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第1期 新年絮语　作者：本刊编辑部

春秋轮回，岁月嬗变，2002年悄然而至，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尊崇历史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所谓“察往轨，知来迹”，便是人们对于这一传统的自觉。刚刚度过了她十岁生日的《炎黄春秋》，回首既往，步履匆匆，风雨兼程，深感自慰的，就是在这一认识上的提高，以及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展望未来，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的是更多的机敏和睿智，更多的务实和创造，拂去浮躁，力避平庸，谋求事业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历史的意义是借鉴。历史让我们认识人类的演进，社会的发展；历史让我们了解事物的缘由，变化的轨迹；历史还以其特有的传承作用，靠岁月的积淀，铸造民族精神，涵养民族品格。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反对随意地剪裁历史，更反对把历史学作为一时政治需求的侍婢。我们倡导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把诸多的历史经验和智慧，视为超越时空的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我们以文明进步为标准，记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讴歌气壮山河的改革大潮，同时绝不放弃以应有的笔墨，评价在中华民族史上某一阶段、某一方面作出过贡献的志士仁人。

真实是历史的生命。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说过：“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上，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中国的史学家也有“以史求实、以实求理”之说。有了丰富确凿的史料，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概括，从而总结规律，发现真理，给人以新知，推动社会前进。然而，探求历史的真实是很不容易的。不消说历代皆有伪造历史的图谋不轨者，即使是正常人，往往由于受个人利益、集团利益、阶级利益的影响，也难免视野局限、立场偏颇，以致或扬或隐，将事物的本面弄得大失其真。《炎黄春秋》以“去伪存真”为办刊原则，坚守不舍，目的就是弘扬秉笔直书、探求真理的美德，为拂去历史的尘埃，揭示历史的真面，尽自己的一份努力。

历史研究除了真伪之辨外，还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但这绝非坏事，意见相左，互相驳难，只要不失探求真理之心，便可收互相借鉴、相得益彰之效。这正是我们期待的百家争鸣、学术繁荣之盛况。一向主张“兼容并蓄”的蔡元培，早年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这乍听来颇具耸人听闻意味的话，不幸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得到应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疯狂扼杀文化、残酷铲除“异端”的所作所为，就是历史的例证。否极泰来，我们终于有了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了“双百”方针的重申，有了“科教兴国”口号的提出，有了“把我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我们深信，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民主法制的健全，社会稳定的进一步加强，历史科学的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更为活跃的局面。“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理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一旦出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更有希望了。

学者说，“史实有终而意义无尽”，“秦王朝只存在了十四年，研究秦王朝的历史二千年不衰”。这便是史学的价值，这便是历史的魅力。两千多年过去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伟业不朽，焚书坑儒的骂名难消，那“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盛衰史，更不知引发过多少后人的掩卷沉思。历史是永不间断的时间长流,只要人类延续，历史就永无尽止。愿历史学与日俱进，历久而长青。《炎黄春秋》将一如既往，联系更多的学者、作者，利用新发掘的史料和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精神食粮。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是读者的关爱。多一个订户，就多了一份支持，这支持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炎黄春秋》有今天的影响，便是千万读者共同支持的结果。在新年来临之际，让我们再次说一声：“谢谢！”

2002年第1期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　作者：余广人　冀一兵

1995年，季羡林先生在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时说：“干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不轻松的，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中，我尝够了酸甜苦辣，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过了阳关大道，也走过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阴霾满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花明。金榜上也曾题过名，春风中也曾得过意，说不高兴是假话。但是，一转瞬间，就交了华盖运，四处碰壁，五内俱焚。”（季羡林：《朗润琐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6页）

当代中国相当一部分老知识分子的心态，折射出他们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坎坷遭遇，以及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变化的深刻影响。

追溯建国后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定的艰难历程，记取经验教训，对于实现科教兴国，乃至民族复兴，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正误交织：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双重认定

这里所说的建国初期，是指中共党史上通常所说的前七年，即1949至1956年。在这一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一个十分突出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定的两重性，即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或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从世界观问题出发认为其是资产阶级的。这种认识的两重性，有时交织在一起，有时则是某一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6—1437页）在这之后不久，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也说：“文艺工作者是精神劳动者，广义地说来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49页）他还把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看作是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

在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作了这样的判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受雇于上述部门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根据这些规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这一认定，并没有得到一贯的重视。在随后而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大约从1949年10月就开始了。在这一运动中，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教育、改造”。在建国初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从巩固新政权和加快对新制度的政治认同方面看，这种政策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但是，另一方面，从整个运动来看，这一政策比较明显地偏重于“教育”和“改造”，而突出地强调“教育”和“改造”政策的背后，隐含着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即党内许多人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一判断出发，实际上又将知识分子归入了资产阶级的队伍中。

从这一判断出发，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自我批判、群众批判、“洗澡”、“过关”搞运动的方式，使知识分子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违心之论成为知识分子检讨过关中的普遍现象。这场运动不但严重地损害了知识分子的公众形象，也伤害了知识分子对执政党的感情。这场运动结束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正确的认定——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没有人提了，而只剩下了错误的认定——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了。

初试不利：知识分子会议上的努力受挫

1955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即将全面铺开，人们愈来愈感到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匮乏，感到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早在年初就有过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设想的周恩来，11月22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情况，并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商讨，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领导小组，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识分子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及各省市负责人等共1279人参加了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着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他在报告中强调指出：“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谈到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错误倾向时，尽管周恩来批评了宗派主义和麻痹迁就两种倾向，但他明确地说“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这种倾向“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66页）周恩来的这些讲话，受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在党的高层领导中，对于知识分子的属性尚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2月14日正式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中，“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又降调到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8月30日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已入党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时说：“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对于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成员的知识分子尚且作如此低调的估计，就难怪八大恢复使用原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提法了。八大《政治报告》提出“要继续贯彻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报告》所提出的仅仅是“运用”他们的力量，而不是“依靠”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了。1957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文选》第七卷第273页）

同年4月30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又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旧的世界观只有一个，另外分不出什么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中只有少数人，大约10%，属于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约为80%，属于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世界观还未彻底转变的人。

步入误区：知识分子被视为与无产阶级较量的“异己”

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定，是与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相联系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见报，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文章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至于这样的右派有多少，文章说：“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425、426页）6月初，一场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战，既在党内又在党外展开。被错划的50多万右派分子，无疑多属于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尽管对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其性质是铁定了的“敌我矛盾”。

从此，以政治思想划分阶级有了先例，使阶级和阶级斗争失去了科学概念和客观标准，从而在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提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错误命题。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说：“单有1956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明证，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历程和经验》第355页）

这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象是谁呢？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的一段话可视为答案。社论说：“原来的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原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他们早已名誉扫地，更加没有反对劳动人民的资本了，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还有反对劳动人民资本的社会力量，主要的是资产阶级的党派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只隔一日开始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认为“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是现在可以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接受毛泽东同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4月汉口会议加以论述的观点，宣布我国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思想文化界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愈演愈烈，错误的过火的学术思想批判，拔所谓资产阶级的“白旗”，……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受到伤害。相伴而来的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观念的广泛传播：“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到了1958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口号盛行，甚至有了诸如“不要怕教授”、“不要迷信科学，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的说法，“大跃进”中那些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荒唐事的出现，就不是令人奇怪的了。

脱帽加冕：为知识分子再次正名的广州会议

在经过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严重困难和挫折之后，党不得不对过去的一些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虽然主要是在国民经济方面，但其中也涉及到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1年开始先后制定并颁发了《工业七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和《文艺八条》等。中央在颁发这些条例的批语中指出：“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周恩来选集》下卷注释第285条）

为了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这顶帽子，周恩来利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的机会再次呼吁。1961年6月19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除了重申他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结论外，还对当时对待知识分子的简单粗暴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几年来有一种做法：别人的话说出来，就给套筐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一来就是‘五子登科’，这种风气不好。”周恩来在批评科技文化界的不民主作风时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首先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做起。”（《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23—324页）

继周恩来之后，9月10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薄一波也提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问题。他在对提交给中央讨论审议的《工业七十条（草案）》所作的说明中指出：“过去每一次运动，有不少的企业总是把这些人叫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叫做旧人员……不能笼统说旧的技术人员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不能说我们培养出来的青年技术人员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996页）

9月28日，在广东省委召开的一次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参加的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在会上动情地说：“十二年的时间不算短，知识分子可以说已同我们结成患难之交。……‘疾风知劲草’，‘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现在的问题是团结高级知识分子不够，对他们的信任不够。……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等价交换’。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同时，他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帽子。”

十多天后，陶铸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更明确地说：“我们不能老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

1962年初，主持全国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目的是想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科学发展规划。会议期间，知识分子情绪低落、顾虑重重的现象引起了他的重视。他把情况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心急如焚，为了党的科学事业，他决定前往广州向到会的知识分子发表讲话。

周总理3月2日的这次广州讲话，显然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着重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道理：“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4页）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确：既然知识分子一般都依附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建国后知识分子依附的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并为其服务，那么他们当然应属于无产阶级了。

周恩来在谈到党的领导时又说：“我们说党领导一切，是说党要管大政方针、政策、计划，……至于具体业务，党不要干涉，……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个人领导，……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周恩来针对党内少数干部在知识分子面前盛气凌人、常常以领导者自居、以改造者自居的官僚主义风气批评说：“改造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没有人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自居于领导、自居于改造别人的人，其实自己首先需要改造。要对这种人大声疾呼：‘请你自己先改造！’”“人总有缺点的，世界上没有完人，永远不会有完人。”（《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65—368页）

继周恩来3月2日讲话后，陈毅又于5、6两日发表了著名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他情真意切地说：“有些人说：‘我们跟共产党走了十二年，共产党总是不相信我们，还是把我们当成外人看待。’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经过反复的考虑，昨天我对科学家讲话时，讲得很尖锐。周总理前天动身回北京的时候，我把我讲话的大体意思跟他讲了一下，他赞成我这个讲话。他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跟你们行‘脱帽礼’。”

陈毅的讲话受到与会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讲话过程中大家鼓掌达60多次。

在广州会议上，周恩来等几位中央领导对知识分子问题产生的共识，很快形成了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所认可的共同意见，这就是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向全国二届三次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段话：“我国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作出宝贵的贡献，应当受到国家和人民的尊重。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已经同解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新社会培养出来了大量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正在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十二年的锻炼，一般地说，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信任他们，关心他们，使他们很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错上加错：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再次倒退

周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以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但在党内遭到了抵制、反对和责难。柯庆施就下令上海市不准传达陈毅的广州讲话。周恩来当面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表个态，毛泽东却没有说话。因为他是不赞成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1962年8月9日，当有人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提出“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是否合适”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8月13日毛泽东又说：“从意识形态来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9月11日，他又当面批评陈毅说：人家请你讲话总是有目的的，总要沾点光，没有利益他不干。我对总司令讲过，你到处讲话要注意。（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第1006—1007页）

10月至11月举行的全国宣传文教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又对“脱帽加冕”问题进行了争论。反对一方的观点，以10月22日陆定一的讲话最具代表性。讲话认为：“这些年来知识分子政策有些乱，一‘左’一右。‘左’发生在1957年，1958年，1959年的下半年和1960年的上半年，表现为拔白旗，宁‘左’毋右的那个纲领，提升职称的那个文件。右表现为脱帽加冕，知识分子都成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只有两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按世界观来划分。劳动人民知识分子的提法不确切，模糊了阶级界限。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附属于无产阶级，就附属于资产阶级。”（龚育之：《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会议》，载《百年潮》1999年第1期）

11月26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陆定一汇报了会议上的不同观点。周总理听后明确表示：“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没有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的报告，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会上，总书记邓小平明确支持了周恩来的意见。他当即对陆说：“恩来在广州报告没毛病，对知识分子问题应照总理讲的解释，请定一查一查，澄清一下，讲清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下次会议还要讨论，统一解释口径，还是按总理在人代会上讲的为准，把那一段印一下，那是中央批准的我们党的正式语言，今天正式决定。”他还说：“上次在主席处谈了，这次宣传会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不下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07页）

话虽这样说了，问题并没有解决。1963年9月，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正式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此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在党的领导层，主张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帽子的意见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在各级党的组织中又有着“宁‘左’毋右”思想的影响，广州会议的“脱帽加冕”一说，使知识分子空欢喜一场。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知识界首当其冲。知识分子被诬为“臭老九”，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学阀”，惨遭迫害。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作了错误的“两个估计”，说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像两块巨石压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许多知识分子被迫荒废了专业，中断了工作，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专家、学者被迫害致死。名曰“文化大革命”，实为对文教科技的大摧残，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巨大损失。

人间正道：知识分子回归应有的历史地位

从十年动乱结束后的1977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严肃地检讨和审查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严重失误，恢复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重新确立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

1977年5月24日，还没有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同王震、邓力群二人谈话时说，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这无疑是对多年来轻视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甚至把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剥削阶级范围的否定，也是对“两个估计”的彻底否定。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庄严宣布：“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86页）

同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队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后党培养教育出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即使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业务实践，经过二十多年的考验和锻炼，在世界观的改造上也有了很大进步。在现有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文件还指出：“二十多年来，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满腔热情地从事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就是在遭受林彪、‘四人帮’严重迫害，工作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仍然坚守岗位，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他们不愧是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队伍，是党的依靠力量。”（《知识分子问题文献选编》第53页）

同时，党中央果断地废止了过时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确立了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的正确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政策。

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知识分子问题，作了这样的历史性总结：“要坚决扫除长期间存在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登峰造极的那种轻视教育科学文化和歧视知识分子的完全错误的观念，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没有文化和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第351页）。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把握当今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大趋势，在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提法的同时，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我国制定“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依据，也为知识分子在我国今后发展中所居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政策，充分肯定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强调：“今天，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见《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能不能充分发挥广大知识分子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民族的盛衰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见《人民日报》1992年10月21日）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要努力创造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施展聪明才智的良好环境，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工人阶级，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力量。”江泽民接着又讲到：“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这就不仅明确指出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且展示了当今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和不容取代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一向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得到信任，劳动得到尊重，从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扮演了改革开放的支持者、推动者、实践者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受惠者。人们高兴地看到，过去那种体脑劳动报酬“倒挂”的现象在变化；社会上有识之士发出了“‘按知识分配’应当逐步成为‘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的呼吁；我国政府首脑也基于对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工作创造价值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关于“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提出了提高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的工资报酬，以充分体现他们的劳动价值。

回顾建国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上的曲折道路，总结建国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经验教训，我们庆幸，中国共产党终于以其特有的政治智慧，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的结合中，成功地解决了生产力与科学技术、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必将以全新的面貌投身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之中。现在，真正到了知识分子的春天！（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1期 一个知识分子的两个21年　作者：张　彦

世纪之交回眸，让我吃惊地发现，1979年竟是我一生的分水岭，前后有黑白分明的两个21年。从1957年底到1979年初的前21年，我像做噩梦一般，不知怎的突然从“人”变成了“鬼”；从1979年到2000年的后21年，在我又从“鬼”变回“人”之后，我成了一个正常的人，一个受尊重的人，一个能为人民竭尽所能做些贡献的人，一个能给家庭带来快乐和幸福的人。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无论走过的路是荆棘当道还是鲜花相迎，对于我都已成过去，但想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休戚相关，才决计写下这篇并非仅仅记述个人际遇的文字。

被夺去的21年

1957年，无论对于我们的祖国，还是对于我个人，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年份。那时，新中国虽然诞生才七八年，但是社会已经面目一新，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建设，纯洁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物质生活苦是苦点，但心情比较舒畅。记得自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做了那个震撼世界的反对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后，世界形势朝着更为复杂的情况发展，我国的思想界也前所未有地活跃起来。中央提出发展文艺与科学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的劲头都鼓起来了。特别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的几次讲话，对教条主义的深恶痛绝，对独立思考的热情鼓励，更是让人听得如醉如痴，争相传诵。我当时作为一个杂志的负责人，有幸在干部会上听到他老人家讲话的录音。至今，我还能记起他当时讲话的口吻、音调、语气，是那样的自然、平易、亲切、富于幽默感。他能把一个高深的理论问题，讲得生动活泼，使人茅塞顿开。我急速地记录着他的每一句话，事后整整齐齐地加以誊清，视为至宝。

那时我35岁，参加革命已经12个年头。新中国建国时，我有幸作为香港《中国文摘》杂志的记者，在第一次政协大会上，亲耳听到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的洪亮声音；在天安门城楼上报道了划时代的“开国大典”。建国以后，我参加了创建新中国的第一本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人民中国》。紧接着，我以记者身份随着以宋庆龄为首的名流荟萃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维也纳，参加了对“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报道。1955年，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我随团前往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报道。1957年初春，我意外地被宋庆龄点名调往她所创办的《中国建设》杂志，以加强那里的领导力量。正是这时候，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像春雨滋润了我的心田，给我以获得“高人”释疑解惑的感觉，兴奋不已。对中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

时局骤变。刚刚作出“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形势估计，转眼又判断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危机局面，立即发动了全国的如火如荼的反右派斗争。大概是我调来不久的原故，在《中国建设》杂志社，我始终没有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而是在“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渡过了运动的每一个阶段。

年终岁尾，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进入尾声，我还没有来得及为自己的“顺利过关”高兴，党支部书记忽然通知我，要我回原来所在的外文出版社去作“检查”。这等于给了我闷头一棍，因为我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此时的外文出版社本已“战果累累”，但由于“深揭”“深挖”，又要追回我这条逃走了的“蛇”。我自知这是飞来的横祸，但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负责干部，只能服从组织。

第一次回原单位作检查，我作了认真的准备。想到了过往大家批评过我的，诸如“不问政治，业务挂帅”、“骄傲自大，本位主义”等错误缺点。但一登上讲台，我便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头，几百双异样的眼睛盯着我。在我战战兢兢作完检查后，迎来的却是怒气冲冲的批判。第二次大会，就更不客气了。我意想不到的“揭发”一个接着一个，批判的是我的“反党言论”、“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其“根据”就是我调离时几个老同事的聚会被定为“北海黑会”，是我们“进行反党活动”；说我提倡对外宣传要“用事实说话，要有人情味”，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认为我在反右运动初期强调“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目的是“破坏反右斗争”；认为我说“党支部组织生活民主不够，让人不敢自由发表意见”，是“反党言论”等等。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不准我有任何辩白。几次大批判会开下来，使我威信扫地。平时和我有说有笑的同事，都变成了“陌生人”；就是点头打招呼的，表情也怪不自然。一下子，好像我染上了什么“瘟疫”，谁都躲得我远远的，只有偶然在僻静处，才会遇见个别同志的热情问候。

拖到1959年元旦一过，我的事才算有了个我没有想到的“结局”：给我定的“罪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我的“处分”是：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降级。在无可更改的“决定”面前，我强压住内心的不平，婉转地签注了我的“保留意见”。这次，虽然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没有像有些人那样被送往北大荒劳动改造，但也背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沉重的“包袱”，被法定地“打入另册”。这个“包袱”对我影响之大之深之远，是随着星移斗转我才有了真切体会的。在那漫漫的长夜中，绝不敢说出的“株连九族”四个字，时时萦绕脑际，面对因为我使家人和孩子们遭受的歧视、鄙夷、不公，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成为我永也挥之不去的痛楚。

人总是要面对现实的。从此我好像变了一个人，谨小慎微，不敢随便发表意见，生怕再犯“错误”。明知自己被开除了党籍，暗里仍在以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交给我的任务努力完成，涉及个人利益的事决不争先，遇上什么不如意的事总是先检查自己的思想。什么面子问题，个人得失问题，统统视之为干扰，浮上来，压下去，平静自己的心态，全部精力集中在学习与工作上。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几年间，中国大地上从来就没有平静过。反右派之后，又是“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四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我自1959年初受到处分后，作为一个被改造的对象，反倒有较多的机会参加劳动、接触农村，因而能亲眼看见所谓“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是什么，渐渐与农民的感情越来越相通，这也许是我“夹着尾巴做人”时代意想不到的积极成果吧！

接着，就是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对于这一突发的大风暴，我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开始，我也曾感到兴奋，觉得这是个新生事物。“革命岂能后人？”，我竟也自不量力地参加了机关里的一个“战斗队”，写起批判“封资修”的大字报来，误以为“民主”正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如今回想起来，实际上，我当时是潜意识里怀着一种久被压抑的情绪而盲目投入“文化大革命”的。

自然好景不长。我有那么多“辫子”攥在人家手里，1968年“清队”开始，新账老账一起算，满楼道的大字报给我定的“罪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漏网右派”。抄家，批斗，挨打，关牛棚，打扫厕所等等，给“专政对象”的所有“待遇”，我一样也不少。我的工资也被剥夺了，每月只能领20元的“生活费”。这一切，我虽能硬着头皮忍受，却不知如何面对最直接受我牵连的爱人、孩子和年老的母亲？这是我最痛苦的。周围事态的演变以至全国各地的折腾，我百思不得其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脑子里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1969年11月，根据中央的“第一号令”，机关大疏散，我和所有被关“牛棚”的难友被送往河南农村。名义上讲，我们算是和“革命群众”一起“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但实际上，把我们中的大部分集中在汲县上乐村，派一个红卫兵头头监督着。可以肯定，未来之前，我们这些人的身份、罪状早已“传达”到家喻户晓了。令人奇怪的是，当地农民并没有对我们另眼相看。农民是非常朴实的，他们对人的好坏的看法也以眼见为实。在这里我一呆三年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

政治风暴起伏无常。阴谋政变未遂的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快了夺权步伐；重病在身的周总理仍在竭尽所能力挽狂澜；邓小平传奇性的几起几落，国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形势却悄悄发生着大变化。1972年春节的尼克松访华，引起了关心国际形势的人们的特别注意。即使我们这些被“打入另册”的人，也发动起各自的敏感神经，从公社高音喇叭每天传出的“新闻联播”里，从外文局运动发展的细微变化中，去捕捉大至国家、小至工作单位脉搏跳动的变化。

1976年，对于中国人而言，真是太不寻常了。它是令人极其悲伤的一年，唐山的特大地震，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相继去世。然而，它又是令人极其感奋的一年，作恶多端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使人民不堪其苦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了，中国的前景终于露出了曙光。

历史大转折的时刻，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上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关心我的朋友细声细语给我透露：1957年的问题有希望“平反”了，有的说得还有鼻子有眼。但是，只听到传言未见到事实。后来才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党内就开始了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还是坚持凡毛主席说过的都不能动的政治思想斗争。主张实事求是最突出的胡耀邦同志当上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我于1978年9月中旬，鼓起勇气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详细的申诉信，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仅一个星期，中组部干审局便回信给我说，我的申诉已经转有关领导部门负责处理。事后我才知道，为了加速解放干部，当时的中组部调集了大批人员，正夜以继日地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冤假错案。外文局的落实政策办公室紧跟着也积极地行动起来，负责我这一案件的任宪法等同志不辞辛劳做了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在最后提出的《改正意见》中，不仅逐条否定了当年强加于我的“罪状”，认为“均属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而且，肯定了我“自1946年入党以来，表现是好的，工作努力，特别在负责《人民中国》编辑部的工作中，能够走群众路线，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他们共同搞好对外宣传工作是有成绩的”。外文局领导小组就《改正意见》认真讨论后，正式作出《改正决定》，认为1958年关于我的“反党问题”，“实属错定，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工资级别，安排适当领导职务”。我是1979年1月15日在《改正意见》上签字的，恰恰是我被错误地开除出党的20周年。我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我们常说的“相信群众相信党”那句话，真的在我身上印验了。我想到我的爱人、孩子、母亲、兄弟姊妹以及一切受我牵连的亲友，他们的爱是我这些年来力量的源泉；我想到曾经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依然那样关心我、爱护我、鼓舞我的老战友们，是他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

“我解放了！”不胫而走。小儿子大龙，在外地寄来的贺函最后，竟加了这样一句：“小命得救了！”情同手足的李晓从沈阳来信说：“20年的忧患加给你的负担多么沉重啊！作为几十年的知友，爱莫能助，内心也是十分痛苦的。现在，这一切总算过去了，真是连幻梦也没有敢想到会有今天。”我的革命引路人之一的马识途来信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是：“二十年冤案得以平反，真是太令人高兴了！这才像个社会主义！才算有点民主！”他究竟是饱经沧桑的老革命，接着马上提醒我：“要记住，民主不能靠恩赐，前面还有斗争！”后来，这位文学家的老大哥还特别为此赋诗一首：

冰消雪解喜春晴 乐在京华逢故人 创业维艰惊白发 征途多故说风尘

未经沧海难为水 除却巫山不是云 且喜河山依旧壮 风流无限在峥嵘

再现青春的21年

俗话说：“时来运转”，有时候还真不无道理。1979年我“重获解放”，敌对了30年的中美两国“重新建交”。

中美建交，紧接着交换大使的便是交换记者。我有幸被《人民日报》借去担任它的首任驻美记者。七月，我和报社当时的国际部主任王飞（首席记者）以及司机贾梦醒一行三人，绕道亚欧两洲（当时还没有直航），飞了二三十个小时，才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突然从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到一个与我们敌对了几十年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一个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客观环境，我将怎样去认识它？又怎样去为国人报道它、介绍它？成了我和我的同事，日夜思考的大问题。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改革开放来势迅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大旗所向披靡，冲破一切阻碍它的旧思想旧观念。老百姓的生活变了，国家的面貌变了，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变了。这些变化，驱使我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加深着对自己祖国的认识。

在两年驻美记者生涯中，我作过相当广泛的旅行，接触过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对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有了一个初步的感性和理性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物质条件上，当时的中国与当时的美国之间的差距之大，如果说至少差半个世纪决不为过。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到了我们过去说的“腐朽”、“垂死”的程度，美国人的平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名列前茅。虽然贫富悬殊，但大多数人都已进入中产阶级。

当然这个社会也并非太平天下，问题很多，有的还相当严重。种族歧视虽然因为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有所改进，但依然是美国的不治之症，而且随着黑人人口的急剧增长必将发展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最令人厌恶的是美国政府的霸气，惟我独尊，双重标准，以“世界宪兵”自居，到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干涉人家内政。

我遵循宋庆龄所倡导的“真实报道”传统，实事求是地报道我的所见所闻。两年期间，我在《人民日报》上除了新闻报道外，发表过“美国通讯”近60篇，从美国外交人员在伊朗被扣人质的政治危机，到在密西西比河畔倾听黑人述说衷肠，涉及的方面相当广泛，受到国内读者的欢迎。后由新闻出版社以《一个驻美记者的见闻》的书名结集出版。

1981年下半年我任满回国。在中断了23年之后，我又重新主持《中国建设》杂志的工作，此时，杂志创始人宋庆龄已经离开了人世。她所留下的这份杂志正从被“文革”糟蹋成的“红色海洋”状况中复苏。我感到特别庆幸的是，又可以和杂志另一位创始人爱泼斯坦同志配合起来，共同为恢复杂志原有的传统而展开工作了。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中国建设》逐渐恢复其优良传统，并大步向外发展。1983年创办《北美版》，北京编好后通过卫星传到旧金山，在当地印刷发行，同样，《阿拉伯文版》也改为在开罗印刷发行，大大提高了在海外的宣传时效。《中文版》越来越活跃。她的“寻亲访友”专栏，为海峡两岸人民的团聚做了不少好事。

1982年我曾赴西藏跟踪报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十世班禅视察工作，在缺氧的高原上逗留一两个月之久。从拉萨、日喀则直到南部与不丹国为邻的边疆，我饱览了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见不到的奇妙景色，听到了藏族翻身农奴摧人泪下的故事，也目睹了改革为这个地区所带来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1988至1989年间，大约有一年半的时间，我应美国新闻署之邀，作为“福布赖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在美国匹兹堡大学约翰城分校讲学。这是我一段特殊的经历，因为我平生只做过学生，没有做过教师，何况是用英语给美国大学生讲课。约翰城（JOHNSTOWN）是一个只有十几万人的小城市，名不见经传。我和妻子裴毓荪在学校附近住，与普通美国人家为邻。我讲当代中国历史，她教中文。我们很快成了引人注意的人物，也和这里的众多的老师和学生交上了朋友。这所州立大学谁都可以报名来上，以学分计算你何时毕业、何时拿到学位。所以，一个班上多大年龄的学生都有，往往年长的很用功，有些年轻人则把学习不当回事。这里不乏愿意为他人服务的“志愿者”，就像我们国家提倡的“学雷锋”一样，只不过指导他们的是基督教精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曾经有机会出访过南亚四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斯里兰卡。这些国家和中国具有许多相似点：原来都曾不同程度受过殖民主义的统治，也差不多同时获得民族独立，建设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相比之下。几十年后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了。虽然都还存在贫富悬殊的现象，其尖锐程度却很不一样了。在人口众多的中国，脱贫工作抓得甚紧，逐年见其成效，而在那些国家则不然。比如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和大都会孟买，紧挨着五星级豪华饭店，就是惨不忍睹的贫民窟，马路边睡的是无家可归者，一遇红灯乞丐就围上了停下来的汽车。中国由于坚决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增长率已明显下降，而这些国家却毫无控制直线上升，印度显然将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贫穷问题就更难解决了。访问四国归来，我更加认识到，我们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也为此庆幸。

1989年，我已年过六十七岁，终于被批准离职休养了。这对我是个极大的解放，从此我可以不再为分房评职称之类的事务伤脑筋，可以专心致志地写我的文章了。我只写我想写的东西，有地方发表固然很好，不然留作自我欣赏，或者送给朋友看看。没有想到，90年代居然成为我的写作高潮期。

回顾我这后21年，我感到的是幸运和幸福。目睹我们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国家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引以自豪。我们小家庭变化之巨大，更是我亲感身受的。与我共同度过苦难的妻子小裴，对这来之不易的晚年的幸福是最珍惜的。我们的四个孩子都已成家立业，且已经有了六个可爱的孙儿孙女，被我们视为宝贝。屈指算来，我虽已成八十老翁了，却还没有一点“垂暮”之感，我只感到，还有很多的书要读，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原文较长，本刊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1期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　作者：马识途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是的，晚了。40年来，我一直想对她说的一句话，终于没有对她说出来。没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远没有机会对她说出来了，这将成为我的一个永远的遗憾，我将一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负罪之情，折磨我一生，无法自赎。

我知道贺惠君是在1947年。我调到中共川康特委，领导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贾唯英向我介绍成都市的学生工作时，说到了有个在成都中学生中很活跃的“贺小妹”，年龄不大，却比较成熟，许多要求进步的学生，都愿意跟着她走，叫她为“贺大姐”。所以后来中共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学区委，就由她负责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里去找过她。那么年轻，却说得有条有理，中学生中的进步青年尊她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还是叫她为贺小妹，并且一直叫到解放后的许多年。

解放以前，从那次见面后我没有再见到她，但是她出色地领导成都的中学青年工作的情况，我却是常常从成都市委的工作汇报中听到过。解放以后，我在中共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同志为首的团市委工作，她的许多青年伙伴，也在团市委工作，我和他们见面的机会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们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跃，而且是一个很友爱团结的战斗集体。每次我到他们那里去，一进门就听到欢声笑语，十分欢快。我那时刚跨过青年的门槛，在高级党政机关为一种不苟言笑的严肃气氛所包围，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进了“青年乐园”了。他们不习惯叫我的官名，还是像解放前一样叫我“老马”，我也还是老彭老陈地喊他们，我还是叫贺惠君为贺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动和积极的。大家说，这才叫解放呢。贺惠君工作表现很好，后来被选为中国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但是这种精神解放的日子并不长，在1955年突然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莫明其妙地卷了进去，涉嫌为胡风分子，成为审查对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为解放以前在大后方，我们党的上级机关南方局，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胡风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诉我们胡风一群人是进步人士，所以和我们有联合进行斗争的统战关系。我们组织的一些青年组织和进步活动，有他们的一些人参加；他们的某些文学活动，我们的某些青年也参加进去。至于现在省、市团委的一些年轻党员，都是在我们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现在突然要把他们中的一些青年同志，当胡风嫌疑分子进行审查，他们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贺惠君。因此我和原地下党的一些负责同志作过研究，向省委写了一份说明情况的报告，使许多同志幸免于难。但是还是有一批同志被七斗八斗，说成是胡风嫌疑分子，或叫受胡风思想影响的分子。有的被开除党籍，逼得疯了。贺惠君大概是属于受胡风思想影响的人，算过了关。

在肃反运动中，贺惠君对于机关肃反中的大胆怀疑这种过火做法，表示异议，对于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满。于是在1957年党的整风运动开始，号召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贺惠君又对肃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并且对省委领导同志对地下党的不公正对待，表示异议。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反对资产阶级的“阳谋”，接着整风还没有开始，便转入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了。这一下不得了，贺惠君当然成为斗争对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来。

一次示范性的省级批斗大会在成都红照壁大礼堂举行。各机关的领导都被通知参加，各单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会。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礼堂，这不仅因为贺惠君是我所熟知的地下党的同志，还因为我那时也正陷于一种狼狈的境地。我们省政府建设厅也曾经号召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因为是工程建设单位，知识分子成堆，提的意见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号召时也说过一些颇有质量、很容易被人说成是“煽风点火”的话，因为我也是知识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们把大家说的话都奉命原样地记录下来，打印成册，送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去了，我说过些什么，当然也原样地记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加以编织，汇报到领导面前，而省委领导意欲理抹我时，那就不堪设想了。还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们建筑设计院里有一个总工程师，是很有本事的建筑师，为人正直，工作勤奋，只是平常爱说怪话，这次也鸣放得可以。但是我以为他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在审查上报请批右派名单时，我没有同意专职政治工作的副厅长的意见，把他从名单上拉下来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时，副厅长还是把他以专案报到了省委工业部，定为极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刘部长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建设厅那位副厅长说了我什么，我回来后，刘部长马上叫我去。一见面就很严厉地批评我：“你怎么把一个极右派打丢了呢？”我作了解释，以为这个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刘部长森严厉色地说：“包庇极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听了大吃一惊，还能说什么？只得赶快同意划那个总工程师为极右派。从此以后，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会被揪出来。我那天就是怀着这种不安心情，参加红照壁批判大会的。

我进了礼堂坐在前面几排里。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有意而然，我们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边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脱。我心里惶恐，却装得乐于从命的样子，坐到他的旁边。除了一般寒暄，他没有说什么，我更不敢说什么，只是心情更紧张。

批判大会开始了。我记不得是不是第一个就批斗贺惠君，反正她是这次批判大会的主要对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并没有低头，还是那么冷然的样子望着台下。我不敢抬头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里正琢磨着，为什么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边去？莫非是我有什么问题，会到了时候，被他点名站到台上去？刘部长是不是把我打丢一个极右派的事向他汇报了？我的心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竟然不知道贺惠君按规矩先自我交待些什么，也没听清楚已经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贺惠君了，我只听清楚了有一个批判者正声色俱厉批判贺惠君的话，说她诬蔑李政委对待四川地下党不公平，在政治上不信任地下党，无端怀疑有的地下党员为反革命，是无耻谰言，是对李政委和省委的恶毒攻击，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如此等等。忽然李政委对我说：“你是地下党的领导，你应该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对你们地下党到底怎么样，你不是被提拔为省建设厅长了吗？她不是被推举当了团中央委员了吗？”

我终于明白，李政委前几十分钟那么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边去，是早有预谋的，是要我充当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贺惠君，这对于贺惠君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了。李政委点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该怎么办呢？说实在的，说贺惠君攻击李政委对待地下党不够公平，是反映了许多地下党员的心声，我不仅听得很多，我自己就有同感。李政委对于地下党一直有一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看法。这种看法在解放初安排工作时已经有些歧视，在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中更有明显的表现。但是现在却要我上台去，在大庭广众面前，特别是在许多原地下党员同志面前，睁起眼睛说假话，昧着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当时我的心里真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显然，如果我拒绝了李政委的指示，后果不堪设想。省委工业部长就坐在我旁边，他的话言犹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贺惠君，加上说我放走了一个极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祸福就在一念间。李政委那看着我的眼睛，在我看来，不仅严厉，甚至凶残，如剑锋一样对着我。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上台去要求发言。我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反正是照李政委的指示，说李政委如何重视如何提拔地下党员，我被他提拔当了建设厅长，贺惠君被提拔在省团委负责，且被推荐为团中央委员一类的话，批判贺惠君是胡说八道，有意攻击李政委，是反党的行为，如此等等。讲了几分钟就下台来了。我一直不敢看贺惠君，下台的时候从她身后走过，连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简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却感到很满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会了，我几乎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贺惠君的心里一定流着血，或者她正在心里痛恨我，不讲良心，这么卑鄙。然而我的心里也流着血。这算什么呢？我上台去说的那些混话，就像刀子一样，把一个一直尊敬我对我好的同志伤害了。他们一定会把我的批判作为主要的根据，把贺惠君定为右派。贺惠君这个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还算个什么玩意儿呢？我还有脸再见地下党的同志吗？

果然，不久就听说贺惠君被打成右派了。从此以后，一个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挂了起来，不得解脱。

从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贺惠君，连她周围和她要好的地下党的同志也尽量避开见面，避不开的也尽量少说话，深怕他们会戳到我的痛处。然而我的心里还悬着贺惠君，打听她的下落。后来得知她在《四川青年》杂志社工作，我才稍微安心。然而我还是怕见她。

不想见到她，她却偏偏来看我。她到我的机关门口传达室，说是为她们杂志社一件事要来采访我。我当时心里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来了，而且是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见她的，只好请她到我的办公室。她一走进我的办公室，我努力掩饰我不安的神色，她却是像过去一样，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经把过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抛诸脑后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话到口边又收回去了，心里自我宽解，也许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对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辞走后，我却心里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样的大庭广众之中，对她进行无端的揭发，使她定性为右派，一定起了关键的作用，她怎么会轻易忘记我呢？她不过是给我面子罢了。我心上的疙瘩还是没有解开。

一直到“文革”之后，对右派开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会很快平反时，便听到她已经平反的消息，不久听说她已经恢复工作，到省旅游局担任副局长了。我很高兴，似乎我心头的包袱也因此而减轻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无法平复。一想起来，便觉不安；总要当面向她道歉；甚至在地下党和“民协”的纪念会上见面，是有机会向她表示道歉的；可是在那稠人广众之中，我却始终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开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讲话时说到这样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里想，时间还长呢，机会有的是，再找一个合适的场合吧，就这么拖延下来了。

有一回，地下党的少数同志和熟朋友在人民公园聚会，有王宇光、彭塞等老朋友参加，也有贺惠君和她老伴詹大风参加。我们谈起地下党的一些往事，甚至也谈到省委个别领导对地下党的不公平。这本来是我向贺惠君表示道歉的好机会，但是大家把过错都放到李政委头上，我也顺着这么说。而自己那次不光彩的表演，却总也说不出口，就这么含糊其辞地混过去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并没有解下，愧疚之情总是时时啃蚀着我，叫我难安。我们的年纪都越来越大了，虽然她的岁数比我小得多，应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总还有机会吧，但是总得抓紧才好；这与其说是我向她道歉，叫她尽释前嫌，还不如说是我必须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头上的惭愧和不安。我得赶快，这样一直拖到去年夏天，我在北京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突然走了。

于是我失去了自我赎罪的机会，而且永远地失去了。我将带着这种失悔走过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蚀。即使我从北京回来，在医院里见到她的爱人詹大风同志，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无济于事了。那又有什么用呢？就是我现在来写这篇悼念贺惠君的文章，又能减轻我的罪责多少呢？

这是我一生永远的遗憾。

（定稿于1999年5月）

（作者为四川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杜晋）

2002年第1期 在北京饭店一隅感受历史脉搏　作者：宋新民

1966年8月25日深夜，北京军区政治部吴岱主任叫我马上到他家里去。军区检察院副检察长阎广发也来了。吴主任说，杨勇司令员来电话传达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军区马上派一名党委书记、一名经理到北京饭店工作。吴指定我去当党委书记（当时我是军区师以上干部政治理论集训班主任），指定阎广发担任经理。

第二天到了北京饭店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饭店一散会，被指责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从各个单位一撤，北京市就乱了。北京饭店也开始乱。大家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要怎样搞，到北京大学参观学习的结果，是到处糊大字报，揪斗“黑帮”。北京饭店的店、科领导大都变成了“黑帮”，工作处于无政府状态。总理责成北京新市委解决北京饭店问题，新市委提出请解放军派人来管饭店工作。总理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有了我们调来饭店工作的事。

北京饭店真是个特殊的地方，在这里我每天都感受着历史脉搏的跳动。

在无奈中实行军管

为了保证外事接待任务正常运转，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也不得不分心关注北京饭店的工作。

就在我们进店和职工见面的时候，他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廖承志来参加会议。廖以丰富的涉外知识，风趣地介绍了外国人一些礼节上、生活上的习惯，解答了在运动中产生的在外事服务上一些模糊不清的问题。

然而，那时北京饭店已经深受社会影响，出现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一派叫“八一八”红卫兵，一派叫“东方红”革命造反兵团。我们进店的第二天夜里，两派的部分群众，就在六、七号餐厅之间发生了冲突，既动口又动了手。我闻声赶去劝阻，在混乱中也挨了皮带抽。我无奈地说，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是刚上任就挨了三皮鞭。为尽量减少来自社会的影响，周总理要求我们采取措施，切断饭店职工与社会上造反组织的联系。规定本店职工不得参加社会的造反组织活动，在店内自己搞运动，店外造反组织也不准进入饭店。

临近国庆节，响当当的造反派“北航红旗”来了几个人，要在中七楼挂下一条大标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这样的标语挂在外宾出出进进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向他们解释又解释不通。只好好言把他们稳住，打电话向总理办公室请示。直到一个多小时后，总理办公室回电话说，总理认为在外事场合挂这样的标语不合适，并由善做群众工作的阎广发同志出面，找几个服务员帮他们把竖标语改为横标语，挂在饭店车场外的松树围子外面，才把“北航红旗”的人打发走了。

1967年1月，上海刮起的所谓“一月风暴”迅速吹遍全国，“夺走资派的权”成为最时髦的口号。1月18日深夜，6楼客房组长把我叫醒，他说，本店“八一八”红卫兵有人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都各界造反派联合召开的夺权大会，会上决定全市的夺权行动天亮即开始，他要我这个党委书记有所准备。果然不久“八一八”红卫兵便找我到他们的“总部”去，告诉我这件事，并说这是大势所趋。我问他们要夺谁的权，回答是夺各科室的权，不夺新的党委的权。我问夺权的事同别的革命组织研究过没有，回答是还没有。我告诉他们，要不要夺权，怎么夺权，要找各派组织共同研究；要坚守工作岗位，北京饭店不能乱。

但是，“八一八”红卫兵已经开始行动：每个科室都派了他们组织的人。这便给其他造反组织一个很好的攻击口实，说夺权是反动行为，饭店的权现在不是掌握在“走资派”手里，而是掌握在由解放军干部参加的新党委手里。和“八一八”对着干的“东方红”，希望新党委会就此全面否定“八一八”。“八一八”红卫兵慌了，集合在一起要我表两个态：一，夺权是革命行动；二，“八一八”是革命的组织。我说，夺权的行动是错误的，组织是革命的群众组织。

不料这样的表态双方都不满意。尤其是“东方红”认为我袒护了“八一八”。他们决定要开大会辩论，由各造反派自行主持辩论究竟应该由谁来夺权。

大辩论从20日进行到22日下午，有一些外单位的人也进入了北京饭店，情况变得很紧张。到了晚6点多钟，宴会厅已经坐满了人，歌声、语录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为应付全国混乱局势而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进了西楼的前厅。有几个走过这里的青年服务员被总理叫住问话。后来聚到十几个人，总理索性坐在宴会厅前的台阶上，听他们陈述观点。总理看到贴在柱子上的标语不满意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你们这样闹的吗？”说后起身走进宴会大厅，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总理向大家招招手，并未讲话，而是把各派的头头召集到贵宾休息室，用一个多小时耐心听取各派的发言。最后明确指示：北京饭店不能夺权，立即停止夺权的辩论；北京饭店的运动自己搞，外单位的人立即退出饭店；大家的不同看法，在深入进行大批判中解决；北京饭店因有外事接待任务，也是个要害部门，不能乱。

总理指示传达后，紧张局面暂时缓和下来，但吹进饭店的夺权风早把人心搅乱了，各种纠纷不断发生，班组长说话都不灵了，饭店的正常秩序已经得不到保障。油印的小报上开始攻击北京饭店的新党委。面对这种局势，回想四个月前进店时领导的期望，我感到很内疚。我便给总理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对北京饭店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信送出去不到十天，总理见到了我说：“你的信看到了，我不会让他们闹下去的。”

2月20日晚上7点，我被叫去参加研究北京饭店军管问题的会。总理的秘书把通告的内容读了一遍，大家一致拥护。在谈及由谁来主持军管时，时任中央警卫团政委、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杨德中同志说，还是你们几个调到饭店的同志把军装再穿起来，执行军管任务。我认为这样不行，坚持另派几个同志来。最后确定新的党委几个人不动，由北京卫戍区再派人来组织军管会，对饭店实行双重领导。

外事无小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饭店的青年职工经不起外界的影响，思想也迷糊起来，唱出了不为资产阶级老爷太太服务的高调。连今后还给不给外宾擦皮鞋也成为议论的话题。总理知道后很重视，这年9月6日他来饭店时说：“皮鞋要擦，你们不擦我来擦！新中国嘛，不擦影响不好。”他还对老职工说：“年轻的不懂，大哥大姐要解释嘛。”

国庆节后不久，中五楼发生了一服务员打黑人小孩的事。事情并不复杂，当时住在中五楼的坦桑尼亚客人，有个三四岁顽皮的小男孩，爱闹爱活动。一次到处乱窜，被服务员抓住，在屁股上轻轻打了一巴掌。小孩不干了，哭着去告诉他妈妈。女客人很不高兴地把事情反映到外交部接待组，我们知道后也批评了这个服务员。过了两三天，廖承志来了，说总理知道了这件事很重视，认为是不尊重黑人国家客人的表现。孩子顽皮只能告诉大人，自己动手打在中国都不行，何况对外国人？一定要严肃处理。当时我们处理这件事有顾虑，因为两派打架的事刚刚处理了，怕再一次引起纠纷，便把它局限在客房科内部对该服务员进行批评，并由科里带他向客人道歉。事后总理知道了很不满意，批评我说：“你们解放军政治思想工作就是这么做的吗？应该把打小孩的事件告诉大家，发动全店职工来讨论，让大家都受到教育，接受教训。”

1969年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两国关系非常紧张。1970年2月，前来参加中苏边境问题谈判的苏联代表团飞抵北京，住进北京饭店。大家对这次接待工作很重视，安排很周到。他们每天在中楼7号餐厅进餐，对招待的菜、饭很满意。一天午餐，苏联代表团一个成员在盘子里发现了一颗小钉子，他把它挑出来，引起了同桌的哈哈大笑。从苏方代表的态度看，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是外交部的接待组却沉不住气了，把它写进了当年第10期的《情况反映》上。2月18日周总理看到这份《情况反映》，在上面批示：“保卫祖国荣誉”。“请注意内中一条，北京饭店菜里发现钉子一条情况，并请北京市革委会、卫戍区、公安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联合派人检查北京八大饭店、招待所的招待工作和各大商场、菜场的政治工作。”总理把这件事提高到“保卫祖国荣誉”的高度，不是就事论事来处理，而是用它来推动北京涉外服务工作，推动各方面加强对这方面工作的领导。令我十分感动。我们也接受了上次处理打外宾小孩一事的教训，把这件事在全店大会上公布。不仅在餐厅科，而且在各科室、各班组进行深入地讨论，找问题，订措施，提高工作质量。通过这件事，大大地整顿了饭店的服务秩序。联合调查组将检查饭店的情况报告了总理，3月10日，总理在报告上又批示道：“对这些地方要抓紧、抓紧、再抓紧，要不断检查，总结经验，有所前进，丝毫松懈不得。”

8个月后，又发生了一档子事。1970年11月28日，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的国庆招待会。不料下午突然大风降温，风从宴会厅前台下面吹进大厅，有关人员忙了一个下午，宴会厅主席台区的温度怎么也调不上来。只好希望宴会开始后，风能小一些。那天到会的贵客除我们的总理外，还有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莫尼克公主。莫尼克就坐在总理身旁，恰好那天又穿了裙子。风从后面吹来，时而抖动她的裙子。我们一个个心里很不安，又不好说什么，一直捱到宴会结束。我看事情过去了，由于很长时间没回家，便回了住处。谁知刚进家门，饭店的车子就追来了，司机说市委黄作珍秘书长找我。赶回饭店，黄对我说，今天宴会主席台有风，总理很不高兴地找他去批评了一顿。黄嘱我主动向总理作检讨。第三天总理来到饭店，我向总理作检讨，总理说：“宴会厅风大，说了三次，你们查都不查，看都不看。”又说：“你们不是平等待人，你们的指导思想不对头，你们就是不抓思想。人家是小国，你们就那么歧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不能因为人家是小国，是黑人就看不起人家。”最后才缓和起来说：“领导干部不能当老好人，不能看到了缺点错误的东西也不批评。”隔了几天总理在另一个国家的招待会上，又与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相遇，周总理向莫尼克诚恳地道了歉。

因画事引起的话题与风波

北京饭店不仅是当时的著名饭店，并且是国家的重要活动场所。房间厅堂布置讲究，挂有许多名人书画，徐悲鸿的、齐白石的、陈半丁的、潘天寿的、于非的、李可染的、……

这些画虽很名贵，但多是花鸟鱼虫，高山流水，描绘自然界的东西与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气氛当然不合。形势总是逼着人跟随潮流走，于是想求变，请人在显著的地方画了几张以现代题材为内容的人物画。

周总理是喜欢看美术作品的，一天，他在西楼前厅看见东西服务台墙上的两幅画：一幅画的是身着各族服装的中国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在欢呼；一幅画的是不同肤色的外国人拿着小红书在摇动。总理停在那里，习惯地抱着双臂反复观望。我还以为总理嫌放置得哪里不合适了，正揣摩，总理忽然发话了：“画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是可以的，至于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这话应该让人家说，不该由我们说。你们画成画挂在这里，外国人看了会产生强加于人的感觉，不大合适。”我听了思想上豁然开朗。可是取下一幅，两边便不对称了，又没有合适的画替补，干脆全都取下来了。

还有一幅画，是我认为的成功之作，主动引导总理看的。这幅画挂在饭店中楼东南角一间餐厅里，题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画面上出现了林彪、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五个人。没想到总理一见大为恼火，严肃地说：“哪里来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怎么能和林副主席画在一起？快取下来！”

这幅画当时便按周总理指示取下来，但我们并不理解，心里总以为是总理过于谦逊了。时间不过一年，政治风云突变，先是庐山会议揪出了陈伯达，后是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时，我真从心底钦佩总理这位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我知道，他不可能预卜那些人的各自具体归宿，但他那时便不愿与那些人为伍，是肯定无疑的。

我这个人迟钝得很，并没有从这几次组画中提高政治敏感性，终于在三年后又惹出了麻烦。那是在东大楼快要盖好的时候，为了把新大楼厅堂、房间布置得高雅些，需要数量很大的高质量绘画。那时画家比较好请，有的是被大批判“批”回了家，有的是“困”在学习班里无事可干。著名画家李苦禅、黄永玉、黄胄、阿老等都先后被邀来北京饭店。技法精湛，风格各异的绘画，从他们手下不断地创作出来。

当时社会上刮起了反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风，这批在北京饭店作画的著名画家，引起“反回潮”者的注意。他们首先对1972年由古元、陶一清、黄润华为北京饭店创作的《红日照延安》大画发难，使我们想到新画的这批画的审查问题，有些美术家也不放心，便出主意找国务院文化组的美术组的人来看。美术组很快派了一个人来，把画成的画翻了一遍。

不久，美术组来借饭店的新画，说要在美术馆搞展览。我当时一点警觉性也没有，爽快地答应下来，没有想到他们耍鬼把戏。他们把画拿去后，色彩鲜艳的花鸟画不用，人物画不用，专挑一些墨色浓重的山水画，说是诬蔑社会主义的中国，都是穷山恶水，暗淡无光；还把黄胄题为《任重道远》的沙漠骆驼画，说成是影射现在的中国人民仍然苦难深重；把宗其香画的三只老虎，说成是三虎为彪，是歌颂已经摔死的林彪的；把黄永玉画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说成是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把这些画挂在美术馆西厅，加上很长的前言，发动和组织人们去观看和批判。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这样做，不只是针对画家的，还是针对支持北京饭店工作的周总理的。这股风刮了一阵子便悄无声息了。据说毛主席说了话。毛主席说中国的泼墨山水就是这么画的嘛。

东大楼为何少盖了两层

北京饭店自建国以来一直是国事、外事的重要活动场所。饭店所有的建筑都是1954年以前的，在规模上还不如京西宾馆，我觉得实在有改造的必要。1972年5月份，周总理到饭店来理发，我抓住机会，向他提出了拆掉北京饭店的老楼和它东边北洋时代的铁道部旧楼，建造一座新大楼的建议。我汇报说：“饭店利用铁道部楼房改为对外餐厅一事北京市委定不下来。万里同志说与其花一百多万改造旧的，不如多花点钱盖个新的。建造北京饭店西楼才花了三百多万元。”我接着试探着说：“万里同志说的也有道理，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不如把这幢楼和北京饭店老楼拆了盖幢新楼。”总理沉思了一下说：“你找些内行人研究研究，我支持一下就是了。”

我喜出望外，立刻把总理同我的谈话，以简报形式向市委作了反映。市领导作为一件大事马上行动起来。分管城建工作的万里同志找我了解了一下情况，迅即召集规划局、建筑设计院研究，组织了包括张博、戴念慈在内的一批著名设计专家进行设计工作。万里同志在建国初期担任过建设部部长，1958年指挥了工程浩大的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天安门广场的建造工程。他在建筑界有很高威望，有丰富的组织建设经验，由他挂帅领导这一工程的实施，是再好不过了。

大楼开始的设计是按照北京市过去的整体规划进行的，即天安门以东的建筑不能太高，高的建筑应放在东单路口以东。因此，最初的设计先定为9层，后改为13层。建筑家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方案，效果图画了二十几个。后来李先念副总理觉得设计矮了。他说：“三环路以内的空地不多了，北京市今后房屋的建设，要向空中发展。”根据他这个指示精神，又重新进行设计。新的设计是地下3层，地上19层。并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做了一个大楼的模型，放在饭店里，供中央领导同志观看、提意见。记得邓小平同志从江西回到北京不久，也在饭店看了这个模型。

设计定型后，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出面向中央写出建造北京饭店新大楼的报告。对这个报告，周总理看的很仔细。他用的是点阅法，每个标点他都重新点一下，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不时拉出箭头，一一做出明确指示，最后写上拟同意，并点名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其他中央领导也都一一画了圈。

11月，批复件回到了北京市。新大楼的工程，也就随之展开了。

接受施工任务的第五建筑工程公司，实行立体交叉作业，采用昼夜三班倒的施工方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大楼盖起来。到1973年11月，已盖出地面16层，来年春季完工已成定局。

正是这个时候，一个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发生了。说北京饭店盖得太高了，看到中南海游泳池了，毛主席住地不安全了。在那年头，事事都往路线上拉，这涉及伟大领袖的事，非同小可啊！

周总理是个一切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不使楼层高低问题生出事情来，抱病亲自来工地视察。在一个寒风嗖嗖的上午，他登上施工的最高层，拿着望远镜向中南海方向眺望。北京饭店距中南海有两公里多路，那天雾气又大，什么也看不清楚。他又带着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顶上向西华门楼台上察看。然后他果断下了决心，立即找张博等设计人员去人民大会堂，研究降低高度的问题。研究决定减去两层并改变顶层的设计。大楼顶层原设计是中型宴会厅和大接待厅。高敞明亮，外形壮观，装修华丽，把它改成内部用房，比原来矮多了。设计人员提出构件都已经造出，不用可惜了。总理说：“造成的浪费由我负责”。与此同时，在故宫西华门北侧，盖了一排长楼，挡住从大楼投向游泳池的视线。不知内情的人看来，在那个位置上出现这排长楼，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大楼于1974年夏季盖好了。在开业前的一个月，这座楼里热闹非凡。一拨一拨的参观者从这里进进出出，国家领导人董必武、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都先后来到这里。

只是为它操心费力的周总理却没有能来，因为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加重了。直到1975年5月他才有机会出现在饭店的东大楼。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在17楼阳台上眺望北京市容良久。

（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期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作者：曾宪新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无论在思想理论界和政界，廖盖隆都是一位名人，但我从未看到他有什么名人的架子。与他一起从延安过来的同辈亲切地叫他老盖；而我们这些后生者则尊敬地称他为盖公、盖老。

我认识盖公是1975年下半年。那年我从河南罗山干校回京，被派到厂桥中办招待所，参加毛选第五卷的注释工作。编辑毛选五卷的班子当时是保密的，对外称中办材料组。共分三摊，一摊整理正文，住在中南海里；一摊搞注释，还有一摊搞外文翻译，这两摊都住在厂桥中办招待所——现金台饭店的前身。注释组的组长是刘大年，副组长是王子野和盖公。

我到那里时，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开展一段时间了。盖公对这个运动很反感，用他当时所能用的办法进行了抵制。“批邓”就要开会，开会时盖公也到会，但每次都带两三本大参考，在会上边听别人发言，边读他的参考，而且还圈圈点点，几次会下来，没听到他发过一次言。好在主持会的党组织领导是个好人，从未为难过盖公。盖公为人随和没有架子，可是有一次却摆起了架子。那时组里一位热心批邓的人，要搞什么批邓语录，他去动员盖公参加，盖公对他说：“你们下边人搞的活动我不一定都参加，组里还有不少事要办呢！”居高临下地把那人挡了回去。中办政治部通知大家去北京大学看批邓大字报，通知到盖公时，他说：“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得劲，请个假行吗？”党组织领导又没难为他，只是说我该通知的都通知了，谁有事或者身体不适的，自己安排。就是这样，一次次“批邓”的差事都让盖公给磨掉了。毛选五卷出版时，还在“继续批邓”，外语大学的一位熟人邀我去他们那儿给部分教职工讲讲五卷的内容。如何讲呢？我有点犯难，去向盖公请教，他说：“书里（指五卷）多处提到小平同志，且是肯定和赞扬的语气，可以讲讲这些么！”我明白这是鼓励我“顶风”。我照他说的讲了，效果不错，得到喝彩。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满是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诗词，人民多年积蕴的愤懑一下子怒喷出来。盖公这时虽然还背着被审查的枷锁，但他情绪十公高涨，毫无顾忌地向我们几个知心者“传播”他记下的或背诵下来的诗词。他对“扬眉剑出鞘”句子特欣赏，为我们边背诵边比划，样子非常生动。事后盖公夫人蓬茵大姐说到那段时间的盖公时，戏称他回到了童年，像小孩子过年那样的高兴。盖隆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完全融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本色。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欢欣雀跃，盖公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材料组组织的游行。带队的给每人发了一个小纸旗，旗上写着各种欢庆的口号。我们拿着小旗谁也没注意旗上写的是什么，盖公却注意了，他拿的小旗上写着“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很严肃地把小旗还给带队的，说：“我不能举这个旗！”这句话真切地点破了盖公在整个批邓过程中的政治态度，真切地表明了盖公这位正直的共产党人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潮流的可贵的政治品格。

盖公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路线，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十分拥护。他时时都在关注着这条正确路线的贯彻落实，对于与三中全会的方针路线相违背的言行，他不仅识别快，而且能勇敢地与之斗争。这期间盖公有一个大的动作，他对两位权威人士的许多言论、主张持不同看法，认为他们是在推行一些“左”的主张，于是他向党中央写信反映自己意见，批评这两位权威人士的错误。盖公是守纪律的，他从没有对我谈过他的信的内容，我是从别处听说这件事的。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表示是那么回事。他告我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过话，习表示要向中央反映他的意见。他说，这就行了，要改变一个人的看法，不是件容易事儿，不过不能放弃斗争。据我所知，盖公与这两位权威人士过去在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上都不错，可是在事关方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盖公却能义无反顾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批评错误的东西。他这种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我很受感动。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1期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作者：袁成隆

我国核工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到现在跻身于世界核大国之列，已经历了四十六个春秋。我是1956年二机部（即核工业部）成立不久，调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有幸先后在宋任穷、刘杰两位部长的领导下，参与了我国核工业初期起步的艰难历程，负责核工业生产最基础的核燃料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转化的全过程，为把第一颗原子弹升上天奠定了基础。

探采铀矿土法上马

1955年，抗美援朝刚结束，尽管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十分薄弱，但毛主席、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仍以伟大气魄决定研制中国的原子弹。1960年，苏联突然撕毁合同，停止一切援助，我国又逢三年自然灾害，当时搞原子弹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所有这些都没能阻挡我们朝既定目标前进。

我任职的二机部建部初期，最大的问题是我国有没有铀矿资源。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因此找铀是头等大事。当时，部里所属的地质队在各地寻找矿源，其中有一支地质队在华中地区的深山老林里，从山顶到山脚三条数百米长的深沟中探测到铀矿。对这一发现，部里十分重视，苏联专家也很高兴。经过对可供开采的储量计算，结论证明我国不仅有铀矿，而且有品质优良的较大型铀矿。于是，1958年4月在这里动工兴建我国第一座大型铀矿厂，并开采出第一批矿石。

当时我们同苏联专家发生了一次争论。某些苏联专家坚持认为在花岗岩地区不可能开采出有价值的铀矿，铀矿只能到砂岩中去找，而我国地质队首次发现的铀矿区恰恰就属花岗岩地区。因此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开采下去，并通过深部挖掘，结果证明在花岗岩地区不仅有铀矿，而且还是具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这一发现对我国地质资源的勘探开发，对国际上关于铀矿形成理论的发展，都具有新的突破性的意义。随后几十年中，二机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队探明的铀矿资源，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属于花岗岩地区。

仅是发现铀矿矿源，挖掘出矿石还不行，必须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重铀酸胺（粗铀），再从粗铀中提炼出制造原子弹最终使用的核燃料。因此，能否搞到粗铀，就成为核燃料工业能否全线尽早起步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一面筹建大厂，一面布置若干点进行土法炼铀。1958年秋，部里派我到西南地区考察农民在地质队的指导下，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办铀矿的情况。所见情况实在动人：四五十个男女青年农民，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用镢头、铁铲开山取矿，然后在临时搭起的竹棚里用十分简陋的工具，不分昼夜，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子筛净，用土缸酸浸，再用豆腐包细布一遍遍过滤，经烘干，最后才得到了所需的面粉状粗铀，经检验完全合格。

农民用土法办矿炼铀，搞原子能，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我当即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用电传向部里作了汇报，表示有信心用这个办法搞到更多的粗铀。通过20多个省、区的土法炼铀，我们共获得粗铀约160余吨，解决了大型矿山、冶炼厂未建成前，首先取得部分粗铀的问题。不要小看这土法上马搞出的粗铀，它可是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争取了时间，立下了大功。

核燃料从最初的粗铀到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要经过多次冶炼转换才能产出可供组装核武器用的浓缩铀—235。为了早日取得合格的浓缩铀，当时我们没有等大厂建成，就在研究所里，用自制的土设备，因陋就简地先干了起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是一个研究所就拿出了合格的二氧化铀21吨，四氟化铀31吨。研究所还先后建起了“615”乙、丙两套简法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18.5吨。这些用简法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下一步建大厂掌握了宝贵的数据资料，锻炼了队伍，提前拿到一定数量的产品，为整个进程大大争取了时间，而且还实际地体现了自力更生的精神。

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以宋任穷、刘杰为首的部党组对苏联专家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强调虚心向这些专家学习的重要性，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也强调要善于独立思考，树立“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思想。对此，各单位都是认真贯彻的。当时部里尚无政治部，但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要我兼抓政治工作。为此我们专办了一张《跃进报》。宋部长曾让我专门向苏联专家组长介绍二机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专家学习，努力掌握技术的情况。我们还吸收苏联专家参加二机部机关召开的“边干边学，建成学会”动员大会，表扬了先进，也向苏联专家赠送了锦旗，使他们感到心里热乎乎的。专家们表示愿同我们合作，共同建设中国的核工业。

1958年5月，二机部党组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设计院关于把我们发动自己的力量和依靠苏联专家的两股劲拧成一股劲的经验，我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送去后，毛主席看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他批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全体人员对毛主席批示十分重视，并认真贯彻于实际行动之中。对于苏联专家，即使在他们即将撤走的日子里，我们区别于苏联政府，仍是以礼相待，许多专家都依依不舍，洒泪告别，表示希望能够再回来，共同完成未竟的事业。

正当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与苏联专家合作建设我国原子能事业的紧要关头，1960年8月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无理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困难。

这些困难是：援建项目不配套，有的是缺项空白，有的无法开工，有的半路停工。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设备未全部到齐，资料、图纸不全，最终连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都不给我们，供扩散厂生产浓缩铀—235必需的六氟化铀也未按合同交货，人员培训半途中止，许多工艺技术尚未完全掌握。……

怎么办？是干下去，还是就此罢手？人们都在焦急地思索着等待着。在此严峻时刻，毛主席及时发出了“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伟大号召。我当即去兰州扩散厂传达毛主席的号召，并动员群众克服困难，把我国的核工业搞上去，为中国人争这口气。

当时二机部党组认为，能否克服苏联撕毁合同给我国造成的巨大困难，关键在于能否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因此决定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提高从事中国原子弹事业第一代人的责任感与荣誉感。为了贯彻部党组这一部署，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自己的专家队伍。为此，部里决定把我国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学有专长的专家调集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同时调来一批新毕业的尖子大学生和留学生，与老专家一起组成了一支可靠的科技队伍。

与此同时，由于苏联专家突然撤走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要全面、具体地摸清家底，对项目、设备、材料、技术资料、技术难关，甚至岗位骨干，都需要分门别类，彻底弄清现状和问题，以便心中有数。

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二机部派我到兰州扩散厂蹲点，经过排队摸底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了施工安装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弄清了200多个尚待攻克的技术难关。

部领导通过排队摸底，了解到最关键的问题是技术攻坚，技术过关。于是分别组成了若干三结合攻关小组，有任务，有措施，定人定时，广泛调动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开展了一场既热火朝天、又脚踏实地的群众攻关活动，这一活动持续贯穿于从核燃料到原子弹技术过关的全过程。为了争赶时间，我们提出了“顺排问题、倒排时间”的做法，即把中央批准的“两年规划”所规定的最后期限适当提前完成，排出的技术关都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攻克。这一做法，使艰巨的技术攻关任务，终于顺利地按时完成了。

当时我在兰州扩散厂亲眼看到该厂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攻关活动搞得很好，通过成千上万次试验，取得了47万个数据，攻克了全厂200个技术难关，使各方面工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1962年9月，部党组鉴于各项工作已走向正规，就向党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出1964年下半年，至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这一报告很快得到毛主席、党中央的批准。党中央、国务院为了加强对这一特殊重要任务的领导，随即成立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专委会，加快了各项工作的进展速度，为提前完成任务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这里，要特别指出，周总理对我国原子能事业，特别是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出了伟大贡献。

从1955年二机部正式成立，我国核工业开始上马，周总理就时时刻刻关怀着核工业发展的每一个步伐。在试验初期，他指出，核工业部门的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周总理的这一指示，高度概括了原子能尖端事业的特点和规律，指明了这一事业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对当时培养一支过得硬的核工业队伍起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两弹”精神仍是我国核工业科技战线的巨大财富。

另外，有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虽然不算大，却使我非常感动。

一次，为了一个储量仅300吨的小富铀矿，由于它品位高，埋藏浅，需要尽快开采以应急需，但因缺少人力，无法开工，要请部队调几百名战士给以支援。我去见周总理，请求帮助。总理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要我再写个书面报告，然后批示有关部门给以解决，结果事情很快就办成了，铀矿及时得到开采利用，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另一件事是，“两年规划”制订之后，周总理密切注视着二机部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和问题。一次，他离京外出，特派他的秘书周家鼎隔几天就来部了解一下情况。当时刘杰部长不在家，有几次都是由我向周秘书汇报，由他转告总理的。我如实汇报了情况和问题，请他转告总理：两年规划的实施进展较快，几个未了的关键问题，二机部正在全力解决，按期实现两年规划是有信心的，请总理放心。总理对工作抓得这么细，这么紧，更激励我们争分夺秒地奋进。

二机部为了让总理放心，加快“两年规划”的实施进程，抓紧解决了核燃料生产系统两个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一个是生产浓缩铀—235专用原料六氟化铀的工厂，一个是铀—235金属铀的冶炼和加工工厂，它们都是研制原子弹核装料不可缺少的，能否保证按期建成，是当时二机部领导和上级检查组最担心的问题。这两个厂本来都应由苏联提供图纸和技术设备，后因他们毁约，我们就自己干。除了原子能研究所勇敢地用土洋结合的简法装置，承担了生产六氟化铀的任务外，兰州铀浓缩厂也利用化工车间的回收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连同原子能研究所生产的六氟化铀，已能满足铀浓缩厂初期生产的需要。以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建成了一个六氟化铀厂，解除了六氟化铀厂缺项之忧。

与此同时，铀—235金属元件冶炼加工厂的建厂任务也很紧迫，因苏联没给图纸，按原计划建大厂已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在玉门801厂内建个比较简化的小型厂，以应急需。决定下达后，大家劲头很大，由原子能研究所和设计院共同设计，各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在玉门801厂的统一领导下，日夜奋战。二机部特派我到现场帮助，并承诺钢材、水泥、设备等，要什么给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记得我根据现场需要，向二机部发过几次求助财物的电报，都马上得到解决。经过上下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我们只用了不长时间，就于1963年底把小厂建成了，解决了影响核工业全线联动的又一个缺项。

以后，当各项工作按计划进展，即将全线进入生产运转时，我在玉门801厂又抓了与迎接正式运转和加强生产管理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当时全国正在学大庆，我和刘杰部长也去参观了大庆，认为大庆人头顶青天、脚踏黄土的艰苦创业精神和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态度，很值得我们学习。于是，部党组决定派我到801厂搞学大庆的试点。在厂党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学习大庆人的创业精神，宣传二机部企业在戈壁滩艰苦环境中的许多可歌可泣事迹，有声有色地开展了群众性的评功摆好活动，发扬了正气，调动了群众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为迎接正式投产运转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件事是，按照“高标准，严要求”，抓好岗位练兵，严格执行纪律，加强管理工作。我们选择了一个分厂搞试点，建立严格的交接班制度和交接班记录，建立考试制度，要求值班人员对每台设备的重点部位做到“应知应会”，同时建立对每个人考核评定业绩的奖惩办法。这些管理工作虽是初步的，但对养成企业员工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严谨科学态度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964年初，当“两年规划”进行到最后关键时刻，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直到浓缩铀—235都已过关，能取得合格产品，有关部门对核爆炸的计算等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万事俱备，只等引爆核部件最后保质保时加工生产，拿出合格产品了。这一最后任务是由801厂负责，我又代表二机部赶到设在玉门的有关工厂督促完成任务。

浓缩铀—235金属球是用于原子弹起裂变反应的关键核部件，它的铸造和加工在工艺技术上要求很高。当时工作中遇到两个难题：一是，铀—235金属球在铸造时表面上总是起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久攻不下，不好解决，消息传来，牵动着上上下下多少人的心弦。二机部冶炼专家张沛霖教授一直在现场进行具体指导，由于我们没有铀冶炼经验，又无现成资料可查，只有自己反复试验，反复研究。一连几十天日夜奋战，从一周一炉改为一天一炉，每次出炉，大家聚在炉前，个个屏住呼吸，焦急地目不转睛地看结果。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再来。科学的态度，顽强的意志，认真的精神，终于使我们在冶炼和浇铸的温度、密度、角度和时间的合理控制上找出了原因，摸到了规律。几炉下来，不再起泡，成功了！几十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熬红了的眼睛流出了喜泪。

铀—235金属球虽然铸造成功，但对它的切削加工又是一关。对铀—235金属球的精度、光洁度要求非常高，只能允许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的几分之一，几次试验都不理想。当时部内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车工，后来从武汉请来一位七级车工师傅，与玉门厂的车工共同努力，小心翼翼地一刀一丝，一丝一验，经过几天时间，终于切削成功，一个光亮、合格的核部件做成功了。作为原子弹前序列的核燃料工业各生产系统的各工厂、各科研设计单位，综其大成取得的这一最终成果拿出来了，放心地移交给核武器装配部门。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充满无数酸甜苦辣的日子，时间是1964年4月30日夜。同年10月16日，一声巨响，举世瞩目的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作者系原二机部副部长）

（责任编辑方徨）

2002年第1期 倔强老人孙大光　作者：李　锐

大光同志与我同庚，都出生于“五四”运动的前夕1917年。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参加“一二·九”运动，随后入党。这时大光在上海已是团省委巡视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出身贫寒，只读过初中，16岁从家乡安徽到上海当学徒，17岁起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而由上海到广东，由广东到川贵，由川贵转到东北，长期战斗在党的地下工作战线上。长春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市政府社会局局长。直到1948年，他才回到解放区党的干部队伍。

20世纪50年代我们都在工交部门做负责工作，但没有来往。1964年，大光任交通部部长，当年大概是最年轻的部长，这说明他很有才干。“文革”时期，我们都身陷囹圄。大光于1975年复出，转向资源勘探最重要的岗位，任地质部部长。我于1979年平反复职，仍在电力部，1982年转到中央组织部，主管“第三梯队”工作（选择年轻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才同大光在工作上有些接触。当年以“四化”标准选接班人，即年轻化、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大光在这方面倾注了极大精力，显示出他的眼光、见解和走在时代的前面。1984年6月26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他的一篇总结性文章：《建设第三梯队是历史赋予的责任》。开篇的几句话我最有同感：“我来地矿部工作已经九年多，深感地质工作必须由内行来领导，如果自己不懂，工作起来就像是隔靴搔痒。如果一大批领导骨干不懂或不很懂专业技术知识，就会贻误整个事业的发展。过去，我们在很多问题上吃过没有知识的亏。”在地质系统各级领导干部中，他已经进行了四年调整：“省局级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7%，专业技术干部的比例达到70%。部党组成员六人，除我以外都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懂得业务的管理。部机关司局级干部中，有大专学历和专业技术干部达到70%。”他还谈到：“对选第一、二把手，除政治上要坚强和有组织能力等条件外，特别应注意两个‘深’字，一是对战略问题的深谋远虑，二是在处理具体工作时的深思熟虑，特别注意他们是否善于团结一班人，是否能知人善任，是否有改革精神，勇于并善于开创新局面。”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回想当年建设第三梯队时的种种阻力，“有文凭没有水平”等等，他确是有胆有识的排头兵。有人曾写文章，说应给大光颁发一项“伯乐奖”。

我同大光更多交往，是在两人年近古稀，退为中顾委委员之后，每逢开会，见面就多了。大光少年时即酷爱文学，且喜运笔。在地下工作时期，读过《史记》和《中国通史》等方面史书。后来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仍挤时间读书，熟读《资本论》和马恩列斯著作，不仅文史哲，尤其经济方面有广博学识，这在我们党高级干部中是少见的。大光思维敏捷，思路开放，言语直率，胸怀刚正；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坎坷，始终保持着一个真正革命家的脚踏实地又大胆无畏的风骨，以及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记得在中顾委工作期间，我们几个老同志目极时艰，忧虑国是，想给中央写封建议信，我在电话里同大光讲了信的内容，他完全赞成，便让我代他签上名字。由于这封未能发出的信，还由于其他情况，我们几个人在一次会上受了批评。当孙大光被点名针对我发言时，他不随风，不趋势，站起身拒绝说：“我没有话要讲。”

我是喜欢“舞文弄墨”的。过去我并不知道大光善写文章，勤于执笔。这本《文选》共收文章103篇，跨度67年。他委我先睹，真是一快。大光从16岁起便在上海、广东、重庆等地报刊发表了大量抗日救亡和政论文章，从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涉及面很广，读来如见当年华夏大地的烽火硝烟，如闻国人老少之呐喊呼号，其真实、生动的记录，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担任全国交通和地质领导岗位期间，“文革”以前的几篇长文，第一篇就谈利用价值法则改进企业管理；其他从微观到宏观谈具体业务，可见工作细致深入。1953年发表在《人民日报》的长文《利用价值法则，改进国营交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批评当年交通部系统的工作缺点的，大光时任计划司司长，部领导曾不同意发表，经过力争，终得部长首肯。格于当年的政治气氛，参观大庆也还是多谈业务和技术管理；全国交通会议谈“五反”运动，今天读来也还有某种现实意义。最具个性的，还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文章，或调查，或报告，或书信，或论述，或回忆，内容充实，直抒胸臆，读来倍觉亲切。从中可见大光对事业的忠诚，对工作的勤勉，对同志的友爱，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最能表现大光为人的刚毅正直和对历史负责任的文章，是《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一篇写给中顾委领导同志的信，时间是1988年7月20日，当时正逢一场经济风波，银行提款，市场抢购。信中谈四个问题，一是物价问题，必须严格控制通货发行，并提高存款利率。二是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在经济理论和有关政策上，目前还相当混乱。过去40年最大失误是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的方针政策，经济建设遭到连续的大挫折，必须彻底批判经济战线还存在的极“左”思想，以明确今后路线。三是关于“透明度”，即公开化和民主化的问题。由于这年政协和人大两会民主空气活跃，提出一些尖锐问题，从而谈到党的会议定要大大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党的生活公开化、民主化，首先应开放舆论，依靠新闻媒介的监督，包括对党中央、国务院及其领导人的监督。四是党风和党建问题。这是全文的重点，篇幅最长。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看，组织严重不纯，腐败风气严重地侵蚀我党。批评紫阳同志下去视察，谈的只是经济问题，没有抓党风建设，听听下面呼声，认为这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从而具体谈到社会风气之坏前所未有，讲了四点：①人们谈论“三上三下”：“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者下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批评国务院成批进口豪华轿车，滥建楼堂馆所，南京重修一所高级宾馆，我们的国务委员、书记们住起来心安理得。高级决策机关和关键人物例外，就注定整党要走过场。②关于高干子女出国和工作安排问题，社会上流言甚多（有真有假）。我在中央会议上反复建议，要把社会上关于高级领导的一些传言查清，公诸于众，以正视听。还主张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一律不要经商，已经担任职务的一律退出。③关于干部的使用，我们也还没有真正做到任人唯贤。④有些领导出行前呼后拥，里外三层，平民百姓怎敢倾诉衷肠？“党中央不能令行禁止，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长此下去，将伊于胡底？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岂是危言耸听？”这封信曾在中顾委大光所在小组宣读过，博得全体委员的一致赞成和热烈掌声。

在一心为公方面，大光更是身体力行，堪称楷范。他是知名的书画收藏家，过去一部分工资用到这方面。1987年，他将191件古代书画和其他珍藏捐给安徽省博物馆（在地质博物馆展览时我去看过），所得40多万元奖金悉数献给家乡教育事业。1998年他又把所藏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石鲁、黄胄、李苦禅、谢稚柳等近代当代大师、名家的作品（大多是画家相赠的）50幅义卖。将所得450万元再次捐助家乡办教育。我在报上见到这个消息，衷心感佩大光的高风亮节。

由于年事都高，身体欠佳，我们之间来往日少，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心是时时刻刻相通的，尤其遇到重大关节事件时，更有此感。读着他的这些文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加深了对同年好友的感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光是一位不欲声形的智者，在夕阳晚照中，他一直以一种宁静的心态和目光，关注着党和国家的今天和明天，既抱着美好的期望，尤怀有深深的忧忡。我相信，这部《文选》会给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得到史识，得到激励，还会得到某些安慰和满足。

（责任编辑方实）

2002年第1期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作者：奚　青

人的信仰是发自内心的，来不得半点勉强。建国初期的共产党员，也多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最富革命朝气的一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如果一个青少年所看到的共产党员大多是贤人和仁人，那么他的灵魂肯定会受到感染、陶冶和净化。20世纪5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连枪都没摸过，就打起背包跨过了鸭绿江；许多“温室的花朵”响应党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奔向了最艰苦的边疆。傻冒么?愚昧么？不，那是受了共产党人伟大胸怀和表率行为的感召，所做的心甘情愿的选择。

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曾与毛泽东有过一次关于“周期率”的意味深长的谈话。

毛泽东当时很自信，回答黄炎培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50多年过去了，执政党党风的建设，民主政治的建设，尽管做过不少努力，但距毛泽东所期冀和保证的，还有很大距离，跳出那个恼人的“周期率”的问题，还是人们所关注的大问题。对于党风某些方面的滑坡，腐败现象的滋长，国人每每谈及，都不免唏嘘或扼腕长叹。大光亲历革命数十年，自然更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感慨。

有时，大光也向我了解一些社会上的情况，我都如实讲给他。我与50年代初期任地质部机关团委书记、现已离休的一位厅局级干部闲谈，他说他看不下去党内的种种腐败，并举了一些实例，说明腐败对国家的祸患和对党心民心的瓦解作用。他说，腐败并非共产党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都有的社会顽症、癌症，问题在于共产党是不是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去整治这种腐败。他对反腐败的不力和社会现实深感失望。……大光听了沉吟一下，说：“哀，莫大于心死！”

这种“心死”之哀，我曾深切地感受过。那是1990年秋天，我出差四川，发现奢靡之风草偃一时，重又抬头；一股赌博、跳舞的浪潮席卷巴蜀大地。在一个中等城市，有人承租了市政府的礼堂，将其改为舞厅，每天营业到午夜一两点钟，场场都挤得转不开身。

我问那个曾是文学作者的舞厅老板：“效益还可以吧?”

“不错。”他坦言，“每周单给市政府开几场，奉送；省里有人来，再开小专场；我还经常请公安局的人来消遣，所以谁也不敢来这儿捣乱。”

“那，光是卖出去的门票，就相当可观了。”

对方一笑：“说穿了，赚的就是腐败的钱。……”

我暗暗叹口气：当今之中国，有多少人在赚腐败的钱啊！

大光不是那种超然物外、颐养天年的人，他密切关注着国家的走向和改革开放的前景。有时谈起时势，他的眼里往往闪出高尔基那种鹰一般的犀利目光，鞭辟入里，入木三分；既而，他又静默下来，沉入托尔斯泰那种深深的忧郁之中。

经过认真思考，大光于1988年7月给中顾委两位领导同志写过一封长信，着重谈了党风问题：

从许多重大贪污受贿案往往有党员干部参与来看，我们党组织是严重不纯的，腐败风气严重侵蚀着我党。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我党的执政地位给党的建设提出了特别重大的新课题。战争和革命时期，我们有关党的建设许多理论，特别是少奇同志的《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确实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现在是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在和平建设的环境里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如何进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课题，需要极有分量的著作。

我认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分析形势，拿出理论上的勇气，逐步地、系统地解决这一问题。但自从十三大确定党政分开以来，紫阳同志到各地去视察，谈的仍然是经济问题(当然，经济战略问题仍然是党中央必须抓的)。甚至深圳一个电站的并网发电，也以总书记的名义派一名书记去剪彩；却没有看到他到基层召开一些关于党风的座谈会，摸摸第一手材料，听听下面的呼声。因此，也就没有听到关于党的建设的带有启发性的论述。我认为抓党的建设应该是总书记的首要任务。

他在信中谈了关于党风的四个问题之后说：

今天，已不是一般的号召所能扭转的情势，中央必须下最大决心，采取一些重大措施，处理几件重大案件，包括一些大人物的案件，才能振聋发聩，震慑全国，张扬正气，打击歪风。我坚信我们的党还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坦途的。但这要看我们今后怎么做。我建议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基础上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党风问题，并做出相关的决议。

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忠荩之言，难免逆耳。心所谓危，不敢伪饰，党性犹存，岂能为个人之苟安计?我并且深信：我的意见在老同志中是有代表性的。不当之处，恳清批评。

最后，我想引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作为结束。

读了这些有胆有识、仗义执言的文字，我受到了震撼。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据大光的夫人张刚大姐说，大光同志写完这封信后曾请她过目，并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我不怕，你们中顾委委员不说话，谁说话?”

大光在信中谈到，特别要警惕那些抬轿子的人。这使人联想到南斯拉夫：铁托在位时，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建总统行宫。有好多行宫铁托并不知道，也从没有去过。克罗地亚官员将海滨古城普拉市附近的一个海岛圈闭起来，供铁托每年到这里短期休闲，狩猎。这座“铁托岛”常年有300多名服务人员经管着，忙于培植树木，养花育草，饲养虎、豹、熊、鹿、羊、兔等禽兽。这个海岛，如今已成为旅游点，游人可以参观铁托住过的小楼，在他的会客厅和卧室里驻足。在参观的留言簿上，有人写下这样的话：

占这样美丽的海岛建行宫别墅，让这么多人侍奉，还是人民公仆吗？

一个为人民立下功勋的伟人，脱离了人民，又没有人监督，只能走向反面，变成人民的老爷，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又何尝没有过这样的事呢？1979年7月邓小平携家人游黄山时，保卫部门同样封了山：将从芜湖、南京、杭州等地来的旅游车全部挡在山脚，令其调头返回；另将山上的游人提前赶下山。邓小平见山里没人，不禁感慨地问陪同人员：黄山风景这样好，怎么没有人来观赏呢?说明他不知真相。一群在山上的大学生从“清山”中猜出可能有什么大人物来了，硬是不肯下山，守在半路上等候，结果等到邓小平的到来并高兴地同他合影留念。(后登在《人民日报》上)

在1989年第4期《望》周刊，登载了陈四益对孙大光的一篇访问记，文中引述了大光的一席话：

像我这样曾经做过“官”的人，过去或现在比我的“官”做得更大或略小的人，总之，一切代表人民执掌着一定权力的人，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严一点总比松一点好。当然，孩子大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要做父母的负责也不公平，但是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一套防止权力滥用的合理机制。应该让孩子们凭本事、凭知识、凭奋斗，去完成他们的事业，而不是凭我们的权力、关系和影响。

清除腐败现象，我想，关键也在于我们是否建设起了比较完善的、防止腐败现象产生的国家生活运行机制，并严格地实行监察和监督。这种运行机制，这种监察和监督，要真正奏效，就一定要有党内民主，要让大家说心里话；一定要实行舆论监督，有透明度，敢于揭露阴暗面；一定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使一切丑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

我们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把权力从腐败的国民党手里夺过来，为人民办好事。但是权力又是可以腐蚀人的，如果革命者被权力腐蚀了，用权力来谋私，那就有背于当初革命的初衷了。

是的，大光当年投身革命，就是要铲除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以及这一腐败所导致的国家的贫穷落后。如今，有那么多已经被铲除了的东西，又重新泛起，他必然深恶痛绝。

在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去看望大光同志，他正在阅读十五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谈到反腐败问题，他说：“我在上面加了一些字：反腐败必须雷厉风行、雷霆万钧、振聋发聩，才能收到成效。”我说：“能把您的意见加上么？”他说：“反正我该提的都提了。”

实际上，大光不仅是该提的都提了，而且身体力行，该做到的都做到了：为人要正，他一生皆正；为官要清，他点滴皆清。

20世纪50年代初，大光任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在沈阳市内上班，张刚则在市郊北陵的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并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每到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航务总局两个副局长提议并动员张刚调到该局的教育处来，大光坚决不同意，说夫妻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50年代末，大光担任交通部副部长时，部里正好需要一位主管教育的司局长。有人提出把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的张刚调入交通部抓教育，大光同样坚决反对。

大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更多的是身教。大光始终不许家里人和其他人用他的轿车，他说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不能干私事。大光复出时，彭真、薄一波、王首道等老同志尚未“解放”，大光常去看望他们。后来，这些老同志复职了，有权了，他就不去走动。但一些故去的老战友的夫人他还是去看，每年春节都拜望一下。有次，大光对司机刘群起说：我去看望一些老战友老领导，是因私用车，你记录下来，我付车钱。刘师傅说：你去看望一些领导，不可能不谈工作吧？这倒底是公用还是私用，我分不清楚，没法记。大光想想，笑了，说是分不开，那就不记录了，但别人一定不能用这辆车。

据大光的儿子孙东梁讲，他一生只“蹭”过一次父亲的轿车。那是他读初中的时候，午睡睡过了头，醒来怕迟到就不想去学校了。大光问明情况，说学习一定不能耽误，我把你捎到学校去吧。

孙东梁在下放期间结婚，岳父是个普通工人。1977年东梁的岳父来北京看女儿。东梁对刘师傅说：我父亲不在，车也闲着，你能不能去车站接我岳父？刘师傅说没问题，我作主了。可到时又被东梁母亲挡驾了，她说，你姑姑身体不好，来北京也不接。

大光夫人张刚大姐作孩子们的表率，不坐大光的轿车。1984年，她从菜市口到北太平庄的北师大开会。她搭大光上班的车到西四，然后坐22路公交车去了北师大。

大光如此严苛，张刚这般自觉，似乎都有些不尽人情。然而正是这种不尽人情的恪守，使这位共产党人之品行如清风朗月，于无声中为众人、为后代树立了榜样。

大光于1975年6月出任计委地质局局长，11月从和平里迁往百万庄申区居住。他发现餐厅里已经配了椅子，坚决退给行政部门，自己掏钱买了四把折叠椅。院子里需要绿化，他又是自己出钱，请刘师傅买一些芙蓉树、榆叶梅栽上。

这次乔迁，大光给儿子孙东梁留下一个单元小房，另一个单元交还了地质部。五六年后，孙东梁所在的化工部分给他一套房子。他想把原来的小单元留给儿子结婚用，大光坚决不同意，硬让他把房子还给地质部。

可能与少年时代受苦有关，大光一惯讨厌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在部里上班，所有的职工都去食堂吃饭。大光不，他每天都自己带个饭盒，用小酒精炉热一下，吃得非常简单。有次，他和张同钰副部长一道去密云的一O一队视察，开饭的时候，他带头和队里职工一样买饭吃，吃最普通的馒头和炒菜。还有一次，他和朱训、夏国治副部长从燕郊去廊坊的物探所和勘探所误了午饭时间，所领导让炊事员做饭，大光不让，随便吃了一点剩饭剩菜便办起公来。

多年来，公款吃喝之风一直没有煞住。大光无力遏止，只有严格律己。他经常请画家和文艺界朋友吃饭，百分之百都是自己掏腰包。1981年1月29日，是地矿部老专家、副部长许杰80大寿。大光提议，由他和几位副部长共同作东，在民族文化宫自费为许老举行了寿庆。

大光曾向中央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一律不要经商，更不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一类的职务。他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但实际问题来了：孙东梁于1985年赴香港，担任化工部兴化公司副总经理，后为总经理，直到1990年。孙东梁去香港前，大光谆谆嘱咐他：我对你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是放心的，希望你千万千万不要在经济上有丝毫错误，一分钱的问题都不要出。东梁在香港六年，不是没有发财机会的，但他谨遵父亲的教诲，未肯越“雷池”一步，除了工资，没取任何“外快”。

大光自然也有求人的时候。有次他搜集到12把扇骨，便写信给安徽地矿局副局长王同康，请他代买一些宣纸，捎来北京作扇面用。这种小小的开销，人们都不大在意；但大光却斤斤计较，在信中写明一定要付钱，否则他不要。

1982年大光到洛阳的两个地质队视察，市里领导知道后到住处看望他，并赠他一套唐三彩。大光自己收藏有许多珍贵文物，对这种仿古制品并不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可对方一定要送，大光推辞不掉，便拿出些钱来，说我还是买吧。这套买下来的唐三彩带回北京后，被遗忘在办公室的角落里，连包都没打开。可不知谁向中央告了一状，说孙大光把洛阳的出土文物拿回来，据为己有。大光知道了很生气，当即叫秘书把唐三彩寄还洛阳。

孙大光艰辛革命数十年，无他嗜好，惟以书画自怡。到了晚年，他与夫人张刚将全部收藏的精品分两批或捐赠给博物馆，或义卖捐助教育事业。

第一次是在1987年6月，孙大光伉俪将191件珍贵历史文物全部捐献给安徽省博物馆，并将所得奖金40多万元转赠给寿县发展教育事业。这191件艺术珍品，有战国时期文物5件，唐、宋、明、清瓷器17件，康熙、乾隆年间墨砚8件，明、清著名书画家作品161件，包括文徵明、陈洪绶、徐渭、郑板桥等人的精品，仅清初大画家石涛的作品就达6件之多。上述藏品，有12件为国家一级文物。内中尤以明画为珍贵，曾被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借展。这191件文物，填补了安徽省博物馆馆藏37项空白，提高了该馆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

第二次捐赠，先在北京长富宫饭店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接着在合肥、上海、香港和北京巡展，最后于1998年5月9日由太平洋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北京专场拍卖。拍品中有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李可染、黄宾虹、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关山月、傅抱石、陈半丁、朱屺瞻、石鲁、黄胄、黎雄才、李苦蝉、董寿平、谢稚柳、何海霞、唐云、程十发等大家的国画，或山水，或花鸟，或人物，皆为上品。这些画，大部分是赠给孙大光的，并有孙大光的上款。如朱屺瞻于103岁画给大光的《水仙图》，刘海粟题以“古松拿攫如苍龙，涛声战落天都峰”的老辣豪迈的《三松图》，谢稚柳、陈佩秋夫妇贺大光70寿辰的《青山松寿图》，王学仲在日本听广播得知大光任地质部长后，遥制的《劲枝晚香图》，等等。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李可染的《九牛图》，乃大师之绝笔，估价为280—300万元，系近年国画拍品之顶竿纪录。

拍卖开始，在拍卖师的引导、鼓动和撩拨下，不到两个小时，50幅拍品一一槌定，全部售罄。

李可染那幅艺术巅峰之作《九牛图》，以200万元起价，持480号牌者高呼一声：“300万！”，一下子盖了帽。整个拍卖所得，除去发布会、巡展、宣传和场地等种种开销，太平洋公司按协议付予孙大光夫妇450万元。这450万元，他们不留己用，不留遗儿孙，全部捐给了安徽省办教育。

这天，张刚偕子女三代人来到现场，备受人们敬重。孙大光却没有来。我猜他不愿在这种场合露面，也是不忍看着自己搜求并鉴赏多年的旷世珍品，星流雨散而去！

我没有问大光为什么不留分文给子孙，但我想到了林则徐一副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想，林则徐这些深涵哲理和卓识的文字，大抵也表达了大光的心境和思虑吧！

大光把全部文物和珍藏捐献给教育事业，决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抉择；在这一抉择中，显然含有对腐败的极端厌恶和自己身体力行反腐败的意味。

谈及社会现象，大光说，历史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作为个人，我该做的，能做的，都尽量做了；其他的，我们这些人就无能为力了。

是的，这是他的自慰，自慰中也含有某种感伤。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就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近年，官员中的贪贿之风呈上长之势。中央在反腐败方面加大了力度，严肃处置了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败类，增进了广大民众的信心和寄望。“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大家更多期冀的，还是体制层面上多有改进，即解决从上到下的有效监督问题，这是长治久安之根本。《人民日报》就枪毙成克杰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严惩腐败　警钟长鸣》，其中谈到：“同腐败现象作斗争是我们党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必须标本兼治，常抓不懈。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坚决遏制腐败现象发展的势头；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和管理制度上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这与大光的主张是一致的。

进入耄耋之年，大光面对的一个重大人生课题就是生和死。古代有句话，叫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光追求的并非安乐，而是不计功名利禄的平淡，平淡而来，亦准备平淡而去。1989年1月21日，大光执笔写了一份《关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给中共中央：

移风易俗，丧事简办，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方针。组织遗体告别仪式，对死者无补，对生者无益。对于死者，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而在他们去世之后，却要耗费国家和人民并不富裕的财力，这有悖于他们生前的追求和理想。对于生者，为了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部门领导、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中断工作前往；每次参加人数动辄数百人、上千人，要浪费许多工作日和宝贵精力。而且助长了互相攀比之风，实在是劳民伤财。马克思、恩格斯逝世时，参加葬礼的都不过十数人，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文章回顾其功绩，已经达到了纪念的目的。对于一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一辈子的人，去世后不给生者增负担，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更完美。

这封信，得到萧克、陈锡联、王林、王磊、王幼平、文敏生、刘震、池必卿、李力安、旷伏兆、罗青长、赵武成、赵健民、钟子云、郑维山、贺晋年、顾卓新、曹瑛、梁必业、韩天石、焦若愚、曾志、谭友林、谭善和、赵毅敏等25位老革命家的响应和签名，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是真正的超凡脱俗，这是完全无我的境界，这是世界观的坦诚展现。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应朝此方向努力和效法才是。

（本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倔强人生》一书的部分章节）

（责任编辑洛松）

2002年第1期 克隆植物基因之父辛世文　作者：聂　冷

现今，世人开始认识到，生物基因克隆和转移技术的发明，已使生物世界面临着一场空前重大的革命。

但是，人们也许还不知道，曾经有一名炎黄子孙在这场重大的生物革命中作出过关键性的贡献，并至今还在继续为推动这场革命的进展而努力奋斗。这名杰出的炎黄子孙，就是现正担任着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主任的美籍华人辛世文。

一

辛世文1942年出生于广东湛江，1954年随父母到香港，入协同中学就读，继而考入香港中文大学的亚新学院学生物。1966年毕业后教了一年中学，再进香港大学，1970年获硕士学位，随即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留学，197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嗣后，他先后受聘担任威斯康辛大学助理研究教授和美国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首席研究员和分子生物研究室主任。这期间，他曾深入巴西热带雨林，通过艰苦的采集，获得了富含甲硫氨酸的典型植物标本——巴西豆。回到美国的研究室里，他夜以继日地设计实验，深入研究，终于在1980年提取、并克隆出了世界上第一个植物基因，同时第一个发现植物基因亦含插入顺序而被国际同行誉为克隆植物基因之父；不久，他又将克隆出来的巴西豆高甲硫氨酸基因成功地转移到其它植物，从而在全球首次证实转基因可增加植物甲硫氨酸含量及营养。

辛世文的科学发现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用实验表明了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意图任意设计“制造”植物的童话已不再是天方夜谭，一个由人类充当“造物主”的时代已经到来。因此，便有人戏称他干的是“近似上帝的工作”。但他本人却否定说：“我们做科学家的，只是分析基因，设计基因，改变基因，但不能创造基因。创造基因的，才是上帝。”

应用基因转移技术于农作物生产，人们将可以从自然基因库中提取某些抗旱、抗虫、耐瘠基因注入选定的优质作物，使这些作物不需使用除草剂、杀虫剂，甚至不必施肥和浇太多的水就能获得高产。人们还可以将牛的基因转移到大豆，将蝎子的基因转移到粟米，将人的基因转移到鱼类……总之，可以不受物种限制，随心所欲地组合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各种新作物。在发达国家的生物实验室里，这些玩艺儿早在5年前就已经被生物学家玩成了正果；其中有相当一批如转基因大豆等等，已经走上了人们的餐桌。

辛世文提取的第一个植物基因，两年前已被美国先锋种子公司以800万美元的高价买去，辛先生虽然仅象征性地分得一美元利润，但他获得了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的优异研究奖。

1987年，辛先生因眼睛对美国大陆的豚草花粉过敏，发生红肿、疼痛等症状；同时，他对在ARCO植物细胞研究所从事完全以赢利为目的的应用研究也兴趣不高，而选择到美国受花粉影响最小的夏威夷大学担任教授，并继续进行转基因研究，不断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二

辛世文加入美国国籍后，仍不忘祖国的养育之恩，对于祖国的科学事业一往情深。早在1980年，他就开始应邀担任了中国国家蔬菜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顾问和客座教授，后来更成为该中心的蔬菜种质课题副主任，为中国培训科技人员并开展合作研究。1990年之后，他又先后应聘担任了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以及农业生物技术国家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植物细胞工程实验室科技顾问，并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植物生理所等众多单位开展着双边或多边的分子生物工程技术合作研究。1995年，他干脆远别妻儿，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专职讲座教授，并于1996年正式就任生物系主任。

辛世文是生物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研究领域的世界级杰出科学家，他的加入，给中国生物学界带来了生气，增加了一支重要的科研生力军。1992年，他代表夏威夷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中国北京蔬菜中心合作的高赖氨酸蛋白改进谷物营养课题研究获得成功，致使三个单位共同获得一项美国专利。1993年，他发现云南中药马槟榔很甜，但又不含糖分，因而设想提取这种不含糖的甜素基因，并将其克隆转移到诸如西瓜等甜果中，以替换这些甜果中的糖分，使糖尿病人也能食用。于是，他再次与中科院昆明植物所、北京蔬菜中心合作开展马槟榔甜蛋白基因分析及克隆研究，其成果又一次获得美国专利。1996年，他荣获国务院外专局给为中国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专家颁发的“友谊奖”及奖章。1998年，他与北京大学陈章良教授协调，合作建立了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植物基因工程联合实验室，开展联合研究，交流互动，共同开发生物技术产品，共同培养研究生等等，以促进中国的植物基因工程研究及其在农业、医学和环境保护中的应用。稍后，他又与袁隆平院士、陈章良和常镇汝教授联合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科学资助基金（简称中港基金），开展了水稻和大豆功能基因组研究。1999年，他再次与袁隆平院士携手合作，用分子遗传技术开展杂交水稻品质改良和用分子标志技术改进水稻形态、增进抗病能力的研究。1999年9月，由他挂帅申请的“植物与真菌生物技术”研究项目，经国际专家评审团评审通过，获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3880万港元的卓越学科拨款资助。2000年，他又参与创办了由中科院、香港中文大学及安信公司共同集资1亿元成立的“上海——香港——安信研究基金会”，并担任理事。最近，他还与上海植物生理所合作开展了水稻抗逆分子机制及应用研究。短短数年间，他已在中国现代分子生物工程技术研究领域刮起了一股强劲的科研旋风，必将对我国生物科研水平的提高和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产生重大影响。香港中文大学也因为他和杨振宁等一批杰出科学家的加入而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为了回报祖国和母校，辛先生现在一家分居三地。他的夫人梁淑庄仍在夏威夷大学研究生物神经，儿子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医学博士；一家人一年只能见几次面。而且，他那双对花粉过敏的眼睛，在夏威夷本已康复，而现在在香港又开始有点过敏的症状了。对此，辛先生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承认，“这的确是很大的牺牲，不过，我们都很珍惜现在拥有的研究机会。我大约再过10年左右就要退休了，希望能够对中国将来的粮食供应有点影响。”

当然，中国（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港中大）各方面对辛先生的高度重视和求才若渴的礼贤态度，以及为之提供的广阔科研天地和美好的发展前景，无疑对辛先生也是具有吸引力的。

三

转基因食物问题，现在已经闹得满世界纷纷扬扬，莫衷一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批国际反对者认为它将是世界的祸害，并迫使部分国家的市场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采取抵制态度。一些神学界人士甚至认为克隆技术和转基因技术都是对上帝的亵渎；只有上帝才有“造物”的权力，人类擅自越权，必将遭受惩罚。

对此，辛世文教授毫不含糊地站在转基因食物的护法者的立场之上，为转基因食物进行着坚定不移的辩护。他说：“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应该预测到人类今天会做基因工程，也只有他允许，我们才做得到。”他认为“人类不会自取灭亡，科学家有良知，懂得自我约束，到最后，一种转基因食物能否入口，都是由人类决定的。”而且，转基因技术最终将使作物不用化肥、农药和除草剂，这将更有利于地球环境保护和人类食物安全。

辛世文教授还认为，21世纪的人类吃饭问题必将有赖于转基因技术来加以解决。现在世界人口每年增长2%，而粮食产量只增长1.1%，如不发展转基因食物，若干年后，粮食问题将使人类焦头烂额。有人跟他争辩说：“现在世界粮食不是不够，而是分配不均而已。”对此，辛先生有点光火说：“你不要给我侃政治，侃政治你要跟别个去侃。我是科学家，只是看整体粮食够不够。我只知道25年后，就算美国免费送粮食给非洲国家，粮食仍是不够。不够，就要发展生物科技。”

对于有人主张要等若干年后，人们能对转基因食物对地球和人类所造成的影响明确作出无害的定论时，才能允许转基因食物上市，辛教授反驳说：“我们要相信，科学家能够将转基因食物做到最好、最安全，就应该接受。每种转基因食物在上市之前都做过严密测试，保证对人体无害。难道什么研究都要等50年吗？一个人命有多长呢？来得及吗？有人说打手提电话会破坏人脑，难道我们全部停止不用吗？”

人们也许注意到，著名美国农业科学家、1970年诺贝尔和平奖金获得者博洛格博士最近曾激愤地为捍卫转基因食物的声誉而慷慨陈词，仗义执言。他指出，转基因食物绝对是人类的福音而不是祸害。只有那些最无知的人才会反对科学的进步和科学家为改善环境、改善人类生存状态所作出的努力。事实上，现在反对转基因食物的人，都是一些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科学的馈赠而对地球上数以千万计的穷人的饥饿和疾患麻木不仁，对世界所面临的粮食问题，以及对基因和转基因食物本身一无所知的人。真正懂得基因，了解转基因食物的人则无不为这场造福人类的生物革命的到来而感到欢欣鼓舞。

博洛格博士的观点，无疑是对世界前沿生物学家辛世文等的重大支持。辛教授对此深表赞赏。为了实现发展的宏愿，他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干到深夜，买了一辆轿车还从未开出过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门。最后，为了现身说法，他保证自己绝对敢吃转基因食物。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2年第1期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作者：吴　江

李屺阳同志：

你向我提出的是一个大题目，我只能以一己之见答复你，供参考。

一个政党的性质不仅仅取决于它的成员的成分，主要取决于它的信念和纲领以及它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同时，即使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在各国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运动中，其具体内容和发展道路也会各不相同。

按照我们的习惯说法，共产党（还有劳动党等其他称呼）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可能适合于19世纪乃至20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和俄国一类国家的共产党的状况。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原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前资本主义成分较多，受压迫的群众极其广泛，斗争的目标和所从事的运动要比资本主义国家复杂得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按照那种下定义的方法，应当说，而且只能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农民先进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并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拥有广大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世界上最应当受尊重的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任何教义。

（一）中国共产党是由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受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的先进知识分子创建的。当时中国正处在“五四”运动以后激荡起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中，但是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只有个别的工人反帝罢工）。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将组织工人运动提上日程，并派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组织工会并领导工人斗争，主要在铁路、煤矿、纺织、海关等行业中，并大抵只限于上海、武汉、广州、天津等几个大城市。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虽少，但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因此受几重残酷的压迫（特别是“洋人”的压迫），斗争性强，所以很有几次闻名全国的轰轰烈烈的大斗争，特别是铁路工人大罢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等。但是，毕竟中国新旧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在城市中的统治力量强大，微弱的工人力量难以与之抗衡。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转入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而革命势力回旋余地较大的农村，发动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也正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内农民成分居多数，领导人中间真正的工人成分也极少，以致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连同苏联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以及中国的教条主义者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工人阶级政党”，至少是抱怀疑态度。确实，按照书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农民只是一个没落中的边缘阶级，“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出不了工人阶级政党”。幸而这种论调后来很少听到了。因为人们终于认识到，正是这样一个党，依靠自己的信念，依靠这个国家里最广大的受压迫群众，实现了民族解放与国家的独立统一——这正是中国全体人民群众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之所在、所系。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全体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其中当然包括工人阶级利益。因为事实看得很清楚，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如果不实现民族解放和争得国家的独立统一，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工人阶级利益和工人阶级的解放。

（三）中国共产党获得执政地位以后，为了摆脱国家的贫穷积弱状态，使国家达到富强地步，以便真正保障国家的独立统一，并为创造完全的社会主义准备条件，唯一的道路，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切实保障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舍此没有别的路。一百多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终于使我们认识到：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经过严重的阶级斗争终于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的党,必须把进一步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自己工作的首要地位,特别在当代世界各国的生产力在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推动下突飞猛进的时候更应如此,我们必须把这个任务看得十分紧迫。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提出我们党应当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疑是十分适时的、必要的。这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四）依我看来，上述重要提示，也是为促进党自身的改革提供了一把钥匙。将一个领导革命斗争并在长期战争环境中深深打上军事化烙印的党，改造成为一个领导国家建设现代化的民主化政党，这一本来早应提出并完成的党的改革任务，实际上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仍未真正完成（证据之一是在过去半个世纪内党在国家建设所采取的措置方面的失误往往和军事化思想有关），这不能不实际影响党对国家的领导能力和对群众的影响力。现在，为了适应上述“三个代表”的要求，义不容辞应当重新把这一改革任务提上日程。其次，按照上述要求扩大党的基础。现在所谓“依靠工人阶级”不应再成为一句例行的“套话”。党领导国家后，特别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工人阶级”概念无论在内涵上或外延上都大大扩展了，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着重提出工人阶级知识化的任务、现在如果离开知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发展先进文化科学技术方面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就谈不上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还有，最近不少人议论关于允许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这对共产党来说自然也是一个新问题。我认为，允许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私人企业主入党，无疑在目前中国条件下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它并无损于党的性质。相反，有利于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党在现代化企业中的影响，特别当中国经济“入世”后。与此同时，也应当重视工会，真正发挥工会在保障职工权益和监督企业管理方面的作用。从历史上看，在中国曾出现过三种私人资本或私营企业：一种是旧社会的，一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再一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这三种私人资本或私营企业自应在理论上和实际社会功能上作出区别。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文章在进行讨论，故这里从略。你有何意见请指教。

此致

敬礼！

吴江

2001年12月10日

2002年第1期 江青复仇和扬帆蒙冤　作者：尹　骐

十多年前，我对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冤案形成的原因，“完全是康生伙同江青一手制造的”的说法持不同见解，认为把一起重大的政治冤案归结为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多少是把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了。然而现在我陆续见到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在具体的历史事实面前，我不得不修正我的观点。因为历史事实恰恰证明，就扬帆冤案的历史成因来说，个别坏人的蓄意捣鬼和泄私报复确确实实起到了重要作用，至少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把一桩原本并不复杂的工作事件引向了骇人听闻的爆炸性的严重后果。这个“坏人”不是别人，正是江青。

江青的“坏”并不单指她在政治上喜欢大搞极左的一套，更重要的是她这个人的思想品质很坏，极端自私，心胸狭隘，对人残酷无情，处事阴险狡诈，报复心特强。在她一生所干的数不清的坏事中，泄私报复扬帆，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剖析这一典型案例，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和总结历史教训是完全必要的。

前因：1939年在延安播下的仇恨种子

1939年5月，被称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形势一片大好，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与威望进一步得到了巩固与加强。这时毛泽东的个人感情生活，也正处于新婚不久大抵可以说是和谐美好的阶段。经过党内上层的一番争议，毛泽东终于下定决心于上一年的11月和江青正式结婚。江青也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中共党内的“第一夫人”。

然而就在这样的时刻，延安接连收到了来自皖南新四军军部的两份机要绝密电报，内容都是反映江青在去延安之前在上海的某些不甚光彩的情况，并对于毛江婚姻提出异议。前一封电报发给了党中央，后一封电报则是以东南局书记项英的个人名义直接发给毛泽东主席。电报末尾，项英直言不讳：“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这两份电报，所反映的有关江青的情况又是从何而来的呢？项英本人此前一直在苏区和游击区工作，对上海以及江青在上海的情况并不清楚，单凭国民党的报刊传闻岂能轻信。但他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为东南局书记和新四军的政委，出于政治责任感，对于上述传闻又岂能等闲视之？于是有一天，在他见到原在上海地下党工作现已来到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扬帆时，便问他过去在上海是否知道电影演员叫蓝苹的情况。扬帆原在上海就是专门做文化工作的，他和蓝苹的前夫唐纳（马季良）还一起共过事，有过密切交往，对蓝苹的情况当然就比较了解。于是项英就郑重其事地约扬帆谈话，向他了解情况。项英说：最近我看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报纸，上面刊登有蓝苹在延安的一些活动情况，还传出要和毛泽东同志结婚的消息，不知道是国民党造谣还是真有其事，希望你谈谈对蓝苹的看法。扬帆当然并不知道项英谈话的具体目的，但作为一名党员，对于党的领导同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理由也是不应该拒绝的。不如实向党反映情况，就是对党不忠的表现，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党性原则。于是扬帆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蓝苹（他还不知道蓝苹此时已改名江青）在上海的一些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汇报：他大致谈了蓝苹在影剧界的一些闹矛盾、争角色的情况，又介绍了蓝苹与唐纳的婚恋以及后来的离异并闹得满城风雨的情况。关于蓝苹一度被捕不久又被放出，其间是否有自首叛变的传闻，扬帆只是实事求是地谈了“听说”，并未做任何肯定判断。谈话结束后，项英让扬帆将所谈情况写一个书面材料，并注明材料“是由曾在上海地下党做影剧界工作的殷扬所提供的”。（殷扬是扬帆当时用的名字）

在和项英谈话之后，扬帆以为自己不过是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写成材料和注明材料提供人的名字也都是对党负责的表现。此后就再也没有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或是向别人打听过什么。上面两份发往延安的电报，经由机要秘书叶子龙直呈毛泽东主席，但随后就被江青本人获悉。她将此电报的内容（包括提供材料人的名字）牢牢地铭记在心中。

巧合：扬帆的一项工作“失误”给江青提供了“复仇”可乘之机

光阴似箭，转眼间就跨过了14个年头。1953年的年初，扬帆已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情报部长，上海公安局副局长、局长等职。他因患脑肿瘤要手术治疗，国内尚无这类手术，组织上便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疗。他在莫斯科一家医院进行了成功的治疗后，被送到苏联政府所属的一家高级疗养院疗养。在这里，扬帆和同院疗养的蔡畅相遇，倍感亲切。有一天，蔡畅忽然对扬帆说，江青也正在这里疗养，她准备去看望一下江青。她问扬帆是否认识江青？扬帆回答说：十几年前在上海时曾见过面，但并不很熟。蔡畅说，那就我们一起去。扬帆却有些犹豫：他知道江青这个人有些怪，如今又处在“主席夫人”的特殊地位。他想，当年还曾经给延安写过反映她历史情况的材料，也不知道她本人是否知道这件事。真不想去见她。蔡畅由于不了解扬帆犹豫的原因，便热情相邀：“在这里中国同志很少，既然你也认识，就一起去吧。”扬帆碍于情面只好跟着蔡畅一起去了。刚一见面，江青并没有认出扬帆来，蔡畅便向江青介绍说，这是你在上海时就见过的扬帆同志。江青就说是有些面熟的。扬帆立即补充说：我在上海时名字叫殷扬，扬帆是我到新四军工作时改的名字。不料扬帆无意之间的这一“补充”，却触动了江青的那根一直就很脆弱的神经：想起了当年的殷扬（即现在的扬帆）曾经向延安告过她的“黑状”一事。于是她马上撇开有关治病疗养一类的寒暄，立即就问起扬帆这些年来的工作经历。扬帆自然如实相告。江青一听说扬帆现在就在上海公安局工作，她的那根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又被再次触动：1934年她在上海曾经被捕过，这段秘史她一直就没有如实向党交代清楚。当年在延安虽曾受到许多同志的质疑，只是由于有她的小同乡，当时正掌握着中央“审干”大权的康生的竭力庇护才得以蒙混过关。现在上海已经解放，包括她当年被捕情况在内的大批敌伪档案资料无疑已经被上海公安机关所接收和掌管。一旦这些档案被泄露，其后果不堪设想。偏偏就是这个扬帆不仅当年就对她在上海的历史情况说三道四，现在又掌管着上海市公安局的领导大权，这实在是太危险了。不过这时江青毕竟已经跻身政界上层多年，已深知韬光养晦之计，特别是在蔡畅面前，更不敢张扬露馅。她只是不冷不热明知故问地对扬帆说了一句：“你是搞戏剧的文化人，怎么搞起保卫工作来了？”然后就把扬帆冷在一边，只同蔡畅大谈其养病治病的孤独与寂寞。

同江青见面之后不久，即在1953年的5月，扬帆结束了在苏联的疗养返回上海。江青也在稍后回到了北京。

历史需要作一点倒叙。扬帆在去苏联治病之前，即在1949年5月到1951年2月这段时间里，他在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期间，他所主管的肃反工作曾经出现过某些失误。这就是按照党的一贯方针和既定政策，根据隐蔽战线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一批已经起义或自首投诚以及在被捕后有立功赎罪表现的原敌特人员，作为我公安机关的“特情”协助我进行肃反工作。实践证明，实行这“以特制特”的方针政策是完全必要并且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上海市公安局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过程中主流也完全是好的，并且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领导、华东局领导、上海市委领导都曾经给予过充分的肯定。就是在利用“特情”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局部的和个别环节上的疏漏，例如在某些工作安排上忽视了内外有别的界限，对个别人员的安排不当以及处置过宽等等，因而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其中有些则是由于外界不了解隐蔽战线的特殊斗争规律而引起的误解），但所有上述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早在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长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就已经被发现并及时做了纠正，明确定性为“工作性质的错误”。他向中央报告时，称赞上海公安局纠正工作失误时的“态度好”，因为扬帆作为主管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于上述工作的失误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做了多次的检讨和说明。同年7月，中央公安部又曾派一位副部长再次到上海检查工作，了解情况。同年9月，中央公安部在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公安工作会议上对全国镇反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时，也并没有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特别提出来，做进一步的追究。扬帆依然在上海市公安局长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做着领导工作。不过在此期间，上面虽然没有追究什么，下面，即在华东公安部和上海市公安局内部发生了一些异常的变数。在一次会议上，一部分人借罗部长批评和纠正上海肃反工作某些失误的“东风”，着着实实地把扬帆这位在华东和上海市公安系统都颇具影响力的人物狠批猛揭了一番：这些批评和揭发，在有意无意之间就把罗瑞卿部长曾经明确指出过的“上海的问题是工作性质的错误”的结论突破了；一般的工作性质的错误被提升为政治性、路线性、组织纪律性的错误。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批评揭发以及把错误性质升格，终究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是受“左”的风气影响，宁“左”勿右；另外一种人则是由于受“压抑”而出怨气或妒贤忌能。而扬帆也确曾有某种“恃才傲物”的毛病。有此二端，其人际关系包括在党内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中的处境便是可想而知的。上级领导机关因此便不得不作出某些组织调整，1951年12月，便宣布免去扬帆的上海市公安局长职务，同时将原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公安局长的许建国调到上海接替扬帆的工作。扬帆则被宣布调任华东公安部副部长。从加强上海公安工作领导的角度看，许是老红军又是直辖市副市长级的干部，其资历与威望都高于扬帆，扬帆对此也能够充分理解。基于工作需要，许建国并未让扬帆去华东公安部履行新职而是将他留下来帮助工作，不久又在征得他的同意后让他担任公安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协助许的工作，因为许还兼有其他职务。尽管如此降职使用，扬帆仍然按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切服从组织安排，认认真真工作。直到1952年的年底，他的疾病发作，经中央批准送他到苏联去治病为止。批准扬帆这个资历和地位都并不很高的干部去苏联治病，临去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又通过苏联专家给苏联有关部门打招呼要求给予关照，中央调查部负责人罗青长还亲自为扬帆送行。这一切都说明，党对扬帆仍然是关怀备至，爱护有加，丝毫看不出有将他推向敌人一边的任何迹象。

火上浇油：扬帆被打成为“反革命”

风波的再起和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在1953年的夏天，即在扬帆和江青先后从苏联回到国内不久，忽然出现了新的征兆和新的精神。这新征兆直接来自北京，来自高层，新精神是来自比公安部更高一层的指令。据上海市公安局当时一位负责人后来回忆：1953年夏天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到南京视察工作时，对他说，上海是帝国主义的老巢，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那里的对敌斗争形势很复杂。说“扬帆包庇了很多坏人”这是罗瑞卿的一个新提法。从“工作性质失误”到“包庇很多坏人”意味着前者只是工作不力所造成，而后者则是包含了主观政治动机有问题了，这表示问题性质已经转化。后来的事态发展也进一步证明，罗瑞卿的提法变化决非是他个人的措词有误，而是他已经是在“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指挥上海市公安局”开始对扬帆进行斗争了。正是根据中央高层的指示精神，公安部才又派出两位大员到上海去进一步收集材料。其工作方法也已不同于两年前的面对面公开谈话、开会讨论等等，而采取的是背靠背秘密调查，实际上也就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了。扬帆本人的处境也因此而每况愈下，先是被撤销了党组副书记职务和党组成员的资格，后来又撤去行政副局长的职务，完全成了一个靠边站的被审查者。

江青回到北京之后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扬帆在上海工作中的失误为何态度会忽然发生变化，这其中具体过程与某些细节至今也还没有人能够确切提供。主要当事人都早已过世了，也许难以彻底弄清楚。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公安部两年前便有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应该是早就知道的。事隔两年，毛对扬帆这位名气与影响都不很重要的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失误问题为什么会突然特别予以关注呢？是不是如叶子龙所说的那样，江在毛的面前“嘀咕”了扬帆而起了特殊的作用，外人难以知晓。江青在苏联巧遇扬帆即殷扬这个14年前就已结怨的“仇人”，回国以后自然也会特别关注，并很快就知道了扬帆在上海的工作失误。以她的一贯性格，在毛的面前“嘀咕”扬帆一下也完全可能。如果这个推断还缺少必要佐证不能完全肯定的话，那么，接下来在杭州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从另一角度说明问题了。

事情也实在凑巧，正当公安部遵照上面的指示精神进一步审查扬帆在上海工作失误问题时，1954年3月毛主席和江青都在杭州逗留期间，有人从上海寄了一封匿名信，通过杭州交际处直接转交给江青本人。信的主要内容是：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我）已经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你应向中央组织部交代……。江青看了这封信后十分恼怒，认为这是反革命分子对她的恶意诬蔑，并且大吵大闹，哭哭啼啼。罗瑞卿当时也在杭州，江青便闹着要罗瑞卿立即追查清楚。毛泽东在江青历史问题上是既受蒙蔽，态度又是颇为矛盾的。一方面，据叶子龙回忆：有一天他“听到江青在和毛泽东嘀咕，是江青在诉苦，隐隐约约能听出江青抱怨有人在整她，希望毛泽东替她说几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说：‘历史就是历史’，又说：‘既然你在上海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地说：‘你这个人真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是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是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引自《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从这段回忆文字看，毛泽东对江青在自己历史问题上的纠缠是很不满意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在江青的历史问题上受了什么蒙蔽。延安审干时康生已经亲自审查过并提供过书面证明。（见师哲回忆文章：《我所知道的康生》）因此，当他看了这封匿名信后，也很生气，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干的。江青的“嘀咕”和“吵闹”这时便起了作用，于是，立即把罗瑞卿找来下令查办。罗瑞卿哪敢怠慢，立即将华东公安部负责人梁国斌等召到杭州一起分析案情，认为信从上海发出，用的是“华东文委”信笺，此人既能知道毛主席和江青的行踪，又对江青的历史有所了解，肯定是内部人，也决不是一般的干部。作案人可能就在上海。江青对此更是深信不疑。她主动提供了一份上海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名单，其中首先列出的就有扬帆、赵丹、郑君里等。于是上海方面立即作为一件绝密要案组织专人侦破，排查对象，搜集笔迹等等。其实江青所列的嫌疑人中，她最担心和害怕的是扬帆。因为赵丹、郑君里等文化人大都对她的绯闻丑事有所了解，而对被捕与自首情况则未必深知。只有扬帆当时既是地下党专做文化界工作的，解放后又是上海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最有可能从敌伪档案中发现她的劣迹。因此，她就将这封匿名信和1939年向延安反映她的历史问题的电报联系起来，指出在性质上都是对她的攻击诬蔑和把矛头指向毛主席。还特别说明现在的扬帆就是当年的殷扬。她的阴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用“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这样的罪名是可以致扬帆于死地的。

不幸历史正是朝着江青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匿名信一案把上海查了个天翻地覆（“文革”初期根据江青授意从上海押解到北京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查对了约800名干部的笔迹，重点侦查的对象就有华东文联秘书长赖少其的妻子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妻子等），一时也没有结果。后来终于破案，匿名信和扬帆并无关系，而是中央一位资深领导人的妻子写的，此人已经自杀。但是，匿名信事件中虽然没有抓到扬帆的把柄，没有能给他安上“攻击江青、矛头指向毛主席”的罪名，而在所谓“包庇很多坏人”的问题上根据北京高层的指示精神，很快就对扬帆进行“深批猛揭”而且穷追不舍。于是从1953年下半年起就积极搜集材料，到1954年7月，在锦江饭店召开的一次只有公安系统少数领导干部参加的揭发批判会上，有一位领导干部就“义正辞严”地发言说：扬帆在进入上海后迟迟不办理反动党团特的登记工作，放纵这些人逍遥法外，又包庇和重用一些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扬帆这样做，如果不是国民党的代理人是不能解释的。这一发言既是一个讯号，又为继续揭批扬帆定下了新的基调。接着在9月间召开的公安系统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以及各公安分局的批判会上，扬帆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提法便被正式使用。如此这般，扬帆这位在30年代就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抗战前夕加入共产党，长期在新四军和华东局担任保卫工作领导职务，曾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艰苦卓绝斗争的共产党人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推到了敌人的一边，革命者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数月后，即在1954年年底，扬帆就被正式拘捕并押送到北京受审。

在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就和扬帆谈话，宣布“这次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对你进行政治审查”的。耐人寻味的是，徐子荣并不提扬帆的所谓“包庇重用反革命特务”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虽然已被人上纲上线，但事情本身并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徐部长对此心知肚明），而是首先提出了扬帆的历史问题，特别要他将1939年向延安反映江青情况的问题交待清楚。当扬帆向徐具体说明当年奉项英之命提供情况的经过后，徐郑重向扬帆交代：这些情况不能再扩散。以后如无公安部领导人的直接命令，你不要再说也不能再写这些材料。稍后，罗瑞卿又直接向扬帆追问过这件事，同样交待他不要扩散。上述种种迹象表明，扬帆的“工作失误”问题是和他当年反映江青历史问题挂上钩之后才被“火上浇油”，逐步演变，最终被打成“反革命”的。

到了60年代初，随着江青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以及她的野心日渐膨胀，她的活动就直接走到了前台。据《徐子荣传》透露，江青在60年代初就开始插手公安工作，几次向主持公安部日常工作并主管扬帆等大案的徐子荣施加压力，要徐对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界中的所谓“叛徒、特务”进行追查。其实际目的也仍然是她对自己当年的那一段丑史放心不下，想要借公安部之手把追查30年代的所谓“叛徒特务”的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搞“贼喊捉贼”的把戏。但徐子荣并未完全听从江青的指挥。“文革”开始后不久，江青便迫不及待地用中央文革名义下令将已经先后判决结案数年的扬帆、饶漱石、潘汉年再抓起来进行审理，理由竟是公安部罗瑞卿、徐子荣等“包庇了扬帆等人”。紧接着，即1967年4月12日已经大权在握可以为所欲为的江青从军队抽调4名干部组成专案组，并向他们发指令说：“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交给你们一个重要任务，……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江青把一封由她和陈伯达共同签名的信件交给这4名干部，叫他们去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协助办理。他们从上海警备区军火仓库中找到了市公安局存在那里的有关档案,同时上海市公安局管档案的人提出，另有一箱“通天”的保密档案要求他们带回北京去保管。他们向北京请示，江青指示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一个字也不能丢。”这些所谓“通天”的材料弄到北京后，江青指示专案组两位组长先翻阅并写出报告，强调“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但江青看了专案组的报告后却十分恼怒。原来这一箱“通天”的材料中，正保存着1954年写给江青的那封揭发她的丑史的匿名信，以及公安部为此立案在上海进行秘密侦查所收集的全部有关材料，包括当年江青和唐纳结婚离婚的报刊图片资料等等。江青立即要求将这些材料全部销毁。无奈林彪虽然同意销毁，毛泽东却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江青为此而大发脾气。后来竟栽赃陷害，说杨成武要利用这些材料整她，硬是在谢富治等的监督下将这些材料全部烧毁。不久，江青又指令专案组直接提审扬帆，追查他1939年向延安发电报的事件。由此可见，江青对她的历史问题以及扬帆掌握她历史情况始终放心不下，心怀鬼胎。其中最令她担心的还不是她的那些风流丑史，而是她的被捕和自首出狱情况。她在“文革”前夕就曾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询问她1935年左右在上海被巡捕房扣留的情况是否还存有指纹档案，并要公安局警卫处长直接到档案处去查是否有她当年被捕的材料。“文革”期间，江青又指令“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专案组去查找当年她被捕时曾经直接审讯过她的特务分子的下落，并终于查出该特务分子已于1954年被处决。这一人证的消失，才使江青多少松了一口气。

上挂下连：扬帆一案酿成的惨重后果

扬帆冤案的形成当然也不能说就是由于江青一人从中捣鬼所致，还有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首先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形成的大环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你死我活，“左”风越刮越猛，再加上某些心术不正之徒落井下石，又有很多天真幼稚的人跟着摇旗呐喊，这就成了扬帆以及类似扬帆冤案出现的客观历史条件。

早在扬帆被押送北京受审之前，即在1954年的夏秋之交，中央公安部就已建立了一个规模不小的专案班子。正如徐子荣所说，“这是由中央决定，交给公安部具体负责”的一项专案。案子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就是上海解放初期肃反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但在这时已被定性为所谓“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政治案件。

此案一经定性，上下左右受其株连受害者就难以精确统计，其中被逮捕关押审查的就有700多人，还有不少人被迫害致死。在牵涉到的人中，“上挂”的两人尤为引人注目。这就是间接和直接领导过扬帆工作的饶漱石和潘汉年。饶漱石在扬帆主管肃反工作“失误”时是华东局书记，是当地最高负责人。他虽不直接领导扬帆工作，但扬帆利用“特情”帮助肃反工作以及任命一个重要“特情”人员担任咨询机构的负责人都是向华东局作了报告并由饶漱石批准的。这原也不是什么大错，因为扬帆同样上报了中央社会部也是得到社会部领导认可的。可偏偏饶漱石这时和高岗搞了个“高饶反党联盟”。扬帆既被定性为“包庇重用特务反革命分子”，饶漱石的反党罪行中也就多了一条和扬帆同样的罪行。而且“批准”也可以按某种阶级斗争逻辑，认定是“同谋”或“勾结”。从这一角度说，饶漱石被扬帆牵连加重了罪行。但扬帆同时又受到了饶漱石的牵连，竟被打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亲自点名说扬帆和饶漱石之间是“没有明文协定”的反党联盟关系。实际上扬帆和饶漱石之间从来就只有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其私人关系并不很好。1944年饶漱石还曾经利用“审干”运动狠狠整过扬帆一回，如今却因为一项工作失误，两人被捆绑在一起互相株连了。潘汉年原是扬帆的顶头上司，在扬帆主管上海肃反工作期间，潘汉年是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工作。他们不论是私人关系还是工作关系都是比较融洽的。扬帆在利用“特情”工作方面的一些做法潘汉年也是支持和同意的。扬帆出事后，起初潘汉年也并未受到牵连。但当潘汉年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主动向党中央交代并检讨他在敌占区工作时曾经被挟持会见汪精卫又没有及时向党汇报的错误后，引起了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并立即下令逮捕审查。于是，他在扬帆“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上，就由间接责任变成了直接责任。又因为那些曾被扬帆利用的“特情”人员中有些是潘汉年过去在情报工作中曾经运用过的情报关系，因而潘汉年就被怀疑是“内奸”。然后又按“内奸”这一思路七查八查，直到把这位曾经在情报战线上出生入死建立过无数特殊功勋的大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老战士打成“内奸”、“国民党特务”、“日本特务”。潘汉年问题的出现当然还另有其复杂的原因，但扬帆在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即所谓“包庇叛徒特务反革命”的问题，却是认定他有“内奸”行为的重要罪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就因为扬帆在解放初期一项工作的某些失误，经过后来的不断追究，拔高，上纲上线，直到定性为“包庇重用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政治事件，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冤案，并且把三个本不相干和仅仅是工作关系的人捆绑在一起，在内部被定名为“饶（漱石）潘（汉年）扬（帆）”专案。在对外公布时，却又用所谓“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或简称“潘扬案件”）进行宣传造势，从而成为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件大案要案。

扬帆一案对下面的株连及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扬帆被送往北京关押审查后，上海公安系统立即开展了一场“批判扬帆罪行、肃清扬帆影响”的运动。原由扬帆主管的公安局有关业务部门的干部人人都要检查交待问题，几乎无一人幸免。相当一批业务骨干由于直接参与了扬帆主持的工作而被逮捕审查并最后被判有罪而长期坐牢，其中有些人因经受不了折磨而死于非命，更多的干部则被留在原单位进行审查。这些被审查的干部中即使后来被证明和扬帆并无“犯罪”事实牵连，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只要是对被审查一事稍有疑义，就会又被打成“为扬帆翻案”的“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等等。至于上述所有受株连人员的家属亲友因此而遭遇的不公正对待那就不言而喻了。

扬帆本人为他的一项工作失误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是：1955年初被正式逮捕入狱。1965年8月被判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5年8月被送往湖北沙洋劳改农场安置劳动，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的第三年即1979年才被允许回上海治病（此时他已患严重的精神分裂症）。1983年8月，随着潘汉年冤案的彻底平反才给他做出公正的平反结论。算起来，他蒙冤受屈长达28年之久，其中在监狱和农场劳动改造就有25年。1999年2月，他病逝于上海。

（原文较长，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程度）

2002年第1期 从激进军人到东北主帅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1901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苦难的年头。

这一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签订了。这个条约规定，中国人对外国赔款的额度是4亿5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针对当时中国有4亿5千万人口而来的。这意味着，侵华的西方列强已不满足于将他们的“威严”施加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了，同时还要让中国普通百姓领受他们的“威严”。

这一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乡间路上的张学良，也为此背上了一两银子的赔款额。

当然，自打车上出生、并在脑瓜子后面留下个坑、浑然不懂事的的张学良还无法感受到这种“威严”，而他的父亲——此时正作草莽英雄的张作霖，则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国家所遭受的苦难。

与这种苦难相通连，27年后，张学良的生日，竟然成为父亲的祭日。

在张作霖于1916年任奉天督军之前，一直是作为草寇而流落江湖，浪迹于山林草泽间的。在张学良这15年的成长历程中，他跟随父母在兵荒马乱中四处颠沛流离，朝夕不安的生活自然会让他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苦难，饱经忧患的烙印自然会深深地刻在潜意识里。

1916年，张作霖成为奉天督军，此后，又在日本的支持下，成了“满洲王”。当时，日本人在东北横行霸道，欺压人民。日本人的暴行，在幼年的张学良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等到年龄稍长，明白“国家大义”之后，他自云“一向痛恨日本对华之侵略”。

作为一名军阀，张作霖是靠马上打地盘的。虽然是草莽英雄，但是张作霖也明白“上马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古训。这“下马治天下”，靠的是文化。而这是张作霖最耿耿于怀的事情。贫寒的家庭出身，使张家与世门望族无缘，而多年的戎马生涯，使即使想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不可能。为此，这种愿望自然就寄托在了下一代。所以，他平日家教甚严，尤其对于他寄予厚望的张学良，更是悉心栽培，期有所成。

张学良早年没有进过学校，在他七、八岁时，张作霖担任了五营统领，稍稍结束了动荡不安的生活，张作霖便在驻地新民县家中设馆，请早年作过他的老师的杨庆辅为张学良的启蒙老师。1915年，张作霖在驻地奉天（今沈阳）找到了辽阳名儒白永贞，让他系统地教授张学良四书五经。1916年，张作霖又给张学良聘请了英文教师徐启东。儒学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禁中他遍览古籍，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抒怀言情，这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有很大关系。而英文教员的教导，则成为他接触欧美文化的开端，而他真正掌握英文，则在基督教会。

奉天府是东三省的政治文化中心，有外国领事馆和基督教会。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的风俗习惯使张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晚年的张学良信奉基督也与年轻时的这段经历很有关系。但是，他那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学习外语和一些新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

接受西方教育的结果，使张学良了解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相比之下，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则让他十分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

但是，当时的社会名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一次演讲，改变了他这一悲观的念头。

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一次，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应邀前来。他在演讲中阐发国难当头振兴中华的思想，号召每一个中国人要奋起，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态度，拯救国家。他认为：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因而提出了“中国不亡有我”的口号。

张伯苓的演讲，使在场的人很受鼓舞，也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说：“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1919年，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920年毕业，即成为父亲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混成旅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中将，成为独当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从一名激进的社会青年到一名军人，张学良在完成角色转换的同时，也具备了致力于国家统一富强的军人品格，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

1921年，张学良应邀赴日本观秋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但傲慢无理，而且具有挑衅的意味。他们故意让张学良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在参观日军操练后，他明确地对日本人说：“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

日本军容盛大，确实给了张学良很大的刺激，激发了他加强训练新式军队的思想。从日本回国后，在他主持下，郭松龄开始了对三、八旅的整训工作。在郭松龄的诸项整训措施中，“进行爱国教育，以保境安民为官兵职责”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为了配合这项措施的实行，将《中国近代外祸史》列为官兵的必修课。

经过整训，三、八旅的战斗力明显加强，在随后爆发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很快显示出优势。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1922年，是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争夺地盘的战争。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才使军队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在此之前，张作霖无论对郭松龄还是对张学良，都是抱着一种老人对孩子的心态，对他们在三、八旅中实行的所谓整训措施，并不在意。经过这次战争，张作霖不得不承认，三、八旅不但军纪严明，而且很能打仗。同时，他也认识到，军队组织不健全，缺乏懂军事的指挥官，特别是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是无法实现问鼎中原的目标的。于是，他接受了张学良等的建议，决心整军经武，扩军备战。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工作由张学良负责。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300架、军舰20余艘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两年的整军，使张作霖的军队非同往昔，在随之而来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大胜。但张学良对内战则实在是厌烦了，对战争中“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的行为，时常“忏悔”。1924年1月，张学良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表示：“决不愿为军阀”。为军阀，必然要参与对地盘和势力的争夺，不为军阀，自然是希望结束这种荼毒生灵的军阀战争。

1925年5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2000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5000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他让学生代表到军中演讲，激发部队的爱国思想。

1927年1月，英国在湖北制造了汉、浔惨案，震惊了全国。第二天，张学良即对一英国要人表达了对此事的看法：“中国南北之事，不过因国人对内政见未能一致，因起战端。古诗有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对外卫国，决不因对内不一致发生影响。”“此次英人以武力对待中国民众，则凡属中国人，不分南北，皆有捍卫国家之义务，责无旁贷。”同年5月，他在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是袒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后来，他曾沉痛地自省：“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因为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张学良希望父亲与自己想法一致。为此，他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是，草莽英雄张作霖大帅骨子里是军阀，征战就是军阀的一切，张学良的意见，难以使他回心转意，时不时还用烟袋锅子来回敬儿子。为此，张学良不得不使一些小的手段，来达到停止内战的目的。

1927年，张学良率军南下时，即命令刘鸣九以他的名义，给蒋介石发出两三封电报，希望罢战言和，共商国是。但是，张学良的电报被张宗昌截获，便向张作霖告状，说：“我们在前边打仗，你儿子却给蒋介石打电报言和。”张学良得知后，并不害怕。他对刘鸣九说：“张长腿把咱们告了，你准备拿上电报稿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与蒋介石这次言和不成，但张学良还寄希望于下一次。

1928年1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张学良在河南前线给结拜兄弟周大文和胡若愚发电，要他们到大帅府去酝酿停战空气。从前线返回北京大帅府后，张学良更是苦苦哀求父亲，停止内战，返回东北。在一次会上，父子两人曾有这样一番对话：

张学良在苦谏父亲不成的情况下问父亲：“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

张作霖说：“是啊！”

张学良又问：“冯玉祥呢？”

张作霖说：“也是啊！”

张学良又问：“阎锡山和李宗仁呢？”

张作霖有点不耐烦地说：“当然都是，这还用问。”

张学良这才亮出了底牌：“既然都是中国人，哪一个都可以来北京，哪一个管中国不可以？如果我们把东三省丢给了小日本，那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张作霖这才明白了儿子的用意，立即说道：“好！究竟是讲武堂出来的，有战略眼光。”

这一次，张学良才算说服了父亲。5月9日，张作霖发出息兵的“佳电”，决议退回关外。张学良又以个人名义发出电报，提出“南北一家”的口号。

奉军退出京、津，北洋政府从此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学良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第一次得以实现。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张大帅一命呜呼。历史把张学良推上了前台，他始终按照息内争御外侮的政治主张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活动。为此，张学良也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的不寻常的道路。

“皇姑屯事件”发生在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霖乘坐的火车，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瘫痪在铁路上。在车里的张大帅被炸成重伤，抬回大帅府时，即使再高明的大夫也已经无力回天了。而此时张学良还在北京。

在人们的印象中，张大帅能在东北称王，是与日本人支持分不开的，张大帅也颇有知恩图报的思想，对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活动时常给予一些默许。张大帅为了获得日本人的支持而与日本签订了一些丧权辱国的条约。与日本有这样的关系，何以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历史学家作了很多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条是国际方面的。当时美、英和日本都在为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势力范围而寻找代言人，美、英支持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北进，自然就遏制了日本想将东北和华北连成一体的野心，而日本支持的张大帅的部队主动撤离华北，则自然使日本调兵遣将用武力阻止国民军的阴谋破产。因此，日本人除了在外交上给张大帅和南京政府发出一个口气严厉的《觉书》外，军事上也无可奈何。这一腔怨恨，当然要撒在张大帅身上。

另一方面，就是张大帅与日本人的关系。在日本人看来，张大帅并不是个言听计从的傀儡，在涉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张大帅有妥协的一面，但更有捍卫的一面。比如说，在平叛郭松龄时张大帅答应日本人的一些条款，他本人就不想兑现；再比如说，他在北京收到日本带有威胁性质的《觉书》，就气愤地说：“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打回仗，他们都要干涉，也管得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张学良对其父的做法是坚决支持的。这样，5月25日。张大帅发表《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当然，他们对日本也还留有余地，如在照会中也表示，他们将考虑日方要求，准备撤回东北。

日本人虽然也主张张大帅返回东北，但是决不是让张作霖继续统治东北。所以，6月3日张大帅乘坐的火车出发时，日本人就在皇姑屯埋上了炸药。

爆炸的当天，张学良就得知了消息，但对于其父的生死情况，还不知晓。但是，无论如何，他必须尽快离开北京，返回东北。在他准备秘密撤离军队时，奉天省长刘尚清派来的秘密送信人也到了北京。父亲死亡的噩耗，自然令他悲痛欲绝，但是，他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他明白，日本人炸死大帅，是希望东北群龙无首，奉军自己先乱起来，日本人就趁机占领奉天，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日本人自然要斩草除根，加害于他了。

令张学良感到欣慰的是，以刘尚清为首的东北的头领们，采取了秘不发丧的处理办法，尽最大努力制造了张大帅还安活人间的假象，并骗过了日本人，避免了东北的内乱。同时，也给他返回东北提供了时间。

形势非常严峻。张学良为避免重蹈其父的覆辙，在撤离北京时，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化装成了一个伙夫，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躲过了日本人的层层追查，安然返回奉天。

这一年，张学良27岁。以这样的岁数来应付事关东北局势乃至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如果没有过人的聪明才智和近乎于令人窒息的沉着冷静，是难以不露破绽的，而一旦露出破绽，则后果不堪设想。

令人欣慰的是，多年来的军伍生涯，使张学良具备了处惊不变的能力。

大帅阴魂已归天，但对外依然是“活”着的。在没有处理完令他棘手的事情之前，张学良当然还要让他“活”着。

拿着子虚乌有的张大帅的手令，张学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都给以充分的信任，稳定了军心。接着，将佳电内容付诸实施，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了东北。这两个举措，使东北政局稳定下来。

稳定了局势，张大帅可以死去了。6月21日，张学良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今天子刻逝世。

那时，皇姑屯事件还依然被迷雾笼罩着，是不是日本人所为，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良知所作出的判断。所以，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自然把谴责的目标对准了日本人，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事实证明，良知并没有错，日本人的这一暴行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

为大帅举行了公祭后，东三省的政权也顺利交接了。6月24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推张作相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司令，张学良、万福麟分任奉、黑两省司令，但是张作相坚决予以推辞。他认为他的这个侄子，有足够的雄才大略来担当这一职务。因此，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大会召开，公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张学良得到父辈的支持，从此叱咤在东北的政治舞台上。

佩上了总司令的绶带，张学良丝毫不敢懈怠，因为眼前面临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

虽然东北的权力交接很顺利，并暂时遏制了日本人侵吞东北的嚣张气焰，但是，日本人亡我之心不死，第一步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他所作的各项许诺，第二步则计划把张学良变成一个傀儡，以实现其霸占东北的野心。对此，张学良自然洞察得很清楚。如何与日本人周旋，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摆放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

还有一个棘手问题需要张学良来处理，那就是面对着各自拥兵自重的蒋、阎、冯、桂等军阀，如何表明态度的问题。当时，虽然蒋介石势力很大，但是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阎、桂、冯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在这种局面下，东北何去何从，就成为各个军阀所注视的焦点。自然，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他们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

张大帅生前曾与张学良有这样一番对话：

张大帅：“你将来要做李世民。”

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

李世民，是大唐的国君。张学良不作李世民，自然是不想称君作王。联系到他劝张大帅发出息争的佳电时所说的那番话，张学良的思想轨迹一直是，息内争，御外侮，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如果说以前他的这一思想还要受大帅节制的话，现在，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司令，他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来考虑东北的政局，安排东北的归属。所以，在他就任总司令所发表的对内对外政策中，明确宣布：对内停止内战，“若非他方危害，侵及生存，决不轻言战争。”不参与内争，而是要把精力放在建设地方上，“厉行兵农政策，开源节流，蠲除苛捐杂税，以利民生。”对外，则“将以最诚恳的态度与友国相周旋，求达共存共荣的目的”。这个“友国”，自然是指虎视眈眈东北的日本了。

这个政策是通电全国的。张学良的对内不言战，利民生政策，不仅是对东北，他也希望全国都这样做；对外的与日本相周旋政策，事实上是要把国家放在首位，他进而表示“决不能因为一党一派之利害危及国家”。

因为他不想作李世民，因为只想有利于国家，所以，他坦言：对于中国的统一很关注，谁有能力，谁来领导，“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言外之意自然是，各路军阀们，放下自己的地盘之争的狭隘利益，服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吧。

以当时的局面而言，在诸路军阀中，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正如日中天。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国共合作，蒋介石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功地领导了第一次北伐战争，并取得了人民支持。“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虽然背离了革命的初衷，但是，在张学良看来，蒋介石仍依然是有势力统一中国的人。这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他误把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北伐的功绩，全记在了蒋介石的身上，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二是张学良早年对美、英的富强就很向往，现在蒋介石已然得到了美、英的支持，且其反苏、反共的倾向与他的思想又是一致的。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叙述的，他在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作战时，即曾派人或打电报给蒋介石，谋求和平统一。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是，张学良对捍卫国家主权的问题毫不含糊。他不愿意当日本的傀儡，况且，皇姑屯事件的杀父之仇，使他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恨。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在日本人磨刀霍霍必欲得东北的局势面前，以自己东北一隅的力量，难以遏制日本人的野心。而“欲免东北的危险，必须国家统一”，“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否则豆剖瓜分的局面终难幸免。”于是，他把统一的目光转向了蒋介石。

归附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选定目标容易，但要身体力行并不易。从张学良决定“易帜”，到在12月29日“易帜”最终得以实行，其间经历了7个月的时间。这样漫长的时间，所经历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写成一本书的篇幅都够了。在这里，我们只能告诉读者一个大致的历史脉络。即使这个大致的脉络，想来人们也能体会到，如果张学良没有当机立断的机智和勇敢以及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信念，这一维护国家统一的举措很可能夭折。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一切军事行动，首先表达了和平统一的诚意。这一举措，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回应。3日，蒋介石采取与日本东方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向张学良表达了和平解决东三省的意见。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代表，奔赴北平，与蒋介石协商“易帜”的有关条件。邢、王二人所转达的东北方面的条件是：1、东北政治委员会由张学良任主任；2、国民革命军不入东北；3、南京不干涉东北军政；4、南京不在东北设立宣传分支机构；5、热河划归东北。

10日，邢、王二人抵达北平。当天，便拜会了蒋、冯、阎、李等人，礼节性地进行了交谈，11日，才单独与蒋介石进行了商谈。针对东北方面的条件，蒋介石也提出了相应的条件：1、奉军出关；2、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3、服从三民主义；4、东北政治分会主任由国民政府委派；5、东三省归第六军区，长官由国民政府委派。

或许蒋介石恐怕东北方面对这些条件有异议，在谈话中一再指出：东北只要“易帜”和服从三民主义，其他的都可以商量。

事实上，张学良的想法与蒋介石想法是一致的。所以，当邢、王二人向他汇报后，他不但没有异议，而且立即复电表示同意，并表示：“愿对国府服从到底”。为了加快“易帜”的步伐，他甚至提出，“易帜”的时间就定在7月24日，并决定，由热河的汤玉麟先于19日“易帜”，以试探日本人对此的反应。

7月19日，热河的汤玉麟按计划，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挂遍了全省。日本人立即出来干涉了。

对于日本人的反应，张学良当然有所预料。早在张学良谋划“易帜”的6月25日起，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即警告张学良，不要与南京方面接近。随后，总领事又转达了日本田中的信函，明确提出，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张学良履行所谓的“日张密约”，张学良对此漠然视之。

19日，热河“易帜”后，日本总领事再次见张学良，并递上了书面照会，警告张学良不得“易帜”。张学良以冷冷的态度回答说：“易帜”之事，是东三省当局和三省参议会联合会的主张，我不能拒绝。如果我拒绝，那只能辞去东三省司令的职务。会见不欢而散。

张学良虽然用东三省参议会联合会的名义顶回了日方的警告，但他知道，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奉军内部的老派人物如张作相等人，主张“易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保境安民，与日本搞好关系；而新派人物杨宇霆等则主张尽快“易帜”，联合南京抵制日本。

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张学良并没有立即作出决断。因此，在7月22日召开的会议上，作出了易帜缓办的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张学良有什么退却的意思，他在等待时机。因此，会后他电告蒋介石，尽管缓办，但是，东北军拥护统一的初衷并不改变。

蒋介石当然理解张学良的处境，并在北平积极配合，为张早日“易帜”进行活动。一方面，他就日阻挠张学良“易帜”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干涉中国内政，并表示，如果东北“易帜”不成，将会率兵进攻东北。另一方面，他又电告张学良，同意张暂缓“易帜”的决定：目前“东北以保持现状为务，对日本之警告，只可暂时忍耐。”

但是，无论如何，“易帜”之事不易拖延，蒋、张二人均同此意。所以，7月25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同邢士廉赴东北，继续就“易帜”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这次协商，又商定在8月10日“易帜”。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继续给张学良施加压力。8月4日，日方派曾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的名义，会见张学良，目的还是阻挠“易帜”。

会见开始，林权助在假惺惺地说了一番吊唁大帅的话后，即把主题转到了“易帜”上。他首先转达了日本政府对此事的意见：如果东北不与南京接近，日本将全力援助，维持东三省治安并开发东三省，土地交通日华协办，日有商租权，即允许日人在东三省杂居，废止日货在东三省一切关税。

说完，林权助又向张学良递上了田中首相的信，并讨好地说：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之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林权助根本不明白，张学良的“易帜”，决不是为东北考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所以，他见张学良对其利诱的政策并无反应，便威胁说：东北的事态不论怎样演变，日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言外之意无非是说，如果张学良“易帜”，日本绝不会坐视不管。

在此后直至13日，林权助又多次约张学良谈，要张中止与南京的妥协，暂时观望。否则，林权助威胁说：“田中已具决心，将以强国意志自由行动”。张学良在几次谈话中，虚与委蛇，并不为所动。

8月9日上午10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作礼节性的回访。这次回访，张学良本意是想缓解一下紧张的气氛，但事与愿违，却与林权助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礼节性的寒暄过后，林权助便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

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

陪同在座的佐藤这时插话说：“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决心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

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

这场争论，自然是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争论到最后，日本的现任总领事林久治郎竟然指着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张学良见此，也勃然大怒。因为林权助是田中派来吊唁大帅的专使，所以，张学良不理林久治郎，转而质问林权助说：“这是什么意思？”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或许林权助也觉得林久治郎的话有些过分，便缓言平息了争吵。

当天，张学良向蒋介石发出一电，叙述了这次会谈的情况，并审时度势，同蒋协商对付日本的办法：“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三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三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

显然，前一条则有战争的危险，而后一条虽可避免战争，但张学良决不愿意卖国。因此，他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第三条“圆滑”：“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所谓“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是张学良希望借助英、美，在“易帜”的问题上支持国民政府，抑制日本的势力。7月31日，他致电蒋介石说，在“易帜”这个问题上，若“英、美对我方有表示，则日方态度亦因而变更，彼既不能以暴力相威胁，而我自有应付之余地”。8月，张学良得知伍朝枢和孙科出访美国的消息后，25日致电蒋介石，让他告知伍、孙，在美国借机宣传东北易帜问题的真相，以争取美方的支持。

同时，张学良为了这“圆滑”的政策，不得不决定，“易帜”再缓。

不到而立之年的张学良，在如此复杂的形势面前，殚精竭虑，指挥若定，可谓帅才，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在回电中写下“卓见极佩”的评语。

关注国际动向，借助国际外力自然必不可少，而解决东三省目前的情况迫在眉睫。

日本在奉天城四周驻扎的军队有17000人，这个力量不可小觑。而且，多次不欢而散的会谈后，日方也在虚张声势。8月13日，日方举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此举不言自明，当然是向张学良施加压力。

张学良自然心领神会，因而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0月10日，即“双十节”，张学良在奉天城内，举行了更加声势浩大的阅兵仪式，向日本示威。

11月12日，张学良对与国家的利益有关的事毫不含糊。因日本在东北修铁路而引起人民的抗议时，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

东北的民心也是与张学良的行动相一致的。11月，吉林省城吉林、长春、哈尔滨及吉长路局，先后举行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打出了“实行统一”的旗帜。吉林省教职员甚至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虽然让吉林当局暂缓实行，但是民心所向，无疑给了他以极大的支持，同时也对日本施加了压力。

在此期间，张学良与蒋介石关于“易帜”的商谈一直没有中断。虽然“易帜”尚未进行，但蒋介石已把张学良纳入到国民政府当然的领导人之列。10月8日，国民党173次常委会召开，蒋介石被选为主席。在被选为政府委员的16人当中，张学良名列其中。但因“易帜”尚未举行，张学良是否应名列其中，曾引起一些人的异议。1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专门对此作了解释：“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蒋介石是用心良苦，而张学良当然并不会认为是否当国府委员而改变“易帜”的计划。此举无非说明，蒋介石也罢，张学良也罢，“易帜”是他们共同的心声。

10月18日，蒋介石对张学良驻南京的代表胡若愚明确表示：“奉方外交由中央应付，不使汉卿为难。”以此解除张学良对日本人的顾虑。

这时候，国际间局势的变化，也使易帜减轻了许多阻力。美、英出于自己在中国的利益，抓住日本5月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的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1928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不得不放松对东北“易帜”的阻挠。田中无可奈何地对前去祝贺裕仁天皇即位大典的莫德惠表示：东北易帜，“此为中国内政问题”，实际上是默认东北易帜。

时机成熟了。酝酿半年之久的易帜典礼终于可以举行了。

12月29日上午7时，奉天礼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了往日的五色旗，易帜的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各国使节除日本外，都应邀参加。国民政府以方本仁为代表，并在张学良宣誓就职时担任监誓人。

宣誓完毕后，张学良即席发表演讲。谈到这次“易帜”的动机，他说，这是仿效先进国家（指日本）军阀奉还大权于中央，立表富强的做法。他强调：“我们今天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正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的统一。”

同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通电全国：“仰承先大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

此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飘扬在东北四省的上空。

张学良的东北易帜的举动，结束了民国以来最黑暗的北洋军阀混战的局面，无疑是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举动。同时，这也是张学良执政东北后，把“息争御侮”思想变为现实的初步尝试。

当时颇有影响的《大公报》评论说，“张氏数年来反对内战、促成统一之功，终有不可湮没者在”，并大加赞赏说，“其富于国家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致中）

2002年第1期 何处觅清高　作者：刘志琴

“清高”，原绝非是个坏词。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兴起，它作为一个贬意词使用频率颇高了一阵子。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看时下行文，不论长篇短论，也不论褒意贬意，又有谁再言清高?无可奈何花落去，“清高”已经随着岁月流失了。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钟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然而，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初批判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俭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屑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为“的”进行自我批判。然而贬是贬，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似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得不使人耳目一振，清高归来兮!

这是最近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祝贺何兆武教授80寿辰的，只是因为何先生坚辞，才改为理论的研讨。殊不知，自当是会议上宾的何先生，会议的当天，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要他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中外文化交流史论》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轻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尽恰当。但他在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

2002年第1期 从有人骂鲁迅想到鲁迅的绝笔　作者：康　群

骂鲁迅的文章，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很多，有出于派性的，有因为误解的，也有想借骂出名的，不过，不少人在鲁迅逝世后，便真诚地写了文章忏悔。出乎意料，数十年后，骂鲁迅者又多了一个自称“还有一张敢开骂的嘴”的人。

鲁迅的文章当然不是“圣经”，不是不能批评，问题是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

此公在《我看鲁迅》一文中有一段这样的话：“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常跟小人过不去。”

初读，涌上心头的是对这种调侃的厌恶；细想，感到的是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妄评。话不想多说，只举鲁迅逝世前几天的绝笔《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便可知鲁迅先生在上海时的为人、气度和胸襟了。

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1908年鲁迅曾在日本东京听他讲段氏《说文解字注》和郝氏《尔雅义疏》。章太炎因为1903年在上海《苏报》刊登年轻革命者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作序，酿成《苏报》案被捕，关在西牢。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太炎则被判三年，期满驱逐出境。1936年章太炎死，国民党政府颁布“国葬”令，实际没有实行。他们只说章太炎是“学术宿儒”，闭口不谈章太炎前半生的革命生涯。当时鲁迅患肺炎，更为骂章之风“心无宁日，天天气得要死”，扶病写文以正视听，实践鲁迅“待师之道”，即“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

鲁迅在绝笔中公开年轻人所不知的二三事，章太炎不仅写了人们看不懂的“书”，实际上他是一个革命者。

鲁迅说“章太炎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上还要大。”

鲁文评章太炎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不挠者，盖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此话起到拒绝官绅文侩借着章太炎提倡读经复古的阴险，同时又写清楚章太炎后半生的弱点，“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参与投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这对章太炎的功过是非，评断公正，可谓知人论世，如此绝笔，不愧楷模。

如果这也是可以贬损鲁迅依据的话，那文学史上可能只剩下那些自称“有一张敢开骂的嘴”的人的一些胡话了。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1期 青州思古　作者：梁　衡

山东青州为中国最古老的行政区之一。当年大禹治水后将中国分为九州，即有青州，禹贡图上有记。现在人们到青州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上山“拜寿”，二是到城里凭吊范仲淹。

出青州城南五里，有一山名云门山，自山脚下遥望山顶，崖上隐隐有一寿字，这就是人们要来看的奇迹。一条石阶小路折转而上，两边一色翠柏，枝枝蔓蔓，撒满沟沟壑壑。树并不很粗，却坚劲挺拔，都生在石上。树根缘石壁而行，如闪电裂空；树干破石而出，如大纛迎风。偶有一、二株树直挡路中，那是修路时不忍斫损，特意留下的，树皮已被游人摸得油光。环视四周，让人感到往日岁月的细密。

片刻我们爬到半山望寿阁，在这里小憩，山顶石壁上的大红寿字已历历在目。回望山下，街市远退，田园如织。再鼓余勇，直迫山顶，这时再仰观那寿字犹如一艘多桅巨船，挟云裹雾，好像就要压到头上。同行的一个小伙子贴身字上，还没有寿下“寸”字的一竖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寿字，是书法的精品、极品，日本的书道专家还常渡海西来顶礼膜拜呢。这是明代嘉靖三十九年，青州衡王为自己祝寿时所刻，距今已四百多年。山上残雪未消，我在料峭春风中，细细端详这个奇迹。这字高七点五米，宽三点七米，也不知当初怎样写上去、刻出来，却又这样不失间架结构，点画笔意。这衡王创造了奇迹，但他当时的目的并不为艺术，正如古墓中出土的魏碑，今天我们看作书法精品，当年不过是死者身边一块普通的石头。衡王刻字希冀自己长寿百岁，同时也向老百姓摆摆皇族的威风。但是数代之后衡王府就被抄家，命不能永存，威风也早被风吹雨打殆尽。倒是这个有艺术价值的寿字，寿到如今。

从寿字前左行，进一洞，洞如城门，回望门外云气蒸腾，这是云门山的由来。由门折上山巅，如鲤鱼之背，稍平，上有石阶，有亭，有庙，有佛窟。扶栏远眺，海风东来，云霭茫茫，山川河流，远城近乡，都渺渺如画。遥想当年大禹治水，从这里东去导流入海，天下才得从漫漫洪水中解救出来，有此青州。从此，人们在这里男耕女织，一代一代地繁衍作息。范仲淹曾来这里为官，李清照曾在这里隐居，衡王在这里治自己的小天地。人们在这石山上摩崖刻字，凿窟造像，嘁嘁喳喳，忙忙碌碌。唯有这山默默无言。我想当年云门山神看着那个花钱刻字、顶礼求寿的衡王肯定轻蔑地哼了一声便继续打坐入定了。我环山走着，看着这些从唐到明的遗迹，看着山下缭绕的云雾，真为云门山而骄傲，它蔑风雨而抗雷电，渺四野而越千年。林则徐说山：“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它无求无欲，永存于世。

从山上下来，到青州城西去谒范公祠。这是人们为纪念北宋名臣范仲淹所修，千年来香火不绝。这祠并不大，大约就是两个篮球场大的院子。院心有一井，名范公井，传为范公所修。这井水也不一般，清冽有加，传范仲淹公余用此水调成一种“青州白丸药”，治民痼疾，颇有奇效。如同情人的信物，这井成了后人怀念范公的依托。宋人有诗云：“甘清汲取无穷已，好似希文昔日心。”（范仲淹字希文）现在这井还水清如镜。正东有祠堂，有范公像及其生平壁画。祠堂左右供欧阳修和富弼，他们都是当年推行庆历新政时的主持。院南有竹林一片，千竿翠竹，蔚然秀地灵之气。竹后有碑廊，廊中刻有范公的名文《岳阳楼记》。院心有古木三株，为唐楸宋槐，可知这祠的久远。树之北有冯玉祥将军的隶书碑联：“兵甲富胸中，纵教他虏骑横飞，也怕那范小老子；忧乐观天下，愿今人砥砺振奋，都学这秀才先生。”这两句话准确地概括了范公的一生。范仲淹从小丧父，家境贫寒。他发愤读书，早起煮一小盆粥，粥凉后划为四块，这就是他一天的饭食。以后他科举得官，授龙图阁大学士，为政清廉，且力图革新。后来，西夏频频入侵，朝中无军事人才，他以文官身份统兵戍边，大败敌寇。西夏人惊呼“他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边民尊称为“龙图老子”。连皇帝都按着地图说：“有仲淹在，朕就不愁了。”后又调回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改革，大刀阔斧地除旧图新，又频繁调各地任职，亲自推行地方政治的革新。无论在边防，在朝中，在地方，他总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忧国忧民之心如炽如焰。范仲淹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是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投身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有文才，是没有时间。皇佑三年，范仲淹到青州任知府，这是他的官宦生涯也是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第二年即病逝了。《岳阳楼记》是他去世前七年，因病从前线调内地任职时所作。正如《出师表》一样，这是一个伟人后期的作品，也是他一生思想的结晶。我能想见，一个老人在这小院中，在井亭下、竹林中是怎样焦躁徘徊，自责自求，忧国忧民。他回忆着“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戍边生活；回忆着“居庙堂之上”，伴君勤政的艰辛；回忆赈灾放粮，所见到的平民水火之苦。他总结历代先贤和自己一生的政治阅历，终于长叹一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声大彻大悟的慨叹如名刹大庙里的钟声浑厚沉远，震悟大千。这一声长叹悠悠千年，激励着多少志士仁人，匡正了多少仕人官宦。《岳阳楼记》并不在岳阳楼上所作，洞庭湖之大观当时也不在先生眼前。可以说这是一篇借题发挥之作。范公将他对人生、社会的理解，将他一生经历的政治波涛，将他胸中起伏的思潮，一起借洞庭湖的万千气象，倾泻而出，然后又顿然一收，总成这句名言，化为彩虹，横跨天际，光照千秋。

春风拂动唐楸宋槐的新枝，翠竹摆动着嫩绿的叶片，这古祠在岁月长河中又迈入新的一年。范公端坐祠内，默默享受这满院春光。我在院中徘徊，面对范公、欧阳公和富公的神位，默想千年古史中，如他们这样职位的官员有多少，如他们这样勤勉治事的人又有多少，但为什么只有范仲淹才叫人千年永记，时时不忘呢？我想一个人只有辛苦的实践，诚实的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炼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是这种进步的忧乐观使范仲淹得到了永恒。

走出范公祠，上车出城。路边闪过两个高大的石牌楼，突兀兀地在寒风中寂寞。人说这是当年衡王府的旧址，多么威风的皇族，现在只剩下这路边的牌楼和山上的寿字。遥望云门，雾霭中翠柏披拂，奇峰傲立。在山上刻字的人终究留不住，留下的是这默默无言的山；把门楼修得很高的人还是存不住，长存的是那些曾用生命去推动历史车轮的人。

（责任编辑程度）

2002年第1期 青海的撒拉族之乡　作者：杨兆麟

在我国56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有一个在历史渊源、性格特征、活动能力、风俗习惯、皮肤面容、穿戴服饰等方面都独具特色的民族——撒拉族。这个民族约有87000人，其中6万多人聚居在青海省循化县，那里是全国惟一的撒拉族自治县。

从青海西宁市出发，乘汽车向东南行驶，翻越高耸的拉脊山，穿过深长的峡谷，约四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循化县所在地——积石山麓、黄河岸边的积石镇。撒拉族之乡风光很美，碧绿的草地，茂密的丛林，清澈的溪流，满山遍野的羊群。

撒拉族人原来生活在中亚的撒马尔罕一带，先民是西突厥人撒鲁尔族。在我国元朝时期，尕勒玛、阿合莽兄弟二人带领六七十人，赶上骆驼，驮着一部手抄的《古兰经》和食品、饮水、衣物等，“到东方去寻找乐土”。他们翻山越岭，艰难跋涉，历经两年多风风雨雨，最后剩下“十八条汉子”和一匹白骆驼，终于到达目前循化县街子乡的黄河岸边，定居下来，先是放牧、打猎，以后开始种植、耕作。他们渐渐和藏族、回族、东乡族通婚，绝大多数情况，是撒拉族小伙子把姑娘娶进门，撒拉族姑娘则和本族青年人结婚，繁衍生息，形成了撒拉族。撒拉族人的鼻梁稍微高一些，眼窝比较深。撒拉族姑娘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身材修长，是远近闻名的“美人儿”，尤其是撒拉族的发祥地街子乡的姑娘，长得更为俊雅、秀美，是名副其实的“一朵花”。她们蒙着深绿色的盖头，长长地垂到背后，走起路来，轻柔地飘动，风姿绰约，显得飘逸、潇洒，点缀街头，引人注目。

不仅仅姑娘俊美，整个撒拉族人都很有特点，他们聪明、勤奋、勇敢、强悍，吃苦耐劳，生存和生活能力特别强，而且观念开放，很能适应复杂的环境。如唐古拉山这样的高海拔地带，筑路工程一般只有撒拉族人能够胜任。在达坂山上，亚洲最高的隧道就是撒拉族人打出来的。青海省海南州的一座水电站工地，两支施工队伍上去都垮了，最后还是从循化派去一支撒拉族人的队伍，才在一年半内顺利建成。从青海到西藏，循化县还有500多辆车从事青海至西藏高原客货运输，一年四季，来往穿梭，不分白天黑夜，刮风下雪，这支运输队伍也是由撒拉人组成的。

撒拉族人信仰伊斯兰教，不吸烟，不喝酒，但很热情好客。宴请贵客的主人，高兴时还会给客人唱一首撒拉族民歌“撒拉阿娜一朵花”，歌词大意是：

蒙着绿盖头，穿着红甲甲（即马甲），

过去不出门，现在本事大，

敢在街上去经商，敢到黄河淘金沙，

苹果园里显身手，花椒树旁比高下，

撒拉人民真可爱，撒拉阿娜一朵花。

这首民歌曲调优美，歌词通俗易懂，含意深刻。已出版录音磁带。

撒拉族之乡有优美的旅游资源，当地的森林自然保护区孟达天池是一个避暑胜地，位于积石镇以东大约20公里处，周围是3000多米到4000多米的高山，山上长满了各种建材林、药用植物和观赏花卉，七月份平均气温只有摄氏15度多。山区有峡谷、瀑布、泉水、洞穴，可以钓鱼、划船、登山、赏花、探险，还可在万宝林里散步。在积石峡，黄河河道狭窄，两岸悬崖峭壁，落差大，漩涡多，水急浪高，可以和壶口瀑布比美。

在积石镇以西五公里处的街子乡，还有一处“骆驼泉”，它是横卧在松柏和花果林中的一泓碧绿的池水，池畔西侧有一只石雕骆驼，附近还有一眼水井，反映出撒拉族人早年间从中亚来到这里定居的情景。

在“骆驼泉”东边不远处，一片民房之中有一座素雅、壮观的清真寺，属青海第二大清真寺，寺的铁栅栏门外，左右各存一座古冢，上面都长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那是700多年前，率领乡亲们从撒马尔罕来的尕勒玛、阿合莽兄弟二人的墓，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葬在了骆驼泉旁、清真寺前。当时他们驮来的《古兰经》，是世界上仅有的三部手抄本之一，属于非常珍稀的文物。这一抄本曾经被国家有关部门收走，保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后来，十世班禅认为，还是应该保存在循化县原地为好，经过协商，又在20世纪80年代初取了回来，收藏在这座清真寺里。

西距积石镇10公里处的文都乡玛日村，是已故十世班禅的故乡。在他的故居大门口，有一棵高大、繁茂的杨树，周围修了一道土墙，加以保护。听说这里原来生长着两棵杨树，如今只幸存下来一棵树，它在藏传佛教中具有神圣的意义。据了解，达赖和班禅圆寂以后，寻访转世灵童都有一个很长的、复杂的过程，要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由德高望重的活佛进行占卜、算卦、神湖显影、明察暗访、察验真身等仪规，最后由中央政府批准。其中，活佛要前往西藏山南地区加查县境内海拔5200米的高山之中，朝拜被尊为“佛母天池”的拉姆纳错湖，它的面积只有二平方公里，形状如同人的头盖骨。活佛在湖边进行祈祷、祭祀、诵经、献茶等佛事活动，并且独自静静观察清澈的湖水，据说会显现灵童所在的方向、环境和各种吉兆。他把所看到的幻影都写下来，包括在一家农户的门前长着两棵杨树，加以密封。等到确定了转世灵童以后才宣布。然后，他带领一些信徒朝着循化的方向寻访，找到了这家农民，了解夫妻二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且品德高尚，有一个小儿子秉性灵慧，经过察验，才算初步认定。班禅家是一方形的院落，登上二层楼，正中一间佛堂，悬挂着十世班禅的大幅遗像，酥油灯闪闪烁烁。旁边一间，是他的母亲在1996年庆祝80大寿的礼堂，老人家今年已经85岁高龄，有时候住在西宁，有时候住在文都寺，人们均无缘得见。

（责任编辑程度）

2002年第1期 历尽沧桑的雷峰塔　作者：方　柯

位于杭州西湖南岸夕照山上的雷峰塔，以“雷峰夕照”列入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曾作为西湖的代表景观，塔废后才由“三潭印月”取代。此塔因《白蛇传》的传说和有关的戏剧、影视以及列入语文课本的鲁迅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使其妇孺皆知。

1999年10月，有关方面成立专门机构，开始了重建雷峰塔的前期准备工作。为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时10个月，对其遗址进行了清理，出土500多块，约3万多字的石刻佛经和大量金、银、铜、铁等质地的精美文物。之后，又对地宫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地宫打开后，考古人员发现，不到一立方米的空间几乎是个百宝箱，取出数十件制作精美的青铜器、银器、木器、玉器、丝织物、皮革、玻璃等文物，皆具有重大研究价值。如盘龙莲花座青铜佛像，造型举世罕见，象征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丝织品为唐代产于绍兴的著名越罗，可探索浙江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葫芦形小瓶是我国古代采用特殊工艺制造的铅玻璃，证明了当时科学技术所达到的程度，是国宝级文物；鎏金银质金涂塔精美绝伦代表了五代时期吴越国最高的工艺水平，也当属国宝级文物。专家们断定，金涂塔内供奉着“佛螺髻发”，即佛祖释迦牟尼的头发遗物，为避免损坏，文物暂不取出。

雷峰塔始建于公元975年，吴越王钱俶（原名钱弘俶，后避宋祖讳去弘）因黄妃生子，为感谢佛祖赐子供奉“佛螺髻发”和经卷而建。钱俶在碑记中称：“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瑶具，创堵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专家推算原塔高达70米，初建时七级八面，青砖塔身，外包木制廊檐。为建塔专门制作的砖中，有的镌刻佛像和捐助建塔者姓氏，有的侧面带有圆孔，孔内藏佛经。1924年塔倒塌后经砖为人发现，砖内圆孔直径约六分，深四寸，下端封闭，装好经卷后，上端用木块封住。经书开卷处具名：“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佛家言八万四千者为偶数之极限，非实际数目），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奉。”经卷每张均以长四寸、宽二寸的白棉纸精印，纸表细腻坚滑，字体近于魏碑，是发现最早的宋初木刻印刷精品。据说解放前一张塔经标价两千大洋，按当时购买力价格可谓不低。

早期称该塔为黄妃塔，因在夕照山雷峰顶上，久之皆称为雷峰塔。北宋末塔遭雷击，顶部毁坏，南宋初予以重修。明嘉靖年间，倭寇疑塔内藏兵而放火，烧毁塔外木制廊檐，八面形制消失，塔身烧成褚红色，原秀丽俊美的山色塔影变得拙朴沧桑，至1924年倒塌前更是颓败不堪，以至鲁迅先生文中称：“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当然，这里面含有同情白蛇娘娘的成分。

除雷峰塔外，保塔、六和塔、虎丘塔等均为崇佛的吴越国所建造。吴越是五代时十国之一，开国者为武肃王钱。钱镠，字具美，杭州临安（今浙江省临安市）人，公元852年生。二十四岁时，被同乡人董昌招募，始为偏将，后董昌建杭州八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公元887年，唐廷授钱镠杭州刺史。后加授镇海节度、浙西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

当时为镇压黄巢起义军，朝廷允许各藩王和节度使招兵买马，扩充军队，而这些人有了地盘和军权后，往往割据独立，拥兵自重，钱镠却始终服从唐廷调遣。公元894年，越州刺史、威胜军节度使董昌叛唐称帝，钱镠先致书劝其：“与其闭门作天子，使九族百姓受涂炭，不如开门为节度，俾子孙富贵无忧。”继又遵从唐皇命令，讨伐董昌，扫平了越州。吴国杨氏称帝后，劝钱镠也自立，他复书斥其“凡为大唐臣子，理应各矢忠忱以扶唐室，……竟乘君难，而欲自立，乃蔑礼忘恩弃德背义小人所为。”

公元896年，昭宗又加授钱镠检校太尉兼中书令、镇东军（原威胜军）节度使。次年，赐镠“金书铁券”，券文称：“尔披攘凶渠，荡定江表，忠以卫社稷，惠以福生灵，……志奖王室，绩冠侯藩，……卿恕九死，子孙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责。”（据传“金书铁券”唐代仅颁发四次，宋、明、清几代帝王都曾向钱氏之后索观“铁券”，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唐代惟一传世“铁券”。）三年后，诏命取钱镠像，画于“凌烟阁”上。公元902年封越王，904年，封吴王。朱温建梁之后，封为吴越王，后又尊为尚父，加封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国王。

五代十国期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最破碎、战争最惨烈的时期，占据中原立国的所谓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皇帝像走马灯似变换，朝代更替颇繁，维持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几年，最短的后汉仅四年；而十国（如加上契丹、南诏、勃海、于阗、东丹、大理等，远不止十个）当权者大都称王称帝，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你争我夺。受害最深的是百姓，或被逼当兵，死于战火；或田桑抛荒，亡命他乡。再加上水旱虫等天灾，往往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甚至出现“人相食”，“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

钱镠在此期间主要采取保境安民之策，发展农桑、兴修水利、减赋薄税、开拓海运。钱统治中心在杭州，深感钱塘江大潮危害之重，因海水倒灌，盐碱浸泡，沿江大片田地无法耕种。钱镠看出如能修成江堤挡住海潮，两岸可得数万良田，增加大量赋税，便下决心征发民工修堤。为使江堤能经受住举世罕见的钱塘江大潮冲击，筑起石堤巨坝，堤外挖出土塘，放入竹笼，以石块投入，边上再以巨木并排打桩，称为“捍海石塘”，简称“海塘”，延传至今。在五代乱世之年，能完成如此浩大艰巨工程堪称水利史上的壮举。宋代文天祥赞钱镠：“筑塘射潮，非止一时之保安，实有千万年之功德。”此外，钱镠还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均修闸造堰，依气候蓄泄河水，避免洪涝灾害。这些水利设施产生了显著作用，太湖流域农业有了很大发展，江浙遂渐成“粮仓”。农业发展促进了其它各业繁荣，苏杭亦始为“天堂”。

钱镠曾派人凿去江中妨碍航行的巨石，派大船出海开展贸易，输出当地产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吴越的秘瓷誉满天下，历代奉为精品，前几年我国还举办过国际秘瓷研讨会，钱镠之母墓中出土的瓷器曾与“金缕玉衣”一起赴海外巡展，引起轰动。吴越的贸易航线不但到达山东、辽宁、广东，还远抵朝韩、日本、印度、伊朗等国家，日本《本朝文粹》中载有与吴越王互托国书、礼物十余次，《朝鲜史略》中载有吴越王遣使致书劝高丽、百济休战和好。

钱镠一生坚持不肯称帝，不自立年号，中原朝廷几经更换，他始终称臣纳贡。临终前告诫子孙：“无图安康逸豫，勿得罪群臣百姓。”“善事中国。勿废臣礼。如圣人出，当顺之。”公元932年，子钱元瓘继位（继位前名传瓘）。公元941年，钱元瓘死后，子钱弘佐继位。公元947年，钱弘佐死，弟钱弘倧继位。年底，钱弘倧与军将不和遭幽，钱弘褚在得到可保全弘倧性命的承诺后，于公元948年初即位。几代吴越王悉遵钱镠所嘱，向中原朝廷称臣纳贡，并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自消国号，纳土归宋，促成了国家的统一。

唐末五代战乱使国土大量沦丧，大宋的统一在国家民族的历史上意义重大。历代有识之士对几代吴越王的功德赞赏有加，范仲淹、韩世忠、米芾、黄庭坚、王十朋、朱熹、陆游等人，均有诗文颂之。欧阳修称：“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不被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乐。”苏轼谓吴越：“其民老死不识兵戈，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岳飞赞钱镠：“穆如天神，恒文是匹，何以颂之，圣贤豪杰”，将他比作春秋称霸的齐桓公、晋文公。

近年来，浙江省将钱王墓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建了钱王陵园，计划投资八千四百余万重造雷峰塔，并已决定在西湖柳浪闻莺公园内钱王祠旧址上重建钱王祠，恢复吴越国三代五王塑像和相应建筑，西湖边将重现这些著名历史文化景观。

（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期 辛巳年的启示　作者：艾　若

徐霞客逝世于辛巳年，时光滔滔汩汩流走360年，六个甲子轮过，又到了辛巳年。

霞客逝世，当年震撼了两部分卓尔不群的文化人。一为江阴、宜兴、靖江、吴江等地的家乡文化名人，一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批巨擘。震撼的结果是纷纷相互联系，奔走，收集，抄录，整理，编目，作序，写墓志铭，大力推崇后来定名为《徐霞客游记》的这部巨著。既然“宇宙间不可无此奇人，竹素中不可无此异书”，那么，只有把游记整理刊刻，好好保住，则徐霞客的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应有之义了。感谢上苍对徐霞客及其知音者的垂爱，一场空前未有的兵燹过后，果然有抄本逃过劫难，奇迹般保留下来。这是我中华文化宝藏之幸。

此后135年过去，到公元1776年，被冷落了两个多甲子的《徐霞客游记》正式出版了乾隆本。依旧是民间流传作用之不可抗拒，30多年后出现了嘉庆时期更为充实的本子。此后，又是将近两个甲子的默然无闻，到了20世纪20年代，多亏以丁文江为代表的文化界巨子的潜心研究，开始运用现代地学观点解读游记的科学内容。尽管游记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在又遭几十年冷落后，到了20世纪80年代，徐霞客及其游记这门学问，才得以脱颖而出为一鸣惊人之势。首先引起了地学界文化人的震撼——这是将近六个甲子以来的第二次震撼。以北京为龙头，“徐学”在江苏、云南、浙江、贵州等省市，兼及台湾，还有国外，如英、美、法、印、韩、日等国，四面八方，传播开去。这第二次震撼给我的感觉是，作为一门学问，对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热的兴起，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之所需，是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召唤。

六个甲子的回顾，我以为：一、6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若是言之无文，不可能行之久远，更不可能长眠后乍然复苏，复苏得如此理直气壮，令学术界斐然出现一道壮观的风景线。盖因游记文字之美，及揭示自然奥秘与其内外特征描述之精确。二、作为一个旅行家的徐霞客，开天辟地“游”出一部重视野外考察从而获得空前科学成果的巨著，徐霞客对于地学的开拓性功业，以及在地貌学上的领先世界的地位，是他同时代的一切游记作者所无法比拟的。三、若不是《徐霞客游记》中洋溢的令人仰望思齐的人格，其德行、其精神、其个性、其经历，有着弥漫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又怎能赢得守正不阿的东林诸贤及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语）的文学一派的青睐呢！又怎能赢得今天读者在人格精神上与之如此的热相呼应呢！

立德、立功、立言，分别为人生三大建树，有其一项耸立人间，已然不朽，设若三者皆备，实为世间少有。关于徐霞客及其《游记》的功绩，20世纪40年代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早有记述。近年来又有大量专文论述其在地学上无可争辩的成就。又因《游记》所志，是其长时期广地域多视角的观察与研究，涉及到除地学、文学以外的更多学科，引起读者的兴趣。然而，就徐霞客的功德而言，这位旅行探险家的起点和基础，理应是旅游。因旅游才有游记（旅游文学），才有地学之发现。这一切，成就了徐霞客的人文大德。

徐霞客的成就及其历史性文化地位，竟然生发于旅游，这是令人深感兴味的题旨。始于游玩，始于赏心悦目，始于一种癖好。而这种癖好，凡是吃饱了饭尚有余钱的人，尤其是文人，无不喜欢跑到大自然中去，这是人之常理，霞客也不例外。只是游来游去，时间长了，一个博学多才又多智的文人，实无法逃脱大自然对他的抚爱、熏沐、启示、陶冶，便在他的自由心性中，增添了更多自由及天人相处中所能获得的思想与文化的滋养。写日记是他的习惯，是他“游癖”愉悦独享之后的“记癖”愉悦独享，是滋味反刍，再次愉悦。人道他奇人，奇在哪里？我看出的是认真。认真到足以超越一切困难，不论自然界的，还是旧传统的。而且越游越认真，深入，求究竟，这游癖与记癖之前无古人，就这样以奇特方式展示出来。特别是西南游中所呈现出的霞客意志与奋进目标，穷实地考察之能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概，便成就了他那个时代那一批在各自门类中创造出尖端科学的先进学人中之一个特殊人。

试若从游记起点顺游记时序向其三大建树之终点走去，可谓一路风景，日新月异，逐时日地在丰富着霞客的知识、学问与思想。学者们运用发展的观点，顺应着游记所志时空的积累，触摸到了霞客思想的发展脉理，觉出他地学倾向的追求，是在逐步丰富与变异中形成的。有的学者将其游记分为两个阶段，即名山游的前期与西南游的后期阶段，颇为醒目。我意概括为：前主畅游，后主考察，而一贯的精神则是他不变的认真与求实态度，尤其是那热爱自然、与自然紧相爱恋的痴情。这种痴情，源于他个性中向往自在自由的追求，源于他家族、家风、家教中某种最能支配他的放达自主的影响，源于这个性与影响所导致的学养倾向。

中华大文化人所具备的文化基础，一般都是以儒、释、道三家学问相融和的一种积聚。不论自主哪一家，通其三家是其根底，此三家独擅胜场，各树一帜，又在文化的根底上相应相通。这根底，本质上都是以人为本，都是从“天道”，即宇宙的形成及其发展规律，到“人道”，即如何在物质与精神之时空运转中生存与发展，都是人生的哲学。但又各有各的完整体系。虽然都尊“天人合一”，儒家强调社会人或天下人，释家强调人间人或平常人，道家则强调自然人或自由人。儒家着重仁爱，释家突出智慧，道家看重天性，也都是力求透视人与人的生存，如何在天地之间确定人生主要准则。在处世层面上，儒家讲无为而治，释家讲无为法，道家讲无为而无不为。三者理论上靠得很近，实践上则气度各异。于是人们不难看出，儒家主正气，道家主清气，释家主和气。如果这三气融备一身，那就是美不胜收，过于琳琅满目了。徐霞客是一位精通三家的大学者，又本质上是个诗人。这三家的学问，予他影响最大的，我以为儒家是其根底，依次为释、道。徐霞客生存准则置第一位的是以德为本，仁者爱人。为人行事，以正道、正义、正直为指导，便导出他的自强不息，洁身自好，待人至诚，尊重事实，勇于实践，事亲至孝，重义轻利等。在他那里，自然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关系，不只是思想上的，道理上的，而是行动上的，系于一生的。天人合一生发出对自然的爱，即一个仁者对自然之爱恋，体现着中华人对天地万物世代传承的崇敬而乐生的亲近心理。在自然与人文的审美结合上，在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友好相知相依上，在个性自由与人格精神的自我塑造与建树上，总之，在将“天道”与“人道”统一于审美体验上，《徐霞客游记》盖世无双。

《徐霞客游记》字里行间充满了佛学的智慧。佛学的自主意识很强，这与霞客的个性是合拍的。善自观、自照、照四周，认定天命无常，而为善是福。佛教以仁为一切智慧的根源，一切众生的种性，慈悲为怀为一切道德的基础。徐霞客精通佛学，常伴僧人。与僧人同吃、同住、同行。僧人是他可靠的导游，寺庙是他挂单的处所。《江右游日记》中叙述他匆匆一遇法号观心的和尚，因为两人都“通儒释之渊微，兼诗文之玄著”，便一见“即有针芥之合”，“设供篝灯，谈至丙夜，犹不肯就寝，曰：恨相见之晚也”。

恐怕霞客自己没有想到要立德立功。即使立言，也并非立圣贤之言与哲理之言，而且是辛辛苦苦写了那么多景观之描写，地貌之考察，异地之经历。如此激动过内心的文字，他怎能不视如家珍？故尔临终前不忘托好友季梦良“理而辑之”。

一切圣哲思想，都是超前的，其精神不灭。徐霞客的精神是超前的，无论他的人文精神与科学探索精神，他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种全身心的与大自然的情感交流，都应是21世纪人类的精神先导。60余万字一言以蔽：作为自然科学家的科技伦理与作为人文学者的人文伦理的完美统一，也是科学家与文学家的伦理统一。有了这种伦理，科学不会走向对于人类与地球的危害，文学不会走向背离真、善、美的倒行逆施。自然科学伦理的根本原则是尊重、遵循、热爱自然，而不是蔑视、违反、伤害自然。人文学者与作家、艺术家的伦理根本原则是尊重人，尊重人的自由思想，热爱并体现自然与人的常绿相处，而不是对自然与人缺乏人本良知。徐霞客在这种科学精神与人本精神的内在统一上，是一位东方的圣哲。在信息时代到来的今天，纪念徐霞客的意义更为突出更为重大，作为文化伟人，他的文化指向是与今日全球之经济发展的方向一致的。徐霞客精神不灭，纪念徐霞客以人为本的这种主旨，永远不能丢失。

去年春月，中国徐霞客研究会责成我以学会与江阴政府名义为徐霞客故居扩建游记碑廊写序。在几位朋友鼓动下，我诚惶诚恐接受下来，序中庄重地提出“游圣”这一崇高尊号之后，至今没有听到不同意见。而江阴今岁五月已如期落成了名之为“仰圣园”的徐霞客游记碑廊。眼下朋友们催我务必就“游圣”的思考写一篇文章，便涌出周公、老子、孔子几位古圣人，还想到杜甫诗圣、王羲之书圣的尊号。那么游圣呢？舍霞客能有谁人当得？这便是辛巳年对我的启示。

（写于2001年7月26日）（此文编者作了删节）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1期 喻宜萱与《康定情歌》　作者：方辉盛　文有仁

不久前，我们拜访了这位今年已92岁高龄的喻宣萱老师。尽管时隔50多年，老人仍记得我们，而且她风采依旧，身体健康，双目炯炯有神。当我们谈到《康定情歌》时，她激动地讲了当年她演唱这首民歌的经过。

她说，《康定情歌》是1947年国立音乐学院学生吴文季在康定采风时收集到的。它最早的名字叫《跑马溜溜的山上》。吴文季带回这首歌后，由音乐学院著名作曲家江定仙配了曲。同年，我在南京俱乐部举办独唱音乐会时，演唱了这首歌，伴奏的就是江定仙。这首地方色彩浓郁，旋律优美的民歌经喻宜萱演唱之后，引起轰动效应，第二年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又为她录制了唱片，从此这首歌也就传扬全国。1949年，喻宜萱到巴黎、伦敦考察期间，又在法国、英国各地举办的演唱会上，第一次把它传到了国外，深深吸引了外国友人。

喻宜萱，江西人，1909年出生于萍乡县清溪乡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翰林，父亲喻相平为清朝末届举人。他们虽是封建世家，但思想开明，能接受新思想。喻相平年轻时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求学，喻宜萱的几个姑妈都相当有学问，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喻宜萱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自幼就爱读书，对社会上存在的重男轻女陋俗非常反感，立志要多读书，长志气，为女性争光，靠自己奋斗走出人生之路。她从小学到中学，成绩都名列前茅，音乐课更是优异，自幼就显露了音乐的天赋。

1926年，北伐军打败军阀孙传芳，开进南昌。此时的喻宜萱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宣传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在民众革命情绪感染和新思潮的影响下，她的眼界进一步开阔。次年秋，全家移居上海，在面临升学选择时，她先是出于救国愿望，想学一些富国强民的本领，决定考理工科，后在父亲的坚持下，1928年春，投考由刘海粟任校长的上海私立美术专科学校图（画）音（乐）系学钢琴。

图音系主科老师发现喻宜萱声音条件特别好，就在上钢琴课的同时给她单独开声乐课，还多次安排她在学校联欢会和小型演出会上独唱，发挥她的声乐才能，激发了她对声乐的兴趣，以至到了着迷的程度。

1929年夏，她又考入了我国当时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乐院，并由钢琴科转为主修声乐，从此决定了她终生事业。

音乐院的创办者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奠基人萧友梅，教师队伍中包括著名音乐家黄自、韦瀚章、查哈罗夫等。喻宜萱在这样一个音乐群星璀璨、人才济济的艺术殿堂中受教，使她的声乐天才发挥到极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三省，全校师生走出校门，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中，举办募捐演出，喻宜萱每次都满怀激情地进行独唱或参加合唱。演唱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爱国歌曲。热血沸腾、铿锵豪迈的抗战歌声深深地打动了听众的心，唤醒了民众，同时，也教育、感染了喻宜萱自己，激发了她的爱国热情。从此，不管她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在举办的无数场合唱和独唱音乐会上，演唱爱国歌曲始终是她的主要节目。

1933年，喻宜萱以优异的成绩成为中国第一所高等音乐学府的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她先是在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任助教，1935年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除了攻读有关声乐方面的课程外，她涉猎的知识面广泛，选修了教育学、心理学和德、法、英、意大利等语言课。喻宜萱对学习外语很有兴趣，解放后她又学了俄语，能熟练地掌握多国语言，经常译配外国歌曲。

在留美期间，喻宜萱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在纽约、费城、旧金山、伊萨卡以及佛罗里达州等17个城市举行独唱音乐会。有一次她通过面试，获准参加纽约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主办的青年歌唱家现场广播音乐会。一个中国人向美国听众广播演唱，这在当时还是不多见的，演唱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她在费城和旧金山万国博览会上举办实况广播独唱会时，当地报纸作了热情洋溢的专题报道和评论。从此，喻宜萱名扬海外乐坛，为中国人争了光。

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后，喻宜萱正在美国进修，她到各地举办演唱会时，经常发表演说，宣传中国的抗日，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向日本出售废钢铁，以防止日本用以制造武器屠杀中国人，表现出海外学子的一片赤诚爱国之心。

1939年，喻宜萱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业，谢绝美国朋友的挽留，坚决返回遍地抗日烽火的祖国。这年秋，喻宜萱到成都，先是在因战乱迁至成都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任教，1941年夏到新创办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任教授兼音乐系主任。

喻宜萱在湖北师院任教期间，倾注全部心力于音乐系，一心要把它办成培育全国高水平音乐人才的摇篮。她呕心沥血，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刻意经营，使这个系在她主持期间进入一个音乐群星璀璨的辉煌时期，教师队伍中汇聚了许多全国一流的音乐家。如解放后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的江定仙、抗日战争时期创作著名抗战歌曲《歌八百壮士》、《思乡曲》的作者夏之秋、国乐泰斗杨大钧以及钢琴家巫一舟、作曲家郑沙梅等，他们都是喻宜萱请来的。当时有一些学生慕喻宜萱之名，甚至从重庆远道来报考湖北师院音乐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湖北师范学院迁往沙市，喻宜萱辞去湖北师院教职，专职从事巡回演出。此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被称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学生喊出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配合斗争，进步歌咏活动也迅速扩展开来。喻宜萱全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先后在成都、重庆、南京、杭州、长沙、武汉、上海、兰州、广州、香港等地举行多场独唱音乐会，每到一地，还要到当地的高等学府和一些中学演唱。

喻宜萱举行独唱音乐会的目的，是通过音乐的魅力激扬人们对音乐的喜爱，以此激发人们美好的心灵和爱国之情。在每个大城市演出时，不讲盈利，一般只卖一两场门票，收入用来支付场租和其他费用。她在学校举行的独唱会都是免费的。

当时，许多高校和中学的进步学生传唱的歌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表达对蒋介石反动统治不满的；二是解放区传过来的歌曲，如《兄妹开荒》、《山那边哟好地方》；三是抗日歌曲和优美的民歌。喻宜萱在独唱会上也常唱这些歌曲，以支持进步学生运动。

1946年，她在南京介寿堂举办的独唱会上，唱了一首由赵元任谱曲、在明朝末年流行甚广的民谣《老天爷》。歌词是这样的：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来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尽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当时，出席演唱会的有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张治中将军也参加了。喻宜萱唱了这首歌，触怒了在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演唱会结束后，有人到后台要找她的碴儿，被在场的张治中解围才作罢。

喻宜萱在她步入音乐殿堂的前期，主要是学习西方经典音乐，她掌握和擅长演唱的是西欧古典艺术歌曲和歌剧咏叹调。但她从美国回国以后，受到国内抗日战争高潮和民众爱国热情的激励，她的歌风有了变化。在演唱古典歌曲的同时，独唱会上更多的是演唱抗日爱国歌曲，对民族民间音乐也相当重视，她在自己演唱的曲目单里，把中国的声乐作品放在重要的位置，即使在她出国期间也依然如此。1948年秋，她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去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家考察音乐教育期间，在伦敦、巴黎举行的独唱会上，她演唱的中外名曲中，中国作品就占了相当部分。《康定情歌》和王洛宾记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都是通过她的演唱最早向国外音乐爱好者推荐的。

喻宜萱重视演唱中国作品，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她说：学习西洋发声法，不但要能很好表现外国的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唱好自己的作品，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感情。要热爱自己国家的民族艺术，这对一个歌唱家、艺术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948年7月，她接受张治中的邀请，在兰州风景名胜区五泉山东龙口举办了一次有万余人参加的独唱音乐会，充分体现了她的艺术特色。东龙口处于峡谷山林之中，树荫蔽日，高山流水，极其幽静。为了满足更多的听众能欣赏到喻宜萱的歌声，独唱会不售票，任凭听众自由参加。演唱会在盛夏傍晚举行。

八时整，张治中将军陪同喻宜萱教授来到龙口八卦亭，独唱会开始。此时，只见有一万多听众的峡谷现场，万簌无声，人们屏气敛神，静听喻宜萱放声歌唱。她先后唱了二十多首歌曲，在五泉山脚的峡谷中久久回荡，真可谓余音绕梁，三日不绝，那种感人至深的艺术享受，给兰州听众留下难忘的印象。这在喻宜萱举办过的多次演唱会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多少年后，张治中将军在他的一份回忆录中，还写到当时的情景。他说，像这样的音乐活动在国内是很少有的。一位著名的歌咏家为普及音乐，甘愿无条件在露天为群众演唱，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

1948年秋，她从国外考察音乐教育结束后，急急绕道香港，回到刚刚解放的祖国内地。

1949年10月到达北京，11月初她就应邀在怀仁堂参加回国后的首次演出。1946年在南京见过她的周恩来在演出会上认出了她，热情地询问她回国后的情况，从家庭生活的安顿到工作的安排都非常关心。周总理的关怀对刚从国外归来，对新中国还不太了解的喻宜萱是极大的安慰。不久，她就受聘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兼声乐系主任，次年又出任副院长。直至1984年辞去领导职务，专任教授。

喻宜萱在教育事业上从事教学工作，同时坚持舞台实践，带领学生下农村、到工厂、军营，为工、农、兵演出。1953年末，与周小燕等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朝鲜慰问演出。她还曾先后同梅兰芳、马思聪、老舍、巴金、阳翰笙、王昆、郭兰英等人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在去苏联访问时，她还担任过莫斯科第六届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和柏林国际舒曼音乐比赛评委，声望很高。从1952年起，她从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连任到第六届。1960年又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文革”浩劫中，喻宜萱虽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批判斗争，被赶进“劳改队”，但她对献身中国声乐艺术的意志毫不动摇，仍是热爱她的音乐事业。“文革”后，1979年10月，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庆祝喻宜萱教授在新中国从事音乐教育三十年纪念音乐会”，对她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984年她辞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以后，仍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的编委，并是音乐分支编写组主编，同时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顾问。几十年来，喻宜萱用她辛勤的汗水，培养出诸如刘诵芳、李、胡静华、黎信昌、文征平、李光伦、李双江等一大批优秀声乐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她还发表了大量声乐方面的论文，选编中国歌曲集、译配优秀的西方古典艺术歌曲，对推动中国声乐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今年5月，在中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国家级音乐艺术综合奖大会上，喻宜萱和吕骥、李德伦、周小燕、赵、孟波、时乐 、郎毓秀等27位从艺60年的老音乐家，受到首届中国音乐最高奖——“金钟奖”的表彰。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2年第1期 陈立夫晚年呼唤两岸统一　作者：远　梦

刚过了新千年的中国第一个中国传统的元宵节，陈立夫走完了103岁的人生历程，在台中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与世长辞。随着他在台湾的最后离去，仿佛一台鼓乐铿锵的大戏悄然落幕，曾经权倾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第一代成员，除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尚在美国之外，其他的人都撒手人寰。此时，与他同龄或年龄相近的那些国民党大老也早就先他而去了。

陈立夫曾是著名的“反共老手”，生于1900年，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他在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采矿学硕士学位。1925年底，陈立夫回国，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由于蒋介石的器重，陈立夫于1928年起，历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学校代教育长、教育部部长、立法院副院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是国民党CC派首领之一。

在中国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蒋介石集党政军权于一身，而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两兄弟执掌国民党人事大权，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小小的孤岛上派系横生。蒋介石一心要扶植儿子蒋经国，已经容不得其他人来分权。在蒋介石身边二十多年的陈立夫自然是聪明人，他于1950年8月携家人赴美国，远离政坛，隐居于纽约长岛。

在长达19年的旅美期间，陈立夫不可能再像在国内那样，可以通过政治途径插手经济，在美国社会立足必须面对现实。他先与老朋友在美国东部的湖林城合办养鸡场，筹划养鸡挣钱的蓝图，不料来亨鸡不好养，养鸡场亏损严重，只能另谋出路。他又和友人创办中国食品公司，由夫人孙禄卿女士出任董事长。这次创业一炮打响，他们推出辣椒酱、湖州粽、年糕、皮蛋、虾仁蛋炒饭等“中华美食”，保留了传统风味，在纽约都市大爆冷门，买卖非常火红。

从国民党叱咤风云的当权人物，转为在美国谋生的普通侨民，仿佛巅峰到低谷，内心深处的失落感是不言而喻的。在大起大落中，陈立夫调整心理状态，适应了角色的转换。他放下架子，亲自参加食品的制作，时常开车到一些食品店送货上门，与食品店老板们聊天。他觉得这是自食其力，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与信奉基督的友人不同，陈立夫没有忘记中国的“根”，他的最大寄托是博大精深的国学。他深入研究儒学、易学、中医学、书画与戏曲，每有心得就著书立说，日程安排得满当当的，使得自己的精神不空虚。

1968年，陈立夫年近七十，颇有思乡之情。坐稳了台湾江山的蒋经国顺水推舟，把陈立夫请回来，担任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他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上，他兼任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孔孟学会会长、中华国医馆董事长等职。他先后著有《孔子学说对历史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唯生论》、《四书道贯》、《孟子之政治思想》、《人理学之研究》等书，还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学与文明》。

1988年1月，台湾“政治强人”蒋经国去世。同年7月，在国民党第十三届全会闭幕后召开的中央评议委员会会议上，身为国民党第十三届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陈立夫，率领34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联署提出了一项关于中国和平统一的议案。议案认为，中国的出路在于“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内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议案还提出，中国的统一“惟必须由中国人自力以达成之”，“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自会团结统一。”统一的进程，应是先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建立互信，继之“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开展两岸经济合作，进而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

这项提案尽管仍有某些不适宜的提法，但在台湾是史无前例的，它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适应了海峡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称赞“陈立夫等34位先生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不久，陈立夫在接受某杂志来访时说，假如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如何以中华文化来统一中国”，那他一定去。但同时又表示，“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1998年4月，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台北晶华大酒店宣告成立。第一届理监事会议上，聘请99岁高龄的陈立夫为名誉会长。这是一个以“和平统一”为己任、公开呼吁海峡两岸早日和谈的民间政治组织，陈立夫旗帜鲜明的政治态度，赢得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尊敬。

2000年8月，在国民党十五届中央评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央评议团主席陈立夫与梁肃戎等人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共议和平统一”的提案。这两位国民党“大老”是国民党的“有功之臣”，也曾与中国共产党不共戴天。他们眼看着国民党在失去大陆半个世纪后又失去台湾，台湾分裂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再三反思，痛定思痛，“基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基于2300万台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抱定“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登高疾呼，要求进行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共同打击"台独"，防止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得逞。

历史具有极大的戏剧性。陈立夫原先可谓中国共产党人的死敌。早在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受权发表的重要电讯列出中国内战首要战犯共43名，其中排在前10位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到90年代，10人之中只有陈立夫还健在。正是这位“战犯”中唯一的在世者，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建议。

第三次国共合作是一个老话题了。最先提出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不是国民党，而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1956年7月，周恩来总理三次接见奔走于两岸之间的著名人士曹聚仁。他对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陈立夫还记得，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国共之间的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给陈立夫和陈果夫兄弟俩写来一封亲笔信，表明共产党的态度，要大家共同打日本，不要打内战。周恩来的亲笔信让国民党上层看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希望。后来，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代表，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进行谈判，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发表了共同抗日的声明。

笔者于1996年在台北采访了陈立夫先生。

那是夏日的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笔者一行来到阳明山下一条小街，走进陈立夫先生的住宅。

客厅里悬挂墙壁的书画佳作，蒋经国为贺“立夫兄嫂八秩双庆”书赠的“福乐寿喜”条幅，放在最醒目的位置。旁边是一副笔力遒劲的对联：“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孔夫子的彩色画像与彩凤开屏的壁雕一静一动，别有情致。

陈立夫先生在一位年轻护士的搀扶下，从里屋走出来。他用浓重的浙江口音，招呼大家先坐。陈立夫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话题就从中国文化开始。他回台湾后，应邀去大学讲授《中国文化之精义》，讲座十多年没断过。陈立夫说，我小时候就念四书，后来把四部书并成了一部，花十年时间写了一本《四书道贯》，梳理了四部的原理，使之融汇贯通。“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没讲共产主义，也没讲三民主义，只讲中国文化。所以这部书在大陆也出版了。”

陈立夫对于中国文化推崇万分。他说：“中华文化很早啊，从尧、舜到现在，四千多年了，孔子到现在也有二千五百年了。你如果看了孔子和老子的两本书，你就晓得我们几千年之前，文化已经很高了。”他以一个长辈的身份告诉我们：“我想你们应该多看看。第一个，先要知道历史，才会爱国。第二个，要讲历史上很多了不起的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了自己的人。”

我们请陈立夫先生谈谈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说：“依我的看法，世界上的强国，没有一个愿意我们中国统一的。而不论海内海外的中国人，没有不愿意中国统一的。”他呼吁海峡两岸早日和谈，当权的人应当为实现这一大目标努力，自己伟大一点，看得远一点，真正地为中国的前途着想。

这番话出自陈立夫之口非同寻常。他曾投身北伐，参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又是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代表，亲历了国共第二次合作。陈立夫看来，国共前两次合作都成功了，实现了共同的目标：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北伐的胜利，打倒了军阀；第二次打败了日本，取得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陈立夫说：“现在面临的第三次国共合作，目标是以中国文化迎接21世纪来临。这个目标比前两个更重要。我们应该像以前两次一样，平等地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合作。”

因为陈立夫的观点与台湾当权者的观点相左，旁边的工作人员怕他讲话出格，提醒他：“立公，这个就不要讲了。”陈立夫不以为然，他挥了挥手，大声地说：“我这个资政是经国先生请的！”

听陈立夫先生畅言已有五年了。遗憾的是，国民党当政时坐失良机，李登辉为所欲为，大搞分裂活动，抛出“两国论”恶化两岸关系，根本不接受陈立夫等元老的意见。当然，陈立夫先生不会想到民进党坐大，国民党竟然大选失败，沦为台湾的在野党，却只能为两岸和谈提建议了。

陈立夫如此高龄仍谈吐自如，神情生动，让我们极为惊叹。请教他的长寿秘诀，陈立夫先生笑道：“我58岁患了糖尿病，也曾由于胆结石和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也有过。我居然能活到这么大年龄，跟我的饮食、起居和心境很有关系。我看到许多人同样是糖尿病，同样生活很不错，医疗服务也很好，却在五六十岁便失明、偏瘫，这主要是生活随意，没有控制疾病的缘故。”

谈到“后天的保养”，陈立夫认为：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过去人常讲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动故也。我每天5时半即起，作全身自力按摩的运动，已经坚持半个世纪了。年岁老了，学了一套老年自身按摩之法，叫做内八段锦。我每日三顿饭后走路，由护士陪同，每次约走500至600步，也坚持20年了。”

陈立夫总结说：饮食有节，起居有时。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陈立夫的原则是明确的：能不管的事尽量不管，然而要管的事仍然得管。比如海峡两岸的关系问题，就时常萦绕在陈立夫的心头。作为台湾政坛元老，陈立夫对中国统一问题日益关心，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统一。不顾台湾当权者的种种限制，他认为海峡两岸如果通过合作而达到统一，中国则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每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责任感。

纵观陈立夫的政治生涯，他辉煌过，也失意过，与共产党为敌大半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人。晚年的岁月里，他能抛开一党之见，站在祖国与民族的利益上呼唤和谈统一，实在是难能可贵。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期 比尔·盖茨之母的中国情缘　作者：陈　立

前不久，一个题为《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的文物展览在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展了，观展者如潮涌，人们被其精美绝伦的文物造型、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震惊了。当地媒体评价说：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引人注目的文物精品”。

然而，观展者绝对没有想到，这个展览能够在美国成功举办，却经历了一波三折，中美有关方面准备了整整五年时间；人们更没想到的是，为了促成此次展览，世界首富、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先生的母亲咪咪·盖茨（Mimi·Gates）女士为此费尽了心血。

世界首富之母的来函

1995年冬天，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梁旭仲局长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阁下：

您好！冒昧给您写信，请您原谅！

我的名字叫咪咪（Mimi），是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华盛顿州位于美国西北部，是美国的新经济和高科技中心，世界著名的波音公司、微软公司都在该州。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同样，我对四川的人文景观也比较了解，比如乐山大佛、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等等，特别是三星堆出土的文物，其精美绝伦的造型、神秘莫测的文化内涵，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但遗憾的是，我却一直无缘一饱眼福。

也许您很诧异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却知道这么多关于中国的东西。那是因为在我一生所从事的工作当中，有很多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联的，在我所供职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里，也珍藏着很多中国古代文物，包括石刻、陶瓷、字画、工艺品等等，有一尊石刻‘中国骆驼’还是我馆的镇馆之宝。……

我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倪密，那是北京大学一位著名教授给我取的。……

我此次冒昧地给您写信，是想与贵省在文化方面加强进一步的合作与交流。因为华盛顿州与四川省是友好省州，我们双方加强文化方面的合作，毫无疑问会更进一步地增进中美之间的友谊。……”

咪咪在信的末尾还庄重地签上了自己的中文大名“倪密”。

收到这封信之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梁旭仲局长被倪密的热情深深感动，虽然他不曾与倪密打过交道，甚至也没听说过她这个人，但看得出来她的确非常喜欢中国文化，还是一位文物方面的行家。因而他在局办公会上研究过此事后，当即给倪密写了一封回信，他在信中说：

“……中国也同美国一样非常珍视中美关系，四川省与华盛顿州更是早在1982年就缔结了友好省州，四川与美国最著名的波音公司和微软公司都有很好的合作。您说您对四川的文物及文化景观倾慕已久，我们随时欢迎您造访四川，我也将和我的属下给您当好向导。……”

信寄出去以后，由于平时工作太繁忙，梁旭仲局长也没太牵挂此事。谁知就在他给倪密回信没多久的1996年春天，倪密却带着她所在的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东方部的一个副主任来四川了。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梁旭仲局长特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亲自接待了倪密一行二人，并陪他们参观了三星堆展览、四川省博物馆古代文物精品展，游览了她久仰的都江堰、乐山大佛及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名胜古迹。

因为身临其境，近在咫尺地观赏这些珍贵文物，倪密对四川古代文物文化内涵的了解更深刻了，特别是对三星堆文物，她真是叹为观止。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境内，早在1929年，这里就曾发现大批精美玉石器；1986年又发掘了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了1000多件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引起了世界轰动，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1987年8月，三星堆文物第一次跨出国门，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展出，顿时引起西方世界的轰动。之后，三星堆文物又转到瑞士、德国、丹麦、西班牙等国展出，受到西方文物爱好者的热烈欢迎。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三星堆文物这些“光彩事迹”，倪密都耳熟能详。或许是爱屋及乌，倪密还慷慨地提出愿为四川文物管理部门免费赠送一套文物管理软件系统。

梁旭仲局长说：“那会给您添不少麻烦的，因为我知道现在市场上没有现成中文版的文物管理软件呀！”倪密回答说“我有一套英文版的文物管理系统，只要将语种变成中文就行了。更何况我还可以请我儿子帮帮这个忙，儿子有自己的软件公司。”

“哦，对呀，西雅图是世界的软件之都嘛，我怎么忘了？世界首富、著名的软件大王比尔·盖茨先生就是西雅图人呀！”梁旭仲似有所悟地说。

“是的，他是我儿子！他的软件公司名叫微软公司！”

“您是比尔·盖茨的母亲！”听了倪密的话，梁旭仲及在场的人有些惊讶。

“是的，我为他自豪！”

听了老太太这番话之后，梁旭仲及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比尔·盖茨20岁创建微软公司，1986年31岁的他财富突破数十亿美元，并从此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世界首富。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位平易近人、衣着朴素、工作严谨且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的美国老太太竟然是比尔·盖茨之母！

对中国文化一往情深

倪密早年工作于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那里有许多中国古代文物，她在天天与这些中国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深地爱上了中国文物，也因此被灿烂、神秘、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深深地吸引住了，她甚至还发表过好几篇有关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方面的论文。

爱好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却对斗大的中国字不认识几升，那实在太遗憾了，于是她抽时间特地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了一年中文。

就在北京大学读书的这一年，她遭遇了令她刻骨铭心的一件事：

那是在1985年秋天，她利用假期到十三陵和八达岭长城去旅游，不小心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丢了。包里有钱和这次来中国的各种证件，为此，她心里烦躁极了。现在身无分文，又没有证件，怎么回校都成了问题了。几位游客知道后，就给她捐下了2000多元钱。

当她回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她的包早已在留学生部办公室里等着她了，里面的证件和钱一个不少，连所放位置都没有动过。

原来，她的包并没有遗失在八达岭，而是掉在从十三陵到八达岭的出租车上了。出租车司机发现了这个包，从包内一张学生证上得知包的主人是北京大学的留学生，于是立即赶到了北京大学，将包原封不动地交给了留学生部办公室，请他们转交。

得知事情的原委，倪密真是感激不已，她没想到中国人的素质这么高，她真想拿出一笔钱来感谢那位善良的出租车司机。可人家却早已离去，她只好作罢。从此以后，喜欢中国文化、中国文物的她又对创造中国文物、创造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更加充满好感了。不仅如此，这件事还成了她向家人及同事时常提及的经典故事。

因为受她的影响和熏陶，她的儿子比尔·盖茨也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以至于后来他的微软公司里有着大量的华人软件工程师，他的法律顾问汤光宇也是华人。

倪密从中国四川回到美国西雅图之后，对四川文物叹为观止，她及时地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情况向她和儿子的华裔好朋友骆家辉说了，并极力鼓动刚刚当上州长的骆家辉亲自到中国去看一看四川三星堆等文物，并担保一定会不虚此行。

受倪密的鼓动，1997年春，骆家辉真的在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回中国省亲，当然到四川参观三星堆文物是他中国之行的重头戏。在参观三星堆文物时，他也被四川古代文物的精美深深感动了，告别之时，特地向四川省政府及文物管理部门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四川的古文物能够尽早到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受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邀请，于1997年初夏特地派出了一个由文博专家、考古专家、外事工作者组成的一行四人的考察团，前往西雅图考察。他们受到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成员及全体员工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州长骆家辉也特地接见并宴请了他们，当地媒体在报道他们到来的新闻中甚至称他们是“来自神之故乡的使者”。考察结束后，双方草签了一个办展的意向性协议。

就在考察团回国不久，倪密不知从什么渠道获悉，中国第五届艺术节即将于1997年11月5日在成都召开，于是她再次给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信，希望能够一睹具有浓郁四川特色的此届中国艺术节的风采。

收到信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及时地给她寄去了邀请函，并将情况向她作了说明。

得到这封珍贵的邀请函，倪密激动得热泪盈眶，她早早地将自己的工作作了安排，准时地和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的两位主要成员——波音公司代表、华裔美国将军傅履仁先生和微软公司法律顾问汤光宇先生，在艺术节开幕之前赶到了成都（美国博物馆一般实行基金会制，基金会成员单位往往是一些大财团）。

倪密观看了艺术节的多场演出，对四川的了解也更进了一步，因而将四川的文物、四川文化介绍到美国西雅图的愿望也就更加强烈了。

实际上，倪密此次到成都来观赏中国第五届艺术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此行的主要目的，还在于想尽快落实四川的文物借展到西雅图一事，甚至展览的名称也在她来中国之前起好了，叫《包容天地》。所幸她与梁旭仲局长心有灵犀，她此次千里迢迢而来，也的确使办展的事有了眉目：双方不仅草签了一个非正式合同，还初步选出了一些要在西雅图展出的文物；初步决定了此次四川文物在西雅图展出3个月的借展时间、63万美元的借展费用以及近数亿美元的保险费等等。

求基辛格小布什戈尔出面帮忙

自从与倪密草签了那个非正式的合同之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就进入了紧张筹备阶段。

在这段时间内，倪密也与梁旭仲局长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保持着密切联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花巨资相继派出了文物运输专家、文物包装专家、文物测量专家、文物安全专家、文物陈列专家、文物专业摄影家、电脑特技专家等30多人，带上相关的先进设备先后六七次来到中国考察三星堆文物，并详细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方案，时间跨度长达两年。

日月如梭，转眼就到了2000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关于三星堆文物借展西雅图的筹备工作已基本接近尾声。然而谁知，就在此时却收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写来的一封长信。

这是怎么回事，大名鼎鼎的基辛格先生怎会给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信？

看过信才知道，基辛格是为三星堆文物巡展美国的事而如此热心写信的。他在信中强调了中国文物巡展美国对中美友谊的积极意义，并以私人的名义请求四川省文物管理局能够尽早给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一个借展的机会。

此后不久，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又相继收到了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的来信。他们来信的内容也同基辛格的来信内容大同小异，也是关于三星堆文物借展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一事，同样希望三星堆文物能够尽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

梁旭仲与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同事对这三封来信疑惑不已：为什么小小的一件事会惊动几位美国大人物呢？其中是否有什么玄机？

原来，倪密在观赏了中国第五届艺术节的相关节目、且初步议定了三星堆文物借展的相关事宜之后，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西雅图，她的员工和基金会其他成员知道事情的经过，也都同她一样非常高兴，因为只要签下正式合同，夙愿就会变成现实了。她和所有员工都急切地盼望着这个好消息能尽早到来。

1998年4月，四川三星堆文物在日本东京都世田谷美术馆展出，但这次展览，倪密事先并不知道，因而她非常惊异。

由于对三星堆文物的强烈热爱，同时也想向日本同行取取经，因而她特地带上了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文物专家、文博专家以及盛情邀请同行的美国最权威的文物保护研究机构——洛杉矶盖迪研究所的文物专家一道前往日本观展。在观展期间，倪密和专家们还专门作了一个《三星堆神树包装保护方案》的课题研究，并将其成果无偿地奉献给了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后来，三星堆文物又在台湾展出了，虽然没再去观展，但她却密切关注着三星堆文物展览的盛况，也收集相关的报刊。

然而，更令她始料不及的是，她还从有关渠道获悉，就在她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申请借展事宜、且虔诚地等待批文的时候，包括法国、意大利、希腊、澳大利亚等国家也都在跟四川省文物管理局谈判这批文物在他们国家巡展的事。这件事对她震动更大，因为她一直提心吊胆的主要原因就是怕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将三星堆文物的展出机会给了别的国家。

得到这个消息后，倪密坐不住了，于是她想到了请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帮忙。基辛格是个爽直的人，也最热衷于中美之间的友谊交往。他不仅当面向倪密承诺了帮忙这件事，还即刻行动起来，相继给中国国务院相关职能部门及四川省政府、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了信，

为了稳妥起见，倪密又请了正处于竞选总统的激烈战火之中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和副总统戈尔帮忙。小布什和戈尔也都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相继给中国的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写了信。梁旭仲局长及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同事连续收到这些美国显赫人物言情恳切的来信之后，立即加快了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合作的进程。

2000年12月10日，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梁旭仲局长及其随行人员与倪密及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基金会主要成员在西雅图经过认真细致的谈判之后，双方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中签订了正式的办展合同，办展时间定为2001年5月。

中国文物展轰动西雅图

自从签下正式合同之后，倪密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地。然而好事多磨。就在中美双方将展览前的准备工作基本划上句号的时候，2001年2月28日上午，西雅图经历了5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

灾情发生后，梁旭仲局长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的专家们心里也为之一震：灾情如此严重，我们的珍贵文物还敢拿到西雅图展览吗？于是他们提出：如果美国地震权威研究机构能够拿出一个包括近期地震活动预报、近一百年来的地震记录等相关资料，证明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展出期间不会再次地震的话，三星堆文物的展览计划将会如期执行。倪密爽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要求。

20多天后，梁旭仲和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收到了倪密寄来的由美国最权威的地震研究机构、华盛顿大学地震研究所提供的权威地震预报数据及近一百年来西雅图市所在的华盛顿地区的地震记录。资料分析表明，自5月至8月，即合同中既定的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的展出时间内，华盛顿州内及其邻近地区是绝对不会发生地震的，三星堆文物展览可以按预定计划正常进行。

2001年5月2日，三星堆文物展览在花费了倪密女士5年心血的艰苦邀请、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且一波三折之后，终于在西雅图艺术馆开展了。这个名为《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共展出了各种文物175件，其中包括大青铜立人像、大青铜纵目面具在内的六件三星堆国宝级文物，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国际文物特展。四川省副省长徐世群、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中国驻美国大使杨洁篪、文化参赞孙维学、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局长梁旭仲、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倪密以及波音公司总裁、微软公司总裁等参加了开幕式。

虽然熟悉造型艺术的美国观众具有欣赏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情趣，但要从展品中探索出远古四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然非常困难。为了帮助观众了解展品中的铜像、头像面具以及其他精品所展现的中国古代文明，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采用了一系列高科技信息技术：为这次展览专门开辟了网站，使美国乃至世界各地不能前往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观展的众多文物爱好者都可以分享中国的古代艺术与文化；网民们可以通过比尔·盖茨先生编写的互动软件查询各种资料及交流观感；邀请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家，在网上回答网民们提出的问题并参加网上讨论；网站为世界各地的教师免费提供有关中国艺术的教材，供他们下载打印；……

观众同时可以通过安装在展厅四周的互动多媒体电脑加深对展品的了解。博物馆将展品分成三星堆、周和东汉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有12个小部分，配以图像、文字、音乐、音响效果和动画，使观众观展时能全方位地理解、认识中国文物，认识中国文化。此外，博物馆还特地为观众准备了中英文的播放器，只要借一个带在身上，就可随时随地点播展品介绍。

观众还可以进入博物馆人机互动电脑室，无论大人小孩子都可以自己动手参与三星堆现场的模拟挖掘活动，这是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首次推出的高科技教育辅助项目。电脑室里的电脑工作站模拟的是三星堆二号坑三个层次的挖掘现场，观众可以从一堆零乱的碎片中辨认和拼凑出各种中国国家级文物。这一活动极具知识性和趣味性。

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年”活动中，《千古遗珍——中国四川古代文物精品展》是重头戏。此外，还展出了中国字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国艺术珍品；举办了中国音乐会、中美棋赛和中国电影周，并在周末开办了中国书法入门、中国艺术创作、中国手工艺制作等讲座。

四川省古代文物精品展向美国人展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也加深了美国人对中国的好奇心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愿望。

当三星堆文物在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开展以后，早已是三星堆文物痴的倪密又忙活开了，她又向得克萨斯州金布尔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及加拿大多伦多艺术博物馆竭力推荐了三星堆文物。在她的努力下，四川省文物管理局在进行一系列的考察、谈判之后，又与这三家博物馆签下了正式的办展合同。因而2001年底和2002年初，三星堆文物还将相继在得克萨斯州、纽约州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展出。

仅从倪密向其他艺术博物馆推介三星堆文物这一件事上，更可看出她对中国文物的厚爱是高尚而无私的！

（作者依法声明：未经作者同意，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转发、改编、网摘。）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2年第1期 略谈汉武帝的文治　作者：杨生民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对继承、发展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并非独尊儒术

中国从有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后，就出现了全国以一家思想为统治的现象。秦统一后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西汉初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统治思想。即使如此，对其他学派也非一概排斥，而是一般在朝廷设博士官，任用各学派的学者为博士。朝廷议事，各学派的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以供咨询。朝廷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秦始皇“焚书坑儒”前是这样做的，西汉初也是这样做的。“焚书坑儒”是个特例。

西汉初期重黄老思想，但对其他学派的人材也注意任用，汉文帝设置各学派博士多达七十余人，深受汉文帝器重的晁错，就是一位“学申商刑名”的法家。西汉初期实际形成的学术思想政策是：尊黄老（以黄老思想为指导）、重法治、兼用各家。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黄老）六家都是为了把天下治理好。只是，各家各有其优点与缺点。

汉武帝实行的学术思想政策就是西汉初期学术思想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说，汉武帝即位在学术思想方面“悉延（引）百端之学”，即兼用各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酷吏列传》中还分别讲了汉武帝尊儒术、重法治的具体情况。

首先讲尊儒术。汉武帝将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变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是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实施的。其一，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罢各家传记博士官，只设置儒家《诗》、《书》、《春秋》、《礼》、《易》五经博士。其二，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任用“好儒术”的田为丞相，并于次年“绌（黜）黄老，刑名百家言”的学者不用，提拔以学儒家《春秋》经起家的公孙弘当官，后逐渐升至御史大夫、丞相。其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兴太学，以学习儒家经典成绩的优劣选拔任用官吏。

其次谈重法治。汉武帝重视法家思想、重法治，表现如下：其一，汉武帝继承了先秦法家激进的改革思想，据《史记·平准书》载，汉武帝说：“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这同商鞅所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如出一辙。汉武帝要改革，就需要用法治清除改革道路上的障碍。其二，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汉武帝令张汤、赵禹定律令。在此之前，刘邦入秦与民约法三章，萧何又取秦法，作律九章。后又让叔孙通作朝代《傍章律》十八篇。共计三十篇。这次武帝定律令，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计三十三篇。加上高帝时所作三十篇，共计六十三篇。这就是后世所说汉律。此后法律条文严密，而且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完备。其三，任用酷吏，严厉执法，镇压诸侯王的叛乱活动，打击违法贵戚、商人、豪强，推动了改革。当然，汉武帝也任用酷吏残酷镇压了农民起义。其四，汉武帝时任用的法家代表人物张汤、桑弘羊等人在政治、经济改革上曾作出过重大贡献。

再次谈关于兼用各家的问题。武帝除任用以儒学起家的董仲舒、公孙弘、儿宽、夏侯始昌，和学法学的韩安国、张欧、张汤、赵禹、桑弘平等人外，还用了尊黄老学说的汲黯、郑当时、司马谈、司马迁等人，用了学纵横术的主父偃、严助、徐乐、严安等，还用过杂家的东方朔以及术数家、卜筮者、方士等等。

汉武帝施行的上述学术思想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汉代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各个朝代，一般情况下都尊儒术而兼用诸子百家，应该说，是受了汉代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汉武帝是中国封建时代学术思想政策的奠基人。

在中国历史上，西周重德治，后来儒家总结西周治国的经验，主张用仁义、德治治国，称王道。法家主张用法令、刑罚治国，称霸道。秦始皇“废先王之道”，专任刑罚、霸道治国，结果使天下大叛。汉武帝则德治、法治同施，王道、霸道兼用。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这说明汉武帝较之秦始皇在处理历史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前进了一大步，在治国的思想、方法方面也前进了一步。汉武帝能开拓更大的事业与此有关。对此我们不能予以忽视。

搜求、收藏遗书

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秦始皇“焚书”后还颁布了“挟（藏）书者族”的法令。古老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传承面临严重威胁。汉初开始搜求遗书，到汉武帝这一活动达到高潮，形成制度。《汉书·艺文志》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并说，“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中央政府大力搜求遗书的同时，郡国等地方政府也争相仿效。成绩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景帝之子、武帝之兄河间献王刘德，据《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载，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于办法好，能保护献书者的利益，调动了献书者的积极性，所以“得书多，与汉朝等”。另一位也是景帝之子的鲁恭王刘余，其人“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据《汉书·艺文志》载，这次从孔府墙壁中得到的书有《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其中《古文尚书》比汉初所得《尚书》二十九篇多十六篇。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搜集的遗书主要有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及曲辞诗赋，另外对各地上计的计书也妥为收藏。

搜求、收藏遗书促进了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发展。如孝经，秦焚书时为河间人颜芝所藏，汉初颜芝子颜贞献出，凡十八章。后在孔壁中与《古文尚书》同出的古文孝经，经文与颜贞所献之书大致相似，但多出三章，后合并为二十一章，孔安国为之作传。后刘向校经籍时又定为十八章。再如《周官》（《周礼》），汉武时李氏得《周官》，献给河间献王，独缺冬官一篇，献王以千金求购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上。王莽时，刘歆开始为《周官》置博士，此后《周官》流行于世。

还值得提到的是，武帝置《五经》博士时所用儒家经书为当时流行文字书写，叫今文经。鲁恭王在孔壁中发现的书和民间献书是用古籀文书写，叫古文经。此后，出现了儒家经学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对后世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思想发展有深刻影响。

搜求、收藏遗书对中国古代史学著作、历史资料的保存和史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秦朝焚书时，各国史记都被烧毁了，留下的独有秦记，而秦记又不载日月，文字过于简略，所以损失无法弥补。汉武帝设立史官，先后任司马谈父子为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能之一就是收藏各种典籍，如儒家经籍、诸子传记、史书、天文、历法、卜筮等书和天下计书。被古今史学家称诵的历史名著《史记》，虽为司马迁个人所修，功不可没，但修《史记》的条件却是汉武帝创造的。《史记》不仅通过《本纪》、《表》、《世家》、《列传》叙述了我国从五帝到汉武帝三千年的历史发展和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而且通过“八书”记载了我国礼义、音乐、历法、天文、祭祀、兴修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的演变及其功能。通读《史记》，我国历史上三千年的兴衰荣辱、经验教训、发展变化尽收眼底。如果说孔子编订六经和先秦诸子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一项巨大文化工程出现的话，那么《史记》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纪传体正史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开始。《史记》开创的纪传体史书体例是我国所特有的，历代相沿，至今已有二十五史。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的奇观。

还是汉赋名家

汉武帝对乐府演奏曲目与诗歌、汉赋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汉代乐府有三大演奏曲目，除《房中乐》十七章为高祖时唐山夫人所作外，《郊祀歌》十九章、《铙歌》二十二曲，均系汉武帝时协律都尉李延年所作。张骞通西域后，胡笳和胡乐传入，李延年又更造《新声曲》二十八章，使汉代乐府演奏曲目向前大大发展了一步。汉武帝还为乐府订立收集民歌“采诗夜诵”的制度，收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民歌歌诗计260多篇。乐府的活动，后来延续到东汉、魏、晋、南北朝，一些知识分子也以乐府歌诗篇名作诗，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汉武帝爱好汉赋，对司马相如作的赋尤为赞赏，推动汉赋发展得更加成熟、更加富于创造性。武帝本人就是著名诗赋作者，他的诗赋，一类大气磅礴，意旨深远；另一类感情真挚，词藻华美。鲁迅先生称赞说：“武帝词华，实为独绝。……虽词人不能过也。”

总之，汉武帝时期，在思想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向前发展了一大步。

（本文作者系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汉武帝传》）

（责任编辑文贤）

2002年第2期 清官问题讨论的历史教训　作者：耿一民

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是20世纪史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教训之一。20世纪60年代围绕海瑞戏展开的清官问题的讨论，由于政治的干预，权力的介入，结局最为惨烈。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的角度，剖析这一历史事件，真正记取教训，厘定共同遵守的学术讨论规则，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是发展学术所必需，也为史学界所企望。

“清官”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清官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主要是：两袖清风，廉洁奉公；执法如山，泾渭分明；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体察民情，爱民如子。假如大体按此标准翻检从《史记》至《明史》的《二十四史》，再加上后人所著的《清史稿》，列入《循吏传》、《良吏传》、《良政传》、《能吏传》的，大都可以归入清官之属。

纵观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面对诸多的“正史”记载，说“清官”“寥若晨星”，可以说“清官”被封建统治者“美化”、“拔高”亦可，若说“清官”完全为统治者向壁虚构，否定“清官”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是难以立足的。正因为承认史有清官这一前提，才有了史学界关于“清官”生存的社会土壤、“清官”的历史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清官”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客观上，确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否则就得不到古代人民的承认和肯定。清官戏的久演不衰，便是历史的证明。历史上的清官写入话本、戏曲者，诸如包拯、海瑞、况钟者固然不少，但传唱历史的久远，影响的广泛，无疑以包拯为最。有学者统计，一百出戏的《元曲选》中，包公戏就有十一种之多；明人杂剧中，包公破案的故事，更与江湖侠义故事相联系，使包公形象更丰富、多面，从而受众面也更广泛，谓其“童稚皆知”并不过分。

史载清官，有名有姓，有事迹可考，但他一旦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就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观众看包公戏，则不会深究某一情节是否为张咏或黄霸所为。这是因为历史是科学，戏剧是艺术，历史与戏剧的社会功能不同，要求标准各异。同一历史人物，史学家和戏剧家就可能各有各的聚焦，关注的话题自然也就不同。

观众的好恶，决不是评论家或某些卫道士所能左右的。当权者可以决定某部影片能否上映；上映的影片，他却无法决定其收视率。1993年台湾拍摄古装剧《包青天》，没想到播出后大受喜爱，由15集短剧一变而成为236集超长剧，在港台曾创收视纪录最高点。此剧卖到内地，同样受到观众的青睐。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清官戏何以能有跨越时空，征服观众的魅力？有的说，应从观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中寻求答案；有的说，应从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人神”崇拜研究起。

近些年，人们在探讨“人治”和“法治”问题时，对“清官”又有了许多新的议论。

学术讨论何以变成政治大批判

清官问题讨论，本是一个普通的学术问题；清官戏演了几百年，吴晗的《海瑞罢官》也问世多年，何以姚文元的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多少政治家、史学家，对此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笔者只想从回顾某些历史过程，探索学术讨论变成政治大批判的轨迹，以利记取历史教训。

（一）政治权力的介入。1959年初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看湘剧《生死牌》，戏的结尾处出现了海瑞。毛泽东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应该提倡他那种刚直不阿的精神。胡乔木邀明史专家吴晗为《人民日报》写了关于海瑞的文章，后来京剧艺术家马连良等又找吴晗写有关海瑞的剧本，这便是《海瑞罢官》一剧的由来。这本来是一件平常事，文章也罢剧本也罢，有多么大的看法不同，尽可摆出来，在平等的讨论中切磋琢磨，探求真理。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激怒毛泽东后，毛又说了这样的话：提倡“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

善于窥测方向的江青，1963年就向毛泽东提出要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1964年康生也向毛泽东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并最早提出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话。

1965年11月10日，江青一手导演的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12月21日毛泽东在和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的一次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并说：“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便明白无误地把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联系了起来。

问题性质已经“钦定”。拿到“尚方宝剑”权倾一时的江青，因为胸无真理，仍然处于色厉内荏状态，她还企冀更多的权力介入。据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刘志坚后来的回忆，姚文元的文章全国报纸奉命转载后，共鸣者仍然寥寥，相反，许多大学教授据史驳斥，为吴晗争辩。1966年2月2日江青在上海接见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六人时（张春桥在座），江青耸人听闻地说：“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政的时候了。”江青在接见中，几次露骨地说：“我们没有什么权，说话没有人听，我要借用林总的力量，要搬尊神。”

江青搬尊神的直接结果，便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台。当时的红旗杂志就此发表的社论称，“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是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由江青提出，陈伯达、张春桥阐述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流毒全国，也不知有多少善良的文艺工作者，丧命于这一错误的论断下。

历史无情。不择手段，借助外力，并没有增加江青一方的砝码，最终在真理面前一败涂地的是江青。

（二）工农兵参加大批判。发动工农兵参加大批判，不仅明确无误地传达了这场斗争的政治性质，而且显示了发动者依靠群众运动夺取斗争胜利的坚强决心。

人们对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记忆犹新，一篇《工人说话了》的《人民日报》社论，吹响了举国讨伐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的号角。这个国家的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话了，看谁还敢再来“嘁嘁喳喳”。

1965年是1957年的翻版。据上海图书馆编印并公开发行的《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显示，1965年11月29日《文汇报》加按语发表一个版的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12月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海瑞罢官〉的讨论逐步展开》的报道，上海的这两家报纸带头煽动社会舆论，把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从学术批判直接引向政治批判，从学界的学术论争引向社会的政治斗争。进入1966年后，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的文章逐月增加，3月，《全国主要报刊资料索引》开辟“工农兵群众批判《海瑞罢官》”专栏，并置于“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口号下。5月，以“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广大工农兵群众奋起锄毒草”专栏，取代“工农兵群众批判《海瑞罢官》”专栏。

一时间，全国各地的工农兵口诛笔伐，驰骋在神圣的学术殿堂。十年来的闹剧过后，有人作如是评论说：鼓动工农兵参加学术大批判，与其说让工农兵享受了一时的非分的光荣，不如说实际上让他们承受了不应有的罪责。

（三）逼迫舆论界就范。由江青、张春桥精心策划，姚文元执笔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抛出后，在最初的近20天里，虽陆续有省级报刊转载，但反响并不强烈，特别是首都各大报刊多按兵不动，观望等待，表现出舆论界对多年来搞过火大批判的厌恶。11月29日、30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被迫分别转载姚文，但《北京日报》加按语，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安排姚文时，放在了“学术研究”专栏内，并在按语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这自然引起了江青、张春桥等的强烈不满，他们多次向支持批判吴晗的毛泽东告新闻界的状。

据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回忆，编辑部在逐渐了解姚文元文章的“来头”后，违心地多登“拥护”稿，并排在前边；也登反对稿，但排在后边。即使如此，也没有逃脱挨批的厄运。1966年3月18日下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

4月形势急转直下，4月1日张春桥发难，诬蔑由彭真领导起草的主旨是反对将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的《二月提纲》有三条罪状。4月2日开始，首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发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要害”的文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横遭批判，舆论的公平和公正荡然无存。

平反昭雪并非完满的结局

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序幕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1978年11月开始，许多报刊发表文章，为《海瑞罢官》平反，清算文字狱，在心平气和的讨论中对“清官”给予历史的评价。1979年初，《海瑞罢官》重新搬上舞台。彻底平反的一系列组织措施接踵而至：因“海”剧和其他清官戏受“四人帮”迫害、打击和株连的，一律给予平反，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不实之词统统取消，蒙冤而死的，为他们举行“迟到”的追悼会……

彻底的平反昭雪，并非是最完满的结局，在学者们看来，扬眉吐气，只是个感情的问题；一纸结论，也只能管一时一事。他们希望的是，彻底地梳理过去，真正记取历史的教训。

他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批判”与“大批判”。

阶级属性是由经济和政治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的阶级划分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其知识具有普遍真理性质，为各个阶级所认同；社会科学虽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包含有与自然科学相类似的真理性知识，能为任何阶级借鉴。所以，且不可草率行事，把某一种学科或某一学派的某种观点，随便冠以“资产阶级”的帽子，给以否认，给以打倒。至于人们所以对一个学术问题持不同观点，和各人不同社会地位、世界观、价值取向、知识面、专业造诣等等有关。这种差异，是客观存在，谁的观点更为接近真理，应由科学实验、平等的学术讨论来解决；强求其统一，或粗暴干预，外力决定孰是孰非，都是错误的。

但是，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许多学科，对各种人物、各种观点进行过许多批判，总的看来，其负面影响均大于积极的影响。这是因为，批判对象均为某位领导或某一领导机关所决定，“是”“非”是事先判定了的，被批判者即被讨伐者，只有“聆听”“批判”的份儿，没有申辩、反驳、反批评的权利。这样的批判，即使出发点是正确的，也难以收到积极的效果。何况更多的批判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伤害了同志的。

互为因果，这种消极因素的不断发展，又导致了批判的不断升级：文化批判伴随的是政治批判；学术领域内的批判，扩大到工农兵参加的大批判，把工农兵群众推到了被愚弄、被利用的地位。

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全民的大批判变成了全民的大灾难，这便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写照。痛定思痛，人们重新审视“批判”一词的含义。周扬说：“批判一词原是德国古典哲学使用的术语。按其本义所谓批判指的是对旧形而上学的各个范畴加以重新的衡量和估价，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从未经过追究的既成范畴去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究竟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和效用。”中国古典文学著名学者李长之说：“批判本身的意思就是分析、评说，是个无论是‘是’还是‘非’都作出判断的中性词，远非令人赋予它新内涵后理解为‘大批判’之意。”经济学家孙尚清则明确地呼吁：“我们应当像宣布今后不再搞政治运动那样，明确宣布今后也不再搞学术批判运动了。过去搞学术批判运动，实际上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在学术领域的表现，后果十分严重。”

他们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是关于政治和学术的关系。

由于政治的粗暴干预，抹杀学术固有的特点和独立价值，以大批判取代学术上的争鸣，搞得学术界百花凋谢，一片荒芜。既是党的高级干部又可称之为学者的邓拓，“文革”前一直主张学术上的不同意见，通过百家争鸣，进行自由讨论，在争鸣时“应该畅所欲言，不要有任何顾虑”，并认为“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是可以区别开来的”。他在《人民日报》总编辑和北京市委书记任上，确也身体力行做过非凡的努力，但是“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他首当其冲，留下“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

如何避免这悲剧的重演，把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摆正呢？

哲学家邢贲思在探讨“多年来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贯彻的根本原因”时说：“不应从学术、文化领域本身中去找，而应从政治生活中去找。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民主。”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认为：“政治民主是实行双百方针的前提”，他说：“实践证明，没有政治民主，就一定不会有学术民主。过去常常搞学术批判，一有不同意见就批，一批，又往往变成敌我性质，这是受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老传统的影响。”

历史学家黎澍则认为，“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是一个人人都认为解决不了的大难题”。他甚至说：“要求分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就等于承认在学术问题上有言论自由，在政治问题上就没有言论自由，这不是公然违背宪法吗？”在黎澍看来，“学术自由，是保证学术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而“政治民主”是“学术自由”的前提条件。

对于这个问题，1986年8月15日，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的万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能得到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的概念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不改革这个概念，就会认为只有学术问题可以争鸣，政治问题不可争鸣，而这两者又经常分不开，一旦出了问题，即使是学术问题，也就变成政治问题，一股脑儿挨棍子。其实在许多场合下，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确实是很难分开的……”万里接着说：“所以关键不在于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而在于对政治问题，对决策研究本身，也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所有的政治问题，政策问题，都是应该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之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他还说：“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

呼吁厘定学术讨论规则

鉴于历史教训，既要参加学术讨论，就要有共同遵守的规则。学界多年来不断发出厘定学术讨论规则的呼吁，择其要者，最少有以下几点：

（一）要有追求学术真理的共同目的。20世纪30年代，楚图南便写过一篇学术辩难应有的态度的文章，他认为首要的一条是“辩难者的两方都有同一目的”。半个世纪过去了，经过建国后的风风雨雨，人们更痛切地感到，要促进学术进步，真正实施“百家争鸣”的方针，参与学术研讨的各方，都应抱有追求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目的。目的相同，即使主张各异，也能彼此理解，彼此尊重，彼此学习，从而彼此进步。把追求真理作为崇高的目的，便不会在学术研讨中以人划线，搞党同伐异。不因辩论对手关系的远近亲疏，而歪曲主观的见解和客观的实际。即便是自己的老师，也要如苏格拉底所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二）要坚持讨论问题的明确性。讨论的问题的明确的定义和清楚的阐述，划定讨论范围，界定与其他问题的相互关系。这不仅是深入学术讨论的需要，也是保护学术研讨参与者本身的需要。不同的论域，自有不同的要求，乃至不同的判断问题的标准。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不能混淆，不能在辩论中断章取义，深文周纳，故入人罪；也不能在论题之外“作文章”，对辩论对手进行人身的攻击和伤害。

（三）要实行双方权利对等的原则。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参与学术辩论的双方，有同样的发表意见的权利，既有你的批评权，就应有人家的反批评权。大家都认为判断学术是非的最好的方法是交付公论，“公论”就不能允许任何一方居高临下，以势压人，把平等的讨论转化为一方对一方的批判。学术标准是学术论争的最高准则，不应有其他尺度。不能根据某一权势者的好恶，作任何学术讨论的裁决。正直的学者厌恶在科学、学术范围之外去寻找自己学术观点的支持者。他们呼吁，名人政要，资深学者，不要在自己不熟悉的、非本专业的学术问题上，轻易表态，充当裁判；新闻舆论，对于学者问题的争论要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故意炒作，推波助澜，更不能凌驾于学术讨论之上，把持舆论，搞一言堂。

（四）不能强制统一思想，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我们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有限的、相对的，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穷尽了真理，科学反对任何武断。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学术民主”的口号，而另一些学者如历史学家黎澍则主张以“学术自由”来取代“学术民主”。“学术民主”与“学术自由”解释各有不同，见仁见智，哪个更为合适也可暂且不论，但有一点大家认识是一致的，即在学术问题的论争中，不能强制统一思想，搞集体表态。极言之，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这里是不能用的。不仅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还应该特别强调保护少数人的意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话，用在这里是合适的。丁肇中教授在北大一次演讲中用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的例子，特别说明在自然科学上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尤其是物理。主张保护少数，反对对不同意见的挞伐，目的是防止真理在多数人尚未认识到的情况下被扼杀。

厘定学术讨论规则是学界的强烈愿望，尽管学术讨论规则不可能具有体育竞赛规则般的可操作性，但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先取得共识，逐步“约定俗成”，付诸实施，便可成为正常开展学术讨论的重要保障。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2期 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　作者：张锡金

编者按：著名社会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教授的事迹，本刊曾有多篇文章论及。这篇《马寅初：决不向不以理服人的批判者投降》，着意写马老坚持真理、捍卫学术尊严的品格，读来令人震撼：从那个时代一同过来的我们，能够做到马老的几分？

1958年春，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新的一轮政治运动的序幕又渐渐拉开。在北大校园里，陆续出现的一些大字报的矛头指向年近八十的马寅初。马寅初作为一校之长、著名的党外人士，逃过了反右一劫，他的一些同事、朋友甚至包括他的一些弟子被批判，或者戴上了右派的帽子的痛苦记忆，还深深地留在他心里。

大字报再度出现，马寅初决定选择主动。3月21日他贴出大字报作自我批评，检讨1957年4月讲话中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某些提法的错误。但是，出乎意料，他的自我批评被人揪住不放。3月26日经济学系主任贴出政治色彩浓浓的大字报，指责马寅初的《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在本质上是为了资本家阶级利益向党和国家正确地执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办法表示不满”。

3月29日经济系二年级10个同学具名的大字报，批评他们访问马时，马寅初在指导他们如何学习和研究经济学，宣传了“个人主义”等观点，是有意识地引导他们走向“歧路”。

大字报写道：“马老说他先后到过英美，并且能说会写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国外文。……马老的谈话在我们班的影响确实不小，立即有些同学就大干特干地学外文，有的双管齐下，既学俄文又学英文；有的还想放弃俄文去学英文，不少人要求系里多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等等。总之，这次访问使不少同学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轻视社会主义经济学，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马老身为校长，有这样严重的资本主义教育观点，怎么不对同学起坏的影响？红与专的问题，两条道路也是马老必须彻底解决的问题，否则将把我们引向歧路。”

马寅初十分重视学生的批评，这不仅仅是恪守为师之道，也是一种民主、平等的作风。4月1日马寅初在《我对经济系二年级谈话的内容》的大字报中，对同学们提出的质疑作了解释：“我认为北大的任务是培养做研究工作的人和教学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要学一种或二、三种外文不可，否则决不能与懂外文的人比赛，他们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在谈话中发现他们连一国的外文还没有掌握，我听了吃了一惊。他们终日忙于写笔记、抄笔记、对笔记，外文的参考书和杂志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这倒是他们的莫大的缺点，所以，我劝他们快快学外文，至少一国的外文，要继续地学，绝对不可间断……我开始学习俄文时已71岁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学会。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励他们，学习要埋头苦干，否则不会成功的。我的讲话是出于至诚，对我的学生讲心里话。想不到他们自另一角度看问题，说这是我要表达我的天才，我要在他们面前表示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资本主义的人，他们从谈话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义，这些话真是令人痛心。”

阴影一步一步地逼近马寅初

1958年5月4日是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这一天，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到北大讲话。陈伯达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一个是受中国封建思想的影响，另一个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时代的教育。“现在我们在学术界中的任务，就是要向工人、农民学习，在共产主义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对于资产阶级的、各种市侩式的观点和思想，进行坚决的、切实的批判。”例如，要批判实用主义、马尔萨斯或新马尔萨斯学说，等等。（《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陈伯达的讲话，虽然没有公开点出“马寅初”三个字，但是，马寅初的名字是呼之欲出的。它为北京大学掀起批判马寅初等一大批老教授的恶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批判马寅初的大字报作者们把焦点集中在“新人口论”上，而且总是牵强附会地把他与西方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挂起钩来。他们并不在于理论阐述，而像有意识地与人“抬杠”一样，特别地强调人口多的好处。他们说：“马老对于中国的六亿人口是缺乏感情的。他总是觉得六亿人口给国家带来无穷的灾难……但是，我们并不是像马老那样来理解问题的，我们完全知道，只要把六亿人民充分发动起来，组织起来，那就会像原子核爆炸一样发出无穷的热和光，将在最短期间完全改变中国的面貌，最近全国沸腾的气壮山河的大跃进形势不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相反的倒是一种巨大力量。”（《马老否定了实现科学规划的可能性》）

在《马老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大字报中说：“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和马尔萨斯不同，我们也诚诚恳恳地希望马老不是马尔萨斯主义者；可是马老在他的大作‘新人口论’里确确实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极其广泛地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阐明马尔萨斯的基本精神。只要看一看每一节的标题就明白了。依马老看来：假如不‘控制人口’，农民就要‘失意和不满’，因而就会‘影响工农联盟’；‘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就要‘拖着科学研究的后腿’，‘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这一崇高愿望，也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才不难成为现实’……一句话，马老把中国人口众多完全看成是一件大坏事！这难道不是道道地地马尔萨斯观点？”（《北京大学校刊》）

类似这样的大字报随处可见，其共同点不外乎纳入这样一个公式：“马寅初——马尔萨斯”。

作为一个爱国的学者，马寅初认为能把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贡献给祖国和人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因此，他研究中国人口问题，并非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一位知识分子为了中华民族兴旺发达而努力献计献策的表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后，马寅初曾三次到浙江调查研究人口问题。1954年，他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往浙江视察，风尘仆仆地跑遍了十个县市约20个农业合作社。经过三年的调查，他发现中国人口增长率实在太高，每年增长千分之二十以上；每年净增人口约1300万。1955年，他根据浙江、上海等地的调查材料为切入点，分析研究其他省的资料，又参照研究外国资料，写出了一份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发言稿，准备在第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马寅初思考缜密，先将发言稿交浙江省人大代表小组讨论征求意见。有的代表认为，虽说这种观点与马尔萨斯不同，但其思想体系恐怕难免仍旧落到马尔萨斯的窠臼里。他听到这些意见后，感到此时的气氛还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便主动地把提交大会的发言稿撤了回来。但他并不气馁，而是继续调查研究，利用一切机会与各方面专家、学者就人口问题进行磋商、恳谈，为人口问题的提案作更充分的准备。1957年3月2日，马寅初终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理论观点。

1957年4月27日，马寅初在北京大学就中国人口问题作了一次学术演讲。6月，他以这次报告稿为基础，进行加工整理，写成书面发言稿，作为一项提案，提交第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此发言稿于1957年7月5日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他向人们大声疾呼：“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政府对人口问题若不设法控制，“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和不满”。在颂歌盈耳的年代里，他的言辞是那样的尖锐，又显得如此逆耳。但是，这正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忠心耿耿的生动的表现。

政治风云变幻莫测。1958年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报告”的权威性无疑将马寅初置于反对党与社会主义的地位了。

“拔白旗”运动犹如一场飓风席卷神州大地，随着政治形势出现的变化，理论界不少人明显地向政治家一边倒去。马寅初对于被扣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帽子不断地申辩，甚至于不得不从基本的常识讲起。（参见马寅初《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但在那“舆论一律”的年代里，又有谁去理会他的申辩呢！政治斗争的需要如同一根魔杖，它的“伸”与“缩”改变了一些人的基本的良知，把学术问题转变成政治问题，将马寅初与马尔萨斯捆绑在一起，既可以使自己有了可靠的政治背景，又可以以此压倒对方。于是，马寅初就被一些人宣布为一面“白旗”，成了口诛笔伐的对象。

如果说，学生的大字报还止于标语口号式的呼叫、呐喊，那么，一些有理论素养的学者、专家在撰文批判马寅初时，也总是背离学术讨论的“游戏规则”，即不顾学术讨论的评价标准、可用资源等，不去从学理上进行论辩，只是一味地将政治直接移入学术，将学术变成政治，从政治上扣帽子，就可想见马寅初在这场辩论中的命运要承受沉重的磨难。

《人民日报》1958年6月6日发表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一文中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说的话，与右派分子的话是一样的，是站在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是一种悲观主义。“我国人多，虽然有困难，但是好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发展、大跃进，我国人民的就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前途。不但如此，依靠我国丰富的人力，我们可以创造奇迹，可以做出更多的想象不到的伟大事业！对于我国人口多、增殖快的一切悲观论调和谬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经济研究》1958年第11期发表的《评马寅初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立场》一文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同马寅初的分歧在于：马寅初说人口多，消费多，人民生活无法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出路；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人愈多，就愈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就愈能促使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发展，就愈能促使国家的物产丰富、兴旺强盛，使人民群众的生活优裕、文化提高，而这些正是过渡到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必备的条件。”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在受到批判的同时，他于1958年2月出版《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也受到无端的批判。在《经济研究》1958年第10期的《评马寅初的资产阶级立场和庸俗经济学观点》一文中，给马寅初的这本书作了三条政治性的结论：

“（1）马先生的资产阶级立场还很深固，这在《新人口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此外，在马先生的《我国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在那里用歪曲事实的方法，替资本家叫喊‘无权无利’……（2）马先生对他过去所学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那一套破烂东西，还未清算，而且恋恋不舍，嗅不出自己身上还有浓厚的陈腐气味，这在‘新人口论’和‘综合平衡’论中表现得都很明显；此外，在马先生对凯恩斯学说所作的批评（实际是欣赏它仍然有用）中，也不时透露出来。（3）马先生的哲学观点是唯心的，治学方法是庸俗的（不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他的‘团团转’论是客观事物的表面联系的任意反映，是用来歪曲和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的一种工具；以‘团团转’论为基础的‘综合平衡’论，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任意描画，是一批杂乱无章的经济资料的人工堆砌，它以叫喊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为掩护，实际是否定这个规律。所以，包含以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在内的马先生的那本新书，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一株毒草，我们必须把它拔掉！”

对马寅初的批判显然是按照上级制定的方案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1958年初《光明日报》开辟专栏批判马寅初，《文汇报》、《北京日报》、《新建设》、《经济研究》等全国性报刊，都陆续发表文章。而北京大学一些人对马寅初的批判则是打头阵的。1958年初，经济学系的十多位教师成立一个人口理论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许多批判文章，就是以“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小组”的名义发表的。

作为一位教育家的马寅初，此时此刻身处逆境，但他所思考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命运，而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早在1951年6月1日他在北京大学发表的就职演说中即提出，全校师生要“以团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的光荣革命传统，保持学术地位”。为了保持北京大学的学术地位，他身体力行，钻研学术，捍卫学术的尊严和独立性，无私无畏地进行斗争。过后他坦然地说：“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人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了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生命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一万零四百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见《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5期）

头戴“白旗”帽子的马寅初基本上是靠了边，成了一位挂着空名的校长。1959年9月5日，毛泽东召集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论述当前的国内外形势。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公诸报端，在北京的最著名的五大高校负责人中，有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孙晓村，唯有北京大学的校长马寅初由副手陆平代之。在讲究政治待遇的特殊年代里，一个人是否出席某次会议往往是解读其政治命运的一种密码，人们从中不难明白马寅初的政治命运已定，他离开北京大学的时间已经排在日程表上了。

北京大学把对马寅初的批判不断地推向高潮。1959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召开大会，由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作了《批判马寅初人口论》的报告；28日，“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举行大会，由经济系教师作了《批判马寅初团团转综合平衡论》的报告，每一次会议都有8000余人参加。

狂风之下，小草随风摇摇摆摆，惟有大树岿然不动。1959年12月25日，马寅初在《北大校刊》上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他声明：“我虽然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马寅初没有退却，以学者的高贵的人格捍卫了“新人口论”。1960年1月，他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结束在北京大学将近十年的教育工作的生涯。马寅初重返北京大学，并荣任名誉校长，那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被颠倒的事情都颠倒过来之后的事了。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2期 胡耀邦是怎样做中宣部长的　作者：郑仲兵

胡耀邦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受命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同时，兼任了中央宣传部部长一年零两个月。那是“扭转乾坤”的日子，也是中宣部工作朝气蓬勃的时期。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文化知识界，当时的中宣部一改旧观，成了“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知识分子之家”。我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属短暂，但他那顺乎时势人心的政略，开阔深邃的思想，坦荡宽大的胸怀，率真热忱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仍是我享用不尽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任职中宣部是历史的选择

1976年10月12日，“四人帮”落网的第六天，胡耀邦即通过叶剑英元帅向中央晋言，“中兴伟业（叶剑英语），人心为上”三条：“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实际上是他酝酿已久的治国方略。

1977年3月，党的十一大，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任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他充分利用党校的阵地，迅即着手拨乱反正工作。一方面他坚决废止传统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不装袋子（不入档案），通过党校思想理论学习研讨的洗礼，训练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敢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高中层干部和思想理论战线骨干；另一方面，直接抓理论研究室，并以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为基地，联络《人民日报》，积极着手组织校内外理论队伍，亲自策划指挥撰写了一篇又一篇拨乱反正文章，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中绝大部分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强烈的回响，尤其如《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人民日报》1977年10月7日）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新华社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两篇文章，事实上成为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思想解放运动的宣言书。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主政中央组织部。他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大无畏精神，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了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三天，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

刚刚结束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真正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生活的又一次伟大历史转折。

三中全会坚决批判并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在这重要的历史关头，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流毒，消除“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错误影响，深入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适应改革、开放、加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便成为迫在眉睫的头等历史任务。

但是，当时在思想理论界还有相当数量的同志，特别是一些身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同志，“思想上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脱离实事求是的路线，设禁区、下禁令，成为解放思想的阻力”（见胡耀邦：《在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甚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纯属马列主义常识的问题上，他们也表示不能接受，把这种正确认识说成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

此时此刻，由谁出任中宣部长，自然地就成为刻不容缓的历史抉择了。

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

胡耀邦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的消息传来，中宣部和宣传系统的干部以及广大知识界的朋友，无不奔走相告，激动不已。

1978年12月29日，胡耀邦到钓鱼台中宣部驻地报到，并与13级以上干部见面，谈了施政意见；12月31日，胡耀邦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和大家亲切会面，并即兴作了热情洋溢的长篇讲话；三天后，又在钓鱼台17号楼会议厅和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见面。

胡耀邦在中宣部亮相的过程中，介绍了中央对中宣部长人选考虑的过程；评说了过去两年思想理论界的形势和一年多中宣部的工作；阐述了自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和近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耀邦说，“我们宣传部门的同志现在要首先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什么？把这个问题考虑清楚了，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抓住了事物的根本。”

耀邦强调“重点转移”，反映了他的决心和远见。在他看来，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变，没有对这一“转移”的必要性、必然性的正确认识，一切宣传工作的所谓“转变”，都只能流于空谈。

耀邦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党的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密切结合起来，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走在实际工作的前头，或尽可能走在前头。”

为此，耀邦强调了三条：一是认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钻研理论业务；二是认真面向实际；三是认真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在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三段式里，耀邦都有“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耀邦呼吁“对那些打着马列毛的旗号招摇撞骗的，要揭穿，要斗争”；同时“要防止讲大话、讲空话、讲套话，并同这种心理、精神状态作斗争”。

耀邦强调“面向实际”，就是“面向四个现代化的实际，面向党内党外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面向过去、现在、将来我们所走道路的经验教训的实际”。

讲到解放思想、树立好的学风时，耀邦感慨系之，十分动情，说了许多话。耀邦认为，思想理论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有其自身规律、自身特点，必须予以十分尊重。他说，这正是为什么三中全会要重申“三不主义”的缘由。

耀邦说：“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所以对做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么影射。”

耀邦愤然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最后，耀邦提出近期宣传工作要解决的15个具体问题，其中包括，关于三中全会的宣传工作；关于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筹备安排问题；关于继续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关于理论上的禁区、枷锁要破问题；关于坚决实行少宣传个人的方针问题；关于宣传战线、首先是宣传部门如何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促进派的问题等等。

1979年1月6日至11日，耀邦又主持召开了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他在1月11日举行的闭幕式上兴奋地向大会宣布：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此报告中央主席、副主席都圈阅了，将作为中宣部文件发给全党。”全场为之一震，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耀邦还郑重地说：“有一条可以说清楚，党中央讲了好多次：离开社会主义建设一刀切的全国性政治运动，我们今后不搞了。以前搞一个失败一个。离开繁荣富强，搞什么政治斗争，不行的！”全场爆出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这次会上，耀邦谈到干部学习问题时说：“一千七百万干部怎么学习，要因地制宜”，笼统地提学习马列毛著作是“不完整的”。他说：“做党的工作，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不学马列不行”，但也要“学习科学”。做经济工作、科技工作，或其他专业工作的同志，主要是学习有关的业务科学技术，当然“也要学点马列”，用学习总时间的“六分之一”就可以。“不要不分情况，光强调学马列毛，这行不通、不实事求是。”

在座谈会结束时，谈到回去后如何传达会议内容时，耀邦面带微笑地对台下宣传部长们说，这是一次座谈会，怎么传达都由你们做主。传、不传，怎么传，都不犯错误，请你们自己定。总之上下之间，左邻右舍的关系，不要搞得那么紧张、森严，以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要搞得那么刻板、森严。

耀邦就职的亮相和讲话，在中宣部和整个宣传系统引起空前强烈的反响。

时任理论局局长的洪禹，1938年到延安，长期从事宣传工作，解放后就在中宣部任职。他深有感触地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就要对历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我们一定不能等闲视之。”

在理论务虚会上疾呼冲破禁区解放思想和风细雨团结同志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胡耀邦出任中宣部长后的第一个重大行动。这次由中共中央出面（通过中宣部），汇聚这么多理论精英和专家于一堂，以实践为标准，开诚布公，畅所欲言，自由地研讨有关中国前途与命运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大会，实属创举。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缘起要追溯到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白热化时期，当时，中共中央叶剑英副主席在中央常委会上，建议开一个理论方面的“务虚会”，专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统一大家思想。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同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谈话时也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摆开来谈，免得背后讲，这样好。”

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明确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叶帅也在会上讲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不容置疑的。”

华国锋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的责任。

由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很多，时间有限，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花很多时间来解决。中央政治局同志认为，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胡耀邦对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自我批评是肯定的，他强调，召开理论务虚会，不能重复“大批判”的错误，要“只换思想不换人”。但是，耀邦十分清楚，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和为现代化服务的目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扩大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思想成果，进一步确立以实践为标准，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全党全民的思想，深入拨乱反正。

从1979年1月初开始，耀邦紧锣密鼓地进行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组织筹备工作。为了实践他的把这个务虚会开成“转化”、“团结”会的思想，在大会领导小组成员构成中，耀邦坚持安排两名中央工作会议中受过批评被认为是“凡是派”的代表人物；把曾经反对过真理标准讨论并有影响的同志都邀请入会。耀邦反复强调，坚决执行“三不主义”、和风细雨、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方针，会上会下“不搞大批判”，“不搞点名批评”，提出：“为了畅所欲言，所有的会议记录、文字等都由自己定稿，不审查。”

1979年1月7日，耀邦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并将起草好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和会议通知草案报送中央。耀邦在信中写道：

理论务虚会的开法，我考虑了一个初步设想，先请在京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一月下旬或二月初开会，开二十天左右。然后休整几天，向中央汇报。再请各地的理论工作者二百人左右共四百人左右，再开十天左右。第一段会，主要是大家讨论，小组座谈和大会发言相结合，让大家把思想敞开，畅所欲言。

第二段会，想请国锋同志、剑英同志、小平同志讲话，引导大家集中讨论解决思想理论战线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先民主，后集中，把思想统一起来，促进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的理论工作做得更好。

华国锋主席和邓小平副主席都表示同意和支持。（叶剑英和李先念不在京）华还答应在会上讲话。

1979年1月18日下午，理论务虚会的第一段（又称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以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名义召集，在北京友谊宾馆科学厅拉开帷幕。胡耀邦主持会议。他的《引言》和讲话，在会内会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人“提神儿”（耀邦常用语）的是，他第一次引述了毛泽东讲过的两段话：

一段话是1965年底，彭德怀同志分配到三线当副总指挥，毛主席请彭老总吃饭，主席对彭老总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

第二段话是1968年10月14日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我亲自听见的。这天下午一点钟，主席讲了几句话后问我们：“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没有反应。毛主席接着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

毛泽东的这两段话耐人寻味，胡耀邦引述这两段话更有深意。意思是说，历史上的是非，只能“由历史做结论”，这是历史实践使之然。毛泽东尚且如此，在“文革”宣布结束，三中全会也已开过的今天，人们有什么理由还抱着“两个凡是”而诚惶诚恐，还不敢尊重实践的检验，打破禁区、解放思想呢？

会议开始不久，刚从邓小平家回到会场的周扬又传达了邓小平对务虚会的指示：“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更加使与会者心情舒缓，敢吐诤言。

1月22日，耀邦又向大家传达了邓小平对会议的几点意见：

要敞开思想谈。真理标准问题还有多少谈的，可以谈得快些。理论问题很多，没有说清楚。例如：民主、法制问题，经济管理问题。“文化大革命”也可以谈，是否采用那种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问题也可以讨论。今后不要提 “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应提“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耀邦根据各组汇报的情况，结合小平的意见，又归纳出若干问题，建议大家深入思考研究。如，怎样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党的基本路线是怎么来的；建国以来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文革”性质、要求、教训等；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从十月革命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民主是集体的行为；康生问题——他究竟是马列主义理论家还是假马列的骗子，或是一个棍子；突出宣传个人问题；对马列毛能否一分为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

耀邦再三强调：“这次会不强调什么人都检讨，不开成批判人的会。检讨也可以，但要讲出道理来。”“敞开思想谈，三不主义，但不要向外扩散，使用的材料一定要准确。”

1月27日，邓小平听取了耀邦等关于务虚会讨论的汇报，要求会议讨论民主问题，并写出文章。他说：十月革命后60多年，民主没有搞好。今年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二三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从世界历史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趋势，讲清楚民主的发生与发展。

胡耀邦认为，邓小平这次讲民主的观点比较彻底，非常重要。他要求文件起草小组，把它加以发挥，写进邓、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讲话中去。

务虚会的第一段，从1月18日一直到2月16日休会，整整开了30天，超出预定时间十天，会越开大家兴味越浓。期间，许多省市区也开了本地区的务虚会，做到上下呼应，此起彼伏。在总结这段会的收获时，代表们认为：“这次会议是30年来理论战线上最生动活泼的一个会议，大家敞开思想，冲破禁区，说真心话，说实在话，对长期以来未能触及而影响很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敢于发表意见，这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可喜现象，也是理论工作开始富有生气的实际体现。”

充分肯定思想解放的大好形势 继续反“左”不戴帽子不反右派

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务虚会召开以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二是，思想的解放，激活了30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形成对各级政府的重大压力。三是，中美建交后对外开放的局面更加扩展，引起社会思想、行为（尤其是青年人）的诸多变化。四是，农民自发创造的“包产到户”，在全国各地蔓延，打破了人民公社的基本体制。五是，中苏冲突和对越反击战，并在社会上引起一定程度的震荡。

究竟怎么看待这种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举国上下反应是各异的。而且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对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看法上。从外传来了这样一类的顺口溜：“思想解放过了头，引起思想混乱；发扬民主过了头，引起社会秩序混乱；落实政策过了头，引起阶级关系混乱；重点转移过了头，丢了纲和线。”

1979年1月2日，华国锋找耀邦和乔木谈“注意当前社会上的政治动向问题”。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宣部顾问胡乔木，在中宣部“例会”上，传达了华国锋谈话的内容。接着说，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有的地方闹事了，也是一种潮流，对现实生活不满。西单民主墙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我们要保持一种清醒的头脑。现在，中美建交了，北京成为一个国际城市。对资本主义如何认识，问题很大。我们应当把这个问题摆在宣传工作的第一位。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五七年初复杂得多。

乔木讲完后，耀邦补充说：“华主席特别要求，掌握全国的政治、思想动态，看出总趋势……现在形势很好，不要使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颇有意味的是，华国锋特别强调说：“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

务虚会第一段结束后，在形势发展和变化面前，在来自各方面压力之下，耀邦也显得处处谨慎了，而且经常把“慎重”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三中全会精神和历史意义，对理论务虚会成果的高度评价，从没有含混过。对这时出现的种种责难也做到了泰然对之，冷静处之。

3月18日下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耀邦郑重评价：“理论务虚会开得很好，要充分肯定。”同时，他也冷静地对这个会提出一些批评：

既然大家同意意识形态容易犯错误，可在批评别的同志时太尖锐了。“凡是派”的帽子到处套，这不好。两年半前，把咱们打成“走资派”，谁也不舒服，现在人家就舒服呀？戴帽子的事，千万不要干。

（会上）很多意见是个人意见，讲出来当然好，可不是中央定论。结果现在传得很开很广……理论务虚会对一些同志的批评没有核实。有些同志发表观点是无可非议的，但不是中央的定论。

对于有人攻击务虚会“把思想搞乱了”，以及一些领导层人物为之惊惶失措，耀邦则给予十分理智的针锋相对的回答：

最近有同志说，现在是什么思想解放！现在是思想混乱，不叫思想大解放。有没有这个情况？大混乱的估计过头了！思想活跃就带来某种程度的混乱，这是正常的。活跃中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混乱，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用不着慌乱。（1979年3月18日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从三中全会到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段，一些人对报纸和新闻界责难更甚。对此，耀邦（在1979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说：

“粉碎‘四人帮’后，报纸、新闻起了根本变化。拨乱反正，报纸起了很好的作用，对扭转局面有巨大贡献。我们的《人民日报》，站在斗争前面，站在扭转乾坤前面，这个要肯定。这是个大账。”“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有些同志对我们报纸有些意见，突出的是认为在某些问题上不够慎重。这种意见要听，听了对我们有好处。……有些问题不能由新闻工作承担。这是讲我们中央部门，……甚至是指政治局。听一听有好处。……这不要紧张。报刊、杂志、新闻、广播、中央、省市做了大量工作，成绩要充分肯定。……我个人也做了些不慎重的事嘛。”耀邦继续呼吁：“应着重发挥新闻战线同志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二段是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又称“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区别于第一段的“北京地区理论工作务虚会”。

开会前夕，3月18日，耀邦在新闻工作会议上透露了第二段务虚会的安排，他说：“小平同志讲，一个省可以来三个，增加两个做实际工作的。听了小平同志报告后，各省讨论五六天就回去了，理论务虚会就算结束。”

3月28日，务虚会复会，主会场在京西宾馆，部分代表活动在友谊宾馆。耀邦在预备会上强调：“要学会科学的领导方法”。“民主是原则问题，克服官僚主义就靠民主”，“一定要尊重三中全会决议精神，不要以个别人的讲话否定集体作出的决议。”

3月30日下午，邓小平来会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

4月2日下午，耀邦在京西宾馆礼堂作了结束会议的讲话。

对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评价，耀邦没有说什么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会开得怎么样，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要历史的考验。实践是唯一的标准。”

最后，耀邦抑制不住激动正色道：“现在某些人说，要‘收了’，要‘反右’了，普通群众讲就算了，可是党员、干部讲就太错了。我们能糊里糊涂、匆匆忙忙再搞‘反右’吗？原来的‘反右’还没纠正过来呢！”

4月4日，延续两个半月的务虚会终于结束了。

（责任编辑　洛 松 杜 晋）

2002年第2期 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率船回归记　作者：刘　力

当前，我国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回顾历史，民族资产阶级为创建新中国也作出过重要贡献。

解放前夕，我国航运业巨头、私营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千方百计率领其沿海船队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胜利回归新中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

童少生淞沪巧护船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攻克南京，直逼上海。这时上海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随时准备出海外逃。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出布告，指令各轮船公司在沪船只，凡能出海的均要开往台湾，不准把船只留给共产党，并随时准备破坏不能出海的轮船和相关设施。5月12日，国民党上海港口司令部知照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轮船业公会招商局、航政局等单位，“即日起各该海江轮应即实施军事管理”，并指定停泊码头，向每艘轮船派驻联络军官一名、士兵半个班(江轮)或一个班(海轮)。民生公司当即有“怒江”、“龙江”、“渠江”等6艘近海轮船被强征待命；接着，刚刚修好的“民本”轮和正好回到上海的“民丰”轮亦被强行征用。

与6艘轮船被征用的同时，航行于上海至宁波之间的“民俗”轮也在1949年5月13日被宁波当地国民党军扣留。消息传到上海，留驻在上海的民生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焦急万分，寝食不安。恰在此时，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派人秘密通知童少生:你们的任务就是保护船只，不要害怕，不要转移，不要破坏，共产党是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这给了困境之中的童少生以极大的鼓舞。

于是，童少生立即派遣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于5月18日前往宁波交涉发还“民俗”轮事宜，并让他抵宁波后直接向总经理卢作孚汇报请示；同时，童少生还加紧部署保护尚在上海修理的几艘主力轮船和泊沪的一批驳船，他通知厂家:还在墩上的“民权”轮不要下水，尚未装机的“民众”轮暂不装机。此外，他还在每条船上准备了几百元银洋，以随时给前来炸船的国民党兵“塞红包”。5月23日国民党下了最后命令:黄浦江口内所有船只一律自行凿沉，否则将用炮击毁。

当童少生在他下榻的上海环龙路金城银行招待所内，苦苦思索着怎样保全留沪船只的时候，民生公司一位搞机务的职员韩开弟，主动到招待所找到了他。韩开弟献策说:“童总，国民党既然叫我们‘自行凿沉’，我们就在这四个字上做文章：每条船的底部都有海底凡尔(阀门)，我们悄悄把它打开，让船舱进水，待船沉到一半而又不淹没轮机时，再把凡尔关闭；这样从岸上看过去,船就好像已经沉底搁浅了，检查人员一般也不会下底舱去潜水检查的。一待时局变化，只要泵出积水，船体就会上浮，那时再稍加整修，船舶立即就可启航。”“好!这办法太好了!”童少生感谢韩开弟送来了良策。旋即，他命令这位机务人员立即秘密通知各船:照此办理，严格保密。这样，民生公司滞留在黄浦江内的船舶，在职工们机智勇敢的护卫下，终于全部保住了。

王化行东海救六轮

民生公司上海区公司业务部经理王化行，奉童少生之命于1949年5月18日赴宁波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放还“民俗”轮之事，不料“民俗”轮已被武力胁迫开往定海。于是王化行立即赶到定海相机行事。

定海与宁波水上相距约50公里。此时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已迁到这里，整个岛上挤满了国民党残兵败将。

王化行到定海一看，果见“民俗”轮与“民本”、“渠江”、“怒江”、“龙江”等共五只轮船都被封锁在定海海面上，互相只能以船上电台相互联系；船上数百名船员处于一无钱、二无粮、三无淡水的绝境。王化行当即将上述情况用密码向已到广州的总经理卢作孚作了汇报，卢作孚对情况之严重甚为吃惊。他以密码回电王化行，要王对被困在定海的五只轮船全权负责，一定要保证轮船和船员的安全，尽力设法摆脱目前被控局面，把船带出定海，开到安全地带去。

根据卢总经理的指示，王化行同“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中籍加拿大人)，一起商讨如何首先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由于人冗如蚁，物价涨得吓人，粮食根本买不到，淡水已卖到三块银元一吨。经商定，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的名义去找卢的好友——国民党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请他帮忙为民生公司的船员弄点口粮。几经周折之后，国民党当局总算同意将民生公司五艘轮船的船员登记造册，每人每月配给25斤口粮，淡水问题则由船员们共同凑钱购买而得以解决。

接着，王化行开始实施卢先生制定的“脱险”计划。他手持卢先生的电报，去找与卢先生有旧谊的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周，电文曰：“民本”、“民俗”是两艘只能走内河的江轮，不能出海，敬请周主席代为交涉，望予放行。周阅后很客气地对王化行说：“卢先生的事，我一定尽力而为。”即便如此，办起来仍不容易。王化行上下奔走交涉了一个多月，官方才同意“民本”、“民俗”两轮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不准旁驶。王化行立即发电请示已回重庆的卢作孚，回电曰:同意这样办。因为当务之急是让船只离开定海，摆脱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下一步可到台湾后再做打算。

江轮要航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没有航海罗盘，甚至连海图也没有一张，极易在海上迷失方向；第二，江轮船帮低且开口处多，在风大浪高的海上航行，极易被海水灌进舱内而沉没；第三，何志全、海礼士虽是长江上经验丰富的船长，但却缺乏航海经验。然而为了脱离“虎口”，再困难也得干。于是船员们立即动手封堵船帮开口、甲板舱口并加固轮船，然后雇了两名渔船“老大”担任领航，启锚离开定海，紧贴海岸线往南驶去。两轮先到福州，然后冒险驶过风浪很大的台湾海峡，安抵基隆，受到民生公司基隆分公司经理韩时俊的迎接。

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台湾海峡及附近海面封锁得更紧，没有签证，任何船只都不准离开台湾。遵照卢作孚电示，王化行和韩时俊仍以“民本”、“民俗”是江轮，无法在海上服役为由，向国民党当局反复交涉，请予放行。经过极大努力，在联勤总部高级顾问陈地球的帮助下，在基隆船厂修理后的“民本”、“民俗”两轮，最终拿到了离台签证，于1949年9月平安航抵香港。

1949年10月初，王化行奉卢总之命由台湾重返定海，去营救“渠江”、“怒江”、“龙江”三艘轮船。但这一次就办不通了。因为这时新中国已经诞生，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加强了海上封锁，加之这三轮乃是民生公司购买美军退役小型登陆艇改建的，国民党当局认为可作军用，坚持不放，他们还扬言要把一再前去交涉的王化行扣押起来。无奈，王化行只得返回台湾发电请示卢总。卢作孚立即拟了一份给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和高级顾问陈地球的电文，称这三艘船太小，不适于航海，仍请他们帮助放行。最后，何世谊采纳了陈地球的建议，由联勤总部另派一艘大型登陆艇赴定海，将“渠江”、“怒江”、“龙江”三轮换回台湾。三轮在横渡台湾海峡途中遭遇飓风，“龙江”号被刮上大树岛触礁搁浅，只得救出船员，将船放弃。

“渠江”、“怒江”二轮抵台后，王化行坚持二轮非要大修后才可供军用，二轮遂进入基隆船厂修理。该厂厂长周茂柏抗战时曾任民生船厂厂长，与二轮轮机长和部分船员很熟，也十分同情二轮船员的处境。于是，周茂柏佯称台湾没有修理二轮所需的美制配件，船厂无法承修，建议前往香港修理。陈地球这时也暗中相助，终于使二轮于1949年11月初获准开往香港修理。

这时，王化行又接到卢作孚的密电，要他设法将原来行驶于上海—台北航线，因上海解放而被迫滞留台湾的“民众”轮弄出台湾。王化行立即找“民众”轮船长万竞吾密商后，以开辟台北—香港航线创收为由提出申请；又由万竞吾找旧日海军学校同学马纪壮(台湾海军司令)、刘广凯(台海联勤司令)从中帮忙，再由民生公司找了金城银行等三家铺保，担保“民众”轮抵香港下客卸货后立即返台。这样，“民众”轮才于1950年元月驶达香港。圆满完成救船任务的王化行，也随“民众”轮一同抵港后转回重庆。

在民生公司被困于定海、台湾的“民本”、“民众”、“民俗”、“渠江”、“怒江”等5艘主力船，全部安全集结香港的同时，被国民党当局扣往黄海、东海执行军运任务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也先后设法摆脱了敌人的控制，平安开抵香港，加上由加拿大新造驶回的“荆门”、“夔门”、“雁门”等七艘“门”字轮，集结于香港的民生公司轮船已达18只。

卢作孚在香港运筹帷幄

民生公司的轮船齐集香港，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但那时香港还在英国统治之下，国民党残余部队尚盘踞着海上的一些岛屿，如何把所有轮船安全运回祖国大陆，仍然存在着尖锐的斗争。

这时已到了1950年6月，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原先已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的卢作孚先生被邀请抵达北京参加了这次盛会，并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民生公司制定了周密的把所有轮船从香港运回祖国的计划。计划内容是：民生公司在香港的船只均以承接日本或韩国运输任务的名义，驶离香港，待绕过台湾海峡脱离危险区后，再向西驶往上海；为了保密，不发电报，不打电话，每艘船开出后均由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直接派人到上海与上海民生公司副经理宗之琥联系，然后宗之琥再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汇报并准备迎接。

1950年6月7日和9日，“怀远”轮和“宁远”轮分别在船长黎明和汤镇瀛的率领下，趁国民党未摸清民生公司船舶动向之时，佯称装货去韩国仁川而驾船离港，到东海时突然转向，分别于6月12日和15日胜利抵达上海。

6月13日，“民众”轮在万竞吾船长率领下，也以开往韩国釜山为名，冒着恶劣的气候，勇敢地夜闯台湾海峡。行进中突然有探照灯扫射过来，情况异常紧张，这时万船长机智地将船靠向台湾岛驶去，造成敌人的错觉。拂晓，台湾岛早已消失在身后，“民众”轮立即快车向长江口前进。他们绕过国民党残军盘踞的岛屿，又通过水雷封锁区，在迷雾初散的6月18日清晨驶入长江口。当大家刚刚兴奋地挂上五星红旗时，前面又遇一艘军舰拦路。大家都以为是国民党军舰，于是在万竞吾船长带领下，大家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信念，坚持既定航向，全速猛冲过去。抵近之后，才发觉对方是艘英国驱逐舰。对方这时也看清了“民众”轮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他们也不敢再做什么，把舵往左边一打，从“民众”轮右侧擦舷而过。看着灰溜溜远去的英国驱逐舰，“民众”轮上顿时爆发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欢呼声。这些船员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做一个五星红旗护卫下的中国人的尊严!

