坚持自己的认识，不愿顺杆爬作违心检查而得以过关。到开会时仍是我行我素，一味和大家争辩，坚不认罪。他本来不擅言辞，一生气就更讲不出话来，群众则是振振有词，逼得他理屈词穷，狼狈不堪，在寡不敌众的情势下，他竟站起身来，退出会场，全场为之哗然。最后一次会已从批判会升级为批斗会，参加的人数也增加了，会场气氛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群众义愤填膺，慷慨激昂，一定要他回答在托匪组织和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从事过什么样的反革命罪恶活动，他则咬定自己只是写写文章而已，没有任何反革命活动，甚至说：“我回答不了，我的脑筋就是这样顽固，你们枪毙我好了！”群众气愤之极，在一片声讨声中，刘头脑昏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竟使劲摔碎茶杯，躺倒在地大喊大叫，最后晕厥过去，会议就此中断。

刘的这种严重对抗群众运动、抗拒改造的反常行为，理所当然地激起全社人员的公愤，认为一个反动分子，气焰如此嚣张，实属罕见。人民出版社立即向上级汇报了这一情况，此事当然上报到了中央。我只听说上面好像在意料之中，传话下来说刘这个花岗岩脑袋是改不了的，随他去吧！但为了平息众怒，出版社最后召开了一个全社职工大会，历数刘抗拒改造的恶劣行径，然后一致通过开除他的工会会籍。这就是说，把刘清除出了工人阶级队伍，此事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

第二年社方又把刘改为编外的特约翻译，即不再作为出版社的正式职工，在家译书，不用上班，工资100元数额不减，每月以预支稿费的方式付给。

刘原和他夫人两人住在出版社的东总布胡同宿舍里，我后来也正好住在这个宿舍，和他家只隔着一间房。我每天晚上都见他一个人在院子里跳绳，锻炼身体，一次要跳好几十下，这是一种相当激烈的运动，他坚持不懈，从不间断，一般像他这样年龄的人是做不到的。我很佩服他的坚毅和耐力，当时他跳绳的身影我至今记忆犹新。

在他被改为编外人员不久，出版社又在附近居民区的遂安伯胡同给他找了一所住房，让他搬出了原来的宿舍，大家就很少见到他了。刘每月除按时到出版社领钱和交稿外，也很少外出，似乎在社会上已经消失，人们也逐渐把他忘却了，他有幸躲过了“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

他的唯一工作是在家里埋头译书，出版社主要让他从俄文翻译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普氏的著作理论性强，译起来难度较大，但按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胜任。开始几年，他译稿的质量较好，完成的数量也较多，后来发现他不太专心，译文质量明显下降，出版前往往要经过别人仔细加工才能达到要求，也不如期交稿，进度缓慢。社领导王子野派我去向他传话，要他改正，并顺便了解一下他的思想状况。在交谈中，我发现他有时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的样子，弄不清是什么原因。他还曾一度精神失常，被送去精神病医院治疗过。现在回想，他的这种变化明显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开始的，斯大林的盖子被揭开后，他显然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思想状况极为复杂，是高兴，是怨恨，是痛心，还是无法解开的“冤苦”情结，我们无从知晓，他也从不表露，不过慢慢地他又恢复了正常。

他的译稿曾用“刘若水”的笔名出过几个单行本，后来多数收入五卷本的《普列汉诺夫哲学选集》。他还译过法共领导人加罗蒂等人的著作，也出过单行本。

60年代上半叶，中苏大论战激烈展开。中央宣传部要求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出版一批供研究批判用的参考资料，亦即包括托洛茨基著作在内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方面的反面材料。这些书即人民出版社后来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数十种内部发行的“灰皮书”。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国际政治编辑室专司其职，由我负责。我们同中央编译局和中央联络部等有关单位共同规划，收集资料，组织翻译，以配合党中央对苏共这场不同寻常论战的需要。在这期间，刘仁静来过社内多次，向我了解出书情况，显得相当活跃。最后他告诉我，他有托洛茨基俄文版文集，愿意提供给组织上使用。我听后大喜过望，因为我们和中央编译局正发愁找不到托氏的原著，只收集到过去公安部门在全国肃托时从一些托派分子家中查抄到的部分托著的中译本，都是解放前的老版本，还有一些英译本和法译本，从未见到过托的俄文文集，因为即使在苏联也早已找不到托的原著了。

十分可惜的是，刘交给我的托的俄文版文集已经不全了，只剩下七卷还是八卷，我记不清了。全套原来共有十多卷，但这已是十分难得了。因为这些书是托氏本人寄赠给刘仁静的，刘把它珍藏至今，经过30多年的风风雨雨，有的被人借走或拿走了，有的不知怎么丢失了，保留着的他都无偿地奉献出来，即使不全，也同样十分珍贵，这些文集使用后至今仍在中央编译局保存着。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刘仁静当然在劫难逃，革命群众决不会放过这个“大人物”。批斗、挨打、抄家成了家常便饭，把他折腾得很厉害。不过造反派认为他早已是只“死老虎”，无足轻重，对他兴趣不大，所以他人身还是自由的。1967年5、6月间，他去街上看大字报，顺手从墙上揭下了一张大字报，想带回家中仔细研究，被红卫兵发现，立即被揪到人民出版社，人社的造反派一面在院子里召开批斗大会，一面打电话告知公安部门要求将他收审。

批斗会尚未结束，市公安局就派人当场把他带走了，先押他回家拿了些东西，就把他关进了北郊的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六年多。最后向他宣布的罪名是两条：一是去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二是回国后组织托派组织，宣传托派思想。刘心中不服，认为这都不能构成被关押的理由，只是无可奈何。

1973年党的“十大”以后，据说周总理宣布了一条释放全部在押托派的最高指示。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专程去监狱找刘谈了一次话，态度十分和气，条件也很简单，只要他写一份认罪书即可出狱。刘口头答应，经过思考后又“变了卦”。据刘自己说，他最后写了一个“不及格”的东西，辜负了这位首长的一番好意，只好把他继续关押。不过条件有所改善，转到了团河农场，给了一个小院，有生活费，还把他在上海的夫人接来同住照顾他，但他本人只能在院子里活动，不能出大门。后来又转到少年管教所，住进一个专建的院落。据说这原是认罪较好的托派分子杜畏之释放后留下来的房子，显然是为了向刘提示党的早认罪早释放的政策。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初才通知人民出版社把他接了出来，恢复了自由。就是因为不肯承认自己有罪，又被关押了五年多，一共将近12年，这时他已77岁，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

刘回社以后，仍按特约翻译对待，但不必再译书。根据中组部的意见，从各方面改善了他的生活待遇，一是他的生活费从100元提高到200元；二是把他的儿子刘威立从外地调入北京，到人民出版社工作；以后又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新街口外大街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新居。

以后几年，因为自包惠僧去世后，他是硕果仅存的唯一的一位中共“一大”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及个人都来登门拜访，向他求援，请他提供材料，写回忆录等等，纷至沓来，令他有点应接不暇，不过内心却是比较愉快的。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他的智力严重衰退，思想也开始比较迟钝，但在回忆过程中，他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革命年代，昔日的峥嵘岁月又历历在目，他常常处于一种兴奋和激动的情绪中，因此他对来访者都竭诚欢迎，尽自己的记忆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自己的经历、历史和所犯错误，也从不回避，并作了一定的反思。他儿子刘威立在帮助他父亲整理资料，接待来访者，并和众多的党史工作者接触交谈的过程中，逐渐对他父亲一生的经历和思想脉络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把他写的有关他父亲的文章给我看过，我觉得他的认识有一定的深度，也很赞同他对他父亲整个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他后来为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等同志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丛书》写了30多万字的《刘仁静》一书（199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描述和论证了他父亲的一生。

1986年10月间，国务院参事室通知人民出版社，决定任命刘仁静为参事室参事，宣布任命时还将宴请他和他的夫人，要人民出版社派人作陪。我想这应该是中央对他作出谅解和落实政策的表示吧，虽然来得迟了一点，但对这位迭遭挫折、饱经风霜的老人来说，总是一种安慰。赴宴是我陪同刘仁静夫妇俩去的，参事室的两位领导吴庆彤和王海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应该说，这也是30多年来他们老夫妇俩最高兴的时候了。这以后，他参加过参事室组织的几次活动。

谁知不到一年，刘仁静老人却因车祸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的交往　作者：张家康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受到共产国际的指责，作为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几乎承担了全部责任。对此，他陷入困惑、迷茫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他获悉托洛茨基的政见与其一致时，便有意引为知音，开始进行党内反对派的活动。然而，当托洛茨基提出以苏联为轴心，保卫苏联的政治口号时，他便质疑问难，与之格格不入了。发展到后来，终与托洛茨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左冲右突、天马行空的独行客。

困惑

1927年，中国革命走到了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距此半个月之后，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陈独秀受到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并在会上作了检讨。瞿秋白曾在《多余的话》中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虽然仍当选为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7月12日，鲍罗廷执行共产国际训令，重新成立临时中央局，陈独秀被排斥于外。他自觉难以与共产国际统一思想，难以再任党的领导工作，于是，便给中央写信辞去总书记职务。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惨痛事实深自愧疚，在一封给中央的信中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同时，他又表示，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认为共产国际文过饰非，推卸责任，自己充其量是只替罪羊。

他虽然已不是党的领袖，但是，仍对政治前景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当他看到左倾盲动错误将要危及党的前途时，便再也不能甘于寂寞，不闻不问。他给中央常委写信说：“我见到于革命于党有危险的，我不得不说，我不能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他多次去信中央，阐述自己的意见。然而，先是瞿秋白后是李立三，一次比一次“左”，他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只会作为笑柄，受到批判和奚落。他郁闷至极，感到新的中央有意排挤他这个“老头子”。

他与中央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从不服输的他，总以为真理在自己一边，甚至天真地提出将他的信件，“全部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在未经中央许可的情况下，他竟在党内自由散发给中央的信。于是，他当然地受到中央政治局的严厉批评，告诉他，“这是列宁党所不能宽恕的破坏党的行为”，警告他，必须“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今天，我们重读陈独秀给中央的意见信，重读中央对其的批驳文件，仍能体悟到他与瞿秋白、李立三等的紧张关系。作为历史的过来人，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作为历史的阅读者，我们可否假设，诚如陈独秀所要求的，“平心静气”、“详细审查”他的意见信，并“在党报上全部发表出来，以便公诸全党讨论”；也诚如中央所警告的，他能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规劝，那么，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遗憾的是，瞿秋白和李立三听不得不同意见，而且一个比一个粗暴，他们决然不会听从一个“机会主义者”的絮叨。陈独秀则自以为是党的创始人，倚老卖老，无视党的铁的纪律，进行自由主义活动。他所表述的政治主张，又恰与托洛茨基的取消主义相吻合。于是，事情的结局便是意料之中的了。

当时，中共党内不少人，对瞿秋白、李立三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简单生硬地对待陈独秀的态度，都曾表示过不满，如王若飞、易礼容等。瞿秋白后来也认为，“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陈独秀作为特殊的政治人物，就是在离开领导岗位后，仍具有一定的感召力，仍被一些人树立为反对瞿秋白的中央的一面旗帜。张国焘就曾向他建议“创造新党”，彭述之、汪泽楷、郑超麟等人自标为“陈独秀派”，怂恿他去夺瞿秋白的权。这一切都为他所不为。正如李维汉所说的，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的领导人中的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此时，共产国际内部出现了重大的波折，尤其是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直接影响中国革命，也极大地改变了陈独秀的政治命运和历史形象。斯大林在顺利地清除托洛茨基，并将其驱逐出境后，又无情地清除许多老一辈布尔什维克，并以至尊至高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权威，开始干涉中国党的内部事务。他在与中共一位主要负责人谈话时，便表示即使像陈独秀这样的老同志，只要有不满的表示，便有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可能，如果这样，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李立三执行斯大林的路线，在中共党内兴起一股反对托洛茨基的政治旋风，首先开除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送请共产国际纠正其错误。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笔者走笔至此，十分痛心地告诉读者，中共的许多精英分子恰恰罹难于此时，如杨殷、何孟雄、林育南、恽代英等。李立三整治的下一个政治目标便是陈独秀了。

这时，陈独秀的外甥吴季俨由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向他详细介绍了苏共党内斗争的情况，说托洛茨基是列宁的战友，是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在苏共党内很有基础；斯大林是“专政暴君”、“红色沙皇”等等。外甥还建议他读读托洛茨基的著作，会对中国革命有个全新的认识。当他正在迷茫和彷徨时，吴季俨的到来和提示，促使他尽快接触托洛茨基的观点，以化解萦绕于胸中的种种疑案和迷团。他的另一种政治经历开始了。

接纳

中国托派起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留学生，他们的人数在150人左右。1929年1月，第一个托派组织在上海成立，全称是“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因其机关报名《我们的话》，故而在后来的托派内部纷争中，又叫做“我们的话”派。陈独秀通过尹宽，从归国留学生王一平手中，读到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等文件。他在与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的讨论中，除个别问题外，基本接受托洛茨基的理论。他特别注意到，自己多次提出的反对加入国民党，和加入后又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竟和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托洛茨基说，共产国际“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领袖”，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最为“酷烈”，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造成的。他总算找到了知音，顿时如释重负，浑身轻松，不无感慨地说，当共产国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机会主义’时，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1929年8月，他和彭述之与“我们的话”派相商，要求加入或与他们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但是，“我们的话”派一直鄙视他为“老右”，不愿接受他们。提出：如果真心加入，必须服从一个先决条件，即承认其机会主义的错误。他愤怒了，一气之下，于9月间，与彭述之、尹宽等人自行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这个组织因其机关报《无产者》，而称为“无产者社”派。

托洛茨基极为关注他的情况，从1929年11月至1940年8月，给中国托派和他写了22封信，其中直接谈他的信件就有17封。托洛茨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先决条件，说，现在，“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对他始终坚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而不接受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一直不快，认为与这样的人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

可是，当他与“我们的话”派闹僵，并单独建立组织时，托洛茨基又表示担忧，唯恐刚刚兴起的中国托派运动，因内耗而衰落下去，便立即复信，欢迎陈独秀转向托派。至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为之开脱说，他在“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托洛茨基还在信中说，希望能读到陈独秀“纲领式的声明书”。

12月10日，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是斯大林犯了“可耻的机会主义”，他的错误仅仅是“忠实的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的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这封信还鼓动全党，“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可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的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托洛茨基读到这份“纲领式的声明书”，评价它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指示中国托派，“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没有的。”他甚至高兴地说：“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青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洛茨基还对刘仁静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1929）12月10日的信（《告全党同志书》）我非常喜欢，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统一

陈独秀离开领导核心后，难以接受新的中央路线和策略，并欲诉诸全党公开讨论。这种天真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恰逢此时，他惊喜地发现，托洛茨基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与他竟是不期然而然的相似。于是，他倾向托洛茨基便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他又是个具有独立思维的人，就在他倾向托洛茨基时，中国和苏联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这一事件深深地挫伤了他的民族感情。而托洛茨基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又为他们日后的政治关系设置了重重阴影，只是由于此时的他，在政治上如同弃儿，独往独来，形单影只，如今好不容易觅得知音，有了新的政治归宿，当然不愿轻易放弃。所以，矛盾也就隐而未发。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侵略我国东北的罪证，它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它是19世纪末，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由沙俄帝国政府修建经营的。早在20世纪初，中东铁路行将竣工时，陈独秀就指出，它是沙俄在东三省罪恶的起因，并向国人发出呐喊，“东三省从俄人造铁路以来，东三省的土地，还算得是中国的土地吗？”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曾经声明，中东铁路将“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但是，到了1924年，苏联又单方面宣布，中东铁路暂由中苏“共管”，接着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托洛茨基便是这个委员会主席。时隔五年，张学良受命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苏联驻中东铁路人员，中苏两国酿起纷争，震惊一时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后，李立三提出“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过左口号。陈独秀对此厌烦至极，给中央写信说，这些口号“太说教了，太超群了，也太单调了”，如果再宣传下去，是“不能够动员广大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中东路事件不久，托洛茨基便指示中国托派，“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保卫苏联，对此，“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仅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陈独秀没有加入“保卫苏联”的大合唱，而是特立独行，始终保持民族独立和尊严的严正立场。

中国托派主要有四个小组织，即“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派、“十月社”派、“战斗社”派，他们在反对斯大林路线、李立三路线方面是统一的。但是，他们又各以正统自居，互相指摘、争论不休。他们对曾是他们领袖的陈独秀，也是极尽嘲讽、侮辱之能事，从不认可他的政治地位，只是由于托洛茨基的垂青和推崇，才获得一席之地。1930年5月，俄、法、德、西、比、美、奥、意等国托派，组成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即第四国际前身），托洛茨基为总首领。托洛茨基对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非常焦虑，一再催促“召集一个统一的大会”，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中国托派各自为王，自以为是，要在这班自命不凡、资望不深的人中推出领袖人物，实在太难。托洛茨基深思熟虑，觉得唯有陈独秀尚可孚众。于是，便有意把他推到中国托派的领袖地位。1931年5月1日至3日，四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秘密召开统一大会，决定中国托派正式的统一名称，即“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

他虽然和托洛茨基合而为一，并曾有过默契和合作，但是，这种关系是在不协调的基础上寻找和谐，在不统一的前提下强求一致。他与托洛茨基在很多问题上，有着难以弥合的分歧，如他的“二次革命”论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不和谐；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而他认为苏联已不是“工人国家”，甚至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已是“法西斯主义格柏乌政治”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对托洛茨基不切实际的左倾口号，更是不以为然，离心离德。可是，托洛茨基却自以为深入到了他的思想精髓，对他的一些观点，采取妥协和苟且的态度。他则大不一样，与生俱来的桀骜不驯的个性，使他容不得外国团体和个人，对中国革命、中国事务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大革命时的惊世骇俗之论，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言犹在耳。由此论定，现在的统一，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貌合神离的统一和联合，必然是要破产的。

抛弃

陈独秀的中国托派总书记任了不到一年半，便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刚刚拉拉扯扯统一的中国托派又群龙无首，陷入无休无止的争争吵吵之中。托洛茨基知道后极为担忧，很快便派美籍加拿大人格拉斯（中文名李福仁）来到中国。李福仁的公开身份是《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和《达美晚报》编辑，秘密使命是帮助整顿中国的托派。

1935年1月，李福仁背着陈独秀，操纵中国托派，将其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重组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十分厌恶李福仁的所作所为，说：“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为求得他的理解，李福仁多次提出前往监狱探视，并说这是托洛茨基的指示，可是，都遭到他的断然拒绝。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还不时地过问中国托派的活动，间或写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但是，这样一个乱哄哄的草台班子，已经没有任何人以他为领袖。相反，他的许多顺乎国情民意的言论，却屡屡召来警告，甚至扬言要将他开除出党。8月，另一个美国托派分子伊罗生，专此去挪威奥斯陆，向托洛茨基汇报这一情况。托洛茨基非常不安，指示伊罗生，对陈独秀的批评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我“绝不相信”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至于开除陈独秀，那当然是“不允许的”。托洛茨基的谈话，由伊罗生记录整理成《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由美国寄给了中国托派。托洛茨基在这个谈话里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是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我们现在正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托洛茨基还认为，“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洛茨基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无须要有丝毫的幻想”，要在“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陈独秀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当然拒绝托洛茨基的左倾策略。但是，他对托洛茨基还是有着一种由衷的感激之情，在与中国托派的多次无聊的争执中，他都能感受到托洛茨基的理解、宽容和关怀，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为尊重他的历史地位。在前程未卜的政治流亡中，托洛茨基还时时牵挂着远在中国的他，这使他深受感动。他思忖良久，觉得有必要给托洛茨基去封信，无保留地说明中国托派已走到什么样的危险境地。他在这封信中说：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的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事件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对国内独裁者的共同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者主要究竟是谁。……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托洛茨基很欣赏他的坦诚，在给中国托派的指示中说：“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在政治上仍然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本质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合作。”

陈独秀与中国其他托派分子的区别在于，始终坚持“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作为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毕生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良心。出狱后，他即投身全民的抗日热潮，已无意于日见衰落的托派活动，在给《中央日报》一则启事中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当有人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时，他明显表示出厌倦的意向，并毅然由南京往武昌，他说：“这次抗战是一个革命战争，全体民众应当帮助政府，世界也应当帮助中国。”并郑重宣布：“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他与托洛茨基的另一重大分歧，是在对苏联的评价上。托洛茨基始终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或者是“蜕化的工人国家”。早在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时，陈独秀就认为苏联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国家了。1939年8月，苏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对他刺激最大，他更坚定自己的认识，指出苏联已“实际站在希特勒方面”，在文章和讲话中已将德俄并称为，“法西斯主义及格柏乌政治”。他对托洛茨基一再强调的“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战争”的口号，已完全失望，认为如若这样，“事实上只有帮助纳粹胜利”。他是“始终赞成联合英美向纳粹进攻”。历史已经证实，他的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相比，不乏真知灼见，也正是在这点上，他对托洛茨基采取了否定的态度。

托洛茨基和他从来未谋面，而且，他们中间“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是，托洛茨基一直将他视为老朋友，愿意“能够同他经常合作”。托洛茨基根据莫斯科的经历，担忧他的人身安全。1937年8月至1939年2月，托洛茨基多次指示李福仁，第二次国共合作一当实现，斯大林和蒋介石“将杀死陈独秀”，所以，要在中国发起一个“护陈运动”。至于陈独秀的歧见和悖论，托洛茨基指示，“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与之决裂。托洛茨基一再表示，“我非常关心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杀他。……他应该到美国去。”“他无论如何得跑到外国来。这是我最深的信心。”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没有死于非命，托洛茨基却难逃厄运，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遭到暗杀。

此时，陈独秀已全然否定托洛茨基，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现在应“重新估定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他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对一种政治思想接受的快，抛弃的也快。对此，他有过惊人的论述，“自来之论，喜根据历史现在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故而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他”，对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亦然”。

再别老托，他欣然高兴地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他沾沾自喜地戴上“终身反对派”的帽子，抛弃了他所信奉和推行的一切主义，又回归到新文化运动的原点，再次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可是，结局又如何呢？他曾无可奈何地哀叹道：“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真所谓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分付予东风。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中国留苏学生反斯大林游行事件　作者：吴　晓

1927年11月7日，在莫斯科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10周年游行时，在红场上发生了一桩反斯大林事件：参加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和一部分苏联群众，经过检阅台时，突然从衣袋里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顿时，全场混乱，不同观点者相互斗殴，大打出手———令站在主席台上检阅的斯大林及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感到十分震惊！

参加红场反对斯大林游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的学生。那么，中国学生为何反对斯大林？这事虽已过去76年，但今天的读者尤其年轻的读者，未必了解事件的真相。

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

东方大学，是斯大林亲自命名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简称。它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根据列宁“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精神，为东方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培养训练革命干部，于1921年4月创办的。1920年陈独秀、李大钊筹组中国共产党后，曾派出第一批革命青年罗亦农、任弼时、刘少奇、萧劲光、彭述之、汪寿华等赴苏到东方大学学习。凡进东方大学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中山大学则是国共合作的产物。1923年国共合作后，苏联政府为国民党培养训练干部，1924年在广州帮助创办了黄埔军校，但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迅速，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东方大学培养的干部，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为此，苏联政府又决定在莫斯科再创办一个专门训练中国革命干部的学校。正在筹办之时，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3月逝世。为纪念孙中山该校取名为“中山大学”。经过国共两党严格的挑选和考试，中山大学第一期录取了340名学生，到1927年，在校学生达500余名。学生中不少是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女和亲戚。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李宗仁妻子魏淑英等。这样国内出现了一股不小的留苏学潮。当年邓小平从法国到莫斯科入的也是中山大学，与蒋经国同一个共青团小组。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国民党员约占一半多点。但当时国共两党实行的是国民党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所以，国民党支部局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中山大学坐落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1925年秋开学时，托洛茨基主持开学典礼。他在讲话中，针对沙皇俄国以来俄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偏见，说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话：“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不论他是一个同志或者一位公民，他如果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留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不配当俄国共产党人或者说苏维埃公民。”托洛茨基这段讲话，加之他那时在苏联国内及国际上远比斯大林的威望高，使他在中国留学生中留下了十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同时，托洛茨基还任命其亲信拉狄克为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

大革命失败引发事端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之中。继而，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又发动了清共运动，一片白色恐怖。这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了。

4月14日，当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时，苏联群众和中国留学生感到万分震惊，尤其中国留学生对蒋介石无比愤慨。就连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也无法容忍父亲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并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表示与他划清界限，宣称：“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是我的敌人。”

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不仅中国留学生感到痛心，心情沮丧，陷于绝境，而且苏联广大群众的思想也发生混乱，许多人认为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预言和警告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斯大林和联共、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所导致的。这样，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及其失败，开始严重地影响苏联两派斗争的进程，而且明显有利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越来越被动。两派斗争，由口头辩论发展到暴力斗殴。有一次，列宁格勒几个老布尔什维克，借中国发生清共事件，摆老资格，开会痛斥斯大林无能，结果被定时炸弹炸伤。

这样，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卷进了苏联两派斗争旋涡之中。尤其是那些在国内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饱受革命失败痛苦的磨难，亲眼目睹无数战友倒在血泊之中的大批新来的学生，他们从苏联党的斗争中发现：他们在国内执行的路线，完全来自斯大林。“无论鲍罗廷、陈独秀或印度人罗易，都不过是政策的执行者。”真正的决策者乃是俄共中央，是斯大林。于是，中山大学以及东方大学的一些中国学生对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尤其撤销了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委的职务产生反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转向托派，有的甚至加入了苏联托派组织。就连蒋介石儿子蒋经国也毫无顾忌地站在托派一边，参加辩论。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在演讲台上露面，由于每个演讲者只准讲5分钟，所以他总是像机关枪一样，一边讲，一边飞快地翻书，及时找到适当的引文，然后再讲。大家称他是个“出色有条理的演讲者”。同时，他还写了许多尖锐有力的短文章，贴在墙报上，公开拥护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蒋经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碰巧我的观点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我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事实上，他们的臆测是正确的。我开始与几个中国同学研读托洛茨基学派的秘密著作，对于托洛茨基要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尤感兴趣。后来越来越热衷托洛茨基学说，终至加入秘密学社。跟我的同学日多，并开始视我为托派的领导者。”他又说；“苏联当局和联共早已以严厉手段箝制托派。我的一些同学已经被捕。校方为平息学潮邀请斯大林来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这是我们首次见到斯大林。然而我不为所动，坚持我的政治观点，并继续反抗斯大林政权的活动。”

联共中央和斯大林一面批驳反对派，一面继续采取组织措施，于1927年10月，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在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节时，发生了反斯大林游行。

红场反斯大林游行突然爆发

十月革命节这天，莫斯科红场上红旗招展，人海如潮。斯大林及苏联党政军、共产国际领导人和应邀前来的世界各地的重要贵宾及各国革命领导人，站在列宁墓的主席台上，检阅盛大的游行队伍。中午时分，中国留学生的队伍一走进红场，斯大林等人就向他们招手。同时，扩音器里传来了：“中国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向中国人民致敬!”、“坚决支持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万岁！”……主席台上和红场上震天动地地响应：“呜啦！呜啦！”中国留学生的队伍越走近检阅台，气氛就越热烈，叫喊声也越发高昂，使许多在国内饱受磨难的年轻革命者热泪盈眶。一位刚来莫斯科的学生谈当时的感受时说：“前前后后的红旗挥动着，形成了火海。四周围的人，列宁墓上的，墓房两侧贵宾台上的，面向宫墙，层层叠叠排列在行进队伍之另一边的，上千上万的人，挥舞着帽子或者旗帜，对我们欢呼出庆祝中国革命的口号。人们仿佛奔向我们，要举高我们，要紧紧地拥抱我们。处在这种情景中，任谁都要被感动得掉下泪来的。我们何幸而生为中国人？何幸而成为中国革命者？更何幸而遭遇到已经胜利了十年的俄国的兄弟们呀？这种欢呼一直送我们走过了红场。”

但是，就在这时，突然发生了另一件事：

中山大学的游行队伍走到红场入口处时，队伍里的苏联学生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布旗挥舞，呼喊反对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的口号。这一挑衅，当即引起拥护联共领导的其他游行学生的反击，于是双方发生斗殴。中山大学新调来的教列宁主义课程的马达格洛夫教授，在这场混战中遭殴打，鼻孔流血，满脸青紫。就这样，一边打，游行队伍还不停顿地继续前进。走过主席台时，在上面的斯大林等领导人，虽然看到了在他们面前发生的斗殴场面，但没有也不便有所表示，而当他们看到中国留学生游行队伍时仍振作精神，举手高喊支持中国革命的口号：“革命的中国青年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学生则用俄语高呼：“呜啦！斯大林！”

然而，就在这时，另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也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支持队伍前面被围攻的俄国学生。他们拚命大声呼喊，比俄国学生喊得更响。中国留学生公开造反完全出人意料，使主席台上的斯大林及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感到震惊；当着许多来自世界各地重要来宾和革命领导人的面，发生这种事，使斯大林大失体面。

这是联共党史上的严重事件，加剧了联共党内反对托派的斗争，使斗争很快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事件发生一周以后，即11月14日，斯大林召开联共中央及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特殊会议，作出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两人党籍的决议。第三天，曾在1923年1月代表苏俄政府与孙中山发表联合宣言的越飞，因同情托洛茨基而悲愤地开枪自杀，成为死于苏联反托运动中的第一个上层人物。12月联共的十五大，批准了开除托、季的决定，同时开除75名托派骨干分子。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苏联东南边疆城市阿拉木图。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不得不转入地下。

中国学生惨遭迫害与打击

参加红场事件的中国留学生，也遭到了残酷的打击，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有的被遣送回国，有的被流放西伯利亚。少数人如陈琪、闻岳留校当了一段时间的“反面教员”，然后充军到南俄靠近伊朗边界的地方服苦役，后两人想乘机逃入伊朗，结果一人被国境卫兵当场击毙，另一人押解回来投入监狱。在这些被打击、被迫害的人中，蒋经国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中国新统治者蒋介石的儿子，受到特殊的处置。蒋经国在回忆录中说：“当时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我回国比留在莫斯科对他们威胁更大。1927年4月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同一群毕业同学要求回中国，却未得到他们允许。中共说：‘让蒋经国回国，他一定会成为蒋介石的得力助手。所以我们要他留在苏联。’”他又说：“我的政治活动却一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严密监视。”即使他1928年声明与托洛茨基组织断绝关系，但王明仍不放过他，后又指控他组织“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团体。为此，王明要求苏联政府逮捕蒋经国，但斯大林要把蒋经国当作与中国统治者打交道的棋子与人质，没有同意王明的提议，而是让他到基层去“锻炼”。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蒋经国才被允许回国。

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的这批人，出国前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梁干乔是广东人，入党后曾是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在东江地区打过土豪，大革命时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然后赴苏留学。史唐是浙江诸暨人，大革命时是上海中共中央的机要秘书。宋逢春是河北景县人，出国前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做机关报《政治生活》的发行人。他们回国时，中共党内正处于大革命及各地武装起事失败后的混乱状态。因此，他们中有的继续混在党内，并被中央委派工作，但暗地里则互相联络，酝酿成立托派组织；有的遭国民党逮捕，同时，斯大林及其联共领导人也希望借中国反动派之手，消灭这些异己。

总之，红场上的反斯大林游行发生于1927年11月，在此之前，1927年4月，国民党进行清共，然后，在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该校断绝一切关系，声称：“莫斯科中山大学非法使用国民党领袖名义作掩护，从事策划反对本党的阴谋活动。为此理当取缔，著各级组织都不得再派学生去莫斯科。”这样，非但国民党各级组织停止送学生去莫斯科，就是在校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也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苏联共产党用卢布和面包培养训练了这样一批中国人，实非初衷，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不能回国，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亲共分子，因此大革命失败后，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来到莫斯科，也都安排进了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成为政治避难式的留学生，使这两所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达到六七百人。这些新生与旧生，很快卷入了联共党内正在激烈进行的论战旋涡，并且发生分裂，红场反斯大林游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罗荣桓纠正湖西“肃托”冤案　作者：黄栋法

四围敌垒不闻鸡，雪拥南阳急马蹄。

惠及死人肉白骨，至今歌颂满湖西。

这首诗，是曾于抗日战争在山东微山湖地区工作的郭影秋所作，怀念罗荣桓以快刀斩乱麻的工作作风，纠正湖西“肃托”冤案，救出了500多名干部。

1939年10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正率领一些参谋人员和两个连队由鲁中向鲁南转移。这时，罗荣桓接到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及苏鲁豫支队彭明志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的苏鲁豫区党委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连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作“托匪”抓了起来。电报还说，主持这项工作的是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罗荣桓读到电报后，大吃一惊，立即和陈光召集一些领导同志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研究后决定立即打电报给王凤鸣，命令他立即停止捕人杀人；打电报给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叫他就近到湖西，向王凤鸣当面传达师部的指示；决定罗荣桓会同将去延安的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一道，去湖西处理该事件。

所谓“肃托”，就是肃清托派。托派，原来是苏联共产党内以托洛茨基为首的一个派别。30年代，苏联曾开展大规模的反托斗争，将许多人当作托派杀掉。在中国，陈独秀等人曾在1931年5月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托派组织即发生分化。抗战时期，托派已没有统一的组织。可是，王明和康生于1937年11月回国后，却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其恶劣影响波及到全党。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懂得托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间接地受到康生的影响，把“托派”这个词当成“汉奸”，或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AB团”、“改组派”来理解。

1939年8月，湖西地区突然掀起了“肃托”的狂风恶浪。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在王须仁残酷的肉刑之下，魏定远招认自己是“托派”成员，并且还供出了第一批“托派”成员名单。

王须仁的“肃托”行动得到了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二王又挟持苏鲁豫区党委书记同意他们一起行动。他们刑讯逼供、诱供、串供，然后再根据口供抓人。如此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有苏鲁豫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好几百人。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等300多人被无辜杀害。二王肆无忌惮，草菅人命。他们不仅不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汇报，而且还向冀鲁豫支队杨得志拍电报，说该支队活动的鲁西南地区党委中也有不少“托派”，要杨将他们逮捕后送到湖西去交给他们处理。杨得志赶紧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回电严词拒绝了二王的无理要求。不久，杨得志率部经过湖西，当面责问王凤鸣：“你们抓人杀人有没有请示报告？这样搞不行！”而王凤鸣置若罔闻。事后，杨得志将情况向一一五师作了汇报。

苏鲁豫支队长彭明志得知梁兴初等人被扣押，就从陇海路南赶到湖西，想制止王凤鸣的胡作非为。王凤鸣不但不听劝说，反而想抓彭明志。彭明志已知自己无法扭转这种险恶局面，只得设法脱身并打电报将情况告诉罗荣桓和陈光。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传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赶紧派侦察科长到湖东侦察敌情，以便向罗荣桓汇报，同时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抓人杀人，企图让罗荣桓承认他们造成的既成事实。

“肃托”还在蔓延。那位去湖东的侦察科长回来，也被投进了牢房。他给牢房里的蒙难者带来了好消息：“罗政委要来了！”蒙难者们欣喜之余，急切地盼望着：罗政委，你快来吧！

雪花飘飘，寒风习习。南阳湖结着薄冰，平原披上白衣，好像在为被杀害的烈士带着重孝。罗荣桓心如火焚，率领干部、战士，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向微山湖西的单县飞驰。

罗荣桓带领一行人马赶到湖西四大队所在地后，随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前来汇报。同时把自己带来的干部分为两组，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以调查事件真相。

王凤鸣走进罗荣桓的屋子，赶紧向罗荣桓敬礼，同时忐忑不安地观察对方反应。他发现罗荣桓没有向他还礼，罗荣桓皱着眉头，眼镜后面射出愤怒的目光。

平时非常有耐心的罗荣桓，这时打断了王凤鸣那些漏洞百出的汇报，严厉地问：“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硬着头皮，强词夺理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进一步追问。

王凤鸣举了举手里的材料：“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你打人没有？有没有逼供？有没有用刑？”罗荣桓一阵连珠炮式的发问。

王凤鸣实在招架不住，只得吞吞吐吐地承认自己对梁兴初等人用了刑罚。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如果别人的历史你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负了十几处伤，怎么会成为反革命？！”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拍案而起：“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专横跋扈的王凤鸣终于瘫软在椅子上。

这时，进来一个警卫员：“报告首长！大队长带来了。”

进门来的是一位个头细高、面容憔悴的汉子。他穿着灰旧的棉衣，袖子上的“八路”臂章已被扯掉。他就是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他刚从牢房出来，因而对外面的变化一点也不知道。他一看见罗荣桓，就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泪汪汪地哭叫道：“罗政委！救命呀！救命呀！”

罗荣桓赶紧搀扶梁兴初坐在椅子上，仔细察看了他的刑伤，愤慨地说：“这简直是犯罪！”接着问了梁兴初一些情况，勉励梁兴初振作精神，好好工作。

梁兴初走后不久，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被带去见了他从未见过面的罗荣桓。罗荣桓询问了郭影秋一些情况后，决定立即释放他。郭影秋当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流泪。郭影秋事后回忆道：“罗荣桓同志再晚来四个小时，我和李乾贞、郝中士、梁兴初几位同志，就被拉出枪毙了。罗荣桓同志到了湖西后，所谓‘肃托’斗争才被制止。”

紧接着，罗荣桓还与张经武、郭洪涛等去牢房看望了李乾贞。李乾贞是最早建立湖西抗日武装的领导人。他受了重刑，躺着不能动弹。罗荣桓亲切地安慰他之后，马上叫人把他抬到卫生队治疗。李乾贞被这突如其来的拯救，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像春潮冲破冰封，像光明突破黑夜，几百名“囚犯”一下子获得了自由。

两天后，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平反大会。在会上，罗荣桓面对那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大声说道：“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会场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人用手绢擦着眼泪，有人开始低声哭泣。

“现在，我向你们正式宣布，所有被关押的人，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释放！从现在起，你们自由了！”

掌声过后，是一片哭声。哭声越来越大。这哭声，是对党的感激，是对死者的哀痛，是对刽子手的控诉。罗荣桓的眼睛也湿润了。他激动地说：“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又一次惨痛的教训。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他沉痛地指出，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山东八路军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加倍努力工作，尽快挽回损失，推动党领导的山东抗日革命事业的发展。

湖西“肃托”冤案被纠正后不久，凶手王须仁畏罪自杀，王凤鸣则乘对他看管不严之机，逃跑投敌。王凤鸣逃跑后，罗荣桓向党中央打报告请求处分自己，并且在一一五师一次政工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3年冬天，罗荣桓与世长辞。郭影秋挥毫写下了四句悼诗：

沂蒙寇急震人心，亿万心连百战身。

昨日人经苏鲁皖，四山风雨哭将军。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一代报人成舍我　作者：傅国涌

一

结束了长达8年零3个月的厄运，1945年11月20日，《世界日报》、《世界晚报》终于在北平原地复刊，当天成舍我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深情地回顾了《世界日报》和他本人的办报经历：

“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在艰苦奋斗中，万千同样的报人中，单就我自己说，三十多年的报人生活，本身坐牢不下二十次，报馆封门也不下十余次。……世界日报的生命中断，一个纯粹的民营的报纸，竟如此牺牲。实则此种艰辛险恶的遭遇，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报业，也可算司空见惯，极其平凡。做一个报人，不能依循轨范，求本身正常的发展。人与报均朝不保夕，未知命在何时，我们真不幸，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但从另一角度看，我们也真太幸运了，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过去凡是我们所反对的，几无一不彻底消灭。这不是我们若干报人的力量，而是我们忠诚笃实反映舆论的结果。……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只有我们自己，变成了时代和民众的渣滓。我们向正义之路前进，我们有无限的光明。我们太幸运，做了这一时代的报人！”

成舍我是大时代的产儿，正当五四浪潮澎湃之际，他白天在北大国文系听课，晚上在《益世报》当编辑、主笔，经常以“舍我”的笔名发表社论。1919年5月23日，他发表《安福与强盗》社论，直指权势炙手可热的安福系所作所为，“哪一件不是鬼鬼祟祟祸国殃民的勾当”。同一天还登载了山东军人“痛外交失败”的通电，《益世报》被停刊五天，总编辑潘蕴巢被捕，报纸的发行量却因此大增，成舍我也没有被解职，反而代行总编辑职。因为家境贫寒，他十四五岁就外出谋生，在沈阳、大连等地的报馆当过校对（1912-1913年），18岁到上海《民国日报》当校对、助理编辑（1915年），结识了陈独秀、李剑农、李大钊等知识分子。1917年，他只身来到北京，得到陈独秀等的照顾，得以进北大读书，“东斋吃饭，西斋洗脸”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1920年，他在北大成立“新知编译社”，翻译出版外文名著。1921年初，他发起“北京大学新知书社”，公开招股，从蔡元培到稍有资力的同学都被拉入股，当年冬天，他办了四开小报《真报》，这是他办的第一份报纸，没能办下去。1922年春，他进北京师范学校任教，不久回《益世报》当总编辑，1923年秋进北京联合通讯社任编辑，第二年就接手主持社务。这是他独立办报之前的经历，为以后登上报业大舞台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因采访关系他认识了不少议员，1924年，他当上众议院一等秘书、教育部秘书及华威银行监理官，都是拿干薪的兼职。这个长期陷于困境的书生眼前似乎一片光明，也许他完全可以循着这条道路往上爬，做一个脑满肠肥的政客、官僚，但他选择了另一条路。

二

1924年4月，成舍我以200元独自创办《世界晚报》，一年以后（1925年5月），又创办《世界日报》，10月，《世界画报》出世。在短短一年半时间，“三个世界”诞生了，除了1928年至1929年间，他做过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几乎把一生都献给了报业。“三个世界”形成了中国第一个稍有规模的报系，被称为“世界报系”，加上他后来在南京办《民生报》，在上海办《立报》等，这个一无资金，二无背景，无党无派、白手起家的一代报人无疑创造了一个奇迹，以他独特的个人和持续的努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报业史。

从编辑采访、新闻评论到新闻教育，他都很有一套，张友鸾说甚至可以成为“成舍我体系”，不足的是他始终搞不好印刷。除了吟诗填词、昆曲，他无嗜好，不讲究享受，发达以后还是如此。他常穿一双大皮鞋，报社中人习惯称他为“大皮鞋”。从“三个世界”到《民生报》、《立报》，到香港《立报》、重庆《世界日报》，“大皮鞋”几乎踏遍了南北。张友鸾晚年回忆说，他生活上很像个清教徒。尽管他的刻薄也是有名的，却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奇迹般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他在北平、桂林等地先后办过新闻专科学校，他知人善任，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张友鸾当《世界日报》总编辑只有22岁，当时还在平民大学新闻系学习。萨空了南下当《立报》总编辑也不过29岁。还有诸如身为参政员的他坐在参政会会场勾错字，这些都成了报业史上遥远的逸闻、佳话。

为了他的报纸，成舍我曾多次被捕，封门、停刊不下十余次。1925年11月29日，《世界日报》发表《昨日十万民众对段政府大示威》的新闻，成舍我发表署名社评《哀段君祺瑞》。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发表署名“舍我”的社评《段政府尚不知悔祸耶》，提出段政府引咎辞职、惩办凶手、优恤死难者三项要求。“世界”报系连日发表文章谴责段政府，以大量篇幅刊登新闻和死难者照片，画报和副刊都出版专刊。当段政府通缉李大钊等，当京师地方检察厅确认段祺瑞卫队有杀人罪时，日、晚报都发表社评，严厉谴责。段政府的财政总长仗着曾资助3000元开办《世界日报》，向他发出警告，没想到他竟不买账，义正词严地予以拒绝。1925年北京政府以“宣传费”名义给全国125家报馆、通讯社发津贴，分“超等者”、“最要者”、“次要者、“普通者”四等，他的《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名列“最要者”，每月可得津贴200元。但他并不因为接受了“津贴”就放弃对当权者的批评。4月26日，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军阀张作霖公开杀害，第二天，《世界日报》就以《邵飘萍以身殉报》的大字标题作了报道。8月6日，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又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北京新闻界黑云压城。第二天（8月7日）夜间，成舍我被捕，“并宣布处死”。如果不是有恩于张宗昌的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奔走力救，成舍我将会步邵、林的后尘，所以他在《世界日报》刊登启事：“平此次被捕，情势危急。......承各方师友竭力营救，再生之德，没齿难忘。”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长留在他的记忆中，事隔四年，在游历欧美的途中，辽阔的太平洋上，这位参加过“南社”却很少写诗的报人还写下了“崎岖历尽归平淡”、“且喜半生逃百死”这样的诗句。

1927年4月18日，也就是“国民政府”正式成立的同一天，成舍我在南京创办了《民生报》。1934年5月，因为报道行政院政务处长、他的亲戚彭学沛贪污舞弊的新闻（已被新闻检查机构删扣，结果仍然发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怒，罚令停刊三天，《民生报》复刊时竟然发表社论说明被罚经过，指责当局非法摧残舆论，声言将依法抗争。彭学沛向法院控告他妨碍名誉，6月18日开庭，成舍我当庭答辩，把指控驳得体无完肤，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亲书的万言答辩书，轰动一时。彭虽然不敢出庭，并以撤诉了事，但怀恨在心。7月23日，因《民生报》发表来源于民族社的《蒋电汪、于勿走极端》一则消息，成舍我被捕，和陈云阁等人一起被关押了40天，《民生报》被封闭。

9月1日，他获释出来即说：“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唐有壬劝他“新闻记者怎能与行政院长作对？新闻记者总是失败的，不如与汪先生妥协，民生报仍可恢复。”他坚决地回答：“‘我的见解完全与你相反，我有四大理由，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此四大理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汪不能做一辈子行政院长。新闻记者可以坚守自己主张，保持自己人格；做官则往往不免朝三暮四，身败名裂。”最后的结局是———“民生报永久停刊”，成舍我“不许再在南京用其他名义办报”，“不得以本名或其他笔名发表批评政府的文字”。

1929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一段“某要人谈时局”的报道得罪了已接管华北、炙手可热的阎锡山，遭停刊12天的处罚。1930年1月13日复刊时，发表张恨水执笔的《本报复刊的意义》，语虽委婉，实多愤慨。

1933年5月10日，《世界日报》公开报道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内幕，引起蓝衣社头子刘健群恼怒，命令宪兵逮捕成舍我，经人说情，才免遭毒手。

1935年《立报》创刊，因全程跟踪报道帮会头子顾竹轩杀人案，受到黑社会威胁，他说：“在上海滩办报，要站住脚，必须战胜这帮流氓，决不能退让。”

据先后做过三报（《世界日报》、《民生报》、《立报》）总编辑的张友鸾和老报人左笑鸿等回忆，成舍我常对编辑记者说：“只要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负责任，打官司、坐牢，归我去。”这些话代表了成舍我一生对新闻自由的追求。《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一文回首当年，感慨无比，“当时张宗昌杀人不眨眼，那威风，真可使人股。然而没有几年，我却在中山公园，时时看见他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他屡想和我攀谈，我只是报以微笑。”“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他“仅是万千报人中的一个”，亲历了那一时代的“不幸”和“幸”。

三

对于报纸，成舍我有许多自己的见解。1920年4月，他即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舆论家是要往前进的，不可随后走的。他是要秉公理的，不可存党见的。他是要顾道德的，不可以攻阴私的。他是要据事实的，不可以臆想的。他是要主知识的，不可以尚意气的。”1921年，他在《新人》杂志发表《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今后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他后来以办报为业在他思想深处可以找到源头。

1925年《世界日报》初创，他在发刊词中提出———不党不偏，不受津贴（实际上接受了北洋政府六机关的津贴），言论公正，不畏强暴，替老百姓说话，作民众喉舌。同时提出“以国民意见为意见”，“以超党派立场争取全民福利”等。对政党，他一贯持超脱和无所偏倚的态度。他和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都有很深的交情，但没有参加过共产党。他和李石曾等许多国民党大佬有私交，但对国民党始终保持超脱的态度，经常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抗战爆发，他发表文章呼吁“国民党应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公开政权，建立国民联合政府”，“对中共采取较宽容政策”等。抗战期间，他成为国民参政员，一度还是陈诚的驻港代表，但他始终没有加入过国民党。香港沦陷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军方的《扫荡报》都想拉他去接办，在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很审慎，也确实有保留，不愿轻易“下水”，最后拒绝拉拢和诱惑，始终未进官报乃是事实。“超党派”是他始终如一的办报立场，三个“世界”如此，《民生报》如此，1935年他在创办《立报》时“绝不招本份官股，绝不请一文津贴”，并表示：“说大家要说的话，决无任何背景，及为金钱势力所左右”。1945年他在重庆办的《世界日报》也是无党无派的私营报纸，这条底线他是守住了。

《世界日报》、《世界晚报》在北平复刊，他发表《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长文，自我定位是“站在国民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认为只有“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我们认为‘超然’的可贵，就因他能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而无任何党派私怨，加以障害。”在最后的几年中，《世界日报》坚守了这样的立场。

从1925年到1935年，张友渔在《世界日报》前后工作了十年，成舍我明知他是共产党员，还让他写社论，任凭他把一些倾向“左”的社论发表出去。还让他担任“社会科学副刊”主编，发表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甚至1932年张的身份暴露后，还派张到日本，作为《世界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1933年风头过了，又让张回北京，任总主笔。这样的例子不是孤立的，萨空了在桂林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他曾积极营救。

1930年，他曾出国考察欧美各国新闻事业，历时近一年，对西方的新闻自由无比向往，“符离街（英报馆集中地）支配唐宁街（英首相府所在地），在词典上无‘言论自由’之吾辈中国记者观之，自不能不悠然神往耳。”回国之后他在北京报界公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报告世界新闻概况，认为欧美新闻事业发达的原因之一是“言论有保障”，主张报纸的言论完全听民意的支配。此行对他经营新闻事业影响很大，更坚定了他组织报业托拉斯，做真正有权威的“无冕之王”思想。他的口号是“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办报，老百姓讲话。”做报业托拉斯巨子是他多年的梦想，抗战时期，他在重庆组织“中国新闻公司”，以“提倡民主建设，独立经营新闻事业”相标榜，雄心勃勃，要在全国东、南、西、北、中办十家大报，都以“世界日报”命名，还要开办专用通讯社、新闻研究中心和定期新闻研究刊物、新闻画报等，虽然最后都没有成功，但他对新闻事业的深情和执着从来都没有改变。

四

成舍我一生的新闻事业，最重要的是北京的《世界日报》，包括以“世界”命名的日、晚、画三报，前后历时17年。

从1924年到1927年是“三个世界”的初创时期，筚路蓝缕，备历艰辛，因批评军阀政府，成舍我几遭杀身之祸。张恨水的连载小说《荆棘山河》、《金粉世家》等为“世界”报系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1928年到1931年是它的发展时期，把教育新闻作为生命线，受到知识界的欢迎，迅速成为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报纸。1928年，国民党定鼎南京之后将北京九所高校合并为中华大学，师生一致反对，成舍我身为北平大学区秘书长，他主持的《世界日报》不仅如实予以报道，而且发表了不少教授、学者的反对言论，这样的《世界日报》当然声誉鹊起。

1931年到1937年是其鼎盛时期，主张抗日，反对不抵抗政策，抨击国民党政府乃至“国联”，倡议政治安内、武力对外，反对内战。1935年1月起，《世界日报》开辟了“学人访问记”专栏，两年半中，记者贺逸文先后访问了56位有成就的各方面学者，发表了70万字，对学界影响很大。“一二·九”运动的第二天，《世界日报》即在要闻版刊登“平市治安无虞，禁止集会游行举动，昨日军警特别戒备”的新闻。教育版则出现大片空白，一连几天都是如此。《世界画报》刊出学生与军警搏斗的照片，并以隐蔽曲折的文字披露学生游行情况。1937年8月9日，“三个世界”被迫停刊，所有财产被没收。

在这期间，成舍我创办《民生报》，“小报大办”，仅一年发行量就突破3万份。到1934年被封，前后7年。1935年9月20日，他又在上海创办新型小报《立报》，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提出"以日销百万为目的”、“报纸大众化”等口号。“发刊要旨”表明“以最新姿态，使报纸功能，普及全国大众”。他在《我们的宣言》中说：

“我们认为不仅立己立人不能分开，即立国也实已包括在立己的范围以内。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于国家的关系。”“我们要使报馆变成一个不具形式的大众乐园，和大众学校。我们始终认定，大众利益，应超过于任何个人利益之上。”

同时提出四个原则：

一、凭良心说话。

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

三、除国家币制，及社会经济，有根本变动外，我们当永远保持‘一元钱看三个月’廉价报纸的最低价格，决不另加丝毫以增重读者的负担。

四、除环境及不得已原因外，我们认定，报纸对于读众，乃一种无形的食粮，和无形的交通工具，应当终年为读众服务，无论任何节日，概不许有一天的休刊。”

积十多年的办报经验，尤其是《民生报》的尝试，成舍我决心将《立报》“小报大办”，办成一张有巨大发行量的大众化报纸。“只要少吸一支烟，你准看得起；略识几百字，你准看得懂”，“五分钟可知天下事，一元钱可看三个月”等宣传很能吸引普通读者。由于他敢于和上海恶势力对抗，很快声誉鹊起，一纸风行，发行量超过10万份。1936年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等“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当天《立报》就在头版右下方加黑框发表了《今晨七人被捕》的消息。在此后“七君子”关押的240多天中，《立报》从方方面面进行追踪报道。1937年6月8日，还全文发表《沈钧儒等答辩状》长文，从二版转三版再转五版，还在二版配发评论《怎样沟通政治和法律》。小小的《立报》汇集了张友鸾、张恨水、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严谔声等政治倾向各异的报界才俊，副刊、评论、特写、通讯都虎虎有生气，真正做到了“消息灵通，时代先驱”。到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宣告停刊时，发行量最高达20万份，居全国报纸之冠。《立报》虽然只存在了两年零两个月，但它创造了成舍我报业生涯中新一轮的辉煌，直到晚年，台湾解除报禁后，他再次办报还以《立报》为名。

1945年5月1日，他以“中国新闻公司”名义集资在重庆创办《世界日报》，他后来回忆“我这一生办报，最辛苦，最累人的时候，就是《世界日报》在重庆复刊的时候”。不过为时很短，4个月后，他回北平前夕把报纸交给了曾共患难的陈云阁。

北平“世界”报系复刊（《世界画报》没有复刊），他提倡改进国民心理，转变社会风气，“发动全国舆论，正视事实，自由思想，自由判断”，力图在激烈的党派纷争之外走出“第三条道路”。他和他的“世界”最后三年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

《世界日报》复刊后，除社评外还有专论、特论、时论，主要由各学科学者撰写，三年中发表了近千篇，参与撰写的有上百人，共同点就是学者论政，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实践“读者有其报”和“人民的报纸”的诺言，还另外开辟带有读者论坛性质的“人民公论”，订有严格规约，必须文责自负，写稿的多为学者名流，如1945年12月曾发表朝阳大学教授陈瑾昆的《少“自作孽”》，借古论今，抨击当政。

《明珠》副刊明确提出“四个反对”，反对茶余饭后的消遣，反对不顾及大众的个人牢骚，反对软性化色情化的东西，反对无聊的考证。1945年12月31日，它曾以整版篇幅刊登《访问鲁迅夫人》一文。1946年10月19日，又以整版篇幅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有《匕首般的文章》、《祭纪鲁迅逝世十周年别忘掉其遗族的苦难》等文。虽然它也整版刊登过为蒋介石祝寿的文章。

1949年2月，内战即将落幕，胜负已分，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成舍我的“世界”已无路可走，停刊是它的必然命运。然而，成舍我这个名字和三个“世界”、《民生报》、《立报》一起成为报业史不能回避的话题。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我认识的廖承志　作者：高　梁

一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6年初他被国民党释放出狱不久

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按照双方达成的“双十协定”，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了全国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一再要求国民党当局尽速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和廖承志、叶挺等同志。在各方面的强烈呼吁和支持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1946年1月先释放了被关押达四年之久的廖承志，然后又释放了叶挺将军。

当时，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就读，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周恩来同志指示西南局从当地的大学生中，选派一批懂英文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同学，到解放区去从事英文翻译工作。我响应党的号召，在当年三月中旬来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报到。当我到达“红岩村”时，看到一些同志正围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人亲切交谈。他面部微黑而稍显削瘦，留着一头黑发和小胡子，穿着一身像是新购来的黑色西服，带着广东口音和同志们侃侃而谈，时而引起朗朗笑声。办事处的同志告诉我，他就是才出狱不久的廖承志同志。当时他那谈笑风生的英姿，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年四月初，我和被选派去解放区的同学们开始到“红岩村”集中。一天，我来到办事处同志们活动的地点，看到那里有一份墙报，上面登载着一篇用稿纸写的长约七、八页的文章，文章作者署名是廖承志。我立刻被这篇文章吸引，站在那里专注地读着，而且越读越受感动。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忆着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

1942年日本占领香港时，廖承志同志从香港撤退并帮助一批批爱国人士回到内地，然后他参加了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出卖，他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关押在江西的集中营。入狱后，由于他是国民党革命元老廖仲恺的儿子，国民党反动派还不敢任意杀害，只是逼迫他叛党投降。他们先是用极残酷恶劣的狱中生活折磨他的肉体，后又用高官、美食和美女来诱惑和软化他的斗志。期间，蒋经国曾奉蒋介石之命，亲自到江西集中营来“看望”和“劝服”他，他依然未被所动。直到1945年，蒋介石命令“军统”把他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的“白公馆”看押。为了在国共谈判前逼他投降，蒋介石最后亲自出马找他谈话，劝他悔悟退党，留在蒋的身边工作。他断然拒绝了，明确表示：“我活着是中国共产党员，死做中国共产党的鬼！”在万般无奈下，蒋介石才不得不释放了他。在他出狱后泪流满面地见到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时，才确知，当他在狱中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已把他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了。

我两三遍地读着这篇文章，眼前涌现出一个蔑视敌人、敢于斗争、不怕牺牲、气势磅礴的革命勇士的形象。后来，我又听到办事处的同志们讲，他青年时期在日本、欧洲国家因参加反帝同盟和领导海员运动曾多次遭到逮捕，回国后又于1933年在上海被捕；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之后，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又被张国焘拘捕，带着手铐走过了长征，后经周恩来营救才获释。

二四年解放战争中，他任新华社社长，把党中央的声音及时向国内外传播

廖承志出狱不久，党中央调他回延安，委任他为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

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出前，决定将新华社同《解放日报》合并，由廖承志负责；撤出时，他把全体人员分为两路，一路短小精悍，由副社长范长江率领，紧随党中央转战在陕北，用“陕北电台”呼号向外发布消息；一路约二三百人，由他亲自率领到了晋太行山下，在涉县建立起新的电台和临时总社编辑部。这样，当陕北战场形势告紧而电台再不能工作的时候，廖承志立刻就用新建的电台，继续以“陕北电台”的呼号向外广播，保证了中央的声音得以及时而毫无间断地传播到国内外。根据形势发展，他还请示中央，在全国各野战军建立了新华分社或总分社，及时汇集和报道了全国解放战争进展的情况；他设法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广播和报纸，接收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每天都把它们编辑成几千字的《新闻情报》，播发给中央和各解放区领导参考，这也就是建国后的《参考消息》。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使国际上更需了解解放区的实况，于是在他的直接关注下，新华社第一个国外分社就于1948年春在捷克布拉格建立了，主要任务是抄收和发布新华社的英文电讯，扩大解放区在国外的影响。他还在太行山积极筹备英文口语的对外广播，并于1948年秋正式开台对外播音。我们的一位女同学魏琳就成为解放区对外英语广播的第一个播音员。

三建国后，他在侨务、对外交往和维护世界和平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我曾有幸蒙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根据他青年时期在国外和香港开展华侨工作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经历，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同时被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这个时期，他在任务繁重的情况下，把主要精力放在侨务工作上。他接见了建国初期从海外归来的几乎每个爱国华侨，倾听他们的心声，全心全意地为他们和侨眷服务。

我第一次同他直接接触并亲聆他的教诲，是在1953年的春天。当时，我国为了开展战后对日本的新关系，决定将仍滞留在中国的三万多日侨遣送回国，由中国红十字会邀请日本三个人民团体组成第一个民间代表团，前来北京进行具体商谈。周总理考虑到廖承志在日本出生，曾结识众多日本友人，且对日本情况熟悉，特指定他为中国红十字会顾问，参加同日方的谈判。由于我过去做过外事工作，他和红十字会负责人伍云甫同志商定，派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前去广州罗湖口岸迎接这个代表团到北京。在我出发前，他了解到我有亲人曾在抗战中被日军杀害，他一再叮嘱我说：“我们大家都遭受过日本侵略，是苦大仇深的。但日本人民是无辜而友好善良的人民，我们必须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严格区别开来。”他还说：“这次来的日本客人大多是友好的，你要热情友好地接待，千万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但也要不卑不亢。”我尽力按照他的嘱咐完成了任务，他很高兴。在随后同日方的三次谈判中，我看到，他非常坚定而鲜明地阐述了我国对日本的上述立场和政策，同时又深切理解战后日本人民的困难处境，对日本当前时局分析得十分清晰；他以地道流利的日语，有时夹带些日本典故和俚语，同日本友人坦诚交谈，使对方听后感到格外亲切和信服。结果谈判进行得很顺利。第二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副团长回访了日本，打开了战后中日人民交往和“以民促官”的新局面。从此以后，凡是同日本人士交往和对日关系问题，他都作为周总理的得力助手，亲自参与，一生同日本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十年来，他克服种种困难，不断开辟和扩大了同日本往来的渠道，直到同日本正式恢复邦交和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签订；他广泛结交了日本众多官方和非官方人士，用自己的言行取得他们的尊敬和信任。

1955年，我调入新华社工作，被派到印度任新华社常驻记者；1960年以后又调到非洲国家任常驻记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世界和平运动蓬勃发展、亚非人民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浪潮高涨的年代。廖承志同志在这期间曾多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世界和平大会和理事会，他还作为代表团顾问，随周总理出席了万隆亚非会议，随宋庆龄副委员长访问了印度等国；后来，他担任了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多次率团出席了在非洲国家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和理事会。他还在1965年以代表团首席顾问的身份（这时他已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多年），随同陈毅副总理出席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第二次亚非国家首脑会议筹备会议。我曾有幸随他采访过一些访问活动和一些会议，有机会进一步领略到他出众的外交才能和作风。我特别感受到，他心怀宽阔，高瞻远瞩，在同大量具有不同政治观点和不同政治派别人士的交往中，他开诚布公，以理服人，善于根据周总理所提倡的“求同存异”方针，倾听和采纳对方一切合理的意见，因而使人折服。

四“文革”劫难后，他在侨务工作中拨乱反正，为香港回归带病请缨、不遗余力

1966年国内“文革”开始，“四人帮”以“叛徒、特务”等罪名对他进行了批斗，并抄了家。待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下令让他住进中南海，暂与外界隔绝，但后来仍被造反派软禁在西皇城根等处进行“反省”和“监管”。他一生在对敌斗争中曾被关押七次，对关押从不畏惧；然而，这次他眼睁睁看着林彪、“四人帮”肆虐篡权，把革命老一代终身为党为人民创立的事业毁于一旦，他的痛苦却无以复加，在忧郁中心脏病也开始发作。直到1972年中日即将建交，许多来华的日本朋友要求一定见他，经周总理竭力设法，他才得以开始露面活动，从此恢复了工作。

待他再度复出工作后，众多国内外的华侨和侨属都要求来看望他，吐诉他们在“文革”中遭受的灾难和苦闷心情。他对来者有求必应，带着病体，一律热情欢迎和竭诚相待，有的还促膝长谈。他发现，绝大多数华侨和侨属在“文革”中因有“海外关系”而受株连和迫害，但他们依然眷恋着祖国，深信祖国在受到巨大劫难之后会更加成熟和发展壮大，并愿为此而献计献力。世界上哪国侨民能像华侨这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啊！他一方面尽力为他们做些解忧排难的实事，另方面则苦思着如何清除“四人帮”的余毒，使侨务工作尽速回到正确的轨道。他在1978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力的文章：《批判“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问题的反动谬论》，首先举起了在侨务工作中拨乱反正的旗帜。

这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经邓小平同志建议，由廖承志任主任；接着又建立了港澳办公室，由他兼任主任。他带病工作，领导办公室的同志们首先在思想上统一认识，然后把过去各种“左”的规定和条例一一加以清查和纠正，重新制定出一系列关于保护海外侨胞和国内归侨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规定。他安置了大批国内归侨的生活和工作以及子女升学的问题，并且积极恢复和重建了“中国新闻社”和“华侨旅行社”，以加强国内同海外侨胞的信息交流，便于他们同祖国的来往。在他的积极推动和筹划下，第一批与港澳合资建立的国际旅游宾馆出现在我国首都和外地。一些香港和国内的爱国有识之士写信给他，建议在深圳等地开辟一个吸引港澳和国外投资的特区，他对此甚为赞同，积极地向党中央作了反映。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党中央在1979年7月作出了在深圳成立经济特区的决定。

1979年1月1日，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和平统一祖国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接着，党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委托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担任组长，由已经任人大副委员长的廖承志担任副组长。后来由于邓颖超年高体弱，小组的日常工作由廖承志负责。

就在同一年，中央决定恢复、整顿和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成立了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并在中央宣传部内设立对外宣传局，作为小组的办事机构。我从国外被调回参加这项工作，并且同侨务办公室、港澳办公室和对台领导小组等建立了经常业务联系。从此，我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见到廖承志同志并亲聆他的教诲了。

我记得，自我1965年随他在非洲采访，已有十多年未再见到他。这次见到他时，他已不再是当年那样满头黑发、黑胖健壮和异常活跃的形象，也少有那种爱说爱笑、诙谐幽默的风趣了；而已是一位头发灰白、面有斑纹、行走缓慢和少言寡语的七旬老人了。当年比他年长者都一贯亲切地称他为“小廖”，而今所有的人都敬爱地尊称他为“廖公”了。岁月的流逝，特别是“文革”的迫害和严重的心脏病，已使他的身体受到空前的折磨而显得虚弱，神态也更加沉着持重。然而，我发现，他对同志不仅依然是那么坦诚相待，而且更加亲切关心和谆谆善导；在他内心深处，好似燃烧着一团更为炽热的火焰，促使他更加急迫地要把在“文革”中失掉的一切弥补起来。

1979年底，他的心脏病屡屡发作，搅扰着他几乎已无法工作和生活。当时他的好友、香港著名爱国人士查济民先生推荐美国旧金山一位著名心脏科大夫前来北京为他进行了全面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这位大夫建议他到美国去进行冠状动脉搭桥和室壁瘤切除手术。几乎所有他的亲属和同志们都不赞成他这个古稀之人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但他为了争取生命中能有再多几年工作时间，毅然接受了这个治疗方案，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批准了他的要求。

手术进行得很成功。经过短期的疗养，他于当年5月精神振奋地返回祖国。在回程中暂在香港停留期间，他同当地经济界、文化艺术及新闻界的许多代表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和深入交谈。他发现，多数人关心的还是1997年香港是否回归和如何回归祖国的问题，他们普遍存在着种种疑虑，尤其担心香港回归后是否同大陆实行一样的制度和政策。他回国后立即召集港澳办连续开会，提出了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等观点。最后，他概括了大家的讨论，提出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意见，上报中央审核，后由中央采纳。

五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日思夜想的是广大台湾同胞；他为祖国统一大业鞠躬尽瘁

此后，他以更大的精力投入对台工作。不管多忙，他都精神抖擞地定期召集对台小组开会，调查研究对台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开始时，他要我参加讨论有关对台宣传问题的会议，或者派人同我一起拟定对台重大事件宣传的口径；后来，经他批准，我正式参加了对台小组每次举行的例会。

根据《告台湾同胞书》的精神，他要求大家首先从思想感情上转变过来。他经常向一些对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想不通的同志这样说：国民党右派杀了你们的亲人，也杀害了我的父亲和许多共产党员，可说是血海深仇；但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有不计个人恩怨的胸怀，目的就是为实现祖国统一这个伟大事业啊!他要求今后必须摈弃一切不合时宜的概念和提法，如什么“大打大闹”、“分化瓦解”、“拉过来为我所用”等等，而要脚踏实地地把中央的政策落到实处。在工作上，他要求首先把当时住在大陆的两万多名台胞的工作做好，并成立起他们自己的“台湾同胞联谊会”；同时要通过岛外影响岛内，以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和广交朋友的方式，逐渐建立起愿意接触和互相了解的气氛。在宣传上他要求着重讲“爱国一家”的思想，不要过多强调“既往不咎”等。经过长期对台政治、经济、贸易及文化各方面的调研和反复讨论，对台小组在邓颖超、廖承志亲自领导下拟定了对台湾工作的九条建议；后经党中央批准，由叶剑英委员长于1981年9月30日以向新华社发表谈话的方式，向世界公布。九条的要点包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等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探亲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提供方便；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等等。

1982年7月，邓颖超同志看到了蒋经国在悼念他父亲蒋介石的一篇文章中，有“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等一些思念家乡故土的话，她建议廖承志利用此机会给他所熟悉的蒋经国写封信，以推动形势的发展。他回忆起青少年时同蒋经国一起长大、后在莫斯科一起学习过的情景，连夜赶写了这封信。在信的开头，他用了“咫尺之隔，竟成海天之遥”一语，表达他对蒋经国的悬念；然后即展开直言：“祖国和平统一，乃千秋功业。台湾终必回归祖国，早日解决对各方有利。”他坦诚劝告：若蒋经国能“成此伟业”，必为“举国尊敬，名留青史”；若蒋“迁延不决，或委之异日，不仅徒生困扰，吾弟也将难辞其咎。”最后，他强调指出：“纵观全局，合则对国家有利，分则必伤民族元气。”“试以贵党计，如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则两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共图振兴中华之大业。否则，偏安之局，焉能自保。有识之士，虑已及此。事关国民党兴亡与绝续，望弟再想。”信在结束时，他以“寥寥海天，不归何待?”及“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等情深意切之语，再次表达他对祖国统一的诚挚渴望之心。此信写成后，经中央同意，由新华社广播并于7月2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通过香港报纸进入台湾，使整个台湾受到震动。

在这个时期，他所接见的各界台湾朋友也不断增多，他都亲切坦率地同他们交谈交朋友；凡属有利于海峡两岸交流的事他都支持。有次，在台、港的几位编导表示愿同大陆共同合作拍制“火烧圆明园”影片，他听后十分高兴和赞成，他要我协助同中国电影界联系。他自己在健康不佳的情况下还召开了一次有各方参加的招待会。

不幸的是，有天他在家中摔了跤，股骨胫折损，这无疑对他的病体如雪上加霜。医生建议他做保守疗法，长期卧床静养。他坚决不同意，要求立即开刀，打进钢板，争取尽快下地走路。他好像预感到自己的生命时间有限，坚持地说：“我已没有时间再静养了，也浪费不起了!我要工作！”不久，我们就看到他坐着轮椅前来开会，乐呵呵地跟同志们打招呼。

1983年5月，经他和港澳办等单位多次讨论修改的关于同英国会谈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意见，已由邓小平同志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政治局委托他去南方亲自再征求一下在那里养病的叶剑英、陈云同志的意见。他去南方完成了这项任务。回程中他顺路在南京谒拜了双亲廖仲恺、何香凝的陵墓。一路辛苦，使他患了感冒；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又带病参加了外事活动。结果，由于低烧、咳嗽，他不得不住院治疗。

6月6日，全国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他拒绝大夫的劝阻，坐着轮椅，从医院来出席这次大会。在这届大会前，中共中央已向大会提名他为国家副主席候选人人选。当时，我参加大会对外宣传工作，为加强同中外记者的联系，经常奔走在主席台和记者席之间。我见他在整整三个小时里，坐在主席台上全心专注地听着大会上的报告，毫无疲倦之意。待大会结束他离开主席台时，我跑上前去同他握手，问好致敬，并告诉他，这届大会已开始有批港、澳记者前来采访了。他听后，在轮椅上对我微笑地说：“很好！很好！”但万万没有料到，这却成为我见到他的最后一面。

回院以后，他就感到胸闷，咳嗽和气喘。在病中，他还叫秘书打电话，检查一下他所关心的工作；还同一位有关同志谈六届人大，谈祖国未来的繁荣。他向对台办的一位负责同志一再嘱咐：在对台工作中，要永远记住周总理临终前的话，一定不要忘记老朋友，要坚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才可能争取更多的朋友，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廖承志同志知识渊博，通晓五种外国语，擅长诗词、书画和戏剧。

1983年6月10日凌晨，他终于因肺主动脉栓塞而不幸逝世。他的逝世，引起全国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各国友好人士和人民的悲痛和惋惜。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刘英在瑞金的多彩生活　作者：曹春荣

到了瑞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原名郑杰，湖南长沙人。她是1933年6月到达赣南东部瑞金的。她由共产国际分派，从苏联回国，到中央苏区工作。

这时的瑞金，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原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也迁到了这里。在这里一下子就见到了许多熟人，其中有：周恩来与邓颖超、周以栗、罗迈(李维汉)、曾三、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王稼样，还有此前虽未谋面却心仪已久的毛泽东。他们或是刘英的师长、上级、战友，或是刘英与之交往过的党的领导干部。所以，刘英虽是第一次来瑞金，却一点也不陌生。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我觉得，到了瑞金我就是回到了家。”

刘英刚到瑞金时，住在位于下肖区(今属沙洲坝镇)下屋场(又称下下肖)的中共中央局楼上。这幢房子原是一个姓杨的前清举人的私宅，砖木结构，上下两层，前后两厅，且有左右横屋，仅一层就有18间房。举人后裔在土地革命中划了地主成分，房子被当地苏维埃政府没收，后来就派了上述用场。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中央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博古、洛甫、陈云、罗迈、邓颖超、李坚贞，以及王首道、毛泽覃、金维映、小开(潘汉年)等人。他们对刘英的到来都很高兴。博古说，这下我们电台增加了一个女营政委！他要刘英去电台工作。刘英到电台转了转，觉得这里并不缺少人，就向中央组织局主任罗迈提出让她做群众工作。罗迈是她的老上级，知道她有这方面的长处，答应了她的要求，又征得博古同意，便派她去了正需要干部的少共(即共青团)中央局。

少共中央局驻地是下肖区上屋场(又称上下肖)，离中共中央局驻地很近。这里聚集了一批挺能干的年轻人，如少共中央局书记凯丰(何克全)、宣传部长陆定一，时年均27岁，长刘英一岁；少先队总队长张爱萍时年23岁；儿童局书记陈丕显和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其时还只十七八岁。刘英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头衔是少共中央局巡视员。三个月后，她奉命去福建团省委巡视，被中共福建省委留下，当了几个月的团省委书记。1934年1月，刘英回到瑞金，担任了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

少共中央局的领导干部，虽说大多是职业革命家，但年轻人生动活泼、朝气蓬勃的秉性依然不减。加上那时没有等级观念，无论哪级领导和下面同志相处，都不分彼此，亲密无间，刘英在这个革命家庭里生活得非常愉快。尽管当时生活很艰苦，吃的饭菜很差，还常常缺油少盐；吃饭没有凳子，都站着吃。但中央领导人和机关普通干部吃一锅饭，大家也就心情舒畅得很。晚饭前后，中共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还常常聚集在大树下草地上，开展文体活动。山歌能手胡耀邦和赖大超(也是少共中央的半大小伙子)，喜欢打山歌、斗山歌，不时引来满堂喝彩、众声齐和。洛甫、陈云、小开爱打乒乓球，将杉木板子做成球拍，两张方桌拼成球台，就“杀”开了。刘英去看热闹，他们总要喊：刘英，来一盘！刘英便兴冲冲地上阵打了起来。王盛荣、张爱萍、杨尚昆一班人爱好篮球运动，他们就在自辟的球场上奔腾跳跃。

瑞金及其远近周围的中央苏区多是山地丘陵，交通不便，唯一可以借重的交通工具便是骡马，所以少共中央局的同志们半开玩笑地说，不会骑马就不能干革命。刘英生性好强，听着这话就学开了骑马，先由别人牵着马走，后来可以一个人骑着慢慢走了。有一次，张爱萍等骑马小跑过来，挨近刘英身边时突然喊道：刘英同志，跑马哟！说时将马鞭一抽，他的马便一溜烟奔驰而去。刘英的马受惊，也撒开四蹄跑了起来，把刘英摔了下去。张爱萍他们急忙返回，说是开个玩笑，还说不跑不摔学不会骑马。刘英没有因此吓倒，很快就学会了。后来她去远一点的地方都骑马，赢得了许多工作时间。

在瑞金“家”中成长

刘英就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后，有一次去看望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毛主席诚恳地对她说：“你嘴巴子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腔口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表学说话呐！”刘英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受益匪浅。她在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她办了一个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给他们较系统地上团课。她用自己主编的《青年读本》作教材，把书中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学员欢迎。后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党校)办的青年班，也请刘英去讲过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两、三个月的“部长”生涯，使她的宣传能力与组织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1934年4月下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指导下，遭受严重挫折。为了支援前方，扩大红军成了当时的中心任务。5月上旬末，罗迈通知刘英到瑞金西边的于都县去担任扩红突击队队长。刘英立马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180里之外的于都开展工作。原规定三个月扩红2200名的任务，他们一个半月就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年6月下旬，刘英满心喜悦地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碰到时为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兼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主编的邓小平。总政治部驻地白屋子，离下肖很近。刘英一帮年轻人晚饭后很喜欢到总政副主任贺昌那里玩儿。贺昌陆续告诉刘英关于邓小平的一些情况。说邓小平非常能干，又有独立思考精神，为此受了好多委屈，离了婚，但他依然很乐观。刘英因而认识了长自己一岁的邓小平，喜欢和他天南地北地吹牛，搞“精神会餐”。这回邓小平一见到刘英，就伸出大拇指夸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刘英一时摸不着头脑。邓小平解释说：这是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他夸奖你扩红搞得好。你们的事迹都登上《红色中华》报了。

大约7月初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紧了对瑞金县城和沙洲坝一带的袭扰轰炸。有一次，一个炸弹丢在沙洲坝一处岗坂上，半截身子露在外边，一直没有爆炸。时为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下了个死命令，不准任何人去看，看了的就拉去枪毙。一天刘英午睡睡不着，想去看看那个炸弹，便邀上胡耀邦等几个人跑去看。事后被李德知道，他命令国家政治保卫局派人去抓刘英几个。这情景恰好被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看见，博古问明情况后就说：算了算了，几个小孩子看了就看了。不是从没见过炸弹吗？这下见了，以后就不稀罕了不是？李德碍于博古的情面，不得不让人放了刘英几个。这件事使刘英对博古的另一面有了最初的体验。

来到瑞金以后，刘英对当时与博古齐名的洛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第二届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认识，也由浅入深。1929年刘英到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时，洛甫正在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兼做研究工作。后者有时到劳大讲课，就成了前者的老师。因为这一层关系，刘英对洛甫有种尊敬之情。想不到刘英刚到瑞金不久，就接到洛甫的一个电话。洛甫很随意地叫她的俄文名字———尤克娜，说是今天要打她的“土豪”。原来，从外面进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到达苏区时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爽快地答应了。快吃晚饭时，刘英就到洛甫那边去。邀上博古、小开和少共中央局的同志，大约十来个人。走了上十里路，到了瑞金县城馆子店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要了当地熬豆腐、红烧肉等几个名菜，美美地吃了一顿。刘英买了单，余钱也花光了。这时，刘英感到洛甫除了可尊敬外，还可亲近，不是那种让人敬而远之的人。

刘英在福建做团省委书记时，洛甫同阿金（金维映）一道代表中共苏区中央局参加过一次福建省党代会。会议期间，刘英同洛甫多次接触，相互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刘英早就领教过洛甫深厚的马列主义理论功底，如今又体会到他的政策策略水平非同一般。洛甫也看到刘英在不断进步，并十分欣赏她做群众工作的能力与说干就干的作风。

1934年5月，刘英第一次在于都扩红时，碰到肃反扩大化问题。她从许多迹象判断，觉得被抓的许多人是冤枉的。但当时有种逻辑，认为扩红搞不起来是因为反革命捣乱，抓起反革命，扩红就搞起来了。正在为难之际，刘英收到洛甫写来的一封长信，信中首先祝贺他们扩红胜利，接着要他们注意，肃反不能乱来。对扩红不积极的群众，要多进行思想发动，而不是当反革命抓起来。刘英得了这把尚方宝剑，如释重负，很快把这些被错误关押的人放了。从此，刘英进一步增强了贯彻执行正确政策策略的自觉性，并因此终身受益。

刘英和洛甫在瑞金相处一年多，这一年多里他们由相识而相知，为后来在陕北瓦窑堡结为夫妻播下了种子。

从于都扩红回到瑞金后，刘英担任过一段日子的赣南战地委员会委员，负责组织工作。8月，仍回少共中央局，改任组织部长。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每况愈下，看不出转机，红一方面军已秘密开始了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紧急扩红，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9月中旬，罗迈找刘英谈话，派她再次去于都扩红。

这一次扩红不比上次。时间更急促，任务更繁重，而兵源却越来越少。刘英到达于都时，当地才动员了255人参军，离规定的4500人的任务相差太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忙向正在于都巡视工作的毛主席求计。毛主席此时打摆子刚好，他强撑病体，和刘英一起召集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并亲自讲话，鼓励大家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会后，于都扩红的被动局面有了一定的改观。到9月底，动员了近千人参加红军。尽管距离完成任务很远，但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先是毛主席亲口告诉刘英，后是罗迈打来电话通知刘英，都说是有“特别任务”，让她马上离开于都回瑞金。刘英模糊地意识到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了，急忙收拾行装骑上马，带着警卫员急驰疾走，一天就赶回了瑞金。这时，她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要突围，从中央苏区打出去。

瑞金的父老乡亲眼看红军在匆匆地整装待发，又不像以往十天半月或多则两三个月就回来的样子，也是难分难舍。刘英的房东，一个可亲可敬的红军家属，就再三对刘英说：“我把房子给你留着，你什么时候回来都还住在这里噢。”听得刘英心里酸酸的，只能一个劲点头答应：“好，好！”这一幕，永久地铭刻在刘英脑海里。

1934年10月10日，刘英和中央红军万千将士一起，从瑞金云石山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从此，刘英一直背负历史的使命向北、向北，到了陕北，到了东北，又到了北京，就是再没有机会重回瑞金作故地游。（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作者：石聿俊

我的祖父石瑛（字衡青），是湖北“三怪”之一。他一生特立独行，廉洁奉公，做出了许多不合世俗人情的事情。虽然他逝世60年了，但是他为民请命、力抗权贵的许多事迹，至今在民间还广为流传。

拒绝接受蒋介石所荐黄埔毕业生

石瑛在第二次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某一天，有一个衣着整齐、头发梳得光光的高个儿青年，走进了厅长办公室。他向石厅长自我介绍说：“我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并双手呈上蒋介石手书的推荐信。石瑛看完信后，一边与此人交谈，一边观察其行为举止，觉得此人属纨子弟。表面虽然恭敬，其实骨子里甚为傲慢。言行举止轻浮自大，善于夸夸其谈，实无真才实学，决定不用。遂致电蒋介石说：“钧座命我为湖北人民办事，又命我为钧座推荐的人安排官职，这样我就不好办了。我要治好湖北，必须选用廉能干练的官员。钧座推荐的人，我认为不合条件，不能安置。”

反对林森扩建中山陵园

1933年12月中旬，石瑛就任南京市长才10个月，参加国府主席林森主持的中央会议。林主席以纪念孙中山逝世10周年为由，提议扩建中山陵园，添建亭榭，并要新建国府礼堂，要南京市政府辟地修建。与会者大都随声附合或者沉默不语。石瑛毅然挺身而出，为民请命道：“纪念总理，固然是党国大事，可是要扩大陵园界址，要新建国府礼堂，势必要驱逐原来住在那儿的百姓，叫他们到哪儿去落脚谋生？总理是提倡民生主义的，是总理的忠实信徒，就要按总理的意志办事，绝对不能扰民。何况现在是何等时期？许多穷人需要政府安置，日本的炮火就在眼前。扩建中山陵园、修建国府礼堂，势必影响国防、市政建设的开支，总理倘若九泉有知，也绝不会同意此举！”

在此案被通过后，石瑛愤而提出辞职。正在西南的蒋介石闻之此事，立即致电慰留，并使林森的提案搁置。

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为此事挽诗赞曰：

世风日下竟贪污，高洁如君德不孤；

铁面无私继包拯，园陵界址不含糊。

怒打孔祥熙

1934年初，在一次中委会议会间休息时，石瑛气冲冲地走到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面前，面含愠色质问孔：“你为什么借口经费困难，而取消了铁道部协助南京市的12万元？”“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国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大官们外，还有多少小职员要生息、要给养、孩子要受教育，你了解不了解！？有多少贫民没有房子住、小孩没有书读，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你知道不知道！？”

孔祥熙忘不了石瑛整顿南京市税务，一次就征了他几千元现洋的税，心怀夙怨讥讽地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后，怒火中烧，随手抓起桌上墨盒向身着英国毛料西服的孔祥熙砸去，并大声斥责说：“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石瑛在孔祥熙笔挺的西服染上大块墨污，还未从惊呆中清醒过来时，拂袖而去，于当月27日提出辞呈。蒋介石与汪精卫再三挽留，社会各界也敦请慰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痛斥汪精卫媚日

石瑛僚属，曾任国民党后补中委、西北联合大学校长的赖琏（即赖景湖）在纪念他的文章里指出：“他做市长，是汪精卫任行政院长时代，请他出山，是作为一种政治号召的。他就职后，一切公事公办，从来不买任何权要的账。那时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对日本忍辱负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有时自然免不了退让，甚至屈辱的地方。”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汪精卫大谈：“对日外交的根本方针，遵奉总理遗教，中日应携手共同发展。中日冲突唯以和平方法的正常步调去解决。”石瑛听了汪的谬论后，愤怒之情油然而生，不能自已。只听“啪”的一声，石瑛桌子一拍，站起来大声质问汪精卫：“东三省已沦入日本之手三年有余，南京街头流亡的东北父老，你为何视而不见？！热河长城口被日军占领，驻天津的日军正加紧演习巷战，难道这些你都不知道？这一切是所谓和平方法、正常步调，解决得了的吗？”

1935年，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石瑛与汪精卫的媚日投降路线的斗争也达到高潮。3月5日，南京报纸披露，日本将派《朝日新闻》访问团飞来南京。这下可忙坏了汪精卫，3月19日他从上海坐飞机赶回南京，亲自布置迎接，同时打电话命令石瑛：“明天下午2点，请你率市府科长以上的职员，全体到机场迎接日本贵宾。”

石瑛接电话后，正气凛然地回答说：“我的科长决不迎接敌人！”“啪”的一声搁下电话，转身神气严峻地向秘书口授指示：“明天下午，全体市府职员放假半天！”

对陈诚既支持又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宜昌沦陷后，陈诚任第六战区司令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在湖北恩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工作是很有成效的。陈诚搞了“二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当时物资匮乏，陈成立了“湖北平价物品供应处”，实行凭证供应；对中等以上学校实行公费教育；严惩贪官污吏、禁烟禁毒；实行新的兵役制度，做了不少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

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石瑛对省府各项有利于国家民众的措施多方给予支持和协助。当时“省府”与“省议会”两大机构的关系比较协调，两大机构的首脑间设有专线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并交换意见，并能互相尊重，使许多问题得到顺利解决。另一方面，省参议员们在石瑛的领导下，大都敢说敢为，使省临时参议会这个民意机构真正起到了监督省政府的作用。在省参议会开会时，常质询政府要员（包括陈诚在内），对某些官员的渎职、贪污、营私舞弊、祸害地方等丑行大加揭露、鞭挞、弹劾。

陈诚的亲信、省建设厅厅长朱一成因贪污受到省临时参议会的弹劾。军管区徐司令纵容部下胡作非为，副议长胡忠民声色俱厉当面斥责徐司令说：“你这个军管区，简直成了既谋财又害命的阎王殿。”一部大型机器在省府从武汉撤退至宜昌时运至万县搁置，而撤退到恩施的省府又等着急用，而负责运机器的人却坐视不理，并想乘机拍卖发国难财。省临时参议会为了弄清真相，照章通知省主席陈诚到会答复。陈未至，派来的代表几经议员追查质询，答复均不得要领，因而督促陈诚亲临面复，搞得陈诚很难堪，下不了台。陈对德高望重的党国元老石瑛素来敬重，不敢轻易得罪，只好以辞职相要胁。石瑛以眼还眼，立即提出辞职以相对抗。

“府会之争”形成僵局，必对抗日救国的大局不利，何况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严峻的时刻，石瑛想到此点，同时念及到陈诚多次来家面谈，有愧疚悔恨之意，居正、李书诚、何成浚、张难先等人又多方斡旋，终于主持通过了“挽留陈主席”议案，体面地结束了这次“省”、“会”之争。

在一次省府委员会上，陈诚提议盖六栋小楼，并诚恳地对石瑛说：“石议长两腿风湿很严重，现住的房子太潮湿、太简陋，对健康很不利，先给您盖一栋。”石瑛立刻反驳说：“我不要。人家小职员住的是什么？一家好几口挤在一间屋里，有的人家，桌子底下还养头猪、喂几只鸡。不光湿，还又挤又臭。要盖就给他们盖，何况现在还在打仗呢。”陈诚不得不取消自己的提议。

1938年下半年石瑛任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前，与严重（立山）代主席力主恢复难行的旧蜀道，修通了与四川万县交界的“施利路”（恩施到利川）、与湖南交界的“咸来路”（咸丰至来凤）、恩施至宜昌的“施宜路”。这些道路相对易修建，而且造价低。当时共修通了两千多公里，对抗日时期沟通东西南北，保障军民物资供应补给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陈诚的亲信、当时的省府秘书长柳克述违背省府决议，为了个人能舒舒服服地乘坐小汽车上下班，竟擅自调动大量民夫，毁林开山，动用国家有限的财力，将从宜昌安安庙起到省府所在地韩家坝的20余公里人行小道扩建为汽车公路。石瑛与张难先得知后怒不可遏，与柳克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于1939年元月向严代主席提出辞去省府委员的职务，以示抗议。

“你害百姓！”

石瑛任南京市长时，当行政院长汪精卫要免去朱怀冰湖北省民政厅长职务时，石瑛站出来为朱怀冰说话。说朱干得很好，为什么要免职，质问得汪精卫哑口无言。

1943年初，已是湖北省代主席、民政厅厅长兼省粮政局长的朱怀冰，在省临时参议会全体议员会议上作湖北省的粮政报告并接受议员质询。议员们纷纷揭发各地的粮政弊端及粮政局官员的腐败贪污问题，问得朱怀冰瞠目结舌、支吾其词无法自圆其说，竟然推卸责任地说：“我实在干不下去了！我真不想当这个粮政局长，是没有办法，我才来兼这个局长的。我只能搞到这个样子……”这时，只听“啪”的一声，坐在主席台上正患严重风湿关节炎，站立、步行都很困难的石瑛猛然站起来，双手撑在桌上，怒目竖眉，对代理省主席呼名道姓地大吼：“朱怀冰！谁叫你当这个粮政局长了？老百姓没叫你干，我也没有叫你干，哪个叫你干的？你干不好，为什么还要干？你害百姓！”搞得朱怀冰下不了台、无地自容。副议长胡忠民赶紧站出来转圆，宣布暂时休会，朱怀冰只好灰溜溜地走下台来。不久，朱怀冰的粮政局长职务由上面派来的王冠吾接任。

劝居正生日要节俭

居正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国民党内功勋卓著的元老。胡耀邦总书记曾在报纸上公开说“我们怀念居正。”

居正参与缔造和保卫共和，以后历经事变屡遭挫折。他居官清廉方正，在野则甘于寂寞，堪称淡泊宁静，在近世政界为不可多得的人物。他同石瑛是情同手足的结拜兄弟，石瑛逝世后，居正痛哭流涕在石瑛家祭时宣读祭文，并手书大幅挽联：“律己以敬，接物以诚，谋国以忠，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君子哉若人，敞德哉若人。”悬挂于石瑛灵堂。

下面一则小故事充分说明他们间兄弟之情的真挚、诚恳、心胸博大、互相鞭策、共同进步。

居正生活节俭，不喜欢铺张。但当他1935年60大寿时，在许多朋友的怂恿下，在私宅举行了盛大的宴饮，庆祝他60大寿。宴会厅里屏联镜架、歌声绕梁、灯火通明、笑语喧飞。石瑛知道此事后，给居正写了封长信，托彭临九转交，对居正祝寿的铺张行为进行讽劝。居正读信后非常感动，反省自己，并请彭临九向石瑛转达他的歉意。

斥责唐有壬卖国

唐有壬是辛亥革命先烈唐才常之子，汪精卫的亲信。石瑛任北京大学教授时，唐为石的助教，帮助石瑛作了些写作工作。唐有壬对石瑛很敬重，石瑛对唐有壬也很器重，可以说是较好的朋友。1928年石瑛任湖北建设厅厅长时，曾推荐唐有壬为湖北省银行筹委会主任和行长。

1932年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唐有壬为外交部次长。当时各派系激烈争夺南京市长这一要职，汪感到很难办，决定物色政声好、威望高、懂技术的工程技术专家。于是唐有壬向汪精卫极力推荐石瑛出任南京市长。蒋介石对石瑛素来敬重，于是石瑛出任南京市长。

可是石瑛认为唐有壬是汪精卫的得力助手，走的是媚日的投降路线，每见到唐有壬，便声色俱厉，骂唐卖国无耻。见一次骂一次，唐有壬非常怕石瑛，见到石就躲避，不敢见石瑛的面。石瑛对老百姓和蔼可亲，急人之急，被视为“布衣市长”、“土老儿”、“可亲可敬的长者和朋友”。他历任要职，可谓高官厚禄。可是他布衣粗食，坐车坐三等、乘船坐统舱。他廉洁奉公、安贫如素，不拿公家一针一线，被誉为“民国第一清官”。他病危时对家人说：“我是不同流合污。我如同流合污不至如此，但我还能如此，是他们把我无法。”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始末　作者：李晓航

在1967年3月至8月间，北京出现了一个秘密组织“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简称“五·一六”），其宗旨是“打倒周恩来，砸烂旧政府（指国务院）。”这个组织人数不多，但能量很大。中央《“五·一六”通知》公开发表后，他们提出：“《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口号，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周活动，引起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度重视，最终导致在全国范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这个清查运动在打击真正的“五·一六”的同时，也把许许多多无辜的干部、群众打成了“五·一六”，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一、“五·一六”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前身是“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它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明目张胆地炮打周恩来。这个组织共有八个方面军，设有总指挥部、作战部、情报部等一整套组织机构，其成员主要分布在北京十余所大专院校。其主要活动方式是秘密散发传单，趁夜深人静时，在交通要道、闹市区张贴反对周恩来的标语和大字报。

这个组织是在反击“二月逆流”的背景下产生的。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后，社会上掀起了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同时也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思潮。3月22日至23日，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连续召开“形势讨论会”，钢院学生、“革造公社”成员张建旗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运动以来和中央讲话口径不一致”、“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中央文革的灭火器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刘邓陶想复辟并不可怕，更阴险更可怕的是包庇刘邓陶复辟的人。”声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第一分钟起就打算坐牢”等。这股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当即遭到一些群众组织的反对，张建旗受到当时钢院九一九红旗战斗队的揪斗。张建旗拒不认错，还发表公开声明，坚持炮打周总理的立场。但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张建旗等人转入地下活动。

张建旗是北京钢铁学院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他的父亲是原林业部副部长、东北林业总局局长兼党委副书记，“文革”开始后被打成“黑帮”。他的母亲是原黑龙江省轻工业厅副厅长，后被打成“坏干部”，受到揪斗。或许由于这样的家庭背景和遭遇，造成了张建旗极端的性格。

5月17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全国掀起了大批判的新高潮，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社会上进而出现了“再抓一小撮”、“《通知》的发表是第二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要揪出新的黑线、黑帮”等论调。北京钢铁学院的一些学生打着贯彻《五·一六通知》的旗号，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革命造反公社”。此后，北京街头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与此同时，江青趁火打劫，她试图利用社会上的反周逆流进一步攻击周恩来。5月18日，她将南开大学红卫兵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周恩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伍豪启事”纯系伪造。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5月29日，毛泽东针对最近掀起的攻击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来信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的批示否定了反周逆流。康生看到批示后，立即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中央文革派出陈伯达等人出面表示：目前社会上出现从右和极“左”方面来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情况，要提高警惕。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张建旗等人对中央文革的表态拒不理会。6月2日，他同“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中的几名反周分子经过一番串联、组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会，会上成立了专门炮打周恩来的组织“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把张建旗两个月前写的《给周总理的一封公开信》抄成大字报，公开贴在钢院。大字报称周恩来是“二月黑风的总后台”、“搞资本主义复辟”。其同伙在钢院、商学院、体育场等地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说毛泽东又要掀起一个“炮打司令部”的高潮，“还有一个活的赫鲁晓夫”。他们串联具有反周倾向的人，加紧扩展反周组织，从事反周活动。

针对少数人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6月3日，陈伯达、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再次对“五·一六”发出警告：“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次日，中央文革成员的“六三”讲话传到钢院，张建旗等人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佯装退却，以守为攻，继续在暗中策划更大规模的反周活动。

6月14日，北外“六·一六兵团”的头目刘令凯与张建旗等人在北外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30日至7月2日，“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北外五楼召开“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成立“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组织机构，上有总部，下有特务连、情报组等。还成立了所谓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公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八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了许多未公开发表的党史资料，能及时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动态情报。

7月上旬，“五·一六”在财贸口和农林口开始所谓“第一次战役”、“第二次战役”。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周围散发传单，在水产部、农业部、林业部、农科院、气象局等地贴出《告农口革命战友书》等传单和标语。

7月29日，唐亦安、郭海燕等4名“五·一六”成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散发传单《20个为什么》，当场被抓，被扭送公安机关。“五·一六”立刻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24小时内把被抓的4人放出”。8月8日，被抓的4名“五·一六”成员经教育后被公安机关释放。但这4人声称“观点不变，还要干”！

8月9日，“五·一六”开展了一个所谓“八·九战役”，他们派出一大批人员，在凌晨的时候，到北京动物园、甘家口商场、西四丁字街等处大量散发、张贴反周传单，涂写反周标语。这些传单和标语的题目有：《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的要害是背叛5·16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将革命进行到底———纪念十六条发表一周年》等。这些传单和标语均署名“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他们还向北京大专院校和湖南、湖北、广东、新疆等地邮寄传单，在城里挨家挨户塞传单。8月12日至15日，“五·一六”在陶然亭等处召开三天“火线会议”。会后发表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总政治部给各军负责同志的信（对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这封信声称“八·九战役引起了全北京、全中国的注视，两个司令部对八·九战役也都极为关注。因此，八·九战役主流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影响是巨大的，作战是成功的。”针对中央文革对“五·一六”的表态，信中分析了中央文革当时表态的条件和环境，认为不过是一些“外交辞令”，“中央文革首长对我们这个大方向问题没有否定”，“中央文革并没有制止我们革命行动的意思，恰恰相反，反而叫人沿着我们的方向去思考”，“中央文革号召百万群众用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去多思，难道不是对周恩来之流最最有力的回击吗？”“更重要的是：江青同志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怀疑有一只黑手，这只黑手不仅伸到革命小将那里去了，还来打我们的主意，他们肯定要失败，搞小将也是要失败的。”“这样看来，中央文革是在指我们不应该依靠少数人的奋斗，而应该动员和发动千千万万的群众，不应当以地下斗争为主，而应当以建立红色根据地为主。”

二、“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号召打垮“五·一六”

当“文革”进行到8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两件大事，导致批判锋芒从批判走资派暂时转向批判极“左”思潮。

第一件是《红旗》杂志第12期借纪念建军节之机，发表了《红旗》编委林杰执笔起草、关锋审定、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针对武汉“七·二○”事件，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点明“这是斗争的大方向。”这篇社论在《红旗》发表的同时，7月30日由新华社播发，“八一”建军节那天刊载于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影响甚广。这期《红旗》杂志还转载了林立果用“空军司令部红尖兵”的名义发表在7月22日《解放军报》上的文章《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位空军司令部的“红尖兵”在文中号召：“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司令部，把他们彻底粉碎。”《红旗》杂志这篇具有蛊惑性的社论发表后，激起了各地造反派新一轮的夺权欲望，全国普遍刮起了“抓军内一小撮”的恶浪，使解放军受到猛烈冲击。从中央军委、解放军三总部到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军内大批领导人被当作“陈再道式的人物”受到揪斗。有的造反派公然在小报上刊出所谓“军内两个司令部”名单，把贺龙、叶剑英、徐向前等列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他们冲击军事机关，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截取援越军用物资，接连发生“温州事件”、“南京事件”、“常州事件”等恶性事件，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也不断发生大规模流血武斗。社论发表后一个月，仅湖北省军区被抢走的枪械就达八万支。

第二件是，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了直接针对周恩来的“八·七讲话”，煽动外交部的造反派姚登山夺外交大权。8月7日，王力公然反对周恩来“外交部的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只能监督”的指示，对姚登山等人说：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说，红卫兵就不能办外交？在王力讲话的鼓噪下，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恃无恐，冲砸了外交部政治部，一直由周恩来掌握的外交部落入造反派手中。他们擅自向驻外使馆发命令，向外国驻华使馆提抗议、照会。又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大使馆，制造了一系列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涉外事件。

这两件事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令他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整党内走资派，是整“刘邓路线”。但8月份发生的这两件事却把矛头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动摇了斗争的大方向，扰乱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全国党政机关处于瘫痪和打倒刘邓未获全胜的情况下，如不遏制“揪军内一小撮”和反周活动，势必要出大乱子。毛泽东看了《红旗》第12期社论后批示：还我长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不同场合指出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说：“无论如何不能把矛头指向解放军，7月20日后提到抓军内一小撮，这是我们宣传机构搞错了的一句口号，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了。”8月26日，毛泽东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指出：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并对王力“八·七讲话”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指示：“不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并提，只提党内一小撮。把解放军搞垮了，还要不要政府？”8月30日，掌握舆论大权、曾不可一世的王力、关锋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被关进秦城监狱。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垮台，使中央文革遭受沉重打击。王力、关锋被抓后，外交部王海容等十人贴出大字报《王力八·七讲话的要害是向中央夺权》，指出“八·七讲话”的矛头是针对周总理、针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明目张胆地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大唱反调，将总理的军，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军。

王、关、戚的问题解决之后，在毛泽东看来，“五·一六”同王、关、戚一样，是一丘之貉，不听招呼，自行其是，是一股异己力量。“五·一六”在组织上虽然与王、关、戚没有直接联系，但二者针对的目标却是一致的，都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一大批老干部。“五·一六”兵团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打倒周恩来，显然与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的纵容、支持不无关系。1967年2、3月间，戚本禹曾公开说：毛主席司令部只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主席、林总、伯达、康生、江青。公然把周恩来排除在“毛主席司令部”之外。

显然如果让“五·一六”思潮继续蔓延，势必冲淡对“刘邓路线”的批判，动摇军权。因此，毛泽东向造反派发出号召：革命的学生要团结，要联合，共同打垮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毛泽东后来在1970年5月11日会见黎笋时，谈到了打击“五·一六”的原因。他说：“……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叶剑英，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明白了，有那么个小团体，叫‘五·一六’兵团，趁此机会要夺取政权。”

毛泽东发出打垮“五·一六”的号令后，中央文革不敢怠慢，立即开始行动。8月10日至11日，中央文革连续两天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造反派组织开会，指出“抓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并第一次提出打倒“五·一六”的口号。陈伯达对造反派们说：“还有一个叫‘五·一六’的秘密组织，不知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个阴谋组织，矛头对着周总理，实际上对着中央，对着周总理也是对着中央。你们知道吧？能不能批判啊？（众说：打倒！）打倒！”

在中央文革的号召下，北京地区开始组织打击“五·一六”。8月14日，北京钢铁学院“延安公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北京航校等成立了“专揪‘五·一六兵团’联络总站”，下设农口、公交口、财贸口、外交口、高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五·一六”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8月18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76个组织发表声明，表示要与“五·一六”决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8月20日，“五·一六”的头目张建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师大“井冈山”揪出了“五·一六”的干将陈立。8月25日，钢院“延安公社”扣留了湖南长沙一中“齐卫东”组织的“五·一六”成员九人，缴获五四手枪两支、子弹104发以及大批材料。同时，北外红旗大队等组织捣毁了“五·一六”的大本营———北外“六·一六红卫兵”，抄出大批材料。8月26日下午，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师大“井冈山”、武汉“钢二司”等全国1400多个造反派组织的两万多人，在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首都五·一六黑匪兵团’大会”，张建旗等五个“五·一六”头目在大会上被揪斗。至此，“五·一六”全面崩溃，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对象。

9月1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分别讲话。康生在会上提出，“五·一六兵团”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实际上是想整个推翻毛主席的司令部，有的人不自觉地上了当，帮了反革命组织的忙，这样一小撮坏头头要立即镇压，要逮捕起来。谢富治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最近毛主席讲，学生应该联合团结起来对付反动组织“五·一六”。9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9月2日讯《党中央负责人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出战斗号召》，指出：“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一切革命群众必须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必须坚决镇压美蒋特务、苏修特务、地富反坏右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坚决取缔‘五·一六兵团’这个被一小撮坏头头操纵的反革命组织。”9月5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她在分析形势后，指出目前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坚决拥护和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从极“左”、从右边来动摇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班子；二、要坚决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不要上这个当；三、要拥护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难免有缺点、错误，它是新生事物，要警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搞垮它。她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你们要提高警惕。”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收听江青“九·五”讲话录音。2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安徽“P派”与“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的“九五”指示》。

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政策，周恩来在1967年9月16日晚接见部分大专院校代表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第一，对“五·一六”不应扩大化。“五·一六”就是靠造谣，阴谋活动，除此之外，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在群众中揪一派打一批。第二，你们学校各组织真有这样的人，你们应划清界限，由本组织自己揪出坏头头，这样我们欢迎。第三，“五·一六”的头头揪出来了，不要因为有几个坏头头就认为群众都不好了，把群众都推到对立面了。这是群众斗群众。第四，“五·一六”兵团以极“左”面貌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从内部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我和中央文革不可能一个口吻，如果谈什么事都是一个口吻，那就一个讲好了。11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在接见冶金部、煤炭部军代表等的讲话时，也同样强调了周恩来不要扩大化的意见。然而，事情的进一步发展却出乎周恩来、李富春等的预料。

三、全国清查“五·一六”分子

1967年9月7日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次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毛泽东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就打击“‘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问题加写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章说：“这个反革命组织，不敢公开见人，……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只要用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们对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态度，看一看他们支持谁、反对谁的政治倾向性，看一看他们的历史，便可以从变化不定的现象中发现一只反革命的黑手。”这篇文章从批陶铸到批“五·一六”，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实际上，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五·一六”已被彻底摧毁。这篇文章的发表，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步骤，其锋芒所向，已不单单是一个小小的“五·一六”，而是清理“五·一六”思潮和揪所谓幕后“反革命的黑手”。关于这一点，谢富治在9月10日接见中学代表时，明白无误地说，“五·一六兵团是反动组织，我看大街上有人喊：打倒‘五·一六’，小小的组织也用不着游行。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人数不超过50人，这50人中间很多是十几岁的娃娃，主要是有后台老板。”

林彪、江青等人利用毛泽东关于打击“五·一六”的指示大做文章，极力把清查“五·一六”运动推向全国，搞扩大化，以证明反周恩来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江青说，这篇文章是颗重磅炸弹，文章出来后，要掀起革命大批判高潮。在这场清查运动中，一切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彪、江青等人和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有所怀疑或持有反对情绪的人，都被称作“五·一六”分子，打入万劫不复之地。1968年，中共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在全国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扩大化竟然扩大到了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身上。周恩来的卫士张树迎、高振普二人被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咬”成“五·一六”分子。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当然不信，说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清查“五·一六”运动，不仅把反对林彪、江青的许多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冤屈了大批无辜，同时又演变为全国性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大混战，数以百万计的人遭到残酷迫害。

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出“新的指示”。林彪号召，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也大声疾呼，要彻底清查“五·一六”。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进一步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3月27日，经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根据这个通知精神，各省、市、自治区，各地、市、县革委会纷纷发出文件，成立清查“五·一六”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层层举办专案人员学习班，要求有领导、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动群众，号召广大群众迅速掀起一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的高潮，打一场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人民战争。有的地方在清查过程中，要求结合正在开展的“一打三反”运动，确定清查的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事件、重点人物，重点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这一清查运动成为派性斗争的继续，愈演愈烈。有的地方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说成是由于“五·一六”的破坏，把一派群众组织干的错事当作“五·一六”反革命罪行来清查，将一些平日“有问题”的人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五·一六”分子成了一个“筐”，可以将任何有“问题”的人都往里装。

由于对什么是“五·一六”没有界定明确的标准，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江青等人规定，凡有三指向之一的便是“五·一六”分子，即把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对三支两军的解放军个别人员，对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不满或有不同意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给清查的领导者以极大的随意性。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清查运动越清越大，“五·一六”分子越清越多。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更为荒诞的是，竟然把解放军高级将领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已被隔离审查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混在一起，也说成是“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身为公安部部长、“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副组长的李震，也因此自杀身亡。

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翌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九·一三”事件后，清查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要求继续清查。例如，1972年7月4日至8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重点学习了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给江青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等文件，接着揭露和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自治区党委领导人在会上强调：各地根据区党委的部署，在进行路线教育的同时，认真抓紧阶级斗争，打击利用林彪叛党叛国事件进行破坏活动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其他重大刑事犯罪分子，继续抓紧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和开展社会清队工作。这表明，清查“五·一六”的对象已不仅仅限于清查“五·一六”本身，清查工作远远超出了这个组织的范围，实际上成了打击异己分子的一种手段。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才不了了之。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中东路事件：1929年的中苏之战　作者：王维远

1929年，在我国东北发生一起历时半年、震惊全国、轰动世界的中东路事件。对于这一重要事件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一、中东路的由来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翌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同意把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但这一规定遭到对东北早已垂涎三尺的沙俄反对，于是俄国勾结德国、法国强迫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紧接着，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冬天，俄国迫使中国给予俄舰到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年夏，沙俄政府邀请清政府派使臣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李鸿章作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率团前往。加冕典礼结束后，经过俄方的精心准备，李鸿章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举行会谈，并在当年6月3日签订了《御敌相互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条约共6款，其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允许俄国从赤塔到海参崴的西伯利亚铁路，可以经过中国的黑龙江、吉林地区；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以用该铁路运输军队、粮食及军需品；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修筑铁路的款项，由俄国的华俄银行承办。6月4日，维特亲自批准了由华俄银行对李鸿章给予300万卢布的行贿密件。7月，中国政府批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9月8日，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财政副大臣罗曼诺夫在德国柏林签订了《国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该章程共12款，主要内容有：成立东省铁路公司，清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该公司所占地段均属官地，不纳税；从铁路建成通车之日起，80年内铁路所得利益归该公司专有，80年后由中国政府收回。

根据以上规定，从1897年起开始修建西从满洲里起，中经哈尔滨，东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1898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同其签订了租借旅大条约，强占了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域，并取得了修筑中东路支线（从哈尔滨到大连）的特权。1900年，中东铁路（当时称东清路）建成。1903年，哈大铁路通车。纵横东北全长2800余公里的东省铁路的建成，使沙俄达到了把势力伸向中国东北的目的。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为日本所嫉恨。东省铁路的建成更使日本气急败坏。于是1904年便发生了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取得了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使用权，满洲里至绥芬河、哈尔滨至长春的中东铁路仍控制在沙俄手中。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仍为沙俄残余分子所把持。原中东路局长、白俄分子霍尔瓦特，在国际帝国主义支持下，宣布中东路及其附属地“独立”，并纠集远东地区的旧俄势力组织和扩充武装。与此同时，时刻企图独占东北的日本，于1918年5月与中国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签订共同防敌协定，想借出兵西伯利亚之机，利用和吞并中东路。但日本的阴谋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所不允许。后经美国提议，中东路从1918年夏天开始，由中、俄、日、美、英、法、意等7国“共同监管”。但这种局面维持没多久，就随着西方国家干涉俄国革命失败而结束了。

1917年革命后建立的苏俄政府，曾于1919年和1920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声称沙俄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作废，放弃俄国在华一切特权；关于中东路问题，提出经两国协商“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但由于当时北洋政府忙于内战，加之不承认苏俄政权，因而对这两次宣言未作答复，使中东路仍处于沙俄分子与中国的“共管”之下。

1923年，政权逐步巩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苏联政府，提出与中国北洋政府进行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双方达成建交协议，并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主要内容是：苏联方面废除沙俄时代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放弃一切租借地、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及庚子赔款等；中东路纯系商业性质，由两国共管。与此同时，两国还签订了《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就如何管理中东路，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包括：设立中东路最高议决机关理事会，理事长为中方人员，副理事长为俄方人员；铁路局是业务机关，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俄各1人，正副局长由理事会委派，由各国政府核准；路局各处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俄人则副处长为华人，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俄人；路局各级人员构成的原则是双方各半。由于中东铁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统治区域内，同年9月，苏联又与东北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这一协定除说明要贯彻上述中俄协定的有关内容外，又规定把中东路收回的时间，从过去的80年缩短为60年。应当说，上述的两个协定，即《中俄协定》和《奉俄协定》，在当时符合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是平等条约。

二、中东路事件的发生

1927年下半年，苏联政府在日本“满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别是慑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收回中东路主权的强烈呼声，为保持其在中东路的实际利益不受侵害，准备把中东路转让给日本。同年10月中旬，中东铁路苏方副局长到大连，与日本南满会社社长山本条太郎进行秘密会谈，并签订了《中东路草约》。草约内容包括：日本令南满社办理中东路；日苏两国共同反对中国收回中东路；南满社准许苏联派兵保护中东路北段，但以5600人为限；中东路与乌苏里铁路优待日货运输；中东路先将松花江南岸让与日本南满社，一年内实行；日本在内蒙及北满铺设铁路，苏联应协助之，并由苏联政府派工程师会同日方人员规划一切；日苏在外蒙利益，两国以均等为原则，协商进行；西伯利亚、黑龙江之森林、煤、铁、油矿等，苏允日本开采，等等。苏日两国抛开中国，秘密制定危害中国主权的协定，这是一个极端蔑视中国，露骨出卖中国权益的恶劣表现。

《中东路草约》虽是秘密签订，但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政府得知后，颇为惊讶，向日本询问此事。日方辩解说：“苏联所让者为属于俄方之权利。其属于中国方面之权利，依然存在，绝对不受日俄让渡之影响。”从以上可知，当时的中东铁路随时有被苏联转让给日本的危险。就在这种背景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于1929年夏先后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并接收了中东路，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史和中苏关系中有名的中东路事件。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指称“苏联将在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经特区行政长官批准，米氏率队搜查了领事馆，在地下室逮捕了39人，同时搜出并扣押了大批文件。被捕人员中，除有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涅佐夫外，多数是中东路的重要职员和各联合会、局的经理或委员。一个半月后的7月10日，又发生了“收回中东路权”事件，东北当局将苏方局长、副局长等59人驱逐出境，并同时查封了苏方的有关单位。

东北当局为什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作出两件如此强硬的举措呢？按着他们自己的说法，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

第一，苏联利用中东路进行违背协定规定的政治活动，为中国方面所不允许。

1924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中俄协定》第六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互相担任，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之各种机关或团体之存在及举动，并允诺，彼此不为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相反之宣传。”但东北当局认为，苏联方面在实践上未遵守诺言，而是不断在中东铁路宣传“共产”、“赤化”，而且说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搜出的材料中，有“破坏中国统一……宣传赤化，助长内乱的证据”。对于7月10日事件，张学良于7月25日同美国记者鲍威尔这样说：“中国人民乃爱和平、重公道之人民，尤不愿用强权。此次之事，实缘俄人利用中东路为宣传赤化之根据地，东路许多重要俄职员，皆与赤化运动有关。两次发觉，证据确凿，中国当然不能允许，乃迭请理事会同意更换此等赤化有关之俄员，而俄方终不之理。乃取断然处置，仍以代理名义，委派继任之人，以明系属暂局。”

第二，在管理中东路过程中，苏方大权独揽，引起中国政府极大不满。

《中俄协定》第九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但在具体运行中，苏联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实际上控制了中东铁路。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有些舆论说东北当局的行为破坏了1924年的中俄协定。对此，张学良于1929年8月25日在对中外记者谈话中指出：“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三、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苏联外交当局于1929年7月13日表示强烈抗议，并提出立即召开会议处理中东路有关问题等3项建议。7月17日，东北当局发表通牒，内称“苏联的中东路各机关为其赤化中心，依《奉俄协定》之规则，我国于中东路应有收回之权力”，“本月10日关于行政方面之执行事项，若解散铁路职工会，封存路局地亩，实行正副局长会同签字权，平均俄华用人权，皆于中东路有直接关系者也……而我于执行者，亦只强迫其履行协定，而非无条件之没收也。”苏方对中方的答复十分不满，遂于18日发出第二次通牒，并声明同中国绝交。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决定，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开始在中苏边境集结军队。

8月6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为配合苏联阿穆尔河（黑龙江）舰队对中国军队作战，组建远东特别集团军，重新起用熟悉中国情况、曾担任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政府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加伦将军）为集团军司令官，司令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8月13日，苏联兵舰两艘，陆战队员300人，飞机两架，侵入黑龙江省绥东县境。从此，中苏边境冲突不断发生。

8月15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动员东北军6万人，组成“防俄军”。以王树常为第一军军长，兼任东路总指挥；以胡毓坤为第二军军长，兼任西路总指挥；以周濂为预备军军长。8月16日张学良在接见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时宣称：“苏俄不顾国际信义，蹂躏非战公约，贸然遣兵，侵入我国境内。我们尊重非战条约，屡次退让，以明开衅责任。俄方如再进逼，是甘为戎首，故已准备一切，当出全力，决一死战。”

中苏大规模武装冲突从1929年10月中旬开始，持续近两个月。战争分东西两线，两个战场。东线主要发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富锦地区和黑龙江东部的密山地区；西线集中在内蒙古的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

大规模军事冲突首先从东线开始。在东线，苏军的主攻方向不在铁路线上，而是要溯松花江西下，直达战略要地哈尔滨。东线主要有3次战役。

①三江口战役：三江口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汇合处一带。10月12日早晨5时，苏联军舰8艘突向东北海军和三江口海军陆战队进攻，东北海军还击。激战1小时后，苏联飞机18架前来助战，向东北舰队投掷炸弹。战至中午，东北海军江平、江安、江泰、利绥、东乙号军舰和兵船中弹沉没，200余官兵殉职。苏联军舰被击沉3艘、击伤4艘，飞机被击落2架。

②同江战役：同江位于松花江与黑龙江汇合处。此次战役与三江口海战同时进行。10月12日苏军一面向三江口东北海军进攻，一面进袭同江县城。当三江口东北军舰被击沉后，苏军便集中火力进攻东北海军陆战队及陆军战线。参战的苏军不仅有飞机、军舰，还有步兵、骑兵，并附以机关枪和山炮。战斗中，东北军损失惨重，伤亡官兵500余人，海军陆战队队长李润青阵亡。下午3时，东北军放弃同江县城，三江口江防亦随之不守。

③富锦战役：富锦位于松花江下游南岸。10月14日，东北军在收复同江的同时，把同江至富锦的河道封锁。为防止俄军侵入，又先后把6只拖船、2只商船和2艘军舰沉入江底。30日晨8时，苏军飞机10余架飞抵富锦上空，向东北军舰船和陆上机关进行轰炸，东北军虽然作了还击，但损失严重，不得不实行退却。苏军趁东北军退却之机，破坏拦江防线，清除江中障碍。31日上午10时，苏军集中军舰7艘，飞机9架，步骑兵3000余人，各种炮80余门，机关枪200余挺，全力进攻富锦，经激战，于当日晚6时占据富锦。

就这样，经过三江口、同江、富锦3次战役，苏军连连得手，东北军节节败退。11月初，北方天寒地冻，江水结冰，苏联军舰退往哈巴罗夫斯克，其步兵、骑兵也从陆路返回，东线战事基本结束。

西线的主要战场在满洲里与扎赉诺尔一带。从1929年8月起，这里的冲突接连不断，发生大小战斗100余次，苏军侵入中国内地百余公里。进入11月，战事升级，主要有如下3次战役。

①扎赉诺尔战役：扎赉诺尔位于满洲里以东的中东铁路线上，东北军第17旅在这里驻守。11月17日晨，苏军在远东集团军司令官布留赫尔指挥下，以一个师以上的兵力，大炮60门、飞机20余架，并配以坦克、装甲汽车等现代武器，大举进攻扎赉诺尔。与此同时，苏军以相当兵力包围满洲里，以少部分兵力进袭扎赉诺尔以东的嵯岗站，以阻断东北军的后援。东北军拼死抵御，与苏军激战两昼夜，损失惨重，遭致失败。此役，东北军伤亡2000余人，旅长韩光弟、团长林选青阵亡，团长张季英重伤后自杀，另一团长何双奇率余部1200余人突围退出。19日，苏军占领扎赉诺尔。

②满洲里战役：满洲里位于中东铁路最西端，是通往苏联和外蒙的必经之地。11月7日，苏军开始轰炸和围攻满洲里。东北军第15旅英勇还击，坚守阵地。扎赉诺尔战役打响后，第15旅企图突围东援第17旅，但未成功。不久，攻占扎赉诺尔的苏军转向西进，第15旅陷入重重包围之中。东北军拼死抗争，伤亡日增；在孤立无援、弹尽粮绝之时，向南突围，复遭苏军堵截，结果以失败告终。此役，副旅长魏长林阵亡，旅长梁忠甲以下8431人被俘。

③海拉尔战役：海拉尔位于扎赉诺尔以东的中东铁路线上，是内蒙古北部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苏军在取得扎赉诺尔和满洲里战役胜利后，曾威逼驻守在海拉尔一带的东北军步兵第1旅和骑兵第3旅放下武器，但遭到拒绝。于是，苏军特别组建了由装甲列车和搭乘军列、汽车的步兵构成的快速集群。11月23日，苏军向海拉尔发起总攻，东北军坚决抵抗，双方伤亡极重。当日，苏军占领了海拉尔以西的嵯岗站。苏军不断增援，并有飞机配合，东北军渐渐不支。25日，苏军占领海拉尔。

从1929年8月开始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经几次大规模战役，到11月下旬，以东北军的惨败而告结束。“防俄战争”的失败，苏军装备优良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与东北军自身存在的弱点也有直接关系。

第一，作为东北军最高指挥官的张学良，对敌我双方的兵力都有错误的估计。中东路铁路督办吕荣寰等人，以“俄国通”自居，曾向张学良提供情报：“苏联内部空虚，边防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对此，张学良信以为真。1929年8月中旬，中苏边境冲突开始发生，张学良不以为然，以为有了东北军这个“王牌”，对苏一切问题都可解决。当年8月19日他在给辽宁省政府的咨文中就流露出了这种思想：“苏俄不知自悟，反以我为无理，逞兵压境，拒绝调停。我东省为卫护国权，巩固边防计，不得不征集兵力，严密防御，以武力为后盾，待最后之解决。”（《张学良文集》上卷第203页）实践证明，东北军不是“后盾”，而是“软肋”，正是因为它的“每战必败”，搅乱了张学良的对苏全盘计划。对军事实力的错误估量，必然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一点，现代中国著名的外交家、张学良的好朋友顾维钧说了一句非常中肯的话：“他（指张学良———引者）只想到一个结局，就是在武装冲突中彻底胜利，而没有想到可能出现相反的结局。”（《蒋介石和张学良》第6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第二，东北军高级指挥员不负责任，消极对待；各部队之间互生芥蒂，缺乏支援。当战事初发时，吕荣寰向吉林省边防副司令长官张作相电请派兵增援东线，张复电竟说“军队没有开拔费”，直等到路局汇来10万元大洋后，张作相才作出抵抗姿态。王树常作为防俄军第一军军长，住在哈尔滨道外新世界大饭店，很少关心“抗俄”问题；而且第一军向东只能到达一面坡，再向前进怕与当地的吉林军发生磨擦。胡毓坤的第二军向西也只能到达海拉尔，以避免同黑龙江军产生矛盾。身为黑龙江省边防副司令长官的万福麟，妒贤嫉能，对在西线奋战的第15旅和第17旅，既不增援，也不补充弹药，作壁上观。

第三，国民党中央政府玩弄了东北军。中苏武装冲突初起前后，蒋介石出于反苏反共需要，曾答应全力援助张学良和东北军。1929年8月13日，南京政府派参谋部军事厅长刘光到东北前线视察国防。15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向蒋介石报告中苏交涉情形，表示坚决收回中东路管理权。16日，王正廷向新闻记者称，如苏兵再侵入，中国将采取强硬的态度。21日，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开会，讨论对苏应付方针及步骤。会议决定请中央资助张学良军费200万元，以后必要时候再行补助。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决定组建对苏总预备队，先集中在冀东滦州、榆关一带，待命出征，以何成睿为总预备队之总指挥。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了张学良的抗俄决心。于是，他毅然决定组建“防俄军”，对苏一战。但实际上，张学良受骗了。在几个月的武装冲突中，南京政府只给过200万元资助，除此之外，没有一兵一卒的增援，没有一械一弹的补充。1929年，国民党内矛盾丛生、危机四伏，年初发生蒋桂战争，10月爆发蒋冯战争。最后，蒋介石虽然战胜了对手，但花费了巨额资金，消耗了大量国力，以致于造成国库空虚、经济停滞。面对如此形势和状况，蒋介石还有援助张学良的本钱吗？到头来，南京政府原先作出的“诺言”和“保证”，只能成为一张张的“空头支票”而已。

四、《伯力协定》的签订及中苏会谈的中断

中苏军事冲突结束后，出现一个和平谈判的新局面。1929年11月26日，张学良电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长李维诺夫，要求就中东路事件问题举行谈判。12月3日，双方在苏联境内的乌苏里斯克签订了《辽俄和平草约》，即《双城子草约》。其主要内容为：东北当局将中东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苏方推荐中东路正副新局长，以代替叶穆善诺夫与艾斯蒙特，但后二者仍要充任中东路其它职务；双方都要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12月22日，《伯力协定》签订，其主要内容为：两国息争；俄兵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7月10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俄、辽领事馆；苏方推荐鲁德、简尼索夫为中东路正副局长；定于1930年月1月25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苏正式会议。

《伯力协定》签订后，中苏边境日趋安定，政治空气和缓，东北当局和苏联方面为执行这一协定作了积极工作。

1930年1月4日，张学良电南京政府外交部，报告释放俄侨经过，谓在上年12月31日释放俄侨1544人，并电告苏驻辽宁、哈尔滨领事馆已恢复，中国驻赤塔代理领事亦回任，并请催促中国驻伯力、海参崴、海兰泡各领事速往复任。5日，中东路中方代表督办莫德惠、理事沈瑞麟抵哈尔滨就职。6日，中东路理事会常务委员会开会，讨论依照伯力协定处置去年7月11日以后所用华员问题。并决定即将召开的中苏正式会议将以中东路善后、协定实施、恢复国交、改定商约等4项为中心议题，并建议双方中央政府派员参加。10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宣布，已释放华侨2322人，被俘的东北军第15旅旅长梁忠甲以下8000人亦获释回至满洲里。同日，海拉尔至哈尔滨之间通车，驻黑龙江中苏边境的中国辽、吉两省军队开回原地。13日，中东路由海参崴西开，由满洲里东开之客车均于本日抵哈尔滨。从此中苏边境安宁，铁路畅通，一场为时半年多的纷争基本结束。

《伯力协定》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中苏《双城子草约》和《伯力协定》与东北当局看法不一，持有疑义。1930年1月10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发表声明，认为伯力预备会议有超出中央规定范围部分，电张学良饬莫德惠来南京当面接洽，并指出中苏正式会议推迟1个月，改在2月25日召开。13日，铁道部长孙科在中央党部的报告中称，政府不承认蔡运所签订之《伯力协定》。南京政府的态度变化，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不满，并发表声明，认为《伯力协定》不容推翻，中苏会议不能变换地点及迁延。

在苏联政府的强烈坚持之下，南京政府对《伯力协定》逐渐采取和缓态度。2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发表对苏宣言，准备派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正式会议，专门讨论中东路善后问题。至于有关两国通商及其它一般问题，苏联政府可另派代表来华，国民政府愿与之协商。12日15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国民政府先后议决并下令，特派莫德惠为中苏会议全权代表，解决中东路善后问题。

后来，由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加之中国国内情况的复杂和多变，中苏会议直到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的1930年10月才得以召开。但双方在中东路管理权限、中国赎路等问题上分歧较大，迫使会议时断时续，毫无进展。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迅即占领东北。随着张学良军队撤退关内，东北沦陷，关于中东路的中苏会议已无法进行，被迫停止。

五、中东路后期的曲折经历和彻底回归

1932年初日军占领了整个东三省。对于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中国人民的反日战争，苏联政府当时分别给予了谴责和同情。苏联当局一再声明，“绝对否定军事占领政策”、“尊重他国的主权与独立”、“尊重与中国签订的国际条约”。伏罗希洛夫元帅甚至警告日本说：“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采取防止手段。”1932年，苏联还恢复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苏联的上述立场并未坚持多久。1931年底，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公然对日本侵华问题表示“采取严正不干涉的政策”。

1932年3月，日本卵翼下的“满洲国”成立。不久，在日本和伪满的压力下，苏联政府表示，确认满洲国政府对中东路的主权，苏联政府和满洲国政府共同经营中东铁路。从此，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变成了苏“满”共管，苏联实际上承认了“满洲国”。中东路苏“满”共管后，由于日本不断运送军队、军火，日、“满”方面经常制造事端，致使中东铁路收入锐减。面临这种不景气的前途，加之日、“满”的胁迫，苏联政府于1933年5月初正式向日本提出出售中东路。这种出卖中国主权的行为，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中国政府分别于5月9日、5月14日、6月25日连续三次发表声明，表示抗议。苏联政府置中国立场于不顾，从1933年6月下旬起同“满洲国”进行售路谈判。谈判伊始，苏方索价2亿5千万金卢布（每卢布值1.40美元），伪满给价5千万日元（每日元值0.23美元）。由于双方出价差距悬殊，加之日本内部对收买中东铁路存在分歧，并在中东铁路制造事端，逮捕苏方人员，使苏、“满”谈判两次中断。后经日本调停，双方反复讨价还价之后，于1935年3月下旬，苏、“满”签订了《满洲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关于将北满铁路（中东铁路）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权力让渡给满洲国的协定》和《最后议定书》。根据上述规定，苏联政府以1亿4千万日元的价格，把中东铁路上的一切权力让渡给“满洲国政府”。

1943年底，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开始商讨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的“交换条件”。英国首相邱吉尔曾提出，因涉及中国问题应让中国领导人参加，但遭到斯大林断然拒绝。1945年2月，上述三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苏方仍不准中国领导人参加。在这次会议上，苏联除提出外蒙“独立”、租借旅顺军港、使用大连商港外，还想重新占有和使用中国东北的中长铁路（包括原来的中东路和南满路）。在苏联的坚持下，加之美、英两国为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出兵东北，减少美国损失，雅尔塔会议最终签订了反映上述内容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这是世界强国为进行肮脏交易，严重损害我国权益的典型事例。因这个协定涉及中国主权问题，同年6至8月，中苏两国举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代表团成员有蒋经国等。苏联代表团有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关于中东铁路，苏联方面一开始就提出该路应由中苏共同所有、共同使用，而且苏联应先成为所有者，以苏联为主进行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必须均由苏联人负责”。在苏联强硬态度下，中国作出了让步。苏联已于1935年把中国的中东铁路“出售”给了日本扶植下的“满洲国”，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条铁路理应完全归还中国。但苏联政府竟然不顾这一历史事实，无视中国主权，以胜利者的姿态，凭借大国的地位和实力，把中东路和南满路从日、“满”手中夺回，重新攫为己有。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条约规定，苏联政府把管理中长铁路的权力和该路的设施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过了两年多，1952年12月31日手续办理完毕，从此中东路和南满路（即中长路）彻底实现了“回归”祖国。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北洋政府代表拜会列宁　作者：张奕曾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多次表示，要废除帝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在华特权，并准备在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新的关系。为使中国人民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华政策，苏俄政府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先后两次发表了对华宣言。

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后，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扬。在人民的压力下，1920年5月，以徐世昌为总统的北洋政府派出了以张斯将军为首的中国军事外交代表团，这是十月革命后首次派到苏俄的中国代表团。慑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威胁，北洋政府未赋予张代表进行正式谈判的使命，只是希望他看看苏俄的一般情况，如有可能，也可以非正式地同苏政府人员谈一谈，听听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和看法。当时，北洋政府对外只宣称张代表此行是前往远东共和国首都上乌金斯克（现在的乌兰乌德），是为了救济当地的华侨，事先也没有向苏政府打招呼。按照中国政府的意思，张代表到达上乌金斯克后，应当由他自己想办法同苏政府联系，取得去莫斯科的同意。

代表团乘的是哈尔滨直达莫斯科的中东铁路专列，随同张代表的除了几位秘书、随员外，还有整整一个排的武装卫队。到上乌金斯克，张代表即向苏方表示了要去莫斯科的愿望。可是由于没有接到中方政府的任何通知，给中国外交部去电报又没有得到回电，苏方没法答应这个要求。为此，当时在苏俄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的刘泽荣（又名刘绍周，曾列席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并三次见到列宁）特意找到列宁。据刘泽荣回忆，列宁正忙于共产国际二大。在办公室列宁非常亲切地接见了他。列宁说，中国外交部显然有所顾虑，我们不必要求过严，非照正式手续办理不可；有代表来可以谈谈，这有益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让他们快来吧！列宁破例亲笔给苏维埃外交部写了条子：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

中国代表团终于在1920年9月5日到达莫斯科。苏方给代表团以非常友好的待遇，为他们安排了房子，派了联络员和服务员等，还拨了汽车以供随时使用。苏外交部在同张代表会谈时热切希望同中国建立邦交，早日同中国订立友好协定，并要求立即同张代表进行谈判。张代表将苏方的愿望详细电告了政府，可是北京来电却指示他：切勿谈判，立即离俄回国。不仅如此，还通过驻伦敦公使正式通知苏俄驻英商务代表完全否认曾授权代表一事，说张将军是以私人身份到莫斯科去的，并无资格代表政府进行任何谈判。实际原因是列强各国已听到代表团赴苏俄一事，对北洋政府发了火。尽管如此，苏方没有改变对代表团的极友好态度，劝张代表不要急于启程回国，可以在莫斯科参观，还可以去彼得格勒看看。10月31日苏维埃人民外交委员（部长）设宴为张代表饯行。这次宴会是苏外交部首次为外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的，是一次完全照欧洲传统形式安排的正式宴会。在离莫斯科之前，张代表和几位随员拜会了列宁。列宁同张代表进行了友好的谈话。

11月初，中国政府代表团由莫斯科乘自己的专列到了彼得格勒。在那里参观几天后，于11月中旬启程回国。因为当时铁路交通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张代表一行到12月中旬才到达中国边境的满洲里站。张代表结束了对苏俄新旧两首都的访问，并圆满地完成了同苏政府进行初步会谈的任务，同时将苏外交部10月2日写给中国外交部的一封很重要的信带回中国。这封信就是后来在国内被称为“第二次对华宣言”的文件。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蒋介石读什么书　作者：王春南

政治人物读书，都是为着某种需要。或许可以说，跟常人相比，他们的阅读带有更大的目的性和选择性。

蒋介石平生有阅读的习惯。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囚禁中的蒋介石，待惊魄稍定，除了诵读《圣经》外，还“阅墨子自遣”。

张学良深知蒋的阅读习惯，曾批评他读书范围太窄，思想太旧。据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一书，12月14日下午，蒋介石移居高宅后，张学良与蒋有一番对话。蒋先问张送他回京事，张说“此事殊不简单”。张说了一通“不简单”的理由之后，毫不客气地批评蒋“太专制”。并说：“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实太右太旧”。“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蒋介石不同意张学良的说法，辩解道：“尔是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等书为新书乎?……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蒋早年确曾涉猎马克思的著作。不但如此，他还在1925年写过《中俄联合之意义》这样思想激进的文章。

张学良说蒋介石“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不为无因。蒋介石对“韩非子、墨子一类书”的确情有独钟。但他的读书范围又不限于这一类。1931年印行，署名“蒋中正”的《自反录》一书，第一集卷二收有《选读各书目录》一篇。该书目大致能反映蒋介石青年和中年时期阅读的情况。这篇目录，开列图书43种(类)，其中包括《韩非子》。附记写道：“右书手自选定，以资悉心研究，兹附抄于此。”说明蒋读这些书，都不是随便翻翻，而是要“悉心研究”的。目录中尤可注意的是以下三大类：一是儒家典籍、先秦诸子及其他文史书籍，有：《五经》、《四子书》、《孔子家语》、《左传》、《战国策》、《六韬》、《孙子》、《吴子》、《管子》、《庄子》、《韩非子》、《离骚》、《史记》、《资治通鉴》、《清史辑览》。二是军事书籍，除前面提到的《六韬》、《孙子》外，还有：《普法战史》、《拿氏战史》、《日俄战史》、《欧战史》、《巴尔克战术》、“各种军事学”、《战时正义》。三是名人文集、全集，有：《诸葛武侯集》、《岳忠武集》、《文文山集》、《戚武毅丛书》、《曾国藩全集》、《胡林翼全集》、《左宗棠全集》、《骆秉章全集》、《李鸿章全集》。

在儒家典籍中，蒋介石特别看重《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宋代以后的理学家都将《大学》视作治国的纲领。蒋介石持同样观点。他在《大学中庸新义》一书中这样论到《大学》：“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一切基本的原理都不外此。”在同书中，他还谈到治国者要以《中庸》为指导：“政治上一切法律制度，和政治者的行动态度，皆要合乎礼，就是合乎宜。否则就有过犹不及，如此就要乱了，就不成其为政治了。”不过儒家的治国之道到了蒋介石那里，就被改造了：儒家的“仁政”，被改造成现代专制。而且，他服膺法家，可能甚于儒家。

蒋介石“手自选定”的上述书目中，军事书籍以及跟军事直接有关的书籍占了三分之一。他最推崇的兵书是《孙子》，另外还有戚继光、曾国藩、胡林翼的书。他在《精神讲话》(1929年1月12日)中说：“我们中国很多宝贵的古书，都是治兵的重要书籍……尤其以孙子十三篇为中国治军最要紧的法则。”又说：“关于教兵练兵，大家有几部书必定要看，除了总理的书一定要看以外，第一是戚继光的练兵实记，第二是曾国藩胡林翼的书要看的多，这三种书凑合研究起来，便晓得我们中国人的心理。便晓得要怎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中国的精兵。”蒋阅读的书籍中，军事类书籍占了相当大部分，这跟他重视军事实力、迷信军事实力有关。蒋介石在同一篇讲话中还说：“立国最要紧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没有旁的，立国最要紧的条件，就是军队。”“建设国家最大最要紧的，就是军事，可以说除了军事之外便没有什么事情什么工作。”他不但信奉“马上打天下”，而且信奉“马上治天下”。在《论今日党政军与社会组织之惟一要素》(1928年8月8日)中，提出“三化”，即“军队党化”、“行政机关军队化”、“社会军队化”。“三化”之说，可能是蒋的独创，是其独裁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名人的文集、全集中，蒋介石对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骆秉章等人的全集爱不释手，津津乐道。这些人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能臣，清朝“中兴”的功臣。蒋介石为了跟中共的军队作战，需要研究曾国藩等人“剿灭”太平军的经验。蒋醉心于曾、左、胡、李、骆的全集，大概都是这个缘故。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　作者：王景山

我第一次坐茶馆是在四川。那是抗战初期，随家逃难到重庆，在郊外化龙桥住校读复旦中学。家住市内，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必到嘉陵江边的公路上等进城的车，车未到时，就在路旁的茶馆小坐。虽说是茶馆，其实很简陋，也就是竹杆子搭起个茅草篷而已，多半是戴斗笠穿草鞋的挑夫、小贩、抬滑杆的，在这里喝口水，歇歇脚。抗战中期到贵阳马鞍山读国立十四中高中，周日外出，每在水口寺位于水上的茶馆里逗留，看清澈见底的南明河水徐徐流过，岸边巨大的水车缓缓转动，常常流连忘返。

至于和茶馆结不解缘，是抗日战争后期，我在昆明上联大时候的事，三年之中总有近一半的课外时间是在茶馆中度过的。联大名气之大，教授水平之高，那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只是校舍条件实在太差，茅茨土阶且不说，40学生同居一室的宿舍，摆满了摩肩继踵的上下铺木头床；椅子、凳子、书架，一概无处安置。上了大学，多少总有那么几本书，没处放，幸而我睡上铺，一尺方圆的粗大房梁，便正好做了我放书的地方。然而不幸的是，为读外文系忍痛购买的一本二手货《简明牛津字典》，却也因此丢失了。总之，宿舍不是读书处，图书馆又是座位有限，必须欲占从速。于是莘莘学子便不得不向校外发展，寻找活动场所，开辟第二课堂，于是大学区的茶馆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矣。

1943年我入学时，昆明大西门内外，青云街、文林街一带，茶馆已经林立了。窗明几净，宽阔敞亮，晚间电灯、汽灯大放光明者有之；窄矮暗淡，深夜灯火如豆者亦有之。规格不同，价格有异。上午一般比较清闲，下午开始上座，晚上则是“鼎盛”之时。茶客自然主要是大学生了，不少茶馆几乎是清一色的联大学生。男同学，穿长衫的，是北大传统；穿西服的，是清华风气；穿夹克的，是南开时尚：衣着多半破旧。到旧货摊上，廉价买一身美式装备的，后来也不乏其人。女同学们呢，好像多是旗袍一袭，倒也朴素大方。茶馆里一坐，干什么的都有：或读书，或看报，或演习题，或做文章，打桥牌的，谈恋爱的，会客人的，聊大天的，以至独坐发呆的，闭目养神的，自言自语的，面对面，背靠背，各行其是，互不干涉。新校舍民主墙上还时时可以看到某校友会、某同乡会、某系级迎新会、某社团讨论会，某日某时在某茶馆召开的海报。一位联大同学最近告诉我：他当年课余兼差，是给美国新闻处的一位美国朋友教中文，而授课地点也就在茶馆里。当时茶馆之为用，真可说是大矣哉。

当年联大的学生，多来自沦陷区，离乡背井，举目无亲，靠着微薄的贷金，每餐吃着泥沙俱下的“八宝饭”，聊以维持弦歌不辍。一般说来，进了茶馆一杯清茶而外，再要一碟花生米或松子，就算阔绰。至于阮囊羞涩，一杯“玻璃”（白开水的美称）消永昼的，也大有人在。至于在茶馆里坐多久，好像是没有限制的。一杯茶喝了一下午，晚饭时间到了，嘱咐老板娘，茶留着，饭后还要来接着喝，老板娘也会欣然同意，从来没有甩闲话、给脸子看的事。一次旧历除夕，我和几位无家可归的好友，有赵少伟，好像还有尹洛吧，曾经在一家茶馆里怀乡念亲、慷慨悲歌坐了一夜，却也得到了胖老板娘的理解、谅解甚至同情。

旧时茶馆的功能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条禁律：“莫谈国事”。凡我坐过的茶馆，无不可以看到煌煌然“莫谈国事”的四字招帖。重庆化龙桥茅草篷小“茶馆”里有，贵阳南明河畔木板搭的水上茶馆里有，昆明文林街一带的大小茶馆里当然也有。从老舍著名话剧《茶馆》，还可以得知清末、民初的茶馆里同样是明令“莫谈国事”。原来旧社会不管何时何地，茶馆里都是不能或不许谈“国事”的。

不过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不那么驯服了，对“莫谈国事”的禁条极为反感，便大唱其《茶馆小调》。50年过去了，歌词还大致记得是：

晚风吹来天气燥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楼上，楼下，客满座啊，茶房！开水！叫声高。杯子碟儿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响啊，瓜子壳儿辟里啪啦、辟里啪啦满地抛。有的谈天有的吵，有的苦恼有的笑，有的谈国事，有的就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了你的差来不要紧，还要请你坐监牢。最好是啊，今天天气哈哈哈……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睡一个闷头觉！”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老板说话太蹊跷！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啊，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通通除掉！

这首《茶馆小调》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唱遍了全国。但这首歌的创作经过，却鲜为人知。又是前面提到的那位联大同学，向我提供了曹珉同志的《情思缕缕念费克》一文，读后才知道《茶馆小调》不但是费克谱曲，连樊赓稣作的歌词也是经过他补充的。

费克和曹珉是夫妻，他们和樊赓稣同为当年新中国剧社的成员。1944年秋桂林大疏散，他们随同剧社于1945年来到昆明。那时争取民主的运动正在这里日益高涨起来，同时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群众的镇压也在逐步加剧，到处有特务、暗探活动。曹珉在文中回忆说：“我们在演出工作的余暇，总要结伴去景虹街背后的一家小茶馆，因为近便，有事叫起人来也不耽误。时间一长，我们发现茶馆原是一个人们高谈阔论，摆龙门阵的地方。有时大家虽然也谈着各种问题，时不时有一两句关于物价如何如何，谁谁昨天被抓走了等话飘了过来，不过声音都是压低了的。要是一个由于激动而声音高亢起来，马上就有另一个作手势来制止。看来，人们心里有话，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敢说。”

据曹珉回忆：在茶馆里费克很少说话。他呆呆地望着周围的茶客，香烟一支连一支地吸，把自己埋在烟雾中。“有一天，他突然打破沉默，开口说：‘鬼天气，叫人像在蒸笼里一样闷得难受！早点下雨，把这一切统统冲刷掉才好！’我明白他这是双关语，就提醒他一句：‘轻点，有狗！’他似乎并没有理会我的话，接着说：‘不能再混了，我们应该写点东西！樊赓稣，你的文学根底不错，写点歌词吧，我想写曲子。’樊赓稣连连点头说：‘早就想写点什么了，心里实在憋得不行！但是千头万绪，从哪里下笔呢？’费克用手指着墙上的一张大红纸说：‘那里！’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大家早已习以为常的四个大字‘莫谈国事’。樊赓稣沉吟了半晌说：‘对，就以茶馆为背景，借题发挥一下。我试试吧。’”

一个新的歌曲就这样酝酿起来了。隔了两天，樊赓稣拿来了《茶馆小调》的歌词。费克接过稿纸时手有些抖，他此时的心情太激动了，因为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寝不安枕，食不甘味，现在可以动笔了，他怎不激动？

据曹珉回忆：樊赓稣的歌词初稿是写到“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作为结束。费克在两天之内，“见缝插针”的挤出时间，便把曲子谱了出来。他这次作曲，大胆吸取了传统的民间说唱音乐的格调，使全曲的旋律起伏自如，富于变化，充满人民的机智、诙谐和嘲讽情调。找了一些同志试唱，大家认为词曲都不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不满，但是仍觉意犹未尽，结尾应当高亢一些。听了这些中肯的意见，费克频频点头，他连吸了两支烟，突然来了激情，在歌的最后加写了“哈哈哈哈，满座大笑”充满战斗豪情的一段。

费克写完后，便征询樊赓稣的意见，只见他眉头紧锁，沉吟不语。费克又说：“加上这几句，恐怕凶多吉少吧，你看行不行？”樊赓稣手在桌上重重一拍：“行，为什么不行？有了这样几句，整个歌才有了高潮，才能真正唱出人民心中积蓄已久的最强烈的心声！就这样，你谱曲吧，即使流血牺牲，我们也要这样拿出去！”又过了一天，费克把增加的几句谱写了出来。于是大功告成，一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新歌诞生了。

据曹珉同志回忆，《茶馆小调》首演是在西南联大举办的纪念高尔基的晚会上，新中国剧社应邀参加了这次晚会。晚会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新中国剧社的大合唱《茶馆小调》。“到《茶馆小调》唱毕，全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人们都坐不住了，先是拼命鼓掌、欢呼，后来又喊口号、唱歌，形成了震撼天地的怒潮。”据联大校史第四编“大事记”：1945年5月18日“文艺社举行高尔基逝世九周年晚会”。那么《茶馆小调》的首演就应是在那一次的晚会上了。

从《茶馆小调》在联大晚会上一露面，昆明各大、中学纷纷来人向新中国剧社讨取歌谱，或请剧社派人去教唱。黎章民在回忆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文章中曾经说到：1945年夏他们参加一次到建水劳军的活动，在那里教战士唱歌，其中就有《茶馆小调》。一时间，《茶馆小调》成了家喻户晓、大人小孩个个爱唱的歌子。它从昆明唱到重庆，《新华日报》把它介绍到延安，又从那里唱遍了全国。但也因此，费克在昆明几乎遭国民党特务的毒手。

据曹珉回忆：解放以后，在广州全国创作会议期间，当时的文化部长齐燕铭把费克介绍给周总理说：“这就是费克同志，《茶馆小调》的作曲者。”周总理听后立刻热情地握着费克的手说：“好，《茶馆小调》曲子很好，我也唱过。很好，群众很喜欢。希望你今后创作出更多的好歌来给大家唱！”费克在周总理的鼓励下，更是努力工作，一连写出了几百首群众演唱歌曲和电影插曲。可是“文革”发生，“四人帮”不仅夺去了费克手中的笔，还夺走了他正当有为之年的生命，竟完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未能完成的“任务”。

《茶馆小调》多年不唱了，对现在的青少年怕是完全陌生的吧，更不要说这首歌子的创作背景、创作经过以及当年传唱时激动人心的情况了。其实唱唱也不妨，以史为鉴嘛！

解放后，长住北京，好像再没坐过茶馆，外地的茶馆听说也越来越少了。人民既已当家作主，“莫谈国事”的禁忌，理当成为过去。可是有些时侯，有些地方，也还总有那么一些领导同志，是比较喜欢“集中”，而不大喜欢“民主”的，因此也就不那么喜欢老百姓议论“国事”。这也并不奇怪，咱们早就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连大智大勇如诸葛丞相者，在听到部下就西城防务问题表示关怀时，也要发布指示说：“众兵丁休得要纷纷议论，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关心”！语见谭派名剧《空城计》。我对诸葛先生一向是钦佩而且尊敬的，只对此一事实在不敢恭维。汉室虽为刘氏天下，但所谓“国家事”亦即“国事”却多是关系千家万户以至全国人民的事，各级领导操办好了，老百姓跟着享点福，闹糟了，老百姓总是首先倒霉，怎能说是“用不着尔等关心”呢？

旧社会不许老百姓谈国事、发牢骚，否则就会惹来麻烦，所以是旧社会，不说了。新社会老百姓是主人，谈国事也好，发牢骚也好，都是他们的权利，各级领导包括如仍健在的诸葛亮同志在内，都只有洗耳恭听的义务，有则改之、无则嘉勉，这应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

1998年初，当我看到北京《团结报》副刊《茶馆》新设栏目，一改旧社会的“莫谈国事”为新社会的“也谈国事”时，想到半世纪前在四川、贵阳、昆明等地茶馆里的见闻，便不由得写了一篇短文在上面发表，题目就叫《“也谈国事”，对头！》。（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我了解的白桦和公刘　作者：涂光群

20世纪50年代初期，云南野战军部队出现了两位才华出众、在全国有影响的青年新作家、诗人，他们就是白桦和公刘。

白桦，河南信阳人。我有位好友、已逝小说家苏群(蔡明川)，曾是白桦和他的孪生兄弟叶楠当年在信阳师范的同学。白桦原名陈佑华，叶楠则称佐华。师范是免费学校，估计两兄弟应是比较贫寒人家的子弟，这可能是促使两兄弟在学校里思想倾向革命的一个因素。白桦于1947年参加中原的人民解放军部队。

公刘这个笔名，使人想起《诗经》“大雅”公刘篇，它赞颂的是远古部族领袖公刘领导群众创业安居的史绩。取这个笔名的人，至少表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兴趣。公刘果然姓刘，上学时名“仁勇”，名字也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智仁勇”三字来。

我的同时代人、未来诗人公刘，和我一样，童年的成长环境，有抗日战争背景，有抗日歌曲的熏陶。由于日本鬼子进攻，父亲、母亲和十来岁男孩的他，从祖居省会南昌，逃难到了赣南的赣州。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他失学在家。这时他的人生际遇有了新的契机。他是个聪敏、灵动的孩子，喜欢唱抗战歌曲，尤喜当众表演。过剩的精力无处宣泄，恰好有一支抗敌宣传队张贴了告示要开办抗战歌咏班，它写道：欢迎各界男女同胞踊跃参加，年龄不限，职业不拘。小刘仁勇当下大感兴趣。

1993年6月公刘重返阔别多年的赣州，回忆自己这段童年情景时写道：“没有征得大人同意，便飞也似地跑去报了名。我自幼热爱音乐，嗓子又好，视唱(即不用先哼会曲谱，张嘴便能直接按谱唱词)能力强更是我的过人之处。小学时代，年年断不了登台表演，从《葡萄仙子》到《渔光曲》到《大刀进行曲》。抗战爆发后学会的新歌更是不计其数，而且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如今有了个大唱特唱的正经去处，何况还可以学到更新的歌曲，何乐而不为呢？”那个国、共合作，全民抗日时代，试问一个年纪不满11岁，准备进初中念书的孩子，能够判断“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抗敌宣传队”开办的歌咏班，是魔鬼、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而且是老蒋儿子蒋经国当头儿的，小孩子万万掺和不得的，“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深渊、陷井吗？不用说，小刘仁勇想不到、做不到。公刘做梦也想不到：学业之外的、抗敌宣传队歌咏班非正式小歌唱队员刘仁勇，只因此，在歌咏班的表演中，遇见了观看表演的蒋经国秘书徐君虎，由徐君虎的引见而邂逅了时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副处长、后又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蒋因刘仁勇热烈的抗日情绪，歌唱和演说的才能而对这个小男孩生出好感，遂嘱咐徐秘书资助这个失学小孩和另一同样情形的小孩进入中学读书。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冬和1939年夏天的事。

半年后，12岁的刘仁勇考进在吉安山区创办的对来自沦陷区学子免收学杂费及食宿费的国立十三中学，从此和蒋经国先生渐行渐远。1939年下半年徐君虎因与蒋专员意见不合而离去(徐1949年留在了大陆)，中介人的离开，中学生刘仁勇随着见闻、知识增长，人大心也渐大，有了自尊自爱观念，使他决心断绝了和小蒋那些人的联系。1993年我曾去赣州实地采访，当地一位文化人告诉了我公刘童年时与小蒋邂逅的那段故事。之后读到公刘关于这个事情的自述，觉得公刘讲得更加澄澈透明，对事实一点不作掩盖，见出他人品的正直。后来公刘进入高中，面对日益腐败的国民党政权，他的思想渐趋左倾，成为学生自治会头儿之一、带头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活跃分子。进入大学，他因参加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游行示威，撰写“罢课宣言”而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榜首。从此他彻底摈弃国民党反动政权，选择并走上了一条新路。为躲避搜捕，1948年4月，他流亡香港，以公刘笔名给左翼报刊写稿，初展锋芒，其中有数篇是直接抨击蒋经国的时论。1949年公刘参军，随解放大军进入云南。他和白桦很快成为昆明军区文化部领头人冯牧的部下。在冯牧带领下，他们不畏艰险，几度深入云南边陲，收获了诗歌、小说。

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期，在《人民文学》这份全国作协的创作刊物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中，白桦和公刘因其作品的影响，因其文学才华，而分外引人注意。无名作者白桦，在《人民文学》创刊初期，即向其投稿，曾引起小说编辑秦兆阳注意。1953年初，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新作，被当年实际负责《人民文学》编辑工作的文学评论家陈涌、萧殷选中、推出，发在1953年第3期的头条显著位置，这就是《山间铃响马帮来》，白桦一举成名天下知。后来作者很快将其改编成电影拍摄放映，作者和作品的影响更加扩大。而白桦不愧是写作快手和多面手。他既写小说、影剧剧本，还写诗歌、散文。50年代中期他在《人民日报》发过一篇散文《洛阳灯火》，我至今留有印象，那实在是一篇即景生情、情景交融，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佳作。

公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呈现了他的创作高潮。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者(1955年———1956年主持编政的是秦兆阳)，那是可喜的收获季节，诗歌、小说作者新人不断涌现，佳作迭出。而公刘，恰像一位写作弄潮儿，站在一波又一波涌出的新人新作的浪尖上，1954年即被中国作协发展为会员。《人民文学》以显著地位发表黄铁等同志参与，由公刘执笔整理的根据云南民间神话改编的叙事长诗《阿诗玛》，民间文学专家们公认这是一篇改编成功的佳作。后来公刘又将《阿诗玛》这一动人爱情神话改编成电影，由上影资深导演汤晓丹执导拍成彩色故事片后，《阿诗玛》在全国更是家喻户晓，影响扩散到国外。从1954年(当年编辑部负责人是从西南军区调来的葛洛)至1956年，《人民文学》还好几次推出公刘新作组诗，如《西盟的早晨》、《中原》等等，有一回一次就推出他的短诗九首，这对新作家真是礼遇有加，但公刘的诗担当得起。我想其中几首当年脍炙人口的佳作，老读者不会没有印象。如《五月一日的夜晚》、《八达岭上放歌》、《中原》、《夜半车过黄河》诸篇，例如《五月一日的夜晚》那首———

天安门前，焰火像一千只孔雀开屏

空中是朵朵云烟，地上是人海灯山

数不尽的衣衫发辫

被歌声吹得团团旋转……

整个世界站在阳台上观看

中国在笑，中国在舞，中国在狂欢

羡慕吧，生活多么好，多么令人爱恋

为了享受这一夜，我们战斗了一生!