正当在上海接应的宗之琥盼望第4艘船的消息时，忽然接到上海市军管会负责人于眉的电话，命其速与香港联系:若第4艘船还没启航就不要开出了。因为此时港、台报纸已刊出“怀远”、“宁远”等轮回到上海的消息，国民党军舰已加强了对长江出海口的封锁，民生公司回归船只再走上海已不安全了。但这时，第4艘船“太湖”号已于6月21日晚开出。不幸的事果然发生了，“太湖”轮刚进入公海便被两艘国民党军舰劫持，押往台湾高雄。后来才知道，船上的三副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利用协助办理结关出港手续之便，获悉了船只启航时间，并密报了台湾当局。面对敌人，“太湖”号船长周曾怡大义凛然地独自承担了全部责任，被台湾国民党当局判刑13年，关押于火烧岛(刑满后，周船长流落台湾街头，受尽屈辱；1990年终于由台回沪，受到上海市政协和统战部热烈欢迎，并与家人团聚，后逝于上海)，其余船员则被国民党军队押至汕头海域放逐，后由我沿海军民救回。

就是在这个多事的1950年6月，接着又发生了泊在香港油麻地的民营庆华公司“华福”轮船员夜间上岸，被国民党特务劫往台湾的事件。卢作孚得知“太湖事件”和“华福事件”后，非常着急，当即商议决定:回归船只一律不再驶往上海，改为驶回广州。

这时，民生公司尚有“渠江”、“怒江”两轮停泊在香港油麻地。为了把二轮送回广州，香港民生公司经理杨成质、襄理王德润，会同“石门”轮船长王明德、轮机长王崇让秘密商定:由王明德、王崇让牵头，挑选驾驶船员、轮机船员各5名，组建送船小组，先率修船队对二轮进行检修并暗中补足燃料，然后以试航为名将二轮驶离油麻地，回航时却悄悄移泊于偏僻的荃湾锚地。

1950年7月31日清晨，王明德和王崇让各率精兵5名，携带轻武器悄然登上“怒江”轮后，马上关闭驾驶台和轮机舱门，并持枪守卫，不准他人进入，然后立即启航向广州进发。当行至我大铲边防站时，他们立即挂上五星红旗，交出武器，接受检查，随后在胜利回归的欢呼声中开往广州。到达广州南石头锚地时，他们受到华南海员工会及有关部门领导和民生公司广州分公司职工的热烈欢迎，华南海员工会还向他们赠送了锦旗，祝贺他们胜利回归。

稍晚些日子，王崇让等人又以同样方式把“渠江”轮送回广州。

随后，“民俗”、“民本”二轮也于1950年8月27日和10月12日，由“祁门”轮船长周有彤领航开回广州。稍后，“黄海”轮在船长祁沧帆率领下也驶回广州。

这时，仅剩下7艘“门”字轮尚未回到祖国的怀抱。这7艘“门”字轮是民生公司向加拿大三家商业银行贷款1275万加元建造的。为还贷问题，民生公司与加拿大的谈判破裂。这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打响，加方秉承美国旨意，企图通过港英当局扣留这7艘轮船。

卢作孚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下达了反扣船指令，要求利用7艘轮船尚在运营的有利条件，采取相关措施，巧妙地回归祖国。　　当时，7艘“门”字轮共以四种方式在港、澳、粤之间航行:“石门”、“剑门”在港粤间每日对开；“虎门”、“祁门”在港澳间每日对开；“龙门”在港、澳、粤三角线上穿梭，“雁门”、“玉门”则不定期行驶于港粤线。

1951年10月底，7艘“门”字轮的回归行动开始了。为了不暴露回归目的，这一天，首先由行驶港澳线的“虎门”、“祁门”从香港载客驶澳门；同时，不定期开港粤线的“雁门”、“玉门”装货运往广州。当“雁门”、“玉门”在广州卸货时，“虎门”、“祁门”已由澳门载客向广州驶来；这时，“龙门”、“剑门”已由香港直发广州，而原与“剑门”对开的“石门”，依然同时由广州向香港驶出。待“石门”轮行至广东虎门附近时，预先安排的一艘大陆海关巡逻艇追了上来，声称船上有走私物品，将船押回广州检查；此时，“龙门”、“祁门”、“虎门”、“剑门”诸轮均已进入中国水域。待7艘“门”字轮全部集结广州后，香港民生公司为抗议加拿大政府背信弃义、恶意刁难、置中方数千船员和家属的生计于不顾的全员总罢航行动在广州展开了。

恰在此时，加拿大政府请港英当局代为扣押民生公司船舶的起诉书传到了香港，但由于船员在广州罢航，香港根本没有民生公司的船舶，使港英当局扑了个空。这样，7艘“门”字轮终于无一缺损地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

不久，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民生公司提供了1600亿元(旧人民币，相当于现在1600万元)的贷款，使其不仅还清了外债，也发展了生产。后来，“绥远”、“定远”两艘租给丹麦宝隆公司的轮船，于1953年9月解除租约后也分别回到了海口和广州。

至此，民生公司于解放前夕被迫滞留海上的20只轮船，除“民丰”轮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扣作军用、“太湖”轮回归途中被国民党海军劫往台湾、“南海”和“渤海”二轮因太旧而在海外标的拍卖外，其余16艘轮船全都回归人民怀抱，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就连被飓风刮上大树岛的“龙江”轮，也由民生公司将其完好的主、副机打捞起来，运回上海江南造船厂，于1954年建造了一艘长80余米的新“民众”轮，成为长江上最大的客货轮。　　卢作孚先生和民生公司职工为护船归国作出了重大贡献，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等谈到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时，曾说过有四个实业界人士不能忘记，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

（责任编辑 林 耀）

2002年第2期 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　作者：傅国涌

冯自由原名懋隆，字建华，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侨商家庭。祖上以行医为业，祖父因为结交“红头贼”的嫌疑被逮捕下狱，死在南海狱中。父亲冯镜如愤然出走日本，在横滨经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父亲毅然剪除辫发，成为旅日华侨中第一个剪辫易服的人，被人叫做“无辫仔”。1895年，他父亲与亡命日本的孙中山结识，加入兴中会，任横滨分会会长。一次孙中山在他家吃饭，少年冯自由也坐在一起，便询问他喜欢读什么书。他说，喜欢读《三国演义》。孙中山又问他，最喜欢《三国演义》哪个人物？他说：诸葛亮。孙中山笑着说：你知道喜欢诸葛亮，就是明白古今顺逆的道理。我们兴中会便是汉朝的刘备、诸葛亮。满洲皇帝便是曹操、司马懿。我们起兵驱逐满洲，就如同诸葛亮六出祁山。孙中山对他父亲说，你儿子能熟读《三国演义》，何不叫他入会？冯镜如于是叫他填写誓约，正式加入兴中会，那年他只有14岁，是年龄最小的革命党，他后来因此自称“我是马前一小童”。

1899年秋天，他到东京梁启超任校长的高等大同学校读书，开始接触到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等，逐渐明白了平等自由天赋人权的学说。同学有蔡锷、秦力山、范源濂等三十多人，都是志大才大，各以罗伯斯庇尔、丹顿、华盛顿、卢梭等自命。那时梁启超正和孙中山商谈合作的事，康有为震怒，严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梁走后，大同学校和《清议报》都交由麦孟华主持。康有为遥控指挥，报中连“自由”、“独立”等字眼都不准提。冯愤然说，你们怕老康如虎狼，真不脱奴隶根性。你不敢说自由，我即更名自由，看谁人可以侵犯我的自由。说罢，就在黑板上大书“冯懋隆即日改名自由”，同学都为他鼓掌。

从1900年到1902年，冯自由办刊结社，倡导自由平等学说，短短三年间就做了不少足以载入革命史册的事情。如：他与郑贯一等创办了《开智录》，与秦力山等合办了《国民报》，与王宠惠等组织了广东独立协会，与章太炎、秦力山等发起召集了影响很大的支那亡国242年纪念会等。

这几件事都得到孙中山的赞成，也是他年轻时的得意之作。随后，他担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京记者，美洲致公堂《大同日报》驻东京通讯员。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檀香山的《檀山新报》、新加坡的中和堂及《图南日报》，也都由他从中传递消息，进行联络。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在横滨的家几乎可以说是革命党各方交通线的枢纽。

1905年7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冯自由是第一批参加的会员。8月孙中山派他到香港、澳门、广州各地设立同盟会分会，并任《中国日报》记者。“三民主义”这个简称就是他最初提出的。1906年，《中国日报》改组，冯自由任社长，同时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身份主持南方各省的党务、军务，直接指挥了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还参与了1907年的钦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新军起义失败后，他到加拿大，任温哥华《大汉日报》总撰述，同时向华侨筹措军费，为黄花岗起义做准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到美国协助旧金山洪门筹饷局募集革命经费。从《黄兴集》中可知，黄兴有关筹款的许多信函都是写给冯自由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两个月后，旅美致公堂及同盟会洪门筹饷局等团体公推冯自由为美洲革命党总代表，回国参与组织共和政府，并带了筹饷局两年内发行的革命军债金币券收支总册向革命军政府报销。回国以后，他曾列席旁听各省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的盛会（当时尚无华侨享受参政权的条文），参加过孙中山的就职典礼，并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

1924年，孙中山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会后十几天，冯自由等五十余人在林森寓所秘密集会，反对国共合作。李大钊、鲍罗廷将这一“不守党员纪律及挑拨国共恶感”的举动报告孙中山，要求严惩冯自由等四名为首分子。孙立即在大元帅府召集冯自由等，声色俱厉地训斥说：“反对中国共产党即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即是反对本党民生主义，便即是破坏纪律，照党章应当革除党籍及枪毙。”

这年冬天，冯自由到上海活动，主张“号召同盟旧人，重行集合团体”，由章太炎领衔发表了《护党救国宣言》，签名的包括他和居正、马君武、田桐、刘成禺等12个老同盟会员。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5月中旬，冯自由从北京来到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发表宣言称：“吾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绝不相侔”，反对“强效苏俄”，当即为多数国民党人反对，俱乐部被强令解散，冯自由被开除出党。

冯自由一生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共产主义，恪守原有的三民主义立场，被看作是国民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他说：“国民党改组时，反对改组最坚决的是广东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冯自由、谢持这些人。”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后，经孙中山、黄兴推荐，冯自由出任临时稽勋局局长，直属国务院，在各省成立分局，负责搜罗征集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大小事迹，调查、审议后分别呈请政府褒奖或抚恤，以贯彻“崇德报功养生恤死之大业”。

在职15个月，冯自由做了大量认真、谨慎的调查、核实工作，把为缔造民国而牺牲者的抚恤报告提交给袁世凯，袁以财政困难为借口，批转国务院存案听候办理。袁滥赏勋章，如同雪片一般，“大惹国人非议”，有人误会是稽勋局审议失当，严厉指责冯自由。当时他正在各省稽核革命勋绩，不能替袁受过，随即以稽勋局名义通电否认，使袁十分恼怒。期间他还以“稽勋事大，入阁事小”，拒绝出任工商总长。

“二次革命”发生后，冯自由突然被捕，关押了五天，出狱后匆忙离京。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冯自由是受排挤的过时人物，他名为“自由”，却把自己的书斋叫做“不自由斋”，由此可见他当年的处境。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冯自由痛感民国成立十几年了，而国人对于革命开国的往事，茫无所知，足以影响国运的兴亡。于是“发愤搜集三十年来所宝藏之各种书札、笔记、表册、报章等等，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迹”，撰写了洋洋百万言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分上、中、下三卷，是第一部史料翔实可靠的辛亥革命史。上卷出版于1928年11月，中卷出版于1930年11月，因环境及时势的关系，下卷一直未能在大陆出版。1928年7月，章太炎为之作序，感叹辛亥革命17年了，还没有一部信史：

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

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

“阿私之见少矣”是章太炎对此书极高的评价，如李燮和民国以后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但冯自由没有因此而否认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绩。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他是关键人物，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冯自由的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

1936年，冯自由环顾国内当时出版的有关历史，大多浅陋不详，国人对于辛亥革命的伟业也“多数典忘祖，喜谤前辈”，认为这是民国盛衰存亡的大关键，开始编写《革命逸史》。动笔之时正是日寇压境、民族危亡的关头，民国成立已25年，当年参与革命的人，兴中会时代的志士早已零落殆尽，辛亥革命前的同盟会员活着的也寥寥可数了，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辛亥革命元老，当年的“马前一小童”不禁感慨万千，大有白头宫女闲谈开元、天宝遗事的悲怆，信笔写下了这样一首诗：白头宫女谈天宝，古董山人说晚明；今古兴亡多少恨，狂歌当哭万千声。

《革命逸史》历时十几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部完成。商务印书馆1949年前只出版了前五集，1981年中华书局首次出版全部六集。此书可与《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互相补充、印证参考，《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了海内外革命党人起义建国的始末，对个人言行事迹和团体构造活动则语焉不详；《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前者的不足，为研究辛亥革命史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的可信资料。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最有根据、最有价值的正史材料，他却“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从1895年参加兴中会起，冯自由曾亲历辛亥革命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与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史上异彩夺目的关键人物都非常熟悉，如秋瑾1904年10月，曾参加冯自由在横滨组织的"三合会"，她加入同盟会也是冯介绍的。冯担任过15个月的临时稽勋局长，调查搜集了大量革命史料，这些因素都是他研究革命史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以后，他在政治上不得志，以一个失意的革命元老发愤著书，研究革命史，正本清源，他的历史著作是建立在第一手史料基础上的，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他在《革命逸史》自序中指出清代有革命党始于兴中会，这以前如白莲教、天地会、洪秀全等，“所企图，所建树，均不外夫以暴易暴一家一姓之帝王系统”，与近代民权主义无关，最多只能说它是私人的或狭义的革命党。兴中会率先举起民族民权主义的旗帜，开创了我国历史的先河。这些见解即使今天看来也是新鲜的。

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中华革命党的党务部副部长，冯自由始终追随孙中山，可以说是革命党的“正统”，但他对光复会、华兴会和其他革命党人的事迹都能如实记载，公正评价，在研究历史时没有派系的狭隘性，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国史家秉笔直书的传统，而且蕴涵着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始终不渝的追求。他著史首先起源于对当权者歪曲和篡改历史的痛心，同时也是深感民权落空，自由未成。《革命逸史》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希望引用的人一定要分别注明出处，由此也可见他治史的严谨。他曾说袁世凯、黎元洪都不是革命党人，辛亥革命前后，屠杀革命党人，证据确凿，以他们为民国元首，则破坏共和、颠倒功罪都不足怪。遗憾的是国民党自掌握政权以来，“以革命党而行革命党应行之事，虽褒扬先烈之令，不绝如缕”，但只限于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少数领袖人物，而对于开国前和开国时断头流血、舍生取义的大多数无名英雄，并未按照当年稽勋局的调查表册分别抚恤，他说这是民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缺憾。他一直认为饮水思源、养生恤死，是后死者应尽的责任。他后半生执着于革命史研究与写作，这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所以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著作，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冯自由既不见容于孙中山晚年，也与蒋介石不和，长期得不到党国重用，只能担任立法委员等闲职。1949年他取道香港去台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1958年在台北病逝。

在20世纪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在缺乏宽容的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切自然决定了1949年后他的名字在大陆被遗忘。其实，在辛亥革命史上他是一个不能否定的人物，他20年代后期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著述鸿富，成就斐然，有《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华侨革命开国史》等著作传世。1936年9月,毛泽东致信蔡元培先生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其中列举的人中就包括了冯自由。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一些著作已在大陆公开出版。（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2期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的风云人生　作者：周秋光

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

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这是1937年熊希龄逝世之后，蔡元培为他撰写的挽联。挽联形象地概括了熊希龄由“从政”到“从善”；再由“从善”到“救亡”的人生之路。

熊希龄的政治生涯是悲剧性的。虽然他在民国初年曾一度居于国务总理的高位，并有心想在他的任内把中华民国纳入资本主义法制建设的轨道；但是，遭到狡悍的一代枭雄、大总统袁世凯的百般钳制，使他无从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最后带着抑郁、负气的心绪辞职下野。然而可贵的是：在政治上不能有为的熊希龄，并未因此消沉颓废，而是另行开辟着自己的人生道路，在旧中国兵燹迭起、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里，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在全国范围内救灾办赈，并手创驰名中外的北京香山慈幼院，教养孤贫。适逢日寇侵华事起，他又舍生忘死地奔走呼号，救死扶伤，为抗日救亡历尽辛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一

1870年7月23日，熊希龄，字秉三，出生在湖南省凤凰厅（今凤凰县）一户三代从军的人家，7岁那年，随父母迁居芷江县城，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熊希龄少有才子之名，年14中秀才，1891年中举，1894年成庶吉士，1897年便怀抱经国济世之志，在湖南维新运动中崭露头角。

那时，他助湘抚陈宝箴锐行新政，如改革书院教育，设立时务学堂，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延年会、湖南不缠足会，开办各地团练和制订保卫局章程，以及兴办湖南近代铁路、航运和各类新式工矿企业等等，初次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湖南在维新运动中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省份，他是重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之一，并因此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主要对象。后戊戌政变发生，六君子罹难，他被指为康梁党徒，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的处分，当时他才28岁。

1903年，赵尔巽抚湘，因看重熊希龄的才干，遂上奏清廷，为之解脱“严加管束”，令助理学务，以观后效。历两年，熊希龄以其才智，不仅办理学务成绩卓著，而且在实业上也作出了贡献。驰名中外的醴陵瓷业，就是他手创。同时在中国的边情外交方面，也多有建议。于是赵尔巽第二次上奏清廷，请免其“永不叙用”，开复原官，发往奉天差遣委用。随即熊希龄又被继任湘抚端方看中，极力保奏他充当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随员，任二等参赞官。自此，熊希龄的政治桎梏得到解脱，英雄又有了用武之地。

随五大臣出洋期间，熊希龄曾请他的老朋友梁启超、杨度撰写宪政文章，沟通了梁等与五大臣间秘而不宣的关系。在梁启超开展的立宪活动中，从制订计划、筹措经费到设立宪政会（后改名政闻社），熊希龄都是核心人物与决策者。出洋归国后，他被戴鸿慈、端方奏保，以道员衔外省补用，记名四川，属候补官员，然由于他的杰出才干已广为人知，一时成为内外大臣竞相延揽的对象。

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调熊希龄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一年后，赵被调往四川，署江苏巡抚陈启泰奏调熊到苏。熊到苏后，两江总督端方与陈启泰争相招致，陈委他任江苏农工商局总办，兼苏属咨议局会办；而端方则委他任督署总文案，兼宁属咨议局总办，还命他办理南洋印刷官厂。他身兼五职，奔走宁、苏两地，又参与筹办当地宝应长湖垦殖股份有限公司，还要兼顾湖南醴陵瓷业，一年四季，碌碌道途，极少回家居住。他的那种兴利除弊、振作创业的抱负，勇于任事，通权达变的才具深为同时人所折服。故当时任安徽学政的沈曾植与梁启超谈论当世人物时，“推秉三并时无两”。

1909年4月，度支部尚书载泽因为两年前收到熊希龄上他的一个《论财政书》的呈折，深为他所陈述的8条理财意见所叹服，适清廷清理财政，遂奏请赏给熊希龄四品卿衔，派充东三省清理财政正监理官。至此，熊已身绾重任，端、陈不敢再留。

1909年7月，熊希龄到奉天履任，开始做清理财政方面的工作。次年，载泽兼任督办全国盐务大臣，又奏保熊任奉天盐运使。1911年4月，赵尔巽回任东三省总督，委任熊兼任东三省屯垦局会办和奉天造币厂总办。三年间，熊希龄经历了财政、盐运、制币等多方面的锻炼，从一个引入瞩目的实业家，又成了名重一时的盐政专家和理财能手。

二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宣告成立。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黄兴拟推熊希龄担任财政总长，但孙中山认为熊属立宪派人士，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辞，改用广东人陈锦涛担任，熊希龄未被重用。

然而熊希龄毕竟是清末官场上有影响的人物。1月3日，章炳麟发起的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选熊为该会的参议员，该会成员多系立宪派人士和旧官僚。它以“新共和国家统一主义”为宗旨，制订了10项政纲，在维护共和、反对君主专制等方面，有积极进步作用，但对同盟会则“取嫉视态度”。3月2日，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改会为党，称统一党。熊与章炳麟、程德全、张謇、宋教仁5人被选为该党理事。

袁世凯攫取临时大总统权位后，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深悉熊希龄善于理财，便邀熊入阁担任财政总长，但熊希龄却不愿就任。因为在他看来，民初的财政，不过是烂摊子，“名为财政，一钱不名，不问何等财政大家，亦无从着手。”

熊希龄辞意如此坚决，袁、唐也不是没有考虑过别的人选。可是一则别人也同样不愿就任；二是在袁、唐看来，也实在没有比熊希龄更为合适的人选，因此，尽管熊已力辞五次，他们硬是要把他给请出来。唐绍仪则干脆专程到上海坐待熊希龄答应，并且还电邀张謇来沪“协力劝驾”，到了这种地步，熊希龄不好再辞，只得应允。

既经接手财政，熊希龄便集中精力谋求解脱民国财政所面临的困境。而要解燃眉之急，就不得不继续与四国银行团磋商贷款。5月17日，熊希龄与银行团议定了1200余万两的贷款。预付第一批款项后，缓和了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但是却因为借款书上开列了“银行团与财政部各派一人为核算员，稽核贷款支付的用途”一项“监督条件”，一时招致舆论哗然，群起反对，特别是同盟会的革命党人，纷纷来电切责，黄兴更指责熊是“违法专断”，“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熊希龄简直成了众矢之的。于是从5月19日开始，熊便向唐、袁坚请辞职，但袁、唐决不答应。唐绍仪鉴于熊辞职的主因系来自革命党人的“不见谅”，遂于28日致电黄兴陈述利害。于是黄兴又赶紧电熊，劝勉熊希龄继续任事，故熊希龄顾全大局，继续与银行团谈判，希望能够将监督条件取消。然此时的银行团增加日、俄，成了六国银团，地位比过去更为垄断。他们明知中国人反对监督条件，不仅不愿更改，反而提出比原来更为苛刻的条款。9日，谈判中止。此后.熊希龄便再也不愿留任。

熊希龄辞去财政总长后，袁世凯改命他担任热河都统。1913年3月，熊到热河就职。在此约4个月，他曾筹划热河建省、修筑铁路和修葺避暑山庄诸要政。

热河首府承德是清廷行宫所在地，这里存放着许多清宫故物。熊在热期间，曾延聘前清知名人士设立古物整理清查委员会，将宫物一律编列造册，分别保藏，并会同装运一部分至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但是在清理过程中，淮军宿将姜桂题因于边事有功，熊拟呈请给予他勋章“以旌其劳”。可是姜却示意欲得清帝纪念品，于是熊希龄“即检康熙、乾隆御笔联、扇各一赠之，并报国务院转呈立案”。此事本来有案可稽，没想到后来竟被袁世凯利用，捕风捉影，罗织出所谓“热河宫物盗宝案”，生出许多麻烦事来。

1913年5月8日，熊希龄以自己“现服军役，理应不涉政治”，宣布脱离共和党(1912年5月9日，统一党与民社、民国公会、国民协进会、国民党五政团在上海合组共和党，熊转为共和党成员)。但是不久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又合并组成进步党，不管熊同意与否，还是将他选为名誉理事。

19l3年3月2O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遇刺，国民党与袁世凯剑拔弩张，于是发生了“二次革命”。刚成立的进步党站在袁世凯一边，“促令政府迅速戡乱”，故袁世凯用武力镇压“二次革命”后，欲在政治上有所表现，乃利用进步党组阁。进步党的领袖本是梁启超，可是袁对梁存有戒心，怕梁一旦组阁后像宋教仁那样，挟持进步党的国会议员的多数，不便于己，于是他就选择了与进步党有点关系，而又可以控制的熊希龄出来组阁。当然熊希龄是不愿轻易就职的，经袁世凯三番五次电邀，熊推辞不脱，只好从热河来到北京。

经国会通过，1913年7月31日，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受命后，熊内阁却一时难产。按熊的意愿，他要组成“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他指的“第一流人才”是梁启超、张謇、汪大燮、杨度等人。梁启超欲长财政，杨度欲长交通，然而袁世凯开给熊希龄的一张总长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杨士琦、外交孙宝琦、内务朱启钤、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只剩下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闲曹让熊支配。这样一来，梁启超便不愿入阁，张謇、汪大燮皆以梁启超不入而相率不出，杨度则以“帮忙不帮闲”而断然拒绝，一时成了僵局。8月26日，熊希龄就总理职。但他视事一个多星期，这个僵局尚未解开，熊十分不快。可他无法改变袁世凯的意向，只能劝说梁启超：“公既不出，则张季直、汪伯棠皆牵连不出，熊内阁势将小产，此时进步党将持何等态度?又如公等均不出，熊内阁纯以官僚组织之，舆论必不满意，此时进步党又将持何等态度?故为进步党计，公亦不可不出。”梁启超当然不愿看到熊内阁流产，适稍后袁世凯也略有变通，即财政总长改由熊希龄自兼，周自齐任交通，梁于是答应出长司法，张謇、汪大燮遂也同意填补农商与教育两个空缺。9月11日，经国会通过，这个内阁总算草草组成了，阁员9人中，进步党4人，北洋系5人，可以说是个联合内阁。

熊内阁组成后，倒是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它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发布了《大政方针宣言》，对于民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诸大政，都作了详细的论说。要言之，其根本之点在于立足建设。政治上，其主旨在于贯彻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精神，建立“一真正共和国”；经济上，则是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增加关税，裁撤厘金，保护实业，奖励垦殖与私营工商，兴修水利，改良农业，发展邮、电、航、路四政，将中国尽快纳入资本主义建设的轨道。

然而，熊内阁的大政方针触犯了袁世凯蓄谋推行的封建军阀独裁统治和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意图，故袁世凯虽表面上表示“赞许”，暗地里却生出种种阻力，使熊内阁几乎无时无事不陷于困境。

事实上，袁世凯特命熊希龄组阁，并非看重他的经纶大才，而是利用进步党人来排除国民党“暴烈分子”的愿望，进而为自己攫取更大的统治权力扫除障碍。其最狠毒的一招，就是在以非法手段逼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之后，又以非法手段利用熊内阁为他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当然，这一手是不易达到的，于是，狡悍的袁世凯便将所谓“热河宫物盗宝案”作为王牌打出来，对熊希龄进行挟制。

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达到目的后，进而又想通过“约法会议”制订“袁记约法”，推行“总统制”，决心赶熊下台。袁赶熊下台依然是利用“热河宫物盗宝案”，1914年2月6日，熊向袁呈递辞呈，9日，袁免其财政总长，12日，免其国务总理，改由孙宝琦代理。

三

袁世凯还需要熊希龄，因为熊毕竟是全国名流，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和影响，故依然委以职位。据当时的报纸报道，熊辞职后的数天，袁委任熊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熊未接受；但3月3日，袁委任熊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5月26日，又任命他为参政院参政，他却没有拒绝。自谓“卸任国务，即不与闻政治，专以实业韬晦”，盖以煤油矿事属于实业范围，所以他乐意为之。从1914年3月20日开始，他颇费心力地从事筹办全国煤油矿的勘测及其开办诸事。直到1915年秋，当袁世凯野心勃勃地欲登上皇帝宝座，在北京掀起了一股帝制复辟逆浪，他进一步看清了袁的真面目，才打算与袁真正脱离。

1915年8月13日，熊借故母亲“病重”，请假离京回湘省视，所有煤油矿事，请派坐办袁乃宽兼代。袁世凯不知是计，当即应准。然到了11月13日，假期已满，熊仍不返京，袁世凯急了。因为袁的帝制闹剧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怕熊希龄在外于己不利，于是一面连连电催入京，一面就从熊夫人朱其慧身上施展手段。其时，袁正筹划将总统府改为新华宫。12月22日申令“永禁太监，内廷改用女官”。女官额定12人，上设女官长1入，人选颇为慎重。“宜以世家命妇，德望可领袖宫仪者任之”。当时筹备大典诸臣，有的推举现任国务卿孙宝琦夫人，有的则推熊夫人朱其慧。最后由袁世凯决定，以朱其慧乃“名门淑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者俱备，法度容止，可教六宫”，遂确定为朱，随即颁发诏书至熊府，熊氏京中亲友皆视为异数。有此一招，令熊希龄哭笑不得。因家室已在袁氏手中，故熊虽一再延宕，也不得不首途北上。1916年1月16日，熊希龄从湖南返京，袁世凯立即授他为中卿，加上卿衔，恩礼优渥。一时石附马大街熊宅车水马龙，贺客盈门，咸谓熊秉老位授上卿，朱夫人仪同特任，位视宫中大臣，真是“一门双贵”。熊苦笑对来宾说：“内人是一个乡里人，当今任以宫廷职掌，如何能谙新国礼节?”又话中有话地说：“予夫妇蛰居山林，不闻朝事，今日所获，天外飞来。当日任国务院，讥之者谓凤凰集于灵囿；今真凤凰齐飞入上林矣。”

正当袁世凯做着“洪宪”美梦的时候，蔡锷等已在南方组织护国军，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军讨袁。1916年2月3日，贵州的护国军攻入湖南西部，在凤凰、麻阳、芷江一带拉开战幕。此时，熊希龄遂趁机以老母在家乡芷江“被兵情急”为由，再度向袁“请假”回乡迎母。袁知道这是熊的脱身之计，但欣然应允。原来袁世凯见护国军“其势已成，决非武力所能征服”，他需要借重熊希龄为他当使臣，利用熊与梁启超、蔡锷的关系，到南方“疏通意见，商议调和之策”。当然，他也怕熊一去不返，于是不准他携带家室，意在“质其妻而监视之”。

2月8日，熊希龄出京南下。袁世凯深恐他倒向护国军一方，于是3月10日，由政事堂发出申令，任命熊为湘西宣慰使，并拨给现洋6万元，任其所用。熊鉴于家乡惨遭兵祸，老幼死亡载道，情殊可怜，于是他“勉暂担负”这个职位，借“宣慰”之名，以行卫乡救灾之实。并且他暗中策动辰沅道张学济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于5月中、下旬在乾州、凤凰相继独立。直到袁世凯气绝身亡后，6月14日，他方进入北京，随即力请恢复民元约法，表明他始终维护共和的立场。

袁世凯败灭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段祺瑞组阁，仍实行责任内阁制。黎、段都想请熊出掌财政，熊坚辞不就。1916年12月13日，黎元洪任命熊为赴日赠勋特使；1917年2月27日，又任命他为平政院院长，往下还有诸多参政要事委之于他，他均一一拒之不受。自涉足政坛以来，他几度浮沉，历经炎凉，从而开始产生了“归隐深山，奉母终养，不再与闻世事”的想法，甚至还表示要“皈依佛教，以出世间”。

这年熊希龄才47岁，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尚称旺盛的年龄，对于许多看不惯的或有害国计民生的事情，他还是要过问的。例如，1917年5月1日，当国务院提出对德宣战一案，并将提交国会讨论通过时，他默察时势，认为此事“关系国家将来命运”，“若无戒慎恐惧之心，和平委婉之策，天时人事，变故交乘，必反为国家无穷之害”。因于5月8日致函段祺瑞，希望他不要“一意孤行，酿成大故，以致不可收拾”，“使国家陷于危亡之境”。7月1日，张勋搞帝制复辟，他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力加声讨。此外，他还极力地调停南北的局势，表现了对于国事仍然难以忘情的一片忧虑焦灼之心。19l7年夏末秋初，河北境内阴雨连绵，山洪暴涨，永定、大清、子牙、南运、北运5条大河同时漫溢，决口数百余，洪水泛滥各地。报载北自张家口，西至房山，东至山海关，南抵黄河，受灾计达103县，田亩25万余顷被淹，灾民逾600万，如此浩劫，“为五十年来所未有”。

面对如此巨灾，熊希龄良心不忍。他当即奔赴北京，力告政府救灾办赈。可是没想到北洋政府开会讨论，除非熊希龄出来主赈，方可定议。

熊希龄考虑再三，“遂不得不勉为其难”。

从1917年10月4日开始，熊希龄受命就任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处督办。他在北京、天津两地设立治水救灾的办事机构，选择任事各员分担职守，并次第制订各项办事规程和章则，以及救灾治水步骤。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熊希龄的赈务、河工两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京畿直隶灾民几乎全活。

在从事京畿直隶治水救灾的过程中，熊希龄得知受灾各地留下许多无家可归的老人、儿童无人抚养，于是在各县设留养所170处。留养人数近4万。又专门在北京设立慈幼局两所，收养儿童千余名，这就是驰名一时的北京香山慈幼院的嚆矢。

京畿直隶水患平后，所收留的儿童大部分由家长认领回籍，余尚留下200余名无人认领。于是熊希龄请求大总统徐世昌向前清皇室内务府商洽，指拨已废弃的行宫香山静宜园为基址，建造慈幼院，收留上述无人认领的儿童，另接收北京贫苦旗、汉儿童500余人。1920年10月，香山慈幼院成立，熊自任院长。

香山慈幼院办理一年后，熊希龄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颖悟者，于是决定造就人才为主。从幼稚园起，次第设立小学、中学、师范。凡经慈幼院收留的儿童，从襁褓起即施以教育。从婴儿园升幼稚园，进入小学后，满12岁即安排到农工实习场从事农作和手工，半工半读。高小毕业，大多数分发到农工各场当徒工，计工授食，满3年后技艺精熟，即毕业出院独立谋生，一部分入中等职业班和幼稚师范。少数学业优异者，入普通中学。无论院内院外的孤贫学生，均给以贷款资助升入大学，毕业后分期偿还，不计利息。

熊希龄除了办理香山慈幼院外，还从事着其他各种社会慈善活动。综计他从督办京畿水灾河工善后事宜起，历任的各种社会救济、慈善福利的职务计有近20个。此外，他还首倡发起或赞助各种救济组织。熊希龄把后半生的几乎全部心力倾注在济贫施教、改良社会、造福人群的事业上，表现了他同情劳苦大众、期望教育普及、社会进步、民安物阜、国富民强的心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熊希龄投入了抗日救国高潮。

1937年熊希龄于香港逝世。1992年5月，熊灵骨由香港移葬北京香山其生前所营造的墓茔。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2期 红军西路军烈士首级照片考　作者：李敏杰　李宣辰

在甘肃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三十多幅红军西路军将士血染河西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是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时，被我军从马家军的地下室和国民党甘肃省警察局刑警大队长范宗湘家里查获的，它真实地记载了半个世纪前，高台发生的那桩动天地、震人寰的历史血案。其中一幅三颗烈士首级的照片尤其令人惨不忍睹。

尽管这些照片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三颗烈士首级是谁？有的展馆和陈列室里照片的说明是：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左）、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中）、红十三师参谋长刘培基（右）；有的纪念馆的照片说明，却说右边那颗烈士首级是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为查清真相，笔者对照片进行了细密的调查考证。

董振堂领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在宁都起义后，由中央军委命名为红五军团，下属三个军，共1.7万人。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参加过著名的赣州战役和水口大战，打得很漂亮。长征路上，五军团一直担任后卫，用殊死战斗和巨大代价保卫了中央纵队的安全。1935年8月，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奉命担任左路军前卫，率先走过草地。10月，三军会师前的华家岭之战，为阻击胡宗南部主力的进攻，副军长罗南辉牺牲，部队减员。11月，五军奉命渡过黄河西进，沿途与敌马家军苦战三个月，进至高台，又与敌血战九天九夜，直至弹尽粮绝。

1937年元月20日凌晨，敌人倾其全力再次冲上城墙。守城的红军战士用最后的手榴弹和捡到的石头、瓦块与敌进行殊死的厮杀。正在这个紧急关头，红五军刚收编的民团八百人哗变，他们打开了城门，敌人像蝗虫一样扑进城内。

顿时，城墙上、巷道里、民宅、农舍到处都展开了白刃格斗。上午7时左右，军长董振堂在东城门楼上让通信员找来骑兵团团长吕仁礼，眼中喷火，大声喊道：“吕仁礼，我要你把东城门守住，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吕仁礼带着两个连立即奔赴东门与敌拚杀。激战中，吕仁礼头部被敌军骑兵的马刀砍伤，不省人事。

此时董振堂带部分机关人员从东门城楼沿着城墙向东南角冲去。当他们冲出大约四百多米的地方，只见董振堂身子一歪，就从城墙上摔到了城墙外脚下。警卫员急速沿着城墙壁飞下，接着，科长寇惠民和几名警卫战士也来到墙根下。参谋孔建光将董军长的衣服撕开一看，惊愕地张大了嘴巴，只见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血流不止，孔参谋一直不停地呼喊：“董军长！董军长！”过了一会儿，董军长苏醒过来，慢慢地睁开眼睛，微弱地说：“我不行了，别顾我了，不走就冲不出去了……”讲着讲着，头一歪，就停止了呼吸。警卫员林炳才扶着董军长的头猛摇，可是，他再也不能说话了。

在高台之战中，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也光荣牺牲。高台县城的许多老乡都认识他，因为红五军一举攻占高台的第二天，即元月二日，杨克明在高台县城的十字街头，召开群众大会，宣讲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穷人起来求解放、参加红军。高台失守，敌人闯进街巷，杨克明带领几名警卫员，在城东南角的一座财主宅院里指挥战斗，高呼：“共产党员、共青员要坚持到底！”突然，敌人的炮弹将房子击中起火，杨克明头部被烧伤。在烈火中，杨克明带伤组织战士们增援西关，和敌作殊死搏斗，刀砍石砸，拳打脚踢，最后中弹壮烈牺牲。

高台之战，董振堂、杨克明和十三师师长叶崇杰、参谋长刘培基、二十师师长吴代朝以及前来援救五军的骑兵师师长董俊彦、政委秦道贤等以下三千多名将士，除少数同志幸存外，都光荣战死。

高台失守后，马步芳、马步青下令把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杰、刘培基四烈士的头颅砍下悬挂在高台城楼上示众。1937年2月中旬，这些头颅又被马步青带回武威新城兵营。为了向主子请功领赏，他特地叫传令兵把四颗烈士首级送往骑五军医院保存。当时敌八战区政治部搞宣传的李启之等人拍摄了照片，由兰州大北照相馆洗印、放大。照片中，还有红五军年轻的护士长被钉在街头的大树上，狞笑着的数十名敌人与之并列合影。拍摄中还强令几十名被俘的红军战士分成两排，前排蹲，后排站，合影，继之打死，再留影……

三颗首级的照片中，除左边董振堂、中间杨克明外，右边的首级到底是孙玉清还是刘培基？为弄清情况，西宁市档案局副局长陈庆春等，以对先烈高度负责的精神，几经走访查询，获取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终于解决了这个长期争议的疑点，准确详实的资料证实，这颗有争议的烈士首级是孙玉清，而不是刘培基。

孙玉清，湖北红安县高桥乡孙家湾人。1929年11月参加红军，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历任战士，班、排、连、营、团、师长等职，长征途中的毛尔盖会议之后，他由红三十一军调任红九军军长。

在西征路上，红九军奋战古浪失利后，孙玉清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后被撤职，调到总部直属队当指挥，他毫没有动摇自己的战斗意志。黎园口一仗之后，他和王树声、李聚奎、方强、朱良才、徐太先等领导干部组成一支小分队，艰难地沿着祁连山向东前进。一天，他们刚刚准备宿营，突然遭到敌人的袭击。小分队被打散了，孙玉清又一次负了伤。在这紧急的时刻，孙玉清还一心想着党中央，带领十多名干部战士准备化装奔向陕北，不幸于1937年3月，在酒泉南山三道沟被搜山的地方民团包围，孙玉清被俘，押到敌二九八旅旅部后，因叛徒告发，敌人弄清了孙玉清的身份。

受审时，他慷慨激昂地回答：“老子就是红九军军长！”

马步芳闻报孙玉清军长被俘，即令二九八旅旅长马步康进行诱降，其参谋长受命陪孙玉清洗澡，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但孙玉清不卑不亢，漠然视之。5月17日，孙玉清被敌团长马忠义从张掖提解到西宁。

马步芳在“会见”中，得意地说：“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今日被俘有何话说？”孙玉清从容自若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从参加红军时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我死而无憾，并引以为荣。”他还当场揭露了马家军征夫抽丁、耗资派兵不抗战、专打红军的罪责。

马步芳还是决定以“情”感化，派人“陪”着孙玉清来到敌一百师陆军医院，看望被俘后在这里服苦役的岳兰芳。孙玉清看着显得过早衰老的妻子，疼爱、难过、愤恨之情一起涌上心头。岳兰芳有多少心里话要说，但身处虎狼窝，怎能将这一切流露给敌人。孙玉清抑止住感情，重重地说：“不要怕，战死和被杀一样光荣。”不久，蒋介石以“危害民国罪”下达了“处以极刑”的命令。

当年杀害孙玉清烈士的凶手喇文彬交待了具体情况：那是1937年的5月，西宁古城，寒气袭人。身陷囹圄的孙玉清被关押在敌旅长马忠义的土楼里，他们得到密裁孙玉清的命令后，派出两个传令兵，先把孙玉清押到一家照相馆给他照了相。这张照片解放初曾存放在青海省档案馆里，后来，经过一番周折，青海省的同志终于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查到了孙玉清一张单人首级像，照片背后写着：红九军军长孙玉清。他们将这张照片精心复制，带回西宁，与西路军三颗烈士首级照片对照，大家发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和右侧的照片完全是一个人，从而断定，三颗首级照片右侧的人是孙玉清，不是刘培基。

为了更加可靠起见，青海的同志又将革命博物馆的照片寄到了孙军长的家乡——湖北省红安县委党史办，请求找孙玉清的亲友辨认。红安县委党史办复信说：经熟悉孙玉清烈士的同志反复看过后，认定他就是孙军长。请孙玉清军长当年的老战友王定国（谢觉哉夫人）、程世才（红三十军军长）、石忠汉、陈宜贵（红九军保卫部长）和孙玉清的警卫员黄科林仔细辨认，他们都说：“很像！很像！”

在此同时，又请当年国民党方面的有关人员作了辨认，都认定是孙玉清军长。

同时还发现这三颗首级的照片是在西宁照的，而不是在高台照的。据骑五师河西医院院长张琪回忆：董振堂等烈士的首级在高台示众后送到河西医院，用烧酒制作的酒精泡在白铁皮桶子里，在河西医院放了两三个月后，由匪徒们送到西宁交给马步芳，并未送到中央领赏。运到西宁后放在伪中山医院保存，以后腐坏了，埋在中山医院西墙外的空地内。

孙玉清被害后又由喇文彬和马昌隆找了马车，将孙玉清埋在南门外体育场一个坑内。第二天为了给孙玉清照相，喇文彬和马昌隆又到孙玉清被埋处，由喇文彬抱住孙玉清的肩膀，马昌隆将孙玉清的头割下来交给邴应南送到马步芳的一百师师部（地点在火神庙）照了相。

最后，董振堂、杨克明和孙玉清三烈士的首级，在西宁火神庙前被敌人摆在一条长凳上拍了照。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2年第2期 我军第一个驾机远航的人　作者：孔迎庆

192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了黄埔军校，粤军中尉军官冯达飞闻讯后即辞去军职前去报考，被录取编入学生4队，成为黄埔一期生。

冯达飞，1899年出生于广东连县(今连州市)一个小贩家庭。其父早逝，家境贫寒，靠亲友资助，他才读了小学，中学。1919年9月，冯达飞毕业于县立连州中学，此时的他深受“五四”运动的影响，立志报国，投笔从戎。

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他接触了周恩来、蒋先云、陈赓等共产党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底毕业后他留校在教导团任职，于次年参加了讨伐反动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战役，在作战中他身先士卒，勇敢顽强。

同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航空局，并在广州大沙头举办了飞行学校，由李维(苏联人)任校长，冯达飞由于学业优秀、作战勇敢而被选中，与其他7人一同被从东征前线调回，进入飞行学校学习飞行驾驶。入校后，每天安排4小时学习飞行理论课、八次飞行练习。

同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为了培养高级飞行员和空军指挥人员，决定派遣冯达飞赴莫斯科航空学校深造。经过学习，冯达飞己全面掌握了指挥等专业技能。学习结束后，党又选送他入莫斯科的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进修，学习了苏联红军的正规战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由于他成绩优异，毕业后又被选派到德国的炮科研究院将校组学习，在这里，他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炮兵理论和技术。

就这样，冯达飞成了我党我军当时唯一的一位进过院校最多的人，他既懂航空、步兵炮兵理论和技术，又有指挥大兵团作战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能力，同时又掌握了英、俄、德3门外语，是一位难得的军事人才。

1927年11月，冯达飞秘密回国，于同年参加了张太雷领导的广州起义，后又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左、右江起义。在广西的作战以及后来向湘赣根据地的转战中，冯达飞先后在红军中任营长、团长，在艰苦的作战环境中，他指挥镇定，多次率领部队化险为夷，充分显示出了他高品位的军事素质。1932年初，冯达飞先后被任命为红独立师师长和红八军代军长。

就在这年4月，中央红军转战福建，攻克了漳州，俘获了国民党空军的两架德造“容克”飞机。中央军委当即决定将飞机驾回 “红都”瑞金。由谁来执行这一使命呢？惟有冯达飞。冯达飞赶到漳州后，立即对已损坏的飞机进行了认真地检查、修理，终使其中的一架基本具备了适航条件。这时的冯达飞已数年没有接触过航空飞行了，他凭着由于数年前刻苦学习航空飞行技术而留下的记忆，在没有领航图和任何导航设施的条件下，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毅然驾机起飞，在漳州上空试飞了3圈——第一圈摇摆；第二圈稳定；第三圈正常，尔后他便掉转机头向西北飞去。当时在漳州的数千红军将士都仰目天空，深深地为他捏了一把汗。

奇迹出现了。这架飞机飞越了闽赣两省的崇山峻岭，航程数百里，终于成功地降落在“红都”瑞金沙洲坝的一块草坪上，整个瑞金为之轰动……就这样，冯达飞成了我党我军第一个驾机远航的英雄。

当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冥想了半天，终于回忆起他当校长时那个不爱说话的黄埔一期的矮个子、大脸盘的广东人……不禁哀叹：怎么有本事、有胆量的人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后来冯达飞在红军中从事军事教育工作，执教炮兵科目，参加了长证。1938年秋，他从延安“抗大”调到了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意在消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时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员的冯达飞在率部突围战斗中大腿中弹骨折，不幸被俘。

他在被国民党三战区长官部设在江西上饶的集中营关押期间，蒋介石对他这个“有本事、有胆量”的学生起了莫大的“招安”之心，曾指使在黄埔一期时任教官的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黄埔一期生、三战区政治部主任邓文仪(邓与冯在黄埔时同队并睡上下铺)前去诱降，对此冯达飞晓以哲理：“你们既知晓我是黄埔毕业的，可见得我反对蒋介石并不是盲目的；我到过苏联，可见得我知晓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1942年6月初，日军突破国民党军的浙赣防线，进逼上饶。6月8日深夜，按蒋介石、何应钦的旨意，冯达飞被宪兵八团秘密杀害，时年43岁。（责任编辑 刘 文）

2002年第2期 方志敏的最后知音　作者：张　林

1935年1月27日，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的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区给国民党打散后被捕。

1月30日他被解送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在这里，相识了原国民党中央监狱长胡逸民。

这个一生营造过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徐州军人监狱、汉口军人监狱，曾被称为“北伐军中刽子手”的人，是怎样和方志敏结为“生死之交”的呢?

1933年国民党在庐山制定了第五次“围剿”计划。会后，希特勒派来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携妻子回到南京。正好胡逸民的同乡、中共地下党组织成员胡春小姐，在其家里当家庭教师，于是趁其不备取得了会议的绝密文件，将它转送到了党中央。

因胡逸民与杨虎城素有隔阂，且有一次为朋友之事，胡写信大骂杨虎城。此时的蒋介石为了拉拢杨虎城，便抓住泄漏五次“围剿“计划事件，让胡逸民当了替罪羔羊。

1933年秋天，蒋介石电命胡逸民速到南昌，一见面，蒋介石便大骂胡逸民是共产党的间谍，当即撤销了他的中央监狱长及其所有职务，并将其关进了南昌北营坊看守所。

1935年1月30日，天空下着大雪，此时，狱中流传抓到了一个共产党的三省主席，胡逸民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跟着过去看热闹。当时，他没想到，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大汉子，就是过去常听说的方志敏。

第二天，胡逸民再次来到方志敏的牢前，他想借机接触，了解些内情，却得到的是一脸蔑视。又过了些天，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的胡逸民，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打通看守所所长的关节，由所长陪他来到方志敏的囚室。

“我叫永一。”胡逸民用化名自我介绍，“我很同情你们，我从前在清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胡逸民是清党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曾经设法开脱过你们不少同志。”

方志敏仍是一言不发，但当他得知胡逸民也是囚犯时，对他现在的处境感到十分惊讶。方志敏开始向这个受优待的犯人，讲起了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讲共产党人的信仰，并直言不讳地指责蒋介石是“破坏革命的历史罪人”。

临走时，胡逸民真诚地问方志敏有没有什么困难。

方志敏告诉他狱中无聊，想看点书。

第一次交谈后，胡逸民每天给方志敏送去报纸和各种书籍，有时还和他一起吃饭，情感逐渐增温。

方志敏初入监狱时，由于遭受惨痛的失败，心情特别沉重，行为十分急躁，一次因写好了的东西寄不出去，一气之下撕掉了所有的稿子。胡逸民知道这件事后，寻思再三，决定利用妻子探监和送饭的机会帮方志敏把稿子带出去，后来方志敏写的许多东西都是胡逸民妻子送出去的。这突如其来的友情，使方志敏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寻找到一丝心灵上的慰藉。 当时，蒋介石派人用各种手段诱降方志敏，为了方便写材料，把方志敏转到优待单人牢房，这个囚室恰好就在胡逸民囚室的对面，而新来的所长和胡逸民又有点私交，允许胡逸民在夜间到方志敏囚室闲谈。从此，胡逸民和方志敏对身世国事无话不谈。

交谈中，胡逸民把自己的出身，参加文官考试，当中央监狱长，以及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加入国民党等事全部推心置腹地告诉了方志敏。

一天，胡逸民对方志敏说：“第一位知我者是孙总理，你是我的第二个知音！”方志敏给以感激的目光。

真切、诚挚、坦荡地交谈，把两颗苦难的心紧紧地联结在一起。

一次，顾祝同带来蒋介石口谕见胡逸民，要胡逸民“劝方自首，将功赎罪”。

第二天，胡逸民把顾祝同让他劝降的事坦率地告诉了方志敏。

方志敏嗤鼻一笑：“老胡，投降那是大笑话，自从我被捕入狱以后，在这里实际观察的结果，更证明以前我们所做的事是十分正确的。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铮铮之言使胡逸民脱口赞道：“好样的，不是软骨头！”

胡逸民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感慨地说：“我感到方志敏信仰坚定，胸怀广阔，是一个非凡的人才，狱中结识他，是我一生中不幸之大幸。”

一天，胡逸民告诉方志敏，本来拟定要枪毙他的文件，现在批成了“缓办”，方志敏面对有生的希望，便和胡逸民商量，求他帮助安排越狱。

胡逸民知道，越狱不但希望渺茫，而且一旦失败，说不定连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得搭上。但良知告诉他，作为方志敏生命中的最后一位朋友，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请求。

胡逸民想利用监外就医的机会，让方志敏乘机脱身，但由于方志敏是重犯，上面以“病不严重”为由，不肯让方志敏到监外就医，所以这个“行动”很快就夭折了。

第二次胡逸民找妻子在外面借来四百多块钱，买通了所长和一些看守。一天晚上，趁着夜黑人静，方志敏刚逃出了监狱，国民党特务早就在监狱的外围布置了大量的哨兵，方志敏走出大门不远就被他们发现了，重新落入了敌人的魔掌。

1935年秋，蒋介石带着一帮人马来南昌劝方志敏投降，先是对其赞扬一番而后许以高官厚禄，但蒋得到的却是“我的生命只有36岁，你赶快下令执行吧!”

对于方志敏的“顽固不化”，蒋介石感到异常的气愤，离开南昌后不久，便下达了“秘密处死”的命令。

8月初的一个晚上，在黑沉沉、阴森森的监狱里，方志敏告诉胡逸民，也许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后方志敏从床底下取出一些稿子，交到胡逸民手里，拜托他出狱以后，把这些东西交给鲁迅先生，并把一封写好了的介绍信交给了他。胡逸民噙着泪水一个劲地点头，他知道这位亲密的“囚友”是在安排后事。

1935年8月6日，蒋介石下令把方志敏秘密地枪杀了。

得知方志敏被害的消息，胡逸民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下了一首小诗，诗中寄托他的内心情感和他对方志敏的无比崇敬之情：

伤心今日泪如丝，忍看方郎作国牺。

三界英华今方尽，一朝事迹夕阳知。

江山顿觉灵光天，草木同深陌上愁。

最是逢君偏易别，泪痕犹染白杨枝。

1936年秋，在国民党元老、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出面说情和冯钦哉将军的担保下，蒋介石释放了胡逸民。出狱后，胡逸民先是到杭州，然后下决心去上海找鲁迅先生，完成亡友的遗愿。到上海后，他按信上的地址找到了鲁迅寓所，但碰巧鲁迅不在。第二天，胡逸民把这些手稿交给章乃器和胡子婴，二人答应一定面交鲁迅先生。这些手稿中包括《可爱的中国》、《清贫》和《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其中最后一篇还记述了与胡逸民交往的经过。这些珍贵的文献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2期 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人　作者：何　奇

《徐向前传》和《历史的回顾》两书，记载1924年，在太原，徐向前经其兄认识的一位姓郭的军官，保举他考了黄埔军校。这位姓郭的军官是何许人呢?他就是我的祖父郭宣三。

最近，我看《徐向前传》，发现该书编写组的同志们对那位姓郭的军官保举徐向前考黄埔军校一事，作了一番分析。书中讲到，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与会的国民党员和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共产党代表，都受到委托，回到各地选拔优秀的进步青年去报考陆军军官学校。因此，编写组认为：“看来那位在太原阎锡山部队的姓郭的军官，所以保荐徐向前一行10人考黄埔，也是事出有因。”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想方设法找到《徐向前传》编写组副组长(主编)张鳞，跟他进行了诚恳的交谈。张鳞说：“徐帅对那位姓郭的军官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印象很深，那位姓郭的军官是徐帅的哥哥认识的。”我问：“徐帅是否讲过那位姓郭的军官的名字?”张鳞说“徐帅没有讲，我们也没有问。”

那么，情况究竟如何?现将我知道的情况及祖父的为人如实地叙述如下：

我祖父叫郭懋德，字宣三，山西省定襄县智村人，生于1886年。辛亥革命后，他考入阎锡山创办的警官学校，毕业后，先当巡官，后任定襄、繁峙、静乐、潞安等县公安局局长和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1929年辞职回家，在村里当村长。保举徐向前报考黄埔军校的事，就发生在他任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的时候。

祖父跟我讲徐向前考黄埔军校的事，是在说念我父亲的情况下顺便讲的。我父亲郭克勤，20世纪20年代初，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军运情报等工作，1936年任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秘书长，1938年春到晋察冀边区，1939年在“反托派”审查中被错杀(1998年中央组织部予以平反昭雪)，但当时家里人并不知道他的不幸遭遇，因此，长期打听不到他的下落，祖父母经常说念他。

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祖父对我说：“发生茂林事变了，国民党中央军在安徽茂林地区包围消灭了新四军一万多人，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牺牲，不知你爸爸是不是在那里，他也可能牺牲了。”祖父还说：“大革命时期，我认为蒋介石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1927年‘4·12’清党后，我看出蒋介石不能容人，要独霸天下，现在小日本入侵，大敌当前，他却自己人打自己人，真是！”停顿了一会儿，他深沉地说：“你爸爸是做事的，不像我是混事的。1924年我做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时，徐向前来太原找工作，徐向前的哥哥徐寿谦同我是半个老乡，他是五台县永安村人，没有修汽车路以前，咱智村是五台、定襄到太原的必经之路，有个车马大店，供来往行人打尖住宿，徐向前和他哥哥，有时就住在咱家，来往比较多。在太原，徐向前有时也来咱家坐坐。我对徐向前谈过你爸爸，我说：‘我本想让克勤(我父亲)和阎锡山军政要人的儿子们多来往，将来在官场上也好有个照应，可是克勤不听我的话，总是和那些家境贫寒、思想激进的同学接近。’徐向前说：‘孩子们的事你别管，他愿接近谁就接近谁吧！我看克勤是个有作为的青年’。”祖父说：“有一天我对徐向前说，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革命学校，在上海招生，要不你考黄埔军校吧！徐向前同意后，我介绍他考了黄埔军校。现在，人家徐向前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你爸爸却打听不到下落，他可能牺牲了，唉！”当时，听了祖父的话，给我的印象是，祖父既埋怨父亲不听他的话，没有走升官发财之路，又赞赏父亲不自私自利，有崇高理想，是一心进行革命事业的人，而且徐向前是支持父亲的。那时，我15岁，正在高小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忧心忡忡地说：“发生卢沟桥事变了，日本人贪得无厌，占了东三省，还想侵占全中国。亡国之奴，不如丧家之犬，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了。”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爱国抗日的思想。可是，在另一种情况下他又当了汉奸。1938年5月，有一天我们刚吃完早饭，日本鬼子突然来到我家，要祖父进县城担任伪警务局局长。祖父不想去，竭力推脱。他说：“我年纪老了，身体有病。做不了，请另找别人吧！”日军头头很不高兴，板着面孔，硬要他去。与日寇一块来的伪县商会会长李能文说：“宣三兄，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走吧！”就这样，祖父被强迫进城，当了定襄县伪警务局局长。大约在1940年的一天晚上，日军头头带着几个日本宪兵恶狠狠地来到祖父在城里的住处，把他逮捕了，投入宪兵队监狱。原因是，前几天夜里，中共定襄县基干游击队摸进城里活动，给日本鬼子造成损失，有人向日寇告密，说我叔父郭克俭是八路军，可能和我祖父有联系。后经家里托人情、花钱，保释出狱的祖父，没有敢回智村，先在忻县城住了一段，后转到太原。在这个时期，祖父的心情是十分忧郁的。

1943年，祖父回到智村。他支持我参加中共太原地下党工作。以后又支持我爱人董文祥从敌占区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村党支部书记杜二好被敌人逮捕，他亲自进城保释出狱。中共县区干部时常来智村看他。中共定襄县政府认为他是个开明绅士。不幸的是，1948午春夏之交，伪39师来智村要接他到忻州城，说是保护他，他不去，藏在邻居家，被搜出，迫使他到忻州城，后转到太原居住。

1949年4月24日拂晓，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徐向前下令总攻太原城。几百门大炮向太原城垣轰来，震天动地。开始，我祖父、祖母、婶子和八岁多的弟弟(郭兴华）躲在床铺下。大约上午七八点钟，祖父从床下爬出来，站在床上，从后房墙的小窗户向街上望，见解放军已经打进城，从东向西冲来，他高兴地说：“进来了，解放军进来了！”他想太原解放了，就能见到自己的亲人。就在这时，解放军从城外打来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们住的房子上，一瞬间，他不幸地了却了自己的一生。与他同时，从床下爬出来正在捅火做饭的婶母也被砸死。

当时，我是中共太原市东北工委秘书，太原解放后，当日进城，第二天抽空去看望他们时，见到的就是这个惨象。一直在床下躲着没有出来的我的奶奶和弟弟，向我叙述了上述情况。

(作者原名郭重华 中国企业联合会离休干部)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2期 王树声警卫何福圣与许世友比武　作者：云　龙

王树声的警卫员何福圣，绰号崽哥，家住河南光山县仁和集。何福圣10岁那年，父亲决定让他拜武林高手邱固元为师，随邱学习武艺。邱固元师承僧门高手，拳脚器械无一不通，内功更是十分了得，曾在一个赶集日里当街一拳打死一头疯牛而名声大噪，所以就连这一带的悍匪都对他畏惧三分。能跟这样的武师学艺，何福圣自然高兴异常。

师父对徒弟要求很严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从不懈怠。在邱固元手下足足学了七年功夫的何福圣，已长成高大壮实的小伙子，而且功夫在师兄弟中也算得佼佼者。

1931年9月的一天，鄂豫皖一带大名鼎鼎的老三十团团长王树声特意前来仁和集武馆拜望邱固元。他带了一个班的红军，有长枪也有短枪。邱固元很佩服这位二十来岁的青年团座。为了显显自家气派，师父特地挑选了何福圣和七个精神抖擞的师兄，一式对襟黑短褂，一色崭新的驳壳枪，齐整整地立在他两边。

师父设宴款待王树声，何福圣和一帮师兄则在外面的大坝子上陪红军士兵畅饮。送走王树声的当天晚上，师父就叫徒儿们把仁和集的三百多名赤卫队员全部通知到武馆院子里。邱固元当众宣布，他已接受王树声团长的劝告，把仁和集保民团的队员拉到新集去参加红军，不愿跟他走的不勉强，愿意跟他投红军的，回去安排一下，天一亮就随他出发。

第二天上午，82个追随者跟着邱固元当晚便赶到新集红三十团驻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带去的人马被编为特务连，师傅任连长，何福圣虽当上个班长，但实际上仍给师傅当保镖。那一年，他才刚满17岁。

参加红军没多久，红军就大举进攻高家寨。这次打高家寨，许世友担任敢死队队长。不幸的是，他攻到城墙脚下时却被擂木砸中头部，当场昏死过去。幸亏被罗应怀等敢死队员奋力将他救回，躺了一个多月，命虽保住了，一身武功却从此大打了折扣。

战斗激烈时，老三十团的特务连也拉了上去。几次冲锋下来，邱固元阵亡，还丢了二十来个弟子。何福圣跪在师父的尸体前嗷嗷大哭，邱固元死时还不到35岁。可惜了他一身好武艺，周身被机枪子弹打成了个蜂巢。

战斗部队撤回新集后，已经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就将何福圣调去当他的警卫员。实际上，他还兼任起了武术教官，团部的一帮人都来找他学功夫，连队的不少人也跑来拜师，因为当时红军中大力提倡官兵习武。这样，军内外很快便传开了：王树声的警卫员崽哥是个武功了得的高手！

1932年5月上旬，鄂豫皖苏区党代会在新集召开。代表们在竹棚里开会，各级首长带来的警卫员无事可做，便聚在坝子边上摆龙门阵。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认识何福圣或听人说起过他的名字。这时便鼓动他走几路拳脚，让大家开开眼界。小何年轻气盛，禁不住众人捧，想露上一手，但又担心影响开会，就说在这里不合适，嘈杂起来影响了首长开会可不得了。有人便提议到附近的城隍庙坝子上去。于是他在百余名警卫员的簇拥下到了城隍庙。何福圣先打了一路僧门的看家拳“虎抱头”。稍一凝神，把气运上，一个覆手便打将起来，气势风猛而动作干净利落，顿时激起一片叫好声。走罢拳，何福圣又找来了一根木棍子代剑，舞了一套“惠灵剑”，赢得了众口喝彩。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一到会场，邝继勋军长的警卫员李守贵给他透风，说十二师的许世友团长，听说何福圣武功了得，一会儿要来会会他。何福圣一听就急了，这许世友出院后刚调到红十二师当上了团长，而自己只是个警卫员，怎好和这位全军知名的大英雄比武？而且他早就听说许世友在少林寺当过几年和尚，武艺高强，尤擅腿功，心里不免有几分敬畏。

会间休息时，就见一大群党代表走出竹棚，来到了坝子边上，王树声副总指挥也在里面，他笑呵呵冲何福圣喊：“崽哥，快过来。这位是许团长，他听说你武功厉害，一定要来以武会友，你莫怕他，把他丢翻了，我这里有赏。”许世友笑嘻嘻地把军帽揭了，紧紧腰带，嚷道：“谁丢翻谁，还得拳脚上见哩，莫把话说早了。”何福圣见大呼小叫着赶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便紧张地说：“许团长，我们……以武会友，点到即止。”

许世友咧嘴一笑，豪爽地说：“你莫怕！我要挂了红、带了彩，决不怪你。大家都是会家子，武德为重嘛。”说罢，亮了亮招，示意他招架，紧跟着就攻步上前进击。何福圣只好出手相迎，几招过后，他见许团长底盘扎实，身手朴实严谨，绝非花架子。但许似未摸到何福圣的虚实，所以也不敢贸然起腿。交手十余个回合，谁也没占到便宜。王树声在一旁见自己的警卫仅是一味游走闪避，不敢主动攻击，知道他心中有压力，就大声喊着给何福圣打气助威：“崽哥，莫打让手！丢翻了他，我赏你两板子弹！”警卫员们也一齐吼喊：“崽哥，上、上！”

这一阵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助威声显然刺激了许团长，只听他大喝一声：“小心，我来了！”话音刚落，他便展开猛烈攻势，何福圣虽仍是一味游走闪避，却渐渐看出许在急欲求胜中露出了可乘之机。

此刻，观战的人已经里三层外三层将他们围了个密不透风。何福圣偷眼看到不久前刚到鄂豫皖的张国焘主席与邝继勋军长等好些高级首长也都站在一旁观看，他心想，无论如何，还得让许团长下得了台。于是他便以“克法”出拳，让许团长占尽上风。

许世友果然腿上功夫厉害，裹风挟雷，频频向对方袭来。何福圣暗暗聚起内功，当许世友又一腿向他腰部扫来之际，他提足气、牙关一咬，身子猛地一扭，装着避闪不及的样子，用肩背之际硬接了对方一记飞腿。围观者看来他是重重地挨了一下，许世友却不糊涂，脸上顿时露出惊讶之色。然而他这一腿已让何福圣胸中有数，再度交手时见许团长刚一起腿，何突然急步上前“抢背”，紧跟着一记“劈山靠”，将许世友仰面朝天地掀翻在地。顿时，掌声、喝彩声打雷一样响起。

何福圣慌忙上前，双手去搀许团长。许世友一跃而起，连声道：“厉害，厉害！暗地里让着我三分，我许世友仍不是他的对手。”邝继勋军长笑道：“你这许和尚，刚从医院里出来，身虚力乏，咋能登场较技？”

“小鬼，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啊？”张国焘满面笑容上前问何福圣。在后人看来，张国焘是一个历史罪人，可是，那时候的张国焘就是共产党的化身，威风凛凛，赫赫有名。

“报告主席，”他向张国焘行了个军礼，大声回答，“我叫何福圣，是王树声副总指挥的警卫员。”张国焘赞扬道：“好，很好！红军战士，就要像小何同志这样，精精神神，会打枪，会武功，上了战场，才能以一当十。”随后张国焘拍了拍站在他旁边的王树声的肩膀，笑着说：“小何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宝，你要给我好好爱护哟。”

话虽如此说，王树声却已经没有机会来爱护这位“爱将”。不久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周纯全便通知王树声，速调何福圣去担任张国焘主席的警卫员！夜里，王树声叫伙房宰了一只鸡，给何福圣饯行。

次日一早，何福圣得意洋洋地走马上任，当上了战友们开玩笑说的“御前带刀侍卫”。那时怎么也没想到，他踏上的竟是一条充满风雨泥泞的人生路。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2年第2期 由“管好身边人”想到曾国藩家书 　作者：曾彦修

年来，我看到一些文章，甚至是一些号召叫做“管好身边人”，这身边人大概是指配偶、子女和秘书等吧。长时间以来，我对这个提法颇感惊奇，正像号召共产党领导人要”廉政”一样，我也一直对此同样感到有点哭笑不得。何谓“廉政”？不就是不贪污、不敲竹杠、不营私舞弊么，就是说，不要做贪官污吏，这算什么标准呢！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贪污、不盗窃(不好听吧？其实，廉政的意思就是如此，即只收俸禄以内的收入)，实实在在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起码做人标准。

“管好身边人”，开始我也觉得同样可笑，共产党员要管好一个部、一个省、一个所、一个局、一个县、一个公司……他要禁绝所辖范围内的一切贪污舞弊，怎么连“身边人”也管不好呢？不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儒家的理想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仅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两事，连“齐家”都办不到的人，“修身”未必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修身不能不包括齐家在内，如果身边的人五毒俱全，自己就那么纯洁如玉吗？会不会也有点《官场现形记》中的人物的味道呢？

现在大家都在谈悬鱼太守的故事，我也来凑个热闹，说说“身无长物”的故事(长，去声，读如丈；长物，多余的东西)。这是东晋时期一个高官王恭的故事。有一次他从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回到京师建业(今南京市)，他的叔父王忱去看他，一屁股坐到竹席上，好不快哉！于是叔叔对侄儿说，卿从那边来，这东西不稀奇，送给我一张吧！王恭即命人将此席送去，自己又只好坐在草垫上了。后此事被叔父得知，便对侄儿说：“‘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晋书·王忱传》及《世说新语》均载有此事，“世说”先出，且较生动，此处引“世说”文字。)这就留下了“身无长物”这么一句光照千秋的美谈。一个“身无长物”的旧时的高官，与某些贪污腐化、腰缠万贯、车府成群、外室成行的大中小党员官员比起来，如北京那个王宝森副市长什么的，究竟哪个有点人味呢？当然是一千七百多年前那个“身无长物”的王恭倒更像一个人。

话转回到曾国藩家书来。此书我曾读过两遍。第一次在延安，是听毛泽东说“曾国藩家书也可以看看”的非正式传言之后很久才看的，第二次是解放后购得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之后看的，觉得受益不浅。（我家这些书连同陈独秀、胡适、梁启超、钱穆等人的书都已经在“文革”时作废纸紧急处理了。)那家书的史料价值也不小，这一点此处不去谈它了，这里只说一点曾国藩治家的严明作风。他长年在外指挥作战(攻打太平天国)，留一个弟弟曾国华在湖南湘乡县乡下主持家务。曾国藩不断地与家中有书信来往，几乎封封信都是告诫家人要勤俭持家，切勿摆富贵架子的。曾国藩反复对弟弟讲，历来的巨室豪门，几乎没有持续三代的，不是败在第二代手里，就是彻底垮在第三代手里。(广东话骂人“二世祖”或“二世主”，就是说第二代就堕落得不像样子了。)他反复要家人以此为戒。他强调家境要不垮，就必须抓住“书蔬鱼猪”四字不放，即自行经营或动手干农副业生产，还要加紧读书(当然是为了做官)，家业家声才不会败坏下来。他警告家中，切不可仗势欺人，要和睦邻里，周济贫困。他告诫弟弟曾国华进城(县城，距曾宅40里)办事，能走路即走路，尽量不坐轿子。要即去即回，尤其不要去拜望知县，免去结交官府之嫌。他也不时叫人送点银子回家，数目都不大，以几十两、百把两的时候为多，而且有些是指名用以周济穷困本家及亲友的，谁家几两，谁家几两，都清清楚楚。家信中语多亲切平常，并不带多少教训口气，易于使人接受。对于他在家中的儿子曾纪泽的读书，尤其管教甚殷，经常要文章和习字去看，然后复信一一指出优缺点。曾纪泽后来成了清末有贡献的爱国外交家，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手边无书，上述银两数可能不精确)

我在南京及湖南均曾请教过一些同志，回答都是说曾家的后人，不听说有衰败得不像样子的，大多有所成就。例如，曾昭抡、曾昭、曾宝荪等，都是他家的直系后代。还有一位在台湾做大学校长，名字我一下想不起了。这与曾国藩一贯的严于家教而又善于家教，是不是有点关系呢？

现在管不好身边人(主要是后代)的大小官员，好像不在少数，因特转介曾围藩治家二三事，藉供有心人参考，幸垂察焉。不过，我明知这大约是白费力的事，并不真想有谁会去听我的废话的，自求解闷而已。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2期 永不凋谢的汉字　作者：刘志琴

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字都有相似的功能，汉字不同凡响的是，它不仅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大文字之一，又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字体系。埃及的图画文字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都已消逝，只有汉字沿袭几千年不衰。但是在西方中心论者的心目中，并不轻易承认这一事实。1667年德国祈尔歇的《中国图说》，1716年法国尤埃的《古代商业与航海史》，1758年法国德经的《中国人为埃及殖民说》，都认为中国文字传之埃及，这是一种偏见，因为直到18世纪古埃及的文字尚未得到解读。真正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的，是一百年前，中国考古界一项伟大的发现: 甲骨文出世。

1899年，北京翰林院王懿荣患病服药，发现名为“龙骨”的中药，带有类似铭文符号的碎骨片，经他研究认为这是三千多年前商代的遗物，由此发现了河南安阳小屯村的遗存，1936年发掘有1 万7 千片之多，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殷墟。

至今，出土的甲骨文已在15万片以上，每片字数少则一、两个，多的达130 个，如果每片以10个字计算，15万片就有150 万个字。它，字源雄厚，字义精细，生动传神，三四千年前的文字以如此高的质量和巨大的数量传到后世，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

然而，汉字在近代中国又蒙受过不白之冤。

辉煌的古代，屈辱的近代，迫使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奋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些人以为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民智不开，民智不开的主要原因是文化不普及，文化不普及是因为汉字难学、难写，一时汉字落后论呼声甚高，甚至主张废除汉字。诚如一切事物都未必尽善尽美，汉字笔划复杂，也给初学者带来一些困难，然而要文字承担国运衰败，民智不开的重责，岂不是不白之冤！

汉字落后吗? 日本本来没有文字，纪元后日本借用了47个汉字，就能记写全部的日本语言。

汉字，有形可识，有音可读，有义可寻。从古到今各种书体都能被今人辨认，六千年畅通无阻，世界上还有哪种文字能与它匹比?

一些有识之士遵循文字发展的规律，寻求改革方案，取得卓越成效。辛亥革命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建国后多次公布汉字简化方案，这对普及初等教育起了促进的作用。每一步改进都使得汉字更加方便使用，更利于文化的普及。它特有的生命力显示，不是汉字落后，而是科技不发达，汉字研究手段的落后。

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使汉字重放异彩，赢得世界声誉。

1973年5 月，美国费城举行第六次世界人类能力开发会议，在会上获得金奖，被授予“对世界人类作出贡献的”，是日本学者石井勋先生提供的，对日本儿童学习汉字提高智力的论文。他从1968年起就进行此项专题研究，探索“提高幼儿的智能，汉字是个未解之谜”。认为汉字的构成有很强的逻辑性，如学过“目”字，看到“见”字就会发生与目相连的联想；学过“鸠”字，见到未学过的“鹰”字，会想到这是飞鸟。通过大量实验证明，“汉字比语言更易默记”。

1982年5 月，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刊载心理学家理查德·林的文章，引起世界轰动。文章披露日本、英国、美国、法国、西德五个发达国家的学者，通力合作，在共同的智能测试中，各自对本国的儿童进行智能检查，结果表明英、美、法、德的儿童智商是100，惟有日本的儿童达到110。对这一结果的分析表明，大部分的欧美学者认为“学习汉字可能是个原因”。美国的梅尔·莫尔斯推测: “是否学习汉字，使得把握复杂结构的几何学的感觉特别发达”？

汉字实验证明，文字的形义联结比形音联结坚固耐久。使用汉字对左脑和右脑潜力的开发呈均衡的优势。汉字对开发智能的作用已超出中国，在世界也是个未解之谜。

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尚有不小的差距。当计算机在发达国家普及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出席国际会议，还在用笔作记录。汉字能不能编码输入计算机? 中国五笔字型的发明人王永民拍案而起，首创五笔字型输入法，从此以后，表形码、自然码，万码奔腾。能多维编码的文字，容有大承载的信息量。

以形表意和一词多性的灵活性，使得汉字具有强大的造字功能，只要用六千多个汉字的不同组合，就能对付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

汉字是世界上惟一独创的方块字，形、音、义的最佳组合，不论是从形、从音入手，或者形音并用，都能在电脑上游刃有余。由于汉语的音节只有英语的六、七分之一，特别适合物理通讯要素的需要，因而获得有可能成为声控电脑第一语言的美誉。科学技术在当代的发展，重新发现汉字蕴有巨大的能量。

汉字，葆有永不凋谢的青春!（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2期 不能遗忘革命英烈　作者：何　辛

改革开放不能忘掉革命英烈和革命传统。现在我们回顾百余年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和建设历程，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千千万万革命前辈和先烈的丰功伟绩。一部伟大的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革命人民的血泪奋斗史。

在现代中国的革命过程中，无数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抛头颅，洒热血。据统计，中国工农红军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前，已发展到30万人的大军，但是长征到陕北的时候，全军却只剩下了七八千人。抗日战争中我国死亡了3500多万同胞，其中不少人是在战场上和刑场上献身的英雄烈士。决定中国命运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中，也有百万以上献身。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保卫祖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完整，也有大量英雄光荣献身。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人事的变化，当今已存在着忘记革命英烈、丢掉革命传统的实际危险。事实上，在有些地方英烈已被遗忘，革命传统已被丢掉。尤其是在经历革命历史的老年人越来越少、不了解革命历史的青少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果不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革命传统和革命英烈就可能被慢慢地遗忘掉。战争时期河北老区赤城县，当时全县只有7.5万多人，但在战争中却死亡了1.5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为革命献身的英雄烈士。可是1983年这个县修建烈士纪念塔时，只收集到2000多烈士的姓名，其余大部分烈士姓名都不知道。1983年，笔者遇到一个青年，他是1948年牺牲的一位烈士的孙子，这个青年告诉我：不知道他爷爷怎么死的。按照他的回答：“我爷爷死时还没有我，我爸爸死时我还不懂事，我长大后又没有人给我讲爷爷的历史。”乍听这位青年的话，感到震惊，但仔细一想，不能怪青年人，主要是老年人没有尽到责任。由于长期忽视宣传英烈事迹，青少年对英烈的纪念已很淡薄。一位参加过大庆石油大会战的老干部异常感慨地说：“现在石油系统工作岗位上20多岁的小伙子，不仅不知道革命时期的著名英烈，就连王铁人也不了解了。”

还有些事令人痛心。1928年爆发的陕东渭华起义中壮烈牺牲的著名农民运动闯将、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共产党员薛自爽烈士的坟，竟在解放后连续不断地横遭平毁，他的遗体在战斗结束后被匆忙埋在战场一角，后来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其堂侄在革命仁人志士的支持下，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将薛自爽烈士的遗骨迁回老家坟地。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尽管敌人对烈士坟墓视若眼中钉，但因他们怕激怒人民，也没有敢动它。不幸的是在解放后却被“革命后来人”一次次地平毁了。同时有不少在那次起义中献身的烈士也遭受到这种待遇。直到1988年，才修建了渭华起义纪念馆、烈士纪念塔，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徐向前、习仲勋等题了词，并首次举行了渭华起义60周年纪念会，才使九泉下蒙冤受屈的革命忠魂得以安息。去年清明节，笔者为薛自爽扫墓，发现薛坟又被破坏了，遗骨不知迁往何处。据报载，延安市志丹县境内，由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刘志丹烈士纪念陵园，也遭到侵占，陵地被开挖盖上房子，果木被挖掉不少，类似的事件其他地方也时有发生。我认为事情虽然发生在基层或普通群众中，而根子却是由于有关部门长期忽视对英烈的宣传，以致造成群众尊敬英烈的社会意识淡薄。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万不可轻视，表面上看破坏的是个别烈士陵园，而实则是在挖掘人们头脑中的人民共和国大厦的奠基石！

上述触目惊心的情况，与我国崇高的民族精神相比有多么大的反差啊！这说明，在目前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加强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革命传统的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民族精神是多么重要、多么急切、多么刻不容缓啊！

小平同志说得好：“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们现在已经走进新世纪，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把继承传统（包括革命传统）和创新结合起来。中国有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乘凉的后人，必须爱护前人栽的树，对它浇水、施肥、除害，使它继续生长壮大、枝叶茂盛、长青不衰。我国人民现在乘凉的这棵大树，是百余年来全国各族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培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树。我们要坚持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这样才能使这棵社会主义大树永远长青，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2002年第2期 国共两党斗争中的《大公报》　作者：舒　展

《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直到今天仍在香港特区继续出版。如今它已度过跨越两个世纪的百年寿诞，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报业史上，算得上是一大奇观。评说与考证《大公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百年沧桑》，作者是中国杰出的政论家、《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的哲嗣王芝琛。我觉得对《大公报》是一份厚重的百年纪念贺礼！

自从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以“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以来，其社训是“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数十年来，以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为首的领导人，是遵守这“四不”社训的。上述的“党”字，我以为是用孔子的“君子不党”（《论语·述而》）的原意，即“正直的人是不偏袒的”，更不应结党营私。事实上，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大公报》自我宣称的就是“自由主义”与“中间路线”。

我想举钱钟书为例，他既非中共党员，也非国民党员，但他却是《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积极撰稿人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发表了《为什么人要穿衣》、《休谟的哲学》等大量纵横捭阖的精彩文章。

萧乾也是无党派人士，他曾先后四次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发现培养了大批作家。杨绛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璐璐你不要哭》，就是20世纪30年代经萧乾发表的。另外，他们还设立了文艺奖金。卢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均得了奖。此外还发表了陈白尘轰动一时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胡绳的《上海通俗化问题之讨论》及《偶然论在上海》；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给刘西渭先生》；曹禺的《我如何写〈雷雨〉》……

任何报刊都有它的倾向性，或激进、或保守，或革命、或反动，有可能实行“中道而行”吗？

以胡、张、王等领导人所办的《大公报》，以出色的独家政论为最大特点，它培养出了大量名记者，许多大公报人成长为新闻界的名人，例如：范长江（建国后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杨刚（建国后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萧乾（1939年——1942年，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彭子冈（解放后任《人民日报》记者、《旅行家》杂志主编），其他的诸多名流还有：徐铸成、李纯青、梁厚甫、曾敏之、费彝民、陆诒、梁羽生、唐人、徐盈、金庸、谭文瑞……真是群星璀璨，光彩夺目。其中李纯青、杨刚、彭子冈、徐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公报》几位领导人对他们的政治身份，采取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的态度。

《大公报》从张季鸾等人接办以来，20世纪20年代提倡民主政治，文人论政，主张保护与发展民族工商业。北伐战争期间，抨击军阀吴佩孚；后来抨击过汪精卫和蒋介石，也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过攻击。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此报因主张“缓抗”，受到读者警告和反对。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谴责日军侵略，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4年1月，辟“星期论文”，成为该报一大名牌专栏。约请胡适、丁文江、翁文灏、梁漱溟等名家撰稿，影响很大。1935年9月开始发表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向全世界公开报道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主张，引起极大轰动，集结成书后，半年内印行七次。1936年西安事变后，范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荣誉奖章，胡政之、张季鸾对美发表广播演说，一再强调“民主政治”和“文人论政”。同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大公报》正式成立社评委员会，经常撰写社评的有王芸生、李纯青、徐铸成等。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坚持抗日救国，反对国民党的妥协腐败，这是最得民心的大举措。1942年2月1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揭露国民党政府歌舞升平，无视河南灾区惨况，被当局责罚停刊3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社评的基本立场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反对内战。但也发表过一些混淆是非的社评，如1945年11月的《质中共》、1946年4月的《可耻的长春之战》，受到中共《新华日报》的批驳。随后，《大公报》载文反对内战，批评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和文化专制政策。1948年7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名攻击总编辑王芸生。1948年11月，香港版《大公报》发表《和平无望》社评，宣布转变立场，靠拢人民。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2月27日，天津版《大公报》改组为《进步日报》。5月25日上海解放，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纸归人民所有。1953年1月1日上海馆北迁，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经彭真请示毛泽东同意，该报由天津迁至北京出版。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陆版于当年9月10日停刊。在内地，《大公报》总计出版时间达六十四年零两个月。

对《大公报》的褒贬评说，一直是中国新闻史、政治史上争论不休、聚讼纷纭的大问题。笔者认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的“中间势力”及其中间路线？他们比起国、共两极来，人数多得不可比拟。他们站在哪一边，这才能决定哪一边是赢家。只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才有可能廓清《大公报》的是非功过，还它一个历史主义的公道评价。

20世纪30年代，在左翼文化工作者中，流传着一句出自王明的名言：“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这话是大有来头的——来自“共产国际”。斯大林说：“原则问题上的中间路线是引起思想混乱的路线，是掩饰意见分歧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蜕化的路线，是使党在思想上灭亡的路线”（《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6页，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然而毛泽东把团结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视为与党和军队平列的、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认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毛选》第二卷第783页）他还说：“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毛选》第二卷第742—743页）

中间势力的作用，我可以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之一邓演达为例。他一方面反对蒋介石、汪精卫在南京建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政权；另一方面也不赞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运动；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中，并非共产党员的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和于邦齐等优秀人物，惨遭蒋介石特务的杀害；知识界很有威望的重量级人物黄炎培、张澜、沈钧儒、史良、胡愈之、楚图南、费孝通等都是中共反蒋的战友。

1948年5月1日，中共向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发出号召：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很快就得到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及其他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拥护，并于5月5日公开通电表示支持。但是，这些支持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大多数还分散在全国各地。怎么办呢？党中央决定，为了及时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工商业家、文化界人士，都要从西南、西北、华中、上海等地辗转到解放区，特别是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由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等同志，租船把他们秘密送往青岛、塘沽、大连，然后到河北平山集合。当时，由香港坐船到解放区的知名人士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郭沫若、马叙伦、沈雁冰、叶圣陶、邓初民……以及许多作家、演员，还有一位起义的国民党军长、一位西北军的代表，总共有350人以上。《大公报》总编王芸生当然也在其中。这就是中共重视爱国统一战线的最有力的证明。

团结争取中间势力，不仅是党在30、40年代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也不仅是要在当时不折不扣地付诸实行的问题；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问题。

对团结争取中间势力真正进行了理论思考的，我认为是晚年的胡绳。他说，解放前的中国文学界，国民党的人只是一小撮，我们的人也很少，实际上是中间势力占大多数，政治也是如此，中国革命能胜利，是因为我们党把中间势力拉过来了，如果中间势力都倒向国民党，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中间势力很重要，我们党内有些人还不懂得这一点。

我认为《大公报》在20世纪20、30、40年代之所以赢得了那样众多的作者和读者，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中间势力的声音。1944年春中外记者组成赴延安参观团，当时国民党骂共产党为“匪”时，毛泽东对《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他还说：“抗日战争是《大公报》的鼎盛时期”。此言极是！当时，各国在重庆的驻华使节，最爱聆听的是张季鸾为他们作世界与中国的形势报告。张季鸾与蒋介石的关系好到这种程度：不用事先通报，随时可以面见老蒋。他与周恩来更是密友，在他肺病病危时，守护在身边的朋友有周恩来和老蒋派来的卫生部部长。这个平静场景，就像是一幅油画：两极对中间势力的激烈争夺。

张辞世后，蒋介石为拉拢王芸生，让他赴美访问，后因特务报告：王与周恩来往来密切，此行乃作罢。

《百年沧桑》作者王芝琛说：国共两党对《大公报》所打出“自由主义”的旗帜，都是反对的。毛泽东称自由主义者为“民主个人主义者”。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把《大公报》及其总经理胡政之，纳入“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之列进行拉拢。在胡政之赴香港恢复《大公报》香港版前来到南京，急于物色“民主个人主义者”来取代蒋介石统治的司徒雷登，郑重其事地派秘书傅泾波前往拜访，准备了洋房汽车，并试探请其出任行政院长。胡政之毫不为动，毅然赴香港去开辟自由主义者的舆论天地……

毛泽东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此话是在1958年对吴冷西说的，那时四周早已是“讨伐”《大公报》的一片喧嚣。1938年周恩来在汉口曾对人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游龙飞虎、游刃有余。”王芸生自进入《大公报》后说，我服从司马迁的一句话，“戴盆何能望天？”意思是说，头上已经戴上了“官衔”的盆子，便看不见别的了。王多次拒绝国民党的“官衔”引诱，当《大公报》刚迁入重庆不久，国民政府就给王芸生下了“聘书”，聘他为“军委会参议”。“聘书”刚到，紧接着陈布雷（蒋介石的笔杆子）的电话就来了：“这是委员长的意思，请勉强收下吧。”到了月底，“军委会”竟给王送去了丰厚的“薪水”，王芸生并没给陈“面子”，将“聘书”和钱一律退回。

王芸生在他临终前大彻大悟。他说，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我都不该写那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即《1926—1949的旧大公报》。该文不仅对自己，也对张季鸾，使用了极为刻薄甚至污秽的语言，悔恨自己也参与了那场对《大公报》可耻的“围剿”。张季鸾病重时曾说，“能写我的传记者，惟王芸生一人耳。”王芸生也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王说，季鸾兄潇洒、儒雅、大度、宽厚，才思敏捷。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对季鸾兄于师于兄于友，我愧对他了……”在王芸生弥留之际，手里拿着一张白纸，嘴里喃喃地说：“寄给他（指张），寄给他！我的白卷……”双眼已是黯然泪下……王芸生是自学成才的大知识分子，他才华横溢，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能于告别人世前，有这样极赋良知感人至深的自我忏悔的精神境界，令人敬佩！

以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先生为首苦心经营的《大公报》，其贡献在力求翔实，讲求新闻之效果，重视新闻的客观规律，但这往往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办报观点。

我们不可能把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用一个姓“资”的帽子与之一刀两断。先驱者们的精神遗产，理应受到尊崇，但这些先驱者不是圣贤完人，他们不能不受世界观、政治观、信息源的限制，缺点错误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这是可以理解并应予谅解的。钱钟书在1932年《大公报·世界思潮》上曾经借评论休谟之际，痛斥文化虚无主义。他说：假使一个古代思想家值得我们研究，我们应当尊敬他为他的时代的先驱者，而不宜奚落他为我们的时代的落伍者。换句话讲，我们应当看他怎样在他同时代人之先，而不应当怪他落在我们之后，古人不作，逝者如斯，打死老虎够得上什么好汉？（《钱钟书散文》第123页）

报纸要改革创新，乃大势所趋！但对中国近代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不能不屑一顾，来个一刀两断。办报人不懂办报规律，非碰钉子不可！

芝琛兄这本《百年沧桑》，也可以说是为《大公报》正名、辩诬、平反的好书，老《大公报》人看了，会长舒愤懑如释重负。诸如“《大公报》起义”说。周恩来多次称赞《大公报》是爱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报纸。既然是人民的报纸，人民怎么会向人民起义呢？还有“小骂大帮忙”说、“政学系机关报”说等等，作者都用铁的事实予以辩驳。为节约篇幅，本文不拟赘述。

从胡政之、张季鸾和王芸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大知识分子的骨气、才气、锐气和书生气。他们在中间道路上摇摆着如扭秧歌，但总的倾向则是两个字：爱国。为此而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屡遭诟病。哲人逝矣，但他们胸中的浩然正气，笔下的壮阔波澜，在20世纪中国新闻事业上，将永垂史册。

在新世纪到来之际，如何从政治上文化上争取团结大多数，从而获得更加众多读者的青睐，仍然是所有报业和传媒面临的一个亟待回答的崭新的问题。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长命百岁命中多舛青史标名的《大公报》，已经从20世纪跨进了很不寻常复杂多变的21世纪。然而，厉精更始，事在人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但愿这个有着勇于创新、精英辈出的光荣传统的战斗集体，焕发青春，真正做到“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为推动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我国的新闻事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新篇章！

（方 成 图）（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2期 20世纪30年代影坛才女艾霞　作者：夏秋雨

1933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出品的影片《现代一女性》摄制完成并公映。该片不但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而且由于其中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又是该片的编剧，而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女演员队伍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下，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这位影坛才女便是当时明星影片公司声名日盛、年仅21岁的艾霞。

一

艾霞，原名严以南。1912年生于福建厦门，很早就随经商的父亲来到北京定居、求学。她聪慧伶俐，尤好读书，除了阅读了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外，还通过进步书籍接受了民主思想的熏陶。

1928年，16岁的艾霞因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只身出走，来到上海谋生。不久，她加入当时由田汉等人组织的进步文艺团体南国社，从事话剧演出活动，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创作和诗歌写作，从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在南国社从艺期间，她虚心好学，刻苦练功，很快在舞台上成熟起来，并开始采用“艾霞”的艺名。由于她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倾向，很快被吸引进了戏剧界进步团体“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

1931年，党为了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左翼创作力量，委派瞿秋白负责，在电影界中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其任务除了重视进步的电影剧本的创作外，就是把大量的以剧联盟员为主的进步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参加到各个影片公司中去,以占领电影这块宣传阵地。艾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同王莹、沈西苓等一起加入到上海明星影片公司的。

艾霞1932年考入明星影片公司后，不久即主演了影片《旧仇新恨》，以其清新的风格与真挚的表演崭露头角，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之后，又相继主演了根据茅盾小说改编，反映农村悲惨现实生活的影片《春蚕》，反映知识青年不同生活道路的影片《时代的女儿》，并在描写职业妇女的影片《胭脂市场》、揭露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影片《二对一》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的影片《战地历险记》中饰演重要角色，显露出了在表演艺术方面的才华。

在影片《春蚕》中，艾霞饰农民李根生的妻子荷花。荷花因为在城里做过丫头，村里人看不起她，说是“白虎星”，还把一切罪名推给她。荷花对此十分反感，曾偷偷走进蚕农老通宝家的蚕房，报复地要“冲克”他的“宝宝”（蚕）。艾霞把人物那种不满社会旧俗、敢想敢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把荷花不为人们理解的苦闷神情真实地反映出来，给全剧增色不少。该片导演对此作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艾霞“演戏善抓性格，深入角色，掌握感情，真挚动人”。

影片《时代的女儿》描写了1925—1927年暴风雨般的革命年代中众多知识青年的不同命运。艾霞在影片中饰演上海一家木机织绸厂老板的女儿。这位“千金”是女子中学的学生，因爱慕虚荣而生活日益放荡，最后成了男人的玩物而被学校开除，终离家出走，堕入红尘。艾霞很好地把握住了剧中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成功地饰演了这个悲剧性的角色，使其作为一个反衬，形象生动地昭示出：知识青年只有努力投身革命才有前途。影片上映后，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艾霞的出色表演，得到了电影界和广大观众的肯定，使她成为了社会公认的当时明星影片公司演员阵容中“有才干、有希望的新人”之一，人们评价她“是辛苦、勤奋的，也是有成绩有创造活力的”。特别是因为她拍的这些影片都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影片”，因此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艾霞是颇有感召力的。而她自编自演《现代一女性》，使人们对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当时从影的女演员因为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而聪明好学的艾霞则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因此人们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作家明星”。“而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历史上，恐以艾霞为发端”，所以，一时间艾霞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与好评。

《现代一女性》这部影片叙述的是一个“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空虚的心”的女子葡萄的人生经历，着重写她在被捕入狱后如何在一个有着革命理想的狱友的教育下，从恋爱的迷梦中觉醒过来，走上“光明之路”。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艾霞作为女主角葡萄的扮演者也在表演上作了很大努力，可以说，影片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剧本某些地方的先天不足，因此女主角的转变显得有些牵强与仓促，人物形象后半部不丰满，这的确是一个遗憾。后来有的影评家这样分析说：“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二

从1932年到1934年，艾霞在短短的两年里，已先后拍了8部电影，创作精力可说是十分旺盛。正当人们翘首以待艾霞获得新的成就时，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噩耗：1934年2月12日艾霞吞烟自杀了。她在临终前留给在场者的最后一句话是：“人生是苦痛的，现在我很满足了。”

因为艾霞是一个颇有才华又很有影响的影坛才女，她的死，立即成了当时引起轰动的重大新闻。各界人士发表谈话，广大影迷争睹遗容，曾有六七家报刊专门出了纪念特刊，以示哀悼；而对艾霞带着“人生是苦痛的”疾世之言愤然自绝的原因，则众说纷纭。

一说：缘于“经济拮据的窘况”。

艾霞父亲经商失败后，一家数口的生活重担要靠她微薄的收入来接济维持。成为明星后，受那个环境的影响，她对衣着款式、发型、佩饰等穿着打扮逐渐注意起来，并对生活、娱乐的档次有了讲究，这又无疑遇到了入不敷出的困难。这在当时视金钱为万能的社会，她感到了生存重负的压力。她又不肯随意出卖灵肉去迎合达官贵人以求荣华，这样，追求享受与工资收入一般且要保持独立人格便成了日益激化的矛盾，从而加重了她的厌世情绪。

二说：缘于“不能自控的任性”与“郁于孤独、空虚”。

了解艾霞的人都有这样的看法，自从成为明星后，艾霞做事说话更为任性了。心情好时，她极爱打扮，衣服、头发都很光艳；待人主动热情；走路载歌载舞，说话妙趣横生。但心情不好时，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说话粗气，做事随便，常手里拿着一罐纸烟，抽个不停；脸黄黄的，头发也乱蓬蓬的，或一个人在马路中到处绕圈子，或借酒浇愁，醉卧如泥。艾霞这种不能自控的任性、孤傲的性格，加上不时流露出来的明星架子，使不少人对她敬而远之。艾霞此时有知音难觅之感，常在独居中与猫作伴，暗自伤悲。

三说：缘于“爱情的悲剧”。

艾霞是个才华横溢的影星，也是个善良的女孩，但她一直对爱情追求过于理想化，寄托过重，以致涉世不深，天真有余而数次受骗，身心受到很大刺激。进入明星公司后，艾霞才华显现，很快成为耀眼的明星，追逐者日增。她与一个姓林的有妇之夫谈恋爱，她的好友王莹几次找她长谈，希望她能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她却听不进去，并执拗地说：“恋爱的滋味是辣的，不是甜的。林先生已答应我，他要和原来的妻子离婚，和我结婚，并保证只爱我一个人。我相信他！”就在艾霞沉醉在婚前的美梦之时，那个玩弄女性的姓林的流氓却暗中与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俨然夫妻。得知真相的艾霞顿时像掉进无底深渊，身心受到很大刺激，她痛心疾首地对王莹说：“我最爱的人，便是最欺骗我的人啊！”

三

对于艾霞的死，最痛心的莫过于她的挚友、电影明星王莹。王莹与艾霞同由话剧界转入电影界，来往很多，友情甚笃。虽然艾霞比王莹大两岁，但她一直把聪慧、持重的王莹看作是自己的姐姐，有什么知心话，都乐意跟她说。因此，对艾霞思想状况与工作生活情况王莹都十分清楚和关心，经常提醒着她。可王莹万万没有想到她会自寻绝路，更使王莹后悔的是，她本有机会阻止这出悲剧的发生：1934年2月12日即腊月二十九那天，王莹正在公司摄影棚里拍摄《同仇》，晚上七、八点钟才拍完。在化妆间卸妆时，艾霞来找她，约她找个地方说说话。王莹因与别人有约在先，一时抽不开身，便对艾霞说：“好的，等我拍完了这段戏再说吧！”艾霞当时神情沮丧，脸上没擦脂粉，很苍白，眼圈红红的，披头散发，没有修饰。她在化妆室桌旁站了一会儿，便悲伤地走了。若是别人，王莹会十分关注，对艾霞，王莹知道这样子是常有的情形，她万万没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艾霞竟自杀了。大年初一的晚上，王莹在沪寓所环龙路小楼上正在看书，忽听楼下报童凄厉地喊叫着：“号外，号外，电影明星艾霞自杀！”王莹一下子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奔到楼下，买了一份晚报“号外”，双手颤抖着打开一看，“艾霞自杀”的大黑字，映入眼帘，王莹感到如万箭穿心般疼痛，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她为自己没能同艾霞作最后一次长谈而后悔，为自己没有阻止这次悲剧发生而自责。怀着深切的思念和无限的悲愤之情，王莹写出了题为《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的悼文。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黑暗的电影圈”的说法，对黑暗社会扼杀艾霞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和抨击。接着，她又写出了充满战斗激情的散文《冲破黑暗的电影圈》和《卸除一件五色的外衣》，号召电影界同仁同各种腐朽势力作斗争，不让艾霞悲剧重演。

艾霞死后，上海《电影画报》1934年第9期在《艾霞女士哀悼特辑》中，刊登了艾霞的诗作手迹和所绘油画二幅，睹物生情，诗画中洋溢的熠熠才华更使观者为之惋惜，感叹这位影坛才女的早逝。一年后，剧作家孙师毅以艾霞这位独特女性的一生为素材编写了影片《新女性》的剧本，由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于1935年摄制完成并公映。该剧通过女演员韦明的悲惨身世的叙述，形象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的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无情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黑暗社会的腐朽与罪恶。这是对艾霞的追悼，也是对正义的呼唤。只可恨这个社会太黑暗、太残忍了，《新女性》女主角韦明的饰演者、著名女电影演员阮玲玉在《新女性》上演不久，也因为受反动势力的胁迫，深感人言可畏，而步艾霞后尘自杀身亡。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2期 “不抵抗将军”的真相　作者：徐庆全　赵杰杰

1990年，张学良移居美国后，把定居地点选在了夏威夷与珍珠港相毗邻的希尔顿大酒店15H单元楼。从居处凭窗远眺，珍珠港尽收眼底。张学良每每凭窗远眺时，心中想必会浮想联翩。

1941年的12月7日，这个被美国人称为“黑色的星期五”的日子，日本在几个小时之间，将这个美丽的港湾变成了一片火海。一艘艘战舰和一架架飞机顿时化为灰烬，那些无辜的美国士兵也永远沉冤海底。面对着日本的暴行，美国人愤怒了，当年的总统罗斯福也愤怒了。12月8日6时30 分，罗斯福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将不惜一切代价，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入侵。

珍珠港现在的美丽与安祥，与当年历史上的这一幕的反差如此巨大，自然会令张学良长叹不已。他记得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在早于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10年，在他的家乡，在他的辖区，在中国东北美丽的黑土地上日本关东军在1931年发动的“九一八”事变那悲愤的一幕。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

每当此时，这支凄切、哀婉、悲壮苍凉和令人心碎的歌，就会拨动他的心弦。“可以说我自己的一生是被日本人毁灭了。我父亲被杀，我的家庭整个被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

“日本军人疯狂到那样，不但对中国人，对他们本国的元老都敢杀。我在想，日本这个国家在经历了那次世界大战后，能像现在这样的存在，这是日本的幸运。”

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张学良，在1990年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仍对日本人发出了上述愤怒的谴责。这表明，“九一八”依然是他心中挥不去的痛！

“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31岁，1990年，他90 岁，世纪之交的2001年，他百岁华诞。“不抵抗将军”的名声，依然是他心中绕不过去的巨大存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并不在东北，而是由两位女士陪同，坐在北平的中和戏院观看他的朋友梅兰芳演出的拿手好戏《宇宙锋》。

张学良是在1931年的5月离开东北的。张学良之所以在此时离开东北，还要从1930年9月18日发布的“巧电”谈起。

如果说1931年的“九一八”是张学良愤怒的日子的话，而此前一年的“九一八”，则是张学良名声鹊起登上中国政坛的开始。

1930年4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了一场空前混战——中原大战。冯、阎、桂三派共推阎锡山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纠集60万大军，讨伐蒋介石。蒋介石也调兵遣将，率50万大军与冯、阎军厮杀于豫、鲁、皖，战火燃遍了整个中原，双方打了四个多月，互有胜负，难分高低。在僵持之中，他们共同把目光转向了拥兵关外、保持“中立”的张学良。在当时的局势下，交战双方任何一方，如果能取得张学良的支持，则立刻会打破僵局，成为胜者。

张学良成了这场战争的一枚关键的棋子。拿到这枚棋子，就成了交战双方共同的心愿。一时，北宁线上，党政要人奔走如梭，少帅府邸更是说客盈门。双方封官许愿，一再加码。年轻的少帅在这令人扑朔迷离、眼花缭乱的外交攻势下，几经选择，终于，从“统一国家”、“维护中央”的立场出发，决定支持蒋介石。

9月18日，这天的电报韵目是“巧”字，张学良发表了震动全国的巧电，表态“拥护中央”、“呼吁和平”，随即发兵入关，反蒋联军顿时乱作一团，阎锡山退避三舍，望风而逃，一下退回山西，使东北军一枪未发，轻而易举地接收了北平、天津；冯玉祥众叛亲离，四面楚歌，部下纷纷倒戈投蒋。10月5日，阎、冯联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停战，听候和平解决。10月15日，阎、冯联袂下野。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原大战以蒋氏胜利而告结束。

1928年张学良的“易帜”，促成了蒋介石的全国统一，而这次的出兵，又一次为蒋介石的政治生涯铺平了道路。蒋介石当然也有感恩戴德的表示，战后，张学良得到了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头衔，而总司令则是蒋介石。张学良成为国民政府内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政治明星。

蒋介石给了张学良超乎寻常的礼遇。11月12日，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赴南京，蒋介石特派张群、贺耀祖到济南迎接。到了南京后，蒋又多次与他谈话，慰勉有加。在一次谈话中，蒋介石说：“北方冯、阎等人脑筋都太陈旧，你是青年，有朝气。我们二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弄好。”其推心置腹的口气，想来在蒋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此外，蒋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刚加入国民党后，张学良就直接走进国民党中枢，出席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和列席“四大”。从当年留下的张学良此时在南京活动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每次拍照，蒋介石都和张学良并立前排中央，以向世人昭示“二人合作”的局势。

至此，蒋介石依然觉得，他心中对张的感激之情表达的还不够酣畅淋漓，所以，1931年1月1日，由蒋签署的褒奖张学良的国民政府令发出。这还不够，在将于5月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的会场上，蒋介石又特意给张学良留下了一个醒目的位置。

张学良就是为了去坐这一位置，而在5月离开东北的。这一离开，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去，一直到百岁诞辰。

与1930年到南京相比，张学良的此次之行所受到的礼遇，国民政府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学良一行由浦口过江时，江中的军舰和狮子山的炮台上，礼炮齐鸣，向他表示敬意；船到下关码头，这里早已麇集国民政府的各路大员，欢呼声不断；驱车上路，目光所及，满城都张贴了“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的巨幅标语。

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张学良成为国民会议的9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并两次主持了会议。四中全会的所有摄影报道，蒋与张的位置永远没有改变：两人或者是并坐或者是并立在前排中央。会终人散之时，蒋介石不惜屈尊，亲自将他送到了机场。

张学良在陶醉之余，更加相信了蒋介石。他根本不知道，他所拥护和支持的蒋介石，在列强环伺之间，只醉心于权力，只醉心于以武力统一中国，而对于在他的家乡东北磨刀霍霍的日本人，则只幻想于列强的干预，根本不做实际有效的防范。

认识到蒋介石的这一点，张学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使他在一年之间，由耀眼的政治明星跌落为国人唾骂的对象。

9月18日夜，沈阳公署参谋长荣臻把电话打到了北平。张学良立即中断了看戏，返回协和医院与荣通电话。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什么，在盼望什么。

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但是，他没有下达这样的命令，而是对着话筒说出了这样一番话：“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

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不要抵抗！”这是张学良根据蒋介石半年来的多次训示而作出的选择。

对于日本人蓄意出兵东北，作为东北的总司令张学良当然知道，而张学良所信赖的中央——在南京的蒋介石当然也知道。但是，蒋介石正忙于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围剿”，正忙于对付国民党内部反对他的派系，总以为，有《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牵制，日本如出兵东北，列强定会据以出面干预。而对张学良来说，既然东北归附中央，那么，在关乎外交的问题上，当然一切要听命于中央。所以，在东北形势日趋紧张之际，病中的张学良曾多次向蒋介石请问对策。

7月1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东北日军情势，蒋介石回电说：“日本诚狡猾阴险，但现非我国抗日之时，除另电外交部王部长外，希兄督饬所部，切勿使民众发生轨外行动。”张学良接电后，随即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面对日本人的挑衅，“无论日方态度如何，我方只能据理以争”。同时，要求政务委员会制止民众的反日运动。

7月23日，在东北局势已经一触即发的形势下，蒋介石仍然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政策。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让王转告张学良说：告诉汉卿不必惊慌。他的理由是，有《九国公约》和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因为寄希望于《九国公约》或国际联盟，所以，蒋介石认为，万一日本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件扩大，处理困难。

蒋介石深知张学良年轻气盛的特点，很担心他自作主张。所以，在8月16日，又给张学良发出了著名的“铣电”，训示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言之恳切，足见蒋对张学良的不放心。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担心张学良会自行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前6天，即9月12日，蒋介石在石家庄火车站停留时，密电张学良前来会晤。谈话中，蒋介石明确告诉张学良：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要马上动手。谈及对策，蒋介石还是要不抵抗：“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再次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置。”

即使如此，蒋介石还是不放心。他还特意让宋子文派人监视张学良的行动，以免少帅“逞一时之愤”，还击日本。直到宋子文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藏于兵库，切勿还枪报复矣”，他才放心。

事实上，蒋介石的担心是多余的。年轻气盛的少帅，这次是严格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的。在收到“铣电”后，他随即转告东北各军长官，要他们一体遵守。在距“九一八”事变前12天，即9月6日，张学良仍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发电，电文说：“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由于全军的统帅蒋介石和东北的统帅张学良对日本人的“不抵抗”对策，所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出现了令国人至今仍为之扼腕的局面：

作为全军统帅的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部署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中枢的铁腕人物也均到江西、湖南指挥内战。南京中枢仅有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及吴稚晖、邵元冲、朱家骅、王正廷等这般人物空守石头城。作为东北的主帅的张学良在观看《宇宙锋》，而留守东北的将帅们也大都不在军中：东北代理司令官张作相在老家为父治丧；参谋长荣臻则正在为父祝寿；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驻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也不在营内。

毫无疑问，从统帅到主帅到各级军官的懈怠，纵容了日本人的嚣张气焰。一日之内，日军占领了沈阳、海城、大石桥、公主岭、四平、开原、昌图、长春、凤凰城及营口、抚顺等要地。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连同大批军火、260架飞机，一夜之间，全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之手；紧接着，在以后的一周内，日军侵占了辽宁、吉林两省的三十多个城市。同年11月日军攻占了黑龙江省。次年1月，占领了辽西通往关内的重要通道锦州。仅仅四个多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呻吟于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在此期间，东北当局要员荣臻等11人成了日本的俘虏，王以哲率残部由沈阳向南撤退。

历史之所以让人感兴趣，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历史真相是要在若干年以后才能显现的。从前面我们简略地梳理的历史材料来看，张学良之所以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是由于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但是，在当年及其后的若干年，历史的真相并不像现在这样清晰，张学良自然要成为国人责骂的对象。——当然，人们也并没有放过身居全国统帅高位的蒋介石。

直到张学良宣布下野出国后，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还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

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

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

当年，张学良要洗清自己，有两条途径，一是重整旗鼓，率师迎战日寇，收复失地。他也的确这样做了。九一八事变后，他支持东北人民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敌政权；支持东北军爱国官兵的抗日斗争，马占山英勇抗击日本和锦州保卫战，张学良都是直接的指挥者。1933年元旦，日本侵略军进攻华北。当时，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得知日军行动后，未向南京政府请示，立即作了抗战部署。但是，由于得不到南京政府的任何支持，轰动一时的热河抗战也失败了。

东北弃师于前，热河再败于后，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不抵抗政策”的愤慨。张学良所遭受的谴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陷入遭人唾骂的尴尬境地。

要减轻责骂，张学良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在适当时机公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前拍给他的电报，向国人说明事实真相。但是，张学良受固有的“忠君”意识的支配，为了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悄悄吞下了这个苦果。蒋介石恰恰利用了张学良的这一点，迫不及待地把丧失国土的责任转嫁到了他的身上。

1933年3月，蒋介石以亲临前线视察、筹划反攻大计的名义来到石家庄，并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张学良下野。他对张学良说：“现在中国大局危险万状，你我两人好比共乘一只漏船，必须先下去一人，才能挽救船沉，你看谁先下去好？”

话既然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张学良当然明白，蒋是要让他来当“替罪羊”了。在无可奈何中，张学良还是答应了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同时向蒋提出了要求：“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并再次请蒋考虑，动员全国的力量与日本作战的问题。

与蒋分手，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车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是，对于一个有一腔报国之情而又无法施展的军人来说，不抵抗就是最大的羞辱，他如何又能坚强得起来？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与刘鼎谈到了当时的心情：看到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他很兴奋。可是，“哪知保定见蒋委员长，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即把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车厢，就闷倒在我的床上，嚎啕大哭，瞬息间，我猛地站起来哈哈大笑，对在面前的人说：‘我吓你们的。’唉，真是啼笑皆非！”

可惜，这是张学良三年后的认识！

3月10日，张学良返回北平。他的情绪依然很低沉。他沉痛地说：“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大家说我不抵抗，我不想辩白，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他也曾对王卓然等知己的人发牢骚说：“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张学良实在是不甘心，但他又相信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他让王卓然将林肯曾经说过的三句话抄录给他。这三句话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叱咤风云的少帅无法靠武器来洗刷自己，只好让这样的警句来给一点未来的信心了。

但是，牢骚归牢骚，既然已经答应了蒋介石，张学良还得背上这一罪名。3月11日，张学良就下野出国一事通电全国：

……余就职以来，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助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关，拥护中央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

“九·一八”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可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抗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余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十万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力加援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而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生，而余本身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计也。

细读电文，不难看出，张学良是颇有微辞的。但是，即使“欲说还休”，也只能就此打住了。

当天晚上，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与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话别。这样一个场面，这样的一个时刻，熟知内情的东北将领自然要为张学良鸣不平。或许张学良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在讲话中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众将领自然理解总司令的一片苦心。他们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将领们的表态，多少给张学良带来一些安慰。但是，想起前尘种种，后事难料，年轻的少帅竟对泪把盏。

3月12日，张学良前往上海，他以极大的毅力，戒除了毒瘾。4月10日，他便由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意大利一艘名为“康脱罗素”号的邮轮，出国考察。

临行前，张学良再一次致信东北军将领和东北名流，鼓励他们要患难与共，要精诚团结，要准备为将来收复东北尽最大的责任，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但是，在他历经8个月的考察返回时，蒋介石却把他的军队调到了围剿红军的前线。

张学良下野后，蒋介石也并未改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为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忙于策划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而长城抗战的失败和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订，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全国的抗日浪潮日益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化。11月20日，被蒋介石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主持下，通电反蒋，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的政治地位又一次发生了危机。

在国外的张学良，虽然远离祖国，但是对国内的局势十分关注，也始终不忘国难与家仇。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向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但是，国内传来的消息却是，国难日趋严重。

《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国外后，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一个本应奔赴战场的军人，却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浪迹海外，不能报效祖国，他是不甘心的。这年7月，宋子文出席国联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时途径意大利，张学良与之相见，向他提出了回国抗日的想法。但是，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这种想法早有预感，早已向宋子文表明了态度。因此，宋子文对张学良说：“蒋先生希望您多在国外考察一段时间，现在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心下去，以待机会。尤其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才可成行，这是特别要紧的。”

但是，当张学良得知“福建事变”发生后，他就将宋子文的叮嘱置于脑后，决定启程回国。1934年1月9日，张学良抵达了上海。

张学良的主动回国，引起了蒋介石的严重不安。虽然此时福建事变已在他的镇压下，形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国内反对他的势力依然存在，如果张学良拉上东北军加入这股势力，对他的政治地位依然会构成威胁，因此，蒋介石要继续控制住张学良。

1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会见了张学良。他并未对张学良擅自归国提出批评，而是与他商谈归国后的任职问题。

以张学良此时的想法，他很愿意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其目的是，“一本想为一超脱军人，不再统帅东北军，为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超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二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因为蒋介石自然不会同意，而是希望他继续统帅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

对于蒋介石置外患于不顾而继续打内战的做法，张学良此时是反感的。但是，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代蒋介石来领导。他在回国时途经香港时，与胡汉民见面。胡认为蒋“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张学良认为胡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但是，他反问胡：“环顾当前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抱着这一想法，他认为，要抗日就必须与蒋介石合作，拥护蒋介石统一中国。他曾无可奈何地对王卓然说：“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呆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张学良依然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虽然在后来的围剿红军的失败中以及亲身感受到红军的抗日行动，他认识到了红军的力量，但此时此刻，他根本认识不到。所以，虽然他对蒋介石要他担任的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职务一再推辞，但最终还是走马上任。

接受了任命就要服从蒋介石的调遣。但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将士也多怨言。将士们普遍的态度是，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特别是当东北军在湖北麻城一带遭到徐海东的红25军的打击后，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思考了。

首先对张学良提出忠告的，是他张家的“两世老臣”、抗日名将马占山。马在武昌见到张学良后，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犯了三大错误：一是1928年不该“易帜”；二是“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罪名；三是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够救中国，拥蒋并参加围剿红军。马占山毫不客气地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

马占山的话，代表了大多数东北军将领的心态，张学良并不是不知道。现实逼迫张学良去思考和探索国家民族的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

有一天，张学良忽然对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既然承认共产主义不可能消灭，那只能与共产党联合共存了。从这个小小的事例不难看出，张学良开始用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了。

要现实地对待红军，对待共产党，首先就必须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张学良责成机要组长黎天才（原为中共党员）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与此同时，在黎天才和潘郁文（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张学良从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的目的出发，读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想来，张学良后来逐步走向联共抗日道路的思想基础，在此刻就已埋下了伏线。

在此期间，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张学良极为心痛。

日本侵略者逐步将势力进入到了华北，而蒋介石仍采取妥协政策，先是《何梅协定》，继之又来了个《秦土协定》，把华北拱手让予日本侵略者。河北是张学良东北军的驻扎地和抗日前沿，一直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现在，蒋介石迫于日本的压力，却让他们掉转枪口打红军，深深的刺激，让张学良终于看到了妥协退让的严重后果，终于省悟过来了。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帮助。现在这一切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拚命。”他痛心疾首地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一人承担，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再误。国人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起抵抗才是。”

但是，全国的统帅蒋介石却不这样看，在得知红军要北上打通与苏联的交通联络的意图后，蒋介石立即成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并自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对于这一次任命，张学良并没有推辞，带着对共产党的认识，带着对抗日形势的认识，来到了西安。从此，张学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2期 史实中的康熙收复台湾　作者：戴　逸

编者按：电视剧《康熙王朝》热播，唤起观众对于有关重大史实的关注，本刊特邀著名清史专家、前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教授撰写此文，以飨读者。

康熙初年的政治形势

康熙幼年即位，他所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火、经济凋零、国弱民贫、群雄逐鹿、四分五裂的国家基业。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将长年抵抗的南明朝廷追入缅甸，擒获永历帝，并将他处死。南明势力刚刚被消灭，代之而起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三藩，又盘踞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各拥重兵。他们的财政、户部不得核查。吴三桂且可向全国选派官吏，号为“西选”，吏部不得掣肘。军饷开支浩大，“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魏源《圣武记·康熙戡定三藩记》）。东南海岛台湾被郑经占据，郑氏本以恢复明室为号召，但自从永历帝和郑成功死后，失去了号召力和政治领导，郑氏集团内叔侄兄弟失和，内讧不息，已蜕变成失去政治目标的海上武装。东北则有俄罗斯人入侵，在黑龙江上设立许多军事据点，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西北则有噶尔丹崛起，以伊犁为巢穴，其军锋和影响远及于内外蒙古、南部新疆、西藏、青海以及中亚细亚，势力强盛，窥伺中原，成为清朝的严重威胁。离北京不远，又有察哈尔蒙古布尔尼之心存反侧，蠢蠢欲动。中原地区，还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明朝遗民亦在积蓄力量，俟机待发。整个中国大地上布满了大堆干柴，一个火星的迸溅，就会燃烧起燎原大火，清王朝危机四伏，统治极不稳固。

康熙逐渐成年，首先擒拿鳌拜，夺取权力，消除了朝廷内部的隐忧，随即集中力量对付南方三藩，决心割掉这一恶性肿瘤。经过八年苦战，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叛乱，趁着告捷余威，又把注意力转向台湾。康熙统一台湾是战争与谈判交替使用的复杂过程，是力量、智慧与争取人心的长期斗争。

与台湾又战又谈

清朝与台湾郑氏政权，两岸对峙20年，有时战争，有时谈判，打打谈谈，一直呈胶着状态。

1662年（康熙元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驱逐荷兰侵略者，不久即病逝，内部发生争讧。清朝乘机派使者，企图说服郑成功之子郑经归降清朝。郑经为了减轻压力，与清朝谈判，交出南明皇帝赐给的敕书，印玺。清朝要求台湾人众迁回内地，剃发易服，郑经不允，谈判未成。康熙二年，清朝出兵攻打郑氏据守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据点厦门，郑经战败，退出厦门，逃奔台湾。清朝乘胜派舟师出征台湾，在海上突遇台风，船只沉没，无功而返。

当时两岸虽武装对峙，但又都有一定的和平愿望。清王朝三藩未除，经济不稳，无力用兵海上。而台湾郑氏，土地初辟，人口甚少，生产落后，经济困难，急需大陆的粮食和物资供应。且郑部大多是福建人，离家日久，思恋乡土，私下渡海来归者络绎不绝。康熙六年，清廷派总兵孔元章，赴台湾议抚，答应郑经如归顺，可封“八闽王”，郑经犹豫不决，后以“和议之策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坠”（《海纪辑要》），拒绝清朝的招抚。康熙亲政后，刑部尚书明珠奉旨入福建，主持和议，派知府慕天颜入台，宣示招抚之意。清廷做了重大让步，允许郑氏封藩，世守台湾。郑经则提出：“苟能照朝鲜事例，不削发，称臣纳贡，尊事大之意，则可矣”（江日升《台湾外记》）。康熙答复：“若郑经留恋台湾，不思抛弃，亦可任从其便。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朝鲜系从未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明清史料丁编》第三本）。康熙不愿台湾成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故谈判破裂。

此后发生三藩之乱，中原战火弥漫。郑经乘机与吴三桂、耿精忠勾结，发兵攻福建、广东，与清军作战，占领厦门与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各地。转战数年，吴三桂失败，郑经孤军难支，又退回台湾。清朝再一次争取谈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副将黄朝用赴台。郑经要求“请照琉球、高丽外国之例，称臣奉贡，奉朝廷正朔，受朝廷封爵”，而康熙坚决不同意台湾比照琉球、高丽之例，认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九）。双方各持自己的立场，谈判又无结果。

决策选将

不久，郑经病逝，其子郑克继立。清廷讨论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反对武力攻取台湾的人很多。康熙二十一年“户科给事中孙蕙条陈，台湾进兵宜缓”。“（二十一年）七月，彗星见，井宿度，尾长二尺余”。令百官言事，“尚书梁清标奏，今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当以安静为主。左都御史徐元文奏请暂停台湾进剿。”（《清圣祖实录》卷一百零三）。康熙排除了众多反对意见，调走了认为“台湾难攻且不必攻”（《圣祖御制文集》三集卷二）的水师提督万正色与福建将军喇哈达。决定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宜乘机规定澎湖台湾……将绿旗舟师分领前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一）。

台湾地处大海中，波涛万顷，作战需赖水师，满族将士娴习马步，而不习水战，必需另选将帅，训练士卒。李光地、姚启圣推荐施琅可当此重任。

施琅，福建晋江人，有勇略。早年为郑芝龙部下，后随芝龙降清。郑成功将其父子兄侄一门杀害，结下深仇。施琅在福建与郑氏作战多年，了解台湾情况，熟悉水师机宜及海上风涛之变幻。他一贯主张攻取台湾，但因曾是郑氏部属、清廷并不信任他，把他安置在北京居住，投闲十三年。

康熙决定起用施琅，授福建水师提督。此时，郑氏窜犯福建、广东的军队已被福建总督姚启圣逐出。姚亦主张攻取台湾，说“台湾断须次第攻取，永使海波不扬”（姚启圣：《忧畏轩奏议》），并已训练了一支骁勇善战的水师。但作战方略上，姚启圣与施琅意见分歧，致出师日期一再推迟。施琅请求康熙给予“专征”之权。督抚只管后勤供应“摧趱粮饷”，指挥作战全部由自己负责。康熙同意施琅的请求。姚启圣此后无权过问作战事宜。但他以大局为重、和衷共济，全力支援前线，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战斗与善后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率兵二万余人，乘战船二百余艘出征。郑克则派勇敢善战的刘国轩守澎湖，所率兵将战船与施琅相当。“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二十余里为壁垒”（《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两军展开激战，历时七昼夜。施琅右眼负伤，游击兰理中炮“腹破肠流出，为掬而纳诸腹，持匹练缚其创。理呼杀贼，麾兵进”（《清史稿》卷二百六十一·兰理传）。五年以后，康熙见兰理，极嘉奖他作战英勇，“问澎湖战状，命解衣视其创，慰劳甚至”。总兵朱天贵“以十二舟薄敌垒，焚其舟，杀伤甚众，战益力。俄中飞炮，仆舟中，犹大呼杀贼，遂卒”（《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朱天贵传）。澎湖大战，郑军大败。清军击沉敌船159艘，郑军死伤12000人，浮尸遍海，刘国轩仅率31艘船逃回台湾。

澎湖战败，郑克等极为恐慌。施琅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对被俘的台湾兵将，优礼相待，赏给银米。800名伤残者医治之后，释放回台，令他们宣示招抚之意，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阮锡《海上见闻录》）。郑氏已无抵抗能力，于7月27日向清军奉表纳降，呈交延平王金印和户口土地册籍。康熙接受投降，优待郑氏，称：“尔等从前抗违之罪，全行赦免。仍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得所。煌煌谕旨，炳如日星，朕不食言”（《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一十一）。封郑克公爵，封刘国轩侯爵，“降众四万余，或入伍，或归农。”郑氏人众俱得妥善安置，台湾遂告统一。

施琅因平台湾功，封靖海侯。他与郑氏有杀戮父子兄侄的大仇，有人认为：施琅战胜必定会进行报复。但施琅未妄杀郑氏一人，他说：“绝岛新附，一有诛戮，恐人情反侧。吾所以衔恤茹痛者，为国事重，不敢顾私也”（《清史稿卷二百六十·施琅传》）。

收复台湾后，又发生弃留之争。有人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也有人说：“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裸体文身之番，不足与共守，日费天府金钱于无益，不若徙其人而空其地”（《台湾历史纲要》135页）。施琅反对放弃台湾的主张。他认为：台湾是江浙闽粤四省之屏蔽，倘若放弃台湾，必为红毛（指荷兰）复占，“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康熙赞同施琅的意见说：“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康熙起居注》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康熙二十三年，清廷始设台湾府与台湾、凤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省，在台澎分别驻兵1万人，设官治理、筑城戍守，台湾宝岛得以统一于清朝政府之下。

（责任编辑洛松）

2002年第2期 评说历史疑案：“孝庄下嫁”与“顺治出家”　作者：王俊义

近日荧屏上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其中有两个情节——“太后下嫁”与“顺治出家”颇引人注目。关于“太后下嫁”，剧中曾通过顺治之口向孝庄太后说：“儿臣六岁登基，天下烽烟四起，宫中杀机危伏，母后为保住咱俩的身家性命，不得不下嫁权臣多尔衮。”孝庄还亲口对年幼的康熙说：“当年我为了保住顺治的皇位，不得不以太后之尊下嫁多尔衮”；关于“顺治出家”，该剧更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顺治在其爱妃董鄂氏病逝前后，独锁深宫，参禅论道，一意要遁入空门。甚至在高僧玉林要焚死为之化度的僧人行森时，仍执意落发具戒，着僧衣芒鞋，义无反顾，皈衣佛门。面对此情此景，孝庄不得不下旨以“龙驭归天”的谎言来掩盖顺治实已出家的真相。此剧播放后，一些观众和读者纷纷询问：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我认为，要对之作出“有”或“无”明确回答，则难乎其难矣！因为这两件事并非出自剧作者凭空杜撰，事实上从清初以来，就已见诸文人的记述，而后野史裨乘更是广为传说，即使是在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清史前辈孟森先生就曾撰写过《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对此二事是否存在均予否定。但胡适先生却提出质疑。随后陈垣等史学大师也撰文抒己见。直到目前，在清史学界仍既有肯定者，也有存疑者、否定者。可见，它已成为从清初至今三百多年来聚讼纷争不止的两大历史疑案。这两件事既关系到清初最高层的政治权力之争，又是一个涉及如何分析辨别有关史料的复杂学术问题。因此，且莫将其视为仅是奇闻轶事。对此两大历史疑案传说的来龙去脉及其论争予以评说，或许对读者了解事情的真相有所助益。

三个当事人——福临、孝庄与多尔衮

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乃清太宗皇太极之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值崇德八年（1638年）皇太极突然病死，引发了一场皇位的激烈争夺。经过相互权衡与妥协后，才由年仅6岁的福临继位，并由他的两位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政。1644年9月福临进入北京，改元顺治，然朝政仍由多尔衮把持。多尔衮居功自傲，独断专横，根本不把顺治放在眼中。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翌年顺治始亲政，不久，即以多尔衮擅权作威，谋逆篡位等罪名，将之削爵夺封。尔后，在其母孝庄太后的辅佐下，竭力摆脱满族权贵的干预，一度励精图治，重用汉官，整顿吏治，奖励垦荒，经略西南，攻占云、贵，逐渐实行了对全国的统治。但顺治在个性方面，比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他又笃于宗教信仰，初信奉天主教，尊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为“玛法”（即“爷爷”之意），凡事必询问。从顺治十四年起，又转而信奉佛教，先后将南北高僧玉林等，召入宫中，论经说法。顺治十七年八月，其宠妃董鄂氏病逝，感情上遭沉重打击，万念俱灰，萌厌世出家之念，并削发受戒。后经孝庄太后与国师玉林竭力劝阻，才又蓄发留俗。此后，便一蹶不振，身体更加虚弱，终于患染天花。当自知死期已至时，召亲信朝臣草拟遗诏，历数执政中的“罪行”与“过失”，宣布由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深夜病逝，终年24岁。随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河北遵化清孝陵，庙号世祖，谥章皇帝。

孝庄文皇后，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二月（1613年3月），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88年1月），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氏。天命十年（1625年）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封永宁宫庄妃。其子福临即位后，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极之妃，而皇太极之谥号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孙又都是皇帝，因由妃称后，谥“孝庄文皇后”。她天质姿丽，聪明能干，且有谋略。其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更替。在皇太极时期就“赞助内政，越既有年”。皇太极病逝时，她方32岁，当时由于“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在斗争甚为激烈的形势下，经她与孝端皇后多方斡旋，使多尔衮的谋位之欲未能得逞，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此后她又全力辅佐福临，由于多尔衮位高权重，谋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福临的地位。她为此，又对多尔衮施展谋略，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从而巩固了福临的帝位。顺治病终后，幼年的康熙继位，她又辅佐康熙，授以治国安邦方略，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的筹谋擘画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所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其临死前对康熙说：“太宗（皇太极）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意即，不必与其夫皇太极合葬。康熙遵旨将其灵柩暂停于遵化清东陵。直到雍正时，才将其正式安葬于沈阳昭西陵。

多尔衮，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1612年11月），卒于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1650年12月底），乃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其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努尔哈赤器重。皇太极即位后，封贝勒，随之征战各地，“聪慧多智，谋略过人”，多有战功。崇德元年，封和硕睿亲王，旋又奉为大将军，统兵攻明，因战功显赫，其地位已远驾诸王之上。皇太极病逝后，本欲谋皇位，但因其他诸王联合反对，实力相较对其不利，权衡之下，终立福临为帝，并由他与济尔哈朗辅政。顺治元年统兵入关，降伏吴三桂，击败李自成，进入北京。即又派兵南下，灭南明弘历朝及农民军余部，对确立清朝在全国的统治，功不可没。由于功勋昭著，顺治元年被封叔父摄政王，翌年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又晋封为“皇父摄政王”。随着爵位日高，声望日隆，专横擅权也日重。顺治曾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多尔衮俨然是实际的皇帝。他在个人性格与生活方面，也恃功自傲，奢靡腐化，纵情声色，其王府金碧辉煌，雕镂奇异，远甚帝居。肃亲王豪格，是政争对手，多尔衮得势后，不仅将之置于死地，还将其妃博尔济锦氏纳为己妃。他还命朝鲜国王送女为妻。顺治七年十二月，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多尔衮暴卒于喀喇城，年仅39岁。死后，初被追封为“诚敬义皇帝”，但仅两月后，即被告有“谋篡大位”等罪名，由顺治下诏削爵夺封，平毁宫室与墓葬。至乾隆四十三年，才以其“定国开业，成统一之业，厥功最著”，由乾隆为之昭雪。

“孝庄下嫁”说的由来及其论争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多尔衮的传说，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及《清宫轶闻》、《多尔衮轶事》中，多有记载，且绘声绘色，十分具体。但这些文人骚客的描写，与信史相证，常破绽百出，多不足为据。此事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文字是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写当时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恰于顺治五年已被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的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还有其他一些论据：其一，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由“叔父”改称为“父”，显然与母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岂非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其三，孝庄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有再嫁多尔衮的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

针对“孝庄太后下嫁”说的根据，孟森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予以一一驳难。孟森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况且“诗之为物，尤可兴到挥洒，不负传言之责”。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为据；至于所谓“到皇宫内院”，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此外，孝庄之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之事实，倘若有“太后下嫁”事为何不见于清代官书档案？与孟森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教授也曾撰有《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提出“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似与下嫁事无关。总之，孟森等认为，不能只凭张煌言的诗，以孤证论定有“太后下嫁”一事。

然而，孟森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在读过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实》后，致书诘难，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或者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作为清史专家的商鸿奎教授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议》一文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也有学者在已有论据之外，又补充了新的依据。他们根据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之《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书后有原收藏者所写之跋语：“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圮。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检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摄政王致史可法、唐通、马科书稿等，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并据此认为“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佐证”。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上述“跋语”中所说的“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因而，至今“太后下嫁”说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

“顺治出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关于“顺治出家”之说，最早见之于清初有“诗史”之称的吴梅村之《清凉寺赞佛诗》，此诗共四首，长达一百余句。一些文人学者在疏证诠释该诗时，认为诗句虽多迷离恍惚诡谲，却明显是影射“顺治出家”之事，如诗句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句中的“千里草”为董；“双成”乃用《汉武帝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的故事。都是影射顺治之董爱妃；另诗中的“晚抱甘泉病，遽下轮台悔”，是指顺治下罪己诏；而“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是暗喻顺治未死；还有“戒言秣我马，遨游凌八极”；“八极何茫茫，曰往清凉山”，是说顺治逊位出宫云游至五台山为僧。诗句之所以用影射手法，是因吴梅村身历沧桑，恐为时讳，不得不将顺治出家事以隐晦的手法记入诗中。此诗之后，在有关清代的稗史中，便将顺治出家一事演绎得既具体又神秘，从清初至清末流传不断。如说顺治耽于佛法，视帝位如敝履，并未终于帝位，而是于董鄂妃病逝后，弃政出宫，披缁云游，在五台山清凉寺依佛门。一些野史与演义中还说，日后康熙之所以多次奉孝庄太皇太后巡幸五台山，虔礼诸寺，其意在于拜谒顺治。甚至说光绪庚子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地方上接待中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都宛如宫廷之物，实是顺治的遗物。

针对上述各种顺治出家的传说，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以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虽然好佛，但其确死于天花，终于帝位，并未离宫出家。尤其是孟森持论所根据的是王熙自撰的《年谱》。王熙是顺治时的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顺治的宠臣，顺治临终前的遗诏就是面谕他草拟的。王熙在《年谱》中，详细记载了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至初八这几日顺治帝及其本人的言行举止，而这几日正是顺治病死前的最后的一周，如《年谱》云：“辛丑三十四岁，元旦因不行庆贺礼，黎明入内，恭请圣安，吾入养心殿，赐坐、赐茶而退。翌日，入内请安，晚始出。初三日，召入养心殿，上坐御榻，圣躬少安，命至御榻前讲论移时”，“初六日，三鼓，奉召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随勉强拭泪吞声，就御榻前书就诏书首段。随奏明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遂出至乾清门下西园屏内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完。至夜，圣驾宾天，血泣哀恸。初八日，又同内阁拟上章皇帝尊谥，又同内阁拟今上皇帝即位年号，又为辅政大臣撰誓文。”王熙《年谱》翔实逼真地记述了顺治死前几日的活动，明确记载顺治是染痘（天花）病终于养心殿，并未有逊位出宫之事。无独有偶，孟森又举出当时在宫中担任词臣的张宸在其《青集》中所记：“辛丑正月，世祖章皇帝宾天，予守制禁中二十七日。先是初二日，上幸悯忠寺，观内吴良庸祝发。初四日，九卿大臣问安，始知上不豫。初五日，又问安，见宫殿各门所悬神对联尽去。一中贵向各大臣耳语，甚仓惶。初七日，释刑狱诸囚狱一空。传谕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出痘”；接着张宸又记述了顺治的整个治丧过程。王熙与张宸都是顺治病逝前后的亲身经历者、目睹者，都说顺治死于天花。说明孟森的《顺治出家考实》有很强的说服力，从而也说明吴梅村以《清凉山赞佛诗》影射顺治出家之事不足为凭。

顺治出家的传说，事出有因，正如史学大师陈垣先生所说：“彼据《清凉山赞佛诗》等模糊影响之词，谓顺治果已出家固非，然谓绝无其事者亦未为的论。”陈垣老还曾撰有专文，说明“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据有关佛教典籍，如《憨璞语录》、《续指月录·玉林传》及《玉林年谱》、《北游集》等书记载，从顺治十四年起，他与当时南北名僧木陈、玉林、憨璞聪、溪森等都有密切交往，顺治曾封玉林为“国师”，并请玉林为自己取法名“行痴”，号“痴道人”，且执弟子礼。他还请茆溪森为自己化度剃发，《续指月录》曰：“玉林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此”，说明顺治本已决心出家，经劝阻方罢（见陈垣《汤若望与木陈》载《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吴梅村的《清凉山赞佛诗》与各种野史、演义中关于顺治出家的传说，似乎都是缘于顺治好佛的事实。

截至目前清史学界有关顺治的研究成果，较为一致的看法也都是认为顺治晚年确信佛、好佛，也有出家之念，但终未成为事实。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义和传说，而关于清代宫廷的传说尤多，原因何在？我想主要是：其一，清朝乃由满族居统治地位，满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着不同于汉族的各种社会习俗，人们从有趣与好奇心理出发，编撰各种引人入胜的传说；其二，在明清易代之际及辛亥革命时期，一方面由于“华夷之辨”的观念支配，另方面出于反满、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多有敌视与鄙弃满族的心理，出于宣传需要，人们编撰了各种带有丑化和夸大其词的传说。今天，从统一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团结友爱出发，对之应有科学地分析；其三，宫廷内部的政治权力之争异常尖锐和复杂，加之宫闱之内又十分神秘与森严，发生在宫廷内的各种事件，经过口耳相传，难免失实。再加各朝统治者，又常常根据政治风云变幻而篡改各种官书档案，因此，今人对于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清代宫廷的传说，应明析有关史料的真伪，科学地予以鉴别。（责任编辑 仲 文）

2002年第2期 朱元璋的重典之治与预防犯罪之策　作者：江仁宝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政绩卓著的封建皇帝，他曾亲自经历过元朝的暴政，深感“元政渎扰”，“旧政不便”，“元制不足法”。因此，他在执政后，十分注意强化封建法制，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朱元璋强化封建法制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猛治国”，即“重典”治国。他认为，必须用“重典”，才能使“事权归于朝廷”，以维护极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制定明律的指导思想。第二，重视犯罪的预防。朱元璋在“张刑制以齐之”的同时，始终贯串着“警省”臣民的预防犯罪的思想。

基于“重典”治国思想，朱元璋执政期间实行了严酷的重典之治。首先他用重刑思想指导立法工作。早在全国统一前的吴王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他令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相刘基、参知政事杨宪等二十人为议律官，根据他的指导思想参酌《唐律》制定律令。又恐“小民不能周知”，达不到法律统治的效果，命大理卿周桢制定《律令直解》。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翰林学士宋谦详定大明律。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朱元璋以律条“犹有未当者”，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广洋等“详议厘正十有三条”。洪武二十二年(公元l389年)，刑部又奏请更定一次，重新编订。洪武三十年(公元l397年)五月，正式颁行全国，总其名曰《大明律》。《大明律》的颁行，是朱元璋“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的经验总结，朱元璋把它看成“一字不可改易”的治国法宝。

《大明律》与明以前法律相比较，就连朱元璋的孙子朱允（惠帝）也承认，“较前代往往加重”。为什么?因为明朝处于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朽，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更加激烈，封建统治者的“典礼”、“教化”等欺骗手段，收效甚微，只能靠镇压的一手。例如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所谓“谋反”、“大逆”等，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16岁以上者一律处斩刑。凡强盗不分首从皆斩。明律对“谋反”株连达到惊人程度，甚至灭三族、九族、十族、左右邻里，以至乡里为墟。为了镇压人民反抗，明律还规定对“谋反”、“大逆”的罪犯，“有能捕获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这是历代法律所没有的。同时还规定，凡伪造宝钞不分首从及窝主皆斩，财产并入官。私贩盐、茶，拒捕者斩。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奏启者，皆斩。”“大臣不经朝廷专擅选用官吏者斩”；对“亲戚非奉特旨不许授官职”，违者亦如之。“凡诸衙门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所以，《大明律》是封建时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重刑法典。

在制定明律的同时，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了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明大诰》。《明大诰》共4编236条，先后颁布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明大诰》择其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摘录洪武年间的刑事案例；其二，结合陈述案例或另列专条颁布了一些新的重刑法令，用以严惩吏民；其三，在不少条目中，掺杂有朱元璋对吏民的大量“训导”，表达其重典治国的思想。这种以诏令形式颁布的，由案例、峻令、训导三方面内容组成的法规文献，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大诰》是明王朝推行重典之治的产物。与明律及历代封建王朝法规相比，《明大诰》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列举种种以酷刑惩治吏民的案例，公开肯定律外用刑即“法外之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明大诰》总共罗列族诛、凌迟、枭首案例几千件，斩首、弃市以下罪案万余种，其中酷刑种类有族诛、凌迟、枭首、斩、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断手、斩趾、刖足、枷令、常号枷令、枷项游历、重刑遇、充军、阉割为奴等几十种。据明史载，还有铲头会(十五人并列、挖泥埋其头、特露其顶，一削去数颗头)、刷洗(裸至铁床，沃以沸汤，以铁刷刷去皮肉)、钩背(背悬之)等。二是，同一犯罪，《明大诰》较明律大大加重，其中不少依明律只应处笞杖的，《明大诰》却加重为死刑。三是，设置了不少为明律所没有的禁令和罪名，如“禁游食”、“市民不许为吏卒”、“严禁官吏下乡”、“民拿害民官吏”、“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等。四是，强调重典治吏，其侧重点是惩治贪官污吏，条目的80%以上是针对官吏的。朱元璋制定、颁布《明大诰》是想通过颁布“大诰”峻令，使臣民畏而不敢轻犯，但实际上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其诰一出，恶人以为不然，仍蹈前非”，“犯若寻常”。由于“大诰”倡导的是对人极度蔑视的封建强权主义和无节制的滥杀律令，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反对，朱元璋死后不久，就被其继承者逐步抛弃。

为了实行重典之治，朱元璋在司法上对人民、勋臣、官吏、富豪都实行残酷的刑杀。他曾是红巾军领袖，深知农民反抗力量的巨大威胁，因而对明初各地爆发的聚众起义给予严厉的镇压。如洪武五年九月，南海“黑鬼”聚众起事，被擒捕三百七十余人，尽杀之；洪武十五年正月，广东潮州海阳县曹名用聚众三百人反抗朝廷，“悉诛之”；同年广东一起义军，首领号称“铲平王”，聚众数万人，明派兵镇压，残杀八千八百多人。可见，朱元璋重典之治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广大劳动人民的。

朱元璋又担心臣僚结党营私，削弱皇权，于是大肆诛杀元勋宿将。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诛杀左丞相胡惟庸，同时被杀的有陈宁、涂节等数人。胡狱案，坐死之功臣封侯者至二十余人，坐诛者三万余人，此为明初“第一大狱”。洪武二十六年(公元l393年)，又以“谋反”罪名诛杀大将军蓝玉。胡蓝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元功宿将相继尽矣”。除此外，还有朱祖亮、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成、傅友德以及冯胜等冤狱。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惩治也极为严厉。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等的“秋粮案”，因收购浙西秋粮贪污，牵连官吏至数万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者皆处死，下狱拟罪者数万人，追赃粮七百万石。像这样的严刑和大规模的诛杀官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朱元璋还常用剥皮之刑惩罚官吏。按《草木子》记：“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这些措施，对于建立专制君主的权威、巩固封建统治，确有作用，使封建官吏的贪欲有所收敛，因此应该说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为防止豪族地主在地方上危害封建政权的安全，朱元璋进行了严厉的限制和打击。除施用严刑外，还将豪门富民之家迁徙出本地乡土，“亡其宗”。洪武三年徙江南十四万户于凤阳；二十四年徙五千三百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于南京。这些豪门富民，田地被籍没，远离乡土，使之财势俱失，不能危害朱明王朝。

为了实行重典之治，朱元璋设立锦衣卫(即特务机关)，建立廷杖制，这是极端君主专制制度在法律制度上的反映。洪武十五年(公元l389年)，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皇帝专制，惟恐官吏谋逆，为“缉访”和审理官吏犯罪，所以特设锦衣卫等特务机关。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从事侦察、逮捕、审讯、判刑等活动，并直接承命于朱元璋，而审讯、杀人可以不丽于法，不通过明朝的最高审级即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共同组成的“三法司’，世称“诰狱”。锦衣卫凌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三法司”审判，这是历代所没有的。

明代廷杖制度无法律规定，只要廷臣违忤旨意，朱元璋就命锦衣旗校“行杖”。廷杖始于元代，朱元璋施行得更为普遍厉害。《明史·茹太素传》称：“茹太素……(洪武八年)陈时务……言多忤触，帝怒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此后廷杖便经常施行。朱元璋时，永嘉侯朱祖亮父子皆鞭死，工部尚书夏祥毙于杖下，不少廷臣往往被活活杖死，弄得京官人人自危。

朱元璋作为君主专制极端强化的皇帝，在实行“重典”之治的同时，还明确地提出以预防犯罪作为强化法制的目的之一。他的预防犯罪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重视法制宣传教育，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动手抓宣传措施的落实。《明大诰》成，朱元璋亲御午门，面谕群臣，阐明其制大诰示臣民之目的。他说：“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同时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并要“臣民熟视为戒”；还规定为民家有一本《大诰》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欲其自动知所遵守。”又令“民间子弟于农隙时讲读律令”，规定村社节日、民众集会时，官府派专人讲解《大诰》的内容。所有这些规定，都是为了“使人人不至为非”，“奉法守分”。

朱元璋特地把法制宣传教育的重点放在官吏上，朱元璋要求对《大诰》必须“臣民熟视为戒”的策略思想，具体地说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是“使民知法”可以减少社会犯罪；二是更为重要的是防止官吏弄法，在组织上解决官吏的知法守法问题。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朱元璋就将《大诰》颁赐监生，令全国各地学校都以它作为学习的主要课程。科举时，以《大诰》出题，以诸生对《大诰》熟悉的程度资以录用。朱元璋要求学校讲《大诰》，并以此作为录用的标准，既可以培养具有法律知识的官吏，也有利于他的法律思想熏陶这些官吏知法守法，从而在组织上保证法制宣传教育的实施，以期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朱元璋用严刑酷法惩治，虽然对恢复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却又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一是“法外用刑”破坏了封建法制，特别是皇帝特令锦衣卫特务组织，巡察缉捕，专理“诏狱”，驾于“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权，严重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二是全国统一后，在其翼护之下新的官僚和地主阶级通过合法赏赐和非法兼并，迅速占有了大量土地和佃户，农民被迫四处逃亡或聚众反抗和起义，导致社会生产日益萎缩，广大农村一片荒凉，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三是，重典之治到了明朝中后期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桎梏，它们对在封建商品经济内部刚生长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实行种种禁令，进行严酷的摧残。如封禁全国各地出现的金、银、锡、铝、铜矿以及煤矿等开采业，并用重税手段对工商业者进行残酷的掠夺，以致“客商畏惮征求，多致卖船弃业”，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文化的进步，造成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矛盾突出，因而加剧了明王朝在农民战争的暴风骤雨中的衰退、崩溃和灭亡。（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2期 李世民纳谏的前后变化　作者：徐澄清

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2期 溥仪是怎样走近日本的　作者：爱新觉罗·毓 

溥仪六岁退位以后，还在紫禁城里当他的关门皇帝，稳稳当当地又当了13年。1924年11月，北京政变一下就把他抛出了紫禁城，逃进了日本驻中国的公使馆。

关于北京政变，日本今井清一著的《大正德谟克拉西》中有这样的叙述：

在冯（玉祥）的北京政变背后，是有日本军人在暗跃。第二次直奉战争一开始，作为住友的嘱托寺西秀武预备大佐，就策划了冯的倒戈而成为奉派的天下，为了收买冯的一派，便由张（作霖）出一百万日元，通过三井银行奉天分行行长转吉冈显作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再转段祺瑞，由段交给冯玉祥，成功地发动了北京政变。这也是北京的芳泽谦吉公使和林弥三吉武官，支援了宇垣陆军大臣和上原元帅的工作。宇垣在日记中写道：“新局面的开展（冯的政变），真像是一种天佑，如同社会上存在着许多幸运儿一样，这真是棒极了呀！”

井上清在他写的《宇垣一成》一书中指出，冯玉祥的倒戈，实际上是日本陆军特务将校做的工作，北京的日本公使馆附武官林弥三吉少将就是特务之一。

溥仪被逐出紫禁城是在1924年11月5日，临时住在他生父的醇亲王邸，当时称北府。溥仪在北府的树滋堂里呆了三天，内外不通，与世隔绝。到8号的下午3点多钟，鹿钟麟和张璧（警察总监）来会见溥仪。

首先是鹿钟麟征求溥仪对于政府修改的对清室的优待条件的意见，溥仪表示感谢，没有意见；又问对于取消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感到能做一个中华民国自由公民，还是很高兴的，并希望将来能到国外留学深造。

接着，张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传国玉玺”，说皇帝有一块历代相传的金镶玉玺，这不过是民间的传说，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张璧还不大相信，大家给他解释，说是清朝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玉玺，都存在交泰殿，他便不再追问了。再一项是有关皇帝的私产。说实话，溥仪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私产，他说这事情得问内务府大臣绍英。正是绍英陪着鹿钟麟和张璧来北府的，他一听溥仪说，叫他交代一下有关皇帝的私产，他就犯了难了。他说：“皇室的私产在盐业银行的存款，马上就可以交出来，至于有多少房、地产，多少年来也没清查过，按时交租金的，只是极少数，还能查得出来。”

“那房、地产就没有什么契约或者是合同了吗？”张璧追问道。

“有、有……”绍英说了两声有，下面就嗫嚅起来了。

“有，有那么两库房，自打我当内务府总管的时候就有，就没动过，现在没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是清理不出来的。”

这个内务府的腐化无能，正是这个小朝廷的缩影。张璧也感到这真是个无从下手的问题，只能留待以后研究。

第二天，绍英来到北府还带来了好消息，就是昨天向鹿钟麟提出来的要求，大部分都同意了，北府的门禁也开了。王公宗室等人，经溥仪同意的就可以前来，但是年轻人不行，外国人更是不行。溥仪也可以派人到宫里去取东西，取一些零用的钱，这些当然是在张璧的监视之下进行的。溥仪还特别嘱咐为他取东西的人，要把他的爱犬“佛格”带来。

门禁开了以后，一些宗室、师傅还有遗老们，就纷至沓来北府的大书房，大家各自想办法来营救，首先是溥仪的人身安全问题，再有个人自由的问题等等。自从溥仪出了紫禁城那天起，最没有办法一筹莫展的就是他的父亲——王爷。

5日那天晚上，郑孝胥偷偷地带着日本人来，打算让溥仪以看病为名混出北府，虽然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但是他还不死心。这一次他的计划是公开地请求日本公使馆派军队来，直接保护溥仪出北府，仍然是遭到了反对，理由是日本军队到北府来，万一和国民军冲突起来怎么办，溥仪的人身安全，以及王爷的全家和整个北府谁能保护得了。

郑孝胥在清朝光绪年间，就在中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里担任书记官，后来又在大阪、神户当领事多年，回国以后又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章京，在外任上当过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都是正三品的官。辛亥革命以后以遗老自居，不做民国的官，连民国的年号也不用。他认识溥仪只有一年多，是1923年的夏天从上海来到北京。溥仪说：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

罗振玉是在光绪末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他在日本住了九年，罗回到天津之后，和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日本驻津领事馆都有来往。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接管了北京城内守卫的时候，罗振玉就预感到紫禁城是朝不保夕了，就去了天津，要求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出面“保护”。日本司令部告诉他，北京的竹本大佐会有办法。

罗回到北京，首先向溥仪报告了他去天津求援的经过，使溥仪和王公们觉得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劳的精神，赞许不已。

罗振玉还告诉溥仪：“我在日军司令部还看到了段祺瑞指责冯玉祥‘逼宫’的通电，……”

这个密电是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金子参谋打给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竹本多吉的。这封电报的原件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日本。因为是电报，电文全是日本的假名，译为中文如下：

段祺瑞致郑孝胥。电已阅。皇室事余全力维持，并保全财产。但宣统帝进入东交民巷之事可中止之。已命冯之代表进京适当办理。

原来在冯玉祥“逼宫”之前，国民军就把京师卫戍总部所属驻故宫和景山的部队1200多人全部缴了械，使溥仪的小朝廷产生了不祥的预感。郑孝胥就求竹本转发了一封向段祺瑞求援的电报，竹本就打给了金子参谋，这就是金子转发的上述回电。

冯玉祥回师到了北京北苑，就发出了主和的通电，反对内战，同时，公布了孙中山的“建国大纲”，稍后便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曹锟下台了，中国不能没有政府，冯玉祥也不能自己去当大总统，就成立了以黄郛为首的内阁。黄郛是老同盟会会员，曾参与过北京政变的策划。

黄郛的内阁是残缺不全的。他本人代总统兼总理，还兼交通、教育两部的总长，一人兼四个职位，王正廷兼外交、财政两个部长，王永江为内务部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部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时，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就是黄郛以大总统的身分发出的指令。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执政，北府大门国民军的警卫撤走了，换上的是北京的警察来担任警卫。

溥仪到北府的当天晚上，郑孝胥就带着日本人来了，打算以看病为名，把溥仪弄到日本使馆去，溥仪未敢轻举妄动。11月26日傍晚，郑孝胥又偷带着日本人，冒充大夫进了北府，和溥仪密谈了一次。过了两天，郑孝胥就凭着《顺天时报》上的一篇什么《赤化运动之平民自治歌》，吓唬溥仪，说马上要天下大乱，赤化主义首先要对皇帝下毒手，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宣传材料，而罗振玉从日本人那里得来的消息，就不能使他不相信了。他说冯玉祥将对溥仪有不利的行动，冯军已经占领了颐和园，一两天内就可能出事，他劝溥仪要早作准备才好。

11月29日下午三时，溥仪进入了日本兵营，当了两个小时竹本的座上客，午后五点进入日本馆后，就成为了日本公使的“客人”了。此时的溥仪，对武官竹本多吉感激不尽，用八开红色信笺题词：

义勇可钦，书赠送竹本统领宣统御题

还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

又一幅比较大一些，写的是：说礼敦诗

这一幅没有上下款，只用上了“宣统御笔”的玺。溥仪带头赠字，宗室王公们也都纷纷给竹本赠字，遗老们中郑孝胥和罗振玉也给竹本赠字。

转过年来，当溥仪要去天津之前，特意又赠送给竹本一个银瓶。

竹本在溥仪去了天津之后，也经常到张园（溥仪初到天津在日本租界地的住所）访问。1926年冬天，竹本被调回日本国内，1927年日本的大正天皇崩逝，竹本临时被委任为大葬的禁卫将校，然后就职于京都连队司令部。这个连队是陆军编制，相当于团级，竹本是个团副。

第二年，1928年竹本陪同京都的西阵织的一个成员，到天津张园访问溥仪，献上了一匹西阵织的锦缎。1929年8月1日竹本带领全家到八百政饭店聚餐，第二天，48岁的竹本自杀在淀川桥下。他家中马上来了宪兵，把公文包和文件全都拿走了。

竹本在“北京政变”里干的是什么事情呢？大概只有他和郑孝胥自认为是“茫茫青史无此奇”。中国人看郑的行动是“手持帝子”赠狼狐。日本人看竹本的行动，大概和收容收留王毓芝差不多。王是曹锟的心腹谋士，被国民军软禁起来了，王腿快跑进了日本使馆。日本“租界”是个“好客”的地方，竹本正是个“好客”的人罢了。

“九一八”是中国人民的国耻日，作为“九一八”事变的序幕，应该说是1928年日本人在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搞这次恐怖活动的是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河本大作，河本正是当年竹本在士官学校学习的第十五期同期生。

竹本自杀后两年，伪满洲国成立，溥仪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2年第2期 顾祝同枪杀报纸编辑刘煜生　作者：散　木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令人发指的侵犯人权的一桩案件。刘煜生所做的事，无非是在该报副刊《铁犁》刊登了四篇短篇小说《边声》、《下司须知》、《当》、《端午节》，其中出现过这样一些句子：“一队咱们祖国的兵，向左边退下，自然隐隐的右边上来的是敌人”；“地上泛起红潮，添上一片红”；“铁的纪律”；“奴隶们争斗吧，一切旧的马上都被冲倒，时代已敲起丧钟，一切眼前就要葬送”等。

刘煜生死前曾于狱中“泣血”上书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申诉自己的无辜，国民党监察院亦先后派高一涵等前去调查，结果报告认为刘煜生“应付惩戒”，要求顾祝同将刘煜生照章移送法院处理。刘煜生继续上书，陈述四篇短篇小说发表的经过，即该报副刊主编和投稿人发表前曾声明“文责自负”，但刘煜生被捕后他们却一口否认，并推诿给刘一人，此外又有镇江商会的于小川在幕后操纵，设法使投稿人推翻前供。审问官对刘煜生采用逼供信手段，刘煜生在狱中不禁慨然：“生之生死原不足惜，特省府如斯黑暗，竟然摧残舆论，蹂躏人权而不辞，宁尚有公道可言哉？”于右任接到刘煜生的上书，又派遣调查员马震赴镇江详细调查。顾祝同恰好不在江苏，马震只是先后得到省府秘书长金体乾、秘书姚鹤雏、保安处秘书冯沛三等的接待和陈述，他们都借口案情重大，对人犯须“绝对隔离、案卷亦绝对秘密”，拒绝了马震调卷审阅的要求。省府人员所谓的案情重大，后来被刘妻张若男道破原委：原来刘煜生获罪的根本原因是他从前得罪过顾祝同，在该报报道过省府鸦片公卖的秘闻，于是顾祝同借文字狱罗织罪名，必欲杀之而后快。

顾祝同依据《出版法》捕杀刘煜生，是根据其第19条1、3各款，即出版者“意图破坏中国国民党或三民主义者”、“意图破坏公共秩序者”。对照前引《江声日报》副刊发表的小说中的用语，这个罪名未免有些莫名其妙。但是顾祝同一口咬定其“内容所载描写贫民及劳工生活，显有激动阶级斗争之用意，察其文字并含有共党口吻及各种隐语”。顾祝同虽借口国民党的《出版法》给刘煜生定罪，但《出版法》中又规定处罚机关为内政部，逮捕刘煜生却是国民党在江苏省的机关，这应该算是越权。顾祝同又称拘押刘煜生是根据江苏省会戒严暂行条例行事，但按当时法律规定，非现役军人不得适用于军法审判；镇江又非戒严区域。对于监察院的置疑，顾祝同指责说： “对于适用出版法以制裁报馆、适用戒严条例以审判犯罪人及在戒严区域内戒严司令部有权办理审判各节，法令各有根据，（监察院）均未能分别体会，徒以普通法理、平时状况相责难，实于‘一·二八’事变后江苏省之情况不符。至于监察院调阅案卷，能否对于军事机关审判罪犯中之事件亦得适用，实属绝大疑问，因机关权力之问题，并非机关自身所得任意作扩充之解释者，况共产党徒之犯罪，其危害涉及于国家，稍不慎密，即可发生变故。监察院亦国家机关之一，似于此种情形亦应同有认识，不为个人情感所冲动，方为国家前途之幸。”顾祝同之霸道由此可见一斑，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时期所谓“法治”的真实情况。

顾祝同悍然枪杀作编辑、记者的刘煜生后，舆论大哗。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案，新闻界人人自危，各地同仁纷纷发电抗议，形成了1933年2月的抗议电报风潮。北平新闻记者公会、安徽省会新闻记者联合会、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杭州新闻记者公会、蚌埠新闻记者协会纷纷发电抗议顾祝同“弁髦法令，蹂躏人权之暴行，实与北洋军阀张宗昌枪杀邵飘萍、林白水之惨案有过之而无不及”。江苏江都地方公民也发表电文控诉顾祝同自改组省府后，大权独握，“明为合议，实则专制，种种违法殃民、苛收杂税各事实笔难尽述”。甚至国民党内的胡汉民也致电南京政府林森、孙科，就刘、王两记者不经司法程序而被害之事件，痛慨“数年以来，人民言论、出版、居住之自由为军人剥夺净尽。纲纪坠毁，民无死所。刘、王之死，张宗昌之杀林、邵，亦不过是于党徽之下效野蛮残暴之行为。视党何如，自视又如何”？

这时，民间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刚刚成立，迅即发起抗议活动。1月30日，同盟上海总会开会研究对顾祝同抗议事项，作为会员的鲁迅也出席了这次会议。2月1日，同盟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宣言抗议枪杀刘煜生。此前，同盟成员林语堂致电杨杏佛、胡适、傅斯年等，要求其联络北方学者以拥护监察院主张名义，开展对刘案的彻底查办，希望“平、沪两方同时进行”。后来，主持同盟北平分会的胡适根据同盟大会决议，代表同盟北平分会致电国民党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和行政院，要求免职并查办擅杀刘煜生的顾祝同，“以重法治而维人权”。当时许多被国民党当局迫害的进步青年和维护人权的人士对同盟和胡适等寄予厚望，一些狱中难友、受害人家属和朋友纷纷致函胡适，希望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一贯倡导维护人权的舆论界名望人士主持公道。后来，上海方面召开抗议顾祝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后，同盟成员、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致函胡适，引起了胡适的猜疑和反感，胡适以为中间有凭空捏造的嫌疑。他说：“我憎恨残暴，但我也憎恨虚妄”，进而把这怀疑和不悦擅自向外界披露。他在对《字林西报》记者发表谈话时，公然反对同盟决议主张的释放政治犯等各项提议，造成了同盟内部的分裂。在协调无效的情况下，宋庆龄、蔡元培致电胡适，以“会员在报章攻击同盟，尤背组织常规，请公开更正，否则惟有自由出会，以全会章”，后胡适被同盟开除。

胡适当时的立场，已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力，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这是他认为妥当又不失公正的立场和方法。然而我们通过刘煜生一案，已经可以看出他只能给前者以口实而使后者架空，鲁迅的锐利眼光，已经分明看出胡适与同盟众人的分歧所在。胡适先提出“人权论”，又提出所谓“政府权”来，那么，面对一个完全以暴力统治人民、罔顾人权甚至罔顾监察院和法院的军人地方政府，你如何给人民提供“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呢？这不是与虎谋皮么？鲁迅有诗谴责胡适：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

人权王道两翻新，为感君恩奏圣明，虐政何妨援律例，杀人如草不闻声。

先生熟读圣贤书，君子由来道不孤，千古同心有孟子，也教肉食远庖厨。

能言鹦鹉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买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

（鲁迅《伪自由书·王道诗话》）

诗中“实验”指胡适倡导的“实验主义”；“鹦鹉”，指胡适原来《人权论集》一书所引“鹦鹉救火”的故事：鹦鹉沾了水来救火，说：“我总算在这里住过的，现在不得不尽点儿心”，这种“救火”的态度，鲁迅以为就是拿人权“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五千”，是指胡适以名流身份到长沙演说，得何键的“五千元程仪”。总之胡适是希望在即定政治框架和体制内解决“民权保障”问题，他反对要求革命的权利，反对这种“保障民权”。其实，这是不同于“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统治者的同意（民有、民享、民治），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话，那么，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的自由主义精神嫡传的，这是他与鲁迅等人的根本区别。

关于刘煜生，史沫特莱致胡适信中曾说：“人们正在征集刘煜生所写的那些使他招致杀身之祸的文字。我们准备将他的这些文字连同他的相片和小传，用中英文印成小册子。”可惜后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人物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无疾而终，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很少有人还知道刘煜生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2期 为蒋家王朝经济领航的台湾技术官僚　作者：孙代尧

在50年代初，台湾开始有大批财经技术官僚出现于经济决策部门，到60年代，由高学历、高素质的专家学者组成的技术官僚队伍在台湾的财经乃至行政和党务系统中占据了主要比例。如在财经决策核心最有影响力的有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费骅、张继正、陶声洋、孙运璇、俞国华等人。他们中有的具有高学历的特点，如：农复会历任主任委员蒋梦麟(1948—1964)、沈宗瀚(1964—1973)、李崇道(1973—1979)等，分别拥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乃尔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农复会担任秘书长的蒋彦士、张训舜、李崇道、王友钊，以及曾任农复会经济组组长、农村复兴部主任的李登辉等，除张训舜只有爱荷华州立大学硕士学位外，其他人都有美国各大学的博士头衔。这些有较强亲美倾向的技术官僚，信奉理性化的决策和管理，行政能力强大。

这些高学历的财经技术官僚大半是学理工出身，即使是“经济部长”，也鲜有经济学历。从1950年至1990年的14位“经济部长”中，只有张兹岂和徐立德学过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台湾，由理工人员制定经济政策，比起很多国家通常由法律专家和经济学家制定经济政策来得顺利，可能是理工出身的人才更有理性和现实取向，倾向于审慎、计算和计划，较少目标理性和理想主义色彩。经济现代化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工程”体系，在完成现代化之前的阶段，熟习工程学观点的官僚比经济专家更易发挥作用。这些技术官僚另一个特点是多为大陆籍人士。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三大美援机构任职的29名重要财经技术官僚，仅李登辉为台湾省籍；七八十年代的财经“部会”首长，也是大陆籍居多。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除了蒋氏父子比较信任大陆精英外，也因为光复后在台的日籍官员陆续返国，造成台湾财经技术人才的断层，只能倚重大陆来台人才。人们常以国民党逃台时从大陆带走的一批财富，作为战后台湾“经济奇迹”的解释原因之一。实际上，这些有限的黄金美钞和机器设备，只在初期的经济恢复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倒是国民党从大陆带走的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才，才是对台湾经济数十年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财富”。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大致可以根据职能和权力结构划分出三类精英群体：党工官僚群、军人官僚群和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群，前两者即所谓“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国民党初上台湾岛，技术官僚在威权政体中的地位远低于军人或党工，既无政治上的决策权，也无行政上的领导权。当政权日益巩固，特别是政府工作日益专业化之后，技术官僚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政治领导者决心把关键经济决策委托给“非政治的精英”。

1952年国民党改造后，国民党在政府各部门成立机关党部或政治小组，均由各级行政主管兼任同级党务系统的主管，行政系统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党委”或“书记”的领导系统。也就是说，党组织仍无所不在，实行的是“以党领政”，但党的组织“隐形化”，改变过去的“以党代政”。随着公共政策的日益专业化，党务系统逐渐被隔离在政策决策特别是经济决策之外。1972年国民党十全大会通过党务革新案，明确指出党“应着重政策研拟制定。以及对从政党员执行政策的监督考核，而要避免承担应由政府或可由政府负责的工作。”党的角色和作用主要变为政策协调和为行政官僚排除决策障碍，行政官僚在决策上的自主性大幅升高。

约翰逊在《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中勾勒“资本主义发展导向”国家的特征时，特别强调在政治领导人与经济官僚关系上制度保证的有效性，即经济官僚是“治而不统”，政治人物则“统而不治”，前者处理实际政策制定与推展的细节，后者与政府的立法、司法部门充当“安全阀”，一方面为经济官僚开拓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也能防止官僚体系滥用权力。在台湾，正是拥有这样一支受过良好训练、高效率，且相对独立、拥有很大的制定经济政策权力的技术官僚队伍。

台湾技术官僚经济决策的自主性权力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受到高层保护。据李国鼎说，蒋介石在全盘反思大陆的失败后，认为当初以军事第一统一中国为优先的方针基本正确，但在推行策略上却过于轻忽经济建设。痛定思痛后，蒋“承认自己对经济问题不在行，遂决定将财经大权授予他的副手陈诚以及陈诚手下的一批技术官僚”。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财政改革的失败和经济崩溃的可怕情景，事实上也使蒋介石对经济问题产生一种“敬畏”。因此，退台后，蒋介石在财经事务上基本是“统而不治”，一直都在扮演台湾财经技术官僚的政治保护人的角色。

陈诚在大陆时代的经历，除了1938年一度兼任湖北省主席外，其余大多是军职，对财经问题也并不在行。但陈诚来台后基本上能做到知人善任，尊重人才，也肯放手让手下的技术官僚们去做。陈在1965年病逝前，主掌台湾财经事务l5年，其手下尹仲容、严家淦、李国鼎等人提出的许多决策建议，很少有不为他所采纳的。例如尹仲容一生从未加入国民党，他能在50年代台湾财经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个人才干外，蒋氏和陈诚的信任支持也至关重要。人口增长过快一直是台湾经济发展中最沉重的负担，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李国鼎以“经济部长”身份，力陈人口压力的严重性，会议的争论以蒋介石对李国鼎发言的支持而告结束。次年“行政院”颁布《台湾地区家庭计划实施办法》。

第二，台湾各个时期的经济领航机构，都是超“部会”性质的，其机构编制和预算均独立于政府一般行政之外。这种制度设计的优点，一是有利于延揽有能力的技术入才，使这些机构成为财经技术官僚的摇篮；也能有效地保护财经技术官僚经济决策的自主性，免受各种利益集团的掣肘。

第三，美国的干预也是台湾财经技术官僚得以自主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美援使团”人员参与了台湾土地改革、发展民营工业、外汇改革、奖励投资等很多重要决策。

技术官僚因受到保护且具有决策自主性，很可能产生官商勾结和营私舞弊现象。对此。台湾和新加坡、香港等地一样，有一套制度化的防腐机制，如选拔与考核、高薪养廉、舆论监督和法律规范等。台湾经济领航机构因其超“部会”性质，编制和预算独立，可不受文官法规的约束，高薪聘请技术官僚。因此虽然早年台湾一般公务员的工资都不高，但这些机构里的技术官僚的待遇却很优厚，一般为同级公务员的4—8倍。技术官僚的高薪有助于养廉。在法律监督上，“监察院”有权对公务员提出弹劾，另外还有处分违纪公务员的“公务人员惩戒委员会”。

发展经济的需要为台湾技术官僚的崛起提供了契机，经济的日益专业化和国际化加大了技术官僚的重要性，带来了技术官僚层的发展。国民党政治领导人“有所不为”和美国人的刻意扶持为技术官僚非政治化的经济自主决策开辟了空间。技术官僚的崛起，使国民党的构成发生蜕变。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在中基层还是上层，“革命精英”和“军事精英”都不再居于主流，而是由学有专长的技术官僚精英居主流。同那些党务、军特出身的官僚相比，专家学者出身的技术官僚特别是其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专业知识功底扎实，工作较有效率，为政较为清廉，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由于他们受过高等教育，视野较为开阔，比较能够理性地接受民间社会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主张采取一种开明的态度和做法。这个群体为蒋经国在80年代中期选择政治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内部组织条件。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2期 芳草萋萋鹦鹉洲　作者：程竟明

湖北省武昌城外的长江之中，曾经有一片绿洲，洲虽不大，名声却很响亮。相传东汉末年，富有文才的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之子黄射大宴宾客时，即席挥笔，写就一篇《鹦鹉赋》，被黄射赞之为“锵锵金玉，句句欲飞鸣”。江中的这片绿洲，从此被命名为“鹦鹉洲”。后来，祢衡因出言不逊，惨遭黄祖杀害，遗体就埋葬在鹦鹉洲上，时年26岁。

因赋得名的鹦鹉洲，受到了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盛唐诗人崔颢的《黄鹤楼》中，便有传诵千古的名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芳洲在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笔下，是那样的绮丽多彩：“昔登江上黄鹤楼，遥爱江中鹦鹉洲。洲势逶绕碧流，鸳鸯满滩头。滩头日落沙碛长，金沙熠熠动飚光。舟人牵锦缆，浣女结罗裳。月明全见芦花白，风起遥闻杜若香，君行采采莫相忘。”

大诗人李白在《鹦鹉洲》一诗中，精致动人地描画了芳洲的春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

到了明代末年，鹦鹉洲经受不了洪涛巨浪的冲刷，逐渐沉没江中。而汉阳拦江堤外，又新淤一片沙洲，形似台湾，名“补得洲”，清代便改名为鹦鹉洲，并在洲上重修了古朴别致的祢衡石墓。这里有副对联：

芳草萋萋，孤冢西望已陈迹；

洪涛滚滚，大江东去有新声。

“孤冢”便指的惨遭杀害的祢衡之墓。谁知世事无独有偶，到了民主革命时期，鹦鹉洲上又发生了一起动人心魄的惨案——革命志士熊亨翰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故事。

熊亨翰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共产党员，创办过杂志，当过报纸编辑，又做过教师，后投笔从戎，加入了国民革命军。他风华正茂，在艰险的斗争中写下了一些气势雄伟的诗篇，抒发自己为国家为人民赴汤蹈火的壮志豪情。他在《观涛》一诗中写道：

大江东去，浩荡谁能拒？

吾道终当行九域，

慷慨以身相许。

……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翌年11月熊亨翰不幸于鹦鹉洲被捕。在他就义之前，一个国民党右派大员驱车刑场劝降。熊亨翰凛然回绝：“把仅有的生命献给人民，是我永不更改的誓言，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那人又说：“要什么条件，可以商量嘛！”熊亨翰喊道：“我要写！”右派大员误以为要写自首书，立即喜形于色，大叫“笔墨伺候！”庄严沉稳的熊亨翰便在刑场上挥笔，题写了一副自挽联：

十余载劳苦奔波，秉春秋笔，执教师鞭，仗剑从军，矢忠为党，有志未能伸，此生空热心中血；

一家人悲伤哭泣，求父母恕，劝兄弟忍，温言慰妻，负荷嘱子，含冤终可白，再世当为天下雄！

联语悲愤激昂，表现了革命者“头可断，志不可夺”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必胜的信念。

鹦鹉洲至今屹立江心，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先烈的“当为天下雄”的遗志，已落在我们亿万后来者的双肩。

（责任编辑 云 程）

2002年第3期 随宋庆龄走过最后三十年　作者：李　云

一

上海解放后，我从济南直接去上海，被调去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担任军代表和接管专员。尽管工作繁忙，我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去看望宋庆龄。听说她已移住淮海中路1843号。

一天我去宋家，李妈远远地看到我，高兴地叫起来：“啊呀！钱小姐，夫人经常提到你。”（1936年我在宋庆龄身边工作时改姓钱）她走到我面前拉着我的手说：“我陪你看夫人去。”李妈把我引进客厅，坐下后说：“我去告诉夫人。”一会儿皮鞋声从楼梯上传下来，我知道是宋庆龄下楼了，赶紧站起走到门口迎接她。宋看到我非常高兴，双臂敞开把我抱住，在客厅里走一圈，然后拉着我的手坐在靠里的沙发上。宋对我说：“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是多么高兴呀！”我和她分别了十多年，她好像变化不大，仍旧那么端庄、清秀，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五十多岁了。宋庆龄没有问我的情况，却急急忙忙告诉我发生的一件使她一直生气的事。

她说：“上海解放后，一天突然来了几个穿军装的年轻人，其中一人说，我们是来接管房子的。何元光和李妈再三讲也没有用，外面院子里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我在里面气极了。李妈见到这些人无理可讲，劝我出去：‘你不出去还不行，吵得要命。’我是在这样情况下出去的。那么多的人转着我看，真难为情极了。我见那个为首的人，手里拿着一把长军用刀，在地下划来划去，嗓门儿也大。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就是宋庆龄，请你们回去向你们的上级报告。’说完我就回到楼上，不管他们翻天覆地的叫嚷，不理他们。”

我看她至今还在生气，我说：“这些人实在太无知了，即使对一般老百姓也不能这样凶横。”宋饮茶后，气平了一些，问我在哪里工作。我告诉她接管上海商品检验局；她又问起我的大孩子，因为她记得1938年我请假由香港回上海，就是因为孩子生病。我告诉她，我们都去了延安，孩子托人带，大热天，孩子口干，自己爬在凳子上去拿热水瓶，结果整个热水瓶打翻在身上，全身脱皮，送到医院，没有几天就死了。宋庆龄啊呀地叫起来：“怎么会这样，孩子真太可怜了！”接下去她大概怕我为孩子心里难受，就改而谈起房子问题。她说莫利哀路的房子很破旧，一下雨就漏，无法住。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暂时住在靖江路。一直到1949年初才搬到这里来的。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她住在重庆路，她叫我写住址给她。她拿了住址对我说，你等一会儿，我就来。不多时，她拿了两件衣服，男装是卡其布面子，里面是人造羊皮的短外套。宋说你拿着，天冷可以披在身上。她叫李妈帮我包扎，让我拿好。我站起来告辞，宋说下一次一定要来，我有事情要对你讲。

对于宋庆龄反映接管她的房子事，我通过徐强（我丈夫）了解到那位领头的军人已经挨批评了。

二

我第二次去见宋庆龄时，她告诉我家中又发生了一件事。宋对我说：“我每天吃一个鸡蛋，李妈特地养了两只母鸡，下的蛋放在铁皮筒里，一个原来装饼干的筒。市里为了照顾我，派来了两位解放军进驻。不料他们有人竟去检查那只铁皮筒，还用东西去敲敲，我不懂他们是什么意思，实在气人，难道吃鸡蛋是资产阶级吗？多可笑。”我解释说，显然这是一场误会，可能他们怀疑铁筒里有什么东西，为了安全才去检查的。”宋对我谈到她在香港1938年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中国福利会，希望我能到会里工作。而我很希望长期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可以学到一些专业知识。但是宋庆龄提出的要求，我不能不考虑。我告诉她，目前接管工作很忙，我可以每星期来一、二次，帮助中福会安排人事和建立机构。宋很高兴地点头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帮助中福会调干部，建立和健全机构，当我正准备离开中福会，把全部精力放在商品检验局时，宋庆龄却于1951年2月13日给我来信说：“……听说你考虑回到原来的办事处去。大家都称赞你办事周密，关于人事问题非与你商讨不可，没有一位同仁愿意你离开我们的。……希望你能取消你的辞意。”我接到此信不得不继续帮助中福会工作。几个月后大约是1952年6月，组织上突然将我调到中国福利会，另调外贸局的副局长吴锦章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中福会那天，他们对我热烈欢迎。人事秘书通知我说：“宋主席请你去她家。”(宋庆龄是中国福利会的主席，故大家都叫宋主席，我以后也称宋主席。)我到了宋家，宋对我说：“我请你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我想把一些情况告诉你。”随后，宋主席给我介绍情况说：

中国福利会的办公用房很困难，陈毅市长把常熟路157号一幢四层楼的房子调拨给了中福会作办公用房，而且里面有全套办公桌椅，质量都很好，已全部赠送给中福会，我很感谢陈市长。

她同时给我介绍了中国福利会两位外国朋友的情况：

杰拉尔德·谭宁邦是美国人，他原系赴缅甸对日作战的远征军成员，后在重庆美军电台工作。1946年他带着美共总书记霍尔签字的信来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的前身)找我。我就接受了他来基金会工作，当时是需要外国朋友帮助运送大批医药等物资到解放区和敌后游击区。现在新中国成立，中国福利会不适合用外国人来做领导工作，故尔将谭宁邦的总干事改为顾问。我希望你来担任秘书长，具体领导中福会的工作，谭的薪金是每月300元，你是秘书长，和他一样，也应该300元一月薪金。”我听了以后，吓了一跳，我一直是供给制，最近才改为包干制，从未拿过薪金。我说太多了，只要一半就可以了。宋回答我说：“这样不好，好像外国人就可以高薪金，中国人就要低一点，影响不好。”由于我再三强调，我是共产党员，薪金太高不好。宋很勉强同意了。接下去又介绍了另一位美国朋友耿丽淑女士，宋说：解放后，我收到耿丽淑从美国给我的来信，她将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要求我给她一封邀请信，她可以来中国，避免一场灾难。我想她一定很困难，我还是应该帮助她。耿长期在美国，我一方面写了一封邀请信，同时将她的来信交给了王炳南(外交部)，当得到她来的消息，就请金仲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去香港接她。

宋主席提出的问题，后来经我们研究，决定成立两个委员会，并经宋主席批准。一个是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委员会，请谭宁邦担任顾问；一个是幼儿教育妇婴保健委员会，请耿丽淑担任顾问。

我担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最初满腔热情希望把工作做好，后来越来越感到困难重重。我和办公室主任商量，提出一个建议：将中福会下属的各单位，分别由市政府各局直接领导业务，名义上还是挂中国福利会的牌子，行政与经费由我们来管。例如：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宋庆龄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后扩建的)交给卫生局，儿童剧团交给文化局，少年宫交给团市委少年部、《儿童时代》社交给出版局，幼儿园交给教育局，托儿所交给卫生局等，这样将中福会各单位的工作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我利用宋庆龄派我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将这份建议带到北京征求中国救济总会秘书长、老同志伍云甫的意见。救济总会的主席是宋庆龄，因此与中福会关系密切，中福会的经费开支也放在救济福利费项目中。这份建议原是向他征求意见的，不料他将这个建议送给了周总理。过几天，我正准备回上海，齐燕铭(国务院副秘书长)来找我，他说：“周总理看了你们的建议，笑起来说：‘怎么怎么？她人还在，你们就想把中国福利会拆伙了。领导工作有困难，可采取一个办法，调整中福会的执行委员，新的执行委员可以挑选与中福会工作有关的各局的领导，今后通过执行委员加强对业务工作的支持，但不要安排北京方面的同志担任执行委员，那是空的挂名的，不解决什么问题。’”后来，中福会执行委员邀请了各有关局的领导，还请了柯庆施和陈丕显两位书记前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宋还请齐燕铭担任执行委员，齐不敢马上接受，请示周总理，总理说：“既然夫人要你担任，你就接受下来。”

大约过了半个多月，齐燕铭到上海，他向我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齐说：“总理要我特别关照你，要从政治上着眼，不要打经济上小算盘。”

三

宋庆龄对新中国的建立是欢欣鼓舞的。

1951年2月5日，宋庆龄给友人克劳特夫人的信中说：“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新中国和维护世界和平而奋斗”，“孙中山先生的所有理想正在被有力地付诸实施。这些理想和其他一些重大的计划一起，使这里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中国。”

同年4月13日给友人西摩夫人的信，宋庆龄这样说：“我们的国家已有了很多的变化，我们的经济已得到稳定，我们的人民热情地投入了建设这个巨大的国家的工作。我们的报纸每天都充满了大量的建设工作和在实现增产方面打破了一个又一个纪录的劳动英雄的消息。文化事业也有一个真正令人兴奋的高潮。包括所有艺术部门的活动在如此广泛的基础上得到促进，以至于今日中国几乎没有一个公民不参加或在某种程度上起作用的事。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儿童比以前更漂亮了。从他们红润的脸蛋和明亮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总的生活条件已得到了提高。与此同时，把现代医疗设备和医疗工作带给人民，这是一项正在广泛开展的工作。制定的计划一个比一个更有雄心，它们是那样有力地被贯彻执行，以至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这就是今天新中国的真实写照。”

“我对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非常敬佩和信任，对他们领导我们国家，我是绝对放心，我可以多放些精力于中国福利会了。”正是出于这种信心，宋庆龄对于解放后发布的各种政策和开展的各种运动，她都是坚决拥护的。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宋也积极响应。她在北京住房的后花园建立了一个炼钢炉，和工作人员一起炼钢。

1957年“反右”斗争，事前周总理将这次运动的要求、目的向她作了通报，并征求她的意见。她认为通过运动对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教育，她是赞同的。后来打击面越来越扩大，不仅有解放前长期追随党的左派分子，还有些长期革命的老党员，她想不通了，写了一篇《团结就是我们的力量》，发表于她创办的英文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第9期上。文章说：“学习了如何全面看问题，如何分辨什么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什么是敌我之间的矛盾。至于在那些少数人中间，我们也会把那些一时在思想上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社会主义的人同那些在积极阴谋破坏社会主义的人区别开来。”还说，“我们必须，而且也一定能够在曾经把中国从悲惨的绝路带到进步的大道上来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前进。我们一定要像保护生命一样来保护我们人民的团结。这就是我们不可摧毁的力量。”当时，有人反映宋思想右倾，可是历史证明她是对的。

四

1959年夏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批判，对宋庆龄的震动很大。当时她在北京，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说：“我很紧张，夜里做噩梦。”信末嘱我“看后烧毁”。她曾对我说：“彭将军跟随毛主席，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新中国建立，他有极大的功勋，我熟悉彭将军，很敬佩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为反党分子，宋主席一直想不通。

“文化大革命”开始，宋主席对此很不理解。1966年9、10月间接到她的来信，她告诉我：“本来我要刘某某（中福会派给她的一位秘书，主要处理中文信件，英文信件等宋自己处理）写信，不料她拒绝，我不得不自己写信了。”没有多久，宋主席的原来秘书黎沛华打电话给我（当时我的电话尚未被拆）说：“夫人（指宋庆龄）非常挂念你，要我转告你，你快快检查工作，只要检查工作中的缺点或者错误，就没事了……”当时我正在被批判，帽子一大堆：“思想右倾”、“只要宋庆龄的领导不要党领导”、“以宋来压党”等等，其实中福会的年终工作总结报告，首先送给市委宣传部石西民部长审阅，然后再送给宋庆龄主席的。而且每次的报告，开头都写“中福会在党的领导下”，石西民部长看后都给我们划去，他说：“你们不必每份报告都写上‘在党的领导下’，宋也是在党的领导下的。”现在市委宣传部派出的领导文革小组把这说成是我的罪状。更为严重的是勒令我将宋庆龄写给我的信全部交出来。我回去与老伴商量怎么办?徐强认为这些信件决不能落到这些人手里，还是寄给周总理好。当夜，我将40封宋亲笔写的信全部装入文件袋，连同一封我给周总理的信，寄给了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宋主席很关心我的处境和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但她自己也未能躲过这场浩劫，也受到一些冲击。有部分红卫兵冲她的住所大门，周总理得到消息后，马上通知增加解放军保卫，并派出一位处级干部坐镇在那里。不久，宋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起来“造反”，她的警卫员(又叫警卫秘书)带头要宋跟大家吃大伙房的饭菜，要她排队(当时她已经70多岁，而且有关节炎)。有人还提出来要剪宋的头发结，说梳巴巴头，是封建思想。宋庆龄所以一直梳成发结，是母亲的遗命，宋家三姊妹都梳着发结，如果真要强迫她剪去，那她会很伤心，受到很大刺激。幸亏警卫局知道后，很快解除了那个警卫员的工作。据说警卫局考虑到这个警卫员随身带枪，如铤而走险，危险性很大，为不出意外，他们通知警卫员去汇报工作，一到办公室门口，左右两旁出来两人，将他两手臂抓住，把他随身带的手枪摘下来，同时宣布撤销他的警卫员的职务，另派一位接替他的工作。宋家里的公务员也陆续换去，这样家中就平安了。但有一段时间外面不断地传来高音喇叭声，使一向喜欢安静的宋庆龄，不胜其烦。而且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不知道外面的消息，也使她十分苦闷，不得不要工作人员给她买一些小报看。有时也弹弹钢琴或拿起画笔画画大公鸡，毛茸茸的小鸡和花卉，没有样本，随手作画，以此来打发日子。

上海中国福利会各单位(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儿童时代社、幼儿园、托儿所、儿童艺术剧场)也纷纷起来“造反”，各种“造反队”风起云涌，各个单位的领导被批被斗，我作为中福会的秘书长，首当其冲，被作为头号走资派而连续批斗，使我腰部受伤。不久被隔离在“儿艺”，继续批斗。以后和大批所谓的“走资派”一起被移到漕河泾的少年犯拘留所严密隔离，外面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关了一年多以后，又转回“儿艺”的隔离室，监督劳动，白天劳动，晚上隔离。一直到1971年2月方才允许回家，但继续监督劳动。回到家里后，方才晓得，我被隔离，家中并不知道，去问中福会，这些造反派竟回答“不知道”。孩子们非常着急，就写信给宋主席。在那种困难情况下。宋亲笔给孩子们复信说：“我相信你们的妈妈是好人，不要着急，她会回来的。”

五

宋庆龄在解放前有国民党强给她的中央委员的头衔，但她从未拿过他们的薪金，只靠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抚恤金的利息过生活。解放后，她是享受国家一级工资标准，但她还是照样生活俭朴。早餐二片面包或一个大饼、一杯咖啡(后改喝茶)，中晚餐二、三碟小菜、一碗汤。因为患荨麻疹，平时只吃鱼和少量的肉食，基本上以蔬菜为主。平时家里一个盒子、一根绳子、一个本子，都要李妈放好，她说：“以后会有用的，不可丢弃。”她家中原有一个保姆——李妈，即李燕娥，她主要工作是伺候宋庆龄，梳头、洗衣服、房间的清洁工作。不幸，李妈患上皮肤过敏症，一碰肥皂水，手上发红发痒。这样宋不得不再请一个保姆，叫钟兴宝，钟原在幼儿园工作，是沈粹缜(邹韬奋的夫人，她们是同乡)介绍的。宋主席对我说：“原来李妈工钱25元(当时很高的)，现在钟兴宝的工钱要45元一月，当然李妈也要和她一样，每月两人工资支出将近100元。”我说：“这两人的工资可以由公家负责。”她说：“不行，我不愿增加国家的负担。”一次为了迎接中国福利会20周年纪念，我们要求她照几张相片。宋同意，但希望请上影厂的黄绍芬给她拍摄。经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同意，黄绍芬带来助手林某，还有一套摄影棚的灯光设施。等到摄影结束，我送走了黄绍芬等人以后，宋对我说：“下个月的电费不得了。”宋这样自奉俭朴，叫人感动不已。同时，她对中国福利会的工作人员也要求节约，以减少国家的负担。1961年2月18日收到宋庆龄的来信说：“看了去年的决算报告，知超额完成了去年经费预算压缩标准的百分之四，这是令人高兴的。希望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在支出方面，可少用或不用的，就少用或不用，以便为国家多积累一些资金。”我知道这是宋庆龄一贯的精神，在中福会领导机关，尽量节省，我们把好的东西给下面单位。如电风扇，陈旧的由我们领导机关用，新的好的给幼儿园、托儿所孩子使用。三年经济困难期间，想尽办法让孩于们吃上牛奶和鱼肝油，宋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为孩子们成长创造最好的条件”。

宋庆龄工作严谨，讲究效率，凡向她请示汇报，总是第二天或第三天就批复和解决，绝不拖延。不论谈什么工作还是开会或约会都极遵守时间，对有的人拖拖拉拉不遵守时间，她非常反感。她经常事先不通知便深入到各单位检查工作，她认为这样容易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例如，一次她去幼儿园检查工作，在厨房发现一只苍蝇，当即责令将纱门纱窗修好，订立严格的卫生检查制度。她对干部要求严格，但是对干部又是非常爱护，细致体贴，又有巧妙的批评。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有位领导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一只眼睛被炸伤，经常发炎。她知道后，特地派人与北京协和医院联系，通知她去北京治疗。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张佩珠是妇产科专家，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平时很少休息，甚至连春节也极少在家里过。在她的领导下，有一年全年无死亡。宋主席得知后非常赞赏她的领导成绩。一次她到宋主席家里，刚要坐下来，宋主席亲自把一个靠垫放在她的腰后。张院长十分激动，悄悄地对我说：“宋主席这样爱护干部，如果我不把保健院工作做好，那太对不起宋主席了。”又一次她把中福会的一些领导，都请到她家里吃饭(后来才知道那一天是一月二十七日她的生日)，特地夹了一只鸡腿给平时做事稳重而慢慢腾腾的同志，说：“吃鸡腿，可以跑得快些。”这幽默风趣的言语，使在座的人都笑了。宋庆龄用她一颗真诚的心和深厚的爱，使得在她身边工作的人时时感到温暖，得到教益，心情舒畅地工作。

六

中国福利会成立20周年时，准备搞一个图片展览会，希望展出一张她个人的相片。她对我说：“突出个人不好。”她创建的民权保障同盟，营救了大批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和共产党员。我知道王学文同志的女儿及其他几位革命青年是在宋庆龄帮助下被释放出来的，当我问宋时，她说：“不知道，忘记了。”她营救的人很多，记不得也是很自然的，但另方面她为人谦虚，即使记得也不愿说。宋对我说：“营救他们出狱，继续为革命斗争，这是我的心愿，不记他们的姓名。”

何香凝准备写自传时，把原来她的秘书黎沛华请回去，帮她回忆过去历史，我就想到宋庆龄也应该写自传，因此我写了一封信给她，她看后表示要保留自己写的权利。宋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又快又好，不过她只会用英文来写。但自传却迟迟不写，一方面是健康原因，另方面她认为自己写自己，难于下笔。她说：“何必宣传自己，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党内外有不少人想写宋庆龄，都被她回绝了。一直到1980年3月15日和同年9月25日，她给爱泼斯坦写信：“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谁也没有想到仅过了几个月，连写作计划与准备工作还未动手，宋庆龄就匆匆地走了。

宋庆龄是伟大的女性，她对中国的新生，作过很大的贡献，她的自传怎么写也不会过分的。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由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8月30日下午，毛泽东专程到宋庆龄寓所，深情地对她说：“孙夫人，边区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和谢意!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你为边区、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物资，我无法告诉您，这一切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在上海解放的前夕，仓库里尚存有待运到解放区的300吨救济物资。

七

宋庆龄随着年龄增加，身体越来越差。一天我接到她的电话，要我去她家，我以为可能对工作有什么指示或者有新的打算。不料是为了手伤问题。原来一个月前，不小心身体向左倾斜摔倒，她怕整个身体倒下去，用左手在地上撑一下，造成骨折。经二医大专家接骨，虽然骨接好了，但手无力，手腕骨凸出，请原来的接骨医生来看。他说：“你如果要漂亮，可以将凸出的骨头锯掉。”宋说：“我主要是手无力，拿不起茶杯，不是要什么漂亮。”结果医生也没有办法。宋不满地对我说：“你看气人不气人，说我要漂亮，可以将手腕骨凸出部分锯掉，这个人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接着她又说：“我因为手的问题，希望接骨专家陈中伟能给我会诊一下。为此事找到专管我保健的一位华东医院女院长，希望她能帮助我请一下陈中伟医生。不料这位院长对我说：‘此人社会关系复杂，不合适给首长看病。’当时我未作声，你看，我能讲什么呢?我想想这个人很可笑，我的社会关系不是更为复杂了吗？”

宋主席想请陈中伟医生会诊，我还是应该想办法满足她的要求。我设法找市委统战部长陈同生。听说他住院了，我直接到华东医院去看他，当时恰巧市委秘书长在座，他是探望陈同生的。我看到市委秘书长在，可能更为容易解决问题。我向陈同生汇报了宋主席的手伤情况，还未讲到一半，就被秘书长打断，他说：“宋的医疗保健是由华东医院负责的，不要你来管，你只要做你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我看他的脸色那么严肃，不容我多说，只好走了。后来我碰到陈同生，他很诚恳地劝我，离开中福会。他说：“你最好想办法调离中福会，外面风言风语太多，明明是宋的意见，却有人说是你出的点子，你夹在中间，有得苦啦！所以找机会就脱身。”陈同生说的话是对的，我已经遇到了。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小足球队》在北京演出，获得了文化部的创作奖和演出奖。当时我在北京，陪同周总理和邓大姐观看了此剧。周总理讲：“你们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宋主席对“儿艺”获奖，周总理看了并加以肯定，非常高兴，除了写信给“儿艺”加以鼓励，并且决定要看《小足球队》。1964年5月10日，宋庆龄观看“儿艺”演出的《小足球队》，事先她关照我：“你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我要悄悄地和小朋友一起观看《小足球队》。”但作为党员，我不能不向上级宣传部汇报，再三说明宋要求悄悄地看，不要通知市里的领导。当天，我陪同宋庆龄坐在小朋友中间席位上，想不到一位领导同志竟来了。“儿艺”领导马上将他安排在我的坐位旁边，我不得不起立招呼他，悄悄地告诉宋，他是某某部门的领导。不料宋默默地，并不睬他。一直到演出结束，我陪宋离开坐位向舞台走去，我也不敢去招呼那位领导一起上舞台。等到在舞台上宋与演员一起摄影完后，走下来时，对我说：“走。”我只能陪着她走了。后来为此，受到中福会的总支批判，认为是“以宋来压党”。不久，宣传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向我宣布：中福会定为处级单位。我感到奇怪，我在商品检验局是局级干部。检验单上我的名字放在局长前面，因为我是军代表，现在成为处级干部。当然都是革命工作，也无所谓了，我从未对任何人谈及。后来我调走了，宋主席告诉我说，周总理来上海，去看她时，她将手伤的事告诉了总理，周总理马上通知卫生部领导来上海，坐镇为宋手伤进行会诊和治疗。

中央、毛主席得悉宋庆龄摔伤，立即将宋在北京和上海的住房全部铺上地毯，作为毛主席送的礼物。后来宋好多次摔跤，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八

最初宋庆龄去北京时住于方巾巷44号，是一幢小巧精致的洋房。1958年北京要建造新火车站，马路要开阔，方巾巷却在马路中间，非拆不可。当时宋主席在北京住时间不长，主要还是住在上海。北京气候干燥，她的手、皮肤往往会开裂。但是北京还是要为她准备住处，周总理想到前清醇亲王(即溥仪的父亲)王府在后海北河沿，环境幽静。经查卫生部在那里办公，周总理决定将醇亲王的花园划出来，共占地26亩，为宋造一幢住房。1960年建造好，就是现在的北河沿46号。在新房造好后，周总理准备去机场接宋庆龄移至新屋。他首先对整个房屋与花园察看一遍，将宋接来后，他亲自陪同宋主席从楼上到楼下观看一遍。宋认为房子太大了，总理告诉她，经常接待外宾，会客室大些是需要的。接着又陪她看了看花园。这座古老的花园，有山有水，假山石刻有“穿云”、“岁岁平安”等，建筑有扇亭、听鹂轩、畅襟斋，小山顶上有听雨楼，南湖建有长廊，各种树木花卉，郁郁葱葱，阵阵清香迎风而来。宋主席看了很满意，向周总理道谢。

不久，宋主席有事要我去北京，谈工作结束后，我看到房子很好，赞美了一番。宋说这里房子好，花园好，最大的缺点，就是关门的声音太大，有时把我吓了一跳。我马上打电话给齐燕铭，齐笑着说：“这件事极容易解决的，只要在门边贴上橡皮，就没有声音了。”他说：“我马上派人去，不仅把门边贴上橡皮，而且桌子和椅子脚也贴上橡皮，这样都可以没有声音了。”结果不到两小时全部解决好。宋非常欣赏齐燕铭的工作效率。

九

1963年6月14日中福会成立25周年，原来宋庆龄并不准备搞庆祝活动，只要《中国建设》杂志出版一本中国福利会的画册随杂志附送。但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得很周到。6月14日的当天，用保卫儿童委员会名义在宋家举行一次宴会，费用由国务院支出，具体由齐燕铭负责。大约是在6月上旬，北京把我召去。我刚到达北京，齐马上把我邀到他的办公室，传达了周总理的意见：除了在北京举行一次家庭宴会，在上海要举行纪念活动，地点可在少年宫，请金仲华主持，市委负责同志讲话，具体由我去安排。给我传达完了，他马上打电话给童小鹏，请他来，简单谈了谈情况。我们二人由齐带领直冲到廖承志家去。这时正应该是吃午饭时间，事前未通知廖，我们不客气地跑去吃饭了。吃好饭，就在饭桌旁商量起宴会的菜单、请人的名单、上菜的路线等等。中建社听说我在北京，马上派车来接我去，审查画册，主要是封面，原来定的是宋主席牵着孩子的手在走路，因摄影光线关系，半边脸是黑的，印刷出来效果不好。中建社将这张照片改为小孩在滑梯上游戏，我审阅后，感到改得很好。

十

宋主席对人非常有感情，凡是在她那里工作过的人，她都记得。有人有困难，她寄钱给他们。例如王昌龄老人在宋家工作过，后来将他介绍到儿童艺术剧院工作，宋还常想到他。退休后，家境困难，宋知道后寄钱寄衣服给他。黎沛华有困难，她不仅给钱，还把她父亲的貂皮长袍也送给黎沛华。

宋的佣人李燕娥我们都叫她李妈，广东中山人，船民出身，她从小在船上长大的，16岁由父母许配给一个打工的（在汉口一家饭店，专门送饭菜的）。丈夫好喝酒，酒后就打人，所以结婚后没有多久，李妈就出来帮佣。宋主席告诉我：1931年8月，我从德国回来，母亲去世了，一位朋友将李妈介绍给我的。当时她很年轻，二十出头一点。刚在我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她的丈夫就找来了，吵着要钱，以后不断地来，钱不给时就大吵大闹，甚至动手，李妈非常痛苦。我对她说：“你这样的丈夫怎么能白头到老呢?”她说，她很痛苦，就是无人帮助她办离婚手续。正巧，廖夫人介绍她过去的秘书黎沛华来帮助宋处理一些中文信件(英文信件都是宋自己处理的)。宋说：“我就请黎沛华给她办了离婚手续，李妈自己拿出一些钱，我也帮助她一些，总算了结。所以李妈与黎沛华很好，一直感激她。离婚后的李妈，精神好多了。她对我说：‘不愿再结婚了，永远跟着夫人。’”宋对我说：“你要注意，李妈这段婚姻不愿对任何人谈的，她感到耻辱，你以后绝对不要问她。”大约是53年沈粹缜来看宋主席，她不叫李妈而叫李姐，宋主席对我说“沈大姐不叫李妈而叫李姐，我不得不也叫李姐，长时间叫惯李妈，现在要改过来，你下次来时，也要叫李姐。”

1980年我在华东医院碰到李燕娥，她患了子宫炎(其实是癌症)。李燕娥突然问我：“夫人说过：‘我们两人死后，葬在一起。我放在夫人旁边。夫人放在她父母身旁。李先生，夫人会不会忘记？”我对李燕娥说：“你放心，宋主席不会忘记的，她对我也说过：‘孙中山先生安葬在中山陵，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受到人民的瞻仰。我不能沾他的光。我父母安葬在万国公墓，他们旁边共有六个穴位，希望我们姊妹兄弟安葬在一起陪着父母。’宋说：‘现在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可以陪着父母了。’你长期陪着宋主席，死后也要你陪着她。”没有想到，讲了这些话后，仅仅几个月，1981年2月，李燕娥于北京逝世。宋庆龄实现了她的诺言。

1981年春天，宋庆龄病重。宋主席在病重期间，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一生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81年5月1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宋庆龄同志的请求，决定接受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决定全文如下：

宋庆龄同志年轻时追随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从1923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忠贞不渝地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在中国长期革命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中，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她一贯是共产党的最亲密战友，是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衷心敬爱的领袖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是保卫世界和平事业的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过去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最近病重时又一次提出这个要求。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3期 万里整顿铁路与违心检讨　作者：张广友 　　铁路整顿的尚方宝剑

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届一次会议召开，邓小平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会后，由于周恩来总理的病情日益恶化，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着手展开全面整顿工作，以期摆脱八年“文化大革命”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

邓小平把全面整顿的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因为当时铁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顿、发展就无望。于是，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的万里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万里没有从事铁路工作的经历，对这方面的情况是生疏的，他本想推脱，但看到重病住院的周恩来的信任，老领导邓小平的支持，一种责任感使他勇敢地担起了这副担子。1975年1月18日，人大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万里就走马上任来到了铁道部。

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情况汇报。万里汇报说：目前铁路的问题严重，情况十分复杂。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失严重，四是一些铁路枢纽、重点站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特别是徐州、郑州两大铁路枢纽，问题更为严重。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说：“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铁路运输应当实行集中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

邓小平又征询万里的意见，万里说：“铁路问题复杂，不仅仅有体制问题，恐怕派性是个更重要的问题。解决铁路问题难度较大，准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争取半年解决问题。”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他要求万里回去研究，给国务院写个报告。

第二天上午，万里主持召开了铁道部党委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意见。

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副总理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同万里谈话，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当文件初稿送审时，邓小平看后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经毛泽东审定圈阅后，《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于3月5日作为“中发[1975年]9号”文件下发至县、团级。

就在“9号文件”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谈到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时，邓小平着重谈了反对派性问题，明确指出，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如何处理闹派性的头头？办法就是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新的头头钻出来再调，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

邓小平说，相信绝大数人是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的。他要求铁路部门3月份进行深入的动员，包括职工家属和沿线农民，真正做到家喻户晓。

这样，一个文件，一个讲话，发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的动员令。

“尚方宝剑”已经到手，万里就要冲锋陷阵了。

首战徐州告捷

1975年3月9日，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刚一结束,万里就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

徐州分局属济南铁路局管辖，而它又处于江苏省徐州市，分局的下属站段则分布在山东、安徽、江苏。一个分局要同三个省的地方打交道。“文革”中，徐州铁路分局内部的帮派，同地方的帮派纠缠在一起，相互之间矛盾尖锐。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派性斗争立刻激化，且不断升温。1974年11月“反潮流”的“踢派”占领了徐州市委大楼，拒不撤走。1975年2月，“踢派”又抓市委领导人，冲击机关，使徐州的局势紧张起来，本已混乱的徐州铁路运输更加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危及全路，影响全国，成为全国注目的问题。

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赶到徐州后，第一件事就是让中央的指示直接同群众见面，先后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万人动员大会，徐州市和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传达贯彻9号文件。接着，万里马不停蹄地出席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

在全市形成围剿派性的气候下，有关部门又把煽动派性、搞打砸抢、威吓群众的造反派坏头头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在形成强烈的舆论氛围的同时，万里本着“多换思想少换人”的方针，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的整顿。他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会议，逐个地听取了常委的汇报和自我批评。接着，万里要求党委成员在分局全体职工大会上，开展自我批评。他鼓励大家要勇于改正错误，不要怕群众不谅解。他说：“我问过几位挨过整的老职工、老干部：‘还要不要像整你们那样，再整一整现在的领导人？’他们说，没有这个意思，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了就好，要赶快把生产搞上去，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万里还要求徐州分局党委抓紧时间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

分局认真执行万里的指示，平反工作进展得比较顺利，受冤屈者本人，受牵连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从内心深处拥护党的政策，拥护9号文件，感激雷厉风行的万里部长，他们在恢复运输生产中积极献出自己的才智，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和作用。

与此同时，万里要求分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纪律性；他还要求分局和地方公安部门，密切合作，坚决打击和依法惩办贪污盗窃分子。

到3月19日，万里在徐州整整度过了10个日日夜夜。在这10天中，他参加各种会议，还深入到各基层站、段，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使万里来时还一度昏天黑地的这块天地，在他离开时初见晴朗。

万里的徐州之行，迅速结出了果实：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任务。

整顿南昌 再战长沙

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全国铁路运输生产迅速恢复，4月份，全国20个铁路局，只有南昌铁路局没有完成运输生产任务。于是，4月下旬，万里在表扬了徐州铁路分局摘掉了“老大难”的帽子后，又去了南昌。

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主要问题也是派性干扰，但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的派性不仅仅是铁路内部的，还与地方派性斗争搅和在一起，连当地部队一些负责人也介入了。解决南昌铁路局问题的关键，就是使部队不再介入派性斗争。可是铁道部管不着部队，万里对此颇感踌躇。

4月24日，万里在去江西途中经过南京时，邓小平正陪同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乘机向邓小平汇报工作。

邓小平听了之后，立即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于是有关方面立即决定把江西军区的某领导人调往别处。

4月25日，万里带着“尚方宝剑”来到南昌铁路局，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调整了领导班子，调广州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任南昌铁路局党委书记，把几个主要派性头头一批一调，南昌局的问题迅速顺利地解决了。

解决了南昌局问题之后，5月2日，万里由李新随同离开了南昌来到长沙，重点解决田心机车厂问题。

田心厂是全国惟一的制造电力机车的重点工厂，拥有近万名职工和全套电力机车制造设备。这个厂在生产高水平电力机车的同时，还承担了部分内燃机车的生产任务以及广州、南昌、上海、柳州等铁路局大批蒸汽机车的维修任务。这个厂一直是铁道部、湖南省的先进单位，可是自“批林批孔”以来，由于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厂月月完不成国家任务，欠产损失十分严重，成了全国铁路系统的32个工厂中的“老大难”。

万里来到田心厂，立即召开全厂职工万人大会，把中央精神一竿子插到底。他在大会上说：中央9号文件发出之后，全国各地都在认真传达贯彻。可是，你们厂的一些领导却千方百计进行抵制和干扰，不原原本本地向广大职工群众和家属传达。不光不贯彻执行中央9 号文件，甚至还在批判9号文件，说什么9号文件是“复辟纲领”，是“修正主义”。他们眼里既没有中央，也没有省委。现在，有些人还在坚持搞他们的资产阶级派性。

万里望了一下全场群众说：“今天我代表铁道部给你们厂党委以严肃批评，党委第一、二把手要在最短时间内，向全厂职工作出深刻检讨！检讨不好，就批评。检讨了还不算，还要坚决改正，改正得慢了也不行！”万里语音刚落，全场掌声雷动。

在热烈的掌声中，万里又公开宣布了人事变动，决定调三个闹派性、拒不执行9号文件精神的头头离职，到铁道部去学习、检讨、交代。他要求其他领导干部好好学习中央9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并以此来对照检查，只要认真检讨了，一律表示欢迎，改了就既往不咎，再继续闹的就坚决处理！

万里每宣布一项决定，全场就响起一阵热烈掌声。万里说：“我再强调一点：今后谁也不准再搞资产阶级派性，谁再搞，把他揭露出来，一定严加处理。现在我宣布一条纪律，从今天起我们田心厂职工不准再参加地方上的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坚决不准参加，谁参加，就揭露，就批判，就要把他调出去；同时，凡是地方上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到你们厂搞串连的，一律把他们顶回去！”

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会后，全厂出现了安定团结新局面，生产迅速回升，到5月底，仅仅20多天的时间，就超额完成了生产任务，一举摘掉了落后单位的帽子。至此，全路32个厂全部超额完成了任务。

远征昆明

昆明铁路局问题很严重，派性斗争激烈，“八派”、“炮派”长期对峙，内战不休。局领导班子中派性也很严重，成员情况复杂。他们中有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派性，不认账，不检讨，甚至同中央9号文件对着干；有的不敢坚持原则，怕字当头，不敢斗争；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小病大养，不上班，不工作；有的分不清是非，绕开矛盾，逃避斗争。

6月16日，万里和李新来到昆明铁路局后，召开了党委常委会，逐个听取了每个常委的汇报，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进行交谈，了解分析情况，对局主要领导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并作出了两项决定：第一、领导班子中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向群众作自我批评，带头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团结。第二、对问题严重而又不很好检讨的领导干部和派头头，必须区分情况采取措施。

做了一番调查研究之后，6月20日召开昆明铁路分局的干部大会。万里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他说：“对闹资产阶级派性的干部和头头要‘寸土必争’‘寸权不让’，坚决斗争到底。”

万里宣布了调整昆明分局领导班子的决定，严肃指出：昆明分局党委书记利用资产阶级派性干了很多坏事：非法动用枪支，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威胁、欺骗群众，组织几千人，动用几十辆汽车，游行示威，制造混乱；结党营私，镇压群众，称王称霸……中央9号文件下达后，他不但不进行检讨，而且继续活动，顽固对抗。为此决定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检查交代问题，交群众揭发批判，然后再根据他的表现进行处理。同时，任命了新的分局党委书记。

经过这次整顿，昆明分局职工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生产开始回升。

三下郑州

1975年铁路整顿的重点和难点是“两州”。一个是徐州，另一个就是郑州。郑州的问题和徐州类似，但比徐州更厉害。郑州局的突出问题是领导班子由派头头掌权。货车司机出身的唐岐山，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当上了九、十届中央委员、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是“四人帮”眼里的红人，连河南省委也不敢惹他。

郑州铁路局中又以新乡分局的情况最为突出。这个分局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以邢介江为首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手里。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夺权，在“大联合”中成了新乡分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拉帮结派，手下还有一帮子打手和保镖，群众都说他是新乡一霸。郑州局像邢介江这样的人不只一个，可是谁也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上边有后台。4月中旬，万里来到了郑州，同该局主要领导人交换了意见,要求他们认真贯彻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迅速改变面貌。但是该局领导人把万里的话当成了耳旁风，采取拖延战术。

鉴于这种情况，6月初，万里同李新第二次专程来到郑州局。根据铁道部调查组关于新乡铁路分局的调查和群众的反映，万里和李新研究后认为新乡分局问题严重，就先从这里下手。6月2日万里主持召开了分局党委常委会，研究解决邢介江问题，决定从组织上采取果断措施。6月3日，在新乡分局广场上，召开了一个有8000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万里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万里说：“你们这里有个叫邢介江的人。这里有许多群众给我写信，我在3月份就说过，这个人在这里挡道，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不能落实，9号文件就不能贯彻。他用各种权术，篡夺党的一部分领导权来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那怎么能把新乡分局搞好！直到现在不处理，我是很有意见的。对这个人不处理是不行的。今天我宣布：撤销邢介江在新乡分局的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令其检查。”顿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有的群众说：“万里为新乡人民除了一霸。”

6月4日到9日，在万里亲自参与主持下，郑州局连续召开了几次党委会，会上围绕新乡铁路分局与郑州铁路局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局党委成员中，有的人认为邢介江的问题应该由地方处理；有的成员则认为郑州局确实是派性掌权，问题严重，支持并拥护万里对新乡问题的解决办法。会上两种不同意见针锋相对，对立情绪已经到了僵持不下的地步。于是万里和李新提出了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的方案，征得河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同意，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纪登奎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二位副总理表示同意。

6月10日，郑州局召开了干部会议。万里说：“郑州局处在中原之地，铁路交叉点，是枢纽，心脏，久拖不好，不能再等了。开会时跟联合国一样，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整天开会，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不好办了。所以，请示了中央，跟省委共同研究了以后，从组织上调整一下。”

接着，万里宣布了组织决定：免去徐达本郑州铁路局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和他在郑州局的一切领导职务，调离郑州铁路局，由河南省和中央组织部另行安排工作；由不久前兰州局调来的老干部苏华代理郑州铁路局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党委工作；胡逸平负责郑州铁路局革委会工作，同时也调整了干部处几名干部的工作。

万里如此大刀阔斧地整顿郑州局领导班子，受到了郑州局广大职工的欢迎和支持，全局出现了新的运输生产高潮。但被调整的一些人不服，在省委某些领导人的纵容支持下，以唐岐山为首的帮派分子，顽固阻挠整顿工作。他们诬蔑万里到郑州“挑起了派性”、“破坏了安定团结”、“打击了新干部”。唐岐山指使其帮派分子，搜集整理万里、苏华的材料，多次向中央告黑状。

为平息郑州局的风波，7月25日下午，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李先念、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专门召开汇报会，听取郑州局负责人苏华、唐岐山、胡逸平等人的汇报。万里、刘建勋也到会参加。汇报中，唐岐山一方认为，铁道部领导对郑州局的分析是错误的，解决郑州局领导班子的做法是打击新生力量，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邢介江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等等。苏华、胡逸平一方则针锋相对，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铁道部对郑州局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调整郑州局领导班子是必要的，对邢介江的处理是正确的，大得人心，不容否定。

几位领导人听完双方的汇报后，明确肯定了铁道部的工作，肯定了万里的做法，要求河南省委支持铁道部派去的工作人员。刘建勋表态说，我同意先念等领导的意见，我是支持万里同志工作的，始终是这样。有人造谣说我反对万里，我回去要查。

风云变幻 被迫检讨

经过整顿的各铁路局、站、段，运输生产很快出现了成效。然而，到了1975年底，随着“四人帮”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铁路运输形势又陷入混乱。一些派头头和在整顿中受到处理的干部，在当地省委某些主要领导的支持下，率先批判铁道部“大刮右倾翻案风”。最先起来闹的是兰州铁路局和郑州铁路局。兰州铁路局一些派头头围攻揪斗铁道部赴兰州工作组的领导人黎光及其成员，并扣住不放。郑州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瘫痪，运输生产直线下降，郑州站已经卸不下，装不上，保留列车占全路干线列车的一半，郑州铁路枢纽堵塞，危及全路，形势严峻！

为此，中央于1976年1月下旬召见河南、甘肃两省省委领导和郑州、兰州两局主要领导到京解决问题。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时任国务院代总理华国锋的指示,从1月21日起分别听取两省和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判,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

1975年解决这两个局的问题时，两个省委的主要领导本来最后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的，而今一看风头不对，就把自己讲过的话忘记了，说他们在万里整顿郑州铁路局中，是“一直抵制和反对的”。他们在2月8日写给中央的《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中，彻底否定整顿的成绩。他们说：“郑州铁路局的问题，主要是局党委代理第一书记苏华同志刮右倾翻案风，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并认为“这是同铁道部主要负责同志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矛头直指万里。

与此同时，甘肃省委领导人也组织本省写了一份与《关于解决郑州局问题的意见》内容类似的名为《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意见》的报告。

两省的意见很快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一些领导的认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指示：“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要与河南、甘肃省委领导统一思想，统一意见，分别写出《关于解决郑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关于解决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报告》，征得两省省委领导同意，再上报中央批下去。”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以两个省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压铁道部承认“错误”，进行检讨。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铁道部领导同河南、甘肃省委领导之间意见分歧很大，肯定整顿工作和否定整顿成绩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在全国浓烈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氛围中，肯定整顿工作的意见已经无足轻重了。虽然如此，万里仍然坚持不同意在文件中点苏华和黎光的名，他说：“他们是我们派去的，执行的是我们的决定，错误由我来承担，要点就点我的名，我就这一条了，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签字。”对万里的意见，纪登奎指出：“这是中央的意见，你们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就这样，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的决定，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被迫在报告文件上签了字。

铁道部关于解决两局问题的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的批示同意。2月14日晚，华国锋、王洪文、纪登奎、吴德等召见了河南、甘肃省委领导和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郑州、兰州铁路局领导，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讲了话，他要求两省委领导和两局领导回去后照文件精神办，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把铁路运输工作搞上去。

接见之后，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被全部留下。出席接见的中央领导又给他们单独作了指示和批评。万里受到了重点批评。几位中央领导批评道：你的错误不少，你讲过“四个乱了——思想乱了、组织乱了、队伍乱了、制度乱了”；你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对形势看法有错误，把支流说成是主流；主要责任不在你，而在邓小平；你过去敢，现在还要敢，要敢于承担责任，要批右倾翻案风。部领导小组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批邓，检查哪些方面你们执行了邓小平的路线，要划清界线。万里同志要转好弯子。希望你们领导群众，既要批好，又要把工作做好，一方面要纠正错误，另一方面要保证畅通。

从2月6日起，铁道部机关逐级传达中央领导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两铁路局问题的指示精神。2月24日,万里在铁道部机关群众动员大会上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领导的指示和批评后，违心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解决郑州和兰州两局的问题，责任全在我，下边没有责任。我一再要求文件上要点就点我的名字，不同意点黎光、苏华的名字。万里为什么要做违心的检查？他说，我得服从中央的。

2月下旬，随着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文件的下发，随着中央进一步指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部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烈火被点燃。特别是1975年铁道部派工作组进行重点整顿的一些单位，顿时大乱。铁道部机关内部整顿时受到冲击的一些人，纷纷起来揭发批判；铁路系统下属单位一些在整顿期间受过处分或批判的派头头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工人，纷纷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铁道部再现。

在铁道部机关被冲击期间，标语、大字报贴满了大院的墙壁。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副十来米高的巨大对联，上联是：“横眉冷对革命派”；下联是：“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是“一贯如此”。院内墙壁上刷上了许许多多“打倒万里”，“揪出走资派、黑干将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同时，铁道部大院内也贴满了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3月份，随着全国“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升温，铁道部“批邓联万”运动也热火朝天。万里不但在机关大会小会上遭批判，做检查，再做检查，而且还要时时遭到众多上访人员的围攻和揪斗，以及受层出不穷的大字报、大标语的攻击。万里成了铁道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重点，他当时的所谓罪名，据铁道部政策研究室领导出具的材料，主要有三大条：一、极力鼓吹“三项指示为纲”；二、散布“今不如昔”的言论，鼓吹唯生产力论；三、把派性说成是主要矛盾，大搞一批二撤三调离。

铁道部下属各局、站、段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以河南为例，唐岐山指使人整理万里的所谓“言论集”，把万里认真贯彻9号文件的讲话作为“右倾言论”批判，并说万里是“邓小平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先行官”,“万里、苏华是铁路系统右倾翻案的代表人物”……唐岐山又从组织上否定万里的整顿，他把1975年万里贯彻中央9号文件配备的领导班子全部给翻了过来,甚至狂叫什么“把运输生产拖下来就是胜利”。结果，郑州局3月份装车量只完成计划的60%，卸车量只完成计划的50%,运输生产日趋下降。郑州局情况如此,全国许多铁路局也都出现了问题。

在斗争不断升温的情况下，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后，随着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万里也被迫停职检查。铁道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审查万里的问题。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追查所谓“万里与邓小平的黑关系”。万里被迫在一次又一次会议上做检讨。他在一次检查中说：“邓小平1975年开展的全面整顿，我在铁路上都积极带头推行了。”审查来，审查去，万里的“罪状”无非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天怒人怨，他们策划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历史事实面前作恶一阵子便归于覆灭,他们自己却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历史事实,为邓小平主持开展的整顿工作作了鉴定,也为万里洗去了冤屈。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一度出任轻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之职,继而被派往安徽,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第一政委。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随想　作者：钟沛璋

说到民主，人们总是想起半个多世纪前，被誉为“窑洞对”的毛泽东与著名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的对话。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和冷、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为推动国共团结商谈，飞赴延安访问。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他住的窑洞里作客，整整长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

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对黄炎培的这一席耿耿诤言，毛泽东庄重地答道：“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听了毛泽东的回答，十分高兴，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毛泽东所说的这条民主新路，正是孙中山领导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盼望实现的道路。毛泽东观点鲜明的回答，再加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极大地鼓舞了黄炎培追求真理的勇气，成为他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也被人们与传诵千古的《隆中对》相比拟，被称为“窑洞对”。

民主新路的艰难历程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的民主新路究竟走得怎么样呢？

新中国建国之初，在政权建设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很想走民主新路的。中央人民政府除毛泽东主席外，6位副主席中，民主人士占了一半，56位委员中民主人士占27位。那时毛泽东认认真真地与民主人士反复讨论，制定了新中国施政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共同纲领》“是我们现时的根本大法”。当时有人问，在《共同纲领》中为什么没提及中国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昌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时期。”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十分尊重民意，重视在人民监督下决定大政方针。

但是，相隔不到四年，毛泽东在一次批示中宣布从建国开始我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随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蜂拥而起。当时我国一位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写信给毛泽东，对过早提出工商业改造表示很不理解，但是毛没有听取这样善意的批评。195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北京市完成了三大改造的喜报，向世界宣布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1957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后，毛泽东也曾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恳求大家对中共与新政权实施民主监督，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惜，对于“大鸣大放”中出现的问题，又做出了错误的估计，认为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于是，错误地把“鸣放”作诱饵，搞“引蛇出洞”，并称不是“阴谋”是“阳谋”。结果在全国范围内错误地发动了反右派斗争，将55万干部和知识分子划为人民的敌人。从此，大家尤其是党外人士再不敢奢言民主与监督了。

对大政方针决策的监督无力，黄炎培所担心的“个人功业欲”就必然迅速膨胀。反右派取得“辉煌胜利”后，1958年中国大地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一时间，“大炼钢铁”、“亩产放卫星”、全国“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中国经济的大倒退。

严重的后果深刻地教育了人们，毛泽东也曾考虑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但是，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中肯的批评，却触犯了当局者的尊严，会议主题转成批“右”，直至挖出了所谓“反党军事俱乐部”。赤胆忠心、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子。继而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把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更多同志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此，党内许多同志也不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了。国家又一次刮起了“左”倾风，国家遭到更惨重损失。

回顾走过的坎坷经历，使人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和黄炎培在“窑洞对”达成的共识——民主和监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

黄炎培大概不曾想到，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早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在美国学水利，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献身祖国水利事业。1957年，国家决定兴修黄河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力陈建坝拦河之害，并说，一定要修，请勿将河底的施工排水洞堵死。他的意见没人理睬。三门峡水库被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建成，1960年开始运转，第二年泥沙就淤积了，附近的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良田浸没，土地碱化，威胁逼近西安。这时只好急忙降低水位，拆除大容量发电机，重新打通排水洞，耗资不下百亿。三门峡水库后遗症至今未能解消。力陈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先是挨批，后被罚做清洁工、下放务农。黄万里说：“我一辈子念书想治黄，可他们没有听我一个字，我白学一场，我真痛心！”而毛泽东对黄万里却一直不满。1959年批彭德怀时还说：“你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反骨。”

坚持走民主新路为什么这么难呢？纵观历史，任何叱咤风云于一时的英雄人物，都是很难与孕育生长他的土地、民族传统割裂的。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次农民造反，推翻专制的王朝，但是造反有理的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后，又重建封建专制的新王朝。20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广大农民为主体力量的人民民主革命，是不能同历史上的多次农民造反运动同日而语的，但是要摆脱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和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确实需要一个长期的艰难的历程。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生日那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布我们将要成立的新中国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解释了“人民”这一概念，在讲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的同时，明确阐明：“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这就是说，建国后人民赋予自己选出的政府具有“民主”和“专政”的两个职能。建国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民主建设任务步履维艰，专政职能的实施则出现了重大失误。阶级斗争扩大化，混淆了敌我矛盾，“文化大革命”更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直至提出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

至于无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查查《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再查马恩其他著作，马克思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渡，并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俄国在十月革命后，由于战争和严重饥荒，造成法制废弛，秩序混乱，出现抢劫，怠工，于是成立了名为肃清反革命的契卡。后来斯大林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专政工具克格勃。由于肃反扩大化，不仅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而且使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包括党的中央委员、苏维埃军事委员和政委、人民委员会委员等）惨遭杀害。

苏联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民主政治体制的建设，对于国家通向民主化、法制化的道路，保证公民的自由发展，是何等的重要！

恩格斯晚年，曾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大权不可没有民主监督

权力是好东西，但不能没有民主监督。邓小平总结新中国几十年的经验教训，说过一段非常痛切的话：“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呢？1979年，我作为中国青年政治家代表团的成员，到美国访问考察，还带回一本美国的宪法，却没有搞得很明白。但是有一点，我当时的印象是很深的，就是感到美国的总统不好当，不像苏联的领导人那样“一言九鼎”，可以一个人说了算。

最近翻阅美国这本两百多年前就制定的宪法，感到的确不简单。合众国宪法实行以来的两百多年，尽管美国发生过许多大事，打过四年的南北战争，还与多个国家发生过战争，但美国是至今为止世界上政局较为稳定的国家。不论联邦总统，还是国会议员和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按照宪法的规定，按部就班进行他们的权力交替。宪法在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我国也有宪法，但在我国老百姓的心目中，有段时间并不那么至高无上。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宪法既保护不了普通的老百姓，甚至连按照宪法选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保护不了。

美国宪法成功的奥秘在哪里?这是当今世界政治学的一门学术研究课题，吸引着许多学者、专家的研究。我对此不学无术，但是我感到主要有两点：

一是“主权在民”。这是1620年乘坐“五月花”号船移民到新大陆的人们代代相传的思想。美国的宪法基本原则就是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自由和平等。制定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增进全民福利，让民众自己能安享自由幸福。而人民民主的权利，又必须在法律的范围之内。

二是“大权不可独揽”。1787年5至9月，从全美13个州到费城参加制宪会议大约是55名代表，其中既有驰骋疆场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又有许多饱读法律政治百科全书的律师和法官，还有许多有丰富行政和社会经验的议员、州长、商人和农场主。他们代表着大小不同州的各自利益，他们都是些十分精明干练、善于盘算和讨价还价、又懂得适可而止的人。在紧张、激烈讨论中，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最大担心，就是害怕大权被独揽。他们反复讨论了规定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和平衡问题，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宪案。为防止政府权力自我膨胀，到了1789年，首届国会又通过了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十条宪法修正法，即权利法案，作为合众国宪法的一部分。由此可见，美国的宪法主要是用来规范政府的行为的。

每一个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各不相同，我们当然不应该去照抄外国的宪法。但是有一点是应该借鉴的，就是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和平衡。

还要继续努力学会民主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经济，以及文化艺术的某些方面，已逐渐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在政治领域方面，我想我们还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眼光，拓宽自己的思路。

应该明确地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来的（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思想也是从西方来的。西方国家自从文艺复兴之后，越来越重视人的权利、人的解放，发展了民主制度，使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起来。我们中国像沉睡的东方巨人，直到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到了头上，才醒过来，感到必须要向西方学习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学习西方，倡导共和。他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向西方学习民主的第一份伟大成果。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唤起冲破封建专制制度，求得人的解放的伟大启蒙运动。被毛泽东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伟大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1940年，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伟大成果。1945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问“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说如何”时，他还说过这样的话：“它（编者注：指自由民主的中国政府）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作者注：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怖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民主强国的合作。”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但主张要学习200年前(林肯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还主张学习20世纪(罗斯福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中国要与时代同步，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不断吸取人类社会的新的成果。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美国式民主只是为其本国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建立缓冲的调节机制，而在世界范围，美国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却在民主、人权、主权等方面推行双重标准，在国际关系中搞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此，各国人民当然应有清醒的认识和十分的警惕。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3期 鲁迅“立人”和现在的“做人”　作者：王景山

鲁迅有没有自己的正面主张？有，“立人”思想，就是他的最值得注意的正面主张。这一思想的要义，即如他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所说：若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

应该“立”什么样的“人”？他在“五四”时期曾一再提到的“真的人”，“完全的人”，是他的期待。换言之也就是个性真正得到解放的人。对当年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来说，就不但要从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的架构中解放出来，还要从一代代积淀而成的历史重担下解放出来，从一切束缚、戕害、虐杀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还要从我们习焉不察的愚昧、奴性中，也即从被扭曲、异化的自我中解放出来。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每每和他的挚友许寿裳议论理想的人性和国民性弱点的问题。“五四”运动前夕，他们大概又议论了这个问题，并形成了共识，认为必须强调“诚爱”二字。我理解这两者就是做一个“真的人”、“完全的人”所最需要的。

“诚”就是真，就是实，就是讲信用。鲁迅一向反对“瞒”和“骗”，要求大胆面对现实，切勿自欺欺人。鲁迅对真假之辨极为重视，他曾声称，只要是不戴假面的真面目，哪怕丑得恶心，只要是不做伪饰的真价值，哪怕只值半文钱，“我决不敢轻薄半句”。他最厌恶的则是缎子盒里装的粪土，糖衣里裹着的砒霜，道貌岸然的“做戏的虚无党”。对照今天仍然存在的欺上瞒下、弄虚作假现象，鲁迅的许多文章真好像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鲁迅又是个务实的人。不管是总向别人许下廉价的愿，还是自己不做努力只发牢骚，凡是假话、大话、空话，他一概反对。他欣赏孔子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而嘲笑老子是个“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鲁迅小说里为他肯定而且赞美的正面英雄形象，屈指可数，但仅有的几个如《理水》中的大禹、《非攻》中的墨子、《铸剑》中的黑衣人，却个个都是不尚空谈的实干家。我们现在强调说真话，办实事，其实也就是一个“诚”字。

“爱”是爱心。扩大来说就是同情，就是关怀，就是体贴，就是尊重。鲁迅一向认为，人，应该有同情心。他对人际关系中的冷漠深感痛心。他甚至声言写《孔乙己》的本意也“是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祝福》中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理应得到人们的同情，在鲁镇却没有。同情心都被强大的封建思想、迷信思想以及利己思想吞没了。

我们在报纸上，电视上，常常看到这样的消息或画面，一大群人在围观。大至失火、落水、斗殴、杀人，小到骂架、吵嘴，都有袖手旁观者。他们不去救火、助人、报警、劝阻，只是站在旁边看热闹。见义勇为谈不到，的确连同情心也少有。无怪鲁迅早年在日本学医时，因看到幻灯片上日俄战争中国人为俄国做侦探，被日本人杀头，一群中国人却在围观，体格健壮而神情麻木，于是决定改治文艺，以求改变人的精神。

没有诚和爱的人间是非人间；缺少诚和爱的人不能算是真的人，完全的人。“立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做人，做怎样的人的问题。多读读鲁迅的作品吧，开卷有益呀！

2002年第3期 中国文学史上少有之奇局　作者：吴　江

有国家，便会有爱国主义，也会有卖国主义，特别在像中国这样一个过去曾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爱国主义固然是主流，卖国主义也会有它的市场。“卖国主义”之名过去大概很少听说过，其实，卖国也可以出“主义”。这是因为，为卖国行为辩护也会有一套主张、说辞，包括为卖国贼翻案或为之片面评功摆好，提出种种貌似“公正”的理由来。所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也须同时揭露卖国主义的那一套货色。这是历史观上遇到的一个问题，处理起来并不那么容易。

我过去没有留意这个问题，上世纪末有机会到香港去停留了一个时期，接触当地的报刊文章。有一位报纸专栏作家张文达先生的笔墨引起我的兴趣，他原在国内帮助赵朴初居士工作，80年代初到香港定居。他有文才，尤有诗词修养，文字简古典雅，文采斐然，叙事言简意赅。有一件事对我的印象极深，那就是他对卖国贼及为卖国贼辩解翻案者深恶痛极，不止一次为文鞭挞，不留情面。

事情从1999年批评何弢开始。何弢以纪念他父亲何炳贤（追随汪精卫参加汉奸卖国政权）为名，为汪精卫汉奸卖国行径翻案，自然也为他父亲翻案。他说汪精卫是为保存国家的元气才不得不出头组织伪政权的，其动机是好的，并声称，即使现在翻不了案，就是在一千年后也会为汪精卫平反的。张文达先生评道：“此人对汉奸政权的忠贞不二可谓开千年未有之奇局”，我不知道何炳贤为何许人，他在汪精卫汉奸政权中扮演何等角色，想来其地位约略与另一位担任汉奸政权“文化次长”的胡兰成相当。胡兰成非别人，即在目前的中国仍颇为人称道的女作家张爱玲的丈夫，日本投降时胡逃亡国外把张爱玲遗弃了。这里附带提一句，现在国内有人写文章介绍张爱玲时提及胡兰成，却总是讳言胡的汉奸身份，不知何故？

不过，最值得注意的还是有人甚至披了学术外衣为汪精卫卖国贼评功摆好。张文达先生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李欧梵教授称汪精卫‘这位近代史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却毫无争议地具有少见的文学才华，文采绝对超过蒋介石，甚至不亚于毛泽东’。”（见2001年5月26日《信报》）对此，张先生指出两点：

第一，在政治上所谓汪精卫是极具争议的人物，什么“争议”？无非是指汪精卫曾是早先国民革命的有功人物，观其辛亥前孤身谋刺摄政王，何等英雄！谋刺不成被捕入狱又写诗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愧少年头。”又何等气概！后来又追随孙中山成为国民党重臣。然而，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在政治上，汪精卫其人比之法国的贝当又如何？法国贝当元帅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民族英雄，他曾为击败外国侵略者立下赫赫战功，保卫了法国的独立，然而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却向希特勒屈膝投降（伙同赖代尔、达南特等），组织法奸政权，出卖祖国。大战结束后，贝当被法国最高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戴高乐在他的三大卷《战争回忆录》中写贝当、赖代尔、达南特三人的叛国罪行时，说贝当“更严重的是，他把国家交给德国，让德国人去践踏,这才是他应当惩罚的罪行，如不给应有的惩罚，就不能洗雪法国的耻辱。”但戴高乐念其年迈，签署特赦令，将其送往一古堡囚禁两年，然后将其遣返故乡。赖代尔、达南特则送上了断头台。（按：汪精卫这个汉奸大头目在日本投降前夕即病亡于日本，算是从一而终了。）但是，对于像法国贝当这样的人物，至今未闻法国有为其评功摆好并称其为“极具争议的政治人物”者。

其次，说到汪精卫的文学才华。按汪精卫的诗集早在南社时期就有人集印过，未流传，直到汪精卫汉奸卖国政权的晚年，他才手订《双照楼诗词稿》，收入其全部作品，包括刺摄政王入狱所作的四首五绝在内，共计三十五首。张文达先生评道：“至于汪精卫的诗才，没有人把他当作了不起的诗人。周作人附逆，做了汉奸，令人有‘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之叹；伪满洲国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乃大诗人，一部《海藏楼诗集》超过《双照楼诗词稿》远甚。至于文采，不必拿汪精卫和蒋介石比，不妨与另一汉奸黄狄岳的《花随人圣庵摭忆》比，黄之学问、文采超过汪精卫远甚。港台之间为汪精卫卖国罪行翻案有人，真正是小看了天下士。”（见2001年5月28日《信报》）

关于为汪精卫卖国罪行翻案，海外虽有一二只苍蝇为其鸣叫，国内则尚未闻有这种声音出现，所以这事到此为止。不过张文达文中提到了周作人，我不禁想趁此说几句。

关于周作人，张文除上面说的两句外，还有一处提到：“卢沟桥事变起，华北沦陷，平津各大学教授纷纷南下，未能离开北平的如陈援庵先生（即陈垣）危城讲学，风节凛然。留在北平投降日本的屈指可数，除周作人外，还找不到数得上的文学之士和知堂老人同流合污。”

说周作人曾是“五四”以来数得上的（但显然不属于一流）文学之士，自是事实，但以“数得上的文学之士”投敌卖国、背叛祖国如周作人者，则确实少而又少，胡兰成、何炳贤、黄秋岳、穆木天等自然不能与之相比。当周作人背叛祖国认贼作父的诸般汉奸罪行（尤其是他曾朝拜日本天皇以表忠心、代表汪伪政权出使慰问伪“满洲国”、甚至身着“皇军”戎装出席为日军屠杀中国老百姓的“强化治安运动”大会助阵等）为天下人所知以后，人们究竟如何看待这位“文学之士”呢？即使从文学层面说，难道能够说周作人丧心病狂的卖国罪行不是为中国新文学带来了莫大的耻辱吗？难道能够将周作人的“文学之士”身份和他的“卖国贼”身份截然分开各立一本是非账吗？鉴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内兴起阵阵的“周作人研究热”（虽然其中有贬有褒），并成批推出作为“文学之士”的周作人的著作，“知堂老人”一时名噪天下，仿佛当年的“佳人”今天依然是“佳人”，令许多读者感到莫名其妙。这也算是开中国百年来少有之奇局。不知治当代中国文学史者将如何解此奇局？

2001年12月

[后记]最近读周海婴先生《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关于周作人还想补充说几句。记得何满子曾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过：周作人做汉奸，不是日寇占领北平后才一时突然堕落的，实际上早在此前就已跨出了做汉奸的脚步。初时不明白，读了周海婴书后方知此言不虚。例子之一就是该书第80页所记的一件事：“九一八事变以后，局势稍有波动，信子（按：周作人的日本老婆）就把八道湾门上的‘周宅’门牌子摘下，换上‘羽太寓’的门牌，甚至于挂上日本的国旗，表示这是日本人的住宅，而周作人却安然自得。”此事充分说明在还未具有卖国贼身份的时候，在周作人这位“数得上的文学之士”的身上，就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双重人格、双重国格来。尤其是下面这件令人心惊的事说明周作人为了死心塌地做汉奸，连对自己亲侄子的“死谏”也竟是出奇的冷酷无情。为省事起见，我就将周海婴书上关于此事的原文抄录如下：“建人叔叔在北平的幼子叫周丰三，和母亲芳子一道寄居在八道湾。他平时学习很好，虽还是个中学生，却关心国家安危，有正义感。由于生活在周作人的家庭环境内，使他能日常耳闻目睹这位二伯的所作所为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心里很不赞成，因此他与这个家庭的气氛总是格格不入。在周作人附逆越来越明显时，丰三多次劝说，请他悬崖勒马，不能投向日本侵略者，不要去当‘华北行署’的大官。周作人丝毫听不进去。那时丰三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眼看劝说无效，自己在这个家庭里又孤立无援，为此而郁郁不乐。这是周作人儿子周丰一对人说的。丰三最后竟想到以死相谏，白白地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写到这里，我不禁有点不平，有点悲哀。像丰三这样一位正义爱国的热血青年，那些叙述周氏兄弟身世的著作里竟然都没有顺笔一提。《周建人评传》里也没有，那些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恕我看到的很少）里也不曾提到。而对于他，我以为万万不应该遗漏的。因为丰三壮烈的死，岂不正可以反衬周作人是何等死心塌地的卖身事敌？”抄完这段声泪俱下的文字，我想我也可以搁笔了。

（2002年1月）

2002年第3期 张爱萍将军澄清一则关于红军的谣传　作者：喻权域

2001年10月，我奉命参加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代表团出访欧洲，走了四个国家。我在芬兰、德国等地，发现二战历史和战后欧洲历史被歪曲得很厉害，一切都是“共产党不对”。我联想起在国内，也有一些诽谤、诬蔑共产党和红军的谣传，长期未能得到澄清。如关于“红军长征到贵州茅台时，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这个影响恶劣、传播甚广的谣言，解放几十年来从未有人公开予以澄清。我想我们这一代人活着时不澄清这些谣言，将来会像今日欧洲那样，把谣言当真事。

从欧洲回国后，我在2001年11月20日给张爱萍将军写了一封信，请他出面澄清这件事，我在信上说：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流传一种说法：红军长征到贵州茅台时，战士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败坏了茅台酒。西方一些学者把这个谣传当真事写进书里，在世界各国传播。

近年，我曾亲见国内一位高级知识分子在大庭广众中说：长征时期的红军官兵没有文化，很粗野，占领了贵州茅台镇，居然在茅台酒厂的酿酒池里洗脏脚。据说，他就是从外国人写的书里读到的。

这类传言对红军的形象有很大损害，任其流传，会贻害子孙后代。

在今日中国，参加过长征，到过贵州茅台镇的老红军已经不多了。所以，我希望您能出来澄清这件事。

我在信上说：这几十年，我每次听到这种谣传，都站出来反驳。我着重讲两点：

（一）酿酒池里并无酒，不可能在酿酒池里洗脏脚。至于酒窖里盛成品酒的酒坛、酒罐，那坛口、罐口很小，人不可能把脚伸进去洗。

（二）把烈酒倒来“洗脚”，是川南、黔北一带的常事。我的老家在四川南部的荣昌县，离赤水河上的茅台镇不远。我们那一带民间有个习惯，走长路脚走痛了，夜里睡觉前倒些烈酒在脚上、腿上，用手使劲搓洗，以减轻疼痛，缓解疲劳，俗称“用烧酒洗脚”。但是我毕竟没去过茅台酒厂，更没有亲见红军过茅台镇的情景，缺乏权威性，因此，恳请您亲自出来澄清此事。

张爱萍将军很快给我回信，说明了事实真相。张将军回信的全文是：

喻权域同志：

你11月20日的来信，收悉。

应你信中要求，在此介绍我曾经历的有关情况。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缓解连续长途行军的疲劳，上级规定，只要条件许可，每到宿营地，我军指战员都要烧热水泡脚，然后用烧酒搓脚板。各级领导对此都很重视。营、连领导还要亲自进行检查。当我红军部队经过茅台镇时，每个连队的炊事班，都用伙食挑子担上茅台酒，以备晚上宿营时供战士搓脚用。

看了你信中关于有人污蔑红军战士在茅台酒池洗脏脚的事，不禁使我联想到，当年我红三军团长征经过川西天全时，我和彭雪枫同志在天全图书馆内发现国民党的《申报》，报上载有红军的苏联顾问李德跳进茅台酒池里洗澡的奇闻。当时这类造谣污蔑令人可气又可笑。

以上供你参考。

张爱萍

2001年11月28日

为了使叙述准确，我把写给张老的信复印，寄给我的老朋友、四川宜宾县红楼梦酒厂厂长阳治国，请他指教。这位办酒厂几十年的酿酒行家，从酒的制作过程说明“酿酒池里洗脏脚”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给我的回信说：

酒是粮食发酵后，经过蒸馏而生产出来的。我们宜宾的红楼梦酒厂、五粮液酒厂以及云、贵、川的其它酒厂，都选用优质的高粱、大米、糯米、玉米、小麦等粮食，按一定比例和标准混合，粉碎后，与一定比例的母糟和糠壳充分拌匀，加入适量水润粮，入甑去蒸。蒸熟后，起甑，放在摊场上摊凉至适宜温度，加入适量的药，充分拌匀，然后装入窖池，用窖泥密封好，使原料在窖中充分糖化、发酵，产生酒分子。把发酵后的酒糟装入甑里蒸馏，酒糟里的酒分子变成气体，经过‘过汽筒’（俗称‘烟杆’），进入冷馏器（冷馏器放在冷馏缸里，冷馏缸里需装满冷水）冷却，转化成液态酒，流入酒坛。由于气体酒的温度很高，过汽筒很烫，冷馏缸里的冷水会很快变成热水，不能起冷却作用，所以要不断地往冷馏缸里加冷水，排除热水。排出的热水可以用来洗脚、洗澡。

那些造谣、传谣、信谣的人太缺乏常识了。酒是挥发物，谁会把酒装在酿酒池（发酵池）里让它白白挥发掉呢？发酵池里只有酒糟、粮食和少许黄水，怎么可能在发酵池里洗脚呢？这纯属无稽之谈！

这类谣传对我们的红军战士形象损害很大，完全是造谣中伤，希望通过传媒尽快澄清这种谣传，给我们红军战士正名，还我们红军战士一个清白。

（作者是全国政协委员及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

（责任编辑 林 耀）

2002年第3期 如果1958年有舆论监督……　作者：冯东书

“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

——摘自1948年10月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刘少奇五十多年前的这段话讲得何等的好啊！他讲的记者应到群众中去考察党的政策和政策执行的情况。我们如能照他讲的去做，我们的工作会做不好吗？我们的新闻事业会不兴旺吗？这当然不是记者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明之处，而是因为记者经常在基层群众中跑来跑去，能看到群众在干什么？干得怎么样？能听到群众在讲什么？有什么看法？因而能知道一些实际生活中的事。

朱镕基总理1999年初到中央电视台视察，表示欢迎舆论监督，他指着自己说，其中包括对他。

这使我回想起1958年的“大跃进”。那时候如果有舆论监督，下面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意见能及时反映出来，那种发疯似的瞎指挥、高指标、共产风、浮夸风、高征购（对农产品），及用强制“自愿”的办法一阵风地在农村统统办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以致后来造成全国性的经济危机（即“三年困难时期”）还会出现吗？还会饿死那么多人吗？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等还会就“大跃进”、农村人民公社中的严重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惹得毛泽东大动肝火，以致在“反右倾”运动中又整了上百万名干部吗？

农业生产放卫星：“亩产13万斤水稻，亩产113万斤红薯”。记者在基层采访知道实情，但是不敢说真话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回过头去总结一下过去的教训，会使我们今后走得更好。学费不能白交呀！

从1957年末到1958年末，我都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乡（1958年8月成为刘胡兰公社）的农村劳动锻炼。1958年春天，乡里任命我担任驻村工作组组长。这时“大跃进”开始了，第一件压到我头上的事是上面要求全村当年的耕地每亩施农家肥200担。我所在的索家堡村，人少地多，每人平均7亩盐碱地，过去一亩只能施十来担农家肥，马上就要春耕播种了，哪里去一下变出那么多农家肥来？这件事，反正没有一个村能完成，我就和村干部研究，糊弄过去了。马上第二件事又压了下来。有一天傍晚，乡里来了通知，“三天消灭麻雀。”麻雀是会飞的，在那么空旷的农村，又没有任何先进技术，农民白天还要下地劳动，三天就要消灭它们，这个决定也太浪漫主义了。但我知道这个主意反对不得，它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毛在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麻雀的罪名是浪费粮食，当时中国粮食紧张。我当然知道三天根本不可能消灭麻雀，三年也不行，中国消灭了，洋麻雀还会飞进来。我的办法是动员全村的小学生晚上去掏麻雀窝，交给我们以后，我们几个人学习朱元璋烧叫化子鸡的办法，在火上烤了来吃，改善我们三月不知肉味的生活。这段公案，一直到1960年，毛泽东发话：“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原因是科学家提出来了，麻雀主要还是吃害虫，功大于过。

我在下面掺和“大跃进”的事，这就没完没了啦！

1958年“大跃进”时的新闻报道满篇昏话，对那时的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的。但是，农村干部和农民这些在第一线实践的人头脑也都发热了吗？他们不知道一亩地小麦突然会从过去的亩产三四百斤一下子冒到亩产五千斤是假的吗？不知道一亩田能打13万斤水稻、一亩地产113万斤红薯是假的吗？不知道一株芝麻产21斤芝麻籽是假的吗？农村干部、普通农民天天在那里做农活，他们当然知道那都是假得没边儿的事。113万斤红薯在一亩平地上堆起来要有一米厚哇！在全国人民大炼钢铁运动中，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的头脑也会发热到相信没有一点冶金常识的农民会一夜之间变成炼钢铁的能手吗？他们当然知道广西一个县的农民突然一天炼出20万吨铁是假的。那时那么多记者难道没有一个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吗？那时的记者相当深入，采访时实行“三同”，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什么实际情况都没有看到吗？什么群众意见都没有听到吗？当然不是。就算他们什么实际情况都没有看见，难道全国就没有一个胆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向新闻单位写反映实际情况的读者来信吗？山西长治县小宋村的党支部书记李有成，为反对瞎指挥风曾向长治市委书记掼过乌纱帽，说：“你们非要这样干，我这个支部书记不当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新闻单位用过这种稿子呢？

实际上，下面的实际情况要瞒过当地的记者，是做不到的。新华社南方一些分社的记者对我讲过，南方的水稻高产“卫星”是用“并秧”的办法搞出来的，即在稻子将要完全成熟时，把许多亩的稻禾密密地并到一亩地里去，算那一亩地的产量。我们的农村记者也是有一点农业知识的。1958年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和《山西日报》的记者、编辑一共20人，到山西文水县云周西乡劳动锻炼。8月，公社书记带上我们几个人到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遂平县（当时属于信阳地区）岈山人民公社学习怎么办公社。那时，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几千人响应毛泽东“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到那里参观学习。到达的当天，我和公社书记两个人单独去看当地的稻田，稻田里都插着高产指标的牌子，最低的也写着亩产两万斤，高的要达四万斤。我看了一下稻禾的长势、密度，悄悄对我们书记说：“这种稻子在我们江苏老家，也就只能打四百斤。”我们这位书记就是我们劳动锻炼的大队长，是《山西日报》农村新闻编辑部主任，他对农业上的事当然不是外行。他看了看周围，对我说：“不要说了。”他没有批评我。（后来那里爆发了全国有名的“信阳事件”，饿死几十万人）从那里回来，他这个公社书记也不能不紧跟形势，不情愿也得跟。他让我和其他4位《山西日报》的记者、编辑一行5人到先进的贯家堡村去搞一个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点将要我当“万斤工作队”的队长。我们来到贯家堡村开会研究这件事，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我这个“万斤工作队”队长说：“别紧张，这个村的领导班子很强，我们不要去指手画脚，万斤是不可能的，我们能搞到2000斤，就算不错了。”实际上，2000斤也达不到，1000斤都达不到。不知怎么回事，我们那位公社书记兼劳动锻炼大队长知道了我的这番话，他后来问我：“你没有信心，为什么接受任务？”实际上，我是既没有接受任务，也没有不接受，只是没作声，这是当时下面干部对付上面压高产指标的普遍做法。我们这位记者编辑头头无可奈何。他也是对上面交个差，布置下去就算了，反正谁也做不到。他不再查问我们干不干，我们也就什么事都没做。

农民大炼钢铁毁掉了大量森林和矿产资源，炼出来的却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渣子。但记者也不敢说真话

大炼钢铁更是可笑。当时全国有七八千万农村青壮劳动力上山大炼钢铁（1957年全国人口为六亿四千六百万）。新华社有一位记者对我说，他们去广西采访，有的县把炼铁的原料灌在国民党军队丢下的碉堡里，下面点上一把火，这就向上报告说炼出了多少吨铁来。我后来也上山当了“刘胡兰公社钢铁兵团”的炼钢参谋，我们“兵团”一万五千人开进交城县的大山里，到了一个叫西冶川的地方。全兵团中一个知道如何炼铁的人也没有，我拿着两本介绍土法炼铁的杂志，反复看，不得要领。全国都在放钢铁“卫星”了，我们也马上垒土高炉和传统的坩埚炉，风风火火地点起火来。火刚点着，领导没等任何一炉炼出结果，马上让我向上报告我们的产量。当时全兵团分三个点在炼铁，有一个点离总部有40里，要翻过几座大山，已是下午5点了，又没有汽车，也打不通电话，怎么办呢？兵团领导说，外面两个点就各算50炉吧。这样就报上去我们兵团日产铁200吨。我们还好，不敢说自己炼出了真正的生铁，报的是炼出了“毛铁”200吨，实际上是一堆渣子。真是作孽，白白烧了无数焦炭，浪费了大量矿石，砍了大片的树林，还因为把壮劳力弄上了山，秋收没搞好，浪费了许多应该到手的粮食。

当时山西有一个地方，上报他们土洋结合，钢的日产量超过了山西太原钢铁厂（即现在的太原钢铁公司）的日产量，有人就拿上报纸去将太钢的军，太钢工人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好像现代化突然没用了。

说了真话就会“犯错误”，就会挨批斗，或者被戴上各种各样的“帽子”

“大跃进”开始阶段，我和我们一起下去劳动锻炼的同志们头脑也发过热，但一到实际中，一到群众中，一亲自实践，就热不起来了。当时为什么没有人把下面的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上登一登呢？我们的公社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不知道？但他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那一年山西省为了实现领导干部革命化，抽了一批厅级干部下去当县委书记。文水县的县委书记就是《山西日报》的总编辑挂职下去的，县委副书记也是《山西日报》的一名编委，县委办公室的主任是《山西日报》农村新闻编辑部的副主任。加上我们这一伙劳动锻炼的人，是一支20多人的从省报总编辑到记者、编辑的大新闻队伍。还有那么多干了几十年革命的厅级干部，怎么就没有人出来写写下面的错误呢？实际上，谁写了，报纸上、广播上和内部刊物上都是不会用的，写也白写。为什么呢？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1957年反右派的“伟大成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家都灵得不敢说真话了。我们这个劳动锻炼大队，虽没有一个戴帽子的右派分子，但除了我们的公社书记、劳动锻炼大队长外，其他人都有点问题，或因讲过正确而被认为是“错误”的话，或写过什么不合口径的文章。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两名记者还受了处分。1978年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分社党支部把当时处分我的材料退给了我，并写上“看来你当时的意见是对的”。1957年因为这样“犯正确”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为阶级敌人的知识分子干部有几十万，像我这样没戴帽子的更多。这么个样子，我们谁还敢写？那些下去当县委书记的老干部，他们更知道连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副总理都因为反对冒进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还敢唱反调吗？“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他们炼出来了什么？他们经过实践，明白了事理，为什么不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呢？反右派以后，“舆论一律”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谁敢冒犯？那个时候，报纸上、电台上没完没了地在号召反右倾、鼓干劲、破除保守思想，批判时飞来飞去的帽子不少，有“促退派”、“保守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等等。山西有的老县委书记因为讲了实话，马上在电话会议上被撤了职（后来平反）。挨批判的人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叫李拴虎，是个公社书记，战争年代打过游击，是老武工队员。他在山上当炼钢总指挥，辛苦得很，日夜带头在炉子边炼铁，但就是炼不出来。我问他怎么办？他有点泄气，说：“反正是个炼吧！”后来，他实在没信心了，不知对谁说了一句：“要是吃一堆屎能顶了炼钢铁，我就宁可吃一堆屎。”这是气话，有人把他的话汇报上去了。被县里抓成了坏典型，县里开干部会，大会小会批判他对抗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大跃进”。

破坏了说真话的环境，社会必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如1959年以后三年困难时期的出现，就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刘少奇后来说得对，造成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因为这么一种不正常的政治环境，报假数字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且价码越报越高。1958年秋天刘胡兰公社搞深翻土地大会战，青壮年劳力都上山炼钢铁去了，村里剩下老头老太太，一天翻不了多少地。大会战第一天，我们冒报了第一天深翻土地300亩。过了一阵儿，上面来电话说：“已经给你们报了，3000亩。”我们都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我那时是青年，用铁锹使足劲一天也只能翻三分地，小脚老太太怎么就能翻一亩地呢？这搞的是“政治统计学”，谁相信谁倒霉。

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动机是好的。中国被世界列强欺压的时间太长了，每个中国人都想让国家快快强大起来。但是正如刘少奇说的：“我们坐在这里（指党中央），危险得很哩，搞错了没有？”特别是执政者做全国性的大事，哪一点想不到都会出大错，因此舆论监督实在是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有了舆论监督，实践中的问题才能及时反映出来，领导人心中有数，才能及时纠正不对的地方。不然像“大跃进”那样，看上去搞得轰轰烈烈，表面上好得不得了，实际上却是“大跃退”，是一场大失败、大灾难。代价太沉重了，以致成为毛泽东的一块大心病，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1959年对这件事一提意见，他就控制不住发了大火，给自己造成了另一场“反右倾”斗争的大错误。

那个时候有一个从上面来的说法：对“大跃进”指出缺点问题，就是给热气冲天的群众泼凉水。从我在下面呆了整整一年的实际经历来看，不是这样。正好相反，倒是群众实在想给党中央领导人泼点凉水。下面人老问我们这些记者：“毛主席知不知道下面这些情况？”他们实在想让中央领导清醒清醒。

说实在话，真正要搞好舆论监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那要有很高的觉悟，“闻过则喜”的道理谁都会说，但真正内心愿意接受别人对自己的监督和批评，那就不一定了，特别是掌权以后。另外，下面来的情况有时也不都那么准确，反映意见时语言上也不会都那么客气，对此被监督者要有雅量，要努力去造成一种让人愿意讲实话的宽松环境，或者说要造成一种让人不怕讲错话的环境，人们的心才能宽松下来。如果还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搞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搞有权就有理，抓住人家一句半句不合自己胃口的话就抓辫子、打棍子，给人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要人家讲话句句正确，看上去有理，实际上还是最后不要人家讲话，这是在给自己制造错误。

（作者系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求 实）

2002年第3期 从彷徨到踏上不归路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1935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节制陕、甘、宁、青四省军政事宜。总部设在西安。

其实，张学良在这年的9月中旬，就到了西安，而在到西安之前，他又早已与西安的军方和地方人士联系上了。张学良这样做，并不表明他对这项任命有迫切的心情，而是为如何在西北站稳脚跟作通盘考虑。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的时候，杨虎城也在陕西苦心经营着自己的地盘，多年来，已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这次，张学良将自己的13万东北军移居西北，而且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的杨虎城也归他节制，难免会要背上反客为主、抢夺地盘的嫌疑。在陕西的历史上，曾有多次客军入陕，但最终都曾引起地方人士的疑惧和军方的误会，甚至产生过主、客双方大打出手的现象。

以张学良当时的心态而言，说他到西北来就想和红军联合抗日，显然与史实不合，但是，说他到西北来是为了抢夺地盘，当然也不符合他的初衷。他挥师西北的目的，从他对开赴西北的东北军将士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说：“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挥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那时候，我们该多么愉快，多么光荣呢！”此时，张学良虽然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调子，但在内心深处显然已经否定了非统一不能抗日的主张。公开的讲话中当然要讲这个调子，但他讲话的重点则是抗日，则是鼓励东北军将士复土雪耻。

因为是抱着抗日的心态来到西北，所以，张学良认为，在他上任前，首先就要让陕西的地方人士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明白，他不是来抢夺地盘的，而是愿意与西北军联合，愿意与当地人士和衷共济。为了让杨虎城及陕西地方人士明白他的心态，他让曾在东北任过职的洪宪皇帝袁世凯的驸马、也是他的老朋友杨毓珣出马，先到西北向杨虎城传达自己的意图。

杨毓珣与杨虎城是同姓，因为两人关系很好，彼此又称同宗兄弟，因而十分密切。他到西安见到杨虎城后，将张学良的意图悉数转告。杨虎城也是具有爱国热情的将军，1933年，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热河省、华北危急、平津危急时，他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大批弹药。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当局拒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一直是反对的。因此，他对张学良的处境和想法深表赞同。所以，杨毓珣到西安不久，即电告张学良，请他率部入陕。

9月中旬，张学良的专机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都到飞机场迎接。当时在张学良身边担任少校科员的应德田，对张、杨的初次接触观察很细致，在他印象中，张、杨二人相互尊重，杨虎城“对张学良将军很恭敬，也很亲切，每天早上一定来”。在与张学良见完面后，杨甚至还经常到张的随从人员的住处看看，聊几句天，或者问问工作情况。这至少说明，张、杨二人的关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后来两人能联合发动“西安事变”，显然绝非偶然。

就任西北“剿总”后，张学良的心情并不愉快。虽然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备上都优于红军，但在与红军的几次交战中，却屡战屡败。1935年9月，在陕北甘泉的崂山一战，王以哲率领的东北军一一○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毙命。10月，东北军一○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战役中，619团被红军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崂山战役，张学良并没有在意，认为红军的胜利是偶然巧合；而榆林桥战役东北军是以守为攻，高福源又是东北军的骁将，却导致失败的结局，不能不引起张学良的震惊。他事后曾不无困惑地说：“共产党经过两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因为怀有这样的心情，所以，这一年的10月底，张学良在和杨虎城结伴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特意叮嘱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但是，他到南京不久，红军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一○九师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阵亡。

张学良得到消息后，非常震惊：自己曾经有令，部下何以又轻举妄动？他马上中断开会，命何柱国和他一起飞回西安。由于他心情迫切，也不考虑天气情况，所以，一路在云雾之中盲目飞行，后因情况危险才在洛阳降落，翌日改乘火车到西安。“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责。”

返回南京后，张学良一直心情郁闷。前两次的失败，他曾经向蒋介石请求给予补充装备，并给予两个阵亡的师长各10万元的特别抚恤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是根据蒋介石曾经许诺过的因打红军遭受的损失优先补充的原则，但是，蒋却对此不认账了，不但不给予特恤，反而下令撤销了两个师的番号。

张学良对此极为不满，他牢骚满腹地说道：“我张某人混得不值十万块钱了。”蒋介石的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动，对很重情义的张学良来说，显然是个很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在1990年5月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还十分痛心地说：“我有两个最好的师（一O九、一一O）被打光了，中央不拨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

张学良之所以对这件事印象如此深刻，不仅是重情义——他自己掏钱给阵亡师长发了抚恤金，更重要的是，这一事件的刺激，使他想到了很多：他的愿望是要抗日，但是，在西北的剿共，损失一个师取消一个师的番号，即使打败了红军，自己的实力也差不多要同归于尽，到那时，还有什么力量打回老家去？这时，他自然会清醒地认识到，蒋介石这种“一石两鸟”的策略，最终是将东北军推向覆灭的边缘。

正因为想到这许多，所以，对于直罗镇战役的失败，张学良才心急火燎地急于赶回去处理，甚至不顾危险。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张学良开始正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开始考虑东北军的前途和命运了。

南京会议结束后，张学良并没有立即返回西安，而是以料理私事为由到了上海，并在上海住了三四天。

严格地说，张学良在上海的确是在料理私事——把自己私心的一些想法向老朋友坦诚说出来，让老朋友对他的前程出出主意。他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杜重远。杜重远是吉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创办肇新窑业公司，曾任奉天商务会副会长，并兼任过张学良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与阎宝航、高崇民一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长城抗战失利后，他南下上海，编辑进步刊物《新生》周刊。该刊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发行量很大。后因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日本政府认为侮辱了天皇，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蒋居然按日本人的要求将杜重远逮捕，竟引发了一场“闲话皇帝事件”，结果刊物被查封不说，连主持刊物的杜重远也被关进了监狱。

此时，杜重远虽然刑期还没有结束，但在全国舆论的声援下，蒋介石自知理亏，不久即将杜重远假释出狱，放在了虹桥疗养院。张学良就是在这里与杜相见的。

杜重远也很想见到张学良。早在这一年的10月间，他就曾和高崇民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张学良的来访，自然让他很高兴。为了能敞开心扉地交谈，二人将谈话地点选在了郊外的汽车上。交谈的话题主要是一个，即在目前的情况下，东北军何去何从。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他认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

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发，他表示要慎重、认真地研究关于时局和抗日问题，不辜负众多亲友的期望。但是，他又提出了一个萦绕心中多时的问题：假如我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共产党会不会要他？

杜重远给他作出了肯定的答复：中共的《八一宣言》中已经申明，愿同所有抗日力量结成联合阵线。中共最忠实自己的政治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虽然杜重远的肯定答复让张学良心中欢喜，但是仍没有完全融化掉他心中所存有的疑团，他依然将信将疑。

对于中共能否与自己联合，说实在的，张学良心中是没有把握的，这并不是他心中多疑，而是当时中共的政策使然。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虽然已决定对东北军开展统战工作，但是，对于身为西北“剿总”代总司令的张学良，并没有抱任何幻想。这原因固然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历程不甚了解所致，但更重要的一面是，张自回国后一直处于剿共的前线，从江西跟到陕北，且发表过一系列“忠于领袖”之类的言论，这自然给中共留下了他是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的印象。所以，当时红军的各种宣传品，都毫无例外地把张与蒋视为同类，是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当直罗镇战役红军消灭董英斌一部后，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信中，依然将“卖国贼”的称号送给张学良，对他讽刺之意也溢于言表。信中说：“敝军初到陕西，未遑宁处，聊一还击，即得枪四千余枝，俘虏五千余人，董英斌星夜逃还合水，敝人等近日函董谓，此仅对卖国将领（指张学良——引者）略施警告，劝其及早改图反蒋抗日，警告之不听，则其后患不堪设想。”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共的《八一宣言》中，张学良也被列于仅次于蒋介石的要被打倒的目标。

这种种迹象，自然不能不引起张学良深深的疑虑，但是，杜重远的话毕竟让他看到了光明的一面，所以，他决定先试探一下情况。他在上海找到了爱国将军李杜，他知道李杜准备去苏联，因而向他提出了“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的要求。至此，张学良完全实现了由先剿共后抗日到联共抗日的角色的转换。

中共得知张学良想联共抗日的想法，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是已被俘的东北军619团团长高福源带来的信息。

在张学良眼里，高福源是东北军的骁将。他早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从军，在讲武堂毕业后，因有知识有思想，加之作战勇敢，很受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赏识，因而得以升任团长。他在北大时，恰值五四运动之后，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激进，被俘以后，自然接受了中共抗日御侮的主张，并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劝说张学良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抗日。

当时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彭德怀，虽然对高福源的要求有些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同意他的请求。这样，高福源在1936年1月8日动身赴洛川，不但见到了王以哲，而且见到了张学良。

一周以后，高福源回到了彭德怀的司令部，并且带来了让彭吃惊的消息：不仅王以哲对中共共同抗日的主张深表赞同，即使在中共眼里的“卖国贼”张学良也捎话说：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磋商。彭德怀当即将这一重要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张学良愿意联共抗日的想法这才为中共所知道。

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在与彭德怀协商后，决定派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商谈。

1月16日，李克农在洛川见到了王以哲，18日，张学良电告王以哲，决定在20日来洛川，与李亲自面谈。中共得知后，毛即命令彭德怀解除在甘泉对东北军的包围，以示诚意。20日，彭德怀遵令而行。当天晚上，张学良与李克农便在洛川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其内容从当天晚上李克农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二。李在电报中说，在三个小时的谈判中，张学良说，不仅他同意组成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而且在国民党内赞成这种主张的也不乏其人。如中共确有这样的诚意，他愿为此奔走。但是，对于李克农在谈判中提出的“抗日反蒋”问题，张学良却提出异议，明确表示赞成抗日，但不赞成“反蒋”。

虽然在是否反蒋的这一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但是这毕竟是张学良与中共高级领导人的首次接触，也表明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问题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此后，张学良外出，李克农继续与王以哲进行过几次谈判，虽然所谈内容很多，但王毕竟没有决定权。所以，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听到王以哲的汇报后，决定立即与李克农会谈。4日晚，还是张学良自己驾机飞到洛川，与李克农见面会谈。

这次会谈是十分融洽的。李克农在事后向中央报告说，张学良并未再提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只是一再表示，希望中共领导尽快与他在延安进行会谈，并在西安派常驻代表进行联络。张还特意提出，希望中共能够介绍他的代表到苏联，与苏联政府商谈合作抗日的问题。

双方进一步接近了。于是，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会谈。

在此期间，曾经答应张学良要为他找到中共联系人的李杜，也如约给他找到了。这就是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常驻西安代表的刘鼎。

早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返回国内后，便在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他被捕，进入国民党九江反省院，一年以后得以保释，返回上海继续为党工作。李杜通过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找到了他，他欣然愿意与张学良联系。

3月下旬，张学良得到消息后，即派亲信高参赵毅到上海将刘鼎接往西安。

张学良虽然与刘鼎素不相识，但对他的印象却很好，因此，在随后他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刘鼎也参加了会谈。张学良表露了希望刘鼎成为中共驻西安代表的愿望。会谈结束后刘鼎随周恩来去了瓦窑堡，得到中共认可后，于4月26日又回到洛川向张学良报到。

在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曾谈到刘鼎的情况，他认为：刘不但和张学良时常见面，和他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并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应德田的回忆是对的，刘鼎在此期间的工作确实是很有成就的。中共中央曾给予高度的肯定。毛泽东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多年以后，张学良在美国曾对人说过，他一见到周恩来，就感觉到很投缘，很显然，他与周恩来的初次见面，对周有很好的印象。

周、张这次会谈是在延安（当时称为肤施）清凉山下的桥儿沟一座天主教堂里举行的，从4月9日晚9时一直持续到凌晨3时。会谈一开始，从下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尽管周、张是第一次见面，但双方都希望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周恩来一见张学良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张学良：“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

周恩来很奇怪地问张：“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

张学良毫不掩饰地回答说：“我原来抽大烟、扎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劝告，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我和你是同师。”

因为有“同师”的缘分，显然双方不必有什么忌讳。因此，在会谈中双方确实是畅所欲言，开诚布公的。

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事后周恩来有长篇报告给中央。杨奎松在《张学良的“不归路”》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

据周恩来说，他在会谈中所谈的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东征，以及派代表赴苏和保证互不侵犯、和平通商等几个问题。周恩来还特别对张学良解释了实行抗日反蒋的必要性，确信日本人压力一大，蒋介石最后必定会走到降日的道路上去。周恩来在报告中说，对于这些问题，张学良基本同意，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剿共与抗日不能并存。他甚至认为：“国民党完了，中国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共产党，一条是法西斯。”他过去是相信法西斯的办法可以救中国的，在国民党里只佩服蒋介石有能力，有民族情绪，相信帮蒋能抗日，但他也不能担保蒋不会降日，因为他清楚蒋介石周围亲日派太多，下不了抗日的决心，十分动摇与矛盾。所以他也在做两手准备，一面拥蒋抗日，一面也做另立局面的准备。当然，要他现在反蒋做不到。他保证，一旦蒋降日，他定离开蒋。

在张学良提出的“抗日不反蒋”的问题上，周恩来的回答是慎重的。他认为这是会谈的关键问题。他说：“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回去报告中央后，认真考虑再做答复。”

前面曾经提到，在李克农与张学良的谈判中，张学良一直对中共坚持“抗日反蒋”的方针持保留意见。这一次，他对周恩来的慎重回答感到满意，他认为，周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反驳他，显然认为他的意见可以接受。虽然他也认为做到抗日不反蒋也不容易，但还是充满了信心：“蒋介石是处在歧路上，他错在‘攘外必先安内’，把这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做到这一点不容易，要做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周恩来向中央反映了张学良的意见后，显然促进了中央由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决策的转变。当时，中央的考虑显然是，如果反蒋抗日的口号连张学良这样热心抗日的人都不能接受，其他人接受起来就更难了。因此，在中央发布的一系列的通电（如5月5日的东征回师通电）和指示（9月1日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已不再提反蒋抗日的口号了。

如果说周、张的会谈为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打下思想基础的话，中共中央的这一战略决策的转变，显然将与张学良的合作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会谈后，张学良就开始了对红军的接济。在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以后，在军需账目上，人们看到张学良给红军的款项达76万元之巨，这其中还包括张学良赠送的私款2万元光洋。

尽管中共中央接受张学良联蒋抗日的主张，但在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张学良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竟然提出了反蒋抗日的要求，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共的请求。对于张学良的这一转变，在前引的杨奎松文中，作者根据档案材料，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在与周的谈话中，虽然张学良许诺：如果蒋介石投降日本，他就要“自成局面”，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认为蒋不会投降日本，会和苏联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因而才有他愿与中共内外夹攻“逼蒋抗日”的话。

但是，在会谈结束后，张学良对蒋介石就很有些失望了。这失望的原因，杨奎松认为主要是张对南京政府采取的对苏政策的转变。

这年的3月底，苏联与外蒙古签订了互助条约。那时，外蒙古至少在形式上仍属中国领土，所以南京政府认为，苏联这一举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4月7日和11日，南京政府外交部接连向苏联政府提交抗议照会，随后又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苏蒙协定的合法性。这样，苏联方面很快就中止了与南京政府的外交谈判。

在张学良与周恩来的会谈中，他非常关注的是苏联对抗日的态度，并提出由中共牵线与苏联合作的问题。现在，看到南京政府的行为，张学良认为，“如果蒋介石抗日，如果莫斯科重视与蒋介石的关系”，杨奎松论述说，“那么，他张学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帮蒋抗日’。然而，现在蒋介石不惜得罪俄国人，不管蒋介石怎么打算，苏联方面决不会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了。面对这一形势的变化，一心希望得到苏联承认和支持来发动抗日的张学良，没有理由不感到振奋。”换句话说，蒋与苏联关系的恶化，促使张学良开始下定了反蒋的决心。

4月26日，刘鼎带着周恩来的信回到洛川向张学良报到。周在信中开头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周在信中劝告张学良，要他当机立断，做抗日反蒋的准备。信称：蒋介石受日本挟持，屈服难免，“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

这次周恩来的信，确实中了张学良的心思，他认为现在蒋已与苏断了关系，要抗日只有反蒋，所以他不再犹豫了。他告诉刘鼎，他已经准备对付“大老板”蒋介石的秘密行动计划。他的计划是，对内加紧训练干部，对外向杨虎城、阎锡山、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宣传爱国抗日，时机成熟时即揭旗抗日；如蒋介石不干，则预备着和蒋介石“打一架”，拉出东北军，以西安至兰州公路两侧地区为根据地，自成局面。当然，为准备充分起见，目前还要装得老实些。

中共中央对张学良决心反蒋的举动当然表示欢迎。5月12日晚，张学良再度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会谈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就东北军和红军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具体计划进行了磋商。随后，无论是中共方面还是张学良方面，都为这个计划做准备。在此期间，张学良并向刘鼎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虽然后来局势的变化，不但使东北军和红军的大联合计划搁浅，而且张学良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也因为共产国际的反对而没有下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张学良的确是铁了心要联共抗日了，至于是反蒋还是联蒋，只是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所采取的手段而已。总之，正像杨奎松所分析的，“到了这个份儿上，爆发西安事变似乎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东北军和红军大联合计划的搁浅，既有国际方面的因素，也有国内方面的因素。从国际上来说，苏联不同意公开组织反蒋的西北联合政府，而主张直接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争取其抗战；从国内方面来讲，曾经令中共中央感到时机成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两广”以抗日为旗号发动的反蒋运动。但是，两广事件也很快得以平息，中共也意识到发动西北大联合的计划尚欠火候。这样，中共中央的决策随之改为张学良最初与中共商谈的方案：即联蒋抗日。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当即要刘鼎转告中共中央，他愿意作为特使，对蒋介石进行劝谏，迫使他接受国共联合抗日的计划。

此后，张学良确实为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最高决策人物共赴国难而积极奔走。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至少有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易受骗。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坚持劝蒋抗日，他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两人总是谈不拢，时常冲突。

而在当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也当然与张学良站在一起。中共对杨虎城的统战工作在1935年冬就开始了。

就在杨虎城与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杨虎城也在处理着自己的“私事”——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向他介绍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与杨虎城商谈。所以，尽管中共与杨虎城接触不像与张学良那样频繁，但是，杨在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这一点上，早已与中共有了默契。当然，由于中共与张、杨都是单线联系，所以，二人志同道合，但仍是各怀心事。但是，联合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基础已经早已奠定了。

在张学良与中共秘密接触的过程中，身边也聚集了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像刘澜波、高崇民、宋黎等人，这些人对于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自然也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包括与中共的秘密接触这一切都是极为机密的，但是，蒋介石安插在他身边的特务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特务们把这些情况上报蒋介石，而蒋介石为了表示对张学良很信任的诚意，竟把信转给张学良来处理。从下面所引的他给东北军参谋长晏道刚（系蒋派来的人）的信中，可以窥览特务监视之严密：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对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往来，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张学良这样的解释，自然是有点推脱责任。蒋介石此时还不会太认真，因而此事也就放下来了。但是，在西安的省党部特务们却在忠实地执行自己的职责。在8月底就开始公然动手逮捕张身边的进步人士了。

省党部秘密逮捕的人是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时润。

张学良将军听到宋黎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宋黎回忆说：“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立即与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联系，要求即时放人；另一方面，命令副官长兼一○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黎回忆说：“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斩后奏’，第二天，他给蒋介石发急电，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蒋介石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便从广州给邵力子发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无暇对付西北。为了缓和矛盾稳住张学良，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一场轩然大波暂告平息。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赶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后，他这个总司令第一次来到这里。不仅如此，随同蒋而来的，还有国民党的大批中枢要员。这一切都显示出蒋介石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剿共”不力的决心。

张学良是个言出必践的人，他既向中共许诺，劝谏蒋介石一致抗日后，确实如前引刘鼎所回忆的那样，尽自己的能力不遗余力。

在蒋介石来西安之前，他就在给蒋的一封电报中痛切陈辞，作了诚恳的规劝。电报中说：“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否则民气不伸，骚动终恐难免。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良年来拥护统一，服从领袖，人纵有所不谅，我亦矢志不渝，固为分数当然，情不自已，亦以深仇未复，隐痛日甚，愧对逝者，愧对国人。所日夜隐忍希冀者，惟在举国一致之抗日耳。”当然，蒋介石并不为所动。

蒋介石此番来西安，张学良明白，蒋来的意图很明显，就是来逼迫他与杨虎城进行“剿共”的。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甚至把蒋来西安看成是进谏的好机会。在陪侍蒋介石左右的时间里，张学良曾多次对蒋表明心迹。他对蒋说：“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了让蒋明白东北军将士的此时心态，他甚至对蒋说：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看法，而是全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希望，也是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

杨虎城也不失时机地向蒋表露了同样的想法。与张学良相比，杨虎城的谏言相对温和，他向蒋提到“部队抗日情绪高，剿共士气低，值得忧虑”的问题，实际上是在向蒋表明，即使他个人服从蒋的主张，也无济于事。

于是，蒋介石决定亲自说服东北军、西北军的将领们。10月27日，蒋介石来到西安郊区的王曲军官训练团作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调：“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是心腹之病，外敌是皮肤之疾，内患危害大于外敌……内外不分，不积极剿共而主张抗日的人，一定要危害国家，成为不忠不孝之人，国家有法纪，一定要予以制裁。”这实际是向中、高级军官发出的继续大举“剿共”的动员令，也是对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中、高级军官所作的虚张声势的威胁。

蒋的讲话自然引起了受训将士的气愤。张学良明白将士们的心情，担心发生意外，因而在当晚“即召集在王曲受训的主要领导人和队长讲话，加以安慰，张说：‘大家要明白，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要安下心来，要知道我们今天是孤臣孽子，谁叫我们不争气把家乡丢了呢？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经过张的安抚，大家的情绪才安定下来。”

10月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到洛阳去。此行是以避寿为名，实际上是感到东北军、西北军对“剿共”的不力而调兵遣将去的。在洛阳的一个多月间，蒋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准备开赴西北；他并下令扩建西安、兰州的机场，以供100架轰炸机起落。与此同时，蒋下令逮捕了爱国的“七君子”。如此周密的布置和对“七君子”的逮捕，使人们感觉到，西北战云密布，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就要爆发了。

张学良依然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以为蒋祝寿的名义来到了洛阳。为了能够说服蒋，他拉上阎锡山一起见蒋，劝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痛心疾首地说：“八年来追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意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蒋介石拒不接受，冷冷地说：“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

为蒋介石祝寿后，心情苦闷的张学良返回西安，连日来郁郁寡欢。他意识到，对蒋的苦谏已经无济于事了，必须采取其他手段了。但是，张学良还是不死心。11月下旬，他在联络红军和十七路军筹组西北抗日联军的同时，又提笔给蒋介石写下了《请缨抗敌书》：

委员长钧鉴：

叩别以来，瞬将一月。比闻委座亲赴晋鲁，指示一切，伏想贤劳，极为钦佩。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为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今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荷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企祷之至！

张学良 敬叩

11月27日

这份请战书，其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但是，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当张学良派专机送给蒋后，12月2日，蒋介石的反应送达西安。《请缨抗敌书》的信头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6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

张学良失望、怨愤的心情自然是难以言表。第二天，张学良独自驾机，飞到了洛阳。他决心做到仁尽义至，再次向蒋面陈抗日的要求，并要求释放“七君子”。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争吵中，张学良甚至忘记了对这位委员长的起码尊重，而委员长呢，也再也端不起领袖的架子。从下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这几乎与坊间的争论相同：

张学良：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何区别？

蒋介石：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这样对我讲话。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请委员长亲自去说服大家好了。

至此，张学良与蒋介石的政治冲突，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12月4日晚九时许，蒋介石乘专车再度来到了西安。这本来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他与张学良的一番争吵，已经使他对东北军和张学良放心不下了。他以为，他二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他的中央军也纷纷西移，真是浩浩荡荡，声势显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然，其目的是，威胁一下东北军将士。

但是，蒋介石过于自信了。

张学良是先行前往洛阳迎接的，这时同车到达。杨虎城、邵力子等高级官员亲往临潼车站迎接。这次，蒋介石不进西安城了，而是将驻地选在了郦山脚下华清池。说是为了安静，但其实是感觉到东北军已经涌动着不安全的因素了。

这次，蒋介石已不再与张学良来讨价还价，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围剿陕北红军的作战计划，并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告诉张、杨，如不听从，东北军调福建沿海，十七路军去安徽！

接下来的几天内，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来到西安，中央军也向陕西推进，并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置于被分割和被监视的境地。霎时间，西安成了整个中国的中心，一场围剿红军的战争已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张学良忧心如焚，虽然局面已经如此严重，但他还是抱着一线希望。12月7日下午，他又一次只身来到了华清池，对蒋做最后一次努力。

但是，蒋介石态度仍然僵硬，没有丝毫松动的余地。张学良自己披肝沥胆，多次真诚相劝，他竟无动于衷，此时的情绪已不再是愤怒了，而是有一腔热血却遭冷遇的委屈。他不禁声泪俱下地说：委员长，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国难之后，各方怨谤，集于学良一身，惟有委员长能够体察保全我。学良向来以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民族的事业，纵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委员长对我的厚待。言至此，张学良已涕泪俱下，泣不成声。他定了定神，接着说道：可是，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对外。学良已数日寝食不安。思考多次，以为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否则，将成为千古罪人！

尽管张学良已是在“哭谏”，但蒋的态度丝毫未变，最后他竟拍着桌子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彻底绝望，在他离开蒋介石房门时，听到门“咚”的一声合上了。张学良也不免心头一震。这一刹那间，似乎兵谏已成为苦谏、哭谏之后的惟一选择了。

但是，张学良还是决心未定。他直奔杨虎城的公馆，请求杨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再去劝一次蒋介石。杨虎城答应了，虽然他认为根本不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天，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得到的消息，仍是深深的失望。但同时，张学良也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到现在为止，他已对蒋介石仁尽义至了，他可以不带任何私情和愧疚了。因此，在接下来决定兵谏的事情时，他是那样冷静，那样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杨虎城给予了全力的支持：就凭你一句话了，副司令。十七路军将士与你休戚与共，听你指挥，决不退缩！

张学良一直到深夜，才离开了杨公馆。在这个时间内，在杨公馆的密室里，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石破天惊的计划，秘密产生了。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3期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作者：袁伟时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无论成功的亮点和负面的教训都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1903年的《苏报》案，章士钊一举成名，也令他日后为当年的幼稚脸红。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同年5月27日便受聘主持《苏报》，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简单地说，就是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直接的诱因是什么？

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1903年以后追求君主立宪、稳健改革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拳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抉择，对此毫无影响。如果民间政治势力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审时度势，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国家和人民都将深受其惠。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完全出人意表。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言论的基本线索，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这么冷静的反思，他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

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谩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异以存同则退。”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后，国民党和孙中山接连采取两大步骤，把政党政治彻底置诸脑后。一是诉诸武力，进行“二次革命”，用军事斗争取代政治和法律斗争。二是在中华革命党党章中规定的未来政治模式，不给其他党派任何活动空间；甚至规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有占人口总数不到0.1%的党员享有公民权，剥夺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面对这些错误措施，章士钊再一次重申：不能自认为正确就可以为所欲为，必须回归调和立国的正轨，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

法治与公民自由的保障

这一时期章士钊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

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立即成为抨击这一恶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员。他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哪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法学名家的论述和申说自己的意见后，他写道：“以是理由，本报（《民立报》）对于内务部之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

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民国元年六七月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理由为那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怀的财产。章士钊立即撰文，指出该会判断有误，这个公司确是由股东会负责的商人资产。此外，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财产不均之苦，果何若欧美？……以人道言，自应鼓吹社会主义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计家未敢放胆此言者，则实鉴于近世生产之发达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办实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不可得矣！”当时，私有财产总的说来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钊却如此警觉，历经近9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不能不佩服章氏见微知著的卓识。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

1.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庭呈请出庭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庭不得不诺，不诺，则予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庭状者乃法庭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庭，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

2.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庭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庭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这是他毕生坚持的基本信念。

20世纪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工商业；如此等等。可是，他维护公民自由的初衷未变。

为了法治和保障公民的自由，章士钊还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治和法律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章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文化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

这些理应博得人们应有的赞许和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他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

寻求中国特点时的迷误

进入20世纪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借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

2.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农村图景：

“……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

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教育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演讲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近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世纪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此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环境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凸显；寻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传播；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那么，能否据此断定章氏的农国论是现代性的体现呢？看看他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情况就清楚了。

在经济层面，他所勾画的农国，由村、县、省到全国，层层“自给”，“知足戒争”，“概由公共管理”，“以村为单位”，甚至货币也由各村发行！这样的“单位”体制，等于强迫各个公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员处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却与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层面，他认为中国只能“以农立国”，什么政党、国会等等全都不合国情，通通应拒诸国门之外。可是，这与他所孜孜以求的坚决保障公民言论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无法调和状态。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结社、立党，进而要民主，要国会，要工商立国……不同派别和随之而来的政党或迟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现代社会的常规听之任之，“农国”云云，立即化为泡影。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漏子，要赶快另谋出路。

第二，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绚丽。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世纪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沉痛悼念王若水同志　作者：江　海

2002年1月8日，一个中国哲学家的心脏在美国波士顿停止了跳动，这个人就是王若水。

若水走了，我很悲痛。自1946年至他去世，55年间，我们交往不曾间断，声气相通，守望相助，可谓莫逆之交。在噩耗传来的这些日子，我多夜不能安眠，一桩桩往事涌上心头。

王若水原名王志云，和我是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同学，他读哲学系，我读政治系。入学时，同住北大三院礼堂大宿舍，都是进步学生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因而结下了亲密的战斗情谊。1947年初，我和若水一同参加党领导的北大进步社团——呐喊社，更加自觉地投入学生运动。1948年5月上旬，若水经我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经过也很有意思。党组织经过一年多的考查，认为他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就由地下党员周简叔同志(现人民大学离休干部)找他谈话，问他有没有参加共产党的要求。若水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但要真正实现这一要求，他还要慎重考虑一下。由于周简叔当晚要离开北大去解放区，于是就和若水约定，如果他下定决心，可在北大北楼地下室呐喊社墙上贴一箭头作标志，党组织就会派人与他联系。周简叔走后，党组织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看到他贴出标志后，我十分高兴，便派王诚同志(现天津市委党校离休干部)与他联系。不久我在北大灰楼的一间女生宿舍里秘密为他举行入党宣誓，从此王若水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由我单线联系。若水后来告诉我，周简叔跟他谈入党问题后，他在景山呆了一整天，反复思考，连中饭都没吃，最后才决心正式提出要求入党，足见其严肃郑重。若水入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更高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性也更高了，可以说，王若水入党意味着他已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若水性格比较内向，平常沉默寡言，但一到讨论或辩论理论问题特别是哲学问题时，就那么振振有词、滔滔不绝，有理有据，因而在同学中他总是显得胜人一筹。

若水在学生运动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支锋利的笔。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时他写的战斗檄文仍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解放前北大沙滩民主广场是北大也是北平学生运动的活动中心，在某些时候也是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这里壁报林立，成百的壁报贴满长达几十米的民主墙，每天都有新的内容展现。看壁报成了北大人每天的“必修课”，校外来看的也络绎不绝，经常人潮涌动，蔚为壮观。壁报的90%以上均为进步社团或个人主办，但是也有极个别壁报为国民党特务分子所办。有一种所谓《独立评论前锋》，它反共、反学运，为国民党反动统治张目，与进步壁报尖锐对立，主要负责人姓金，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去了。这份壁报内容虽然是反动的，版面装饰却颇为显眼。每出一期都有不少人驻足观看，也都有不少揭露批判的文章相继贴在旁边。若水几乎每期都有文章贴在这壁报旁，对这份反动壁报揭露得最彻底、批判得最深刻，因而也最吸引人。

若水不仅在北大校内、而且还在社会舆论界充分发挥他那支笔的战斗作用。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批判“第三条道路”的文章。在中国民主革命进入决战阶段的1948年，国民党当局派人来北平拉拢一些知名教授创办《新路》月刊，鼓吹所谓“第三条道路”，这不过是国民党企图欺骗群众的一种宣传伎俩而已。若水在费青教授主编的《中国建设》上著文批判《新路》上散布的主张“第三条道路”的种种谬论，彻底剖析它的欺骗性。文章旗帜鲜明，论据充分，说理透辟。这是若水在解放战争时期很有分量很有影响的作品，表现了他作为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锐气和见识。

在革命斗争激烈进行的岁月，不但要将批判的武器指向敌对思想和错误政治倾向，而且要注意革命队伍内部的不健康的思想情绪。1948年9月18日，国民党对北平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实行大逮捕，一时形势严峻，人心惶惶，学校的气氛相当紧张。这时，在部分进步同学中产生了消沉、畏缩的情绪。针对这种情绪，若水在呐喊社办的壁报《银河》上用《鞭挞着我们前进》为题著文分析当时形势，说明反动派是色厉内荏，处在穷途末路，现时是黎明前的黑暗，鼓励同学们要振作起来，奋勇前进，迎接新的战斗。文章写得很有气势，像一曲进军的号角吹响在当时北大的民主广场。

建国后，除短期在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外，若水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从编辑当到副总编辑，称得上是老报人了。他对《人民日报》和人民中国的新闻事业的贡献是很大的，是不会抹杀的。但是，他最大的成就还是在学术方面，这些成就在国内知识界可以说是人所共知，在国外也是声名远播。世界著名的美国哈佛大学多次请他去讲学、做研究，并翻译出版了他的三部著作，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不多的。有人说他是中国驰名中外的当代哲学家，也恐非溢美之辞。

若水在学术上的成就，是他几十年来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以及把对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对现实问题的研究紧密结合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进行的。无论是在受“四人帮”迫害的严酷岁月、或是近几年身患癌症、病魔缠身的艰难时刻，他都没有垮下去、放下笔，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病榻上写成的。若水读书很多、涉猎很广，中外古今、文史哲经，他都能博览兼收，当然重点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他有很强的记忆能力、领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但他从来不在做学问上投机取巧。对知识的吸收，总是要细嚼慢咽，反复领会，达到融会贯通。对那些艰深难解的理论观点，他都要仔细查考原著原文，解析疑义，弄懂概念，一定要把握其真谛，决不生吞活剥、囫囵吞枣。为了学好西方古典哲学和马恩原著，他用了很大的功夫学习和掌握英文、德文。他在长沙雅礼中学高中毕业，在那所教会学校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基础，以后又继续学习，英语能力达到四会(讲、听、读、写)的高水平。中年又补学德文，也能通读马恩及黑格尔、费尔巴哈等的原著。他常常将这些著作的中德两种文字对照阅读，从中发现不少中文译误，不止一次著文提出纠正意见。

若水不尚空谈，在哲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术领域，他始终注意将自己的研究与现实生活、现实思想保持密切的联系。而他最大的特点是能抓住重大的问题作深入的思辨，并在理论上求得彻底的解决。当他达到这一境界时，又能用清新流畅的文字深入浅出地表述出来。在他的笔下，一切艰涩费解的理论问题，都会显得那么明白易懂，宛如一泓秋水，清澈见底(他的一个笔名就叫王澈)。在他的论著中经常引用黑格尔、马克思的很深奥的哲学命题，但读者都能通过他的解说而得到心领神会的愉悦。在这方面，从1959年到1962年他参与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哲学大论战中所写的多篇文章，可以说很具有代表性。接着在1963年写的《桌子的哲学》通俗文章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对话的形式，用桌子和桌子的观念孰先孰后来解读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的根本问题，既全面准确、又生动活泼地论述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既划清了与唯心论的界限，又划清了与机械唯物论的界限。来自国内外一些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这一哲学根本问题的回答往往是机械唯物论的，因此若水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反应，引起一场热烈的讨论，推动了群众性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仅《人民日报》当时收到的来稿来信就达1500多件。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赞扬，他也因此被称为“桌子哲学的作者”而名传全国。

若水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执着地坚持真理，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我认为是对人道主义理论的研究，他在这方面是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的。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央组织理论界人士撰写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若水是以周扬为组长的批判人道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若水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理论的专利品，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排斥人道主义，恰恰相反，它的创始人有极其丰富的有关人道主义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样，若水便从批判人道主义转向宣讲人道主义，在80年代后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出了多部论著。

70年代和80年代，若水两次高举反“左”旗帜，表现出为了坚持真理而无所畏惧的大智大勇。这种高贵的精神和品格，为知识界许多正直人士所仰慕。

第一次高举反“左”旗帜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出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批“左”、纠“左”的问题。这是当时扭转“文革”混乱局面的努力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但受到“四人帮”的蛮横破坏和干扰。王若水先是在1972年10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编发了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并配发两篇相关内容的文章，拼成一个整版。龙岩的文章是经若水大加修改的，标题也是他改定的，应该说是一篇切中要害地声讨林彪极左路线的战斗檄文。此文一出立即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有九个省市报纸转载，另有八个报纸也发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四人帮”的舆论工具立即对之大张挞伐。上海《文汇报》首先发难，通过其内参《文汇情况》攻击此文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到了群众头上。并在报纸评论上大唱反调。这样，周恩来的批“左”同“四人帮”的反批“左”形成公开对立。为此，王若水在12月5日直接上书毛泽东，反映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和宣传上的混乱，明确表示不同意“四人帮”的意见，提出批林要批极左思潮的建议。可惜这个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提出要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四人帮”趁机对王若水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12月19日的一次小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王若水进行围攻，给他扣上挑拨中央、转移批林大方向、批群众、立场有问题等政治大帽子，并声称《人民日报》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大加整顿。随后，王若水、胡绩伟和《人民日报》理论部的有关同志都因此受到迫害。面对如此暴虐的政治高压，王若水仍然毫不屈服，沉着应战，义正词严，据理力争，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

第二次高举反“左”旗帜是在1983年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论的时候。那次斗争的情况虽然与第一次不同，但若水受到的压力也是少见的，而他在饱经忧患后积累的斗争胆略和智慧，是更加升华了，这使得争论的另一方并没有成为赢家。关于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他有专著作了详细、切实的回忆，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尽管王若水在理论上取得很大成就，受到海内外普遍赞誉，也不止一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表彰，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从不认为自己一贯正确，从不文过饰非。他多次坦率地指出自己在理论上的缺点错误。大家知道，在“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合二而一”的两次哲学大论战中，他与杨献珍同志对垒，争辩十分激烈。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在哲学战线上》一书，他在序文中写道：“我认为对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的批判是基本上错误的”(我也写过一篇文章，未收入)，但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仍然坚持原来的观点。”50年代后期，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曾写过一篇重头批判文章，也曾得到毛泽东的称许。但他在上述序言中回顾时指出，那场批判胡适运动“也有它某些简单化的倾向，对胡适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特别是对他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没有肯定或肯定不够。这个缺点也表现在我的文章中”。对那篇备受赞扬的《桌子的哲学》，他也公开承认“那篇小文章也有缺点，应该补正。”他在1964年写了《再论桌子的哲学》一文来补正，但当时受到关锋的反对而未能发表，直到1979年才得以问世。前年在一次老朋友聚会上，我再次听到他讲，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写的某些文章的观点，是错误的。“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在这方面若水堪称襟怀坦白、心地光明，具有大学者的风度。

我看若水在治学精神方面很有点像司马迁，他们都是在人生的坎坷经历中“成一家之言”的；不同之处在于司马迁是史学家，若水是哲学家，司马迁自称“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若水治学则“贯中西之学”。司马迁的《史记》在他死后才得问世，而若水的论著早已闻名国内外。司马迁的终生宿愿是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名著，而若水的宿愿，如完成“人”学专著，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周恩来，写作西方哲学史等等，虽然有的已有某些成果，而有的却未能动手。他本来还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谁知晚年身患绝症，终于抑郁而去，把遗憾留在人间。

上善若水，哲人其萎。

安息吧，若水!

人们将永远怀念你。

2002年1月27日写完，2月8日修改定稿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3期 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　作者：周启锐

2001年10月23日凌晨爸爸走了，就这样没打招呼悄悄走了。他走得太匆忙了，完全出乎预料，但却应了他常引用的古人的话：春寒、秋暖、老健、君宠，这四件事是最靠不住的，所谓老健不可恃。更何况他又患有帕金森氏症，虽然2001年9月23日在中日医院的院士体检中，他的各项指标和前一两年查体无大变化。我还暗想他这样维持下去还能有一两年乃至两三年光景。他自己觉得来日无多，有很多事要做，很多话要说，如果能活90岁，要做的事也就告一段落了。

有位叔叔每次来家都跟我说：“你爸爸是‘国宝’，你们要好好保护呀！”我一方面感到责任重大，一定要保护好了；另一方面又想：“国宝”应由国家来保护呀，于是去问我爸爸：“人家说你是‘国宝’了，怎么没看见国家拿你当‘宝’呀？”他脱口而出：“宝个屁”。噢，我明白了，这种“宝”是会变的，一会儿是“宝”，一会儿是“屁”，说变就变，说不行就不行，立即走向反面。

回顾父亲这后半生，真是磕磕绊绊，连滚带爬。1949年后他追随祖父，放弃了“独裁民主两悠悠”的中立立场，由一个典型的旧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后又入中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抱着罪孽深重的“原罪”感，一次次地彻底批判自己的出身、家庭和过去，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终于成了“驯服工具”、北京大学陆平时期的“红专标兵”，从“被利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变成了“被使用”的学者兼干部，实在是宠得可以。1962年中宣部组织文科教材编写，周扬点将要他与吴于廑先生主编《世界通史》，从命后两三年就印出四卷本发行全国，紧接着又印成线装大字本（宣纸木版）专供中央领导看，放进了毛泽东的书房。可是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一来，一夜之间便成了“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这倒也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该打倒，1957年，右派没当上，这回因各类帽子批斗打倒的有百千万，彼此彼此，要比划“右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好得多呢！失此大宠是在劫难逃！遇此灭顶之灾，聪明者则急流勇退了，可他不，他要革命，自己要革命还要促他人革命。他公然站出来反对“聂元梓的资产阶级干部路线”，一夜之间罪加十等，什么“美国特务”、“反共老手”、“老保翻天的急先锋”，这新戴上的三顶桂冠加原有的两顶共成“五毒俱全”，实属罪大恶极。半夜被突袭抄家，拉走一解放卡车“罪证”，屋墙都打穿了找发报机。在那度日如年的岁月里，红卫兵随时都带着柳条帽，手持一人多高的钢筋棍制成的长矛来家搜索。一夜之间，大枪长矛顶着家母的嗓子眼儿逼她从楼下退到二楼的最后一间房旮旯，要钱！竟使在一楼合住的吕乃岩先生一夜未得睡觉，耳边总响着钢筋哒哒戳地的声音。

众所周知，“文革”之最乃为派斗，是要拿人往死里整的。北大“井冈山”出了大、小周白毛，大的是真院士周培源先生被中央保护起来了，小周白毛只有数罪并罚，死有余辜了。至于我父亲嘛，这时什么线装大字本了，什么1958年群英会劳模了，等等，等等，什么也救不了命了，什么关牛棚、当院士（关进聂元梓办的黑帮劳改大院），拳打脚踢，挂牌游街，做飞机，应有尽有，到头来只能庆幸自己命大，心眼儿宽，活下来了。

时来运转，复课闹革命，本应该走上正轨了，国家也选好接班人了。谁知节外生枝，副统帅折戟沉沙呜呼哀哉，他指令的社科院尹达先生推荐的杨向奎先生等人为其引经据典的孔孟之道变成了黑经典，杨老这位一流学者从此也就在学界销声匿迹了。于是当时的中央令人派北大学者（翰林院是不能用了，改用大学堂吧）进林宅，针对摘引出的要点费了好大力气，又一一查明出处。这是没学问的干不了，不服帖的还不可用，只有这种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抄家退还的存款也全部上缴党费了，就剩下一条命也已肝脑涂地了的学者，才能接受如此光荣而特殊的任务。这就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前身，后称“梁效”。他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附件印发全党全国，好不风光，我父亲为此还登上了“十大”主席台，可谓红得发紫。曾几何时，“四人帮”粉碎，“御用”变“帮用”，我父亲一夜之间又成了反面人物。

家父又一次被整倒了，真可谓受多大宠就露多大脸，露出多大脸就现多大眼。而这回可不是“文革”时几千万人同时被打倒，大家都彼此彼此，你看我黑你更黑。这回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一审查又是几年，结果是红得发紫，紫得发黑，黑得都发绿了（美术中红和绿是对比色）。对每个人结论本应该是在什么范围内诛伐就在什么范围内公开。但是没有，至今这御用班子的整体情况乃至每个人的真实作为都没有公之于众。在百姓心目中，那都是“四人帮”操纵的一群反周总理的坏人。他们中的老学者有的又气又恼，有的虽尚在人间，一提起“梁效”就极力回避，怕勾起一肚子伤心事，说了外界还不定怎么看你呢。而中年的有远走他乡的，也有重新起用当了副校长的，系主任的，毕竟那是一批当时的学界精英。而家父先是积极揭发检举，提供情况，交待问题，这也是他多年练就的新本事了，而后也就不了了之了。他一直认为自己光明磊落，对群众的义愤填膺表示出极大的理解和尊重，对指向自己个人的辱骂也不以为意，书桌上玻璃板下多年压着“无耻之尤”的骂笺，墨迹工整漂亮，不知是哪位道兄的赐骂。但是，久而久之随时间推移，随着人们对历史的总结和对社会的反思，越想越不是滋味：这不也有点像“文革”的彼此彼此、全打倒么，这是神仙上了九天，自己却下了地狱，永远入了另册。随着年龄增长，审视自己人生道路，本该学术有成，却历经运动，耽误了几十年，本该循陈寅老足迹直追金明馆，结果却成了“小伙计”，今儿读读马列，明儿讲讲亚洲史，后天又从命张罗世界史，间或又研习点日本史，以论带史还带得挺累，最后是哪样也没有达到应有的建树。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今天批胡适，明天评陈寅老，否了这个否那个，到头来又回过头来向先师请罪，真不知这些年是在干什么呢！尤其发现噩梦醒来已黄昏，烈士墓年，恶心不已，一肚子话还不能直说，只能懊悔自己毕竟是书生。无怪乎他晚年请顾廷龙老先生篆书对联一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

更有甚者，他在身体虚弱，不能行走的情况下，抱病坐轮椅坚持参加了魏建功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并与魏老之子魏至说：“今天我就是爬也要爬来！”他多次在家讲魏老是冤枉死的，是气死的。魏老曾十分悲愤地说：自己万万想不到老了老了还当了回奴才。想必也是越想越恶心，越到老越窝心。这足见上宠之可怕。我常跟他讲，要想得开，好好活着，谁活到最后谁就活得最好。由于家人们的悉心照顾，他暮年总算过了一个时期的太平日子。近多年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说真话，说实话的人多了。有了这种气候，晚年他先写了一本自传《毕竟是书生》，感慨他自己毕竟是书生，掺和不了政治。但面临这种社会环境，想不问政都不行，逼着你问，问错了罪该万死。杨向奎在那个年代里连一句话都没敢说，全带入坟墓了。他还算好，多活了几年，又出了一本《效叟曝言》，还将出一本《钻石婚杂忆》。回想最后这两三年，每每提起“梁效”这段经历，家父就眼泪汪汪，久久不能平静。来家看他的人也不少，每次来访都使他倍感亲切，逢年过节他们会从世界各地打过电话来互致问候。

家父身后事充分证明了他的感应是准确的。告别式虽然来了近千人，多是知根知底，情感难以割舍的师生学友。不管是哪个党派或任何群体和个人，凡是了解他的为人和遭遇的都会对他报以极大的同情。这说明人间尚有真情在，任何妖魔鬼怪只能肆虐一时，人类的本性是不会被泯灭的。另一方面，由于他几乎只剩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一个头衔了，到会的达官显贵全无，社会名流甚少，虽然他们有的是年事已高，有的想来不敢来，还有的人是在躲。事后有人想要采访一下他的生前情况，发现一些人都很敏感，因为他是早入另类了，这更使我感到冷气逼人。准备寿衣时，就有人问我老人要否戴帽子，我脱口而出：“不戴帽子。”因从“小周白毛”到“四皓”都是他免冠时形象的“美称”，而各种不实之词却给他戴上了种种帽子，这次他走了，说什么也不戴帽子了！

我坚信会有人评说的，因为他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曲折道路，他没有说完的话会有人说的，历史将召唤一切有良知的人！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3期 傅斯年怒斥孔宋豪门　作者：郭汾阳

1948年是国共两党决战的一年。当时，无需察看战场上的实力变化就可以做出人心向背、大势所趋的判断了。《世纪评论》刊登了傅斯年一篇气势不小的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被称为“傅大炮”的国民党“清流”人物傅先生质问宋子文：“今天连资本家也有许多同情共产党，开万国未有之奇，他把他的政府伺候得这样子，人民不必说了，他心中反正没有人民的”。

傅斯年还撰写了《宋子文的失败》和《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等文章，文章以其史家的眼光一字一顿地大发正言谠论：“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具体到气息奄奄的国民党政权，他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落到如今的场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所谓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之辈，彼辈“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也就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外国”。他进一步提议：“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清孔宋二家长期侵蚀国家的势力”，也即通过开征二人的产业来挽救业已崩溃的国统区经济。当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民党四大家族无法做到“壮士断腕”，它只能走一条烂到最后终于垮台的道路。傅先生的历史眼光常常流淌在千年历史变迁，此时却眼光局促、未能发覆中国社会爆发革命的深刻原因，致沧桑鼎革之际只能做一个“救火的人”，而这场大火已是无法扑救的了。

傅斯年是“唯一一个敢于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知识分子”。“傅大炮”一声“炮”响，实际上已经鸣响了国民党腐朽统治在大陆的丧钟。

但是，当年傅斯年抨击国民党豪门，仅仅是为国家树立和维系纲常。经过他和众人的抨击，孔宋之流从先前“无人敢指名”的“禁忌”变成后来“人人加以触侮”的“一溺尿桶”。当时声名最臭的孔祥熙，成为国民党整个官僚阶层严重腐败的代表，遭到世人白眼。

“傅大炮”早从1938年起就“炮轰”孔祥熙，这个上任不久的行政院长“无权不揽，无事不自负”，又“举止傲慢，言语无礼”。他听任小儿子指挥财政部大员，其小女则管理其机要，全家上下其手，以致物议蜂起。后来国民参政会开会，“傅大炮”便按捺不住，攻其纵容妻孥聚敛钱财，又用人唯亲，在院、部安插“山西帮”。但孔祥熙与蒋介石有连襟关系，有裙带庇护。傅斯年与诸民主人士如张澜、罗隆基、张君劢、梁漱溟等对其联名弹劾，终归无效。

孔祥熙不知忌讳，依然胡作非为。比如宋蔼龄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占所有陪都要人之首，而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人的钱袋”；比如孔祥熙通过其秘书夏晋熊等与戴笠联手经营烟土，贩售给洋人牟利；再如大后方以贪污蜚声全国的税局局长高秉坊在孔祥熙的保护下起死回生；孔二小姐一次飞美的费用就可供万名饥民破涕为笑等。最为国人气愤难平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国民党政府派 飞机赴香港接运要人，不料飞回的倒是孔二小姐的一堆细软和几只洋狗以及老妈子。难怪后方的大学生要上街了，一向书生气的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站在游行队伍前列，一致倒孔。那时《大公报》发社评，说“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收敛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有“马大炮”之称的马寅初先生破口大骂国民党“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制者是一种公私不分的统制”。

傅斯年听说昆明学生倒孔大游行，他病中表示“人心之所同然者，义也”，于是两次带头攻孔，力主“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开刀”，一心要讨个公道，否则“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他连连发炮，轰击孔氏的家族经营（“祥记”各公司等）、中央银行成了个人金库（有其“义子”的同乡梁子美、郭景昆等把持）、美金储蓄券之舞弊案、黄金买卖等。在“傅大炮”的逼问下，孔祥熙终于被众人弹劾失去财政部长一职。随后，“傅大炮”又以国库局贪污案追问孔氏，终使之坍台，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傅大炮”乘胜追击，又提出没收孔宋家产的动议。

“傅大炮”的隆隆“炮声”，效力毕竟有限且“准星”偏差。但是从“傅大炮”炮打豪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活生生的学术之外的傅斯年。（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孝”是否还属于现代道德　作者：官伟勋

新、旧《辞海》关于“孝”的定义是有区别的，这恰好可以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旧《辞海》开宗明义便是“善事父母”。这样解释，任何时代都是可以接受的；中国人可以接受，一般外国人也不难接受。它没讲传统文化关于“孝”的某些特定含义。不过，它在高度概括的解释中点出了“无违”这一概念，则是儒家“孝道”最具特色的一条。

新《辞海》开宗明义指出“孝”是“古代的道德规范”，弥补了前者的不足，而且介绍了儒家以外各家对“孝”的认识。然而它却没有指出其为“古代道德”的本质特征。只讲“尊”、“敬”、“爱”是不够的，现代人对父母不也同样讲敬讲爱吗？

还有，把孝说成“古代道德规范”，那么，现代道德规范内还有没有孝的含义呢？是现代人对父母应与对他人父母“一视同仁”呢？还是虽有区别但不宜再称孝呢？

新《辞海》对“忠”字注了两条：①忠诚；②忠君。对孝却只讲古代的道德规范。这如果不是已把孝当作封建糟粕排除在现代道德之外，至少也意味着在现代道德中对孝难以给以明确定位。这恐怕不是个别人的困惑，而是反映了相当一个群体的共有心态。

儒家关于“孝”的一些基本原则

要探讨这个问题，难免需要先对传统的孝作一番回顾。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论语·为政》）孟子也说过：“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所谓“无违”，从字面从孟子的“顺乎亲”看，可以理解为不违父命；也可以按孔子在另一场合说的——父亲活着时，“事之以礼”；死后，“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来理解。而儒家的礼，是非常烦琐非常严格的。

不仅在父亲活着时要听父亲的，父亲不在了，也要按父亲的既定教导办。《论语·学而》里说的很清楚：“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孝不孝，不仅要看凡事能不能遵照既定教导，而且还要连看三年，三年都没变才算孝。

特别重视一个“敬”字。

《论语·为政篇》里记有子游请教孝的事，孔子告诉他：“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他说，如今人们都把养活父母，给吃，给喝，叫做孝！养狗养马也是养，如不尊敬父母，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曾子也说过类似的话：“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礼记》）“尊”最重要，“养”占末位。

敬，不仅要表现在行动上，还要时时表现在脸色上。子夏问孝，子曰：“色难。”（《论语·为政》）时刻让父母看到一张愉快的面孔是最重要最难的。

只有敬和好看的脸色还不够。还要让父母高兴。孔子说的：“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为孝。”即便是家里穷得只能吃豆子，喝清水，若能让父母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就是孝。《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七十三岁了，“着五色斑斓衣，做婴儿戏，为亲取食堂上，佯跌卧地，为儿啼，时取鸡雏弄于身侧，以取亲悦。”就是儒家树立“尽其欢”的一个典型。

发现父母有不对的地方时，可不可以提意见呢？也有规定，这就是《论语·里仁》说的：“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还有《礼记》里说的：“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父母不听，只能跟在父母身后哭，同时继续敬从，用心干活。

父母发脾气要打儿子呢？就得老老实实地让父母打。所谓“伯俞泣杖，因母之老”是儒家树立的又一典型。韩伯俞，汉朝人，“有过，母笞之。忽然下泣。”母亲很奇怪，问，往日打你，你没哭，今天怎么哭了？韩伯俞说：“往日杖痛，知母健康。今母力衰，不能使痛，是以泣也！”母亲老了，打的没有以前打得痛了，他难过得哭起来了！

不仅可以打，而且可以打死。《红楼梦》的三十三回贾政听说贾宝玉养优伶、“强奸”金钏儿，怒打宝玉，“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还说：“不如趁今日结果了他的狗命，以绝将来之患！”说着，就要绳子要把贾宝玉勒死。王夫人也只能说些：“宝玉虽然该打，老爷也要保重。”“既要勒死他，索性先勒死我，再勒死他”之类。一点批评对抗性的话都不敢说。的确是：“父叫子死，子不敢不死”！

比较集中宣传《礼记》孝道的普及读物是《弟子规》，其中非常具体地“规定”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不使挨冻），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东西不论大小，都不要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体不能受伤，以免父母忧心。品德不能有问题，以免父母感到羞耻。父母病了，“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等等。父母死后三年内，不常悲咽，见了女人瞟一眼，吃菜时悄悄夹个肉丸子吃，都是要受到嘲笑的。

《礼记》中还有：“凡为人子者，三赐不及车马；见父之执，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不问，不敢对。”“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门。不登高，不临深，不苟訾，不苟笑。”还有“父子不同席”“父母存，不许友以死”等。至于婚姻，当然是必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私下谈恋爱是绝对丧伦败俗的！

儒家“孝道”是封建

经济封建政治的需要

封建时代关于“孝”的观念，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产物。

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人下地，女人织布做饭生孩子带孩子。家庭既是物质生产单位，也是劳动力生产单位。“老有所养，幼有所长”，都要靠家庭完成。任何一个环节脱轨，都会破坏两种生产的正常运转。而维护其正常运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莫过于“孝”了。

有了“孝”，不仅老人得以终其天年，中年人也可无后顾之忧。中年人对老人的孝，为其子女树立了榜样。“不远游”，远游,父母有病遭灾，不能及时救助；且会把劳累的农活全压到老人身上。自然经济，全凭经验操作，没有发展科技提高产量的压力。“谷雨前后，种瓜点豆”，谁年龄大谁经验多谁就是权威，所以要“无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它不像所谓“知识爆炸”的今天，一家之中，老人常常连家用电器都不会摆弄，哪里还有“无违”的立足之地？

早在周朝已孝德并称。《大雅》所谓的“有孝有德”即为一证。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把“孝”上升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正是时代的需要，生产方式的需要。

“孝”的观念与礼仪，到周朝发展到“至善”的程度，是与宗法制的完善同步的。如果说宗法制是为维护贵族世袭制服务的，那么，孝就是为维护宗法制服务的。周王由嫡长子继承，为大宗；诸庶子封各诸侯国国王为小宗，但他在本诸侯国为大宗；嫡长子继诸侯位，为大宗，其庶子封卿大夫则为小宗。但有权继卿大夫之位的嫡长子在本卿大夫家又为大宗，其余诸庶出各弟兄又皆为小宗。孝对维护这种制度的意义不言而喻！

孔丘的伦理观是以“忠”“孝”为中心砌成的，正反映了这一制度的需要。

“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忠”是等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孝”是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孔子强调孝是君子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惟孝友于兄弟，施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孝”不仅对巩固家庭是重要的，对巩固整个国家整个阶级的统治也是至关重要的。正如《论语·学而》说的：“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太少了）；不好犯上，而好做乱者，未之有也。”孝悌是封建时代维持其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力量。孝不仅可以立家，而且可以立国。孝是为政的根本。

然而，孝与忠比起来，虽然常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似乎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其实不然。在帝王政治里，还是忠比孝更重要。《红楼梦》里，当元春“加封贤德妃”后回家省亲时，祖母、父母晋见她都要下跪，就是一个很小但又很能说明问题的实例。

孔子的思想影响是极其巨大极其深远的。周亡以来，虽然贵族世袭的宗法制已不复存在，但在整个封建时代，家长制还在，人身依附还在，所以儒家所提倡的孝道，仍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刘汉王朝的皇帝，就一再宣扬“以孝治天下”。以后各朝也无不重视对孝的提倡，对不孝的打击。唐朝初年反佛教的著名人物傅弈在批判佛教为“无父之教”时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旧唐书·傅弈传》）把孝亲与忠君联在一起，可以说是封建时代所有有见识的思想家政治家的共识。把这两种伦理观连在一起，既有其人为的一面，也有其内在联系的一面。这是历代王朝重视孝的重要原因。

发自孔门的刺耳的叛逆之声

孔融，孔子的二十世孙，就曾大放厥词对老祖宗提倡的孝发表过惊世骇俗之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孔融反礼教的“谬论”受到猛烈的抨击。曹操就抓住孔融的这些言论宣称：“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融传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如缶器，寄盛其中（母怀子，就像瓦罐装东西，倒出来就完了）。……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下令把孔融杀了。

其实，曹操自己也说过：用人，不忠不孝不要紧，有才就行。曹操的思想是很解放的。他生于汉朝末年黄巾起义天下大乱的时代，正是“信仰危机”严重时期。打天下需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别人不敢用的人他敢用。等他统一中原之后，要治国平天下了，就也强调忠孝了。

孔融的言论是大胆直率的，但直率不等于就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等于就是正确的。父母之生子，最初的确与情欲有关。但情欲不都是丑恶的，只有在只顾个人需要而无视他人意愿并伤害他人时，才是丑恶的。情欲也有神圣的一面，没有情欲也就没有人类。因生育之初有情欲因素，就说父母子女之间没有什么可亲的，完全无视人的社会性，否认父母对于子女的抚育之恩，倚门之望，把人等同于动物等同于物，当然是不对的。

从朱熹的《朱子语类》看，佛门亦有孔融这样的观点：一僧送其母一偈云：“先时寄宿此婆家”。朱熹对这话很不满意，批评说：“以父母身为寄宿处，其无情义，灭绝天性可知！”

任何时期的道德观念总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据昭琏《啸亭杂录·和真艾雅喀》载：海上女真族，在父母满六十岁时，便召集宗族亲友，将其父母杀死，刮其肉“以供宾客”。将其骨埋于“户枢前，岁时以为祭奠，其乡党始称孝焉”。昭琏是清贵族、大臣、亲王。同属女真。其记载当是可信的。古时，人兽杂处，相互猎食。人老了，不仅不再能猎兽，连自卫能力也没了。在子女的刀下痛快地死去，比起让野兽撕咬吞噬，让严寒酷暑饥饿疾病缓慢折磨致死，也许是最佳选择了！

道德观念只能扬弃、继承、

发展，应慎言彻底决裂

在我们共产党人的语汇中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在“文革”期间，这个口号喊得最经常最响亮。这句话对人们常说的“道德危机”、“精神危机”的产生是起了非常作用的。

不错，《共产党宣言》里的确说过：“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但这决裂是有条件的。《宣言》里说过：“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的生活条件的瓦解相一致的”。在许多旧的生活条件还依然存在的时候，提出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显然是不实际的。

发展，总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的发展。发展就是扬弃、继承与创新的同一。三者缺一的发展是不存在的。我们也曾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予以全面批判否定。说那是封建的东西，蒋介石就提倡这些反动思想。实际上，这些概念的含义是丰富的，它凝聚了人类社会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许多有关人际关系的有价值的因素。

家庭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

孝敬父母仍然是公认的美德

2001年1月25日新华社有条发自鞍山的电讯说：鞍山钢铁学院做了一次关于大学生良好形象的调查，有70个班的1400名学生参加。调查发现，无论男生女生，都将“不尊重父母、缺乏爱心、不懂得自尊、自爱、不尊重别人”放在“十大不良形象”的第一位。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调查，它再好不过地说明，传统道德观中的某些因素在我国人民中是根深蒂固的。孝敬父母至今仍被视为做人的重要品德。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孝是家庭得以存在与延续不可缺少的思想品质或说道德准则。

实际上，原来意义上的家庭正在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生产不仅早已不再是单个家庭的行为，也早已不再是地区、甚至是一国之内的行为了。个体成员长时间地离家在外是常见现象；由于科技的发展，试管婴儿、体外授精、借腹生子、乃至克隆技术的出现、社会养老社会保险的迅速发展等等，都使原来意义上的亲情关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原有的家庭实际上已处在缓慢的解体之中。

然而，这离家庭的消亡还很远很远。

看不到家庭总在不断变化的趋势，是不科学不明智的。忽视人类仍将长时期在家庭这一社会最基层细胞中生活，是不实际的，有害的。承认趋势，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接受某些我们原来所不习惯，或不愿看到的新现象；承认家庭仍将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存在，我们就会认识到继承传统道德中诸多有益成分的必要，使家庭这一社会细胞为人们的生活与事业，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继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观念中关于孝的信念中，有许多过时的属于封建时代属于今日所谓糟粕性的东西，如前面所说的“无违”、《礼记》中的许多规定、《二十四孝》树立的“典范”等等，是必须扬弃的。但它也确有许多在今天仍有继承和发扬的东西。像尊亲、爱亲、利亲、事亲等等便是。它能使家庭充满温情充满爱，令人得到在其他社会实体所无法得到的关怀、陶冶与帮助。

人类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与道德传统，像小孩玩积木一样，老是塌掉重来，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民族的。

要尊亲，又不搞“无违”，不搞家长制那一套。敬老，但不唯老是从。有长幼之别而又在政治上平等。利亲，在老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面，要尽可能给老人以力所能及的关注与帮助。不做损害老人利益的事，但又不搞“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以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那一套，一切利亲行为都应在依法守法的基础上。凡事看亲情也看是非，看原则。事亲，在老人逐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时候，既提倡子女尽可能尽到应尽的义务，又不宜苛求“昼夜侍，不离床”。子女的关怀与家庭服务社会化应互为补充。

在许多西方人的眼里，东方人的许多道德传统是美好的是很令人羡慕的，浓厚的家庭亲情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于右任办报屡败屡战　作者：刘作忠

l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逐渐将宣传重心由海外移向国内。上海由于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和出版印刷条件，加上又有租界可缓冲，成为这一时期革命报刊活动中心。从l905年至l911年期间，革命党人曾在上海租界出版过l5种以刊载时事政治为主的综合性报刊，这些报刊中以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影响最大。所谓“竖三民”，即：《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因3报报名首字均为“民”，且一脉相承，故简称“竖三民”。

《神州日报》——“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

l903年至l905年，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压迫及其他原因，上海出版的《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进步报刊相继停刊，革命舆论一时沉寂。正在“革命教育之温床”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任教的于右任，为了开辟新的反清舆论阵地，与震旦学院学友叶仲裕商议创办《神州日报》。

办报纸，第一要有资金，第二要有人才，第三要有经验，缺一不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于右任一番苦思冥想，决定东赴日本求助于留日的革命志士，并学习日本新闻经验。

l906年9月，于右任到达日本东京。经陕西留日学生康宝忠(心孚)的引荐，于右任结识了正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先生。两人交谈中，孙中山亦以平均地权及其实际进行步骤向于右任阐述，于以此加深了对革命事业的信心。不久，经胡汉民、康宝忠的介绍，于右任加入了同盟会。经于右任积极努力，留日学生为《神州日报》募集股金3万余银元。于右任还参观了日本一些报馆，学习到不少办报经验。旅日的同盟会会员杨笃生，愿随于右任回国创办《神州日报》。

至此，经费、人员、经验三项问题均获解决，1907年2月于右任决定回国。返国前，孙中山任命于为长江大都督，勉其以《神州日报》为基地，联系东南8省革命党人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l907年4月2日，革命党人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主办的第一份现代化大型日报——《神州日报》正式创刊发行。报名源于社长于右任“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的宗旨。

《发刊辞》由杨笃生、王无生(字敏仁，江苏江都人。擅长骈文，熟于稗史，有“江都才子”之称)主稿，经于右任参订而成，署名“三函”。

其他协助编辑发行的有：李梦符、汪允中、范鸿仙(光启)、谈善吾(老谈)、陈飞卿、杨千里(东方)、叶仲裕(景莱)、汪彭年(漱臣、寿臣)、邵闻泰(力子)、谭介人(心休)、张俊生(邦杰)、黄帧呈(兆祥)、金淮(怀秋)等，均为一时的人才。

《神州日报》不用清帝年号纪年，首创以公元和干支纪年，可谓别开生面。

《神州日报》报眉出自南通状元张季直(謇)之手笔，张时任复旦、中国两公学校董，与于右任有师生之谊。

创刊时日出4大张、l6版，第4天改为3大张、l2版。第l、4、5、8、9、l2版为广告版，还有6个版面为文字版。文字版内容是：第2版《社论》、《本馆专电》、《译电》等，第3版和第6版《要闻》，第7版《各省通信》、《杂俎》等，第l0版《沪事评论》、《本埠新闻》、《商业新闻》等，第11版《余录》、《文苑》等。较之此前的其它报纸，《神州日报》增加了大量新闻，《杂俎》、《余录》、《文苑》专门刊载随笔、小说、诗词，相当于副刊。

《神州日报》有大小60多个栏目，其中《学界新闻》专以培养学力、提倡体育为主，尤为青年学子欢迎。还有短评《半哭半笑》、《时事小言》和《神州诗话》、《词林》等栏目，也深受读者欢迎。每天发稿量2万字至2.5万字。

《神州日报》发刊之初，曾招集股款，股额仿有限公司办法，集足资本10万元，分2万股，每股银5元，非本国人之股不收。

当时，上海各报多主张“君主立宪”。对于种族革命，各报慑于清廷淫威及《苏报》、《警钟日报》的覆辙，抱明哲保身主义，惟《神州日报》不畏强暴，以“有闻必录”为借口，大量报道革命党人在钦廉、黄冈、惠州七女湖等地武装起义的消息，乃至以“照录”党人“供词”和公布“缴获革命党文件”为由，全文刊登同盟会纲领和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的文章。当秋瑾女侠被清廷爪牙杀害不久，《神州日报》刊载专门社论，斥责主凶、绍兴知府贵福为“嗜杀仇新”、“欺罔害民”的“国人之蟊贼”。

《神州日报》无情地揭露和抨击清廷的腐败，仅在l907年5月就发表了《上端午帅请改良监狱书》、《扶风惨案》、《政界之滑稽》等多篇评述和报道。对清廷的假立宪，《神州日报》也曾载文揭露其虚伪性。

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华活动，《神州日报》不时有报道予以揭露，如：《日本关东洲行政近闻》、《俄入设置黑龙江舰队之计划》、《列强对华政策》等等。

作为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的喉舌，《神州日报》设有《本埠商情》、《商务调查》、《商务译论》、《实业时论》、《外论一斑》等经济新闻和评论专栏，每日刊发《本埠各行物价表》，对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作为主持人的于右任，经常在《神州日报》发表感情炽烈、文辞丰腴的评论和诗词。

《神州日报》创刊后，打破了上海的沉闷，受到读者欢迎，发行量在很短时间超过万份，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畅销的报纸之一。

可惜好景不长，《神州日报》发行未及一年，比邻的广益书局失火，殃及《神州日报》。这场火灾，将报馆编辑、印刷、营业三部付之一炬。

灾后，《神州日报》虽然又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因内部不和，导致于右任辞职。

于右任在《神州日报》，从创刊到辞职，前后80天，史称此段为《神州日报》的“于右任时期”，也是该报的黄金时期。尔后，该报主持人几易其人，加上受时局影响，报纸质量下降，订数减少，这是后话。

“为民请命”——《民呼日报》

于右任离开《神州日报》后，再次发起筹办新报。柏筱鱼、沈缦云、张静江、庞青城、周柏年等富商对于之义举极为赞赏，纷纷解囊相助，共筹股6万元。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任社长、陈飞卿任总主笔的《民呼日报》在上海山东路望平街156号宣告出版。发行前10日(即5月5日)，该报在上海各报刊刊出《特别广告》：“一、本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二、本报为纯全社会之事业，所有办法，是系完全股份公司，不受官款，不收外股，故对于内政外交皆力持正论，无所瞻徇；三、本报编辑总目，凡分三大部，曰言论之部，曰纪事之部，曰丛录之部，其余各子目凡二十余，如外论、佚史、吉光片羽录、陆沉小识诸门，其特色皆为本报所独有；四、本报又欲引起国人世界观念，于世界各国各港新发生之重要事件专电译文登载独多……

《民呼日报》创刊号的头版头条社论说：“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哉？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人权宣言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鉴于《苏报》、《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因激烈宣扬民族主义而被清廷查封的教训，《民呼日报》决定改变策略，不直接阐述主义，宣传民族革命，而重点批评时政之得失、官僚之腐败。

于右任本人直面社会、手不停笔，为民生、为民权大声疾呼。5月18日，于以“大风”为笔名在《民呼日报》发表了第一首白话诗：“一个锭，几个命，民为轻，官为重；要好同寅，压死百姓。气得绅士，打电胡弄。问是何人作俑，樊方伯发了旧病。请看这场官司，到底官胜民胜？”这首类似俚语村言的诗歌，活脱脱刻画出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丑恶嘴脸。

《民呼日报》除批评时政、讽刺官僚外，对某些报纸“作达宦之机关，为他人之奴隶”，也进行了斥责。其崇论宏议，放论敢言，销路日增，上海旧派报纸为之忌恨不已，公然在报端恶语诋毁。

《民呼日报》揭露清吏腐败的报道和评述中，以抨击陕甘总督升允三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免，造成赤地千里人相食的罪行为最力。于右任又邀集旅沪陕甘同乡领袖刘定荣、李岳瑞等人组成甘肃赈灾公所，以民呼报馆为公所办公地点。《民呼日报》还辟专栏，发起募捐救济灾民活动，开创了我国报纸参与社会赈济工作的先例。

这些却引起陕省大吏的忌恨，在赈灾公所成立后的第5天，上海道蔡乃煌即收到陕甘总督毛庆藩诬告于右任侵吞赈款的专电，蔡旋饬札公共租界公廨谳员宝子观云：“查甘肃义赈公所设在民呼日报，而民呼日报馆系陕人于伯循所开，前经呈明行廨有案。今义赈收款既有三万余金之多，解到甘省止有二千两，究竟钱归何处？款存何处？仰即提案严究押追，限三日内将收赈款全数缴出，呈由该廨禀请扫解。毋许蒂欠。借赈敛钱，情甚棍骗，该报馆有经收之责，如逾期不缴，应如何严办禀候核夺，毋得延庇。”

8月2日晚，于右任、陈飞卿二人因以上“莫须有”之罪，被拘至巡捕房。3日，公共租界公廨谳员宝子观会同英国领事开庭审讯于、陈二人。当时有四家商店老板出面到公廨陈情具保，要求将于、陈二人“在外候讯”，而宝子观只放陈飞卿，不准于右任交保。于不得已，在8月6日复审时托请达商、罗锐二位律师为之抗辩：民呼日报馆“只借地与甘肃筹赈公所办事，所有筹赈事务概不过问”；“《民呼日报》协赈江浙、湖北两次，赈款随收随解，均有账可查”。

清吏为彻底打垮《民呼日报》，还不择手段唆使安徽铁路公司协理朱云锦、新军统领陈海龙以及已故上海道蔡钧之子蔡国帧，联合向租界当局诬告《民呼日报》“毁坏名誉”。

8月9日，公共租界公廨第二次审讯“民呼日报案”，朱云锦延担文、费烈律师，《民呼日报》聘达商、罗锐律师。双方律师代表辩论，结果所谓“毁谤名誉案”被一一驳回。

租界会审公廨连续研讯《民呼日报》讼案14次，于右任因此被羁巡捕房月余。在会审时，辩护律师出示林丰烟号代收赈款的账簿，提出“陕甘总督不察详情，且有人落井下石，企图数案并发重惩，但数案中以赈款案严重，按刑律必须原告到堂提出可靠证据方得审讯，而于右任系误拿，不应收审”，要求将被告释放待讯。但蔡乃煌串通英方法官布莱德，坚持“赈款票据未呈，难以核计”，允许陈飞卿交保待讯，而继续拘押于右任。

8月13日，《民呼日报》以《民呼日报与于右任之生死》为题发表社论说：“本报主笔于右任，横受飞诬，身囚囹圄审到稽迟。酷暑炎天，死生难测。加以官家痛恨本报已入骨髓，大有不与并存之势，故其最后之对待，必以本报存亡为惟一之目的。近复冒言无讳，谓民呼不停，右任万不能释。推其用心，一若死，一于右任，封一民呼报，彼官家即可高枕无忧者。

8月14日，《民呼日报》发表《停刊声明》：“同人审时度势，报纸一日不停，讼案一日不了。加以酷暑如焚，总理于右任被系狱中，备受苦楚，同人委曲求全，不得不重违于君之意，已招由开明日报馆经理，所由本馆经手事件及账项等类，统由于君出狱，自行清结。特此声明。”同日又刊登《与读者告别书》。至此，坚持“为民请命”的《民呼日报》，只发行92天就被迫停刊。

9月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理屈词穷，又要顾及面子，只好糊涂判结：“民呼日报不安本分，叠被控发。公堂念系初犯，姑予以从轻议结。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须再行押办，判逐出租界。……嗣后如有借开报馆，不安本分，凭空毁诋，叠被控发情事，定当重办，不得仍援民呼之案为例。”

民呼报案结后，上海各报对司法之腐败极为愤慨，纷纷撰文予以披露。

《民吁日报》——“民不能呼，惟有吁也”

1909年9月29日，沪上各报刊出一则《民吁日报》的《出世广告》：“本社近将民呼日报机器生财等一律过盘，改名民吁日报。以提倡国民精神，痛陈民生利病，保存国粹，讲求实学为宗旨。仍设上海望平街一百六十号内，即日出版。内容外观，均擅海内独一无二之声价。”

《民吁日报》创办人仍为于右任，因其已被租界当局“逐出租界”，不便出面，故以朱葆康(少屏)为发行人，范光启(鸿仙)为社长，景耀月为总编辑。编撰人员有：谈善吾、王无生、周锡三、李梦符等。为避免租界会审公廨鱼肉起见，《民吁日报》请法国律师出面在法国驻沪领事署注册，以备不虞。

“民吁”一名，于右任的解释是：“以吁之与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阴惨之声；而分析‘吁’字，又适为‘于某之口’，于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

10月3日，《民吁日报》正式创刊：“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以说明新报名的意义。

《民吁日报》出世后，提出“宣达民情，鼓舞民气”，“振刷国民精神，提倡国民实力”，“与专横政府对抗，与强霸列强对抗”为宗旨。特别以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觊觎中国领土的罪行和清政府“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丧权辱国之事。

10月6日，《民吁日报》全文刊载于右任(署名“海”)所撰之社说《中国改革谈》，揭露清政府实行新政以来官吏昏暴、人民受苦之状况依然如故。指出：“吾然后知政府之所谓改革者，不过欲借此名目收揽人心，使不为党人所煽惑。”

10月26日，前韩国统监、日人伊藤博文——也就是当年胁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的日本前首相，来华游历至哈尔滨时，为韩国志士安重根击毙。对这一大快人心的消息，上海许多报纸慑于清吏的淫威和日人的暴力不敢披露。惟《民吁日报》不畏强御，率先用大字标题报道，又连续发表了20多篇评论和报道。

日本驻沪总领事松冈对此十分恼火，多次向法国驻沪总领事诬指《民吁日报》，法领事于11月6日取消了《民吁日报》在该处的注册。

10日，松冈照会上海道蔡乃煌，声称：“民吁报言论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测煽惑破坏，幸灾乐祸，有碍中日二国邦交，请将该报惩办，以戒后来。”

《民吁日报》对日人的蛮横置之不理，接着又连续发表《买日货者看看》、《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路与远东和平》诸文，披露日本人名为要求锦齐铁路建筑权，实为妄图掌握中国经济命脉的阴谋。松冈恼羞成怒，再次照会蔡乃煌，诬蔑《民吁日报》“一味揣摩臆断，恣意诋骂”，应“从速惩究”。

11月16日，蔡乃煌致书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称“该报(《民吁日报》)所载各论，尤多影响臆断，实属有意挑衅，损失邦交”，要求“将该报馆封禁具报，无稍片延”。

17日，松冈会晤蔡乃煌，声称：《民吁日报》“事固属清国之自主权，本官未便予以干涉，但为两国邦交计，望能对此采取断然措施”，“严厉镇压”。

19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传讯《民吁日报》社社长范鸿仙。晚，报馆被封禁。

《民吁日报》从创办到被迫停刊仅48天。按日方控指的“排日之证据”，是因为《民吁日报》连续刊载《外交回顾之惋叹》、《国民之自觉》、《利益均沾之余焰复兴》、《伊藤噩耗杂感》、《伊藤公赞》、《呜呼歌舞英雄》、《满洲痛史之鳞爪》、《和平了结之忠告》、《伊藤怪物之行踪》、《野心家走满之警告》、《外交危机之愈迫》、《华人受挟制之可怜》、《解除抵制日货之善后》、《国际礼仪释例》、《满洲风云日急》等。

《民吁日报》被封禁，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被封的当天，就有人把挽联、悼词贴在报馆门口，还有烧香点烛痛哭的，更有人在闹市中心张贴“揭帖”，痛说《民吁日报》被封的缘由，并指出主使者。宁苏皖赣四省学界800人联名分电北京外务民政两部及苏松太道，谓：“上海民吁报因日领要挟，未讯先封，既失主权，复背报律，舆论哗然，乞大部速饬沪松先行启封，秉公核办。该报是否有罪？应按报律为出入，庶保国权，而伸舆论。”

《民立报》——“戮力同心”

《民吁日报》被查封，“机器不准作印刷报纸之用”，再变相出版亦不可能，于右任只得将印刷设施转售商务印书馆，策划另起炉灶。各界人士对于右任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遭遇十分同情，鼓励其重振旗鼓，于为此备受鼓舞。

1910年10月11日，在沈缦云、庞青城、孙性廉、张静江等江浙巨富的资助下，于右任在上海四马路望平街160号创办的第四种报纸——《民立报》正式发行。

于右任亲自出任社长，吴忠信、董弼臣任经理，编撰班子除范鸿仙、景耀月等人外，又先后增加宋教仁、陈其美、徐血儿、吕志伊、马君武、章士钊、叶楚伧、张季鸾等报界新秀。此外，还在巴黎、伦敦、华盛顿、柏林、日内瓦等一些城市聘请了专职和兼职记者。

《民立报》创刊号，鸿文巨著，美不胜收，其中尤以于右任以“骚心”为笔名、《中国万岁民立万岁》为题的《发刊辞》脍炙人口。

《民立报》除继续保持发扬《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等报的精神和特色外，提出“以提倡国民自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和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特别注意报道国际局势，尤其有关各国对亚洲及中国动态，并辟《论说》专栏分析世界大事经纬，这在当时中国报纸可说是独具一格的。

刚从日本回国的宋教仁被于右任聘为《民立报》主笔。宋以“渔父”、“桃源渔父”为笔名，在《民立报》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危急形势，抨击清政府倒行逆施和立宪派的谬论，并用曲折的笔调阐释社会主义。他的文笔犀利，议论豪健，深受读者欢迎。

《民立报》副刊由谈善吾主编。谈为南社社友，才华横溢，常以“老谈”笔名在副刊刊载其小品文，其影射日本侵略野心家大隈伯的长篇小说《夸父逐日》，在《民立报》副刊连载后，影响很大。

被誉为同盟会“宣传部”的南社，囊括了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界的一大批精英，《民立报》曾刊载过不少南社社友的鸿篇巨著。如：柳亚子的《磨剑室随笔》，陈匪石的《旧时月色斋词话》，叶小凤的《一万里山水美人记》、《壬癸风花梦》，陆秋心的《斗锦楼》和翻译反映希腊爱国志士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历史小说《葡萄劫》等。还有胡朴庵、胡寄尘、姜可生、姚雏、王蕴章、汪影庐、高吹万、高天梅、余天遂、陈去病等人的杂著。这些才俊的大作，内容多宣传民族革命思想，为《民立报》增色不少。

较之《神州》、《民呼》、《民吁》三报，《民立报》还有以下特点：其一，人才荟萃。除宋教仁主持笔政外，还有“四捷记者”(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陈其美，以及先后加入的徐血儿、吕志伊、张季鸾、叶楚伧、马君武、章士钊等，均系同盟会和南社的中坚人物。其二，对于国际问题分析之精深，深得青年知识分子的好评。如宋教仁以丰富的边事知识，撰文披露“间岛问题”来龙去脉，使青年学生既了解到事情的内幕，又得到不少国际知识的启迪。其三，对革命主义的宣扬，民族主义与民生主义并重，对揭发社会上的黑暗及种种不平现象，刻意致力。

《民立报》辟有《上海春秋》专栏，于右任常撰文针砭时弊，如：“吾有大愿：吾愿上海一二年后，所有男女学堂悉变为武装国民。”(《上海之百面观》(十五))“时事艰难，将来成惊天动地之事业在青年，遭亡国破家之惨亦在青年，敢告青年，行止坐卧莫将‘祖国’二字忘却。”(《男儿须知》(三))这些具有启发性和鼓励性的言论，影响很大。上海市民踊跃订阅《民立报》，每天销量超过两万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多的一家日报，也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一家革命报纸。

《民立报》出世之日，正为清廷君臣倡言预备立宪时代，国中言论较已往数年为自由。革命党人乘此时机，纷纷在长江沿岸诸省大举活动。《民立报》不仅是革命党人的宣传机关，而且党人赴沪联络工作、通报消息、接运弹药，均以是报馆为联络中心。

1911年4月，孙中山发动赵声、黄兴等海内外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宋教仁、陈其美以《民立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参加。起义第二天开始，《民立报》连续发表有关起义的报道和评论。于在一篇评论中兴奋地说：“得此惊天动地之杀声，亦足为河山壮气”。起义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于右任连夜满怀悲愤地撰写了一篇题为《天乎……血》的短评，文中说：“粤王台下血渍模糊，愁风凄雨之中，竟演此一场血战，留为维新史上之纪念物。……问革命党人之炸弹何人制造？曰亲贵也。问革命党之手枪何人制造？曰：官吏也。问革命党之革命党何人制造？曰：政府也。一言以蔽之，革命党者，不良政治下之产儿也。吾敢断言之曰：假面政治之下，革命党万不能断，故政府以捕杀为消灭革命党之法，则万无消灭之一日，……革命党者，死党也，彼既破釜沉舟而起事，必置生死于度外。”

同年7月31日，领导长江流域革命运动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湖州旅沪公学成立，《民立报》的中坚于右任、宋教仁、陈其美、范鸿仙、吕志伊等人均任职其中。这个时期的民立报馆，更成为革命党人的喉舌和联系中心。此后，各省光复的《通告》、《通电》及革命党人的一切消息，都是由《民立报》首先发出的。

武昌起义前夕，《民立报》以通栏标题斥责清政府为“冥顽不仁之政府”、“倒行逆施之政府”，大力声援全国各地的保路运动，并公开预言：“民党”即将“战胜政府”。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民立报》每天刊载大量专电及短评全力予以宣传报道，还在报馆门前及时贴出最新战况的大字快报。报馆所在望平街每日万人云集，买报的、看报的络绎不绝。印刷机昼夜不停印刷，仍供不应求。报贩乘机哄抬报价，一份《民立报》由小银元3角涨到l元，而其时的《申报》、《新闻报》每份仅售3个铜元。

11月9日，《民立报》发表《革命家之雄》的评论说：“孙逸仙，革命家之雄也。奔走海外，惨淡经营数十年，而此次之举，尤多所擘画。凡素抱革命思想者，无不盼望其归国”，为孙中山归国主持国是作舆论上的准备。

11月17日，《民立报》以显著版面刊载《本报接孙逸仙自巴黎来电》，电文说：“民立报转民国军政府鉴：文已循途东归……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君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

孙中山在电文中向国人表明：本人返国，不是为了参加总统选举，而是为国家服务，希望国人摒弃争权夺利的旧观念，致力于工商实业的竞争。

这时，革命党人正欲筹划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而孙却在电文中将自己置身于事外。为不使革命党人失望，《民立报》在孙的电文后加《按语》说：“孙君不以总统自居，自系谦让美德。惟现在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必以国民公意选举。他日议会成立，当必有极正当之选举法及极合宜之选举心理也。”不久，《民立报》又专门刊载拥护孙中山为总统的评论，以唤起国人注意。

12月25日，流亡海外16年的孙中山，在万众企盼中返回上海，当天即接受《民立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对国是的看法：“武昌举师以来，即美旅欧，奔走于外交、财政二事。今归海上，得睹国内近况，从前种种困难虽幸破除，而来日大难尤甚于昔。今日非我同人持一真精神、真力量以与此困难战，则过去之辛劳将归于无效。”

12月31日，孙中山专门前往民立报馆看望于右任及同仁，并为该报以中英文手书“戮力同心”相赠。后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向民立报同仁颁赠一张“旌义状”。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大总统，《民立报》诸贤多出任要职，于右任任交通部次长(总长汤寿潜未到任，由于主政)，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陈其美任沪军都督，景耀月任教育部次长，吕志伊任司法部次长，范鸿仙任安徽铁血军司令，马君武任实业部次长，代理部务，等等。报中事务，先后由范鸿仙、章士钊主持。

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大总统职位后，于右任不愿与袁合作，辞职回沪，继续主持《民立报》。

1912年10月11日，为《民立报》创刊两周年，黄兴专程自北京赴沪祝贺。黄在祝词中强调：“《民立报》于破坏、建设两时代，均极尽力，所持言论、态度，尤各如分际，破坏时激烈，建设时则稳健。此不独吾党所公认，则一般国民对于《民立报》，皆具有一种敬之爱之之心理。”黄在祝词中还明确支持于右任关于扩大《民立报》招股至50万元的计划，希望革命党人“能视报纸为强国必要之元素”，“祝《民立报》为中国前途之师友”。

1913年3月20日晚，袁世凯指使爪牙在上海火车站刺杀了时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于右任是现场目睹者之一。“宋案”发生后，《民立报》率先公布袁世凯刺宋真相，斥责袁系“元凶正犯”。于右任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鼓吹兴师讨袁。讨袁护国的“二次革命”爆发后，《民立报》刊发孙中山的《讨袁通电》和黄兴的《誓师文告》，以示声援。袁氏政府对此十分忌恨，勾结公共租界当局，胁迫民立报馆自望平街迁至法租界三茅阁桥堍。淞沪警察厅还出示布告称《民立报》为“乱党机关报”，禁止售卖。从此，《民立报》只能在租界销售，不能到华界及外埠发行，销量锐减，渐趋困境。延至9月4日，被迫停刊。

《民立报》发行三年余，共出1036号。于右任本人以“骚心”为笔名在《民立报》发表了300多篇文章。

1940年，于右任在《本人从前办报的经过》一文中，回顾《民立报》时代，感慨地说：那“是同盟会革命运动的急进时代，我们的任务：一面在揭发清政府之鸩毒，唤起民众；一面在研究实际问题，作建国的准备”。

1943年10月，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在接受《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陆诒采访时，不愿多谈时事政治，却侃侃而谈当年的《民立报》。他说：“编辑到了晚上都在一间大屋子工作，每晚总要工作到清晨四时，才能编好稿子，上版印刷。早上五点钟印出的第一批报纸，先要供给苏州河一带的小火轮船，让他们运到苏州、杭州一带销售；六点钟以后所印的报纸供本埠发行。当时报纸中还没有专职的外勤记者，遇到重大事件须由编辑亲自去采访。平时的社会新闻和市场经济消息都是靠一般的访员供给的。《民立报》的特色就是有时刊载国外新闻专电，在美国、日本和欧洲，我们都有特派记者。记得有一天晚上，电报局信差送来一批欧洲发来的新闻电，一算电报费用要大洋六百元。从当时报馆的经济情况而论，无法偿付这笔巨款，但不付钱就拿不到电报。只好动员全报馆每个人的力量，多方设法筹措，才勉强付款。为了取得有价值的新闻，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不计任何代价。……因此，我总是讲办报的人心目中要有读者，时刻不能忘记广大读者的需要和愿望。”

从1907年4月到1913年9月的7年间，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和“竖三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于右任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元老记者”的盛誉。

有人问于右任：“为什么‘民呼’封闭后办‘民吁’，‘民吁’封闭后又办‘民立’？”

于右任风趣地回答说：“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宣传革命，不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

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谈到：“……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登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周旋于总统间的民初第一女伶刘喜奎　作者：齐明昌

童年颠沛流离

刘喜奎原名刘桂缘，祖籍是河北省南皮县的黑龙村。她家原来是官宦之家，她的祖父刘有铭官至工部左侍郎。刘有铭病逝后，他的三个儿子分家，家道开始中落。刘喜奎的父亲刘义文只身一人来到天津，在一家兵工厂当工人。

1894年，在刘喜奎降生的那年爆发了甲午海战，刘义文被调到北洋水师邓世昌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去修理轮机。“致远”号被日本军舰击沉，邓世昌和“致远”号全体将士为国殉难。刘义文跳海后渐渐就被海水灌得昏迷。等醒来时，他已经躺在海滩上。刘义文埋名隐姓，逃到旅顺口。安下身之后，他就到天津来接刘喜奎母女。刚会走路的刘喜奎，跟随父母来到旅顺。

刘喜奎5岁那年，旅顺又爆发了日俄战争。她们一家人又搬到大连，住在一个叫南临洼的贫民区里。不久，刘义文得了重病，无法干活，整天躺在床上呻吟。

病人需要安静，年幼的刘喜奎只好到院子里去玩儿。她家的隔壁住着两个京剧童伶班：小兰英班和任宝山班。两个班共有十来个孩子学唱戏，琴声伴随着孩子们的唱腔，经常飘到刘喜奎家的院子里。

琴声歌声吸引了刘喜奎，她经常偷偷溜到隔壁的院子里，站在窗下听老师教童伶唱戏。老师在屋里一板一眼地教，她就站在窗外一板一眼地学。开始她不敢唱出声来，只是在心里默默地记。老师们见她年龄小，学戏认真，又不淘气，就让她在窗外做旁听生。

刘喜奎决心要学好唱戏，挣钱养活妈妈，为爸爸请医生看病。科班里的老师们见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刻苦好学，都乐意指点她。有一次，科班里的孩子们到戏园子里去演出，刘喜奎也跟着去了。她站在大幕旁边，看着化了妆的小哥哥和小姐姐演戏，心里无限羡慕，跃跃欲试。科班里的老师看出了她的心思，就让她反串武生，演“石秀探庄”中的石秀。她扮上妆走上戏台。台上的刘喜奎英武水灵，一出场就受到观众的欢迎。演出之后，科班里的老师都夸她是一棵演戏的好苗子。她心里非常高兴，但是她没有敢告诉爸爸妈妈，怕惹他们生气。

刘喜奎7岁那年，爸爸的病势加重，已经不能起床，经常昏迷不醒。妈妈急得没有办法，只好托人到天津请刘喜奎的两个叔叔来大连。但是等了半个多月，也没有见到两个叔叔的踪影。刘喜奎的父亲怕客死他乡，就让刘喜奎的母亲雇了一辆大车，载着一家人回天津。大车走到营口，他就在一家客栈里闭上了眼睛。

父亲死后，刘喜奎母女无法回天津，只好在营口一家货栈的前院里栖身，靠母亲给人家洗浆缝补衣服维持生活。货栈旁边恰巧有一座戏园子，一个叫李海的人办了一个“梆子皮黄两下锅”的科班，他们经常到这个戏园子里演出。演出前，演员们在戏园子里排戏，刘喜奎就在一边偷偷观看。

李海的科班里有一个女童伶叫双处，和刘喜奎住在一个院子里。双处是班子里的女主角，这天她突然病了，不能上台，可是演出的海报已经贴了出去，李海急得团团转。科班里的人知道刘喜奎会不少戏，也曾出过台，就请她“救场”。刘喜奎满心喜欢，就帮他们唱了一出“二进宫”。她虽然是第一次“亮相”，但是观众对这个扮相秀丽唱腔清脆的“童伶”却非常喜爱。

李海看到刘喜奎很有演员的天赋，就让她正式到戏班子里来学戏。刘喜奎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在刘喜奎那个时代，女人登台唱戏，在人们的心目中和当妓女差不多，母亲听说她要去唱戏，气得浑身哆嗦。母亲打了她一巴掌，骂道：“打死你这个不学好的东西！我就是累死，饿死，也不让你去唱戏!要是让你当了女戏子，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父亲，对得起我们刘家的祖先！”

母亲不让女儿和双处在一起，也不让女儿离开房门一步。她要出去揽活、送活，就把女儿的脚绑在桌子腿上，锁在屋里。

刘喜奎觉得心里很委屈。女戏子并不都是坏人，会不会变坏，关键还是看自己。她对母亲说：“妈，我学戏的决心已定，您用绳子是拴不住我的。您不能一辈子总给人家洗衣服呀!我学一样本事，您老了我可以养活您。我虽然年纪小，可是我知道到戏班子里以后该怎么做，我不会做给咱家丢脸的事情！”

母亲知道刘喜奎的脾气和她父亲一样，她认准的事情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叹口气说：“唉，你这样有志气，妈也不再拦你，孩子，你到了戏班子里可要走正道，不要让人家戳咱们的脊梁骨啊！”母亲解开绑在桌子腿上的绳子，给刘喜奎梳了梳小辫子，换上一件干净的衣服，亲自把她送到了戏班子里。

严拒袁世凯父子

十余年后，刘喜奎已是誉满全国的红角。据当时的报刊记载，刘喜奎“每一登台，彩声雷动，天津戏园，卑词厚币聘之，唯恐落后，亦足见其声价矣”。观众更是狂热，报纸记载，“虽以《错中错》之平淡无奇，观者亦满坑满谷”。北京戏园的老板们也纷纷慕名而来，请刘喜奎到北京演出。于是，刘喜奎来到了北京。

此时的北京，正笼罩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云。一些心腹和幕僚向袁世凯献媚说：“近日有一个色艺双绝的坤伶在北京演出，何不让她来唱堂会，散散心解解闷呢?”袁世凯一听“色艺双绝”，顿时来了精神，问：“她叫什么名字?”

一个幕僚说：“刘喜奎。”袁世凯心里咯噔一下。他在天津时就领教过刘喜奎刚烈的性格，但是当着众人的面他不能打退堂鼓，说：“好，明天请她来唱堂会。”

戏园的人听说袁世凯让刘喜奎去中南海唱堂会，就说：“袁世凯让你去唱堂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安好心。”刘喜奎苦笑说：“我知道。他现在是民国大总统，不去不行，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到了中南海，刘喜奎被安排在一个叫“流水音”的院落。她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就悄悄问带她来的侍卫，侍卫告诉她，流水音是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住的地方，俗称“二爷处”。

刘喜奎不禁暗暗叫苦，她早就认识袁克文。袁克文是昆曲的著名票友，也写得一笔好字，在人前曾多次表示反对父亲称帝，所以刘喜奎最初对他的印象不错。刘喜奎非常敬重北方话剧的领袖王钟声，她后来听人说，是袁克文出卖了王钟声，才使王钟声惨遭杀害，她开始从心里讨厌袁克文。再加上时间一长，她发现袁克文还是一个花花公子，她对袁克文的反感越来越强烈。袁克文虽然多次追求她，但是都遭到她的拒绝。这次来唱堂会，袁克文肯定会借机捣乱。刘喜奎本来就惶惶不安的心里，现在又平添了几分忧虑。

刘喜奎在心神不定地化妆，一个侍卫进来，说：“大总统请您过去。”

刘喜奎冷冷地说：“你们不知道，我从来不拜客吗?”侍卫说：“知道，但这次不是拜客，是大总统有事情和您相商。”

刘喜奎只好跟侍卫来到总统府。总统府的大厅里，袁世凯正和一帮僚属打牌。刘喜奎直奔袁世凯面前，大声说：“大总统找我有什么事?”袁世凯本来想让刘喜奎陪他打牌，但怕遭到拒绝下不来台，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借口，只好说：“没……没什么事。”刘喜奎说：“大总统没有事，我就先告辞了。”说罢，飘然走出大厅。

袁世凯讨了个没趣，脸色非常难堪，说：“这个戏子真难斗!”

这时一个幕僚出主意说：“大总统，您要是把她娶到手，不就不难斗了嘛！”袁世凯觉得言之有理，立刻让副总统黎元洪、相国徐世昌和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去当说客，他想以三千两黄金为聘礼，娶刘喜奎为十姨太。

三个人来到刘喜奎的化妆室，对她说明来意。刘喜奎斩钉截铁地说：“不要说三千两黄金，就是三万两我也不会出卖自己!我早在报纸上发表过声明：有势我不怕，有钱我不要！……”三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袁世凯虽然死了心，但是袁克文却来了劲儿，反复纠缠刘喜奎；袁世凯的三儿子袁克良也趁机捣乱。袁克良过去一直追求刘喜奎，遭到拒绝之后仍不死心，这次他又别出心裁，雇了一个乐队，整天包围着刘喜奎吹吹打打，弄得刘喜奎心神不宁。他还到处扬言：“我不结婚，我要等着和刘喜奎结婚。”

不管袁世凯父子如何纠缠，刘喜奎始终没有屈服。

怒斥辫帅张勋

袁世凯死后，刘喜奎长出一口气，觉得以后可以自由地演戏了。

有一天，她路过前门外大街，看到前门车站出口涌出一大队人，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脑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的人。观看的人群在议论纷纷：“‘辫帅’这次到北京，是要复辟大清朝。”刘喜奎也认出这个梳辫子的人就是被人称为“辫帅”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刘喜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当年在济南演出时，张勋曾经找过她的麻烦，多亏当时众人搭救，她才没有落入虎口。第二天，两个“辫子”兵突然闯进来，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我们张大帅请刘老板去一趟。”刘喜奎说：“你们没有看到我马上就要演出了吗?”

“我们张大帅有请，你敢不去?”两个“辫子”兵说着就要动手，戏园老板赶紧上来劝阻，刘喜奎说：“你别拦着，我今天就冲这两个东西也不去了，我想张大帅也不会把我怎么样。”那两个“辫子”兵又赶紧说好话，戏园老板也在一边劝说，刘喜奎知道今天在劫难逃，只好硬着头皮跟两个“辫子”兵上了汽车。

刘喜奎来到张勋府中，张勋正在喝酒。刘喜奎说：“不知大帅找我有什么事情?”张勋说：“来，先陪大帅喝一杯再说。”刘喜奎说：“干我们这一行的不能喝酒。”张勋看看刘喜奎，大声喊：“来人啊！”几个马弁应声而至，张勋低声吩咐了几句，不一会儿，他们就抬来三个柳条包。张勋命令说：“打开！”三个柳条包并排放在地上，里面装的全是白花花的银元。刘喜奎心里立刻明白了张勋的用意：这是让我给他当小老婆啊!但是她故意装作不懂，说：“大帅，这是什么意思?”张勋得意地说：“送给你妈养老。”刘喜奎说：“张大帅，我虽然是个艺人，但是过去王爷也见过，总统也见过，但像您这样对待我的人，还是头一次。世间黄金白银有价，艺术无价。如果我想赚钱，眼前这点钱实在算不了什么。我要的不是钱，是大帅对我们伶人的尊重。您这么做，不是轻薄了您自己吗?”

张勋恼羞成怒，怒吼说：“你不嫁给我，就别想出我的府门!”

刘喜奎关在张勋府中，正琢磨着如何逃出去，看到一个穿着整齐的女人走过来。刘喜奎立刻认出这是和自己在天津同台演出过的梨园小姊妹王克琴，王克琴也认出了刘喜奎。原来王克琴在几年前已经嫁给张勋为妾。

王克琴惊讶地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刘喜奎向王克琴倾诉了自己被关的原因，拉着王克琴的手说：“姐姐，你一定要想办法救我出去。”王克琴想了想，说：“这事只有求求大太太，或许还有希望。”刘喜奎听人说过，张勋的太太是状元的女儿，为人心地善良，平日吃斋念佛，张勋对她很尊重。刘喜奎说：“那我们就去求大太太吧。”

王克琴和刘喜奎来到大太太那里。大太太听了刘喜奎的叙述，说：“胡闹!我去找他，让他赶紧放你出去。”王克琴说：“别的事情上，他会听你的；这件事情，他不会听你的。”大太太发愁地说：“这该怎么办呢?”王克琴趴在大太太耳朵边嘀咕了一阵子，大太太眉开眼笑地说：“好，就这么办吧。”

大太太让人去请张勋过来。张勋听大太太派来的人说刘喜奎吐口要嫁给他，立刻兴冲冲地来到后院，问刘喜奎：“你真的答应嫁给我啦?”

刘喜奎说：“我嫁给你可以，但婚姻是人生百年大事，不能不讲究礼仪，不征求父母的意见吧?”张勋说：“我是大老粗，没那么多礼法和讲究。”大太太说：“礼法还是要讲的。如果你不让刘小姐听取父母之命，就会落个私娶的罪名；刘小姐不同意，你就会落个逼婚的坏名声。做官的人一定要注意声誉。”张勋马上说：“太太说得对。大帅同意刘小姐回家征求父母的意见。”“为了安全起见，我派十个士兵保护你回家。”大太太说：“用不着那样兴师动众，派两个人就行了。”张勋说：“好，派两个人，用太太的轿子送刘小姐回家。”张勋又吩咐说：“把我送的聘礼也带上，免得未来的丈母娘说我不懂事。”

临上轿，张勋对两个马弁交代了一番后，又威胁刘喜奎说：“你不要想趁机溜掉。我告诉你，你就是跑到国外，我也照样可以把你抓回来。”刘喜奎说：“你不光可以把我抓回来，还可以枪毙我。像大帅这样的人，对付一个唱戏的，还不是小菜一碟!”大太太说：“阿弥陀佛，大帅虽说脾气不好，哪能随便杀人呢!”刘喜奎上了轿子，看到轿子里的礼品，心头怒火燃烧，张勋说：“你敢不要?”刘喜奎强陪笑脸说：“你给我留着，等我进了府再用。”

刘喜奎被两个马弁护送回到天津，她怕两个马弁认清自己的家门，不敢直接回家。她听说自己的戏班子正在唱戏，就和两个马弁来到戏园，然后找机会甩掉他们。她对两个马弁说：“我今后一进大帅府，就唱不成戏了。”两个马弁说：“这是实话。”刘喜奎说：“我还准备再唱两天戏，把合同唱满了，也过过瘾。”

于是，刘喜奎又登台演戏了。张勋逼婚的事情，本来社会上就有风传，如今刘喜奎又贴出海报重新登台唱戏，观众的情绪像开了锅的水，来买票的人人山人海。刘喜奎对两个马弁非常客气，请他们在戏园里坐正座，好吃好喝好招待，他们也非常高兴。刘喜奎在台上的表演，更使他们入迷。过了两天，刘喜奎对两个马弁说：“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想再唱几天。你们回去告诉太太和大帅一声，省得他们惦记。”

刘喜奎送走了两个马弁，连忙回到家中，和母亲一起，连夜逃到了济南。

智斗曹锟、陆锦

不久，张勋复辟的闹剧结束了，张勋也逃到了荷兰使馆躲了起来，刘喜奎又重返北京的舞台。

这一天，刘喜奎和往常一样来到中和戏园准备演出。她刚下车，就看到戏园的经理在门口等候。经理说：“有两个人已经在后台等了你半天了。”刘喜奎说：“等我的是谁呀?”经理说：“一个是四川、广东、江西、湖南巡阅使曹锟，一个是陆军次长陆锦。

刘喜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曹锟在天津时，刘喜奎曾经去他家唱过堂会。他有个姨太太叫刘凤玮，在嫁给曹锟之前也是河北梆子演员。曹锟借着姨太太和刘喜奎的这层关系，在唱堂会时经常风言风语地挑逗她。以后曹锟再请她唱堂会，她都拒绝了。今天他来到戏园，刘喜奎觉得凶多吉少。

刘喜奎走进化妆室，曹锟和陆锦立刻迎上来。陆锦看到刘喜奎一点也不热情，就教训说：“刘老板，你要好好感谢曹大帅。要不是曹大帅打败了张勋，你能在这里演戏吗?以后你要想平安地演戏，也得靠曹大帅给你保驾。”

曹锟马上说：“对，有我在，以后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就让他吃不了兜着走！”曹锟大包大揽，“以后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咱俩……”他的话里透出一种露骨的轻薄。刘喜奎没有理他的茬：“我还要演出，咱们再见吧。”

曹锟碰了个软钉子，心里窝了一肚子火，不甘心就此罢休，一直想机会报复。一天，步军统领江朝宗让刘喜奎去他家里唱堂会，刘喜奎刚走进江府的大门，陆锦突然从影壁后面闪出来。他上前搭话，刘喜奎没有理他，扬着头走进江府。

堂会唱得正热闹，刘喜奎的二舅忽然慌慌张张地跑来，说戏班子的人全部被侦缉队抓走了。刘喜奎大吃一惊，立即告辞主人，回到中和戏园，问明情况后就直奔警察署。

刘喜奎来到警察署，看到警察署门口拴着陆锦常骑的一匹锅灰马，她心里立刻意识到今天的事情是陆锦捣的鬼。

刘喜奎的猜测完全正确，今天的事情是陆锦一手策划的。刘喜奎走进警察署之后，局里的人都对她笑脸相迎，并马上端来了饭菜，好像知道她演完戏正需要用饭一样。刘喜奎生气地把碗筷推到一边：“我要见你们署长！”

警察知道这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刘喜奎指名要见署长，署长不敢出去，就让一个绍兴师爷出去应付。刘喜奎没有等这个师爷开口，就说：“你出去，请你们署长来！”

陆锦听了师爷的汇报，骂了一声“饭桶”，就让警察署长亲自出马，署长没有办法，只得自己披挂起来，令卫队荷枪实弹站成两排，制造出一副杀气腾腾的场面，然后他才威风凛凛地从卫队中间走出来。对警察署长的虚张声势，刘喜奎只觉得好笑，根本没有用正眼看他，他有点下不来台，只好说：“你来警察署要告谁?”刘喜奎说：“你们警察署是维护社会治安，保护老百姓的，你们为什么平白无故地抓我手下的人？”警察署长强词夺理：“他们对你的婚姻漠不关心，不关心就是犯罪，所以我就把他们抓来了。”刘喜奎忍着怒气说：“你身为警察署长，难道不知道无故抓人是犯法的吗？你们赶紧放人。”警察署长摆出一副无赖的嘴脸说：“放人不是不可以，只要你嫁给我大哥陆锦。”刘喜奎气得眉毛竖起来：“要我嫁给陆锦，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警察署长说：“你不嫁陆锦，今天就别想出我警察署这个大门!”

刘喜奎冷冷地看着色厉内荏的警察署长。警察署长说：“我劝不动你，今天我把你三叔找来了，让他来劝你。”

在父亲垂危，刘喜奎和母亲最需要两个叔叔的时候，他们没有露面，她心里留下了一道伤口，现在这家伙又把已经渐渐平复的伤口重新抠开，她怒不可遏，把摆满饭菜的桌子掀翻，桌子上的杯盘打得粉碎。警察署长惊得呆若木鸡，知道事情不妙，慌忙把三叔推了出来。

刘喜奎看到三叔，轻声说：“您怎么也跟着他们瞎掺和？”

三叔说：“我是被他们逼来的呀！我要不来，他们就要把我抓起来。”三叔抱着头，痛哭地蹲在地上。

“卑鄙!”刘喜奎抓起一个花瓶，朝地上砸去，警察署长急忙拦住，说：“我本来是想帮你解决婚姻大事，没有想到会弄成这种局面。”三叔说：“谁没有儿女，你们留点德吧。”三叔说完慢慢走出警察署，警察们谁也没有敢阻拦。

三叔走后，陆锦急忙走出来，对刘喜奎连连作揖：“我算服了你，快请回吧。”

刘喜奎说：“我今晚还有戏，快把我的人都放出来。”陆锦连忙说：“放，放，马上就放。”

被骗误入崔门

陆锦手下有个局长叫崔承炽，在报纸上公开揭发陆锦贪污军饷，大快人心。刘喜奎痛恨陆锦，看到崔承炽敢仗义执言揭发陆锦，便将崔承炽引为知己，产生了爱慕之心，主动请一个姓黄的先生去提亲。

崔承炽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长得又高又瘦，还有肺病，年纪尽管只有四十多岁，但看上去却像个老头儿。他原籍是武清县，家中已经有妻子，听说刘喜奎要嫁给他，顿时受宠若惊。他怕失去刘喜奎的爱情，就对黄先生隐瞒了自己岁数，说自己才35岁，还没有结婚。为了慎重，刘喜奎又让他二舅亲自去相亲，察看崔承炽的相貌人品。崔承炽深知自己的尊容难以和刘喜奎匹配，就想了个办法，让他的勤务兵刘四代替他相亲。刘四是从农村来的小伙子，身材魁梧面貌英俊，穿上一身军装，俨然是一个英武的青年将军。刘喜奎的二舅对刘四非常满意，回去对刘喜奎一说，婚事就定了下来。

结婚的那一天，刘喜奎为了气一气曹锟、陆锦之流，特地坐了一顶花轿，吹吹打打地来到崔家。拜完天地，她揭开盖头，想看看自己丈夫英俊的面容。但是没有想到，站在她面前的却是一个面孔黝黑、骨瘦如柴的人，岁数也不年轻，她明白自己是受骗了，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昏倒在地。

第二天的黄昏，刘喜奎终于睁开了眼，她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她看到桌子上燃烧的红烛，才慢慢想起了昨天的婚礼，明白了她现在是在洞房里。她转动了一下沉重的头，看到一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正在偷偷擦眼泪。她认出来这个老人是二舅。仅仅过了一天，二舅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二舅看到刘喜奎醒了过来，低声说：“孩子，二舅对不起你，我相亲的那个人是假的，我们上人家的当了。”这时刘喜奎反倒镇静下来，她怕二舅经不起这个打击，就安慰二舅说：“这不关您的事，您的身体要紧。”

崔承炽在刘喜奎昏倒的那一刻，就感到非常惭愧和悔恨，暗暗咒骂自己。现在他看到刘喜奎苏醒过来，马上让人做了一碗人参燕窝汤，亲自端到刘喜奎的床前。但是刘喜奎既不喝这碗汤，也不理睬崔承炽，任凭二舅和别人怎么劝，也不管用。

刘喜奎和崔承炽结婚的消息传到了曹锟的耳朵里，曹锟气得暴跳如雷，立刻命人把崔承炽叫到总统府。曹锟看到崔承炽，拍着桌子骂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擅娶伶人!就凭你这模样，你这官职，刘喜奎怎么会看上你?你说，你是用什么手段将刘喜奎骗到手的?”

崔承炽等曹锟叫骂完了，冷冷地说：“曹大总统，我和刘喜奎结婚，是她主动找上门来的，不是我找的她。她为什么要嫁我，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正想向您请教呢?”

曹锟气得面红耳赤，立刻提起笔，签发了一道命令：对崔承炽的任命一概追回，任何地方都不许录用。

崔承炽被曹锟撤职的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人们的义愤。刘喜奎听说崔承炽因为和自己结婚被曹锟撤职，一种和敌人搏斗的欲望，使她心头本来已经冷却的血液又开始沸腾起来。她想，曹锟向崔承炽下毒手，目的是想逼着我就范，我绝不能让曹锟、陆锦之流看笑话。想到这里，她挣扎着坐起来，勉强开始吃饭。

看到刘喜奎开始吃饭，崔承炽放下心来。他站在刘喜奎的床前，毕恭毕敬地说：“刘喜奎女士，我对不起你，您只当做了一个梦。我现在就送你回去。”刘喜奎拉着崔承炽，让他在床前坐下，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他们欺人太甚！你不用难过，我既然已经嫁给你，就绝不反悔。从今以后，有难我们共同承担吧。”

刘喜奎的一席话，感动得崔承炽热泪盈眶。为了回击曹锟对崔承炽的迫害，刘喜奎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宣布他和崔承炽是“爱好作亲”。曹锟看到刘喜奎的声明，气得摔坏了两把椅子。他和陆锦商量了一个毒计：崔承炽有肺结核，不能劳累，他们就让刚刚结婚四天的崔承炽立刻到江西去视察军情。崔承炽从江西回来，已经病入膏肓，他们不管这些，又让崔承炽立即到长沙、河南视察军务。不到两年，就把崔承炽折腾死了。

崔承炽在病中，刘喜奎始终如一地照顾崔承炽的生活，千方百计地为崔承炽治病，病中亲自给他煎汤熬药。

崔承炽死后，刘喜奎闭门谢客，一直隐居在北京一个小胡同里，孤独贫困地生活了二十多年。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民国时期土匪组织内幕　作者：江仁宝

土匪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当时的土匪不仅人数众多（据有关史料记载，全国约2000万），而且分布全国各地。作为专以掠夺为生的土匪人群，在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时，也需要有组织和纪律。通常在土匪组织内部，设有种种头目，头目之间，各有职守，不相逾越；为了约束成员的行为，他们有各种规范和章法，有赏有罚，界限分明；他们掠夺的方法甚多，分赃也有一定顺序，行动出没，还有特殊的暗号和隐语。凡此种种，构成了鲜为人知的土匪组织内幕。

土匪的组织形式

据有关资料透露，土匪的组织领导和组织形式，基本上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小股土匪。一般由一两个头领在地方上拉起杆子，聚集数十人,结拜成为匪帮，在比较小的地域范围内进行抢劫活动。小股土匪内部的组织结构比较简单，每股拥有一两个匪首，成为头目或杆首，头目以下均为弟兄。小股土匪在聚集成帮之初，一般都要举行结拜仪式，在河南一带称为“孤庄”，与帮会结拜兄弟的仪式相仿。据有关资料记载，土匪“孤庄”（结拜）时供奉的是关云长，除了陈设供烛表馔外，桌上还摆着压上瓤子（子弹）的勃郎宁、自来得手枪，几个人按序分列站立，仪态庄严。烧香磕头时，他们口里念的咒语是：关爷在上，弟子某某在下，今晚“孤庄”我某兄弟，从此以后，互相扶持，对待众家兄弟，不准有三心二意，如有三心二意，上前线炮打穿心而过，五狗分尸，肝脑涂地。每人磕头时，先烧一炷香，然后燃着表，端端正正地跪在关老爷面前，口里即念此咒语，念毕，朝关老爷磕三个头，仍旧站进原位（见姚文蔚：《匪窟余生记》，《河南文史资料》第24辑）。最后由土匪头目发誓，加念几句咒语，以表示其诚恳和耿直。这种以结拜兄弟组合起来的股匪，主要依靠首领与成员间生死与共的关系连结起来，但匪首大多武艺高强，勇猛善战，能保护部众；匪众则以其忠诚报效头领，并与头领比较熟悉，因而凝聚力比较强。小股土匪，民国时期遍布全国各地，据王汝桂、王赓熙探报，1912年在河南的宝丰、舞阳两县就有30余支(见杜春和：《白朗起义》)。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以前，仅分布在吉林、黑龙江两省几个局部地区的马贼匪队，就有百支以上。小股土匪的名称各地不一，在东北地区称“绺子”，在华北一带称“杆”，在华南地区则有称堂或股的。据陆荣廷报告，民国初年，广西匪势猖獗，恭城灌阳一带，“匪据巢穴，共有八馆，有天胜、龙胜、陆大、明胜、到胜诸名目。每馆百数十名至数百余名不等，并携有快枪刀械，抄掳村庄，捉人勒赎，潜藏村内，此拿彼窜”(见陆军部档《1011》）。

第二类是大股土匪。一股由数个或数十个小股土匪联合组成，共推一势力较大、最有胆识者为大头领，也叫总杆首，亦称当家、掌柜。大头领对内有发号施令生杀予夺之权，对外有代表其所部接洽一切之权，匪众称大头领为大爷，以下之头目依次称二爷、三爷、少爷等。大股土匪，少则拥有数百人，多则拥有数千人以至数万人，在广阔的地域范围进行掠夺活动。这种大股土匪总部与分部的建制，各地不尽一样，联合匪股的多少，则根据形势和战略的需要而定。据报道，1913年8月白朗起义进入高潮时，他已联合34支各有几百人不等的股匪，总计二三万人（有的报道称5万人）。白朗为大杆首（总杆首），以下白瞎子、宋老年、张起云、张建德、李鸿等34人为分杆首，“其余小者，实难数指”（见杜春和：《白朗起义》）。大股土匪除了总杆和分杆之间有明确的建制外，一般在他们的总部还有核心领导机构，白朗部就由白朗、宋老年等组成领导核心。山东枣庄抱犊崮的孙美瑶集团则建立了一个六人委员会，其分工通常有寨主、二寨主、军师等不同名目。有的土匪核心中设有相、大都督、先锋、当家官、户部尚书、巡查使等职（见陆军部档《北十一》）。此外，在土匪队伍内部，还设有书写公文的文书、掌管财务银行的会计、刺探情报的侦探等职司名目。这种详细的职责分工，1925年研究土匪问题的专家何西亚在《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写道：土匪“山寨自头领为寨主外，并置有参谋数人，号曰军师，亦曰师爷；书记数人，号曰白扇，亦曰牛一；会计数人，掌管全山银行、出纳事项，号曰账架，亦曰水箱；指挥数人，指挥土匪进退战守事宜，号曰炮头……其组织之严密，实堪令人口噤舌咋。”

第三类是土匪军队。即军队化的土匪和土匪化的军队。他们都按照军队的编制组成，设军、师、旅、团、营、连、排，并有参谋、军需、军法、侦探等。其开差、操练、戒严口令等，亦均仿照军队。如山东土匪毛思忠，“其部下积聚一万余人，竟照陆军编制，取名定国军，并设有参谋、军械、执法、秘书、侦察等处”(见《时报》1917年10月2日)。这就是一支军队化的土匪。另据报道，民国初年，四川省许多溃军驻扎各地，充当土匪，他们“有号令，有军服，有教练，有约束，器械精良，营具完备，一如军之布置也”(见陆军部档《北十一》)，这就是土匪化的军队。

土匪的组织纪律

从土匪的组织纪律来看，在多数土匪队伍中是有纪律约束的，有的土匪队伍组织纪律还相当严厉。何西亚在《中国盗匪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写道：绝大多数土匪队伍要求遵守的纪律有：四盟约、八赏规、八斩条。“四盟约”为：1、严守秘密；2、谨守纪律；3、患难相共；4、与山同休。“八赏规”为：1、忠于山务者赏；2、拒敌官兵者赏；3、出马最多者赏；4、扩张山务者赏；5、刺探敌情者赏；6、领人最多者赏；7、奋勇争先者赏；8、同心协力者赏。“八斩条”为：1、泄露秘密者斩；2、执令不遵者斩；3、临阵脱逃者斩；4、私通奸细者斩；5、引水带线者斩；6、吞没水头者斩；7、欺负同类者斩；8、调戏妇女者斩。土匪规定的四条盟约，最早来源于秘密社会结盟的誓词，后来被土匪采用。土匪的八条赏规和八条罚规，与青红帮的帮规大同小异。土匪制定盟约和条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约束和协调其成员的行为步调，有效地抗击和躲避官兵的追剿，以保证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然而，各地的土匪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土匪所规定的纪律其侧重点、详略情况和严重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一般地说，土匪在刚拉队伍时，规定的纪律都比较简单明了，随着队伍的扩大，其纪律条规也就逐步烦琐起来。如河南王天纵初拉起杆子时，只有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内抢劫；三禁私吞公财。后来，他对山寨的守卫、供给、敌情侦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纪律条规就烦琐起来。在诸多类型的土匪中，社会土匪（侠盗型）的宗旨是劫富济贫，因此，这类土匪的纪律也侧重保证劫富济贫宗旨的贯彻，而且执行纪律比较严厉。例如，白朗队伍规定的三条纪律中第一条就是：“专打大户老财，对贫苦人民则多方体恤，秋毫无犯”，“违者就地正法”(见《白朗起义调查简记》，载《史学月刊》1960年第四期)。河南鲁山侠匪秦椒红，专找富户作对，不惊穷人。他对其部众派粮派款作了相应的纪律约束。有一次秦椒红的表侄，外号“海里怪”，向农民强索了一筐红薯，这事被秦椒红知道了，多次责备其表侄，“海里怪”总是不服，于是秦椒红就把其表侄给杀了。秦对其兄弟们三令五申，不许欺压穷苦百姓，到任何地方，只要能弄到口粮，除供应兄弟们伙食外，要全部分给穷人(见《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

在土匪队伍中，制定的条规纪律最全面具体的要算东北著名马贼张白马部。张白马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北满赭土嘎河流域金矿地带活动的胡匪首领，这里曾出现过乌托邦式的“赭土嘎共和国”，20世纪初这个共和国灭亡后，张白马就为他的部众制定了13条纪律，其中对什么人属抢劫对象，什么人属禁止抢劫对象，对部众的行为准则，对入伙者的选择标准和入伙者的手续要求，以及对掠夺到的财物进行分配的原则，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从条规的内容看出，张白马应属劫富济贫的社会土匪。尽管张白马的13条纪律是全面具体的，但却不能视为各地土匪遵守的普遍条款。即使同是劫富济贫的社会土匪，他们各自制定的纪律与张白马部也不尽一致。例如，张白马禁止抢劫外国人，但民国时期土匪抢劫和绑架外国人却是普遍现象。

综观各类土匪所规定的纪律，其中最突出的一条，就是他们都禁止奸淫妇女。这是何原因?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惧怕女人的“阴气”会带来厄运。也有的认为，民国时期那些土匪首领严禁强奸妇女主要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名声，争取民众尤其是本地民众的同情和支持。如洛宁的丁老八，只要发现其部众有“采花”行为，就将他们身首分家。白朗关于禁止部众侵犯妇女的纪律也特别严厉。据白朗的护卫兵刘绍武回忆：“白朗最忌讳欺负女人，凡欺负女人的，就地正法。他令我亲手打死的，就有十来个。不管他是谁，是兵是官，只要犯了这一条，随即就打死”(见《白朗起义调查报告》，载《开封师范学报》1960年第5期)。尽管这些土匪头领多以严厉的纪律禁止部众骚扰妇女，但实际上当他们的部队扩展到成千上万的规模时，也很难控制他们的行为，即使像白朗这样的社会土匪首领，到后来也约束不住他的部众。据报道，在白朗攻下陕西彬县和河南栾川之后，凡年逾10岁的女子，竟无一不遭奸污。

土匪的生活特征

从土匪的生活状况来看，他们与普通人是不一样的。20世纪20年代，何西亚在《中国匪盗问题之研究》一书中写道：“土匪之生活，杀人放火之生活也；奸淫掳掠之生活也；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之生活也；饿死饱死、忽苦忽乐之生活也；东奔西窜、飘忽靡常之生活也；见弃社会、不齿人类之生活也；只图利己、不顾他人之生活也；虽生存于社会，而不与社会合作之生活也；简言之，即与人类共存原则极端背道而驰之生活也。”这基本上概括了土匪生活的主要特征。

土匪是以抢劫、勒赎为生的人，因此，暴力抢劫、绑架勒索也就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土匪抢劫的方式和规模往往随其自身力量和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小股土匪通常是从夜间盗劫个别农户、抢割庄稼、盗掘坟墓等等，开始其犯罪生涯的；其后进一步发展到在当地市场上或在交通线上袭击旅客，抢劫财物，勒索过境的保险费，即“买路钱”。当土匪团体获得了足够的武器、人马，也就是由小股土匪发展到大股土匪时，他们的抢劫活动也就发展到规模更大、更加鲁莽的地步。所以，大股土匪抢劫，其目标一般是远处的村寨和城镇，其抢劫行动、计划部署，极为周密。各杆首均听从总杆首调动，而匪众又受各所属杆首指挥，不得稍有违忤，否则立即处死。在袭击之前，必先放内线，即先派匪探若干，分赴各地调查贫富，对抢劫地点民户之虚实，地理之形势，驻军情况，连进攻之路线、财家之方位、欲抢财物置于何处，都了如指掌，然后回匪巢报告。匪首开会，决定抢劫目标，作出分工，下达命令，有担任把风的，有担任梭巡的，有担任抢劫的，有担任接应的，并指明抢劫地点、时间，以及临时的口令暗号等，然后行动。如果顺利，一般在前半夜可抢劫完毕，后半夜满载而归，回巢喝酒分赃；遇到敌手，必全力以处，解危而止。大股土匪的抢劫方式，以1923年9月2日《时报》报道的河南孟县被匪洗劫的实例说明：“1923年8月4日上午，从黄河南岸窜出大股土匪，约四五百人，迳行渡河，至孟县城，由南门进城，先将巡警局门岗警士打死，入局将枪支全行抢去；又到武装警察队驻处，将枪支抢去；遂将县署付之一炬，将监狱攻开，所有监犯及看守所犯人全行释放；分赴各街挨户抢劫，女校及高小学生全行拘去，共计架去一百余人；绅商之稍殷实者，均不得免。临去牵走牛马百余头，并将“肉票”财物装载大车三十余辆，从容出城，如入无人之境。”这次大规模的抢劫，土匪事先作出了周密调查，并将抢劫目标都作了暗号。《时报》说：“据孟县公安局长某君之报告，言匪未入城时，先有乔装军队之匪到城，言有军队开到，驻扎城内。城中人以为真军队来，遂不为备。至十二点，匪队蜂拥而至，入城后即大肆抢劫，架去学生四五十人，绅商五六十人，女校学生未与其难，惟女校校长闫某与曾任宝丰知事之毕濯缨君，同时被拉去。事后调查，被劫之户，门上均画有暗记，且未破城之前，即有类似便衣军人者陆续进城，各处暗记，或系该类似军人之匪所记也”。

绑票，即架票勒赎，是土匪索取钱财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它要比抢劫钱财容易得多：首先，劫财必先了解财主钱物藏所等情况，架人而勒其赎命则无此麻烦；其次，暴力抢劫必须出动大队人马，绑架只须三四人或五六人，怀藏凶器，随时可干，所以土匪多乐此为之。同时，由于财主富户有能力替他们的公子闺女付出大量赎金，所以绑票活动开始时直接对着这些人。如果土匪绑架到一户富家女子，就叫做“请观音”；如果绑架到了一个有钱的男人，就称之为“拉肥猪”；如果绑架到财主家的小孩，就叫“抱童子”。对赎票的价格和付款时间的限定，匪首一般根据被绑户的经济状况和具体要求而定，各有所不同。在绑架未婚少女时，如果女子要求天黑前回家，那就是一种特殊的“快票”，即当天付款赎回。如果隔夜再赎，婆家就不要了，因此，快票得款最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土匪勒赎票价的高低，无统一规定，主要根据被架者家里殷实状况，同时也随时间地点不同而有变化。据陆军少将钱锡霖1918年报告：“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动辄数万元，少亦数百元。”这个报告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山东土匪抢架勒赎，后来发展到四处抢掠、逢人即架时，要价就降为三百元、百余元、十元即可，甚至无钱时可用百个鸡蛋赎要。

土匪通过抢劫勒赎搞到钱财后，即行分赃。土匪分赃如同军队发饷，个个兴高采烈。分赃之多少，也有规定，即按人、枪两种股份来分配。“人股”是以土匪在匪队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定。一般说，土匪的大头目大当家、二当家可得五、六份，其次是炮头、军师、粮台等可得三四份，小头目棚头等可得二份左右，一般匪徒得一份，而新入伙又无枪的只得半份。“枪股”是按土匪入股时带来的枪支数而定，如有枪一支，即可得一股，有二支得两股，有枪十支可得十股，无枪者无股。若借用他人之枪使用，还得向枪主缴纳四成左右的租金。由此可见，土匪内部的分赃，等级分明，苦乐不均。土匪分赃的时节，也不尽相同。有的平时每个杆子得到赎款后，马上就按人枪股公开分账。有的，如东北的马贼，到秋后时节才开始分赃。分赃后，匪徒们多下山过年；匪首们则潜入城市，寻欢作乐，食醉终日，任意挥霍。对于大多数土匪的生活水平来说，不一定比一般农民好多少。他们吃的是极普通饭莱；除抢劫分赃后，很少机会吃肉喝酒。土匪生活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东奔西窜，极不稳定。为了逃避官兵追剿，必须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马不停蹄地转移，弄得筋疲力竭，吃不饱饭，睡不好觉，并经常面临死伤威胁。土匪不仅要躲避官兵追剿，还要防备内部的火并、厮杀和暗算。尤其是对土匪头目来说，他们的日子如履薄冰，时刻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如鄂西兴山巨匪高冲道，踞子岩，官兵捕拿不到，乃重金收买小匪多人，作为内应，即将高冲道等匪首6人拿获，枭首示众。由于大多数土匪首领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在生活中鸦片几乎成了一种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鸦片可以治病，减轻伤痛，调节神经，尤其对土匪的过度紧张不安能起松弛作用，故一般土匪都染有鸦片嗜好。

总之，民国时期的土匪，除少数头领胸怀抱负，想干出一些出人头地的事外，大多数人是出于生活所迫加入匪伍的。由于土匪生活基本上是抢劫烧杀，颠沛流离，在一个个险境中度过的，所以土匪的感情世界是苍白的，他们的内心深处仍然觉得当土匪是“犯法”、冒险的生涯，一旦有可能，他们就会洗手不干，或脱离土匪队伍，或集体接受招抚，成为政府军和军官。20世纪20年代，山东安邱县一支千余人的土匪队伍，被政府招抚改变为地方保安队以后，充当保安队长的匪首激动地说：“吾辈改变后的收入虽比吃红钱(掠夺人质的赎身金)时少，但我们当土匪是因饥寒所迫，为匪不但自身难保，而且也祸连家族，不得安宁。今官军对我等一视同仁，我辈身家共享安宁，理当尽职，报效乡里”(见长野朗：《土匪、军队、红枪会》）。河南洛宁匪首郑夏礼，在他得势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我是土匪，土匪行为都是越礼犯法的”(见《河南文史资料》第14辑)。在土匪的眼里，当土匪不仅政治上没有出路，生活上也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接受政府招抚是顺理成章的事。

土匪的隐语暗号

土匪内部通行隐语暗号。土匪的隐语是社会亚文化群发生过程中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特种语言，既是土匪自己的习惯和癖好，又是土匪为了维持其系统的生存与发展而创造的交际工具。因此，凡在江湖上闯荡、在土匪中混迹的人，不了解这些隐语黑话，是寸步难行的。民国时期土匪的隐语很多，各地土匪内部流行的一套黑话，多带有地方方言特点。如河南中部的汝州，一向是土匪出入的中心，有人认为河南土匪的隐语黑话，是以汝州方言为基础，混杂各种俚语，因此不经指点不可能完全了解。其它地方土匪黑话的情况也大体类同。土匪隐语的形成，原因繁杂，据学者们研究，主要原因是：

第一，土匪重迷信忌讳。土匪基本上过的是杀人放火、抢劫勒索的生活，经常要冒生命危险，作为心理上的调节，土匪们将一切凶吉归结为天意，因此，他们办事、说话，都讨吉利。每次出发抢劫之前，都要占卜算卦，根据卜卦的吉凶来决定他们的行动。说话要回避不吉利的词语，凡是忌讳的言词，都以代用词来替补。如“吃饭”、“喝茶”这两个日常生活用语，就是他们忌讳的，因为“饭”与“犯”、“茶”与“查”谐音。为了回避这两个不吉利的词，山东一带的土匪称吃饭为“上传子”(东北马贼叫“啃富”，河南土匪叫“填瓤子”)，把喝茶叫“上请传子”(东北马贼叫“富海”，红帮土匪叫“受黄莲子”)。又如，“睡”与“碎”、“饺”与“绞”、“烟”与“淹”、“猪”与“诛”同音，为了回避这些不吉利的同音字眼，土匪将睡觉称“搪桥”，饺子称“飘洋子”，抽烟称“啃草卷”，杀猪称“搬浆子”。此外，日常行为姿势也有禁忌，如不准背抄手，因为背抄手和背绑着的姿势相似。玩耍时不准作跪的姿势，因为这是被抓后见官或被砍头的样子。不准将掰开的馍对着别人，因为这类似对口，土匪避讳“对口”二字，“对口”就是“对口供”。不准将筷子架在碗沿上，因为这像受某种酷刑(如压杠)的姿势或像两支架着的指向对面的枪管。土匪特别忌讳网，张网捕鸟捕鱼，被他们碰上，非立即把你打死不可，否则就认为有自投罗网的危险。土匪为了应付类似上述各种迷信忌讳需要，就产生了一系列隐语黑话，这是土匪隐语重要来由之一。

第二，土匪行动诡秘。为防止敌人探知底细，创造了一套隐语，这大多与军事行动有关。如他们把地方官吏称为“古子”，地方衙门称为“威武窑”，称监狱为“快窑”，称官兵为“冷子”或“风”，称警察为“蚱蜢”或“兔子”，称地方团队为“冷码”。土匪会晤叫“碰码”或“碰杆”，放哨叫“把风”，遇敌人行动迫近时，土匪就高喊“风紧”，与官兵接火对击叫“交亮”，被敌人围困叫“幔上来”，被捕叫“滑倒了”，受伤叫“挂彩”、“带彩”或“贴金”，战死叫“睡了”，撤退叫“顺水”、“滑”，赶紧撤退叫“紧滑”，等等。

第三，土匪在其它活动中自然形成的一套习惯用语，也是土匪隐语的一个重要来由。如土匪的一项主要活动是绑架勒赎，因为绑人目的在于勒赎钱财，故江湖上称被绑架勒赎的人为“肉票”。被绑架的本国人叫“本票”，外国人叫“洋票”，新被绑票的人叫“新票”，被绑架已久的叫“旧票”，被绑架的富人叫“彩票”，穷人叫“当票”，被绑架的男票叫“天牌票”，女票叫“地牌票”或“花票”，拘留“肉票”的地方叫“票房”，管理票房的头目叫“票房头”，用财物换回“肉票”叫“赎票”或“领票”，杀害“肉票”叫“撕票”等等。又如投奔土匪的人，大多要隐去真实姓名，土匪彼此交往一般也只称匪号，除非江湖中人询问和碰码时，才用黑话报出姓氏。姓在马贼黑话中称“蔓”，姓什么称做“什么蔓”。有的姓以形取音，如姓丁就称“尖子蔓”(因为“丁”与“钉”同音，钉子头尖)，姓王称“虎头蔓”(虎头上有王字)。有的姓氏则借用土匪黑话，如姓刘的称“顺水”(因为溜走、逃跑在土匪中称“顺水”)。再如，土匪对各种行业、人体器官、动物、天体等都有代称，久了就形成隐语。如贩私盐叫“走沙子”，脸叫“盘儿”，狗叫“皮子”，日称“轮子”等(见王希亮：《土匪秘录》）。在土匪的生活中，还有一套联络暗号，大多用于土匪出击和抢劫活动中。如土匪傍晚集合队伍出动抢劫前，一般要打出“对码子”暗号，那就是定更之后，土匪指挥部用手电筒在黑暗野地打出一点两点闪光，以灯光打出暗语，联络到某地集合。再过一会儿灯光全消失，表明土匪队伍已集合齐，然后鸣枪出发。此外，土匪在逃避追捕时及匪部之间的联络也都有暗号。解放前国民党多次派部队清剿，总是扑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了解复杂地形和土匪出没的暗号。土匪的联络暗号，也因时因地而变，相当复杂，不能一一叙述。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3期 土耳其现代化历程的启示　作者：雷　颐

几百年前，现代化从西欧发轫，然后如波浪般一圈圈向外扩张，波及之处，纷纷被卷入这一大潮，有的乘势而起，有的动荡飘摇……横跨欧亚的土耳其，因地处要冲，所以“首当其冲”，比多数东方国家受现代化冲击要早得多，而且它的现代化历程十分曲折，因此对“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老大帝国

土耳其的前身是奥托曼帝国。奥托曼帝国是从拜占庭帝国边境一个小小的伊斯兰酋长国慢慢发展起来的，到15—16世纪，已成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从尼罗河到多瑙河，一时都被帝国大军的铁蹄践踏，黑海、红海成为奥托曼帝国的内陆湖，还曾兵临维也纳城下，甚至使欧洲得了“恐土耳其症”。

由于数百年征战杀伐，穷兵赎武，拓土开疆，军人尤其是骑兵在奥托曼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奥托曼的一切土地都属于它的最高统治者“苏丹”。为了战争的需要，苏丹把大部分耕地都分配给骑兵，骑兵实际成为采邑主，骑兵从自己封地中得到的收益称“蒂玛”。“蒂玛”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有些相像，可以世袭，但不同之处在于奥托曼的中央权力大，土地归苏丹，“蒂玛”的分配由中央政府掌握、控制，由苏丹授予权利证书。“蒂玛”制是奥托曼帝国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也是其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但同时，也是其发展缓慢、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而且，“蒂玛”的分配越来越腐败，掌管人往往随意滥发，一些宠臣甚至后宫妇女也被授予。由于经济发展缓慢，而腐败日益严重，奥托曼帝国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蒂玛”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开始减少，于是“有些平民甚至通过贿赂，非法取得‘蒂玛’。……从此就开始了把‘蒂玛’授予封建骑兵队以外的人那种倾向。上层的腐化是奥托曼的作家们所经常咒骂的，土耳其的谚语这么说：‘鱼发臭从头开始’”。（伊兹科维兹：《帝国的剖析——奥托曼的制度与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蒂玛”制日渐成为奥托曼帝国发展的巨大障碍。

政教合一是奥托曼帝国的另一特点。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苏丹，“苏丹专制独裁的程度，已达到当时环境及通讯条件所容许的最大极限”。（戴维森：《从瓦解到新生——土耳其的现代化历程》，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52页）同时，苏丹又是教主，称“哈里发”，因此奥托曼帝国又是历史上最强大的伊斯兰国家。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成为“生活方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律、国家、社会、文化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都建立在宗教之上。受过严格的宗教和法律训练，学问渊博的“有识之士”被称为“乌莱玛”。“乌莱玛”虽是“僧侣团体”，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由他们管理。“法官是乌莱玛的成员，是伊斯兰政治中起决定作用的成分。在奥托曼帝国内，政府授权他们组成一个僧侣统治集团，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比以前任何穆斯林国家的法官都要高。伊斯兰宗教渗透到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学校、医院等等都由乌莱玛成员管理。这些必然使教产极其庞大，“既不受国家的控制，也不属于不动产的正常处置范围，日后就引起了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从瓦解到新生》，第51、59页）

“蒂玛”制和政教合一制对奥托曼帝国的崛起和稳定曾经起了重要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渐渐不合时宜，日益保守僵化，腐败严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越来越严重。到16世纪，奥托曼帝国开始一点点衰落，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欧却开始加快发展，渐居优势。对世界大势的这种巨大变化，奥托曼帝国浑然不觉，依然沉浸在自己的辉煌之中。对外部世界他们不屑一顾，任何变革都遭到激烈反对，不是被认为侵犯了既得利益就是被斥责为违反了教规。

17世纪末的一场战争，便向长期自大自傲的奥托曼人敲响了警钟。

奥托曼的“鸦片战争”

强大的奥托曼帝国与北方强邻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间自然争战不断，奥托曼人曾两次兵临维也纳城下，虽然攻城不克，却也显示了强大的武力，给奥地利沉重打击。但1697年的山塔之战，奥托曼却大败于奥地利，几乎全军覆没，军队的多数高级指挥官都被消灭，苏丹本人也丢盔弃甲，拼死外冲才幸免于难。

这次战争失败有多方面的原因，但重要一点是武器已明显不如人，而更深的意义并不是军事的，它表明奥托曼帝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各方面实际已经落后，所以有人十分贴切地将“山塔之役”的意义比之于中国的“鸦片战争”。简言之，这个老大帝国现在必须面对一个在“文明”上已经超过自己的新世界。当然，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奥托曼才能真正认识此点。

巨大的失败不能不令人深思，山塔之役的惨败使少数有识之士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提出要了解西方，甚至有人以俄国彼得大帝学习西方建立海军为例，提出要建立现代化军队。从18世纪初起，奥托曼帝国开始了缓慢的改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改革的主要动力和目的就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想在军事上赶上西方，这就稍稍敞开了向西的大门。这时的改革主要是以法国为楷模，改革的重点是改进军事训练、技术、组织和武器装备。在这期间，一些官员被派往法国考察，西方的一些科学和军事著作被翻译出版，但这些微弱的改革遭到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的强大的反对，建立新军的尝试更遇到了传统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对，而随后几十年的和平，更无几人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改革失去动力，还未真正开始便告结束。

1774年奥托曼帝国败于俄国，于是又重提改革，特别是辅政大将军哈密德积极主张改革，但“保守派大起恐慌，于是把他赶下台，结果了他的性命，还在他尸体上插了个标明他身份的牌子——‘教规和国家的死敌’。”（《从瓦解到新生》，第83页）但保守派更拿不出强国方案，1787年奥托曼帝国再败于俄国。在这种情况下，新苏丹塞利姆三世在1789年即位时又开始军事改革，并首次向外国派驻正式外交使臣，但几年后他就被推翻杀害。继任者默罕默德二世1808年继位后仍想改革，但几位主张改革的高官被杀后，不得不把政府大权交给保守派控制。现实使他认识到改革不能贸然行事，要削除保守力量后才有可能进行改革。于是，他采取种种策略，一点点削弱保守派力量，最终，他消灭了反西化改革的有组织的军事力量近卫兵团和“蒂玛”制封建骑兵部队，并逐渐取消了衰败已久的“蒂玛”制，建立起由国家提供军饷的现代骑兵部队。此后，默罕默德二世开始大规模军事改革，在西方军事顾问帮助下建立起新式军队，在以后的岁月中，军官成了西化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奥托曼/土耳其现代化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行政机构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务，有意摹仿西方国家的内阁，重新派遣了驻外大使。由于外交的需要，也为更多地了解、学习西方，专设翻译局以培养外语人才。外交机构和翻译局为奥托曼造就了不少人才。近代中国也是处理外交问题的总理衙门和同文馆成为新式人才摇篮，这一前一后，相映成趣。教育是宗教的世袭领地，从来是只教宗教课程，目的是培养神职人员，自然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也兴办了学习法语和其他世俗学科的学校。这些改革虽然还十分肤浅，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意义却十分深远。默罕默德二世于1839年去世，新苏丹才16岁，实际权力掌握在外交大臣雷什德帕夏手中。他曾在巴黎和伦敦当过大使，是改革派的首领。在他的主导下，官方在1839年11月发表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帝国敕令”。“敕令”措辞矛盾明显，颇有意味，一方面将帝国的衰败归结为没有遵守古兰经，但又说补救之法在于定新法、彻底改变原有习俗。“敕令”规定了新的税法，实行征兵制，并规定无论宗教信仰如何，一律适用此法，尤其重要的是提出要建立西方式的议会。这一敕令“标志了为时40年的，土耳其历史上称之为‘坦泽马特’——改组或整顿——时期的开始”。（《从瓦解到新生》，第93页）

在这40年中，军事改革仍是重点，但在法律、行政和外交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家更加世俗化，公开宣布所有臣民不论宗教信仰如何，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期间还建立了几所世俗的中、小学，虽然想建立一整套现代教育体系的努力并未成功，但教育从来是宗教的一统天下，政府开始涉足教育意义仍然不小。同时还建立了一所文官学校，培养政府需要的行政人才，开始淡化政府官员的宗教色彩。同时，权力机构的设置也将立法与司法分离，以法国为模式建立了省级行政机构，设有省参政会和省议会。还以法国为蓝本制定了商法和刑法，结果是新式法典与传统宗教法典并存，而且同时存在宗教法庭和国家法院这两类法庭。“这种双重体制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混乱，其中有些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总的来说，西化和世俗化的倾向还是相当明显的。”（《从瓦解到新生》，第99页）这期间开始铺设铁路，电报网遍及全国。新技术的引进必然使社会生活发生更大的变化，新闻业发展迅速，批评政府的言论也偶在报刊出现，西方的一些教育、政治和经济学著作也翻译出版。

这40年的改革造就了一批新型知识分子，他们自称“青年奥托曼党人”。他们多在政界和军界任职，许多人曾在翻译局工作过，因此对西方了解颇多。他们批评改革的步伐太慢，强调发展经济、引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制度的重要性。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立宪改革，但意识到宗教传统的巨大力量，因此提出从“伊斯兰民主传统”中寻求根据。在各种改革力量的作用下，1876年12月，登基刚刚几个月的苏丹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颁布了奥托曼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对内阁、由苏丹任命的上议院、由选举产生的众议院、独立的司法机构以及人权法案等，都作了明文规定”。（《从瓦解到新生》，第104页）但苏丹仍旧大权在握，内阁不是对议会而是对苏丹负责，苏丹不仅有任命各部大臣，还有批准立法、召集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宪法同时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苏丹仍称“哈里发”。这次所谓“立宪”其实是所谓“开明专制”，能否真正“立宪”端看苏丹是否高兴、是否“开明”。不久，由于一些议员在议会尖锐批评苏丹，苏丹勃然大怒，感到无法忍受，在1878年2月宣布议会休会。但“议会一休就休了30年。苏丹如此行事的简单事实，恰恰充分说明了议会的潜在战斗力。宪法也被搁置了起来，但它始终是日后改革家们回顾瞩目的一盏明灯。”（《从瓦解到新生》，第107页）

专制引发革命

从1878年到1908年，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苏丹在政治上倒行逆施，实行了三十年之久的专制统治。

在政治上，他严厉镇压反对派，曾经辅佐他上台的改革派中坚人物、曾任辅政大将军的米德哈特被绞死，而更加激进的“青年奥托曼党人”和其他体制外的反对者大都流亡国外。他十分清楚宗教的作用，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势，所以又开始强调泛伊斯兰主义，强调自己的“哈里发”地位。他一方面利用宗教感情来扩大、强化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来反对新思想，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思想都斥为异端邪说。在利用宗教的同时，他的“统治还包括使用新闻检查、警察、间谍和流放等手段”，报刊杂志常被停刊，“告密者把报纸或报告送到苏丹办公室，这些报告往往控告无辜者从事颠覆活动”。结果，如果报纸上有宪法、发电机甚至化学公式这类新词都会有危险。（《从瓦解到新生》，第113页）这期间冤狱遍地，人人自危，一片恐怖。

与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和教育仍在缓慢发展。在这30年间，主要是由于军事的需要，铺设了更多的铁路，架设了更多的电线，修建了更多的现代化工厂，军事现代化更是加速进行。物质方面的现代化必然需要有现代化知识的人才，所以这期间仍兴办了一些现代中、小学和高等专门学校，培养行政官员和新式军官的文官学校和军事学院的规模不断扩大。虽然他们学的主要是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阿布杜尔哈米德采取种种措施对学生思想严加控制，但对当局专制统治不满的思想仍在学校蔓延、传播，反对派代表人物的著作在学生中广为流传。一些秘密团体陆续成立，而军事院校的学生成为国内反对派的中心。1889年，军事医学院的少数学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团结与进步委员会”，后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成为反对派的核心组织。1895年，“团结与进步委员会”一些成员突然被捕，他们计划发动政变也因叛徒告密而流产。当局开始在全国大逮捕，新一代反对派成员也大量流亡海外，与老一代反对派汇合，在海外坚持反政府斗争。阿布杜尔哈米德没有认识到，经济现代化发展与政治专制或许能维持若干年，但二者本质上是不相容的，从长远来看，不是经济发展冲破专制政体的束缚，就是专制政体束缚经济的发展，二者必居其一。

这时，庞大的奥托曼帝国实际已破朽不堪，面临分崩离析的危局，非土耳其族要求独立的倾向越来越强烈，叙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保加利亚、亚美尼亚……的独立运动此起彼伏，使奥托曼统治者疲于应付。更严重的是，西方列强一直对这个老大帝国虎视眈眈，插手其间，使问题更加复杂，根本无法解决。

到20世纪初，奥托曼帝国已是内忧外患日益严重，矛盾重重，反对派加紧活动，各种原因引起的小规模兵变不断发生。与1905年日俄战争使中国人认识到立宪的黄种人可以打败专制的白种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立宪派一样，日俄战争的结果也使奥托曼的立宪派深受鼓舞……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只消一个偶然的机会，革命的导火索就将被点燃。1908年终于爆发了“青年土耳其革命”。这年7月，精锐部队陆军第三军在“团结与进步委员会”（第三军许多军官是该组织成员）的策动下发动起义，要求恢复宪法，军事学院院长也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恢复宪法。无奈之中，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为保住自己的王位只得宣布恢复宪法，30年专制统治终于结束。人们走上街头欢庆革命胜利，报刊杂志公开批评政府，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赶回国内，重新隆重安葬了被杀害的烈士，同时开始准备议会大选。12月17日，中断了30年的议会重新开会，反对派领导人被选为议长。

但发动革命的主要是受西式教育的军官，而普通士兵却与传统、宗教的联系更为密切。由于传说现在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不信宗教，士兵的不满情绪非常严重，终于在1909年4月13日发动没有军官参与的兵变，占领首都，赶走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阿布杜尔哈米德二世错以为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临，立即宣布支持兵变。但几天后兵变就被挫败，青年土耳其党人重掌大权。阿布杜尔哈米德因支持兵变被废黜，他的弟弟默罕默德五世被推举上台，继任苏丹。新苏丹的权限受到严格控制，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内部并不团结，关于奥托曼帝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分歧尤为严重，因此也缺乏必要的权威。旧的权威不复存在，新的权威一时又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所以帝国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政治、社会相当混乱，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颇有些类似。

若进一步比较，从1697年的山塔之战开始提出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到1908年的土耳其青年党人革命，与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历程非常相像。而这段历程奥托曼走了210年，比中国晚清70年要漫长得多。大清王朝在最后70 年中一次次丧失了主动变法图存的机遇，而奥托曼帝国在这210年中丧失的机遇则要多得多。换句话说，历史给奥托曼的“余地”比清王朝要宽裕得多。山塔之战虽然失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奥托曼帝国仍是令人生畏的强大帝国，不像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就面临亡国之祸那样处境险恶。宽裕的环境本为从容主动变革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但实际上变革往往是在不得已的情境中被逼出来的，在宽松情境中能看到未来的变局、能有危机感紧迫感而主动变革的统治者确不多见。

历史的机遇，就是这样丧失的。

凯末尔革命

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俄为“世仇”的奥托曼帝国与德国结盟，结果成为战败国，1919年凡尔赛和约不仅瓜分了奥托曼帝国，使阿拉伯各省摆脱土耳其的控制，“这就使得土耳其人的土耳其这个目标更容易达到。它仍然是奥托曼国家，但更多地被称为土耳其，以后成立的共和国便把它定为正式名称。”（《从瓦解到新生》，第138页）和约还规定了协约国在土耳其驻军，甚至其财政都要由协约国控制。作为战败国，1918年继任苏丹王位的默罕默德六世政府只能在这一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这次大战的结果使“土耳其民族主义”得到空前发展，其基本主张是土耳其不应再挑起奥托曼帝国的重担，同时又坚决反对外国在土耳其驻军。在既反对苏丹又反对外国侵略这种曲折复杂的斗争中，青年军官凯末尔（又译基马尔）脱颖而出，成为土耳其革命运动的领导人。

牢牢掌握军权的凯末尔早就立志建立政教分离、没有苏丹的共和国，但行动中却非常谨慎。他意识到大众依然忠于苏丹——哈里发，所以在自己权力没有巩固之前仍承认苏丹——哈里发为合法统治者。这样，奥托曼帝国实际存在苏丹和凯末尔这两个权力中心。在1919年秋天的议会选举中，凯末尔派占了绝大多数。1920年4月23日，议员们投票建立了大国民议会政府，虽未宣布废黜苏丹，但却宣布只有自己才代表国家。第二天凯末尔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并主持部长会议。“1921年1月的宪政法律把这一组织具体化了，法律宣布主权无条件属于国家。这个国家现在第一次被正式称为‘土耳其’。”（《从瓦解到新生》，第143 页）而苏丹则针锋相对，缺席判决凯末尔和其他一些议员死刑，并组织“哈里发军”讨伐凯末尔。经过一番激烈斗争，苏丹败逃国外，结束了长达六个世纪的奥托曼统治。由于宗教仍有强大力量，大国民议会仍暂时保留了“哈里发”制，但“哈里发”却由大国民议会从奥托曼王室成员中选出，并受议会制约。大获全胜的凯末尔于1923年10月29日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首届总统。

凯末尔权力巩固之后，便迅速、坚决但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他的主要目标是政教分离，所以首先进行的重大改革是1924年春废除“哈里发”制，将奥托曼王室所有成员都驱逐出境。同时，将包括宗教学校在内的所有学校都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并关闭了所有的宗教法庭。这些改革虽未达到政教完全分离的目的，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大大下降。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激烈的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长久以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但1925年初，凯末尔却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这年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镇压下去，有些人还被处以绞刑，欧式帽终于在土耳其流行起来。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可谓“现代”与“传统”间的一种妥协。

以易服饰等来表示改革之意并非凯末尔首创，中国古代就有“胡服骑射”之举；俄罗斯彼得大帝改革时也曾改服装，为改变俄罗斯人留大胡子的传统以向欧洲人看齐甚至征收“胡须税”；日本明治维新也曾推广欧式礼服，并设有专门机构教授官员交谊舞等欧洲礼仪；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值得一书之事……当然，现在看来这些都有“形式主义”之嫌，但在当时，却是向世人表明变革决心的必要之举。

其后，凯末尔又进行了一系列激烈改革，在文化方面废除阿拉伯字母、创立新字母，“与过去相比，现代语言是大大简化和土耳其化了。今天的土耳其学生倘不借助注释，根本就读不懂凯末尔1927年的6天演讲词，由此可见语言改革变化之大。”（《从瓦解到新生》，第157页）与中国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可谓异曲同工。在社会生活方面，以公历取代穆斯林历及其变种奥托曼历，废除一夫多妻制，提倡妇女摘去面纱、参加社会活动，到1933年甚至有13名妇女当上了法官！在法律改革方面，进一步清除各种法律中的宗教影响，采用了瑞士民法、意大利模式的刑法和以德国、意大利为榜样的商法，1928年从宪法中删去了有关“国教”的条文……这些措施不无操之过急之处，在实践中也不可能完全实行，但总体而言却为土耳其的未来模式定好框架。这些现代化改革使社会体系在矛盾、摩擦和调适中创新，宗教与国家各司其责，互不干涉，没有、也不可能使土耳其“全盘西化”，为今后的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

1938年11月10日，凯末尔病逝。消息传来，举国悲痛，人们将他尊为“现代土耳其之父”。虽然以后的道路仍时有风雨，但“在共和国领导下，土耳其民族已踏上征途，掌握起自己的命运。它不可能照抄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只会沿着自己的道路向前发展。”（《从瓦解到新生》，第191 页）

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再次说明，在最基本、最核心的层面，“现代化”具有一种普遍性要求或标准，即对世界“解魅”（disenchantment），用理性的眼光衡量一切，实行“政教分离”；注重个人平等权利，实行宪政，强调法制。但“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却是多种多样，必然要与“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结合，具有“本土特色”。换句话说，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价值与本土特色间始终会有一种张力，二者如何调适、结合，是现代化道路是否平稳顺利、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3期 张自忠路两座大宅的故事　作者：黄秀雄

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上将，他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屡建赫赫战功，是第一位战死沙场的上将。解放后，国家追认他为烈士。为了纪念抗日英雄，北京有三条马路以抗日英雄的名字命名：张自忠路、赵登禹路、佟麟阁路。

张自忠路在东城区，旧名铁狮子胡同，是因为有座大宅的东、西两旁各立着一座两米多高的大狮子而取名的。改建成马路后改名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路3号大门口东边的墙上嵌着一块汉白玉，上面刻着“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石狮子旁立一碑，刻着“‘三一八’惨案发生地”。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26年3月18日，北京两千多爱国群众和学生为抗议日军炮击大沽口事件，从天安门游行到段祺瑞执政府，段祺瑞命卫兵开枪，打死40多人，打伤200多人，其中十分之九是学生，刘和珍与一些同学壮烈牺牲。鲁迅在日记中写：“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接着，又写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他写道：“以时间的流逝，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的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作者的心情是悲痛的、愤怒的。他担心岁月流逝，烈士的血迹成了淡红色，以此喻示后人的记忆被岁月冲淡。鲁迅警告人们，忘了这惨案，我们就是偷生在这似人非人的世界中。这是多么可悲啊！

文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也参加了游行，他目睹了惨案发生的过程，写了《执政府大屠杀记》一文，详细叙述惨案的实况，其目的是留下历史档案，警示后人。

大宅的地下室是囚禁赵世炎烈士和他的战友们的水牢。水牢是地上注水的牢狱。

抗日战争时，北平沦陷。日本军官冈村宁茨和他的部属就住在这座大宅里，许多罪恶的指令从这里传出。

作家姚雪垠写的《李自成》一书中说到这座大宅的沿革：它是明末崇祯皇帝一个爱妃的父亲建造，硕大的两座狮子就是那时制成的。“文革”期间，一群红卫兵想毁掉这象征封建权力的两个狮子，无奈它们太坚硬了，没毁成。

解放初期，这座大宅成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新闻系、档案系所在地。后来三个系都迁到西郊去，这大宅成了教职工宿舍。

有趣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农民作家、《半夜鸡叫》和《高玉宝》等书的作者高玉宝曾在此读书。

从张自忠路3号往西走到23号，是本文要说的另一座大宅，它现在是招待所。这座大宅是明末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爱妾陈圆圆住的。李自成起义军攻进北京后，起义军将领刘宗敏掳去陈圆圆,吴三桂开关迎清兵,他想靠清兵消灭起义军。这便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故事。

20世纪初，国民党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买下这座大宅。顾维钧是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才生，31岁时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巴黎和会。

1924年，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应冯玉祥将军之邀，北上议政，就住在23号大宅里。孙先生因患肝癌住进协和医院，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1925年3月12日在这座大宅去世，终年59岁。孙中山弥留时，断断续续地念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孙中山先生为革命辛劳一生，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救中国。”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4期 邓小平的求实与反思精神　作者：余广人

恩格斯说过：“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这就是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是思考的基础，而思想的进程则是从对历史的思考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最初是从我们党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起点。作为这次伟大转变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能够为我们党和国家确立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与其“三起三落”不平凡的政治生涯过程，以及对历史的求实和反思是密切相关的。

对“大跃进”的失误，

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1958年，在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党中央的决策出现了重大失误，“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挫折，人民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这段时间党的决策的失误，邓小平坦言：我也有份。

其实，追溯邓小平对“大跃进”的态度，可以看出，他是不大赞成的。1957年10月，邓小平在一个讲话中，对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头脑发热的情绪就有了清醒的认识。他说：搞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比较革命要困难得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多大的本事。所以，要把我们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如果不一心一意，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他强调指出，什么时候都要从我们国家的实际出发。

但是，一年以后出现的“大跃进”运动，显然是没有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当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铺开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广西视察。看着那些小土群炉炼出来的所谓钢铁，这位曾经在法国钢铁厂干过这一工作的总书记很不满意。

到了1961年，特别是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提出纠正“左”的错误，邓小平与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立即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为尽快挽回“大跃进”造成的损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对“大跃进”运动邓小平内心是不赞成的，但是，在后来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邓小平还是勇于承担责任，多次强调自己也犯过错误，在这段历史上也负有责任的。

“这也许是我们党内许多老同志的共同悲剧。只要毛泽东在思考，他们就习惯关闭自己头脑中相应的那部分机器。”1980年8月，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拉法奇问时说道：“错误是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

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一次对“大跃进”承担了责任。他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邓小平对“大跃进”运动的总结，反映了他的求实态度和对历史负责的可贵品质。因为有这样的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始终要求全党，汲取“大跃进”的历史教训，从国家的实际出发，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政方针。在这一点上，邓小平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转折后，中国开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中国究竟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大？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大多数人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曾经出现过与1958年“大跃进”相类似的“洋跃进”。如何避免1958年“大跃进”的教训，制定出合乎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有很大的提高。“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说明邓小平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有了比较准确的定位。

12月6号，在与日本大平正芳的谈话中，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直接定位在“小康”。谈话中，大平正芳问道：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十分宏伟动人的。但是我想知道，你们的现代化蓝图究竟是如何构想的？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关于小康的含义，邓小平后来有过多次阐述，最概括的解释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这实际上就是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中间阶段。

“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概念的提出，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我们党科学地确立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及实施步骤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从我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1982年党的十二大，把小康目标进一步确定为全党全国人民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

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说：“可以说，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就是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在党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党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这一重要战略决策的作出，是奠基在对1957年以来“左”的错误，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的历史教训总结上的。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融入了邓小平对20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早在1975年，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时，就开始了对“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这次整顿，虽然对“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是有限度的，但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面拨乱反正的前奏。

“文革”结束后，1978年9月，邓小平到朝鲜访问回国后，没有直接返京，而是在东北三省滞留了约一个星期。他先后视察了几个地方，发表了五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多次情绪激动地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的人民太好了。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还能忍耐多久，很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国人民确实好，房子少，几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究竟能忍耐多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

邓小平是一个在公开场合轻易不动感情的人，以这样的方式讲话，显然是充满了愧疚与自责。邓小平是把自己放在党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来披露这种自责心态的。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使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要实现这样的转折，就必须对20年来的“左”的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清算，总结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不但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发展经济的方针，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因为阶级斗争成为全党的中心任务，到后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这样，“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阻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胡乔木文集》264页）

因为阶级斗争成了中心，所以，正像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在这20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

这20年间，我们的损失到底有多大？邓小平从宏观上曾有过论述。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时说：“拿中国来说，50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20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们都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去。”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心中国失去20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历史的浩劫，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论述过：

“20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

“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像这样的论述，在《邓小平文选》里曾反复出现。这些论述，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王洪文的叫嚷引起邓小平的

高度警觉：不解决接班人的

问题就要亡党亡国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邓小平71岁。

这一举措等于断了“四人帮”抢班夺权的路。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嚷：“10年后再看”。是年，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了中南海，引起了邓小平的警觉。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71岁是处于劣势的，这是显而易见的。邓小平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尘寰，谁来接班？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让“四人帮”或“四人帮”派系的人执掌党和国家的大权，那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将继续一次灾难。

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大批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然而，王洪文“10年后再看”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在举国上下的一片欢呼声中，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一方面，回到领导岗位的老干部大都年高体弱，精力不济，干部队伍呈老化趋势；另一方面，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还存在相当势力，他们等待着有朝一日重新翻过来；反对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人也还大有人在。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后，邓小平就开始提出：老同志要退让，要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德才兼备的年轻同志来接班；要趁老同志还在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早解决比晚解决好。

1979年7月29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时说：“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接着，邓小平提醒大家：1975年王洪文说10年后再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在也还有10年后再看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拔一些年轻的同志来接班。”“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他还告诫：一定要趁我们老同志在的时候解决接班人问题，挑选好接班人，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我们对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

在需要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还存在着阻力。少数老同志的心态较为复杂。他们受林彪、“四人帮”迫害，靠边站了多年，如今刚出来工作，又要让位，一时难以转过弯来；还有些老干部担心年轻人经验少，资格嫩，压不住阵脚；等等。总之，接班人和让位的问题虽然提出来了，但落实起来，十分艰难。用邓小平的话说：“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

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邓小平就培养接班人问题的紧迫性，讲了几条“对高级领导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意见：(一)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方针和路线的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还要有人干，谁来干？反正靠我们坐办公室画圈圈不行，没有希望。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势力还存在，有些受毒害的青年人至今不悔悟。1975年我出来主持工作，王洪文说，10年后再看。10年后，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在座的老同志也斗不过他们，你们能活多久啊？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林彪、“四人帮”派系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三)因此，对于我们的老同志来说，第一位的事情就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要让路，要准备交班，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工作。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这个问题，10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我们这些老同志就向党和人民交不了账。

老同志如何交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初步思路：有人说，青年人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建立退休制度。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发个议论吧！

1980年2月23日至29日，继三中全会之后，又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上，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不进一步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他又一次用王洪文那句“10年后再看”的话作例子，向全党呼吁：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5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就交不了账了。

五中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提出了废止领导干部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相对年轻的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候选人的决定》，为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进入中央领导阶层腾出台阶。应当说，这些举动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总的来说，步子动作还不够迅速和大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和阻力。1980年8月18日，即将决定中央人事变动的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前夕，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变革作重要讲话。他说：“这项工作(指提拔中青年干部接班)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再次针对一些老同志的担心和顾虑进行说服：“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

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这个讲话。

11月10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政治局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会议认为华国锋同志继续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是不适当的。许多同志提议邓小平同志任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但邓小平认为，从年轻化角度考虑，他担任党中央主席不适宜，他推举了年轻的胡耀邦。鉴于军委主席暂无其他适当人选，他可以担任一段时间，以便培养新的年轻的同志接替。政治局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1981年6月27日至29日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胡耀邦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

十一届六中全会标志着中央领导层的重大人事变动，实现了平稳的交接。但是，就全国范围来说，老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接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存在一定阻力。邓小平为此继续奔走呼号。六中全会刚落下帷幕，邓小平想到让路接班的问题太迫切、太重要了，又特意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会。他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顺利、很稳定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要来一次灾难。解决这样一个大问题，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他还不客气地批评：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还没有解决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老同志让路、让中青年干部上来的问题时把它喻为“一场革命”，并疾呼：“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

在实现领导干部年轻化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的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也逐步得到实现。

1982年7月30日，十一届七中全会举行前夕，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经过修改的新党章草案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以发挥许多富有政治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邓小平在会上说：“这次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他还说：“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

9月1日至11日，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会议审议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正式宣布在中央和省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大会根据新党章的规定，选举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72人。9月13日，中顾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顾问委员会主任。会上，邓小平就中顾委的性质和任务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的实现新旧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够逐步地更年轻一些，同时也就能更妥善地使我们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还能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以后，协助党中央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在中顾委成立之时就预计：全国范围内的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的完成大概需要10年。从1982年到1992年，正好是10年。10年来，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新老干部的合作与交替已取得如期进展，同时，顾问委员会历时两届，委员们大都年事已高，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一种过渡性的组织，其使命已完成。鉴此，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央顾问委员会向“十四大”提出：“十四大”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十四大”高度评价了中顾委10年来所做出的功绩，并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从“十四大”起不再设立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顾问委员会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得出了这样一个很富有神秘色彩的结论：赋有创造性的个人的行为可以描绘成包括“退隐和复出”的两重行为：退隐的目的是为了他个人得到启示，而复出则是为了启发他的同类。“退隐可以使这个人物充分认识到他自己内部所有的力量，……复出是整个运动的实质，也是它的最终目的”。（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第2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6月第二版。）

根据这一结论，我们对这种“退隐与复出”可以做出这样的理解：真正的英雄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遇到挫折和挑战，伴随挫折而来的是退隐；在退隐过程中，他通过求实反思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之后得以超越同类、成功地应战。“挑战、退隐，超越后复出、应战”这样一个不断往复、深化的过程，也就造就了一个时代的英雄。

邓小平就是从“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中，融入了对历史的求实与反思，因而成为一个时代的伟人，一个时代的英雄。（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吾爱吾师　吾尤爱真理”　作者：严如平

毛主席晚年有哪些错误？这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关系？这个在今天常被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却一直是最大的禁区，为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不乏其人。1977年1月胡耀邦同志同我的一次谈话，冲进了这个禁区，显示出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智大勇。

继续“批邓”危险至极

粉碎“四人帮”后，还在中组部“五七干校”继续“学习”的我，心中也升起了无限的希望。1977年新年，我从河北省固安赶回北京休假，头一件事是去富强胡同看望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招呼我坐下后，仍是一见如故地无话不谈。没说几句，我就兴冲冲地问开了：“耀邦同志还是到中科院工作吗？”没想到他一下子沉下了脸：“我还能去吗？！我是一株‘大毒草’呀！现在还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能让我出来工作？我出来又怎么工作呀？”他谈起了在科学院的日子，心里很不愉快，苦涩地说：“我是又一次‘百日维新’①啊，看来要真正做点工作太难，太难！”

这时，我说了一个疑惑不解的问题：毛主席点将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怎么一下子又把他和你们都打成“右倾翻案风”“三株大毒草”了？他叹了口气，黯然地说，他老人家老了，听不得一点点不同意见，对他的那一套很固执，“四人帮”这批人又挑拨离间，怎么会搞得好呢？接着他心情沉重地说：“四人帮”粉碎了，可是如今批“四人帮”还要连带批邓，是因为“批邓”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②这不还是原来那一套吗！？林彪、“四人帮”这十年来弄得我们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再要按照原来那一套搞下去，就危险至极！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态度很是严峻，我觉得他太过虑了，便说：“四人帮”已经粉碎了，还能再怎么样啊？耀邦同志说：那可不一定！林彪、“四人帮”不都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吗：这是最高指示，那是最新教导。今后如果这也是毛主席讲过的、那也是毛主席定下的，那还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说到这里，耀邦同志又点了一支烟。我惭愧地说，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自己，真是太幼稚太糊涂了，做了多少傻事蠢事，还认为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呢！他宽慰我说，那时候有几个人是清醒的？我也被搞蒙了嘛！因为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嘛！他有一系列指示嘛！不过我们应当好好想一想，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接着，耀邦同志向我谈开了一个他思考已久的问题。他说：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想要把阶级斗争在全国上上下下搞彻底，这是和他这些年来一直搞阶级斗争一脉相承的。这两年我反复想，觉得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对党、对国家，是个有大功的人，他的功绩谁也比不了，历史上也少见；以他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可是他在晚年十几二十年里有些东西，已经背离了他原来的思想体系。

这时，耀邦同志猛吸了两口烟，陷入对过去岁月的沉思：还记得1957年初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吧，本来讲得多好啊，可是后来整理发表的时候，添了很多政治思想领域阶级斗争的东西，成了那年划几十万右派的理论依据，也是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一再搞政治运动的理论基础，把“八大”提出的路线实际上给否定掉了。1958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说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始我们头脑也跟着发热。可是到下面去一看，什么亩产几万斤，什么大炼钢铁，都是瞎吹；办公社，吃食堂，也是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现在看来，他老人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严重了。即使到各地视察，也看不到真实的情况、听不到群众的心声，大都是听少数干部汇报，或者是看几个“样板”，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倒是彭老总真正深入到家乡群众中去了，在庐山会议上写了那封信，结果倒了大霉，说彭老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是右倾机会主义总头目，空气搞得紧张得很，最后还要通过一个决议，大家不能不举手。接着在全国反右倾，又是一场阶级斗争。

耀邦同志谈到这里，心情更加沉重：三年困难刚刚度过，他老人家就要搞四清运动。1963年5月那次杭州会议我是去了的，他把农村的一些问题都上纲到“严重的阶级斗争”。这些问题不是没有，我在湘潭也看到不少，大多数是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的问题，性质到底是什么？严重贪污、盗窃、打骂群众，违法乱纪的人有多少？用百分比一比，占多大的面？可是他老人家看得很严重，别人都插不上嘴，这样写出的“前十条”，搞四清运动就必然过火；后来温度越来越高，“二十三条”要降温，可是又说有个“走资派”。我心里有点嘀咕。当时我在陕西，只能多讲“要正确对待干部”这些东西。最后，他又把“走资派”这个概念从基层弄到上头、弄到中央来了，就发动起了“文化大革命”，说是要反修防修，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他老人家当然是想把我们国家搞好，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可是他把我们党的情况看得很糟糕，甚至说有一大批领导干部已经是修正主义分子了，相当多数单位的领导权已经在敌人手里了，中央已经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了，于是把这场“文化大革命”定性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当然要被林彪、“四人帮”用来搞他们的阴谋。毛选第一篇开头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文化大革命”恰恰在这个首要问题上搞颠倒了，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

对于自己的认识同一贯十分尊敬的革命领袖存有差异，耀邦同志显得十分痛苦。他沉痛地说：对于他老人家这些大搞阶级斗争的东西，过去自己也不是没有疑惑过，可是自己是个党的干部，还是个中央委员嘛，有疑惑也得遵守纪律啊，也得举手啊，往往不敢多想下去，反倒还不断反省这种疑惑是不是在阶级斗争面前的动摇呢，是不是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呢！……

耀邦同志谈得正在沉重之时，他儿子胡德平进屋来了。已经当了爸爸的德平一见到我，仍然不改20多年前少年时光对我的称呼，亲热地叫我“叔叔”。接着他对耀邦同志说：“冯伯伯看你来了！”耀邦同志对我说：“你跟文彬同志不很熟吧，那我们就改日再谈吧！”他问我休假几天，说那就明天再来。

对毛主席怀有深厚的革命感情

回来后，我追记耀邦同志的谈话，对十几二十年来很多的问题有茅塞顿开之感；同时，我的思绪久久停留在他说的“是不是对他老人家不忠呢？”上面。

这当然是一个完全不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对于耀邦同志来说。耀邦同志在我们的心中，一直都是一位对毛主席怀有深厚革命感情，非常尊重毛主席的领导干部。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他说过他自己的故事：还是他12岁在家乡文家市里仁学校上学的时候，正值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文家市集中，那天早晨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他第一次看到身材魁梧的毛主席给起义的部队讲话，听到毛主席宏亮的声音：“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留下了一生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自己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信念。

——长征到遵义，耀邦所在的部队集结在遵义城外休整。当遵义会议结束后传达到部队，说毛主席将要参加领导红军继续前进，红军战士个个都兴奋异常，觉得从此红军能摆脱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打胜仗了。爬雪山过草地，也都充满信心。

——长征到陕北后，红军渡过黄河东征，耀邦参加李富春同志领导的后勤给养和征兵扩军工作，后来总结时毛主席表扬他做政治宣传工作很出色，使他受到很大鼓舞。

——1937年在抗大学习时，耀邦聆听了毛主席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实践论》、《矛盾论》，在讨论中常常点名要他发言，一再受到毛主席的指点和肯定，大大鼓舞了他学习的积极性，使他牢牢树立起实践第一和辩证分析的观点。

——接着在抗大工作时，耀邦约毛主席为抗大校刊写文章，毛主席问他写什么题目，要他汇报抗大学员的情况。毛主席听了他的汇报，赞扬他很有条理，后来就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文章。

——此后，毛主席提名耀邦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当组织部副部长，当时他还只有二十三四岁。他说要管八路军那么多干部，自己太年轻，毛主席要他放开胆子干，说我给你撑腰。

——建国以后，耀邦在川北当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给中央写的工作报告，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扬。

——1952年被点名调来北京，毛主席提名他当团中央第一书记，还不断鼓励他要大胆工作。那几年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受到毛主席的垂询。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派耀邦到自己的家乡湖南湘潭任省委书记兼地委第一书记，领导家乡人民度过灾荒、增产粮食。

——从湖南回来不久，又被毛主席提名派往西北，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耀邦同志每每说到这些，总是怀着一种对领袖的培育和知遇之恩的激情，几次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哪里有我胡耀邦啊。

几十年的革命岁月中，耀邦同志一直是把毛主席作为革命导师来尊敬的；对于毛主席著作、对于毛泽东思想，耀邦同志更是反反复复地学习领会，热情宣传，忠实贯彻。他对毛主席的忠诚，从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

因此，耀邦同志在谈话中列举了毛主席晚年的重大错误，进而提出自己的疑惑是否“不忠”的问题，正是说明了耀邦同志对毛主席是尊敬而不是愚忠，是学习而不是迷信。

要把毛主席晚年的过错

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

第二天我如约又去了富强胡同。见了耀邦同志就说，昨天听你说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这十几二十年有些东西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是啊，过去我偶尔有点疑惑，也不敢多想下去；林彪爆炸后，“四人帮”又继续搞极左。我这才多想这个问题，又重新看了四卷毛选。延安时期，毛主席的思想理论是多么精粹啊！他在抗大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得十分深透，又结合了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把唯物论和辩证法阐述得深刻极了；后来搞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实际上中心是反对教条主义，也非常深刻有力。批判教条主义，是批判王明，实际上是批评斯大林嘛，只不过没有公开点名就是了。延安整风使全党树立起了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实事求是的风气，形成了全党公认的毛泽东思想。那一段，毛主席同周副主席、朱老总等领导同志合作得也好，重大事情都一起商量，他也能听大家的意见。这就使得我们的党得到很大发展，各项工作都很有成效，解放战争打得何等漂亮！很快取得了全国胜利。建国以后，开头一段他还是很谨慎的，听说为抗美援朝是否出兵这件事，他同中央领导同志反复商量，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想得很深很远。可是之后不几年，他老人家就在中南海里不大出来了，到外地去也少同干部、群众接触；党内党外更是滋长起了个人崇拜的风气，我们去汇报工作，也是毕恭毕敬，唯命是从的；他也不大谨慎了，许多事情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别人不能说不同意见，说了就倒霉。如今想起来，我想，一个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个是民主生活不健全，这两条教训实在值得很好吸取。

耀邦同志点了支烟接着又说，还有一个问题这几年我想得比较多，就是斯大林死后不几年，毛主席把他一贯反对教条主义的锋芒，转向了反对修正主义，国际上对准了铁托、陶里亚蒂和赫鲁晓夫，国内则大反资产阶级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对国际形势的一系列变化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走到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那个道道上去了。他的这种阶级斗争理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认定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动力。就是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领导经济建设，就是不断反对领导思想的右倾保守，大搞群众运动。在他看来，赶超英美都不是难事，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东西也可以实现，消灭阶级达到大同世界，至少在我们中国不用很长时间。我说这些，是觉得他在某些问题上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了，也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耀邦同志站起身来走动着似问非问地说：现在我们还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的这些东西，总不能算是毛泽东思想吧。所以我想，我们要举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总要和他晚年这些东西区分开来。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什么？怎样继承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些问题现在我们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想将来总要有人来把他晚年的思想、他的言论好好理一理，分清楚哪些是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就高举、就继承、就发扬；哪些是不正确的，也要弄明白，千万不能“句句是真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那样会害死人的！前几年大家打“语录”仗，将来弄不好又要打“思想”仗，那可不得了啊！

末了，耀邦同志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连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他严肃地说：我才不干哪！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接着他勉励我说：你还在“五七干校”，也好，抓紧这个机会多读点书，读些马列原著，把四卷毛选也好好再读它一遍，对我党我国二十几年来的一系列问题用心想想，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机会我们再讨论。

耀邦同志这一席话，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真是振聋发聩，使我对很多疑问豁然贯通。只不过我不敢对人言。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还普遍盛行，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还是最大的禁区。我是一个吃过苦头的人，耀邦同志还是一个靠边站、挨批斗的人。这也使我更加钦佩耀邦同志的理论修养和勇敢无畏。他是以精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以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这个标准来加以检验，科学地区分了毛主席晚年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那些言论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此后不久，他在拨乱反正的岁月里，能够大智大勇地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勇敢地组织真理标准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坚决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纠正毛主席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又同邓小平一道主持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高度评价毛主席的伟大功绩的同时，严肃指出他晚年的错误，坚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继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我想这正是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深刻思考为基础的。

历史已经证明，耀邦同志对毛主席的尊敬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性的思想认识之上的。他既不同于多少年来盛行不衰的教条主义的盲目搬用和封建主义的迷信崇拜，也不同于康生、陈伯达之流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或任意舍弃。他对毛主席晚年不正确的东西，是用实践这个标准加以检验的，采取科学分析的态度，勇于正视，寻找原因，吸取教训。他敢于否定和勇于纠正一切错误，是出于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他把毛主席晚年不正确的东西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从而把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坚持、继承和发展，也正是出于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

23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对受教育良多的恩师柏拉图说：“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我想，耀邦同声的伟大实践，真是这句名言的光辉范例。

2002年第4期 张闻天：中共倡导优秀传统文化第一人　作者：曾彦修

我感到，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高层人物中，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第一人。下面扼要地谈谈此事。（按：本文是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加以严格区别的。前者仅指一切历史存在的总和；后者则指对这个总和的根本理解和概括。对后者，我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它的主要特征是专制主义。）

历史事实是，中共自成立至抗日战争前，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由于种种必然原因（详下）是不重视和大致采取否定态度的。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是十分光辉灿烂的，其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成分。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八个字，胜过西方多部宣扬人道主义的奇书。对这些，我们当然是必须加以充分的继承和发扬的。但是，自中共成立前后起，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各个知名饱学之士，约20年间，确实未曾做这一工作。反过来，倒是予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占绝对优势。

出现这种现象，决不是哪个人的过错或犯了什么极“左”错误之类的原因，而是历史环境和条件决定了不能出现这个历史的必然现象。

这些历史条件是：

第一，中共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成立的，是在反对旧道德、旧传统、旧文化的思想观念的革命高潮中形成的，它的领袖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旗手，它的第一批领导人和发起者们，当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要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些口号声中出现的。既然如此，还能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礼教、道德等观念中有什么好的东西么（中国元老级共产党人，作为个人爱好，大都喜欢史书和诗词歌赋等文艺作品）？

第二，他们当时都是新入门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还不大可能懂得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对人类文明的既批判又十分尊重的态度，更不知道列宁在几篇重要文章中，强调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继承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号召（列宁的《论青年团的任务》是1939年在延安才由王实味译出发表的）。

第三，这种对旧传统基本上采取一律否定的态度，在世界史上，几乎一切启蒙革命家都是如此。中国当时一些思想界的猛士几乎都是无视以至仇视旧传统的，这不是他们的缺点，而是他们的极大贡献，无此精神即无法前进。而且，往往是越明古学的人，讲的话越激烈。例如，鲁迅有大量反对中医、中国传统剧、线装古书的文章，其实，这些都只能证明他拥护科学、提倡创造、反对限制思想自由的坚决态度。鲁迅说过：我从旧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敌人以死命。（大意）当时，有一些人在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上确实是这么做的。例如，人们只知道鲁迅十分反对京戏，却不大知道胡适见诸文字的更加反对京戏。精通文字学的钱玄同和他的某些同道，甚至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类理论。这些当然都是过激的、不现实的，因而也就是并不正确的思想。但这些在当时却是进步的、革命的口号，这些思想界的英雄都是提倡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科学的、创造的新文化的猛将。我们在今天绝不应当笑话他们，而应当十分尊敬他们，纪念他们，他们就是鲁迅称颂的“这样的”好战士！今天有些人说“五四”过左、过激，甚至有人说“文革”就是“五四”“过激”思想的发展等，真是无法与之理论。“五四”时那么强调的自由、民主、科学、创造、个性解放……怎么能够成为要把专政发展到每家每户的“文革”呢？“文革”是对“五四”精神百分之两百的反动，怎么可能有一丝一毫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呢？还有所谓责备“救亡压倒启蒙”说，也很滑稽，日本的军刀已经架到中华民族的脖子上了，你还不奋起救亡，那就只有等待日本军刀砍下来一下子就彻底启你的蒙了。这类东西，近乎儿戏，竟在学术论坛上大讲特讲，俨然成派，尚何言哉！

在中共第一代革命家中，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等；在1925年前后兴起的第二代革命家，如张闻天、李一氓、杜国、吕振羽（当然也包括那时期入党的康生、陈伯达）等；以及更晚一些入党的如范文澜、齐燕铭、邓拓等，当然还有一位贯穿这个时期全期更著名的历史人物郭沫若，他们都是精于国学或于国学很有根底的人物，但他们在抗日战争前，均未发表过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这个原则性问题的意见。

而这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人有过什么错误。因为那个时代和环境，不允许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提出这种意见。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民党右派（其实国民党当权集团均是右派或其附庸）的代表理论家戴季陶的《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一书，就是强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论，全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此后，蒋介石当然不可能满足于以戴季陶主义来代替孙中山主义，于是就改由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人宣传的墨索里尼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即法西斯主义来充三民主义。同时期，蒋介石又在全国大搞“新生活运动”，主要利用的又是中国的旧东西，如礼义廉耻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尤其在1927年—1937年时期，中共和一切左翼进步人士，不得不同蒋介石划清界限，因而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去发扬其优良部分了。这是在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历史上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发扬，以便更加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张闻天便是迅速感到对这个问题必须迅速予以根本转变的中共第一个历史人物。

张强调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的思想，比较系统地发挥在延安的两次大型演讲中。一次是1938年4月12日在陕北公学的演讲《论青年的修养》，另一次是同年7月26日在抗日军政大学的演讲《论待人接物问题》，后者特别重要，本文要谈的主要是这篇文章中的思想。前者大概是共产党人第一次谈“修养”二字，这本身即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修养”二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大问题，而且大体上是偏于主观世界方面的，即内心修养的问题。这就同只讲革命斗争、革命锻炼有所不同了。这篇演讲已吸收了儒家思想中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的一些合理的内涵了，张闻天是把这种内心修养运用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上，把儒家着重内心世界的修养，给予了革命的改造。用一句老话说，这篇文章就已经是具有民族的形式和革命的内容了，而且这二者在此文中已是结合得相当紧密的了。笔者当时是听这个讲演的台下一千多革命青年中的一个，那么多活跃的、基本上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青年们，在露天风沙中，一片鸦雀无声，可见其感人之深，把青年们的身心全吸引住了。

关键的是第二篇，即7月26日在抗大的讲演《论待人接物问题》。这个题目其实是不大确切的，实际上应该是“论如何继承和发扬优良民族传统文化问题”才更确切。这个问题，在中共党史上恐怕是第一次这样被提出，而且又是出自当时中共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之口，它的历史意义就特别巨大了。这就使全党以至于一切民主进步人士都知道，从此以后对待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采取什么正确态度了。

严格地说，在这种场合下这么引经据典地（当然，很多引文是以后发表时才加上去的）阐述这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最适合的场所。看来，张闻天是久有此意，不能不借此机会早日表露，以便公开发表，迅速传布全国。

这篇演说，确实未曾谈多少抗日战争问题，而是大量谈如何认识、接受和发展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优秀内容问题，根本上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问题。这就一改“五四”以来20年间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进步民主人士，对传统文化问题的根本态度了。它在当时的影响之巨大，对以后的影响之深远，它所起的最良好的历史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这篇文章在延安整风中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带头发难并猛批此文的，正是当时在整风中地位只次于毛泽东的康生。因为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是毛泽东，日常执行领导整风工作的是副主任康生。

闻天同志在此文中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从先秦诸子到宋代名儒，为数甚，此处自然只能略引一二，以资佐证。以下分为小点，择要介绍张文的主要内容。省略之处自然很多，选用也不一定全抓住了要点。即以下述介绍而论，已可见张文之博大于一斑了。张当时37岁。

第一，一切问题必须考虑民族的特点。这是张演讲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张一开场就开宗明义提出，在中国进行革命，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必须要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适合中国的“各种传统和特点。”他说：革命者在中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应用时，“要求认识一切中国人所有的民族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思想的、风俗习惯的各种传统和特点”。要“估计到中国人的这些传统和特点，再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的要求。”他声明，演讲的全文只是“就这个问题提出一点意见”。

第二，张是第一个提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人。张说，任何人都应善于作自我批评，也应善于接受别人的批评，这是避免兴亡勃忽的根本条件。张在这个问题上论述彻底，也较详，这里只能引用他其中的一小段话：“人们的弱点，在于常常喜欢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对于那些正直不阿、大公无私的人，却常常抱有厌恶与不快之感，对于过去有过争论的人，有过恶感的人，常常表示怀恨。”“那些善于恭维自己、奉承自己、拍自己马屁的人，正是那些最容易把事情弄坏的人。……中国人从来所最为称道的美德之一，是‘从谏如流’。……所谓‘商汤罪己，其兴也勃，桀纣罪人，其亡也忽’，这已成为中国人公认的历史真理。”黄炎培老先生在六七年之后，在延安也重提这个问题。黄、张是小同乡，均是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黄故居在旧川沙县城内，张靠海边，二处相距约二三十华里。

第三，张提倡要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真诚坦白，实行恕道。张在讲演中说，一个革命者不但要做到“禹闻善言则拜”，并要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下，服膺中国古人所谓“‘不念旧恶’，实行恕道。”因此，他又说“在抗日的总原则下的‘博爱’、‘宽宏大量’、‘兼容并包’的态度，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这是举例，除了抗日战争时期外，在其他时期与工作中是不是就不要考虑张闻天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呢？建国后我们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一次“合法”地打掉5%左右的人，打来打去，没有挨过整的人还有几个呢？张闻天在文中说，“对于人们的错误与缺点，要诚恳地劝导，采取忠恕的态度。……千万不要把‘大帽子’（如汉奸或机会主义者等大帽子）随便戴在人家的头上，随便以讥笑谩骂与打击斗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与有缺点的人。”张闻天主张“我们对人应该真诚坦白”。只有如此，才有相互了解的可能。

第四，张主张要适当地实行“中庸”之道。这种“中庸”之道无非是反对走极端的意思，因此，张闻天主张即使在党内斗争中也要适当地考虑这个问题。张对此讲了一段精彩意见。他说，“中国古人有句话说‘过犹不及’，‘过分’与‘不及’都是不正确的。中国过去讲究的‘中庸’之道，如果不把它像古代及现时的许多人那样解释成为折衷主义，调和主义，……这就可以看作是一定历史事物在一定时间空间中所持的坚定的、中肯的、恰当的，如《中庸》所谓‘强哉矫’的立场。……只有坚定不动摇的不偏不倚的正确立场，才能使人们迈步前进，才能有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教育人们正确地把握现实与改造现实。我们共产党人所进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是反对过分与不及的偏向的斗争。”

第五，张闻天强调为政者必须亲贤臣，远小人，反之就一定败亡。这个意思他讲的特别痛快淋漓，张说：“现代中国人必须善于警戒自己民族有过的历史覆辙。宋代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曾正确地论到君子需要‘为一大朋’，所谓‘善人虽多而不厌’，而国赖以兴。同时欧阳修又痛切地论到各代暴君的惨兴党祸，诛戮善类。他说到，‘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唐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说是‘此辈清流，可投浊流’。结果，都乱亡其国。”“特别需要沉痛记忆的，乃是明末罪恶盈贯的魏忠贤奸徒们排除异己、清除善类的流血党祸。魏忠贤奸徒们放纵强敌，而在内则对于一切善类概指为东林党而去之，因此就弄到‘群小无不登用而善类几空’。《诗经》上说得好：‘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族的精华既被淘汰，而外祸披猖，就更不可收拾。”张写这段话时看来是很动感情的，文章也精彩，可见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感触之深。

第六，张文很强调反对骄傲自大。提倡谦逊和气，尊重他人。这个问题，他也讲得自然而充分，这同他本人长期以来的基本作风很相近，恐怕是一个基本原因。他说：“决不要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孔子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谦逊的与和气的态度。……只有这种态度，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环境与自己的工作对象，才能虚心地倾听人们意见，接受人们批评，改正自己工作的错误与缺点。”张认为，在复杂多样的客观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没有骄傲自满的理由：“人类穷千万年的力量，还是不能把一切发现到最后的尽头，我们个人这一点知识，这一点经验算得什么呢？有什么可骄傲的呢？”

张闻天认为谦逊和气决不是个外表态度问题，“谦逊和气，正是人们对于人生的诚恳的、严肃的态度。……谦逊和气正是诚恳与严肃的表现形式。”这样来看待谦逊和气问题的，张闻天恐怕是第一人，这显然是由于他的特殊体会和长期修身做人的基本态度所致。张认为谦逊和气是表现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不一定是定论，但随时记住张的提示，却是十分需要的。

张说：“孟子说过，‘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自尊心，都不愿人家侮辱他。……尊敬，当然不但是表面上的礼貌上的尊敬，而且也包含着对于对方意见的尊重。”

在这个问题上，张之所以能讲的这么好，首先恐怕是由于他终身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的原故。

第七，张强调任何人均应善于纳谏，要听得进逆耳忠言。他说：“李世民（唐太宗）说过以下中肯的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如把人们对自己的诤言、劝告、批评，当做人们对于自己的攻击，当做人们要破坏自己的威信，当做人们要同自己争取地位或所谓‘争领导权’，这种人不论今天占据着何等重要的位置，是断然不能成就大事的。”这段话，现在有的人看了可能以为是意有所指的。其实，当时是绝对没有，这不过是在发表他固有的一个基本观点罢了。

第八，张强调为政者必须“言而有信”，反对“口是心非”、“阴谋诡计”。张说，革命党人一定要“言而有信”。“‘阴谋诡计’、‘口是心非’、‘言而无信’，是没落分子维持他们的统治与威信的办法，我们革命者与革命的政党，是决不应该采取的。”这个问题在中国之特别重要，大家可谓体会特深了。

第九，张坚决反对愚民政策，认为愚昧是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说：“一切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政党，决不能采取愚民政策，决不能怕民众走向自我觉醒，走向自由与光明的道路。……旧社会中人们的愚昧与无知，是人类进步的极大障碍。我们的任务是在扫除这种障碍！”愚民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你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头脑也不准使用。1969年美国人就登上了月球，可是中国人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才逐渐知道的，在全世界大概是唯一或唯二的。

第十，张强调要接受先贤遗教，对人民要有“己饥己溺”、“摩顶放踵”的精神。张说，“禹思天下有饥苦，由己饥之也，稷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上面这‘由’字的意思和‘犹’同——原注）要用这种急切和诚恳的态度，这种言行一致的精神，去对待群众的问题和困难，……中国古代劳动大众伟大的代表——墨子，他生平以自苦为乐，所谓‘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种精神正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学习的。”（引者按：墨子学说主张的性质，属于学术上争鸣的问题，郭沫若是相反意见的主要代表。）

第十一，张提倡革命党人要有伟大的胸怀，要有容人之量，不能以公式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人。他说，“革命党派需要善于学习《中庸》上所谓‘天地之所以为大’的精神”，“要有伟大的胸怀与气魄，……我们决不能把天下各种各样的人装进一个公式里去”，“如果一切不合于幻想的公式的人，就是坏人，那就怕天下坏人占多数而好人却占少数了。”张闻天在这里是一个假设，不料后来竟在中国长时间出现过这种局面。

第十二，领导者必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能乱来。张说，“‘暴虎冯河’的粗笨办法，是要不得的。……要如古人‘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原注：这里‘临事而惧’的‘惧’字，不是害怕的意思，而是敬谨的意思）。”张在这里所提倡的先贤的这两句话，可谓无价之宝，我们多少年所常犯的毛病不就是“临事不惧”，不就是“不谋而败”么？

以上张闻天讲的这些，远非他讲的全部，这里选用的标准，是他结合中国古代优良文化传统而加以发挥的某些论点，也是不完全的。但从这些论点和引文中，可充分看出，张闻天自抗战初期起已彻底改变了言必称希腊的毛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结合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最优秀部分，予以发扬光大，使之适合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这是“五四”及中共成立后一件破天荒的工作，张闻天把这副担子担起来了。它当然还不够成熟，这是始创者的必然，因此论点有些分散。至于为什么要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遗产这个总问题，没有作一个集中的阐发。但这种缺点大体上是中外一切启蒙大师的共同特点：他们提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号召，但难免有些粗疏。张闻天也不例外。

关于“五四”前后的所谓“国粹派”，即无条件的尊孔派，他们对古代儒家文化的态度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律予以歌颂和继承发展。而且，这派人的一个最大坏事之处，是经他们之手，把真正的国粹也变成“国渣”了。要说中国古代文化的罪人，决不是那些提出“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掀翻这吃人的筵宴，毁掉做出这吃人的筵宴的厨房”（鲁迅语，大意）的思想家们，他们原则上都是一群除旧布新的真好汉！张闻天的文章，是“五四”前后以来，把这个问题提出得清清楚楚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真题目也不应是《论待人接物问题》，而应该是《论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问题》。只有这样，才符合实际。张闻天提出的内容和方向，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一切中国人，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应该采取的惟一正确态度。一味无条件地歌颂是错误的，一味无条件地打倒更是错误的。这就是伟大的毛泽东后来归纳出来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八个大字。张闻天提出并初步阐发的这个系统思想，正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惟一正确的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所以，他这篇文章的重大历史意义是十分清楚的，是提之不会增高，抑之不会降低的重大的历史文献。

这是“五四”运动后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它从未得到过正确的、应有的赞扬，反倒遭到康生之流的激烈否定，现在应该是到了恢复它的光辉历史面目的时候了。（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4期 “信阳事件”及其教训　作者：李　锐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的人为灾难，被称为“信阳事件”。国内外有关著作多有所谈及，但缺乏详实、深入和全面的论述。作者是党史教授，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查找原始资料，翻阅当年报刊，访问当事人，走遍这个地区十多个县市后，写出这本纪实性的研究成果。

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当然同1958年的“大跃进”尤其同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分不开。信阳曾是河南“高举三面红旗”和产生“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粮食卫星、大办钢铁）的最先进地区。受到毛泽东称赞的第一个人民公社——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即诞生在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当年这种新型农村社会的半军事化组织，使农民个体所有的一切，包括土地、房屋、生产工具直到厨房用品，统统充公。此事发生在河南，又同河南当年成为全国最先进的“跃进省”分不开，其关键又在河南省委领导反右派、反右倾抓得最紧最为突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同志原为省委二把手，1958年初带头批判第一书记潘复生同志的右倾，给潘定了八大罪状，刊登报纸，在全省批倒批臭，而且大抓“小潘复生”，包括另一位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副秘书长在内，受牵连的干部、党员和群众，共达二十多万人。为了扩大战果，还搞了反右派补课，全省共划右派七万多人（占全国右派总数的15%）。1958年5月，中央免去潘复生的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省委第一书记。吴从此就更加为所欲为了。

1958年6月7日，岈山公社率先放出小麦高产卫星亩产2105斤；6月11日，又放出更大的卫星3500斤。近邻西平县不服气，城关公社将几个场的麦子集中于一个场，放出了7320斤的特大卫星，地委书记调查是“真的”，让省委支持，于是上了报。一时间河南红遍全国，成为大跃进榜样。夏收后，河南省公布了这样一组数字：夏季总产206亿斤，比1957年增长123.6%，单产增117.5%。吴芝圃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河南省统计局的资料，河南省的小麦解放后八年来，平均每年只增产3亿斤多一点，而今年就增加了96亿斤。最后说：“河南小麦潜力还大得很，今年能跃进，明年也能跃进。”8月，毛泽东视察河北省徐水县，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建议见报后，全国又开始大放水稻卫星。河南省遂平县又带头放了一个亩产3万斤的卫星。随后，湖北麻城、四川郫县、广西环江陆续放出3.6万斤、8万斤直到13万斤的超级卫星。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通讯。1958年秋，北戴河会议提出“以钢为纲”和58年钢产翻一番的号召后，河南省又带头放钢铁卫星。《人民日报》以套红号外予以宣扬。这样，河南省的浮夸风、共产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干部特殊化的五风也带头泛滥成灾，信阳当然位居首位。

1958年河南省当然就大大征了过头粮。1959年1月至2月，豫东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已发生严重的浮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已接到大量这方面的来信举报，河南省委也下去查实过，发现有二十多起吃死人肉的情况。开封地区已有统计，1958年10月到1959年3月，全区各种病患者33万人，近半数为浮肿病，死亡者已达1.6万多人，外流人口已达7万多。因此，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吴芝圃同志有过检讨，承认带头“左”倾刮五风。可是，批斗彭德怀后，吴又大吹河南公共食堂一个也不会垮（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庐山会议后全国大反右倾，河南省委又抓得特紧。吴芝圃先在省里批判部分领导干部，然后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要求各地县市层层揪“小彭德怀”。于是信阳各县市把反右倾和征购粮挂起钩来，征购不到粮食就说成是右倾思想、富农思想，是瞒产不报，于是就大反瞒产。“反瞒产”当时是全国性的，河南又带了头。因此，“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是信阳事件出现的直接原因。过去有过1959—1961年间的“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然而，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根据专家就全国历年旱涝等级报表和气象水文概率统计的研究，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基本风调雨顺，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不过，确有少数地区在这三年中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灾害。1959年信阳就曾遭受百年不遇旱灾，秋季几乎绝收，对信阳来说这当然是雪上加霜。

1959年河南实产粮210亿斤，却高估产450亿斤，以此数征购粮食并安排一切，五风越刮越大。因此，造成严重饿死人的最直接原因是粮食超征购。征粮指标层层加码，谁敢说完不成，谁就是右倾；生产队不愿多报多交，于是出现了反瞒产运动。结果征了透底粮，群众的口粮以及种子粮、饲料粮都征光了。于是浮肿病大量出现，大批大批人饿死。有的人饿得实在熬不过去，偷拿了队上一个玉米，被活活打死。个别人偷吃了死人肉。基层干部为了避免戴右倾帽子，守土有责，严密控制人口外逃、上访，不惜采取暴力加以控制；同时严厉制裁那些为了活命偷杀猪、羊、牛的人，定为“破坏社会主义”的罪犯，游街示众，捆绑吊打，判刑下狱，许多人被逼死、致残。为了说明此种残忍惨痛情况，从1959年9月到1960年2月，作者举出光山县槐店公社梨树大队共38个例子，这里抄摘两个：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粮不交”，徐被吊在食堂梁上，遭到残酷毒打，六天后死去。徐一家六口随后全都饿死。

1959年11月，晏湾小队社员晏家心，因欠队里款未还，遭到毒打，五天后死去。晏妻黄秀英在家里炒麦子吃，被抓住扣以“偷粮”罪名，开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将黄捆绑并冷水淋冻，不久死去。家中留下五个小孩，除十四岁的大女儿逃到亲戚家外，其余四个小孩因无人照管，都活活饿死。

信阳地区原是河南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时国家粮库里也还有粮食，但无人敢打开仓门救济饥民。也有基层干部偷偷杀老牛分给大家的，但是同情群众的干部也无不被批斗。信阳专员张树藩对高征购有意见，让打开国库发放救济粮，被停职检查。光山县委副书记张福鸿因说了实话，由第一书记马龙山主持斗争会，竟被县常委们活活打死。由于上告信件很多，有些转回河南，于是吴芝圃下令：不能让这些有损河南形象的信出省。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便指示邮电局检查信件，并加派人员监管，据统计共扣下1.2万多封。吴芝圃极力捂住盖子，到1960年初，终于捂不住了。国务院的卫生部和内务部都向上作了反映，秘书长习仲勋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董老派人到信阳调查了三个月，当时查有实据的饿死人数目为70多万。吴芝圃仍想稳住地委书记路宪文：“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报一下就行了。”1960年7月，省委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丢卒保车”，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因他亲自动手打了张福鸿。

中央监委向中央的调查报告，终于惊动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有批示，并召开紧急会议，派出了王从吾（中监委副书记）、徐子荣（公安部副部长）、安子文（中组部副部长）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几十人来到信阳，亲眼看到了许多村子已绝人迹，以及人吃人等等惨状，仅光山县就饿死许多万人，北京来人无不掉泪。后来在省委的扩大会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谈到工作组了解的情况：全省约三分之一的地区人畜大量死亡，生产力大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受到很大损害。信阳地区的光山、固始、潢川等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摧残。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没有了，一个小队90多人，只剩下30多人了。作者以全书一半篇幅详述中央工作组调查后，有关整个信阳事件的处理经过。1961年1月30日至2月12日，在中南局领导人陶铸、王任重直接参与下，河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检查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的错误，或者说是左倾蛮干的错误。”陶铸作的总结说到这样一个至今仍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河南省委的认识上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总强调自己总的政治方向是坚定的，其他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总认为只要注意总的方向，不犯右的错误，问题就不大了。反正犯不了路线错误，右派也划不到，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也戴不到，就心安理得了。这就忽视了在向总的方向前进中的“左”的错误的危害。河南省委就是这样，对反“右”很敏感，对反“左”就不敏感。陶铸还说道：河南省委应接受什么教训呢？主要是违反实际，“左”倾蛮干，破坏民主，闭塞言路，骄傲自满，麻木不仁。这几个问题加在一起，欺上瞒下，造成如此严重局面。关于民主问题，陶铸着重说道：必须健全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现在危险的地方就是很多错误的东西得不到抵抗，以为没有问题，实际上问题一大堆。必须保证党内任何人在一定的党的会议上反映工作的真实情况和批评领导的权利，不准戴帽子，不准记账，更不许打击报复。任何个人不得代替党委作决定或改变决定。上级对下级，组织对个人，不得压制不同的意见，应允许申述不同的意见。

吴芝圃作过几次检讨后，调离河南，于1962年5月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由于信阳事件当年中央定性为“阶级报复”、“违法乱纪”的“反革命复辟”，有关人员的定罪最初都较为严重。从1960年9月到12月，信阳地区的16个县（市）委书记与县长都被抓了起来，“其个人与家庭开始了长达20年的厄运”。原来还准备大开杀戒，以平民愤。最后决定马龙山和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处死刑，毛泽东同志发现后改为死缓。后来陆续发现饿死人是全国各地普遍的现象，信阳事件只是暴露较早，在信阳遭到逮捕法办的县领导干部减为12名。1979年，河南省委决定，对他们实行“三重新”，即重新入党、重新定级、重新安排工作。其中有的人没有等到“三重新”已“含恨离开了人间”。他们对“三重新”的安排都是有意见的。原罗山县委书记许文波认为：“信阳事件”是个重大历史事件，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党对一个重大事件处理正确与否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特别是定性不准，将会给下一代造成不良后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信阳事件”既不是“阶级报复”，也不是“违法乱纪”，完全是因为执行了极“左”路线，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达到了顶点，在粮食问题上执行了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所造成的。杨守绩1985年向省委的申诉书中说：我认为我不是反革命，“信阳事件”性质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责任也不都在下边。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有责任，中央同样有责任。只处理下边是不公平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此，请求中央、省委对信阳事件的性质作出公正的结论。

1963年10月，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获得释放。“文革”期间他被反复揪斗，打成“信阳事件”的罪魁、血债累累的刽子手、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等，多次被毒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1979年后，任百泉农业专科学校校长。他1985年写给中央的信中说：我积极执行了省委“左”倾蛮干错误路线和政策，饿死那么多人，使信阳地区干部和群众遭受了极大痛苦，思想上感到万分沉痛，血的教训，终生难忘。我认为死人问题在全省都发生了，不是信阳地区一个孤立的问题，信阳死人问题是商丘问题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河南死人问题，当时的省委应负主要责任。死人的主要原因是执行省委错误路线和三高政策的结果，省委对信阳死人问题自始至终是了解的。把信阳作为一个孤立的“信阳事件”来处理是错误的。事情发生后，省委负责同志不敢承担责任，把一切错误都推到下面，这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和品质。1993年，离休已10年的路宪文得了癌症，临终前23天，他口述了《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文中分析了造成“信阳事件”的主客观原因之后，感到有四条刻骨铭心的教训：

（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当年吴芝圃同志利用当时的政治空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不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

（二）错误路线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当时，人民公社化一轰而起，竞相放卫星，钢铁元帅升帐，都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但都没有受到群众的抵制，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人民群众只有被管理权。因此，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确立，才能克服和避免犯严重错误。

（三）上层建筑的改革一定要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同生产力相适应，否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信阳事件”死人问题，实际上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四）干部尤其党的高级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依法办事，接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

以路宪文为首的“信阳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曾陷身于历史大潮中，成为害人者又是受害者，他们对事件的认识是值得后人警惕的。他们都谴责极“左”思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何等的危害。搞“左”的一套的人多将自己打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为一贯正确的革命者，总是用套话、空话、大话吓唬人，习惯用教条和各种各样大帽、手段去震慑人，而不是从实际出发，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工作。他们又总是不讲民主，习惯专断，不讲科学，更不讲法治，老子天下第一，独行其是，凌驾于一切之上。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之所以发生信阳事件，发生“大跃进”、“三面红旗”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以为根本原因还在党和国家体制上存在问题。我们历来强调党领导一切，党内强调民主集中制，但是由于我们党当时的失误，结果却往往形成党的一把手领导一切，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形成一言堂，上行下效，凡事一把手说了算。由于历史造成此种惯性，又没有权力的平行监督机制，更没有舆论监督（报纸被控制为“舆论一律”），于是导致一把手犯错误　，无人敢说，终于酿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大跃进”时期全国饿死千百万人，其教训难道还不惨痛吗？

我曾写过60万言的《大跃进亲历记》。1960年后，我就不明世事了，《信阳事件》书中没有涉及，所以愿意应作者之命，为这本书的出版写这样一篇序言。

昨天、今天、明天是互相衔接的。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中外古今的哲人都是这样说的。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我想，这也是作者的本意。我希望所有的国人尤其在位的执政者，永远记住这一句话。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4期 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的轩然大波　作者：杨克现

以家庭联产责任制为特征的包产（干）到户的冲击波，20多年来一次次地冲击着我国原已僵化了的集体经济模式。斗争，失败；失败，再斗争。直到1980年中发75号文件，才正式为多少年来视若异端的包产（干）到户开出了第一张“通行证”。但“通行证”仍被严格地限制在全国贫穷落后地区使用。据农业部门统计，其时，全国贫穷落后地区有两亿人口，只占十亿农业人口的五分之一。纵然如此，这冲击波也是巨浪排空，声震神州。

然而，全国更多的五分之四的农民命运如何？下一个冲击波将会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怎样解决？本文向读者介绍了一场富庶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引起的轩然大波，或许能说明矛盾是何等尖锐和处理之艰难。风波和故事是作者所亲历的。

（一）

我想说的这件事，发生在1981年6月。

其时，党中央1980年75号文件正在各地传达学习。这个文件的英明伟大之处在于冲破重重阻力，破天荒地将毛泽东时代视若资本主义的包产到户，认定为依附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责任制形式，明确地回答了人们对于包产到户的责难与质疑，给包产到户发了“通行证”，算是打开了农村伟大改革的缺口。当时这张“通行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占全国农户总数五分之一的贫困落后地区。因为文件说得明白，包产到户是一种低级形式的责任制，是有待生产有了稳定发展之后，才可以向先进的责任制过渡。这种说法，无疑是对于“先进责任制”莫大的激励，更是对于可能滑向包产到户的中间地带注射的预防针。据统计，这中间地区竟占了全国农户的一半。

这年夏天，我因长期奔走采访，重病缠身，领导劝我到杭州休假，我却坐不惯，闲不下，擅自决定到浙江经济繁荣的农村走走，分社记者虞运达与我同行——目标是杭嘉湖一带。

6月的杭嘉湖平原，大地锦绣，麦收刚刚结束，稻田秧苗一片葱绿惹人喜爱。我们到嘉兴地区首先列席了在湖州市召开的全区县委书记会议。万万没有想到，贫穷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的问题刚刚解决，领导层正处于稳住中间地区的时候，有关富庶地区能不能包产到户的争论，冲破了封锁线，在这“人间天堂”里爆发出来了。

情况是，这个地区的长兴县委根据基层干部和农民的要求，年前在全县范围内大面积推行了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农民们欢欣鼓舞，县委书记到会介绍经验，却不意受到了地区领导和大多数县委书记的责难。会议已争辩几天，长兴县委书记“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他专门找我们申述了自己的理由说，在他看来，人民公社集中管理的弊端甚多，20多年农民群众意见纷纷。长兴县与安徽为邻，农民受安徽影响，前两年就要求包产到户。县委请示上级，地区、省委坚决不准，他们只好处处设防拦堵；可是，越是处处设防，越是处处被动。年前，他们终于不顾上级的指责，下决心放宽政策：“群众包到哪里，领导领到哪里”，农民生产积极性大为高涨。这才懂得“民心不可违，规律不可反”。说着，他赠给我们一份总结材料，材料上说明联产到劳、包产到户有“十大好处”。这“十大好处”都是过去多年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十大难题”。他说农村工作，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他在会议上反复阐述过的意见。

然而，地区领导和多数县委书记对长兴县的争辩根本听不进去。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这个处于中间状态的长兴县稳住阵脚，提高一步，而不是这样滑下去。他们严厉地指责长兴县的作法公然违犯了中央75号文件精神。理由是，按照75号文件，对富庶地区不仅有“不必包产到户”的明文规定，还因为文件上说得明白，政策允许贫穷落后地区包产到户，实属权宜之计。更何况，从中央领导到农业决策研究部门负责人，也只是说，包产到户是一种适应低水平生产力的责任制形式。而杭嘉湖地区多年来推行的“小段包工、定额管理”高水平责任制形式在全国也是有着声誉的。全区不乏可供参观学习的名牌大队。言下之意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正当会上争论得不可开交、长兴县委书记大有支撑不住的时候，会外忽传来石破天惊的消息，说是本地区首屈一指的名牌大队——号称“百万富翁”的湖州市苕南公社新华大队，不顾领导“劝告”，公然改弦易辙，也推行起联产到劳、包产到户来了。顿时，会议哗然,反应之强烈,远远超过对长兴县的批判。我们意识到此举的严重挑战意味。为了探寻究竟,我们两人又匆匆赶赴新华大队。

（二）

新华大队离湖州市不远，临出发前，我们赶紧了解情况。

据介绍，这个新华大队规模很大，有27个生产队，953户人家，3700多人。近几年来，粮食亩产高达1600斤上下，多种经营门路又广。全大队拥有固定资产已达112万元，生产周转资金52万元。平均每个社员一年从集体分配收入高达290元。介绍人还说，嘉兴地区目前推行“小段包工、定额管理”的社员已达百分之八十。他们大多是向新华大队这样的大队学的经验，今年，全省、全地区正要组织其它地区的社队到新华大队学习呢！

然而，如此众望所归的新华大队为什么要选择被告诫为“低水平”的责任制呢？有的说是盲从，有的说是起哄。一时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若不是亲临现场，单凭中央文件精神推理、衡量，恐怕也难以弄清事实真相。

原来，这个大队选择联产到劳、包产到户，一非盲从，二非起哄，而是确属干部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来到新华大队这天，适逢五六个生产队正在给社员分田。我们亲眼看到，在秧苗齐膝的稻田里，三五成群的社员，在队长、会计的带领下，丈量田亩，插标记，大家都显得十分高兴。据了解，一个月来，这个大队27个生产队中，已有23个小队陆续实行了水田联产到劳责任制。剩下4个队，心为之动，不过他们还准备看一看再说，谁也没有勉强过他们，全新华大队到处一片宽松气氛。

我们问：是谁组织领导你们推行联产到劳的？回答是他们大队的原支部书记、浙江省人大代表沈阿鼎。因他办事干练，不久前已被擢升为苕南公社党委书记，他是一位熟悉农村情况又深思熟虑的干部，一切联产到劳的政策问题、操作问题，他都作了细致的比较和深入的研究。

我因想到多年来农村干部行政命令的恶习，便问：是下令推行的吗？回答说，不，不！沈阿鼎的民主作风极好，从准备工作到正式宣布推行联产到劳的那一天，他一再承诺：新华大队这条联产到劳的汽船是要起航了，不过选择什么样的责任制，完全是各个小队的民主权利。各小队凡愿挂靠者欢迎来挂，不愿者绝不勉强。

又问：联产到劳有什么好处？小队干部争先恐后、热情地说：联产到了劳，经营权归劳动者，把过去集中劳动的活儿下放给社员分头去干，多少年来令人头疼的不好解决的派活儿难、验活儿难、验肥定级难的各种矛盾全都迎刃而解了。你们看，社员一旦定了地段田块，生产有了自主权，根本用不着队长派活儿催活儿，稻田的丰产沟自动加深了，杂草早早拔掉了。精耕细作，机动灵活。为了多积肥，晚上还加班加点去捞河泥呢！由于劳动效率大为提高，不少农户还腾出人手扩大了家庭副业门路，增加收入。

然而，经过我们深入了解，联产到劳还不是社员们的最终选择。大队长谢春林告诉我们，他们在一个小队民意测验摸底，那“底牌”竟然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社员都主张一步到位，直接采取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的责任制。他们认为，这两种责任制，办法都简便，利益最直接，农民最放心。不过大家怕上级出面干涉，才先走了与包产到户相差无几的这一步棋。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回答说：现在中央是放宽政策，群众要求放宽政策，就是中间环节不许，形成了喇叭裤。我们要打官司，打到中央就能赢，打到省上就得输。这些话真是一针见血。可见基层干部群众都知道喇叭裤卡在了哪里，同时也表现了江南水乡文化发达地区农民看问题的精细和机智。

可是，有谁能够想到，纵然行事如此小心谨慎，这颗杭嘉湖平原上的“明星”队，在我们走后的第二天突然被它的上级领导以一道命令严加封锁，宣布一切来此的参观活动全部取缔，仿佛一下子从“天堂”掉入了见不得人的“地狱”似的。这便是一个先进大队在农村改革中的不幸遭遇。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他们如坐针毡，只能等待着权力的发落。

（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世纪伟人、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名言。也是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赋予全国亿万人们，也赋予新闻工作者的思想武器。一种时代的责任感，要求我们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毫无隐瞒地反映给中央决策层。在我看来，新华社记者有责任反映人民的呼声，却无权向中央封锁消息，特别是这些与中央决策有着重大分歧的事实。

我们深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农村政策出发点全部是为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可是实行的结果何以南辕而北辙，还是发生了束缚和压抑群众积极性的事件？这不能不归之于套在人们身上的历史枷锁。

历史，不要说前进一步，有时迈出半步也非常艰难。据说，中央75号文件能够给包产到户解冻，允许在贫穷落后地区推行，还是全国省、市、自治区的一把手经过激烈的争论，有了邓小平一言九鼎表态之后才得以出台的；同时也因为有许多像江浙这样一、二类地区的领导反对这种做法，他们虽则作了半步退让，却又不肯再退让半步，会议在形成文件时不得不作了某些妥协与折衷。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局限性。

但农民群众出于自身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一些领导维护“方向”、“路线”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所产生的尖锐的矛盾考验着各级干部，也考验着记者的素质。我想，若是将包产到户始终限制在贫困的地区，充其量只能救活全国五分之一的农村经济，若是将政策再放宽一步，在全国所有地区开禁，允许农民自由选择他们所喜欢的责任制，八亿农民，那该爆发出多么大的威力！而此后的历史证明，这巨大的威力，便是上千亿斤的粮食增产，从而缓解了几十年来困扰城乡人民的吃饭问题，上亿的劳动力被解放了出来。

我由于遏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份“内参”很快出手。导语的第一句话便是旗帜鲜明地向中央报喜：“杭嘉湖著名的高产富队——湖州市苕南公社新华大队不顾领导‘劝告’，普遍推行了水田联产到劳责任制”。我相信，这是党中央乐于知道的来自农村第一线的重大新闻。我在内参上预言，“实践将证明，像江南这种大部分还是手工劳动的‘绣花农业’可能包产到户以后，会绣得更好呢！”随后，一不作、二不休，我又给总社国内部领导追写了《浙江农村一些地区农村工作动态》的汇报信。进一步铺开写了一路走访的所见所闻。主要是农民普遍要求推进联产到劳、包产到户的强烈愿望，与县以上干部顾虑多端横加阻拦的行为形成的各种尖锐矛盾。我说，这些见闻都是坐在京城机关办公桌前看文件、读报纸无法看到的。

为了强调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在这份《动态》中进一步加上了自己对新华大队的评点：一是新华大队的民意测验结果，已根本打破了（中央75号文件）各种责任制要分三类地区的（框框）设想。二是只要农村大量还是手工劳动，绣花农业，包产到户的呼声就会不断地从各地农村发出来。这就是说：农业，最适合于联产家庭经营；包产到户，不仅是治穷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致富的长久良策，是农村改革的大势所趋；人民公社实行的僵化的“行政命令”，必须彻底改革，政府应当将选择责任制的自主权交给基层、交给农民。

新华社处理“内参”稿件的编辑室，历来负有向中央反映重大情况和问题的使命。思想解放的程度常常影响着选稿的尺度。有时，编辑部心存疑虑、怕犯错误，便往往以“拿不准”为由将这类与中央文件相左的稿件弃之不用。这就会使中央听不到实际生活的呐喊声音。值得庆幸的是真理标准讨论之后，我们国内部的领导以及内参编辑室的编辑们思想大大解放。这两份“内参”并未因有“犯上”之嫌被编辑部扣压，反而以事关重大于7月下旬和8月上旬分别以“动态清样”上送中央决策层领导。其中，《动态》一稿又刊登了供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阅读的“大内参”。这一下，全国县以上的领导都看到了，影响所至，遍及全国；拥护和反对者都有，而反对之烈，以浙江为甚。

首先，是新华大队因“内参”而受到浙江省高层领导的追查。

追查什么？无非是追查北京来的新华社记者有什么背景，采访的言行，以及对新华大队有什么影响，准备算账。我有什么背景？我不过是个普通新华社记者而已！是主张农民有权选择任何责任制的自由，只要是他们真心喜欢的，我为什么要对新华大队施加什么影响，反而是新华大队给了我莫大的教育。这些我都不担心，我所担心的倒是怕连累了新华大队的干部。他们若是被追查到对省委领导的批评与不敬之语，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灾难！

接着，受到追查的是浙江分社虞云达同志。分社受总社、省委双重领导。他本人就在杭州，身处险境。幸而《动态》这份内参上他没有署名，调查人将追查的矛头对准了我。所提问题有种种，无非是有无捏造事实、歪曲新华大队干部和群众谈话原意的地方。虞云达一一如实对答。总之，一句话，内参稿件是总社来的记者写的，总社记者全然听不懂嘉兴话，一切活动都由他陪同翻译，内参上讲的全是真情实话。

接着，便有浙江全省在县以上机关广泛开展的批判新华社记者内参之举。此事，我本毫无所知，只因忽有一天接到浙江几位素不相识的干部来信，才使我感到事态严重。不过，来信人认为，新华社的内参并没有错，讲的都是真话，是浙江许多干部都想讲却不敢讲的真话。在有组织的大批判中，他们县上，有一些人就因支持新华社内参的观点，便被排斥，挂职下放，以示惩罚。来信人还要我复信为他们评评理。问，他们该怎么办？来信人所在的县，我并未去采访过。若是当真，想必还有其他县的一批干部遭到整肃。权力之滥用，我们在各地采访时多有所闻。

再后，更为严重的是，在这年10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参加会议的浙江省一位领导对新华社记者的《浙江动态》内参公开兴师问罪，进行指责。这个指责，摘要刊登在会议《华东组第4期简报》上。简报上声称：“我们（指浙江省领导）认为中央75号文件提出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其用意十分明显，即新华社记者内参是反对中央这个方针的，是错误的。此事若在过去，我必变成“反党分子”无疑。简报还进一步指责内参上群众对浙江省领导的批评——即“在农村改革中是层层设防、节节败退、处处输理、不符合实际情况”，说记者摘引这样的批评，“至少是不公正的”，等等。

我想，这位领导一定是未曾到新华大队作过调查，也一定会后悔过早地抛出了这份简报。因为，这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开到最后，中央根据一年来农村改革的新实践和群众的愿望，当然也包括新华大队的实践和愿望，从根本上否定了75号文件所提出的“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方针。

（四）

人民群众的实践，最公正无私而又威严无比，它既不贬低卑贱者的真知，也不袒护位居要津者的偏见。1982年元旦，中央1号文件出台震动了全国，文件主要之点在于正式为包产到户正名。文件正大光明地宣布：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并强调指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运用，“可以恰当地协调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

这就是说，贫穷地区、富庶地区，各类地区实行任何一种责任制都合理合法，农民有选择的自由，无可非议。而最能发挥集体和劳动者两种积极性的，是包产（干）到户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学习了这个文件，我为新华大队高兴，也为与新华大队有相同遭遇的大队而高兴，我自己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实践，再经过了一年，1983年元旦，中央第二个1号文件出台。文件高度赞扬了包产（干）到户的责任制。认为这种家庭联产承包制，不仅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责任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的新发展”，“是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很显然，这既是党中央对八亿农民20多年坎坷而伟大实践给予的充分肯定，又是对神州大地发生历史巨变的高度概括。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风起云涌，已占到全国农户总数70%以上，农民劳动热情为几十年来所未有，以粮棉油为主的各种农产品，连年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还因为家庭联产承包制又创造了一种条件，数以百万计的承包大户（那时叫专业户和重点户）纷纷破土而出，他们改善经营管理，发挥技术专长，已成为推动我国农村“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的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由于几十年来集体化模式思维定向的顽固抵抗，当第一批专业户、重点户破土而出时，困难也如寒流阵阵袭来，有些领导惊呼此举是资本主义泛滥，对他们进行了多方刁难与摧残。1982年，我奉命以新华社评论员名义撰写评述：《专业户、重点户——农村走向专业化社会化的好形式》，到1983年底，全国农村专业户、重点户蓬蓬勃勃向前发展迅速，突破了千万户，农民企业家也开始出现了。而适应这种历史巨变的形势，产前产后的社会化服务也发展起来了。

“服务公司到门口，寡妇种地也不愁”。这是浙江农村水电、农机、植保、科技等部门转变观念创建的一种新的机制。虞云达有一次来京谈农村报道，带来了诸如此类的许多好消息。他高兴地说，现在浙江省领导的思想也大大解放了。头年，省委第一书记铁瑛还专门视察了苕南公社的新华大队，向曾经受到压制的新华大队表示了歉意，还颇有风趣地告诉那里的基层干部说：“现在，你们告状打官司，官司打到中央能赢，打到省上照样能赢！”

我又想到了当年百万富翁新华大队那一组内参所记录的农民命运，想到了浙江省各个县类似新华大队为改革所受到的压制，以及全国各地贫穷线以外千千万万农民为实行包产到户所遇到的艰难处境。

我特别想到了包产到户的全部发展史。

包产到户兴起于1956年，那时，高级社刚刚成立，浙江省永嘉县委的农业书记李云河在调查研究中及早发现了农业社大锅饭的弊端，成功地试办了包产到户这种生产责任制。由于增产效果显著，经验成套，温州全地区一千多个农业社群起效仿，兴高采烈地推广了永嘉的办法。不料最高领导视其为资本主义单干，顷刻之间祸从天降，这个刚出世的“新生婴儿”即被扼杀。“大跃进”失误后，饥饿遍布全国，包产到户再度从安徽兴起，全国有两亿人口地区推行，一两年间，不知救活了多少人的生命！但形势刚刚好转，阶级斗争的弦又绷紧了，包产到户再度被当作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受到摧残。到十年动乱期间，摧残之酷烈，历史上少有。全国因包产到户前后累及的干部群众总数达400多万之众。挨批判的、被撤职的、开除公职的、开除党籍的、劳教的、坐牢的、乃至献出生命的，上自国家最高层的领袖人物，下至农村最基层的干部和农民群众，什么样的苦楚都受尽了。通往包产到户之路，成了人人谈“包”色变、不敢涉足的禁区。

包产到户第三次兴起于十年动乱结束。农业濒临破产之际，“死灰”又一次在各地复燃。幸而有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万里在安徽对包产到户坚定的支持和成功的推广，更有幸者，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多次的表态肯定，使全党的认识逐渐统一。这才使农村改革一浪超过一浪地向前发展，终于冲破了20多年人为形成的积重难返的重重障碍，这才使得八亿农民的伟大生产力得到了解放。这期间，一波三折，前后竟用去了27年的时间。

人们常说，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是一部应当用大字书写的辉煌历史。回顾包产到户的艰难曲折的历程，还应当补充说，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改革也是党内党外成千上万为民请命的干部和亿万农民历尽艰难一次又一次的不屈不挠的奋斗史。（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重读赵丹遗言　作者：向继东

建国以来，文艺界有两位特别著名的“人民艺术家”：一位是作家老舍，另一位就是赵丹。赵丹有论述表演艺术的《银幕形象创造》和《地狱之门》两部专著，阐明他所创造的“赵氏体系”理论，在戏剧电影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界，却更看重他临终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那篇短文：《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

赵丹此文发表时我读过，但那时我还年轻，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前不久，采访著名舞蹈艺术家赵青，她送我两本书，即《我和爹爹赵丹》和《两代丹青》。读到关于这篇临终遗言的文字，不禁使我产生一种震撼。赵青在书中说，1980年9月3日，赵丹在北京医院作了手术，但胰腺癌已扩散到肝部，一个艺术家的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到医院看望赵丹，并与他长谈。赵青描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话全掏出来……”胡乔木当时是否说了这些话，无从考证；但赵丹说的话却是可以查证的，白纸黑字，有赵丹的文章在。赵丹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发表在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五版头条；10月10日，赵丹就去世了。据赵青说，此文是经胡乔木转给《人民日报》发表的，似可信，不然，这样的“直言”不一定会在党报发表。

这篇文章对理解赵丹太重要了。于是，我不妨摘录几段：

《人民日报》正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把文艺事业搞活”的讨论。看到“改善”、“搞活”的标题，颇喜；看到“编者按”中“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必须改善，通过改善来达到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是坚定不移的”，又忧心忡忡了。我不知道，我们有些艺术家——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不屈不挠的艺术家，一听到要“加强党的领导”，就会条件反射地发怵。因为，积历次运动之经验，每一次加强，就多一次大折腾、横干涉，直至“全面专政”。记忆犹新，犹有特殊的感受。此后可别那样“加强”了。

我认为：加强或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是指党对文艺政策的掌握和落实，具体地说，就是党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双百”方针。

至于对具体文艺创作，党究竟要不要领导?党到底怎样领导？

党领导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党领导农业政策、工业政策的贯彻执行；但是党大可不必领导怎么种田、怎么做板凳、怎么裁裤子、怎么炒菜，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文艺，是文艺家自己的事，如果党管文艺管得太具体，文艺就没有希望，就完蛋了。“四人帮”管文艺最具体，连演员身上一根腰带、一个补钉都管，管得八亿人民只剩下八个戏，难道还不能从反面引起我们警觉吗？

哪个作家是党叫他当作家，就当了作家的？鲁迅、茅盾难道真是听了党的话才写？党叫写啥才写啥？！那么，马克思又是谁叫他写的？生活、斗争——历史的进程，产生一定的文化、造就一个时代的艺术家、理论家，“各领风骚数百年”。从文艺的风骨——哲学观来说，并不是哪个党、哪个派、哪级组织、哪个支部管得了的。非要管得那么具体，就是自找麻烦，吃力不讨好，就是祸害文艺。

各文学艺术协会，各文学艺术团体，要不要硬性规定以什么思想为惟一的指导方针？要不要以某一篇著作为宗旨？我看要认真想一想、议一议。我认为不要为好。在古往今来的文艺史上，尊一家而罢黜百家之时，必不能有文艺之繁荣。

文艺创作是最有个性的，文艺创作不能搞举手通过!可以评论、可以批评、可以鼓励、可以叫好。从一个历史年代来说，文艺是不受限制、也限制不了的。

赵丹文章还说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提出“为什么要死死拽住那么多非艺术干部来管住艺术家们呢？有些非艺术干部在别的工作岗位上也许会有所作为的。可是，如今那么多‘游泳健将’都挤到一个‘游泳池’里，就只能‘插蜡烛’了。”赵丹还以自己筹拍《鲁迅》为例说，1960年试镜头，反反复复，胡须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20年，终于没拍成。我还看到一份“关于赵丹艺术生涯”的资料，他1933年至1949年拍片32部，而1950年至1965年仅拍了8部。1965年至1980年正是赵丹人生的黄金时段，而他在艺术上却留下一片空白，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多么残酷！1978年至1980年发病前，他精力旺盛，曾拟拍周恩来、闻一多、齐白石、阿Q、李白等片，结果一部也没拍成。真有点“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壮！

赵丹当年发表此文后，许多报刊纷纷转载，文艺界反响巨大，巴金、冰心、夏衍、阳翰笙、陈荒煤、白杨、张瑞芳等文化界名流都表示支持。巴金当年10月11日至13日写的《赵丹同志》中就这样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同年10月14日巴金又以《没什么可怕的了》为题撰文说：“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仍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

连很“听话”的曹禺，读了赵丹文章，他也写道：“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赵丹同志的遗文，虽然仅限于文艺，但他的心肠和用意是深远的、广阔的……”

赵丹1933年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那时他才18岁，已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具有一流水平的话剧团——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此后几年间，他接连主演了《时代的女儿》、《到西北去》、《上海二十四小时》、《夜来香》、《清明时节》等一系列中国最早的有声影片，奠定了他的影星地位。1936年到1937年间，他又主演《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获得广泛好评，被世界影评界公认为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赵丹曾两次入狱：一次是1939年，他抱着理想和幻想赴新疆开拓新剧工作，于1940年5月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入迪化监狱长达五年之久，后经周恩来、阳翰笙等设法营救出狱；第二次是1968年至1973年遭江青一伙迫害，被非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五年多。

赵丹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要相信说真话的力量。50年代，他主演的电影《武训传》横遭批判。之后的运动，因为他直言的性格，自然不会走好运。60年代初的一次晚会上，赵丹向周总理诉苦：说是“棍子爷们”老要整他，抓住他一两句话“无限上纲，揪辫子、打棍子、戴帽子，批得人人灰溜溜的真没劲”！张瑞芳听了，为他捏了把汗，劝他要注意“管住自己的嘴巴别走火”，但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久，赵丹又对周总理说：“总理呀，请你给我发一张免斗牌!请棍子老爷们不要再斗我！我是个艺术家，不是什么政治家。请关照他们别用政治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请用艺术家的标准来要求我！让我心情舒畅一些，发挥我的特长，好好拍片……”赵丹病重期间，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等前来北京医院看望他。他打着吊针说：“‘文革’以来14年了，粉碎‘四人帮’也已经3年多了，但我还没有拍成一部电影……”此原因何在？赵青轻描淡写说：“如文艺思想未解放、人事关系不好处、合作条件不具备”等等。其实，深层地看，还是体制的问题。赵丹用自己的话说了：“我们懒得管‘体制’，‘体制’可死命管住我们。”这使得赵丹晚年不得不独自感叹：“一生多蹉跎，老来复坎坷！”

赵丹已逝世22周年了。重读赵丹22年前的临终遗言，自然感慨良多。也许赵丹的话不很中听，但对繁荣文艺应该是有益无害吧。在新世纪开始，重温它，也是对一个真正的人民艺术家的最好怀念。（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内务部长曾山在“文革”中　作者：江　磊

曾山是从江西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l926年l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l930年10月担任江西省第一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4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历尽艰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最后岁月是在“文革”动乱中度过的。

“如果我工作不了，

就回江西老家去”

l966年5月16日以后，我国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年代。运动初期，时任内务部部长的曾山主动提出不要公家配给的公务员和炊事员，自己花钱请保姆，他甚至不坐小车，而挤公共汽车上班。孩子们说：“老爸，你为革命出生入死，奋斗了几十年，现在，60多岁了，又没有撤你的职，干嘛要挤公共汽车上班？”

曾山坦然一笑，说道：“你们不要把这些事看得那么重，我过去在江西当省苏主席，有马骑，后来当副主席，没有马骑，但一样工作。”他还说：“如果我工作不了，就回江西老家去。”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曾山也毫无例外地遭到了冲击。l967年8月，曾山被造反派当作内务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批斗，并逼迫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检查”。多次地批斗，使曾山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他对所发生的一切迷惘不解，难以接受。

l967年9月的一天，内务部的造反派秘密把曾山劫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采用低头、弯腰、“喷气式”等手段进行批斗，硬要他承认是“执行刘、邓修正主义路线的忠实走狗”，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面对强大的压力和肉体的折磨，曾山无所畏惧地与造反派进行抗争。由于曾山已68岁高龄，长时间的轮番批斗使他在现场晕倒，送到医院抢救后才脱离危险。

当时担任国务院内务办公室驻内务部联络员的孙宇亭将这一情况报告副主任严佑民。严及时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要求内务办公室立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份文件，并口述了文件的内容。孙宇亭很快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曾山同志的问题指示》的文件。全文如下：

1、对曾山同志的错误可以批判，但性质应由中央来定。

2、曾山同志的活动，听命于中央，造反组织不能干涉。

3、外来学生不能干预内务部事务，要立即撤出。

4、开批判会搞“喷气式”、“大弯腰”是错误的，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今后不准再搞体罚和变相体罚。

文件经周恩来签发后，严佑民和孙宇亭于9月27日一早向内务部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传达了这个指示。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内务部平静下来了，造反派停止了对曾山的轮番批斗。

曾山的母亲临终前喃喃道：

“我想见儿子”

曾山的母亲康春玉是一位革命的老妈妈，生育过五男二女。其中有二男二女因病幼年夭折，只有延生、烙生(曾山)、炳生兄弟三个长大成人。后采，曾延生(中共赣南特委书记)于l928年4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赣州城郊。曾炳生(中共党员)于l927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九江沙河，最后只剩下曾山。

曾山的父亲曾采芹，以教书为掩护，担任中共吉安县委地下交通站的秘密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他不顾个人安危，为党传递过许多重要情报，先后三次被捕入狱，每次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守口如瓶，最后于l930年5月被敌人活活打死在监牢里。

曾山的母亲在丈夫和两个儿子先后被敌人杀害后，并没有畏惧和动摇，仍然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红军攻下吉安城不久，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曾山于1930年11月l9日，陪同毛泽东专程到吉安县永和乡白沙绵源村曾家。毛泽东亲切地慰问了康春玉，热情赞扬这个光荣的家庭对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分别时，曾山的母亲拉着曾山的手叮嘱说：“崽呀，莫要挂念家里，跟着毛委员好好干革命，娘等着你胜利归来！”谁知此去一别就是20多年。

曾山非常孝敬母亲。解放后，他先后5次回故乡视察工作并探望老母亲。1964年初，曾山偕妻子邓六金到江西视察老区的民政工作，同时回家探亲，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当年陪同曾山回乡的江西省民政厅厅长、老红军谢象晃回忆说：“曾山是个孝子，十分敬重母亲，母子俩见面后有说不完的话，经常一聊就是深更半夜。”

曾山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揪斗后，远在江西的老母亲因日夜牵挂，寝食不安，于l968年积忧成疾。曾山得知消息后，多么想回家看看病重的老母亲啊。可身处逆境的曾山，已是“不准乱说乱动”之人，难以尽孝。他这时已停发了工资，为了给母亲治病，省吃俭用，挤出一点生活费寄给母亲看病、吃药。

由于是“走资派”的母亲，有病得不到正常的治疗，结果病情日益严重，卧床不起。临终前，她还在不住地捶着胸，喃喃道：“我儿子是好人”，“我想见儿子”。但直到合上双眼，老人也未能如愿。远隔千里的曾山，接到的是一份“你母亲病逝”的噩耗电报，心情无比悲痛。

周恩来说：“曾山是个好同志”

l969年初，在筹备党的“九大”的时候，相当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仍被审查甚至被监禁。毛泽东和周恩来从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出发，很希望能有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把“九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周恩来对当时内务部的军代表万海峰说：“曾山是个老同志，好同志，应该把他选出来参加党的九大”。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军代表通过大会宣传、小会疏通、个别教育，终于排除了阻力，统一了内务部各派群众的认识，使曾山当选为内务部参加“九大”的代表。

在“九大”上，曾山和陈毅编在华东小组。这个小组里有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阴谋家、野心家。他们明目张胆地把陈毅列为“右派代表”，散发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组织发动对陈毅的围攻。

林彪、江青一伙指名要曾山在小组会上揭发批判陈毅。曾山回答说：“我与陈毅共事30多年，他对党对革命事业一贯忠诚，并作出了很大贡献，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批判。”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山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毅任江西军区总指挥(司令员)。他们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积极组织发动江西苏区军民参军参战，坚壁清野，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

主力红军长征前夕，陈毅和曾山临危受命，一个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主任，一个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曾山从宁都赶到瑞金接受任务时，到医院看望受伤的老战友陈毅。当他看到陈毅的伤口还在化脓时，不免一阵心酸，加之看到一向开朗豪爽的陈毅心情不好，心里更加难受。曾山心里明白，他俩在当时都是被“左”倾错误领导者打击和排挤的对象。曾山劝慰陈毅要保重身体，早日把伤养好。陈毅点头说道：“现在苏区的情况很危急，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后来，陈毅突围上了油山，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历尽艰险，九死一生。曾山在分散突围战斗中打得只剩下孤身一人的情况下，辗转千里到上海寻党，后经党组织批准，前往苏联列宁学院学习。

1938年1月，曾山和陈毅在南昌相聚。久别重逢的老战友一见面，有说不出的高兴。陈毅拍着曾山的肩膀说道：“哎呀，同志哥！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1935年初，我和老项(项英)几次派人到小布一带山区寻找你们，音信渺无，多叫人心焦呀！”曾山于是将突围失败后，化装潜往上海找党，后经党组织批准前往苏联学习的经过细谈了一遍。陈毅倾听了曾山的一席话后，感慨地说：“你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从此，他们俩人在一起协助项英进行南方游击队的下山改编工作，共同组建新四军。不久。曾山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在大江南北、华中敌后开展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解放战争中，曾山又和陈毅在一起，参与领导华东军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曾山担任副市长，俩人经常在市政府大楼同进同出，一起担负城市接管、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等繁重的领导工作。l952年和l954年，曾山和陈毅先后调中央工作，曾山任中财委副主任兼商业部长，陈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又兼外交部长)。俩人同在京城，交往甚密，友谊深厚。

曾山与陈毅在几十年的血与火的战斗中相互了解，彼此信任。在“九大”华东小组的揭批会上，曾山硬着头皮顶着，就是不揭批陈毅，这下可得罪了林彪、江青一伙。后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他们极力反对曾山进入中央委员会。最后，毛泽东站出来说话：“在江西根据地的斗争中，曾山同志是有功的。”这样曾山才被选为中央委员。

流放湘潭

l969年7月，林彪用所谓“一号命令”把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赶出北京城，当时已70岁高龄的曾山疏散到湖南湘潭。离京前，曾山提出回家乡江西当农民，但未被同意。他只好从斗争的全局出发，从北京经长沙到湘潭。在湘潭他住在军队干休所的一栋二层楼内，正好叶剑英也被疏散到湘潭，俩人同住一栋楼。

曾山对叶帅一向很敬重。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曾山于l927年8月从江西到广东，到叶剑英领导下的政治教导团通讯连当兵，参加了著名的广州起义。斗转星移，命运又使两位老人聚首在湘潭。曾山和叶剑英经常在一起，回顾峥嵘岁月，叙谈革命友情，交换对“文革”的看法。交谈中俩人都表现出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当时叶剑英是一个靠边站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政治待遇只可以阅读中央文件和大参考。曾山的内务部长已被撤销，是一个靠边站的中央委员，政治待遇只可阅读《参考消息》。他们几乎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隔绝了与外界的联系。

一次，曾山的秘书王青争有事回北京。临行前，王青争请示老部长有什么事要交办。曾山叮嘱说：“青争，你这次回京，有可能的话，弄一点‘消息’带来。”王青争回北京后，通过老朋友的关系，搞到了一些中央领导在某些会议上的讲话，他如获至宝地抓紧时间摘抄下来带回湘潭。曾山仔细阅过后又送给叶剑英看。后来叶剑英对他的秘书说，以后你回北京，也要尽量搞点“消息”回来。

有一次，王震从江西(王震被疏散到江西红星垦殖场劳动)回老家湖南湘潭，专程到干休所看望叶帅和曾山。曾山说：“我是江西老表，想回江西。”王震说：“我是湖南人，想回湖南。”叶帅感叹地说：“要是你们俩换一下，都回自己的家乡该多好啊！”可是，在那“动乱”年代，林彪、江青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是要把一大批老干部置于死地，怎么会同意他们的个人要求呢。

曾山被疏散到湖南湘潭后，他的女儿、女婿和外甥都不知道。当他们千里迢迢从陕西到北京探望亲人时，哪知道早已人去楼空，难以相见。l970年5月，曾山因患痔疮，需要手术，经请示周恩来批准，从湖南回北京住院治疗。从此。结束了半年多的“流放”生活。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败露后，仓惶乘飞机北逃，结果摔死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曾山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揭批林彪反党罪行“老同志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言，揭发批判了林彪篡党夺权，迫害老干部的罪行。

最后岁月

1972年4月6日，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国务院农机部部长陈正人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含冤逝世，曾山异常悲痛。

曾山和陈正人是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苏区时期，曾山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是副主席并兼任“省苏”党团书记。俩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很有起色。为了转变“省苏”工作作风，改善苏维埃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曾山与陈正人商量制定了“省苏”干部“十带头”公约和星期六义务劳动制度。他俩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艰苦朴素，深入实际，关心群众，勤政为民，为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陈正人的夫人彭儒说：“他们俩像兄弟一样。”

陈正人逝世当天，曾山就亲往陈正人家吊唁，慰问其亲属子女，帮助他们料理后事。陈正人的儿子诚挚地说：“谢谢曾伯伯的关心和帮助。”曾山对他说：“苏区肃反时，你父亲救过我的命，我和你父亲是生死之交。”后来曾山参加起草陈正人悼词的讨论，有人要压低对陈正人的评价，曾山非常气愤，并与之进行辩驳，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在4月13日的追悼会上。曾山受周恩来指派为陈正人致悼词。

4月l6日晚，老将军萧克到曾山家里看望曾山。俩人谈及“文革”中林彪的倒行逆施时，曾山十分愤慨，情绪激动。时至深夜，萧克看他脸色不太好，便告辞说：“你好好休息，多保重身体，咱们以后再谈吧。”

就在萧克走后不久，曾山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逝世。

1972年4月20日，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内庄严肃穆，黑底白字的“曾山同志追悼会”横幅挂在墙上，一面鲜艳的党旗覆盖在这位老部长的身上。他的身旁摆了长青树和鲜花，毛泽东主席送的花圈醒目地摆在灵堂中央。

下午3时，曾山同志追悼会开始。在低回的哀乐声中，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领导同志缓步走入礼堂，为曾山送行。追悼会由汪东兴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曾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艰苦朴素，联系群众，努力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走好，父亲。”他的儿女们在内心呼唤他。（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中国有个欧远方　作者：于光远

欧远方同志逝世整一年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合肥参加小城镇建设理论研讨会，和欧远方同志见面，我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不过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去安徽。安徽的同志也没有像其他许多省市那样到北京来参加“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活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因和欧远方志同道合，才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上彼此相互支持。我一直知道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对改革开放抱很积极的态度、切实推进工作的好同志。在90年代后，经常看到赠送给我的他的书和他的文章，他在理论上的勇气、思想的开阔、多方面的才能、推进工作的成效，也越来越使我钦佩。

原先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年龄。不过在日本投降时能在《拂晓报》（1946年我在北平编《解放》三日刊时就知道这张报纸，）做负责工作的人，今天总有七八十岁吧。后来我见他时看来年龄没有那么大，身体很好。想不到去年四月突然从电话中得知他大行的噩耗。我很悲痛。当时我想写一篇悼念文章。接着看到《欧公远方千古》中写的他的生平，觉得写得是很好的，没有那种让人看了不舒服的套话，从中看到他一生奋斗的历程。接着我看到《安徽老年报》、《联谊通讯》上有关他的报道，同时收到辛秋水的来信，他告诉了我4月6日在合肥殡仪馆大厅向欧远方告别的情况。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就想，一个寿终正寝的已经早不在官位上的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会有近两千人参加，而且参加者那样悲恸，这说明欧远方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今天知识分子的心态。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合适的文章的题目：《安徽有个欧远方》。

我觉得“安徽有个欧远方”是安徽人的幸运，他在安徽做了许多许多的思想宣传教育工作，创办了《安徽老年报》、《学术界》、《华夏纵横》等报刊，作为团结同志、宣扬真理的阵地。而且欧远方走了之后，他的思想、他的道德文章还在那里；他的朋友学生还在那里；他播下的种子还在安徽肥沃的土地中，它们还会发芽；安徽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欧远方。

我想中国有这么多省区，如果都像有欧远方那样的人，那就太好了。安徽是中国的一个省，安徽有个欧远方，也就是中国有一个欧远方。别的省如果也有自己的欧远方，那中国就不止一个欧远方了。

这些天我一直反思一个问题，过去我对欧远方的认识不足。这个月初，我去合肥，向欧远方的夫人邹人煜同志要到他去世前几个月写作或发表的文章，共六篇，都是我未曾读过的。其中，《论“独立思考”》、《再论“独立思考”》、《三论“独立思考”》是写得很好的三篇随笔。过去人们写“独立思考”的文章讲的是知识分子和干部，欧远方的这三篇讲的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是从根本上看问题。第一篇文章批判自己曾经接受过的驯服工具论——奴隶主义，后来才觉悟起来。文章讲到他佩服安徽的老宣传部长陆学斌（陆因发表“人人争上游，上游就堵死了”的言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学老师考学生：雪融化了变成什么？大多数学生回答：水。符合标准答案。有一个学生回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这是多么有丰富想象力的回答。老师却说‘错’。这一声‘错’，无形中扼杀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喜欢他举的这个例子。

他还有一篇《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兼与魏巍先生商榷》的文章。2001年1月《中流》杂志社发行的《中流文选（1）》刊登了魏巍的文章《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欧远方概括地指出魏巍的“文章全面地宣扬‘文化大革命’的‘继续革命’理论，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含沙射影甚至明目张胆地攻击，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成绩，是需要认真加以研究和批判的”。对魏文，欧远方引用权威人士讲话和历史事实给以了驳斥。

我发现北京的刊物很少向他约稿，我自己也没有提醒一些刊物或向他们推荐。北京的刊物也没有请他做编委，或者在开什么座谈会的时候请他参加。欧远方来北京找我，我也没有抓紧时间同他认真讨论，或者建议听听他的见解。原因是对他认识不足，而其结果对他的认识也就更加不足。

因此，我改变原来的主意，把文章的题目从《安徽有个欧远方》改为《中国有个欧远方》。这个题目既符合实际，也可以使我们不要看不见就在我们身边的许多外地的学者。

2002年第4期 独立思考在晚年欧远方逝世周年祭　作者：杜导正

欧远方2001年4月1日远走了。今天是他周年忌日。他与我是建国初马列学院同班同学，毕业后，他先留校后返安徽，我则被分配到广东。虽南北远隔千里，但音信频频。那时，正是毛泽东政治主张由正确向错误不幸转变的年代，他与我都是毛泽东虔诚的崇拜者，盲目性很大，毛泽东号召，对也罢错也罢，简直不加任何思索照信照办就是。个别太出格的地方，偶有怀疑，也是淡淡的浅浅的。这一时期，应该说党的成功与失误，都有他有我的一小份。我俩被人整过，我俩也整过别人。1958年的“三面红旗”，饿死了许多人，安徽是饿死人较多的省。接着庐山会议反右倾反彭德怀，逼着他与我思索了许多，独立思考多了些。紧跟着的“文化大革命”，造成国家濒临崩溃的败局，更强逼着远方与我作了更多的痛切反思。他我之间多次通讯，都觉得建国后我们的党，首先是毛泽东同志，有许多根本性的失误，很希望党领导大家从经济政治体制上、指导思想上进行郑重总结。当时，有类似情绪的同志很多。更高层次的人物，如陆定一，如周扬，建国后是很“左”的，办错了许多事，整错了许多人，这时都大彻大悟了。这是一股国内涌动的解放思想的求实潮流。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怀念周总理事件，意味着年轻娃娃也觉醒了。于是粉碎“四人帮”才那么顺利，于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这些伟大政治家，登高一呼，万众响应，1978年末举行了划时代的类似遵义会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着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毛泽东同志，大家取得了共识。这就是建国前毛泽东实事求是，主张正确，领导党与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作为个人，他也是彪炳史册的伟大人物。但建国后，尤其是晚年，他离开了实事求是，加上我党体制上的缺点，使他失去监督，政治上推行极“左”路线，搞不下去，便怀疑别人反对他，于是不断整人，发展到“打倒一切”的“文革”。惨痛的教训，一旦得到科学的总结，立刻转化为宝贵的财富。邓小平理论就是在这样形势这种背景下诞生与形成的。思想上一切实事求是，政治上抛弃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变计划经济模式，改变一大二公体制，制定了改革开放国策，使我们党重新振作起来，党与国家出现了中兴局面。那几年开始的三大件工程：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远方那时在合肥，我调北京，我俩在各自的岗位上，心情都异常激动异常兴奋。他来信说，现在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二次精神处于亢奋状态。第一次是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他自己说，朋友们也说，远方在上述三大件工程中，尤其包产到户工作中，他是冲锋陷阵的战士。安徽包产到户推动了全国，而在万里同志领导下，他与我熟悉的赵守一、王郁昭、吴象又是安徽包产到户的先行者、策划者、组织者。

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到今日20余年了。我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其中后十年，远方与我都是从工作第一线退到二线的所谓“离休干部”。他与我仍担负着不少社会工作，硬任务是他领导《安徽老年报》和一个刊物，我主编在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这时他我都是进入70岁高龄的人了，但出于一种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教养吧，也是受到周围朋友们的鼓励，他我身子骨又好，所以对国家安危、对民间疾苦，还是不敢忘怀的，尽自己的一份心力罢。国家有关领导部门，没给他我主编的报刊一文钱，但大的方面还爱护我们，政治思想上还宽容我们。加上现代媒体提供的便捷，国内外情况，他我大体上能觉察能掌握，也还有条件作些概括与分析。他我这几年都认为对邓小平理论，党内外多数同志已取得共识。有人说，毛泽东一生，分为前期后期，前期非常伟大，后期诸多失误；邓小平呢，他的主张他领导的事业，似也可分析分析：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部分，总体上说，是很成功的。不管怎么说，仅仅20年，把个中国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温饱天大难题解决了。孙中山没有解决，毛泽东没有解决，他解决了。目前，还在胜利推进中，有困难，不可怕更用不着惊惶失措。大家现在最不满的是党政相当多的官员腐败。中央整饬，但越整越烈。根本原因是官员权力受不到强有力的制约。权力制衡失调的根本原因，只能到体制中去寻找。这尖锐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须加速进行的命题。有人说，我国当前相对经济体制改革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后进些，有人说滞后些，这也恐是不争的事实。不必隐讳的。

十几年来，直到今日，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包括合肥，党内外知识分子中有着两种态度。主流的一面，多数，是坚定拥护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一套的，为此欢欣鼓舞，有缺点有困难是谅解的；对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些意见，是希望促进的。目的是使邓小平理论与实践更完善更成功。但也有少数同志，非主流，对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几乎时时持怀疑、否定态度。20年的历史就是这么过来的。改革开放顺利时，他们反对的声音弱些少些；改革开放事业一旦碰到困难，如近几年腐败、贫富悬殊、社会治安不良，他们反对的声音，便甚嚣尘上。百姓不了解全局，没什么，问题是极少数中高级干部也跟着大呼大叫，将目前的问题与困难一古脑儿都归罪到改革开放路线上。北京的几个“万言书”、某名作家2001年1月发表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便是全面系统批判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的。如果我们党依了这些同志，中国走了回头路，再搞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搞政治运动，天天整人，一大二公，计划经济，那中国可就真正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

坚定地维护邓小平理论与实践，还是怀疑他反对他，这些年党内外免不了一场是非之争，小平同志生前说过：“不争论是我的发明”。中央同志近些年仍重申“不要争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争论是现实存在。远方与我的意见是：争论也好。只要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争争有益无害。只是不要像阶级斗争为纲时代那样，编造事实，上纲上线。在这场大是大非争论中，远方同志是我暂时取名为“主流派”中的出色成员。我没有计算过，他这十几年写了多少篇歌颂邓小平理论，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章与有关文章。近五六年，只送到我手交《炎黄春秋》的文章在10篇以上，给我的信件在30封左右。他对邓小平理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充满了激情，多次建议《炎黄春秋》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不动摇，要鲜明地维护邓小平理论，批评那些怀疑的错误的观点。他的意见很好，我与《炎黄春秋》是努力做了的。但他对邓小平理论并不盲目崇拜。他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迫在眉睫，希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有组织有章法地循序推进。步子还望迈大些。他撰写了几篇探讨性文章。一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得到很多学者的好评。内容主要讲政治权力制衡，讲政体改革如何不可滞后。文内引经据典，大量引用小平同志1980年8月18日那篇著名政改文章。说的都是道理。其中说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制衡的制度，对巩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起到良好作用。中国不可照抄照搬，但西方国家的制衡机制，是我们应该参考借鉴的，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出自己民主监督的体制来。再如，他对朱基总理很敬重，但他对一度推行的粮食购销政策有些意见。1999年我到合肥，他认为这几年实行的粮食政策不妥。他说这么统下去于国于民不利。我建议他上书。他说上书到不了中央领导人手中。我答应帮他转上去。以后交上去了，朱总理批示，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但他仍不灰心，2000年夏住在我家还说要继续上书呢！

远方，喜读书。在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54位学员，数他藏书多。他爱下乡赤脚与农民聊天。他勤思考，又有股韧劲。还要说，欧兄身怀才气，新科学观点叫什么基因吧，譬如他的诗词尤其书法便有功底。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夫人邹人煜便是位才女无疑。远方身体又好。这许多条件凑在一起，成就了他的事业。前边说过，五六十年代他盲目性很大，叫做螺丝钉或驯服工具罢，政治环境又不活跃，那时，他任《安徽日报》总编辑或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只是兢兢业业勤奋工作而已，现在回头看表现得平平庸庸，看不到他有什么创造性见解，他的才华被埋没了。更不必提蹲牛棚挨批斗的那压抑年代。遇到党的正确路线年代，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像粉碎“四人帮”后近20年的邓小平时代，远方这个有才华，一心系国家安危的人物，便像珠玉一般，灼灼发光了。远方逝世次日，我闻讯，给邹人煜的唁电中，用了“远方辉煌在晚年”一句，就是这个意思。

去年2月11日，我因病住了医院。病中传来远方亦住院的讯息。我病好转，保持着与邹人煜的电话联系。我3月15日出院，3月19日晚人煜还说，老欧心脏病复发了，接到两次病危通知书，家里与远方吓了一跳。现在好了，只疑胸膈膜浮水有无癌细胞，远方请你放心。我还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3月31日晚，我又电话询问远方病情。人煜高高兴兴答，查了几次，无癌细胞。他又能看一个集子的目录了，要我放心。想不到次日晚，人煜电话说：“老杜，你的老朋友今早走了！心脏病猝死，医生抢救都来不及。”我听到后，傻傻呆了好大一阵，才滴出泪来。按说，欧兄今年80岁，算高龄了，走，属于正常，我感情上应该可以接受。但远方不只是我近50年的挚友，特别这十年还是彼此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同志，从大局说他是一位我党我国今天仍十分需要的有独到见解的大才啊！远方走的太早了啊！欧远方的追悼会，北京一位朋友参加了，回来电话告我说，那天赴会的近二千人。远方这些年为维护邓小平理论，为维护人民利益，胆大求实，笔耕不辍，演说不停，劳心损身了。知己们知他一片苦心。他自己呢，叫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这些年对他的良苦用心，不理解的人也不少，当局有关部门便不一概认可。那篇建议从制度上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就受到一位领导干部的指责，还传到全国去。他在《安徽老年报》发表了北京一党员批评北京某名作家“门槛上”一文后，远方来信告我说，就有几位善良的但不知究里的老同志对他表示过不同的意见。听说，合肥不乏好心但看法并不正确的同志。远方以平常心态看待这些，但心里的委屈，是能够想像到的。我也有过类似遭遇，他来信劝我沉住气，从容应对局面。说只要给人民做了真正的好事，别的不必去想。我回信说，还是刘少奇同志说得对：“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民谣说，天地之间一杆秤，秤砣自是老百姓。公道自在人心。远方追悼会有破纪录的人群莅临，便可告慰朋友，告慰亲人，远方可安详闭目远走了！（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从蒋介石的剿总司令到阶下囚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大风起于清萍之末。1936年12月9日，在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自然瞒不过特务的视线，蒋介石在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

12月10日，蒋介石又把张学良召到住处，自然是斥责张学良不该为学生辩护。张学良已经无所顾忌了。他对委员长说：再打内战，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的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也勃然大怒：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

张学良走后，蒋介石仍然愤愤不平。其实，在得知前一天张学良在对待爱国学生的表现后，他已经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了，并在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此时，蒋介石自然想不到，他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已经并不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了。

按计划，蒋介石于12日离开西安。所以，11日下午5时，在他的住处举行了告别宴会。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参加了。

在宴会觥筹交错之际，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已经处于秘密紧急状态。7个小时以后，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爆发了。

未届不惑年龄的张学良，已经经历过大起大落人生悲喜，也可谓久经考验了。对于明天即将发生的一切，他那镇定自若的神态，显示了一个指挥若定的少帅的气魄。有一件饶有趣味的小事，也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他的心态。

在与蒋介石的告别宴会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着汽车从华清池送几位军政大员回西京招待所，当车行至激流滚滚的灞桥时，他忽然对他的乘客们说：“你们可要小心点，可不能得罪我张学良啊！”

几位大员听了，自然要大吃一惊：少帅怎么这样说话？但表面上还是客客气气地说：“哪里，哪里，我们背后从不说副司令的坏话，巴结都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要得罪你呢？”

“是吗？不背后捣我的脊梁骨，这就好。”张学良表情严肃，稍微停顿了一下，他忽然快活地笑了起来。

几位大员问他为何发笑，他诙谐地说：“其实，我说的不要得罪我，你们还没有听明白，我主要是说，因为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呢！”

几位大员目瞪口呆，更加不知张学良这话的寓意了。

望着他们一脸糊涂的样子，张学良倒笑了。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都坐在我的车上，只要我的手一偏，汽车就会掉在桥下，那你们几位不是就都完了吗？”

几位政府大员得知原来少帅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这才松了口气，都咧嘴笑开了。

当然，第二天他们才知道了这个玩笑的真正含义，不过，更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连他们的“老头子”也居然成了这个“玩笑”的主角。令他们感到幸运的是，张学良并没有想到要他们的命。

在震惊世界的大事即将发生之际，张学良还居然有开玩笑的雅兴，真有类似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瑜的气度了。

对于12日凌晨发动的兵谏，张学良与杨虎城做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其具体分工是：东北军方面，以一○五师师长刘多荃为临潼行动总指挥，一○五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周围较远地带警戒，防止蒋介石的卫队突围；一○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率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和王玉瓒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二道门以内由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守卫），担任扣蒋任务。此外，还调回驻甘肃固原的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在长安军官训练团受训的骑兵第六师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参加行动，因二人枪法准确，必要时可以有效地对付蒋介石卫队的反抗。十七路军方面，以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为行动总指挥，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所部主要担任扣留住在西京招待所等处的蒋系军政要员的任务；孔从周的警备第二旅和李振西的教导营负责解除宪兵一团、省保安处、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的宪兵连和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并占领飞机场，扣留作战飞机，以及担任西安各街巷口的警戒；炮兵团负责车站方面的警戒。为保证行动的准确、迅速，孔从周部还在西安城内按蒋系军、警、宪、特驻地的位置，进行了军事演习。以上所有准备工作都是高度保密的。张学良每天照常到华清池去晋见蒋介石，保持着内张外弛的局面，避免引起蒋介石的怀疑。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

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让王玉瓒负责捉拿蒋介石，是张学良在11日下午4点多钟告诉他的。他回忆说：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

在这样的关头，张学良依然用这样平稳的口气来谈论“你死我死”的问题，这种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舍身忘我的气概，不能不令人感铭肺腑。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赵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兵谏是在12月12日凌晨2时开始，到5时结束的。按照原来的计划，应该用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但是，中间有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不禁令张学良大惊失色。

前去捉蒋的士兵与蒋介石的卫队交火时，蒋介石听到枪声后，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即由侍卫人员搀扶着向后墙奔逃。当刘桂五、孙铭九等闯进蒋的住所时，已是人去屋空。但见衣帽、斗篷放在床边，假牙、皮包仍在桌子上，被窝尚有余温，汽车停在车库里。这一切迹象表明，蒋并没有可能走得太远。正踌躇间，一个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了一只鞋子。刘桂五立即命令士兵，搜索郦山。

张学良听到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后，一方面下令扩大搜索面，另一方面确实有些沉不住气了。但是，即使在焦躁中等待，张学良依然表明自己的心迹。他对杨虎城和部将们说：“我们找到委员长，我一定劝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护他为领袖；如果找不到他，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即成为千古罪人。我再割下自己的头，请虎城兄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要求停止内战反而扩大内战！”其掷地有声的话语令人敬佩，其肝胆照人之赤诚心，令人为之动容，其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跃然纸上。

但是，张学良所预想的不幸现实并没有发生，早上8时左右，从郦山传来的消息，让张学良、杨虎城终于一块石头落地：蒋介石已捉到了。

在捉蒋过程中，很多当事人给我们留下了参与过程或耳闻目睹的事实，蒋介石本人也写《西安半月记》来记述此事。但是，在他的笔下，自己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细节尽数隐去，代之以镇定自若、从容以对大无畏形象。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诸如此类。因为当时当事人还没有机会来予以揭穿，所以依然做了一回高大的领袖。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国民党政府为他推波助澜，“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

蒋介石被扣以后，送到了新城大楼，由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带兵看管。9时30分左右，张学良来到了蒋介石的房间。

见到张学良，呆坐的蒋介石神色突变。张学良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连说两遍，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听到这里，才开口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将军继续说：“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自然会感到恐慌，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

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张学良只好辞出。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张同意。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

蒋又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

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

蒋对邵说的话，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长长叹气数次……

蒋介石在新城大楼两天的时间内，张学良每次看他，他总是心神不定，当然也听不进张的意见。杨虎城也来看望，并加以劝说，但蒋仍然固执己见。张学良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要蒋迁往高桂滋的公馆，但蒋却误以为要杀他，一口回绝。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他强调说，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你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说完他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念完后张学良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

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这份通电立即向全国发出。

12日早晨5时，张学良在尚未捉到蒋的时候，即已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电报，内中说：

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中共多次会谈，在此时此刻致电毛泽东，他显然把中共看作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可靠同盟军。

虽然张学良、杨虎城捉蒋的目的是促其抗日，但是，蒋能否答应，此后局势向何处发展，张、杨二人心里并没有数。事变前下属所问到的“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立刻摆在了面前。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张学良有生以来感到最为忙碌和最为焦虑的日子。

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震惊了国内外，西安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城市，再次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毫无疑问，国际国内对这一事变的反响是强烈的，但是，对事变所持的态度则各不相同。以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就形成了主和、讨伐两派，且这两派所扯的都是搭救蒋介石的旗号；而各地实力派虽有一部分人拥护张、杨的行动，但大多数因担心内战爆发而纷纷谴责张、杨，要求恢复蒋介石自由。

在国际方面，英、美从自身利益出发，虽然反对张、杨的举动，但又不主张讨伐张、杨，希望和平调停；苏联对张、杨的举动大肆攻击，但也持和平解决的态度；而日本呢，则希望借此机会挑起中国内战，坐收渔人之利。

张、杨发动兵谏的目的，是逼蒋抗日。可是，蒋的不合作态度，使这一目的陷入了僵局。而此时，国民党的中央军正大举向潼关进逼。

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张学良保持了令人赞叹的冷静，他与杨虎城一起，首先将西安的躁动局面平静下来。

事变后，张、杨即公布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方面的重大举措，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向世人昭示抗日的决心以及兵谏的心迹。与此同时，统一西安军政领导人的思想，使他们理解兵谏，一致拥护抗日主张。

12月13日，张学良对总部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讲话，当年的与会者在多年以后回忆这次讲话时，仍对张当时所表露的拳拳爱国之心记忆犹新。张在讲话中说：“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违心的话。”

开场白过后，张学良谈到了这次兵谏。他说，这次兵谏是蒋逼出来的，他与蒋的政治主张已无法和解。“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这次举动，对于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地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作，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因为是为国家民族，因为相信国家民族终可复兴，所以，张学良要求总部领导认识到这一行动的意义，担负起所应担负的责任：“这次事件实关系我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复兴！我们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绝不一错再错！”

统一上层领导人认识后，张、杨又在16日发表了《告将士书》，向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说明兵谏的意义和今后的任务。在谈到兵谏的原因时说：“我们为什么这样发动？为争取地盘吗？不是！为泄私愤吗？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服的外交。国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

虽然张、杨的这一系列举措，对于稳定西北局势，统一全军将士的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对于如何使兵谏朝着预期的目标发展，将士们是无能为力的，千斤重担都落在了他们身上。他们把寻求对策的目光投向了延安。

张学良12日5时的电报虽然向中共通报了发动兵谏的事，但蒋介石是否捉到还没有消息。随后，中共在当天也得到了消息，蒋介石已成为张、杨二将军的笼中鸟。这一消息在延安当然是群情振奋，“审判蒋介石”、“杀掉蒋介石”的呼声，也不时传入中共高层决策人的耳鼓。

但是，被这种激昂情绪感染着、激动着的中共领导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冷静下来了。事变当天，他们一方面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另一方面向共产国际通报情况。同时，复电张学良，对他的抗日义举表示支持，红军南下与张、杨部靠拢，为张、杨壮胆声威。

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保安城张闻天的窑洞里，召开了讨论西安事变的紧急会议。会议由当时中共总负责张闻天主持，因毛当时主管对国民党的外交（即统战）工作，所以，他首先在会上发言。

毛在发言中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他指出：“此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打破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对于事变后的结果，毛是这样估计的：形势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是南京政府有可能被日本拉过去成为亲日傀儡政府；一方面各地实力派，南京政府各派，包括孔宋、黄埔、CC各系均有某些部分可能转到西安方面来，在西安形成一个不叫政府的实质性政府，迫使南京政府直接统治的七省就范。基于这种估计，毛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在谈到如何处置蒋介石时，毛明确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但是，毛同时还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立场，然在‘剿共’这一点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是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中间立场与亲日派、降日派当然有区别，是可以争取的对象。毛这样看，自然也有争取蒋一致抗日的意思。

周恩来的发言认为，蒋介石现在在张、杨手里，对蒋的处理最终要看张、杨的态度，他认为，“将来，（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比建立实质政权）更为有利”。这是在委婉地表达不同意在西安建立政权中心的意见。

与周的委婉相比，张闻天的看法则比较直接。他说：“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指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因此，他认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为，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张闻天认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而要“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系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因此，中共中央努力的方向，就是“把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虽然在中共内部要形成统一的看法，还有待于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但是，作为当时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的意见，显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局势的发展也很快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已到西安的周恩来发回的电报也提出了这一主张。

周恩来所带领的由秦邦宪、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是由张学良的专机在17日接到西安的。

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下榻后的当天晚上，周恩来与张学良就进行了深夜长谈。从周恩来在谈话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当时张学良的态度。张学良首先说明举行兵谏的原因，随后，他又介绍了南京政府和各省的反应，宋美龄营救蒋介石，以及英、美的态度等等问题。他告诉周：“蒋介石最初拒绝商谈问题，现在已允许商谈抗日。说凡条件具备，他可以照办。”同时，张表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释放他，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领袖。”周恩来赞扬了张、杨发动兵谏的爱国热忱，同意张对蒋的方针，并谈了对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的看法。周说，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大事，蒋介石虽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实力原封不动，西安已经与南京处在对立地位，因此，对蒋的处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据国内外形势说明蒋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出西北的“三位一体”将是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

与张学良长谈后，周恩来在致中央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保蒋安全”的建议：“为了缓和蒋系进兵，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随后，中共中央在18日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贵党果如欲援救蒋氏，则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实属显然。”“即对于援救蒋氏本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向世人表明了中共反对武力解决的态度。

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一次讨论西安事变的应对之策。

会议仍由张闻天主持，还是毛首先发言。与13日的发言不同的是，在西安事态渐趋明朗的此时，毛对西安事变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在发言中，他认为，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机（黑暗的方面）和走向抗日的前途（光明的方面），两个方面都在发展着。由于捉蒋，南京方面“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反而“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爆发和延长的危险，自然会影响光明的方面。“我们主要是消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在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我们应争取中间的一派”。因此，他主张，要“力争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

张闻天的发言，与13日的发言基调一致，但更明确了。他指出：“我们要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

这次会议，中共高层内部统一了看法，形成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一个是党内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两个文件，是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统一党内思想和步伐的纲领性文件。

21日，张闻天根据会议精神，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关于时局和释蒋的方针。

而在西安的周恩来，已经在作这方面的努力了。在17日与张学良谈话后，18日上午，周恩来由张文彬陪同去止园拜会杨虎城。周先谈了与张学良商谈情况及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还说如果蒋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将仍拥护蒋为全国领袖。杨虎城本来估计，经过十年内战，中共不会同意放蒋，因此对周所说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张学良、周恩来意见一致，他也就没有表示异议。又说：中共“不记前仇，真是伟大”。但也坦率地谈出自己的顾虑：一是怀疑蒋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蒋报复。他说：国共两党是平等的，而他是蒋的部下，蒋被释放后，一旦翻脸，他的处境就困难了。周恩来针对杨虎城的疑虑，分析了国内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日和蒋介石抗日则生的处境，指出蒋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现在就要力争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强团结，进而团结全国人民，蒋想报复也不可能，而且这次，没有把握也不能轻易放他。

周恩来经过与张、杨两将军分别会谈，统一了认识，确定了“三位一体”共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此后，张、杨两将军，特别是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人的积极斡旋和蒋介石的反省，双方终于得以坐在谈判桌旁了。

12月23日上午，三方面（张、杨为一方，周为一方，宋氏兄妹为一方）在张公馆西楼（当年张将军就住在这座楼的三楼上）二楼进门左边的会客室里首次举行会谈。

在此次谈判前，张学良、杨虎城在蒋介石住所，与宋子文、宋美龄就八项主张交换意见。蒋介石提出两项原则：一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担保”。回到南京后分条地逐步执行，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

张学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

谈判从23日开始，到24日结束。在谈判期间，周恩来与宋美龄也曾作了两次长谈：第一次，周首先说明中共没有参与兵谏，并阐明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然后，周从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困难和曲折谈起，说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团结抗日，1935年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又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对团结抗日要求始终不予理会，当前，是改变政策的好机会，望他们兄妹劝蒋回心转意，这对国家、对个人均有好处。宋说：既然中共有诚意，应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周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并且指出除蒋介石外，全国没有第二个适合的人。周又谈到国防、经济上的问题，对唯武器论和抗日长期准备论作了分析和评论。宋要求周劝杨虎城早日释蒋。周应允。第二次谈话时，宋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谈判的结果是：（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负责并组织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的事。（三）蒋回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释放事宜。（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不开国民代表会议。（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对此张表示同意，杨、周表示再考虑。至此，谈判结束。

谈判虽然结束，但蒋介石不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中部分将领的疑虑。在谈判桌上，杨虎城对于放蒋回南京问题的答复是再考虑，这也明显代表了西北军的态度。但是，当时，即使在东北军中，持这种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在23日下午召开的西北抗日联军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很多人的倾向是，如蒋介石不签署一份承诺文件，就很难离开西安。气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

局面如此严重，张学良自然心急如焚。经与周恩来商量，决定由周见蒋，再行商定联合抗日之事。

24日晚，在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这是具有戏剧性的一幕。

周、蒋二人，过去算得上是同事，也算的上是上下级关系。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时，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彼此早就熟悉。十年前，国共两党关系破裂，二人就此分道扬镳后，又各自成为本党派的领导人。在周恩来踏进房间的一刹那，蒋介石在感慨之余，自然还带有某种恐惧心理：这个自己十年来一直悬赏要其头颅的对手，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取自己的头颅可谓是易于反掌的。

关于这次见面，周恩来在1936年12月25日19时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有简单的记述，现摘录有关段落如下：

（乙）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丑、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

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电报无法容纳两人见面时的那种戏剧性场面：周恩来显然了解蒋介石此时的心态，因此，他首先要解除蒋的这种顾虑。他向蒋介石表示，中共目前丝毫也不想做出不利于委员长和南京政府的事来，只要蒋同意联合抗日，中共愿意支持他作为国家领袖。

蒋介石对此当然感到欣慰，因而也端起了老上级的架子：你曾是我的部下，应听我的话。

周恩来对此并不介意，反而明确表示：只要蒋先生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谈话间，周恩来向蒋介石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强调指出：“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同时，他又问蒋，何以总是不肯停止内战呢？

蒋介石对此问题沉默不语，倒是在座的宋美龄打破了尴尬。宋说：以后不会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蒋介石考虑一下，表示了三点：（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二宋及张学良代表他与周解决以前商谈好的问题。（三）他回南京后，周可以直接和他谈判。

气氛自然缓和下来了。所谈的话题也就多了。周恩来在问候蒋介石的身体和家人情况时，提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答应蒋介石帮助蒋经国从苏联回国的要求。

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牢靠的基础。

周、蒋会面，蒋介石也表了态，谈判的协议虽然没有蒋签字，但张学良以自己诚恳坦率的性格推及蒋，认为蒋有“诺言”并以“人格担保”，不会食言自肥。面对着复杂的局势，他主张尽快放蒋回南京。而宋氏兄妹也担心夜长梦多，也多次要求。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回南京。临行之前，他召集东北军将领开会，对放蒋和送蒋想法作了解释。谈到他亲自送蒋的问题时，他说：“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是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亲自送他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氛，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张学良又重申：“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扣下？为的是国内统一，一致对外。假如不把他放回去，国内会有更大的内乱，我就是天下的罪人，我就自杀。”“我们有本领请神，就有本事送神，不要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只要于国家有利，就是牺牲我张学良，甚至牺牲东北军也在所不惜。”

张学良的一番话，虽然使大家对放蒋回南京的问题没有多大异议，但是，对蒋保证的条件能否实现，以及张到南京后是否安全，还是有诸多的疑问。有人问：“红军和杨主任的意见怎么样？”张回答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大体的。”参加会议的人不好再说什么，会议就此结束。

其实，张学良要送蒋介石回南京，早在敦促蒋接受其主张时就已经决定了。在捉蒋后，张学良曾派李金洲前往山西，与阎锡山商谈。1936年12月27日，阎锡山给孔祥熙的密电中，披露了这一细节：“顷汉卿派人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恐不足信，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表明张学良早有送蒋之心。

张学良要送蒋的决定，也早同周恩来说过。张在对东北高级将领讲话时说，“红军的态度比我们还软”，意思很含糊，误使人认为，周恩来也同意张的决定。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周恩来知道张要送蒋的决定后，不但不同意，而且还进行过劝阻：

25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协议），要蒋、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因为不同意“张去”，所以，周恩来曾经对张学良进行劝阻，张学良送蒋走时不通知周。对此，周恩来甚感遗憾。20年以后谈起此事时，周恩来仍感痛心：1956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周恩来的遗憾之情已跃然纸上。

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邀请杨虎城同他一起送蒋去飞机场。张、杨没有同部下打招呼，也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与蒋、宋分乘两辆汽车悄然驰往西郊机场。

在机场，蒋介石对张、杨说：“二十五日以后如果国内再有动乱，我负责任；我答应你们的条件一定负责实现，如果不然，你们就不要拿我当领袖。”说罢，登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

闻讯赶到机场的周恩来，望着天上的飞机，只能空怀一腔惆怅。

杨虎城回来后，东北军的一个青年军官得知张学良已上了飞机后，大声嚷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哪还有他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

这位军官的看法自然代表了许多人，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学良此别西安，虽然没有“不可活”的处境，但却50年遭幽禁，真的“永远回不来了”。（未完待续）（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　作者：吴跃农

一提起计划生育，谁都会想到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刚直不阿，坚持计划生育的真理，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却不知道，邵力子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全力支持者。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而在马寅初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见风转舵，销声匿迹。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搞调查，见到家乡的村民安居乐业，相处和睦，他十分高兴。当见到满地奔跑的众多小孩子时，邵力子忧心地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一年之前，也就是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邵力子对“光荣妈妈”这样的号召有忧虑。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经济建设却会因为人口的超速发展而不胜负担。邵力子提出了要明确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他说，“避孕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早在1921年，邵力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党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介绍计划生育主张，他提出，“生育节制果要实行，我以为必须与节欲同时做起。”他同时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对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邵力子是有切身感受的。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十多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胎是掉了，她也因此大出血而死了。

1950年，他的续弦傅学文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邵力子把以前研讨过的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自己过去就主张的节制生育的主张找了出来，加以提高、充实、发展，为夫人宣传“计划生育”提供科学概念。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观点鲜明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控制的办法就是科学的医学手段，并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

建国初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当时百事待举，头绪纷繁，兴奋点不可能关注到这事上来，他一个人，恐怕形成不了气势，他想到了马寅初。

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50年代初期，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调查，几乎走遍了浙江。每次都是一口气要跑十多个县市，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最主要关心探问的就是人口问题。他在第三次回浙江调查时，到一个远房亲戚马本纳家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这个亲戚已经有了六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靠救济度日。也就是这个亲戚的情景，使马寅初明确了人口按几何级数生长的“原理”，他对马本纳说：“人口的生长，不得了，不控制怎么行，你想想看，我们的祖父是一个人，到我们第二代就是五兄弟两姐妹，一人成了七人，到了你们第三代，是二十九人，再到了你的下辈，是第四代，现在是七十五六个，这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倍数是多么惊人。”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还没等邵力子、李德全开口，马寅初已经抑制不住了，快人快语地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三次去浙江视察，调查浙江人口增长的情况。经我的调查，浙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是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五。”马寅初长得敦厚，倒像是北方人，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二位来客说：“其实，这样严重的人口形势，不是浙江一省的现象，全国几乎都是这样的。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接近千分之三十，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一千三百万之多。如果以保守的每年3%来推算，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邵力子表示同意：“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任其自然，后果不堪设想，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不能很快地提高，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是不得了，生产跟不上的话，国家不可能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邵力子建议：马老是经济学家，应该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将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听了邵力子的设想，连声说：“对，我得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篇有说服力的著作，在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发展的主张！”

邵力子的来访，使马寅初深受鼓舞，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近来也公开呼吁控制人口。马寅初决心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将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建立起来。为此，他撰写了专著《新人口论》。这部书稿指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资金积累不够快，拖累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著作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并建议他一方面公开出版，一方面将论著的精华提炼出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的书面发言。

马寅初认为这样两方面同步操作很好，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于是，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交了计划生育的提案：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马寅初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大家都称赞他的看法有道理，人口问题是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地步了。他还被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马老讲得有理有据，也很动情，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因此，他心血凝结之巨著《新人口论》才得以面世。《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提案。

邵力子逢人便宣传《新人口论》，他总是说，马老的人口理论，很有道理，很有价值。他不遗余力，宣传节育。同时，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到处分送亲友。他伸出一个手指的习惯动作，他的亲戚都知道，他伸出手指时会笑着对年轻的育龄夫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强调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更应有计划。他表示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他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推迟结婚年龄，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1957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邵力子立即起而响应。邵力子说：马寅初代表发表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系统地提出了人口的控制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实行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把节育工作作为视察项目，并对农村广泛宣传节育避孕和迟婚的好处。

风云突变，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会议报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报告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高帽，成了右派，邵力子也与马寅初“如出一辙”宣传计划生育而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论争，对这些攻击予以还击，他说：马寅初何罪之有？我邵力子怎么是马尔萨斯？他在一次会议上，光明磊落地说：“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利用科学的避孕方法来宣扬反科学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现代的新马尔萨斯者，甚至大吹大擂地宣传战争，鼓吹法西斯思想，所以它是极端反动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块倒掉，因为马尔萨斯主义利用节育避孕来宣传反动理论，我们便不敢提倡节育避孕。敌我界线很是分明，他们不重视人，不重视劳动，我们承认人最宝贵，劳动创造一切财富；他们否定一切社会变革，我们要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他们歌颂战争，我们拥护和平。我们和新马尔萨斯的差别是很清楚的。”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坚持不改的情况下，受到了严厉“惩罚”，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被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利。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也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不要坚持这样的主张了。邵力子依然故我，他对劝阻他的人说：“科学是批不倒的，淫威是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小事，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要对对待马老的不公正保留意见。”

在当时的气氛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没有气馁，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当时已年过八旬，他动情地说：“想听计划生育报告的人恐怕不止今天到会的人。男同志也许认为生男育女是女同志的事，我认为不单是女同志的事，假如知道生男生女的辛苦，有了计划生育的办法而不采用就不对头了。解放后，我在政务院是‘不管部’的政务委员，我把我的想法同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1957年毛主席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总理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在这次会议上，邵力子建议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做工作。

邵力子坚持不懈宣传计划生育，得到周总理的肯定。1965年3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着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总理出席鸡尾酒会，周总理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5.7亿，实际上已经达到7亿，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周总理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总理多次真诚相告，希望党和国家为此尽快制定政策。周总理十分清楚二老的意见是正确的，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总理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但周总理并没有放弃，还在支持二老的意见，一直到“文革”，他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周总理忧心忡忡，他专门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计划生育”。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在周总理的报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这事就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长，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城市呆不下去了，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时，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20年后。社会上因此有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辛酸调侃。（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4期 民国省长杨增新处理沙俄扰疆事件　作者：王俊彦

十月革命后，数万白俄匪军涌入新疆，西方列强在直接出兵对年轻的苏俄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企图把新疆省长杨增新拉到反苏反共的阵营里，使新疆成为他们的反苏反共基地。为此，极力利用逃到新疆的白俄匪军给杨增新施加压力。对此，杨增新坚持中立的外交方针，刚柔相济予以处理。

拒绝向苏俄出兵攻击红军

十月革命后，当时的中国中央北洋政府追随美、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干涉、敌视政策，仍然允许旧帝俄驻华外交官在中国活动，因此俄国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总领事迪牙阔夫、驻伊犁领事吕巴勾结日本调查员成田哲夫、英国领事艾泽顿，走马灯一般会见时任新疆省长的杨增新，声称现在英、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干涉军队已经在西伯利亚登陆，中国北洋政府也已向西伯利亚派出部队，同西方干涉军并肩作战，你们新疆也应向苏俄中亚地区出兵，协助高尔察克、杜托夫的白卫军与苏俄红军作战。对此，杨增新冷静地分析新疆所处的内外环境，决定采取“严守中立”和“不干涉主义”，拒绝出兵援助帝俄政府及其白卫军。包尔汉在《杨增新统治时期的新疆——新疆回忆录》中有如下分析：

“杨增新是个看重现实的人，他审度局势，认为：一、俄国革命，情况复杂，新疆最好是置身局外，以免战火延及，无法善后；二、外国怂恿新疆出兵俄国，别具肺腑，不能上当；三、新疆内部稳定不久，边衅一开，势必引起内乱。”

沙皇俄国驻伊犁领事吕巴见杨增新拒绝了列强的要求，就恶毒地挑拨中国和苏俄关系，造谣红军很快就要进攻伊犁，帮助伊犁人揭竿而起反抗新疆当局的残暴统治。他竭力在新疆与苏俄之间制造矛盾，挑起事端。对此，杨增新态度冷静，不受挑拨，严阵以待。

英国驻喀什领事艾泽顿气势汹汹去见杨增新，威胁他不要视西方列强出兵干涉西伯利亚的事实于不顾，及早向苏俄出兵，用武力镇压俄国的“新党叛乱”。

杨增新不怕威胁，振振有词地说明他对俄国革命持有三个论断：一是不受他人愚弄，擅自行动；二是对俄国事务只能坚持不干涉主义；三是不能帮助俄国旧党进攻新党。他胸有成竹解释原因说：“领事阁下，我对俄国革命是这样看的：俄国革命是起于贫富不均，不是武力所能遏制或消灭的；俄国新党有大多数人拥护，胜利也将是必然的。”

艾泽顿拍案而起反驳说：“俄国新党如烛遇风，不久就会熄灭！”

杨增新频频摇头说：“我看不至于此。盖真新党必占优胜，古今中外，各国皆然，惟中国今日尚无真新党发现耳。”

迪牙阔夫和吕巴又要求新疆当局允许帝俄军队假道伊犁、塔城边境，攻击伊犁境外的萨马尔的苏俄红军。杨增新识破他们的诡计，给伊犁镇守使杨飞霞下达严格指示称：“俄兵假道事，纯是某国人运动，其意不在萨马尔，而欲在伊犁境内活动，将伊犁破坏，某国好借词派兵来伊犁干涉……某国人屡次在省提议，要派兵一师团分驻伊犁、塔城，协助边防，幸中央与之议定，新疆国防由中国自行担当，未售其计；又劝我出兵攻俄新党，谓将来可以收回种种利权。不知新疆全省之兵，只有此数，无论饷械两缺，无法补充，且外衅一开，土匪必乘机而起，内外受敌，岂不危险？”

杨增新始终不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不向西伯利亚派兵，调遣军队、征用“蒙哈兵丁”，严守边卡，达到“保境”、“保民”和“保商”之目的。

刚柔相济处置白匪军

伊万诺夫白匪军1918年在苏俄红军追击下逃窜到伊犁附近的边界地区，通过帝俄驻伊犁领事吕巴向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提出入境要求，杨飞霞向杨增新请示处置方策。杨增新很注意研究苏俄的外交政策，他根据国际惯例指示杨飞霞，对进入新疆的白卫军必须在边境收缴武器。杨飞霞遵令收缴了伊万诺夫手下300名哥萨克官兵的武器，才允许他们及大批难民入境，安排在三台一带居住，每人发给10天的口粮。

经一段时间休整，伊万诺夫串通吕巴去见杨飞霞，感谢新疆当局破费钱财对白卫军和难民伸出仁慈之手妥善安排，为减轻中国的负担，请求发还收缴的武器，允许伊万诺夫率部打回俄国。杨飞霞严词拒绝。吕巴赶到迪化去见赖在新疆的帝俄驻新疆总领事迪牙阔夫，请迪牙阔夫出面去找杨增新，要求发还伊万诺夫白卫军的武器，允许他们离开新疆“自谋生路”；杨增新一眼看穿了他们的诡计，当即断然回绝。

吕巴和迪牙阔夫仍不死心，两人联名致电帝俄驻中国大使库达摄夫，请他与北洋政府外交部交涉，诡称新疆有哥萨克骑兵若干人，拟携带枪支军械由伊犁经塔城，前往俄国境内的苇塘子，请北洋政府转令新疆地方政府放行。

杨增新接到北洋政府的指示，立即回电揭穿吕巴和迪牙阔夫玩弄阴谋欺诈哄骗的伎俩，说明这些白卫军有仇视、破坏中国之心，居心叵测，万不可开门揖盗，收缴的白卫军枪支绝不能发还，万不得已，可以允许伊万诺夫率领白卫军徒步归国。

经库达摄夫多方活动，北洋政府竟然把早已被十月革命推翻的沙俄政府驻中国大使待如上宾，满足了库达摄夫的要求，给杨增新发布指示放行。杨增新接到这个指示极其为难，几经思考采取“阳奉阴违”之策，密令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悄悄把收缴的白卫军武器破坏一部分予以发还，绝不能让白卫军拿到好武器，防止白卫军借机闹事，引起红军的不满，给新疆留下后患。

杨增新又指示杨飞霞故意拖延把坏武器运往塔城的时间，使伊万诺夫所部白卫军出境时，无法拿到收缴的武器，只得在正规军队官兵押送下出境归国。

1920年春夏之交，巴奇赤带领万余名白匪和5000余难民逃来塔城；杜托夫、阿连阔夫白匪残部和难民万余人逃来伊犁。杨增新采取的办法是“严行禁止，勿令入卡”，“万一阻止不住”，即按照前定的办法，根据国际惯例解除武装，然后供应食宿，妥善安置。

白俄匪军被安置下来获得温饱之后，又偷偷在伊犁和塔城等地招兵买马，准备死灰复燃。杨增新对此极为担心，多次指示各地官员严厉制止，强调“若任彼进行，必致有害于伊犁。俄旧党在伊犁召练兵队，则新党必将设法抵制，为先发制人之计，纠合该党来攻旧党，伊犁必受池鱼之祸”，因此下令严禁。

1920年2月末溃逃来的安年柯夫、杜托夫、巴奇赤率领一万多白匪军，裹挟着6000名难民，赶着9000余匹马窜入塔城。杨增新下令收缴枪支，巴奇赤等狡猾地只把部分武器交给中国守军，一部分埋在中俄边界附近的山沟里，一部分藏在马驮、车轱辘或贴身的衣服口袋里。

杨增新得知此情，吩咐不要一下子逼得太紧惹出事端，要将情况搞清楚，暂时不过分追究。

杨增新下令把收缴的枪支成捆包装，星夜运往省城迪化，然后将安年柯夫、杜托夫、巴奇赤三个匪首分散安置在额敏县境内的游牧地区，让他们住在蒙古族牧民沿着额敏河畔所挖的地窖或临时搭起的简易窝棚里。每人发给白面一斤，白俄官兵多给半斤。对他们带来的9000匹军马，每1000匹为一群，分给蒙古族牧民代为放牧，给予一定的物质报酬，饿死或病死的战马凭军马屁股上的烙印作为报销凭证。

杨增新下令对白俄军官严格看管，把危险性最大而又不服管教的安年柯夫关进监狱。三年后经日本和美国驻新疆官员多方说情，才把他释放出狱，转押到甘肃省会兰州附近的一个育马场隔离监督。

新疆当局发现杜托夫暗中收罗分散在新疆各地的白匪军士兵，又与境外的各种反苏组织、英国间谍机构和中亚的一些匪帮接上了头，阴谋策划大规模反苏活动，杨增新决心严厉镇压。

为稳妥起见，杨增新决定将这一情况通报苏俄当局，允许派出肃反人员来到新疆将其击毙。对其余白卫军官兵，新疆当局则动员他们回国定居，仅伊犁即有3000白俄官兵陆续归国，既减轻了对新疆的治安威胁，又对促进中苏友好起了一定作用。

阿连阔夫为摆脱新疆当局的严密监视，私下与吕巴密商，然后向新疆当局提出前往印度自谋生路的要求。杨增新获悉此情，首先把吕巴押送北京，阿连阔夫大怒，就密令他手下的华侨营长刘连科在中苏边境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杨增新派出军队镇压，但却不是刘连科的对手。

几次围剿失利使杨增新头脑冷静下来，觉得还是不与训练有素的白俄匪军发生武装冲突为好，就指令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派人会见刘连科，晓以民族大义，教育他不要再跟着白俄匪军“干伤天害理的事情，屠杀骨肉同胞对不起父老乡亲”，如果同意收编可以给他管带之职，还可回山东老家与亲人团聚。

刘连科看到跟随白匪军没有出路，就带领全营反正投降，还挖出阿连阔夫偷埋的枪支弹药，断了阿连阔夫搞暴动的重要武器来源。

为防止阿连阔夫在伊犁搞暴乱活动，杨增新派出一个营押送阿连阔夫所部1000余人前往省城迪化，安排在南梁的大营盘里。

阿连阔夫依仗有千余人的白匪军，在迪化敲诈勒索，横行霸道，还跑到省政府大叫大嚷，蛮横地要新疆官方出面为他到塔城向巴奇赤讨回一笔债务，否则就要径自采取行动。杨增新得到报告断然发出指示：“你告诉阿连阔夫，新疆省城缺粮，你们不能久住，中国政府对你们的照顾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听凭你们任意行动！”

阿连阔夫大惊，急忙找日本调查员成田哲夫问计。成田哲夫告诉他此时不可鲁莽行事，向他提供了两个情报：一是谢苗诺夫已经率领千余名白俄官兵侵占外蒙首府库伦，将在日本军部支援下进攻西伯利亚；二是有一批军火正由北京运往新疆，日本调查员要阿连阔夫顺水推舟答应新疆当局要他东去的要求，到库伦投奔谢苗诺夫，途中劫掠那批军火作为给谢苗诺夫的见面礼。阿连阔夫大喜，决定依计而行。

于是，杨增新派出部队押送阿连阔夫白匪军离开迪化东行，到达新疆东部的奇台县城时，阿连阔夫看中了这个险要重镇，决定先攻下奇台县城，收缴中国驻军的武器弹药，劫掠财物、车马，裹挟民夫，再从乌伦古河北进入阿山，占据承化(阿勒泰)、麦卡布其海(吉木乃)、科布多等新疆要地，就可与塔城、库伦的白匪军连成一片，大干一番了。

于是，阿连阔夫指挥白卫匪军对奇台发动猛攻，奇台守城司令张鸣远一面顽强抵抗，一面向省城求援。杨增新急忙派出援军，虽然解了奇台的燃眉之急，但是双方势均力敌，处于僵持状态。

开展灵活的外事活动

面对逃到新疆的两三万白匪军，面对日本、英国、帝俄驻新疆官员的猖狂活动，杨增新深知仅凭新疆的有限且缺乏训练的军事力量无法取胜，因此强调必须开展灵活的外事活动，奇台的僵持局面更迫使他注重外事活动。

杨增新一方面亲自与英国、日本和帝俄驻新疆官员巧妙周旋，严密监视帝俄滞留新疆官员的阴谋活动，一方面派出外交特派员张绍伯、新疆教育厅长刘文龙等到奇台助张鸣远一臂之力，要他们尽快熟悉国际公法，尽可能以外交和平方式处理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张绍伯和刘文龙遵照杨增新的指示，就冒险到白匪军营会见阿连阔夫。阿连阔夫盛怒之下，命令部下把张绍伯和刘文龙拉出去枪毙。

张绍伯和刘文龙哈哈大笑，把阿连阔夫笑愣了，急忙询问原因。

张绍伯说明白匪军处于守城部队和援军蒋松林旅的包围之中，尚且不能战胜，何况中国的援军将源源不断而来，中国驻守元湖、布尔根等地的军队早已堵死了白俄溃军北窜的道路，阿连阔夫这样僵持下去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张绍伯和刘文龙才能救他们的命。

张绍伯的一番话打中了要害，阿连阔夫急忙给张绍伯和刘文龙松绑，请教活命之策。张绍伯代表新疆当局提出三项条件：一是交出武器，二是把阿连阔夫软禁在省城迪化，三是白匪部队服从新疆省政府的安排被押送入关。

阿连阔夫虽然觉得这三条难以接受，但是面临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不敢一口回绝，请求给予三天考虑时间，借此拖延寻求逃跑之策。杨增新指示新疆官员军事进攻与外交攻势双管齐下，阿连阔夫只得命令白俄官兵把精良武器找可靠地点埋藏起来，将一些破旧武器交给新疆当局。杨增新指示张鸣远把阿连阔夫软禁起来，押往迪化关押，把他的白俄部下遣散安排在新疆各地，然后又将阿连阔夫引渡给苏俄，经苏俄政府公审后处以死刑。

联合苏俄红军剿灭白匪

杨增新认为逃到新疆的几万白匪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又妄图恢复帝俄统治而不惜军事冒险，因此对新疆治安形成巨大威胁。但是仅凭新疆地方部队无力彻底镇压，便决定采取无条件联合苏俄红军共同剿灭的重大方针。

杨增新派出督军代表刘希曾于1921年9月12日会见苏俄西伯利亚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伊·波戈金，签署了《关于俄罗斯红军开入中国国境以消灭阿尔泰区白匪部队之协议》：一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红军开入中国境内，剿灭阿尔泰地区白匪部队，苏军在军事行动结束后立即撤离中国国境；二是中国军队负责防卫布伦托海地区及乌伦古河以东之后方，阻止白俄溃军进入迪化地区；三是中俄野战指挥部双方交换代表，以协调作战；四是中国在苏军开进中国领土一个月后，无偿供给苏军粮食；五是若有必要，苏军无偿供给中国部队炮弹及子弹；六是苏军爱护中国财产，并交还被白匪所劫中国当局之武器。

1921年9月24日，苏俄一支2000人的红军分三路由苇塘进入塔城境内，与杨增新率领的中国新疆军队联合剿匪，在塔城“贸易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搜获白匪军950人，缴获一批武器。苏俄红军押解俘虏前往苇塘途中，遇到躲藏在树林中的白匪军的突然袭击，双方相持两个小时，后来红军发动猛烈进攻，巴奇赤率领白匪军朝额敏县方向逃走，在额敏河据险而守，打退红军的进攻。

巴奇赤狡诈异常，他见红军骑兵战斗力较强，就向担负掩护任务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举打退中国军队，抓住一个姓崔的营长为人质，率领残部败逃到阿山(阿尔泰)，准备以阿山为基地，与逃窜到外蒙古的谢苗诺夫白卫军遥相呼应，伺机反扑。

巴奇赤率领的白匪军一进入阿山，就遭到中国部队的顽强抗击，道尹周务学因作战失利自杀身亡，杨增新任命张鸣远为阿山道尹兼前敌总司令，继续配合苏俄红军与巴奇赤的白匪军作战。

苏俄红军由斋桑分两路进兵阿山。一支4800名的红军骑兵凭借优势装备，沿着额尔齐斯河发动猛烈进攻，巴奇赤、诺维科夫率领白卫军拼命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决战，中国部队在关键时刻实施后路包抄，给巴奇赤白匪军沉重打击，相继收复承化和布尔津。

在中苏军队的联合打击下，巴奇赤和诺维科夫带领的白匪军由于屡次战败而丧失战斗意志，白匪军士兵为保活命，愿意做俘虏重返家乡与亲人团聚，纷纷缴械投降，中苏军队一周间毙敌500余人，俘虏白俄官兵2000余人。

到1921年10月底，巴奇赤白匪军被彻底打败。杨增新大喜，派人犒赏苏俄红军，然后苏俄红军全部撤出新疆返回斋桑。至此，新疆境内的白俄匪军被全部肃清。

正因为如此，陈慧生、陈超在所著《民国新疆史》一书中，在指出杨增新实施军阀统治，分化、削弱、瓦解新疆革命力量和杀害革命党领导人，使新疆危机四伏，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对杨增新处理白俄窜扰新疆的方针措施，也给予客观的积极评价：

“自苏俄内战以来，帝俄白卫军残部、难民逃至新疆的不下三四万人，骚扰二三年，使新疆各族人民蒙受了重大损失。最后，杨增新配合苏俄红军剿灭了白卫军残部，维护了国家的安全，使新疆避免了一场灾难。”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4期 民意不可违——追记《丙辰清明纪事》的出版　作者：袁　鹰

l976年，那是终身难以忘怀的一年。从年初的哀痛到年终的欢歌，那一年出了多少大事：国家的政治生活，经历了惊涛骇浪般的大动荡和大搏斗；亿万黎民百姓的思想感情，经历了大悲哀、大愤怒、大苦闷到大欢欣的巨大波澜。其中最惊心动魄的，就是那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上千万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声讨万恶的“四人帮”的自发祭奠活动，导致残酷的暴力镇压被诬蔑为“反革命”的“天安门事件”。清明节以后，乌云压城，阴霾遍地，多少人遭到毒打、追捕、迫害。多少人流亡天涯。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人民群众在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之余，共同的强烈愿望之一，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在一年多时间里，“两个凡是”的迷雾弥漫。当时执掌舆论大权的领导人，竟然下令不许提“天安门事件”。直到1978年，胡耀邦等同志策划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大讨论和亲自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这两项全国性拨乱反正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党中央顺应民意人心，撤销原先的错误决议，宣布l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终于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还它以本来面目。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违，永远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天安门事件”平反消息一宣布，我们也在《人民日报》上编发了整版的《天安门革命诗选》。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迫切要求，决定在报纸上举行一次征文，这个建议得到《人民日报》领导人胡绩伟、秦川、李庄等同志支持。l978年l2月5日，在报纸第二版“要闻版”上刊登了《丙辰清明纪事》征文启事：“伟大的‘四五’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革命行动。它以鲜明的战斗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才是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在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运动中，千百万群众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斗争艺术。这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将以辉煌的篇章载入千秋史册……为了更充分地反映这一场全国规模的伟大革命运动，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真实的斗争记录，使它更好地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我们特举办《丙辰清明纪事》征文，热烈欢迎全国广大读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予以支持。”

征文要求真实地记载l976年丙辰清明前后，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恩来、愤怒讨伐“四人帮”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从一滴水看到大海，从一个侧面反映这场斗争的面貌。每篇稿件，不要求全面、详尽，但一定要真实、具体。不是道听途说，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为了使征文工作做得更好，我们特请茅盾(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贺敬之(文化部副部长)、宋侃夫(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胡德华(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李宝光(全国妇联副主席)、沙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季(《人民文学》主编)、冯牧(《文艺报》主编)和童怀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天安门诗抄》主编)等十一位同志担任顾问。他们都很关心和支持征文工作，茅盾同志还题写了书名。

征文启事发表之后，很快，应征稿件就如雪片飞到我们文艺部来。反响之强烈，既在我们意料之中，又是始料所不及。所有来稿的作者，都热情赞扬、全力支持这一征文。他们在来信里情真意切地写道：“我时常含泪，怀念‘四五’运动中那些不畏强暴、敢于向那帮凶神恶煞开战的勇士。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登报、出名，我只是想：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永远不该忘记前驱者的血。”“征文启事使我产生了一股压抑不住的冲动。我感到我有责任，有义务把我见到的一切写出来，作为历史资料，留给子孙后代。”“我为自己文化低、不会写而苦恼。我曾经灰心地不想写下去了。后来，只是凭着‘不写对不起总理，不写对不起人民’这个信念，才勉强把它写完。对周总理的怀念，对‘四人帮’的仇恨，这就是我写这篇征文的动力。”“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山乡，虽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种气势磅礴、悲壮激烈的场面，但是可以看到这里的人民的赤诚的心，”……这样的信实在太多太多。有的初通文字的作者，为了完成一篇征文稿，耗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有一位作者，为了让我们准确了解4月5日这天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几起斗争的具体地点，还特意画了示意图。还有不少作者，寄来自己冒着风险拍摄和保存的照片。冰心老人经历十年劫难之后，刚刚恢复执笔不久，也参加征文，寄来一篇题为《等待》的散文，只有1600字，情深意挚，

特别让我们感动。

我们每天强抑住激动，噙着泪水，一篇篇阅读大量征文稿件，一次次受到感动和震撼，编选征文稿也是我们重温三年前“四五”运动历史和再一次接受教育的机会。每当我们读着那些在这场光明与黑暗的搏斗中冲锋在前的勇士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感受着那些不知名姓的革命战士、机关干部、工厂职工、大学生和少年儿童对周总理那种出自肺腑的爱戴和思念之情的时候，越来越深切地感到编辑《丙辰清明纪事》这本书的深远意义。这不仅仅是历史的珍贵资料，还是一本富有教育意义、形象、感人至深的教科书。最后，几经反复挑选，从2600件征文中，选出140余篇，54万字。其中有直接叙述北京和各地重大事件和斗争的，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比较小的角度来反映丙辰清明革命人民心底的爱和恨的。从一个浪花，同样可以听到大海的呼吸。此书1980年4月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就印了3万册。

编辑工作接近尾声时，我给征文顾问之一、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去信，请他写篇序文。白羽同志一直是我们文艺部的老朋友，常有新作在报纸副刊和作品版发表，“文革”前我和他也常常晤面。但从大风暴一起，他的消息就一无所知，听说曾受林彪、江青党羽迫害，陷身囹圄。他的夫人是报社记者部主任，我们都曾被关在“牛棚”里，虽是难友，也不便打听白羽的近况。就在那年清明前不久，有一次在报社大楼北侧的王府井药店里，忽然看到他由女儿扶着在买药。显然已走出铁窗，稍稍获得一点自由，但看来身体大不如前，面容憔悴而苍白。劫后重逢，自然意外惊喜，但在药店里不便多谈，只问清他的住址，就匆匆握别。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就迎来了十月春雷。

白羽同志在序文中，用慷慨激昂的语句，高度评价、热情赞颂丙辰清明那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铺砌在天安门广场的每块石头都是最雄辩的证人，经历千秋万代，它将告诉人们：1976年4月，在这里，泪滴凝结着仇恨，鲜血燃烧着怒火，真理与荒谬、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行着一场大搏斗。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前仆后继，以头可断、血可流的宁死不屈的决心，在‘四人帮’法西斯恐怖镇压之下，给‘四人帮’这帮丑类以致命的一击。让我们从历史深处考察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些惊心动魂的行为，历史将会黯然失色……”老作家充分肯定编辑这本书的意义，对它的出版寄予厚望：“《丙辰清明纪事》为这一伟大的事件留下了可贵的史料，我相信，它还将为反映这一宏伟历史而必然出现的文学艺术杰作提供可贵的资料，开拓新的创作道路，使‘四五运动’这《国际歌》一样震撼人心的斗争，永远让我们子孙后代放声歌唱。”

我从青年时代开始做文字工作，编报纸，编杂志，编书，大半辈子与笔墨为伴，经手编辑的书也有一大摞。可以说，《丙辰清明纪事》是编辑生涯中最动情动心的一本。能参与编辑这样一本记下一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记下民族五千年青史中一个伟大时刻的书，是一个编辑最高兴也最能引以为荣的机遇，一辈子能遇到几回呢？（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4期 韦君宜在“鲜花”中远行　作者：吴学昭

这几天正想着去协和医院探望小韦（君宜），不料却接到她病逝的噩耗，我顿时鼻酸泪下，万分遗憾没能与她作最后的诀别。她女儿团团写的《妈妈在〈五月的鲜花〉中远行》，我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上得到印证。小韦静静地躺在花木丛中，身体虽很瘦弱，面容平和安详。说什么好呢？此刻已是人天两隔，我只有在心中默念：小韦，您走好，您已为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尽心尽力，我们将永远想念您！

韦君宜同志原名魏蓁一，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不久就积极参加学生救亡活动，1935年更全身心投入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当年清华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她因为班级低、年龄小，人称小魏，改名韦君宜后，变成了小韦。这个称谓，不知怎么从清华叫到了延安，又由平山叫回到北京。也许因为解放初期，团中央很有几位清华老同学共事，像蒋南翔、荣高棠、杨述、许立群……还有常来团中央串门又常为《中国青年》撰稿的胡乔木、于光远等等，他们都习惯称君宜同志为小韦，团中央和《中国青年》的同志也跟着称她为小韦，连刚从团校分配来的小青年也没大没小，不例外。小韦对此不以为忤，总是微笑答应。不过那时候也不兴称官衔，叫人××部长、书记什么的，听着别扭，还觉得俗。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等级分明，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还没搭建观礼台，小韦虽说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中国青年》的头儿，也跟着大伙一块游行到天安门。下午三点开会，老早就得进场，小韦垫张报纸坐在地上等了好几个小时。当毛主席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小韦和大伙一样，欢呼跳跃，眼里闪着泪光，想是思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不能共享此刻的欢乐。

小韦和他的爱人杨述，是一对工作狂。很少见他俩悠闲地散散步，也几乎不记得小韦曾抱抱或逗逗孩子。也许是太忙，她顾不上修边幅，生活上马马虎虎。有时钮子扣错了眼，列宁装的腰带又不注意打结，往往一头挺短，另一头长长的。大家说，从小韦身上，看不出一点30年代阔小姐的影子。

她平易近人，面带微笑，不爱多说话，可一旦说起话来，速度很快，大家开玩笑，说她说话不带标点符号，若不认真抓紧听，很可能赶不上趟。她的字也很特别，不知学的什么体，散散的，就像几根火柴棍搭起来的。《中国青年》的小青年捉摸着这种字写起来准很费劲，可在小韦笔下，嗖嗖地一行又一行，一篇又一篇，很快。

她才思敏捷，落笔成章，是一把有名的快手。团中央、《中国青年》有什么急活儿，由她救场的次数不少。1952年《中国青年》原已约定社外几位同志写稿，借纪念“一二·九”谈谈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临时却一篇也来不了。怎么办？只有小韦亲自动手，偏偏她又在生病，最后决定请她讲述我记录整理。我去小韦宿舍听她讲了一个下午，她大概头痛得厉害，脑门上扎着头巾，谈话中又紧勒了几次。由于她已打好腹稿，条理清楚，我整理起来并不费劲，当晚即整毕送她过目，她略加修改润色，立即发排，题为《“一二·九”的道路》，笔名萧文兰。

她从不打官腔、唱高调，不说套话，作文没有一点八股味。改稿认真细致，效果奇佳。一篇普普通通的稿子，经她三勾两划，删删改改，品味大大提高。年轻人佩服又喜欢，常到负责编务的老赵那里求阅小韦的改稿，当作最好的学习。

1950年团中央组团前往苏联学习，小韦的任务是重点学习团的宣传工作经验，《共青团真理报》和《少先队真理报》的经验，为团中央筹办团报、队报作准备。她回来传达，全面扼要又活泼风趣，听者似乎也跟着上了一趟苏联。她学习人家经验不忘结合我国实际，没有人云亦云，没有当时很流行的那种盲目“一边倒”。

团中央宣传部副科长吴小武，笔名萧也牧，妻子是位劳动模范，他以他们夫妻为生活原型，写了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有关方面认为小说丑化了工农干部，作者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大有问题，要所在单位批评教育，肃清影响，于是有了团中央宣传部批评《我们夫妇之间》的作品讨论会。大家热烈发言，上纲上线，好不痛快；小韦的讲话却没了平时机关枪似的速度，且几次将言而嗫嚅。吴小武会下对几个被他视为知己的小青年说：别看你们万炮轰鸣，我不怕；小韦讲理，我服。实际上小韦不止以理服人，在生活上也很关心他。刚进城那会儿，中央青委几十口人全挤在东长安街的一个小楼上，小韦等硬是在顶层挤出一小间房给吴小武夫妇居住。

我与小韦比较亲近，不仅因为我曾是她麾下的一个兵，还因为她是我爱人蒋南翔的老战友，我从南翔那里听说许多他们这一代人的故事，深受教育。到后来，南翔和小韦先后住进医院，我又成了他们之间互通音讯的联络员。

小韦是南翔发展的一名共青团员。1934年秋，她入清华不久就参加了“现代座谈会”，与南翔同编在哲学组，一块儿学习辩证法唯物论。“现代座谈会”解散后，又由进步女生头头韦毓梅（孙兰）编入女生小组，每周一次上南翔宿舍讨论时事，学习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小韦对南翔的印象是“永远蓝布大褂，一丁点儿青年的活泼劲也没有”，这倒使她打消了对男同学的芥蒂和戒心，开始自在地和男同学谈话。后来发现南翔虽沉默静谧，还是位循循善诱的兄长。1935年南翔通过竞选，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小韦和姚依林、杨述等参加编辑。那时女生积极分子的队伍日渐扩大，已由韦毓梅独立主持女生工作了；“一二·九”时全成了运动的骨干。

1936年2月29日，小韦和同志们经历了“一二·九”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反逮捕斗争。这天拂晓，500多名宪兵、警察、保安队突然侵入校园搜捕共产党员。南翔被首先逮捕，先关押在工字厅，又转到西校门警卫室，绑在床架上。接着方左英、姚依林被推了进来。小韦随着几百名同学喊着口号，勇猛地冲向西校门，有人踢开警卫室的门，蜂拥向前，将三名被捕同学救了出来。几个看守的宪警持枪威胁，看看势不可挡，拖着枪溜了。另有许多同学赶到西校门外，把等待装载被捕同学的七八辆卡车砸烂。

这下惹了大祸，晚上，宋哲元出动三千军警武装包围清华园。由于党支部事先作了部署，可能上黑名单的骨干已经躲开：黄诚、姚依林等躲在冯友兰教授家，小韦和韦毓梅、王作民等女同学躲在朱自清教授家，还有躲在闻一多等教授家的。南翔则在二院食堂工友的掩护下化装成炊事员脱逃。夜晚，全校熄灯，绝大多数同学集中在体育馆篮球场，宪警摸黑搜捕，各宿舍空无人影。天快亮时，摸到体育馆，才发现大批学生，胡乱抓走20多位同学，后由学校营救释回，想抓的人一个也未抓到。

小韦在校与经济系同学孙世实相爱，孙是中央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孙本文之子，为清华的学联代表、北平学联党团成员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平津沦陷，他和小韦撤退到湖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8年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以后，南翔和孙世实同在武汉全国学联工作，并一同住在汉口华商街保和里。1938年武汉撤退时，孙世实在震动全国的新升轮惨案中遇难。他那时任湖北青委书记兼湖北民先队长，受湖北省委钱瑛同志委托，在旅途中照顾身患重病的原燕京大学支部负责人李声簧同志。当日机来袭，他找到一块大木板，将李声簧放到木板上漂走，使李得以脱险，而自己在空袭中牺牲，年仅20岁。同志们闻讯都很悲痛，深爱孙世实的小韦甚至痛不欲生。多年以后，南翔还记得小韦写的那首痛悼孙世实的诗。

小韦撤退到重庆，仍在不能自已的深切悲痛之中，难过得不想活。党组织批评她“小布尔乔亚”，又怕她真的自杀，把她交给当年清华的女同学王作民照管。后来，决定让她到成都找关系去延安。杨述的母亲恰巧在成都，她是抗战初期在独生子的反复劝说和动员下，放弃江苏淮安老家的土地财产奔往武汉参加革命后撤到四川的。尽管杨述那时对小韦还只是同志式的关切，这位革命的母亲竟把小韦当成儿子的未婚妻热情接待，爱护有加。老太太居然对小韦的诗琅琅上口，又每天为她叫小笼包子当早点，令小韦哭笑不得，她给王作民写信说：漏屋又逢连夜雨，破船偏遇顶头风。

小韦与杨述相爱并结婚是几年以后的事。杨述在清华与小韦同年级，是位热情奔放的人，上中学时就参加了革命。他熟读马列，诲人不倦，下笔万言，喜欢争辩，信仰几乎代替了思想，热爱工作到了痴迷的程度，生活小节，不屑一顾。他原名杨德基，因好谈马列，被人笑称杨德斯基。

杨述“毁家纾难”，动员母亲将全部家产献给了革命事业，然而就是这么一位恨不得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革命的同志，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中，却被“抢”成“特务”。实际也不只杨述，由于群众斗争大会的大轰大嗡，强迫“坦白”，强迫“反省”和“逼、供、信”，乱咬乱说，大多数从外边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包括在外边出生入死的青年被“抢”成了“特务”或有“特务”嫌疑。杨述想不通，从绥德奔往延安向南翔求救。南翔当时在中央青委主持机关工作，因为对抢救运动质疑，境况岌岌可危。他只能告诉杨述，他已向刘少奇同志反映：把“一二·九”运动也说成是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太不像话了，少奇同志也同意南翔意见。他没敢告诉杨述，有的领导认为，既然国民党于1935年起已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所有那时以后来边区的知识分子都有问题。

幸亏抢救运动自7月开始，“抢”到10月，元气大伤，无法进行下去，毛主席脱帽道歉，运动收场。小韦为“抢救”事愤愤然，对南翔说“千古奇冤啊”！南翔安慰她：“三月奇冤吧”。问题是仍然肯定成绩，不认真反思，很难避免错误重演。南翔以实事求是对党负责的精神，写了详细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1943年从延安开始的内部肃反所采取的“抢救运动”的做法，提出了原则否定的意见。意见书是写给少奇同志并报中央的，送达中央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却从此背上一个“攻击中央审干九条方针”的严重错误，直到“文革”结束后，1985年中央组织部为南翔彻底平反，才具体明确他1945年3月向党中央写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指出“抢救运动”中的偏差，并在党的“七大”小组会上作了发言，“这在党的生活中是正常的，不但符合组织原则，而且内容也是实事求是的”。

1949年1月南翔回到北平，重与杨述、小韦相聚中央青委，一起工作。1952年起，他们先后从青年团系统“毕业”，分赴不同的岗位工作，但几十年来，彼此之间始终保持诚挚的友谊。

南翔说过：几十年风风雨雨，小韦仍保持着少年时代的纯洁，没有一点点党内世故，难得啊！又称赞小韦敏锐，像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通讯《在桥梁的工地上》所反映的那些问题，小韦早有察觉，并深以为忧，与南翔交换过意见。80年代初，报刊登载悼念文章较多，南翔印象最深的是小韦写的《悼杨述》，一个活生生的杨述，跃然纸上。南翔说小韦作文之所以动人，是因为情真，彻骨之痛啊！

1983年，为迎接临近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纪念，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设立，由时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的南翔牵头，何礼、叶方等同志具体负责。研究班的任务是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一二·九”运动的简要历史。全国各地的“一二·九”运动骨干，被请到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参加座谈系统讨论，没能来的，有人上门访谈，并派出专人去中央档案馆、北京图书馆及各有关单位调查研究，收集资料。

经过紧张忙碌的两年，各组写出了初稿。要把这互不连贯、风格迥异的几十万字编成一本书谈何容易，其中有的篇章只是一些素材，需要重写。谁来负责全书的文字统一加工和定稿，难题摆到了南翔面前。他考虑主要撰稿人既要熟悉运动，又需具有较强的文字能力，这一重任恐非请小韦担负不可，就怕她那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工作繁多，忙不过来。他请来小韦商量，没想到小韦慨然应允，并立即动手撰写，没日没夜。遇到有争议问题，就来和南翔商量。

由于多种原因，《史要》未能赶在1985年“一二·九”运动50周年与读者见面，但在全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它的一些重要篇章，得到好评。

1986年1月下旬，南翔以心肌梗塞入住北京医院治疗。4月，听说小韦患脑溢血导致右肢瘫痪，南翔泪水盈眶，喟然长叹：“小韦是累倒的，我害了小韦。”当时协和病床紧张，好像连急诊观察室都没有床位，南翔赶快打电话向卫生部崔月犁部长求援，请他无论如何帮助小韦住进医院。又派我去医院看望小韦，要她安心静养，不问其余。《史要》未完成的一小部分，拟请黄秋耘同志来完成。小韦欣然表示赞同。

不久，《“一二·九”运动史要》正式出版，彭真为该书封面题签。这不是一本普通的书，是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半个世纪以来的初次全面综合，收集和保存了不少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是可以传世的。书的最后一章“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列有一长串抗日战争中献出了生命的“一二·九”战士的名单，还极不完整。他们牺牲的时候，最年轻的只有20岁，最年长的也不超过30岁。南翔拿到样书感慨万千，连说“小韦功不可没”，要我立即送去两册，让她先睹为快。

小韦经过一段治疗，回家休养悉心锻炼，居然恢复到能够拄杖行步。而南翔心脏病情缓解，却又发现了胃癌晚期。化疗以后，人变得非常虚弱，老朋友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都很沉重，一个个前来探视。1988年3月，小韦拄着拐杖，由女儿杨团陪着来了。南翔见小韦恢复得不错，很感宽慰。他说：我们的书总算出了。你的担子还很重，还有许多东西该写。他们又谈到了杨学诚、韦毓梅、孙世实……这是小韦康复后，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的诀别。一个多月后，南翔与世长辞。小韦很快派人送来她写的挽词：

老蒋/你走了/我觉得空落落的

我们这一代/空落落的/都走了

慢点走吧/我们唱着

同学们大家起来/高视阔步走来

你应举起你沉思的笔/站在中排

我们所有的人/都和你同在

你在这里/你在我们中间

老蒋/我不哭

因为“一二·九”精神

在这里/在你身上/活着在

你所发展的共青团员

小魏（韦君宜）

我将小韦的挽词，还有南翔刚出版而不及一阅的《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探索和实践》一书，放在他的胸前，同遗体一起火化。

南翔去世前不久，请人将他1945年春在延安写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交给《中共党史研究》发表。南翔去世后，我给小韦送去载有该文的那期《中共党史研究》，她当时正在奋力笔耕。没想到第二年竟又患脑血栓再度入院。我最后一次去医院探望，她已插了鼻饲管，戴着氧气罩，但神志还很清楚，护士把我带到床前，问小韦：“认识吗？”小韦点点头，艰难地说：“萧光——”那是我入解放区后使用的名字，我差点掉下泪来。

而今，小韦已在音乐声中远行而去，我宁肯相信人死后有知是真的，让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一二·九”儿女在另一个世界相聚，继续他们五月鲜花的歌唱。（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4期 杨虎城么女杨拯陆献身大西北　作者：李升旗

在黄埃萧索的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克拉玛依油田一线指挥所，我会见了杨虎城将军的女婿谢宏同志，他现为管理局副局长兼总地质师。他给我们谈了杨将军的么女杨拯陆的动人往事。这些尚不为人知道的事迹，激励我们把它报道出来。

当我们走进指挥所那简陋的小屋时，老谢热情地让坐，他说：“这里条件艰苦，刚到夏令气温就热到38度多。”他随手打开电扇，风声便呼呼响起来，谈话也就进入正题。他说，《西安事变》电影真实再现了历史，先父那正义而壮烈之举跃然银幕，催人泪下，我看了两遍，还想看。缅怀将军，不由也引起我对将军的么女，拯陆烈士的思念。

谢总拉开抽屉，拿出珍藏多年的杨拯陆照片和资料指给我们看。他说，西安事变时，她还是婴儿，接下来将军被蒋介石拘留，拯陆、拯汉的生母谢葆真在狱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幼小的弟妹们在我地下党掩护下，跟随外祖母，躲到四川乡下一个偏僻地方，才免遭毒手。先父的教诲和西安事变的巨大影响，牢牢铭刻在孩子们的心灵，是她们日后献身革命事业的强大动力。

19年之后，1955年夏，拯陆于西安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她坚决要求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听说被分配到新疆时，高兴得手舞足蹈，放声唱起歌来。我和她是同班同学，毕业后又在一起当地质队员，我俩又有恋爱关系，所以我对她的情况很熟悉。在工作中，她吃苦在前，勇于挑重担，总是出色地完成勘探任务。不久，被任命为106地质勘探队队长，当时，她是唯一的女子队长。由于106队工作成绩显著，被光荣地誉为“青年突击队”，她自己也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地质勘探队员的工作非常辛苦，爬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常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准噶尔大戈壁草木稀少，荒无人烟，许多地方连水都找不到。夏日炎热，太阳当头一照像个大蒸笼，气温常在40多度，到了晚上又寒气逼人，离不开老羊皮袄。春秋两季，黄沙弥漫，大风一场接一场刮。就是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拯陆和她的战友们肩挎皮囊，头戴草帽，足迹几乎踏遍整个盆地，为祖国寻找石油。在盆地东部的克拉美丽山下勘探时，要用汽车从百公里外拉水。一次车坏了，断了水，她就把自己水壶里的水让给别人，自己跑到几公里外喝沟里的脏水。那时条件差，汽车不够用，工作完全靠步行，每天走路都在40里以上，早晨出工见星星，太阳不落不回营房。做饭、烤火无燃料，就到戈壁滩上打梭梭柴。拯陆总是事事干在前，把山高路远的任务包揽下来。野外作业分组多，炊事员不够用，她提出，她的小组不要炊事员，收工后自己做饭。帐篷不够住，她便拿上一块老羊皮，往戈壁上一摊，在野外露宿。有一次，因搬家天太晚了，帐篷没来得及搭，大家一个个疲惫不堪地躺下了，她坚持一个人把帐篷搭好。由于她吃苦耐劳，谦虚谨慎，大家都愿跟她在一起，全队的地质勘察任务也就完成得好。

1958年7月，她带领106队在炎热、缺水的情况下，以惊人的干劲完成了克拉美丽地区的地质详查任务，完成了国家计划的187%。接着，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开赴位于中蒙边界的三塘湖盆地，进行石油地质普查。8月份，他们队又超额完成了月定额。9月份，他们在21天里完成6800平方公里的普查任务，完成国家计划两倍多，并且质量完全合乎标准。这时，传来了朱德委员长于9月中旬视察克拉玛依时对石油工人的问候，这对战斗在戈壁上的一群年轻地质队员们，无疑是极大的鼓舞。正当她率领大家投入新的战斗时，一场不幸发生了。

9月25日，她和同组的地质员张广智同志，从营地出发步行到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搞普查。下午突然变天，先是下雨，接着又降起大雪，七八级狂风吼叫着，气温骤降几十度。他俩穿的很单薄，又迷失方向，在大风雪中艰难地搏斗着、前进着……在106队的营地里，大家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俩归来。汽车开出寻人去了；入夜，又燃起通红的篝火，给迷途人昭示方向。然而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第二天天刚亮，人们在营地几公里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俩冻僵的尸体。从雪地上的足迹可以看出，张广智先倒下，在他身旁有许多散乱的脚印，那显然是拯陆扶他走了几步，但她自己也支持不住了，在距他几十米远处，她也倒下了。在她怀里，揣着图纸和当天测得的资料。她英勇牺牲了，时年仅22岁。之后，新疆石油局决定追认她为“党的优秀女儿、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并且号召全体职工向她学习。决定指出：杨拯陆的名字在新疆石油勘探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

说到此，谢总的眼眶湿润了，在场的同志也无不为之感动。停顿片刻，他接着说，拯陆能这样英勇献身，决非偶然，孩童时她便立下志愿，长大要像父亲一样以身许国。在党团组织培育下，她很快成长起来，大学一年级就入了党，先后担任过团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1954年，她在《陕西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我要做一名祖国工业化的尖兵》的文章，尽情倾吐她的志向。谢总拿出那篇文章给我们看，文章写道：

还在上中学时，我对自己的未来，就充满了理想。我想做一名地质工作者——祖国工业化的尖兵，我羡慕那些工作在荒僻山野的勘探队员们，他们披荆斩棘工作在最荒凉的地方，而在他们身后却建立起巨大的厂房。没有他们，工业就没有粮食，千变万化的大自然就永远是个谜。我愿和他们一起探求大自然的秘密，找寻埋藏在祖国辽阔土地下的丰富宝藏。就这样，我走进了地质学科的大门。有人说女孩子不适合搞地质，我想，在我们国度里男女都一样，我身体又好，为啥不能当一名勘探队员呢？我想到多少工业正急切等待石油、煤炭和矿石，就感到肩上的担子的重大，我希望尽快投身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我准备把自己的全部青春、智慧和劳动贡献给祖国的地质事业，决不辜负祖国和人民对我的期望。

谢总思绪万千地继续谈下去：“她先去了，大家仍很怀念她。她的精神也一直鼓舞着我，正因为是先烈之后，才应该在艰苦的地方工作。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难道我们还怕吃苦吗？”

陪同访问的同志介绍说：“谢总是个忙人，他总是深入到第一线抓生产。他还是石油上产400万吨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哩。”

边说着，我们几个人相跟走出简朴的指挥部，只见炎阳高照，渺茫无垠的戈壁上，正升腾起缕缕热气。谢总边握手告别边说道：“今年克拉玛依油田产量达到400万吨，比1958年拯陆牺牲时的年产量增长了许多。但是这离祖国和人民对我们石油工业的要求还远，我们只有加倍努力，才不愧对杨虎城将军和拯陆同志。”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2年第4期 不懂外语的翻译家林纾　作者：牛　钊

清末民初的作家林纾，原名林琴南，他始终坚持文言文，反对白话文，是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年他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哪些作品？一时无法考察。不过以他老人家那种摇头晃脑、一唱三叹的调调儿，写几篇风花雪月的文章，是完全可能的。但他是不是属于鸳鸯蝴蝶派，似乎还难作定论。单是“轻藐新文学作家”，还不能“自然地归属鸳蝴派”。鲁迅于1933年写的《夜来香》一文中说：“林琴南式的史汉文章已经少见了，鸳鸯蝴蝶派却比他走运，从新飞黄腾达了。”(《鲁迅佚文全集》817页)显然是把林琴南与鸳蝴派分开的。

1919年，新文化运动已蓬勃兴起，“桐城余孽”受到严重打击，白话文的普及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他老人家气不过，使用笔名林纾写了《荆生》和《妖梦》这两篇滑稽小说，以宣泄愤怒。《荆生》的内容是说有由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相聚于陶然亭，大骂孔夫子，讨论白话文，结果被一“伟丈夫”荆生揍了一顿。《妖梦》则是写田恒(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古文，得到“白话大学堂”校长(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被一个妖魔张口把三人吃掉。这两篇小说，反映出当时文化保守派气急败坏的心态。不过，除了用笔名发表小说外，林纾还有《致蔡元培先生的公开信》，对于北京大学“覆孔孟，铲伦常，废古文，用土语作文”等横加诋毁。

对于林纾的顽固守旧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受到新文化倡导者们的批评。不过对林文的批评，一般比较温和，蔡元培的《复林琴南先生公开信》，规劝多于批驳，解释多于斥责。鲁迅称林氏为“享有大名的林琴南翁”，他对《荆生》、《妖梦》多次加以讥刺，但笔下总是留有几分宽容，甚至还有几分尊重。而身受直接攻击的胡适，表现更为豁达。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对林琴南有很高的评价。他称林氏是“介绍西洋近世文学的第一人”，是“替古文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甚至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当时，有些新派文人对林氏的译书开展了批评，对此，胡适说道：“现在有许多人对被译的原书，既不能完全了解，他们运用白话的能力，又远不如林纾运用古文的能力。他们要批评林译的书，即就未免太冤枉他了。”这篇文章发表前，曾特意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认为“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鲁迅佚文全集》743页)鲁迅的赞同当然也包括对林纾的评价。

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保守派；但在晚清末年，他在政治上是个革新派，在介绍西洋文学方面，更是个开拓者。

林纾于咸丰二年(1852)生于福建闽县横乡，家里世代务农。由于生活非常贫困，父亲随乡人去台湾谋生，林纾随母亲寄养于外祖父家。外祖父也是个贫民，一家九口，全靠母亲和姐姐为人缝纫刺绣来养活。当时同里有个老先生叫薛锡极，发现林纾天资聪颖，便教他识字读书，很快成了一个勤奋好学的小儿郎。此后十多年间，他读书勤奋，能文能诗，能书能画，一时名噪乡里。终于在光绪八年中了举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率领在京的举子，上书朝廷，倡导维新。恰在此时，林纾与同乡举人陈衍、高凤歧、卓孝复等，也到北京“公车上书”，抗议向日本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请变法。三年之后，他又到北京与高凤歧第二次上书，反对德国占据胶州湾，并就筹饷、练兵、外交、内政四个方面提出建议。日本占领台湾，对林纾的刺激很大。他13岁时就曾到台湾去探视做工的父亲，26岁时又到台湾为病逝的弟弟料理后事，因而对台湾有深厚的感情。在此后的文章中，每提到割让台湾事，就充满悲愤之声。

戊戌政变失败了，维新救国的梦破灭了，林纾无可奈何地回到了书斋里，走到了讲坛上。而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但是，他根本不懂外语，连ABC也不认识，如何从事翻译呢?