——1955.5.6追记北京

当年这首诗发出后，文艺界内外叫好的人很多，都说公刘的确有才华，平易、生动的诗的语言，表达了众多革命者的心声；这样富有内涵，声情并茂的短诗，不是平庸作家写得出来的。我是小说、散文编辑，但是爱看诗，拿公刘的诗与某些革命资历稍老的诗人同时发在该刊的作品相比较，我不能不认为公刘这代年轻诗人，可能将是胜出的一代。公刘曾穿着整洁军装到《人民文学》编辑部作客，我当年观感，公刘属内向———内秀的人，乍见编辑部的人，他脸红红的，似有几分朴讷。

谁也想像不到，白桦和公刘这两个早熟的，受共产党革命思想培育，人民共和国造就的众人瞩目的一代青年作家，后来几十年的命运竟是非常坎坷，这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公刘童年跟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大环境短暂邂逅的那段历史，既难说是“失足”，也难算“错误”、“罪行”，并且他在参加人民解放军后写的入党自传里已向组织做过坦诚的、“触及灵魂”的交代。而在社会上他已是最有名望的部队诗人之一，他用赞歌来表达他对中南海、对我们军队和人民的热爱，如前文所说。可是在1955年继反胡风运动后开展的全国肃反运动中，公刘不仅难逃劫数，且是重点对象了。在这一过程中，如公刘所叙述：“我不是徐君虎(留在大陆的蒋经国前秘书)先生的干儿子(当然更不是蒋经国的)，即使在‘肃反’最绝望，我两次自杀未遂的时刻，我被昼夜逼供，只得胡说自己是‘国特’，是‘托派’，我也没承认是徐的干儿子。但是这又有什么用!结论中还是非定为‘干儿子’不可!”徐光耀那篇《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披露，当年审查公刘那态势，真可谓一往无前，一不做二不休。肃反整倒人，难以成功。到了1956年还不得不开“向肃反中被误伤的同志赔情大会”，这自然是颇不情愿的；这就又改换“诱敌深入”的办法，一再动员别人发言，又是点名又还使用“激将法”，要公刘一定发言。公刘谈了两条意见，讲了中国历史上的“瓜蔓抄”，讲了要人道主义(据我所知，公刘被隔离审查时，他刚同新婚妻子成婚)。反右时公刘虽远在敦煌采访，立即被电召回京，向党“猖狂进攻”的罪案因他讲的那两条意见，当然“顺理成章”成立。这回公刘的“特务”(有人绘声绘影写作发表了一篇小说)、“蒋经国干儿子”的莫须有罪案，再也难以逃脱，且被剥夺发言权，有口难辩。甚至“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已为公刘拨乱反正、恢复名誉之后，所谓“蒋经国干儿子”、“蒋匪干孙”的阴影还被极少数人摇之舞之(有的还掌握着某种权力)，招摇过市，时不时地仍然像梦魇一般挥之不去，沉重压在诗人公刘头上。

现在我们再回到白桦。

1957年那场运动，白桦像当年相当一些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那样，难逃厄运，被戴上一顶右派帽子。在鸣放初期，他去昆明鼓励鸣放，结果云南方面坚持要将他划右派。从此他沉寂了20多年。

大约是“四人帮”垮台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中央电视台举办春节联欢晚会，将近结束时，欢庆胜利的人群，纷纷走上舞台跳交谊舞，在翩翩起舞的旋流中，我发现作家白桦也在其列，多年不见了，虽然头发白了，但风姿依旧，精神未改。

不久之后，大约1977年四五月间，有人告诉我，白桦已复出，他从南边过来，现住王府井附近某某招待所。这多年，他积累了不少素材，手头有作品，你们赶紧去看看他。那时我负责《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方面的工作，于是很快我和一位小说编辑去看了白桦，他的新作话剧《今夜星光灿烂》好像即将由北京一家剧院演出。白桦对我们讲，他有一篇写贺龙的短篇过几天就完稿，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当然求之不得，因为6月9日是贺龙元帅逝世八周年，我们正在筹办怀念贺龙的一组稿件。几天后，白桦如约交稿，这是他多年以后交给《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题目是《地上的神仙》，是关于贺龙将军在洪湖苏区的一个传奇故事，发表于当年第6期。白桦仍保留了他诗人写小说的浪漫情调。

这时候的白桦，又到了他写作的快速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市创刊不久、推出了一些新人佳作、风头正健的《十月》文学杂志，发表了他新作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这个作品写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历程，无非是建国初期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欣悦期，和其后政治运动连绵，知识分子遭整的苦难期，尤其“文革”更达到登峰造极……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的亲身遭遇，白桦、公刘他们，不也是这样吗! 当然从作品也可看出，白桦有时过于急切地想配合某种政治时尚，心是好的，但效果未必好。那时有个刊物率先写了分析个人迷信危害作用的文章，遭“凡是派”人士禁止发行，这自然不对。但白桦在《苦恋》电影剧本里将个人迷信问题，也象征性地插上一笔，与情节游离，似嫌生硬。这个剧本发表时似未引起公众注意。1981年剧本已由长影富有活力的年轻导演彭宁精心拍成影片。在内部审看时，有的人有些意见。这些意见到了党中央主席胡耀邦那里，耀邦主张将意见梳理成若干条进行修改，并说请文化部电影方面有经验的老领导夏衍和陈荒煤帮助作者和年轻导演修改。消息传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他支持对电影持否定态度的那种意见。五月间这种看法公开见诸报端，给《苦恋》和被拍成电影改名叫《太阳和人》的影片，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帽子。随后邓小平发表讲话，不仅谈了《苦恋》及电影《太阳和人》的问题，还点名批评了文艺界两三个作者的讲话和作品，认为他们有的人也是“放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大超过了右派的水平”。《苦恋》和《太阳和人》则被禁止发行放映。还批评“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的领导，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于是党中央主席胡耀邦赶紧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并向文艺界传达这一指示。《太阳和人》从此不再放映，当然也从没公演过。没有看过电影的多数国人看了报纸的批评不晓得这部电影到底如何。但是文艺界有些人看过电影，我是其中一个。我认为电影拍摄得很美，也还有真实动人的成分，那就是知识分子的心态———爱国的执着和遭受错整时的内心苦楚。这部电影不能面世，真是有点可惜。文艺界看过影片、持我这样看法的人不少。至于电影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是如批评者所讲的“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看过电影的人心中有数。事实的真相，不是凭一两篇批评文章就能推倒的。对《苦恋》和《太阳和人》的断然否定是难以服众的。此一公案还待历史鉴定。

我说说这事情的余波。《苦恋》和《太阳和人》的作者白桦，为此而不得解脱。虽说他很快在《十月》杂志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检讨文章，题为《关于〈苦恋〉的通信———致〈解放军报〉、〈文艺报〉编辑部》。1983年某月我去武汉办事，顺道想去看看白桦，遂由一位知道他的住处、原在部队的作家领我去。那是一处花园式招待所，我们先在白桦住的房内，后来白桦说：走，到后边的花园走走。到了花园，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是我觉得关在屋里说话有点沉闷。我懂得他的意思，感觉他心情相当压抑。他对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作，但部队我恐怕得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单位，只要能让我专心写作就行。

白桦后来去了上海作协，近十多年，他出版的新著不少。在自由心态下，我希望他能写出好看耐看的作品，让后代了解那过去的年代。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我在英国的“高干”邻居　作者：李　岚

我家的小区里，住着一位贝尔法斯特市的市政厅委员，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的市委领导吧。我一直不知道这回事，直到有一天一群淘气的孩子玩足球，踩坏了我家花园的小灌木丛。

邻居来通知我，市政厅委员史密斯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如何对付这些顽童。原来遭难的不止我们一家。一家邻居正在后花园吃烧烤，一只足球从天而降，正好砸在炉子上；一家邻居的前窗玻璃被打碎；还有一家邻居被喧闹的声音扰得不能安眠。

晚上7点左右，我们陆续来到史密斯家，他还没有回来。他身材微胖、满脸和善的妻子招呼大家在客厅坐下。这时，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女孩跑进来。她看上去很瘦弱，两只大眼睛镶在下巴尖尖的的小脸上，显得很不协调。她兴奋地和每个人说话，不断重复，意思却模糊不清。

我多少替史密斯有点惋惜。任着一个不错的官职，女儿却好像有点发育问题。正这么想着，又一个女孩跑进来。她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带着一个深度眼镜，梳着两条长辫子。她差不多是连蹦带跳地跑进来的，一进来就逐个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和住址，眼睛盯住人不放，眼神发直，说话时甚至还要拉住每个人的手。

我开始同情史密斯了。两个女儿都有发育问题，遗憾就不说了，面子上也不好看。这时，又一个孩子进来了。这是个男孩，大约八九岁。准确地说，他是爬进来的，双腿几乎用不上力，全靠双臂和前胸支撑着身体向前移动，十分吃力。他话语不多，很内向。

我差不多觉得史密斯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一连三个孩子都是残疾，这恐怕太少见了。正在这时，史密斯回来了。他的小女儿一头扑上前去，搂住他的腿。像所有疼爱女儿的父亲一样，史密斯弯下腰，抱起她，把她的小脸贴在自己的脸上，然后坐下来，把她放在自己的膝上。

开会了。本想好好参与讨论的，脑子却一直不能集中。史密斯夫妇看上去好好的，怎么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是残疾？史密斯的小女儿在父亲的膝上一刻不停，一会儿站起来搂住他的脖颈，一会儿坐下来把头贴在他的胸前，史密斯疼爱地由着她……

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到史密斯说，他准备为大家联系警察局，协助维护小区的秩序。没过几天，果然约了一位警察来，又召集大家去他家，向警察反映情况。我到得早了，只有史密斯的夫人和孩子们在家。

一进门，史密斯的小女儿就拉住我的手，说：“快来看，我的新房间！”

我吃惊地发现：几天以前还是小客厅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间布置漂亮舒适的卧室。桌子前粉红色的墙上，挂着几个镜框，都是小女儿的相片。一般英国人的卧室都在楼上，史密斯夫妇把楼下的房间改成卧室，一定是为了让小女儿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看着小女儿满脸兴奋和快乐，我不由得心里感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无意中，我发现在墙上，还挂着几张史密斯夫妇的相片。看我有些留意，史密斯夫人走上前来，一张一张地介绍。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大合影上。相片上，除了史密斯夫妇，还有很多年轻人。

“这是我们的六个孩子，他们都长大出去了。”史密斯夫人指着相片对我说。

我惊呆了。“这三个孩子是我们自愿收养的。”史密斯夫人接着说。

收养的？含辛茹苦，养大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不安享清静悠闲的生活，却收养了三个残疾儿？我看着史密斯夫人双眼周围一道道细细的鱼尾纹，不由得肃然起敬了。史密斯夫人全然不觉，和我絮絮叨叨拉上了家常。

“那些孩子在我家门前踢球，吓得我小女儿不敢出去玩儿。还有旁边这家邻居，总把车停在我们门前，挡了我儿子坐轮椅出去的路。跟他们说了好多回，现在总算好了。对了，这是我大女儿的作业，她得了好几个‘优’。”

她给我看一个作业本，上面的字迹虽然有些歪歪扭扭，却是一笔一笔认真写出来的。单词很简单，诸如“bed”（床）、“we”（我们）、“eye”（眼睛）。如果不是史密斯夫人告诉我，我绝不相信这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做的作业。史密斯夫人却充满骄傲，脸上布满笑容。我真佩服甚至羡慕她的这份开心，如此透彻，如此真切。

史密斯带着警察来了。临散会的时候，他嘱咐大家有什么事就给警察局打电话。“我们下星期要带着孩子们去度假。”他解释说。

我想象不出这是什么样的度假，但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愉快。从沙发上起身时，我注意到史密斯家的壁炉台上，摆了好几张三个孩子的合影，相片上，他们紧紧偎在一起，快乐地笑着。这笑脸，灿烂美丽，比任何语言的解释都更明白地告诉我，什么是英国的市政厅委员。

（责任编辑吴思）

2003年第10期 造神与造圣　作者：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

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

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说：为君者不必信教，而不可不貌似笃信。造神的人自己是并不相信这神的。这一点，中国虽有人也看了出来，总不肯这样明白点破，让人意会而已。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神失去了存在的学理依据———至少在知识层中，但神道设教的法子并没有丢，只不过从造神改成了造圣。造圣，其实也是老法子。在古代是作为造神的补充，在近代则作为造神的替代。人一旦成了“圣”，也就与神差不多了。比如孔子是文圣，关羽则是武圣，一样也是要人膜拜，要人祭祀的。不过，神有神力，令人畏惧，圣原是人，无足畏也。造圣之后，如何使“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呢？那就要借助人间的权力。谁要“非圣”，就要受到权力的制裁。孔融死于非圣，嵇康死于非圣，后来的李贽也死于非圣。砍的头多了，也就“万民以服”了。所以，能够造圣的人，必定是手握权力的人。造圣，用今天的话来说，不过是权力运作的手段而已。

“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很多人以为是打倒孔夫子，其实是打倒孔圣人。孔子生前，“道不行”，没做几天官，靠教几个学生度日。他对弟子并没有什么控制的手段，不满意，也不过发发脾气，骂骂人，是个不坏的老头儿，赞成不赞成他的主张，是另一回事。他成为“五四”潮流的出气筒，是因为被权势者捧成“圣人”，大树特树，成了他们推行治道的工具。这一点，已经死了的孔子是无法任其咎的。

鲁迅也被人捧成过“圣人”，大树特树。在保卫他的名义下不少人挨过整，吃过苦头。其实鲁迅何尝要人保卫？他在文学上与学术上的地位，自有他的著作在。我的师辈，许多是鲁迅同时代人，他们在鲁迅生前和死后，尊敬有之，但并没有诚惶诚恐的态度。后来的大树特树，名曰树鲁，不知树的谁人。今天有人拿鲁迅做出气筒，鲁迅也是无法任其咎的。

权势者可能觉得把死人捧作圣人，还不够便捷，于是索性自己走上圣坛。中国专制主义社会时期，皇上也被称作“圣人”。皇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是中国本源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想从圣人那里得到更多利益的大臣们，大树特树圣人的威权。没想到皇权与神权一旦统一，他们原先可以凭借天意来限制皇权的一点点手段也失去了。接下去便是君王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时代。当初大捧圣人的官僚，自己也一个个成了神坛上的祭品。诗曰：

造神容易送神难，合一天人不好缠。

不见当初封圣者，披枷带锁祭神前。

2003年第11期 叶帅在逆境中扶助胡耀邦　作者：严如平

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

1941年延安整风时，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胡耀邦在军委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在整风运动中，耀邦同志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在康生一片“特务如毛”的嘈声中，他坚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没有冤枉一个好人。叶帅对这个年轻的小个子组织部长留下良好印象。后来他知道耀邦常常秉烛夜读，好学深思，更是夸赞。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在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更有人诬言他是反对刘少奇同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叶帅自建国以来也因为抵制左倾错误而不断受到批判———先是批判他在南方局反对“地方主义”软弱无力，对海外华侨和侨胞的政策太“右”，而免去了他中南局书记、广东省省长等职，改任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后来又批评他在军事工作中反对教条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尽管他现在挂名军事科学院院长之职而赋闲在北京，但党和国家的大事一直萦怀在心，对于日盛一日的左倾错误深为忧虑。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邦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帅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永远难忘的。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帅和耀邦同志便再次蒙受灾难。

党和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才不得不把叶帅请出来主持军委工作。但是“四人帮”继续横行霸道，复出的邓小平同志竭力整顿亦是困难重重。担任中央副主席的叶帅忧虑不已。1975年春，叶帅去中央党校讲话，发现耀邦同志也在“四人帮”为整肃老干部而专门举办的“读书班”里，当即约他谈话。叶帅得知耀邦同志一直拒绝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结论上签字而被挂在那里时，回到中南海即向邓小平同志说明情况。7月7日，中央发出通知，任命胡耀邦同志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副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院长和组长是郭沫若）。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开展全面整顿，并且领导起草了《汇报提纲》。不幸，“四人帮”疯狂反扑，掀起了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汇报提纲》被批为大毒草，只工作了120天的耀邦同志又被打倒。叶帅此时也被冠以“养病”之名而被夺去了权。

中兴大业的“新隆中三策”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叶帅洞若观

火，取得了华国锋等同志的支持，作出果断决策，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但是如何治理濒于崩溃的党和国家？叶帅陷入了沉思。他需要获知党内有识之士的见解。除自己与几位老帅频频晤谈，并把邓小平接来西山自己的住处便于商讨外，他还让儿子叶选宁到胡耀邦家去看望和问候。耀邦同志对选宁说：“请你捎几句话给你爸和华主席：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中兴的大好时机。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叶帅听了选宁回来的报告，赞赏耀邦同志的三条建言，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实在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深以为是。但是他看到华国锋等同志这时正热衷于“继承遗志”、搞“两个凡是”，胡耀邦的话他们不可能听得进去，乃精心谋划中兴之计。他胸有成竹地以高超的领导艺术，先易后难，分步行动。先是一再委婉地劝华国锋及早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以“停止批邓”。……同时他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耀邦同志出来工作。好在1962年胡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时华国锋是第二书记，他们两人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共事经历，华国锋表示可以不咎胡“右倾翻案风”之错，适当安排工作。可是耀邦同志认为，“两个凡是”盛行，此时无法工作。叶帅于1977年2月间约耀邦来西山自己的家里，劝导他：“你还是出来工作好，也是帮助我嘛！太重要的部门，他们不放心你去，中央党校要恢复，想让你当常务副校长。”叶帅还寓意深长地说：“我看也好，党校远在西郊，是非少点。凭你的智慧和才干，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果然，耀邦同志从1977年3月到中央党校后，就只揭批“四人帮”，不搞“批邓”；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率先平反党校历年来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同时精心指导几位教师写出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一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还创办中央党校内部五日刊《理论动态》，在理论思想战线吹响解放思想的号角，向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发起猛烈冲击；并提出要以实践为标准总结“文革”。对耀邦同志的这些举措，叶帅深表赞赏和支持，要他大胆地放手地干。

叶帅向中央举荐耀邦同志，支持他首先在中央党校这个舞台上冲破“两个凡是”，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

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精心指导几位教师撰写的两篇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成千上万的干部、知识分子纷纷上书、上访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组织部一时成了众矢之的。但是把持中组部的郭玉峰，坚持“两个凡是”，顽固抵制平反，激起中组部内外许多老干部的愤怒，上书党中央。1977年11月，叶帅在中央几次提出，要解决中组部的问题；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经过反复商议，华国锋、邓小平（于7月恢复工作）等都同意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于12月10日发出正式文件。

耀邦同志到中组部后，亲自接待上访，批办来信，要求把中组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亲自主持重新调查和审理薄一波等61人的所谓“叛徒集团案”等重大案件，冲破重重阻挠，坚决落实干部政策，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这个“两个不管”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极大地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当时分工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对上述工作不断阻挠，对胡耀邦说：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都是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定的案，不能随便翻过来。但是耀邦同志有叶帅等人的坚决支持，更有“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无畏气概，一往无前，坚持不懈。

耀邦同志在叶帅支持下，还坚持对55万多位在反右派运动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党内外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予以认真甄别，平反昭雪。尽管当时对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阻力极大，但耀邦同志坚持“有错必纠”，有计划有步骤把应该平反的右派分子一一予以平反改正（有人引证1962年有个文件说反右不存在平反问题，只能叫改正。耀邦同志为减少阻力，说“改正就改正吧”），包括轰动一时的“六教授案”、被诬为“要杀共产党”的葛佩琦案等等。耀邦同志还要求对“改正”了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恢复工作或重新安排工作，恢复党籍和团籍，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使得大批优秀人才获得彻底解放，其中有些人后来还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如朱基、费孝通、钱伟长等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肯定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并在叶帅等人的推动下，作出了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等重大案件平反的决定，更是有力地推进了全国大规模清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2年的几年中，共计清理“文革”中发生的案件达30万件之多，复查建国前后的历史遗留案件更达110万件，总计使300多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纠正，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上千万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

一切真理和各项工作都要经受实践检验

历史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关头：若不破除“两个凡是”，中国就只能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继续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亿万人民只能“三忠于”、“四无限”，忍饥挨饿地唱“莺歌燕舞”……尽管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中还有人这样说“全党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叶帅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1977年10月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讲话中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理论“一定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他在这段话中明确地提出了“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观点，破除了“句句是真理”的迷信。这是石破天惊之言，为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以胡耀邦亲自审阅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刊载、次日起在《光明日报》等报刊正式发表而拉开帷幕的。一时间，“两个凡是”的坚持者群起严厉指责，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一位领导同志5月17日更是明确定性地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6月15日又说这篇文章“最坏的是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叶帅则旗帜鲜明地于5月29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政治工作要实事求是、理论要受实际检验的思想。他几次向华国锋同志谈到要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7月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更是鲜明地表示：“我不主张对讨论采取压制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不能采取教条主义态度。”8月间，叶帅在中南海的电影放映厅遇见耀邦同志，耀邦向他提出，真理标准这个问题，不光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各条战线的实际工作中都存在这个问题。那个地方工作好不好，生产搞得怎样，对人的处理是否正确，干部谁有能力，文艺作品怎样，都不能凭某某人的一句话，而要靠实践来检验；就连高举，你是真高举还是假高举，也要看实践，而不能光凭你说得多，喊得响。我想把这场讨论扩大到实际工作中去。叶帅听了连连称是，他赞成耀邦同志把这场讨论扩大，写一篇《一切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的文章，把真理标准讨论引申到现实工作的拨乱反正上来。

叶帅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进展情况密切关注。他锐敏地看到，思想理论界长期深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解决的，而牢固树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观点又极端重要。这年9月，叶帅向华国锋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开个务虚会，让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尽管当时有些人觉得现在报纸上已经批评开了，许多省和军队的负责同志都表了态，再开务虚会也讨论不起来、统一不了认识。但是其他中央常委都赞成叶帅这个提议。11———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问题也是一个议题，但是因为议题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经过商量，决定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的讲话中宣布了这个决定，并说：“中央相信，有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作指导，这个问题一定能够解决好。”

理论务虚会在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举行。这次会议在耀邦同志主持下，以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恢复和发扬了民主讨论的好风气，因而突破了思想理论领域的诸多禁区，进一步分清了思想路线的是非，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思想的进程。尽管这次会议有其不无令人遗憾之处，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反对和清算左倾错误，对于推动拨乱反正和促进改革开放，其历史功绩还是有的。

“社会主义不能没有民主和法制”

1978年3月，叶帅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他指出：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要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高速度地向前发展，就要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他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主持了宪法的修改，把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叶帅的这个思想，耀邦同志是十分赞成的。还在“文革”后期，耀邦同志就深刻思索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种种弊端的缘由，感到党的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破坏，个人崇拜之风盛行，党内民主生活不健全，是一个根本问题。他与叶帅谈到这个问题，叶帅说，多年来，我们党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不健全，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坏人坏事就制服不了。耀邦同志深表赞同。1978年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便与曾志、陈野苹等同志反复研讨这个问题，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种种弊端，主持起草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十二条。这个《准则》后来经过反复修改，在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上通过，成为全党政治生活的法规。

在党内外充分发扬民主，叶帅认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他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把民主问题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加以专题阐述。他说：“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才能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叶帅在讲话中，还批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种错觉：似乎实行民主就是等于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以封建主义冒充社会主义，对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意见都扣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使得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被搞乱了，分不清什么是封建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在我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础上开始建设的。所以我们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列宁说过，不仅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要宣传民主主义思想。我们要破除封建迷信所造成的精神迷信，从禁锢中把我们的思想解放出来。

叶帅在讲话中还尖锐地指出，发扬民主取决于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和态度。有些人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后来，叶帅还对胡耀邦说：“扫清封建主义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很多就是反对封建农奴制的。”

叶帅的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今天重温叶帅25年前这些话语，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反对封建主义，批判和克服封建主义思想残余的影响，实现党内生活民主化和人民政治生活民主化，应该是加紧实践的时候了。

选拔优秀接班人“长征接力有来人”

叶帅是在我们国家进入历史新时期后，第一个着重提出注意选拔年轻干部、重视培养接班人的领导人。此后，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也再三再四地提出要重视干部的年轻化。

叶帅还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上，一再提出要注意选拔年轻一些的同志参加到中央领导班子中来。他对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增补了63岁的胡耀邦很是高兴。中央工作会议后期，华国锋同志提出要胡耀邦到中央来工作，叶帅早有此意，立即表示赞同。胡耀邦说自己只有领导一个部门的工作经历，恐怕难以胜任重职。叶帅说，数你年轻了，这两年干得也好，站得住，来中央帮助我们分挑一些担子，我们会支持你的。于是中央政治局决定胡任党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央日常工作；并兼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据李锐同志对笔者说，叶帅还曾提议胡耀邦当中央副主席，胡说“这怎么可以”而未肯接受。但是叶帅一直十分器重和举荐像胡耀邦这样一些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到领导岗位来挑担子。他在《八十书怀》中曾有“长征接力有来人”的豪迈诗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为了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在1980年2月举行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并选举胡耀邦为总书记。叶帅在讲话中对耀邦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寄予厚望，并说：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在第一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它的职权和工作范围还应该扩大一些。

这年11—12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要求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职务，大家对他进行了批评和帮助。在叶帅和邓小平等同志的举荐下，政治局一致同意，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选举胡耀邦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帅不胜欣慰，实现了他荐举贤能的心愿。历史证明，他为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兴，选了一位优秀领导人。

叶帅对新老交替，更是以身示范，率先退休让贤。早在三中全会以后，他就一再表示，自己年岁大了，请求中央同意他退休的要求。但是党和国家的大业离不开他这位智谋超群的老帅，到十二大仍选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二位。他看到耀邦和大批年富力强的同志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十二大的讲话中表示“由衷地感到喜悦”，引用唐朝诗人李商隐“雏凤清于老凤声”的诗句，勉励新上来的年轻同志要后来者居上，善于学习，挑起重担，奋勇前进。他再次表示，从党的事业着想，要求退出领导岗位。直到1985年9月，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才同意叶帅的退休请求并给他写了致敬信。叶帅赋诗“矢志共产宏图业，为花欣作落泥红”，显示出他的高风亮节。他是我们党的领导人中主动请求退休的第一人，为废除领袖人物终身制开创了光辉的范例。

2003年第11期 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　作者：丁　弘

在许多史册上，提到陈独秀在离开党前后，有给中共中央的五封信和一封《告全党同志书》。但多语焉不详。当时他说了什么呢？几十年，原件无以看到。流行的《独秀文存》60万字，所有文字的时间下限在1922年，当然没有1929年写的这些材料。最近安庆（陈独秀的家乡）陈独秀研究会会长李银德先生提供160万字的陈的文集，始看到这些文章。

陈被自己一手建立，并当了五届总书记的党开除党籍，这是罕见的、叫人称奇的事情。几十年间，对开除他出党，社会主流意识告诉我们的理由是简单而明确的：即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错了路，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他的这几封信，不是即兴的便笺，不仅是给自己辩解的文字，而是内容丰富的大文章。他的文风流畅、恣肆，这是他的个性和学养使然。这时他骨鲠在喉，一吐为快，行文更有浩荡的气势。他对党面临的问题，有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思考。他揭示了共产国际的谬误，同时严肃地解剖了自己。这些信体现了他集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风采，洋溢着中华民族所涵养积淀的凛然正气。是留给党、留给世人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他和共产国际之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共在1922年的二大时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它的组织领导。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预先没有想到的。国际对中共抓得很紧，不断派人前来，耳提面命，具体指挥，一切决策源于莫斯科。陈独秀在信里具体说明了1921年到1927年自己作为总书记和国际相处的情况：

———1922年，中共二大刚结束。国际派马林来，他要求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到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力言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合的政党。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和我一致反对此建议，理由是：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中共中央为了尊重国际纪律，不得不接受了国际的意见。

———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丧失了自由。“马林因此垂头丧气，回了莫斯科，继他而来的是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联对国民党的巨量物质的援助。”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陈独秀提出戴季陶反共的小册子，不是个人偶然的事，而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走向反动的表现。陈提议退出国民党，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一时国际的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反对他的提议，为了尊重国际的纪律和中央多数的意见，总书记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正是执行戴季陶的主张，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视察团，收缴苏俄顾问的枪械。国民党议决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要求交出参加国民党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这时，陈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东去和国际的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我们要求把支持蒋介石的枪械，匀出五千支以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这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这是一个严重的时期，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强迫无产阶级服从它的领导的时期。国际的代表居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作苦力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到了这时，“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极左派，陷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陈独秀写报告给国际，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由党内联合改为党外联盟。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看了陈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纠正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陈说：“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和中央多数的意见而未能坚持。”

———1927年，北伐开始，“我们在《向导》上批评抑制工人运动和向农民索派军费，大受国民党压迫的现象。这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始终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和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我受到批评，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我认为市政府的选举和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力量若不能战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蒋的背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去武汉向国际的代表和党中央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他们对上海的事变不甚满意，“国际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械收藏起来，避免和蒋冲突。亦农看到电报，激愤地把电报甩在地上。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马日事件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以沉默的态度答复我的提议。

陈独秀和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

我自始至终未能积极地坚持我的意见，到此时，我实在隐忍不下去了，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理由是：国际一面叫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共产国际对陈的独立思考早就反感。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争论。斯大林需要一个替罪羊，说：“失败恰恰是中共抵制了国际的指示。”说是中共的领导（实指陈独秀）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斯大林派出国际新的领导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职务。对陈的这些信，国际的代表决定不准公开，并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找陈谈话，给陈讲明。接着在当年11月15日党中央作出开除陈的党籍的决议，认为陈在“八七”会议后，给中央的信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等等。这样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抗日战争时，根据需要，又改为“右倾投降主义”。由此枝节横生，给他戴了叛徒、汉奸、托派等等许多帽子，成为20世纪最大的冤案，历70年。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版），对大革命的失败有了这样的评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过多的归咎于陈独秀个人，这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党也不能正确地吸取教训。”

对陈独秀的信中陈述的事实，史学界已不再有疑议。陈在信中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推卸，而是反复自责，他说：“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的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向谁呢？若根据我过去的错误，对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这又是一种政治品格，实事求是，严于律己。

政策和策略的思考

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对党早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考作了深刻的反思：

他被党开除一个月之后（1929年12月10日）有《告全党同志书》，开头即说：“我随诸同志之后，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

他说：“我坚决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地错了。但只是简单地承认还不够，必须忠实地、彻底地认识过去错误之内容及其原因和后果，然后才可望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

五天之后（12月15日），又有长篇宏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失败的后果他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掩饰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地大批屠杀，和他的政权意外地巩固。”

对产生这种错误的深层原因，陈独秀作了这样的分析：“共产国际的认识错误，在于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可以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必然是国民党。国际说他是‘各阶级的联盟’。这是阶级的混合，而不是独立政党的联盟。他们不懂得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的幼稚的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地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农业的竞争，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阶级冲突更不可调和……他们一看到工农运动，马上感到是比帝国主义更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很快地反对革命，乃是阶级性之必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些信中，谈起工作中的策略，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要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他检讨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坚决批判盲动主义。请看他个性化的坦诚语言：“现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许多鼓吹盲动最力者（他不客气地点到名字）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错，以表示自己及党的真诚性，仍在实行盲动的政策和命令主义。你们是头尾颠倒的意见：革命高潮时，主张以民主革命为限；革命低潮，反而不提民主主义的口号，如‘8小时工作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以使党不脱离民众。你们仍是不断命令同志们（党的最忠诚、最精锐的分子），离开群众，暴露自己，不断地上街示威（实是示弱），这没有一点出路。如此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双管齐下，结果必然把党送到死路上去！”后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

他曾在一封信中详说“中东路事件”，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应贴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不能认为提保卫苏联才是国际主义，不能因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口号就是什么“取消派”。

这些都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对革命的忠诚。他深刻地思考和辩证的方法，是当时一般人所不及的。

这些信的历史地位

把这些信放在历史背景中来看，它的价值耐人寻味。

一、这些信，是大革命时期留下来的第一手材料。起码它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诉说了当时的情况。“正史”常常被涂抹得太多，鲁迅说：“从野史和笔记，可以得到一些真的消息。”起码是“兼听则明”吧，所以它的价值是无可替代的。人的良知未泯，“正史”也会渐渐真的“正”起来。如史书上说了：“从共产国际命令式态度和中共中央被迫接受的情况看，说明国际对中共的领导有着先天的缺点。中国的革命全靠万里外的外国人决策，不能不隐含着可能的重大失误。”

二、他从自己深切的体会，提出一个囚困于国际纪律和坚持真理之间的矛盾。他受到煎熬，看到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他在信中说：“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即领导机关政治路线的错误，不应该用组织纪律掩盖。”他引述了列宁的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他冲破了错误路线控制下形成的精神枷锁，写信给中共中央，实又是提出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问题。他是一个先觉者。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的国际共运中，能够如此对国际说“不”的能有几人！他称“斯大林小组织”，不认为他有资格代表党。当时斯大林的权势正在上升。苏共正以非常的手段，从“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集权”。这不能不承认陈的敏感性和无畏的勇气。

三、陈独秀从“五四运动”中过来，德谟克拉西（民主）是他牢固的政治理念。他作总书记时，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提倡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这些信反映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向极为不安。他一再强调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应由大家讨论，不应对不同意见立即追查、高压，认为没有保持一致而予以处分，甚至开除。他在信中要求公开他的信，但国际和中央的代表找他谈话，指出发表不同意见是错误的。要求他在一周之内，写出批判“反对派”的文章。他说：“恰恰需要反对派。”还说：“他们怕我对执行错误路线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不作自我批评，他们不会开除我。相反，他们会继续利用我的口和笔。”陈独秀提出党内生活应民主化的问题，揭示党内已有国际传来的专制主义的“病毒”。“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的兴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陈的这些信，显然是国际共运的派生物。托洛茨基在苏共中是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他和斯大林在东方路线上有根本分歧。他主张中国党应保持独立性，而斯大林认为“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在斯大林的观点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斯大林反复说明是中共没有执行国际的指示。斯、托之间的矛盾后来不可调和。陈独秀理直气壮在信中肯定托氏的观点，说：“我们党当时如能执行托洛茨基的路线多好……”次年（1930年），托氏逃亡国外，仍未能免于一死。后来，“托派”成为国际共运中最危险的敌人，这是斯大林的心态。当然，现在在俄国和中国，“托派”都得到了平反，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斯人林在30年代不断地进行大清洗，制造了人间罕见的悲剧，这是陈独秀当时也难以料到的。

一个叫人后怕的事

陈独秀被通知去苏联学习，他断然拒绝。显然他看透了，他气昏了。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请教中国人行吗！”中国革命应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这石破天惊之语，实是中共和国际关系沉痛而实事求是的总结。

表面上国际解除了他的职务，中共开除了他的党籍，可是在此之前，他的信中实际上已经绝望地告别了———这是现在流行的新词汇“双向选择”吧！他说：“最后，你们拿出开除党籍的话吓唬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决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计其他！”

陈独秀这种浩然正气，义无反顾的精神，在几封信中一再反映出来，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是他独立的人格最为闪光的表现。

例如他说：“党只有勇敢地执行自我批评，方能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看着党日益危亡，而袖手旁观，默无一言，这也是一种罪恶！”

他说：“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进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没有纠正时，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拯救整个党的危机，孰轻孰重？”

他说：“他们会借故开除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之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个人利益之路！”

他说：“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指从右倾又到盲动），是斯大林领导的国际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每个党员都负有拯救党的责任，应该毫不隐晦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不惜一切牺牲，以拯救党，拯救中国革命。”

如果当时陈独秀同意到苏联去，后果会如何？当时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派去学习的同志，可能因为旁观者清，有不同的看法，均被杀害。陈何能幸免？

人们为陈独秀捏一把冷汗。

2003年第11期 浙江民营经济见闻　作者：钟沛璋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因闹“非典”，北京暂时归不得的两个月中，我走访了我的故乡浙江的许多地方。行车在四通八达的高速路上，看到一座座新兴的城镇，不由思绪万千。

一

20年前，我曾访问过因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而闻名的温州。只见人们熙熙攘攘忙碌地在做生意。“小商品，大市场”，甚至还造起了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生活开始富了，但也带来许多问题。有人责问他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能允许存在童工？”他们说：“童工不好，但是生活贫困农村的童农就好吗？童工还能在城镇学到技术挣到钱。”温州人有很多能工巧匠，上海北京路商店出售的电器产品，几天之后就能在温州制造出来。因为缺乏国家控制的原料白金，这些产品不少只能是伪劣的。“假冒骗”成了温州货的代名词。

20年过去了，温州怎样了呢？一进温州，一眼望去，已经认不得了。原来不足20平方公里拥挤的老城，已扩大到110平方公里，修建许多六车道宽广的大马路，而且高楼林立。以古代太守王羲之曾在这里驾五马出巡而命名的“五马街”，其热闹程度不逊于北京王府井，并没有因“非典”而减色。温州是地级城市中第一个电话升到八位数的城市。温州人牢记当年曾在杭州大火焚烧成千上万双温州劣质皮鞋，使温州人抬不起头来的耻辱，把诚信作为经商立业的至高信念。现在中国许多驰名商标和名牌产品都是温州制造的。温州已被称为“中国的鞋都”。中国名牌“康奈皮鞋”的商标已是昂首的头像。温州已改革了发展初期出现的“童工”等种种弊端。当年温州有—支号称10万大军，跑遍全国搞行销。现在有160多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个体工商户有40万个，还有3万多家在世界各地经商开店。同时，温州又吸引了l0O多万外地劳工，包括许多科技专家在那里工作。温州在全国和世界各地建起温州店、温州衔、温州村、温州城。走南闯北的温州人，已把温州经济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在一起了。温州产的小小的打火机，压倒了日本、韩国的产品，在欧洲遇到了刁难，最后又打赢了官司。就是一件轰动一时的世界经济新闻。

要刮目相看的，不仅仅是温州，而是整个浙江。在临海，我们参观了全国唯一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吉利集团。走进巨大的装配车间，迎面挂着大的横幅：“造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那里每三分钟就能装配一辆小轿车。去年销量达5万辆。现在年生产能力30万辆轿车的汽车城正在建设中。目光远大的吉利集团董事长、农民企业家李书福，不但看到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坐小轿车，而且看到振兴中华必须有大批人才。他在临海建吉利汽车厂的同时，建起了吉利教育中心，办起了浙江经济管理专科学院、浙江吉利技师学院、中专和技校，而且在中国的首都办起了吉利大学。聘请许多大师级的专家、学者当教授。校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动力专家闻邦椿。

临海是台州的—个县级市，而与温州比邻的整个台州市的故事就更引人入胜了。台州人自豪地说，他们正在营造民有、民营、民办的“三民经济模式”。

民有———台州全市8.7万家工厂企业中，民营企业占95%以上，是台州经济的主体。每一个民营企业家的创业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我们采访了扬名四海的飞跃牌缝纫机创始人邱继宝。他原是一个修鞋匠。他如何被允许第一次参加广交会的，有很多传说。有的说因为他没有入场券不能进入广交会，于是，他带着自己设计制造的缝纫机样机，从一个洞里钻进去的。他接到海外订货单后，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走遍了世界许多国家，学会了用各种语言跟外国人谈生意。在展示厅里，挂满了销售到100多个国家的国旗。飞跃集团不但兼并了椒江第一工业缝纫机厂，而且抓住东南亚金融危机货币贬值之机，以低成本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成为国内缝纫机行业的“龙头老大”。邱继宝自豪地说，现在有德国专家在吉利集团打工，搞产品研发，集团有自主的知识产权。但是，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老板，全家竟还住在一个仓库的楼上。他平淡不以为意地说：“这样工作方便。”他的父亲至今还在捡废物卖钱，来赞助公益事业。

民营———台州人创造了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又不同于个体私营经济，却兼有两者之长的新型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按照“自愿平等、自筹资金、合资合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有、集体企业体制的弊端。

民办———台州多项社会事业以民间投资、民间创办为主导。台州自建国以来，国家累计投资仅4.6亿元，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极不完善。现在通过民间集资、民办，发展了交通、能源、商贸、旅游、金融、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建成了浙江省首条股份制高速公路，改变了台州与外界交通要翻山越岭的历史。在荒芜的田野上建起了极具欧陆风格的台州商业街，促进了人口的快速集聚。台州还创办了两家最大的民办金融机构———台州市商业银行和泰隆城市信用社，每年为企业融资达40多亿元，而且是各大商业银行中呆坏账最少的金融机构。一家民营企业投资1.5亿元，独家租赁开发省级森林公园大鹿岛景区。市委书记史久武还告诉我们，新建的大型体育场，是通过市民投标竞购座位集资的。台州撤地设市七年多来，通过企业或个人投资创办了40多所大中专院校、12所成人教育学校、成百上千所中小学、幼儿园。已建成使用的台州市中心医院，一期工程总投资8000万元，其中企业和个人投资占34%。

三民经济的发展，使台州市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台州接待办的同志，热情地邀我们游台州的夜景。灯光绚烂，到处都是休闲的人群，热闹而安详。在水景广场，有音乐喷泉，水幕电影。在挤满了游人的桥上，我们看到高个子、才40多岁、因操劳已满头白发的市委书记史久武，正领着美国商务团的友人走来。在星星广场，白天是林木茂盛的山坡，如今望去是闪闪发光的满天星斗。中间是比北京火车站广场看到的更大、更清晰的电视大屏幕。再过去是瀑布广场。我们看到在悬崖上，“银河直下三千尺”。在城市中心有这样巨大的人造瀑布，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接待办的同志说，台州有很多外来民工，应该让他们和市民一起，有愉快的休闲环境。经济发展了，就应该为人民服务得更周到一些。台州市把打造“绿色城市”作为发展导向，把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为目标，提升了城市现代化水平，获得了浙江省文明城市的称号。

不只温州、台州，在浙江的许多地方，都发生着巨变。在金华永康市，我们看到“十年十倍”的发展奇迹。永康在历史上是人们挑着工匠担走四方的小县。而到2001年，永康经济增长了十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2.04亿元(2002年已突破l00亿元)，成为浙江中部迅速崛起的一只“小老虎”，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永康兴起最大的秘密就是市场。永康创建于1992年中国科技五金城，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五金专业市场。来自世界各国2000多家名牌企业的五金产品，行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成交额已超过百亿元。昔日挑担走四方的永康人，而今正满怀信心地要打造“五金之都”，力争成为世界五金品牌汇聚中心和世界五金集散中心。永康还要创五金名牌。回到北京，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总可看到中国科技五金城的广告。

来到浙江，当然要到义乌看看早已闻名世界的小商品市场。我们也当然不会认为这种小商品市场是由露天的摊位组成的。但是看到一期工程建成已经投入运行的中国义乌国际商贸城，还是使我们大开眼界。走进远比北京火车站更为开敞明亮的大厅，只见一排四行滚动的电梯上，运载着操不同语言、穿各色服装的各国商人。商场的主体建筑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拥有7000个9平方米标准商位，陈列着包括饰品、花类、工艺品、玩具等四大类二万多种商品。要细看这些琳琅满目使人眼花缭乱的精美商品，花一两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来采购的客商每天达二万多人次，其中外商三四千人。整个商城外贸出品率达60%，年出口商品达20万只标准集装箱，销售到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创办了30多个国内分场，并在南非、乌克兰、澳洲等地设5个国外分场。义乌已成功举办了八届一年一度的中国小商品博览会。去年那届，参展企业达1300家、专业观众达6.1万人次，其规模仅次于广交会和华交会。

义乌市实施“兴商建市”、“贸工联动”的战略。原来是摇着“拨浪鼓”走四方的小货郎义乌人，现在把“拨浪鼓”摇向世界，促进了义乌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来贫困的义乌，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列全国百强县市的第19位。我们看到不但义乌区兴建了许多现代化建筑，义乌的许多农村也都成了现代化的城镇，每一个城镇吸引了许多外地的打工人。现在义乌正在实施“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要对义乌1105平方公里市域的城市和农村，进行整体性、一次性的规划，整合人口和产业布局，优化各种资源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义乌正在使“本地人口城市化，外地人口本市化”。人们喜悦地看到了梦想已久的消灭了城乡差别、贫富差距的曙光。

二

浙江发生的变化，当然远远不止我们走马看花看到的这些。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浙江的人均GDP已仅次于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后，从原来的第十二位跃升到第四位，成为全国的经济大省。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位居全国省、区之首。浙江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民看病有医保。城镇居民收入也跃居全国第三位。去年底全省各类商品成交额4997亿元，已连续12年居全国第一位。早在1997年，浙江已在全国率先消灭了贫困县。浙江已无“下岗”、失业之忧，相反却吸收了400多万外省劳力。这一切巨大的变化，发生在“七山一水二分田”、人均耕地全国最少、资源贫乏、国家投资很少、工业基础薄弱的省！

浙江创造奇迹的秘密在哪里呢？我想最重要的，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放手发展了民营经济，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中蕴藏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浙江，经济发展最快的县市，都是民营经济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以上。在全国500家最大的民营企业中，浙江占170家，总量居全国第一。民营企业总产值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浙江也居全国第一。浙江的民营经济不但在省内发展，而且早已跨出了省界。消息报道说：温州资本正在鲸吞成都不动产。去年成都市1663.8亿元的GDP中有70%来自民营企业，其中10%来自温州。整个四川有15万温州人从事广泛领域的各项商业经营，他们正在为开发我国西部做贡献。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中国第一座跨越海洋的大桥，也是目前世界上最长（全长36公里）、工程最大的跨海大桥，建设总投资需要118亿元。这笔巨大的资金，有50.25%来自宁波、杭州等地的民间资本。昔日被人们看作是草莽英雄的民企老板，成了国家这个特大基础建设项目最大的股东和老板。新华社报道：这条世界第一跨海大桥已于今年6月8日奠基。不仅如此，《解放日报》又报道说，浙江省政府已批准，杭州湾将双桥齐飞。在距跨海大桥40公里的地方，一条桥程13598米的绍嘉大通道，也将在明年开工。曾经建造我国第一座钱江大桥的一代桥梁大师茅以升，可以高兴地在天国笑了。

总结浙江的经验，浙江同志自豪地说：“只要引导得当，政策对头，昨天的农民就可能成为今天的企业家，明天的跨国公司总裁!”

什么叫做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我想可以从浙江人爱说的“四自”、“四千”和“五歌”中得到体会：

“四自”———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我发展，自强不息。过去在计划经济下，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和智慧，遇到困难就等、靠、要。现在浙江人遇到困难却说：“不讲就业讲创业”。“不找市长，找市场”。“四自”的自主精神，闯出了繁荣发展的广阔大道。

“四千”———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许多只有分毫微利的小商品，是如何成为大市场的？就是靠这种奋斗不息的“四千”精神，不断拓宽市场网络。

“五歌”———温州人爱唱五首歌：《国际歌》，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国歌》，前进，前进，前进进！永不退缩。《我的中国心》，爱国之心永不变。《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足下，摔倒了自己站起来。《好汉歌》，善于抓住机遇，该出手时就出手。

有了这样容纳自由发展的自主精神，世界上的一切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甚至可以使“无”变为“有”。浙江就创造了许多“零资源效应”的奇迹。余姚不产塑料，却享有塑料王国的美誉，当地的中国塑料城内有3000多种塑料制品，其价格成了全国塑料市场价格的“晴雨表”。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嘉善没有森林，却成了全国最大的林业加工中心，年产胶合板335万立方米，总产值占全国1/3。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如乐清的低压电器、永嘉的钮扣、永康的五金、绍兴的轻纺等等。目前浙江拥有这样产值亿元以上的“零资源”区域块状特色经济306个，年产值达4500多亿元。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000多个县(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可持续发展潜力”的综合测评和比较，2001年评比结果，前100个县（市），浙江占了26个，又居全国首位。

三

浙江这样允许民营经济(也即私营和个体经济)的大量发展，那不是造成资本主义复辟吗？非也，我国从未实现过资本主义，何来复辟？要说资本主义，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是祸是福？读过《共产党宣言》，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该记得马克思这样说过：“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人们还看到在马克思之后的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远比马克思说上面这些话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也不能逾越这个过程。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从实践来看，民营经济在浙江的蓬勃发展，至少带来几点好处：

一、经济实力的增强。浙江的GDP，1978年到2002年，从124亿元增加到7670亿元，从原来的全国第十二位跃居到第四位。

二、经济结构调整。农业比重大幅下降到10%，有些县市下降到5%。有50%农业劳力从事二、三产业，这也就为土地规模经营创造了前提条件。出现了许多经营土地800亩以上、经营大棚100亩以上、经营鱼塘百亩以上的专业户，推动了农业现代化。全省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从1989年的25.0∶45.8∶29.2，调整到2000年的l0.3∶51.3∶38.4。

三、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在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浙江省的国有经济也在竞争和自身的改革中进一步壮大发展。产值比1978年增加了39.9倍，在全国的位次由23位上升到第16位。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利润率分列全国第一位和第二位。

四、解决了温饱和就业难。消灭了贫困县，城乡居民无饥寒。全省至少有600万农民和400万外省劳工在二、三产业中得到就业。

五、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教育为例。1997年全省提前三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制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全省普通高考录取率由1997年的31.8%，提高到去年7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7.9%提高到20%。浙江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浙江是民办教育最发达的省。

六、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七、人富了，素质提高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从1978年的12.34‰，下降到2001年的3.77‰。缓解了全国性的“人满为患”的困惑。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一些负面的问题呢？如资本主义工业积累时期的超经济剥削，贫富差距的扩大，生态资源的破坏等等。对此，任何社会主义者自然必须清醒、冷静地看到。但是这一切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通过政策、法律和舆论监督予以控制和调节。浙江正在这样做。最近浙江省领导还特别提出要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并积极付诸行动。

浙江的蓬勃发展，形成了浙江精神，他们总结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四句话。浙江精神的最根本点是自主发展，个人自由发展是浙江文化的特色。改革开放后浙江所形成的道路，主要是依靠群众自发地走出来的。事先并没有人设计出这种经济发展路子，它是在群众的创业活动中自然地形成的。有人“谈自由色变”，以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是“资本主义复辟”。君不见，《共产党宣言》早已明确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逝世后，美国《新世纪》主编要恩格斯提供能够概括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一句话，作为杂志的导语。恩格斯的回答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20年前，当有人说温州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温州人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20年来实践证明，究竟谁的说法是真正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

其实，20年来的实践早就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支持农民的改革创造开创的。8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每年颁发的第一号文件，都是支持农民的改革创造，从而逐渐形成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浙江的领导也是接受群众自主创造精神教育，逐渐形成对民营经济的政策的。

义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深秋，义乌的一名无业妇女在县委机关旁边的小街上，摆起小摊。当时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尾巴”而被取缔。女摊主一怒之下，冲进县委书记的办公室，与书记当面论理。一个说：“上面有规定！”一个说：“我没饭吃!”双方互不相让，直到拍桌子。最后还是书记放下架子，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县委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开放市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如果当年县领导坚持“上面有规定”那一套，那还有今天的义乌国际小商品大市场的局面吗？

有人说：“在浙江，当老百姓容易，当官难。”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当官为什么难，官应该怎样当？如果利用手上的权力，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管卡压那一套，这样的官看来好当，但是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扼杀了，就不会有人民的幸福生活。相反的，在浙江人民有发言权，甚至有上告政府的权，当官的必须听人民的呼声和要求，看来要当好官的确很难。但是这样正促使当官的虚心研究如何因势利导地支持群众的自发创造，这不就形成了上下齐心合力，共创美好生活的局面了吗？有人说，浙江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方针。这只说对了问题的一方面。全面地说，应该是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无为，是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从省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精神，顺应潮流和民意，以宽容和开明的态度，默许广大群众某些冲破旧体制的举动。有为，则是对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对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势利导，积极支持制定相应的政策，纳入管理的轨道。这就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浙江的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和运行机制，正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从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向宏观管理转变；从行政手段为主向法律和经济手段为主转变；从政府配置社会资源为主向市场配置社会资源为主转变；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看来，要当好社会主义的官，必须认真改革自己的观念和体制。如坚持僵化的老一套，就会感到一片黑暗和忧心忡忡。如果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理解和支持群众的自主创造精神，就会满怀信心地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看到未来。

2003年第11期 寻访浙江的两个半单干理论家　作者：陈大斌

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上下猛烈批判“包产到户”为代表的“单干风”。毛泽东主席点名批判了邓子恢等全国性“代表人物”，也批判了地方上的一些“小人物”，其中一桩著名历史公案是对浙江所谓“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批判。被毛泽东点名批判的这“两个半”是些什么人？被批之后他们的境遇如何？今天，他们又在哪里呢？

近年来有些文章、著作披露了此事。《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凌志军著，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事情闹到中南海里，毛泽东指着浙江省委书记说，‘浙江出了两个半单干理论家’，口气之严厉，令人心惊肉跳。”（见该书88页）这里没有说明史料出处，也没交待毛泽东说这番话的具体时间及场合。另一本书《大梦谁先觉》（高光等著，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中有这样的叙述：“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在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对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说：你们浙江出了二个半单干理论家，必须彻底批判！”（见该书59页）在这里，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间、场合都有明确交待，可惜未注明史料出自何处。

从1998年秋天到2002年冬天，我先后几次在浙江寻访那几位所谓“单干理论家”的过程中，也曾设法找寻这段史料出处，可惜都没有结果。这“两个半”是哪几位？浙江的同志说，当年奉命开展批判时，矛头所指十分清楚，就是：瑞安县湖岭农技站技术员冯志来，新昌县专职办社干部陈新宇，嵊县农业局技术员杨木水。

至于三人中哪两位是整个“单干理论家”，哪一位是那“半个”？这就很难考究了。从三个人的“上书”和文章来看，冯、陈二位的理论水平较高，现在看来，仍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文字严谨，有雄辩的气势；而杨文则以摆事实为主，观点鲜明但理论色彩较弱。似乎那半个应当是指杨木水。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而已。

我在浙江经过几次寻访，终于于2002年秋、冬间在义乌市拜访了冯志来，在新昌县见到了陈新宇。而另一位杨木水，已于前一年病逝。冯志来已经67岁，两鬓染霜，陈新宇比冯志来年长近十岁，已称得起是老翁了。所幸两人身体尚健，精力旺盛，思维敏捷。对当年的事记忆清晰，都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当年的历史材料。两位虽经大苦大难，付出了半生年华的惨重代价，但无怨无悔，仍然赤心痴情，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仍不减当年。

当年，这几位青年知识分子长期工作生活在农村，亲近农民、了解农村实际情况，又一腔赤诚火热，正直、无私，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虽然，他们无一例外地都以失败告终，都身陷万劫不复之境。但他们的精神可昭日月，他们当年的一篇篇“上书”和文章，在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理论方面的探索，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

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这几位所谓“单干理论家”，了解他们的一些主要观点。

冯志来提出“半社会主义论”

冯志来，浙江义乌县(今义乌市)乔亭村人，入金华农业学校学兽医专业，1955年2月毕业，分配到温州专区的瑞安县农林科从事兽医工作。这位刚刚走上社会的青年知识分子，正满腔热忱要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时候，就遭到无情打击。有人说，他“刚刚试飞就折断了翅膀”。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团籍，“留用察看”。

1958年，冯志来被下放到瑞安县隆山畜牧场监督劳动。那正是“左”风肆虐，“五风”遍地的年代。大跃进，公社化，吹牛浮夸，共产主义大话，放开肚皮吃饭，热闹了一阵之后，紧接着便是大饥荒，瑞安城乡不少人都生了浮肿病。不少地方农民饿病而死，土地荒芜。1960年冯志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调到瑞安老区湖岭农技站工作。他天天爬山下涧，转辗于这片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村，与老区人民朝夕相处。这时，饥饿正在农村蔓延，山里人糠菜当粮，老老少少都饿得面黄肌瘦。一天夜间，睡在猪栏里的冯志来听到动静，起来一看，只见几个饥饿少年正在偷吃猪食。1962年初，他请假回义乌探亲，走进家乡义乌乔亭村外的凉亭。两位乡亲认出这个在外乡工作的家乡子弟，就哭着告诉他，家乡正经受着大灾难，乔亭村里近来就有80人先后因饿病而死。有的忍不住只让苦干而没有饭吃的痛苦，就在这凉亭里上吊身亡，冯志来的一位堂叔就在这里用一根麻绳吊死了。

所见所闻使冯志来震惊，陷入巨大的悲痛；又从悲痛转入深深的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场大灾难？平时，他读的多是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现在，他到处收罗经济、社会方面的理论著作、文章，还有马列经典著作。山里这个小小农技站一间小屋里，夜夜灯火不熄，他伏在灯下苦读，同时苦思苦索：这几年热热闹闹地弄的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吗？为什么满腔热忱地搞社会主义，却造成了当前农村的大灾难？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到底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经过两年多学习钻研和思考，他深有所悟：中国从合作化以来特别是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做法大有问题，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左”倾空想。

那么，自己的这些认识，是不是应当向党和国家领导陈述呢？冯志来的答案十分明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管要冒多大风险，也要把自己的主张向中央陈述。

他白天工作，夜间读书写作，把一切业余时间全都用上，常常伏案工作到黎明。经过几年的思索、积累，几个月的写作、修改，1962年4月21日，他完成了《半社会主义论》这篇论文。

这是一篇极有创见的文章。冯志来通过这篇文章提出，从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在生产力极端落后的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从“半社会主义”开始。在当前中国农村，该实行什么样的半社会主义呢？冯志来作出十分明确的回答：从高度集体化退一步：实行包产到户！

《半社会主义论》一开头就明确提出：“对于我国来说，如何运用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呢？”冯志来这样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收了所有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废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特权，建立了全民所有的、中国人民自己的国营经济；紧接着又开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了大大的发展。”“不过这并没有摆脱我国工业的生产极为落后的状态，更不能说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力已经在我们这由半封建、半殖民地所诞生的新民主主义生产力旧胎胞里孕育成熟。我们仍旧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工业还不可能为农民提供大量现代化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我们的农业仍旧不得不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农具进行手工操作，我们的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占绝对优势”，“所以如果我们将旧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经济又有半封建小农性质经济称为半资本主义经济，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说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

文章说：“中国不能通过资本主义而后进入社会主义，这是早有人论证过的，但是它也不可能马上进入社会主义。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由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这是中国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

细读《半社会主义论》，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初级阶段论”何其相似？但《半社会主义论》却早了25年！

在《半社会主义论》中，冯志来认为，“近年来的合作化运动犯了主观主义”、急躁冒进的毛病，非但在生产力不能为农业提供成套农业机器的时候，实行了全盘（不是苏联2/3的全盘，而是l00%全盘）合作化。而且还利用加重粮食征购、平调农民财产的手段，来发展工业和其他事业，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了根本破坏。”

如何解决这些严重问题？冯志来明确提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种半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既然目前农村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如何自觉地来加以调整？农民说：‘应该包产到户’。我认为这确实是一条相对的唯一出路。”

在《半社会主义论》一文写成一个星期之后，冯志来毅然拿出农业局刚补发以往扣留他的工资，买上车票，先乘汽车，再换火车，直奔北京。他要把自己用心血写出来的这些见解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上。在中央办公厅信访接待处，一位青年干部接待了他。此人便是在“文革”中曾风云一时的戚本禹。当时他还是信访办的一名干部。他对冯志来的文章看也没看就说，“下面刮五风的情况，中央已经了解，并且正在大力纠正。”之后便不客气地批评冯志来来京上访，是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不信任情绪，严厉地告诫他，回去后好好清理、防止那些危险情绪。

冯志来发出第二篇批“左”檄文：《怎么办？》

冯志来怀着为民请命的一腔热血，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送出的文章会遭怎样的命运，似乎也是明摆着的了。但他不灰心，回到瑞安后，马上又奋笔疾书，又写出第二篇论文：《怎么办？》继续向“左”倾错误开战。文章尖锐地提出，目前农村的困难是怎样造成的？错在哪里？“人们往往以自然灾害和五风来加以回答，但是除非政治上的庸人，都不难认识，天灾是次要的，五风仅仅是社会生活所反映的五种表面现象，实质是左倾错误。错误自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发表后开始，发展到1961年贯彻60条，才开始悬崖勒马，但至今还没有下马，所以完全有必要加以继续清理。”

文章对“大跃进”以来的“左”的思想指导下所形成的种种失误作了无情的批判。“由于政治上的得意，更冲昏了头脑，因此‘异想天开’、‘创造狂’、‘虚假浮夸’、‘好大喜功’等唯心主义的错误东西，都得到了鼓励，从而形成了所谓‘大办钢铁’、‘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公社化’运动，在高速度的口号下，且残酷地剥夺农民的手段，脱离实际地来全力大办工业、大办交通运输、大办科学文化等”，“从而根本上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以致出现了一种与愿望适得其反的效果：‘大跃进’成为‘大跃退’；‘多快好省’变成‘少慢差费’。更不幸的是不承认这些事实，竭力吹嘘与事实相反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和不朽的成绩。在庐山会议上又掀起新的所谓‘反右倾’。对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以无情打击。他们迷恋于他们所造成的所谓‘吃饭不要钱’的‘功德’；迷恋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动听的名词；迷恋于歌功颂德，而把所有的逆耳忠言都当作敌人的诬蔑。”“不愿意首先热衷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而事先急急忙忙地宣布实行社会主义，甚至于是带着不少共产主义萌芽的‘社会主义’。”“这样也就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人为地导向尖锐，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这就是错误的根源和实质。”

那么，怎样克服这场经济危机呢？冯志来的回答十分明确：在农村里实行包产到户！

冯志来写完《怎么办？》一文，接受了《半社会主义论》贸然上送，石沉大海的教训。这时他也拿不出再去一次北京的费用，就想换一个办法上送。谁能帮助自己呢？在北京他能搭上点关系的，只有一位他十分敬重的老共产党员、他的族叔冯雪峰。冯雪峰早在反右中落马，已经无权无势，让他给毛泽东或党中央转交自己的文章，恐怕不大可能；但用他的名号及影响，以期引起中央的重视，还是可能的。冯志来把先后两篇文章一并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在附信上他特别说明自己是冯雪峰的同乡、族侄。

冯志来这一招真的起了作用。他的两篇文章引起了重视。但是其后果却与他的愿望相反。上层有什么样的批示，目前尚未见到可靠的资料，但有一点是浙江不少人都知道的，据高光等著《大梦谁先觉》一书说，事后不久，中共浙江省委就接到中央有关部门的通知，要追查冯志来和冯雪峰的关系，要揪出“一再鼓吹单干”的冯志来的“黑后台”。

冯志来把两篇文章寄出后，感到自己该做的都做了，便向县农业局提出辞职回乡的申请。想抛掉这只铁饭碗，换个自由身，回故乡为老百姓做点实事，不再在单位里空耗生命！1962年8月，他拿着180元退职费，回到义乌县乔亭村，先买些敌百虫农药，制作灭蝇药在乡间销售，后又做起土郎中，给乡下人治病。但两项营生均不合法，被有关部门禁止。本地无立锥之地，他只有“远走高飞”，担起爆米花的家什，跑到湖南僻远的乡间谋生。

1963年新年刚过，冯志来挑着爆米花的家什回到义乌乔亭村，准备过春节了。可瑞安县公安局的来人正等着他。当即把他带回瑞安，软禁在农业局宿舍里。事发原因就是那两篇“鼓吹单干”的文章。中共温州地委、瑞安县委奉省委指示，召开公社以上干部会议，批判冯志来的“单干理论”。瑞安县还成立了由宣传部长、党校校长等人组成的五人批判小组，进行颇有声势的批判。批判过后，有关材料报到浙江省委。省委批示：“重戴帽子（右派分子）、遣返原籍，监督劳动。”冯志来被警察武装押解回到义乌。

“四清”运动和“文革”中，冯志来难逃厄运，被造反派揪住反复进行残酷批斗。但冯志来意志弥坚，对未来怀有强烈的期望。他不分日夜，不管风雨霜雪，他不息地在乡间泥泞小路上奔走，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生产队的牛，社员的猪、羊、兔、鸡治病防病。他的热心服务在乡亲们中博得了好名声。但冯志来心里也作好最坏的打算，他怀里揣着一个小药瓶，装有100片安眠药片。时局相对稳定，他可以为乡亲们做点事时，就尽自己的心力，当好兽医；一旦出现不测，他也绝不会屈服，用结束生命作最后的抗争。所幸，这些药片没有派上用场，至今还摆在冯志来的书柜里，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

在被指为“两个半单干理论家”的三个人里，冯志来算是有一个安定、圆满的晚年。1983年10月平反后，他先被请进义乌县经济研究中心，后又进县体改办任副主任，实际主持工作；还被选为浙江省人大代表，义乌市政协常委。60周岁后退休，仍然参加地方经济发展的多项研究工作。现在，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全国规模最大，有力地带动了当地经济起飞。这中间，也有冯志来作出的一份贡献。他曾多次写文章鼓吹兴办商品商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有《兴市边鼓集》等著作行世。

陈新宇八次上书党中央及中央党报，为“包产到户”呼号

陈新宇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本人思想进步，向往革命，家乡嵊州刚解放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满腔热忱地投入农村的工作，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运动，他参加了家乡最早一批农业社的建社工作。五年多与农民朝夕相处，结下深厚情谊。他对农业集体化光明前景有强烈向往。但是，陈新宇很快就从梦中惊醒。1960年到1961年间，他被下放到新溪公社石溪大队当农民，后又调到天公丘大队边劳动边帮助工作。这时，正是“大跃进”之后农村形势严重之时，在大饥荒后，新昌县一半以上农民自发搞了包产到户，而县里奉命强制“纠正”，群众不服，上下间发生了冲突。但县领导压不住农民，“包产到户”像烈火一般在新昌农村蔓延。陈新宇本是专职办社干部，是“集体化”热情的拥护者、宣传者、实践者。但是，这时他才发现，农民心底里并不爱这样的集体，而强烈地要求实行包产到户。这是为什么？爱思索的陈新宇决心要弄个明白。天公丘大队共有80多户农民(只有一户地主)，他挨门数户地查访，又对整个大队的过去和当前的生产、农民生活状况作深入的了解。当他了解到近几年来农村的真实情况，了解农民的真实愿望时，他感到过去狂热追求、宣传、推行的东西，太脱离实际了！一腔热情地把农民引进合作社里，却除了说大话之外，并没有办法搞好生产，让农民挨饿受苦。他怀着深深的内疚，深入对农村问题进行研究，要为农民寻找出路。在实地调查、深入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农村的唯一出路是实行“包产到户”。他写出两篇文章：《当前农村阶级分析问题》和《关于包产到户问题》。

陈新宇决定要把自己的文章呈送给中央，让中央了解农村实际情况，放弃原来的办法，支持农民实行包产到户。他把这两篇文章各抄写了几份，分别寄给了党中央、人民日报社和中共新昌县委。陈新宇是个有主见、性格倔强的人。为了这两篇文章可能招来的祸事不要牵连别人，他决定从这一天开始，疏远一切亲友，不谈恋爱，抱定终生不娶的决心。2002年秋天，我在新昌见到他时，他仍是单身一人，与一本家侄儿住在一起。

陈新宇认定包产到户是农村的唯一出路。他寄出的文章没有回信，他不灰心，接着再给《人民日报》写信、寄送材料，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一谈、再谈“包产到户”，用实际事例说明包产到户的好处，从各个角度论证其方向正确，前途光明。前后他共给《人民日报》寄了八件论述“包产到户”的文章或信件。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门为他的真情和执着打动，也感到他谈的问题的重要，并且确有见地，1962年7月1日，在内部刊物《读者来信》上，刊登了陈新宇的第六封信，题目是《再谈包产到户》，还加了一个编者按。编者按语这样写道：浙江新昌县读者陈新宇，从去年至今，先后来信来稿，要求报纸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他第一次来信说，他原来是去纠正包产到户的，可是他反而被群众和事实说服了，坚决主张包产到户。

陈新宇在这封信上说，“一年来我成了包产到户的‘罪人’，甄别至今未下结论。县、区、公社三级对我进行过四次公开批判，多次充当反面典型，停职、审查，施加多种压力，我竟顽固如此，毫不为动。主要原因是：1、批判越多，越使我明白批判的理由不充分，而农民的主张完全正确。2、几年来自己参加过破坏生产力的行动，为五风助风，内心自疚，一种强烈的赎罪念头，迫使自己坚持自己认为能迅速发展生产的办法，补救上一段的损失，因而对种种压力看作对自己意志的考验。3、自己确认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发展中终将出现的必然现象，有非常坚定的胜利信心，决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陈新宇写道，“包产到户是否违反社会主义方向？是否影响集体生产优越性的发挥？是不是少数人的要求？是属于集体经济范畴还是属于个体经济范畴？各地大量的具体事实，足以弄清这些问题。”“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经过一年实践，愈来愈证实这是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与群众思想水平的一种农业集体经营中的独特形式，是个人与集体生产密切结合的一种新的创造，是集体生产经营管理中的一项宝贵的经验，不应长期摒弃。”“实事求是地肯定包产到户是集体生产中的一种经营管理方式，不论对集体生产发展、对个人积极性发挥，都将会大有好处。”

陈新宇在这封信里大声疾呼：“不管从哪方面来看，是提出公开讨论弄清问题的时候了！”“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都应允许包产到户合法存在！”

陈新宇虽然作好了最坏的打算，可是，开初一段时间厄运并未降临。1960年8月，省委农村工作部还通知陈新宇到杭州参加农村经营管理座谈会，会上肯定了他的文章，具有“敢调研、敢反映（真实情况）、敢逆潮流”的精神。而到了下半年，在八届十中全会后，陈新宇开始陷入厄运。但是，新昌县委书记王淮亭还是尽力保护了这位“单干理论家”，只是让他中断自己的“研究”，到县贸易货栈做生意去了。但是，陈新宇终于没有逃脱厄运。“文革”一开始在新昌他第一个被揪出来游街示众。省里的造反派也不放过这个毛泽东亲点的“单干理论家”，在他们的机关报《红色风暴》上大肆渲染陈新宇这个“单干理论家”的“罪行”。陈新宇立时间变成“十恶不赦”罪人!无休止的批斗从此开始。他先后被七次抄家，批斗120场。

他虽然没有被正式判刑，但从“文革”开始的十几年间，一直过着劳改、被管制的生活。但他绝不屈服，先后写了200多封申诉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平反。这时，陈新宇已年近半百，青春不再。直到这时，他还是孑然一身，并决心终生不娶。

见他之前，听有人说他已经“老迈不堪，骨瘦如柴”。可是当我在新昌见到他时，却并不显“老迈”，瘦是瘦，可精神健旺，步态稳健，思维清晰，语言不多，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显得非常自信而慈祥。他的刚强、执着完全深埋心底，不形于色。他虽然未有妻室儿女，在县政协文史工作岗位上退休后，与一本家侄儿住在一起，也算有几分天伦之乐。他退休后，整理自己当年的几份“上书”、论文和平反之后写的文章，正在编辑自己的论文集。那天，我看了他拿来的书稿清样，甚感欣慰。

作者附言：

在所谓“两个半单干理论家”里，我没有见到的是杨木水。在寻访的过程中，他于2001年不幸病逝。在浙江省农研室的一份内部刊物上，我见到了杨木水的被批判的主要“罪证”：一篇致毛泽东主席的信，所加的题目是：《恢复农村经济的顶好办法是包产到户》，信中举出大量事实证明包产到户有“十大优越性”。文章没有冯、陈二位的系统理论阐述，但实事求是，观点鲜明，一颗为农民请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在这三人中，杨木水的遭遇最为悲惨。1963年初即被捕判刑，“文革”中在劳改农场被辱，不愿再活下去，便“恶攻”那位副统帅，被判死刑，戴上手铐脚镣在狱中等待处决。幸好在“待斩”期间，那位“副统帅”折戟沉沙，他才幸免一死，但被加刑四年。平反后，以在狱中多年学到的中草药知识，在浙江农村东奔西走，做民间郎中。后与一位向他学医术的苏北乡间女子结婚，生有一子。

杨木水文化不高，除了那篇被批判的信，没有其他著作，难以什么“家”称之。但他一生都实心实意为农民做事。青年时帮农民植桑养蚕，又以赤心微言为农民请命，差点丢了自己的性命。劫后余生，他仍心系农民，一年四季奔波于乡野间，不避严寒酷暑，为农民医病疗伤。

2003年第11期 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问题　作者：李春光

推荐者的话

两年前，有一天李春光同志到我家来，说起胡耀邦怎样处理傅聪回国演奏的情况。我在听了之后，认为应该设法公开发表。为此目的，我请他把情况写出来给我。他一回家就写。2001年8月15日晨写完，17日寄出。18日我收到后，不久，他又去美国了。

原先我对他说，我打算根据这个材料，自己写成文章拿出去发表的。所以在材料前李春光同志写了“光远同志参考”六字。可是看过之后，我觉得还是就用他本人所写的文字为好。我觉得他对事实写得具体真实，并且从他叙述的傅聪回国演奏一事前前后后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胡耀邦同志的为人，看出他处理问题既有高度的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可以看出他处理事务的精神和方法。

请读者们特别注意这篇文章中，李春光同志所叙述的赵枫看了他写的那封不少于四千字的给胡耀邦的长信之后，劝他“不要去批评胡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时，李春光回答说“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

我认为这篇文章有史料价值。因此我向《炎黄春秋》编辑部推荐，希望全文刊登。

于光远

2003年9月4日星期四

1981年，傅聪回国演奏、讲学，《人民日报》发了一个广告，称“著名英籍钢琴家傅聪先生钢琴独奏会……”北京、上海另一些报刊也准备刊登音乐会广告，并拟发表相关新闻报道和记者专访。傅对《人民日报》广告不满意，说：什么“英籍钢琴家？”我是个中国人。什么“傅聪先生”，哪一天才能叫我一声“同志”啊！

没过几天，一些原定发表的广告和新闻忽然不发了，约定的记者采访也取消了。傅聪是个十分敏感的人，他觉得困惑、不安，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知道。”恰在此时，一天晚上，中宣部理论局的郑仲兵告诉我：中央党校高级班一个学员给胡耀邦写信，对《人民日报》刊登那样大的广告，而且把一个“叛逃者”尊之为“先生”表示愤慨。胡对此信作了批示，大意说：演奏会开了也就开了，还要这样“大肆宣扬，真是荒唐”！（末八个字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个记忆大概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天傅将离京赴沪。我见到他，他的情绪显然不太好。当晚，我一夜未睡，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400字稿纸十几页，当不少于4000字），把我知道的有关傅聪的情况向他作了尽可能详尽的报告，并说：你对党校信件那个批示不妥，我听说之后十分不安。我想，你如果了解有关情况，就不会那样批示了。次日，我把信稿送给赵枫同志看（赵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他说：你信中材料是准确的，但是不要提耀邦批示，那是内部的东西，你何以知之？也不要去批评耀邦。你把那些话统统删掉罢。我说：不能删。据我所知，耀邦是可以批评的，而且是欢迎批评的。你甚至可以同他当面争论，面红耳赤，如果你的批评合乎事实，有道理，他不会生气，反而会高兴。那信我一字未删，中午12时半，我骑自行车把它送到中南海东门，交给书记处一位秘书，并告诉他：这是一个“急件”，请求尽快送达。后来，书记处一位负责人告诉我，下午2点，胡一上班，就读了我写的那信，随即说：这件事要想个办法妥善处理。当天或次日，胡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大意说：傅聪的出走，是情有可原的。出走之后，没有做损害祖国的事。他在国外刻苦钻研业务，回国演出、讲学受到欢迎。对他，要体谅，要爱护，要关心。他在国外生活的不甚富裕，回来演出、讲学，要给一点报酬。要派一个人去同他谈一谈，以表示社会主义祖国的母亲情怀。当然，出走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对他是一个污点，如果没有一个公开的态度，不能宣传他。

这个批件大概送到了文化部，我的信送出一两天或两三天后，一个晚上，周巍峙（时任代理文化部长），要秘书在电话里把胡的批示读给我听，并告诉我，已决定派吴祖强（时任音乐学院副院长）立即去上海见傅。后来，周巍峙同志以代理文化部长的身份请傅聪吃了一顿饭，询问有何需要帮助之事。傅说，黄宾虹送给他父亲（傅雷）许多书画，他想带几幅去英国，但海关不准。周于是同外事部门联系，使傅得到了一个免检签证。

以后，我写的那封信，传到了人民日报社，王若水作了摘要，印了一期大字“内参”（《情况汇编》？）。不久，戈扬找我，说胡绩伟和韦君宜先后建议她向我约稿，要我把那信务必写成一篇文章，在《新观察》上发表。戈很热情（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说：“你的信写得好。只有党性很强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信。”我说：“我不是党员啊。”她说：“你该算是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

可是，耀邦批示末尾说，如果傅不公开表示，不可宣传。这就难办了。我因此没有动笔。不久，发现一期英文《中国建设》，里头有篇傅聪访问记，其中傅有一段话，大意说：“四人帮”倒台不久，我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第五（“命运”）交响曲》，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感慨万千。这么多年来，朋友们留在国内，受了那么多苦，我却躲开了。我感到内疚……”我把这篇报道的中文稿送给戈扬，说：这可以算是一个“公开的态度”吧？于是我们把这份材料送至中宣部，附了一封短信，请示可否写文章。几个星期过去了，始终没有回音。戈扬说：没有说“不可以”，那就是“可以”。你写吧。我写了一篇《雪泥鸿爪话傅聪》，在《新观察》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没有引起批评。我收到一些读者来信。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学老师来信说：听说傅聪打算回国任教，你一定要劝劝他，还是像现在这样常来常往为好，千万不要回国定居。

我始终没有养成保存材料的好习惯。那封信的底稿、耀邦批示的追记稿（接到文化部秘书电话之后当即做了一个追记）、《新观察》文章和《中国建设》采访记，都早已找不到了。这里写的全凭记忆，可能不尽准确———毕竟是整整20年前的故事了。时间过得多么快呀！真是可怕！但大意是不会错的。

二OO一年八月十五晨

2003年第11期 香港记者眼中的邓颖超　作者：牛　钊

在北京的香港记者群

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记者很少到内地采访。至80年代中英两国开始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后，北京便成为香港传媒界的注视焦点。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到最后中英协议签字，其间经过23轮谈判，每次都有大批记者追踪报道。到了后来，这些记者不仅关注中英谈判，还获得了全国人大、政协开会时的采访权，报道范围更为扩大。

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举世瞩目的重要事件，更是香港同胞的切身大事。因此各媒体派到北京的都是强兵悍将，有的派出经验老到的资深记者，有的则派出精明伶俐的后起之秀。其中最活跃的有四大名旦，即《快报》记者曾慧燕、《成报》记者黄婉玲、《天天日报》记者岑倚兰、亚洲电视台记者戚香莲。这四位女将一到北京，便广结善缘，各找门路，在追新闻、抢新闻、挖新闻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一时名震京华。比如“三女独闯钓鱼台”一事，就充分显示出这些女将的本领。事发于第八轮中英谈判后，当天记者们一无所获，但听说晚上中方代表团在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英方代表团，便提前守候在英国大使馆门外。不料英方代表出来后不发一语，在警卫人员簇拥下乘车疾驰而去。记者们颇感丧气，但女将们心有不甘。她们坐着从宾馆租用的小车在后边追。开车的是个憨厚的小伙子，女将们逗他说：“小师傅，你这技术不行嘛。”小伙子一听，马上猛踩油门，加大马力，竟紧追在外宾车队的后边。到了钓鱼台宾馆门口，警卫以为是随从车，挥手放入。当然，进去以后境遇颇为不妙，经过严格盘问后，被有礼貌地送了出来。小伙子这时哭丧着脸说：“我上了你们的大当，回去肯定要受处分的。”女将们笑嘻嘻地说：“不会的，我们把这事在香港报纸上登出来，你们的领导就不会处分你了。”小伙子更加惊慌，“姑奶奶，你们饶了我吧。把我的错误还到香港去宣扬，成心想砸掉我的饭碗。”女将们又嘻嘻哈哈地安慰了一番。第二天在香港报纸上果然登出了“三女记者勇闯钓鱼台”的花絮报道，文中对司机和宾馆门卫都开脱了几句。这次的“勇闯”虽未达到采访的目的，但女将们由此声名大噪。而她们与邓颖超的亲密接触，更传为一时佳话。

“祖母型的大姐”

当时的香港传媒，由于政治倾向不同，对大陆情况和中英谈判的报道各有侧重，在新闻分析、新闻评论中也表现了不同的观点。有些报刊还对中央高层领导率尔品评，时有臧否。但是，有一位领导人是香港记者一致尊敬与推崇的，这就是邓颖超同志。曾慧燕写道：“说实话，香港记者不分左中右，对邓大姐都有一种莫名的敬意，这不仅因为她是中共元老级人物，是周恩来总理的遗孀，而且由于她态度慈祥，平易近人，一派仁者长者之风，使人感到非常亲切。”因而她给邓颖超定了个称呼，叫“祖母型的大姐”。这个称呼曾为港报经常使用。

香港记者第一次接触并报道邓颖超同志，是在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按预定日程，撒切尔抵京后，第一天与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会谈，第二天与邓小平会见。但在与赵紫阳会谈后，记者突然获悉，第二天上午撒切尔还要拜会邓颖超，地点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于是这天早晨，记者们提前到新疆厅守候。上午10时，邓颖超从里边走出来，站在外边等候客人。这使记者们大感意外，因为按照中国官方礼节，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是肃立在大厅中央，等客人进来后握手、照相、就坐、寒暄。其中照相一项更是必不可少，有些外宾不懂这规矩，还须经主人指点，才转过身来，让摄影师拍出一幅免冠微笑之标准像。邓颖超这次会见撒切尔，不仅没有硬拉着拍标准像，还提前走出大厅迎候，打破了官方礼节的格式。

香港记者描述邓颖超出场的情形时说；“她的突然出现，使我们大为吃惊，这是我们香港记者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近邓大姐。”又说：“她穿着一套米色女式中山装，内穿白色恤衫，脚踏中式皮鞋，带着一副棕色胶框眼镜。虽然她的声音仍然清脆响亮，但毕竟岁月不饶人，她鬓发灰白，步履蹒跚，明显的有些‘老态龙钟’了。”

邓颖超出来后，看到许多记者，便举手打招呼。片刻，英国客人走进来了，由于来人较多，邓颖超问身旁工作人员：“哪个是撒切尔夫人?”有位香港记者即代答道：“手捧鲜花的就是。”原来这天撒切尔专门准备了一束鲜花献给邓颖超，由于花束很大，把脸遮住了，邓颖超一时看不清楚。这时撒切尔一看邓颖超站在门口等候，便急步趋前，送上鲜花，邓颖超连声致谢。撒切尔说：“你和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我和我的同事也非常尊敬。”接着她指指港督尤德和英国驻华大使柯利坚，说：“他们都很尊敬你。”邓颖超连声说：“不敢当，不敢当”，接着便与英方客人一一握手。以下是港报刊登的撒切尔与邓颖超的对话要点：

撒：你身体还好吗?看来精神很不错。

邓：我的健康还可以。你当了首相以后，事务繁忙，精力充沛，我对你治国的才能非常钦佩。你工作很忙，要保重身体。

撒：谢谢你的称赞和关心。你也应该保持身体健康。责任越多，身体也要越好才行。我这个人是越忙越精神。

邓：我老了，你的年纪正处于黄金时代，(撒切尔时年52岁)可以做更多的工作，为国家作贡献。

撒：谢谢你的祝愿，但愿借你的话，使我这个“黄金时代”更延长一些。

接着两人又谈了些生活方面的事，如邓颖超问：到中国来饮食习惯不习惯?撒切尔说：我喜欢中国莱，这是我第二次访问贵国，一切都非常满意。临别时，邓颖超又拉着撒切尔的双手，说：你这次来，任务繁重，一路辛苦，希望多多保重。

香港记者在报道中，对撒切尔的衣着装饰有具体的描绘，并对比说：一面是朴实无华的老革命，一面是艳光四射的铁娘子，两个人的对话，不仅是国家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而且是“女人对女人”式的对话。有些记者评论道：在第一天的会谈中，由于中国政府坚持收回香港主权，撒切尔神情沮丧，闷闷不乐。在会见邓颖超后，体会到中国政府的亲切友好，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邓大姐“临场爆料”

香港报纸为了吸引读者注意，在标题上常常故作惊人之笔。1984年5月13日的报纸上，出现了《邓大姐当场爆料》的大字标题，就有点耸人听闻的意思。这是香港记者第二次报道邓颖超。

原来在这前一天，全国政协第六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允许香港记者参加。这是首次让香港记者参与两会的报道，大家都很兴奋。不过大家的注意力仍集中在邓颖超身上。自从第一次见到邓颖超以后，几位女记者好像着了迷，多次要求对她进行采访，被有关部门拒绝。故在这次政协会议上，对邓颖超的一言一语非常注意。

会议开始，当邓颖超从主席台左方出场时，全场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这些平时不大习惯在任何场合拍掌的香港老记，也都情不自禁地起劲拍起来。”记者们注意到，距第一次见到她后，她似乎又有点衰老了。“八十岁的邓大组，虽然声音依然悦耳动听，但走起路来双腿颤巍巍的，明显地不听指挥，特别在下台阶时似很艰难。不过，她仍拒绝了工作人员的搀扶，吃力地步下台阶，走到主席的坐位处。”邓颖超就位后便宣布开会，接下来是全体起立、奏国歌、致开幕词等，一切按预定仪式进行。不料邓颖超在致词后，突然插了一段话。她说：

我还想说几句话。别的国家在奏国歌时，都要脱帽，军人要行军礼。但我们一直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国歌是庄严的神圣的。因此我有个提议，希望转达给国务院，最好发个通知，以后在奏国歌时大家都要脱帽，军人要行军礼，以表示对国家的尊重。我们要养成讲礼节的习惯，不要给别人笑话。

邓颖超这番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气氛也一下活跃起来。香港记者认为，北京每次开大会，都是照稿子宣读。邓颖超这次打破惯例，是其他领导人做不到的。香港有的报纸的标题是：《闻国歌顿生感慨，邓大姐敦促注重礼节》。

但是，邓大姐还有第二次的“爆料”。就在上午会议结束时，委员们已准备离席，邓颖超突然说：

我还想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已压在心里一年多了。去年我当选了政协主席，以我的年龄来说，本应退休了，我曾要求中央批准我退休，但没有批准。大家选举我当政协主席，我只好服从。但按我的年龄、体力、精力和能力，实在是“实不符名”。我这个政协主席没能尽好责任，感觉到内心经常不安。去年开大会，正碰上我身体“零件”有些问题，小组会一个也没参加。今年呢，我力争参加些小组会，但小组有四十多个，我不能都参加。因此我想向大家说明，我很惭愧，也很抱歉，请你们谅解。

这段话更出乎香港记者的意外。他们说：“中国领导层很少有人在大会上如此坦白诚恳地吐露心声的，也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名实不符的。”“邓大姐以她特有的风格，使严肃的大会变得坦诚亲切，使人有如沐春风之感。”也有的记者写道：“听了邓大姐的讲话，使人心酸。她是中共元老，辛苦一生，膝下无子无女。现在到了八十高龄，中共理应给她安排个宽松的生活环境，以颐养天年。而不应让她继续从事繁杂的政务，劳心劳力。”

“膝下承欢”

政协开幕后的下午四点，香港记者到北京饭店二楼采访港澳区小组的讨论，规定只能留15分钟时间。但到达后发现大门紧闭，有几位穿便装的警卫把守，不让进去。记者据理力争，说是他们的采访是经大会秘书处同意的，警卫人员不听。不得已他们找来了香港新华分社派去负责与记者联系的周珊珊。周珊珊经过交涉，警卫人员答应进去请示一下。片刻，大门打开，警卫员示意他们可以进去。冲在最前面的照例是几位女将，她们一进去就看到邓颖超坐在里边，但她们不敢造次，怕工作人员干涉。这时邓颖超面带笑容，向记者招手示意，说：“你们就采访吧。”听了这句话，记者们才走向她，而几个女将手脚麻俐，立即抢先上去，半蹲半跪地围在她周围。曾慧燕写道：“邓大姐就像个慈祥的老祖母，我们就像是她的孙儿辈，围在她的前面，也算是膝下承欢。”她又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如此近的靠近她，我以为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便忍不住摸了摸她那青筋毕露的手，心中有无限的感触。”

这时，记者的摄像机、录影机全对着邓颖超，闪光灯不停地闪烁，照得她睁不开眼来。不过她并无愠色，只是大声说：“你们这样不公平，你们应该照他们。”说着指了指周围的委员们。“他们才是主角，我只是来听听的。”记者们看到她并未生气，便得寸进尺，问这问那。这时邓颖超忽然转头叫道：“夏梦，夏梦在哪里?”夏梦坐在后排，听邓大姐叫她，急忙站起来答道：“我在这里，大姐有什么事吗?”邓颖超说：“你来，过来一下。”夏梦便急忙趋前。

夏：“邓大姐，你今天很开心，看到你身体比去年好了，我们都很高兴。”

邓：“谢谢你，你也比过去胖了。”(香港记者附注道：大概邓大姐不知道‘胖’是香港人的大忌，特别像夏梦这样的美女。)

夏：“是吗?大姐你身体好了，讲话中气也很足。”

邓：“不敢不足啊，做工作，总要讲话呀。”

接着，邓大姐转向香港记者：“她是夏梦，是著名的电影演员，你们认识吧。现在让她讲讲。”

夏：“这怎么可以，今天他们采访你，你是主角。”

邓：“我不是主角。”接着对记者说：“其实不管各行各业，人人都是演员。她是电影方面的演员，你们是新闻方面的演员，我呢，算政治方面的演员，在坐各位，有的是金融方面的演员，有的是商业方面的演员，有的是文化方面的演员。反正大家都要尽好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都热爱我们的国家，都希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使我们的祖国尽快强盛起来。”香港有些报纸报道这段话的标题是：《历史即舞台，人人是演员———邓大姐畅谈人生哲理》。

在进行上述谈话时，工作人员几次来提醒邓大姐注意健康，不要多讲，邓大姐不听。香港记者看到这情景，便又即时发问道：“邓大姐，你对香港同胞有什么要说的?”邓大姐说：“今天我来参加港澳委员小组会，一来是向他们学习，二来也表示我们政协对香港问题非常关心。香港同胞都是热爱祖国的，都希望祖国强盛。他们不光有爱国热情，还有行动，有表现。他们对国家建设献计献策，还捐钱。(此时工作人员又来劝阻，邓大姐挥挥手，继续讲下去)至于解决香港回归问题，要请香港同胞十二分放心，中央政府将来收回香港，不会使香港任何一方面受到损失。”接着她还谈到对台政策问题。待到她刚说完，工作人员立刻下了“逐客令”，记者只好退场。

按照大会秘书处的规定，香港记者的采访时间，只能拍几张照片。但邓颖超不管这些禁令，使记者采访了半个多小时，这更博得他们的好感。

“借花献佛”

5月18日，政协宴请香港记者，由于请柬是以“全国政协委员会办公厅”名义发的，记者们事先估计最高也就是大会秘书处的负责人出面接待，后来忽然听说邓大姐要亲自主持，这使大家兴奋不已。经过商议，决定用凑份子钱的办法买一束鲜花献给邓大姐，并公推黄婉玲为献花代表。黄婉玲普通话讲得最好，在北京一段时间还学会了一点“京腔”，故选她献花并致辞。

当天下午5时，记者们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等候。首先来的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胡子昂、刘澜涛、屈武、王光英、费孝通，接着邓颖超出来了，大家热烈鼓掌，她也招手致意。黄婉玲便趋前献花并致辞，代表大家祝愿邓大姐身体健康，并感谢邓大姐的关心和政协的热情接持。邓大姐握着黄婉玲的手，问是哪家报社的，接着她把花转赠给站在身旁的岑依兰，说：“我这是借花献佛，将这束花送给港澳记者，祝你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接下去便与记者们并立在迎客松屏风前拍照留念。其时邓大姐右边是曾慧燕，左边是戚香莲，旁边的工作人员几次要两记者用手挽住邓大姐，以示亲切之状。不料邓大姐把两记者的手轻轻推开，低声说：“这样照相不好看，还是双手下垂站直才好哩。”后来记者描述这一细节时写道：“显然，就是在这些小事上，她也不愿受人摆布。”

拍照完毕，邓大姐带着大家步入安徽厅。就坐后，她即席致辞说：“你们这次采访人大和政协，非常热情，积极性很高，你们很辛苦，我首先向你们表示慰问和感谢。你们记者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当你们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人，但是你们的报道联系着千千万万的读者。所以你们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搞新闻报道要有几个准则：一是要快，二要实事求是，三要有针对性，四要懂得读者心理，要把他们最关心的最注意的最喜闻乐见的东西报道出来。”这段话被香港记者称为“邓大姐新闻四原则”，他们对当时内地的新闻政策和对新闻工作者的要求并不认同，但对邓大姐的四原则则无异议。

邓大姐接着讲：“我对新闻工作一直很羡慕，可以采访各种事，接触各种人。记者可以到处采访，在国内外，记者一到谁敢挡驾?不能挡呀。所以，我很羡慕你们的工作。比如，我现在讲的话，只有在座各位朋友听到，要是你们写下来登在报上，就有数不清的读者知道了。在这点上，我是落后的，没有你们先进。还有件事说一说，你们在香港可以接触到许多台湾同胞。我请你们带句话，欢迎台湾同胞常来内地看看，也欢迎台湾记者来北京采访。”

邓大姐致辞后，宴会开始，记者们纷纷向她敬酒，邓大姐兴致很高，谈笑风生。但她并不以自己为中心，向记者们介绍各位副主席，要88岁的胡子昂谈养生秘诀，要85岁的钱昌照朗诵自己的诗作，形成轻松愉快的气氛。

这次政协会议，香港记者对邓大姐作了较为集中的报道。此后，由于邓大姐年事已高，外事活动减少，但只要她出场，记者们都会报道的。

邓大姐受香港记者的普遍尊重，并非只因她是“中共元老”、“周总理遗孀”，而是由于她具有的人格魅力。她不虚饰，不矫情，坦坦荡荡，以本色示人。她态度和蔼，平易近人，尊重对方，平等相待。她常常打破常规，甚至不顾有关规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些才是记者们欣赏并折服的。从香港记者的这些花花絮絮的报道中，显示出了邓大姐的风采，也使我们领悟到某些做人以至做官的道理。

2003年第11期 我的父亲———“好书生”齐燕铭　作者：齐翔安

父亲是我最崇敬佩服的人，我一生从他那里受益最多，他使我充满了优越感，家庭的温馨民主气氛熏陶着我，铸就了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父亲使我一生都没有畏畏缩缩地生活过，就是他被批判和打倒的十年，我也受益匪浅，尝到了人生的全部滋味，因此加快了我的成长和成熟。父亲去世已25年，我仍常常梦到他，一些生活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母亲去年去世后，在清理父母的物品时，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父亲的自传和工作笔记、“文革”中被监禁时的日记、读书笔记和交待材料（专案组退还的）等。得以对父亲的家世、革命经历、“文革”中所受的罪和他的思想情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更鲜活了，促使我写一篇文章以寄托思念。

有责任心的父亲

父母的学识和品格赋予每个家庭成员具有各自的特色。在延安时，我们姐妹都在距离延安70多里地的安塞县白家坪上小学，那时生活极清苦，寒暑假回家，父亲总让我们能吃上些好一点的东西，在窑洞中的小炭火盆上，给我们烤土豆、烤玉米、煮红枣，有时还弄块铁片为我们烙饼。他做事既细心又善于掌握做事的规律，总是做得恰到好处。他有时还骑马到学校去看我们，想给我们带吃的，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就带上与老乡换的鸡蛋和一根针，因鸡蛋没法煮，让我们在鸡蛋上扎孔，每人吸两个。我们假期回家，每人全身都长满疥疮，衣服上布满虱子，身上到处是破皮，又疼又痒。他就找一个破窑洞，拣许多柴草，每天烧火让我们一边烤一边涂硫磺膏，把衣服又煮又洗弄干净。假期过后，我们总是脸蛋红红的，衣服干爽爽地回到学校。那时母亲要完成纳鞋底任务，她是上海富裕家庭出身，这种活难坏了她，父亲就帮她用毛笔在鞋底上按规律点好小点，让她照着穿针。总之，生活上不管碰到什么难题，总能用他的智慧迎刃而解。

父亲是很讲民主的，我们在他面前常是没大没小的。父亲如果认为自己做的不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们做自我批评。在我六七岁时，一次父亲要出去办急事，我缠着他要同去，耽搁了时间，他急着走，一生气就把我踢开了。多年后我在西北野战军当护士时，他托人给我带来一封长信，信中一大段是检查自己的封建主义思想，为那次踢我一脚，十分愧疚，请我原谅。同样的是，从西安去延安的途中，父亲去找旅店，我们几个孩子没照料好东西，一件物品被人偷走，他很生气地打了大姐一个耳光，这件事他在30多年后，在被监禁时，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回忆此事，小孩子站在对面害怕哭泣的样子如在眼前，因我迁怒，使小孩子受痛苦，感到十分痛心，有时甚至落泪，三十年来始终记在心上，以后有机会当向她说明，解去我这个包袱。”其实我和大姐早就把这件事忘了，他都内疚了一辈子。

父亲在家中最注意自己言行，常告诫我们，做一个共产党员，一言一行要严格要求自己。1974年他被“解放”，与家人一块生活的时间多了。那时全国经济状况很糟，物资匮乏，家人有时从私贩那里买点大米，换点香油，他都要批评。他认为，这样是只顾自己，不顾大局，说不能因为别人做这种事，自己也去做，做党员就要从小事做起，尤其要注意对自己小孩的影响。

勤奋好学，富有开拓性的父亲

父亲未受过小学的正规教育，正是这样才使他从不墨守陈规，自学能力极强，他很善于思考和接受新事物。他从5岁到12岁都是由祖父和曾祖母教他识字读书，曾祖母对通鉴历史掌故非常熟悉，善读古诗，给他讲的最多的是古代英烈故事。父亲在12岁前就把中国经典小说和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读物都读过了，9岁开始做诗。祖父还每天教他认识两个篆字，11岁时他就根据说文上象形描事的一些例子解说“八卦”，作了一本“八卦说”，就开始尝试著书立说了，祖父为了鼓励他，抄了许多份送人看。祖父是一个主张俭朴喜欢劳作的人，也富于热情，在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他写了“勿忘国耻”贴在屋中，并激昂慷慨地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就哭了，对父亲教育极深。父亲12岁（1919年）上中学后，他看不起中学那些老师，自己专心标点古书、刻图章、写篆字、作旧诗，一心想当个名士。同时又大量接触“五四”以后启蒙运动的思想潮流，读《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天天看北平《晨报副刊》（是当时倡导新文化的权威刊物），他把从13岁到17岁看的《晨报副刊》装订成册，经常翻阅。那时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常有名人名家（胡适、梁启超、梁漱溟等）讲演，只有14岁的他就常去听讲演，很多人都很奇怪。他读杜威、尼采的书后，曾写过一篇《我的哲学》。在中学由于他主要精力用在课外，中学的功课没认真学，因而考大学很不成功。他本是家中同辈里最聪明最受到宠爱的，考不上大学对他刺激很大。1924年（17岁）他考上中国大学，1926年开始受教于吴承仕先生（是章太炎的大弟子，经学权威）。父亲那时读书非常刻苦，拼命钻到线装书中去，只想做一个章太炎的继承者，曾计划也要出两部大书“经史学”和“史记集注”。后帮助吴承仕先生编辑出版文史刊物。1930年结婚后，孩子一个个降生，为生计他到处教书，但并未中断自己的学业，他看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开始接触马恩著作，特别是还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范文澜同志给吴承仕先生的）。他此时试写了一部《中国通史》和一部《中国文学史》，他把这种写作看做是运用马列主义思想整理中国历史材料的习作。由于他逐步接受马列主义，使他后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队伍中去。总之，他的学问就是沿着自学———写作———再自学———再写作这样积累起来的。这种求学的方法和经历，使他在参加革命工作以后，好学深思进步很快，工作极富有开拓性、创造性。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政务院和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那时他40多岁，精力充沛，风华正茂，才思敏捷，工作常是夜以继日。由于国家机关刚刚建立，党刚开始执政，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对新的工作都不适应，几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有人说那时他的办公室简直就像作战部，电话响个不停，公文如雪片，人来人往，进进出出。当时急需要建立政权建设的一系列组织通则和工作制度，如：“政务院组织通则”、“各级人民代表会组织通则”、“机关印信条例”、“公文处理办法”、“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等等。许多事情都是他拿出具体方案送给周恩来总理。他还要抓机关建设、法制建设。吴庆彤同志1996年回忆说：“建国初期的政权建设中，他能提出独到见解，大事小事都需要他拿出具体方案，在国家机关基础建设工作方面，燕铭同志是做出巨大贡献的。从某些程度讲，他是机关工作的奠基人，基础确实是他打下的，他协助总理工作，能跟上总理的节拍。”

他在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1960-1965），其间还兼任着国务院代秘书长或副秘书长职务，而且后两年在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下受了批判，但现在看来，他在工作中提出的一些做法，还是很有创见性的。如：1962年春，他提出改变剧团管理体制，主张逐步取消国家经费，剧团自负盈亏，以此促进勤俭办团，使剧团的规模数量受当地经济条件制约，质量差的自行淘汰。这种改革思想在当时很超前，至今恐也不过时。1962年前后，号召挖掘传统剧目，提倡为老艺人搞艺术表演，拍电影纪录片，支持戏曲流派的演出，支持老艺人收徒弟，举办老艺人舞台纪念演出，办梅兰芳舞台生活展览，并为梅兰芳举办了隆重祭奠大会。为此1962年夏天江青约他谈话，提出对梅兰芳的事搞得太过分，说周信芳的妻子在国外不应捧的太高等等。对江青的话他没有过分在意，只是传达一下。江青在“文革”中诬陷他是现行反革命。（见1982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特别法庭审判江青侧记》）其实父亲为抢救继承老艺人艺术遗产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这件事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大张旗鼓地搞起来。

谦虚谨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父亲

父亲从参加革命起，就开始做统战工作，自从参加“重庆谈判”的工作后，他更与党的统战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重庆曾家岩50号和南京梅园新村工作期间是父亲最愉快也是进步最快的一个时期。在周恩来，李维汉等同志领导下，他逐步掌握了统战工作的具体政策和团结、斗争的策略。更重要的是，此后他一直在伟人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找到了他终身做人的标准和典范。城工部（后改为统战部）的这二位正副部长对他帮助很大，放手大胆地交给他许多重要工作。为做开国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派他与几位同志先期到达北平，接收和清理中南海并接管北京饭店等一批饭店，为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和接待大批各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做好准备工作。1949年3月25日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到北平后，要与一些高级民主人士举行便宴，就是由他先草拟名单的。从“重庆谈判”担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职务之后的几十年，他与秘书长、副秘书长的职务也结下了不解之缘。1949年4月与国民党代表的“北平和谈”他任秘书长；1949年6月投入新政协筹备工作，他又任副秘书长，因新政协的召开是标志着中国历史展开新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他分工协助周恩来、李维汉同志负责党派工作，要接触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制定“共同纲领”、筹划人事安排都要反复征求意见，反复协商，而且一切都要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他工作极紧张繁重，时任新政协筹委会的副秘书长孙起孟同志回忆说：“几位副秘书长中，燕铭同志是李维汉秘书长的主要助手，上下、左右、内外的事，几乎无一不与。他勤奋惊人，睡觉是化整为零，很少睡整觉，因为毛主席、周总理主要是夜晚工作，他则除夜里工作，白天照样勤奋工作。有时坐那里抽空合一会儿眼，一听说有事，他马上十分清醒地处理问题，从不误事。”

由于他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文史知识渊博，谈吐儒雅，谦虚谨慎，很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很受高级民主人士赞赏。他们有问题有意见很愿意找他谈。孙起孟同志说：“他在团结人方面很值得学习，五湖四海，他是做到了。”

建国后，那时各部委民主人士很多，还有科学家、艺术家各界人士，周总理非常重视做好这些人的工作。总理常委托他去见一些统战的头面人物，为他们解决一些问题。有时总理自己去见这些人时也带他一起去，如：去见齐白石、程砚秋，因程当日不在家未见着，次日，程就到中南海找到父亲，两人竟谈了一天，他又带程去见了总理。讨论国徽的设计时，因为梁思成夫妇未曾出席，他就去清华大学拜访，受他的诚意感动，梁思成亲手制成国徽模坯（记得这模坯还是父亲的秘书张可凡同志带我一起去取回的。梁夫人招待我们吃自制冰激凌，梁夫人举止高雅，待客方式也高雅，所以我记忆深刻）。土改时，在总理领导下，父亲还出色地处理了一起涉及高级民主人士的“大案”。农民要求这位民主人士退赔，这项工作政策性强，既要保护农民利益，又要不伤害同盟者。他在多次深入交谈的基础上算细账，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使双方都感到满意。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父亲与许多党外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陈叔通老先生（第一届政协副主席，人称陈叔老）德高望重，博古通今，是文物专家，与他相处极好。据不完全记载，他与陈叔老就交谈过18次之多。我听他说，陈叔老头脑特清楚，很多事都有高见。据说陈叔老也很赏识他，张可凡同志在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一篇报道：《陈叔通称齐燕铭有奇才》。

父亲常代表领导去看望宋庆龄副委员长，宋副主席有事也愿意找他，逢年过节也常请他去家中便餐。宋副主席有时出国或去上海、广州，还常给我们家带来一些小礼品或点心。“文革”后（1978年6月）宋副主席又委托他主持上海庆祝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大会，事后宋副主席来信感谢他：“齐燕铭同志，感谢您在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主持了大会。留了一些庆祝中福会四十周年定的蛋糕，赠给您。此致，敬礼。宋庆龄”。此后过了四个多月父亲就去世了，已年届85岁高龄的宋副主席还亲自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九三学社88岁的老前辈许德珩副委员长参加完父亲追悼会后，又亲自来看望母亲，说了许多痛惜的和赞扬父亲的话。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1959年去世）的夫人在父亲去世时，写信给母亲说，父亲对她先夫和全家在生活方面给予的关怀和照顾是她和她的子女永远不能忘怀的。

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又一次投入到统战工作中去，他那时身体已很衰弱，经不住一些老同志动员，1978年1月又一次接受担任了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全国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职务，主持第五次全国政协会议的筹备工作。那时全国政协会议已中止13年，人员不整齐，临时凑班子，许多章法都遭到破坏，机关还残留派性，工作难度极大。他又是忘我的投入，仅经过一个多月时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会议就召开了，邓小平同志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父亲为秘书长。这次政协会，对许多委员来说，是一次劫后重逢会，即兴奋又有余悸。大家都有许多话要说，为怕出错，会议出的150多期简报，他都亲自审稿，稿子有时到深夜或凌晨才送给他，他总是立即审阅。这次政协会使他心力交瘁，不久他就住进北京医院。入院后，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找人谈话，召开会议，审批起草报告，批文件，陪叶剑英、邓颖超同志会见外宾等。这样工作状态，使他住在医院中发生重症脑溢血。父亲的一生也算得上为我党的统战事业费尽了心血。

书生气十足的父亲

父亲热情高，好主动干事。1949年开国大典后，为了制作“中央人民政府”的牌子，他和一些年轻秘书看到中南海西南部大殿保留下来几根粗大的金楠木质地非常好，他就找人制成了一个大匾。父亲叫秘书去琉璃厂买个大抓笔，他自己奋力大书“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大字，每个字占一张宣纸，气势非凡。想将制成的大匾悬挂在新华门的城楼上，正当他与秘书们兴高采烈时，周总理知道了，严肃地批评他们说：“我们是人民政府，要为人民服务，与人民密切相连，哪能像旧政权那样，摆着威严的衙门，让老百姓望而生畏。”那时父亲40岁出头，还像小伙子那样莽撞，兴致冲冲地干了一件大傻事。

父亲不谙党内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这方面他很不敏感，很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在文化部讨论工作时，他为起个自我批评的示范作用，对自己在延安导演的《逼上梁山》提出三点不足，不想因此剧已经毛主席批示，这样妄作自我批评变为公然对抗毛主席指示。1963、1964年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下达后，把他吓坏了，压力非常大。原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同志说：“一次文化部党组会上，燕铭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起来。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谈文化部整风问题，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又失声痛哭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他说，‘不能说有什么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次会后，他情绪好多了，燕铭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书生。可惜，这样的好书生，我们党不是太多。”文革初期，陈荒煤曾和父亲分配住在一起，当面说他：“真是书生气，哭什么呢？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化么？我们就是有多大错误，也不能说是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父亲红着脸说：“是书生气，我是党组书记嘛。”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他这个书生到风口浪尖的文化部去当党组书记，真是太难为他了。

他在“文革”被监禁的后期（1974年6月19日）我们去看他时，他交给我们一份誊写很清楚的《关于改建天安门主席台的初步设想》，他写这个的起因是，想起1958年总理曾对他说，主席嫌天安门主席台太高，距离群众太远，问他能否设法降低。因不知自己何时才能出去，但此事不宜再拖，因此写了这个报告。他应该想到，他此时性命已朝不保夕，外面的斗争此起彼伏，阴晴难料，有谁会重视他的建议，此时还会有谁有心思去做这件事？看到报告，只能使我们心酸，感叹他的痴心不改，我们从未想过把这份报告递出去，只保存在我这里，留作纪念而已。

在监禁中他通读了几遍毛选，仔细阅读了注释，看见有关朝鲜、越南的两条注释措词欠妥，想到这是有关政治影响的问题，应该向有关方面反映，再版时可以修改。思想反复斗争后，认为不应考虑个人，于是，就将这看法向专案组当面谈出，专案组答复他等待批准。以后杳无消息，他再一次提出，是不是用他的名义不便，可交家属用别人的名字提出，希望不要再拖。这事又让我们姐妹感到他太天真了，他太想干事了，以至于不存心计、不计后果。所幸专案组只是以拖的办法应付他，没有上纲批他污蔑毛主席著作。

他“解放”后，安排在二里沟新疆办事处一小单元中居住。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1975———1976年间老干部之间来往比较多，我去时，常能碰到许多人，一次正巧碰上万里同志，他们是朋友，无话不谈，我也静静地听他们评论当时的人和事。我那时更感到父亲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政治见解确实比万里同志差得多。父亲在与众多老战友的接触中，思想有许多提高，但他终究没有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也没看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去世，他思想未能真正解放，许多问题在他脑子里也没有理清楚。

悲剧中的父亲

父亲参加革命时，是做好吃苦和牺牲准备的，但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受的最大最长的苦难是在建国后。

从1963年底和1964年6月毛主席对文化工作的两个批示起，文化部进行整风，他主要的事就是受批判，做检查。从1964年7月至10月，文化部党组就开了约53次会，虽然他和他的同伴们是在诚心诚意地自责，但仍然被认为是“假整风”。因此，1964年10月至12月中宣部派了工作组直接督战。那时没有毛主席发话，谁也解救不了他们，何况还得承受墙倒众人推，上面推、下面推，他们变成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直到他们五位副部长和作协、文联的领导相继免职。1966年3月他被安排到济南市作副市长。他们比在“文革”中才被相继揪出来的干部，多受了三年罪。正因为当时他们是真正的“一小撮”，所受精神压力之大内心痛苦之深都是空前的。

“文革”中除大小野心家外，绝大部分干部在劫难逃。1966年6月17日父亲被调回北京参加文化部的文化大革命，6月24日中央批示，将他们一大串人排列为黑帮，为首的是周扬、林默涵。还讲到中华书局是齐燕铭、邓拓、吴晗、翦伯赞的窝子等。此后的日子就是参加大小批判会，或一日几次在文化部门前挂大牌子下跪示众，抄家查封。那时母亲在电影学院也是被批重点，回家来衣服上洒满墨水浆糊，身上到处是被打的血印。我们姐妹也相继被斗，所幸全家尚可相聚，还不时互相调笑，由于已是打倒“一大片”了，父亲的心理压力反倒轻一些了。

1967秋“革命历史博物馆”成立了齐燕铭专案组，他被揪到历史博物馆就再也不让回家了。直到1967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登了两篇批判他的文章，《齐燕铭是封建主义文艺狂热的吹鼓手》、《揭穿齐燕铭的“三者并举”剧目方针的反动实质》，以此作为铺垫，12月23日被监禁在卫戍区。关押了七年。前五年杳无音讯。那时母亲和姐妹弟弟都下放劳动在外地，只有我在京（我单位属北京市）。换季时我需去给他送取衣物（接待地点在原团中央）。我想父亲是非常聪明和精细的人，这些衣物中会不会有他带回的信息，我就把破棉裤、穿脏的毛袜一一拆开检查，一次果然在他的破袜补丁中查出了两个小布条。一个写的是：“68.10.23日刑逼成特务，冤，请告总理，齐燕铭”。另一个写的是“为三团事68.10.23日刑逼成特务，三次翻供三次被打……说是特务，太冤枉，又写了三次申辩无答复。结果如何难定，我死后请中央昭雪，冤！冤！冤！毛主席万岁，燕铭69.5.7”。这两个条子我反复看，整日以泪洗面，但也不敢告诉母亲和家人，怕母亲承受不了，又怕书信不安全，给父亲带来更大的肉体折磨。后来从他1974年6月带出的一封长信（给母亲的），才知道了对他逼供的细节。他进卫戍区监管不久就胃出血，拖到血色素降低到几克，才送他到301医院做了胃切除。住到1968年5月才出院，贫血严重，因得不到营养，身体一直未恢复。但1968年10月专案组就迫不及待对他开始审讯。父亲在抗战前因编进步杂志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拘捕过一天（母亲托人保出来的），专案组想以此事把他打成特务，手段极卑劣。如父亲在陈述中说了一句，我在北平教书是为挣钱养家，但学校校长许多是国民党的人，我教书实际上是帮特务做了工作。专案组抓住这句话，让马上写下来，而且不准写“实际上”，父亲写声明抗议说“你们是主观主义，违背党的政策。”审讯者大怒，上来拳打脚踢，弯腰罚站，专案组对他说，“什么人帮特务，只有特务帮特务工作，我帮特务工作，我是特务”。要他照此写，总之是用三段论式方法替他编口供，不断踢打弯腰，一站就是三四个小时，有时长达六七个小时，有几次达10余小时，不准喝水，有时车轮战到天亮。父亲被折磨得两颊肿大，两腿浮肿，身上青紫伤痕仅大片的就有七处，被打得耳鸣持续。父亲想，在这批人手中我的事是弄不清楚了，身体打坏，恐今后申冤亦不可能，不知何时是了，不如暂时承认，事情结束后，再向中央控告。就做了一个假坦白，但父亲内心非常痛苦，他写道：“此时我心如刀绞，想到以后能否翻供仍未可知，以后又何以见人，何以见你们，泪如雨下，写的口供，本无事实，写的也是模糊印象。几天后还是感觉不对，写了申辩。专案组又是踢打弯腰，令将申辩撕毁，后又写了二次申辩，11月下旬才宣布此案暂时挂起来。”对父亲的这次假坦白，我是充分理解的，这在当时是明智的选择。他住的是自己党自己政府的监狱，他身体那样差，对他的折磨又那样狠，他要坚持硬顶，会惨死在那里，他就见不到我们了，也见不到“四人帮”倒台，更见不到党对他的平反结论。我常想那些专案组的人“文革”后有没有做过自我检查，自我批评？我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文革”后他们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不会也不能去追究他们，他们的问题都有林彪“四人帮”顶着呢。

林彪死后，他们监管的生活有改善。一次去卫戍区送取衣物，一位解放军同志很善意地告诉我，有的家属给中央写了信，就允许探望了。我回家后，立即给邓颖超同志写了一封信，1972年夏季，就允许我们带食品衣物去探望，前后大约探望了六次。探望时为了让我们多了解一些他监管的情况，聪明的父亲不断搞些“小动作”，私自塞给我们一些东西，如：他的日记、他写的十几首诗、他写的关于天安门主席台改建的报告，他给母亲的长信（详述审讯情况）。在他住院治病时，1973年3月专案组还到医院去传达中央指示说：“有问题可以控诉。”此时他一方面对中央的关怀感到温暖，激动得落泪，一方面又对来人大喊大叫，发泄一通怨气。此时，他更认为，他所受的痛苦，完全是有个别专案人员不按党的政策办事所造成的；对党不应有怨恨之心，党绝不会负我，只能安心等待。父亲心地的单纯忠厚可见一斑。从此后，他身体和心情都好一些，又开始刻苦学习、记笔记、写日记，从1973年初到1974年末写了大约30万字。他通读了毛选、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读完后，都认真写总结。他认真地读《人民日报》，对报上的许多文章都写下自己看法，还以他广博的文史知识写了不少书评和人物评论，如：对《水浒》、《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王国维、胡适、章太炎、司马迁与《史记》的评论。笔记中的许多见解反映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问题是有自己看法的，如：“批林批孔文章有的无说服力，从概念到概念。”“没有法律的暴力最可怕。”“有罪假定论也是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运动牵扯这么多干部，现在虽不明白，将来总会明白，倒很想能研究一下社会主义专政下的法制工作。”“中国无产阶级身上根深蒂固的是封建思想，这是中国的特殊性。”“要看主流，但谁要摊上支流谁也受不了。”

笔记中更多看到的是，他的思想被扭曲、被压抑。高压的环境，强大的错误的舆论宣传，可使人变痴、变呆、变疯、变傻。他的笔记中有许多时令文章，时令词句，诚恳的检查自己错误，深究根源，尽心地去理解毛主席批示。明明是自己做得对做得好的事，也按批他文章的口吻，给自己上纲上线。当然这些做法在当时也是很普遍的。他30年代就开始读马列书，那时就已经是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入党后对党忠诚，一直辛苦做事，是以工作为乐趣的人。何以那样贬低自己？

一切都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很平静地对待这一切，我也愈来愈理解父亲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那时，他只能看马列书，看《人民日报》，接触的只有专案组人员和看管人员，孤陋寡闻。他作为非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牢记参加革命要改造自己，要相信组织。他们是经过一番比较，一番寻找，才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他们又亲身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他们对毛主席的政治、军事才能、哲学理论和文化素养是心悦诚服的，他不敢也不会怀疑毛主席会犯大错误，长期的绝对的组织观念教育，服从组织是天经地义的，决想不到还会有“四人帮”控制的“中央文革”那样的混账组织。现在看到有的文章说，那时坚持斗争肯于牺牲的人太少了，许多名人都太软弱。我想，持这样看法的人，恐怕是年龄太小，不了解当时的国情、党情和党内斗争的历史。

长期的监禁，使他感情很脆弱。1973年10月后七八个月未能见到我们，他写了两次报告也未准许探望，一看见我们给他带去的物品都伤感落泪。1974年6月又一次给专案组写信请求，他写道：“不让我会面，怀疑可能是她（指母亲）已不在人世，我的儿女恐我知道后心中难过，所以不来见我。望能让我再见一面……只要能见到冯慧德，我也就可以放心了。望领导上能体谅我这点个人精神上的痛苦。”情绪变得很低沉，日记中写道：“我想作点事，补偿对党对人民的过失也无机会，我今年已67岁、慧德69岁，（下转23页）（上接36页）四十年的关系，难道就此了结了吗？审查我已七个年头，为何无一结果，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还是在周总理过问下，1974年9月29日才解放了他。10月2日李先念副总理、纪登奎、华国锋、余秋里接见了与他先后解放的13个人，有张劲夫、韩光、马文瑞、江一真、陈漫远、杨奇清、杨秀峰、李昌、蒋南翔、孙大光、李一氓、沈其震。10月19日后开始组织他们学习和参观。这些老同志一般都比父亲资格老，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工作经验，和他们相处使他明白了不少事。

1975年6月才接到对他结论的批件，说他历史清楚，但还是说执行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属人民内部矛盾，补发了工资。他对这个结论还十分地感激，看到国家经济困难，把补发工资的大部分（1.5万元）交了党费。直到1979年9月19日（他已去世），《关于齐燕铭同志的复查结论》才送到母亲手中，对所谓的17年有一条文艺黑线彻底平反。从1964年文化部整风算起，他得到了这个结论经历了15年！他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未能学习邓小平选集，死前他感激，他满意，但是许多事情他还是不明白的，他太容易知足了。

父亲的一生有许多不幸的遭遇，但纵观他的一生，他还是很幸运的。他有坚强的母亲支持他选择了革命的道路。最幸运的是，在参加革命的40年中，有近一半时间是在伟人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培养教育关怀下工作。他有幸能活着看到“四人帮”倒台，有幸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又发挥了他的专长，为筹建“文革”后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付出了汗水，还留下了不少墨迹。组织上为他召开了一个近千人参加的相当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邓颖超同志和宋庆龄副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参加的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同志就有30多位。当然开这样的追悼会，在当时也有特殊原因，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参加追悼会是老同志相聚的一个机会，报道参加追悼会的名单，也是一些老同志被解放的标志。追悼会由乌兰夫同志主持，韦国清同志致悼词，悼词对他评价很高。悼词最使我们家属看重的话是：“他是周总理身边一位很得力的好助手”，“他以周总理作为自己终身学习的光辉榜样，经常以周总理的身教、言教策励自己，勖勉同志，真正做到了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想父亲若地下有知，也会为此话稍感心安。

父亲是那个年代数以千计的省部级干部中的一个，他具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典型经历，他们那一代人，优秀分子很多，他们对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贡献很大，受的批判也最多。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大家不要忘记他们！

2003年第11期 杰出的国际活动家冀朝鼎　作者：曾俊伟

冀朝鼎同志（1903—1963），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际活动家、开展民间外交工作的杰出领导人，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生前长时期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内外从事地下工作，深受周总理的信任。我在冀朝鼎同志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中，多次领受朝鼎同志的教导，深感受益匪浅，至今铭记不忘。今年是冀朝鼎同志诞生一百周年、逝世40周年纪念，特著此文，以缅怀先贤，勖励后昆，聊表敬仰之情。

清华学运的先驱

冀朝鼎山西汾阳县人，13岁时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21岁卒业后即赴美留学。他在清华园整整度过了八个年轻的春秋。

冀朝鼎在清华时，不单是埋头念书，而且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他与施、徐永发起成立了“唯真学会”，冀是第一任会长。后来“唯真学会”又组成了一个核心组织名为“超桃”，由施领导。“超桃”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理想抱负远远超过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盟誓。他们的宗旨是，唤起民众，振兴中华。

冀朝鼎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曾当选为学生会领导成员；与梅汝一起主编《清华周报》，发表了不少鼓吹新文化、宣传爱国思想的文章。五四运动时，冀朝鼎与施等一起组织宣传队，带领同学们进城上街游行。

冀朝鼎在校成绩优异，才识过人，英文、中文均是班上出类拔萃之辈，深得同学们的钦佩。他是清华英语演讲竞赛的第一名。他领导的清华英语辩论组，在与外校的英语辩论竞赛中，曾一举挫败素负盛名的燕京大学英语辩论组而夺得桂冠。

冀朝鼎年轻的时候，不仅是一个才气横溢、学识出众的优秀学生，而且在社会活动中，也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和宣传鼓动者，是清华学生运动的先驱之一。

在国外继续开展反帝爱国活动

1924年冀朝鼎赴美留学，先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后来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深造；先后获得哲学博士、法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等学位。

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时，曾以《中国历史上的中枢经济地带》为题写出了一篇一鸣惊人的博士论文。他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的论据出发，旁征博引，深入剖析，阐明中国历史上兴修水利对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系。这篇论文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很高评价。著名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曾任蒋介石顾问）赞扬说：“这是一篇具有独创见解、善于独立思考、很有说服力的论述。”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博士评论说：“冀朝鼎博士的论文作出了天才的贡献；可能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历史上探索发展变革的最杰出的英文著作。”

冀朝鼎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仍积极组织领导学生运动。他常同一些受国民党右派势力影响的学生组织，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以其广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同对方唇枪舌战的交锋中，经常取得优势，获得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因而当选为全美中国留学生会会长。同时组织创办了“中山学会”，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来又在纽约创办“中美之友”，编辑发行《今日中国》、《奋斗》和《美亚杂志》等刊物，经常组织演讲会，宣传反帝抗日救国。

1927年1月，冀朝鼎代表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美国“中山学会”，去布鲁塞尔参加了“世界反帝大同盟大会”。这次大会共有来自57个国家的174名代表与会。不少是国际名流，如：尼赫鲁、苏加诺、高尔基、罗曼罗兰，以及中国的宋庆龄、邵力子等。冀朝鼎在会上结识了来自德国的中国代表、中共欧洲支部负责人廖涣星；同年2月经廖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须值得一提的是，原来清华“超桃”的成员，也先后来到美国留学。他们曾多次聚会，分析时局，共商在美国开展反帝抗日宣传之事。后来这些“超桃”成员都成为美共中央中国局的成员，由施任支部书记。这样，“超桃”遂宣告解散。

传奇的革命生涯，号称“三通”干部

1927年冬，冀朝鼎作为学生代表，到莫斯科参加中国代表团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后来冀朝鼎又被派去担任中共代表苏兆征、邓仲夏的英文翻译和秘书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其间，参加大会的美共主席福斯特向冀提出，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非常缺人，希望他能回美国去担任该报编辑职务。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冀朝鼎便回到美国当上了《工人日报》的编辑。这一干就是十年。他曾以“李查德·敦平”这个化名写了不少介绍马列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的文章。

1938年6月，冀朝鼎受“太平洋学会”的派遣，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战时的政治、经济情况。后来写出了题为《中国之战时经济》的10余万字的英文报告，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农业、资源、金融、物价、交通运输、人民生活等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这篇报告，受到了美国政治、经济和学术界的重视，对美国此后确定对华政策（援华抗日）起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回国后即同中共组织进行了联系，见到了周恩来。原想趁此机会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因患阑尾炎开刀，误了党组织安排的交通工具，未能成行。周恩来指示他，还是回美国并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这也许更能发挥你的作用。

1941年，由英美两国出资、中英美三方组成了“平准基金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共五人，中方三人，英美两方各一人，由中方担任主席。中方是由知名的上海资本家、环球贸易公司董事长陈光甫任主席，另两名中方成员是：中国银行总裁贝祖眙、中央银行总裁席德懋。陈很欣赏冀朝鼎的英文和才华，特向财政部长孔祥熙推荐冀朝鼎出任“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该基金会的日常业务实际上是由冀具体操作。由于冀朝鼎的才干与活动能力，他把中英美三方的关系都处理、协调得很好，由此受到了孔祥熙的赏识。1944年冀被孔祥熙任命为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和他的私人秘书。同年作为孔的高级助理赴美国参加联合国为筹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布勒敦森林会议，并与孔祥熙在华盛顿同美国财政部商谈了美军在华费用以及美国向中国运送黄金问题。随后孔祥熙在重庆邀集金融界巨头成立了“中国国际经济协会”，孔任会长，委任冀朝鼎为协会秘书长。同时，冀朝鼎又被任命为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1947年，冀朝鼎以中国代表团专家身份担任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长。1948年初，他赴印度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第三届E-CAFE会议。同年12月，他又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第四届ECAFE会议。在这次会上，冀朝鼎在发言中强烈反对美国给日本提供财政援助。他警告说：这样的援助将会使日本重新成为一个帝国列强出现在东南亚市场。冀的发言受到了东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压倒了英美代表的反对声音。最后在会议的决议中不得不明确写道：“促进日本与东南亚的贸易，只能在有利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而不是用其作为侵略工具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冀朝鼎这次在联合国的发言，明显地反映了中国人民严厉谴责美国扶持日本的立场。

冀朝鼎在美国和国民党政府任职期间，他作为一个中共地下党员，始终是立场坚定，临危不惧，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在美国时，他不但要同一些右派分子进行公开斗争，而且还要提防联邦调查局的暗中监视。在重庆时，他经常半夜三更被周恩来派车接去汇报，然后曲折拐弯，绕过许多羊肠小道，把他送回家中。主要是为了甩掉特务的跟踪。有一天半夜里，孔祥熙突然打电话把他叫去，严肃地问道：“朝鼎，人家揭发你是共产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跟我老实说。”冀朝鼎沉着而婉转地反问道：“老伯，我跟随你这么多年。您对我是了解的，您看我像共产党吗？”孔祥熙沉吟片刻后回答

说：“我看不像。都是造谣！”就这样，他便在孔祥熙这顶保护伞的庇护下，安然度过了这一关。在上海时，他的公开身分是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一次国民党特务找到该校校长，说有人举报冀朝鼎是共产党，校长找来推荐冀朝鼎任教的一位清华同学探明究竟。这位清华同学拍着胸脯说，冀朝鼎是一名正经的专家、学者，我保证他不是共产党。这样又躲过了一场灾祸。其实他是把文件和收集的情报资料寄藏在他的一位清华老同学、当时任联合国劳工局远东分局局长的程海峰（解放后任贸促会研究员，1986年去世）家里，避免了国民党的搜查。

1948年末，他途经香港回国时，接到了傅作义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去北平担任“华北剿总”的经济处处长。后来他同夫人罗静宜同志（安全部副部长级离休干部，1998年去世，享年93岁）乘坐国民党运钞票的小飞机到了北平。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冀朝鼎仍然坐着“剿总”的吉普车，穿着美式大衣在街上行走，因此被解放军抓住。经他与主管地下党组织的市委副书记刘仁同志联系，刘仁立即通知北平军管会：冀朝鼎是我们的人，立即释放。就这样，多年隐藏在地下的冀朝鼎，才露出了共产党员的真面目。中外人士均不胜惊讶！因此许多人都说，冀朝鼎的确是我们党难得的一名“三通”干部。因为他是：英文通、美国通、国民党通。

突破封锁禁运，开展民间外交

解放初期，冀朝鼎奉命随军南下，以副军代表身份在上海接收中国银行，任中行副总经理。中国银行迁到北京后，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随后又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兼外资管理局局长。1950年1月，被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任命为“港九中国伪政府机构接管团团长”。同年我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班子；张闻天为团长，李一氓为副团长，冀朝鼎是该团中主要成员之一。当时已正式任命冀朝鼎为我驻联合国社会与经济理事会首席代表。

1951年秋，他应邀赴英国到剑桥大学讲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应邀去外国讲学的中国学者。他在英国时，向广大学术与政经各界人士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景象,受到了英国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这为后来贸促会成立后，开展中英间的民间贸易往来，发展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反对美国对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政策，中国和苏联联合许多西方国家工商界人士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经济会议”。我国派出了以南汉宸为团长、冀朝鼎为秘书长的经贸界领导人士组成的高层次代表团与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来自49个国家的491名代表。各国与会代表一致严厉谴责封锁禁运政策，强烈呼吁消除人为障碍，发展国际间的正常经贸关系。会议还决定在各国建立贸促机构，以便具体推动这一工作。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立的。

中国贸促会成立后，由南汉宸任主席，冀朝鼎任秘书长，1955年冀晋升为副主席。但他还兼任了不少其它职务。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但他的主要任务是领导贸促会的工作。

贸促会成立后即通过各种经贸活动，从民间的渠道积极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因当时同我国有政府间贸易关系的国家只有十多个。我国的对外贸易，97%的进口和90%的出口都是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因此当时世界上还有一大片和我国没有政府间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就是贸促会开展工作的广阔空间。

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后，南汉宸、冀朝鼎相继邀请了日本、英国、奥地利、西德等西方国家来华访问，签订了不少贸易合同，达成了实际交易。这样，封锁禁运的壁垒被一个一个地突破，其中中国和锡兰（斯里兰卡）签订的大米换橡胶协定，就是当时曾震动世界的突破封锁禁运的生动事例。由是新中国在世界上的贸易伙伴越来越多，影响不断扩大。

还须指出的是，贸促会在国外举办的展览会，在开展民间外交促进我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我国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关系，几乎都经过了这样的历程：先去该国举办展览，再由贸促会在当地设立代表处，然后发展到两国建立正式的商务和外交关系。

这些成就，都是和当年冀朝鼎同志呕心沥血、精心策划与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此外,冀朝鼎同志在建立和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方面的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贸促会成立不久，冀朝鼎就积极主持筹备建立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和海事仲裁委员会，这为发展我国仲裁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迅速发展，经国务院批准，将对外贸易仲裁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其业务范围大为扩大。现在这两个仲裁委员会，已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对促进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冀朝鼎以他流利的英语，广博的学识以及丰富的对外工作经验，在外事活动中显露了十分卓越的才能。在与外宾聚会时，每当冀博士一出现，都会被外国人团团围住，他们都乐于与冀博士交谈，愿意倾听冀博士介绍有关情况。美国学者路易斯说：“冀朝鼎融汇了周恩来的外交风度，他对人坦诚，平等待人，不忘故旧，善于结交外国朋友。”许多外国朋友对他都有这样一个印象：从冀朝鼎的言谈举止，措词用语，以及他所使用的丰富词汇，人们都会把他看成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绅士。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为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冀朝鼎先后率领了由有关大企业领导、高级专家组成的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西德和英国。代表团先后在这两个国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企业、厂矿和科研机构；同高级政府官员与工商界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并商谈了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事宜。回国后，冀朝鼎大胆地向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l）利用外国资金；（2）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3）建立经济信息中心；（4）大力培训干部，要求干部研究、学习外国的语言、文化、政治、经济。这几点建议，在现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看起来非常一般，但在当时人们思想还被计划经济的框框束缚很紧、动辄就会被扣上“崇洋媚外”大帽子的时候，这样的见解确是十分超前的卓识远见。

鞠躬尽瘁，战斗到最后一息

1963年，我国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等中央领导指示，当前除继续发展工农业生产外，还需大力开展对外工作。而贸促会这个便于开展民间外交活动的单位，就应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因此决定贸促会扩大编制，加强领导；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直接领导贸促会的工作。这样主管贸促会日常业务工作的冀朝鼎副主席的担子也就更重了

这时候，贸促会的工作正在蓬勃发展，他当时的注意力集中的工作之一就是我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事。因为他几个月前访问了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他同巴西总统古拉特商定了中国去巴西举办展览的问题。他希望我们通过在巴西举办展览，打开拉美地区工作的局面。另一件大事是，当时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已摆脱了法国殖民统治，本贝拉刚当选总统上台执政，但对阿新政权的动向中央还不太摸底。因此周总理指示冀朝鼎，要他利用去阿尔及利亚主持中国展览会的机会，和本贝拉接触，了解阿的政治走向，以便获得第一手材料，供中央制定中阿关系的政策作参考。这是冀朝鼎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和任务的事例之一。还有其它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例如在1962年12月，冀率领代表团赴锡兰（斯里兰卡）参加亚洲经济讨论会时，行前周总理把他叫去，对有关中印边境战争问题，给冀面授机宜,派他作为秘密特使，向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转达周总理的口信：请班夫人向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我方立场，表明我们愿意停战、撤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领土纠纷。冀朝鼎抵达科伦坡后，未及休息就由谢大使陪同于清晨4点钟紧急约见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班夫人立即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尼赫鲁。过两天我国便发表了停战、撤军的声明……在许多外交活动中，冀朝鼎往往就是这样默默无闻地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63年7月，冀朝鼎的糖尿病、高血压已很厉害，医生“命令”他一定要住院治疗。但他去医院住了不多久，就回来了,又孜孜不倦地地工作起来。由于他工作过度紧张，脑溢血突发，在办公室倒下,送医院抢救无效，不幸于1963年8月9日与世长辞。

周总理的秘书戚剑南同志立即将冀朝鼎同志去世的噩耗向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指示：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把他和邓颖超同志的名字加上；等他回北京后再开追悼会，他要亲自参加。后来周总理看到外电关于冀朝鼎生平的报道后，又立即指示新华社赶快将冀朝鼎的事绩对外报道。

冀朝鼎同志的追悼会于1963年8月13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有一千多中外来宾参加公祭。冀朝鼎同志的灵堂内外摆满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外国使领馆、外国驻华商务机构以及许多外国朋友送献的花圈。灵堂前，肃立着15位主祭人。他们是：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廖承志、南汉宸、郭沫若、康生、陈叔通、傅作义、叶季壮、刘宁一、张奚若、楚图南、柯弗兰（美国）、爱德勒（英国）。柯弗兰、爱德勒两位外国人同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主祭，是没有先例的。因为柯、爱是冀朝鼎同志生前好友、共产党人，也是冀推荐他们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在追悼会上由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廖承志致悼词。悼词说：

冀朝鼎同志对党和工人队级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在同国内外敌人进行斗争中，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出污泥而不染，立场坚定，机智灵活，对敌人斗争英勇顽强，对党组织忠诚老实，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鞠躬尽瘁，遵守纪律，不怕艰苦，任劳任怨，夜以继日忘我地为党工作，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成为我们在国际活动中的榜样。

悼词中的“他能出污泥而不染”这几个字，是周总理在审稿时亲自加上的。

由于冀朝鼎多年来在国际上的影响，现在还有一些外国学者在研究他的生平与著作。一年前，美国学者路易斯写了一篇长达300多页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冀朝鼎的生平与政治生涯》，对冀朝鼎的一生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该论文可能不久将在美国出书。

2003年第11期 胡适和他的《中国的文艺复兴》　作者：李一蠡

中国大陆的绝大部分中青年人，对胡适这位在20世纪的中国发生过很大影响的学者，有的知其名而不详其生平作为，有的或许连名字也陌生。这并非年轻人之过，而是颇为曲折的中国现代历史造成的。其中，五四运动后，左翼右翼鸿沟日益加深，鲁迅等左翼文化人对胡适的指摘乃至奚落嘲讽，尤其是50年代初大批胡适那阵汹涌浪潮，使人们对胡适的认识已被导向于“定格”，几至要把他淡出历史了。

近几年，大陆思想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认识胡适者逐渐多了，大体上，已经使这位近现代中国著名学人向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稍稍靠近了。但评价上的纷争未息，估什一时也不大可能停息。这当然很自然，从“双百”精神说也应允许。2000年，吴江发表《平心论胡适》（载于《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一改解放以来对胡适过于偏颇的评论基调，很为当时已卧病的胡绳所欣赏。胡绳在致吴江信中表示：“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但提高到什么地步才合适？胡绳这位权威人物并没有给出权威性答案。估计他也是接受历史教训，不肯凭着“权威”这么做。尽管如此，胡绳这一表态已经受到一部分人的攻击了。虽然对任何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也不是哪位“权威”一句话就能千古定谳的。每个在历史上应该留有痕迹的人，都会经由历史无情而公正的磨洗，去伪存真，无人例外。

争议最大的一代文化巨匠

胡适1891年生于上海，原名嗣，行（hang）名（即同姓内按规定的字序取名）洪，早年在家乡安徽绩溪接受过九年传统教育，自谦说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事实上这九年为他的文史知识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他三岁丧父，但颇通经学的父亲胡珊为他留下的遗训中有这么四句：“穷理致知，返躬践实，勉于学，守道勿失”，却成了他毕生做人为学的信条。1904年，他到上海新式学堂上学，深受梁启超、严复思想影响，除如饥似渴地读梁启超的《新民说》、《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事》及其主编的《新民丛报》等读物之外，还细读了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论》、穆勒《自由论》等书。出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笃信，他特意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把自己名字改为胡适，字适之。

1910年，他赴美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1912年转入文科，1915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导师是实验主义哲学家杜威。“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话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胡适语）

在美留学期间，胡适就不断寄稿在国内发表，提倡文学革命以及国民素质改造，颇受瞩目。1917年，26岁的胡适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邀请并推荐，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教授，又任英文教授会主任、英语系主任。同时成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写作主力，一度任《每周评论》主编，大力宣传世界民主自由新潮流。他那首闻陈独秀被捕愤而猛烈抨击专制主义的新诗《威权》，曾被许多青年传诵，鼓舞着青年人向专制威权冲击。在他的呼吁和带动下，出现了一大批白话文作家（其中包括鲁迅）。他的译作《短篇小说》，是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外国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风之所及，举国推开，中国人在日常行文中废弃古文而使用现代白话文，应首先归功胡适。他还是最早提出“打孔家店”（原文无“倒”字）口号的人。时人把陈独秀与胡适联称“陈胡”，一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还应提一下的是，1918年毛泽东在北京拜访过胡适。次年毛泽东办《湘江评论》，胡曾予以支持和推介，赞扬毛的文章写得好。毛也曾说他当时最爱读《新青年》，“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见斯诺著《西行漫记》）

30年代，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被蔡元培评价为对振兴北大“有很大贡献”。抗战时胡适任了几年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华抗日做了大量工作。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旋而内战爆发，作为改良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的他苦闷异常，曾很长时间基本上无所作为。1949年，离大陆去美国作寓公。1958年到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但与蒋介石在政治、文化理念上常常发生龃龉甚至冲突，屡屡因倡“西化”争人权而受到围剿，有人甚至骂他是“中国人的耻辱”，“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胡适气得心脏病复发住院。他虽然口头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然而，1962年2月，他终于在如此氛围和疾病的双重打击下，黯然辞世于台北。

胡适为人温和持重，有三件事可为说明：一是，他与凭父母之命而结的没文化的小脚妻子相伴一生并始终相敬如宾；二是，他虽受到鲁迅尖刻的批评，却从未攻击过鲁迅，相反，却在私人通信中赞美鲁迅的作品，并因为有人指鲁迅所写中国小说史是“抄袭之作”而替鲁辩诬；三是，他与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未尝因信仰迥异而影响友谊，无论陈被北洋军阀还是被国民党逮捕时，他都努力奔走营救，并予经济援助。他的格言有一条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但胡适的弱点却正是过于迁就妥协。他虽对国民党有很多不满，却仍对之怀有期待，多次应邀为之做事。胡适死后，台湾各界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蒋介石亲往吊唁，手书挽联曰：“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句中意蕴，倒也颇堪玩味。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大凡举和平改良主义旗帜者，无论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乃至胡适，无不对封建专制权力心怀幻想，而幻想又总是被现实碰得粉碎，以至屡屡以自家鲜血为所举的大旗作祭。

胡适一生七次赴美，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约25年，除两千多万字的中文著作外，英文就是他写作或演讲使用最多的语言了。台湾已集到的他的英文作品有208篇。这部《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他从1933年到1961年在世界各地的多次英语演讲中，与这一主题相关的演讲稿的中译本。说来有趣，这位在国内极力倡导西方文明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巨匠，在国外所作的演说却大多是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独有创见地论述中国古代的多次创新思潮。诚如这部书的《编者前言》所说：“胡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向中国人宣讲西方文化，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是胡适向中国人宣扬西方文化这一面，主要是从他的中文作品获得的印象。事实上，胡适曾花了不少笔墨和精力，帮助外国人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数千年的历史。同时，他还极力向外国介绍中国的新文化。”“他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一种对中国人文传统的自信，而且是为了帮助西方人正确了解中国文化，纠正他们的一些偏见。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是为了配合祖国的抗战，争取欧美政府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在胡适参与国内的中西文化论争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带有浓厚西化色彩的胡适，是个尖锐批判中国文化惰性的胡适；而在胡适发表的英文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又是他的中国情怀，一个为中国辩护的胡适。这样一种矛盾性集中到一个中国文化巨人身上，是一种多么有趣而又值得人们嚼味的文化现象！”

胡适的英文作品不仅是研究胡适本人必需的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胡适在中外文化交流背景下鲜为人知的一面，而且是研究近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史料。他演讲的英文原稿多次在美国结集出版，在台湾也有部分中译本。2000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选编出版了本书中英文对照的译本。译笔出自多人，信达雅程度不一，当然绝不代表胡适这位白话文大师的中文水平。

胡适为什么写《中国的文艺复兴》

胡适把他这本书名定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是认为中国有过与欧洲文艺复兴一模一样的运动。按胡适的看法，所谓文艺复兴，不过是以复古为名义，而以振兴一种新精神为实际目的的文化变革运动。他认为中国历史上这种文化变革运动不止发生过一次，问题只在于，哪一次都没有达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高度，没有起到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作用。胡适说，他在本书中的论述“首先是要描述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是如何发生变革的；其次是要解释这些变革怎样采取其特殊的途径与方式”，以便说明他所抱持的中西文化发展殊途同归这一认识。因为，西欧文艺复兴是一场人文范畴的变革运动，却激起了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激起了工业革命，带来了近现代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国也有过多次人文范畴的变革运动，为什么并没有激起同样的历史效应？有了那么多次人文运动的中国，能不能接受世界的新文明？胡适的探究热点正在于此。

胡适自称“是实验主义哲学的信徒”，而杜威的实验主义又称工具主义，十分看重方法论。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乃至东方）的古老文明未能在自然科学、工业革命、社会结构上开花结果，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哲学研究主要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这种哲学把从家庭到社会的长幼尊卑关系固化，从而使思维固化，而缺少哲学的和科学的方法论研究；西方远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逻辑学（亚里士多德叫《工具学》）的研究，为人们正确地思维和认识客观世界的种种问题，其中首先包括自然科学问题提供工具。针对西方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片面认识，在本书的首篇文章《逻辑与哲学》（即胡适1917年所写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导论》）中，他说：“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中国哲学的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让在中国古代一度“与儒家学派共领风骚”的“那些伟大的哲学学派”复兴。胡适指出，远从公元前5、4、3世纪，中国就“有许多伟大的非儒学派”，其中包括名学、墨学等中国古代涉及逻辑学或方法论研究的学派。因此胡适说：“我不想被人误解，以为我之所以主张复兴中国古代哲学学派，是为了让世人承认是中国最先提出了那些方法和理论———直至今天，那些方法和理论仍被认为是完全地发源于西方。我最不屑于去争此等‘第一’。仅仅发明或发现在先，而没有后继的努力去改进或完善雏形的东西，那只能是一件憾事，而非夸耀的资本。”“我渴望我国人民能认识到，西方的方法与我们的思维并不是完全相抵触的。相反，利用和借助于西方的方法，中国哲学中许多己经失去的财富就能重新被认识和利用。……这些就是我写中国《先秦名学史》的缘由。”

很明显，西欧文艺复兴所标榜的是复兴希腊罗马文明中的优良传统，那么，胡适所讲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复兴春秋战国时代“百家家鸣”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一直绵延起伏的非儒学传统。

本书的一篇重点文章就以《中国的文艺复兴》为题，是胡适1933年7月在芝加哥大学一个讲座上的演讲。原题是《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这里我们应留心“当代”和“走向”二词的意涵，留心那种“进行式”而非“完成式”的用语。意思很明显：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未完结，它仍在进行。

文章说：“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艺复兴曾有好几次。唐代一批伟大诗人的出现，与此同时的古文复兴运动，以及作为印度佛教的中国改良版的禅宗的产生———这些代表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复兴。11世纪的伟大改革运动，随后出现的强有力的新儒家的世俗哲学，逐渐压倒并最终取代中世纪宗教，宋代所有这些重要的发展变化，可称为第二次文艺复兴。戏曲在13世纪的兴起，此后长篇小说的涌现，及其对爱情、人生乐趣的坦然颂扬，可称为第三次文艺复兴。最后，17世纪对宋明理学的反叛，传统经学研究以语文学、历史学为进路，严格强调考证的重要性的新方法，在最近300年来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可称作第四次文艺复兴。”他认为，这些变革运动，每一次都对复活中国的古老文明的生气和活力起了重要作用。并认为“这些运动，也确实名副‘文艺复兴’之实。”

有人或者会奇怪胡适怎么竟把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说成“确实名副‘文艺复兴’之实”的运动。但他作为实验主义或曰工具主义哲学家，却认为这里有绝对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例如，他反复强调宋代哲学与禅宗的关系，就别有见地。他认为禅宗的兴起，不但是把外来的佛教中国化了，更是对佛教传入后全国上下崇佛信佛的狂热已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阻滞思想进步那样一种社会病态的拨乱反正，有点像欧洲文艺复兴对结束中世纪黑暗的宗教统治那样的历史作用。而一个地位低下的烧火和尚慧能，通过“顿悟”，解释了只有个别高僧才能讲解的神秘高深的佛家经义，从而颠覆了宗教权威，说明普通人也可以用普通话把经典理解、表述得很好。这表示普通人思想权利意识的苏醒，也是思维方法的重要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对胡适称为“新儒学”的宋代世俗哲学产生了影响。宋儒们不但尝试用大众语汇讲解儒学经典，而且从《礼记》中找出一段文字，使它单独成为一部重要经典，那就是被朱熹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宋儒如此提高《大学》的地位，是因为那里面有“致知在格物”等一席话，后来形成“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串表述，解决了“教人之法”（这四字是《大学章句序》点睛之句），即思维、治学、做人的方法问题。“格物致知”的要义就是，要获得真知就要穷究事物的原理，任何认识，必须出于确凿的根据。这种精神和方法又成了清代考据学盛行的根源。胡适盛赞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为了一个字的读音，竟找出162条证据；阎若璩则接过朱熹提出的一个疑窦，费30多年工夫写出《古文尚书疏证》，证明了这部书竟是伪作。曾有外国人说中国自唐朝以后一千多年没有进步，胡适就用以上这些史实予以驳斥，而且证明中国学术上的自由批判精神，是在“合理怀疑”的传统中培养起来的。这种怀疑要有据，批判要有据的传统，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一致的。胡适治学的精神和方法，就是这种中国传统与杜威的实验主义在他身上的结合，用他的话说叫“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

既然中国也有其传统的科学精神和方法，为什么没有在这块土地上引导出自然科学的发展，没有引导出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社会呢？胡适解释说，中国历史上这些革新运动“只是历史趋势的自发活动，从未达到文明的革命性转变。它们带来了新范式，但从未推翻旧范式，旧范式与之共存并最终消化了它们。”例如“格物致知”，本来也可用来穷究自然科学之理，但是由于贱视“奇技淫巧”和“学而优则仕”这些儒家信条的影响，这种精神和方法只一味用于从典籍中寻章摘句，最终仍旧被引入读书———科举的老路，被“旧范式”“消化了”。胡适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始终未结出西方那样果实的重要原因。

总观起来，胡适强调哲学方法论的道理有不容忽视的正确方面。哲学方法论是最根本的方法论。而他从哲学方法论入手，研究中西社会发展的同与不同，寻找融通的契合点和途径，几乎是他毕生为之倾心尽力的事业。

收入本书的最后两篇，是他1960、1961年（可能是他一生最后的）两次演讲。一篇是呼吁东亚儒家文化圈内的人们，不要以东方的精神文明“自傲”，认为西方精神文明不如东方。他讲：“文明是由制造器具开始的”，只有充分地“变化物质以供人用，来使人的身体免除不必要的辛劳痛苦，把人的力量增加几千万倍，使人的精神从愚昧迷信里解放出来，革新再造人类的种种制度以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也就是说，美好的制度性文明不可能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出现。

另一篇演讲叫《中国的传统与将来》。他说，现时代“是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对照、冲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的西方化只是种种观念渐渐传播渗透的结果。……中国没有一件东西神圣到不容有这样的暴露和接触，也没有一个人，或一个阶级，有力量防止哪一种制度受外来文化感染侵蚀的影响。”“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令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到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的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由于他的“全盘西化论”受到许多人反对，他解释说：“一个有着辉煌的历史并且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面对一种……被强加于它的新文化时，是决不会感到自在的。”那么，出路“唯有依靠……远见和智慧，把现代文化的精华与中国自主的文化精华相融合。”由此看来，他实际是文明融合论而非“全盘西化论”者。他不认为外来文明的融入会使本土文明丧失。他举例说：“中国的固有文明由于有丰富的滋养和一定的免疫力，足以应付佛教传入引发的危机，一方面抵制了中国的印度化，一方面又把佛教本国化。禅宗的出现，使中国自己的文化不但存在下来，并且有了新生命———建设了一个各方面更加世俗化的新文化。”

但1935年胡适在《大公报》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还是公开承认了“全盘西化”提法“有语病”，而提议以“充分世界化”代替“全盘西化”的提法。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变化：“全盘”是百分之百，“充分”则有自主的余地，“西化”与“世界化”也不同。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永远失去学习、吸收、发展甚至超过另一民族所拥有的知识和文明的能力。”无疑，到了全球化已显现为历史大趋势，我国正在全球化中受益的今天，“充分世界化”理应成为一个主动、自觉行为，因而不能不说当时的胡适是站在了世界潮流前端的。

“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

胡绳认为“胡适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还应大大提高”，其实，岂止胡适，包括郭嵩焘、严复、王韬、康有为、梁启超……这一系列大力介绍世界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变而做过启蒙工作的学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应大大提高。当然，他们之中，不少人倾慕英国等的君主立宪制度，幻想在腐朽透顶的清王朝旧地基上建设一个宪政国家，不仅天真，而且绝对误国。但有人把他们说成“保皇党”———保持帝制的党，恐怕值得商榷，那就犹如把现今的英国说成是没有民主法治的查理一世（17世纪被英国国会通过处死的那位君王）时代的帝王专制国家。严复、梁启超们反对家天下的帝制，高唱民主宪政国家的赞歌，是有他们留下的言论可证的。以“保皇”罪名把他们扫出一百多年来为中国制度改革而前仆后继的先行者行列，是不实事求是和不公平的。

同样，由于胡适与国民党多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把他扫出坚定忠诚的中国改革先行者的行列，也是不实事求是和不公平的。

胡适一生始终不渝地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坚持为实现一个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法治的中国而进行启蒙，坚持要使公民普遍懂得如何实现和捍卫自身权利，争取建设一个宪政国家而启蒙。蒋介石统治期间（包括蒋到台湾之后），他与蒋的冲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蒋及其笔杆子拚凑的所谓“新生活运动”迥异内涵的冲突，就是他信仰的自由主义与传统专制主义的冲突，就是通过德赛二先生来治国强国的路线与国民党通过一个党一个领袖少数人专政来治国强国的路线的冲突。而胡适的渐进改革和非暴力主张，又是他不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同路人的根本原因。如果把五四运动分为前期和后期，那么在前期也就是其思想酝酿和大造舆论阶段，其实尚无左翼右翼之分。当时被简称“陈胡”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物，同仇敌忾，友谊深笃，堪称并肩作战的同壕战友。只是到后期，思想理念的不同才逐渐暴露出来。可不可以说，所谓左翼,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激进革命派，就是主张以俄为师，进行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阶级专政派；所谓右翼，就是以实现自由主义为理想的渐进改良派，就是主张实行自由的法治经济和民主的法治政治，而以不断启蒙提高国民文化科学素质和公民权利义务观念的阶级调和全民联合派。胡适早期也曾赞美社会主义，后来逐渐对苏联的实际表现不满，更主要的是出于他绝不肯放弃自由主义的信仰，终于渐行渐远，与左翼分道扬镳。

平心说来，五四的左右两翼中，后来都有忘记或背离五四初衷者，都有噤声避谈“德先生”者。而被不少人嘲为胆小软弱的胡适却始终不曾彷徨歧路，他一直方向明确，坚持科学民主的信念，固守着他渐进改革的道路，确实实践了他父亲遗训中的“守道勿失”四个字。

不过，他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方法找出从先秦名学到禅宗到宋代新儒学再到明清的考据学一脉相连的内在关系，指出它们的积极意义，是一大创见，有相当深刻的启示作用。但他谈论“中国的文艺复兴”至今无法比拟欧洲文艺复兴的伟大历史作用，原因只在于新旧范式“共存”并最终被旧范式“消化”，见识虽可谓新颖，却不免朦胧含糊。原因是他不懂而且拒绝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不可能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阶段与社会阶级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去分析问题。他的方法论虽有诸多可取，但毕竟片面、陈旧。这是他的历史加于这位文化巨匠的认识局限。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一缺陷也决定了他未能作出更多的贡献。

文艺复兴发生在欧洲，曾经大大推进了西方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新文明的首发区和示范区。但文艺复兴不应也不会仅仅是西方迅猛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应该是、并已经是全世界走向新文明的动力源泉。文艺复兴的成果肯定属于全人类，不可能为少数地区少数人种所独占独享。全世界后进国家走欧洲道路的越来越多，绩效斐然，是一百多年来特刘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史上浓重的一笔。欧洲文艺复兴作为人类新文明的朝阳，正在成为“普照之光”。谁不接受它的普照，谁就是自外于人类的共同文明，并且早晚还得接受，只不过要付出发展迟慢的代价。

2003年第11期 也谈“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　作者：夏永安

本文的题目是我取自《当代的“老新闻”》一书中的一篇回忆文章。作者是一名比较敢讲真话的新华社资深记者之一杜导正。他1956年任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首席记者，一生多次采访农民。虽然他也随潮流写过一些浮夸的报道，但不久后他深入实际便冷静下来，曾就广东发生了饥荒—事向北京报警。在那种年代，讲假话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屡遭磨难。由于敢于讲实情真话，杜导正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出新华社，蒙冤多年。“说真话难还是应该说真话”，这正是杜导正及其他有类似经历的人经过反思后做出的判断和抉择。

我国在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后，在工农业生产、科教和文化事业、社会进步、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人民生活有了程度不同的显著改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毋庸讳言，我国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农民的生活还比较穷苦，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增长的主要瓶颈之一。

最近，我阅读了一些书和文章，颇有些感慨。我们每个人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都和“三农”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农业是基础。如农业不振兴，作为整体农民的收入和生活得不到显著、普遍而又持久的提高和改善，中国现代化则无从谈起。至今，我国农民和有些干部反映农村和农民的真实情况难；领导下乡去能听到真话也难。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利还未能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讲真话真的很难吗？

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大环境已比过去宽松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和价值观取向等多元化趋势已初露端倪。但不容否认在某些方面，特别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真实状况的反映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

《告别饥饿……—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一书是新华社四名记者根据他们自己于1980年3月至9月采访笔记整理而成：其中大部分内容曾写成“内参报道”供中央最高决策层参考。但此书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后的1998年才面世，历时整整18年。

这本书主要反映的是“文革”前和“文革”结束后初期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农村社会多方面的状况。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该地区的状况用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是贴切的：“都以最革命的名义，把我国农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该书对我国部分农村情况的描述虽然令人震谅，发憷，甚至毛骨悚然，但这些都是历史事实。

“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都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久而久之，××市街头要饭的人数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说毛主席、共产党哪条政策不许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公安人员无言可答。”一个入党45年的老人说：“不瞒你同志，我已经饿了十好几年啦。”“一个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做出过贡献，曾经是丰衣足食的山村，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反而变得一贫如洗，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倒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舆论一律’的压力下，报纸、电台对人民公社只能谈好，不能说一点问题。这种宣传对农民起不了什么教育作用，对农村干部也起不到教育作用，只能对不了解情况的和了解不到实际情况，以及不愿意听下面实际情况的高层领导，起着自己愚弄自己的作用。”

当然，该书的后半部分也反映了“文革”后该地区农村在中央正确决策的指引下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实行包产到户，并取得了初步成效的情况，使人们看到了曙光。

按理说，这本书的作者都是新华社的专业记者，该书内容是经过正式采访，是记者们耳闻目睹的事实记录，而且其中大部分内容已上报中央，此书出版应该不会成为问题。但由于诸多主客观原因，一耽搁就是18年！说真话之难，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之难，此书问世之难只是一例耳！

《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作者李昌平，农民出身，原来是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在乡镇工作历时17年。他还是一名经济学硕士。他所在乡镇原来是鱼米之乡。2000年3月间，他决心给朱基总理写信，根据他所了解的农村实际，反映了现在“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用许多数据说明情况和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农村政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强化群众监督，整顿农村干部作风，严治腐败等具体建议。此后不久，国务院、湖北省和有关市、县先后派人去这些地区做了调查和核实，这些调查结果都确认李所反映的情况属实。2000年5月4日，朱基总理作了批示：“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喜，忽视问题的严重性。”朱总理的批示可以说一语中的，抓住要害。

李昌平在书中曾深有感触地说：“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治国，难啊！尤其在农村。”“一个人想说几句实话、真话难啊！难到无处可说。最后我选择了一个特殊的倾诉对象———朱基总理。”

像李昌平这样一个有文化，有长期实际工作经验，有改革的志向、能力和胆识的农村基层干部，再三犹豫后终于给总理写了一封信。以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调查又证实李所反映的情况属实。可是他这一行动的后果呢？写信后他个人的“奇特”遭遇充分说明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讲真话之难，“难于上青天”。

他在写信后就作好丢官去职的思想准备，他知道尽管他尽了一个党员干部的职责，向中央反映了农村的实情。但是他知道已得罪了地方上的一些领导干部，他的日子会很不好过。事实证明，他的顾虑不是多余的。

且看以下事实。

2000年8月，李昌平因病赴北京作进一步体检，其所属县的主要领导人派人跟踪他，防止他在北京反映该县领导人的问题。此后不久，《南方周末》报道了李给总理写信引发了××县改革的事情。××县在湖南做生意的老乡某人看到报纸后，凭着做生意入的敏感和对家乡改革的关心，立即订报3000份，连夜运回县里。××县委某书记获悉有人发送报纸的消息后，在尚未弄清楚报纸写的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派人下令出动公安，扣车扣报。该书记还召开各方面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肃清《南方周末》散布的“流毒”。

2000年9月中旬，李写信给总理后半年，主动辞职，南下打工。次年1月，应聘为中国蓝田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到第二年2月份，有一件意外的事，完全不是李本人的过错，使李丢掉了这份工作。根子还是李家乡有关部门的个别领导人暗中对该公司施加了某种压力。3月下旬，李无可奈何地离开了该公司。据我个人了解，迄今，李一直背井离乡在外地工作。

一位作家曾给李昌平写信说：“中国历史上为农民说话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梁漱溟，一个是彭德怀，你可是第三名，但你却是这三人中最幸运的！”我认为作家所言也是，也不全是。相对而言，李为农民说话后的命运确实没有前两位凄凉和悲惨。但从以上所述，他写信后不久，“自动”离职，远走他乡；其行动常被人监视；他找工作又因其家乡原来的上司借故刁难作梗，最后被迫离职。……如果说这一下场也算是“幸运”的话，那只能说是令人感到尴尬而又痛心的下场！

《向农民道歉》一书的作者是马银录，此书于2002年出版。马时任陕西省白水县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他于2001年4月至7月间率领一个工作组进驻该县下属一个村子查处发生在2000年11月份，因交税纠纷数百名农民打砸镇政府和派出所的恶性事件。马在96天的进驻期间，“以手记的形式记录下了每天所做、所见、所感，真实地反映了农民之苦，农民之难，农民之善。”马等人进村后，经历了从村民背后议论“一帮狗东西。谁知是弄啥的？”到村民说：“这才像共产党的干部”，但仍有人心存疑虑，怕进驻的干部“没安好心”，直到最后工作组离村前农民们捧着鸡蛋、苹果流泪相送这一波三折的过程。在工作组组员走门串户了解农民们的情况后，马银录吃惊地说：“一些农民生活的困难达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此前，通过各种宣传报道，他印象中的农民似应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在村里亲眼看到一个村民没有钱用电，点蜡烛点了20多年！这个村民几乎是常年借钱度日，连一二元的借款都记在自己的账本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发现村民闹事事件的背后深层的问题是干群关系恶化。而干群关系恶化又是近年来农民收入下降，税务干部又要完成收税任务的矛盾促成的。过去当地农民收入好，都积极主动交税。现在农民确实交不起税，而有的干部作风粗暴，如该地区某镇原党委书记在全县召开的农特税动员大会上竟宣称要用“三铁”政策收税：“一副铁石心肠，一张铁面孔，一双铁手腕。”这哪里还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

接着马银录率领工作组决定先让镇上的领导和农税干部向过去在征税过程中受到伤害的村民挨户进行真诚的赔礼道歉。农民气顺了，其余的事便容易解决。工作组后来又通过清查村上近十年来的财务账目，井将查账结果逐项公布于众。虽然上述工作进行得很艰苦，但合乎民心。最后，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村里还选出了新的领导班子。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在农村说真话难，听到真话也难。

为什么讲真话这么难？

讲真话难，听到真话也难，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就涉及农村和农民的情况而言，大体上可能有以下几种：

1.有些农民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是被上边逼的。有些作假则是上边为了欺上瞒下、精心策划“导演”出来的。如通过马银录率领工作组对有关事件的查处，我们可以看到村民们一开始不敢也不愿说真话，且有对抗情绪。后来通过工作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思想工作后，农民气顺了，才吐露了真情。工作组也才能“对症下药”，缓和了干群矛盾，比较顺利地解决了那次“恶性”事件。

又如2001年7月中旬，朱基总理为了实地了解农民的负担是否真的减轻了，以及农村基层教育现状，总理一行到安徽颍上县一个村进行了考察。一开始乡村干部也不敢讲真话，在总理和干部及村民们进行亲切随和的交谈后，某乡党委书记只好说了实情：去年乡里财政赤字达142万元，拖欠教师一个季度的工资。现在乡上还要为历年欠下的债务付利息。……现在该村的小学生一学期交120元(开始时一个小孩只敢告诉总理一学期交60元)，比正常收费高了许多。一位教师说工资本来是欠的，因为总理要来，县里在前一天才想法补给了两个月的工资。接着，总理参观了一个农村小学，他摸着凹凸不平的课桌，再看了高低不平的凳子，长叹一声：“农村基层教育条件真是苦哇!”1998年5月下旬，朱总理一行到安徽芜湖南陵县一粮站考察粮食流通问题。总理与粮站站长交谈后发现该粮站并未敞开收购，站长未说实话。实际上这是上边精心设置的一个骗局。据当地农民举报，总理看到的粮食满仓是调运来的，连那个粮食站长都是假的。当年10月间，此事东窗事发。

2.讲假话往往无人追究，讲真话反而常常大祸临头。本文上述李昌平的遭遇就很典型。如果他跟其他一些农村干部一样，知道实情不说，不上报中央，就不会得罪他的顶头上司，继续当他的乡党委书记不成问题。如他的“脑子”灵活一点，兴许还能被提升。李在书中说：有些当权的人心中的算盘是：“真话假话是次要的，能为我所用的才是重要的。”当年，彭德怀为农民讲了真话，他的悲惨遭遇，以及这事件对我们党和国家深远的负面影响，人所共知，我不赘述。

3.讲真话会“影响领导班子团结”，“影响本地区的稳定”，“稳定是大局吆！”当《南方周末》报道了李昌平写信给总理后，××县委书记亲自召开各方面头头会议，声称《南方周末》散布的舆论影响了××县的稳定。有人干脆说：“不稳定的核心是李昌平”。以上强调领导班子的团结和社会稳定都是托词和幌子，其要害是李的信及其影响损害了当地领导人及其亲属好友的切身“利益”，有的领导干部更是“心中有鬼”。明里喊维护团结和稳定，暗中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向李实施打击报复。

4.少数领导人力图显示自己的政绩。他们好大喜功，不顾群众疾苦，劳民伤财，总想弄点美化自己的形象工程。他们尽量向上报喜不报忧，向下蒙骗吓诈。一句话欺上压下。从此，形形色色的假话应运而生，深埋在心中的真话无法见天日。如果上边的领导有点官僚主义或有同一“爱好”，则一拍即合，下边说真话就更难了。

5.中国人传统的“爱面子”思想作怪。相比而言，农村的大好形势和振奋人心的消息较少，尤其是自然条件差和有“人祸”的地区，更是如此。媒体一般不会主动去宣传这一类不太“耀眼”的新闻。如果对这些地区有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报道，也往往很难被大众所知晓。因为有些领导认为“负面”消息会影响我国的形象和安定团结的局面。其实，我认为我们的对内对外的宣传应该更实事求是。对有些国家大事和大是大非，老百姓心中是有个底数的。前不久我看到北京一出版社去年出版了一本宣传我国各方面成就的小册子，其中有一篇题目是《5000亿公斤———世界为中国农业喝彩》的文章，文章着重报道了我国粮食产品生产于1996年突破5000亿公斤以来，供求实现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等等。这些成就确实使每个中国人感到自豪。但文章中有一句话：“今天，贫穷、饥饿、营养不良这些词汇已远离中国大地。”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它不完全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

总之，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讲真话难的问题，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亟需逐步实施。如在农村，要使农民有自己的组织，如农会。农民有权选举自己信得过的基层干部。农民在农业生产上要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农民有权抵制不合理的负担，……一句话，没有政治民主来保证这一切，即使农村经济有了发展也难以持久。

真实是一切负责任的思考和决策的前提

李昌平在书中说，在一个直面问题而不是掩饰问题的时代，问题即使严重，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具有真正的勇气。我补充一点，并有科学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及方法。如前不久，北京和其它一些省市突然先后发生“非典型肺炎”传染病，我国正是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及统一部署下，不隐瞒真相，公开承认某些高官失职和某些措施失当的情形，并公开作了处置。一句话，我们依靠科学，依靠讲实话，依靠群众，在短期内，取得了抗击“非典”病魔的阶段性重大胜利。

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去伪存真的历程，仅仅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就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尽管17世纪初，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接近真理的象征，但罗马教皇却视为邪说。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伽俐略被投入监狱，另一位该学说的忠实信徒和宣传者布鲁诺则被处以火刑烧死。几百年后，伽俐略被平反昭雪，布鲁诺则以其血肉之躯维护了科学真理。

所以相信科学、崇尚科学的人必然要维护真理，反对愚昧；维护真话，反对谎言。为了维护真理，中外历史上难以数计的平头百姓、仁人志士、专家学者奉献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甚至宝贵的生命。

在确认我国农村大好形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三农问题仍有严峻的一面。我们党执政为民，农民至今仍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我们要面对现实，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我们不能依靠不真实的、听起来顺耳的话。我们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遵循科学的精神，下最大的决心逐步完成这一旷古伟业。

我谨以“勿以言轻不呐喊，勿以位卑不忧国”这两句话结束本文。

2003年第11期 驳一篇歪曲原著强人就己的书评　作者：杨天石

我研究中华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三十余年。在努力完成国家科研重大项目的同时，长期坚持进行有关蒋介石的专题研究，陆续发表相关成果。其中一部分，收入《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一书，作为《近史探幽系列》之一，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2002年2月，我又将另一部分论文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作为《近史探幽系列》之二，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先是台湾《传记文学》4月号发表段干木先生的“书评”，评论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以下简称拙著）。该文题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大陆一流学者为蒋介石翻案》，此后，美国《黄花岗杂志》第5期又发表《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一文，署名香港朱有道，而内容则与台湾《传记文学》所刊完全相同。由于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强人就己，并且借题发挥，进行政治攻击，已经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并且严重歪曲了我的著作，

兹依历史事件先后，从几个方面揭示“书评”的歪曲，同时说明拙著的真相。

一、关于中山舰事件。拙著旨在还原历史真相，澄清各种谬误不实之词，揭露此次事件虽发端于西山会议派的挑拨离间，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有其必然性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年3月18日深夜，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命令”调舰，共产党员、时任海军局代局长的李之龙即派中山舰及宝璧舰应调。但是，当两舰由广州开到黄埔军校后，却发现并无调舰之事。20日晨，蒋介石下令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监视苏联顾问。此后，蒋介石在许多场合，即声称中山舰的调动，系李之龙“矫令”，目的是将他强行绑架到莫斯科，属于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阴谋，而1949年以来大陆历史学家则普遍认为，调舰命令为蒋介石所发，是蒋的阴谋。事情的真相如何，一直是个谜团。

拙著根据大量扎实、可靠的资料指出：1.中山舰驶往黄埔并非李之龙“矫令”，它与汪精卫（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季山嘉（苏联顾问）无关，也与中共无关。多年来，蒋介石和国民党部分人士一直大肆宣传的所谓“阴谋”说显然不能成立。2.蒋介石没有直接给海军局或李之龙下达过调舰命令。因此，所谓蒋介石下令而又反诬李之龙“矫令”说也不能成立。3.中途加码，“矫”蒋介石之令的是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拙著115-116页）。其原因在于国民党右派想“拆散”当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团结局面，挑拨国共关系，“使共产党和蒋分家”（121页）。拙著特别着重指出：就蒋介石误信右派谣言来说，中山舰事件有其偶然性；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的思想来说，又有其必然性（127页）。“蒋介石和左派力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必不可免，即使没有右派的造谣和挑拨，蒋介石迟早也会制造出另一个事件来的。”（129页）