事情起于一个叫王寿昌的人。此人是船政学堂的学生，从法国留学归来。有次谈起法兰西文学的盛况，林纾听后大为惊讶。他要王给他讲篇法兰西小说，王便把随身携带的La Dame Camelias讲给他听。林纾一面听，一面记，最后整理成文，取名为《茶花女遗事》。这篇小说发表以后，引起了轰动。接着他不惜重金，通过各种渠道，购置欧美文学原著。然后请人给他“口译”，再由他进行“笔述”。其用力之勤，搜罗之广，译作数量之多，都是惊人的。据《鲁迅全集》第一卷的注释介绍，他翻译的欧美小说共有150多种。据沈行的《畏庐遗墨小叙》介绍，他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有170多种。另据芝加哥远东图书馆开列的林琴南所译小说书目，译作则近200种。台湾萧一出先生曾对175种林译小说作了分类：伦理小说8种，社会小说21种，传记轶事23种，义侠小说2种，讽世小说2种，政治小说5种……共计1000多万字。以原作者国籍区分，英国100种，法国27种，美国13种，俄国8种，瑞士2种，希腊、德国、西班牙、比利时、日本各1种，未详者4种。尚有交稿未印者17种，存目待访者若干种。(《清代通史》)

林纾的这些小说，大多由商务印书馆用重磅道林纸印成《说部丛书》，发行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由于清朝长期闭关锁国，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外边的世界。有人看到外国君主的照片，称为“魑魅毕见”；看了照片上外国女子穿着袒胸露背的礼服，称为“禽兽之不如”。一般国人只知道外国人金发碧眼，巨颡隆鼻，懂得声光化电，拥有利舰坚兵，到处掳财抢宝，都是江洋大盗。待看了林纾的小说，方知外国也有黑奴吁天，也有悲惨世界，也有爱国童子，也有孝亲弱女，也有多情才子，也有薄命佳人，也有悲欢离合，也有生死缠绵。对于文化人来讲，方知小说除章回体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写法。新文艺兴起时，一方面借鉴了明清以来的古白话文，另一方面则是借鉴了西洋的文艺作品。有些作家的名著就是受外国作品影响而写成的。林译的小说，等于提供了大量标本，使当时的新文艺工作者受到启发，因而对新文化运动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纾翻译小说的最大毛病，是经常删繁就简，任意割裂。有些译本印出来时还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当时梁启超、严复的翻译都有这样的毛病。)这当然是林氏的缺点，但也有多方面的原因。香港有位老先生叫高伯雨，熟悉清末民初的历史掌故，他曾写过一篇介绍林纾翻译小说的文章，文中引用与林氏合作翻译的某君给友人的信，大意是说与林氏合作是件苦差事，因为老头子对西洋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生活习惯、风俗人情以至日用器皿等一无所知，经常喋喋不休，刨根究底，使合作者不胜其烦，只好为其“略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克毅教授，对林译小说，特别是对林氏与魏易合译的小说作过研究，他说：“所有的林译小说都有讹译、错译或大段删节的地方。在这方面，他的合译者，包括魏易，未免难辞其咎，至少要负一部分责任。”林氏译书还有个毛病，就是经常忍不住要“插嘴”，想把自己的意见添加进去。他的这种企图，据说受到魏易等人的坚决反对。于是只好把意见改为眉批，而且还经常在正文之后来一段“外史氏曰”。在这些眉批和议论中，他哀时伤世，同情弱小，倡导正义，指斥邪恶，有时甚至慷慨激昂，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这都说明他的翻译，也是有一定的社会目的性的。他对自己译书中的缺点也供认不讳，他说“纾本不能西文，均取朋友口述而译之，此海内所知。至于谬误之处，咎均在己，与朋友无涉也。”(《孝女耐儿传》序)

尽管林纾的译书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确是风靡一时，影响深远。老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流畅的古文，极尽抒情状物之能事。新派文人喜欢看，因为他用与中国传统小说不同的方法，介绍了异邦的社会风貌和奇事轶闻。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书架上要是没有《新民丛报》和林译小说，就算不上是个真正的读书人。

笔者幼年时在西北一个小县城求学，就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也能读到林译小说，而且一读之后即爱不忍释。特别是对于他翻译的迭更司的小说，如《贼史》、《滑稽外传》、《块肉余生述》等，都读了两三遍，那兴味就好像后来读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一样。有些精彩的段落，至今仍能隐约回忆起来，如：

玛丹见状，立即晕厥。因见无人搀扶，遂自倚墙至榻前，斜卧其上。良久，仍不见有送薄荷油者，遂微吟数声，徐徐而起，一手理鬓，一手抚心，颤声曰：余几疑不复在人间矣。

这是60年前读过的书，现在回忆，当然文字上会有出入。但这类片段一直存留于脑海中，可见影响之深。胡适说：“林氏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彩。”解放以后，《大卫·高伯菲尔》出版，使大家得见《块肉余生述》的全貌。但我细读之后，总是感觉不到读林译时的那种兴味。

笔者认为，林纾是旧时代与新时代之交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的译作是旧文艺向新文艺递变时的一种过渡性的作品。他是在旧纸堆中浸淫长大的，但没有去埋头整理“国故”，而是向他所不认识的语言，不熟悉的社会，去搜剥剖析，探骊求珠，其执着精神，不能不令人钦佩。近年来，很多出版社都在重印已故名人的旧作或全集，像林纾的旧作，估计不会有人再去重印。那么，他的业绩，他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他的崇敬，只能存在于老年一代人的心中了。（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4期 华罗庚诗作轶事　作者：黄子云

华罗庚虽然一生只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但他却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数学家（许多国家的科学院和大学，纷纷授予他外籍院士、名誉博士、名誉教授的称号）；而且也喜欢写诗，以诗言志，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很有启迪意义的诗作。

一分辛苦一分才

华罗庚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表现不凡，这决非是偶然的天才闪光，而是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若干年后，1963年2月11日，已经成为著名数学大师的华罗庚，在为青少年写的《从孙子的“神奇妙算”谈起》一书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神奇妙算古名词，师承前人沿用之。

神奇化易是坦途，易化神奇不足提。

妙算还从拙中来，愚公智叟两分开。

积久方显愚公智，发白才知智叟呆。

埋头苦干是第一，熟练生出百巧来。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华罗庚是一位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自学成才的杰出科学家，这首充满哲理的诗，可以说是他治学经验和自学成才经验的结晶。

魔掌竟敢杀一多

1938年春天，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闻一多教授举家移居到昆明北郊的陈家岩。不久，华罗庚一家走投无路，也来到这里。闻一多急人所急，热情地欢迎华罗庚与他家挤在一起。

当时，闻一多一家八口人，已相当拥挤，但他仍腾出自己住的一间正房的一半给华罗庚一家六口人住。就这样，两家人一起住正房。正房当中没有隔墙，只好从中挂条床单，把正房一分为二，华罗庚家住里间，闻一多家住外间，华家的人进自己的住房必须经过闻家的卧室。在闻、华两家隔布帘而居期间，这两位学者很融洽。华罗庚埋头搞数学，闻一多埋头搞考古。

两位学者清贫自甘的作风和一丝不苟的学风，给周围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形势越来越坏，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昆明的民主和抗日运动日益高涨，闻一多终于从故纸堆里走出来了。1944年，在纪念“五四”的一次晚会上，闻一多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青年。从此，他从一位诗人、学者变成为民主而奔走呼号的战士。后来，华罗庚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记述这段生活：

挂布分屋共容膝，岂止两家共坎坷。

布东考古布西算，专业不同心同仇。

1946年6月底，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面内战的阴云又笼罩着大地。李公朴、闻一多在一片腥风血雨中，挺身而出，横眉冷对意图挑起内战者。这时，华罗庚正准备前往苏联访问，在他离开昆明前夕，关切地对闻一多说：“情况这么紧张，大家都走了，你要多加小心才是。”闻一多回答说：“形势愈紧张，我愈应该把责任担当起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难道我们还不如古时候的文人？”华罗庚离开昆明不久，继李公朴被暗害之后，闻一多也惨遭暗杀。华罗庚是在由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从报纸上得知闻一多殉难消息的。他当时目瞪口呆，悲痛欲绝，心里交织着强烈的爱与恨，挥笔写下了一首《哭一多》：

乌云低垂泊清波，红烛光芒射斗牛。

宁沪道上闻噩耗，魔掌竟敢杀一多！

诗中的“红烛”，是闻一多的诗集名。

挚友闻一多横眉怒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的高大形象，永远铭刻在华罗庚的心里。直到30多年以后，1979年5月5日，他在纪念闻一多烈士80诞辰的文章中又赋诗表达了对闻一多的怀念之情：

闻君慷慨拍案起，愧我庸懦远避魔。

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

白头献给现代化，民不康阜誓不休。

为党随处可埋骨，哪管江海与荒丘。

育才甘为“釜下萁”

华罗庚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他在自己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精心地发现人才、培育人才。他除了自己直接带领年轻人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外，还热心写文章、发表演讲，向青少年们传授学习经验，鼓励他们独立思考，学好数学。在他的领导、培养和扶持下，数学研究所里不断涌现出陈景润、王元等新一代出类拔萃的数学家，把我国的数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峰；他还为千千万万年轻的数学工作者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正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所指出的：华罗庚“是一位培育人才、扶持新秀、甘为人梯的好导师和楷模”。

据史书记载，汉末的魏文帝曹丕对很有文才的弟弟曹植十分嫉妒，经常对他进行打击迫害。有一次，曹丕限曹植在七步之内，要成诗一首；如果不能，就要治罪。曹植想起自己的遭遇，满怀悲愤，边走边念，还没走完七步，便成诗一首，这就是著名的《七步诗》：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诗，有的书上记载，只有四句，没有第二、三句。这首诗用豆萁煮豆来巧妙地比喻骨肉相残。曹丕听了，不禁深有愧色。

1971年，华罗庚写了一首反曹植《七步诗》意，题为《赠诸弟》的诗：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乐。

不惜身成灰，愿弟早成熟。

华罗庚这首诗，将原诗兄弟相逼、骨肉相残，改为长辈对晚辈的精心培育、扶持和殷切期望，抒发了为了培育接班人，甘于自我牺牲的崇高情怀。

即景生情好对联

1953年，我国科学院组织出国考察团，由著名科学家钱三强任团长，团员有华罗庚、赵九章等20多人。旅途中闲暇无事，少不得谈古论今，议论科学史上的是非得失。这时，华罗庚的诗兴涌上了心头，他即景生情，吟出一则上联：

三强韩赵魏；

这里的“三强”，说的是战国时期的韩、赵、魏三个强国，却又正好是代表团团长钱三强的名字。这就不仅要解决数字联的传统困难，而且要求在下联中嵌入另一位科学家的名字。华罗庚的上联一出，大家冥思苦想，都不知所对。过了一会儿，在人们的一再催促下，华罗庚又亲自解铃了。他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抛出了下联：

九章勾股弦。

他的语音刚落，在座的人们齐声拍手叫好。

原来，下联中的《九章》，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数学著作，这本书首次记载了我国数学家发现的勾股弦定理，也就是直角三角形中所夹直角的两边长的平方和，等于第三边即弦的平方。而且，这里的“九章”又恰好是代表团另一位成员、大气物理学家赵九章的名字。这样，妙趣横生的对联游戏，使代表团在旅途中不觉疲倦，兴趣盎然。

1981年4月，华罗庚到合肥中国科技大学讲学，住在风景如画的“稻香楼”宾馆。一天，新雨初霁，日丽风和。华罗庚兴致勃勃，在客厅里踱步，遇见女医生小倪迎面走来，他诗兴大作，笑着对大家说：我出个对子，你们来对一下：

妙人倪家少女；

这是拆字对，“少女”既联结为“妙”，“人（简体为儿）”合起来为“倪”。上联提的是女医生小倪，下联则应对入在场的人名为妥。

大家实在想不出下联，最后还是华罗庚自己说出了下联：

搞弓长张府高才。

这里的“高才”既联为“搞”，“弓长”合起来则是“张”，而且这正好是当时在场的同来中国科技大学讲学的年轻数学家张广厚的姓。

这副对联，随手拈来，对得轻松洒脱，颇有雅俗共赏之趣，引得在场的人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访美改诗表深情

1983年秋天，华罗庚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之邀，再次赴美国进行讲学与研究。到美国后，他经常收到一些来信，许多信是华裔学者写来的。人们在信中说，从华罗庚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华罗庚的一位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从台湾到美国后依旧热烈思念大陆，听说华罗庚到了美国，特地写信向他表述了思乡之情。这位朋友在信中集了8句唐诗，开头4句是这样写的：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华罗庚在复信时，将诗改为：

参商本一体，误作两道光。

海内存知己，天涯易比邻。

这是借物喻情，除了表达了他此番美国之行的感觉、观感外，也讲科学道理。在唐朝，人们误认为参与商是两颗星，而现代科学已证明，参商实际是一颗星。后两句是说，在科学技术，尤其是航天技术发达的今天，知己者即使彼此在天之涯，海之角，也非常容易成为比邻，表示欢迎老朋友回国看看。

数字入诗话余生

华罗庚十分热爱数学，他毕生驰骋在“数学王国”里，他最后（1985年6月12日）是在日本的数学讲坛上走完生命之路的。在平时，华罗庚讲话总是口不离“数”，即使写诗，也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以数字入诗。1984年8月25日，已74岁高龄的华罗庚，在病榻上写了一首以数字入诗的《述怀》，别有情趣：

即使能活一百年，36524日而已。

而今已过四分之三，怎能胡乱轻抛，

何况还有，老病无能为计。

若细算，有效工作日，在2000天以内矣！

搬弄是非者是催命鬼，

谈空话者非真知己。

少说闲话，休生闲气。

争地位，患得失，更无道理。

学术权威似浮云，

百万富翁若敝屣。

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而已。

作为共产党人和科学家的华罗庚，自知年事已高，生命有限，但他始终没有发出过夕阳、黄昏的慨叹，而是顽强地把有限的生命用在无限的为人民的事业中。这首诗，正是他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和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崇高精神的生动反映。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4期 拯救美国的“扒粪运动”　作者：雷　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真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 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板麦克卢尔（S.S.McClure ）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府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当然，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了道德的普遍堕落，只要有机会，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谁有机会都会“捞一把”，连最起码的罪恶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美元、5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对选民‘计时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即“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对此，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贿赂。斯氏则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不是曾说过，尽管参议员们所行不端，你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吗？”罗氏答曰：“不错。”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也曾说过，为了笼络某些参议员，你不得不对他们的人选委以官职，不知正确与否？”“不错。”罗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结论：“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总统先生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吗？”但罗斯福仍然否认这是贿赂。这时，斯蒂芬斯反复向罗斯福说明，“这正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贿赂。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公薪的名义花人民的钱，而不是动用参议院的钱，况且如此作为便仅仅是为了赢得由人民选出的参议员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议案！这已经不仅仅是贿赂，遮遮掩掩、数目不多的贿赂了。而正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现在总统和人民鏖战正酣的腐败机制。”他越说越激动，而罗斯福总统似乎已被他打动。于是他趁机动员罗斯福总统说出为了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难接受的。几经踟蹰，罗斯福终于说出某位参议员与他私怨甚深，总在政治上与他作对，阻挠他要通过的每一条议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这位参议员的情妇的弟弟当某市地方检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这位参议员的刁难。对此，斯氏一针见血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他是贿赂和腐败。一些随员嚷嚷道：“什么文章！简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长指摘说：“这是诽谤，总统先生，这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总统的诽谤。”斯氏故作惊愕地反唇相讥：“还不至于那么糟吧？阁下是想控诉我诽谤总统，对我进行审讯吗？那阁下能否告诉我，我可以要求总统为人证，证明我所说一切都是基于总统本人所述……”几经交锋，罗斯福总统火气稍减，只是把他赶出白宫。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但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治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然而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调查各种腐败现象，揭开重重黑幕，其难度之大自可想象，不少情节令人惊心动魄。但笔者以为，更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由于经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斯蒂芬斯发现，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他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惊了：“这位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由于屡受掣肘，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美国杂志》。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美国杂志》很快就打开局面，影响力与销售量齐头并进。因为这是他们买下的杂志，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观的收入。这时，当初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提醒他“悠着点儿”，“因为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一点我却没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会陷入我过去曾嗤之以鼻的经济的操纵之中了。”由于文笔依旧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时给他送来进度报告，告诉他发行量增加多少，广告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用不着多说，我心里很清楚《美国杂志》碰上了难得的成功机会了，而且我们每个人没准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但这却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我带着几分痛苦和羞耻注意到，尽管我对自己撒谎，但我实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被我自己的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他决定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美国杂志》，成为自由撰稿人。此时美国的报刊业早已完成大众化过程，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成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斯蒂芬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同时为全国大约100家报纸撰稿！或许，其中一些报纸老板确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无疑是为了扩大销量。大众总是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兴趣，对各种内幕津津乐道。但不管媒体主观动机是纯正还是迎合市场，客观效果却是使媒体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其实，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事实说明，媒体实际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极低的反腐资源，倘不充分利用，至为可惜。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 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4期 春秋时期“法治”思想先驱管仲　作者：江仁宝

管仲（？-公元前645年）即管敬仲，名夷吾，字仲，颍上（今安徽颍上县）人。年少时，与鲍叔牙是好朋友，鲍叔牙很欣赏他的才能。后来鲍叔牙侍奉齐国公子小白，管仲侍奉齐国公子纠。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桓公，公子纠被杀，管仲被囚禁。后经鲍叔牙推荐，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任管仲为相，主持国政，辅佐齐桓公40年。

管仲相齐之后，顺应春秋时期社会发展趋势，突破周礼的垄断地位，反对旧传统，首次提出法的概念，成为中国历史上首倡"法治"的法家先驱者。管仲不仅重刑事立法，而且注重用行政法、经济法、军法为富国强兵、发展经济服务。其以赏罚为后盾的"法治"思想，被战国时期法家所继承、发展。

《管子》一书是先秦一部思想理论典籍，内容丰富，包括政治、法治、经济、军事、教育、思想文化、礼义道德，等等，几乎把治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在内。其中，论述法治思想内容的部分占相当大的比重，仅关于"法"的篇目就有8篇（全书86篇）。因此，《管子》一书，可以说是一部法学典籍。书的作者是谁，学术界一直无定论。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意见，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管子》一书既非一人之笔，也非一时之作。书中论述的内容，主要是管仲相齐时的思想和言行，但也记有他死后的事。第二，管仲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史记·管晏列传》曰："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管仲死后，其思想确实流传下来，且影响广泛、深远，管仲的思想、言行集中保存在《管子》一书中。《管子》一书论述的内容极其广泛、深刻、精辟，现择其几个主要问题作粗浅阐述。

（一）以法治国之要，"治莫贵于得齐"，齐则宽严适度，做到宽严相济。《管子》认为，治国如不以法治国，而是以君的随心所欲治国，则国没有能治好的，总有一天要垮台。《管子·版法解》曰："凡国无法则众不知所为，无度则事无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乱。"《管子·明法解》又进一步解释："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赏之，违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罚，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措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由此看来，以法治国非常重要。但是，以法治国也不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从历史经验看，实行法治，一般容易发生两种偏向：一种是"法"过严，这种情况居多。过严，法成为严刑峻法，百姓怨声载道，易起义反抗。国家失去人民支持，就要灭亡。另一种是"法"过宽。吏民失去法律约束，容易出现违法犯法，屡禁不止，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国家也易走向混乱。因此，《管子》主张："事莫急于当务，治莫贵于得齐，缓则纵，纵则淫，淫则行私，行私则离公，离公则难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齐不得也。齐不得则治难行。故治民之齐，不可不察也。"

（二）既要重视法治，又要重视德教，实施法教结合，做到法教并举。先秦时期，孔孟宣扬崇尚道德，而不言法治。后来，商鞅、韩非主张法治，而否定道德教育作用。管仲则主张法治与德教并举，实施法教结合。《管子·形势解》说："地大国富，民众兵强，此盛满之国也。虽已盛满，无德厚以安之，无度数以治之，则国非其国，而民无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管子》认为，法律有规范性，是人们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管子·七臣七主》曰："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绳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管子》竭力主张"以法治国"，同时又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强调为了政令的推行和国家的安定富强，必须进行以"礼"、"义"、"廉"、"耻"为内容的"四维"之教。《管子·牧民》曰："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且指出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管子·权修》曰："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既重法治，又重德教，两者并用，相辅相成，才能收到治国的良好效果。

《管子》之所以重视法、教统一，是因为他认识到二者对治国有相互补充、互相促进的作用。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要靠教化，也要靠法治。当道德规范不能约束人们的行为时，法治要承担起惩治违法犯罪的责任，从而震撼人们的内心世界，纯洁人们的心灵。正如《管子·权修》所言："明智礼足以教之"，使人们自觉遵守道德规范，"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以法治促使"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生矣"。可见，《管子》作者已经认识到离开法治，道德教育是不能卓有成效的。因此，从治国大计出发，《管子》主张法教并举，实施法教结合，使人们的行为既符合道德规范，又符合法律规范。

同时，从法治与德教实现的目标看，也是二者殊途同归，相辅相成的。《管子·立政》曰："期而致，使而住，百姓舍己以上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于不足见，终于不可及，一人服之，万人从之，训之所期也……令则行，禁则止，宪之所及，俗之所被，如百体之从心，政之所期也"。这就是说，实施教化、推行法治、颁布政令都在于使人民同君主在意志和行动上保持一致。所不同的是教化以温和的方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法治、政令则是凭权威、靠强制力而推行。

(三)以法治国，必先富民，富而易治，民富则安。管仲虽然非常重视礼与法的作用，但他反对空谈礼法，把发展生产、先富而治视为立国的根本，实际上揭示了经济与法律的关系，也就是说要推行以法治国，首先要注重发展经济，使人民富裕。这是管仲有别于儒法两家独具特色的法治思想之一。《管子·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意思是说，统治者只有注意农时，发展经济，使国家财物充足，才能使远者愿意迁来，本国人民愿意留住。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粮仓充实，衣食无忧，才能谈得上礼义法度。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对当时一味剥削压榨而不管人死活的奴隶主贵族，是一种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种思想也是管仲在齐国进行一系列改革的理论基础。《管子·治国》更加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治国常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反之，《管子·版法》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这就清楚地说明民富是推行法令，实施以法治国的先决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富民呢？在经济立法方面，管仲首先打破了井田制限制，对当时大量发展起来的私田采取了"相地而衰征"的措施，即按土地的优劣，分等级征收赋税，这实际上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这一措施既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管仲还主张对自然资源要合理利用，即"山泽各致其时"；主张不侵占农民的生产时间，"勿夺民时"，保证农业生产的发展；养牛羊牲畜等不乱宰杀，以发展畜牧业。同时，注重发展工商业。齐国地处海滨，土地比较贫瘠狭小，但海产资源丰富，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自姜太公时起，便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方针。管仲年轻时曾经与鲍叔牙一起经商，富有经商经验，所以，为相之后，很重视发展商业，把发展商业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一个重要手段。管仲利用齐国有利的自然条件，大兴渔、盐、冶铁业，设置盐官和铁官，管理盐铁业，并由国家垄断经营，同时还采取了渔盐出口不纳税的办法，促进了渔盐贸易的发展。

（四）以法治国，必须统一，做到公正。一是要统一。管仲认为，首先要以法治作为统一天下的手段；其后要以正确执行法律的前提条件实现法治的统一。《管子·任法》曰："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民而从之。"如果朝令夕改，"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返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不仅执法失去依据，而且百姓抱怨日深，结果，"则法制毁而令不行矣"。法的统一还包括对法的解释的统一，《管子·明法》曰："不淫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这叫做"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二是要公正，这是关系到有法必依的一个重要问题。管仲认为，要以法治国，立法权必须归君主掌握。但又强调君主立法不能随心所欲，必须坚持公正，做到"法天"、"法地"、"法四时"，像天地施惠于人那样公正无私。《管子·明法解》说："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管子·版法解》明确提出："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则治辟。治辟则国乱。"立法要公正，执法也要公正。《管子·任法》曰：做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公而不任私"，"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可见，"任公"就是坚持法，做到有法必依；"任私"就是弃法违法而导致有法不依。"任公"，国必治；"任私"，国必乱。《管子·明法解》曰："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舍公法而行私惠，则是利奸邪而长暴乱也"。可见执法者"任公"与否，不仅关系法律能否实行，而且关系到国家兴衰安危。如何做到执法公正呢？《管子·明法》认为：执政者在"择人"、"量功"方面，务必做到"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不自举"、"不自度"，就是强调依法办事，不凭个人好恶去择人，不以私意搞赏罚，而以法制作保证。同时，要求执法者必须树立良好的作风，《管子·明法解》认为：壅塞是实现公正之大敌，因为下情不上达，必然造成"美恶之情不扬闻，祸福之事不通彻，人主迷惑而无从悟"，这就会形成判断错误，冤案产生。因此，"兼听独断"使"下得明上（下级提醒上级），贱得言贵(卑贱者可以向尊贵者提意见)"，此乃打破孤立办案的基本途径。做到执法公正，执法者还必须自觉抵制官场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面对贵臣、富人、亲近者的干扰，财货、美色、玩好之物的诱惑，执法者必须坚持《管子·任法》所要求的，"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做到行法无私，秉公执法。

（五）以法治国，贵贱从法，依法治官，严以治吏。《管子·任法》曰："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这是《管子》法治思想极为重要的一点，它体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这就是说法律高于一切，即法律至上。无论是君主，还是官员；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无论是高贵者还是卑贱者；无论是官吏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遵守国家法律，违反了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管子》的这一法治主张虽然在等级严重存在的社会中难以实现，但其理论价值是重要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强调了君主立法自正的重要。由于君主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威者，君主的从法与否直接影响着官吏、百姓。《管子·明法解》曰："明主在上位，则官不得枉法，吏不得为私，民之事吏之无益，故财货不行于吏"；反之，《管子·君臣上》曰："为人上者释法而行私，则为人臣者援私以为公，公道不违，则是私道不违者也。行公道而托其私焉。"《管子·君臣下》又曰："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可见，君主的从法与否，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治、乱且具有上行下效的巨大导向作用。因此，《管子·法法》中主张，君主立法而从法，"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行法修制，先民服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还体现在《管子》以法治官、严以治吏的思想。各级官吏对于法律的推行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官吏的本分，就是《管子·明法解》所说的："奉主之法，行主之令"。奉公守法，廉洁勤政。各级官吏的执法与否，同样影响着国家的安危。因此，《管子·明法解》强调必须以法治官，指出："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则奸不生；暴慢之人，诛之以刑，则祸不起"。《管子·正世》又说："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职，百官有常"。可见，以法治官对于官吏奉法守职，廉洁勤政的重要作用。对于种种违法的官吏，则严厉处罚。如：为政无治绩，土地荒废，办案骄横轻忽，《管子·大匡》提出："凡三者，有罪无赦告"。"断狱，情与义易，义与禄易，易禄可无敛，有可无赦"。《管子·明法解》指出："言而无实者，诛；吏而乱官者，诛"。对于贯彻法令不力的官吏，更要杀无赦，《管子·重令》提出：删减法令者，处死；增添法令者，处死；不执行法令者，处死；扣压法令者，处死；不服从法令者，处死。五者死而无赦。"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这对于督促官吏奉公守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经验告诉人们：官吏的守法与否，官吏队伍的廉洁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存亡，直接影响到国家政治的清明。由此看来，以法治国，严以治吏，确为强国治国的正确途径之一。

（六）以法治国，以民为本，令顺民心，为政之要。管仲继承了周公保民思想，认为统治者要想得天下，必须得民心，要得民心，必须在立法上，如《史记·管晏列传》所言："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管仲认为这是为政之本，因而《管子·牧民》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从顺民心思想出发，管仲在齐国所进行的经济立法、经济改革措施，都带有民本思想的因素。管仲的民本思想对后人影响甚大，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倾公时，为了增强国力，开放御花园及养兽田为农田，减轻赋税，帮助孤儿，慰问民间疾苦，倾府库中聚集的钱粮救济百姓，百姓都很高兴。直到倾公去世，百姓亲附，诸侯都不敢来侵犯。从民本思想出发，晏婴主张省刑罚、薄税敛、尚节俭。晏氏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时代，为了争取民心，他采用了大斗出小斗进的办法，出现了《左传·昭公三年》所言，使民"归之如流水"，齐景公与晏婴发出了"齐其为田氏矣"的感叹。

据《曼子春秋·内问上三》记载：为了巩固齐国的统治，晏婴要求齐景公"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取其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晏婴本人则非常节俭，《史记·管晏列传》说："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他的住宅是破旧的，用的车也是旧的。这种民本思想为中国开明的封建统治者所继承，如汉初统治者规定减轻税赋，汉文帝时规定实行什伍税一，汉景帝时减为三十税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减少了犯罪，稳定了社会秩序。

综上所述，以管仲法治思想为基础的《管子》法律思想体系，不仅在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遵循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古为今用的精神，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实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4期 把《炎黄春秋》办成《资治通鉴》现代版　作者：杜润生

《炎黄春秋》这个刊物是办得成功的。这十年时间，连续不断地发表了介绍历史的重大人物和重大事件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值得我们作为历史的镜子来借鉴。

我们中国古代有一部著作，叫作《资治通鉴》。这个著作成为中国念书人的必读书，毛主席读了两次，做了许多批注。这本书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能够融入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里边去。这个书，对于巩固封建社会是很有作用的。《炎黄春秋》也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现代版，但是这个版本和过去不同，它以刊物形式出版，与时俱进，有了它的新作用和新办法。《炎黄春秋》这本杂志是集体创作，不是一个人。当然《资治通鉴》也不是一个人，也是个集体，但是不如我们这么人多。而且我们和过去编著《资治通鉴》不同的，就是所有这些人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有的占有资料，有的亲自参与。而且，与古代人更大的不同，我们的所有这些作者，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

由于这些不同，它就能通过对事件和人物的描述，稳定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描述这个既有曲折，又有反复的复杂的历史画卷，教育后人，警示后人，接受这些经验教训，提高革命自觉性。

我们特别要提到的，这个刊物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出再评价。这个再评价，就是去假留真，拨乱反正。能够端正我们的学风，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研究人物。

我们还可以考虑到一点，就是所有这些文章，每一篇文章，都是一组历史的信息。再给十年，《炎黄春秋》就会形成一个历史信息的宝库，对研究中国历史提供大量资料。这个信息库范围极广，可日益扩充。如果没有这个信息库，就会感到历史研究中有一个缺失。因此我希望，《炎黄春秋》要进一步提高可信度，文章不带水分。还要提高包容度，要包容得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建国之后这50年，可说是个大变动的50年，是人才辈出的50年，是历史教训最多的50年，也是共产党执政、人民政权的50年。对这50年的事情，希望我们这个刊物要继续增加它的分量。

因此我建议，今后编辑组稿，要把自发投稿和定向组稿结合起来，规定几个需要加强的方面，使这个刊物更丰满。我们还要注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历史信息的抢救工作。现在了解历史情况的人，年纪都大起来了，都是七老八十的人了，我们要创造条件，让这些年暮的老人，能够把他们知道的信息留下来。

我还建议，《炎黄春秋》要注意各地的地方志，我看了几个省的地方志，它的信息相当丰富，但是它的加工度不够，我们可以拿来再加工。

我们还要接受新的技术，学会利用网络技术。现代的信息技术贮存量可以无限大，可以和全国的作者和有关单位联系起来，使刊物的编辑工作向知识经济方面转移。

这个刊物关于近50年的东西，我觉得还是少了点，这是可以弥补的。也许有些文章不便发表，可以存在信息库里，成为一笔财富。十年二十年后，这个刊物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炎黄春秋》一定要办下去，一定要越办越好。

（此文是根据杜润生同志在《炎黄春秋》迎春座谈会上讲话整理的）

2002年第4期 本社召开在京作者新春座谈会　作者：佚名

2002年2月27日，本刊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有作者、部分特邀编委和有关领导参加的新春座谈会。60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和卓有成就的中青年学者参加了座谈。本社社长杜导正、副社长方实说明了此次座谈会的目的，是听取意见，并向作者约稿。大家在发言中，对刊物给了较高的评价，并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有益的意见。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说：《炎黄春秋》是办得成功的。中国古代有一部著作叫《资治通鉴》，这部书对巩固封建社会是很有作用、很有意义的。《炎黄春秋》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现代版。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老作家马识途也参加了座谈会。他说：今天能和这么多的老前辈在一起，我是非常高兴的。以后有这样的会，无论如何要通知我。《炎黄春秋》从开始出版我就一直读它，120期了，洋洋大观，我从中得到很多知识，受到很多教育，这个杂志不仅对我们老一代的，对中年的，当政的，都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知识和帮助。将来可以证明这本杂志确实是国运所系、民心所向的杂志。国家安全部原部长凌云说：我讲两句话，第一句话是，《炎黄春秋》是个好杂志，这次春节我见了些港澳的客人，他们对《炎黄春秋》情有独钟。第二句是，杜导正同志讲“五不”，这也是需要的。但有些问题，譬如“文革”，有的地方成了禁区，这个不对，这个还是要讲，我们要从“文革”中吸取沉痛教训。“五不”中好像不包括反腐败问题，是不是可以多接触一些。贪污腐败简直是一窝一窝的，一抓一把，一抓一串，非常危险，现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这个问题怎么正确解决。《炎黄春秋》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百年潮》杂志主编杨天石说：《炎黄春秋》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头脑清楚，知道什么应该支持，什么应该反对，“左”仍是我们最大的危险。第二个是有胆有识，还有六个字，叫做有原则，有分寸。《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王金凤说：《炎黄春秋》表达的是一种平凡的真理：民主、科学、五四传统，这是很不容易的。她建议，《炎黄春秋》的老读者比较多，现在的大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应设法向大学生扩展读者，还可以打入著名的中学中。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说：我很赞成杜润生同志和大家的讲话。我的脑子里经常转的一个问题，20世纪的一百年，我们这五六十年，世界的变化，我们自己的变化，其根源：一个是马克思，一个是毛泽东。这个是要弄清楚的。一个是历史事实要弄清楚，一个是理论要弄清楚。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说：《炎黄春秋》每一期的主要文章我都看，因为我觉得登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够秉笔直言，实事求是。叙史、论史，不虚美，不隐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不仅需要编辑部的同志有那么一股正气，还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艺术。读《史记》，记得司马迁在他的自序里有这么几个字：述过去，思来者。怎样述过去呢，实事求是。思来者，就是让后来的读者能够有所借鉴。我希望《炎黄春秋》按照这个方针办下去。

在座谈会上讲话的还有中宣部原新闻局长钟沛璋、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杂志社上级领导单（接79页）位负责人——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宝光，在讲话中都肯定了杂志社已往的成绩，希望今后把刊物办得更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分工管理报纸期刊的党组成员石峰说：“《炎黄春秋》这个刊物办得比较好，大家比较喜欢看。它已办出自己的特色。就这么办下去，相信会越办越好！”

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景山　王戎笙　王强华　王春瑜　尹　骐　方　徨　冯　征　许人俊　吕长庆

纪希晨　李　犁　李慎之　李耐因　李　普　李升旗

李书英　张　彦　张秀平　张天来　杨明伟　杨继绳　杨克现　汪东林　吴　塘

林　耀　官伟勋　郑　惠　赵淮青　高　放　秦　川

舒云云　章学新　鲁　谆　雷　颐　薛攀皋　薛德震

戴　煌

（致　中）

2002年第5期 建国前后谦虚谨慎的毛泽东　作者：余广人　于保红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前夕和建国以后，鉴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是毛泽东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的话。

历史学家认为，从1949年建国到195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段时期之一。作为执政党领袖的毛泽东，在建国前后，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谦虚谨慎，兢兢业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名言，基本上是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形象的写照。

以史为鉴，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时，他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从西柏坡进北平，翻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新的一页。在这个时刻，毛泽东的兴奋自然是真心的流露，而想到李自成，也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深谙历史之道，注重以史为鉴。他从历代王朝，包括农民起义成功建立政权都未能摆脱从艰苦创业到腐败灭亡的周期率这一历史教训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才能巩固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和执政地位。

在延安的时候，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写了一部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小说《永昌演义》，呈给毛泽东审阅。毛一直把这部书稿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由此可知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李自成是历史上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是从陕北起事的；毛泽东是当代农民革命的领袖，也来自陕北，这种历史的偶然与必然使得毛泽东对李自成特别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一篇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失败的经验教训。他指出三条：一是骄傲自满；二是不保持革命队伍起初时的优良作风；三是屠戮功臣。毛泽东看后很是赞赏，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

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等6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作了畅谈。毛泽东听了黄炎培关于兴亡“周期率”的这一见解后，对黄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力排众议，坚持不提“毛泽东思想”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是以确认毛泽东在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载入史册的。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

但是，此后，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为教育全党，总是把自己摆在马、恩、列、斯学生的地位，保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多次提出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为了准备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致电周恩来说：“我想在大会上说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作如下的定义：‘毛泽东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向前的发展，它是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而产生出来的’。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8月15日，毛泽东亲自给吴玉章复电说：“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审阅共青团的有关文件时，给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彭真的信中提出：将“青年团文件中‘毛泽东思想’改为‘马列主义’一点，请会商决定”。1948年12月下旬，把《草案》中另两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地方都作了类似的修改。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中，针对王明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应该这样提法，这样提法较好。而不应该如王明的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这种提法不妥当。因为照王明同志的提法，则有点划分市场的味道。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范围很宽，一划分开，就似乎是说，斯大林就只能管那些工业发展的地方，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就归我们管，那岂不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缩小了？！……我们不要忙于想宽了，先把中国事情做好，如果有可以运用到其他国家者，自然有人运用的。不要做这种定义。”

“为什么不应当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呢？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不反对也不应该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不够；也翻译了很多书，但实际未做得很好的宣传……所以现应在全国全世界善于宣传马、恩、列、斯关于唯物主义，关于党和国家的学说，政治经济学等等。而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平列起来。我们说，我们这一套是一个国家的，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如果平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作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

1950年8月19日，由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同意，将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为附录收入《毛泽东选集》。《选集》将《决议》中的“毛泽东思想”改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路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或者删掉。

1951年7月20日，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所作《为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而奋斗》的报告中说：“中国革命以‘星星之火’到全国胜利，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广泛传布并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相结合的发展过程，就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发展过程。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指针。”毛泽东审阅这个报告时，在上文最后一句的“毛泽东思想”后面，增加了“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这种思想”21个字。

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审阅《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送审的国庆社论提纲时，将提纲中“毛泽东思想”5字勾掉，并批示：“邓拓同志：此件已阅，不要将‘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与马列主义并提，并在宣传上尽可能不用这个名词。”

1953年4月10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章程（草案）》、《中国政治法律学会成立宣言草稿》时，将其中5处提到“毛泽东思想”的字样全部勾掉，并批示：“彭真同志：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应将这些字删去。”

1953年5月24日，在军训部部长萧克为报送经军委例会通过的内务条令、纪律命令、队列条令三个草案给毛泽东的报告上，毛泽东批示：“（一）可以付印；（二）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如内务条令11页）。”

1953年6月4日，毛泽东在对高级步兵学校政治队第二期教育计划的批语中又写道：“彭德怀同志，此件还你。未细看，望了一下，有几处修改。”在其中一处就是删去了训练要求的第一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一句中的“毛泽东思想”5个字。

1953年8月14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给中国驻越南顾问团总顾问罗贵波、副团长邓一凡的电报稿时，将原文上“劳动党的党章规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与越南革命实践的结合作为党的一切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指南针’”这句话中“恩格斯”、“斯大林”、“毛泽东思想”等字删去，并批示：“第三条中后一句，应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

1954年4月1日，毛泽东审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关于颁发毕业证件的请示报告时，将附件中“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努力学习”一句改为“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努力学习”。

正是根据毛泽东上述一系列批示的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54年12月5日向党内正式下达了《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通知》。通知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今后可用口头答复如下：党章已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它的内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同一的。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误解。我们认为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做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解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决议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但应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对两者有不同内容的可能误解。”毛泽东在批发这个通知时，又在末尾加上一句：“在写文章做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此后，陈伯达为纪念中共成立30周年而作的《论毛泽东思想》的小册子，在重印时也正式改名为《毛泽东论中国革命》。这样，在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个问题上，党内的思想就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1955年10月20日，在由胡乔木执笔写成的八大新党章修改稿初稿中，已经没有七大党章中两处涉及毛泽东思想的部分了。在初稿之后，新党章又修改了5次，才向八大提出修改稿。在这5次修改中，也没有哪一位中央领导提出加进七大党章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部分。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审阅后批示：“两件改处都看过，同意这些修改。”

毛泽东审阅修改后经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秘书长传阅后发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中共中央宣传部通知》等文件，已经不仅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坚持的意见集体作出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党在自己的活动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的原则”，就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兢兢业业，努力率先垂范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谦虚谨慎的问题。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的实质是个世界观问题，是产生腐败现象的主观原因。加上“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因而会造成“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所以毛泽东告诫全党，进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同时决定了进城后防止腐败，避免李自成失败道路重演的若干规定。

那个时候，毛泽东确实抱着“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的心态，因而这些规定，毛泽东是率先垂范的。

1947年年底，筹建中的中国人民银行在筹备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时，华北财办按照中外一般将开国领袖像印在中央银行票子上的习惯，也提出要在中国人民银行的票面上印上毛主席的像，并发电报告诉代印人民币的东北局。但是，毛主席反对在人民币上印他的像，他让人给中央工委发电报，明确地说，不同意。毛主席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认为，现在可以在人民币上印毛泽东的头像，但是毛泽东依然反对，毛泽东对他说，我是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但是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头像，因为我们在进城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开会已经作了决定了，我也不能违反的。

1950年，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上再次号召全党，在进城后“只有决不骄傲自满并且继续不疲倦地学习，才能够对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作出优异的贡献，并从而继续保持你们的光荣称号”。此后不久他又提醒全党：“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这一年的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不赞成。5月20日，他在电文上批示说，“铸铜像影响不好”，“只有讽刺意义”。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提倡谦虚谨慎的精神。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三曰少敬酒，四曰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

根据这一思想方针，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全党开展了一系列整党、整风教育和三反五反斗争，严肃惩治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等，从思想上、作风上教育了全党，适应了进城后的历史环境，克服了进城后产生的骄傲自满、腐化堕落现象。

因为强调执政党的谦虚谨慎精神，毛泽东对党内高级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毫不留情。前面提到的刘青山、张子善是一例。在此后处理高岗、饶漱石的重大事件时，毛泽东对高岗骄傲自满表现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重申：“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不适当地过分强调个人的作用，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在全国代表会议上说：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是他的黑暗的一面。

1954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开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和参加宪法的起草工作。他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正因为如此，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但被他断然拒绝。不仅如此，在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还主张删掉了一些对他本人歌功颂德的词句。在6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毛泽东就宪法草案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特别谈到了他的理由：

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毛泽东所保持的谦虚谨慎的精神，对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毛泽东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党对人民群众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虽然在毛泽东的晚年岁月中，他不但没有保持住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而且错用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发生了1958年“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错误。但是，正像《历史问题决议》所说的，毛泽东依然是伟大人物，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毛泽东在建国前后所保持的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作风，也是他对中国人民的功绩。

（责任编辑程　度）

2002年第5期 鲁迅假若活在1957年　作者：钟沛璋

过去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鲁迅活到1957年，会不会被打成右派？”对此我只是一笑了之，从来没有深思过。近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其中有一段这样的记载：

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我看了不禁愕然，心像铅一样沉重。

毛泽东不是把鲁迅称之为“中国第一等圣人”，并说他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吗？为什么如果鲁迅活到被称为人民的新中国，却会格格不入，甚至可能成为新中国的阶下囚呢？

鲁迅的思想究竟是怎样的，鲁迅的主要主张是什么？我想还是应该从鲁迅本人和鲁迅一生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鲁迅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士族官僚家庭。他亲眼目睹、亲身感受到，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非人的世界。他强烈地感受到对人格的羞辱和对人性的扭曲。他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可悲又可怜，被异化的人阿Q这个典型。他看到这个世界的治人之道是“兽道”、“鬼道”。他痛感在专制主义统治下奴隶们的麻木不仁。在《药》中，他痛心地写出革命烈士的鲜血竟被偷着做药馒头。他感到自己是被囚在令人窒息的黑暗的铁屋子里，他要呐喊。他震惊人们对旧礼教吃人的漠然，而不得不以“狂人”的口吻大声疾呼，予以揭露。鲁迅一生的写作都在拼全力为人格的尊严、人性的尊严、个性的尊严、思想的尊严而呐喊。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在他晚年，冒着随时被杀害的危险，与其他杰出的人道主义战士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共同组成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者的迫害、屠杀而呼喊、奔走。

鲁迅青少年时，就立志要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献身。他在世纪之交的自题小像诗中写道：“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盘喑故国，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对自己的境遇是悲观的，却要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的地方去。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他在留学日本的时候读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他在20世纪初的1907年，写下了他经过深刻思考的思想力作：《文化偏至论》，对西方文明史、特别是19世纪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进行了专门考察，提出了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战略选择。他说无论是“以富有（指物质）为文明”、“以路矿（指科技）为文明”、还是“以众治（指议会民主）为文明”，都是片面的。他根据自己对中国的深入观察，认为“根柢在人”。中国在新世纪，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何以立人？鲁迅说：“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的结论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而称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天下。”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非常重视作为个体人的精神自由。个体人有了精神自由，“沙聚之邦”（在过去中国曾被认为是一盘散沙），由而转为“人国”。什么是“人国”呢？也许可以用毛泽东曾经用过的一句话来比喻：“六亿神州尽舜尧”，每一个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鲁迅的话，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话是何其相似。《共产党宣言》中就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写道：“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宣言》中说，首先要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即鲁迅说的“立人”），而后达到所有人的自由发展的联合体（即鲁迅说的“人国”）。我也就不禁想到，鲁迅的心灵与马克思是相通的。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最高理想。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作为“一条绝对命令”指出：“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而这又正是鲁迅所反复思考的。

这是不是巧合，或仅仅是我的臆测呢？鲁迅当时有没有读过《共产党宣言》？据周作人回忆，1906年10月1日，鲁迅曾到日本社会党人所办的《平民新闻》社访问，购买了《社会主义研究》杂志一套五册，其中全文连载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初译文。鲁迅并与《宣言》的日文译者利彦作过详谈。后人曾有人认为，鲁迅主张发展个性是仅仅受尼采的影响。而上述的事实说明，鲁迅是从深刻观察中国的现实，而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启示和理论支柱。说明写《文化偏至论》当时23岁的鲁迅，已是一位深邃、成熟的思想家。从那时开始的鲁迅的一生，就是为实践“立人”思想而呐喊、拼搏、奋斗，“用骨头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进行彻底的反抗和牺牲，成为我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巨人，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第一等圣人”。

鲁迅与共产党人的心是相通的。在生前，从陈独秀、李大钊始，鲁迅与许多共产党人都有过战斗的友谊。其中最突出，感人至深的例子是在白色恐怖下与瞿秋白并肩战斗。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三次到鲁迅家避难，与鲁迅促膝深谈。瞿秋白在险恶、困难的条件下，通读鲁迅的全部著作，化名何凝编辑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了一万三千言的序言。瞿秋白是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鲁迅的思想杂文及其意义作了精辟而高度评价。对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几篇早期著作，瞿秋白也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被“沉没”的“几篇历史文献”，“目的正在于号召反抗，推翻一切传统的重压的‘东方文化’的国故僵尸”，“这种发展个性，思想自由，打破传统的呼声，客观上在当时还有相当革命意义。”瞿秋白认为：“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他终于宣言：‘原来是憎恶这熟悉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在黑暗的艰难环境的奋战中，能得这样知音的评价分析，鲁迅十分激动和感激。他曾书写了一副对联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对鲁迅作出最高评价的则是毛泽东。早在中央苏区，毛泽东遭到王明“左派”势力打击排挤时，通过鲁迅的学生冯雪峰对鲁迅情况的介绍，得知鲁迅也是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到延安后，毛泽东在多次讲话，特别是1940年1月9日一次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中全面地高度地评价鲁迅，称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评价鲁迅的短短四句话中，毛泽东使用了四个“伟大”、九个“最”和“空前”等最高级的形容词和副词。在我们见到的毛泽东对古今中外人物的评价中，没有见到第二人受到过这样高的评价。从1938年毛泽东第一次得到《鲁迅全集》后，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近40年间，他从未停止过阅读，并且多次告诫全党干部和他的子女，都要读鲁迅的书。

鲁迅受到这样高的评价，人们是否都已理解了鲁迅了呢？如何解读鲁迅，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过去如此，新中国建国以后更是如此。有人认为，建国了，鲁迅说的奴隶已经成了主人，鲁迅已经过时了。有些人则总是按着一时的政治需要来打扮鲁迅。“四人帮”甚至把鲁迅变成为他们整人的工具。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就是企图把鲁迅重要的著作，从鲁迅遗产中分割出去，例如把《文化偏至论》中“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归诸为尼采的资产阶级观念。解放后出版的《鲁迅全集》对该文就有一长段批判性的注释，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的文章。这样，《文化偏至论》这篇重要著作又重新长期被“沉没”了。这种做法，正如有人企图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从马克思主义中分割出去一样。其实，正如“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个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贯彻始终的核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立人思想，也是鲁迅思想遗产中贯彻始终的核心。正如瞿秋白所剖析，鲁迅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而考察鲁迅毕生奋斗，都没有离开过为求得每一个人的个性解放和做人的尊严。

1977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茅盾重新发掘《文化偏至论》等著作的重大思想意义，指出鲁迅“所谓‘重个人’即是‘要求思想解放’”，“所谓‘立人’即现在所谓‘人民的觉悟’。鲁迅这结论作于70年前，在当时是少见的，几乎是惟一的有远见的呼声。”“在当时是一声惊雷，可惜这雷声在旷野中自行消失了”。（引自茅盾《学习鲁迅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精神》）可惜，茅盾重新发掘的呼声，又没有被引起我们重视，依旧使它“在旷野中自行消失”。1980年茅盾在临终前给《羊城晚报·花地》副刊题写的诗中，忧心忡忡地写下了这样两句：“双百方针需贯彻，未来鲁迅属何人。”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仍有人认为“尊个性而张精神”是错误的。

无独有偶，《共产党宣言》中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在中国也长期不被重视。而恰恰是这点，是《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中的重中之重。恩格斯晚年，有记者问他：你认为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信条是什么？恩格斯回答：是《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回答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卡内卜·朱泽培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新纪元的本质时，就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这段话。可是，我们党的有关部门在最早编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时候，恩格斯这个极为重要的观点，竟没有被收录进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中国，个人自由一直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还在革命战争年代，反对自由主义，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中，曾经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新中国刚建立，为要破灭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幻想，提出了要在我们内部批判“民主个人主义”。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教授，纷纷在报上发表公开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开展了全国范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主观精神开始，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从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从批判“一本书主义”、“白专道路”，到“文革”中“狠斗私字一闪念”，我以为无不是要整掉知识分子个人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长期以来，我们只推崇做“革命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而不同时注重个人思想自由。甚至到改革开放之后，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仍吓得许多人纷纷作检讨。

由此可以不难想像，鲁迅“必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思想，被我们看成是不合时宜，是必然的了。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专制独裁，深恶痛绝。他把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与此同时，他对当时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也有察觉而十分反感。他在《文艺和政治的歧途》一文中，对自己主张的可能遭遇，早就有令人深思的预见。文中说：“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应该指出，不光是中国，就是在曾被我们尊为学习榜样的“老大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条最基本信条，不但从未得到信奉，相反的是遭到更彻底的背叛。

人类的发展是由必然王国逐步向自由王国过渡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消灭人对人的剥削、依附和束缚。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者摆脱了人身依附状态，同时提出人权的概念。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规定，人生来是平等的。人人都有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的权利。一切公民都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为人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向更高层发展，成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联合体。这在经济上就要使劳动者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消除剥削。在思想文化上，就要体现人是思想的人的本质，在精神上得到空前解放。但是苏联的实践正与此背道而驰。斯大林在上世纪的30年代，强行全盘集体化，大搞所谓“消灭富农”，剥夺农民，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既无土地，又无生产资料，又无大牲口的集体农业无产者。其结果是造成农业生产的大倒退。苏联农业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沙皇统治时期。与此同时，斯大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他去世前，在国内反复进行大清洗、大镇压，清除一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异端。在这过程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一个未查清的谜。人们说，斯大林消灭的革命者，比所有沙皇杀掉的革命者还要多。这样，连人的生存权都没有了，哪还谈得上人的自由发展呢？只要我们了解了这样的历史事实，那么对成立了70多年，并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人类作出辉煌贡献的苏维埃共和国，竟在人民极度泠漠中自动瓦解，也就不会奇怪了。

再说我们中国，土地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但是后来的公社化，使农民丧失了生产积极性。许多地方农民的温饱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连年发布进行农业和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使农民获得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由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我国农村面貌立刻改观，并进而推动了我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党我国中兴了，奋斗20年，将个千百年来未解决的温饱大难题解决了。这前后两者相比，可以清楚地看到，自由权和个体人的积极性，对社会发展是何等重要。但在精神领域要得到自由和发挥积极性，要艰难得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究竟整掉了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迫害致残致死了多少人，谁也无法统计。更严重的是：这对我们整个民族精神的深层伤害，是难以弥补的。“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彻底丧失了主体人格、丧失了理性和良知，丧失了判断力、想象力、批判力。”“这样的民族是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知识分子的民族。难怪20世纪的中国给知识分子的职业功能作出了如此重大的改变：扫厕所、种庄稼、游街、挨打、坐监牢、吸收子弹、写认罪书和告密信。而知识分子对新职业安排则非常恪尽职守，果然不成其为知识分子。”（以上均摘自摩罗《知识分子的覆灭》）可以想像，要治愈这样的民族精神创伤，重新焕发出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要造就出能肩负起新世纪重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将需要我们今后几代人付出多么大的努力。

为什么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在苏联和中国都遭到这样的命运呢？我想首先是革命斗争和战争年代的严峻环境，敌强我弱，斗争与战争非常残酷。我们党，我们党领导下的团体与军队非常需要铁的纪律，绝对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需要个人无条件的服从整体，不可能过多照顾个人自由，这在那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这些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以后变成理论搬到和平时期，这便不妥了。这是一方面。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历史传统的严重影响。俄国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是落后封建农业国。在专制制度下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的历史过程。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来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远只在乱世之奴和盛世之奴间来回颠簸。在俄国，曾经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曾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我国知识界产生过很大影响。相比之下，我国知识界这个时期的情况比俄国还要弱得多。伟大的“五四”运动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我国原来的士大夫读书人，向“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现代知识分子目标，作了积极的探索，出现了一批光彩照人的先驱。但是，在现实的民族存亡危机、救国救亡压倒一切客观情形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又走了一条阶级斗争为纲的弯路，这样，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探索就不幸中断了。鲁迅的“立人”思想因种种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自然不可能引起足够重视。鲁迅的呐喊曾经震动了社会，如巨石投水引起波澜，但接下来却是沉寂。

回顾20世纪中国人民走过的艰难道路，展望未来，我们将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上世纪初窃来的神火——民主、科学、人的自由发展，必将继续照亮我们新世纪的道路。中国人民在现有经济政治成功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进一步通过“立人”达到“人国”，我们在世界全球化的过程中将立于不败之地。

（此文是与《鲁迅的世界》作者、著名画家、鲁迅研究专家裘沙同志讨论写成。裘沙详注《文化偏至论》一书，并提出了该书与《共产党宣言》的联系。）

（责任编辑杜　晋）

2002年第5期 章士钊与陈独秀的合与争　作者：邹小站

章士钊与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位个性都很强的著名人物，两人交往密切，早年曾一起革命，后因思想主张差异甚大而分道扬镳。

章士钊晚年在《与黄克强相交始末》一文中曾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陈独秀之所以难交，主要是因为他个性太强。对于陈独秀的个性，与他相交多年的章士钊曾说：“陈独秀……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又说陈独秀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这一评判，简要而切当，不深知陈独秀其人的人是说不出来的。

虱谈兵楚两生

陈独秀与章士钊是1902年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认识的。那时章士钊在那里读书，与陈独秀的好友安徽人汪希颜交往甚深。陈独秀于是年3月到南京访友，通过汪结识了章，开始了他们40年的友谊。

1903年是革命风潮激荡的一年。这一年，章士钊在上海主笔《苏报》，鼓吹排满革命，引起轰动一时的“《苏报》案”，成为一员革命干将。而陈独秀则在日本和张继、邹容一起闯进清政府派驻日本管理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姚某的住宅，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剪去姚某之辫，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三人随即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同年8月，章士钊与陈独秀、张继等创办《国民日日报》，继续鼓吹革命，这是两人第一次共事。该日报的主要编辑事务即由章、陈二人主理。章士钊后来描述他们当时的革命生活：他与陈独秀、何靡施“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谈，至相得”。又说他与陈独秀“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亦不，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为何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国民日日报》在鼓吹反满的同时，也注意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因此“发行未久，风行一时，人人咸称《苏报》第二。”但到1903年12月，该报却因清廷的封锁以及内部纠纷而被迫停刊，章、陈二人亦分头从事革命。

1904年春，章士钊与杨笃生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该会以杨笃生为会长，以章士钊为副会长，主要是从事暗杀活动。8月，章士钊等又在上海组织秘密机关，以暗中配合华兴会准备在长沙组织的起义。大约在这年秋，章士钊致函在安徽活动的陈独秀，邀他到上海一起搞革命。陈独秀随即到了上海，参加爱国协会，与章士钊等天天在一起试制炸药，研究暗杀方案。不久即发生了章士钊等策划的万福华暗杀王之春案，结果失败，章士钊等被捕。陈独秀在此案发生前就到安徽活动，逃过一劫。

1910年春，在国内活动的陈独秀思念存亡各友，写下了《存殁六绝句》，其中一首绝句就写到了当时还远在英国留学的章士钊，诗中说：“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枯骨可曾归闽海，文章今已动英京。”诗中的何郎指1903年与他们一起在上海搞革命的何靡施（即何梅士，1904年病逝于日本，章、陈均为之痛哭），章子即章士钊。1912年3月，陈独秀到上海，见到了阔别多年、新从英国归来的章士钊，即将此诗录给了他。

1914年5月，章士钊在日本办《甲寅》，标举“朴实说理”的旗帜，以探讨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论问题为重点，言不急切，而注重政治理论问题，在当时发生了极大的影响。6月，章氏曾将陈独秀给他一封私人信件刊载于该刊，信中称：“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于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章士钊在按语中称赞此信：“了了数语，实足写尽今日社会状态”，又对信中过分激愤之语表示不能赞同。7月，陈独秀即应章士钊之邀，赴日本协助章编辑《甲寅》月刊。

那时，《甲寅》月刊正讨论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主持讨论的章士钊为此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主旨就是要告诉人们：国家只是自由的人们为着保障自己的自由权利、享受幸福生活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国家之目的就是要保障人民自由权利，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所谓国家利益；若国家不能保障自由权利，那就只是一个奴隶之国，对人们毫无意义。这直接针对的是民初一度流行的强调国家利益的国权主义理论，以及袁世凯当局当时鼓吹的“伪国家主义”，目的是要打破“国家神圣，理不可渎”的神话，唤起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以为民主政治的确立打下一个比较正确的社会思想基础。对于章士钊以及他主办的《甲寅》月刊的思想主旨，陈独秀有很准确的把握，他在为章士钊所写的纪实小说《双秤记》写的序中就写道：“烂柯山人（章士钊的一个笔名）尝以纯白书生自励，予亦以此许之。烂柯山人素恶专横政治与习惯，对国家主张人民之自由权利，对社会主张个人之自由权利，此予所极表同情者也。团体之成立乃以维持及发达个体之权利已耳，个体之权利不存在，则团体遂无存在之必要，必欲存之，是曰盲动。烂柯山人之作此书，非标榜此义者也，而于此义有关系存焉。”1914年11月，陈独秀曾在《甲寅》月刊上发表《爱国心与自觉心》，讨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文章称：“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是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惜。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甚至说“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国为奴何事可怖”。该文主旨在论述：“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即对个人自由权利的自觉）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意在唤起人们对于个人自由权利的切实自觉。但其文正如陈独秀其人，语气决绝，言辞过于激烈，深刻虽深刻，道理也通，但就是难以让人接受。文章发表以后，“读者以为大病”，章士钊收到不少质问斥责的读者来信。章士钊自成为自由主义者后，为文极少有绝对之论，他一方面指出陈独秀此种言论意在唤起人民对自由权利的自觉，可以鞭笞势力文人，使之不再鼓吹似是而非的爱国论；另一方面，也指出，作为主持言论之人，不应当发为“亡国为奴何事可怖”的过激之论，国亡并非不可怖，而是极其可怖。他说，唤起人们自觉的目的是要改造不可爱的国家而使之可爱。完成这一任务，首先有赖于先觉之士，即觉悟到个人自由权利重要性的人们，从我做起，发扬大无畏的精神，脚踏实地从脚踏处做起。后来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月刊转向对实际政治问题的探讨，而陈独秀则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继续《甲寅》月刊探讨理论问题的办刊方向，并将讨论的视角从政治领域延伸到伦理和思想文化领域，开启了新文化运动。

护国战争发动之后，章士钊即投身于战争，并出任护国军军务院秘书长。1916年6月，章士钊奉军务院之命到上海活动，联络各方，协商战后国内政治安排问题，那时在上海进行反袁活动的陈独秀就协助章士钊工作。吴稚晖曾记其事云：“黎元洪由副总统代任大总统时代的内阁，即定于上海霞飞路章（士钊）先生的宅内。陈（独秀）先生却像演赤壁战：章先生充做诸葛亮，他充做鲁肃，客到之前，客散之后，只有他徘徊屏际。”

政见差异各西东

护国倒袁之后，陈独秀等鉴于辛亥革命创立共和政治的失败，试图从文化领域寻找改革中国之路，坚守在思想文化领域，并因领导新文化运动而成为思想界的领袖。而章士钊则坚持政治改造优先论，混迹于政界，与新思潮渐次脱离，在思想界失去了他的影响力。章、陈二人的思想差异越来越大，终于分道扬镳。不过这有一个过程。

1916年8月，国会重开，章士钊出任参议员，在北京国会活动，以后又恢复《甲寅》，把它办成日刊，继续鼓吹民主政治。陈独秀虽没有参与《甲寅》日刊的编辑活动，但对于恢复《甲寅》，他还是尽力帮忙，并曾写信给胡适、吴虞等人，为日刊约稿。张勋复辟后，章士钊“渐厌政治，将事学术”，遂入北大讲授逻辑学和中国逻辑思想史。那时陈独秀正任北大文科学长，两人同为北大著名教授，再一次共事。但章士钊终究心系政治，不能坚守在思想文化领域，1918年夏即奔赴南方追随岑春煊参加护法运动，成为岑氏的智囊和政学系要角，混迹于政界。不过，章、陈二人交往仍比较密切。1919年6月，陈独秀因在北京新世界散发传单，要求取消中日密约，惩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保障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促进南北议和，被北洋政府逮捕。时任南方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章士钊曾积极营救。他在致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的信中说：“钊与陈君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要求当局将陈开释。1919年9月，章士钊发表《新时代之新青年》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论，遭到新文化阵营的一致批评。作为新文化阵营的领袖，陈独秀虽不同意章士钊的主张，但其文章之语气还是相当温和的。同年底，南方护法军政府决定办西南大学，并委托汪精卫、章士钊办理，章士钊随即邀请陈独秀等南下一起办学，惜后因护法政府内讧，西南大学经费无着，章士钊、陈独秀等梦成泡影。1921年，章士钊因从政失败，决意脱离政界，重回学术界，并决定先去欧洲游历，考察战后欧洲社会思潮。陈独秀闻讯还在报上称赞章士钊此举明乎进退之道，说他“很赞成”章士钊的这种态度，“并且很希望政学会诸人都取秋桐这种悔悟的态度，方不是精神上永远绝对的失败者”。

但是，章士钊去欧洲游历一趟后，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22年9月回国之后，非代议而倡职业自治，诋欧化而鼓吹农村立国，排斥新文化运动而鼓吹礼教复兴，反对白话文学而捍卫文言文学，走向了保守。而陈独秀当时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思想主张与章士钊格格不入。

章士钊鼓吹农村立国，陈独秀竭力反对，称之为“祸国殃民亡国灭种的议论，要把国人囚在幽谷里”，说章士钊比曹锟、吴佩孚更为可恶，并时不时在报刊上对他这位“廿年老友”的农村立国的主张不痛不痒地讽刺几句。他说章士钊主张农村立国，“乃是拒绝近代之奢侈的生活与文化，回复古代之简陋的生活与文化。此事在历史的进化上，不但我们没有自由开倒车之可能，即使可能，其结果只是使吾族的生活与文化更退一步，更和生番野人接近一步”。又批评章士钊在大城市里，“高车美食”，享工业文明之福，却大唱农村立国，而“绝不去农村着手丝毫运动”。1923年，为抵制曹锟贿选，部分“守正”议员南下上海，章士钊那时是参议员，曾奉政学系之命到杭州去联络军阀卢永祥。陈独秀就在报纸上讽刺他：“章行严奉政学会命去到杭州联络卢永祥恭维卢永祥，这本是政客们奔走权门的常态，无甚稀奇。最令人肉麻的是他说：‘改造农国的质朴勤奋如卢君其人，居于领袖地位，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章士钊鼓吹新旧调和、礼教复兴，而陈独秀则对传统取决绝之态度，自然是反对之不遗余力。甚至对于章士钊研究名墨，陈独秀也持否定态度，说章士钊提倡国学，辛辛苦苦的研究墨经与名学，“不过是在粪秽里寻找香水”，“所得仍为西洋逻辑所有，真是何苦”。

“三一八”惨案后，陈独秀气急之余，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要和他绝交，说：“我们从小一道革命，你现在怎么这样的糊涂了，我和你绝交。”写完之后，即用快信寄出。到1927年，章士钊复活《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面。他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了。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厌物。”其实，章士钊办《甲寅》月刊，也就是用黄兴的钱办《甲寅》的时候，陈独秀本人就是章士钊的重要助手，现在他骂起人来，连自己也带进去了。

而对于陈独秀鼓吹马克思主义，章士钊很不以为然。章士钊在1921年到1922年游历欧洲时，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曾表示自己有志研究马克思学说，以至于“俄德共产党人曾传说旅欧中国人中有一个倾向共产主义的章行严先生”。他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理论上是无可辩驳的，也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唤起工人运动，迫使资本家改善工人的待遇，“诚功不在禹下”，但又认为马克思理想过高，其理论“在今世道德水平线上无实现之可能性”。至于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章士钊固执地以为是绝对不合国情的：“共产说之在中国，实无意义。墨子曰：‘告子为仁，犹以为长，偃以为广，不可久也。’今独秀之为共产亦然。愚在柏林少治马克思书，其法衡之吾国，盖无一而可，独秀必伥伥然为之。”又说：“陈独秀曰共产共产，试问民穷财尽，尚复何产可共？”不过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章士钊却并不反对，他认为要使陈独秀等人放弃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惟使深为马学（即马克思学说），可解其毒”。章士钊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时，陈独秀听说，章士钊发布命令要查禁共产党以及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陈独秀就在报刊上发表致章士钊的公开信，批评他的作法。章士钊表示这是陈独秀不了解他，才有“如此谰言”。

不过，章士钊倒没有公开骂陈独秀，相反对于一些思想保守的青年学子激烈地批评陈独秀的行为，章士钊还提出了规诫。《甲寅》周刊上曾刊载一位北大学生的来信，批评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言文合一，是“弃周鼎而宝康瓠”，言辞激烈。章士钊在复信中说陈独秀、胡适乃一代宗师，“取径乖而负累重”，对于后辈小生的责难自会原谅，但作为后辈，对于当世名儒大师，“不必因取舍而定毁誉”。又有林纾的弟子李濂镗给《甲寅》周刊写信为其师辩护，且严辞批评陈独秀和胡适。章士钊在复信中说，来信意气太盛，为师辩护，拳拳之心，无可非议，但攻击陈独秀和胡适却不当，“即舍寻常风义不论，亦有伤不薄今人之道，犹非养气君子所宜”。这颇可见章士钊与陈独秀待人接物之不同。

古道热肠作辩护

1933年章士钊义务为陈辩护，为他们的友谊浓墨重彩地写上了一笔。

陈独秀是1932年10月15日晚上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以及国民党侦探逮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彭述之等。10月19日，陈、彭等又被连夜押往南京。那天晚上，在被押往南京的火车上，陈独秀依然是鼾然大睡，一时传为美谈。

陈独秀被捕，成为哄动一时的大案，人称“陈彭案”。一些人对陈独秀的被捕，弹冠相庆。国民党的一些军政要人以及各地党部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将陈独秀“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而陈独秀的一些朋友以及一些中间派人士则积极开展营救活动。翁文灏、胡适、罗文等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交付司法审判，不由军法从事。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快邮代电南京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说：“此君早岁提倡革命，曾与张溥泉（即张继）、章行严办《国民日日报》于上海；光复后扶佐柏烈武（即柏文蔚）治皖有功；而五四时期鼓吹新文化，对于国民革命尤有间接之功”，希望“矜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傅斯年发表文章，希望革命政府将陈案交付法院，公开审判。柏文蔚、宋庆龄以及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师生也纷纷设法营救。《大公报》发表短评说：“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他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主张意见，向公众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爱护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感情式的缓颊，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主张陈案应由司法公开审判，这颇能代表当时舆论。陈独秀在狱中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他的唯一要求就是希望当局将他公开审判。

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当局决定将陈独秀“交法院”公开审判。不用说，陈独秀这样一个大学者，他完全有能力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似乎也不必请律师辩护。而且正如陈独秀自己说的，他是个“穷措大”，没有钱请人辩护。不过，陈独秀是个大名人，他的案子也是举国关注的大案子，许多著名的大律师都愿意义务为他辩护。但陈独秀最终还是选定他的老朋友，当时上海“章士钊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章士钊为自己的辩护人，并且谢绝了蔡元培、胡适等人推荐的律师，以及其他律师的自荐。这主要是陈独秀了解自己的老友，信任自己的老友。而章士钊之愿意为陈独秀辩护，并不是为了钱，他的律师事务所那时光手下有帮办20多人，每月收入有近万元；当然也不是为了名，章士钊早年办刊物时，就已名满天下，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友谊。

1933年4月，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对陈独秀、彭述之等进行了审判。4月14日、15日的两次庭讯主要是审讯。法庭辩论是4月20日进行的，这一天旁听席上座无虚席。首先是检察官朱隽提出公诉，称陈独秀“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群众及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其意在危害民国，昭然若揭。”要求法庭判决陈独秀等有罪。

随后，陈独秀在法庭上慷慨激昂地进行了抗辩：“余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中国之改造者，于今三十年矣。前半期，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欲求民族的解放、民主政治的成功，决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能实行以血购自由之大业……惟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之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气，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制，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然后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生活，始得可期。”并表示 “一息尚存，予不忍眼见全国人民辗转悲号于帝国主义与本国专制者两重枪尖之下。”

对于“危害民国”，背叛国家的指控，陈独秀坚决地提出了反驳：

所谓“叛国”，指的是平时外患罪、战时外患罪、泄露国家机密罪，这在刑法上是有具体说明的，绝不能以抽象的名词漫加影射。政府与国家是有区别的，反对现政府并不是叛国，反对国民党也不是背叛民国。“若认为在野党反对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而主张推翻之，即是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而孙中山、黄兴等人，先是要推翻清政府，后是要推翻袁世凯政府，岂不是两度“叛国”了？陈独秀指出，背叛民国的不是他陈独秀，而是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所谓民国，就是民主共和的国家，在共和民主的国体之下，侵害民权就是背叛国家。而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训政代替民权，以特别法代替刑法，以军阀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在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对于外来侵害国家之领土、主权以及人民之生命财产的侵略者，应当负起组织人民抵抗的责任，否则就是叛国。而当日本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杀戮中国人民之时，国民党政府却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而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宁肯亡国，也不许人民有反对不抵抗的声音。

他又指出，宣传共产主义，组织共产党，在民主国家是自由的合法的。在20世纪之民主共和国，绝不应有迫害主张共产主义者的怪现象。

最后，陈独秀指出，国民党现在大权在握，要想迫害异己，尽可以堂堂正正地迫害，他可以等待天下后世的评判。假如，国民党要以强权为后盾，而又借所谓的法律来迫害他，说他“危害民国”，犯了“叛国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他要求法院依法判他无罪，并责令政府赔偿他在押期间的经济上以及健康上的损失。

陈独秀抗辩完毕，已经是中午一时。章士钊从律师席上站起，神情严肃地开始辩护。他的辩护词洋洋五千余言，逻辑严密，重在讲法理，而较少讲法律条文。辩护词分三层，针对起诉书以及审讯事实，逐款批驳了检察官加给陈独秀的罪名：

第一、陈独秀“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首先指出，陈独秀一案，必须要区分言论与行动。近世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主要是指公的方面而言。在私的方面，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不得毁谤攻击他人的；而在公的方面，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作为，都是人民评说的对象，“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为不罪。即其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起诉书以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入罪，可谓不明公私之别，其理论“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第二、陈独秀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指出：在民主国家，政权是可以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手中的，“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诟”。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夺取政权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合法选举来推翻政府，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颠覆政府。从法律上说，颠覆有罪，而推翻无罪。陈独秀主张的是通过选区争取选民来推翻政府，因此以推翻政府而定陈独秀有罪，滑稽可笑。又起诉书指控陈独秀主张“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对此，章士钊说：其一，陈独秀所说的“暴动”，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所用之策略完全相同，而与杀人放火则风马牛不相及。其二，陈独秀所说的暴动，只是“应”如何而已，只是将来之规划，非现在之行为。而且陈独秀一再供称力量不足，并无何项暴动，亦始终未曾参与江西的红军。法律只课现在，不课将来。故以行为论，法律不能课陈独秀之罪。

第三、陈独秀并未叛国，也没有危害民国。理由是：其一，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与人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攻击主持攻击之机关或人物，并不是叛国。“夫国者，民国也，主权在民，时曰国体，必也与民本大有抵触，如运动复辟之类，始号为叛，始得溢为危害。自若以下，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必出之途。临之以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云法制，断无此象。”其二，起诉书将陈独秀鼓吹共产主义，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列为其危害民国之罪证，这不能成立。陈独秀的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本如同一鼻孔出气”：孙中山主张消灭商人垄断，主张平均地权，而陈独秀主张打倒资本，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孙中山主张以革命之力，平均地权，而陈独秀主张以暴动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间并无本质区别。孙中山讲民生主义，开宗明义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又说：“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于刑辟，身陷囹圄。天下不平之事，宁复过斯？”其三，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理由是，这个政府实行刺刀政治，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搜刮手段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横行，民生破产；抗日无诚意。这些论调与共产党无关，只是一般的讥切时政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即便是专制时代，专制皇帝也可能不但不责怪，反会优旨嘉奖的。在民主国家，这种言论更会出现在国会中。可是，在中华民国，陈独秀同样的言论，却成了罪状，国民党何以面对天下后世？其四，为了证明陈独秀不仅没有危害国民党，反而对国民党有功，章士钊说，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也曾经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不要打倒国民党。自国民党清党后，陈独秀与中共分裂组织托派反对中共，“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

最后，章士钊说，检察官指控陈独秀叛国、危害民国，皆“湛然无据”，要法庭宣布陈独秀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显然，对照陈独秀的辩诉状与章士钊的辩护词，陈独秀站得要高些。这是因为，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法院会不会判自己有罪，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借公开辩论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失政，打的是一场政治战。而章士钊则着重于辩护陈独秀无罪，希望能够借此使国民党的法庭减轻对陈独秀的处罚，打的是一场法律意义上的官司。他纯粹是从法律上立论，对于人民的革命的权利，对于人民以暴力反对反动政府的权利，只是间接提及，并不如陈独秀那样坚决地为自己的革命的权利辩护。而且章士钊的辩护词中对陈独秀等人的政治主张的解释，并不恰当，他从有利辩护的角度，对陈独秀的政治主张，不无善意歪曲之处。尤其是说陈独秀有功于国民党一点，很让陈独秀不满。所以章士钊辩护完之后，陈独秀立即向法庭声明：“章律师之辩护，以其个人之观察与批评，贡献法院，全系其个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且亦无须征求本人之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准。”此话一出，法庭顿时哗然，啧啧称奇之声不绝于耳。

平心而论，章士钊的辩护词，与陈独秀的辩诉状一样，都十分成功，也十分精彩。多年后，当年亲临法庭旁听的人中，还有人清晰地记得章士钊当时的风采，还能背诵章士钊那琅琅上口、逻辑严密的辩护词中的一些片断。

不过，国民党公开审判陈独秀本来就只是做戏，只是向人们表明它还是讲法制的。判决已经早定，陈独秀与章士钊的辩护词不管怎样的合理合法，怎样的合乎逻辑，都不能改变判决。不过这场戏，倒成了陈独秀的铮铮铁骨和章士钊的古道热肠的见证。

1933年4月26日，法庭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15年。

审判结束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了由该报社长程沧波执笔的社论：《今日中国之国家与政府──答陈独秀及章士钊》，批驳章士钊的辩护词与陈独秀的自诉状。文章又长又臭，不堪卒读。其中心意思是说：在现在中国的体制下，国民党就是国家，反对国民党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叛国。章士钊随即在《申报》上发表《为陈独秀的辩护词》一文，注重论述国民党与国家的关系，系统地批驳程沧波的“国民党即国家”的谬论。文章对《中央日报》“负党以趋，意之所指，辄生杀予夺人”的霸道作风，提出了严正的批判。

判决书下达之后，陈独秀不服，着手起草上诉状，该上诉状针对判决书，逐条批驳，重点依然在批驳国民党即国家，反对国民党即反对国家的谬论。陈独秀的上诉，依然是章士钊当他的律师。1933年6月，最高法院裁决，“陈独秀、彭述之，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八年。”

自陈独秀下狱后，章士钊一直很关注他的生活，不时托人带些钱给他，让他能够买些书籍或是改善生活。1934年9月，陈独秀在狱中，托人转话，要四位朋友各为他写一个条幅，以便制成一小屏风，“朝夕瞻对，以释消愁”。章士钊就是其中一人。领命之后，章士钊即挥毫写下了下面这个条幅：

夜郎流客意如何？犹记枫林入梦初。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潘、吴。义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弗洛伊德画一囚室，其人目送窗棂间，日光一线，生平梦想事件均浮动于中）

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

士钊 甲戌初冬

诗中的伯先指赵声，子谷指苏曼殊，力山指潘力山，博泉指张继，他们都是早年和章士钊、陈独秀一起干革命的同志。昌寿里、梅福里则是上海的地名。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陈独秀释放。抗战时期，章士钊与陈独秀都在大后方，陈独秀住在江津，而章士钊则住在重庆，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那时陈独秀的生活很艰难，章士钊还时常接济他。陈独秀的许多信件乃至朋友的捐赠，不少都是由章士钊转送的。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2年第5期 我亲历经济理论上的一段拨乱反正　作者：吴　江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告一段落以后，首先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的是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按劳分配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还在中共召开“十一大”之前，首先在经济学界发动了关于“资产阶级权利”（旧译“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因为自从“大跃进”以来，对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最大伤害的，正是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以及同时批判所谓“庸俗生产力论”、“唯生产力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是所谓“以革命促生产”一语的涵义），实行鄙陋贫困的平均主义；同时，否定商品生产，重新回到军事共产主义时代去。这是“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典型表现，结果在经济上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异乎寻常的灾难。

1958年9月，张春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指出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这一原则与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相矛盾，它虽刺激物质兴趣，却妨碍共产主义觉悟的提高。毛泽东亲自为这篇文章写“编者按”推荐给读者，以此为极左思潮开路。

“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的理论用语。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所谓按劳分配，就是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这是一种平等权利；但是由于各人劳动能力的差别，各人在相同时间内提供的劳动量不可能是同等的，有的多些，有的少些，因此，这种“平等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能力来说，又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

马克思在这里以“资产阶级法权”这样的特殊用语来表述这种“不平等的权利”，不过是与理想中的“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原则相比，指出这种“不平等的权利”还带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痕迹，并非说这种“不平等的权利”即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按劳分配的主要标志是剩余产品归劳动者自己，不归资本家及其他剥削者所有。有人望文生义，或者一见“资产阶级”一词就反感，以致想入非非，完全是一种理论上的“左”倾幼稚病。虽然“大跃进”中因实行“吃饭不要钱，按月领工资”或“部分供给制加基本工资的分配制度”，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中间曾一度纠正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却又变本加厉，进一步强调“资产阶级法权”即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基础，批判势头一浪高过一浪，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这是毛泽东晚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之一。

所以，粉碎“四人帮”后首先在按劳分配问题上批判极左思潮，是并不奇怪的。从1977年2月起，经济学界于光远、薛暮桥、王惠德等，首次在北京地区召开了讨论会，以后又连续举行了四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前三次是1977年4月、6月、10月，第四次是1978年10月）。

在按劳分配这个问题上较易取得共识。在1978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报告中就正式宣布，必须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中央党校复校后第一期（1977年9月开始）经济学课程主要就是重新弄清按劳分配问题。党校的做法是，每节课程都请校外专家作报告。第一期经济学课程被邀请作报告的有于光远、薛暮桥等人。薛还借助党校完成他那本总结以往30年经济工作经验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起来后，人们开始敢想敢说，敢于探索，经济方面提出的问题尤多。应当提一下，这时人们也开始注意南斯拉夫实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经验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先试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当时遭到我们的批判。据我所知，1978年前后在我们这里就有人根据南斯拉夫的经验写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

一些外国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关于评论社会主义经济的著作，更多地被介绍到中国来，有的在内部资料上摘要介绍。我记得，正是在这个时候，当时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在这方面演了一场闹剧。

第四国际托派理论家曼德尔(比利时人)《关于过渡时期社会的理论》一书上下两册，其上册早由商务印书馆于1965年作为内部参考书籍出版，下册又由该馆于1979年11月以《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名，作为一般学术著作出版，未加任何说明。这位领导人读到此书后甚为欣赏，他于1980年5月28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夸奖此书说：“我看到一本比利时的学者曼德尔写的这样的书，叫《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是依靠他自己的独立的观察，收集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著作里面很少利用的。……这位作者并不是一个那种流行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也没有坚持到这种程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话，他一定都要接受。”这里显然是说，曼德尔是一位创造性的、没有教条主义习气的马克思主义者。这要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这位领导人特别重视该书第十五至十七章，即研究苏联及过渡时期的那三章。他不仅在社会科学院的党代表大会上向全体社会科学工作者推荐，而且叫一个党中央机关将该书三章印成大字本分发中央负责人参考，并推荐给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则将这三章印成大字本发给全体学员和教员，作为学习材料。后来这本书在1980年又由中联部苏联研究所推荐给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这次出版倒是加了出版者的说明，点出此书“代表了第四国际的政治思潮”。

岂料1984年“清除精神污染”时，同一个领导人，竟于2月20日和3月6日两次严厉批评人民出版社，说：“我想像不到人民出版社竟公然出版托派的书，走得太远了！”“人民出版社居然出版第四国际托派曼德尔的书，还说明作者是代表第四国际的观点，明知他是托派还公开出版他的书。”真令人哭笑不得！为此事，当时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曾彦修，于1984年9月间郑重其事地写了一份《关于不同意1984年两次对人民出版社的强烈指摘的申诉书》，分送给中央各领导人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结果，这一涉及大人物的闹剧最后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但这只是作为一个小插曲在这里顺便提及。现在就该谈到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了。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是一场有重要意义的讨论，它为经济体制改革作了理论上的准备。这场讨论发生在肯定实践标准之后。讨论的发起缘于党校经济学课程中学员们对于一个问题的争论：我们的经济工作是否存在着“为生产而生产”的问题？对此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为生产而生产”是资本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生产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始终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或利润，资本主义生产什么或不生产什么，都以可能获得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为转移，而工人即生产者“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不是生产的目的”。（马克思语）尽管资本主义生产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它的生产也必须面向市场，根据市场需要而生产，否则产品就没有出路，又哪来的利润？因此从长远看，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在客观上仍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从总体上为改善人们生活（当然不可能消除贫富悬殊现象）创造了现实基础，从这点看它具有历史进步性。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虽然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及其需要，即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及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服务，与资本主义生产追求最大利润相区别，不应该存在“为生产而生产”的现象，但是实际上，这种现象依然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同片面执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方针有关：只重视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很长，年年压也压不下去，甚至愈压愈长；又提出“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口号和后来在建设中有关生态安全问题上出现“先破坏后治理”的现象很相似），实际上把人们的生活置于脑后。从1958年到1978年，我国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变动，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有的实际工资比50年代还有所下降，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绝大部分生产是自上而下按国家指令性计划进行的，只看产值指标，很少顾及变动着的市场因素，因此生产出来的东西常常不对路，形成积压。企业靠老设备运转，人民靠低工资生活。我们的生产纵然有所发展，但对人民生活欠账实在太多，这是事实。这就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我们的“为生产而生产”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还远不及资本主义的“为生产而生产”来得有效益。原因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不能讳言这一现象，而是要认真分析和纠正这一现象。

当时中央党校内部的一个理论小刊物《理论动态》就此问题写了一篇评论，执笔者吴振坤同志评论支持第二种意见，发给学员参考。没有想到，这篇评论除回应学员的讨论外，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人民日报》于10月20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全文转载了这篇评论；

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出了经济学家于光远就此所写的评论；

接着，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当地刊物上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讲话（12月6日）。

特别要指出，任仲夷的讲话提出了“通过这场讨论，要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的意见。指出：社会主义生产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和社会的需要，人民消费的需要，那么，计划就必须考虑市场的情况，认真进行市场调查。不仅要调查省内和国内的市场，还要调查国际市场，要充分地正确地发挥国营企业的计划外生产、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个体生产、集市贸易等经济形式的作用；要充分地正确地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政策去影响和调节市场。所谓市场调节就是由市场供求变化调节我们的生产。供求变化会导致价格的上下波动，因此，市场供求调节实际上是价格调节，所以我们的生产必须十分注意价格问题，等等。

据我所知，这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第一次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讨论生产目的问题的一个重大成果。

但是同样没有想到，正在讨论展开的时候，胡耀邦突然通知我，说有人对这个讨论有意见，特别对批评“先生产后生活”的方针有意见，并说，对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也认为有问题，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决定这个讨论暂时停下来。

我觉得奇怪，这个讨论切中时弊，多数人认为很有必要，为什么又要设置禁区呢？其实，当时中央一级报刊虽然停发了文章，但地方报刊并未接到任何通知，仍然议论纷纷。1980年初，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各地党政领导干部也要求澄清这个问题，尤其要求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个问题。作为分管学校教学的负责人，我不得不作一次讲话，从理论上并联系实际说明这个问题。3月间讲话，4月就整理成一个书面东西，分发给学员并送党校领导人，但只是作为个人意见提出。我表示这样一个意思：我们的经济工作曾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问题很多，应当发扬经济民主，允许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当时《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苏星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建议在《红旗》上公开发表，并说这件事由他们向中央宣传部请示。这样，这篇文章就以《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再研究》为题，在1980年《红旗》第12期(6月16日出版)上刊出了。

这篇文章所阐述的着重点之一，是分析我国过去经济工作中发生“为生产而生产”现象的各种表现及原因，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谈原因时，除了指出我们的经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指出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积累长期居高不下(一般在30%以上，有些年份甚至超过40%)，积累资金的分配又片面侧重生产性积累，轻视非生产性积累，特别以牺牲与人民消费直接有关的生活资料生产为代价来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同时，高积累又与高浪费结伴而行等等原因外，还特别指出下面一点，即：“我们的计划体制、计划方法是自上而下垂直的，不注意企业的横向联系和市场需要。这就产生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不少企业盲目生产那些不对路产品，生产得多，积压也多。有产品没有销路的‘闲置工业’，也有生产能力超过当前需要的‘重复工业’。有的简直是为搞形式、图虚名而生产，为宣传而生产，甚至为某些根本违背经济规律的政治需要进行劳民伤财的生产。这些都是以‘计划经济’的名义进行的，所以人们有时把这类‘为生产而生产’的现象叫做‘为计划而生产’。”

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引起了中央报刊关于生产目的的第二轮讨论。1980年12月4日至10日，还在北京举行了全国性的讨论会。

这场讨论直接涉及到我国现存的经济体制问题和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不必讳言，过去我们有些经济领导工作者缺乏明确的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的思想，还不是什么“左”或“右”的问题，它的性质同官僚主义者漠视民生有些相似，是直接违反社会主义经济本性的。从本质上说，“为生产而生产”的现象同不关心“人”的地位有关，过去一提“社会主义是为了人”，就被扣上“人性论”的帽子。不弄清这些问题，“为生产而生产”的错误思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经济体制的改革也难以进行。这就是这场讨论的意义所在。

此外，我在此不能不提一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的一个过失。大概在社会主义生产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之后，胡耀邦转给《理论动态》一篇文章，系蒋一苇同志所写，提出我们的国有企业应当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照现在所说，即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这当然是一个十分大胆的意见。这个问题正是揭发了我们以往社会主义经济的弊病所在。中国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虽然采取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甚至国有企业的大部分产品的计划调拨也采取企业之间商品买卖的形式，企业内部也利用成本、利润、价格等范畴进行经济核算，但能不能够说这是一种以市场价值规律为自然主导力量而以宏观计划调控为必要辅助手段的真正的商品经济呢？自然不能这样说。中国以往的社会主义经济就生产资料领域来说，实际上是一种以商品为外壳的一定意义上的“产品经济”；就是消费品（这里主要指农产品）这个商品领域也不是主要按市场价值规律运行的。正因为这样，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标志着我们的经济将开始一项根本性的变革，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蒋一苇的文章正是在这方面指明了一个突破口。

而我和我的同伴们当时对此却感到无把握，实际上是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到这个程度，所以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这篇文章压下了，没有发表，也没有同作者商量，致使这个正确的重要的意见至少推迟了半年才得与人们见面。如果我们不犯这个过失，文章能够及时发表，本可以使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向深层次发展。

（2002年2月追记）

2002年第5期 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　作者：纪希晨

在悼念张学良将军逝世的日子里，我回想起叶剑英元帅19年前，同我谈到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将军的情景，像闪电一样掠过我的心灵，浮现在眼前。

那是第五届全国人大会议前夕的1982年11月24日上午，我们走进西山脚下一座幽静宽大的庭院。叶帅刚吃过早饭，走进会客室来。他穿一身蓝色军便服，神态祥和，面色红润，银发如霜，平易近人。我走上前去，向86岁的叶帅问好，祝他健康长寿！

叶帅谦虚地笑着说：《人民日报》的同志，日夜辛劳！

叶帅紧握我的手，让我紧靠在他座椅的旁边，用浓重的广东话说：你想了解什么呢？

叶帅像谈家常一样，谈起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朴实雅致的小会客室里，洋溢着亲切热烈的气氛。

叶帅首先谈到新宪法。他说，新宪法是我国一部很好的宪法，真正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是用无数次革命的经验教训换来的。

叶帅在回答关于粉碎“四人帮”、关于川西班佑草原勇挽危机等提问之后，我向他提出关于他亲身经历的西安事变的问题，特别是他坚持的“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问题。

我问道：叶帅，您当年作为红军代表团团长及红军、东北军、西北军联军参谋长，请谈谈您所经历的西安事变？

叶帅闭目沉思，随即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说，在西安，我住在张学良警卫营长孙铭九的家里。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两次亲自到西安，逼令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如不服从，则调东北军、西北军到福建、安徽，由国民党中央军接防“剿共”。张学良一再苦谏、哭谏，请求蒋介石停止“剿共”，团结抗日。蒋介石根本不听，反而拍着桌子，对张学良说：“你现在就是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改变！”

12月9日，西安万余学生请愿示威时，蒋介石下令，要张学良“格杀勿论”。面对蒋介石的顽固态度，张、杨被迫进行“兵谏”。

叶剑英回忆说，12月11日夜，张学良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

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

张学良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苦迭挞！（政变）

叶剑英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党中央。党中央要叶剑英速返瓦窑堡汇报情况。

离西安前，叶剑英去见张学良，说：我们很困难，穷得要命呢！

张学良当即批示，赠送叶剑英10万银洋！

叶剑英带着10万银元，坐着大卡车，在12月12日这天，翻山越岭直奔瓦窑堡。

党中央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骑着大毛驴，走出几十里去迎接。

叶剑英远远看到鬓发斑白的林老，站在寒风里迎接他，连忙从驾驶室里跳下汽车，迎上前去。

林老紧紧握着叶剑英的手说：欢迎，欢迎！

叶剑英情不自禁地仰天大笑，悠然地说：“林老，林老，你不是欢迎我，你是欢迎这10万银洋啊！”

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会议上汇报了西安的最新情况。在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时，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致主张和平解决，独有张国焘一人主张“打倒南京政府”……

按照中央决定的和平解决方针，叶剑英立即赶回西安。

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当晚即与张学良将军商定与南京宋子文等进行谈判的五项原则，如，立停内战，共同抗日，释放政治犯，实行民主等。根据这些原则，叶剑英全力协助周恩来，致力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2002年第5期 闻一多与张光年的忘年交　作者：闻黎明

今年1月28日，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度假，第二天，接到内弟风风火火的电话，告诉张光年先生逝世的噩耗。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一下子使我坠入痛苦之中。

张光年是我的长辈，按理我应当叫他爷爷。可是，由于他的夫人黄叶绿比我父亲小的缘故，所以我一直把他当作伯伯。“文革”前，张光年一家住在北京站对面方巾巷的东总布胡同把口的一个小院，我跟着奶奶住在方巾巷的象鼻子中坑，我们两家相隔很近，他的两个儿子还和我同在外交部街中学上学。不过，我那时还很少见到他。

记不得是哪一天，张伯伯和伯母黄叶绿突然来到我家，和奶奶谈了很长时间。事后，奶奶告诉我，说张伯伯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因为怕连累别人，谁家也不敢去，自然也不敢到我家来。现在，他解放了，第一个探望的就是奶奶。从那以后，我们两家走动的特别勤，我也到他住的那个小院去过数次。后来，他搬到崇文门新盖的一座楼，环境比东总布的小院强多了。1986至1989年间，我为编写《闻一多年谱长编》，到那儿访问过数次。为了我的采访，张光年做了认真准备，还特意把我父亲叫来一起听他的回忆。就这样，他一次又一次地把他所知道的往事，完完整整地诉说给我。《长编》完成后，我把他熟悉的几章复印出来，送给他审阅。他看后给我很高评价，还写了长篇序言，说他读了我这本书的一部分书稿，“感到它不仅是沉甸甸的，而且是火辣辣的”，因为它包涵着“那一段历史内容的分量”。整个序言，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闻一多的爱戴，充满着对我们一代年轻人的期待和鼓励。也正是在这些拜访和采访中，我渐渐了解到张光年与家祖的交往，了解到他和我们全家的密切关系。

1944年一个深秋的夜晚，月光透过宽大的窗棂，洒进昆明小西门外昆华中学西南角的一间小屋。

一张单人床上，祖父半躺着假寐，坐在他旁边的，是比他小十多岁的张光年。祖父与这位《五月的鲜花》的词作者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但两人都有相见恨晚之感。用张光年的话讲，他们已是忘年之交了。

“今夜月光这么好，我们不开灯了，就在月光下漫谈如何？”祖父操着一口湖北腔道。诗人的气质到哪儿也改不了，而用家乡话交谈，更使他们亲近。

“当然太好了！”张光年高兴地也用湖北老河口的话回答。

祖父与张光年相识，有些偶然。1943年，张光年奉命到缅甸去开展工作，路经昆明时，日本占领了东南亚。由于交通被断绝，张光年只好在昆明暂住下来。在昆明，他没有正式工作，而且除了李公朴外，也不大认识其他人，于是就长居在李公朴开办的北门书屋。北门书屋虽然不很大，但二楼可以容纳十几人开会，它实际上已经是进步人士特别是民盟云南省支部成立初期经常集会的一个场所。祖父参加民主运动后，常来这里，一来二去，便与住在这儿的张光年相识了。

在抗战大后方，能听到家乡的口音本身就很是快慰了，况且祖父是个家乡观念很重的人。他在课堂讲学说的是国语，可一回家就改成浠水方言了。有人不解，他却乐呵呵道：“不爱自己家乡的人，又怎能爱他的国家呢？”所以，他一听张光年的湖北腔，就大有他乡遇知音的意味。

祖父很清楚张光年是个共产党（那时，许多人把共产党员都叫做共产党），张光年对此也不回避，因为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在1938年便公开了。那时，在武汉的国民党军委会总政治部第三厅里有两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一个是冯乃超，另一个就是张光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许多人都很害怕与共产党沾边，可祖父非但不怕眼前这个共产党，反因为张光年是共产党而对他更加信任。

“光年，谈谈延安吧。”

“从哪儿说起呢？”

“就说说窑洞如何？”祖父很想了解延安，在华岗提议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里，他就和大家一起阅读过解放区的一些著作，也听华岗介绍过“那边”的情况（当时，大家习惯把解放区叫做“那边”）。但是，这毕竟是耳闻，还不是目睹。祖父早就想亲自去延安走走，看看共产党领导下的地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想到这儿，祖父突然从床上起身。“我想去延安看看，你能帮助我吗？”显然，刚才他们谈到延安的窑洞，拨动了他埋在心底的这个愿望。

有这个想法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祖父特别想到那个神秘的地方去一下，尤其是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这个愿望更强烈了。现在，面前的这位既然是共产党，当然会有办法让自己去延安的。

“现在不行，路不通了。”张光年说。

“我要去！想学学怎么做好组织工作”，祖父严肃地说，“青年们信任我们，可是情况很复杂，咱们办法少，得去延安取点经。”

张光年被闻一多的真诚感动了，但他笑着回答：“从昆明去，好家伙！不等你走到，半路上就给抓去了。或者没抓去，等你回来，帽子更红了，闻一多就不成其为民盟领导人的闻一多，也就不能起闻一多的作用了。”张光年一口气把话说到这儿，没容祖父插言。

听了这些，祖父沉默了。他知道去延安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几年前，罗隆基打算去延安，已走到了成都，还是被特务发现送回重庆。不过，那就就此罢休么？不！绝不！

“我的意思是化名去，咱们不告诉任何人，悄悄去，悄悄地回来。”祖父压低声音，向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张光年解释道。

“太幼稚了”，张光年心里想，竟忍不住笑出声。

“正因为你是闻一多，保不了密，去不了延安。”

祖父多有些不悦，身子往后一靠，躺了下去。“你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顾虑多端。”这话，让人一听就晓得他也向另外一些人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就想想办法，让我去看一眼嘛！”祖父为了争得这位同乡的援助，竟用起孩子的口吻。可是，尽管张光年很理解他，却没能点一点头。

对于这两位诗人来说，他们谈得更多的还是文艺方面的问题。

1944年9月，昆明一些文化人士在李公朴家里举行过一次“文艺的民主问题座谈会”。那天，祖父因为有病没能出席，会后张光年特来介绍了讨论的情况，并征求他的意见。祖父对张光年讲了自己的某些认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觉得此刻作家还缺乏民主运动的实践，“没有民主运动的实践，一定创造不出民主主义的作品”。他打了个生动的比喻，说“如无冲锋经验而描写前面冲锋故事，因体验的不真切，写出来也一定没有力量”。祖父还强调“写作的问题便是一个做人的问题”，而“我们理想的本身，就是一首诗”，这就把写作上升到生活的高度。

祖父的这些意见，张光年作了详细记录，其文整理后还请闻一多过目，这便是收入《闻一多全集》的《论文艺的民主问题》一文。这篇文章反映了祖父当时的文艺观，至今也是了解和研究闻一多文艺思想的重要资料。

文艺，在任何时期都是一种武器，由于昆明集合了一批青年，集合了一批文化骨干，更由于这里的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所以昆明的文艺活动在全国来说也是相当活跃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大规模的诗歌朗诵会隔不多久就要举办一回，每逢事前一二天，祖父就去找张光年：“怎么样，来一首吧！”于是，一篇篇擂着鼓点的诗奔泻出来了。张光年告诉我，他的一些讽刺诗就是这时开始写的，而他那流行颇广的《市侩颂》，也是在这种场合下由祖父催生出来的。

当然，除了诗，他们也谈别的。

一次，他们闲谈中，祖父说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大好懂，问张光年有没有这方面的文章。张光年很敏感，一下子就猜到祖父正在读《资本论》。中午，他回到北门书屋用餐，从李公朴的书橱中发现一本《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小册子，于是当晚就送到我们家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光年急于去北平。说来也巧，1945年年底正好云南的一支部队被调往东北，他就在李公朴的帮助下顶了一个通讯兵的空缺，跟着队伍先抵河内，再乘军舰至河北的葫芦岛。

张光年是在东北内战阴云密布之际北上的。他走后不久，不知从哪儿传来一则消息，说这支云南部队在葫芦岛与中共发生冲突，张光年也成了俘虏，幸好“光未然”的名字与《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联在一起，这才解救了他。祖父一直接不到张光年的信，再加上这传言，实在替张光年担了好长时间的心。直到1946年春天，一封快信从北平飞来，祖父拆开一看，是张光年的，这时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

这封信里，张光年说他正在筹备一个叫《文艺工作》的刊物，计划由闻一多、郭沫若、冯乃超、周扬和他本人作具名主编，特征求意见并约稿。祖父很赞成这个设想，答应担任主编之一，只是来不及写新稿子，便把前些日子写在几页粉纸上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原稿附上。回信中，祖父还关切地问在葫芦岛究竟出了什么事，被俘一事是否属实。

张光年收到信，心里真是好笑，同时也为有祖父这样的师友而高兴。他连忙复函，说根本就没那么回事，又说他们到葫芦岛时，中共部队为了避免冲突已先行撤退。

《文艺工作》后来因形势变化没能出版，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手稿却受到张光年的精心保护，至今仍然完好，它今天已是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了。

1946年，祖父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亡，同行的大伯闻立鹤也身中数枪，腿被打断。祖父牺牲后，我们家不能搬回清华园了，多亏冯友兰把他在鼓楼前后门桥旁白米斜街的私宅让出一半，我们家才有了暂时的栖身之地。但是，那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奶奶说什么也不愿意再在北平呆下去，1948年春，她决心率领全家去解放区。解放区是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可那儿举目无亲，找谁呢？找张光年，奶奶总说，她去解放区，就是奔着张光年去的。

去解放区之前，奶奶做了好多准备。为了通过封锁线，奶奶说她是济南一家生意人的眷属，爸爸也把名字给改了。不过，路上倒是有惊无险。

到了解放区，接待的人问奶奶想到什么单位。奶奶说，张光年在哪，她就去哪。张光年当时在北方大学，于是我们全家就到了北方大学。这样，奶奶一直跟着北方大学（北方大学后来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的校部，我的父亲闻立雕、大姑闻名也进了北方大学，而我的叔叔闻立鹏已于一年前到了解放区，已经由张光年安排在北方大学学习美术了（我的大伯闻立鹤当时在清华大学读书，因工作需要，比大家晚去一些时候）。

就是这样，我们一家和张光年紧紧联系在一起了。“文革”后，张伯伯的儿子学雕塑，跟着我的叔叔学习过一段美术。张伯伯笑着对我说：你叔叔学美术是我安排的，我孩子学美术，又跟的是你叔叔，咱们两家真是分不开啊！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5期 李公朴两访延安　作者：孙彩霞

与伟人第一次握手

延安，自从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在这里建立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便成了革命圣地，成了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抗日志士，从沦陷区，从大后方，从海外各地，冒着日军的炮火，冲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封锁、阻挠，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来到这里，探求真理，参加革命。

抗战前，李公朴因倡导抗日救亡锒铛入狱；抗战爆发后，又因动员民众参加抗战遭扣押。三年之内，两番入狱，这使他开始思考，究竟谁真爱国？谁真抗日？他回顾自“七七”抗战到武汉失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半壁江山沦丧，军队折损近半。而中国共产党从偏隅之地走向全国政治舞台，军力从4万余人猛增至18余万人，八路军推进华北，新四军先遣队深入苏南，开创了敌后游击战争的新局面，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发展到十多个，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成为敌后战场抗击日军的主力。相比之下，他对国民党相当失望，对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信心越来越高，他决定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所在地——延安，参观学习。

1938年10月，李公朴偕同夫人张曼筠及姨侄张则孙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到达西安。在这里，他们乘坐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经过几天的颠簸，于11月24日终于来到了仰慕已久的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三天，即11月27日，李公朴去拜见了毛泽东。第二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交际科招待所看望李公朴夫妇。李公朴夫妇抑制不住怦怦跳动的心，急忙到窑洞外迎接，同毛泽东热烈握手，相互笑语寒暄。走进窑洞，大家围火盆而坐。在座的还有生活书店的职员谷军，他是来投考鲁迅艺术学院的。毛泽东再次表示欢迎他们来延安访问参观，并向李公朴了解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出版发行方面的工作问题。李公朴一一作了回答，同时向毛泽东汇报了他来延安途中所见、令人忧心的反共摩擦事件，并就他所感兴趣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各校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教材、校风以及华北游击区的军事、政权、教育等问题，认真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对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大后方的出版发行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说：“敌人在攻陷粤汉之后还要继续进攻西安、宜昌、衡阳、南昌、韶关以及粤闽的几个重要城市的。这些地方，在目前虽然不会立刻失掉，但迟早总难免要失掉的。这样，将来我们的后方更要缩小，可以利用的后方更小。因此，书业界的工作便不得不向游击区去谋发展，同时，也是适应那边的需要。工作的地域大概可以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区，每区的游击根据地可以作为经营的中心地点。工作必须与当地的军队取得联络，与自己在后方的店取得经常联系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交通太困难。所以各地区的工作又必须是独立的，自印自卖。印出的书本，应该也只能是薄薄的了。”

毛泽东关于抗战困难时期新闻出版的指示，使李公朴等人顿开茅塞。李公朴当即表示，读书出版社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趋势必定走这条道路。他叮嘱在座的谷军，将毛泽东的指示函告重庆书店领导人邹韬奋、徐伯昕。次年3月，重庆书店的内部刊物《店务通讯》登载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接着，毛泽东恳切地说：“延安是一个抗日的实验区，一切都在试验中进行工作，既无什么神秘的、了不得的好处，也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莫明其妙的坏处。”希望他们在这里多住一住，走一走，看一看。

夜渐渐深了，毛泽东该回去休息了。李公朴拿出一本画册请毛泽东题字。毛泽东高兴地在张曼筠画的《长城》画幅上题了那首“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旧作《清平乐·六盘山》。毛泽东的题字至今仍保存着，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

毛泽东走后，李公朴和张曼筠久久不能入睡。他们回忆着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精辟分析和发展趋向的科学论述，谈到毛泽东亲临窑洞会见客人的谦逊精神，以及他穿的一身灰棉军衣。两人热烈地谈论着，谈论着，直到天亮。毛泽东的接见，刻骨铭心。张曼筠在《回忆李公朴》一文中写道：“28日晚上，出人意料地，毛主席到我们的住处——交际科来了。一下子，灯光突然明亮起来，一股热流通过了我们全身。我们的心抑制不住地怦怦跳动着，急忙上前去迎接毛主席，但毛主席已经走进了窑洞。高高的个子，一身灰棉军衣，慈祥地和蔼地笑着。在上海，在武汉，在重庆，在国民党统治区，我们曾多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向往着毛主席，渴望着见到毛主席啊！现在，毛主席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紧紧地握着毛主席温暖的手，久久不放。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又写道：“我们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毛主席，望着他魁伟的身影，慢慢地慢慢地远去。回到窑洞里，我们的心情还一直在激动着。公朴满怀激情地说，‘他这么忙，想不到竟亲自来了’。接着，又自言自语地说，‘共产党就是不一样啊’！”

毛泽东亲临窑洞，看望李公朴，可以看出，共产党、毛泽东对李公朴的关怀；而李公朴奔波千里，心向延安，则表现了他相信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忘不了的黄土高坡

清清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在延安，李公朴虽然住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但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亲切、宜人，甚至觉得这里的空气也格外新鲜自由。他不顾严寒，拿着一根手杖，每天奔波于沟谷纵横、梁峁交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热心地到处参观访问，考察学习。

他参观了延安的民众组织，包括男女自卫军、儿童团、农救会、商救会、妇救会、青救会、文协会等组织。男自卫军战时的主要任务是后方运输和交通联络，平时则负责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路条。他亲自经历了从延安到安塞途中，被农民自卫军盘查路条；看到了农民自卫军自带粮食，自带工具，为扩大修筑飞机场，心甘情愿地出“公役”。而女自卫军“你不要小觑她是个‘辣椒足’，乡村中的‘土豹子’”，她们出操、查路条、开小组会、讨论国家大事、主持大会做主席，样样都能干。他也目睹了儿童团帮助抗日家属挑水、拾粪、拔草、耕田；观看了由老百姓组成的民众剧团自编自演的活报剧《防空活动》，揭露日军残酷的轰炸延安的情形（李公朴到达延安前两天，日军对延安进行抗战以来第一次轰炸）。他深切地感受到，由于边区政府在不妨碍抗战的原则下，允许民众言论、结社、集会、出版有充分的自由，从而使这些组织在“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的活跃，并且都能合乎实际的需要，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空架子”。

他调查了边区的地方政治，了解到边区的村长、乡长、县长都是民众根据民主原则，采取真正的民主选举方式产生的。边区的民众对于选举，也都经过认真考虑，被人拖着鼻子跑的被动现象很少。县长的文化程度，一般来说虽然不高，但都能看文件，写报告，具有执行法令的普通知识，而且对工作负责热诚，和群众打成一片，与民众密切联系，了解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能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李公朴认为，这样的县长是抗战过程中真正需要的，这样的县长才配称一个“新民之官”。

边区的建设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诸如农业、手工业、合作社以及牛、马、骡、驴的养殖场，土布、毛衣、毛巾、皮革、袜、纸及小规模的机器制造厂，他都一一作了调查。边区政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改善合作事业，发动军队帮助春耕、秋收、开荒，取得了很大成绩。近两年内开垦荒田50多万亩，种植树木90余万棵，成立合作社150多个，另外还有鞋子、纺织、烧瓷等合作社。他的印象是：“边区政府对于生产建设的事，无时无刻不在积极推进中。”

他考察了边区的司法管理，参加了法庭的审判，到监狱里和犯人谈话，了解了边区的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他的看法是：“没有森严，没有恐怖，一切都平凡，一切都是人对待人的样子。”“边区的法律，罪犯的生活，都能合乎教育原则，都能站在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

延安的文化教育是他考察的重点，无论是“鲁艺”、“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还是边区中小学、民众识字班、冬学、夜校、随营学校，他都成了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不仅研究了他们的教学课程，而且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讨论会、生活检讨会。边区教育分普通和特殊两种。边区中、小学属普通教育，学生大部分是阵亡将士的后代或前后方军政工作人员的子弟。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以适合战时需要为原则，如国文、算术、自然、化学等都与抗战有关。鲁迅艺术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则属特殊教育，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下，吸收各阶层努力救亡的青年的学校。如“抗大”分军事队和政治队。军事队的课程比较注重军事，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到军队中做军事工作；政治队则军事课程比较少一些，毕业的学生到军队中做政治工作或到敌占区做民运工作。党校和马列学院，是为训练党员与干部而设立的。课程主要有马列主义研究、世界政治、中日问题、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他对边区教育的结论是，边区在发扬战时教育，增强国防力量，造就大批抗战干部，支持长期抗战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通过一个月的详细考察，李公朴认为边区的司法、行政、教育、民运等方面的实施方法，可供全国学习的地方很多。他说：“为着增强抗战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扩到其他地方去。”

当然，李公朴在参观考察中，根据自己的见解，也发现了延安存在的缺点。例如，由于缺乏专门人材，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技术上尚表现得不够。又如，集体工作做得很好，个别工作就稍差，有时临时工作还妨碍了经常的工作等。唯其信之笃而爱之深，才直言批评。后来，李公朴在宜川把他的意见进行整理，坦诚相告中共。另一方面，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对延安的考察确实下了一番工夫，十分深入细致，因而意见也提得尖锐中肯，又是积极的善意的。

在延安期间，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如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等人。同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像音乐家冼星海、抗大教务长罗瑞卿等人。李公朴和冼星海同住“鲁艺”窑洞，还是邻居，他向冼星海学唱《黄河颂》、《生产大合唱》等歌曲，由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他草拟了一首教育歌，由塞克写词，请冼星海作曲。和罗瑞卿结识，还有一段风趣的插曲。那是在抗大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李公朴夫妇和塞克三人是贵宾。欢迎大会开始了，主持人罗瑞卿大声宣布：今天，我们延安各界在这里隆重集会，热烈欢迎李公朴先生和塞克夫妇。罗瑞卿乱点鸳鸯谱，惹得全场人捧腹大笑。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一个月的延安之行，给李公朴留下了深刻的良好的印象。他就延安的所见所闻，写下了《革命的摇篮——延安》一文。他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圣地，还不如说它是革命的摇篮。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在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到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初访延安，他确信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和摇篮，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再饮延河清凌水

1939年1月初，李公朴结束了在延安的参观考察，到山西敌后新军活动地区吉县、乡宁、襄陵、汾城、临汾等县考察，于4月24日第二次来到延安。

经过在晋西南几个月的考察，李公朴迫切感到需要组建一支“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战区“宣扬民族抗战意义，教育民众抗战知识，交换抗战经验，学习抗战工作，推进抗战教育，奠定建国基础”。他重返延安，希望中共在建团人员上给以支持。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亲自负责。李公朴和胡耀邦多次商量，最终从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抽调了九名干部，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李公朴任团长。

他这次在延安，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他参加了延安纪念“五一”大会和精神总动员宣誓典礼，聆听了毛泽东、王明、王若飞的演讲，并和他们“互道别情，约时再叙”；参观了边区工业展览会、边区青救会与文艺会举办的青年展览会；观看了马列学院在陕公礼堂举办的晚会——三幕剧《歼灭战》；参加了“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会，会上，除毛泽东、王明、洛甫、康生、刘少奇讲话外，李公朴和新从苏联归来的萧三亦被邀讲话；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卫生部报告山西敌后情况；赴桃林参加文学座谈会；到“抗大”访问教育长许光达，畅谈“抗大”的教育特点……

抗战建国教学团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顺利建成，李公朴心情愉快，激发了他的诗情，他先后为“抗大”、“鲁艺”等单位题词纪念。

5月10日，“鲁艺”庆祝成立一周年，李公朴写赠言：“在去年的今天，中国艺术界发生了一道光芒，这光芒一被发现就惊动了全国，振奋了艺林，它越长越大，天真活泼，坚强有力地反映出千万人的心灵，发动起千万人走上前线。这新生的力量是新阶段中抗战的支柱，是新中国艺术界的曙光。”

5月18日，他赠言纪念“抗大”成立三周年：“一座伟大的熔炉，燃烧在黄河之滨，锻炼出成千成万的优秀儿女。学习八路军的求实精神，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抗大是新战士的产生地。”

此外，他还分别为“星海纪念册”、延安市卫生人员俱乐部题词。前者题词是：“中国数千年来，虽以礼乐为本，其实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建统治的工具；乐仅成了庙堂之声，与中国的大众生活毫无关系。音乐代表着民族的呼声。抗战前后中国大众音乐的空前发展，这就象征着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到来。谨以以上数言赠给我们大众音乐的倡导者冼星海同志。”后者的题词为：“武装起身体，武装起头脑，不分国界，欢聚一堂，为了民族解放。”

6月中旬，李公朴告别延安，应第二战区保安司令续范亭的热情邀请，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奔赴抗战前线——晋西北，随后又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抵达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根据地，历时17个月，开展抗战教育和动员民众的工作，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努力。

李公朴两访延安，这是他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在他的思想上起了质的变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盟友，最终为争取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献出了毕生的年华。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2年第5期 孙中山的执着追随者杨赓笙　作者：李松凌

湖口首义　功勋永存

杨赓笙，号咽冰，生于1869年，祖籍江西省湖口县三里乡上杨村。杨赓笙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2岁就读完了《十三经》，特别赞赏《孟子》中的“民为贵”之说。18岁中秀才。他中举之后，接触社会看到朝廷腐败，官场丑恶，社会黑暗，无心再去进一步应考攀升，于是就投身民主革命，是江西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会员之一。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孙中山为了加强江西的革命力量，派杨赓笙回家乡开展工作。杨赓笙回江西后，出任省议员，与江西都督、他的同乡李烈钧合作共事。杨、李二人对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靠玩弄权术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野心，早有察觉和斗争。袁世凯也把他们视为政敌。1913年6月9日，袁世凯悍然下令免去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杨赓笙也遭受迫害。李烈钧离开江西前去上海与孙中山会商对策。杨赓笙则返回湖口，秘密筹划起兵讨袁的准备工作。

杨赓笙回到湖口之后，召集当地水巡总督及下属连级以上军官会议，说明讨袁的意义，做舆论准备和思想动员工作。会议取得积极效果，决定：首先要加固炮台，添购炮弹；其次要修筑兵营，以便军队屯驻；同时招募敢死队，扩充、壮大军事实力。但是工作一开始就碰到一个最大的困难，没有经费。

杨赓笙曾向李烈钧许过诺言：一旦起事，杨某愿毁家纾难。当此紧要关头，杨赓笙决心变卖家产，筹措军饷。他怕夫人洪如宾一时想不通，就先做她的思想工作。洪夫人深明大义，全力支持义举。他们把家中细软变卖一空，又把田产和房屋全部卖掉用作军饷。

在杨赓笙的影响下，他的亲友也踊跃捐献。他的大女婿张仲西捐赠银洋2000元、粮食2000担。后来，杨赓笙在他的一篇回忆湖口首义讨袁的纪念文章中，这样写道：“赓笙本湖口人，故先生（指李烈钧）在赴沪前嘱回故里筹划一切，作起义准备。桑梓之邦，父老子弟，一经赓笙奔走呼号，咸乐为之助。”

1913年7月8日，李烈钧从上海回到湖口。第二天一早，杨赓笙陪同李烈钧视察了炮台、营房和屯粮，李烈钧十分高兴。当他得知杨赓笙毁家纾难，变卖所有家产用作军饷时，心中十分感动，大加赞许。他说：“杨兄毁家纾难，实为我全军将士之榜样，俟革命成功之日，当为营建新室，以酬大功。”李烈钧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任命杨赓笙为讨袁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通电全国，宣布讨袁。

起兵之前，决定要发布一篇讨袁檄文，这样做既能做到师出有名，又能鼓舞全军士气，唤起全国人民响应。李烈钧对杨赓笙说：“杨兄是有名才子，这件事就有劳了。”杨赓笙在檄文中写道：“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杨赓笙把这篇檄文起名叫《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并请李烈钧修改定夺。李烈钧看后说：“杨兄高才，如椽大笔，草撰名篇，足令袁贼丧胆。古人云，笔扫千军，杨兄这篇檄文，胜过千军万马，今日应为杨兄记下头功。”

湖口起义参与者、已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1981年10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出自杨赓笙手笔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

讨伐袁世凯的第一枪在湖口打响。起义初期，士气旺盛，连战皆捷。但是，因为敌众我寡，江南其它数省起义计划又未能如期实现，故终归失败。杨赓笙、李烈钧等湖口起义领导人被袁世凯定为“乱党头子”，悬重金捉拿。杨赓笙在群众的掩护下，死里逃生，免遭劫难。杨赓笙离开湖口时，投石于水，起誓说：“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誓不还乡。”由于袁世凯的追捕，杨赓笙被迫流亡国外，徐图后举。

流亡海外　办报筹款

湖口脱险后，杨赓笙只身东渡日本，开始海外流亡生活。到日本后立即去日本朋友头山满家中，向孙中山汇报湖口起义经过和失败原因。孙中山听后一再慰勉，说道：“湖口首义虽然失败，但它以振聋发聩之声，公诸如世。袁氏虽得逞于一时，断难久远，我党发动讨袁，乃为巩固共和，反对专制之义举，必将获胜。湖口首义，虽败犹荣，咽冰先生等人，功莫大焉。”孙中山要求杨赓笙留在东京，协助他改组国民党，并让其担任整顿党务工作秘书长，负责起草党章和日常工作。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最深刻的教训是，国民党内部涣散，战斗力不强。他指出：“党员有类于散沙，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因此，孙中山决心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加以整顿，再度讨袁。为了加强党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孙中山提出要把“党员服从党魁”作为一条写进党章。杨赓笙考虑之后，认为“党员服从党魁”提法不妥，建议慎重斟酌。杨赓笙说：“以我之见，不如把‘服从党魁’改为‘服从党纲’为好。”孙中山接受这个修改意见。并称赞咽冰先生大有见地，是他的一字之师。在以后的工作中，凡重要文稿，孙中山常常是跟杨赓笙切磋、商定后再发出。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精养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中华革命党对参加者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如党员必须服从党纲、遵守党纪，并规定要在入党宣誓书上打手模，以表决心。时值革命低潮，不少原国民党人心存观望，对是否加入徘徊不定。甚至有一部分人以打手模是封建帮会的做法为借口，不想参加。会场里顿时窃窃私语，议论纷纷。

面对此情此景，杨赓笙勇敢站出来维护孙中山的权威。他说：“革命政党不能没有革命纪律，没有革命纪律的政党，革命是不会成功的。这次讨袁失败，就是党内纪律不严所致。在入党誓言书上打手模，是为了加强党员的组织性，表示一个革命者彻底革命的决心，这同封建帮会的做法有本质上的区别。”杨赓笙讲完话之后，咬破手指，带头在宣誓书上连打五个血印指模，以此表示誓灭袁贼。在场的人，都为杨赓笙这一举动所感动。孙中山对杨赓笙称赞不已，亲笔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一副对联，送给杨赓笙。

后来，杨赓笙晚年在《八十自寿》的诗作中，满怀深情地追忆这件往事。诗中写道：“八十光阴瞬息过，回首蓬山五指模，一片丹心除汉贼，血痕管比泪痕多。”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东京总部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1914年10月，孙中山派杨赓笙为特使、李守诚为副使，到南洋一带开展革命工作。具体任务是：第一，组建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在海外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第二，创办自己的报刊，向华侨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独裁罪行，同时为国内革命筹募经费。行前，孙中山写了一封信，让杨赓笙带给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邓泽如先生。

杨赓笙到南洋后，得到邓泽如的大力帮助，很快就建立起中华革命党南洋支部，并创办了《光华日报》和《苏门答腊报》。杨赓笙既是南洋支部的书记长，又是两报的主笔，一身数职，工作夜以继日，辛苦异常。他除了为两报撰写社论外，还用柳茹雪的笔名在两报上发表长篇小说《双心史》，揭露袁世凯祸国殃民的罪行。小说逐日连载，大受欢迎，风靡南洋。

杨赓笙在积极开展党务活动、创办报纸的同时，也认真去完成孙中山给他的筹募革命经费的任务。由于他的努力奔波，再加上孙中山在南洋华侨中的威望和影响，很快就募集到了可观的经费。

1915年12月，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起义讨袁，组成护国军政府。随后，杨赓笙奉孙中山之命，将在南洋筹募的大批经费亲自送到云南。这笔巨款对于护国军来说，犹如雪中送炭。因此，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率全体部属远迎郊外，并在昆明五华山光复楼设盛宴欢迎。蔡锷首先在席间致欢迎词说：“上次湖口起义，咽冰先生在台前，这次护国讨袁，咽冰先生在幕后。不管是在台前，还是幕后，咽冰先生功劳都很大。”唐继尧接着说：“这次南洋筹款，极劳鼎力，咽冰先生之功，不仅吾人永记，亦将长留史册。”云南护国军惊天动地的枪炮声，打破了袁世凯想当“洪宪皇帝”的黄粱美梦，迫使他退位并终于忧惧而死

北伐开始　策反赖世璜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李烈钧任赣军总司令，杨赓笙任赣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兼参谋长。当时依附于北洋政府的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拥兵自重，驻军江西会昌筠门岭，扼北伐军入赣之咽喉。因此，赖世璜的去向，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国民革命军总部决定派杨赓笙前去策反赖世璜。

杨赓笙出发前，滇军总司令朱培德代表国民革命军总部为其饯行。朱培德说：“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赖世璜骁勇善战，甚得军心，且兵力雄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赖世璜素敬重先生，总部有劳先生此行，寄以厚望。”杨赓笙从广州出发，化装成商人，改名“张居陶”，日夜兼程前往筠门岭。

赖世璜曾参加湖口起义，同杨赓笙有旧交。但自从被北洋军阀收编后，对国民革命军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赖世璜听说杨赓笙前来，本不想见，以防引起军阀孙传芳的怀疑，对他处境不利。但又碍于老朋友的情面不得不见。初见时，赖世璜戎装佩剑，盛气凌人，用威胁的口吻说：“公欲作郦食其第二耶？”杨赓笙冷静沉着，不为所动，对赖世璜晓谕大义，说道：“将军乃北伐名将，革命功臣。今北伐大军云集，百姓箪食壶浆相迎，人心可知。将军若能改旗易帜，为革命前驱，挥戈北上，异日必名留青史，否则徒为北洋军阀的殉葬物，窃为将军所不取。至于赓笙个人，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就将生死置之度外，今愿借将军之手，成全赓笙之志。”

经过杨赓笙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耐心工作，力陈利害得失，同时争取了参谋长和团长们的支持，终于使赖世璜同意率军反正。赖世璜说：“杨公追随中山先生，矢志革命，对我辈教诲良多，关怀备至。世璜不才，于李烈钧将军回师讨伐陈炯明时，被北阀军重围所困，为惜江西数千子弟血肉之躯，乃忍辱接受收编，身在曹营，心不忘汉，但处境困难，未敢轻动。我公明教，顿开茅塞，今后定听调遣，以赎前愆。冒犯我公之处，望多恕罪。”至此，赖世璜完全为杨赓笙说服，并与杨赓笙结盟为兄弟。

由于赖世璜归附，北伐军减少了阻力，增加了实力，迅速攻入江西，奠定了北伐胜利开端。

主持赣政抗日反蒋

北伐军收复江西后，李烈钧受命担任江西省主席，杨赓笙被任命为江西省民政厅厅长。后来，省政府改组，朱培德继李烈钧任江西省主席，杨赓笙留任。不久，朱培德升任北伐军总指挥，率师北上，遂由杨赓笙代主席。在此前后三年的时间里，杨赓笙积极整顿吏治，抑制奢靡、腐败之风。他倡导创设吏治训练所、训政养成所、警政人员训练所，育储人才，并根据其德能次第候用。

杨赓笙为了杜裙带，谢请托，澄清吏治，设“焚书处”，凡是请托求官书信，概不读完，均付之一炬。

杨赓笙注重清廉自守，严禁家人接受一切馈赠。还在杨赓笙担任民政厅厅长时，有个姓王的人，家里很富有，想当县长，趁杨赓笙不在家时，送来4筐南丰蜜橘,表面是橘子，可是里面藏有很多金条。杨赓笙得知后,令人如数退回，并写了八个字给王某：“君为王密，我守四知。”这八个字是引用了一个历史典故。

汉朝杨震任太守时，他的属下有个叫王密的人，深夜给他送来大量金银，杨震为官清廉坚决不收。王密说：“请收下吧，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深更半夜，没有谁知道。”杨震回答说：“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地知道,怎么能说谁都不知道呢？”王密只好惭愧地把金银带回。从此人们称杨震为“四知太守”。杨赓笙退回橘筐中金条之事传开后,人们就称杨赓笙为“四知厅长”，以此来赞许他的廉洁。

杨赓笙在主持赣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和举措，深得民心，江西风气为之一新。1929年秋，江西省政府再次改组，杨赓笙引退。此后，杨赓笙只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议。

杨赓笙在任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议时，实际上是一个虚衔，没有实权，闲散无事，报国无门。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素仰杨赓笙的名气，便礼聘杨赓笙做他的秘书长。杨赓笙入冯幕之后，努力赞襄冯玉祥抗日救国。杨赓笙为冯玉祥出谋划策，起草文稿，代拟宣言，尽心尽力。杨、冯二人在抗日斗争中的见解一致，志同道合，友谊益笃。

在参赞戎幕之余，冯玉祥还请杨赓笙为其讲经解史。冯玉祥很自谦，把杨赓笙尊为师长，他在诗中写道：“吾爱杨夫子，英名天下闻。文章惊海内，讨袁树先声。铁骨人皆仰，高风世所钦。今日余何幸，立雪在程门。”

杨赓笙对冯玉祥的礼贤下士、虚心好学，十分感动；对他的浩然正气，更为敬佩。他在诗中写道：“大将军有古人风，礼士尊贤意最浓。真相敢符齐景马，虚声愧属叶公龙。从戎久薄弹长铗，向客何能扣哑钟。今日执鞭兼执笔，为公草檄镇顽凶。”杨、冯二人的友谊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赓笙任江西省政府顾问。1949年初，成立江西和平促进委员会，杨赓笙出任主任委员。在此期间，他积极为和平奔走呼号。他力主国共再度合作，反对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反对蒋介石为打内战而征粮征兵。他经常在各种公开场合骂征粮是“谋财”，征兵是“害命”。他还把他的别号咽冰改成“厌兵”，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抗议，因此触怒了蒋介石，被软禁在赣州，并迫他去台湾。杨赓笙誓死不从，进行绝食抗议。后经中国共产党赣州地下党营救，杨赓笙得以脱险。赣州解放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派人将杨赓笙接回南昌，并担任江西省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和文史馆馆员。（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5期 我推荐《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作者：于光远

我建议《炎黄春秋》编辑部，在今年5月号纪念五四运动83周年的时候，安排发表广州中山大学李坚教授的这篇文章。

在写为什么我要特别推荐这篇文章之前，我想先简单介绍一下杨鲍安其人。

我在《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中收入了一篇《杨明和他的妈妈一一杨匏安夫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对杨匏安作了一个脚注。在这个脚注里我写道：“杨鲍安，1896年11月6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孙中山是香山人，为了纪念这位伟人，改名中山县，中山原辖的地面很大，后来一分为三：中山市、珠海市和属于珠海市的斗门县。杨匏安家所在村现属珠海市。)他中学毕业后曾东渡日本，接触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1916年20岁的杨匏安从日本回到家乡。在学校教学中和在报刊上发表署名文章，宣传革命。他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从1919年5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底为止，他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10万字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著文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与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时间几乎是在同时。他在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在南洋新加坡、吉隆坡等地活动了一个时期，于1929年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此时他编译了《西洋史要》、《地租论》等著作。1931年在上海被捕，8月在龙华遇害。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华南地区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家，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国共合作时期，他在国民党中央担任很重要的工作，他是廖仲恺、谭平山、林伯渠等人的好友。在党内则与周恩来、陈延年等一起工作。在他诞生90周年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匏安文集》。在他的家乡——今天的珠海市内，建造了他的铜像。在广东知道杨匏安的人较多，但仍有不少人不了解他，全国其他地方知道他的人就比较少了。应该使更多的人了解他，向他学习。1996年他百年诞辰，中央文献出版社增订出版了他的文集，并在珠海举行了纪念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写了纪念文章。

2002年2月8日，我在整理书柜时，发现一本《广州青年运动史料丛刊·广州青年团沿革（1921—1926)》的书。此书1986年3月由广州青年运动史研究委员会编成付印，未公开出版，书中多处记载了杨匏安的事迹。

此书分“综述”和“史料选辑”两部分。“综述”的第一节，写1920年6月至1921年8月创建广州青年团时期，分析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青年领袖时，指出有三类：第一类是先进工人，长期担任广州青年团书记的阮啸仙就是工人；第二类是在北京读大学，毕业回到广东的学生，如谭平山、陈公博——还有一个谭植棠，属此类；第三类就是在国外留学、游学归来的广东籍青年，如杨匏安、彭湃。“综述”特别指出，“杨匏安在1919年6月到12月的半年时间里就发表40多篇介绍各种社会主义的文章，其中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连续登了29天次。他在文章中指出：资本剥削制度，是贫富悬隔和各种社会罪恶的根源。他大声疾呼：‘现在是到了劳动者奋起革命，改造中国社会的时候了。’”

“综述”还指出，在青年团成立时无政府主义者积极参加，在青年团内部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间，有一段既互相依靠又尖锐斗争的历史。1921年3月无政府主义者退出青年团。1921年5月后广州青年团也停止了活动，1922年12月恢复活动。在这之后的1923年2月，青年团的刊物《青年周刊》创刊，公开向全国发行。在创刊时，“杨匏安为《青年周刊》写的创刊《宣言》向社会声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最膺服马克思主义’，‘注重农民运动’，同时注意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军人运动。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39周年的日子。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选择这天召开成立大会，并隆重纪念马克思，表明自己搞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政治态度。”我推荐的李坚教授的这篇文章中，也特别重视杨匏安写的这篇《宣言》。

在“综述”中还有杨匏安在广州青年团内担任某种职务的记载，如1922年，中央推举阮啸仙、杨匏安等人负责处理团务。1923年5月，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改组新的执委，有阮啸仙、施卜、刘尔崧、杨章甫、郭瘦真五人。另选周其鉴、杨匏安、罗绮园为候补执委。1923年11月团员重新编配，组成15个团支部，支书名单中有杨匏安。12月，国民党广州各区党部、区分部进行改选，杨匏安被选为区党部或区分部负责人之一。

对“综述”的作者陈善光的情况，我一无所知，想必是广东的一位研究杨匏安的专家。“综述”是他写的，“史料选辑”也是他选的。我更重视“史料选辑”，因为它不是第二手资料。在选辑中查了一下，一共找到11处有关杨匏安的记载，现在按照此书页码，记在下面：

1·P38—39：“[在广州五四]运动风浪，锻炼了广大群众，也锻炼出许多坚强的骨干和领袖人物，如彭湃、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张善铭、杨匏安、黄学增等同志。这些同志在反动军阀的高压政策下，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始终不懈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展各种群众社团组织，出版书刊，热情地宣传革命思想。……在陈独秀的倡议下，便组成了广东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开始只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三人，以后到1921年党的“一大”前后，逐步吸收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如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刘尔崧、张善铭、黄学增、杨殷、杨匏安、王寒烬、梁复然等，组织逐渐扩大。”（谭天度《回忆广东的“五四”运动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2·P44：“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声势很是浩大，参加分子有各学校的教授，也有各学校的学生，原因是我和平山在高师和法专当教授，所以参加者非常踊跃。老实说，参加的人员决不是对社会主义有研究，而是好新和好奇。其时国民党人也有研究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同情者既多，气势殊震。广州共产党利用这个青年团作外围吸收共产分子，以后林祖涵（即林伯渠)、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都是由那个青年团慢慢吸收入党的。”（陈公博《寒风集》)

3·P55：“1920年12月，我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遂加入当时上海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五、六月间我到了广州，同谭平山、陈公博、杨匏安等人座谈了两次。那时小组情形，只要彼此知道或朋友介绍是研究俄罗斯问题和搞共产主义的，遇到就约个地方谈谈，没有什么章程。但是个人来往通信联系是有的。共产国际代表马尔宁（即马林)到了广州，曾由S·Y组织两次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1956年11月林伯渠口述记录)

4·“《〈青年周刊〉创刊宣言》，（原载《青年周刊》创刊号第一版）这篇是杨匏安写的，没有署名。

5·P79：[团书记谭平山用启事宣布]执行委员会设“文书部主任杨章甫——中文（文书)杨匏安、谭夏声，英文（文书）冯菊坡，日文（文书）杨章甫，其他俄、法、德文（文书）暂缺。”（原载《青年周刊》第七号）

6·P90：“弟不日入闽，书记职由杨乾庵（即杨匏安）代，嗣后关于S·Y·的信请寄广州省署左邻杨家祠杨匏庵。”（《鸢给秀松的信》。《广州青年团沿革》一书编者在这里加上一个按语，说写信的时间当为1922年10月23日。“鸢”可能是阮啸仙。）这里有几个字的关于杨家祠的记载，说明杨家祠的位置——于注。

7·P92：“S·Y·粤区以从前种种阻碍，精神涣散，现象很是不好，非从根本上整顿不可！并得西校（即共产党——《广州青年团沿革》编者注）执事同意和指示方法，于5月13日召集各小组会议改造。结果：当选校务者——阮啸仙、施卜、刘尔崧、杨章甫、郭瘦真。候补者——周其鉴、杨匏安、罗绮园。并互选啸仙为书记。即日宣告成立，执行职务。嗣后进行情形，当陆续报告。”（《啸仙、瘦真给团中央的信》）

8·P110：“第十五支部：黄沙（杨匏安、潘侠夫、杨命葵及新加入工人），由杨匏安负责组织。”（《团广州地委的整顿和发展》）

9·P124—125：“国民党各区党[部]及区分部本团同志当选为执行委员者：第一区分部未正式成立……第十区代理（区分部？）杨匏安、潘侠夫。”（1923年12月30日《广州地委给团中央的报告》）

10·P126：“[关于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大会]会场空气还好，对于提出的宣言与政纲，都没有什么讨论，唯有广州市代表万瑞麟提出党中不能有党的问题，先经CP同志守常解释我们入国民党之理由与现实的态度。复经广东省代表廖仲恺痛驳及临时中央委员会胡展堂、汪精卫再三解释，结果大多数反对提案。中央委员会CP与本团当选者为（李）守常，谭平山、于树德，候补有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林伯渠、沈定一、于方舟。中央分九部办事，即组织、宣传、调查、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军人、海外。小组同志加入各部的：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长杨匏安、指导刘尔崧，宣传干事李隆郅，工人秘书冯菊坡，青年干事张善铭。”(1924年2月《团广州地委给中央的报告》)

11·P263：《1920年——1926年广州青年团组织简况表》（见文末）

上引《广州青年团沿革》中的《史料选辑》，每一条都有出处。这些史料大致也分三类：一类是当事人的回忆，如林伯渠1956年11月的口述记录，谭天度的回忆等；还有一类是当年的报刊，如《广东群报》、《青年周刊》；再有一类就是档案材料，如广东青年团负责人给团中央的报告或团中央负责人来往信函，广东青年团负责人相互之间的信函，包括谭平山当年在广东青年团成立大会上的演说，阮啸仙致俞秀松信，阮啸仙和郭瘦真给团中央的信，团广州地委通告，等等。这些都是第一手史料，可靠而又权威，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在推荐李坚这篇文章时，我想还需要介绍一下我所知道的李坚教授。早在十年前，我就知道他对杨匏安特别有研究，并且知道他具有历史学家对收集史料的敏锐性，同时又不无意外地获得从1917年到1919年503期发表杨匏安系列文章的、极为重要的《广东中华新报》。我读过他多篇论文，但是我至今还没有见过他。最近我去广州，约广州有关同志专门到越秀区越华路杨家祠——杨匏安长期居住过的地方走了一趟，看看能否把这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残存的杨家祠建筑物作为“现代建筑物中的古迹”(这是我的语言)保护起来。本来我想约李坚一起去，但是因为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同时又十分匆忙，联系不上，失之交臂。回京后我从杨匏安的儿媳曹辛同志处得到李坚家的电话号码，我才同他取得联系，向他请教。这时候，他寄我这样一篇对杨匏安评价公允的科学研究成果，而这时又正是《炎黄春秋》考虑纪念“五四”的时候，我就想起做这样的推荐。正好前天发现《广东青年团沿革》那本书，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把书中有用资料抄录下来，一并提供给读者。

2002年第5期 五四前后的杨匏安　作者：李　坚

1918年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诗选自序》和一组旧体诗，消极遁世的悲情心态，跃然纸上。虽然他在回国之初，登家乡后山，见一新坟有感而发，写下直抒人间正气、鞭挞旧社会腐恶的短篇小说《王呆子》，颂扬贫农青年手刃村霸，为父姐复仇；然而，王呆子还是不得不入山为盗，结局仍是悲剧式的。此外，他的诗文大都不掩饰内心落寞。《诗选自序》称：“不佞少而颓唐，学殖荒落，乃谬以诗文辞见称朋旧；实则近日逃心空寂，不敢有志斯道。”表明他心如死水，波澜不兴，有如道家禅佛，不敢以诗言志，去起“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了。他在同年发表的旧体诗，更是充满着万念俱灰的情调。如“人闲只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消夏》）人在不得意、百无聊赖的时候，往往借诗酒浇愁，以填补心灵的空虚。杨匏安在五四以前的心态正是如此。如“把酒乐斯须，偷闲静里娱，相逢皆作客，不醉且行沽。”（《同无庵、都休饮酒》）“相见拼一醉，归去独陶然。……寄语章居士，今宵又破禅。”（《过无庵小饮并柬章甫》）至于“拼将浊酒斗孱躯”，（《秋夜同无庵闲步》）则已是消沉到不惜以酒自残了。

然而，杨匏安的心灵深处毕竟还蕴藏着更主要的另一面，即长期积累下来被压抑着的忧患意识、爱国情怀，一直没有得到抒发的机缘。

杨匏安出生于破落的茶商家庭，备尝旧社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况味，因而养成从小就憎富怜贫的心态，这也是他早年容易倾向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原因之一。他的母亲是位知书识礼、争强好胜的女性；虽然家境清贫，却耻于母家（华侨富商）嗟来之食，宁可以针黹手艺自给。杨匏安在凤山高小学堂念书时的校训：“一、立志；二、立诚；三、立品；四、正学；五、明经术；六、攻史学；七、屏外务；八、戒虚声；九、正文体；十、习书法。”进入广东高等学堂附中，礼堂上悬挂着的是广雅书院创办人、清末两广总督张之洞撰写的对联：“虽富贵不易其心，虽贫贱不易其行；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广东巡抚吴大撰写的另一楹联上句则是：“当秀才即以天下为己任，处为名士，出为名臣。”广高监督（校长）吴道平日训勉学生，对荣名利禄“应异乎世俗之相待；尤戒内役于自市之见，而外劫于众楚之咻”。杨匏安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大都不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传统。他生长的家园——香山（即今中山、珠海两市），曾是南宋末年的古战场。抗元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押送京都，路经香山附近海面伶仃洋，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绝唱。丞相陆秀夫与元军海战，全军覆灭，在新会门背负幼帝蹈海殉国，海上浮尸10万，演出一幕历史罕见的悲壮场面。杨匏安从小就习闻这些地方掌故。文天祥、陆秀夫等洋溢着中国式古典悲剧精神的英雄事迹，似乎遥远，又近在眼前，日久天长，逐渐转化为潜意识，与他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以及参与他的叔祖杨应麟领导13乡群众反对澳门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扩界斗争的经历，交织在一起，构成他的人格的基本特征。正因此，五四之前，尽管他意气消沉，落落寡合，却又傲骨，内心显得很不平衡；但也仍然不时露出壮志未酬、空老华年的惋叹。如“单襦皂帽萧条甚，老却天涯管幼安”。（《钓》） “自分凿坏归隐去，壮怀收拾叹汪洋”。（《登东望洋山》）这和岳飞的《满江红》词：“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咏叹，不是也颇相类似么！自然，杨匏安只是一介文弱书生，缺少岳武穆那种“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雄气概。

杨匏安早年受过无政府主义者刘思复的影响，认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人间最美妙的天堂。他到日本后，初次阅读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利彦翻译的马恩著作，和邻居女教师潘雪箴进行了关于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对无政府主义的怀疑产生了。这时，刘思复已被袁世凯的党羽龙济光逐出广州，贫病交迫，客死沪上，归葬杭州西湖烟霞洞，年仅31岁；生前拟在九龙建立红荔山庄未成。他的挚友郑彼岸为撰挽联云：“春梦断江南，红荔湾头虚宿约；夜盟记湖上，白云庵里痛前尘。”“继秋璇卿（秋瑾）女士分占湖上青山，他年三竺重经，感旧应添一付泪；与无政府主义同葬支那黄土，此日重洋怅望，哭君宁为十年交。”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曾对中国起过重大影响。也因1911年“大逆事件”，幸德秋水等被控谋刺天皇，12人被处绞刑，12人被处无期徒刑，日本政局从此进入“黑暗时代”。幸德秋水在狱中和行刑前遗诗两首云：

（一）

昨非皆在我，何怨楚囚身。

才拙唯任命，途宿未祷神。

生死长夜梦，学辱太虚尘。

一笑幽窗底，乾坤入眼新。

（二）

区区成败且休论，

千古惟应意气存。

如是而生如是死，

罪人又觉布衣尊。

诗中似乎已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搞暗杀活动的错误，革命必须尊重人民群众。中日无政府主义运动的没落，促使杨匏安逐渐摆脱迷惘，在新的情境下，作出新的选择。

1916年冬，杨匏安回国后精神状态之所以“逃心空寂”，陷入颓唐，半由于客观形势使然，半由于主观方面的自我封闭。他回国后踏入社会，面临的现实是，国际帝国主义欧战方酣，国内南北军阀虎狼当道。他不愿屈身于军阀官僚门下讨生活，自然会生“合辙于今倍觉难”之叹。而且身负七口之家的生活重担，爱情方面又遭受挫折，不得不勉从母命，放弃曾经互许终身的女友，和一乡下姑娘结婚。他整天为满足最低层次的生存需求而滚打，除了“春衣典尽觉身轻，日日江头着屐行”和借诗酒消愁外，还能有什么作为！于是，时敏中学的同事、诗画家贺无庵、孙都休便进入了他的生活，和他结成同病相怜、诗酒消愁、自我封闭的小圈子。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 1896～1980）说：“认识的建构是通过主客体的互相作用来进行的。个体之所以能对刺激作出反应，是由于个体原来具有格局来同化这个刺激。但同化不能使格局改变或创新，只有通过自我调节，才能引起格局的变化和创新，以适应外界环境。……通过同化和调节，认识结构就不断发展达到平衡，以适应新的环境。……平衡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平衡这种持续不断的发展，就是整个心理智力的发展过程。”（《发生认识论原理》）

事情正是这样。1918年11月，国际形势起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战败，英、法、美、日等协约国战胜而结束。翌年初，召开巴黎和会。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和平条款十四点，主张建立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殖民地人民的意见，反对秘密条约等。威尔逊的空谈，确实迷惑了全世界许多善良的人民。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我国人民更是举国欢腾，以为从此可与列强平起平坐了；连名流学者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都说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对强权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民主主义的战胜”；是“庶民的胜利”。梁启超更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和平而战。”国际联盟是实现世界大同“最良之手段。”（《国际联盟与中国》）。北京市民、学生推倒了作为国耻标志的克林德牌坊。北京政府将拆下的碑石在中央公园建立“公理战胜”碑坊，通令全国放假庆祝胜利。杨匏安对战后形势，却另有看法。他不忍坐视举国醺醺，沉迷于世界即将获永久和平的误区，一反过去不问世事的常态，于1919年3月3—5日的《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题为《永久的和平果可期乎？》的编译文章，向国人提出质疑。文章说：

今次之大战争，伏尸流血者1800余日，盖史乘所未有之奇祸也。彼悍暴之德意志人一旦力穷势蹙，乞盟城下，从此六洲携手，放马销兵，吾人固祝此种亲睦之幸福随阳和以敷散八表矣。顾以吾人所观，则欧洲之纠纷犹不敢遽云止息，以德、奥、俄三大帝国，现方分崩离析，将来必有多数新建小国出现。此中过激社会主义运动其势愈益猛烈，大类洪水之后，混沌苍茫，不知从何收拾，欧洲前途犹在昏暗中也。……仅除德人一害，而谓理想中之新欧洲遂由此实现，则又失之武断矣。假令战争善后之策不得其宜，各种重要问题措施未当，其所贻留之导火线必较前加剧，是则欧洲中东将一变而成为第二巴尔干，祸福倚伏，正自难知，高瞻远瞩者未尝不为之寒心也。

文章继而论及国际联盟：

曩者固有人揭万国和平以号召，又有万国平和协会及万国平和强制同盟之组织，然此种企图终不过垂诸空文而已。……盖国家亦一种有机体，究不脱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原则。……今人心厌乱，自当祝其早日成立；但国际联盟既成之后，遂谓永久平和之幸福即随之而至，吾人殊难深信。盖欲图真正永久的平和，需先泯灭一切种族偏见及破除宗教之人我执，一视同仁，强弱相扶，贫富相济，……然后国际永久平和几可期矣。不然，若今日仍以有色人种之名，而凌虐亚细亚及非洲诸族，或以异教之故，务排斥基督化外之民，一若天经地义，行所当然者，如此而欲平等大同，非欺人之语，则亦徒托空想耳。……而世之论者，辄于狂喜之下，遽断世界转即平和，或云民主主义既得全胜，据单纯之理由，遂抱乐观，未始不嫌其言之过早。若夫念及太平洋之将来，则吾人尚难高枕而卧也。

杨匏安已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观察世界大局，抓住种族和宗教两类主要矛盾，对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作出正确的判断，远远超过当时国内名流学者的见识。据笔者所知，当时国人对一战后世界形势抱悲观态度的尚有张奚若。他从法国写信给国内友人说：“读中国报纸，又见官府人民一齐庆祝联军之胜利，令人赧颜。读《新青年》等报，见谓公理战胜强权，以后世界将永远太平，令人叹其看事太不Critical（批判的）。”“德奥之败，谓败于Bolsheviki（布尔塞维克）之公理或威尔逊之公理则可，谓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则不可，以于英、法、日、意之公理与德、奥之公理无大别也。”又谓“《新青年》等报谓世界将永久太平，未免蹈混事实与希望为一之弊。”张奚若没有像杨匏安那样，对战后时局作出具体深入的理性分析，而仅仅是根据智者的高度敏感，对时局的走势作出颇有见地的预言。

在这期间，杨匏安又受到一次外部刺激，出身于广东高师的时敏中学同事攻击他“不懂教育事业”。他立即辞去时敏的教职，同时追随名家蔡元培的教育思路，奋笔为文，写成《青年心理讲话》和《美学拾零》共4万余字，于1919年夏季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这是他留学日本时积蓄的潜能的又一次迸发，表明他并非如时敏某些同事想像的，出身于张之洞广雅门下，只会饮酒吟诗的古董，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当时无论是心理学和美学，在中国都还处于萌芽阶段，杨匏安是开拓这些学术领域的排头兵。

杨匏安辞去了时敏的教职，也离开了时敏一起饮酒吟诗的小群体。他从此不再发表“逃心空寂“的诗作，倒是孙都休对杨匏安的辞职颇有牢骚，6月9日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一诗云：“吟诗饮酒岂不好，为底来呈让位文？今日英雄争事业，心思迂腐不如君。”人各有志，看来这位画家并不了解他这位昔日的诗友。这时杨匏安的心灵，早已通过报刊传媒和容伯挺的中介，飞向北京大学《新青年》作者群体中去了。夏去秋来，他很快又进入了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角色。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比俄国迟半个世纪，比日本也迟十多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向海外寻求救国的良方，各种政治社会学说都被介绍进来。新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原有的大型报刊也相继扩版。这时，马克思主义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在《新青年》和《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号。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广东中华新报》也登出广告定期于六月初一（即阳历6月28日）扩版，增辟《通俗大学校》一页，“专载百科学术思潮以供读者修养研究之用”。另辟《读者俱乐部》一页，“以供读者娱乐消遣之用”。在容伯挺看来，办好一家新闻报，“即不啻多一善良完备之大学校”。他找杨匏安商量，“用就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中，遴选诸家学说二百数十余条，请社友杨君抄译而演述之，以飨吾国志学之士。”容伯挺要求杨匏安译述200余篇《世界学说》，对杨潜在能力的迸发，无疑是一股巨大的助力。他必须重温过去在海外学习过的有关资料，并扩大视野，阅读新出的资料，通过逻辑思维，比较、分析、综合，内化为自己的新知。我们从残存的到1919年12月15日止的《广东中华新报》中找到杨匏安编译的《世界学说》41篇。其中属于哲学范畴的，如唯心论、唯物论、一元论、多元论等32篇。属于社会主义派别的，如共产主义、集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9篇。虽然尚有大量篇目未能找到，但从中已可隐约看出杨匏安一步一脚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心路历程。如他在1919年3月发表的《永久的平和果可期乎》一文中尚说：大战之后“过激社会主义运动其势愈益猛烈，大类洪水之后，混沌苍茫，不知从何收拾。欧洲前途犹在昏暗中也。”悲观态度，溢于言表。到了同年10月发表的《社会主义》一文则称：“近代生产事业，虽以资本制度而益形发达，然今日贫富之悬隔，及社会上各种罪恶，莫不由是而生。然则现在之社会状态，实劳动者奋起革命以求改造之时也。”显然，对劳动者的革命事业已抱有热切的同情与期望。如果说杨匏安在《社会主义》一文中还不清楚拉萨尔主义的机会主义性质，尚说：“同时有来查尔（即拉萨尔）者，与马克斯共称为近世社会主义之巨子。马克斯所出理论，来查尔本之实行，盖一则为哲学者，一则为政治家也。……又来氏言论，虽不若他人之过激，顾材干灵敏，卑斯麦常称其具超群绝伦之资格。……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63年成立，来查尔之所组织也。其于德国政治界占一大势力，至今弗衰。”时隔不到一个月，他在《马克斯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文中，就改正了前此的错误看法。文章开头即称：“自马克斯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且去来查尔而归于马氏，在近世社会党中，其为最有势力者无疑矣。”杨匏安这篇名文，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失同为五四时期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丰碑。但杨文有个特点，它不像幸德秋水写《我是社会主义者》，或片山潜写《我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鄙见》，或李大钊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以及林修梅写《社会主义的我见》，把自己介入进去。尽管杨文字里行间充满对马克思的同情和敬意，却始终以《世界学说》之一的客观立场，作新闻记者式的报道，表明杨匏安这时还没有完全把马克思主义内化成为自己的精神结构，直到他入党后的1922年2月，为《青年周刊》创刊号撰写《宣言》，才公开表白他精神世界的重大转变。

《宣言》一开始就宣告和旧社会彻底决裂，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我们认定旧式的农业社会制度，是过去的，无可维持的；现在新起的工商业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改造的；所以‘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因为他的经济学说能把资本制度应当崩坏的纯经济的、纯机械的历程阐明，他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学说就是指示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实际道路。”尤其可贵的是，这篇不到两千字的《宣言》，已初步结合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中国革命除了注重劳工运动外，“我们尤其注重的是农民运动。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出自农民□□（血汗）。”《宣言》还号召学生、妇女、军人和青年携起手来，共同革命，号召军人学习苏俄红军的榜样。文末并指出：“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本来可以认为同属一家，因为彼此的步调初本相同；很希望他们莫过作空想无办法的说法，应同我们联合一致进行。我们所反对的，就是冒着社会主义招牌、缓和阶级斗争，而使资本家间接收受利益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我们仍然希望他们多读点共产党的著作，生发点奋斗的精神。”

《宣言》表明杨匏安此时的精神状态，已远远超出1919年对马克思主义高度同情与景仰的境界，而是把它内化为自己的精神武器并加以调适，即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观察分析社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并为壮丽的共产主义前途而奋斗终生。这时的杨匏安已将小我融入大我——革命群体之中。《宣言》不仅是杨匏安个人的观点，同时也代表着他所属的革命群体的观点，其中涵盖着李大钊、谭平山重视农民以及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调适的观点。正是这种小我融入大我，形成革命群体的共识，在实际的斗争生活中，转化为庞大的物质能量，才造就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业。杨匏安就是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群体一分子的心态，参与革命斗争，迎来大革命的英雄岁月，迎来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下的腥风血雨。

1931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由于私生活失检，被叛徒告密，连累杨匏安等16人被捕。在敌人利诱、威胁、软硬兼施的劝降面前，杨匏安表现出钢铁般的坚定和沉毅，正如他对敌人说的：“我从参加革命始，就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对战友的错误连累，他没有愤恨和埋怨，只是赋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今番成永别，对视莫潸然。”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民族恨、人民仇，更无个人的恩怨。百炼钢成绕指柔，他以极度宽容的心情，婉劝罗绮园，用不着流眼泪，要为人民尽忠，为革命守节。不能留恋残生，像南北朝的叛徒褚渊那样，留为后人耻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杨匏安面对屠刀的坚定和对战友犯错误的宽广仁厚的胸怀，把中国式的古典悲剧精神提升到空前崇高的境界。我反复吟诵他在1918年写下的诗句：“人闲只合看云坐，世乱聊为带雨耕。我已无心问哀乐，残蝉何事倚高鸣？”和10年后他从南洋寄回的诗：“故乡回首战云深，漏刃投荒万里临。……自笑身闲心独苦，当头皓月伴微吟。”以及四年后的绝笔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反思杨匏安前后的心路历程，从遁世到入世，从“栖心莫梦藏隍鹿，袖手休弹覆局棋”，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朝菌不识昼夜，蟪蛄不识春秋。唯有烈士的精神永生，长伴着历史的行程，鼓舞后人去探索去追求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恐惧的真正自由的理想世界。人生的道路，取决于主体的抉择，贵在不断自我超越。什么是人生？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的？杨匏安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我不禁又一次陷入渺远的沉思中。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5期 义薄云天　宁愿作囚徒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先到洛阳，26日上午由洛阳回到南京。国民党搞了隆重欢迎的场面。张学良则根据蒋的建议，没同时到达，而是过了些时间，乘另一架飞机抵达南京机场。当时，机场上欢迎蒋的人群已经散尽，换上来的是武装宪兵和便衣特务，以及宋子文和他的几个卫士。随后发生的事情，当年任宋子文卫士也在机场的段汉斌回忆说：“当时，到机场接张学良的汽车是蒋介石派的专车。张学良上汽车时，军警们只准两名警卫人员（跟随张学良来宁有四名卫士）上车，将另两名警卫人员留在机场。接着，军警特务的汽车一前一后，把张学良的车子夹在中间……”而当汽车开到目的地时，“六七个持手枪的特务立即上前把张学良的两个警卫员隔开，并将张学良拥至室内，把宋子文关在门外不准进去。”

这阵势，显然令张学良大吃一惊，也令宋子文十分不解：“宋子文看到这个场面，厉声质问那些军警特务：‘是谁叫你们这样做的？’那些军警特务见宋子文怒气冲天，面有难色地说：‘宋部长，你不要发我们的火，这是委员长命令我们这样做的。’宋子文听后，脸上气得发紫，一面向我们和司机挥手大声说：‘走，我们去蒋公馆！’说完，我们跟着宋子文又直奔蒋公馆。宋子文的汽车到了蒋公馆，公馆门前军警林立，警卫森严，他们不要宋子文进去。其中一个当官的对宋子文说：‘非常对不起宋部长，委座有令，他因一路疲劳，身体不好，今天不见任何人，你有事，请改日再来。’宋子文见军警不让他进去，便不跟他们说了，怒气冲冲地直往里面跑。那些军警碍于这位国舅的面子和威风，无可奈何，个个呆若木鸡。我们几个卫士进不去，只有在大门外面等着。”

宋子文与张学良私交很好，在政治主张上也有诸多相通之处。在对待日本问题上，宋主张依赖英、美，坚决抵抗，因而对张学良的抗日主张持同情和支持态度。西安事变后，宋赴西安，虽然有私情在内（蒋为其妹夫），但力主达成抗日的主张也是重要的目的。因此，西安三位一体能与蒋达成口头协议，与宋子文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宋对张行事光明磊落的性格极为赞赏，但对其妹夫睚眵必报的性格却了解不够。他想不到，蒋会如此对张，因而要与蒋理论一番。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大舅子却管不了妹夫：

“到了晚上七点半，宋子文从蒋宅出来，仍然余怒未消，脸上涨得通红。从宋子文的面部表情判断，我们料定宋子文为张学良说情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宋子文回到南京北极阁公馆后，晚饭也不吃。当天晚上八点，我们跟着他乘京沪特别快车回到了上海。宋子文由于和蒋介石闹翻了，心里很不舒服，他回到上海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深居简出，不理公务。南京方面几次打电话叫他出席重要会议，他也不去……”

张学良初到南京时，蒋即示意他写一检讨性质的东西，看起来好像还是从“关心”角度出发，意为应付一下南京的官员。张学良同意了，他是以给蒋写信的形式来写这个所谓“认罪书”的：

介公委座钧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过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安，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见谅！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

张学良想不到的是，这份所谓的“认罪书”决不是示意他写的人所说的，仅是做做官样文章而已，而是蒋介石后来对他采取措施的重要的一步。

27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写了一份呈文，内中说：

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免。

随这张呈文附上的，还有张学良所写的“认罪书”。

蒋介石所谓请“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不过是他故作姿态，在国民党内，谁能免去他的职务。这才是十足的官样文章。因而呈文中关键是对张学良，其“国法军纪自难免”一句，加上附之张的“认罪书”，虽然他在呈文中也有鉴于“该员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所以希望“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等语，但其希望对张严加审判之意已昭然若揭。

国民党中常委自然理解蒋介石的苦心，因而对张学良群起而攻之，没有经过讨论便做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指定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为审判长，陆军上将朱培德和鹿钟麟为陪审官。

以当时的蒋介石的处境而言，他只能耍这样的手腕。当年参与审张的鹿钟麟在回忆录中，披露了蒋介石的心态：“虽然幕前看到的都像是大仁大义，宽大为怀，可是幕后所干的却完全是另一套，他为什么会如此呢？这固然与其秉性和为人有关，更主要的还在于，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处置，实有其难言之隐。一方面在他离开西安之前，宋子文和端纳曾得到他的首肯，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这项诺言，几为人所共知，情势所迫，难以出尔反尔，不能不装出大仁大义、宽大为怀的模样。一方面因为西安事变，使他感到个人‘威信’扫地，且受尽惊惶，吃尽苦头，对张学良怀恨很深，戒心很大，极思乘机给以报复，自然会采取阴险毒辣、穷凶极恶的手段。历史事实证明，西安事变以来，对张学良的处置，一直就是被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所决定。关于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的一幕，看来好像尊重法律，煞有介事，揭穿来讲，无非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而且这套把戏不久便大白于世了。”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等军事法庭主持的审判，是在12月31日举行的。不论对于审判者还是被审判者而言，都是个令人尴尬的场面。作为审判长的李烈钧和作为审判官的鹿钟麟，与张学良私交很好。鹿同张是换帖弟兄，而早在1924年李烈钧以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身分随孙中山北上途经天津时，张学良曾代表张作霖前往迎接，二人即认识，后成为老朋友。李本人拥护孙中山，曾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张学良此举是谋求全国一致抗日，并无恶意，所以曾劝蒋采取宽容态度。但蒋不听，还硬要审张，后来不知是谁的提议，还把审张的主角加在了他的头上，这无疑是将了他一军。但他深知蒋的脾气，尽管明知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还不能推辞，只得勉为其难。

场面虽然尴尬，但是，李烈钧也罢，鹿钟麟也罢，还要秉承旨意行事。上午10时整，李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坐定后，李命鹿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后，与之握手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张答：“是的，身边并无武器。”鹿接着说：“好，请稍待。”鹿即返庭复命，回入原席。

开庭后，张学良面带笑容进入法庭。李因为张是陆军上将，特意为他准备了椅子，但是，张并不坐下。

李烈钧照例先问受审人姓名、年龄、籍贯、家庭、亲属等情况，但张学良并没有回答。李并不在意，接着问道：“你何以竟敢出此举动？”

张答：“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问：“你知道你的这种举动是为国法所不容吗？”

张答：“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条款。”

李翻开《陆海空军刑法》有关胁迫统帅条款给他看后，又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抑是自己所为？”

张答：“完全出于我个人所为，自作自当，我决非任何人所指使的人。”

张对李说：“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说：“当然可以。”

张问：“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

李答：“是的。”

张问：“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

李答：“是的。”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张学良这个问题自然难倒了李烈钧。所以没等他把话讲完，李只好大声斥责他：“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自然，说到此处，李很激动。审判官怕出现尴尬局面，忙将李请到休息室。

休息片刻，李回到法庭，继续审讯。李烈钧回忆：

“我劝告张学良：‘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否则对你不利。’鹿钟麟亦对学良说：‘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我接着对学良说：‘你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学良据实陈述，遂定谳。”

随后的情况，据鹿钟麟回忆说：“进行至此，遂宣告结案，书记官将记录呈李，李阅后对张说：‘今天你所招供的话，都记录下来了。现在给你看一下，其中若有错误之处，可提出更正，如无错误，即签字缴回。’李把记录递给张，张看完对李说：‘没有错误的地方，无须更正。’张签字后缴回。李将记录签署并交由全体会审人员传阅分别签署后，便送请蒋介石核示。计算时间，恐尚未寓目，蒋即把军事委员会军法处根据此授意而预先拟好的判决书发下，命令宣布判决。”

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蒋介石则继续玩弄其花招。在宣布判决书的当天下午，他假惺惺地即向国民政府送交了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以所谓“当今国事多艰，扶危定倾，需材孔亟，该员年富力强，久经行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倘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未可遽令废弃，不为开善向上之路”为由，请求“将该员应得罪行予以赦免，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示逾格之宽仁”。

随后，国民政府发布了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赦免后“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自然是不放人了。所以审判结束后，张学良便被送往南京太平门外孔祥熙公馆，被单独关在二楼一个房间里。从此，开始了他的漫无止境的幽禁生涯。

蒋介石幽禁张学良的首要目的，自然是要瓦解西安的三位一体。张学良在当时尚未能全然看透蒋的阴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要集中全力抗战就必须服从中央，因而，面对西安将士对自己的营救，以及与国民党中央针锋相对的举动，他多次致电杨虎城及东北军将士，要求他们忍辱负重，即使对蒋介石的要求也不拒绝。因此，西安的三位一体最终未能保全，蒋介石达到了目的。

张学良以国家民族为重，他所想要的是一个全民族抗日的结果。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倒没有食言。2月15日开幕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发表宣言，宣布“和平统一”的方针，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全民族抗战的问题已成定局。“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携手抗战，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

这一切，自然让张学良感到欣慰。但是，被囚禁的生涯使他报国无门，自然心情郁闷。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他先是住在武岭学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虽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民权，但是，对于被幽禁的人而言，这无疑是空话，而且，蒋介石也有令：没有他的批准，张学良不能会客。

蒋介石总算知道少帅的孤寂，让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夫人的到来，自然让孤苦的张学良得到一点精神的安慰。于住了一个多月后，赵四小姐又来陪同。在雪窦山这一年多时间里，由于有两位贤慧的女人轮流陪伴，加之经过蒋介石批准，国民党的一些高级首脑、将领，如莫德惠、宋子文、邵力子等人来看望，张学良的心情也逐渐开朗起来。因为无所事事，所以，在读书看报之外，他格外注重锻炼身体，以期有朝一日奔赴疆场。

8月，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思前来探视。他是在赵四小姐和宋美龄的亲信黄仁霖的陪同下来到雪窦山的。兄弟二人在此境况中见面，自然感慨万千。由于周围有人监视，兄弟二人无法详谈，只好在书房中用笔进行无声的谈话。

张学良向张学思询问抗战的形势、东北军的情况、中共的主张等问题；并告诉三弟，蒋介石不让他参加抗战，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那位姓黄的来，是要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他告诉张学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张学思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读着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张学思自然感情难抑。此前，虽同胞兄弟，但却无缘谈心。而能够谈心了却是这样一种方式。他深深理解哥哥的心意。对于哥哥的嘱托，他含泪在纸上写下几个赫然大字：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张学思没有辜负哥哥殷切期望。结束在南京中央军校受训后，张学思回到东北以后，就组织和领导了东北民主联军，积极抗日，使之成为一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军队。新中国建立后，他成为海军的一名高级将领。

25年后的12月12日夜，在北京一次有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参加的纪念会上，张学思心情甚为激动，以至于出现了纪念会上至今仍感人至深的一幕。高存信回忆说：“席间，大家议论了张将军在台湾的近况，并就所谓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一文进行了猜度。心情最为激动的是张学思同志，他回忆起过去大哥对他的教育与培养，如今，天各一方，怀念之情无法用言语形容。他起立向周总理敬酒时，竟至泣不成声，周总理也怆然泪下，大家怅惋不已。这时邓大姐举杯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周总理沉默一会儿，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我流下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那时候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有争论。张汉卿说：要抗日必须争取蒋介石，主张联蒋抗日。他的爱国主义心情二十多年来，始终如一，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加怀念他！’总理的话情深意切，含义深远。”

张学思如此激动，自然想到了雪窦山那一幕。

1937年的中秋节，张学良要求到雪窦山附近的名胜妙高台过节。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抗战已经开始，而怀有满腔爱国热情的张学良却身陷囚地，心情自然苦闷。席间，平日很少喝酒的他也端起了酒杯。酒过三巡后，他豪情勃发，对监视他的人员情不自禁地说道：“现在日本鬼子来侵略我们祖国了，我带你们打日本去！”

其实，张学良自己也知道，他的这种豪情只是纸上谈兵。在此之前，他曾致信蒋介石，要求为国效力，参加抗战。但是，蒋介石的答复是：“好好读书”。这个答复足以让他重又回到那种郁闷、萎顿的状态中去。他在酒桌上表露的豪情，只能看作是对自己百无聊赖境况的一腔幽愤。

不久，“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随之失守，日军长驱南京，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10月，张学良离开了雪窦山。此后，张学良居无定处，时常搬迁，先住湖南郴州苏仙岭，后又移住沅陵凤凰山。

如果说在雪窦山张学良还觉得有机会抗战报国的话，这样的迁移表明，蒋介石显然是做了长期幽禁他的打算。明白这一切，他已经感到恢复自由无望了。他只好整日躲进唐诗宋词中，以排遣自己难以抑制的悲愤。在苏仙岭住所的墙壁上，至今还残留着他“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的词句；在凤凰山，他的《自我遗憾作》至今也保留完整：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白头，惟有春风今又还。

诗以言志。看到张学良的这两处题诗，当年他的那种苦闷，那种报国无门的极度沮丧心情，令人难以言怀。

在凤凰山中，令张学良心情感到高兴的是，他的老朋友张治中前来看望他。此时，抗战已进行了一年多了，但是，局势仍不容人乐观。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在去湘西视察的途中专程赶到凤凰山。当年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时，张治中曾前去探望，现今两人分别已两年多了。

老友相见，双方自然都很兴奋。张学良托张治中向蒋介石转达他要求参加抗战的愿望。他无可奈何地说：“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情都可以。”

张治中当然明白老朋友的心情，他建议张学良亲自写一封信给蒋介石，由他负责转交。张学良当时就挥笔写下又一封请求上战场的信。但是，如同以往一样，这封信转交蒋介石后，仍是没有下文。

这一时期，张学良把关注的目光放在了报纸上，通过报纸上的消息，来了解抗战大局。当看到一个个城市失守时，他总是无限悲哀地感叹：“怎么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言语中的几多无奈，透露出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而当报上有胜利的消息时，他总是非常激动，把消息看了一遍又一遍。长沙大捷后，他从报纸得到消息，极为兴奋，步参加这个战役的关麟征原韵，兴奋地填诗一首，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

欣闻长沙传捷报，敌骑难越旧山河，关军能继先哲志，碧血黄沙把敌御。民欢庆，我亦乐。乘胜直捣长白山，松花江畔奏凯乐。

“民欢庆，我亦乐”，身处暗无天日的幽禁地，张学良的脉搏与国家民族是一起跳动的。

因为抱着只要抗日，“不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的心态，所以，张学良在幽禁时期，给东北军将士写了大量的信，勉励他们为国效力。1939年4月，张学良原来的部属鲍文樾，投靠汪精卫，跑到南京当了汉奸，并任汪伪政权的“河南省主席”。当他从戴笠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当即按照戴笠的意思，给鲍文樾写了一封信，要他认清形势，不要认贼作父，干出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来。写完信后，他仍气愤难抑，恨恨地说道：他要是再执迷不悟，害国害民，将来我非得亲手崩了他不可。

就在这个月，张学良从报上得到消息，他的部属、西安事变时捉蒋的临潼总指挥刘多荃师长，率东北子弟在抗日前线与日寇血战并战绩辉煌。他非常兴奋，此时又想起了投敌的鲍文樾。他当即提笔给刘多荃写了封信。信中说：

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然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九一八“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群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

张学良对国家民族利益的关注，对抗日的关心，对充当汉奸的部属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日军进逼湖南。军统局又将张学良转移到贵州修文县的阳明洞。传说被贬谪的明代思想家、兵部主事王守仁曾在此读书讲学，由于他自称阳明先生，所以他住过的山洞，人们就称为阳明洞了。

张学良来到湘西前，回国参加抗战的杨虎城也被捕了，而且就囚禁在息烽的玄天洞。息烽与修文是邻县，二人相距不远，而且是由同一个特务团管制。但是，遭囚禁的二人自然都一无所知。

在这里，张学良开始潜心研究明史，并将研读心得每月送蒋介石一份。蒋介石对他的这一举动很是欢迎，吩咐戴笠搜集书籍，供张学良参考。1941年5月，张学良因患急性阑尾炎，遂离开修文，到贵阳手术治疗。痊愈后，因为修文偏僻，交通不便，缺医少药，而他的病又未根治，还有复发的可能，所以张学良提出，希望住在贵阳。军统局安置他住在贵阳的麒麟洞。

麒麟洞距市区太近，游人又多，看管的特务认为难于警戒，所以，张学良在这里只住了半年多，1942年2月，又迁往贵州开阳县刘育乡。刘育乡离开阳县城约有七八里路，不通公路，甚为偏僻。尽管如此，军统特务依然严密监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以“秘书”身份出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

1944年12月初，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告急，开阳也紧张起来。特务队惊慌无计，又匆忙地把张学良迁押到铜梓“小西湖”囚禁。

转眼间，1945年来到了。这年秋天，浴血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了。虽然外间多有传闻，说张学良就要放出来了，但是他的处境依然如故。实际上这并不妨碍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和中国未来的希望。他挥毫作诗，并以《狱中近作》为题，发表于《新民晚报》：

一、发　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

长得茂；

深耕种

勤锄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阳晒的

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二、抢　粪

到处打主意

抢粪

偷尿

活像强盗。

在人前夸口为的

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

诗言志，句托意。前一首诗，是在赞颂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后一首诗，则类近讽刺打油诗，以当时的情景，所鞭笞的自然是那些抢夺抗日胜利果实的接收大员的丑恶行径了。

1946年5月4日，重庆的《新华日报》予以转载，同时还刊登了著名戏剧家田汉读此诗后的引言及和诗：

读张学良近作

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来张将军近作两首，真纯可喜。

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归入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监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余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光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

今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杀人盈野，将军羁系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如何也！

某公近从息烽过，带来将军消息多：

挑灯辛勤读史记，下笔辄复成新歌。

使军学圃岂得已，子牙垂纶悲蹉跎。

独疑胜利复员日，长系壮士将如何？

抗战胜利了，可对抗日有功的张学良仍是被羁押。东北旧部到处呼吁释放张学良，中共也没有忘记。周恩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代表中共正式提出释放张、杨二将军的要求，但蒋介石置之不理。田汉诗中的质问，实际上代表了人们对张学良的关注之情。

1946年的秋天，蒋介石派莫德惠去贵州看过他一次。莫临行之前，蒋介石拿出一块闪闪发光的怀表，让他转交张学良，说是他送的。蒋介石实际是想以此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和口气，要考查一下他是否回心转意了。张学良接过怀表，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风趣地说：“时间不早了，这只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啊！”莫德惠对张学良的话心领神会，也幽默地说：“自有归期君莫问。”

但是，归期依然遥遥无期。

1946年10月中旬，保密局重庆办事处主任张严佛接南京保密局电报：“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委员长的电令便是圣旨，谁敢慢怠。不日，接到同样电文命令的刘乙光来到重庆。

身负密令的二人闻知，张学良曾托人将一只心爱的怀表捎给蒋介石，蒋回敬的是一只鸟笼。从中不难体味昭然若揭的寓意，一个在提醒，十年辏期已到，该是解除“严加管束”的时候了。而另一个呢，依然故态，再次明示，继续做笼中之鸟吧。他们知道，尽管张学良身陷囹圄，但威严依在，痴心不改，倘若明了起解台湾离开大陆的真正用意，一定不会同意，绝非通常的胁迫可以使之就范。如果出现这个局面，那是无法向老头子交代的。张严佛和刘乙光一想到这些便不寒而。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几经密谋，拟定了落实起解的方案。

刘乙光返回贵州桐梓，紧急布置后，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将平素用来买菜的卡车，充作主要车辆，载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行驶出天门洞。清晨，这辆卡车刚一上公路，便汇入早已在路口等候的车队，一刻也没有停歇，向重庆方向急速奔驰。

张学良被通知匆匆上路，以为又是如同往时的迁徙。十年来，随着战局的变化，住地不时地辗转搬迁，他已习以为常。但此行他见随行人员都着意化装，不由心生疑惑：眼下已尝抗战胜果，局面平定，何以有此必要遮掩?途中，他不解地问：“这次我们到哪里去?”

身边的保安人员早有准备，不露声色地回答：“刘队长说，先到重庆，然后再去南京。”

虽说再别无他言，张学良却信以为真。南京是当局的首府，总裁蒋介石就在那里，也许委员长动了恻隐之心，准备兑现当日许下的诺言了。

当张学良思忖自己就要摆脱桎梏的折磨时，卷着烟尘的车队趁着夜色，停在九龙坡渡口。这里距重庆市区有30里之遥，选择此地过江，是为了避免暴露行踪，走漏风声。在精心的安排下，车队伴着涛声过江后，又潜入夜幕中，绕过市区向西郊歌乐山奔驰，直至松林坡才止息了引擎声。

戴笠生前的别墅，就构筑在山坡之上，数百级石阶一直铺设到门前。这原为戴笠与人姘居的隐蔽幽静地，眼下成为张学良的暂栖处。第二天，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和西南情报站站长沈醉便前来拜访。他们满面笑容，开口便是“副司令“、“副座”，显出格外恭敬的模样。蒙在鼓中的张学良，根本不知此幕是为了消除他的疑心而策划导演的。其实这只是没有完全拉开的序幕，出于稳住张学良的需要，以便等待交涉飞机事宜，张严佛虚与委蛇，左右周旋，不仅起居饮食指派专人照料，百般殷勤，而且携带夫人和重庆行营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一道，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玩湖南纸牌，打扑克。

为了讨取张学良欢心，免生枝节，张严佛和刘乙光耳语后，特地将李觉夫妇邀来陪伴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张学良当年下野后出国考察归来任武昌行营主任时，李觉是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主任，统归张学良指挥。其妻何玫是湖南省主席何键之女，往来之间与赵四小姐也相熟。十多年来李觉夫妇与他们久无音信，今日不期面会，在惊喜之余，百感交集，想到英年的张学良华发早苍，已显老态，赵四小姐也变得消瘦憔悴，加之衣着简朴，愈发觉得不与记忆中的风姿卓韵同日而语，不觉平添几分伤感。

不过，这一安排果然奏效，张学良多年来与世隔绝，今日得见昔日部属格外高兴。李觉夫妇也乐意与他们相伴，连日里时时过来探望，并与之打牌消遣。张学良告诉李觉说：这几年闭门静居，读了不少书。他还拿出儿女在美国的照片，述说想念之情。讲到儿女们时有来信，也曾寄钱过来时，赵四小姐插话说：“我们除了买些吃的外，有钱也没有什么用处。”言语间流露出忧郁之情。

转眼之间，张学良到此已有一星期了。11月1日，张严佛匆匆赶到松林坡，告诉刘乙光飞机已联系妥当，要他通知张学良，明天拂晓在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张学良得此消息，激动得离座而起，在屋里来回踱步。明天，明天就要直飞南京了，总算盼来这一天。他憧憬着，日后见到委员长，一定直抒情肠，一吐十年来的郁闷。赵四小姐见状，戏语说：“看把你高兴的，都变成了个孩子。”话是这样说，她心里也在替他兴奋。十年，整整十年，有谁能体味其中的身心折磨和痛苦，又有谁能理解他们此刻的心情。

张学良兴奋得几乎彻夜未眠。晨光刚刚投入屋窗，他和赵四小姐便起床洗漱，做好了上路的准备。

松林坡下，响起了汽车引擎的声响，刘乙光这才不得不面露难色对张学良说出实情：“报告副座，实在对不起，一会儿要按总裁的电令，送您直飞台湾。“

闻听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学良一切都明白了，多日来直飞南京的口实，不过骗人的谎言，用以充作缓兵之计。十年前，南京军事法庭宣布特赦时，附以“严加管束”，他便深有受人欺骗愚弄的感觉。想不到十年期限已满，当从禁锢的山洞中走出，欣喜又能赴当日自己伴送“许诺”人回到的南京时，想不到竟又一次受到了欺骗和愚弄，他明了这直飞台湾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

专机在台北机场降落时，闻讯赶来迎接的是国民党的元老陈仪，时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他不仅和张学良素有往还，而且与其父帅张作霖也有过交往，两代情结集于一身。张学良曾对人说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敬重他，我看他比较正派。”安排他前来接机颇具匠心，既能依仗资深，以示敬重，又暗合现实身份，表明礼遇。两人在停机坪上一见面，陡增了张学良他乡见故知的宽慰感，稍释心头的郁闷。

陈仪与张学良略作寒暄，将其和赵四小姐让上自己的轿车，向北郊草山招待所驶去。当晚，张学良就被安排在此下榻。陈仪告知，蒋介石已派他在新竹县东镇的井上温泉，先期选定了住处。眼下暂在招待所小住两天，待稍解旅途劳顿，即可前往。

三天后，陈仪果然不失约，如期而至，亲自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直赴新竹。

环抱在青山的新竹，是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这里峰峦起伏，林木葱郁，特别是新竹东山上的井上温泉更是远近盛名。这潭热气蒸腾的热泉，终年涌流不息，汇聚成清流的溪水，依山间汩汩而下。这泉水富含硫磺和碳酸等矿物质，每每洗浴之后，顿觉筋骨轻松，皮肤细腻。加之山中空气清新，所以被誉为疗养的胜地。

张学良住所是日本式木造平房，上房原是日本统治时代为裕仁太子来台湾时所建。后来这里改作日警察招待所，再后来又辟为招待游人的旅客疗养的场所。招待所背依青山，面临清澈的头前溪而建，屋外植有樱花。在张学良起解来台湾之前，特意在温泉边为之翻建了新居。室内装饰虽不华丽，却也优雅清洁。屋外不但是有山有水的大花园，而且建有温泉浴室和网球场。当然，新居对面应运而建的，还有名为传达室，实为供警戒使用的建筑。

虽然已是身在异乡为客，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新居的环境还是很满足的。陈仪见状也感到挺宽慰，他当着刘乙光的面说，那几间光线好，房间宽敞的，是专为副司令安排的。刘乙光唯唯应承时，陈仪还告诉张学良，为了照顾好二位的起居饮食，特意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日后有何要求，尽管提出。

陈仪秉承蒋介石的旨意，选中此地为张学良住处，颇费了一番心思。保密局曾连发数电，明令张学良的幽居处务必偏僻，安全，易于警戒。按此要求，井上温泉可谓三全其美。景色宜人，适于幽居；语言不通，可防交流；山中人罕，方便守护。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住进之后，周围立时设置了层层岗哨，加强了警戒，严防外人进入禁地。

自从被囚禁以来，张学良阅读的报纸，事先都要经过特务的审查。到了井上温泉，仍未破例，他除了读书散步，每天可以看到台北《新生报》，还有隔日送来的上海《大公报》和南京《中央日报》。

1947年元旦，南京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和《宪法实施准备程序》，与此同时还公布了《大赦令》。张学良知道，在《大赦令》中不会看到自己的名字。他在十年前虽然被军事法庭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按宣判时的说法，当日就已按蒋委员长的宽宏而特赦了，只不过是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而已，所以《大赦令》中也本不该有张学良的名字。可叹，就是不恩赐特赦的话，时针转动了十年，现在也该释放了。张学良虽然透过官方的新闻媒介，分析了解时局和形势，但毕竟幽居山中，消息闭塞，尚不明了，也不可能明了时局进程中的真实情况。

1945年8月，举国民众沉浸在欢庆抗战胜利狂喜中时，人们没有忘记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共御外侮的功臣张学良。各党派人士为争得张学良恢复自由，积极奔走呼吁。蒋介石碍于舆论沸扬，只得由邵力子代表作答，言称：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乃是如父子的私情，囚禁张学良是爱张学良。此论，张学良幸亏未能及时详闻，倘若闻知，不知会作何想。

1946年初，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曾任东北大学秘书长的周鲸文，以民主同盟成员的身份，向中共代表周恩来和董必武提出，希望中共能在此时为张学良的自由有所主张。张学良的老朋友周恩来果然不负众望，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提出了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但遭到蒋介石的断然拒绝。

此次，借南京政府公布《大赦令》的机会，东北人士极想春风化雨，周鲸文、莫德惠、万福麟等元老又燃起希望之火，聚集上海计议之后，决意向国民党中央请愿。他们以张学良已被“严加管束”十年，理应恢复他的自由，据理力争。但是，自有主张的蒋介石，绝不会据此就把张学良的名字列入《大赦令》中去的。其实，此时保密局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张学良解到台湾，已整整两个月了。

消息封锁，心不外想，反倒心平气和。井上温泉新生活开始后，赵四小姐为了使张学良适应环境，尽快摆脱烦恼的不快的心绪，将他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很有规律。每天她或陪伴看书，做札记，或与之户外散步，谈天娱乐。尽管刘乙光依然如故，对张学良的一言一行监视得很紧，但张学良的心情日渐安稳。（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5期 在塑像前说父亲华岗　作者：华贻芳

作为家属，我们有幸参加父亲华岗同志(1903—1972)塑像的揭幕，要深深感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深感谢浙江省龙游县的父老乡亲和各位领导。

现在党内外公认，华岗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实实在在的 “战士兼学者”型优秀楷模。他是我国最早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的极少数学者之一。

华岗是在龙游县的山山水水的怀抱里哺育长大的。当年，他带着为人民求解放的渴望，投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作为职业革命家，他把一生完全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

在长期的久经考验的革命生涯中，华岗自觉按照革命的需要去工作、去奉献。他边战斗边治学，同时发挥了他那特有的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华岗的一生，干一行成一行，放到哪里哪里亮。他在中共领导的党务工作、群众运动、理论战线、统战事业、新闻事业、教育事业等各个领域，都深深地留下了富有特色的光辉形象。华岗对敌人横眉冷对，待同志宽厚谦和。他既坚持原则，又讲究策略。大批党内老同志和党外民主人士，都深受过他那长者风范的熏陶。

华岗在二三十年代的著作，如《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等，指导革命青年认清追求解放的道路。他编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成了当年解放区必读的教科书。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建国后他又成了成绩斐然的教育家。至今山东大学老一代师生员工中，仍然流传着引以为荣的“华岗年代”的美谈。他孜孜不倦地边办学边带头研究学问，注意力转向了哲学。特别是在蒙冤丧失自由以后，又主要在哲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在狱中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百余万字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规律论》等，不仅证明他不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更显示了他那极其深厚的理论功底。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华岗在身陷囹圄长达16年的绝境中，以其非凡的刚正不阿和高水平的学术成就为我国铸造了又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形象。华岗是我党的有功之臣，正是基于对华岗的这种评价，22年前（1980年）的3月28日，中共中央破格地以通电的方式庄重而沉痛地宣告：“为华岗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家属将永远秉承华岗遗志，按照他的榜样，兢兢业业，为完成他未竟的宏愿，奋斗前进。

2002年第5期 追念我的父亲民主教授费巩　作者：费莹如

编者按　本刊2001年第6期发表傅国涌《不能遗忘的费巩》，今又收到费巩女儿费莹如追念父亲的文章。本文以翔实史料更丰富地介绍了费巩其人，同时阐明了一个道理：只要追求真理的精神永恒，人们就不会忘记那些为真理献身的人们。

2001年11月1日，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隆重举行了费巩烈士遗物捐赠仪式。我们三兄妹将父亲全部遗物捐赠给烈士陵园纪念馆，包括日记、著作、信件、生活用品等共计128件（套）。其中父亲生前日记16本（全套），经国家文物局近现代一级文物鉴定专家组确认为国家一级文物。

我父亲名费巩，字香曾，1933年起在浙江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1938年随浙大内迁遵义，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1945年3月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逮捕后杀害，并毁尸灭迹，这就是当时轰动大西南的“费巩事件”。

探索救国之良策

父亲出身在苏州一个有名望的书香门第。1917年，父亲离家赴上海求学，从南洋模范小学至复旦附中，而后考入复旦大学。1928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31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

父亲留英回国后，当时国民政府日趋腐败，不少回国知识分子感到前途渺茫，因而改行经商。父亲凭他的学历和知识，以及他的社会关系，完全可以在政界作官，我伯父也曾为他在政界找到高职，但他不做国民党官的决心十分坚定，也不愿经商。他要研究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决心献身教育，努力培养人才，并一起求真理，救中国。

1931年秋，他的第一部著作《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由民智书局出版。该书提倡“民仆”制度，国家公职人员应废除私人举荐而采取公开考试；恃真才录用，反对用人唯亲。

父亲回国后先任《北平日报》社评委员，后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并兼执教于复旦大学。1932年结识邹韬奋先生，成为邹先生主办的《生活周刊》的热心作者。

1933年秋，父亲应聘任浙江大学副教授，继而任教授。同年，第二部著作《比较宪法》问世（25万字），由世界法政学社出版，并纳入《世界法学丛书》、《大学丛书》。该书对列强和新兴国家之宪政进行归纳比较，去芜存精，去伪存真，以参证我国求改革政体，成为当时不可多得的政治论著，引起国内各界注意。父亲因此成为较有影响的大学教授，时年28岁。

父亲自1933年起任教浙大，讲授政治经济学与西洋史，兼任注册课主任。1935年，校方篡改胡乔木等进步学生的成绩借以勒令退学，父亲为之不平，据理力争，与校长发生激烈争吵。胡乔木等学生虽未避免开除的厄运，但反动校长的丑恶面目彻底暴露，最终被学生赶出校门。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自此，父亲与竺校长风雨同舟，共创浙大基业。

教以为人立品之道

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内迁。父亲携全家从杭州逃难到上海，安顿后准备奔赴内地。当时家中困难不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我们三兄妹都离不开父亲的照应。好心的亲友们纷纷劝说，有介绍经商的，有介绍从政的，但都被父亲拒绝了。父亲在一则日记中写道：“历代大官不知有几千人，然能长流千秋者有几人？可见不必做大官而要做好官。则官虽小，甚至身受戮辱，令名长存，胜大官远矣。”在另一则日记中写道：“闻×××南京作官去，此君本佳士，奈何竟作贼，为之叹息，痛恨久之。”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父亲决不愿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南京从政当官。抗日救国的决心促使他毅然离别家人，踏上艰难的征途。

1938年，父亲抵达遵义，看到学生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生活，即向竺可桢提出著名的“香公奏议”。奏议中痛陈校事应改革之五点，曰：关心健康，宽大贷金，行政改进，减轻功课，言论自由。并提出推行工读之主张。竺校长一一采纳，深得学生拥护。

1940年7月，浙大训导长姜琦被学生轰下了台。经广大师生提议，竺校长“三顾茅庐”请父亲出任训导长。父亲则以“不参加国民党；不领取训导长薪俸，把省下的钱用于改善学生生活”为条件，遂同意就职。

父亲任训导长后，首先积极推行和改进导师制，发表了《施行导师制之吾见》、《施行导师制之商榷》等文章。他讲道：“我们做学生的导师，并不是要我们去监督学生的思想，而是要我们去积极培植学生品格。不必把他们训导得绵羊一样，将来毕业出去，都是好好先生，唯唯诺诺。而要把他们训导得个个有人格，有抱负，有见识。将来出去，可以担负起重任，经得起打击，不会被恶势力同化。”他主张做教员的不仅要教学生技能知识，并且要教以“为人立品之道”。他身体力行，诲人不倦，与学生日益建立了水乳交融之关系。实行导师制后，选父亲做导师的学生，每天晚上排队等候他的接待。他因人而异，或在学业上以指导，或在生活上以帮助，或教以做人的道理。父亲因此也更加深了与学生会的关系，时常指导学生会干部的工作。

为改善宿舍照明，父亲自己掏钱并亲自设计制作了一批亮度大、烟雾少的油灯，分发到各宿舍。父亲遇害后，学生们为纪念他，称此灯为“费巩灯”。

父亲在日记中写道：“校中看不惯之事太多，一向只是有愤慨痛恨，至多以个人之势力求稍补万一。今既征聘及余，以全校学生之幸福托之，正可要求便宜行事之权，为种种改革，以一申其夙志，则虽牺牲，亦觉值得。”

父亲就任训导长期间，创办了《生活壁报》。壁报以民主喉舌、主持正义、抨击时弊、揭露当局、批评校政、发扬求是精神为宗旨。撰文不受任何检查和限制，作者姓名绝对保密。从此，此壁报成为合法斗争的重要阵地，深得人心。父亲遇害后，同学们为纪念他，把《生活壁报》改名为《费巩壁报》。

父亲主持正义，力主开除违反校纪、贪污舞弊的三青团骨干分子。被开除的特务学生扬言要用武力来对付他，他却说，“我是这么一个人，厌恶权势，你硬我更硬，如果我怕这些，就不会出来任职了。”父亲特别鄙视那些披着教授外衣的国民党分子，指责他们为“教授加党棍，学者兼特务”，“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败类”。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白色恐怖也降临浙大。当父亲闻讯反动军警要来校捉人时，他甘冒风险，暗送情报，并以自身住处作为隐蔽掩护之驿站，解囊资助进步学生数人逃离学校前往解放区。

父亲出任训导长不到半年，就被国民党教育部以“放纵共产党活动，阻挠国民党党务工作”罪名，胁迫辞职。

半年的劳瘁，使他更看清要救国必须反对独裁。在独裁统治下要当好训导长，“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抨击蒋氏《中国之命运》

1943年春，蒋介石发表了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诬蔑共产主义。与之针锋相对，父亲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之作，其中有《实施宪政应有之准备》、《民主政治与吾国固有政制》、《论治权与政权之分配》、《王之反对党》、《政治风气之转移》、《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等，分别在《宪政》、《民宪》、《东方杂志》、《大公报》等报刊发表。父亲在《容忍敌党与开放舆论》一文中写道：“然自奠都南京直至今日，吾国政治之接近独裁，则又属事实……然事实上，国民党以外，并无法律准许存在之第二党，国民党既无容许他党出现之表示。宪法颁布以后，中国仍未踏入宪政时期，并且将永无见真正宪政之日，名为宪政，实为独裁……”父亲还利用学校纪念周公开演讲，批评国民党的所谓宪政。有些人怕他惹祸，劝其修改。父亲则说，“上不负国家，下不负所学，不可改”，仍照原稿登台演讲，并在日记中写道：“语甚讽刺愤慨，可谓讥切朝政。”

父亲以政治学教授的身份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为国家和人民仗义执言，自然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父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重点防范”单位（浙大）的“重点防范”人物。

据遵义特务头子交代：“早在1943年，遵义国民党军部与军统、中统联合召开秘密会议，作出了秘密逮捕和暗害费巩的决议案。由中统监视费巩行动，由军统执行暗杀。但因费巩声望较高，唯恐轻举妄动引起全国舆论的谴责，而迟迟未予执行。”

另据三青团骨干周××交代，他在浙大时曾执行监视父亲行动，他离校后由高××接替，监视者每月可领到高至200元的津贴。

1944年下半年，伪教育部密令校长室“特别注意监视费巩行动”。

由此可见，父亲已成了国民党的死对头。

追求真理精神永恒

战时迁至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是父亲的母校。父亲应他的老师张密让之邀，利用一年休假的机会，去复旦开设“民主与法制”特别讲座。1945年1月24日，父亲由遵义抵重庆，对国民党政府人事制度进行实际调查。一个月间，父亲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众多上层人物。因其调查涉及政府腐败与工作低能，深深触及了当权者的禁忌。

1945年2月7日，一位原浙大学生来访，给父亲一张传单，父亲兴奋地阅读着。这就是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碍人民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是一篇击中国民党统治集团要害之作。父亲欣然提笔在传单上签了名。《进言》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特务们奉命对《进言》签名者进行各种利诱和恐吓。个别人在威胁下屈服了，登报否认签名；而父亲再次发表文章，痛斥国民党阴谋兼批怕死鬼。这更引起国民党的惊恐，于是一个暗害的计划在偷偷地进行着。

1945年3月5日凌晨，父亲到重庆千厮门码头拟搭轮赴北碚复旦大学时，突然被秘密绑架失踪，从而发生了震动大西南的“费巩事件”。社会舆论哗然，复旦、浙大等校师生举行集会、罢课等活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十分关切，延安《解放日报》刊登长篇评论《国民党当局所谓“民主”的真相——教授的命运》。柳亚子先生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怀念费香曾表弟》诗词一首；重庆《大公报》、《正义报》、《新华日报》等各大报纸都连续报道，一致揭露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在渝的40多位留美教授联名上书在华美军头子魏德迈，呼吁他出面营救。

1946年1月，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七条中说：“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新华日报》发表题为《迅速释放政治犯》的社论指出：“政府的效率虽低，但七天的时间调查清楚在自己掌握下的无辜者不是难事，何况有些有名的政治犯，不必调查，人人皆知，我们希望政府首先把张、杨两将军，费巩教授，叶挺将军，廖承志同志释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进步势力一次再次地呼吁、抗议均无济于事，一位正义的爱国教授始终未能摆脱法西斯魔爪，被秘密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为遮人耳目，特务们将费筑杀害后投入镪水池里毁尸灭迹。父亲时年仅40岁。

父亲遇害后，浙大师生从没有忘记他，解放前每逢3月5日，浙大师生都要举行怀念活动，并出版《费巩教授怀念特刊》。这种怀念之情一直持续到今天。而我们在上海的家人，抗战胜利前，对此却全然不知。记得在日本宣告投降的那天晚上，全家欢聚一堂，在共享胜利喜悦的同时，更盼望自己的亲人早日归来。1945年的秋天，赴内地的亲友都陆续回来了，却不见自家亲人的身影，母亲焦急地等待着。在无法再瞒下去的情况下，亲友们不得不将噩耗告诉我母亲。一下子如雷轰顶，灾难降临我家。此情此景，正像后来有人描述的：“无言皆泪水，相告不成音；听到不敢信，信时心已碎。”

母亲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和悲哀，咬牙支撑着这个家。又熬过四年的昏天暗日之后，才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1950年，华东军政委员会派人前来慰问，并带来了周总理的问候和指示，每月发给特殊优抚金，我们家得到了人民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

1978年9月，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贝时璋、施平等300位老校友的联名倡议下，经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准，于1979年10月30日在浙大校园内隆重召开了有海内外老校友等一千多人参加的费巩烈士纪念会。

1997年4月1日，浙江大学百周年校庆之际，在浙大校园内举行了由浙大20世纪40年代老校友捐款建造的“费巩亭”及纪念碑落成典礼。至此，浙大校园内树立了父亲的永久性纪念物。（责任编辑吴　思）

2002年第5期 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　作者：方　可

在民国历史中，黄郛的地位非常特殊。他既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的功臣，又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内阁总理；他既是蒋介石的拜把盟兄，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幕师。正因这种“半师半友”的密切关系，故每当蒋介石遇到难关时，黄郛都会不顾自己的安危出面为盟弟分忧“担丑”，甚至毫不犹豫地替他跳火坑。

甘愿为盟弟分忧担“丑”

黄郛与蒋介石相识，是两人在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时。

黄郛，字膺白，1880年生于浙江绍兴。1905年，黄郛以浙江省第一名被清政府选派到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很快加入同盟会，负责掌管同盟会会员名册和组织工作。他接着在东京建立了“丈夫团”，其成员大都在辛亥革命中成为革命中坚人物。

l908年，从保定陆军学校来了14名青年进入日本振武学校。其中，有一位身材瘦高、面目英俊的浙江同乡引起了黄郛的注意。这位小同乡，就是蒋志清，后来的蒋介石。在振武学校，蒋介石很快就结识了黄郛。听说黄郛创办了“丈夫团”，蒋介石二话没说，便宣誓加入该团；听说黄郛要创办《武学》杂志，他四处张罗，积极鼓吹军人革命精神。蒋介石与黄郛逐渐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振武学校是进入日本正式军校的预备学校，当两年毕业后，黄郛因为爱好数学，乃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学校；而蒋介石则进入了新泻县高田的野炮联队实习。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北京的黄郛急忙南下，参加上海起义，成为陈其美在上海活动中的智囊人物。而正在日本军队中实习的蒋介石，也遵照陈其美的密令，很快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陈其美派蒋介石随同黄郛共同筹划光复杭州的工作。上海起义，杭州举事，成立沪军都督府，组建沪军，陈其美、黄郛、蒋介石三人同谋大事，协力作战，意气相投，于是三人在上海打铁浜互换兰谱，结为“盟兄弟”，并誓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此，黄郛开始了与蒋介石患难与共的合作生涯。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黄郛与陈其美、蒋介石一起举义，但由于起事仓促，起义未成功，三人被迫流亡日本。当陈其美、蒋介石等人重回上海密谋反袁活动时，黄郛却转赴南洋，旅居新加坡。1915年春，黄郛偕夫人自新加坡经日本赴美洲，埋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考察和研究活动。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由于陈其美被谋杀，蒋介石顿失依靠，革命态度消极，后来在张静江的支持下，与孙中山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黄郛也随即移居天津，闭户读书，潜心研究，并标榜“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

l923年2月，黄郛入张绍曾内阁，代署外交总长，兼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9月，他又任教育总长。此时，他结识了驻扎北京南苑的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并向冯灌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l924年10月，黄郛与冯玉祥进行了多次密谋，发动了北京政变，组成摄政内阁，黄郛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1月24日，冯玉祥为时局所迫，迎接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的“临时执政”，黄郛辞去本兼各职，移居天津。

正当黄郛在北方策划北京政变、发展革命势力时，在南方的蒋介石也渐渐取得孙中山的信任，成为国民党军政界的一颗新星。当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黄郛便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极不平常的建议：“储才，任方面。”关于“储才”，他说：“旧时政治家极重幕僚，新式政治家更需智囊，以补一人精力经验知识之所不及。”关于“任方面”，他说：“应信任已成力量的人，不宜强调集权，任人狭窄。”黄郛的建议，使蒋介石加快了笼络人才的步伐。在“清党”未完成之前，蒋的周围就聚合了一批幕僚人才，诸如军队中的何应钦、钱大钧、陈诚等，政界的张静江、吴稚晖、黄郛、张群、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等。

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扩大，政治野心也急剧膨胀。1926年11月，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北伐军总司令部，并认为：“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为此，他两次致书黄郛，并派总参议张群至天津邀请黄南下。在张群的一再敦促下，1927年1月初，黄郛离津赴南昌。他在蒋介石面前展示其举止从容、能言善辩、干练出众的才能，献出“共底于成”的四点计谋：一、向国民“暗示政策”：必须离俄清党，放弃联俄容共政策；二、在外交上采取缓急轻重之策，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三、克复京沪，联系绅商；四、底定东南，联络冯玉祥、阎锡山，形成中心力量，减少内争而早致统一。蒋介石采纳了黄郛的建议，确定了“离俄清党”的反动方针。

蒋介石作为反共清党的最高决策者，负责夺取江浙的军事指挥和策划；张静江专事协调国民党新老右派关系；被称为“日本通”的黄郛、张群负责为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出谋划策、牵线搭桥。1927年4月l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正是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独裁政府，黄郛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蒋介石对黄郛在政界的才干十分佩服，曾多次劝说他加入国民党。有一次，他甚至派亲信杨虎送去一份入党志愿书，要黄郛签一下名就可以。在这份志愿书上，蒋介石和张静江作为黄郛的入党介绍人，事先都已签好了名。蒋介石得知黄郛不愿入党后，非常不解，也很伤心。他叹道：“如果英士（陈其美别称)先生不死，可以办党，自己则专心军事，而由膺白（黄郛别称)办政，可以分工合作，真乃天衣无缝。无奈黄郛只愿做客卿，无意参预党的政治。”

当蒋介石刚建立南京政府时，冯玉祥拥有陕、甘、宁、豫等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队，汪精卫和蒋介石都竭力争取把冯玉祥拉到自己方面来。黄郛凭着与冯玉祥深厚的私人关系，于1927年6月19日促成了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面，实现“中正”、“玉祥”并肩携手，从而使武汉政府处于孤立之境。

l928年初，蒋介石重新登台，推荐黄郛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专门做争取欧美和日本各国谅解、支持的工作。2月21日，黄郛从上海到南京就任外交部长，并与蒋介石就国民政府的对外方针达成共识：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由“打倒列强”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转变为“依照国际公法”和“改订新约”。黄郛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采取妥协的外交方针解决“宁案”，赢得英美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他主持南京政府外交部时，先后与制造南京惨案的美、英、法、日等国达成协定，并依照国际惯例，与西方列强“改订新约”。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日本向南京政府提出所谓“觉书”后，舆论指责更加猛烈。迫于这种压力，蒋介石动了让黄郛“下课”的念头。

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会晤。蒋介石叹了口气说：“膺白外交办理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冯玉祥则建议：“何不任命王正廷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让他与日本交涉？”蒋介石知道王正廷是冯玉祥幕府中人，为了拉拢冯玉祥继续北伐，他同意了冯玉祥的意见。5月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昨去郑州，与各方详商大局，谓近日外交紧急，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否则，各国外交亦受影响，我军到达京（指北平）津，更难办理也。”他要求黄郛“暂辞”外交部长，专任外交委员会委员职务。蒋介石的这一态度，出乎黄郛的意料。他没有想到，尽管自己竭力为蒋介石分忧担“丑”，非但没有得到嘉赏，反而很快便被解除了外交部长职务。5月22日，黄郛致电南京政府，要求辞去本兼各职，“谨避贤路”。蒋介石看到盟兄有点愤怒了，连忙致电黄郛，一方面向他解释情况，另一方面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可辞去兼职：“兄辞外长本职，对内对外，皆足表示态度，不可再辞兼职，以免外人猜测；如政府慰留，则观察形势，不必坚辞。”蒋介石知道盟兄的脾气，担心自己的电报说服不了他，便让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出面，致电黄郛慰留，但羞愤至极的黄郛哪里能听他们的劝告？

6月10日，王正廷致电黄郛，引用黄过去所说“我辈视同一体，应为互助”，要求黄担任外交委员会主席，为黄郛拒绝。同月27日，王正廷再次致电黄郛，要求他出任驻德大使，黄郛干脆连信都不回了。异常愤怒的黄郛，携带妻女一同上莫干山隐居了。

蒋介石并没有忘记黄郛为自己所做的巨大牺牲，1929年，蒋介石出任导淮委员会委员长，任命黄郛为副委员长。在给黄郛的电文中，他特别强调：自己仅仅挂个虚名，一切都由黄郛做主，并请黄郛“为三十年友谊勿却”。

但已经无意政途的黄郛，复电云：“欲保三十年友谊于不敏，故不共事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蒋介石的怨气。虽然他勉强下山到南京参加导淮委员会成立大会，但还是坚决辞去了副委员长的职务。

危急时刻替老蒋跳火坑

1933年春，日军乘蒋介石热衷于反共内战的时机，打进山海关，占领热河，越过长城各口，平津出现危机。

在火烧眉毛的时候，蒋介石电邀黄郛到南昌商量对策。国难当头，盟弟有难，黄郛能坐视不管吗？他来到南昌，与蒋密商应对之策。5月初，蒋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命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

5月4日，黄郛回到上海，亲友们听说黄郛要北上，都劝阻说：“你既然已经屡次谢绝政府的任命，为何在此时还要作这样大的牺牲？这次北上，只会有过，不会有功，是任何人都不愿受命的，又何必干这个出力不讨好、受人责骂的使命呢？”

黄郛这次出山，无疑是替蒋介石跳火坑。华北危机，平津不保，国民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威胁，而蒋介石又忙于在江西“剿共”，无力北上抗击日军。值此危机存亡之秋，他怎能不替蒋介石分担忧愁？

明知是火坑，但必须有人去跳！他不去跳，难道让负有更大责任的蒋介石去跳吗？想到这里，黄郛叹了口气，向劝阻自己的亲友们说：“我岂见不及此！第国事危迫，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迟早终为牺牲，如其牺牲于将来，与国人同尽，何如牺牲于今日，犹有幸全之望。我自出山以来，岂复计及毁誉？！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今实践此言。天若怜予，当不虚负此行也。”众亲友听后，知道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好再劝阻，便建议他由南京绕道南昌晋见蒋介石，让蒋介石明白自己的举动全是替蒋介石而为，以免将来独自承担卖国的罪责。

黄郛谢绝了亲友的苦劝，认为华北存亡，在于一身，责无旁贷，没有时间再绕道南昌了。5月14日，他带着殷同、殷汝耕等一批亲日派随员，兼程北上就职。启程之后，火车在沪宁路险遭出轨之厄，至天津近郊又被一爱国青年投掷一枚炸弹，黄郛险些被炸死。抵平后，黄郛便接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密电：“除签字不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蒋介石也致电黄郛：“但求能确守国防会议有（廿五)日决议之原则，中央内部当可一致。惟盼文字斟酌，打磨干净，不可有影射，纵属同一意义，而用语必须堂皇，则电呈核准，自亦可不成问题也。”5月22日，黄郛与日本驻北平使馆代办中山进行密谈，达成了妥协性的原则方案。此后，又令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继续会淡，于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国民党政府实际上承认了日军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的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局暂时缓和。接着，黄郛主持与日本举行华北善后交涉。

1933年11月6日，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茨等抵平，向黄郛、何应钦提出《关于北支善后交涉之商定案》草案。冈村宁茨表示：“满洲国”已经日本天皇诏策承认，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黄郛表示：无论何种方案，内容如带有承认“满洲国”之意味者，在我立场上决办不到。冈村随即表示：贵方苦衷，我方甚为谅解。草案中于“满洲国境”字样，均避而不用。但有一二处，为求文义显明，不能不用，如有好文句，不妨酌改。这样，冈村就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架势：文字可以修订，而实质则绝不能改动。

当晚，黄郛、何应钦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修改条项要点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草案的“骨子”。黄、何二人保证：“在未定议之前，双方绝对不发表；即令定议，亦不换文，不签字。”

谈判中，日方态度蛮横。8日，黄郛、何应钦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在磋商时，遇我主张歧异之处，彼方屡次表示坚决态度，谓我方如不愿接受，宁可一事不谈，一任事态迁移。”接受自己在交涉“济案”时的教训，黄郛希望悄悄地谈判，尽量不留痕迹，不露风声，不受到舆论抨击。但是，东北已失，人们不能不关心华北的命运，担心再出现先签字后报告的第二个《塘沽协定》。所以，不仅一般民众对黄郛在华北对日交涉持反对态度，而且国民党中央内部，也有人明确提出：不与日方就通车通邮问题交涉。黄郛与日本的谈判受到两方面的压力，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黄郛、何应钦与冈村宁茨等人的会谈虽然形成了一份会谈记录，没有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但它事实上是《塘沽协定》之后的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黄郛事后既痛苦，又担心，故致电蒋介石说：“我既无实力以取消伪国之存在，我又何能凭口舌以阻止伪国之进行！深盼能使各方了解此实际环境，外瞻内审，共济艰危。”黄郛非常关心中政会谈话会的情况和社会舆论，他很快就发现，舆论对他既不谅解，更不支持。11月14日，他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汪精卫电复黄郛，鼓励他坚持到底：“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

1934年，黄郛主持华北政整会，被内外事务搞得焦头烂额，颇有“力薄难回劫后天”之感，几次要求辞职，蒋介石均未许。这年4月初，黄郛南下到南昌晋见蒋介石，商讨对付华北问题的对策。此时，蒋正忙于对江西红军第五次围剿，没有精力和心思考虑华北问题。当黄郛汇报了华北严重的局势、并提出辞职时，蒋说：“你在华北辛苦了，请你一定坚持下去，不要管别人怎么议论。等我将江西共匪剿灭，我再全力对付倭寇。”蒋介石没有批准黄郛的辞请，黄郛的南昌之行没有达到目的。他深知，蒋介石一门心思都在如何剿灭江西红军上，根本无暇兼顾华北，华北危局还要自己单独扛着。6月，蒋介石与黄郛再次会晤于杭州，黄郛再次向蒋提出了辞职要求。看着一天天消瘦的盟兄，蒋终于被黄郛说动了，答应他不必再回北平。

黄郛从蒋处夜归，如释重负地告诉夫人沈亦云：蒋已同意他不再去北平，他们可以暂时休整一段时间了。不料，当黄郛离开后，蒋介石又变卦了。他想如果黄郛不去替自己坐镇北平，华北局势会更加严重，势必影响到自己的“剿共”战争；我怎么能答应他在此危机关头滞留南方呢？蒋为昨天晚上的诺言而后悔。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亲自来到黄郛的住处，表示收回昨晚的承诺，劝黄郛准备北上。黄郛闻听，自然明白蒋介石的意图，沉默无语。在一旁的黄夫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向蒋介石说：“你既然已经答应膺白不去北平了，为什么出尔反尔？”蒋介石自知理亏，陪着笑容问：“膺白北上，是为党国负责，你为什么一定要阻止呢？”

想到黄郛在“济南惨案”替蒋介石担“丑”，反而落得国人谩骂；想到黄郛临危受命，赴华北与日军交涉，替蒋介石“跳火坑”，反而受到国人谩骂，黄夫人再也忍受不住愤怒的情绪，火气十足地答：“辱国差使，宜派人轮流充当，为什么只让膺白一人独担？！”蒋则婉言劝说：你既学佛，当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

黄郛看到这般情景，示意夫人不必多言。拖着病弱的身体，黄郛再次默然上路。

遭世人唾骂仍“鞠躬尽瘁”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黄郛委派代表与日本方面谈判华北与伪满间通车与通邮问题，均达成协议。这一协议又等于变相地承认了伪“满洲国”的存在。黄郛在华北一系列的媚日投降外交，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对此，黄郛心中坦然。7月1日，他对新闻记者说：“余山居六载不问世事，徒因华北风云紧急，半壁江山已在险境，为国家民族计不得不舍一己之清闲，尽个人之绵力，凭三寸口，以理智论述东亚利害，塘沽协定绝无附带条件。至于余家上无父母，下无子嗣，本人除国家观念外，绝无政治欲望，世人有不谅者，惟有付之一笑耳！”

蒋介石没有忘记这位仁兄，盛夏之季，他邀请黄郛夫妇到庐山牯岭避暑，借以休养身体，等天气凉爽时再北上。8月13日，天津《大公报》著名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向黄表示：“北方人士多盼望黄早日北返，冀以减少战区内民众痛苦。”黄郛感慨地答道：“恐怕无补于大局啊！”接着，他沉痛地向王说：“这一年的经过在明了国家情况的人，当然能够谅解，一般人则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对外未曾做什么事，对内却须时时做解释工夫，真是痛苦万分。一年以来对内对外，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他停顿了一下，控制激动的情绪，继续说：“我现在好比打网球的球。日本人说：黄先生你若是没有办法，还不如请你趁早躲开，免得碍我们的事！一球拍把我拍到南方来。到了南方，逢人便问：‘膺白，你什么时候回去？’又一球拍把我拍回北方去。但一谈到办法，便好像我向中央讨债，夹在这两种心理中间，能办出什么成绩来？对方（日本）气量是小的，力是大的，而欲无穷。国人则眼光是短的，调子是高的，肩头不负责任。我的困难可知，且挂着华北政整会的招牌，办理对日本关东军的外交，北方各省的事情，无论什么都可以找到头上来，但结果是什么事都管不了！”

看着黄郛激动的神情，王芸生也被感动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问：“北方人士真的很希望你能北返，不知你是否准备回去？”“为我个人设想绝无再回北方的理由。”黄郛平静地说：“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我年已五十五，大小的官都曾做过，尚复何求？！”这样，为了替蒋介石分担忧愁，该年9月，黄郛又一次拖着病弱的身体，回到了北平，与日本进行关内外通邮通车谈判。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达成协定，从1935年1月10日正式恢复关内关外的邮递。

通邮谈判的消息传出后，黄郛更成为国人抨击的对象，被视为对日妥协退让的卖国贼。黄郛处境更加艰难。蒋介石也心急如焚，想为忠实执行自己对日妥协政策的盟兄留一条退路。

1934年12月5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蒋介石批准内政部长黄绍辞职，提议由黄郛继任。蒋的意图非常明显：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的使命即将完成，他要为黄郛留一条退路，用来安抚替自己“跳火坑”的盟兄。

l935年春，黄郛托病回到莫干山。此后，日本先后在华北挑起“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强逼何应钦签订了《何梅协定》，河北及平津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及中央军退出华北。黄郛闻讯，异常焦虑，深感民族灾难即将来临。为此，他劝蒋介石改变对日政策，加紧抗日准备，甚至拖着病体，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进言。

面对日本在华北的进逼，很多人想起了黄郛。有人向蒋介石提议，赶快委派黄北上，并说：“膺白先生之在华北有数利：（1）华北外交非有赤胆忠心者任之不可，黄在华北即华北有一精忠报国之政治领袖；（2）黄为东瀛人士所尊敬，坐镇彼方之时，虽有枝节之问题，尚不敢有过分之要求；（3）黄在华北可以笼络政客，震慑汉奸。”

蒋介石对此又何尝不知？如果有黄郛坐镇平津，日本人怎么敢这样放肆？可惜黄郛已经病入膏肓，再也无力北上了。大概此时日本人看到了这一点，利用黄郛无法北上的机会，积极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兵不血刃地将华北控制在自己手中。11月，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一手导演下，组织所谓“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华北危急！12月初，黄郛再度扶病到南京，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对付华北危机的方针大计。他向蒋介石强调：一方面继续与日交涉，另一方面加速对日作战准备。

1936年8月，黄郛患病住进了上海宏思医院。l2月6日，黄郛以肝癌死于上海寓所，时年57岁。临终前，他给蒋介石发一电：“吾弟始终以相忍为治之心，委曲求全，以政治贯彻初衷”，嘱咐蒋介石继续坚持“相忍为治”的治国之策，尽量用政治手段而不用武力解决政治纠纷。

（责任编辑江之舟）

2002年第5期 体坛宗师马约翰　作者：尹大川

中国需要体育

1883年，马约翰出生于福建厦门鼓浪屿。四周都是大海的自然条件提供了独特的活动空间，他在少年时代就养成了良好的运动习惯，游泳、跑步、投掷成了他的日常爱好。

1900年，马约翰到上海读书，先在明强中学读了4年，后又考入圣约翰大学整整读了7年（预科2年，本科5年）。在这所以学风优良、管理严格著称的学府里，马约翰学的是理科，最后一年学了医科，对文科也有所涉猎，英语更是重要的必修课。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从事体育教学与体育训练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校读书期间他仍然爱好体育运动，并且运动成绩突出：1905年，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田径运动会上，他获得了一英里跑的第一名；1910年，在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上，他获得了880码跑的第二名。在当时尚无专业运动员的情况下，他的中距离跑的成绩实际上也就是全国纪录或接近全国纪录了。

1911年，马约翰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他一面担任一家美国商行的译员，一面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一所夜校任教。

1914年，马约翰应聘到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他就一直留在清华，献身于清华的体育教育事业长达53年，直到生命最后一息。其间虽有几次波折，都未能改变其服务清华体育教学的崇高旨趣：一次是学校无端将他降职降薪；一次是国民党政府意欲高薪聘请他出任体专校长；再一次是临近解放时有人劝他离开北平南下。一个普通的体育教师，既不为名利所诱惑，又不怕歧视和挫折，始终如一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马约翰到清华学堂任教初始，并不教体育而是教化学。但他特别关心学校的体育教学，还主动向校长周诒春建议应该积极发展学校体育教育。当时他的想法也很简单：清华每年要送100名学生去美国学习，被送的学生在身体方面也应该像样一点，总不能把帝国主义蔑视中国人的所谓“东亚病夫”送去吧。马约翰的建议受到了学校当局的重视，在体育设施方面很快就有了很大的改进。例如清华的体育馆1919年就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建设起来了。马约翰本人也受聘为学校的“体育帮教”，从此开始了他的体育生涯。当时，马约翰动员学生重视体育的目的，还仍然停留在朴素的爱国主义层面。他说：“从我来说，我主要是考虑到祖国的荣誉问题，怕学生出国受欺侮，被人说中国人就是弱，就是东亚病夫。因此，我常向学生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要勇敢，不要怕，要有劲，要去干，别人打棒球，踢足球，你也要去打、去踢，他们能玩儿什么，你们也要能玩儿什么；不要给中国人丢脸，不要人家一推你，你就倒；别人一发狠，你就怕；别人一瞪眼，你就哆嗦。中国学生，在外国念书是好样的，因此我想到学生在体育方面，也不要落人后，要求大家不仅念书要好，体育也要棒，身体也要棒。”

1919年，马约翰利用公假到美国春田大学去进修，是专门去考察和学习美国体育教育的，历时一年，并且完成了一篇题为《体育历程十四年》的毕业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对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的认识有了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层的忧虑：“中国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的伟大幸存者，它的面积3913560平方英里，人口大约为四万万，全体人口都是羸弱或多病的，而且经历着不卫生不健康的生活条件。这是一块人民生命不断遭到疾病折磨的土地。啊，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虽然这其中的个别提法或有不准确之处，但其总体的忧患意识仍是爱国主义的深情流露，这无疑也是受了“教育救国”思潮的某种影响。

体育的迁移价值

马约翰在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理科和医科教育，后来又两次赴美国专门进修体育并著有重要学术论文。这样的学历不仅在旧中国有限的体育人才中极为鲜见，就是在新中国庞大的体育队伍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因此，他对于发展体育教育和开展体育运动的高度重视，并不仅仅是停留在爱国主义这一抽象的精神层面上，而是包括了许多具体的科学内涵。他之所以成为一位著名的体育家和体育教育家，首先是因为他把体育作为一门科学，把体育教育事业当着一项科学事业来看待，并且在实践中努力贯彻始终。他曾强调指出：“体育是在各种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育是用来对付一个人的身体发展，要使体育能达到目的，必须精通熟悉许多的科学理论与知识。”他又说：体育是增强人民体质的科学，是使人身达到健全的科学。体育是使人获得健康的重要手段，它涉及到生理学、心理学、解剖学、人体机动学、社会学等等。

1920年2月，马约翰在美国进修时写的《体育历程十四年》中，首先批评了当时流行于中国学校教育中轻视体育的一些观念，认为整个社会还没有从“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把学校体育活动仅仅看作是单纯的游戏娱乐活动。他根据自己执教清华体育的经验，初步总结了学校体育教学在激励学生的活动热情、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运动成绩可以扩大学校的知名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926年，他第二次赴美进修时所写的硕士论文《体育的迁移价值》，更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体育的教育作用和价值。他再次批评了认为“体育仅仅是孩子们的游戏”，“体育可有可无，无足经重”等轻视学校体育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了体育对于“培养人的性格——勇气、坚持、自信心、进取心和决心”，“培养人的社会品质——公正、忠实、自由、合作”以及获得健壮的体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的《向导》专刊上发表文章，更明确地概括了学校体育的目的有两条，即：1，使学生身体健壮成长；2，对学生进行品德教育。围绕“品德教育”，他还具体提出在清华大学的体育活动中要发扬五种精神，即：1，奋斗到底绝不退缩；2，高尚的道德品格；3，能为社会做出贡献和牺牲；4，互助友爱团结合作；5，永葆清华精神。他认为，教育和培养学生发扬这五种精神可以为中华民族锻造新一代的栋梁之材。这是一种真正的远见卓识！清华在其90多年的历程中确实为中华民族教育和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栋梁之材，而马约翰为清华体育教育服务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实在是功莫大焉！

解放后，马约翰又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对体育教育和体育运动的目的和任务进行了更具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总结，并在报刊上发表了《我们对体育应有的认识》、《健康与体育运动》、《和青年谈体育锻炼》等一系列文章进行全面论述。由于这时马约翰已经是一位著名的体育教授，又先后担任了多项全国性的体育机构的领导职务，包括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副主席、主席等，其影响力就更深远，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就更大了。

最高的荣誉

荣高棠在纪念马约翰诞辰115周年时的题词是“体坛师表”。这一题词不仅概括了马约翰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的卓著功绩，而且突出了他在体坛的崇高地位和大师风范。在中国体坛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尤其值得人们深深品味。

马约翰是一位真正的严师。众所周知，清华自开办起就是一所顶尖的学校，学生都是经过严格考试从全国挑选来的学习尖子。入学后在专业学习上的要求也很高很严。但它同时也受到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学生中普遍存在着只重视读书而忽视甚至是轻视体育的倾向，大多数人不仅没有进行体育活动的良好习惯，就是正式的体育课也不大愿意参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学校当局曾不得不采取某些强制锻炼措施，例如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室外进行体育活动，并且将图书馆、教室、宿舍统统锁上，不让他们留在室内。但就是这样规定也仍然有不少人虽然离开了教室和宿舍，却躲到树林或是其他一些僻静的所在去看书或休息。这时候，马约翰便到处去搜寻学生，动员他们去跑、去跳、去打拳、练剑等等。在马约翰和各有关人士的支持下，学校还规定学生必须在体育方面达到一定标准才能毕业，才能出国留学。这一规定对于清华体育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马约翰不仅主持制定了学生体育的“五项测验”及格标准，并且亲自主持测验，严格把关。著名学者兼作家梁实秋是清华1923年毕业生，他在毕业前的体育测验中，田径项目虽“勉强及格”，但“游泳一关最难过”，第一次未能及格，规定一个月后补考，在这一个月时间里，他“天天练习”，最后“补考”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游完了规定全程，这才获得了主持补考的马约翰的首肯：“好啦，算你及格了。”清华出身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当时也曾因为跳远一项未能及格而被马约翰整整“扣了半年”时间，而后才获准出国留学。

令人钦佩的是，马约翰在他所主持的体育活动中，对于运动员在思想品质和道德作风方面，也有很严格的要求。由于清华体育教育开展得好，清华的竞技体育也就有了较高水平。20年代初，学校就成立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运动队，经常代表学校到校外参加比赛，其成绩不仅在华北地区颇为突出，就是在全国也属一流。上述各项运动队当时就只有马约翰一人担任指导，包括平时训练和赛场指挥，都由他负责。他对这些运动队的成绩固然很重视，因为他也非常重视清华的荣誉。但他对运动员的思想作风也极为关注，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他经常对队员们说：“球可输，运动道德不能输”，“不许踢人、压人、打人”。清华足球队当时有一名姓翟的中锋，球踢得好，速度快，传球准，不仅在校内，在华北也很有名气。他的作风本来也不错，但在一次暑假期间他去上海踢球时，学了不少坏毛病，什么勾人，压人之类，回到学校后就在球场上暴露出来了。马约翰看到了非常生气，当场就把他换下来，狠狠地批评他，并严肃告诫他：你不改掉这些坏毛病，球队就开除你。这位中锋接受批评，后来果然改好了。马约翰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强调一定要重视体育道德教育，他说：“从事运动者，道德为重……否则虽力大如牛，将如无羁之马，奔放逐斗，无往而非害事之母，如此影响其将来一生事业，实非浅鲜，故体育部极为注意于此。”从1920年起马约翰就担任清华体育部（解放后改称体育教研室）主任一职直到1966年逝世为止。他的这种“教书育人”思想始终贯彻如一，为清华体育创造了良好的传统。

“体坛师表”这一极高的荣誉，马约翰是当之无愧的。他毕生献身于体育事业，不仅在清华，而且在全国体育界也都具有很高的声望。1914年，他就被选为北京体育协会的评议员；1919年他以评议员身份参加在马尼拉举行的第4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1921年和1927年又两度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5届和第8届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担任了第8届田径委员会的主席；1930年，他担任了中国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全国选手总教练。1936年，他又以中国田径总教练的身份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第12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解放后，他作为体育界元老级的代表人物更是获得了诸多荣誉，担任了更高的职务，包括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体育总会副主席、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委员等等。然而这位堪称一代体坛宗师的马约翰，不论在怎样的条件下都始终坚持在基层的体育教育岗位，从未脱离具体的教学业务。在他的精神境界里，具体的体育事业和基层教学岗位始终是第一位重要的，而别的都可忽略不予计较。前面提到，他曾一度被降职降薪使用。那是1928年清华学堂改为清华大学时，新任校长罗家伦居然也轻视体育，认为体育教学无须设教授一职，就下令将马约翰改称为训练员，并与此相应降低他的薪资。当时许多清华同事都为马约翰鸣不平，有人劝他离开清华另谋高就。事实上以他的能力与声望到别的地方去担任教授也完全不成问题，当时就有外校想把他从清华挖走。但马约翰本人却放不下清华体育部这个由他参与创建的教育岗位，根本不计较名利而坚持留在清华工作。直到一年后，罗家伦纠正自己的偏见，才恢复了马约翰的原职原薪。1942年，马约翰在西南联大工作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家里有时竟连菜都买不起，只能吃白饭。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四川江津成立了一所体育专科学校，很想借重马约翰的声望，用高薪聘他担任校长。但他不为名利心动，婉拒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好意，继续在昆明过着清苦的教员生活，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和体育界都被传为佳话。

马约翰的人品和道德风范是中国体育界永远学习的楷模。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5期 满纸云烟记翰林　作者：刘建业

状元独领风骚

“状元”是封建科举考试进士科的第一名。由于状元是由皇帝亲自在“殿试”中选取的，所以又称“殿元”，其荣誉是无比高尚的。清代260余年，共开科116次，选中的状元只有114名，也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两年半才出一位状元，其尊贵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有人问，既然清代共开科116次，应该产生116位状元才对呀，为什么只有114名呢？这是因为清代的116科考试中有两次特殊情况，即康熙十八年（1679）和乾隆元年（1736）开了两次博学鸿词科，这两科考试的参加者都是各省举荐的学问渊博的奇异之才，考试后只授官职，并不排名次，所以这两科没有状元。

长期以来，有一个误会，就是不少抨击科举制度的文章都说过“自古状元无真才”，有人甚至说“没有看到过一个有大作为的状元郎”。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抛开自唐至明代科举选取的状元不提，仅看清代的114位状元，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科举制度曾经埋没了不少人才，但能从县试开始，连闯六道严格的考试，取得“状元”头衔的知识分子总还是要有点真才实学的。我们翻开清代状元的名录，可以找出不少地位显赫、业绩辉煌、学识渊博的人来。清代第一科状元傅以渐，以非凡的才华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为开拓清初政绩、巩固新王朝作出过重大贡献。他还亲自担任《明史》和《清太宗实录》的纂修官，出任太宗“圣训”的总裁，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史学家。顺治九年（1652）状元麻勒吉是满族人，在会试中就高居榜首，殿试又获第一名，后来以办事干练升迁到两江总督。虽然曾有一段被罢免，但仍不失为一位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康熙十二年（1673）状元韩，也是从会试到殿试都取得第一名，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不但在治理国家上有一套，而且还留下了一部很有名的著作《有怀堂集》。乾隆二年（1737）状元于敏中，是辅佐乾隆皇帝开创盛世的重臣，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文学家，著有《素余堂集》。乾隆十年（1745）状元钱惟城则是名重一时的书法家、画家，他书法有苏轼神韵，绘画更是花卉、山水、人物样样精通，乾隆以他为当时的书苑领袖。乾隆二十五年（1760）状元毕沅更是一位全才人物，他居官数十年，官至湖广总督，且贯通文史，著作甚丰，同时又是一位学识精湛的文物鉴赏家，对金石书画的研究有独到之处，可称清代无与伦比的大收藏家。其他如嘉庆朝的姚文田，官至礼部尚书，是清中期著名的声韵古文字学家，其著作《说文声系》、《古音谐》都是有价值的古文字专著。道光朝的龙启瑞，在官居江西布政使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同时又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尔雅经注集证》至今还是研究古文的重要参考资料。咸丰朝的翁同，学贯古今，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还是戊戌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同治朝的洪钧先后任出使俄、德、奥、荷四国大臣，是著名外交家，同时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和元史专家。我曾把清代状元的业绩排列过一张表格，其中政治家28人（如傅以渐、梁国治、王杰、吴其、张之万、翁同），文学家21人（如徐元文、严思我、汪绎、钱、龙启瑞），书画家19人（如彭启丰、王式琛、毕沅、钱惟城、刘春霖），教育家17人（如李蟠、庄有恭、林如棠、曹鸿勋、吴鸿章、王寿彭），外交家3人（如洪钧），实业家5人（如张之万、张謇）。而只做过五品以下小官的仅有10余人，可见状元里面确是人才济济。

清代文人集中于江南，江南又集中于江苏，江苏又集中于苏州。114位状元中，江苏独占49名，而苏州一城竟先后出过24名状元，可谓状元之乡了。在这114名状元中，有两位最显赫，倒不是他们的官职显赫，而是他们在科场中的成绩显赫。乾隆四十六年（1780）状元钱，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陈继昌，是清代出现的两位“连中三元”的状元。所谓连中三元，就是在省级考试（乡试）夺得第一名（称解元）、京城会试又得第一名（称会员）、殿试仍夺第一名的状元郎。这种殊荣可称百年难逢其一，从唐代开始科举考试以来，直到清末一千余年间，中国仅出了13位连中三元的状元，清代的两位“三元状元”都是江南人，人说“才华独秀于江南”，看来不是夸张。

一个家族，如果出过一位状元，那么这个家族就要被人钦羡，而清代的状元偏偏有时会集中到一个家族，如康熙乙丑科（1685年）状元陆肯堂和他的玄孙、同治甲戌科状元陆润庠，嘉庆壬戌科（1802年）状元吴廷琛和他的侄子、道光壬辰科（1832年）状元吴钟骏，咸丰丙辰科（1856年）状元翁同与他的胞侄、同治癸亥科（1863年）状元翁增源，康熙丙辰科（1676年）状元彭定求和他的长孙、雍正丁未科（1727年）状元彭启丰。这些一门两状元的盛事曾被文人墨客编成戏剧予以表彰，也是为人们无限景仰的佳话。

状元既然是殿试之首，自然会受到格外的荣宠。清代的状元只要金榜题名，立刻就被授予翰林院修撰的显赫官职，由于他们接近皇帝和内阁重臣的机会多，所以一般升擢很快。人们对他们的敬仰之情也就随着他们地位的提高而变得不可仰望了。

清代状元几乎人人都写得一笔好字，而且文思敏捷，出口成章。当时的人能得到一张状元的墨迹常常引以为荣，视为珍宝，因而收藏状元的墨宝就成为当时文人的一件大雅之事。从清中期开始就有人以毕生精力追寻状元手迹。在这些收藏家中，大画家吴湖帆可算佼佼者，他经过数十年的寻求，曾收有72位清代状元的扇面、书画，可称蔚为大观。但由于岁月积累，许多状元的墨迹现在已经很少见了。1996年拙作《状元墨宝——清代进士墨迹藏珍》一书展示出来的15位状元墨迹，最早的是乾隆初的梁国治，最晚的一副是末代状元刘春霖，从其不同的文辞和不同的书法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不同志趣。每于展卷凝思之时，常常会引起一种怀古的幽思，这也算一种享受吧！

榜眼探花有华章

按照清代科举规制，参加殿试的考生，在交卷之后即由皇帝亲自主持，把录取的人分为三等，即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仅取3名，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榜眼、探花在清代260年间也仅各出了114位，所以其显赫程度并不比状元差多少。

如果就才华来说，榜眼、探花虽不是榜首，但学识和韬略并不一定比状元低。这是因为清代科举考试，在确定三鼎甲的名次时，皇帝往往亲自出面干预，有时甚至亲自确定名次，这就使状元的当选有了极大的偶然性。比如顺治十二年（1655），殿试后阅卷大臣们选定的状元名叫王揆，但在皇帝亲点时听到王揆的名字，无意中想起了戏剧中“王魁负桂英”的故事，就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是那个负心的王魁吗”？这一问吓坏了主考官，立刻把王揆降到了三甲，仓促间新提上来的状元虽然侥幸，但其才华是否在榜眼、探花之上就难说了。再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殿试后主考官们一致推荐大文学家赵翼为状元，但乾隆皇帝在决断时认为以前数科选取的状元以江南人居多，赵翼又是江南人，有些不妥，而北方中状元的人实在太少，当时西北部的稳定是清政府的一件大事，于是临时决定，把原列第三的陕西韩城人王杰提到第一，而文章才华远胜于王杰的赵翼只好降为第三了。这个改动虽属偶然，但也算歪打正着，王杰没有辜负乾隆的提拔，入仕后展示了惊人的治国才干，被连续提升，最后做到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他与和同朝为官20余年，在抵制和误国上起了很大作用。民间传说中有不少刘墉（刘罗锅）斗和的故事，其实刘墉入阁很晚，在地位上与和相差悬殊，根本没有与和抗衡的条件，真正与和抗衡、坚持正义的军机大臣应该是王杰。乾隆死后，嘉庆推倒和，满朝文武竟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担任审判官，还是已经退休的王杰被请回来清查和的罪行。

状元夺魁带有偶然性，还可以从一个传说中看出来。据说光绪朝的状元王寿彭本来不够状元资格，但开科那年正逢慈禧太后60大寿，善于奉迎的主考官们就从名单中找到了王寿彭这个代表长寿的名字，以讨好慈禧。其实这个传说并不符合事实，因为王寿彭是光绪癸卯科（1903）的状元，而慈禧60大寿应是乙未年（1895年），早在王寿彭夺魁8年之前。但这个传说也证明民间对中状元的偶然性也是十分清楚的。清代榜眼、探花中也出了不少名人，他们在促进清朝政治、文化发展及维护国家主权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乾隆庚辰科（1760）探花王文治是清中期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与刘墉并称，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雅称。嘉庆巳未（1799年）探花王引之官至工部尚书，除治国有方外，他还是一个学识精深的训诂学专家，他留下的《经文述闻》、《经传释词》等著作，对后世影响极大。非常有趣的是王引之的祖父王安国是雍正甲辰科（1742年）的榜眼，他的父亲王念孙则是乾隆乙未科（1775年）的翰林，祖孙三代同登翰苑，实在是一段佳话。道光庚子科（1840）榜眼冯桂芬是林则徐的学生，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又是力主实业兴国的大臣，他的思想对后来的洋务运动有很大影响。咸丰壬子科（1852）探花张之洞更是一位有民族气节、在抵抗外国侵略中功勋卓著的人。中法战争时，他力主起用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一战中大败法军。榜眼探花中的文学家、书法家如群星璀璨，光耀文坛、名播一时的大文学家孙星衍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的榜眼，受人瞩目的大书法家黄自元是同治七年（1868）的榜眼。其他如顺治榜眼熊伯龙，康熙榜眼王鸿绪、顾河图，康熙探花姜宸英、徐乾学，光绪探花商衍鎏等都是出类拔萃的风云人物。

历来的收藏家对于三鼎甲的遗墨都是一视同仁。但我在与许多书画收藏界朋友们交往的过程中，却发现他们的藏品中，状元墨迹竟比榜眼、探花的还要多，因而出现了台湾一位收藏家竟用两副王寿彭的对联换回一件张之洞书法中堂的佳话。由于状元名声大于榜眼、探花，使不少有很高艺术水平的榜眼、探花墨迹因不受重视而湮没了，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曾在一次收藏家的聚会上提出，请收藏家们注意榜眼、探花遗墨的收藏。如有可能，征集榜眼、探花的手迹，办一次专题展览，一定可以引起人们极大的重视。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2年第5期 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米朗多拉　作者：张椿年

乔凡尼·皮科·米朗多拉（1463一149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的一位卓越的哲学家和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出身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米朗多拉的伯爵。皮科聪慧过人，从小就爱好人文学科，学习拉丁文、希腊文，稍长又学习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据说，他懂得20多种语言。皮科的母亲一心希望他在教会任职，10岁时，就被任命为教皇法庭的公证人。从1480年起，皮科先后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古典哲学、中世纪哲学、希伯来神秘哲学和伊斯兰哲学。皮科一生兴趣广泛，博学多闻，尚在青年时期，就在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中独树一帜。

人文主义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新型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引导人们从信仰转变为理性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的变化。

文艺复兴时期正是西方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恩格斯在1875年写的《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在这个时代里，国王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力量，形成了民族国家，奠定了从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先驱走上了舞台，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时代变了，人的观念也应随之而发展。然而中世纪的教会仍不断地向世人宣传：圣经是人类智慧的唯一源泉，其他知识皆为旁门左道；上帝是世界的唯一缔造者，在上帝面前，人是微不足道的，这些说教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维和创造能力。时代的前进要求打破教会的精神统治，提出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人文主义者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如群星灿烂，人才辈出，乔凡尼·皮科·米朗多拉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但是皮科生活于文艺复兴的晚期。在皮科之前，老一辈的人文主义者在批判教会的精神统治，倡导学习古典著作，歌颂人的尊严，开创新的思想局面中已取得了巨大成就。

古典著作，指的是基督教产生以前的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这些著作具有世俗性。提倡学习古典著作，使人看到了一个非基督教的世界，树立了古典著作与圣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最早号召人们学习古典著作的是彼得拉克（1304一1374)。他被称为“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之父”，因其杰出的诗作，又被称为“诗圣”。彼得拉克认为,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中世纪的传统思想亦即教会的精神统治让人窒息，古典文化可使人的思想得到解放。他崇拜古罗马的作家西塞罗（公元前106一前43)，自称为西塞罗主义者。在《给后人》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古典文化和中世纪传统思想的态度。他说：“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古代，因为我生活的时代始终不合我意，如果不是我所恋的事牵扯我，我将无时不希望生活在其他任何时代，力求以其他时代的精神来生活。”

在彼得拉克的思想影响下，他的后继者们都以懂得拉丁文为荣，并四处收集早已散失的古典著作，为发掘人类知识宝库，普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知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皮科又进了一步，他不仅主张学习古典著作，还号召学习人类的一切知识。他认为，作为一个学问家不应该只受某一个学派或观点的束缚，不了解所有的知识，就不能提出个人的观点。他曾这样形容自己：“我熟悉所有的哲学导师，探讨了一切著作，研究了一切学派。”皮科的研究结论是，古代的和中世纪各个学派的思想家都有错误，但也都为真理作出了一份贡献。各种知识皆可以沟通，皮科力图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哲学学派构成某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1486年，皮科还只有23岁，他写下了第一部提纲性的著作，名为《900论题》。这部著作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辩证法、形而上学、物理学、伦理学、数学、神学。它叙述了古希腊、古罗马、阿拉伯、犹太人以及中世纪的哲学家、神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基本观点，论证了各种哲学和宗教观点皆有共同的方面，甚至天主教和其他信仰也可以调和。在皮科的时代，这个论点不能不触犯梵蒂冈和一些神学权威。

皮科提出《900论题》后，想开一个讨论会，并准备了一篇开场白，这篇开场白本没有名字，但由于它的内容大部为赞美人的力量，所以后人就把它叫做《论人的尊严的演说》。这篇演说尖锐地批判了中世纪教会关于人与上帝关系的观点。

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宣传说，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证明人是鄙贱的，肉体是罪恶的王国。上帝将人类的始祖逐出伊甸乐园，罚其在满是荆棘的大地上终身劳苦。人无力改变自己在尘世的地位，惟一的出路，只有在上帝的指引下，抑制情欲和欢乐，忏悔错误，走完人生痛苦的历程，而后进入天堂，获得永恒的幸福。

基督教的观点是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极其低下、缺乏对社会和自然风险抵御能力的情况下产生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人们对自然界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人文主义者开始了对基督教“人论”的反思。

文艺复兴时期，从彼得拉克开始，许多人文主义者把人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曼内蒂（1396一1450)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论人的尊严与卓越》，这是为了批判中世纪著名教皇英诺森三世（1160/116l—1216)的《论人的渺小和对尘世的蔑视》一文而作的。英诺森三世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消极的。他说，树木能结出果实和吐出芳香，人只能制造废物和污秽。曼内蒂批驳道：人的行为决不是如教皇所言，而是他们用智慧和双手建立的许多事业。人来到尘世是为了事业，正是事业表现了人的卓越和尊严。他说：“世界形成之后产生的一切，全是我们依靠智慧的特殊的敏锐性所发现、完成和使之尽善尽美的。”

曼内蒂把人间天堂的建设完全归于人，排斥了上帝对尘世的干预，在他看来人是尘世的上帝。

皮科与曼内蒂有所不同，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不同，他强调的是人的自由意志。他认为人的行动不应受任何的限制，人的一切，诸如地位、职业均由人自己决定。人的面貌也是这样，并不是圣经所说的，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来创造人的。人的行动自由是上帝给予人的特殊权利。皮科借用上帝的名义对亚当说：“我把你造成为一个既不是天上的也不是地上的，既不是与草木同腐的，也不是永远不朽的生物，为的是使你能够自由地发展你自己和战胜你自己。你可以堕落成为野兽，也可以再生如神明。”人所以能实现自己的意愿，是因为人有天生的创造本能。他说：“人生下来天父就给他布下了产生各种东西的种子和各种各类的生命的根芽；这些种子和根芽，谁悉心培育他们，他们就在他身上生长，并开花结果。”

在皮科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中，人是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后，似乎已不再起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皮科把人文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人文主义从彼得拉克到皮科的时代已经历了200年的历史，在这一不短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已进一步壮大，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打破地域的界限和信仰的隔阂。与此同时，人文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人文主义者以提倡学习古典著作为任务，经过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典著作在意大利，以后又在西方其他国家逐步地树立了崇高的地位。皮科的一位朋友，威尼斯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埃尔莫劳（1454一1493)在给皮科的一封信中把古典文艺比作为他所颂扬的另一个上帝。然而，当社会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要求给人文主义注入新的内容时，一部分人文主义者却沉溺于引证、背诵古典著作中的某些章句或给古典著作做繁琐的考证工作，脱离实际，轻视经验，终而被人鄙视，被人抛弃。与皮科同时代的达·芬奇（1452—1519)讽喻他们道：“我确实不能像著述家那样引经据典，我认为，在经验的指导下读书，价值要大得多，因为经验是他们的导师。他们趾高气扬，洋洋得意，而不用自己的劳动来争光，他们瞧不起我这个发明者，而他们自己无所发明，只是吹嘘，背诵别人的著作，难道不该受到更大的谴责吗?”皮科与这些人也不同，他主张学习人类一切的知识，反对迷信权威，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从而进行了观点的创新。他关于各种宗教学说，包括天主教和其他信仰也可以调和的观点可视之为后来的宗教与思想容忍的先声。

皮科写出《900论题》后，希望能引起对各种哲学、各种宗教和教派的观点进行争论。他认为正确的认识是在人们深入思考和辩论中发展的。1487年，皮科宣布自己出资邀请欧洲各地的学者到罗马对他的《900论题》进行公开的辩论，希望通过辩论求得真理。此举震惊了欧洲的学术界尤其震惊了梵蒂冈。教皇英诺森八世（1432—1492)立即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审查《900论题》，该委员会宣判部分论题是异端性的。皮科不服，发表了《辩护》一文，对判决意见进行驳斥。这一辩护更加激怒了教皇，下令逮捕皮科，送交宗教法庭治罪，皮科出逃法国。在教皇特使的要求下，法王查理八世（1470一1495)将皮科逮捕入狱，后经意大利诸侯，尤其是佛罗伦萨统治者梅迪奇·洛伦佐（1449一1492)的调停，查理释放了皮科。梅迪奇·洛伦佐在意大利有极大的政治势力，他的女儿嫁给了英诺森八世的私生子，但洛伦佐爱好人文学科，一时被誉为文学和艺术的保护人。他很欣赏皮科的才华，在他的保护下，皮科回到意大利，定居于佛罗伦萨。但是，教皇英诺森八世欲加害于他的政治阴影直到1493年才被彻底驱散。这一年英诺森八世的敌人、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l—1503）出于打击其前任和巩固其本人政治地位的目的，宣布皮科无罪，所有对他的指责都是错误的。

在佛罗伦萨，皮科与洛伦佐、柏拉图学院的领袖费奇诺（1433一1499）以及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历史还记载，皮科与萨伏纳罗拉（1452一1498）有过多次接触。萨伏纳罗拉曾是佛罗伦萨一所修道院的院长，后赴意大利其他城市宣教。他在布道中猛烈抨击梅迪奇家属的专权，主张在佛罗伦萨建立共和制度；揭露腐败，要求焚烧一切与教义精神相违背的书籍和艺术作品。萨伏纳罗拉的游说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下层群众、虔诚的宗教徒以及一部分具有民主倾向人士的拥护，至于绝大部分人文主义者对萨伏纳罗拉则嗤之以鼻。皮科与他们不同，建议梅迪奇·洛伦佐邀请萨伏纳罗拉回佛罗伦萨传教。洛伦佐采纳了皮科的意见，他的目的是希望萨伏纳罗拉口下留情，而皮科在思想深处，至少在揭露教廷这一点上，与萨伏纳罗拉有共鸣的地方。

在佛罗伦萨期间，皮科还进行了紧张的学术研究。当时有些学者仍在攻击皮科《900论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包括对人的看法。为了应战，皮科在1489年发表的《七重天》中，继续赞美人的卓越本能，仍然不把人限制在固定的地位，不使人受到各种束缚。1491年，皮科撰写了《论存在与单一》一文，更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世纪各派的经院哲学的观点在某些方面并不完全对立，而是有相通之处。1494年，他又写了《反对占星术的辩论》，认为星星不过是具有光和热的物体，不可能影响人的命运。在中世纪，很多人信仰占星术，皮科的著作对消除占星术的影响和中世纪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以上的著作外，皮科一生还写了许多意大利文的爱情诗和用拉丁文写的信函。皮科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我们这里介绍的都是他思想中积极的方面，不能否认，他的某些思想观点仍带有神秘主义的色彩。这不奇怪，因为皮科生活于社会发生大转折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先进和落后的东西常常结合在一起，皮科不可能不受时代的限制。虽然如此，皮科的一些思想推动了人类思想的发展，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1818一1897）在他的不朽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说，皮科的《论人的尊严的演说》是文艺复兴时代最崇高的遗产之一。令人惋惜的是，他于1494年11月14日离开了人世，时年3l岁。他留下的遗容是那么年轻，使人永远保持着对他的美好印象。

（责任编辑程　度）

2002年第5期 中华民居百年之变　作者：闵　杰

20世纪是中国建筑形式变化最剧烈的时期，特别是城市的居民住宅。在这100年里中国建筑完成了从传统住宅到现代居室的转变，它的主要特点是集约式住宅取代了独门独户，高楼取代了平房，舒适的配套设施取代了简陋的居住条件。这个漫长的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1901—1911年　传统为主的清末时期

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刚刚逝去的20世纪的百年是个极不寻常的时期。它开端的10年（1901—1911），就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琳琅满目的外国新器物，从汽车、电车、飞机、电话，到手帕、香皂、雪花膏等生活日用品，甚至问世不久的最新科技产品录音机，都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大都市的人们只要到街上走走，触目所见，尽是新奇东西。

相对而言，人们的住宅依然是老式的，居住方式是一种文化，变化缓慢而沉重。在20世纪初，传统的住宅依然占主导地位，但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呈现变化的端倪。

中国古代建筑以木材为基本结构，柱上架梁，梁上迭梁。周朝时期产生了瓦，战国时代又出现了砖，木结构加上青砖的墙壁、青瓦的屋顶，构成中国传统建筑的主要形式，历经几千年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19世纪中晚期，外国人到中国居住，带来了钢筋水泥这种全新的建筑形式，建筑风格上引入了欧洲古典式、文艺复兴式等，20世纪初又出现了结构简单的5至7层的高楼，民国时期进化为钢架结构的摩天大楼。西方的建筑技术每有进步，各种建筑材料和艺术风格很快随着中外交流的频繁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一切，都主要发生在上海、天津、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和帝国之都的北京。时至1911年，除紫禁城巍然高耸的皇家居所点缀着金色琉璃瓦和红色宫墙外，城乡尽是白墙（或灰墙）黑瓦的低矮平房和暗淡色调。不过，中国国土广袤千里，民族众多，东、西、南、北、中，风土人情各异，住宅形式随之不同。

在华北地区，大多数人仍然住在四合院里。中国传统的住宅形式多为院落布局，四合院是中国人最理想的住宅形式。四合院四方四正，暗含一个“井”字格局。“井”字分割后可以产生一个“中”字，“中”是对称、稳定、严肃之意，符合中国的传统道德。四合院按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住房对称，正房朝南，东西两侧是厢房，另有耳房和小院。院中铺地砖，两旁可种树木花草，形成一个舒适宁静的居住环境。北京的四合院是这类住宅的典型。人们把四世同堂看成是一种福气，一个四合院不够十几口甚至几十口人住，所以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常有两进或几进的院落，进门有照壁，用水磨砖或雕砖砌成，隔开外人视线。院内有游廊回绕，古诗“庭院深深深几许”，反映了四合院式住宅的幽深清静。四合院虽然是华北地区的住宅，但是它平面上一正两厢的结构对各地的汉族住宅影响很大。

在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水乡的江苏、浙江、安徽，气候温和多雨，住宅往往高大，门窗南北敞开，以利通风；屋顶出檐较深，以遮挡阳光直晒和雨水。因为气候温和，墙壁的作用仅求别内外，避风雨，所以不如北方的厚，屋顶也仅仅铺薄瓦，全部构架和用材趋向于轻简。因为不需要太多阳光，窗户面积小，正房与厢房相连，庭院因而狭小，称为天井。因为地湿，楼居之风盛行。浙江、江西的山区，不少民居是以石头砌成的，不同于各地主体风格的砖木结构。江南富贵人家，住宅四周围以高墙，宅内设有花园。江南水乡河网密布，许多住宅沿河而建。河岸每隔一段距离筑一码头，砌有台阶，既可停泊小船，又供居家汲水、洗涤。小桥流水、住宅码头，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水乡风景画。

往南走又是另一番景象。广东、广西、福建的山区地带，是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典型的客家住宅是3层或4层的高大的圆形土楼，最高的有5层，土楼的外侧墙壁厚度可达1米以上。土楼有些是圆形，有些是方形，下面的2至3层对外不开窗，处于封闭状态，每层楼都有居室、厨房、库房。此外，广东的沿海地区为防范台风，常常将房屋的高度降低，以减少受风面积，并将住宅建成联立式，以增加房屋的力度。20世纪初，随着华侨的归国或对家乡的投资，在广东、福建出现了一批华侨住宅。这种住宅的外观多为中西合璧式，有大平台及外廊。

在偏僻的西南地区，高山峻岭阻隔了交通，20世纪初欧风美雨很少吹到这里，住宅形式几乎没有变化。这里少数民族众多，风格与中原地区大相异趣。因地形复杂，空气湿度大，住宅对通风要求很高，人们用竹子或木料作为支柱，搭成“吊脚楼”式住宅，楼上住人，底层贮藏物品或圈养牲畜。采用这种住宅方式的主要有苗族、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崩龙族、景颇族、佧佤族、爱尼族。此外，云南部分地区常刮大风，当地人用厚土坯砌墙，小院自成一统，四四方方像一颗印章，这就是有名的云南“一颗印”式住宅，是华北四合院在西南地区的变种。

除以上主要地区外，还有一些民居也很有特色。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南的西部，遍布窑洞式住宅。这一带是黄土地，土质良好，石材丰富，风沙很大，人们依山势或土坡走向，挖掘出一个洞，进深6米，外面砌上土坯或石头，形成封闭式的窑洞住宅。窑洞常常北靠山崖以避严寒风沙，南面开大窗户以充分采光。在青藏高原，藏民的居住一般都很分散，往往沿着山泉或河流两岸分布，有的筑于山腰和小山顶的险要处，出于自卫的需要，房屋建成碉堡式。房屋多为3层，底层圈养牲畜，作饲料房；第二层住人，起居室、卧室、厨房都在一处；顶层是经堂，这就是著名的碉房。中国地域广大，气候不同，建筑风格各异，即使在一个地区，气候条件也有很大差异，所谓地域建筑特色只是大体的区分而已，比如“吊脚楼”在东南地区的福建也有，藏民的碉房式建筑在云南、四川也不难见到。

所有上述建筑都是中国固有的，为20世纪初汉族和各民族的主要居住形式。这些传统民居的被打破，首先是从城市开始的，最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里弄式住宅。上海自从成为通商口岸城市后，人口迅速增长，地皮价格昂贵。从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地产商人便仿照欧洲联排式住宅的形式，建造了一批成本很低的木板房屋，卖给涌入上海的外地人居住，形成上海最初的里弄式住房，也是中国近代最初的集中居住形式。到了19世纪70年代，又将木板房改进为砖木结构，设计了上海独有的石库门里弄民居。石库门大多成排建筑在井然有序的里弄，为砖木结构的毗连式房屋；弄门纵向深入，过道两旁即为相互毗连的石库门民居。老式石库门为三间带两厢，总体布局采用欧洲联排式，单体平面结构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早期四世同堂的家庭多采用这种建筑格局。20世纪2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将三间两厢的老式石库门房屋，改变为单间与双间一厢，以适合大家庭的解体和人口进一步增长的社会变化。里弄式住宅这种群体集居的居住方式，不仅是上海近百年民居的主要形式，许多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为解决人口问题和减少住宅投资，也都如法炮制，天津在1949年以前，里弄式住宅一直是这个城市近代民居的主要形式。里弄式住宅节省空间和投资，但是与传统民居相比，绿地减少了，天空变得狭窄，弊病也是十分的突出。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穆木天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住里弄的感觉这样写道：“如果有人向您问：‘弄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您得怎样回答呢？您可以说：‘弄堂是四四方方一座城，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一层楼的，二层楼的，三层楼的，还有四层楼的单间或双间房子，构成了好多好多的小胡同子。不管您住的前楼还是亭子间还是什么名目的房间，您总会觉得这回是进了牢笼了。四处都是房子，除了仰头到45度的角度以上才看得见的天空，再不会瞅得见其他任何的自然。’”

在公共建筑方面，清末时期的变化是高楼大厦的初现。1900年后，美、英、法、俄、日等国家先后在北京修建使馆区，建筑风格都为欧洲、日本式。同时为了方便来北京的外国人的生活，开始建造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作为外国人和中国高层人士（包括官员和富人）的住宿、宴请和娱乐场所。六国饭店高7层，红色墙面，以壁柱分隔，上有欧洲古典装饰，是当时中国最高的住宅建筑，至今还是北京一家很有规格的宾馆。

变化不尽发生在大城市。新疆虽然地处边陲，因为与俄罗斯等国接壤，20世纪初维吾尔族的许多住宅吸收了相邻国家的建筑布局，室内装修采用欧洲传入的石膏花饰，大玻璃门窗和木板顶的天棚。在许多商人的住宅，过去传统的功能是以居室为主，这时已经变成以客房附以餐厅作为住宅的基本单元。

1912一1949年　西式建筑争奇斗艳

1912一1949年的民国时期，大都市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新式建筑，最突出的是高层建筑的出现，高层建筑最集中的城市是上海。

在1911年以前，上海的最高建筑是6层。1915年、1920年、1923年，分别建起了7层、8层、9层的大楼。1928年修建的沙逊大厦（今南京路外滩和平饭店北楼）是一幢10层（部分为13层）的钢架结构大楼，整座楼用花岗石砌筑，外型简洁明朗，明显受到19世纪末出现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建筑风格的影响；外部不重雕琢，内部装饰得豪华无比，各层设有不同国家风格的住房，包括德国式、印度式、西班牙式、法国式、意大利式、英国式、中国式、美国式，汇集了9个国家不同风格的装饰和家具。在外滩众多的高楼中，沙逊大厦是最高的，遥遥望去，墨绿色的金字塔型的楼顶，仿佛巍巍群楼的冠冕。沙逊大厦是上海第一座10层以上的大楼，在以后的短短几年间，奇迹般地涌现了28座这样的建筑。高层建筑是当时西方的时尚，中国各大都市都竞相效仿。1937年落成的广州爱群大厦由华侨投资、中国工程师设计建造，高65.27米，共15层；立面糅合了美国摩天大楼的垂直线条风格和岭南的骑楼底座，内部采用钢架结构，在建材和施工方面都达到了国内的先进水平，是华南第一高楼。民国时期高层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4年建成的上海国际饭店，由希腊工程师设计，共24层，高82米，是中国近代最高的建筑，号称“远东第一楼”，楼顶有望台，全上海景观尽收眼底，有快速电梯3部直达顶层，是美国摩天大楼的翻版。

在20—30年代，出现了近代住宅的另一种形式——公寓式住宅。它通常层数比较高，大多数是4至5层的楼房，以不同间数的单元组成各式标准层，大部分是从一室户到四室户。内部布局虽然不同，但必须具备起居室、厨房、浴室、车库，有自来水、电器和卫生设备，建筑标准比较高，居住条件很舒适。大多数建成后用于出租给高级职员。天津、上海都有不少这种公寓。

民居也由平房向空中发展，从20年代起，上海、天津和其他一些大城市的民宅中出现了一种二三层的楼房，因为修建在里弄里，称为新式里弄住宅。与过去上海的里弄住房相比，新式里弄住宅对房屋的使用功能作了明确的划分，将起居室、卧室、浴室等分开，有些厨房里还有煤气灶。宅前留有绿化园地，里弄的宽度可容车辆的进出。生活在这里的主要是中等收入的人士，如机关和公司职员、教师等。较富裕的人家，住花园式里弄住宅，它是从新式里弄住宅演变而来的。住宅前面有庭院，绿地面积超过住宅面积，有的达三倍以上，环境幽静。居室内有壁橱，铺硬木地板，钢架大玻璃窗，外观多为西班牙式和近代立体式。

更豪华的西式住宅是别墅，特别是花园式别墅。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一些最富有的人已经仿效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修建了花园别墅，但为数甚少。从20年代起，在军阀混战中发了大财的军阀、政界的显要、工商业的富翁以及清朝的遗老争相攀比，抢占大城市的黄金地段，修建独院式高级住宅。房屋不高，大多是平房或2层的小楼，有壁炉、卫生设备、大小卧室、健身房、汽车间，在居住的周围环境上，特别讲究庭院绿化，有草坪，甚至大理石的喷水池，因此称为花园别墅。

民国时期，大体而言，里弄住的是中产阶级，花园别墅属于富人；与中上层社会人士相比，下层人民的居住状况十分恶劣。不少人住在竹架支起的草棚里，门檐低矮，只能钻进钻出。在上海，人称这种住户为“滚地龙”，将这种成片的住宅区称为棚户区。

1950—1965年 新村建设

全国一解放，国家就设立了建筑工程部，任命陈正人为第一任部长、万里为副部长。在热火朝天的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内，一举建成住宅9454万平方米，缓解了饱受战乱之苦的黎民百姓的居住条件。“二五”期间再接再厉，又建成1.1亿平方米。这时期的新建民居，除平房外，大多数是4层左右的小楼，屋顶较高，达3米左右，窗户却很小，这种建筑主要是借鉴了当时苏联的住宅模式，一如1949年以前主要借鉴的是西方国家的建筑风格。

新建的住宅小区通常称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1952年，华东军政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为执行毛泽东的数年内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人住宅修建委员会。当年，第一批住宅1002户完工，以当时的家庭成员平均每户5人计算，可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这个住宅小区修建于上海西郊的曹杨路一带，取名“曹杨新村”，占地200亩，建有合作社、医疗站、公共浴室等设施，风景优美，处处花草林木，小桥流水。一时间，“曹杨新村”成为令人羡慕的新式住宅的代名词，很长时间内是广大无房缺房职工梦想中的天堂。

在这一时期，新建住宅小区除了职工新村外，另一种形式是华侨新村。为满足华侨和港澳同胞的需要，50年代广州在东北郊区建立了华侨新村，占地20公顷，都是独立式小楼，有现代化的设施，楼外有绿化庭院。1962年初上海的华侨新村，共6幢白墙红窗棂的小楼，排列在绿草地中。每幢4层，每层两套住房，生活设施配套完善，有起居室、餐厅、贮藏室、浴室、厨房、卫生间，并有冷暖气设备；建筑质量很高，房门用水曲柳木料，浴室、厕所铺马赛克。

在建国初期，尽管国家关心住宅问题，但是拿不出多少钱来改善人民的居住条件也是事实。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住房投资44亿元，从政府角度说投资不算少，但到1956年底，全国仍有250万职工要求解决住房困难。以后因为大跃进、自然灾害等原因，更无暇顾及改善住房条件，“文革”发生后，更恶化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不过中国的房租低廉，据1956年的职工家庭收入调查，职工每月房租2.1元，占家庭收入的2.4%。这种低房租一直维持到80年代。1982年城镇居民房租平均每平方米租金0.1一0.15元。房租占家庭收入3%以上的有天津、广州等9个城市，占2%以下的有兰州、贵阳等4个城市。可以说，房租低廉而居住局促是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市民的住房特点。

1966一1976年　“四世同堂”

1966—1976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惨痛的“十年浩劫”时期，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有退无进。“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建筑工程部就被解散，大批设计图纸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遭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如此暴殄天物，何能顾及民宅。从1966一1970年的“三五”时期内，全国住宅竣工面积仅5400万平方米，仅为“一五”期间的一半多一点，不及改革开放后一年的住宅建设数量。

“文革”时期不仅住宅建设面积少，所建住房的质量也相当低劣，许多民宅是用“干打垒”的方式建成的。“干打垒”起源于“文革”开始前1966年2月1日国家建委批转建筑工程部一份《关于住宅、宿舍建筑标准的意见》的报告，其中强调：非生产性建设，要发扬延安作风，贯彻“干打垒”精神，适当降低民用建筑标准。“干打垒”本是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精神的体现，表明宁可身居陋室，也要为国家多出石油的志气。但“文革”开始后，全国学大庆，将它应用于民居的建设，各地建起一批建筑标准很低的简易住宅楼，其特点是居住面积小，空间局促，屋顶矮，墙壁薄。

由于十年动乱，加上50—60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70年代末，苦难就十分突出了。这时新中国成立已经30年，全国3400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4.93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3.6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四世同堂也不罕见。现在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对此感受尤深，如果问他的感受，大多数人会回答：婚后无房，与父母同住；当年的流行语是：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住房的困难既然难以解决，老百姓不得不自己动手，于是产生了“大杂院”这种人人熟悉见怪不怪的住宅形式。70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建筑总面积约40亿平方米，其中，属于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更兼50年代盲目鼓励生育，到70年代进入了生育高峰时期，子女多了住不下，于是在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原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原来的庭院空地都被充分利用了起来，这种特殊的居住形式是对传统居住环境不得已的破坏，是畸形政治产生的居住怪胎。经过“文革”十年，无论华北的四合院、江南水乡的秀丽庭院，传统民居能保持原貌的不多了，大部分成了大杂院。

1977—2000年　步入小康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渴望安居乐业，要求吃得好一点，住得宽敞一些，是人之常情，生活的基本需求，不会再受到无谓的批判。1978年9月，建国以来第一次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召开。在那次会上，政府保证，到1985年，将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3.6平方米，提高到5平方米，并且集中力量在两年内解决无房户和特困户。8年之后，到了1986年12月，中国进行了第一次全国城镇房屋普查，结果表明，在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普查范围内，共有房屋建筑面积46.76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6.36平方米。首战告捷，超额实现了目标。

这一时期，居住条件的改善，就社会阶层而言首先是知识分子；就地区而言当属新兴城市深圳。1979年国务院拨专款1亿元，为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卫生部系统知识分子建设住宅；1980年续拨3000万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部、文联高级知识分子建住宅。80年代全国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数深圳这座新兴城市最优越。深圳新建住宅每套平均建筑面积83平方米，比全国平均数高60%，甚至比香港居屋计划还高52%，即使与亚洲一流的日本相比也各有千秋。

中国80年代的住宅建设成绩世界瞩目，世界银行认为，80年代中国住房建设成就，即使从国际标准来看，也是创纪录的。但是历史的包袱太重，到80年代末期，全国城市中仍然有30%家庭是住房困难户。其特点是：居民的住房面积小，而且危、破、挤、乱，绝大多数无上水，无下水，无暖气、煤气，无厨房、卫生间、阳台、壁橱、自行车棚、绿地，属“十无”房屋。上海与北京是国家花最大力气解决住房的两个城市。到1989年，上海累计投资住房145.6亿元，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仍有32.7万户，其中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有4万多户，仅危房面积就有14.6万平方米。北京住房投资180亿元，全市仍有30多万居住困难户，还有1000多万平方米的危旧住房亟待改造。

与城市相比，农村住宅面貌一新。中国的经济改革农村先行一步，农村的住宅是农民自建，不需要国家投资。统计资料表明：1949—1978年的29年间，全国农村平均每年新建、改建住房1亿平方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1985年，全国农村仅新建住房就达41亿平方米，平均每年6亿平方米。6∶1的比率来自于农民生活的日趋富裕，“家家备料，村村动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建房热潮。住宅质量也与前迥异，有道是：“50年代盖草房，60年代建瓦房，70年代加走廊，80年代砌楼房。”

进入90年代，离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的目标还剩下10年。当时，中国人盼小康，最盼的是住房。改革开放的前10年带给人民的好处体现在吃、穿、用上，后10年谁都希望能够住上一套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环境幽雅的住宅。改革开放之初定下的住房小康标准是：2000年达到人均8平方米居住面积（12平方米使用面积），人人都有一个盼望在前头。但刚进入90年代，国家体改委主任、国务院房改领导小组组长陈锦华就说了一句骇世惊俗然而实事求是的话：要达到小康水平，难度最大的是住房。陈又说：要达到小康水平，90年代需建住宅16.5亿平方米，国家须投资4950亿元。人们未免失望，但现实的确严峻。建国以来全国城镇新建住宅竣工面积最多的年份数1985年，共1.15亿平方米，1991年稍少，也有1.1亿平方米。盼房人很奇怪，住宅年年盖，为什么房子分不到。建设部城镇住宅研究所专家给出了回答：1989年中国城镇人口达2亿，平均增长速度为每年3.5%，即700万人，每年新增家庭233万个。按新建住房标准每套67平方米计，1.15亿平方米只合172万套。就是说，无论国家怎样努力，一年的住宅建设赶不上人口增长。

于是，1988年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1998年许多大城市停止实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的货币化。一时间，房改、买房成为老百姓最关切的问题。不管老百姓想得通想不通，以下一组对比数据表明这项制度不能不实行：截止1989年，建国40年来，国家用于住房的投资3254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的20%。1989年以后，每年投资住宅建设400亿元，相当于4个深圳的建设投资（1979—1987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总额为97.67亿元）。

经过90年代的10年努力，20世纪末的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9.2平方米，超过了8平方米的小康目标。不仅如此，“居住面积”是按照卧室面积计算的，90年代的住房，加大了客厅、厨房、卫生间、阳台的面积，较高档次的住宅还有餐厅、书房、储藏室，卧室以外的居住空间大大扩展。权威人士说，以实在的居住面积算，目前城镇人均住房已达十几平方米。仍以北京为例。2001年2月2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报：2000年底，北京城镇居民住房已经达到人均16.2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28.9平方米。就全国而言，许多中小城市由于土地面积较多，地价便宜，居民住房改善情况超过北京。

当20世纪初集约式住宅在中国出现之际，电灯是当时最先进的照明工具，电话是最先进的通讯手段，也同时出现在中国人的居室内，不过仅属于最富裕的社会阶层，对广大市民是难以企及的一个梦。于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成为20世纪中国老百姓一句口头禅，八个字浓缩了中国人对现代化家居的追求，在20世纪末，中国人圆了这个梦。

（责任编辑江之洲）

2002年第5期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作者：刘敬坤

百年老校的初创

1937年7月7日，日本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中华大地在八年之间，燃遍了漫天烽火。面对强敌凶猛残暴的进攻，我国为求坚持长期抗战，自东部沿江沿海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作举国的西迁。在这次西迁行动中，国立中央大学成了率先的前奏。

国立中央大学肇始于1902年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05年更名为两江师范学堂。1912年，两江师范停办。1915年，教育部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培养出两位出名学者严济慈和吴有训。

1921年，江南名流张謇、蔡元培、蒋梦麟、黄炎培等人上书教育部，要求在南京建立东南大学，设文理科、教育科、工科、农科、商科等五学科（科相当于日后的学院）。在1924年以前，中国高等教育仍以专门学校为主，而此时只有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综合性大学。我国近代的地学（含地理、地质、气象三学科）、生物学、教育学以及艺术教育和体育教育，都是以南高师和东南大学为摇篮发展起来的；我国近代的农学也是经由东南大学才有进一步的发展。东南大学培养出张其昀、胡焕庸、赵忠尧、向达、吕叔湘等著名学者。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说，郭秉文“被任命为东南大学校长。东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国立高等学府，在当时也自然是最好的大学”。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实行大学区制，改东南大学为第四中山大学；次年6月，再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共有文、理、法、农、工、教育六个学院。自1932年9月起，即由罗家伦接任校长，迄于1941年8月。罗校长要求树立“诚、朴、雄、伟”的四字学风，聘孙光远、曾远荣为数学系教授，聘孙宗彭为化学系教授，聘施士元为物理系教授，聘胡焕庸、王益崖为地理系教授，聘徐悲鸿、张大千、张书、黄君璧、傅抱石、陈之佛、谢稚柳等为艺术系教授。1935年5月，重建医学院，并附设我国第一所牙科医院。自此以后，中央大学一直有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罗校长在长校的十年期间，前五年在南京，后五年在重庆。而在连天的烽火之中，把中央大学完整的由南京迁校重庆。

中央大学在南京时毕业的学生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画家孙多慈，台湾著名的报人余纪忠，词曲家卢前、唐圭璋，地理学家李旭旦、任美锷，英国文学家范存忠等。

告别石头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17日发表庐山谈话，罗家伦参加谈话会返回南京后，督工日夜赶制大小木箱，作迁校准备。一时校内众说纷纭，罗校长提出两条迁校原则：一、迁至新校址之处，一定能轮运抵达；二、迁至新校址之地，在整个抗战时期绝无再作第二次迁校之必要。师生一致认为符合上述两条件的迁校地址，只有四川重庆。迨“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中大的迁校工作更为加紧进行。

中央大学的大礼堂，是1931年新建的国民会议（通过“五五宪草”）的会场，圆拱式穹顶建筑，矗立在南京城内，目标极形显著。8月15日，日机首次空袭南京，即以中大礼堂为投弹目标。8月19日，日机再次空袭南京，集中目标对大礼堂投弹七枚，炸死校工7人。

遭受日机两次轰炸后，罗校长一面命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及经济系主任吴干二人率队前往重庆勘查校址；一面与民生公司经理卢作孚洽商轮运图书、仪器入川事宜。此时，川军正由长江一线乘民生公司轮船出川作战。卢作孚慨允愿无偿装运中大图书、仪器抵达重庆；对大型部件，甚至割开仓位装载。派赴重庆勘查校址人员来电告知，重庆大学愿将滨临嘉陵江之松林坡空地，借予中大营建校舍。罗校长立即派出人员携款赶赴重庆，规划、测量、购料，纠集工人营造简易平房；同时，对离校教师及新生、旧生发出通知，一律限于10月10日以前，至汉口中大办事处报到。10月中旬，中大文、理、法、农、工、医、教育七个学院的新旧生约1500余人，教职员工约1000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4000余人，由汉口分批乘轮赴渝。

10月中旬，罗校长到农学院畜牧场，召集全场职工宣布：迁校工作现已完成，现在畜牧场的这些“活口”，不可能装船运到重庆；畜牧场的工作也就到此为止。场内饲养的良种乳牛、羊、猪、鸡、鸭、兔等，职工或携带回家自养，或出卖，或宰杀食用。职工们认为，这些畜禽都是供研究改良我国畜禽的良种，应当设法弄到重庆，绝不可私分宰杀或出卖。12月上旬，战事已进入南京近郊，畜牧场职工在王酉亭主持下，把畜禽装笼置于牛背之上，然后驱赶牛、羊、猪等徒步离开南京，奔向重庆。罗家伦在《抗战时期中大的迁校》一文中写道：在第二年（1938年）的深秋，“这些牲口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就是看见牛羊亦几乎（像）看见亲人一样，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慨而言之：“抗战开始以后，有两个大学都弄的精光：南开大学被日本飞机炸的精光，中央大学却搬的精光，连畜牧场牛羊都从南京赶到了重庆。”

1938年元月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规定凡家在沦陷区的学生，一律给予全公费待遇（1939年改为贷金制度）；学生在校期间，伙食由公家供给，其他费用一概免除。

战时学科配置与教授阵容

1938年暑期，中大在重庆招收新生及二年级转学生，共录取千余人。中大学生一下突增到2000人之多。学校在距沙坪坝25里，滨临嘉陵江的柏溪镇营建分校校舍；凡各院系一年级一律在分校新生院就读一年。10月27日武汉沦陷时，国民政府各部门都迁至重庆，中央大学的校舍已基本完成，上课秩序也进入正常状况。罗校长为鼓舞同学不怕艰苦、坚持抗战的意志，每周末对学生作一次精神讲话。后来罗校长把这些讲稿汇集成册，取名《论新人生观》，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此时，国民政府各要员及社会名流多移居重庆，罗校长经常邀约这些要员或名流到中大讲演。汪兆铭在出逃叛国以前，就曾到中大发表对抗战前途表示悲观的论调，受到师生的强烈反对。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施行战略轰炸时，又追踪中央大学在松林坡的新校区投下多枚炸弹，炸毁了学生食堂及其他建筑。

到1939年底，中大在重庆已完全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并设置研究院，下设理科、法科、农科、工科四个研究所。此时，中大教育学院改为师范学院，新设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史地、公民训育等系。工学院增设航空工程系与水利工程系。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专修科。医学院增设六年制牙科。法学院设社会学系。并于研究院增设文科研究所与医学院的医学研究所。

此时，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先后由汪东、谢寿康、楼光来、胡小石担任；中文系教授有胡小石、沈兼士、汪辟疆、汪东、卢前、罗根泽、乔大壮、伍傥、朱东润、张世禄、吴组湘、杨晦、唐圭璋等；外文系教授有楼光来、范存忠、郭彬、吕叔湘、商承祖（德文）、徐仲年（法文）等及讲师赵瑞；历史系教授有金毓、沈刚白、柳诒征、贺昌群、郭廷以、缪凤林等；哲学系教授有谢寿康、方东美、陈康、李证刚、宗白华、唐君毅、牟宗三、熊伟等及讲师苗力田。理学院院长孙光远；数学系教授有孙光远、曾远荣、周鸿经等；物理系教授有张钰哲、施士元、吴有训等；化学系教授有张江树、高济宇、袁翰青等；生物系教授有胡先、欧阳翥、罗宗洛等；地理系教授有胡焕庸、李旭旦、任美锷等及讲师吴传钧；地质系教授有李学清、朱森、黄汲清、张庚、徐克勤、翁文波等；心理系教授有萧孝嵘、潘菽、艾伟等。法学院院长马洗繁；政治系教授有马洗繁、王铁崖、张汇文、吴恩裕等；法律系教授有芮沐、童冠贤（兼教务长）、戴修骏、史尚宽等；经济系教授有吴干、程绍德、巫宝三、朱等；社会系教授有孙本文等。农学院院长为邹树文；农艺系教授有邹树文、邹钟琳、金善宝、冯泽芳等；园艺系教授有章守玉等；农业化学系教授有刘伊农等；农业经济系教授有刘庆云等；森林系教授有梁希、干铎等；畜牧兽医系教授有罗清生等。师范学院院长为张士一；教育系教授有徐养秋、常导直、张士一、朱经农等；艺术系教授有黄君碧、张书、徐悲鸿、傅抱石、陈之佛及讲师吴作人；体育系教授有吴蕴瑞、江良规等；师范学院其他各系教授均由文、理两学院相关科系教授调任。工学院院长先后由卢恩绪、杨家瑜、陈章、刘敦桢担任；土木系教授有沙玉清、卢恩绪、方俊、徐芝纶、刘树勋等；机械系教授有胡乾善、顾毓、杨家瑜、陈大燮、范从振等；电机系教授有陈章、吴大榕、顾毓等；化工系教授有时钧、张洪沅等；航空系教授有罗荣安、谢安祜等；水利系教授有严恺、张书农、须恺等；建筑系教授有刘敦桢、杨廷宝、李剑晨、童等。医学院院长戚寿南；教授有戚寿南、蔡翘、郑集、卢锡荣等。到1944年，中大共有正、副教授290人。由于罗校长受教于蔡元培，又留学英美，了解世界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所以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包括这样多种学科的庞大智力集团，当时在国内可算是首屈一指的。

顾孟馀出山长中大

进入1941年后，我国军事系统已从电波中侦知日本将向南洋与印度支那进军，极大可能企图由缅甸进攻云南，以我国西南大后方之背。而云南地方当局还处于近似半独立状态，有本省自己的宪兵，中央军不能开入该省。昆明西南联大教授中的民主人士，在中国政治民主化问题上，又与云南地方当局取得了共识。国民党统帅部为防患未然计，考虑派兵进入云南，以堵防日军来自缅甸方面的进攻。罗家伦系北京大学毕业，又当过一年多的清华大学校长，与西南联大算是关系比较密切的人。1941年8月，行政院特任罗家伦为黔滇考察团团长，实际是由军事委员会所派遣的考察团；用“黔”（贵州）的名义是个陪衬，主要是到昆明作西南联大教授的工作。再经由西南联大的教授去做云南地方当局的工作，使之支持中央军开入云南，进而可能出国作战。

罗校长在中大治校十年，是深孚众望的一位校长。现在突然要罗校长离校他去，全校师生不明内情，一致要求挽留罗氏；而罗校长又不便向大家说明离校原因。处此僵局之下，陈立夫送话给胡焕庸教授说，罗校长离校是因为政府有重要使命需待完成，劝大家不要再挽留了。这样，罗校长才算“平平安安”离开中央大学。可以毫无疑义的说，蔡元培为中国树立了自由讲学的北京大学样板，其徒罗家伦为中国树立了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中央大学样板。

罗家伦离开中大后，陈立夫本想要教育部政务次长顾毓出任中大校长。按说，顾先生出任中大校长，也是一位能受到中大师生欢迎的适合人选。陈立夫为此去见行政院长蒋介石，问是不是请顾先生接任中大校长？蒋介石一听陈立夫讲到顾先生，就连声说：“很好，很好！顾先生在香港断然拒绝发表艳电，与汪兆铭一伙彻底决裂，以民族大义为重，毅然从香港来到重庆，与中央一致决心抗战到底。可敬！可敬！来到重庆以后，顾先生不愿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住在歌乐山闭户读书。现在请他出山担任中央大学校长，这是最适合的职务，想来顾先生也不会推辞。中央大学校长，这就是前清时的国子监祭酒，这是位尊名显的职务，现在只有顾先生才适合担任。”陈立夫一听，知道蒋介石讲的顾先生和他意念中的顾先生不是一回事情，但又不便作出说明，于是只好“以领袖的意见为意见”，发表顾孟馀任中央大学校长。

顾孟馀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经济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又复任北大教务长，是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元老级学者。1925年时，顾孟馀由北京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北伐开始后，顾孟馀从政，曾两度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顾孟馀卷入汪兆铭的改组派里，成为改组派的二三号人物。1932年汪兆铭任行政院长时，顾孟馀任铁道部长。1938年元月，行政院改组，撤销铁道部，顾孟馀于是年4月第三度任国民党中宣部长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顾氏一直旅居香港，拒不赴任。1938年12月底，林柏生在香港《南华早报》上发表汪兆铭集团叛国投敌的艳电时，要求顾孟馀签名。顾氏当场予以严辞拒绝，声称：“此电一旦发出，签名发出此电者，必将遗臭万年”，并毅然由香港到达重庆。行政院长蒋介石深感在大敌当前之际，数请顾氏出任要职，均遭顾氏婉言谢绝，并称：“我与汪兆铭等人多年混在一起，是国人所共知的；现在汪兆铭等人已认贼作父，甘心卖国投敌，我虽与他们决裂来到重庆，但一时很难为国人所谅解。此时我宜闭门思过，绝不可出任国家公职，免遭物议。”蒋介石遂命人在歌乐山建屋一处供顾氏安居。自1939年至今已二年有余，蒋介石一听陈立夫讲到顾先生，立即想到应当请顾孟馀出山，以正国人视听；可是一下给顾氏安排行政要职又不适宜，想权先请顾氏当两年享有盛名的中央大学校长，暂过渡一下。所以在陈立夫一提出“顾先生”时，蒋介石连声说“很好”。殊不知顾孟馀多年在宦海中翻云覆雨，深感政情诡谲，多变莫测，已无意重返政坛，愿作高等教育方面与学术研究的工作。

顾孟馀校长到校后，任童冠贤教授为教务长，对一切教学秩序都按计划进行，对科研工作则大为加强，改中大研究院下的文科、理科、法科、农科、工科、医科、教育科七个研究所为七个学部。在文科学部下设中国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四个研究所；在理科学部下设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心理六个研究所；在法科学部下设法律、政治经济两个研究所；在农科学部下设农艺、森林、农业经济、畜牧兽医四个研究所；在工科学部下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机工程三个研究所；在教育学部下设教育研究所；在医科学部下设生理、生物化学、公共卫生三个研究所。这样，中央大学不仅设有较完备的系科设置，而且有较完备的研究系统设置。

陈立夫所操持的国民党CC派和汪兆铭的国民党改组派，一向势同水火，向来视顾孟馀为政敌，因之对其成见很深。顾孟馀虽出任了中大校长，但陈立夫总是多方给予麻烦。当时教育部驻青木关办公，与中大所在处的沙坪坝相距仅百里之遥，可是每月中大的经费总要迟个把月才能拨到。抗战时期，家家都是靠每月的薪水收入购买平价供应的生活用品，连添制衣物的余钱都很难腾出，而学生赖以为生的贷金，更是不可一日或缺。为了维持全校五六千人的教职工和学生的生活费用，顾校长只得凭着自己的“老面子”向银行贷款。最使顾校长不能容忍的是教育部于1943年春突然发出通知，规定各大学校长与训导长必须至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三月。顾校长平日为了经费迟到的事已是闷气在心，这次一看到通知，顿时火冒三丈，愤言：“我多次当过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长，当过铁道部长，又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国民党里，还有哪个人有资格来训我！”言迄，迳自行搭乘公共汽车返回歌乐山家中。自此以后，不管中大师生如何敦请其返校，顾孟馀一概断然加以拒绝。

蒋介石呈文蒋介石

顾孟馀愤然离开中大后，陈立夫原想把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任命为中大校长，消息传来，引起了中大全校师生一致的抗议和反对。陈立夫一看形势不妙，放出风来：“他以教育部长兼任中大校长”。这更引起师生的反对，在校内张贴出大字报，说陈立夫是党棍，以党棍来当大学校长，是对学术界的侮辱。陈立夫对蒋介石说中央大学学生为了校长的事将要闹事。蒋介石一听到学生闹事的话，立即提出由他来兼任各大学校长，派出教育长到各校主持日常工作。陈立夫很恭顺地向蒋氏进言，说大学不比军校，委员长可以兼任所有军事学校的校长，派教育长去主持日常工作。委员长一下兼任全部的大学校长，怕一时没法实行，现在可以先在中央大学试行一下。这样，蒋介石于1943年春，就以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复兼任中央大学校长；闹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呈文教育部长陈（立夫），转呈行政院长蒋介石的笑话。

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后，果真调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到中大任教育长，驻校处理日常校务。任胡焕庸教授为教务长。蒋介石自任校长后，也多次在星期六下午到中大来视察，曾聘请在中训团任讲师的冯友兰到中大礼堂讲演。蒋氏自己也坐在台下洗耳恭听。当昆明西南联大开展民主运动时，中大学生也闻风响应，借口伙食低劣贴出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贴出“拥护蒋委员长，反对蒋校长”，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蒋介石有天中午亲到学生大食堂，和学生同样站在桌旁用餐。学生食堂只有餐桌，没有板凳，一律站立用餐。蒋氏也到大饭桶去盛饭，分食自己的份菜，吃了霉烂的“八宝饭”（米中掺有砂子、稗子、煤屑，时称“八宝饭”）。

1943年8月，蒋介石辞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长制度也因之取消。

多才多艺的顾毓校长

蒋介石辞去中大校长后，教育部任命该部政务次长顾毓为中央大学校长。顾校长到校后，感到师范学院所设系科多与文、理学院系科重复，决定除保留教育、艺术、体育三系及音乐组外，其他各系、科一律并入文、理两学院相应各系。在法学院增设边疆政治系，任韩儒林教授兼系主任，聘卫惠林、纳忠等为教授。在文学院增设俄文专修科（旋改为俄文系），任丁文渊（丁文江之弟）为负责人，聘张西曼、姜椿芳为教授。顾校长虽有繁忙的校务工作，但仍在电机系为高年级学生开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市长钱大钧请陈立夫推荐一位上海市教育局长。陈氏就向钱大钧推荐顾毓出任上海市教育局长。顾氏到上海后虽忙于接收工作，但仍为交通大学电机系高年级学生开课。江泽民同志即于此时在交大电机系受教于顾毓。

顾毓离开中大后，教育部知道中大一向有北大——清华派和南高——东大派的矛盾，于是选定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接任中大校长。吴校长系1920年中央大学前身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至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东南大学。教育部此时选任吴有训为中大校长，可以缓解中大校内人事上南高——东大派与北大——清华派的矛盾。

吴校长到校后，也把清华和西南联大的民主校风带进了中大，面对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内复杂政治形势，首先提出“在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校方针，博得全校师生一致的拥护。其次，又革除一向由三青团包办的学生自治会选举，改为学生自由组成竞选团参加竞选。这样，顿然活跃了师生的民主空气，各形各色的壁报像雨后春笋般竞相出现，尤以《太公报》办得最为出色。曾卓任主编的铅印《文化新报》民主色彩最为鲜明。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大师生酝酿已久的民主要求准备向政协表达出来：要求实现国内的和平与民主，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取消特务政治。中大的中共地下组织和“新青社”（全称为新民主主义青年社，英文缩写N.D.Y.）以及中大的民主同盟，积极从中推动。1946年1月25日，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及北碚的复旦大学，联合举行拥护政治协商会议的大游行，人数达5000余人。农学院的金善宝，文学院的楼光来、张贵永、贺昌群，理学院的李旭旦和沙学浚等教授都参加到游行的行列。游行大会提出政治民主化等口号。游行大队到了政协会场。孙科（政协主席）及各党派代表邵力子（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共产党代表）、张君迈（民主同盟代表）、莫德惠（无党派民主人士）接见了游行群众，并发表了讲话。

游行队伍在校内集合时，吴校长欣然走到队伍前列，说：“我也参加。”吴校长此时已是天命之年的人，走到距校三里的小龙坎时，师生以吴校长年事已高，劝其返校。以一个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大学校长，参加学生的游行队伍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吴有训校长当属第一人。

1946年5月，中大开始复员，分批由重庆乘轮，在宜昌换船直驶南京。7月，中央大学在重庆全部结束，所有房屋及校具等均移交重庆大学。11月，旅居重庆十年的中央大学，又回到南京四牌楼原址开学上课。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十年期间，培养出吴传钧、唐德刚、高鸿、冯端、聂华苓、曾卓、霍松林等著名学者和作家。

1947年5月20日，以中央大学为首，联合京沪杭地区18所院校，在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吴有训校长也因此“奉令出国”，此后再未回到中央大学。

1949年8月，中央大学奉令更名为南京大学；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多学科综合性大学的南京大学，分解为南京大学（仅为文、理两学院）、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学院（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学院（今南京农业大学）、华东水利学院（今河海大学）、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以及复由南京工学院再分解出的无锡轻工业学院（今江南大学）、南京化工学院（今南京工业大学）、镇江农机学院（今江苏大学）。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中央大学实际是个大学集团，今年整整是这个大学集团的百周年校庆。

（责任编辑庄建平）

2002年第6期 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创见与失误　作者：汪澍白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对革命最突出的贡献，首先是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大胆地打破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城市中心论，成功地进军井冈山，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并通过工农武装割据的实践，为来日实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另辟了新的途径。然后，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他认真总结了工农武装斗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更深刻地批判了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空想，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这样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更为现实的广阔道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对的仍然是一个现代工业极为薄弱、小生产像汪洋大海似的社会经济基础。毛泽东在开国之初便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初步形成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五种经济成分协调发展的良好开端。但为时不久，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有计划的工业建设行将开始时，他就急于否定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并仿效苏联经验，将工作中心转向于对农业、手工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三大改造在形式上取得超高速的成功，实际上却因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留下深重的隐患。本文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建及其在实践中陷于夭折的历史过程与经验教训略加探讨。

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就确定了以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理想目标。但是，对如何达到这个理想目标，开始大家并不清楚。苏共和中共的领导层中都有人认为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中共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等待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资本主义社会成熟以后，再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但1927年大革命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投降了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导致了革命的惨痛失败。

从1927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一直为“左”倾机会主义所统治，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才开始纠正。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也有人提倡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为了澄清当时的混乱思想，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吸取全党的智慧，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概括。1939年先后推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又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

《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十分明确地回答了革命实践中提出的以下三个重要问题。

⑴革命转变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立固然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主义政治的发展，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为转向社会主义扫清道路。这对恶意宣传家有意混淆不同革命阶段的所谓“一次革命论”是有力的批驳；对曾经在中共党内几度占据统治地位的那种急于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是一次认真的清算。

⑵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大革命时夺取了领导权，就同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结成反革命同盟，对革命势力反复进行“围剿”，并导致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入侵。《新民主主义论》对此所作的深刻揭露，既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宣扬资产阶级专政论的当头批判；对抗战初期在党内一度滋长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也是及时的警诫。再者，它还向全党指明了方向，要努力争取和掌握当前抗日救亡与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领导权。

⑶正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同“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一切资产阶级不同，毛泽东将民族资产阶段与大资产阶级认真加以区别。《新民主主义论》写道：“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也还是在一定时期中和在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反对本国官僚军阀政府(这后者，例如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在这里，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不忽视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革命性，而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

在革命时期，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在革命胜利以后进行建设的时期，也要坚持和发展这种统一战线。“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能否正确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走向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关键。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秦邦宪的信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问题作了十分精辟的补充说明：“简言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这就是说，当时在革命根据地（解放区）建立的社会，还不是很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当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开创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政权，并建立起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之后，才有条件逐步实现将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到有了现代工业基础时，才可以说是进入了合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1945年4月，中共召开七大，毛泽东代表中央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报告提出：“我们的主张是什么呢？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这就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对决心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所作的庄严宣示。

毛泽东还对《论联合政府》作了口头说明：“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又说，“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从这些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不但对新中国的诞生充满了信心，而且还特别强调应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框架下，对发展民主主义的政治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给予更充分的重视。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中华民族出现由衰败到重新振起的转机，但国民党统治集团妄图挑起反共内战并妄图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则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逐步实现《论联合政府》所提出的各项改革主张。为此，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并达成了“双十协议”。蒋介石在协议的掩盖下发动了内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军就打破了敌人的进攻并转入反攻阶段。1948年在连续攻克一些大城市后，发现一些解放区在土改和工商政策上出现了某些“左”倾苗头，毛泽东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同年7月27日，新华社发表了经毛泽东审稿的《农业社会主义问答》，更具体地解释说：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的一种平均主义思想。抱有这种思想的人们，企图用小农经济的标准，来认识和改造世界，以为把整个社会经济都改造为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过去历史上代表小生产者的原始社会主义的空想家或实行家，例如帝俄时代的民粹派和中国的太平天国的人们，大都抱有这一类思想的”。新华社的《问答》及时克服了民粹主义、农业社会主义或绝对平均主义在实际工作中所造成的危害。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以后，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新中国的建国方略进行了前瞻性的讨论，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形成了《决议》，《决议》既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纲领，又指明了将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景。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就全国范围来说……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决定了新中国的多种经济形态：现代性工业80%以上为官僚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者所拥有，经国家没收以后，便转化为社会主义性质，它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领导成分。现代性工业的20%左右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90%的比重，应通过土地改革充分发挥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同时，逐步引导它们向现代化和合作化的方向发展。《决议》对以上所述又作了这样的概括：“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五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是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蓝图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反复探索、集思广益所取得的认识成果。

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新民主义社会建设的开始。但在一部分干部中，由于革命的胜利滋长了一种“左”的情绪。在1950年3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说“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有人认为“今天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甚至提出了乘胜挤垮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为了及时克服诸如此类的“左”倾思想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阶层的关系，毛泽东在6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重申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强调要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共同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奋斗。他还明确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然而，随着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和土地改革的渐次完成，在国家机关和全国城乡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

土改以后，农民的基本要求是发家致富，对互助合作的态度并不很积极，农村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苗头，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出现了涣散现象。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个《把老区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提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果搞不好，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认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并提出要以增加公共积累和引导互助组转向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发展方向。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从事，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向刘少奇请示。7月3日，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了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还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到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刘少奇这一段批语同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所作的尖锐批评，立场观点完全一致。但是，随着时间与形势的推移，毛泽东的认识己发生很大变化。他看过山西省委的报告和刘少奇的批示之后，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不赞同刘少奇的批语。他的论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的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

谈话过后，刘少奇立即表示放弃自己的观点，重新处理山西省委的报告，但是，他在思想上仍有矛盾。根本问题是，他并没有放弃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

从城市的情况来看，1951年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在国家机关内揭发出大量的浪费、贪污与官僚主义问题，尤以先后担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最为令人震惊。为此，中共中央于当年12月1日作出决定，要求各级机关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通过运动，清理了一批腐败分子，对于树立廉洁纯朴的干部作风和保证国家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那时给贪污腐败分子戴上一顶资产阶级帽子，就显得有些勉强。刘青山、张子善的所作所为，其实同传统社会的贪官、赃官差不多，同《闯王进京》剧中的刘宗敏也有几分相像。这类人，与其说是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还不如说是封建主义与农民意识的病毒发作。

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五种经济并存，私人资本主义也得到适当发展。有少数私营工商业者，在与公家发生关系时，出现了某些行贿、偷税、漏税、诈骗、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行为。1952年中共中央在国家机关开展“三反”的同时，又在城市开展“五反”，认真清算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问题是，这场“五反”运动不是依靠国家的法律手段，而是采用革命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斗争，因而难免出现打击面过宽、侵犯正当资本家的利益乃至敌视整个资产阶级的“左”的偏向。

在“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毛泽东修改了中共中央统战部起草的《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中有关民族资产阶级是中间阶级的提法，并专门写了批语，明确提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

随着对主要矛盾的认识的改变，毛泽东开始对原有的战略部署进行重新考虑。1952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10年以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又说，我国在10到15年内有可能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转变。这同刚解放时，毛、刘、周等中央领导人表示要经过15年，20年，甚至30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再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构想相比，显然是大大地加快了战略转变的步伐。

1953年春，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通过率领调查组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题为《资本主义工商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改造的方案。毛泽东认为，这个报告提出的方案解决了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途径，他感到实现战略转变的底气更足了。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一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首次提出：

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10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

接下来，他就严厉地批判了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个秩序，明年就不“确立”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

“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

毛泽东认为，以上三种“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在于：“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错误。”

建国初期，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正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出发来安排各项工作的。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的口号，并被会议采纳，写进了4月9日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其第二条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毛泽东1953年6月l 5日的讲话所批判的虽不是刘少奇的原话，但却切中刘少奇以及党内外许多人认为现阶段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

1953年8月，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结论时，又在指示中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说过渡时期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这就不但从理论上否定了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而且连1949年至1952年在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过五种经济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客观历史事实也一笔勾销了。

接下来，批语还严厉指责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同志违反了党的决议：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然违反二中全会的原则。

本文第一节曾经概述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现代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小生产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就形成了《决议》第六节第五点关于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同时并存、各得其所的构想。但是《决议》第六节第六点又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为这样，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绝大的错误。”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毛泽东认为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为了仿效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计划经济建设，便断然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谁若是继续遵循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方针政策，那就会被指责为违反二中全会决议和犯有右倾错误了。

《决议》的文本，现在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5卷，题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重温这一文件，发现其中确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如前述第五节中的第五点与第六点就颇不协调。毛、刘视角不同，各执一端，自然难免产生意见分歧。今天我们回头来总结经验，固然要认真对待分析当年的历史文件，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两种理论与方针政策的实践效果。

开国头三年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当时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但党和政府推行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因而能够调动多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不仅在短期内得到恢复，而且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新民主主义制度初步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但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远远没有发育到成熟的程度。为此，刘少奇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基础的。相对来说，毛泽东于此时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并向刘少奇作出了尖锐批评，主要是套用了他并不十分稔熟的苏联模式，却完全背离了他与党中央长期以来精心建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毛的话却是不容违抗的向“左”转的号令。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化问题》的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等人坚持稳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主张为“小脚女人走路”，并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加速发展的要求。同年10月，又召开扩大七届六中全会，将邓子恢的“错误”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毛的报告和中央决议下达以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便在高压的政治气氛下，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狂潮。到1956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毛泽东后来同他的秘书田家英以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都说过，1949年全国解放时，并没有使他高兴，到农业合作化高潮出现，他才真正感到高兴。这是他急切企求早日实现社会主义思想的真情流露。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在现代工业建设刚刚起步，农业生产还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的条件下所推行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不过是对农民的土地资源与长期劳动积累的一次合伙平产。其实质就是1948年4月他所尖锐批评过的那种倒退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它同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论》是背道而驰的。从实践结果来看，它也不是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取得增产增收的效益，而恰恰是相反。“不想前，不想后，只想合作化前土改后。”这句在当年农村中相当流行的顺口溜表明，农民的思想感情与曾经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的毛泽东（瞿秋白语）的思想感情，已经南辕北辙了。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超高速完成，手工业的合作化与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也于1956年在政权力量与群众运动的挤压下同时报捷。表面上迎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实际上却是以快刀腰斩了欣欣向荣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强行将有活力的多种经济成分纳入单一的公有制与计划轨道；它以行政组织指挥经济活动，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把整个社会引向了僵化的苏联模式。到1956年苏共20大思想“解冻”时，毛泽东又突发“引蛇出洞”的奇谋与“趁穷过渡”的异略，以致误导出最后20年“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

在历尽“大跃进”至“文革”的20年磨难之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拨乱反正，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局面，进而创制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发展市场经济的决策，它显然是对“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和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间断性继承与创造性发展。难怪有人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一样发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叹。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在于从迂回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吸取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半个世纪以来对革命与建设事业为害最烈的“左”倾顽症，从容不迫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情办好。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6期 周恩来临终对台湾问题的批示　作者：纪　敏

毛泽东下令释放所有战犯

1996年，我有幸参与了《改造战犯纪实》一书的编纂工作。在这前后，我访问了当年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原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副主任罗青长，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等几位领导，以及有关省公安厅长、战犯管理所所长和若干管教干部，还有部分获释的国民党战犯、日本战犯与伪满战犯等。

访问期间，谈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生命垂危之时，用一双颤抖的手，在《参考消息》上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了最后一次批示，当时就让我感动，至今仍然铭记在心。

我记得罗青长特地同我谈到，在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抱病去湖南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提出要清理在押的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清理在押的解放后被我俘获的美蒋派遣的一些武装特务。罗青长说：

“总理从长沙回京后，12月28日中午，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我：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中央调查部与统战部、公安部配合，组成一个小组，清理一下在押战犯名单。

“当时，我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接到总理的指示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我们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和‘五七’干校找回来几位老所长和老管教干部，总算查清了在押战犯的人数及其现实政治表现、身体状况等等，列出了准确的名单。

“经过清理，当时尚在关押的战犯还有29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29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按照中央批示精神，准备将这些战犯全部释放。

“在讨论战犯名单及释放后的安排、待遇等问题，搞了好几个月。经与当时刚从‘五七’干校回来、被任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公安部军管干部负责人施义之等反复商讨，最后形成了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

据档案资料记载，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病重时批阅的那个在押战犯名单（表）是323名，到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主席正式批示时，因在此期间病亡5人，而实际人数成为318名。正如罗青长所讲，后经核心小组慎重研究，将其中的25人单独提出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给予落实政策。所以，经核心小组反复清查，最终列入仍在押战犯名单是293名。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看到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送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说明书后，作出了批示。毛泽东说：“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一顿饭，要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当秘书读到，报告中提出仍要继续关押改造13人时，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害怕。这些人（注：指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当读到安置在农村的释放人员每人每月发生活补贴费15元至20元时，毛泽东听了，明显地表示出不满意，说道：“气魄太小了——15元太少！”稍停，毛泽东又说：“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年啦。”

华国锋在获悉毛泽东的批示后，立即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主持召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公安部主管战犯工作的十三局负责人员会议。关押战犯最多的抚顺战犯管理所负责人员也被找来列席会议。几乎所有与会人员都对毛泽东的批示感到意外。由此，原先花了很长时间准备的分类处理在押战犯的大量材料一律作废，所有在押战犯不分有无“改恶从善表现”，一律特赦释放，释放后也不分他们原有的级别与表现，一律安排在城镇，非常复杂的事情竟忽然变得如此简单。

会议期间，华国锋对毛泽东在审议时提出的，“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的问题，反复向抚顺战犯管理所来的人讯问调查。会后，又指派专人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了在这些地区被俘的国民党战犯，确实多已特赦释放、安置完毕，现押的战犯多是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和渡江以后俘获的。

在清查锦州等地是否还有在押国民党战犯过程中，以及在讨论审议哪些人应按起义投诚待遇时，确实发现在全国各地的劳改机关（监狱）还关押着大批被俘的国民党人员，有的竟是少将级别。

为了全面贯彻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病中的周恩来与华国锋，以及后来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央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要求有关部门对全部特赦释放所有在押战犯做好组织、安置等各项准备。

周恩来在病榻上研究蔡省三与蒋经国的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遵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于1975年3月19日上午，分别在抚顺、济南、西安战犯管理所、北京秦城监狱及呼和浩特看守所，将在押的293名战犯全部特赦释放。3月23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等受重病中的周恩来的委托，在北京饭店宴会大厅，接见并宴请全体获特赦释放人员。

另外，根据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方针，特别是1974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再次重申：“国民党那些战犯放出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都可以去，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嘛！”为此，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于1975年3月20日共同下达了《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实施意见》（共十六条），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办理。”1975年3月17日，华国锋在全国人大四届二次常务委员会议上作了专题说明：获释人员“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这一重大新闻见报后，引起国内国际舆论一片赞誉。

各地获释人员通过认真学习、讨论，普遍称道：中共政策说话算数。但不少在台湾有亲属的获释人员，担心回台湾受歧视或受陷害报复，不敢递交申请。惟有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9人与济南战管所的一人，提出回台申请，并被批准。申请回台湾的前国民党军官依次是：

王秉钺，原国民党第五十一军中将军长；

陈士章，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

蔡省三，原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总队少将总队长；

周养浩，原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

王云沛，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

段克文，原国民党军统局少将专员；

杨南，原国民党一五O师上校团长；

赵一雪，原国民党二八一师上校团长；

张铁石，原国民党第六十八军政工处上校处长；

张海商，原国民党青年军二O四师上校团长。

以上人员除蔡省三外，其余均有亲人在台湾。那么，蔡省三为什么要申请回台湾呢？据蔡省三出境后在香港写的一篇文章介绍：

中共的这条政策（注：指允许回台湾，并给路费）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我心里开始琢磨：“去不去台？”内心深处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知道中国政府一旦将政策公布于世，一般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我如果报名回台，等于回应了中共的政策。

说到回去，心里又有一种隐隐的伤感。那就是对原妻曹云霞的思念。我与云霞感情甚笃。我俩在蒋经国先生的主持下结婚，搞宣传，历抗战，走过多少坎坷人生路。我俩心心相印，情投意合。可是当我被俘判刑之后，即主动提出与她离婚。我希望她带两个女儿，为了生活，以后再嫁。但不管怎样，我心里却依然看待她是我的妻子。如果去台湾，与云霞、与女儿，今生恐难再见了。

从政治上，回台湾也不是件轻松事。我在南京任职就办理过此类事，凡从战场上释放回来的战俘，一律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监管。我们关押25年后回台，再进台湾监狱的可能都有。

但我有一件心事未了。我这人天生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我去台湾，想向蒋经国提出长篇建议，促成蒋先生与北京和谈。因为苏联还在对中国虎视眈眈，苏联的霸权仍然对中国构成极大威胁。我想促进国共联合反霸。

想到这里，我就按捺不住自己。在北京，公安部史处长让我们登记名单时，我第一个报名。去台湾，就是冒险，就是牺牲，我也要尽己职责，向蒋先生进言。他听不听我不考虑，尽了言责，也算了却了心愿。

蔡省三等10人，1975年4月13日离开北京，乘飞机经广州、深圳而至香港。临行前，4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北京烤鸭店，为蔡省三等一行送别饯行。席间，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再次重申了党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并满杯深情地说：“政府对你们没有任何要求，也不交给你们任何任务，只希望你们能早日回到台湾，同自己的亲人会面团聚。”在场的申请回台人员，听到童小鹏坦诚、亲切的话语，无不感慨万分。

蔡省三明白，他在台湾并无亲人，只有在大陆已离婚、还不知去向的原妻曹云霞及两个女儿。所以，当第二天，童小鹏等前去北京机场送行时，登机之前，蔡省三便笑着探问童小鹏：“副部长，我的亲人都在大陆，我到台湾后，若是让我的亲人也申请去台湾可以吗？”童小鹏当即回答：“党的政策是尽可能照顾亲人团聚，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做到的，当然可以。”

就实讲，毛泽东决定全部释放在押被俘的国民党人员，其本意是为了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国共两党高层间的秘密接触，便于进一步进行双方间的平等协商和对话。而处在东南一隅的蒋介石、蒋经国等人，则将中共方面的宽容和善意视为“统战阴谋”及对岛内进行“渗透”。据说当病中的蒋介石听到蔡省三等10人将要回台湾的消息，竟然惊叫一声：“毛共是在要我的命！”便撒手西去了。

另据已离职在香港休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的黄文放先生介绍：

“当年正是由于预计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以及对台湾社会的巨大冲击，在国际上也会产生影响，中央特别成立一个专责小组，负责处理‘十人回台’的有关事宜。直接的领导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德。专责小组由统战部、调查部、公安部组成，统战部牵头，小组领导人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工作人员包括统战部的焦奇、刘小平，调查部的杨荫东、耿文卿，公安部的胡治安。

在香港，也组织了专责小组，领导人是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台湾研究组组长黄文放。黄直接领导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总经理方远谋、副总经理黎汝湛以及两名工作人员，负责全部接待工作。”

1975年4月14日，蔡省三等10人到达香港后，展开了海峡两岸“允许回台”与“拒绝接受”的斗争。当时，香港的中英文报纸、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通讯社，派出超过100名记者到深圳罗湖桥进行跟踪采访。第二天，全香港中英文报纸及广播、电视无不以大篇幅报道有关10人申请回台路经香港的新闻，有些报刊还屡屡发表社论、评论，普遍赞誉中共的“英明之举”。

然而，台湾国民党当局却陷入了极大的政策矛盾之中。一方面，这10人原都是国民党军官，在内战战场上被俘，现在获得释放，本人申请回台湾与亲人团聚，在情在理，本应核准入境。在国际上也没有这样的先例，被俘人员获对方宽大释放后，自己一方却拒绝接受，否则，定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但另一方面，如果让这10人回台，势必会在台湾社会引起轰动，进而戳穿国民党长期制造的种种反共神话，并动摇和冲击岛内的军心、民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会使台湾统治当局陷入难以维持的困境。

这样，台湾当局就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台湾所谓“大陆救济总会”会长、国民党元老谷正纲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立即接收这10人回台，以消除国际上的恶劣影响。大部分国民党政界人士，包括张群等人在内，都赞成这一主张。但台湾军方与特务、警务机关则极力反对让获释人员进入岛内。他们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台湾军警的士气得以维持，并使台湾社会长期营造的反共心态不至于溃散。在激烈的政策争吵中，刚刚掌管政权的“实力人物”蒋经国实在没有更好的计策可以应付，也就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拖字诀”为其上策了。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致使申请去台湾的10人滞留于香港140多天。先是张铁石被台湾派来的“特别审查小组”里的一位姓钱的特务头目，诱骗搬进台湾特工人员徐亨开的富都酒店，张铁石的路费全部被骗走，张在台湾的妻子、儿女因受特务恐吓不肯为其担保，台方又一次不予批准入境，张铁石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于1975年6月5日在富都酒店自缢身亡。之后，其余九人感到去台湾无望，在香港也不宜久留，于是，赵一雪、杨南和张海商经申请又返回了内地，王秉钺、段克文、陈士章、周养浩则相继于9、10月间，分赴美国。除段克文接受“国际救总”救助，其余都住在留美的儿女家。留在香港的，只有蔡省三和王云沛，王云沛于晚些时候在香港病故。这样，留居于香港的仅有蔡省三一人。

据蔡省三介绍，他在香港到港英移民局办理了八次延期居住手续，仍无台湾当局允许其入境的消息。他决计以“中间派”身份长期居留香港。一方面，以写作为生；另一方面，将寻找机会主动从事对台湾方面的沟通工作。

在这一期间，蔡省三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多次发表的言论，不但引起台湾当局对他的警惕，也引起了重病中的周恩来对他的注意。

据童小鹏介绍，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开过之后，周恩来的病情急剧变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区的大肠内有一肿瘤。1975年3月底，当蔡省三等10人离京赴港之前，周恩来正在做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后生命垂危的周恩来，最牵挂的是台湾问题。

人们还记得，为了促成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早在1956年6月28日，周恩来曾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郑重地宣布：“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和“来去自由”。还提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据介绍，当年7月16日，周恩来还接见了曾在赣南同蒋经国共过事、此时在香港从事记者工作的曹聚仁。周恩来希望曹聚仁将此信息转达台湾当局。国民党当局于1957年春派“立法委员”宋宜山（宋希濂的哥哥）到北京“实地考察”，毛泽东、周恩来让李维汉和罗青长会见了他。中共提出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统一后，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台湾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预；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务的领导，但外国军事力量一定要撤离台湾海峡。

1958年，针对美国政府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直接插手台湾事务，企图推进“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共中央果断地采取“联蒋抵美”政策。8月23日，在毛泽东领导下，组织了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战略行动。周恩来并请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把“联蒋抵美”的方针事先告知了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心领神会，拒绝了美国要求国民党军队从金、马撤退，从而粉碎了美国妄图制造“一中一台”的阴谋。

据童老介绍，1960年7月，章士钊再次到香港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关于和谈信息，临行前，7月17日晚9时30分在北戴河寓所与周恩来作了一次谈话。周恩来说，雷啸已回港，吴铸人可能来港（童老解释，雷、吴都是为台湾当局了解情况的人）。如谈时，可以将以下意思透露过去：“蒋目前的关键问题是名和利。利的问题，只要把台湾归还祖国，国家是可以补助的。名的问题，当然不只在台湾，而在全国。荣誉职务很多，可以解决的，中共自有善处。”

据说到60年代末期，周恩来还请屈武给于右任，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张群分别写过信，传达周恩来促成两岸和解的意思。特别是当听说蒋介石第三次连任“总统”后，周恩来曾通过张治中给蒋介石、陈诚写信，表示支持蒋介石，并希望促进他们内部的团结。周恩来在信中归纳了四句话：“局促东隅，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这一时期，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把中共中央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息转达给蒋氏父子和陈诚，因而促成国民党不断地派人到内地摸底、调研，或刺探大陆境内的高级情报。1965年3月，陈诚病逝，台湾报纸发表的陈的遗嘱，一反常态，一没讲“反共”，二没讲“反攻大陆”。据介绍，陈诚临终前，还曾通过有关渠道要周恩来、张治中相信他的人格，一再表明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陈诚遗书发表后，周恩来在政协高级民主人士的会议上，谈到从陈的遗嘱看，这是我们近四年对台通气、工作、传信的结果，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效果和有影响的。

但此刻，周恩来因病重躺在病榻上，他想恢复因“文革”干扰而中断了的海峡两岸高层间的秘密接触，已感力不从心。况且，尽管他一次次地提出重点保护对象与名单，但那些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仍在受着“四人帮”的排挤、煎熬。而在全国上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又有谁愿意为台湾统治集团传话呢？深受器重的章士钊是一个例外。1973年章士钊患病住北京医院，章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中说：“与其让我僵卧北京，不如到香港动一动。”毛泽东将章的信批转给周恩来去办。据童老介绍，周恩来对此事事先不知道，他找到有关负责同志研究，了解到章还有一位夫人在香港，认为应让他去，但章是人大常委，因患病得坐专机飞港，就决定由外交部跟港英当局谈好，然后由民航派专机带上医务人员陪章飞香港。经报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又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把拟用专机送他去香港的事告章时，章很感激政府对他的照顾。周恩来对章说，到香港要好好休息，我们的对台政策不变。章还可以在香港做做对台工作。章到香港之后三个月就病故了，周恩来只好安排飞机将章的骨灰运回北京。据童老回忆，1958年炮击金门时，章士钊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封信，毛泽东对其中的话很欣赏：“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云（据说，原文为“遥望南天”，毛泽东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便改为“南云”），诸希珍重。”章士钊在信中还谈道：“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毛泽东很欣赏和称赞章士钊的这些话，所以，当谈到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时，毛泽东便指出，如《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毛泽东说，可惜，蒋介石把枝连到了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

此刻，周恩来躺在病榻上，他想到与其对峙多年的蒋介石刚刚病逝，与自己深交多年的老友章士钊先生也已故去。应该说，周恩来对蒋介石接班人蒋经国的了解，远不如对他老子蒋介石看得“入木三分”，而对自称是蒋经国“嫡系”的蔡省三就更知之甚少了。不过，蔡省三申请去台湾的行迹及其在香港发表的一些言论，却引起了病痛中的周恩来的极大兴趣。

蔡省三自从决定长期留居香港，便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1975年冬，经蔡省三向内地申请，并得到中央统战部的帮忙，蔡省三的前妻曹云霞在办理完与二婚丈夫的离婚手续和与蔡省三复婚手续之后，来到了香港。曹云霞利用从内地农村一位长者那里学得的中医偏方，开了一家中医诊所，蔡本人则为谋生除了写单篇文章，还接受香港《新报》聘请，特辟《蔡省三专栏》，每天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短文，评述当前时事，因而开创了香港报业史的先例。《专栏》每天同时在香港、台北、美国三藩市和澳大利亚等四个地方见报。据蔡先生后来介绍，他为《专栏》撰稿20年，略计写了4000多篇文章，大约有不下500万字。在此期间，蔡省三还同妻子曹云霞先后用本名或笔名出版了一批专著：《蒋经国与苏联》（蔡省三著）、《中共释俘的来龙去脉》（辛明著）、《赣南忆旧录》（曹云霞著）、《蒋经国系史话》（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等等。

以上所列，病危中的周恩来不可能都能读到，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1975年9月号刊载的一篇题为《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新华社《参考消息》1975年9月1日至4日连载四期，周恩来必读无疑。因为周恩来临终前为处理台湾问题写下的最后批示，就落笔在病榻旁放着的1975年9月4日《参考消息》上。

香港《七十年代》月刊这篇专访文字太长，现略摘一、二：

前言：蔡先生原名希曾，号省三，江西人。现年56岁，原是国民党青年救国团赣东青年服务队少将总队长，系蒋经国先生在赣南及重庆时期的助手。现时在台湾的要员王升、李焕、楚崧秋、易劲秋等人，都是蔡先生的朋友和学生。

访问的时间是（1975年）7月30日下午3时至6时，地点在蔡先生下榻的帝国酒店，访问者有本刊编辑部三人。以下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谈话实录。

……

问：这次台湾当局，对你们的回台要求，设置了许多障碍，至今还不让你们去。据一些报纸透露，怀疑你们是“匪谍”或“统战工具”；第二是怕你们去了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跟着来，您对这两种说法有什么意见？

答：我想台湾当局应该考虑一个事实，就是我们这次被特赦释放的，是最后一批，290多个在押战犯，包括50多名职业特务，全部释放了。这最后一批中提出回台湾的，就是我们10个人。所谓还有第二批、第三批，那是全无根据的估计。还有一个事实是，我们这次被特赦的200多人中，没有一个人在当年是投降的，我们都是被俘、被捕的，可以说是为国民党尽了最后的力量。而这次被特赦，和以前几次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以前被特赦的战犯要经中共当局鉴定，起码他们认为满意的才释放，但是，这次是不问表现如何，全部释放。台湾当局应该正视这个事实。

问：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您谈谈您这次要求回台湾的动机呢？您同其他九个人不同，您是没有亲属在台湾的。

答：这次共产党针对一部分特赦人员的想法，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对于这一个政策，我表示欣赏，这是我原来也想像不到的，于是决定试试。在台湾，我有很多朋友，我希望能够去同老朋友叙叙旧……

问：据说台湾方面曾经要你们以难民的身份登记，要你们发表反共声明，是有这些事吗？您个人的态度如何？

答：我的原则是“一去，三不去”，所谓“一去”，就是为访友而去，朋友要见我，我就去，不要见我还去干嘛？“三不去”是：屈辱性的登记我不去；要找保我不去；写信表心迹我不去。……拿我来说，1949年以前的情形，最能担保的是蒋经国先生，只要蒋先生点一下头，我就可以去了，何须担保呢？如果他对我这20多年来不信任，那么还有谁敢担保呢？我坚持不填保单。

问：您同蒋经国先生同事，是赣南开始的吗？您是不是在他到台湾以前的三个阶段都同他在一起的？

答：不错。但主要是赣南时期和重庆干校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同他最接近。1938年，我在武汉珞珈山的中央训练团三青团中央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毕业后，由中央团部分派到江西筹组三民主义青年团支部……那时候，蒋经国先生刚刚从苏联回来不久，国民党派他担任三青团江西支部筹备主任，他分派我担任宣传大队长。从这时候开始，我便和蒋先生在一起工作了。彼此都年轻，成为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以后我们还办了《青年日报》，蒋先生任社长，我是总编辑。

问：有些人说，蒋先生从苏联回来，就开始反共，原因是什么？他在赣南时期是不是也反苏呢？

答：这一点我比较清楚，在赣南时期他还不是这样。

问：王升、李焕（注：时任台湾军方要职，均为蒋经国心腹）那时候也在赣南吗？

答：王升在赣南，他是我们在江西办的江西青干班第一期的学生。我的妻子曹云霞就是王升同期同学。李焕当时还不见其人，他是中央干校学生。

访谈结尾，蔡省三还以题《寄语青年时期的好友蒋经国先生》四句七言诗作结：

月明清夜深思量，通今达变除旧章。

安得青史着一笔，终是华胄好儿郎。

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写下：“……托托托”

据保健医生张佐良介绍，自1972年5月，在为周恩来作常规体格检查时，即发现并确诊他患膀胱癌。1973年3月10日，在玉泉山做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后，他先后经受了大小手术13次！

1975年12月20日这一天早晨，周恩来的体温38.7℃，躺在病床上，吊着输液瓶子。病痛中的周恩来，提出要约见中共中央对台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调查部部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按规定，被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等人的拒绝。稍后，邓小平听到消息急切地说：“这个时候了，总理要见谁就让见谁!”这样，值班人员按照邓小平的吩咐派车接来了罗青长。罗青长刚进病房，周恩来又昏睡了过去。罗青长只得在病房旁边的小客厅里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时分，周恩来方苏醒过来，立刻请罗青长到病床跟前坐下。周恩来询问了台湾的近况和在台湾老朋友的情况。周恩来一再嘱咐说：“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昏睡了过去。医生闻讯急忙进病房来检查和抢救，罗青长在病室外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知道总理的病情已十分严重。当周恩来再度苏醒过来时，面对着罗青长，很歉意地说道：“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说着，便用颤抖的手拿出在病榻旁放着的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罗青长接过来，只见在该报转载的香港《七十年代》月刊九月号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旁边，病重中的周恩来用颤抖的手，歪歪斜斜地写了一段文字：

“请罗青长、家栋将蔡省三四篇（注：指《参考消息》自9月1日至4日连载之四篇），对四篇评论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仑、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两字模糊)。周恩来，九月四日，托托托。”

罗青长见总理又再度昏厥过去，未等向周恩来告辞，便悄然痛苦地离开了医院。1997年5月中旬，当我访问罗青长同志，罗老再度谈起这件事时，眼含泪珠地说：“周恩来一直亲自领导对台工作小组，处理对台事务。他经常说，对台工作要有耐心，要多做工作，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但每当我想起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周恩来在重病中写下的‘托托托’，我就禁不住地感到痛心和难过。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为了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他费尽了后半生的心血。可以说，他为最终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尽了心和尽了力了!”