拙著关于中山舰事件的论述大体如上。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却专门写了一段“中山舰事件，蒋介石蒙冤七十五年”，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有力证据之一。这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二、拙著批判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批判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而“书评”却声称，拙著肯定蒋介石“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

1931年2月，蒋介石与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在制订约法问题上发生分歧。蒋主张制订约法，而胡则反对制订约法。28日，蒋介石悍然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关于此事，拙著评论说：“蒋介石虽然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但始终并无多少民主思想。”（293页）“他此际之所以重视约法，主要是中原大战和北平扩大会议的刺激。”“中原大战是国民党统治中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它不仅造成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严重威胁着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接过政敌的口号来，力图以此争取人心，剥夺反对派的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同上页）在这一论述的前提下，我曾根据蒋介石日记提出，他有过某些“刷新”政治的念头。拙著写道：“尽管蒋介石的目的是‘阏绝乱源’，巩固统治，但是赦免军事、政治犯，制定约法，自由选举，自由提案，议案公开，等等，毕竟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他在‘江电’中重提曾作为国共合作基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也颇有耐人寻味之处，无奈蒋介石专制独裁成性，一遇到反对意见，他就又用起老套路来了。”（294页）拙著还分析说：“蒋是个独裁主义者，追求、神往的是大权在握，个人专断的‘总统集权制’，岂能容得别人的批评、牵制和反对呢！”拙著又说：“软禁胡汉民事件是中国30年代初期的一次典型政治事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自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扫地以尽。”（299页）文章结尾，我特别指出，蒋“用粗暴的办法践踏了现代民主的原则”。类似的严厉批判还有，不能一一列举。但是，这些，段干木（朱有道）先生都不引，主观、武断地声称：“杨天石认为蒋介石前述举措‘是在向着现代民主和法治前进’”，也作为拙著为蒋介石翻案的例证之一。断章取义的做法还有比这更突出的吗？

三、拙著指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退让为特征，但“书评”却将它当作“中共喉舌”的言论，引用拙著来加以批判，利用本人反对本人

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有一段妙文，照录如下：“中共喉舌一向认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以妥协与退让为特征。’但杨天石教授以大量史实证明，暂时的妥协包含了‘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经过“书评”的这一处理，杨天石就成了反对“中共喉舌”的勇士。事实是否如此呢？

拙著原文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中，中国军队未作任何抵抗就丢掉了东北大片江山，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因此受到了国人最严厉的批评和指责。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有所改变，其表现是：在淞沪地区和长城各口抗击来犯日军；在谈判桌上，也进行过若干抗争。但是，就其总体考察，这一时期，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403页）两相比较，“书评”只删去了上引拙著中最后一句的“仍”字，就将这一观点定性为“中共喉舌”的语言。那末，敝人到底是“中共喉舌”呢？还是“中共喉舌”的反对者呢？

我在认定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仍以妥协和退让为特征”的基础上，对此进行过认真、严肃的科学考察。拙著指出：蒋之所以如此，一由于他的“兴奋中心在剿共”。（381页）拙著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蒋介石认为内忧重于外患，视中共为头号敌人。”（397页）对此，拙著严厉批判说：“当时的国民党和中共之间有巨大的政治分歧，但无论如何，总是‘兄弟阋于墙’，在民族敌人面前属于内部矛盾。蒋介石视中共为‘心腹大患’，视日本侵华为‘皮肤小病’，将中共看成远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更为危险的敌人，这就颠倒了内外矛盾之间的关系，违背了国人团结御侮的普遍愿望，一系列的错误也就由此产生了。”（397-398）

拙著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军事实力估计过高。他认为：日本已是现代化国家，日军武器精良，技术高明，中国在短时期绝对无法弥补这两大缺点。因此，在他看来，中国军队‘有败无胜，自在意中’。他甚至估计，日军在三天内就可以占领中国沿江、沿海的要害地区，切断军事、交通、金融等各项命脉，从而灭亡中国。”（381-382）对此，拙著分析说：“中日间的差距是事实，战争需要准备也是事实，蒋介石主张进行不断的、有后续力的持久战斗也是正确的。但是，蒋介石对日军实力估计过高，对战争中武器、技术的作用也估计过高，相反，对中国的抗战力量则估计过低。他战略、战术呆板，只知道打阵地战、固守战，不懂得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略战术，也完全不懂得人民战争和敌后战争，这是他长期畏战、避战的原因。”（384页）

拙著还指出，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实行对日妥协和退让政策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某些影响。拙著说：“蒋介石是浙江人，熟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终于灭亡吴国的故事。”（384页）拙著还指出，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欲取先予”，“以退为进”、“以柔克刚”等思想对蒋介石也有影响。（385页）这些，拙著都有扎实的资料为据，并非虚构。但是，即使如此，我仍然对蒋介石当年的妥协、退让进行了批判，拙著说：“应该指出，勾践的忍辱是在抵抗失败，国家灭亡之后，而蒋介石的忍辱是在国家尚在，事犹可为的时候。蒋介石的忍辱反映了他在民族敌人面前的软弱一面，其结果是使国家权益一再受到损害。”（386页）又说：“蒋介石实行这一政策，有其错误的、应予批评、谴责的方面。”（403页）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才表示：战争需要多方面的准备，蒋介石在一段时间内的妥协、退让，其中“也有弱国面对强国时的无奈与不得已。它是一种政策，也是一种谋略”。但是，在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中，我的上述分析和批判都不见了，我的书就完完全全被说成为蒋介石“辨诬”、“翻案”之作了。

四、拙著肯定胡汉民、陈铭枢、李济深、冯玉祥、张学良等反蒋爱国人士，而“书评”却一律否定

20世纪30年代，由于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因此激起国民党党内部分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先后有胡汉民组织“新国民党”，组成“西南派”，陈铭枢、李济深等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福建人民政府）、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事件。对此，我在拙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肯定。例如，拙著称：“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日益为国人所不满，胡汉民由于主张抗战，逐渐争得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拥护。”（312页）但是，“书评”却说：“以上种种阴谋活动表明，胡汉民绝对不是‘相当正派’的政治人物。”又说：“胡汉民策动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连绵不绝的战事，导致内耗严重，于是日寇乘虚入侵。”还说：“张学良是个投机游移分子。”凡此，都和拙著的观点完全对立。

五、拙著对蒋介石的抗日作了适当肯定，同时，也对其软弱、动摇作了揭示和批判，但“书评”却诬我全面捧场，美化其为“民族英雄”

尽管蒋介石长期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但是，在日寇侵略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他不得不从事抗日准备。一方面，他仍然坚持“剿共”政策，但同时，又企图迷惑日本人，以对“红军”的追剿掩护其在四川、云南、贵州建立长期抗日基地的行为。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终于决心抗战，和中共再度合作。抗战八年中，他一面指挥国民党部队对日作战，但同时又和日本人多渠道地秘密谈判。在拙著中，我第一次向世人揭示了蒋介石和小川平吉、萱野长知之间的暧昧关系。拙著分析说：“抗战前期，蒋介石脚踩两头船。他一面进行对日作战，同时又维持谈判，准备妥协。当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作战不利时，这种动摇、妥协的倾向表现得尤其突出。蒋介石之所以最终没有接受日方诱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和日本政府愚蠢、僵硬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有关，也和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国民党内部抗日力量的存在有关。蒋介石充分懂得，只要他接受日方条件，甚至只要他和日方谈判的消息透露，他就会遭到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的强烈反对，从而导致垮台。”（428页）拙著还以大量独家发现的资料探讨孔祥熙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关系。拙著指出：“孔祥熙的议和活动应该看作蒋介石全盘对日策略中的一招，曲折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内心矛盾和两手策略。蒋介石长期认为中国实力不如日本，与日本作战，中国必败。从九一八到卢沟桥事变，蒋介石终于走上了抗战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思想上的恐日症并未消除，因此，他采取的是一面作战，一面和谈的两手政策，根据不同形势，交互为用，以便进可以战，退可以和，左右逢源。”但是，段干木（朱有道）先生对我的上述分析和论述都视而不见，诬我过度称誉蒋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传记文学》的标题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黄花岗杂志》的标题是《大陆著名学者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请问，这符合拙著的原意吗？能从拙著找到“民族英雄”这四个字吗？值得提醒的是，由于个人精力和篇幅的限制，拙著中没有一篇研究蒋介石如何指挥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相反，仅有上述两篇讨论蒋和日本方面秘密谈判的文章。这是在“痛说民族英雄蒋介石”吗？

通过上述分析可见，段干木（朱有道）先生的“书评”断章取义，自取所需，强人就己，无中生有，严重歪曲了拙著的面貌。其各种观点，均系“书评”作者的观点，与拙著无关。“书评”还有一部分政治攻击的内容，相信明眼人均能看出，那是“书评”作者某种情绪的发泄，与拙著更没有任何关系。

2003年第11期 秦川谈习仲勋二三事　作者：吴　江

习仲勋同志久病后已于去年5月24日谢世。秦川同志亦于今年1月29日突然猝亡。我也已经是耄耋之年，将不久于人世。但有一件与这两位故人有关的必须做的事我却一直没有完成，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因此觉得有必要写一篇短文说一下。

我未曾见过习仲勋同志，只是在1982年因为一桩整人事件我同他有过书面接触，即书面向他并书记处报告事件经过和请求处理意见(他那时任常务书记)。几年后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多年，久住在深圳。我离休后因老伴邱晴在香港工作，就有机会赴香港暂住几天，有时路经深圳。邱晴和习老一家人相识，所以过深圳时她不止一次到习家探望，我均未陪同前去，原因之一是怕习老若听到我的名字(若他的记忆恢复较好的话)会勾起对过去不愉快事件的回忆，于他的病体不利。只在2000年我随邱晴去过一次，得见习老一面(这是初见，也是最后一面)，见他身体恢复得不错，很高兴。这次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务必写一写仲勋，并送我一本《习仲勋文选》。她再三嘱托，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无疑是一件应该做的事，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难事，因为我从未在仲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也不认识曾在他左右工作过的人。回到北京，我思量再三，想起一个人，那就是秦川。秦川同志抗战胜利前后都在西北地区工作。中央成立西北局，习仲勋担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为彭德怀）并实际主持西北局日常工作的时候，秦川就在西北局宣传部任秘书长职；两人后来都调到北京，他们仍有直接联系，或仍有直接的工作关系。所以我认定，知习仲勋者，秦川也。

我认识秦川也较晚，是在秦川出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的时候。他一上任找我为《人民日报》写文章就惹过一次麻烦，这倒增加了我们之间的交往。我接受写仲勋同志的任务时他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我问他能否帮我回忆一下仲勋同志的事及其为人的特点。他有点好奇地望了我一会后说：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只能随便谈一点。我们的谈话确实是两个老人之间的漫谈、杂谈，思维和话题都缺乏连贯性。这次，他一开口便说：“仲勋同志是我所遇到过的领导人中间确有民主作风的人，在工作上他绝不发号施令包办代替，就是中央布置下来的任务，是哪个部门的事他就叫哪个部门自己先拿主意、定方案，有时宣传部长不在家，他就叫我这个秘书长拿主意……”他沉吟了一会，又突然说：“说到为人嘛，我告诉你一件事，大约在胡耀邦去职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仲勋在中南海散步，只我们两人，走着走着他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说这两句，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但事后想想，事实确实如此！你想，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事，其中有不少时候党内生活不正常，他心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郁结和感慨，这两句听来没头没脑的话，其实份量很重。你想，我们党内，一辈子没有整过人的人有几个?大家知道彭老总是党内挨整很凶的一个，但彭在主持军委工作期间也曾错整过刘伯承、粟裕等名将啊!什么这个路线、那个路线，谁说得清楚。我细细想了一下，仲勋历史上确实没有整过人，他对任意整人十分厌恶。这样的人历史上应该浓重写一笔。”

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似乎有点激动。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漫谈。我临走时试着给他留下个题目，我说：中国有50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多在西北地区，安定西北、建设西北，首先要注意处理好少数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新疆的问题。清朝之所以能够立国、并使国家统一，东靠平定三藩，西靠团结少数民族。这是可参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同样面临着妥善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听说仲勋同志在处理西北少数民族问题上有特殊贡献，你能否谈谈这个问题?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第二次我去，他果然有所准备，他拿出一份材料，指给我看其中的一部分，说等我看后他再讲一个故事。

这个材料，是记载解放初期西北地区平乱的事，当时领导这项工作的正是仲勋同志。其中写了这样一件具体事：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住着一个昂拉部落，辖区内共7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8000人。昂拉部落的第十二代千户是项谦。刚解放，藏族人民对共产党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内乱被迅速平息了。平乱之后，漏网的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其叛乱并出任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的叛乱。这时习仲勋指示，必须正确解决昂拉叛乱，这件事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关系到青海工作全局，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务必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在这场斗争中，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费时两年零七个月。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去劝说，项谦最后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还当着习仲勋的面说过：“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秦川说，这虽是一件具体事，但反映出一个重大问题。那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工作做得好，仲勋是立了大功的。这也可能是他一生工作中的一个亮点。仲勋凭他的胆识和过人的领导魄力，谨慎妥善地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大批少数民族及宗教界上层人士，大有利于稳住西北半壁江山。

我要说的另一件有关西北的事是新疆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押后，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此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乱捕(包括处死)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一些重要人士，以致局面搞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制止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事大为震怒，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进行了严厉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秦川强调向我说明，这是仲勋亲口对他说的。

习仲勋逝世后，我想起新疆事件的处理和仲勋的两句自白，感到颇重要，有必要请秦川留下书面记述。为此我于去年6月8日致信秦川，秦当即于12日复信亲笔记述了上述两件事。

我正庆幸找秦川是找对了，从他那里至少可以再了解一些情况或取得其它线索，却万万没有想到，今年1月底我打电话到秦川家，准备同他商量如何再进一步将谈话进行下去。不想在电话上与我说话的是他的孩子，孩子告诉我，他爸爸已经“走了”。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误以为秦川又出门去了。于是我又追问他出门到哪里去了?孩子终于明白地告诉我：他爸爸在昨天突然发病去世了。我一时为之愕然。在电话上简单问明了情况，就放下了电话。

人固有一“走”，但秦川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出入意料，也是少有的事。继习仲勋之后，秦川亦遽归道山，我们的谈话就此永远中断了。我只能将这两次谈话整理出来提供给读者，作为对这两位值得尊敬的故人的纪念。

我没有完成习夫人齐大姐交给我的任务，在此特一并向齐大姐谢罪!

2003年第11期 悼秦川　作者：李　普

李锐来电话告诉我，秦川走了。老朋友又少了一个！我觉得很难受。

太突然了！不到半个月之前的一次春节团拜会上，我们还在一起谈笑。那天他来晚了，坐在另一桌。我走过去打招呼，说：“首长，你今天迟到了。”他也称我首长，多少年来我们总是这样开玩笑的。这样的亲密，只有一次引起了旁人的好奇。那是1980年冬审判江青的旁听席上，我比秦川后到，照样这么打招呼。王光美坐在我们前一排，都是熟人，她回过头来笑着问道：“怎么你们，到底谁是谁的首长呢？”我说：“当然他是我的首长。”我告诉她，50年代初期，我们同在中宣部宣传处，他是处长，我是副处长。

我们是那时候在中宣部相识的，共事也只是那一段。他为人豪迈粗放，同他共事很愉快。1955年内部肃反，我由于亲属中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被整住了，1957年做结论，说我严重丧失阶级立场，不适合在党委机关工作。那时我的思想“左”得很，对这个结论心悦诚服。这个“斗争”另有专案组管，秦川照旧常常跑到我办公室来，他对专案组的做法并不赞同。原话记不得了，有一次他以嘲笑的口吻说到专案组，说他们高兴得很，认为他们抓到了一个大案，可以立大功了。后来，他拿结论来给我看，征求我的意见。他说：“职务是撤掉了，但是级别不变，特意写了这一句，免得出麻烦。”写上这一句当然是他的主张。

1957年我的结论最后确定，调离中宣部。大约一两年之后，他也调走了，从此天各一方，听说他在1959年那场灾难中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其间我去了南方，多年以后回到北京。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这些老朋友就又经常见面。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常常在一起。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之后，我们这些老家伙见面谈天，谈着谈着便很自然地对自己的过去反思起来。有一回他指着我对在座的人说：“我整过他。”我只记得我曾经大笑，不记得说了什么。想起过去那回事确实很可笑，不仅很可笑，而且更可悲。最初，我对挨整大出意料之外，不过很快就认为，我对我那两个亲属确实没有划清阶级界线，因此我对整我毫无抵触情绪。我每天诚心诚意，加强认识，努力提高阶级觉悟。换句话说，那时我是个百分之百的驯服工具，“左”得可爱。如果把我同他换一换，假定出问题的是秦川不是我，而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一定照样执行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整秦川。总而言之，我逃不掉，他也逃不掉。那许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大家都在劫难逃。“与人斗其乐无穷”。这是大势、是大局。在这种大势或大局之下，谁也无力回天，只要不加码就很好很好了。情况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我那次遭遇中，秦川没有加码、没有落井下石、没有趁机邀功请赏，这就很不错了；他还为我说了好话、在可能的范围内保了我，我就更要称赞他。而且，通过这件事，我觉得在党内生活方面他比我有经验得多，我很佩服。

这些话那天我没有说，在那个谈天的场合我不好说这么许多话，而且也没有今天写下来想得这么清楚。更后悔的是那天我没有问问当时的详细情况，以后也再没有谈起这件事，否则我可以得到更多的体会。在我的一生中，这件事越到后来越显得重要。

今天由于写这篇悼念文章而说到这件事，我觉得还应当顺便讲讲“株连”，我那次是受我亲属中两个冤假错案的株连而获罪的。株连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者对它深恶痛绝，口诛笔伐久矣。但是事实上，真可谓“古已有之，于今为烈。”现在有些做父母的在上面当保护伞，保护儿女为非作歹，这样的事太多太多了，令人发指！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尊重事实，凭事实说话，不要再搞株连了！我很赞赏那个“无罪推定”原则，这里不再多说，免得离题太远。

70年代后期有一天，我在人民大会堂碰到胡绩伟，那时他是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我们谈到秦川，他说想找秦川去当第一副总编。我说太好了，我是佩服他的，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后来事实证明，在改革开放中，从在胡耀邦指导下刊登《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纠正过来》开始，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为陶铸、陆定一、刘少奇恢复名誉的斗争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以后一系列斗争中，秦川一直坚定地站在正确的方面，利用总编辑的职权保护像王若水这样一些挨整的人，因此得到一个“秦大侠”的雅号。而斗争的对手，竟是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一位政治局委员。

1980年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又是上面那一位政治局委员在他起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的公报中说为刘少奇平反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命令人民日报社以此为题写一篇社论。人人都知道刘少奇的冤案是怎样形成的，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所向尽人皆知。胡绩伟、秦川等人根据历史事实力争，妥协的结果是人民日报社凑合了一篇社论，改题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秦川参与的最严重的斗争，是胡绩伟当人民日报社长、秦川当总编辑后来又接替胡绩伟当社长那一段。还是上文中说的那位政治局委员通过整《人民日报》，依次整王若水、胡绩伟、周扬，以最后达到整倒胡耀邦的目的。那场斗争的一个由头是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扬作了一个学术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王若水又曾参与起草。那位政治局委员抓住不放，从他本人觉得“不全面”、“不妥当”开始，到“此文有错误”、“有重大错误”，一步一步加码，闹成了一个中外瞩目的“周扬王若水事件”。老前辈夏衍生前，我和我老伴常去看望他。有一次谈到这件事，他对我们说：“我曾经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本身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有一个大错，这样的大理论问题只能由他×××来讲，怎么能由你讲呢！”夏公这话一针见血。后来这位委员又进一步上纲，指责这个报告是带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而自由化的后台是胡耀邦。在这场斗争中秦川始终站在挨整者这一边同对方作斗争。那场斗争波诡云鹬，惊天动地，是纪实文学最好的题材，足以充分显示那一段时间中国政治的历程。而且其中人物性格的对比十分鲜明，比如胡耀邦胸怀一颗赤子之心，光明磊落，对整他的那位委员毫无防备。秦川与胡绩伟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是两人的性格又很不一样。我希望有人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我没有参加向秦川遗体的告别，我已经许多年不去八宝山，不参加这种仪式了。现在写这篇短文以寄托我的哀思。越回想这些往事，越觉得他可敬可佩。别了，别了，愿我这位可敬可佩的首长和老朋友安息！

2003年第11期 《人民日报》老编辑李克林遗言　作者：蒋涵箴

1999年10月我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去采访李克林。此时的她已85岁高龄，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这种老年病会发展得很快，我要趁她在头脑尚十分清醒的时刻记录下她的思维，也许对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写完此稿，她坚决不让发表，她的理由是李克林不是什么名人、名记者，一生还做过很多错事，不值得发表。但是她用颤抖的手对稿子作了精心的修改，（也许这是她一生中修改的最后一篇稿子，是写她自己的稿子）显然她还是愿意在适当的时候把她的肺腑之言告诉后人。当我完成这篇采访笔记后不久，她就失语了，但是她到临终心中仍然是非分明，只是她不想再说了。2003年8月12日我得知89岁高龄的李老太去世的噩耗，立即从电脑中调出四年前写的这篇稿子，读毕竟是热泪满面。李老太与我的心灵对话在耳际缭绕，她的人格再一次感动了我。我们新闻队伍中应该有更多的像李克林那样“毕生为农民争自由，一心为新闻求真实”的记者。

我和她曾一起探讨当一名记者最首要的条件是什么？她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后说了这一段话：

“是良知，人的良知。良知包括人的理性、良心、本性、品格，如大公无私、疾恶如仇、爱憎分明、助人为乐等等，起码应该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文化知识不高、学历不够，可以去学，而这个良知是人的基本素质。有些人没有多少文化，可人品很好，正直，说真话；有些人学历很高、理论很深，却善于见风使舵，农民已经饿死了，还要说‘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一点人的良知都没有。”

李克林以一生坎坷的经历总结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当一名记者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人是第一位的。那么，李克林又是怎么做人的呢？

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在我国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很少有人不知道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李老太”的。“李老太”是大家对李克林的尊称和爱称。虽然她是一位三八式的老干部，一位级别较高的老领导，可没有人称她“李主任”之类的官衔。在人民日报社不知道“李主任”是谁，只知道“李老太”是谁。

一说起李老太，无论是老领导还是小干部都赞不绝口地说：“李老太善良、正直、心眼好、水平高。”这几年李老太却明显地衰老了。白天家人把她抱在一张旧藤椅里，藤椅周围为她放了许多她爱看的报刊和书籍。借助这些文字她获得了外面世界的信息，从而来判断是是非非。

85岁的李老太，虽然脚不能迈步，手颤抖得难以握笔，唯独她的思维仍是充满着睿智和幽默，记忆力相当好。我在李老太身边听她慢慢地回忆，深感这位老人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李克林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她出生在河南邓县的一个小地主家庭里，自幼丧母，由姥姥扶养长大，跟着舅舅学过一点四书五经，上过一年多小学就插班进了邓县女子中学，年年期考名列前茅。初中也只上了两年。初中毕业考进了开封女子师范。毕业后当过一年小学教师。这点基础知识助她迈进了新闻工作的门坎。在战争年月一直住在老乡家，天资聪颖的她吃着老乡家的饭，从老乡中吸取朴素、富有哲理的思想和语言，所以她写出的文章没有八股腔，思维清晰、说理透彻、语言生动，可读性很强。她1985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今日大寨》是公认的新闻通讯中的一篇范文。

青年时代曾经崇拜过胡乔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青年时代的李克林决心要找共产党，参加抗日。她离开家乡到了陕西渭南赤水镇，找关系去陕北。先是进了陕西三原县的安吴堡的“青训班”，在那儿学习了半月就送往延安。

1938年初，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年轻人，背着行装，排着长队，从安吴堡出发，崎岖的山岗，嘹亮的歌声，千万颗火热的心，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她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幼年时姥姥给她缠过脚，姥姥一死，她就把缠脚布一扔，解放了自己的脚，就这双“解放脚”，在行军中她从没有掉队。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胡乔木，所以她参加革命就在胡乔木领导下工作，对胡乔木这位比自己长几岁，又有学问的大学生十分崇拜。李克林说，还有个姓“孟”的学员对胡崇拜得了不得，干脆把自己的姓改成了“乔”。那时，我们最爱听胡乔木作报告，最爱唱胡乔木写的那首《青年颂》，至今，我还记得歌词。青年时代都有自己的偶像，在革命圣地延安也不例外。我让李老太唱这首歌，她真的动情地唱了，仿佛回到了久远的岁月，我看到她迷雾的眼睛亮了起来，但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她接着说，可是进城后不知为什么胡乔木变了，好像远离真理了，我不像以前那样崇拜他了。

在延安、太行山那段时期是李克林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时，生活很艰苦，1943年根据地闹灾荒，在涉县赤岸村和军区司令部一锅吃饭，军民一起吃糠咽菜，可是她不觉得苦，她从小不爱吃肉，偶尔有碗“羊肉粥”，打回来就去换老乡的小米粥喝。李克林一生就爱吃些野菜、杂粮，吃的、穿的上头一辈子不讲究。我在她家采访的几天，她老嚷着要让阿姨给我包野菜饺子。回忆那段艰苦的日子，她说，那时人们一心向往革命，大家头脑很简单，人与人之间关系单纯，名利淡泊，精神境界高尚。

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是50年代后期

她说：“1957、1958、1959这几年是我记忆中最混乱的岁月。文革十年虽是最黑暗的年代，可我当时不过是一大批“走资派”中的一个，共同的命运似乎分散了个人的痛苦。而那三年，我却有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

“1957年反右派是我们国家逆转的起点。虽没整到我，但我不理解。尤其是后期，划那么多右派，我越觉得不对头。报社划了几十个右派，那些同志都是很好的人。我对那些整人的人敬而远之，内心很反感。

“在党报史上，有人说1958年是‘头脑发热的日子’、是‘疯狂的年代’、‘诗一般浪漫的年代’。我们是在办报，又像是在作诗；是在报道事实，而又远离事实。在农村报道上，标题像诗：《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一篇通讯写河南某队小麦亩产6500斤，麦秆太密了，跑来一只兔子，怎么也钻不进去，被人一把抓住了。甚至有的地方还有解放军围场，当场验收验秤，统计数字。这些报道有村有店，有名有姓，你信还是不信？报纸不断用大辩论、大批判的办法来促进高产，经常批的有‘右倾保守派’、‘秋后算账派’，还有悲观论、条件论等等。58年8月在小麦统计数字公布后，有一篇评论这样写：‘一向称低产的小麦还能以70%以上的速度跃进，高产的玉米、甘薯为什么不能呢？’这就叫‘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右倾帽压出高指标。’”

“1958年，我负责报纸研究工作，对这些天文数字般的产量、荒谬的评论提出过不同的意见，没人听，慢慢地也就习以为常了，报道实际上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1958年秋收时，我到了河北元氏县。火车出了北京，看到京汉沿线红光千里，大炼钢铁，令人兴奋。到了元氏一看，我有些不安了。在农田里修起一个个土圈圈，堆上矿石、煤炭、木材，烧上几天，出来一堆炉渣似的东西，说是钢铁，其实一点用处也没有，还毁了大批农田。夜晚红光遍地，白天人喊马嘶，红薯烂在地里，豆子崩在地里，丰产不丰收。这就是我们歌颂的三面红旗、高产卫星、小土群！元氏之行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我们坐在王府井报社大楼里，为那些满纸荒唐言做标题、唱颂歌时，我们怎知道灾难正悄悄地降临祖国大地。我从元氏带了两块‘烧结铁’回来，让大家看看这就是大炼出来的‘钢铁’！到了1959年反右倾，这就成了攻击大炼钢铁的罪证。”

有人说，当时的报纸不只是“书生办报”、“死人办报”，而是“疯人办报”，一群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就成了“疯人”了呢？

李老太向我娓娓道来。“当时，对高指标许多人是有想法的。亩产几千斤，私下都知道是胡说的。但在1957年反右以后，人们都有一种对‘右’的恐惧症，少数人瞎吹，多数人不吭，党报一宣传，谁还敢说什么。我们的党要造福亿万人民，急于求成，指导思想发生错误就给人民造成灾难。1958年的情况就是这样，党的决策违反客观规律，违反人民的意愿，又不让人民说真话。在延安，我开始学马列，读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觉得我们党已走出了空想，掌握了科学。可没想到，1958年又走进了另一个空想，历史是多么严峻！“

李克林夫妇共同的命运

1959年林韦（李克林的丈夫，当时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克林也受到批判。事情的起由是这对夫妇到农村走了一趟，看到了饿死人的真相，回来后讲了几句真话，遭到了批判。

1959年春天，李克林带着1958年的怀疑，又到了河南，所见所闻，使她忧心如焚。浮夸风太大了，有的县饿死了人。有人说国家拿走的是粮食，是实的，给农民留下的是数字，是空的。有的说，报上胡编乱登，干部瞎吹乱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不知道？林韦1959年春也下去了，到了安徽，看到有的村开始饿死人了。就给吴冷西写了一封信。起先并没有受到批判，因为1959年初二次郑州会议之后，毛泽东提出要纠正农村“三风”，算账退赔，破产还债，实际有纠“左”之意。没想到庐山会议之后，风云突变，一声令下，全国反右倾。吴冷西从庐山下来，在报社讲了一次令人震惊的话。他把报社的干部分成几类之后说：“有的同志与大家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现在要分手了！……”报社的另一位领导悄悄地告诉李克林，这是指的林韦。可林一点都不知道。果然没几天，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批判了林、李和另外两位同志，林韦还戴上了帽子，成了报社唯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林想不通，常常半夜起来自言自语说：“我入党是为追求真理，怎么一句真话也不让说了？我反映安徽饿死人，这是事实，我向党反映真实情况，怎么就是反党呢？”林韦性格直率，说话随便，经常讲些尖锐的话，如“没想到革命几十年出现个饥饿的中国”，“历代皇帝也没这么愚蠢，敢包几亿人的生活！”他的好友把他尖锐的话都端了出来，对他刺激最大，不久就得了冠心病。

李克林家的保姆是安徽人，她的父母和姐姐都是在那个时候饿死的。林韦后来得了脑血栓，保姆对他特别好，一直伺候到他去世。保姆说，老头是为我们安徽农民说实话挨整的，是个大好人。林韦1990年去世后，她现在又伺候李老太，到最后为她送终。

1959年反右倾，她特别不理解的是，明明“左”了，为啥反右？她最感痛苦的是不让讲真话，不准讲道理。说我是向党进攻，是反毛主席，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说我是反映情况，不是进攻；我对毛主席的一些说法有怀疑，但我不反毛主席。顶牛很久，不断挖思想，写检查，写了一大本。有人说我，名为检查，实为进攻。这些检查，现在看来，还挺有意思的。比如：党提出以钢为纲，带动一切，我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就能出铁，我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我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他们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说到浮夸，我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边压的；说到风源，我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尽怪下边。我讲的似乎都有理有据，批的人也无可奈何，只好让我挖阶级根源，最后挖到世界观：“一脑子资产阶级，反映的是富裕中农的情绪，本质上是同路人，灵魂深处是个小资产阶级王国，在革命运动中显出原形，既怀疑党的领导，又否定群众运动。”挖了很久，给自己戴上了几顶大帽子。最后定为严重右倾了事。有一条倒是牢记在心：今后遇到想不通的事，只能多怀疑自己，不能怀疑伟大领袖。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写检查，也就照这个套。一次又一次的运动扼杀人的思想，其害无穷。

1962年，对一批党内的高干来说好像有过一个短暂的欢乐，李克林是其中之一，但很快她发觉自己又是“傻人犯错误”了。

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际，按照中央指示，十三级以上干部办学习班，充分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实行“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从1958年以来，李克林有一肚子话要对党说，不仅是个人委屈，更是对党的事业的忧虑。她主要说了这样一些内容：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可我调查了不让我发言，没调查的却有发言权，都来批我。为什么不让说真话？这几年说真话的挨批判，说假话的升了官。为什么不让说缺点？错误多大就是多大，不能老是一个指头九个指头，一个指头坏了也能烂掉整个手。为什么一说缺点错误就是“抹黑”，黑的就是黑的，不是谁抹上去的。一些人将黑说成白的是投机，将黑说黑，如实反映，是对党忠诚。反映真情说成是对党进攻，这样下去，党将是非莫辨，黑白不分，太危险了。为什么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这是掩盖错误，文过饰非。应该倒过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的地方我看没有天灾，全是人祸，尽是瞎折腾坏的。

李克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班上大多数人的同意，还让她到大组会上去发言。她觉得好像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延安窑洞时代，回到了太行山的农家小院。可是，这一切太短暂了，像是一场梦。不久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学习班上所说的一切又成了新的“罪状”，党和人民又遭受了一次更大的灾难。

李克林与“农业学大寨”

“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在中国新闻史上持续了十年之久，作为人民日报社农村部主任的李克林主持了这一段时间的宣传报道工作。三中全会以后，她又主持了农业上拨乱反正的宣传。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回过头来，她又是怎么看这段新闻史。

“农业学大寨”的宣传，在《人民日报》宣传史上太特殊了。很长一段时间内，从1963年开始宣传大寨，到1981年发表山西省委总结，前后约18年之久。全中国无论山区平川，海河草原，到处学大寨，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篇幅之多，版面之集中，持续时间之长，为党报史所罕见。前期尚属正常，后期，把大寨由经济典型变为政治典型之后，谎言、谬论充斥舆论界，祸害全国。尤其到了“四人帮”插手，几乎三天两头都有大寨或昔阳的文章，农业、生产、文教、卫生，各行各业在大寨都有成套的经验。这已经不是一个农村，而像一个大学校、大研究院，也像是个“宝胡芦”，上头要干什么，大寨就有什么。批资产阶级法权、批唯生产力、批刘少奇和邓小平，最后又批“四人帮”，大寨人都是“我们肺都要气炸了！”、“一眼看清了”、“早就识别了”。这种恶劣的做法在新闻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李克林对“农业学大寨”的看法。

她说，就我个人来说，一开始对学大寨还是积极的。从我当时的水平来看，以为把农民引上大寨之路，建起一批大寨县，农村就可以走向富裕。真理越过一步便是荒谬，荒谬到了极端，反而使人越接近真理，物极必反！当时，我们一边传播谬论，一边也感到迷惘。尤其是把经济工作当作政治运动来搞，“谁不学大寨就是走资派”，“不学大寨就是反大寨”。在大寨批判资本主义到了荒谬的地步，青年穿皮鞋是资产阶级习气，姑娘穿花衣裳是贪图资产阶级享受，老太太卖筐小枣是资本主义倾向。陈永贵有句名言：“思想思想，天天在想，不想社会主义，就想资本主义。”大寨的一套随着“左”的旋风刮遍全国。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寨马上接过新的批判旗帜，揭批“四人帮”的“三反一砍”（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砍大寨红旗）又成为农业学大寨的主题。新闻报道已经沦落成为政治家们手中的面团，随着形势的需要任意捏来捏去。报道是自上而下地往下压，不准你动脑筋，不准你有反对意见。尽管我们后来也有看法，但也没法逆转总的舆论导向，只能跟着犯错误。

对比改革前后的年代，她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历史的大转折。改革中要干的，正是过去批判的。历史在这里来了个大转弯。农村改革的成就，有的同志概括成三句话：党的政策、群众创造、舆论支持。我以为第一句话是决定因素。要说群众创造，人家早就创造了。1956年的“包产到户”（浙江），1957年的“拉马退社”（东北），1962年的单干风，但是一次次地硬把人家给打退了。要说舆论支持，当时哪家舆论敢支持。三中全会以后，突破“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的讨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党所讲的，正是人们所想的，不像过去那样，上级领导同广大人民之间老是扭着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发展农业的决定，对改革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中第三条关于责任制有“可以……也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可以按时记工加评议，也可以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超产奖励。”虽然只是开了个小口子，却是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左”的一套岂肯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听说在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的决定上还要写上学大寨这一套，由于胡耀邦等同志的抵制才没有写上。

三中全会开过后的第一个春天1979年，农民们兴高采烈地划地结组准备春耕，当时不许联产到户，但允许到组。就是到“组”，对长期渴望种田有自主权的农民也是求之不得的呀！就在这个节骨眼上，3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一版头条位置登出读者张浩的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加编者按，要求已划分作业组的“改正错误”，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口气颇不寻常，一时农村大乱。当时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写信给报社总编辑，要制止农村的分队现象。《人民日报》的按语就是根据这封信的内容改编的。其目的就是坚持旧体制，抵制责任制。当时最乱的是安徽，因为那里灾荒最重，包产最早，农民一时不知所措。万里同志分别跑了几个县，打招呼安定人心，说不论实行什么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不能变，集中力量搞春耕。一变影响生产，饿肚子，《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这样才稳定了人心。

李克林亲自经历的这几件事，现在又向我详尽地述说当时的斗争，无非是要让后人了解转折之艰难。即使中央发了红头文件，也还有坐在重要位置上的人另作解释或横加阻拦。三中全会以后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诞生，对“包产到户”从“不许”、“不要”，到“边远山区单门独户”可以实行，再到全面放开，中间经过多少艰难的斗争。其实早在这以前，许多地区饥寒交迫的农民哪能管你“不许”、“不要”，早就悄悄地分田包干，干开了。转折时期，新旧交替，干部怕错，农民怕饿，其矛盾斗争各地普遍存在。

李克林对农民的“负疚”感

暮年，萦绕在李克林心头的也是这一段历史。

她说：“农业学大寨”，这个持续十年之久的宣传，在人民日报社大部分时间都是我主持的。回顾这段历史，我常常有一种“负疚”之感。责任虽不在我们，但却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执行者。农民穷成那样，还要去割人家的“资本主义尾巴”。什么生产门路都卡死了，还要到处堵“资本主义的路”。看到贫困的农村，内心感到痛苦、迷惘，但又说不清楚。那时，曾和一些同志悄悄议论：“难道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这副样子？”“难道我们多少同志牺牲流血就为创造这样的一种局面？”一位老同志曾慨叹：“我们好不容易把农民解放了，为什么又把他们的手脚捆起来？当我们看到农村的贫困，农民的期待目光，内心的不安是难以表述的。可那时谁敢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当我们这一代人年富力强之时，我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不是为民造福而是造孽啊！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剧，有些同志就带着这永远的遗憾和困惑而长眠于地下了。我们的共和国走过辉煌的50年，作为一句口号来说也是可以的，但我作为过来人，心中很明白，其中有20年不能说是辉煌的，从1957年到1977年。那20年给人民造成了多少痛苦和灾难？饿死了多少农民！现在也说不清准确数字。1957年整了多少右派，文化大革命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历史岂容抹杀？我这话也许有人不爱听。

我们在谈话中也涉及到新闻的真实性问题。李克林说这是个大问题，她要好好地想一想。过了两天，她把我叫去，说了下面一段话：

“在我们所处的条件下，任何宣传都不能不服从于或超越于党的方针政策。虽说真实性是党的新闻工作的生命，并不是任何真实的东西都可以秉笔直书，如实反映。特别是当党的政策背离群众意愿和客观实际时更是如此。过去因为反映点真实情况，说几句真话，被批判、戴帽的还少吗？现在情况虽大不相同了，而新闻工作中的报喜报忧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抹黑’、‘丑化’之说仍然使一些同志心有余悸。真实，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明显的事实；另一种是需要分辨的是非也可以说是历史的真实。作为一个正直的、诚实的党的新闻工作者，任何情况下都应当不失其真，敢于说真话，勇于寻求真理。”

在结束采访时，李老太说：“农村开始走上富裕之路时，我们这一代人已是发苍苍、视茫茫，垂垂老矣！将走到人生之旅的终点站了。有几分悲凉，更多是欣慰。中国的农民实在太好了。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他们生活在最底层。解放后，虽是翻了身，却又被‘左’的绳索拴了那么多年。他们好像巨石压抑下的小草，探出头来吸点阳光雨露，为祖国默默地作着贡献。我希望年轻的后来者，理解他们，热爱他们，和他们同乐同悲，多为他们说话，说真话。我坚信说真话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没有想到，这竟成了她留给年青一代最后的遗言。

2003年第11期 人民歌唱家才旦卓玛　作者：康胜利

雄伟辽阔的雪域高原，孕育了一位藏族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歌唱家才旦卓玛。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红旗飘飘》晚会上，她以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拉开了演出的序幕。通过荧屏，海内外观众看到了久违了的才旦卓玛，又一次聆听到她那饱含深情的歌声。从她久经风霜的面庞上，我们似乎可以读到这位曾为农奴之女的歌唱家所经历的坎坷故事。但，谁又能料到，在她的心底，还深埋着刚刚失去爱女的巨痛……她的坚强性格和人格魅力，是绝非一般女同志所能比拟的。

一

1956年，在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接见了西藏青年参观团全体团员。一个年轻的藏族姑娘握着领袖的大手，心潮翻滚，热泪盈眶。此前，出身于农奴家庭的才旦卓玛做梦也不敢想，能有眼前的情景。

1937年，她生在西藏重镇日喀则，上有3个姐姐。父母长年为农奴主种地，终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在农奴主的残酷压榨下，流光溢彩的扎什伦布寺金顶与低矮破旧的农奴民居形成刺目的反差。在那种社会里，农奴和他们的子女毫无人格尊严可言，更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

希望的曙光，终于在才旦卓玛14岁那年照到了雪山上。1951年，解放军部队进驻西藏，日喀则也实现和平解放。部队刚到达时，才旦卓玛和广大藏胞一样，由于听信过歪曲的宣传，对解放军很恐惧。但她亲眼看到解放军对人民好，宁可饿着不抢不吃人民的东西，宁可冻着也不占百姓的房子，才感到他们和旧藏兵根本不一样，真正是给自己带来吉祥的“菩萨兵”。

原来才旦卓玛和家人一直相信，农奴主家财万贯是人家的事，农奴的穷困是生来注定的。如今解放军宣传富人剥削穷人的道理，她才明白了其中的本质。家乡成立了妇联，才旦卓玛积极参加了活动。从前过节，大人们去看藏戏，她就喜欢跟着去听。她爱唱歌，穷人家的孩子没有什么娱乐，三四个小伙伴就在山坡上互相对唱。优美的嗓音在妇联的宣传工作中得到了施展，这一带的父老乡亲们都愿听才旦卓玛的歌声。这期间，她加入了共青团。

在这次来北京之前，家里不同意。一是家里缺少劳动力，二是从未出过远门的父母认为那是个遥远的地方，害怕心爱的女儿像远飞的鸟儿不能回还。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父母终于同意了。此刻在领袖们面前，才旦卓玛不由得为自己的执著而庆幸。前几年，她就知道北京有毛泽东、朱德，不出来怎么能见得到。

来首都之前，政府给西藏青年参观团每人制作了一套新装。穿着它，才旦卓玛还到了东北、上海、南京等地。过去农奴的地位低，女农奴的地位更是等而下之。今天才旦卓玛扬眉吐气，真正感到了翻身解放。她回到家乡日喀则时，父母看见变得又白又胖的女儿翩然归来，从此打心眼儿里感谢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

不久，才旦卓玛参加了日喀则文工团，做一名歌唱演员。日喀则文工团，是在人民解放军第18军文工队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她的家离18军文工队很近，每当那里传出悠扬的歌声，她都羡慕得要命，经常到那里去看人家的排练，多么想自己有机会成为其中的一员啊。当这个愿望终于实现的时候，她决心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为人民歌唱的事业。

这期间，才旦卓玛在同事的介绍下，结识了从18军转到地方社会部搞公安工作的南加多吉，相似的人生遭遇、共同的理想使他们年轻的心灵产生共鸣。南加多吉比才旦卓玛大6岁，是个英俊的小伙儿。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俩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可爱情的火焰却越烧越旺。经过一年多的恋爱，才旦卓玛与南加多吉于1957年年底结了婚。第二年，俩人一起被选派到陕西省咸阳，进入设在那里的“西藏公学”学习。

送到西藏公学学习的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在这里要先学习藏文拼音、汉语拼音等文化课，再分别进入器乐班和声乐班。按特长，才旦卓玛在声乐班学习声乐。在这里，才旦卓玛初步摆脱了“文盲”状态。通过学知识、学政策，攀登文化高峰，她看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

为了培养西藏音乐人才，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了民族班。1958年的一天，学院来咸阳西藏公学招生。根据学校的介绍，招生老师找到才旦卓玛等几名学生。才旦卓玛按照老师的要求，唱了几支歌，他们觉得不错，但也没决定下来。才旦卓玛知道，自己除了歌唱，基本理论不行，文化水平也不够，按入学标准来衡量肯定不成。但学院这个班是专门为少数民族开的，所以她仍抱有很大希望。大约一个月过后，公学老师通知，才旦卓玛和3名学器乐、作曲的同学被录取了。她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南加多吉和公学师生，来到上海音乐学院。

二

从黄土高原到黄浦江畔，不但语言不通，在气候、水土、饮食等方面，才旦卓玛都感到有些不适应。学校根据藏族学生的习惯情况，分别给予了照顾。她的主课老师王品素教授十分喜爱这个朴实的藏族姑娘。按常规学习科学的发声方法，她就得改变才旦卓玛原有的发声方法。可王教授仔细研究了才旦卓玛的嗓音之后，决定不做重新安排，而是在现有基础上学习提高。实践证明，若按常规，那结果就将是另一个样子。直到今天，才旦卓玛还感慨地说：“若不是当年王教授的因人施教，我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在学校，王品素教授不仅教她声乐，还在各方面关心爱护她，给她讲道理，教她怎样做人。王教授曾语重心长地对她说：“在西藏，文艺是不可缺少的。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回西藏为家乡服务。”在王教授身上，才旦卓玛体会到了民族大家庭的温暖。

1959年3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叛乱。平息后，藏族同学的演出活动多了起来。本来学制定的是3年，结果因出访任务重，断断续续完不成学业。1963年国家要筹备庆祝国庆15周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时才旦卓玛正在上海参加“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高歌猛进”大型歌舞演出。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访问缅甸后到上海，看了演出，对才旦卓玛的演唱很欣赏。周总理说，《东方红》中的天安门广场最好要有各民族的演员，在各地的一定要调回来。于是，被选中的才旦卓玛马上进京。

在北京期间，才旦卓玛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排练。1964年国庆前夕，《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上演。才旦卓玛以一个翻身农奴儿女的深情和高亢优美的歌声，打动了全国人民的心。演出结束时，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中央其他党政领导同志接见了主要演员。陈毅副总理称赞才旦卓玛“唱得不错”，接着问道：“你这几年回去过没有？”才旦卓玛回答说还没有。陈副总理说：“要回去看看，否则民族风情就没有了。”周总理也亲切地说：“毕业后先回去。现在更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你们可以宣传西藏发生的变化。”面对如此温暖的鼓励和教诲，离家数年的才旦卓玛心底涌动出思乡的情思。

其实在《东方红》排练时，学校就通知才旦卓玛准备毕业了。演出结束后，有不少各地的优秀演员留在了北京文艺团体工作。当时东方歌舞团恰好缺一名藏族演员，特意提出要才旦卓玛留下。北京，当然是让人神往的地方，才旦卓玛也有过美丽的幢憬。可转念又一想，自己是藏族，家乡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回到西藏去为父老乡亲服务才更适合自己。周总理、陈副总理不也正是这样希望的吗？想到此，才旦卓玛谢绝了东方歌舞团领导的好意，坚定地表示：我不留下，我要回西藏！

神圣美丽的雪域高原，那里有她的事业，那里有她的父母和爱人南加多吉。早在六年前才旦卓玛离开咸阳公学后，南加多吉也回到了日喀则。在西藏民主改革运动中，他为工作队担任藏语翻译。在长达数年的时日里，南加多吉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天各一方的爱妻。无法相见，恩爱夫妻只能以鸿雁传书。

三

回到拉萨，才旦卓玛进入1958年成立的西藏歌舞团。在这片盛产歌与舞的圣土上，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除了发扬光大历史悠久的藏族民歌，她还把内地汉民族文化介绍给西藏人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才旦卓玛把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带到雪域高原。关于这首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1963年初的一个早晨，才旦卓玛在上海音乐学院的广播中听到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一字字，一句句，分明是唱出了这个农奴女儿的心声。回想自己所经历的苦难和幸福，才旦卓玛不禁潸然泪下。一股歌唱的激情，在她的胸中不可抑制地迸发着。她找到王品素教授，要求要唱这支歌。王教授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会丢掉自己的风格，便说：“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行么？不要丢了风格。”才旦卓玛急得快要落泪：“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我一定要唱！”看才旦卓玛如此执著，王教授答应了，并请这首歌的曲作者践耳同志来校时听听。听了才旦卓玛的演唱，践耳同志表示赞赏，说“唱得还不错”。于是，她以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参加了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节”，这支歌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1966年，才旦卓玛和南加多吉有了女儿尼玛卓玛。夫妻俩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可为了不影响演出，才旦卓玛不能给予她更多的母爱，只能请一个阿姨来照顾。也正是这一年，“文革”的邪风波及到这片圣洁的高原。内地杀来的串联造反的“红卫兵”，和当地造反派一起，把拉萨搅得昏天黑地。领导同志纷纷被扣上“走资派”帽子，进行批斗。才旦卓玛不是领导，只是一名演员，却也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是“三名三高”，是“周扬资产阶级文艺黑线下来的黑线人物”。才旦卓玛对这场运动不理解，感到困惑。她想：毛主席、周总理和我的父母、老师，都是叫我做好人做好事，我也是这样做的，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黑线人物”了呢？毕竟她出身好，根红苗正，造反派没有批斗她，冲击了一下也就不了了之了。

文革末期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1974年，才旦卓玛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

四

同一年，她的儿子出生了，取名“尼玛次仁”。在藏语中，星期天就叫“尼玛”。说来也巧，她的一双儿女的生日都恰逢星期天。孩子才4个月时，需要她出去演出，她就把孩子交给爱人，克服困难也不影响工作。自1975年自治区成立文联，才旦卓玛先后任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主席。后来，她又连续数届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文联副主席。从第四届到今天的第七届，她一直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多年来，不管是当普通演员还是做自治区领导，她都坚持参加演出。前两年，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拍摄时，要以《唱支山歌给党听》达到高潮来结尾。尽管才旦卓玛政务家事缠身，但她还是不辞辛苦，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一丝不苟地为影片配音。

如果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站着一位贤惠的女人，那么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必定也站着一位真诚的男人。回想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才旦卓玛充满深情地说：“要想搞好事业，没有家庭的支持是很困难的。几十年来，他对我的事业支持很大，可以说我的成绩有一半是他的。孩子小时我经常要到外地去演出，他把孩子的衣服冬天的夏天的都搞得好好的。那些年我们藏族普遍的是男子汉思想严重，一般不做家务事，他却非常细致。我想这跟他多年在部队有关系，与地方就是不一样。由于我常年在外，两个小孩对父亲的感情比我深。每次我出差时，孩子都无所谓，还说‘好哇，走吧’！父亲出差时他们则不高兴。所以我对南加多吉说，你是又当爹又当妈呀！过去和现在，很多演员的婚姻都发生了变化，而我们的夫妻关系一直相亲相爱。”在才旦卓玛讲到这里时，眼神中流露出幸福的光芒。

由于南加多吉是青海藏族，祖祖辈辈生活在海拔较低的地区，所以尽管入藏已经几十年，还是不太习惯高海拔地区的环境。多年的奔波劳碌，使他身患高原性多血症。很早以前南加多吉就有过不舒服的感觉，因工作忙又年轻，不去检查，也没有“病”的概念。这种病因长期缺氧所致，红血球不正常，血液循环不畅，指甲呈紫色，并发高血压、心脏病。南加多吉夏天还可以，冬天就非常难熬。前些年从文物局退休后，就已发病好几次。毕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对此，才旦卓玛很担心，不无忧虑地说：“他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我要好好关心他，想办法给他治好病。”为了防止爱人犯病，近年来才旦卓玛和儿女们每逢入冬之前，都把他安置到成都去过。也怪，南加多吉好几次上飞机前还要人搀扶，下飞机时就能自己行走。

尽管一再防范，病魔却仍在窥伺着南加多吉。1998年的一天，他发病导致血管破裂，昏迷了整整三天。才旦卓玛和一双儿女都急坏了。她在病床前整整陪护了三天，白衣天使的妙手与才旦卓玛的爱心，终于使南加多吉转危为安。去年，才旦卓玛到广州一家音像公司录制节目。出发前南加多吉的身体感觉就不太好，才旦卓玛犹豫着去与否，无奈那边都已定好，不便再推。她为爱人祈祷着，想速去速回。在广州录音棚里的第三天，才旦卓玛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接到爱人住院的电话，她心内如同滚油煎熬，恨不能一步跨回家去。再一想，工作还没完，一旦中途停下损失可就大了，怎么办?才旦卓玛在电话中叮嘱儿女要千方百计照顾父亲，又对自治区政协的帮助表示感谢。身在广州，她的心已经飞回到爱人身边。最后，她强忍心中的焦急和不安，坚持把余下的录音做完。完成后，她立即往回飞，一下飞机就径直赶往医院。此时，南加多吉的病情已趋于稳定。赶到爱人面前，才旦卓玛握住南加多吉的手，含着眼泪久久说不出话来。何为恩爱夫妻，恐怕只有此时此刻的心情才能给予诠释。

本来，才旦卓玛、南加多吉一家慈孝和睦，其乐融融。儿子在银行系统上班，工作上进。女儿在博物馆工作，与一位汉族小伙子结了婚。老两口膝下已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外孙女。这一切，都曾让才旦卓玛感到无比的欣慰。去年夏天，我们石油文艺采风团在拉萨，受到了才旦主席的热情的款待。在她的脸上，仿佛永远荡漾着和善的微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离开拉萨不久，她心爱的女儿就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突然痛失爱女，母亲的痛苦可想而知。

灾难没有压倒才旦卓玛，她擦去泪水，又坚强地站立起来。失去女儿不久，她就参加了在我党的诞生地———嘉兴南湖的纪念演出，后又来到首都，投入到《红旗颂》排练之中。一曲《唱支山歌给党听》，数十年来她不知唱过多少遍，可她说每唱一次，都很激动，都有新的感受。不久前，在北京鼓楼西侧西藏驻京办事处一座幽静的小院里，面对作者采访，这位受到藏族和各民族同胞爱戴的人民歌唱家又一次轻声唱起了这支歌。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才旦卓玛仿佛不是在唱，而是在动情地缓缓诉说。几缕盛夏的阳光，透过通红通红的石榴花，洒在她的脸上。我看到，才旦卓玛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2003年第11期 电影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闵　杰

电影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文娱活动，一百多年前它最初传入中国时的情况，则很少有人知道，即便是一些有关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不很透彻，有的沿袭成说，以讹传讹。因此，把中国早期电影历史说一说还是有必要的。

电影的输入

电影发明于19世纪晚期。1889年美国著名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首先研制成可以放映活动影片的电影机。以后经过其他科学家的改进，1895年电影正式问世。当年4月在纽约、10月在柏林先后试演电影。12月28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放映了《墙》、《婴孩喝奶》等世界上最早的几部活动影片，这一天遂被公认为电影发明阶段的结束和放映时代的开始。卢米埃尔兄弟是电影创立阶段的重要人物。今天，在他们的故乡法国里昂，设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纪念他们。博物馆叫InstituteLumiere，坐落在一条名为RueduLerFilm（电影路）的街上，博物馆旁边的地铁站，也以卢米埃尔命名。这一切，使当地充满了电影发源地的气氛。

1896年初，卢米埃尔雇了20多个助手，到世界各地去放映他制作的影片，亚洲的日本、中国、印度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出于职业习惯，他们每到一地，都要以当地的风土人情为背景，拍摄照片留作纪念。在里昂的博物馆里，至今还留着一张卢米埃尔身着清朝官袍的照片，是他们中的一位在中国放映电影时拍的。卢米埃尔在上海第一次放映电影的时间是1896年8月11日，这一天是中国有电影之始。不过，此时人们还没有给这种外洋的新玩艺儿正式取名，只能称它为“西洋影戏”。“电影”这个名词的出现是后来的事情。

1897年，电影在上海已经家喻户晓，人们对这种新事物表现出极高的热情。这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到达上海，在天华茶园放映“机器电光影戏”，最初的打算是从7月26日起“连演五夜”，后因观众如潮，不得不“接演七天”，仍应接不暇，于是再“连演七天”，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加演，直到8月27日，雍松带来的这批影片整整演了一个月。

当时的电影什么样？以下是一则清朝人的观后感，详细记载了它的内容与形式：

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昨夕雨后新凉，偕友人往奇园观焉。座客既集，停灯开演：旋见现一影，两西女作跳舞状，黄发蓬蓬，憨态可掬。又一影，两西人作角抵戏。又一影，为俄国两公主双双对舞，旁有一人奏乐应之。又一影，一女子在盆中洗浴……。又一影，一人灭烛就寝，为地瘪虫所扰，掀被而起捉得之，置于虎子中，状态令人发笑。又一影，一人变弄戏法，以巨毯盖一女子，乃揭毯而女子不见，再一盖之，而女子仍在其中矣！种种诡异，不可名状。最奇且多者，莫如赛走自行车：一人自东而来，一人自西而来，迎头一碰，一人先跌于地，一人急往扶之，亦与俱跌。霎时无数自行车麇集，彼此相撞，一一皆跌，观者皆拍掌狂笑。忽跌者皆起，各乘其车而沓。又一为火轮车，电卷风驰，满屋震眩，如是数转，车轮乍停，车上坐客蜂拥而下，左右东西，分头各散，男女纷错，老少异状，不下数千百人，观者方目给不暇，一瞬而灭。又一为法国演武，其校场之辽阔、兵将之众多，队伍之齐整、军容之严肃，令人凛凛生威。又一为美国之马路，电灯高烛，马车来往如游龙，道旁行人纷纷如织，观者至此几疑身入其中，无不眉为之飞，色为之舞。忽灯光一明，万象俱灭。其他尚多，不能悉记，洵奇观也！

这段记载，生动说明了当时的电影，只是一些活动着的人物和风景，没有故事情节。这些早期的影片，在今天法国里昂的博物馆里还可以看到，那里有一间专门的放映厅，周而复始地放映着一百年前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电影。片子一：一个花匠在浇水，顽童在他身后踩住了橡胶水管，水出不来了，花匠发现了，追打顽童。片子二：一艘轮船靠岸了，乘客纷纷从船上下来，一个人路过摄影机前，与摄影师打了个招呼。还有其它诸如此类的短片。此时电影刚刚问世，人们对于能在银幕上看到活动着的人物已经很满足了。

清朝人极少踏出国门，但借助于书刊等媒介，对于西方并不陌生，电影将外国的生活、异邦的景物活生生地再现于银幕，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新奇的世界之窗。天津的《大公报》发表评论文章说：看电影的好处：“第一是开眼界，可以当作游历，看看欧美各国的风土人情，即如那名山胜水、出奇的工程、著名的古迹、冷带热带、各种景致、各种情形，至于那开矿的、耕田的、作工的、卖艺的、赛马的、斗力的，种种事情，真如同身历其境，亲眼得见一样。”“电影这一样玩艺儿，实在是欧美各文明国学问美术进化的一种大表记。不但能发显出各种景致，比如天然的那山水树木，人工的那楼台殿阁，并且能演出古今各种的历史，直把那天下古今奇奇怪怪的事，都缩在眼前……美哉!乐哉！二十世纪的人，竟能享这个眼福，真是古人梦想不到的事呀。”

电影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令人着迷的娱乐方式。1906年，即电影传入十年后，电影广告已经充满南北报刊，广告一般都详细介绍播放影片的内容与特点：“凡各国山川、人物、草木、鸟兽、胜景、奇事、战争、玩耍，无不完备，且活动如生。”“看看看，真极!看看看，奇极!看看看，活极!”真、奇、活三个字，充分表明中国人对电影特点的感受。

电影的传播

电影首先在上海站住了脚，接着向中国的其他地区传播。清末各地上映电影的时间差别很大，电影是靠外国电影商放映的，一个城市和地区，是否已经对外开放允许外国人进入，与电影的出现关系密切。

沿海地区的通商口岸城市的市民最早看到电影，其次是长江沿岸城市。例如，江西的九江是1898年有电影的。当年，“九江城内，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假化善堂开演，每人戏资百文，先行买票，至晚凭票入内观剧。所演各戏，系用电光照出，无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加以留声机器所唱各戏，亦皆音韵调和，娓娓可听。观者咸称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不鼓掌称奇。”这篇报道除了告诉我们，1898年以前九江市民对电影闻所未闻外，还告诉我们，当时是无声电影，为了增加剧场气氛，放电影时用留声机播放音乐作为伴音。当然，播放的音乐可能与影片内容毫不相干，但总比整个剧场鸦雀无声要好得多。

到20世纪初，各地的省城和一些边疆地区，也已经有了电影。1905年7月12日，济南开始上映电影。当夜，“往观者人山人海，率皆喝彩。”1906年希腊人在吉林双城堡、奥国人在吉林省城放映电影。1909年，西南边陲的广西龙州、南宁、贵县、郁林、梧州等一批城市相继上映电影。

外国人来华放映电影是出于商业利益。清末中国人自己也放映电影，是为了让同胞见识这种外国新事物，并通过电影故事激发爱国心。华人最早放映电影有两人，一为华商林祝三，1903年他由国外带回电影放映机及影片，在北京前门天乐茶园放映。一为留日学生张子余，1903年9月，他在武昌等地放映各国爱国题材影片及科教片，以激扬民气、启迪民智。

清末普通百姓爱看电影，督抚大臣、王公贵戚也不例外。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日本人拍摄的有关“日俄战争活动影戏”，并且让湖北省政府各级官员和学堂学生观看。

1906年，出洋考察政治大臣端方带回一批外国影片，兴致勃勃地在京师北洋公所放映，邀请王公大臣观看，准备看后进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不料，在放映的过程中电机爆炸，这是20世纪初中国电影界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些著述将此事误作1905年。准确的时间应是1906年7月19日）。由于此次事件的影响，人们一度对电影畏之如虎，以至在放映新片前，电影商在广告中都要对电影的安全性做出声明。晚清电影广告和电影业中比比皆是的“平安电影”、“平安电光影戏”、“平安电影公司”等字眼，都是由于这一事件的影响。

“电影”专有名词的产生

我们今天使用频率极高的“电影”这个名词是清末时期天津《大公报》创造的。

1905年6月16日，天津《大公报》首次使用“电影”这一名词，以取代过去的“电光影戏”、“电光活动影戏”等名称，词简意明，为社会所承认，遂约定俗成，沿用至今。

清末是中国创造现代汉语新名词的高峰时期。这时，大量的新鲜词汇，特别是对一些从西方传入的新事物的命名，往往是从日文的现成词语中借用过来，如电话、电报、电车、图书馆、体育、体操等。而电影则是个例外。日本称电影为“映画”，中国最初则称为“电光影戏”(偶称“西洋影戏”)。究其原因，大约是缘于中国自古就有皮影戏等传统民间演艺形式，故1875年幻灯机传入，即以“影戏”一词指称幻灯。1896年电影输入，以其使用电力映出形象，故称“电光影戏”，又因银幕形象栩栩如生，又有“电光活动影戏”之称，且后一名称的使用更为普遍，因为它突出了电影与幻灯片的区别。20世纪初，电影在都市中已经普及，报刊上的电影广告日益增多，原有名词显得冗长，遂由简练的“电影”一词取而代之。

“电影”名词的问世，系《大公报》将“电光活动影戏”一词压缩而成。1905年6月16日，该报在刊登英商快利洋行的一则出售电影放映机和成套影片的广告时，以《活动电光影戏出售》为标题，撰写了如下广告词：“兹由外洋运到新式电影机器一副，并影片六十余套，其景致异常可观，兼有游戏影片甚多，见者莫不捧腹，而价廉物美，堪称独步。倘蒙赐顾，驾临敝行面议可也。”标题仍用读者熟知的“活动电光影戏”一词，而广告正文中则将其压缩为“电影”，阅报人自不难理解“电影”一词所指何物(附带说一句，此时“影片”一词亦已出现)。此后《大公报》便不断在广告词中使用“电影”一词。如1906年2月4日广告中称：“目今正值新年，诸公暇余，正可随意消遣。本公司现由外洋运到新式活动电影，兼各国音乐相随。”1906年2月5日，《大公报》直接将“电影”一词用作标题。此日，其以《试演电影》为标题，报道了“参谋处于初十晚演试秋操电影”的消息。此后，“电影”一词便在《大公报》上连篇累牍出现，仅以此词作消息或广告标题的就有《特演电影》(1906年3月17日)、《奇巧电影》(1906年11月16日)、《奇巧电影与众不同》(1906年11月20日)、《试演电影》(1907年8月28日)、《同仁善会戏法、电影开演广告》(1907年8月31日)、《新开平安电影公司》(1910年1月1日)等。

《大公报》是清代北方地区最重要的报纸，由于它的影响，“电影”一词开始在京津地区流行起来。如1907年8月29日北京的《正宗爱国报》(第276期)，以《禀设电影》为题，报道某人拟“在东安市场开演电影”的消息，以后该报也多次使用“电影”一词。官方也同样使用“电影”一词。1907年4月5日，御史俾寿奏称：“近日各戏园夜间添演电影，男女均准入坐，而电影又非将灯光全行收暗，不能开演，流弊尤不可问。”1909年，天津巡警局发布有关国丧(指光绪、慈禧死)期间市民春节娱乐活动的规定中称：“凡市场摆摊话匣及茶园所演电影，一律准演。”

简练的“电影”一词被创造，是电影放映活动日益频繁、报刊不愿再使用冗长名词的一种必然需要，反映出电影在中国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电影院的出现

至今为止，各种著述都将上海虹口大戏院称为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其实不然。

1906年12月8日，天津法租界的权仙茶园连续上演美国电影，不久该茶园就改名为“权仙电戏园”(偶称“权仙电影园”)，此后直至清亡，该园一直以上演电影为主。这是笔者目前所知的中国第一家专业电影院，比人们习知的上海虹口大戏院（1908年上映电影）早两年。

一个城市中电影院的出现，表明电影在该地已相当普及，需要一个专演电影的场所满足观众的需要。

电影初进中国时，一如它在欧美初创时一样，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外国最初是在音乐堂、大咖啡馆内演电影，上海是在徐园、张园、天华茶园，北京在西单文明茶园，天津在玉顺茶园等公共娱乐场所上演电影。1905年，电影已成为大城市中重要的娱乐形式，放映商携影片至各地巡回演出，常为寻找放映场所颇费周折。在中国，放映电影最理想的场所是戏园和茶园(两者均以演戏为主，只是名称不同而已)。1906年12月8日，美国电影放映商在北京放映电影两个月后，至天津演出，租下权仙茶园，准备在此地放映一段时间，此为权仙茶园由戏院转变为电影院的契机。一个月后，1907年1月8日，权仙茶园改名“权仙电戏园”，“每天早晚开演真正头等电戏”。

为适应电影的需要，权仙茶园被重新改造：“园中上下，修饰华美，炉烘温暖，电光灿烂，非别园可比。”当时天津刚刚通电车（1906年，天津是中国最早通电车的城市），为便于夜场观众回家，权仙电戏园“特向电车公司定下电车数辆，每夜散戏，候于园左，以送抵城之客，所费六铜子而已”。其设施之先进，服务之别具匠心，均非中国旧式戏园可比。几个月后，权仙电戏园已名气大震，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娱乐场所，配备了先进的电灯和电扇，电车接送。报界称：“法界权仙戏园自改演电影以来，座位雅洁，电灯、电扇极为爽便，与众戏园不同。”

作为一座新兴电影院，权仙电戏园每三天更换一批新影片，所演的片子在国内是最先进的。1906年，英国的查尔斯欧本及史密斯刚开始拍摄和上演彩色电影，1907年5月，权仙电戏园的新片预告中已有“带彩之片”。1908年5月，其影片广告中再次出现“彩片”字样。1911年，权仙电戏园的新片广告中再次提到彩色片，称：“本园主人不惜重资，持由欧美各国运到新出五彩活动电影，所演各处风土人情、山水树木以及飞车飞船等片，惟妙惟肖。”以此可推测，1907年，当彩色电影在外国刚刚发明不久，即已传入中国。

权仙电戏园除较早放映彩色影片外，外国凡有电影新片，权仙无不立即引进。西方将《圣经》搬上银幕不久，权仙电戏园就“不惜重资，[从]外洋运到天主耶稣全部。从天主降生起，值[直]至升天为圣为止。内中情节，悲欢离合，别有可观”。该片原预定于1907年10月3、4日上映两天，后于10月17、18日又加映两场。权仙自称：“本园所演之电影……慢说中国人有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奇妙……就以外国人而论，亦结队来观，车马不绝于道。”观其影片内容，此语绝非虚言。

权仙电戏园于1908年被灾，致使天津“半年多没有电影”。1909年初，天津南市开设富贵电戏园，法租界开设聚乐园，以补其缺。权仙有“甲于京津”的美誉，故1909年4月，某洋商与华商合资，在废墟上重建。重建后称“新权仙”，“虽规模缩小，而雅洁整齐，颇适座客，电影亦层出不穷”。直到清朝覆亡的1911年，权仙电戏园的电影业务仍长盛不衰。

清末时期中外交流频繁，西方各种新科技很快就会传入中国，电影就是在发明的第二年传入的，并且立即拥有广阔的市场。清末时期电影专有名词和电影院的出现，外国新片的不断涌入，说明当时中国电影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了。

2003年第11期 邵逸夫的财富观　作者：王泰栋

邵逸夫先生是香港影视业巨子，又是一个大慈善家，到2002年不完全统计，在祖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共捐赠了3800多个项目，累计共达26.2亿元人民币，如果把在新加坡、香港、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方捐赠款算在内，累计共达30亿港元以上。因此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2899号行星，隆重命名为邵逸夫星。太空之中从古到今，运行不息的行星，以著名科学家等命名的是有的，以一个企业家、慈善家命名的却是首次和罕见的。

邵逸夫捐赠巨款最早在20世纪的中叶，而随着他财富积累越来越多，高峰是在20世纪末，差不多每年都要以l亿多元巨款捐赠给社会。探讨邵氏的财富观的形成，得首先要从他积累财富的基本途径来探讨。

靠勤奋和智慧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诺贝尔生活在19世纪的瑞典，邵逸夫在20世纪中后期在香港获得成功，他们所处的都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特别是20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一大批企业家脱颖而出，中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阶段，当然不乏有靠勤劳和智慧而致富的富翁，但是也有不少靠权力、靠批条(计划价和市场价两种物价差价)、靠贷款、靠土地批租、靠企业转制中以掠夺方式暴富的人。这些暴发户是靠权力掠夺，积聚财富，穷奢极欲，他们有时也会做些表面文章，在救灾、希望工程等方面拿出一点点钱，但是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涂金，为了更大的掠夺。邵逸夫则不同，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跟着哥哥从事影视业，一直到30年代开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创业，50年代到香港创建亚洲电影王国，主要是依靠勤奋和智慧，一步一步做起，一点一滴积累。

邵逸夫从青年时代起就在马来亚的森林中，冒着酷暑，挥汗如雨与巨蟒猛兽搏斗，搞流动放映车，到拥有大批放映影片的场地，最多时达200多家影院。他要懂得和会操作电影各方面的业务，从编、导、摄、录、美、洗、剪、管理、制片无所不及，无所不学。他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人，一年要看六七百部片子，最多时一天要看九部电影。他要从看片中，揣摩观众的心理取向，比较各种影片的优劣，分析世界电影市场动向，吸取别人的精华和教训。他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拍摄电影最多的制片人，总计在1000部以上。

对于电影，从编、导、摄、美、制片等各个环节，从发现和选择导演和明星，他可以说非常内行，特别是对电影的娱乐性和思想性的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这个较难解决的问题，他有创见，在中国影史上他拍了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第一部功夫片李小龙的《天下第一拳》，第一部民间音乐黄梅调《梁祝》，第一部历史故事片《貂蝉》，他拍的电影有46部片子在亚洲影展上获奖。他用了七年时间，在1964年年底，在香港清水湾建成了亚洲的最大的一座影城。20世纪80年代，邵氏从电影转向电视，转向物业、地产、金融业，1994年邵氏年报显示，仅物业租金收入达2.3亿港元，而电影放映收入仅2924万港元，邵逸夫成为进入香港十大富豪的行列。

邵逸夫完全是靠自己奋斗出来的。他没有什么权力可以依靠，不可能一夜之间拿到什么批条，发几百万元的横财；也不可能从银行借到几千万元钱无需归还甚至转手高息借出；更不可能把几百几千个工人几十年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转制”到自己名下，他也不能在土地批租上发几千万几亿元横财，成为暴发户。他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社会，他完全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顽强，战胜了一次又一次时代突变所带来的经济萧条，当然，他也有过失误，与别人也有过竞争，但是他毕竟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积聚了巨额财富。最终的问题是对待财富持何种态度，是像夏洛克或严监生一样做守财奴和吝啬鬼呢？还是当一个博爱于人类的慈善家，这是每一个富翁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散财积德到永恒博爱———邵逸夫先生的崭新的财富观

l、邵逸夫开始只是觉得：“赚钱难，把钱用在适当地方更难。”

早在1958年，邵逸夫在新加坡就成立了邵氏基金会，每年向南洋各地捐赠巨款。1973年他又在香港成立了邵氏基金会，热心公益，对慈善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众所周知，香港“销金窟”，一掷万金于豪赌跑马者有之，纸醉金迷于灯红酒绿者有之，就连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一些暴发户，有的所谓大款，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的新的王崇、石恺斗富闹剧。而邵逸夫的信条是“丈夫贵且济，岂独善一身”，他说出了“我的财富是取之于民、应用之于民”的豪言。

1973年，他捐给香港苏浙公学新型图书馆50万元，接着又为该校扩建校舍捐赠100万港元。

1974年英国女皇伊莉沙白二世特授于邵逸夫“皇家C.B.E勋衔”。

1977年捐赠给“香港艺术中心”600万港元。同年英国女皇又册封邵逸夫为爵士勋衔。当邵逸夫从英国伦敦返回香港启德机场时，他走下机舱，对欢迎的人群说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人说赚钱难，但有了钱怎样去用，把钱用在最适当的地方，那才是更难的事!”

2、开始是散财积德———后来向教育事业倾斜。

邵逸夫开始醉心于慈善事业的指导思想是散财积德，中国的传统做好事思想。

1985年，他捐赠l000万港元为祖国敦煌莫高窟壁画安装玻璃屏风，保护祖国文物；1987年4月，邵逸夫阔别故乡40年后回到宁波老家，决定在老家附近的宁波师院内兴建一座邵逸夫图书馆，捐款500万港元，在1990年10月落成；1989年邵逸夫再次向宁波师院捐赠200万港元，加上当地政府配套的140万元人民币，又建造了一幢“邵逸夫教学楼”；邵逸夫还在1989年设立“逸夫书院奖学金”(1991年改名为“方逸华奖学金”)，奖金额每年3万港元；邵逸夫给宁波师院第三个捐赠项目为“逸夫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捐赠金额为800万港元，当地政府配套500万元人民币；1990年，邵逸夫又捐赠7000万港元、400万美元，在杭州建立“邵逸夫医院”，所有医疗设备都从美国进口；同年他向英国牛津大学捐赠1630万美元帮助建立一个中国研究所。

中国政府对邵逸夫先生的一系列捐款，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1990年5月，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将发现的一颗2899号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

3、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将财富回报社会的重点是用于培训人才。

邵逸夫在祖国内地捐款达26.2亿港元(到2002年底)，而其中百分之八十捐助给教育事业，包括内地各大、中、小学校，而其中大部分是师范教育。1987年1月起，邵逸夫将1亿元港币的支票交给国家教委，首批接受捐款的即有十所高校，即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北大学和云南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大、东北师大、北京师大、浙江师大和西南师大。他在美国接受纽约大学颁授的名誉博士学位时说过：“我一直参与教育方面的捐助，因为我相信一个民族的伟大，在于他们能够掌握观念、传播观念，并且将观念付诸实践，我希望我个人的贡献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能发挥一些作用。”当有人问及邵先生为什么如此关注教育事业，他进一步阐明：“国家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培训人才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因此邵逸夫对教育捐款工程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这就是要建造直接用于教育、科研的建筑，特别是力求体现教学、科研的急需和师生共享的项目，如教学楼、科技楼、图书馆、体育馆、电教中心、培训中心、学术交流中心等科研活动的场所，在当今中国都是各个学校急需而政府又难以在近期安排资金建设并能为师生共享的项目。邵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师范教育，他说：“培养师资刻不容缓，一个先生可以教50个学生，10个教500个，这样的作用就更大。”

4、“及时雨”和“雪中炭”：邵先生对教育的捐赠发挥了显著效益。

内地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自“文革”之后，得到了空前未有之发展，从1980年到1991年，高校数量从675所增至l075所，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232万人，虽然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教育基建投资，但仍不能满足需要。邵逸夫先生与其他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捐赠一所或几所学校的明显不同之处是，他是委托国家教委有计划有步骤地把资金分到30个省、市、自治区数百所学校，并由内地各级政府各出一部分资金共同兴建，以促进各大专学校基建的快速发展。各受赠学校一致反映，邵先生赠款项目的建成和使用，无疑是“及时雨”和“雪中炭”，发挥了显著的效益。例如江西师大成立计算机科学系和计算机中心后，由于没有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用房，致使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的计算机一部分难以开箱安装使用。正在此时，邵先生的赠款算得上“旱苗得雨”。许多院校的逸夫楼、科技馆，成为重点科技攻关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新型基地，仅南京大学逸夫馆内，四年中就有50多项“863”高科技和重点攻关项目同时进行，并可容纳3500多名学生同时上课。许多院校的逸夫图书馆，实现了传统的藏、借、阅三段分离封闭式管理模式向开放式、计算机检索、声像载体等现代化管理模式的转变，从而大大改善了高校教学、科研、实验和训练的条件。中央民族学院逸夫体育馆等项目则推动了学校及城市的体育活动、文化活动的开展，创造了优美的育人的环境，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5、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博爱是永恒。

邵逸夫先生对教育事业倾注了无限感情，他不仅重视对高等教育的捐赠，也十分关心对基础性的普及教育的捐赠。当他获悉内地许多中、小学在大水灾中受到严重影响时，除率先捐出巨款赈灾外，还一次性捐赠巨款对150多所受灾严重的中、小学校重建。邵先生不顾80多岁高龄，不辞辛劳，亲临各地的赠款项目视察，足迹甚至远达西藏、甘肃等边远之地。邵先生去西藏那次，有关部门担心高原缺氧，特派了两名年轻医生随行照顾，然而，当邵先生兴高采烈回到北京时，两位医生却病倒了。1996年10月，邵先生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亲切接见，邵先生的爱国主义的崇高的奉献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尊敬和高度赞扬。杨振宁称赞邵先生“多年如恒地对中国教育界与医疗界各阶层的慷慨捐赠是史无前例的壮举”。在捐资兴学、捐资办慈善事业中，邵先生以自己“不必言绝后，可以称空前”的壮举，实现了他崭新的财富观，那就是“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博爱是永恒”，展现了中国这个宅心仁厚的古老民族忧乐万家、扶贫济困的高尚精神境界。

6、邵逸夫奖———东方诺贝尔奖，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

2002年11月15日，邵逸夫先生宣布：在香港设立“邵逸夫奖”，用以表彰人类杰出的科学家。“邵逸夫奖”的颁奖原则是：“不论得奖者的种族、国籍、宗教信仰，而以其在学术及科学研究或应用上获得突破成果，且该成果对人类生活有意义深远的影响。”该奖每年颁奖一次，单项奖金100万美元。目前设有天文奖、数学奖、生命科学医学奖三个奖项。这三项奖是“诺贝尔奖”所没有的。今后还可能增加奖项。该奖每年6月开始，第二年6月颁布得奖名单，8月颁奖。第一届颁奖将于2004年举行。

据邵逸夫先生夫人方逸华介绍，早在1985年，邵先生就已有奖励杰出学者之意，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的倡议下，终于设立了“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足以媲美“诺贝尔奖”，而被众多媒体称为“2l世纪的东方诺贝尔奖”，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出任“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杨振宁赞扬“邵逸夫先生和夫人设立的‘邵逸夫奖’，将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大事，对全球、对亚洲、对中国、对香港的科技发展都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2003年第11期 漫谈中国的几座宝塔　作者：程竞明

在中华大地上，有千千万万座直插云天的高塔，点缀着锦秀河山。有的雄伟壮观，有的玲珑精巧，有的古拙简朴，有的秀逸奇丽。这些古建筑都曾经历过风雷、雨雪、地震和战火的重重摧残，却仍坚定地屹立在各自的岗位上。它们形色各异，展示出中华儿女在设计、构图、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各个方面奇巧高超的艺术水平，有一些堪称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瑰宝。

突兀凌空———大小雁塔

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空。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飞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

唐代诗人岑参以传神的笔触渲染大雁塔的巍峨壮观。大小雁塔可说是西安市最具代表性的古代建筑。

大雁塔本名慈恩寺塔，因有群雁飞过，一雁离群落羽，摔死地上，僧人埋雁建塔，故名。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慈恩寺的主持玄奘（即《西游记》中的唐僧）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经书佛像，亲自设计图样，并参加搬砖运土。大雁塔初建时为砖表土心五层方形，武则天登位后，改修为七层方形楼阁式，攀梯也改成盘道。大历年间又改修成十层，后遭战火毁坏。现存的塔身是明代加砌面砖改修的，高达64.1米。塔南面两侧镶嵌唐太宗李世民撰《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文，由书法家褚遂良书写，为唐代留传后世的名碑。塔的门楣、门框仍保存以阴线雕刻的唐代建筑图案，画面严谨，线条遒劲。塔院内林木繁茂，有钟鼓楼、殿堂、塔史简介室和文物珍宝展览馆。塔联有：

却讶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

联语摘自章八元的诗作，以飞鸟、人语来烘托大雁塔的高耸入云，妙趣横生。

小雁塔在西安市南部的荐福寺内，与大雁塔相距不过三公里，是我国唐代的密檐式砖塔，已有1200多年历史，外观15层，实为12层，有梯级可以登高。塔壁不设柱额，每层砖砌出檐，檐上塔窗左右砌成低矮平座，与一般密檐式塔形制不同，塔高由上而下逐层递减，呈现出秀丽舒畅的卷杀轮廓。塔各层南北有半园形拱门，底层南北石门楣上的图象雕刻精美，线条流畅。塔形玲珑秀气，与大雁塔的雄伟壮姿相辉映。

小雁塔最为奇特的是三合三分，所谓“神合”。明代成化末年（公元1487年）陕西发生大地震，小雁塔中间从下到上震开了一尺多宽的裂缝。时隔34年在另一次地震时，这道大裂缝合拢了。明嘉靖年间，小雁塔第三次被地震震裂，十多年后又得震而合。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塔身竟然又是再震复合。不过经过多次地震，塔顶已塌，塔身只有13层，现高43.3米。1965年进行大修，用五道钢盘混凝土腰箍加固，再也不会一分为二了。塔尖已毁坏成平顶，下有小平台供游人凭栏远眺。有人集句为联：

金峰平挂西天月，玉柱直擎北塞云。

云山拱柱———应县木塔

北岳恒山的西北面，有一座世界上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楼阁式木塔———山西应县木塔，亦是罕见的辽代原物。民间传说这是辽代清宁二年（公元1056年）大辽兴宗皇帝为了让爱妃观赏恒山的风光而建造的。木塔在应县佛宫寺内，又名稗迦塔。这里有联：

（一）

拔地擎天，四面云山拱一柱；

乘风步月，万家灯火接云霄。

（二）

俯临桑乾，滚滚浪涛云似带；

遥瞻恒岳，苍苍岫嶂屹如山。

联内“桑乾”是河名，“恒岳”即恒山。

应县木塔高67.31米，平面八角，外观五层六檐，夹有暗层四级，实为九层。底层有30米高，下面是直径4米的双层石砌台基。令世人惊异的是塔的整体没有用一颗铁钉，全靠木构联结，却坚如磐石。元代顺帝时，当地曾发生大地震，木塔经受了长达七天的地震，仍巍然屹立，未遭坍毁，可见千百年前的建筑具有何等水平，确实是“辽代建筑中最为宏伟的杰作”。不过由于近千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地震、炮击的重创，木塔已受到残损，塔形稍显变形。国家文物局已将木塔维修工程列入“十五”期间国家六项重点文物维修工程之内，于2002年开工。

木塔内各层都有大小不同的塑像，多为艺术佳作。底层的释迦佛像高达11米，顶部穹窿井给人以天高莫测之感。内槽壁内有六尊如来画像，色彩鲜丽。各如来像的两侧都有活泼丰满的飞天，神采奕奕，是我国壁画中的珍品。近年来，有关单位在整修木塔的塑像中，又发现一批辽代的写经、刻经和套色绢质佛像等珍贵文物，对进一步研究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活动等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婷婷玉立———保塔

游过杭州西湖的人，大都忘不了北面山上婷婷玉立的保塔。它在西湖风景线上是那么秀丽挺拔。古人吟诗赞美：“金刹天开画，铁檐风语铃。野云秋共白，江树晚逾青。”描绘了保塔高入云天的美姿和风铃如语的妙趣，以及野云、江树的迷人景色。保塔又名应天塔，已有一千多年历史。传说宋统一后，宋太祖召吴越国王钱进京，久留不归，钱的母舅吴延爽发愿建造九级佛塔，保佑钱平安归来，塔名“保”。清代乾隆年间，塔下发现吴延爽造塔记的残碑。保塔屡毁屡修，现存的塔身是1933年重修的。六面七级，高54.3米，塔基较小，玲珑清秀，卓立于宝石山巅。早先，保塔和雷峰塔分峙南北，被称作“西湖门户”，有一副联语只用十个字展现出两座古塔的不同丰姿：

雷峰如老衲，保似美人。

雷峰塔在西湖南岸的雷峰上，公元975年吴越国王因黄妃得子建塔庆贺，名“黄妃塔”。塔上重檐飞角，雕窗画栋，十分壮观。元代有诗形容：“烟光山色淡溟蒙，千尺浮图兀倚空。湖上画船归欲尽，孤峰犹带夕阳红。”雷峰塔造型古朴，在夕阳西照下别具风韵，因此在名闻中外的“西湖十景”中有“雷峰夕照”一景。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日本侵略军）侵犯杭州时纵火焚塔，只存赫色塔身。民间传说《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被镇压在塔下。到了1924年9月25日，残破的雷峰塔终于倒塌了。从此，保塔在西湖独领风骚。

在人们殷切的期待中，2001年恢复雷峰塔的工程开始了。塔身的建造、塔内的装修和景区的整治都很圆满，如今西湖南山的绿林中已重现雷峰塔的雄姿，与保塔遥遥相对。保塔左边岩石上有一亭，相传宝石山远看像一只凤凰头上的冠毛，因而这座亭子取名“来凤”。宝石山上多奇岩怪石，山麓有“秦皇系缆石”的古迹。游人站在保塔前远眺，西湖风物美不胜收，真是：

波涌湖光远，山催水色深。

俏影迎江———振风塔

素称“千年渡口百年港”的安徽安庆市，濒临长江下游的黄金水道，江上的船只大大小小，来来往往。船只还未靠近港口，旅客很远就看到了北岸挺立着一座精巧秀丽的宝塔。几百年前当地百姓便将安庆城比作一艘大船，振风塔是船上的桅杆。有了塔，安庆人就“一帆风顺，平安吉庆”。振风塔造型优美，别具风采，古时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塔”。

古塔是七层楼阁式砖石结构，高达83.74米，重檐飞角，每层有八个角，各个角悬挂铜铃，轻风拂过，铃声清脆动听。有联：

舟转岸移，细草平沙，总堪图画；

风来铃语，琼楼玉宇，如此高寒。

游人攀登振风塔，有168级台阶盘旋而上，各层的塔门多有变化，容易迷失出入。塔内有600多座浮雕佛像，50多块碑刻。临窗眺望，但见苍天白云连着滔滔长江，近处有巍然耸立的龙山，江山一览无余。这里有对联多副：

（一）

我辈复登临，旧业已随征战尽；

大江流日夜，天风常送海涛来。

（二）

大江东去，看骇浪惊涛，千古英雄淘不尽；

匹马南来，问豪气壮志，一亭风月拓奇观。

联内“匹马”喻龙山，“亭”指振风塔。

（三）

金汤依旧扼荆扬，风起云飞，不尽悲歌怀猛士；

银河何时洗兵甲，内忧外患，似留艰巨待英才。

联内“猛士”指清末于安庆起义失败后壮烈牺牲的革命党人徐锡麟。联文缅怀革命先烈，呼唤英雄志士艰苦奋斗，共同拯救内忧外患的中华。爱祖国爱和平的激情溢于言表。

鞭打五龙———天然塔

在湖北宜昌的东面，有一座临江古塔。相传为晋代郭璞所建，清代乾隆年间重修。塔高约42米，八棱七层，层层出檐，檐下有斗拱装饰。塔座八角有石雕的八大金刚负塔，形象十分生动。底层的塔门面向长江，石额刻“天然塔”三字，边框有二龙戏珠及云纹等图案。石刻的塔门楹联为：

玉柱耸江干，巍镇荆门十二；

文峰凌汉表，雄当蜀道三千。

联内“江干”即江边，“汉表”即云霄。这副对联将天然塔置于荆汉、秦蜀之间加以描绘，东以荆门、西以蜀道烘托出塔的高耸和雄伟，气势非凡。

游人登临塔顶，俯瞰宜昌帆桅如林，舳舻相接，对江的五龙山苍翠悦目，五峰连峙，形似五条青龙蜿蜒江边。每当朝日初升，塔光山影侧映江面，宛如一支巨型钢鞭压在五龙之上，因此天然塔自古有“鞭打五龙”之称。

2003年第11期 知与行　作者：陈四益　丁　聪

知难还是行难？回答五花八门，有说知难行易的，有说知易行难的，有说知难行亦不易的，也有说知易行亦不难的。各种可能都说，结果等于不说。对于知行的孰难孰易，我觉得并不紧要，关心的倒是，为什么明明“知”的，到时候又不知了；明明要“行”的，到时候又不行了。

先前不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58年，唯物论讲了十年，唯心论也批了十年，批胡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光是批胡适唯心主义的文章就收了七八本集子。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报上天天说，人人口中念，比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要“唯心”得多了，有几个起来说它是唯心主义？好像原先弄得清清楚楚的唯物论者，一下子把道理浑忘了。

后来渐渐懂事，才知道不少人不是不“知”，而是不“行”，不是不想“行”，而是不敢“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话是不错，也有个彭大将军真个“敢”了一把，结果如何？人所共知。于是，“知”的要装作不知，行的要躲着不行，从庐山的1959年之后，天下准予无所畏者，只剩得一人。这惟一无所畏惧者搞起了唯心论，“知”的是非固然搞混，“行”的手脚也都捆绑了起来，积年累月，同心造的幻影作无穷无尽的斗争，直闹到经济濒临崩溃，政权陷于瘫痪，文化趋于灭绝。

巴金老人快要到百岁诞辰了。他到晚年，呼吁要说真话。有人不以为然，觉得这要求标准太低。其实，只有经历了那个世纪种种事变并认真思考过的，才知道这三个字的分量。坚持唯物论，起码的条件是要允许讲真话，敢于讲真话。

大凡这个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的事情，都是客观存在。既是客观存在，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希望也好，不希望也好；说也好，不说也好，总之它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分析其出现的原因，解释其存在的根据，预测其发展趋势并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但无法抹杀其存在。以为只要我不说，事情就不存在，岂非自欺欺人，说得“哲学”一点，叫滑向了唯心论！这似乎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但真要行起来，偏又有人相信，只要不说，就可以不承认，只要不承认就可以“消灭”那个存在。于是想方设法把自己不愿意看到、听到的事情盖起来，把眼睛嘴巴封起来，甚至不惜采取压制的办法，以为这样就天下太平。不久前刚刚处理的程维高，当他大权在握时，就是这样做的，好像他把揭露其腐败的人抓起来，送去劳教，封住众人的嘴，他的腐败就会消失一样。再前不久，“非典”蔓延之际，也有人不顾事实，硬说没有控制的“非典”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即便这是出于某种“良好的愿望”或所谓考虑“大局的稳定”，也是以主观意愿当作了客观现实。为了这种唯心论，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多大损失，有目共睹。由此想到，就坚持唯物论而言，不是“知难”，也不是“行难”，难的是如何消除有人用手中的权势禁止人们“知”、禁止人们“行”，创造一个知行合一的良好环境。诗曰：

不是知难行也难，知行合一屡遭残。

请君暂上楼头望，错认风光只为瞒。

2003年第12期 毛泽东与延安老百姓　作者：徐非光

当前，党和人民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那些仍然处于困境的工农群众的生活状况、生存条件、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以及他们的命运和前途的问题。这是一个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的重大课题。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回顾他在这个问题上极其丰富、深刻的论述，以及他在整个革命生涯中，同广大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一些典型事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是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其他"社会调查"，即真正意义上的"访贫问苦"）等开篇，决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是亲身观察和体验了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和翻身、解放的强烈愿望之后，才义无返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的。他和以往中国革命的许多先行者（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了工农劳苦大众的苦难和翻身解放的强烈要求，而且找到了革命政党真正依靠的力量---工农劳动大众，并且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始终紧紧依靠他们。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不到30年的时间内，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带来中国翻天覆地历史变革的根本原因。因此，怎样关注劳动大众的生活状况和要求，正确处理革命政党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毛泽东终生关注、思考、实践、探索的核心和焦点。

早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论述的，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为人民服务》一文，是他1944年在延安亲身参加因烧炭崩窑而牺牲的中共中央警卫团的一个普通战士---张思德追悼会上的发言。

我们先不必说它极其鲜明地提出的"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命题的重大历史意义，就拿这样一个事实本身来说，一个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身参加为一个最普通的战士牺牲而举行的追悼会，并在会上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发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帝、王、将、相或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曾经有过这样的先例吗？没有！至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记载。

这样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

这里，我首先想举一个《毛泽东关怀警卫员"小马驹"的故事》：

1947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转战陕北，来到安塞县王家湾驻扎下来。有一天，毛泽东得暇，背着双手健步向双羊河畔走去。途经警卫团手枪连的驻地时，他猛然听见窑洞里有人在急促地呻吟。他问道："谁病了？"战士回答："小马驹。""小马驹"是中央警卫团手枪连的通讯员，那年只有17岁。

毛泽东三步并作两步走进窑洞，见小伙子昏迷不醒，便问："怎么不请医生来看？"同志们回答说："已请任医生看过好几次了，可一次比一次严重，医生好像也没什么好办法。"毛泽东叫他们快到卫生队把任医生再次请来。

毛泽东问："他是什么病？""回归热"，任医生说。"怎么不想办法治呢？"毛泽东接着又问。"我已经看过几次了，也采取了可以采取的措施，因没有特效药品，所以见效很慢。"任医生将治疗情况作了简短的汇报。毛泽东说："什么没有特效药，盘尼西林不是特效药吗？为什么不给他注射呢？""这……""这什么？"毛泽东不容医生分说，顿时火冒三丈。他用手指着医生的鼻子，厉声说道："这些药品是战士们从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缴获来的，他们遇到了危险，还不给他们用，那再给谁用？我说同志，要多为战士着想，不要为我操心，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吗？"

任医生见主席动了火，再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便抬出了一些部队领导的名字，喃喃地说："这样做是违背首长命令和单位计划的，如果中央首长遇到危险时，拿什么去抢救嘛！"

毛泽东不听则罢，听了任医生的辩解，更生气了。他大声吼了起来，训斥声如雷贯耳："什么首长、首长，首长只有巴掌大，兵民是我们胜利之本！现在要紧的是抢救病人，一刻也不能延误！"

"小马驹"还在微弱地呻吟，毛泽东在"小马驹"的身旁守候。任医生急匆匆地从卫生连领来三支盘尼西林，迅速给"小马驹"注射。"小马驹"终于脱险了……

这样一个关心小战士的小故事，不就十分感人吗？作为当时党的最高领导人，不避危险，亲自到窑洞里探望一个患了严重的传染病、生命垂危的小战士（对某些人来说，这恰恰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当即下令立即用当时最珍贵的药品，挽救他的生命，这样的事在历史上至少也是少见的吧？

下面，还有更感人的一段历史的回忆：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就怕听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确实如此。

1948年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警卫人员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

渐渐接近了，警卫人员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他们身边驶过，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警卫人员的手离开了枪，这孤儿寡母的绝不会构成威胁，我的责任只是保卫主席安全，其它事情不去多想。他甚至轻松地吁了口气。

可是，这时毛泽东却大声叫道："停车！"

司机周西林把车刹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来。

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我在这里。"朱医生站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的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似乎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注射在生病的孩子身上。那时抗生素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大着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广大农村缺医少药、治不起病的严峻情况，提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号召医务工作者"到农村去"，这与当年他接触、观察到的事实，是一脉相承的！他的一个根本看法就是"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当时尽管国民经济还很落后，但中国人民的医疗条件却得到很大改善，消灭血吸虫，消灭性病，人民的平均寿命得到令世界注目的增长。

现在，我们国家正迈向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仍有几千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即使脱贫后的群众仍然存在看不起病，买不起药，"小病苦熬，大病等死"的现象，而有些地方"医院大门朝'钱'开，有病无钱莫进来"也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我们的党和政府难道不应该像当年毛泽东关心农村小女孩那样，以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深厚感情来解决群众的"缺医少药"问题吗？

下面，我想特别介绍一个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发生在延安的一个更加动人心魄的故事。

1941年6月3日，陕北地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开会中突然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雨来。一个炸雷爆响，雷电穿入会议室，造成数人死亡。

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四邻八村。当时，延安附近的村子里，混进了一些敌特坏人，于是不久便借这件事传出了谣言，说这是老天爷对共产党、红军的惩罚。

对此，中央社会部认为是一件重大事件，派出好多人到处调查，追查制造谣言的坏人。

延安城北面有一个村子叫傻村，村里有一个女人叫伍兰花。她的男人又呆又傻，生了三个孩子却活蹦乱跳，一个也不傻。傻男人管不了家，一个六口之家（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婆婆）的担子全落在了伍兰花肩上。

陕北本来就是很苦的地方，加上30年代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伍兰花是怎样把一家人养活，其中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是一般人难以想像的。只是红军到了延安，实行土地革命，她家才分得5亩坡地。

陕北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风调雨顺，农民所产的粮食尚可果腹，遇到天旱雨涝，就只有挨饿的份了。到40年代，偏偏连年大旱，加之这里突然来了几万名红军，都要张嘴吃饭，因此粮食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在前方天天打仗的红军战士不吃饭不行，粮食问题再突出，边区政府也得派人到各村催要公粮。

伍兰花家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第一年公粮任务公布后，伍兰花实在无力完成任务，就找村干部诉苦。村干部知道她家的情况，但又不敢开免缴公粮的口子，经研究答应把缴公粮的期限推到下一年。

谁知第二年又欠收。伍兰花别说缴上年的公粮，就是当年的公粮也难缴上。

每年秋天，县、乡、村三级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催缴公粮。一天，乡里的几个干部来到傻村，检查公粮上缴情况。村干部们汇报说，别的人家都好说，只是伍兰花家不好说，求乡里的干部出面去动员。

村干部领着乡里的干部来到伍兰花家。伍兰花正盘腿坐在炕上飞针走线纳鞋底，见村里、乡里的干部找上门，不问也知道是催缴公粮的，就板着脸不理睬，仍然纳她的鞋底。

乡干部们对着伍兰花，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启发她为革命做贡献，主动上缴公粮。可乡干部们说得口干舌燥了，伍兰花仍一声不吭，像乡干部们不是跟她说话一样。

村长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抢上去把伍兰花手里的鞋底夺过来，扔在炕上，气狠狠地说："人家乡里的干部跑了几十里路来找你谈话，你怎么能这样？"

伍兰花是个烈性女人，手里的鞋底被村长夺去后，一股怒火直冲脑际，"唬"的一声站起来，从炕上跳到地上，嘴里说一声"缴吧，缴了我就等死！"然后气呼呼地从地洞里提出一小口袋粮食。

她把粮食扔到门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拿去吧，这是我们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乡里、村里的干部见伍兰花从地洞里拿出了粮食，认为这是"私藏粮食"。一个乡干部生气地宣布"粮食没收充公"！

伍兰花猛地扑到粮食口袋上，用双手紧紧抓住口袋，生怕别人抢去。

"你真是一块榆木疙瘩！"一个乡干部怒不可遏地训斥道，"前方的部队为咱们穷人打仗，已经快断粮了，可你们还忍心把粮食藏起来……"

伍兰花嘴里讲不出多少道理，但她心里清楚，这一小口袋粮食是她全家人的命根子，粮食一旦被没收，全家就得被饿死。想到此，她再也忍不住了，就脱口高声说道："天那……黑啊……没了粮食我可怎么活啊……"

她说着眼里流下两行凄楚的泪水。

"你……你敢骂我们的共产党和红军！"村长大声质问。

"骂了又怎么样！"伍兰花收住眼泪不服气地说，"骂了共产党，还骂毛主席哩！前一阵打雷，咋不把他打死哩……"

"好，你骂毛主席！"一个乡干部恶狠狠地申斥一声，然后命令村干部说，"你们还呆着看什么，快把她给抓起来！"

伍兰花被抓起来后，问题逐级上报，一直报到中央保卫部。

事有凑巧，当时正赶上中央社会部大张旗鼓追查谣言，伍兰花便被定为典型，问题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央保卫部给她定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的罪名，决定枪毙她。

当时，中央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叫《情况汇报》，是送给中央首长看的。伍兰花事件被登在《情况汇报》上，康生看到后就报呈给毛泽东看。

住在延安城枣园办公的毛泽东，日理万机，每天要看很多电文、文件和材料，但当他看到《情况汇报》后，还是抽时间把保卫部决定枪毙伍兰花的那份情况详细地看了一遍。当他发现伍兰花是因为骂了自己而被判死刑时，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觉得这件事必须过问。于是，他喊来秘书，吩咐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他要亲自问问情况。

伍兰花被带来了，她并不知道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谁，只好低头不语。

"你为什么要骂我，让雷打死我呢？"毛泽东微笑着问。

听口气，伍兰花已明白，坐在自己对面的人就是毛主席。她慢慢抬起头来，不满地瞥一眼毛泽东，想说什么，但只是嘴唇动了动，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出口。

"我这个脑壳真值钱喽！"毛泽东风趣地说，"国民党要它，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他想了想，又接着说："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要我死的道理来嘛！"说罢，他倒一杯水，送给伍兰花。

伍兰花气犹未消，不喝水，双目怒视着毛泽东，恶狠狠说："雷打不死就让火烧死，火烧不死就让水淹死，反正咱活不下去嘛！"

"活不下去？"毛泽东似乎从伍兰花嘴里听出了什么问题，就坐下来，用极认真的口气说："有什么你就说出来让我听听。"

伍兰花见毛泽东并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一时气愤骂了毛主席的情况诉说了一遍，然后又把村里的老百姓因负担过重，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也说了不少。

毛泽东认真地听完伍兰花的话，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毛泽东满脸怒气，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大步向窑洞外走去。

保卫处长钱益民一直站在窑洞外，见毛泽东生气地走出来，弄不清是什么原因，想问又不敢问，只好拉开一定距离，悄悄跟在毛泽东的后面。

毛泽东一直走到延河边，眼望着翻滚的延河水，嘴里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扭头把站在远处的钱益民叫到身边，若有所思地问："益民，你的名字是谁给你起的？"

"是我爹给我起的。"钱益民立刻回答说。

毛泽东又问："你爹为什么给你起这么个名字？"

钱益民弄不清毛泽东为什么要问这个，想了想还是如实回答："家父当年给我起这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长大能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吧。"

"是啊，"毛泽东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连一个老父亲都知道让自己的儿子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何况我们一个党呢！"稍停片刻，他又吩咐钱益民说："那位叫伍兰花的妇女，马上护送她回去……"

钱益民不解地看着毛泽东。毛泽东解释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为我们提意见的好同志。把她送回去，请你告诉地方政府，在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就这样，伍兰花被送回家里。

释放伍兰花后，毛泽东便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下达了指示，要他们深入群众，认真调查一下延安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并将调查情况及时报告。

两个月后，一份来自张家村乡的调查报告，放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上。在这份调查报告中说：1941年，张家村乡的负担，尽管比革命前的1934年有了大幅度的减少，但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政府征收公粮数额的增加，群众的负担又逐年加重。1938年，征收公粮1万石；1939年，征收公粮5万石；1940年，征收公粮9万石；1941年，征收公粮21万石……

看毕这份调查报告，毛泽东又找来几份自然灾害的报告。那上面有保安遭受雹灾的情况，有延安等地遭受瘟疫的情况。这几个地区灾情和疫情都很严重。

望着这两份报告，毛泽东心事重重，一个劲地抽着烟。他知道，照这样下去，人民是难以生活下去的，共产党和红军也会失掉人心的。在这个严重问题面前，毛泽东经过久久的思考后，宽广的额头终于舒展开来。第二天，他命通讯员请西北局负责人高岗、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八路军留守处负责人肖劲光等同志来到枣园。毛泽东招呼大家坐下后，便把那份来自张家村乡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和枪毙伍兰花的报告丢到大家面前，然后语气沉重地说："这个请你们看看。看我们是来陕北干什么的！"

几个人匆匆地把两份材料传阅一遍。

他们一个个屏声敛息，谁也不说一句话。窑洞里的空气变得凝重而沉闷。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一口，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说："不错，我们到这里来革命的……"他又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阵，才接着说："现在，日本军队、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他用目光巡视大家一圈，见没有人说话，就接着说："我们死了不要紧，总会有人站出来革命。但人民死了谁来革命呢？"

毛泽东又猛抽一口烟，提高声音说："我说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没有办法，大家一起等着饿死。"说到此，他喉咙哽咽，声音发抖，稍稍停一下接着说："第三嘛，那就是靠我们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

高岗、林伯渠、肖劲光等同志都认为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很好，很有价值。他们认为，只要按毛泽东提出的第三种办法去做，眼前的困难一定可以克服，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可以大大减轻。

此后不久，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要求人人参加生产，解决吃饭、穿衣问题。

发生在1942年那影响很大的"大生产运动"，便由此诞生了。

两年后的一天，一位干部要到基层去搞调研，临行前向毛泽东请示，问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突然想起了他替伍兰花翻案的事来，就吩咐说："你路过傻村，去看看那位要让雷打死我的伍兰花。看她现在的生活好了没有，还让不让雷把我打死呀！"

这位干部几个月后回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专门汇报了伍兰花一家的情况，他说："伍兰花一家现在的日子好多了，自己种的粮食自己吃，政府免了她家的一切税，还派了互助组，帮她种地。她呀，像变了一个人似的，逢人就说毛主席是让雷打也打不死的！"

经过"大生产运动"，共产党、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变得丰衣足食，形势一派大好！

我不厌其详地引述了毛泽东对待一个曾经恶毒咒骂过自己的妇女，在弄清事实后像亲人一样对待她，并由此发现问题作出正确决策的故事后自己深受教育，并由此想到在当前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各级领导干部如果能多倾听一下人民群众和普通共产党员的声音，包括某些不同的声音（也就是"逆耳之忠言"），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作出科学的决策不是具有十分现实的重大意义吗？

胡锦涛总书记去年12月到西柏坡学习考察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坚持"两个'务必'"，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民"，首先指的是最广大的工农劳动人民。因为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曾经把"扶助农工"放在最突出地位。我认为，这样一种新表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把"人民"置于一种"主体"、"核心"的地位。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也一直是把人民大众置于"主体"、"主人翁"的地位的，而决不是把个人（不管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居高临下，导致"本末倒置"，出现"'主人'和'公仆'错位"的状况。既然人民是"主体"、"主人翁"，那么，我们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做到了"为人民服务"，服务得怎么样？是否真正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愿望和要求，做到什么程度，成绩如何？都需要接受人民大众的"检验"、"监督"和"评价"。我们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和人民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与他们融为一体，体察他们的疾苦和喜、怒、哀、乐，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愿望，接受他们的监督和检验，真正做到了这些，我们党就会无往而不胜。而这正是对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最好纪念。

2003年第12期 陈翰笙风云三世纪　作者：于光远

陈翰笙是中国现在还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他诞生于1897年2月5日，即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四。到2003年的今天，11月5日，已经106岁又9个月了。在海外的中国知名人士中，年龄百岁的陈立夫和张学良近年去世后，比他们略大的106岁的宋美龄，在不久前的2003年10月24日也去世了。陈翰笙与宋美龄是同龄人，但是陈翰笙还是比宋美龄长一个多月，准确地说，一个诞生在1897年2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初四，一个是1897年3月23日，也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二月二十一日，二者相差46天。现在陈翰笙还活着，宋美龄已经去世了。

最近我写了一篇题为《陈翰笙的三个"最"三个"家"和三个"人"》的文章，发表在《中国太平洋学报》上。在那篇文章中，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一个"最"，是"他是我们国家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

在这里我想特别说明一点，开始我还只是一般地重视陈翰笙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前辈。我和陈翰笙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在1989年周谷城亲自从上海打电话来，要我接替他担任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之后。长者之命，不敢辞，我接受了，而且得到学会同仁的赞同。我提出把这个团体的工作范围扩充，改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并提出创办《太平洋学报》季刊。

这时候我考虑到陈翰笙在学术界的威望，特别是考虑到陈翰笙曾经专门到美国去，曾同美国人拉铁摩尔合作编辑"太平洋学会"在纽约出版的《太平洋事务》季刊。这个"太平洋学会"是1925年由美国、英国一些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发起成立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中国、法国、印度、缅甸、日本、荷兰等国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参加，学会的总部设在纽约。陈翰笙1933年还出席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我考虑到这些，就请陈翰笙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誉会长和《太平洋学报》编委会的名誉主任。

这样我和他的关系就同以前不一样了。

近几年来，每年2月5日他的生日，我们太平洋学会的人都去向他祝贺，并向他汇报工作，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话不多，可是很中肯。从去年起他家里的人对我们说，2月5日生日那一天不用去了。因为他现在睡着的时间长，醒的时间短。不久前我听说，他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住在协和医院。我去医院探视了。应该说他的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躺在病床上，气管切开，不能说话。知道我去探视，好像给我说了些什么。可是我听不到，护理着他的外孙女婿告诉我，他见我是有说话的意思。目前他是依靠现代医学和医疗设备活着。

现在他顽强地活着，是有可能活过107岁的。

陈翰笙在自己九十岁的时候，完成了一本自传《四个时代的我》的写作，在1988年7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有周谷城写的序。序中周谷城写道："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文学中一部很好的文学书，而且是近现代历史的一部有趣、而令人信服的参考读物。书中的事实，无论是翰老自己组织、亲自写定的，或是别人的介绍，都真实可靠，令人信服。"他说《四个时代的我》是近现代史的一部有趣味的而又令人信服的读物。

我完全同意周谷城的评价。

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我讲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中的第二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925年他在北京大学，把他引向革命之路的，是也在北京大学的李大钊。陈翰笙和他的一个好朋友高仁山一道去找李大钊，请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见到李大钊后，李大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许多同志都在国民党里工作，你们先加入国民党吧。于是李大钊和于树德介绍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1926年3月18日，北京进步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执政的段祺瑞的卖国行为。他们先是在天安门广场集会，然后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请愿。游行队伍到段祺瑞执政府门口时，反动政府下令开枪。当时也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的陈翰笙，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是，他正走近执政府，忽然听到枪声，他就立即伏下。枪声过后，他看见血溅满地。他听到的枪声都是排枪声，计共两次。于是他急滚入停车场，看见段祺瑞的卫队退入铁门内，任意射击。当时人群乱了。警察挥舞大刀、铁棍冲过来乱砍。陈翰笙说因为他也在女师大兼课，认识刘和珍女士。去铁狮子胡同时还看见她也在队伍之中。当晚回家，知道中弹丧命的有26人，刘和珍也在当天被打死的人中。后来陈翰笙写了一篇《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发表在3月24日的《现代评论》上。

3月19日段祺瑞发出逮捕李大钊的通缉令。李大钊迁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陈翰笙经常去看李大钊。李大钊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加拉罕，加拉罕又介绍给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过了不久，要陈翰笙为第三国际做地下工作，即远东情报局工作。九年之后的1935年，他由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介绍，转入中国共产党。

这时候，李大钊又负责选派革命青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7月陈翰笙赴苏学习，一年后回国。1927年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之邀，与王世杰、周鲠生一道去武汉外交部工作，参加了收回汉口租界的事情。

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

关于陈翰笙的这一个"最"老的革命家，就写到这里为止。现在参加过"三一八"游行示威并与李大钊一起活动的老革命家已经没有了。

三个"最"中的第三个"最"是，陈翰笙是中国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1925年他是蔡元培聘请到北京大学的青年教授之一，那时他28岁。与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等同事（钱玄同是我的同学钱三强的父亲）。同时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以后因为参与政治活动的原因离开了北大。但是他一直从事学术工作，他的学术工作又是密切结合革命实际的。陈翰笙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与当时的苏联人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社会、农村性质的论战。当时虽然也有国际问题研究者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性质、任务提出过不同的看法，但都受到了抑制与批判。当时在苏联，魏特夫、瓦尔加提出中国在资本主义之前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社会只有官僚和劳动者之分这样的谬论。在共产国际内部，在苏联理论界，魏特夫观点占了上风。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弄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因而所采取的革命方针、政策都是错误的，所以导致了革命的失败。1928年，莫斯科出版了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一书，将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马季亚尔是匈牙利人，1926年到过中国。陈翰笙到苏联时，他正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担任东方部部长。马季亚尔和瓦尔加可以说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代表人物。陈翰笙与马季亚尔在同一个研究所工作，经常见面。马季亚尔那时正在写那本《中国农村经济》，对于刚从中国来的陈翰笙和顾淑型还是比较注意的，他们有过几次接触。但一谈到中国农村、中国革命，观点就迥然不同，还发生过几次激烈争论。马季亚尔认为，中国社会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也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说，你讲的那只是农产品商业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中国宋代就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

陈翰笙又是著名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组织者和带头人。在这个研究会中团结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者，其中有已经过世的孙冶方、张稼夫、千家驹、钱俊瑞、姜君辰、张锡昌等。

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还没有正式建立院士制度。1955年建立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制度的时候，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有64个。1958年增补了稽文甫、吕徵等四个人，一共68个，以后再没有增补。多年来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去世了，现在活着的只剩下5个。其中有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陈翰笙、薛暮桥、骆耕漠三个人。薛暮桥现在是一百岁（薛暮桥自己说他"受业于陈翰笙"），骆耕漠94岁。这五个学部委员中只有季羡林和我两人，不是陈翰笙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成员。

我在给《太平洋学报》上所写的陈翰笙的三个"家"中，有一个"家"是社会科学家。因此也就插在这里。陈翰笙是经济、社会、历史等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者。早在1921年就有一本著作在上海出版。1925年在北京出版两种。1929、1930、1934年在上海、北京又出版了七本他用中文写的著作。不知道为什么从1936年到1949年，他的著作都是用英文写和翻译成日文而且大都在纽约出版。建国后在北京出版一本中文写的《美国垄断资本》、两部关于印度的社会和历史的著述及《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0辑）》。至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仅1923-1927年就发表了53篇。此外，我从他的文章目录数了一下还有125篇。

说的陈翰笙的"三个'最'"主要是他活的长。第一个"最"说的就是他的寿命，第二个第三个"最"，也都是同他的第一个"最"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同活着的人比，就不是什么最老的革命家和最老的学者了。当然也有他自己的奋斗的原因。

2003年第12期 文博大家王世襄追国宝　作者：李经国

王世襄，号畅安，1914年出生于一个官宦世家。建国后在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文革"结束国家恢复职称后评定的第一批研究员。历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上个世纪末，曾经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本世纪出了一个钱钟书；下个世纪可能会再出一个钱钟书，但出不了一个王世襄。这主要是因为很少有人像王世襄那样融入他的时代、交往的人群和民间的游艺之中，并一一详细生动地记录下来。时代过去了，一切都变了，所以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王世襄了。当然以上只是他成就的一个侧面。此外他还有许多有关美术史、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的著述，是一位有着卓越成就的专家。但有谁知道在他辉煌的人生中掩藏着一段至今尚未昭雪的伤心历史。而这段历史却源自世界闻名的文博机构---故宫博物院。作为一位老文博工作者，王世襄却胸无芥蒂，始终还紧密地与这个中国最为著名的文博机构联系着，有召必至协助工作，并赠送历年的著作二三十种之多。

王世襄的父亲王继曾与故宫院长马衡先生是南洋公学同学，交谊深厚；并曾受聘任故宫顾问，协助院中的外事工作。

1944年，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下简称"清损会"）。1945年9月在世交马衡与梁思成两位副主任的引荐下，王世襄被任命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当时的正代表是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副代表为唐兰、傅振伦，但由于交通困难始终没有到任。清损会平津区工作结束后，王世襄又被清损会派往东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专员。在此前后约两年的时间内，王世襄参与了抢救和接收六批重要文物的工作：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收购郭宝昌觯斋藏瓷，接收溥仪存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一批文物，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调查、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古物和从日本押运善本书籍回国。其中，杨氏青铜器、郭氏瓷器、溥仪存放张园的文物、朱氏丝绣等四批文物先后入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存素堂丝绣当年由东北边业银行出资购买，故1951年故宫将全部丝绣交换给辽宁省博物馆）。

调查接收杨宁史青铜器。据王世襄回忆：经古玩商陈耀先、陈鉴堂、张彬青等人提供情况，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商杨宁史买去。杨氏是禅臣洋行经理，洋行及住宅的地点在东城干面胡同中间路北。杨在天津也有洋行和住宅。1945年11月上旬的一天，王世襄到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去查看，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将目录拿到手中，声明就是为追查此批文物而来。女秘书说，目录是德人罗越交给她打的，如需用这份目录，请告知罗越。王世襄拿目录找到罗越，罗氏承认目录是他编的，而器物则为杨宁史所有。杨此时在天津，因日本投降后，限制日、德两国人自由行动，故杨不能到北平来。为了使杨承认有这批铜器，只有把罗越带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对质。罗越离京去津的许可是经沈兼士备文去北平市警察局批准签发的。王世襄同时还去敌伪产业处理局北平办公处联系，请将此事告知该局的在津办公处，会同调查处理。另外还去行政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负责人谭伯羽、曾昭六），也要求他们支持这一工作。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古青铜器一百二十七件和古兵器一百三十六件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清点交接。1月25日的《华北日报》（北平）曾以《德人杨宁史呈献所藏古铜器经我接收在故宫陈列》为题予以报道："德商禅臣洋行华北经理杨宁史，酷好中国艺术，搜藏古代铜器及兵器，中多商周时代精品。宋院长上月莅平获得关于文物报告，过津时，曾召杨晋谒。而杨以该项藏器，原系中国古物，自愿全部呈献我国政府。现经行政院院长临时驻平办公处谭主任指派专门委员曾昭六、董洗凡，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故宫博物院处长张庭济，国内专家于思泊、邓以蛰等，于一月二十二日在故宫御花园绛雪轩点收，共二百四十余件，由故宫博物院保管，并辟专室陈列。据专家称，此批铜器在学术上甚有价值。"1999年9月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的《故宫青铜器》一书著录故宫所藏珍贵器物三百四十八件，其中包括杨氏旧藏和与其旧藏相同的器物。杨氏藏器包括商代后期的鼎、正鼎、癸觚、山妇觯、作尊彝尊、矢壶、□方鼎等，春秋后期越王者旨於赐剑，列个人数量之首。杨氏藏器皆为生坑器物，类别全、涵盖广、时代序列完整、器型和花纹图案精美，其珍贵程度超过其它各家藏品。最为著名的是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杨氏青铜器被故宫接收后不久，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次文物展览时，曾运往参加展出，引起轰动。

觯斋藏瓷是王世襄为故宫抢救收购的又一批重要文物。郭宝昌，字世五，号觯斋，古玩铺学徒出身，后为袁世凯管总务，是著名的瓷器鉴定家和收藏家。1935年郭氏逝世后，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1945年9月在王世襄将离重庆前，马衡对他提到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到北平后可与郭家谈一谈，最好不要让它散掉，将来归公家收藏才好。到北平后，王世襄找到郭昭俊与之协商。因郭瓷不是敌伪资产，除收购外，别无它法。郭昭俊同意由公家收购，惟收购经费无着。王世襄只好去拜谒前辈朱桂辛（启钤），请示杨铜、郭瓷两项如何办理。正在无法进展之时，一天忽接到朱启钤电话，命前往，告知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将来朱家，命王世襄赶快把办理杨铜、郭瓷多方受阻的经过，写成"节略"，等宋来时当面呈交。宋看过"节略"后，表示马上由他去办。朱氏又请最熟悉郭家情况的中南银行经理张重威从中协调。1946年2月24日，觯斋藏瓷由宋批准出资收购，从郭家运到故宫，存入延禧宫库房。

这批郭氏藏瓷时间跨度大、种类繁多，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史各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不但有很多精美的宋瓷，还有故宫藏品中罕见的古铜釉乳钉牺耳尊，共计四百二十二件。包括：后周柴窑瓶一件、唐昌南窑宫碗一件、唐邢窑三件、宋景德镇窑十件、宋钧窑九件、宋东窑八件、宋汝窑四件、宋官窑三件、南宋官窑四件、宋龙泉窑八件、宋哥窑六件、宋定窑十一件、宋建安窑三件、宋建阳窑五件、宋河南窑一件、宋磁州窑一件、南宋吉州窑九件、南宋广窑五件、金宿州窑三件、元临川窑二件、元枢府窑五件、元景德镇窑一件、元钧窑天青窑二件、元龙泉窑二件、明钧窑三件、明景德镇窑十一件、明处州窑一件、明德化窑五件、明洪武窑二件、明永乐窑九件、明宣德窑二十七件、明厂官窑八件、明成化窑二十九件、明弘治窑二件、明正德窑九件、明嘉靖窑五件、明隆庆窑一件、明万历窑二件以及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的大量瓷器。

王世襄参与了接收溥仪遗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一批文物的工作。1946年7月，美军驻军在天津张园（原为溥仪寓所）屋内发现两具保险柜，一具已空，一具锁住尚未打开。受沈兼士的指派，王世襄去天津后才知道此批物品为溥仪离去时未能带走的文物，共计二十一匣，一千零八十五件。包括玉器五百五十件、瓷器三十五件、珠宝饰物七十二件、翡翠八十二件、朝珠手串三十九件、金器二十四件、书画五件、景泰蓝珐琅十八件、洋表六十四件、烟壶四十四件、铜镜二件、图章七十件、旧笔七件、文玩什物五十八件、杂项十五件。这批文物个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其中以商代鹰攫人头玉佩、宋高宗书马和之画《后赤壁赋图》、元初钱选《孤山图》、元赵孟书《道德经》、赵孟《秋郊饮马图》、元邓文原章草卷、黄杨绿翡翠扳指等尤为珍贵。经王世襄与有关各方人员的努力，18日乘火车将此批文物押送到故宫绛雪轩清点并送入延禧宫库房。1946年7月20日《华北日报》（北平）以《溥仪出宫时携去文物经美军在天津发现现已运平移交故宫博物院》为题作了报道。

抢救朱启钤存素堂旧藏丝绣。朱启钤（1872-1964），号桂辛，贵州紫江人，室名存素堂。辛亥革命后，任交通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内务总长。营造学社的创办人，对古建筑、髹漆研究、成立北京古物陈列所、开辟北戴河地区等多方面文化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朱氏雅好集藏缂丝、刺绣，时代自宋至清，约二百件，以辛亥革命后从恭王府购买之精品最为珍贵。明项子京和清安岐、梁清标、盛昱等人旧藏的一部分珍品也为其所藏。珍品包括：宋缂丝绣线合壁册（朱克柔缂丝牡丹、朱克柔缂丝山茶、缂丝宋徽宗御笔花卉）、宋缂丝崔白《三秋图》轴、宋缂丝《八仙介寿图》轴、宋缂丝《迎阳介寿图》卷、宋缂丝《海屋添筹》卷、宋缂丝吴煦蟠桃花卉轴、宋缂丝《蟠桃春燕图》轴、宋缂丝天官轴、宋缂丝《紫鸾鹊谱》轴、宋缂丝牡丹团扇、宋缂丝芙蓉片段、宋缂丝米芾行书卷、元缂丝《释迦牟尼佛像》轴、元缂丝通景花卉屏障残幅、元缂丝宜春帖子和《岁朝图》合壁轴、宋缂丝绣线合壁册（宋绣瑶台跨鹤、宋绣海棠双鸟、宋绣梅竹鹦鹉）、宋绣《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明顾绣韩希孟花鸟册、明顾绣花鸟人物等。朱氏曾将其藏品一一著录，撰成《存素堂丝绣录》。

1924年前后，日本实业界巨子大仓喜八郎托人愿以银洋100万元购买，遭到朱氏拒绝。后朱因经济拮据，经张学良介绍，在得到今后不得售与外国人的承诺后，以20万元的代价售与东北边业银行。"九一八"事变后，这批丝绣被伪满定为"国宝"。在日本将此批丝绣影印成《纂组英华》大型图录。

1946年5月，长春已被解放军包围。朱启钤忧心如焚，倘长春遭轰炸或发生巷战，丝绣极可能被毁。必须想方设法将其抢运出来，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正好宋美龄此时到北平，将去东北。王世襄接受朱启钤的指示，立即用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及王世襄个人的名义，写了一个呈文，由朱启钤设法转送给宋氏。丝绣果然立即从长春被空运到京，存在中央银行保险库，不久被拨交给故宫博物院。

由于故宫旧藏的珍品解放前夕大部分已被运送至台湾，因此，毫无疑问，以上几批文物对故宫博物院就显得尤为重要，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院藏，甚至不少文物已经成了故宫镇院之宝。

调查、追还美军德士嘉定少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古物。1946年初，天津正在分批遣送日本人回国。当时有规定，日本人的文物一律上交，不准携带出境。3月15日成古斋古玩铺孙成章向王世襄报告，天津同业李文治知悉日本人原田广冶、税田义人藏有相当名贵的宋元瓷器，应调查追回。孙氏表示愿意陪王世襄去津，找到李文治后，再由李带领去找原田、税田。3月21日，王世襄与行政院天津敌伪财产调查委员会主任张子奇在孙的陪同下到达天津，找到李文治，先到敌伪产业处理局驻津办事处及天津市警察局说明来意，两处派人同去找原田、税田。二人承认有宋元瓷器，因遣返时不能带走，已将瓷器转移给美军少尉德士嘉定。经与日本人对质，德氏承认接受过瓷器，但已于日前用军邮寄回美国。王世襄严正指出，日人及少尉均违反法令规定，令日人具结开明品名及件数，少尉写下邮件的地点、日期、收执号、美国收件人姓名等。并建议天津警察局待此案了结后再遣送两个日本人回国。

次日，王世襄持德氏所开的寄件日期及收执号等去天津美国军邮处核对，查明情况属实，25日由津返平。回平后王世襄向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敌伪产业处理局汇报了此行的经过，并向南京清损会作了书面报告。随即由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备函致美军驻平司令辽尔斯中将，通知他德氏的违法行为和所取得的证据，包括原田、税田具结抄件及军邮收执号码等，要求他追查此案并做处理。1947年，被追回的古物由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交我外交部转中央博物院接收。此批文物为原田原来赠送美军的古物约二十五件，其中包括宋定窑碗、宋黑定窑碗、宋梅瓶、元钧窑香炉、宋香炉、明宣德碗、三代铜器、三代小爵、三代香炉、明初青花梅瓶各一件及宋画两幅；税田赠送美军的古物二十五件，包括康熙青花壶一件、乾隆粉彩皿六枚、康熙青花小壶一件、明青花小壶四件、雍正青花小杯五件、宋磁州花瓶一件、宋龙泉皿一件、宋龙泉碗二件、元钧窑碗一件、明青花皿一件。

从日本押运善本书回国。江南数百年来为中国人文渊薮，明清两代的著名藏书家大多集中苏、浙、皖等江南数省。抗战爆发后，江南的藏书家难以继续保存旧藏的古籍，有些藏书家的后代也无意保留先人的图书，纷纷出售。于是上海成为南方最大的古籍交易市场，越来越多的江南文献、珍贵古籍被汉奸官僚、敌伪机关、境外的科研院所以及"满洲国"抢购而去。爱国仁人志士对此深为忧虑。在这江南文献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以郑振铎为首，由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张咏霓、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柏丞共同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并联名致信重庆教育部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强烈要求拨专款予以抢救。正当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和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的朱家骅因战时经费短缺难以筹得巨款而焦虑时，得知抗战前中英庚款董事会曾拨给南京中央图书馆一笔建筑费，该馆因战争爆发而迁移，大部分建筑款并未使用。经与南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协商，决定先用此款购置图书，蒋氏并决定亲自到上海具体落实购书计划。1940年1月19日郑振铎、张元济、张咏霓、何柏丞、蒋复璁以及原北京大学教授张凤举等开会确定，为保密起见，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涵芬楼的名义购书。自此在"孤岛"上海掀开了惊心动魄的江南文化的抢救工作。在这场保卫民族文化的战斗中，先后有刘世珩的玉海楼、邓邦述的群碧楼、邓实的风雨楼、张均衡的适园、刘承干的嘉业堂等著名藏书家的藏品被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下来，其中尤以刘氏嘉业堂的藏书最为珍贵。刘承干是民国年间著名藏书家，藏书楼名为嘉业堂。刘氏藏书一万二千四百余部，十六万多册，六十万卷，单是书目就有三十册，多数为名家故物。所藏明代史料尤为丰富完整，单是明刊本即有一千九百多部，在藏书家中独占鳌头。民国初年，刘氏将其中善本移往上海保存。1941年4月，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二十五万五千元选购了刘氏所藏明刊本一千二百余部、抄校本三十余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学者苏精认为：时至今日，中央图书馆藏书中不仅是空前的、很可能是绝后的，便是以嘉业堂这批独步古今的善本为主所形成的明代史料。

直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突然爆发，上海即将陷落，抢救文献的工作才被迫停止。正如后来随国民党撤退去台的蒋复璁所说，现今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几乎全是由这个同志会抢救收购的。

1941年间，其中的二千三百九十部、约一万三千册珍籍，包括刚购置的嘉业堂藏书在内，由沪寄到香港，拟连同在港所购共三万多册运美，请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转存国会图书馆。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即沦陷，藏于香港的这批古籍落入日军之手，被运往东京。1946年2月在日本被重新发现，经清点共计三千二百八十六部，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

1946年底，王世襄作为清损会派往日本的专员，于12月中旬到达日本，在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文化教育组）工作。在日期间，王因感到美国刁难设阻，调查文物损失处处碰壁、寸步难行，留在日本只能空耗时日，而故宫的基本工作亟待开始，不由地想回故宫效力。因回国申请遭到教育部次长杭立武的反对，只好寄希望于代表团批准。经吴文藻、谢冰心两先生帮助说明情况，团长朱世明终于同意由王世襄将在日本发现的这批善本书押运回国。由此王世襄意外地参与了运送这批江南珍贵文献回国的工作。令王世襄意想不到的是回归之路却是那么的艰难。

当时善本书存在东京上野公园内，船码头则在横滨，坐火车要走一个多小时。由于码头没有库房，不能把书运到码头等船，这就大大增加了运书的困难。因为运书上船至少前一天要通知文部省，第二天才能提书。书共一百零七箱，需用卡车五六辆，也须前一天联系好才能有车。

要装运书必须具备几个条件：来船去上海；船上有舱位，可以承担一百零七箱图书的运输任务；有条件接待押运员随行；该船在横滨停留三天以上。四个条件缺一不可。唯一妥当的办法是到码头上轮船公司去，查看轮船报公司的表格，由公司与货船一一核实，确知其符合押运图书的种种要求，并得到货船的答复，明确无误，确定可以使用，才敢动手去运书。

为了尽早将这批国宝运送回国，王世襄每天上午都去横滨，坐在船公司内，随时查询来船的情况，下午才回东京。经过十多天的值勤，确知有一艘美国货船将在横滨停靠三天后去上海，船上有空吨位。王世襄与公司及船长核实情况后，赶回东京，报告代表团并通知文部省。次日中午去上野公园用从美国代表团借的卡车装好书，下午由美国宪兵摩托车开路，七八辆卡车将书箱送到横滨码头，四天后（船在横滨多停留了一日），满载着中国珍贵的古籍文献的货船驶向了上海。船靠上海码头后，王世襄将书箱移交给前来接书的谢辰生和孙家晋。至此，艰难的运送工作宣告结束，为此王世襄的体重减轻了十几磅。

翌年2月，此批古籍全部安全返回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1948年国民党撤退时，又被运往台湾。

王世襄追回了数以千计的国宝，使祖国文物避免了遭受重大的损失，功莫大焉！王世襄的功绩是应该载入史册的！

1946年7月10日，王世襄被任命为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王世襄与故宫古物馆的人员一道，在景阳宫后院御书房布置了新入藏的杨宁史铜器、郭宝昌瓷器两个专门陈列室。

然而，历史对王世襄开了一个极大的玩笑。上世纪50年代初，正是由于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清损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回大量国宝的"特殊经历"，王世襄便自然成为故宫"三反"运动中被重点清查的对象。而其"理论依据"则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没有不贪污的。"虽然他是清白的，但清查者却没有给他清白无辜的结论，以致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并且让他离开了故宫博物院。在以后的反右中又遭受迫害。

离开了曾经要一辈子为之献身的故宫博物院，对王世襄和故宫都是莫大的损失。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或许又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民族文化的大幸。就像他撰写的《大树图歌》中说到的："苍天胡不仁？问天堪一哭！（下转32页）（上接14页）欲哭泪已无，化泪为苦学。"这种欲哭无泪的境遇，更促使他发愤建立和挽救了一批民族文化的绝学：无论是明式家具，还是中国竹刻；无论是中国葫芦，还是北京鸽哨；无论是明代鸽经，还是清代鸽谱；无论是蟋蟀谱，还是匠作则例；以及清代宫廷跤运动员喜爱的放大鹰、养獾狗等民间游艺……通过他不懈地穷本究源，许许多多的已罕有人知的东西，沉寂后又被激发出来，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工艺又成为了一门门新的高雅的绝学。王世襄先后出版了《广陵散》、《髹饰录解说》、《画学汇编》、《雕刻集影》、《中国古代音乐书目》、《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中国竹刻图录》（与翁万戈合编）、《明式家具珍赏》（中、英、法、德等各种文种的版本）、《故宫博物院藏雕漆》、《中国古代漆器》、《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合编）、《明式家具研究》（中、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漆器》、《北京鸽哨》、《竹刻》、《说葫芦》、《蟋蟀谱集成》、《美国加州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选集》（与美国Curtis Evarts合编）、《竹刻鉴赏》、《明式家具萃珍》、《锦灰堆》、《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影印各处藏本）、《中国画论研究》、《锦灰二堆》、《自珍集》等不下三四十种。

历史，不断地周而复始！历史，又是那样的不可逆转！1956年吴仲超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这位求贤若渴的伯乐曾经通过文化部想把王世襄调回故宫博物院工作，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办成。随后王世襄被吴仲超院长聘为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专门委员和文物修复委员会委员，并在故宫设有专门的休息室。

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但王世襄为国家追回国宝的热情至今仍然不减。2003年，王世襄为"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赋诗一首："为赎中华国宝还，悬金求索不辞艰。一朝展馆容瞻赏，万众欢欣尽笑颜。"其诚心可见一斑。

2003年第12期 民主斗士杜斌丞　作者：王宇明

1947年10月7日，卓越的民主运动活动家杜斌丞同志，在蒋介石、胡宗南匪帮的屠刀下壮烈地牺牲了。翌年10月9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反攻的隆隆炮声中，陕甘宁边区各界代表1000余人，在延安隆重举行追悼杜斌丞殉难一周年大会。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报告杜斌丞生平业绩，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先后讲话。大家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对为和平民主事业英勇奋斗、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杜斌丞沉痛哀悼，衷情赞颂。中共毛泽东主席亲书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笃信赤帜志弥坚

杜斌丞，原名丕功，字斌丞。陕西省米脂县城人，1888年5月20日出生在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岁时入私塾，1905年到绥德中学堂读书，1913年夏考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

1917年夏，杜斌丞毕业，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挽留，回到偏僻、落后的陕北，在榆林中学担任校长。在办学期间，他采用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实行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增设新课程，传播新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迷信；提倡革命进步，反对保守落后。特别可贵的是，杜不顾校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对，大胆聘请魏野畴、李子洲、呼延震东、王森然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在他的支持与鼓励之下，这些老师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新文化运动。他当了10年校长，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和爱国志士，其中就有刘志丹、谢子长、霍世杰、曹力如、王子宜、李力果等，后来他们都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重要干部。

在大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处于逆境之时，杜斌丞仍能分清大是大非，看到中国革命的前途。他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完全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西安城里议论纷纷，有些青年一时分不清是非，看不清方向。杜斌丞则以鲜明的观点引导他们说："你们要站在长线上（共产党），不要站在短线上（国民党）；要站在前线上，不要站在后线上。"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杜斌丞向杨虎城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十七路军和红四方面军达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的协定.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使十七路军与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的阴谋。

为了推动杨虎城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8月13日，党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筹建红军联络站时，毛泽东致信杜斌丞，信中写道："虎臣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毛泽东和共产党对杜斌丞这样看重和信任，使他的心情非常高兴与激动。他接受毛泽东的指示，对张文彬的工作大力协助，并建议杨虎城委任张文彬为西安绥靖公署秘书。9月8日，张文彬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这样写道："我已与杜见过一面，他表现很好，除愿向杨方推动外，并可向孙（孙蔚如---笔者注）等尽力推动。我观察他同我谈话的态度均很诚恳。"

西安事变前夕，杜斌丞针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消灭红军、削弱杂牌军的阴谋，向杨虎城提出了"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抗日的建议。他对杨说："蒋介石调东北军入陕，命令你和汉卿'剿共'，意在三方对立，互相残杀。在这种情况下，应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友军，联合红军，变三方对立为三方联合，变互相残杀为联合抗日。"这个建议对促成杨虎城和张学良团结抗日以至发动西安事变都起了积极作用。

双十二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当日，杜斌丞受命担任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和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后又代表杨虎城参加了由周恩来主持的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方组成的"联合办公厅"的工作。杜斌丞在西安事变中信任共产党，依靠共产党。周恩来到西安后，从国家民族最高利益出发，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逼蒋抗日的方针。杜斌丞听后当即表示衷心拥护。他敬佩地说："共产党站得高，看得远。"毛泽东称赞他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

为民主奔走呼号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订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政策，反共反人民的活动更为猖獗，使杜斌丞对国民党蒋介石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看得更加清楚。就在这时，杜斌丞接连两次收到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送来的国民党员入党登记表，拉他参加国民党，均遭到断然拒绝。

1940年7月16日深夜，国民党特务如狼似虎，突然闯入杜家，以搜捕共产党员为名抓走了杜斌丞的随从杜良明和来访的客人。这使杜斌丞异常愤慨：现在，我还是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员嘛，他们就事先不打招呼，派特务闯入我宅，搜我的家，抓我的人，真是无法无天，欺人太甚。翌日，杜斌丞怒气冲冲地跑到陕西省主席蒋鼎文家中，怒斥特务暴行，据理要人。蒋无理以对，装作不知此事，传令让杜将杜良明带回。杜斌丞回到家中，仍然怒气难平，当即挥笔疾书，给蒋鼎文写信，坚决辞退省政府委员和其他一切行政名义。公然申明，与国民党政府断绝一切关系："不上衙门，不做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官。"

从此时起，杜斌丞专心致志从事抗日民主运动，为民主四处奔走呼号，为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开始了新的斗争。

1941年夏，杜斌丞到了广西桂林，由朱蕴山介绍，会见了抗日反蒋的李济深将军，商定开一个秘密会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以游览名义乘车到了城外李任仁家中。李是广西参议会议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在这里，杜斌丞和李济深、朱蕴山、李任仁讨论南北如何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问题。最后制订了一个计划，组织南北各军同时起义，包围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与延安合作，坚持抗日。并决定由杜斌丞担任西北方面负责人。后因种种困难，计划未遂。

是年秋，杜斌丞又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接触的人士更为广泛，其中有共产党员，有爱国民主人士，也有国民党上层人物。谈论的问题也更加广泛深入，政治视野也更加开阔。就在此时，经王炳南、屈武介绍，杜斌丞参加了秘密的革命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即小民革），担任陕西组组长。从此，杜斌丞开始了比较有组织、有计划的抗日民主运动，革命斗志更加激昂。

1943年夏，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杜斌丞到了云南省昆明。到后不久，就由周新民介绍会见了昆明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华岗，并经常联系。又与老同学、著名人士张奚若多次深谈。并走访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许多教授、学者，应邀出席了民主人士组织的座谈会、报告会，结识了李公朴、闻一多、楚图南、罗隆基、杨春州等知名人士，收获甚富。他第一次参加民主人士座谈会就引起巨大反响。

1943年冬，杜斌丞由朱蕴山、韩望尘陪同到了成都，与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等人会晤交谈。他针对民盟内部成分复杂、思想混乱的情况，向张澜主席明确进言。杜斌丞的西南之行，对于促进西北与西南民主力量的联合，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为发展大后方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宝贵贡献。

"屡作罪言安复危"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杜斌丞审时度势，决定返回西安，迎接新的斗争。

中共周恩来副主席对杜斌丞回西安后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心，特约他晤谈。周恩来指出："胡宗南正在准备进攻延安，西安的环境日趋恶化。你在反动派面前的目标太大了，你回西安难免有遭到叵测的危险，你可先到上海工作一个时期嘛。"稍顿，又说道："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养人才方面不是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吗？"

杜斌丞听了周恩来十分关怀诚恳的劝告非常感动。但他还是激动地表示："周先生！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按兵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敌人了。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那里也需要人，我应该回去。"杜斌丞如黄钟大吕一般的慷慨之言，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使周恩来和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

2月4日，杜斌丞由重庆回到西安。为了加强对民主运动的领导，首先调整和充实了民盟西北总支部。经过这次调整，主任委员仍是杜斌丞，委员有杨明轩、王菊人、成伯仁、李敷仁，秘书长杨子廉。总支部下设立了组织部、宣传部和青年、文化、妇女、财务、国内联络五个委员会。为迎接新的斗争作了组织领导准备。

杜斌丞根据周恩来关于积极从事大后方的舆论宣传工作，大力扩大民主救国思想影响的指示，同杨明轩等一起首先创办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联合版》），由成伯仁任社长。之后还创办了《老百姓报》、《新妇女》、《文化周报》、《农村周刊》等报刊。

在这些报刊中，战斗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是《联合版》。它高举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派，敢于为老百姓说话，敢于反映民盟的政治路线。许多文章，切中要害，猛击时弊，使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头痛与惧怕。

杜斌丞回到西安后的第四天，即2月8日，他就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联合版》发表长篇谈话，针对蒋介石要求修改政协会议决议的反动图谋，向蒋介石公开宣战："本人对民主运动向具热忱，去年（1945年）十月民主同盟代表大会上，已将我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个人既拥护民主政治，至愿民主运动日趋展开，使中国迅速实现民主的新国家。"

从此之后，在西北，以杜斌丞为中心的民主力量与蒋介石、胡宗南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围绕着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一天比一天紧张激烈起来。

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开始时不准许各大商户在《联合版》上刊登广告，不准许老百姓订阅《联合版》，企图从经济来源上卡死《联合版》。达不到目的，特务机关就给报社写恐吓信，在信封中装上子弹威吓，扬言要捣毁《联合版》。然而报社职工，无所畏惧，坚守岗位，《联合版》照常出版。

威吓不灵，大打出手。3月1日，西安国民党反动当局纠集一群特务、流氓、暴徒举行反共、反苏游行，并趁机捣毁了《联合版》报南院门营业部。报社职工无比愤慨。他们在杜斌丞的指示与鼓舞下，顶住压力，坚持工作。第二天报纸照常出版，并发表了《为特务捣毁本报谨向社会控诉》的社论，号召各界人民奋起声援。

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联合版》报的暴行激起西北及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给报社的声援和慰问信多达3000余件。郭沫若、沈钧儒、茅盾等人也致函慰问，热情鼓励："贵报为西北民主堡垒，日遭忌视。然拥护贵报之人固遍于全中国，尚望再接再厉，共同争取民主自由之实现！"

西安和全国各地爱国民主人士对报社的慰问和鼓励，更加激发了全体职工的斗志。同时也使国民党反动派越发恐惧与仇恨，开始对报社工作人员进行人身迫害。

3月初，西安特务头子王超凡，在钟楼附近故意用汽车撞倒《联合版》报编辑部主任梁益堂。

3月19日，《联合版》报记者杨宾卿在夜间回家途中被特务分子殴打致伤，并狠毒地在眼中塞满了石灰。

3月27日，国民党西安反动当局又指使特务在《联合版》报社冰窑巷印刷厂偷偷放置了三颗化学燃烧弹，企图烧毁印刷厂，伤害工作人员，阻止报纸出版。但由于报社职工警惕性高，及时发现排除了，敌人阴谋又遭失败。

图穷匕首见，敌人大开杀戒。4月23日，报社的法律顾问王任，因联合二十多名进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谴责特务破坏言论自由、殴打记者的暴行，刺痛了敌人的心窝，竟被恼羞成怒的敌人诬以"吸食毒品"的罪名秘密杀害。5月1日，在西安街头，特务又绑架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委员会主任、《老百姓》报主编李敷仁，枪杀于咸阳塬上。白色恐怖越演越烈。

就在此时，蒋介石到达西安部署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胡宗南为了给主子一点面子，下令《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停刊。报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被迫撤离。只有杜斌丞、王菊人等留在西安，坚持斗争。

"敢以空拳抗万钧"

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了。其他几个爱国进步报刊《老百姓报》、《文化周刊》、《农村周刊》和《新妇女》也都被迫停刊。王任、李敷仁被敌人杀害。西安古城，乱云飞渡，白色恐怖，人心惶惶。但是，杜斌丞"固持正义惊群丑，敢以空拳抗万钧"（谢觉哉诗），誓与敌人周旋到底。

在重庆的王炳南深知杜斌丞在西安的处境日益恶化，特派王彦亭去西安转告杜斌丞尽快撤离。

1946年4月28日，王彦亭赶到西安，当即去王家巷向杜斌丞转告了王炳南的意见和劝告。杜听后只说了声："知道了，谢谢炳南先生的关心。"但无撤离之意。

5月2日，王彦亭闻知李敷仁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消息后，更感到杜斌丞的处境太危险了。因此于5月5日凌晨又冒险到了杜家劝其撤离。杜听了，严肃地说道："我不能走。即使有再大的危险，我也决不能离开。我要对革命负责。革命就免不了有牺牲。你赶快去南京告诉炳南先生，对于李敷仁被杀事件，要民盟中央向蒋介石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决不能便宜了敌人。"

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不仅对着解放区的共产党、解放军，而且对着国统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7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在昆明暗杀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7月14日，用同样的手段又暗杀了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8月，在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又将民盟西北总支部的杜斌丞、杨明轩、王菊人、成伯仁等一百多人列入加害的黑名单。杜斌丞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但他岿然不动，继续坚持战斗。

9月某日傍晚，杜斌丞从高桂滋家中办事出来，在街上正好碰上原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梵伯。周大吃一惊，忙把杜引到他家地下室，点亮煤油灯，并吩咐妻子到门口观察动静。在灯光下，周梵伯看到杜先生的额头上增添了几条细长的皱纹，头发脱掉许多，身体也消瘦了。唯有那两撇布琼尼式的胡须还是那样挺拔，那一双慧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他不禁黯然地说道："杜先生，我从孙蔚如、王宗山口中得知，你的处境相当危险啊！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的意思，你还是暂时离开西安为好，免遭特务暗算。"

杜斌丞听了，捋着自己的胡须，深沉而坚毅地说道："许多同志都劝我暂时离开西安躲一躲，大家都是好意嘛。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啊。"稍顿，他又缓缓地说道："历来取胜之道，莫过魁首身先士卒，镇定自若。我是民盟西北组织负责人，如果只图个人安全，怎么能实现民主救国呢？又怎么能为大家做出榜样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但历史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人的生命。生命应当有价值，价值就在于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有益于子孙后代嘛！"

两个人叙谈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大门口握别时，杜又十分关心地说："我知道，你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不要悲观。我相信，天快亮了！"杜又用右手指了指延安方向，意味深长地说："北斗星就在北边噢！"

纵论民主气如虹

1947年初，随着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节节推进，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人士的压迫也日甚一日。1月中旬某日，民盟西北总支部驻甘肃特派员吴鸿宾，感到政治环境日趋严峻，工作难以开展，特派吴剑夫去西安向杜斌丞汇报情况，请示方针。吴剑夫1月30日抵达西安，2月1日，阴霾蔽空，逆风怒号，街上行人极为稀少。天麻麻亮时，吴剑夫来到王家巷32号。走进后院，看见屋廊下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慈祥老人。他的相貌、身材、举止，特别是两撇向上翘的胡子，和吴鸿宾交待的体貌特征完全一致。急忙走上前去向杜鞠躬致意。说："我是从兰州特地来看您的。"

杜安祥地说："谢谢，到屋里谈吧。"

吴剑夫说明来意后，把吴鸿宾给杜斌丞的信递上。杜仔细地阅读后，划了一根火柴把信烧掉。说道："我们也非常关心甘肃的同志们。你谈谈情况吧。"

汇报时，杜斌丞一直专注地听着，没有插过一句话。听完汇报后，他走进书房里间拿出两本油印的书递给吴剑夫。说道："你先看看这两本书，里边重要的章节可以多看几遍，心里要牢记。白天你不要出去就在这里看书，天黑后你再回去。有些问题我们明天再谈。你明天可早一点来。"

吴剑夫谦恭地不住点头称好。双手接过书一看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这是他第一次读毛泽东的著作，心里感到有说不出的神圣和兴奋。一个人像饥牛吃草似的贪婪地阅读了一天。

翌日，天未大亮，吴剑夫就来到杜家。早点后，杜斌丞首先询问吴阅读毛泽东两本书的情况，要点记住了没有。吴作了详细汇报，复述了两本书的重要内容。杜听了满意地说道："你的记性很不错嘛。回去后，可以把书中要紧的话向甘肃的同志们讲讲，这是建设新中国的指针啊！"

谈话是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开始的。杜斌丞说："蒋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他正坐在火山口上，给自己敲着丧钟，他崩溃的日期不远了。中国正处在黎明前短暂的黑暗阶段。"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杜斌丞神情昂然，双目炯炯，他兴奋地说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革命。我们民盟和共产党合作，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这是坚定不移的方针。"

在讲到甘肃民盟的工作问题时，杜斌丞指出："我们要和回、汉、蒙、藏同胞中有代表性的，不满国民党、蒋介石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要和各行各业中的有代表性的人物广交朋友。现在，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开展起来了。这是反对蒋介石的一支生力军，我们要响应，要声援，配合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要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扰乱他的反革命部署，叫他们疲于奔命，叫他们经常患头痛病，患牙痛病。"

这次谈话，是杜斌丞在3月20日被捕前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话。

"为有牺牲多壮志"

到了3月，杜斌丞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了。民盟中央对他的安全极为关怀，连发几封电报催促杜斌丞到南京参加重要会议。去不去？撤不撤？杜斌丞找来组织部长王菊人商量决定。

王菊人郑重说道："现在形势险恶，蒋、胡匪帮对君的压迫更甚。我认为，我们在国民党特务的层层监视之下，欲有所为而不能，只有离开西安为上策。"

杜斌丞摇摇头说道："陕西当局决不会让我走的。我在危难之时也不能为求一身之安全而置诸同志于不顾。你为其易，我当其难。你走吧！我是决定不走的。"

杜劝王走，王劝杜走，杜关心王的安全，王关心杜的安全。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最后，王菊人只好坚定地说道："好吧！杜先生既不走，我也决不能舍你而去，那我也不再说走的事了。"

3月18日，即胡宗南部队攻占延安的前两天，蒋介石被一时虚假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急忙电令胡宗南、祝绍周："据报，杜斌丞、白伯英、王菊人等通匪有据，速即查办。"

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西安情报处处长王超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杜斌丞的安全也极为关注。当他得到这一情报后，当晚冒着极大风险，从王佑民同志的院内经过偏门进入杜家，通报了上述情报。杜斌丞听了仍很镇定。他说："这是意料中的事情。斗争难免有牺牲，我决不能让蒋介石的恐怖手段吓倒。"王超北力劝说："蒋介石、胡宗南是一伙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你应该立即离开西安躲避一下，我们也可以帮助你去延安。"但杜斌丞没有接受王超北的建议，他坚决表示："我决心迎接蒋介石、胡宗南的挑战，决不离开西安。"

杜斌丞错过了最后一个撤离时机。预料中的不幸终于发生了。

3月20日，即在国民党军队攻占延安的第二天，杜斌丞不幸被捕。杜的战友王菊人和随从杜良明也在同一天被捕。杜斌丞被捕的当天夜里，与王菊人一起，由西安警察总局秘密转押到新城东北角西安反动当局关押重要政治犯的秘密牢房。杜与王对门而居，长达半年。

国民党反动派对杜斌丞的看管极为严密。由两个特务和一班士兵看守。牢内漆黑一团，黑白不辨。只给一个瓦罐，大小便均在室内，臭气熏天。饮食更为恶劣，无菜，无盐，顿顿挨饿。在肮脏的环境和恶劣饮食的折磨下，杜斌丞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在敌人的法庭上，杜斌丞则正气凛然，据理抗争。

身陷囹圄，不忘革命。杜斌丞通过教育与感化争取过来一个监狱看守王宏勋，通过他与狱中王菊人和狱外的戴铭九、高宪斌、高建白、高元白等同志互通信息，布置工作，鼓舞战友，坚持斗争。他在给王菊人的纸条上这样写道："我今年六十岁了，好像一辆破车，出了这门也不能用了。你要好好排解，勿伤身体，为革命事业好好努力。"并附诗一首《牢中慰问同难王菊人同志》：

国家正多难，南冠到此城。

望门思张俭，慷慨感后生。

我志非石转，君心比月明。

衷怀诚怛怛，自足慰我情。

当杜斌丞闻悉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威逼潼关时，惊喜万分，兴奋不已，遂吟诗赋词抒发革命者之豪情。可惜无法保留，王菊人只记得后三句："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

10月5日，即杜斌丞牺牲的前两天，他给表弟高建白写了一信。谁知，此信竟成了他的最后遗书。全文如下：

建白弟鉴：

近日此间情况恶化，事急时迫，未知前致居恭（杜斌丞大儿媳---笔者注）之函，已否转达？兄困幽数月，诸病交作，日益沉重。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居恭遭遇至苦，弟应多去照料；并通知鸿模（杜斌丞次子---笔者注），此时不必返陕。良明随兄受害，令人悯痛，现在究押何处？设法营救为要。呜呼！悲愤交集，言不尽意。吾弟知我最深，务须珍重。信及款袜，均已收到。

兄斌

十月五日

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连遭失败、一百多万军队被歼的情况下，气极败坏，更加紧了对民主力量的摧残与镇压。10月6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严令胡宗南、祝绍周迅速杀害杜斌丞。7日凌晨，特务蔡剑锋和看守所长杨克刚低声叫道："杜先生，请起来，要搬到别的地方去。"

杜惊醒问："现在是什么时间？"

特务："早上五点多钟。"

杜斌丞立刻明白了：现在搬什么家，我上路的时间到了。

他神色从容，泰然自若。他起床，穿上棉衣，长袍，系好扣子，戴上礼帽，习惯地捋了捋两撇上翘的胡子，缓缓迈出牢房。特务们将他用绳捆绑，架上囚车。

杜斌丞顶天立地，正气凛然。面对暴虐，一路上大骂蒋介石、胡宗南："你们能逮捕我，能屠杀我，但总不能挽救你们自己垂死的命运。你们等着吧，总有一天，你们要受到人民的公审！"

杜斌丞的牺牲，激起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对蒋介石、胡宗南提出严重抗议，对杜斌丞沉痛哀悼并给予崇高评价。

1948年2月，周恩来同志在陕北接见米脂县县长姬伯勋谈到建立杜斌丞图书馆问题时，他深情地讲了这样一段话，对杜斌丞同志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斌丞嘛！是一位坚贞的革命战士，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奋不顾身地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激昂慷慨的维护民主的言论，临危不惧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害怕他，人民需要他。他生的伟大，死的伟大，正气磅礴，足可千秋啊！

2003年第12期 王芸生在《大公报》　作者：傅国涌

一

王芸生是新记《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在他手里继续捍卫了民间报纸"文人议政"的传统，当然也是他参与掐断了这一传统。他的文字热情洋溢，视野开阔，气魄宏大。老大公报人李纯青说他的文章"长处是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泻"，"那时大公报社论，主要就是表现王芸生个人对时事的纵横观"。陈布雷夸奖他的文章"得张季鸾十之八九"。重庆时期，张季鸾在读了他写的一篇社论后由衷地赞赏说："我要写也不过如此！"

无党无派的报人俞颂华在《富有热情的王芸生》一文中这样评价---

王芸生的文章为世人所传诵。他立言的长处是常以国家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场，说一般人民所要说的话。虽则格于环境，他有时恐未必能畅所欲言，可是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1946年11月25日《人物》第四期）

这个文名满天下的一代报人却因为少时家贫，只读过八年私塾就被迫失学，完全是刻苦自学出来的。1936年，他在《芸生文存·自序》中说：

我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国家在这个时代的悲喜，我自然也分享了一份。……我的小辫子是给辛亥革命剃掉的，壬子兵变时的火光和杀声，曾照耀过我的眼睛，震动过我的心，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使我走上民国十五、六年的革命战场，革命的火焰曾使我的生命发光，而革命阵营中的腐败现象也确曾伤过我的心。……这十多年来我一贯是在编报写文章，报已编了三四千天，文章便也写了一堆。我的报自然是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史料，我的文章也不至太对不起我的国家。

作为一个大时代的产儿，他亲历了那个时代的风雨血火，他炽热的文字因此也成了时代最有力的见证之一。他以其热情、无私、远见献身于新闻自由事业，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从1929年到1949年，他在《大公报》的二十年，将是后世有志于言论报国的人们永远的话题。

1936年5月8日，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发表《新闻事业与国难》的演讲中说---新闻"第一要平常化。不矜奇，不立异，老老实实，平平常常，一切循平常轨道而行，直接养成坚实的舆论，间接促进社会坚实的风气。"这番话代表了他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朴实而坚定的追求。

二

王芸生自称"一个大城市边上的乡下人"，1901年9月生在天津郊区，不满六岁进私塾，父亲给他取学名叫德鹏，"'芸生'这个名字还是进天津《商报》当总编辑时介绍人信口说出来的。"少年失学后，他先后做过茶叶店和小布店的学徒、洋行职员，但他酷爱读书，尤其对报纸有兴趣，早年曾在《益世报》副刊发表过《新新年致旧新年书》。1925年，五卅运动发生后，24岁的王芸生和天津各洋行的青年员工发起组织"天津洋务华员工会"，被推为宣传部长，主编工会的周刊，参加集会、撒传单、演讲，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在天津处于危险之中，匆忙逃到上海。

在上海，他参加了一个共产党刊物的编辑工作，先加入国民党，再由博古等介绍加入共产党，曾和几个共产党人一起办过《亦是》、《猛进》等周刊，还担任过《和平日报》的编辑工作。"那一年的生活，大体说来，是烈烈轰轰的，终日所接触的都是热血蓬勃的人物，夜间则睡在冷清清的亭子间里。""在上海，我曾昕夕计算着北伐军的行程，也曾忧虑焦急过党人的纠纷。"

因老母思子心切，写信要他回家过年，他才从上海回到天津，在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每天给《华北新闻》写一篇社论，这些经历对他以后走上职业报人之路都不无影响。"四一二"之后，他与共产党失去联系，《华北新闻》的社论也不能写了，生活陷入困境。这时，天津《商报》请他担任总编辑。1928年，这个茶叶铺的小伙计、洋行华员、职业革命者，终于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

后来他曾在报上刊登启事，"鄙人因感触时变，早已与一切政团不发生关系，谢绝政治活动，惟从事著述，谋以糊口，恐各方师友不察，有误会，特此声明。"

他因为与张季鸾打笔仗，而被张发现，于1929年8月22日进入《大公报》，成为大公报史上的一段佳话。从此，他的一生和《大公报》再也无法分开了。

王芸生在《大公报》最初负责编地方新闻版，孔昭恺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回忆："他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秕政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河南当局对《大公报》地方新闻版最恼火，大概挨了不少王芸生的棒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派他协助汪松年编中日关系史料，后汪因年老、才力不及，推举他来主编。从1931年9月到1934年4月，他往来于平、津之间，奔走于各大图书馆，广泛搜集材料，走访历史界和外交界前辈，晚上伏案写作，常常通宵达旦。每天写出一段，即在《大公报》上连载，前后三年，受到广泛欢迎，许多学者和外交家把珍藏的材料寄给他。从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到1931年正好60年，所以定名《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实际上只写到1919年。

在不到三年的时光，他一口气写了洋洋200万言，这本书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日关系史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书名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刘大年《赤门谈史录》）日本史学界也非常重视这本书。当时中日问题是人人瞩目的焦点，王芸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日本问题专家，深受张季鸾的青睐，也奠定了他在《大公报》的地位。

1934年8月，他第一次应邀上江西庐山采访，历时33天，在牯岭住了24天，给蒋介石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日本问题，内容是"三国干涉还辽"。1935年他一跃成为《大公报》编辑主任，仅在张季鸾、胡政之之下。

三

1936年，《大公报》创办上海版，王芸生故地重来，感慨万千，他已不再是十年前的流亡青年、职业革命者，而是在全国报界崭露头角的、有影响的报人。"那时的朋友们，到现在已死的死，散的散，都为一个大时代尽过他们的责任了；屈指数来，也有不少的人们业已显达。我对于显达的人们毫不羡慕，而对于被时代巨浪吞噬了的朋友们，每一念及，辄不免心头滚烫，暗暗的落泪。"他把自己五年来写的三十几篇文章汇编成《芸生文存》第一卷，由上海大公报馆出版发行。第二年，他又在炮火硝烟中编了《芸生文存》第二卷（取名《由统一到抗战》）。怀着对那片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土地的挚爱，他连续写下了六篇"寄北方青年"，以热情的文字鼓励青年，剖析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在《三寄北方青年》中他坦白地说："我们是靠做报吃口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来谈谈这个大问题。"

1937年8月17日，在上海"八一三"的炮声中，他曾发表短评：

昨天是沪战的第四日，连朝风雨，乍转晴朗，在丛丛浓云中露出阳光。这阳光照耀着地上的血迹。大时代中的大上海，一面展开热烈的民族战争，一面描绘凄凉的都市惨景：在机影炮声之下，人们紧张焦急，心头眼里，都似有重大的期待。偌大市场，家家商店紧闭着大门；摩天楼下转徙着无家的流民，夜的马路比死还静，惨亮的路灯，照不见一个人影；一道闪电，一个轰雷，是炮声追逐着火线。中国的儿女，敌人已把我们拖入大时代，我们便应该勇敢坚决的使我们的民族国家在大时代中翻身！

"来日大难"是我们的前途。救中国人者是中国人，担当现在国难者也应该是现在生存着的中国人。我们不须卜课，我们的命运就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上。四万万人不要亡国，国不会亡；四万万人都忘掉国家，这个国家便一股脑儿沉沦大海。

透过这些至诚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王芸生的执着、冷静和热忱。

同年12月14日，《大公报》上海版宣告自动停刊、"含泪'暂别上海读者'"之前，王芸生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报社业务，并开始大量的社评写作，这是他得到锻炼的时期，为他以后全面主持《大公报》笔政，主导《大公报》的言论打下了良好基础。随后，他撤到汉口，"参加《大公报》汉口版的言论编辑工作"，主要是帮张季鸾写社评。

1938年10月18日，汉口版撤出武汉。《大公报》重庆版创刊以后，张季鸾已很少写作，王芸生实际上开始主持笔政。1941年张去世，他成为主要的继承人，陈布雷写信给他，说自己和《大公报》及他个人的交情，将和张在世时一样。

王芸生出身贫苦，生活简朴，不喝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虽然他早年参加过国民党、共产党，但早已登报声明退党。对《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他一直奉若神明，一位国民党要员想在《大公报》登一篇文章，派人往他家送厚礼，家人不明真相收下了，他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即写信要求把礼拿回。陈诚邀他做政治部第三厅宣传处处长，他回答："我服从司马迁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言下之意他头上戴了新闻记者这个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陈诚表示不要他办公，举荐一个副处长即可，他还是不答应。陈又送给他一个设计委员的聘书，不用办公，每月可拿300元津贴，被他当场退回。张治中做部长时也给他送了聘书，照样被他退回。在他看来"不做蒋家官，不拿蒋家钱"，才能保住自己独立思考、自主发言的地位。