为了弄清当年获释人员申请转港去台经过，1997年夏天，我还同已在香港定居的蔡省三先生取得了联系。当在电话中谈起周恩来临终前写的嘱托，蔡先生就异常激动；同时，他还向我简述了于90年代初，他终于获准进入台湾，在台北见到国民党某高官(蒋经国的亲骨肉)时的一些情况。对于周恩来嘱托事，蔡先生说他是后来知道的。他寄来的文稿是这样记述的：

1992年，香港放映大陆电影《周恩来》，友人嘱我一定去看，说总理对我的文章有过批示。当时夫人曹云霞病脚，却也坚持与我一道去看，但影片未见有关我文章的批示。

1994年国庆，我和曹夫人作为特邀贵宾赴京参加庆典，见到原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我把梗于心中的疑团摊开来。罗青长很热心，在中央统战部宴请我夫妇时，调来中央有关档案，我才第一次见到周总理对我文章的批示。

原来是1975年，香港《七十年代》刊发《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这篇专访文章，国内《参考消息》连续四天全文转载。当时，病重住院的周恩来看了连载，用颤抖的双手，在《参考消息》我的文章旁写下批示。

周总理的批示使我震动，“托托托”几个字更是触目惊心。当年我的这篇文章遭到一些人的大肆攻击。1975年是多事之秋，蒋介石去世，蒋经国上台。大陆如何了解和看待蒋经国？如何把握好对台关系？这关系着祖国的统一大业，绝不可掉以轻心。

我凭着对经国先生的了解与理解，在文中谈到，蒋经国上台后“三不会”：1、不会出卖台湾，向外国卖身求荣；2、不会投降大陆；3、不会把台湾搞乱，而能有一番作为。

《参考消息》连续四天全文转载，可见它的重要性。这或许也是解放以后，国内第一次公开报道对蒋经国的正面评价。

周总理顾全大局，尊重历史，努力推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务实思想，以及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让我们敬佩不已。

回港后，我写了《周总理与两岸关系》专栏文章。我写道：七五年在‘四人帮’横行，极左思潮当道之际，周总理有此独到的政治远见和务实要求，殊为难得。观乎当前两岸关系，应加深彼此的了解，促进互谅互信，促进交流与和平统一，乃是共同的迫切课题。故此，周总理有关两岸的批示，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1998年3月5日，是周总理百年诞辰纪念日。中央电视台拍摄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在全国播放，其中第8集《总理与两岸关系》的最后部分说到：1975年9月4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的后面，他一连写了几个“托”字。

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人民的好总理》图片展时，中央统战部有关同志陪我一道参观。走到《总理与两岸关系》这一栏目前，看到那张放大了的、周总理亲笔批示的文件，我不禁泪流满面。我写了一首小诗：“周总理呀好典型，鞠躬尽瘁为人民，病危犹书托托托，垂范万古念斯人。”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6期 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　作者：冯建辉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的急剧变化，推动一大批知识分子为进一步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掀起向西方学习真理的新热潮。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封建专制制度，造成“国人莫不谈革命”的氛围。同时也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出现南北对峙，军阀林立，各霸一方的局面，客观上形成有利于各种学说传播，不同学术思想碰撞的空隙和空间，从而使中国再度出现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并对学校组织和教员队伍实施了若干整顿改革措施。所聘教员中，有自由主义派胡适，也有共产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有旧派学者黄侃，也有新派作家鲁迅（兼职）、周作人；有青年学者梁漱溟，也有“历史复杂”、且有污点、曾经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六君子”之一刘师培……如此等等，曾引起社会上的种种非议。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答辩说：“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正是因为贯彻了“兼容并包”的方针，使北京大学这所死气沉沉的官宦学校（学生被尊为“老爷”，监督和教员被称为“中堂”、“大人”），成为聚拢一大批不同学术流派的大师级学者，各种思想彼此交汇、互相碰撞的学术重镇，成为五四时代“百花齐放”的一个缩影。

“兼容并包”的灵魂，是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原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重要口号。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自由就是只受法律支配”。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对“自由”做了重要补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他把自由与民主联系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有自由。“自由与民主”，成为资产阶级向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蒙昧统治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人类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革命作用。

思想自由的主张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首先遭到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他们视自由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其次，社会上也引起不同的反响，有的要求极端自由，反对一切社会约束。有的担心强调自由，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面对封建专制势力的反对和众说纷纭的舆论，革命民主主义者、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坚持高举自由与民主的旗帜，猛烈地批判封建主义。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连续发表《宪法与思想自由》、《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自由与秩序》等多篇文章，从人类生存的需要、社会的发展、历史的教训，以及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秩序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其思想至今仍不失其生命力。

李大钊认为，世界的多样性，人类生存需要的多样性，以及人与人的千差万别的不同个性，都要求思想应该自由。李大钊列举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指出，实行文字狱，禁止不了思想的传播。

五四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对李大钊的上述思想做了重要补充。他于1919年12月1日写的《法律与言论自由》，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法律与言论自由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政府一方面自己应该遵守法律，一方面不但要尊重人民法律以内的言论自由，并且不宜压迫人民‘法律以外的言论自由’。”

五四时代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正是发扬了思想自由的精神，并且在北京大学这样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实行了“兼容并包”的方针，才能在南北对峙、军阀林立的空隙，创造出思想空前活跃、学术观点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从而掀起汹涌澎湃的思想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五种影响后世的学说流派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样式纷繁的思想文化潮流中，有五种学说流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更为深远的作用。

1.“科学救国主义”与科技工作者的爱国心

1914年夏天，世界风云剧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子们想到，在如此危难的形势下，我们能为祖国做点什么呢？有人提出，中国最缺科学，应办个杂志向国内介绍科学。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众人的响应，于是办起《科学》杂志。1915年10月，留美学生又成立“中国科学社”，1918年该社迁回国内，组织和成员都随之进一步扩大。门类扩大到农林、生物、化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多方面，并在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沈阳、重庆等十余省市成立社友会，成员发展到600多人。

1918年，蔡元培在为《科学社征集基金启》中，提出当今的时代是“科学万能时代”。另一位重要人物范源濂，于1919年2月写的《为中国科学社敬告热心公益诸君》，系统地宣传了“科学救国”主义，他说：“今之世界，一科学世界也。交通以科学启之，实业以科学兴之，战争攻守工具以科学成之。故科学不发达者，其国必贫且弱；反之，欲救其国之贫弱者，必于科学是赖。”曾任该社首任社长的任鸿隽，于1920年第五次年会开会词中，进一步阐发了科学的重要地位：“现在观察一国文明程度高低，不是拿广土众民、坚甲利兵作标准，而是用人民知识的高明，社会组织的完备和一般生活的进化来做衡量标准的。现代科学的发达与应用，已经将人类的生活、思想、行为、愿望，开了一个新局面。”

“科学救国”主义的出现，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批评：一是守旧者，如梁启超；二是一些极端的“革命者”；三是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应该怎样评价“科学救国”主义呢？我认为四个方面值得肯定：其一，在近代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状况下，大量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知识，作用和影响不可低估。其二，宣传了科学思想和爱国思想，对五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三，对工业生产、科技事业、科技人才培养，起了重要作用。即使在社会大变革年代，人总是要衣、食、住、行，生产是不能停止的。其四，尽管“科学救国”主义有缺陷，但作为一个口号，曾成为几代知识分子，在各种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矢志努力，报效祖国的精神支柱。

2.从国粹主义到新儒家哲学

正如陈独秀所说，国粹主义分三派：“第一派以为欧洲夷学，不及中国圣人之道”；“第二派以为欧学诚美矣，吾中国固有之学术，首当尊习，不必舍己从人也”；“第三派以为欧人之学，吾中国皆有之”。国粹主义的代表人物，如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黄侃、辜鸿铭等，虽然个人经历和治学道路有所不同，但都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对西方文化有广泛的了解，堪称“学贯中西”的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深感西方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重新审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问题。并且大声疾呼：用中国的精神文明去挽救西方物质文明的破产。他们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持理想化和盲目乐观的现实来说，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然而，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观察缺乏广泛性和深刻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没有科学的分析，因此，结论具有很大的片面性。

国粹主义者的言论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批评。陈独秀在《学术与国粹》一文中指出：“学术为吾人类公有之利器，无古今中外之别，……盲目之国粹论者，不明此义也。”李大钊在《今与古》中，对国粹主义者的悲观态度也作了具体分析，他说：“历史的演进，常是一盛一衰，一治一乱，一起一落。人若生当衰落时代，每易回思过去的昌明。”启蒙思想家们由于本人也有着形而上学绝对化的缺陷，使得有些人在批评国粹主义时，陷入否定一切的另一个极端。

在启蒙思想家与国粹主义者激烈争执中，北京大学有一位年轻的教师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就是梁漱溟。梁倾向于旧学，又不是旧派中的成员。他提出的新儒家哲学，可以说是对国粹主义的改造和发展。新儒学把世界文化分成三种：西洋文化，“意欲向前”，以科学见长；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以玄学见长；印度文化，“意欲反身向后”，以宗教见长。认为人类的发展面临三大问题：一是人与物的关系，西洋文化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取得很大成功；二是人与人的关系，西洋文化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中国文化提倡和谐，比西洋文化成功；三是人的情志问题，即淡化生、老、病、死，印度文化以宗教解决了这一问题。基于上述分析，梁漱溟认为：“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新儒家哲学的根本弱点在于，就文化谈文化，没有把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与经济基础联系起来。然而，新儒学却从更深的层次上提出人类发展各个阶段都要注意解决的问题：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情志问题。因此，近一个世纪以来，人们虽然并不赞成梁的学说，却始终对他提出的问题保持了解的兴趣和研究的热心。梁漱溟本人，也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人物。

3.“实验主义”与实验主义者的实验

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世纪7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初到30年代进入鼎盛时期。1919年7月，胡适发表《实验主义》长文，把实验主义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胡适讲的实验主义大体上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真理观，鼓吹“有用的就是真理”。二是发展观，胡适有一句“名言”：历史“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他还主张“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突变，主张改良，反对革命。三是方法论，胡适主张研究问题要“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先找出问题；再提出“假设的解决方法”；进一步分析哪种方法适用；最后，用实验验证解决问题是否真实可靠。

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一场大的争论。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推销改良主义，然而也确实抓住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弱点。李大钊等人一方面旗帜鲜明地据理以争，指出胡适的实用主义错误所在，另一方面坦然承认胡适的某些批评是正确的。胡适是个不甘寂寞的人，1922年5月，联合十几位教授、名流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在不改变旧制度的前提下，组织“好人政府”，又引起许多人参与争论。

纵观胡适五四运动前后的言行，可以说，他既不是一无是处的罪人，也不是身泛灵光的圣者，而是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辗转于政治与学术之间，颇显尴尬的学者。他口称不谈政治，却又不甘寂寞，对政治难舍难割，跃跃欲试；他涉入政治，又对中国的政治（包括国情、民情、官情）并不在行。他被尊为自由主义的领袖，然而他的“实验”却始终停留在口头上或梦境中。胡适身上的这些矛盾，在近代自由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胡适毕竟是个有大贡献的学者，他的思想遗产值得后人研究和借鉴。

4.无政府主义的“互助公例”学说

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被介绍到中国来。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留学欧洲和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同盟会会员。1912年5月，由刘师复、莫纪彭等于广州，创立国内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晦鸣学会”。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时期，曾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欢迎。当时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50个，宣传刊物与书籍达70多种，遍及全国14个省市以及南洋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无政府主义思潮能够在中国流行，除有小生产者与自然经济的广泛社会基础外，还和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状况有着直接关系。那个年代的青年人也是喜欢追求新潮，刚刚接触“自由、平等、民主”等新的思想，而一时又缺乏深刻的理解；接受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却又难于摆脱旧的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影响。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自在心理以及“无为而治”的理想追求，在许多知识分子身上有着深刻的印迹。这些传统影响容易在无政府主义那里找到共鸣。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除一般的主张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等，还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们在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中，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的发展仅有“互竞公例”不行，还要有“互助公例”。他们一方面看到“竞争，则优胜劣败。不竞争，则优败劣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于“胜者存，败者灭，则只有优者之进化，而无劣者之进化”的“弱肉强食”。他们主张：“互助与竞争并重”，“相害者，竞争；不相害者，互助”，“同则互助，异则竞争。同而不互助，则优劣俱败；异而不竞争，则优败劣胜。”（《无政府主义说》）现代学者对生物链的研究表明，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当弱者被吃得濒临灭绝时，强者无食可进了，必然也要濒临灭绝。人类比动物高明，人有思想和智慧，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能够自觉地调试某些关系，不致完全陷入盲目性。人类社会，既需要“竞争”，也需要“互助”。把“竞争”绝对化，将导致整个社会失去平衡，甚至陷入绝境，胜者本身也无法生存。这一思想，对于当今世界，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5.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种批评中前进

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迟迟为中国人所知晓，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只是以只言片语的形式出现于少数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原因何在？我以为根本在于东西方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阶段的产物，对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而又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这就为中国人学习马克思著作，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带来很大的困难。

其次，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文化背景，是欧洲近代社会的民主传统和发达的科学。其直接来源为：德国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而中国则长期为封建专制思想所禁锢，再加上近代以来科学和生产力发展落后，处处为浓厚的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所笼罩，这就使得多数中国人很难从世界观的高度来正确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和革命精神。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锋芒所指，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它所直接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一般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统治和外国列强的入侵。在中国人面前，正如列宁在评论俄国状况时所说：“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这就使得如何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增加了特殊的困难。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碰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集中的表现于“三次大的论战”。其中之一是“问题与主义”之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8月，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他把问题与主义对立起来，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不赞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胡适也表示：“我所攻击的也只是这种不根据事实的、不从研究问题下手的、抄袭成文的主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辩论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也吸取了对方合理的意见。结果，“问题与主义”之争，不但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而是通过争论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促使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水平的提高。

另外两次较大的争论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和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也同样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如改良主义者张东荪等人明确主张当时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不同意“现在中国就实行社会主义”，这一意见的合理成分，就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所吸取，激发了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短短几年内取得相当的成绩。和无政府主义争论中，由于陈独秀等人和对方反复通信，以平等的地位，采取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使若干理论问题，如对领袖意志、群众意见与法律的关系上的认识深入一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不害怕批评，即使是错误的批评。通过比较、鉴别、争论，特别是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发展真理，并使错误的思想得到“扬弃”。

启蒙者的张扬与困惑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和学术最为活跃的时代。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据统计约有300—400个，且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创办刊物不下400多种。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来源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爱国心切和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从而冲破了旧传统的桎梏，扩展了眼界，振奋了精神，形成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那个年代，不管你信奉什么学说和主义，都提倡六种精神：“科学的精神”、“创造的精神”、“批评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奋斗的精神”、“坚贞的精神”。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进行思想启蒙以求社会改造的历程中，碰到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发动群众？一部分知识分子很早就感受到这个问题，并多次提醒大家注意。

然而也有一些人，面对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在生活方式、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差距，面对社会上出现的“你们读书人，都是白吃闲饭”的舆论冲击，自己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认识，实际生活中又缺乏解决矛盾的办法，从而陷入困惑之中，产生了一种自责心理和忏悔情绪。有的鼓吹起“教育无用论”，这种说法夸大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并且把是否会干农家活儿作为衡量社会上一切人有用与无用的唯一标准，除了干农家活儿，一切知识都是无用的。更有甚者，提出消灭知识分子，在知识上搞平均主义，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本。

五四时期在一部分人中产生的贬低知识分子、敌视知识分子的倾向，以及许多知识分子自身怀有的困惑情绪、忏悔情绪和自责心理，作为潜流，在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特别是随着工农运动的兴起和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政治家，使这一潜流变为“洪流”，且几度泛滥成灾。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力量，大整知识分子的潮起潮落中，许多知识分子都能以原罪的心理，心甘情愿地接受种种“考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比西方知识分子不同的一个特点。他们并不软弱和愚昧，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城市与乡村巨大差别的国情，而产生的爱国情结转化为困惑与自责心理所致。

（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6期 “中国拓扑学派”的数学泰斗江泽涵　作者：江春泽

2002年10月6日，是数学界公认的我国近代数学泰斗江泽涵诞辰100周年。他诞生在安徽旌德县江村，这座古老的村庄位于皖南山区的黄山南麓，南北朝文学家江淹的后世子孙居于此地已有1300百多年。江村虽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历史上却有“小杭州”之美称。它不仅景色秀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100多年前就有江村书屋，抗日战争期间，又建了一所藏书万册的江村图书馆。小小山村也因此而名流辈出，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下出过进士、举人等百余人，民国初10年间又有博士、学士17人。江泽涵，这位名扬海内外的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与先驱者之一，给20世纪的江村又增添了值得自豪的骄傲。

值此纪念江泽涵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深感遗憾的是，他和他的夫人蒋守方教授已于1994年双双地永远离开了我们。回忆与这对老人之间的乡情、亲情，往事历历如昨。老人辞世后，每当我再走过北大燕南园宿舍门前，禁不住总要在两位老人故居——燕南园51号的门前留步沉思，心里充满了凄楚和惆怅。

江泽涵是我的族兄，或称远房堂兄，我们同是江村人。按宗族排的辈分，我们同是“泽”字辈。我之所以未取名“江泽春”而叫江春泽，是因为我的祖父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后，有意把自己的后代的辈分移到姓名的第三个字，以示反封建的意思。

江泽涵的祖辈与我的祖辈虽然相隔较远，但因为同族又是同村，世代都有交往，但我本人与江泽涵夫妇及其在北京的家人的交往却是在1973年以后。在“文革”动乱后期，我的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了，教师都被分配到北京其它高校，我随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转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办公地址设在三院，与泽涵兄家只几步之距。很自然地，我就经常去他家串门，陪他们谈天说地。每一次，我们都谈得很亲切，他们也欢迎我常去串门。从1973年到1994年这整整20年的亲密交往，给我留下了永恒的不可磨灭的深情回忆。

我从小就知道江泽涵是北京大学一位鼎鼎大名的数学教授，却无缘见面，但他们的堂姐江冬秀我却在孩童时就见过。关于江冬秀与胡适“土洋结合”的婚配佳话，在我们家乡几乎妇孺皆知。1945年8月，艰苦的抗日战争刚刚胜利，江冬秀回过一次江村，她还来我家拜望我的祖父和伯父。当时她与我祖父、伯父交谈些什么，我不知道，似乎听她称赞我伯父的中学办得不错。

真是弹指一挥间。自那以后，已28年过去了，我有幸能在北京大学登门拜访久已仰慕的数学大师泽涵兄。第一次见面，我就不感到陌生，因为他和他的胞姐妹长得很相似，泽涵兄为人谦恭和善，性格沉静、言语不多，一眼看去，就是一位思想深邃、刻苦勤奋的科学家。他的夫人蒋大姐更是待人和气，彬彬有礼。泽涵兄听力不好，蒋大姐常常为双方交谈作转述。蒋大姐本人也是数学教授，是泽涵兄的有力助手，晚年他们还合作翻译过一些科学巨著。我与泽涵兄交往多了，与他的家人都处得很熟。尤其是和他的三个儿子丕桓、丕权、丕栋有如同志关系，相互间都直呼其名，后来，在工作中我们还多次打过交道。

泽涵兄离别故乡很久了，但他生在江村，长在江村，在江村接受了启蒙教育，17岁（1919年）时才随堂姐夫胡适来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又携全家回江村。当年，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泽涵兄赴长沙就任后回江村接夫人与次子丕权。1938年1月，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泽涵兄又于当年8月再次返江村接长子丕桓与三子丕栋去昆明。他这次重返江村时，曾在村里的安徽宁属六县联立中学（简称联中）发表过演讲。联中的校长就是我的伯父江康世。当年，宣城沦陷，在祖父江辛的支持下，伯父将校址由宣城迁往原籍江村。这所拥有千余名学生的完全中学，给江村带来了蓬勃的朝气和全民抗日的呐喊，以及传播中华文化的馨香。抗战八年中，坐落在江村的联中造就了八千多名初高中毕业生。当时，沿江、沿海十多个省市沦陷区的热血青年和海外爱国侨胞都有人来江村求学，不少名师也汇集于此。江泽涵来讲演过，茅以升也来讲过学。所以，对于我的祖父和父辈，泽涵兄是熟悉的。他和蒋大姐能忆起在江村岁月的许多往事，尤其是泽涵兄对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难以忘情，他曾经眷恋地向我忆起在江村小学读书时，黎明即起，就着屋后金鳌峰反射过来的一抹曙光，坐在屋旁树下朗读国文的情景。

有一次，我从新华社《参考资料》上看到一条说胡适夫人江冬秀去世的消息，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他们，我问起他们当年和江冬秀分手的情况。两位老人告诉我，1949年泽涵兄正在瑞士进修，此时北京和平解放了，是否要回北京成为他面临的重大抉择，他决心回到北京为祖国效力。当时胡适从美国给泽涵兄拍去一个电报，要他“到台湾去”（Go to Taiwan），但他回北京的决心已定，只在回国途经香港时，买了一张限期5天的往返机票，去台北探望冬秀和老师姜立夫以及北大的老同事。老同事们都劝他留下，还有人想把他扣留在台北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工作。但是江冬秀却坚决支持他回北京，她顶撞想扣留泽涵的傅斯年说：“泽涵的工作在北大，泽涵的妻儿在北京。”姜立夫也支持他回北京（姜立夫本人随后也借口寻机回大陆了）。由于冬秀的明确态度，傅斯年只好放行。

与泽涵兄一家交往的20多年间，两位老人待我如同家人，不少点滴往事常常萦绕我的心头。

1978年，我被抽调参加全国宣传会议的筹备工作，办公地点在友谊宾馆内。一天，我在宾馆的院子里，突然遇见泽涵兄与多位科学家步出科学会堂，泽涵兄立即引我向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们介绍说：“这是我妹妹江春泽。”他这样不见外地向别人介绍我，使我感到很荣幸。

1984年夏季一天，世界最高数学奖——沃尔夫（WOLF）奖获得者、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陈省身回国办暑期数学研讨班，在北大演讲。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工作，已获得福特基金会资助拟于当年赴美国访问研究。泽涵兄为了介绍我与陈省身教授认识，以便赴美后能得到陈教授的关照和指教，便通知我去北大听陈教授的演讲。陈教授的讲座听众大部分是数学家或数学界的新秀，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怎能听懂一位世界数学大师世界顶尖的高深数学讲座呢？我怀着几分胆怯的心情步入教室，不料大师的语言是那样的深入浅出，使我完全能听明白陈教授演讲的内容和他所做的工作的意义。数学没有诺贝尔奖，沃尔夫奖是终身成就最高奖。这是我第一次当面聆听一位世界大科学家的讲演，真是大开了眼界。后来，我到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时，和陈省身教授一家有过多次交往，得到他很多帮助。

陈教授和泽涵兄都是南开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而且同是师从姜立夫老先生。泽涵兄比陈教授年长，是陈教授的学长。当陈省身和吴大任刚从南开毕业到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时，泽涵兄已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过一年研究助教之后回国，应聘在北京大学任数学系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研究院兼课，陈省身和吴大任选读了泽涵兄讲授的“代数拓扑”课，这是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次开设的拓扑学课程。

拓扑学是属于近代数学领域中的一门高深学科，早在20世纪20年代，泽涵兄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他的老师莫尔斯将拓扑方法用于分析，创建了临界点理论与大范围变分法，后世称之为MORSE理论。但莫尔斯本人当时只将此理论用于曲面上短程线的问题，直到70年代才将莫尔斯理论广泛应用于天体力学、经济学、电路理论等等，使莫尔斯理论大大越出了拓扑学甚至数学范畴，推动了近代数学的发展。而第一个把莫尔斯理论运用到拓扑学以外的数学家就是江泽涵。

据吴文俊院士在为江泽涵90岁的纪念文集所写的代序中回忆，江泽涵早在30年代的博士论文中即有这方面的发挥。70年代时，吴教授曾在美国一重要刊物上见到过一篇论文，内容正是论述泽涵兄早年写的这篇论文的，而且标题中竟赫然标以“江泽涵定理”的字样，可见国外同行对他的尊崇备至与评价之高。可惜江泽涵的这个贡献，几十年并未为国人所识，而泽涵兄为人谦和，从来也没有向人说起过他早年开拓性的工作。

江泽涵在拓扑学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不动点类理论的发展。不动点类理论的研究是拓扑学中的重要课题，由于问题本身的困难以及所用方法的局限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很慢，虽然40年代德国数学家在这方面有些开拓，可此后20余年又陷于停顿。直至60年代，江泽涵提出用复叠空间的方法研究这一问题，才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他的第一篇有关论文，于1963年发表在《中国科学》上。以后，在他的领导下，年轻一代的拓扑学家，如姜伯驹、石根华等又不断在这方面探索并做出优异成绩，使江泽涵领导的这个集体，被国外同行称之为“中国拓扑学派”，有关论文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也多起来了。如果没有江泽涵深邃的洞察力与艰苦搏斗的精神，不动点类理论是难以想像会在国外相关领域中得到这样高的评价和这样高的地位的。

泽涵兄在他一生为我国近代数学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又以鞠躬尽瘁的精神、严正的学术态度和大公无私的道德风范，在60年教学中，殷殷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后进。

30年代他在哈佛大学师从莫尔斯时，莫尔斯的老师、国际闻名的勃克霍甫教授也在本系任教，他由此得到启发：应该鼓励学生胜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才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道德风范。他还看到曾在欧洲留学的美国前辈教授，如奥古斯德等人的学生们，如勃克霍甫、莫尔斯、莱夫谢茨等，后来都做出了扬名国际的成就，赶上了欧洲传统的数学强国。于是他立下决心，在留美归国后，要“团结同行工作者，迅速引进现代数学新理论，立志终生从事教学与研究，期以50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参见《数学泰斗世代宗师》江泽涵先生纪念文集）其后60多年间，他始终如一、坚忍不拔地实践着自己的决心。从1934年到1952年，他担任北京大学数学系系主任18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举荐了一个又一个杰出人才。他与同行真诚相处，从工作出发，严以律己，顾全大局。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燕京两校的数学系并入北大数学系，改名为数学力学系，由比他年轻的原清华系主任段学复担任系主任，江泽涵任几何代数教研室主任。他同样积极工作，与段学复相处很好。吴文俊由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时，他认为这是对吴 “人尽其才”的使用而非常高兴。解放前1946—1948年陈省身任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代理所长时，他从北大推荐了多位青年教师去跟随陈省身进修，其中一些人后来成就卓越，扬名国际。他1947年获得再度出国进修的机会，本拟再赴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但途经上海时，接受了陈省身的建议，并受到姜立夫的影响，改去瑞士苏黎士国立高工跟随霍扑夫（H·Hopf）教授进修，这期间，他还访问过德国、法国、苏联等国，使他接触到欧洲的一些数学大师，更加拓宽了发展学科的思路。据他回忆，当年他改去瑞士进修，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了解到国内形势已发生变化，想进修之后，能少些阻碍可以顺利返回祖国。果然在1949年8月8日他就返抵解放后的北平。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自己20世纪20年代立下的决心，即：“期以50年，一定要使中国也跻身于国际现代数学之林。”实际上，只不过用了30多年的时间，他的愿望就实现了。

早在20世纪60年代，泽涵兄指导助手姜伯驹、研究生石根华在拓扑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当即引起国际上巨大反响，被国际数学同行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关于不动点类理论的最新成果”，“突破了50年来这门学科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称江、姜、石为拓扑学的“新中国学派”。有的书里还编进了“姜伯驹定理、石根华条件”的内容。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对自己的科学巨子的成就反应得太迟钝了，经过长时间的曲折，他们这项成果才于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姜伯驹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泽涵兄晚年最高兴的一件大事。说起这件迟到的喜讯，泽涵兄的长子江丕桓在《回忆我受到的教育及父亲的朋友们》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1975年前后他才有了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下决心写一本专著《不动点类理论》。当时家中房子挤，他每天拎着一个书包和一个暖水瓶，到数学系里的教研室办公室去写作，星期天及节假日也不中断。初稿写成后，出版是不可想像的事，惟一的办法是自己出钱，设法刻蜡版油印。粉碎‘四人帮’后，江春泽把这事间接地反映到了当时主管科技的方毅那里，这才引起新华社记者来采访，科学出版社出书等事。”丕桓写的这段话，大概是他的父母说的。既然他提到我这个当事人，又应丕权、丕栋之约，我就把《不动点类理论》出版的前后经过稍作详细叙述。

1975年，一次我去泽涵兄家串门时，他和我谈起，他收到一个朋友寄赠他一本国外出版的数学专著，是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布朗教授（R·F·Brown）著的。书的最后两章就是阐述他与姜伯驹、石根华的研究成果。他看后觉得作者仍有西方人的优越感，尽管把他们成果提到了重要地位，但对成果的重要意义仍有轻贬的痕迹，这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下决心要自己动手写一本专著。

燕南园是在北大校园内一处供老教授居住的旧宿舍区，园内绿树成林，鸟语花香，曲径通幽，每位老教授有一幢两层楼的小别墅。可是“文革”期间，江泽涵独户居住的51号搬进了多户人家，留给泽涵兄家的仅是二层楼上的一个套间，里间稍大，既是两位老人的卧室，又是这位大数学家的书房兼会客室。外间小些，由长媳何高慧及孩子居住，兼做餐厅。房间里的东西堆得满满的，祖孙三代长年挤在这里，既拥挤，又不安宁，这样的环境泽涵兄怎能安下心来写书呢？他只好向系革委会借一间办公室写作。系革委会虽然同意了，但那间办公室他只能在革委会不开会的时候使用，如果开会，他只好将写作用的资料暂时堆放在地上。为了同开会时间不冲突，他有时就起早去写，或者趁人们吃晚饭时去写。就是这样艰难地呕心沥血，才写完了书的上半部。我当年就常常看到他拎着一个书包和一个暖瓶去办公室或由办公室蹒跚地回家，心里非常感动。

1976年11月，我刚完成了人民出版社组织的编书任务回校。去泽涵兄家说起我参与编的一本书《苏联经济统计资料》就要出版了。他忽然感兴趣地问起，“你们的书由哪里出版？怎么才可以出版呢？”当时，我觉得他的提问好天真，这么大的科学家怎么不知道书在哪里出版和怎样出版呢？于是和他攀谈起来。原来，在“左”倾流毒泛滥的那段荒唐年代，使这位满怀报国之心的大科学家，既想把拓扑学的“新中国学派”成果实事求是地总结出来，奉献给国家，又要避免被扣上“追逐名利”的帽子，所以，这本专著的上册署的是“数学系革命委员会”的名字，而不是他个人之名；他不仅不试图获得什么稿酬之利，还自己请北大一位已经去世的教授的夫人徐毓楠刻钢板油印了100本。我看了那个油印本，真是哭笑不得。一本走在世界前沿的“新中国学派”的科学巨著，竟然是油印本！他说，像这样抽象的理论书，出版社是不可能列入出版计划的。他还提起，“文革”前在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过《拓扑学引论》第一、二分册，当第三分册交稿时，“文革”的风暴已经刮起来了，出版社通知他此类基本理论著作停止出版，从而原定的出版计划流产了。我听了他的一番叙述，为科学和科学家的遭遇感到寒心。我允诺，我将把此事放在心上，多方了解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使他的巨著正式出版。

后来，与我在同一个编书组工作过的方惠园说起她父亲方毅被中央派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她父亲感到自然科学遭到的破坏并不比社会科学轻，自然科学界知识分子的处境也是非常糟糕的。我听了方惠园的话，就谈起江泽涵写书出书的事。她听了很感动，要我立即把这本油印小册子交给她，送给她父亲看。不久，方惠园告诉我她父亲翻阅过了，立即请“三钱”（指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组成“评估小组”提出评估意见。评估小组对之评价很高，方毅决定由国家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没想到一次朋友间的随意交谈竟成全了一件有利于国家科学事业发展的大事。当出版社正式向江泽涵约稿出版时，北大数学系革委会拟组织工农兵学员和江泽涵教授一起集体撰写，这当然是很可笑的事。因为“文革”期间拓扑学的教学与科研都停止了，工农兵学员根本没有上过拓扑学课，怎么能参与撰写国际水平的专著呢？这时已是1977年初，我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口工作。江泽涵艰辛著书难于出版的事例，我也向中央宣传口领导反映过，后来新华社记者何黄彪多次采访写成的《坚持不懈，攀登高峰》的报道在1977年7月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人民日报》刊文表扬和国家科学出版社的正式约稿，推动了北大数学系重视起这件事来，组成5人专家小组（包括姜伯驹、石根华、尤承业、丁正良等）帮助江泽涵撰写。他们奋战了四个月，于1977年12月全书定稿交出版社。这本历尽艰辛的巨著，终于在1978年出版面世，1986年再版。并由江泽涵亲自译成英文，由德国著名的施普林格出版社与中国国家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至于上海科技出版社在“文革”中停止出版的《拓扑学引论》第三分册，我也给上海市“文革”前主管过文化出版工作的领导写了信反映情况。随后，该出版社也来人与作者商讨修改计划，于1978年初将三册合订出版，并连续印刷了4次，共6万多册。

这两本书第一次印刷出版后，泽涵兄夫妇来我家将书赠送给我。泽涵兄并在《不动点类理论》一书上亲笔写下：“春泽，没有你的帮助，此书难于这么快地问世。”当时，他真是喜形于色。

20多年过去了。回忆往事，缅怀泽涵兄，心潮起伏。如果泽涵兄活到今天，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面貌，看到科学在神州大地更加蓬勃发展，看到大量海外人才归国以及国内人才脱颖而出的大好局面，该是多么喜悦多么欣慰呵！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亚洲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2年第6期 铁书生周小舟　作者：华　强

90年前，周小舟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黄荆平乡狮龙桥一个地主家庭，原名周怀求。

“五卅”爆发，长沙召开万人声援大会，儿童团员周小舟是湘潭县年龄最小的代表。周小舟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慷慨陈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秋，周小舟考上了省城的私立明德中学。著名的革命党人黄兴曾在这所学校执教过，周小舟十分敬仰辛亥革命领袖。在学校里，周小舟结识了共产党人何叔衡、谢觉哉、姜梦周、王凌波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

周小舟能说会写，他用自己主编的《明德校刊》，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

“马日事变”时，15岁的周小舟已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了。面对白色恐怖，他临危不惧，与明德学生会的负责人一起，组织应变。

1927年周小舟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为普及平民教育，他担任了明德平民学校教务主任。

1931年8月，周小舟从湖南大学预科班毕业，靠“周公奖学基金”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国文系就读。在北京学习期间，周小舟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团结北平爱国师生，积极投入民族救亡活动。1935年4月，周小舟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周小舟进入北方局联络部工作，奉命参加南京谈判。这时，他正式开始使用周小舟这个名字。

周小舟四上南京，唇枪舌剑，在谈判桌上表现得英勇机智。谈判结束后，他将谈判的所有资料全部送交延安，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好评。聪颖伶俐的周小舟深得毛泽东喜爱，党中央将周小舟调到中央军委，给毛泽东当秘书。

周小舟当秘书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委派他到新疆盛世才处宣传抗日；后又到山西阎锡山那里开展抗日统战工作。周小舟还曾以毛泽东个人代表的身份在太原宣传抗日，争取群众。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毛泽东十分满意。

1938年秋，周小舟离开延安，担任冀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在8年抗战中，周小舟在前线呆了7年。在冀中的11年间，周小舟几乎走遍了晋察冀。他办报，办民校，扫盲，开办干训班，还做瓦解敌军工作。

1945年秋，周小舟任中共北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开始，周小舟亲自指挥艰巨的平汉线北段的支前任务。后周小舟调华北局任宣传部副部长。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爱国将领程潜、陈明仁接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率部起义。周小舟随中共代表团进入长沙城，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周小舟的直接领导下，《新湖南报》诞生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开始播音。

1951年1月，周小舟任湘西区党委书记。经过20个月的紧张工作，完成了肃清残匪、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支援抗美援朝等各项工作。

1952年11月19日，南洞庭湖垮了几个垸子，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很大损失。周小舟走上第一线，担任工程指挥部政治委员。他组织85万民工上堤，经过4个半月的努力，堵口62处，开挖引河17000多米，清除废堤53300米，共完成土方8611万方，另修建了两座现代化的大型水闸，蓄洪量达到63.6亿立方，还增加耕地面积30万亩。

1953年，周小舟任湖南省委书记兼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周小舟根据农、轻、重的关系，规划工业布局，建设机场，发展交通。开发了湖南磷矿，还对141个港口作了不同的处理，发展内河航运。

1956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十分满意湖南的大好形势。他对周小舟说：“苏东坡讲‘驾一叶之扁舟’，那说的是‘小舟’，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千万人的大船了！”

周小舟意气风发驾着湖南大船走进1957年。对于那场突如其来的反右斗争的暴风骤雨，周小舟是缺乏思想准备的。到了9月，省直机关千军万马反击右派，战果十分“辉煌”，“查出的右派比7月底增加3倍多，党内右派比7月底增加4倍多”。在他非常熟悉的《湖南日报》编辑部里，竟揪出了一个全国仅有的特大的“反党右派集团”。那些敢于坚持正确办报方针的全部业务骨干几乎一网打尽，都成了右派。

眼前的现实，使他坐立不安。然而大局已成，他又能怎么样呢？他只有因“多日失眠，精神不佳”违心地退避。中央批准了周小舟要求休养的请求。10月，他心事重重地来到青岛疗养，一头扎进了《资治通鉴》……

1958年，全国开始出现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迅速泛滥。

黄克诚曾私下对周小舟等同志说过：“人民公社挂个牌子算了”。

周小舟对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提法持保留态度。他对公共食堂，提出了三条比较实事求是的办法：1、群众愿意，办得好的，继续办下去，现有的少数大食堂，必须坚决分小；2、群众愿意回家做饭的，听其自愿；3、提倡农忙食堂和工地食堂。

他不赞成所谓的大炼钢铁。他请了炼钢的工程师、老同学吴鉴光来察看省委院内的土高炉。吴认为，土法炼钢，炼出来的东西铁不像铁、钢不像钢，根本达不到技术要求，是人力、财力的浪费。周小舟决定停止土法炼钢。

1958年12月，彭德怀回湖南搞调查研究，周小舟陪同他视察湘潭。经过三天的接触，周小舟发现他俩的许多观点完全一致，谈得十分融洽。彭德怀给当地的干部规定了八不准：不准搞瞎指挥，不准浮夸，不准说假话，不准搞强迫命令，不准打人，不准罚口粮，不准拆社员房屋，不准毁风景林。

1959年4月，周小舟和省委的一些同志微服私访，他把调查所获的材料归纳为12个问题，主要为：反“共产风”，反浮夸，取信于民，稳定人心。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党中央在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著名的“庐山会议”。

7月2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把湖南省委对当时形势概括的“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方针。

6日，周小舟到彭德怀那里聊天，说到粮食产量虚报的问题，周小舟坦然相告：“是压出来的”。

11日，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三人谈话，他们先后都当过主席的秘书。毛泽东与他们谈得十分融洽。周小舟把群众的呼声和基层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周小舟说：“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这是一次神仙会，毛泽东并不在意，只说：1958年的有些事他也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也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14日晨，毛泽东接到彭德怀的万言书。

16日，毛泽东在这封信上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各同志作参考。”开会时，周小舟表示赞同彭总的信。

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的信是“右倾性质”，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周小舟、李锐、周惠听了震惊不已。周小舟说：“主席的讲话很像斯大林后期，没有集体领导，只有个人决定，这样将导致党的分裂。”周惠说：“主席年纪老了，变得太快？”

三个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去找曾经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正巧彭德怀因工作上的事情，也来找黄克诚商量。三个人见状便告辞了，想不到这事却被人报告了毛泽东，以致成为后来说不清、道不明的“非组织活动”的证据。

8月3日，到会的同志分成三组，展开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四人的批判。

16日，毛泽东在一个会议批示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于是，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四人被打成“反党集团”。

17日，周小舟受到“撤销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委员，以观后效”的处分。会后，周小舟到了北京，闭户不出，写了“认罪书”。然后，回湖南接受批斗。

9月15日，湖南省委召开省委全会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周小舟同志右倾反党活动的决议》。会议决定让周小舟去浏阳县大瑶公社当副书记，接受改造。

1959年10月2日，周小舟来到了大瑶公社。

1960年春，周小舟到一个水库工地上去参加劳动。路上看到上千的男男女女毁掉现成的油茶林和松林，开什么“花果山”。此情此景使周小舟直掉眼泪。周小舟来到了指挥所，对组织指挥的干部说“共产党员能这样吗”？尽管他身处逆境，仍然反复多次耐心地说服教育公社干部，公社党委终于作出决议：坚决制止毁林开荒，坚决制止大兵团作战，实行“四定一奖”的包干责任制。

面对遍地“浮夸风”的严峻现实，周小舟十分忧虑。他常常夜不能寝，食无滋味，人也消瘦了。公社干部心疼地劝他想开些，他说：“这样搞下去，我们会失去几亿农民，失去整个农业，失去其他的一切！我们不是秦始皇，把农民搞成这个样子，能睡得着吗？”

1961年，农村的日子更艰难，每人每月的口粮不满30斤谷。县里大检查，要开支一笔招待费，无形中又加重了社员的负担。周小舟晓之以理，说服来大瑶的检查团，不搞迎送，不办酒宴，为社员、为国家分忧。

1962年4月28日，周小舟离开大瑶，调往广州。任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不参加党组，排最后一名。

1966年，十年动乱开始了，周小舟首当其冲。广州梅花村他的家门上，贴满了大字报。接下来是夜以继日的批斗。

周小舟是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中，他不得不将他珍藏多年的历史文物付之一炬，他一边烧，一边放声痛哭，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

1966年12月25日，周小舟受完不堪凌辱的批斗后，造反派又勒令他明天上午8时报到，“集中反省，劳动改造”。

这一天晚上，周小舟在家里怎么也睡不着觉，他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多年的失眠，使他经常服用安眠药品，这一次，他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12月26日早上，当人们看到他的时候，周小舟已离开了人间。那年他54岁。

周小舟平反后，他的生前好友李锐作诗一首，表达了对他深切的怀念：

周郎意气永兴叹，抛却潇湘第一官；

举世沉冤皆大白，当年遗愿可长安。

桃符旧岁翻新岁，流水前澜让后澜；

知己平生能得几？心香燃尽泪阑干！

（责任编辑　刘文）

2002年第6期 谁都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　作者：季羡林

编者按

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上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已20多年了，我们党和国家已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重新站立起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但那场浩劫产生的深层次多方面的沉痛教训，却是无数血泪换来的，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文革”及其教训。本刊现应读者要求，特发表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十年沧桑》一书的序和前言，作者为季羡林、马识途。两位著名老学者，曾深受“文革”之苦，却以冷静的科学心态，告诉我们如何加深认识那段惨烈而又厚重的极有意义的历史。两位老学者在文中都殷殷希望我们国家和人民不要淡化更不可忘怀这段历史，不然，这种惨绝人寰的悲剧还有可能在我们国土上重演。

《沧桑十年》序

●季羡林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灾难，这一点现在几乎没有人敢反对了。我个人认为，我们眼前的首要任务，不是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些人的责任或者罪行，而是不要放过这个千载难遇的机会，研究一下它产生的原因，真实公正地记录下它发展的过程，给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一点难得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不要再蹈覆辙，不要再演出这样骇人听闻的悲剧。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些亲身陷入这场浩劫的人们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现在痛苦地发现，浩劫结束才不过20来年，今天再同年轻人谈到浩劫中的一些真实的情况，他们竟瞪大了迷惑的双眼，认为我们是谈“天方夜谭”，是“海客谈瀛洲”，他们决不相信的。在另一方面，许多真正蹲过牛棚，受过迫害的人们，由于自然规律的作用，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记忆中那些极可宝贵的经历，特别是受迫害的经历，随着他们的消逝而永远消逝了。这是我们民族的损失，决不是个人的问题。照这样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走的人越来越多，消逝的记忆也越来越多，再过上十年八年，这一场空前的悲剧真会变成了“天方夜谭”。我们许多人的血白流了，性命白丧失了，应得的教训白白放过了。说不定到了什么时候，气候和环境一旦适合，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又会在我们神州大地上重演。

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出于这样的考虑，我出版了我写的《牛棚杂忆》。我的主要论点是：不管是打、砸、抢者，还是被打、砸、抢者，我们基本上都是受害者。前者是糊涂油蒙了心，做出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后者是在劫难逃，受了皮肉之苦，甚至丢掉了性命。我自己属于后者，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自己跳出来的，结果一下子就跳进了牛棚，险些把小命丢掉。然而我却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垮台，还在拥护“文化大革命”。这不也是糊涂油蒙了心吗？

一个人，一个团体或组织，甚至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犯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犯了以后怎样对待。对待之方，不出两途：一是掩盖，一是坦率承认。前者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结果是往往的自食其果。到了以后某一个时候，旧病复发。轻则病魔缠身，不能自脱；重则呜呼哀哉，终天抱恨。我个人认为，聪明人，还有点良心的人或组织或国家、民族应采取后者的态度。中国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蚀过之后，天日重明，决无损于日月之光辉。

“文化大革命”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无法不承认这个事实。在这里，有两类人至关重要：一类是害人者，一类是被害者，那一群广大的旁观者是怎么想的，怎么看的，就应该排在次要的位置上了。对那些害人者也应该区别对待。绝大部分是由于糊涂油蒙了心而害人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受害者，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对这种人，我只期望他们反躬自省，这对于他们今后的做人会有极大的好处的。但在害人者之中有一小撮人则应另当别论。这种人挖空心思，采用一些极其残酷的匪夷所思的手段折磨别人，比医学上所谓“迫害狂”还要厉害百倍千倍，说他们是畜生，是抬高了他们，他们应当位居畜生之下。当年我在德国曾参观一个法西斯集中营，一位当年的“犯人”而今天是幸存者告诉我们说：“一位法西斯看守人员，每天晚上必须亲手枪毙一个‘犯人’，陈尸床下，他才能在醉醺醺中睡去，否则就睡不着觉。”中国十年浩劫中那一小撮折磨人的人，同这个法西斯有何区别！畜生能干得出这样的事来吗？然而，这一小撮人，虽然当年被划为“三类分子”，而今却一变而飞黄腾达，有的竟官据要津了。难道说，这些人不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潜伏的癌细胞吗？要这些人拿出良心来写一点当年折磨人迫害人的实际行动和心理状态，如果他们做了，也会给我们子孙后代留点极其宝贵的遗产；然而，这是与虎谋皮、戛戛乎难矣哉！

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那些受害者了。这些人是“童子何知，躬逢胜饯。”他们有幸成为这一场空前的、千载难遇的悲剧的参与者。其中有一些“自绝于人民”者，无从追踪了。我们这一些厚着脸皮活下来的人，决不应当错失良机，无所作为，否则就对不起这个上天的恩赐。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当像我在本文开头时所说的那样，真实、公正、平允、客观地写下我们当年的遭遇，给后世子孙留一点极可宝贵的、千金万金难买的教训，杜绝这样悲剧的再发生。

前不久，我发表了我的《牛棚杂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在极短期间竟成了一部畅销书，同一些名星、名主持人、名演员的书共同陈列在街头、巷尾、地铁、车站的小书摊上，“世间多少伤心事，到处听人说牛棚。”找我签字者络绎不绝。我舞笔弄墨一辈子，原来我并没有特别垂青于《牛棚杂忆》，写的时候也是颇为随便的。可是最近听人说，我写到《牛棚杂忆》，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了。

我曾苦口婆心地劝说我的“棚友”们写下自己的经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我感到极大的失望。现在“棚友”马识途同志的《沧桑十年》可能就要问世了。马识途“棚友”的经历同我是不同的，他是老革命，是著名的作家。他在牛棚中的经历，同我大同而小异，殊途而同归。他肯写出来，对我来说，实如空谷足音。我翻看了他的原稿，觉得他的写法同我不完全一样，他写得更详尽，更质直。但是我们的目的却完全一样，是我们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

而是一面镜子，

从中可以照见善和恶，美和丑，

照见绝望和希望。

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是为序。

（季羡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今年91岁，曾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国当代名教育家、翻译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民族学家。

2001年5月17日，是季羡林90岁华诞，北京大学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特别致信祝贺。李岚清的贺信说：你热爱祖国，为人正直，诚笃敬业，成为教育界和知识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2002年第6期 《沧桑十年》前言　作者：马识途

在60年代到70年代的东方大国——中国，曾经发生过一场伟大领袖叫做“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这场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没有人怀疑他老人家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善良愿望和纯正动机，也没有人怀疑那些响应毛主席伟大号召起来造反的红卫兵是多么真诚和多么热情。但是把这一场“革命”放在公正无私的审判官——历史面前加以裁决，却已经有了结论。这就是中共中央于1981年6月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又说：“这个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同时这个《决议》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功勋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是确实的。

这场所谓“革命”一开始，就把中国投入到一片混乱和荒诞之中，好像把中国一下拖回到最愚蠢、最荒唐、最野蛮、最黑暗的封建王朝时代里去了，一切法纪秩序和道德规范，荡然无存，一切公认的是非标准完全颠倒，所有生产都几乎停顿下来，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几乎所有的曾经出生入死战斗过的忠诚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全被打成反革命，许多人被淹没在血泊之中，更多的人被抓被关，被批被斗，折磨得死去活来。多少革命元勋，封疆大吏，包括堂堂的国家主席和许多元帅，不明不白地死去。许多正直的人莫名其妙地被打成反革命，弄到死无葬身之地。而一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却窃夺国家大权，颠倒黑白，混淆是非，颐指气使，不可一世。—些跳梁小丑忽然加官晋爵，上蹿下跳，浑水摸鱼，胡作非为。多少悲剧、闹剧、笑剧一幕一幕地上演，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上，身不由己地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每个人的灵魂都作了公开的展览。而这一切却都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在伟大领袖的亲自导演下上演的。这场悲剧直到他老人家撒手归天，“四人帮”被揪出来后，才落下了帷幕。

经历过这个史无前例的“革命”的中国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身受其罪的人，真是终生难忘。什么时候想起来，都是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但是，这一件旷古未见、世界少有的历史事件，问起我们的儿女辈来，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还有一点模糊印象。问起我们的孙辈来，他们却连“文化大革命”这个名词，也一无所知了。我的外孙就是这样，我的女儿对他说起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时，他听起来简直以为是在说神话，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如此说来，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除开从历史书中抽象地了解到一点历史概念外，他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惊人事件，他们的祖辈人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荒唐岁月。至于中国特有的什么“喷气式”、“戴高帽子游街”、“请罪”、“武斗”那些具体景象以及“跳忠字舞”、“打语录仗”、“佩大像章”、“传芒果”这种令人发笑的喜剧情节，他们再也无法想像了。若干年后，恐怕要有专门的历史考证学家来发掘、考证和注释这些中国土产的专有历史名词。这种事情在官方的文书里，在历史档案中，未必有详细的记载和形象的描写。

后世的人们谁能想像得到，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竟然出现这样的怪事?党的革命领导干部，一夜之间，统统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其中许多人被号称最高统帅的天兵天将的红卫兵抓起来关上，给他们的头上戴上种种帽子，给他们造出种种离奇的谣言，印出种种批判的材料，在“无产阶级”的报纸上登了出来。在那些“文明监狱”里，对那些真正的老革命恣意进行人身侮辱和非人的虐待，无休止地向贴在墙上的偶像请罪，半天半天地不叫休息，不让喝水。没完没了地批判斗争。把你拉出去戴上几尺以至一丈多高的高帽子，还插上几尺长象征反动官僚的乌纱帽翅子，叫你身上穿上麻布，颈上挂上沉重的木板，木板上写着各种名目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常用的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革命走资派”。有更残酷的用铁板和钢丝挂在你的颈上，立刻叫你的颈上鲜血长流。那些天兵天将的革命派把你用根绳子牵起来，在大街上游街，后面跟着一大串像送丧似的造反派的“专政队”。还有别出心裁的，叫走资派在手里提起小锣，边走边叫： “我是反革命走资派”，“我是混蛋”，“我是……”等等他们发明的无论什么罪名。甚至有的创造性地在走资派的脸上涂上黑墨或油漆，以证明他的确是“黑帮”。如此等等，花样翻新，不一而足。

总之，谁把“走资派”折磨得最惨，最有创造性，最有艺术性，谁最高明。这样的荒唐事情谁要表示反对，那就要拳打脚踢，把你打翻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据说这是根据某种经典上的规定和北京来的“次高指示”。把你拉到街上去示众和游斗完了，再拉回单位细细地整治你，把你弄上台去批斗。最标准的做法就是叫你站在台上，听任“专政者”把你的身子压弯，使你的头快要挨着脚背了。如果听任你的头自然下垂，那就便宜你了，他们要抓着你的头发，强力叫你的头仰起来，向前方看，以便于让台下的“群众”看看你的“丑恶的嘴脸”。在这同时，要你的双手在背上倒举起来，像一个喷气式飞机的翅膀。这就是“喷气式”的来源和实际景象。

应该说这还是最常见最普通的斗争方式。在那个“英雄世纪”里，是不乏酷刑的发明家创造出各种名目的特殊斗争形式的，要列举出来，真叫罄竹难书了。多少死去活来的惨叫，多少腰断腿折、耳聋眼瞎的残废，多少不知怎么忽然失踪的善良人、忠诚的共产党人，多少待死囚徒的囹圄岁月，气坏了身体，磨白了头发。多少含恨而死的真正的老革命，多少自以为在为保卫伟大的谁，去参加“武斗”而白白死去的无知青年。多少祸从天落，殃及池鱼，横遭杀戮的无辜群众。多少被夷为平地的工厂、学校、机关和平民房舍。多少被抢劫、打烂、烧毁的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图书资料、历史档案。谁能想像得到中国会遭到这么惨重的历史浩劫？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的。谁也不会怀疑发动这场运动的人，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出发，为了把中国的革命继续进行到底，是在无数善良的干部和群众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善良愿望下进行的，是在无数诚心诚意革命的青年怀抱极大的狂热下进行的。我敢说除开极少数政治投机分子和阴谋家外，上上下下，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都是为了想把中国的革命搞得更快更好，想要防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然而谁能想到竟然弄到这样的结果?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损失了成千成万的好干部，使中国白白浪费了十几年宝贵的建设时光，损失了几千亿元的财富。

然而，正是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带来如此恶劣的后果，才更可怕，才使有头脑的中国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会在中国大地上出现这样的怪事？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怎么才能使这种浩劫不致重演?

有的人想要大家把这一切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当领导的许多老革命，特别是那些红卫兵、造反派说来，都不能算是自己历史上光辉一页的事，尽可能快地忘记掉。告诫大家不要再去回忆和议论“文化大革命”。他们这种作法的动机无疑也是善良的，虽然这对于党，对于领袖，对于人民未必有什么好处。历史事实是抹煞不了的，产生的根子没有被挖掉，同样的悲剧还会在某种情况下，以某种不同的形式爆发出来，那形式可能更为暴烈，那后果可能更不堪设想。

有的人把这一场历史悲剧，简单地归罪于某些政治阴谋家如林彪、康生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帮”之流的破坏和捣乱。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而且这似乎已经成为法定的历史结论，可以安抚许多受害的干部和群众。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历史深层次的原委，也不能使大家的头脑变得更清醒起来。正如把历史上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归罪于几个宦官、内戚和佞幸之臣，以至把一切罪过归于一个妇人一样地荒谬，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

有的则更简单地把原因归于最高领导人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陷，说他晚年畏惧大权旁落而剪除异己，自以为永远正确的金口玉言不容冒犯，听信佞幸和亲爱者的谄媚和蛊惑，如此等等。这当然也可以找出许多事实的依据，言之成理。有时某些事实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历史的一时进程。然而这却直接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定理，英雄人物只能在历史上起推动或阻碍历史的作用，而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在中国历史的条件下，最高领导如是另外的一个人，也可能干出同样甚至更为荒唐的事来。

显然，要找出在中国大地上发生“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必须找出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必须从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经济背景、政治沿革、文化心理、国际环境，以及领导人的气质个性，国民的劣根性等等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去探求历史发展的轨迹。以这样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现象，才能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应该接受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历史的重演。

然而这一切都必须本于历史事实。只有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生动的具体的事实，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回忆那一段历史事实，是不愉快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是必要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亲罹其灾的政治家，特别是文学界的同仁们，应该用自己的笔把自己亲历的或见闻的事实，记录下来。

我想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用回忆录形式记录下来，在我被点名批判斗争的第一天开始，就有这样的打算。但是在被批被斗被关监的时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我已失去了人身自由，一天听任他们那些革命斗争勇士们拉来扯去地斗个没完，哪有工夫来写回忆录。就是我写的片纸只字，我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要受到极其严格的检查。他们无中还可以生有，真要有片纸只字给他们拿到了，将有什么样的大祸临头，那就不言而喻了。那个时候摆在我面前的惟一的以至是狂热的愿望，就是活下来。一定要活下来，看一看那些响当当的革命派们的精彩的表演，特别是他们的下场。我从来不相信那些跳梁小丑，会真的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成为当权者。我相信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比我们更好。

终于来到了这一天。在最高领袖于1976年的9月9日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四个“旗手”(他老人家不满意时称为“四人帮”)和以造反为职业的天兵天将的坏头头们，很快被揪了出来，由人民的法庭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应该去的地方。他们的徒子徒孙和在各地的代理人纷纷垮台，昔日的跳梁小丑，有的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造反派的英雄们也夹起尾巴，听候发落，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

我这个被他们踏上一只脚认为永世不得翻身的“死老虎”，忽然又活了过来，重见了天日，落实了政策。那时叫做被“解放”了。流落的家人得到团聚，涕泪滂沱。许多老朋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不明不白地整死了，幸存下来的总算又得机会见面，唏嘘不已，恍如隔世。文学界的朋友们聚在一起，更是绘声绘色地用形象来描述那荒唐时期的荒唐的人们干的荒谬绝伦的事，无不唏嘘流涕，以为三生不幸，生不逢时。有的朋友却说不是生不逢时，遭受了不尽的折磨，而是生逢其时，三生有幸，得见过去作家和外国作家从未见过的千奇百怪的事。这么丰富的写作素材，一定要把它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已经是八十出头的人了，每月领着虽然不高却也不低的工资，我尽可以消消停停地喝茶种花，或者去活动室参加方城之战，或者和老朋友在楚河汉界上，杀它个落花流水，颐养天年，静静地听候马克思或者阎王的召唤，岂不快哉！但是一个作家的良心，驱使着我，要我把现在还老闯进我的噩梦中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人和事，记录下来。

我鼓足勇气，写了起来。可是写了六年，总因为这样那样的想法，迟迟没有拿出初稿来。“文化大革命”已过去20多年了，直到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多少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书，我写的这一本《沧桑十年》，正是一个亲身经受那场“革命”洗礼的老干部，所写的实录。我不想宏观地来描绘这场“大革命”，那是历史学家的事。我只实在地记录自己当时所受、所见、所闻、所感。这里自然要接触某些人和事。可能有的人看了感到不安逸，甚至要对我采取什么行动，那也只好由他。我相信时代变了，即使那些“四人帮”阴魂附身的人，想再在我的头上戴上几顶帽子，陪我进棺材去，也办不到了。如果有什么关隘，不能出版，那就留给子孙，或者束之高阁，让老鼠和蠹虫用牙齿去批判吧。

2002年第6期 我在“文革”中为两位省委书记申冤　作者：宋政厚

为甘肃省委原第一和第二书记请命，是我记者生涯中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事情发生在27年前。那时，阴霾密布的中国由于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现出了一缕曙光，我们新华社因之处境改善，于1975年4月中旬，在中办招待所召开了多年未曾开过的国内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快步走进甘肃分社夏公然社长和我这个记者代表住的房间。他在递给夏公然一封信件的同时，义形于色地说道：好惨啊，一个省委第二书记给活活整死，才17岁的儿子为父奔走呼号，头发都白了。这就是那个孩子写给周总理的信，小平同志作了批示，你回去后组织力量就高健君之死这个案件好好调查一下。老夏就这样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

返回兰州后，老夏又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和吕南新同志，并且千嘱万咐，要我们周密谨慎地调查，实事求是地反映。鉴于当时政治环境的严峻，老夏再三强调注意工作方法。接受任务后，我们出于策略，先是向当时甘肃省委领导人禀报，并亮出有小平同志批示的这一“尚方宝剑”。当对方无可奈何地同意调查后，我们先要求省保卫部送来有关高健君的材料，“案卷”之厚，3尺有余，翻阅一遍，只见字里行间充满杀气。继而要求省保卫部长介绍案情。这位部长表情严肃，语气强硬，但底气不足，自始至终目不离卷，总是照本宣科，生怕说出“纰漏”。讲到对高健君一案的结论时，他用法官宣判案件的声调说：“高健君自1937年参加革命以来，为党做过一定的工作，但犯有严重路线错误。在审查期间，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和组织的审查，于1969年3月8日自杀身亡，是极其错误的。”接着，我们又找到负责“高健君专案组”的一位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他面孔瘦削，巧舌如簧，竭力为专案组开脱，还把监管领导干部的地方说得就像干休所一样美好。看来要把高健君一案弄个水清石出，非要还得在深入调查上下功夫不可。

一个礼拜天上午，我们散步似的走进了省委宁卧庄家属院，按照事先打听到的地址，绕到高健君的住宅，先敲前门不见应声，转到后门再敲，依然没人回应，可是侧耳静听，屋里却有动静。过了一会儿，我们又慢慢地敲，霎时，后门拉开了一道门缝，闪出一张神情极度紧张的老妇人的面孔，她声音颤抖地问道：“你们找谁？”我轻声细语地回答：“我们是新华社记者，是找高健君夫人的。”并说他们写给周总理的那封信已经得到小平同志的重视，我们就是为这事来的。我的话音刚落，只见一位突然出现的中年妇女在把门缝拉大的同时，连声地说：“快进，快进！”她把我们领进一间拉紧窗帘的小屋，并示意我们落座。当察看我们主动出示的“新华社记者证”和那封信件后，那位中年妇女泣不成声了。过了一会儿，才边擦眼泪边开口：“我姓雷，是高健君的老伴。刚才我们从门缝里早看到你们俩了，以为是专案组的，吓得不敢吱声，这几年我们一家人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出门有人盯梢，来客有人盘查，寄封信的自由也被剥夺，孩子为他爸写过多少封鸣冤信，都被搜查走了，这封信是他偷跑到河南省郑州发出去的，省保卫部知道后还在通缉他哩。”

“现在你们不用怕了，对高健君同志一案，小平同志有批示，新华社朱穆之和穆青两位社长都很重视，我们奉命调查也已征得省委领导的同意。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说，今后还可以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去谈。”我们的这番话消除了她的不少顾虑，她开始悲愤地诉说着高健君一案的始末，还有她收集密存的证人证词和证物。说到无数伤心处，她呜咽流涕。这次不知不觉谈了5个小时。临别时，她才把藏在另一个屋子里的小儿子叫了出来和我们见面：“信就是他写的，专案组一直在抓他，我们给吓怕了。”

根据她所提供的线索，我们先后走访了当时和高健君关在同一楼层的难友、监所的警卫人员、勘测高健君“上吊自杀”现场的法医和检察官员，以及专案组的其他人员，之后还专门查看了出事现场，并向火葬场为高清洗尸体的一位老职工了解了他所见到的惨状。就在这段时间里，高健君夫人多次来分社反映情况，并把她精心秘藏的一提兜高健君的血衣送到分社。她说：“这是监管所的一个好心人冒着危险给偷出来的，我保存了多年，但我家很不安全，只好求你们给暂时收藏一下，有朝一日可能有用。”她还告诉我们，高健君的遗体，当时在几位同情他的殡葬人员的帮助下，由她主持转移到一个秘密地方下葬，目的也是为了有朝一日重见天日后再检验尸骨。专案组曾多次逼她交出尸体，她都顶过来了。

对案情有了基本了解后，分社主要领导又指示我们接触曾和高健君共事过，如今又在兰州的原甘肃省委常委，其中包括原省委第一书记汪锋，主要是听听他们对高健君过去的表现和对高健君之死的看法。

我和汪锋不曾相识。我只知道他在统战工作和民族工作上很有一套，是“文革”中全国第一个被“打倒”的省委书记。汪锋中等身材，额宽脸方，穿着一套旧蓝布制服，他对我们两个不速之客的到来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诧，很乐意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已65岁了，记忆力很好，他告诉我们，从1966年中到1967年初，他们一伙“黑帮”常被揪斗惨打，有几次被打得腰都直不起来，比他小9岁的高健君，在这期间常常趁看管者不备，挤到他的身边悄声地说：“你要想得开，千万别走绝路啊！”使他增添了要活下去的勇气。他提供的这些情况，对我们正确分析高健君一案很有帮助。

交谈快结束时，汪锋两眼含泪说：“我都八、九年没给党做工作了，心里非常不安。如今，身体还不算坏，还可以为党做些事情，新华社能不能把我此时的心情告诉毛主席，希望中央把我的组织生活恢复一下，我要学习。”

当我们完成对高健君一案的调查，并写出详实的材料发往新华总社后，分社领导即向穆之、穆青同志反映了汪锋同志的心愿，并很快得到了“可以调查”的答复。

调查任务照旧由我和吕南新承担。我们像调查高健君案一样，先向当时的省委主要领导人汇报，并请他指示有关部门特别是省专案组负责人介绍汪锋的有关情况，提供相关材料和方便条件。当时省委领导和专案组负责人对此都十分敏感，私下问我们是不是又有什么来头，并再三表白他们实际上正在认真落实对汪锋的政策。可是，专案组有关人员向我们出示的一份省委于当时给中组部的报告，却在罗列汪锋几大路线错误后说：“汪锋同志对其所犯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态度也不老实，省委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后转变也不大。”这使我们感到专案组的两面三刀，是汪锋问题久拖不决的症结所在。

调查的第一步，还是阅卷宗看材料，及找省委领导和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谈。身着军装的省委组织部负责人和身着军装的省委主要领导，言及汪锋近50年的经历，不是追随王明、接受所谓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散布消极悲观言论、鼓吹农村单干，和在统战工作中搞投降主义。他们的结论是：汪锋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历史关头，拥护和执行机会主义路线，犯有严重的路线错误。不言自明，他们是不同意解脱汪锋的。

接着，我们便到汪锋家向汪锋本人调查。那天，他夫人陈芳同志先迎上来并情不自禁地说：“怎么现在落实干部政策的事也叫新华社管啦？”

落座后，汪锋颇有兴致地从他1926年在陕西蓝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谈到1958年走上省委第一书记岗位；从“过五关斩六将”，谈到在“文革”中蒙受奇冤，身陷囹圄。他告诉我们：前些天，一位专案组负责人再次提审他，说他态度仍不老实，他诙谐地答道：“你们怀疑我有这个那个历史问题，我解释你们不听，难道非要叫我像西藏的农奴那样弯腰打哈，去接受那些本不是事实的东西，才叫老实吗？”说得那位负责人无言以对，拂袖而去。

汪锋对我们说：“我希望把我的组织生活尽快恢复，让我有机会通过参加学习，把思想清理一下，然后让我工作，至于到哪儿去？做什么？我没有任何要求。八、九年了，我没给党做事情，光白吃饭，于心不安啊！”

出于减少片面性的考虑，我们照例走访了与汪锋共事过的原省委几位常委，听了他们对汪锋和对省委处理汪锋问题的看法。

调查得到的大量事实说明，汪锋同志无论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确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他于1927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秋，他利用负责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党的秘密工作的有利条件，在兰州等地积极发展建立党的组织，并于次年4至9月先后发动了两当、靖远、西华池等多次起义；1933年3月，到达陕甘边区后，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参与领导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前夕，他受毛主席、周副主席亲自委派，化装潜入西安，作西北军工作；1939年初，他协助欧阳钦同志，在天水创建了中共陇南临时工作委员会，扩大发展了这一带党的组织，后在担任中共关中地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长期间，把党的组织工作和统战工作逐步扩大到周边地区，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解放后，先后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统战部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和西北民族学院院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1月，在甘肃人民生产、生活面临极端困难的时刻，他受命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他到甘肃后，大胆提议把安排人民群众生活放在省委工作首位，果断决策“开仓放粮”，尽力把群众从饥饿死亡线上拯救出来，还专门向中央写了《关于农村食堂等问题》的报告。认为“只要真正按群众意愿办事，解散食堂是没有什么害处的”。他的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受到群众的好评。

有人还告诉我们一个有趣的插曲：“文革”开始不久，他和当时省委的几个“黑帮”，被一伙人揪到陇西县批斗，事先指定好的一个“积极分子”大步流星地冲上台来，指着汪锋的鼻子破口大骂：“你这个黑了心的走资派，（下转38页）（上接36页）1958年你不顾我们的死活，大刮浮夸风，害得好多人没有饭吃，家破人亡。”说着说着就要对汪锋动拳动脚了。汪锋这时赶紧抬起头来说：“兄弟你弄错了，我1961年才到甘肃，中央叫我来就是纠正浮夸风的。从1963年开始，政府不就动员大家吃爱国肉、购爱国油吗？”这个“积极分子”傻眼了，慢慢地放下了拳头，逗得全场轰然大笑

1975年8月，当我们把一篇为他请命的内参发出不久，北京刮起的一股批《水浒》风传到了这里，时任省委主要领导一下翻脸了，在有夏公然同志列席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他声色俱厉地发出警告，说甘肃现在有一些受审查的人在搞翻案活动，汪锋就是其中的一个，而且还有人在同情、支持。政治嗅觉灵敏的汪锋面临这股突如其来的寒流，不得不整天蛰居家中。

一年多后，“四人帮”粉碎了，专案组放松了对汪锋这类人员的监控。汪锋因而又和新华社甘肃分社取得了联系，并请分社向省上领导转达他的几点要求，包括为他安排检查身体，把从他家抄走的全套二十四史及马恩全集如数归还，希望自己尽快出来工作。出人意料的是，新华分社领导这次为汪锋请命，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

1977年7月初的一天上午，汪锋同志身穿一套米黄色的毛料中山装，再次来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告诉我们他是来辞行的，说他即将去乌鲁木齐赴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主持区党委工作。我们为之高兴，向他祝贺。他一再说：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他还说新华社是他的患难之交，他会没齿难忘。

说来也巧，1978年夏，我调回新疆分社不久，随同新疆分社社长成一在昆仑宾馆参加区党委的一次重要会议，有天去餐厅吃晚饭，我们坐在一边没完没了地聊着。不大一会儿，陈芳抬头时和我相望，她惊讶地向着汪锋喊出声来：“你瞧这是谁？”汪锋顿时把目光转向我说：“这是新华社老宋，他调来新疆后我们见过面了！”接着，他便给在坐的其他同志滔滔不绝地讲起了1975年新华社在他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的故事……

（责任编辑　杜晋）

2002年第6期 日军弹药车旁的遗书　作者：刘大为　傅　克

抗日战争初期，活动在冀东地区的八路军，被编为八路军挺进军，随时准备向东北挺进，去解放在日寇铁蹄下的3000万东北同胞。那时我们非常喜欢一支歌和一首诗，以及还没听完的一个故事。

那首歌的歌词是：“松花江的旁边，长白山的下面，亲爱的弟兄在血战，英勇地保卫着黑水白山，战死的埋在那里，活着的站在前线……在那里会见联军的兄弟，在那里我们要一同作战！”

诗是萧三同志的《礼物》，是一位从延安来冀东的同志带来的，诗中叙述了一位日本侵略军中的日本共产党员，当他所在的联队正向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之时，他把装满一卡车的子弹，开到山林中，留给东北义勇军作为“礼物”，然后，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留下遗书自杀了。这首诗，反映了日本共产党员的国际主义献身精神，也折射出东北义勇军的斗争信息。然而，诗中所写，大概是由于材料所限，描绘的情节太简略，既没有写出发生这一事件的年、月、日，也没写出这位日本共产党员的姓名，以及遗书的内容，它成为我们“没听完的故事”。多年来，我们一直追寻这位给了东北义勇军巨大帮助的、日本共产党员的详细情况，至今，整整62年了。

直到今年，周保中将军诞辰百年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从周保中生前撰写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和杨苏、杨美清合著的《周保中将军》两书中，才得知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

1933年初春，距吉林省安图县城300多里的嘎斯河下游，活动着一支由周保中领导的“抗日救国游击军”，在马家屯一带和日本侵略军鳖冈村一旅团的部队打了一次胜仗，在大肚子川沟打扫战场时，抗日救国游击军别动队队长李光发现地上有汽车轮子印，感到奇怪，这里离公路很远，怎么会有汽车轮印？他沿着汽车轮印向森林远处寻觅，竟然在密林深处发现了一辆装满子弹的日军大汽车！他高兴地令战士们把子弹箱搬下车来，一点查，整整有10万发子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是上天助我抗日部队，要不日军怎么会把汽车开到深山密林之中？难道是汽车迷了路？正在迷惑不解，一位游击队员在离汽车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具日本士兵尸体，旁边地上还有一支手枪。大家越发感到奇怪，这里是日本侵略军没有到达的地方，也没有发生过战斗，怎么会出现日本士兵尸体？正在此时，一位游击队员在距离尸体不远的地方，发现一块石头下面压着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页，上面写满了字，懂日语的战士把它翻译出来，原来是一封不平常的信：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散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恶兽们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运送贵军，它藏在北边的森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身虽死，但革命精神永存。

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　伊田助男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战斗之后，周保中得到了李光同志的报告和伊田助男的遗书时，他被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立即指示李光用伊田助男的事迹，向军民进行宣传教育。根据周保中同志的指示，清明时节，抗日游击军的同志们和马家屯的群众一起，把伊田助男的遗体和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抗日游击军烈士，合葬在一起，他们生前，为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分别战斗在不同的阵营，现在，他们又共同长眠在白山黑水青林翠谷之中。1933年4月3日，抗日游击军的同志又和马家屯的乡亲父老一起，在伊田助男的墓前召开了感人至深的追悼会，大家在会上倡议把马家屯小学更名为《伊田小学》，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2002年是周保中将军的百年诞辰和伊田助男为正义事业献身69周年，让我们用这篇短文，作为一束鲜花敬献给伟大不朽的共产主义战士。

（责任编辑　刘文）

2002年第6期 中国第一位日语播音员原清志　作者：孙建和

原清志出身于日本一个贫困家庭，父母早逝。原清志15岁就出去打工。她参加了反抗统治阶级剥削的革命组织，跟着大伙到工厂、农村宣传革命，当大人们开会的时候，她就守候在门外放哨。18岁那年，她与一个革命者恋爱结了婚，生了个孩子。一天，她丈夫正和一些同志在屋里开会，原清志在屋外放哨，忽听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她赶忙通知开会的人收拾好文件，迅速撤离，几个人冲进来狠狠打了她一个耳光，什么也没搜到，只得悻悻走了。原清志的丈夫被捕，在狱中得了肺结核，放出来后，终因久病不治去世。那年原清志才23岁。

几年以后，原清志结识了一位在早稻田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与他相爱并结了婚。这位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回国，准备将家安顿好就接原清志来中国。不久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原清志赶紧打点行装，带着孩子于1937年3月来到中国。她将年幼的孩子放在丈夫的老家后，随丈夫一起参加了八路军。

原清志以瘦弱的身躯转战于烽火连天的战场。1940年八路军在中原发动百团大战，原清志的丈夫正在河南一所八路军兵工厂当厂长，形势非常吃紧。原清志由于得了严重的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在同敌人的周旋中，陈赓将军为了照顾她，特地分给她一匹马。靠着这匹马，原清志多次遇险都逢凶化吉，及时躲过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有一次日寇包围了兵工厂，她骑马跟着大家突围，却不慎从马背上掉下来，受了伤，只好让大家用担架抬着走。战争年代的一次次出生入死，一次次化险为夷。1941年在朱德总司令的关心下，彭德怀亲自找原清志谈话，决定发挥她的特长，调她到八路军总政敌工部工作。原清志欣然服从组织安排，与丈夫一起于1941年10月奔赴延安，参加了日语广播的筹备工作，并在是年12月3日拉开了日语广播的序幕。也就在这一年，原清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播电台设在离延安城西北20公里的一个叫王皮湾村的几个新开凿的窑洞里，那里地势偏僻，交通十分不便，需要每天从驻地骑马去王皮湾村。播音间只是一个六平方米左右的窑洞，不光广播器材简陋，连电力供应也没有。找到唯一可以利用来发电的一辆破旧汽车的引擎，由于没有汽油，只好利用烧木炭时产生的瓦斯代替汽油作燃料。发射天线则是用几根大木杆子连接起来搭建成木塔天线，发射的功率只有300瓦左右。就是在简陋的窑洞里拼凑的设备，她用日语报出：“这里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创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创了中国人民对外广播的先河。

几年前，已是耄耋之年的原清志，应邀从沈阳来到北京，访问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她来到日语部，就像到自己家里一样，回顾起漫长的八年抗战岁月，激动地唱起了《国际歌》……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6期 中共“特科”精英刘鼎的传奇经历　作者：穆　欣

1927—1931年间周恩来创建和领导的中央特科，是党最早设立的情报和保卫工作机构。它在我党建立初期，在白色恐怖下为巩固党的组织，推动武装斗争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当年，在中央特科聚集了许多智勇兼备的传奇人物，如像声震中外的名将陈赓，党的电讯事业创始人李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构中央党部调查科的“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以及潜伏在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大宋”、“小宋”（宋启荣，宋启华），济世名医柯麟，隐蔽战线的“福将”陈养山，神出鬼没的外号“大块头”的欧阳新，血染沙场的陈寿昌等等，都是人们传颂的英豪。而兵器专家刘鼎和夫人吴先清的特殊经历和卓越贡献，尤为人们赞赏和景仰。

朱德、孙炳文在柏林介绍刘鼎入党

刘鼎（1903—1986），原名阚思俊，出生于四川南溪县城一个小康之家，幼年在家乡读高小时，学校里曾驻扎过朱德率领的云南护国军。这支部队纪律严明，战功显赫，朱德成为刘鼎心中敬慕的英雄。另一位令他景仰的革命前辈，是南溪的大学问家孙炳文。刘鼎曾请孙炳文为他辅导功课，从孙炳文的言谈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

早年在学校读书时，刘鼎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学生。他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中学时代就和进步同学郭伯和、李硕勋、阳翰笙等带头组织学生会，经常开展爱国宣传，成为宜宾地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力量。高中毕业后，他考取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1923年暑假，他毅然离开只差一年毕业的高工，到上海进入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成为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他在这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还和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建立了通信联系。他见到过蔡和森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人，得知中国学生在法国半工半读的情况，十分向往。恰好这时和朱德一起去德国留学的孙炳文回国探亲。1924年春，他跟随孙炳文乘火车前往德国。途中，他们在莫斯科住了一个月，临时编进东方大学学生支部，学习了革命理论，还见到前来参加共产国际会议的李大钊，听了斯大林所作《论列宁主义问题》报告。在这里的耳闻目睹，使他受到了许多革命思想的教育。

刘鼎到柏林后，听从孙炳文的劝说，改变了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打算，到中共旅德支部报了到。不久，他随孙炳文到大学城格廷根见到了朱德。1924年12月，刘鼎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并担任了旅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这时他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勤工俭学，用半年时间自学德语，达到基本上能说会听和读讲义，然后就在格廷根大学选学工业方面的课程。这期间，他因找不到工作，生活十分窘迫，常常是在饥饿状态中一面工作一面上课。

在革命斗争中和吴先清结成伴侣

1925年五卅运动的消息传到柏林，中国留学生立即开展声援活动。中国留学生到中国驻德公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一个抗议英帝国主义暴行的通电上签字。这个公使拒不露面，惹起公愤。刘鼎跟随朱德和大家冲进公使馆，终于在三楼的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出来，迫使他在抗议通电上签字。魏宸祖老羞成怒，勾结德国政府，下令把朱德、刘鼎和其他闹事的中国留学生逮捕、驱逐出境。

刘鼎回国途经莫斯科，又进东方大学参加短期学习和军事训练。1927年，又被调到苏联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并兼任翻译，同时任中共东方大学总支委员和军事班支部书记。他在东方大学期间，认识了也在这里学习并担任青年团宣传工作的女共产党员吴先清。吴先清于1904年出生在浙江省临海县城关的一个商人家庭，是父母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子。她性格刚强豪放，幼年就冲破家庭的束缚，坚决不缠足、要求上学。五四运动兴起时，年仅15岁的吴先清正在杭州读书。她无视校方禁令，带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蚕校)同学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杨之华等青年团员一起学习革命理论，1924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下半年经组织调到上海，在上海小沙渡(沪西区)工人学校教书，同时到女工中开展工作。1925年她带领女工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8月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这年初冬，党组织又派她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中国班学习两年。

刘鼎与吴先清不期而遇，由相识到相知相爱，志同道合。1927年下半年，他们在东大结婚。1928年春，东方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中大”)，他们又一同转入中大工作。

为中央特科作出特殊贡献的贤伉俪

1929年底，刘鼎和吴先清奉令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刘鼎即到中央特科工作，吴先清先是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到浦东地区开展女工工作。

刘鼎在由陈赓领导的中央特科第二科任副科长，协助陈赓开展情报工作。他到特科工作不久，陈赓就把他直接掌握的重要情报关系杨登瀛(蒋介石任命的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是特科在上海争取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和杨度，交给刘鼎负责联系，并要他参与在立三路线的安排下准备在上海发动武装暴动进行的全面调查和为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进行警戒工作，营救被捕的关向应以及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为一个从山东来的叛变者作拍照取证工作等等。

1930年夏天，立三路线准备在上海举行武装暴动，下令中央特科调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陈赓让刘鼎主持这次调查。由于任务繁重，时间紧迫，人手又少，难度很大，二科主要骨干都紧张地投入了这项工作。他们为了调查帝国主义的船只情况，需要搞清每只舰上到底有多少炮位。可是敌人规定军舰附近不准船只来往，只有长途航船可以在军舰附近通行。他们设法找来一条大船伪装成长途船只，由自己同志驾驶到军舰附近去侦察，终于逐一地查清了全部实况，还设法搞到了吴淞炮台的地图。为了掌握外国兵营的实况，他们派人在兵营门口摆摊，观察每日进出人员和运进物资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推算兵营驻军的约数；在调查监狱和街道分布及建筑物的情况时，他们把项目分得很细，连建筑物的层数、结构和质量，以及街道如何交叉，外滩每幢大楼有多高，各楼间的距离有多远等，都作了探测和估算，为巷战和炮兵射击提供了各种数据。为了在暴动后我们能够控制上海的经济局势和金融市场，还设法买到了上海市银行、大商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簿子，对各大银行、商号作了详细调查，搜集了许多重要资料。他们把侦察得到的种种情报，汇集成一厚本资料送到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刘伯承那里。新中国成立后，刘伯承在北京有一次见到陈赓、刘鼎，同他们谈起立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的时候说：“不过，我们的共产党员是非常英勇的。就拿你们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材料来说，也真不简单哪!”

刘鼎重视通过新闻渠道搜集情报。当时有位在《时事新报》任记者的王安之，他的友人办了家新新通讯社，在南京、汉口等地都设有分社，只有设在上海的分社不赚钱。刘鼎便让人给他送去些钱，维持这个通讯社，并派一个外号叫“大块头”的欧阳新去当记者。当时盘踞上海租界的英、日等帝国主义分子常想拉拢新闻记者给他们作宣传，“大块头”在大革命时期曾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处当翻译，又到苏联军事学校学过炮兵，外语很好。他就利用对方的这一企图，以新闻记者身份同他们打交道。1930年春，杨登瀛发现有个叛徒史书元利用一品香饭店作掩护，直接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联系，进行出卖革命的政治交易。此事经过陈赓报告中央特委后，周恩来当即命令中央特科二科、三科的同志全体出动，把一品香饭店团团包围。陈赓亲临现场指挥，刘鼎作为杨登瀛的专家，陪他进入饭店参加宴会，借此侦察、监视史书元的行动。“大块头”则以新闻记者身份，进入饭店“采访”，准备把这个叛徒抓起来。结果敌人发觉情况有异，叛徒慌忙溜掉，这次行动受挫，有几位同志被捕，“大块头”也在其中。只因他个头高、块头大，英语说得流利，外貌又有点像白种人，口袋里装有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的名片，他又一直向巡捕抗议，要同某大使、某领事打电话，敌人不摸底细，看他“来头不小”，就把他放出来了。

刘鼎的夫人吴先清，在浦东地区做了半年女工工作，也在1930年夏调入中央特科，在刘鼎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吴先清曾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橘，在巷口开设一水果店，为秘密工作作掩护。那时刘鼎负责以无线电与各有关部门联络，吴先清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夫妻俩一个在楼上工作，一个在店面“做生意”，配合得很好。吴先清调中央特科工作不久，她的弟弟吴全源由浙江陆军监狱获保得释，到上海来找她。吴先清与弟弟长谈中，知道他的被释是得到身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等要职的陈宝骅的担保。陈宝骅还保荐她弟弟在反动当局发行的《新生命》月刊任总务主任，吴先清想利用这一关系来开展工作。征得陈赓同意后，她把党的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的楼上。后来她又通过与陈某及其周围要人的交往，获得大量重要情报，特别是得知一些被捕人员在押期间的表现，对帮助组织掌握情况起了很大作用。

在此期间，刘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从1930年夏天开始，利用日本人和国民党胡汉民改组派相勾结反对蒋介石的活动，搜集一些情报，通过特情关系向国民党发送，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利用改组派方面提供的揭露国民党的情报，编写成传单到处散发。周恩来看到这些传单，称赞这个办法很好。

惩治叛徒内奸，以免党组织受到损害，这是当时在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一项重要任务。1930年秋天，一个原是山东省委的负责人到上海来开会，在旅馆里被捕叛变，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白云观侦缉队的拘留所。警备司令部让杨登瀛见他，叛徒除了供出自己的身份和经历，别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陈赓派刘鼎以杨登瀛“专家”的身份前去给叛徒拍了两张照片。谁知那个叛徒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过，竟认出了刘鼎。刘鼎镇定而机智地搪塞过去，将情报带回来汇报，证实此人确是山东负责人。后来国民党见他的身份很高，又供不出更多的情报，就把他枪毙了。

1930年10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蒋介石面谈，他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点告诉蒋介石，让蒋派人找他接头。蒋介石把这件事批交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他的手下徐恩曾，徐恩曾又让杨登瀛去同黄第洪接头。杨把黄第洪秘密自首情况告诉刘鼎，刘鼎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立即报告陈赓转报中央。后来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确实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

刘鼎还参与了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1931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在英租界被捕，并被抄走一箱文件。周恩来指示，先通过杨登瀛去巡捕房打探情况。杨登瀛很快了解到，经过初审，巡捕房并未弄清被捕者的身份，而英国人对从关向应住处抄去的一大箱文件倒是很感兴趣，只是因为不懂中文难以分辨哪些文件重要，哪些是不重要的，天天围着箱子转，想不出个办法来。

这时国民党却一直想把这一批文件弄走。英国人说，这个案子本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要杨登瀛找英国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Lanpson)，表示愿意帮助巡捕房鉴别。兰普逊正想从中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就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派刘鼎前去“鉴别”。为了防备意外，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杨登瀛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兰普逊，把他带到巡捕房存放文件的房间。刘鼎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抽出其中的重要文件藏在身上，临走的时候，手里拿了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后来，陈赓让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从他家抄出来的这些文件，都是学术研究资料。兰普逊见关向应既然不是重要“犯人”，就把他转交给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关向应被捕后化名李世珍，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国民党又没有捞到这些文件，也以为关向应并非“要犯”，不予重视。随后，党就设法把他营救出来了。

关向应1931年底出狱后，中共中央即派他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

敌人监狱里的严峻考验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在周恩来沉着机智的指挥和周密细致的部署下，彻底粉碎了敌人“一网打尽”中共中央的阴谋。周恩来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央特别委员会及中央特科进行了调整。决定原在特科与顾顺章共事多年的陈赓、李强、陈养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撤离上海，周恩来也及时隐蔽起来。刘鼎因过去同顾顺章极少接触，可以暂不隐蔽，仍留在改组后的中央特科继续工作一段时间。

中央特科改组后，第二科工作由潘汉年接替，刘鼎把所联系的情报关系陆续作了交接，手上暂还留下与国民党改组派内一位“高先生”联系的工作。自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激化，改组派加紧倒蒋活动。中共中央急需探知这方面的情报，刘鼎为此继续奔波。1931年10月10日晨，刘鼎去上海外滩公园同“高先生”接头时，不料早有特务埋伏在那里，刘鼎一到公园就被抓走。

刘鼎被捕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他坚决不吐露真实身份。他化名甘作民，伪造了个人经历，在龙华监狱里关押了十余天，又解往南京宪兵司令部暂判二年，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刘鼎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对付敌人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刘鼎在南京监狱里按照秘密通信办法，和上海的中央特科组织取得了联系，并汇报了在监狱中了解到的情况。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潘汉年派两名同志以亲属探监的名义看望他，并传达要他‘争取早点出狱’、或打入南京敌特组织或回上海工作的指示。他根据这一指示欺骗敌人，力争尽快出狱。1932年9月，刘鼎经康泽等出面作保获释出狱。”出狱后，“他摆脱了盯梢，找到我党设在南京的一个交通机关，由那里的同志们护送上火车，连夜赶到上海。他在上海找到中共组织，汇报了自己被捕后的情况，并请求派他到中央苏区去。不久，潘汉年代表组织同意他的请求，安排他转移苏区。”（吴殿尧：《刘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四十三卷）

刘鼎这次能被“保释出狱”，与他的夫人吴先清关系很大。前文所讲“潘汉年派两名同志以亲属探监的名义看望他”，并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的，就是吴先清和她嫂嫂孙儒珍。“孙儒珍20年代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京念书时，结识了当时在保定军校念书的一些同乡，这些人到30年代都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要职。为营救刘鼎出狱，吴先清认为这些关系可以利用，于是就请嫂嫂到南京去拜访她熟悉的那些要人。嫂嫂先找到国民党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说明来意，得到这位官员的帮助，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她们。第二次姑嫂俩来到南京，先在中央饭店住下，再打电话给李进德。李进德怕她们有危险，把她们接到自己家里住下，然后再找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要他出面疏通。因吴先清的哥哥吴全清与周至柔是同乡，又当过周的机要文书，所以周至柔与吴先清是熟悉的，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当周一见到吴先清便哈哈大笑地说：“绿客婆(按：临海方言，意即土匪婆)来了。”吴先清也坦然地说：“是的，我来了，今天要么你们把刘鼎放出来，要么把我也一起关起来。”当然，放出刘鼎并没有那么简单。但是，这次活动却非常起作用。吴先清一方面利用这些关系，巧妙地向刘鼎传达了组织的指示。使刘后来得以取保获释，回到上海。另一方面，自己在这些关系的“保护”下，得以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上海。（赵子：《吴先清》，《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四卷）

刘鼎于1933年秋被保释出狱，回到上海。这年入冬，吴先清怀孕了。她和刘鼎商定，等孩子生下后，送回四川刘鼎的老家交由父母抚养。1933年春节前，他们回到四川南溪。不料刚过春节，有人向警察局告密：“阚家来了一对‘共匪’。”阚家在警察局工作的亲威也来报信说，敌人正在布置抓人，要他们连夜出城逃走。得到消息后，他们仍靠这位亲戚帮助用箩筐把他们坠下城墙，在长江边找到一只小船，离开了家乡，回到了上海。不久，刘鼎离开上海，前往苏区。从此他们就再没有见过面，这次分别竟成永诀。

“1933年，吴先清经中央批准，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任谍报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自己家去，请母亲抚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每天都以贵妇的打扮大摇大摆地进出于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家中，其中有几家还与她来往特别密切，……使住在隔壁的上海市公安局长闵鸿恩也对她毫不怀疑。吴先清和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来往给革命工作做了许多有效的掩护。1934年夏天，陈修良在日本东京，得知吴先清仍在上海负责一个组织的领导工作，即托人带口信给吴先清，把自己在东京的情况告诉了她，要求与中央接关系。吴先清一面约陈修良到上海来会晤，一面向上级汇报，讨论了陈修良今后的工作安排。陈修良一到上海就与党组织重新接上了关系，并派她在东京工作。时隔不久，吴先清与陈修良又在东京会面了。陈修良对吴先清在不懂日语的情况下，独自大胆地跑到人地生疏的东京来的勇敢精神，十分敬佩。”（赵子：《吴先清》）

1935年5月，吴先清所在组织的负责人，因叛徒出卖，在上海被捕。她即被党组织召回上海，并于当年9月派她往莫斯科学习。她到苏联后改名罗莎（玫瑰）·拉库洛夫，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一年。不幸在学习期满，等待回国期间，遇上苏联肃反扩大化，1937年11月间，她在莫斯科郊区马拉霍夫卡招待所被捕，被诬为“日本间谍”，流放到西伯利亚做苦工，从此再无她的音讯。这年她仅33岁。后来虽然她的沉冤得到昭雪，她的生平事迹也被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传》中。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3年初，刘鼎化名戴良，从上海出发前往中央苏区。这时正当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刘鼎途经赣东北苏区时，由于通往中央苏区的交通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只得暂时停留下来。方志敏征得中共中央同意，留他在赣东北苏区工作。由于他在苏联时曾在空军机械学院学习过，懂得一些兵器知识，就让他担任兵工厂政委。他亲自动手研制并组织生产了红军第一门炮及炮弹，开创了我党早期兵工事业。1934年10月，方志敏率红军抗日先锋队向皖南挺进后，敌人对苏区大举“清剿”，1935年5、6月间，刘鼎在弋阳南山的山林里被俘。

经敌人的辗转押解，刘鼎被关押在江西九江俘虏营。他在审讯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只说是途经苏区被红军俘虏的工程师。他常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敌人干点技术活儿，如修理汽车、钟表等等。敌人相信他是个工程师，就逐渐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还带他外出买菜、修理工具，他便利用这些机会探明周边情况，为出逃做准备。

这年秋天的一个周末，刘鼎逃到江边码头找到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把俘虏营食堂管理员要他代买蔬菜的钱给了“捞黄鱼”的水手，被藏进船舱离开了九江。这时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中央在两年前已迁往中央苏区。刘鼎一时接不上组织关系，就去找原在中央特科工作、以后调到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绍敦电机公司的“蔡老板”蔡叔厚。蔡叔厚先安排刘鼎在一家旅店住下，其后就把他介绍给美国共产党员、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深切同情中国革命，她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经常掩护、营救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她把刘鼎带到愚园路1305弄4号英租界工部局工业科督察长、新西兰籍朋友路易·艾黎家里。艾黎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同情中国革命，他一直把他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时和他同住的还有英国共产党党员甘普霖，管理着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一部秘密电台。刘鼎躲藏在艾黎家将近一年，尽管环境险恶，但在艾黎积极支持下，还继续不停地进行革命活动。艾黎在其回忆录《艾黎自传》里说：“我的住处既已用作革命干部可以居留的地方，我们不久便习惯于陌生人来来往往而不知其真名实姓。艾格妮丝带他们来时，总给每个人起个英文名字。

“1935年，一天晚上，艾格尼丝来时陪同她的是一个身材不高的人，她介绍说是查尔斯。……于是，查尔斯成了我们家的一员，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刘鼎。在此期间，有时要我那个上学的儿子迈克坐我自己的福特牌汽车去运送东西……后来，我听说警方正在寻找我那个号码的汽车，便赶紧把它卖掉。由于我还在消防处工作，我的红色公务车有时特别有用。”

甘普霖的电台一直与中国工农红军通报，得知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消息时，艾黎和史沫特莱借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机会，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庆祝酒会。宋庆龄、刘鼎都参加了这次聚会。其后，一次为了防避可能出现的搜查，艾黎曾将刘鼎送到宋庆龄家里躲藏了三天。

刘鼎在艾黎家里一直住到1936年初，期间张学良曾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张学良原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郑重委托李杜帮助寻找中共关系，以商谈西北联合抗日问题。宋庆龄闻知后，认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是好事，应当给予帮助。想起还在艾黎家里的刘鼎，是一位颇有学问，阅历不凡的共产党员，她便让史沫特莱从中沟通。刘鼎经过认真考虑，这年3月与李杜见面商谈后，同意应张学良的邀请，前往西安晤张。李杜遂致电张学良：“你要寻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立即派他的高级参谋赵毅前来迎接。

刘鼎临走，艾黎、史沫特莱等捐献了不少珍贵礼物，托他带给红军。又把宋庆龄写给中共中央和张学良的信托他带交，还请刘鼎将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医生马海德带往陕北苏区。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到了西安。刘鼎在西安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接待，他在这里的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得到中共中央的赞赏。1986年7月25日，刘鼎在北京病逝后，9月2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刘鼎同志生平》中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的评价：“1936年3月，刘鼎同志赴西安，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的斗争经验，系统地向张学良将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将军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刘鼎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谈，随后被任命为我党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将军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央对刘鼎同志当时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毛泽东同志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刘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在外国学习科学技术的党员之一，以后成为我国军事工业的创始者和主要奠基人。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开始，他呕心沥血，竭尽毕生精力，从事兵器工业的创建和国防工业的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刘鼎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顽强地度过了曲折坎坷的一生，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他谢世后，人们看到在他的卧室案头，摆着一张发黄了的剪报卡片，上面写着周恩来的话：“我们要做实实在在的事，做实事，收实效，才会对人民有利。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四句话归纳起来就是：实事求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刘鼎和周恩来都是这样“经得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的老实人。

(责任编辑　方徨)

2002年第6期 解除囚禁后的余生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1947年2月27日，张学良感到了气氛的异样：井上温泉四周的警戒人数突然增加，戒备也森然起来。虽然与外界隔绝，他还是觉得可能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了。

张学良的感觉没有错。第二天，震惊台湾和大陆的“二·二八起义”爆发了。

三天之后，负责看管的刘乙光接到保密局的电令，即刻准备将张学良解回内地，关到江西兴国县阳明洞。刘乙光立即依命而行，收拾行装，打包装车。上路的准备还没做完，保密局又传来电文，要求做好在台“长期管束”张学良的准备。以往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电台，每周只向南京方面通报一两次情况。值此非常时期，毛人凤规定，每天通报三次，遇紧急情况则随时呼叫。令刘乙光惊骇的不止于此，毛人凤还传达了蒋介石的“圣谕”，务必不使张学良乘乱被劫或逃走，必要时可将其击毙。

刘乙光即做好应急的准备，一旦张学良越狱或有人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于混乱中打死，然后对上面报告是“乱民”前来劫狱时所为。

尽管机关算尽，蒋介石的心计还是被张学良掌握了，那是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他的。那几天张学良一直在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下毒手的话，自己是引颈就戮呢，还是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思来想去，都是极不情愿的。万幸，事变很快平息。

5月，远离尘嚣的新竹山中，流泉淙淙，山花烂漫。“二·二八”前后那段不愉快的日日夜夜，已伴随早春二月的春寒，掩息在葱郁的山峦中。调整了心绪的张学良，已逐渐适应周围环境。正当他将自己的苦闷释放在捧卷研读明史时，国民政府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来了。这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个渡海前来看望他的人。

莫德惠，字柳忱，是奉系的元老，张学良视其为父执。张作霖对其很是赏识，1926年让他任奉天财政厅长，并曾代理省长。张作霖皇姑屯被炸时，他因同车而致使腿上受伤。抗战期间，莫德惠身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并投入了对东北难民和东北军眷属的救济工作，自张学良被“管束”后，他一直在为其获释而奔走。张学良最初幽禁奉化溪口，心情十分烦躁，莫德惠得到蒋介石核准，赶至山上，泪花闪烁，动情宽慰。

莫德惠第二次探访，是在重庆举行政治协商会议时，关心张学良的人发动了恢复其自由的活动，东北军旧部也希望他能早日重返军中。莫德惠面陈蒋介石，获准赴桐梓探望。莫德惠见到张学良第一句话就是：“汉卿，你要自由了。”

张学良从莫德惠口中得知，蒋介石迫于形势，表示愿意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蒋介石让莫德惠转告张，必须接受三个条件：一是要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要交还“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拍发的不抵抗电报；三是恢复自由后要出国定居。张学良听后，沉思良久，默然无语。这三个条件自己是断然无法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恢复自由成了泡影。张学良本想直叙衷肠，戴笠派的特检处处长李肖白寸步不离，所以心里的话只好咽压到肚里。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两星期，两人只能谈家常与读书心得，绝口不谈政治。有一次散步时，莫德惠悄悄问张学良，几时可以重获自由。张学良说估计有两种时机他可以出来：一为对日抗战获得最后胜利之时；一为国民大会召开，一致公推蒋委员长为大总统。但这两种估计都落了空。莫德惠来桐梓时，带来蒋介石送给张学良一块怀表。张学良接过表幽默地说：“时间已不短了，这块表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他也将下野留洋时于瑞士买的菲利浦牌金表，请莫德惠转送给蒋介石，暗示“关押十年，已经期满，应当释放了。希望蒋介石能守一次信用”。莫德惠知其寓意，便风趣地说：“自有佳期，君莫问。”结果，佳期未到，张学良反倒成了井上温泉的幽居人。

莫德惠此次来台湾，成了他在张学良被幽禁之后的第三次探访。

张学良对莫德吐露心境时谈到，自己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教授明史，也想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一名研究员。甚至想有机会效仿朱熹和王阳明，设坛讲学，培养弟子……张学良对莫德惠说：“我读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

莫德惠从张学良的谈话中，感到眼前的张学良已非昨日的心态。当他下野出国归来后，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表示拥护。张学良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救国途上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同以前的少帅相比，现在的张学良简直判若两人。

莫德惠辞行时，张学良以一首《柳老渡台来书》五言诗相赠。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自台湾归来后，心绪难平，总觉得应该将张学良的情况公诸于众，令世人对其行踪和心态有所了解，才不虚此行。于是，他提供情况和照片，由攻玉写了篇《张学良在台湾》的文章。是年6月，此文发表在由上海艺文书局发行的《艺文画报》第1卷第12期。

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以后，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刊出，这时世人才得知他已幽居台湾。但该文不可能真实披露出他在井上温泉的生活境况。网球场上合影中的微笑，遮掩着他难言的心态。

不久，张治中又来到井上温泉。

西安事变之后，张治中曾探访过张学良两次。

第一次是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暂时被安顿在宋子文的公馆。适时虽然对张学良尚未审判，但张治中已从蒋介石《对张杨之训话》中，感到了潜藏的杀机，不禁为之担心。虽然他正在苏州秘密研究京沪区抗日战争计划，但获悉张学良已到南京，便驱车来探望。匆匆分手时，张学良还痴情地提到：“打日本鬼子，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好好准备不可。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形势危急，我也非早日回去不可。请文白兄向委员长转达我的要求，早作决定。”

张治中第二次探访张学良，是在1938年。他从淞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当时张学良正移禁在沅陵凤凰山。张治中赴湘西视察并部署抗战准备后，专程到凤凰山探望。叙谈中张学良说：“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只要我能出去，做点什么都行，务必请向委员长转达我的意思。”他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当即伏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短信，要求参加抗日战争，托张治中代转。

屈指算来，张治中与张学良离别已近十年。

事先得到通报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已在院中等候了。相携进入客厅落座后，张治中对张学良说：“现在形势变化很大，政府内外都有很多人在为你的自由奔走呼吁，蒋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接着又向张学良介绍了国内各方面的动态，讲述了国共两党从谈判桌到战场的较量。

张学良不无伤感地问道：“我何时能恢复自由？”

张治中安慰他说：“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国共两党终究是要恢复和谈的。依我之见，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张学良脸上浮现出笑意。他从张治中的谈话中，看到了自己获得自由的另一条途径。

张学良拜托张治中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转达两点要求：“第一点，我希望能够恢复自由。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11年。为了让人放心，恢复自由以后，我哪里也不去，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蒋先生可以先考察我一个时期后再说。”

“第二点嘛，”张学良抬眼看看窗外，压低了声音说，“我希望刘乙光一家从这儿搬出去。他带着家眷，孩子又吵又闹，使人感到很不安静，又不方便。他名为照料我的生活，实际上干涉我的地方很多。他搬出去，我的生活自己可以管理，起码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这两点，请文白兄一定转达到。”

张治中向张学良保证，一定如实地转达给蒋委员长。临行张学良赠诗作别。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依依惜别时，张学良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动情地说：“你这次来，我实在是万分感动。从今一别，又不知何日能再重逢。”两人相对黯然。

张治中归回不久，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两人在井上温泉的合影。一并见诸报端的，还有张学良的亲笔诗稿。

1949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宣布下野，李宗仁为代总统。李表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谈，中共亦立即表示了谈判的诚意，同时，要求释放张、杨二将军。李宗仁为了做出国共再次和谈的姿态，就职的第二天，发布代总统文告，文告正视中共这一要求，答应释放所有的政治犯。随后，李宗仁接连给参谋总长顾祝同，还有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发电报，命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

为将此事落到实处，李宗仁派遣得力助手程思远直飞台湾，作为代总统的代表，与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商议释放张学良之事。

陈诚面有难色，他深知蒋介石对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张学良，耿耿于怀。为了表示对代总统的尊重，他托词有关张学良的幽禁一事，一向统归军统局管理，只听命于委员长一人，别人实是无法过问为由，委婉地搪塞过去了。

当时，日本的《每日新闻》正连续刊载一篇报告文学，其序言竟是出自张学良之手。在蒋介石看来，不经批准就公开发表文章，这不仅是“越轨”行为，而且是无视“管束”。他即刻下令，赶快查清事情的原委。

原来，张学良接到旧友从东京寄来的一本书稿。此稿作者萧承恩原为北京大学教授，抗战时期曾参加了对日的情报工作，他将这一段的工作情况写成回忆录，并定名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作者在书中不仅回忆了对日情报工作中的秘密，而且叙述了在江南一带组织抗日游击队的经历。

萧承恩原本就与张学良相熟，敬重他抗日御侮的精神，于是将手搞辗转寄到台湾，企盼张学良审阅，并为之亲笔作序。

张学良审读后，将自己的意见写到回信中，表示可以以此代序。在信中，张学良不改初衷，仍旧认为当时面对外敌入侵，“全民抗战”不失为上策。中共“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是正确的”，“应付侵略者的手法是高妙的”，并胸襟坦荡地明言，中共在抗日救亡的过程中，“不临阵脱逃，不高竖白旗，自始至终担任了实际的救亡工作”。

东京《每日新闻》抢先连载了这部书之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和关注，读者争相传阅。尽管萧承恩有所防护，但张学良以信代序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就被台湾当局查悉。

台湾当局查清成书的经过后，马上责成国民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通过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进行干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条件投降的日本政府，自然不敢违抗，《每日新闻》只得无可奈何地中断连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已经出版的英文版和中文版，也分别受到了查封和查禁。

《孤岛野火》风波后，蒋介石下令：外界寄给张学良的物品，不经检查不许交给本人；张学良寄出的信件，必须严加检查之后才能发出。

不久，蒋介石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他的儿子蒋经国也担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并开始掌管“总统府”的“机要室资料组”。这个组是党政特务机构的总指挥所，其下设“保安处”，实际上等于取代“中统”和“保密局”的情报工作。自然，对张学良的“管束”，也交由蒋经国负责。

说起来，蒋经国和张学良还有很深的渊源关系，他得以从苏联回国，还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给他提供了机会。现在，蒋经国接手“管束”，便自然而然把张学良视为朋友了。为了便于“管束”，也为了以示关心，他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学良提供一个更好的居住场所。因为此时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官邸已确定在阳明山下的士林镇，所以，蒋经国就将张学良的住所确定在阳明山上。

1954年，春归阳明山，繁花似锦时节，坐落在山脚下的“士林官邸”的主人蒋介石，出人意料地约见了张学良。

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关于西安事变，我们这方面的应变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共产党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知道的应该不少，空闲的时候，写一些下来，当作史料保存下来。”

自幼就聪颖过人的张学良，马上明白了蒋介石约见的目的。他说：“我原本不想再谈西安事变，想把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带进棺材算了。现在总统既然要我写下来，我就只好照办了。”

张学良多年来压在心底的抑郁，还没来得及倾吐，两人的叙谈很快就结束了。

张学良素来明敏坚定，主张做事正大光明，开诚布公，无负于理，无负于人。尽管对西安事变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有难言之隐，既然应允了蒋介石的要求，掩着心灵伤口的创痛，还是潜下心来，伏案疾书。

蒋介石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加入有关西安事变的内容，但苦于资料不足无法行文。他想通过引用张学良提供的资料，借以说明共产党曾插手这一事变，而且张学良轻易受到共产党的欺骗，因而才促成了事变的产生。可当他看过张学良写成的材料后，大失所望，不禁恼火地说：“怎么张汉卿到现在还这样说?”

蒋的打算落空了，但张学良在事变后第一次亲笔写下了长文，仅就史料而言，可视为当事人直言了历史的真实。蒋介石在叹服张学良的文笔和墨迹大有长进之后，也认为这份材料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于是他下令可以印发给国民党高层圈子内参阅。

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父子分外看重这份材料，指出“相机运用，作为军中政治教材”处理，可是却在报刊上以《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发表了。张学良读后大吃一惊。他写出的材料不但被妄加了“忏悔录”字样的标题，而且文中某些关键之处，已被人有所用心地“润饰”过。

张学良委婉地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内称：《自述》若视为张学良的忏悔，将它公诸于世，我自当无话。但写成“忏悔录”，又署名张学良，惟恐蒋公以为是张学良主动要求发表。请蒋公能拨冗予以明察。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相机运用”的指示，竟被公诸于世，张学良的非议言词自在情理之中。他恼怒之余，当即把蒋经国找来责问，下令有关部门从速查处。

查清事情原委，蒋经国对涉嫌者严加查办，使张学良含怨的《忏悔录》，总算告一段落。至于他所著的全文中，是否还包含其他重要内容，则不得而知。还有究竟哪些地方被做了“润色”，于是招致了所刊文章真伪之争，那都是后话了。不过，仅就摘要来看，不失为血性男儿的剖心之作，无疑为研究西安事变的真相，体察张学良的心态，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1956年，在举行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张学良的老朋友、时任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语调深沉地说：“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是值得使人怀念和尊敬的。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他是千古功臣。”

但是，自由离张学良依然距离遥远。在转过年的10月份，“总统府”在操持蒋介石70大寿。很注重友情的张学良，为了表示敬重，也为了试探蒋介石的心态，他要送礼，礼物是张学良精心选择的一块怀表。

蒋介石收到礼物后，当然明白张学良的用意。他也以礼物相赠，送给张的是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见到手杖后，张学良明白了：年事不饶人，身体日渐衰弱，应多多保重，经常散步，自由也便在其中了。

这无言的回复，又一次令张学良陷入绝望。

但是，当蒋介石的手杖伴随张学良倘佯的脚步经历了两番寒暑后，1959年，蒋介石终于恢复了张学良的自由。解除监禁后，张学良又一次迁居了住所，他在北投复兴三路70号选定了住址。在蒋经国的帮助下，新居很快建好，8月，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迁入新居。

自此以后，张学良的住所便人来人往，亲朋好友多次来探望，他在美国的女儿、女婿也飞台相聚。

1990年6月1日，台湾由张群领衔发起，各政要参加的为张学良将军公开庆贺九秩大寿在这里举行。

大厅内红底金字的“寿”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琳琅满目之中，还有张群书写的条幅：“长寿健康，福寿无疆。”

张学良在致谢词中说：“虽然我是年迈了，但是假若上帝有意旨，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地方，我必定尽我的力量。我能做到的地方，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张的话引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接着，“总统府资政”孙运璇应邀致词，引导张氏夫妇信教的周联华牧师带领大家祷告。祷告毕，宴会进入高潮，由张氏夫妇亲手分切两座九层高的生日蛋糕，分送到各位客人的餐盘中，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与致谢祝福声。……

知情人还知道，为张学良的九秩寿辰，周恩来的夫人邓颍超和张学良的老部下吕正操都有贺电。

邓颍超的贺电是：

汉卿先生如晤：

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忆昔54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事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民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之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必欣然而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问候你的夫人赵女士。

邓颍超

1990年5月30日

6月1日，吕正操发来贺电并赋诗一首：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暇：

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

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

情长纸短，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是日，赵一荻撰写《张学良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文，称：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自己所作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争地盘。他开始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在皇姑屯，他的父亲被日本人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与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他就不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减国家抗日的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为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甘心情愿地牺牲自己去作。”

6月6日，在沈阳由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张学良研究基金会、东北大学北京校友会、沈阳校友会、东大在美校友会等八团体发起，于辽宁大厦隆重庆贺张学良90大寿。大会通过致张学良将军祝寿电。

1991年春，传出消息，张学良即将飞往美国探亲。

张学良的亲属几乎都在美国。元配夫人于凤至从1940年赴美，一直没回国，以91岁高龄逝世。张学良和于凤至生有三男一女，三男相继去世，女儿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在美国。张学良同赵一荻生的一子张闾琳也在美国，其妻陈淑贞为粤军将领陈济棠之女。张学良成行的目的地是旧金山，成行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与子女团聚。

3月10日，张学良乘坐的“华航”班机飞抵旧金山。

张学良这次到美国探亲，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多次婉言拒绝了一些研究机构和教会邀请公开演讲、口述历史等活动。但4月7日上午11时，他却令人意外地出现在纽约的播恩堂，参加了华人教会举行的主日礼拜。

张学良这次在公众场合露面，缘由是自己的虔诚。如果说对此人们还没充分理解的话，那么第二天，即4月8日，张学良在纽约近郊一家私人住宅内，接见了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及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生，这倒是颇为耐人寻味了。

哥伦比亚大学是“口述历史”的创始地。在此之前为了保存一套完整的近代、现代历史人物的口述资料，曾经对李宗仁、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等人进行过口述史料的采访。来自台湾的张之丙很久以前就仰慕这位西安兵谏的英雄，只是无缘相见，此次她自然不会放弃当面言及想法的机会。

不知这次接触是否使张学良产生了什么想法，人们不曾知晓详情，但有一点后来却是令世人瞩目的：1996年10月22日，张学良将一生珍藏的文献手稿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图书馆。

这些文献手稿除张学良一直珍藏的善本图书与孤本图书外，还有他当年研究明史，以及研读《圣经》时的手记。其中包括日记、照片、字画、书信等等。当日，这些手稿在哥大图书馆的“毅荻书斋”展出。“毅荻书斋”是取张学良的号“毅庵”与其夫人赵一荻的名字组成的。展览室共有6个窗柜：东北老家、西安事变、在大陆被软禁时期、研究明史及近代史心得、基督神学研究心得以及重获自由之后的手迹。每个窗柜都是以照片或张学良的手迹为主。

据知情人透露，张学良并同意与哥大签署一项“口述历史”的合同。双方曾订有君子协定，他把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全部交给哥大，但规定6年之后，即他预定的身后日以后，才能对外公开。此后的5年间，张之丙教授携助手飞返美国与台北之间，全力投入了对张学良口述史料的整理。

人们预料，世人所关注的西安事变第一手史料，以及其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将在口述史料中公诸于世。但那时已是事先约定的2002年，即张学良虚龄102岁之时。这个年纪，使人想起了张群作古后张学良说过的一句话：“我一定与张群一样，争取活到102岁。”适时，倘若他依然健在，珍贵的口述史料还会愿意公诸于世吗？

1991年6月26日晚，旧金山时间晚8时，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抵台北。1992年8月13日上午，92岁高龄的张学良因感冒并发气管炎，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

台湾《联合报》的记者康程川闻风而至。采访简直是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直接问到出院后是否将安排返回大陆的行程。此一话题事出有因。上年12月15日，张学良在台北教堂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时曾经谈到：“我要在适当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我父母的坟墓，看看我的亲友，这事与政治无关。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不要这样。我不喜欢这样。”张学良既然流露出这一意愿，自然人们对他的行程就会格外关心。

现在面对记者的提问，张学良很有经验地直避锋芒，他摇摇头说：“我没有带助听器，你说什么我听不到，很抱歉。”赵一荻在一边急忙打圆场帮腔，接过话题反问说：“他现在还躺在床上，你看他这样子怎么去？”

主治医师可能是为了解除赵一荻的疑虑，他在一旁说：“如果张先生想回大陆一游，体能上绝没有问题。”这不合时宜的解释，康程川立刻再次询问：“外界都很关切张先生是否计划返大陆看看，能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吗？”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听了问话，这回不知如何搪塞了，两人迟疑着没有作答。出现了这一尴尬的局面，记者还是不依不饶地追问：“大家对张先生是不是返回故乡一游的事情都很敏感。能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出院后，你们会慎重考虑大陆行？”对于记者这一得体的提示，张学良表示认同地点点头。表过态度后，他又看看夫人赵一荻。朝夕相伴的赵一荻从张学良的目光中已明了，这既是征询自己的意见，也是要自己代为作答。于是她回复记者说：“好吧！你可以这么说：我们会在这次出院后，慎重考虑是否回大陆看看。”

就在他们出院第三天，即8月24日，台湾《联合报》发表了记者康程川的报道：“张学良决定近期返乡探亲。”文章开头就作惊人之笔地写道：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背负西安事变责任，幽居台湾长达四十余年的前东北少帅张学良将军，决定近期内偕夫人赵一荻女士由台北搭乘“华航”班机，取道香港启德机场，再转乘中国民航回东北辽宁老家，与阔别56年的家人、乡亲和旧属作短暂团聚，以了却有生之年最大心愿和怀乡之情。

文中又说，张学良确切返乡日期，将视其身体状况及东北气候而定，一般预料在8月底及9月初可能成行。

张学良夫妇将回大陆探亲的消息，使人愈加产生了关切之情。张学良的亲朋好友为之兴奋和喜悦之时，纷纷询问有关情况，并盼望早日成行。记者在文中对此也作了渲染：张学良告诉友人，他此次偕夫人赵一荻返乡，完全以一般老兵心情回去探亲、访友、叙旧，决不涉及传达两岸任何信息的事，也不做长期定居大陆的打算。返抵东北老家后的第一个心愿，是前往父亲张作霖坟前拜祭，以了却五十余年来未能亲自扫墓的愧疚。在大陆访问的探亲行程，将由东北亲友代为安排，时间长短完全视身体状况而定，原则上不超过3个月，因为12月的东北气候太冷。

报道中最后还说，由于张学良历史上的身份和曾起到的作用，有的知近朋友也曾问到此次之行是否还要在两岸关系上有所作为。张学良一再强调：大陆之行纯为私人探亲活动，希望台湾及大陆媒体不要打扰他。云云。

先后见诸新闻媒介的张学良“探乡”消息，尽管不明“可靠消息来源”，但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出于良好的愿望，未深究其中是否有无臆造之虞，难捺期盼，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扬的“迎亲”准备如潮涌动。

人们正在猜测和翘首企盼的时候，1992年9月10日下午3时，张学良在北投宅邸接受了大陆4名赴台记者的采访。他们一行分别来自4个单位——人民日报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参考消息报社。这是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采访张学良将军的大陆记者。

大陆记者在台湾海基会两位人士的陪同下，走进位于阳明山北投区复兴三路70号的张公馆内时，张学良已在书房前欢迎他们。他身着一套灰色长袖夏装，面色红润，精神矍铄。夫人赵一荻身穿紫红色碎花短袖旗袍，落落大方，身体看上去很健康。记者团长翟象乾首先上前握住张学良的手，向他表达了大陆人民对他的问候，张学良不断颔首微笑，连声称谢。

大陆记者赴台时，正值张学良身患感冒，虽说曾住院治疗，但还没完全康复。当他得知大陆记者要来访的消息后，欣然应允，这使记者们异常兴奋。赵一荻对记者们说：“本来他不舒服，因为你们这么远来，他一定要接待你们。”

众人落座后，张学良便与记者们仿佛久别重逢似的亲切交谈起来。尤其是赵一荻，她显得兴致更高，不断地向大家谈起自己的信仰。

记者开宗明义地表示，大陆最关心张学良的两件事，即身体情况及何时回大陆看看。张学良说，他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大病，就是脚有些痛，是骨刺，一碰就疼，不碰不疼，有时可以走路，有时一步也走不了，一个礼拜做三次物理治疗。他还说，平时看看电视，他的妹妹一个礼拜来一次陪他打打桥牌。他的眼睛不太好，看书看报要用15倍的放大镜，6盏灯照明。他说：“你看我桌上放的书，要用很大的放大镜看，看报我就很为难了。你在这地方，人是看见了，可是谁我可看不清。我在美国做了检查，说是老化了，没法子，别忘了我是90多岁了，92岁了，是1901年生的，现在我要戴助听器呢。”

问及风传他10月将回东北的报道，张学良说，自己并不清楚，“他们给我安排的。”

记者问起他的饮食和起居时，他说：“我们两人的生活很简单，平时散散步，活动活动，有时外出兜兜风，玩玩。偶尔看看电视。”

当记者问：“两岸大多数人都想统一，您老人家有何看法？”张学良说：“那是大多数，我也是大多数之一。”

记者又问：“您对和平统一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说：“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的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记者问：“您对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说：“我祝这个成功就是了。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回答：“对于两岸的关系，我觉得很不错。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了，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记者谈到，大陆人民非常关心他们，去年北京播出一系列关于少帅的电视剧，形成了“张学良热”。张学良听后哈哈大笑说：“这些都把我们戏剧化了。”赵一荻则在一旁说，不必看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张学良表示，他知道大陆近年的巨大变化，“希望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我这个人是好动的。”

谈到家乡人民关心他时，张学良表示：“当然知道，我的家我是经常挂念的，台湾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国。可是一个人都会想到自己的老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他还要诸位记者返回大陆后，问候关心他的大陆亲友，并感谢有意安排他返乡的所有亲朋好友。

大陆记者送给张学良一根手杖和一本大陆风光画册，那根手杖上情意深厚地刻着100个寿字。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并把赵一荻有关《圣经》著作赠送给记者。赵一荻介绍了张学良研究神学的情况，并拿出他翻译的《相约在骷髅地》给大家看。张学良向大陆记者透露说，“曾显华”是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最后，记者请张学良向大陆青年说几句话。他也没拒绝，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他们好好做人做事。我是基督徒，我很希望他们有信仰。个人不要活得飘飘荡荡的，像浮萍一样，总要有一个信仰。我并不是说一定都要做基督徒，我这个人不是这样想。有个信仰自己才能定位，尤其是年轻人。”

在这段采访的时间里，记者们都感到他当年的风姿依稀可辨，浓重的乡音一丝未改。他与记者交谈中，始终神采奕奕，笑容可掬，极为热诚。大陆记者觉得他“就如父执辈一样亲切”。

40分钟的采访结束了。张学良先生一再说：“谢谢大陆人民关心我们，祝福他们！”合影留念时，记者从侧面看到，张学良的眼圈发红，眼眶里噙着泪花。

楼外夕阳西斜。张学良拖着病腿，坚持要送记者们出门。走在最后的是《参考消息》报社的端木来娣，她回身握住张学良的手说：“不要送了，您休息吧！”张学良紧紧握着她的手，好一阵才放开。他又向前走了两步，依依不舍地站在门口张望。回首望去，一行人的心里都是酸酸的。

采访中，大陆记者一再向张学良表达大陆人民的关怀和思念之情，以至台湾新闻媒体认为，这次采访“其实是‘问候’的性质高于‘采访’的意味”。

1993年12月15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飞往美国的西海岸旧金山。此后，张学良一直住在夏威夷，直到2001年去世。（全文完）

（责任编辑　　仲文）

2002年第6期 牟作云梦系五环旗　作者：李玲修

出身于河北武清县农民家庭的牟作云，从小学就喜欢运动。1928年，他考入北平育英中学，第二年就参加了全市运动会，获得了跳高、跳远、三级跳三项冠军。初三时，他入选校篮球队，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得了冠军。高中二年级，牟作云又代表北平市参加华北中学生运动会，得了三级跳、标枪、跳远三项冠军，个人总分第一名，标枪成绩还打破了全国纪录。由于田径基础十分优秀，牟作云考入国立师范大学（北师大前身）体育系，成为校篮球队前锋，很快又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优秀选手。1936年，柏林举办11届奥运会，牟作云无可争议地入选了。

代表团团长是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经费预算是22万法币，政府只拨给了17万，其余的要靠体育协进会四处化缘。不足部分还要靠球王李惠堂的足球队先期出访东南亚赚取一些门票收入补齐。为了节约开支，69名运动员只配一名随队医生。

1936年4月10日至6月10日，田径队、篮球队在清华大学强化训练两个月，由清华大学体育部主任马约翰教授担任总教练。

在马约翰教授大运动量的强化训练下，两个月就打破了9项全国纪录。

集训期满到上海后，放假一个月让大家做出国准备。哪知一些运动员在假期中被上海的款爷请去寻欢作乐去了，到出发时，有些运动员萎靡不振，气得马约翰捶胸顿足：“你们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东亚病夫’的帽子还想戴多久？！”

这件事给牟作云印象很深，他叮嘱自己要抵御社会恶劣环境，全身心投入事业。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乘坐意大利邮轮“康梯罗梭”号从上海启程。

近一月的行程，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到柏林后，精神都未调整过来便仓促上阵。

结果与代表团事先估计大相径庭，只有符保卢的撑杆跳进入了决赛，但技术未发挥好，未取得名次，而足球队首场对英国就输了。

篮球队抽签结果是首战日本、次战法国、秘鲁、巴西，按当时各队实力，中国队完全可能冲进前6名。

当时留德华侨和留学生及驻德大使都纷纷来到中国代表团住地，要求首场必须胜日本队。教练董守义住进了医院，哪知这样的赛前施加压力给队员造成严重的思想包袱。精神一紧张，技术发挥不会正常，加之无教练临场指导，结果以19：35惨败日本。

虽开局不利，但8月8日，仍小胜法国队，比分是45：38。8月9日，战秘鲁队又21：29输了。10日，与巴西的交战，中国队已毫无斗志，以14：32惨败。至此中国体育代表团全军覆没！

更惨的是中国队被淘汰后，没钱回国，只能留在奥运村看别人比赛，等闭幕式。

闭幕式结束后，运动员必须离村。牟作云他们因为没有回国旅费，只能撤到柏林一个极简陋的小旅馆里去等钱。使大家愤愤不平的是，团长王正廷根本没到柏林来，带队的官员闭幕式后竟带夫人到美国旅游一番后飞回国内！

后来，还是靠使馆内工作人员募捐了一部分钱，李惠堂等人又拿出来一部分旅费，才得以买了车、船票原路返回。

当时的沮丧心情就别提了，七尺男儿的牟作云和伙伴们，望着茫茫大海欲哭无泪，满腹除了屈辱感还是屈辱感，牟作云痛心疾首地想：中国体育什么时候才能在世界之林崛起？……

厄运并未到此结束，第11届奥运会一结束，希特勒就撕下伪装进攻波兰，不久中国也发生了“七七”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北平后，同学们四分五散。

家境贫寒的牟作云在大学读书时曾半工半读，在育英中学兼课外老师，事变后书没法念了，他就去了育英中学教体育。

日本伪政权成立后，拟举办一个“中日满亲善运动会”，用来装饰门面。听说牟作云是篮球“五虎将”之一，参加过奥运会，就派人拉他参加代表团去东京。牟作云当即拒绝。

牟作云知道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便化装成一个阔少爷，穿着西装革履，留着小胡子，坐头等车厢逃到了天津。在租界同学家住了一天，又乘船到了上海。本想继续去后方，但囊中羞涩，就住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学生宿舍里。

这时他才得知，他离开育英中学的当晚，日本宪兵队就来抓他。在旧中国，体育带给他的不仅是屈辱，还有杀身之祸……

牟作云逃亡到上海后，手中的钱也花光了。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马约翰教授。马教授不仅在奥运会代表团集训时接触过牟作云，而且是他就读的国立师范大学的兼职体育教授，给他上过一年多体育课。马约翰对青年人的爱心给牟作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向马教授求援。

这时，北大等校成立了西南联大迁到了昆明。于是他就给马约翰写了封信，讲述了自己目前的困境。马约翰果然很快给他回了信，鼓励牟作云来后方。这样牟作云从上海乘船辗转路过香港、越南河内才到了昆明。

马约翰热情地接待他，安排他当体育老师。后又让他到国立师范大学继续念完体育系，以便拿到毕业文凭。毕业后联大正式聘牟作云为体育老师，从此他成了马约翰的得力助手。

当时西南联大校舍简陋，体育设施什么也没有。教授们全住乡村，每天步行很远来上课。马约翰一如既往地坚持学生必须上满四年体育课，成绩及格才可以毕业。他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徒手操、军事操练、跳障碍物、爬墙等体育课程，让学生们在锻炼身体的同时锻炼坚强的意志品质，以便为民族救亡冲锋陷阵。

牟作云担任的课程很重，每天五六节课，但他教课一丝不苟，所以马约翰很喜欢这个有强烈上进心的年轻人，做什么事总让牟作云当主力，牟作云都做得很出色。他虚心好学，经常登门向马约翰请教，几乎每周都要到马约翰家开会，研究帮助昆明开展社会体育活动的计划。时间一长，他和马约翰家的人全都很熟悉了。

马约翰的二女儿马佩伦，是云南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教员，性格热情开朗，有一副银铃般的好嗓子，她和牟作云常一起出去参加体育活动、看电影……后来两人就不愿再离开了。

1944年4月，牟作云和马佩伦举行了婚礼，牟作云成了马约翰的爱婿兼助手，这使中年失掉长子和长女的马约翰夫妇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慰藉，而牟作云也有了更多的机会耳濡目染马约翰的学识风范。抗战胜利后，马约翰推荐牟作云去他的母校——美国春田体育学院学习。

在这篮球发源地，牟作云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体育行政、体育统计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员健康检查与治疗等课程；主修了初级篮球、中级篮球、高级篮球的训练理论，为将来振兴祖国篮球事业拼命武装自己。牟作云在美国还有机会观摩了世界一流的篮球比赛，使他不仅学习了美国篮球教学方法，也了解了篮球队的训练方法，大大开阔了视野。

正当牟作云在春田拿到学士学位向硕士学位努力时，国内因准备参加1948年奥运会而催他火速归国担任篮球队教练，为雪柏林奥运会奇耻，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国。

不想等待牟作云的却是厄运，他回国才知道篮球队教练已换了别人。马约翰看到被自己召回的爱婿报国无门，毅然辞去代表团总教练，以抗议当局不顾国家荣誉出尔反尔的行径！

北平解放了，牟作云见到不少体育工作者去问马约翰：“共产党还要不要体育？”

马约翰十分坚定地回答：“当然要，体育不可能取消！”

事实很快验证了马约翰的预见：新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体育，而且要像抓其他有利于人民的事业一样抓出名堂来。

建国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组团去匈牙利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从清华走上革命道路的团中央秘书长荣高棠，去拜访老师马约翰，请牟作云出任联欢节中国代表团篮球队的领队兼教练，马约翰爽快地答应了。

牟作云从京津抽调8名学生组队，在青年联欢节打了个第6名。

1952年7月17日，国际奥委会通过了邀请新中国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的决议，荣高棠接到奥运会组委会主席佛兰凯尔的邀请电时，距奥运会开幕式只有几个小时了。没有集训，没有时间做充分准备，这样仓促上阵能赛出好成绩吗？如果篮球队重蹈1936年奥运会惨败的覆辙，自己又怎么能对得起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呢？

牟作云思来想去，觉得国际奥委会对新中国发出的这张迟到的邀请真是出了道难题，不仅是体育难题，还有政治难题，因为他们同时也对台湾发出了邀请……

基于这些考虑，本来在会议上大部分人倾向放弃这届奥运会，荣高棠将报告打了上去，周总理却批示“要去。”

军令如山倒，牟作云火速调兵遣将，选拔好篮球队人马，自己夜以继日地投入了训练。

7月23日深夜，牟作云在荣高棠带领下进了中南海西花厅，这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周恩来指示。周恩来说：“关于你们担心台湾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问题，据我看，现在他们尚未到达，也就不一定去了。即使想去，你们走北路也会比他们先到。总之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能取得奖牌，在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就是胜利！”

中国体育代表团乘坐的三架伊尔—14型小飞机，7月24日凌晨5点起飞，到达赫尔辛基已是29日上午11时。

中午，在奥运村为中国代表团举行升旗仪式。在这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看升国旗、听奏国歌，对牟作云来说，更有一种感染力，他不禁热泪盈眶，感到灵魂接受了一次洗礼……

来自全世界的记者把镜头对准五星红旗，对准这庄严的仪式，对准致欢迎词的组委会副主席马托拉将军，对准中国体育代表团40人的队伍……在此时，牟作云才进一步理解了周恩来的政治眼光。

果然，台湾当局得知中国体育代表团已进村，取消了参加此届奥运会的计划。

遗憾的是代表团到达的时间太晚，错过了足球、篮球的预赛，只有吴传玉第二天可以赶上仰泳预赛。预赛游出了1分12秒3的成绩。虽然没取得决赛权，但在奥运会上留下了新中国运动员的第一个纪录。

看到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苏联取得了与世界体育大国——美国平分秋色的好成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敬羡之余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新中国的体育怎样迎头赶上去？！

40年后，北京奥申委代表团200多人乘专机飞往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将在这里召开，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此时已80岁高龄的牟作云作为奥申委代表团中的一位成员，也随团乘专机飞上万里云空。

望着窗外湛蓝的天、雪白的云，听着代表团里李宁、邓亚萍、李小双、伏明霞这些年轻运动员的欢声笑语，饱经沧桑的牟作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要一鼓作气地申办2000年奥运会了，是不是在做梦？

这的确是个梦，这个梦中国人做了近一个世纪。1932年，第10届奥运会上，终于有了中国人的身影，只有一名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1936年第11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虽然全军覆没，但留下了牟作云这些立志洗刷“东亚病夫”耻辱的火种。1952年中国终于争取到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后来一些敌视新中国的反华势力，在国际奥委会里制造“两个中国”，干涉中国内政，为此，中国不得不于1958年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和8个国际体育组织……

1979年，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敞开后，国际奥委会在主席基拉宁和副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主持下，通过了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权利的决议。

中国又回到了奥林匹克大家庭！1980年国际奥委会要求中国提出三名国际奥委会委员候选人时，中国奥委会和国家体委讨论通过的三名候选人中排在第二名的就是牟作云。

牟作云所以能获此殊荣，是与他对新中国体育的卓越贡献分不开的。

解放初期，他带的中央体训班培养出了大量人才，第一个在重大国际比赛中获得金牌的游泳选手吴传玉、打破最轻量级世界挺举纪录的陈镜开和打破世界女子跳高纪录的郑凤荣都是这个班的学员。

1956年任国家体委球类司副司长的牟作云，为振兴祖国篮球事业呕心沥血。在他的主持下，球类司制订了国家篮球竞赛等级制度、教练员等级制度、裁判员等级制度。他还投入大力气抓全国甲乙级教练员培训工作。每个甲乙队的年度训练计划，他都亲自过目，检查该队训练大方向对不对。他还提出教练员升级时必须写一篇对篮球训练的体会与设想，作为评选等级的根据。与此同时，牟作云还把统计学运用到训练比赛中，如全国甲级联赛，抢篮板球抢多少次？投篮命中率多少？罚球命中率多少？……既有统计又有分析，注重训练科学化。

事实证明，这一套科学可行的规章制度、训练方法对中国篮球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篮球队逐渐超越了亚洲霸主日本队和菲律宾队，而且还曾战胜欧洲强队。

牟作云曾率领中国篮球队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球队，也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友谊。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我国与菲律宾尚未建交时，曾经获亚洲篮球冠军的菲律宾队来华比赛，结果输给了中国队。随后牟作云又率团回访，马科斯总统在总统体育馆里邀请牟作云与他打壁球，通过广播实况，在菲律宾引起广泛良好的影响。

翌年，牟作云率篮球队访问日本时，曾得到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接见。1978年，牟作云率队访问了美国的5个城市，在华盛顿两场比赛都赢了对手，在纽约也打得不分上下，引起强烈反响。美国官方给予球队很高的礼遇：卡特总统的母亲热情亲切地接见了球队；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将一支刻有“体育大使”字样的笔赠送给牟作云，称他们是继乒乓外交后又一个开展两国人民友好活动的使者。

牟作云退休了，国际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委员（世界只有6人获此殊荣），亚篮联授予他终身荣誉主席。

在蒙特卡洛举行的中国申奥新闻发布会上，身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何振梁特向各国记者介绍了牟作云：“这次来的还有我们老一代体育工作者牟作云先生，他是我国篮球宿将，曾参加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时巨大的屏幕上出现了牟作云的镜头。

投票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当听萨马兰奇主席说出了“悉尼……”时，牟作云惊愕万分，不禁难过地流下了眼泪。当时，牟作云甚至想到，也许他今生会留下一个巨大遗憾：不会见到在自己祖国举办奥运会！没想到7年后的2001年，中国申奥就取得了成功！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6期 巴金的爱情与婚姻　作者：明　红

巴金是四川成都人。他于1904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家庭。

1936年，巴金在大上海已是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此时巴金收到了许多的书信，追求他的人很多，来信中，有一女生写的信最多，言词却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个女孩的信，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

按信中的约定，那天上午，巴金来到新雅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味来，那学生就像熟人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女孩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女孩望着巴金，文雅快活地笑着说：“李先生，您比我想像的可年轻多了。”不善言语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像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女孩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把我当小孩看哟。”这个女孩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珊，这名字是1941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相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地叫她“小三”，待她写文章发表时，于是就以“萧珊”的谐音为笔名了。

萧珊告诉巴金，她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妈妈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她不满爸爸的约束，想离家去闯荡江湖。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还是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巴金感情真挚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

“新雅”见面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大作家和少女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去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

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巴金作品中对生活的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爱恋自己是她纯洁美好心灵的自然表露，巴金仍然把萧珊当做一个小朋友对待。

一天，萧珊高兴地来到巴金在霞飞路霞飞坊的住地，不一会儿，却泪流满面的从楼上下来。同院的朋友好心问萧珊：“李先生欺侮你了？”萧珊不好意思地说：“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有钱人，我来请他决定，他却说，这件事由你自己考虑决定。”随后下楼的巴金解释说：“我是说她还小，一旦考虑不成熟，会悔恨终身的。将来她长大能有主见了，成熟了，愿意要我这个老头子，那我就和她生活在一起。”一番感人的话语，道出了巴金内心的真情，同时更坚定了萧珊追求爱情的决心。

抗日烽火突起后，许多爱国的青年学生都投入到战地医院工作，萧珊也参加了，她常把战地医院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巴金，巴金则鼓励她写文章。萧珊写的第一篇作品《在复兴医院》，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烽火》上。巴金表扬她文笔美，萧珊受到鼓励，又写了许多篇，《烽火》、《宇宙风》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作品。萧珊的行动，鼓舞了巴金，他以萧珊本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为素材，写了宣传抗战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就是萧珊。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去广州看望巴金。他俩同住在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萧珊则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

几个月后，萧珊考入昆明西南联大读书。1939年，巴金从桂林去昆明，两相约定第二年再相见。巴金回到上海，写完了他《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秋》。1940年夏天，《秋》交开明书店出版，巴金拿着样书，跑到昆明和萧珊见面。萧珊还是那么活泼开朗，那么丰姿绰约、光彩照人。暑假期间，萧珊每天都和巴金在一起，一同游玩，一起接待亲朋好友，晚上，巴金送萧珊去女生宿舍，回来又伏案写作。

1942年，由于抗战吃紧，巴金的一些同事先后离开了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巴金顿感悲寂，不知所措。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不再需要过多的言语，一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挚爱，使巴金感动不已，他颤抖地说：“萧珊，再等我一年，好吗？”

“再等我一年。”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的大哥自杀后，留下一大家人，由于战争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巴金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所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做新房，没有添置一丝一棉，一凳一桌，只有巴金四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祖传的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一星期后，他们旅行抵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当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买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瓶葡萄酒。小天地里虽然清贫幽寂，但有温馨的晚风和清新的红花绿草，还有悦耳的溪水声作伴。他们沉浸在微弱的灯光下和绵绵的絮语中，他们从没有这样呆在一起过，也没有享受过一次这样的温馨，他们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深情地诉说：我们多么需要爱得天长地久啊！

建国以后，巴金的社会活动日渐增多，变得十分繁忙，经常外出开会，出国访问，还得体验生活，写应景文章，加上无休无止地送往迎来，一年总有好几个月不在家。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文化大革命”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次铜头皮带的毒打。1972年7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必须开刀。手术前，萧珊生平惟一一次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捂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的泪水相互交融，肝胆欲碎……手术后，巴金默默地守在萧珊的床榻前，悲极时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

1972年8月13日中午，巴金一生唯一挚爱的爱妻萧珊溘然长逝。

萧珊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品出神，不时沉浸在与萧珊共同生活的美好岁月……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著作。

（责任编辑　　刘文）s

2002年第6期 儒雅君子孙道临　作者：宫洁民

在当代影界来说，孙道临是德艺双馨之冠。他虽然已是八十大几的长者，但他乐于奉献，一直在为中国电影事业奔波。

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不夜城》那年，有一件事很值得敬佩。影片刚一开机，有位姑娘每天站在电影局门口等着要见孙道临。电影局有关人士耐心规劝不起作用，后来白杨出面才把那位姑娘劝走。自此以后，大伙就誉称孙道临是“儒雅君子”。

孙道临出生于老北京一家书香门第，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受同窗好友黄宗江的影响，逐渐走上电影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先后在《大团圆》、《乌鸦与麻雀》、《民主青年进行曲》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建国后，参加多部影片拍摄。他在《不夜城》中饰演的资本家，民族特色鲜明，上镜头时角色到位；在《革命家庭》中饰演的江海清，刚强、忠诚；在《渡江侦察记》中饰演的李连长，英勇、机智；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饰演的李侠，坚毅、敏锐；在《早春二月》中饰演的萧涧秋，又是那样彷徨而后觉醒。他所扮的角色性格，都是那么鲜明。

孙道临不仅拍电影出众，为译制片配音同样出色。他有一副得天独厚的好嗓子，50年代，上海厂译制《王子复仇记》时，他为王子的配音，非常成功。根据王子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恰当地运用音调、音强、音高和音律，配出音来，浑厚、含蓄、声洪气足。这部译制片播放时，产生了最佳效应。

孙道临结婚较晚。他的友人总是常常说起他和越剧演员王文娟的那段姻缘。王文娟是浙江嵊县人，13岁到浙江省学唱绍兴文戏，因聪明好学，很快挑起头肩花旦的重任。50年代，由她主演的《春香传》、《红楼梦》、《追鱼》是越剧的里程碑。她一心演戏，到50年代末，年过30还未婚配。孙道临迷恋越剧，几乎被越剧醉倒，只要有空闲，就去观看王文娟主演的剧目。有一次，孙道临直率地去找黄宗江和黄宗英兄妹，说自己年近40，要他们帮助物色对象。黄宗江听了满口答应，用京剧道白回答说：“算来只有越剧团王文娟还待字闺中，不知你意下如何？如合得来，这大媒我包下来了。”很巧，孙道临的心事又被另一位热心人观察出来，她就是孙道临的同事张瑞芳。在几位好心人的帮助下，60年代初，两位大龄男女喜结良缘。婚后生活得十分美满，在上海电影界传为佳话。

80年代，孙道临夫妇虽然都已年近古稀，但艺术创作一直不停。不久，夫妇二人携手合作，把越剧《孟丽君》移植到荧屏。这部由王文娟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在上海首播时，受到社会各界广泛赞许。更值得称道的是，不久前，孙道临又为执导一部影片《詹天佑》倾尽心血。这部人称“铁路之父”的新片，引起中央领导和影界名家的热情赞扬。（责任编辑　　刘文）

2002年第6期 蒋劲华的手撕“书法”　作者：傅宁军

黄山的奇峰、奇石、奇云、奇松，已风传天下，可黄山还有一奇，却鲜为人知，你听说过手撕“书法”吗？就是用两只手撕字。那撕出来的字挺漂亮，可以跟毛笔书法比美。

撕字的奇人叫蒋劲华。30来岁，说是奇人，形象并不奇，一个极普通的中年人。只见他从那堆白纸中随便抽出一张，看都不看就撕起来，颠过来，倒过去，三下五除二地撕掉多余部分，一长串字撕出来了。绝妙的是撕出来的笔锋，居然有毛笔书写的感觉。

他可撕出斗大的行书“龙”字，如同巨笔挥墨而出，一气呵成。撕出的小字，如袖珍的楷体。中国的方块汉字，似乎融入了他的生命。在他舞动的手指间，一瞬便是活生生、热腾腾、赋予了充满着阳光般朝气的形象。

蒋劲华老家在安徽黟县，那是个以古民居列入世界遗产的皖南山区。父亲出生在书香门第，对于书法十分喜爱。蒋劲华出生于1960年，从他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逼他学着用毛笔。临摹字帖是他每天的课外作业，在枯燥的重复中磨砺着他的韧性。

1976年，16岁的蒋劲华到黟县龙江乡插队。在农村，他用不着读书了，时间也都给了农活，他却感到了毛笔的亲切，不愿意把点滴的时间浪费掉。就连在田头劳动休息，他也会找根树枝，在地上划着方块字的笔划。正是有空就想着练字，给他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后来，蒋劲华当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他的一手漂亮的板书，让孩子们羡慕不已，很快在全乡都有了名气。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鼓舞了下乡知青，1979年，19岁的蒋劲华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师大生物系。在宁静的校园里，他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对理科和文科的各门知识都如饥似渴，不光对自己的专业课抓得紧，他还选修古典文学，对哲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蒋劲华的知识面越发开阔，书法也日见成熟。在安徽师大的学生书法比赛中，他夺得了一等奖。一个理科学生拿到了一个书法大奖，在同学中引起了轰动。社会正走向开放，书法艺术也面临着求新求变的呼声。

蒋劲华的才华，被正在酝酿发展的黄山旅游部门看中，他进了黄山市徽州区旅游局，仍然耕耘着他的书法天地。他的积蓄，几乎都用来购买民间的古代书法的珍品。他近年多方收集，已经拥有了16卷唐宋以来历代书法家的尺牍，时常揣摩，百看不厌。他说，中国书法是神奇的，给了他难以言说的熏陶。连故乡的那黑瓦白墙，砖雕漏窗，木雕造型，还有那厅堂里的对联，古典文化的意韵无不渗透到他心里。

蒋劲华的书法作品，曾入选《二十世纪书法家鉴赏集》，并曾被毛泽东纪念馆收藏。中国书法协会主编的《世界华人书画作品精选》，也选中了他的一幅行书。他完全可以这样地写下去，把已有的名气发扬光大，他却成天揣摩着突破，对于每个方块字，他在心里装了拆，拆了装，不知道有多少次。他练习手撕“书法”，与其说是在撕，不如说仍在写，是毛笔的延伸。

在一次电视晚会上，蒋劲华作为电视台的特邀嘉宾，现场表演了撕字，而且一边撕，一边与主持人周涛说着话，叫现场的观众大开眼界。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过许多大型晚会的周涛，虽然见多识广，仍然十分感慨地说：“只看到过有人写字，真没见过有人撕字，不简单！”

蒋劲华的绝活儿，首推手撕“书法”，他还能写空心字，而且可以两只手同时写。如一副对联，两句不同的话，居然也能一只手写一条。蒋劲华如今的最大愿望，是用2000张16开的白纸，拼成1000平方米的大块面，用手撕出一个大大的“龙”字，这肯定可以入围“吉尼斯世界大全”，成为一个“撕字之最”。（责任编辑　刘　文）

2002年第6期 学风三昧　作者：郭毅生

少年时读《苏曼殊诗文集》，初识“三昧”这个词，朦胧而直觉地感到它意味着“真谛”、“要诀”或“精义”。后来方知这是梵文Samadhi的音译，是唐代佛门高僧玄奘法师在翻译天竺佛经时，创造了这个既谐音又会意的、切贴绝妙的汉文词语。至于“学风”与“文风”，它是指学术界特定历史时期的风尚。风尚无形，但它却有力量。

谈学风，首先应该提倡的是“好学”之风。在东方，机杼声和弦诵之声，创造了汉、唐帝国的璀璨文明。中华民族的儿女，不仅有聪明的才分，而且勤勉好学。人所共知，家世寒微的孔夫子，就是一个“好学敏求”、“入太庙、每事问”，读《易》经至苇编三绝的读书人的范例；唐太宗以武功被尊为“天可汗”，但他勤勉好学，深通经世治国之道；欧阳询是初唐四大书法家之首，他锲而不舍的钻研精神，几乎达到沉迷不返的程度。据传，他一次在归途中发现一块字体遒健的古碑，便立在那里观摩欣赏，驻足不行。随从者报知家中，他夫人说道：“快抱床被褥，带把伞去吧，他是不回家了。”果然，欧阳公在那碑前呆了三宿才归家。这事虽未必真如此，但却描绘出了一个求学致知者的可喜的情态。清初以弓马骑射定天下，但这个勃兴于白山黑水的民族，好学成风，人才辈出。他们培育了纳兰性德这样的卓越诗人，也给《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遇。清朝的十个皇帝，在文化修养上远非明朝君主所能企及。例如康熙大帝玄烨，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而且是博学多才的学问家。他下令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的百科全书，他研究水利以治黄河，探讨音乐以资教化。他读书之勤奋和爱好，令人惊讶：大暑天，他让侍讲大学士轮流休息，但自己每天从来不辍学习。

当然，好学求知也是苦差事。被推崇为诗仙的李白，是从老妪将铁杵磨成针的事例中得到下苦功的启发。当代范文澜先生提倡“坐冷板凳”的精神。作学问如钻探石油，3000米下是油层，如果钻到2900米停止，那就是“功亏一篑”了。诗人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来鼓励奋进者。桃花源式的境界，多半在山穷水复疑无路的最后一程。

第二是提倡学术上的独立见解和开拓精神。凡属上乘的著作，多在于它论证了一个开创性的命题，或解破了自然和社会科学中的某个奥秘。教育家培养人才，着重在培养其创造性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鼓励他的独立见解。一位名人在自述中写道：“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人，要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就有要人不依傍门户，不躺在前人树荫下乘凉的意思。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特别强调治学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试想，如果思想囿于某种先入为主之见，或拘泥于固定的框架，不能跳出其藩篱，岂不是死海无波、浊水一潭么!

学术与政治有所不同。当代政治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以得票多少决定取舍。但学术问题的是与非，却不能靠举手表决。哥白尼是地球绕日学说的首创者，在当时，人们蒙昧不能理解，罗马教廷更认为他违背教旨，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但他的学说被科学证明是正确的。顾炎武是中国明、清之际的大学者，他的著名论文《论苏、松五府田赋之重》，以充足的资料证明：元、明以来三百多年江南太湖地区“赋重于天下”。他这个名篇为太平天国在苏、浙实行“减免钱粮”、为李鸿章奏请“减租减赋”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像哥白尼和顾炎武等大学者，他们的主张与学说，开始支持者都是少数，但他们却是先知先觉者。所以，在政治上要尊重多数，在科学上却要尊重少数。

学风中的第三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无疑应该是树立正直不阿的风骨。学风中的正气，是学者们高贵的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所形成的。文天祥的“天地有正气，浩然赋流形”，当是指此而言。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其中说道：“才、学、识，得一不易，兼三尤难。”的确，饱学有识的人并不多。但以这三个标准来评价人物却不够，还应该有“德”作为准绳。因此，他在该书中，又立“文德”和“史德”两篇，作专题论述。什么是“文德”呢？他提出“临文必敬，论古必恕”的原则，并说“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换言之，文德是包涵在尊重（“敬”）和宽容（“恕”）之中的。然而，当今有些人却自以为天下第一，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成果，也没有养成宽容的美德。这既违悖于中国传统的恕道，更与西方民主主义精神相去万里。关于“史德”，章氏阐释得也很到位。他说道：“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史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好的人撰述的史书，难保不偏私和有违客观的真实。前些时曾拜读一篇论中国史学传统的大作，该文宣扬了中国史学有敬业求真、考证详明、不畏权势等诸多优点。至于有什么弱点和缺点，却未置论，这难免使人憾然。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二十四史，横看竖看，每行每页都写着“吃人”二字。然而在史官的笔下，统治者多半成了圣君贤相，唱赞歌和粉饰太平之词，从政坛传染到史坛，满篇皆是。所以，看历史单凭两只眼睛是不够的。数年前在拙著一篇文中写道：“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董狐的铁骨铮铮，知者较多。至于魏收其人，却有待介绍。原来他是南北朝时北魏的史官，其人贪墨成性，借撰史敛钱。每立一传，索贿数百千两不等。不少人争着给他送钱，求他给其翁其祖写传，好扬名千古。试问这样的史传有何真实可言呢？

学术要敢于坚持真理。在这方面，已故史学家白寿彝教授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记得在十年动乱中，他应邀审看“评法批儒”的预展。他在孔子和秦始皇的大画像前，伫立多时，并逐字逐句审阅了解说词。然后他对陪同的该馆领导说道：“历史博物馆要将历史的真实告诉人民大众，这是职责。孔子是儒家的老祖宗，他的学说几经流变，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和教育等各方面都留下了深刻影响，解说词要全面介绍，好与坏，正确和错误都恰当指出来；秦始皇的解说词中，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但对他的过错却没有提，这很不恰当。你们是否改写得全面些为好。”这一席话，在当时极左统治的重压下，可谓金声玉振。

中国近代遭受列强的侵略，迫使青年学人弃科举仕途，负笈万里，远涉重洋去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求教。先是容闳率30个“童男童女”去美国，他们中便出现了詹天佑、徐寿和华蘅芳等一批报效祖国的工程大师和学者。清末国势垂危，为爱国救亡，神州大地掀起了巨大的留学浪潮，著名的同盟会员吴玉章兄弟俩，是变卖家产来筹措旅费和学费的。“五·四”运动后，又出现新一波留学潮。在英、法首都伦敦、巴黎和德国的柏林、汉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里，便不难看到中国莘莘学子的身影。与留学并行的是，在中国国内已陆续开办新式学堂，如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便创设于1898年戊戌维新之际。北大在蔡元培时期形成了“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特色。那时，辜鸿铭长袍辫子登台讲伦理，李大钊夹着《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的讲义阐扬共产主义，胡适则以他的中国哲学史和杜威实验主义吸引学生。有人颇为形象地说：“北京大学虽然门坎高，可进去了却自由发展”，在当时确乎如此。北大学风优良还在于它顺乎自然，不扭曲、不压抑个性发展，因而它的成才率高，多有出类拔萃的学者在其间。20世纪40年代，一个初进红楼，来到民主广场的学生，便会感觉到一种清新自由的空气。它会洗濯你脑子里封建意识的尘埃，使你在人文主义气氛的熏陶下，觉悟到个人的价值，认识到自己的价值，把自己从精神奴隶中解放出来。人的思想解放，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文艺复兴创造了欧洲的文明，便是例证。

（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6期 头等战犯、大法学家王世杰　作者：傅国涌

1948年12月25日的中国，虽然硝烟未熄，但胜负已定，江山唾手可得的共产党宣布了头等战犯的名单，共计43人，王世杰名列第22位。什么是“头等战犯”，就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如果不是《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注释中介绍了他这个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我们恐怕连王世杰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过。

几十年来，“头等战犯”的定性掩盖了王世杰作为一个法学家的成就，以及他对法的精神的呼唤。

王世杰，字雪艇，湖北崇阳人，早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系，长期留学欧洲，先后获得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和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留学期间，他就为上海《时事新报》、北京《晨报》写特约通讯，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还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讨论工会权限等问题的文章，提出工人有集会自由、罢工自由及团体契约权，但工会不得干涉工人不罢工等观点。

从1920年起，他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教授，1921年开始担任系主任，后来一度兼任教务长，主要著作有《比较宪法》、《宪法原理》、《中国奴婢制度史》等，其中《比较宪法》已成为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书中详尽地阐述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分为消极的基本权利（即个人自由）和积极的基本权利。前者包括人身自由、居住及迁徙自由、工作自由、意见自由、通信秘密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并享有财产权。后者又称受益权，也就是人民获受于国家的利益。如最低限度的教育权利，弱者得受国家救恤的权利，劳工阶级得受国家特别保护的权利等；明确公民有选举权和直接立法权，坚决否认任何形式的贵族制度，认为一切公共职位，除了规定智识的及道德的资格，不应有其它任何限制，提出宪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人民平等原则。书中对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安排也进行了详细讨论，还认真探讨了合议制、总统制、责任内阁制、独裁制等多种政体之间的不同。

《比较宪法》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到1947年已增订七版，是1949年前再版率最高、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宪法学著作，在我国法学界有很大影响。

王世杰曾担任多年武汉大学校长。鉴于他在法学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1948年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虽然那时国民党政府大厦将倾，王世杰完全是以法学家身份当选的。

1924年12月，以王世杰等留学欧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创办了《现代评论》周刊，主要立足于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以“无顾忌、无偏党，无阿附”为原则，以兼容并包，独立、宽容、开放的办刊态度，能容纳不同的政治、文化倾向，是一本具有浓厚自由主义色彩的同人刊物。注重发现并培养青年作者，如胡也频、沈从文、凌叔华、李健吾、吴伯箫、施蛰存等，还破例给过当时无名的北大学生王实味30元稿费。

由于批评政府，针砭时弊，警察曾多次没收、查封刊物，《现代评论》曾以“开天窗”的方式表示抗议。王世杰则发表过《警治与法治》一文，提出“言论、集会、结社，这三种自由，人人都承认是民治主义的条件。”“法治制度的精神，积极的说就是，人民仅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后，须依法律受审判法庭之制裁。消极的说就是，人民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前，不受警察之任何干涉；人民于行使诸种自由之后，也不受警察的直接处分。”他对法律精神的维护完全是以正义为前提的，他以法学家的身份大声疾呼废止《惩治盗匪法》、《治安警察法》、《管理新闻营业规则》这些恶法。他举例说，如果没有《惩治盗匪法》，律师施洋、工人领袖刘华等就不至于以“盗匪”名义被军阀所杀。“强有力的军阀，虽不必凭借什么法律，才能蹂躏小百姓的生命、财产与自由，而恶法律的存在，对于他们毕竟也是为虎添翼，授盗以刀，毕竟也可以增加小百姓的厄运。”这样正义凛然、为民请命、直接为共产党人说话的文字竟出自一个“头等战犯”之手。

《现代评论》还发表了王世杰《论三月十八日惨剧》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直截了当地说出“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当他（凶杀案制造者）站在政治舞台上面的时候，纵能逃脱法律与法庭的制裁，当他下台以后，却不能保障不能同他算账。”“目前最要紧的手续，便是收集这回惨案的一切证据。”

1927年，与他们政治信仰完全不同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被军阀残酷杀害，《现代评论》编者愤怒地写了《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短评。虽然送审时被抽掉了，但目录中仍保留了这个题目。

透过王世杰他们对言论自由的执著追求，以及对法的精神的大力张扬，我们不难发现这些自由主义的身体力行者，他们只不过凭着自己的良知独立发言，而没有依附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让后人最难以置信的是，《现代评论》甚至发表过不少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支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如《唯物主义的警钟响了》、《什么是帝国主义》、《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上之二种见解》、《苏联事情的研究与对苏联政策之研究》、《一个月在苏联的所见所闻》等等。从1924年到1928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现代评论》树立了一座多元文化的活的丰碑。

作为一位喝过西方现代文明乳汁的学者，王世杰当然力求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在他主持教育部期间，曾向行政院会议提交过《关于实施义务教育的提案》，并修正通过了《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及《民国二十四年度中央义务教育经费支配办法大纲》。计划10年内使全国学龄儿童由受一、二年制义务教育逐渐达到四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日本入侵等种种因素，这一计划最终没有实现。他还签署了第一个由政府正式公布的《简体字表（第一批）》，但不到半年，就奉“行政院令”宣布“应暂缓推行”而夭折了。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王世杰以书生从政，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等要职，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庆谈判时，他是国民党方面的首席谈判代表，亲手签署过著名的“双十协定”（即《国共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还是他起的。据周恩来说，重庆谈判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召开政治会议讨论建国方案。王世杰在“政治会议”中间加了两个字——“协商”。双方接受了这个说法，以后，大家就都叫“政治协商会议”了。虽然那次会议并没有什么结果，但“政治协商”这个名称却一直被沿用了下来。

作为外交部长，王世杰曾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过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卖国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9月2日，他参加了历史性的日本受降仪式，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他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赔款问题“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

1949年，他在台湾被任命为蒋介石的“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因触怒蒋而被免职，一度重操旧业，在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大学当了几年教授。1959年，他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胡适去世后，他继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到1970年4月辞职。

（责任编辑　刘文）

2002年第6期 民国最有科学成就的中央地质调查所　作者：李学通

在中华民国史上，1929年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大事。可是，这一年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乃至世界科学发展史上，却有着极可纪念的日子。就在1929年即将结束的12月2日，年轻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将一件50万年前的猿人头骨奉献到世人面前。这就是后来被方毅副总理誉为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的“北京人”头盖骨。而就在“北京人”头骨面世的20天前，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赵亚曾，正在从事地质调查时在云南被土匪枪杀于客栈。这两件事几乎是同时震惊了中国及世界科学界，人们又惊奇地发现，这两件事竟然发生在同一个机构——地质调查所。

与民国相始终

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地质调查所这个名字了，但是在70年前，它却是中国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科学机构，北京兵马司胡同9号，曾是多少欲献身科学的青年梦寐以求的圣地。从1913年9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1912年初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政司地质科），到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消失，它走过了与中华民国相始终的发展历史。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清朝末年，西方一些学者、探险家和工程师不断来华进行地质考察、探险及采矿工作，带来了近代地质科学知识，留学海外的中国学子也开始接触学习地质科学，但是政府设专门机构从事中国地质调查和研究则恰恰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之时。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著名实业家张謇任总长的实业部的矿政司下设立了地质科，担任科长的是留日回国学生章鸿钊。

章鸿钊字演群，江苏吴兴人，生于1877年，1905年赴日留学，师从日本地质学开山鼻祖小藤文次郎学习地质学，1911年回国后，初在京师大学堂任教。1912年春，章鸿钊南下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设，组建了地质科并任科长。章鸿钊纵观时势，提出了“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树实利，以免首事之困；亟兴专门学校以育人才；广测量事业，以制舆图”的中国地质科学发展方针。他的所谓“亟设局所，以为经略之基”，就是主张成立地质调查（局）所，以为开展中国地质工作的基本。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明确提出成立国家地质调查机构，开展地质暨国土资源的调查。正当章鸿钊踌躇满志，准备一展鸿图之时，动荡的政局打断了他的梦想。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身为工商部地质科长的章鸿钊因工作得不到支持，遂借故转赴农林部任职，设立地质调查所之事不了了之。于是又引出了中国近代地质学另一位奠基者——丁文江。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人，生于1887年，整整比章鸿钊小10岁。丁文江少时聪颖，被人赞为神童。他先是赴日留学，后又转赴英国，考入剑桥大学，因为经济原因，不得不转入格拉斯哥大学。1911年毕业回国。1913年2月，正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的丁文江，应邀赴京接任地质科长职务。到京不久，他便上呈《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陈述地质调查在发展实业中的重要性和应处的优先地位，即刻开展地质调查的具体方案。在丁文江的积极推动下，工商部决定成立一个学校性质的地质研究所，招收中学毕业生，以三年为期，培养中国自己的地质人才；同时将原地质科改组为地质调查所，从事实地调查工作。这两个地质所的所长都由丁文江担任。

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后，由于人才缺乏，实际工作进展不大。直到1916年7月，人称“十八罗汉”的18名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加入，地质调查所才真正开始全面的地质调查工作。1920年7月，地质调查所由矿政司改归农商部直辖，名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此后，地质调查所便一直是部直属机构。

1921年丁文江辞职后，所长一职便由中国地质学第三位奠基人翁文灏代理。1926年翁正式出任所长，并一直当到1938年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北伐成功，在对旧北京政府机构接收裁并之初，将地质调查所划归国民政府大学院。由于地质调查所并非纯学术研究机构，而与经济建设紧密相关，最后还是由农矿部接收，名为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30年12月，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后，地质调查所也随之改名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

到20世纪30年代初，地质调查所已经以其辉煌的科学成就赢得国内外科学界极高赞誉，实际已成为全国地质调查和地学研究的中心。它的英译名是The National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即中国国家（立）地质调查所。

1935年底，地质调查所南迁南京，在北平原址设分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地质调查所被迫西迁重庆。1938年经济部成立以后，地质调查所称经济部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长，地质调查所先后由著名的地质学家黄汲清、尹赞勋和李春昱主持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地质调查所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1949年国民党溃败之时，地质调查所的科学家们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即将来临的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根据国家科学事业及经济建设需要，1950年全国地质科学机构进行了调整重组，地质调查所之名从此成为历史。

与艰难相伴随

地质调查所的成立，拉开了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序幕，可是大幕拉开后却没有可以上台的“演员”，所长丁文江几乎是个光杆司令。1913年冬天，与他同往调查正（定）太（原）铁路沿线地质状况的，仅有一位聘请的德国地质学家。1914年初他赴云南及川黔边界调查西南地质及矿产时，只得独身前往了。为培养人才而成立的地质研究所，甚至连一位愿意且能够担任专职教授的人都找不到。

正在难以为继之时，刚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婉拒了出任合资公司总工程师的高薪聘请，加入了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行列。虽然薪水每月只有60元，但翁文灏表示“这种工作很合我的素志”。章鸿钊形容翁文灏的加入，使这一事业“如鼎之有足，不虞覆”，各种工作“得以循序渐进”。

1916年7月，地质研究所毕业生进入地质调查所，原主要担任教学工作的章鸿钊、翁文灏等，也将全部精力转入地质调查工作，人才缺乏问题得到初步解决。然而，当时军阀统治，争权夺利，混战不休，内阁总理、各部总长如走马灯般更迭不断，根本无人真心思虑国家建设、科学发展。地质调查所每年经费预算是6.8万元，实际只能领到4.2万元。而全所职员每年的工资一项已占去3万元，这其中还包括聘外国顾问和派人赴国外进修的全部费用。剩下的1.2万元便是全部科研经费，包括购买图书仪器，出版书籍刊物的费用。就是这样的标准，也还常常是欠薪，经费折扣发放，职员们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当局害怕丘八们哗变闹事，四处借债发饷，却没人操心科学家是否会饿死，科学工作会不会受影响。

地质调查所最初每年都要派8个人分上下两期赴野外进行地质矿产调查，外出者每人经费为1000元。余下的4000元经费中，用于印刷专业刊物的约3000元，其余的一切开支都要在剩下的1000元内解决。为此地质调查所尽一切可能压缩开支，非专业人员只有一个会计、一个庶务，两个人一年的薪水不过200元。所长翁文灏连个秘书也没有，所里一切来往书信、公函都由他自己动手，每天写信写得手腕疼。

为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丁文江、翁文灏四处奔走，多方联络，先是得到开滦、中兴等六大煤矿联合捐助，以5年为期，每年2万元。与此同时，地质调查所又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补助，在科研经费方面逐渐有了改观。地质调查所图书馆原只有三间平房，仅够存书。1919年丁文江借随梁启超赴欧之机，广泛搜罗欧美出版的各种地质图籍一万数千册，但图书馆“室隘莫容”，一直没开包。地质调查所原有的五间矿产陈列馆也早已不敷使用，许多标本只能在箱子里放着。于是丁文江、翁文灏等又发起向国内各大矿商募捐活动，包括大总统黎元洪在内，许多人都捐了款，共募得银币近4万元。除五分之二用于购置图书外，其余用作新馆建筑。1922年9月，利用社会捐款，地质调查所在兵马司胡同9号盖起一座新式二层楼房的图书馆，并扩充了丰盛胡同3号的地质陈列馆。

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南京政府派员北上接收，地质调查所却愈发困难。最初地质调查所连专门经费预算都没有，只是由农矿部从办公经费中挤出一部分，每月大约仅千余元。翁文灏为此专程赴京，四处求告，最后蔡元培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同意与农矿部共同负担地质调查所的经费，才使地质调查所勉强维持下来。可是只过了一年，到1929年冬，中央研究院也因经费紧张，停止了对地质调查所的补助。地质调查所于是转而与北平研究院协商合作办法。自1930年3月起，地质调查所同时兼有了“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的名义，经费由双方负担。

其实，对那些矢志从事科学事业的人来说，工资低、科研经费缺乏都不算是最大的困难。因为他们从没想过要靠搞科学研究发财，他们也已经把自己物质生活的标准降得很低，他们只想着能以自己的才智为祖国和人类的进步做更大的贡献。1920年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8.5级特大地震，翁文灏率有关人员冒着不断的余震，亲赴震区调查。翁文灏一行风餐露宿，由于条件艰苦，营养不良，得了营养缺乏症。

一次，翁文灏从青年地质学家赵亚曾办公桌上见到一份招聘启事，了解到赵亚曾想要离开地质调查所，找一份收入多一点的工作，能够养家糊口。为了留住难得的人才，翁文灏借口自己事忙，将商务印书馆请其审稿的工作让赵亚曾等几个年轻人来做，使他们有些额外收入补贴家用。其实他自己上有父母下有八个子女，也是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他留下了赵亚曾的心，却没能留下赵亚曾的命。如本文开始所提及的，1929年11月15日，赵亚曾被土匪杀害，以身殉职。赵亚曾1923年自北大地质系毕业后考入地质调查所，在师友们的帮助下迅速脱颖而出，6年中共发表论文专著18种，100多万字，显示了天才地质学家的素质，被丁文江、翁文灏等寄予厚望。翁文灏称他“进步之快，一日千里，不仅师长惊异，即欧美日本专门学者亦莫不刮目相待，十分钦仰”。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3年日军更进逼长城，占领热河，威胁平津。正如翁文灏所说，“在此不啻处于炮火前线，精神上激刺甚深，无法安心工作”。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为防意外事件突发，地质调查所不得不将部分重要图书、标本紧急南运，以防万一。为求长久之计，原本不愿到南京的翁文灏，也不得不为迁址之事四处奔波。南迁不到两年，全面抗战爆发，地质所再次西迁，科学工作遇到了重大挫折。1937年北平沦陷后，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被日军占领，工作陷于停顿。尤其惨痛的是，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在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至今成为人类文化史上无法弥补的损失。不仅如此，1944年4月，再次发生了地质调查所科学家遇匪被害的惨剧。著名地质学家、地质调查所技正（研究员）许德佑及青年地质学家陈康（地质调查所技佐）、马以思（女，地质调查所练习员）在广西从事野外地质调查时，被土匪杀害。

抗战胜利后，历经磨难的地质调查所又回到了南京，期待和平建设的科学家们，碰到的依然是时局不稳，物价飞涨。正像杨钟健说的那样，“一切恢复工作进行得非常之慢，正常的研究工作更加不易推动”。全面内战爆发，地质调查所未能很好地开展科学工作，科学家们盼望着新时代的来临。

与伟业相辉映

自1916年全面开始工作之时，章、丁、翁三人就为地质调查所的工作订下了“坚贞自守，力求上进，期为前途之先驱”和科学研究“期符科学之标准，而免为空疏之浮文”的高标准。凭借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努力，数年之中地质调查所就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所长丁文江却不急于办刊物、公开发表论文和报告，惟恐达不到国际先进标准而有损新生的中国科学界的名誉。正是这样科学严谨的态度，使地质调查所、中国地质学界有了一个高标准和高起点。1922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出席了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并散发了地质调查所近年出版的成果，内容涉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和地震地质学等重要领域。国际地质科学界惊奇地发现，中国地质学如火山喷发般一下子从最深的地层中冒出来了，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地质学界乃至中国科学界的许多第一，都是从这里诞生的。例如，翁文灏的“燕山运动”发现，黄汲清的中国的大地构造理论，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谢家荣对玉门石油地质的首次调查，中国矿产地质研究以及白云鄂博、攀枝花等许多重要矿藏的发现，中国第一幅用现代科学方法编制的地质图，中国最早的地震科考和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地震研究室，被誉为“继康熙的《皇舆全览图》之后又一部划时代的地图作品”的中国地图集，中国第一个土壤调查与研究机构，云南禄丰恐龙的发现，中国人最早对三峡大坝的地质考察，等等。

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间，地质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成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地质事业辉煌成就的坚实基础。

与这些成果相媲美，甚至价值和影响远超过这些成果的是，地质调查所同时为中国地质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被胡适称为中国地质学界“领袖人才”的谢家荣、王竹泉、叶良辅、李捷、谭锡畴、朱庭祜、李学清诸人，就是从地质研究所毕业后长期在地质调查所工作的。后来他们又分布到各个科学机构，例如叶良辅曾任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代理所长；谢家荣任过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后长期任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处长；李学清任过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朱庭祜任过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贵州地质调查所所长；李捷、周赞衡长期任地质调查所技正，谭锡畴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技正；还有黄汲清、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1949年以前，地质调查所有丁文江、翁文灏、叶良辅、谢家荣四人先后被举为中央研究院评议员，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尹赞勋、孙云铸、俞建章和李春昱等10人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理事长）。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领域有6人，其中4位来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其余两位是李四光、朱家骅）。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7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一位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民国时期任何一个科学机构所无法比拟的。

当我们今天提到这些事的时候，心中仍不免有许多感慨、许多自豪和许多苦涩。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6期 国民党退台后党政关系调整素描　作者：孙代尧

1950—1952年国民党在台湾的党改造运动中，将原来的“革命政党”定位改为“革命民主政党”，即兼具有“革命”与“民主”两种特质的党。一再强调要 “以革命组织与革命精神保障民主制度”。这种“革命”已不同于孙中山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而是以“动员戡乱”、“反共抗俄”唤起党员，增强凝聚力，建立一元化的领导权威。

改造时期的国民党，曾一度提出以工农及知识分子为党的社会基础。此后随着岛内政经环境的快速变迁，国民党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增强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考量出发，不再强调政党的阶级属性或只代表某些阶级。1957年国民党八全大会修改党章，强调只要接受中国民族主义号召的社会力量都是国民党的社会基础。70年代初蒋经国主政后，为了使国民党适应一个已经多元化的社会，更加强调“党必须以群众为基础，为根本，为重心”，要“向下扎根”，“开拓党的群众基础”；并且大力推动国民党的“本土化”、年轻化和专业化政策，为国民党补充台籍党员新血液。这些措施使国民党的省籍比例和社会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到1975年，台籍党员人数已超过五成（占52.82%）。1952年，在国民党员中，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占80%，到198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不到三成，而工商界企业家和公务人员的比例有较大提升。一些大资本家还进入到党的核心机构，例如大同公司董事长林挺生、台泥董事长辜振甫、太子汽车集团董事长许胜发、统一企业的高清愿等。

在1950年7月通过的国民党改造纲要中，党的组织原则是采取“民主集中制”，即个人服从组织，组织决定一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所谓的“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只讲集中而无民主，如中央委员的产生，全部由党的总裁或主席提名，全会代表走过场般如数鼓掌通过。到80年代，“民主集中制”受到越来越多的党内政治精英的质疑和挑战，国民党不可避免地开始“党内民主”的内在转化。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首先开放了60%的党代表，由“党内初选”或党员代表大会方式选出，打破了过去由党的干部提名的垄断，提高了党员在党内政治参与的分量。中央委员的产生，除一半由党主席提名外，另一半则开放自由连署参选。不过，中常委的产生仍由主席提名、全体中央委员鼓掌无异议通过的传统形式；而主席的产生也同样沿袭中常委推举、全体中央委员起立鼓掌通过的传统方式。

国民党内的权力交替、省籍结构及理念上的冲突与矛盾，形式上都是以“党内民主”的名义为诉求，说明党内组织和决策方式不断地在遭到重大挑战，因而导致执政党陷入分化甚至分裂的危机。其实，一个长期垄断执政的政党，即便不能很快实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也可以首先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可惜国民党直到丧失执政地位后才做到这一点。2000年6月，国民党“十五大”的“临时大会”通过国民党改造案及党章修订案，在主席连战的领导下开始了国民党退台后的第二次全面改造。这次改造终于涉及到落实制度层面的党内民主，主要包括实行党主席直选制和改进提名制度。2001年3月24日举行了国民党历史上首次党主席直选，连战以97%的得票率当选。新的提名制度规定国民党参加各项公职选举的提名人，应经过党内的初选，由党员投票及民意调查各占50%来决定，以充分结合党意与民意。这项制度在2001年底第5届“立法委员”选举和第14届县市长选举中开始实行。此次改造国民党重新定位为“全民民主政党”，党的“革命”属性终于消失不见了。从国民党在台湾由盛至衰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会因时空环境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也都有其特殊的生命循环。

国民党真正成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是在创党30年后，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顾问帮助下进行了国民党的第一次改造。应当说，这次以苏共为范本的改造相当成功，不仅健全了党的组织体系，而且为随后建立的苏联式“党国”体制奠定了基础。1925年通过的“国民政府组织法”，第一条即规定了政府在党的指导及监督下掌理全国政务，政府的施政方针、政府部门重要人事均由党决定。此种党政关系体现了孙中山强调的“军政时期”实行“以党建国”、“训政时期”则实行“以党治国”的理念。南京国民党政府正是在“以党治国”或“以党训政”的名义下行“以党代政”之实，实行一党专政。

与第一次改造很类似，国民党退台后的党改造也是以早年的苏共为蓝本，而改造后建立的政权体制也具有明显的“党国”体制特征。不过，与大陆时期相比，党政关系的内涵已发生变化，从“以党训政”变成了“以党领政”。

“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在1951年2月“中央改造委员会”制订的“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大纲”中就作了规定。1.在县市以上各级“民意机关”，设立由党籍“议员”组成的“议会党团”，凡是党员者均须在“议会”中发挥党团作用。2.在县市以上各级行政机关，设立“从政党员政治小组”，以求贯彻执行上级政策。3.党、政、“民意”机关的协调，在“中央”级方面，1952年的“七大”后，在中央委员会下设置“党政关系会议”（1955年后改为“中央政策委员会”）；在地方级方面，直到乡镇级都设由党、政、“民意”机关主要党员组成的“政治综合小组”，以发挥工作上协调统一的作用。

与国民党在大陆极权统治时期的“以党代政”相比较，在党政关系上变得比较制度化。如从省、县、乡三级地方党政关系来看，政治综合小组有关施政计划、年度预算、地方性政策等措施，及“民意机关”有关地方建设的提案，事前要经过政治综合小组协调审议；各级政治综合小组的决议，应报请主管党部核定后，由主管党部督导“议会党团”发动议员完成立法手续，或督导政治综合小组贯彻执行。换言之，从程序上看，党的决议是通过政府机关或“议会”中的党员，依照法定程序，而变成政策或法令，并由从政党员加以贯彻执行。党政关系上的这种变化并非因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变得比较“自律”了，关键在于已经举办的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地方选举，对党政关系的制度化程度要求比较高。由于有地方选举，国民党不易像在大陆时期那样完全垄断政治社会，它不得不依“法律”形式推行某些政策，以取得选民支持，而保证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在各种选举中顺利当选。

国民党在台湾“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从60年代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基本趋势是党组织对行政部门的影响力逐渐减弱。1952年国民党改造结束后，此前一度松弛涣散的党组织系统得到健全和巩固，渗透力也大为增强，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形式行政部门不单设党的领导系统，而由各级行政主管同时兼任同级党务系统的主管。这种制度设计使行政官僚部门有相当的决策自由。事实也显示，隐形于行政部门内的党组织，除了选举动员或政策协调外，在行政事务方面“以党干政”、“以党代政”的情况很少出现，整个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基本上都掌握在行政部门的技术官僚手中，因此党的决策功能不断在下降。以蒋经国时代为例，中常会每星期三上午开会，通常党主席在作完简短发言后，由某一中常委作报告，一般是通报行政官僚送到中常会审议的政策或法案，时间约20分钟。报告完后，常委们很少讨论或进行辩论，在主席做一些指示后，大家鼓掌，会议即告结束。实际上，党与行政官僚的关系不再是“以党领政”，反而是党在替行政官僚排除障碍，使其有更大的自主空间。

蒋经国开始主政的1972年，国民党“十大”通过的党务革新案，正式明确了“党政分工”的原则。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当年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通过“现阶段党务革新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党政分际”的原则。在一党体制下，实行党政分开这无疑是政治体制民主化的一个必要步骤，也是执政党本身民主转型的要件。国民党虽然克服了这一挑战，但最终出现政权旁落，个中原因耐人寻味。（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6期 中国历史上官妓及其它　作者：官伟勋

中国最早的国营妓院应是春秋初期齐国的“女闾”。

《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

《韩非子》《抱朴子》也有关于齐国首都临淄设国营妓院的记载。

一闾就是二十五户。七百闾是一万七千五百户，这些数字都是相当大的。

战国时的临淄能有多大？会有那么多妓女？请看苏秦的描述：

“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芋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摩肩接踵，其繁华热闹程度简直像如今的北京王府井一样！

中国娼妓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三皇”；有说起源于“夏末”，多属传说。

史家认为，世界各文明古国的娼妓皆源于“宗教卖淫”或“神圣卖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说：卖淫“直接起源于群婚制，起源于妇女为赎买贞操权利而作的献身牺牲。为金钱而献身，最初是一种宗教行为。所得的钱，最初都归于神庙的财库。”中国在殷商时期也有类似宗教卖淫的，即所谓的“巫娼”，但官办的，有可靠记载的应是齐国女闾。

汉朝“国营妓院”有新发展。分宫妓（专供天子娱乐的）；官妓（专供官员娱乐的）；营妓，专供军队的。汉武帝开疆扩土，征战频繁，为巩固部队提高士气，设“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唐朝是官妓鼎盛期，宋人《东京梦华录》说当时汴梁遍地都是妓馆，“凡京师妓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向晚灯烛辉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集于主廊”，“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宋初年陶谷在《蜂巢巷陌》里也说：“今京师鬻色（卖淫）户将及万计。”明朝的教坊组织要比唐宋时期逊色得多，还规定，官妓别报丁口税赋，其夫必须戴绿头巾，着绿腰带，穿猪皮鞋。教坊官还要代表国家向妓女收取“胭脂税”。清朝是私娼为主的时期。

管仲公开设妓院增加国库收入，不仅当时“国人非之”，后人也多有指责。明礼部尚书于慎行批评说：“管子治齐，设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助军旅，此在王政视之，口不忍道，即后世言利之臣，亦未当榷算至此者，此可鄙亦甚矣！”

“照吃窑子”不误。于慎行又说，“近日所在官司，乃有税及此等者，如临清之差役，通州之饩程，多取诸此。”“不但有司，乃至礼部堂司，出入供需，或令教坊人役治具以从，此最不美之事。”指责归指责，这“可鄙亦甚”的事却一直昌盛不衰。

清朝道光年间，被派去福建漳龙道当道员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里写道：“郡城娼楼赌馆，甲于通省，皆各衙门书差舆夫包庇，每月送娼赌费三百元至署。”另外还送给官长的家人“十数元、数十元不等”。

家人张淦问张集馨：“这笔款怎么处理好？论理，扔出去才是。可现在各镇、府、营、县，都认为是应得的。一旦裁掉这笔收入，会招致怨恨！”张集馨说：“这种款，绝对不能收，怎能忍心用这种钱呢？”张淦说：“我收到多日了，心里也觉得不安。听说前任徐道台也不肯收，又不便裁掉，家人便将这笔钱归于伙食费里了，我们是否可以照办呢？”张说：“廉俸为薪，吃起来用起来才心安理得。归入厨房，跟自己用有什么区别？不如发给军功厂，让他们赔补格外糜费吧！”

持否定态度的人很多，而且不乏朝廷高级官吏。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谁也没有办法消除这种“可鄙亦甚”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离管仲之世不远的孔子，不知为什么没有片言只语批评管仲办国营妓院的事。虽然他对管仲家里的设施装修超过标准，有微词，但仍对管仲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的一切得到匡正，老百姓至今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不是披头散发，衣襟向左开的野人吗？”在孔子眼里，管仲是文明社会的开辟人！

孔子为什么对“女闾”之事未加指责呢？这只有两种解释：或是他不知道齐国有这种事；或是他不拿这种事当回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是说不过去的，他自己就吃过齐国妓女的亏。

《孔子世家》说：孔子56岁那年，由大司寇兼任首相，很快就把鲁国治理得国泰民安。作买卖的不敢漫天要价了，不卖假冒伪劣了；男女走路分着走，没人骚扰了；路上掉了东西都没人捡了，哪里还有偷东西的？“邻国之福，本国之祸”。齐国怕了，怕鲁国强盛起来侵吞齐国。齐国的谋士出主意，让齐王给鲁君送去80个服饰美丽能歌善舞的美女。鲁君果然被迷住了，竟连续三天不问政事，疏远了孔子，孔子眼看再呆下去危险，只好罢官自费出国“打工”去了。一路上很是辛苦，风餐露宿，受过困，饿过饭，“累累若丧家之犬”！成天坐木轮大车颠出了胃病，郭沫若考证大约是胃下垂，结果终生“不撤姜食”。

“得于君者不可击”！接近国君的“美女”是惹不得的。官高如宰相、学问如孔夫子者，也不是对手！这些“美女”就是国妓。因此，说孔子不知道齐国有国营妓院的事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只剩下另一个可能了：那个时代的孔子，没把这种事看作什么“可鄙亦甚”的丑事。

娼妓现象为什么古今中外历朝历代，历久不衰？西方有许多研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比较常见的有：“社会安全阀”观点、“性冲动释放”观点，皆着眼于减少强奸等性犯罪，维持社会安定之类；“结构功能主义”论点，认为可补家庭缺陷，维护家庭“完整”；“代罪羔羊”观点，“慰安妇”的设立就是这一观点的实践，说可以避免性病蔓延削弱战斗力。在二战期间是为了降低占领区的敌对情绪；二战后则为了避免占领军搞混民族血统的“纯洁”等等。中国大约出于儒家传统，一直对这种事羞于启齿，因而缺乏像西方那样公开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命题进行研究。解放初期有人研究过，后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近年来才又有人把这门学科拾起来。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卖淫”这一社会病态，只要私有制还存在，是无法消除的。只有妇女为金钱而献身的必要性消失了，“卖淫”才会消失。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但也是相当遥远的前景。为了实现这一前景，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出发，扎扎实实地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发展先进的文化，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卖淫现象，并最后彻底消灭这种现象。

问题是，在这之前怎么办？我们既不能感情用事，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一相情愿地指望通过几个“战役”就把它彻底铲除；也不能放任自流，让它肆无忌惮地蔓延。

列宁早就说过：“对于卖淫现象任何‘道义上的愤慨’（99%都是假的）都无助于取消这种妇女肉体买卖的事情。”

急于求成想一下子一网打尽，不仅打不尽，还会形成反反复复地 “捉放曹”。大规模地抓，大规模地罚，大规模地放。据说1992年抓的是1984年的20倍。如今是多少？不在其位，不谋其数。但从电视上的“扫黄”镜头看：捂着脸，披着发，躬着腰，光着腿，一抓就是一大批，说多年来有增无减，大约不算过分。

重要的是，需要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公开地光明正大地进行研究，力求找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治理办法。与此同时，有必要首先坚决管好党员干部。

问题不会因为不承认它就不存在。越爱面子就越没面子。承认它研究它，想办法解决它，才是科学的求实的态度。封建时代虽说在总体上是把妇女当作玩物的，但许多王朝为了维持其统治，还是严厉禁止官员嫖娼的。元朝有“职官频入茶楼酒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的刑法；明朝则有“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的规定。西方发达国家高官发生这种事会有什么后果，大家都清楚。共产党执政的国家自然要有更严格的要求才是。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执政党与政府的声誉，关系到社会风气走向，更是关系到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大问题！

“卖淫”现象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了几千年，至今没听说哪个国家真正彻底消灭了这种现象。有些人把“沉渣的再泛起”说成是改革开放的恶果，这是不正确的。既然这种现象从古到今一直存在，屡禁不止，就有其自身的某种规律在，因此就要研究它，才能逐步减少其腐蚀作用，保障我们社会更健康更顺利地发展！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2年第6期 赤壁之战中的张昭　作者：纪拥军

《资治通鉴》详细叙述了赤壁之战前夕孙刘联盟结成的全过程，还特别介绍了孙权集团内部主战、主和两派的争议。作为江东重臣之一的张昭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这样劝告孙权：“曹公，豺虎也，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且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艨艟斗舰乃以千数，已与我共之矣，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然而，在诸葛亮的努力下和周瑜的极力主张下,抗曹的孙刘联盟终于结成了,并且孙刘联军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辉煌胜利,使孙刘双方避免了覆亡的命运,三国鼎足的局面得以形成。

由此看来，张昭此次是充当了一个投降分子，一个不光彩的角色，大多数读者甚至历史学家恐怕都是如此看法。

其实未必！

我们不妨先看看张昭是何等人物。张昭，字子布，徐州人。汉末天下大乱之时，他和大批著名知识分子避乱逃到了江东。孙策开始在江东崛起的时候，知道他是一个德高望重、卓有见识的老前辈，就以弟子之礼去拜见他，请他出山相助。孙策短命而死，临终前他把国家大事和他年幼的弟弟托付给张昭。孙策死后，孙权悲痛欲绝，不知所措。张昭就带上人马，陪孙权到各地巡视，以安定人心。从此，他和周瑜一文一武，辅佐孙权，管理江东的内外大政，对稳定江东的局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张昭在孙氏政权内部，甚至在当时的知识界都是极有身份和地位的。据史书记载，狂傲到可以击鼓骂曹的文人祢衡，对张昭都是另眼相看的。

如此一个重量级人物，为什么在孙氏政权濒临危亡的紧急关头，却有如此言论呢？我们还是看看历史学家裴松之在《三国志·张昭传》的注文中所说的一段话吧：“夫其扬休正色，委质孙氏，诚以厄运初遘，涂炭方始，自策及权，才略足辅，是以尽诚匡弼，以成其业，上藩汉室，下保民物；鼎峙之计，本非其志。曹公仗顺而起，功以义立，冀以清一诸华，拓平荆郢，大定之机，在于此会。若使昭议获从，则六合为一，岂有兵连祸结，遂为战国之乱哉？虽无功于孙氏，有大功于天下矣。”

裴松之这段话大意是：张昭投奔孙氏，主要是想辅佐他安定百姓，并非要帮助他建立一个割据政权。现在曹操既已扫平北方，平定荆襄，这正是统一天下的大好时机，那么帮助他完成这一伟大使命，免除生灵涂炭，有何不好呢？

如此说来，赤壁之战前夕的张昭我们就好理解了。我们要知道，鲁肃、周瑜、诸葛亮都是少年得志式的人物，他们是喜欢争斗的。而张昭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他是一位学者，是一位忠厚长者，他的着眼点,他的愿望,是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千百年的历史证明，只要国家处于分裂状态，频繁的战争首先伤害的是黎民百姓。因此,张昭自然就想到了劝告孙权放弃抵抗,拥护统一了。

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张昭的建议被采纳了，中国历史上虽然少了赤壁之战这一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甚至少了英雄辈出、让人说不尽、道不完的三国时代，但老百姓将少受几十年的战乱之苦。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张昭是一位失败了的英雄，决不是“挟持私虑”的投降派。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6期 酷吏与酷刑　作者：舒　展

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周勃，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刘恒（即汉文帝）为帝，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有人诬告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他在狱中遭到侮辱，体验到监狱狱卒之淫威，钱锺书引周勃本人的话感叹道：“吾尝率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管锥编》第1册第303页）

周勃感叹监狱之黑暗，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清朝桐城派领袖人物方苞（因为《南山集》作序，于康熙时被株连），在《狱中杂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刑部大牢里的亲眼所见：每天早上总有三四个病死的犯人被拖出去。按照狱中的老规矩，天快亮时才给人犯打开锁链，因此如果半夜里死了人，活人和死人只有继续脚挨脚、头并头而睡，所以得传染病的人很多。牢头、狱卒肆意对被囚禁者欺压凌虐，敲诈勒索，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这帮胥役的社会地位虽然不高，却完全掌握着囚徒的命运。

封建社会，在判罪之前，解押犯人所用的刑具，通常是桎梏：束缚脚的，叫桎（即脚镣）；束缚手的，叫梏（即手铐）。犯人转移，只能戴枷。秦、汉时将桎梏统称为“械”或“三木”。晋以后称之为枷，从唐至清的各代，法律虽然对枷的尺寸、重量、适用情况都有规定，但封建官吏不断翻新花样，使枷成为一种折磨、迫害人的可怕刑具。宋代有过超重量铁枷，明代有过重达100斤、150斤直至300斤的大枷，还有一枷同锁数人的连枷。清代盛行站笼，这种刑具实际是将枷固定在一个木笼的顶部，犯人站在笼中，颈部被枷卡住，脚又够不着笼底。如果脚下垫几块砖，尚可苟延时日，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便会毙命。

钱锺书还引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说他在狱中阱槛楚（遭杖刑），目验身经，所以“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因“被刑之徒比肩而立，狱吏之深刻残贼，路人皆知”，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为标榜，但在述及监狱黑暗时，他也不敢细说了。

李晚芳在《读史管见》（卷三）中对酷吏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自武帝喜用酷吏，不特四民重足而立，即公卿大夫亦人人自危，百姓不安其生，群臣震慑，宗室侧目，郡中无声，不寒而栗者是已。太史公亲睹其害，不胜叹息痛恨于当时也。故其传酷吏也，既著其威之加于人，即著其害之受于己。想太史落笔时，哀惨填胸，虽事属本朝，而讳不胜讳，故随事直书，善恶自见。

司马迁所受的是具有对人格侮辱性质仅次于死刑的宫刑。此刑由来久矣。禹时，中国古代由父系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一夫一妻制家庭要求稳定，这时制定宫刑正是适应了客观现实的需要。夏代时，三苗（少数民族）肆行“五虐”，其中有“阴”，就是宫刑。夏灭三苗，却将他们的涿刑加以发展，正式把宫刑列为五刑之一。西周时还规定：“公族无宫刑”。意思是说，奴隶主贵族犯了罪，不能判处宫刑，原因是为了贵族必须传宗接代，所以他们犯了罪该处以宫刑者，就用“髡”（即剃去头发之后做看守仓库一类的劳役）来代替。这也可以看出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的历史渊源。西周时，受过宫刑的人被称为“奄人”。后世称在宫中服役的太监为阉人。《诗经》、《春秋》、《左传》等儒家经典著作中多处提到的寺人、侍人等，也都是指奄人。人被阉割时必须避风寒，否则会断送性命。因此，施行宫刑时，必须准备一间暗室，里面不通风，不透光，并且要生火取暖，让受宫刑者住在里面，像养蚕于温室中似的，故称“蚕室”。百天以后伤口完全愈合，才能到外面自由行动。汉武帝时，不少文武大臣都被处以宫刑，除司马迁之外，还有将军李延年，张汤的儿子张贺等。

我觉得规模最大、最具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特色的酷刑，莫过于廷杖。廷杖起自汉代，形成制度则在明朝。明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刘瑾把大学士刘健、谢迁赶出京师，激起士人共怒，给事中（皇上的高级秘书）艾洪、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薄彦徽等21人，联名上疏请求保留刘、谢二人，同时弹劾刘瑾。刘在武宗面前进谗言，请圣旨，将这21人全部逮捕，各廷杖30。其中戴铣受刑最重，当时死于杖下。御史蒋钦三次上疏，三次被杖，每次杖30，第三次受杖后过了三天死在狱中。明代著名思想家王守仁当时任兵部主事，上疏救戴铣，刘瑾假传圣旨，把他廷杖五十，打得死去活来，之后把他贬官为贵州龙场驿丞。刘瑾以前，朝臣被廷杖都不脱衣。朝臣受杖时还穿着厚棉衣，外面再裹一层毛毡，廷杖仅仅是表示一下惩罚罢了。从刘瑾开始，朝臣受杖时要解衣褪裤，这样就很容易被打死，而且，某朝臣受杖时能否保全性命，要取决于监刑的太监的态度。校尉行刑，既要听监刑太监的口令，也要看他的脸色，还要看他的脚尖。如果他的脚尖向外开成八字形，校尉就下手轻一些，不至于把人打死；如果他的脚尖向内收敛，那么这位受刑者就休想活命了。

在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朕即国家”，帝王必然要使用酷吏来控制国家机器。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设置了《酷吏列传》，共10人。诸如宁成、张汤、王温舒、杜周……从此之后，汉书、后汉书、魏书、北齐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等都列有《酷吏列传》。

酷吏是以严刑峻法残虐百姓为特点的官吏。例如张汤发明了一个“腹诽”罪：如果在朝廷争议中，有大臣嘴唇微动，表情有异，就断定此人是对皇上心怀不满，即可以判处死刑（《史记·平准书》）。张汤官职作到御史大夫，他向皇上奏请，廷议中九卿不入言者，即按“腹诽”论，应该处死，就这么轻易剥夺了群臣的“沉默权”。

酷吏并不等于贪官，然而，酷吏当中贪官居多，例如宁成拥有田产千余顷。王温舒死时，家产累计数千金。他还发明“连坐法”：大者灭族，小者处死。王温舒担任河内（即今河南武陟）太守（省级长官）时，郡中被牵连获罪的多达上千家，每次处决罪犯都是血流十几里。天子（汉武帝）闻之“以为能”，故而将他升迁为“中尉”（即首都的卫戍司令）。

司马迁作《酷吏列传》的本意，我认为张云在《简松堂文集》（卷八）《读酷吏列传》中说得好：“行其酷者酷吏也，而成其酷者天子也。诸人之传，一则曰‘上以为能’，再则曰‘上以为能’。上既能之，则深文曲法何所不至，虽明知张汤怀诈面欺，仍为案诛三长史以谢之，太史公大书特书，屡书不一，书其垂诫，岂在郅都诸臣哉！此作传之本意也”。《后汉书》（九十）《蔡邕传》中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由此可见，古来的卫道者对司马迁的秉笔直书鲠言风骨是何等仇恨。

有酷吏，必有酷刑。酷刑并非中国古代所专有。古代希伯来人对犯人处死刑有以石击死、斩首、烧杀、矛刺、毒杀等30种以上。中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规定，煽动暴力者，触犯皇帝利益者，均处死刑；还规定有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刑法，适用死刑的罪在200种以上。但是中国古代的酷刑，却有无比残暴和特别具有独创性的特色；令世界上古代各国酷刑相形见绌。西方有“Chinese Torture”（即“中国酷刑”）之说，并非空穴来风。汉高祖时审讯贯高，“鞭笞数千”，被打者全身已经没有好肉可打了（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酷吏宁成做函谷关都尉（掌管该地郡兵，秩比二千石）时，黎民百姓都说：“宁见乳虎，无值宁成之怒。”酷吏杜周做廷尉（即最高司法长官，列九卿之一）时，奉旨审理案件极多。审问时官吏逼着受审者承认被告发的罪名，如果不服，就严刑拷打，直到承认为止。近代国民党统治时，有坐老虎凳、灌辣椒水、钉竹签等等酷刑，不过是对封建专制酷刑的一种继承而已。

我国古代奴隶社会就有五刑：墨、劓、、宫、大辟。这些在甲骨文中均有记载。到了秦汉之后，中国从奴隶社会进入封建中世纪。五刑到了封建制高度发达的隋唐时就改成了笞、杖、徒、流、死等五种。然而在实行中，封建专制社会的刑罚，却是以虐待罪犯为泄愤、报复、甚至是快乐的享受，其残暴野蛮，在世界刑罚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五刑，仍在继续实施。诸如墨刑，又名黥刑，汉代名将英布，受过黥刑，故又称黥布；北宋时，改用以针刺面，例如《水浒》中林冲被刺配沧州；武松也是受黥刑，是刺在额角上，所以他扮成行者把头发垂下以遮盖被刺的字；劓（音义）刑，即割鼻子，东汉末年，袁绍与曹操官渡之战时，曹操率领一支精锐部队放火烧毁了袁军的粮草，俘获袁绍的将领淳于仲简，将他的鼻子割掉，还将一千多名被俘斩首的袁军的鼻子都割下来，派降卒送回袁绍大营，将士们见到这一千多只鼻子，无不胆战心寒。

我认为列举历史上死刑的种种残暴方式最能证明封建专制的野蛮、无人性。例如：一、凌迟──就是一刀一刀地割人身上的肉，行刑者必须达到120刀以上直到体无余脔，这个刽子手才算合格，然后剖腹断首；此刑又名“寸磔”，明崇祯皇帝对袁崇焕就是以此刑处死的。二、车裂（即五马分尸）——商鞅被贵族陷害即死于此刑。三、斩首──清代“戊戌变法”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斩后，首级悬挂于高杆。四、腰斩──明代诗人高启，因作上梁文讽刺朝政，朱元璋下旨，将高腰斩于南京。五、剥皮──明洪武时开国功臣兰玉就受此刑。六、炮烙──明宣宗朱瞻基将他的叔父朱高煦用大铜缸扣住，四周用木炭燃烧，直到将铜缸熔化，人在里边连尸骨也无存了。七、烹煮──汉武帝时中大夫主父偃就是被烹煮而死。八、抽肠——把一条横木杆的中间绑一根绳子，高挂在木架上，木杆的一端有铁钩，另一端缒着石块，像是一个巨大的秤，将一端的铁钩放下来，钩入犯人的肛门，把大肠头钩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将另一端的石块往下拉，这样，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肠子就被抽出来，高高悬挂成一条直线。犯人厉声惨叫，很快就气绝身亡。此刑是朱元璋的发明专利，他的大将军徐达攻破苏州城时，有三名被俘“参军”就是用此刑处死的。九、剖腹。十、射杀。十一、沉水。十二、绞杀。十三、鸩毒。十四、火焚。十五、钉颅。十六、活埋。十七、锯割。十八、饿死。十九、梳洗──刽子手把犯人剥光衣服，裸体放在铁床上，用滚开水往他的身上浇几遍，然后用铁刷子一下一下地刷去他身上的皮肉。直到把皮肉刷尽，露出白骨，最终咽气。（以上所引均见《中国历代酷刑实录》，包振远、马季凡编著）

鲁迅说：“医术和虐刑，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知识的。中国却怪得很，固有的医书上的人体五脏图，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但虐刑的方法，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鲁迅全集》第6卷第165──166页）

中国古代最早的逼供信，据钱锺书考证，它与“有罪推定”是有直接关系的。例如秦代宦官赵高诬陷李斯，棒打千余，斯不胜痛，乃自诬服。钱先生说按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诸吾国记载，盖始于此。钱先生又举《张耳陈余列传》，贯高不肯供张敖反，“吏治榜笞数千，刺身无可击者，终不复言”；盖非尽人所能。《太平广记》卷267《来俊臣》，记武则天召见狄仁杰等，问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等对：“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卷268《酷吏》记来俊臣与其党造大枷凡十，各有名字，其四曰“著即承”，其六曰“实同反”，其七曰：“反是实”。夫刑、定罪后之罚也；不钩距而迳用枷棒，是先以非刑问罪也，如《水浒》第53回，高廉审问柴进，谓“不打如何肯招”；又马知府审问李逵所谓“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只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欲希上旨，必以判刑为终事。古罗马修词学书引语云：“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实”；蒙田亦云：“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酷吏辈岂尽味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管锥编》第1册第333页）

封建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人不当人。欧洲文艺复兴，可以说是“人的发现”。18世纪启蒙运动时，意大利有一位刑事古典学派的创始人、杰出的法学家贝卡里亚，他曾经严厉谴责封建社会酷刑和拷问制度，他提倡对刑事制度进行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改革；任何人在其罪行没有得到证明时，根据法律应被认为是无罪的人，贝氏可谓世界法学史上“无罪推定”理论的鼻祖；他认为对于犯罪应当是预防而不是报复，残酷的刑罚达不到预防性的目的，准确及时的刑罚才是预防性的。这些主张对于反对封建野蛮、残酷的刑事制度，具有历史进步作用。他的名著《论犯罪与刑罚》（1764年发表，在欧洲引起轰动），被认为是向封建裁判制度的宣战书。他把社会契约的理论运用于刑法学说，认为：人们为了享受自由才割让出自己的一部分自由；人们割让出的自由的总和，组成国家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包括刑罚权，并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基于这种理论，贝卡里亚主张：1、只有法律才能规定刑罚。颁布法律的权力知属于立法者，即属于根据社会契约联合起来的整个社会的代表。2、法官的职权只是按照法律进行审判，不得对法律进行解释。3、只有法律规定禁止的行为才能称作犯罪，并应规定出从最轻到最重的罪行阶梯。4、衡量犯罪轻重的唯一标准就是社会遭受到的危害程度，而不能以犯罪人的意图、被害人的身份、罪孽的轻重作为标准。5、刑罚与犯罪应相适应，以阻止人们犯更严重的罪行。6、犯罪人不论其社会地位怎样，同样的罪行应当受到同样的刑罚。7、刑罚的目的是为了犯罪人以后不再犯罪，并儆戒其他人不敢犯罪；因此刑罚给人们以精神上的影响应是最强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身体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8、为了预防犯罪，应当采用比酷刑更为有效的温和的、然而是不可避免的刑罚。9、法律应当写得清晰明了，使每个人都能了解。贝卡里亚阐述的最终结论是：要使刑罚不成为一个人或许多人对个别公民的暴力行为，它就应当是公开的、及时的、必要的，是在该种情况下可能判处的刑罚中最轻的、同所犯的罪相适应的、并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的。他对刑讯逼供、秘密审讯，地方官腐败，以及野蛮和可耻的酷刑，都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强调刑罚制度的目的应以达到安全和有秩序的适当目标为限，超过了这一点，就成为暴政；刑事审判的效力主要是依赖于判罪的确定性，而不是依赖于其残酷性。

人道主义是全人类的先进文化遗产，它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把人道主义拱手送给资产阶级，不仅仅是幼稚，而是彻头彻尾的愚蠢！难道我们要继承江青极力推崇的所谓法家女英雄吕后处死戚夫人那样搞“人彘”（先砍断戚夫人的四肢，将她眼珠挖去，又用一种药熏耳致聋，给她饮以喑药，哑不能言，然后抛在厕所中，称之为“人彘”）吗？

不论国际上有多少国家废除了死刑，我认为今日之中国，死刑是绝对必需的。当前，在腐败的路上昂首阔步得意洋洋越走越远而又尚未败露的那些腐败分子们，你们如果对成克杰、马向东之死表示羡慕，那就悉听尊便吧。

邓小平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与法制，不借鉴国外的反封建优秀的法制文化遗产，仅用中国封建的法制文化遗产来反封建，只能越反越封建。“文革”中“四人帮”的专政，就是封建加法西斯，他们砸烂“公、检、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连元帅、国家主席皆不可幸免，更不论对张志新割喉管了。死于“四人帮”酷刑下的志士仁人，不计其数。这正是独裁者无法无天，无理、无能和心虚的表现。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2年第6期 宜昌小峰悬棺　作者：李华章

在小峰，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那山村雄鸡报晓的引吭高唱，一声又一声此起彼伏，把我从吊脚楼的梦中惊醒，思绪万缕。我想起孩童时代在雄鸡高唱声中背着书包上学去的天真；我回忆青春岁月在雄鸡高唱声中参加秋收的喜悦……

吊脚楼窗下的小峰河，弯弯曲曲，淙淙潺潺，腾着细浪，波光粼粼，且歌且舞。我真喜欢这支民歌风的晨曲。

隔江相望，“情人泉风景区”亮丽眼前。推开窗叶，窗衔巍巍棺木崖，“悬棺风景区”由此得名。放眼四周，高山环抱，云缠雾绕。此时此刻，我萦怀着“四面云山绕梦思”的心境。

小峰悬棺是战国时留存的文物。大清早，我们就登着三四百级的石阶，穿过长长的横空石缝走廊，兴致勃勃地来到一具悬棺前。眼前的这具悬棺用玻璃罩住，棺材是独木挖成的，依稀不朽的完整，尸骨已经腐化粉碎。这是我平生头一次近距离地看着古悬棺。过去在大、小三峡只能远远地仰视那悬棺，虽然也产生过如梦如幻的幽思，但没有这么身临其境、历历在目的真切。考古学家认定，它已有2300年那么久远了。瞬间，我怵目惊心，真个儿是“千秋风雨动心魄”。

悬棺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葬俗，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较普遍，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十几个省区，上下延续几千年，一直被视为“千古之谜”。可是，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和科学论证，这“千古之谜”正在逐渐地被破解。比方，已发现悬棺葬的形式有多种：有的把棺材置于悬崖上的洞内；有的在悬崖上横开石缝，把棺材横放其上；有的在峭壁上寻找树蔸或凿石孔栽桩，把棺材悬搁在外；有的选择悬崖上的大岩洞，将多具棺材堆放在一处，等等。从已发现的棺材样式来看，既有船形的，又有长方形的；既有独木挖成的，又有用厚木板合成的。大凡悬棺都葬在临河的悬崖壁上，一般与水面相距百米以上。比起十几20年前的农村土葬，出殡抬棺材的丧夫不是8人就是12人。想想如此沉重的棺材，古时候用什么办法把它放置在悬崖上去的呢？这仍是一个难以完全破解的“千古之谜”。

宜昌小峰的悬棺多而集中，实属罕见。站在河边，人眼可以望见的悬棺多达20多副，那么望不见的还有几多呢？1992年，小峰乡政府决定开发小峰悬棺崖，由我牵头。在顺着石缝横空开辟岩缝长廊时，被震荡摔碎的悬棺就有二副；沿着石阶登上悬崖，在一个洞里还有13副。我们把这里开发成悬棺文物风景区是名符其实的。因为交通方便，距宜昌市仅20多公里，中外游客年均达10万人次。

沿着石阶返回，山脚下河滩边，呈现一大片开阔的草坪，约8万平方米。每逢春夏季，绿草茵茵，绿意盎然。沿河的长堤，蜿蜒坚固，堤边杨柳，成行成带，清风吹拂，风摆杨柳，好似一排排靓女在河边洗着披肩长发，倒映水中，如诗如画。夏秋时节，清波碧潭可以洗澡、游泳、划船，让游客尽享大自然之美，其乐融融，雅兴浓浓……

沿河的吊脚楼，一座一座的独立着，外观古朴，原始地道，木楼之内，精巧雅致。我们憩宿楼中，可尽领略土家风韵，如入仙境。难怪国家旅游局刘毅局长1995年到此，欣然题词：“人间不见，冥府高悬，游人仰望，齐赞祖先，”当地人也自豪地赞叹：三峡天下壮，夷陵甲三峡。小峰非小，它将凭着古代悬棺文物和现代秀美风光，焕发出更加迷人的风采！（责任编辑　王云）

2002年第7期 庐山会议与三中全会对比随想　作者：徐庆全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两次会议很值得放在一起来探讨。这两次会议就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和1978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

庐山会议开会时的议题，是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左”的错误，但会议中间却转向了批右倾，后来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批彭德怀、反右倾的决议；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讨论怎样“抓纲治国”——即怎样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经济建设，但会议期间却转向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清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开始了“纲”的转移——由“以阶级斗争为纲”逐步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会议过程的相似之处是：会议的议题转了。

这两次会议，都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对于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彭总当时的看法是：庐山会议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以后谁也不敢说真话了，党风、民主作风怎么办”？当年在会议中挨整并给我们留下了记录这次会议的全貌的李锐的看法是：“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从此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终于导致十年动乱的到来。”

邓小平的分析则更深刻，更振聋发聩：“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的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具有转折性的，其伟大功绩不用多说。

由这两次会议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也就找到了把这两次会议联系起来谈点看法的脉络：前一次会议开启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先河，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一次会议，则结束了党和国家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状况，废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一个“开启”，一个“结束”——这里是就广义而言的，两次会议也是衔接的。虽然两次会议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因素很多，但关键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与正常。

庐山会议：领袖无制约，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无论是先期的纠“左”，抑或急转而至的反右批彭，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内正常政治生活的扭曲。由此导致的庐山会议及其后一段时期，党内正常政治生活被破坏，经济建设被无情的政治斗争所左右。

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德怀就“大跃进”问题向毛泽东提出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毛泽东却大为恼火，认为彭德怀“从打击斯大林后，服从赫鲁晓夫”，“要鞭我的活尸”。甚至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解放军”。毛泽东的这些话，把彭德怀本来是属于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举动，推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庐山会议的与会者，也面临着选择：要么维护毛泽东的凌驾于组织之上的个人权威，要么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

按照常理来说，参加庐山会议的人，都是在党内生活了多年的中央和各部门的领导者，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是非常熟悉的，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会认为彭德怀的举动是错误的，与党内的民主原则相违背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些与会者也都了解到了“大跃进”的恶果，并不都同意毛泽东的看法。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1959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4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余人了。

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交的副总理薄一波对“大跃进”造成的危害有直接的感受。这年彭德怀在湖南时，与薄老相遇，两人对“浮夸要害死人的”的情况深有同感；关于工交方面，在会前，他让经济专家薛暮桥收集、整理了一份材料，准备在会上拿出来。可是会议初期他没参加，会议转向后，这份材料也只好成为废纸了。

另一位政治局委员、掌管财政的副总理李先念，在四月间举行的上海会议结束后与张闻天同车返京途中曾对张表示：“对人民公社是不满意的”，“跃进速度太快了”，“大炼钢铁不合算”，“搞得左过分了”。

粮食部部长陈国栋也知道，他后来回忆说：“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我在参加庐山会议时，就已经坐不住了，白天黑夜都有人打电话来催要粮食。很多城市，如沈阳、大连等都只有几天的库存了，有些地区农民也缺粮，要靠国家供应。”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等，这些后来成为反党集团的人，他们了解得更多。即使是为毛“大跃进”起推波助澜的柯庆施，“也带了一些纠‘左’的材料上山”。

从以上两方面来讲，绝大多数的与会者应该支持彭德怀的举动，应该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但是，历史的事实却走向了反面：绝大多数的与会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于是，庐山会议成为践踏党内政治生活原则、全党动员维护和树立毛泽东个人绝对权威的会议。

薄一波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说句心里话，在他（指彭德怀）受到严厉批评后，我已全然没有这个胆量去如实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事实上我也不得不和大家参加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错误批判。”薄老这种自责的心态，透露出会场上没有民主可言的气氛。

由于被批评者丧失了说话和反批评的权利，其所作的自我批评也绝不可能是发自肺腑的，只能是采取“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在众目睽睽之下，彭等只能“自我毁灭自己”。至此，民主的集体领导原则让位于个人主观意志决断。以后，党内政治生活更加异常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迟迟未能恢复，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正是庐山会议前后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评与滥用批评武器的真实结果。

建国后，封建宗法的家长制作风一度左右党内政治生活，以致庐山会议参与者李锐悲叹，在党的最高领导层大会上“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话”。庐山会议批彭时，不少同志出于善意曾规劝彭等能“改过自新”。老帅们更是语重心长：“毛泽东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已只剩下集中，而更可悲的是，个人代替集体处理党务的行为已被相当一部分人坦然接受。所以庐山会议的批彭决定顺理成章地写上：全体同志“畅所欲言”，意见高度一致，“团结”亦是空前的，彭本人亦“坦白交待”，大家在一片“满意”的氛围中结束了旷日持久的会议，全国则继续吹响跃进的号角，为“赶超”而努力。

庐山会议上许多人并不就彭信所反映的问题本身进行议政，而是以领袖在关键时刻一贯正确的定论出发，关注的是如何“维护”领袖个人威信而置集体领导原则和所反映问题的是非于不顾，这样的事实是很发人深省的。这种神化领袖的极端做法所导致的恶果只能是：党和人民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有序健康的政治生活被践踏。其历史的后果就是邓小平所指出的，成为“文革”十年内乱践踏民主与法制的悲剧的重要原因。

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真正民主的会议

粉碎“四人帮”后，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主流媒体又制造了对华国锋的新的个人崇拜。按照这种个人崇拜，按照“两个凡是”，党内健康的政治生活是谈不到的。但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空前严重破坏的十年“文革”，毕竟使一些人思考。思考的结果虽然有很多，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破坏，成为人们的共识。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把这一共识在会上淋漓尽致地作了发挥，出现了党的历史上不多见的民主的政治气氛。

按照当时的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说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有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一是讨论1979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一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是，会议在第二天就转向了。转向的原因是，陈云作了后来被认为是“爆炸性”的发言。陈云的发言，开列了一系列与毛泽东有关的“遗留问题”，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一系列冤假错案。

参加会议的人知道，这一系列冤假错案，都是在不符合党内政治生活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些问题的讨论，大致是集中自1959年以来，或者说是更早一点的1957年反右以来，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被严重破坏上。有了这样的共识，与会者把会议的议题由原来具体的经济发展问题，转到了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上来。

大将粟裕在东北组发言指出，“四人帮”的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批评只能在上级对下级或平级间进行，下级不能批评或不敢批评上级，甚至党的会议上也不能批评，否则就是反党。

有人在讨论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开国元勋被整得家破人亡，令人痛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根本的一条，就是党内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缺乏应有的民主，党内的正确意见不能正常表达，党员的权利没有保障，坏人得不到监督，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生活准则受到严重破坏。。

谭震林在华北组发言时深情地回顾了党的优良传统，他说：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有不同意见就开会辩论，吵嘴，那时不叫反毛主席。一个领导人，如果人家讲了不同意他的话就叫反他，那还有什么民主集中制。我提议把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各级领导以身作则，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现在党内外心有余悸的状况仍然存在，有些人讲话有顾虑，不能把心里话全部倾吐出来。因此应该广开言路，让人把心里话讲出来。

胡耀邦在西北组发言指出：多年来，我们党的生活极不正常。党内生活不健全，就不可能保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坏人坏事就制服不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民主生活开始活跃了，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与会者在发言中谈到，要保障民主，要保障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徐向前在西北组发言提出，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四化”，一方面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法制的施行。

有的同志在发言中提出，要使群众有讲话的条件和机会，要保证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实现，无论什么人违法，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中央工作会议开了36天，与会者都可以畅所欲言。这些党内的高级领导，不知参加过多少次中央的会议，但没有人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会者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包括对中央主席、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指名道姓的批评。有时候，这种批评尽管比较尖锐，但是不但没有不让别人申辩的压力，而且中央的常委还在一个小组会对这种批评给予表扬。这样，敢于讲话的人多了，会议的《简报》也比其他的会议要多得多，总共出了500多期，按照胡耀邦的估计，有150万字，相当于两部《红楼梦》，近三部《三国演义》。11月26日，谭震林感慨地说道：“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像这次会议这样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是第一次。这样真正地实行民主集中制，也是第一次。”

中央工作会议最精彩的一幕，还在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大会闭幕时的讲话。这两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讲话，把会议的民主气氛向纵深推进。

叶剑英讲话中的引言部分，对会议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在讲话中的第二部分，叶剑英专门讲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的问题。他说：

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广开才路，及时地发现我们党的优秀人才，把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中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保障广大干部和群众有对领导实行监督和批评的权利，从而有可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像林彪、“四人帮”一类的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巩固我们的政权，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切实的保证。

在讲了这三个“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之后，叶剑英用列宁的话作了概括：“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证它所取得的胜利。”

在讲话中，叶剑英还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领导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针对与会者对法制的呼唤，叶剑英指出，我国的法制从建国以来还没有很好地健全起来。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也是钻了我们这个空子。他们砸烂公、检、法，践踏社会主义法制，有多少人被整死，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这使我们从反面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它是人民制订的，代表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利益，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在人民自己的法律面前，一定要实行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我们党、国家、人民受林彪、“四人帮”之流个人特权的灾难太深重了。

邓小平的讲话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这个被称为“新时代的宣言书”的讲话中，邓小平直来直去地阐述了解放思想的重大意义：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如何解放思想，邓小平强调民主的重要性：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

邓小平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扬民主：

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要保证人民有说话的权利，要在党内充分发扬民主，邓小平认为，加强法制建设是先决条件。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程序，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宣告圆满结束。12月18日到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意见，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党遵循的公报。公报指出：

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公报根据会议的意见，专门讲到了加强民主和法制的问题：

会议对民主和法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会议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由于在过去一个时期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使党的统一领导和各个生产组织的有效指挥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要重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各级领导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进行适当的解释说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其意义和功绩已深入人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建立如此伟大的历史功绩，根本的原因在于这次会议议决的各项大政方针，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心愿的。而这次会议和为它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之所以开得很好、很成功，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作风，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了。

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庐山会议及八届八中全会，给中国历史带来严重的恶果；而党内政治生活正常的中央工作会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则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其迥异的结果，恰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一段话：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首先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活是否正常，确实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关键在于制度

党内生活是否正常，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发扬民主；而能否充分发扬民主，关键在于是把民主作为一种手段还是作为一种目的，关键还在于民主制度的确立。

其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在解决革命任务、革命形式、革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始终把争取民主作为中心内容。毛泽东曾坦言：“历史给予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即使面对强敌日本的入侵，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民主自由的问题。他告诫全党：“看不清民主任务的重要性，降低对于争取民主的努力，我们将不能达到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延安时期，共产党内已经建立了民主制度的思想。有了民主的指导思想，我们党在根据地、在边区、解放区，率先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使党的七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等重大会议，都是体现了充分的民主的会议。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却忽视了民主的问题，不仅党内生活如此，党外也是如此。我们所走的一些弯路，如庐山会议的“一言堂”也恰恰是因为没有正确解决民主问题。

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只是领导人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而非制度，换句话说，毛泽东始终认为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类似这样的话，毛泽东说过好多，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博大胸怀和气度。其实，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在毛泽东看来，民主是由领导人掌握的，党员和人民说话的权利，是要领导人通过“让”的方式才能实现。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更加直言不讳地说：民主是一个方法，看用在谁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

因为毛泽东始终不把民主看成一种制度，所以让不让党员说话，就由党的领导人来掌握了。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让人讲话了。在庐山会议前，党内就有不少同志对当时左倾错误持有异议。但他们常常在“右倾”、“白旗”之类政治帽子的威胁下，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和批评缺点。庐山会议前期，一些同志仍然感到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一再要求进一步发扬民主。所以，张闻天同志才说，老讲不怕杀头不行，还要领导上造成一种风气、一种环境，使下面敢提意见。庐山会议后期，在大反“右倾”的紧张气氛下，则更不容党内存在不同声音，不少人更加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试想，如果民主在当时作为一种健全的制度的话，毛泽东这种不要人讲话的错误做法还能存在吗？

因为有了庐山会议的教训，有了因庐山会议而引起的党内生活不民主所导致的“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所以，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绝大多数与会者认识到了民主作为一种制度的必要性。前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强调指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党的决议中将民主看作是一种制度，并将民主与法制联系在一起讲，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此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将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颁布了《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将三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将民主制度化的思想，首先在党内予以确认，并成为全党所遵循的准则。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法拉奇对中国能够避免再次发生诸如“文革”这样的可怕的事情表示怀疑时，邓小平没有从正面回答，而是这样说道：

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10天以后，邓小平的一个讲话被中央政治局通过。这就是他在1980年8月1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的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提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

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

邓小平的讲话，以其非凡的勇气，对党内所存在的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虽然是从防止“文革”的悲剧重演这个角度来阐述的，但他讲话的总的目的是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有很多人至今仍认为，这是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要篇章。可惜的是，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在以后的岁月里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断实践的问题，是一个尚需探索的课题，这也是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的。但相比庐山会议时期的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毕竟有了很大的进步。

由庐山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引起的话题，使我们不禁联想起50多年前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关于“历史周期率”的谈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上，找到了"民主"这一条正确道路，完成了打破"历史周期率"理论探索的第一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继续探索和实践。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民主理论的正确成分，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思想，从毛泽东的“让”民主转向将民主制度化，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突破，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迈出的重大的一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总结了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经验，继承了邓小平的民主和法治思想，作出了新的概括，提出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贡献。

回顾历史，当然是要着眼于未来。对如何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还得用毛泽东的那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大约是党内党外关心国家命运的大多数人的清醒认识。薄一波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薄老说：“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使我们深深地感到，开拓‘民主新路’，打破‘这周期率’，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但今天我们还不能说已完全‘跳出这周期率’，就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认为也不要去说这个话。任务尚未完成，全党仍须努力！”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7期 卢沟桥事变后中日高层决策　作者：郭汝瑰　黄玉章

调兵遣将，日本拉开全面侵华战争序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进行全面抗战的开始。

日本关东军得到卢沟桥事变的消息后，于8日晨召开了会议，认为“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也向参谋本部作了报告，主张“利用这一事件实行统治中国的雄图”。在东京，日本陆军省大臣杉山元大将于8日深夜命令京都以西的各师团准备复员的二年兵约4万人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亦迅速命令正在台湾演习的第三舰队返回中国上海原来的防地准备作战。参谋本部第一部第三课作战班大部分人员彻夜待命。

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的方针，而陆军则已计划向华北派兵，这反映了日本统治机构中的矛盾。当时竭力主张不扩大战争的中心人物是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莞尔少将。他之所以主张不扩大，是因为他对苏联的动向极为关心。他和属下的第二课课长河边觉郎、第三课负责对苏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井本参谋等人当时认为：日军倾全力对苏，其兵力也是不足的；若以很大兵力对华作战，则影响对苏的战争准备。而竭力主张对华作战的人则认为，目前苏联对日参战的可能性不大；认为对华只需一击，中国就会屈服，甚至对华战争只要两个多月就可以使中国屈服。主张对中国扩大侵略的人占多数。但是，不论是主张扩大和主张不扩大，以武力吞并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方针是日本的既定国策，两派都是一致的。出现的分歧，只不过是发动战争的时机与手段不同而已。

日军参谋本部派兵华北的意见经首相近卫批准，于11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在内阁会议召开之前，于11日11时30分到14时，在永田町首相官邸首先召开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全体一致赞同。

会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和首相近卫于下午4时20分在叶山皇室别邸参见天皇。首相上奏华北派兵事宜，请天皇裁决。海军军令部部长伏见宫也于下午5时15分上奏海军的用兵事宜。天皇均予以批准。下午6时24分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这个声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说“负责华北治安的第二十九军，于7月7日半夜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由此发端，不得已而与该军发生冲突。”“第二十九军虽曾答应和平解决，但于7月10日夜再次向我非法攻击，造成我军相当伤亡……对和平谈判并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又说：“就帝国和满洲国来说。维持华北的治安，是很迫切的事……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11日18时30分，参谋总长向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出“临参命第56号”命令，命令关东军司令官将所辖独立混成第一和第十一旅团主力、航空6个中队、高射炮2个中队、铁道第三联队主力等部队派遣去华北。在此之前的晨4时半，天皇已钦定派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以代替正在病中的田代皖一郎少将。

香月清司接到被任命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后，12日离开东京乘飞机去天津。中途曾在汉城停留，与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会面。小矶要他抱强硬态度对付中国。飞机于当日11时半到达天津。当日下午2时，香月在天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听取了参谋长桥本的汇报，尔后召集全体参谋开会，讨论驻屯军今后的计划。第二天早晨拟出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以急电向陆相和参谋总长作了报告。其主要内容为：“中国驻屯军”“连同第一次所增加兵力(包括第二十师团)准备合并使用，必要时一举歼灭第二十九军”。此外，还准备向冀察政务委员会提出以下七项要求：“(一)彻底镇压共产党的策动；(二)罢免排日要人；(三)撤去驻在冀察的排日的中央系统各机关；(四)从冀察撤去排日团体，如蓝衣社、CC团等；(五)取缔排日言论及宣传机关和学生、民众的排日运动；(六)取缔学校、军队的排日教育；(七)对北平的警备将来由公安部队负责，城内不得驻屯军队。如不答应以上要求，即要求解散冀察政务委员会和二十九军撤出冀察。”

日本陆军中央部在13日上午接到了《中国驻屯军情况判断》，于当晚8时确定了《处理华北事变方针》。这个方针在表面上仍然标榜“局面不扩大”、“现地解决”，但同时又决定：“当中国方面无视现实解决条件而表示没有诚意实行时，或南京政府继续调动中央军北上企图发动攻势时，应采取果断的行动。”这个方针决定后，14日，日军参谋总长又从国内抽调7个飞行大队、4个独立飞行中队、2个机场勤务中队和1个野战飞机修配厂，编成“临时航空兵团”，以德川好敏中将担任兵团长，分别部署在山海关、锦州、大连地区。航空兵团作战飞机总数达到222架。

当日军加紧从东北、朝鲜、本土向华北增兵时，日本“中国驻屯军”、驻华外交官以及特务机关长等仍然采用其一贯伎俩，以谈判等各种手段欺骗冀察当局，以拖延时间、掩护其调动部队。这时，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天津千方百计地设法与新上任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商谈妥协条件，而“中国驻屯军”却正在紧张地忙于进攻北平、消灭第二十九军的作战准备。7月15日，日军制订出作战计划，并报告其陆军中央部。

蒋介石决心全力抗战；宋哲元幻想与日苟和

中国政府估计卢沟桥事变系日军预谋行动，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因而一方面以为在华北有利益的各国不会坐视不理，企图通过外交活动加以和平解决；另一方面电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采用“不屈服，不扩大”方针，就地抵抗，在这两种途径下进行抗战的准备及部署。

7月9日，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2个师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应援；同时把派兵北上的决定电告第二十九军及正在乐陵老家的宋哲元，并要求其“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没有遵命离乡，当日回电蒋介石：“此间战事业于今晨停息”，“华北部队守土有责，自当努力应付当前现况。职决遵照钧座‘不丧权、不失土’之意旨，誓与周旋。”宋哲元意在以谈判求得和平解决。10日，蒋介石再电告宋哲元：“守土应具决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须防其奸狡之惯伎，务期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同时又电令其“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

9日，蒋介石还电令在四川的何应钦即回南京；并致电徐永昌、程潜及训练总监唐生智，说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体动员。同时向全国各行营、绥署及各省市发出一封密电：“日寇挑衅，齐日(8日)与吾二十九军部队相持于宛平附近，当今通饬一体戒备，准备抗战，并调二十六路两师、第四十军、第八十五师各部迅速开保、石，以备应援。另令第二十一、二十五两师继续开拔各在案。顷据报，双方撤兵，听候谈判。但日人诡诈，用意莫测。我全国各地方、各部队仍应切实准备，勿稍疏懈，以防万一，是为至要。”这实际上是对全国、全军的动员令，可见国民政府虽然仍未完全放弃和平解决的意图，但基本上已定下了抵抗日本武装侵略的决心。

何应钦于7月10日返回南京，主持抗日军事的日常工作。从7月11日起，每天21时在其官邸召开军事汇报会议。除军政部、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及海军司令部的领导外，各有关司、署、厅、室及兵监的负责人也参加会议。举凡有关抗战的准备、动员、部署以及后勤供应等问题，均在此讨论，重大问题报蒋介石决定，一般问题由会议作出决定，报蒋介石批准执行。

经国民党中央两次电催，宋哲元方于11日离开乐陵；但宋作为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并未返回华北军政中心的北平或中央指令其开设指挥部的保定去筹划战备、指挥作战，而是去了天津，希图与日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求和的接触。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停留天津、无意回北平或赴保定，于12日晚以特急电催宋到保定指挥。电文说：“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与此同时，蒋介石对位于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的中央直属部队发布了正式动员令，命令以上地区的部队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平汉铁路沿线集结，同时命令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担任津浦北线的防卫任务。又命令平汉、陇海、津浦三铁路局集结军用列车，并命令汽船公司将船舶回航到指定地点。

蒋介石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一心与日军谈判求和而毫无抗战准备，于13日致电宋哲元：“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对方的目的，则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我国家和个人之人格。”并要求其“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但宋哲元并未按政府的指示奉行，他派张自忠等往见香月清司，转达自己的态度：“哲元从现在起留在天津，悉遵从军司令官的一切指导。”而且于13日夜下达命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人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14日，宋致电何应钦：“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当冲要，故先到津部署，俟稍有头绪，即行赴保。”实际上拒绝了中央令其先到保定指挥部队作抗战准备的命令，继续留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但香月清司对谈判并不积极，拒绝与宋哲元会见，仅派出一名少佐参谋于14日夜会见宋哲元，要宋哲元承认原拟就的《情况判断》中的七条要求。宋哲元原则上接受了日军的要求，仅请暂缓实行。宋又即派张自忠等作为自己的代表，访日军参谋长桥本，要求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由秦德纯代表宋哲元向日军道歉，调走第三十七师，由第三十八师接替北平城防，允诺立即撤兵和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由于日军已经决定以武力占领平津，谈判的条件未能满足其要求，所以日本军方未予批准，仍加紧进行进攻部署。

在宋哲元滞留天津与日军进行妥协谈判的时候，何应钦曾不断地将政府所得日本国内动员和调兵华北的情况通报宋哲元，并提请宋在对日交涉中注意，指出日军的和谈是缓兵之计，待兵力集中后即会对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同时，蒋介石对宋在军事上给予应有的支持。7月14日，蒋指示何应钦抽调高射炮兵六个连运往保定，运送子弹200万发给第二十九军。17日，蒋令商震所部四个团赴石家庄集中待命，令第二十六路军、第四十军统归宋指挥。正在保定的参谋次长熊斌除派杨宣诚处长赴天津，又派高参方贤等先后赴津与宋联系，并敦促宋到保定指挥。15日下午6时，何应钦急电宋哲元：日军正在集中，企图包围南苑，当地情况虽有缓和，重开谈判，但这是“日人效‘一·二八’故事，先行缓兵，俟援军到达，即不顾信义，希图将我二十九军一网打尽。形势显然，最为可虑。望即确实注意，计划应付为祷。”宋显然对此不以为然。他在16日中午给何的回电中说：“兹奉电令各节，倘不幸而真成事实，则是现在已陷绝境，应请中央作第二步准备，以待非常之变也。”16日晚11时，蒋介石于庐山又密电宋哲元和秦德纯，指出：“连日对方盛传兄等已与日方签订协定，内容大致为(一)道歉，(二)惩凶，(三)卢沟桥区驻兵，(四)防共及取缔排日等项，此时协定条款殆已遍传欧美。综观现在情势，日方决以全力威胁地方签订此约为第一目的。但日方所欲者，若仅止于所传数点，则其大动干戈可为毫无意识。推其用意，签订协定为第一步，俟大军到集后，再提政治条件，其严酷恐将甚于去年之所谓‘四原则’、‘八要领’。观于日外次崛内告我杨代办‘已签地方协定为局部解决之基础’一语，并足证明，此基础之外另有文章也。务希兄等特别注意于此，今事决非如此已了。只要吾兄等能坚持到底，则成败利钝，中正愿独负其责也。”

何应钦惟恐冀察当局为“保住地盘”而昧于大势，于17日再次致电宋哲元、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张樾亭，告知日军在国内已动员及出动之部队已有5个师团之众，“调兵遣将，未稍停止。而关东军陆续输送至天津者，截至删日(15日)止，已20列车，当已在1个师团左右，并有数千人沿平津公路及津保公路前进中。其在卢沟桥正面者千余人，正构筑工事及建飞机场。窥其用意，显系对北平及南苑取包围形势。而近日则派小参谋数人与我方谈判和平，希图缓兵，以牵制我方，使不作军事准备，一俟到达平郊、部队较我二十九军占优势时，即开始攻占北平，先消灭我二十九军。此项诡计，最为可虑。‘一·二八’之役，可作前车。兄等近日似均陷于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颇现疏懈，如果能在不损失领土主权之原则下和平解决，国所深愿，弟恐谈判未成，大兵入关，迩时在强力压迫之下，和、战皆陷于绝境，不得不作城下之盟，则将噬脐无及。望兄一面不放弃和平，一面应暗作军事准备，尤其防止敌军袭击北平及南苑，更须妥定计划。弟意宜以北平城、南苑及宛平为三据点，将兵力集结，构筑工事，作持久抵抗之准备。如日军开始包围攻击时，我保定、沧州之部队及在任丘之赵师同时北上应援。庶平、津可保，敌计不逞，如何？”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竟仍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的军事准备。

中国政府外交部就卢沟桥事变问题曾多次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并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无论现地已经达成之协定，还是将来成立之任何谅解和协定，只有经过中央认可后才能生效。”期望由两国政府直接交涉，以争取在“不丧权、不失土”条件下和平解决。但日本以“解决卢沟桥事件完全是华北地方当局的职权”为由，予以拒绝。

由于中日直接外交未取得任何成效，蒋介石试图通过第三国和国际外交活动阻止日本侵略。16日向《九国公约》签字国发出备忘录，希望国际主持公道，但没有任何结果。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为：

第一，中华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第二，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五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件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就是最后关头。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总之，政府对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讲话，表明了准备全面抗战的方针，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决心抗战讲话的当晚，张自忠代表宋哲元向日参谋长桥本群提出：7月18日由宋哲元道歉；二三日内处分责任者营长；对将来的保证，待宋回到北平后实行；北平市内由宋哲元的直属卫队驻扎。以上各项除罢免排日要人外都写入文件。这已实际上完全满足了日方的要求。18日下午1时，宋哲元偕张自忠向日司令官香月道歉。19日晨7时30分，宋留张自忠在天津，率其他军政首脑乘日军准备的专车离津回平。就在这一天，卢沟桥前线的日军又向中国守军发动炮火袭击，守军也发射迫击炮还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借此发表声明：“从20日午夜以后，驻屯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在天津的张自忠听到这一声明后，立即访问日军参谋长桥本，于是在当夜11时，张自忠和桥本又签订了一个《停战协定第三项誓文》的秘密条款。其内容包括：彻底弹压共产党的策动；罢免对双方合作不适宜的职员，由冀察方面主动予以罢免；取缔在冀察范围内有排日色彩职员的由其他方面设置的机关；撤去在冀察的排日团体；取缔排日言论及排日的宣传机关；取缔冀察所属各部队、各学校的排日教育及排日运动；撤去在北平城内的三十七师。在北平，宋哲元屈从日军的要求，于20日晨5时，命令在北平附近的第三十七师于当日开始在西苑集结，并于21日集结完毕，准备向保定地区撤退。下午3时，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驻屯军参谋和知、副武官今井访问了宋哲元。宋向他们保证阻止中央军北上部队前进，让中央军停留在保定以南。他们还商谈了第三十七师撤退以后遗防由第一三二师接替等问题，并发表通电，谢绝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劳军捐款。宋、张采取的是与国民党中央、与全国人民和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愿望完全背道而驰的妥协退让方针。

7月21日、22日，日军连续炮击和进攻宛平城，团长吉星文负伤。

中共拥护政府抗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日本的无端挑衅和步步进逼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转为决心抗战，获得了全中国人民的热情拥护。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中华民族在抗战的前提下团结起来。

这首先表现在武装力量的团结上。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除发表了抗日通电外，中国红军将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徐向前也联名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日寇进攻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13日，国民党西安行营通过正在西安的叶剑英了解红军调出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叶报告中共中央后，立即得到中央肯定的答复：“(一)蒋委员长及政府决心抗日，我们竭诚拥护，愿在委员长指挥下努力杀敌。(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调动抗日，并已下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出动。(三)同意担任平绥线作战任务，并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击敌人。(四)惟红军特长在运动战，防守非其所长，最好能与善于防守之友军配合作战，更能顺利地完成国家所给予的使命。”西安行营立即将中共中央同意红军立即参加对日作战的答复报告何应钦，并于16日下午转报在庐山的蒋介石。7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将《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在团结抗日及实行民主政治的主旨下，中共中央主动提出“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

16日，四川的刘湘、潘文华等将领“通电各省，主张于委座整个计划之下，同德一心，共同御侮”。21日，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亦致电军事委员会：“欣聆国策已决，誓本血忱，统率全体将士及广西1300万民众，拥护委座抗战主张，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此外，山西阎锡山、青海马鸿逵、云南龙云等雄据一方的将领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政府抗日。至于身在前线的第二十九军，除极少数将领因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判断错误又怀有保住既得地盘的私心，暂时主张妥协退让外，秦德纯、冯治安、何基沣、张克侠等大多数将领和全体中下级军官及士兵的抗日士气均极高涨。他们在长城抗战中，曾在喜峰口痛击日军，被誉为民族英雄。这时，目睹日军的野蛮侵略行径，更是坚决拥护抗战。中国的武装力量，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共同抗日，达到了自民国以来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全国人民在强敌入侵的情况下，也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情绪激昂。各地、各界人民团体要求政府派军抗敌的申请电报纷纷到达南京。各地报刊都纷纷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要求并拥护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国内外群众团体在原有组织的基础上重新组织了大量后援会、慰问团、救护团、援助抗战将士委员会、抵敌会等，展开援助前方抗日的各种活动，各文化界还组织抗日宣传队进行抗日宣传工作。

卢沟桥的炮声燃起了抗日的烽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促使中华民族觉醒，中国开始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日军步步紧逼，平津相继失守

宋哲元返回北平之后发现自己虽然一再妥协退让，而日军仍然步步进逼，了解到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和北平各界人士、青年学生的抗日呼声与支援第二十九军的积极行动。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从保定到达北平，向宋哲元传达政府的抗战意图。24日，蒋介石致电熊斌，并转宋哲元，指出：日军从22日起，其机械化部队向华北输送，预料一星期内必有大规模行动，务望时刻防备。宋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考虑抗战，但深感作战准备不足，因此一方面令第三十七师停止撤退，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令该师独立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另一方面电请蒋介石将北上各部暂时稍微后退，以便争取时间完成战备。但为时已晚。日本从东北及朝鲜进入华北的部队已于7月20日前后到达预定的进攻出发地。香月清司决定首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到北平间驻守重要车站的中国军队。日军于7月25日借口修理电线，向廊坊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并占领廊坊车站。

26日拂晓，日军以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守军的兵营。日军增援部队于上午8时到达廊坊，立即在飞机的支援下向守军发起攻击，守军第二二六团第三营与日军展开顽强战斗。至12时，该营向东转移，廊坊被日军完全占领，因而平津之间的交通被切断。

廊坊战斗后，香月清司于26日11时向参谋本部申请行使武力。参谋本部第一部即通知“中国驻屯军”参谋长：“要坚决予以攻击，上奏等一切责任由参谋本部承担。”接着又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应废除临命第四OO号，在必要时得以行使武力。”并命令临时航空兵团归“中国驻屯军”直辖。

26日下午，香月清司向第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由日军特务机关长松井面交秦德纯代收)。通牒要求：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将部署在卢沟桥、八宝山部队，撤退到长辛店附近；驻北平城内的部队，撤出北平城，和驻西苑的部队一起，于本月28日中午前，转移到永定河以西地区，然后陆续送往保定方面。“倘若不按上述方案执行……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

日军向第二十九军送出最后通牒之后不久，从天津乘火车到达丰台的步兵第二联队第二大队分乘26辆卡车，从丰台向北平城内开进。下午7时，该部日军乘汽车强行进入广安门。广安门守军第二十九军刘汝珍团的一个连立刻开火阻止，于是两军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已入城，一部被阻于城外，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下来。27日凌晨2时，已入城的日军按照第二十九军指定的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廊坊、广安门战斗发生以后，宋哲元这才感到日军大举进攻的时刻即将来临，于是于26日下午4时和当日晚间两次电报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日军给第二十九军的最后通牒和平津地区的局势，并求政府援助。蒋介石于26日下午9时回复宋哲元：“甲、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切勿疏失。乙、宛平城防立即恢复戒备。此地点重要，应死守勿失。丙、兄本人立即到保定指挥，切勿再在北平停留片刻。丁、决心大战，照中(正)昨电对沧保与沧石各线从速部署。”27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请兄静镇谨守，稳打三日，则倭氛受挫，我军乃易为力。务望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

廊坊及广安门战斗后，日本决定增加兵力，扩大战争。日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于27日晨协商后决心动员国内三个师团，并对第二十师团和其他部队进行第二次动员。8时40分，日本内阁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同意陆军实行动员。9时30分，陆相杉山元上奏天皇批准，于11时50分下令动员。日本陆军第二次紧急动员计划在10天至两周内完成，并决定从8月1日开始输送国内部队至侵华前线，动员的人数约20.9万人，配马5.4万匹。增援华北的有第五、第六和第十师团。还预定将第十一师团派往青岛、第三师团派往上海。

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对华作战计划大纲》，决定把战争扩大到华北地区之外。其要点是：

以中国驻屯军约四个师团为基干，击溃平津地方的中国军队。应以最低限度的兵力占领平津地区，并策划持久占领；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和上海附近作战。对第三国，应严密警戒，逐步动员必要的兵力，派到满洲。

日本海军在陆军决定向华北派遣国内师团的同时，也于27日作出《省部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协议指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因此海军必须进行对华全面作战的准备。”

至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时，中国方面也在进行着对付日军进攻的准备。7月27日8时30分，蒋介石决定了华北地区防御战的计划。其部署是：

(一)我军应仍照原定计划在沧保、沧石二线上集中构成阵地，期在此线上与敌作整齐之战斗。

(二)中央军以援助平津、期与敌在永定河地区作战之目的，先以主力集结于沧州、保定之线。第二十九军应固守北平、卢沟桥、长辛店、涿县之线，与保定方面保持确切联络。

(三)令孙连仲部第二十六路军即向永定河地区前进。该路军之行动此后归宋主任哲元指挥。所遗保定、任丘、河间、献县防地，已令万福麟第五十三军接防(当日上午11时30分河间、献县另令曾万钟部接防)。

(四)令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即推进于保定、任丘之线，接二十六路军防地，在该线上构筑阵地。

宋哲元在了解了当前形势，知道中央已“决心大战”，特别是经过廊坊、广安门战斗及收到日军的最后通牒后，方仓促组织抗战。他在16日制订的防守北平地区“作战预先号令”的基础上，于7月28日向所属各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宋哲元的这一作战命令刚刚下达至北平地区各师，部队尚未来得及行动，日军便开始发动了对北平的进攻。

28日上午8时，日军步兵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对南苑第二十九军营房展开进攻，主攻部队第二十师团由南苑东南角和西南角展开攻击。集结于丰台的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同时向南苑进攻，切断南苑守军的北平方向的退路。南苑守军约2万人左右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通信设备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部队各自为战，秩序一片混乱。

至下午l时，南苑战斗结束。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北平方向突围时，于大红门附近受敌截击，也英勇牺牲。当南苑战斗激烈之际，已经进到涿县地区的第一三二师第一旅和第二旅，在师长赵登禹连发电报催促增援的紧急关头按兵不动，贻误了战机。

当南苑战斗进行之时，第三十七师一部向丰台日军发动攻击。因丰台日军驻屯旅团主力已前出到南苑与北平之间担任阻击，丰台只有少数日军守备，因而在第三十七师的攻击下受到损失。南苑战斗结束后，当日下午3时，驻屯旅团返回丰台，将攻击丰台的第三十七师部队击退。此时，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也已攻占了清河镇，驻防该地的冀北保安部队第二旅退至黄寺，日独立混成第一旅团占领沙河。

28日下午2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部队行动问题。会上决定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当日晚，宋哲元率第三十七师离开北平赴保定。宋到达保定以后，于30日电报蒋介石，提出：“刻患头疼，亟宜休养”，并将第二十九军军长的职务交冯治安代理。

29日拂晓，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进攻北苑与黄寺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冀北保安部队，战至下午6时，黄寺被日军攻占。

30日，在日军操纵下成立了伪政权北平维持会，在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旅长阮玄武投敌，在城内的独立第二十七旅亦被日军解除武装，张自忠躲进德国医院，北平沦陷。

当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北平作战时，留在天津的日军除驻海光寺的军司令部及直属五个步兵小队外，还有步兵三个大队、临时航空兵团和兵站各部队，全部兵力约5000人。他们分散守备在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飞机场和日本租界等处。第二十九军在天津地区的部队尚有第一一二旅(驻小站)、独立第二十六旅(驻马厂一带)。天津的防务由第三十八师副师长兼市公安局局长李文田负责。廊坊被日军占领后，平、津间交通已断，天津局势紧张。李文田于28日下午7时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参加会议的一致认为应立即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

29日凌晨l时，各部队按照指定任务同时向日军发动突然袭击，攻击开始进展较为顺利。独立第二十六旅迅速攻占了总站及东局子飞机场，烧毁了10余架日机，并攻进航空兵团司令部，缴获了大量机密文件(包括日陆军航空兵正在使用的电报密码本等)。事后日本参谋本部追查这一重要失密事件，航空兵团参谋长今泽舍次郎大佐及有关人员均被撤职查办。保安队第一中队也很快攻占了东车站。惟海光寺日军由于工事坚固、炮火猛烈，未能攻克。

战斗至当日下午，日军临时航空兵团开始对中国军队及其驻地进行轰炸。在日军飞机轰炸和其地面部队火力反击下，第三十八师各部队间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形成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损失越来越大。增调的援军第一一二旅又迟迟不到，于是李文田部队在当日下午3时开始撤退，天津沦陷。

第二十九军所属部队进攻天津日军时，驻通县的伪冀东保安队在张庆余、张砚田的率领下反正。29日凌晨2时，该保安队向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突然袭击，捉获了伪主席殷汝耕，击毙了日军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及所属日军数十人，并消灭了日军守备队、汽车队大部和全部日本顾问。然后于下午4时撤离通县，带着殷汝耕准备将其送往北平；但当到达北平附近时，保安队得知第二十九军已全部撤退，只好经北平西郊向保定方向转移。转移途中，在北苑、西直门之间遭到日军的袭击，混乱中，殷汝耕逃走。

第二十九军的第三十师在天津的反击和通县伪冀东保安队的起义，使日本遭到一定的损失。日本“中国驻屯军”为解除后方的威胁，急令第二十师团第三十九旅团长高木义人率三个步兵大队、一个炮兵大队回援天津，同时向关东军求援。关东军立即派兵力约一个大队的先遣队赶赴天津；随后又以第一师团的第二旅团为基干，组成第二混成旅团，车运天津增援。增援日军相继于7月30日至8月1日到达天津。此时，天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静海以南地区，北平地区的中国军队已撤至涿县、固安、永清以南地区。日军占领平、津后暂停进攻，拟俟第二批侵华日军的三个师团到达后再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

幻想苟和是平津之战

迅速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平津作战中，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曾出现许多感人事迹。如第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多次率部以肉搏击退日军的猛烈进攻，负伤不下火线，仍坚持指挥战斗。但第二十九军主力在北平地区仅战斗一天即遭重创，牺牲高级将领二名，伤亡官兵5000余人，被迫放弃北平。

北平作战中歼灭日军甚少，据日军统计，仅死伤511人。连同天津作战，据日本军方当时发表的数字，自7月27日至8月3日，日军不过死伤1233人(其中军官89名)。日军武器装备占绝对优势，地、空协同作战火力异常猛烈，固然是中国军队迅速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第二十九军最高领导对情况判断失误。他们既未认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又不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及亿万军民强烈要求抗战的意愿，企图委曲求和，希图局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且未作充分、有力的战备和应有的部署。

宋哲元到达保定后，于7月29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其电文是：“哲元身受国家重托，自主持冀察军政以来，日夜兢兢于国权保持，乃至卢案发生，终不能达到任务，实有愧于职责，并负钧座之属望，拟请予以处分，以免贻误，而挽国危。”宋哲元在8月3日公开对外发表《我军抗战经过》，文中叙述了卢沟桥事变及平津作战经过后又自责“处置不当，实应受国家严重处分”，说明宋哲元已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责任。

从卢沟桥事变前后第二十九军的全部情况来看，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指挥不当，不如说是其领导人幻想苟和的结果。这种幻想苟和的思想贯串在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全过程。他们不了解日军最后通牒中所提要求仅仅是发动全面战争的一种形式。即使是完全承诺了日军的要求，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仍然是要进行下去的。这是从平津之战迅速失败中应总结的历史教训。

（本文系根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第二章节选。主编郭汝瑰是前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官兼七十二军军长，全国政协委员、黄埔同学会副会长。主编黄玉章是原国防大学中将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7期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值得一读　作者：王人广

由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125万余字。该书是迄今为止论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篇幅最大，内容客观公正的一部学术著作。作者在开头的写作动机及指导思想中明确指出：“我们站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上，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日及各有关方面的资料进行相互印证，研究，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的作战，既不增加什么，也不减少什么，既不为之‘擦粉’，也不为之‘抹黑’，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的真实历史，也为今后《中国抗日战争作战史》的撰写奠定一些基础……”。本书的作者正是怀着这种心情，以十年的时间，呕心沥血，完成这样一部著作的。

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有了很大发展。随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对于过去作为“禁区”的正面战场，许多学者也展开研究，出现了不少新的成果。但是，从总体上看，研究工作仍不够理想，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特别是台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书，绝大多数对抗日战争总体格局的阐述不符历史事实，如对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的反映，有的只提正面不提敌后，有的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采取否定与批判的态度；即便是对正面战场的作战，也多有掩盖事实，捏造战况的问题，甚至制造假象篡改档案。本书作者根据大量的档案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结合国外（特别是日本）公开的历史档案，相互对照，首先达到史实准确，然后根据事实作出对战略、战役等方面的公正评判，找出它的成败原因。这是该书最为可贵之处。如对平津作战迅速失败的原因，除在军事方面外，更主要的是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希图委曲求全解决，维持冀察的原有局面，以致丧失了战备与军队部署的时机。淞沪会战后期，中国军队大溃败的原因是未能适时转移部队，而这一延误时机的原因是蒋介石指挥的混乱。对于徐州会战后期的花园口决堤，作者以充分的论据，否定了已往那种使日军未侵入黄泛区以西地区达六年之久的说法。而提出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路线及六年之久未侵入黄泛区以西，完全是由于当时的战略态势决定的。类似这种客观公正忠于史实的独到见解，在该书的各章节中随处可见。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作战时间最长，牺牲也最大。可是，对此，世界人民并不清楚。即便是国外的一些学者，也往往存有偏见。他们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说成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结果。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我们国内已往的宣传不力也不无关系。过去我们宣传敌后战场多，记述正面战场少。而国外的学者，除政治偏见问题之外，他们根据一般的军事理论，更重视正面的正规战，而轻视敌后的游击战。该书辩证地分析了正面战场的发展变化，对其在不同战争阶段的地位、作用作了实事求是的记述与评估，也批判了国民党在一定阶段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另一面；肯定了其在24次大的会战中，广大官兵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好的方面，也批评了其在战略、战役（战斗）指挥上的失误。该书作者认为，中日战争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国国内是一个统一的抗日战场，这一战场上虽然分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但这两个战场是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由于在抗日战争中中日矛盾始终是主要矛盾，在战争过程中两党两军虽然有过一些矛盾与磨擦，但它是从属的次要的。因此，不宜强调和夸大两党两军之间的矛盾，“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抗击日本的侵略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主要任务。两党两军共同奋斗，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如果过多地论及“阋墙”之事，则“御侮”之事也就难以说清。一方面说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另一方面说共产党军队游而不击，就等于说，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主要的不是对日军作战，而是内部磨擦。无怪乎英国人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只字不提中国的抗战，也无怪乎有的外国人胡说，中日战争中毛泽东躲在宝塔山下游而不击；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观望避战。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如何胜利的？只有美国的原子弹与苏联的出兵了！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的出版发行，将推动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入更高层次，也可以使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增加新的认识。当然，该书所提出的对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其观点，对于战役（战斗）得失的评估，不一定能够完全被广大学者、读者所接受。如果能够引起学者们的“百家争鸣”，则更有利于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发展。权威人士说，此书“是一部值得肯定的史书性宏编”。萧克将军对本书审阅后也加以肯定，而在题写书名时，将原来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改为《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史”与“记”一字之改，说明他对该书在肯定之余，作为正史还需进一步修改提高。

2002年第7期 重新找回马克思　作者：吴　江

1999年，英国BBC广播公司就谁是人类纪元第二个千年的“千年第一思想家”这一问题，在全球互联网上公开进行征询投票活动，费时一个月，结果是：马克思居第一位，爱因斯坦居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垮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之后发生的事。然而对于这样一件重大的事，国内主要媒体及有关宣传机构却极少报道，好像根本没有这回事，这至少表明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冷漠态度已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也许有人觉得，将马克思评为“千年第一思想家”只是西方媒体和西方知识界所为，最多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无须大惊小怪。这种想法实是大错特错。殊不知，马克思是属于全世界的，而且马克思本人原就是西方人，马克思的学说主要是继承西方古典传统并根据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事实形成的。这里，我们倒是应当检查一下，当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东方世界（包括中国）并将其与东方实际条件相结合的时候，是否曾经犯过错误，犯过哪些不光彩的错误，以致有误马克思主义的原旨。我们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又是否想过：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固然属于同一思想体系，但两者是否完全同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我们过去是当贬义词使用的，但是我们又是否想过：西方人有没有权利依照西方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或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非要按照东方人的解释或列宁主义的解释不可？须知，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学说，这里容不得半点狭隘观点或宗派主义，容不得以“坐井观天”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

对于西方知识界给予马克思的极高的评价，我们这里的情况又怎样呢?也许有人认为，对待马克思的评价我们的态度始终如一，“老子抬马克思比你抬得更高”。必须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阿Q心理”背后隐藏着的是一种十分虚怯的心情：过去犯了那么多错误，上了假马克思主义的当（“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觉得不体面，因此索性充当“老子天下第一”，内心里却是十分惧怕自我批评。要知道，这正是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背道而驰。不是别人，正是恩格斯，当他晚年反思过去所作所为时，进行了严格的自我批评。例如，他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又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按：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引文同上，第697—698页)此外，恩格斯还特别说明，他们当时的观念受到历史上法国革命的影响。他们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并提出，应当重新考虑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在不放弃“革命权”的原则下，应将“利用普选权”的问题提上重要的日程，作为工人阶级“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并且说明，“《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布，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引文同上，第594页）

我们有没有这种自我批评的勇气呢？大概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劝大家不要害怕学习资本主义的好东西是唯一的范例，其他就说不上了。害怕真正彻底的自我批评是一种顽症。须知自我批评不仅是促使自己认真改正错误走上正道的唯一途径，而且是解除敌人攻击我们的武装的尖利武器之一。我们面临着长久的严重的信任危机，过去的有些理论工作者已自动解除马克思主义武装；学校教学中最难开出的课程就数马克思主义课了，学生不愿听，教师活受罪；出版社见到马克思主义书稿就头痛，想各种借口推出门去；书店同样最怕进马克思主义书籍，因为它们很少有人问津。这一切，大抵用“市场经济大环境”一语来抵挡掉。此外，还应当提到，领导层对此只是表示无可奈何，不思以切实办法予以改进。请问宣传、教育、出版界诸君：这些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在这些事实面前难道还能够怡然自得、心安理得、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自居、甚或还是“老子天下第一”吗？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在进行“攻击”，或夸大其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由个别人或个别部门负责，也不能由“苏联垮台”负责。现在国内理论界状况是：派别林立，互不相容，各霸地盘，各争权力，各自安排自己的人马。就是在一个工作单位内也是如此，我在一个出版社内就碰到过这种情况。按理，学术领域内，观点不同，互相交流辩驳，正是促进学术繁荣的动力。为我们一些人所瞧不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内部，他们的不同观点常能在一个会议上相聚相交，争论不废友谊。而我们的状况却迥异，不同观点互相为敌，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彼此总是暗中施手脚；最要命、最不正常的是，往往有权力者卷入其中，彼此均有权力者支持，抢占宣传出版部门要津，以致形成一种独特的令人无可奈何的“游戏规则”。“学术”云乎哉！“百家”云乎哉！

我们的国家号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我所谓“马克思主义却在离我们远去”，当然不是说我们国家的指导方针变了，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没有变，宪法上写着的，也变不了。我的意思只是，从许多方面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和马克思主义作风正在离我们远去。以上所说种种，以及在我们这里有好些人（包括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冷淡态度就是铁一般的证据。一些人只是表面还承认马克思，实际上不相信马克思，却十分崇敬赵公元帅。“死了愿意去见马克思”的大概只剩下少数几个老年人。鉴于此，因此我说“重新找回马克思”的含义是十分清楚的，我这样说不过是表明要求尽快改变这种既存的状况，不是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地位，并提供必要的学术自由环境，以便重新引起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与热情。相信在新千年中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而且，正像一个西方学者所说，对于马克思，无论是反对他也好，赞成他也好，只要碰到社会问题，你就不能不向他请教。要做到这一步，首先需要领导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是绝对必要的。最近党中央领导已郑重提出应使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以造成“理论创新”的局面。这无疑是一件使人增加信心的事，但为此必须有一些具体的措施。

依笔者之见，可以考虑的也许是做以下几件事：

一、组织有关部门（学术团体、宣传、教育、学校、出版界等）及有关人员，对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和“苏东”事件以来，知识界和群众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映、态度、舆论及研究情况，进行一次系统的毫不含糊即毫不掩饰的调查，向一定范围（包括知识界，而不局限于某个或某些领导机关）提出报告，以便共同讨论提出改进意见。

二、向有关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包括党政领导部门，学术领导机关，学校，出版界等），就马克思主义问题包括马克思何以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理论创新之路等，进行一次由一个特组的专门委员会主持并有必要规则的测验。测验的主要原则是：不留情面。

三、各有关理论刊物、出版机构等为此进行必要的改革，使之确有“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新气象。

四、改革学校（党校在内）理论教学课程。废止过去那种刻板按照共同教科书和共同讲授提纲授课的方式，改为指定或聘请教授、专家、学者按自备的讲稿进行授课的方式，并且，重在讲后的自由讨论和解答。

五、审查和整顿各有关学会，特别是官方的各种学术评审委员会，消除其中各种弊端如形式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现象，乃至学术腐败现象等。这些学会尤其是学术评审委员会之类及其负责人，均须由选举产生，尽量减少权力干预和权力决定。最重要的是，必须保证学术民主。事实上，一切学术腐败和不公正现象多由不民主产生！

此文乃个人之文，以上诸措施亦属个人私见，仅供有关方面参考而已。但是，“重新找回马克思”却是大家共同的责任，因此须由大家共同来承担并提出办法，办此事还希望为时不宜太晚，否则，要“找回”恐怕会越来越困难了。2002年2月于北京

（责任编辑　杜晋）

2002年第7期 胡绳周扬现象背后　作者：李一蠡

胡绳、周扬的经历有一些重要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都是做意识形态工作多年的老党员，并且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一生执著，对党忠诚，成就突出，德高望重，但在晚年垂暮之际，又都有所憬悟，有所忏悔和抱歉，说了一些压在心底、发自肺腑、不吐不快而感人至深的话语。把这样一种现象称作胡绳、周扬现象，是因为有这种思想历程的人不在少数。因而，这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胡绳晚年的故事

胡绳退下来后，在1998年末，抱重病莅临一个座谈会，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为题发表讲话，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从思想根源上指出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本质，是迄今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最深理论层次的认识和批评。这一评论之所以深刻，是在于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

我们知道，民粹主义是19世纪中叶发生在俄国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当时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民粹派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认为少数英雄领袖人物的个人品质才干决定运动的成败。民粹派又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普力汉诺夫早期也曾是民粹主义者，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写出著名的《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等著作，最先批判了民粹主义和英雄史观。可惜由于俄国的国情以及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等等原因，这部著作没有发生应有的影响。

在资本主义欠发育因而民主也欠发育的国度，由知识精英们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往往容易发生民粹主义倾向，即把救世英雄的抱负和为民做主的思想，代替社会主义民主；把主观主义的人定胜天气概夸张为上层建筑的伟大作用。而这种来自上面的对于领袖作用和主观能动作用的强力倡导，又非常容易得到来自下面——天生崇拜救世主的小生产者们的信赖和拥护，于是个人迷信便不仅成为必然，而且成为必须。

能够直指毛泽东的错误有民粹主义性质，是必须具有很大理论勇气和理论操守的。而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对于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甚至对总结20世纪的国际共运历史经验，都有莫大好处。因为，仅毛泽东一身之历史功过，对我们党就是一笔巨大的宝贵财富。而毛泽东不过是一个极具权威的代表人物，在同一土壤上，尤其是在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长期影响下，我们党，我们国家，有多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在一些问题上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更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和自省的重大问题。这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的。

民粹主义一词产生在俄国，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则绝不仅仅发生在俄国，与俄国土壤相似的土壤也往往是民粹主义的温床。在俄国，在中国，在20世纪出现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大抵都出现过类似历史的重复，这绝非偶然。

民粹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中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后来走向反动。纵观近现代世界历史，几乎所有资本主义不发达欠发达国家，或没有经历过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大都不免会发生民粹主义思潮。而民粹主义、左的空想社会主义以及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往往密不可分。中国历次农民革命就无不产生对领袖的崇拜，有时甚至是邪教式的崇拜；也常常就从自己的崇拜对象中，产生残酷统治自己的暴君。我们虽然不必对这种既往现象加以厚非，但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记忆。

但是，胡绳提出这一观点后，立即遭到一些人攻击。他不但坦然处之，并且在给吴江信中，对这种“围攻”（胡绳原话）表示不屑回答。说：“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了。”（文中四字不清，或系病中书写无力之故，或是有失恭敬之词。）

又如，胡绳在1998年发表在《望》周刊上的文章《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原标题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看来原标题意思更明确。后来在《炎黄春秋》、《中共党史研究》再发表时恢复了原标题。文中说：“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括号中为原文）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这里胡绳直接用“资本主义”一词而不拐弯抹角，说明他这一认识是明确而彻底的。而这一点并非不重要。

特别是，1998年他在病榻上读了吴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平心论胡适》一文后，因吴江文章对胡适的评价中肯公允，远比解放以来大陆所有评胡适的文章实事求是，便立即给吴江写信，除赞同吴文外，还动情地作了一些极不平常的表示。吴江文中称：“胡适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特别是：吴江文中对胡适倡导自由主义的前前后后，有很公允的一段议论，主要是，一为自由主义正名，说它“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崇尚自由、推广自由的大运动”；二为胡适说公道话，说胡适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批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之一，只不过后来走向了这一运动的右翼，但也因在台湾提倡言论自由得罪了国民党而遭到围攻，终在抑郁中以心脏病突发去世，从而完成了这位“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战士”的“悲剧”。这样写胡适论胡适，是很多年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中国共产党人应做到而从未有人做到的。所以，胡绳在给吴江信中写道：“今天读了《平心论胡适》文，甚快。……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确实应大大提高。我从30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50年代之数百万言。”（吴江：《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载《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

如此称赞吴江的文章，显然透出胡绳自己也有同见。胡绳晚年论胡适，已比此前大陆理论学术界的看法远为公正客观（可参阅龚育之《胡绳晚年论胡适》，刊2002年1月21日和2月4日《学习时报》），但胡绳可能仍旧感到，只有吴江这样评论，才道出了他这位中国权威党史学家和现代史学家欲吐、应吐而未吐之言。人们应记得，胡绳在1981年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有关五四运动的整整一章中，竟没有一个字提到胡适，这当然不是疏忽。尽管1981年政治气候已大大不同于过去，但在胡绳笔下，胡适的历史地位仍遭到如此的漠视，这不能不是意味深长的。因为这不是对一个人的不公正，而是对历史的不公正，是有悖于实事求是原则、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难道那是胡绳的真实认识吗？以什么理由这样做？假如胡适在1949年时选择留在大陆，那么是不是其后我们对胡适的态度就会有所不同呢？以对我依违而划线论人论事，是否就可以天下信服千古允当？因此，胡绳读了吴江文后那“甚快”二字，倒应是代表着许许多多沉重话语的吧？

还有，胡绳在他最后的岁月，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以同样的良知和勇气指出了我们几十年来党史中对陈独秀评价的不公正，并在给《陈独秀研究动态》编辑的答信中答应把他的讲话公开刊出。这件事也说明，作为一位史学家，他在晚年更坚持了客观公正、无私无畏的原则。因为史家如不能秉公写出信史，就等同于作弊。这种政治作弊比之经济作弊影响更坏。

周扬晚年的故事

再说周扬。早在1983年，时已75岁的周扬，也是以残年抱病之身，亲到中央党校参加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自己没力气讲话，请播音员替他宣读了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其后又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引出一场人们应记忆犹新的风波。今天重新回味周扬那篇论文及所引起的风波，也是颇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周扬首先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尤其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认为科学能转化为生产力”。基于马、恩关于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的著名论断，周扬认为，“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突破，不仅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同时也可以促使马克思重新检验自己的学说，发展自己的学说。”“目前知识更新加快了速度，自然科学几乎在各个领域都有所突破，出现了许多跨界的崭新学科，这不能不对整个世界文化起着冲击作用，引起连锁反应。面临这种新形势和新情况，我们不能固步自封。”

然后，周扬谈到了以下三点：

一个是重视认识论的问题，他指出，在认识论上，我们曾过分夸大主观能动性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强调理论服务于政治，“忽视了理论的相对独立性，这给我们的理论界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可以说是开创了批判的先河。”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个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于是周扬说：“自然，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是以思维着的知性为依据，而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把一切放在实践的法庭上去衡量、去再估价。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宗教，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科学精神，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科学理论，也是在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的。”这里的关键词语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和“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即，马克思主义绝不允许预设未经考察检验的前提，它本身也必须“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无限发展，检验也永无到此为止之日。这里有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真理的应有态度。

最后他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这可以说是周扬晚年病中写的这篇最后搁笔之作的精华，也是导致他遭受猛烈批判的主要原因。在这一部分，他首先指出：“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我们一直把人道主义一概当作修正主义批判，认为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绝对不相容。这种批判有很大片面性，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我过去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和讲话，有些观点是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的。”作为党在宣传文化部门的一位重要负责人，在作了这样的自我批评后，他又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过去许多同志把这一点忘了。”接着他讲，在马克思主义中，人占有重要地位。把费尔巴哈的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改造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异化”概念为改造起了关键作用。而“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承认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反对异化，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比之资本主义社会，有极大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任何异化了。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就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的异化。”（按：周扬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王国，应该可以用他的一句名言来解释：‘中国不能离开世界，历史不能超越阶段。’即整个世界的历史运行是有其必然规律的，社会主义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的多种遗产，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紧接着他说：“由于民主化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我们用不着对这个名词大惊小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不害怕承认现实。承认有异化，才能克服异化。”

道理，是朴素明白的；心，是火热赤诚的。特别是在当前，在“权力的异化”已触目惊心，反腐败已成为当务之急的时候，重温周扬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片箴言，真如醍醐灌顶，令人心灵震撼！

然而，在当时，周扬却迅即遭到了批判。由于周扬的地位和影响，对他的批判是很有声势的，出动了理论界的最权威人物。批判的理由，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当时讲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存在的异化现象，但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则是绝大的错误。

这位毕生忠于党的哲人，逝世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两位哲人的故事留下的沉重思考

是的，如周扬所说：“人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目的，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今后的竞争就是人才竞争。中国是人口大国，把人口大国变成人才大国，需要尊重每一个人发扬个性、做理论创新、思想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主体的权利。这应是人的最根本的解放。试想中国“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得到实现，从而变成人才大国之日，那该是什么景象？

因此，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问一问：为什么当时会出现对周扬的那一场批判？以及，为什么会产生胡绳、周扬现象——一种有责任感的智者的良知，只有到退下来以后的垂暮时分才剖白表露的现象？而且，有没有尚未来得及把话说出来就把话带走的同志？

引起我们郑重思考的更应该是，在胡绳、周扬现象背后，有什么深刻的启示？党性与独立思考，集中统一与尊重个性，这中间有没有必要的桥梁？能不能一致起来？不做、不敢、不能独立思考的党员，怎能是有党性的党员？没有独立思考，怎能有蓬蓬勃勃的理论、思想等等的创新？这中间应是什么关系？

恩格斯曾经说过：“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324页）

因此我们有理由期望，能够快一点达到毛泽东指出过的那种境界：“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7期 记者史官说真话之难　作者：刘　野

新闻记者也就是现代的史官。记者写的新闻同历史有密切关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今天的历史，不过是昨天的新闻。就像大姑娘会变成老太婆，每—个老太婆都曾经是大姑娘一样。这有什么奇怪呢?