四

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职。"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直接导致郭的下台。

1943年2月2日，他读了记者张高峰采写的《豫灾实录》通讯，心情激荡，挥毫写下《看重庆，念中原》的著名社评：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此文一出，人们争相传阅，蒋介石龙颜大怒，《大公报》被罚停刊三天。

抗战的胜利曾给王芸生带来昙花一现的希望，他当时的社评《日本投降了》、《毛泽东先生来了》都显得那么乐观。他还为马歇尔来华、停战令、三人军事小组、政协会议的召开喝过彩。当然，即使这段时期他也发表了《莫失尽人心》和《为江浙人民呼吁》这样的社评，揭露、抨击国民党官员借接收之机大肆劫夺的行径。

随着和平化为泡影，内战烽烟四起，1946年后他发表了不少批评国民党政府的社评。陈布雷为此公开声言："我在精神上和王芸生绝交。"

1947年5月25日，王芸生发表个人署名的《我看学潮》一文，说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三反运动是很自然的，呼吁"赶快停战，快快和平！"对学运消息也作了大量客观报道。12月29日，发表李纯青执笔的社论《何必防闲学生运动》，更是公开支持学潮。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天就发表社论，大骂王芸生"响应共党匪徒"的"武装叛乱"。1948年1月1日，胡政之发表题为《两点说明》的署名文章为他申辩。

1947年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从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行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弛。""捕学生，捕记者，演惨案，是各地治安当局太张皇了……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新闻界的职业自由，我们郑重要求政府从速恢复被捕记者的自由，取消天津的新闻检查。"

6月8日，英国代表自由思想的权威报纸《曼彻斯特导报》为此发表评论，王芸生把这条专电安排在《大公报》要闻版，眉题是《外报论中国捕记者》，主题是《抓人封报实难叫人同情》，副题两行《人民不满情绪岂可压抑，实现和平民主才是上策》。

7月，《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捕，王芸生得知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上海市长吴国桢，要他立即放人。留下了"今晚不放人，明天就见报"这样掷地有声的话。

12月26日，王芸生在社评中直接批评"新产生的这部中华民国宪法"---"就文字与精神言，在这时代，均不算十分理想。""这部宪法最大缺点，还不在它本身，而是这次的制宪国大缺少了一个和平团结的规模。一个主要的党派未参加，而半个中国还在打着内战，因此大大减损了这部宪法的尊严性。"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接着，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这是《大公报》"文人论政"传统陨落之前最后一轮辉煌的跋涉。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在野党的特权》、《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王芸生并不畏惧，发表《答南京中央日报两点》予以反驳。

五

王芸生曾对家人说过："我作为一份民间报纸的发言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我才有独立的发言权，我才有资格说真话，对国民党才能嬉笑怒骂。同时，待国共双方都必须一样，是我一贯的原则。"（王芝芙《老报人王芸生---回忆我的父亲》）在国、共两党对决的夹缝中，他始终坚持独立的民间立场，不仅不断地批评当权的国民党，也没有放弃对革命的共产党的批评。

1945年10月25日，他发表《为交通着急》社评，批评共产党。11月20日，又发表《质中共》社评，呼吁和平。《新华日报》第二天就发表《与大公报论国是》的社论，进行严厉驳斥。1946年4月16日，他在《大公报》发表《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新华日报》则针锋相对于18日发表《可耻的大公报社论》，予以反驳。

直到1948年1月8日，《大公报》还发表了《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评，在这前后曾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武力解决"，呼吁"世界需要中道而行"的文章，在白热化的两极对决中，他还努力保持言论的独立。

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对国家、民族那种深挚的无条件的爱无疑决定了他最后的选择。所以，他会那么强烈地反对有损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2月11日，英、美、苏同时发表雅尔塔协定全文。23日，他在《大公报》发表《读雅尔塔协定有感》社评，指出"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被处分的地位。"28日，他发表《东北的阴云》社评---"我们谨以中国人民的立场，声明一个界限，就是：我们要对内争民主，对外保独立。若国家独立的不存或有损，尚何民主可言？"29日，他发表《东北的经济与金融》社评，同一天，还发表了傅斯年等20位著名知识分子签署的《我们对于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

1947年2月27日至3月15日，王芸生以《大公报》总编辑身份参加中国赴日记者团。5月以来，他多次在北大、燕京、清华、南开等大学讲演，揭发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问题。10月他在《国讯周刊》43期发表《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10月16日的《大公报》上海版全文转载。此后《大公报》不断发表社评，组织座谈会，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他从未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且正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他所有的理想、追求和痛苦都和这一点难以分开。

六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两次和王芸生等大公报人见面。胡政之以个人名义在报社宴请毛泽东及中共代表团。

从1946年11月4日发表的《做一个现实的梦》，到1948年9月10日的《九一之梦》，王芸生的梦终于做到了尽头。1948年10月30日，形势已逐渐明朗，旧政权摇摇欲坠，大变局迫在眉睫。那一刻，《新民报》、《文汇报》等民间报都已被封杀，《观察》周刊危在旦夕，胡政之病入膏肓，《大公报》何去何从，王芸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在得到毛泽东转来的口信后，他断然下了决心，11月5日取道台湾转到香港，10日就发表了标志着香港《大公报》左转的社评---《和平无望》。1949年1月，他北上北平。对这一令后人费解的选择，他自己的解释是向"人民阵营来投降"。5月27日，他在《大公报》内的共产党人杨刚陪同下重返上海，6月17日，《大公报新生宣言》的发表成为新记《大公报》时代的终点。尽管在此后他还担任了"新生"的《大公报》总编辑、社长，也拥有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等头衔，但他的报业生涯从发表这个宣言的那一刻起实际上已彻底结束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个"文人论政"时代的结束。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他坚持"我有封建思想，决不出卖朋友"。当时三家仅存的全国性党外报纸中，《文汇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徐铸成、储安平都已中箭落马，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大公报》的总编辑就不宜再划为右派，他是绝对无法幸免的。在一个新的时代，他和曹谷冰一起花两年时间去完成《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和《1926年到1949年的旧大公报》这样的回忆录，以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对《大公报》的历史和各时期的言论作了一次系统的清理。虽然现在看来过分自贬，不够客观，但还是为后人研究《大公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2003年第12期 从李昌平的新书看“三农”　作者：吴　象

2000年3月8日，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朱基总理，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像闪电划破黑夜长空时的一声惊雷，在中南海引起了震动。朱总理两次批复，派工作组下乡调查。

后来，李昌平把事件始末写成了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村问题老专家杜润生在书的序言中说："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身份，系统提出、以数据说话、以亲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的话有震憾力，"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成了社会广泛流传的名言，使"三农"问题日益成为时代的呼唤，成为全国上下严重关注的一大焦点；使那些只见城市高楼大厦、不见农村大量撂荒，一味追求GDP增长、不问收入分配真情，对经济的繁荣发展沾沾自喜、对存在的困难矛盾视若无睹的人，也不能不开始清醒："三农"问题不是一句"工农、城乡、地区之间还存在差别"这样轻描淡写的话，附在一系列辉煌成就之后一笔带过，就可以向人民交待的了，而是必须认真对待，认真解决。

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提出目前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平衡的、不全面的。这是党中央实事求是的表现。我理解，全面小康应当是全民共享的小康，至少应当是走向全民共享的小康，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在全国相当范围还是现实的时候，怎么谈得上全国已经实现小康了呢？

最近两年李昌平又写了不少文章，坚持不懈地继续探讨"三农"问题。不久前，他到我家送来一叠复印的稿子，请我看后写几句话。我一篇一篇读了，总的感觉是，他不愧为一个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是经济学硕士，在农村基层一线工作了17年，来《改革》杂志任记者、编辑后，仍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在丰富的实践体会的基础上，拓宽了宏观的视野，自然会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尽管有些观点、判断、剖析，尚不无可商榷之处，但都可引人深思，使人得益。对我来说，主要是提高了对"三农"问题严重性、紧迫性的认识，启发最大的有三点：

一、尽快扭转工农、城乡差距加速扩大的趋势。谁都知道，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缩小差距，才能达到共同富裕。上世纪80年代前期，工农、城乡差距有所缩小，随后又变成逐步扩大，而且越到后来越呈加速度扩大之势。李昌平说，1987年农民每亩负担需100斤粮食；到1990年，农民每亩负担70元，折合粮食250斤/亩；到1994年，这个数字升为150元，折合粮食300斤/亩；到1998年，这个数字又升为180元左右，折合粮食400斤/亩。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进入90年代以后，对乡镇企业的乱收费开始泛滥，直接间接造成农民收入下降，尽管94、95、96三年粮食涨价，也未能扭转局面。1997年起，中西部不少农村，出现种地负债经营，农民要靠打工收入缴纳各种税费，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带给农民那些有限的实惠已经消耗殆尽，荡然无存。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口号不断高喊，实际上是负担不断加重，收入不断减少。现在数量可观的农民，不怕饿肚，最怕生病。温饱基本解决，小康差距尚大。

据中部五省调查，有42%的农民无力尽到赡养老人的义务，33.4%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读完法定的九年书，64%的农民借有外债。我国中西部许多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难以维持家庭的简单再生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劳务收入10年来没有增长，人均劳务收入不增反减，大多数农民工的工资，难以维持本人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状况如何能继续下去？李昌平说："中国农民是中国的政治生态，当我们破坏生态，生态会作出自我调整，最大限度地承受和化解'痛苦'，我们一时感受不到生态的报复。但生态的承受能力是有极限的，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脆弱的生态将爆发毁灭性的报复。"这句话应引起高度的警惕。

二、基层政府机构和人员过度膨胀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直接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凋敝、各种矛盾加剧的局面只会愈演愈烈，永无宁日。1985年前，乡一级党政机关人员一般不超过20人，90年代以后，逐渐增到100人以上。镇财税所原来只有3人左右，后来财税所分为财政所和税务所，再后来税务所又分为国税所与地税所，有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上百。目前，全国县乡两级吃财政饭的约3200万人（不含村干部），县、乡、村三级每年至少需要4000多亿元（包括工资，部门运转经费，村干部、军烈属、五保户补贴，债务利息，农村公共品安排等五项）才能维持合法生存。而从农民身上合法征收约800亿元，从工商税收分成约500亿元，资源补偿收入约200亿元，收支相差2700亿元。因此只有非法"创收"才能维持生存。

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好的税源和税收上收了，县里多数只留下些"包袱"。中西部绝大多数县一级财政保吃饭、保运转、保稳定都有巨大缺口，只有转嫁到底层。全国乡镇一级卖掉了能卖的一切，还欠债许多亿元，每年只能靠加重农民负担数千亿元才能维持生存；全国村级基本上卖掉了荒山、荒水外，还欠债许多亿元，靠侵占农民出让土地权及其他非法收入才能维持生存。在此情况下，中央政府对农村的政策在贯彻执行中必然被扭曲，解决"三农"问题的资源被层层截留，政府各部门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执行职能过程中，往往部门利益高于人民利益，而且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来压农民。农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基层政府、部门"靠权吃民"已成普遍现象。中央三令五申精简机构，基层各种名目的编外人员却不断膨胀。许多基层政府体制内人员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和农民利益相对立的食利阶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变为"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因此，乡镇政府已成为推行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这是农村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突出的矛盾，不仅是少数人的思想作风、道德品质问题，更重要的是体制、制度的问题。惩治少数严重违法的犯罪分子是必要的，但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反思政策上、体制上、制度上的原因，下决心从根本上对基层政府和部门进行改革，继续推行村民自治，总结四川步云乡的经验，逐步实行乡一级的直接选举。明确基层政府、部门任务，以任务定编制，超编人员享受下岗工人待遇，积极帮助他们创造再就业机会，把他们由非生产人员变为生产人员。同时重新定位乡镇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关系，保证财权与事权的统一，建立公共财政，加强民众对财政的监督管理。

三、变恶性互动、恶性循环为良性互动、良性循环。"三农"问题的根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歧视农民的思想观念和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民名为国家的主人，实际上只是工业化原始积累和廉价农产品的提供者，在就业、户籍、福利、社会保障各方面一直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声音却是微弱的、分散的，难以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体制所代替，但是歧视农民的思想、二元分割的结构还在发挥作用，财政、金融、税收各方面的政策无不深受其影响。这就是90年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工农、城乡、地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一直叫喊减轻农民负担反而负担加重、一直叫喊增加农民收入反而收入减少的深层次原因。如果再任其积累不加解决，就会加剧新旧体制磨擦，加强旧体制的惯性力量，出现"体制胶着"状态，导致改革旷日持久，拉长转型过程，引起不确定的风险。

李昌平说，增加农民收入是一把打开我国通向稳步发展之门的金钥匙。增加农民收入---农民购买力增强---城市经济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农民转移加快（实现有序转移）---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这样的结果是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稳定发展。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体制性、制度性问题，农民负担只有增加不能减少，"三农"问题就会转化为城市问题，出现另一种循环：农民收入减少---农民购买力下降、农民向城市涌入---城市经济社会恶化、城市就业岗位减少、城市工潮爆发---农民收入进一步下降。这样的结果是城乡恶性互动、经济疲软、社会动荡。两条道路，两种互动，两种循环，两种结果。

如果算总账、算平面账，我国现在已实现小康甚至超过，农村实现小康的在沿海地区也确实不少，外国人和城里人得到的表面印象确实是很好的。但我个人以为，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完全从恶性互动的路上走出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未过时。许多关心"三农"问题的学者、专家不断发出呼吁，加快体制、制度改革，落实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出谋划策，开通城乡分割的壁垒，落实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小康应当是全民共享的小康，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必由之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又是这条必由之路的入口。

今年三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郑重宣告，要把"三农"问题摆到全党工作（不仅仅是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进行城乡统筹的战略调整，这表现了高层领导最清醒的认识和最坚强的决心，使人们有了新的希望。我们相信，战胜"非典"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之后，国家将逐步采取重大举措，正需要更多的情况调查和政策建议。李昌平的新书出版（书名未定），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是为序。

2003年第12期 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真相　作者：熊先觉

我国司法行政机构经历了"设立（1949年）---撤销（1959年）---再设立（1979年）"的曲折历程，反映了我国法治建设的大起大落和恢复发展。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伴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而设立，还设立了各大行政区司法部。1954年颁布第一部宪法，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各大行政区司法部伴随着大行政区的撤销而撤销，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司法厅、局。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运动之前，司法行政开展顺利，法制建设日新月异，全国社会治安良好，甚至上海的治安状况已呈现"夜不闭户"的情景。但从反右运动开始，便江河日下，极左思潮泛滥成灾，法律虚无主义猖獗肆虐，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司法原则和制度受到批判，司法部及各地司法厅、局于1959年被撤销。撤销司法部的所谓"理由"，据1959年4月28日国务院提请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撤销司法部的建议》称："几年来，司法部在司法改革，设置人民法院，培养人民法院干部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由于司法改革已经基本完成，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健全，人民法院的干部已经充实和加强，司法部已无单独设立之必要。建议撤销司法部，原司法部主管的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管理。"该建议称司法部对司法行政"做了许多工作"，千真万确，丝毫不假；但谓"司法部已无单独设立之必要"，则纯系遁词。那么，司法部被撤销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959年司法部被撤销的真相，说得白一点是认为司法部"烂了"，就"拆庙赶和尚"。由于中共司法部党组坚持党的八大路线，坚决贯彻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公开审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诉"、"合议"、"回避"、"上诉"等一系列现代司法原则和制度，以及坚持董必武在党的八大讲话中主张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路线，"依法办事"，这些都跟那种"什么是法？党委开一次会就是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议，各方去办"的"人治路线"、"运动治国"，是如同冰炭而不能相容的。1958年的7、8两月在董必武出国访问期间，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忽然通知召开司法整风会即世称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名为总结建国九年来的政法工作，实为清算司法部党组的所谓"路线错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称："今天我也来贴一张大字报"，司法部"变了颜色，褪了颜色"，"在党组里头，虽然有是非轻重，但很难找到一个完全干净的、坚持党的立场的同志"，"他们不是插的党的红旗，党组犯了路线上的错误"，"他们是个反党集团，郑绍文是反党集团的头子，插了个旗帜，反党反中央。"整风会开了50多天，把以郑绍文任党组书记、陈养山任党组副书记的中共司法部党组包括全体党组成员6人及非党组成员的司长3人共9人打成了"反党集团"。强加的所谓"反党罪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坚持旧法观点"、"包庇右派"四大罪状。这些所谓"罪状"都是"莫须有"的，根本不能成立的，而是以正为右，以是为非，混淆了黑白，颠倒了是非。

所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是指司法部1957年6月的《关于当前农村犯罪情况的报告》。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会上讲话认为：该报告"一方面把敌我矛盾根本抹掉，另一方面是把矛头对准干部的违法乱纪"，"没有阶级观点、没有立场"，是"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严重的歪曲。现节录该报告如下："据湖南、山东、江苏三省各级人民法院的刑事案件（指初审）的总数来看，1955年收175395件，1956年收83274件，1956年比1955年的收案下降了53.6%。""据湖南常德专区17个县（市）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被告的不完整统计，反革命分子、敌对阶级分子、旧社会渣滓和不法资产阶级分子，1955年在犯罪总人数中约占60%，1956年下降为25%，1957年1、2月下降为10%；而劳动人民犯罪的，1955年在犯罪总人数中约为40%，1956年上升为75%，1957年1、2月又再上升为90%。另据我部考察组这次逐案检查湖南、山东、江苏三省代表上、中、下三种类型的三个县（三省共九县）人民法院最近三个月（即1956年12月及1957年1、2两月）共审结的刑事案件254件、被告305名的统计，属于劳动人民犯罪的有278名，占91.15%(其余7.87%为反革命分子和敌对阶级分子，0.98%为旧社会渣滓)。这样一个新情况的出现，正是我们国内社会矛盾发生变化的反映。反革命案件的下降是我国敌我矛盾基本解决的反映；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破坏经济建设案件的大量减少，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的直接结果；至于旧社会渣滓历年来经过法办和劳动改造，自然要渐趋减少（但这类惯犯不是一次判刑即能改造的，其中还有的要继续再犯）。正由于敌对阶级分子犯罪的下降，因此劳动人民的犯罪案件在整个犯罪总数的比重（不是绝对数）自然就上升而突出了。如果看不见犯罪总趋势已在下降，显然是错误的。这是情况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虽犯罪总的趋势在下降，但是国内反革命分子还未完全肃清；而劳改的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已有不少的人刑满释放或即将刑满释放，其中少数人因各种原因必然会重新犯罪；同时产生犯罪的各种社会因素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全部消除。因此就认为我国的犯罪现象很快要消灭了、反革命残余和旧社会渣滓也都肃清了，丧失警惕、麻痹大意，削弱对犯罪现象的斗争，那更是极其危险的。"足见这个报告有确凿数据，有阶级分析，如实地反映了在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矛盾的根本变化，完全符合党的八大论断。同时，该报告指出当前在农村中比较多的犯罪案件是：侵犯公共财产、伤害、干部严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奸情、赌博等普通刑事案件，并提出要分清犯罪与一般违法的界限，建议制订治安行政法规，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建议和措施完全符合关于正确处理两类矛盾问题的精神。但是，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却认为这个有根有据的、实事求是的报告犯了滔天大罪。

所谓"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指司法部1956年上半年的《关于检查四川省江津、乐山、大邑县法院镇反工作情况报告》。这次检查四川省代表上、中、下三种类型的三个县法院办结的全部镇反案件，经过一件一件地阅卷的结果所写的这个报告，首先肯定镇反成绩，同时也指出有一些错案及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某些地方党委对具体案件"先批后审"所造成的。因此该报告提出公、检、法三家应依法各自把关，把"先批后审"改为"先审后批"，以便克服和防止冤假错案。同时，这年下半年，司法部唐劲实司长到安徽省检查镇反案件所发现的一些错案一般也是由于"先定后审"所造成。那时的县政法党组书记一般都由县公安局长担任，他既决定逮捕，又决定判刑。由于"先定后审"，就使审判走过场，流于形式。因此才提出公、检、法三家应各自把关，把"先定后审"改为"先审后批"，根本没有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至于唐劲实去安徽，罗瑞卿讲话批评道："他这个钦差大臣，很有点白面出朝、地动山摇、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遇鹿拔角、遇虎拔毛，可凶呢！听说，连黄岩同志也不在眼下。"云云。耍"威风"当然该批！

所谓"坚持旧法观点"，主要是指司法部坚决贯彻执行人民法院组织法，主张恪守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审判原则和制度，按照司法程序办案。这样一来，就认为主张依法办案，实行辩护、上诉等制度都是"旧法观点"。还说什么"替被告人辩护是包庇罪犯"，"有利于被告就有利于反革命"，"无罪推定论，你一推就推到帮了反革命的忙"，等等。

所谓"包庇右派"，自然也不能成立。司法部干部被错划的右派比公、检、法三家都多。

1956年春检查四川镇反工作还有一个《关于大邑县监所中存在问题的报告》。这是附带了解监所，发现大邑县监所严重虐待人犯的情况，便写了此报告。罗瑞卿主动要去这个报告，用电报摘发全国。以上检查工作和撰写报告，笔者都曾参与，纯系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捍卫民主法制。上述几个报告，至今尚存，可供读者评论。

司法部被撤销，实际上也削弱了法院工作。那时搞"大跃进"，县公检法合并成县政法部，根本不讲究司法程序，"有案办案，无案劳动生产"，"运动治国"越演越烈，直至十年浩劫，"无法无天"登峰造极，法制建设被破坏殆尽。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这桩空前绝后的司法部党组冤案得以平反。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认为，法院不宜兼司法行政工作，率先提出恢复司法部。1979年6月15日，以陶希晋任组长的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江华是其成员之一）向中央报送《关于恢复司法部机构的建议》指出："有关法院的机构，特别是经济法院等各类专门法院的机构设置，司法干部的管理；法律干部的培训，包括高等政法院校的设置和管理，在职干部的轮训提高；以及公证、律师、法制宣传、法律编纂等各项司法行政工作，急需有专门机构管理。长期无人管理的状态，不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担负着行使审判权的重任，它不适宜也确实难以兼顾上述各项工作。因此建议恢复司法部。"这个建议得到中央批准。同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决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加强司法行政工作，设立司法部，任命魏文伯为部长。"1980年元旦，司法部正式对外办公。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离是先进法律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

2003年第12期 苏联顾问与黄埔建军　作者：赵志峰

黄埔建军，是孙中山先生在晚年作出的最重要的决策。没有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建军过程中，当时的苏联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向中国派出了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军政顾问。革命军的崛起与发展，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们起到了关键性的影响和作用。

以俄为师苏联顾问纷纷来华

经过了长期的、"艰难顿挫"的斗争历程，孙中山汲取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革命的失败教训，决心"以俄为师"，建立革命军，去挽救中国的危亡。1921年8月，他亲自写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热切表示要加强同苏俄的联系，学习苏俄革命的经验。

1921年12月，苏俄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达桂林北伐大本营，与孙中山进行会谈。马林向孙中山建议，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除了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使之成为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农工民众的政党之外，还必须建立一支革命军队和一个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发展革命武装。

1923年1月，苏俄政府派往中国的特使越飞到达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经过数次商谈，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孙中山请越飞带信给莫斯科领导人，信中强调"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支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以财政援助。"苏俄政府复电，表示苏俄政府准备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主要形式是向中国派遣军事顾问、政治顾问以及其他的顾问。

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了由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苏联称之为"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除了考察党务、参观工厂和农村外，着重考察了苏联红军的组织、训练和装备，参观了军事院校，会见了苏联红军的各级指挥员并与之进行交谈，了解到"俄国军队组织之内容，每团部由党部派一政治委员常驻，参加主要任务，命令经其署名，方能生效。党员之为将领及士兵者，皆组有团体，在其团部活动为主干，凡遇有困难勤务必由其党首负责躬先之。"他们还看到苏联军队内部"权责甚明"，"团长专任军事指挥，政治及知识上业务，与精神讲话，则由党代表任之。"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和训练等方面的经验，也就成为后来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的原则和模本。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任命鲍罗廷为苏联驻国民党的代表，前往中国，具体负责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1923年10月，鲍罗廷到达广州后，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教练员。10月15日，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议案，"设陆军讲武堂于广州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俾成军事人才。拥护共和案。"11月19日，鲍罗廷出席了孙中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深入讨论了"组织国民党志愿师和创建军官学校"诸问题。不久，孙中山正式筹建军官学校，经国民党临时中执委审定，组织军官学校，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担任校长，指定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着手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1924年1月，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筹委会委员长，并将原来的"国民军军官学校"改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确定以广州市郊黄埔岛上原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国民党"一大"刚闭幕，总顾问鲍罗廷应孙中山之邀，派出了以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为组长的军事顾问小组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孙中山在百忙中接见了军事顾问小组的全体成员，殷切希望苏联顾问把"在反对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并把他们赶出本国的斗争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生---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苏联顾问接受这一任务之后，便积极开展筹建工作。在筹建过程中，蒋介石借故提出辞呈，并擅自发放遣散费，离开广州到上海，使筹建工作一度受到影响。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辞呈明确批示"不准辞职"；同时，又委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建委员会委员长。苏联顾问大力协助廖仲恺，从事筹建事宜，聘请教官，修葺校舍，招考学生，制定第一期学生教练计划，等等。经过苏联顾问和廖仲恺等昼夜努力，筹建工作一切就绪。1924年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第一期五百余名学生入学。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军校，发表了长篇演讲。在演讲中，他明确规定了军校的办学宗旨，即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组成以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从而"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他勉励学生牢固掌握革命的三民主义，实行"军事与政治并重"的方针，学习军事知识，注重理论修养，成为"将来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的救国救民的责任"。

黄埔办校建立新式革命军队

黄埔军校初创阶段，资金不足，武器奇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苏联政府及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不仅提供了办学急需的军事装备和武器，而且资助了大批现金作为军校的开办经费。当时驻防广东的粤、桂、滇等军阀，虽然表面上接受孙中山的领导，但事实上仍割据防区，把持财政，对筹办军校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多加阻挠。就在这时，苏联政府及时派船送来了大批武器，仅第一批武器，就有8000支有刺刀的俄式步枪。每枪配有500发子弹，还有10支小手枪。此后，苏联继续向广东革命政府提供大批急需的武器弹药。1925年一次运到广东价值56.4万卢布的军火。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来。此外，苏联政府还资助了200万卢布的现金给军校，帮助解决军校开办经费严重不足的困难。

苏联政府除了在经济上、物资上给军校提供了大量援助之外，还为军校派来了顾问团，担任军校新式教育的指导工作。还在筹建军校时，总顾问鲍罗廷鉴于军校缺乏大批有政治觉悟和丰富经验的军事干部，受孙中山的嘱托，于1924年4月和加拉罕一起联名向莫斯科求援。同年5月，由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率领的军事顾问团到达广东。黄埔军校开学后，涉及各门学科的苏联顾问多人陆续到军校工作。是年7月，首席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在东江视察时不幸溺水逝世后，由扬名中外的加伦（布留赫尔）接替首席顾问之职，并领导黄埔军校的苏联顾问小组工作。派往军校的苏联顾问，都是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指挥员，他们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帮助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种教程，亲自参加教课并作示范，从各方面为办好军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都是由苏联顾问负责指导，主要采取了当时苏联最新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进行讲授和训练。军校的军事教学课程分为学科和术科两类，学科主要教军事理论，术科主要教军事技术。由于当时军情紧迫，必须将原定三年一期的训练计划缩短为半年一期。为此，苏联顾问会同军校有关人士进行研究，抓了两项工作：一是按六个月的训练要求，重新制定出军事教育计划，安排各项科目进度，并定出实施的详细办法；二是重新编写典、范、令和战术、兵器、筑城、地形、交通通信五大教程。对于学科，他们按照新编的讲义，采取示范教学法，深入浅出，使学员在课程内容多时间少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掌握要领。至于术科，苏联顾问更是倾注了大量精力，几乎每个新科目，都由他们亲自示范和反复教练，指导学员们学会为止。此外，军校顾问还同学员一起实地考察，选择构筑工事的合理位置，培养他们的实际指挥能力。

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参与下，借鉴苏联红军的建设经验，制定了切实的教育内容和多样化的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着重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对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都允许在校内公开传布。军校的政治教育大纲规定的政治课多达26门，其中包括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苏联研究等方面的课程。如：《社会主义原理》、《中国农民运动》，《中国职工运动》、《军队政治工作》、《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军校的苏联顾问除了参与制定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之外，还经常给学员作讲演。总顾问鲍罗廷多次来校，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苏联红军的生活及政治工作。加伦将军对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也很重视，强调要注意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以及军校在整个广东省政治形势中所起的作用。

为了在黄埔军校内设立政治委员制度，加伦和其他苏联顾问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交涉，这项提案终于获得国民党中执委的通过。这样，黄埔军校便仿效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军队中设置了党代表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对于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防止军队成为个人独断专行的工具起了组织上的保证。军校在设立党代表制度的同时，还配置了政治部。在黄埔军校设立党代表与政治部制度，标志着一支新式革命军队建立的开始。

身先士卒统一广东立下殊功

黄埔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行"注重实用，不尚空谈"的方针，学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作战。军校开办后不久，由于斗争形势的需要，学生军投入到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而这一切，又都是与苏联顾问制定作战方针、确定军事部署和身先士卒、奋勇作战分不开的。

1924年夏秋之间，广州的商团军，在帝国主义怂恿、支持下，妄图推翻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权，阴谋建立所谓"商人政府"，并于8月将大批军火偷运广州，供商团军颠覆革命政权之用。孙中山指令黄埔学生配合永丰、江固两舰将商团军私运的军火押往黄埔，封存于军校。广州商团以罢市威胁革命政府，要求无条件发还枪械。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主张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但胡汉民等人却力主妥协，将扣留的部分枪支发还给商团。武器一经到手，商团军便越发猖狂，10月10日，商团军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游行的工人和学生，当即伤亡数十人。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再次提出发动群众，武装工农，镇压商团的主张，苏联顾问鲍罗廷坚决支持这个意见。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广东革命政府迅速组织起包括800余名黄埔军校学生参加的革命军，分五路包围了商团，勒令商团缴械。这时，苏联军舰"沃罗夫斯基号"也开进广州，在黄埔码头下锚停泊，表示支持孙中山。这样，商团军士气沮丧，仅仅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被歼，广州局势得到初步稳定。

商团军被歼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又唆使陈炯明进攻广州。1925年初，陈炯明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自封为"讨粤军总司令"，向广州大举进攻，妄图推翻革命政权。广东革命政权决定东征，讨伐这股反动势力。革命军采纳了加伦将军的东征计划，分三路出发，由黄埔学生军为骨干及粤军组成的左路军实际上成为东征的主力。加伦将军亲率十余名苏联顾问，随同左路军出发作战。这支由苏联顾问率领的黄埔学生军，在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屡建奇功。战斗中，苏联顾问"均背冲锋枪徒步行进，参与第一线行动"。在攻打淡水城的战斗中，因云梯不足而久攻不下。军校首席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亲自到城墙下给战士示范搭人梯的办法，使部队胜利地攻占了淡水城。1925年3月底，东征军打垮了陈炯明的主力3万人，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此后，"黄埔学生军"和"加伦将军"也就名闻遐迩，备受中国人民的尊敬。与此相反，陈炯明对苏联顾问却十分恼怒，失败之余，竟致电北京苏联使馆，对苏联顾问参与作战提出"抗议"。

1925年5月中下旬，驻扎在广州的曾是东征联军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策动下，利用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和东征军尚未回师，广州处于空虚之际，发动了叛乱，广州局势十分紧张。对此，苏联顾问、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都主张东征军回师讨伐，平定杨、刘叛乱，并由加伦制定了平定叛乱的作战计划。黄埔军校发表《讨逆布告》，东征军当即赶回广州。与此同时，广州的电厂工人和铁路工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断绝叛军的交通，各地农民也纷纷起来，以参战、运输、断绝叛军后路、收缴叛军枪械等方式支援革命军。在广东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赶回广州的黄埔学生军在苏联顾问的指挥下，对叛军发起猛烈的进攻。苏联顾问捷列沙托夫亲上火线发炮轰击，炸死了叛军前敌总指挥赵成梁，黄埔学生军乘胜追击，在其他革命军的配合下，循序收拾了叛军的参与力量，平定了叛乱，广州局势也随之转危为安。

第一次东征和平定杨、刘叛乱的胜利，使广东革命政府的地位得到巩固。1925年7月，广州革命政权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接着，国民政府将所辖的军队进行整编，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扩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各军也同意成为国民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仿效苏联建军的办法，将原在黄埔军校确立的党代表制和政治部制扩大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中，苏联顾问团派出大批顾问及助理人员协助各军工作。苏联顾问的帮助，对国民革命军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蒋介石对此也不得不承认，"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办法，恐怕国民革命至今还不能发生"。

1925年10月，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东征，由罗加觉夫为首的苏联顾问组成的参谋团参与了制定东征计划，并随东征军出发攻打惠州。由黄埔学生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仍保持着黄埔的革命精神，在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惠州号称南中国第一天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又是陈炯明多年经营的老巢，敌人有重兵防守，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和第三师担任助攻。攻击前，苏联顾问到惠州城外飞鹅岭进行侦察，建议集中炮火，轰毁北门，打开缺口，然后开始进攻。但蒋介石拒绝这个建议，命令第四团爬城强攻，结果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身亡。直到第二天，才开始以密集炮火在北门轰开缺口，然后由共产党员章谈等组成的敢死队带头冲锋，一举攻克了惠州天险。以后，东征军以破竹之势，直指潮、汕、兴、梅地区，把陈炯明的残部彻底肃清。于第二次东征的同时，国民革命军还取得了讨伐邓本殷的南征胜利。至此，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统一，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奠定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反客为主合作失败最终回国

苏联顾问来华后，在创办黄埔军校和统一广东的军事活动中，谋划先机，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冲锋在前，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赞誉和拥护。随着苏联顾问在革命军中的影响和地位越来越高，在这种精诚团结、友好合作的下面也隐藏着另外的一种危机。苏联顾问在中国毕竟是客卿的身份，拥有的权力过大或在革命军中担负着某些实际的职责，就有些反客为主的味道了。尤其是孙中山先生北京逝世以后，南方革命阵营里面围绕着国共合作、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分配等，各种矛盾关系极端的尖锐复杂，苏联顾问们的言行稍有不慎，极易卷入是非的漩涡中去。

1925年7月1日，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召开军事会议，除决定向国民革命军各军派出顾问外，居然决定由顾问直接出任军职。但"一有机会，他们必须再次成为顾问。因为我们作为指导者占有官方位置政治上不方便，再次成为顾问不会丝毫有损于我们的影响。"显然，此时的鲍罗廷等在这个问题上头脑还算清醒，意识到了越俎代庖或顾问们的权势过大会引起国民党人，尤其是仇视国共合作的右派们的不满。

1925年11月1日，季山嘉代替有病回国治疗的加伦出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的作风、性格和鲍罗廷、加伦都有明显的不同。他上任之后，大刀阔斧地致力于加强军队的集中管理。他的做法本无可厚非，但是，急于求成、方式简单粗暴必将引起国民党人和军官的反感。在这轮由苏联顾问主持的军事改革的过程中，必然的会与视黄埔军校为私产和力图掌握军权的蒋介石发生尖锐的矛盾。季山嘉的一些做法，共产党人王若飞都看不过去了，指他"不以同志态度对待国民党，以自己为统帅，引起了国民党人很多的不满"。

对于苏联顾问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蒋介石自有其想法。在其日记中："革命实权非可落于外人之手。即与第三国际联络亦应订一限度，妥当不失自主地位。"通过办黄埔军校和军事统一广东，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得以迅速上升。廖仲恺被刺事件的善后处理中，蒋介石、汪精卫联手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革命政府内形成了实际上汪主党政、蒋主军队的局面。

1926年3月19日，当右派分子造谣说中共党员海军局局长李之龙擅自调动"中山舰"，欲绑架蒋介石去苏联的时候，蒋介石遂借机采取行动：广州全城戒严，逮捕李之龙等共产党员50余人；占领中山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保护"的名义包围汪精卫的住宅。同时派兵软禁苏联顾问，收缴其卫队的枪械。这就是闻名于史的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事件发生时，苏联的联共中央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考察团团长布勃诺夫正在广州。当他携苏联顾问鄂利金去蒋介石处的时候，蒋介石一方面"百方道歉"，另一方面则提出苏联顾问的"许多错误"。当问及蒋介石发动此事件是针对人，抑或对俄时，蒋答：对人。蒋介石的答复让布勃诺夫十分满意。在他看来，中山舰事件完全是由"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引起的"。他说："中国将军们脖子上带着五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他提出，顾问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越权，不应该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任何过火行为都将吓跑大资产阶级，引起小资产阶级动摇，复活军阀主义，加剧左右翼矛盾等严重后果，从而激起反共浪潮。21日，季山嘉的职务即被撤掉。24日，与蒋介石关系不善的季山嘉、罗加乔夫等人随同布勃诺夫回国。

接替季山嘉出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斯切潘诺夫完全同意布勃诺夫对中山舰事件的分析。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权衡当时的形势，自己于理于势都不占上风，于是一方面摆出了受苏俄顾问之气而不得已采取措施的倔犟态度，一方面又以"事前未及报告，专擅治罪，诚不敢辞"的理由，自请从严处分。1926年5月邵力子访苏时，蒋介石让其捎话给斯大林："希望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不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蒋介石的惺惺作态进一步迷惑住了斯切潘诺夫。他对蒋介石的思想和性格进行了分析，决定"利用蒋介石"，对其采取妥协策略，即：对蒋灌注一小部分革命主义，并以左派勇敢势力包围之，使蒋摆脱右派的影响，成为左派；满足蒋的喜尊荣的欲望，协助其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面对苏联方面妥协退让的态度，汪精卫虽然一肚子的火，却也无可奈何，最后来了个不辞而别。在苏联顾问的扶持之下，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则节节升高。4月16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联席会上，蒋介石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将蒋介石选为主席团的名誉委员。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奉诏回国述职"途中的鲍罗廷也取消了返国计划，带着联共中央对蒋介石"有条件的妥协"的新指令，回到了广州。鲍罗廷阐释自己的态度时，表示现在的中国必须培养像蒋介石这样的有力量、有决心的革命独裁者，才能打破右派反革命的阴谋，替革命开辟一条出路。5月12日起，蒋介石开始与鲍罗廷商谈"整理党务办法"。会谈中，蒋介石都觉得自己的一些限制共产党的措施"言之太过"，可鲍罗廷"态度极为缓和"，凡蒋介石所提主张，全部接受了。作为既定的一项妥协目标，鲍罗廷又竭力动员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在蒋"惶惶力辞"的时候，鲍罗廷居然声言如蒋不就总司令一职，他自己就要辞去总司令顾问的职务。6月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在苏联顾问的影响和作用下，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南方革命阵营权力的最高峰。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方面的帮助下，北伐胜利进军，但同时蒋介石掌握了更大的军权。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由南京到达上海，迅速和帝国主义列强及江浙财阀勾结起来。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事变。6月17日武汉方面发布通告，决定免去鲍罗廷及各苏联顾问的职务。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事变。至此，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加伦等苏联顾问陆续回国。

2003年第12期 思念老朋友老上级穆青同志　作者：杜导正　方　实

10月11日，我们称之为"穆老头"的穆青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尽管我们知道，早在一年以前他已被确诊为肺癌，但谁也没有想到，在10月9日被送进医院后仅仅三十多个小时，他就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新闻事业，永远停下了那支始终洋溢着激情的笔，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向这位老领导、老朋友告别的时候，我们到他家里去，慰问他的夫人续磊，写下了这样的挽句："非常非常地思念您，老朋友，老上级。"的确，在长期的工作中，穆青同志和我们不但是同事和上下级的关系，也是亲密的朋友关系。

早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穆青同志的大名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初期，他随八路军120师转战晋西北、冀中等地；其后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2年毕业后，穆青同志来到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在这里，他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新闻生涯。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穆青同志都有催人奋进的新闻力作问世。抗战时期，他先后发表《雁翎队》等一批产生过巨大影响的通讯。解放战争时期，他写出了《周保中将军答记者问》、《一枪未放的胜利》等名篇，忠实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史上精彩的一幕。新中国成立后，他写下了《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一批气势恢宏的长篇报道。

我们在穆青同志领导下工作多年。穆青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虽然不很健谈，但许多与他接触过的人，常常会被他的品德与作风所吸引。在新华社，和穆青关系亲近的人，既有我们这样长期和他共事的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既有资深记者，也有刚进社不久的年轻人。他一生都与最底层的人民群众紧紧相连。这种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深厚的爱，造就了他坚定的政治信念和老老实实作人的思路。

正因为如此，穆青同志不论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还是遭受逆境的岁月中，在几个重大的关口上，总的说，他是是非分明、立得住的。

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

穆青同志在新华社担任过记者、分社社长、国内部主任以及社长等职务，不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风浪，他基本上能够坚持真理，不屈从，不逢迎。

1957年，由于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一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横扫知识界。那时，根据中央的指示，各个单位都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必须揪出一些"右派"来。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了解当时的形势，那是有极大压力的，作为部门领导想顶住是非常难的。在新华社国内29个分社中，我们记得，只有两个分社不但没有按照这个指标行事，甚至一个右派都没有划。其中之一就是穆青同志负责的上海分社。

穆青同志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虽然本人历史清白，但在那种"左"的环境下，他还是遭到了"抢救"，受到委屈，品尝过被错误整治的滋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按兵不动"，没有划一个右派和这段经历是很有关系的。

1958年，大跃进运动冲昏了领导人的头脑。这时穆青同志已到总社担任国内部主任。新华社也和全国一样，发表了极多的虚假报道。1960年，党中央对形势认识清醒了些，开始了经济的调整时期。穆青同志及时抓住这个时机，对新华社大跃进期间的报道工作进行总结，认真检查虚假宣传的危害，很希望新华社今后能避免再出现虚假报道。

穆青同志对此事抓得很紧。为了能集中精力搞出这个总结来，他带领几个人（方实是其中的一个）到香山的一个宾馆住下来。他提出，要像科学界搞"十四条"、文艺界搞"八条"一样，也搞出一个新华社对大跃进报道的总结和今后报道的方针，使以后的新闻工作有章可循。虽然我们也搞出了一个"八条改进意见"，但由于稍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尖锐地提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新华社这个"八条改进意见"也胎死腹中了。但是，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从穆青同志多次的谈话中，能深切体会到他痛切反思的求实态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穆青同志、包括我们在内作为走资派，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新华总社国内部，将穆青、戴邦、方实作为重点批斗对象。每次开批斗大会，都要喊出"打倒穆戴方"的口号，而且大字报铺天盖地。尽管造反派把我们的出入证拿走，换成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牌子挂在身上，这样才能进入新华社的大门；每次批斗我们的大会，都要我们尤其是穆青同志出来揭发吴冷西、朱穆之等新华社领导的所谓罪行。但是，穆青硬是顶住了，他不但没有给他们贴过一张大字报，而且在挨批斗的大会上，不管压力多大，他都默默挺在那里，一言不发。他当时在日记上曾写过自己的感受："这是一代人的悲剧。"

这样的认识，使穆青同志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能把自己的创伤变成对历史的反思。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那一阶段，轰轰烈烈的"三大工程"---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的宣传报道上，他和当时已任分管国内报道的另一位副社长李普同志一起，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坚决地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全力报道。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展开后，国内部一见到省地领导表态支持这场大讨论，就立即发电讯，有时候甚至让分社记者催促地方领导表态。总社有的领导对我们这个做法有意见，嫌我们重复报道。而穆青和李普同志则全力支持。他们为当时的思想解放、纠正极左的错误路线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勇于承担责任

坚持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是人民对新闻记者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建国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能坚持这一点非常难，有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这一点上，穆青同志在几个比较大的关头上，表现是好的，是勇于承担责任的。新华社人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朱、穆、李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75年，正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义力量与"四人帮"进行生死较量的紧要时候。这年秋天，在大寨召开了一个学大寨经验交流会，邓小平同志也参加了，做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但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大讲党中央有人学宋江、架空晁盖，以此影射和攻击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会后，新华社记者写了一个会议纪要，揭露了江青反周反邓的阴谋。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同志看到后，顿感事态严重。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一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江青身处高位，要反映她的问题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但是，穆青和当时的社长朱穆之同志却毅然决定以个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信，反映这一情况。当时负责外事报道的李琴同志受托转达这份材料，她也在上面签了名。不料，这份材料落入"四人帮"之手。以后"四人帮"派人到新华社来追查主谋时，穆青同志挺身而出说："是我建议的，一切由我负责！"为此，朱穆之和穆青在"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受到批斗。

到了1976年，"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前后"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新华社如何办？是紧跟还是抵制？穆青同志对前途怀着深沉的忧虑。这年3月底，新华社在上海召开了部分分社社长座谈会。穆青同志在会上没有说什么，私下里与个别社长谈心时表露了自己的心迹。一夜他与杜导正说，现在形势险恶，我们要有被免职甚至坐牢的心理准备。杜说早准备好了时，他欣慰地笑了。

"四人帮"被粉碎后，朱穆之、穆青恢复了原来的领导职务。他们重新上台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揭批"四人帮"的报道。当时人们强烈地要求为4月5日悼念周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平反，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压力，这种呼声被漠视和压制了。穆青对此是不满的。1978年10月底，北京分社社长周鸿书参加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在拿回的会议报道中有一段肯定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的话。当时杜导正任国内部主任，看到这个报道稿后，觉得对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这段话应该突出报道，这样就可以冲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禁区。我们向穆青同志汇报后，他当即赞成我们的想法。他说，你们摘，现在就摘出个两三百字的短新闻，突出"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这句话，其余的通通删去。我们把摘出来的稿子送给他后，他又认真地与我们商量标题的拟定。晚上他又与社长曾涛同志反复磋商。他对曾涛说：坚决发，要坐牢我和你一起去。11月16日，这则电讯稿发出去了，全国报纸都以大字标题刊登了这条消息。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这么做，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穆青拍板发这条消息，是要冒巨大的风险的。

关心民众的疾苦

穆青同志无论是当记者，当社长，还是在离休之后，都将倾听群众的愿望，反映群众的心声，作为自己的天职。"勿忘人民"，是我们所熟知的他的座右铭。自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他曾六访兰考，八下扶沟，四去宁陵，八进辉县，两上红旗渠。用自己的脚步去丈量民众的疾苦，用自己的心去体会民众的需要，用自己的笔去弘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精神。穆青同志笔下的焦裕禄、吴吉昌等人已成为载入共和国史册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农民自发地要求改革以前吃大锅饭的"左"的政策，实行解放劳动生产力的包产到户。当时"两个凡是"的观点还有很大的影响，对于农民的这种强烈要求，当时的中央是有顾虑的，也有分歧，甚至有激烈的斗争。但是，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这是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让他们吃饱肚子的惟一可行的政策。为此，我们在编发电讯稿时，就有了明显的倾向性：记者采写到的关于包产到户的消息，我们不怕重复，一篇一篇地发。当时，社内外有的领导对于国内部这种做法颇有微词，穆青和李普同志坚决支持我们的行动。穆青在国内部召开的农村记者座谈会上，讲了一番态度非常显明的话："大家都有一股子干劲，要让农村来一次革命。革命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到了再也维持不下去了，才会爆发革命。现在大家觉得要爆发革命，认为有爆发革命的必要，事情就好办了。没有这种精神状态，就不能改变农村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也不能改变农村报道的面貌。要革命，就要换一种思路，换一条路子走。过去的那条"左"的道路走不通了，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路，就要把那一套东西推倒。推倒旧事物，肯定会有阻力，会有干扰。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最大的干扰就是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改革，首先要从这里改起。我们的农村记者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要密切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要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很多人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新华社记者采写了大量的反映中国农村实际的报道，批判"左"的思路的新闻，却很少有人知道穆青同志这篇讲话所起的作用。

为了推动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宣传，穆青同志还主持召开了全国分社社长会议，专门讨论如何深入报道的问题。开这样的会，应该请中宣部的部长来讲话的。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位中宣部长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如果请他来讲话，无疑会与我们这个会唱反调，但不请又说不过去。怎么办？穆青同志说：我们采取主动，去向他汇报会议的精神，也许他就不会来讲话了。于是我们两人随同穆青到了这位部长在玉泉山的住处。但是，我们到部长那里作了汇报后，这位部长还是来讲了三个小时的话，要我们坚持过去在农村中实行的那一套"左"的政策，不要提倡包产到户。部长走后，穆青同志和我们商量好：他的这个讲话，我们不向下面传达。因此，我们仍然继续不断地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后来，中央几年连发五个一号文件，将包产到户加以肯定、推广，并作为国策确立下来。

鉴于十年动乱之后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形势，国内部在大力宣传包产到户的同时，派记者到贫困的西部地区实地采访，调查农村贫困饥饿的真相，探讨脱贫致富的良策。穆青同志非常支持我们这一行动。在记者出发前，他特地找记者谈话。他说，看了陕西分社冯森龄同志（时任该分社社长）写来的反映延安农民惨状的"内参"《延安调查》，好长时间平静不下来，说真没想到革命胜利几十年了，对中国革命曾经做出巨大贡献的延安人民至今仍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延安如此，整个陕北怎么样？你们要实地去看一看，要真正深入下去。要用你们的调查，为这转变关头的历史留下些什么。

记者采访回来的报道，全方位地揭示了三年大跃进和"文革"大动乱后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他们对包产到户政策的强烈渴望。穆青同志重视这些"内参"，他及时签发送中央。其中有不少"内参"，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成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可靠依据。当记者回到北京系统地向穆青同志汇报时，谈到采访中所见到的农民那种令人震惊的贫穷和饥饿时，穆青同志几次激动地几乎滴下眼泪。农民的疾苦是始终牵动着他的心的。

穆青同志在回顾自己一生的历程时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容易，我紧跑慢跑，虽然摔了跟头，爬起来再跑，总算跑到终点了。"这句看似朴实的话，在我们这些与他相知的人眼里，却是藏有深意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确经历的太多，盲从的时候也多，缺乏独立思考，跌跌撞撞跟着跑，"摔了跟头"还不知道是怎样跌倒的。穆青同志自然也并非完人，也有过"汤池流大川"的盲从，工作中有过过失甚至是错误，但他总的说不文过饰非，他的为人，他的气节，是经得住历史考验的。这也是新华社的干部员工深深怀念他的原因。

2003年第12期 我亲历的长沙大火　作者：华宣恩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震惊世人的长沙大火令国人难忘，作为亲历并参与这一惨案的当事人之一，我将所见所闻记录于后，供今后历史研究者参考。

焦土抗战、坚壁清野乃抗战策略之一，也反映了中国人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决心。然而1938年长沙被烧成一片废墟，依我之见，却并非为焦土抗战而牺牲，内中原因无法全面分析，但国民党官僚阶层的腐败、内讧则暴露无遗。幸而，湖南人厚道而坚强，遭此剧变虽有怨言，为顾全大局，反而化悲痛为力量，配合国家军队与敌人作殊死战斗。此后，湖北三次大会战，衡阳47天保卫战都留下壮烈史迹，当时率领民众守城的乃湖南人方先觉师长。

长沙为湖南省会，地辖南北，扼粤汉交通中心，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淞沪之战展开，南京撤守，继之徐州会战节节失利，长沙地位日趋重要，更成了前方之后方，也成了后方之前方，前线伤患与京沪人员物资，不断后撤前来，或过路转赴西南各省；而后方之兵源粮秣，也经此向前方源源补充，如此为这古城带来空前畸形之繁荣。

及至武汉保卫战展开，留驻长沙及过路人员之物资，始逐渐离此后撤，市民心中此时也觉得空虚与恐慌。1938年10月下旬不数日间，广州及武汉相继失守，敌人并于11月10日攻陷湖南之岳阳，企图一鼓作气打通粤汉线，控制我抗战中心。长沙夹在武汉广州之中，已极为紧张，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加以敌机滥施轰炸，人心益加浮动，市民自中秋以后即自动展开疏散，先是老弱妇孺，次是不必要留在城内之男子，最后是全家撤退；各学校均陆续搬迁湘西南一带山区，商店行业大都停业疏散，城内除守军及战地服务团青年们外，尚有四千余伤残官兵，后方无法收容，暂留原地。那时，长沙一些大户有钱人家皆有"封火墙"，厚达尺余，高至二三丈，足以防火防盗，除非炮弹直接命中，否则万无一失，他们储备了充分的物资及粮食并派遣人员看守。

当时长沙的军政首长、省主席张治中，警备司令酆悌下辖两个警备团，警备一团团长岳岑率部于宝庆集训，在长沙仅有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在岳阳失守那一天，还特别鸣锣示众，告知市民敌军尚在岳阳以北，一时绝到不了长沙。战地服务团的青年团员们更远赴四乡讲演，张贴壁报，以安定民心，翌日即有市民回城。张治中电令警备司令酆悌，若长沙一旦危急，即实施焦土政策。酆悌当时正应副司令唐生明之晚宴，唐生明之妻乃老牌电影明星徐来，擅长肆应，美而多姿，每有宴会，宾客皆趋之若鹜。酆悌曾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官僚习气极深，很少与部下接触，高高在上，一味只知享乐，沉迷灯红酒绿之中，接张治中电令后也不考虑，立即传令参谋处周处长（忘其名，火后即失踪）布置长沙焦土事宜。周处长紧急电知，徐团长、文局长，以及地方自卫队等开紧急会议。会中酆悌宣布奉主席命令，若日军进犯长沙，即实施焦土政策，一切实施事宜由周处长拟定方案，经磋商后各位分头进行，他就离开了会场。最后商定实施方案主要的是警察局尽力劝市民疏散，并防止暴民乘机捣乱，市区内交由警备二团负责行动，因兵力不足郊区可由地方自卫队担任放火，放火队三人一组，每组间隔50到100米，汽油可向警备司令部领取，每一组配发一小桶，所有市内各放火组统由徐团长指挥，听到拉警报即开始放火。任务完成后可分头向湘潭退却。然后在湘潭集结，听候下一步命令（说明：按军事规定，敌军进入城郊30华里以内时，即实施"焦土抗战"政策）。

盖当时我方电讯器材奇缺，武汉会战时通信兵团曾冒险至湘北岳阳等地撤收电线电话，以图抢运后方应用，只因战局逆转过速，措手不及，以至当时电讯传播极为困难，甚至第九战区司令陈诚与省主席张治中欲得一具电话都不易，其困难由此可见。岳阳失守时隔两日，敌军向岳阳以南离长沙还有250里的新墙河进犯时，译电员竟将前方电讯漏一"墙"字，致将"新墙河"变成离长沙仅有12华里的"新河"。此信息当时被自卫队首先得知，这班乌合之众，不管上级有无命令，也没有听到警报，即放起火来。这时防守长沙的兵力极为薄弱，不论官兵都存有早日脱离不安全地带的矛盾心理，我们在城内的官兵们，蓦然看到四面火起，人心彷徨不已，不知所措，徐团长立即骑车赶往警备司令部请示，讵知到司令部见满地纸屑杂物零乱，人员已不知去向，仅有三数士兵在捆行李也准备逃走，当然也问不出所以然来。他返回原地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进退两难，长叹一声"走吧"，于是各处士兵也点上了火，大火也就如此一轰而起。

时已黄昏，不到一小时长沙市即全部陷入火海之中。12日半夜，我与营部的官兵们（我时任二团一营营副）退至五里牌时，只见张治中身披黑披风，兀立在何键（前省主席）别墅大门口，态度木然，双眼直盯住长沙城中的冲天烈火，身旁站着背木壳枪卫士5人，我们向他敬礼也视若未见。我们随着人群往湘潭公路撤退，但人潮汹涌，寸步难行，部队炊事兵的大锅被挤丢在路旁，大小汽车皆被推倒在两旁田中，失散人群小孩哭着喊爹娘，爹娘声嘶力竭呼喊儿女，沿途人挤人，虽有善心人欲伸援手，但面临如此生死关头，自身难保，徒呼奈何！那种绝望悲惨情景让人不寒而。时已深夜，百里处火光照耀如同白昼，及至次日清晨我们行抵"猴子石"时，敌人一架侦察机忽临头上来回盘旋，但未有其它行动即向北飞走。我们继续前行，直达湘潭，已走了一日一夜，疲惫不堪，即靠在人家后门口睡觉，时见大火烟灰纷纷飘落头顶。第二日我们陆续归队，接团长传令所有官兵即返回长沙候命。长沙大火延续两夜一日，始自行熄灭，全城尽成焦土，一眼只见断垣残壁，4000余伤患官兵被烧死；市民有的死在市区中，有的淹死在湘江里；还有地方上的莠民流氓乘火打劫，以为可发洋财，当警觉后欲逃离现场已无及；大宅院内所有留守者因前后门均被砖石封死，以及贫困老弱无法走动的，皆无一幸存，真是冤哉！事后，敌机曾将大火后所摄照片投掷于劫后长沙，上印"请看是谁杀人放火"，其心战之狠恶，可以概见。幸国人洞烛其奸，虽对当事人恨之入骨，但并未因敌人之心战而动摇抗战意志。

张治中事后问明真相，大错业已铸成，再下令补救已无可收拾矣，他情知不妙，准备东渡湘江，一走了之。事经九战区司令长官获悉，急电留在长沙处理善后。时蒋介石适在南，问讯后表示"此皆我用人不当之咎，而亦中国人才缺乏之所致"。又说，"文白（张治中之号）不知责任所在，犹以为普通罪过，尚思推诿卸责，此表示无能无知之事小，而对于革命与廉耻之事大……"蒋介石拟即赴长沙，陈诚竭力劝阻，谓长沙现毫无兵力，人心慌乱堪忧，待稍稳定后再北上不迟；同时急调附近俞济时部第二十军连夜赶来长沙，一方面责令张治中督率部下尽快清扫主要几条街道（如国货陈列馆前大马路）并扑灭余燃，虽略微修饰门面，实难掩伤心触目之惨状。蒋介石于16日晚间到达长沙，亲睹长沙劫后惨状，及陈诚、张治中来见时，告曰："长沙焚毁，精神上之打击，千百倍于战败之痛苦，可耻可悲，莫此为甚。"以上这些话都由蒋介石的侍从官转告各部下。

中央政府为查究责任，特设军事法庭于二十军军部，派贺国光为审判长，拘押酆悌、徐昆、文重孚三人于军部特务排。三人得到相当优待，眷属可随时会见送饭。警备两个团官兵全部交由二十军编收。审判结果，酆、徐、文三人均处死刑；张治中撤职查办，讵经人斡旋，反调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人们颇表不满，残壁上写着："兵临城下，主席张皇失措。烈焰冲天，全城尽成焦土"、"电讯失真，铸成大错。罪魁祸首，推诿卸责"、"新墙河是属岳阳，长沙新河少一墙，这墙相隔两个府（岳阳府与长沙府），混作一府似荒唐"、"三个头颅一把火……"等等。长沙人怨气冲天，因张治中幸免于罪，且反而出任政治部主任，到任之日，有人在部长室门后大书"小心火烛"四字，此更虐而谑矣。

其后议论纷纭，有说张治中和酆悌素不相睦，因借长沙大火一案置酆于死地，盖酆悌执行放火，只得张之口头通知，并未有书面命令，致百口莫辩；有说译电员之错误乃有意人为；衡诸情理，均未能全信，且事隔半世纪多，亦无从查考，但国民党有许多高官官僚习气极重，只知享受权势，无视于人民生活痛苦，以至造成上下离心却是实情。

（华宣恩，浙江宁波人，黄埔军校毕业，1938年长沙大火期间任副营长，1948年赴台，后移居加拿大，现回宁波养老，91岁）

2003年第12期 我随陶铸在广西　作者：姚里军

"打长工，还是打短工？"

1950年11月，广西解放一年了，但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利用广西复杂的地理环境，四处流窜，冒出了很多"番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自封"司令"什么的。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十分猖獗。当时在广西主持工作的是张云逸（后授衔大将），年事已高，毛泽东主席便指派时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前去接替，领导那里的剿匪斗争。

记得是一个下午，各部门派出的随从工作人员一共20多人齐集在军区政治部的一间会议室里，等候陶铸的到来。此前，听说他因患肺结核病住院疗养，不等完全康复便接受了这一艰巨的任务。

陶铸是我们南下工作团的总团长，我从来没见过，现在竟要被"接见"了，很感荣耀，但看到大家情态凝重，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又不免有些紧张。

就在这时，一个面貌清癯的中年人快步走了进来。他，中等身材，留着平头，头发花白。认识他的老同志们纷纷站了起来，表示敬意。"你们都来了，好。"他环顾四周，向大家含笑致意。浓黑的双眉下，目光炯炯，锐敏中蕴藏着可亲的和善。只见他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到每一个人面前，逐一记下他们的名字和单位，不时交谈几句。到我的面前时，我立即站起："我是新华社见习记者"，跟着报上自己的名字。他端详着我，看出我是参军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笑了笑，连说"好，我们的工作很需要记者的报道。"

陶铸把这次的任务交代了以后就散会了。整个"动员会"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会场布置，没有仪式，更没有充斥着空话和套话的"报告"，十分务实，还有融洽的感情交流。我印象很深的是，陶铸说，"我在电话中问毛主席。我这次去，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毛主席回答是，打短工。"实际上，他此去就没有再回武汉了。在他看来，人民是主体，工作就是给人民打工，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尽责任。这是多么通俗而又深刻的理念。他把自己的位置严格地放在人民之下，居高位而不改本色，这和某些权力者高高在上的做官思想，有着根本的区别。政府建筑物上矗立着"为人民服务"的金色大字，这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宗旨。但更要镌刻在心上，和生命融合在一起，就像陶铸这样，成为生命的宗旨，精神的支柱，信仰的力量。

这就是他给我的第一次教育。

从武汉到南宁

第二天，陶铸便率领我们南下了。这是一节特挂的软席车厢。说是软席，铺位和现在的硬席一样，只是少一层。车到湖南，他叫警卫员买了很多橘子，散发给大家，并到一些铺位上和大家交谈。到我的铺位前，他立即喊出了我的名字，我钦佩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不就是昨天见过一面么，在场还有那么多人。以后终于悟出，这首先是因为他非常关心人的缘故。心中没有群众，没有别人的位置，能记住别人的名字么？据说他对自己唯一女儿最早的品德教育，就是要多多关心别人。

"祁阳到了，这是我的家乡。"他站到车窗前，深情地远眺窗外山峦起伏的大地。

"有多少年没回去了？家乡还有亲人吗？"我问。

"一直没回去过。家里还有人。"这个"一直"，跨度竟是20多年。

"这次能回去看看吗？"

"没有时间啊。"他微微摇头，一丝遗憾从他的脸上掠过。

列车隆隆地奔驰，他一直伫立在窗前。

到了南宁，随从人员大部分都按原来分配的任务到各处去了，陶铸和他的秘书、警卫班人员，还有剩下的我，住在市郊的一幢两层小楼。这可能是国民党官员留下的别墅，面积很小，年久失修，上下楼梯，嘎嘎作响。陶铸所以选住这个简陋、偏僻的地方，可能出于一种低调的考虑。张云逸是当时广西的省委书记，年长资深，陶铸来代理主持广西的工作，如同"钦差大臣"的身份，但他不愿意张扬自己，他是来工作的，工作是一种付出，权欲则是一种谋取，在他的身上，不存在权欲的张力，他根本就没有取而代之的权力追求。

这个推测在当晚的欢迎宴会上得到了印证。张云逸、李天佑(后授衔上将)、莫文骅(后授衔中将)等广西主要领导人都来了。陶铸对张云逸执礼谦恭，开口总是"您老人家"，张云逸敬酒，陶铸连忙站起来，一饮而尽，连说"您老人家少喝一点，我多喝一点"，"您老人家要保重身体"，其实他从不饮酒，他的语言和态度是那么自然，那么真诚，充满了对张云逸的敬重和爱护。整个宴会没有如今常见的阔绰和讲究，没有官场的虚伪和吹捧。这次宴请，准确地说，这次仅有的小型餐会，不过是洋溢着同志情谊的工作交接，笼罩在亲切礼貌的气氛中罢了。

"你来吃，我不吃"

我在广西的三个月里，这幢旧别墅就是陶铸生活起居的地方。广西省交际处派来了一个事务长和一个厨师照料他。当时军队伙食按等级实行供给制。陶铸是特灶，他的秘书关相生是团级，吃中灶，警卫员都是营、连级干部，吃大灶。我理应和警卫员们一起共餐。当我下楼去吃饭的时候，陶铸把我叫住了，"就在楼上一起吃吧。"我一下愣住了。这不合规定，再说，和陶铸一起吃饭，多拘束，说不定连饭都吃不饱呢。

"不，不，我是个排级干部，理应……"不等我说完，陶铸接过话去："出来了，就不讲那些啦。坐吧。"就这样，我只好有些心怯地坐在关秘书旁边，开始享受起"特灶"的待遇。

第一天中午，是六菜一汤，都是不油不腻的高档菜肴，例如烤对鸽、清蒸桂鱼之类，有些我都没见过。陶铸面露不悦，交代秘书，"把事务长叫来。"不一会儿，事务长上来了。陶铸告诉他：

"我的伙食标准是两荤一素一汤，从来如此。以后还是按这个标准。"

"现在的标准是交际处规定的。"事务长回答。

"那就请你转告他们，我的标准从来都是两荤一素一汤，再说一遍，两荤一素一汤，绝对不要坏了我的规矩。"

晚餐摆上来了。陶铸从他的工作小房走出来，一看还是六菜一场，只是变换了菜谱，他勃然变色，"再把事务长喊来。"语言严厉，眼睛里迸射出怒火，"怎么搞的嘛，你还要我说多少遍？"我第一次看见他发脾气。

事务长很为难，解释说："交际处领导说了，还是要按现在的标准。"

"不行，"陶铸提高了声音，态度坚定得无可商量，"我吃饭就按我的规定，明天还不改，你来吃，我不吃。"

自此以后，他那特灶伙食，就实在还赶不上我们军区的中灶了。他不抽烟，没有任何嗜好，交际处有时送来一些橘子，晚饭后，陶铸总是拿一些到隔壁房来，分给关秘书和我。他找些话题和我们闲谈，文学艺术，花鸟虫鱼，无所不有，气氛活跃。他对中国古典诗词尤感兴趣，能背诵很多，谈得兴起，就啧啧赞赏。有一次，不知怎么说起了江青，他的语气顿变，"她不过是毛主席的生活秘书嘛。"我当时对江青不甚了了，但可以听得出，他对这个女人有着不便言说的厌恶和鄙夷。陶铸是性情中人，他爱憎分明，刚直不阿，宁折不弯，在政治品格上，的确和江青这种政治丑类水火不相容。他后来受"四人帮"迫害致死，是和凝聚在他身上的浩然正气分不开的。

亲自动手

我们在广西剿匪开始执行的是片面宽大的政策，群众举报抓到的匪徒，经过一番教育往往就释放了，有的匪徒抓放七次之多。由于这些顽固分子对群众实行报复，群众心中就产生了种种顾虑，造成了广西匪情的复杂和反复。

陶铸首先纠正政策执行中的偏差，需要制定一系列政治标语。他非常重视标语的内容。他说，"标语是为实现特定时期历史任务的行动准则，是党和政府政策的简明宣示，标语的内容就是一种责任承诺，一种性质区别，一种奖惩规定。必须以最简明的语言，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最确切的涵义。"

省委、军区，都设有宣传部，可以请他们先行拟制，自己做最后的审定。但需要一个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发动群众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更重要的还是政策的内容。陶铸直接接受了中央的政策指示，是第一手资讯，与其辗转去办，不如亲自动手。凡重要文件，他都是亲自动手，从不请人代劳，已成了一种习惯。为此，他把自己关在小小睡房里---那也是他处理日常工作的地方，花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拟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作为领导层讨论的基础，确定后便大量地印发出去，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凝聚着深深的思考，背负着沉重的责任。我已经不能记起那些具体内容了，但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这些标语口号集中体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制定这些标语、口号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和规范我们的行动，实践我们的政策，既有目的要求，又要切中实际。它承载着党和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必须不折不扣地实行，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成为强大力量的源泉。

广西的剿匪形势开始好转了。

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所谓"宣传"造势是，一个活动来了，人们不惜花费，挖空心思地创造出一些豪言壮语和华美画面，烘托出热烈的气氛，至于是否实行，能否实行，没有去想，也不必去想。宣传是信息的扩散行为，前提是信息的真实性。大而空的口号，没有信息的含量，不准备实行的标语，扩散的是假信息，都是一种沽名钓誉、自欺欺人的行为。当我回忆起陶铸如此认真而又严肃地对待标语口号的言行时，我的思想里不由地浮起了这样的问题。当一家医院存在着收取病人"红包"，钱不到位、立马停药的现象时，我们面对大门口"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致标牌，能够心安理得吗？当一个二级学院挂起"全国一流，走向国际"的横幅的时候，你不觉得，这样的标语口号太不实际，缺乏可信性吗？这种形式主义的单纯宣传任务观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传，而是一种"做秀"、"矫情"，甚至是地地道道的欺骗。

陶铸亲自制定政治标语口号的事实告诉我们，宣传绝不是多余的装饰品，表现的是一个政党，团体，部门对人民的责任心，是它的政治形象的展示。我们应当继承这份实实在在的精神遗产。

"上车吧"

我终于写出了下去后的第一篇通讯，准备回南宁去。陶铸说过，要给他看看。我才学做记者，质量不容乐观，但他既然说了，我就得送去。他要看的目的，我想也不会是了解我的写作水平，而是想从我的报道内容里，增加一些他对下面情况的了解。他重视第一手材料，从不放过任何这样的机会。

从村子到公路是两里多的田间小径，弯弯曲曲，坑坑洼洼，很不好走。就在昨天，师政委听说陶铸到了师部，急忙驱车赶来。陶铸知道后，走了十多分钟到公路边迎接。军队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但陶铸却没有严格的等级观念，他总是平等地尊重每一个人，包括他的下级。

上了公路，我向南宁方向走去。路面上，大小碎石暴露得很多，汽车过去，扬起一片尘土。已是11月末了，南方明亮的阳光依然灼人，不一会儿，衬衣便汗湿了，我脱掉外衣，顶在头上，甩手前进。采访写作的过程是艰辛的，一旦完成了写作，又会感觉到那份收获的快乐，这正是我此刻的心情。不知不觉，南宁快到了。

忽然，后面传来了汽车喇叭的声音。公路上汽车很少，我已在路边，便只管往前走去。

"嘟嘟，"随着喇叭声再一次响起，汽车己停到了我的身边。我掀开头上的衣服一看，原来是陶铸的车子，他已拉开车门，向我招手："上车吧。"

一时间，我有些手足无措，和他坐在一起，那份拘束和紧张，真不如我走路自由自在呢。但已不容再说，只有硬着头皮上车了。

没想到这该死的沙发坐垫，在拘束和紧张之外，又给我带来了其它的"麻烦"。它的中间已经塌陷，一个人坐可以凑合，两人并坐一起，问题就突出了。我怕挤着陶铸，尽量往边坐，越往边坐，越往中间滑，在一边高一边低的"地形"上，屁股根本摆不平，车上连个拉手也没有，只有靠自己的"内功"来撑住身体的倾斜。想到陶铸也会有些不舒服，我又觉得非常不安，恨不得马上下车，或者停车让我坐到司机的旁边，但又不便提出，真有"内外交困"的感觉。幸亏我的耐力不错，终于坚持到了我们的住地。

现在我已是一个老人了，当我在路上蹒跚而行的时候，当年那戏剧性的一幕有时会叠现出来：我看见了官员的车队，听到了警车开道的尖啸声，路人已经急急避让了，那"闪开、闪开"的呼喝，仍在不断传来，平添了我对陶铸的怀念。

"修好了，把它再换回来"

这部"老爷车"成了陶铸和交际处第三次"争执"的焦点。

一天早晨，准备外出的陶铸在门口发现，等待他的汽车，换成了一部流线型的"别克"，这是美国名牌，样式新颖，在当时南宁那样的地方，跑在路上，真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感觉。

走路向来急匆匆的陶铸，来到车前顿时收住了脚步，他发现了这一变化，没有拉车门，而是吩咐警卫员，"把事务长喊来。"

"我原来的车子呢？"

"那部车送去整修了，交际处派来了这辆。"事务长回答。

"哦，是这样。"他问道，"要修多久？"

"个把星期吧。"

"等修好了，把它再换回来。"语气平和，但很果断。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没见"老爷车"回来。他又一次把事务长叫来，"不就是坐垫有点问题吗，怎么要修那么长时间？"

事务长只有据实回答，"交际处说了，那辆车外观老旧，以后就请您改坐这辆。"

"什么老旧？车子是代步工具，不是给人看的，你对他们去说，把它再换回来。"

事务长不明白陶铸为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总是那么较真。他想起了伙食标准的事，他知道，陶铸不会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要不给他换回来，他再来个'你坐，我不坐'，怎么办？"他向交际处领导汇报说。

"老爷车"终于又回来了。陶铸像见到老朋友似的，连说"好，好"。

写到这里，央视《焦点访谈》晚上(2003年8月6日)正好播送一个节目，题目叫《无钱还债，有钱买车》，报道绥山县政府欠招待所、商家、群众的多笔债款，久拖不还，债权人到了无以生存的地步。法院判决归还，也不能执行。说没钱是假话，节目主持人说，他们把钱用去不断更新县里的轿车，从桑塔纳到桑塔纳2000，从红旗到帕萨特，从本田到什么V5……没完没了。算了一下，这两年，县机关就换了一共17辆新车，怎么说也要500多万元，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难道那些换下来的旧车，不能代步了吗？不，他们不是这样理解汽车的物质功能，在他们看来，汽车还有象征效应，它可以显示高人一等的权力身份，还可以作为一种豪华包装，掩饰自己精神上的贫乏，这也是一种"使用价值"。

"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

陶铸常常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在住处附近和广西当时的高层领导人，包括军队的首长们在一起散步，商谈工作。他们走走停停，把重要的话题解决在不拘形迹的谈话之中。这样的会谈，比起现在的宾馆会议，好像有些不大正规，有点"游击习气"，其实并不如此。

陶铸注重工作的内容和实效，不拘泥于形式，例如他看了我那篇通讯，认为有一定的资讯内容，就亲自动手，把它修改成一份情况报告，发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他善于利用所有的时间和条件展开工作，所以每天能做出很多的事情。

但是，当一定的形式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又会引起陶铸十分的重视。

在他们一起散步的时候，首长们带来的警卫员们总是尾随后面，或者撒向四周，形成一个保卫圈。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以一位首长平均至少随带两个警卫员计，合在一起，就是个不小的阵势，他们都是全副武装，一双双眼睛射出警惕的光芒，让人产生一种畏惧感。

这样的形式，我们习以为常，却引起了陶铸的重视，觉得过分了。他首先叫自己的警卫员们回去，"你们不要跟着"，然后转过头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

他了解南宁地区的安全状况，认为没必要带这么多的警卫员，他每天总是一个人出去，即便到下面去，连军区保卫部派来的关秘书也不带。

"警卫配备虽是组织上的安全措施，但在群众眼里，也是一种派头。"他接着说，"首长的派头大了，会成为我们和群众联系的障碍。"他强调群众的视角，在他看来，警卫的簇拥，就像是在群众前面隔起了一道武装的墙壁。"人家躲还来不及呢，怎么接近？"

一次，一起散步的首长比较多，随带的警卫员约30人之众，已经不仅是派头，而形成一支威慑力量了。陶铸目睹这"形势"，浓眉紧蹙，他大声地告诉警卫员们："你们走开些"，然后又一次重复地说："我们的首长派头不要太大了。"停了一下，他补充道："这会脱离群众啊。"这句话他说得很郑重，很深情。解放初期，"脱离群众"被认为是一种危险的倾向。这些军事首长，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中滚打过来的，深知人民群众是胜利的保证。他们肃然不语，让人感觉出内心的感悟和警惕。

如果我们能一直警惕地把脱离群众看成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并把它保持到今天，我相信，我们的建设成就会比现在还要大得多。我住的地方离省委大院很近，那里林木蓊郁，群众常去晨练。如今不行了，不仅筑起了高高的围墙，门口警卫森严，递封信进去都很难。上访本是人民群众的权利，"群众权益无小事"，需要用围墙来阻断他们同党和政府的血肉联系吗？

共产党人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走进十万大山

广西南端毗邻越南一带，崇山峻岭，总名十万大山，范围广大，位置特殊，环境险恶，自然成了匪徒们聚散活动的地方，也是广西当时剿匪的一个重点地区。陶铸在初步完成全省的工作部署以后，决定深入到十万大山地区，亲自考察那里的剿匪形势。

这是一次艰苦而又危险的旅行。陶铸坐的是中型吉普车，前后两辆军车上载着荷枪实弹的20多名战士。公路上少有行人和车辆，这支小型武装的出现，目标很显眼。要是遇上大股匪徒的袭击，很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后果。陶铸是清楚的。但是，他认为应该去做的事情，便少有个人的顾虑。决定了，就行动，他的意志似乎是不可征服的。

从南宁出发，有公路可以到达十万大山边上的一个小镇，大约200公里，因为路况差，汽车颠簸了四个小时。到了这里，只看到几间破房，没有街道，没有人影，四周是死一样的沉寂。

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不知名地方，却是我们进山的通道。汽车没有用武之地了，它们必须停留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去的团部，派来了一个连的部队，还有几匹马，这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护送陶铸进山。

跨过公路边的小河，就是层迭起伏的十万大山。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顺着山势，在两山的夹缝间蜿蜒曲折地伸延，山上的石缝里稀疏地生存着一些树木，有一种荒凉感。

山区的气候多变，进山以后，就遇上了绵绵细雨，到达团部的第二天，气温下降，我连连打喷涕，身体不由自主地蜷缩起来。我想坚持，也许明天会天晴，实在不行，就向团里的宣传干部借件衣服。就在我想着如何对付的时候，陶铸已经嘱咐团政委给我找来了一件棉衣。这一天，他一路奔波，鞍马劳顿，根本没有休息，真是很辛苦了。他是个急性子，一到就要了解这里的情况，考虑解决的问题，怎么还会想到这样的小事呢？这真出乎我的意外。

这件崭新的棉衣使我顿时暖和过来，度过了几天的寒冷。

关心人并不一定需要倾听别人的诉说---那往往是一种同情或怜悯，是一种人性的感发。真正意义上的关心人来自自己的感觉、体察和思考，那是一种理性的自觉，是一种主动的感情给予，它来自一种美好的品德，是一种秉性和习惯。

这就是陶铸式的关心人。

在返回公路的山道上，广西军区的一位摄影记者和我不期相遇。听说是陶铸来了，忙问，"在哪里？"我说，"骑马的就是。"只听他说了一声"天赐良机"，拿出相机，拔腿往前跑去。这家伙长得壮实黝黑，就像一股"黑旋风"，一下子冲到了前面，在一个拐角地方选好了角度，等待着。

我们的行军队伍拉得很长，不一会儿，骑马走在中间的陶铸出现了。就在"黑旋风"准备按动快门的时候，陶铸说话了：

"你不要照我嘛，要照我的部队。"他向前后方向挥动着手臂。

"照我的部队。"他在马上再一次强调。

"是。"黑旋风答应着，连连拍摄，走到另外一个山坳，又拍了好几张。这家伙高兴极了，他猛吸了一口烟，禁不住自我庆幸起来，"真是走运，特大收获。"

他在公路上发火了

回到了公路，快11点了。我们的汽车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陶铸命令上车，马上开回南宁去。这里烧水的条件都没有，别说造饭了。

司机们开始发动汽车。一部车子发动了，又一部发动了，还有一部军用卡车，任你怎么发动，大家轮换着在前面猛力摇把，也点不着火，趴在那里，动也不动。

陶铸先是站在旁边等待，然后沉思地踱步，像是在考虑着什么，大约半小对过去了，他开始烦躁起来。看见司机们打开引擎盖，围在一起，仔细检查，想寻找哪里出了毛病，他的火气再也压不住了：

"你们这几天都在这里干什么？"他的脸突然变色，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圆圆的。"你们都干什么去了？说啊，为什么不早早检修？"他指着那几个留守的司机，越想越气，大声地斥责，"真是乱弹琴。"

当时的愤怒真是令人难忘，"你们，你们是怎么搞的嘛，""你们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工作？"他双手叉腰，气得每句话都有些发颤了。

司机们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更没见过陶铸发这么大的脾气。他们谁也不敢说话，也没有什么可说的，陶铸批评得正确，这完全是一种失职行为。临来前，车队领导一再交代，这次出车不仅是一次军事行动，还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关系到陶铸的安全啊。

其实，陶铸发这么大的脾气，倒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于他来说，时间的确太宝贵了。除了吃饭、睡觉，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一环扣一环，没有机动的余地。哪怕坐在车上，他的大脑也在思考。这是毫不夸张的真实。我有一个深刻的记忆，那就是，每当他的汽车回到住处，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响起的时候，就一定会马上听到他的呼喊："关秘书，把电报拿来。"这已经成了他的"铁律"，每次都是这样。关秘书也总是等他一上楼就把中央和各处来的电报交上，从不耽误他的分分秒秒。今天下午，他一定有不少的工作安排，也许有重要的约见，也许有事情等待他的决定，但此刻，他只有无奈地在这里来回地走动。

司机们怎能理解，白白地浪费这几个小时，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怎么不发火呢？

回到南宁不久，我便调到广东沿海地带采访去了，从此再也没见到陶铸。但是关于他的这些记忆，却一直留在我的心中，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在这些记忆中，没有重大事件，那些都有了历史记载。我所回忆的只是陶铸的历史碎片，却都是真实的记录。就像翻出来的老照片一样，可以让人们在那个时代的背景映衬下，对陶铸的精神特征和人格形象，产生具有生活实感的认知。

陶铸于1969年11月30日逝世于安徽合肥市，才61岁。他死的太早了，死于那个荒谬的年代，实在是中国人民的不幸。

2003年第12期 迟到40年的授勋仪式　作者：黄进琪　高仰岭

在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笔者拜访了新四军老战士、原志愿军39军副军长谭友林，87岁高龄的谭老将军向我们讲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故事。