新闻和历史，有许多共同特征，最重要的是：尊重事实。

记者和史官，真正的灵魂只有一个：真实。

然而，追求真实，谈何容易！记者追求真实有时比史官追求真实更难，而真实对于记者来说就像史官需要真实一样重要。

（一）

我自己是一名记者，50多年前就参加到新闻工作队伍中来了，其间报纸、杂志、通讯社什么都干过，编辑、记者、评论员什么都当过。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风风雨雨一干就是四五十年，直到离休，说起来也算是尝过新闻工作的甘苦了。我到很晚才认识到，当记者固然不无神圣，但绝不是一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事业，更不是有些人所想像的是什么“无冕之王”。所谓“无冕之王”，只不过是一种表象，看起来风风火火、热热闹闹的，实际上“无冕”倒是真的，“王”却不敢当。因为，一个记者所能做到的事情十分有限，他没有更多可以行使的权利，更没有能力一呼百应地让人们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面对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记者唯一能够掌握的是自己手中的笔，唯一应该做也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真话。说真话是记者的神圣职责。但是，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记者说真话。如果不小心揭露了阿Q头上的癞疮疤，那么，“阿Q便全疤通红地发起怒来”（鲁迅语）。所以，当记者不无神圣的是说真话，叫你头痛的也是说真话。

记者说真话常常遇到一个难题：实际情况和想像的不一样，和某些领导人讲的不一样，有时还和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总之是主观与客观相矛盾，理论与实践相背离。怎么办？这就要考验我们的记者了。记者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它是一支有领导、有组织、有纪律的队伍。记者受制约的地方很多，领导指挥他，群众监督他，采访对象影响他，扑朔迷离的现象蒙骗他。但是，记者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宰，那就是客观事实。客观事实是最雄辩、最有力量的。有经验的老记者都懂得一条道理：谁掌握了事实，谁就掌握了真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客观事实，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因此，长期以来，大家都毫无疑问地得出一个结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是客观事物的真实记录者，是真实记录现代历史的人，是一群专门说真话的人。

可是，到了1958年，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全国“大跃进”，新闻报道也“跃进”了。说真话的记者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说假话的记者却“跃进”到人们生活中来。报纸上天天发表闻所未闻的“新闻”，除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高产卫星以外，还有数不清的奇谈怪论，像椿树上开满了棉花，樟树上结满了山梨，一只老母鸡连续生了20个4两重的双黄蛋，一头老母猪下了200多头小猪仔，等等。毛泽东视察过的河北徐水县，简直让全世界都目瞪口呆。《人民日报》发表的《徐水人民公社颂》中宣布：徐水将要发射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的高产卫星。“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徐水要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

今天我们读这一条条新闻，就像吃了一个个苍蝇。然而，在当时，这些耸人听闻的报道却蒙骗了不少好心人，即使“六亿神州尽舜尧”，也都被哄了。

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不光彩的一页。

对于1958年出现的浮夸风，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是怎么说的呢？记得1959年初他离开《人民日报》以前，曾经多次在编辑部提出要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新闻工作。后来他写了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新闻工作》的长篇论文，发表在1959年第9期《新闻战线》上，进一步提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l958年“大跃进”以来的新闻工作，“要从新闻学上的一些根本问题说起”。他认为，新闻学上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正确地报道客观的运动和事物发展的过程”。邓拓引经据典地强调“观察的客观性”，他说：“认识事物的程序，首先要客观地观察事物。事物本身是非常丰富的，不能只观察一些枝节就认为满足了。要防止武断，同时要防止‘先入为主’。……如果是‘先入为主’或者只抽出个别的事实来观察，那就一定会作出错误的判断。”“比如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你说这个谁还不懂得？可是有些同志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时竟然就不会区别了。就糊涂了。这就好像读书读了很久，忽然反生了而变成文盲一样。”

邓拓这番话说得很深刻，也很耐人回味。可惜，在那个头脑发热的年代里，老邓文绉绉地讲的这些话，没有也不可能引起重视，1958年“大跃进”时期新闻工作的经验教训并没有得到科学总结，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报纸上的新闻就不只是“假大空”了。

我很长时间不明白，1958年报纸上的假新闻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这股浮夸风能够风行全国？把这么多本来不存在的“事实”堂而皇之地刊登在报纸上就像载入史册一样，难道就不要对上负责，对下负责，对现实负责，对历史负责吗？

后来，在谈到这段新闻史的时候，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当时的记者有“盲从”的，有“起哄”的，有“跟风”的，也有胡编滥造、争名逐利的。“盲从”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起哄”者，添油加醋，指鹿为马；“跟风”者，看风驶舵，投机钻营；至于胡编滥造的，其品格就更加等而下之了。

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记者不说真话而说假话，当然是记者的责任，但同环境因素也有关系。从理论上讲，说真话是不应当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可是严酷的现实却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说真话需要有一定的环境、氛围和条件。如果没有说真话的环境，只有说假话的环境，一些世界观本来就有问题的记者难免要“盲从”、“起哄”、“跟风”了。“你刮风，我跟风”，“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一些人总认为，跟着某些领导和权威走是不会错的。然而，错了。不管这些记者“从”的是谁，“跟”的是谁，也不管某某职位有多高，权威有多大，只要违背了事实，违背了客观规律，迟早会受到惩罚的。当记者的如果一味地盲从、紧跟，别人让说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别人喜欢听什么话，你就说什么话；嘴巴长在自己身上，所有权是自己的，使用权却是别人的。如此这般，是很危险的。看来，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讲真话的一个前提。

当然，在记者队伍中，敢讲真话的大有人在。有些记者给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坚持说真话，不说假活；如果不让说真话，宁肯不说话，也不说假话。可是，—个不说话的记者，能够算是一个好记者吗？结果，还是要说真话。条件允许，自然要说真话；条件不允许，那就千方百计说真话，转弯抹角说真话，拼死拼活说真话。可想而知，说真话的后果常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1958年说假话的记者没有受到责难，1959年说真话的记者却有不少人被打成了“右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造谣生事的记者又有谁受惩罚了？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可见，要想当一名说真话的记者，要想当一名现代史官，就要下决心随时随地准备迎接各种各样的厄难。

(二)

在中国现代史上，早已没有“左右史”、“起居注”、“兰台令史”之类的史官，杀史官的事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可代之而起的却是整记者。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权势者更加功利主义了。他们追逐个人权力和名利，要的是现实效应，至于历史如何评说，他们全都不顾了。记者说真话，常常挫伤他们的自尊，降低他们的威严，抓破他们的脸皮，暴露他们的错误。说真话的“现实效应”是立竿见影的，哪里是史官所能比得上的呢？所以一切干坏事的人都害怕记者说真话。由怕而恨，进行报复，整记者就不可避免了。

现代史上，迫害记者的事屡见不鲜。1926年4月，反动军阀杀害了《京报》社长邵飘萍；1934年11月，蒋介石杀害了《申报》社长史量才。这些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都是因为刚正不阿、秉笔直书而被杀害的。但是人们万万不会想到，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竟然也会发生迫害记者的事件，这就是最著名的“文革”初期震惊全国的“邓拓冤案”。

很多人都知道，邓拓是因为写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被“四人帮”迫害而死的，这件“奇冤大案”已经过去3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认为，邓拓的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杂文太惹眼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他在担任人民日报社社长期间坚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带来的厄难。凡是了解邓拓的人都会有一种预感，早在他被批评为“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并逐出人民日报社之时起，他已经是在劫难逃了。

邓拓是一位头脑清醒、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富有才干的新闻工作者，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无论从哪一方面讲，他都是一位受人尊重的现代史官。人格的高洁，办报的风骨，都使人难忘邓拓！

1948年6月15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日报》。不久，我们一群年轻人便从华北联大调到太行山深处的人民日报社工作。到报社后，常常听到一些老同志提起前晋察冀日报社长邓拓的名字，讲述他从1937年到晋察冀边区起，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炮火中写文章。在山村石碾上编稿件，带领大家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的故事。那时，报社同志私下里传抄《晋察冀日报》终刊时邓拓写的一首诗：

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边疆血火情。

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

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

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当时，在我们这些未曾见过邓拓的年轻人心目中，邓拓的形象是：带枪的诗人，握笔的战士，编写战史的英雄史官，才华横溢的新闻儒将。

北平解放后，我们很快便见到了邓拓。那是1949年8月，中央决定将华北《人民日报》转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派邓拓到《人民日报》担任总编辑。一天下午，邓拓来了，我们在煤渣胡同2号《人民日报》驻地欢迎他。来到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全身戎装、神采奕奕、而又身体瘦弱、温文尔雅的中年人。他，就是我们的总编辑，我们就要在他的领导下办好这张中央党报。

如果你把他看作是一名文弱书生，是“书生办报”，那你就错了。我们很快便发现，这位面带笑容、和蔼可亲、举止文雅的总编辑，工作起来却是严肃认真，雷厉风行，像一团火似的。他身体不好，从腰部到两腋都是用紧束的钢骨架来支撑，他的内在性格和骨气也就像这钢骨架一样坚强。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来到《人民日报》以后，他很快便提出了明确的办报方针，大刀阔斧地改进编辑部的组织形式，把强有力的记者“撒出去”调查研究，组织大家动手写评论，提倡认真读书，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反对空谈……

老邓说：“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既需要闻风而动，更需要冷静的思考和观察。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

老邓说：“读书要养成习惯。要读书，就应该拿起书来，一字一句地读下去。要有发愤之心，否则，将是一事无成。”

邓拓在《人民日报》期间表现出来的坚定、成熟、客观、冷静、智慧和创新，他的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杰出的写作才能以及他平易近人的作风和刚正不阿的人格，这一切形成了邓拓特有的风骨和魅力。这种风骨和魅力，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报社所有的工作人员，又形成了当时《人民日报》令人难忘的良好风气。人们不能不承认，20世纪50年代前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创办这样一张中央党报，邓拓功不可没。

但是，1957年以后，邓拓却多次受到严厉批评。当时，我们所能知道的罪名，就是所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后来得知，这期间，邓拓和《人民日报》受到的批评，无论就其性质和语气来看都是十分严重的。譬如说：

“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人民日报是革命党不革命。”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革邓拓的命？”

“你们的意见都很一致、都不敢批评邓拓。有意见可以争论，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敢于造邓拓的反。”

“邓拓为什么不辞职？”

“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

这些恶狠狠的语言，大有置邓拓于死地的味道。在这种强大压力下，1959年2月l2日邓拓被迫离开《人民日报》。那天下午，邓拓在参加报社的欢送大会以后，挥笔写下一首诗，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今天反复吟咏这首律诗，我们心里仍然是不平静的。这究竟是为什么？不错，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过反“冒进”的社论，这件事一直被点名批评了好几年，据说是“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引发了右派的进攻”，成为一大罪状。1957年，当有的报纸率先鸣放的时候，邓拓由于不能理解那种“引蛇出洞”的“阳谋”而按兵未动，保持了冷静的头脑，被指责为“书生”和“死人”。当全国开始出现空头政治、主观主义等各种歪风邪气时，邓拓在1957年5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以“卜无忌”的笔名写了《废弃“庸人政治”》的杂文。尖锐地指出：那些“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不过是一种“庸人政治”而已。他说：“这种庸人政治除了让那些真正没出息的庸人自我陶醉以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邓拓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自然是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但是这有什么错呢？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前十年，邓拓和《晋察冀日报》的战友们一起“战史编成三千页”；后十年，又和《人民日报》的战友们一起编成了三千页战史。这六千页战史，分明就是邓拓革命家办报、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见证。“屈指当知功与过”，他的战友们就是他办报风骨的见证人。

现在，人们明白了：既然早在1957年和1958年就由党的领导人提出来要“革邓拓的命”、“造邓拓的反”，那么，到了1966年刚刚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率先从邓拓开刀，这就丝毫也不奇怪了。

前不久看到了曾彦修先生在《燕山夜话》新版代序中说：“邓拓义不受辱.他在1966年5月18日凌晨以自杀来反抗了民族大难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但是，邓拓并没有死。历史已证明，邓拓是已经成为涅磐了的凤凰。邓拓永生了！他的文章《燕山夜话》等也永生了！”

这段话说得多好啊！我想补充一句：邓拓是带着“政治家办报”的风骨永生的，他是作为一名刚正不阿的现代史官连同他编写的六千页战史一起永生的。史官多厄难，真实必永生！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7期 论文答辩受挫记　作者：应克复

周抗（1915—2002），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37年参加革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等职，兼任上海哲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顾问、上海社科联荣誉委员、《辞海》编委、哲学分科主编等社会职务。

我有幸与周抗老相识，是在一个特殊的场合——我的硕士论文的答辩会上。那是1981年6月3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

事情得从我的那篇硕士论文说起。

1978年秋，我考入南京大学攻读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那时我已是近40岁的人了。那几年，思想解放的激流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心，亲身经历过“文革”浩劫的我，焦灼地思考着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遭受如此之不幸，我试图从国家理论上来探讨这一问题。因此，将《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作为论文的题目。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未来国家形态界定为无产阶级统治（专政）。但是，横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说哪个国家是真正实行了无产阶级统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承认，专政不是由这个阶级来实现的，而是由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党代替阶级实现着无产阶级专政，我把它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间接统治”。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还不能直接掌握与运用国家政权，实行名副其实的阶级统治。但不能认为，以党的名义所实行的无产阶级统治就是马、恩所提倡的无产阶级统治。尤其重要的是，在承认间接统治必要性的同时，对于今天来说，应当正视这种统治方式所存在的弊端。

只要是间接统治，那就必然会存在这样的状况，即直接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甚至控制国家政权的是党，而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同国家政权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分离状况。如果不努力改变这种分离状况，反而把党对国家政权的控制绝对化、神圣化，那么，很可能名义上是在为无产阶级实现统治，事实上，这种统治或多或少会背离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这一分析大致是符合建国以来直至“文革“的历史事实的。因此，政治制度上这种分离状况的存在是使国家发展屡遭挫折，人民和党长期陷入不幸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结束这种不幸的历史，必须改变国家政权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改变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由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

在论文的序言中，我表述了以下的观点：

“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中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开始为间接统治阶段，然后逐步过渡到直接统治阶段。间接统治……是必要的，但仅仅是无产阶级统治的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由于阶级统治是经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来实现的，因此，无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就表现为控制国家政权的执政党（更确切地说是执政党的领导集团）和实际上没有掌握国家政权的本阶级之间的矛盾……如果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都能正确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这个矛盾，那么就应该经过间接统治而逐渐地到达于直接统治。反之，如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掩盖和歪曲这个矛盾，用错误的路线、途径和方法（如‘文革’）去处理这一矛盾，那么无产阶级在这个阶段中就难免会遭受挫折并付出巨大的代价。”

由于间接统治存在着权力与人民相分离的状况，又由于这种分离状况所出现的矛盾，因此，权力的某种异化现象的出现又成了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异化现象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谁能否认呢！人民的公仆成了人民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成了人民为公仆服务，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专无产阶级的政，“文化大革命”成了大革文化的命，等等，其实质是公共权力的私有化，人民的权力成了少数人的专利，因此，个人专断，权力滥用，重大决策一再失误，人民无民主与自由权利的保障。这样，国家权力的异化现象就成为论文所论述的一个重点。这个问题，以后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1983年的报告中也被提及过，反响热烈，但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此后似乎不再有人问津这一禁区了。

关于“直接统治”在序言中作了以下提示：

“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是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这是无产阶级统治的高级阶段，那时的国家权力已不再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专利与特殊的分工部门……因此，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国家的消亡，本质上是同一的。我国国家制度的民主化的改革就是为着无产阶级的直接统治。”

南京大学对我的论文的答辩比较重视，分别向上海社会科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后改名为苏州大学）、河海大学邀请了三位专家（均避本人函邀），连同校内两位专家，组成了五人答辩委员会。

答辩委员会第一个收到校外专家对论文的评语就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周抗教授。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位资格很老，在上海很有声望的哲学家，他对你的论文是肯定的。我对论文的答辩于是有了信心。但不久又传来了另外一种信息：江苏师院那位专家不同意我论文的观点。这样，南大有关方面对我这篇论文的态度也就严肃起来了。问题的严重性是当时的气候已发生了变化。大家根据经验，学术上的自由探讨怕是不行了。因此，有关领导和老师一再劝我推迟答辩，并明确告诉我，如若答辩，否定票占绝大多数。当时我很固执，坚定地要求答辩；即使在答辩中遭到否定。建国以来知识分子因说出真话所受到的令人悲忿的不公遭遇我是知道的，我论文中所涉及的问题也确属尖锐、敏感。可是想想这2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不幸，为了国家今后有一个发展的健康之道，个人的损失算得了什么。所以，不论从感情上还是在理智上我都无法放弃我的观点。当然，如果答辩，我将为难答辩委员会的各位专家。直到答辩前三天，领导还希望我改期答辩。我则回答说：“我考研究生不是为了换取一张硕士学位的文凭，我是为寻求真理而来，我希望能在答辩中听取对论文的批评。”

答辩终于在1981年6月30日上午举行。这次答辩可够隆重的，除了南大马列室、哲学系的一些教师和研究生、江苏师院和上海社科院的研究生和研究人员列席外，南大党委书记××在答辩前就在休息室会见了答辩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后又亲临答辩现场，观摩答辩。会场布置得亦颇为庄重。约8时半，5位答辩委员会成员步入会场，这时我才见到身躯清瘦、面容刚毅的周抗前辈。待他们列坐于主考席上后，我就坐于离他们约4公尺远的答辩席上，在这里我将受到审判。会场设了记录，还作了录音。气氛是严肃的，看来这场答辩非同寻常。

答辩开始首先由答辩委员会主席孙百介绍了我在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情况及论文的题旨，并强调答辩仅限于在学术上对论文发表意见，不作政治评价。这一保护性的声明防止了把大批判那种“左”的方法带进答辩。

在我介绍论文基本内容之后，答辩委员会各专家发表意见。问题提得最多的是江苏师院的那位专家。他认为，世界上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实行直接统治的？都是间接统治的。今天就是要巩固间接统治，加强党的领导……在专家们发表意见之后，进行了短暂的休息。就在休息的时候，在走廊里我与周抗相遇了。他主动对我说：“我支持你的观点，等会儿你大胆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好了。”我顿时感到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休息后我直抒自己的见解。

答辩进行到12时，未完成的议程只能推到下午进行。

下午的议程是对我的论文进行表决。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将要进行这一议程时，一向沉默的周抗教授举手了。他对主席说，我是否还能发表一点意见？主席示意后，周抗说，前面仅就应克复同志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还没有对论文作出全面的评价。虽然论文有缺点，甚至有错误，但论文的基本倾向是好的，是很有价值的，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中值得沉思的问题。他说，我对论文写了一份评语，在此想念一下。接着，他站了起来，以平稳、严肃的语调读完了评语（可惜此评语我未有见到）。读完之后，似乎有些激动了。接着说，我一到南京，便问，应克复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结果我知道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外人士，能探索这样的问题，提出这样的见解，难能可贵。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周系30年代的老党员），我今天向这位非党人士表示感谢；他一边说，一边躬身作着致礼状。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使我激动不已，全场亦四座皆惊！我急忙起身还礼，并请他坐下。他接着又说，这篇论文，厚厚的一本（系手稿复印本），我花了半个月的时间阅读，又核对了引文原文，觉得作者对原文的理解和引用是正确的。列宁在世时间不长，但对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建设有宝贵的思想，这些思想多年来被人们遗忘了。应克复同志将这些思想作了整理，比如党与国家的关系，领袖与政党的关系，政党与群众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篇论文不是什么违背党的领导，而是对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很有价值的意见。

“论文不是违背党的领导”，这是最关键的评价，也是针对那种视论文为违背党的领导的一种批评。论文是改进党的领导还是违背党的领导，是判定论文生死的两种评价。两种对立的评价，戏剧性地在答辩委员会中交锋了！5位委员在投票中将作何种选择呢？

周抗教授发言后，委员们便都离开了会场，对论文进行无记名投票，并起草对论文的评语。投票结果在委员们未回会场时就先行通知我了，是4：1。那位唯一投了赞成票的自然是周抗了。我虽已有通不过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为什么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在周抗教授这一边呢！不过，这个4：1的结果，对我的刺激或者说打击并不大。我觉得，这个结果不能说明我在理论上的失误。我为周抗这无畏的一票感到欣慰和骄傲，又为当今中国学术依然是权力的奴仆而悲哀！

在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投票结果之后便宣读了对论文的评语。令人不解的是在投票结果与论文评语之间显然不相吻合：否定性的结果竟产生出肯定性的评语。这又是一桩奇闻。事后我反复琢磨，觉得这一巧妙的处理显示了高明的艺术：有了这份评语可以向历史作交待了，而投票的结果是对现实的权宜应付。出现这种微妙格局，一个重要因素是周抗教授在其中的影响力。

答辩结束了，我走到周抗教授面前，凝视着他的面容，由衷地表示对他的感谢；而他同我只说了一句话：我住在××号房间。我明白了。晚上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那天晚上他同我说了很多、很多。讲到“文革”中的遭遇，讲到如何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鸣锣开道……我们之间很快成了忘年之友，彼此间没有一点距离感了。他解释为什么一个上午没有发表一点意见，因为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作者之一）到车站接周抗教授时就打了招呼：对应克复的论文现在有与你不同的意见，请周抗先听听，在答辩会上不急于发言。于是，周抗整整一个上午洗耳恭听，不发一言；只是在投票之前，不能不表示对论文的态度了。他还说，人家说，应克复是一匹不可驯服的野马，我回答别人说，应克复不是一匹野马，而是一位有思想的诚实的理论工作者。

这场答辩，除了在南京大学引起强烈反响外，还影响到全国高等学校乃至理论界。因为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研究生工作会议上，南大将我的论文及其答辩情况作为一个典型在会上作了汇报。对此，教育部有关方面表示，不能再将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不能因此影响应克复同志的毕业分配。这事引起许多人的兴趣，就纷纷相传。那段时间，有人一旦见了周抗（不管是否相互认识）就上前热情地与之握手，表示对周抗教授这一正义行动的敬仰与钦佩。周抗说，答辩会上我是孤立的，但是，是光荣的孤立；而且，跳出那个小圈子，我并不孤立。

但是，“左”的观念毕竟根深蒂固，在某些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就在周抗来宁参加答辩还未返回上海时，上海社科院的主要领导就已获悉，周抗在南大支持应克复的自由化观点。这是“左”祸年代某些人惯用的手法——“打小报告”，并且，以正确自居，无端地打击别人。周抗回到上海社科院后十分气愤，并将我的论文拿出来请大家审读、鉴定，自由化的观点在哪里？！

那时，社会毕竟经历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国家也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动辄诬陷好人看来已不得人心了。经历此事之后的周抗声誉日隆，追随者更众。

在我的论文答辩过程中，周抗为了坚持真理，顶着逆风前进，在形势不利于他的情况下，投下了对我刻骨铭心的一票，表现了他在理论上的远见卓识，人格上的高风亮节，以及对后学者的热情支持。这件往事多少年来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那样。

时间过得真快，这篇未获通过的论文的答辩一事至今已有22年了。在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黄苇町发表了《苏共亡党十年祭》一文，指出“苏共被他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因素之一”。就在苏联解体前不久，苏联社会科学院曾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够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正因为此，面对苏共垮台人民和党员冷眼旁观，甚至出现在对立的营垒中，就不奇怪了。正是苏联党群关系的首先解体，才导致了苏共和苏联解体的悲剧（引自《南方周末》2001年8月16日）。这正是僵化了的间接统治的悲剧。历史本身为争执作出了结论。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老伴杨沫二三事　作者：李蕴昌

我和杨沫两个单身老人，由双方都很信任的挚友介绍，于1989年5月初相识，彼此印象颇佳。首次见面她就送给了我几本她的著作，并嘱先看《自白——我的日记》。我用了一昼夜突击看完了这部几百页的日记，准备见面时好有话可说。接着又细心阅读了《青春之歌》。她比我大5岁多，但如友人事先所说，她的面容、动作和心态都显年轻；她又是个名人，找妻子可不是朝圣拜师；和她凑在一起恐怕被人议论。经过四个多月的交往，层层顾虑逐渐消退，二人于1989年9月结婚了。直到1995年12月杨沫因癌症去世，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6年。但感情之深厚，经历之丰富，又似乎是共同度过了更多的岁月。

调工资和出书的挫折

1949年杨沫回到了久别15年的北京，分配在北京市妇女联合会工作，两年后调至中央电影局创作所，本职是编剧，又一直是党支部委员，还兼任过一时期的党支部书记。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友善热情，人们叫她杨大姐。

1956年全国第一次普调工资时，她在病中，解放前参加革命的干部，至少升一级，但是唯独没有给杨沫升级，人们很感意外，她自己也闷闷不解。不升的理由是没有写出好剧本，私下写小说不务正业云云。那次评级根据“德才资”，以德为先。杨沫的德无可挑剔，也写过不少文章，又是1936年入党的老党员，升两级不过分，怎么说也够升一级的。

事隔30多年，杨沫和我谈起这件事，仍然动情，还有点怨气。我听后也深为同情，并留下了一个不小的疑问，这是为什么？

1956年前后杨沫的坎坷不断。几年来辛勤劳动写成的小说《青春之歌》，屡遭退稿，理由是没有突出歌颂工农兵。这点倒是和对她的剧本的评语相同。

这两次严重打击，一向开朗宽容的杨沫也经受不住了，高血压、心脏病时时发作。毕竟是经过了多次大风大浪的人，不久就调整好了心情，愉快地工作起来。

她的小说《青春之歌》当时幸而未被接纳出版，在那仍然极“左”的时期，如果出版了，必受批判无疑，后果可就难说了。

1990年某日，我们见了报道胡风老人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感慨，说了下面一段话：

反胡风运动中，我的大学同学章羽，只因“胡风反党集团”中有一人是她的亲戚，就被株连下放劳动了好几年。还有更离奇的事，另一位大学同学屈方民，解放前已经是领导学运的全校党支部书记，误传胡风曾约他在北京饭店会见并请他吃饭，于是，“光荣”的支边13年。

杨沫说，“照你说的那样子搞这次运动，北京文化部各单位里，倒霉的人们可就很多了。反胡风运动紧张阶段，我任文化部调查组组长，去南京、上海搞外调，被调查的人们有些定不下来的边缘人物，要新账、老账加起来一起算。我们要是稍稍带点倾向性，也许又增加不少胡风分子。”

她这话给了我很大震动和启发，使我恍然大悟。留给我的那个疑问，似乎有了解答。

我取出《自白——我的日记》，翻出杨沫在1955年10月16日记下的一段话读给她听：

“两个多月的紧张生活是有收获的。回忆一生我还没有这样严肃紧张地像在战场上战斗一样工作过……每天夜里又需把白天调查到的材料写好寄回北京，一直到深夜……我们负责整个文化部在上海需调查的工作。担子好重啊。”两个多月每天寄材料，查了多少人呀！

我接下来说：“你对我说过，这次调查几乎是交了白卷，让搞运动的某些人失望了。但是你们小组这次的工作，给很多人查清了问题。卸下了政治包袱，还其清白之身，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杨沫回答：“不错，我一直认为这是一生中做的一件大好事。”

我紧接着说：“你们那次外调，如果提高点‘阶级感情’，带点主观倾向性，抓出几个‘胡风分子’，1956年哪至于一级不升呢。”

杨沫睁大眼睛，提高了声调：“老李，你这个大坏蛋，我掉进你的圈套啦，原来你是搞诱供！”

我说：“历次运动形成了一种规律，每次必有一些积极分子立功受奖。不免又有一部分人，所谓右倾分子，接受不便公开的处分，1956年不给你升级，恐怕与此有关。”

杨沫笑着说：“我服了你啦，你简直研究透了。说也奇怪，你和老马（杨沫的前夫）对这事的看法一模一样。不过我最佩服最感激的人是关露，她背着那么重的政治包袱，还为我这事站出来鸣不平，仗义执言，我在日记中记下来了。”

以后不久，我特意翻阅杨沫的日记，找出关于关露以及王莹的记载。关露被定为“潘汉年特务集团”中的干将；王莹夫妇划为“国际间谍”。杨沫和她们过从甚密，友情很深，因而招来友人善意的警告。杨沫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青春之歌》于1958年初出版，一度受猛烈攻击，随之迅速走红全国。对杨沫的表扬奖励：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全国人大代表等等，荣誉纷纷而来。有一天杨沫在无意中对在大会上多次表扬她的领导人说：“你看有了好小说，剧本也就来了吧。”他面红耳赤，急忙回答：“不错、不错，剧本你改编得也很好。”二人尴尬相对，很不好意思。原来这位领导人就是早先批评杨沫干私活写小说不务正业的那位。杨沫自责起来，这事干的多么愚蠢，显着自己多么心胸狭隘。

闲谈《青春之歌》

杨沫的后半生是以其代表作《青春之歌》为主轴线的，先是受批判，继之各种荣誉纷纷而至。30多年来，写其电影剧本，写著作经验，写续集、缩写成少年读本等等，连续不断。晚年又热心酝酿电视连续剧本的编写，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委托著名作家陈建功完成此事。我们的生活中自然涉及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不过还是在初期相识阶段，闲谈《青春之歌》的一些情况，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我问杨沫：“人们说林道静就是杨沫的化身。譬如小林的故事、小林和余永泽的故事，有百分之几十是杨沫的？”

杨沫笑了，她说：“我的历史已经向你忠实地交待了。我的著作你也都看过，《日记》看的尤其仔细认真，你现在是知我很深的人了，你说说是百分之几十吧。”

“我认为百分几十并不重要，而且也算不清。小林性格、风度等等各方面都和杨沫惊人地相似。”

“有些像就是了，说什么惊人地，真会拍。”

“不是拍，我要说当年的杨沫比小林还美，那才是拍呢。”

“又说错了，难道说年轻的杨沫不能和小林比一比？你应该说她比小林还美，可见你年轻时没有学好恋爱经。”

二人哈哈大笑。

“你说对了，何必非追问百分之几呢”，她同意了我的回答。

我又说：“假如余永泽经常带小林去北大听课；经常指导小林写出好文章发表；他回家来也常帮着洗衣做饭；生了孩子就放在家里养着……多么美好的小家庭。”

“这么多假设不实际。她想出去工作，到处碰钉子，家务事一大堆，烦死人了。哪还顾得写文章。好像女人生来就是为男人当附属品的”，几十年以后她说这些话时心情还有点激动。

我说：“小林这种性格的人，自然不甘心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只好与余永泽分手，各奔前程。小林很幸运，抓住了接近进步青年的机会不放，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革命战争那十几年，小林几次逃出敌人的搜查，有惊无险，真是幸运。几次大病不死，又是太幸运了。”我这话已超越了《青春之歌》，说的是杨沫以后的亲身经历。

杨沫说：“还真有人像你假设的那样说过呢，他说：‘杨沫要是不去那边，她那么聪明好学，一定会写出更多的好作品。’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不知谁能够从洗衣做饭生孩子的生活中，汲取出什么可写的大作品。那个时代，去参加革命的女青年，如李宝光、罗云、于陆琳、丁一岚等等，你从我这里已经见过她们十几个人了，人人都对革命工作有出色贡献，不让须眉。反过来看看，留下来的那些女同学和亲友，大部分人做了贤妻良母，难道说她们都无才华？不是的，旧社会没有她们工作的机会。”

她接着说：“我一生中幸运事太多了。《青春之歌》没有被批倒，才是最大的幸运。”

“批你的时候害怕了吗？”我问。

她得意地说：“我充分自信这本书是真实地写出了当时知识青年走向革命的过程，写出他们革命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这是一页重要的历史，有什么过错？不过当时也是坐卧不安，因为搞起运动来，那是不容你讲理的。”

“那些年运动接连不断，使人晕头转向，批《武训传》、批邵、批冯、批丁玲、批胡风，接着又是反右，还有陈学昭和萧也牧的自传或半自传体作品，先后刚一出版，连书带人都立刻批倒了。1958年《青春之歌》出版不久，有些人又活跃起来，说这本书既不歌颂工农兵，又写小资产阶级情调，还搞三角恋爱，哪有阶级斗争气氛，比陈学昭和萧也牧的书恶毒百倍。批吧，找工人来参加一块批它。几次让我出席批判会，我都拒绝了。”

“七八年来，暴风骤雨接连不断，真是所谓‘黑云压城城欲摧，闷气堵人人欲窒’。就在这时候，茅盾、何其芳和马铁丁等写出文章，肯定《青春之歌》是部好作品，天上乌云被拨开了一条缝隙，露出了一线阳光。”

我说：“这么说你这本书起了冲破昏暗的先锋作用啦。但是要早出书两年，你可能要步陈、萧后尘。”

杨沫说：“你说的都不对，第一，这顶高帽子可不敢接受。只能说出书的时间赶到点子上了，是形势需要该松一松了。人们说我是走大运的福将。其二，我也不会步陈、萧后尘，暂沉默一会儿是可能的，但绝不会认输。”

闲谈《英华之歌》

《英华之歌》是取材于杨沫1936—1949年在根据地参加革命斗争的实况。书中所写的地方正是我的家乡。书还在付印时，我已捧着原稿细读起来。读至“肃托”章节，最使我动情。“肃托”本来是苏联斯大林排除异己、清洗托洛斯基派别的大屠杀，中国亦步亦趋，也随着人家搞“肃托”运动，杀害打击了大批知识分子。

我读到有四个青年人被杀的残酷情节，不禁落泪。身边的杨沫说：“你怎么啦，干什么呢？”

我说：“想起我的几个同学，回家参加革命，就是‘肃托’时被人用大刀砍头的。其中有我的表弟许应骥和好友黄锋（黄守中）。”

杨沫说：“我知道，那几个人就是在白沟河附近砍杀的。说起你的同学，还有你们燕京大学的同学方绰和清华大学的熊大正也是那时被害的，这是我们小战区最精明能干的两个人，我们都偷偷地落泪，太可惜了。这些人应追认为烈士。”

“肃托”运动是全国性的，山东微山湖地区，一次杀了二三百人，最为悲惨，以后称为湖西事件。杨沫告诉我，《英华之歌》原来的写作提纲，“肃托”内容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想把这段悲惨历史写出来，作为沉痛教训，留给后世。她的老战友建议初版先写上一部分，看看反映如何，以免又出问题。后来《杨沫文集》中的《英华之歌》中，“肃托”内容有所补充。

我问起，“两部书中都有卢嘉川，可确有此人？”

杨沫大笑：“我早知道你要问此事，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她接着说：“写小说为了生动感人，不免有些虚构。但是虚中必须有实作基础。我的书不搞戏说。卢嘉川是几个人的事迹拼凑起来的。”

我又问：“你们县里那个县长常里平，假革命真坏蛋，可确有此人？”

“当然有啦，不过未用本人真名”，杨沫回答。

我说：“这种坏人随时都有，反右运动中我们单位是一位副书记领着干的。但是正书记和几个院长都没有积极介入，关键时刻才能考验人呢。后来这位副书记灰溜溜的，无人理他了，实在混不下去，只好走开。”

“言归正传，你说这两本书，哪一本写得更好些？”

杨沫说：“无论从文字、结构和思想内容，《英华之歌》都不逊色。全书一条线，就是党内思想斗争，正确的占主导地位时，革命斗争节节胜利，‘左’的、右的抬头时就失败。可惜书出得太晚了，已不合时宜，不过要是大乱时期以前出版两本书会在一块挨批，因为故事内容都是写情，爱情、友情、愤恨感情、爱国热情等等，运动中必然都要给戴上几顶帽子。事后呢，杨沫还是现在的胖杨沫，一点也瘦不了。”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我在右派专列上　作者：殷　毅

1958年3月，京城春寒料峭。这个月上旬的一天，我奉命到前门火车站集合，搭车去东北边陲的北大荒劳动改造。到得前门，见靠近城墙一侧的人行道上，已排列了长长的队伍，他们大都裹着严严实实的冬装，不少人脚登笨重的大头棉鞋，胳膊里挎着赶大车老乡用的那种老羊皮大衣；队伍中甚少有人言笑，大半神情严肃，目带忧伤。我揣摩，这可能就是中央各部委“右派”的候车队伍，一问果然。我在靠近队尾的地方找到了本报（注：《光明日报》）难友钱统纲等人，也排进了队伍。

在候车的间隙，我环视四周，发现这批远行者中没有一个人有亲友前来送行，只有各单位派来清点人数、监督上车的人员。本报派来的是一男一女——郭某和周某。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水浒》中写林冲犯事发配沧州一段：林冲从牢房解出，“众邻舍并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在（开封）府前接着”，一起到“桥下酒店”为林冲送行。从书上的描写看，“众邻舍”和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专横暴戾的“高太尉”对他们有什么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而今天这批“犯事”的“右派”的亲朋好友，却个个吓得裹足不前，没有一个人敢来送行。莫非这意味着时代的进步吗？心里不禁感到丝丝寒意。

上了火车，才知道这趟列车是为解送一千余名“右派”而开的专列，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车站。

车厢里，四顾皆“右派”，满目尽“牛鬼”，没有了谁孤立谁的问题，人们似乎一下子回过神来，恢复到反右前的那种精神状态。同单位的相互寒暄，不同单位的相互认识，一时人声喧嚣，热闹万分。经过攀谈，得知这趟专列上有文化部系统各个行当的人才，如电影演员张莹、郭永泰、李景波，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大公报》记者高汾、萧离，东北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杨角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共同的遭遇，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旧友新知，无不敞开襟怀，倾心交谈。

当时人们对“右派”这顶帽子的分量，以及它可能对自己和亲属带来的严重后果，普遍估计不足。虽然大家已亲身领教了出尔反尔的所谓“阳谋”，但是对毛泽东说的“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改正了错误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依然深信不疑。人们较为关心的话题是：此去北大荒，改造的期限可能有多长？多长时间才能摘掉这顶“右派”帽子？

说起改造期限，对于刑事犯，有期或无期徒刑，总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唯独对“右派”，不宣布改造期限，而是长短由之，让你心长系之而捉摸不透。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甚至是天真的，即使遭到非理性的不公正对待，依然以理性的思考来领会来解读党的改造政策。有的人说，我国仅有500万知识分子，作为如此稀缺资源的一部分，以建设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为己任的党，怎么会抛弃我们呢？又有人说，只要我们认真改造世界观，自然会回到人民队伍。——顺便提及，解放以后，经过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灌输，知识分子在工农大众面前那种自惭形秽，那种必须脱胎换骨改造方可新生的“原罪感”，自学界泰斗以至莘莘学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少难友对于被打成“右派”心存委屈，但对于改造世界观却认为是应该的。许多人估计，劳动改造期限，少则一年，多则三年，即可重返京城，在各自的专业岗位上再显身手。那时谁都没有料到，“右派”或“摘帽右派”这顶铁帽，会如影随形地陪伴自己的大半生。更可悲的是，在持乐观估计、自愿改造世界观的人群中，有一些人竟有去无回，最终埋骨于完达山下。

人们持乐观估计的另一个原因，是离京前听了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所作的充满人情味的动员报告。在动员大会上，钱在批判“右派”罪行后向大家指明出路：“你们将来改造好了，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仍然可以回到各自的专业岗位上。”“下去劳动，不要丢了专业。一些专业用书，要带在身边学习。”“我已同中央乐团打了招呼，允许搞器乐的（“右派”）将乐器带到北大荒。”钱的这番讲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觉得尽管眼前受点委屈，前景还是美好的，大约过不了多长时间，又可以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下班了。

钱俊瑞是位党内学者，我相信他不至于故意编造一套谎言来哄骗大家，他可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改造政策的——后来的实践证明，他的理解完全错误。

当时大家听信了钱的讲话，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行李之外携带了不少书籍。这些书籍后来在北大荒成了人们的累赘，在不断的徒步行军的转移途中，因不堪重负，都陆陆续续丢弃了。

这趟列车是在正常的运行图之外加开的一趟专列，有时接连数站不停，有时一停大半天；从北京到密山终点站，足足走了三天三夜。车上有足够的时间聊天，那“改造期限”的话题，人们议论了一阵也就放下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虚幻的未知数。对于多数人来说，眼下摆脱不了的倒是离别亲人的哀愁，仰事俯畜的愧疚，以及由这场政治灾难而引发的种种生活中的不幸。

本报记者许子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当年满怀革命热情投奔解放区。反右派运动前，编辑部有人提议，请毛主席为本报题写报头（原报头为沈钧儒先生题写），他在旁边随口冒了一句：“沈老写的就很好，何必都要‘毛记’呢？”被人以对领袖“大不敬”的罪名汇报了上去，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封建社会对皇上“大不敬”是要砍头的，现在只把他划为“右派”，显然宽大得多了。他与妻子高瑞兰婚后育有二女一子。平日因婆媳矛盾引发夫妻感情不和，现在他沦为“右派”，其妻名正言顺地提出了离婚的诉求。令他烦心的是，依靠他生活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妹妹，离婚后将栖身何处？生活怎么办？他和我谈起这些揪心的事，一阵苦笑之后，眼圈红红的。

女记者徐颖，鸣放时怀孕在身，挺着个大肚子到人民大学采访。按常规，座谈会上人家谈什么问题，记者在稿件中就应反映什么问题。她参加的那次座谈会，有一位教授说“人民大学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她如实地写在稿件里。她的上司把这一“警句”标在标题上，反右时此稿被认为是对党一手创办的新型大学的最恶毒的攻击，于是她莫名其妙地被划为“右派”。她分娩后不久，就被打发去北大荒改造。在丧失理性的阶级斗争的氛围中，“人道”、“人性”这些作为人类基本属性的东西荡然无存，没有一个人敢于代无辜的婴儿为其母亲的流放请求豁免权。更糟的是，她在新华社工作的丈夫也被划为“右派”，且先后被流放，刚生下来的婴儿只得交给年迈的母亲抚养。作为年轻的母亲，此时她斜靠在车窗前，呆呆地望着窗外向后飞驰的田野，眼眶里分明噙着泪水。

记者钱统纲，而立之年尚未成家。他奉命采写过一些鸣放报道，之后又奉命采写过一些反击右派的报道，“功”不抵“罪”，被划为“右派”（具体罪名是“同情、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孑然一身，似乎心无牵挂，但戴上了这顶帽子，事实上被剥夺了求偶的权利，内心的苦闷不言而喻。车过山海关，渐渐驶入关东平原，窗外的景色与关内迥然不同：冬雪依然覆盖原野，一片银白世界。他伤感地对我说，儿时曾背诵过一首古人的出关诗，其中两句：“马后桃花马前雪，教人怎能不回头？”他说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苍凉、哀伤的感情。

只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刚分配到报社不久就被划为“右派”的小范，身受灾难而未意识到这场灾难的严重性。他好像把“组织处理”当作在校时淘气受到老师训斥一样，以为只要自己努力改正，就可以再当一名好学生。出于这样天真幼稚的心态，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老殷，你是党员，我是团员。到了北大荒，建议你将党团员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一起学习马列主义。”我只好严肃地告诫他：“首先要弄清咱们现在的身份，是‘右派’而不是什么党团员。更应明白，上面最忌讳非法的小组织。一旦被发现，你说不明，道不白，吃不了就兜着走。”听了我这番忠告，他才恍然有所悟。

把小范这样纯洁可爱的青年打成“右派”，其理由很难理解。储安平过去曾在复旦新闻系讲过课，与他有师生之谊。储出任本报总编后，范难免同老师多有接触，他还向储提交过一份改进报纸工作的建议书。只因储后来成了“大右派”，在搜查储的办公室时发现了他的这份建议书，不管建议书内容如何，便殃及了无辜的他。当然，他同储“时相过从”，也就有了“同气共类”的罪名。

人在得意的时候常常目视前方，而失意的时候多半会回首既往。此时我正坠入对自己短暂一生的省视、沉思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我这个穷学生不可能有机会在自己热爱的专业岗位上发挥光和热；而我发自内心爱戴的党，她又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我推入万丈深渊。这真是：“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我将以怎样的观点来审视和解释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凭我浅薄的学识和有限的阅历，我无法解开这道难解的谜，只有一种驱之不去的忧思和愁苦在啃啮着心灵。列车越往北驶离家越远，对妻子和幼小子女的思念却愈来愈深，我很难想像，妻子一个人带着两个幼儿将怎样生活？何年何月，我才能克尽为夫为父之责？想着想着，不觉在单调的隆隆车轮声中沉入了梦乡。

列车驶出沈阳站，夜色浓重，它呼啸着向无边的黑暗驶去……

（此文选自作者书稿《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第二章《风雪北大荒》第一节）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我亲历的瓜菜代生活　作者：杨金声

三年困难时期，我在安徽省无为县当教师。那时粮食极其紧缺，比黄金还贵重，有钱能买到黄金，而无粮票或粮本，持钱去粮站根本买不到粮食。1958年大炼钢铁时，曾要我们“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可是不到两个月，口粮月供应标准又恢复到28市斤。从1959年春季起，再降为24市斤（内含不能吃的杂糠，两个月后取消杂糠），继又降为22市斤，后来稳定在25市斤，还要节约一斤（由粮站代扣），实为24市斤。

在国家干部月口粮供应标准为22市斤时，县城和农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分别降为17市斤和16市斤。

当时市场上既买不到高蛋白、高脂肪鱼肉荤腥等食物，也买不到豆类和豆制品。国家粮站米价是一角三厘一市斤，黑市米和粮票4元一市斤，只听说有人偷卖米和粮票，但从未见人买过，因私自买卖粮食系破坏粮食政策，是违法犯罪行为，谁敢公开买卖？我当时月工资36元，不够买10市斤黑市米，全靠仅有的24市斤口粮和4市两（合十两制为2.5两）菜籽油活命。当时县邮电局营业间里供寄信人贴邮票用的糨糊，一放到柜台上就被人偷吃光，足见当时充饥度命的食物，紧张奇缺到何等程度！

那时我正年轻，食量大，消化力强，24市斤口粮只够吃二十三四天左右，每天吃饭不是斤斤计较，而是两两计算。我每周要上16节课，且大都排在上午，如某天上午授课量不重，只有一节或两节，学校食堂早餐稀饭即使很浓稠，也舍不得多吃一分稀饭（学校食堂一斤粮票购一角二分饭票，付一角二分钱）；要是上午授课量重，有三节课，食堂早餐稀饭即使稀得“一口吹三条浪”，也得忍痛吃三分饭票的稀饭，否则是撑不住的，特别是上午第四节课，饿得肚皮紧贴脊梁骨，上气不接下气，靠在黑板上，硬撑着将课讲完，下课铃一响，就像战士冲锋一样冲进食堂，不管青菜萝卜，还是冬南二瓜（校内园地师生共同生产的），首先买一碗（限购一碗，不准多购，学生也一样），填进饿得发慌的空肚里，然后再买三分饭票的饭，绝不敢多吃一分饭。晚餐也是如此，先吃瓜菜，后吃两三分饭票的饭，因晚上办公要到深夜11点左右才敢下班，反“右派”后的“大跃进”，谁敢不积极？晚上9点多钟就下班，怕人说没干劲，思想落后，空熬着肚皮，也要撑到11点钟左右。

那时，若遗失10来斤粮票或饭票等于自绝生路，谁也救不了你。家庭因饭票短缺或遗失，而产生互相猜疑、指责、谩骂、造成夫妻反目、兄弟龃龆、母女不欢、姐妹失和的事时有所闻。有位中层干部，家里有四个子女，将从食堂打回的饭，按各人的供应标准数量，用秤分而食之（农村较普遍），谁也不能多吃、多沾谁一点。这种看似无情而实无奈的荒唐怪诞的生活方式，是享受着充裕物质生活的今天青年无法理解的，但它却在我们这辈人的生活旅程中，留下极其沉重的苦涩与酸楚。

在这种情况下，“低标准，瓜菜代”是当时整个社会求生存、想活命的人必然趋势。那时大小会议经常讲，连几岁的孩子都知道“低标准，瓜菜代”是什么含义，因为这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能否延续维持下去的极其严重问题，是头等大事。

秋冬季节，冬南二瓜吃尽了，青菜萝卜生长速度慢，赶不上吃的需求，上级号召我们大搞“小秋收”来充饥度命。所谓“小秋收”，顾名思义，是和大秋收相对而言，大秋收是指农田里生长的庄稼，农民种的粮食，而“小秋收”则是指野生植物，农产品的下脚料，如米糠、稗子、秕稻，以及极少的水面植物和水生螺丝肉、蚌肉等。

当时任县委副书记的谢永康同志，曾奉命代表县委在一次动员县直机关干部大搞“小秋收”的大会上说，现在证明，凡是猪能吃的一切东西，人都能吃！所以我们要大搞“小秋收”，以解决目前的困难（大意）。42年后的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他说过的这句话。

谢永康同志是我省当时县委书记中极少数大学出身的知识分子，以他的文化知识水准和道德良心，无论如何，这句话他是说不出口的。解放这些年了，怎么能要老百姓吃猪食呢？但是，当时庐山会议精神已经传达，正在贯彻执行，全国正在抓“彭德怀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们县正在抓“张恺帆爪牙”和“小张恺帆分子”，他能说什么呢？

在粮食极端短缺的情况下，1960年10月26日的县常委会议上，议定可抵口粮的“小秋收”有下列各种名称（每种都有具体数字，共一亿斤，从略）：

藕、荸荠、茨菇、菱角、芡实、高瓜（茭白）、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橡子、毛栗、葛根、蕨根、野绿豆、野泥豆、山萝卜、野凉茶、大头薇、萎蒿、野红花草、马兰草、水草、鹅耳肠、野菜、荷叶秆子、芡实秆子、螺丝、蚌肉等，共32种。

上述“小秋收”中的玉米叶、玉米皮芯、、高粱秆、黄豆秆子、芝麻秆子、花生藤、花生壳、荷叶秆子、芡实秆子等，连猪都不吃，人怎能吃？

实际上，为了充饥度命，人们早就在寻找能吃的野生植物了。1959年冬天，在青菜萝卜供不应求时，我们学校曾派人去城外水塘里捞红浮萍，洗净磨碎，掺一点稗子粉，做成浮萍粑粑，供应师生，一分饭票买两个。我至今仍记得浮萍粑粑的味道，一股青气，粗糙微涩，难以下咽，但饥肠难熬，只得勉强吞咽下肚，胃是没有味觉的，只觉得不舒服，呼呼作响，且有隐疼感，远没有茭瓜青菜萝卜充饥好受。一位在农村工作过的同志告诉我，他在农村吃过苦涩难咽的山芋藤子、巴根草和双季稻根做的粑粑，他愤愤地说：“那是稻草！猪都不吃，人怎能吃？吃这种东西度命，怎能不死人？！”

国家干部、县城里和乡村集镇上吃商品粮的居民，不论月供应量是22市斤也好，还是18、16市斤也好，多少还有一点成品粮大米能熬粥度命，而最苦、最惨、最目不忍睹的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生产粮食的农民，在“大跃进”刮起的“共产风”袭击下，他们的家禽家畜被这股妖风刮掉了；他们的自留地被刮掉了；他们烧饭的锅被刮掉了。

为了迎合好大喜功者的狂热虚荣心理，严重的浮夸风造成对农田里的庄稼高额估产，高额估产带来的高额征购，高额征购调走包括农民口粮、种子在内的大量粮食，仅剩下的一点不够农民糊口的粮食，又全集中在公共食堂里。而公共食堂的大权，完全被基层干部生产队长把持着，成了卡农民咽喉的“鬼门关”。当时的顺口溜有云：“一两二两，饿不死队长，一钱二钱，饿不死炊事员。”

据我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统计，全县人口为982979人，1960年底为662557人，减少人口320422人。1961年饿死的人数还未统计在内。据此推算，“大跃进”的三年“共产风”时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全县饿死人应在30万人以上。

这种现象到底是如何造成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1962年元月27日在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报告在传达时，曾有人说：“三分天灾讲多了，七分人祸还讲少了。”以我们安徽无为县来说，这句话完全正确。

从1958年到1961年这4年我县的气象资料看，无论是从月降水量、最长连续降水日数和最长连续无降水日数看，还是从暴雨日数和暴雨连续日数看，既不存在涝灾，也不存在旱灾，虽不像古书上说的5日一风、10日一雨，但气象资料表明，绝对构不成自然灾害，正如本地老农所说，那几年（1958年至1961年）基本风调雨顺，何来自然灾害？30余万人被饿死，完全是一场人祸。（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华岗的卓越贡献与悲惨遭遇　作者：赵淮青

华岗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他近70年的历史生涯中，曾为民族复兴和创建新中国建树奇功伟业，他的一生岁月闪耀着光华。令人遗憾的是，他生命的近三分之一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其中5年在国民党的监狱，16年却在自己为之献身的共产党的监狱，而且最终怀着巨大的冤屈和不平瘐死在这里。

建设新中国屡建奇功

华岗1903年生于浙江龙游县，学生时代即聪慧过人，革命先烈恽代英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协助李立三负责大会宣传工作，回国后担任团中央领导。1930年他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积劳成疾，在养病期间，利用各种资料并结合个人革命实践，编写成《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本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推动了众多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华岗也从此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北，党在东北三省的工作十分困难，华岗被任命为中共满洲（东北三省）特委书记，他在赴任途经青岛时，为叛徒出卖被捕（后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的工作），他在严刑逼供面前坚不吐实。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代表董必武要求国民党释放华岗，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曾被他重金悬赏抓捕的华岗竟在自己的监牢中。出狱后，董必武推荐华岗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后改为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编辑。华岗忘我地工作，写了许多评论文章，积极宣传反映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他的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赞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被称为报界的一大手笔。华岗因曾当面指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王明的一些错误，为王明所不容，两年后被撤职。

华岗离开报社以后，在重庆郊区租了一间房子，一面养病，一面著书，靠稿费生活。这期间他写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等著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和董必武将才华出众的华岗派到西南诸省做地方高层领导的统战工作，以盼来日大展宏图。

1941年春，华岗以中共代表的身份来到西康省省会——号称雨城的雅安，以中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多次与省主席刘文辉长谈。刘文辉有抗日要求，又受蒋介石排挤，华岗辞恳意切地建议刘文辉把川康的地方力量团结起来，以促进整个西南地方势力的联合。劝他对蒋介石一切反动举措，要坚决抵制，申明共产党会在政治上做他的后盾。这些谈话帮助刘文辉明确了前进方向，表示坚决靠拢共产党，答应设立电台与延安和中共南方局直接联系。

嗣后华岗又克服重重困难，继续扩大统一战线成果。他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频繁交往，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对敦促西南诸省联合，促蒋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夏秋之交，华岗到了昆明，以云南大学教授的身份作掩护，讲授《社会发展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等课，同时开始了对云南军政上层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他先与云南地方军政首脑龙云接触，华岗对时局高屋建瓴的见解，鞭辟入里的分析，使龙云极为折服。他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在昆明滇黔绥靖公署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龙云对民主运动开始采取保护措施，每当进步教授和学生集会，他都派部队维持秩序，对抗国民党特务的捣乱。抗战后期，龙云与他的长子都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昆明工作时，就曾与不少当事人接触，了解到华岗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

1944年夏天，华岗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系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些活动中，华岗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面临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领导的赞许，也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表扬。

抗日战争期间，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合的西南联大设在昆明，一大批心怀祖国命运、关注民主政治的高级知识分子云集于此。华岗广泛接触这批名流巨擘，一一访问了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张奚若、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人，与他们谈学术、谈政治。华岗坦率真诚，儒雅亲切，知识渊博，胆识过人，使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敬服心折。

不久，华岗又组织成立了“西南文化研究会”，除上述一些人物参加外，队伍大大扩展了，楚图南、周新民、尚钺等共产党人也参加进来。这是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学术团体，地址设在唐继尧的故宅唐家花园，每半月开一次会，受到龙云保护。这样的集会，前期主要交流研究学术，后期着重讨论时事政治，主题是抗战和民主。每次集会，大家热情很高，各抒己见，分析形势，讨论对策，思想觉悟都有很大提高。这个研究会的成员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骨干。

当时的昆明，成为大西南的民主堡垒。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国民党嫡系部队乘机向昆明城内集结。华岗多次劝诫龙云，要提高警惕，给他讲解麻痹大意会吃亏的道理。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嫡系部队终于血洗昆明，龙云被送到重庆软禁。华岗在昆明，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一面呕心沥血地写作。在龙云被缴械的第三天，他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名著《中国历史的翻案》，然后化装离开昆明回到重庆。

三年后，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势如破竹，长驱直入。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及龙云亲信、云南省主席卢汉等人的相继起义。而局外人很少知道，此前华岗为这场历史巨变所发挥的搭桥铺路、釜底抽薪的巨大作用。

华岗回到中共南方局担任常委、宣传部长（周恩来任书记），适逢毛泽东飞抵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华岗担任谈判代表团顾问。1946年5月，他随中共谈判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到达上海，代表团下设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华岗任书记。他废寝忘食，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曾组织发动闻名中外的“赴南京和平请愿团”。国共谈判破裂后，华岗随董必武撤回延安，又辗转河北平山，旋即秘密赴香港，仍然做统战工作。1948年春，他在香港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等来往密切。为了争取这些人早日到华北解放区，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曾多次应邀在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中间作报告，讲解放区的形势、战争的进展和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些很有名望的民主人士听了华岗的报告觉得前所未闻，内容新鲜，鼓舞人心。通过与他的交往，他们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

1949年9月，华岗离开香港，经上海转北平，再接受新的工作任务。可是轮船因吴淞口遭蒋机轰炸不能靠岸，只得转从青岛登陆。青岛是他的旧游之地，又有他的狱中难友向明正在担任军管会主任，他自然非常高兴。未料，上岸后肠出血的老毛病复发，住进医院，留在青岛。

为建设新型大学披荆斩棘

那时青岛刚解放不久，百废待兴，向明希望老战友华岗能在文教政策的实施方面助他一臂之力。

这时，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来电，希望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周恩来总理想让他任教育部党组书记，但他只表示愿意在基层教育部门做些实际工作。不久，他便开始为山东大学讲授政治大课，记得最初讲的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社会发展史》等课。

当时我作为山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曾亲自聆听过他的报告。课堂设在青山红楼之间的一处露天台阶式的广场上，听课的不但有山大的众多师生，还有青岛市的各级干部。华岗身材不高，身着灰色干部服，镜片后边是一双沉静凝思的眼睛，有温和儒雅的风采。他手头没有讲稿，只拿一张纸片，而大课内容丰富，论点严密，语言精炼，讲起来洋洋洒洒，广征博引，理论结合实际，又有很强的逻辑性……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令每个听讲者开阔思路，启人睿智。有的教授听完课后说：“真是胜读十年书”！

原校长赵太侔卸任了，学校需要建立新的领导体制。经各方协商，大家赞成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个校务委员会。选举结果，华岗担任主任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和戏剧家丁西林、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著名文学史家陆侃如等任副主任委员。真是众望所归，皆大欢喜。

时间不到一年，接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山东分局的指示，要山东大学与济南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华东大学合并，同时并进来的还有教会学校——齐鲁大学的文史两系，华岗被任命为合并后的新山大的校长。1951年春天，两校合并后，校务繁杂，矛盾叠出，华岗本着“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精神，妥善稳重地解决各种问题，使并校任务顺利完成，学校呈现出一派井井有条、生机勃勃的新气象，在全国高教界赢得了声誉，进入先进高校的行列。

早在昆明时吴晗就说过，华岗有才气，也有胆识。华岗在山大校长岗位上短短五年时间，此话有了充分的体现。比如他的政治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思想；满腔热忱团结知识分子的作风；以及他不唯书、不唯上、只认真理的襟怀；在重重的阻力面前不动摇、不后退的勇气……华岗懂得团结尊重专家，用他们的知识为新政权、新教育服务，对他们都很重视和爱护。他大会小会都强调知识分子是国家财富，这些学有专长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

当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时，他能站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对于错误的东西，他敢于抵制，有的教授说他：“君之为人，直道如矢”，“敢为义所为当为之事，不畏谤言”。但他这种独立不羁的思想作风，对他本人来讲，无疑是个危险的伏笔。

著名历史学家、原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随院系调整调到山大，不久碰上“三反五反”运动。张维华的原单位派人来，说他曾担任“庚子赔款”管委会委员，有政治问题也有经济问题，要把他带回济南审查。山大党委有的领导已经表示同意，而华岗却不赞成。他说：“齐鲁和山大都受共产党领导，都执行党的政策，现在张先生已经是山大人，身负教学任务，没有必要再转回原单位，请他们把有关材料转来山大吧。”华岗这么一顶，使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免遭一难。后来事实证明，张维华政治经济上都是清白的。

接着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女教授自杀事件。当时的极左思潮，已经在粗暴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表现出来。“三反”运动中，医学院有位著名女教授陈慎昭，是研究生物化学的专家，被打成“贪污分子”和“美国特务”。华岗曾说“教桌上哪来的‘老虎’？”明确指出，不要怕别人说我们“右倾”，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就行了。对陈先生首先应该解除隔离，在未拿到确凿证据前，还是一边教学，一边审查为好。但是山大党委副书记刘某消极对待华校长的指示，对陈慎昭继续实行禁闭逼供，结果陈被迫自杀。为此华岗愤然批评那位副书记说：“这样的人才千金难买，万金难求，陈教授的死损失太大，影响极坏，真是岂有此理！”温文尔雅的华岗为此拍了桌子，责令这位副书记作出检查，他自己也向教育部做了自我批评。

中文系系主任吕荧，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他讲授《文艺学》观点新鲜，内容丰富，条理清晰，很受学生欢迎，每次讲课，课堂走廊都坐满了人。但有人写信给北京《文艺报》，诬告吕先生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放在眼里……这家文艺理论权威刊物刊登了此信，并要求山大“消毒”。山大一些领导抓住时机，要开大会批判吕荧。中文系有位党支部书记曾在一个班上动员：“谁不批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开大会时，华岗坚持不在横幅上标出“批判”两字，只写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他还在一片声讨声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讲话。他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说，不同的思想辩论是好的，最后应由事实和实践做结论。后来吕荧要求调走，华岗挽留不住，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去了。

还有一个外文系教授方未艾。他俄文很好，这在解放初期，是难得的人才。此人30年代曾参加“左联”，与进步作家萧军、萧红是好朋友。抗日战争时为生计所迫，曾在新疆某县警察局做过事。1951年，青岛市公安局以历史问题要逮捕他，华岗对来人说：“据我们了解，他没有血债，也无大罪，现在为我们的政权服务，应该发挥他的一技之长。如果抓起来，反倒成了废物，而且对学校震动太大。”表示可以留他在学校监督使用，不同意逮捕。但他未能阻挡得住，最终还是被抓走了。这件事后来成了他“包庇反革命”的一大罪状。

华岗认为办好大学离不开教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真正做到用其所长，安之以位，让他们有职有权。但他这种做法为有些“左”倾思想的领导所不容，有人给他扣上“用教学冲击运动”的帽子。

华岗在教学思想上见识远，不按框框办事，想法往往有独到之处。比如抗美援朝时，他请来了在美国学有专长的女教授黄绍湘为文史两系讲《美国史》。当时“一边倒”之风刮得正烈，有人说他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如，他认为各种知识都有相通的真理，主张文科学生学点自然科学，理科学生学点人文知识，文理两科教师可以互相兼课。这些也被说成是“标新立异”。另外，他对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是对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搞不好会扼杀创造和生机……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的这些想法，确实是一种超前的预见。

1951年，轰轰烈烈的批判武训运动开展起来，那可以说是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开的第一枪。但华岗曾对文学院的几位教授说，“臧否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当时的背景和条件。用今人的角度衡量古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他还同历史系主任杨向奎讲过，“不能把大功劳和好名声都归到一个人头上，这样来树立一个领导人的威望，是很危险的。”在解放初期，他就对“造神运动”敲起了警钟！

生活掉进冰窟　精神却闪出火光

1954年冬，乘中共山东分局撤销之际，新组建的中共山东省委奉上级之命，开始审查批判以山东分局代书记向明为首的“反党集团”。先是让华岗到会揭发批判向明“罪行”，华岗说，“我不了解向明的反党言行，揭不出来。”又说“我不能凭空编造，陷害同志。”后来他干脆托病不出席会议，旋即被划入“反党集团”，且冠以“军师”称谓。之后中央派工作组来，检查华岗的书，寻找他的“反党言行”。不久，《人民日报》等大报开始连篇累牍地登载批判华岗的大块文章，以清除他的政治影响。

1955年，胡风案发，又为华岗增添了更加严重的“罪状”。关于胡风案，华岗认为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不是什么“反革命”问题，他在一篇文章中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吕荧因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护，被打成“胡风分子”，山东大学有些人想趁机把他揪回来，掀起一场批吕荧的运动。华岗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尚未卸去校长职务，他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在送来的报告上批示：“材料不足，此事缓办”。后来斗争矛头直接对准华岗自己了，他竟成了“向明反党集团”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双挑人物。而华岗拒不认“罪”，省委书记发下话来：“先抓起来再说！”1955年8月25日，华岗被当作“反革命”逮捕了。事有凑巧，两个时代的两次被捕，地点都在青岛，令人感慨系之！

1957年，华岗从青岛看守所转到北京秦城监狱一间七、八平方米的囚室。他知道冤枉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但他并未万念俱灰，他认为：“革命就意味着牺牲”，关监牢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吧！如今他把人世间的恩恩怨怨以及自己的沉浮荣辱都置诸脑后，他不愿让朝朝暮暮的岁月无为地消耗。此时，大墙以外，“三面红旗”正高高飘扬，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吹得正起劲，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刮得正炽烈。他密切关心大墙外人民的命运，进行冷静的思考。如今他以十分虚弱的身体蜷伏在斗室之中，寒窗之下，以常人难以想像的力量，开始孤独而艰苦的理论探索。他仿佛忘记了身陷囹圄，开始了那令人不堪忍受的近乎自虐的精神之旅。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一直写到力竭心衰，苍面白头。

在狱中，他曾写过一首诗：

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

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

他站在哲人的高度，以清醒的历史意识和明智忧患的眼光，把对历史和眼前的思索，倾注渲泻在笔下……先后写出《美学论要》、《规律论》、《自然科学发展史略》等百万字的著作。

1957年后，全国掀起美学问题的讨论，华岗在《美学论要》这本书中，依然关心着现实生活中如何用美学原则创造世界的问题。他尖锐地批评了现实中存在的“把艺术和政治的关系，解释成为艺术只是政治的手段和工具”的错误看法，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观点表示不同意见。他以深邃的洞察力，把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种种，概括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是主观臆造的标尺，更不是统治者的‘圣旨’。”时间过了20年，打倒“四人帮”后，类似这样的话才开始冲破重重阻力见诸报端，这是一种怎样的超前预见啊！当时文学艺术领域里有一种“棒子主义”，只准批评，不准反批评，政治“帽子”满天飞。他结合自己的切肤之痛，尖锐地指出那种滥用政治权力，“先把对方的嘴封起来，甚至先给对方加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从而把对方关进监狱和集中营里去，再来发动‘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式的批评运动，那更是极端反动的法西斯行为。”他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形成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局面。

后来监狱当局发现华岗在写这类文章，禁止他继续写下去。他又动手研究看似“纯理论”的哲学，他在写作时当然不会“纯理论”，同样紧扣着时代脉搏。在《规律论》这部书中，用大量篇幅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违反自然和经济规律的弊端加以针砭。批评那种凭借权力，创造“规律”、废除规律的荒谬做法，并警告说，这种做法必然会导致头破血流，社会倒退。华岗身陷幽禁，却仍然保持大无畏的精神，大胆探讨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极其敏感的问题。他写道：“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一切臆造矛盾的思想行为，都必然制造悲剧和阻碍历史的进步。”他在阐释矛盾的正确含义时，不赞成把差别和矛盾看做是同义语，更不赞成把矛盾动辄就夸大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他深刻地指出：“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华岗的这种哲学观点显然与现实中对矛盾的认识和处理大相径庭，而华岗是正确的。

华岗在狱中的著作受到前辈理论家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发奋之作”，“用生命写成的书”，“他生活掉进了冰窟，精神却散发出一团冷香”，赞扬他有很深的理论造诣和渊博的学识……只是他无幸也不会想到自己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文字会印成铅字，他只是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所激起的使命感，甚至不惜付出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来唤醒民众。他这种为民请命、争自由、争民主、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将永远垂范人间。

判决无理，有家难归

从1954年底开始，华岗被关押了十年，也未审出个所以然来。一直拖到1965年2月，有一天，他突然被带到北京城一幢高级宾馆的单人房间，两天后，一位来自中南海的大人物，莅临这个房间。他们简单“寒暄”了几句话，大人物便转入正题。“老华，你的事只要认个错就行了，不能当人大代表，还可做政协委员嘛。”华岗反问道：“我犯了什么罪？关到这种地方来，一关就是这么多年，这是为什么？”面对权威，他无所畏惧，而且还表现了几分书生的狂气。结果话不投机，不欢而散，华岗又被带回秦城监狱。时过不久，到了这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颁布下来，判刑13年。

《判决书》上罗列三条“罪名”，没有一条站得住脚。一条是华岗在武汉反省院中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是丧失阶级立场（按：在国民党狱中，华岗坚持说自己是皮货商人，在任何严刑面前，没有暴露党员身份。他以当时普通百姓的习惯称蒋委员长，有什么罪？）；二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时与国民党警察特务有来往，是投靠反动派（按：做地下工作，常常要用伪装的形式与敌人周旋，怎能定投靠反动派罪？）；三是他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不准逮捕有反革命历史的一名教授，是包庇反革命。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华岗当场拒绝了这个无理的判决，接着便被送到济南监狱服刑。

《判决书》上写明释放日期是1968年8月24日。但到济南半年多，“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他像千万无辜者一样，被红色的狂飙裹挟而去，住地改换成一个集体大牢房，强制重体力劳动，人也变得面黄肌瘦，病气恹恹。加之缺乏必要的医疗和营养，病情日复加重，失去生活自理能力。他被送回青岛家中，虽然释放时间早已过了，但仍未解除管制。

经历过覆巢之灾的家，如今只是八九平米的一间小房子，这里住着他的老伴谈滨若和小儿子。他的案子曾给家人带来巨大的株连和不幸，如今终于归来，他们自然高兴，可又觉得难题降临。忆昔1937年，当他从国民党监狱释放时，那是怎样的一种同志式热烈欢迎的情景啊！如今在亲人久别重逢的泪眼模糊中，他感到欣慰的同时，又觉得为给他们带来新的灾难而不安。

他仍然没有恢复人身自由。接触外人，看病取药，都得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在这种状况下，他人完全变了，苦水自咽，很少开口，在亲人面前，也不流露什么。人们偶尔会看到一个满头白发、形容枯槁、精神呆滞的老人在街头踟躇，那就是华岗。他有时走得很远，走失了；有时从医院拿回多日的药，一次全部吞了下去……他的神志开始恍惚，常常失去自制能力。

1972年春节前，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而医院拒不接受“反革命”住院。春节将至，孩子们要从外地回来探亲，房子小他们住到哪里去？他们见了“反革命”的爸爸又怎么办？心灵的压力，感情的折磨，撕裂着他的肺腑。回济南吧！于是在春节前夕又回到了监狱。在济南拖了几个月才被送进医院。5月15日这一天，先前曾在监狱小院中看护过华岗，对他十分敬重的一个姓孙的年轻人来看望他，华岗对小孙也是对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后来他便不能讲话了。监狱姓严的政委来，华岗指了指身后的箱子，他是不能忘情于那些书稿吗？5月17日华岗去世。当妻子从青岛赶到医院，华岗已经故去。只见他面无血色，怒目圆睁。他心中埋藏着多少愤懑和不平啊！

历史终于证明了：什么“向明反党集团”，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历史终于证明了，华岗从来没有投靠过反动派，也从来没有丧失过阶级立场。华岗是一个爱祖国、爱人民、求真理、讲道义，在任何岗位上都放射异彩、出类拔萃，清白无辜的人。

记得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我在昆明遇到曾在南方局工作过的一位同志，不无天真地问他：“南方局的同志对华岗是了解的，但他出事时，没听见谁为他讲话。不知为什么？”对方闻听此言，激动起来，从座位上站起，答道：“话不能这么说。情况那么复杂，潘汉年的案子，有谁为他说过话吗？”我无言以对，大家不欢而散。倒是陆定一同志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对此作过自我批评。他说，30年代初，我在华岗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是了解的，但未能站出来为他说话，至今感到很遗憾，很对不起他。（大意）不过他说此话时，华岗墓木已拱，悔之晚矣！

当我们回顾华岗这个冤案的时候，通过他的血和泪的代价，更加认识到，领导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而又没有制约，民主得不到保障，法律得不到遵守，从而导致个人为所欲为，决策屡屡失误，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像华岗这样一位在社会上很有影响的人物，一位职业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被轻率地毫不吝惜地打成“反革命分子”，肆无忌惮地践踏他的人格尊严，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啊！

让华岗这样的悲剧永远不要再发生！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照了华东师大向阳教授所撰《华岗传》，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　　方徨）

2002年第7期 怀念父亲周彪：祭奠一个时代　作者：周华玲

我们的父亲周彪，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中将军衔的老红军。他于1981年3月20日去世。那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到今年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在这21年中，我们曾经与父亲共同居住过的城市——北京，她的面貌一天一个样，中国的面貌一天一个样。我们80多岁的母亲朱占芳常常感慨地说：“你们的爸爸要是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是呀，20多年什么都在变，甚至是奇迹般地巨变，而唯一无法改变的是，母亲和我们所有子女对周彪将军的缅怀之情。年复一年，每当飞雪与春风交替之日，3月20日，是全家人最难过的日子，都会唤起我们对父亲沉甸甸的回忆和无尽的思念。

我们的父亲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上浮源村。祖父是染坊的染工，因劳累过度、贫病交加，在儿子出生前就离开了人世。祖母生下父亲不久就离家改嫁了他人，父亲是吃着曾祖母讨来的剩饭一天天长大。新中国有许多和他同样出身的开国将领，并不乏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而父亲的故事我们听到的却很少，他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回忆录。去年，中共中央安排，由空军政治部派专人为《中共党史人物传》空军高级将领传记整理父亲的生平。他的赫赫战功，已经载入新中国的党史、军史中。这些传记，首先成为我们学习革命传统的好教材。读着他的军旅人生，眼前就会展现出硝烟弥漫中他南征北战、勇挑重担、不畏艰险、胸前挂满勋章的崇高而伟大的英雄形象；忆起他的生活片断，脑海里又会浮现出粗茶淡饭后，忙忙碌碌、不图享乐、默默无闻、克己奉公、淡泊名利的普通而平凡的百姓身影。英雄、百姓——这就是我们的父亲。

1935年3月，红军主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四渡赤水，正在南渡乌江。当时父亲所在的罗炳辉、何长工领导的红九军团成功掩护红军主力过江后，因未能按指定时间到达江边，桥被拆除，整个军团立刻陷入敌人全部围剿兵力的重重包围之中。在这危难时刻，父亲和他的七团战友们根据军团的指示，顾全大局，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机智果敢的战术，并肩与八团、九团密切配合，使险些全军覆没的红九军团的人马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又继续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恶劣自然条件下的雪山草地中历练，很快成为中国革命最宝贵的一支有生力量。父亲那时才25岁，是七团年轻的政委。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几经出生入死、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已经成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第一队毕业学员的父亲，第一批奔赴敌后——那已被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的华北广大的腹地。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38年——1944年，他先后担当起晋察冀军区一二O师独立四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冀中军区十分区政委、司令员；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地委书记兼政委等军队和地方主要负责人，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现在仍然健在的刘金波叔叔，是从1938年就跟随父亲一直到1949年的警卫员，他讲述了许多当年的战斗故事。其中1941年和1942年，日寇集中大批兵力，在冀中十分区进行了十余次大规模的“扫荡”，推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特别是1942年5月1日，日本大战犯冈村宁次集中5万日军及数万伪军，对冀中全区进行了空前规模、惨绝人寰、臭名昭著的“五一大扫荡”，父亲和他的指挥部不仅遵照军区领导的指示，缜密部署了部队对敌斗争策略和作战方针，还亲自率领部分十分区八路军指战员在白洋淀从敌人一个又一个的包围圈中跳进跳出，不但保存了自己，还神出鬼没地打击了敌人。日寇气急败坏在报纸上悬赏要父亲的人头。每当想起发生在华北冀中平原地区那些家喻户晓的英雄故事：白洋淀的雁翎队、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回民支队、地道战、地雷战、反“扫荡”坚壁清野……总会让我们想到父亲，这位江西的小老表，是怎样和他的战友们——红军的一粒粒火种，把华北平原上一支支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力量，团结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旗帜下，使那里的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形成燎原之势。

1949年5月，父亲正驻守北平郊区，是华北军区二O五师师长。当他听到党中央的号召后，立即积极主动向军委请战，在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中率四十九军南下，日夜兼程奔赴广西边陲参加剿匪的斗争。

1950年10月，父亲又从祖国南疆广西挥师北上，受命为第四十二军政委，奉命陈兵鸭绿江边，并最先踏上朝鲜国土，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出国作战，四十二军首战黄草岭告捷，13个昼夜的激战，他们第一次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化的敌人交锋，共作战65次，歼敌3600余人(其中含美军1000余人)。由于敌人的惨败，作为第一次战役的组成部分的“黄草岭”阻击战，被当时的外电称为敌人的“伤心岭”。彭德怀司令员对这次战役作了高度评价：“这次战役胜利意义是很大的，第一，稳定了朝鲜战局，使友军得到收容、整顿时间；第二，志愿军在朝鲜站住了脚；第三，取得了新的经验；第四，扩大了正义战争的影响，增强了胜利的信心。”

1953年─1967年，父亲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肩负国土防空作战重任的东北军区防空军政委、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司令员。高炮部队大都处于祖国边陲艰苦的深山沟里，15年中，父亲走遍了那里，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参与组建了我军第一支现代化地空导弹防空部队；无论新式装备，还是老式武器，这些部队都仍然以“小米加步枪”的精神，粉碎了台湾国民党空军上万次的飞机窜扰，成功地击落过包括美国造最先进的U—2型高空侦察机、RF-101型低空快速侦察机、P2V型低空慢速电子侦察机在内的上百架敌机；在“援越抗美”战斗中，父亲所辖赴越参战高炮部队共作战558次，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这个数字是侵越美军飞机全部损失的一半)，他亲自为取得辉煌战果的参战部队总结经验、召开庆功会。

正是在这期间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困惑不解，18岁参加革命，一条心为党为人民军队鞠躬尽瘁，怎么就成了“四反分子”？他按下心头的疑惑，经历了被揪斗、被关押、被“监督劳动”，年近花甲的父亲，在盛夏南方的双抢（抢收抢种）劳动中和年轻战士挑一样重的担子，却吃最差的伙食，还要在战士们休息时“认罪反思”……即使这样，父亲始终“相信党，相信群众”，因为他首先相信自己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随行的母亲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他反过来安慰说：“我有底子，从小就劳动惯了。”1971年的春天，终因劳累过度他病倒了，得了肝炎，戴着“反革命”的帽子，空军“造反派”专案组不让他休息、不给药吃、更不给治疗，仅短短的几个月竟发展到肝硬化中期，身心受到极大摧残。

1972年底，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为父亲平反。

1975年9月，根据形势需要，父亲退居二线担任空军顾问，并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他不下棋、不钓鱼，整天抓紧时间收集报刊杂志上的资料，到大西北艰苦条件的高炮部队搞调查研究，为一线的领导献计献策。

1980年的秋天，父亲的病被诊断为肝癌晚期。他在卧床不起的时候，还对前来看望他的老战友谈自己多年研究国内外一些军事装备的感受，交谈我国防空装备发展的远景，就这样，在他熟悉和热爱的事业上走完了生命的里程。

这就是传记里我们的父亲，一位勇往直前、意志坚强、功勋卓著的将军。然而，我们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却感到他仅仅是个普通、平凡而严厉的爸爸。

父亲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太少了。战争环境不必说，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虽然家安在北京，但他却把身心和时间更多地给予了他的部队，他的事业。我们只和他去过一次长城、一次颐和园；“文化大革命”前，国家安排他每年的假期，他也只享受过两次，就是这两次加起来都不到10天的时间。和父亲在一起少得可怜的快乐时光，令人难以忘怀。

父亲没有写回忆录，他说过：不管是谁写，还是写谁，事业都是大家做的。金戈铁马半个多世纪，我们在党史、军史还有类似《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资料中，读到许许多多他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所在部队和这些部队战斗过的地方，那些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战役，却很少见到他的名字，而能和这些战役联系在一起的就只是他的档案中记载着他曾经担任过的职务了。尤其是解放后，他所辖的部队屡建奇功，曾多次受到过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嘉奖，而他却和他的指挥部以及参战部队的绝大部分官兵一样默默无闻，在当时那些历史资料的照片里都找不到他的身影。

父亲一生节俭，自从领取部队供给的第一身军装，他就没有别样的装束。1975年退居二线后，他要母亲从前门大栅栏买回一身灰卡叽布的中山装，镜子里父亲的目光像孩子一样新奇而快乐。在战争年代出生的哥哥姐姐，与父母穿同样的粗布衣袄、同吃被战马涉水浸泡而发霉的小米；解放后到父亲去世，父母的内衣、我们的内外衣、甚至连毛衣几乎都是补钉落补钉的，解放后出生的弟弟妹妹还大部分是捡哥哥姐姐穿小的衣帽鞋袜穿；1951年，母亲随慰问团赴朝鲜看望前线的父亲，在国内就已经知道前线的战斗激烈而残酷，咬牙把一点点积攒下来的津贴费买成毛线，使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毛衣，这件毛衣一直穿到他去世的1981年。此后，母亲拆洗又重织，至今仍然穿着它。

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他说的频率最高的三句话是：不要忘本，要靠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我们家的住房，解放前是父亲南征北战，我们随部队留守处，部队到哪儿就住哪儿；解放后，父亲严格按国家规定，在分配的“不达标”的住房中，把我们兄弟姐妹分男女，安排在不到8平米的小屋里，也不肯占用按规定的办公用房；父亲的专车从没有捎带过顺路上班的母亲，更不许我们每周一次回学校搭乘他的专车……

父亲更是克己奉公，他的老部下曾经深情地回忆了一件小小的往事：按他行政六级待遇规定，他出差应享受软卧包间。可每次我们都和他在一个包厢里，他说这样可以节约一些差旅费。我们家在“文革”中被查抄时，仅有200元的存款，还被冻结；就是这样的经济状况，父母不仅从未向组织申请过补助，还从紧巴巴的生活费用中，响应国家购买国库券的号召，支援国家建设。

父亲在临终前对守候在身边的我们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作出这样的决定，他是全军高级将领中的第二位。那一时刻，他满怀深情厚谊专门讲述了长征过草地时，他的战友赵营长就匆匆埋在草地里的故事，反复说：“不要惊动领导和同志们，不要给组织添麻烦。”

转眼21年过去了，物质匮乏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可那个时候，像我们家这样的情况是很普遍的，一点儿也不觉得特别，更谈不上典范。想到这一点，忽然觉得，我们不仅仅是在祭奠父亲，而是在祭奠毛泽东思想哺育过的一代先驱，一个时代。父亲那一代人为什么会哪里最困难，就到哪里去呢？他们图的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众所周知，那就是他们有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这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引导他们把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和为人民谋幸福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自觉体现在明确具体的实际工作中；他们比的是多做工作不是特权待遇，他们比的是革命干劲而不是投机取巧；他们是以革命的名义工作着、奋斗着。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曾亲身体验、亲眼见过国民党的腐败如何失去了民心，从而能严格自律：“拒腐蚀，永不沾”。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毛泽东与少年中国学会　作者：吴小龙

毛泽东青年时期，只参加过两个社团的活动，这青年时代的经历在他一生都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这两个社团，一个是长沙的新民学会，一个是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

在新民学会，他唱的是主角，而且和他的挚友蔡和森二人都深得其恩师杨昌济的赏识和器重，许为“二子海内人才”；且毛蔡并称，是三湘学子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社团群体中，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互相以道德学问相砥砺，注重大本大源的探求，又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重学重行，重经世致用，为日后的大事业刻苦磨练自己。毛泽东人格风貌的底色，正是在这时形成的。但新民学会毕竟是个地方性的青年社团，它虽然聚集了一些日后在政治、学术舞台上都卓有造就的杰出人才，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使他完成了一个角色变换：对于涌动京城的新文化运动浪潮而言，他从一个旁观者和过客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直接参与者——虽然在“少中”学会内，他唱的不是要角。由于毛在这两个社团内的地位、角色不同，多少影响了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界对这两者的研究。在新民学会，毛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故解放后对此会的关注研究甚多，几为显学。而在“少中”，毛只是一般会员，与学会大事活动相关的记载中几乎从不见他的踪影；唱着重要角色、后来又是中共领袖的则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人。而且，在毛成了大气候之后，“少中”同人又对他微有忤逆。这也许就是“少中”后来被“冷处理”的部分原因。半世纪来，国内未有一部关于“少中”的专著，文章亦寥寥无几，而关于毛早期经历的无数“研究”文章、论著中大多对此取回避态度。但就我所接触的材料而言，可以认为，新民学会的经历或可谓之毛的人格初型，而“少中”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迪。

知道少年中国学会的人今天实在不多，连一些治近现代史的人也语焉不详（但他们都清楚地知道新民学会、觉悟社、利群书社……）。我问了几个朋友，或把它当作中共早期的外围组织，或把它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挂钩。因此得先简单说说它。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一个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青年社团，几乎聚集了全国各地、各青年社团的精英分子。它筹组于五四前一年，成立于五四后一个多月，发起人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张梦九、雷宝菁等人。在它的会员中，为国人所熟悉的，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黄日葵；成为青年党的有左舜生、李璜（这两人与曾琦并称青年党的曾、左、李）、余家菊、陈启天；先为中共、后为国民党的有周佛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界的更多，著名的有：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方东美、周炳琳、康白情、恽震等人，甚至还有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船王卢作孚。光是看到这样一些人，曾经聚在同一个学会里，就足以叫我们惊异了，再想想他们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就更令人惊叹。中共方面，一大代表中有四分之一出自“少中”，自李大钊、毛泽东以下诸人的辉煌业绩国人皆知，就不说了；青年党的曾、左、李后来与国共各有恩怨，也成一股势力；国民党方面，除周佛海最为臭名昭著外，有高位、有令名的则有杨亮工（后来官至考试院长）、吴保丰（教育部次长）、沈怡（南京市长），而其他人，则各在学术、教育、文艺界执牛耳，以至于40年代时就有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我在翻阅当时的书刊时见到这句话，不禁大吃一惊：这一段辉煌，后来可是给遮得严严实实的啊。

“少中”的话题头绪太多，我们且先按下其他，只谈与毛泽东有关的。先说思想。

王光祈是“少中”的主要创始人，也是其灵魂。他是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性格高超纯洁，其律己之严同人中无有出其右者”。他以自己的道德人格、组织才能和献身精神成为“少中”的精神领袖。对学会的活动，他热衷于提出种种宏大的规划，一次又一次激起“少中”会友的参与热情，使学会产生了很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当然，这些宏伟规划，差不多全是乌托邦，但青年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青年社团，不就是要代表、表达青年的这种理想、追求和纯真的热忱吗？我们看看在他的影响下，当时对“少中”学会的活动，都有过怎样的幻想和规划：1919年7月，也就是“少中”刚成立之际，左舜生提出了怎样使青年在走出校门后不受旧社会的环境影响而堕落的问题，提倡要建立一种“小组织”，靠有志青年自觉团结在一起的力量，来对抗旧社会的恶势力，以保持自己的人格，他提出的方法是，“由少数同志组成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它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成员间“要互有人生观的了解，对于恶势力的扫除，精神上要归一致”；成员应“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成员不与家庭有经济关系，收入共有；成员既可从事职业，也可研修学问，也可作社会事业。这种小组织，就是有共同理想的青年们脱离旧社会组织，寻找自己的精神上、学问上、生计上的立足点，以创造一种新生活的“实验”。类似的设想和规划，在毛和新民学会会员们之间几乎丝毫不差地提出过。是不约而同，还是互相借鉴？这是耐人寻味的。对于左舜生提出的这个方案，王光祈给以热烈的响应。他具体提出了一个“小菜园”的设想：在距城市不太远的乡下，租个小菜园，不大不小，够十余人种即可；再在其中建十余间房子，用中式建筑，分上下两层楼，“楼上作我们的书房、阅报室、办公室、会客室、藏书室、游戏室等等，楼下作我们的卧室饭厅等等。”房前建厨房厕所，房后有球场，园子周围挖条小溪，“溪边遍种柳树，柳树旁就是竹篱”，竹篱里是菜园。大家生活日程的安排：每天种菜两个钟头，读书、翻译各三个钟头，其他时间娱乐。种菜是为了从事“户外劳动，于身体有益”，且有收入；读书是为了“寻精神上的快慰”；翻译是为了“介绍欧化，以革新一般人的思想”；还可以办印刷局，既传播新知，又获得收入。各国出的新书，我们可以立即把它们翻译、印刷出来，“我们就是文化交通上的‘火车头’！”“我们在乡间，半工半读，身体是强壮的，脑筋是清楚的，是不受衣食住三位先生牵制的，天真浪漫的农夫，是与我们极表示亲爱的，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王光祈急切地呼吁：“我们不要再作纸上的空谈了，赶快实行我们神圣的生活！”

这是何等令人神往的田园诗般的美好生活！它既符合传统中国文人的生活情调，又反映着现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独立追求。而这显然是当时正流行于中国的“新村运动”的典型设计和理想。对这个运动，毛是一直予以关注和认同的，而且从他那里很快就看到了回应。为此，他还专门拜访过在中国鼓吹新村运动的周作人。很快，他和蔡和森等新民学会的会友们就开始规划着在岳麓山开辟一个新村。这个计划虽然未曾实现，但它已经表明了青年毛泽东此际的思想认同。不但如此，在讨论这“小菜园”、“小组织”时王光祈说的“天真浪漫的农夫，便是我们热血青年的伴侣”，“我们纯洁青年，与纯洁农夫打成一气，要想改造中国，是很容易的。”还有李大钊对“在山村村落里与那些劳农共同劳动的自觉少年”的肯定，以及前面关于“半工半读”的话，我们听起来都如此耳熟，在几十年后的中国，还看得到它那遥远但却巨大的影响。

在这场热烈的讨论中，后来终身躲在美学的象牙塔中的宗白华也积极地参加了进来。看他在学会早期的那些连篇累牍、热情洋溢的文章书信，简直难以想像这位书斋学者曾有过如此钟情于社会改造的运动和思考的经历。他批评了前面王光祈、左舜生的设想，认为“两君所说的还是消极方面的意思多，积极方面的意思少，略带了高蹈隐居的意味。组织太小，只能做我们最初发展的基础，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宗白华提出：（一）“向山林高旷的地方，组织一个真自由真平等的团体”，先实现经济、文化独立；（二）以教育和实业使之发展成“组织完美的新社会”；（三）以此为模范来改造旧社会。他认为，由于中国地大物博，尚未开垦的山林土地甚多，故“我们合一班同志，集了资本”，买下一大片森林土地是可以办到的，然后在上面以“最新式的农学方法，同最新式的机器，合力共作”，生产必定能发展得很好，待资力充裕之后，再建立学校，“用最良的教授方法，造成一班身体、知识、情感、意志皆完全发展的人格，以后再发展各种社会事业，如工艺交通之类，使我们完全脱离旧社会的势力”，同时团体中的学者则对此作理论上的研究和阐述，再通过书报，对外宣传，使旧社会“彻底觉悟”，这时我们“再予以指导赞助”，使之更新，慢慢地使“我们的社会组织分布全国，使全国人民皆入于安乐愉快的生活，尽力于世界人类文化的进步。”这样，我们创造“少年中国”的大目标达到了，“但是我们还要前进……帮助全世界的人都臻此境，再发展人类文化的进步”。“那时我们的人生责任，才可以勉强算得尽了。”这里，有改造旧社会，组织完美的新社会的设想，有现代新农村的蓝图，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校教育，有解放全人类的理想……

看到宗白华这些话时，我惊异不已。这不就是毛的“五七指示”的原始版吗？1966年5月7日，毛在看了军委总后勤部一个关于部队搞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写这封信时，显然是记忆和思维中的某根弦被触动了，于是一发不可收，以酣畅淋漓的笔墨把他脑子里的乌托邦图景勾画了出来。这是一个完美的新社会，是一个自给自足、其乐融融的社会，消灭了分工和城乡差别的人人平等的社会，这个乌托邦里，农林牧副渔，军事、政治、文化、工厂，全都有了，无怪乎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把这说成是消灭三大差别、建设新世界的蓝图。与宗白华的构想相比较，只要把前者中的浪漫理想置换为革命语汇就行了，唯一的不同就是毛给它处处强加了一项“批判资产阶级”的任务，或者说把宗白华有关文化创造的部分换成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内容。执着于自己经历过的“思想初恋”的毛泽东，此时用浓烈的革命色彩描绘的，是不是当年的“新村”和“少中”恋人的朦胧身影？但是，当半个世纪前的乌托邦理想现在被强令推行于神州大地时，一切都走样了。在半强迫的情况下，国人只好开始这种已经不浪漫的实践：工厂、机关、学校都到农村去办五七农场、五七干校和中学分校，其中很多干校、农场，实际上成了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的流放地。不知此时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的宗白华，是否还能想起自己当年的乌托邦理想，想起自己的那“完美的新社会”的设计，想起他“帮助全世界人都臻于此境”的宏愿。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如，王光祈在出国时，在赴欧洲的海船上，苦苦思索“少中”学会的会务开展时，他就在给国内会友的信中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设想。他说，“吾会精神注重研究真实学术，从事社会事业，然此二事实未易言，吾辈究应从何处下手？此实为今日亟应讨论之问题也。”他考虑的结果，认为“有二种团体不可不组织”，一为国内旅行团，一为国外旅行团。——这可不是今天的观光客那种百无聊赖的“黄金周”旅游，而是抱着非常严肃的社会调查目的的“旅行团”。王光祈说，“吾辈固日日倡言改造社会，改造家庭，改造个人生活，从事社会事业。然各地社会之组织如何？家庭之实况如何？个人生活宜从何处改起？社会事业宜从何种做起？若非有详明确切之调查，而乃轻言改造，岂非大语欺人乎？现今各种主义学说，虽皆可以供吾人改革之参考，然欲实地改革，则非熟悉各地实在情形不可，若不知社会实际情况，何者为需要，何者为非需要，何者虽需要尚可置于缓图？而欲贸然实行其主张，安能望其有成？”因此，组织国内旅行团，应当完成这种社会调查任务。毛泽东后来在大力提倡搞农村社会调查时，说的话都与此非常相似。比如，“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等等。思路和表达如出一辙，不同只在于，后来的毛，是用了另一套话语系统，即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语汇，来表达王光祈这时所说的一切——“少中”给他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少中”会友李璜在1926年的文章、演说里就提出了“全民皆兵”和“纸老虎”的说法（他说苏俄支持中国的国共合作、国民革命，是要把中国涂成一个“红色的纸老虎”去吓唬西方）。看来，不管毛的上述说法是否来自李璜，至少他不能申请专利权了。思想资源与思想发展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而可能是经过了长久的沉潜、积淀、酝酿、改造等等过程，因此，它们之间也许只表现为一种隐约的相似、或者甚至是以全然不同的形式表达出来的，只一点内在精神、气韵相通。

毛泽东在京期间与“少中”会友如李大钊、王光祈、邓中夏、李璜等的直接交往和参与活动，为时不太长，一共只有不到半年，后来到上海又与左舜生有过交往，一起“在民厚北里小菜场边摆过一回龙门阵”。当时的毛，给“少中”会友们的印象是沉默寡言，但注重实行，有点偏激。故左舜生“觉得他了无异人之处”（而左对恽代英、邓中夏则评价很高，说“代英还带三分做作，中夏则纯任自然，大气磅礴，假定他们两位不死，不知比今日的毛泽东、刘少奇何如。”）但王光祈和李璜的评价就更准确一些。王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李则认定毛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行家”。

毛泽东对于在“少中”的参与是颇重视的，直到离京后，还与学会后期的负责人如黄仲苏、杨钟健一直有书信来往，对学会的两次大规模调查的表格也认真填写：一次是1920年至1921年间的“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一次是1925年底的“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前者，毛这样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应当说，这几条毛后来都是做到了的，虽然与此时的原意颇有不同：他晚年对斯诺说，他不要“四个伟大”，只想留一个：伟大导师，并且说明，这导师就是英语的teacher，他本来就是教师。至于“维持生活”的文字稿费，更是做到了的——也许它在数字上不能与西方作家的稿酬相比，但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著作的作者，这笔稿酬收入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而且，作为最高领袖，他一生私人名下的财产主要也是来自稿费，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至于后一个调查表，那是在“少中”面临政治分歧、组织分裂之际为学会改组而进行的调查，此时很多人已离心离德，近110人中填报回的表格只有33份，不到三分之一；而毛则认真填了，并注上是在收到表格的当天就填的。虽然他在“对会务改进的态度”一栏填了“会员所抱主义，显然有互相冲突之点，且许多会员精神不属于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在此时实无存在之必要，主张宣布解散”，但从他的立即作出回答这一行动本身就可说明，他对此还是看重的。主张解散是因为此时学会内反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派已占上风，但对解体了的学会，毛后来似乎还一直有点眷眷于怀。

1945年7月，左舜生和黄炎培、傅斯年、章伯钧、诸辅成、冷等六个国民参政会成员为调解国共之争访问了延安。逗留期间，毛以“少中”会友的身份，与左单独进行了长谈。左舜生还与也是“少中”会友、又与他在中华书局共过事的老朋友张闻天见了一次面，但不是单独见，而有任弼时作陪，故他们只“谈谈私人间的往事，不及其他”。留给左的印象是：“张少年时也是英气勃勃的，这个时候居然变得规规矩矩，不敢放言高论了。”访问归来后，左称赞延安给他“印象很好，美不胜收”，在私下却表示担忧，他说，“我承认他们是在那里苦干，关于组织训练，他们十分注意；生活安排，也另有一套办法；像延安那样一个贫瘠之区，他们居然能够胼手胝足创造出许多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也算难得。可是从延安一般情况所表现的，有一个不大容易补救，而且为他们自己所不肯承认的毛病，便是一个‘陋’字！”在国共的生死斗争中，左舜生批评中共的只是一个“陋”字，这在当时看来，实在是很轻、很不足道的批评，一点算不上什么攻击。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宴请在渝“少中”会友20余人。他成为政党领袖后与昔日的新民学会、“少中”学会成员中的个别人还偶有交往，但却是作为个人朋友，作为集体聚会的，恐怕只有这一次。这次聚会，周恩来还以“少中”的友会（曾于1920年与“少中”结为“改造联合”）“觉悟社”会员的名义作陪，而参加会见的“少中”会友，则有曾琦、左舜生、陈启天、何鲁之、常燕生、余家菊、方东美、宗白华等人。可惜他们留下的记录甚少。如陈启天，只记下寥寥数语：“我与曾琦、左舜生、余家菊等虽曾应邀前去，但彼此心照不宣，无多话可说。不过我们藉此宴会得知毛泽东喜吃好烟好酒，生活并不‘普罗’。”记得最多的大约当属方东美，他的回忆是这样的：毛到重庆后，“一日忽大发请帖，分致旧日‘少中’同人之在重庆者，内附另纸，说明此乃仅系预约，至于何日集宴，再行通知。事隔数月，方始正式邀请‘少中’同人在上清寺渝园杯酒联欢，届时毛泽东出席，举目流盼来宾，一若大党魁之视群众，‘少中’同人多系饱经忧患者，何能服此气势，乃齐声呼曰‘毛大哥到矣’。讵知一声毛大哥竟将其气焰压下，蓦然显露昔年初莅南京时之乡曲情态，渠云：忆昔初到南京，一切茫无所知，于是从下关而独上城头，穷一日之力，巡行全城周围九十余里。同人相顾失笑曰，此乃万里长征之初步练习，今日仍有此雅兴与否？毛见大家词锋犀利，遂转请周恩来报告国共政治协商之初步经过与结果，历时甚久始毕。此次集会乃少年中国学会解散后之一段插曲也。”这里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细节，但是态度太不友好。方东美是一位很有慧思、卓有成就的哲学家，但他的回忆里太常有明显偏离事实之处。他对毛宴请“少中”会友这件事的回忆就显然有这种情况。比如，他说的时间就不对。毛赴重庆谈判，是年8月28日抵渝，10月11日离渝返延安，一共只有一个多月，“事隔数月”的两次发邀请显然不可能。何况中青党的曾、左、陈、余诸人也都是学者型的政治家，不会有失风度到在这种场合恶语相加。以当时的国内局势来看，以中共那时在国内政坛上响亮地提出的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和独立、统一与富强的口号来看，他们当时与知识界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相互之间常能够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解放后，据说毛曾两次在陈毅回川时托他查询王光祈及其家人的下落，这也许是出于一种怀旧之情吧。但他并不把这种情感用于活着的“少中”会友身上。留在国内的“少中”会友，50年代以后无一能免其坎坷。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落难，当他写信给毛悔过时，毛还以《机关枪、迫击炮及其他》为标题写了大段批语羞辱他；1976年，张死于流放中。田汉则在“文革”前就几遭批判，1968年底死于监禁之中。卢作孚死于1952年，对他的突然去世有种种说法。周炳琳在50年代的思想改造中因抗拒洗脑受到极大的压力，被作为北大的工作重点，并因此而引起毛的注意，把对他的改造过程作为一个经验加以宣扬推广；他和舒新城都在60年代初先后离开人间，躲过了浩劫。魏时珍因参加青年党而身陷囹圄20余年，“文革”后才出狱。“少中”的发起人之一周太玄在1968年被整死。熬过磨难而有幸安度晚年的只有宗白华、杨钟健、许德珩、刘仁静等寥寥数人。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陈独秀的《小学识字教本》　作者：叶尚志

陈独秀先生在南京监狱五年，出狱后从南京到武汉、四川走上抗日救亡大道，一直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他在不停地撰写大量政论的同时，从没有舍弃研究祖国文字。为了子孙后代打下良好的文字知识基础，他不顾贫困老病，在四川江津一隅偏僻闭塞之地，顽强地完成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为一代一代教师和学子提供教学蓝本的《小学识字教本》。这是陈独秀先生晚年不可忽视的主要活动之一。

《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来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先生晚年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本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它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

陈独秀是作为一项终身事业来研究祖国文字的。从1910年起他就在《国粹学报》上连续发表《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完稿、1925年才出版《字义类例》。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大革命失败后他离开了领导岗位，他在苦思和自责同时，并未计较个人的得失，而埋头为党刊写出大量短文政论，并于1928年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惜因限于条件未能出版。他在南京监狱五年内又实践他的格言：把监狱当作“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于1937年又发表《实庵字说》、《荀子韵表及考释》，并于1940年完成《小学识字教本》。

在这本约20万字的书中，作者科学而又系统地在上篇“字根及半字根”之下，分为象数、象天、象地、象草木、象鸟兽虫鱼、象人身体、象人动作、象宫室城郊、象服饰、象器用等十类；在下篇“字根孽乳之字”之下，分为字根并合者（复体字、合体字、象声字）、字根或字根并合之附加偏旁者（存目，未写完）等两大类。上篇是根本，共545字，先后完整油印、出版，流传下来，值得庆幸；下篇作为类例，共454字，可以演化、发挥、阐发，字数可多可少，虽未竟稿，也无大碍。全书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综合、归纳，条分缕析，一目了然，非常系统、科学、实用，便于教师教、学生学。作者对本书所载1009个字中的每个字，由形、音、义三个要素互相联系、制约、协调，置于合乎规律、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从原始的象形、图解、八卦，到现今可以辨识的甲骨文、金文，乃至籀文（大篆、石鼓文）、大小篆文、隶书和楷书，以及历来的文字、音韵著作，都探其渊源、阐明演变、释其引申、穷其义理；对我国文字由繁及简，流传至今，都指明其出处，阐释其根孽，推论其变通，剔除其讹伪，莫不有根有据，来龙去脉一清二楚，令人信服。

陈独秀先生的《小学识字教本》出版问世的过程，说来话长，其间60多年以来，历经艰难曲折，就像作者一生的命运那样，是非常不幸的，其中有许多故事，是发人深省的。

故事之一是，陈独秀先生在战时避难于江津山村孤立无援之际，费了不少心血，于1940年完成此书上篇字根部分，先交给了国立编译馆，想要争取到当年秋季学校开课前出版，但一直积压，未能如愿；后由作者辗转托台静农、魏建功诸友接洽，均无结果。“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窃贼误以为他是一位来头不小的富有的大人物，乃加“光顾”，遂将仅有的破旧衣物盗窃一空，不幸其中偏偏将《教本》下篇合体字部分也偷去，导致永久失散，无法挽回。陈独秀先生时正患高血压（他自述1939年血压曾达230）、胃溃疡等症，贫病交加，不得已只得带病一字一划重写，当写到“抛”字就卧病不起，未竟其功，致成永久的遗憾。

当时是在战时国民党统治之下，出版之难，非现在所能想像。先前本书作者欲先请国立编译馆将《教本》上篇“油印二三百份，分散各省，以免川乱将原稿遗失”，也未如愿。此后迁延近两年，至1942年初距陈先生逝世仅数月，才油印50份。现在有幸辗转流传的就是这50份油印册子的原件和翻版。最初《教本》上篇交给国立编译馆时，曾由该馆报请重庆当局教育部，才敢预支5000元作为稿酬。至1942年此书将要出版时，又遇到了意外的转折。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不解为何书名使用“小学”、“识字”、“教本”等词，不同意采用《小学识字教本》这一书名，从中插了一手，写信给陈独秀先生说书名“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不料陈独秀傲骨铮铮，没有买账，复信未能同意。说“许叔重（即许慎）《说文》意在说经，章太炎《文始》意在寻求字原，拙著识字教本意在训蒙，主旨不同，署名遂异。……此皆不知拙著……乃为教师参考而作。”终因作者坚持，一字不改，宁可此书不出版，宁可饿死，稿费退回，也不屈从于权势，而使出版搁浅。这就是陈独秀先生直到逝世终于未能见到他孜孜以求的《教本》出版的最后一个原因。

编译馆最后油印的50份《教本》，直到陈独秀先生逝世后才由身边的至亲挚友分赠给他的一些友人。现在已知当时得到此稿的有安徽怀宁人、教育家、原武汉大学、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和著名文人梁实秋，恰恰是这两位友人，将《教本》流传下来，不致湮没。

先是梁实秋先生，虽在台湾，但私下对友人说：“这本书实在写得好！……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最能展示他的旧学根柢。”于是于1971年在台湾首次将《教本》影印500册，后又放大为16开本再次影印；鉴于环境限制，隐去陈独秀署名，删去作者《自叙》，将书名改为《文字新铨》，梁自作《序》，公开发行。梁实秋在《序》文中进一步评论《教本》的特点说：“（一）用科学方法将中国文字重新分类。（二）对若干文字的解释，采取新观点。（三）内容简明扼要，易于了解。”“此稿对中国文字有独到之研究，有很多新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

最近看到1995年巴蜀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识字教本》，参阅早于1982年我的好友、原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语言学教授严学窘为该书所撰《前言》，得知他作为专家、有心人，曾将194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训诂学时、新任校长王星拱先生所藏交予他一读的《小学识字教本》抄存一份。幸赖他的夫人躲过“文革”“扫四旧”，将此存稿携出藏匿，未被焚毁，得以保存。严教授形容当他初读此稿时“击节讽诵，爱不忍释”，故手抄一份保存。他将陈独秀先生誉为“我国近代语言学史上杰出的语言学家”，有感于“一代学人，深藏若虚，著述以终，能无敬悼乎！”并又感于“发扬旧学，汲取新知，责在吾辈，故特请刘志成同志整理校订，以供同好”。

刘志成君在华中理工大学语言研究所工作，与严教授同行。他费了半年功夫将此稿整理完毕，原决定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但“稿子竟然莫名其妙地被搁起来，据说是学术、经济以外的理由”。显然是由于“文革”结束不久，唯恐属于禁区，心有余悸，不敢承担出版责任所致。据刘君《整理校订后记》云，严教授1946年钢笔抄录的《教本》稿“字迹细小清晰，但讹错较多”。1989年由巴蜀出版社之努力，“在广西大学沙少海教授处发现了陈氏逝世前后于江津据手稿刻印的油印稿”（笔者按：此稿是否是当时国立编译馆油印的那50份书稿中的一本，尚需核定）。刘君始得以参照严、沙两稿核对整理，迁延至1995年巴蜀出版社才得以出版问世。此时距陈独秀先生逝世已经53年了，距逝者生前想在1940年秋季开课前出版更耽搁55年矣。我国有价值的书稿出书之艰难，严肃、认真的文化建设之不易，可想而知。

不久前，陈独秀先生谪亲外孙、童年曾在江津守护过舅祖父的吴孟明同志来访。他在日寇投降后曾在安徽大学、交通大学攻读，在上海长期任过中学校长、上海师大兼职教授、市政协委员，现已逾古稀高龄，颇有文化素养。承他赠送《教本》一册，使我意外地得知，他曾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见到馆藏原为北大魏建功教授所有、90年代初辗转由在台湾逝世的台静农先生之子托人经由天津的李霁野先生向纪念馆捐赠的《教本》原稿，证明这是他童年在江津看到分赠的50份油印稿之一，非常珍贵。出于亲情和历史责任感，孟明同志花很多时间将此稿与梁实秋影印的《文字新诠》核对，完全一致，证明都是江津原件。可是当他又与得到的巴蜀出版社版本仔细对照，却意外地发现，巴蜀版与他舅祖陈独秀先生的原作相比有大量的变动、出入。他为此写有一篇辨正文章，刊于上海《世纪书窗》2001年第2期。我想巴蜀出版社出版的《教本》，自然不无可取之处，但是由于作者早逝，此稿转手流传，时间相隔很久，编审、出版某种环节上不免有失误，造成这本重要学术遗著出现大量的讹误，又经原作者的嫡亲后裔认真提出辨正意见，无论如何是值得十分重视、仔细研究、亟谋匡正、重新出版的。这是出版界花再大的代价也值得从事的文化建设事业，既是对历史延误和文化讹错的必要补救和改正，也是对所有新老知识分子以及子孙后代的迫切文化供应。

顺便一提，近些年来见到出版了很多各色人物的文集和全集，例如曾国藩、李鸿章、胡适、顾维钧、杜亚泉、梁实秋、林语堂、金庸以及海内外许多新老“明星”的全集和文集，到处可见。但鼎鼎大名的陈独秀文集上市很少，残缺不全，至于全集出版，虽有关方面张罗多年，但至今未见面世。已跨入21世纪，像《教本》这种有益中华传统文化继承的好书至今难于寻觅，难道不应该引起出版界的重视吗？

我已年逾八旬，去年重阳在故乡安庆全球汉诗研讨大会上作了一篇发言，其中谈到，我虽然爱好为文、作诗，但由于童少年生长在社会动荡、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接着经历革命、战争、建设、政治运动的紧张生活，没有机会受到祖国文字功底的扎实、系统教育，至今写起诗文来仍然常常不能得心应手，深感遗憾。连我这名一生未离开过笔杆子的老者，都深感有必要将《说文解字》、《小学识字教本》之类工具书籍置于案头，常常查阅；我想现今即使具有高学历的人，也不见得都能弄懂祖国文字的来龙去脉；更不要说正在求学的学生们。

（注：引文根据巴蜀版陈独秀遗著《小学识字教本》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庚子赔款退还办学交涉记　作者：黄延复

随着美国布什总统访华，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几桩相关历史公案——“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庚子赔款”、“辛丑条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退款办学”交涉等等，在境内外的不同媒体上又不断有人提起。但由于所持立场及所掌握的资料各有不同，因而所得结论往往相差悬殊。而分歧最大处莫过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及其若干政要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所持的立场和所扮演的角色。以某些美国媒体为代表的一方,十分强调美国在这些事件中、特别是在商订《辛丑条约》的北京会议上“对中国人民所抱的同情立场”，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的讲演中，也不忘记提一句“清华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建成的”。而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感情的中国同胞则认为，美国当时与其他帝国主义强盗都是一丘之貉，他们的一切行动归根结底不外乎是帝国主义侵略手法的变换使用，仍然以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本文根据较原始的资料，介绍一下退款办学的基本情况。

庚子赔款与美国的表现

1900年,英、美、德、法、日、奥、意、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以“拯救”其驻华使馆为由组成联军攻陷天津、北京。1901年9月，清政府与11列强（除出兵八国外，还有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三国）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共12款，附件19件，其中关于赔款的条款是：中国须向14国（除参加谈判11国外，还有葡萄牙、瑞典、挪威三国）赔偿海关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历年递欠部分须按年息四厘加息，总计本息共达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递欠部分还要以海关税、部分地区的常关税、盐税作抵押。

《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对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当时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尚不足九千万两。由于清政府当时确实难以一次或短时间付清这样的巨款，所以只得允许其分40年（至1940年）付清。于是清政府不得不一方面减缩军饷、官俸，一方面命令全国各省加税分担，每年增税总额达一千八百四十万两。全国除东北三省因是满清故乡不担负此种增税份额外，各省均须按人口分配税额。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在订立《辛丑条约》前后，美国在对华问题上的表现及其某些做法，确与其他各侵略国有不同处。例如，还在庚子事件发生之前（1899年），他们就曾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虽然主要目的也是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即在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合唱”中搞“利益均沾”，但确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日、俄、英）对于中国的无度的利益贪求。在赔款、退款等问题上，美国的表现也异于其他各国，诸如：1901年各国代表在天津预商赔款问题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hon Milton Hay,1838-1905)曾令其驻华公使康格(E.H.Conger)及谈判全权代表柔克义(W.W.Rockhill):“为免中国财政不胜负荷,全部赔款总数不得超过15000万(一说16000万，待核)美元。”稍后，经过多次谈判交涉，美国首先同意把经过核算后多收之赔款退还给中国；1921年，美国又带头把尚未偿付之欠款全部退还，以此带动了其他各受款国，纷纷也把未收之赔款退给中国。……美国所持的这种“与众不同”的立场，也确与他们所遵行的建国理念（平等、公正……等等）有关，完全抹煞这一点是不公正的。

但另一方面，实利主义同样也是美国对外关系的“绝对”原则。例如在商谈《辛丑条约》时，他们虽然首先提出了赔款总额的“上线”，但又坚持“美国应分得全部赔款的六分之一，即2500万美元。据说，当时海约翰已经知道这个数目已大大超过了他们在出兵过程中的实际“损失”，之所以还要坚持这个数目，目的是日后便于以此作为与中国谈判关税和贸易的筹码，争取美商利益。而谈判的结果，美国所得果然接近其原要求数目（2444万美元，占全部赔款的7.4%），后经核算，美国实际“损失”仅为美金1165.5万余元，超索1278.5万余元，如果加上利息，则美国所得超过美金5300万元。事实上，列国最后商定的结果，赔款总数增加了一倍（白银45000万两，约合30000.3万美元），美国对此予以认可，未作任何“争执”。

后来，美国在“退款办学”问题上，比起其他各国（特别是日、俄等国）来，确实表现了友善态度，特别是在美国的带头作用下，其他各国于20年代也纷纷把他们未收的赔款“退还”给了中国。但美国也另有一番利益考量。这以当时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

“……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由于当时大批中国留学生流向欧日）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中国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推荐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教师到中国去担任负责的地位，而不是请美国人去；这就意味着，英国、法国、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各种工业上的特权将给予欧洲，而不给予美国。……为了扩展精神上的特权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梁诚与“退款办学”交涉

美国能够率先把其攫取的不义之财“退还”中国，用在为中国“兴学育才”事业上，无论如何是对中国有益的。而最初同美国交涉“退款办学”，主要是由梁诚发起并完成的。

梁诚（1864-1917），原名丕旭，字一衷，广东番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1875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12岁。1878年，入麻省安度华学校（Philips Academy，Andover）及安姆赫斯学院（Amherst College）就学，后因中美“交恶”提前回国。回国后即常年在清政府外事系统任事。1885年随张荫桓出使驻美、西(班牙)、秘(鲁)使馆任馆员，后升参赞，因负责向美政府交涉“限制华工入境”案有成，甚得张荫桓赏识。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又随张荫桓等政府要员赴日议和，回国后被授予直隶候补道官职；后入李鸿章幕府任“洋文文案”。庚子后，梁以首席随员身份随醇亲王载沣依约赴德“谢罪”，德人有意侮辱清使，以报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之怨，赖梁诚从中折冲得宜，得免德人要求载沣向德皇行跪拜之礼之辱。1902年，随贝勒载振赴英参加英皇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至此，梁的外交声誉日隆。同年夏，梁诚首次以独立外交官身份自“记名道”加三品卿衔出使美、西、秘三国大臣，翌年3月抵美；入秋，改兼出使美墨（西哥）大臣。任内，颇作了几件于国于民皆大有益之事，如制止美、墨不人道的“华工契约”、交涉赎回粤汉铁路等。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则是他一手促成了索还美国在“八国联军”侵华中所得的庚子赔款“余额”用于“兴学育才”、最后导致清华建校的历史功绩。

《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列强“赔款”原以白银（两）为单位，而实际偿付时，多数国家要求折成黄金偿付（这样对受款国有益，但势必更加加重中国财政的负担）。美国本来答应中国的要求，想带头允许清政府以“关平银”偿付，但当遭到其他各国普遍反对时，又变了卦。1904年底，清政府令梁诚再向美交涉，要求其仍践前议。为此梁诚再次走访海约翰，晓以利害，海果为打动，但仍以各国须保持一致为由予以拒绝。但海约翰谈话间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梁诚抓住时机一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面驰报清政府，建议全力向美交涉，要求他们把所谓多余的部分予以退还。1905年1月19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呈文，备述关于还银交涉的困难，并且告以美方有“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表示，建议与其无休止地在“还金还银”问题上作无望的交涉，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藉收已失之利”。

从这时起，梁诚便把其活动的重点转到要求美国减收赔款上。但在所谓“还金还银”问题上，仍伺机待进。

经过了近三个月的不断努力，“退款”一事似乎有了眉目。1905年5月13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一封呈函，其中首先告知退款交涉“似可图成”。他透露：在交涉过程中，美方曾探寻，一旦把款退还中国，中国将作何用？梁诚当即严词拒绝说：“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美方提醒说：一旦交涉成功，巨额款项退回，朝内乘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者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他忠告清政府，确实应该在钱到手前即明确宣告此种退还之款的用途，并具体建议只能用作“设学游学”（即后来所说的“兴学育才”）之用。梁认为，应该告诉美国政府，此项赔款一旦归回，将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美国政府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表示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在我国，以已出之资财，造无穷之才俊，利害损益已适相反……再说，按年赔款，各省摊定此二千二百万元者，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即使如数归还民间，未必获益，与其徒资中饱，起交涉之责言，何如用来满足紧迫需要，定树人之至计也。……

果不出梁诚所料，当时位居北洋大臣（分管外交）要职的袁世凯看到梁诚的呈函后，立刻提出利用退回之款“整饬路矿”问题。但清廷外务部似乎是识破了袁氏的真实意图，但又不好力驳其议，于是于1905年6月1日，分别给袁世凯及梁诚各发了内容相当的复函。大意是，袁的意见虽然有道理，但限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不能贸然地向美方提出此问题，以免“因疑生阻”。

这期间，海约翰不幸病逝，中间又出现收回粤汉铁路等纠纷，使事情又拖了五个月，好在并没有根本性的逆转。接着，美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也是同情中国的美国要员之一，与梁也有私谊，接任后“退款”交涉继续进行。但中美之间又发生了许多不利事件，诸如美人虐待华侨事件、中国收购美华开发公司合同修建粤汉铁路事件、广东濂州杀害美教士事件等，罗斯福总统遂搁置退款之事，直至1907年初，仍无消息。其间，梁诚继续多方活动——招待记者、到处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据说在舆论压力之下，惹得路提也十分不满，态度竟大幅度改变，坚持不肯退款。于是梁诚又绕开路提，疏通与其交厚的新任内政部长格斐路与工商部长斯特劳斯向总统密申前议，该二人于1907年4月请总统重核美军实际用费。罗斯福与梁诚及路提会商后，同意重核，并答应不久即可有结果。

正当梁诚极力交涉的关键时刻，事情却突然出现了逆转：由于梁诚在交涉“退款”过程中始终只字未提袁世凯的主张，致使袁的图谋最终没有实现，迁怨于梁。1907年4-5月间，他突然接到外务部来电，召他“迅即回京供差”。但梁诚“隐忍将事，不令功亏一篑”。回文表示：“俟赔款议妥，得有照会作据，立即定期起程”，外务部却坚持他于7月4日交卸。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到美方正式照会，说中国最后应赔款之数，基本上已有结论，即“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

可能是梁诚认为事情已有了基本的把握，他应该在回国前把他在美交涉的前前后后源源本本地直接向清廷最高当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作出历史性的交代，于是直接向他们上了奏折，实际上也是把他此前在美所作的交涉作了一个总结。

在梁诚离开美国的当天，国务卿路提通知他参加会谈，从中得知罗斯福总统已决定将美方所得的半数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梁诚离职后，遗缺由伍庭芳接任，又经过一些对具体枝节的交涉，终于作了最后的决定。

1907年12月3日，美总统在国会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度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1908年12月31日，国务卿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1908年12月28日的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之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同时不忘给梁诚前公使一份函件，告诉他退款办学的交涉，实际上已经获得最后成功。

至此，梁诚在“退款办学”上所作的努力，可谓是“功成圆满”了。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新中国屯垦戍边实录　作者：许人俊

我国屯垦事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代王朝深知“屯垦兴，则国防巩固，屯垦废，则边防松乱。”因此均视屯垦事业为安邦定国的大政方略，常抓不懈，代代相继。

据史书记载，远自秦汉时代，我国就开始倡导边疆将士在驻地垦荒种田，积谷养兵，改善给养，并招募内地百姓移居北部疆域垦荒务农，实行军屯、民屯相结合，与边疆兄弟民族一道稳定社会，巩固边防。汉武帝曾令60万将士在内蒙古河套地区屯田，创建了河西走廊的军垦事业。

元朝以后，随着疆域不断扩大，屯垦作为军需储备供应和维护政权的手段，越来越受重视。明太祖朱元璋曾令儿子率军队赴辽宁屯垦东部边疆，后又派另一个儿子率军队西往甘肃屯田。他还总结历史经验说：“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若屯田。”因此将屯垦列为基本国策，提倡军队屯垦务农，减轻民众负担，以利巩固边防。清朝在西部新疆同样大兴屯垦，而且将屯垦范围由北疆逐步扩大到南疆。

然而，历代王朝政权时有更迭，朝廷政策也随之多变，致使屯垦戍边事业时兴时衰，发展规模也受历史局限。全国大规模、有计划地发展屯垦戍边事业，并创造了辉煌的成就，那还是共和国诞生后的事情。

一、数十万官兵奉命转为屯垦部队

1949年底，我解放大军已解放了除西藏、台湾及一些海岛以外的国土，新中国已经诞生。当时，党和政府正面临医治战争创伤，克服经济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严峻局面。

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亿万人要吃饭，4万工厂生产要原料，全国粮、棉、油、肉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加快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极为紧迫。同时，随着战争结束，庞大的军队开始整编，有200多万解放军官兵需妥善安置。另一方面，新中国漫长的边防线又亟待加强和巩固。

这一连串大事牵动着中央领导人的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当机立断，毅然决定：组织军队参加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当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号召全军：“除继续作战和服勤者而外，应负担一部分生产任务，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建设。”

一向眷恋土地，热爱农业的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王震首先响应中央号召，向新疆部队发布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动员11万名指战员在天山南北、戈壁荒滩安营扎寨，屯垦种田，创建军垦农场。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的陶峙岳、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军政治委员张仲瀚等将军热烈拥护，并陪同王震到玛纳斯河西岸实地勘察荒原，规划重点开垦区域，确定将二十二兵团机关从乌鲁木齐迁到荒野的石河子，直接指挥大生产运动。

新疆的屯垦是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开展的。当时，新疆驻军既有以三五九旅为代表的第二、六军，又有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还有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的二十二兵团。他们在王震、陶峙岳等指挥下，分别在阿克苏、库尔勒、伊犁、塔城、阿尔泰、奎屯、石河子等驻地，用节省下来的军费和物资开始垦荒造田。没有生产工具，就自己造；没有运输工具，就肩挑背扛；没有拖拉机和耕畜，就用人拉犁开荒种田。食品供应不上，就用麦粒、苞谷沾盐水充饥。人们形容当时部队屯垦是：“一寸一滴汗，一步一呵哼。”屯垦部队就这样当年开荒造田83万亩，当年收获粮食6854万斤，棉花7500担，油料372万斤。这些粮油足够新疆部队吃半年以上，大大减轻了国家和群众的负担。

新疆部队屯垦开荒首战告捷，鼓舞人心。1952年初，毛泽东发布军队集体转业的命令，继而又同周恩来联合签署决定，宣布将41个整师、11个独立团共46.5万人（新疆屯垦部队15万人在外）转为各种工程部队和屯垦部队，从而使屯垦事业兴起了新高潮。

解放军官兵大多是农民出身，来自农村，熟悉农业。入伍后，经过部队锻炼，养成了铁的组织纪律。党中央命令他们解甲归田，转入农业生产建设，他们二话不讲，浩浩荡荡奔向甘肃、江苏、辽宁、山东的荒原野滩，执行屯垦造田的新使命。

1954年2月，王震将军因工作需要调离新疆，出任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他南下北上，实地勘察，指挥铁道兵抢修铁路。这年秋天，他到黑龙江看望从朝鲜战场回来参加修建铁路的铁道兵五师老兵。在密山、虎林一带，他发现有大片沉睡千年的亘古荒原，惊叹不已：“北大荒真名不虚传。漠漠大荒，一望无边。这片未开垦的处女地，真是搞农业机械化的好地方！”他抓起一把黑土对五师领导人说：“这土地真肥啊！一使劲能攥出油来，比起戈壁滩的沙地和早年南泥湾的黄土坷垃，要强上百倍！”王震爱上了辽阔肥沃的北大荒，同时萌发了就地安置老兵“屯垦戍边”的思路。铁道兵党委同意他的设想。秋天，他匆匆重返黑龙江，批示铁五师组织先遣队顶风冒雨，穿密林、涉河泽，踏荒原，认真勘察地形。最后，确定在虎林县境内选了场址，以部队的番号命名，正式挂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五O部队农场”的牌子，由副师长余友清任场长。

随后，王震又向党中央建议：在黑龙江密山、虎林、饶河三县一带的荒原上，兴办综合性半机械化的农牧企业，为铁道兵储备后备官兵，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中央批准他以铁道兵收入的工程费，采用军垦方式兴办农牧企业，开发荒地资源。于是铁道兵又有9个师的转业复员官兵进军北大荒。

那是一望千里、渺无人烟的古老荒原，冬季奇寒，风雪迷漫，滴水成冰，气温低达零下40度，自古以来属于无人区。当年，日寇侵占东北时，眼看那里地势平坦，有广阔肥沃的黑土资源，开发潜力极大，垂涎三尺。曾组织“开拓团”试图垦荒造田，掠夺自然资源。然而，“开拓团”进入荒原后，面对恶劣无比的天气和环境，他们不得不落荒而逃，狼狈撤退。唯有我英勇顽强的铁道兵，组织严密，不畏险阻，敢于攻坚。他们吃冰馍，喝雪水，住马架，蹲地窝，人拉犁，铁锨挖沟，建起了以铁道兵部队番号命名的8511、853、852……等军垦农场群，继而成立铁道兵农垦局，统一指挥北大荒黑土地的开发。到1957年该局拥有耕地240多万亩，职工2、3万人，拖拉机近千台，建房32万多平方米，修运输干线200多公里，架电话线路240多公里……初步改变了北大荒的苍凉面貌、

这一期间，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等省，也先后利用荒原、野滩资源，建起了一批地方国营农场，由农业部管辖。1954年秋，共和国成立5周年，国务院确定在黑龙江利用苏联赠送的农业机械设备，建设拥有30万亩耕地的大型现代化农场，命名为友谊农场。

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医治战争创伤，安置部队转业复员官兵，促进农业发展，稳定社会、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敢打敢冲的王震将军调任农垦部长

毛泽东在1955年提出国营农场“将有大规模的发展”，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副总理举双手赞成：“总理说了，为了搞好军垦、农垦工作，以及管好现有的国营农场，要单独成立一个部，从农业部分出来。”邓子恢建议定名为国营农场部，并具体提出：“从军队调一个敢打敢冲的将军，比如像王震那样的人来办这件事，才能打开局面！”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但指出：“不要叫国营农场部，可叫农垦部。”

任务紧急，周总理立即找王震谈话，传达中央批示，布置组建农垦部：“农垦翻译成外语，就是开垦荒地，建设国营农场，管理国营企业，发展生产，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创立并发展新中国的农垦事业。”

王震立即走马上任，认真考虑如何开创新局面。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他听萧克、甘泗淇将军说：军队有10个预备师和公安军可能裁减。马上执笔给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信：“我认为10个预备师和若干公安部队裁减，以及80万志愿兵复员、10余万干部退役就业，在我国工矿业无法安插。农村人口又如此稠密，耕地如此缺少，人民生活虽在革命胜利后得以充饥，但是无可否认还是很穷，这是必须考虑的大问题。因此，我建议集体转业农垦20个师。”他甚至提出：“如果中央和军委考虑这个建议时，请派张云逸大将同志或其他同志当部长，我当副部长在黑龙江工作。这样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相结合的。”

一年多后——1958年初，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正式宣布裁军，决定将10万官兵（包括10个预备师）集体转入农垦，投入北大荒大规模开荒建场。于是，北大荒立刻成了全国全党全军关注的焦点，北大荒的边疆小城密山县到处一片沸腾。繁忙的火车来回奔跑，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南海之滨，将10万解放军转业官兵突击运往那里，参加北大荒的开发大会战。一直想开创垦荒造田新局面的王震，更是兴奋不已，立即带领农垦部的机关干部连夜赶往密山火车站，迎接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垦荒战友。

那天，密山火车站人山人海，红旗招展，锣鼓震天。当时，王震还兼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员，为体现庄严隆重，他还特地穿上佩戴上将军衔的将军服，代表解放军总部和农垦部所属50万屯垦大军，热烈欢迎慰问远道前来参加北大荒大会战的官兵们。鉴于当时参战的官兵如潮般滚滚而来，当地的运输车辆又供应不足，小小的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机灵果断的王震将军当即提高嗓门动员大家背上背包，迈开双脚，徒步进军荒原，还问同意不同意？官兵们齐呼“同意！同意！”随后，在王震的指挥下，数万人之众的大部队，分别由各自的指挥员带领，兵分百路，沿着不同的路线，向着茫茫亘古荒原徒步进军。

屯垦大军开赴北大荒后，给当地带来了活力和生机，人欢马叫，车流滚滚，一个个以部队番号命名的屯垦农场相继成立。郁郁葱葱的林木，整整齐齐栽种在条田上；金色的麦浪，黄灿灿的大豆和玉米，犹如美丽的织锦铺盖在三江平原上；农田和林带中，出现了一座座屯垦人居住的集镇；一条条新修的宽阔公路，把农田、厂矿和集镇连接起来，通向垦区外的四面八方。

这一期间，位于西北边陲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程悦长、赵锡光、副政委张仲瀚的指挥下，也在戈壁滩上兴起了更大规模的屯垦新高潮。他们总结了以往的屯垦经验，又在玛纳斯河流域垦荒新建8个军垦农场和一个种羊场。1957年，他们指令农八师派4500人的先头部队，进军准噶尔盆地中部，重点屯垦莫索湾荒原，抢修水利工程，建设灌溉网，引天山之水，垦荒造田。第二年，他们垦荒36万亩，播种18万亩，仅莫索湾二场就产粮400多万斤，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新疆塔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盆地。那里既有浩瀚无垠被人称为死亡之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又有塔里木河，是亚洲最长的内陆河。盆地里有大片荒原可以开发，有充足的水源可以利用。为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派农一师师长林涵清等率部队进入阿拉尔，设立前沿指挥所，艰苦奋斗三年，修干渠156.5公里，引水开荒造田66万亩，建起10个农场，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农场群。而且在塔里木河北岸阿拉尔地区建起一批高楼，设有塔里木农垦大学和医院、工厂、银行、邮局……构成了当地第一个城市的雏形。1960年，陶峙岳将军视察该区，看到浩瀚无边的沙漠中，出现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还看到淙淙流水和麦浪翻滚、银棉铺地、片片绿洲，惊叹不已，感慨万分，即挥笔赋诗赞美：“塔河岸边有高楼，今日登临一览收，面目全非今几日，无边漠野尽田畴。”

石河子原是玛纳斯流域荒滩上一个小居民点，只有3户人家和一个大车店。自从生产建设兵团指挥机关迁入，数万名屯垦部队和上海支边知识青年也随之而到。历尽艰辛，一座新兴城市终于在玛纳斯的荒原上悄然诞生，这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戈壁滩上的小上海”石河子市。该市路面宽广，主要干线都设有上下行的单行车道，路边树木成行，花草铺种其间，行政机关、工业、商业、文教、卫生保健、住宅、公园等分区设置，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引人注目。1965年7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出国访问归来路过新疆，特地视察石河子垦区。他们看到那里良田棋布，林带葱郁，工厂林立，城市繁荣，极为高兴。周总理高度赞扬兵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并引用“埋骨岂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的古诗，鼓励大家扎根边疆。最后又写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备战边防，生产建设，民族团结，艰苦奋斗，努力革命，奋勇前进”的题词。陈毅副总理则写下“戈壁惊开新世界，天山常涌大海涛”的诗句。

鉴于数百万农垦大军的主体是解放军的转业复员官兵，具有军队的传统和作风，所以中央除确定王震上将任农垦部长外，又选调萧克上将和曾任解放军十八兵团副司令的陈漫远，以及其他高级将领姜齐贤、刘型等任副部长，从而使农垦部在国务院中成为高级将领最多、军队转业干部最多的部门。

三、叶剑英受命在华南垦荒植胶

在华南地区，中央同样调集整建制的解放军官兵发展屯垦事业。与西北、东北不同，华南屯垦部队的任务不是垦荒造田种粮，而是垦荒种植天然橡胶林。

天然橡胶同石油、钢铁一样，属于国防和民用工业的战略物资，是制造飞机、大炮、汽车轮胎和军用、民用胶鞋等必备的原料。主产国大多集中在热带雨林地带，有马来西亚、印尼、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

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为了遏制社会主义发展，曾对苏联、东欧实行军事封锁，将橡胶列为禁运物资。1949年初，眼看新中国将要诞生，苏联领导人热切盼望我国能生产橡胶。同年年底，毛主席出访苏联时，斯大林表示：“不管有没有战争，石油、煤炭、钢铁都是最基本的产业。”接着他特别关切地询问中国南方能不能种植橡胶树？毛主席回答：打算试种。

不久，来中国帮助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专家，得知华南地区有过种植橡胶树的历史。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高兴至极，立即主动建议两国合作建设天然橡胶生产基地，由苏方提供专家和垦荒造林的机械设备，我方提供劳力和荒地资源，三年内种植天然橡胶800万亩，并要求我们尽快投产，用干胶偿还装备费用。我国同意，双方签订了协议。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前方空军、炮兵、运输兵急需轮胎，地面部队急需雨衣、胶鞋，后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也急需干胶。

形势逼人，党中央、政务院迅速作出“一定要建立我国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的战略决策，指定陈云副总理主持此项事业。并在广州成立华南垦殖总局，决定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局长，直接指挥在华南大规模种植天然橡胶。任务紧急，兵贵神速，戎马一生的叶剑英迅即带领一批林业和橡胶专家，还有一千多名农林院校的师生，奔赴广东高州和雷州半岛进行实地勘察。叶帅像指挥作战一样，领着勘察队，拿着地图，从北纬22度起，由北向南，沿着高州、湛江一线，逐段勘察地形，调查森林资源、气温、湿度、土壤结构。他们穿林爬坡，翻山越岭，细致地搜寻橡胶林的历史踪迹。

一天，勘察队在北纬22度的高州县城附近，突然发现有三株橡胶树矗然而立。叶剑英如获至宝，惊喜万分。他抚摸着胶树对勘察队说：“这三株橡胶树说明，从这里开始一直向南，都可以种植橡胶树！”这一发现，为破除北纬18度以北不能种植橡胶的国际传统理论提供了可靠依据。随后，勘察队在茂名县又发现一些生长了一二十年的老胶树，在徐开县甚至发现200株橡胶林，大家欢呼雀跃，创建橡胶生产基地的信心和决心空前高涨。叶剑英立刻向中央报告这一系列喜讯。

中央军委随即下令抽调2万多解放军官兵，组建林业工程第一师、第二师和一个独立团。

林业工程一师师长王昌虎是老红军，作战勇敢，雷厉风行，人称“王老虎”。他指挥部队渡过琼州海峡，进军海南热带雨林安营扎寨。另一位老红军、师政委陈文高，带领林业二师向雷州半岛的湛江荒地挺进。他们都是新中国橡胶生产基地的创始人，为橡胶事业奉献一生，最后长眠于垦区的热土上。

那是一个艰苦的岁月，建设橡胶基地不仅要垦荒整地，还需要有种子育苗。由于帝国主义严密封锁，我们缺少种子育苗，只能从已找到的老胶树上采集种子。而这些胶树早已荒芜，周围杂草丛生。为了采集种子，屯垦战士往往昼夜蹲守在胶树下，一旦听到种子成熟的爆裂声，大家就迅速围着草丛搜寻种子，然后细心包好，赶紧送往苗圃精心培育。当时，屯垦植胶部队的口号是“种子赛黄金”、“一粒种子一两黄金”、“人在种子在”、“人在胶苗在”！大家像保护生命一样爱惜种子和幼苗，因为那里面珍藏着我国橡胶生产基地的希望。当时，东南亚的一些爱国华侨极为关心祖国发展橡胶事业。有些人曾冒着生命风险，为祖国秘密引进橡胶种子。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马来西亚华侨雷贤仲先生，他帮助引进的优良品种，有一些至今仍是我国天然橡胶的当家品种。为表彰其杰出贡献，周总理曾亲自接见雷先生，并授予奖状。

与此同时，我国的另一个橡胶生产基地在云南也正加紧建设。中央除从华南垦殖总局抽调570多名干部和职工，赴云南组建和充实热带作物局外，又责成军委调2万多解放军官兵，外加下放干部和湖南移民，先后汇集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垦荒植胶。

天然橡胶栽培、管理和制胶的科技含量较高，为此，党中央在调动解放军组建林业工程部队的同时，又从各地选调林业科技人员到海南、云南组建热带作物研究所，林业部原特种林司司长何康曾出任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首届所长，后改为研究院长。

由10万转业官兵为骨干、吸收大批知识青年、支边青年组成的30万垦荒植胶大军，分布在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的莽莽热带雨林里。他们在南国边疆先后建起橡胶农场200多个，种植橡胶200多万亩。在多年生产实践中，科技人员和屯垦植胶官兵紧密配合，认真研究华南台风和寒流活动规律，及其对橡胶栽培、生长的影响，采取相应科学对策，终于在国际橡胶专家权威断言的“禁区”内，创造了一套适合我国华南气候特点的橡胶栽培和管理技术，使我国天然橡胶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种植面积名列世界第四，产量名列世界第五。如今我国已跃居国际橡胶生产大国之林，而且是在北纬18—24度地区唯一大面积成功种植天然橡胶的国家。

四、绿色部队在中华大地创造人间辉煌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数百万屯垦大军走过艰苦而辉煌的历程，他们在西北、东北和西南的亘古荒原上先后拓荒近亿亩，造良田7000多万亩，兴建国有农场2000多个，工矿企业2000多个，经营的耕地相当于一个中等省的良田面积。这不仅缓解了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严重不足的突出矛盾，而且丰富了中西部和东北边疆的粮油供应，使国家不再千里迢迢从内地调拨粮油支援边疆。更为重要的，是这2000多农场星罗棋布在各地，成了规模巨大的粮、棉、油、肉、奶、果、天然橡胶的生产基地，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方面为当地农民起了示范作用。

我国的屯垦戍边事业，实际也是一次成功的、大规模的移民举措。2000多农场，职工500多万，外加家属子弟共1200万人口，相当于匈牙利的人口。这庞大的人口群体，都是伴随着屯垦事业的发展，由我国人口密度高的东南沿海和中部城乡，逐步向地广人稀的边疆成功转移的。它大大改变了边疆地区荒无人烟和经济、交通、文化长期滞后的局面。天长日久，以屯垦农场为核心的居民点不断扩大，日渐繁荣，形成了众多大小屯垦城镇。随着经济发展，有些屯垦城镇——如新疆石河子、奎屯，黑龙江友谊、宝泉岭，江西共青城等，逐渐成为当地的政治、经济、交通、文教、科技中心。

我国疆域辽阔，边境漫长。新中国成立后屯垦大军忠实执行“既是生产队，同时又是工作队、战斗队”的方针，在边境形成一道永不移动的国防屏障。那些位于民族地区的屯垦农场，平时努力生产，积极为兄弟民族做好事、办实事，培养少数民族职工干部。一旦遇有民族分裂主义者骚乱闹事，马上拿起武器，参与平息分裂活动，为稳定社会、巩固边疆建功立业。

王震、萧克等将军带领的屯垦大军，在边疆征战数十个春秋，这丰功伟绩，令国人敬佩，也使世人惊叹。一位联合国官员实地考察了我国边疆的屯垦事业后，盛赞：“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绿色开发部队，是中国的一个创造，创造的是一个历史的辉煌！”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鬼子来到我家乡　作者：黎　莹

我今年七十有三，对60岁以后的事，大都记忆淡漠。但是，60年前的一些往事，却至今记忆犹新；与之相关的一些事件，也是历历如在眼前。

这就是侵华日寇在我的家乡河北省徐水县犯下的滔天罪行。

对于这些事件，60年前我还是一个抗日儿童团员的时候，就想写成文章，让世人莫忘血海深仇。但参加革命之后，终日忙碌，就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可是，今天我是下决心要写了。为了更加真实、准确反映当时的历史事实，我还专程返回徐水故乡，并跑到附近的安新县、博野县、保定市，找到上述事件的知情人和相关人员，进一步了解并核实了一些情况，这才动了笔。

日寇于1937年7月7日发动卢沟桥事变，侵占北平之后才两个月，就用重兵，于9月19日侵占了徐水县城，并立即在徐水县城四周的大东张村、大王店镇、高林营村、漕河镇，建立了四个大据点。

日寇于19日侵占徐水县城，立即对手无寸铁的徐水百姓展开了大屠杀。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9月20日至22日三天之中，就屠杀我同胞625人。其中最年长的已80高龄，最小的才只有1岁。现在，我将有案可查的几个惨案，摘抄如下：

南关血腥屠杀——日寇侵占徐水县城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0日，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派出许多兵力，四处进行大搜捕，抓所谓的“抗日嫌疑分子”。其中有一个日寇小分队，搜查到南关村，见一卖鱼老汉躲在瀑河坡下，不问青红皂白，冲上去就用刺刀将老汉挑死。周围百姓见此惨状，慌忙躲藏。日寇见状，又不问情由，追上去就用刺刀挑，并开枪射击，连杀南关村6人。有一个外村来串亲戚的人也被杀死了。

胡家营疯狂杀人——日寇在南关枉杀无辜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9月21日，又派出100多名日军，从县城出发，在中午时分杀到胡家营村。这里驻守着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一个连队。该连连长素有抗日报国之心，当即率部抗击日寇。战斗中互有伤亡。军长关麟征见整个战局对己不利，决定退兵保定。这个连队也奉命撤出了战斗。

日寇见已无人抵抗，立即冲进了胡家营村。他们遍寻不见国民党的军队，就拿无辜百姓开刀。在这场血腥屠杀中，王老恩一家四口人被杀绝，王义、王灿、胡印堂等三家人两代被杀。这个只有70户人家、400来口人的小村子，一时间竟被日寇屠杀了83人。小小的胡家营村，鲜血洒满街头，尸体横卧场院，一个小孩子的一条胳膊在树上挂着，一个苍白的老妇人的头颅在草丛中……

于坊惨案——日寇在胡家营进行大屠杀后，1937年9月22日，又制造了于坊村惨案。

21日，两千多名日寇从县城出发，向小公村、于坊村一带进犯。当时，国民党五十二军在这一带防御，当即给日寇以迎头痛击。日寇被阻，损失不小。第二天，日寇又增兵至3000余人，要与五十二军决战。如前所说，军长关麟征见形势不利，已将部队南撤。日寇兵不血刃进入于坊村。他们进村之后，逢人便杀。村民张老林年已80多岁，须发皆白。他为了保护乡亲们，想向日寇说明情况，但日寇不由分说，一枪把他打死。张龙寿等6人见日寇如此残暴，不可理喻，便想逃走，日寇们又开枪将6人射杀。

日寇又将100多名老乡赶到大街之上，四面架起机枪，用刺刀逼迫人们跪成一行。然后，由两个日寇军官骑上战马，从东到西来回狂奔，践踏跪在地上的人群，同时挥动马鞭抽打着人们。顿时，百姓们头破血淌，腿断臂折，惨叫着倒在了血泊之中。

日寇以残害中国百姓取乐之后，又将400多名老乡赶到一个胡同之中，一口气杀死了39人，一齐填进红薯窖中。

日寇的兽行，激怒了60岁的张老佩老汉，他率领四个儿子，手持棍棒、禾叉和日寇展开了决死拼斗。他们父子五人一连杀死三个日本鬼子，但终因寡不敌众，张老佩和三个儿子均多处中弹、中刀身亡。只有小儿子张全身带重伤冲出敌群，侥幸活命，投奔了抗日队伍。

日寇杀死张老佩父子四人之后，又拖尸“示众”。日寇见张老兴老汉对他们怒目而视，竟用刺刀挑瞎张老汉的双眼，又将身上的肉一条一条地割下来，投入锅中煮了吃。

年逾70的张老京老汉忍无可忍，痛斥日寇乃“吃人生番！”“人间恶鬼！”“猪狗不如！”日寇被骂得无言以对，竟抬来铡刀，将张老京老汉拦腰铡成了两截，又把老汉的心肝脏腑分挂在树杈上、门框上、井架上。

这群吃人生番如此发泄之后，又将村民张老偏、张老梦、张老居等人剥光衣裳，用见楞见角的劈柴棒子，没头没脑地狠打他们。只打得张老偏等人遍体是伤，肉翻血淌。日寇打得筋疲力尽之后，又用刺刀将他们一个个挑死。

于坊，这个120几户、1000来人口的村庄，在一天之内，竟被日寇屠杀了338人，烧毁房屋360间，抢走大牲畜70余匹，猪130多头，鸡、鸭几乎被抢劫一空。

王官营妇孺被戮——日寇血洗于坊村之后，又于当日下午扑向就近的王官营。村民苏老明和周德和，见大批日寇从于坊村杀来，急忙躲藏。几个日寇追上前去，一顿刺刀把他们二人挑死在了路旁。60多岁的周老辉身体不好跑不动，钻进了柴禾垛，日寇将其拉出狠打之后，用刺刀把他挑死。村民张老喜见日寇如此残暴，气恼之极，挺身而出，制止日寇暴行。一个鬼子狂笑几声，一刺刀扎透张老喜的肚子，又将他的肠子挑了出来。

周玉川的妻子见日寇疯狂杀人，就急忙抱上才一岁的儿子，东躲西藏，被日寇发现。几个日寇要强行无礼。周玉川的妻子誓死不从，几个日寇竟乱刀将其扎死。日寇见她的儿子还在地上爬着、哭叫着，又用刺刀把他挑起来，摔向地上，又开了一枪，见小孩不动了，才罢手而去。

村民周老宽也是躲藏不及，被日寇抓住，打了个半死又把他扔进山药窖中，然后填进干柴，活活把他烧死。周茂涛、苏魁、苏老洪，也是先后被日寇杀死，扔进猪圈或河沟中，还开枪取乐。年青小伙子苏井泉忍无可忍，冲上前去一拳将其中一个日寇打翻在地。另两个鬼子一拥而上，把苏井泉刺倒在地。苏井泉后来苏醒过来，参加了抗日队伍。

日寇又把王官营30多个青壮年，用绳子绑成了一串，牵进崔国泰家的院子里，逼他们朝南墙跪下，然后用刀劈，用刺刀挑，尽皆杀害，无一幸免。王官营这个只有70户人家、300来人的小村，一下子被日寇杀死了54人。死者中年龄最大的70岁，年纪最小的才一周岁。

高各庄尸横遍野——另外还有一支日寇小股部队，于1937年9月21日进犯高各庄，也遭到国民党五十二军的阻击。这支国民党军队也是稍打即撤，退回了保定。日寇明知已无我军抵抗，仍是见人就杀。张老科一家六口、祖孙三代无一幸免（张老科被扎四刀未死，后又活了过来）。日寇将张老科一家人杀害之后，又把全村人赶到野外。日寇先将一个叫杨大水的青年用铁丝捆绑上双手，拴在马上，然后狂奔，一直到将杨大水拖死，日寇随即开枪向人群射击。他们见杨宝珠老人身中数枪还没断气，就砍了他四刀。一时间，日寇在高各庄屠杀104人（其中高各庄村83人，外村21人），只杀得高各庄尸横遍野，血染村头。

小公村变成地狱——还是这群日寇，在高各庄大屠杀之后，又冲进邻近的小公村，也是见人就杀。村民王老免一家被杀四人，杨树森一家被杀三人。顷刻间连杀38人，小公村顿时变成了人间地狱。

残暴的日寇从1937年9月20日至23日的三天之中，总共屠杀徐水无辜百姓625人。

日寇侵占徐水的八年中究竟杀害了多少人，由于当时情况非常混乱，很难有个确切的数字。但我们从日寇驻徐水守备队副队长野旅一个人杀害中国人的数字来看，就可见一斑。对此，《徐水县志》有如下记载：

日军驻徐水守备队副班长野旅，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九月随军侵占徐水后，因其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被提升为副队长，徐水百姓称他为活阎王。

野旅除和守备队长加赖谷、伪县长丁克强多次讨伐各村，制造惨案外，还单独多次屠杀徐水人民。仅录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野旅罪行如下：

11月18日残杀元头村3人，小公村2人，副村2人，高各庄2人，巩固庄1人，曹各庄1人，杨庄9人，共计20人。22日残杀大西良村3人，曹庄3人，徐河桥村14人和自卫团8人，共计28人。26日杀害正村1人，巩固庄3人，大公村1人，共计5人。28日杀害大西良8人。30日杀害李庄3人。12月1日杀害副村4人，大次良3人，共计7人。仅仅半个月，野旅就残杀无辜百姓71人。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7期 中国历代精简：冗员必胜　作者：吴　思

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日知录》，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帮虎”、“小牢子”、“野牢子”、“小官”、“白役”等等。其中最具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白身，非官身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役”二字比较偏向衙役，不够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的造词法，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张牙舞爪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和严刑峻法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900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这里的一等临时工叫“主文”，二等临时工叫“写发”。他们都属于白领，管理和领导衙役们。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两千人可不是小数。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座衙门，平均下来每座衙门就有666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编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十倍。

这里说的是官吏名额，不是衙役的名额，而衙役也是吃官饭的。我找不到松江府及其下属两县的衙役额定数字，用其他县的数字代为示意。

北京宛平县的地界相当于今日北京的西城区、宣武区、海淀区和丰台区，需要支应大量皇宫贵族和中央级衙门的差役。扣除上述特有数字之后，我统计出来的万历十八年（1590年）本县之役的名额在220人左右。另据清光绪八年（1882年）山西省平遥县志记载，平遥县衙门的差役有302名，人均工食银每年6两。

据此推算，松江府帮闲在官的人是额定衙役的两三倍。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指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两三倍似乎更合情理。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这不如明初洪武年间，但比明末的崇祯年间好一些。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

“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可以与种地一比。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文革”或“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大诰》像《毛主席语录》那样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我们眼前是一盘延续千年仍未终局的棋。对局者包括白员、官吏集团、百姓和皇帝。皇帝使出杀招，且看各方如何动作。

三、当白员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也应该知道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据《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与此对照，这一回说到教书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馆金不过十二两银子。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十二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白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我读过一封晚清人李榕写给父母官的信，信里详细描绘了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下边将几段内容再抄一遍：

“（四川）剑州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至于当地领导如何摊派这笔钱，那是他们的事。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我们知道，抓赌至今仍是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额外收入的来源。至于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准，也可能出一笔小财。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昨闻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旱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咸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差役们找上门去，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适度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

李榕最后说：“切恳台尊根查，此种差票，立与销除，并选派干役将查牌追摄回州，有无白役混充。转恐若辈一类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规费，销票之日更有酬谢，被人讦告则以白役混充远扬无迹为词，如营勇（正规军）骚扰百姓，转以游勇掩饰。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过李榕的呼吁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确实是有价格的，可以买卖的。在有差票的情况下，白役与正役的区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违法敲诈的风险：万一被告发，他们可以推说这是白役干的，而白役已经畏罪潜逃。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那叫“规费”。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名曰“酬谢”。

四、官吏的利害计算

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代皇上起草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近似国民党的军统）就在内监（近似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像，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14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30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12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都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上级果然就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手下有一个兵，享一份闲差。调走董阳的理由是：他是好干部，但不是好书记。

为什么古往今来裁员总是这么难呢？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述了白员的一段话，其中大有深意。超编数倍的容城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容城财政所都是花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要我们走？没门！”

我觉得这话很在理。三五万不是小数，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回收的投资，你说两句话就不算了？这不是没收土地搞土改吗？非要没收，你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前辈动用军队的境遇，也比较容易理解如今董阳和李昌平们的下场。在李昌平笔下，裁减容城财政所白员的努力最后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陆续回来了，真正被挤走是他自己。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不过是一纸空文。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惩罚，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五、百姓监督的利害计算

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诛杀全家！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40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14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倘若”和“可能”。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成本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呢？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众监督”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拼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像，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下转80页）（上接78页）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六、对局结果

对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现在可以做总结了。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虞谐志》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愚昧善良的乡下人之所以丧家亡命，都是因为这个。

明朝人一般算术水平不高，“万余虎狼”相当可疑。我根据上边给出的数字计算，一二名帮手折中算1.5名，六七名伙计折中算6.5名，合计为5900人。这或许更接近事实。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四川巴县（重庆府首县）的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有七千人，这是我见到的权威人士给出的最高数字。至于江南，他说浙江省的钱塘县、仁和县，各有正身、白役一千五六百人。为了提一个被告，经常出动两个正役、四个副役、七八个帮手，十几个人到被告家叫嚣勒索。

（明）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也提供了一个数字：“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这个比例与钱塘、仁和接近，照此计算，常熟县依附二百衙役的白役应该在两千上下，不至于上万。

无论如何，朝廷失败了，白役胜利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7期 南阳知府衙门　作者：冯兴阁

河南省南阳市老城区的南阳知府衙门,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比较完整的郡府（地）级官署衙门建筑群，始建于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曾为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六个不同时期、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不同性质地方政府所在地。

南阳知府衙门经过元、明、清三代的不断重建、添建和修葺，至清朝末年，已经形成一处规模宏大、布局严整的建筑群，全部建筑占地近百亩，厅堂廊舍数百间，庭院数进，布局多路，三条纵轴并列次进，建筑威严，陈设庄重，成为皇宫在基层的缩影。

现存南阳知府衙门东西宽150米，南北长240米，占地3.6万平方米（约60亩），总体布局保留了明清的建筑格局和建筑风貌。特别是位于中轴线上的照壁、大门、仪门、大堂、寅恭门、二堂、内宅门和三堂等主体建筑全部存在。

府衙大门用黑底锡环，显示着南阳知府作为四品官的等级和地位。大门建筑采用硬山式，三间五架，屋面筒瓦，脊饰吻兽，檐用异型替木。大门上方高悬“南阳府署”四个大字，两侧楹联为：“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听墙外鹃啼鹊噪恐有冤民”。东梢间置“喊冤鼓”，是告状人击鼓鸣冤之处。大门两侧为八字墙。过去老百姓讲的“八字门，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说的就是这个地方。

向北进入大门，迎面正中三间为仪门。仪门楹联为：“民情虽有顺逆从修齐治平可造盛世，官品本无高下能廉明公正才是青天”。仪门两侧为配房，称作东西便门（俗称生、死门）。仪门是主事官员迎送宾客的地方。凡新官到任之日，至仪门前下马，由迎接官员迎入仪门之内。府治喜庆大典，皇帝临幸，宣读诏旨或者举行重大祭祀典礼活动时，也要大开仪门。仪门既为礼仪之门，平常是不开的。人们出入府衙，走的是东侧便门，即府衙仪门的东配房。西侧便门俗称“死门”，经常关着，只有在死刑犯宣判后正法时，才从西侧便门拉出行刑。

过仪门，穿戒石坊，迎面即是高峻威严、气势宏伟的府衙大堂。大堂楹联为“勤补拙俭养廉更为暇馈问迎送来往宾朋须谅我，让化争诚去伪敬以告父兄耆老教诲子弟各成人”。大堂坐落在高1.2米的青石台基上，设三级踏步，其前又有堂前月台，再三级踏步。大堂面阔五间，通进深（带卷棚）三间。大堂主体为典型的清式五架梁带前后双步梁硬山建筑。

大堂在古代称黄堂，又称正堂、正厅、公厅和公堂等。清代南阳知府衙门大堂称公廉堂，是知府开读诏旨，接见官吏，举行重要仪式，公开审理案件的地方。大堂在明间正中设公案，两侧列“肃静”、“回避”牌及青旗、杏黄伞、青扇、铜棍、皮槊等仪仗。大堂公案背景设屏风，上饰云雁。堂前卷棚站的是三班衙役。案犯常羁押在堂前月台下刑皂房待审。知府升堂，师爷随上。东西梢间辟为夹室，记录堂谕口供。公开审理重大案件时，知府常令仪门大开，让百姓涌到堂前围观。

府衙六房分列于大堂前东西两侧，东侧是吏、户、礼，西侧为兵、刑、工，知府的属官在此办理公务。

府衙大堂与仪门前甬道中立戒石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苍难欺”。知府坐堂理事，可见此坊，以警戒其秉公办事。

穿过寅恭门，有一天井式四合院，庭院不大，却极具庄严之气氛，左右两侧各有廊房，迎面便是二堂。这里是知府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

由于二堂是知府的日常办公场所，衙内大部分机构多是围绕二堂布置。如东侧的粮捕厅，西侧的理刑厅，东南侧的税课司，西南侧的照磨所等。同时，东侧靠后有桃李馆、桂香室、虚日轩，西侧靠后又有菊圃、韭园、虹桥水池，为衙署官员在公务之余提供了一个别有洞天的休憩场所。

知府衙门三堂前之暖阁是官邸大门，为知府官员及其眷属居住的门户。

穿院过门，即为三堂的院落，其中三堂两侧两座配房与厢房构成东西偏院，另外还有东西跨院、廊房，整个院落较前各建筑豪华壮丽。

三堂，也称官邸，匾额为“燕思”，是知府处理内务的地方，内设接待室、书房、更衣室，知府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机密事件，处理隐私案件，常在三堂进行。

三堂之后，即是府花园。明清南阳府花园占地十余亩，西有池水，东有叠山，整个园中假山耸峙，绿水穿绕，亭榭掩映，鸟语花香。

府花园东北隅有知府宅，是一组典型的清式四合院建筑。

中轴线东侧副线上依次有申明亭、衙神庙、龙神庙、税课司、军厅、粮厅、东花厅和寅宾馆等。西侧副线建筑依次为旌善亭、财神庙、内监、外监、女监、狱神庙、司狱司、照磨所、理刑厅、西花厅和宾兴馆等。（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8期 怀念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仲勋同志　作者：周而复

习仲勋同志于1913年出生于陕西富平县。1926年3月，他13岁时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4月转为共产党员。在党领导下参加组织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和部队工作。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杨虎城部从事兵运工作，开始他长期英勇坚定的革命斗争生涯。1934年11月，习仲勋同志出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刘志丹、习仲勋等是陕甘边区创建者。1932年，习仲勋在甘肃两当举行兵变失败后，到耀县金照地区，刘志丹率领陕甘游击队正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习仲勋比他小10岁，久仰刘志丹英名，特地前往拜访，自报姓名。刘志丹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我知道你，年龄小，本事不小，念过初中，又种过庄稼，很会做民众工作，见到你很高兴……”

两人一见倾心，携手合作，深入农村，了解民情，和大家一起开创陕甘边区根据地。刘志丹主张，“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不管的地方，各种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刘志丹一些正确主张，常被称为“严重右倾”。1935年秋天，“左”倾路线执行者突然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张策、刘景范等逮捕。

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了解陕甘根据地遭受“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活埋，还准备活埋刘志丹和习仲勋他们，活埋坑已经挖好。毛主席了解到问题严重、情况危急，果断急切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等待中央处理。”中央派保卫局长接管监狱，把在押的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释放了。习仲勋同志回忆当时的危急形势，十分激动：“毛主席不到陕北，陕甘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说‘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了！”

党中央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生命，也挽救并保存了陕甘边区。陕甘边区被光荣地称为党中央和工农红军的落脚点，也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43年，习仲勋同志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并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我听说他和刘志丹等同志创建陕甘边区，内心十分敬佩。当时我在中央党校三部学习，参加“整风”和“抢救运动”，无缘见到。听说毛主席曾题字“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习予以表彰，我更希望有机会见到他。可是他在绥德，我在延安，分处两地，没有见面的机会。1944年秋周恩来同志调我去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抗战胜利后，我以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的身份，参加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巡视华北、东北和中原军调小组。以后又被派去香港工作三年左右。上海解放后，组织上分配我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部长由陈毅兼任，副部长为潘汉年。1952年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报告。这时，他从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调任中宣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主持制定十六字施政方针：“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指导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

当时中央统战部部长是李维汉，副部长有徐冰、廖承志、乌兰夫、于毅夫等，过去在延安、重庆和解放区我都和他们有过往来。各中央局统战部部长、秘书长，在全国统战会议结识，往来较多。习仲勋同志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基本认识、熟悉。会议期间，相互了解各地区统战工作情况和存在问题。

青海省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区内七座喇嘛寺院，几个庄子，约8000余人，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

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马步芳残匪发动内乱，平乱之后，漏网叛乱分子，拉拢项谦，怂恿叛乱，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这是藏族部落头人领导叛乱。习仲勋多次指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仲勋同志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项谦反反复复，经过十多次的争取。

习仲勋派出包括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在内的人前去劝说，项谦终于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李维汉部长向毛主席汇报此事经过。毛主席十分赞赏，说：“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毛主席见到习仲勋的时候，对他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同志对少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十分重视，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1954年，班禅大师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时习仲勋同志已从中宣部调任国务院秘书长，受党中央委托和班禅大师联系。仲勋同志开门见山，对班禅说：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我们两个人什么话都可以说。我有错误，你批评；你有错误，我批评。实事求是，坦诚相见。班禅大师听了非常高兴，说，你是我们的老朋友，好朋友。你了解我，你是为我好才这样说，这样做，我很高兴。

仲勋同志对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也是实事求是，坦诚相见。为了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结交了许多知心朋友。

1958年初秋，我奉命率领中国杂技艺术团访问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和智利，第二年秋天回国前，经陈毅副总理建议，周总理批准，把我从上海市委宣传部调任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兼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因为我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和上海市委统战部第一副部长，结识各民主党派一些负责人。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解放前，我在香港和上海和他们有过往来。我到北京后，和仲勋同志常有往来，每星期见面二三次。他和民主人士往来，有时约我参加；民主人士宴请周总理、习副总理，也邀请我参加。

仲勋同志一直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个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共同努力。西北解放后，1950年在西安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副主席习仲勋、张治中，彭德怀同志在西安时间不长，不久，中央调他到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仲勋同志实际负责，对张治中十分尊重，体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不是有名无实权，而是使他有职有权。有关西北全区的工作，常常征求他的意见，共同商量，发挥他的才能。1950年和1952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的闭幕词，仲勋同志自己不讲，请张治中副主席讲。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周总理的《政治报告》、彭真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报告》、陈云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等，仲勋同志都请张治中副主席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作传达。

习勋同志和张治中先生在西北合作五年，张对仲勋同志思想水平、政策水平、工作水平之高，甚为钦佩；对习决定大政方针切实果断，为人作风谦虚、谨慎、全面、细致，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实事求是，坦诚待人，张内心折服。

张治中和傅作义都是我作为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特派员，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视察华北、东北、西北与中南地区时认识的。仲勋同志在北京饭店等处宴请他们，请我参加；张治中在北戴河欢宴仲勋，我也敬陪末座；傅作义设家宴请仲勋同志，我也被邀请为座上客。仲勋非常关心民主人士，无话不谈，相见以诚，对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也无微不至地关怀。傅作义长期患有心脏病。他任水利部长，勤奋负责。仲勋同志关怀他的健康，再三劝他，外出休养一段时期，傅一再婉辞，要亲自抓好水利工作。仲勋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总理也关心他的健康，便要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出面邀请傅作义全家到广东休养。

仲勋同志不仅在国内贯彻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广泛联系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而且在他出国访问时，也进行国际统一战线工作。我和他多年接触，学习很多，受益匪浅。

仲勋同志为革命献身，谦虚严谨，光明磊落，廉洁奉公，不为名利。当他得知中央拟提他任副总理时，立即上书中央，坚辞不就。但中央认为他能够正确掌握党中央政策，才能适合，仍决定提他为副总理。仲勋同志实事求是，坚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怕得罪人，更不怕“引火烧身”，不顾个人安危。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部长，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43年康生在“整风运动”中，大搞“抢救运动”，所谓“抢救失足者”，对许多老干部、老红军、地下党员、抗日战争发生后去延安的青年等大搞逼、供、信，甚至把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领导的国民党地区的地下党打成“红旗党”等，仲勋同志对此坚决反对并予抵制。解放战争中，康生下去参加土改，推行“左”的路线，仲勋同志拟出新区的土改正确路线，反对“左”的路线，报告党中央。中央同意这个报告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并将这个报告印发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康生“左”的路线终于受到抵制和改正。康生早就怀恨在心，憎恨习仲勋。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夕，康生听说刘景范的妻子李建彤（刘志丹的弟媳）写了《刘志丹》小说，有人看了送审样书，表示不同的意见，不赞成出版。康生并没有看过送审样书，却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问题，看来是有政治倾向性的。”当时，毛主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康生便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写了一张条子给毛主席：“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毛主席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因此“利用《刘志丹》小说反党”就变为“最高指示”，株连到曾和刘志丹等共同创建陕北根据地并曾看过《刘志丹》小说一部分原稿的习仲勋，被指责为《刘志丹》小说的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定为“反党野心家”。十中全会成立以康生为首的“习仲勋专案审查委员会”，作者李建彤被开除党籍，监督劳动。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被指控为小说主持人和幕后策划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被指责为“反党野心家”，停职检查，进行“反省”。1965年，组织上安排他去洛阳矿山机器厂任副厂长，仲勋同志认为这是他向工人学习的机会。1969年1月3日深夜，“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红卫兵，闯进仲勋的宿舍，把他强行带走，并在西北大学开会批斗习仲勋。仲勋同志不畏权势，不怕气势汹汹的红卫兵压力，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说明《刘志丹》小说里没有反党内容。他还说刘景范、贾拓夫他们也没有反党言行……红卫兵哪里容忍仲勋同志毫不畏惧，坦诚表明，继续对他长期残酷批斗。仲勋同志毫不低头，并且给毛主席写信说：“文化大革命”斗老干部比我们当年斗地主老财还厉害，再这样发展下去，局面将不可收拾。他被日夜批斗，身体支持不住，便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对他采取特殊措施保护，下令将习仲勋送陕西省军区监护，以后用飞机接回北京，让卫戍区实行监护审查。

仲勋同志囚居斗室，坚持锻练身体，深信错案一定平反，继续革命到底。他在斗室里每天步行两万步，前进从1数到9999步，再从9999步退回数到1步，每天如此前进后退，从不间断。

1974年12月21日，毛主席对《刘志丹》一案做了指示：“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予追究。”康生一伙阳奉阴违，并不执行，拖了将近五个月时间，才向习仲勋宣布：是“人民内部矛盾，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结论”，“即习仲勋犯有严重错误”。——就是写《刘志丹》是反党性质的错误。习仲勋不同意这一结论，明确表示：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专案组人员面对习仲勋像高山一样决不动摇的决心，无可奈何。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康生早在1975年12月16日因癌症逝世。人死了也逃不出法网恢恢，窃居第十届党中央副主席的康生，以一贯极左面目出现，搞阴谋诡计，与林彪、江青勾结，直接参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罪行已被揭露，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这是坏人应有的可耻下场。

满天阴霾消逝，灿烂的阳光普照祖国大地。1977年8月24日，习仲勋致信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和党中央，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审查，听从中央安排，在有生之年为党做些工作。同时申诉自己的意见，希望尽快查清，恢复组织生活。经中央组织部审核对《刘志丹》小说所谓反党问题，作出公正结论，习仲勋冤案终于得到全部平反。

1978年2月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我作为特邀委员出席，去看望李维汉同志，他正在看报，笑着对我说：“而复同志，你看看这张解放报。”他在看的是《人民日报》并不是《解放日报》，他见我露出诧异神情，便说，你看看上面名字就懂了。原来委员名单中，大都是党、政、军和文化界被反革命“四人帮”打倒的人，一旦全国政协委员登在报上等于解放了。名单中有习仲勋。我16年没有见到他，现在忽然见到，惊喜异常，望着他生气勃勃，喜笑颜开，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紧握着他的手，内心十分高兴，《刘志丹》一案终于真相大白了。他知道我写的《上海的早晨》被“四人帮”诬陷为大毒草，现在平反了，他鼓励我努力工作，继续写作，把丧失的十年时间用加倍努力补偿回来，并希望我有时间到广东看看。

当时仲勋同志已被任命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他到广东就职，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处理问题，既积极又冷静，敢于大刀阔斧，又谨慎从事。1979年4月下旬，仲勋同志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时提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省有各省的特点，有些应该根据省的特点来搞。要求中央给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试办出口特区。以后，仲勋又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表示同意，说“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闯出一条新路来。”6月1日，仲勋同志在广东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讲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时说：“谷牧同志带领工作组和省委共同起草方案报中央，待中央批准后开始执行。……”1979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取得经验后，并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仲勋同志约我去广东看看，安排我住在广州小岛，他和杨尚昆同志（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也住在小岛上，朝夕相见。他拼命工作，不论昼夜，曾亲自视察26个县市，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创建特区，“广东先走一步”，经党中央批准，他便日日夜夜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工作。他以加倍努力革命工作，补偿和挽回丧失16年的宝贵时间。我有机会常去深圳，见深圳日新月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工业、科技、进出口贸易发展很快，俨然一座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冬我访问巴西，舆论公认圣保罗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现在看来，深圳发展速度超过了圣保罗。

仲勋同志晚年因病长期在深圳休养，我因事常去深圳看望，他病中也关怀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2002年5月中旬，仲勋同志因病来京住305医院，我去探视，为防止感染，只能隔着玻璃窗户相见。他看到我，蠕动着嘴，仿佛有话要讲。5月25日再去探视，他已跨鹤西去，紧闭着嘴，再也不能说话了。我向遗体默哀三鞠躬，含泪走出病房。

仲勋同志革命一生，坎坷一生，坚持真理，坚贞不屈，不惧权威，敢讲真话，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善于创新，建议并经中央批准在广东深圳成立特区，先行一步，为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毕生的力量。他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却留在人间，永垂不朽！

（2002年6月30日）

2002年第8期 习仲勋命运中几次转折　作者：田　方

我曾多年在习仲勋身边担任秘书。他对我谈了许多故事，特别是他与毛泽东的几则故事，不仅加深了我对他为人的认识，也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

1935年10月，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陕北的吴旗镇，毛泽东看到农村墙壁上贴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通知，署名是“主席习仲勋”。“这是谁？”毛泽东查问的结果，才知道此人正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判了死刑，关押在监狱里。“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就这样，习仲勋总算从监狱中放了出来。正如习仲勋后来对我说的，“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4天，我们这些人就被他们活埋了!埋我们的坑都已经挖好了。”当然，这样的事，习仲勋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习仲勋才23岁！毛泽东说“真年轻！”从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0年1月，我当记者时，习仲勋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领导上分配我对他进行专访，西安的《群众日报》和北京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习仲勋》，文章开头引用了毛泽东嘉奖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是1942年底为讨论西北党史而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时题写的。这是根据毛泽东对习仲勋多年革命实践的概括，非常恰如其分。毛泽东为习仲勋题词的这块白布，他一直珍贵地保藏着。

1944年，王震担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时，毛泽东对习仲勋说：“我们不能老是固守在陕甘宁边区呀！为了解放全中国，我考虑你和王震一起打出去！”但是没过几天，毛泽东又找习仲勋谈话说：“我经过再三考虑，你还是留在陕北，咱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这两次谈话说明了习仲勋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考虑怎么样把他安排在关键性的岗位上。

有时候，毛泽东喜欢和习仲勋天南地北地漫谈，包括天文、地理、历史等等，有一次，毛泽东突然考问他：“你是陕西人，你知道渭水的源头在哪里？”习仲勋根据他早年在陕甘宁边区打游击时熟悉的地理知识，略加思索地说：“在甘肃天水以西的渭源县。”毛泽东却说不完全正确。毛泽东拿出三本不同版本的地图说，最正确的位置是渭源以北！习仲勋感到毛泽东作调查研究实在精细，毫不马虎！

1947年2月，胡宗南部队即将进攻延安。2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着独一旅、三五八旅、新四旅、教导旅、警备一旅、五旅组成西北野战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反击战打响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又决定，陕甘宁部队和野战部队与地方部队及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正确选任会战的高级指挥员非常重要。当时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具有统率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丰富经验和才能，在全军中威信很高。而习仲勋则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和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边区人民关系十分密切。由他会同彭德怀指挥边区部队作战，更有利于发挥党政军民的总体力量，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彭总忙于指挥作战，考虑战略战术较多，习仲勋则更多地担负起组织群众、宣传政策的工作。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地方干部座谈，向干部群众宣传西北野战军打胜仗的好消息，鼓舞大家的胜利信心和战斗意志。使彭总感到：“紧密地依靠群众，这是我们胜利的根本，边区是个穷地方，但边区人民是我们的铁桶江山。”彭总正是从这个角度，在战争环境观察、了解习仲勋，并多次向各级指挥员表扬习仲勋：“习仲勋同志是陕北老区的一位老同志，他和边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那种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作风，就值得大家学习。”彭总曾经深有感触地对习仲勋说：“我们合作共事，你帮了大忙，你和刘景范同志熟悉边区情况，使我能够集中精力考虑作战方面的问题。”彭总从而感受到毛泽东所以委托习仲勋作为自己亲密助手的深刻含义。

解放初期，在多民族的青海省争取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经过两年七个月之久，先后和项谦谈判17次之多，最后项谦终于和平归顺，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习仲勋显示他智慧和才干的一个代表作。事后毛泽东曾对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一时传为美谈。

1952年中央调习仲勋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习仲勋曾经真心实意地对毛泽东说，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领导全国的文化教育宣传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习仲勋：“蛇，看起来很可怕，但印度人耍蛇，为什么那样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客观事物的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到任不久，1953年3月13日，应邀到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讲话，受到创作家和艺术家们衷心赞赏。我作记录，讲话可以概括为：1、不仅要提高作家、更要提高领导者的政治责任心。领导者要帮助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应当用毛泽东文艺思想帮助作家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乃至作家在创作上的具体要求。2、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依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和粗暴的办法，而是要用切实的行动给予耐心的帮助。3、我们不能要求所有作品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标准，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空间。4、要善于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要讲究批评艺术，不是上纲上线，扣大帽子，而要实事求是，使人家心悦诚服。5、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这是习仲勋长期以来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

从1958年的11—12月间和1959年3月以及1959年7—8月间，我曾三次随习仲勋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以及庐山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会上做秘书工作。会议期间，我又一次体会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赏识和重用。在1958年夏季一天下午，习仲勋兴奋地告诉我，刚才毛主席让秘书高智打电话要我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一见面就用慰勉的口气发问：“仲勋，怎么样？还有包袱吗？”（指高饶反党联盟案件的审查中确定与习仲勋毫无关系）习答：“我早已没有包袱了！”毛又说：“那就好好工作吧！”就这样两人在游泳池亲切地闲谈了一阵。那几年习仲勋到西北考察，调查中发现敦煌县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无限膨胀情况，他指出：“最大最公也不能大到一县一社，也不能十包全供。最大最公也不能说由集体所有制一下子变成了全民所有制，不能用按需分配代替按劳分配。生产关系的发展不适应生产力水平，其结果只能破坏生产。”嗣后，经毛泽东提议，习仲勋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得力助手。

在1962年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因康生的诬陷，毛泽东错误地批判了小说《刘志丹》，说“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会议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习仲勋的所谓“反党集团”案进行审查，他被停止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才平反，他重新恢复工作。（责任编辑　方实）

2002年第8期 黄克诚面示我们历史地书写林彪　作者：李维民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开始编纂，我是军事人物分支学科的副主编。我们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对待林彪这个人物。首先是林彪能不能列条目上书？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认为，林彪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在历史上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在我国军事历史上他毕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1983年2月，经中央批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名单中列入了林彪的名字，但不是以元帅的身份对待。因为军衔是军官的光荣称号，1955年经毛泽东主席签发、1963年经刘少奇主席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都有关于因犯罪经法院判决剥夺军衔的规定。不过，因为1965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被取消，所以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后，在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将林彪永远开除出党时，1981年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时，没有作出剥夺林彪军衔的决定，但是实际上林彪已不再享有元帅的荣誉，因此在确定林彪条目的同时，也确定不能使用林彪着元帅服的照片，而使用穿普通服装的照片。林彪条目的字数也比元帅条目少。

确定林彪列条上书后，接下来是怎样写林彪这个人物。当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公开审判进行不久，对林彪在历史上的功绩写不写，怎样写，还有一些顾虑。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是陈云同志。1983年8月9日，他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指导思想、结构、内容到具体编辑办法谈了一系列的意见。其中谈到如何写林彪的问题。他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也不必否定。但是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的作用，还必须看到其他方面的作用。”在谈到辽沈战役决策时，陈云同志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为东北局制定了完全正确的工作方针，为辽沈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作战方针。如果按照林彪的打法，主力围困长春不南下，以后占领了义县又不打锦州，而要回师长春，那就不会有辽沈战役，东北的胜利就不可能来得这么大，这么快。”

陈云同志的谈话，对于我们编写大百科全书中林彪的条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是，他是从辽沈战役谈起的，对林彪的一生并没有全面地评价。我们写出林彪条目的初稿后，与其他一些重要条目一起，送给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

黄克诚同志很认真地审阅了几个元帅和大将的条目释文，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他看了“林彪”条目释文后，叫秘书丛树品同志打电话，说要当面找我们谈一谈。1985年2月21日上午，军事人物分支学科主编周之同同志、副主编姚夫同志和我三个人到了玉泉山，当时黄老住在山上。丛秘书把我们带到黄老的住处时，黄老正在前厅走廊上，一面散步，一面手持收音机聚精会神地听中央台的新闻广播。黄老与我们进入会客室后，他要我们先谈谈编写林彪条目的情况和遇到的问题。我们汇报后，黄老说：“今天主要谈一谈林彪这条释文。你们送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把林彪列上，这是应该的。现在写历史比过去实事求是多了，不过有些问题还需要你们考虑一下。我知道写这个条目有很多难处，轻了不行，重了也不行，是很费力的事。关于对林彪的历史如何评价，从前没有人讲过，最近陈云同志在谈如何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时讲到这个问题。这个材料你们大概看到了。”

黄老接着说：“你们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他在史记中写了一大群历史人物。你们现在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不要用过去党内斗争中开斗争会的那种过火的语言，揪出一个人就把他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不能只看一面，要看两面，要全面地观察，作出全面的评价，写出历史的真面貌。不要受‘文化大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传统说法的束缚，要打破这个束缚。林彪死了十几年了，对他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写他的历史。这是我的想法，我也没有把握，你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请你们考虑。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后来他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在林彪条目释文中，写了他在中国工农红军中先后担任红四军营长、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等职务。黄老说：“在这条释文中，你们写了林彪在历史上担任了什么职务，这是必要的。但是在担任这些职务时，他指挥了很多战斗。据我了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央根据地指挥中央红军作战时，他们手下有几个著名的战将，一个是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一个是黄公略。伍中豪同志牺牲得早，1930年就牺牲了。黄公略也在1931年牺牲了。红四军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建的，成立红一军团后.红四军就是林彪指挥，他是红四军军长。开始时一军团三个军，红三军军长是黄公略，红十二军军长是伍中豪，后来是罗炳辉。在这三个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是红四军，战功最大的是红四军。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生前我是这么说，他死了以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老与林彪开始虽然都在红四军，但不在一个师。林彪任红四军军长时，黄老调到红五军去了。以后林彪任红一军团总指挥，黄老在红三军团先后任团政委、师政委、代理军团政治部主任。他们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黄老对林彪的情况还是很了解的。他说：“在土地革命时期，林彪先当连长、营长、纵队司令，以后当红四军军长。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他指挥了不少战斗，在我们军队中，他可以说是一个战将。要承认这个事实。一军团在我们革命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打过很多仗，在一军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队也很多。当然主要是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后来林彪是军团长。在写这一段时，我想可以写他指挥过红四军、红一军团，在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他指挥了渡乌江、腊子口等战斗。在广西全州战役中，他在前线指挥一军团和三军团一部分作战。那时我是四师政治委员，我带部队到全州地区时，他指挥我们。我亲自找了他，他告诉我部队怎么摆法。土城战斗是他指挥的，不过那次战斗没有打好，没有消灭敌人。总之他是有战绩的。”

关于抗日战争时期进行的平型关战斗，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黄老说：“在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指挥了平型关战斗。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对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树立八路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声威有重大作用。这个战斗是林彪和其他同志一起指挥的。他是一一五师师长，聂荣臻同志是副师长，罗荣桓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不过主要指挥还是他。毛主席、朱总司令当时都不在前线。后来有人说，平型关战斗打错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然，平型关战斗一方面是胜利，另一方面也有教训要吸取，盲目地拼会把我们的老部队拼掉，当时我们没有多大的本钱。但是这个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这是不能否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黄克诚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林彪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后来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任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关于如何看待林彪在东北的表现，黄老说：“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10万多人，经过三年，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100多万人。带10万人进去，带100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领导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稍具体一点，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等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我们在林彪条目释文初稿中，曾提到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回信，批评林彪对当时时局的悲观思想。黄老说：“关于林彪在过去历史上的错误，我不知道你们写其他人的时候，像这类的问题是不是都写上。譬如，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级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的，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在党内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按照组织系统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应当提倡这种事情，不是批判这种事情。特别现在应当提倡这种作风。在‘文化大革命’中，谁说了一句错话就记账，弄得谁也不敢说话，怕说错了挨斗，这是很不好的。据我了解，像这类的事情林彪不止这一回，他向毛主席提意见还有提得更厉害的。我考虑，如果其他人的条目释文中像这类的问题都写，林彪这一条也可以写；如果在其他人的条目中这类问题不写，对林彪也不要那么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革命斗争中，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没有做过错事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毛主席也犯过错误嘛！像这类历史上的问题，如果其他人的条目中不写，‘林彪’这一条中也可以不写。如果要写，也要在肯定他在历史上的成绩之后，再提到他在历史上也提过错误的意见。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

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黄老语重心长地说：“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我这个意见提供你们参考，最后还是请总政干部部、总政领导和编委会考虑决定。”

我们从玉泉山回来后，根据黄老谈话的录音，整理了一个记录，送黄老本人审阅。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征得黄克诚同志同意后，将他的谈话，也就是以上引用的全文，发表在1985年4月20日内部出版的通讯上。

在黄克诚同志谈话之后，1985年3月13日，杨尚昆同志在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也谈到怎样写林彪的问题。他说：“林彪，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但不能因为他叛国，就对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战中，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陈云同志在谈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曾指示，对林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

陈云同志、黄克诚同志和杨尚昆同志的指示，对如何写林彪以至如何写好历史人物，给我们很大启发。我们根据他们的意见，对林彪条目释文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并按这种精神去处理其他历史人物条目。

（责任编辑　杜晋）

2002年第8期 1955年“砍社风波”真相　作者：高化民

1955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的方针和刘少奇提出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采取了有力措施，着手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据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统计，共整顿收缩了两万多个合作社，这对缓和1954年冬和1955年春农村出现的某些紧张情况是有利的。但是，随后又改变了这种估计，认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已经来临，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刘少奇赞成的“停、缩、整”的方针被诬为反动的，整顿收缩的两万多个合作社，也被说成“砍掉”了20万个合作社。本文依据大量史料，试就所谓“砍社”的来龙去脉加以分析，以揭示这一历史问题的真相。

事情的起因是“生产力起来暴动”

1954年冬和1955年春，在全国农村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毛泽东对此曾深刻地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生产力起来暴动”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初级社在大发展中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1954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决定1955年春耕以前发展到60万个社。会后，初级社迅速发展，到1955年4月，已发展到67万个社，入社农户占农村总户数的15%，比较大地超过了原计划的发展数字。二是多购了70亿斤粮食，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虽然缓和了市场紧张的情况，但并没有消除工业化与农业的矛盾，只是它的表现形式由市场紧张转向了农村紧张。1954年是个灾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影响了农业生产。这年农业总产值是515.6亿元，完成计划的97.6%，仅比上年增长3.3%。粮食产量为3390亿斤，比上年增加53亿斤，完成计划的94.2%；棉花为2130万担，比上年减产220万担，仅完成计划的77.5%。粮食因灾减产，但统购粮食的计划并未减少。

当时，初级社的大发展与粮食统购工作是同时展开的，它加剧了农村的紧张状况。“生产力起来暴动”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许多地区农民大量杀猪宰牛和出卖牲畜。1954年12月，《中央批转〈中央商业部关于目前牛羊市场情况和毛猪生产问题的通报〉》指出：第四季度以来，许多地区牛羊上市量骤增，收购计划大大超过，且有许多母牛、乳牛、小羊、小猪、仔猪，价格也随着下跌。“通报”反映的这种情况，几乎在全国各大市场上均有发现。如：热河省出现过大批宰杀耕牛，山西省北部牲口向绥远倒流，四川省农民养小猪数字大减等等。所有这些，证明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是相当紧张的。当时，畜价狂跌。热河省委于1954年12月报告说：入秋以来牲口市场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反常现象：各地牲口价格普遍下跌1/3到1/2左右。1955年2月，《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中也说：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猪价陡降的现象。大量屠宰耕牛，造成农用役畜减少。当时农业是手工操作，并且耕畜不足，牛、马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看见耕牛减少，引起严重不安。

第二，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由于不少地区购了“过头粮”，甚至购走了农民的口粮，引起农民不满。正如毛泽东所说的：“1954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70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指1955年春季——引者注）许多地方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由于统购购了“过头粮”，区干部和乡干部的关系，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群众见了干部一声不吭就走开。很多乡村干部反映，区干部不相信他们，动辄批判、戴帽子，因而不敢将农村的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第三，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心里无底，感到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因而不再热心增产。有的地区个别农户甚至退出一部分自耕田，交出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不少农民只愿种产量高的田，不愿种产量低的田。很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出勤率大大减低。这除因派工或工分不合理外，主要原因是社员反映吃不饱，不愿出勤。即使出勤，也在田里坐着不干活。

上述农村紧张的情况，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初级社大发展中出现的急躁冒进倾向和统购中购了“过头粮”表示不满和抵制。因此，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完善统购统销政策，稳定农民情绪，已严肃地提到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

毛泽东提出“停、缩、发”方针

针对农村的紧张情况，1955年1月4日，邓子恢以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工作简报（第1号）的形式，向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报告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情况。

简报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

一是需要制定一个全国性的章程，明确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使干部不至于乱立法，群众不至于乱猜疑。现已拟好一个草案，先请党中央批发各地试行，然后集中意见再做修改。

二是当前合作社的发展已离60万计划不远了。整个运动须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做巩固阶段工作。现已拟出指示（代中央起草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引者注），送中央审批。这样做可以避免将统购和合作两种紧张碰在一起，引起不利生产的现象。

中共中央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立即组织人修改；《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经修改后，于1月10日发出。《通知》规定：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并且按不同地区分别提出了采取“停”、“缩”、“整”、“发”的措施，既考虑巩固已有的社，又考虑发展，而不是简单化的一刀切。

1月15日，针对许多地区大量出卖和屠宰牲畜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3月3日，又连续发出两道指示：一是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春耕生产的决议》；二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的《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两道指示中强调的是：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应放慢一些，国家对于粮食的统购数字和统销数字的规定必须切合实际。

3月中旬，毛泽东听取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汇报农村工作。毛泽东肯定了这一时期农村工作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停、缩、发”三个字，显然是对中央1月《通知》中针对不同地区提出的停止发展、适当收缩、继续发展的简化说法。

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刘少奇、邓小平等出席，邓子恢、廖鲁言参加，由杜润生汇报农村情况，谭震林做了补充。最后刘少奇讲话，他指出：今后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他围绕这一总方针着重讲了三点：一是现在全面停止发展，秋后看情况再定。西南、中南几个省，粮食任务不大，还可发展一下，但不要发展太快。二是要巩固几十万个社，首先要搞好生产。三是适当收缩，指发展过大的而言，如河北、山东、安徽、浙江、河南等，某些县份发展过大的也要适当收缩。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部为贯彻“停、缩、发”的方针，贯彻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着手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

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这一《通知》与中央1月《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

4月21日至5月7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传达了刘少奇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总方针。会议就农村是不是紧张，造成紧张形势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农业合作社有无冒进现象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5月6日，邓子恢作会议总结报告。他分析了农业合作化的形势指出，成绩是很大的，冒进现象不是全国性的，只是少数省份。这少数省份也是不平衡的，有些地方冒进，有些地方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一些地区农村紧张，存在冒进，就把成绩否定了，或者说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他分析了干部中的冒进情绪之所以带有普遍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对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估计过高，对农民小生产的本质认识不足。应该承认群众觉悟有高涨，特别是贫、下中农，但不是普遍高涨，到处高涨，这里高涨，那里高涨。这样空喊高涨是没有好处的。它是我们干部中有冒进情绪的主要原因。第二，对合作化是改变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足，因而对办好合作社，对增产的艰巨性认识不足。认为合作社办起来自然就会增产，那除非老天爷保护它。认为只要插上社会主义旗帜就增产了，那就不是唯物论。要把合作社办好，真正增产，内部团结好，样样上轨道，样样制度化，不是那样容易的事情。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干部中产生冒进情绪的第二个原因。

全国整顿收缩两万个合作社

在整顿、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中，中央农村工作部把协助浙江省搞好整顿作为工作的重点。

浙江农村的问题在全国来说是比较突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过多过猛，一些地区甚至一哄而起，强迫一部分农民入社，侵犯中农利益，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加之统购统销购了“过头粮”，造成了粮食的紧张。

中央农村工作部为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24日，邓子恢和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邀请当时正在北京的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共同研究了浙江省的问题。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方针和对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收缩的指示，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拟出了一个题为《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的电报。电报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处长李友九起草，邓子恢稍作修改，经谭震林、江华等过目同意，委托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很快回电话，告诉邓子恢说：“主席同意。”

3月25日，电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发出。电报说：“据已知材料，你省农村紧张情况仍在延续与发展着，农民生产情绪很不稳定，除粮食工作之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几），也是促成紧张的重要因素之一。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实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够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电报强调指出：“正确的方针只能是：有条件办好的一定争取办好，不可冒退；没有条件办好的，应打通基层骨干和办社积极分子的思想，团结住他们，和他们一道领导群众实行改组，一道领导好退社的农民进行生产，无论他们是退回互助组或个体经营，都应该把他们的生产搞好，始终保持良好联系，不伤感情，为将来办好合作社而继续努力。”电报还说：“能巩固好三万个社，保持10%以上的农户在自愿基础上继续合作下去，虽然走了一小段曲折的道路，仍应承认是很大的收获，而不是什么失败，如果能巩固得多一些当然更好。这个缩减数字不必下达，只作为省委内部掌握的计划，对下级只说明，能巩固多少算多少，确实办不好的不要勉强维持，能巩固的要力争巩固，要实事求是。”这封电报提出了巩固和收缩两个方面的任务。

电报发出后，邓子恢出访匈牙利。4月初，谭震林召集中央二办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江华应邀参加，共同决定派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和中央二办副处长袁成隆到浙江省解释电报精神。

杜润生、袁成隆到浙江后，将在京会商的意见向浙江省委作了传达。4月5日，杜润生在浙江省委会议上作了发言。他鉴于浙江省农村紧张的情况，又鉴于春耕生产迫在眉睫，建议浙江省委对农业生产合作社，采取“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他解释说：“‘全力巩固，坚决收缩’，要巩固的全力巩固，要收缩的坚决收缩，防止一哄而退，但必须坚决收缩。”4月7日，当时主持浙江省委工作的副书记、省长霍土廉在作会议总结时说：“为了缓和紧张局面，采取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这说明浙江省委接受了杜润生、袁成隆的建议。

4月11日，杜润生、袁成隆联名向派出机关写了题为《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报告》用电报发出后，杜润生因恐电报写得不清楚，又及时赶到北京向谭震林做了口头汇报，请示浙江采取坚决收缩措施是否可行，谭震林作了肯定的答复。江华也从北京给省委打回电话说：浙江合作冒进，全国第一。他督促省委采纳贯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建议。

浙江省贯彻“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是由点到面逐步展开的，全省抓转退的时间用了一个多月，抓巩固工作用了五个多月。据1955年7月统计，浙江省共收缩15000多个社，巩固下来的有37507个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浙江砍了20万个合作社，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浙江当时只有5.5万个社，怎么能“砍”掉20万个合作社呢？

浙江省贯彻“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取得了较好效果：第一，提高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第二，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缓和了农村的紧张形势；第三，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增长；第四，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当然，在工作中也存在着缺点错误：一是把一些不该收缩的社也收缩了；二是一些地方工作做得简单粗糙。

全国整顿农业合作社的结果，据1955年7月2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二处整理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统计，全国原有67万个社，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有65万个社，共减少了两万多个社。

上述情况清晰地看出，“停”、“缩”、“整”不是反动方针，而是贯彻中共中央的精神；全国不是被“砍掉”20万个合作社，而是整顿收缩了两万个合作社。

诬蔑刘少奇“砍掉”20万合作社的缘由

1955年，全国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总共收缩两万多个社。那么当时设想收缩的数字是多少呢？195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同志参加的汇报会指出：“今后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合作社已发展到67万个，其中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二三万个社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收缩可以不要控制数字，40万个以下也可以。”

为什么提出这一设想收缩偏大的数字呢？这是因为书记处的一些同志，把我国1954年冬和1955年春农村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同苏联的历史情况相联系。1930年初，苏联集体农庄运动一轰而起，严重“左”倾冒进，犯了“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由于斯大林批判“胜利冲昏头脑”，纠正冒进倾向，农业集体化的比重1930年7月1日由2月的56%下降到23.6%。1955年4月，刘少奇问邓子恢，1930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斯大林那篇《胜利冲昏头脑》的文章，你看过吗？邓子恢说看过。刘少奇说我们也有，你写文章批嘛！这说明刘少奇也把我国1954年冬和1955年春农村不同程度的紧张情况，看成像苏联1930年初那样，犯了“胜利冲昏头脑”的错误。当时，中共中央是非常熟悉并重视苏联的历史经验的，笔者以为，这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收缩可以不要控制数字，40万个以下也可以”的根本原因。

在这次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以前，刘少奇曾向邓子恢谈到收缩10万个合作社对稳定局势的必要性，并要他提出意见。邓子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对全国的农业合作化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依据浙江省处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经验和刘少奇的意见，向各省提出收缩5万到10万个合作社的设想。后因夏收即将开始，与各省协商认为已没有必要，这个设想就打消了。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下令砍掉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从上述史实可以清晰地看出，刘少奇曾提出收缩10万个合作社的设想；中央书记处会议曾提出收缩可以不要控制数字，40万个以下也可以；据此，邓子恢曾提出收缩5万到10万个合作社。毛泽东批评邓子恢下令砍掉几十万个合作社，这说明他对中央书记处会议提出的收缩40万个社以下也可以的设想，是知道的。

那么，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诬蔑刘少奇砍掉“20万个合作社”呢？这缘起于他的一段自我批评。1966年10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说：1955年邓子恢同志砍掉10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20万个合作社。

刘少奇所说的“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显然是指1955年4月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邓子恢“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是指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从接触到的资料看，刘少奇、邓子恢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没有讲过收缩20万个合作社的意见。1955年到1966年已有10多年，再加上“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后刘少奇的困难处境，他在自我批评中所说的邓子恢在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20万个合作社，可能把数字记错了。退一步说，即使20万个合作社是真实的，也是个设想数字，并没有付诸实践。

（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8期 陶铸倡导“生产责任制”始末　作者：丁励松

40年前，也就是1962年5月，陶铸和王任重（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和第二书记）联袂到广西龙胜县进行视察和调查研究，同行的还有李尔重（中南局农委主任）、李普（中南局政研室主任）和广西区党委有关部门的领导等十余人。这么多重量级官员到一个小小的山区县搞调研，应该说是认真负责、郑重其事的。

调研的中心议题是，采取什么办法抑制日益扩散的“单干风”，维护和巩固集体经济。当时的龙胜县，早已传闻“单干风”刮得相当厉害，说百分之六七十的生产队都“单干”了。在广西其它一些县也有类似问题，只不过没有龙胜那么严重。在对种种现象进行剖析之后，大家认定“单干”的并没有如此之多，这是因为集体和“单干”界线不清，把那些采取田间管理责任制和其它基本上仍属集体经营、只是管理形式有所特殊的生产队，都算到“单干”里面去了。经过几天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座谈讨论，大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巩固集体经济的关键，就是要改进生产队的经营管理，建立合乎情理的生产责任制，改变“打大捞”、“一窝蜂”的混乱现象，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和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很好地结合起来。陶铸在广东就曾经多次强调，没有个体（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势必难以发挥。回到县里，陶铸又同县委、地委、区党委负责同志座谈，对农村基本形势的估计和应采取的方针取得了一致看法，并根据龙胜的实际和其它一些地方的经验，总结提出了改进生产队经营管理的几种形式。陶铸在后来与王任重联名写的调查报告中，还提出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必须坚持集体经济的四条原则：一是主要生产资料集体所有；二是生产统一计划安排；三是集体劳动；四是生产收入统一分配。什么叫集体劳动，可能令人费解，不应该认为所有的农活，都要大家拥到一块，生产队要因活派人，因人派活。有了这几条，就可以把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线划清了。

陶、王联名的调查报告，呈送了党中央、毛主席。1962年7月，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据我所知，在毛泽东批示过的文件中获得如此高度的赞誉，还是很少有的。

随后不久，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重点讨论农村工作问题。会上，印发了“龙胜调查”和毛泽东的批示，批示末尾还附上一句：“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会议没开几天，风云突变，很快转到批判邓子恢刮“单干风”问题上来了，说邓子恢赞成和宣传包产到户责任制就是搞单干，是“一贯主张单干”的右倾机会主义。这场烈火也逐渐向陶铸袭来，有的人还拿“龙胜调查”作靶子进行冷嘲热讽的解释，只是后来由于周恩来总理出面说明原委，陶铸才从围困中解脱出来。显而易见，连被戴上两顶“马克思主义”桂冠的文件也不灵验了。这就给人们一个信号，在当时的气氛和环境下，连毛泽东肯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调研和建议，也是非批不可的。

在这里，我不想评论邓子恢所主张的是非曲直，这是世人从当时到现在自有公论的。作为“龙胜调查”及其报告起草的参与者，回眸这段往事，总觉得耐人寻味，感慨诸多，不说出来像是骨鲠在喉，有悖历史。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整整40年了，但当时的情形依然清晰可辨。特别是陶铸在当年那种全国局势下，仍能坚持从实际出发的风貌，至今仍留下深刻印象。

陶铸在龙胜县访问了两个生产队，现在只谈在更坪生产队与队干部、农民座谈的情景。这个队的村子有几十户，在该县算是中等偏大的。这个生产队一直坚持集体经营，没有“包产到户”。参加座谈的有队干部和六、七个农民。在开始发言中，支部书记（女）表态要坚持集体经营，坚决反对“包产到户”，她说不搞集体经营还算什么社会主义。几位农民的发言则不敢明确表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总是支支吾吾，而他们说的尽是集体经营的困难和所受到的种种苦处。比如说：我们这里种的都是沿山坡修建的条条梯田，每块田都很窄，两个人并排犁田都活动不开；集体出工一下田就是一大堆人，农具碰农具，不便做活，只好轮流下田；出工集合，往往是早到的等晚来的，等到人到齐，下田耕作不到几个小时就要收工了；规定出工要带盒饭作中午饭，吃的都是凉东西；等等。说到这里，农民都连声叹气：“难呵，难呵!”这时候，陶铸插话了：像你们这样的地方，情况比较特殊，在组织生产上是要采取特殊措施，搞“包产到户”怎么样？或者在集体统一的前提下，搞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又如何？总之，要有利于充分调动社员的积极性。这话一说出，除了支部书记不表态外，其他队干部和农民都喜出望外，纷纷表示“这就好了！”大家高高兴兴地就此结束了座谈。更坪生产队本是坚持集体经营较好的单位，农民尚且如此强烈地迷恋“包产到户”、“责任到人”，这就不能不使人认为，更坪生产队农民的愿望，确实反映了龙胜全县农民的心声。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限于生产条件和农民的耕作习惯，在公社化之后如何因势利导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始终是当时陶铸经常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他主持起草的农村工作文件中，就写了长期的或短期的包工包产责任制的规定。1961年，陶铸发现广东省清远县洲心公社出现了一种定产到田、超额归己（或与生产队分成）的经营管理形式，便立即加以总结，认定这是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形式，于是在广东省花县、新会等地试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同时还摸索出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陶铸在龙胜县的调研和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那里的实际，把广东经验加以演绎、充实和完善而已。

回头来看看那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以及后来“龙胜调查”的厄运。会议当中，在批判邓子恢“单干风”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毛泽东作了《阶级、形势和矛盾》的报告。这篇报告强调的是阶级斗争，说：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提到这么严重和紧迫的程度，表面上是冲着邓子恢而来的，实际上是对农村“包产到户”和所谓的单干倾向深感不安的回应。会议之后，全国各地都在阶级斗争的主导下，普遍开展了对“包产到户”和单干倾向的清查和纠正工作。在这种政治气氛笼罩之下，不用说邓子恢宣扬的“包产到户”，就连经中央批准的《农村工作六十条》规定的包工、包产责任制，这些凡是有“包”字的东西都成了人们的大忌。陶铸在“龙胜调查”报告中倡导的几种生产责任制形式，无一不是以“包”字为其核心内容的，当然也得塞到大忌之列了。但是，陶铸自恃有毛泽东批示的文件在手，似乎无所畏惧，还想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和推行。是年11月，他到湖南农村视察，跑了好几个县、市，在与各地干部的谈话中还念念不忘生产责任制，要求各地试行，陪同陶铸考察的湖南省委主要负责人莫不感到愕然，总是三缄其口，不作任何表态。现在看来，在有两个“马克思主义”批示的文件上再加几个“马克思主义”，也是无济于事的。

“龙胜调查”就这样不果而终，这是一场令人惋惜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能够少来一点政治干扰，着力于贯彻落实毛泽东自己的批示，告诫大家认真理顺农村的生产关系，在集体经济内部建立合乎实际的生产责任制，该会避开多少艰难险阻，少走多少漫长的弯路呵！

抚今思昔，不胜唏嘘，谨此祭告。

（注：本文的部分情节，是参照原广西区党委一位负责同志的回忆录编写的。）

（责任编辑　洛晋）

2002年第8期 胡绳晚年谈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问题　作者：郑　惠

胡绳在研究社会主义问题时很注意对改革时期中国私营经济的调查研究。1996年3月在政协八届四次会议工商联小组会上，胡绳发言建议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论研究。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什么要有私营经济和其它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它们是什么性质的？与旧中国的这类经济有何不同？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进行研究，但不应教条主义地搬用本本，不是简单地套用历史经验，而是严格地从实际出发，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和分析。他的这个意见，在这一年10月为《百年潮》创刊接受我的访问时，又着重阐发过。他还谈到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张厚义、刘文朴写的《中国的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一书，认为这本书是认真研究十多年来中国私营经济发展经验的一个初步成果，虽然还有不足之处，但确实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资料，提出了一些可贵的创见。他希望这种研究能够不断深入地进行下去。

与这个问题有关联的，是能否吸收够党章所定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这是那段时期在党内外很有争议的热门话题。今年年初我才得知，大概在1995年或1996年，胡绳曾找社会科学院的晓亮、戴国晨、刘文朴、张厚义等同志就这个问题谈过他的意见。据晓亮回忆，胡绳主要谈了三点意见：“(一)究竟是吸收够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让他们在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做工作，起模范带头作用好呢，还是一律把他们拒之门外好呢？我看是吸收他们入党好。(二)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还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入党，为什么现在不能从私营企业主中发展党员呢？（三）吸收够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可以考虑由一定的党组织，例如省委、地委批准，不就行了吗？”。①

胡绳的这个意见，与我多次谈过。在他1998年7月接受中央统战部同志的访问中又一次作过论述。他说，中国共产党党章从来没有规定什么社会出身的人可以参加，什么出身的人不可以参加。列宁时期的党章也没有这个规定。但我们党在解放前对某一个范围的人入党的批准权限是另有规定的。比如过去国民党中央委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必须报中央批准。现在吸收够条件的私营企业主入党也可以做个规定，批准权不要放在基层组织。②

胡绳在与晓亮等的谈话中讲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曾吸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入党的历史情况，他没有举出具体的事例。但就在1996年12月，他写了《忆韩练成将军》一文在次年的《百年潮》第2期上发表。这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叙述1948年10月他从香港去河北平山党中央所在地的“一次不寻常的旅行”，在旅行中结识韩练成的种种饶有情趣的际遇，很能引人入胜。从文中可以看到，韩出身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过北伐战争，以后历任国民党军的旅长、师长、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等军职，还任过蒋介石侍从室的高级参谋，可说是蒋的亲信。韩过去曾暗中和共产党有过联系，在抗日战争期间还见过周恩来几次。他赞成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反对蒋介石在抗战结束后发动内战。1947年3、4月间，蒋介石以优势兵力发动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形势对我军可以说是危急的。陈毅领导我军举行了有名的莱芜战役，有力地进行反击，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整整两个军。而韩练成的第四十六军就是被消灭的两个军中的一个。原来此前韩练成即与我军领导人员秘密接触，商定了配合作战的办法，在战役一打响时，韩就放弃对第四十六军的指挥，为解放军创造了胜利的条件。胡绳认为，“他（按指韩练成）是一位对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过特殊贡献，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将军。”

1999年3月6日胡绳给我一封信，附寄《香港时报》所载《再谈：“共谍”韩练成》一文。此文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立场，认为“（莱芜战役）吐丝口之败，山东部队（按指国民党军）实力亏损大半，胶济路复被截断，济南变为孤城，失陷已不可免”。“韩练成之为内奸，确实埋下了大陆的陷共之因。”③胡绳在给我的这封信中评价说：“此文把韩练成的作用夸大过分，但当时陈毅确是处境十分困难，以寡敌众，鲁南决战是极其危险的。韩练成对此次莱芜大胜实为关键人物。”④

韩练成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解放军里担任过一些重要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的入党时间虽然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但有材料说周恩来曾对革命战争时期的韩练成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是没有办理正式手续的共产党员，他的行动是对党的最忠诚的誓言。胡绳的上述回忆文章中，也谈到韩在周恩来面前巧妙地表示自己的入党要求的生动情节。

胡绳对韩练成的这种关注，固然是看重这位传奇人物的特殊历史贡献，但是，会不会也与他关于党员出身问题的思考有某种关联呢？我想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的。

江泽民在去年纪念建党80周年的著名的“七一讲话”中，适应时代和我国社会现实的发展、我们党的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对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包括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胡绳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江泽民论述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从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中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是，在六七年前的那种语境中，胡绳的这个意见是惊世骇俗的。他敢于如此爽朗地亮明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胆识。今天已是时移势易，语境大变，重新提起这段往事，并将它追记下来，公之于众，大概不算浪费笔墨吧！

（2002年6月完稿）

（责任编辑　杜晋）

注：

①引自《民营经济内参》2001年第26期晓亮文：《吸收够条件的私营业主入党有何不好？》

②引自1998年7月10日中央统战部专访胡绳谈话录音整理稿。

③《香港时报》1983年9月2日载此文还说：“若使济南不失不会有徐蚌会战。徐蚌会战不败，总统蒋公不致引退。不仅长江以南不会沦共，即淮河以南仍可坚守，支持一年，韩战一起，局势陡变，即使作最悲观估计：我国现况不如西德，但也好过南韩多了。”

④胡绳在这封信中还就上述《香港时报》的文章议论说：“如鲁南兵败，则淮海战役至少要推迟（数年？），整个战局情况大异。但此文作者以为国民党还可在南部拖延一阵，直至朝鲜战争发生，实为梦想，如果中国内战延长，大概朝鲜战争也不会有了。”

2002年第8期 孙中山三识袁世凯　作者：周新国　丁慧超

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是经过从怀疑、防备到放松警惕，从一度支持袁世凯到彻底认清袁世凯并高举反袁大旗这样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按时间顺序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1、从南北和议至1912年8月下旬，这段时期孙中山是怀疑袁世凯的，是防备着袁的；2、1912年8月下旬至1913年3月25日得悉“宋案”发生前，孙中山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产生了好感，甚至深信不疑；3、1913年3月25日后，孙中山彻底认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从而举起了反袁的大旗。本文按这三个阶段的时间顺序，简述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变化过程。

一怀疑——防备

要说孙中山对袁的认识，首先要从南北和谈说起。1911年，武昌起义以后，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下镇压，然而由于袁世凯暗中操纵军队，荫昌指挥失灵。因此，清廷不得已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袁世凯是一个极具野心且精于权术的大官僚，他认为完全依靠武力难以对付日益高涨的革命浪潮，最后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另一方面，如果镇压了革命，他也就失去了要挟清廷的工具，并可能最终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因此，在北洋军攻占了汉阳，准备继续进攻武昌的时候，他却下令北洋军停止渡江进击，暂时屯兵不动，抓住有利时机加强“和平”攻势，以便利用南北对峙的局面，攫取全国政权。

在北洋军猛攻汉阳之时，袁世凯串通英国公使朱尔典，让他出面促成和谈。朱尔典立即令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成正式以“中立者”身份出面斡旋，向南北双方提出即日停战、清帝退位、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三项议和条件。面对袁世凯的武力进攻和中外反动派的和谈引诱，独立各省表现明显的妥协倾向，武汉当局此时正感局势危劣，当即同意三项议和条件。12月3日，南北双方达成了停战3日的协议。稍后，由美国驻汉口领事出面协商，将停战期限延长15天。就这样，南北双方正式开始停战议和。

然而，正当袁世凯踌躇满志，企图利用“和谈”为工具，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12月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到达上海。孙中山在到沪之前，曾在香港驻留（12月20日抵港，次日抵沪）。在港停留期间，中山对胡汉民等人谈话时说：

“各省独立虽多，然缺乏统一的指挥，不暇入粤，须往沪组织政府，以应付满清。”

然而，胡汉民意欲留孙中山在广东，他说：“今日倾覆满洲，殆无问题，足为梗者，只袁世凯耳。……今先生遽然至沪，各省必先举先生为总统，然无一兵一卒，以为指挥号令之具，先生拥一虚名，于事又复奚济？故余以为留粤便。”

孙中山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

最终，胡汉民被孙中山说服了，便随中山先生赴沪。

孙中山抵沪时，有记者问他携巨款回国之事，孙中山答曰：“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是无意于议和的，这无疑给沉闷的中国革命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使革命派精神大振，独立各省各界人士纷纷呼吁孙中山出面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在自欧洲返回时，即决心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2月29日，各省代表联合会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会议，孙中山以16票绝对多数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南京政府成立，北京清王朝政权仍在，南北对峙局面依旧，革命尚未成功，此时“南北和谈”时断时续。

本来，在独立各省筹建临时中央政府的过程中，南北议和并没有中断，仍然在以公开和秘密的两种形式进行着。所谓公开的谈判，即是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在谈判桌前所作的官样文章；所谓秘密谈判，则是独立各省中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政客及部分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反动势力之间的暗渡陈仓和幕后交易。在12月中旬，各省代表联合会中就有人提出了虚中央政府大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但此时袁世凯还没有做好窃权准备，迟迟不肯表态。而当准备工作就绪之际，孙中山自海外归来，消沉一时的革命浪潮迅即高涨起来，各省代表联合会于29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这对已做好准备要做大总统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于是，他恼羞成怒，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通电誓死反对共和政体，令前线清军炮轰武昌，单方面中止南北和谈。

面对袁世凯气势汹汹的恐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采取了强硬立场，组织了六路大军进行北伐。但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军事力量薄弱，财政困难，以至连陆军总长黄兴也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党内妥协之气日益浓厚，北伐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甚至连颇得孙中山器重和信赖的汪精卫也当面指责孙中山：“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

孙中山无力改变“过渡”政府和“过渡”总统的局面。所以他说：“我……及至抵达国境，一切都已发展到了使我认为明智莫过于承认既成事实的阶段。”1912年1月2日，孙中山给袁世凯的复电中表示：“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让功能，自是公论。”孙中山在无奈之下，对袁世凯这个“汉人”还抱有幻想。孙中山除此之外，还能怎么办呢？同黄兴关系十分密切的李书城回忆说：“……孙先生和一部分同志，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孙中山这时对袁世凯是有清醒认识的，然而他却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有以此求得战争的停止。

于是，南北双方又坐到了谈判桌旁。此时，孙中山只有以大总统的桂冠作为交换条件，以求袁世凯推翻清帝，实行共和。他在1912年1月15日致电议和代表伍廷芳：“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孙中山的正式表态，使袁世凯对南方这一头放下心来。

袁世凯有了孙中山的承诺，就把主要力量放到压迫退位上去。他通过软硬兼施的两面手法，终于迫使清室于2月13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统治中国达268年的清王朝，至此宣告结束。

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过程中，孙中山对袁世凯并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说：“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廷授权。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以为被举之地。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两，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另外，袁世凯时时在局部地区制造事端，孙中山大为恼火，他致电伍廷芳说：“据陕特派员李良材报告，‘阴历十一月十七日第六镇清军已由渑池西发，其汉阳退出之清军及武卫左军，均于二十一日屯集恪（洛）阳，合谋攻陕……’”“查此次停战展期，本出于清政府之要求，而袁世凯令豫、甘清军两路攻陕，违约失信，究何居心？……”从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在同意让位于袁世凯后也是怀有戒心的，是抱怀疑态度的。

清帝宣告退位的同一天，孙中山履行自己的诺言，向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接替。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位临时大总统。但孙中山对袁世凯仍不放心，因此，在辞职文中提出三个条件，作为对他的限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使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一、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这三条中，除要袁世凯遵守《临时约法》外，就是要袁世凯离开北京，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北京是旧势力的中心，而南京当时是革命势力比较强大的地方，便于对袁世凯进行制约，孙中山先生可谓用心良苦。

袁世凯是不会离开他的老巢的，但他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甚至满口答应极愿南行，实际上以种种借口进行抵制。当以蔡元培为代表的迎袁专使到达北京后，袁世凯一面大肆渲染，欢迎专使；一面暗渡陈仓，制造兵变；最终以维持北方秩序，断难南行为借口而赖在北京，未曾“挪身”，这样袁世凯拒绝南下的目的达到了。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布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就这样，民国成立，清室虽然退位，革命果实却落入袁世凯的私囊中。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怀疑和防备都一次又一次被袁世凯击破了。袁世凯窃得大权之后，孙中山转而幻想袁世凯能够维护共和，甚至一厢情愿提出自己修铁路20万公里，袁世凯练兵百万，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孙中山如此“痴心”与袁世凯之野心是如此不和谐。正如一位史学家所说：“孙中山像少女般天真。”

孙中山在这段时期曾经多次赞扬袁世凯，当记者问孙中山对现政府及袁世凯是否信任时，孙中山答曰：“余深信不疑。”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孙中山绝对信任袁世凯。这时，孙中山虽然不再直接管理政府，但他仍然抱着良好的愿望，希望能与袁世凯合作，共同为中华民国的前途而努力。孙中山在1912年7月发表的《中华民国》一文中写道：“……目前，我以为我们都不应计较彼此间的分歧，共同致力于全国各方面的团结。自从我为让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而退职以来，我尽全力支持他并建议一致行动。我深知不和将为国家带来危险。因之，我将运用我所有的影响以努力于国家的统一、人民的福利和我们资源的开发。”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孙中山在退职以后，是一直以和为重的，因此他对袁世凯的赞扬以及所说“深信不疑”，也反映了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既然孙中山先生怀疑袁世凯，为什么不参与政治活动，牵制和防备袁世凯呢？这除了前面所说的妥协因素外，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孙中山此时对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他在1912年8月22日致宋教仁的信中说道：“民国大局，此时无论何人执政，皆不能大有设施。盖内力日竭，外患日逼，断非一时所能解决。若只从政治方面下药，必至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已。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孙中山认为，要救国，首先必须发展经济，然后方能进行政治活动。所以，此时孙中山并不参与太多直接的政治活动，他认为这样只会导致“日弄日纷，每况愈下”，而致力于经济建设，试图实业救国。这也就是孙中山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之缘由了。所以不可以认为孙中山不参与政治活动就是对袁世凯放松了警惕，就是对袁世凯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二轻信——放松警惕

1912年8月18日，孙中山应袁世凯的邀请，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在船上，送行的人继续劝阻孙中山北上（因发生张振武在北京被袁世凯捕杀事件）。但孙中山说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世凯，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那么孙中山先生目光究竟如何呢？

8月24日，孙中山到达北京。当天晚上，孙中山当即拜访袁世凯；次日，袁世凯也作了回拜，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

孙中山在京期间，袁世凯极尽其两面手法，对孙中山耍尽了手腕。27日，孙中山又与袁世凯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孙中山每提出一项意见，袁世凯都诺诺连声表示：“贵论宏大，可以参考。”而且极“恳切”地说：“待国会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他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共谋社会上的事业了。”当孙中山提出要让他连任总统，担保十年不换总统时，袁世凯居然一本正经地说：“孙先生，你这不是越谈越远了吗？我只能勉强维持到国会选举新总统的那一天。到了那个时候，我请求你放我回到洹上村去，做个太平盛世的老百姓。”言辞如此恳切，怎不令人感动。孙中山决定到北京“一试（吾）目光”，最终却被蒙住了双眼。

会谈结束以后，孙中山又发表谈话：“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为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另外，孙中山在袁世凯欢宴席上的答词中说：“兄弟所最崇拜袁总统，有一件事最为人所信者：中国向以积弱称，由于兵力不强，前袁总统在北洋时，训练兵士，极为得法，北洋之兵，遂雄全国。……今幸有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

孙中山在27日与袁世凯会谈之后，他认为袁世凯“绝无不忠民国之意”，而且“最崇拜袁总统”，在欢宴席的答词最后，孙中山居然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这反映了此时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好感和信任。

此外，孙中山在多次答记者问中也给袁以极高的评价，这也反映出这时孙中山是信任袁世凯的。在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

另外，在答记者黄远庸问时，孙中山也作了极信任袁世凯的回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如何？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是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

也许有人会说孙中山以上的言行只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其真实思想。我们假设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孙中山在非公开场合所言总该不大受此羁绊。

9月6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相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也。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地方之意见。”

这则材料不难佐证孙中山到京以后对袁世凯的轻信。甚至以为张振武被杀与袁世凯无关，认为袁世凯是不得已而为之。孙中山已深深地被袁世凯迷惑了。

孙中山在l0月19日致电袁世凯：“民军起议（义），达到完全目的，列强从未干预，实驻京英使朱尔典调停之力，请给勋章酬劳。”

从这则材料看，孙中山以为革命已达到完全目的，意即袁世凯政府即是完全民国政府，是符合孙中山的愿望的政府。他认为，朱尔典出了不少力，使“列强从未干预”，要求袁世凯酬劳朱尔典。对于这个要求的对错我们不作评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孙中山是满意于现政府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还就自己孩子留学美国之事亲自致函袁世凯。

1912年12月17日，孙中山致袁世凯的信中说：“若阁下于文个人欲有加惠，则窃有一事奉告：文有一男名科，已入美国大学，媳陈氏又有二女名及、，旨在美洲中学，据留学章程，后三人尚无官费之资格。欲阁下特别待遇，饬有司准许此四人补给官费读书，使有成就，以免文之私累太重，文感且无既矣。”这则材料本身并没有说及孙与袁之关系，但它从另一个角度是可以作为孙中山信任袁世凯的旁证的。倘若说孙中山仍然怀疑袁世凯，他是绝不会向袁世凯提出这样的要求的；他之所以提出，也就表明了孙中山这一时期对袁世凯信任是有一定基础的。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孙中山在去北京之后，由于袁世凯的两面手法，轻信了袁世凯，未能清醒地认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将其视为中国“难得”之能人而加以推崇，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革命党人的妥协倾向，也使袁世凯能够充分地准备对革命派的反扑。直到1913年3月25日他在日本得悉“宋案”事件的发生，才对袁世凯有清醒的认识，从而举起了反袁的大旗，领导了“二次革命”。

三清醒——奋起讨袁

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前总统、全国铁路督办的身份，于1913年2月11日乘轮船自上海启程访问日本。孙中山的这次访问，受到了日本朝野人士、华侨和留学生的盛大欢迎与隆重接待。孙中山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看到祖国的未来。他认真探索，仔细研究，而且满怀信心地说：“今日革命成功，祖国前途，大有可为。”

正在这个时候，孙中山收到了这样一封电报：“宋先生于二十二日午前四时四十七分，因伤绝命于上海铁道医院。”

残酷的事实最能教训人，它像晴天霹雳，使孙中山从和平建设的幻想中惊醒过来。孙中山迫不及待，立即启程返沪了。

宋教仁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倾慕欧美的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袁上台后，宋教仁竭力想以合法手段来牵制袁之统治。他四出奔走，到处游说，联合一些党派，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而且国民党迅速发展，成为第一大党。按照《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参议院成立后十个月内举行国会选举。在1913年2月，选举名单揭晓，国民党员在参、众两院的人数都是最多的，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政党。国民党人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政党内阁，而且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这就使得视权如命的袁世凯按捺不住了，他不愿内阁成为束缚他的工具。他曾经向杨度透露过自己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他决定对宋教仁下手，起初袁以利诱，但宋教仁并不买账，于是袁世凯派人暗杀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宋于上海车站遭到暗杀，这就是“宋案”事件。

孙中山于3月25日回到上海，当晚在和黄兴商量对策时，黄兴主张“听候法律，与袁世凯相周旋。”孙中山反复陈述：“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只有起兵才行。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的，只有武力。”这时孙中山对袁世凯已有清醒的认识，不再抱有幻想，他只想起兵反袁。

从此以后，孙中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袁斗争，直到袁世凯最终下台。

总之，孙中山先生对袁世凯的认识是变化的：怀疑、轻信、清醒是其认识的三个主要阶段。当然，历史是有其连贯性的，我们在这里加以分期只是出于说明的方便。另外，孙中山在1915年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第一次革命，解职推袁，以免流血之祸，张方之难，自身入都而为之解，宣言十年不预政治，俾国人专心信托之，即东游一月，不啻为袁氏游说也。迨‘宋案’发生，弟始翻然悟彼奸人非恒情所测，且必有破坏共和之心，而后动于恶，故一念主张讨贼，以爱国之故，不能复爱和平也。”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孙中山对袁之认识的变化过程。（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8期 乔冠华用稿费安葬自己　作者：汤　雄

听说原外交部长乔冠华就安葬在我们苏州的东山华侨公墓。我怀着对这位国际外交舞台上风云人物的敬意，捧一束鲜花向他走去。要不是当地文友的陪同，我可能找不到他的安息之地。因为墓地实在不为人注意，仅占地16平方米，掩映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四周没有栏杆、供桌，更没有石狮围墙，就那么一块一平方米不到的黑色大理石板，呈30度坡状横卧在地上，上面仅镌刻着“乔冠华同志之墓”和他生前最喜欢的文天祥的两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墨迹倒是出自我国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之手。

这位江苏盐城人氏，这位外交界重要领导人的骨灰，怎么安息在异域他乡呢？我问友人，友人答：是缘分。

这便引出一段乔冠华与苏州有缘分的故事。

早在1940年，曾获得清华大学文学学士和德国士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的乔冠华，当时在重庆新华日报社任国际新闻主编。在这期间，他与重庆市民医院外科主任、苏州籍医生李颢结为知交。李医生冒着被国民党特务迫害的风险，抢救了因肠穿孔引起的急性弥漫性腹膜炎的乔冠华，并帮助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乔冠华则引导着李颢走向光明，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解放后，李医生调任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外科主任，乔冠华则进了北京，尽管两地分隔，但他俩继续保持着友情的联系；在“文革”期间，身陷囹圄的他俩仍保持着暗中的联系。回到家乡工作的李颢还让儿子带着苏州特产卤汁豆腐干赴京探望乔冠华伯伯与龚澎伯母。1970年9月20日，乔伯母因脑肿瘤过早逝世，为帮助好友排除孤寂，李颢夫妇还特地把自己的女儿送往北京，陪伴好友，为乔冠华料理家务。

1980年，乔冠华疾病缠身在家休养，思念远在苏州的挚友却难以成行，所以他在李颢的次子赴京看望自己的时候，亲笔书赠李颢五言诗一首：

怀李颢

长忆寒山寺，江枫映火明。

何时一杯酒，促膝话平生。

李颢把这首诗看作是他俩终生友谊的象征，珍藏至今。

如果说乔冠华只是在这首诗中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这个世称“天堂”的地方的一往情深的话，那么，他在与苏州花匠尚金生的交往中，则明确地表达了他将来有可能把人生的最后归宿落在苏州的想法。

1959年秋季，又一位来自水乡的苏州人出现在乔冠华的生活中。尚金生师傅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钓鱼台国宾馆工作长达近10年，他的花房就设在解放军营房与国宾馆8号楼之间。8号楼是外交部的领导人工作的地方，站在花房里，就能看见近邻8号楼底楼窗户里首长们工作的情况。乔冠华真是根“笔杆子”，透过窗户，尚金生经常可以看见这位身材高大、英俊潇洒的中年男子在伏案工作。他的桌上，放着一瓶茅台酒和一只小酒盅，有时，他写累了，就喝一盅酒，用以提神。有时，乔冠华口述，让身边的两位秘书执笔，他们常常一干就没个完，有时晚上还要挑灯夜战，干个通宵。

那时，尚金生是乔冠华参加撰写的评苏联修正主义文章的忠实收听者。那一段时间里，他经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夏青、葛兰抑扬顿挫的朗读，为此，他对这个才华横溢的人物充满了钦佩之情。乔冠华平易近人，有时，他写作之余，就上穿圆领汗衫，下穿短裤，脚上拖着拖鞋，手里拿着大蒲扇，悠哉游哉地来到花房，说是“清醒清醒头脑，换换空气”。起先，尚金生遵守组织纪律，不敢主动与首长接近，只是在花房里埋头工作。可是，乔冠华来到花房，就坐在长条椅上，向尚金生连连招手，拉着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同小花匠拉家常。言谈中，尚金生发现乔冠华喜欢兰花，剑兰、蕙兰、冬兰等都能说上一通。因为有了共同语言，渐渐地两人之间就显得随便与亲热多了。

在8号楼的庭院里与办公室里摆放着不少花卉盆景，尚金生每天都要按规定进去松土浇水修剪。有时，他见乔冠华与他的秘书正在客厅里忙碌，或接待客人，按照纪律他不能擅自入内。但又怕误了侍弄花卉的时机，所以有时难免在门口进退两难，徘徊不前。细心的乔冠华见了，就在里面向他打招呼，请他进去工作，并不止一次地埋怨尚金生说：小尚，你别拘束嘛，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乔冠华平易近人、善解人意的工作作风，使尚金生倍感亲切与感动。

1969年底，尚金生完成任务回到家乡，继续在拙政园里当花匠。1970年秋冬里的一天，他正在花房里忙碌，忽然，一个身材高大、身穿银灰色中山装的中年男子叫着“小尚”，直走进花房。尚金生还没醒悟过来，对方那温暖的大手已握住了他沾满泥土的手掌。这时，尚金生才发现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竟是阔别将近一年的乔冠华！原来，乔冠华在陪同西哈努克亲王游览拙政园的时候，一直留意寻找着这个当年在北京结下了10年友谊的小花匠呢！老朋友重逢，格外亲热，嘘寒问暖，家长里短，聊个没完。乔冠华盛赞苏州园林美，并说道：将来他老了退休了，要想办法定居到苏州来。要不是工作人员折回来招呼乔冠华，他俩还要聊上一阵呢。分手时，乔冠华紧紧握着尚金生的手，感慨地说道：唉，我们这些老同志什么时候能再在一起工作有多好呀！

现在，乔冠华真的“定居”在苏州了，尚金生师傅不由唏嘘不止。

1983年的中秋节是乔冠华弥留在人间的最后一个夜晚，他从昏迷中醒来，用手轻抚着章含之的头发，最后一次关照夫人说，他死后，要找个清静的像苏州那样有山有水的地方。

当年9月22日10点零3分，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

10月25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主持了乔冠华的遗体告别仪式，他的骨灰盒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但是，只放了三天，章含之就把它取了出来，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让自己与丈夫朝夕相伴。

1984年春节刚过，章含之开始为丈夫寻找他最后的人生归宿。乔冠华一生清贫，生前一无所有，只留下一笔2000多元的稿费。章含之知道光凭这点薄金，是难以使丈夫入土为安的。于是，她油然想到了丈夫生前的遗言，想到了时在苏州医学院胸外科工作的好友李颢医生。章含之来到苏州，在李颢的陪同下，找到木渎医院的朋友施医生。施医生向他们介绍了他的朋友吴县防爆电机厂的朱厂长，朱厂长又找到了在东山经联会工作的朋友杨主任。

东山是个倚水傍山的太湖半岛，章含之一来到杨湾村的华侨公墓，就觉得乔冠华生前的夙愿已在眼前了。在东山人豪爽侠义的帮助下，章含之接受了苏州朋友的帮助。她感慨地说：他10年台上，10年台下，不要进八宝山革命公墓，只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就可以了。

乔冠华的墓地选择在杨湾华侨公墓湖沙山难舍石下，这里背靠大山，面临太湖，有山有水有清静，完全符合乔冠华生前的遗愿。为体现乔冠华艰苦朴素的人生宗旨，章含之要求丈夫的墓地越简单越好，并提供了草图，同时拿出了近日领到的2000多元稿费，作为购置墓碑的费用。就这样，在当年清明节那天，章含之手捧乔冠华的骨灰盒，再次来到东山华侨公墓，安葬了亲爱的战友与丈夫。

友人讲述的故事，一次次拨动了我的心弦。举目四望，在乔冠华这座极其简单的墓地周边，有的是造价昂贵、造型豪华的墓地。墓的上方是巴西华侨巨富张泉生夫妇陵园，规模巨大，气势雄伟，造价达数十万元之巨；右下方是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王一亭先生的墓地，墓园内不但有石栏、石碑、石台、石凳，还有不少名人题刻的颂词，造价也达10多万元。乔冠华的墓地与他们的相比，实在不起眼，甚至有点寒碜了。

但是，我想，这一切都不过是形式，只有竖立在人民心中的碑才最无价，而且将是永恒的。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8期 金融巨子胡笔江的遭遇　作者：王瑞芳

1938年8月24日上午，一架中国航空公司“桂林号”邮机，从香港飞往广东中山市上空时，突然遇到5架日本战斗机的袭击，机上人员除3人外，全部遇难，死难者中有一位际遇坎坷的金融巨子。毛泽东闻讯，专门为他送了挽联致哀，蒋介石得悉也电唁其家属。他究竟是何许人，值得毛泽东、蒋介石为他惋惜？

他，就是身居交通银行董事长和中南银行总经理的胡笔江。

路遇机缘创“中南”

胡笔江，名筠，生于江苏江都县一个钱庄店员家庭，自幼在小钱庄里当学徒。但从小就抱定要创立一番大事业的他，不肯在家乡的小钱庄里虚度美好人生。托人介绍，他到扬州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店员，后在南京结识了李鸿章的九少爷，便整装北上，经天津花旗买办王筱庵的介绍，到陆军部办的公益银号任副理，随后便经人介绍进入交通银行北京分行。

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机会，开始了他的人生转折点。

当时交通银行的总理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他不仅为袁世凯管理财政，而且还为袁处理政务和军务，急欲网罗人才，培植亲信。一个偶然的机会，幸运之神突然降临到胡的头上。

一天晚上，梁士诒来到交通银行，见银行已下班，灯火寥寥，只有胡笔江还在勤奋工作。梁立即将胡叫到面前，不动声色地询问行中事宜。胡笔江在业务上比较精熟，又结识过不少权贵人物，见到梁士诒后，丝毫没有手足无措之态，相反对答如流，条理清晰。梁士诒见他相貌堂堂，举止大方，业务熟练，大为满意，暗中决定破格提拔。

胡笔江做梦都没有想到，这次梁士诒夜探，竟成为他一生发迹的起点。

自从夜遇梁士诒后，胡笔江时来运转，连连晋级。从交通银行总行稽核、北京分行副经理、再升为北京分行经理，随伺梁士诒和协理任凤苞左右，多方献计献策，深得梁士诒和任凤苞的信任。1914年，他升任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后，大力拓展北京分行的业务，各项事务井井有条，营业额猛增，令金融界同仁刮目相看，被视为交通银行的一枝新秀。

1916年，因交通银行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垫款过多，袁世凯下令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停止兑付现银，引起社会金融混乱，物价狂涨，京钞下跌，交通银行的信用一落千丈。袁世凯死后，梁士诒也被通缉。胡笔江在震惊之余，深感政局动荡足以主宰个人的命运，决定趁乱大捞一把，为自己以后留条后路。于是，他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其余高级行员依仗消息灵通，乘机吸纳中国银行钞票，等到中国银行钞票开兑后，利用兑换率的差价，获得暴利。

梁士诒遭通缉后，曹汝霖任交通银行总理，仍然对胡笔江十分器重。但是，胡笔江已对交通银行的前途失去信心，只想趁机获得私利，另辟蹊径，再图发展。

1920年，他在得知北洋政府要发行短期公债6000万元的机密情报后，故技重演，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黑市中大搞投机，从中又发了一笔横财。

身为交通银行高级职员，居然利用权利牟取暴利，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这件事被报界揭露出来后，他受到了京津金融界人士的严厉指责。早已对胡笔江不满的交通南方股东们纷纷扬言：要在股东会上改选交通银行负责人。

胡笔江闻得风声，匆匆辞职，离开了交通银行，他遭到了一生中第一次重大挫折。

离开交通银行后，无颜再留京津地区的胡笔江举家南下，图谋到上海寻求发展。想不到，好运再次光顾了他。在南下途中，他遇上了南洋侨商黄奕柱，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天地。

原来，出身寒微的黄奕柱在南洋暴富后，正想在上海创办银行，但是，他对国内情况生疏，又无政治背景，极想物色一个了解国内政局而又熟悉金融业务的人作为助手。这次黄奕柱偶然相遇胡笔江，立即询问胡有没有办银行的兴趣。

正处于挫折中的胡笔江渴望着再返金融界，闻听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好事，二话没说，立即应承下来。

胡笔江一到上海，立即着手筹备设立银行的事宜。黄奕柱原想由自己单独投资1000万元设立银行，胡因为自己手中也有积蓄，很想参与投资，便劝说黄组织责任有限股份公司，大家集资。这样，黄决定银行资本额为2000万元，先收四分之一，其中黄入股70%，余股由胡笔江招募。因为这是中国金融界人士与南洋华侨合资经营的银行，故黄、胡将新成立的银行定名为“中南银行”，行址在上海汉口路110号。

1921年6月5日，中南银行召开创立会，103位股东到会，推举黄奕柱为董事长，胡笔江为总经理。董监事大多是华侨商人和厦门绅商，无暇顾及中南银行之事，银行的经营大权很自然地落到胡笔江手中。

宛如一张白纸般的中南银行，为胡笔江施展其金融管理才华创造了难得的条件。

春风得意的胡笔江，在鞭炮声中笑迎嘉宾，充满信心地经营起这家民营银行来。

“中南”钞票誉海内

中南银行建立后，胡笔江凭着自己的才干和社会关系，审时度势，因地制宜，筹划一切，为中南银行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鉴于北京地区为北京政府所在地，消息灵通，又是北方游资聚集之地，因此，胡笔江亲自北上，在京津设立办事处，开始吸收军阀官僚的存款，扩大中南银行的影响。

厦门为南方重要商业之区，黄奕柱在这里有深厚的影响，与南洋华侨联络很多，便于吸收存款。1921年8月，胡笔江又在厦门设立分行。分行开业后，因侨胞存款汇兑异常踊跃，每年的盈利都超过了京沪各行。

汉口为长江中游的重要商埠，1923年6月，胡又设立汉口分行。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又不失时机地在南京设立分行。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便建立起了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以京、津、汉互相呼应的业务网。

为了扩大银行业务，与当时许多金融家一样，胡笔江想方设法广泛结纳权贵名流，不惜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

为了拉拢安徽省主席陈调元投资巨款，胡将自己占地10多亩、风景秀美的沪西一处豪华私宅相赠。这座私宅，就是后来臭名昭著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

为了与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建立关系，胡笔江特别提拔与何成浚关系很好的张质夫为汉口分行副经理。

这样的“感情”加“经济”投资，得到了权贵们丰厚的回报：不仅他们愿将款项存入中南银行，而且还特别关照在自己管辖区的各分行，使中南银行获得了巨大利润。

在行政管理和业务经营上，出身钱庄学徒的胡笔江与留学日本的张公权、李铭、钱新之、周作民等人的经营观念有很大差异，有自己一些独到之处。中南银行成立之初，他鉴于分支机构初设，存款不多，指示各行避开直接放款，而以所收存款展放联行，如沪、厦、津等分行存放到汉行，以互相调节，并决定各地分行可以因地制宜地制订业务方针，发挥各分行及分支机构的积极性和自主性，竟然收到了出人意料的成效。

分支机构责权加重后，主持这些分支机构的负责人成为决定分支机构经营状况的很重要的因素，如果对他们选择不当或总行对他们督察不严，便会酿成营私舞弊的大祸，甚至连累总行受损。1931年7月，胡笔江决定撤销总经理处，成立总管理处，将上海总行改为分行，增加总管理处的职员人数和职责，增强对各分行机构的管辖。

这样，胡笔江一方面免去了事无巨细都须过问的烦累，可以掌握大局；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对各分支机构的控制和管理。

精明的胡笔江鉴于上海在金融界的重要地位，自兼上海分行经理，对于各分支行居领导地位。

中南银行既然是侨资银行，便对侨胞有着比其他银行更强的号召力。为便于华侨汇款和进一步参加国际金融市场，胡笔江力主中南银行创立国外汇兑业务。当时华人自办的银行对于这项业务缺乏经验，也没有树立起国外信用，困难很多。胡特聘请前德华银行经理柯禄为该行顾问，并派梁逸民协助柯氏工作，从中学习业务技能。从此，中南银行香港、厦门等分行成为侨汇枢纽。由于中南银行外汇业务经营时间长，经验丰富，南京国民政府历次统制外汇，都指定该行为经营外汇银行。中南银行经营外汇业务，有盈无亏，人才济济，名声在外，信誉日隆。

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挤兑风波，给胡笔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识到，为了避免政局变故带来的挤兑风波，必须有十成的现金准备。但这样做开支太重，单靠中南银行一家独立难支，必须谋求与其他民营银行联手才行。

1921年9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从海外游历归来，途经上海会晤胡笔江，告诉他外国银行不仅资本雄厚，而且互相联合，互相调剂，很少发生金融风波。而国内银行各自为谋，难以与之匹敌，建议盐业银行与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胡笔江的中南银行联手经营，群策群力联合发展。吴的这一建议正中胡笔江的下怀，胡当即答应。盐业和金城两行在华北已有相当基础，而吴鼎昌、周作民又是自己的老朋友，三行联营，南北呼应，互相支持，可以壮大声势，巩固根基，对三行发展都有好处。胡笔江征得黄奕柱的同意后，于1921年11月，盐业、中南、金城三行宣布联合营业，吴鼎昌为主任办事员。中南银行将发行权归联合事务所共有，钞票字样仍冠名中南，但一切发行准备事宜悉由各行共同办理。1922年7月，大陆银行加入，改为四行联营。四行为联合发行钞券，专门设立四行准备库，办理中南钞票发行及兑现一切事务，由胡笔江任总监。1922年11月，中南钞票首先在天津发行，到1932年11月间，四行准备库发行的钞票总额在全国钞券发行额中仅次于中国、交通两行，中南钞票名声日隆，促进了中南银行业务的开展。

在中南银行的投资业务中，胡笔江十分注重联营，因为这种方式既可增强实力，又可分担风险。对溥益纱厂、北洋纱厂、永利化学公司的投资都是与周作民的金城银行联合实施的。在当时军阀混战、经济动荡、工商业不能自保的情形下，银行与银行的联合可以壮大力量，分担风险；银行与企业的联营，则可以使企业随时利用银行融通资金，免受债务压迫和付出重利。胡笔江在当时扶助困境中的企业方面，本着稳妥求实的精神，采取联营投资的方式，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胡笔江的苦心经营下，中南银行的业务有了很大发展。1921年时存款为240万元，1933年增为2000万元。到1936年，该行存款额已达到9400万元，是开办时的39倍。存款增加，营运资金更为灵活，营业额扶摇直上。到抗战前夕，中南银行达到了鼎盛时期，胡笔江也在社会上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饱受挫折结权贵

胡笔江在事业上不是一帆风顺的，虽然幸运之神屡屡光顾他，但灾难之命运也往往会从天而降，使他的一生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1927年到1928年，胡笔江接连遭受重大打击，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

1927年4月，武汉国民政府通过“现金集中条例”，只允许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纸币流通市面，禁止现银流通与出口，所有在武汉的各银行库存现银一律停滞。这一条例，致使汉口银根陡然抽紧，商业停滞，钱庄因周转不灵纷纷倒闭。中南银行汉口分行在武汉地区对钱庄放款很多，此时也受其牵连，损失很大。7月间，武汉国民政府又因抽发军费，分两次全部提借各银行被封存的现银。汉口分行账面受损及利息亏损达230万元之巨。

祸不单行。此时天津协和贸易公司破产，中南银行天津分行向它承做的各项押汇贷款蒙受巨大损失，亏损达280万元。而此时津行资金总额才150万元，全部用作亏损尚不敷用，几濒于危机。

胡笔江闻讯后，急忙命令沪、厦两行筹款援助，暂时稳定了中南银行的信用，使濒临崩溃的汉、津两行不致倒闭。这两次金融风波，使汉、津两行一下子损失了数百万元，极大影响了中南银行的信誉，损伤了中南银行的元气。尽管汉、津两行经理引咎辞职，但是影响已经波及到中南银行的其他支行，上海总行及各分支机构的业务随之衰落。

在此情况下，胡笔江向董事会提出增资250万元，停止中南银行主要股东及重要职员酬金及股息5年。黄奕柱虽然采纳了胡的建议，对外宣称尚有1250万元资金作后备，以重振中南银行在社会上的信用，但已明显流露出对胡笔江的不信任感。黄奕柱提议由其三子黄浴沂担任中南银行协理，名义上向胡笔江学习经营管理之道，实际上借此机会从胡手中分掌中南银行部分实权。

正当胡笔江为中南银行的经营亏损一筹莫展时，更大的不幸降临到他头上。

1928年8月23日，他突遭匪徒绑架。中南银行董事会闻讯后，表示由银行负责救济，但等到他被亲友集款赎回时，已被囚禁20天，而怀孕的妻子因彷徨焦灼，不幸小产，气息奄奄。胡笔江目睹这种惨状，悲愤交加，又挂念偿还赎金之事，不得不请假疗养。

他不满意在他被绑架期间董事会的消极态度，认为在他身处危险时，董事会竟无人去他家探视慰问，以致他的妻子惊忧成疾，太缺乏必要的同情心。

董事会对他请假疗养和所处的苦闷竟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更使胡笔江心中十分凄苦。一怒之下，他向董事会提出辞呈，宣布退出中南银行。

胡笔江是中南银行的创建者和支柱，为开拓中南的业务立下汗马功劳，在行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他的辞职，令董事会十分震惊，立即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黄奕柱马上致函好友史量才，共同劝胡复职，决定由银行负担巨额赎金。董事会专门召开会议，认为胡笔江对中南银行劳苦功高，力请他取消辞职之举，以维持大局，并派徐静仁作为董事会全权代表与胡面洽，送回辞职函，请胡对中南银行的经营尽量提出建议。

1928年12月19日，胡笔江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总结中南银行数年来的经营经验，分析目前的困境，向董事会提出了解决中南银行当务之急的10条建议。他主张使行内人心安定，内无猜疑则外谤不生，行誉自好则资金日裕，获利可期，汉、津两行损失也可抵补，当事者不可畏首畏尾，要积极变更制度，力辟新机，定会在三五年内获得成功。对于胡笔江的建议，董事会一一采纳执行，并重新恢复对胡笔江的信任。

自此，中南银行人心渐稳，行基牢固，一场内外交困的危机才算应付过去。

经过这次危机，胡笔江认识到，以前停发股息和酬金的目的，只是为了应付中南银行遭遇非常风波的权宜之计，今后一定要订立章程，完善制度来保障行基，总行必须积累资金，除还债外还应防患于未然。故此，他将这笔巨大的款项全部提存总管理处购存债券，以保固整理基金，为将来逐年分提抵补分行呆账的准备。他的这一举措，奠定了中南银行长久保持不败的基础。

经此风波，胡笔江更为中南银行董事会倚重。1934年，他被推为董事，次年又被选为常务董事，地位稳步上升。他所经营的中南银行也步出困境，走上正轨，进入鼎盛时期。

对政治并不十分感兴趣的胡笔江，通过十多年在金融界的跌爬滚打，深知投靠权贵的重要性。通过个人和中南银行所受到的灾难，他痛感寻找政治背景对民营银行的关键作用。在他再次执掌中南银行后，便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身上，对蒋介石暗送秋波，并施展各种手腕，结交国民党金融权贵宋子文。

宁汉合流后，宋子文为财政部长。胡笔江将政治赌注押在宋身上，通过钱新之、徐静仁等人认识了宋子文。胡笔江如当初结交梁士诒一样，很快便给宋子文留下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好印象，逐渐成为宋子文财政计划的谋臣和智囊人物。

民国以来，中国币制紊乱，严重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有识之士在1928年6月召开的上海经济会议上，提出废两改元议案。1932年7月，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任命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为主任委员，胡笔江、贝淞荪等人为委员。胡笔江在制定废两改元方案时向宋子文提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建议，得到宋的赞许和信任。1933年3月，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4月5日又公布《废两改元公告》，在全国推行废两改元。宋子文与胡笔江的关系，通过这次短暂的合作加深了。

1933年10月，宋子文在美国支持下建立全国经济委员会。此时宋子文虽然离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权的决策核心，辞去了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但是胡笔江仍然一如既往地追随宋子文，令宋十分感动，引为心腹。次年6月，当宋子文发起组织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时，胡笔江又作为中南银行的代表参加该公司，并参与了许多投资项目的决策。1936年，宋子文改组濒临破产的中国棉业公司，胡笔江毫不犹豫地参与投资，出任该公司常务董事。

他的这种态度，终于获得了宋子文的倚重，也得到这位国民党权贵的丰厚回报，为日后胡笔江重返交通银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执掌“交行”遇空难

自从1921年被交通银行赶出后，胡笔江抱着“雪耻”目的，把重返交通银行作为一生的夙愿，并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着，而结交国民党权贵宋子文，为他重返交行打下了坚实基础。

胡离开交行后，交通银行也发生了巨大变故。1928年，交行总行由北京迁到上海，国民政府的官股增加到20%，唐寿民被指派为官股董事之一，兼任上海分行经理。交行原协理卢学溥在浙江实业银行经理、上海金融界的“老大”李铭的支持下，当选为董事长。1933年，交行高层再次改组，宋子文为首的国民党势力控制了交通银行。宋子文指派已成为自己心腹干将的胡笔江出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把原董事长卢学溥改任上海造币厂厂长，由唐寿民任交行总经理。这样，依靠宋子文的提携，胡笔江终于如愿以偿地重回交行，坐在了梦寐以求的董事长的宝座上。

胡笔江与唐寿民执掌交通银行后，通过董事会修改交行组织章程，将交行总管理处改为总行，撤销发行总库和上海分行，建立总行发行部和业务部，胡、唐分兼发行、业务部经理，并将各分行头寸集中总行统一调度使用，全行公债、证券业务统一由总行业务部经营。经过这一修改，胡、唐两人掌握了交通银行总行和业务、发行大权。

正当胡笔江踌躇满志时，1935年3月23日，财政部长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将对中国、交通两行增资，从1亿元新公债中拨出2500万元增资中国银行，1000万元增资交通银行。这表明国民政府将控制中、交两行半数以上的股份。

这一消息，对于胡笔江来说犹如晴空霹雳。但善于谋划的他作为宋子文的心腹，并没有如张公权那样落了个调出中国银行的悲惨下场，而是被孔祥熙留用，继续担任改组后的交通银行董事长。从此，交行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金融机构之一，胡笔江也加深了与孔祥熙、宋子文的关系。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实施法币政策。作为一位著名的金融家，胡笔江敏锐地意识到，他亲手创办的中南银行因发钞权的终止，将会带来不小损失；而从长远看，这次币制改革是无法阻止的，对统一全国金融秩序具有战略性作用，故坚决拥护币制改革，将四行准备库已印券10300万元，连同四行准备库整个地移交给国民政府法币发行管理委员会接收。中南银行成为当时各商业银行移交最顺利、最有秩序的银行，胡笔江也因此更受国民政府信任。1936年4月，交通银行股东大会又改订章程，将总经理负责制改为董事长负责制，大大增加了董事长的权力。从此，胡笔江成为交通银行最高当权者和全国金融界瞩目的金融巨子。

面对日寇的步步侵略，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胡笔江，对国民党的退让政策极为不满。早在“一·二八”事变后，他为了维持上海地方秩序，调剂金融，联络上海金融界成立了上海地方维持会。七七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家银行董事长共同研究战时金融政策。胡笔江根据自己长期的思索，昼夜伏案，就敌占区、临近敌区省份、距敌较远省份、大后方等各种金融情况分别提出具体对策，备受国民政府和金融界称赞，并在抗战时期一一付诸实施。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上海租界外炮火纷飞，胡笔江坚持留在上海主持交通银行工作，誓不撤退。他向宋子文表示：事已决矣，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奋斗到底，义无反顾，抗战必有牺牲，我以一介平民之子，随时为国牺牲个人生命。

面对因战争而发生的挤兑风潮，宋子文以财政部名义发布《安定金融办法》，限制提存。胡笔江积极配合政府安定金融，为宋子文献计献策，应付危局。1937年11月，上海沦陷，租界成为孤岛，国民政府机构和要员们纷纷撤离，交通银行总行也奉命改为总管理处，撤往汉口。胡笔江与宋子文、徐新六等人乘法国轮船离沪赴香港，在香港遥控指挥交通银行事务。1938年5月，财政部在汉口召开全国金融会议，到会代表74人，胡笔江、陈光甫、唐寿民等金融界领袖列席参加。会议通过了鼓励输出业，便利海外华侨对国内汇款，增设地方金融机构和增加农业放款、训练金融人才等方案。国民政府为筹划战时经济，对胡笔江颇为注重，任命他为金融顾问第四组委员和全国农产调整委员会常委等职。

1938年8月，财政部长孔祥熙电召正在香港的胡笔江到重庆商讨战时金融问题。8月24日，胡与准备赴美商谈借款事宜的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等14人，登上中国航空公司内部邮机“桂林号”，准备飞往梧州，转赴重庆，不料这一去竟成永诀。

当“桂林号”飞到广东珠江口上空时，突遭5架日机追逐扫射。原来，这次日机袭击“桂林号”事件，源于他们要追杀自西欧、苏联返国的孙科。按原定计划，孙科将乘坐“桂林号”去汉口，但他因在香港延误半小时，未赶上该机，改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香港。而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面貌极似孙科，且登机时戴着太阳镜，故日方密探误认他就是孙科，因此痛下杀手。

胡笔江等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不幸的殉难者，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胡笔江毕生从事金融事业，劳绩卓著，噩耗传出后，人们深为惋惜。各地的唁电像雪片似飞来，上海租界当局及上海各界团体于8月28日下半旗致哀，以悼念这位饱受坎坷、为民族金融业献身的爱国者。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出了褒扬令，追认他为烈士。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隆重的追悼会，向死难者表示沉痛哀悼。宋子文在香港追悼会上，亲自主祭，对胡笔江的不幸遇难深表惋惜。

胡笔江以一介贫民之子，仅为钱庄学徒出身，一无凭靠，只是依靠自己卓越的才华，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经数十年的努力，历经坎坷，饱受挫折与失败的痛苦，竟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巨头，身兼交通银行董事长与中南银行总经理，这在近代中国金融界是很罕见的。

人们为他英年早逝而惋惜。

他的早逝，是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金融界的巨大损失。他和徐新六，是抗战时期为国捐躯的第一批著名金融家。

（责任编辑　江之舟）

2002年第8期 《歌八百壮士》作曲者夏之秋　作者：方辉盛　文有仁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

《歌八百壮士》这首沉雄豪迈、坚定激昂的名曲，歌颂了抗日战争初期一个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的壮举，联系民族精神和祖国命运，慷慨悲歌振国魂。在那个苦难的年代，它传遍千山万水，成为鼓舞广大爱国军民斗志的响亮号角之一。后来两次被选为电影主题歌，传唱60多年。1993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它的作曲者，就是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中国铜管乐的奠基人之一夏之秋教授。

艰难成长遇知音

夏之秋原名夏汉兴，1912年生于湖北武汉市汉口三署街，祖籍湖北孝感县，1993年5月12日在北京去世。父亲夏博琴为汉口圣约翰小学教师兼圣约翰教堂琴师，家境清寒。汉兴3岁丧母，5岁时在父亲膝上学弹风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音乐的种子。8岁时，街道消防队长的一支五音号使他萌生了强烈的好奇心，逐步迷上了小号，上小学时便充当学校鼓号队的司号员，迈开他攀登铜管乐道路的最初步伐。

中学时代，武昌文华中学为抚育他成才提供了优越环境。这个学校有一支设备齐全的铜管乐队，是清末民初由加拿大籍教师康明德创建的。20年代末，宦乡、于熙俭等校友在文华中学从事学生运动时，铜管乐队常在学生游行队伍中作先导，有时参加演出。1929年，他正式参加乐队当司号员，很快成为乐队的副指挥。为了很好地全面指挥演奏，他曾不惜用一整个暑假的时间练习黑管和修理乐器。1931年上高二时，汉兴的父亲不幸病逝。校长同情汉兴的处境，聘请他为学校铜管乐队队长兼教员，半工半读，直到升入华中大学攻读物理系。在这六年中，汉兴一面完成学校的学业，一面全面掌管学校乐队的教学排练。他学会了吹奏和修理各种铜、木管乐器，常为校乐队编写乐曲。此外，还创建并指挥学校大型口琴队。在校外创建男女四声部合唱的歌咏队，指挥武汉首次出现的小型管弦乐队——武汉雅美管弦乐团。

夏汉兴的音乐才华受到爱国实业家、时任武汉上海商业银行行长周苍柏的格外赏识。周先生是著名女声乐家周小燕的父亲，曾留学美国，也是文华中学的老一辈校友。1936年，他慷慨解囊，资助500元（当时一元可买5斤猪肉）支持汉兴同周小燕等一道报考当时中国唯一的高等音乐学府上海国立音专（原名国立音乐院，1927年萧友梅在蔡元培支持下创建的）。汉兴考入作曲系，在萧友梅、黄自、吴伯超、李惟宁等名师教导下学习作曲和钢琴。教务主任黄自见他吹得一手漂亮小号，还专为他聘请了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当时远东唯一的交响乐团）首席小号、俄裔演奏家杜甫洛夫斯基教他小号演奏，很快他就被老师推荐考入该乐队任实习演奏员，并成为该队第一位担任首席小号的中国人。

投身抗日创杰作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妄图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八一三”事变前夕，他随着逃难的人群乘船回到故乡武汉。这时武汉已成抗日救亡中心，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纷纷拿起文艺武器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北平、天津、上海等地音乐工作者云集武汉，夏汉兴投入这一洪流，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武汉市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成立大会，并被选为音乐组长。他在武汉长江两岸组织了两支专唱救亡歌曲的歌咏队，经常活跃在工厂、学校、车站、码头，演唱宣传。同年12月，在武汉他与张曙、冼星海、刘雪庵等筹建全国歌咏协会，并担任理事。他还重建武汉合唱团，担任团长兼指挥。

正是这个时候，夏汉兴胸中汹涌澎湃的爱国热情，迎着时代风暴，把他推进到创作高峰。1937年11月，他在报上看到诗人光未然写的一组《抗日合唱》歌词，大受鼓舞，抑制不住同仇敌忾的激情，立即把它谱成歌曲，这就是他抗战初期的第一首杰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首歌悲愤而豪壮。歌咏队排练期间，光未然亲到现场指导，听演唱后很满意。当时《新华日报》曾报道歌咏队演出这首歌的效果时说：最动人的还是混声合唱，像《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显得很感人而又雄壮”。这首歌当时刊登在刘雪庵主编的《战歌》上。1938年歌颂抗日将领的纪录影片《郝梦麟》曾采用它作插曲。

第二首歌就是他的不朽杰作《歌八百壮士》。这首歌是歌颂“八一三”事变后淞沪会战中，英雄团长谢晋元率领八百战士孤军奋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光辉事迹的。会战开始前，日本侵略军狂妄地叫嚣“十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但中国驻上海军队张治中部在广大人民支持下，奋勇抗击敌军，付出重大牺牲，坚守三个月之久，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的梦想。其中最振奋人心的是四行仓库一役。八百壮士在日军重重包围中孤军奋战，“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们“宁愿死，不投降”。受八百壮士精神的感召，女中学生杨惠敏舍生忘死，泅渡苏州河向守军送国旗。一次当敌人坦克冲向四行仓库时，有个战士身捆手榴弹从楼上跃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许多轰轰烈烈的英雄事迹震动全国。

可是，与此同时，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洪流中，却存在着一股“抗日必亡”论的逆流。这种投降派的论调在战前就有，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上海、南京、太原失守之后，又沉渣泛起，让人痛心疾首。

12月的一天，诗人桂涛声把他写的《歌八百壮士》歌词送到排练场，请夏汉兴谱曲。夏汉兴看了歌词，歌词中喊出了“中国不会亡”，洋溢的爱国热情与自己的心情如出一辙。歌词表达的意思鲜明尖锐，感情充沛，代表了中国人的心声。他对桂涛声说：“这歌词太好了，我会很快谱出来的。”回家后，他连夜把歌词作些调整，谱写成曲，于是一股气势磅礴的旋律，像是从心底喷涌出来。事后，他回忆说：“我力图用音符发出整个中华民族的呐喊，中国不会亡，中国必胜。”

几天后，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首次独唱这首歌，由夏汉兴钢琴伴奏，“中国不会亡”的歌声第一次从武汉响起，从此传遍全国。它是预言，是呐喊，是号角，是对日寇亡我野心和对投降派“亡国论”的有力打击。演出获得极大的成功。第二天，武汉《大公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不会亡’提得好！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这一口号唱出了四万万同胞的心声！”

社论中“祖国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的这句话，更加激励了夏汉兴投身抗日救国的决心，他从此改名“夏之秋”。

这首歌当时在《战歌》上发表，传唱到全国。1938年武汉合唱团出国演出前改编成合唱曲。同年纪录电影片《八百壮士》及20世纪80年代台湾宽银幕故事片《八百壮士》都用此歌作主题歌。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1940年夏之秋指挥中国电影制片厂合唱团在重庆演出时，张治中在演出结束后到后台对他说：“歌写得很好。你是否能将‘中国不会亡’这句改为‘中国一定强’更好些呢？”几天后，夏之秋在著名爱国人士周苍柏家见到周恩来，向他谈到张的建设。周恩来说：“好啊！文白这个建议有他的理由。”于是，这首歌便有两句不同的歌词。在台湾，包括故事片，如今还是唱“中国一定强。”

夏之秋领导的武汉合唱团当时被誉为是武汉最优秀的歌咏团。他们四处演唱优秀的抗日歌曲，每次演出时，这些歌曲的作者贺绿汀、冼星海、刘雪庵、汴梅等人都要亲赴排练场指导。为了宣传抗日，使抗日救亡歌曲更加激励人们的爱国激情，他们决心把这一活动扩大到海外，自费前往南洋，向广大华侨演出。1938年9月临行前，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何伟带领合唱团的三位负责人去看望董必武。董老向他们重申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的主张，要他们向海外华侨开展抗日宣传。

那时候，日寇紧逼，武汉告急，机关团体纷纷疏散转移到大后方。而这群热血青年（多数是大学生）却怀着满腔豪情，义无反顾地踏上征途。他们由武汉经澳门到香港，所到之处激情洋溢的抗战歌声，鼓舞着广大海外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当时出国演出是自筹路费，经费比较紧张，爱国华侨就自动捐款支持他们，有的还要子女跟随合唱团，参加他们的工作。

后来合唱团到新加坡，获得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大力支持。合唱团在马来亚的巡回演出，全由他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持。合唱团一行28人，周小燕去法国进修后，增加了由项组织的戏剧组，从此，合唱团不仅演唱抗日歌曲，还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扬子江暴风雨》等抗战剧目，加上口头宣传，举办照片展览等等，扩大了抗日宣传的影响。他们的足迹遍及新加坡、柔佛、马六甲、森美兰、吉隆坡、槟城、霹雳、怡保等城乡各地，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每当演出时，台上台下融为一体，高唱抗日歌曲，同仇敌忾，情绪高昂。不少人当场争先恐后，踊跃献款认捐，场面之热烈常使夏之秋等合唱团成员热泪盈眶，也更加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夏之秋在1938年经澳门时，创作了表达在战火中被迫离乡背井千万民众的深沉怀乡爱国之情的《思乡曲》和1939年在南洋演出时，受到华侨以卖花募赈的爱国之举启发下谱写的《卖花词》，非常受华侨的欢迎，至今仍传唱不衰。

教书育人传四代

夏之秋由一个孤苦学生成长为乐坛一代宗师，与平生知遇有极大关系。他常说：“我接受过别人无私的援助，接受过我的老师对我深切的关怀。所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才有志的学生，培育他们成才报效国家。”

结束国外演出回重庆后，夏之秋转入音乐教学生涯，开始了他终身教书育人的工作。开始，他在中央训练团当音乐教官，又应陶行知先生之邀，为育才学校音乐组义务教学。创办音乐学校时，他直接从战时儿童保育院挑选了60名有音乐天分的难童，手把手地教他们吹奏乐器。1942年，30岁的夏之秋任国立湖北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1944年回重庆任国立音乐院作曲系及少年班教授；1949年全国解放，夏之秋回武汉，又先后在国立湖北师范学院、湖北中原大学、武汉中南音专任教授、系副主任、副校长；1954年调天津、北京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乐系教授，直至1986年退休。这一年中央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执教55周年庆祝会。

夏教授教书育人，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他音乐修养深厚、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经过几十年积累，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教学体系。他要求学生内外兼备，既具备良好的演奏条件和方法，同时也要具备良好的内在音乐素质和敏锐的听力。为办学，他修理过成批乐器，自编练习曲教材；为训练学生手指功夫，他发明了“练指器”；为保证营养，他还为即将参加国际比赛的学生订牛奶，把零用钱塞在贫寒学生的琴谱里，资助他们学习，真可谓无微不至。

几十年来，夏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量优秀铜管乐演奏和教学人才，他的学生遍布海内外，目前大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如钱万耀、李立章、冀瑞铠等是管乐教授；陈嘉敏、张振武、杨杰、黄世明、车子昭等是一级演奏员。许多著名音乐家，如严良、杜鸣心、杨秉孙、章棣和等都曾得益于他的陶冶。

1940年受教于夏先生的学生，如今健在的尚有26人在台湾。1991年5月，夏老应他们的邀请赴台湾讲学。为了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他79岁高龄，不顾疾病缠身，坐上轮椅远渡台湾。相隔数十年，当年的学生隆超、许德举、周仕琏、薛耀武、张世杰等已成为台湾资深音乐界人士。有位两鬓飞霜的及门弟子还对夏老师行跪拜礼，感谢当年培育之恩。他们又培养了第二、第三代学生。隆超创办的光仁中学、光仁小学是台湾音乐人才的摇篮，夏之秋参观这所学校时，应邀为第四代学生上课。他走到哪里，欢迎的人群就高唱《歌八百壮士》、《思乡曲》，歌声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心连在一起。

宗师遗泽被三科

1993年夏之秋教授去世时，他的学生廖辅叔教授送的挽联中，有“壮士英名歌八百，宗师遗泽被三科”之句。意赞誉夏教授终生在教学、演奏和乐器制造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功绩广及三科（多科）之意。这个评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夏之秋是乐坛奇才，是我国第一代有突出贡献的铜管乐专家。在他那个时代前期，我国西洋铜管乐的演奏和教学是冷门，乐器制造更是缺门。而他异军突起，一人在这三个方面有杰出贡献，全面提高了铜管乐的地位，这在当代乐坛是极少见到的。在前两方面，夏先生在1936年24岁时即有“中国第一把小号手”之誉。从18岁任文华军乐教员到1986年退休执教55年，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铜管乐演奏家。“文革”期间受批判，身心受折磨。1973年病愈后，他又埋头编著《小号吹奏法》（1978年正式出版），总结毕生经验，此书先后再版十多次。1980年，夏之秋开始翻译美国朱利亚特音乐学院教授哈里·伯夫的《圆号创新教程》，介绍世界先进管乐学派经验，此书于1987年出版。

鲜为人知的是他在乐器制造上的贡献。1956年夏教授被北京和天津两个管乐器厂聘为顾问，他帮助他们进行产品改型换代，使工厂大大发展。如北京管乐器厂，1952年起步时原是作坊式单品种仿制厂家，到90年代发展成国家二级企业，在产量和生产规模上进入世界西洋管乐器制造业前10名的行列。他们研制的5-208高级小号，经名家评比，认为与美国著名的巴哈小号难分伯仲，成为该厂出口创汇最高、国内外知名度最高的名牌。

更重要的是他在小号改革上的突破。小号诞生于19世纪初，经过各国人士无数次改良，日益完善。但“自然泛音”妨碍音准的问题没有解决，使一代又一代演奏家感到遗憾。为解决传统小号某些不符合十二平均律的音准问题，夏之秋1964年就萌发了研制全控调音小号的想法。他攻关20余年，翻阅了大量资料，设计工艺，绘制图纸，在北京和天津两厂的协助下反复试验，多次修改，终于冲破了大弯处伸长管的难关，使这种“平均律小号”（又名“夏氏小号”）研制成功。在目前世界各国小号中尚无此先例，因而获得专利。这项发明1990年荣获文化部科技进步二等奖，1992年获北京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1993年获国家发明三等奖。专家评论认为，“这是一项突破性的改革，是彻底完善小号性能的重大步骤。”夏老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1993年5月12日凌晨，夏老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走完了他卓越的81个春秋。他给人间留下了无限宝贵的财富：他那不朽的歌曲和精心著译，他那救亡活动和南洋之行的业绩，他辛勤培育的一代又一代的弟子，他设计和发明的新型小号等等，以上数端得其一即可不朽。而更重要的是他那崇高的精神：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无私奉献的胸怀；对音乐与艺术的无比热爱与执著追求；对学生和晚辈的无限爱心与殷切期望；对祖国前途的坚定信心……

追思会上人们没有用挽歌，而是用雄伟悲壮的《歌八百壮士》和深情委婉的《思乡曲》，伴送乐坛一代宗师远行。6月5日（夏之秋逝世后24天），《歌八百壮士》一歌荣获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等评定的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著作奖，列为近百年来142首最佳音乐作品之一而载入音乐史册，这是对这位伟大音乐家最好的纪念。

（责任编辑　方徨）

2002年第8期 皇帝皇权影视剧与封建主义潜意识　作者：张岂之

2001年11月至12月在中央电视台八频道播放的《康熙王朝》50集故事片，收视率很高，一时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媒体发表了一些评论，褒贬不一。有一点不能否定：许多观众喜欢看，觉得有看头；演员的才华在此剧中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每个角色都有个性，有深度。

如果说此片为“娱乐片”，虽然牵强，亦无不可，观众看了确实得到一次“娱乐”；说它是“历史故事片”，更为合适，观众大体知道康熙时期的几件大事；说它是“艺术片”，可能有些勉强。

有的评论说，此片展现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血腥画面，以此和17、18世纪的欧洲（西欧）相比，当时中国是落后的。其时欧洲从资产阶级革命向工业革命发展，而中国仍然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框架内踏步不前。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写康熙的“文治武功”，不知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是许多观众都有的。不过，历史是复杂的，当时中国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框架内，不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已无任何余地，也并非说统治者任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都没有做。例如，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以及国家大一统的完成和边疆地区管理与开发（康、雍、乾三朝都做过），这些无疑应当属于历史的正面。《康熙王朝》主题着重写的都是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国家统一，还有就是统一漠北的功业。这些大体上符合历史的情况，但电视片并不就是历史教科书，在人物塑造及若干情节方面，电视编剧和导演有他们自己的创作天地——这些大体上没有违背历史的大格局，这可能是观众喜欢看的原因之一。

历史还有另一面，例如康熙时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强化，强调人君乾纲独揽，以一人治天下的所谓“家法”，用满族“主奴名分”改造儒家君臣关系的道德观念，使臣民完全屈服于皇帝的统治。为打击所谓“异端”，查缴、禁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并实行残酷的文字狱（即以文字作品定罪的案件）等等，就是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的表现。所有这些在《康熙王朝》片中都没有反映。因此，此片艺术再现的历史是不完整的。文学艺术作品有所谓“史诗”的美称，即是全面艺术地再现历史，这只有大手笔才能写得出来。一般的历史故事片，尽管观众不少，但距离这个目标还相差很远。因此有些评论指摘《康熙王朝》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持片面看法，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

平心而论，《康熙王朝》比两年前播放的《雍正王朝》电视片一味歌赞雍正要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具体地说，《康熙王朝》的编剧和导演自觉或不自觉地、明显或隐蔽地企图勾勒出康熙身上出现的一系列矛盾，其中既有一定人性的表现，同时又有至高无上皇权的特性，这二者在康熙的心态上和处事上构成若干矛盾冲突。康熙虽然口口声声说他自己的“心”也是肉长的，这从生理的观点来说，他和常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是清朝统治者，是皇权的代表；他主宰着人间的祸福，他的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皇帝乾纲独断就是最高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因此在他身上发生的人性与皇权之间的矛盾，前者十分微弱，后者强大，总是后者战胜前者。《康熙王朝》力图写出这样的矛盾，例如关于康熙对待蓝齐儿就是一个例子，虽然这个矛盾表现得并不深刻，但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正因为电视片有这方面矛盾的描绘，这也许是观众愿意看片的又一个主要原因。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看了这个片子以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思考的空间。究竟要想什么问题呢？需要想一想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问题。此制度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他宣布：“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实现了居于最高权位的皇帝绝对专制，后来虽有改朝换代，但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历史从政治体制方面看，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种体制将皇帝的权力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皇帝及其家族的利益和权力，称之为“皇权”。在皇权的长期统治下，有人不断美化专制统治者，逐渐形成了这样的世俗文化心理：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是皇帝，人间的祸福都源于皇帝的“旨意”。在此种潜意识下，人们总是期望有一个“好皇帝”。关于“皇帝”的种种传说，哪怕是他个人生活的爱好等等，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及皇权似乎成为潜世俗宗教意识。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被推翻的90年后的今天，现代人一提到古代的“皇帝”，还有无穷的兴趣，甚至他们喜欢吃的食品也成为招揽顾客的广告。这种潜世俗宗教意识的皇权崇拜，在17世纪，明末清初之际大思想家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中才得到比较全面的批判，可惜这类书在民间的影响并不大。

对于皇帝崇拜的扭曲文化心理进行彻底纠正，必须要有科学与民主的深刻教育，要有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实际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绝对不会带来长治久安。什么是“皇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是皇帝的“私产”。一人主宰天下。这种体制不可能不发生父子、兄弟相残的权力之争。在《康熙王朝》中表现出康熙帝主观上力求避免诸子争储、相互争斗的局面出现，但是君主专制主义铁的法则决定了皇族集团的内部必然发生夺权斗争，这是任何道德信条都解决不了的。君主专制主义也不可能清除腐败。康熙帝事必躬亲，关于他的亲政勤政，论述不少，比如他对地方的控制比之清初乃至明代都更加强化，但由于体制是君主专制，虽然可以收到一时之功，但客观上迫使地方官吏加征滥派，严重败坏了吏治。此后，到乾隆中期以后，吏治大坏，贪污盛行，贿赂成风。综观康熙、雍正、乾隆三期，笔者觉得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得好：“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波斯人信札》）。清嘉庆时的思想家龚自珍对君主专制制度作了深刻揭露，他说，此种制度对有思想、有胆识的人士，则“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摧残了人的创造力和活力，给民族和人民带来祸害。由此可见，要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借鉴吏治清廉的历史经验，所得可能不会太多。

历史给我们留下许多至今仍在发生作用的文化心理，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至于对皇帝和皇权的敬畏，是一种封建主义潜意识，显然这并非一种健康的文化心理，是要用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加以矫正的。这并不是说，任何写皇帝和皇权的小说、电影、电视片都不可有，但是这些文学艺术作品需要摆脱陈旧文化心理的影响，用新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审视过去，艺术地解剖历史遗产中有哪些值得称道，还有哪些是应当加以清除的。这个要求很高，一时可能难以达到，似可作为努力的方向。《康熙王朝》电视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好像还有不足，对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理性认识上需要加深。我作为此片的观众，看了以后有些感想，写出来供参考。

2002年第8期 章乃器与健身之道　作者：黎苇之

当那场轰轰烈烈的“文革”转入式微以后，北京东郊呼家楼一带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一位前额分外阔大、头顶几乎秃光的布衣老者，不论春秋寒暑，总是在固定的时间来日坛公园里打拳练功。那旁若无人的意趣，娴熟老道的步态，以及颇具章法的一招一式，常常引来人们的侧目与驻足。其时，附近的街坊邻居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是友善而习惯地称他为“章老头”。

此人便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年大名鼎鼎的“七君子”之一、颇具声望的金融货币专家、经济理论家与民族实业家、曾任新中国第一任粮食部部长并以“大右派”之罪名被撤职罢官的章乃器。此际的他，作为一只早被打翻在地的“死老虎”，严酷的受难期已经过去，已经熬到晚年厄运中比较好受的时候了。

章乃器的一生与内功拳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自青年时代直至老年晚景，其中甚至包括当年身陷“七君子之狱”的囚牢生活期间，以及后来“文革”惨遭非人折磨的特殊时期，他几乎从未间断过打拳与练功。要之，他不仅毕生坚持练功不辍，而且对太极、八卦等拳法还有独到的研究。

由病弱不堪的少年之身说起

章乃器于1897年3月生于浙江青田的一个“差堪温饱”的乡绅之家。祖父章楷，晚清秀才，善书法，工诗律，颇负文名，入于浙东名士之一流。父亲章炯，清末留学于日本，习警政，通军事，返国后先后曾任县议会副议长，警察局局长等职，后则赋闲居家。

仅从章乃器一生历经种种身心磨难，居然享年八秩高龄的情况来看，恐怕人们都会以为，他的身体一定是由幼及长都相当康健。然而事实却是，他幼年身体极差，到十几岁时，仍然是个体弱不堪的“病少男”。他在《七十自述》中曾写道：“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9岁以前，只能吃糜粥，10岁以后，才会吃干饭，11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14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文中提及的叶叔先生，系他祖父章楷先生之至交，好书法，精医术，毕生在青田附近悬壶济世。可是，这位驰名远近的秀才郎中，就是医治不好少年章乃器的这所谓“虚症”。

到后来，章乃器的身体竟不知不觉慢慢地好了起来。1912年民国始立之时，正当他15岁的弱冠之年。“少年心事当云”。受身为革命党人的兄长章培的影响和举荐，他赴南京参加新军，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倡建的飞行营里，做了一名民国“准空军”学兵。但是，这支只拥有两架孙中山从美国买回来的旧飞机的南京飞行营，不久便因营长李宝炯亡故而宣布取消，他只好被迫接受遣散回家的命运。至此，少年章乃器的从军梦惨遭破灭：他不仅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第一批空军战士，而且做一名报效国家的军人的路也因此被永久地堵死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章乃器虽然没有能够成为一名新式军人，却因此收获到了另外一件“副产品”：在南京“飞行营”近一年来的军人生活，竟使他的身体得到了格外的锻炼，他过去的孱弱之躯忽然变得强健起来了。糟糕的是，章乃器的身体并没有由此而一直好下去。

1913年秋，章乃器考入浙江甲种商业学校。他并不喜欢这所学校，认为学习商业颇不合自己的理想。他的志向是学习自然科学，将来做一名发明家。于是他便专心于英文和算学，以便随时转到他由衷喜好的自然科学中去。章乃器天生颖异聪敏，又兼刻苦勤奋，在校期间门门功课都是“稳拿第一”，甚至还独自发明了两条几何定理，发表于上海的一家学生杂志上。1918年，他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经该校周季伦校长推荐，进入了浙江实业银行做了一名练习生。是年，他刚好21岁。

章乃器幼承庭训，饱读诗书，灌满了一脑子的“显亲扬名”的圣贤英雄思想。“甲商”毕业之后，因继续深造为家庭条件所不许，一时令他十分苦闷。彼时，练习生是各银行中最为末微的职差，其地位仅相当于昔日钱庄商号的学徒，银行除了负担食宿费用外，每月仅有两块大洋作津贴。这样的工作和待遇，对刚刚从商校毕业的高材生章乃器来说，抱负无从施展，生活也颇窘迫，故而常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

“浙实”总行原设于杭州，后来迁至上海。天堂杭城的生活，已是大不同于青田乡下；上海滩的大世界，较之杭城又繁华得不知多少。世界愈阔大，个人愈渺小。这种巨大生活反差，加之又远离家乡、孑然独处，使年轻气盛的章乃器变得更加孤傲，仿佛与周围所有都格格不入。苦闷与积郁俱至，孤傲与牢骚并飞。缘此，他便常常独自杯酒块垒，笔墨风骚，“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如此一来二去，又使他染上了严重的胃溃疡，致使身体状况再度变坏。屋漏偏遭连阴雨，船行又遇顶头风。不想，一段时间以后，此疾未去，又添新症──很快他就由胃溃疡并发了肺结核！

章乃器晚年在《七十自述》中写道：“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他不由不害怕起来，不得不四处延请中西医生，可诊治结果仍是无效。

以静坐法和内功拳自拯

与其坐以待毙，孰若起而拯之？强烈的人生尊严和不甘屈服的性格，使章乃器不相信自己的今生就此宣告完结。于是，他开始主动地“向书本里找办法”——包括传统的中医书籍，也包括最新的西医手册。他那急切寻觅的目光，最终盯上了蒋维乔所著《因是子静坐法》，并认定这是最适合他自己治病的教科书。

蒋维乔，自号因是子。清末秀才，早年为晚清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主要成员，与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为挚友，曾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主持全国小学教科书编写工作，盛名一时。1912年蔡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时，蒋曾任该部秘书长。1922年蒋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1925年辞职改任东南大学校长。此后，因其长期醉心佛学研究，除在本校及光华大学担任佛教哲学教授，尤其长期研究静坐气功功法，并多有心得。《因是子静坐法》一书，即是蒋根据佛禅原理及亲身静坐体验而综合所撰成。该书计分原理篇、方法篇、经验篇三部分，对佛禅原理与健身关系阐述颇为详尽。在时人眼中，他是一位敢于以科学破除迷信的代表人物。

当时，章乃器并不认识长他24岁的这位沪上名流人物。他之所以佩服并崇拜蒋氏，主要还是缘于彼此的同病相怜。原来，蒋氏幼年也是体弱多病，走不到半里路，即因脚软乏力而不能举步。到十五六岁时病象更多，怔忡、心悸、潮热等不一而足，虽经延医用药，却一无功效。后来，他根据佛道与近代医学，独自摸索出了一套静坐气功疗法，终致身体逐渐由弱转强。其实，蒋维乔同章乃器的这种病症，即过去民间所说的“痨病”，医学称之为肺结核病。蒋靠静坐内功成功地自疗这件事，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对章乃器则更有榜样的示范作用。此后，他就曾经认真练习过大段时间蒋宣传的这种静坐气功。

所谓静坐，本质上即是气功训练或锻炼。但是，在过去数千年的长期传播中，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迷信色彩，一直被神秘化为所谓“修道”或“修炼”之法。因之，上至帝王贵胄下迄民间百姓，咸以为通过修炼可以得道乃至成仙。迷信之道一直哄骗人们说，在修炼之前须先求得一位道师指点；而道师又须事先寻访，如能寻到便是心诚；得师之后还要拜，发誓说什么“非得其人不传，否则宁遭五雷劈身之祸”等等，此后始能够进入真正的修炼。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科学认为，气功可以助人强身健体，但绝不可让人得道成仙。

因要致力于近代科学之宣传，蒋维乔先生已在《因是子静坐法》一书中，也曾对此给予了澄清和批判，从而基本破除了这些蒙昧的迷信之道。当年他寓居沪西牯岭路时，曾专门设有一间障有巨幅帷幕的厢房，室内没有摆放任何器具，地板上则排列着数十个蒲团，亲自指导慕名前来学习静坐法内功的人们。章乃器对此也不大以为然，他曾说：“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而然的。”

由于亭子间的居住条件过于简陋，根本不便也不能很好地练习静坐气功。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开始改练内功拳，并以此作为自我拯救的另一办法。所谓内功拳，为中华传统武术的一大门类，系指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等传统拳术。同静坐内功相比较，这些内功拳不需要太讲究的外部条件，学习和练习十分方便。为此，他一方面找来这方面的书籍自学，另一方面又四处求师，他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一锻炼方法。与此同时，他还改变自己不规律的生活，如吃饭时细嚼慢咽，少吃多餐，饭后休息等等。

许是练习静坐内功有些疗效，许是内功拳锻炼确有明验大效，加之不良生活习惯的革除，不到半年时间，竟奇迹般地驱走了曾经令他惊骇不已的病魔。用章乃器自己的话说，他终于战胜了两种“死症”的威胁，从死神手里夺回了自己的青春和健康。

在回过头来总结这次生死疾患的原因时，章乃器还特别提到了其中极重要的一条，这就是在杭州“甲商”学习期间繁重课业的压力。他说，在那5年间，正是长期繁重的用功读书而不事运动，同时也缺乏任何性质的劳动，才终于把他的少年身体搞坏了。“尤其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则更大。”他还说，他曾亲眼看到自己的一位同班同学，竟因考试的巨大精神压力和长期学习的劳累而累死了！死读书之害人，由此可见一斑也。

由此，联想到今天广大中小学生们的繁重课业压力，以及由此引来的孩子的书包越来越大，课外活动越来越少，以及日渐其多的“少年近视症”、“高考晕场症”，甚至每年各地中小学开学典礼时都有发生的太阳底下的“现场休克”等现象，真真何其相似乃耳！

一件因祸得福的副产品

1919年春至1921年春，章乃器曾只身离上海来北京“闯社会”。在北方这两年多的颠沛流离和失业恐惧，使他饱尝了人间不平与艰辛。“身在异乡为异客”的飘泊与挣扎，再度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不小的损伤。无奈之下，他只好于1921年秋索然离京回沪，再度进入“浙实”工作。

章乃器绝非胸无大志、随遇而安之辈，且十分崇尚个人奋斗精神。奋斗，图强，成功！这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养成并持之毕生的一种追求。在上海的亭子间里，他又重新捡起了过去那份对经济学的钻研。诸如英语、簿记、货币学、金融学、市场学、经济学，等等，在这大段时间以来，它们同他已经分别得太久太久！每日，在银行的正常工作结束之后，他便回到自己亭子间的斗室里挑灯夜读，甚至通宵达旦。有时，几竟废寝忘食而浑然无觉。似这样夜以继日的拼命工作与求知，他一连坚持了好多年而不辍。他曾不无感慨地说过：

在那几年中间，我除了练习珠算、簿记和英语以外，对于金融市场、银行组织、银行业务、商业法规等，的确是研究得很多，业务接触上所给我的经验，也着实不少。我在金融界的一些学术地位，还是那时候打下基础的。

人间凡事，弊伴利生。章乃器以这种非常方法收获事业成就的同时，也极大地损坏和憔悴了他原本不够康健的身心。长期拼命三郎式的勤勉奋斗，加之“事务的纷繁和精神上的刺激”，更兼独自生活缺少规律，再次严重破坏了他本不强健的身体。他，又患上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有时“恍惚的神思，竟至要忘记了握在手里在查阅的文件；经手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觉得可疑；灯下独坐，仿佛见了鬼影的憧憧。”1926年夏，他竟在银行办公室昏厥过去了！

患者所感受到的病魔予人之折磨，常常为正常人士所难于想像。这时的章乃器，精神状态似乎到了他青年时代的最低点，甚至进入了极端的情绪化之中。他曾对此描述说，“顿时觉得前途无限的悲观，深感到人生毫无意义。同时，性情也变成异常暴戾，思想变成十分顽固。的确，那是我生命史上最危险的一段！”

章乃器的性格是不会也不甘屈服的。他不期然地想起了若干年前那次的生命历难。于是，他一边将自己闭关在自己的斗室里，重新练习蒋维乔先生的静坐内功；一边再度练习各种内功拳，从不稍懈。与此同时，他还特别加入了上海武技研究会，一边跟着吴鉴泉先生练习太极拳，一边又跟着杨季峨先生练习形意拳和八卦拳。有了这两位名师的指点，他各种内功拳的功夫很快得到大幅度提高，并由此真正地迷上了它们。就这样，章乃器每天清晨按时起床，坚持锻炼，每天早餐之前，他都要练功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

大约只有三个月吧，我就把我的生命由死的一条路拉向活的路上来：神经衰弱的症况，竟是大大地减轻了；以后我的身体渐渐地强健了，精神渐渐地复原了；甚至我的秃得几乎精光的头顶，也重新生出不甚浓厚的头发来……同时，我的性情温和了，思想清晰了，态度镇定了，意志坚强了；而又生出一种进取的勇气。总之，三十年梦想中的健康人幸福，是落到我的手里来了。

章乃器再一次战胜病魔并赢回了人生。然而，他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是一个凡事都有要动一番脑筋来钻研的人。后来，根据他自己练功自疗的心得，又参考其他有关中西医学书籍，他竟一气撰写了一本尝试利用近代科学方法来阐述传统内功拳术的小册子，即《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当这本书1928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印行后，社会反响竟非常地好，一时引来了许多老少同道同他交流。有的同他做学理上的讨论，有的直接向他求教练拳之法，有的则向他倾诉学功练拳之心得。

几个月后，为着该书的绝版和读者的催促，章乃器在百忙之中——除了银行必须的繁重工作外，他正倾全力编辑着《新评论》杂志——对它做了重新修订，更名为《科学的内功拳》而重新加以出版。他在再版自序中大胆宣称，这本书在新的贡献方面，“可以看到好多一般生理及医学的书籍中所没有说到的事情，如疲劳的解释，肠胃的天然位置，衰老的根由，长生的可能。……更可以看到哲学书里找不到的事情——新唯物道德论。……实际上，这本书打破二元哲学论者的‘东方文明是精神文明’的谬说，纠正一般唯物论者对于所谓‘东方文明’的漠视，使他们晓得外观上残缺不全的东方文明中，隐藏着重大的科学价值。”

应该承认，章著《科学的内功拳》，在中国传统武术专著中占有一定地位。1984年，北京中国书店影印“中国传统武术丛书”时，本书即为入选者之一。有学者评论说，“这本书试图用近代医学、生理学和物理学的方法，解释内功拳，破除传统学说中的玄学迷信，是近代中国人用科学方法研究本民族武术、气功遗产的嚆矢。”

晚年身心厄运之自我疗医

对于这本书，以及由此而始毕生与之的气功与拳法锻炼与研究，章乃器也有不菲的评价。直至他年届古稀的1967年，他仍然坚持认为，“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是一种创见。”

值得注意的是，章乃器还特别言之凿凿地提到，这本小册子对于他消除自卑心理、树立人生自信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在《七十自述》中就此写道：

《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是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是年，刚好是章乃器的而立之年。在此后风云激荡、狂澜迭起的又半个世纪漫漫人生旅途中，章乃器始终没有停止过对静坐气功和内功拳法的锻炼，其中也包括对它们悉心领悟和研究。

举凡救国会时期斗争的如火如荼，“七君子之狱”中云波诡谲，大别山前线抗日的烽火连天，陪都重庆实业工商的东奔西走，以及投资香港时期政治与商务之万象杂陈于胸，他几乎从未与之稍离。1949年建国后，不论粮食部长任上的日理万机，还是北戴河疗养中的尘心小憩，他仍然念兹在兹。特别是1957年成为“大右派”后的赋闲居家，他有了足够的时间练习并研究。甚至在“文革”时代的厄运当头之际，这神奇的气功与内功拳法，更是帮他度过了晚年生命中的劫难……

这里且主要说一说“文革”中的种种。

章乃器说，自1958年初悄然离开新中国政坛之后，“我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读书，也以前所未有的坚持态度锻炼体格——除了气功、腰腿六段锦以外，每天作二十五个起伏撑，还在浴室内摩擦全身二千多下。”因为，他心中始终不认为自己反党又反社会主义，他要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对中共的忠诚不二之心。足够时日之政治期待，必须有顽强而康健的身体为条件。

1966年8月24日，疯狂的“文革”红色烈焰，挟着人为的恐怖之腥风血雨，“理直气壮”地烧到了已届古稀之年的章乃器头上。那天，一大批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突然冲入章宅，实施当年盛行一时的“抄家革命”。未久，这位垂垂老者又被押往著名的吉祥戏院，到他被推到台上时，“全武行”已使台上的人多数倒在血泊之中，唯有他凭着顽强的意志和过硬的气功还在硬挺着。当他终因伤势过重而昏死过去，被送往医院求治时，竟遭到院方的拒绝。他挣扎着爬起来，在医院的长凳上给周恩来写了几个字：总理，我被打，已经受伤，医院不给治疗，请您指示。信送出后很久，章乃器终于被推进了急救室。

章乃器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从25日以后的七天里，章宅门户洞开，每天总有几批人来任意在拷打和凌虐他。有的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有的用点着了的火柴烧他的手，还有人用汽枪射击他的头面。此外，如冷水浇头，用水壶灌鼻孔，逼食肮脏的食物，有人更主张用辣椒水灌他的鼻腔，只因为在他家里找不到辣椒而作罢。后来，等到逼他迁出自宅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他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其鼻孔。此情此景，不宁害理伤天！

受此非人折磨的那会儿，铮铮铁骨又赤胆忠心的章乃器，还曾请他的妻子王者香亲自记录，口授了一份遗嘱式的文件——向毛主席和党表示他一贯不悔的忠贞之心，并乐观地赋诗自励：“能求祖国长强富/个人生死无足伤/坏事终当变好事/千锤百炼铁成钢。”后来追忆斯时景况的时候，他又说过这样的话：“我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脑力运动是片刻不停的。除了政治方面的活动和考虑对于新的袭击的防御措施以外，便是利用这个现成的‘科学实验室’——自己的躯体，进行气功和绝食的试验。一息犹存，总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可能的贡献。”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章乃器开始用练习静坐气功和内功拳的经验自我疗伤。他知道，气沉丹田可减轻痛楚，运气可以疗伤。“不通则痛，通则不痛”，气通则血行；患处得到营养，便可以不痛，或少痛。神经性疼痛如此，伤痛亦大致如此。他说：“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在后来的大段时间里，章乃器硬是通过内在的气功功夫，逐渐地疗好自己的遍体鳞伤。这不能不认为是一大奇迹!