1992年3月的一天，中顾委代表团结束了对朝鲜的参观访问，在平壤机场即将登机回国。突然，机场负责人匆匆赶来告诉代表团，刚刚接到朝鲜政府的紧急通知要求该次航班延飞。正当大家疑惑不解时，朝鲜政府代表一行数人赶到机场，传达金日成主席的指示：为代表团中的谭友林将军颁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此时，朝鲜战争结束已经40年了。

云山之战立功勋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39军入朝参战，谭友林将军时任该军副军长。志愿军39军是一支功勋卓著的部队，其前身是工农红军第25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344旅南下支队、新四军第3师，在抗日战场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时，该部挥师东北，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后改称为第39军，从白山黑水一直打到镇南关，是第四野战军的攻坚尖刀。

朝鲜战争爆发后，39军为第一批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入朝后，39军当面之敌为驻守云山的南朝鲜第1师。

云山，是朝鲜云山郡的首府，群山环抱，河流纵横，地势易守难攻，也是朝鲜北方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志愿军总部将攻克云山的重任交给39军。在与敌人初次激战后，我军惊异地发现对手并非南朝鲜兵，而是黄头发、大鼻子的美国兵。从战俘口供中方知对手是所谓美军王牌军---陆军第1骑兵师。

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称为"开国元勋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显赫，总是充当开路先锋，从没吃过败仗，享有"先驱师"和"常胜师"的美誉。该师有世界一流的装备，侵朝战争中，作为美军第一批地面部队入朝参战，从洛东江反攻，到突破"三八"线，进攻平壤，一路担任主攻任务，是"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的"宠儿"，也是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手里的一张王牌。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在温井地区重创美第8集团军配属的南朝鲜部队，沃克便毫不犹豫地将第1骑兵师投入战斗，在云山地区接替南朝鲜第1师，企图依靠这张王牌杀开一条血路，饮马鸭绿江。这才有39军和第1骑兵师的交锋。

云山一仗，激战两天三夜，39军集中优势兵力毙、伤、俘敌军2000余人，其中美军第1骑兵师1800多人；击落并缴获敌机7架，击毁并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39军首战打了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国威、军威，震惊了世界！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士气。彭德怀司令员高度评价说："39军打得好！美骑1师这个'王牌军'，从未吃过败仗，这回败在我39军手下嘛！美军没啥了不起！"从此，39军在朝鲜军民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紧接着谭将军和军长吴信泉，率部投入第二战役，痛击美25师，收复平壤；第三战役，突破三八线，解放汉城；第四战役，横城大捷，合围斫平里。朝鲜战争胜利后，谭友林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独立自由勋章。

40年后重访朝

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共打了5次战役。谭友林在第5次战役开始后，奉命提前回国。直到1992年中顾委组团赴朝参观访问，时任中顾委委员的谭友林才有机会再到朝鲜。谭将军对阔别40年的朝鲜人民怀有浓厚感情，代表团出发前，谭友林将朝鲜政府颁发给志愿军将领的那枚独立自由勋章带在身上。

参观团一行到平壤后，受到朝鲜政府接待处的热情接待。休息时，代表团中唯一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谭友林给大家讲述了当年入朝参战和荣获二级勋章的情况。朝方接待处有一位官员曾与志愿军一起在云山并肩战斗过，当年在战场上早就听说39军有个谭副军长有勇有谋，组织指挥坚决果断，可惜只听说却未曾见面，真想不到几十年后会在朝鲜亲眼见到这位谭副军长。当他得知谭友林将军当年得到的是二级勋章时，他说以谭老当年的功绩应授予一级勋章，当时朝鲜政府曾找过谭友林将军，只因谭将军回国后转战东北、西北，几十年没有音讯。

这位官员着急地说："我要把这情况立即报告金首相，好了却金首相几十年的心愿。"正在金刚山休养的金日成主席，获悉谭友林将军正在朝鲜参观，指示要为谭友林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

代表团按预定日程参观访问，朝方希望代表团能延期返京。为不影响代表团整体行程，谭友林表示不必举行授勋仪式，可由我驻朝使馆代为转交。当代表团结束为期十天的参观访问即将离开平壤时，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2003年第12期 绿川英子：帮中国抗日的日本女性　作者：高　梁

在今年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5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一位不平凡的日本女性，她就是抗战时期坚决反对日本侵略中国、英勇抨击日军侵华暴行、为中日人民和平友好事业光荣献身的国际主义战士绿川英子。关于她的光辉事迹，曾反映在上世纪80年代初由中日合拍的第一部彩色电视片中，片名《望乡之星》是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的。绿川英子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和坚持正义与真理的崇高精神，曾深深感动了成千上万的人，也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一）她青年时期热爱学习，追求进步；她抵制民族偏见，同中国留学生刘仁结成伴侣

绿川英子原名长谷川照子，1912年出生在一位日本土木工程师家庭，生活比较优裕，青年时期在东京、奈良上中学和大学。古都奈良曾是日本古代文化的摇篮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中心，她在这里受到熏陶，爱读日本和中国的文学，并开始在校刊上发表短歌、散文和小说。1932年她同进步同学开始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当地的左翼文化运动，进而同奈良地方的工会和文化团体有了频繁接触。当时，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国内则由法西斯军人统治，在一次反动的"八月大搜捕"中，绿川被警方逮捕，因而也被校方开除了学籍。这时她刚20岁，离大学毕业只差三个月。这使她在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法西斯专政下失掉民主和自由的痛苦。

她在拘留一段时间后被释放，回到东京，仍继续同进步人士一起从事世界语的活动，参加了进步的组织和研究会。在积极掌握了世界语这个武器之后，她即用"维尔达·马约"这个世界语笔名（即"绿色的五月"之意，象征着青春和力量、光明和希望），开始从事写作和翻译，为世界语刊物撰稿。1935年，她为中国上海的世界语刊物写了《日本妇女状况》、《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现状》等文章，从此同中国的世界语进步学者建立了联系。1936年初，她同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刘仁（又名刘砥芳，东北籍）相识，俩人有了爱慕之情。当时，在日本社会普遍流传着中国人是卑劣民族的偏见。绿川坚决抵制了这种偏见，不顾父母和亲友们的反对，于这年秋天同刘仁结婚，并决定一起回到中国来。1937年初，刘仁先回到上海。几个月后，绿川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然地秘密搭乘英国船只来到了上海。

（二）抗战初期，她在上海目睹日军残暴罪行，爱憎分明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

绿川到中国的时候，恰是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前两个月。这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开始疯狂进攻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救亡运动的时刻。25岁的绿川英子开始了一生中新的战斗生活，她立即同中国进步的世界语学者接触，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协会的活动，并为协会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怒吼》撰稿。这年6月，她还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举行的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沈钧儒、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的群众示威游行。"七七事变"后，接着爆发了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八一三"战争。她目睹日军铁蹄践踏这个美丽的城市、残暴屠杀和轰炸无辜中国人民的血腥事实，亲眼看到爱国的中国军民不怕牺牲、奋勇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惊心动魄的场面，她愤怒和感动不已，执笔用世界语写下了她来中国后的第一篇文章《爱与憎》。她在文中用血泪控诉日军在上海的暴行，指出使中国人民遭受苦难的祸首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她向日本士兵大声疾呼："别错洒了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说：她爱她的祖国日本，也爱她的新的家乡中国，但"我憎恨，我竭尽全力地憎恨在两国人民之间进行的那种屠杀。……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加入中国军队，因为它为民族解放而战斗，不是反对日本人民，而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斗。它的胜利也将预示着东方光明的未来。"她还发表了一封给日本世界语者的公开信，信中说：中国士兵如此英勇作战，每念及此，都感到心脏的剧烈跳动，甚至泪下。……而日本兵被迫送来作战，多么可悲！她指出："中国的胜利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的解放，而也意味着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远东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它的确是全亚洲和全人类明天的关键。"她呼吁日本世界语者起来反对侵华战争，并说："有谁愿意叫我卖国贼，就让他去叫吧！我对此毫无所惧。"接着，她同中国女同志一起，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轰炸，参加了上海市人民举行的抗日示威运动，并兴奋地说："我同中国站在一起了！"

（三）在"保卫大武汉"的战斗中，她用日语对日广播，号召日本人民起来反对战争，被日本军阀咒骂为"娇声卖国贼"

不久，上海沦陷，绿川夫妇在1937年11月离开上海到达广州，受到以中山大学学生为主的广州世界语同志们的热情接待，并参加了他们举办的一个民间对外宣传机构的工作。但有一天，绿川正去上班，途中遇到空袭警报，国民党宪兵借口她是日本人，加以逮捕，并宣布把她驱逐出境。于是她同刘仁不得不于1938年2月到达香港，在香港的贫民窟里流浪度日。这是绿川一生中在物质和精神上遭遇最痛苦的时期。但她决不灰心，决不返回日本，而是坚持等待着参加中国抗战的时机。

当时，郭沫若已经从日本回国，参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在武汉推动全国文化宣传界的抗敌工作。绿川夫妇的中国好友、文化界著名人士叶籁士向郭介绍了绿川夫妇的情况，郭沫若听后非常感动，他十分理解和同情绿川夫妇的处境，特邀他们在1938年7月来到武汉，担任了用日文对日广播的工作。时值全国抗日热潮高涨、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运动，绿川亲历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英勇地投入了抗战的洪流，成为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战友。她用日语向日本国内人民和正在中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广播，揭露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的实质和罪行，在麦克风前以"柔和的嗓音制造出闪电雷鸣"。她那流畅动人而有力的声音，像一把把钢刀，刺向敌人的胸膛。此外，她还用笔写出她的所见所闻和内心感受，向进步刊物《抗战文艺》和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投稿。她的日语广播和用世界语写的文章，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惊恐，到处侦察这个操流利日语的广播员是谁。直到武汉沦陷以后，他们才知道这正是长谷川照子。于是东京的报刊登载了她的照片，并骂她为"娇声卖国贼"，是"赤色败类"。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因此受到株连，她的父亲还收到了军国主义者要他"引咎自杀"的恐吓信。而对绿川来讲，在武汉的岁月却是她一生中最激动难忘、充满自豪感的时期。

（四）在重庆，周恩来称赞她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郭沫若在红绢上题写赠诗，鼓励她写作和战斗

1938年冬，武汉失守，绿川夫妇随机关撤退到重庆。此后，抗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而对日本的广播宣传工作也越来越困难了。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绿川出现了低烧和肺结核症状。但她抱定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念和决心，经常为第三厅编印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撰稿，发表了《在五月的首都》、《她们在战斗中前进》和致母亲的感人长诗《失掉的两个苹果》等。她在病床上还写了《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一文，说她在病中"并不感到丝毫的悲观和失望。相反，新的战斗意志的高涨震撼着我低烧的身躯。……我满怀喜悦和自傲的心情断言，中国人民决不会在暴力面前屈服，而中国的世界语者也不会背叛他们胸前闪闪发光的绿星的"。1940年1月，她为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继续出版的《新华日报》创刊两周年题词祝贺；"三八"妇女节时，她又写了《中日两国妇女携起手来》的题词，说："毛泽东先生说过：'全中国妇女解放之日，就是全民族抗日胜利之日'，而这也可以说：日本法西斯崩溃之日，就是全日本妇女解放之日。怎样争取这一天的来到，这是两国妇女共同的问题。"她笔锋犀利，感情充沛，格调清新，精辟入理，郭沫若经常称赞地说："绿川不愧是一位诗人，很多文章犹如散文诗。"1941年，从事世界语的中国同志们把她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品收集在一起，以《暴风雨中的细语》为书名，在重庆由《中国报导》社出版。

就在1941年的夏天，国民党当局对第三厅的抗日工作越来越不能容忍，决定撤销郭沫若第三厅厅长的职务。于是第三厅同事们也都纷纷提出辞呈，与郭同进退。这时在重庆开辟和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周恩来也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他说："你们不要这些文化人，我就带他们到解放区去，我相信他们会跟我去的。"无奈，国民党当局被迫另行组织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仍请郭沫若任主任。原在第三厅工作的绝大多数同志就进入这个新的机构，绿川夫妇也随之进入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人士举行一次聚会。会上，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前来出席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周恩来笑着对绿川说："日本帝国主义者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听后，万分激动地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的女儿！"这时，有人请周恩来和邓颖超签字，邓大姐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名字的旁边，并说："我们并肩作战！"同年11月16日在郭沫若50岁生日时，绿川为《新华日报》写了《一个暴风雨时代的诗人》一文，对郭沫若表示祝贺；同一天，郭沫若也在绿川从日本带来的一块两尺见方的红绢上写了一首诗赠给她：

茫茫四野，

历历群星丽九天。

映雪终嫌光太远，

照书还喜一灯妍。

这块红绢和这首题诗，绿川英子一直珍贵地保存在身边，成为鼓舞她前进的力量。

（五）在反共浪潮和生活贫困的双重压力下，她带着病体，呼唤黑夜后的黎明

也是在1941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接着又在以后几年连续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反共高潮。重庆的空气令人窒息，充满了越来越多的压迫和限制。在这浓雾迷漫的山城，绿川英子亲眼看见了许多"在战斗的中国不应有的事情"，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真实面目。她拖着病弱的身体，默默地坚持工作，坚定地期待着黎明的到来。她开始着手写她的回忆录《在战斗的中国》，详述她从日本出走以来各个阶段的经历（可惜的是，直到1944年7月她只完成了此书的三分之一）。1942年7月7日，她为《新华日报》写了《黎明的合唱》题诗：

"为了希望的未来我们不惜流血成海

五年的抗战奠定了中国解放的基石

筑成了人类和平的堡垒

今天我们挺着胸脯高唱黎明的赞歌吧

这响亮的歌唱在明年第七个'七七'

一定会变成侵略者的黄昏葬送曲"

接着，她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解放是要争取的》、《树》、《没有花的庄稼人》等文章，歌颂敌后游击队中英勇作战的革命妇女；并以她在重庆农村住宅后的大树和周围没有花朵为题，抒发她在沉闷的政治气氛中坚挺不拔战斗下去的心情。

到了抗战的后期，像大多数革命文化人一样，绿川夫妇的生活更加艰苦困难了。他们住在农村，每天只能吃着平价发霉的米，以瓜菜稀粥度日，连他们的新生婴儿也没有任何营养品可喂了。然而，他们的斗志从不减退，他们参加了由东北抗日民主人士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担任了它的刊物《反攻》的编辑工作。绿川把她完成的《在战斗的中国》的第一部分陆续在这个刊物上连载，并在1945年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印成单行本出版。

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全国人民狂欢沸腾。在这天不眠的晚上，绿川怀着无比激动喜悦的心情，同重庆市的文化人和广大市民一起，走上街头，参加了浩浩荡荡的火炬游行的洪流。接着，她写了一篇文章《在歧路上的日本》，登载在9月11日的《新华日报》上。文中她尖锐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过早的投降是为了尽量保存自己的力量"；决不允许他们"穿上和平民主的外衣"继续欺骗，要揭露和打破这种阴谋；她提出："我们所要的，不是暂时的，而是永久的和平。我们要民主的日本，要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她高呼："迅速而彻底消灭日本统治阶级的人物、机构、经济、军力、思想等的一切的一切。把人类的死敌日本法西斯从地球上无踪无影地消灭去！"这是多么理智清晰的分析和铿锵有力的警示啊！

（六）抗战胜利后，她奔赴东北解放战场，不幸去世，长眠在白山黑水的大地上

这个初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在重庆的一批东北籍进步人士在高崇民等同志的带领下迅速返回东北去开展工作，绿川夫妇也决定带着孩子经上海前往东北解放区。当他们在12月乘船到达武汉时，却不料国民党特务刁难拐走了他们四岁的孩子星儿，经他们和同行的中国同志四方寻找和报案交涉，最后才把星儿找了回来。他们继续秘密登船，经南京抵上海，在上海进步人士的帮助下，终于搭上了招商局为国民党向北运兵的轮船。一位同情革命的船长把他们秘密安置在船尾狭窄的货舱里。他们蛰居在黑暗和空气污浊的货舱里约两周多，轮船才开出吴淞口，驶向北方的秦皇岛。这时，绿川才从小舱门爬出，走上甲板，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无限感慨地说："八年前，是这茫茫大海使我同祖国和亲友隔离，把我引向新的生活；今天，又是这茫茫大海把我同旧世界隔绝，引我走向光明的彼岸！"

在秦皇岛上岸后，他们改乘火车于1946年2月抵达沈阳。当时沈阳已被国民党占领，特务横行，白色恐怖严重；党所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正在作战略转移。由于绿川英子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他们夫妇无法随军转移，只能暂留在沈阳。绿川亲眼看到，八年艰苦抗战后人民又在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掠夺和屠杀，曾愤慨地说："日本投降了，这只实现了我一半的愿望，中国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还要继续留下来进行斗争。"不久，他们同滞留在沈阳的一些革命朋友串联，决心继续北上进入解放区。这时东北是"滴水成冰"的严冬季节，他们和几位民主人士在地下党员护送下先到了长春，然后乘马拉胶轮车，经过国民党军队的一道道关卡，终于进入解放区，到达哈尔滨。

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东北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绿川夫妇的到来，对他们大无畏的民主精神和革命热情备加赞扬，并委任他们担任了东北教育委员会委员。不久，国民党军队进攻哈尔滨，东北党组织考虑到他们和一些著名人士的安全，送他们到达当时解放区后方的重镇佳木斯，这里有不少机关和学校，绿川夫妇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工作。他们被任命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的研究员，并被聘请到培养干部的东北大学讲课。绿川以她亲身的经历，对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作了揭露和批判，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学生们都知道她是知名的反战女作家。

绿川进入解放区不久，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她考虑到在战争紧张的年代怀孕会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周围的同志都反对，只有刘仁同意妻子的意见，找了一位名医来做，不料在手术中刮破子宫，引起感染。当时解放区医药奇缺，绿川病情急剧恶化，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离开人间，结束了她35岁的青春年华。逝世前，她仍关心着中国革命和中国同志，想念祖国和亲人，痛爱着年幼的一子一女。东北行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痛惜失去这位反战的、对革命有贡献的战士，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刘仁深为自己的错误万分悔恨，在她的遗体旁顿足痛哭，由于过分悲痛和旧病复发，他也于三个多月后去世。他们两人都安葬在佳木斯牧养场的烈士陵园，长眠在中国白山黑水的大地上。

（七）深切地缅怀，无限地思念；她永远活在中日人民心间

我有幸于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见过绿川英子一面。那时，我正在重庆中央大学读外国文学系，并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和革命工作。一天，一位攻读世界语的进步同学带着我一起，到重庆郊外金刚坡下的赖家桥，去看望在文化委员会工作的世界语学者冯文洛。在他那里，我们遇到了住在邻近、前来看望他的一位瘦弱的日本中年妇女，经介绍，才知道她就是绿川英子。她热情地向我们问好，并用世界语同我的那位同学交谈起来。在此以前，我曾在《新华日报》上读过她的一些文章，从她那犀利的笔锋和有力的语句中，我认为她定是一位性格泼辣、善辩健谈、激情外露的女作家。见面后才发觉，她是一位性格温和、文雅娴静、感情深沉、平易近人的女士；她的脸色有些苍白，但透过眼镜可以看出，她那明亮深邃的双眼，对人生和社会有着透彻的观察和理解。这次同她虽然是偶然邂逅，却给年轻的我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1946年初，我由党组织选派，到了华北解放区张家口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冯文洛也被选派同行，他又向我详细介绍了绿川英子的一些情况，使我更加感动，对她备加钦佩。但不久全面内战爆发，各解放区音讯断绝，我们很难知道绿川的行踪和情况；直到全国解放后，我听到她在东北解放区英年早逝的噩耗，感到无限的悲伤和痛惜。后来，我被调到国外长期任新华社驻外记者，在紧张工作之余，每当想起绿川英子的光辉事迹和献身精神，我身上就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工作，同国内的一些世界语专家和著名文化人士有了接触。我了解到，近些年来，他们一直深深地怀念着绿川英子，并作了大量纪念她和促进中日人民友好的工作。他们曾接待绿川的妹妹西村幸子来华访问，安排她同绿川夫妇的子女团聚；他们还同许多收集、翻译、研究绿川著作的日本学者、撰写绿川生平传记的日本作家建立了联系，进行了交流。他们把绿川生前的作品加以收集、翻译和编辑，于1980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纪念绿川的著作，书名为《绿色的五月》（即绿川的世界语笔名），书中还载有叶籁士、叶君健、戈宝权等著名文化人士以及绿川生前友好们的回忆文章。这本书及回忆文章使人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到绿川的光辉思想和高尚情操。此书出版后不久，在中、日两国同时又上映了由日本著名女演员栗原小卷（饰绿川）、中国演员高飞（饰刘仁）合演的电视剧《望乡之星》，此剧在中日两国观众中引起轰动，绿川夫妇的感人事迹曾一度家喻户晓。我记得，1982年在北京还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世界语大会，许多与会的中外学者在谈话中常提到绿川英子，缅怀她对传播世界语所做的重大贡献。

绿川英子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她为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事业树立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

（注：此文系主要根据绿川英子的原著译文和中国同志们的回忆文章所写，在此对其译者和作者深致谢意）

2003年第12期 孙中山善对联　作者：李宣奇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博学多才，善于对联，孙中山平生撰联虽然不多，然而一旦挥毫，无不见其非凡之才、高雅之气。尤其是所撰挽联，更饱蘸对战友的深情，迸发出对强敌的痛恨，与其文章、演说之词，同为战斗的投枪匕首，冲锋的号角！

半联惊大帅

清朝光绪年间，孙中山留学归来，途经武昌总督府，想见一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便走到府前，递上名片，上写"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门官随即将名片呈了进去。

张之洞当时名声显赫，八面威风，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一瞧名片，很不高兴。哼！好大的口气，遂问门官道："来者何人？"

门官答道："是一儒生。"

张之洞听了，也不发话，令人拿过纸笔，写了一行字，叫门官交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见纸上写道"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妄敢称兄弟"。

孙中山一见，这分明是一对联的上联，且又傲气十足，便微微一笑，不动声色地对出下联，又请门官呈上去。

张之洞见上面写道"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不由大吃一惊，便知来者不凡，急命门官大开中门，迎接这位风华正茂的读书人。

幽默邓师爷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孙中山流亡日本东京时，有章太炎、张溥良、田桐、胡汉民等人，在孙中山寓所高谈革命，常常使得在座的、绰号叫做师爷的邓慕韩无从插嘴。邓师爷非常健谈，因插不上嘴，甚感没趣，便跑到厨房里去，向厨子陈和及日本下女大讲时事，亦是高谈阔论，口若悬河，兴致勃勃，声震户外。

厨子陈和亦属革命同志，但他生性好赌，常以买菜钱供其一掷。有一次，他把钱输光了，却扬言在冷巷中丢失了鞋子，以此为借口，想要孙中山给他些钱，好再去赌。冷巷系广东土话，俗称"走廊"。日本建筑，走廊设在屋内，日俗席地而坐，鞋子都放在房门外面，故走廊绝无失鞋之理。

于是，孙中山戏撰一幽默联语，赠给邓慕韩及陈和二人。联语云：

邓师爷厨房演讲陈和叔冷巷失鞋

"厨房演讲"与"冷巷失鞋"二事本属罕见，故孙中山以此嘲之，不但其他同志见之捧腹，就是邓、陈二人，自己亦觉得好笑！

联讨袁世凯

1915年10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同年，袁世凯悍然下令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时，孙中山日夜操劳，开展反袁活动，领导中华革命党，联络各地军民，起义讨袁。宋庆龄全力协助，患难与共。次年4月的一天傍晚，孙中山偕宋庆龄到公园散步，他们边走边说讨袁的事情。宋庆龄突然兴发，即对孙中山说道："逸仙，我想起了一个讨袁对联的上联，你能对出下联吗？"

孙中山微笑道："庆龄，你居然仿效苏小妹三考新郎来了。好！请吟出你的上联来听听！"

宋庆龄马上吟出上联道：

或入园中逐出老袁还我国

孙中山轻轻念着上联，感到夫人才思敏捷，联中一语双关。原来，汉字""字，为"口"中加一"袁"字组成，而""字则为"口"中加一"或"字组成。"或"的释意，是"有人也"。""中出"袁"入"或"，即成"国"字。孙中山十分理解夫人对于他领导的"逐袁"运动期望殷切，心想不能辜负她这一片苦心。这下联既要对仗工整，尤其应该把自己的意愿表达清楚。于是，他沉思片刻，便吟出下联：

余行道上义无回首瞻前途

下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意思也紧紧呼应上联。原来，"道"字去"首"换"余"，即成"途"字，所以宋庆龄连连称好！

题联舒情怀

1892年春，孙中山为翠亨村故居题写了一副楹联：

一椽得所五桂安居

联中"五桂"，乃指房屋四面的五桂山。孙中山系"番书仔"出身，课余曾随区凤墀长老补习国学，故学有根柢，兼擅中英文。此联宣示了这位革命先行者，对五桂一带乃至全国人民得以安居乐业的崇高理想。

1918年，孙中山在督师北伐途中，曾到广东梅县松口铜琵乡，探望定居在那里的老同盟会员谢逸桥。谢氏辞官后，在家乡建有一幢小楼，取名"爱春楼"。楼房右倚梅江，后凭元魁塔，环境幽雅，景色宜人，令孙中山赞叹不已。即兴撰联一副，书赠楼主人。联曰：

博爱从吾志宜春有此楼

联中巧妙地嵌上"爱春"二字。书后，孙中山意犹未尽，又挥笔再赠一联：

爱国爱民玉树芝苓佳子弟

春风春雨朱楼画栋好家居

此联用"鹤顶格"（平头格）嵌入"爱春"二字，诗情画意，情景交融，表现出孙中山对这位老同盟会员的深厚情谊。

与孙中山同在日本流亡的民主革命家黄兴，拥护孙中山组成"中国同盟会"，任执行部庶务，属协理地位，先后参与或指挥过多次武装起义。后被推为革命军总司令、副元帅。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仅次于孙中山，故人们常以"孙黄"并称。

为了推进革命，他俩忽聚忽散，四处奔波。一次二人分手时，孙中山集杜甫诗句，撰写一联，赠别黄兴。联云：

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

此联对仗工整，寓意深邃，表达了孙中山对临别战友的倚重、勉励和情谊。

挽联赞友刺敌

为了推翻帝制，创立共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多次起义均失败，不少同仁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殊死战斗。他们的革命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光照山河。

光绪三十三年，在清政府内进行革命活动的徐锡麟，计划与秋瑾同时在安徽与浙江两省起义。7月6日，徐锡麟在安徽枪杀巡抚恩铭，起义失败后被捕。恩铭之妻妾剜其心以祭亡夫。后来，孙中山为此撰联以吊：

丹心一点祭余肉白骨三年死后香

上联怒斥清廷官吏不过是世上多余的行尸走肉罢了，下联盛赞壮士一片丹心，名垂青史，万世流芳。

不久，女侠秋瑾亦在浙江大通学堂被捕，坚贞不屈，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临烈士牺牲处默哀，并题联悼念：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热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上联追忆盟友留日江户（即东京）时的革命斗志，下联缅怀崇敬女侠壮烈献身的精神，文辞凄婉，情真意切。

1913年3月，国会开会前夕，革命家宋教仁，在上海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杀身亡。孙中山万分悲愤，拟了一副血泪交织的挽联，既是掷向袁世凯的投枪匕首，也是对革命家之死的伟大意义的高度评价：

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讨袁护国军将领蔡锷，在日本福冈大学医院病殁，举国哀痛！孙中山闻讯，尤为悲痛，遂撰联挽悼：

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班都护"指东汉名将班超，曾慷慨投笔从戎，使西域50余城获得定宁，官至西域都护，封定远侯。马伏波，指东汉马援，曾任伏波将军，南征立铜柱以表功，封新息侯。他常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

孙中山以定边安邦的班超和功在东汉的马援，来喻蔡锷将军，用典使事，贴切自然，高度评价和极力赞扬了这位再造民国、功绩丰伟的英杰。

遗嘱催人奋进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病逝。他在遗嘱里这样告诫我们：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这联语式的警句，脍炙人口，催人奋进！

2003年第12期 晋墨留香　作者：程竞明

今年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诞辰一千七百周年，我有幸曾先后走访了"书圣"的故居（山东临沂）和兰亭（浙江绍兴）。两地都是集书法与园林艺术于一体，是人们进行中国书法寻根之旅的最佳去处。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字逸少，古琅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将军，故又称王右军，辞官后定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

临沂城内的王羲之故居，是一座占地五十一亩的庭院和园地。大门楹联为当代书法家启功书写：

北国普照南国戒珠尽右军故里

西晋砚池东晋兰亭皆书圣遗迹

联内普照（寺）在泰山南麓，（洗）砚池在临沂，戒珠（寺）和兰亭在绍兴。楹联对仗工稳，有气派。

庭院内林木青翠，洗砚池、晒书台、禊亭及曲桥等遗迹，经过修建基本上保持原貌。晒书台的前面，耸立着王羲之的高大塑像，手持墨笔，昂首沉思。书院陈列着有关王羲之的文献资料和书法碑帖石刻拓片，新建的晋墨斋收藏文房四宝及书画小赏。斋前有鹅池，白鹅在碧水中悠然弋游，斋西是精巧秀丽的留香亭，亭桥相接，曲折有致。游人走进百米长的书法碑廊，但见五十块大理石碑刻，可欣赏书圣的碑帖和当代南北大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墨华轩存有历代的书法珍宝，楹联是：

继永和雅兴集欧柳颜赵众家风范

衍萁裘勿远先贤

读淳化遗韵汇苏黄米蔡诸体精粹

刊碑帖以昭后昆

联内列举的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赵孟和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都是我国著名书法大家。

故居内的洗砚池，是一泓清亮如镜的绿水，池内白鹅三五成群。据说，王羲之七岁开始练习书法，经常坐在家门前的高台上临池练字，练毕便到台下水池洗涮笔砚，天长日久，池水尽染，故名洗砚池。王羲之爱鹅，时常站在池边对鹅凝视深思，在鹅身上钻研书法。他执笔时食指高钩，似鹅头那样昂然微曲，拇指在食指和中指之间，无名指内钩抵住笔杆下端，小指紧贴无名指，运笔时像鹅掌拨水，全神贯注到笔尖。王羲之勤学苦练，博采众长，精研体势，将秦汉篆隶之妙融于正行草体，创造出妍美流畅的新体。他的楷书势功形密，行书娟秀劲健，草书浓纤折衷，字势雄强多变化，书法独树一帜，为历代书法家所宗尚，影响极大，被尊为"书圣"。

王羲之的妻子郗氏和儿子们全都擅长书法，尤其是王献之有"小圣"之称，后世将他父子合称为"二王"。唐代张怀的《书断》，将王氏父子的隶书、行书、草章、飞白、草书等五种文体列为"神品"。

风景清幽的兰亭，位于浙江绍兴城西南的兰渚山下，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扬名千古。兰亭周围茂竹环绕，幽径两旁是垂柳、丹桂，潺潺溪水流经这里，名"曲水"。富有山林野趣的自然景观和典雅精巧的人文景观相映照，是我国江南著名的园林之一，每年来观光的中外游客达数十万人。

古时候，江南流行修禊（又叫祓除）的习俗，农历三月三日人们纷纷到水边举行消灾求福的仪式。晋代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和谢安、王彬之等名流，老少四十一人在兰亭修禊，流觞曲水（觞音商，古代饮酒的器具），吟诗撰文，成为文学史上一次有名的盛会。他们所写的诗结集为《兰亭集》，由太原的孙绰撰《兰亭集跋》，王羲之乘兴挥毫，用行书写下了《兰亭集序》。这篇千古文章从第一个"永"字到最后一个"文"字，笔意连贯，气韵生动，"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笔势"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字里行间抒发了旷达不拘、寄情山水的志趣，全篇三百二十五字，仅仅是出现二十处的"之"字就个个矫健俊美，各具风采，无一雷同。《兰亭集序》被世人视为法帖，奉为"天下第一行书",也是王羲之自己的得意之作,定为家族传世之宝,秘不外传。后世所传均历代书法名家的摹仿之作，真迹的下落迄今不明。

有一种说法是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遍求兰亭真本，千方百计派人盗得真迹，令摹刻翻拓，赐给皇子近臣，临终时又留下遗诏，要《兰亭集序》陪葬，从此"天下第一行书"长埋地下。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到兰亭访古揽胜,吟诗作赋,很多人熟读序文,从中集句、集字为联,悬挂在亭台堂阁的楹柱和墙壁上。1981年4月全国各地五十多位名书画家、学者荟集兰亭,举行盛会纪念王羲之,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书画家钱君等均即席作联。

"竹风随地畅，兰气向人清"，兰亭的景色令游人赏心悦目。穿过修竹夹道的卵石曲径，浓荫中有一碑亭，碑镌"鹅池"两个赫然大字，传为王羲之父子二人的手笔，故二字肥瘦有别。亭旁鹅池水色澄碧，几只白鹅悠然漂游。越过鹅池的三曲石桥，穿过竹林，流觞亭临水而立，飞檐翘角，雕镶门窗，四面迥廊，古朴幽雅。亭前清溪萦绕，山石参差，这便是古人临流觞咏之处。由流觞亭往东是王羲之祠，又称"右军祠"。祠周清泉流淌，古樟蔽日。正殿有王羲之塑像，两廊墙壁镶嵌古刻碑石，其中有唐宋以来名书法家临摹的《兰亭集序》十数种。

流觞亭的后面有御碑亭，八角攒尖顶，重檐飞角，碑正面镌有清康熙皇帝手书《兰亭集序》全文，碑背面刻乾隆皇帝《兰亭即事》七律。碑高六米八，重约三万六千斤，碑冠和四周底部勒云龙浮雕，雕刻精细，造型优美，是我国江南罕见的碑刻。

2003年第12期 从“假如鲁迅活着”想到宋庆龄　作者：甘惜分

宋庆龄离开我们22年了。她1981年5月29日逝世。在她生命弥留之际，中共中央宣布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和任命她为国家名誉主席。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女性宋庆龄，1893年诞生于海南岛，今年是她诞辰110周年，我们应该纪念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不久前，社会上曾很热烈地讨论"假如鲁迅活着"这个题目，不由人联想起宋庆龄。他们二位都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人物，有很多近似之处。他们一生都追求中国人民的平等、自由和解放，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都是党外人士，都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作出过极为杰出的贡献。在中共中央从上海撤出之后，他们二位的住宅差不多成了中共的地下联络点。中央派人到上海找地下党员，都是先找宋庆龄或鲁迅家；地下党要找党中央，也是先找宋、鲁二位的家，由此可见这二位党外革命家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不同的是他们一个是作家，一个是政治活动家。鲁迅早在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才56岁就去世了，没有看到中国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重大变化。宋庆龄比鲁迅多活了40多年，不但看到了，而且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这几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的种种惊心动魄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翻江倒海的大变革。她活了88岁，可谓高寿。

大家都知道，宋庆龄女士是位伟大的革命家，她的英雄一生不用在这里重述。她的高风亮节，她的革命坚定性，她对中国的伟大贡献，全国人民有目共睹。在中国革命几次紧急关头，如果宋庆龄稍有动摇，蒋介石就将奉她为一尊神像。但是她不，她宁可同共产党人一样，东躲西藏，到处流浪，大门外天天有国民党特务跟踪她，她坚决不到南京去当大官。这是何等坚贞的革命气节！新中国建立后，她担任国家高层领导是当之无愧的。

新中国建立之初，宋庆龄就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认为她在党外能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宋庆龄听从党的安排。

宋庆龄见多识广，视野开阔，常有广泛的国际活动，她与很多西方政治家和记者、作家保持经常联系，在国外享有崇高声望。但是她的外国友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她在新中国人民政府中，有几段时间是有职无权的。那时国家重大决策是在决定之后才通知她的。她为此感到迷惘。但她从不忘记自己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她从不向外国朋友泄露自己的不愉快情绪。她的通信除已出版的之外，又有400多封信陆续收集到，这些信件表现了这位中国女政治家的坚定立场。

她对中共完全是同心同德的。但是她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她对建国后中央某些决策并不同意，这种不同意完全是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但是她的意见往往没有被采纳。

"文化大革命"使宋庆龄极为震动，她对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并株连家属子女不可理解，她先后向毛泽东写信表明自己的心迹，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刘少奇被整死，宋庆龄感到万分震惊，她不明白为什么把国家主席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她对此十分不满。

尤其是她的最亲密的助手，有名的新闻记者、政治家、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在"文革"中被迫自杀，令她痛心不已。她十分了解金仲华是一个正直的革命家，她不明白这些革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他们不怕国民党的屠杀，却死在自己用血汗浇灌的土地上。

"文化大革命"甚至"革"到了宋庆龄自己头上。一群红卫兵整天在她住宅门外高呼口号，贴她的大字报，宋庆龄被激怒了！如果不是周恩来出面干预，她的处境还不知会怎样。周总理开列长长的名单，初步列出必须保护的领导干部，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宋庆龄。这个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制止了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有人说宋庆龄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现在搞社会主义，她跟不上了，她为资产阶级说话。这个"同路人"的评价不能不令一切有识之士感到颤栗不已，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的伟大革命家，一个在中共最困难的时代都尽其所能冒着生命风险从物质和精神上援助中共的革命家，到老了我们还说人家是革命同路人，这说得过去吗？这不是"过河拆桥"吗？不错，宋庆龄没有同千百万共产党员一样受过那么多生活苦难，这又算什么呢？这是环境造成的。如果宋庆龄参加长征，她就起不了她的特殊作用了，革命运动是需要各种人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共同为一个目标奋斗的。她是无可指责的。何况宋庆龄对党的那些意见至今看来还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是宋庆龄站在时代的高山上发出的最强音。那时，党内的同志们谁也不敢发表不同意见了，宋庆龄凭她的特殊身份，凭她的崇高威望发表别人不敢表达的意见，多么勇敢啊！她敢说真话，而且是向中央最高领导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这是多么宝贵的品质，崇高的党性！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应当向宋庆龄致敬。

宋庆龄比鲁迅幸运，生命弥留之际，中共中央已经改换了几代领导人，到了邓小平、胡耀邦时代，真诚地接纳了她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一颗伟大的心，停止了跳动，宋庆龄先生永垂不朽。

她一生救人，从不整人。她是一个严肃的政治家，又是一个温馨善良的女性典型。

她的前半生是光辉灿烂的，独树一帜的，是翱翔高空的鹰。她的后半生有如大厦花园里的一枝奇葩，仍开放美丽的花朵。宋庆龄同蒋介石决裂，又从国民党左派分化出来成为共产主义者，真是惊天地而泣鬼神，她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她和鲁迅一样都是20世纪的中国伟人。

2003年第12期 程维高“落马”引发的思考　作者：萧　徐

本年度8月9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告诉人们，继原中共贵州省委书记、原云南省长其后，又一个省部级贪官"落马"了。这就是原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程维高。

这条消息似乎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惊讶，因为在此之前的2000年，河北的两个贪官---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就因为违法犯罪落网。当时，有人就想到，程维高似乎也该步其后尘了。现在，果然如此。

看到这些报道后，人们自然涌起了一种复杂的感情，套用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讲，是"一喜""一惧"。喜的是，贪官落网，大快人心，使全国人民更加坚信，这些年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反腐倡廉工作是行之有效的，今后是会行之到底的。惧怕的是，早在8年前，程维高的问题已经被郭光允揭露，而程还是能安坐省部级的位置几年之久，我们管理干部的体制会不会失信于民？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早些监督这些高官？尽早阻止他们的违纪行为？而程案中所表现出的诸如"秘书政治"、"五失现象"等问题的解决，也为人们所深深忧虑。

值得警惕的"秘书政治"

新华社的电讯说，程维高"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违法犯罪分别被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程维高对他们利用其职务影响进行犯罪活动，负有重要责任"。

吴庆五和李真都"跟"过程维高，吴庆五的资格还要老些。早在程维高任职南京时，吴庆五就成了程的秘书，后来又跟着程去了河南，又来到河北。李真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当秘书时，吴庆五已先他几个月从外省调来办公厅。李真极力讨好、拉拢吴庆五。在吴庆五看来，李真年轻有为，在政界可谓是前途无量，为了帮助李真在政界上的迅速发展，吴庆五甘愿作出牺牲，主动提出下海，弃官经商。1993年8月吴庆五正式辞去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一职，下海经商。吴庆五弃政经商后推荐李真顶替了自己的位置。李真利用秘书这个特殊岗位违法乱纪，释放了远远大于他职务的能量。他曾毫不掩饰地说:"权力就是金钱，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

而自吴庆五下海后，两人更是利用"一政一商"的关系狼狈为奸，数以千万计的国有资产在他们精心策划下，流入了个人私囊。

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1993年10月份，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张某从银行里贷出5000万元，钱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当部分马上流转到了吴庆五和李真的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某有逃逸的可能，于是对其立案批捕。原中共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说，他当时的要求是一查到底，因为案子涉及到李真，他就找到程维高谈，想把李真先从程身边调开，方便调查。

"我知道李真的品德，从一开始就不主张程维高用李真做秘书。我跟程维高说，河北稳定不稳定就在用人上，在你身边不应该用李真这样的人。谈了几次，他听不进去，最后谈翻了，不欢而散。"

刘善祥说，为了说服程维高，他最后一次找程维高，还专门拉上当时的一位省委副书记作为见证人，但程维高仍然不听。后来，张某远逃国外，李真则毫发无损，国家却蒙受了重大损失。刘善祥说，他也因此成为了李真等人的眼中钉，后来还莫名其妙地被免去了河北省纪委书记的职务。

"程维高对李真、吴庆五等人一直袒护，很乐意做他们的后台。"一位曾长期在河北省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干部说，"很多人反映李真的问题，但程维高有一次在小范围场合上说'李真没什么问题，我查了。'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李真有没有问题应该由组织上去查，你一个省委书记要亲自去查自己秘书的事？"

一位在河北省担任过副省长的老干部告诉记者说，某县一个县长花了40万元给当时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杨益铭（因受贿罪已被判入狱15年），买了个县委书记当。"办公厅副主任能有权力决定谁当县委书记？程维高能不知道这事，能没有责任？""李真就更不得了了，你知道李真当时的能量大到了什么程度？让谁当厅级干部，写个条子就能解决；让谁当处长，打个电话就行。一个秘书能有这样的权力？！"

"程维高的秘书的能量太大了！"一位曾主管过经济工作的河北省老干部说，"吴庆五在做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时，要求给河北省驻深圳办事处拨600万元，我当时刚从深圳回来，觉得那里的工作很混乱，不放心，因此没批，吴庆五就跳开我，直接找程维高批，最后批到的数额比600万还多。"

程维高纵容秘书的结果是，在他当政的近10年中，河北省连续有多名贪官被查处。仅李真一案，就查处了包括7名省厅级干部、14名处级干部在内的46人。而河北省国税局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

由此说来，如今程维高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他的这两任秘书的所作所为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学者杨凤春对程案所体现的"秘书政治"有深刻的剖析：

程维高现象之引人注目，不在于再一次提供了高级官员贪腐的案例，这样的案例有没有程维高夹杂其中早已不会影响问题性质的本身了，其实程维高有些贪腐的"行状"不仅不会超出当今稍有现实感的任何一个国人的意料之外，相反硬要证明其"两袖清风"，反倒有些忸怩作态了。程维高现象之所以如此的显眼，在于其全面地展示了秘书行政、秘书当官的黑暗、混乱、丑恶、野蛮的内幕，没有程维高及其"优秀"秘书们的表演，人们恐怕是无缘一窥"秘书政治"的堂奥的，是没有机会被"振聋发聩"到必须思考"一些地方和部门究竟是谁在统治和管理"这样的严肃问题的。

设问"一些地方和部门究竟是谁在统治和管理"，表面看来似乎有些危言耸听，但只要想一想、看一看，当今的一些官员做报告、汇报工作、谈判，都是在念别人早已写好的稿子；检查工作顺着别人早已安排、捏咕好的路线和场景虚应故事；居官、居家门禁森严、关防重重，以至于别说一般老百姓，哪怕是只有一般工作关系的官员要想见一见某位位高权重的官员，也必须费尽周折的种种世相；以及存在着为数不少的被"阻隔"在不识人间烟火、与世情世象恍若隔世、非官不见、非贵不往的生活状态中的，时不时发出满口"盛世太平"、"何不食肉糜"梦呓的官员的话，即可知此言不虚。当官但不做事、或者是很少做事、也可能是只做面子上的事和自己的私事的官员一多，谁在运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权力，就是非常值得人们探究和忧虑的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场生态，以致河北省的父老乡亲们称小小秘书李真为"二书记"，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说"一书记"是通过规范的程序被赋予了管理河北的权力，因而在河北具有最高的权力和地位的话，那么这个"二书记"尽管没有任何形式的授权，但其对河北的权力却仍然能够在"一书记"之下，而"三书记"、"四书记"……"N书记"之上，以至于少年得志的李真在位时几乎是"叫谁上谁就上"，系狱时"叫谁下谁就下"，就不能不令人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弄权者的法力无边了，也更深知了程维高的不忠、不明、不勤、不廉、不智了。事实上，只要程维高哪怕稍微做到一点德、能、勤、绩，李真之流纵使有天大的贼心贼胆，也是无缘于人民的权力和威望的。

因此，程维高现象的意义在于程维高们由于自己的蜕化变质(据称程维高在家乡任职期间是一个公认的能员、廉员)，而不得不引入、任用、优宠大大小小的李真们，而且程维高们蜕化变质得越厉害，其对李真们就越重用；程维高们越对人民的事业和利益丧失良知，就越会引用品质和道德更为不堪的李真们。因此不夸张地讲，如果从一个女人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男人的影子的话，那么从一个秘书身上往往也能够看到一个官员的影子：有什么样的秘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有李真，就有程维高，李真如此的贪腐，那么程维高不符合党和人民要求的情形，也是不难想象了。

那么在李真身上人们能够看出些程维高的什么影子呢？李真为官为人，弄虚作假、虚荣狂妄到极点，在李真的眼里，人本身是无所谓尊严和价值可言的，一个人之还值得他"高看一眼"，不是因为他有健全的人格、善良的人性、高贵的品格，而仅仅是这个人所具有的官阶和权力的大小。在李真那里，一切人类的文明、善良的品德、美好的情感，都被替代、换算成升官发财过程中的"有用性"、"可用性"。用李真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对自己未来发展用得着的人，哪怕即使于自己有所不便、无利可图，李真也会以长远的眼光来帮衬、来投资，以期收获远期收益。于是，李真表面上是在当官做秘书，实际上却是在玩弄各种各样的"权力资本运作"---有的是期货，有的是现货；有的是长线，有的则是现场交割，总之官场等于交易场、做官就是做关系、升官就是发财，形成了权力---关系---财富三位一体的关系结构。对于能够被容纳到这个三角关系中的、值得李真"高看一眼"的人士，李真倒真不乏两肋插刀、当仁不让的绿林气息。于是以权力---关系---财富为体，以黑社会、绿林行规为用，李真编织了代表着当下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现实政治生活中最腐朽、最黑暗、最势利、最无人性的官场黑网。

因此要说在李真身上能够看到程维高的什么影子，那么程维高每日生活于其中的这张黑网就是其影子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黑网中，程维高的"落马"是有其必然性的。

让人既敬佩又辛酸的郭光允

程维高的"落马"，使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夜成名"，他就是原石家庄市建委的干部郭光允。新华社的电讯中，将程维高"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作为程的一条错误列举其中。

郭光允1966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文革"期间因讲真话受到冲击，1973年调回石家庄市，因业务能力强，1985年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

当时石家庄的建筑市场比较活跃。1987年，郭光允在办理一项工程手续中，因坚持原则，得罪了市建委副主任李山林，遭到其打击报复。从1988年开始，郭光允对李山林随意减免城建配套费2000多万元等问题，一直反映不止。

1990年，程维高从江苏调任河北省代省长。李山林投其所好，不进行招投标，把石家庄市几个上亿元项目批给南京二建。针对石家庄建筑市场的混乱状况，郭光允多次向省、市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均没有下文。李山林不仅没有受到处理，还升任了河北省建委副主任。

按郭光允的说法，他一开始并没有举报程维高的想法，相反，他在程刚到河北赴任时，还对其充满了期待，认为程维高从南方来，思想肯定不守旧，可能会促进河北的发展。

"后来我发现自己错了。"郭光允说，"一开始是程的妻子儿子插手工程捞取好处，后来，李山林和程维高走到了一起，河北的建筑市场就开始乱了。"

即便如此，郭光允还是对程维高心存幻想，专门写信，劝程不要重用李山林。但郭光允的"不识时务"很快遭到了报复，李山林成为建委一把手不久，郭光允工程处处长的职务就被免了，而他作为高级工程师应享受到的待遇也迟迟不能兑现。

随着李山林等人肆无忌惮地非法谋利，郭光允终于忍无可忍。"我是穷人家的孩子，从小吃惯了苦，我知道老百姓的日子不容易，可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贪官们糟蹋，我心痛啊，我觉着自己有责任向上级反映。"

1995年8月17日，在经过认真调查后，郭光允向中共中央纪委等部门发出了署名"正义"的举报信。这举报信中，有四分之一内容涉及程维高。他列举了这样的事实：程重用李山林，不搞招投标，直接把工程项目批给南京二建等；程的家属直接插手一些建筑项目，推荐施工单位；程处理其他干部超标住房，而自己却在已经住了一层楼的情况下，又扩建了7间住房。因此，他认为"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建筑工程市场的罪魁祸首"。当时，郭光允还向省检察院寄出了一封相同内容的举报信。但不知什么原因，这封信后来落到了程维高的手里。

郭光允后来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噩运也随之而来。

当年9月开始，郭光允每天被带去有关部门询问，让其交代是否写信诬陷省领导。河北省还成立了专案组，抽调纪委、公安人员，专门调查此事。

11月21日，郭光允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直接送到石家庄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郭光允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血压升高，连续20多天高烧不退，他开始准备写遗书。

1996年腊月廿九，有关部门以郭光允"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名义将其劳教两年，开除党籍。

即使如此，郭光允的举报也没有停止，1997年获得自由后，他的上访信上又增加了一条新内容：程维高打击报复举报人。

在此期间，郭光允的家人及社会正义人士一直为其奔走呼吁。郭光允的老伴说，中共中央及中纪委的领导曾几次批示解决，但由于程维高等人的阻挠，一直没有取得进展。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回忆说，1999年，中央三讲巡视组到河北，"我在座谈会上提及了郭光允的事情，讲了10几分钟。"

当时中央三讲巡视组的负责人阴法唐回忆说，"当时反映程维高的问题很多，了解到郭光允的事情后，我们感觉这是个突破口，要求省里进行复查。但复查的结果是否定了郭光允犯有'诽谤罪'，却认为应定他'诬陷罪'，我们不同意，认为省里没权力处理这个事情，应该由中纪委处理。"

在劳教所呆了9个月后，郭光允被批准保外就医，而他所反映的问题也得到了中共中央纪委的重视。2000年4月，中纪委人员用5个半天的时间，专门听取郭光允反映问题。

此后，在上级组织干预和老干部们的呼吁下，郭光允劳动教养的处分被取消，党籍也得以恢复。但又由于程维高的干预，郭光允仍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郭对这个处分不理解，"既然没有告错，为什么还有处分"。

2003年2月，石家庄市直工委代表组织向郭光允道歉，并撤销了党内警告处分。2003年8月9日，中共中央纪委对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做出处理。

阴法唐对郭光允评价很高。他认为郭光允是一位反腐勇士，是英雄。但郭光允自己说，"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尽到了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我的事能唤起千千万万人反腐的信心，在腐败面前要有骨气和脊梁。"

程维高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一经公布，郭光允这个原先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转眼间成为媒体频繁报道的新闻人物。作为一个以个人力量不懈反腐的标本，将它放在一个更为广泛的背景下给予关注，是令人敬佩的。但是，他的遭遇也令人感到辛酸。因此，郭光允也成为媒体所关注的对象。

郭光允是反腐败的"独行侠"。从1995年至今，8年时间，一个建委的科级干部承担了本应由纪检部门承担的责任。像徘徊在体制外的其他孤胆英雄一样，郭光允因为揭发程维高的问题，受到了种种打击报复。郭光允的遭遇，再一次证明了单枪匹马反腐败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反腐败到底靠什么？靠人的自觉和慎独？人非圣贤，七情六欲未泯，光靠它显然不行;靠齐抓共管全民反腐？责权利不明晰，齐抓共管等于齐抓"难"管;靠孤胆英雄的民间反腐？舍得一身剐，赤膊上阵，单打独斗，虽然也能偶有斩获，可更多的是飞蛾扑火。应该说，反腐败终归要靠体制内的"正规军"，而现阶段的"正规军"---纪检监察部门---很多情况下是下级监督上级，发挥的作用客观上往往"打折"。这正是反腐败大业还不能取得更辉煌的彻底胜利的根本原因，也是民间反腐斗士前赴后继令人扼腕叹息的主要原因。郭光允的遭遇正好昭示出反腐败大业的这一大局限。

在人们对郭光允取得最后胜利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会谨慎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人，单枪匹马同腐败势力做斗争，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巨大的。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的廉洁是不应该建立在这样勇敢无畏的个人反腐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不能把社会正义建立在对包青天式的清官的呼吁上。我们要走法治之路，走制度改革之路，最终实现以制度反腐败。

同时，社会的改进却又必须通过个人的努力。学者丁林在《九十老太的长征》中讲到，一个90岁的美国老太为了呼吁"改革竞选经费"，独自徒步5000公里，横跨美国，最后到首都华盛顿。一个联邦法官对她说："我们美国的许多法律，就是由像您这样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的普通人所促成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个人的公共努力即使在西方社会都具有必要的价值。

我们已经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而一个把反腐作为人生使命的人，在这个追逐权利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商业社会的价值原则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效应:它消解了传统权力的独尊权威，同时又让人们埋头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对公共责任漠不关心。所以，越是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越是要唤起人们的公共责任，我们不可以打击郭光允这样的人的积极性。郭的行为还只是让个别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我们更希望那些有责任心的个人在更丰富的层面为改进社会而努力。

2003年第12期 儒家的音乐治国论　作者：官伟勋

儒家历来有"以礼乐治国"之说。

音乐在儒家政治中地位之高，是一般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史记·乐书》）把音乐与"礼"与"政"与"刑"相提并论，看作治国要政，而且持续了三千多年，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独一无二的。

一

这里说的"乐"，虽有泛指所有的音乐之意，但主要指的是"韶乐"。

韶乐，也叫雅乐，又称郊庙乐，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祗祖先的音乐。

韶乐的名称来自"舜作大韶"。（《通典》）孔子在齐国听到的韶乐，就是陈完为逃避迫害从陈国带到齐国的。陈完是舜的后裔。这说明韶乐在舜家是一直传下来了。在衰微的周王朝是否还有？没见记载，至少在鲁国是失传了。不然，孔子不会到了齐国才听到。

这种音乐只准用钟、磬、篪、、、、瑟等古乐器演奏，不准羼杂"夷狄之乐"。演奏时有特定的"乐悬"（悬挂钟、磬等器的专用支架，横曰，竖曰）。乐悬又按主人身份分宫悬、轩悬、判悬、特悬。特有的乐器，特有的音律，特有的演奏方式，奏出一种特有的肃穆、庄重、优雅的神韵，诱发出一种敬畏上天、怀念祖先、祈福未来的平和而又神秘的心境。孔子在齐国听了后陶醉得"三月不知肉味"，称赞说："尽善矣，亦尽美矣！"（《论语》）至于怎么个善？怎么个美？原曲无法再现，我们只能凭想象了！

孔子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也非常爱好音乐。他喜欢弹琴，喜欢鼓瑟，喜欢唱歌，而且学起歌来很上心："与人歌而善，必使人反之，而后和之。"还亲自动手整理歌曲："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

二

为了继承发扬乐治要政，历代王朝一直在官修史书中专辟章节，郑重详细的论述记载有关乐的方方面面。

《史记》有"乐书"，《汉书》有"礼乐志"，《后汉书》与《晋书》有"律历志"，《宋书》《南齐书》《魏书》有"乐志"，《隋书》《旧唐书》有"音乐"，《新唐书》有"礼乐"，宋、辽、金、元、明、清也各有"乐志"专卷。元、明各有四卷，清有八卷。宋史竟达十七卷。其重视程度可见。

为了实施这一要政，历朝历代都设有专职官员与机构。唐虞时由秩宗"兼典乐之任"，下属有大司乐等；周朝则由宗伯，即掌邦礼的春官负责；秦有奉常；汉初更奉常曰太常，太常之称延续最久，直到晚清改制才废除（《续通典》）。

太常为九卿之一，是"欲令国家盛大常存"的意思（《通典》）。可见当时统治者是把音乐看作与国家"盛大常存"有关的事，不是娱乐小事。

从秦汉到宋，音乐都由太常卿管。元朝"拨归礼部"，明、清照元制。

太常卿下设太乐令及丞并大乐署。署下有各类官员以及歌队、乐队等等。

明洪武十二年改大乐署为神乐观。清改称神乐署（《续通典》）。

清朝在神乐署之上礼部之下，增加了一个乐部，设"典乐大臣"，"典乐官员无限"。不仅由礼部满洲尚书亲自兼任典乐大臣，而且"凡满洲王大臣知音者亦曰管理大臣"，其重视程度更胜前朝（《二十五史·清史稿·职官志》）。

明、清神乐署均设在天坛西南角。据天坛公园正在修复神乐署的朋友讲，清时神乐署有大殿两座，廊房七十间。除执行朝廷任务外，也是全国最高音乐学府。

历朝历代都设专职官员专职机构负责音乐事宜，即使因战争一时间断也都很快全面恢复，这也是世界史中少见的！

三

历代王朝对乐如此重视，与儒家高度重视音乐的社会作用有关。

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在《乐论》中说："乐（音月）者，圣人之所乐（音勒）也。"它"感人深"，"可以善民心"，能"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说："君臣上下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好的音乐可以使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所以音乐"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使天下太平，人民幸福。

孔子说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与乐"（《论语》），也是这个意思。

音乐起什么作用？关键在曲调："乐中平则民和而不流，乐肃庄则民齐而不乱。民和齐则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也。""中平、肃庄"的歌曲，不仅可以使人民团结，使士气旺盛，而且可以使敌人敬畏不敢侵犯！

相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歌于行伍，使人之心伤"，"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只有"舞韶歌武"，才能"使人之心壮"！（荀子《乐论》）

通过音乐还可以体察国情民心："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史记·乐书》）可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流行什么音乐，决不是无所谓的小事情。

司马迁对乐与礼的作用，有段集中概括："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做，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怨，天子不怒，如此则乐达矣！"（《史记·乐书》）

司马公以及儒家的各位大师，是不是太夸大礼乐的作用了？可能。但为什么他们一直坚持这种观点？而且像司马迁这样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也始终持有如此执著的看法？是不是还有些我们没有认识到的原因？

儒家的这种音乐观，从先秦一直贯穿到明清。《明史·乐志》说的："乐者，心声也。君心和，六合之内无不和矣！是以乐作于上，民化于下。"《清史稿·乐志》说的："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都说明这种音乐观的影响深度。

四

儒家把音乐作为要政，不仅由于着眼其积极的一面，更由于着眼其消极的一面。

殷纣为什么灭亡？是由于"纣弃先祖之乐，乃作淫声"，"作奇伎淫巧，以悦妇人"，风气败坏腐化堕落的结果。周武王歌"大韶"，舞"大武"，通过健康雄壮的歌舞，"和万邦，谐万人，安宾客，悦远人"，结果以小胜大推翻了强大的商朝。周朝为什么后来也衰败了？因为"周衰政失，郑卫是兴"。由于它跟殷纣一样，用"郑卫"的靡靡之音取代了"发扬蹈厉之容"的"大韶""大武"，结果政权落入"十二诸侯"手中，成了列国夹缝中任人宰割凌辱的小邦，终被秦所灭。（《通典》）

同样的例子还有西汉。

汉初到文景的音乐是"本于祖宗之事"的。到汉武帝时变了。这位立过丰功伟绩的皇帝，开始好大喜功贪图享受了。他"立乐府，采诗夜诵"，"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从晚唱到天明。"内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与朝廷"。靡靡之风愈演愈烈，到成帝的时候，黄门名倡，贵戚五侯，"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哀帝深感世风败坏，大局将不可收拾。他批评说："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流"，不从根本上解决，"犹浊其源而求其流清"。于是下令"放郑声、罢乐府官"。"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不创作好音乐以取代），豪富吏民沉湎自若。"（《通典·乐一》）吏民已毒害太深不可挽回了。没几年，西汉亡了。

以上事例说明，儒家推崇的主要是韶乐，不是任何音乐。官修史书中记载的也基本上都是韶乐，连祭天时的迎神、送神、进俎、撤馔、望燎等用的曲子与歌词都做了详细记载。其他各种音乐，有的不提，有的---如对所谓的"郑卫之音""夷狄之乐"则持严厉的排斥态度。

所谓"郑卫之音"到底怎么个"淫"法？我们已听不到"原汁原味"的郑卫音了。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说："大凡一种新音乐总比旧音乐的调子高"，"故尔所谓'郑声淫'的'淫'，应该是过高的意思"。说孔子喜欢古乐不喜欢新乐，就因为它的调子高。这说法恐怕简单了些。如果仅仅调子高点，儒家大师们恐怕不会像我们今天打击黄色光碟一样严厉了。再说，新乐调子不一定都比旧乐高。如今的许多流行音乐就远不比当年的抗战歌曲调子高。

儒家排斥郑声，对"胡声"也没有好感。

北魏"宣武以后，始爱胡声"。胡歌胡乐，风靡朝野。胡鼓、铜钹、打沙锣等，取代了钟、磬、篪、。"胡舞铛铿锵"，令人"洪心骇耳，抚筝新靡绝丽，歌声全似吟哭，听之者，无不凄怆"。

这种音乐在开始的时候还"颇复闲缓"，但不一会儿便"曲转急躁"。听众们"感其声音，莫不奢淫躁竞，举止轻飙，或跃或踊，乍动乍息，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通典》）这种神魂颠倒如醉如狂的场面，儒家老先生们当然是不能容忍的。

这种令人"跷脚弹指，撼头弄目""或跃或踊"的音乐，大约不像"郑卫之音"那么软绵绵的，但同样很危险。杜牧在《通典》中评论说，"亡国之音，亦由浮竞，岂惟哀细"！这种弄得人"奢淫躁竞，举止轻飙"的音乐，会煽动人不肯安分，狂躁轻浮惹是生非，久而久之，同样会导致亡国！

五

对儒家的礼乐治国究竟该怎么看？《史记》里的两个小故事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一、刘邦当了皇帝与群臣喝酒。这些大臣大将，大都是出身草莽的"屠狗酤酒之徒"，喝醉了就争功吵架，狂呼乱叫，拔剑砍柱，闹得刘邦头疼。后来，叔孙通帮他"起礼乐"，立朝仪。音乐声中，列队上殿，低头趋进，三跪九叩，山呼万岁。宴会有严格规矩，稍有违犯就赶出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者"。昔日的战友，如今见了他就下跪，顶礼膜拜，唯唯诺诺，不敢抬头。刘邦高兴了，说："我今天才知道当皇帝是这么可贵！"（《叔孙通传》）

二、刘邦平叛回来，见萧何给他修的宫殿很壮丽，他批评说太过分了！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不但要壮丽，还要后世不能再超过！刘邦愉快地接受了。

儒家"礼乐治国"的本质是什么？这两个小故事告诉我们，它就是为树立皇权的无上尊贵，为维护统治者的绝对权威服务的。

司马迁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史记·乐书》）"为异"，就是要明确并尊重服从阶级区别。说"乐者为同"就不全面了。乐有为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朝廷郊庙用的歌曲、乐器，不仅民间不能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严格界定。例如"乐悬"，天子用"宫悬"，即四面摆设乐队；诸侯（太子）用"轩悬"，三面摆放乐队；卿大夫用"判悬"，两面摆乐队；士只能用"特悬"，一面有乐队。用什么曲，用什么乐器、用几件，都有规定。超过了叫"僭越"，是要杀头的。

在中国，持续了几千年的乐治，还有没有值得借鉴的东西呢？

正像封建的礼治一样，其维护阶级统治压迫的一套当然是必须革除的，但那些有助于人们互相关爱、彼此尊重、合作共事的礼仪，还是应该继承并根据实践进一步补充完善的。

把为社会进步所需要的道德观念，规范成可以操作的礼仪形式，从幼少儿时期就进行培养教育，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对音乐也一样。把不良音乐动不动说成可以导致亡国的洪水猛兽，不一定合适。但对某些音乐的消极作用估计不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也是很有害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的军队的确是唱着革命的、抗战的歌曲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时代我没见过，抗战赶了个尾巴，从打鬼子到解放战争，天天唱，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一直唱到全国解放。那时谁要哼哼个不怎么样的小调，例如 "三呀三更月当空！奴在被窝里想郎君。伸腿冷来，蜷腿空呀！我的丈夫去当兵呀！"锄奸干事很快会来找你，当做瓦解军心的内奸给弄起来的。

不同的音乐会使观众引起不同的情绪是不容置疑的。不久前的《北京晚报》有条题为《非主流音乐节乱中收场》的消息，说压轴的唐朝乐队，刚唱了两首歌，场面变得难以控制，一个歌迷与保安发生"严重冲突，这名歌迷被打得满头是血"。《人民日报》也有人著文说："别说听得懂歌意，就连歌词也一句听不明白。更兼现场万余歌迷歇斯底里般的呼喊，充塞耳膜的除了尖叫，还是尖叫。"而有些音乐会就不会出现这种场面了。

把一时出现的某种场面看得多么了不得是不必要的，也不能把战争时期的特殊经验到处搬用，文艺还是百花齐放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的好。像"四人帮"时期，动不动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是不可取的。搞的十几亿人的大国，只有八个样板戏，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但音乐对社会风气对人心潜移默化的强力影响不可掉以轻心。不健康的音乐对于心灵的渐进式的腐蚀作用是很可怕很厉害的。滴水可以穿石，一绠可以断干。再硬的石头，再壮的树干，也架不住一滴一绠日久天长持续不断的侵蚀。春雨润物可以细无声，淫声浪语毁人灭国也可以不动刀枪不见硝烟。最近珠海发生的数以百计的日本人集体"买春"事件，有人问：为什么是由外地人举报的？这一问问的尖锐，问的好。一下子就嫖几百人，召之即来，可见非"一日之功"。"百姓渐渍日久"，吏民已经"沉湎自若"习以为常了！

成克杰、胡长清以及数以千计的外逃巨贪，原来不一定都是坏蛋。大都是在这种渐进式的侵蚀中变质的。儒家那么看重音乐对治国的作用，就含有重视一滴一绠，从培育塑造良好心灵做起的真知灼见。

《后汉书·丁鸿传》里说："夫坏崖破岩之冰，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青葱。禁微则易，救末者难。"《春秋》里的："无使滋蔓，蔓难图也。"都是同样意思。如果履霜而不知坚冰之将至，不见微而知著，等我们的多数干部都对三陪之类，由看不惯到看的惯、到"死了算"，天天舞回金莲步，歌啭"哎呀呀我那个郎，哎呀呀我那个爱"！还会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还会为老百姓的冤屈愤慨？还会为家贫辍学的少年焦心？不会了！到那时，我们离汉哀帝可就真的不远了！

这不是耸人听闻。如对这种现象不予以足够重视，常言说的好：殷鉴不远，滑铁卢就在前面！

关键在观念，在领导。目前不少群众反映："好听的、爱唱的歌太少！"如何重视前人的经验教训，运用音乐"感人深""善人心""移风易俗"的功能，让音乐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不是腐蚀破坏作用，还是一个亟待加大力度予以探讨研究解决的课题！

2003年第12期 《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读后　作者：李　晋

刚刚读完《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炎黄春秋》2003年7期），沉甸甸的思索与回味萦绕心头。我不禁脱口而出：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曾彦修也。此言余音未散，又读到《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炎黄春秋》2003年9月号），又一番思索与回味后，我脱口而出：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者，曾彦修也。

曾彦修同志不仅是出版界有建树、有影响的老前辈，而且是思想战线的著名学者，同时又是杂文领域里的大手笔。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发表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读者反响强烈，在社会上产生很好的影响。几年前我就读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康生在晋西搞土改的事。我把这篇文章复印下来，收入我的剪报资料，准备写点读后感。由于搬家换房，这些剪报不知塞到哪里去了，故未能动笔。这次再读曾老新作，谈点读后印象与思考就不能再拖了。我和曾彦修同志同在思想文化部门工作，几十年都没有机会谋面，但我心里一直都珍藏着对他的敬意的。

李维民同志是我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同窗，当年我们意气风发，欢欣鼓舞。一出文讲所就饱经风霜，人事全非。事隔43年，我们在母校50周年庆典大会上再次相遇，他依然是那样敏锐、热情、认真，他给曾彦修的长文，就是很好的证明。

今读曾彦修、李维民立此存照、以史为鉴的新作，深感敬佩。我在远方，以笔致意。

一

首先要说的是，《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引起我对故乡的回忆，我的故乡是吕梁山。我的父亲李时光（字春生），是清末最后一届贡绅（优贡）。他一生以教育为业，在上个世纪前30年，先在灵石创办双池高小（双池镇现为交口县所属），又在运城创办菁华中学，为了培养师资，最后执教河东师范，是故乡小有名气的教育家。在抗日战争时期向八路军、决死队（山西新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抗战开始后，日本人把城镇烧了，把学校炸了。父亲回到敌后乡村老家，全力支持以共产党员王磊（解放后任商业部长）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权，积极开展抗战活动，是故乡小有名气的开明人士。曾记得王磊常来我家，从日出谈到日落，夜里就睡在我家炕上。那时我年纪小，睡在父亲与王磊的中间，听他们谈一些我似懂非懂的问题，雄鸡打鸣了，他们还谈个不停，这些事直到现在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随校到晋中、冀中读书。1947年冬，忽然听说父亲在土改中自我解剖，走了不归之路，没有留下一句话、一个字。我也参加过土改，弄不清父亲为什么会走此下策，留下悲剧。

现在清楚了。曾彦修在《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这篇重要史料中，揭露康生以中央土改试点工作团团长身份，于"1947年春在晋西临县郝家坡土改试点中超左、大左、特左，左得出奇的事"，"死人太多了，吊打太多了，追'底财'太厉害，挖祖坟太厉害了……尤其是最后一项，是完全不对的，最脱离群众，老百姓在背后骂，只有二流子赞成。"所以曾彦修说，他作为中央土改试点工作团团员，从朔县到临县走了八天，"还未到达康生总部，一股前所未闻的恐怖气味就已经把我吓坏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来晋绥地区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被称为土改"小宪法"，只要严格把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在会上说，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和群众的手足。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康生以钦差大臣的指令，废了原有的土改"小宪法"，晋绥地区的土改，就只能是盲动与混乱了。

康生搞的这股极左旋风，迅速漫延到晋西北各地，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我们听听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的回忆。

杨尚昆同志说："1948年3月下旬，毛主席从河西过来，在双塔住了两个晚上，当时后委留我在双塔接毛主席。

这次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事是毛主席严厉地批评我。当时晋西北的土改搞得很左……把中农当富农打，对地主甚至富农搞扫地出门。康生那个时候搞得很凶，只给地主、富农留一个碗、一双筷子，其余什么都不留，扫地出门了。还有什么'贫雇农打天下，贫雇农坐天下'，'群众说什么就算什么'。总之，搞得很'左'。毛主席知道了很生气，批评我们，说你们后委就住在这里，这些事都知道，可是你们根本不反映，你们读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这些批评是严厉的，也是正确的。"（《追忆领袖战友同志》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薄一波说：牛荫冠是特盟会负责人之一。"牛时任晋西北行署副主任，因家庭成份是地主，土改时斗争他父亲，有人竟用铁丝穿着老人的鼻子，让牛荫冠用手牵着，牛因有不满而被视为'立场不坚定'"。薄一波当即直言："牛荫冠在特盟会负责日常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他父亲也给我们做了些好事，属于开明士绅，本来就不应该斗争，又何况那种做法极不人道。"（《百年潮》2003年2期）

上面是高层领导人的见证。下面我们翻阅基层史志部门的记载。临县的旁边是隰县，我们来看隰县的史志吧。

1984年中共隰县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隰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史料辑丛》（第五辑）中的《隰县土改运动简况》写道：

1947年8月，为了抓好冬春进行土改，县委第一批土改工作团进入城关和一、二区。10月，第二批三、五、六区全面铺开。

正在这时，《晋绥日报》于9月24日发表了有12条的《告农民书》，又对汾西一条消息加了"编者按"，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从而使我县土改运动一开始就向"左"转，出现了所谓的"赤色恐怖"。

在县上，县区级主（要）干（部）于12月全部集中县上，开展了以"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整党运动。家庭出身不好的，包括被错划了成份的，对"左"的做法有异议的，都在被查整之列，轻者隔离反省，重者挨斗，开除党籍，清除回家。县长苏宪隆也被整下台，调洪洞当中学校长。县委委员解登峰、八地委组织部长郭万盛，以及胡德祥、张毅等同志都在挨斗后清洗。

在农村，看铺摊、查三代、挖地财，混淆了阶级阵线，把许多中农和工商业者划为地富，加以乱捕乱打，扫地出门，并有牵连子女媳妇现象。从9月10日至11月29日，光城关行政村就扣33人，12月开始斗争，城关、司徒、吾子金又有被打死的人。

根本原因，是"左"的路线造成的……部分农村，被有问题的人钻了空子，左右了运动，以至造成这样后果。如上留扣38人，三分之二是中农。全县纠偏时证明，划错成份58%。

（1948年）二月份，贺龙司令员来隰（县），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制止了过"左"做法，释放了全县被扣人员，使许多久经考验的同志得救。

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就在隰县与灵石的边上，三面（南西北）是隰县，一面（东）是灵石。1947年康生在晋西刮极左旋风，我的家乡成了旋风中的漩窝。在这个特定历史环境里，我年逾古稀的父亲精神崩溃，神经错乱，自我解脱。也许他想一走了之，可他哪里知道他的这一行为，给他的学生带来长长的叹息，给他的子女带来深深的沉重。

二十年后，我回到老家，得知父亲之死留给我们两则奇特的故事。故事之一，是亲友们告诉我，我父亲的死，由当地逐级向上报告。上级机关正在将刚印好的鼓吹"群众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石印布告分发张贴时，传来了我父亲的非正常之死。明智、果断的领导人当即拍板，下令立即封存、撤销这张布告。我不知道作此决策者是谁，但我知道这将避免一些人的悲剧。故事之二，是母亲从她的墙柜柜里，给我拿出一张1957年春，灵石县委邀请我父亲参加整风学习座谈会的油印通知书。如果不亲眼目睹，谁会相信这阴差阳错，叫死人参加活人会议的通知。我不知道这份通知的决策者、书写者是谁，但我知道他们还记着我的父亲开明人士李时光。

又过了十年，我再回老家。母亲又打开她的墙柜柜，寻找那张通知，她左翻右翻找不着，最后在墙柜柜底上抓起一把碎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老鼠把这张通知吃了。"稍后母亲自我解嘲，"你爸是属鼠的，兴许是他来把这张纸拖走了。"

我不知道这两则奇妙故事的产生，是天意还是人意？我没有能力用文字表达我对这两则故事的感悟。我只能对演绎这两则故事的决策者、参与者道一声：谢谢！

当然，我们更要感谢党中央发现"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在晋绥推行极左风潮和尾巴主义的严重事件，弄得晋绥地区怨声载道的严重教训，而采取的一系列纠"左"措施。从而有了1948年1月，任弼时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有了1948年2月，贺龙到晋西隰县等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制止过"左"的做法；有了1948年3月，毛泽东对晋西北土改的严厉批评；有了1948年7月至9月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主持中共中央工委召开的全国土地改革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对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做法做了明确规定。从此中国的土地改革步入统一、正确、健康道路。

上述史料从各个角度（县志作者、出版编审、政府副总理）、各个层次（土改队员、军史专家、国家主席），真实地记录了康生在晋西土改中的祸害，可以说这是《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又一个注脚。

二

曾彦修《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是接受批评，答谢李维民的急就章。李维民是从文学讲习所出来的唯一的将军，是军中党史专家、军史专家。政治敏锐，责任意识强烈。他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笔耕不辍，写了许多文章，并创办《人物年鉴》。仅从2003年5月至9月，就在《炎黄春秋》连续发表了《董必武的民主政治思想》、《南昌起义史实与评价断想》、《康生、饶漱石在山东土改中大搞极左铁证如山》。第一篇是根据当前加强民主、法制教育，介绍党的元老董必武同志的民主政治思想，是很有指导意义的。第二篇是针对史学领域对南昌起义的误区，提出建设性意见，是很有史学价值的。第三篇则是发现曾彦修同志的《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一文，对康生在山东土改中的错误判断，用大量事实纠正曾文的偏差。这是十分难得的、可贵的、同志式的交流。

我打电话向维民祝贺，他说曾老对这个批评，十分认真，非常诚恳，用毛笔给他写了五页纸的长信，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科学求真、实事求是的精神和胸襟宽阔、虚怀若谷、勇于认错的高贵品德。这引起我再次阅读《关于<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的一点检讨》的强烈愿望。

这篇文章不长，字里行间折射着大智大勇的底气。用那明亮亮、沉甸甸的语言对他说过的"近20年来某些报刊大讲特讲，康生在山东搞土改，是如何极左等，大约都是想当然信笔胡写的"的错误判断，作了真心诚意的检讨。郑重声明："我上面那几句话全说错了。"不仅对错误的产生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并"郑重向那个时期在山东被康生错误打击过的各级同志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希望他们接受我的道歉。""同时，我还向指出我这错误的李维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前，曾彦修还在《康生在土改中把马克思主义烧了》这篇文章中，说自己按照康生的布置，回朔县后"把两户勤劳殷实的兄弟富农全扫地出门了，这是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深感内疚。这些话出自一位耄耋之年的长者，光明磊落，掷地有声，诚恳相交，亲切可人。这是多么真诚、多么美好的形象啊！这个形象的灵魂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早年倡导的一句名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长期以来，这句话经常挂在人们嘴上。但实事求是说来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纠正错误说起来也容易，做起来也很不容易，特别是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更难。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占上风、占主导，什么时候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受排斥、受压制，什么时候就挫折、就失败。诸如建国前的第五次"反围剿"，建国后的"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都是血的教训。至于康生，那是不要实事求是的。康生走到哪里"左"到哪里，康生搞什么工作，就把什么工作"左"到极至。康生土改之"左"，只不过是康生之"左""世纪现象"中的一段拙劣表演。

写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这样一笔，曾彦修和李维民都是1957年的受害者。40多年前，他们面对现实，直面人生，讲真话，写真事，蒙冤受屈。40多年后，不改初衷，更加成熟，仍然面对现实，直面人生，讲真话，写真事。他们是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一个范例。

2003年第12期 来信照登　作者：佚名

编者的话：本刊今年第7期刊出孟起文章《我在文革中看管蒋南翔》后，陆续收到一些老同志的来电来信，指出文中多处讹误，现将刘冰同志来信全文刊出，以澄清部分事实。

前几天看了《炎黄春秋》2003年7月号孟起的文章，其中有许多不实之处：比如蒋南翔从天津调回北京后，1978年他担任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1980年重返教育战线，担任教育部长，他没有担任过中科院副院长，也没有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根据文字记载）；文中说我是高教部副部长在高教部劳改，我从没有担任过高教部副部长和任何职务，也没有在高教部劳改或被批斗过。

孟起说他在清华大学六年，按常理应该是认识我的，可是从他的文章上看到的关于我的情况，他根本就不认识我，说我"身躯高大"，而正好相反，我是中等偏低，比较瘦弱。

特此说明，并请在下期登出，予以澄清。

祝你们工作顺利！

刘冰

2003年7月12日晨

2003年第12期 学术的量化　作者：陈四益

什么都要量化,似乎不量化就不够科学，一量化就万分科学。于是各行各业都有了"量化"的考核标准，物质生产如是，精神生产也如是。

然而，物质的量化好办---多少、轻重、大小、精粗、功能、硬度……各项指标都可以通过工具、仪表测得。精神生产就不同。虽然文字可有多寡，书籍可有厚薄，但精神创造的分量却是不能论斤约的。若是以著作多寡或字数多少论英雄，那么，善于抄袭或粗制滥造者一定是顶尖学者。

孔子、老子，留下的著作都不多。老子只五千言，孔子多一些，可靠的也不过一部《论语》，还是弟子们编订的讲堂录。作《春秋》、释《周易》、定《诗经》，传说而已。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中国思想史上崇高的地位，直到今天，人们还在不断研究那两本薄薄的小册子。这两位老先生如果活在今天，只怕评职称时一定名落孙山---或许，连申报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数量不足。

古事难明，而且条件不同，且说今事。钱钟书先生的学问众所钦仰，钱先生的学术水准也无人置疑。但若论其著述，《围城》，小说，不入学术之林。《谈艺录》虽"始属稿于湘西"，成书已在一九四八年了。若按我们今天高校的考评制度，在《谈艺录》出版之前的几年中，钱先生只怕也会因没有完成考核指标而取消申报职称资格了。《谈艺录》之后，钱先生的学术作品，我见到的，有五八年的《宋诗选注》，至于著名的《管锥编》以及《旧文四篇》、《也是集》，都是七九年以后问世的了。没有人说钱先生不勤奋。"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是钱先生自谦之辞。完成如《管锥编》这样的大著作，需要穷毕生之力。如果按照今天的考评办法，赶着大家去完成各种指标，不知道是否还可能有这样的著作问世。

管理学校的人自然也有他的苦恼。如果没有量化的指标，怎么考核精神创造的实绩？总不能预支几十年成果吧？到时候拿不出东西，岂不落下话把儿？即便拿了出来，谁又敢说一部顶得十几部几十部？现在的评审小组，今天发言有所甲乙，明天就传言纷纷，谁还愿意畅言己见？所以便当的办法还是算字数、论本头---五千言及不上一万言，一万言又比不得一万五，小学生都会算，公平之至。然而也就因为小学生都会算，所以它绝不能评估学术的水准。花钱买版面，花钱买书号，不是到处都有吗？买来的学术水平，几个钱一斤！

如果我们的评估体系只是迷醉于数量而无益于鼓励杰出著作的出现，那么所谓量化，不过是平庸化的别称。遗憾的是这种平庸化的评估，并不只是在学术研究部门风行。庸人有福的时代啊，阿门。诗曰：

计量锱铢数必清，

全凭"量化"论输赢。

遥观著作等身辈，

惭愧老聃《道德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