以身体为“科学实验室”

半年后的1966年冬，当红色风暴对他的折磨渐渐退去以后，章乃器撰写了一篇自传性短章《七十自述》。在这篇日益广为人知的著名文字里，他用了几乎2/3的篇幅来细诉自己毕生对气功与拳法的研究心得。这不会是没有原因的，至少有二：一是当时的政治气候使他不便多讲其他更当详尽记述的个人历史，一是他毕生确实对此极予关注并多有体会与心得。

章乃器将他对气功及内功拳的研习所得，简洁地归纳为三个步骤：自我失重、自我催眠、自我消亡。他曾特别自信地坦陈，“我自信上述三点已经是揭发了佛道二家的奥秘，剩下的就只能是繁琐哲学和玄而又玄的玄学，乃至是符咒之类的赤裸裸的迷信花招了。”在读了《人类认识物质的历史》一书后，他建议将传统气功学改称为“呼吸运动学”。在他看来，研究气功的作用，则在于增强体质，祛病延年。

章乃器对绝食与气功的关系，有长期研究并获独到见解。他甚至说，“绝食不仅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我真希望卫生部能把它当作一个研究项目重视起来。我愿提供未死的残年，为这一研究贡献一切。”

他在研究气功发展到“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1960年夏，他在北戴河曾专门同梁漱溟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梁曾对他说，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这对章乃器是一个不小的启发。后来，他读了宋云彬所撰关于弘一法师的书籍，因书中颇详尽地说明了弘一大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竟曾经有意拿自己来作绝食的试验。但可以想见的是，那是家中人是不会允许他作这种试验的，只好作罢。

但到了上述“文革”遇难之时，章乃器认为机会来了，当场宣布绝食。他后来说是就便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的“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曾问他说：你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他回答：不，这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以今日观之，章之此说虽不排除当时的策略因素，但所谓实验之说绝非纯粹子虚乌有。

他后来回忆说，从8月24日到31日，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的拷打和凌虐是昼夜未停，但他全都挺了过来。最使章乃器高兴的是，当年梁先生对他说过的那最不好过的第五天，他竟然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难受。此次绝食期间，章乃器只饮了三四次牛奶，还进了几次米汤、葡萄糖水等。从当时的感觉和事后的健康情况来看，他认为，绝食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是有很高的疗效的，对于肠胃病当然有更直接的疗效。所以他甚至提出，“我以为老年人应该定期进行绝食。”

还在“文革”遇难之前，章乃器因为看到《续孽海花》一书中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甚高，曾专门取出了好多年前所作的摘记重加研究。他自认为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已经看懂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并于当时写下了不少研究札记。遗憾的是，“文革”灾祸突然袭来，将他所悉心收集的资料、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

1977年春，刚刚过了80岁生日不久的章乃器，因不慎跌了一跤，被家人送入北京医院医治。后因并发其他病症，加以毕竟已是年迈之躯，终于5月13日病逝。

毕生历经无数坎坷与劫难的章乃器，居然能够活到80岁的耄耋之年，当然不能不算是长寿的了。（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8期 追寻“国际纵队”的华人史迹　作者：张至善

2001年11月，在西班牙阿尔巴塞泰（Albacete）城举行的纪念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国际纵队建立65周年的大会上，美籍华人倪慧如和她的丈夫邹宁远向大会献上了一份厚礼——一本反映1936年至1939年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战斗历程的著作《橄榄桂冠的召唤》。这本书告诉与会者很多他们从未听过的故事，因而引起轰动。会后不久，该书的作者回到美国写信告诉我，他们已通过海路邮寄了一本赠送给我。今年1月底，我终于收到了这本书，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了它。

发生在65年前的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一场抗击德、意法西斯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这个时期的历史是史学工作的重大研究课题，世界上已有的著述成千上万。有关“国际纵队”的作品，据欧美学者的统计，也有不下15000种，但对中国志愿者参加国际纵队的研究专著，却十分稀少。倪、邹两人的这本著作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本。

这本书是倪慧如夫妇用十多年时间在世界范围内走访调查后，经过分析研究撰写出来的。它的内容涉及到20世纪前期复杂的世界历史、残酷的战争、众多英雄式的人物记录。看到这样的作品，人们会以为作者是文史工作者，但这对华裔夫妇却是地道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倪慧如博士是个高级化学家，正致力于研究控制癌症的药物；邹宁远祖籍四川，和倪慧如在台湾是同班同学，现在也从事高科技工作；儿子从事物理研究工作，他们是一个科学气氛浓厚的家庭。

是什么力量促使两位自然科学家伴侣在繁重的本职工作之外，选择了这样大难度的历史课题作为自己的业余生活内容呢？根据他们的书中所说，是十多年前看一场名叫《正义的战争》的电影（The Good Fight），引发了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认识和追求深知的欲望，以后又从他们生活中结交的美国林肯兵团的老战士身上感到了这批人的高贵思想品质，对“国际纵队”产生了无限敬仰之情，并得知当时国际纵队中还有中国人，这就在他们脑中产生出许多疑问：那些中国人是谁？是些什么样的人？怎么去的？后来怎样？现在在哪里？……这些疑团后来转变成他们心中的火花，推动着他们从1988年开始行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只要发现了有关中国志愿者的线索，不论是在美洲、欧洲、亚洲，不管路多远，花多少钱（他们的活动全是自费），都要安排时间（自己的休假日）前去采访。他们的足迹北到波罗的海之滨，南到印度尼西亚的偏僻小岛上。为了体验实情和寻找活的人证，他们多次到西班牙和西欧、东欧国家，他们每采访一处，就会对弄清这些问题产生更大的信心和激情；被采访的人，也无不为他们的奇特目标和苦心苦行所感动，从而主动帮助他们。他们在欧洲找到了好几位健在的“国际纵队”老战士，其中还有三个是援助过中国抗日战争的医生。这三人中的德国人白乐夫又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印度尼西亚籍的华裔医生毕道文的情况，毕道文也曾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中当医生，以后回到中国，到过延安和山东，在山东时和白乐夫一道，做过消灭黑热病的工作。就这样两位作者采访的网越张越大，他们所得到的口述历史材料也越来越多，又都是有根有据的。当然，为这些收获所付出的精力、物力、财力也是按比例增长的。这样的研究方式，即使在美国也不会得到社会资助，只能靠自己全部投入和承担。但他们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激励着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持不渝地进行着调查研究。

根据他们的调查，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人数不多，最早的模糊信息说约有一百余人。开始时，这些志愿者并没有自己的编队或支队，只是零散地编在别的国家的志愿者队伍里作战，直到1938年11月，“国际纵队”撤出西班牙后，一部分参战者被困在法国南部的集中营内。这时才有八个中国人自愿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支部，公推政治文化水平、资历最高的林济时作领导。林济时是一个中共党员的化名，他的真实姓名是谢唯进。谢唯进在集中营里带领大家顽强斗争，争取自由，争取权利，争取祖国和海外华侨的营救。他设法找人带出的第一则消息和呼吁，在法国的华人报纸《救国时报》和美国的华人报纸《先锋报》先后刊出后，世人才知道有中国同胞被关进法国集中营中受难。当时国共正在联合抗日，中国驻法使馆也曾向法国政府进行交涉，并派人前往集中营探视。1939年10月，这些人相继获释，离开集中营。这八人中的两个旅法华工张瑞书、刘景田先一步被法共营救出来，但他们都必须离开法国，返回中国。于是，张瑞书、刘景田、张树生、杨春荣、李丰宁、张长官等六人在集中营难友、法国工人和中国驻法使馆人员的协助下，到马赛乘船返回中国。以后，张瑞书、刘景田到了延安（可找到文字记载），而其他四人去向不明。谢唯进、毕道文两人得到使馆同意，尽快处理完他们在欧洲的个人事务后，也返回中国。最初，谢唯进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后成为共产党的军政高级干部；毕道文转辗到了延安，作为一名外国医生，在中国工作约八年后回原籍印尼。除以上八人外，还有五个中国志愿者，其中陈阿根、陈文饶在撤退前已战死在西班牙战场上，刘华丰、阎家治两人去向不明，另一个从美国去的工程师张纪，1940年回到香港，以后去向不明。

倪慧如夫妇从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采访中，已追寻出以上13个中国志愿者的初步轮廓。为了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他们又进行了亚洲之行。通过在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大陆的追访，使他们掌握了毕道文的比较完整的历史资料，包括毕道文的个人照片，而且大部得自于民间知情人的亲口叙述。他们把采访时的录音和录像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对于谢唯进，尽管他的宝贵遗产和文物已全部上缴给国家，受到封存，不对外公开，但两位作者仍通过访问谢的知情人得到相当丰富而重要的材料，并对谢唯进晚年的遭遇有直接的了解，加上大陆公开出版的书刊、报纸上提供的材料，以及俄罗斯的解密档案材料，已足够刻画出谢唯进这个人物的基本形象、经历、职位和事迹，使读者看到他是一位何等值得人民敬重的英雄人物，而他又遭到何等严重的歪曲和不公，以致他的事迹和历史真面目受到不应有的无视和冷漠。为了还历史真实面目，倪、邹书中第二部分的“英雄故事”里，第一个写的就是谢唯进。他们认为，谢唯进在“国际纵队”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他，人们就会对“国际纵队”和其中的中国人失去感性认识。是他，不仅参加了战斗、指挥过战斗，在战地医院中团结伤员、帮助儿童院工作，还在战争环境下做了日记，拍下许多照片，保藏了重要文物，并把它们带回祖国，交给祖国。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挣扎着将它们作了整理和注解，为的就是希望后人能够认识这段历史的意义。现在倪、邹在这本书中把谢唯进在西班牙内战之前、之中、之后的经历作了一个综合记述，也可以说是小传，共50页，附有115个注解或材料出处，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对毕道文的记述有146个注解；对张纪有37个注解。这种求实、认真的精神既表露出作者对这些革命前辈的崇敬之情，又体现出他们严肃的科学工作作风，也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料。

看到这样一本宣扬中国老一辈共产主义者的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著作，使我在敬佩之余，深感我国历史研究工作中，有些问题值得深思。为什么这本书是远在美国的华裔写出来的，而不是大陆的文史工作者？为什么在台湾出版而大陆未曾有此类书籍出版？大陆人不知道这些事吗？没有人研究过吗？回答：当然不是这样。上世纪30年代，西班牙出现内战时，中国人民正处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沉重任务之下，所面临的敌人，和西班牙人民一样，同样是法西斯强敌。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是在东西方两条抗击法西斯战线上的主力军，中、西是两个休戚相关的国家。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内，由于宣传的及时和深入，连农民都知道西班牙正在受到德、意法西斯的蹂躏，在延安窑洞的墙上可以看到用西班牙文书写的向西班牙人民致敬的标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工人、学生、职员、进步的作家、文艺工作者都纷纷投入声援西班牙人民的行列，许多中学生都会唱《保卫马德里》这支歌曲；报刊上的新闻报道、文章、评论、图片、漫画等等更是无法统计。然而事隔65年，今天的青年人就不一定知道这些事了。今天，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谢唯进从50年代起陆续捐赠的一些文物，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给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中国支队的书信、锦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型文献纪录片中，也可以看到这些资料，包括谢唯进本人的照片，但都一闪而过不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参观博物馆、观看影片的效果也只能如此。问题在于没有人写出专著供人仔细研究，而能写专著的人又看不到收藏单位所掌握的材料。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高放教授在看见革命博物馆的那面红旗后，立刻进行调查研究，直接到医院采访了病中的谢唯进同志，获得许多第一手的口述材料，并于1980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永远鲜红的战旗——纪念国际纵队中国支队》的文章。但遗憾的是，当他想进一步研究，再作第二次采访时，谢唯进已经去世了，从此他也就无法获得更多的资料。目前高等学府中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大都退休了，中年学者没有兴趣也没有条件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社科院的情况大致也是如此，因此只剩下在收藏文物资料的单位里的人员，有条件进行研究，而他们的工作职责是收集、保管和展出文物，单位里没有专事研究工作的人员编制和经费，或者很少。这就是我国现行文物管理体制中的一个重大矛盾：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上来的历史知识资源不能为社会所共享。我国在这个问题上和国际上的博物馆、图书馆这类机构的管理模式上，有较大的差距。当然，一个国家各种时期的历史问题没有必要人人都知道，更没有必要详细地知道。但“国际纵队”的历史研究是个国际性问题，既然有中国人参加过这个历史事件，我们就不能不看看国际上围绕这个问题的动态，不能不有自己的姿态。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改变博物馆、图书馆这类拥有历史知识资源机构的管理模式，实行资源共享，使珍贵的文物更好地为研究和宣传工作服务。（责任编辑　林　耀）

2002年第8期 金门厦门“小三通”　作者：何仲山

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台方针政策的重大转变。

中国政府在宣布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后，所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步骤，便是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缓和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的紧张气氛，化干戈为玉帛。1979年1月1日，即《告台湾同胞书》发表的当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宣布：“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金厦两地炮战的结束极大地推动了台海局势的缓和。

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与台湾一水之隔的厦门，由昔日的军事重地，开辟为经济特区。从此，厦门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比较密集的地区，在全国已经成立的四个国家级台商投资区中，厦门就占了三个。

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不仅是振兴我国东南地区经济的需要，更是一项促进和平统一祖国的重要战略部署。

与厦门隔海相望、鸡犬相闻的金门民众，纷纷到厦门购置房产，投资兴业。目前在厦的金门同胞有4000多人，成为沟通厦金两地日常社会往来的积极社会力量。

1990年：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第一

个书面协议——“金门协议”，台湾当局“三不”政策被突破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来，两岸关系日益密切。但同时也衍生出不少问题，而台湾当局固守“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妨碍问题的解决，“三不”政策的突破又是从金门开始的。

1990年7月21日，台湾军警在遣返大陆私渡人员时，用“闽平渔5540号”船装载76人，除13人驾船外，其余63人被分别关进四个船舱内，并用铁钉将船舱钉死，致使被关在二、三船舱内的25人因缺氧窒息死亡。同年8月13日，被遣返的50名大陆私渡人员乘“闽平渔5202号”船返回福建省途中，在基隆港以北13海里处与押送的台湾军舰相撞断成两截，50人全部落水，29人被救起，其余21人失踪。

为杜绝今后发生类似惨痛事件，中国红十字总会提议，双方应该面对面地谈一谈。台湾方面最初并无面谈准备，但在大陆提出后，台湾红十字会即火速向当局请示，而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即获得核可，并敲定在金门举行。9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与台湾的红十字组织在金门举行商谈，就解决违反有关规定进入对方地区的居民和刑事嫌疑犯或刑事犯的遣返问题进行协商。这是一次堪称历史性的商谈，因为这是台湾当局首度同意大陆方面人士进入台湾进行谈判，而且大陆派出的代表又是兼具官方身份的人士。大陆方面派出5位红十字会有关人员，其中职位最高的是中国红十字总会理事乐美真，他同时担任国务院对台办公室副局长。

两岸红十字会人员会商后，签订了协议书，后称“金门协议”。其中规定遣返的原则是“应确保遣返作业符合人道精神与安全便利”，并且规定遣返交接地点（马尾——马祖，金门——厦门）和程序。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分别授权的民间团体签订的第一个书面协议。

金门商谈的成功举行，引发了两岸事务性商谈机制的建立。从1987年底长达30多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后，两岸接触与商谈形势出现新情况。一方面，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迅速扩大，同时也衍生出许多具体问题，包括涉及两岸人员的各种纠纷和犯罪活动等突发事件，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两岸同胞间的正常交往，亟待妥善解决，因而两岸事务性商谈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台湾民众要求台湾当局改变不合理政策与做法、解决两岸交往中衍生出的具体问题的呼声日益高涨。面对各方面压力，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三不”政策。1990年11月21日，台湾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并于1991年3月9日正式运作。海基会成为台湾当局授权与大陆联系、协商“处理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的唯一机构”。为了便于同台湾海基会联系、商谈，1991年12月16日，祖国大陆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该会是以促进海峡两岸交往、发展两岸关系、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为宗旨的民间团体，可根据有关方面授权与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和其授权的团体、人士接触，并签订协议性文件。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相继成立，使两岸有了进行制度化接触、商谈的渠道。这样才有了1992年两会关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92共识”，也才有了两次两岸高层人士以民间名义公开进行的最高层次的会谈——“汪辜会谈”。

2001年：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实现人员直

接往来，使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陈水扁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拒不承认“92共识”，竭力推行“渐进式台独”，然而，他的这些主张在金、马地区遭到抵制。

台湾与大陆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而属于福建省的金门与马祖和祖国大陆的关系则更紧密。金、马地区宗祠多，翻开各姓氏族谱，在支脉总图的最高处，都开宗明义地写着来自“河南光州固始”。在马祖，可看到许多花岗岩砌成的传统的闽东建筑。在金门，随处可见保存很好的红砖石墙、翘脊的闽南大厝。金门人以“朱熹过化之地”为荣耀，至今保留着朱熹到金门讲学的“浯江书院”。金门和马祖的民众常说：我们是福建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和大陆是一家人，盼望早日“三通”。

对金、马民众的愿望，祖国大陆是十分了解的。早在90年代初，福建省就开始推动沿海地区与金、马地区的直接往来，提出了“两门（金门、厦门）对开，两马（马祖、马尾）先行”的主张，并得到包括金、马在内的台湾地区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他们也为此与台湾当局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抗争，迫使台湾当局不得不决定从去年1月1日起试办所谓“小三通”。在重重不合理的限制下，允许金门、马祖与厦门、福州直接往来。去年1月2日首批由金门、马祖乘船直接来厦门、福州的金、马民众进行进香、谒祖、旅游观光、经贸活动。一年来，福州、厦门、泉州和金门、马祖之间共有88个团组、190个航次、2.4万人次直接往来。

在此基础上，台湾当局设置的“不得在金马中转”的限制开始被突破。从金、马中转出入台湾，这本来是海峡两岸直接往来的正道。台湾当局的在金、马必须设籍6个月方能经金、马赴大陆的限制，受到金、马民众和广大台湾同胞的反对和抵制。去年清明节前夕，在闽台商235人由厦门、福州、马尾直航经金门、马祖返回台湾祭祖扫墓活动，由于台湾当局的极力阻挠，台商最终未能成行。但是，这个举措给台湾当局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在台商和岛内民众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金、马、澎以及台湾岛内的许多知名人士多次以各种方式向台“陆委会”等提出修改“小三通”相关“法令”，要求放宽经金、马中转的人员设籍限制，放宽大陆党政及专业人士到金、马的限制，放宽两岸货物经金、马中转的限制等。在金、马民众和台湾各界人士的压力下，台湾当局不得不部分放宽“小三通”限制。

今年春节期间，经过两岸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厦门共有302位台商及眷属直航金门中转回台过春节。此举在台湾引起强烈反响，新闻媒体《台湾日报》、《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联合报》等报刊在醒目的版面以醒目的标题，如《台商盼金厦直航成常态》、《厦门台商回家团圆路近了》、《台商请命“小三通”政策更积极化》进行报道。

在由台湾“陆委会”、“经济部”和“海基会”召开的大陆台商协会新春联谊会上，许多台商要求开放金门与福建定期往来航班，并希望两岸尽快“三通”。台商认为：

1、两岸均已加入WTO，加速经济发展为大势所趋，大陆和台湾都有责任改善两岸关系，制定方便台商往返大陆，到大陆投资发展，共同双赢的政策。

2、由金门中转回台湾对台商很具吸引力，因为，从台北由香港转机到厦门每人需16000多元台币，而从厦门经金门中转台湾，仅花4000台币，可节约1万多元台币，而且节省时间。厦门台商协会黄先生算了一笔账，目前在福建落脚的台商（包括眷属）约15万人，平均每两个月要回台一次，开通金厦之间定期航班，每年可节省4000万美元的旅费，为台商节省一笔可观的支出，可用于加大生产方面的投入。

3、开通金厦定期航班，金门可成为台商出入大陆主要通道，带动金门地方经济、旅游的繁荣。

4、有了金厦定期航班，为厦门台商子弟到金门读书提供了方便。此次有9位台商参访了金门金城国中、金湖国小等学校教育设施及教学情况。金门县政府也表示欢迎并提供方便，让台商子女有更多的就学渠道。

台湾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逐步地采纳台商的合理要求。今年清明节，在闽部分台商和眷属便由厦门乘“同安”号、“鼓浪屿”号轮直航经金门返回台湾扫墓祭祖。

福建沿海与金、马的直接往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签订了“两马（门）协议”。去年1月28日，福州马尾与马祖签订了《福州马尾——马祖关于加强民间交流与合作的协议》（简称“两马协议”），3月2日，厦门与金门又签订了《关于加强厦门与金门民间交流交往合作协议》（简称“两门协议”。两个协议合称“两马（门）协议”）。

“两马（门）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实质上是一场与台湾当局的斗争。因为：

一、直接往来与台湾当局所谓的“小三通”是有区别的。台湾当局试办所谓“小三通”并不是真心开放金、马与福建沿海的“三通”，而是试图以“小三通”否定一个中国原则，以“小三通”换取两岸恢复商谈，以“小三通”制造两岸缓和假象，还试图在祖国大陆不回应“小三通”的情况下，将金、马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大陆身上。针对台湾当局的图谋，福建省有关部门一方面不对所谓的“小三通”作出回应，同时揭露其图谋；另一方面，将福建沿海与金、马地区海上直接往来定位为一个国家内的特殊事务，并对金、马船舶籍注、航行识别标志等作出明确规定，在与金、马民众、航运公司达成上述共识的基础上，实现了直接往来。

二、在直接往来工作中，福建省有关部门始终将金、马民众所需与台湾当局所图区别开来。台湾当局试办的所谓“小三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利用民意以售其奸，处理不慎就会伤及金、马民众。以诚辨奸、以实辨虚是必须做的工作。所谓以诚辨奸，在厦门市两岸交流协会与金、马地区两岸交流协会签署“两门协议”过程中体现得非常充分。旁听签署“两门协议”商谈过程的金门民众无不感到，大陆讲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是基于对历史的尊重、对现实的表述、对未来的负责，并没有要金门牺牲任何利益，向金门强加任何条件，一些民众为此当场感动得流下热泪。所谓以实辨虚，则在福建省有关部门回应金、马民众一些关心的问题中体现得非常充分。目前，开辟“两马”和“两门”固定航班及开放大陆居民往金、马旅游，是金、马民众时常询及福建省有关部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福建省有关部门十分明确地指出，开辟固定航班、开放大陆居民前往金、马旅游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但是，由于台湾当局既不承认这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特殊事务，又不允许双方的民间、行业、公司进行商谈，才使得问题难以解决。真言相告，使金、马民众明白了谁是“问题的制造者”。

三、在直接往来工作中，福建省有关部门始终将广大金、马民众与台湾当局区别开来。两岸隔绝50多年，特别是台湾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和陈水扁顽固坚持“台独”立场，不少没有来过大陆的金、马民众担心到福建后会受到冷遇和歧视。事实恰恰相反，福建省有关部门特别是口岸部门，在接待直接往来金、马民众过程中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福州市为保证首批到莆田湄洲进香的500多名马祖民众的饮食安全，卫检人员直接深入到厨房对食品卫生进行监督；厦门市为一名嫁往金门的大陆籍媳妇赴金门，放弃休息冒雨到码头送行；泉州市为了一名突然中风的台湾同胞，紧急动员各方力量投入抢救；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为保障闽台青年为申奥加油自行车骑行活动不出意外，在马尾至厦门途中动员2300多名警力疏导交通……不少金、马民众从中认识了大陆的人民、政府和政策，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

一年来的直接往来对闽台交流与合作，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归纳起来主要是：

一、金、马民众从直接来往中感到了“一中原则”的极端重要。金、马与福建沿海直接往来得以实现，金、马地区的民众和有识之士深感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和巩固。正因为他们有了这一认识，因此，在“两马（门）协议”中分别明确写上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双方共同认知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中国，双方共同追求国家统一”的字句。此后，金、马地区代表人士也一再表示要继续按照“两马（门）协议”精神，继续推动交流合作，显示了一个中国原则是可以逐步被台湾民众接受的。

二、和平统一成为金门的主流民意。一位金门老伯与大陆人员交谈时说：“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很快，比金门好多了，两岸统一是迟早的事，迟统一不如早统一，统一对两岸民众都有好处。”金门一位退休官员说，他1998年到北京旅游，有人称他为台湾同胞，他马上解释说：“我是福建省金门县人，不是台湾省人。”他还说：“台湾、金门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事实，那些喊‘台独’的人不敢来金门，因为金门最恨‘台独’。”国民党金门党部主委李清正说：“金门民众反对‘台独’，十分厌恶民进党，民进党在金门根本没有市场。”可以看出，金门主流民意是认同一个中国的，是赞成两岸和平统一、共同发展的。

三、岛内县市从直接往来中得到了“合则两利”的有益启示。祖国大陆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不因政治分歧推动直接往来的做法，使金、马地区民众获益匪浅，感受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新任金门县长李炷烽提出，可以在金门进行“一国两制”的试验，这可以促使金门经济繁荣。福建省对金门希望加强经贸交流的要求，尽量积极配合，组织有关企业到金门举行商展。这些做法使得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合则两利”的结果引起台湾其他县市的注意。被台湾当局排定在第二阶段试办所谓“小三通”的澎湖县，在看到直接往来大大激活了金、马地区经济的情况下，强烈要求台湾当局尽快开放澎湖与福建沿海的直接往来。今年1月5日，即台湾新一届县市长履新刚半个月，新任台中县长黄仲生就率地方政要、民间企业和社会团体负责人，到金门考察“两门”直接往来情况，对金门县长李炷烽介绍的“两门”直接往来的情况和理念，表示“深感值得学习”，希望早日实现两岸全面、直接“三通”，共同携手为“创造21世纪——中国人的世纪”而努力。这显示了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是完全可以合作，而且可以大有作为的。

四、台湾当局从直接往来中感到来自民意的巨大压力。由于台湾当局试办所谓“小三通”的图谋，与包括金、马民众在内的台湾同胞的需求南辕北辙，自诩为代表主流民意的台湾当局自然也就不得不面对台湾同胞的压力。“两马协议”签署后，台湾“陆委会”一度以“未获政府授权，不具法律效力”表示否定。对此，马祖国民党籍“立委”曹尔忠进行了强烈抨击，指出只有民进党才不承认一个中国。在台湾当局所谓的“小三通”让民间动弹不得的情况下，他们为马祖民众福祉与大陆签署协议被视为没有法律效力，是“毫无道理”的。马祖百姓的民意终于迫使台湾当局的立场有所软化，表示对“两马协议”“没有鼓不鼓励、承不承认的问题”。台湾当局为防止金门与厦门也签署类似的“两马协议”，曾对金门代表人士软硬兼施，一方面“千万拜托”他们不要跟进，一方面表示要对跟进者惩处。但在“两门协议”签署后，台湾当局迫于金门民众对“两门协议”的充分肯定，最终对“两门协议”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此外，台湾当局在福建省积极推动直接往来和金、马民众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对台湾民众经金、马中转两岸等限制有所调整，显示了发展两岸关系是包括金、马民众在内的台湾民众的主流民意。

五、金厦人员直接往来，促进了两地的文化交流，加深了两地人民的感情。金、马文化根在大陆，2001年，福建泉州高甲戏剧团、厦门小白鹭剧团、同安民间戏曲学校演出团、厦门金莲升高甲戏剧团先后到金门演出，受到金门同胞的热烈欢迎。泉州高甲戏剧团直航金门访问演出，带去八台大戏和六个精选折子戏，全团上下尽心尽责，把精湛的高甲艺术奉献给金门乡亲，深受金门民众的喜爱，原定演出13场，后在金门乡亲的强烈要求下，又加演了2场，观众达2万多人次。在仅有5万多人的金门岛上掀起一阵“高甲戏热”。许多金门民众开车追着剧团连看几场戏，百岁老人在家人护送下赶着看戏，70多岁老人自己掏腰包请乡亲看戏，幼儿园老师带着儿童看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而且还有台湾新竹2000多人乘飞机赶到金门看戏等动人场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金门得到进一步弘扬。

台湾民间有信仰的民众比例大、民俗团体多，如起源于福建湄洲的妈祖信徒达1200多万。金门的民众绝大多数信奉妈祖，在金门就有11座妈祖宫庙，而且政治人物也非常重视与民俗团体的关系。今年3月23日，金门县长李炷烽、议长庄良时及金门天后宫和北港天后宫近200信众，到湄洲妈祖庙朝拜妈祖。李炷烽说，他是第一次到湄洲妈祖庙谒祖进香，心情特别激动。他虔诚地祈求，两岸风调雨顺，“两门”（金门、厦门）百业兴旺。他还说，开展“两门”之间的妈祖文化交流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金门县将举办壬午年妈祖巡安金门活动，拟请湄洲妈祖庙神像到金门巡安，开辟金门成为宗教直航的窗口，使金门成为两岸直航的中转站。

2002年：金厦货轮直航重新起锚，能成为两岸“三通”的前奏吗？

在金厦人员直接往来的同时，金厦货物直航也在积极酝酿。

首先在金门成功地举办了福建沿海城市的商品展销会。去年8月31日至9月3日，晋江市50家知名企业赴金门举办“晋江市名优特产品金门展销会”，带去他们生产的食品、鞋类、服装、玩具、文具、家具、日用品、陶瓷建材等2000多种名优特产品。这是祖国大陆产品第一次在台湾地区展销，也是金门地区有史以来举办的规模最大、最隆重的商品展销会。展销期间，尽管金门连日大雨，展销馆外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展馆内人头攒动，水泄不通。据不完全统计，到展馆参观选购的人达5万多人次，展销会以展为主，但销售额仍达160多万元，近一半的参展厂商与金门及台湾本岛的商家达成代理意向或协议。这次展销会的成功举办，展示了晋江的名优特产品，增进了金门乡亲对祖国大陆的了解，同时，说明了金门的经济现状、消费水平与晋江乃至福建有很强的互补性，也说明了祖国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地区是一种必然趋势。

随后，进行经贸考察和洽谈。应台湾营造工程同业工会金门办事处邀请，福建南安市经贸考察团一行44人于去年10月22日至26日赴金门考察金门建材市场，这是祖国大陆第一个直航金门的经贸考察团组，考察团举办了“南安——金门经贸洽谈会”，南安的20多家建材企业展示了石板材、异形石、沙石、阀门、消防器材等优质产品，与金门商界就经贸合作进行了交流和探讨，达成合作意向25项，总金额4216万美元。

厦门国贸公司多次组织人员赴金门，就金门所需的农副产品和建材产品的贸易事宜进行商务洽谈，并于去年7月下旬签订了贸易协议。11月2日，公司董事长何福龙与金门金南星贸易有限公司及金门酒厂达成采购高粱、沙石等农副产品和建材贸易意向，与厦门轮船总公司达成“汀江号”和“中洲号”两艘货轮从厦门直航金门料罗港的意向，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实现了货物直航。

今年2月27日，沉寂半个多世纪的金厦货物直航重新起锚。上午11时，厦门轮船总公司的“中洲号”货轮，运载1940吨建材和食品，从厦门同益码头启航，直航金门料罗港，下午1时50分到达码头。金厦之间的海上距离只有18海里，满载的货轮不到3个小时即可到达。卸完货后，第二天上午9点“中洲号”开始返航，10时45分顺利返回厦门港。这是厦金两地50余年来的首次贸易货运直航。

厦门国贸集团公司董事长何福龙认为，这次直航只是令人振奋的开始。该公司将继续扩大与金门方面的直接贸易，除农副产品和建材，在房地产、汽车等领域，该公司也有施展之处。他有信心以此带动厦门对台、对金贸易。厦金货物直航，也将发挥、扩大厦门对台进出口的贸易优势。

“中洲号”在执行此次直航运送任务时，船舶悬挂公司旗，进入对方水域和港口时，不挂对方旗，船舶进出金门采取了另纸签注。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杜绝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政治敏感问题的发生，为今后货运直航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金门方面对“中洲轮”的此次直航十分关注。27日中午，金门县长李炷烽和金门县工商界的有关人士数十人提前赶到码头，打出“欢迎厦门国贸集团贸易货物直航金门”的大型红布条幅，燃放鞭炮热情迎接“中洲号”的到来。李炷烽在金门码头发表谈话时，强调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希望未来台湾的货物也能自金门运往厦门，让金门成为两岸人、货往来的“转运站”。

台湾相关媒体纷纷赶到金门采访，多家电视台播发了“中洲轮”入港现况。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认为，“中洲轮”的到来给金门捎来了新希望。继“中洲轮”之后，同属厦门轮船总公司的“汀江轮”也于近期内跟进。潮来潮往的金厦水域将因为两岸的经贸往来而呈现更加热烈的气氛。金门县政府同时希望台湾当局采取措施，加速提升金门港埠设施条件，让四面环海且与大陆近在咫尺的金门，有更多的点可与对岸相通。

有关人士对此次货运直航促进金厦两地经贸合作的意义表示肯定，认为这次贸易货运成功，显示了两岸民间行业组织通过洽谈协商，就可以尽快实现通航。

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强调，“合则两利，通则双赢”，希望“两岸同胞携起手来，抓住两岸双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共同推进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实现两岸直接‘三通’。”

福建沿海与金、马直接往来的事实，对上述论断作了生动有力的说明。相信在两岸同胞的共同推动下，“三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实现。或许我们可以把福建沿海与金、马直接往来看作是两岸直接“三通”的前奏吧！

21世纪：桥隧飞渡海峡不应只是梦

构建一条跨越台湾海峡的隧道，把祖国大陆和台湾直接相连——清华大学教授吴之明在参观英吉利海峡跨海隧道后受到启发，提出这个大胆设想。

这个设想提出后，在海内外得到热烈响应。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专门成立台湾海峡隧道论证中心，并设立了论证课题。从1998年起海峡两岸有关专家、学者共召开三次学术会议，进行专题研讨。会议提出三条不同路线的台湾海峡桥隧建设方案，起点均在福建。最短的是北线，起于福建的平谭岛，止于台湾桃园海滨，全长125公里；中线从莆田到台湾中部；最长的是南线，即厦门——金门——澎湖——嘉义海滨桥隧，跨海总长约207公里。专家们指出，虽然几种方案各有利弊，但南线方案带来的将不仅仅是两岸往来交通运输成本的降低，而且旅游业、岛屿开发、海洋经济等都将直接受益。

今年3月23至24日，在厦门召开的第三次台湾海峡桥隧建设学术研讨会上，重点探讨了南线方案。其中，从厦门南部架桥飞渡海峡连接金门岛的方案，引起专家们的兴趣。厦门大学海洋系教授蔡爱智认为，目前比隧道更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是：在厦门和金门之间建座大桥。因为厦门和小金门之间仅隔一条宽4.5公里的水道，中间纵列着一条梭形浅滩和众多小岛，水深不过20米，在浅滩，甚至只要建堤而不需要建高架桥，此外，两者之间一系列的小岛礁将成为大桥桥墩的理想落脚点。如果有了这座桥，厦门到金门，开车只需5分钟。

台湾成功大学的张益三教授代表台湾学者总结说，金门与厦门的结合，其发展潜力无可限量：闽东南有丰富的资源，台湾有资本和技术，又离东南亚、东北亚和美国距离近，二者配合，发展出口，则有成本优势，会成为亚洲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经济区。

陈吉余院士代表大陆学者总结说，闽南金三角要赶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很好的时机就是与台湾相通的时候。在此之前，应做这样的准备：组建以厦门大学与高雄应用科技大学为核心的组织，除研究团体外，还要有企业与政府的参与；有了组织和资金，就可以开展更深入的研究；组织舆论宣传，以吸引更多的研究和投资。

福建和金门的政界人士也对这一桥隧方案予以关注。福建省长习近平给研讨会的贺信说：“台湾海峡桥梁隧道若能建成，对两岸未来的发展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金门县长李炷烽称这座大桥是“两岸和平的桥梁”、“统一的大桥”。他说：“金门乡亲期待金厦大桥的建成，金门县也筹集了一笔经费，做了先期的调研规划，只是光靠金门一县力量有限，所以金门也期待台湾当局更多支援。”金门“金马地区两岸交流协会”的吴成典先生说：“金门有1600年的历史，其中有1550年都与厦门在一起。厦门金门一个门，水亲土亲大家亲。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要建一座桥梁让金门和厦门生活在一起。金门是厦门的后花园，21世纪我们要做的创举就是不让金门永远是离岛！”

在两岸政治上陷于僵局的今天，来讨论建设台湾海峡桥隧方案，似乎有纸上谈兵之感。但是，想想英吉利海峡隧道在拿破仑时代就已提出设想，到1994年建成历时200余年；三峡工程从孙中山第一次提出到开工建设也用了70多年。我们相信，随着祖国统一进程的加快，凭着两岸同胞的聪明才智，总有一天，梦想会变为现实。

金厦水域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新的世纪，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中，它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愿令人振奋的消息不断从这里传出！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8期 中华千年交通发展纪略　作者：林　青

在古代，从北京到广州要两个月时间。现在京穗之间，乘火车只需一天，坐飞机3小时，电话和电子邮件更是瞬息之间。宋代距今大约1000年，物换星移，过去的交通工具大多成了文物，只能在博物馆里寻觅其踪影。现代化交通工具，使天涯海角成为零距离，人们形象地将世界称为“地球村”。让我们的回顾就从宋代开始，作个千年交通巡礼吧。

一　古人能否日行千里

古人惯用“日行千里”来形容行路的神速。这个成语不知产生于哪朝哪代，但至少在宋代，这不完全是个神话。《水浒传》中的神行太保戴宗，施耐庵说他“有一等惊人的道术，但出路时，斋书飞报紧急军情事，把两个甲马拴在两只腿上，作起神行法来，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称做神行太保戴宗。”这固然是小说家言，却有一定的历史事实在里面。

宋朝在前代交通的基础上，创办了“急递铺”这种邮驿形式，也称“急脚递”，以马为交通工具，每10里为一铺，到站换马，昼夜兼程，可以日行400里。“急递铺”属于军事性质，强调交通的机动性和通讯的保密性，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公元1068年，又发展了一种更快的邮驿方式“金字牌急脚递”，日行速度达到500里，所传递的木牌为红色，上有金字，史书记载其传送速度云：“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南宋时期岳飞在一天之内连接12道金牌，就是由这种“急脚递”送来的。

“急递铺”有两种传递方式，除上述的马匹之外还有脚力。公元1160年前后（宋高宗赵构时期），四川创设了一种名叫“摆铺”的脚力速递，由40名善于步行者组成，从四川成都到京城杭州，一封急件只需要一个月的行程，用马匹可缩短为18天，脚力的速度相当于马匹的一半。由此可知，《水浒传》中的戴宗，是根据宋代实有的“急递铺”加以演化的，只不过将马匹或众人的接力都算到了他一个人的头上。不管怎么说，宋代的交通能够日行500里，距千里也就不远了。后来，金朝、元朝、明朝也都延续宋代的“急递铺”。

上面所说的都是交通在军事上的应用，讲究一个急字，一个快字，表明当时中国人在速度方面达到的极限。就一般行旅而言，一天能走个一二百里就不错了，因此也悠哉得多，是与古代的生活节奏相适应的。说到底，古人并没有今人的忙碌。南宋诗人陆游远行诗写道：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

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可见他是骑驴远行的，驴是马的补充，在宋代也是一种应用十分广泛的陆路交通工具。除此之外，还可利用骡子和骆驼出行。在中国，骆驼不仅是“沙漠之舟”，北方广大地区都以它为重要交通工具，甚至直到清朝末年，在北京城里依然到处可见骆驼的身影，当时西方交通工具已经传入，但北京与其他城市的远途运输仍然借重骆驼，特别是往北地去的茶叶，主要靠骆驼运输。骆驼是一种十分古老的交通工具，以至千年后的今天，4名英国姑娘发思古之悠情，要体会一下当年行旅的滋味，1999年3月19日她们骑着骆驼从爱丁堡大学出发，沿丝绸之路抵达西安，行程8000公里，费时8个月。

人造工具与畜力的结合，产生了古代的车。

车在远古时代就已产生。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名叫轩辕，这个词的本意就是车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车千乘，骑万匹”的记载，这当然主要反映军事力量的雄厚和战争场面的宏大。宋代以后，在百姓的生活中，使用畜力车出行已经十分普及了。宋朝蒋兴祖之女咏其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涯云：“辘辘车声如水去……回首乡关归路难”。元代王实甫写莺莺送张生进京赶考的名句：“碧云天，黄叶地……马儿慢慢的行，车儿快快的随”（《西厢记》“长亭送别”）。车子可以避风雨寒暑，比乘马骑驴舒服得多，更多地为出行者所选用。此外，就运载货物的功效来说，车子也比骡、马、牛等畜力大得多。宋代有一种被称为“北方大车”的客货两用车，可装货5000斤，又可供长途旅行的客人乘坐，用几匹骡子或牛驾驶，车上挂有铃铛，夜行荒野之中，叮当作响，免与对面车子相撞。

除了车子，还有轿子。出土文物显示，最早的轿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轿子的长处有两个，一是短距离出行很方便，所以广泛用于市内交通；二是崎岖难行之地，是轿子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处。宋人杨万里诗中写道：“绝壁临江千余尺，上头一径过肩舆”，讲的是乘轿山行。肩舆即轿子，“舆”有床之意，轿子就是扛在肩上的床，乘轿子行路，即便是临江绝壁之上也悠哉游哉。一般认为，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南方多轿子，北方多骡车。

古人出行是很辛苦的，相对而言，水路要比陆路舒服多了，只要有条件，他们更愿意选用舟筏而不是车骑。李白的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写尽唐代旅行者顺流而下的惬意。到宋代，在重要城市之间有定期行驶的航船。明清时期，随着旅客的增多，又产生了“一舟只载一人，不附他客”单人旅客包用的航船，称为“单装”。除舟之外，也有乘竹筏旅行的。在长江上有成队的竹筏顺流浮行，可以载客。江浙一带的文人，喜欢乘坐竹筏在溪流里漂行或者逆水行舟。清人诗云：“竹筏清溪逆水牵，鱼游常在镜中天”，清清溪水，游鱼可见，一派诗情画意。

宋代不仅国内旅客和货物十分仰仗水路，而且先后在广州、杭州、宁波设置“市舶司”，从事对外贸易。明代政府更注意海上交通，朱元璋曾命人在南京的钟山种了几万株树，准备造船之用。郑和下西洋，前后航海7次，所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整个船队有27000人，声威之盛，亘古未有，航程远抵红海的亚丁及非洲东部。中国的古代海上交通在世界航海史上独树一帜，直到清代，因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未能使古代远洋的辉煌继续下去。

二　现代交通工具的传入

现在我们日常的交通工具，都是160年前传入的，也就是说，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同步，这是一个西方现代交通工具逐渐取代中国传统车马的过程。如果把时间说得更具体一点，现代交通工具大多数是在20纪初开始为中国人所慢慢熟悉的。

先说市内交通工具。中国最早输入的市内交通工具是西洋马车。第一辆西洋马车是1855年由外国人输入的。当然，早在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来华，就代表英皇赠送乾隆两辆极为华丽的四轮双马车，但清朝皇帝从未乘坐，一直陈列在圆明园内，被当作皇室的陈列礼品。马车的舒适程度为旧交通工具望尘莫及，乘坐马车是富人的专利。在当时，马车代表了一种身份，拥有马车是财富的象征。

紧跟着马车传进来的是人力车。日本是人力车的发明国，所以传入中国后，又称为“东洋车”。有意思的是，日本人发明了人力车，但最早将这种方便的交通工具传进来的却是法国人米拉，传入的时间是1873年6月，距日本人发明人力车仅仅3年。到20世纪初，上海已有人力车约9000辆。在自行车、电车、汽车普及之前，人力车一直是中国各城市最主要的现代交通工具，因为它比马车占地面积小，价格便宜。

自行车的传入是19世纪中晚期，但流行是在20世纪初。早在1868年，上海已经出现了自行车，成为街头的新奇一景。但当时自行车还处于试制阶段，性能不好，加上道路不平，不久就自生自灭了，直到20世纪初才开始较多地出现在一些大城市的街头。激起中国人骑自行车兴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1897年3名英国人骑车环游地球。这次环游地球的壮举从1896年7月20日开始，由伦敦出发，骑行者一路上风餐露宿，将沿途见闻随时记录下来，投往各大报馆，借助稿费支付旅游所需。一年后，他们从印度进入中国境内，沿长江而行，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达上海，历时520余日，行程14332公里。中国的许多重要报刊都对这次活动作了连续报道。他们每到一个城市，都有大批中国人前往看稀奇。到达上海时，当地的外侨组成了一支有几百辆自行车的车队出城迎接，市民如潮般地前往观看。这一切，客观上为自行车作了最好的宣传。第二年上海的骑车人数骤然增加，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申报》特地发表社论，预言“自行车必将大兴于中国”。

自行车由于轻灵便捷大受欢迎，但道路狭窄不平，不是骑车人跌倒，就是撞了行人。1899年，苏州官府禁止中国百姓在城内骑自行车，其他城市也有过这类规定。由于道路的限制，自行车一度成为被禁止的交通工具。

真正代表城市交通革命的是汽车，汽车也是本世纪初传入并流行的。

汽车最早传入中国是1901年。当年，匈牙利人李恩时带进两辆，但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02年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柏医生又输入一辆，并在上海街头行驶，引起市民的惊奇。当年底，上海有汽车8辆，1911年达到300多辆，此后其他各城市也相继出现了汽车。

电车是1881年问世的，1899年传到中国。电车虽然问世晚于汽车，但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却早于汽车。

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电车从它的创始直到目前，都是市内公共交通工具，中国第一列电车却在北京城外开行。1897年天津至北京的铁路通车，清政府出于迷信观念，不让火车通至京师城内，终点站只能设在距城10公里的马家铺。旅客在马家铺下车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可以抵达北京城内，遂有从马家铺至永定门的京郊电车轨道的修筑。这条电车轨道从1898年底开始动工，1899年4月初竣工并开始运行，每日有两辆车投入运行，全长9.4公里。京郊电车运行了一年，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后，电车轨道被拆毁，电车停运。随后，1904年香港有了电车，1906年、1908年天津、上海有了电车。与北京不同，这三个城市的电车在市内运行，至此才真正体现了它的城市交通工具的功能。当时还没有出现公共汽车，电车是中国最早的市内现代公共交通工具。

在远距离的交通工具方面，迄今为止仍然主要是轮船、火车、飞机三种（汽车介于近远距离两者之间）。其中轮船传入最早，其后是火车和飞机。

轮船是美国人富士顿于1807年发明的。21年后，1829年4月，一艘从孟加拉开出的小轮船驶抵广州城，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艘轮船。1840年驶抵澳门的英国“复仇女神”号是第一艘从欧洲直驶中国的轮船。到20世纪初，轮船已航行在中国各大可通航的水域以及沿海港口。

火车是1825年英国著名工程师斯蒂芬逊发明的，半个世纪后传入中国。中国大规模修筑铁路始于1895年。第一条铁路干线是芦汉线，后改称京汉线。到清亡的1911年中国已修筑8731公里铁路。当时牵引火车的全部是蒸汽机车，但车速不慢。1907年北京至汉口已经实行“直达快车”制，将原先运行的37小时，缩短至29小时。令人惊奇的是，清末这种“直达快车”的车速，几十年间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即使与本世纪60年代北京到汉口的列车速度相比，也相差无几。

飞机是最能激起人们的幻想而又最晚被创造出来的现代交通工具。世界上第一架飞机是美国人莱特兄弟（威尔巴·莱特、奥比尔·莱特）试制成功的。1903年12月17日，他们驾驶着一架装有12匹马力汽油发动机的双叶飞机，在空中飞行了260米，用时59秒钟，开创了人类航空的新纪元。这架首次上天的飞机被命名为“飞行家一号”。当时制造飞机并不难，1909年广东人冯如就造出了性能优良的飞机，1911年他带着自制的飞机回国，在广州作飞行表演，这是中国百姓第一次见到飞机。

20世纪初远距离交通工具的输入，除飞机尚处于表演阶段外，铁路和轮船航运都有了一定规模，从而兴起了旅游热。1898年开辟的北戴河旅游胜地和差不多同时期开辟的庐山风景区，是游客必到之处。中国与世界交通网的连接，又使出国旅游成为可能。1903年，在北京成立了第一家国际旅游公司，开辟了北京——法国的旅游专线，收费标准从低档的每位旅客600元到高档的1400元不等，由公司安排交通、食宿、在法国观光等一切事宜。

到了1912—1949年的民国时期，电车、汽车这两种现代交通工具在各个大城市已经比较普遍被使用。在此基础上，从20年代起，上海出现了公共汽车和出租车。1930年，上海出现双层巴士。截止1936年，全国登记在册的汽车共有62001辆，这是1949年前的最高数额。

在民用航空方面，1929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成立了中国航空公司，开辟的航线有：上海——南京——汉口，以后又将航线扩展到宜昌、成都、北平、广州。1936年，该公司有洛宁、司汀逊、道格拉斯等式飞机17架，飞行航程246.6万公里，乘客18567人。中国民用航空所拥有的飞机总数，1936年为27架，1947年6月时为94架。飞行里程1936年仅192万公里，1946年达1579万公里，增长7倍多。

三　中国进入“地球村”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多年，中国交通的现代化步入了一个新时期。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有人力车3659辆，阻塞交通，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1956年3月1日，上海最后一辆人力车在锣鼓声中被请进了上海历史博物馆，结束了它在这个城市83年的历史。但其他城市还在流行，大约到本世纪60年代才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淘汰旧的交通工具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化的汽车、电车和方便大众的自行车。其中，最有生命力的是汽车，为此，中国开始成批制造汽车。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重汽车诞生了，当年生产1600辆。1958年5月12日，中国第一辆轿车诞生了，取名“东风”牌，从此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小轿车的历史。

中国在发展城市地面交通的同时，1953年开始提出在北京修建地下铁路的动议。当时地面交通并不十分拥挤，但地铁是一种最现代化交通形式的象征，具有超前意识。由于各种原因，直至1965年1月15日，有关部门才向中央正式上报了《修建北京地下铁道的报告》。1965年7月1日，中国的第一条地下铁道——北京地下铁道开工。1969年9月20日，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并通车，它从北京火车站到石景山苹果园，全长23.6公里，设有17个车站。1984年北京地铁二期工程完工，北京地下铁道形成环线。不久上海等城市也运行了地铁。

新中国50多年，交通发展最快的是近20多年，中国迈向“地球村”的进程以这一时期速度最快。

“地球村”的形成，首先归功于速度最快的交通工具飞机。1977年4月15日，国内最长的航线上海——乌鲁木齐通航。过去上海到新疆乘火车需78小时，直航后，从东到西横贯中国仅需4小时40分钟。1992年国内和国际航线达到563条，通航里程84万公里，比1978年增加69.2万公里，将世界53个城市连为一体。飞机的更新速度也很快，1978年中国民航有飞机135架，1992年达到278架，14年间淘汰了老旧飞机105架，新增加19种型号的飞机248架，完成了从中小型飞机向先进的大中型飞机的过渡，引进了先进的波音747SP型等客机，先进的空中客车也开了进来。1985年6月30日，中国民航向欧洲空中客车工业公司订购的第一批空中客车抵达上海虹桥机场。这是两架A310-200型宽体客机，是世界上技术先进的新式双人驾驶客机，最远航程可达6500公里。

铁路建设引人注目的是京九铁路的建成通车。这条北起北京，南至深圳，连接香港九龙，跨越9省市，总长2538公里的铁路，是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投资最高、路线最长的铁道干线，1996年9月1日正式营运。全国列车运行得更快，更准点。在列车几次提速后，1998年10月全国铁路时速已达100公里以上，从北京到汉口，仅需13小时，比清末1907年快一倍以上。1999年10月1日，在南京、上海、杭州间运行准高速列车，时速达到180公里/小时，客车是“两动九拖”式双层空调车，首尾两节为动力车，中间9节载客。但此一速度与世界相比仍有差距，目前日本电气火车时速已达300公里。

近10年来又增加了高速公路这种新的交通因素。1988年10月中国大陆第一条高速公路沪嘉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到1999年，中国的高速公路已经突破1万公里，居世界第四，近几年更高歌猛进。

到20世纪末，由于大量吸收国外科技成果，引进国外最新的交通工具，从“波音”到“奔驰”，构成了中国空中地面的立体交通网；城际之间的高速公路，从京、津、沪、穗等中心城市向中等城市扩展，市内的立交桥，运载着日益繁密的车水马龙。公路通到了每一个县城，不管是遥远边疆还是深山老林，空中桥梁架向世界各大航空港，承担着科学考察任务的远洋轮甚至开到了地球顶端的南极。世界和中国都似乎变小了，人们形象地称世界为“地球村”，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其中的“村民”，今天地球任何一个角落，中国人都指日可达。

四　展望新世纪

过去的一千年，交通的进步是从依靠人力畜力发展到使用机械，进步最速的是近一百年。进入2000年以后，交通业主要依靠电子等更先进的技术，进步会更神速。可以预计的是，在陆路交通方面，中国将最早把磁悬浮列车投入商业运行，届时从北京到上海，只需要5小时。在空间方面，1999年11月21日，中国未载人的太空返回舱在遨游天际21小时后成功地返回地面。据有关方面透露，中国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的时间表已经排出，力争在本世纪初突破载人航天技术。中国的第一批宇航员已在培养之中，1996年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后，中俄两国就已签署了在俄罗斯培养中国宇航员的协议，现在人们感兴趣的是，谁将是中国的加加林。

拥有一套住宅一辆车，是现代国人的两大梦想。前一愿望正在实现，后一愿望是不远的现实还是永远的梦想，谁也说不准。20世纪初，小轿车开进了中国，私人轿车集中在上海，当时上海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地。20世纪80年代，私人轿车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重新出现在中国大陆，令人刮目相看。轿车把世界一分为二，人们把原来的公家轿车称为“官车”，把私人小轿车称为“私车”。“私车”增长极快，到1994年7月，北京的轿车是105024辆，其中81731辆为“官车”即公家轿车，私人轿车23093辆，发展趋势直逼“官车”。1995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私人轿车正以几何级数增长。制约私人轿车发展的因素，除了腰包里的钱外，主要是城市交通路况。截止1999年5月，北京已有机动车130万辆，自行车930万辆，虽然全市公路总里程已达1.5万公里，立交桥142座，但道路的发展远远比不上车辆的增长。北京每增加10米的道路，就同时增加7辆机动车和60辆自行车，比道路的增长快14倍和6倍，以致交通堵塞十分严重，公共汽车的营运速度从1994年的16公里/小时下降到9公里/小时，职工上班时间由10年前的平均54分钟增加到65分钟。北京的市内道路状况在全国还是相当先进的，仅立交桥数量就占全国的一半，北京行车如此之难，其他城市可想而知。与内地相比，香港和澳门是世界上车辆密度最高的两个城市。澳门道路总里程130公里，有机动车71391辆，平均每公里515辆，车辆密度居世界之冠。香港平均每公里300辆，仅次于澳门。但两城市的交通堵塞情况却远远低于内地。这首先要归功于他们现代化的公路交通网络、对车辆和道路的科学管理，以及市民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这对内地的发展可以提供不少的启示

如果说，在过去的一千年中，进步最快的是近一百年，那么本世纪，按人们现在所能预测的，进步最快的首先是近20年，挑战与机遇也主要是在2020年之前。信息工程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包括交通在内。许多人都在认真考虑“数字地球”这个新概念，这是1998年1月31日美国副总统戈尔提出来的，他是这样描述这个概念的：一个孩子在家里，只要戴上头盔（显示器），就能够看到整个地球，就像加加林在太空中看到的一样。然后他可以选择任何他想要看到的国家或地区，将它放大，直至看到某一座楼房中的一盆花。科学家们认为，“数字地球”是包括现在一切先进技术的一个综合概念，即遥感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它的初步实现是2005年，完全实现是2020年。上个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交通进步最快的时期，下一个20年将会怎样，人们将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周庄）

2002年第8期 周佛海与汪精卫的恩恩怨怨　作者：闻少华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影响的人物。在他们结合的过程中，有时互相攻击谩骂，更多的则是互相利用吹捧，恩恩怨怨，不一而足，这方面周佛海表现得尤为突出，淋漓尽致。

一　周、汪叫板

1924年，周佛海在劝阻无效后脱离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发誓与中共誓不两立，声称：“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对于周佛海这种疯狂的反共声明，当时国民党的头面人物汪精卫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应当承认，汪精卫对周佛海这种翻云覆雨、朝秦暮楚的政治掮客作风，批判得确实头头是道，有一定深度。

周佛海也不是省油灯，岂能咽下这口窝囊气，他时刻寻找机会报复，这个机会果然被他找到了。1927年5月，周佛海逃出了大革命中心——武汉，并写了一本反共小册子（《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其中有一段话是对当时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进行人身攻击的，而且是抄袭汪精卫骂过他的话来回敬汪，以汪之矛，攻汪之盾，原话是这样的：“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周还挖苦汪精卫是个“殷殷勤勤，诚诚恳恳，敷敷衍衍，糊糊涂涂”的官僚政客。周对汪的绘声绘色，可算入木三分。

看来，两人的积怨愈来愈深，很难化解。

二　互相勾结

物换星移，当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进行再度合作时，周佛海处境十分尴尬，因为对汪说了那么多过头话，这个弯子可不好转。蒋介石知道周的难处，为了蒋汪合作的大局，他对周推心置腹地说：“你过去骂过汪先生，现在我们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谈，求释前嫌，并为我好好联系。”蒋介石的一番话，使周茅塞顿开，等于吃了定心丸，于是伺机接近汪精卫。汪深知周是蒋的亲信，对周怀有戒心，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周佛海深有感触地说：“最初汪先生（汪精卫）也以为我向他劝说或者是依蒋介石的命令来试探他的内心的，所以汪先生非常的警戒我。我第二次见汪先生时，他才知道我的内心，而真正地说明他的心境。”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精卫遇刺，出国治疗，周佛海与汪精卫一度联系中断。1936年底作为时局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发生，汪精卫于1937年1月兼程回国，其时周佛海奉蒋命赴香港迎汪。以此作为契机，周与汪敞开心扉，对时局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反对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样周与汪政治上的结合又深入了一步。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挑起了卢沟桥事件，紧接着于8月又进攻上海。周佛海在此期间，力求避战求和，与高宗武、陶希圣一伙精心策划，并竭力鼓动汪精卫说服蒋介石停战议和，其堂而皇之的理由就是“国力不足，战争只可适可而止，准备外交接洽。”

不仅如此，周佛海还在全国军民奋起抗日之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组织反战团体，即臭名昭著的“低调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文武兼备，文的有梅思平、罗君强、陶希圣等，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朱绍良等，胡适也经常光顾，每天必到的则是当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俱乐部地址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公馆。上述人士经常的一个话题就是，“主张在相当时期，结束中日事变”，也就是不放弃任何机遇对日本求和。周佛海相当自负地说：“在当时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所以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

如果说，周佛海是低调俱乐部主人的话，那么汪精卫实质上是低调俱乐部的灵魂。关于这一点，周佛海有所说明：因为“汪先生（汪精卫）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在南京未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主和）写给蒋先生（蒋介石）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所以我们当时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所谓“和平运动”，就是后来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运动。周佛海是有自知之明的，因为如果不借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不以汪为中心，他们将一事无成，所以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周、汪配合得相当默契，已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

三　策划叛逃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翌年1月，其首相近卫文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实际上宣告了关闭“和平”之门。然而周佛海及其“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们仍不死心，他们狂呼：“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全断。”

周佛海说到做到，接下来的就是加紧与汪精卫勾结，通过高宗武、梅思平等进一步与日方谈判，当获得具体乞降条件后，就加速策划汪精卫集团叛逃。

关于与日方谈判的具体过程，没有赘述的必要；在这里只介绍一下日、汪密约（即在上海签订的重光堂密约）形成后，在决定叛逃时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心态历程。由于汪精卫的犹豫不决，绕室彷徨，使周佛海大为恼火，甚至讥刺汪精卫，“无一定主张”，优柔寡断，缺乏领袖气质，埋怨之情溢于言表。

陈春圃（汪妻子陈璧君的堂妹夫）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有一段生动的回忆：“密约交到他（指汪精卫）手的最初一段时间内（1938年11月），他一直心神不定，每天吃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佛海）、陶（希圣）等曾劝驾说：‘你（指汪精卫）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领事藏本在处理南京失踪案时，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所以干与不干，得由他自己决定。

当然，和日本打交道顺不顺手，是汪精卫要考虑的一个方面；而作为国民党的二号人物决定落水当汉奸，恐怕是汪精卫要掂量分量的更主要方面。

周佛海在其11月26日的日记中，就此事说得具体入微：“八时起。（梅）思平由港来，略谈，即偕赴汪公馆，报告与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稿，商至十二时始散。……四时复至汪公馆，汪忽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云须商量。余等以冷淡出之，听其自决，不出任何意见。……返寓后，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甚[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惟对于此事，则断其虽有反复，结果必仍如原定计划也。”

周佛海充分了解汪精卫的性格，他对汪欲擒故纵，听汪自决。在11月27日的日记中，周对汪和自己如实地作了描绘：

“五时偕思平赴汪宅，与汪先生及夫人（陈璧君）商谈。汪先生忽变态度，提出难题甚多。余立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又转圈，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于是决定照此复电。经数次会谈，抑[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惟兹事体大，亦难怪其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也。余为此事，亦再四考虑，心力交瘁矣。”

汪精卫虽然经过“左思右想，前顾后盼”，但在反共媚日的思想指导下，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落水充当汉奸头目。周佛海为了拉汪下水，不惜“心力交瘁”，可算是卖足了气力。

其时汪精卫的老搭档陈公博亦奉命由成都飞重庆，与周佛海、梅思平等共商密约文件，陈对密约表示同意。他们决定汪精卫8日赴成都，11日赴昆明；周佛海则提前去昆明，等候汪的到来。

以上事实表明，在汪精卫集团叛逃过程中，周佛海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不是一般的成员，而是一个出谋划策、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

四　伪廷斗法

周佛海与汪精卫都是政治野心极端膨胀的人。就汪精卫来说，除了与蒋介石的政策分歧外，他不甘于仰蒋介石鼻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屈居蒋下，这应该也是他叛逃原因之一。而对周佛海说来，除了反共媚日等因素和汪有共识外，他亲身感受到汪精卫对他是以“国士”相待，十分倚重，与蒋介石仅把他当作侍从不可同日而语。“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伺机大展身手，弘扬抱负。这样汪、周等人投入敌人怀抱后，自然而然地向日方提出建立伪政权的要求。经过一年多的惨淡经营，日本帝国主义在诱降蒋介石的代号“桐工作”宣告失败后，别无选择地同意建立汪伪政权。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粉墨登场。汪精卫登上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宝座，还兼伪行政院院长。周佛海则以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后又兼警政部长。

周佛海对此是踌蹰满志的。他在3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年努力竟达目的，彼此甚为欣慰，大丈夫最得意者为理想之实行。国民政府还都，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重飘扬于石头城畔，完全系余一人所发起，以后运动亦以余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虚此一世也！”

当然令周佛海烦恼的事也接踵而至。在伪政权建立前夕的青岛会议时，高宗武、陶希圣（汪集团成员）将日、汪密约携至香港在《大公报》上披露，令汪、周等人进退失据。接着，丁默、李士群（汪伪特工）为争夺警政部长席位而相互火，周佛海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顺势兼了警政部长。周佛海在日记中发牢骚说：“一周来为人事问题，尝尽人生未有之痛苦，前途茫茫，更不知如何收拾！”又说：“前有高、陶之出走，后有丁、李之争执；面子丢尽，气亦受够矣！”可见其狼狈情状。

不仅如此，还有更微妙的人事纠纷，涉及周佛海与汪精卫、陈璧君的利害关系，或者是周佛海与陈公博的内部冲突，而周、陈的冲突实际上就是周、汪冲突的曲折反映，因为陈是老牌“改组派”，和汪的历史渊源更深。

褚民谊与汪精卫、陈璧君有裙带关系，汪原打算安排他任海军部长，但此人“过去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此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更将为世人所腾笑，陈（公博）、周（佛海）向汪（精卫）再三力争，始改任为‘外交部长’”。（金雄白语，据说褚民谊为了要过海军部长的瘾，曾定做了一套大礼服，当得知做不成海军部长时，大呼晦气不止。）周佛海为此事对汪精卫强烈不满，公开指责汪任人唯亲。他在日记中写道：“接汪先生缄，仍拟以民谊为海军部长，此事余与公博极反对，而汪先生必欲为之，殊使人难堪，椒房之害也。”周还愤愤地说：“偕公博谒汪先生，仍反对民谊为海军部长，结果为敷衍其面子计，暂以之为外交部长。此举当然不甚适宜，然较之海军部，则比较不甚滑稽也。”汪索性自兼海军部长，周亦无可如何。

在决定伪政权人选时，为了操纵各个部门，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一再向周进言，要想“展其抱负，竟其事功，不能不有赤心辅佐者收指臂之效”。周采纳了罗的意见，由罗拟了一个名单，让周核定10人（即十人团），以拥周为目的，称兄道弟，结为金兰之谊，使其成为周佛海系统内的核心、死党。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再次改组十人团，把他们安排到各部、会，成为各部、会的次长，使周的耳目遍布于各要害部门。安排罗君强其人的工作，就颇具这样的目的和戏剧性。一次，在伪高级干部会议中，周佛海提出以罗君强任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次长，俾驾轻就熟，当陈公博的副手。陈公博知道来者不善，看穿周佛海想通过罗打进政治训练部，就说：罗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也从旁敲边鼓说：谁也不能与罗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与各部无关联，就让罗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罗君强虽未达到最初目的，却拣来了一个特任官。但这件事本身却暴露了周、陈（公博）也间接暴露了周、汪之间的矛盾。

金雄白在汪伪时期与周佛海过从甚密，对周在伪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说过如下的一番话：“佛海在汪政权中，权力之大，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之外，他不但总揽了财政、金融、特务、外交等大权，也控制了一部分的军队，他创办的税警团，武器最精良，人数约达三师之众。特别是整个政权人事的任免，几乎由他一手包办，一个部会首长的更调，或一个省政府的改组，都由他预拟名单，呈送汪氏（汪精卫），汪氏也总是照批‘如拟’。”权力如此之大，作风又是那样飞扬跋扈，汪精卫要是不心生猜忌和企图加以限制，那才是怪事。

褚民谊挂名汪伪外交部长，1940年11月，当日、汪双方调整邦交谈判进入扫尾阶段，有人问褚民谊，交涉情况是否顺利？褚牢骚满腹地说：“这件事由周先生和影佐（祯昭）二人去办理，不用我操心，等他们谈妥后，我来盖章。”周佛海也毫不谦逊地谈到他在日、汪谈判中的地位和作用：“去年（1939年）在沪两月间之谈判，全由余负责，此次余虽非外交当局，但事实上之责任恐不能不由余主持。”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五　恩恩怨怨

1940年汪伪政权建立后，周佛海还想脚踏两边船，随时作向重庆输诚的准备，不过他想搞成“宁、渝合流”蒋、汪合作的格局，这当然是枉费心机。他通过陈果夫、陈立夫的弟弟陈肖赐，开辟向渝输诚的道路。这一年的9月15日，周将陈肖赐约来，听取他赴渝劝和的情况：“肖赐谓果夫、立夫均有电来，谓蒋（介石）仍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谓蒋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蒋让周伺机去汪的消息传来，周大惊失色，他让樊仲云转告陈肖赐说：“余与汪先生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无论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余决不能反汪，此与余离渝前情形不同。蒋对余向来[未]以国士相待，且和战政策与余不同，故忍痛离渝。今汪先生与余，主张既同，而又以国士相待，余焉能相离？全面和平为余主张，余本人决不能反汪。”云云。

周佛海信誓旦旦地说什么“在政治道德上及个人道义上决不反汪”的诺言，却被他背着汪精卫的一系列向重庆秘密输诚的事实所湮没。不过汪精卫对他的嚣重和他们之间共同具有的汉奸思想，确曾把他们两人紧紧地拴在一起，也是铁铸的事实，他们之间的恩怨界线已很难划分清楚了。

1942年5月，汪精卫60岁，他回顾三年来的汉奸生涯，感到一事无成，赋诗一首云：“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表明他只要一息尚存，还是要一意孤行的。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汪精卫集团也深深感到末日将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汪精卫在其后的诗词中，也曲折地反映了这种情绪，在一首《满江红》词中他这样写道：“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阑干拍遍，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此词的前面写了一段话：“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亦作一首。”所以这种向隅而泣、醉生梦死式的亡国之音，就不足为怪了。

周佛海在1941年的日记中，对形势的发展就感到不妙：“余深（感）过去在汉在渝，对于日本估计过高，对于我国估计过低，而于美国动向认识亦不清，因观察谬误，至有和平运动之产生。一念之差，百劫不回！”真可谓自怨自艾，“早知今日，悔不当初”。但是后悔药是不好吃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佛海在1944年的日记中，说得更直截了当：“一年之后，苟非奇迹，吾等不仅焦头滥（烂）额，且莽莽中原将置身无所。苟无珍珠港之役必不至此。日人一误于对华之估计过低，但此犹有说；二误于对英、美之误算，此则百思不得其解者。”周佛海估计得一点都不错，一年之后，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他们和日本侵略者一样，过低估计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力量和信心，只好自食其果。

“屋破又遭连阴雨”，伪政权的头号人物汪精卫于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周佛海触景生情，感慨横生，既伤死者，又顾影自怜，悲怆欲绝。他在同年11月的几篇日记中，记述了这个全过程：

11日：“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10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病故。哀哉！回忆由昆明伴同至河内之情形，不禁悲怆欲绝。8月10日名古屋一见，岂知竟成永诀耶！人事不常，哀哉！”在一天的日记中，出现两个“哀哉”，可见这是不同寻常的哀痛。

13日：“十二时汪先生大殓，力疾赴国民政府亲视入殓，最后一次瞻仰遗容，心为之碎。既伤逝者，复念存者，今后之困苦危难，觉天下之大，无容身之地也。”

23日：“十时赴梅花山墓地，灵榇未到，候半小时，榇到。亲视入土后〈因〉回家，已十二时半矣。……嗟呼！一棺付身，万事皆了！今日目视汪先生灵榇入土，觉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吾辈何必认真以自寻烦恼？至汪先生，今虽盖棺，尚不能论定是非功过，当以今后时局转移为依归也。”

至此，周佛海、汪精卫之间的是非恩怨，因汪精卫之死而画上了句号。周佛海所谓“是非恩怨，到此已烟消云散”，可见他们之间有时亲密无间，有时貌合神离，透过这些表面现象，仍能窥见确实存在不少的恩恩怨怨。至于汪精卫的是非功过，用不着周佛海操心，早已盖棺论定，他是中国头号的汉奸卖国贼。而周佛海妄想随着时局的转移，改变他们汉奸一伙的是非功罪，这种非分的企图只能是痴心妄想，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8期 马步芳：从“青海王”到“流氓大使”　作者：金伯雄

被称为“青海王”的马步芳，60多年前在西北地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尽人皆知，但他在1949年逃亡海外后的一段丑恶表现却鲜为人知。

1961年3月23日的下午，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吉达的高级住宅区，突然响起咚咚的砸门声和狂叫声。台湾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正在指挥他的打手，攻打他的下属——“使馆”参赞宋选铨的家门。打手们用棍棒猛砸宋家的大门，狂呼要宋家交出人来。宋选铨一面打电话报警，一面在阳台上大声呼叫：“有歹徒要杀人啦！”不久，两辆警车赶到出事现场，当场逮捕了几名打手，当他们又拿出手铐准备拘捕在场的指挥者时，马步芳赶紧拿出外交官证件，表明“大使”身份后溜之大吉。

1949年5月23日，正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大崩溃之际，马步芳拾起蒋介石送给他的“西北军政长官”这顶帽子，从西宁赶到兰州赴任。在西北野战军强大的攻势面前，马家军狼狈逃窜。当年的9月初，马步芳眼看就要被围歼就擒的时候，携带大小妻妾和一群随从，还有数百万美元和金银财宝，从西宁坐飞机逃到重庆，然后经香港亡命海外，到了开罗当起寓公来。

1956年5月，在得悉中国和埃及即将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马步芳又跑到沙特阿拉伯。当年呼风唤雨，而今流落他乡，寂寞难耐，于是他通过他的儿子马继援向蒋介石说项。马继援当时在台湾当“国大代表”。蒋介石听说马步芳到了沙特阿拉伯后，沙特阿拉伯国王还曾请他吃过饭，以为他同沙特王室有交情。于是，蒋介石在1957年的8月任命他为驻沙特阿拉伯的“大使”。

这样的任命在台湾来说，也是很荒唐的。马步芳被台湾外交界称为“文盲大使”。原来，土匪出身的马步芳连台湾“外交部”发给他的文电内容，都看不懂。所以，他对来自台湾的文电概不办理，只在上面画个圈，任由下属去办，从不过问。马步芳还在人前自吹懂阿拉伯语，其实只会背诵几句古兰经，阿拉伯人也不一定听得懂。不过他自有一套应付的办法：不参加任何外交活动，连沙特阿拉伯的国庆活动也不参加，守着自己的小天地。但作威作福、弄权玩术的那一套却没有改变。为此，马步芳把随他逃出来的原青海省警备副司令马耀宗作为使馆的保卫官，把守使馆的大门。

自从马步芳当上了“大使”，台湾“外交部”遭到来自各方的责难和压力，遂于1959年派出了老资格的职业外交官宋选铨去沙特阿拉伯出任参赞，以便“督察”馆务。可想而知，马步芳怎么能容忍有人来督察他的“馆务”呢，无尽的矛盾和冲突随之而来。

不久之后，发生了“七姨太事件”。这个事件成为马步芳同宋选铨冲突的一个爆发点。

马步芳1949年从青海带出来的那群妻妾中，排行第七的姨太太叫马月兰，据说是他的堂侄女，时年20多岁，到沙特后七姨太渐渐失宠了。马步芳怀疑她有外遇，整天辱骂、殴打，甚至想把她置于死地。马月兰不堪摧残，决心寻求一条生路，于1961年1月偷偷跑到宋选铨家避难、求救，想请宋为她办个护照和机票，以便逃出虎口，前往台湾。不料，此事被马步芳的爪牙所侦悉。马步芳火爆三丈,指责宋选铨拐骗了他的姨太太,扬言要把宋选铨和马月兰活埋在使馆的后院里，接着就带领“警备副司令”马耀宗等人采取行动。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叙述的吉达海滨的那场丑剧。

这件事迅速传开，成为吉达市报刊上的大新闻。

传到台湾，一片哗然。有的报纸干脆给了他两顶帽子：“流氓大使”+“文盲大使”。

宋选铨虽然处境困难，但可以利用外交特权，求助于沙特阿拉伯当局的保护，后来又在友人的帮助下，宋全家以及那位七姨太于1961年4月12日，秘密地离开了吉达，回到台湾。

马月兰一到台湾就把马步芳告到了“立法院”和“监察院”，把马步芳在沙特阿拉伯的丑态彻底曝光，引起全岛的轰动。

台湾当局不得不于1961年8月宣布把马步芳免职，并决定召回法办。但马步芳拒不回台湾，赖在沙特阿拉伯当寓公，后来索性加入了沙特阿拉伯的国籍，最后客死异乡。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8期 崇祯自缢煤山前后　作者：张德信

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对刚刚立国的清王朝和风起云涌、所向披靡的农民起义军，一筹莫展。尤其是后者，虽然他频频派兵遣将，进行围剿堵截，但依然兵败如山倒。时至崇祯十七年的正月，他在紫禁城内，隐隐听到了农民军咚咚的战鼓声。

明朝江山难道就这样完了吗？朱由检不愿相信，更不敢想象，果真如此，他的归宿又将是什么呢？这天，他沐浴毕，焚香拜天，默默祷告：“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定情拿乩卦一看，见上面有诗一首：“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朱由检一看，真是欲哭无泪，默然伫立，他还能说什么呢？

初三日，崇祯特召左中允李明睿入宫进见。显然他有急事垂询。一入德政殿，李明睿怦怦直跳的心还未平静下来，朱由检就问李有何御寇急策？李明睿请屏退左右，走到皇帝面前，神秘地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

事关重大，朱由检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想当年，英宗北掳，瓦剌兵临京城，有人议迁京城，结果为万人所唾骂。今天，若再行此议，岂不是陷我于亡国的境地吗？”朱由检用手指了指天，说：“不知天意如何？”

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并请崇祯皇帝不要犹豫，尽快决断。

朱由检见四周无旁人，轻声轻语地说：“此事我久已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他担心外臣反对，暂时不敢让他人知晓。

崇祯自此时开始倚用李明睿策划南迁之举，这是绝望的一种反映。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要做中兴之主却将成“亡国之君”。于是，他在召见阁臣时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有何面目见于地下。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说完，痛哭流涕。大臣们一听皇帝要御驾亲征，便纷纷请代。大学士李建泰说：“主忧如此，臣敢不竭驽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朱由检听到此言，转忧为喜。他的亲征之说既是出于无奈，也是一种激将法。他知道自己统师与农民军交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建泰愿意亲征，这较之大家一起坐以待毙是稍微积极一点的办法。危难之际，李建泰能挺身而出，他的心里暂时得到了一丝告慰，便郑重地说：“卿若行，朕当仿古推毂礼，亲饯之郊，不敢轻也。”此后，对于李建泰所奏之事，无不应允，并命人细查《大明集礼》中关于遣将授钺告庙之礼。

二十六日，崇祯皇帝先遣驸马都尉万炜到太庙祭告了祖先，随后于正阳门楼按古礼设宴，为李建泰督师饯行，并召集内阁、五府、六部、都督院掌印官及京营文武大臣侍坐，以鸿胪赞礼，御史纠仪，大汉将军侍卫。自午门外至正阳门，官军旌幡十余万，排列齐整，金鼓震天。礼仪之隆，前所未有。他亲自为李酌酒，举卮说：“先生此行，如朕亲征。”赐尚方宝剑便宜行事。李大为感动，誓死以报。席散，又久久地目送李建泰出京。另授进士凌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监军，郭中杰实授副总兵为中军护行，西洋人汤若望随征，主修火攻水利。

崇祯皇帝如此隆重地为李建泰饯行，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李建泰领兵出京，路上听说山西战火连天，不知其家是否安稳，于是放慢行军速度，一天走30里。行次涿州随进营兵开溜的近3000人。至顺德府广宗县，当地士绅竟然闭城不纳，让这位堂堂的督师在畿辅就吃了闭门羹。李建泰一气之下，攻破城垣，处死乡绅王佐，笞知县张宏基。二十九日，得知家乡被占，李建泰像泄了气的皮球，他的“驰至太原，出私财购死士，倡率乡里，十万之众可集也”的梦想化为一枕黄粱。

二月九日，崇祯皇帝亲笔敕谕李建泰，再授机宜。敕云：“朕仰承天命，继祖弘图，自戊辰至今甲申，十有七年。兵荒连岁，民罹兵戈，流毒直省。今卿代朕亲征，鼓励中勇，选拔雄杰。其骄怯逗玩之将，贪酷倡逃之吏，当以尚方剑从事。行间一切调度赏罚，俱不中制。卿宜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真剿真抚，早荡妖氛，旋师奏凯，封侯晋爵，勒铭鼎钟。须将代朕致意，遍行示谕。”

崇祯皇帝的期望值实在是太高了。李建泰此时所想更多还是他自己的前途，他的部队一直在河间徘徊。

西边的大顺王李自成有如一张催命符，节节紧逼。李自成发布的诏文说：“兹尔明朝，久席泰宁，浸弛纲纪。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周而公忠绝少。赂通公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幸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灾。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意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罔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嘉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飨祀永延。”

崇祯皇帝看到李自成对明朝体无完肤的攻击，对自己的褒扬，有如受人鞭打之后又赏一块甜糖一样，甜味根本嚼不出来，有的只是欲哭不能的酸苦之味。在此之前的一次早朝时，他还收到农民军的通牒，令以三月十五日为期作出答复。举朝震惊，但不敢进行追查。

二、三月的京城，人心惶惶，崇祯帝切身感到了众民离叛的气氛。北京的一般居民却似乎有点显得无所谓，他们信奉的是“只图今日，不过明朝”，“贫富贵贱，各自为心”；“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显得十分超脱。这也难怪那年的元宵节较之往年还热闹几分。这段时间，朱由检作了最坏的打算：一面下罪己诏，妄想稳定人心；一面起用太监高起潜、杜勋等十人前往山海关、蓟州、德州、临清、天津、保定、宣府、大同、大名等地督防。

新任兵部尚书张缙彦上疏不同意派遣太监的做法。他说：“一时添内臣十员，不惟物力不继，抑且事权分掣，反使督抚藉口。”朱由检对此仍然听不进去。

二月二十八日，朱由检诏天下诸镇兵入援勤王，又命廷臣对战守事宜献计献策。其实在正月，朱由检就想征调宁远总兵吴三桂入援，但吴三桂西援，实际上无异于拱手将辽东最后一镇让给清兵。由于内阁中反对意见较大，直至二月底，吴三桂始终未见动静。大学士陈演、魏藻德怕担责任，当朱由检把蓟辽总督王永吉、巡抚杨鹗、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请调吴三桂入卫疏给陈、魏二人看时，两人愕然，不敢应对。回来时他们说：“上有急，故行其计，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奈何。”后来，两人商议让吴三桂之父吴襄去皇帝面前说：不必放弃关外土地，他儿子领军回来照样可以打败农民军。

崇祯皇帝要大臣们献计，但没有谁能拿出可行的计策。而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又向崇祯皇帝密陈南迁。李邦华请太子先到南京，“一系天下之望”。李明睿则坚请崇祯皇帝南迁。朱由检内心认定南迁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在外表上并未充分显示出来。很显然，南迁则意味着北方的失守，他实际上是希望大臣们合力劝请他体面地离开北京。

崇祯皇帝对阁臣们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此土，贼至而去，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寝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极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此语似乎还存有侥幸心理。清兵几次进围北京，不是都没有攻破吗？他自信都城守备有余，援兵四集，“灭贼”还是有戏的。大学士蒋德进言：“太子监军，乃万世计。”朱由检不以为然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济，孩子家作得甚事。”

崇祯皇帝一面表示反对南迁，一面让天津巡抚冯元飙收集漕船，待命直沽口，作南迁之用。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他暗示大学士陈演率百官固请，陈演不干，害怕他日担劝驾南迁的罪名。陈演此人，“庸才寡学”，但善于逢迎。首辅周延儒罢后，崇祯皇帝最宠信的就是他了，所以朱由检曾单独对他说：“此事要先生一担。”陈演仍默然不语。既无所筹划，又不愿充当崇祯帝设计的角色的陈演，见事难有为，便上疏称“赞理无效”，请告病回家。在其罢相前一天，朱由检失望而无奈地对他说：“朕要作，先生偏不要作。”不久，蓟辽总督王永吉上疏力言陈演之罪，请置之典刑。陈演进宫辞行，声言自己罪当死。朱由检拍案大骂道：“汝一死不足蔽辜。”陈演被吓得踉跄而出。

三月一日，大同总兵姜举城投降农民军。代帝亲征的李建泰飞章上奏：“贼势大，不可敌，愿奉太子南下。”朱由检在平台召见百官，出示李建泰奏疏，大学士范景文等极言此计可行。兵科给事中光时亨起而反对，斥南迁为邪说，认为“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大臣遂不敢公开议论南迁之事了。也有人乘机说：“皇上自然守社稷。”朱由检为了顾全皇帝的面子，摆出一副从未赞许南迁的模样，说：“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朕志已定，毋复多言。”表示他哪儿也不去，要与京城共存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位高唱坚守、反对南迁调子的光时亨，在农民军进攻京城之时，率先投降。朱由检问大家有何妙计，群臣默然无语。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为亡国之臣。”

初六，李自成部攻陷宣府，监守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明总兵唐通、监军太监杜之秩以居庸关献降于农民军。大学士李建泰也在保定跪倒在农民军的脚下。大顺军对京城形成了包围之势。

与此同时，崇祯皇帝部署京城防守，决意进行最后的挣扎。三月二日，命内监及各官分守北京九门，襄城伯李国桢提督城守，勋戚一齐上阵。城内实行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十日，因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下令各官捐赀助饷。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5万两，大学士魏藻德捐了500两。崇祯帝也顾不得自己九五之尊，向皇亲、太监讨起钱来。他派太监徐高去向嘉定伯、周皇后之父周奎求捐，诏云：“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倡自10万至5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说：“老臣安得多金？”徐高一边哭，一边哀求，周奎还是那两个字：“没有。”后来勉强捐了1万两。太监王之心最富，崇祯帝面谕劝捐，王之心捐了1万两。后来，农民军攻陷京城，进行拷饷，王之心出现银15万两，周奎出现银53万两。孰不知，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明亡了，多金又有何用？崇祯帝的劝捐引来一片怨声。有的太监题诗墙壁，称“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有的太监甚至给农民军通风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还阴阳怪气地说：“（魏）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朱由检传谕收葬魏忠贤遗骸，曹化淳并不领情，暗地里却串通来日开门投降。

三月十六日，崇祯皇帝召对文武百官，商讨对策。面对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大臣束手无策。朱由检面对此景，为此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也跟着哭泣，一时哭声震禁内。正在这时，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君臣大惊失色。回到宫中，驸马都尉巩永固对皇帝说：“能走就快走吧。”一副无可奈何的模样。

十七日，农民军围攻北京城。原来布置的城防兵力，已失去抗衡能力。城内从大臣到百姓，都在设法求生，三大营也溃降。北京内外城堞应有15.4万余个登陴守御的明兵,结果只有羸弱五六万人和小太监数千人。大太监曹化淳、王化成饮酒作乐，心怀鬼胎，襄城伯李国桢漫无主张。明守军向城外放空炮，或挥手让农民军避开再射击。朱由检见势已无可挽回，决定突围出奔。他“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脑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之臣误我，误我!”接着崇祯帝命驸马都尉巩永固，以家丁护太子南下。巩永固连忙叩头说：“亲臣不准藏甲，我岂敢拥有家丁!”两人只有相向而泣。这时，投降李自成的太监杜勋带来书信，请崇祯皇帝三思，及早“逊位”,朱由检没有接受。

十八日，大顺军驾飞梯攻西直、平则、德胜诸门。由少年组成的“孩儿军”攻城勇猛，守军或逃，或降。“孩儿军师孩儿兵，孩儿攻战管教赢；只消出个孩儿阵，孩儿夺取北京城。”下午，太监曹化淳开彰仪门，农民军一涌而入。太监王廉急忙禀告崇祯皇帝，朱由检不无纳闷地问：李国桢所练之兵，在哪儿？王廉说：“陛下哪里有兵，唯速走。”太监张殷劝皇帝投降，被一剑杀死。至此，朱由检才命人分送太子、永王、定王到勋戚周奎、田弘遇家。然后，把袁妃和周皇后叫来，连呼左右进酒，一口气饮了几十杯。他不能眼看自己的嫔妃落入敌人之手，于是挥剑向袁妃砍去，袁妃应声倒下。皇后急返坤宁宫，自缢身亡。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朱由检悲叹道：“汝奈何生我家？”一剑砍去，公主挥臂遮挡，右臂被砍断，昏倒在地。接着，朱由检又杀了幼女昭仁公主及几个嫔妃。

明朝末代皇帝完全失去了理智,但此时此刻，他更想求生,便再次换上便服，准备出城。他没有忘记，第一次微服私访，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为了考察京城民情及城守情况。那时，他刚即位不久，踌躇满志,而这一次，却是为了活命。只得换上普通百姓的便装，混在宦官中间，出东华门，到朝阳门，假言王太监奉命出城，但守门士兵坚持天亮后验明再放行。太监们试图夺门，却被守门军人放炮轰走。朱由检无奈，只好派人去负责城守的戚国公朱纯臣家。朱纯臣的家人说朱纯臣赴宴未归。不得已，他又赶到安定门,因门闸沉重，怎么也打不开,求生的路被彻底堵住，只好返回皇宫。

十九日天刚破晓，太监王相尧在宣武门投降，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军队浩浩荡荡开入城中。守卫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朝阳门的朱纯臣也先后开门迎降，北京内城落入农民起义军之手。朱由检得知后，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钟声再响，也没召来一人。于是，他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寿皇亭。这里曾是他检阅内操的地方，而今却成了他要去面见列祖列宗之所。此时此刻，他只想早点死，早点离开这绝望的尘寰。他脱下黄袍，在衣襟上愤然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随后他赤足轻衣，乱发盖脸，与王承恩相对，上吊自杀。朱由检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葬身于农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真有点死不瞑目。

北京城并没有因为崇祯皇帝之死而带来多少悲哀的气氛。百姓们张灯结彩，摆香设案，张贴“大顺永昌皇帝万岁!万万岁!”、“永昌元年，顺天王万万岁!”等标语，热烈欢迎农民军的到来。李自成头戴毡笠，身穿青布衣，骑着杂色黑马，在数百名骑兵的护卫下，威风凛凛，开进京城，经承天门进驻皇宫。李自成给明朝的历史画了一个句号，抑或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农民军在宫中搜查几遍都没有找到皇帝，于是，李自成悬银万两，令献出崇祯皇帝。两天后，人们终于发现了这个僵死的国君。次日，大顺军将其与周皇后的尸棺移出宫禁，停在东华门示众。四月初，大顺政权派人将他与周皇后草草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这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8期 诀别“斯大林模式”　作者：李冰封

一　黎澍的话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开会。会期中，去看望黎澍同志，见面后闲谈到改革问题。黎澍同志说：“改革的路，会是很长的。但，无论如何，当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要逐渐改掉‘斯大林模式’，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领域中，都是如此。”这话在当时对我来说，无疑是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以后，在武汉出版的一本刊物上看到黎澍同志在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明确地谈到了这个意思。

反正从那以后，“当前最主要目标就是要逐渐改掉‘斯大林模式’”，这句话深深地启发了我，不断地引导我思考了一些问题。

二　严秀的书

从那时以后，我就比较注意阅读一些阐述“斯大林模式”真相的书或文章。1991年，苏联一下子土崩瓦解，这一类书或文章出得更多了，我也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在我读到的这些书中，学林出版社出版的严秀同志的《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算是最重要的一本。这本以国际问题作为题材的专论及杂文集，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谈到了“斯大林模式”。这些文章材料翔实，分析中肯，提纲挈领，击中要害，篇篇都值得反复阅读。其中，尤以《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和《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更值得细读。

《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是一篇约3.5万字的长文，写于1998年盛夏，其时，严秀同志已届80高龄。一位耄耋老者，在酷暑中下了苦功夫，查证资料，钩沉稽考，分析情况，指出关键，为中国读者写出了沉甸甸、有分量的大文章，作者自谓理由无他，心境乃符合《诗经》上的两句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实在令人肃然起敬。《莫洛托夫访谈录》的确从反面提供了许多使人感到寒心、可怕的资料。所以，这篇长文的副题则名为“一部最好的反面教材”。莫洛托夫至死都把斯大林抬到天上，因此，严秀同志说：“从莫洛托夫的谈话录来看苏联的失误之处，就特别权威，特别具体，特别真实，这决不是任何其他理论探讨书与回忆录所能代替的。可以说，前苏联最痛苦的失败与教训，大体上都具体化到莫洛托夫的谈话这块巨大无比的花岗岩中了……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套用两句：苏事不忘，中事之师。你只要抱着吸取教训的目的去看，莫洛托夫的这本厚书就不但看得下去，而且你会感到：啊哟，原来你们的革命是这样干的呀！”

严秀同志又说：“绝对的个人专制独裁；对人民的超级恐怖统治；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至死不变的、纯主观空想的、根本不顾客观效果的死板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三者，我以为大体上可说是他们致命的绝症。‘访谈录’在这些方面提供的直接、间接的证据，可以说是很多的。因此，这本书的用处实在很大，千万不宜等闲视之。”

斯大林的个人专制独裁，是怎样干的呢？本书列举了许多例子。比如，从1922年12月24日、25日，及1923年1月4日，列宁的三次口授信，即有名的“遗嘱”中，涉及俄共中央的领导人共六人，即：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六人中的斯大林，后来用“帝国主义间谍”的名义，把其他五人都杀掉了（按：托洛茨基先是流放国外，后被斯大林雇人刺杀于墨西哥）。至于其他的国防、外交……等重要战线中的高级将领、高级干部、老布尔什维克，被杀的那就更多了。真是“杀人如草不闻声”，被屠杀的精英何止成千上万！这些情况，严秀同志在本书的其他一些文章中，用“抽样调查”的办法，作了缜密的考证，留待底下叙述。有一种斯大林式的典型理论是：一旦风吹草动，人人都可能是特务，人人都可能会投敌，他们都可能在将来干坏事，“唯一救治之道，就是提前把他们先杀掉！这话是从莫洛托夫口中老实讲出的苏联领导人长期关门大镇压的根本理论。”杀掉他们要不要什么证据呢？到死都高举斯大林大旗的莫洛托夫赤裸裸地说：不要罪证。莫洛托夫说：“既然已经知道他们犯了罪，他们是敌人，还需要什么罪证！”莫洛托夫是至死也拥护糊里糊涂、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乱杀。他说：“我认为我们当时就应该经过一个恐怖时期……当时没有时间、没有可能……仔细分析。否则我们就不仅会拿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去冒险，而且会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到威胁。”这就是说，“一切毫无根据的大屠杀都是完全合理的”，“莫洛托夫至死坚持他这套‘社会主义’即应是‘无限恐怖’的理论！”千万别小看了这种理论的荒谬性及其严重的恶劣影响，在那以后的约半个世纪，在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亚洲小国，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杀了许多万人！他们奉行的恐怕也就是这种血淋淋的“斯大林模式”的理论吧！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只可能是几个人以至一个人的专政。“苏联的事实是一切权力只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这恐怕是苏联一切错误的总根源。个人独裁得越厉害，人民的苦难也就必然越厉害，古今中外，绝无例外。”这样明确的事实和判断，难道不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一番吗？

莫洛托夫还谈到了一种奇怪的“无产阶级专政论”，他公开说：“我认为，不管怎样，我们都应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能既代表工人阶级又代表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马克思和列宁都说过，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得让工人阶级独揽大权。”严秀随即写道：“莫洛托夫的确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资产阶级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是说那个政权的本质。他连国家还要站在各个阶级之上，还要代表或照顾整个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都不懂；马克思时代对农民问题的理论是还没有解释清楚，列宁对无产阶级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想法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农联盟，没有工农联盟，就不要想建立什么社会主义。既然是工农联盟，你不考虑同时代表农民的利益，你能存在一天吗？莫洛托夫的‘独揽大权’之说，本身暂置勿论，但‘独揽大权’决不等于‘独揽社会利益’，即使‘独揽大权’之说无大错，但它的无大错，根本上就在于它必须善于照顾整个社会成员的利益。莫洛托夫正相反，特别强调无产阶级决不能同时代表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他的理论不是错误，而是极端的反动！这种人参加苏联当政几十年……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竟然是必须同广大农民与知识界为敌的东西。几十年的苏联在搞些什么，人们也不难窥见其一部分秘密了。”“尤其令人惊诧的，是莫洛托夫公开宣布，对有些科学家，不管他们有罪无罪，不管他们是否有犯罪嫌疑，都只能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才能让他们工作，像养牛羊一样给他们草料吃，然后把他们的奶汁挤尽。”“像权威的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火箭之父科瓦廖夫等人，都不是贝利亚之流想捕就敢捕的，只有一个人才有这个权力，这就是斯大林。”以下，就引了莫洛托夫的话说，“图波列夫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敌人”，“他们内心反苏”，在同亲朋好友往来中，会干些腐蚀人的事，即使没干，也有这种情绪。要把他们送进牢房，同时下令给他们提供最好的生活条件，让他们工作。“不能不考虑，遇上困难关头，他们可能成为特别危险的分子。”

读者诸君，各位开了眼界没有？这就是“斯大林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中如何对待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而且这样做法，是经过铁杆的斯大林分子莫洛托夫自动承认并公开宣布了的！

莫洛托夫还特别反对改善以至照顾一下人民生活，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苏联人民的生活就不可能改善。因此，就必须全力发展重工业，实即发展军事工业；他承认在他主持下消灭了40万户富农（实际上还要多），他甚至在80年代还想继续消灭富农；莫洛托夫还自称，作为苏联的外交家，他唯一任务是实行对外扩张，要占领东欧、西欧，要分掌非洲，还要向苏联南部的边境外扩展（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甚至在1940年正式出兵占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前一年，他要拉脱维亚外交部长来见他，说：“你不签字加盟（按：加入苏联），就休想回去。”从爱沙尼亚来了一位部长，也是这样对他说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就这样被并吞了。战后，他还用同样的行为，想对南斯拉夫也这样干。

最妙的是，当时的苏共最高层，竟是如某些封建王朝的掌权者一样，各人都拥有各人自己的势力，要互相置对方于死地。贝利亚之流的身家性命都掌握在斯大林手中。而斯大林周围也都是贝利亚的人。在斯大林死后的1953年5月1日，在列宁墓的观礼台上，贝利亚曾对莫洛托夫夸称，斯大林是被他“收拾了”。而赫鲁晓夫回忆录中则说：斯大林病倒后，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三人得报去他的别墅，看到斯大林不省人事了，他们对旁边侍候的人们说，斯大林睡着了，不要去惊动他。他们根本不找医生来抢救，随即三人扬长而去。好几小时后，三人再来，斯大林仍未死，这才不得不做些表面文章，请医生抢救……一句话，他们都希望斯大林快死，这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莫洛托夫在“访谈录”中，还证实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中讲的一件令人难于置信的事：1941年夏，在希特勒部队向苏联开始进攻的最初几天，斯大林竟什么也不干，人也见不着。莫洛托夫讲得比赫鲁晓夫还具体，证明赫鲁晓夫对此并未加油添醋。他说：“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数百万装甲部队、成万辆坦克、数千架飞机从北到南在同一秒钟向苏联发动了猛烈的全面进攻，全国不知所措，可是斯大林几天不见人、不理事、不表态、不发表告人民书，拒绝担任最高统帅。”在中国，过去有人说，这是反动的谣言。在把斯大林“神化”的时候，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还不能丢的时候，这样讲，确实也有许多人认为这是“造谣”。现在，由莫洛托夫出面证实了这件事，过去使人不敢相信的事，也就不能不相信了。

我以为，严秀同志在这篇3.5万字的长文中所勾勒出的“斯大林模式”的形形色色表现，已颇为淋漓尽致，把600多页的反面教材《莫洛托夫访谈录》的重要部分都作了精彩的“批点”。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希望我们国家、民族不蹈覆辙的人们，对此能不触目惊心么？还能浑浑噩噩、无动于衷么？我看，不能。

在长达2.3万字的《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中，严秀同志也作了同样精彩的“批点”，使人读到这日记后，能更准确地抓住它要说明的要害。这日记，罗曼·罗兰生前曾郑重声明，要50年后才能公开。其时，罗曼·罗兰虽感到有些寒意，但“距离后来的‘搅得周天寒彻’的寒，可谓还差十万八千里。”但他已经估计到，“苏联那样干下去，肯定是干不好的，一定要出大乱子的，大概是要崩溃的。”读者如顺着这个思路去读这日记，庶几掌握它的“精髓”所在。一些主要问题，如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尖锐矛盾；一些地方，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苏维埃政权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紧张；“领导权就意味着一定要有所自我牺牲，而决不能是意味着垄断一切的权力和权利”；斯大林个人专制、制造冤案、滥杀无辜，而却对罗兰说，“苏联人民批评他太仁慈了”（意思是说，还杀得不够）；青年人不敢讲真心话，被迫处于半麻木状态；个人崇拜的狂澜并非真的来自群众，而是领袖自己制造出来并加以特别维护的；……日记中都作了具体的叙述。这些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我以为，严秀同志的长文中，最精彩的还是第八节，对苏联当时“大镇压”的实际情况作了一个“抽样调查”，从这个“调查”中，可以了解到斯大林滥杀无辜的真实情况。第八节名为：《罗兰接触过的人们后来到哪里去了？》。这些名人，除高尔基外，共10人，即：达夫捷扬（苏驻波兰大使）、阿罗谢夫（苏对外文委主席）、克留奇科夫（高尔基秘书）、列文（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哈拉托夫（国家出版局长）、科萨列夫（共青团总书记）、阿维尔巴赫（“拉普”总书记）、雅戈达（内务部长，恐怖头子，是作为走狗被烹的）、布哈林、拉狄克，这10个人，均死于非命，除“拉普”总书记阿维尔巴赫被捕受审时，义不受辱，跳楼自杀；拉狄克1937年被判10年徒刑，于1939年死去（死因说法不一，一说被杀，一说被折磨致死）；此外8人，均被处决（被杀原因并非因为见过罗曼·罗兰，不见罗兰也要被杀的，安的罪名都是“帝国主义间谍”）。除此以外，还带出了一些有关情况，如，当时与达夫捷扬前后处决的，还有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驻法大使希尔斯菲里德，驻蒙古大使塔伊罗夫。名义也都是“德日间谍”。我以为，这个“抽样调查”，很能够从一个小侧面，说明在斯大林个人专制下实行“大镇压”的实况。

严秀书中另有一篇文章，名为《早期中苏关系中的苏方名人哪里去了》，也是对斯大林的“大镇压”作的另一“抽样调查”。文中共列举14人，即：越飞、达夫谦、马林、维金斯基、杨明斋、加拉罕、鲍罗廷、加伦将军（即勃留赫尔元帅）、罗易、罗明那则、拉狄克、米夫、鲍格莫洛夫、布哈林，其中荷兰人马林与印度人罗易是第三国际工作人员，不是苏联人，早已离开苏联，可不计入其中，“其余12人中，除维金斯基一人结局不详外，其余11人全部被害，包括元帅在内。这些人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均已全部无条件平反。”这个“抽样调查”，与上述对罗曼·罗兰接触人物的“抽样调查”情况何其相似！

严秀同志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崩溃之因，其来有自。堡垒的地基已经被自己挖空，还能不塌陷吗？”这话说得很有分量，但愿能引起人们深深的思索，那就好了。

书中还有20多篇杂文及读书笔记，有谈“斯大林模式”于斯大林身后对苏联影响的（如，论勃列日涅夫政权的性质、动作方式及影响），有谈“斯大林模式”在国际上影响的（如，论阿尔巴尼亚霍查政权与人民的彻底对立），有论述各色恐怖主义的，有论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有论述国际上的若干国家由于绝对专制导致绝对腐败的，等等。这些文章都思想深刻，见解独到，文采斐然，篇篇精彩可读。

三　萧乾的信

上述《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一文的前一部分，发表于《随笔》杂志，萧乾先生读后，立即给作者写信，认为写这样的文章是一件大事，等读完全文后，他要写一读后感交《随笔》发表。不久，萧乾先生因患心肌梗塞住院，医生不许他写信，但他仍然偷着给作者写一封信，对写不成那篇读后感，表示歉意，信上还说：“……但至今仍认为您做了一件大事：用前苏联为咱照照镜子……您学识渊博，对前苏情况太了解，我又希望尊文能早日进入一醒世文选。”

可惜，萧乾先生去世了。他没能读到这本书中《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等其它重要文章。这样，也就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读到中国一代名作家、名记者那启人深思的“照照镜子”的读后感。但萧乾先生的编辑醒世文选一说，确实值得引起我们一些眼光远大、忧国忧民的编辑家们、出版家们的思考。这确是一件大事呢！

（责任编辑　杜晋）

2002年第8期 挑战中世纪教会权威的生理学家哈维　作者：赵文洪

中世纪西欧受着天主教教会和神学的严厉控制。为了维护教会的绝对权威，教会对许多根本与信仰无关的事情做出了结论，尽管这些结论很多是荒诞不经的，但却是神圣不可更改的。许许多多纯粹是学术的、科学的问题，一旦被教会染指，就变成了信仰问题、政治问题和刑事问题，同宗教迫害和政治迫害连在了一起。

根据基督教教义，人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样子造出来的，所以人的形象和躯体是神圣的，损害了它们，就是对上帝的亵渎。另外，教会认为，上帝是厌恶流血的。这两大理由使得对人体的解剖受到严厉的禁止。因此，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前，西欧人对人体内部的情况是很不了解的。而关于人体内的血液循环，公元二世纪，有一位罗马皇帝的御医盖仑提出，根据上帝的安排，人的肝脏是血液生成的地方，是血液循环的中心。血液带着肝脏的“自然精气”从肝脏流到心脏的右心室，通过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所谓“筛孔”进入左心室，在这里变成动脉血，带着心脏里的“自然精气”流向全身。由于盖仑在他的理论头上戴了“上帝的安排”这一光环，因此它得到教会的肯定，成为神学体系的一个部分。

但是，以向传统的神及其代言人挑战为内容的文艺复兴，在对人的身体的认识方面，掀起了一场革命。那个时代的先进人士认为，人的身体是自然的一部分，因为即使是《圣经》，也说过人是上帝用泥土造成的，泥土不就是自然物质吗？而自然，决不像教会所坚持的那样，只是神造出来供人类享用的，人类对它应该非常鄙视，视而不见；而是非常奇妙，值得研究的。因此，近代自然科学就在那个时代诞生了。人们不但大胆地研究外在物质世界，也研究人体。画家们研究人体的外部结构，而医生们则冲破教会禁令，举起解剖刀，向人体内部世界进军。比利时医生萨维留斯是当时最著名的解剖学家，被称为“解剖学之父”。1543年，他发表著名的《人体结构》一书，指出盖仑的著作中有200多处错误。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证明了血液是从右心室，流经肺部，再流向左心室。他也用大量文字批判了盖仑的理论。著名的科学家和画家达·芬奇，一生中就解剖过30多具尸体，发现心脏有4个腔，这是对盖仑学说的巨大挑战。在这些革命性发现面前，宗教和神学惶恐万状，对发现者进行了残酷的宗教迫害。比如，塞尔维特被加尔文教派烧死，萨维留斯被迫流亡，死于途中。

17世纪初期，尽管文艺复兴已近尾声，资产阶级革命迫在眉睫，但教会保守势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从科学的角度看，对人体内部基本结构的认识还远远没有完成，那么，还有没有勇士敢于面对被迫害和攻击的危险，起来继承前人的未竟事业呢？有，英国杰出的生理学家和医生威廉·哈维（1578—1657）就是这样的勇士。

哈维的父亲本是肯特郡的一位普通农民，由于善于经营，很快就创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有了这样的家庭的经济支持，再加上本人天资聪颖，哈维不但进了学校学习，而且春风得意，10岁即入坎特佰雷王家学校，并获得了不容易得到的奖学金。16岁时，考入欧洲著名的剑桥大学，攻读文学、哲学、医学和自然科学。三年后，刚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的他，却因病辍学。

这次生病，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中世纪的医疗水平非常低下，给哈维看病的那位医生，就知道放血疗法。因此，哈维的病拖了很久，受尽了折磨。他深切地体会到了疾病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立志要用医学造福于人类。于是，他病情刚好，就在1600年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求学。他为什么要选择这里呢？因为在当时，这所大学是以思想解放和学术自由而闻名遐迩的；并且，在整个西欧，只有这一所大学敢于顶着教会的巨大压力解剖人体。而对人体内部结构的了解，是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前提。1602年，他在这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载誉归国。在国内，他受到王室的礼遇，地位优越，但他一直勤勤恳恳地治病救人，对病人高度负责，对穷苦的病人更是倍加关心，经常免费为他们看病。

哈维觉得，在帕多瓦大学学到的关于人体结构的知识，尽管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了，但还不足以把所有有关人体的重要问题都弄清楚，比如，血液到底是怎样循环的呢？已经有很多人指出了盖仑理论的错误，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于是，冒着被教会惩罚的危险，他选择了血液循环作为自己科学研究的对象。他在自己的家里建立了试验室，在那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一连30多小时不休息。在长期、艰苦、大量的研究工作，包括对80多种动物进行解剖的基础上，他终于以心脏为中心，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的正确路径：心脏是一个大“水泵”，是血液循环的中心和动力。它分左右上下四个腔室：左上是左心房，左下是左心室，右上是右心房，右下是右心室。两个心房之间有一块隔板，使得它们互不相通。两个心室之间也有一块隔板，平时也不相通。右心房收缩，将血液压进下面的右心室；右心室收缩，再将血液压进肺动脉，经肺静脉进入左心房；左心房收缩，将血液压进下面的左心室；左心室收缩，再将血液压进主动脉，产生脉搏，流向全身，然后经静脉回到右心房。这是人类对血液循环所做的第一次正确的解释，它从根本上彻底推翻了统治西欧一千多年的盖仑学说。

1616年，哈维在一次学术讲座中，第一次公开地阐述了他的崭新的血液循环理论。这份珍贵的讲稿，如今就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原属大英博物馆，1995年独立出来）。

哈维的学说，立即招来了教会和学术界的疯狂攻击。保守分子骂他是“疯子”，称他的理论为无稽之谈。他受到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亲戚朋友们不愿同他交往，病人们不愿上他那里求医。但他没有屈服，为捍卫真理而顽强地斗争。他主动地把那些攻击他的神学家、哲学家和医生们请到自己的家里，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并用实验来证明。外出访问时，他也同反对派进行辩论。靠着真理本身所具有的征服力量，也靠着哈维对真理不屈不挠的捍卫，他的学说终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原来那些远离他的亲戚朋友和病人们又渐渐地回来了。一位德国的大出版商资助他将讲稿扩充，变成《心血运动论》，在1628年于法兰克福出版。

今天，当人们在谈到血液循环问题时，总是会想到一个勇敢的名字——哈维。

（责任编辑　程度）

2002年第8期 神秘的龙泉青瓷　作者：刘振贵　孟凡夏

龙泉市琉华山下的大窑村，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青瓷古窑址所在地。

青瓷，就是釉色青绿的瓷器。古人把绿色、蓝色、灰色、灰黄色乃至灰黑色，都称作“青色”，他们把这些颜色的瓷都称作青瓷。因此，青瓷的色彩是很丰富的，但以绿色为主。绿色青瓷里又分有豆青、粉青、梅子青诸多色彩，其中梅子青被认为是最上佳的色彩，粉青次之。梅子青，就是山野里梅子树上初结的梅子那种绿莹莹、碧澄澄、亮晶晶、水灵灵，绿得让人心动的色彩。

青瓷起源于汉代的越窑。越窑散布于浙江东部的绍兴、上虞、慈溪等地。绍兴一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故地，汉以后这里又称越州，因而这里所产瓷器称越窑瓷。越窑瓷到唐代进入了巅峰时期，所产青瓷远销国内外。越窑青瓷曾被古人用很多美好的辞章加以称赞，最有名的要算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意思是越窑瓷器美得如同翠绿的山峰一样。

龙泉青瓷是青瓷中的后起之秀。龙泉古称龙渊，唐代因避唐高祖李渊讳，改称龙泉至今。龙泉在三国时代便开始有烧青瓷的瓷窑，经过两晋和隋唐数代发展，从宋代起，脱颖而出，超越了其他青瓷，进入了鼎盛时期，前后辉煌了数百年。据史料记载，在宋元时代，“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中运瓷船来往如织。”龙泉青瓷远销国内外，代替了越窑青瓷的地位。特别是大窑这一带，政府派有督造官员，设立衙署，常驻这里督管监造。另外还在这里设立了有专为皇家烧御用瓷的瓷窑。他们把御用瓷窑烧出的最好的瓷器选出来供奉皇室享用，其余的不论好坏，全部打碎，不准在民间流传。大量的龙泉青瓷，被运往亚、欧、非国家，成了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1976年，韩国在附近海域新安海底发现了一艘中国元代的商船，总共打捞起各类文物2.2万多件，其中龙泉青瓷1.2万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精美的龙泉青瓷，在欧洲身价极高。据记载，欧洲古代萨克森王国国王奥古斯二世极爱龙泉青瓷，不惜以600名健壮的士兵为代价，向邻国普鲁士王国国王威廉的妃子换取127件龙泉青瓷，珍重收藏。至今世界各国博物馆和陶瓷收藏家都很重视龙泉青瓷，特别是大窑青瓷的收藏。1996年，日本导演藤井胜夫为拍摄《中华五千年》文献片，特地来到龙泉大窑遗址。他下车伊始，先跪在地上顶礼膜拜，如同朝圣一般。中外陶瓷史学家，在他们撰写的陶瓷史中，都要浓墨重彩地把龙泉青瓷书写一番。

龙泉青瓷何以被古今中外人士这样看重呢？原来，被西方人称之为china（瓷）的中国，制瓷工艺技术，包括练泥、造型、施釉、烧制，在宋代达到了新的水平。当时国内瓷窑很多，最著名的有官窑、哥窑、汝窑、定窑、钧窑，史称五大名窑。他们烧制的瓷器，各有千秋，特色迥然。官窑先设在河南开封，宋室南迁后，改设在浙江杭州。官窑是专为皇家烧制日用瓷和陈设瓷的，条件优越，不惜工本，它烧的瓷数量不大，但精致异常，因而占了老大的地位，排在第一。哥窑就是设在龙泉大窑的、专烧青瓷的瓷窑。这里所称的哥窑，实际上包括当时哥、弟两个系列的瓷窑。哥（包括弟）窑所以辉煌，其原因是除了这里的山好、水好、瓷土好、釉彩好、燃料充足、运输方便等等制瓷自然条件优越外，更因为这里继承了越窑青瓷的千年传统和优良技艺，集中了一大批手艺超凡的工匠，特别是涌现了被窑民们奉为祖师、出类拔萃的高级工匠章生一和章生二兄弟俩。他俩在大窑分别经管着一些瓷窑，哥哥章生一经管的窑称哥窑，弟弟章生二经营的窑称弟窑。哥、弟两窑都烧青瓷，但他们兄弟俩关系亲密，互相切磋，分别琢磨，竟烧制出风格不同、各有特色的青瓷来。哥窑青瓷讲究造型端庄凝重，具有“紫口铁足”的特点。特别是通过对窑温的调控，使青绿色的瓷釉下产生一条条、一片片似裂冰、如雨丝、像云团、类花草的纹片，使瓷器透出了清新自然、古朴典雅的气息，开创了青瓷的一代新风貌。但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限制，哥窑的窑温控制不易，带有纹片的青瓷成品率不高，优级品很难得，所以十分珍稀。哥窑青瓷，往往只是帝王和高官能够享用，民间少有。弟窑则主要在釉质、釉色和装饰上出奇制胜，烧制出青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青瓷。现存一只南宋弟窑凤耳瓶，是国家特级文物，它造型简洁，装饰生动，特别是那粉青的釉色，如雨过天晴，一泓碧水，让欣赏它的人不由自主地心情畅然。在宋、元时代，出口到外国的龙泉青瓷大多是弟窑所产。据说欧洲人不仅不惜代价地收藏弟窑瓷器，而且将它的碎片当作珠宝，制成首饰来装点自己。

名扬海内外的龙泉青瓷，到明代中期以后逐渐衰弱，其重要地位被景德镇青花瓷所代替。到了上世纪初，龙泉青瓷窑火几乎完全熄灭，大窑群落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成了一片荒丘，只留下遍地的碎瓷片。

所幸的是，从上世纪中叶起，龙泉青瓷渐渐恢复了生机，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一些欧洲人到中国来寻购龙泉青瓷，往往空手而去。这事被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他于1957年指示陶瓷行业抢救并恢复龙泉窑生产。经过陶瓷专家叶宏明和已经改行被重新请回的老艺人李怀德等一批人千辛万苦的奔走努力，终于恢复制作了一批龙泉青瓷。其中有哥窑大穿耳瓶、弟窑龙虎瓶、双环牡丹瓶、海棠八角瓶等，受到了轻工业部的嘉奖，有些还被外交部选作国家礼品，赠送给外国贵宾。不久，李怀德又与徒弟徐朝兴共同设计制成直径52公分的哥窑迎宾大挂盘。这件龙泉青瓷的创新之作，荣获陶瓷行业的创作设计一等奖，被誉为当代青瓷国宝，现收藏于北京中南海的紫光阁。

李怀德等老一辈工匠，让龙泉青瓷枯枝发芽，而龙泉青瓷在他的后辈手中，则出现了枝繁叶茂的新局面。李怀德的徒弟徐朝兴，在跟随师傅研制成功各种造型和色彩的哥、弟窑青瓷作品后，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之路。20世纪80年代初，他将龙泉弟窑工艺特色与日用品相融合，设计了一套云凤组合餐具。这套餐具以青翠的弟窑釉色为基调，刻以浅浮雕云凤图案，盘、碟造型突破传统的圆形，做成花瓣形，在桌上摆开，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高雅大方，新颖别致。此套餐具获全国陶瓷美术设计一等奖，产品在市场上十分畅销。90年代初，他又突发奇想：能不能把哥、弟两种瓷器的工艺特色结合起来，表现在一件瓷器上呢？他觉得如果能够实现，就会使龙泉青瓷更具观赏价值。让哥、弟结合，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如它们用的瓷土不同，弟窑用白色瓷土，哥窑却非要用紫红色的紫金土不可，两种土怎么结合起来呢？此外，它们用的釉不同，窑温控制不同。在同一件瓷器上，有的部分要出现哥窑纹片，有的部分要产生弟窑的光洁滋润的玉质感。不过，这些难关都被徐朝兴一一攻破了。1994年，他研制成功了哥弟窑混合梅瓶，此瓶有65公分高，梅子青色的瓷釉下开裂了细细的哥窑纹片；粉青色的如同人参样的花纹，则是弟窑特色，传统的“紫口铁足”特色，也保留在瓶上。人参花纹既具有吉祥的含意，又有现代抽象艺术自然奔放效果。这只别出心裁、古雅质朴、清丽淳厚的花瓶，已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收藏。哥弟结合，在龙泉青瓷界引起了一股不小的旋风。最近，徐朝兴又研制成功了被称做点缀纹片的花瓶。此瓶突破了哥窑纹片的单一色彩，做出了多种颜色的裂纹。在我们专程到徐朝兴的朝兴青瓷苑访问时，见茶几上正摆着一只点缀纹片花瓶，它是在淡青色的釉面下，开裂了如同枝条的一根根铁线，如同腊梅花的一团团金丝，还有如同雪花的一片片白色的银缕，真可称作是一幅腊梅傲雪图。徐朝兴现在每年约有10件创新作品问世，他曾经设计制作了一盏青瓷中美友好玲珑灯，现被收藏在美国白宫。他的作品在日本比其他青瓷工艺品的售价高出五到十倍。1996年，他被轻工业部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

在龙泉，徐朝兴并非一花独放。与他年龄相仿，在青瓷工艺设计上卓有成就的，还有毛正聪、夏侯文、毛松林、陈爱明等等，他们都在和徐朝兴争奇斗艳。更令人欣慰的是，一批受过专业教育的小字辈也在徐朝兴他们后面涌现了出来。他们不仅能设计创作传统的龙泉青瓷，而且还“异想天开”地把现代意识和其他艺术形式风格带入龙泉青瓷，使龙泉青瓷更加百花齐放。我们在卢伟孙的子芦瓷坊，看到他精制的体现天、地、人和谐共存含意的《天与地》冬瓜瓶。这位38岁的工艺美术师还制作了绞胎大口瓶《冬的思绪》、点彩小口瓶《秋园印迹》。此外，我们在龙泉青瓷博物馆等处，欣赏到让人耳目一新的陈爱明的弟窑《富贵牡丹》盘，张绍武的哥窑《问天》壶，王传斌的《秋色》瓶，陈显林的《归林鸟》钵，徐凌的《手足情》瓷塑，叶小春的弟窑《山水流动》瓶……

龙泉青瓷的烧制技术，在一些科技人员的参与下，这些年来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烧木柴的龙窑已经被淘汰，现在改用煤气，使瓷器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又减少了污染和对森林的破坏，哥窑的控制纹片技术、弟窑的施釉技术都更上一层楼。（责任编辑方徨）

2002年第9期 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　作者：李　锐

1949年春，全国解放在即，我从东北到北平，奉命回湖南工作，负责筹办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基本班子是冀察热辽《群众日报》的一批人，这都是我原来的老同事。南下途中，在河南和武汉，又有一些同志加入了这一支队伍。那时，长沙新闻界地下党的力量相当强大，解放军一进入长沙，即同地下党的同志会师。长沙是8月5日解放的，8月15日，《新湖南报》就创刊了。报纸创刊之初，我们办了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经过地下党推荐，招收了一批政治素质和文化教养都比较好的青年，计140多人，经过短期的政策教育和业务训练，就让他们当起编辑、记者，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了。几年之后，其中有的人入了党，成了业务上的骨干。

就是这样几部分人：南下的、地下的以及新招收的年轻人，大家通力合作，可以说，把一张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省级报纸中颇有一点名气。记得那时《人民日报》的《报刊述评》栏还很注意介绍《新湖南报》的情况和经验。

一年多以后，我调省委宣传部工作，离开了报社。1952年，大规模经济建设即将开始，我调离湖南，转到工业战线，被派到燃料工业部负责水力发电建设工作。从此各忙各的事情，同原来报社的同事，就是书信来往也很少了。

1957年发生了一场反右派斗争。在自己的岗位上，我是谨小慎微的，专心干业务工作，外界的情况所知甚少。后来才知道，新湖南报社是重灾区。直到1979年我复职后才知其详：和我一同南下的同志、地下的同志、还有新干班的学员，都有人被划为右派分子，编辑部上百个干部，划右派的竟有54人之多，都是骨干分子。比徐铸成主持的《文汇报》和章伯钧、储安平主持的《光明日报》两个报社划的右派加起来还要多！成为当年全国新闻界的第一大案。他们之中，有些是我很熟识的。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心一意办好报纸的好同志，有的还经历了艰苦的战争环境的考验。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复查，他们全部属于错划，这54人中间，并无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然，这不过是全国反右派斗争的一个缩影。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所提供的数字，全国的右派分子，百分之九十九已经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了。

从1949年到1978年，我们是在不断发展的政治运动即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中过来的。回想在每一次政治运动中，总是号召人们提高警惕，擦亮眼睛，不要把坏人当作好人，错把敌人当作同志。为什么就没有说提高警惕，不要错把好人当作坏人，错把同志当作敌人呢？在反右派斗争中，小到一个百把人的新湖南报社编辑部，就把54个同志当做敌人了；大到全国，就把55万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当作敌人了，这个数目等于当时全国知识分子的1/10，而且其中大都是精英啊！这是何等沉痛的教训。当年直到“文革”十年，对为什么要那样反对并整治知识和知识分子，是应当总结其教训的，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彻底弄清楚。

1979年春，我回了一趟长沙，听了一些报社遭难的同志谈往事，为之感叹唏嘘。曾提议他们把各自的经历写下来，为这一页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使后世知所鉴戒。那时大家刚恢复工作，都以全副精力投入本身的业务，无暇及此，响应的不多。多年过去之后，大家都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回顾往事，有的人也有了写出这一段经历的愿望。印在这本书里的，就是24位同志的自述和对已故者的怀念。

这都是极具体的个案。这样编成一集，读后对于当年报社的反右派斗争就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相当具体，甚至可以说是感性的了解了。炮制出这个“全国第一”的大案，当时主持报社反右派的负责人当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书中的各篇都已经写得相当充分了。不过，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书中没有怎么说到的事情的大背景。应该看到这是极左路线的一次突出的表现。它不是某一地区某一单位的事情，而是全国的问题。看过这些材料之后，我想，假如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报社，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右派任务，也没有可能顶着不办吧。当然，我不会去制造这种“全国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够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比如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24页），划几个右派分子交差吧。正因为这是全国的问题，是极左路线的问题，才更有必要总结其历史教训了。

当然，回顾历史必须重视细节，要解剖个案。从这书的各篇里，可以看到这些同志及其家人在22年的漫长岁月中承受了怎样的苦难，有的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不过，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这个层次来看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看它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那我们就还是只见其小未见其大了。经过开放改革20年，回头再看，就比较看得清楚了：第一，反右派斗争改变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决定的路线，回归到八大以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了。第二，实行了言者治罪。再无人敢提意见，使随之而来的“大跃进”没有遇到任何批评地进行。第三，把一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张，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张（如引进外资、干部应该懂得专业等等）都当作错误言论来批判，从而颠倒了是非，损害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建设，损害了生产力的发展。第四，一些说假话的、告密卖友的、当打手的、落井下石的、趋炎附势的人得到升迁和奖励，从而败坏了社会道德。这是对干部队伍的一次大规模的逆向淘汰，降低了干部队伍平均的道德水平和专业水平，给事业造成长时期的损害。要谈反右派斗争在历史上的作用，就得从这样的角度、这样的层次来谈，庶几较接近于真实。邓小平说得好：毛泽东的领导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295页）可见他也是把反右派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分水岭的。

书中的一些作者以为，我是这书最早的倡议者，因此希望书前有我的一篇序言。我也乐于从命，正好借此机会简单说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

2002年第9期 我亲历高要县三年困难时期　作者：黄东文

1959年到1961年是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三年。三年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00亿元，出现了全国范围的饥荒，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现将我在广东省高要县亲历三年困难时期的真实情况，及今日的思考提供给读者。

竞放晚稻高产“卫星”各级领导走火入魔

三年困难时期的形成，是从1958年夏收大放小麦高产“卫星”开始的。这年6月7日，河南省信阳地区岈山人民公社率先放出亩产2105斤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刮起了粮食高产“卫星”的狂风。这股风刮到广东时，早稻已基本收割完毕，要放早稻高产“卫星”已错过了时机。到10月初，晚稻刚刚开镰收割，地处西江地区丘陵地带的新兴县迫不及待，率先向省委上报了“特大喜讯”：全县晚稻平均亩产1000多斤，出现了一大批亩产3000斤、4000斤、5000斤的晚稻高产“卫星”田，成为全省最早出现的晚稻高产状元县。对此，媒体大张旗鼓进行宣传，省属各部门奖励了10多辆汽车给新兴县。接着，县委书记刘某调任高要县县委书记。高要县是西江地区首县、富县，是地委、专署驻地，又是全省举足轻重的几个商品粮基地县之一，调到高要就意味着升级。不多久，他就当了中共西江地委委员。当时，我在中共高要县委办公室当一名小干事，职务是县委调研组组员。刘某来高要后，领导安排我当刘某的秘书。正是秋收大忙季节，刘指定分管农业的副书记率各部、委、办、局领导及各公社党委书记去新兴参观晚稻高产“卫星”田，并指定我一同去。新兴一位县委副书记介绍情况时说：“现在形势一派大好，卫星连片、连村，大面积出现，估计全县晚稻亩产至少超过3000斤！”吃过午饭，我们来到天堂公社参观“卫星”田，田里的稻子已割完，田头整齐地排列着已脱粒的100多箩谷子，大木牌用白底红字写着情况介绍：一块是地委书记的试验田，亩产8000多斤；另一块是地委常委、妇联主任的试验田，亩产6000多斤。大家看了，都说：“这回来参观，看后真是大开眼界，思想解放了！”可是大家心里怎么想，谁都十分清楚，只不过无人挑明罢了。当晚回到高要，刘书记交代，要我第二天带领各公社农业副书记再到新兴参观。在回来的车上，由于没有首长在场，大家讲话毫无顾忌。有人说：“我点过禾头，数过穗数，算过谷粒，什么亩产8000斤，我看有六七百斤就很不错了！”有人说：“这样的高产状元县，我看全省到处都有！”接着，莲塘公社副书记张有才冲着我吼叫：“老黄，明天下午你在办公室等着，我们莲塘公社也要向县委报一个‘卫星’！”我说：“好啊！一言为定，你报来，我给你整理材料！”于是车厢里又响起了一阵哈哈大笑。看来大家把放晚稻高产“卫星”都看成是上头号召的政治任务，既然是上头布置的，下边照上边要求完成任务就行了，至于放了“卫星”会产生什么后果，谁都没有认真考虑。

次日下午，张有才果然打来“报喜电话”，说：“今天上午，我们莲塘公社在镇安大队召开大队支部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卫星’田实割现场会，经丈量土地，专人过秤，核实亩产，干谷5100多斤，特向县委报喜。”我立即整理好材料，请刘某过目，他看了很高兴，立即批示通报全县各公社。接着全县各公社的晚稻高产“卫星”喜报如雪片般飞到县委办公室，都是亩产四五千斤、五六千斤。晚稻大放高产“卫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后来，省委组织晚稻创高产报喜团上北京向党中央报喜，全县第一个放高产“卫星”立了功的张有才代表高要县上了一回北京。

大放晚稻高产“卫星”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我们高要县在一片“粮食大丰收”的喜气洋洋气氛中迅速掀起了深翻改土、积肥送肥、兴修水利、大炼钢铁高潮。与此同时，全县一夜间实现了“公社化”。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一平、二调、三共产”。所谓“共产”，实际上只有“上面共下面的产”，没有“下面共上面的产”。随之出现了高估产、高征购，普遍购了过头粮。还实行免费吃饭加发工资的制度，没多久，就耗尽了大队、小队的存粮和资金。1959年春节前，全县城乡掀起了大炼钢铁的高潮，每天投入大炼钢铁的劳动力超过10万人。办大食堂又占用了大批精壮劳动力，只留下老、弱、妇、孺投入秋收，导致大量已成熟的晚稻无法及时收割而烂在地里。春节前粮荒开始在部分大队露头，大队干部向公社反映实情，要求调粮解决。可是由粮管部门征购的粮食已入国库，公社无权动用。于是粮荒就如烈火燎原般全面爆发，变成势不可挡的灾难。

清查“黑仓” 大反“瞒产”村干部哑巴吃黄连

高要县秋收后，一些大队不到三个月就把存粮吃完了。有一个公社书记几次打电话向县委反映，要求解决调粮，在被拒绝的情况下跑到县长办公室，跪在县长脚下痛哭，说什么也不肯起来。这使县领导感到困惑，县委召开紧急会议，反复分析研究，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是大队、生产队干部对平调粮食有抵触思想，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次“查黑仓、反瞒产运动”。1959年1月21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4200多人到会，县委进行了“查黑仓、反瞒产”动员。西江地委书记也到会讲话。他说：“高要是西江专区的粮仓，又是高产县，1958年晚稻特大丰收，怎么会秋收后不到三个月就缺粮了？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谁都不会相信。粮食都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就是大队、生产队干部搞了黑仓，把粮食藏起来，瞒产私分。地委坚决支持县委反瞒产的决定，下决心把粮食的底子搞清楚。希望有瞒产行为的同志安下心来开好会，通过学习，提高认识，把隐瞒的粮食报出来，不搞清问题就不散会，开到过年也要开下去！”会议一连开了三天，毫无进展。当时已是春节前夕，参加大会的队干部，思家心切，好些人失眠，还有的人在睡梦中狂叫惊醒。我向刘某汇报了这一情况，刘某说：“那就好，说明大家担心不能回家过年，思想斗争开始紧张，不说不行了。”我到禄步公社禄步大队参加讨论，大队长胡启满同我很熟，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告诉我：“老黄，实不瞒你说，我们大队确实搞了三个‘黑仓’。”我一听心情振奋，忙问他“总共多少谷子？”他一本正经地回答：“8万斤左右罢。”我说：“你真笨，干嘛要搞这吃力不讨好的事？”胡启满说：“这你就不明白了，像现在一日三餐干饭，放开肚皮吃饱，全大队两千多口人，粮山也要吃崩，到时候没有粮食了，社员找我要饭吃，我找谁要去？”我听他讲的话有道理，深信不疑，马上向刘某汇报。刘某马上说：“好！立即通知禄步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大会，让禄步大队长作典型发言。”胡启满在大会上讲话有板有眼，全场200多人听得十分入神。胡启满讲完后，县委书记刘某强调自报瞒产粮，谁报归谁，县、社一律不调走、不没收的原则，号召大家放心自报。接着就以大队为单位开讨论会，果然出现了各大队纷纷报出建立粮食“黑仓”、瞒报粮食的情况。县委立即召开公社书记会议，介绍禄步公社的做法，各公社书记听了十分兴奋，情绪高涨。第二天是旧历十二月二十八，各公社在讨论中突然如火山爆发般掀起了自报“设立黑仓，瞒产私分粮食”的高潮。整整一天，全县共有1800多位大队、生产队干部自报设“黑仓”，“隐瞒”粮食1.2亿多斤。

春节后，我即到禄步公社进一步了解 “粮食黑仓”清查落实情况。出乎我的意料，公社的同志说，“四级干部会议揭发的黑仓绝大部分是假的。因为当时已是年关，再不报个假账应付就无法回家过年，还要囚在县里整思想，当然谁都不干啦。”我一听，心里凉了半截，马上到禄步大队去。找到胡启满，问他“三个黑仓”是怎么回事？胡启满慢条斯理地说：“三个黑仓是假的，我们根本就没有瞒产。”我回到公社，杨希明书记告诉我：公社党委在外坑大队查出了一个黑仓，有几千斤谷子，准备下午召开现场会，请我也去参加。下午，我到了外坑大队，果然见晒场上摆满了几十箩谷子，趁现场无人，我伸手插进谷箩去探查。天啊！原来谷箩表面一寸厚左右是真谷子，下面垫的全是谷壳！我再探过几箩，都是同样情况。说明“黑仓”里几千斤谷子中只有5%左右是真谷子，其余95%都是谷壳。禄步公社党委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笨拙的假现场呢？我想他们也是为了应付县委，不得已而为之。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其他公社的情况也和禄步公社差不多。这说明全县在查黑仓、反瞒产运动中反出的基本上都是假材料，而且越反越假，花样翻新。放“卫星”导致高征购，高征购导致购过头粮。这样，浮肿病、饿死人的惨剧终至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饿死农民 诿过于人弃卒保帅大抓“恶鬼”

1960年4月30日，由高要县下放干部组成的“公路绿化专业队”一行70多人（我是其中一员）集中到县委，听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讲话。部长说：“现在全县有一部分公社因为干部官僚主义，作风恶劣，不关心群众，造成各种疾病流行，不正常死人严重，特别是莲塘公社，情况十分严重，县委已派去工作组，对公社党委进行整顿。县委决定撤销公路绿化专业队，全体队员改为抓生活治病专业队，集中到莲塘公社，具体任务就是整顿食堂，抢救病人。”部长一再强调：“莲塘公社党委已经烂掉了！你们到莲塘后，归县委工作组领导。”五一节上午，全体下放干部到了莲塘公社，县委工作组向我们介绍情况，分配任务，我才知道公社党委已经“烂掉”是什么意思。原来2月下旬，原禄步公社党委书记杨希明调任莲塘公社党委书记，已有一批大队闹粮荒，不久各大队普遍缺粮，公社多次向县里反映，县里不予解决。许多大队把饲料粮吃完了，就吃种子，有的大队连种子也吃完了，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导致社员中各种疾病大爆发，大部分妇女患了子宫下垂、闭经病，男人则普遍患上肝炎、水肿病，很多小孩患“马骝湿”病。各大队都出现饿死人。到4月初，有的大队死人已占上年年终人口5%以上。这时，县委才认识到死人问题的严重性，派出工作组到莲塘处理死人问题。刚调到莲塘两个月的杨希明和放水稻高产“卫星”的始作俑者张有才被指控犯有严重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害死一大批贫下中农”，两人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判处了徒刑。调回龙公社书记王北水到莲塘接替杨希明的职务。到了7月早稻收割大忙季节，由于繁重的劳动、社员身体瘦弱以及卫生条件差等原因，病人大量增加，送到公社卫生院和各联队卫生站抢救的病人挤得连走廊、办公室都摆满了病床。最可怕的是，这时突然发生了严重的夏季流行病——痢疾。许多病人本来体质已很差，一旦染上痢疾，腹泻不止，很快就因严重脱水死去。到7月下旬，全社已有温贯、罗勒、波洞等11个大队死人超过总人口的10%。这时，公社党委通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大会由县委工作组主持，县委副书记兼县长讲话。他说：“今天这个大会，是捉鬼会！近几个月来，莲塘公社发生那么多种病？就因为有鬼！水肿鬼、闭经鬼、肝炎鬼、马骝湿鬼……都有！鬼在哪里啊？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都有！要治病，不死人，就得捉鬼！把这么些鬼都捉了，各种病都会好，就不会再死那么多人了！”听了半天，终于弄清楚了县长讲的“捉鬼”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那些躲在公社里、大队里、生产队里的“鬼”们一个个捉出来。

下午，县长公布“莲塘死人事件”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被捉的“鬼”共48人，第一名就是王北水，他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留在公社继续抓好生活治病工作。受处理的干部，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非党、团员的撤销职务。下放干部、抓生活治病专业队被作为“鬼”捉的有两个：一个是队长陈介忠，他所驻的温贯大队，是该公社死人最多的大队，死人达大队人口的13%，他无法推卸责任，被开除党籍。另一个是队员张子尧，马来西亚归侨，原南方大学学生，他在为病人熬牛骨汤时，为了调味尝了下牛骨汤，说他“偷吃病人的营养品”，被开除团籍。作为公社党委书记、全社3万多人的父母官，王北水在三个月任内为了拯救数以千计的濒危病人，尽了他的一切努力，可是他却被作为“莲塘死人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受到了最严厉的处分。在这样的逆境中，王北水对自己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没半句怨言，而是接受分配给他的严酷任务：受处理后第二天大清早他就出门，走访了莲塘的5个大队，检查病人情况，晚上到公社卫生院同医务人员一同抢救危急病人，直到凌晨1点多钟才回到公社。次日一早到伙房打一大碗白开水，吃两个咸馒头，又出门了。他这些感人事迹，许多干部、社员都是亲眼见的，大家都为他打抱不平。

过了半个月，地委工作组来了，主要是了解1958年稻谷产量的真实情况以及群众对县委大批处理干部的看法。又过了几天，地委召开会议，宣布地委认为前段高要县委对莲塘一大批干部的处理是错误的，分别恢复受处理的48位同志的党籍、团籍与职务。由于大放水稻高产“卫星”，逐步演变成“捉鬼”的闹剧终于落下帷幕。

血的教训刻骨铭心

莫让荒唐历史重演

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40多年了，今天总结其历史教训，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内民主不健全，党章规定的党员基本权利被严重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健全党的组织生活的基本原则，坚持贯彻这个原则是党维持旺盛战斗力的基本保证。在执行这个原则中，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三项，对正确与错误都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唯独“个人服从组织”这一项往往由于书记以“代表党委”的名义，对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发号施令。三年困难时期高要县一次处理200多名社、队干部，就是县委书记个人权力恶性膨胀，不受党委约束，严重违反党章，践踏党员基本权利的典型例子。

其次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制订一切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国人民享受社会主义制度赋予的各项政治、经济权利的基本保障。当时的宪法总纲第十一条规定：“国家保障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第三章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房屋不受侵犯”。可是在公社化高潮中刮起的“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把农民的房子拆了作肥料，把农民养的牲畜没收集中办大畜牧场，把农民的家具、厨具没收办集体食堂，使庄严的宪法成为一纸空文。

三是缺乏群众监督，民意得不到应有尊重。在“三面红旗”已造成严重恶果，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修正错误，稳定农业生产关系，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时刻，上面仍一意孤行，坚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使“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持续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原是让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领导畅所欲言反映“三面红旗”给农民带来的灾难和农民要求纠“左”的呼声。但谁都不会料到，原本纠“左”的会议突转“反右”，反出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接踵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实践证明，要维护党员和公民的基本权利，要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建立民意机构，健全实践民意运行机制，认真尊重民意，切实实行群众监督。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9期 董必武平等对待民主人士　作者：吴跃农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政务院成立了接收工作指导委员会华东工作团，由董必武任团长，办理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人事、档案、图书、卷宗和其他一切应行接收事宜。1949年12月，董必武率团来到南京，在原“国民大会堂”，向四千国民党留用人员讲话，宣传党的统战政策，进行思想教育。当时百废待兴，国家各方面都急需钱，但对留用人员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给饭吃，给工作。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党提出了“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的号召。为了更好地使留用人员适应新中国的需要，专门成立了华东革大南京分校，对留用人员进行培训，一年之后，学员学成，按因才致用的原则给这些人分配了适当的工作，不少人成了各行业的骨干。

董必武在南京，还专为全市党员干部大会作了《目前统一战线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他首先重申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有三大法宝，指出除我们已经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和一支优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外，还要“建立一个很好的统一战线”，他强调，这是“党的基本政策之一”。他指出，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军事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党的统一战线对象仍然是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者农民阶级、很好的朋友小资产阶级、仍然是朋友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以及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人。他说：“我们一定要把革命的对象缩得很小，把我们团结的对象尽量扩大。”当时，党内有些干部对统一战线政策不理解，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认为“我们打了这样久的仗，为什么现在反而把人家捧得这样高？”董老针对这样的糊涂观点，在报告中批评了因为胜利而瞧不起党外民主人士、轻视统一战线的关门倾向，他指出，“不懂得很好地建立统一战线，党的质量也就不能算高。”

董老经常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在民主党派面前不能妄自尊大。”董老与民主人士见面，一般都要向他们行拱手礼，尊称他们。一次与民主人士开会之后，工作人员对他说，在座的除了张澜、沈钧儒，其余都是年轻人，你称他们“各位先生，兄弟如何……”就不合适。董老说，“他们都称我为‘老’，我不能自负嘛，称兄弟不是更亲切一些吗？我们要做工作，就要舍得放下架子，切忌妄自尊大。”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会议在北京举行。董必武担任常委，负责第四小组的工作，主持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这个小组的成员共有25人，大多是民主人士。董老与他们反复开会研究，还广泛征求了没有参加小组工作的党外专家的意见，才写成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杨显东是留学美国的棉业博士，20世纪30年代后期还访问过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与董老在汉口相识，董老要他留在党外发挥作用。1949年9月，他作为全国政协会议代表，来到了北京，专门到锡拉胡同董老家拜见董老，董老很高兴，与他双手紧握，久久不释。董老对他说：“我详细看过你辗转寄来的信，并从有关方面得知你近年来在汉口和上海的表现，你为党做的工作是许多党员所做不到的。当时不同意你到延安，而留你在白区工作，是对的吧！”

不久，杨显东被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颇出意外，感到能力有限，还是从事棉花科研工作比较合适。他又一次拜访了董老，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地告诉董老。董老对他说，“你担任农业部副部长，是我经过认真考虑又和周总理商量后决定的。”董老鼓励他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争取参加土地改革，加强思想改造。杨显东参加了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会议，陈云、薄一波对他说，“你是棉花副部长，把棉花搞上去是你的责任。”在政务院会议上，周总理也对他说，“你是棉花专家，一定要把棉花搞上去。”他生怕辜负了国家领导人的期望，在农业部欢迎他到任的见面会上，一激动他脱口而出，说，“20年之内，要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董老知道后，专门找他谈心，说：“中央没有做出决定的事，我们都不能随意说。你讲20年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做到丰衣足食是没有根据的。讲话要考虑话说出去会引起什么作用，解决什么问题？”董老的批评，使这位党外副部长感到终生受益。

董老处处对人尊重，总是想到让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心情舒畅，显露才华。有一次，他让秘书把一个工作报告送给党外负责同志审阅，特意交待，有的人年纪大了，工作也忙，写书面意见不方便的话，要一一登门拜谒，记回意见来。意见反馈回来了，董老特别高兴，对工作人员说：“修改意见我仔细看过两次，绝大多数都可采用。”张奚若只改了一个字，董老说：“这不是一字之师吗？”

朋友情，心中诗。解放前，董老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内的进步人士和民主人士有过广泛的交往，常常以诗表达相互间的情谊。1949年3月18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等一行20余人到达北平后，题诗向董必武致意，董老立即作复，曰：“旧事重提我欲愁，巴渝宁沪记曾游。几经曲析谋和议，备受摧残抗逆流。黩武之徒吞恶果，拥民为主是嘉猷。南方底定君歌咏，应与龙吟凤哕俦。”诗中充满了对党外朋友的敬重。

爱国侨领陈嘉庚侨居新加坡，艰苦创业，经营橡胶业，获利后不自封殖，领导侨胞，热爱祖国，斥巨资创建集美学校，逾四十年。全国解放后，“陈君亲回梓里，将中小学、师范及诸专科学院修复而恢廓之”，又对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1952年12月，董必武为集美解放纪念碑题词时，特“集杜诗五言句六章”以纪其事，赞扬陈嘉庚“子负经济才，风雷飒万里。树立甚宏达，壮心不肯已。”

董必武广交党外朋友，问寒问暖，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关心备至。1955年，谢和赓、王莹从美国回到祖国，一路上波折重重，暂寄居北京招待所。董必武接见他们，见他们没有穿大衣，便关切地询问：“现在你们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中了，生活上有什么需要的，尽可以向组织报告。”董老还鼓励王莹搞好创作，特别是把在美国的遭遇抓紧记写下来，以免时间久了，“冷了气”。60年代，王莹写出了长篇小说《宝姑》，并着手创作《两种美国人》。有人认为王莹应该写工农兵，董老知道后，说，王莹目前身体有病，不能到基层体验生活，怎么能期望一下子就写出工农兵题材的东西？应该实事求是，先把已有的两三种初稿和英文译文的《宝姑》和已有生活经验的《两种美国人》完成以后，等健康允许再深入生活，有了生活积累之后再计划写工农兵题材的作品。在董老鼓励关怀下，王莹消除了顾虑，按照原定计划写书稿。到“文革”前夕，王莹终于将两部书稿写成了。并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董老的夫人何连芝，表达对董老的感激之情，信的末尾是两句诗：思源“两书”念董老，无限深情永难忘！

在“文革”动乱之时，董必武没有回天之力，痛苦地在书房反复书写“群言堂，群言堂”。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高山流水，伯歌季舞。董必武体现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民主作风。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9期 忆关向应将军　作者：穆　欣

自幼反对殖民侵略

弱冠走上革命征途

今年9月10日，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人民军队的杰出将领关向应同志诞辰100周年。

关向应1902年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困的满族农家，原名关致祥。他的家乡“关东州”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心中十分愤懑。日本侵略者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尤其使他痛恨。他在《自传》中说：“我十二岁时入日本办的专以教育中国人的普通学校（初级小学），四年毕业。后复入大连公学堂（高等小学），二年毕业。我在这六年中所受教育完全是侵略式的教育，书报都看不明白，国内的情形一点不晓得，思想完全是奴隶的。当我毕业后学堂就把我送一日本商店服务，才作了一个月，因与日本人冲突就辞了。”宁肯回家种地绝不受日本人的欺辱。他说：“做一个中国人，就要有骨气！”

他在大连公学堂读书时，常在学校发的日文课本书眉上批写“中国”、“我是中国人”、“精忠报国”这样的字句，画一些丑化日本侵略者的漫画，抒发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心情；他还参加了反对日本教员殴打中国学生的罢课。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做工时，又率众“教训”了辱骂中国人的日本殖民者，迫使此人当众道歉。他愤怒地说：“非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走不可！”

泰东日报社是关向应接触进步书报、参加革命活动的起点。1923年，他在泰东日报社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在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3月，经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大连市的第一批共青团员。这年5月，他随李震瀛到达上海，帮助先期到达上海的陈为人从事革命工作，同时在上海大学学习。9月，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向应临行前写给叔父的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拚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1925年1月，他在东方大学转为中国共产党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关向应奉命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区委工作。当过厨师、印刷工人，卖过报，忍饥耐寒，把省下的钱充作组织的活动经费。他深入群众，诚恳待人，青年们都愿意接近他，亲切地叫他“小关”。这年7月，他以共青团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往济南，自此直到1927年5月，他历任共青团济南、青岛和山东省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时统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杀人如麻，被称作“混世魔王”。全省形势严峻，关向应不畏艰险，深入各地与敌周旋。他依靠党团员把被敌人摧毁的组织重建起来。经过半年时间，青岛7家纱厂有6家恢复了团的组织。1926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回到上海。到夏天，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形势有了巨大变化。这年秋天，中央再次派关向应回到山东，负责党和团的领导工作，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但到1927年初，关向应再遭张宗昌通缉，不得不又一次离开山东回到上海。

从1927年到1929年，关向应继续从事共青团的工作。1927年4月，他前往武汉参加5月中旬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后又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后他留在武汉参与领导各地职工运动和青年工人、学徒的斗争。他在武汉积极组织纱厂工人罢工，很快取得了武汉童工八小时制的斗争胜利。其后，他被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1927年底，关向应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协助团中央执行局书记任弼时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共青团，纠正了当时团内思想上出现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的错误倾向，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1928年6月，关向应作为共青团组织的党代表，去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代表团中央在大会上发表祝词。在“六大”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7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后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局书记。关向应还参加了7-9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并于7月28日在会上发言，报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1929年初，关向应主持共青团中央工作，建立了团中央的各个工作部门，先后在上海出版《列宁青年》、《少年先锋》等青少年杂志。这一时期，关向应为加强共青团工作作出了巨大贡献。

白色恐怖险象环生

巧妙斗争与敌周旋

30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内的“左”倾急性病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使“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曾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关向应任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并于8月初被派往武汉工作。

这时武汉的白色恐怖相当严重，形势非常严峻。党派到武汉工作的30多个同志，绝大多数都被捕被杀。关向应同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于8月6日到达武汉后，第二天即召开长江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武汉暴动的总策略和一切决定，将湖北省委与长江局合并，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以项英、关向应、任弼时等7人为委员。但是，在严峻的形势下，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处处碰壁，原定的行动计划一一破产。直到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中央6月11日决议后的布置是错误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立即指示长江局停止武汉暴动。周恩来派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去长江局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刘伯承9月2日到武汉后即传达中央指示，调整各方面力量，长江局缩小至三人，关向应被派往湖南指导工作。不久，长江局遭到破坏，他又回到武汉和任弼时一起留守长江局，坚持工作。

到1930年底，武汉形势更加严峻，12月17日，中央决定将长江局工作人员全部撤回，要关向应、任弼时“须尽可能于24日前到沪”。因工作紧张，他们一时不能脱身。12月下旬一个晚上，他们正在开会，叛徒指引特务直扑长江局。关向应等闻讯急从后门撤走，不到五分钟敌人就从前门闯入会场。情况如此险恶，关向应、任弼时等只好离开武汉，于12月底回到上海。

其间，9月下旬由周恩来、瞿秋白主持在上海召开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使全党工作开始转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关向应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关向应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在此以前，关向应已在1930年2月军委改组时，担任了军委常委，同年3月周恩来离沪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期间，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他于年底回到上海后，仍在中央军委工作。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在米夫支持下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会议实际上批准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纲领。从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开始长达四年的统治。关向应在会议期间亲见王明等人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伤害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不同意这些做法，会下他与贺昌、任弼时常到龚饮冰家里，议论共产国际插手改组中共中央的不正常做法，尤其看不惯王明那种狐假虎威的作风。王明等人不满意关向应这些表现，会后他被降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还被调往上海职工联合会工作。

这年4月，上海职工联合会的机关因被叛徒出卖遭敌人破坏。刚来工作不久的关向应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在敌人审讯时坚贞不屈，化名李世珍，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被敌人从他家里抄走了一箱文件，这批文件不单会使他的身份暴露，且会泄露党的重要机密。周恩来为此十分着急，即让中央特科陈赓迅速营救。

陈赓先叫中央特科在上海的反间谍关系、“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去找英租界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探听情况。得知关向应确未暴露身份，英国人对这批文件很感兴趣。但因文件多，英国人中文水平低，天天围着它发愁；国民党想把这批文件弄走，英国人不同意，兰普逊正想挑出重要文件据为己有。

周恩来指示，营救就从这批文件入手，设法抢出重要文件以免泄密，也使敌人无法判定关向应的身份，便于营救。陈赓就派他的助手、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作为杨登瀛手下的“专家”去“帮助”兰普逊识别文件。刘鼎仔细检查了全部文件，将重要文件藏在身上带走。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英国人：被捕者是个学者，这些文件都是学术资料。英捕房见关向应不是“要犯”，就把他转交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龙华监狱。

被关在这座监狱里的共产党人成立有党支部，男监的党支部由刘晓、陈为人、谢宣渠组成。支部将关向应列入重点保护对象，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平庸无为。国民党因未捞到那批文件，也以为确非“要犯”，对他并未注意，所以始终未被敌人识破。周恩来得知此情，即让陈赓加紧营救。陈赓就将此事交给曾任特别营救部长、已调到情报科的黄慕兰去办。

黄慕兰经过孙晓村的介绍，找到法租界的青年律师陈志皋。陈是沈钧儒的弟子，思想进步。他的父亲陈其寿在法租界会审公堂当了18年刑庭庭长。他的姨父、舅父都是法官。他的家族在上海司法界拥有很大势力。经过陈氏父子热心奔走，这年年底终使关向应无罪获释。

关向应出狱后，中共中央指派他为中央代表前往湘鄂西苏区工作。这年的11月当他还在狱中时，已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艰苦坚持湘鄂西苏区

全力创建晋绥根据地

1932年1月，关向应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主席，红三军、红二军团政治委员，还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从洪湖到湘鄂川黔苏区的极其艰苦的4年间，关向应和贺龙率部转战不息，对红二军团与根据地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关向应到达以前，湘鄂西苏区在国民党反动派“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政策干扰下，遭受了严重挫折和损失，1932年春，红三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艰苦转战，于年底到达湘鄂边境。这时“左”倾领导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又错误地决定取消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特别是实行肃反扩大化，错杀了一大批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使红军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关向应初到这里时，为了恢复红军中的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深入连队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亲自主持登记党员，组织党支部，成立政治部，制定部队政治工作制度。他平易近人，工作深入，几乎认识红三军的所有战士。在生活上，他和战士一样身穿破衣，脚穿草鞋，风餐露宿，同甘共苦，深得全军指战员的爱戴。

1934年10月，红三军在黔东和由任弼时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经中央批准，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中央决定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此后，经过一年奋斗，纠正了湘鄂西根据地在肃反、建军、建党等方面的“左”倾错误，粉碎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扩大了自己的队伍，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

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于1936年7月初同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的甘孜会师。中央决定红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兼红二军团政治委员。长征过程中，关向应等红二方面军领导同志，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同朱德、刘伯承一起，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经过他们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在1936年10月间先后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军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场斗争中，包括关向应在内的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表现了拥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坚强党性和维护党内团结一致的原则精神。

抗日战争中，关向应任第一二O师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和贺龙师长共同创建了晋绥解放区，并和贺龙一起率领部队转战冀中平原和晋察冀边区根据地，战斗足迹遍及华北各地。

关向应是杰出的政治工作领导者，擅长于部队政治思想建设。从1932年到他逝世前的15年间，贺龙在各个部队担任司令员时，关向应始终同时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坚强的党性，高尚的情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艰苦朴素的作风和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贺龙的敬重。贺龙曾说，他一生遇到两个好政委，一个是周逸群，一个是关向应。每当谈到部队的战斗经历，尤其是在谈到指战员斗志昂扬的精神风貌的时候，他从不忽视政治委员关向应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初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编写《抗日战争时期一二O师暨晋绥军区战史》的时候，贺龙对军史编写人员说：“关向应同志的作用要好好写。他在晋西北建党，发动群众，做新军的工作，牺盟会的工作他也要做，还要做一二O师的工作。”

关向应同时又是卓越的高级军事指挥员。从湘鄂西苏区的历次反“围剿”，到晋绥边区和冀中根据地历次反“扫荡”，他始终和贺龙共同指挥战斗。正如贺龙在《哭向应》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无论在战场上、工作中，他们始终在一起“入死出生”，“记不出何时不在一起，何战有所分离”。他们共同指挥过许多重大战役和著名战斗，尤其是1939年4月在冀中平原进行的第一次大兵团运动战——歼敌700余人的河间齐会战斗，9月全歼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三十一大队1200余人的灵寿陈庄战斗以及11月初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歼灭日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团长阿部规秀的涞源黄土岭战斗，等等，都是载入史册的重大胜利。

1940年6月日军对晋西北进行夏季扫荡时，前来访问的诗人萧三随贺、关的指挥部行动，亲眼看到贺、关共同指挥部队作战的情景。他在《贺龙将军》一文中写道：“夜深了，值日参谋进来报告：××队伍到了××，来电话请示。贺龙说：‘我自己去讲。’步出房门，大声叫：‘向应！来谈谈。’他们两人同进电话室，商量了几句，贺师长拿起电话筒说话。也许是对方不大懂他的湖南话，关向应同志接着说下去。我听见关政委吩咐得那样仔细，那样具体，指示××队伍如何如何行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应注意什么，……贺龙同志站在旁边，一切都无异议。我因此相信‘小关’（很熟悉的老同志们到现在还这样称呼他）是能独立指挥作战的。他自己也说过：‘是吃的这碗饭啊！’”

关向应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考虑问题从实际出发，周密细致，在军事指挥上尤其注意缜密考虑，一丝不苟。他对下属的指示都是及时而具体的。有一次，八路军在晋西北杨方口打了胜仗，他和贺龙联名给前方连拍两个由他起草的电报中说，你们打了胜仗，敌人要报复，切忌骄傲，防敌袭击。果然敌人立即增援报复。因为部队已经有了准备，就避免了可能受到的损失。

他还经常研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役与战术问题，认真总结经验。1939年6月28日，他在晋察冀边区阜平县易家庄，曾以《冀中战争形势和几个政策问题》为题，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对冀中形势的发展趋势，以及继续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问题，冀中的民主、民生问题，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这年8月，他又将这些论断加以发挥，写成《论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一文，对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规律、特点及困难和有利条件等等，作了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先后在冀中《新长城》和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他在抗战初期发表的文章还有《一二O师在晋西北》、《再谈晋西北的问题》等，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开辟和建立抗日根据地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向应为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付出了大量心血，立下了不朽功绩。抗战初期一二O师刚到晋西北，他即受中共中央北方局委托，组建中共晋西北区党委，同时发扬我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光荣传统，一面坚持和日本侵略军作战，一面参加创建根据地工作。关向应亲自带领从部队抽调的700多名干部组成地方工作队，分赴晋西北各县和大青山地区开辟工作。工作队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阶层群众合作抗日，建立群众组织，恢复抗日政权，发展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打下初步基础。1938年9月，关向应回延安出席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了《晋西北工作报告》。其后又任晋绥军区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且兼负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关向应还十分重视部队和根据地的文化建设，关心文艺工作的发展。1940年3月，他在晋西北第一次戏剧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长篇讲话，解决了晋西北根据地戏剧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引导晋西北戏剧运动健康地发展。同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方向，对于晋西北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他都具有远见卓识，提出的见解，澄清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许多糊涂观念。1940年5月4日，在晋西文联成立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敌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明根据地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有关政策问题。他本人热爱文艺，有很高的文学素养，是文艺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始建于红军时代的一二O师战斗剧社，从湘鄂西苏区到晋绥抗日根据地，始终得到关向应无微不至的关怀。剧社每上演新剧目，从剧本创作到表演排练他都提出很好的意见，耐心地帮助剧作者和演员推敲修改。这个剧团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成长，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爱，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如像导演成荫、欧阳山尊，音乐家时乐，女作家莫耶，等等，都在全国文艺界享有盛誉。

与病魔苦斗整五年临终仍想为党尽力

关向应家境贫困，自幼经受饥寒折磨。参加革命后，长期繁重的秘密工作和异常险峻的战争生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他就在上海罹患肺病，战争年代经常犯病。在晋西北和冀中多次发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不肯医治。1940年秋他终被重病击倒，党中央、毛泽东要他速回延安诊治，直到11月才回到延安。不久得知敌人对晋西北进行规模空前的冬季扫荡，思念前方军民，使他坐卧不安。1941年初他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回前方的山西兴县，又日夜操劳，战斗不息。有次接连开了四五天会累得吐了血，由组织上强送军区医院疗养。他虽重病在身，仍不停地阅电报、批文件，向贺师长提出各种建议，致使病情恶化。10月初，贺龙亲自送他赴延安治疗。

在延安治病期间，他始终以坚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密切配合医生的治疗，坚决同病魔作斗争。

在病榻上，关向应仍然十分关心政治，不停地思索着党和军队的大问题，这对病情很不利，医生和同志们劝他不要这样。他说：“20几年已经养成习惯了”。大家无可奈何，只好把有些事瞒着他。这也不行，他总能知道。他对医生说：“如果不告诉我，我会想得更多，失眠得更厉害。”

1945年在延安举行了党的“七大”。关向应曾经表示：坐担架也要参加这次盼望已久的代表大会。无奈他的病情在七大开幕前夕骤然沉重，根本无法参加。4月24日，他在大会开幕第二天，送交大会一封向全党告别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在此临死弥留之际，谨向党的领袖，谨向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谨向全党同志紧握告别之手，切望全党同志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奋斗前进！全党全军应该像一个人一样，紧密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中央周围，相信我们的党和中国革命是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的。

1946年1月，他的病情一度转重。连续四天，呕吐不能进食。他自知病已危险，便对医生说：“告诉我，还能支持多久？我并不怕，主要是你们要给我一个时间，叫我把事情交代清楚。”第二天，刘少奇和彭德怀受中央委托前来看望，他讲了很多话。医生很担心，但他坚持要把话说完。从他的住房出来，彭德怀对医生说：“看来他还想多说几句，可是精力来不及了。你们做医生的是怕他太吃累了，可是他呢，总愿意在临终之前，尽量多贡献一些意见，能够使革命早一点成功，他才安心。”刘少奇说：“一个共产党员，始终挂在心上的是党的事业，所以他只要有一口气，总想为党多尽一些力量。”这次危险度过后，他像是在一场激战之后终于获得胜利一样，异常高兴地对医生说：“很好，没有弄的措手不及。是嘛，为什么死呢？我还要起来做事情呢。”

1946年5月底，他的病情变化，嗓子疼得连一口水也咽不下去，喝口水都疼，说话困难，不断冒汗。特别是肋膜开刀以后，疼得无法睡觉。他始终咬紧牙关忍受，没有呻吟，毫不畏惧。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我还要作最后的挣扎，熬过了这个痛苦，我还要为党工作十到二十年。”以后他的左肺完全萎缩，右肺将近一半坏死，他依然不颓丧。最后发现左手浮肿，他又说：“把左手锯掉，有一只手照样可以做事。”

他就这样顽强地同病痛搏斗了整整五年，直到停止呼吸前五分钟，他还在说：“不要紧，我还会活下去继续为党工作！”不幸，他于1946年7月21日22时停止呼吸，溘然长逝，年仅44岁。

关向应的逝世引起全党和广大军民的哀悼，延安军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朱德、任弼时等为关向应执绋；延安和晋绥边区都举行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对关向应毕生革命的不朽功勋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题写的悼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悼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任弼时沉痛地写道：“你对人民事业的忠诚，你的优良作风与伟大功绩，给全党全国人民留下了永恒的追念，在你长久的艰苦奋斗中，你损坏了健康，以致久病不治，壮年逝世，这是党的不幸，人民的不幸，也是作为老战友的我个人的不幸！你未竟的事业，将由全党同志来继承，你在九泉之下安息吧！”（责任编辑 林耀）

2002年第9期 刘澜涛晚年的人情味　作者：吴　江

以上所录马克思名言，是刘澜涛同志离世前三年赠送给我的。此外，他还赠我一张他年轻时的照片，并精制的洮砚一方，从刻工看，至少是清代之物，上刻他曾书赠给我的《红楼梦》中的两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连同他逝世时所发的“生平”及有关纪念照片等，我都作为重要的遗物保留着。

一个人，尤其是曾做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人，当他行将走完一生艰难路程、结束凶险难测的战斗生活之际，渴望在同志间找到一种“真正的友谊”，把这种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并要求彼此“共勉”，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里透露出一个在特殊环境中奋斗过来的人在回顾往事时所蕴蓄的一种特殊的心声。

我认识刘澜涛是在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后的土改中，地点是河北省曲阳县。那时他以晋察冀（边区）中央局副书记、“七大”中央候补委员身份下乡亲自领导一个县的土改，任务是纠“左”。我则是晋察冀边区总工会的干部（1946年撤出张家口回到农村根据地后总工会已无事可做）也来到曲阳县参加土改，在刘澜涛的直接领导之下。土改时间不长，形势发展很快，解放战争很快进入了反攻阶段。为了集中力量，1948年5月，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刘少奇兼第一书记，刘澜涛任华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和党校校长，后为副书记。这时他创办华北局党刊《建设》周刊。我亦于此时调华北局工作，先在组织部，然后便接手协助编这个刊物。进城后不久协助编周刊的刘的秘书高迪亭调走了，刊物的具体编务就由我一个人操办（后增一助手，接着又设立一个办公室）。每周一期，有时出增刊，写评论，其任务紧张可知。这个刊物从1948年华北局成立时创办到1954年第一届华北局结束时停办，共出了304期。全国解放后，其他各中央局相继成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央和各中央局都共同利用这一党刊。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直接向这个刊物批送需要印发的中央内部文件。所以这个刊物的发行面曾达全国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包括军队在内。

鉴于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向全党提出绝不骄傲自满，绝不准搞贪污腐败（慎防“糖衣炮弹”袭击），这两条是有决定意义的。因此当时全党高度谨慎，号令统一，生气勃勃，确实受到人民衷心拥护。我逐渐了解到那时党内人际关系是“组织原则”第一，个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如老同事、老部下等）是有的，但除工作关系外，绝不讲个人私情，实际上亦无个人友谊可言。人们好像都被装在一架机器中，一律按机器的确定程序运作，因此，所谓“螺丝钉”的说法是既真实又形象的。进城后，刘澜涛成为华北局第三书记（薄一波第一、聂荣臻第二）。薄一波后来将主要精力转到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第二把手协助陈云处理国民党留下来的经济烂摊子，所以华北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由刘澜涛主持。我逐渐了解刘澜涛是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对上绝对服从，说一不二，对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更是达到盲从的程度；工作上小心谨慎，严肃认真，绝不擅权，华北局的大政方针都取决于薄一波或请示党中央，他决不自作主张。对下，则是只顾使唤，只谈工作，督促完成，严格要求，从无个人之间的交流，更不在下属面前议论任何人事。我在他身边工作六七年，除工作外，从无一次个人性交谈，或问一问你的生活、经历或碰到什么问题等。举例说，我是有家室的人，离开组织部时交出了住房，到他那里编刊物却有一段时间没有住房，勉强挤在他秘书的一间办公室里，他也不加过问，这件事我的妻子至今提起来还埋怨我。他对他的秘书班子也约束很严，一切循规蹈矩，无任何特殊照顾，秘书的任免完全由组织部门决定。在工作上，保密更是他的绝对要求。这里我可以举出1951年遇到的两件事：

大概是1月份，山西省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讨论农村互助合作问题，刘澜涛前去参加，带我同去。抗日时期我曾长期从事农会工作，土改后离开农村多时，此时我也颇想了解一点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情况。我列席以王谦为书记的长治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其时，长治地区正将互助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试办一种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高级互助组”（当时还未称“合作社”）。土地入股，当然是直接改变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所有权了。我对此颇感兴趣，因此花了几个钟头专听王谦谈这个问题，并整理出了一份较详细的材料，分送刘澜涛、省委书记赖若愚及王谦各一份。按组织原则老规矩，我未询问刘对此种做法有何意见，他也闷不作声，好像没有看到这份材料似的。事后，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个《把老的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说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已到了该动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时候了。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由刘少奇处理此事，刘表态反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并发了专电；不想山西省委竟对此提出抗辩，也发了专电。这样的事在党内还是少见的。不久毛泽东回京过问此事，他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并命陈伯达起草一份中央关于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决议，把“高级互助组”称为“初级合作社”（我至今认为，试办土地入股分红的“初级合作社”并没有错，错是在其后搞了“不断革命”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由初级合作社很快转为高级合作社，又将小社并为大社，合一个村、一个乡为一社，此后更一发而不可收拾，高级合作社又转为人民公社，试图通过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就闯了大祸了）。在中央肯定山西省委的做法后，华北局即将长治地委书记王谦调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听说王谦同志仍健在，我在这里顺便向他致意）。在这事件的过程中，刘澜涛自己和华北局对此究竟表示过何种态度，中央的分歧意见是如何发生又如何解决的，他从未向我透露一个字，我当然也未向他问过一句话。……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就是这样的。

再举一例，这年下半年河北省发生了刘青山、张子善事件。适河北省委召开党代表大会，刘澜涛又派我前往出席这个会议，并且指定要多参加天津地委代表团的会议，并至少隔日向他写一个报告。但刘、张事件本身却对我绝对保密。其时刘青山养病未出席会议，天津地委代表团由张子善率领。据我观察，当时河北省委对刘张案件也不知情（后来知道刘张案件牵扯到省委的某些人），我记得在一次省委会议上曾有人对我隔日向华北局写一个报告有微辞。会后返回北京，刘即命我整理刘张案件的资料并准备为《人民日报》撰写专论，这时我才知道中央已对刘张案件作出最后决定。而派遣我去参加会议却把我蒙在鼓里这件事，刘澜涛事后却从未向我提及过一句。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结束，《建设》周刊停办，我提出变动一下工作的意见，不想此后连续发生一系列变故。各中央局结束后，中央又设立几个地区工作部管理原属各中央局管理的地区。刘澜涛任华北地区工作部部长，又负责华北行政委员会的工作。此时邓小平调来中央工作，先任中央秘书长，刘澜涛和胡乔木任副秘书长。此时，他还任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董老为主任）。不久，1956年召开著名的党的“八大”。大会后中央设书记处，邓小平任总书记，刘澜涛、杨尚昆和胡乔木任候补书记。此时，刚成立不久的几个地区工作部改为中央书记处属下的四个办公室，刘澜涛兼任第四办公室主任，这个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中央管理工会、青年团、妇联这三个群众团体的工作。我又留在这个办公室工作。初时工作较少，我便利用这个机会抓紧写我那本题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改造问题》的书稿。

“八大”后刘澜涛因工作过度劳累，突然发病。1956年下半年决定赴广东从化这个著名疗养地去疗养。刘只带一个秘书，不带家属，他要我同去，说“你正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到那里去写书”。这样我也就到从化住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因为不住在同一住所，不在一起用餐，我又埋头写书，所以这时双方见面说话的时候仍不多。

一天晚上，刘约我到他那里去吃饭，这次似乎是有意谈起写书和搞理论的事，这是我在华北局结束时向他提出的话题，他知道我有这个愿望。他首先说，理论很重要，他自己因为理论水平不高又缺少时间读书，所以工作很吃力。他又说，“你有兴趣搞理论我赞成，回北京后看工作情况再定。”最后，他说，“我送你两句话，怎么样？是《红楼梦》里的，你一定知道。”他就念出“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两句话来。我说：“澜涛同志的意思我明白，这两句话恰可以作为对我的针砭。我知道自己书生气太重，不懂政治，只是在澜涛同志身边这几年，明白了一些事情。”他说：“你不是不懂政治，当然搞政治是另外一回事，但你写文章没有脱离政治，理论联系实际这一点你是做到了的。”经过这次谈话，我知道我想转行的事实际上已得到了他的准许。

回到北京以后，机会果然来了。1957年初，书记处四个办公室宣布结束，干部另行分配。那时正是刚要进行“反右”的时候，我们的机构既宣布结束，“大鸣大放”自然不搞了，因此也就不抓“右派”了。这就是说，我们平安地避过了1957年夏季那场大风暴。人不抓我，我不抓人。只记得除报纸上所见外，我曾一个人跑到人民大学的大礼堂去听了一场林希翎的演讲。当时我们的办公室只出了一个“右派”，那是一位刚好调到中央党校去学习的同志，他是在党校里不幸碰在枪口上的（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平反）。

我在1957年下半年，“反右”接近尾声时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去工作，1959年末又转到《红旗》杂志社。而刘澜涛则于1960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这已是第二届中央局了）。从此分别多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才又在北京重逢。那时我已在中央党校工作。这次重逢恍如隔世，好像大家都到地狱里去转了一遭又重返人间。“文革”中，刘澜涛属于“六十一人集团”冤案重要人物之一，其所受迫害之严重可想而知。特别是他的夫人因不堪折磨被迫害致死，这对于他无疑是精神上的极大的打击。他默默地承受着一种彻心的痛苦。这里顺便提一下：刘澜涛夫妻两人竟是同月同日同时死，相隔30年。其夫人死于1967年12月31日上午，刘则死于1997年12月31日上午，这也算是一件奇事。

刘澜涛从1979年重返政坛，并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先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这时他曾专邀我为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介绍真理标准讨论的经过，他对这场讨论高度评价，并说他们案件的平反亦得这场讨论之助。然后，又由邓小平提议，他出任主持日常工作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主席为邓小平，后又是邓颖超）。此时我也由原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改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因此同他又有些工作上的接触。这段接触中深感他的工作态度认真如旧。特别令人感觉到的是：这时他对干部的谦逊态度大大增加了。后来他任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而后离休。我和刘澜涛的长期贴身秘书接触较多，他告诉我刘离休后的生活和心情：刘是一个放不下政治和国事的人，他离休初期常到外地各处看看，留心种种新问题，既有欣慰也有忧虑。后来身体不好，不常下去了，就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听到一些情况。但是，他发觉，愿意跟他接触和倾谈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这时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就是他不像别的离休领导人那样愿意写“回忆”，他不想写任何回忆的东西，不止一个人劝他，我也劝他，他都表示不干。他又没有其他任何嗜好，因此孤寂感越来越困扰着他。

后来我和他的秘书在深谈中逐渐弄明白，刘在晚年对他的一生进行反思时，总是不能摆脱一种内疚心情：他在“左倾”猖獗时期也曾整过人，时间都在他任职西北局期间。两次整人的情况不同：一次是在中央确定了“有人利用写《刘志丹》小说反党”的事件后，立了一个大案进行审查，其实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这个案子涉及到西北地区的许多老革命家。中央确定这个审查小组的负责人本来另有其人，刘不在内，但刘恰于此时出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因此中央就把这案子的具体审查任务交到他的手中。虽然刘与“立”此案无关系，但他仍按老习惯：凡是中央交办的都一丝不苟地去办。他接手这件案子开了多次批判会，因此伤害了一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第二次是在“四清”初期，那时他完全接受并执行所谓“桃园经验”那套东西，而另一位西北局负责人则对当时的做法表示不同意，两人的分歧后来在刘澜涛的主持下演变成一场批判，这一次又伤害了西北局的一些同志。

我们党在进入50年代之后，党内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整人的政治运动不断，有整人的，有被整的；被整的也曾整人，整人的也会被整。“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涛自己也身遭大难，被整得死去活来，家破人亡。“文革”的严重教训使他不能不反思自己的过去。特别是被他伤害过的同志多是西北地区的同志，而他自己偏偏也是陕北红军出身的干部。他向过去被自己错误批判过的同志做了诚恳的由衷地检讨并表示道歉，有的不止一次。多数同志表示谅解，但有的同志内心仍不免耿耿于怀，而且即使表示谅解的同志无形中也仍有隔阂，刘为此深感痛苦。

不过这里我要用事实作点说明：刘澜涛不是只搞“左”而不反“左”的人，只要中央提出反“左”，他同样是坚决执行的。这除了我亲身见到的1947年刘澜涛纠正土改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这件事情以外，还有一件事是：1941年刘澜涛任晋察冀分局副书记时，还曾解救过一个被某地委错判为“国民党特务”的青年知识分子，说那是“违背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左”的错误。这个青年朋友蒙冤的事件我在当时就知道，至于刘澜涛直接出面纠正这件错案，我却是在“文革”以后，从当时曾是该地委宣传部长的胡开明口中才听说的。

也正因为如此，我特别重视他赠送我的马克思那几句话：人的生活离不开友谊，但要得到真正的友谊是不容易的。过去在他的生活中可能从未感觉到友谊的重要、个人之间交流的重要，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他所要求的第一是“组织”，第二是“组织”，第三还是“组织”，而“组织”就意味着“服从”，“个人服从组织”嘛！在他的头脑中好像充满着严密组织的集体细胞，而没有单个因子。除自己的家庭生活外，他可能从未重视过个人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之间的友谊，甚至连“个人”在他的观念中恐怕也没有地位。在他的头脑中，“组织”和“铁的纪律”是同一概念，而“个人”则和“个人主义”是同一个概念。而如今，他却在寻求个人之间的友谊，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离不开友谊，并直接鼓励他身边的人要多交朋友。这在他来说是多么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究竟说明了什么呢？

按照马克思名言的原意，革命组织也是由个人所组成，个人自当遵守组织原则，但组织也应当尊重个人，尊重每个人的独立人格，要讲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每个人应有提意见、讨论问题乃至保留意见的权利。一句话，要有党内民主，尤其在脱离秘密环境和战争环境之后，党内民主更显得重要。革命组织内部的友谊，只能由党内民主和互相尊重每个人的平等地位与应有权利来培养、来保证。共产党人归根结底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一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末，其自身自然应当找到一种能将组织原则与个人自由发展结合起来并求得两者间平衡的办法，否则，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党内生活的。过去党内政治生活之不正常（包括缺乏真正的友谊和彼此整来整去），可以说大都与缺乏党内民主有关。

我不知道刘澜涛在其最后年月的内心反思和在其日益增长的孤寂感中渴望寻求友谊，是否由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或者仅仅是一种善良的直觉？这我就无从知道了，因为即使最后几年我们之间也无法深谈，现在则是永远不可能知道了。（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9期 父亲田家英的少年时代　作者：曾　自

很多人都知道我父亲田家英是毛主席的秘书，很有才华，“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非命，但不一定了解他早年既艰辛苦涩又充满着求知少年的理想和浪漫的生活。

父亲是四川成都人，原名曾正昌，他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全家靠祖父经营一家小药店生活。由于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社会动荡，生意一直不景气。父亲3岁那年，我的祖父去世。天资聪颖的父亲，更成了祖母的宝贝，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小儿子身上，6岁便让他进了私塾，后又送他进城北小学。没有文化的祖母常常把他抱在腿上，听他背《三字经》、《千字文》和一些古诗词。20世纪90年代，我在中组部保存的干部档案中看到父亲1939年在延安填写的一份《自述》，对他在家乡那段生活有这样的描述：“我能清晰地回忆起的是我的母亲，她扶着我没有肉的肩头，用动情的调子说：‘娃娃，要发奋做个人才好咯！’母亲曾爱着我，并要我成人。当我的大哥大嫂向她商量将来要我去做学徒的时候，母亲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意见。”但是，父亲9岁时祖母死了，哥嫂强令父亲辍学，他当了学徒，小小年纪便做了店铺的“抓抓匠”。

父亲自己生活孤苦，情感上更加同情受苦人。旧社会四川的叫化子不光讨饭，还有讨药的，他们把讨来的草药做成药丸，到江湖上卖了挣饭吃。父亲抓药时故意把药撒到地上，待讨药的来了，用小簸箕扫起来倒给人家。父亲还和于光远伯伯讲起他当店员时整治老板的事。他把从钱箱里偷钱叫做“就地取材”。办法是把膏药抹在竹棍上，然后用棍从钱柜的缝里伸下去，粘到钱往上提，不论硬币纸币都可以取出来。他在自述中说：“在我12岁，家里就不许我跨进学堂的门槛，我开始了顽童的放荡的生活……”

父亲曾做过作家梦。他一个同伴的父亲叫徐昌文，见父亲聪敏过人，就常把他叫到家里。父亲回忆道：“是他教育了我，他使我开始用我从学校学得的断断续续的知识去读《生活周刊》和鲁迅、郭沫若的文章。这样我虽然没有得到正规的发展，却强烈地爱好上了新文学。能成为一个作家多好啊！”

父亲少年时的一位同学，90年代曾在《巴蜀史志》撰文记述父亲当年的生活情景：“我和正昌曾在一个学校同一教室内坐前后座位读书，他住在城北拐枣树街一家中药店楼上，我住在离拐枣树街不远的正顺街，上下学大多数时间我们结伴同行，有时我去到他的住处。他的学习生活条件之差是惊人的，他住的阁楼实为店中堆放药材之处，在干枝枯叶之间仅放一木板撑起的小床，三角小桌和一矮凳而已。由于药材干枯，易于引火，哥嫂不许他点灯，幸好小窗之前有一路灯，正昌取下窗上的一个小木板，借着透入的一线灯光，展读深夜。以后他又找了一个旧汽油筒，把铁筒横放下，煤油灯放在里面，这样就可以躺着读书了，他每天不到三更午夜决不入睡。”

父亲憧憬着当作家的梦想，在学徒的两年里，读了大量的古典小说。他的同伴回忆道：“那阵我们只不过十二三岁，但不似一般少年那样贪玩好耍，只要稍有空隙的时间，正昌就埋头在古典小说之中，他对‘列国’、‘三国’、‘水浒’、‘红楼’爱不释手，惟不喜‘西游’，三读未终而弃。”这些书大部分是从徐昌文大伯处借来的，一套《资治通鉴》也是父亲在13岁那年读完的。父亲因钱少，总爱买最便宜的活页文选，在小小的文选上，他学到不少中国著名的古诗文，直到60年代，他还一直保持读活页文选的习惯。

经过大量的阅读和自修，父亲打下了一定的语文基础，他在自述中写道：“能当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这样鼓励自己，开始了冒险的尝试，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我开始变成靠领取稿金为生的文乞。”1934年父亲才12岁，他最早的文章发表在什么杂志上，已不得而知，有幸的是从1936年起至1937年11月他去延安前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大部分保留了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父亲那个时期心路历程最宝贵的材料。

他在一篇题为《春》的散文中写道：

“是春天了，我应当呼吸一口春日之温暖，然而，春阳于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没有快乐，我是用自己的眼泪给自己灌溉。忧郁的孩子，你是受过苦难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难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里，我成长起来。”（《华西日报》1936年3月12日）

在这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心灵深处饱尝的世态炎凉。

父亲不断地写，他用笔诉说着自己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灯》，《路》，《街》，《窗》，《帘》，《井》，等等：“华灯初上，我走过街和街”；“春风用花丰润了平原，编织成美丽的艳色，在天和地之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自己走出来的路才是路”……随着文章的不断发表，父亲所用的笔名“田家英”渐渐被读者注意起来，人们称赞田家英的文章流畅简洁，如行云流水，思想活跃，意境新颖。但是有谁知道，作者仅仅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

1936年，父亲毅然和阻碍他读书的哥嫂脱离了经济关系，靠卖文为生。这一年，他考取成都县立一中，又回到了校园。父亲比以前更加成熟，他的苦学精神，给同学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父亲早上一碗锅巴稀饭，两三片泡萝卜皮；中午或买一个小饼子，或干脆不吃饭，便一头扎进图书馆。他的同学回忆说：“县立中学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名为‘墨池’，每天中午12点至下午6点开放，那是家英常去的地方。馆里藏有一套《万有文库》，家英从中选读了英法帝俄文学名著，如《三剑客》、《茶花女》、《战争与和平》、《猎人日记》等。他一读就是一个下午。图书馆的管理员陈先生戏称其是小书迷，书疯子。”（《巴蜀史志》1996年1期）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原先较为封闭的校风为之一转，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朱自清的作品渐在校中流传，父亲读得如饥似渴，其中影响最深的是巴金的《家》、《春》、《秋》、《雷》、《电》几部长篇。他在一篇题为《巴金的“家”》中写道：读了《家》，“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愤，是青年的奋力拼扎，想突破这狭的笼，飞向阔的天边去，……所以我爱觉慧，他勇敢地走着一条光明的路。”（《华西日报》1937年8月3日）

文学创作的激情使父亲异常兴奋，他不满足仅在报刊发表文章，又和两三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合作，创办同仁刊物《激光》。大家一毛两毛地凑钱，那时候，有几元钱就能出一期几百份的小型刊物。刊物文体有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父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散文《怀念》和《手》。其中说：“自己生活在泥泞里，我在不断挣扎着”，“有两只黑手，一只紧紧掐着我的喉咙，另一只蒙蔽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光明，斗争再次失败了，我要贮蓄我的生命力，准备做第三次斗争。”文章强烈表现了那一代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第一期刊物居然卖掉200多份。《激光》后易名《散文》，人们看到一批青年活跃在文坛上。

正当父亲憧憬文学之路的时候，抗日救亡的热潮和风暴改变了他的人生。1936年下半年，他加入了成都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海燕社”，这实际是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进步团体。父亲在这里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共产党宣言》等书讲述的一些新鲜的道理，新鲜的世界，使父亲的眼界豁然开阔。要建立平等、富裕、美满幸福的社会，只有走《共产党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产党人，成了他的向往。这年3月，父亲把自己的心声融入在一篇小文中，这篇题为《苦难──答妈妈》的文字，至今读来，仍使我为之感动。故事是通过一位双目失明的母亲和已经投身革命的儿子的对话展开的：

“她每天抚摸孩子的头。

‘孩子，你跟你爸爸一样高了。’

‘有什么不一样呢？’

‘可是，你也像你爸爸一样，为着幸福发过愁吗？’

‘不，完全不的。妈，我高兴，妈，我告诉你：只有现在不幸的人，将来才会有真的幸福。妈，我高兴呢！’

‘是的，我知道，每次朋友来，不都是高高兴兴的笑着的？孩子。’

‘对了，妈，将来的幸福做梦也临不到现在过着幸福日子的人。’

儿子告诉妈将来的世界，是和花一样的。花，她闻过，她永远幻想着像花一样香，将来的世界。

夜──把一座快要塌下的草屋包围了。儿子在睡着。她听到有人打门。

‘孩子，你的朋友来啦。’

儿子并不瞒怨母亲，他只是对着电筒的光，对着来人，对着钢铁的手拷：

‘朋友’，他把手并拢着：‘来吧！’

于是，那手拷套在他的手上。门开了，他跨出门槛……

‘妈，我跟朋友走了，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你等待着吧。有那么一天，我，也许我的朋友，会把妈妈所爱的花一样的世界送给你。妈，你等着吧。’

月亮红着脸，躲开这荒凉的地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参加救亡活动，父亲被学校开除了，这时，他追随共产党的决心已定，和几个要好的同伴曾彦修、赵石英、何郝炬等常常聚在少城公园，悄悄商量去延安的事。几年前，李鹏和他的夫人朱琳送给妈妈一套《延河之子》，从那本书中，我惊讶地发现，当年成都西御西街113号革命烈士赵世炎的哥哥赵世珏的宅第，竟是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一伙进步青年聚会的地方。原来，赵世珏的儿子赵石英是父亲在县立中学的同学，又是极其要好的朋友。那时，赵世珏的妹妹赵君陶因丈夫李硕勋被国民党杀害后，生活困难，带着幼子李鹏和小女李远芹住在成都哥哥家里。赵君陶的姐姐赵世兰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当时也在成都。赵世兰一接触到父亲，就很喜欢这个年轻聪颖、爱说爱笑、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送给他读延安出版的《解放》杂志和《列宁主义概论》，给他们讲中国革命的道理。在知道他们决心投奔延安后，她和赵君陶联名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夏之栩以及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飞写信，中肯地介绍这几个爱国青年。

那年9月，父亲在巴蜀文艺协会机关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发表了他在成都青少年时代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去路》：“我的话像是从心里说出来的，……我感到我的全个心都在说话了，……是的，我应当走了。我为什么要远远地离开自己的一群呢，我为什么要看着他们的活动，看着他们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为了友人，为了自己，我应当把声音变成行动，是我应当交出一切的时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这无异是他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自白，也是他向成都友人们的告别。两个月后，父亲和赵石英等四个青年，踏上了北去的征途，他们绕经重庆、武汉、郑州、西安，行程7000多里，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了朝思暮想的延安。

父亲16岁到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和血与火的考验，1948年，来到毛泽东的身边。

（责任编辑 洛松）

2002年第9期 中国文化方向还是提“四化”为好　作者：曾彦修

一

四年前（1998年7月），我曾在本刊发表一文，题为《文化发展方向要不要强调民主》，副题为《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歧见》。文长难引，但此处还得点一下题，以下方能着笔。文中指出，毛在张之前先发表了两次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中国当前及今后文化发展道路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此文发表于1940年2月20日延安《解放》杂志）。张在作了大会报告的三个多月后，即同年4月20日，也在《解放》杂志上把报告全文发表了，题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文中提出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我在文中说：“59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问题，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两种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还说：“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发展方向问题上，对‘民主的’这个要点的无视，是终其一生都未改变过的，尤其是最后10年，他反复强调的，始终是专政。这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该文更提出，“历史将愈来愈证明张闻天的这个提法的重要性，和它在今后持久的生命力。”

此文发表已近四年了，有何反应，我不知道。但今年四月出现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题名《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一点辩证》，作者辛岩（载《高校理论战线》2002年4月号）。文中批评了我的观点，但没有点人名，也未指明文章的出处。经友人查明该文所用引文是来自拙文，才弄清楚是批判我的文章。

批判文说：“近年来，有的论者对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指《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提出了严重的指责，说毛泽东对民主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所主张的是‘不要或没有民主方向的文化路线’”！“他说（他，指曾）：张提出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是沿着‘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前进”。“这似乎不是偶然行文的不同，而是原则上颇为不同的两个发展方向的问题”！评曾文画龙点睛之处是结尾的话：“断章取义，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贸然得出毛泽东、张闻天在进行文化问题上的两种方向的斗争（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样严重的政治结论。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这种学风是不是应当提倡，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

这段结论的一些语言，恐怕有些同志还很熟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出自打倒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庐山会议；而“难道不值得深长思之吗？”则是出自打倒刘少奇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上。信手拈来，都是国粹，它的效果恐怕不会太好的。

这篇批判文章的一条最硬的材料和理由，是说1939年12月13日在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看来是专门讨论即将召开的边区文代会的会议），该文据现在的《毛泽东年谱》的一段记载，毛在会上提出：“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这件历史档案材料，确实很重要，说明毛在内部会议上确曾十分明确地一度讲过或归纳出过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而不是后来删去了“民主的”特点的三化。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这一段引文说明了什么呢？它十分明白地说明了：

第一，包括“民主的”方向在内的“四化”是对的，毛开始在内部不但是赞成的，而且有可能是由他归纳而成的。

第二，过了四五十天，经过毛郑重重新考虑后，由毛独自一人删去了“民主的”特点，把“四化”变成了没有“民主的”“三化”，而不顾会议上的共识。现在有人说，这样砍正好。

第三，张闻天十分清楚“四化”方向是政治局讨论后的共识，也即政治局的决定（它可能没有采用决议的形式），因此，他作的是有“民主的”这个特点的“四化”方向报告，并在毛《新民主主义论》的“三化”长文发表50天以后，仍毫不迟疑地按照政治局的共识，即包括具有“民主的”特点的“四化”方向的报告全文照样发表。

毛为什么要如此不顾政治局的、并且他本人归纳过的“四化”特点中，毅然删去“民主化”的特点呢？这不必去推测，中国话叫事实胜于雄辩。这里什么也不需要辩，是毛个人无条件地改变了政治局对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共识。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应以毛个人坚持的、解放后奉为唯一合法的“三化”说为根据呢？这里用斯大林行文中强有力的话来说便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政治局的共识错了，要么是毛的这个个人修改不妥当。批评文既然强调只有毛的个人修改才是对的，当然就是说政治局达成的“四化”方向的共识是错了。这是根本不需要“深长思之”，是人人都可判断的。

“民主化”是要建设现代国家最首要的前提和特征。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历史上具有当时相对高或很高的科技与生产能力的国家，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的日本、极端专制主义的前苏联，小到如构筑了50万座地堡的霍查的阿尔巴尼亚都一律垮了，而且垮的很惨。在这样无情但是公正的历史事实面前，民主化难道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吗？没有民主化，国家最终会得到一个什么可怕可悲的结果，历史老人已做了公正结论，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吗？

二

但是，最近也有文章，讲的比我更具体、更彻底、更明确。

《党的文献》杂志2002年3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人民大学副教授刘辉（女）、教授黄兴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是完全认为应该采用有“民主的”特征的“四化”论，而不应该采用没有“民主的”特征的“三化”论的。旗帜鲜明，论证丰富，不是我1998年7月发表的上述这篇浅薄文章所能比拟的。两教授都是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年龄比我的一半还差几岁，我自然赶不上他们的勇气。江泽民同志号召全国全党都应该在一切方面“与时俱进”，我看人大这两位教授就是敢于在重大问题上与时俱进的。

两位教授的文章不短，但没有空话，此处只能略加征引。

该文说：

“长期以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哲学界，在提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都习惯于使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那一众所周知的表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但实际上，在1942年以前，这一提法不仅在延安文化界，而且在中共高层领导人内部都远非像后来那样权威。相反，当时还存在过，确切地说还曾流行过一种更值得重视、但后来却长期被忽视的提法。那就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从内容上说，直接凸显对‘民主’文化和‘民主’精神的追求，乃是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内在的和本质的需要。既然名之为‘民主主义’的文化，无论是旧民主主义的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都不能不格外突出‘民主’的内涵。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的遗毒还十分严重，反封建的任务还极其艰巨的时候，就更应如此。”

他们这篇文章还提出了“大众化”不能代替“民主化”的理由。它说：

“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他以‘大众化’包容和取代了‘民主化’……但是，‘大众化’和‘民主化’毕竟不是一回事，简单的以前者来包容或代替后者，仍是不太恰当的。在这方面，张闻天的有关表述较为清晰和严谨。”“仔细品味他（指张闻天——引者）的概述，不难发现，在‘大众化’与‘民主化’之间，实是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像主张个性解放，争取思想、言论、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内容，就是‘大众化’的概括所难以涵盖的。另外，如果没有真正民主的思想、制度和民主的生活和作风作基础，所谓‘大众化’，就很可能无法摆脱‘封建化’的命运；同时，这种‘大众化’还极容易走向自己的反面，掉进‘专制化’的陷阱。‘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悲剧，早已深刻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觉得上引的这段话是极重要的，没有进步内容、民主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或民间形式，就常常会为极其腐败的封建糟粕所占领。我还有点印象，就在1940年2月召开边区文代会后不久，在当时的大后方，以重庆为中心的进步文化界内部，发生过一次关于文艺的“民间形式”问题争论。争论的一方似乎是以胡风先生为首，他们有些什么意见，是否错误，我已记不得，但我有个印象，他们反对盲目崇拜“民间形式”，认为过去及现有的“民间形式”的东西，有很多都是封建的、落后的、迷信的、淫荡的等等，内容并不进步，对它们不能盲目肯定。这实际上就是在讨论表现形式的大众化问题。胡风先生一派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什么错误我不清楚，但我觉得他们的这项意见却是对的，所以印象极深。以今日而论，“文革”结束以来，小说上两个最大的“大众化”派，一是台湾传来的一大堆“言情小说”，一是香港来的更一大堆武侠小说，这对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以及人们的文学修养、道德情操、增广见闻……哪一样有多少帮助呢？它们一点也不具有多少先进性，尽管它们是相当大众化的。我较多地看过的是一些翻译的推理小说，太费脑筋了，又是犯罪教科书，但那也是相当大众化的（我得声明，对福尔摩斯侦探案无犯罪教科书之感）。所以，我明确地感到，要以“大众化”来代替“民主化”，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上述这两位教授的文章，还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即使在解放区，人们也并未通用“三化”说，而多是用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他们的例子太多，此处只能转引一点。1940年2月延安边区文代会的宣言就是用的包括“民主化”在内的“四化”说；甚至在1945年8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公布的《施政要端》，其中的文化教育政策也是“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政策”，直到1946年该区出版的《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一书，在解释该区的文教工作方针时，仍然是“民族、民主、科学、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可见，在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也还并未统一于“三化”之说，而且这些都是官方的法令。邓小平同志第二年在太行传达文化工作方向时，也非常正式地用的“四化”说，而且特别指明是“洛甫同志”提出的。可见小平同志是用心选择过，并且至终坚持“四化”说的。我可证明，两位教授说的是对的，即使在延安，口头上也大多用“四化”说，写文如不作征引，也习惯于“四化”说。

这两位教授的结论是：

“我们以为，无论是在表达新民主主义文化实质的准确性方面，还是在体现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共识方面，它（指张闻天的‘四化’说）都明显较前一种提法（指毛泽东的‘三化’说——引者）要更为贴切和完善。因此，今后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时候，似应该采用后一种提法（指包含民主化在内的、张闻天阐发的‘四化’说）”。

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这里明确点明“四化”论是中共的“集体智慧”。我以为，今后强调科教兴国的时候，如果不强调“民主化”，怎么能取得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呢。而且，在1939年12月那次政治局专门讨论文化工作方向的会议上，显然，“四化”问题是取得了政治局全体成员的共识的，那是政治局的决定。事后作出重大改变是毛泽东个人未遵行集体领导的、包括他自己也曾同意过的共同决定，而不是集体的决定犯了错误。毛的修改是同我国当时及今后文教科技工作的要求不能适应的。因此，我坚决赞成这两位教授的意见，应当恢复当年政治局两次会议（另一次会议见下节）的共识，也即由毛泽东一度接受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的提法。这不是砍旗，这才是真正的举旗。对于转眼就由毛泽东改变了本人刚刚明确赞成过、高举过的共同正确决定，我们现在绝不应该继续采用“一句顶一万句”那样的盲从办法了。这种态度根本上也不符合江泽民总书记非常正确的“三个代表”的号召，没有民主要求、民主特点的文化总路线，它的“先进”之处在哪里呢？

三

延安时党中央政治局讨论文化工作方向问题的会议，看来不止一次。张培森尽十余年之力编纂的《张闻天年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它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研究张闻天本人，而更重要的是该书相当多地反映了1934——1936年以至于1937、1938年时期党中央最高层的最重要活动。而且这些资料大都是经过细密考证，采用原始档案资料编纂而成的。承编者不弃，我是在原稿时被征求意见者之一，看后确实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后来不再提起的曾担任了几年总书记的人并不是挂名，他自己也不是尸位素餐，几年间仅仅由他个人或与毛共同署名发出指示工作的电报就有几百件之多，其中不少是用“洛毛”连署的指示电。这年谱中就记载了1939年8月23—24日，中央政治局也曾开会研究过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上述人民大学两教授文章也引用过这个资料。由于是张闻天的年谱，编者不可能全面反映这件事，但也介绍了一些重要情况。参加会议的人有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王明、王稼祥、刘少奇、周恩来、博古、邓发、邓小平等。看来，此时还只酝酿了“民族化、大众化”两个特点，会上，周恩来提出“民主化”也应在总方向之内，于是，张闻天立即响应，发言说：“文艺问题我们的方向是民族化、大众化，恩来同志提出民主化是对的。”看来，政治局开始还只是讨论“文艺”问题，所以：第一，科学化问题在1939年8月时尚未提出；第二，文艺工作的方向中应该有“民主化”的方向，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张闻天立即予以响应的。因此，在三个多月后，即12月13日政治局另一次讨论整个“文化”工作的方向问题时，自然而然就是在已有的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三个口号之外，再加科学的口号。这是十分正确的、自然而然地发展形成的。所以，毛泽东决然删去民主的这一特征，是他个人推翻了他本人也参与过的两次政治局会议制定的共识。这个行动显然不能说是正确的，更不是先进的，决然无可维护。今天我们如果仍然要无条件维护他的这个个人决定，无异于维护毛泽东从来就有不加说明地任意推翻政治局两次会议的共识或决定的权力。今天在我们的党和国家特别需要民主化的时候，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几十年那样无条件维护个人崇拜和领袖的特权的话，我们的国家还有民主化的希望吗？毛泽东大笔一挥，删掉了“民主的”特点。但是谁有这个特权呢？别人有吗？毛泽东又历来强调“民主只是一种手段”。这个提法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民主是广大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利。所谓“手段”之说，即一切权力均在我之手，所谓“民主”，纯是我手中掌握的一种手段，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不过是一种统治方法、统治手段、统治策略而已，与人民不可剥夺的民主权利毫无关系。民主不是统治者的施舍物，而是现代国家的人民不可一日或缺的权力或权利。国家不民主化，如何能取得“三个代表”的光辉伟大的结果呢？没有民主化的“现代化”，那叫现代化吗？没有民主化，能够实现现代化吗？民主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欧洲自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几个世纪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二战以来，一些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了或有所成功，有些国家则失败了甚至覆亡了。这些已完全证明了民主化是现代化成功的前提条件，而没有民主化则是亡国的致命因素。

（责任编辑 仲文）

2002年第9期 为国民党官史中的黄兴正名　作者：薛君度

我于1953年开始研究辛亥革命，迄今已半个世纪。“积四十年之经验”，认为中国学者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新世纪，研究孙、黄领导的辛亥革命，先要建立一个新史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误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破除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各种教条迷信，个人崇拜思想，以及“以孙划线”的“凡是史学”。本“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重新肯定当年革命目的不但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且要实现有这样那样缺点的西方民主政体。不能因为后来败于袁世凯，历经地方割据、内战、一党专政、不断革命的局面和标准，书生论政，“事后诸葛”，坐而论道，对当时效法西方民主政体运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人，主张和平统一，以国家大局为重的党人，就认为是软弱妥协、不够进步，似乎还要来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才算“革命”。这种旧革命史观和只有一个天子的帝王传统思想，很难予辛亥革命和人物有公正的认识和评价，也不符合20多年来改革开放，力求民主法治，全民利益，国家富强，和平统一的政策。

1984年3月，我在北大访问，13日，国防部长张爱萍在人民大会堂单独会见（国防部长会见文人，似乎尚属首次）。次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南海单独会见，畅谈两个小时。新华社报道用“坦率”交谈这两个字也是很少见的。我对胡耀邦说：1981年我和老伴黄德华应邀返国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我们的感觉是纪念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当然离不了孙中山，但孙中山并不等于辛亥革命。胡耀邦反应很快，他说：“好，我同意你的意见，以后多提黄（兴）还有宋（教仁）。”半年后，十月底北京隆重举行一个纪念黄兴诞辰大会，由当时国家副主席王震主持。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时，统战部预先告诉我准备发言，一再说机会难得。听过我英文演说的人都认为不错。但我的“广东官话”不成。我建议老伴黄德华发言，我代她拟一个简短的稿，她念得很好，一座动容。

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革命的启示》，作者莫路里称黄兴是辛亥革命的“真正英雄”和“领导”。1915年林百克用笔名在芝加哥出版的书《欧战期间我们在中国的机会》，书中只用黄兴个人戎装照片一张，称黄兴为“中国的华盛顿”。林百克是孙中山的顾问和老朋友，1925年他出版《孙中山与中华民国》一书内有一章专论“孙中山与黄兴”。1915年陈其美在日本致黄兴的信，希望他早日自美东返，共商大计。后来作为《孙文学说》附录发表。首称“溯自辛亥以还，二三同志如谭（人凤）宋（教仁）辈过沪上时，谈及吾党健者，必交推足下，以为孙氏理想，黄氏实行。”1952年，台北重刊追随黄兴甚久，民初任工商总长的刘揆一1929年所著《黄兴传记》小册子时，编者加下列按语：“黄克强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勋名甚为煊赫，辛亥时代世以孙黄并称。”章炳麟挽联云：“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但20世纪20年代以后，知者渐少。辛亥革命时代的日本朋友，于20年代就开始注意“重孙抑黄”现象，他对此很有意见。多年前，我曾经当面问过当年在大陆时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辛亥革命，孙黄并称，为什么国民党从来未予黄兴相应的重视？他默不作声。

1960年12月25日，台北《政治评论》发表《纪念辛亥革命勿忘黄克强先生》一文，认为“孙先生对于辛亥革命领导是精神领导……在实际领导方面，没有可与黄先生比者。这是辛亥革命底双绝，允为开国二元勋，但是到现在似乎人都知道有孙先生而不知有黄先生了。”当时台湾一些著名的党外人士，亦常批评国民党这一段“官史”。

90年代，我在华盛顿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见到中国大使馆一位一等秘书，交换名片后他问我：“黄兴是什么人？可否介绍一见？”我笑一笑走开，没有答他。1998年，我受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名誉教授，有一位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以为我是“台湾军人黄兴的亲戚”。至于以为黄公是七十二烈士之一的人就更多了。但最荒谬的莫如80年代在国内看到的一部电影，因为反袁军费不足，黄兴向孙中山下跪，请求拨款！

黄兴和孙中山两人家庭背景、所受教育大不相同，为人和领导作风也不一样。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革命目的则一致，共创同盟会，相辅相成。黄兴，1874年生于书香之家，湖南善化（今长沙）人。22岁考中秀才，后留学日本，返国后在长沙组织华兴会从事革命。他小于孙中山8岁，但早死9年，患胃充血血管破裂症，病逝上海时仅42岁。孙中山死于1925年，享年59岁。如果他死于1924年“联俄容共”之前，或在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他就没有三民主义演讲的“系统”理论了，也不会有受国共两党同时尊敬的领袖地位。满清末年，梁启超说过：“中国苟受分割，十八省中可以为亡后之图者，莫如湖南广东两省矣。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取。湖南之长在强而悍，广东之长在富而通。”（“通”字可能指“海外关系”）

孙中山与黄兴合作前，他的主要支持者只有会党和华侨。1905年两人在东京共组同盟会后，孙中山才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他自称的“十次革命”，只有一次是亲临战地：从河内与黄兴、胡汉民等坐火车至广西边境，然后步行至镇南关住了一晚。此外，从第一次广州之役后（1895年）到武汉起义（1911年）16年间，他都在国外。黄中黄（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孙黄在东京共组同盟会时，重要干部大多是黄兴的华兴会会员和留日学生。以后八次起义，大都由黄兴主持，几乎是无役不与，虽非职业军人，却是革命党的军事领袖。最轰动的1911年“三月二十九”广州之役，他未满19岁的长子黄一欧也不惜生命冒险参加。

黄兴为人，自言“功不必自我成，名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不居”。从不争领导权，与唯我独尊的革命领袖不同。1916年10月31日黄兴病逝上海。孙中山单独发通告：“启者黄克强先生自创同盟会以来，与文同事奔走艰难迄于今日凡我同志谅均知悉……克强盛年禀赋素厚……遽此凋谢为国为友倬伤百端谨告 同志共鉴察之”。（原文无标点，有空格。通告无主从辅助关系语句）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在《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一书（台北，1956年）序言中就孙中山单独署名通告说：此事“使后代愈加感觉到开国时期崇高的哲人杰士，盛德丰功，相得益彰，同垂不朽”。这是孙黄并称，并无后人以孙中山为主，黄兴辅助的观念。

拙著《黄兴与中国革命》英文版于辛亥革命50周年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出版，到今不觉40年。中文版问世，也已20年，多少改变了以孙划线的史学。40年来发掘和出版大量资料，得以充实和补充我的基本观点，至为快慰。多年来我计划出版增订本，时作时缀，希望2002年底内可以定稿。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不能再拖了。

（责任编辑 仲文）

2002年第9期 胡适黄炎培共辟职业教育新路　作者：陆发春

胡适与黄炎培都是活跃于20世纪中国的风云人物。黄炎培早年以同盟会员投身反清的辛亥革命，又因主持江苏新式教育事业名闻全国，为近代中国职业教育最早开拓者之一。胡适则因倡导白话文新文学运动“暴得大名”，其声名一时超于黄炎培。胡、黄两人的教育主张，都曾受杜威实验主义教育理论的影响，都看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但究其个人兴趣主旨及对社会的贡献，则异大于同。1949年，黄炎培在古稀之年，由一位爱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放弃前期单纯的教育救国理想，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前，胡适拒绝了中共要其留下来做北平图书馆馆长的挽留，到台湾托身于蒋家王朝政权，做了中研院院长，直至遽尔归土。现择胡、黄两人早年交往片断，略作述论。

经蒋梦麟的介绍，胡适见到了“当今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

胡适祖籍安徽绩溪，出生地却是上海大东门外（1891年生），次年随母迁居上海川沙厅。黄炎培1878年10月出生于上海川沙厅。胡适之父胡传（铁花）与黄炎培之父黄叔才（林）为至交好友。胡适的高祖父早先在川沙开有“万和”号茶铺，到祖父一辈又在上海增开有“茂春”号。胡传离开绩溪上庄的私塾后，即赴川沙，一面辅佐家庭店业，同时跟随学者庄砥廉学习诗文。1865年，胡传入郡庠，做了秀才郎，但科举之道并不得志，“屡踬省试，数荐不售”，后拜学于上海龙门书院。1881年，胡传得乡友帮助介绍，远赴东北宁古塔，追随办理边防的清廷官员吴大帐下，在吴氏幕下奔走六年，参与中俄勘界各项军机，得吴氏赏识。1887年，吴调任广东巡抚，胡传亦随从。次年因黄河堤溃决口，吴大任河道总督，胡传跟随辅助督修大堤，因治河尽力，富有绩效，盛负时誉，被吴专此奏保，后朝旨颁下，以直隶州知州分发省分补用，赏戴花翎，由此太平天国之战后绩溪上庄胡氏家族的衰状为之一变。

黄叔才早年勤苦致学，人道其举笔从容、为文闲雅潇洒，雍容大度，但科举之道也是不得志，仅为邑庠生。他不满足在乡中设塾授徒，转而投到吴大帐下。吴为广东巡抚及河道总督时，胡传与黄叔才同在幕府中做事，相互之交十分投缘。叔才佩服胡传的学问才气，并时常在自家孩子面前夸赞。1918年，经蒋梦麟介绍，胡适与黄炎培初次晤面，胡问及黄来京做何事时，黄炎培答称将赴东三省作教育考察。其时，黄正在江苏教育总会会长任上。胡适叙道：“先君曾在吉林做官，又曾到过边界上勘界。”黄追问胡适父亲名讳，当胡适刚说出单名一个“传”字，黄炎培即大惊道：“原来令尊大人就是铁花老伯？！”接着夸赞胡适，“铁花老伯应该有适之兄这样的后人。”

值得再提的是，据后人考证：黄炎培的诞生地，即为今日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的“内史第”，该宅第为清咸丰年间任过内阁中书沈树镛所建，原有六七十间厅堂房屋，因黄炎培祖母沈氏、外祖母沈氏是沈树镛胞姐妹关系，黄家租住于沈宅中。胡适祖上所开的万和茶庄，始于嘉庆年间，曾经兴盛一时。宣统三年（1911年）川沙改厅为县治，故当地还有民谚“先有胡万和，后有川沙县”一说。胡适诞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的程裕新茶叶栈，约半年后（1892年）随母亲移住到川沙，因地处中街的万和茶庄为制茶的经营场地及制革工用房，胡适随母住到相隔不远的南市街“内史第”前进厅屋转侧临街的厢房。细算起来，今日浦东的“内史第”黄炎培故居，亦为胡适故居所在。

在胡适笔下，称黄炎培为当时中国教育界一个“最有势力”的人，也非一时赞言。黄早年投身辛亥革命，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深受中文总教习蔡元培的影响，“斯时吾师之教人，其主旨何在乎？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小己观念进入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归之爱国。”在蔡元培爱国反清革命思想启发下，黄不仅在学生风潮“墨水瓶事件”中挺身而出，后经蔡元培介绍，加入同盟会，成为辛亥时期同盟会在上海地区的革命中坚。辛亥时期，黄炎培出任江苏省咨议局常驻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等要职，其后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信奉教育救国，要大力兴办把教育与生活、社会联系起来的实用教育，且笃实践履心志。江苏省教育会“自司长黄炎培受任以来，极力振兴，具见周详”，“苏教育司黄炎培干练勤敏，通达治体，主持一切具有条理”，因而名闻当时的中国教育界。黄炎培父亲黄林在吴大幕府时曾教授吴两个女儿，其中一女后为袁世凯儿媳妇。袁世凯上台后，鉴于黄炎培的名声，也想拉拢黄。袁世凯曾对张謇说：“闻江苏有一黄某，很活跃，我想招他来，政事堂里还缺人。”但黄炎培坚辞不就。1914年，黄炎培辞江苏教育司长职，一方面大量研读西方教育理论，同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的教育考察，探索以教育振兴国家之途。他的教育考察日记在《教育杂志》及商务印书馆发表出版后，国内教育界同行为之震动。1917年5月，为了实现其“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的理想，他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当时在《宣言书》上签名支持的就有教育、实业、政界名流蔡元培、梁启超、汤化龙、唐绍仪、马相伯、张謇、张元济、严修、聂云台、穆籍初、宋汉章、史量才、张嘉等48人。职教社是以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为职志的全国性机构，黄炎培任办事部主任，“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坚持“是为改良教育作准备”、“是替学生谋服务社会作准备”、“是替中国和世界谋增加生产力作准备”三大宗旨，一年之内即发展有陈嘉庚、钱新之以及总统黎元洪、江苏督军李纯、黑龙江督军鲍贵卿、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等工商业、政界上层人士37名永久特别社员；马寅初、潘文安、任鸿隽等549名普通社员，以及204名特别社员等，人员囊括南北中国军、政、工商、实业、教育等广泛的社会关系，其影响自不待言。

黄炎培年长胡适13岁，扬名立道也早于胡适。1906年，上海名士杨斯盛捐款在浦东六里桥购地40亩，建设浦东中学，其中的校园草图设计及各科教师选聘都是黄炎培主持的。1908年，杨斯盛病殁时，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特别在所编辑的《竞业旬报》发表白话传记《中国第一伟人杨斯盛传》，称赞杨斯盛由一个泥水匠，凭借个人努力，“睁开了眼睛料事，立定了脚跟吃苦，驼起了肩头做工”，成了大富翁后，又做了“最为人所最崇拜”的“破家兴学一事”。只是胡适并不了解，他所推崇的“规模之宏大、办法之整严、就是上海开办了多少年的学校，也还不及”的浦东中学，正是杨斯盛所十分赏识的黄炎培实际主事努力的结晶。胡适在《兢业旬报》上极力歌颂的另一位“可爱可敬极有血性极有爱国心的”中国公学同学姚洪业（一作宏业），也是黄炎培“亲密的同志”。新文化运动初起后，胡适与黄炎培都致力于新教育建设，名声相闻，“几次想相见，总不曾见着”。他们在北京相晤之后，又得知两家竟是世交，胡、黄此后的交往，更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

致力于新教育和新文化事业

1917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蔡元培长北京大学后，年初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逐渐取得北京文化界求变趋新人士的信任和欢迎。陈独秀又荐举胡适为文科教授。北京地区新文化之潮渐近成势，北大俨然成为新文化的大本营，由此也招致校内外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肆意攻击。以林纾为首的守旧文人甚至于笔端下恶意煽动北洋军阀以暴力镇压新思潮，新旧对垒更趋激烈。

胡适与黄炎培相识相交于此历史背景下，当时黄炎培虽然未能像北京《新青年》一班人直接与守旧派打擂相斗，但他以开拓新教育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为阵地，致力于职业教育的实践，把教育与救国济民相联系，“职教社就创立在利国富民的一念上”。他通过国内外大量的教育现状实地考察，认为辛亥后出现的所谓新式教育状况，都是“纸片的、书本的，而非实际的”。这种偏向于文字的学校教育，是一种变相的科举教育。“私塾改良之结果，可以使校数骤增，而不能使教育改进。”他通过国内外教育制度和发展前景的对比研究，发现中国的教育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求学与服务脱节，所以学生毕业后，无相当的事可做。“如果教育越发达，社会将越发达，所以主张将学校与社会、求学与服务联系起来，使学校功课可以在社会应用，这就是兄弟所倡职业教育的理想。”为此，他大力引进西方近代民主教育思想，如他接受和采纳杜威实用主义教育观中“教育即传递即生活即发展”之论，强调教育的本质具有“职业性”，“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众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直接否定了中国守旧的封建教育观；而且他成功创设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及取得的硕果，又从实践上提供了以新破旧、以新代旧的新教育榜样。黄炎培强调，职业教育所要解决的并非是狭义上的个人谋生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中国文化的大问题。“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新文化的建设，不仅是文字改革，旧伦理道德被打破，妇女的解放等，关系千家万户子弟成长的教育改革理当为其中心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理论及其实践，正是陈独秀、胡适等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深化。

就胡适与黄炎培对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新成果来说，不能不提到一件事，即“壬戌学制”的草拟和颁布。众所周知，近代学制的演变过程中，由《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壬子学制》到《癸丑学制》，均受当时社会政治形势影响，制定匆促，缺陷明显。1922年济南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颁行全国的《壬戌学制》，则鲜明浸染有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新教育理念。胡适与黄炎培分别作为北京教育会、江苏教育会代表出席会议，会议讨论了由胡适草拟的折衷1921年广州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草案、1922年9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学制会议决议案以及江苏省教育会修正案为底本的“审查底案”。胡适、黄炎培作为审查员为该议案最后的修正通过竭尽智慧，最终通过的“审查会报告案”，有着“知应时势之需求而来的”，是“颇有独到之处”等优点。胡适五四前后，极力鼓吹的教育要“谋个性之发展”、“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等新观念，黄炎培所着力倡导的职业教育均写入该提案的“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等相关内容之中。黄炎培代表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的“请各省区教育官厅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议案，得到了胡适大力支持。经大会讨论，修改为“请各省区教育实业官厅提倡职业教育，并确定计划，指拨专款，组织全省区总机关”，由政策上为职业教育在全国的推广铺平了道路。

新颁布的“壬戌学制”一改过去开篇首述教育宗旨的做法，代之以“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展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七条标准，显然，这是一个深受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提案”。

实验主义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实用主义，不过胡适认为译成实验主义更为合适。胡适终生服膺杜威，公开声称自己是杜威实验主义的信徒，黄炎培与实用主义及杜威教育思想的联系也非一般。黄早年曾著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等文，作过《实用教育》为内容的浸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演说。1915年黄炎培随北洋政府游美实业团出访美国时，即对当时名闻美国的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留下了深刻印象。黄曾记之曰：“若论实质方面，则吾侪比年所研究之实用主义，此行寄予我以无数崭新材料。盖此主义，在美国实为全国所倾向，日进而未有自己，凡种种设施，昔仅得诸文字或托诸理想者，今乃使我耳目亲闻见之，而盖深信其必可行，且必有效。”1919年杜威来华讲学事，世人皆知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出力甚多，其实黄炎培也是出力筹划人之一，并为杜威来华讲学邀请团体和讲学薪酬事奔走落实。最后由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北京大学、北京尚志学会等共同出面邀请并承担费用。5月3日，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作来华首场演说，胡适作口译人。此前一天，胡适专门在江苏省教育会作“谈谈实验主义”演讲，用意为杜威“开辟出一条道儿”。胡适、杜威等演说都在黄炎培主持的《新教育》杂志及时登载消息或完整的演说词。北京“五四”事件后，形势骤变。5月9日，北大校长蔡元培悄然辞职南下，杜威北上讲学事将成泡影。此时蔡隐居在沪，外务多由黄炎培、蒋梦麟等出面。黄炎培及时写信给留守北大的胡适，说明正在运动于南方筹建一新大学，拟积聚可能被北洋政府压制、解散的新派人士。而“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后来正是在黄炎培、蒋梦麟等积极筹划奔走下，由江苏省教育会出面，解决了杜威讲学期间俸金担保问题，杜威也得以于5月下旬顺利北上开展系列讲演。

黄炎培其后的职业教育思想也深受杜威教育观直接影响。1919年7月，黄炎培专门抽出时间研究杜威的教育哲学并做了详细的读书札记。杜威的一些教育论点，如“教育之为事，不惟训练人之脑，尤当训练人之手。今科学之昌明，皆人类手与脑二者联络之成绩也。希腊时代，号称文明，而但闻文学之发达，不闻科学之发达，则缺乏手之训练故也。故手、脑二者联络训练，一方增进世界之文明，一方发展个人天赋之能，而生活之事寓其中焉。此普通教育，非特别教育也。苟予一般社会以是等教育，则最大多数之幸福即在乎是。”黄炎培认为，杜威此说可以澄清中国社会和国民对中华职教社所持职业教育主张的疑惑，“今后其可无庸疑骇，而若中小学校加设农、工、商等职业科，或疑为混乱学制者，如博士言，二者直当认为一物，而非可别职业教育于普通教育之外矣。”1920年5月，杜威应江苏省教育会邀约，在南京高师等校演说“职业教育”、“世界进步标准”等，黄炎培每次都认真聆听，细加体会。1921年7月，当黄炎培给商务印书馆所办国语讲习班同学主讲“职业教育”专题时，他的职教思想已进一步开阔提升，把职业教育放到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中比照，结合杜威等名学者的论观，参照中国国情，极言职业教育为“自救救国之道”。

如前所述，胡适与黄炎培早期对中国新教育事业的开拓维新，对中国新文化事业的躬身奉献，是贯穿两人救国爱国的理性之光。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9期 旧中国的军衔制度　作者：徐　平

军衔制度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20世纪初，晚清军队引入世界通用的军衔制度。以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几个时期实行的军衔制度，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军衔制度基础上的发展和沿革。

晚清军衔制

清朝在灭亡前，用了六年的时间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

当时，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清军战斗力的脆弱，在面对列强的战争中已暴露无遗。一些大臣、督抚纷纷上书，条陈时务，要求清廷迅速建立一支新式武装。清朝皇室也痛感中国兵制过于陈旧，已不合时宜。为了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必须改革兵制。于是采纳众议，决定效法西洋，训练一支新式陆军，以取代旧式绿营军队。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负责编练新军。

清朝的新军，在编制、装备和操法上，完全仿效西方，而在人事制度上，基本上还是采用过去绿营制的一套老办法。在编练新军过程中，遇到许多矛盾，对推行新制障碍重重。因此，清政府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继续在所有方面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移植西欧式军衔制，试图通过军衔制度来改变当时“重文轻武”的流弊，振奋士气，提高军队的社会地位，改变官职与官衔之间严重失调的状况；改革官兵制服与识别标志，既整肃军容，亦适应操战；实行国际上大体统一的衔级制度，以利于国际交往。

清政府从1904年开始，通过颁布实施一系列的章程制度，逐步推行西欧式军衔制。1904年12月，清政府练兵处会同兵部向朝廷奏准《另定新军官制事宜》，建议“参仿八旗官员之秩序，旁采各国军营之规章”，按照西方军官军衔的三等九级制，取代旧的官阶制度，建立新军的阶位品级体制，军官“区为三等，析为九级”。

1905年3月，练兵处、兵部设计出军官军服和军衔标志的第一个图案式样。8月，练兵处提出军官授衔的标准、条件、程序和要求。12月经清政府批准，陆军军官开始按新官制评定等级，从而形成了我国最早的军衔等级：

上等第一级，正都统；

上等第二级，副都统；

上等第三级，协都统；

中等第一级，正参领；

中等第二级，副参领；

中等第三级，协参领；

次等第一级，正军校；

次等第二级，副军校；

次等第三级，协军校；

1909年11月，军咨处又奏请朝廷在军阶第一等第一级内正都统之上增设“大将军”、“将军”两衔，与正都统同为上等第一级；设立军士衔三级，即上士、中士、下士；在军官和军士之间增设“额外军官”衔一级。

1910年12月，陆军部对军衔授予及晋升年限、军官职务任免、最高服役年龄、军官考绩办法等，都作了详尽规定。如规定各级官佐的最高服役年龄为：正都统，65岁；副都统，62岁；协都统，58岁；正参领，55岁；副参领，52岁；协参领，50岁；正军校，48岁；副军校45岁；协军校45岁。又规定，凡正都统荣获大将军、将军称号者，不受上述年龄限制。这一章程可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官服役条例。

不难看出，如按现在的军衔称谓，晚清的“都统”对应将官，“参领”对应校官，“军校”对应尉官；“正”、“副”、“协”分别对应上、中、少各级。从“正都统”至“协军校”这九级，分别对应上将、中将、少将、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大将军”、“将军”和“正都统”同为一级，是荣誉军衔，相当于有些国家的元帅。“额外军官”就是准尉。士兵军衔称谓与现在基本相同。

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军衔制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于1912年元旦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沿用了刚刚实行不到一年的晚清军衔制，但做了一些变动，主要是废除清朝军衔制的军官衔称，取消所有品级，仍按原来的三等九级，规定了新的军衔名称，军士和兵均改为二级：

上等官佐：大将校、中将校、少将校；

中等官佐：大领、中领、少领；

初等官佐：大尉、中尉、少尉；

额外军官；

军士：一等目兵、二等目兵；

兵：一等兵、二等兵。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又对军衔等级和称谓做了修改，由六等十四级增至六等十六级：

上等官佐：大将军、左将军、右将军；

中等官佐：大都尉、左都尉、右都尉；

初等官佐：大军校、左军校、右军校；

额外军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右军校升左军校2年；左军校升大军校3年；大军校升右都尉4年；右都尉升左都尉、左都尉升大都尉、大都尉升右将军各3年；右将军升左将军4年；左将军升大将军无定年。

1912年8月，北洋政府公布新的《陆军官佐士兵等级表》，军官仍为三等九级。

将官：上将、中将、少将；

校官：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官；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北洋政府还有两个特殊的规定，其中：

虚衔规定：将官衔在正式授予之前，可以先加一个虚衔，即陆军上校可加少将衔，陆军少将可加中将衔，陆军中将可加上将衔。如护国名将蔡锷，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追赠军衔的规定：军官作战阵亡或病逝后，依其生前业绩，可以追赠高一级的军衔，如中将可以追赠上将。

国民党军队军衔制

1931年4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陆军军官佐及士兵等级表》，沿用北洋政府时期的军衔制，衔级和衔称都不变。当时授军衔没有统一的机构，国民政府可以授，总司令部可以授，军事委员会可以授，甚至上级机关或军政长官也可以授。1932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曾把还在小学读书、只有12岁的儿子马继援，委派为青海省南北边区警备司令部的上校参谋长。更为荒唐的是，上报到南京中央军政部后，竟然给予正式命令，发给了委任状。另外，当时军衔和职务相比，衔高职低的情况比较普遍，军长大都授上将。一些地方军阀，手中不过万把人最多几万人，也自封为上将。1933年，当时蒋介石在一次纪念周上讲话说：“国民党军队同列强相比，战斗力特弱而将官特多，上将都数不清了。”

为了整顿军队军衔混乱状况，以适应其军事上的需要，国民政府决定对军衔进行修订。1934年7月和1935年1月，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陆、海、空军《官制表》和《士兵等级表》。1935年3月，颁布了新的军衔等级表，把上将分为第一、第二两级，增设特级上将。整个军衔等级为六等十八级：

将官：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中将、少将；

校军：上校、中校、少校；

尉官：上尉、中尉、少尉；

准尉；

军士：上士、中士、下士；

兵：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海军士兵分八级，称谓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

国民政府时期的军佐衔，最初等级设置与北洋政府时期相同，但改变了称谓，即在军官衔的前面冠以专业名称，如“军需少将”、“军医中校”、“军法上尉”等。1934年以后，军佐衔改用新称谓，将级军佐衔统称“监”，校级军佐衔统称“正”，尉级军佐衔统称“佐”。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军队为适应全面内战的需要，对各级军官的服现役限龄作了大幅度降低：一级上将，62岁；二级上将，60岁；中将，56岁；少将，52岁；上校，46岁；中校，44岁；少校，42岁；上尉，40岁；中尉，38岁；少尉，36岁。这在当时主要军事国家中是比较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上将衔，比较复杂。除了分特级、一级、二级三个档次外，还有中将加上将衔和追赠上将几种。

特级上将为最高军衔，授予陆海空军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这一衔级是专为蒋介石而设的。

特级上将、一级上将和二级上将常服的军衔标志，抗战结束前都是金版领章上缀3颗三角星。抗战以后，常服的军衔标志，由领章改为肩章，二级上将为3颗五角星，一级上将、特级上将分别为4颗星、5颗星。因此，也分别被俗称为“三星上将”、“四星上将”、“五星上将”。也有人是死后才被追赠的，如张自忠、廖磊等；还有人生前死后都为正式晋升二级上将，如钱大钧、罗卓英等。

此外，国民政府于1934年12月对驻蒙古、新疆、西康、西藏等地的武职官员，颁行了一种特殊的官衔，共分三等十级，其称谓类似于清末的军官衔称：一等一级称都统、一等二级称副统、一等三级称协统，二等一级称都领、二等二级称副领、二等三级称协领，三等一级称都卫、三等二级称副卫、三等三级称协卫，此外还设有准卫一级。

中国的军衔制从清末建立到民国的几次改动，军衔等级中都没有“大元帅”这一级，那么孙中山和蒋介石等人的大元帅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孙中山等人的大元帅并不是军衔，而是职务，是一种权力象征。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即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主张。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有130多名议员出席，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规定军政府设海陆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均由国会选举产生。大元帅是国家元首兼行政首长，元帅则协助其工作。9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桂系军阀陆荣廷、滇系军阀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大元帅职，但陆、唐二人不愿和孙中山合作，分别通电拒受元帅职务。可见，孙中山的大元帅是一种职务，即最高军政长官，其权力相当于实行“总统制”国家的总统，即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而不是军衔。

其实，在晚清实行军衔制时，就有陆海军大元帅一职，是由光绪皇帝兼；光绪病逝后，宣统皇帝即位，因他当时才3岁，大元帅之职由其父摄政王载沣兼。

而民国时期的大元帅也不止孙中山一人。北洋政府历届元首（总统或执政），均兼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1月，孙中山督师北上，国民党元老谭延、胡汉民在广州先后代理大元帅职。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的大元帅也是一种实际职务名称，其权力相当于实行“内阁制”国家的总统。

1934年3月溥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在长春当上了“满洲国”儿皇帝，并兼“满洲国陆海军大元帅”。

1937年7月“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大元帅，即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是旧中国最后一位大元帅。

以上这些大元帅都不是军衔。如蒋介石就任大元帅时，军衔仍为特级上将，直到1975年蒋在台湾去世时，其特级上将的军衔都未曾改变过。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9期 在新加坡追思孙中山　作者：杨兆麟

2002年2月初，我到新加坡去探亲，听说这里有个“晚晴园”，孙中山当年曾经居住和工作过。人们都知道，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大约20年之久，在日本、美国、南洋（即东南亚）、欧洲各国华侨聚居的几十个城市，风尘仆仆，奔走呼号，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关于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活动，一些传记中大都记述得很简略，因而，我对“晚晴园”发生很大兴趣，三次前往参观采访。

从市中心向东5公里左右，有一条大约100米长的“大人街”，门牌12号的矮墙上，刻着三个涂金大字：“晚晴园”，在这座花园别墅里，开设了“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如茵的草坪，葱茏的树木，围着一座宽敞、明丽的二层楼。隔着铁栅栏门，可以看到一块赤褐色的高大石碑，镌刻着涂金大字，中文竖写，英文横写，是引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的一句话：“孙中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草坪的中央，在一米多高的方形石头基座上，安坐着孙中山的铜像，神态沉静、刚毅，似乎正在思索和谋划着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花园的左侧，横列着长长的黄铜浮雕，刻画了20世纪初的新加坡（当时名星加坡）景象，是孙中山当年所看到的：狭窄的街道，一些平房和店铺，几座二三层小楼，来往行人和车马，挑担的小贩，港湾、帆船等，它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应该珍惜今天的舒适生活来之不易。我第一次去是星期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多数说广东或者福建“官话”，是华人的后裔，也有一些西方人，听不到笑语喧哗，表露出人们对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尊敬。

我进入室内，参观了设在一楼、二楼的“历史走廊”、“时代走廊”、“奋斗室”、“新加坡室”、“南洋室”、“集思厅”和“遗珍室”，观看了很多照片、绘画、图表、文物、塑像，听了几段录音，看了录像片和电影片，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政变、义和团和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劫掠的照片和绘画。腐朽没落的清皇朝和帝国主义签订的各项不平等条约(复印件)，陈列在“历史走廊”的玻璃柜里，有的老人正在对子女低声讲述。大好的神州河山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国势危殆，人民多灾多难，想起那黑暗的年代，仍然令人感到愤慨和屈辱。在这里还可以看到孙中山的父亲、贫苦农民孙达成和母亲杨太夫人的照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徐锡麟、秋瑾、章太炎、陶成章、蔡元培、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陆皓东、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不同政见人物的照片；孙中山在广州、澳门行医使用的听诊器、血压计、小刀、镊子、毛笔、砚台、图章的复制品等，都十分珍贵。这个纪念馆虽然名为“南洋”，实际上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孙中山的曲折跌宕、波澜起伏的一生和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状况。在一楼的“历史走廊”一张大幅照片引人注目，标题是《新世纪第一个劳动节——2001年5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人群如潮，红旗招展，这是自从1949年10月1日以来，人们都很熟悉的场面，它公认和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地位。

我从照片和录像上看到，这里本来是梅姓侨商的住宅，后来被侨商张永福购买，请母亲在这里颐养天年，借用唐代李商隐的诗句，取名“晚晴园”。孙中山曾经三次在这里生活和办公，不少革命志士来这里聚会，或者作为往返欧洲、亚洲的中途站，一时成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场所。此后，历经几十年的人事沧桑，屡次易主，年久失修，房屋残破，庭院荒芜。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侨胞们踊跃捐款，修缮粉饰，培植花草，收集文物，布置陈列，使它焕然一新。

在新加坡的人口中，70%以上是华人的后裔，为了使年轻一代了解孙中山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终身的伟大精神和新加坡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政府把“晚晴园”列为“国家历史古迹”，予以重点保护。热心的侨胞们出钱、出力，筹办了在东南亚各国中规模最大的“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其内容的丰富和完备仅次于中国南京中山陵和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的纪念馆，在2001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5周年纪念日正式向公众开放。

我特别关注和仔细参观了“新加坡室”和“南洋室”。由于新加坡地处往来亚洲、欧洲、非洲、澳洲的交通孔道，较早铺设了海底电缆，通信联络方便，金融、贸易活跃，因而被选做南洋一带革命活动的枢纽，孙中山八次到新加坡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战斗足迹。参观以后，我还有一些疑问，和纪念馆馆长冯仲汉约妥，第二次前往“晚晴园”。可以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二人竟是同行，经历也颇为相似，而且都已经年过古稀。他在新加坡的电台、电视台工作了32年，曾经随国家领导人到很多国家采访。退休以后，继续为报纸、刊物撰稿，当一名“老记”，后来在中华总商会主管文化和社会事务，成为这个纪念馆馆长的合适人选。他说：“我们筹建这个纪念馆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很多工作都很艰难，例如一些人物缺少资料，我专门跑到不少陵园，从墓碑上调查他们的生平。所以，你在这里可以得到不少第一手资料。”

孙中山最早到新加坡来是在1900年7月，那是一次带有冒险性的、非同寻常的行动。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共同扶危济困、强国富民，孙中山一度希望和在戊戌政变以后也逃亡日本的康有为联合行动，通过朋友去说服、规劝，都遭到他的拒绝。1900年春，.康有为到了新加坡。热心支持中国革命，还救助过康有为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即宫崎滔天)，自告奋勇，取得孙中山的同意，远赴新加坡，再次游说。可是，康有为冥顽不化，坚持君主立宪的观点，虽然光绪皇帝已经被慈禧太后幽禁，他还是要报答“圣恩”，绝不当“贰臣”；他甚至怀疑宫崎是“刺客”，向当时统治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告发，把宫崎逮捕入狱。孙中山得到消息，不顾自己正在被清朝政府通缉、捉拿的危险，赶到新加坡，请侨胞设法营救。宫崎取保释放，被遣返日本，永远不准再来。孙中山也被驱逐，限令5年之内不许入境。孙中山识破了康有为的嘴脸，抛弃幻想，分道扬镳，从此划清了革命派和保皇派的界限，如同水火之不相容，这可以算是政治上的一大收获。

孙中山第二次到新加坡来，只能在5年以后了。在青少年时期，孙中山和同乡尤列（注1）、陈少白等人志同道合，成为知心朋友，他们目睹清朝统治者昏庸腐败，丧权辱国，认为“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以为“和平之法，无可复施”，“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孙中山语，下同）。1895年，尤列参加了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1901年，孙中山请尤列到新加坡开展活动。尤列在香港的医学院与孙中山同学，赞成他的“医人不如医国”、“借医术为入世之媒”的主张，在新加坡开设“一叶堂”医馆，在“望闻问切”、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广交朋友，联络一些忧国忧民之士，建立了本地的第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华侨团体“中和堂”。孙中山在檀香山（夏威夷）看到了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尤列担任“名誉编辑”，在发刊词中阐述了在南洋大展宏图的宗旨，这是新加坡第一份宣传革命观点的报纸。孙中山和尤列通信，知道新加坡有一些“热血同志”。1905年7月，孙中山从法国乘轮船去日本，中途在新加坡靠岸。尤列介绍张、陈、林和孙中山见面，到进步侨商团体“小桃源俱乐部”会餐。张、陈、林原来都受保皇派的影响，和尤列交往以后，经常到“小桃源俱乐部”讨论国家大事，又阅读了邹容的《革命军》和上海《苏报》刊登的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论文，逐渐改变观点。孙中山和老友新朋促膝长谈，探讨如何奋发图强，报效国家，坚定了他们的决心，拓展了新加坡的革命阵地。孙中山因肩负重任，这次在新加坡只停留了一天。

几年中，孙中山万里萍踪，羁旅东西，在欧美各国广泛考察，分析研究，形成自己的系统观点。到了日本以后，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出版机关报《民报》。他在报纸上和会议上反复宣传三民主义学说，主张把民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役”，以避免欧美社会的“祸害”。

时隔不久，1906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到新加坡。张永福考虑到，“晚晴园”离繁华的市区比较远，不大引人注意，相当安全，商得母亲的同意，请孙中山到这里居住和工作。孙中山这次逗留了两个星期，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吸收会员12人，推选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在宣誓会上，孙中山以他那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勉励大家胜不骄，败不馁，受到挫折不要灰心，可以重振旗鼓，继续奋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只有两个人，也要坚持到底”，“为真理而奋斗，即使牺牲了也虽死犹荣”。在“新加坡室”，我看到孙、陈、张会后在楼前的合影，三个人都在中青年时期，神采焕发，气宇轩昂。由于新加坡具备不少有利条件，孙中山在这年7月第四次到新加坡，进一步健全同盟会组织，还前往马来西亚（当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是英国殖民地，统称马来亚），先后去了吉隆坡、槟榔屿、芙蓉，怡保、太平，还请朋友去马六甲、沙捞越等地活动，组建同盟会，而把南洋同盟会的领导机构设在新加坡。

1907年3月和1908年3月，孙中山第五次和第六次到新加坡。在13世纪，新加坡名为“狮城”，现在还用为别名。中国革命者的广泛活动，有如雄狮怒吼，声震长空，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缅甸、暹罗（即泰国）、安南（即越南）等地爱国侨胞闻风而动，纷起响应，同盟会的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1908年那次，孙中山往返于新加坡和槟榔屿，还去了泰国，一共度过14个月的时光。他认为，革命应该“以攻心为先，以至理服人”，在新加坡帮助办好《图南日报》和《中兴日报》，并且用“南洋小学生”的笔名，三次在《中兴日报》上发表文章，联系国家贫弱、民生凋敝的情况，提倡以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共和，对君主立宪的观点大张挞伐，获得侨胞的普遍理解和拥戴，《中兴日报》每天的发行量达到4万多份。一家历来持保守观点的报纸发表评论，认为“革命党理长，保皇党理短”。孙中山还帮助办好槟榔屿的《光华日报》，和保皇派的报纸壁垒分明，针锋相对，展开激烈的论战，大有所向披靡之势。同盟会在各地开办书报社，陈列进步书报，免费供侨胞们阅读。我在“南洋室”长时间驻足，欣赏一幅整整占了一面墙的巨大油画，孙中山站在一间茅屋前，慷慨陈词，振臂高呼。黄兴坐在旁边，他和孙中山出生入死，患难与共，也几次到过新加坡。椰树下，山坡上，侨胞们有些站立，有些席地而坐，大部分是橡胶工人和锡矿工人，赤膊着上身，凝神聆听。作品色彩绚丽，形象生动，有不少人在我身边静静地观看。有鉴于很多侨胞的文化水平不高，孙中山从广州、香港邀请粤剧团来，演出中国古代勇士反抗暴虐专政的历史剧，一些同盟会员利用这种场合发表演说，“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当地侨胞也成立剧团，把革命烈士徐锡麟、秋瑾的悲壮事迹编成戏剧演出，发挥了启蒙的作用。进入“新加坡室”，迎面就是一幅彩色油画，描绘了“梨春园大舞台”正在演出《荆轲刺秦王》的情景。保皇派一度财力比较雄厚，又掌握了舆论阵地，不少侨胞受到迷惑。经过同盟会员的不懈努力，采取多种多样的方式，对君主立宪的谬论口诛笔伐，以扫灭“保皇毒焰”，很多侨胞都觉醒了，只一年多的时间，新加坡的同盟会员就发展到400多人。

孙中山第七次到新加坡是1910年7月，逗留一个星期以后，前往槟榔屿活动。

1911年10月10日，国内的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新加坡等南洋各国的侨胞，为这次起义提供了大部分经费，不少人都是倾囊捐献。孙中山当时正在美国筹款，知道消息以后，他非常兴奋，认为新生的共和国需要得到各国的支持和承认，于是前往欧洲开展外交活动。12月15日，他在回国途中第八次到新加坡，当时本地的同盟会员已经发展到15000人，形成强大的势力。由于国内电报催促，他只停留了一天，就登轮驶往上海，以后再没有机会故地重游。

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中国的南方领导和发动过九次武装起义，其中有三次是在新加坡、河内和香港研究、准备的，即：广东、福建两省接壤的潮州黄岗，广州以东不远的惠州七女湖和中越边境的镇南关（即睦南关）。尤列参加了惠州起义的组织工作。林义顺参加了潮州起义的准备工作，沿途散发《革命军》1000多册。新加坡侨胞许雪湫（即许雪秋）是潮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之后，再次前往潮州，不幸惨遭敌人杀害，正当36岁的壮年就以身殉国了。新加坡侨胞邓子瑜是惠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不少侨胞参加了潮州和惠州的起义，并且从香港秘密运输了大量枪支、弹药。

在“新加坡室”，用高分子聚合体塑造的和真人、实物同等大小的人物、桌椅、茶具、书报等，特别引起观众的注意。对面正中坐着主持会议的孙中山，周围坐着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胡汉民、汪精卫；自幼练拳习武、研究兵法的黄兴站立发言，提出武装起义的方案；参加过第一次广州起义，表现机智、果敢的女革命志士陈粹芬在身后为大家斟茶倒水；她的哥哥陈和是孙中山的贴身卫士，正站在窗边，警惕地注视着楼外的动静，保护会议的安全。它生动地再现了某一个晚上的秘密会议的情景，好似静悄悄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在对面的墙上，我看到十位新加坡侨胞的遗像，肃然起敬，他们都是在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中壮烈牺牲的，满腔沸腾的热血，染红了大街小巷。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和黄兴在槟榔屿和香港部署的，是辛亥革命之前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次，南洋各国有30多位侨胞告别亲人，飘洋过海，秘密潜入广州，奋不顾身，拼死肉搏，把忠骨埋葬在黄花岗烈士陵园，其中南洋侨胞占遗骸总数的1/3以上(注2)。然而，烈士们的鲜血并不是白流的，孙中山说：“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那九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忠勇的爱国志士们，包括海外的大批骨肉同胞，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一次又一次地沉重打击了摇摇欲坠的清代皇朝，为最终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开辟了道路。

在二楼的“时代走廊”，展出了本地艺术家陈瑞献书写的一副对联：“晚色多回韵，晴云越秀明”，上下联用“晚晴”二字“藏头”，上联高度评价孙中山大业晚成，有如音韵飘荡，令人回味绵长；下联把他复兴祖国的理想描绘为晴空白云，万众昂首仰望，越看越秀雅、明朗。两行草书运笔潇洒，寓意深长。

冯仲汉陪我来到花园，指给我看几株小苗、小树，都是孙中山在南洋时期爱吃的热带水果。那棵已经长到一尺多高、特地用铁丝网围护的小酸子树，是他到翠亨村去，从孙中山早年种植的老酸子树上采集的种子培育的，盎然的生机，显示着他对孙中山的景仰和爱戴之情。他带我来到一棵枝繁叶茂的百年老树下，说道：“在孙中山领导的长期的革命活动中，很多侨胞舍生忘死，为国捐驱，这棵大树正是活的见证，因而名为‘烈士树’。在纪念馆准备开放的时候，我们致函中国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请他写了‘烈士树’三个字；同时致函台湾海基金会长辜振甫，请他写了‘仁心果’三个字，那也是孙中山爱吃的一种热带水果。我们把一块大石头切割为二，分别刻了他们二人写的三个字，涂上红漆，安放在草坪的两角。孙中山坐在那里，默默地注视着两块石碑，殷切期望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他的宏伟理想。”冯仲汉微笑着娓娓而谈，表达了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民和海外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我衷心赞叹，眼前这个“品”字形的安放很巧妙，构思很深刻。

2002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77周年纪念日，我收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的请柬，应邀参加纪念馆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隆重集会，恰巧又躬逢其盛。77年前，当一颗巨星从天空殒落的时候，举国一片哀悼，侨胞无不痛惜，唁电、唁函、挽联、挽歌像雪片一般飞到北京，纪念馆挑选了具有代表性的国内知名人士、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的40多幅挽联，请本地书法家精心临摹，悬挂在二楼大厅，供人们观赏、缅怀。广东省中山市海外联谊会铸造了一尊孙中山的立姿铜像，表现了他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风采，在这一天赠给纪念馆，安放在楼房门厅的中央，使纪念馆显得更加庄重。这栋红顶白墙、素洁典雅的楼房，背衬蔚蓝的天空，浮游的白云，有如一座历史丰碑，巍然屹立。

（注1）孙中山的挚友尤列，在新加坡的纪念馆中写为“尢列”，比“尤”少了右上角的一个“点”，英文注明“Wang”，录音中读如“汪”。我向冯仲汉请教，他告诉我，“尤列”和“尢列”是同一个人，在他家乡的发音中，“尤”和“汪”相近，因而有些侨胞称他为“尢列”，如果写出来，就不能加上“尤”字的那个“点”。

（注2）关于在这次起义中牺牲的南洋侨胞，由于当时统计的困难，各种书刊记载的人数从27人到32人不等。起义之后，最初收殓烈士遗骸72具，以后又三次收集、统计，共有86具，在黄花岗72位烈士的陵墓旁，设立了一个刻有14位烈士姓名的石碑。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9期 忆远征缅甸的戴安澜将军　作者：王楚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中美英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应美英敦请，中国政府派出由戴安澜将军率领的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陆军第二○○师，最先进入缅甸，义援英军。二○○师先后在坚守同古、攻克棠吉的著名战斗中，击毙日军第五十五师团横田大佐和第五十六师团入部兼 廉少佐以下官兵4500余人，毁其坦克5辆、装甲车9辆，俘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厥功实伟。使日军受到自南侵以来首次沉重打击，横田大佐生前在日记中惊呼：“我军南进以来所向披靡，进攻同古却遇劲敌。劲敌者中国军二○○师是也。盖因轻敌和指挥错乱而受挫。”日军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也对第二○○师的英勇善战极为称赞。缅甸战役原可取胜，奈英军作战不力，擅自后退。使二○○师孤悬敌后，陷入重围。戴师长以过人的胆识、卓越的指挥，带着二○○师，历尽艰险，突破重围，于5月18日行抵西保至抹谷公路西南侧，突遭日军伏击，身受重伤，因缺医少药，不幸于26日17时40分在缅甸瑞丽江畔的茅邦村殉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亲书：“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黑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的挽联，遥致沉痛的悼念！周恩来副主席则书“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的悼词以志哀思！国民政府追晋戴安澜为陆军中将，入祀忠烈祠，其光荣事迹宣付国史馆。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其追赠懋绩勋章。

我有幸同戴安澜将军在缅甸战场接触较多，谨追记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表缅怀崇敬之挚情！

我开车接戴师长到缅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我被派任中国驻印缅军事代表侯腾少将的机要参谋，12月15日入缅。侯腾与缅甸英军总司令胡敦商定，派我率官兵5人，电台1部，到毛淡棉任英十七师联络参谋，并组建缅甸华侨抗日志愿队，协助英军作战。志愿队仅训练两周，就相继于1942年1月13、15、20日，在帕罗土、密沙、高加力伏击日军，打死星光少佐以下日军146人。2月23日在锡当河掩护英军突围成功，荣获英国政府勋赏。

3月1日，蒋介石夫妇第二次来到腊戍。林蔚急电召我前去汇报英军在缅南作战情况和目前的状态以及日军现况。当日中午，他叫我亲自开车前往芒市接戴师长来腊戍一起晋见蒋介石。同时还要我带领英军汽车队去接运二○○师的部队来缅。

下午4时，英军汽车队长汉斯上尉来向我报到，他说已有268辆大卡车（均有车棚）停在山下公路边，等候我的指示。我马上揣着侯腾写给戴师长的信，开车随汉斯上路，他那长长的汽车队便跟在我们车后，向滇西进发。腊戍到畹町186公里，我们开了两小时15分便到。见有部队在此，一打听才知戴安澜师长刚从昆明赶回，现住在放镇东头一座大宅院内。我很快就找到了戴师长住的宅院，进门一看，见他正伏案写字。经副官孔德宏报告，腊戍参谋团来人找他，他便放下手中的毛笔，举目向我打量后招呼我入坐。我作自我介绍后，即取出侯腾的信给他。他阅后问我：你这次带来多少辆汽车？每辆车能乘载多少人，能装几匹马？何时出发？我请来汉斯上尉同戴师长面谈。他们见面后就用英语交谈。随后由周之再参谋长同汉斯上尉一道去分配车辆，安排部队登车。当晚9时过后，戴师长带着我和他的副官、卫士，到各处巡视，见一切正常，官兵和装备均已上车，便对周参谋长说：“我想坐王参谋开的车，好同他聊聊，你就坐我的车吧！”他说完就坐到驾驶室我身旁的空位上。他首先垂询我的家庭情况，受教育的过程与收获，平时爱看什么书，是否坚持天天自学，有什么爱好和专长？接着他问我：“你既然8岁就离家外出谋生，并一直坚持半工半读，刻苦勤奋，14岁就读到高二，为何没有考大学而选择当兵打仗的人生道路？”我说：“日寇入侵后，抗日救国就成了我唯一志愿。”戴师长得知我在1937年8月23日攻克罗店的战斗中当上排长，后来参加过“围彭泽、攻湖口、援瑞昌”各役，负过伤、立过功，受过勋，被罗卓英称为“能打仗的娃娃排长”的经历后，他竟然高兴地喊了我一声“楚英老弟呀！”（他比我年长19岁，已是我的师辈）紧接着说：“一个刚从军校毕业的青年军官，应先到野战部队从排长做起，同兵一块生活，亲历训练和实战的磨练，增长带兵、练兵、用兵、打仗的本领；同时自学文化，再进‘陆大’深造，学习军事理论，这是军官成长的必由之路。”

戴师长同我相识虽只几小时，他的一片赤忱，使我既振奋又感动。车到贵街，他叫我停下来等后面的车队。他下车活动了一会儿就回到车上，边吸烟饮茶，边听我讲述英军在缅南作战经过和日军的情况。他听得很仔细，还时时发问。车到侯腾的办公楼院内，侯腾闻声下楼来迎。我见戴师长随他入室，便开车回到公路上等候接运二○○师的车队，领着他们开进英军南窑营房住宿，并代为联系补给运输事宜。

蒋介石五召戴安澜面授机宜

来到腊戍，已是3月2日凌晨4时，蒋介石已入睡，未去惊动他。这天上午蒋要接见英国驻印度总司令韦维尔和缅甸总督史密斯，便由侍从室主任林蔚先同戴师长面谈有关二○○师入缅后的任务和行动。随后，戴师长就赶回南窑师部，巡视部队；并垂询派驻英军后勤处的联络参谋关于已到腊戍的部队用火车向前方运输以及由英军继续派汽车赴龙陵、芒市接运二○○师后续部队的安排情况；还调查了解各部队的缺员情况和急待补充的装备细目，同时准备蒋介石召见时的汇报材料。

由于英军联络部长马丁少将通知侯腾说，韦维尔要召见我这个缅甸华侨志愿队长，林蔚就安排我负责开车接送韦维尔。在腊戍机场，当马丁向韦维尔介绍我是缅甸华侨志愿队长时，这位一向对中国有偏见、顽固坚持殖民主义传统的独眼将军，竟然热情地来同我这个小上尉握手，并笑容满面朗声说道：“中国军人是好样的，我和英军将士衷心地感谢你们！谢谢！谢谢！”韦维尔这几句话确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后来他于4月18日给亚历山大的密电中却说：“将缅甸的英军完整地撤到印度，让中国人在缅甸去同日军周旋。”这说明韦维尔当初仅是一种外交辞令。不久，他派温格特来缅甸，把华侨志愿队从我手上要了过去。

这天下午，我送走了韦维尔，就开车到南窑军营，接戴师长到蒋介石的住处波特酒家，由林蔚陪同晋见蒋介石。蒋介石向戴师长详细问询了第二○○师的现况后，接着说道：“中国远征军必须独立自主地规划缅甸作战，请参谋团尽快拿出计划或方案。”蒋介石要侯腾通知英军应适时给予帮助，使其免遭锡当河那样的挫折，免生唇亡齿寒之痛。他又说：“3月10日是日本的陆军节，日军将可能来攻，企图占领仰光，以耀其威。从起点来切断我国际通道——滇缅路，达其西击印度、东掠昆明之目的。”蒋介石紧接着向林蔚、戴安澜宣示他的缅甸战略腹案。他还亲切地问戴师长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戴师长一一作答。蒋介石凝神倾听戴安澜的汇报，时时在本子上写写画画，不断地发出“好好”的声音，最后面嘱林蔚尽快妥善解决二○○师的需求。

这天傍晚，蒋介石召见刚到腊戍的杜聿明和戴安澜，并与宋美龄一道同他二人共进晚餐。饭后，杜、戴二人来到林蔚处，继续商议固守同古和选择第五军主力集中地域的问题。杜聿明听说我在缅南协助英军作战两个多月，对英军和日军情况有所了解，他就请林蔚召我前去同他面谈。我一进屋，戴安澜即予介绍，杜聿明便很客气地邀我坐到他身边的沙发上，请我谈谈英军和日军的情况。我便扼要地复述了在《英军缅南作战之我见及对日军状况之研判》汇报材料中的内容。杜聿明饶有兴趣地听着我讲，还掏出本子记录，并时常插问，一直谈到深夜才让我离开。这是我平生首次见到杜聿明将军，他那儒雅的风度同戴安澜将军一样。

3月3日7点半，林蔚对我说：“委座8点钟召见你，垂询英军和日军的情况。”杜聿明和戴安澜恰好叩门而入。他二人来此等候蒋介石再次召见。林蔚便说：“今晨早餐时委座说，他8点先同王楚英谈，然后同你二人谈。”杜聿明一听顿显惊诧神色，一会儿才平静下来。他马上笑盈盈地用手拍着我肩头说：“楚英老弟：昨晚你向我讲的那些情况很重要，我正要向校长汇报。现在校长决定亲自同你谈，足见校长对此事非常重视。”戴安澜则提醒我要把日军惯用钻隙、迂回、包围的战法讲出来。我见到蒋介石时，他正端坐在桌后椅上，用炯炯目光对我审视了好一会儿，才亲切地叫我坐到他身边的椅上。我向他陈述，他听得很专注，不但时常发问，而且不时用笔记录，原定谈30分钟，结果却谈了110分钟，侍卫官多次按铃提示，他都不理，仍要我讲下去，直到俞济时蹑手蹑脚走近他身旁，轻声说杜聿明、戴安澜已等候多时，并说史迪威的飞机也快到了，他才让我离去；并叫侍卫官皮宗阚送给我一个牛皮的图囊和一张蒋介石半身戎装照片（上书“楚英同志”，落款“蒋中正”）、一套《总裁言论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接着派我开车到机场接送史迪威，便导致后来史迪威指名调我当他的联络参谋兼警卫队长。

在史迪威到来前，蒋介石再次召见了杜聿明、戴安澜。下午送走史迪威后，又召集林蔚、周至柔、肖毅肃、俞飞鹏、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侯腾等人，指示了在各种情况下应取的对策。

戴安澜任务极艰巨，战法更独特

3月4日，戴安澜欣然率师赴战，途中特赋七绝二首以明志。

其一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其二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8日，他率干部到同古及其附近详细侦察地形，作出兵力部署的决定。

13日，亚历山大（3月5日起接替胡敦任缅甸总司令，胡改任参谋长）来访，要求二OO师以皮尤河为主阵地部署作战，戴师长婉言拒之。

15日，史迪威带着我和费里斯、梅里尔等到同古察看二OO师的战备，并叫我给戴师长带来十多份缅甸新地图。戴师长对此很感谢，遂领着史迪威先到同古主阵地带进行视察。史迪威在施工现场对二OO师官兵激情地说：“孩子们：你们是我的好部队。戴将军是我的好师长。我要带你们去收复仰光。将来还要打到东京去。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又说“我还要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它不亚于任何盟军，而且会胜过他们。到了那时我就死而无憾了！”官兵们听了史迪威这种发自肺腑的、掷地有声的豪迈深情的话语都非常激动，人群中顿时不约而同地齐喊：“打倒日本侵略者！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人声鼎沸，响彻云霄。戴师长也很激动，他当场剀切地表示：二OO师官兵决不辜负史将军的期望，誓死完成任务。史迪威问戴师长：“大战在即，你有何要求？”戴答：“请速补充3个基数弹药和半月给养。”史慨然允诺。

戴师长送走史迪威，立即驱车到皮尤河指导骑兵团严阵以待。

18日上午，摩托车连在卡纽昆同敌交火，击毙30余人。19日中午，敌增至700余人，在炮兵、装甲车掩护下向大桥扑来，其中百余敌军已冲到北岸，另大股敌军伴随装甲车正在桥上，副团长黄行宪断然下令开火，同时炸桥，几声巨响，两座大桥同时坍塌，桥上的日军和装甲车都葬身河中，幸存日军仍拼死反击。激战中黄行宪副团长不幸牺牲。深夜敌从上游向我后方迂回，戴师长即令骑兵团转移到良赤道克，继续阻敌。

20日拂晓，日军约600多人猛扑良赤道克。骑兵连和五九八团1连依戴安澜的指示，埋伏在路侧，放过敌尖兵，俟其主力纵队进入伏击区即猛烈开火，打得敌人抱头鼠窜，丢下200多具死尸逃走。激战中副团长曹成中校阵亡，戴师长立令该团退守巧背。敌跟踪而至，幸黄景升副团长率五九八团周朗营及时来援，在巧背与敌日夜激战，毙敌坂本大尉以下300多人，击毁敌装甲车2辆，我方第2连王志夫连长以下51人伤亡。

23、24两日，日军三股，各约千人，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下，对坦德宾、屋墩、耶索轮番地进行猛攻，与我激战两昼夜，敌机还对同古城和开道机场投弹轰炸。在屋墩东西之线的前进阵地上，黄景升运用戴师长所教授的埋伏、夜间奇袭、近距离火力急袭与突击以及采取迂回击敌侧背等战法，先后打死日军第五十五骑兵联队副队长横田大佐和第一一二联队2大队长冈田少佐以下官兵500余人，击毁其坦克3辆、装甲车7辆，缴获机枪9挺，92式步炮1门，步枪166支，掷弹筒7具和横田大佐的日记（其内容见前面所述）等文件地图，日军自认“受挫”。黄景升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早在22日屋墩激战时，戴师长已感后援不济，决心以死报国，即书就遗书以示志；同时要各级指挥者指定身后的接班人，以防指挥中断，其死守同古、壮怀激烈之举措，确实感人。

敌军从25日起至29日，以一一二联队对同古南面、一四三联队对同古西北，骑兵联队在河东，对二OO师包围猛攻，并出动飞机、坦克、大炮支援，更施放毒气，均被我英勇官兵挫败，遂演成拉锯战，敌我均有重大伤亡，敌军尤甚。杜聿明见状，即令二OO师于29日午夜撤出同古。二OO师虽被迫放弃同古，其战绩却很辉煌，以一个装备差、缺火炮，仅9000人的步兵师，抗击着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约2万余人的日军机械化兵团，不但苦战了12天，而且歼敌4000多人，毁其坦克、装甲车14辆，俘获大批武器装备，使日军遭受到“南进以来的首次重创”，成为防御作战中一个成功的战例。戴安澜将军的功绩，将永耀史册。

戴安澜智勇绝伦孤军纵横敌后

由于英军背弃承诺，擅自放弃马圭、仁安等西线要地，迫使史迪威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接着东线第六军连战皆北，乐可、和榜、棠吉、雷列姆相继陷敌，腊戍危殆，全局震动。史迪威接受林蔚、杜聿明意见，派二OO师于4月25日一举攻克敌后重镇棠吉，对正向腊戍奔袭的日军机械化兵团第五十六师团的后方交通构成了严重威胁。4月29日，戴安澜带着二OO师6200多名官兵在洛伊文，正准备攻取雷列姆时，忽接杜聿明密电，告知腊戍陷敌，要他向北突围，到卡萨归队。而向北突围，不但要冲破日军的重围，而且要渡过南渡河、瑞丽河、伊洛瓦底江和腊戍至曼德勒公路、铁道以及西保至抹谷公路，既极艰难，又很危险。

5月18日晚二OO师在准备通过西保至抹谷的公路时，遭敌伏击，戴师长身负重伤，终因缺医少药，不幸于26日17时40分殉国。此后这个师的领导终于把二OO师6200名官兵和战斗装备，带出了日军重重围堵之困境，走上归国之路。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9期 我所认识的王若水　作者：余焕椿

一

去年5月的一天，我去协和医院看望王若水。这是他患肺癌后第二次住院，据说癌细胞已经扩散。老天真不长眼，为何这么多灾难和不幸都降于他一人！

病室很小，但是单间，很清静，条件也还好，有张小书桌和卫生间。虽然他是个喜欢清静的人，但我总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地步，内心不免有几分寂寞和悲愤。我不能给他带来一丝一毫的安慰，但我知道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需要人间真情和关爱。进门时，他正在便携式电脑上写文章，翻开的书刊几乎占去了整个桌面。他欣喜地起身坐到病榻边上，将椅子让给我。我说：“你气色精神都不错。”他捋起右裤腿说：“不怎么好，血液循环不畅，腿肿愈来愈往上了。”这确实是不祥之兆，我劝他平躺着，多休息，以减轻腿的压力。他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做，注意力集中就不去想病痛和烦恼了。”

握别时，他给我一篇打印好的文章，说“有空看看”。题目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内容仍然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遗憾的是，我是理论的门外汉，不能同他讨论他所关心的问题，但他知道我是支持他的观点的，而且喜欢读他的文章。他的文章很有特色，说理平易生动，有文采，有很强的逻辑力量。

没有料到，这竟是我从他手中接过的最后一篇文章！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压在若水心上的一块石头，至死他都在做着掀翻这块石头的工作。

在这之前，大约是1997年，若水出了一本新书《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书稿付梓前，他给了我一份这本书的最初清样。过了一些日子，我准备将看完的清样奉还时，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书已经出了，手头只有几本，无法送你，清样你留着吧，真的很抱歉。”他接连讲了几声“抱歉”。我忙说：“我喜欢清样，它比书更有纪念价值。”他还告诉我书名改了，原先的书名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现在倒过来了，成了副题，另加了个主题《胡耀邦下台的背景》，是出版商的要求。话中有些无奈，因为他希望有人为他出这本书。

后来他又给了我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正是《有关周扬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孙月才文章的题目是《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鸣》，副题是《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孙文批评胡乔木把学术问题“过分政治化了”，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会“诱发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这样一来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还有谁敢于争鸣。学术问题同政治挂钩，对科学发展有很大危害。文章最后问：“我们不是主张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可为什么在这个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非要定于一尊，我们不是常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吗，可为什么非要把这个学术问题一再列为禁区”？孙月才是在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伸张正义，若水赞成孙月才文章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篇好文章”。

三个月后，若水要陪他的夫人冯媛去哈佛大学当尼曼研究员。《人民日报》几位老领导、老同事为他们夫妇饯行，专门安排了一个家庭午餐会。那天，若水身穿圆领短袖衫、短裤，不像是个久病住院的人，他给大家留下的最后印象是朝气、信心和乐观。闻讯赶来的人不断增加，而且多是年轻人，大家来送行，向他们祝愿一路顺风，平安归来。谁知这竟成了同若水的永诀。2002年1月9日，若水在波士顿与世长辞，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若水文章名），带着未遂之志而去的，怎能不令人心痛！

二

王若水，湖南人，有文章说江西人，都对。他祖籍江西，出生在上海，在湖南读书长大。他本人认定湖南，在各种表明身份的个人资料中写的是湖南。1946年，若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北大校长是胡适，进步学生大都不喜欢他，因为他亲国民党、亲美。若水说，胡适也有另一面，比较保护学生。军警抓人，胡适出面，说学府这地方是不允许军警入内抓人的。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更加疯狂，若水同一批进步学生化装进入解放区，很快北平解放，旋又返回北平，在市委邓拓领导的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1月，邓拓调到《人民日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年底，邓拓将王若水调来报社当理论编辑，并在同事面前称赞他“年轻有为”。从此，若水再也没有离开《人民日报》。

我是学新闻的，并不关心理论。1964年大学毕业，有人透露，我将分到《人民日报》工作。为了熟悉这张报纸，利用北上报到前的一点空隙，在复旦大学图书馆浏览50年代的《人民日报》，对王若水参加对胡适、梁漱溟的批判，和后来与杨献珍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开展长期论争有一些印象，知道《人民日报》有位大名鼎鼎的哲学家，所以进报社后时常注意他。

恰巧，我工作的教科文部与王若水同在二楼，见面的机会比较多，当时我还没有勇气主动向他请教问题，只是从旁观察。他比较秀气，沉静，稳重，甚至有点儿慢条斯理。不过，他给我勤于思考的印象十分强烈，吃饭，走路，开会，都是一副沉思的样子，好像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问题。同事们都叫他“若水”，他长我9岁，又是名人，我不敢贸然“随大溜”，第一次面对面称呼他时，还是恭恭敬敬喊一声“若水同志”。他点头微笑，说：“他们都叫我若水，你是新来的，也不必拘束。”从此，我也称呼他若水了。

若水在《人民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虽是理论部的编辑，但他可以列席编委会，又是许多重要文章和评论的参与者和执笔人。1957年4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他写的。毛泽东在当天召见《人民日报》全体领导成员时，特地点名让王若水参加，并当着在座者的面握住王若水的手说：“你写了好文章”。

接着就批评邓拓，说他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实际上不能怪邓拓，因为邓拓拟定了一个宣传“双百方针”的计划和一批社论题目，被一位领导扣压了。毛泽东不了解情况，就批评邓拓不宣传，而且很生气，说他“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甚至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那是王若水第一次见毛主席，也是最后一次。后来他回忆当时的心情，用了四个字概括：“如坐针毡”。若水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要那样对待邓拓，甚至于想到：“毛表扬我，是为了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我，这样才好批评邓拓”，甚至感到“汉元帝”、“优柔寡断”之类的话是另有所指。所以若水说：“毛泽东虽然表扬了我，但我心中并不好受。”

1957年反右派，许多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跌进了万丈深渊，王若水能逃过劫难，与毛泽东的这次接见和对他写的社论的表扬不无关系。但他并不张扬这次的表扬，也未因此而得福，他仍被划入思想有问题知识分子之列，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这次下农村，对王若水来说有两大收获。第一，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农村，一个与报纸宣传大不一样的农村。1958年正是大跃进第一年，若水说，农民吃饭都吃不饱，甚至饿死了人，报上还在吹嘘形势如何如何大好，觉得这是新闻工作的耻辱。他们赶紧写情况，通过报社内参向中央反映实情。这对他后来对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问题的认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觉得彭德怀很冤，并深表同情。第二，发现了一个新的马克思。若水说，下放期间，他反复读了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以前他了解的那个马克思要深刻得多。若水后来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深受“哲学手稿”的影响。1963年他的《桌子的哲学》也是受其影响而写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桌子的哲学》引发了一场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的热烈讨论，许多工农兵都参加了进来。若水吸收了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对《桌子的哲学》进行了修改，又写了一篇《再谈“桌子的哲学”》，但报社内部有人压制，还抬出关锋意见作依据，未能发表。关锋何许人也，经历过“文革”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若水虽两度受毛泽东表扬，却连发表一篇补正文章的权利都没有，而补正的正是毛泽东赞赏的《桌子的哲学》！可见若水当时在《人民日报》的境遇并不佳。1980年1月，若水出版了《在哲学战线上》，《再谈“桌子的哲学”》方见天日，难怪作者在该书《序》中说：“时隔15年之久，这篇文章才找到了一个发表的机会，在我也是很有感慨的。”

这种处境预示着这位哲人在即将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命运多舛，后来事实证明了这点。

三

我同若水真正接近是在“文革”期间。“文革”前夕报社对机构作了调整，成立了一个评论组，将理论、文艺、政治、经济……几乎所有领域的评论能手都集中在一起，强化评论工作，以改变自批《海瑞罢官》以来所处的被动局面。王若水是这个组的一员重将。

不幸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个评论组还没有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就被戴上“保皇派”、“顽固保守势力”的帽子，靠边站了。王若水即被他们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作重点打击对象。

1971“九一三事件”，林彪机毁人亡，情况有了变化。这时，毛泽东重新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人民日报》，若水进了6人临时“看大样小组”，报社大多数同志十分高兴，但当时报社的领导鲁瑛不高兴，张春桥、姚文元更不高兴，他们不能容忍《人民日报》再落到周恩来手里。

当时，《人民日报》正被宣传方针所困扰。批林批什么，周总理主张批左，认为“左的东西不批透，右的还会来”。张春桥、姚文元唱反调，强调批左“不要过头”，林彪大肆宣扬过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无政府主义”，这些左的东西不能批。若水是支持周总理，主张批左的，并在工作中实践了他的主张。

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报》理论版以整版篇幅，发表三篇批无政府主义文章，引起了“四人帮”的恐慌。上海方面受张春桥、姚文元指示，立即打电话向鲁瑛查问：文章作者是谁，谁组织的，谁审定的，送给谁看过；并利用《文汇情况》假借工人名义，批评这些文章“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群众”。其实这期理论版实际上批的是张、姚一伙，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是他们，搞极左的是他们，假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他们。他们无法狡辩，只好把群众抬出来，说文章批到了群众头上。这块版就是王若水倡导并经他修改审定的。

批林到底批左还是批右，是宣传上的大事，这期理论版的问题出来后，若水更感到有责任将它弄清楚，于是决定上书毛主席。若水深知总理与张、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只有毛能作出裁定，而这样做又要冒很大风险，但他别无选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经过多日苦苦思索，他终于将信发出去了。

信发出两天，若水告诉我们一个不利消息。若水说，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停止党的组织生活，这是主席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表明，毛泽东不同意批极左。王若水断定他写给主席的信会有麻烦，我们大家也为他捏一把汗。

毛泽东虽然让周恩来再度主管《人民日报》，但在重大的宣传方针上，又不支持周恩来，反而支持张、姚。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以为毛泽东在林彪垮台之后，一定会吸取教训，对林的极左阴谋有所认识，赞成批“左”，所以竭力鼓动王若水写信，把问题搞明确，谁知事情会弄成后来这个样子！

毛泽东把信批给周恩来办，这就给周恩来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不得不违心地改变自己的主张，转向批右。这使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能够在《人民日报》掀起一场运动，既能排挤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又能打垮批左势力，帮助鲁瑛巩固地位。

1972年12月1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小型会，处理若水的信。周总理对着王若水说，“主席收到你的信后，批给我们办”。“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说林彪是‘左’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同志。”“《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是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

周恩来一面把责任揽过来，说“是中央务虚不够”，一面又想抢先把一块版一封信的问题定个性质，提出解决的办法，以免张、江、姚节外生枝。总理对王若水说，“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并且说：“《人民日报》基本上是执行主席路线的，是跟毛主席走的，红旗是竖着的。”真是煞费苦心。

但是，张、江、姚不买账，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虽在批林方针上占了上风，但决非明确了宣传方针就罢休，而是要借机排除异己，彻底夺取《人民日报》领导权，于是提出“《人民日报》不是王若水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要把邪气压下去”。

这次谈话导致批林方针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同时也导致《人民日报》这个舆论阵地彻底陷落。从此，周恩来就无法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人民日报》在张、江、姚的控制下，连续两年开展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力量，一股邪气”运动，搞得人人自危，惶恐不安。

当时北京军区正在开党委扩大会议，解决批林指导方针问题。姚文元知道王若水对批林的看法，特地点名让他去会上旁听，以便接受“新精神”。若水听出来了，政委纪登奎在北京强调批右，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批左。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反映了中国上层又陷入了一场严重斗争，而且斗争的天平已经偏向了批右的一边。若水心情非常沉重。

“一股力量，一股邪气”批到一年的时候，“四人帮”突然将王若水的问题升级到敌我矛盾，这是他们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1973年12月6日，姚文元在钓鱼台对鲁瑛说：“王若水的信是右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反映的集中表现。现在看得更清楚了，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进攻。……”1974年初，“四人帮”倾巢而动，对王若水发动了一次“狂轰滥炸”。1月27日，江青在接见工农中央委员读书班学员和批林批孔试点记者的会议上，大肆攻击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之后，莫名其妙地点了王若水的名，说：“王若水态度不好，批他！”3月，王洪文、张春桥利用接见《解放军报》负责人的机会，大谈《人民日报》问题。张春桥说：“王若水是《人民日报》里的坏蛋，利用在报社工作的方便，搞了一个版批无政府主义，当然就是批广大革命群众。是上海工人发现的，起来反对这个东西。最后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主席那里。王若水直接给主席写信，说这是张、姚观点。他们就是要抓我们两个，说我们不赞成批极左，因为我们是‘极左派’。”王洪文说：“王若水拉着一帮人，是个专门搞阴谋的坏蛋。”

就这样，王若水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劳改。从此，我们见面机会愈来愈少。后来他妻子闹离婚，日子更不好过，连粮票都没有。有一天，我在报社见到他，头也白了，背也驼了，但他没有被压垮。若水对上书毛泽东一事毫不后悔，他觉得在《人民日报》那个岗位上他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若水还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宁肯做个痛苦的清醒者，也不愿做个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若水是坚强的，因为他相信“四人帮”是真正的坏蛋，是真正的敌人，他要等到看到他们灭亡的一天；因为他得到了社内外广泛支持，下乡无粮票，有人给他送；生病了，有人送药；在乡下，有人给他传消息，谈情况，分析形势；问候、安慰、鼓励，通过眼神、握手、电话不断传递给他，“四人帮”的耳目跟踪盯梢，也阻止不了这一切。更使他充满信心的是，红星公社的干部和农民并不把他当敌人，而是把他当客人，当与他们命运相连的朋友。

若水挺过来了，他是胜利者。

四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若水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与意识形态有关的理论、文艺、社论。那几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拨乱反正，同“两个凡是”斗争，纠正“文革”错误，引导舆论，起了重大作用。那时，他还是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不辱使命。为人民民主，为党风纯洁进行过勇敢斗争，因此惹恼了几个大人物，日子又开始不好过了。

经历过“文革”10年磨难，若水有了很大变化，他有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实践的唯人主义。若水说：“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若水表示，他将要全身心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我理解他说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因为若水多次谈论“文革”中关于人的种种情况：一种是，许多人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不被当作人；一种是，迫害他们的人，失去了人性；还有一种，就是将人神化。他说，提倡人道主义，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做法的抗议。若水又说，“文革”时期这种种情况如何解释，那就是异化。所以，他不止一次地表示，希望中国有愈来愈多的人关心和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1980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请若水去讲哲学问题，有学生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听不懂，请他解释。若水用一种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造成环境污染等等。这次讲话反映极好，1980年第8期《新闻战线》遂将他讲话录音整理发表，影响更大。听说耀邦同志和他的家人听过讲话录音，耀邦说“很感兴趣”。

但也有人不感兴趣，甚至于反对，认为若水那样讲异化，是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情绪，并扣上“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帽子。若水曾申辩过，说异化现象是客观存在，承认和批判异化是为了防止和克服异化，是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心。

198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为了纪念，中央决定召开学术研讨会，并确定周扬在会上作主题报告。周扬报告题目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他物色了三个人作助手，为他起草演讲稿，王若水是其中之一，分工负责报告的第四部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周扬报告十分精彩，听众向他报以热烈掌声。报告会第二天（3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了报告会消息，消息中特别注明报告“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3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报告全文，不料竟惹来一场大祸。当天早上，秦川和王若水分别接到当时中宣部的严厉批评。秦川和王若水被迫作了检讨，但使他们两位感到困惑的是：中宣部已经通知各报，周扬文章不得发表，唯独没有告诉《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从发报告会消息到发报告全文，中间有整整一周时间，中宣部完全来得及阻止报告发表，但没有这样做，这又是为什么。检讨没有起作用，中宣部还是宣布，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调离《人民日报》，但仍参加报社整党。

周扬听到王若水被免职的消息后，万分感慨，曾说“我对王若水还是一直保的……”其夫人苏灵扬说，“得了吧，你能保他，你自已呢”？此时的周扬，日子也不好过，他受到很大压力，要他公开承认错误。周扬同意了，他采取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方式，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11月6日，各报都登了周扬的这个谈话，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若水说周扬是被迫的，这样周扬就失去了反批评的权利，他也感到十分惋惜。夏衍一针见血，对周扬说：“你那篇文章什么错误都没有，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文章是你写的。”

九个月后（1984年1月3日），胡乔木在上次周扬作报告的地方，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他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若水听了这次报告，并接受胡乔木多次表示“希望听到你的意见”的要求，表示了答辩之意，但若水没有动笔。直到邓小平看了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后，称赞文章的同时也说，“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若水才下决心写答辩文章。这个时候，中宣部发出学习乔木文章的通知中说，“对于有关学术理论问题，允许讨论和争辩”，“要力求在我们思想界造成一种平等协商的、民主的、活跃的气氛，并且把这种好的风气传下去”。这就更加鼓起了若水的勇气。

不久，《哲学研究》前来向若水约稿，稿成后，《哲学研究》告知，文章审阅通过，定于四月号上发表。此时，若水文章还在征求意见准备作进一步修改，香港《镜报》突然将征求意见稿登了出来，使若水陷入被动，问题搞得更复杂。

若水在编委会上多次自我批评，两次讲人道主义和异化，一次专讲《镜报》事件，讲得都入情入理。若水写了许多文章，既无反动政治内容，又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都是学术讨论，为什么就容不得不同意见，而非定于一尊不可，

那天在追查《镜报》的事时，有人问若水为什么不听劝告，非写文章不可，又追问他为什么要将文章拿到《镜报》发表，若水说：“我相信乔木同志欢迎争论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我相信小平同志批语说的‘允许辩论，不打棍子’是算数的；我相信中宣部关于学习乔木同志的文章的通知是要贯彻执行的，所以才写答辩文章。”若水说，他与《镜报》没有任何关系，也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他认为问题可能出在征求意见稿散发过多，承认这是他的不慎。追查无果而终。

此时的王若水已无职务，只剩下一个党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对这位将近40年党龄的党员作了个“劝其退党”的处分决定。

若水为此提出申诉，他沉痛地说：“落得现在这种下场，我并不后悔。党不要我，这不是我的错。我永远忠于祖国和人民。我仍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仍然要以余生为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现代化尽力。”

王若水是哲学家、思想家、直言不讳的新闻工作者，他在中国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新闻事业中，以深刻的理性和知识分子的良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现在，若水走了，他是带着智慧的痛苦走的。让我们记住他的遗言：宁做一个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

（责任编辑 钟成）

2002年第9期 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　作者：殷　毅

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一

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某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

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

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

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当他11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环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二

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倒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

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环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

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

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

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

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

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

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

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溢出幸福的泪水。

三

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

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铭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

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即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

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

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的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恨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

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

四

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瓦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招手——新街口社会服务处贴出伪首都警察厅招考报务员的告示，党组织决定让他打进去。他以原二厅中尉报务员的履历报名应试，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他被分配在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供职。

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转折关头，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警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高启发在警察厅电信科秘密开展工作，联系群众，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做好了一应准备。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各部门骨干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杭州方向逃窜。4月23日，南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无人管辖的真空城市。这一天，地下党空前紧张，空前忙碌。地下党警运会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命令中区警察分局维持北区治安，并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由于地下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全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均正常运转，金陵古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刻，高启发同其他地下党员一样，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公开身份，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要求各就各位，守护好机房和仓库。

4月24日晨，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军进入市区，立即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南京市军管会于大军进驻之日起开始办公。由于高启发和他所联系的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警察系统的通信网络当天全部开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稳定、治安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职务。

五

解放初期紧张而忙乱的工作甫告段落，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禁时时忆念起与L往日的恋情。一天，他利用现成的通信设备，拨通了L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L的妹妹。寒暄过后，他询问：“L埋葬在什么地方？”对方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具体在什么地点？”对方哈哈一笑，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L可能还活着，但以他和L相爱之深，他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于是，他拨通了北平市电话局长途台的电话，从那里他了解到：L活着，并没有死。

得此信息，他一时气愤得差点晕倒。他没有想到，被他深爱着的人会如此欺骗他，愚弄他。他给L写了一封长信，对她的背信弃义、虚伪欺骗作了尽情的斥责。信中述说了过去从未透露过的他此前加入地下党，以及如今的工作情况。不久，他收到L的回信。L在信中一再地向他认错，表示愧疚，请求他的原谅。L告诉他，遵照家中的安排，她已和一位教授结了婚。如果他不嫌弃她，她愿意同丈夫离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高启发太痴情了，接信后几乎来不及探究她因何背叛了他，也未及掂量已为人妇的L离婚来归的可能性，便全然原谅她了。

由此，他那已成死灰的感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与L频频书信往来。他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冲动，焦渴地盼望着早日与L见面，他向领导上提出了请假北上的请求。那时南京解放未及半载，无形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公安局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他的请假要求严词拒绝。不晓利害的他竟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主意：交代科内工作人员他外出两周，如果处长找他，就说他生病了。交代完毕，他跑到浦口车站买了张车票，便匆匆走了。

到了北平，与朝思暮想的L见了面。L泪流满面地向他忏悔，说只要他原谅她，她会同丈夫离婚的。面对她的热烈真情，他一往情深地表示原谅她的一切，誓言要和她厮守一辈子。

原来，当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际，L的以律师为业的父亲告诫子女：他们家族不得与国民党阵营有任何瓜葛——而高启发正是在国民党阵营供职的一员，尽管是地位卑微的一员。L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斗争，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可是她又不愿意伤害深深爱着她的人的感情，便编造出因交通事故身亡的谎言，意在让时间来消磨高启发对她的思念，渐渐将她淡忘。

两情缱绻，终不能久聚，过了两个星期，他和L只好洒泪而别了。

回到南京，党组织对他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了严肃批评，支部会、小组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自己连连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检查。他以为，检讨结束了，日后好好工作，等待L离婚后就可以在南京结婚成家了。他在热切地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天，全市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在当地的人民大会堂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着重指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反动中心，这里的地下党必然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市委对地下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整顿。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报告过后，他后半生的噩梦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你们在白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们去华东党校参加学习。”同时去学习的，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市电信局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连同他共计10人。但是，到了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却意外地得知来此的任务是接受审查，他发现自己已被看作混进党内的特务嫌疑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如雷击一般，将高启发震撼得目瞪口呆，泪如泉涌。

在华东党校一呆就是一年多时光，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唯独高启发被保留党籍。鉴于他曾犯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他们10个人回南京后，9人被公安局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高启发被分配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市委组织部宣布对他的工作分配时，并未说明因何对他降职使用；他呢，眼看同时受审查的9人被公安局铐走，也就不敢多问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投入监狱的9名地下党员——其中有的瘐死狱中，均获平反昭雪。）

后来得知，华东党校对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并未给予澄清，而是“暂时挂起来”。这一挂，随着往后年月党内“左”倾情绪步步高涨，便将高启发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

从接受审查时起，高启发同L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断绝了。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牵扯到这场说不明道不白的政治漩涡中来。后来分配工作，降职使用，“特嫌”阴魂不散，更令他心灰意懒，感到无颜再与L见面。

可是，命运常常会捉弄人。1953年深秋的一天，他偶尔路过新街口，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路旁的报栏前看报，其背影极像L，令他大为惊讶。他走过去细认，果然是她。一对两度反复的旧日恋人，此时双目相对，久久说不出话来。

L告诉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她随丈夫调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他也告诉L别后的坎坷遭遇，彼此黯然神伤！

六

高启发的“特嫌”问题久久解除不了，为“纯洁组织”，1954年整党时，所在单位党组织随意找了几条“罪名”，将他开除出党。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区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公开点名，指称高启发是“二厅特务”。在既无本人交待，更无任何旁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然给高启发定性为“特务”，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东门街小学当老师。在此前后，“左”风日盛，地下时期领导过高启发的一些同志，也先后受到整肃：他的入党介绍人、曾是他上级的李昭定，两度被错判入狱；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多次受到审查；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则被错打成极右分子。在此情势下，没有人能为高启发的“特务问题”洗刷清白，天大的冤案也只能由他自己背着。

转眼到了1957年，所谓“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开始。高启发经过1954年、1955年接连两次整肃，自知处境危殆，处处谨言慎行。但是，在一个只有20来名教工的小学里，不批判“二厅特务”还批判谁呢？区里某领导在会上公开说：“有的右派是骨子里反党，哪怕他一句反党的话不说，一件反党的事不做，他也是右派！”1958年9月，反右运动早已结束，全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天下午，区委组织部突然在东门街小学召开大会，通知他参加。没料到这个会竟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全区200余名教师早已严阵以待。区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大右派”高启发批倒批臭，一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慷慨激昂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发言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莫须有”罪名，如一盆盆脏水，尽情地泼洒在他头上。平日谨言慎行的他，这时实在憋不住了，竟然昂起头来对那些离谱的不实之词一一加以批驳。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怒了会议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当场就有十余名壮汉一拥而上，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在主持者授意下，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硬拽着他的右手，在事前准备好的“右派”结论上捺上了手印。他被市整风领导小组“定为右派，撤销小学教师职务，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44.63元”，随即被发配到尧化门农场劳动。高启发后来知道，这叫做“反右补课”。

“文革”期间，高启发为少受皮肉之苦，先是东躲西藏，后来索性流浪到外地去了，直到武斗平息，才回到南京。“文革”后期，我路过南京，曾专程前去探望这位受苦受难的挚友，其时他正在栖霞郊区一所农业学校看大门，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告诉我，正患着肝炎，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只好带病延年。我邀他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彼此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谈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向往，恍若隔世，欷嘘叹息者久之。

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启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二厅特务”未得平反，因而党籍未能恢复。

80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整理、出版当地的党史资料。1983年初，高启发偶然看到一份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中共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斗争史料》，其中有两个自然段赫然载着他当年的斗争业绩：

“1948年，地下党警运会党员高启发，经组织上同意，打入伪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按：即电信总台）这一特务机构担任中尉侦收员之后，摸清了敌台A系、B系、E系、K系、F系、O系等台窃控我第二、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之后，及时向党汇报。原来我方所发出的军事电报，敌人几乎一份不漏地能收听到，自从该同志向党提供以上情报，我刘、邓、陈、粟领导的二、三野战军所属各纵队电台完全改变了波长呼号，因而伪国防部二厅再也侦察不到我军的军事情报了。”

“1948年底，伪国防部二厅分向重庆、福州、台湾撤退。奉组织之命，高启发借故辞职，留在南京。之后他打入伪首都警察厅电讯科任报务员。他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发展报务员沙金华入党，争取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中青年报务员。1949年4月23日晨，伪警察厅仓皇撤逃时，他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动员电讯科报务人员不要跟着敌人跑。经他动员，有三十余人在敌人撤退后的真空期间报到上班，保护了大批美制无线电设备（其中还有一些贵重的通讯器材）、警鸽、有线通讯器材等。解放军进城后，他向组织上保证，决不让全市警察系统的通讯中断一分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人民警察总队一成立，整个警察系统内部电话通讯全部畅通。这对于军管会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启发阅读这份材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感历史老人是公正的。

就在他看到这份史料后不久，1983年2月，市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他家，向他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大意是：否定1955年市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所作的“二厅特务”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党龄、工龄均自入党之日（1946年3月）算起；该同志原行政19级，现提升一级，为18级。市委组织部还考虑到高启发的具体情况，指示区里安排他一定的职务。惜乎时光不再，他已年近花甲，垂垂老矣。1983年3月，高启发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

2000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放了反映南京地下党斗争的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其中第五集《虎穴奇兵》放映时，荧屏上出现一位白发苍苍老者的身影，他向摄像者指点当年的“虎穴”所在：“这里就是原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电信总台所在地。”这位老者就是高启发。但观众哪里会知道，这位苍苍老者，承受了人间多少的苦难！尤其是他立功而受辱的悲惨遭遇，直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责任编辑 程度）

（此文选自作者书稿《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的附录，本刊作了删节。）

2002年第9期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一代报人张季鸾　作者：傅国涌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面对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

“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文人论政”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只能算“无负社会”。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尽到“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他主持《大公报》笔政，将王韬、梁启超等开创的“文人论政”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迄今为止，后世的人们再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境界。

“文人论政”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从他年轻时担任《夏声》编辑，踏上这条不归路，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走的纯粹是一条“文人论政”的路。毛泽东说：“张（季鸾）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此后，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

从1911年参加《民立报》，到1941年去世，他30年的报业生涯，可以一分为二，前15年备历坎坷，1926年主持《大公报》笔政后，纵横报坛15年，声名远播海内外，影响之大，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1944年，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季鸾文存》序言中说：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谱写了中国新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

一

1900年，张季鸾的父亲，一个两袖清风的穷知县在山东病逝，身后一无长物，家贫如洗。1901年，14岁的少年季鸾和慈母、幼妹千里扶柩，“一路风雪向榆林”，第一次回到故乡。如果没有坚韧顽强的慈母，如果不是遇上陕西大儒刘古愚，如果不是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使他有机会官费留学日本，这个孤苦无依、备尝艰辛的少年的命运就会完全是另一番样子。

1906年，他在东渡途中与胡政之结识，在日本又结识了吴鼎昌等。留日五年，他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勤奋苦学，甚至传说他会背诵日本的百科全书。

1908年，他与同乡井勿幕、康心孚等创办《夏声》杂志，并开始在上海《民吁日报》发表文章，决心献身于新闻事业。井勿幕几次希望他加入同盟会，他都谢绝了。他以为自己是个文弱书生，既然立志当一个新闻记者，以文章报国，“做记者的人最好要超然于党派之外，这样，说话可以不受约束，宣传一种主张，也易于发挥自己的才能，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40年后，于右任在怀念他的诗中有“发愿终身作记者，春风吹动耐寒枝”的句子，他的“不党”思想可谓植根深远。

1911年初，他回国任《民立报》编辑，这是他报业生涯的正式开始。30年间他始终坚持新闻记者应该超然物外，保持独立性，尽管他做过孙中山的秘书、政学会报纸《中华新报》的总编辑，但从未介入任何党派，最终成为风云变幻的大时代一个有巨大影响的独立报人。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于右任保荐他为总统府秘书（同时的秘书中有杨杏佛、任鸿隽等青年才俊），曾执笔起草孙中山的就职宣言。但他认为，“意见是孙先生的，我不过记录而已，而且孙先生审阅后署名发表，就是他的文章了，我不该引以为荣。”

孙中山辞职后，他和于右任、胡政之、曹成甫合作创办民立图书公司，不久赴北京任《民立报》记者。因消息灵通、言论犀利备受各方注目，和黄远庸、刘少少一起被誉为北京新闻界的“民初三杰”。这是他独立从事新闻事业的开始，时年24岁。

因为披露袁世凯“善后大借款”内幕，震动全国，当晚他就和曹成甫锒铛入狱，三个多月后，经李根源等友好多方营救才得以出狱，当即被驱逐出京，曹却瘐死狱中。回到上海后，他在康心孚主编的《稚言》月刊发表《铁窗百日记》，对同伴的死他终生悲痛，并全力抚养遗孤曹谷冰成人。

袁称帝时，他和曾通一、康心如等创办《民信日报》，任总编辑，每天撰文抨击。袁死黎继，他任《新闻报》北京特约记者，以“一苇”通信和《申报》的“飘萍”通讯、《时报》记者徐凌霄的“彬彬”通信同时脍炙人口。政学会张耀曾、谷钟秀等创办《中华新报》，聘他为总编辑，因披露段祺瑞以胶济铁路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段等震怒，命令查封《中华新报》等六家报纸及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张季鸾再次被捕，在首都警察厅拘押半个多月，经国会抗议、张耀曾等多方营救才获自由，这是1917年。

为了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说出真相，张季鸾两度被捕，历经了牢狱之苦。1925年，他的同乡挚友胡景翼任河南军务督办，推荐他为陇海路会办，这是有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个月就挂冠而去，说什么“不干这个唠什子，还是当我的穷记者去。”

二

从开封流落到天津，张季鸾没有固定工作，每日写评论、访新闻，投寄上海报纸，完全以卖文为生。《新闻报》的汪汉溪仍每月寄给他一二百元，约他写稿。就在这时，他遇到了留日同学胡政之、吴鼎昌，三人的相逢揭开了中国百年报业史的新篇章。

由银行家吴鼎昌筹资五万，以一万元买下1925年11月停刊的《大公报》，三人决心全力以赴办一份像样的报纸，以“文人论政”相期许。1926年9月1日新记《大公报》诞生，这不仅是他个人一生最重大的转折点，也是中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以此为标志，中国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趋向成熟的重要转折时期”。吴的资本、胡的经营和张的那支笔最终成就了《大公报》的辉煌事业。“他的笔，包括文笔犀利、议论精辟的新闻评论，首创一格的新闻编辑和标题，以及由于他的特殊新闻敏感，指挥采访、写作的独特新闻，在我国近代新闻史上，他无疑是一位杰出人物。”徐铸成生动地回忆起张季鸾激扬文字、挥毫写社评的情景——

“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胡政之的《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1946年9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一文也这样说。

新记《大公报》之成功首先在于它坚持“文人论政”的特色，张季鸾则是它的执牛耳者。15年间他纵论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事，将民办报纸引导舆论、监督舆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将中国报纸的“文人议政”传统推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它上接中国读书人（“士”）源远流长的清议传统，同时渗透了张季鸾求学日本时代接受的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办一张《泰晤士报》那样的大报是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一切几乎都被他概括在具有发刊词性质的《本社同人之志趣》社评中：

“不党”就是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不卖”就是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不私”就是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信、不盲动、不盲争。

他清楚地阐述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在中国报业史上，从来还没有一份民间报纸亮出过这样鲜明的旗帜，实际上就是追求独立的新闻舆论，已接近西方近代新闻自由的精髓。在以后的15年里，他不仅一再重提，而且基本上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庄严承诺。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执笔的《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义正词严地重申：

“本报将继续贯彻十年前在津续刊时声明之主旨，使其事业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忠于民国，尽其职分。...... 而不隶籍政党，除服从法律外，精神上不受任何拘束，本报经济独立，专赖合法营业之收入，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同人等亦不兼任政治上有给之职，本报言论记载不作交易，亦不挟成见，在法令所许范围，力求公正。苟有错误，愿随时纠正之。以上为本报自立之本。”

他深知，要实现“四不”理想，保持文人论政的独立性、纯洁性，就必须“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他坦言作为职业报人“不求权不求财”容易，“不求名却不甚容易”。可是“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贻害国家。”“往往误了报人应尽之责”。所以，他们在接办《大公报》之初“决定写评论不署名，也含有此意”，并一直奉行不悖。

有了这样的胸怀和追求，《大公报》才能在政治上、经济上保持独立的超党派地位，在新闻和评论方面始终保持客观公正的形象。

1939年5月5日，经过13年的奋斗之后，他在《大公报》香港版发表社评《抗战与报人》说：

“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地说，是反统制，反干涉。”

他同时不无骄傲地指出中国报业“走着英美路线，而在近来已具有相当规模，在社会上确已成为一种大的力量”。

三

从《民立报》到主持《大公报》笔政，30年间他写的评论不下3000篇，其中以《大公报》社评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他生平写文章不留底，说报纸文章没有长久生命力，不值得留存，身后由胡政之编的《季鸾文存》也只是选取了他的部分文章。他目光四射，见多识广，不少文章情文并茂，字字经得起推敲，并不像他自己所说 “早晨还有人看，下午就被人拿去包花生米了”。

在社会剧烈动荡的大转型时期，他曾以“三骂”脍炙人口。1926年12月4日他发表社评《跌霸》，一骂军阀吴佩孚。1927年11月4日，他在《呜呼领袖欲之罪恶》中二骂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12月2日，他发表传诵一时的社评《蒋介石之人生观》，指控“不学无术”的蒋“自误而复误青年”，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淋漓尽致。

“四·一二”之后，他不断发表有胆识、有分量的评论，批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反对屠杀青年，受到知识界及广大读者的赞赏。1927年4月29日，他在社评《党祸》中说：“夫新中国之建设，终须赖全国有志青年奋斗，而非自私自利之寄生阶级所能办。则对于各方杀机之开，势不能不大声疾呼，极端抗议。”他认为“青年血气方刚，不论其思想为左倾为右倾，凡能如其主张敢于冒险力行者，概属民族之精英，非投机取巧者可比，轻加杀戮，无异残害民族之精锐，将成为国家之罪人！”

1931年5月22日，他在《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中说：“近代中国改革之先驱者为报纸”，“近代国家报纸负重要使命，而在改革过渡时代之国家为尤重。”所以他一再地呼吁言论自由，如1929年12月29日发表的《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1935年1月25日发表的《关于言论自由》，1937年2月18日发表的《论言论自由》，等等。

1931年6月1日，国民党公布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是关于保障人权的。第二天，他就发表社评《望人人牢记约法第八条》：“呜呼！民权之摧残久矣！而其尤普遍尤痛切者，则为人民身体之不法的摧残！其最多之例，则公安局任意滥行羁押，不送法庭；以及法庭之羁押不审。”猛烈抨击国民党任意捕人杀人的恐怖统治，称之为“此诚政治上之最大黑暗，为革命时代须臾不能容忍者也”。

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不久，他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抨击新闻检查制度。由于大胆敢言，到下半年《大公报》上海版的发行量就突破五万份，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站稳了脚跟。“七君子”事件发生，他忧心忡忡，奔波营救，并非只是出于对故交沈钧儒的关心。当时江苏高等法院以无中生有的罪证拼凑了漏洞百出的起诉书，“七君子”随即起草了针锋相对、有理有据、义正词严的答辩状，把起诉书驳得体无完肤。但不少报纸迫于国民党的压力不敢发表。张季鸾了解真相后当即打电话给编辑部，立即发排，不必送审，第二天就见报。事隔十年（1946年），沈钧儒回首往事，还感慨地说：“季鸾是一个好人，对我来说，尤其是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好朋友。”他不仅自始至终关心老友的安全，也关心同时系狱的其他知识分子（中国读书人中代不绝书的“士类”），并尽力维护他们的尊严。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接连发表《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等社评，力主和平解决。宋美龄甚至派人在西安上空广为散发载有他《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的《大公报》。他的言论对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我们无法猜想，可以肯定的是历史的转折与他不无关系，他为此兴奋地呼喊这是《国民良知的大胜利》。

1937年9月18日，上海战火正炽，《大公报》武汉版创刊，这是张季鸾一生工作最辛苦也最出色的时候，他以如椽之笔写下了《中国民族的严重考验》、《置之死地而后生》等振奋人心的社评，影响极大、极远。当日寇兵临城下，南京千钧一发之际，12月8日，他写下了《最低调的和战论》，“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向中外宣布，如日本不停止进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徐铸成说：“张先生的白话文，还有裹过脚的痕迹，但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写出了中国人民心底的悲忿和沉痛。”“唤醒了多少意志本来并不坚定的人，使国家一时免于陷入‘瓦解土崩’之局。他的一声棒喝，应该说关系不小。”武汉一年，国家局势最为动荡，《大公报》的言论也最为社会所关注。

他主张联苏抗日，团结各党各派，提倡组织“国防最高会议”、国民参政会，提出“民族至上，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等口号。在生命垂危之时，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他还向王芸生提议，写了鼓舞人心的社评《我们在割稻子》（发表于1941年8月18日《大公报》重庆版）。从“九·一八”以来，他即力主抗战到底，其言论对推动全国抗战影响至大。

四

他对记者的作用十分看重，曾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

“九·一八”前一二年，《大公报》就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及专文，呼吁关注东北危机。“九·一八”一发生，《大公报》召开“开天辟地从未举行过的”编辑会议，张季鸾严肃宣布，国家已面临紧要关头，“我和吴、胡两先生已商定，报纸今后更应负起郑重责任”。并宣布了两项决策，一是明耻，由王芸生等编辑甲午前后以来的对日屈辱史，这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二是教战，创办“军事周刊”，请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主编。看《大公报》“九一八”以后的那些举措，报人、报纸在重大历史关头所起的作用实在不下于政治家。所以1938年6月他在《战时新闻工作》发表《无我与无私》一文说：

“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直到晚年，他仍坚持用“老兵”的笔名写通讯，逝世前不久他还奋笔为创刊不久的《大公报》桂林版写了好几天的“重庆专电”，那时他已病倒在床。1941年7月7日，他写下了一生最后一篇社评《抗战四周年纪念辞》，高呼“全世界人类自由万岁”。病危之际“犹时以把报纸努力做好为勉”，不时写纸条给王芸生，“谆谆讨论某事宜如何立言”。

他对社会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始终来自他那支犀利、诚挚而带感情的笔。他一生对做官、敛财都无兴趣，从来不是政客、商贾，身后一无长物。胡政之在追念他的文章中说：“至于张先生生平，不事生产，他的遗属生活教育，一切本社都要负责照料。”（《大公报人忆旧》255页）

有幸的是，在他生前，《大公报》荣获了密苏里奖章，这是《大公报》、也是他一生的顶峰。在重庆新闻界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致辞。他说：“办报之秘诀在于‘准备失败’，立言纪事，务须忠勇，忠者忠于主张之谓，此项主张自非偏见，事前务宜经过深思熟虑，多听他人意见，多考察各项事实；勇者系勇于发表，勇于发表必须‘准备失败’。”这是他30年办报经验的总结，是他报业生涯的血泪结晶。

他一手奠定《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所主张的报纸要超党派，并不是超政治、无立场，而是提倡“对政治，贵敢言”。他的社评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典型的“文人论政”，其最终理想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他的办报思想和办报实践推动了中国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了中国报业的品格，称他为“一代报人”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9期 王铃协助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作者：倪怡中

王铃协助李约瑟进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和写作，开创了中英学者成功合作的范例，为以后许多中国学者协助李约瑟最终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王铃长年身居海外，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晚年才回到家乡江苏南通，不久遽然病逝，因此他的事迹少为人知。

1992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来南通图书馆查阅《中国科学技术史》，我们才相识。他告诉我，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科技史，已经退休了。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他这次带着妻子回来，买了房子，准备在家乡定居。王铃先生颇健谈，他还告诉我，台湾准备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由陈立夫主持，他去台湾，陈立夫宴请他并邀请他当顾问。他到北京，周培源请他吃饭。他说如果两岸统一了，合作翻译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有多好呢！

1943年由迁居四川李庄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介绍，该所助理研究员王铃认识了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李约瑟很赏识器重年轻而才华横溢、博闻强记的王铃，并推荐王铃获得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去剑桥大学留学。1948年，李约瑟辞去联合国任职，返回剑桥大学，开始与王铃合作，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在剑桥出版，紧接着第二年又出版了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在这两本书中“李约瑟著”后面写着“王铃协助”。1971年出版的第四卷第三册中写着“得到王铃的特别协助”。1986年出版的第五卷第七册中写着三位合作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王铃。李约瑟说：“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杰出训练，在我们的日常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

最初，这项如此巨大的研究和写作工作却是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李约瑟一面在基兹学院讲授生物化学，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研究。王铃迫于生计，在澳大利亚谋得一教职，1957年离开剑桥。但他们的合作并未完全中断，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去。1958年6月，李约瑟与王铃合著的《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在伦敦出版；1960年，他们合著的《天文钟：中世纪中国的大天文钟》在剑桥出版。1971年、1986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四卷第三册和第五卷第七册。1988年8月，在第五届国际中国科学史学会议上，美国华人协会为表彰王铃、鲁桂珍协助李约瑟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功绩，分别授予他们“为公奖金”。

王铃1917年出生于南通。祖父虽不富裕，却藏有许多古书。王铃从小就跟随祖父熟读家中藏书，15岁考入南通中学，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历史系。王铃不但学业优秀，而且非常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和陶大镛等人曾在重庆组织过“中苏问题研究会”，表现了青年学子追求理想和进步的热忱。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人民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竟派特务捣毁会场，打伤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人。被激怒的进步师生举行声援大会，因王铃是中央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被英国人李约瑟所看重，所以被推举为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务包围会场，残酷镇压。王铃挺身而出与特务搏斗，以致颈部被特务用刺刀刺伤，他倒在血泊中。因为这一事件，郭沫若牢牢记住了这个正义、勇敢的青年人。解放后，郭老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想起了王铃，两次写信邀请王铃回国组建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并分别两次寄去2000英镑作为回国费用。因为种种原因，王铃最后未能成行。1959年，印度政府组织写作班子，以信函形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领土要求。当中央派人征询陈寅恪对此问题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40多年前由英国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已使中国领土主权遭到了损害。现在印度方面的“领土要求”很不合理，并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奏议等史料的线索。王铃当时身在澳洲，但他关心着祖国的边境。他对亚洲历史熟悉，他记得在英时曾在图书馆内看到前英驻印度总督府测绘的印度地图，其中的中印边界线和中国政府的划分基本相符合。为了给祖国提供有力的证据，他专程从澳大利亚赶往英国，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搜罗扒抉，寻找出封存多年的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复制后送交中国驻英机构。1962年11月20日，中国《人民日报》刊出了5幅英文版《印度地图》。其中1862年印度加尔各答测量局办公室出版的《英属印度斯坦北部边境》图，图上中印两段边界标明在喀喇昆仓山脉，与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另一幅1917年印度测量局出版的《西藏及邻国》图，图上中印东段边界线同传统习惯线大体一致，而不是“麦克马洪钱”。中国政府依据这些事实驳斥了印度政府的无理要求，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和利益，并赢得了世界各国舆论的广泛支持。如果说，陈寅恪提供的仅是中国人自己的证据，那么王铃提供的是英国（中印两国之外）第三国的证据，当然也是更有力的证据。陈寅恪、王铃都为自己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贡献。

李约瑟和王铃的工作卓有成效。没有经费，他们兼职授课。时间紧张，王铃常常是边工作边吃早餐，他们在以后发现，他们的工作笔记中还粘着用餐时遗漏的肉皮屑。就连开车外出，两人也是一边开车一边讨论问题。乃至有一次，车门没有关好，飞驰的汽车拐弯时竟把坐在一边的王铃抛出车外，幸好没有受重伤。1992年，王铃为庆贺李约瑟92岁寿辰作了一首七绝，其时王铃也已75岁了。

添筹海屋祝希尼，

二美四难绩益奇。

绛帐康桥克士院，

深情剑水无终期。

王铃在诗后写了很长的注。希尼指李约瑟初来中国时，人们称他尼达汉博士。“二美”指李约瑟的先后两位妻子兼助手的李大斐和鲁桂珍。“四难”说李约瑟兼科学、人文院士于一身；1943年李约瑟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时，不辞辛劳，为中国购赠大批科学仪器和书籍；1967年后李约瑟任基兹学院院长时，学者风范，平易待人，教授门房一视同仁；《中国科学技术史》出版饮誉世界，政界、学界力主提名李约瑟为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候选人者不乏其人。四件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李约瑟都做到了。

1994年6月6日王铃先生在南通家中病逝。那天晚上他正伏案写杨振宁、谢希德等老友屡屡敦促他写的《李约瑟传》，突然感到心脏很难受，当救护车赶到时，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王铃先生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了他所钟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老师。消息传到英国，李约瑟老泪纵横，他和研究所全体成员拍来唁电。9个月后，李约瑟也与世长辞。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9期 文艺复兴时期反封建的财富观　作者：张椿年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观念、财富观念与中世纪比较也有了很大的不同。中世纪的财富观主要来自《圣经》，经常被教会和神学家引用的经文有以下一些。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以上引文分别见于马太福音第六和第十九章。中世纪的教会和神学家根据这些经文向世人宣传应该抛弃尘世的财产，积累财产与信仰上帝是对立的，财产越多离上帝越远，只有守贫才能接近上帝，世人应该学习基督，基督没有财产，他为了拯救人类，过着赤贫的生活。阿奎那说：甘愿奉行赤贫的生活才是获得上帝的爱的首要的、基本的条件。所以中世纪的一切僧团的组织章程都是以守贫作为其基本原则，托钵僧甚至以游乞为生。

基督教把守贫视为美德，把贪婪视为罪恶。因为人的贪婪产生了现世的财产，从而使人不爱上帝，不爱人类，所以贪婪应该受到永世的诅咒。当商业发展起来后，教会认为商业就是一种贪婪活动。由于商业以赢利为目的，所以在中世纪教会对商业历来不赞一词，更不用说对高利贷了。高利贷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教会把银行、钱庄和私人放债统称之为高利贷。高利贷虽是商品货币关系发达的一种表现，它却很易招致社会的不满，因为受高利贷盘剥的主要对象是一些小私有者、小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他们怨恨债主苛刻的利息。神学家和教会认为高利贷者不付出任何劳动，甚至在他们酣睡时还在收取暴利，这是不可原谅的罪恶。当高利贷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时，教会对它的谴责也越来越猛烈。

守贫斥富的观念得以在中世纪存在，有其客观的基础。中世纪是个财富不均的社会，《圣经》中关于财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要求财产平等的思想和对统治阶级不满的情绪。然而人们又无力改变社会的现实，所以只能把对尘世的希望寄托于天国，于是有了“财宝在天上”，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说法。这是守贫思想存在的一个原因。其次，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时，商品交换还很不发达，货币尚未充分发挥其作用。流传至今的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海盗将抢劫来的财宝藏之于深山或埋之于海岛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守贫思想得以存在的又一原因。

然而社会的存在不可能没有财富，社会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商业，社会的生产规律不是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均为欧洲有数的几个大城市。

随着经济的发展，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一批巨商豪富。在15世纪中叶，柯西莫·美狄奇和乔凡尼·卢西莱依的家产都在100万佛罗林以上，是全欧最大的富翁。

15世纪的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道：“佛罗伦萨人如果不是商人，没有周游世界，没有阅历异国的风土人情，没有携带一笔钱财回到佛罗伦萨，就不能获得荣誉。”“崇高”这个形容词在中世纪只用于贵族的打猎、练武等等的活动上，现在贩卖呢绒的职业也被认为是崇高的了。

在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阶级阶层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市民阶层的心理状态不能不发生变化，不能不与传统的基督教的伦理观、财富观发生冲突，不能不对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进行反思。

在富裕的市民阶层中首先开始重新评估财富的价值，因为他们最早从实践中认识到，只有拥有丰厚的物质财富才能带给人以优裕的生活和社会尊严。他们认为发财与信仰并不矛盾，开始把发财与信仰协调起来。我们在商人遗留下的账本中，常可读到以下一些祷文：

“为了耶酥基督，为了圣母玛丽亚和所有在天之圣者，愿他们怀着宽大和仁慈之心赐予我们健康、成功，使我们的财产、子女增多，使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肉体得以拯救。”

“但愿上帝在我的商业中赐予我福利、帮助和恩惠，我指望这种帮助和恩惠能增进我的收入。”

“为了上帝，为了成功，为了利润。”

15世纪6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商人巴洛·达·切尔塔尔多写了一本名叫《良好的习惯》的书，规劝一些生意人不要因为个人的各种杂念而放松发财的意志。他希望商人，“决不松懈发财的努力，不要说什么：即使我今天还活在世上，明天我将离开人间，我不愿在身后留下丰厚的财物，因为我没有孩子，我的双亲也不爱我。他们是这样性情的人，纵然我给他们保留整座城市，他们也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它荒唐地浪费、滥用和消耗光。因为你不知道是否长寿，所以不晓得自己的命运。事实上，我目睹了光荣的国王、高贵的领主、富有的市民和商人尚在本人健在时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从而过着贫穷的生活。”

发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不少富人因各种意想不到的原因而遭受破产。著名的巴尔济·彼路泽公司倒闭的原因之一，是英王爱德华三世拒付借款。然而对于切尔塔尔多这样具有进取心的商人，虽然风云难测，仍不屈服于命运，为了发财，甚至不怕遭到灵魂永坠地狱的谴责。商人法兰西斯科·达蒂尼一方面渴望发财，同时又害伯来世的苦难，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前者。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主要指望人，不是指望上帝，人们为此会好好给我以报答。”

人文主义者对待财富的态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彼得拉克的财富观继承了基督教的一些传统思想，他认为财富只会带来危害，是不幸的根源，人们叫做财富的东西，对真正的哲学家来说，既不是幸福，也不是值得尊敬的东西。从思想的深度来说，彼得拉克对财富的认识还没有突破阿奎那的理论。但是他对贫穷的看法与基督教的守贫观又有所不同。基督教的守贫观是禁欲主义的核心内容。彼得拉克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提出问题的：人应该经受住命运和贫困的打击。他说：“有道德的人不应该陷于对贫困的诉怨。”彼得拉克的观点接近于斯多噶派的观点：人应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考验。

对财富、对商业的看法发生转变始于萨留塔蒂。自他之后，人文主义者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富的积极意义进行了肯定。

萨留塔蒂认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繁荣归功于手工业和商业，从事手工业和商业是值得人们尊敬的事。他说，由于有了行会，像他这样的人才得以有今天的样子。我们知道，萨留塔蒂在担任文书长的职务时享受着公社政府给予的最高待遇，他是佛罗伦萨有数的富户之一。萨留塔蒂看重商人，他认为商人是社会存在的基石，没有商人，人们就不能生存。萨留塔蒂的看法，反映了佛罗伦萨的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布鲁尼针对禁欲主义者宣扬财富的本质是罪恶的观点，认为财富本身并没有好坏的属性，它不过是完成某种行为的工具。他从政治斗争中看到财富是一个巨大的力量。布鲁尼说，被阿尔比奇驱逐在外的美狄奇家族于1434年之所以能够返回佛罗伦萨，迫害反对党，就是因为他有大量的钱财，能用金钱收买小店主、丝绸商以及其他挣钱谋生的人来反对他的敌人。布鲁尼认为，谁有足够的钱把一般的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谁就是可怕的政治斗争的胜利者。

布鲁尼是一位学者，他认为财富对学术活动有利。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财富是哲学家的朋友。哲学家只有有了丰富的生活必需品，从恐怖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才能潜心研究。

布鲁尼不仅肯定了财富是一种外在的幸福、外在的力量，还认为财富是道德的基础。他说，没有财产，德性是无力的，哲学是经不住风雨的。

与布鲁尼相近似，布拉丘利尼、帕尔梅利和阿尔伯蒂也是把财富的社会意义作为自己的论证重点。

布拉丘利尼写的《论贪婪》最集中地反映了他的财富观念。《论贪婪》的原文是拉丁文的“DE AVARITIA”。“贪婪”在中文中是一个贬义词，在布拉丘利尼的文章中，主要指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尤其指追求金钱和发财致富。因此，中文贪婪的概念不能完全表达“DE AVARITIA”中的意思。

《论贪婪》是用对话的体裁写成的。文中的对话人物围绕财富和发财致富这个中心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反对，有的持中间态度，赞成适度地追求财富。参与争论的安东尼奥·洛斯基（人文主义者、外交家，1365—1444）则对财富的社会意义作了最充分的肯定，对禁欲主义者的财富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布拉丘利尼在文中虽未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他把洛斯基置于争论的重要地位，联系到他在《反对伪善者》一文中揭露僧侣阶层的游手好闲和不劳而食；在《论高尚》一文中斥责贵族的寄生生活和肯定劳动的价值，这就说明了他倾向于洛斯基的观点。因此，我在这里有必要比较详细地介绍他借洛斯基之口而发表的一些言论。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拯救灵魂。他认为贪婪财富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他说：“人们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金钱，我们所有的人都充满着获取利润，获得更多利润的欲望。如果弃绝了这个欲望，一切事业就会完全停止，要不指望获利，还有谁来从事任何一项活动呢?财利越明显，我们越愿意做任何的事，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利，所有的人为了财利而努力。”又说：“如果你观察一下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是为了得到钱，为了金钱我们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

洛斯基尖锐地指出，教士们的崇高的善行也不是帮助有罪的人超脱尘世。他问道：“对我们显然热心过分的教士能说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在信仰的掩盖下没有其他别的目的吗?难道不是为了少出力而又成为富翁吗?他们决非因为内心不安，他们一点也不害羞，为了发财赤裸裸地追求所谓的善行，而我相反地把它叫做对心灵的残暴行为。”

洛斯基用贪婪来代替基督教的净化灵魂，这意味着文艺复兴时期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的产生。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贪婪是无罪的，这是根据人们自然需要得出的结论。他说自然使许许多多有生命的活东西渴望保存自己的生命。在这个欲望的驱使下，人们谋取食物，关心身体。而金钱给人们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可能。没有钱，没有金子和银子，就不能有什么东西，因此人们如果渴望金钱，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洛斯基要人们注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看一看孩子：他们得到作为礼物的钱币后的那种喜悦。再看一看年轻人、成年人、老年人、富人和穷人、国王和当政者——所有的人都一样地喜欢金钱和追求财富，这一切产生的原因，在于自然造成和教会人们善于凭借金钱获取维持和保存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因为一切为自然所迫使和鼓励的东西都遵循着这样的欲望，所以就不能宣告贪婪有罪。”

洛斯基把贪婪等同于人的自然欲望，认为所有的人对金钱的渴望也是自然给予的。既然是自然在人们身上养成的东西，就是必要的、有益的，就不应该受到谴责。这是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理论根据，也是鼓励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宣言。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认为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对它不应该轻视。洛斯基引用亚里士多德的“人们为了商业和交换，发明了钱币”这句话来说明金钱有利于社会。他把金钱比作是维持国家的神经。他认为，“凡是贪婪者很多的地方，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国家的骨骼和基础。”他指出，贪婪者不仅能以自己的财富帮助人们，而且以他们的忠告、经验来帮助人们。他们还“创造美，给自己的城市带来光荣，如果不说先前的例子，那么在我们的时代贪婪者用自己的钱建造了多少富丽堂皇的住宅、非常美丽的别墅、庙宇、敞廊、医院！没有他们，城市就会失去它最雄伟的和最美丽的装饰物。”

洛斯基实际上否认了贪财往往是贪婪者道德败坏的客观原因，把贪婪看成是天然的美德，这是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的伦理观的最突出的表现。

与基督教的观点相反，洛斯基反对守贫。他认为人不能仅仅满足于最基本的需要，社会的富裕、人类的美德都要求生产更多的东西。他说：“如果每个人的劳动成果不超出自己的需要，那么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需去耕地，其他什么也谈不上，那时谁也不会生产超出他本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不比他本人已感到满足的还要多，请看，那会出现怎样普遍的混乱。人们就会失去必要的美德，就会丧失怜悯和同情心，谁也不可能以慷慨和善行而著称。事实上，手中没有殷余的物品的人能有什么可以给予他人呢?一个人拥有的东西仅仅只能满足他一个人，能成为慈善家吗?”

“如果每个人仅仅满足他本人的需要，城市就将失去其全部的光辉、美丽、豪华，也不能建筑任何的庙宇和敞廊，所有的艺术就将停止，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秩序就要陷入混乱状态。”

洛斯基不仅认为财富是国家昌盛、文艺繁荣的物质基础，而且认为它是人类发扬美德的前提，他认为贫困才是社会混乱的根源。

对那些声称能满足个人需要就足够了的人，洛斯基一针见血地揭露道：“我想提醒你们，在那些人中有那么一些无聊的、无礼的伪善者和游手好闲的小丑，他们以信仰上帝为掩护，过着不劳动、不流汗的生活，他们对别人宣传守贫、轻视财产时，本人却获得了最丰厚的收入。”

洛斯基对基督教守贫观点的无情揭露，归结为一点，就是强调追求财富是正当的行为。瓦拉在《僧侣的誓言》一文中则是从快乐主义的原则出发来评论财富问题的。

瓦拉不承认基督教的伦理观是必须遵守的唯一的伦理观。他说：“既然我们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我们在生活状况方面又怎能相同呢?你被迫遵守贫穷、禁欲、顺从，我没有。所以你有你的行为，我有我的行为，你有你的道德，我有我的道德。”

既然有两种道德标准，就不能强求人们一律过贫穷的生活。他愤怒地说：“你想用守贫、节欲、顺从三种德行使我们就范，这是不能容忍的……道德不仅表现为忍受贫穷，还表现为合理地使用财富；不仅表现为节欲，还表现为结婚；不仅表现为顺从，还表现为聪明的指挥。总之，一部分人具有这样的道德，另一部分具有那样的道德，任何人不能两者兼而有之。”瓦拉反问道：“如果我能无瑕疵地过着富足的生活，为什么一定要使自己赤贫地度日呢?”

瓦拉激烈地抨击放弃财产的说教，他说：“还有什么比把一切分给穷人……然后自己去行乞更为荒诞的呢?”“如果你把金钱给了穷人，你就是一个既不爱自己，也不爱亲人的愚蠢者。”瓦拉说：“你献出自己的钱财，那么请注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享受别人的”，因为你将靠别人的施舍生活。

瓦拉一再坦率地声明：“我需要古代手抄书，为了购买很多的古代手抄书，我需要不少的钱和其他的生活资料。”瓦拉是一个学者，他认为进行学术活动必需有书、有钱，金钱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条件之一，宣传放弃财产只不过是虚假的表现而已。

与瓦拉不同，帕尔梅利十分强调财富必须对社会有益。他认为，人结成社会为了两个目的：荣誉和利益。荣誉是利益的准则，道德是荣誉的保证，致富要用正当的手段，过高尚的生活要有丰厚的经济来源。道德纯正，为社会服务说明致富的目的是正确的；慷慨大度，热心公益事业说明生活是高尚的。他说：“凡从事有益的社会劳动，以财富著称的人，不应受到责备，而应把他们作为值得尊敬和有用的人来支持。”帕尔梅利激烈反对以权谋私的人，主张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利国家。他要求把国家的、个人的利益树立在劳动的基础上。他视农业为一切福利的基础，手工业是人能尊严地生活的依靠。商业，尤其大商业是国家和私人发达的保障。帕尔梅利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劳动致富不仅为了个人，也是为了他人，尤其是为了国家。

阿尔伯蒂也有类似于帕尔梅利的某些思想。他认为，“大多数人是为了财富而工作”，但是财富不是最后目的，只是获得声望和荣誉的一种手段。

阿尔伯蒂最卓越的见识表现在对商业和商业利润的分析上。文艺复兴时期，始终有人认为，买卖和信贷旨在赚钱，所以是下贱的职业。阿尔伯蒂针对这种观点说道：“销售只不过是交换，你为买主的需要服务，你就获得了为酬谢你的辛劳的报偿，你得到的是高于你付出的东西的价格的差额。这样，你真正出卖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你的劳动，你把商品交换成钱，你得到超出批发价格的部分是为了支付你的劳动。”阿尔伯蒂把劳动作为价格的一部分，非常现实地解释了商业利润的来由。在他之前，还没有一个人文主义者能对阿奎那的高利贷之所以不公道，因为它等于是出卖了不存在的东西的理论，作过很有力的批判。现在，阿尔伯蒂拨开了这位神学家所散布的“公正价格”的云雾，为利润提出了比较坚实的理论依据，为商业真正“恢复了名誉”。

阿尔伯蒂同样反对把从事金融业看成是唯利是图，无信义可言，是正人君子应该回避的肮脏勾当。他反驳道：“如果获得财富不是和那些比较伟大的职业同样的光荣，那么也无必要轻视自然未赋予进行壮丽事业的特殊品质的人，和致力于本人不能胜任每个人都认为最有利于全体国民和家庭的事业的人。为需要供应的人服务，财富就能赢得友谊和赞许。为崇高宏大的事业使用财富，财富就能带来名声和威信。我们从日常的经验中知道，在急需和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什么比本国公民的财富对你的国家有用。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支持那些仅靠国库支付工资的，用武器和鲜血保卫国家自由和尊严的人。共和国的威信和统治权也不能增大。”阿尔伯蒂明确地表明了，只要关注社会和国家的利益，发财非但无罪，而且能带来名誉和声望，财富也有了道德上的价值。

阿尔伯蒂用自己家族的历史来驳斥一些人瞧不起能赚钱的职业。他说，阿尔伯蒂家族擅长各种职业，包括与金钱有关的职业。它行事诚实，光明正大，在协议中决不弄虚作假，无丝毫违法行为。无论在意大利，还是在意大利以外，在西班牙，在西方，在叙利亚，在希腊，在世界的各个地区，阿尔伯蒂家族被公认为伟大的商人。它从来都关怀祖国。佛罗伦萨l/32的支出是由阿尔伯蒂家族供给的。因此，它在人们中间赢得了名誉和威望，虽然它在国外的名气比国内还要大。

阿尔伯蒂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为不损人的、正当的敛财进行辩护，认为财富掌握在高尚的人手里能发挥出巨大的积极作用。

阿尔伯蒂对财富的论述，充满理智，具有经济的眼光，可以说是对他的家族历代从商的经验的总结，是我们所论述的人文主义者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因此，我们关于人文主义者财富观的介绍可以在他这里打上一个句号。

通过以上的考察，我们看到人文主义者的财富观不尽相同，不过在汇成冲击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洪流中都作出了不同的贡献。

帕尔梅利的思想为意大利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起了酝酿的作用，布拉丘利尼的思想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前奏。

为私人利益辩护，为财富辩护，把财富看成道德的基础，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我们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财富观，主要是人文主义者的财富观时，既要看到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情况，也要看到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原始积累时期，处在地理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贸易需求的前夕。对于这一时代，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颂扬金钱，成了冒险的商人、狡黠的银行家、精明的企业主等一批新的财富占有者的最根本的生活原则。贪婪由罪恶变成美德，贪婪者由祸国殃民的蟊贼变成歌颂的对象。于是一部分人无限地富起来，另一部分人又迅速地贫穷下去，然而新的财富观的确鼓励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去追求积极的生活理想，去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把人们从禁欲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树立了人的尊严。因此，新的财富观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意义。（责任编辑 程度）

2002年第9期 内山完造“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　作者：高　梁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我不禁思念起那些为中日人民友好和两国邦交正常化而长期奋斗、奉献终身的日本友人们，人们把他们尊称为中日友好的“掘井人”或“先驱者”，内山完造先生就是最受敬佩的一位。自1913年到1959年的46年间，他由衷地热爱中国，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国进步人士同甘共苦、相依为命，为日中人民的和平友好、日中文化交流事业和日中关系正常化献出了全部心血，作出了非凡贡献，直到他逝世时还要求把遗骨安葬在他热爱的“第二故乡”中国。

内山完造和他的内山书店

内山完造于1885年出生在日本罔山县芳井村的一个平民家庭。因家境贫困，他在高等小学读完四年级后，即退学，到大阪和京都的商店里当学徒，做店员。27岁时入基督教，1913年来到中国上海，当了“大学眼药”的推销员；以后又去汉口、九江、南昌等地作广告宣传。当时，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广大人民生活在极为贫穷和苦难的深渊里。目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由平民出身而又充满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内山完造，开始萌发了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感。

1917年，内山在日本同井上美喜子结婚后回到上海，夫妇在上海的内宅开设了内山书店，开始销售一些传布基督教的书，后来大量推销供一般群众阅读的一日元一册的各种知识丛书。这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孕育和发展。内山完造夫妇感悟到中国广大青年急需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食粮，及时地扩大了书店的经营，增加了许多适应中国青年需要的有关社会科学理论和进步文艺方面的图书。这种有针对性的机动灵活的经营思想，加上他们夫妇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逐渐使书店成为上海外国人开办的书店中最受欢迎、影响最大而且营业额逐年上升的一家。

增进文化交流传播进步思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壮大，使中国的进步思想和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全民族的觉醒空前高涨；另方面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镇压和白色恐怖日益猖獗，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在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和占领。内山完造作为一位正直的商人和真诚的友人，开始相信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必将发展，决心把内山书店办成一个增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进步文化、供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的窗口。

据内山完造回忆，李大钊、陈独秀等曾是内山书店的顾客。1927年鲁迅从广州抵达上海第三天，即到内山书店买书，从此与内山相识，结为好友。在上海的九年间，鲁迅在内山书店购买的图书在一千种以上，其中大部分为日文进步书籍，包括：《史的唯物论》、《唯物史观要约》、《马克思读本》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另据不完全统计，仅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翻译出版的文学书籍有330余种的原版书来自内山书店，鲁迅、郭沫若、田汉、冯雪峰、陈望道、夏尊、夏衍等是这些书的主要译者。内山完造还通过日本出版界的朋友，在日本出版了中国左翼作家和青年作家的作品，鲁迅为此用日文写了《中国杰作小说小引》和《肖军简介》等。30年代初，瞿秋白曾与鲁迅共同领导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鲁迅特地把瞿秋白大量优秀的译文编集成《海上述林》一书，并把此书在上海排版打好纸型后，由内山完造设法在日本复印出版，然后运回中国由内山书店代售。在内山完造的推动下，日本还出版了日文的《阿Q正传》以及由鹿地亘等参与翻译的《大鲁迅全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进步左翼力量进行文化“围剿”，许多进步书刊严禁在中国人开的书店出售，内山书店却公然出售鲁迅等许多进步左翼作家写的或翻译的革命进步书刊，如苏联长篇小说《毁灭》、《铁流》等。

内山完造还出版发行了一份杂志《万华镜》，使之成为中日作家和文化人交流看法、沟通思想的阵地。他还通过书店创立了有关文艺和文化的“漫谈会”，吸引进步青年读者参加，并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欧阳予倩及日本一些文化名人主持或举行讲座。在30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形势下，内山完造克服困难，通过书店先后邀请日本一些进步作家、记者、文艺评论家、教授学者等数十人，到上海分别会见了鲁迅和其他中国进步文化界人士，增进接触和了解，共同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团结。

中国革命者可信赖的朋友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期的上海，是中国革命力量和左翼文化运动者集中和活跃的地方，而反动的国民党政府同帝国主义相勾结，以上海为重点，极力破坏、“围剿”和扼杀这些革命力量和人士。内山完造不顾个人安危，除坚持办好内山书店外，还利用书店全力掩护这些革命者，使他成为中国革命者最可信赖的朋友。

1925年郭沫若在上海大夏大学任教，常到内山书店借书，与内山结为好友。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辗转来到上海，曾栖身于内山书店；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经香港秘密来到上海，不久被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发现，内山亲自掩护郭上船去日本。

鲁迅在上海，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内山完造多次帮助鲁迅全家转移，住在以他的名义租下的房子里。“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鲁迅住宅陷入火线，内山立即帮助鲁迅全家移居到内山书店一位日本店员的寓所，并在门口挂上这位店员姓名的木牌。

1930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遭反动当局通缉，从南京逃至上海，在内山书店避居，后赴日本。1933年3月至5月，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处境极为危险，受鲁迅委托，内山完造夫人设法在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租了一间亭子间，帮助他们夫妇临时避难。

内山书店是鲁迅和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的秘密场所。方志敏1935年1月在江西同国民党军作战时，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写的“遗信”和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就是托人带至上海内山书店，然后由鲁迅托人转交给中共中央的。1936年2月，也是经内山书店，鲁迅约见了从北平来的东北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蜕（即邹鲁风），并且代他设法转递了中共北方局给党中央的报告。

内山同情并全力帮助中国革命进步人士的活动，受到日本军部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怀疑和监视。大量的流言蜚语传来，一些中国的反动文人也借机大肆攻击鲁迅同内山的密切交往。对此，鲁迅曾理直气壮地严加驳斥说：“至于内山书店，三年以来，我确是常去坐，检书谈话，比和上海的有些所谓文人相对还安心，因为我确信他做生意，是要赚钱的，却不做侦探；他卖书，是要赚钱的，却不卖人血；这一点，倒是凡有自以为人，而其实是狗也不如的文人们应该竭力学学的！”（见《伪自由书·后记》）

在最为严峻和悲痛的岁月里

从1933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形势最为严峻、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年代。鲁迅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下坚持战斗，身心受到损害，健康状况越来越不好，内山倾心全力关怀、照顾着鲁迅。1936年夏，鲁迅的健康和处境更加恶化，内山和一些友人劝说鲁迅到日本疗养并暂避险境，鲁迅经再三斟酌未去。这年10月18日凌晨，鲁迅发病，病情急剧发展。这时，他仍想着内山，用日文给内山写了封便函，速请须藤医生前来诊治。内山马上照办了，这封信成了鲁迅致内山的绝笔信。19日凌晨5时，鲁迅终于因病不治与世长辞。内山闻讯立即赶来，痛哭着向鲁迅告别。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又把侵略战火烧到上海。内山夫妇目睹自己国家派出的侵略军屠杀善良的中国人民，感到无限羞耻和内疚，心情极为痛苦。他们停止了书店的营业，暂回日本。直到1938年5月，为了谋生，又返回上海，内山书店复业，但经营范围大大缩小。这期间，内山主要埋头写作，他先后出版了《上海漫语》、《上海夜话》、《上海风语》等五本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描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风貌，寄托着他对中国人民深厚的感情。1945年1月，他遭到一次最沉重的打击，他的爱妻美喜子不幸因病逝世。

这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给内山带来无限的欢畅和希望。他同上海居民和书店店员一起欢庆抗战的胜利，并期待着胜利后的国民党当局能够重建上海。不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不仅蛮横贪婪，四处“劫收”，而且也接收了他的内山书店。但他不灰心，从日本归国者那里购进一些书籍，开设了一家专卖旧书的“一间书店”。他还参加了中国进步人士和群众在上海举行的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等活动，并协助由许广平主持的整修鲁迅墓的工作。1947年12月，当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当局用强制手段，以“亲共分子”为由把内山“遣返归国”，实际上是把他驱逐出境。

为日中人民友好辛劳奔走

内山回到日本家乡时，正值严冬季节。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他的侮辱和无理对待，不仅没有动摇反而更加强了他热爱中国人民的感情。他日夜考虑的是怎样使曾处在长期交战状况下的日中两国人民消除隔膜，增进互相了解和友谊。他决心周游日本全国，亲自向日本人民讲解。，1948年2月，他开始了“中国漫谈全国巡回讲演”。在1948至1949年，他历访了日本全国，周游一年零五个月，演讲达800多次。他每到一地，总是以“内山式”的漫谈方式，从家常话谈起，联系他在上海生活30多年的丰富体验，并不时引用鲁迅的警句名言，使听众对中国产生好感，关心起日中友好事业来。他还写作出版了《相同血液的朋友啊》一书和他的自传《花甲录》，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人民的情感和思念，表达了对日中人民友好的殷切期望。

如何推动日中友好事业，开始时，内山曾设想从促进两国贸易入手，参加了日本商业界和政界人士组成的“日中贸易促进会”，他被选为代表委员。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世界东方出现，内山极为兴奋。他根据形势发展，联系各界对华友好人士，在东京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日中友好协会筹委会发起人大会，提出了要为拥有100万会员而努力的目标。接着，1950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这天，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和各界的代表（包括爱国华侨的代表）共1000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宣告“日中友好协会”正式成立，选举内山完造为协会理事长。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表示决心实现日本人民给予他的神圣使命，为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不懈努力。

当时日本处在美军占领下，执政的吉田内阁屈从美国的旨意，不仅敌视新中国，拒绝同新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而且于1952年4月28日同台湾反动集团缔结了所谓“和平条约”，建立了所谓“外交关系”。这使刚刚成立的“日中友协”面临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也使内山完造更加坚定了斗争的决心。在此后的各种活动中，他坚决反对日本政府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和敌视中国的政策。他明确表示：“日本的自我反省是解决日中关系的根本途径，日中友好运动是拯救祖国的运动。”

在为日中友好事业奋斗的同时，内山还时时刻刻怀念着鲁迅，在日本积极支持和参加了各次纪念鲁迅的活动。1950年10月，他应邀出席了在东京召开的鲁迅逝世14周年纪念会，并作了《回顾谈》的讲演。1951年9月，日本文化界人士召开鲁迅、高尔基逝世15周年纪念讲演会，内山作了《论鲁迅》讲演，全面阐述了鲁迅崇高的思想品质和对日本人民的伟大友谊之情。

他安息在中国大地上

我第一次同内山完造老人见面并相识，是1953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他第一次从日本来访北京的时候。新中国成立时，仍有3万多日侨滞留在中国，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和船只缺乏，他们不能实现回国的愿望。中国政府本着革命人道主义和对日本人民友好的精神，在中日两国无邦交和无法进行官方联系的情况下，决定由中国红十字会出面，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日本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组成代表团，来北京商谈关于协助日侨回国的问题。作为日中友好协会的理事长，内山参加了日本三团体代表团前来北京。这是战后第一个日本民间代表团访问新中国，也是内山在阔别上海六年之后第一次到新中国访问，他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

当时，我作为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奉命前去广州罗湖口岸迎接日本代表团。此时他已68岁高龄，穿着一身和服，戴着黑边眼镜，身子有些瘦弱，但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我青年时读鲁迅著作略知他的为人和友好事迹，因此见到他倍感亲切和敬重。在列车上，他用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汉语同我交谈，表示他对新中国的向往，问了我许多关于新中国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他还回忆起过去在上海同鲁迅在一起的岁月。

1月31日，日本代表团到达北京，受到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和顾问廖承志等人热烈而亲切的欢迎，他还兴奋地见到他的挚友郭沫若。在双方关于日侨回国问题的会谈中，他多次发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无数罪过，一再感谢中国方面在协助日侨回国方面所给予的一切优厚照顾。他还特地带来日中友好协会给毛主席的一封致敬信，信中表示：日中两国人民日益增长的友谊和新中国伟大和平建设的成就，必将粉碎一切反动派破坏日中友好和亚洲和平的阴谋。经过友好协商和共同努力，中日双方签订了关于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联合公报。为了尽早回国部署迎接日侨的工作，日本代表团于3月6日离京回国。1954年10月，由李德全、廖承志率领的中国红十字代表团作为新中国第一个民间代表团访问日本时，内山同日本各界友人在各地组织了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欢迎集会。在东京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内山在致欢迎词时说：中日两国人民的感情像兄弟一样。不幸过去的日本侵略战争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但中国人民把日本军阀和日本国民分开看待，始终向日本国民伸着友谊的手。日本人民决心排除一切阻碍，同中国人民握手，为开展恢复日中邦交运动努力前进。

1956年10月19日，内山再次应邀来京，对新中国作第二次访问。他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然后去上海瞻仰了鲁迅墓，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到绍兴参观了鲁迅故居百草园。他见到许多以往的老友，共同欢畅地重温了昔日的友情；他还到上海万国公墓祭扫了亡妻美喜子之墓，悲喜交加的心情难以表述。

1959年9月，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特地邀请内山老人到北京参加新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这时他已74岁高龄，健康欠佳，然而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临行前还同亲友们一起合影。在他9月19日到达北京时，突患脑溢血症，经全力抢救无效，于20日病逝北京协和医院。得此噩耗，他的所有中国友人都陷入无限的悲痛中。9月22日，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郭沫若、廖承志、楚图南、阳翰笙、田汉、许广平、梅兰芳等200多人参加。按照内山生前的遗愿，他的遗骨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上海各界著名人士和他的生前好友于10月26日在上海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如今，镶嵌着内山完造夫妇照片、铭刻着他们夫妇姓名的内山夫妇双桥合葬墓，永恒地坐落在上海大地上；在墓碑前面平放着一本大理石做成的书，翻开的书页上刻着他们的好友夏尊题写的碑铭：“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在日本的井原市矗立着内山完造的铜像，和一座高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廖承志题字：“内山完造先生颂德碑”。每逢内山先生诞辰和逝世周年纪念时，都有大批中、日友好人士和群众来到他的墓前和碑前进行悼念。内山完造老人永远活在中、日人民的心里！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9期 德国“巧克力大王”的中国情　作者：李世隆

1996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德国总统赫尔佐克来到中国美术馆，参加了“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的开幕式。路德维希夫妇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价值2700万美元(2亿多人民币)的117幅欧美现代艺术品（包括4幅毕加索的作品）无偿地赠送给了中国。我作为中德艺术交流中这一大事的参与者，深为这位世界级艺术收藏家的那份中国情所感动。往事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1995年，我任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这年1月初，梅兆荣大使要我代表他去会见人称德国“巧克力大王”的路德维希。我们到一家餐馆里面边吃饭边谈。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外文化交流政策，并代表中国大使邀请他访华。他马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说：“我深表谢意并乐于接受中方邀请。虽然我的助手恩斯特博士已向我讲述了他访华的美好经历，但我必须做准备，希望从您那里得到中国官方的介绍材料，我对西方媒体的报道有自己的理解。”从这时起直到1996年7月22日他突然病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主动向我索要有关中国的资料，政治的、经济的、文学艺术的，也不管是书籍、刊物、画册他都看。他说：“我不但要了解而且要理解您的伟大国家。”

会见后的第三天，他就写信给我，决定4月底访华，信中写道：“我们少年时代就在父母那里接触过中国古老的艺术与文化。在科隆东亚博物馆中就有我一部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并将向观众开放……它的伟大的历史和几千年古老文化令我敬佩，它正在从事的事业和成就令我惊叹。作为一个德国人，我由衷希望，为加深和推动德中两国间在艺术和博物馆方面的相互了解略尽绵薄之力。”4月20日他又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学习有关中国的资料，热切期待着对您的伟大国家的访问，希望能是一个文化合作的开端。”

为了使国内有关单位和个人能更好的更有目的地接待路德维希夫妇，我和使馆文化处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路德维希的生平资料，并及时向国内作了报告。

路德维希是20世纪60年代德国经济奇迹中崛起的著名企业家，人称“巧克力大王”。然而他与很多富豪不同的是，他不买高级汽车、豪华游艇、豪门别墅，而是以大量的资金收藏世界各国的艺术品，累计达6000多件，价值数亿美元，成为三大世界级艺术收藏家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大的毕加索作品收藏者（共835件作品）。他与其他艺术收藏家的不同之处是，他的收藏品不是放入私人收藏室，而是运进博物馆，供公众欣赏。路德维希是博士、教授、学者。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毕加索的人物形象是一代人的生活感受》。他一生发表过70多篇有关艺术的文章。路德维希的巨大丰富的艺术收藏和把收藏无偿地借展和捐赠给世界各地博物馆的行动，赢得了国际有关各界的普遍尊重，被巴塞尔大学、莱比锡大学、索菲亚大学、美国普林顿大学、巴塞罗那大学、哈瓦那艺术学院、科隆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或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和彼得堡艺术院名誉院士称号全世界有20多家艺术博物馆以路德维希的名字命名。他三次获得德国大十字勋章，还获得法国荣誉骑士奖章、奥地利科学艺术一级荣誉勋章、威尼斯城金钥匙、匈牙利金星勋章、古巴民族勋章等48枚国家和城市的勋章和奖章，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他和里根、戈尔巴乔夫、日夫科夫、施密特、科尔、洛克菲勒、达里等政要、巨富、艺术名家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世界名流，你和他交往，却感不到一点傲气和霸气，更多的是诚恳和坦率。一次我和梅兆荣大使去他家里拜访，当我们谈到他对艺术的贡献时，他淡淡地说：“这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没有别的。”1996年5月初我遵中国美术馆杨力舟的嘱咐，为路德维希夫妇捐赠艺术品在北京展览写一篇介绍他们夫妇的文章，当我把文章草稿传真给路德维希阅改时，他不但做了认真的改动，还于1996年5月13日特意在退还稿件时附信告诉我说：“我的夫人和我对您所写的文章深为感动。我所做的修改只是建议。您若不采纳也绝无妨碍。”这是他生前给我写的最后一封信。两个月后他就因心脏病而突然去世，实在是令人悲痛和怀念。

1995年4月下旬路德维希夫妇应文化部、中国美术馆的邀请在中国从北到南进行了考察访问，对中国有了切身的体验和进一步的了解。回国后在接受北德电台的专题采访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是第一次访华，我夫人17年前去过那里。我们激动地发现，这个美丽而伟大的国家，这个拥有灿烂文明的国家，目前正面临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确信，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的迅猛发展，有赖于一个聪明睿智、慎重周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一面坚持社会主义，没有这一点，——作为资本家的我可以告诉你们——是无法将这么大的国家带入将来的；另一方面——这是非常明智之举——，有选择而不失控地释放人们的自主首倡精神，……个人创造力在共产党手里以独特的方式被激发出来，实在是美妙无比。中国仍然保持自己的国家体制，避免了俄罗斯和南斯拉夫的灾难，这是非常明智的。”

1995年10月梅兆荣大使为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一行访德举行宴会，德方外交部国务秘书和相关的司长出席。为让李铁映同志借此机会认识路德维希教授，所以特邀路德维希出席。席间中德双方谈及人权问题，虽气氛友好，但观点各异，争辩热烈。路德维希一直保持沉默。当服务员端上宴会名菜——北京烤鸭之后，争论顿时缓和下来。这时路德维希从座位上缓缓起身说道：“今天在座的都是外交官，政府高级官员，唯我是一介平民，不揣冒昧，也想就人权说几句。人权我们必须维护，但不应该有多重标准，不能对某个地方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他还举出具体例证，恕不点出——作者）而对另一些地方则激烈批评，甚至于使用制裁等手段，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笔者对路德维希教授这种敢于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格至今敬佩不已。路德维希对人权的观点是一贯的，1994年他在《写给〈世界报〉》一文中就写道：“宽容和对他人意见的尊重，也属于人权的范畴，这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其他的生活观和世界观。……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观点与我们不同，但在另一方面却解决了12亿人的温饱，给他们住房和医疗保健，以及相对比较低的失业率。……如果中国的个人人权也如我们这儿一样实施，这个国家也许会因为缺少有效的权威而走下坡路，那么中国将会怎样呢？前苏联的发展不是一个可怕的例子吗？……人权问题不要成为制裁的操纵杆……”

1995年一年内路德维希两次访华，到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广州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受到了文化部领导、中国美术馆杨力舟馆长和各地文化界的热情接待，接触了各地的中国美术家，还选购了不少当代中国美术作品，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和年画等。他在机场一见到我就兴奋地讲述他的访华经历。他夫人在一旁悄悄地对我说：“他对中国着迷了。他变了，变得罗唆了。”的确是如此。1996年3月他在第三次访华前夕接受采访时，就滔滔不绝地表达了自己两次访华的观感。这里只能摘其要点。在问及为何对中国感兴趣时，路德维希说：“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吸引着我和我的夫人。我的岳父收藏了很多中国古老的艺术品，此后我们不断地扩大收藏，现今这些艺术品都收藏在科隆东亚博物馆。对于中国文学，我们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也正在努力理解中国人的思想。近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尽力了解当代中国及其文化和艺术。……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中国。这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史无前例的觉醒令人敬佩……我和我的夫人不仅着迷于它目前令人惊异的经济实力和所取得的以及即将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更着迷于他的文化。中国是最古老的文化国家之一，为人类的文化发展作出过卓越的贡献。数千年的历史、哲学和艺术也给了当代中国人振兴国家的力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无法撇开历史来理解。要解释现代中国也应该与其几千年的历史相联系。”

在问及他们夫妇为何特别钟情中国现代艺术时，路德维希说，艺术总是折射着其赖以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当今的中国尚刻有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烙印。在1949年以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一直受到外国强权的压迫与剥削。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此后几十年的道路有成功也有挫折。直到80年代起，中国才获得了迅速发展，贫困和饥饿基本消除，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人很为他们的历史而骄傲，同时他们现在把目光转向世界，开始在世界大家庭积极寻找自己应有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中国现代艺术中反映出来。我们现在所收集的中国现代艺术品，仅仅是个开始。我们不仅收藏中国艺术家在国外展出的作品，更要收藏那些表现中国人自己的，在国内评价较高的艺术作品，为此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我们也需要走，我们也需要中国方面的咨询。这段话使我想起1996年3月他第三次访华在美术馆观看年画展时的情景。那时适逢我在国内休假，参与了接待和捐赠协议的会谈。当他看到一幅周总理与儿童在一起的年画时，转身对我说：“像这幅画，就是你们那一段历史的反射。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绘画我都收藏了，尽管有人反对。就艺术史而言，它与60年代美国波普艺术有同样价值。可惜杨力舟先生是不会出手的。”

1996年2月至6月，德国一些反华势力在当时的德国首都波恩组织了“西藏艺术展”、“中国现代艺术展”和邀请达赖喇嘛访德，以关注所谓中国“人权”和“西藏”问题为由头，掀起一股反华浪潮。中国大使馆事先把这些情况向路德维希作了通报，他迅速作出了反应。他首先宣布辞去“中国现代艺术展”名誉主席，拒绝为该展览写前言，反对利用此展览丑化中国。同时他还给当时德国总理科尔写信劝阻总理和总统出席该展览开幕式。当达赖喇嘛访德时，1996年6月18日路德维希夫妇不顾德国政界和舆论界的重重阻挠，自己出资，在报上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这个宗教集团（指达赖集团）从来没有资格来谈论西藏的民主自由。从国际法来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一个国家不是这么看的。波恩西藏研讨会的组织者瑙曼基金会承认的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只不过是达赖喇嘛自己的创造。达赖喇嘛和他的前任在西藏实行僧侣宗教统治，人民根本无法参政。北京清楚地记得，那些今天在大谈人权问题的某些大国，曾经对中国进行过长期的残酷压迫。北京政府帮助西藏人民建设了许多重要的经济项目，改善了卫生和教育制度。与一些新闻媒介宣传的相反，通过解决饥饿和贫困，中国在人民的生存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与大部分的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的政府是有权威的，它强调社会富裕，反对无限制的个人主义。希望德国政府不要把与中国的关系当儿戏。”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上面的这些话从路德维希这位德国社会名流口里说出，在当时国际和德国的政治气候下是需要勇气的，其在国外的影响也是中方的任何宣传都难以替代的。不出所料，他这种主持正义的行动使自己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好几家报刊发文指责他，甚至发公开信，要求剥夺他科隆市荣誉公民称号。不久，在路德维希和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经过两国政府的努力，中德双方的关系又趋于正常化，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应中方邀请于当年11月访华，并决定参加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德国收藏家路德维希夫妇捐赠欧洲现代艺术作品展”开幕式。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不但参加开幕式，而且还为展品图册亲笔题词：“文化交流传佳话，中德友谊写新篇”。路德维希教授为促进中德友好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值得我们永远缅怀。

（责任编辑 洪文）

2002年第9期 钱钟书英译“毛选”　作者：王　冰

1950年，《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和出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主持下大规模展开了。

这次翻译对英语专家的要求是“名流”。“毛选”英译委员会的委员陆续定下了金岳霖、钱钟书、王佐良、陈振汉、陈逵和胡毅等人。这几人在当时中国可以说是英文造诣最高的，每一个人都有留学英国或美国名校的经历，所获学位不是博士就是硕士，甚至有多个学科的学位。钱钟书的牛津B.doctor并不特别出众，但工作中他的才华很快就显出了锋芒，许多疑难问题经他解释，同事和助手们都很信服，有的即视为定论。

从1950年开始，到1953年结束，他几乎是“毛选”英译稿4卷本的最后审定者。

“毛选”英译委员会会址搬到城里堂子胡同，钱钟书只好住到委员会来，每周搭公交车回一趟家。堂子胡同的住宿条件比较差，委员们按年龄大小，有无孩子以及是否常住等条件安排宿舍，钱钟书刚届不惑之年，只能分在阴暗潮湿的平房中住下。翻译工作进展很顺利，到1951年4月翻译、校勘任务就已经完成。但有不少问题，一是工作效率不高，委员会讨论拿不出一个统一的方案，白白浪费了时间；二是委员们的水平参差不齐，翻译的风格各不相同，这些差异给统稿校勘工作留下了不少困难。

1951年7月，委员会宣布解散后，改名叫中宣部英译室，徐永还是主任，钱钟书留下了。英译室的任务是按照新的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的内容校勘译文。其工作内容和质量的要求并不低于委员会时的翻译和校勘。通过将近一年的工作和了解，徐永对钱钟书的学问和为人都有了相当的认识，他知道只要有钱钟书在，翻译任务一定会圆满完成。钱钟书作为英译室唯一的委员开始了“毛选”英译稿的最后修订。从这时起，英译室的工作就围绕着钱钟书展开了。

1952年11月“毛选”第二卷全部译校完毕，送给胡乔木审阅，获得好评。1953年11月第三卷、四卷译本完成了最后的定稿。

当时毛泽东的文章大都已经翻译成了英文，钱钟书翻译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政治问题及边界党的任务》、《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等篇章，主校、副校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的不正确倾向问题》、《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形势与任务》、《红色边区的经济建设》等。

在委员会，他是唯一的一位文学家。一般人照这样推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有关文学和文艺方针政策的重要论述，此篇文章译自钱手自是理所当然。由此以讹传讹，此说便成了定论。其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有英文译稿。

“毛选”英译三卷本获得了英国出版者的极高评价。在英译室时期，曾经聘请了一位英国顾问史平浩，他特别佩服钱钟书，虽然他在英译室只有半年的光景，但他对钱钟书的评价是“非常有才华”。当伦敦的出版者拿到第一卷译稿后，他们对中国的翻译工作更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译稿的评价是：“译者完全能驾驭英吉利语文和风格”。而当二、三卷陆续寄到伦敦后，英国的出版者几乎未做什么改动就付梓出版了。

“毛选”前三卷在伦敦出版后，迅速在世界各地传播，人们不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思想，也从字里行间体验到了新中国的翻译水平。（责任编辑 刘文）

2002年第9期 包拯的际遇与退化　作者：张国华

包拯，北宋著名的官僚。千百年来，他以仗义为民请命、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世代不衰，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

赶上个“好脾气”的皇帝

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受到良好的教育。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由嫂子（包拯系独子）带大成人，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此种演绎可以理解，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包拯29岁考中进士，按宋朝的制度，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评论，“拯进士及第，以亲老侍养，不仕宦且十年，人称其孝。”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这就是包拯的至孝，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

从以后实践来看，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竭力于亲，尽瘁于君”，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据此，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

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歌颂他；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史载，包拯为人刚直，敢于忠言直谏，从不趋炎附势，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他一生坚守“大奸必摧”的原则。吴奎在他《墓志铭》中指出了包拯：“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的性格特点。

每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包拯从政时，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励精图治的精神，已逐渐消失，官员大都变得懒散，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这给从小就“尽信前书之载，窃慕古人之为，知事君行已之方，有竭忠死义之分，确然素守，期以勉循”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

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重视谏官的作用，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扶植朝廷的正气，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包拯的一生，实际是谏官的一生，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合成一势，成为“人主之耳目”，并享有“风闻言事”无需查实的特权。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仁宗手里，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散、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这样，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还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余靖、唐介、吴奎等人，时称“天下是非付之台谏”，成为社会舆论中心。黄燕生在《宋仁宗、宋英宗》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有天晚上，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看了很长时间。皇帝显得很高兴，下旨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众僧纷纷致谢。仁宗又走近说，来日出东华门，将紫罗放在怀中，别让人瞧见，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当时这些和尚们都感慨不已，堂堂一代君主，以微物赐僧，尚如此畏惧言官，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

针对这一现象，张其凡先生认为，仁宗这一时期，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三足鼎立，互相制约，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台湾学者普遍认为，包拯生性耿直，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这一评论是到位的。

向陈腐势力斗争的典型代表

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现是积极的，他的思想充满了改革的色彩，他进谏言，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种积极手段。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东西，所以痛恨黑暗的东西；由于希望干事，干净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秩列，所以对不干事的人大加弹劾。包拯上章弹劾宰相宋庠，说他当政七年，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说他固位无耻。其实，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国家重臣，没有政绩就是大过。听到这样的话，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包拯独到的吏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即使现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处。

包拯把弹劾的矛头对准侥幸取巧的皇亲国戚张尧佐，对准胡作非为的宦官阎士良，对准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酷吏王逵……弹劾这些人物，要有胆量，要有勇气，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得罪他们，有时还会得罪皇帝，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包拯置这些于不顾，不避权贵。他说：“除君之恶，惟力是视。”实际做到“摧压横猾”、“大奸必摧”的地步。包拯等人在诤谏、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整个仁宗朝，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虽然受到某些优待，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阴谋弄权的地步。那些滥用权势，胡作非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谏官的弹劾，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受到限制。这同包拯、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对这些势力有所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北宋整个一代，包拯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陈腐势力、危险倾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取得了较大成果，对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包拯对北宋政治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也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主导方面。

另外，我们也应看到，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监司手中掌握实权，这种权力一旦被包拯这样立志为民干事的人所掌，就能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这也是包拯这样的人能做些有价值的事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

当然台谏对宋政治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评价。褒者认为宋之生命在台谏，抑制了不正之风；贬者认为台谏好生事，致使国无定。其实提高台谏官的地位，是皇权清明的表现，至于运用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由于仁宗处事摇摆反复，当谏官们言及他的“神经”或“心爱之物”时，仁宗也会采取相应措施，发一发皇威。史载，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进而攻击包拯好友谏官吴奎，这本是朝中派别的一场斗争，是弹劾张尧佐势力的继续。但应当看到，以包拯为首台谏官集体弹劾张尧佐，毕竟伤了仁宗皇帝面子，为了平衡政治力量，吴奎被外放。包拯给仁宗上了《请留吴奎依旧供职》疏，仁宗皇帝不予理睬，并讲，这是包拯等人朋党的大暴露。这表明仁宗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对包拯是不支持的，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经过再三考虑，包拯向仁宗提出请求外任。所谓求外任，其实是君臣之间处理失信关系的一种办法。从包拯的政治活动和情绪来说，以后三四年是一个低潮期，这期间仁宗皇帝对包拯的态度冷淡了下来。这种冷淡态度，在包拯政治活动上的反映是，这一时期他对现实政治的建议大大减少，似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成为台官的首领。这个变动，说明仁宗还是想让包拯这样的人发挥点作用，这样有利于朝政，有利于家国。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在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包拯当御史台长官，对当时的政治是有所建议有所改革的，比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人们明显地看到，在此任上的包拯显然不像当谏官时那样锋芒毕露，敢说敢为，无所顾忌。谏官包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史家认为，这时包拯的思想比过去来得更加平稳些。

任何皇权给予臣子的权力都有个限度，这个限度不是靠制度来保证，而是依靠掌权者清明的程度，仁宗也不例外。包拯是仁宗朝少数几个未受到过大的政治冲击、未遭贬逐的官僚。纵观中国历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不是由于思想上对现政权构成威胁，就是由于在实际权位上危及到了当朝的统治者。如与包拯同朝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屡遭贬逐。而包拯不同，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使命的思想家，而只是实干家。

包拯在北宋复杂的仕宦生涯中，总的说官运畅通，波折不多。这同他“犯颜抗谏”、“不合群”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个中原因值得特殊关注。

在所有论述中，张田评论可谓独到。张田是包拯的门生，包拯奏议集就是由他负责编纂的。他在这个文集题辞中指出，在先朝担任谏官和御史的人很多，不到三四年，这些人就升到侍从的近列，然而最后不得大用，又多不得善名以去，惟独包拯，是进无他吝，天下又不得异议的人。这原因何在？张田以为，包拯一生忠于皇帝，尽力干事，尽管有时谏言激烈，但无异心，因而皇帝可以容忍，可以理解，并采纳他的奏议；由于他刚直，不与人结成朋党，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因而少有卷入朋党之争，免遭攻击；因为他办事公道，因而没有把柄被人抓住，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牵制。我们从张田的评论中似乎知晓了性格刚毅、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知道了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多于不信任与不支持的个中原因。

“君圣臣直，君暗臣佞。”君臣在谏的方面，一般说来，君主起先导作用。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从历史来看，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臣僚不少，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纳谏的肯定。

实际上，“刚直、干事、干净”是“包拯精神”的核心，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中，得宠也好，失信也罢，他都会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也可能是他给自己订下的最低标准。史家认为这也是仁宗对他进一步认识并再次任用的一个根据。包拯“刚直、干事、干净”当时就获得朝野多数人的赞扬。就连他的反对者也称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尝言正次，闻于朝廷”。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旧时官僚一个好的典型，做到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最大统一，自然与他长期坚守忠孝观有关，也同他“匡正阙失，尽心报国”的思想有关。

包拯的“退化”

包拯在仁宗朝从政20余年，当时改革之声到处充溢，包拯对社会改革的基本观点与范仲淹、欧阳修等“君子之党”基本是一致的，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并不时争斗一番。改革派与保守派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政治力量，两派斗争错综复杂。包拯虽同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他却从不追随保守派或掺入派别活动，以自己的清心直道为处世原则，对政治的观点采取“是则是，非则非”的态度，在行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

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因条件的限制，没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铺开。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包拯是一个代表人物，他能敏锐地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有针对性进行改革，讲求实效，稳步推进。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过度张扬，更不喜欢发洋洋大论，他注重的是务实，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实际工作中。另外，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较，他明显地具有同情贫苦百姓的色彩，他一生为安民、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实事求是讲，包拯与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相比，在宏观分析及把握上确实不及，但在求真务实方面则更胜一筹。过去评论包拯，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诤谏上，这是必要的，但忽略了他以实干家身份促进改革的特点。

包拯一生实际受到仁宗的严重影响。仁宗对于台谏官的态度，时有变化，甚至采取压抑限制，这自然会给包拯带来制约。包拯在为官的后期，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他也担心过于得罪仁宗皇帝，过于得罪同朝的臣僚们，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据颜中其先生在《包公传》一书中转引陈无己的《后山谈丛》记载：在包拯升任枢密副使后，参知政事空缺，仁宗问谁可任此职。御史韩缜非常直率地说：“包拯可以。”仁宗笑着说：“包拯，非昔之包拯矣。”这说明在仁宗的心目中，包拯已经发生了变化，同过去有所不同。也可能多年官场生涯，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渐增长，这也可以讲是谏官包拯的退化。

事实上，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朕即天下，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从终极上大于制度，任何个人的进谏都难以始终如一，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火候，常常是难以保全其身。可以说，好的制度最终也难以突破皇权的制约。这不只是包拯退化，而是整个谏官队伍的异化，包拯不能把诤谏弹劾精神坚持到底，核心在于体制上的专制。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9期 《炎黄春秋》编辑部约稿启事　作者：本刊编辑部

一、本刊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坚持爱国团结的政治宗旨；内容上继续拓宽领域，风格上再求多样。凡对促进爱国团结、促进改革开放、促进实事求是、促进百家争鸣有利的纪实性文章和极少量评论性文章均可发表。

本刊将以重要篇幅介绍对现实有积极借鉴意义的中共重要历史人物、重大事件，介绍对社会有积极贡献的国民党、民主党派人士以及爱国人士(包括港、澳、台及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人物)和相关事件；介绍对中国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的近代、现代历史人物，如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活动及有关事件；介绍清末民初倡导爱国、民主、科学、社会改革开放的人物及思想；介绍宋元明清各代有关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介绍我国科教、军事、文艺、工业、农业、商业、交通、医药、卫生等各领域有重大贡献的人物。对中国社会有负面影响的帝王将相及军阀、政客和有关重大事件，也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作适当介绍。

本刊还将介绍为我所用的外国历史题材，如某些国家在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环保建设、反腐倡廉等方面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与事件；介绍欧美反封建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社会改革开放的各种思潮及其人物。对中国文化、科技有重要贡献的欧美文人、传教士等也适当介绍。

本刊对当代各种人文题材将分别开辟《时代风》、《新视点》、《民族园》、《同心结》、《挚友情》等栏目予以反映。

本刊还将在“文荟苑”、“古镜台”、“遗闻录”、“九州景”’等栏目中继续刊登谈古论今、反映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轶事旧闻，以及人文景观、自然景观、资料掌故等方面的文章。

特别希望热心支持本刊的专家、学者，在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各学会、研究会、地方志编委会等部门工作的人文历史工作者，参考上述约稿范围，踊跃赐稿。

二、投寄本刊的稿件，要求真实可靠，内容(包括细节)不可有任何虚构，文内重要引语、引用资料应注明出处。凡不是耳闻目见的重要题材，应将资料来源、有关事件出处、采访对象等在文后说明。因抄袭他人作品或因未注明资料出处而引发的著作权纠纷，以及因重大失实而引起的诉讼，由作者承担责任。

三、撰写在世人物的专题稿件，应请当事人看过，并签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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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10期 送刘英大姐西行　作者：何　方

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著名女革命家刘英大姐，在只差三年就要过百岁生日的时候，却突然撒手人寰驾鹤西去了。

我与刘英大姐相识60余年，在张闻天和她直接领导下工作，朝夕相处，也有10多年。张闻天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导师，刘英大姐则是名副其实的师母。在我们的关系中断20年后，随着“文革”的结束又恢复了联系，而且来往密切，经常见面，无所不谈，亲如家人。她的逝世自然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遐思，不但我们近40年的相处浮现脑际，而且还联想到她革命的一生。在我看来，无论按新的还是旧的道德标准、过去还是现在对党员的要求，刘英大姐都堪称一位伟大的女性和模范的共产党人。她早就以性格开朗，心直口快，疾恶如仇，严于律己等特点闻名，凡是同她接触过的人都会立马感觉出来。她参加革命历史悠久，阅历丰富，特别难得的是始终头脑清醒，记忆力强。直到逝世前几天，我们去探视时，她还谈笑风生，讲起多年前的往事。可惜从此, 我们再也不能向这位被称为一段党史的活材料、活字典的革命老人请教了。

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刘英同志，是从长征到延安这段历史时期了解党中央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中央内部情况硕果仅存的见证人。遵义会议后，她代替邓小平出任中央队秘书长，负责政治局和常委的日常事务和生活，进行通知联系、作会议记录。中央到达陕北后，她又同总书记张闻天结婚，政治局和常委的会总在他们家开。当时尚无严格规定，所以几乎每次会她都在场，有时还代表少共中央局列席，正式签名在会议记录上。另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找张闻天研究问题，或各地干部来向总书记汇报工作，她也不用回避。例如，一次毛泽东来找张闻天商议七大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她也在场。毛泽东还特意问她：“刘英，你也是三朝元老了，有什么意见也可以讲点嘛。”她就说了一句：“别的我没意见，就是邓发不能上，他杀人太多。”所以，遵义会议后到延安这三四年，她对中央情况是有相当了解的。可以说，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谢世后，了解中央这段情况的就剩下她一个人了。因为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就离队去上海和苏联，直到1937年底才同王明、康生一起回来。杨尚昆、邓小平等当时既非中央领导，又一直在部队。因此，刘英的逝世，标志着熟悉那段中央情况的一代党史人物的消逝。

我为向张闻天报恩和补过，也学他晚年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所以从1998年离休后，就放弃了从事过5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改学中共党史，写点有关张闻天的情况以及延安整风等学习笔记。我无法查档，也看不到多少材料，只能靠一些能买到的公开书籍。但有个有利条件，就是访问刘英大姐这位活字典。先是商定每周访谈两次，每次两小时。这样进行了几个月，因我心梗住院而中断。由于张闻天死于心脏病，所以她谈虎色变，我出院后就不让继续这一工作了。于是，我的探视和采访不得不大为减少，改为几个星期或一两个月去一趟。她也来我们家。去年10月14日还为“躲寿”来住了一天（并商定今年再来）。讵料这竟是她过的最后一个生日。

这20多年的接触，不但增进了我们之间的师生友谊，也使我更认识了刘英大姐，更佩服她那一身正气和高尚人格。我也深深感激她对我的关心和信任，经常告诫我注意身体，特别是做到无话不谈。有时她会说；“这件事闻天在世时我都没跟他说过，怕他一不注意给说出去。”同时，从她的谈话中，也可感受到一位老党员对党的热爱和对领袖们的深厚感情。她虽然长期蒙冤受屈，但从多次谈及中央领导特别是毛主席时，可以听得出她毫无个人恩怨，讲得客观、冷静，一方面在许多问题上还保持着当年的观点和看法，另一方面对他们的品德和为人，特别是对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也有清醒的认识。她的记忆力也令人吃惊，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事讲得如在眼前。几次对长征中会理会议前后情况所讲，完全记下来就是一篇生动的文章。如说张闻天总书记怎样让她骑马去请彭德怀、林彪等人搬离草棚来会理住进房子，她走到棚外就听到里面七嘴八舌，大发牢骚。她没敢贸然进去，蹑手蹑脚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只听林彪说，彭老总，我看这前敌总指挥还得你来。以及她进去的对话、会后的情况、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误会，都讲得有声有色，即使这些人自己恐怕也很难记得那么清楚。谈到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她可以说出许多具体事例和一大串人名，讲得具体、生动。可惜有些人和事，特别是人名，我听了几遍也没记下来。又如在东北和外交部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许多人，谈起来她都能说出名字，我却很少记得。一次问她为什么记忆力那么好，她认为这是由于受过两次密码训练和长期做干部工作的缘故。不过总还要谦虚地说, 她记的都是具体的人和事，大问题想的不多。就是这样一部早期党史的活字典现在丧失了，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怎能不让人感到哀痛和惋惜。

刘英和张闻天

提起刘英，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张闻天。他们两人确实在许多方面也是无法分开的。这对夫妻，长期以来就一直受到人们的敬佩。因为无论是处于顺境（很少）还是逆境（长期），他们都相亲相爱，形影不离，感情始终不变。但同甘共苦、荣辱与共之类的形容词句，用到他们的身上却不尽合适。这不仅由于他们是一对患难夫妻，遇到的“甘”和“荣”很少，也不同享，更重要的还是他们的品德和性格具有自己的特色。从刘英方面来说，比较明显的可列举以下几点。

不以夫荣，不计夫累。刘英结婚时，张闻天正处于事业的顶峰，担任名副其实的党中央总书记，领导全党实现着重大的战略转变。因此在她婚后，毛主席等领导人按中国封建习俗，戏称她为“娘娘”。但她并不以此为荣，更不以“娘娘”自居，还是照常上班，和颜悦色，平易近人，没有丝毫变化。延安整风开始了张闻天政治生活的大滑坡，七大后虽然仍为政治局委员，却只领导一个四五人的中央材料室。而刘英，还是跟先前一样，见人有说有笑，好像张闻天地位的变化与她无关。有人说，张闻天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和后来做外交工作，又是进入“顺境”，甚至“风光一时”。其实大谬不然。在东北他先做的是相当于现在地委的小省委书记，刘英任常委兼组织部长，两个人不畏艰苦，并肩战斗，作出了剿匪、土改和建设都名列当时全国前列的成绩。至于外交，张闻天可说创下了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个政治局委员出任大使和副部长这一空前绝后的特例，而且有时还要受违反常规的歧视。如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十九大，团员有时任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饶漱石、陈毅、刘长胜等，却没有身为政治局委员的驻在国大使张闻天，连一些兄弟国家的人士也不理解。对于这种处境，刘英仍然泰然处之，安之若素，不但积极做好本职工作，而且在同中央领导或下级干部接触交谈中，也还是自然大方，毫不在意。她的这种精神和风度，当时就深得人们的赞许。至于1959年后她受的连累就更不用提了。

坚持独立工作，决不依赖丈夫。刘英生平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嗜工作如命。在同张闻天结婚后，她不但坚持工作，而且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做那种纯粹挂名的个人办公室主任之类的差事。她多次和我谈到，对少数参加革命后嫁个首长，就一直当“太太”，一生享受，不工作的人，颇不以为然。在同张闻天一起工作时，她也是坚持原则，公私分明，不利用夫妻关系走后门、图方便。例如在外交部，张闻天任常务副部长，她当部长助理兼人事司长，但干部工作分工由另一副部长管。所以有关人事司管辖范围内的干部问题，她一般都是先找主管副部长研究后提交党组讨论决定，很少事先同张闻天商量，张闻天也不干涉，所以有时还出现党组会上他们两人意见不同发生争论的现象。在张闻天平反后，她也绝不沾一点光。中央办公厅提出她是否再回到他们以前的院子住，她坦然拒绝，只求按对她这级干部的标准分一套公寓房子，不再享受张闻天生前的任何待遇。我们有时还和她开玩笑，说刘英同志的待遇是70年不变，现在又恢复了中央苏区时的省部级。近20年，张闻天的著作出版不少，但稿费她不但自已在世时没要，而且也不留给家人，生前和身后全部捐给了有关张闻天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她还一再给我们打招呼，宣传张闻天可以，但要实事求是，不应任意拔高，更不要宣传她。

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在丈夫身居高位时不沾一点光，在丈夫倒霉时又甘愿厮守一起，有难同当。这就是刘英大姐的人格力量所在。她和张闻天结婚40年，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在歧视和屈辱中度过的。即使在这期间，她也并不消沉，仍然达观，相信乌云总会有一天散去。被剥夺工作权利固然是她最大的痛苦，但她想得开，没有工作，就全力照顾丈夫，使张闻天能够读书和研究，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在流放广东肇庆后，她真成了多面手，不但要买菜、做饭、誊抄文稿，还要冒着寒暑在门外放哨，看到监视人员来，就以咳嗽为号让张闻天将文稿藏起。张闻天对她也是关怀备至，怕她出去买菜在泥泞的道路上摔跤，还特意找了根树枝给她作拐棍。两人就是这样互相照顾，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灾难的日日夜夜。什么叫“相濡以沫”，请看张闻天和刘英的“文革”岁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刘英，就没有张闻天的“肇庆文稿”，甚至晚年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在张闻天死后，又是刘英设法保存了他的遗稿和各种资料，还全力支持、帮助对张闻天的研究和《张闻天选集》及其他有关书籍的出版。所以在张闻天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中，也包含着刘英大姐的重要贡献。

严以律己疾恶如仇

刘英大姐长期作干部和纪检工作，一直坚持正人先正己的原则，和张闻天一样，对自己和亲属要求特别严格。这方面我的所见极多，这里只能列举数例。初来外交部工作，按周总理指示，她享受副部长待遇，配有专车，但她当时就上交了，和张闻天合用一辆车。他们惟一的儿子张虹生下放劳动16年，“文革”后，江苏省领导和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按老人身边可有一个子女的规定，将虹生调到南大当图书馆馆员。后来刘英回到北京住，邓力群曾找我商量，想把虹生调来北京。结果一问刘英，她坚决反对，说来北京容易和某些不争气的高干子弟（从小的同学）混到一起，出了事她可管不了。不仅不让来京，她还专门写信给匡亚明，要对虹生注意管教，不要让他搞出差采购等事。虹生现在还是南大的退休馆员。她和张闻天的存款，在闻天去世时就已交了党费。移居北京后又时有募捐，她总是慷慨解囊。1980年前后，王震发起成立中小学教师奖励基金会，要她和帅孟奇等老大姐带头，她当即将所有工资捐出。结果弄得经济上一时捉襟见肘，她的保姆就找我告状，说大姐不让她买鱼肉和贵点的菜，这样下去会影响身体。一直到生命的最后，在她身上始终体现着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在她1999年1月18日交给我的一批有关张闻天和她的材料中，有她在1990年4月21日预立的遗嘱，其中就提到她节余的工资全部交党费等内容。刘英大姐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朝天去”，不会有人论短长。她保持了一世的清白。

但她并不独善其身，一直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甚至还有点好打不平。她晚年在中纪委工作，主持公道、敢于碰硬，一些案件到她手里总是一抓到底，非得弄个水落石出。一个时期，人们对有的高干子弟意见很大，刘英经过调查了解，就约帅孟奇、章蕴求见胡耀邦总书记反映情况。胡耀邦说，再忙，也要抽出时间见一见几位老大姐，并耐心地听她们讲了两小时，最后表示，他知道的比她们讲的还多，但处理起来有一定难处，只能慢慢来。在向我转述这件事时，可以感受得出她的义愤和无奈。后来她从中纪委的岗位上离休，但不知怎么把她传成了“清官”，一些干部群众以及失散了的老红军（如那位著名的妇女团长），还是找她告状和解决问题。她经常收到各种书面材料，仔细阅后都转请有关部门处理，并且不厌其烦地催问结果。过了一阵，领导上找她谈话，要她注意身体，少操点心，以免影响健康。又不久，她的关系也转到了中办。她在叙述这件事的经过时说，什么注意身体，还不是让我少管闲事，少给他们添麻烦。从此，她也确实尽量不管“闲事”，有告状材料只是照转，不再催问，慢慢地也没多少人找她了。但她仍然关心国家大事，特别是党风。谈起某些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也多是苦笑而已。

坚强的意志超常的党性

在刘英大姐病危时，江泽民总书记前去探视，对家属说，“刘英同志的党性很强。”确实，刘英的坚强是早就出名的。连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采访她也感到吃惊，说这么个风都能吹倒的瘦弱女子竟能走完长征，真是不可思议。而且她参加长征，既不是跟着行军，更不是坐担架，还担负着重要的工作。遵义会议后，她就同张闻天开始了恋爱，但不管人们怎么劝说，她就是坚持长征途中不结婚，而且说到做到，直到中央在陕北落脚。

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可是一次严峻考验，更表现了刘英大姐的坚强。经过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和外交部全体党员会议先后一两个月的残酷斗争，她决不乱说，也并未低头。她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毛主席，说张闻天在庐山参加反党军事俱乐部她丝毫不知，还否认张闻天里通外国。当外交部党委拿出定她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决定逼她签字时，她写了“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八个字。同时给毛主席写信上诉，托杨尚昆转达。毛看后作了如下批示：“刘英信。请恩来、陈毅、安子文、帅孟奇各同志一阅，然后送交少奇、小平、彭真同志一阅，然后交尚昆存。刘英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的处理有所区别，请你们办理研究，适当处理。毛泽东（一九六0年）三月廿日”。陈毅在他的名字上方写道：“一，以不划右派为宜。二，需要向外交部干部解释此事，我当负责处理此事。”周恩来在他名下写的是：“同意陈毅同志意见，同意与张闻天处理有区别。”就这样，她得到个严重右倾和严重警告的处分。她也知道毛主席有了批示，但问部领导，都说不知道。直到“文革”后甄别平反，还要给她留个尾巴，说运动中态度不好。她拒不接受，去找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胡说，“态度不好就是立场稳。做得对嘛。”十一届三中全会，她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二天领导就派人向她宣布，属于错案，一风吹了。

相形之下，我就没有经得起那次考验。当时我虽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党组秘书，但跟张闻天十多年，又作了他部分政治秘书的工作，所以，自知在劫难逃。只是出于个人崇拜的思想和自己过关（最怕开除党籍）的私心，没能顶住压力，还参加了对张闻天的揭发批判，酿成了生平一次最大的错误和遗憾。我固然受到比刘英重得多的处理（定为外交部张闻天反党宗派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给予撤职降级和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但一直感到对不起恩师和师母。所以“文革”后我得知刘英大姐回到北京，就赶快给她去信，检讨错误，要求会见。她也立即回信，约我相会。见面后，对我的检讨只说了一句“毛主席叫揭发批判谁能不听”，反而谈到我受连累、影响前程的话（在会见原驻苏使馆干部时她也为大家受到连累而抱歉）。这真令我无地自容，也体现了刘英同志的博大胸怀。几十年来，我总感欠张闻天和刘英的债要还。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改行、补过的原因。

刘英不但意志性格坚强，她的党性、组织纪律性更强。她参加革命后确实做到了一切交给党，一切服从党安排。在多年的相处中，走南闯北，我从未见到她对调动工作提过意见。只要组织决定，总是二话不说，收拾行李就走。但对提职提级，她却有意见就提。例如1958年中组部建议提她为副部长。帅孟奇和安子文都说，刘英无论按资历按工作都应提，在那些还在工作的老大姐特别是当年留苏的老大姐中，就剩下她一个人没提了。在办完手续报请国务院任命时，周总理曾专门去他们家作解释，说刘英早就该提副部长，但张闻天任常务，她就不好对外，因此建议：或提升后只对内不对外，或党组设常委。可刘英都拒绝了，说总理早已批准她享受副部长待遇，何必再另搞一套。同样，她的行政级别也是定后再未动过。

说刘英组织性纪律性超常地强，就是说她对党的决定和组织意见可以做到绝对服从，思想不通也服从。这里只讲近年的两个例子。一是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问题，全党讲了近50年，作为妻子的她能不了解？去苏联时王稼祥领她去见季米特洛夫时也介绍说，这是我党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而且1979 年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遵义会议上张闻天“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刘英自己写的悼念文章中也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等。可是过了不到三年，由于陈云的一份材料和一封信，这总书记就一下变成了“负总责”。我又是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就多次同她谈这个问题。她每次都可用大量事实证明，不但闻天，就是博古都是总书记。但有关领导要她尊重陈云同志，顾全大局，和党保持一致。于是她就跟着用起“负总责”来了。她不只一次说过，“只要人们知道闻天是个好人，我就满足了。至于当过什么，何必去争呢？”还有个例子。中央到陕北释放刘志丹等错捕的同志，明明是张闻天在他们关押地瓦窑堡领导处理的，但后来许多党史著作和回忆录都写成是远在直罗镇指挥打仗的毛主席下令释放的（也有例外，如《周恩来传》和郭洪涛的回忆等），有的还具体说成“刀下留人”。对此我也作了点调查研究，访问了郭洪涛等人（郭说“刀下留人”和活埋刘志丹等的坑已挖好是两项最大的捏造）。当然也多次同刘英谈到这一话题。一次我问道，为什么闻天同志派遣处理刘志丹案的一位负责人，在写回忆文章时，不但不提张闻天，还写上毛主席多年后才讲过的“杀头不像割韭菜”一类的话。她只说了一句，“你可不了解他，整风一开始反教条主义，就是他先把马列的书扔出了窑洞，还受到闻天的讥笑呢。”问题不答自明。刘英当时在瓦窑堡，一切情况她都清楚，但基于超常的组织纪律性，在回忆录中谈到这件事时，她也要尽量和主流说法保持一致，写成毛主席和闻天一同处理了。

经过80年的修养和锻炼，刘英同志这种坚强党性和组织纪律性，一直保持到她的人生终点。在她病危时，医生就是否动手术征求她的意见，她的回答很简单：“一切听从组织安排。”说完后没几天，她就怀着对党组织的无限信任永远地走了。

爱护干部 严格要求

刘英同志是一直做组织干部工作的。谈刘英，不能不提到她这方面的工作。但这又是千头万绪，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用几句简单的话加以概括，那就是：坚持原则，处事公道，爱护干部，严格要求。也许，反右派时对某些干部的处理，可多少说明点问题。

1957年春，我随张闻天、刘英去东南亚视察使馆工作。夏天，国内就掀起了反右派运动。可能是刘英受张闻天的影响，或者是二人所见相同，都对政治运动特别是整人不大积极，所以虽然关心国内的事态发展，却并不急于回国。到了七月份，周总理连发三次电报，催他们回部主持运动。张闻天也一再回电请示，说驻缅甸使馆问题较大，尽快检查完就立刻回国。等他们一回到外交部，运动已热火朝天，有些人正被批斗或已定右派。他们一个党组副书记，一个管干部，都是身在其位，不能不迅速投入并主持运动。但在这过程中也表现出他们爱护干部、爱护知识分子的一片真心。例如小有名气的作家俞林，当时在美澳司当专员，鸣放时帮西欧司一专员编了一首顺口溜的大字报批评干部政策，道是：“游击队长姚登山，离开芬兰到锡兰。芬兰锡兰都是兰，只差赤道北极圈。”结果两人都被划成右派。我陪他们晚饭后散步时，听到刘英议论就有些不以为然，说这主要是文人喜欢“调皮”，又不懂外交工作不能老在一个国家。意思是谈不上反党，划右派有些可惜。但木已成舟，不好再改。又如办公厅一秘书给刘英造了一些谣，支部坚决要划右派，不想在党组会上一汇报，正是刘英表示不同意。她听后竟然哈哈一笑，说哪有这事，完全是胡说八道，但也不是什么政治问题。结果就没划。

还有一件事，一直被某些人一直误传至今，但却正好证明刘英和张闻天保护干部和爱惜人才的良苦用心。当时有位党组成员和一位司长，听了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异常兴奋，逢人便说，希望中国从此迅速走向文明。加之有几个人常来他们家里议论，还提出过作为一种考虑，是否也可以实行“两党制”，相互监督，避免中国历史上那种兴衰轮替。不想风雨突变，等刘英、张闻天回部，参加过议论的人已被纷纷批斗和打成右派。可那两位较高的干部应如何处理？却颇费脑筋。下面一些人不断催，要求早处理，似乎否则就不足以平“民愤”，特别是那位司长的副手及其一个老同学，催的更紧，有时还通过我反映。张闻天总说不要忙，要多做了解，全面考察。刘英则主张冷处理，说干脆等陈老总来后再作研究。就这样，拖了半年多，高潮已过。1958 年2月陈毅副总理兼任外长，在三、四月间主持召开了四次会处理这一问题。张闻天发言，指出他们有错误，但不是右派，而且多年来积极为党工作，成就显著，工作能力也较强，今后还可为党工作。陈毅的结论，只是把问题提得很高，如说他们家简直就是裴多菲俱乐部，是外交部右派的头子，但是最后还是同意张闻天的意见，给一较轻处分。这种处理不但得到领导的批准同意，也取得部内上下的多数理解。刘英冷处理的主张，既渡过了群众运动的热潮，也真挽救了有才华的干部。

总之，张闻天和刘英，在反右派中都一再强调，划右派涉及一个干部的政治生命，一定要十分慎重，能不划就不要划。而且发表过右派或右倾言论的都是些知识分子，多半是“秀才”，比较有能力，戴了帽子，不但会送掉他们的前途，党和政府也不好再用他们。虽然张闻天刘英回来迟了一步，但由于他们抓得紧，外交部划的右派才30余人，占内外干部百分之一左右，在中直知识分子成堆的部门，属于比重最小的一个。而且在处理上，刘英不同意把右派下放边疆劳动，人不要了。她说在附近农场劳动一个时期还可调回用。张闻天更提出，“体力劳动能改造人，脑力劳动就不能？而且这些人也多是有些特长的，如外文好。”于是多数也就很快调回了研究所等单位。所以1959年批斗会上，包庇右派就成为他们两人在外交部的一大罪行。他们也承认有点爱才。奇怪的是，“文革”后甄别平反时，又被有关单位说成外交部的右派都是他们给划的，把错划的责任推给他们。对此，刘英虽有点不平，但也不大在意，反劝我说计较这些干什么。

刘英大姐，细心培养干部、严格要求干部、真诚爱护干部、设法挽救干部，事迹太多，无法细述。而且时间仓促，篇幅有限，只可到此为止。

刘英大姐的精神永垂不朽！

（2002年9月4日）

（作者为《张闻天文集》编辑领导小组成员）

（责任编辑致中）

2002年第10期 萧克临危受命：四次城市保卫战　作者：陈　靖

1995年3月，我和炮兵老战友高存信夫妇及罗雯相约，一道去北京大乘巷5号看望萧克夫妇。那是个北京难得遇上的初春天气。88岁的萧老和80岁的蹇先佛同志，身体都很健爽，十分热情和我们攀谈了三个来小时。往事今情，感想万千！

萧老为我那册重新出版的《吼声》诗歌集题写书名时，他两次停笔思索，情深意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陈靖同志是唯一在红军三个方面军的文艺团体工作过的老战士！”萧克对这句话别有感慨地对我说：“长征一路上，宣传文化工作十分受广大红军指战员欢迎，记得大家对你们有两句评论，我至今还记得：‘一双铁脚板，吹弹拉唱喊！’这种声音给人的印象太深了！”萧老边说边拿起笔来：“不题书名了吧，还是写两句话。”于是，萧老挥毫写了下面18个字：

“是在当时最危险的时候，发出最坚定的声音。”

迟到的罗雯，她是先佛的老乡，又是中央党校的同学，一进门就提议：趁天气好，三个老红军和我们三个“三八式”一起到院子里拍张集体照。大家响应。六个老战士，都在回味那“最危险的时候”和“最坚定的声音”。长征胜利，抗战八年，黄河东渡，挺进敌后，好不容易将一个称霸亚洲的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在地。正当被我包围八年的北平、天津、保定、承德、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大同、太原及石家庄等城市的日本人，准备向我晋察冀缴械投降时，远在四川、云南的蒋介石站在峨嵋山上大吼一声：不许动！于是，在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具体策划之下，仅在短短的20多天，把国民党的主力军从西南运到了华北和东北各个重要城市。美军也随之占领了几乎华北所有重要港口和战略要冲。渤海湾沿岸的塘沽、大沽、秦皇岛和葫芦岛等重要港口，都被美蒋军所夺走。至9月上旬，除了热河省会承德，察哈尔省会张家口外，晋察冀热辽的重大城市，几乎全落入蒋美军的手里。

保卫承德

1945年9月9日，一架美国运输机从延安起飞，越过了黄河、吕梁山到了恒山与燕山交汇的北狱区上空，徘徊犹疑，东去西回，终于降落在河北省涞源县的新修土跑道上。首先出现在机舱门口的是聂荣臻和萧克，再是刘澜涛、罗瑞卿以及蹇先佛等人。这都是一年前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代表。

在涞源这夜，我和蔡铁根、周游等人去看萧克。他十分关心冀热辽方面情况。详细询问了学习与执行毛主席8月8日发表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情况，朱总司令的8月10日、11日的第一号与第二号“大反攻”命令，特别是11日这一天中连续发布的七道命令，部队是如何执行的。周游当时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调到司令部担任军事记者，了解的情况不少，很具体。他又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谈的情况特别使萧克满意。我和蔡铁根近两年虽在党校进行整风审干，了解的情况也不少，因为全区县、团以上的主要领导，均在党校学习过，我们之间联系比较广泛。第二天，聂、萧、刘、罗等领导，便乘汽车赴张家口。我们也弄到一辆卡车，紧随其后，当日到达了张家口。

张家口，这座雄踞于外长城要隘的战略重镇，它原是察哈尔省会，抗战期间，又成为伪蒙疆政府的首府，还是日本军反共防苏三道防线的中心屯聚地，故屯集的军事物资非常多。1945年8月被我晋察冀军区十二分区和一分区所解放。张家口还是一座历史名城，至少从辽、金、宋、元、明、清与民国以来，都是军家必争之地。古人有诗赞曰：“勒石燕然是总非，何以杯酒解军威。”当时，党中央机关曾有这样考虑，由延安迁到张家口。

聂、萧、刘、罗进入张家口的第二天，按照在延安的预定方针，立即宣布原晋察冀中央分局，改为晋察冀中央局。以聂荣臻为书记兼军区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刘澜涛、程子华、萧克、罗瑞卿、黄敬、赵振声六人为中央局常委。这时，形势非常紧张，傅作义和阎锡山的军队还在张家口的西大门捣乱。萧克和罗瑞卿根据中央局的决定，赶赴西线指挥部队作战。

与此同时，东线更加紧张，蒋美大军已抢占了北宁线上几个战略要点。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立即组织冀热辽军区，任命萧克为司令员，李运昌为副司令员，程子华、罗瑞卿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萧克这时由西线赶回张家口，准备赶赴热河、冀东方向，担负起保卫承德的战略使命。

萧克要了解一下晋察冀军区炮兵团的情况。当时团长高存信去张北同苏联军方接洽关于炮兵的一些事务，政委王英高远在延安尚未到任，参谋长林千在西线指挥作战，任务只好落到我这个政治处主任头上了。我一进门行了个举手礼，萧克就对我说了句诙谐话：“昨天文工团长，今天玩儿起了大炮来了！”没等我说话，又问道：“实力怎么样？到底有多少大炮？炮弹多不多？”我也用装饰语言回答我的老首长：晋察冀军区炮兵团能掌握的大炮，是我军建军18年来空前未有过的，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等方面说，是当前整个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没有的。萧克瞪了我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其意思是：“你看这位政治处主任说的可靠吗？”唐永健是个大知识分子，30年代初的清华大学学生，还当过校级军官，也当过中学教师，知识相当广博。自抗战之初就搞作战处的工作，是聂荣臻司令得心应手的作战处长。有一种说法：聂司令文爱邓拓，武爱唐永健。唐永健在整风审干期间，同我在一个小组，我们也互相了解。他此刻向萧副司令说了这样一句话：“目前，全军只有这样一个炮兵团。因为原来总部的炮兵团，三年前调到延安，成为军委炮校的基础了。”我随着唐处长的解释将炮兵团的情况，向萧副司令作了详细汇报。他听了很高兴，望着墙上的地图喃喃地说：“目前已有四个营，还准备组织第五营和第六营，炮兵的发展大有前途！”这时，后勤的张维和航空站的油江来司令部谈问题。萧克见他们更加高兴。张是大学生，专门搞工程设计，唐县的白求恩陵园和阜平的参议会大礼堂，就是他设计的。油江是航空学校毕业，是个飞行员，现在没有飞机，就专门分管航空站的事务。不久前在涞源搞的一套迎接聂、萧等领导由延安归来，凭着空空双手，没有任何导航器材，使一架美国飞机安全降落在一块新修的土跑道上，就是油江一手搞成功的。萧克和聂荣臻一样，特别喜欢同知识分子聊天。此时此地，完全成了一次自由座谈会，处处充满同志式的气氛。在他们面前，我本是个土包子，可是他们硬说我比他们“洋”，是“笔杆子”，是现代化的“排头兵”，还是吃得开的“老财”，手中握着第一等的“金元宝”。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大老板”或“大款”！大家这些玩笑话其实是出之有据的，因为当时中央军委和军区领导十分强调“炮兵建设”，一切对炮兵优先。张家口的所有军用仓库，多由炮兵掌管，所有军用品，特别是好马、好鞍以至军靴等等，一说就是聂司令员说了：“通通都由炮兵掌管，其他单位不许乱动！”尤其最近有个新决定：沙城的“青梅煮酒厂”由炮兵接收，还说张恒的“恒大”烟厂也要炮兵来管等等。“烟酒权，全是钱”，所以炮兵成为“众矢之的”。萧克是个直肠子人，他对大家的“讽喻话”认真起来，为炮兵说话，解释道：“同志们，聂司令的指示，我是完全支持的。建设炮兵不容易啊！你们知道，在延安时，贺龙同志把他最心爱的马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很喜欢这匹经过长征而壮志尚存的千里马，但他舍不得骑，又把它送给朱老总。朱总也很喜欢这匹马，他最后决定，将这匹马送给了总部炮兵团。你们知道我们今天这个炮兵团有多少大炮吗？是过去总部炮兵团的四五倍还要多。而一个野战炮连所需的马匹，比两个步兵旅的需要量还要多，大家要多多理解新成长起来的炮兵！尽量多给他们支持和帮助才是。”

和萧克一起生活过的，都很了解这位性情开朗而厚道的首长，不喜欢别人称赞。当他讲完话离开之后，我们一起借用王昌龄《出塞》诗，改成为这样一首《保卫承德》诗，表示给萧司令送行。全诗是这样的：

古北口系山海关，黄河西渡人又还。

挺进军长神威在，不教蒋美度燕山。

当时，古北口至山海关这片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上，斗争异常紧张尖锐，被称之为“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关键所在。萧克从张家口出发时，美国海军陆战队18000人已经在秦皇岛登陆，并很快进占了唐山市。十多天后，国民党军在美国的帮助之下，有两个美械装备军（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在塘沽登陆。美蒋一北一南，三天之内在唐山汇为一体。紧接着，国民党又有两个美械装备军（十三军和十六军），先后在秦皇岛登陆。并同美军联手占领了我军所控制的北戴河、留守营及昌黎县城，形势非常尖锐复杂。蒋美意图向山海关、喜峰口至古北口这一线上打开通往东北的进路。其企图是：一是挡住从延安和各解放区进入东北的我干部和部队，二是尽快同蒋美军在葫芦岛、营口港登陆的军队汇合，独霸东北。而关键和要害是夺取承德。

萧克的使命是守住承德和保住燕山。如何达此目的，萧克胸有成竹。这个胸中的“成竹”是什么呢？一是冀东这块土地上，有一个相当坚强的共产党各级组织，这种力量比万里长城还要牢固。二是有两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野战军部队：一支是在过去挺进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冀热辽军区所创的六个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另一支是冀热辽本身加上其他解放区调来的六个野战军纵队，其中包括杨得志、苏振华纵队，詹才芳、李中权纵队和黄永胜纵队等。三是在“老冀东”20余县根基上发展成长起来的广大群众组织，包括开滦矿区的工农，即农、工、青、妇的群众团体，这是海洋般的人民斗争力量。

蒋介石依仗着美国政府的支持和他握有的现代化装备和十分充足的后援力量，曾从四方面，即西面的古北口，东面的锦州和平泉，南面的喜峰口，北面的赤峰，向承德进攻。开始妄图半个月拿下承德，后改为一个月、二个月和三个月。结果全部变为梦想。至1946年1月，“停战协定”签订和“三人小组”进入长城一线，承德仍然是萧克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李运昌热河省政府的办公所在地，蒋介石妄图切断延安和各解放区通往东北的计划破产了。萧克执行的“保卫承德”使命宣告完成。后来有人回眸这段历史，感慨不尽地说：“如果没有保卫承德的胜利，哪里会有后来的东北军区和第四野战军。这是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

1946年2月，萧克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由承德乘美国飞机直飞北平，参加调处执行部会商热察两省的调处谈判。

保卫张家口

1946年的四、五、六三个月，塞外呈现一片春风吹得游人醉的风光。“马周张三人小组”的调停指挥棒在中华大地上不停地挥动，整个中国，以至世界，都在倾听与欣赏这部当代和平民主交响曲的创作与演出呀！然而，这期间却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蒋介石在利用“调停”和“和平民主”，达到他的“大打内战”消灭共产党的一整套阴谋中，有个“六个月大打”计划。我党也有个六个月对策：“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则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可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见1946年6月19日中央致各战略区电示）。攻打大同的作战任务，正是在此刻，由晋察冀和晋绥两个战略区共同提出的，共同进行的。但由于多种原因，这次作战是不成功的，大同久攻不下，当我们撤回张家口那天，已见到了东线告急和“保卫张家口”的号召，并组织东线“前指”，由萧克、罗瑞卿任司令员和政委。人们寄希望于东线，打个好仗，稳住张家口。

那是一个形势极端严重时刻。蒋介石得意至极，决心打一场全面内战。共产党和全国爱国人士以及四亿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已经完全落空。党中央已向全国发出表态回声：“既然蒋介石坚决不愿和平，那么就让他选择战争吧！”

9月底，张家口的东大门受到重大威胁，敌人用两个美械装备的主力军（十六军和五十三军），一个炮兵团和强大的飞机群，向我怀来方向进攻。至10月13日，每天敌机出动以百架次计，炮弹以数千发计，向我怀来阵地上猛轰。然而敌人总是摸不清我军的中心防御何在，于是白天出击，夜间退回，不敢贸然而前。其实，萧克已经摸清了敌人的用心，那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一着“妙棋”。他要走在傅作义前面，从东面先进入张家口。于是，蒋介石指派他的参谋总长陈诚亲自出马，全力以赴，总动员保证夺取张家口的成功。并要陈亲自到南口、居庸关一带作实地调查，亲自布署。以正面出击为佯攻，即从八达岭、康庄方向摆开阵式，反复轰炸和猛烈炮击，造成共军全力于怀来的正面防御。然后从马跑泉方向侧面突袭，一举从镇边城、横岭一线直出怀来侧后，一举夺取新保安、下花园等平绥铁路的沿线重镇，而拿下宣化，进入张家口。当时，在北平调处执行部的国民党人和美国人，也都相信蒋介石要从八达岭方向攻下张家口。殊不知萧克已将主力纵队悄悄进入到敌人的主攻方向的镇边城、马跑泉一带隐蔽起来了。此地位于南口、居庸关西侧三四十公里，六七年前，萧克就对这一带进行过调查研究。1939年至1942年这几年间，萧克一直注意这片“昌宛”土地上的山川草木变化。今天重踏这片故土，处处感到亲切。他对杨得志、苏振华交待说：这一带是平西根据地的北沿，群众条件很好，要充分依靠群众，把保密工作做到家。这里地形特点和太行山或古北口都不一样，地貌突出，凹凸不一，十分便于隐蔽，不论空中还是地面，很难发现。一旦进入伏击圈，很难跳出去。一定要造成绝对突然性，让美械化装备施展不开，完全丧失机动性，变成劣势，只能挨打，难以还手。然后采取圈羊办法，收拢包围圈，聚而歼之。再和镇边城与长峪方向的伏击部队密切配合，双管齐下。

10月8日下午，一色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耀武扬威地从南口进马跑泉了。完全按萧克的分析钻进一纵队的设伏圈，并很快被一纵队切断退路，而敌人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前进。这时，一纵队突然从四面一起合圈上来，气势铺天盖地，敌人完全被动不能还手，总是挣脱不开，经过四个小时的激战，敌人的一个整团和三个炮兵连，共1600多人只好举手投降。

与此同时，我埋伏在镇边城、横岭及南石岭的部队，连续两次阻击敌人，把这些凭优良装备打仗的中央军，一个个逼到指定的山沟里，最后也举手投降。这一批也是1600余人。

敌人夺取怀来的美梦结束了。在萧克指挥的平绥路东段，连打三个胜仗，共歼敌6000多，保证了怀来阵地稳立不动。

正当东线战士们，押着数千身穿着美式服装的国民党被俘军人，进入张家口宣化道那天早晨，突然传来使人丧气的消息，傅作义已经侵入我张家口北大门——张北。形势急转直下。平绥路西部的军事形势处于十分不利地位。

胜利的东线，干瞪双眼。

主动放弃张家口。

一保石家庄

1947年11月石家庄的解放，使一直被分割的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结合为一体，命名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司令员徐向前、萧克，政治委员薄一波，副政治委员刘澜涛。这座雄踞于华北心脏，交汇着平汉、正大与石德等铁路、公路的战略重镇，像一个巨人横站在冀鲁平原上。这时，不仅华北的领导机关与附属的经济、文化等单位汇集在石家庄周围，而且党中央和军委各机关也由西北迁往石家庄西部不及百公里的地区。然而，石家庄仍然受到国民党傅作义和阎锡山百万大军的严重威胁。

蒋介石曾亲自到北平，妄图共谋“张家口”那样的奇迹，夺取石家庄或毁灭石家庄。唯一的办法是，采用突然加快速的手段，奔袭石家庄。1948年的春夏时节，傅作义本着蒋介石的意图，以他们手中的绝对优势加机械化条件，曾两次奔袭石家庄。巧合的是，这两次对手都是萧克。

第一次是1948年4月底的一天，从北平送来可靠情报，傅作义乘华北野战军进行晋中战役和察绥战役之际，石家庄空虚，他把四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偷运到保定隐蔽起来，然后分乘汽车、装甲车和坦克车，用快速加突然的闪电战术，夺取石家石，进而捣毁共产党中央机关。为此，阎锡山也投入1万多人的敢死队，东出娘子关，直入获鹿城，包围西北坡，情况来得十分突然，也很紧急。当时，我和炮二师师长高存信（我是政治部主任）正在军区接受关于炮兵新编组的命令，并办理接交手续，被“抓差”，参与了保卫石家庄的使命。

当时，石家庄是座军事空城，野战部队几乎全在数百公里之外，直属军区的四个炮兵团，三个分配到三个野战兵团，执行晋中与察南战役任务，只有一个教导团在身边，但也驻在百公里之外的晋县、无极县境内；距石家庄较近的冀中军区步兵旅，不过三四千人，战斗力很弱。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多是一些补充团、训练队之类，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如果野战部队从前线赶来，最快也得三四天才能赶到，远水难救近火。当时的石家庄党政军领导——市长柯庆施，市委书记毛铎，警备区司令员曾涌泉以及中央局副书记兼华北军区副政委刘澜涛，信心十足地看着萧克说：“你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又是中央局常委，还是边区的人民武装部长，总揽指挥大权，名正言顺，你就放手去干吧。”

面对傅作义这个对手，萧克是不敢轻敌的。他决定去阜平城南庄见毛主席，听取他的指示和指点。毛泽东从西北来到阜平，还不到20天。萧克去见他，心情有些忐忑不安。但毛主席要萧克同他住在一排房子里，见面与谈话非常随便，完全像摆家常一样。

萧克不回避地答道：“是的。石家庄是华北解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现在中央又到了这里，这座大城市若丢在我的手里，不好向党交代。”

“不能这么想。”毛主席稍停一下说：“石家庄是我们从敌人手里拿过来的，如果丢了，再从敌人手里拿回来就是了。”

听了毛泽东这么一说，萧克如释重负。他心里对保卫石家庄更加有信心了。而这个信心，比之承德和张家口更加坚实有力。

萧克回到石家庄，看到全市上上下下按照他原来的布署，正在进行着疏散和搬迁。将重要物资向市外转移。但也在这时候，谣言四起，部分群众惊慌不安：

“共产党要撤了。”“傅作义到了滹沱河边了。”“国军就要进城了。”

正在这时，由正定、无极和晋县等地派来的工作队已进入石家庄，展开安定人心，宣传动员工作。有一位妇女干部指着萧克和柯庆施热情扬溢地说：

“老乡们，不要听信谣言，傅作义他永远也到不了滹沱河！你们看，我们军区的萧克副司令员，警备区曾涌泉司令和石家庄市柯庆施市长，不是正同大家在一起吗!”人们一致把眼光投向萧克、曾涌泉和柯庆施，气氛立刻平静下来，随之而呈现的是街头巷尾，一切安排得井然有序。接着是广播喇叭声响起，人们都在倾听着：

“市民同志们，下面通报敌情，请注意收听。国民党傅作义南下的偷袭部队，在唐河北岸被我军顶住了，寸步难前……”

这天黄昏，市政府秘书长李公侠，特意请来他的本家和朋友李和曾。李和曾是著名的京剧演员，原在冀鲁豫工作，现在来到石家庄，准备到部队进行慰问演出。这天夜里，召开干部大会，由萧克报告“守城动员工作”。他向干部们如实地说：“这次守城，我并没有什么良策。大家知道，我们的先人曾经演过空城计，不管是真是假，诸葛亮成功了。我们今天也要演一出空城计。因为我们目前的确是空城。诸葛亮是谁呢？是石家庄的人民!”动员报告之后，李公侠和陈靖合编了一出《新空城计》唱段，由李和曾唱，记得第一段和第四段是这样的：

我正在石门城头观山景，

忽听得保定城下乱纷纷。

举目朝北来观看，

原来是蒋傅发来的偷袭兵。

你来，来，来，

这里的滹沱河风景美得很，

既没有高墙也没有埋伏兵，

你来，来，来，

欢迎傅将军和蒋先生。

石家庄外，文连生、向仲华的第六纵队兼程南下，于5月8日进入到山西盂县一带，吕梁军区和太岳军区的地方部队也大踏步地跟上，咬住了阎锡山的尾巴，猛烈穿插，将敌分割开来，进行围歼，并取得成功。傅作义得知阎锡山的一个师（四十九师）被歼，师长张翼被活捉。加上自己的部队被阻击，进展缓慢，不能不信心顿失，悄悄缩回北平。

二保石家庄

四个月之后，傅作义秉承蒋介石的意旨，组织对石家庄的第二次奔袭。这次奔袭计划十分周密，但傅作义不可能想到，他身边最亲的人将计划送到了石家庄。

1948年入秋，华北野战军立足全局运筹，西线的一兵团（十八兵团）为配合西北野战军行动，准备发起太原战役。二兵团（十九兵团）和冀热辽野战军，继续在长城里外调动敌人，配合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行动，迎接辽沈战役。三兵团（二十兵团）向绥远西部挺进，和晋绥军区结成一体，命杨成武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和李井泉一道“共同经营绥远”。傅作义在此时刻，组织对石家庄的第二次偷袭。他用郑挺锋的第四十九军和新编第四师及特种兵第四旅等为先头，配备爆破汽车500辆，携带大量炸药，用快速闪电战术，企图在石家庄进行一次空前的地面大爆炸行动，震撼全华北以及全中国。为使这次大爆破成功，傅作义还使用了他的王牌三十五军和蒋介石的嫡系即十六军和九十二军，一起上阵。平汉铁路上，风云突变，形势紧迫，十分严重。

萧克这时已到“华北军大”办公（任副校长，校长是叶剑英），住在距石家庄30里外的章城村。他突然接到一个紧急电话，是聂荣臻打来的，传达华北中央局的意思，让萧克再次主持石家庄的保卫使命。萧克像往常一样，没有什么可说，立即赶往石家庄。石家庄仍然是一座空城，但它和它的四周，居住着华北和中央直属的许多机关、学校并存放着大量准备支援全国大反攻的军用器材和军用物资。保卫石家庄的任务是：既要有办法避开敌人的破坏，又要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既要市内保持秩序井然，又要进行紧张快速的人力和物资的疏散与隐蔽。此外，还要准备万一敌人哪怕是一小股流串到市区，如何进行一网打尽，以及防空降等等的准备。所以，军委和华北军区决定，一面动员20万民兵沿平汉路两侧展开活动，以阻滞敌人快速南进。同时令二兵团兼程南下，在定县南北阻击敌人。军委为“万无一失”，周恩来副主席亲赴前线指挥，“保证石家庄不能进入一个敌人！”

在两次保卫石家庄期间，有人说，这正是石家庄的青少年时代，看似一身稚气，却放射着青春光芒。当时二兵团四纵队的政委胡耀邦，调往徐向前兼政委的一兵团任政治部主任，途经石家庄，他去看望萧克副司令，也被萧“抓差”留了三天，为保卫石家庄的思想政治工作出点子。“石家庄虽然一身稚气，但充满着青春活力，处处显示着宝贵的青春气魄”这番话，就是出于胡耀邦之口。他很尊重萧克，说在长征时候，自己才是个营级干部，萧已经是兵团（军团）的主要领导了。胡耀邦是爽朗坦诚的人，他按着萧克的意图，为活跃保卫石家庄的政治工作，增添了一份力量。

萧克、胡耀邦这两个性格与爱好都有所不同的湖南人，也有一些共同之处。一是都爱学习，对新鲜事物都很敏感；二是都具有湖南人的那种“牛劲”，吃的是草，挤出的是乳；三是胸怀坦荡，无私无畏，满身充满一种青春活力。不同点是，一个凡事有自己的看法，有时有点不大合群，偶尔参加娱乐活动，只知道跟着别人鼓掌。一个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有点稚气浓郁，对一切新鲜事物都感兴趣。

当胡耀邦告别石家庄西出娘子关这时刻，唐河两岸传来捷报，傅作义的偷袭快速部队，全线败兴而归。（责任编辑致中）

2002年第10期 “民主三号”触礁之后　作者：周　奋

1955年4月16日夜晚，东海长江口外夜雾迷茫，细雨霏霏。“民主三号”颠簸着在雾海中航行。“民主三号”是上海海运局的一艘客轮，吨位3500多吨，上下五层舱，客舱四层。当时载客1300多人，货物3200多件。当日下午4时，离开上海港16铺码头，向宁波港驶去。出了吴淞口，海域起雾了，风力5——6级，中浪；天下着细雨……

“民主三号”在这条航线上是熟门熟道了，轮船依然航行着。至下半夜，小雨转中雨，风力也增大到6——7级，阵风8级，涌浪增大。轮船颠簸得厉害，许多旅客不能入睡。突然，“吭啷”一声巨响，接着是强烈的震动。当时乘坐该轮的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政治委员李长如同志从梦中惊醒，急向驾驶室走去。这时轮船两舷走廊和舱室中间走廊，站满了走出住舱的旅客，他们满脸疑虑，不知出了什么事，惊恐不安，议论纷纷；也有去抢救生衣的。李长如到驾驶室，见船长和船政委正忙着组织堵漏，情绪紧张。李当即向船长和船政委自我介绍：“我是华东海军六舰队政治委员李长如，你们船出了什么事故？”船政委说：“我们船触礁了！船底舱撞到礁石上，撞开了1米多宽、2米多长的一条大破口，船员拿几十条棉被堵漏都没有堵住，现在解放军和船员还在继续堵漏。”他和船长商量了一下，又说“我们请李政委指挥帮助抢救！”

原来，“民主三号”轮航行时，已偏离了正常航线10多海里了，4月17日凌晨3时03分，“民主三号”轮撞上了太平山甘屿附近的暗礁。这里离镇海口还有20多海里。

听完船政委的介绍之后，李说：“你们千万不能惊慌！现在我们解放军和你们一起抢险，维持秩序，保证旅客安全！你们应考虑万一堵漏不成，应把下层舱门钉死，阻挡海水进入上层舱室，至少可以缓慢进水！同时马上动员全体职工，要大家坚守岗位，维持秩序，安定旅客情绪！绝对不许任何人乘救生艇下海逃生！如果你们船万一开不到宁波，可否选一浅滩搁浅，这样比沉没在深海损失要减少。”

轮船干部得知李是海军六舰队政委，在乘客中数李职务高，对李的建议很重视。船政委马上召开党支委会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把李的建议作了部署。同时，轮船广播室立即反复播出：

“海军六舰队李政委命令：

请大家不要惊慌！保持秩序，保持船体稳定，我们全体船员，一定坚守岗位，绝对不许任何人乘救生艇，擅自下海逃生！”

“你们发出遇险呼救信号没有？”李长如同志又问道。

“发出了。”

“方位呢？”

“也报了。”

当时搭乘“民主三号”客轮的解放军干部、战士约有300多人，其中有陆军第二十军的干部、战士150人左右，海军舟山基地和第六舰队以及其他海军部队的干部、战士也有150多人。李长如同志从驾驶室出来，马上来到上层甲板，把这300多名不知姓名、年龄、职务的陆、海军干部、战士组织起来，维护秩序和保护旅客安全。轮船出事之后，许多干部、战士就已自发地主动帮助旅客提行李、背小孩、扶老人从下层舱到上层甲板。面对站满上层甲板的惊慌不安的旅客，李长如同志很快意识到，万一发生混乱，其中的老人、妇女、儿童，就会被挤掉海里，感到责任重大。他马上拿过话筒，首先说明自己身份，对解放军的干部、战士说：“战友们！现在‘民主三号’遇难，我们解放军同志有责任做好抢险工作！维持秩序，保护旅客安全！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我们军人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应当挺身而出，以舍身救人的精神，保护全体旅客的安全，维护好秩序，不让任何人下海，不让一个旅客落水。为了保护好老人、儿童、妇女的安全，防止风浪把他们卷进海里，我要求在场的解放军干部、战士，都站到两舷的栏杆边上去！”李长如同志这样一讲，解放军的同志立即自动组织起来，站到甲板的两舷，形成了一道人墙，把群众围在甲板的中间。

轮船的广播室又重复播出：“李政委命令：解放军的同志站到船甲板的两舷，形成人墙，保护群众！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

随后，李长如同志转向群众进行动员。他说：“旅客同志们，我们船触礁了。现在船员和解放军正在奋力抢险堵漏。我们船还能航行，正在往岸边靠近。我要求大家要保持镇静，不要惊慌，任何人不能下海逃生，有几百名解放军指战员在你们身边，保护你们。因此，大家要听指挥，自觉维护秩序。年青力壮的同志要照顾好老人、儿童、妇女。同时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海军和宁波港已接到‘民主三号’遇险信号了，很快就会有军舰和船只开来营救我们！”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旅客们看到解放军的干部、战士，不顾自身安危，站在最危险的地方，保护他们的安全，大家的情绪稳定下来了。大家说：有解放军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放心多了。

大约凌晨三时半左右，底舱的水已进满了，但船仍保持一定的动力，缓慢地向岸边航行。阵阵海浪已打到上层甲板，人们的衣服已湿透了。天很黑，雨停了，但大雾依然弥漫着海面。此时有人报告，在我们船的右前方，隐隐约约有两个亮点。李长如同志判断，这两个亮点，可能是渔船。于是，他请船长放下一艘救生艇，派了七八名海军干部乘艇去查明情况，并交待如是渔船，即说明情况，请他们来营救我们；结果是两艘打鱼的机帆船，并把他们动员来了。大家见到机帆船，十分高兴，而李长如同志却又产生了一种担心，轮船正在慢慢下沉，两艘机帆船不可能把1300多名旅客都载走，在这生死紧要关头，众多旅客能否听从指挥，会不会有人抢先逃生而引起混乱呢？他和轮船干部商量了一下。

于是，轮船的广播又响了：“李政委命令：先让老人、儿童、妇女乘机帆船返宁波港！请大家维护好秩序，帮助搀扶老人、儿童、妇女上船！”

真不愧是伟大的人民！在此生死关头，众多的人们听从指挥，不仅没有抢先离船，而且扶老携幼井然有序地上了机帆船。……

人们见到一位解放军干部帮助一名妇女拎着一个箩筐，箩筐里睡着一对孪生子，这位干部把这位妇女和一对双胞胎送上了机帆船；这位妇女流下了热泪，对着箩筐里的孩子说：“宝贝啊！解放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哪！你们长大了千万别忘记解放军叔叔呀！”另一位解放军干部搀扶着一位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上了机帆船，老太太泪流满面，紧紧握着这位干部的双手，一再感谢。可这位干部却因肩上背着东西、双手扶着老太太和她的孙女，下船时把腿碰伤了，鲜血顺着他的腿往下流，但他没叫一声苦。

就这样，数十名解放军官兵和旅客，迅速地将400多名老人、儿童、妇女扶上了机帆船。当两艘机帆船开走后，大家的心情也轻松多了。

两艘机帆船开走不久，“民主三号”客轮的下面三层舱都已进满了海水，船首上翘，船很不平稳。这时，天已放亮，大雾也退了，但涌浪仍然如狼似虎地怒吼着。正在这时，客轮终于在一个浅滩上搁浅了。船也平稳了。但海水已经漫到甲板上，人们半截身子都浸泡在海水里。“民主三号”客轮沉没了，上层甲板露出海面不到1米。

大约在五时左右，从舟山方向开来了七八艘舰艇，由第六舰队副司令员冯尚贤同志率领赶来营救；同时宁波军分区也开来几艘船只。旅客们看到这么多舰船前来搭救他们，一时沸腾起来了，大家流着喜悦的泪水相互拥抱，忘记了还身陷海水之中，兴奋地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站在李长如同志身旁的一位50多岁的像是大学教授的旅客对李微笑着说：“共产党和毛主席培养出来的这支人民解放军，在危急的时刻，爱护人民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营救船只有秩序地把“民主三号”上的全部旅客送到营救船上，一直送往宁波港。既是旅客又是参加抢救遇险旅客的人民解放军陆、海军干部、战士，在旅客全部撤离客轮之后，才随营救舰船撤离“民主三号”客轮奔赴各自的战斗岗位。“民主三号”客轮的船员们，在做好船上的善后工作后，也撤离“民主三号”客轮。

一场惊心动魄、关系生死存亡的抢救“民主三号”遇险旅客的特殊战斗胜利结束了，1300多名男女老幼遇险旅客，没有一个伤亡，没有一人落海。

（责任编辑致中）

2002年第10期 亲历民权门恶战　作者：杨昭仁

一、从老兵刘杰说起

我不认识刘杰，在解放天津时他是某团一连的战士，机枪射手。由于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西蒙诺夫访问一三五师》的文章，他读后给我来了封信，要求我帮助他向老部队反映他在解放天津战斗中，曾立过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因衡宝战役追歼敌人，全连轻装，把背包放在老百姓家院落里，战斗结束后，全连的背包全部丢失，刘杰的奖章、奖状放在背包里也随着丢失。他曾多次要求补发，因部队当时分散剿匪，未能办理。1950年，刘杰作为战斗骨干被派到中南军大五分校学习文化，在学习期间，他给指导员张德富写信，要求补办，因当时战斗紧张未办理。

1953年刘杰在军大毕业后，入朝作战，因头部负伤转到后方医院，伤好后由于留下了后遗症转业回乡。50多年来，刘杰一直在找老部队，找连长、指导员，他抱着极大的愿望，希望能找到老部队证明他这段历史。因部队番号更换，他一直没能找到，更没有找到连长、指导员。一名战士他所认识的最高领导就是连长和指导员。

刘杰的问题反映给原部队后，原部队查了军、师、团、连史没有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甚至，刘杰是否参战，还存有怀疑。

平津战役中的民权门之战已经过去50多年了，我当时是军宣传部干事，在打天津前跟随我们部长下到某团，我在二连帮助工作和了解战前的思想动态。所以我对民权门那场血战很清楚，但对刘杰在战斗中的表现却一无所知。是50多年后的今天，由于刘杰给我的那封信触动了我，引起我对同战壕的战友极大的同情，也使我回忆起那场血战的惨烈。

刘杰所在的一连，是解放天津突破民权门的“尖刀连”，战后所剩下的人也就是20来个。目前健在的也就是三、四个人。我分别用电话和信件询问了当时一连文书邹致成同志，战后一连指导员、刘杰入党介绍人张德富同志，当年的副营长、在打退敌人反扑中给刘杰压子弹的张金会同志。50年过去了，对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很难记得清楚，但他们对刘杰立功获奖印象很深，都证明了刘杰立过三大功、获毛泽东奖章，并向我叙述了刘杰在天津民权门战斗中的表现。

二、大战前夜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对天津守敌发起总攻。13日下午，某团一连召开宣誓大会，全连184名战斗员，排列在师长面前，师长将写着“杀开民权门”的红旗交给一连连长张希尧，说：“师党委要求你们迅速突破民权门，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

“坚决完成任务，决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全连战士振臂高呼。

在师宣传队的军乐声中，男女队员给全连184名战斗员佩带上大红花，师长和每一名战士握手。

13日晚九时，师长送一连进入阵地，他握着一连长张希尧的手说：“要沉着、果断，不误时机。”

“首长放心。”

师长嘱咐说：“进入突破口后，要选好进攻路线，不能盲目地让战士硬冲。”

“是。”

师长目送184名战士走入交通壕。

民权门是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嘉奖的标准工事，敌人为扫清射界，在民权门外五里之内，烧毁民房、平了坟头，成了一片无起伏的开阔地。从第一道铁丝网到民权门城下，设置障碍物11道，护城河宽两丈，水深八尺，护城河后面是密如蛛网的交通壕，星罗棋布的地堡群，地堡群周围埋了10万颗地雷，城墙周围竖着钢骨水泥大型碉堡13个，暗堡密布城墙，形成密集的交叉火网，射出子弹的密度，据战后统计，每英尺的宽度13发子弹穿过。还有敌人纵深炮火，倾泻在民权门外。

这就是一连面前敌人的工事。从冲锋出发地到民权门城墙下400米，每前进一步都面临死亡。战士们没有去想生与死，只想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解放天津开辟道路。用战士的话说：没啥了不起的，大不了躺在雪地上。我不打死敌人，敌人打死我，就这么个简单道理。他们无所畏惧。

1月13日那一夜，我是在前沿隐蔽部里。隐蔽部里没有几个人，连的干部都到排里检查武器、弹药，检查战士的着装，对战士的腰带、鞋带、绑腿都进行细致地检查。

天很冷，交通壕里坐满了战士，他们穿着大衣抱着枪，默默地闭着眼睛。二班长是全连年龄最大的，他坐在隐蔽部的出口，拿着烟袋向外喷着烟。炮弹爆炸的火光不间断地闪进隐蔽部，将他照得一明一暗，他眯着眼睛，茫然地望着交通壕的远处。

隐蔽部顶上的土，被炮弹爆炸震落下来，弥漫着隐蔽部。我移到二班长身边，他问我：“冷不冷？”

“还能坚持。”我问他：“你闭着眼琢磨啥？”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反问我：“你过滦河了没有？看见那片灯了吗？”

“看见啦。”

“有啥感觉？是不是酸楚楚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是，战争嘛！”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入关后，在过滦河浮桥时，我看见了那片灯——人们高举着各种形状的纸灯笼，灯笼上写着要找寻的人的名字。在行军队伍的两侧，老人、妇女、孩子高喊灯笼上的名字。在一片喊声中可辨别出：“有往张庄子捎信的没有？”

“刘玉贵，家来人看你来啦。”

一片灯海照亮了滦河，一片喊声震撼着滦河，滦河的水被寒风凝固着。

我看到一位老人拉住一位挎枪的干部，问：“王富生是我孙子，你认识不？”

“老大爷，我不认识。”

老人急切、颤抖地说：“他是机枪连的。”这位干部还没有回答，围过来一群人，抢着问，声音重叠交错，他无法听清。我从每个人的目光中，深深感受到他们是在寻找亲人，渴望知道亲人的安危。

我又看到一位中年妇女，举灯笼对一位干部边问边流着泪：“大兄弟，你们当干部的一定知道，王庆才是打锦州牺牲了吗？”

“王庆才是你什么人？”

妇女满怀希望地说：“是她爸爸。”

我才看到一个小女孩，抱着妈妈的腿在窥视。

“有人说，她爸爸打锦州死啦，是真的吗？”

“大嫂，我不知道。”

她望着那位干部，翕动着嘴唇自语地：“是死……啦”，她的灯笼从手中落在地上，灯笼在燃烧……寻找亲人的那片灯海，呼唤着名字，不知有多少人再也呼唤不回来了，他们无声无息地长眠在东北的大地上，他们的坟头在秋风夏雨中早已荡为平地了。

我随着部队走了，那片灯远远地留在我身后，那片喊叫声却留在我记忆里。

那片灯海，那片喊叫声，也留在二班长的心目中。

二班长告诉我：“连部通信员小曹，他爸爸、妈妈就在滦河找到了他，他妈妈流着泪，抚摩着他的脸，问这问那。”他感慨地咳了一声说：“老人嘛！”

战后，我听说小曹在巷战中牺牲了。

三、总攻开始了

总攻前，某团政委李继宗怕我被打掉，把我叫到团指挥所，让我跟着他的警卫员，警卫员不到20岁，比我大两岁。

指挥所的气氛是凝重、紧张的，我看到团长连划了三根火柴没有点着烟。作战参谋拿着电话，询问各营的情况。

六发白色信号弹升空，总攻开始了，我们炮群向民权门轰击。我趴在隐蔽部外的交通壕里，看到民权门成为火的海洋，烟的海洋。敌人反击的炮弹不间断地落在团指挥所的隐蔽部周围，子弹打在隐蔽部的土顶上。通向各营的电话线被炸断了，电话员背着线拐子跳出交通壕去查线。他没有回来，电话没有通，第二名电话员又跑出去了。

民权门的枪声是连成一气的，炮弹的爆炸声也是不分个的，炮声和枪声混为一体，像狂风暴雨笼盖着民权门。大地在颤抖，卧在战壕里的战士，在颤抖的大地上等待出击的命令。

“尖刀连”一排的任务是架桥，要在护城河上架起一米宽的便桥；二排的任务是要把炸药包、爆破筒送上去，炸毁11道敌人的障碍物，为一排架桥、三排突击开辟道路。刘杰就是三排的机枪射手。

爆破手要在炮弹的爆炸中，在轻重机枪射击的子弹缝里，把炸药包送上去，人倒下了冲上去，又倒下了再冲上去。就在这顽强的连续中，二排仅用两分钟的时间，炸开了护城河前的11道障碍物，伤亡惨重。

伤亡更为惨重的是架桥的一排。桥体笨重，桥轮在弹坑里颠簸，连长张希尧看两个班没有架上桥，怕延误出击时间，他带领三班冲上去，将桥推到护城河边。连长和三班的同志们接连负伤、阵亡。护城河近在咫尺，没有力量把板桥推下护城河，是突击排的孙国臣、刘杰和没有负伤的江发谷一起，把板桥推下了护城河。

桥架好了，敌人的火力集中在板桥上。三排的同志在踏上板桥时，有多少人倒在护城河下，谁也没有统计过。

三分钟占领民权门，二班副班长李和第一个登上城墙，不到20岁的李银根把“杀开民权门”的红旗插在城墙上，他双腿被炸断，红旗倒下了，他拖着被炸断的双腿，把红旗竖起，他又一次负伤，年轻的生命在红旗下结束了。这面红旗至今陈列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敌人要重新夺回民权门阵地，阻止我二梯队跟进，敌人纵深炮火上百发地倾泻在民权门内外，封锁通道，配合正面敌人反扑。

184个人的“尖刀连”，占领民权门后，就剩下20个人了，164个人都倒在民权门的雪地上。

由于二梯队没有及时上来，这20个人能否守住民权门阵地?阵地是用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夺取的，如果阵地失守，不但164个人的生命和鲜血白白付出，再夺取民权门，就不止164人了，要成倍地付出。

邹致成在信上说：刘杰的机枪在打退敌人反扑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次次把敌人反扑打下去。是张春林、江发谷给刘杰压子弹。刘杰连续打坏了三挺机枪。就在这时，少数敌人已冲上阵地，敌人抱住二排长王春田的腰，他同敌人从土坡上滚到交通壕，被七班长杨得礼用爆破筒把敌人打死。在左边碉堡里的杨景友、孙国臣听刘杰的机枪不响了，他们爬过交通壕，把敌人丢下的机枪、子弹送给刘杰，刘杰的机枪又响了，敌人被打下去。

二排长王春田是一连唯一的指挥员，连长、指导员、一排长负了重伤，三排长阵亡。王春田看到七班副李金耀负重伤仍坚持战斗，他命令一个战士把他背进碉堡。李金耀说：“排长，我还能爬，让没有负伤的同志留在阵地上。”王春田感动得几乎流下泪，他感谢李金耀，因为阵地上多一人就是一份抵抗敌人反扑的力量。他看着李金耀吃力地爬进碉堡里。

副营长张金会带着二连、三连上来后，向敌人反击，刘杰随着副营长进入王串场。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进入王串场后，遇到一个营的敌人反扑，机枪射手李和负重伤，机枪被炸坏，在危急时刻，张金会副营长抓住刘杰唯一的一挺机枪，他给压子弹，打退敌人反扑。

张金会同志的证明里写道：……50多年了，刘杰这个名字我是有印象的，他是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

张金会同志在病中，为了给刘杰同志写证明，请医生给他打了针。这么深厚的感情，这对在那场血战时还没有出生的人来说，是体会不到的。

四、碉堡今昔

团指挥所随二梯队进入民权门突破口，我是在卫生员小杜的指挥下，随团指挥所进入突破口的。小杜让我卧倒我就卧倒，让我快跑我就快跑，一定按着他的路线跑，否则就可能踩上地雷。

子弹密集地射在交通壕上，炮弹带着尾音连续爆炸，有几发落在交通壕里，把敌人的尸体肢解抛在空中。

我跟小杜进入敌人交通壕，交通壕里堆满了敌人的尸体和没有断气的伤兵，踏上去软绵绵的，有的还在叫唤，谁也不顾那喊叫声，照常踏着跑过去。

团指挥所进入被炸毁的敌人碉堡里，碉堡里敌人埋了颗地雷，没有时间起雷，团长命令通信员守着以免踩响。通信员开始是站在地雷旁，由于二梯队的进入，碉堡里人越来越多，通信员蹲在地雷旁，后来他坐在地上，地雷在他两腿之间。因为进入突破口后就没有交通壕了，从护城河到碉堡是一站，谁都要在碉堡里喘口气，碉堡里过路的人越来越多，通信员急的大骂。不管通信员如何骂，出入的人照常拥挤，因为外面的子弹和炮弹的爆炸太密集了。

2000年我到天津，乘出租汽车来到民权门，寻找那场血战的遗迹。战争的痕迹已荡然无存了，水深八尺，宽两丈的护城河被宽敞、笔直的柏油马路代替，那个埋着地雷的碉堡不见了，在它的遗址上是座闪着霓虹灯的酒楼，里面传出的声音不再是通信员的骂声，而是架子鼓和男女青年的欢笑声。

我问出租汽车司机：“你知道这里有过一场血战吗？”

他反问：“嘛血战？”

是的，没有人记得那场血战了，那是昨天的事，是往事。昨天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

“天津市民权门综合批发市场”这条横幅是民权门唯一的标志，里面不再是碉堡，也不再是敌人的隐蔽部了，而是繁华的商业小街。50年前这里是敌人的隐蔽部，上百条电话线从这里拉出，一连冲进去后，有的敌人被打死，有的被俘，桌子上堆着酒瓶和罐头，留声机还在转，唱片被战士一枪打碎，留声机也停转了。

五、战后评功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王庆坨召开表彰大会，师长把一面写着“钢刀连”的奖旗授给一连，命名一连为“钢刀连”。

民权门之战，伤亡之大，功绩之显著，在一连的连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评功会上，20个幸存者中，有18个人分别立了一大功、两大功、三大功。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的六名，在队的有杨景友、刘杰；阵亡的：李银根、钟汝彪；负伤住院的：李和、孙国臣。两个人没有立功，一名是文书邹致成，他因忙于上报材料没有参加评功，另一名是王永润，他冲到民权门后，看到和自己终日生活在一起的战友倒在雪地上一片，他不顾一切地冲入敌群，在他换冲锋枪梭子时，被敌人按倒了，二梯队上来后，敌人逃跑时把他丢下。对王永润是否立功有争论，有的同志认为他是孤胆英雄，有的同志认为他被俘不能参加评功。

王永润在邹致成心目中，是孤胆英雄，他在辽西会战时和副排长两个人抓了300名俘虏，他的衣领上被子弹穿了两个弹孔。

王永润没有立功，他背着沉重的被俘包袱，沉默寡言地跟随连队过了长江，在衡宝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张德富是一连战后的指导员，是刘杰入党介绍人，他证明刘杰立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

邹致成同志来信说：我同刘杰无亲无故，同他断绝联系50多年，出于战友的情分，本着对历史、对组织、对个人负责的慎重态度，我写了两份证明，一份寄给老部队政治处，一份通过老首长房扬达转给军里。（房原一营营长后升为副军长离休）

房扬达同志为了解决刘杰的问题，给原在某团工作的老同志分别写了信，同时给某团的老政委李继宗和原师的组织科长鲁挺同志也写了信、通了电话。李继宗在电话中对鲁挺同志说：让我签字证明，我签字。

为什么刘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在哪里？

因为军、师、团、连史上没有查到刘杰立功受奖的记载，不被承认。刘杰是否参战，因为军师团连史上也没有他参战的记载，所以尚存怀疑。

一名战士是否参战，任何时代的历史也不可能记载，同战壕的战友证明了，还不被承认，那么，这名战士全身是嘴也无处去说。反过来说，军师团连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有“张冠李戴”的。如，李银根误为姓钟，孙国臣误为姓杨。在连史里记载着，民权门战斗中涌现出了八位立三大功的战斗英雄，他们是：丛德瑞、张中富、杨青林、杨景友、陈印、李和、杨〔孙〕国臣。（注：缺一人）这八名战斗英雄里，且不说有没有刘杰，其中有两名根本没有参加民权门战斗。杨青林在1947年羊山子战斗中就牺牲了，丛德瑞在进关前就离开连队，可是连史里仍然记载他们是民权门的战斗英雄。

这个团的档案材料，在衡宝战役中突围时已经烧毁了，现在的档案材料是后来老同志们追记的。

六、刘杰真人

刘杰不是他的名字，是本乡地主儿子的名字，他也不姓刘，他从小给地主看牛，做长工。1946年地主买通了国民党乡公所，把他顶替地主儿子刘杰抓了壮丁。1950年在军校恢复原名———张大吉。他1948年解放入伍，在我们党的教育下，很快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是大地主、大恶霸的代表，所以，他在战斗中积极勇敢，沉着顽强。

张大吉同志回乡后，谁也不知道他是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他离开医院携带的档案里，没有一笔他立功的记载。

他年老多病，后遗症随着年龄越来越重。大儿子患病九年病故，为儿子治病欠债累累。女儿又淹死。儿子留下的孩子要他抚养，他生活在贫困线上。

21个月后，在军首长的关怀下，张大吉的问题终于解决了。如果军首长不过问此事，张大吉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0期 我亲见亲历的荒唐工程　作者：张登善

我是土木工程师，亲见亲历了许多哭笑不得的建筑业故事。

我曾经问一些年轻的工程师：建一座面积约800平方米的三层楼砖木结构宿舍楼，从基础到交付使用，如果尽可能地快，得多少时间？

没有人答对。实际是15.5小时。也就是说，清晨破土动工，傍晚就水流灯亮了。人们不相信，但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这件事发生在四川德阳工业区重型机器厂工地。那个时代放了很多“卫星”，这是其中的一个，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这样做很不经济。采用人海战术，用工量超出常规好几倍。质量尤其粗糙，例如10米高的砖墙一天砌到顶是违反国家《规范》的规定的（按规定，砖墙每天只能砌1.2米）。由于灰缝下沉量集中发生，建筑物出现很多裂缝。

这些楼质量差，但还能使用，比它的一些兄弟“卫星”要幸运得多。哈尔滨的农业大厦，一座五层的大楼，竣工后一个晚上，突然崩塌，幸好尚未住人，未造成严重伤亡。这是一座“四不用”大楼，所谓“四不用”，指楼的结构中不用钢材、木材、水泥和红砖。真是一个敢想敢干的结晶。

由于我国的财力、物力有限，根本实现不了“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所以大搞紧缺物资的代用品就成了我们技术人员一项重要工作。缺钢筋，我们找到了竹筋、玻璃纤维代用；缺木材，我们找到了玻璃钢（以树脂粘合玻璃纤维制成）代用；缺水泥、红砖，我们找到了蒸养或非蒸养硅酸盐代用，于是“四不用”的建筑就出现了。农业大厦的垮台也许是件好事，它使“四不用”甚至“八不用”的冒险有所收敛。

除了建筑本身，各项配套工作也在放“卫星”。为了增加运输力，人们在货车后面猛加挂斗，一辆载重3.5吨的解放牌货车竟加到八个载重量一吨的挂斗。1958年我亲眼见到它行驶，像一列无轨火车。最后因妨碍交通而被迫停止。

不要以为这些事都是群众自发的行为，不是，是各级组织号召的。我还清楚记得德阳工业区区委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号召推广超声波的情景。他说：“不就是一截钢管、头上装上一个薄钢片吗？能量就在这个薄钢片上。和小时候玩儿的竹管上加一片竹叶一个意思。你们信不信，反正我相信。”当天晚上，我单位职工一夜未眠，加工超声波。仓库管理员奉命打开仓库，听凭各取所需，结果一晚上用了十余吨钢管。凡是水阀、汽阀都装上“超声波”，算是实现了“一夜超声化”，也是一颗“卫星”。

这些事例是说不完的。听起来好像笑话，想想却令人心酸。年轻人会奇怪，你们老一辈的工程技术人员怎么这样不讲科学，好像小孩子过家家，想怎样就怎样？其实，1958年起，科学作风和科学态度遭到破坏，是由于有一股由上而下的急功近利的狂热思潮，技术人员是不起作用的。

那些不尊重科学的行为，很快就受到了惩罚。以“钢帅”、“粮帅”为首的大大小小“卫星”不久都销声匿迹，徒然给国家造成损失，成为1960年出现经济困难的前奏。但是，人们并未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1970年到1976年，我在第二汽车厂工地工作。亲眼看到在这样一个重点工程的建设中，违反科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首先是厂址的选择，这个厂分散在24条大山沟里，土石方数量惊人。数学家华罗庚曾说过：材料、产品和后勤物资的长距离运输已经注定了这个厂的产品缺乏市场竞争能力。但这样做符合林彪“山、散、洞”的要求。

该厂的主要机器都是欧美进口的，非常先进，但厂房和宿舍完全是“低标准、瓜菜代”。不是艰苦朴素而是不安全，不适用。例如，宿舍搞了100多万平方米的“干打垒”（一种板筑三合土）建筑。这种“干打垒”墙收缩非常厉害，居然做到四层楼，而楼梯间却是砖砌的，结果变形不协调，墙体裂缝大到二、三厘米，听说后来“干打垒”都被拆掉，改砖墙了。

“干打垒”非但被用于房屋，还被用于做桥。在十堰市，人们建了一座长约12米的双拱公路桥。因为不放心，施工人员悄悄在土里掺了60吨水泥。其实，有这60吨水泥，建一座混凝土拱桥也够了。尽管如此，土桥建成后下面仍出现了几条裂缝，因为干缩是土的天性，无可奈何的。这几条裂缝真是太好了，它影响了“干打垒”桥的推广。这座桥使用了很长时间，但每通过重车，则须在桥下加支撑。

最危险的事是人们企图做一种“干打垒”双曲拱，用于仓库屋面，跨度有12米和18米两种。天幸在做荷载试验时，拱被吊到4.5米高处，垮下来了。拱上的4名同志（其中一位是我妻子）灰头土脸地爬起来，居然无伤亡。

第二汽车厂的厂房设计得过于简陋，薄壁型钢屋架、轻型檩条（由钢筋焊成）、单槽瓦。我觉得这个结构方案很适合做自行车棚。后来轻型檩条发生一次因结构破坏而高空坠落的事故，人们就对屋架和檩条进行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加固，而且是在载重情况下高空焊接的，场面很动人。单槽瓦不保温，影响生产，又搞了一次全厂范围的增加保温：屋面满加矿棉保温层和瓦楞铁防水层。买一个“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整个二汽建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些不尊重科学的冒进行为，发生在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的领域，工程技术人员当然是有责任的。但责任多大，要具体分析。

“大跃进”一开始就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重大问题都由领导、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决定。技术人员是主办者，但领导有否决权和拍板权。在技术人员中，有迎合领导心理，投其所好，以求政治进步者；有坚持科学，据理力争，不怕右倾保守之名者，但那是少数。大多数人坚持科学而不强调，陈己见而不坚持，最后服从领导决定。这和当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比较软弱有关。

反右以后，知识分子心有余悸。毛主席历来反对“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一般知识分子却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的，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还时常受到一些无端的辱骂。在二汽工地，北京设计院的一位工程师经常强调基础要做在老土上（不要做在填土上），一位领导竟在作报告时讥笑他：“有那么一位老土工程师”。中南设计院设计的一种行车梁被中南军区的一位首长看见了，嫌它太厚重，说：“这是哪个王八蛋设计的？”

从1957年反右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20年的历史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异于一场噩梦。最大的痛苦不仅是自身人格的备受摧残，而且是看到世界各国在科技推动下，生产力突飞猛进，我们却停滞不前。更令人痛心的，从“五四”运动起，先驱们就为民主和科学而奔走呼号，而在近40年后，竟出现了一股“不要迷信科学”、“知识越多越蠢”的反科学潮流，真是令人扼腕长叹！（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0期 “天天读”备忘录　作者：雷　颐

1968年秋，我在河南郑州，此时“文革”正在高潮，在社会上闲荡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些小学六六届毕业生终于升入中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的领导之下开始“复课闹革命”。所谓“复课”，复的当然不是“文化课”，而是“阶级斗争”这门“闹革命”的主课。整天价不是对从赫鲁晓夫、刘少奇到不少我们连名字还叫不出的老师进行“大批判”，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地自我批判；再不，就是到工厂和农村“开门办学”，以“经风雨、见世面”。但不论“课程”如何变化，有一门却必须“雷打不动”地每天都有，绝不能变，这就是“天天读”。

所谓“天天读”就是每天早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像作完“万寿无疆”和“永远健康”的“早请示”之后，必须读一个小时的“毛著”。这一小时可是非同小可，因为事关对伟大领袖“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是关系到这一天的“方向”、“路线”的重大问题，所以当时工农商学兵全国各行各业都必须有一小时“天天读”。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得挤占这一小时，“天天读”必须百分之百地得到保证，做到“雷打不动”。“上面”反复告诫，一定“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

开始大家还有种新鲜感，虽然都才十四五岁，却都尽量“带着问题”认真读，想把自己锻炼成为“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然而久而久之，日复一日，终于发现“六根难净”，无法天天全神贯注地“改造思想”、“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天天读”也就一天天松懈下来。但在每班一位工宣队员或军宣队员——此时大多数老师早已“靠边站”，反正又不学文化课——的严密监视之下，所能做的“小动作”就是在纸上写写画画。乍一看，还以为人人都在认认真真地写“学毛著”的心得体会。

但“人生写字祸害始”，这乱写乱画，可给不少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因为按照“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的理论，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和“保险缸”里，“阶级敌人”时刻在对我们进行“和平演变”；何况我们在“文革”前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还受了整整六年“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黑路线”的毒害呢！所以在我们中间必定也会有阶级斗争的存在。再说，每天批美帝、苏修、刘少奇毕竟离我们太远，而本校该挨斗的老师在每班“轮流揪斗”了已不止一遍，“文斗”加“武斗”，这些“牛鬼蛇神”早已遍体鳞伤，被“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时反复强调“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落实到每一个车间、田头、连队、课堂”，决不能留下阶级斗争的“防空洞”。于是，工宣队、军宣队按照“新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在我们这些十四五岁的中学生中间进行“阶级斗争”，使阶级敌人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无处藏身。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开了几次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动员会后，经过同学间的互相检举揭发，全校几十个班果然班班都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都找到了两三个有严重“政治错误”甚至“反动倾向”的学生。其中不少人，就是在“天天读”时东倒西歪地东写一句西抄一句，愣是让一些“觉悟高、警惕性高”的人从这毫不相关的字句中抽出几个字来，组成“反标”。也难怪，当时从一幅画的浪花、波纹或麦秆、稻穗中都能琢磨出“反标”来，何况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字”呢。我们班也先后揭出了一男一女两个“有问题”的同学，成为全班“大批判”的对象。他们的“问题”，也都是在“天天读”乱写乱画时“暴露”出来的。

首先被揭发出来的是那位男生。

有天“天天读”的时候，他在一张纸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标出许多名胜风景，接着又画出了他想像中的旅游路线，几乎游遍了名山大川。但要命的是，他的旅行终点竟是台湾的阿里山！更要命的是，这张废纸被他随便扔掉，却被某位“觉悟高”的同学——至今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悄悄捡起，交给了管理我们班的工宣队师傅。

这可不得了！工宣队研究后，勒令这位同学开始深刻反省，同时在班里展开动员，发动积极分子统一口径，准备大批判。在工宣队的细心“启发”下，“大批判”的火力“层层深入”，迅速击中“要害”。首先，要批判他“天天读”不读毛主席著作，是“态度问题”，是……第二，他一心想游山玩水，贪图享乐，根本没有当“革命接班人”的伟大理想，没有“解放全人类，实现全球一片红”的宏伟抱负……第三，他的目的地是台湾，具有明显的反动政治意图……最后，一定要揭出他的阶级本质和阶级根源。

这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刚入校时就“贯彻阶级路线”，对每个同学的家庭出身、父母是否有政治历史或“现行”问题都作了详细清理，分为“红”“灰”“黑”三大类，据此作为奖惩不同、能否加入“红卫兵”的根据。这位男同学的家庭出身属于最“黑”的一类：出生不久父亲就被“镇压”，母亲自杀，从小由舅妈养大，而他的舅妈也是“右派”。所以，他的不学“毛选”、想到台湾等等等等都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是有“阶级根源”的。这些，成为随后两个月的“大批判主题”。在班级举行的一次又一次批判会之后，这位男生开始作“自我批判”。对前几项“错误”，他一开始就“供认不讳”，但就是不承认“阶级本质”这最后一点，所以他的检查总也通不过。最终，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是由自己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并表示一定要与自己的阶级划清界线云云才算通过。

按当时的说法，阶级斗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按下葫芦还会浮起瓢”。这位男生刚“通过”不久，那位女生的“问题”就暴露出来。

这位女生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文质彬彬，能唱会画，还会拉小提琴。当时，会拉小提琴的可谓“凤毛麟角”，所以她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颇引人注目。

一次“天天读”，她拿钢笔在纸上画了小桥、流水、柳树、丛丛鲜花，一位少女坐在花丛中愉快地拉着小提琴，旁边还写了毛主席诗词《卜算子·咏梅》中十分著名的最后一句：“她在丛中笑”。无疑，这是幅“自画像”。画完也就随手不知是扔在地上还是放在桌上或桌屉里，反正最后也通过某位同学到了工宣队的手里。

同样，又是先召开积极分子会，统一批判口径，布置批判内容。

首先，还是“天天读”不学“毛著”的态度问题。第二，这幅画明显表现出一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因此不能就事论事，而要联系到她的生活作风方面，比如她爱穿色彩鲜艳的衣服和裙子，头上喜欢系别致的“蝴蝶结”……另外早有同学反映她常常不自觉地哼一些诸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类外国歌曲或“蝴蝶泉边”这类“文革”前的抒情歌曲。当时，这些歌曲都是被明定为“黄色歌曲”而严禁传唱的。第三，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概写下的《卜算子·咏梅》是有深刻寓意的，“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个“她”是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化身，面对国际帝修反反华高潮而世界革命处于低潮的“百丈冰”，“她”傲然相对，是冰天雪地中的一点红，是全世界人民的希望。“她”以坚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坚信世界革命必将如春天“山花烂漫”般在全球轰轰烈烈，笑待那一天的到来……这些都是人人皆知、早有定论的“标准解释”，但她居然用毛主席的“她”来比喻她自己、表现一种非常不健康的情调！虽还不是政治问题，但影响极坏，性质严重。最后，也是找阶级根源。经查，她的主要社会关系中虽然没有“关、管、押”，也没有“清理对象”，但她毕竟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这些不健康的思想和情调肯定是来自这种家庭的影响，也需要划清界限。

开了几次批判会后，她也作了深刻的“自我批判”。一些调皮的男生还给她起了外号：“丛中笑”。到底女生脸皮薄，不久她就随父母下“五七干校”，到农村去了。

平心而论，我们学校工宣队的“政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明确规定“有问题”的学生是“可以教育好的”，与“有问题”的教师有本质不同，要“区别对待”，只在本班批判，不到各班“轮斗”，更不准“武斗”。而有些“先进”学校到我们学校来“传经送宝”，介绍他们的经验，对这种学生也要“稳、准、狠”，要到各班“轮斗”，“问题严重的”甚至要召开全校规模的批判大会。

经过这些风波，同学们虽然依旧写写画画，但都养成了“敬惜字纸”和良好的“环保习惯”，很少乱扔废纸。不是小心放在衣袋里，就是撕得粉碎扔到“字纸篓”里，再未发生“意外事故”。

当然，“大批判”也不能占用“天天读”的时间（对此不详述）。由于当时不学文化课，每天不是军训、政治学习就是学工、学农劳动，所以有的是时间，但每个星期六的“天天读”时间却可以不读毛著，而是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交流会”或“活学活用”“讲用会”，再不就是结合毛著“斗私批修”，人人都要公开批判自己灵魂深处的“私字一闪念”。有次开“斗私批修”会，大家的发言无非是检讨自己的迟到早退、劳动偷懒、学毛著没有“带着问题学”，男同学打架、女同学搞不团结之类。但我们班的军代表听后极不满意，在严厉批评我们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后，给我们作了“狠斗”的示范，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同学们，这个私字总是藏在灵魂最深处，不用层层剥笋的方法就斗不出来，我给你们斗个样子看看。同学们，昨天下午我晚来了几分钟，耽误了大家几分钟时间。为什么我会迟到这几分钟呢，这里面有私心。当时我正在洗衣裳，知道时间到了，还是想再有几分钟就能把军服洗完晾出去。为什么非要先把军服晾出去呢，这里面有私心，就是想一下午这件军服就晾干了，明天还可以穿。为什么非要仅着这一件衣服穿呢，这里面又有私心，就是想自己今年可能要复员回家，尽量仅一件军服穿，到时候上交，带回家的那件衣服就尽量新一点。为什么想到复员回家了呢，这里面又有私心，我已经超期服役两年了，提干看来是没希望，心想那就不如早点回家，再加上母亲也想要我早点回去结婚成家。同学们，革命战士要时刻听从组织指挥，自己是走是留这是组织考虑的事，组织要走就走，要留就留，自己根本就不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却想了那么多。你们看，迟到几分钟看起来是小事，里面的私心可不小……”后来好多次，我们必须绞尽脑汁地如法“层层剥笋”、“狠斗私字一闪念”，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还会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种“剥笋法”。

“天天读”我最喜欢读的是某“革命群众组织”编写的《毛主席著作中的成语解释》，这本“解释”和《毛主席语录》一样大小，也是外包红塑料皮的“小红书”。在这本小书中，我读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大都是一个一个小故事，读来非常有趣。虽然工宣队、军代表都提醒我要以读原著为主，但一本“小红书”和《毛泽东选集》同时打开，他们也分不清我是在“读原著”还是在读“解释”。总之，我的“成语知识”很大程度来自那时。

从1968年秋到1970年末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这两年半的时间里，不少同学靠“天天读”练了一手好字。同学们最喜欢抄的是“毛主席诗词”的手写体，所以许多人都能写一手的“毛体字”。由于把当时公开发表的37首“毛主席诗词”都背得滚瓜烂熟，所以虽然我们从未学过古文，更未学过古典诗词，但熟能生巧，在我们这些实际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水平的一些学生间却无意中兴起了一股填词、写律诗热。一时间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你唱我和，煞有介事。毕业下乡前，从男寝楼搬行李的时候，一位同学拿着毛笔信手在墙上写了一首近似“打油”的“七律”。虽只看了一眼，但至今我还背得出：

爷们将到农村去，

此地空余男寝楼。

爷们一去不复返，

小楼从此空悠悠。

高楼幢幢城中路，

稻菽片片乡间田。

日暮乡关何处是，

瞻望前程使人愁。

虽然格调“极不健康”，有对抗上山下乡这一“防修反修”伟大战略部署之嫌，但下乡插队的工作非常不好做，为保证所有同学全都按时顺利下乡，好实现“一片红”向毛主席“献忠心”，工宣队对此也就一笑了之，并未深究，算这小子幸运。（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0期 我奉命保护苏加诺总统的华人助理出境　作者：　作者：马尔韦·赛兰（Ｍａｕｌｗｉ　Ｓａｅｌａｎ）译者：黄元焕

译者按

印尼苏哈托右翼军人政府统治结束后，民选政府成立即开放言论自由，逐步把右翼军人集团对苏加诺的诬蔑推翻。最近出版的较令人瞩目的著作是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在1965年前后关于印尼局势和美国干预的解密文件，许多右翼军人集团和美国情报局勾结和接受资助的内幕，以及原总统警卫团副团长马尔韦·赛兰上校撰写的回忆录：《从1945年革命到1966年政变》

作者马尔韦·赛兰除曾担任总统府警卫团副总外，还是印尼国家足球队赫赫有名的门将，是妇孺皆知的人物。因此当此书于2002年5月22日在雅加达举行隆重的发行仪式时，梅加瓦蒂总统和印尼革命元老，政府各部部长和其他各界人士都出席了这次盛会。

本书中的一个章节忆述了苏加诺总统如何保护他的华人私人助理司徒眉生安全离国以逃离当时右翼军事集团绑架阴谋的经过。这个阴谋的策动旨在达到加速推翻苏加诺总统的目的。他们企图在绑架成功时，对司徒眉生逼打成招，制造假供。他们阴谋诬指九·三O事件是苏加诺总统在得到中国[中国共产党] 的支持下，联合印尼共产党所发动的，以达到消灭印尼右翼军人集团为目的。因为司徒眉生当时在总统府参与处理关于中国以及新兴力量运动[指第三世界新兴的独立国家] 的事务，被认为熟知内情，因此策动了对他绑架后予以清除的阴谋。司徒眉生曾是印尼华人中有不平凡经历的人物，梅加瓦蒂总统至今仍尊称他为叔叔。

当时的局势变化的确是使人感到窒息的。不管他是谁，只要是和苏加诺总统亲近的人，就都会被认定是必须加以逮捕，或必要时必须通过绑架来清除。

例如一向协助苏加诺总统与中国朋友沟通和会谈的总统私人助理兼华语翻译司徒眉生就立即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但好在他在陆军战略司令部[Kostrad—苏哈托时任司令的特种野战部队即发动政变时所利用的主要部队和雅加达军区司令部[Kodam Jaya]的朋友都非常紧迫地把正在酝酿着，将威胁他生命安全的情况通知了他，有一位将军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亲自向总统报告了企图绑架司徒眉生的阴谋。

因此，当眉生到总统府报告可能降临他身上的危险时，总统当即决定让他暂时出国，以保护他的安全。其余的事，容后视形势发展再作决定。

当司徒眉生正准备从马腰兰机场起程出国时，却为军事掌权者方面发觉。他们派出一位中校衔的军官，阻止他离去。幸而那位军官还允许他们打电话回总统府，报告受阻情况。

在总统府接听电话的，是总统府办公厅主任雅明，他感到事态严重，便立即把这突发事件向总统作了口头和书面报告。总统随即嘱咐雅明，传令该军官让司徒眉生回总统府，这命令当时还是被执行了。

阻止司徒眉生启程的借口是因为他是华文《首都日报》的社长。这家报纸被控支持“九·三○”运动，其实这家报社是与大雅加达首都特别区政府合办的。

总统亲自听取了眉生有关出国受阻的报告后，立即就在雅明事先提交的有关他不获准离境事件的备忘录上作出明确的批示，其内容是发出总统给地方战时掌权者和眉生本人的命令，让眉生前往香港。

我当时是总统府警卫团“渣克拉比拉瓦” 团的副团长。总统突然传召我，命令我翌晨要亲自护送司徒眉生到马腰兰机场，送上飞机，让他安全出国。

眉生的离开当然会被认为含有政治意味，我和参谋人员还得想出让他如何通过军方检查的合理理由。因为他当时也兼任印尼共和国总统保健小组秘书。恰好总统私人医生刘英昌博士[Dr.Lauto Ing Tjing]也要到欧洲寻购治疗总统疾病的药品。因此，我们决定让司徒眉生以同样的任务和刘医生同行飞往欧洲。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的医疗小组仍在协助治疗总统的疾病，后来获悉，总统的政敌也诬蔑中国医生卷入“九·三○”运动，因此被请离开印尼。

在雅加达军区司令部有关军官们的配合下，我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卫护眉生安全出国的任务。

后来知道他平安抵达荷兰后，再从荷兰续程飞抵香港，但未能得到当时仍在英国统治下的港英政府的居留许可。又再从香港转赴时属葡萄牙殖民管治的澳门，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在之后的日子里，眉生以他出色的才智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加上真主的庇佑，使他建立的企业在异地成功和发展了。

其实，眉生除了是印尼共和国总统私人助理，主要任务是维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良好关系外，并没有犯过任何错误。因此，没有必须让他离开印尼的理由。

苏哈托推翻了苏加诺总统，在时光流逝十多年之后，苏哈托又需要使用司徒眉生了。1981年，苏哈托命令贝尼·穆尔达尼[时任国家情报总局副局长，后升任武装部队上将总司令]到香港和眉生见面，要求他回印尼一行，因为苏哈托总统想和他商谈印中关系的问题。

眉生当即表示如果人身安全受到保障，愿意回印尼一次，因为1965年的创痛仍是记忆犹新。他和他的好友时任印尼副总统阿丹姆·马立克的秘书联系。在副总统向他作出人身安全可以保证的承诺下，司徒眉生终于飞返印尼，总统苏哈托将军第二天晚上就在珍达纳大街官邸会见了他。

由于印尼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卷入1965年“九·三O运动”，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仍处于冻结的状态。尽管如此，苏哈托却希望两国间的直接贸易关系能先行建立。

苏哈托总统要司徒眉生把这一信息转达给北京当局，并声明两国外交关系虽仍未解冻，但印尼仍然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苏哈托总统设想能在外交关系恢复之前，先开始建立两国的直接贸易关系。事实的发展是在酝酿经年后才有了印尼工商总会[Kadin]，随后与中国贸促会开始进行谈判和交往，谈判地点开始是在新加坡举行的。

苏哈托虽然非常恨共产党，但涉及有利于他的商业关系时，意识形态问题可以搁置一边。

就这样，印尼商品如橡胶、木材、棕榈原油等等，源源流向中国，而中国制造的许多商品也销来印尼。

当眉生第一次重返雅加达时，我见到了他，我们都为能够重逢兴奋不已。我向他出示了一件极富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就是苏加诺总统当年为保护他出国签署的命令书原件。这封命令书是我出狱后，在残存的档案中偶然发现的。

在苏哈托总统统治时代，司徒眉生虽然人身安全曾经受到威胁，但仍然愿意给印尼提供必要的帮助，譬如他曾协助印尼粮食机构从中国购买当时十分紧缺的大米。

他在印尼国内曾被追捕、甚至被追寻到国外去，令他必须埋名隐姓，以逃脱苏哈托情报人员的追踪，在与香港为邻的澳门悄悄地创建自己的事业。

幸运之神给他的企业带来光明的前景，逐步地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由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变成了成功的企业家。他的企业以澳门为基地，商业网络又扩展到他自己的祖国印尼。

司徒眉生1928年出生于苏甲巫眉。1946年，他在日惹开往玛琅的专列火车上认识了苏加诺总统。这一趟专列火车运载总统一行到东爪哇玛朗市参加印尼中央国民议会[KNIP]会议，那年作为年轻的新闻记者他被报社派去采访会议新闻。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眉生仍然和苏加诺总统家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注：译者黄元焕是原广州外语外贸大学——印尼语文系教授。40多年前曾与司徒眉生在印尼雅加达著名的华文日报——《新报》共事]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作者：李　普

北京大学有过辉煌的历史，这辉煌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北京大学也有过悲惨和很不光彩的一页，同样也不仅属于北大，同时也属于全中国。感谢季羡林老先生把这一页记下来了，这就是他的《牛棚杂忆》。我相信这本书将流传下去，坚信后人将比我们幸运，他们将拥有更多的自由来充分探讨书中提出来的那些问题。否则我们这个国家就太没有希望了，我不相信她没有希望。

书中说，若干年前，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季羡林老先生认为，比较起来，年轻人并没有多少“伤痕”，只不过是碰伤了皮肤。真正有“伤痕”的是许多开国功臣、大元戎、著名作家和其他许多年老的大知识分子。他期望这些人留下一些亲身经历的记述和教训，否则我们的子孙将不相信天底下竟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来。其实，何用等到将来，你若同今天的青年谈十年浩劫，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表示很难相信。这位老教授经过16年的期待和反思，才决定他自己来写这么一本书。这20万字记录了他那十年里的经历和见闻，催人泪下。我要再三说，他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一则他写的是北京大学；二则他是北京大学老资格的大教授，当时已经在北大当了20年东语系系主任，是写这样一本书最适当的人选。对起劲折磨他的他系里那几个高足和他聘请来的几个教师，他指姓而不道名，但是人们一望而知那是谁。他们人还在，这就是说，书中的记载都经得起验证。

北京大学成了新时代的“革命圣地”，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

北京大学历史上这可耻的一页，开始于那张奉命制作的造反大字报。这张造反大字报于1966年6月1日被肯定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可了不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全文播放，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刊载，大字标题为《北京大学七同志揭发一个大阴谋》，同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北京大学立即“誉满全国”，成了新中国的“革命圣地”，每天前来朝拜取经的人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声势之浩大超过了30年前旧中国时代的延安。

季羡林写道：“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木牌这一个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即传遍了全国，而且在某些地方还有了新的发展。挂木牌的钢丝愈来愈细，木牌的面积则愈来愈大，分量愈来愈重。地心吸力把钢丝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至鲜血直流。”

季羡林先生是在决心自杀的千钧一发之际遭到第一次批斗的。他盘算了几天几夜，想好了到圆明园的大苇坑中服安眠药自尽。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步出门。正在那生死关头，闯进来三个学生，雄赳赳、气昂昂，把他押去批斗。如果那三个学生晚来半个钟头，这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季羡林了。

这第一次挨批斗是“陪斗”，他还不是主角。他先是同其他几个批斗对象面壁而立，挨了耳光，背上挨了重重的一拳，腿上挨了重重的一脚。这些只能算是序曲，然后，大轴戏终于来了。猛听得霹雳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上来两个红卫兵，抓住他的两臂拧在他背上，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压住他的脖子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他被命令低头、弯腰，再三被命令“再往下弯”，再三挨拳击、挨脚踢。他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双手悬在空中，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下。“但是，我知道那样一定会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警告自己无论如何不能倒下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接着写道：“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批斗大会结束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会场，押上一辆敞篷车。他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向他投石头，打到他头上、脸上、身上。汽车只是向前开动。过了不知多久，车突然停了。一个人——不是学生，就是工人，一脚把他踢下了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了起来。一个工人走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掌，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即流出了鲜血。这个工人，他是认得的。忽然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

那些“革命小将”显然是从折磨别人得到快感的，特别是以虐待知识分子和自己的老师为乐

季羡林老先生这本书着重谈到了一个以折磨人取乐和特别是折磨知识分子的问题。他写了这样一些话：“有的人确实是从折磨别人中得到快感享受的。”“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虐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根性，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我的理论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可以名之为‘折磨论’。我觉得，‘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所搞的一切活动，不管他们表面上怎样表白，忠于什么什么人呀，维护什么什么路线呀，这些都是鬼话。要提纲挈领的话，纲只有一条，那就是：折磨人。”

他又说：“关在牛棚里的时候，我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我逐渐感到其中有问题：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折磨知识分子？”又说：“‘文化大革命’整知识分子，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是怎样花言巧语也掩盖不了的。对广大的受过迫害的知识分子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过去。再拿我自己来做个例子。我一方面‘庆幸’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被关进了牛棚，得以得到了极为难得的经验。但在另一方面，在我现在‘飞黄腾达’到处听到的都是赞誉溢美之词之余，我心里还偶尔闪过一个念头：我当时应该自杀；没有自杀，说明我的人格不过硬。我现在是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妙的。既然我有，我就直白地说了出来。可是我要问：有这种想法的难道只有我季羡林一人吗？”

这些话催人泪下。让我们再看看他是怎样受折磨、以及那些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是怎样以折磨老知识分子来取乐的。我们可以说他整个这本书讲的都是这件事，前面讲的他第一次挨批斗的情况，不过是序幕、是小菜一碟罢了。现在再引一点：

“像我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我们满脸晦气，目光呆滞，身上鹑衣百结，满是尘土，同叫化子差不多。……任何人皆可得而打之。打我们一拳或一个耳光，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这能表现‘革命’的义愤，会受到尊敬的。连十几岁的小孩都知道我们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的。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吐沫，可以列入‘优胜纪略’的。……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我：‘过来！我拍拍你！’我也只能快走几步，逃走。我还不敢跑得太快，否则吓坏了我们‘祖国的花朵’，我的罪孽就更大了。”

“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劳动是我们的主课。第二天早晨，我们就上了半山，课程是栽白薯秧。按说这不是什么累活。可是我拖着带伤的身体，跪在地上，用力栽秧，感到并不轻松。但我仍然卖力地干，一点不敢懈怠。可是我头上猛然挨了一棒，抬头看到一个一手执长矛一手执棒的押解人员，他厉声高喊：‘季羡林！你想挨揍吗？！’我不想挨揍，只好低下头，用出吃奶的力气来干活，手指头磨出了血。”这一段和下一段引文中的所谓“押解人员”，都是红卫兵，堂堂北京大学的学生！

干了几天活以后，季先生的睾丸忽然肿了起来，直肿得像小皮球那样大，连站都困难，更不用说走路。押解人员命令他到几里外的二百号去找驻军的医生，但是到了那里以后一定要声明自己是“黑帮”。他蜗牛一般爬了出去，爬了两个小时，爬到了二百号，果然有一个解放军诊所。他看到了戴红领章的医生。高声说：“报告！我是‘黑帮’！”医生的脸色立刻晴转阴，扬手连说：“走吧！走吧！”季羡林接着写道：现在一切都完了。“我又爬上了艰难的回程。”

生物系的一个学生把季老先生毒打了一顿；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打脑袋

季老先生这本书名叫《牛棚杂忆》，“牛棚”是俗称，其实应该叫做“劳改监牢”。那里开头贴了一张告示，名曰《劳改人员守则》，一两天以后就换成了《劳改罪犯守则》。这两张告示，很符合实际，很符合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谁有权在手，谁就可以立法，谁就可以说了算。今天这样说算数，明天那样说也算数。他写道：“早晨跑步也是折磨‘罪犯’的一种办法。让我们在整天劳动之前，先把体力消耗净尽。”“早饭以后，回到牛棚，等候分配劳动任务。此时我们都成了牛马。全校的工人没有哪个再干活了，他们都变成了监工和牢头禁子。他们有了活，不管是多脏多累，一律到劳改大院来，要求分配‘劳改罪犯’。……分配完了以后，工人们就成了甩手大掌柜的，在旁边颐指气使。解放后的北大工人阶级，此时真是踌躇满志了。”

书中说，这个劳改大院的晚间点名，后来成了北大最最著名最有看头的一个景观。季老先生说有一件极小极小的事，就是他将来见了阎王爷，也不会忘记的。“有一位西语系的归国华侨教授，年龄早过了花甲，而且有重病在身，……他行将就木，根本不能劳动，连吃饭都起不来，就让他躺在床上‘改造’。他住的房子门外就是晚间训话‘罪犯’们排队的地方。每次点名，他都能听到自己的名字。此时就从屋中木板上传出来一声：‘到！’声音微弱、颤抖、苍老、凄凉。我每次都想哭上一场。”

“其他‘罪犯’站在这间房子的门外，个个心里打鼓。说不定训话者高声点到了谁的名字，还没等到他自己出队，就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监改人员，走上前去，用批斗会上常用的方式，倒剪双臂，拳头按在脖子上，押出队列，上面是耳光，下面是脚踢。”

季羡林老先生遭到过一次毒打。打手名叫张国祥，这是本书中那些歹徒的唯一的一个全名。他是生物系的一个学生，看来季羡林并不认识，他同季老先生似乎没有个人恩怨。这个张国祥先一天晚上把季老先生戏耍了一顿，最后说：“我今天晚上对你很仁慈！”这是预告，第二天晚上果然不再“仁慈”了，他用胶皮裹着的自行车链条，暴风骤雨般把季老先生毒打了一顿，主要是打头部，打头顶、打眼睛、打嘴、打鼻子、打耳朵。这个时期这个北京大学还有一些极其残忍的折磨人的办法：比如叫“罪犯”直对着太阳看，不许眨眼睛。又比如，叫两个“罪犯”面对面站着，两人头顶头，然后身子尽量往后退，于是他们两人全靠对方的头支撑着才能站住，如此等等。如果谁想问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他们？理由简单明了，就因为他们是这所大学的头头或者它的某个系的头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大知识分子，是教授，甚至是某一门学术的权威。换句话说，就因为他们有知识。语不云乎：知识越多越反动。

我之所以要摘引这么多，首先因为北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头羊，其次因为我曾在北大工作过，当过政治系主任。那位“全程”同季老先生关在牛棚里的政治系赵教授，就是我的继任者。我是在中南五省最高的党委机关中共中央中南局度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劫的。那里大首长很多，受大罪轮不着我。再说，机关人员年纪毕竟大些，发疯的程度比较轻。所以我虽然也挨过批斗、也“坐过喷气式”、也经过劳改、也受过辱骂、而且关过“单间”，经常受“提审”，但是没吃过耳光，没挨过拳打脚踢，没受季先生那么多罪。“文革”以后重逢北大的老同事，他们说，如果我没离开北大，那时我身体又那么坏，肯定没命了。我的“罪孽”重得多，档案袋里还装着一顶“特嫌”帽子，能活着过来吗？

那种虐待狂从何而来，那种以折磨人为乐的恶欲是怎样养成的

季羡林先生这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多，特别是他再三提问，“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为什么不好好讨论、总结经验教训？我想这也是许多人要说的话。这里我想探讨的，一是“文革”中那种虐待狂、那种折磨人的恶欲，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形成或者培养起来的？二是为什么特别要那么凌辱知识分子？三是这样对待知识分子、这样破坏教育和文化，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有多大多严重？我们应不应当好好算算这笔账？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来源于两千年前孟老夫子的话，千百年来人们常常挂在口边。这几十年我们很少讲这句话了，恐怕是由于它有人性论之嫌。我们新中国过去只讲阶级性，认为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只有剥削阶级才讲人性，人性论是资产阶级的货色，是反动的东西。拿恻隐之心来说，难道对阶级敌人可以存恻隐之心吗？须知对敌人仁慈，就是对人民残忍，所以我们不“施仁政”。如此等等，几十年来，领袖谆谆教导，已经深入人心。剥削阶级子弟参加革命，必须跟家庭划清界线。大义灭亲，古已有之；六亲不认，于今为烈。土地改革中发生过地主子弟批斗父母、甚至打父母耳光之类的事，虽然舆论并不一定赞同，也不论是自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真心的，反正是正里巴经的革命行动。“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亲不亲，阶级分。当然是越残忍越革命，越暴虐越光荣，越野蛮立场越坚定。何况他们是某某的“红卫兵”、某某的“红小兵”，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呢。

何以要那样歧视知识分子？我的提问被一位老友的反问打了回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由来已久，这件事的历史斑斑可考

至于为什么要那样对待知识分子，我曾经这样问过我的一位亡友杨国宇。他原来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部下，我在刘邓大军跟他相熟，他最后的岗位是新中国海军副司令。双方都退下来以后往来甚密，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四方面军那么歧视知识分子？不料他反问道：你说说哪个方面军不歧视知识分子？我无言以对。我虽然不是红军、没到过延安，但是在地下党参加了整风，认真学习过《文献》，内中一篇文章说：“书是不会走路的，也可以随便把它打开或者关起，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办的事情。这比大师傅煮饭容易得多，比他杀猪更容易。你要捉猪，猪会跑，(笑声)杀它，它会叫，(笑声)一本书摆在桌子上既不会跑，又不会叫，(笑声)随你怎样摆布都可以。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办的事呀？”读了这些话，知识分子只能自惭形秽。能自惭行秽就好，表明你有了一点进步，这正是提高革命觉悟的开始。再学习了另一篇文章，又叫知识分子必须觉悟到自己连灵魂也不如工农。文章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农兵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农兵在一起了，……我才根本地变化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

那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差别究竟在哪里呢，何以知识分子就不干净呢？老人家把答案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知识分子读了书、从书本上得来了知识，工农没有这些，双方的差别就是这一点。换言之，读了书就有罪，有知识就有罪，如同基督教所说的人人有“原罪”一样。老人家承认自己也有这个“原罪”。他说“我是个学校里学生子出身的人”，这是他那“原罪”的根源。又明白无误地再加阐释，说他那肮脏的思想感情是那些“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

“文革”时期的学生子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多半不知道延安时期那些事。但是，建国以后，早在1952年春天的“五反”运动中，毛泽东就得出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 国内主要矛盾的结论。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不再是“朋友”而成了“敌人”。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进一步肯定了他那个结论。到了1966年5月，“文革”前奏之一的毛泽东“五七指示”又昭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革命小将、革命中将和革命老将们的所作所为，包括那样对待知识分子、那样对待自己的老师，都是贯彻执行最高指示。他们那样野蛮、那样暴虐、那样残忍，都是有来由的，对阶级敌人能心慈手软吗？

不过我还想再问问，何以那些革命小将那样敢于和那样忍心对待那些老教授、大学者、那样对待自己老师？我想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这里试着说一说我初步的一些想法，恐怕也还说不清楚。本来，我们中华民族同别的民族一样，也看重知识、尊重有知识的人，同样也尊敬老师、尊敬老人。这些，被普遍肯定是传统的美德。解放之前家家厅堂上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那种封建的迷信的东西，解放以后当然要扫除掉。可惜替代的东西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连带着把敬爱父母、尊敬老师也一起扫掉了。还有那个“士农工商”的排列，“士”居四民之首，等级的味道很浓，是个很大的缺点；但是也还含有尊重知识的意思。不料知识分子在新社会成了“臭老九”，等级的味道更浓了；知识呢，不仅变得毫无价值，而且成了“原罪”。说到等级观念，一个国家存在着“人民”与“国民”之别，等级观念的泛滥便是必然之事。何况我们的政权是枪杆子打出来的，军队里必须等级森严。流风所及，官位高低越来越重要，师道尊严越来越被人们淡忘，当然毫不足怪。至于怎样对老人，请让我转述“文化大革命”中有个年轻人的一段话。他说：“刚才我在公共汽车上，上来一个老人，看来病得不轻。我本想给他让坐，但是一想，如果他是地富反坏右，我岂不犯了大错误；思想斗争的结果，我就坐着不动。”说这些，可能有点儿扯远了，现在还是来说说那些老先生们何以沦落到那样的地步，人人都可以欺侮戏耍一番的吧。

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全国解放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我们过去歧视知识分子的传统。试看从1949年批判民主个人主义开始，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从此年复一年，批判不停、运动不断，直到“文化大革命”。每次批判、每个运动，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许多大教授、大学者很难幸免。1957年反右派运动打了55万多人为右派分子，为全国550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在这种“大气压”之下知识分子自己的表现如何，恐怕也是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像某位大作家、大学者那样自卑自贱，而要想得到人们尊敬和不被人们卑视，我想很难很难。

当然，问题主要和首先在于那个“大气压”。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毛泽东到上海。在一次聚会中，毛的老友翻译家罗稷南问道：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个情节，大影星黄宗英已加以证实。那是在夏天，当时她也在场，同在一桌，亲见亲闻。毛泽东何以要说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这话是有意给人们指一条明路，那就是：如果不想进监牢，只要“不做声”也行，关键在于“识大体”！“识大体”的学问大矣哉！可惜这些大学者、大教授、大知识分子空有满肚子的学问，偏偏“识”不得这个“大体”！不过，邓拓、田家英、傅雷、老舍那几位自裁了的非常可敬的人物，以及那位最后不知道下落的著名政论家储安平，他们永远不做声了，算不算得“识大体”？所以，何谓“大体”，何谓“识大体”？这个问题很不简单。季老先生这本书强调不能忘记“文化大革命”，我认为他也就是关注这个问题的。所以我诚心向读者诸君推荐。从另一角度说，我国还有一些卓越人物，顾准、陈寅恪、马寅初、梁漱溟等等几位，算不算得“识大体”？这两种人都非常了不起，可惜这样眼明如镜、志坚似铁的人物不多，可见“识大体”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过去，还严重地存在，说起来实在叫人痛心！

任何单位都可以设立“公堂”和“监狱”，这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新创造，也是由来已久，也斑斑可考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注意，很值得加以探讨。任何一所学校或者任何一个单位，可以私设“公堂”、“监狱”，可以任意捕人、打人、骂人，可以任意侵犯他人的一切自由、一切权利和尊严，这些看起来也是创新、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新事物。其实不尽然。早在这之前的许多时候，任何单位可以随时这样做，那时叫做“隔离审查”。试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文化大革命”中只不过范围更广、声势更大、更公开而无所隐晦，如此而已。再说得稍微远一点，“文化大革命”中所做的那些基本动作，在1943年延安“审干运动”、1952年的“三反运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都大体上做过了的。

这些事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历史上从来无视人权。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曾说：“我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中国没有的是这个，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专制主义，是个人崇拜。这至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

斯大林的盖子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以后，毛泽东非常正确地指出，斯大林这样的问题，在西方英美那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在《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编辑部文章中说，苏联那样的人民只配有那样的领袖，我认为也说得很对。所谓那样的人民，意思就是拥有那种文化的人民。同样的道理，我国1952年的所谓“院系调整”中那样顺利地照搬了斯大林那一套，照单全收，略无窒碍，也是由于我们拥有同属于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之故。这件事，下面马上就要说到。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大革文化命。但是大革文化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破坏文化、破坏教育，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这笔账也应该算一算

现在大家公认，“文化大革命”把我国的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沿，这是丝毫也不夸张的。那么教育呢、文化呢、人民的道德水平、知识智慧和素质呢？全国大中小学“停课闹革命”，中外历史上没有过，战争时期没有过，无论抗日战争中还是解放战争中都没有过，是“文化大革命”的创举。可见正如廖沫沙所说，这“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可是这“大革文化命”，却并不是等到“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

就高等教育而言，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大革文化命”。它的内容是从体制到教材全部照搬苏联斯大林统治下那一套。改革开放至今，全国高等院校逐渐把那一套抛弃了。那一套的要点是：取消综合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科学。取消了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一些学系，根本不承认马列主义之外还有什么社会科学。所谓重理工，也是只重技术而轻基础理论。技术的各个学系内部又细分为各个狭小的专业，学生毕业出来，对于自己专业范围以外的事物一无所知。例如北京大学，原来是一所拥有文、理、法、医、工、农六个学院的完整的综合大学，院系调整把它变成了一所破碎的文理科大学。那种高等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既精通某项技术、又习惯于服从命令勤勤恳恳干活的专家，不要能独立思考、善于动脑筋创新的人才。这种不要人才只要专家的斯大林教育体制，在当时当然很合理，很符合需要。全国有一个领袖的脑袋在思考，他还有一个计划机构把一切人的生老病死都安排好了，一切人的任务只有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埋头干活。

中小学当然也要“由工农兵领导”，至于怎样贯彻执行，这里只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农村看见的。在乡的辖区内或人民公社时期大队辖区内的中小学，就归那一级的党政机关领导，校长们和教师们统统是他们的属下。这一级的领导人员大都是土地改革的积极分子，贫下中农出身，多半没进过学校、没念过书，入党以后才扫盲。但是他们有权随时命令学校停课，叫老师们甚至全体师生一起来完成某项工作任务。所以，至少是农村的中小学，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常常“停课闹革命”了。大中小学这种“停课闹革命”的损失，也许还是看得见的。

更大的损害是全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遭遇。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头脑，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知识、道德、智慧和传统的载体。建国至粉碎“四人帮”这一段时期，我们的知识分子受歧视、受凌辱和受迫害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说，也是少有的。这对我们国家民族的戕害多大多严重，这笔账很难算，简直算不清。我认为它的危害之恶劣、遗祸之深远，大大超过了对经济的破坏，因此这笔账尽管算不清却更应当算。关于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大家都知道至少要花几十年的努力才补得起来。不过据说经济这方面，后来者反而有后来者特殊的优势，所以花几十年的功夫还有可能迎头赶上。现在，我国正在努力追赶上去。但是人民思想的僵化窒息和民族生机的斫丧、文化教育方面的损失、道德的沦丧、良好民风的彻底败坏、人民素质的普遍跌落，难道是几十年能够恢复和挽救得过来的吗？我想这决不是几十年的问题而是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问题；不是一代人的问题，而是几代人十几代人的问题！我恳切希望有关专家们好好算一算，为的是让我们大家接受经验教训，清醒起来，努力争取尽可能快些了结和偿还这笔账。

人类最宝贵的是经验教训。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经验教训的积累，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能收益最多。可是偏偏有那么一些顽固的头脑不愿意接受经验教训，由于种种近视眼的原因，尤其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拒绝总结和接受那些非常宝贵的经验教训，然后自己和后人再重复那些错误，招致更大的灾难。唐代的大作家和政论家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一文中说得好：“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过去我们中国人没个皇帝过不了日子，后来要个领袖。而英美这些国家的人，现在领袖也不要了，只要公仆

我认真读了季老先生这本书，季老先生谈到了他的文化观。我最弄不明白的是本书第257页的一段话：“只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大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季老先生列举的那些“弊端”，第一项竟是“人口大爆炸”。我无意挑刺，但是这一点太说明问题了。看来季老先生信笔写来，似乎忘记了我们中国恰恰是“人口大爆炸”的大户，更忘记了其所以成为特大的大户，是由于不允许违背人口越多越好的指示，拒绝听取以马寅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关于限制人口增长过快过多的意见。马寅初是谁呢，正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开始周恩来也劝马氏做个检讨，简单几句就行；马氏坚持不表这个态，宁可被撤职。他说，真理所在，决不屈服；明知寡不敌众，也一定要坚持到底。这是北京大学的光荣，值得大书特书。不采纳他的意见也就罢了，何以非要他做个检讨不可，并且何以不做检讨不能再当北大校长，一定要撤职呢？就因为我国严重存在着专制主义、存在着个人崇拜，存在着这种“东方文化的核心”中国文化。

我认为季老先生的这整本《牛棚杂忆》都是反对他自己那种文化观的，他本人的思想经历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十分真诚地述说了他的心路历程。他写道：“谈到对领袖的崇拜，我从前是坚决反对的。我在国内时，看到国民党人对他们的‘领袖’的崇拜，我总是嗤之以鼻。……后来到了德国，正是法西斯猖獗之日。我看到德国人，至少是一部分人，见面时竟对喊：‘希特勒万岁！’，觉得异常可笑，难以理解。……回国以后，仅仅隔了三年，中国就解放了。解放初期，我同其他一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相同，我们那种兴奋、愉快，上面已经讲了一点。当时每年要举行两次游行庆祝，五一和十一，地点都在天安门。每次都是凌晨即起，从沙滩整队步行到东单一带的小胡同里等候，往往要等上几个小时。十点整，大会开始。我们的队伍也要走过天安门前，接受领袖的检阅。……一转过三座门，看到领袖了，于是在数千人的队伍中立即爆发出震天动地的‘万岁’声。最初，不管我是多么兴奋，但是‘万岁’却是喊不惯，喊不出来的。但是，大概因为我在这方面智商特高，过了没多久，我就喊得高昂，热情，仿佛是发自灵魂深处的最强音。我完全拜倒在领袖脚下了。”

这位教授先生怎样接受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改造的成效，书中多次写到，也很真实动人。他写道：“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利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我觉得无比地羞耻。连我那一点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他接着写道：“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教徒，深信‘原罪’的说法。在好多好多年，这种‘原罪’感深深地印在我的灵魂中。”

他接下去述说的更令人惊心动魄，他说：“我当时时发奇想，我希望时间之轮倒拨回去，拨回到战争年代，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立功赎罪。我一定会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革命，为了民族。我甚至有近乎疯狂的幻想：如果我们的领袖遇到生死危机，我一定会挺身而出，用自己的鲜血与性命来保卫领袖。”

他还写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

这些坦诚的记述使我深感震撼，但是并不觉得惊奇。他给我们这里探讨的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既曰“中国文化”，就是全体中国人或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拥有和习惯的思维，而不限于少数人。少数或者个别的有资格人士厉行专制主义、需要个人崇拜；那多数人呢，就拥护专制，崇拜大人物。那少数人或者个别人奉行的是专制主义，那多数人奉行的也是专制主义。两者并无区别，因为他们共同拥有这种中国文化，大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为这种文化所制约。后者中的某些人一旦取得了一点权力，立马跟前者一样，例如北京大学看管“牛棚”的那些红卫兵就是。前者与后者，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所谓文化，就是这样地起作用的。当然有例外，独立特行之士是有的，但总是少数。中国人民中少数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为了改变这种中国文化，建立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1911年我国推翻了皇帝，开头一二十年间，大多数老百姓惶惶不安，没有个真龙天子坐朝廷，叫咱们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呢？久而久之，慢慢习惯了，原来没有皇帝也可以过日子，但是得有个领袖。

这同西方一些国家大不相同，现在他们只要公仆，不要领袖。而且这公仆是大家选举出来的，又是定期更换的。英国首相、保守党的丘吉尔在世界二战中功勋卓著，在他本国和全世界威望很高。英国人民提防他因此而做出损害人民权利的事来，不失时机把他选掉了，换上了工党的艾德礼当首相。那是德国刚刚投降，日本还在挣扎，世界二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再说说美国。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连任两届，从此成为惯例。二战期间美国人民破例选举罗斯福连任第三届又连任第四届总统，战后他们深感这种“破例”对民主太危险，为了防止总统垄断权力，威胁人民主权，1951年议会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规定任何人不得连任总统两届以上。英美这两个国家这两件事，是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对比之下，更可以看出季老先生对领袖的那种仰慕和那份忠诚的感情，是传统的中国文化起作用的结果。

季老先生那种文化观并不新鲜。中国的志士仁人反对它和企图除去它，从而建立起宪政民主的新文化，建立起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思想的新文化，已经奋斗了一百多年。季老先生对中国文化所寄托的那种厚望是靠不住的，一定会落空的。中国文化岂有那么大的能耐。对于季老先生述说自己心路历程所表现的勇气和坦诚，我很敬佩。我自己也曾经深深陷入个人迷信之中，绝不比季老先生高明。我将继续反思。凡属我自己的事，就不在这里说了。这篇文章里所说的，是我反思所得的一部分，谨此写出来向季老先生和读者诸君请教。

附记：本文初稿曾请几位友好指正。广东黄伟经是位著名的老编，十多年前主编过《随笔》杂志，7月29日来信说：“北大无光”，“文革”成“发源圣地”，当然是极好证明。然而我觉得，北大的“光”，最重要的是科学与民主，尤其是民主。民主与自由相连。民主与自由，相关相存。“文革”中北大“无光”，现在“光”(民主与自由)就多了了吗？恐怕还不好说。如若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北大之“光”云胡哉！他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我就在这篇文章的标题上加了一个“最”字，成为《评北京大学那最无光的一页》。

2002年6月28日写完初稿，8月12日改定。

（责任编辑 叶正）

2002年第10期 突破标准答案　作者：林京耀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现在西方人、东方人包括中国人都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吴江同志在最新出版的著作《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和青年朋友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前言中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他说，对于这个问题，“至少在我看来，至今好像还没有能够说得很清楚”。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对于这个问题是有“标准”答案的，这是经过党与国家的权威机构或部门指定的答案。在很长的时期里，这个“标准”答案被写在各种政治理论课、各级党校的教科书里和大量的通俗的理论著作中，并通过各种途径灌输给受众。这种教科书式的答案通过行政手段从苏联传到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也还有与这个“标准”答案不同的答案和理解，但一出来便立即被判定为“异端”，并被扣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各种政治帽子，被扣上这种政治帽子的人的处境可想而知。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教条式的“标准”答案和理解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障碍而被拒绝，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成为时代的要求。

吴江同志说：“听说目前有些青年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冷漠态度。”这里所讲的“对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冷漠态度”的现象，恐怕不仅在有些青年中存在，在其他年龄层次中也都存在，这也是对过去生硬地灌输与现实脱节的理论教条的一种报复。把这种现象说成是受什么“思潮”的影响而进行批评、指责，甚至归罪于改革开放是无济于事的，也是错误的。把教科书上的几条原理说成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并认为这就能回答、解决新时代和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除了激起人们的逆反心理和使学生为应付考试而学以外，不会有什么别的效果。看来，只有正确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甚至“采取冷漠态度”的问题，进而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年来关心和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吴江同志认为，与“没有一点历史感”的传统“经典原理学”不同，“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我很赞成这样来界定马克思主义，这比较符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初衷和风格。以这个视角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利于“重新找回马克思”，也有利于引起人们尤其是青年朋友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热情，这正是老一辈理论工作者所期望的。当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缺乏兴趣和热情的现象仍将继续存在，这是正常现象，而非什么势力恶意煽动的结果，因而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原理、观念以及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战略、策略等都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超越时空的教条。因此，必须历史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和阐明的一切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即使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理论，也不意味着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它仍然有效，何况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马克思的一些原理、观念、战略、策略在提出来的时候就不一定是对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回避过。这一点，吴江在书中都作了论述。

《共产党宣言》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之经典，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最终形成的一个标志。长期以来，它被认定为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以及劳动人民的“圣经”，具有普遍和永久的意义和价值。应该承认，由马克思、恩格斯等亲自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一部杰出和伟大的历史文献，150多年来所发生的历史性事件、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和“宣言”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直到1872年，即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仍然认为“宣言”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还是完全正确的”，只是所提出的一些革命措施和意见已经不适用或者说“过时”。直到19世纪末，恩格斯又提出不宜普遍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只是他的这个意见没有引起重视。现在看来，“宣言”中有些“基本原理”不能说“还是完全正确”，如“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向马克思、恩格斯学习的时候，历史地理解他们所提出和发挥的理论（包括“一般基本原理”），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名言。也是被我们背熟了的经典原理，也是指导我们分析、观察、研究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解剖社会历史现象的一把锐利的“解剖刀”。但是把整个社会科学一概归结为“阶级斗争的学问”，这就比当年马克思、恩格斯走得更远、更绝对化、片面化了。实际上，这个经典原理也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产物。

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李大钊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是同他的唯物史观（即确认历史的“原动力为生产力”）是有矛盾的，即“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矛盾冲突”。李大钊是正确的。正如吴江所说：“本来，作为历史原动力的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论都是唯物史观题中的要义，它们都包容在唯物史观之中。”“如果按照唯物史观来表述人类的历史，我想应该说这样两句话：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而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后同时又是各不同阶级之间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的历史。”吴江的两句话同《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有实质性的差别，“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第二句话，“生产发展和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是第一句话。按照吴江的意见，第一句话中的“生产”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据此，吴江1988年就主张“还是提‘以经济文化建设为中心’较好”，并以此为题写了专文。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及其产业化，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改变世界的主导力量，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更是如此。至于阶级斗争在当代社会、特别是已经和正在进入知识型社会中的作用，恐怕不能再说当代社会的历史还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同阶级、阶层、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斗争是存在的，但已经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了，现在需要做的是从“历史科学”的角度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段当代人熟悉的名言，正如吴江所指出的，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中被许多人忽略了，但这恰恰是整个“宣言”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最高理想”的经典。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宣言”所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前这往往被认为是鼓吹“个人自由”或“个人主义”，所以尽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但也很少宣传，更不把它看作是经典言论。

恢复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才能真正解决束缚人们思想的教条主义问题，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马克思主义“过时”与“不过时”的争论就没有意义了。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视角，本身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宽松的环境。

（责任编辑吴思）

2002年第10期 彭德怀的厄运是如何注定的　作者：汪澍白

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以其亲身经历对1959年庐山会议的本末始终作了极为翔实的记述，中外学者均奉之为信史。11年前，我就带着兴奋的心情，初读过此书的内部发行本（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那次主要是因为1959年自己在地方上也曾被罗织入罪，颇想到中央的会议中去寻根探源。最近又重读了作者惠赠我的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回是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对毛泽东原拟在会上继续纠“左”，后来却转向反右倾的原因，思忖较多。

提起1959年的庐山会议，—般总以7月23日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为界，将会议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毛泽东开列18个问题让大家漫谈讨论，气氛比较轻松自由。7月1日夜晚，召见周小舟、周惠、李锐等人，谈话尤其随便，周小舟说，刮共产风不能怪公社书记，主要怪上面。哪里有什么万斤亩，“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实录”增订本，第62页）这样面折其非，主公亦毫不在意，照样谈笑风生。李锐说，去年是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急性病大发展的一年，敢想敢干起了许多副作用。“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等口号不科学。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说以后不提这些口号了。又说：“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门。否则，王鹤寿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说到这里，他自己和三个听者，—齐哄堂大笑起来，久久不息。（“实录”增订本，第63页）

彭德怀参加西北组的讨论，从7月3日到10日在小组会上有7次发言与插话，坦诚地提出了一些问题与意见，但有的意见并没有来得及畅谈。彭德怀感到纠“左”仍不够有力，便于12日下午去180号（美庐）向毛泽东面陈所见，因毛正在睡觉，未果。13日便决心写信，14日下午送呈。“我当时对那些‘左’的现象是非常忧虑的，我认为当时那些问题如果得不到纠正，计划工作迎头赶不上去，势必要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想这些问题如果由我在会上提出来，会引起某些人的思想混乱，如果是由主席再重新提一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这些问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纠正。”（《彭德怀自述》）这就是写信的动机。

彭的信分两部分。第—部分讲“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工农业增长数字，增长速度，“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了一些，“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关于公社化发生的问题，经过中央一系列会议，“基本上已经得到纠正”。关于全民炼钢，多办了一些小高炉，浪费了一些人财物力，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但也是“有失有得”的。（“实录”增订本，第101页）

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乡，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

“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实录”增订本，第101—102页）

彭德怀的这封信，除了“有失有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几句略带锋芒的话以外，通篇都是心平气和、言辞恳切的。其内容既切中时弊，又富于建设性，比周小舟、李锐等在会议前期被毛召见时的直言无忌，显然更易为人所接受。但毛泽东却反而感到刺耳，认为其中有重大问题。7月16日，他给这封信加上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又批了几个字：“印发各同志参考”。从17日起就对这个“意见书”展开讨论。到23日毛泽东作长篇讲话，便直指彭德怀以及与他观点相同的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为“动摇分子”，“离右派30公里”。从此，会议的中心由纠“左”转向反右，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接下来，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斗争，并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庐山会议的前期，毛泽东明言意在纠“左”，还准备形成一个“会议纪要”，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反右倾，并恰好选定彭德怀来开刀祭旗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和微妙的问题。我考虑，至少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冲突

彭德怀出身贫苦，小时候要过饭，长大了当过堤工和挖煤工。以后投军，又组织“救贫会”和参加共产党。1928年7月，在白色恐怖浊浪滔天的时刻，他发动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他率领红五军主力奔向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相会合。从此，他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指挥千军万马，和兄弟部队相配合，纵横驰骋于湘江、赣水与闽山之间，以艰苦卓绝的斗争粉碎了蒋介石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跨越千山万水，冲破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岁月，彭德怀与毛泽东的交往是很邃密的，彼此以“老毛”、“老彭”相称。有事商量，如果碰上一个还在睡觉，把被窝掀开就是。纵然平日也可能有争论，总还是一种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彭德怀1958年4月从广州到武昌开会时同李锐谈起往日的情景，还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新中国成立，毛泽东身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地位。1957年反右以后，其绝对权威与苏联的斯大林在世时相当。如果撇开社会形式的差异，也可以说同我国历朝的皇帝相埒。毛泽东并不忌讳这一点，他多次自比于秦始皇。至于昔日战争年代的功臣宿将，此时都雁行有序地安排在各个部委，按照国法朝章各司其职。彭德怀担负着国防部长的重任，地位可谓显赫，但他与毛的关系却再不可能像战争年代那般亲切与随便了。有事求见主席，现在要先打电话相约，还要经过中央办公厅批准安排。1951年有一次，因朝鲜战场上的军情十万火急，彭德怀从前线赶回北京搬兵，一到毛泽东住宿的玉泉山别墅就被警卫挡住，彭德怀等得不耐烦了，便一手推开阻拦他的警卫，大步闯入毛的寝宫。这样犯禁的事，可一而不可再。从1949年到1959年，两人同住在北京城，10年间彭向毛一共打过9次电话。毛怪彭联系太少，彭就怪每次电话都无下文。（“实录”增订本，第190页）除此之外，彭德怀生活格外俭朴，律己责人都很严厉。他一向反对干部特殊化，尤其讨厌一些人变着法子向中央领导人献媚取宠。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文工团”归国，被改编为“中南海歌舞团”，实际上以陪侍中央首长跳舞作乐为主要任务。彭德怀闻讯大怒，斥为“选妃子”，并下令予以解散。

1985年4月，年届80的老作家丁玲重返延安，她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列的一张毛泽东与其他革命前辈合摄的照片前驻足良久，并深有感慨地说：“当时他们是兄弟，可后来却成了君臣。”（见《炎黄春秋》第88期，第56页）这一句话，讲得相当深刻。

在一个封建宗法意识影响深重而又缺乏民主体制的群体中，很容易把上下级关系扭曲成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甚至宣扬“驯服工具论”，提倡对领袖个人尽“忠”。彭德怀秉性高洁，一向厌弃那一套封建伦理，他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却不惯于对领袖个人俯首称臣。为此，毛彭之间难免产生一些隔阂。再加上，彭德怀是一根直肠子，他不像毛泽东那样有一肚子的权谋韬略。在军事斗争中，他一贯英勇善战，但在更为复杂与曲折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认识却多少有一些跟毛泽东不合节拍的时候。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对彭德怀说：“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中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实录”增订本，第193页）。所谓“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最突出的内容就是百团大战。历史事实表明，此战对打破敌人对我的“囚笼政策”和对国民党的诱降阴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正面作用；由此引起了日本侵略军的警惕，以加倍兵力对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也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严重困难。但既然主张全民抗战，就不能总是强调“保存实力”，只有待机主动出击和消灭敌人，才能保存自己和夺取胜利。为此，作出一定的牺牲也是必要的。多年来，对百团大战的是非功过一直争论不休，诸如此类历史上的疙瘩和性格上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往往会形成难解的“宿怨”。

第二，毛岸英在朝鲜遇难所造成的伤痕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其海空军入侵朝鲜，并指派第七舰队进驻我国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军又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然后大举向北推进，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10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会讨论，作出了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并提请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10月5日，彭德怀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10月7日，总参谋长聂荣臻和总参作战部长李涛商定调毛岸英充当志愿军总部的俄文翻译。毛岸英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当晚回家告别了父亲和妻子，8日即同指挥所人员随彭德怀飞抵沈阳。

10月19日，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4个军、3个炮兵师和一个高炮团约26万人秘密渡过鸭绿江。从10月25日至11月7日，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奋战，歼灭敌军1万5千余人，赢得了初战的胜利。稍事休整，又准备展开新的战役。

彭德怀的指挥所设在朝鲜北部昌城郡的大榆洞，敌军常派飞机前来侦察骚扰。1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聂荣臻接到苏联方面发来的一封密电，告知美军近日将派机轰炸志愿军指挥所，提醒中国方面预作防备。中国方面得报后，聂荣臻和毛泽东接连给彭德怀发出两封电报，要他设法转移指挥所。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志愿军发动新战役的紧急关头，指挥所来不及立即转移，只好把离指挥所200多米的一个大矿洞，暂时作为志愿军的防空掩蔽部。24日，参谋长解方下令：明晨4时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员全部进洞。

25日上午10点多钟，敌机破例没来，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离开矿洞回到指挥所。11点左右，响起了防空警报，毛岸英等急忙进洞隐蔽，见F—80战斗机12架呼啸着掠过指挥所向北飞去，毛岸英和高瑞欣又重新回到指挥所。不料远去的敌机群中的一架忽然掉头飞回，对着指挥所的木板房进行俯冲，投下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指挥所顿时火光冲天。值班的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急忙跑了出来，毛岸英和高瑞欣钻入桌子底下躲避。当彭德怀听说毛岸英没有出来时，心知不祥，一边大呼：“快去救人”，一边拔腿往外跑。警卫员景希珍抱住彭总不放，彭总急得大骂：“你放开老子，放开，再不放开我毙了你！”小景哭泣着说：“你毙了我也不松手。”敌机还在盘旋，轰炸，凝固汽油弹爆炸后产生了高达华氏2000度的液体岩流，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等人都急赤白脸，无计可施。毛岸英、高瑞欣就这样为国捐躯了。

为了毛岸英的牺牲，彭德怀深感愧疚。他亲自起草给毛泽东的电报，感到不好下笔，短短几行电报，踌蹰了几个钟头。

志愿军赴朝参战以后，为了防备敌机空袭北京城，毛泽东临时搬到万寿路新六所一号楼。当中央办公厅的叶子龙拿着彭德怀的电报去新六所面见毛泽东时，刚刚说到志愿军指挥所被炸，毛泽东便生气地说：“这个彭德怀！我拍电报让他转移的嘛！”及至听说岸英遇难，毛的身子微微一颤，半天没有作声。他想镇静一下情绪，伸手去拿烟，手抖得厉害，两次都没有从烟盒里把香烟抽出来。警卫员李银桥帮他拿烟点上，他怔着神吸烟，眼圈一红，便滚淌下大滴大滴的热泪，稍后又发出一声悲怆的叹息：“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毛泽东有过几次婚姻，生育并不少，但在战乱中长大成人的儿子只有两个：次子岸青幼年流落上海街头时就因脑部受伤致患精神分裂症，无法治愈；长子岸英幸而在艰难困苦中茁壮成长，为父者正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一旦遭此劫变，父亲的殷殷寄望便化作了深深的隐痛。

埋藏在心底的伤痛，平日总是隐忍不发，但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与彭德怀发生争论时，便禁不住突然发作了。他在7月23日的讲话中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实录”增订本，第137页）这是表示他对彭德怀有意见的“大跃进”和公社化问题承担肇始者的责任。这段话何以要以“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这句成语开头，有些令人费解。再隔一段，他对此作了解释：“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实录”增订本，第139页）这些话似乎偏离了庐山会议的主题，只是由于彭德怀对他提出批评触发了往年毛岸英在彭德怀身边遇难的隐痛，旧恨新嫌一齐涌上心头，便并发出这一腔怨忿之情。

第三，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思想分歧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就犯上了一块心病。他担心反对个人崇拜的浪潮可能要波及中国，特别是1958年他抛出“三面红旗”酿成灾难以后，更担心中国也会有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出来跟他算账。那样的人物是谁呢？最初他想到的并不是“文革”时被称为“中国赫鲁晓夫”的刘少奇，而是他认为历史上有“犯上”表现，近来又公然倡议反对个人崇拜的彭德怀。

早在七大时，彭德怀就不赞成党章上写进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苏共二十大以后，他佩服赫鲁晓夫，认为中国也需要反对个人崇拜。刘少奇1959年9月9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1956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毛泽东也为此对彭德怀深具戒心。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要对付分裂，就是指的彭德怀。（“实录”增订本，第193页）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作报告，批评了彭德怀：“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怀同志的政策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录”增订本，第73页）。查毛著《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有这样一段话：“但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进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实录”增订本，第744页，1996年上海合订本）把1958年4月与1940年3月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政策同他当年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竟是一模一样的。无怪乎三个月后（1957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向他反映“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情况与问题，毛泽东立即判定为“下战书”，给他逮个正着。

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长篇讲话，毛泽东又说：“我在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实录”增订本，第132页）十六字诀这次又加上了“人先犯我，我后犯人”八个字，更见系统完整了。而且这一套东西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形成，已经熔铸成为一种性格了。现在一再听到彭德怀“犯我”的“坏话”，能不重重地给予回报吗？！

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实现形式。假若当年彭德怀没有发出那封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和问题的信，1959年庐山会议的结局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但根本问题是毛泽东不能容许反对个人崇拜。既然他早就从彭德怀的身上看到了赫鲁晓夫的阴影，一场排除“隐患”的斗争就势不可免。时间或早或迟，等候着彭德怀的是注定了的厄运。

话又说回来，假若1959年的庐山会议没有彭德怀上书而平安无事，那也并不等于从此天下太平。只要中共中央没有从根本上纠正个人崇拜的独尊意识与超高速、穷过渡的战略思想，中华大地就免不了灾祸频仍。献身革命的精英中总会有人出来为民请命，毛泽东也势必会为维护“三面红旗”和领袖权威而发动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的形式可能由起因的偶然性而有差异，但反右倾的方向和必然性却又是铁定无疑的。

（作者为厦门大学教授、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10期 赵树理在检讨的日子里　作者：陈徒手

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使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据知情人介绍，赵树理平时并不爱写信、写汇报，他是一个谨慎、交际拘束的人，之所以在1959年频繁地向上面写信，是来自于他对山西家乡农村实地观察后发自内心的焦虑、不安情绪。这里有一个外因，就是陈伯达刚刚创办理论刊物《红旗》，在1959年4月全国二届人大会议期间，别出心裁地约请赵树理为《红旗》写小说。赵树理把它视为“光荣的任务”，不时在心里惦记着此事。

“可惜自去年冬季以来，发现公社对农业生产的领导有些抓不着要处，而且这些事又都自上而下形成一套体系的工作安排，也不能由公社或县来加以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我到了基层生产单位的管理区，对有些事情就进退失据。”事隔4个月，赵树理8月20日写信给陈伯达，把自己在农村的苦恼和创作上的困境和盘托出。他在信中写道：“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游来游去，起不到什么积极作用……我不但写不成小说，也找不到点对国计民生有补的事。因此我才把写小说的主意打消，来把我在农业方面（现阶段的）的一些体会写成了意见书式的文章寄给你。”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起了一个带有学问意味和个性色彩的题目：《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应该如何领导”这种句式颇让后来的批判者不快。赵树理或许事先有些预感，为了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写作时曾换过四五种写法，竭力想把那种口气去掉。他坦率地告诉陈伯达：“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之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我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请你指正。”

不知道陈伯达看了信和文章后的感想，只是他（或者是《红旗》编辑部）在晚些时候将它们转给了作协党组。后来印成作协党员会议绝密文件，供大家内部批判时使用。笔者注意到，在《红旗》杂志该文的“来稿处理单”上，有一位编辑大笔一挥，写下几句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很怪，有的甚至很荒谬。”

所谓“荒谬观点”之一就是赵树理在信中提到的公社领导身份的问题，他写道：“公社最好是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在人家作计划时候提出种植作物种类、亩数、亩产、总产等类似规定性的建议，也不要以政权那个身份代替人家的全体社员大会对人家的计划草案作最后的审查批准。要是那样做了，会使各管理区感到掣肘因而放弃其主动性，减弱其积极性。”中国作协党组由此于1959年11月24日向中宣部汇报时，把赵的观点归纳为：“让公社处于顾问性的协助地位，实际上是改变了公社的性能，否定了公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庐山会议后，这种观点无疑是与中央政策大唱反调的反面言论，其大胆程度在当时寥寥可数。批判赵树理的战火悄然点起后，老实的赵树理又交出另一封给陈伯达未发出的信，其观点比第一封有过之而无不及，再加上公布的1959年元宵节致邵荃麟的信，更给批判火上添油。在信中，他再次表露了“进退失据”的感受：“在这八九年中，前三年感到工作还顺利，以后便逐渐难于插手，到去年公社化以后，更感到彻底无能为力。”在国家与集体矛盾的时候，不知道该站在哪一方面说话。赵树理痛苦地表示：“每遇这种矛盾出现，我便感到难于开口。”他在信中随手举了四个在生产上瞎指挥、官僚主义、虚报等例子，指出“这种例证多到无法计算”。

赵树理凭着作家的敏感，说出了对那一时期描述最妥帖的警句：“计划得不恰当了，它是不服从规定的。什么也规定，好像是都纳入国家规范了，就是产量偏不就范。”这种略带幽默、嘲讽的语气让上面的一些人看了很不舒服，愈发觉得赵树理身上滋长着一种别人所没有的异样感觉，他的姿态在当时大背景中显得很不和谐。赵树理自己也意识到这种境地，他左看右看，终于停笔了，自己解释其中原因：“这封信所以没有继续写下去，是感到会使领导上看了前半截觉得我也是故意找难题的人。”

这封未完成的信稿，字迹认真工整，几乎没有任何修改痕迹，可以想象作者深思熟虑、下笔千斤重的情景。但是九页稿纸中，用了几种墨水，表明作者断断续续在不同地点写信，拖了很长时间。

尽管赵树理后来有意设防，但事情的结果比他所预料的要严重，这几封信导致一个多月的大会批判、小会帮助。

当时中宣部已揪出九条“大鲨鱼”，并且开了中直系统现场会推广经验。作协反右倾初期过于冷清，被上级领导部门批评为“温情主义”。于是，作协的整风运动层层加码，10月底贴出1500多张大字报，从11月4日开始批判王谷林、王鸿漠、高炳伍、冯振山等四位中低级干部。斗完后，下一步目标自然而然对准作协中层以上干部。当时明文要求整肃领导层中的动摇分子，提出“抓得紧，搞得透，搞得细”的口号，十三级以上干部人人自危。先是楼适夷被抛出，赵树理和郭小川紧挨着就撞上“枪口”。看到有人被正式立案批判，众人才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又躲过一劫。然后，心情轻松地参加批斗别人的会议，发言比上级定下的调子更为严厉，更为尖锐，力争显出自己的战斗倾向。这是政治运动的惯例，谁也无法摆脱这种“游戏规则”和“游戏心情”。

赵树理走入“批判怪圈”也有自己的独特方式。听了庐山会议传达后，别人不轻易表态，他却向党组书记邵荃麟说，他不敢看彭德怀给主席的信，怕引起共鸣。邵荃鳞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有过“农业生产领导方法的错误是上面来的”和“浮夸作风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想法。后来党组责成他去看，并和他开了一次谈心会，对他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样，赵以他自己不顾风险的率直，不由自主地踏上被批判之路，这是他事先万万没有想到的。

他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在挨批之前，曾找山西省委领导陶鲁笳、副总理谭震林谈过有关公社的问题，依然无所适从。整风会一开始，赵表现了令人惊诧的顽强性，他相信自己的眼睛，坚持原有的观点。11月24日，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一场面：

此次整风会上，许多同志对他作了严正而诚恳的批评。但到11月18日的会上，他仍然认为他的意见是“基本上正确的”，并且公然说：“关于粮食总产量问题，我们打外仗时可以说粮食问题解决了，但外仗打完了，对内就应该摸清，我们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又说：“六中全会决议，我认为中央对成绩估计乐观了一些。这不怨中央。是大家哄了中央。”又说，办公共食堂“只是为了表现一下共产主义风格，在食堂吃不如回各家各户吃的省”等荒谬的话。邵荃麟同志严厉批评了他这种无原则态度，责成他检讨。到会同志都很气愤。

邵荃麟是一个温和、书生气十足的领导人，在这次会上却少见地发怒。他自己在11月22日大会上说：“我不太容易激动，那天激动了，是要求老赵要有一个态度。”他说话的措词已相当严厉：“老赵今天不像个作家，会开了很多次，许多同志满腔热情帮助老赵，为了发言，看了书。许多发言都心平气和，讲道理。直到前天，老赵还说他‘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大家基本上是错的。我想，我们的发言能否说服他呢？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党员，应该帮助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是应该发言，不管他听进听不进去。”

翻开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闻见浓烈的火药味，已难以见到邵荃麟所说的“心平气和”：

赵树理采取与党对立的态度，有些发言是污蔑党的，说中央受了哄骗，这难道不是说中央无能，与右倾机会主义的话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问树理同志，你究竟悲观什么？难道广大群众沿着社会主义前进，还不应该乐观，倒应该悲观吗？树理同志，我们要向你大喝一声，你是个党员，可是你的思想已经和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沿着一个方向前进。

你还执迷不悟，进行辩解，这难道不是一种抗拒党的挽救的态度吗？难道你把毒放在肚子里，就不怕把自己毒坏吗？我觉得赵树理同志也太低估了同志们的辨别能力，太不相信同志们有帮助他消毒的力量了……

……赵树理的态度很不好，到了使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他对党和党中央公然采取讥讽、嘲笑和污蔑的态度，实在太恶毒了。仿佛应批判的不是他，而是党和党中央……

真理只有一个，是党对了还是你对了？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这是赵树理必须表示和回答的一个尖锐性的问题，必须服从真理……

……

每个与会者的发言方式不尽相同，譬如，萧三每批一段赵的言论，就引申一句： “那么，请看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他形容赵的思想深处像一座“堡垒”，是“很难攻下的马其诺防线”。他质问：“看，这样一所建筑，还有什么好砖吗？”他好心建议老赵要有新鲜事物感，去工业中心和工人中生活一个时期，多快好省地改变世界观，不要有抵触情绪。

上纲上线，轮番冲击，使会议的斗争气氛直线上升。作协给中宣部的报告中称：“党组采取展开辩论的方式，由同志们作有系统的发言，批驳其各个论点，然后由赵树理同志答辩，答辩后再由同志们发言辩驳。”实际上，赵树理已经难于从容答辩，他只是顺着大会的气氛做一些解释，甚至对耐火砖、造纸厂建造是否纳入国家生产计划，缝纫工厂对解决家务劳动所起作用等小枝节问题都谈得很细，让大家听了不胜其烦，不知老赵此时用意何在。

11月18日下午，赵树理在会议开始时首先表达歉意：“大家为了帮助我，准备时间比我长，看了不少书，很对不起大家。”在经过几个小时的猛烈炮轰后，他最后嗫嚅地说了几句：“这篇文章（指给陈伯达的信）我写了两个月，像农民一样固执了两个月。住上房子，现在马上把它拆掉，不容易。”他固执、为难的情绪又通过这几句话，委婉地表露出来，让精疲力尽的与会者添了几许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邵荃鳞代表组织者再次责问：“老赵和同志们的认识相反，遥遥相对，究竟谁是谁非……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否则，不会开这样大会批评你。你狭隘的农民世界观会影响千百读者，所以不能不帮助你。”邵承认，老赵举出的一些例子，如强迫命令等，我们并不否定这些现象。他引用毛泽东一个内部讲话说：“六亿人民的大运动不产生一些缺点，那才是怪事。”赵树理无言以答，在会议构织的言语矛盾网中左冲右突，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会议记录本已经很少有他发言的记录，他只能迷惘地、似懂非懂地听完一个个大会发言。在这种压力和威胁面前，心理的防线逐渐地崩溃，他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只有无奈地低头或认同，他在想：自己真的错了吗？

会议上汇总了若干个问题，请赵树理回答，近乎最后通牒：1.中央文件当中有哪些对情况的估计与事实不符，希望具体谈谈；2.赵树理同志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言论中，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谈谈；3.在当前这样好的形势下，赵树理同志为什么看不见大量存在的先进事物，老把个别地区的产量问题孤立起来谈……

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的险风恶雨，赵树理此时对自己的处境深有感悟。他顾不上回答这些带有陷阱意味的提问，11月23日递交一份报告，不得不对自己进行“政治宣判”。

荃麟同志并转党组：

我于18日在党组整风会议会场上的发言中，对中央决议、粮产、食堂三事说了无原则的话，经你和好多同志们提出批评，使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全党服从中央是每个党员起码的常识，把中央明了的事随便加以猜测，且引为辩解的理由，是党所不能允许的。别人是那样说了我也会起来反对，但为了维护自己的右倾立场（固执己见的农民立场）竟会说出那样的话来，实在不像多年党龄的党员。为了严肃党纪，我愿接受党的严厉处分。

赵树理 11月23日

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很大，他对友人伤感地说：“我是农民中的圣人，知识分子中的傻瓜。”

他奉命开始写长达数千言的书面检查，从根子上追究犯错误的原因，一遍遍地否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最有戏剧性的是，当他苦思冥想寻找出路的时候，反右倾运动戛然而止，巨大的运动机器慢慢地减速，批判大会无形中被通知取消，赵树理和与会者又一次被置于不知所措、头脑空白的境地。

严文井作为当时党组负责人之一，后来透露了其中一些内情： “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在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后来农村形势越来越恶劣，中央也批转总政的通知，决定反右倾一律不戴帽子，一风吹……”（1997年5月19日口述）

赵树理有惊无险，在来得突然的转折时期，他诚惶诚恐了一段时日。到了1960年3月，他交出一份书面检查，本性难改，又自动恢复了对公社等问题的解释权，他说：“我向各级所反映的问题及自己建议的解决办法，姑无论其合适与否，其精神都是想把问题解决了而把公社办好的。”“我自信我还是个敢想的人，虽然学得的马列主义不多，遇事难免有想错的地方，但是想对了的地方也还不少，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随着敲紧的锣鼓活跃起来。”

运动进入收尾，没有人肯为这些问题再去大会上批判他，整个机关失去政治性反应，一两个月前火爆的批判场面冷却了，只是变成痛苦的记忆碎片留在当事人的心里。作协总支1960年2月21日做了整风总结，对赵树理留下了几句化大为小的评价：“由于他还未彻底克服的经验主义的思想方法，由于在他身上保留着狭隘保守的农民观点，对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途的看法是有原则性错误的。”实际上后来也没有形成正式文字，内部批判的最终结果是：没给他任何处分，也没做结论。

严文井回忆说，中央当时可能有一个指示，对赵要低调处理。

对赵树理来说，心灵的风暴虽然也已平息，但打击却是毁灭性的，让他几年间都难于平静。好友孙犁说：“他的创作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不仅仅创作上出现衰竭，身心上也变得疲惫烦躁，不堪重负。

曾经参加当年批判大会的杨子敏（后任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回忆说：“会场设在文联大楼四O一室，赵树理坐在圆桌中间。看上去他很沉着，很认真。我就注意到，每逢开斗争会，赵树理有一个动作就是嘴里叼着烟，手上不断划火柴，有时一盒火柴都划完了，烟还没点着。他是在不自然的状态下有这些动作的，看得出心里不平静……”（1997年12月25日口述）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评论家侯金镜的夫人胡海珠表示：“那时空气非常紧张，老赵有压力。但他对事实部分很坦然。老赵说话有时让人听不清，一方面是口音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说话的特点。以前大家就说，老赵小说写得那么出色，可讲话就怎么听不懂？看他在会上吃力发言，在心里对他是同情的。开会时他拿着一支笔，随手在纸上划几个字，不像其他挨批者那么认真记录。会开得很晚，冬天又冷，散会后大家都急于赶回家，而老赵往往坐在那儿发愣，想半天，动作很迟缓。有时金镜就陪他坐一会儿，说话无非是‘注意身体’之类。”（1997年12月26日口述）

挨批期间，赵树理无法排遣苦闷，有时就去老友康濯那里坐坐。当时康濯在和平宾馆写长篇《东方红》。作协党组曾有意让康濯做做赵的工作，康濯12月中旬给邵荃麟、严文井的信中，反映了赵对批判发言中一些不实之词的意见，认为他的看法并非如此。

有一次他们两人在家中吃饺子，赵树理忽然有感，说公社搞了食堂，像饺子这类费劳力的事怕不好办，社员吃饺子也就困难。康濯不同意，认为发明了大机械工具，吃吃饺子完全不成问题。康濯还没讲完话，赵就改变看法，连忙说一些公社食堂的优越性。康濯在信中谈到，赵的改变相当明显，大会对他的影响太大了。

康濯夫人王勉思回忆道，当时中东政局动乱，老赵时常唠叨说，我还不如出去打游击，去支援世界革命。

赵树理心情黯淡地返回家乡，几年间很少露面。直至1962年8月大连会议，赵树理才在整个形势鼓动下，作了农村形势问题的长篇发言，比1959年的观点更推进一大步，更具锋芒，是整个中国文坛在“文革”前夜最凄美的“天鹅绝唱”。到会的李准在事隔20多年后仍忍不住地为赵喝彩：“赵树理了不起，大胆反思，敢于说心里话，精彩极了。没人能赶上他，他走在知识分子的前头。”（1989年8月29日口述）

经历三年困难之后，痛定思痛，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首先对1959年的批判表示歉意：“这次要给以翻案，为什么称赞老赵？因为他写出了长期性、艰苦性，这个同志是不会刮五风的。在别人头脑发热时，他很苦闷，我们还批评了他。现在看来他是看得更深刻一些，这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我们的社会常常忽略独立思考，而老赵，认识力，理解力，独立思考，我们是赶不上的，59年他就看得深刻。”（摘自会议记录原稿）

周扬在会上几句话定评：“他对农村有自己见解，敢于坚持，你贴大字报也不动摇。”

对赵树理又是一面倒，以致1964年8月3日作协党员大会上批判者为此愤愤不平：“在现代文学史上，当面受到这么多作家的恭维、吹嘘，恐怕没有先例吧。”

1962年，作协根据上级精神，由邵茎麟牵头，做出1959年反右倾运动甄别报告，其中谈及赵的一段是这样写的：“根据三年来农村的情况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及去年中央扩大会议的精神来看，赵树理同志所写的文章和信，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错误，而且有些意见应该说是正确的。因此，当时根据以上文章和信对赵树理同志在十二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范围内进行批判，是错误的。”

邵荃麟很用心在报告原稿上做了多处修改，最后一句原来用语是“不妥当”，是邵改为“错误”。可惜，赵树理没有及时看见甄别报告。因为1962年夏秋，阶级斗争理论又占上风，作协已经不便拿出这个报告给当事人阅看。

等待赵树理、邵荃麟、周扬他们的是更残酷的政治风暴，有关农业方面的言论成了他们被置于死地的“罪证”之一，1959年大批判的双方大多数人都以同样罪名被凌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1970年，赵树理和邵荃麟先后被迫害致死。

据说，赵树理在临死前极度失望地说了一句：“唉，我总算是想通了，明白过来了。”对1959年大批判他一定会有新解，一定会记住当年连夜赶写检讨稿时冒出的一句话：“我54岁了，怎么还写这种文章？”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蔡锷与梁启超共谋讨袁　作者：傅国涌

蔡锷（1882-1916），一代名将，因率先举旗“为国民争人格”、推倒袁世凯帝制，而被誉为“再造共和第一人”。他出生之际，正当清朝摇摇欲坠的大变动时代。1897年10月，维新变法运动呼之欲出，年轻的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邀前往长沙，出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不足16岁的少年蔡锷步行350华里，从故乡湖南邵阳走到长沙岳麓山下，成为梁启超40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天资聪慧、学习勤奋的蔡锷深得老师的喜爱，他向比他年长十岁、追随康有为倡导变法而名动一时的梁启超先生透露了“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想法。对于这位小有大志的学生，梁启超也甚为器重。从此以后，蔡锷和梁启超终生保持着密切的师生关系，思想上深受这位恩师的影响。

1898年9月，戊戌变法遭到慈禧太后血腥镇压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次年，蔡锷与十几位时务学堂的同学一起东渡日本，前来投靠梁启超，梁安排他们先到康、梁创办的专门收容中国学生的大同学校学习。为了达成这位学生实现他的志愿，直到1902年，梁启超才在日本友人大隈伯的帮助下，让蔡锷等三名学生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蔡锷在日本学习和生活近六年，师生二人经常见面，席地而坐，促膝谈心，其间他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报刊发表过文章。

1904年蔡锷学成归国之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训练新军，后擢升为云南新军第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他与讲武堂总办李根源举兵响应，被推为总指挥，随后被推为云南军政府都督。1913年，袁世凯觉察到蔡锷这个人难以为自己所用，将其调往北京，糜以虚职，任为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职，加以笼络和监视。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狼子野心已是路人皆知，蔡锷表面上每天喝酒打牌，游山玩水，出入风月场所，甚至毫不犹豫地在帝制意见题名册上签名赞成。

实际上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就到天津密访梁启超，共商大计。梁说自己的责任在言论，必须立即作文，堂堂正正地反对。蔡锷则是军界有大力的人，“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梁启超很快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当时的他可以说“握舆论界权威”，连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也说他“领袖名流”，得他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蔡锷每隔几日就要去一趟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已定，先后南下。”（梁12月18日到上海，蔡12月9日到云南）临行前他们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蔡锷《盾鼻集》序）他们认为反袁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心研究学问；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

为了麻痹袁世凯，蔡锷故意逢人便说：“梁先生是个书呆子，只会空谈，做不成什么事的，不必管他。”11月中旬，他终于摆脱密探的监视，离开北京，潜入天津租界，又经日本、香港，12月中旬回到云南昆明，受到云南父老子弟的热烈欢迎。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联名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领军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由桂入粤；唐继尧以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云南。云南独立前后，所发往各方面的电文，大都是梁启超预先准备好的。

从湖南时务学堂到自立军起义，从《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文章，一直到护国反袁，蔡锷都是梁启超的忠实门生，当他声名显赫、如日中天时依然执弟子礼甚恭。

1912年3月3日，时任新军标统的蔡锷领导云南起义，并被推为云南都督，致函尚亡命海外的梁启超，称革命胜利“探本究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可见他对老师的推崇。6月6日，他专门致电袁世凯等详细列举了梁启超的贡献（如办报、办学、组织社团，宣传爱国、平等、自由、民权等）。称“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行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一人。”要求袁世凯“敦请回国，优予礼遇”。10月在梁启超回国后，他致电袁世凯一方面欢迎老师，一方面“以谢大总统为国求贤之盛怀”。还致电各省都督请他们都致电欢迎，可见他对这位恩师的热情。在护国战争中他邀梁前去，说他如能去“不止十万雄师”。战后说，“吾师负内外重望，为全国之真宰”，评价极高。

在护国战争中，梁启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16年1月8日，梁启超从上海致函蔡锷，指出西南责任重大，国家存亡系此一片土地而已，“但能助我讨贼，自当一视同仁”。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团结多数的政策，对护国运动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月25日梁启超致函广西的陆荣廷，要他响应云南起义，并指出桂军将来可以向广东发展。2 月上旬，向来对梁启超甚为仰慕的陆荣廷，在接到梁启超的长信后，即派出专使赴沪，欢迎梁启超前往广西襄助起义。梁氏欣然接受陆荣廷的邀请，前往广西。3 月13日，陆荣廷以陆、梁两人的名义，给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电，要袁辞职，并限24小时内答复。其时，梁启超还在赴桂的途中，并未到达广西。

蔡锷在四川前线，梁启超给他的函电就有近十份，在病魔缠身的1916年9月蔡还写过一篇《梁启超函牍跋》，说在军中得先生八书，动辄二三千言，“指陈方略极详”。蔡锷在戎马倥偬之中也频频给老师发函电，现在留下的就有五、六份。在战事告终，蔡锷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梁启超的函电最多，现已找到的有17份，时间从6月21日到9月间，前后不过三个来月（中间还在上海见面过），几乎是三天就通一次函、电，往来之频繁可见一斑。梁启超还给这位心爱的门生请过外国医生。师生之情，让后人感动。

梁启超对这位学生曾寄予重望，1913年6月中旬，二次革命迫在眉睫，他电邀蔡锷进京。“总理一席，人望在君，时事艰难，何不来京一行，共商大政。”蔡锷则复电提出组织内阁的人应具备的几项资格，说“锷一介武夫，未谙政治，国务重任，非所敢承。”1916年5月14日，他致电蔡锷说这次起事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第五书中说，“惟有与吾弟共甘苦于邛、蜀、滇、棘（下加“人”）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希望能用蔡锷的力量造成西南的政治新局面。蔡锷因病离川、去世，也击碎了梁“庄严邛、蜀、滇、棘（下加“人”）”的思想。

面对八省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1916年6月6日他在羞愤忧惧中黯然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蔡锷实践“成功不争地位”的誓约，辞去四川督军兼省长的职务。政府以其有功民国，擢其军衔为陆军上将，并多次敦劝他继续留任，他都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不再做官。实际上他也的确有病。护国举义之初，已是带病前往。军旅倥偬，吃不好，睡得少，劳累过度，病情日益加重。他本来急着要去医治，但自己的军队需要收束，四川的社会秩序也需要维持，他抱病坚持把各方面事情安排妥当才离开岗位。民国政府不许他辞职，四川老百姓烧着香、拦着路不让他走，他还是毅然地走了。他到上海和梁启超会见时，已瘦得不成人样，喉嗓沙哑到一点声音也没有，老师几乎都认不出他的学生。北京政府派人欢迎他北上，他不去，在上海住了几天就前往日本治病，才发现患有喉癌，已病入膏肓，1916年11月8 日在日本病逝。

12月5日，蔡锷的遗体由日本运回上海，准备返湖南故乡安葬，在上海的各界人士，执绋号恸者数以万计。梁启超率领弟弟启勋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往蔡锷灵前奠祭，悲痛至极。他在《祭蔡松坡文》中说：自从你跟随我学习以来，转眼就是20年了。长沙课室外的提问，东京住所交谈的笑声，至今仍历历在目。尔后书信往来，魂梦相依。去年秋冬间，为护国而秘密策划，以及分手时的相约决心，一字一句，永远刻在我的心上。你在发愤治军以后，已决定为祖国献身。但辛亥革命起义时你没有死，护国战争中你也没有死，现在为国家大事而死，是死得其所。可惜的是，老天爷不想让我再有什么建树，为什么不降罚在我的身上而降罚在我的学生身上呢？本来是松坡应该哭我的死去，如今却是我为松坡的逝去而哭，怎能叫我不悲痛啊!

梁启超在追悼会上称他的学生是“天然之英雄”，心地光明、纯洁，毫无权利思想；说他反对帝制，举义云南，“自己担任总司令兼先锋队，每日亲到火线观察敌阵”，“对于责任，丝毫不肯放松”；说他做事谨细缜密，“故以最短时间成就恢复共和之大功”；说他立志甚坚，不畏困难，勇往直前。他特别提到举起护国旗帜前夕，蔡锷曾说过这次举事如果不成，决不亡命海外，“使国事更不堪问”。誓言如果失败，“情愿身亡”。蔡锷也不止一次提到这一誓言。所以他称自己这位得意门生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

梁启超送给蔡锷的挽联上写着：“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1922年12月25日云南起义六周年纪念日时，梁启超代表南京学界，以《护国之役回顾谈》为题进行公开讲演，他说：“提起今天的纪念，人人都该联想到那位打倒袁皇帝的英雄蔡公松坡——即蔡锷。”当时“他们并不爱惜他自己的生命，但他们想要换得的是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如今生命是送了，中华民国却怎么样？像我这个和他们同生不同死的人，真不知往后要从哪一条路把我这生命献给国家，才配做他们朋友。”“我们青年倘能因每年今天的纪念，受蔡公人格的一点感化，将来当真造出一个真的、善的、美的中华民国出来，蔡公在天之灵，或者可以瞑目了。”他最后说：“蔡公死了吗?蔡公不死。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

1923年，梁启超倡议在北京设立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认为这是给蔡锷留下唯一可资纪念之物。在《松坡图书馆记》一文中，他写道：“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梁启超与蔡锷的深厚情谊，由此可见。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病中随想　作者：任仲夷

半年多来，因患病住院，极少与外界接触，在遵照医生治疗的过程中，出于习惯，总不免经常思考一些问题。现在把我想到的问题之中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问题，法治与法制的区别问题和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讲讲自己的看法。这几个问题，本来应当属于常识问题，但我觉得至今尚有人缺乏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因为我尚在病中，没有精力详谈这些问题，所以写了点随想，供大家参阅。

（一）关于“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问题。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是为了把国家治好，这是两者的共性，是一致的。但是，又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特别在对两者的认识、理解和实施方法上，必须有所区别。“依法治国”是具有强制性的，而“以德治国”则只能采取教育、启发和引导的方法，决不可采取强制或各种变相强制的办法。重要的是，对于“德治”的内涵，也必须“与时俱进”，作出新的解释。不然，从“人治”改变为“法治”仍会遇到很多阻力，甚至成为空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深刻的教训，今后不应再重犯。

我曾为一位作者写的有关“德治”与“法治”的书上题了两句话：“依法治国，以德育人。”意思就是应当把两者结合起来，而有所区别。

（二）关于“法治”和“法制”

过去人们常用“法制”这个词，不少人以为“法治”和“法制”并无什么区别，其实“法治”和“法制”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实行“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我国要实行“法治”，是在党的十五大首次正式提出的。自此以后“法治”一词才为广泛使用起来。实行“法治”，反对“人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要真正实行“法治”，就必须使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法律、法规、条例，包括各级领导的“指示”和“批示”，都必须符合“法治”的原则。而不能有所违反。

（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与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问题

对于什么才是中国的先进文化及其正确的前进方向，其说法不一，对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很清楚。但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认为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文化，才是先进文化；凡是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前进方向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要努力争取和认真实践的。根据同样的标准来判断，凡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的文化都不是先进文化，因此，凡是“一家独鸣，一花独放”的前进方向都不是正确的前进方向，这是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和坚决反对的。

上面谈的几点认识和理解对或不对，供大家参考。

附：任仲夷同志的来信

我住院已半年，现在治疗情况尚好。两个月前，我把在一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改为一篇短文《病中随想》，现寄给您审阅，不知可否在《炎黄春秋》上刊登一下，如有不妥，由编者改一下。

任仲夷

2002年8月8日

2002年第10期 从民粹主义想到的　作者：李一蠡

胡绳晚年退休之后，本着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天职和良心，凭着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自信，指出毛泽东同志思想中有民粹主义倾向。这是向一个重要理论禁区的大胆冲刺！多年来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个问题，因而，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还是对于开展理论批评和学术争鸣，都具有很大开拓创新意义。

这件事，理所当然地引起理论界并且远远不止理论界的一片震动。有人拍案，有人雀跃，有人深思，有人诅咒。

但是胡绳没有来得及把如此重要的题目深入做下去，就离我们而去了。他把这一极可能在他脑子里盘桓很久的深刻思索留给了后人，特别是现代的中国人。

他为什么在垂老之年，以病衰之躯，在尚有力气说话的时候，留下这个他已无力完整阐述的问题呢？而作为后人的我们，为什么必须接过这一重大思考题，继续把它想清楚弄明白？

因为，这远不是一个陈年历史问题，它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意义。

以笔者的浅浅功底，无疑是不能说清楚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这里只是想重新提起理论界前辈留下的话头，说点看法，引起方家谈兴。

民粹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点

民粹主义首先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叶的俄国，绝不是一种偶然。当时的俄国，尽管经过了彼得大帝的改革，但无论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乃至政治制度，都还比欧洲落后许多。有鉴于此，受到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进步思想家以及俄国十二月党人等革命先行者们的影响，在当时的俄国大学里和文化圈中，涌出了一大批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高举反沙皇暴政、反农奴制度大旗的同时，还心仪社会主义而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到19世纪前半期，在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区——欧洲，上升中的资本主义已暴露出一些深刻的矛盾问题，以蒲鲁东等为代表的用小资产阶级观点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正应运而起，继而在伦敦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面世。于是俄国那些自认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知识分子们，力求寻找一条有别于欧洲的新出路。他们否认俄国已存在一定的资本主义，认为俄国应避免重蹈西欧前辙，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民之精粹自居，以代表人民命运和历史趋向的先知先觉者自命，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运动，推翻沙皇政府，直接变封建专制的俄国为社会主义的俄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个个民粹派组织纷纷诞生，其中最有影响的叫“土地和自由社”。他们声称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而俄国历史悠久的村社组织——农民公社就可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基础；只要农民争取“土地和自由”的运动成功，通过有了自己“份地”的“自由”，农民实行“村社自治”，就可自然而然地达到社会主义。

民粹主义者虽然自称“人民之友”，穿上农民衣服躬身下乡，要求其成员“向人民学习而不是向人民说教”，但是在实际体会到农民的保守、狭隘和缺少集体观念之后，队伍中又冒出“积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慨叹。他们也就只好积极地扮演“英雄”，转而进行暗杀沙皇的单独活动，企图通过慷慨悲歌的个人行为实现其理想。基于这种唯心的英雄史观，而有待“解救”的农民的小生产属性，又决定了农民们只是各不相属的“一麻袋土豆”（马克思的形容语），因而，民粹主义进行的革命只能是从天而降的救世主携来人间的“革命”，是擅于口吐珠玑而鲜能干成实事的精英们的“革命”，是少数人代替人民革命而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在19、20世纪之交，民粹派出现了分裂，其中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部分人却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走向极端和反动。

早期俄国共产党人如何批判民粹主义

早期曾是民粹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是在俄国最先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他严厉批判民粹派所谓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论调，指出俄国已经卷入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历史大潮之中，不可能不发展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结构的改变，最终会使工人阶级壮大，促进革命的发展。所以，俄国所面临的首先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名著《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则着重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批判了民粹主义夸大个人作用的英雄史观。普列汉诺夫的这些活动，得到过当时还在世的恩格斯的肯定。

其后，列宁发表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对民粹主义作了最全面的批判。他指出民粹主义包含三个特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一种衰落，退步”；二是“认为俄国经济制度特别是农民及其村社劳动组合等等有独特性”，并夸大这种“遗产”的“现实作用”；三是“对知识分子和法律政治制度等社会因素”“不作唯物主义的解释”，而把这些因素看作是能“把历史拖到另一条路线上去”的力量。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生产的能力和人民群众有限的消费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证明了它的历史暂时性，说明了它瓦解和向高级形态转化的条件和原因，——但这些矛盾决不排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也决不排除它与从前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相比起来的进步性。”（《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列宁认为，民粹主义者排斥资本主义而想要直接建设小生产者天国的理论“丝毫没有社会主义气味”，“根本没有说明劳动者受剥削的原因，因而绝对不能有助于劳动者的解放”。同时也公正地指出民粹主义具有两重性：“它是进步的，因为它提出一般民主主义的要求，就是说，它反对中世纪时代和农奴制度的一切残余；它是反动的，因为它极力地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力图阻止和扭转国家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他们“用保护劳动者的漂亮口号作掩护”，但“事实上这些要求显然只能使劳动者的状况恶化，同时阻挠他们的解放斗争。”（《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

这些批判，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世界一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都是极其深刻而又富有长远、普遍的警示作用的。

不难看出，俄国民粹主义不过是欧洲的民主潮流和风靡一时的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交叉影响，与资本主义欠发达而又缺少民主传统的俄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是脱离历史实际、既不懂资本主义也不懂社会主义为何物、夸大上层建筑和个人作用的唯意志论高调。这一运动尽管充满激情和献身精神，但却不能不是一种“经济浪漫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民社会主义”和“最平庸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皆列宁语）。

苏联建国后的民粹主义回潮

尽管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都曾经大力批判民粹主义；尽管列宁早在1918年就设计了以税收制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业及私人资本存在等为内容的新经济政策，并在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决议》时，强调这一政策要“认真地长期地”实行；1923年初他距逝世仅一年时仍谆谆嘱告：“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论合作社》），“我们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但是，这些都未能避免深埋于俄国土壤中的民粹主义后来变相出现并为患的可能。

问题首先仍是出于对建设社会主义条件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明确地认为，共产主义（当时还没有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两个阶段）不可能在一国建成，而必须由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建成。但列宁在1915年曾设想，鉴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革命可能首先在一国爆发，而后得到更多西方国家革命的响应和支持。斯大林则据此提出“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尽管颇有争议，但这一思想仍被1927年的联共十五大通过。

为了实现这一宏愿，斯大林就必然要抛弃他压根儿未曾理解的新经济政策也即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于是在1928年，在全国仅有两台联合收割机，五个农庄才有一台拖拉机，大部分土地用木犁耕种的条件下，发起为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而必须实行农业集体化的运动。除提出“消灭富农阶级”，取缔粮食自由市场，加快由商品流通向产品分配过渡外，更横暴地压制党内外不同意见，开展大清洗运动，使得冤案迭出。从而不可避免的则是，个人迷信大行其道，社会主义下的人民仍然只能扮演“群氓”，而民粹派未赢得的“救世主”之冠冕，却堂皇地加在共产党领袖头上了！

这岂不是执意回避资本主义的民粹主义道路和夸大个人意志力量的英雄史观的回归吗？为夸张功绩，1936年斯大林就宣布，苏联已“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的制度。”到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时，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尽管他在某些方面批判斯大林）竟也说苏联将在20世纪80年代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可见，政权更换，并不意味着深层社会土壤的更换。土壤在，民粹主义回潮就不足为奇。苏联沉溺于个人迷信达1/4世纪以上，印证了英雄史观之为物何等顽强。而只要过分强调个人作用和过分集中权力，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集体领导就一定是空谈，出现失误也就难于纠正。这是苏联最终垮台的重要内因之一。

我个人认为中国建国后曾经产生过民粹主义倾向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时期，许多方面是坚持走自己道路的。恰恰是在建国后，1953年开始全国掀起学习《联共党史》9—12章和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问题》的高潮，不但基本上模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而且在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的步骤上，相对于我国更其缺乏资本主义工业化基础来说，所表现的唯意志论更是创造了“中国特色”。在“只争朝夕”的思想指导下，我国发明了“三级跳”式的社会主义速成之路：50年代初就盛行一种说法，认为新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1954年公私合营，紧接着在1956年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委员会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说：“我们两次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了，没有问题了，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是基本上完成了，但是还没有最后完成……”到1966年9月，停止支付定息，算是从经济上消灭了资产阶级；接下来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兴无灭资”，这是“文化大革命”发起的主旨。

在农村，也进行了一个“三级跳”：由土改后的互助组，到“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进而到集体劳动、挣工分（象征农民劳动已工资化）、砸锅炼钢吃食堂、“砍掉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民公社。在制造了这种贫穷社会主义之后，我们竟向世界欢呼道：“共产主义的曙光已经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

天真吗？从俄国民粹主义，到某些好心而自信的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不惜付出努力甚至付出鲜血为之奋斗的。虽然从来并无“唯意志论”这么一种学术理论，但人们言传意会，把这顶桂冠赠给过于迷信个人意志者，确乎传神之极。

唯意志论长期盛行，与因农民占绝大多数而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传统，与因封闭而不了解世界大势，与因感恩而迷信个人，与力图速进速成而极“左”，与视平均性的贫穷为“社会主义”，是一串顺序相关现象。

这种“大跃进”（跨越阶段）式“社会主义”，民粹派未能办到，却由共产党人借助专政的力量付诸实行了，据说理论根据是“薄弱链条”和“一张白纸”（事实上这恰恰是国情提供的反证和反讽）。毛泽东批评某些不同意见者“像小脚女人”，斥责他们看不见“农民中蕴藏了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凤阳、温州以及更多地方的老百姓却用隐蔽而顽强的行动说明了他们自己的积极性所在！

如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对待“小生产自发势力”的问题。扼杀这种“自发势力”，实质上就是扼杀小生产者向工商业者转变的积极性，扼杀民间生产力成长的积极性。下面一桩发生在50年代初的故事非常发人深思——

1951年7月，山西省委给中央的一个报告列举一些事例后称：土改后农民自发势力有向富农方向发展之虞，应对私有基础逐步加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刘少奇阅后批示道：“土改后……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有一些同志对此表示害怕，企图加以阻止。……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表现。”但毛泽东的批示却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显然，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种分歧，是新中国建立后应该进行相当长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还是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歧。历史发展已清楚证明谁是谁非。但由于当时党和国家制衡体制上的缺陷，新中国终于未能在其发轫之初避免那一大段令人扼腕痛惜的弯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这些朴素的真理性认识得来何等不易！因此，邓小平在会见非洲朋友时，劝他们不要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这不仅是诚恳的、负责任的、真正朋友的忠告，更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告。

（责任编辑 致中）

2002年第10期 中美合作所的本来面目　作者：何　蜀

抗日战争中的1943年4月15日，在陪都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乡下办事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海军部情报署代表迈尔斯——即旧译已为人们熟知的梅乐斯。

从这一天起，由中美两国军事情报机构联合组建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

为反法西斯战争而建立

中美合作所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

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了中苏情报合作所。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提供了大批电讯器材。

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该所建立约三年后撤销。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

后来，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严重分歧。这一合作于同年4月夭折。

以后，英国人在1944年又曾重新提出合作意向，其间，中统局想要插手与英国进行情报合作，但在国民党内遭到阻止。抗战后期英国还打算帮助中国在沦陷区组建地下军，也被美国知道后加以反对而未逞。

在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谈判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大看得上眼，最终未能谈妥。

真正合作成功的，是中国与美国联合建立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据参加起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草案的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鲍志鸿回忆，协定的第一条即是：“为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交换日军海陆空军事情报和搜集中国大陆气象情报，训练游击队，挺进日军后方，协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共同迅速歼灭日寇。”

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据鲍志鸿回忆，美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就有中美合作所的军统局人员在电讯侦测和密码破译方面的功劳。

同时，中美合作所还建立起了若干为美国海、空军提供气象情报的气象工作站、观测哨等，这些气象情报在美军对太平洋上日占岛屿展开逐岛进攻和轰炸日本本土的军事行动中，都起了重要作用。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

中美合作所还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此外，为在短期内为中国训练一支5至1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对日作战，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主要从军统局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队等单位分批调训。此外，还从失学失业的爱国知识青年中招收了一部分学员。原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文强先生就曾在《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发表于《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中详细记叙了他当年领导河南临汝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在中原大战中对日爆破有功及破路阻滞日军西进有功而受到嘉奖等情况。

除去军事行动外，中美合作所还进行了一些对日心理战、经济战方面的工作。如收听日伪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和反宣传，展开宣传攻势瓦解日军士气，在日伪军中制造恐慌情绪，鼓舞敌后抗日军民斗志；印制汪伪储蓄券假钞偷运到沦陷区，扰乱日伪金融，并大量收购日货与沦陷区物资运回大后方……

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7、8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不过，因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在国民党内外名声都不大好的军统局负责人、特务头子戴笠，美方副主任梅乐斯又不顾美国当局禁令竭力介入中国国、共两党冲突的内政，再加上该所训练的作战人员、警察和特工，获得的美式武器与设备器材，后来都被国民党当局用到了反共内战中，因此，该所便有了一个“扶蒋反共”的恶名。当年曾以美国战略情报局雇员身份在重庆与梅乐斯共过事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评论说：“中美合作所确实曾经部署过骚扰日军后方的行动，并为美国海军的登陆作了准备。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于，当国共内战爆发时，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国民党一边。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美国‘过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对中共的活动。这为中国共产党所深恶痛绝，并完全有正当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不义行为。”

由于这样一些历史的原因，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在其原址及其附近发生了监禁、虐待和屠杀政治犯的严重事件，特别是在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时发生了对被关押政治犯的集体大屠杀，便被算到了它的账上。

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吗？

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渣滓洞，是两座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监狱。之所以臭名昭著，是因为其专门关押政治犯，并且在1949年9月至11月底，面临崩溃的国民党当局对这里关押的以共产党人为主，包括民革、民盟、“托派”及无党派人士（还包括军统局本身的“违纪犯”）在内的200余名政治犯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长期以来，中美合作所被认为是这两座监狱之上的总名称。其实，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并不是一回事。

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如果说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白公馆就是其下属的监狱（或集中营），那么，关在里面的犯人是谁呢？难道是那些住在里面的美方人员吗？

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邓又平先生在《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文中列举了他的一个调查统计结果：当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于歌乐山下的政治犯中，一些人（如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张露萍等）是在中美合作所建立之前关押于此的，另一些人（如杨虎城、许建业、江竹筠、陈然等）则是在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才关押于此的，对政治犯的屠杀，全都发生于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邓又平先生得出结论：“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美国研究》1988年第三期33、34页）

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的一则回忆也很能说明中美合作所与渣滓洞监狱的关系。

1944年（按：应为1945年，此系沈醉误记）春，浙江大学（时在贵州遵义）教授费巩应复旦大学（时在重庆远郊北碚）之邀来重庆讲学。一日从重庆千厮门码头搭船去北碚，在候船时失踪。此事惊动了陪都教育界，许多人都认为是被特务绑架了。在舆论压力下，蒋介石向戴笠查问，戴笠说军统局没有抓费巩，戴笠还找来中统局、宪兵司令部等单位负责人了解，都说没有抓费巩。数十位曾留学英、美的教授联名致信美军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要求查清此事。魏德迈把此事交给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斯办理。梅乐斯派中美合作所中一位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查办。戴笠则安排了沈醉协助，并嘱咐沈醉，如发现了可靠线索一定要先行把费巩弄到手中，不能让克拉克把人弄去，以免使戴笠在蒋介石面前丢脸。

经多方调查，没有结果。美方根据费巩有反政府言论的线索，怀疑他是被逮捕了，军统局有关人员则怀疑是被中统局逮捕了（因中统局曾派人监视费巩）。于是戴笠答应在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捕人档案，必要时还要拿费巩的照片去查对这一时期逮捕、关押的人犯。沈醉悄悄问戴笠，如果美国人要看歌乐山下的军统局看守所（即渣滓洞监狱）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要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由此可见，在中美合作所设立期间，在其附近的渣滓洞监狱，与中美合作所并无隶属关系。并非“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组成部分。

过去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下，文艺作品是不那么尊重史实的。把中美合作所描写成“法西斯集中营”就是很典型的一例。

中美合作所特训班一例

在中美合作所的合作协定中，第四条规定：“作战与训练。为加强对日军后方游击战及破坏其交通、仓库、矿山，以别动军、忠义救国军为基干，由美国派员负责技术训练，供应武器弹药和爆破器材，在日军后方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武器装备，暂定10万人”。（《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35页）

中美合作所自建立后，即在各地陆续开办了一系列训练班。在重庆开办了特种警察训练班、助教人员（协助美军教官开展训练工作）训练班、军事情报训练班和气象情报训练班，在湖南东安开办了战地医务人员训练班，在浙江淳安港口开办了爆破训练班……此外，中美合作所还陆续在四川重庆、湖南南岳、河南临汝、安徽雄村、绥远陕坝、福建建瓯等地建立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按成立的先后，在各班班名上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的番号，为了战时对外保密起见，则避开番号及特种技术训练的字样，仅冠以地名的称号，例如重庆训练班、南岳训练班等。

当时的各训练班负责人大多已经过世，有关档案材料因未解密而无法得知其详。但值得庆幸的是，担任过河南临汝训练班负责人的文强先生直到2001年10月下旬才去世。他生前对该班情况作过详细的回忆，写成了《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一文，公开发表于《河南文史资料》第30辑上。笔者近年又多次对他进行过采访，他对有关情况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受聘到临汝训练班教学的美国教官，并非“法西斯特务”，而是反法西斯战场中的军人，前后共约40人，住在寺庙风景区东边几间房舍中。第一批军官来自北非战场，具有丰富的反法西斯作战经验，美方负责人先是道威陆军少校，后是杨格海军少校。由于美方人员的军阶偏低（文强当时是少将），他们不曾提出过在班本部设立美方副主任或其他副职的要求。双方合作甚好。

在临汝训练班，作为武装游击部队的一切基本训练，全由中方拟定计划实施，美方不加过问。但美方对参加训练的学员兵限制颇严，必须由他们派员亲自按花名册点名验收，凡身体病弱者多被淘汰。

属于美方施教的特种技术训练，主要是进行较新式的轻武器装备如卡宾轻步枪、各种冲锋枪、三号左轮枪等以及软性炸药（可做成油条、烧饼状，可粘贴于被炸物上，用导电爆破，威力比TNT硬性炸药大5—8倍）的使用训练（这些显然都是属于陆军训练的科目）。美方通过翻译讲授各种武器及炸药的性能和使用方法，约占一个月时间。然后像开运动会一般进行实弹、爆破演习，占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演习，逐个进行成绩考察后，确认及格者点名配发武器，否则，即淘汰或再受训练。

在训练中，这些美方教官只讲对日作战，从不涉及中国政治，因此并无“反共反人民”、“审讯政治犯”方面的训练内容。

中方负责施教的有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两门。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教材颇多，有国民党军自编的，也有八路军、新四军实施过的，抗战初期叶剑英等中共军事干部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编写的，还有外国的。政治课程的教材，是军委会政治部统一印发的小册子。

临汝训练班每期开学时，受训官兵都要举行宣誓仪式。宣誓词事先由政训组长拟好，印发给每个官兵填写，少数文盲也须请人代填，自己签名盖章或按指模。事后宣誓词还要由各队值星官收齐，送政训组存查。举行宣誓仪式时，全体受训官兵以大队为单位排成横队，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由政协组长带领，高举右手，一句一句齐诵誓词，誓词大意是：“余谨以至诚，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勇杀敌，歼灭日寇，尽到卫国保家及配合盟军作战之责，切实完成反法西斯战争神圣光荣任务。倘有违误，甘受最严厉之惩处。”宣誓完毕解散时，官兵照例要集体高呼：“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当1944年春日军发动河南战役（豫湘桂战役的前期）时，临汝训练班全体受训官兵同仇敌忾，群情激昂，纷纷请战，要求打过黄河去，美方官兵也纷纷向文强求见，请求参战。文强深知自身的职责是训练而不是指挥作战，但值此非常时期，却也不能袖手旁观。他即请来受训的别动军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会同美方负责人，开了两次紧急会议，然后具体拟出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大爆破的计划。两大爆破目标，一是日方在新乡至开封之间黄河故道沙沟纵横地带修建的汴新铁路大桥；二是焦作煤矿。因为这一方案是经过班内中美负责人及部队长三方制订的，一经上报，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部正式下达了执行命令。

鉴于该任务要派出小分队在敌占区执行，美方人员化装行动不易，只好定于夜间实施爆破计划。在班中的美方人员全部出动。经周密侦察布置，先用武装部队封锁道路，再用软性炸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汴新铁路上的铁桥破坏了，我方无一伤亡，安全撤退。铁路大桥的破坏，阻滞了日军调动的速度，为我军政机关后撤争取了时间。为此，临汝训练班得到了传令嘉奖及实物和现金奖励。

回忆这一训练班的历史，文强先生以他亲身经历否定了那些把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误传是施行一套神秘的特务训练”的不实之词。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鲁迅与左联解散　作者：刘小清

一

1935年11月，时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记者史沫特莱意外地收到一封来自莫斯科的信件。它是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后转到她手中的。发信人是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而信是写给上海左联的。

左联是在结束了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后，于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学团体。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等12人。瞿秋白、茅盾、丁玲等都曾是其重要领导人。

为什么给左联的信却由史沫特莱转交呢？这里不得不提到也是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由于叛徒告密，时在上海的中共文化委员会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遭逮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而他们此后又被迫分头隐蔽。至此，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此时左联党团书记为周扬。周扬隐蔽后，正常的组织渠道自然发生了阻碍。故而，外界与左联直接联系肯定是困难的，更何况长期在国外的萧三。

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因为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作为一位美国人，她在国统区上海的自由度也是一般国内文化人所不能比拟的。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故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颇感痛心。虽然鲁迅对左联是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以致最终选择超然的态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状态下，鲁迅收到萧三给左联的信。

萧三的这封信可以说是整个左联运动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资料，正是这封信导致了左联的解散。

“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萧三的信开门见山。他在总结左联五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中有不少之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一旦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如此剖析后，萧三的语气更为加重，“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有感于此，萧三的结论为：

“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性意见。虽然对萧三所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亦有同感，而且感触十分深刻，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决策，鲁迅并不苟同。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抄了一份萧三的信留存。

事实上，鲁迅已经很久没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鲁迅在左联后期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以致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因为客观上在田汉、阳翰笙等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的隐蔽。因此缘故，转交信件的任务便落到胡风头上。

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由于胡风在左联的不正常遭遇，颇得鲁迅的理解和同情，加之胡风对鲁迅一直敬重有加而且始终追随左右，因而胡风成为左联成员中鲁迅一直较为信任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来信均有一种感觉，即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意见。事实也正如他们所感觉的那样，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故而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未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道：“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并且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所含有的“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他对此很不满，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

此后萧三又专门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这位以后给萧三以重大影响的代表即康生。

“他听我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要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他和我作了长谈，历举中国国内搞统一战线的成功。我退出后就写了那封长信寄回上海。”从萧三以后的这段回忆中不难看出，正是与康生的一番长谈，最终促使他写了这封解散左联的信。

事实上，关于这封信萧三亦很后悔。若干年后，他在提到这段历史时专门说道：

“有人说我屈服于王明写了这封信。我说，不如说我被康生这一套‘理论’说服为好。驻苏两个党的代表都如此主张，我怎能不于11月8日写那封信由鲁迅直转‘左联的同志们’呢。万里之外指使人们做事，本来荒唐已极，何况我当时也想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是更好吗？”

萧三这封来自于万里之外并且带有很好主观愿望的信件，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却引起了极大震动。

周扬收到萧三的信后，在一次“文委”会议上将其公开。“文委”成员之一的夏衍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从这封信的内容和口气谁都可以看出这不是萧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对左联的指示”，“主要的一点就是解散左联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文艺界的联合战线，这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八一宣言》的宗旨是一致的。”

当时上海“文委”已与中央失去联系达九个月之久，故而，一接到这样的指示，他们即“毫不迟疑地决定解散左联和文委所属各联，另行组织更广泛的文化、文艺团体”。

在解散左联的问题上，周扬、夏衍的认识是高度一致的。这主要基于他们对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迷信以及希冀由此铺平建立更广泛文艺统一战线组织的道路。他们随即风疾雷动地开始了工作。

自然首先要征求各联盟的意见。当时有社联、美联、剧联、影联等进步文化组织。在取得一致的认同后，夏衍代表“文委”又先后与党外文化人士陈望道、郑振铎进行了接触。夏衍告知他们萧三来信的内容，并详细谈了拟解散左联以及组织更广泛的文艺团体的思路。陈、郑二人对此均无异议。

当时夏衍认为党外文化界人士并不成为问题，“只要鲁迅、茅盾同意，那么通过茅盾向振铎、巴金、王统照、叶圣陶征求意见，他们是一定会赞成的。”而重要的也是必须做的是征求鲁迅的意见。就像成立左联时必须听取鲁迅意见一样，如今要解散左联，也必须要尊重鲁迅意见。

关于如何见鲁迅，周扬、夏衍颇费心思。其中缘由，夏衍是如此道白的：

“自从秋白、雪峰离开上海后，左联和鲁迅之间失去了经常的联系，加上1934年至35年之间党组织遭到三次大破坏，白色恐怖严重，周扬和我都隐蔽了一个时期。加上就是在这段时期，上海的文艺小报散布了许多谣言，其目的就在于挑拨左联和鲁迅之间的关系。加上田汉在34年秋天向鲁迅提到过胡风问题，引起鲁迅的反感，加深了相互之间的隔阂。鲁迅对左联不满，当时在文化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郑振铎和我谈过，连夏尊也对我说，鲁迅近来心情不好，和他谈话要特别当心。的确，对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的事，通过什么方法去征求鲁迅意见，我们也考虑了许久。”

夏衍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周扬、夏衍和鲁迅之间已经失去了较为融洽的谈话氛围。虽然同在左联，但心殊隔膜。而其时能够联系他们之间的唯一合适人选即茅盾。

于是茅盾便负起了新的使命。

二

茅盾对谈话的结果并不乐观。茅盾向鲁迅转达夏衍意见后，鲁迅的回答很简明：“组织文艺家抗日统一战线的团体我赞成，‘礼拜六派’参加进来也不妨，只要他们赞成抗日。如果他们进来以后又反对抗日了，可以把他们再开除出去。但因此解散左联，我认为没有必要。”鲁迅的口气显得很坚决，致茅盾一下子都不便再说什么。

继之，鲁迅又进一步作了解释：“左联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相当严重的，他们实际上把我也关在门外了。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是有人在那里做，不会因为取消了左联他们就不做了。”“文艺家的统一战线组织要有人领导，领导这个组织的当然是我们，是左联。解散了左联，这个统一战线组织就没有了核心，这样虽说我们把人家统过来，结果恐怕反要被人家统了去。”

鲁迅的这番话既深刻也透彻。正如左联成立时鲁迅在其报告中所说，“‘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虽语出惊人，但确有警示作用。经过多少年的实践，鲁迅忧虑新的统一战线如果没有核心，“恐怕要被人家统了去”，不是没有道理的。茅盾闻之，亦深以为然。

最后，鲁迅特别强调了“左联是左翼作家的一面旗帜，旗一倒，等于是向敌人宣布我们失败了。”鲁迅称左联是旗帜，说明他非常看重左联的地位和影响，即使它有很多令鲁迅不满的地方。

夏衍没料到鲁迅不同意解散左联，并且顾虑解散了左联，我们在新的组织里就没有核心。于是，他便对茅盾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茅盾预料到在解散左联问题上一时恐难协调，便不想多参与意见。但他还是直言不讳地对夏衍说：“我以为鲁迅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可以把你的意见再转告鲁迅，但我只做个传话人。”

以后鲁迅从茅盾处听到夏衍所说，“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就是核心”的话时，笑了笑道：“对他们这般人我早已不信任了”。

茅盾非常清楚鲁迅此话的意思和分量。“我见鲁迅这样说，就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了。而且弄不好我还会被怀疑是替周扬他们做说客，而类似的教训我是有过的。我自己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在他们中间传话。”茅盾以后说过的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他意识到左联现任领导人周扬、夏衍等人和鲁迅之间的这种裂隙是日积月累的，一时难以弥合。他不愿因此受到鲁迅的误解，从而影响他们之间私人感情。于是，茅盾便托郑振铎将鲁迅坚持不解散左联的意见转告夏衍。他自己没有再直接与夏衍见面。

由于鲁迅的不同意见，解散左联的事只好被暂时搁置起来。

事已至此，似乎已成僵局。然而一个人的介入，却使解散左联的事出现了转机，也给了周扬、夏衍等左联领导人以极大希望。这个人就是左联最后一任行政书记，青年杂文家徐懋庸。

三

徐懋庸踏进上海文坛是1933年的事。此前，徐懋庸为浙江临海某中学教师，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有介绍印度爱国女诗人奈都夫人的译作，并翻译有罗曼·罗兰著的《托尔斯泰传》。1934年初，在时任左联宣传部长任白戈的介绍下，徐懋庸加入了左联。由于当时徐懋庸经常模仿鲁迅的杂文风格为《自由谈》撰稿，故尔颇得鲁迅关注。在徐懋庸接办左联刊物《新语林》前后，鲁迅多次给予他指点，并寄稿件给他。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作序，在当时上海文坛的青年作家中能有如此荣幸者似不多见。

这年底，徐懋庸被选入左联常委，并接替任白戈担任宣传部长。翌年，由于文委领导成员田汉、阳翰笙等被捕，由左联宣传部长改任行政书记的任白戈身份暴露而被迫前往日本。徐懋庸随后便接任左联行政书记。当时徐懋庸年仅23岁。

此后，徐懋庸经常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情况。而鲁迅当时之所以较为器重徐懋庸，是因为徐懋庸的勤奋。徐当时除了兼顾左联行政工作外，还常有杂文和译作发表。鲁迅曾经批评过有些“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笔耕不辍的徐懋庸则颇多勉励和赞许。

正是由于徐懋庸与鲁迅关系上的这种特殊性，故当茅盾未能说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在周扬眼里，徐懋庸则成为能够前往说服鲁迅的唯一合适人选。

徐懋庸与鲁迅的见面是在鲁迅指定的北四川路的一家咖啡店里，他向鲁迅介绍了周扬关于解散左联的意见以及对萧三来信的看法。

待徐懋庸讲完后，鲁迅平静地对徐说：

“组织统一战线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宜解散。”接着，鲁迅有些语重心长：“我们的左翼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们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

鲁迅的这番话与对茅盾谈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核心是左联不能解散。

徐懋庸为鲁迅的一番话所折服。他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说，“我当时是同意这意见的，但并没有领会其深刻的意义。”

徐懋庸告别鲁迅后，左联专门召开了常委会听取徐懋庸汇报。会上，胡乔木代表“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作了长篇发言，表明了“文总”支持解散左联的态度，其基本理由是，统一战线团体是群众团体，左联也是群众团体。在一个群众团体里面秘密存在另一个群众团体，就会造成宗派主义，这不好，而且会使左联具有第二党的性质，更不好。

这次左联常委会在经过讨论后，最终一致同意解散左联。

随后，胡乔木又找徐懋庸谈话，要求他向鲁迅通报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并继续做鲁迅的工作。

这样，就左联解散问题，徐懋庸第二次衔命与鲁迅见面。

鲁迅知道“文总”和左联常委会的意见后，对徐懋庸说：“既然大家主张解散，我也没意见了。”沉默一阵后，鲁迅又突然补充道：“但是，我主张在解散时发表一个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而使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更扩大更深入，倘若不发表这样一个宣言，而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

由此可见，鲁迅将发表一个宣言看得很重。否则，左联解散的性质就有可能被误解。

徐懋庸终于如释重负。毕竟鲁迅已经同意解散左联了。徐懋庸随后向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复命，在转告鲁迅意见时，特别强调了要发表一个宣言。周扬闻知鲁迅同意解散左联后非常高兴，他认为鲁迅的意见很好，并答复等“文总”讨论后再说。

就在鲁迅以及徐懋庸等期待着左联发表解散宣言的数日后，周扬约见徐懋庸，告知“文总”已讨论过了，因“文总”所属左翼文化组织很多，都要解散。如果都发表宣言，太轰动了，不好。因此决定左联和各联都不单独发表宣言，只由“文总”发表一个总的宣言就行了。

徐懋庸为此三见鲁迅。这次得到的答复很简单：“那也好。”

又几天后，周扬对徐懋庸说，“文总”也不发表宣言了，主要考虑正在筹组文化界救国会，如果“文总”发表解散宣言，新成立的救国会将会被国民党视作“文总”替身，于救国会不利。

徐懋庸无奈四见鲁迅，说明情况。此次之行，徐懋庸心存忐忑，他认为周扬等人的言而无信必然会引起鲁迅不满。

果然，鲁迅闻此变化后，脸色一沉，一言不发。鲁迅实在是无话可说。他原本就对周扬等不满，现又见他们在这样重大的事情面前，如此草率地变化无常，不免心冷。可怜徐懋庸夹杂其间，窘迫异常。这次鲁迅的冷面，不仅是对周扬等人的，而且也包括为其充当说客的徐懋庸。

左联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了。相对于它创建时的影响以及蓬勃生机来说，这样的结果鲁迅从感情上是不能接受的，一些与鲁迅接触较多的左联盟员亦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对于左联解散的这种结果，茅盾也颇觉遗憾。他说：“事情好像已经圆满结束。可是，后来不知为了什么，又变卦了，连宣言也不发了。鲁迅因此大为生气，认为他们言而无信。因为在鲁迅看来，发不发宣言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事情就因此弄僵了。从此，鲁迅对于周扬他们更加不信任了，对于他们的各种倡议、活动，采取不合作态度。”

左联解散，原来是为了方便成立新的更具统一战线性质的文艺组织，左联内部在此问题上意见也渐趋统一，但遗憾的是结果却不尽人意，而且因为左联解散前后的变化，导致鲁迅对周扬等人产生了更深的误会与成见，而这种误会与成见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左翼文化运动在新形势下向更广阔层面上的发展。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梁漱溟韩复榘的合作与冲突　作者：杜　林

远在1922年梁漱溟先生尚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时，作为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将军驻守北京，他邀请梁先生在北京南苑基督教青年会，为其下属五个旅的官佐讲学，主要内容为儒家哲学与梁先生的政治主张，每次听讲限一个旅，由旅长率全旅官佐前往。当时的韩复榘还是个营、团级的官佐，他认得讲学的梁先生，但梁先生却不认识他。30年代初期，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梁先生在其治下办“乡村建设研究院”，韩曾经提起过此事，极赞赏梁先生对儒家哲学的精辟阐述。

韩复榘，字向方，河北霸县人。少时先念乡办初小，后读《四书》、《五经》，喜欢舞文弄墨，写得一手好字，曾当过县衙书吏，后追随冯玉祥将军，任过部队文书这类班、排级干部。由于打仗勇敢不怕死，加之深谙孔孟之道，得冯玉祥的器重而步步高升，成为冯手下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大战期间，冯部20万之众大部分驻扎于河南，一次冯玉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部队撤向潼关以西。而韩复榘却提出西北太苦，军队不宜西撤。冯玉祥历来治军极严，且以家长自居，当场给予训斥，命令已身为“一省之长”的韩复榘滚出会场，罚跪于会场外墙下。散会后，冯将军怒犹未消，又是一记耳光之后才叫韩复榘站起来。韩不堪其辱，便悄然率部分队伍前往山东。

1929年韩复榘叛冯之举，赢得蒋介石狂喜，1930年即任命其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开始了他统治山东八年的政治生涯。

梁漱溟等人原开办于河南辉县百泉之“村治学院”，由于韩复榘的东走，冯军西撤，蒋军占领开封，学院被迫停办。

1930年韩复榘当上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急于做出政绩，河南村治学院负责人梁仲华与韩复榘一谈，就立马表示欢迎“村院”全班人马到山东完成未竟事业。

1931年1月，韩复榘在济南接见梁漱溟、梁仲华时谈了他的“山东施政计划”，“二梁”也谈了准备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的设想与要求，韩表示支持。于是“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设在邹平县，韩复榘以后也曾到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进行过考察。

邹平作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县，隶属研究院，县长由研究院提名，省府任命。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对邹平实验县是从社会、教育、经济几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的；在菏泽办的研究院分院，对菏泽实验县则是从乡村自卫着手的。

1934年韩复榘增划山东省济宁专区等14个县为“山东乡村建设实验区”，由梁仲华出任专员。研究院院长一职则由梁漱溟先生继任。

1935年10月，华北局势紧张，日寇策划之“华北五省三市自治运动”甚嚣尘上，山东的乡村工作便迅速转为备战状态，首先采取集中训练八个学校的师范生下乡，分期分区训练、组织民众以抵抗日寇。

同年10月—12月，梁漱溟先生积极推动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拟定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1935年—1938的“三年计划”，以对付日寇的入侵，为实行自卫作好充分的准备。

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中谈到，“1935年后山东乡村工作之大展开，则激于日寇侵略，悍然唱出‘华北五省（晋、绥、察、冀、鲁）三市（京、津、青岛）自治’口号而来，原计划以三年时间全省（山东）各县普遍设乡农学校为基层地方行政机关，并适应国防需要，负责当地壮丁的军事训练，惜只进行得70余县而日寇遂侵及鲁境，加以省当局自违其初衷而失败。”

1935年10月是“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酝酿最紧迫的时候，华北局势之恶化达于极点。这时，梁先生正在江苏无锡参加“全国农村工作讨论会”，闭会后，10月17日路过南京时听到此事，他立即返鲁。为决定山东的进退必先探明韩复榘的态度。于是梁漱溟、梁仲华、孙廉泉三人在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之间，频频与韩复榘接触，韩当时表示坚决拒绝敌人的胁迫，日本关东军参谋曾多次飞济南胁迫韩复榘同赴平津开会，而他坚持不去。因此，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一手策划的“华北五省三市自治”阴谋随之破产。

韩复榘当时积极采纳梁漱溟等人的有关国防政策的建议，计划于三年内山东全省分期分区推行两项工作：（一）“地方行政改革”即在县以下，以乡农学校为下级行政机关，改善县政府组织，增设行政专员等。（二）“加强民众自卫训练”即初级训练在乡农学校进行，高级训练则集中于行政区。但是计划却因战争而中止。

1937年漱溟先生在山东邹平，7月7日倭寇悍然发动全面侵华之战，他一面宣传抗日，动员群众，一面对韩复榘的不抵抗行为，多次进行说服，并向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作过汇报。

实际梁先生的抗日宣传在“七七事变”前就早已开始。1937年5月，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数次函电相邀入川，在成渝两地作了为时一个月、30多场演讲宣传抗日。6月13日梁在成都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大会堂作题为《我们如何抗敌》讲演，他说：“我们正是准备抗敌，才从事乡村工作。”“不求摧敌于一朝，而要能与之作持久战，取得最后胜利。”1938年1月梁先生首次访延安与毛主席长谈，其中抗日的“持久战观点”不谋而合。

1937年8月17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梁漱溟先生以“乡建派”领袖首次应邀参与中央一级的政治活动。会上，先生竭力主张发动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分布下去，进行广大民众的抗日动员工作；并提出建议改革教育制度。蒋介石嘱托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江问渔四人起草具体计划，由梁先生负责草成交去。因上海沦陷，最高当局已无心于此而被搁置。

当时，这个“最高国防会议”内设立的咨询机构“参议会”，蒋介石是名义上的召集人，主持人实际上是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参议员多为国民党人，也有中共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人物。蒋介石虽然没参加会议，但却常约参议员个别谈话。蒋介石同梁先生除谈乡村建设，民众教育等问题以外，还交给一项陪同军事专家蒋百里赴山东视察抗战防务的任务。蒋之派梁先生赴鲁显然是出于梁先生与韩复榘极其相熟的原因。

蒋百里与梁先生一行途经徐州时，驻军军长胡宗南到车站迎接。次日临行时，胡宗南约梁先生密谈，言及山东防务之重要，日军将从胶东沿海登陆，他是奉命协助韩复榘守卫山东，共同抗日，并无取韩主席在山东之地位而代之的意思，一再请梁先生转致韩复榘放心。

抵达济南之后，韩复榘首先就见梁先生，一开腔就讲蒋介石已电告先生陪蒋百里来山东，但不知究竟来干啥？梁先生解释：蒋百里是军事专家，蒋介石派他来山东视察抗战防务。韩笑着问：“难道他们还想守山东吗？”先生将胡宗南密谈时再三嘱托的话转述了一遍。韩复榘冷笑摇头说：“日本人一来，还扯什么谁代替谁的地位，简直是废话！”他提高嗓音说：“我认为山东是守不了的，我们打不过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保存实力，把军队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等待国际上的援助，然后再反攻。别的出路没有，欧美是不会让日本独吞中国的。这些道理蒋介石肚子里比我明白得多，还装什么样子！”梁先生回到蒋百里住处，转述了韩的话，蒋百里认为韩复榘的看法有道理，但作为中国军人，却应尽守土之责，而不能不打就撤。

据梁先生所知，在当时从南京的蒋介石，到类似韩复榘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物，大都认为在军事上由于经济实力弱、武器装备差，中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其差别在于，有的人深明大义，为守国土，抗敌寇而不惜牺牲；有的人则不敢拚命，不战而撤，丧失守土之责。同样是冯玉祥的老部下，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浩气长存；而韩复榘则私心重重，后来真的不战而逃，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愧对中华民族。

梁先生认为，“蒋介石借此杀了韩复榘，是杀一儆百，还是消灭异己，史家评论，都认为着重在后者，我以为是有道理的。”（参见《梁漱溟答汪东林》，载《人物》1986年第6期）

至于抗战期间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有关韩复榘的种种笑话，梁漱溟先生和韩复榘的老友、原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张钫，冯玉祥麾下的兵站总监闻承烈等熟知韩复榘的人，都不相信这些笑话。韩是个军阀，有劣迹，但不是笑话所云的文盲、白痴。

1937年8月至10月初，梁先生穿梭于山东济南、济宁、邹平三地之间，为推进军民团结抗日而奔走。8月2日下午4时，韩复榘由南京返回济南时，梁先生于下午5时匆匆赶往山东省政府见韩。这时日本驻济南领事有野等三个日方人员已先入座，听说是电话召来的。据事后日方报载，韩复榘对日本人有野等发表了三项声明：（一）传说中央任命他为右翼总指挥不确；（二）传说中央派蒋伯诚来山东协助军事亦不实；（三）对未离济南之日本侨民继续尽保护之责。并布告市民镇定、禁谣，晓喻商家开门营业。显然，此时此刻的韩复榘，态度已有了极大变化。

10月日军入侵山东，韩复榘虽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然而决定撤退也在这个时候。13日日寇下平原，达禹城，山东省府连夜紧急开会，决定百分之八九十的工作人员迁移退往宁阳。14日清晨，梁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就急见韩复榘，惊问何故欲退？韩答，彼个人决不走，省府亦尚未搬家，唯大部分公务员，此时无用，不如离去。梁先生谓，如此必致全市恐慌，市民都走，后方动摇，影响前线士气，最好不动，或将无用公务员给资遣散，亦不必退至宁阳。韩不纳。午间，许德珩、程希孟访梁，促梁再向韩劝阻，梁即再访韩言之，终不纳……韩既急切欲退，自不发动民众抗战，亦不复顾惜地方而只想将地方枪支、壮丁、财款带走。人心怨嗟离叛，惶惶不可终日。

10月26日，梁漱溟先生与梁仲华、王绍常、陈亚三、余心清、何思源等，于何宅共商给韩复榘的建议并草拟了几条：一般原则，亟应收拾人心，安定人心；然后乃能完成军民合作一致抗敌。其中明确提出：“请通令本战区各部队，（韩复榘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并布告民众，对于地方自卫组织，如乡农学校等受训壮丁，不得任意抽调，对于其枪支，不得任意收用”。……

10月29日，梁漱溟先生带上三日前五人在何思源（现任民革主席何鲁丽之父）家商议的建议，借与韩复榘登千佛山细谈的机会面陈。从上午10时谈到下午3时，始终不见听。这是梁先生企图说服韩复榘坚持抗日的最后一次谈话，“以余（梁先生）推论韩氏态度由紧张而松弛，由光明而暖昧，实以当时各方情势发其一种取巧心理所致。”

12月3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电邀梁漱溟先生赴徐州，梁先生详谈韩复榘之变化情况，并请李宗仁“制止韩氏之撤退”。9日梁先生到武汉，曾于国防参议会上作一次报告。21日见蒋介石，“陈韩急切欲退之状，蒋（介石）公笑云：‘我全已知道。’”

日寇侵占华东、华北之后山东岌岌可危，梁先生亲自率领“乡村建设研究院”师生员工，于1937年12月下旬，从鲁西撤退带出1000余人，枪800多支，现金10数万元，大队人马停留在河南镇平县大佛寺，随后撤到武汉。梁先生去见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告诉他：“我们从山东撤出来，有这么多人和枪，我们还要回山东打游击战，打日本。”“我们对政府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给我们一个抗战的名义。”“他们给的名称是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我们决定回山东发动民众，积极抗日。”蒋介石告诉我（指梁先生自己）：“已派于学忠去山东了，为苏鲁战区游击总司令。他带有2万多人，你回山东游击抗日，与于学忠配合。”这时的中央军委会，下设的政治部部长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而副部长则是中共的周恩来。

后来，梁先生带出来的这支人马，在河南镇平经过集训，便以“中央直属第三政治大队”的名义，于1938年秋整队开拔渡过黄河，返回山东抗击日寇。

梁漱溟先生在《我的努力与反省》、《我的努力是什么》和《敬告山东乡村建设工作同人同学书》这三篇文章当中，都相继谈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心情：“当时我对国家前途是悲观的，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我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由武汉飞西安赴延安；访问中共中央，这是我奔走国内团结的开始。”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梁漱溟先生是利用韩复榘在山东上任伊始“想做出政绩”，而将其视为改革中国社会，争取民族前途的“乡村建设”实验找到一个地方进行，正如他1927年应李济深、陈铭枢之邀赴广州，他就曾试图在广东试办“乡治”，由于南方政局变动而未成。

而当时的中国有志之士，都在寻求振兴中华、挽救民族危亡之路。陶行知在南京办晓庄师范，黄炎培在江苏昆山县，作中华职业教育社之乡村改革实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自治”试验及平民教育促进会设华北试验区等等，均为这类探索，梁漱溟之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亦然。

至于韩复榘由抗日到“不战而逃”，梁漱溟先生已尽力帮助、劝阻直至向当时的“最高当局”汇报，韩复榘之成为千古罪人，咎由自取；而梁先生之谋求救国救民之道的拳拳之心，永远为人们所敬仰、称道。（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沈从文与几位文化名人的交往　作者：魏家骏

1936年5月，《从文小说习作选》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沈从文在为这本书撰写的序言中，提到在文学道路上给了他种种帮助和鼓励的一些“特别值得记忆”的人，其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徐志摩。沈从文深情地对读者说了一段感人肺腑的话：“尤其是徐志摩先生，没有他，我这时节也许照《自传》上所说到的那两条路选了较方便的一条，不到北平市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你们看完了这本书，如果能够从这些作品里得到一点力量，或一点喜悦，把书掩上时，盼望对那不幸早死的诗人表示敬意和感谢，从他那儿我接了一个火，你得到的温暖原是他的。”这段话，包含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位大作家之间的一段感人的友情佳话。

诗人做了一回伯乐

1922年夏末，20岁的沈从文孑然一身，从家乡湖南的湘西山区，来到了京城北京，想寻找理想，想读大学，想读好书来救国家。然而，偌大的一个北京城，哪里能够接纳这个从地方部队退役的穷困的乡下人？茫茫人海，举目无亲，他无法进大学，只好住在酉西会馆里，每日到宣武门内的京师图书馆去读书自学。接着，他又搬到沙滩红楼附近的一所小公寓里，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时候，他开始练习写作，可是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连新式标点符号都不会用。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写啊，写啊，把稿子投往北京的各家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而这些稿子却都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在穷困和茫然中，他给当时在北京大学任统计学讲师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与困窘。郁达夫在1924年11月12日的上午，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了沈从文所住的公寓，亲自来看望这个哀告无门的文学青年。郁达夫请沈从文到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饭，他掏出身边仅有的5元钱，付了1元7角的饭账，把剩下的钱全都给了沈从文。郁达夫不仅给沈从文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救济，解了他的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郁回去以后就奋笔疾书，洋洋洒洒地写成了一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寄给了《晨报副刊》，把沈从文所处的困境公诸社会。在这封公开信里，郁达夫用激愤的语气抨击了那个豺狼当道的社会，劝沈从文丢掉大学梦和文学梦，因为那个社会已经容不得一个正直有为青年去走正直而高尚的道路了。这封公开信在《晨报副刊》发表以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反响。在11月20日的《晨报副刊》第277期上就发表了一封署名“基相”的读者来信，表达了“只有多数无面包吃的人，来联合起来，解决这个面包问题”，才是青年的真正出路的见解和决心。

或许正是郁达夫这封信的作用，引起了《晨报副刊》编者对沈从文的注意。就在这件事发生一个月以后，《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署名“休芸芸”）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对郁达夫的公开信的呼应，因为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就是向A先生诉说自己苦况的信，而信写好了之后，竟然连邮费也没有，只好气恼地把信撕做两半。这应该看做是沈从文的处女作。有了这样的开端，沈从文便不时有散文和诗作在《晨报副刊》发表。在此后的一年中，沈从文逐渐开始崭露头角，除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作品外，还在胡也频编辑的《京报·民众文艺》和其他一些刊物与报纸副刊上有创作问世。

1925年10月1日，徐志摩接任《晨报副刊》主笔，负责讲演、译述、论著、文艺、诗歌、杂纂等类稿件。上任伊始，徐志摩就在刊首发表了《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的文章，表示了办好《晨报副刊》的主张和信心。在这篇文章里，徐志摩列举了可以作为《晨报副刊》基本作者的一长串名单，其中在提到“新近的作者”时，沈从文的名字便已经赫然列于榜首，其推崇之意，自不待言。

这期间，沈从文和徐志摩已经开始有了直接的接触。有一次，沈从文拿了一叠稿子送给徐志摩，徐志摩把这一叠诗文稿件翻了一翻，问沈从文有没有发表过，沈从文回答说：“全都是没发表过的”，徐志摩便把这一叠稿件全都留下。于是，在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开始的一个月里，沈从文就在这份副刊上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五篇作品。

1925年11月11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写于是年3月的一篇散文《市集》。这是一篇乡村集市的素描，人声喧嚷，猪羊嘶叫，汇成了一支生活的交响曲。沈从文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驾驭自己的笔，写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乡村生活场景，使都市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徐志摩是在前任编辑留下的一堆废稿中清理出这篇稿件的，他十分欣赏这篇散文，在编完之后，情不能自已地在文末写了一段《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那热情洋溢的话语，包含着赞扬和鼓励，也包含着对一个文学新人的期待。

不过，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沈从文在欣喜于得到徐志摩的赞扬之余，却又产生了些许的不安。因为这篇稿件先送到《晨报副刊》，因编辑未及时采用，后来被沈从文的朋友焦菊隐（当时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拿到他主编的《燕大周刊》上发表出来，接着又被胡也频拿去转载在他所主编的《京报·民众文艺》上，这时再在《晨报副刊》刊登出来，已经是第三次发表了。看到徐志摩所写的欣赏文字，沈从文一面感到“受来背膊发麻”，一面又觉得这“不是丑事总也成了可笑的事”。他赶紧写了一篇《关于〈市集〉的声明》，说明事情的真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粗心，也表示了对徐志摩所给的褒扬的感激之情。

徐志摩对这件事却报以极度的宽容，他不仅没有责怪沈从文，而且还把沈从文的《声明》全文照登出来，并加了一段十分俏皮的附言：

从文，不碍事，算是我们副刊转载的，也就罢了。有一位署名“小兵”的劝我下回没有相当稿子时，就不妨拿空白纸给读者们做别的用途，省得搀上烂东西叫人家看了眼疼心烦。我想另一个办法是复载值得读者们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的作品，我想这也应得比乱登的办法强些。下回再要没有好稿子，我想我要开始印《红楼梦》了！好在版权是不成问题的。

志摩

其中洋溢着对青年作者的爱护与宽慰之情，读来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更有趣的是，这则附言中提到的那个“小兵”，竟然就是沈从文。几天以后，《晨报副刊》居然又将“小兵”的这篇短文揭载出来，可见徐志摩对沈从文是多么器重！

不做学生去做教师

1928年1月，沈从文为寻求在文学事业上的进一步发展，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这时，徐志摩已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就在沈从文到上海不久，徐志摩同叶公超、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等人联合发起创办的《新月》月刊，创刊号于3月1日出版。沈从文除了在《新月》杂志上经常发表作品外，还在徐志摩参与创办的新月书店出版了《蜜柑》、《阿丽思中国游记》、《好管闲事的人》、《沈从文子集》等小说集。

这时候，沈从文与徐志摩已经过从甚密，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徐志摩当时住在上海福煦路613号，沈从文经常去拜访徐志摩。后来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时间与徐志摩的交往时说：“记得两次邀我到福履坊吃饭，都是由后门进去，在灶披间同车夫厨娘一道坐下来吃饭的。他一面说笑，一面不住称赞雪里蕻烧豆腐比前不久招待泰戈尔那次的锅塌豆腐还透味好吃。”

但是，文人的困境却始终像摆脱不掉的梦魇纠缠着沈从文。他尽管一本又一本地出书，书店却只给他极微薄的稿酬，加上此时他的母亲和九妹也从北京来到上海与他同住，高昂的生活费用使沈从文不堪重负。他曾写信给徐志摩，诉说自己的苦况，徐志摩也曾劝他，“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接着，沈从文又想转而去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师从徐志摩的朋友刘海粟学绘画。徐志摩对他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都不赞成，却萌生出了一个新奇的念头：“你这样子还去念什么书？还不如去教书呢！”

原来徐志摩的朋友胡适，在1926年去欧美游历之后，此时正定居上海，除了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新月书店，还兼任着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于是，徐志摩就推荐沈从文到他那里去试试，看能不能做个教师。胡适知道沈从文是个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立即同意延聘他为中国公学的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的现代文学选修课。但从来没有进过正规学校的沈从文，哪里能够一下子就会上课？本来就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准备了一个小时的讲稿，不到10分钟就讲完了，只得站在讲台上愣愣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学生，紧张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时在台下的学生中，就坐着后来成为他的夫人的张兆和。于是，这段不成功的教师生涯，却造就了一段成功的美满姻缘。后来，沈从文谈起徐志摩的果敢推荐和胡适的大胆聘用，笑嘻嘻地说：“这可以说是适之先生《尝试》的第二集！”

千方百计营救胡也频

1930年秋，胡适离开中国公学。为了不因自己离开中国公学以后影响沈从文的教席，他给沈从文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推荐给了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陈源（西滢），并且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还是去武汉大学，让凌叔华管管你的生活吧！”沈从文便拿了胡适的推荐信去了武汉，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担任现代文学史课程。

1931年1月，学校放寒假，沈从文从武汉回到上海。此时，胡也频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也同丁玲一起逃离济南到了上海。他们俩回到上海不久，便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胡也频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赴江西苏区参加大会。

1月17日下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在上海的临时住处清华同学会宿舍。他告诉沈从文，他和丁玲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搬家，但是却又到处借不到钱，偏偏正碰上房东的小儿子死了，想送礼也没有钱，至少也该送一副挽联，表示一点哀悼吧。他请沈从文为他先拟好一副挽辞，下午买了白布来请他写。沈从文因为要赴一个同学的约会，去四马路吃饭，12时许便同胡也频一起出了门，从四川路往南走。走到惠罗公司门前，胡也频说是要到先施公司买一块写挽联的白布，两人就要分手了。临分手时，沈从文看胡也频衣着单薄，在飕飕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又脱下自己新做成的棉袍给他披上，便匆匆告了别。

下午，沈从文应约赶到万宜坊胡也频的家，去写挽联，但胡也频还没有回家。晚上再去一趟，还是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再赶到他家，发现胡也频竟然一夜未归。沈从文好像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丁玲说：“别是发生了什么事吧？”他们哪里知道，与沈从文分手之后，胡也频在先施公司买好一块写挽联的白布，就去参加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何孟雄召集的一个会议。不料被特务察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

18日的晚上，沈从文刚刚回到家，就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来找他，老头自称是监狱里的牢头：“我受一个姓胡的先生之托，给您送个信！”说着便把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交给了沈从文。便条是用一张烂纸写的，上面写着：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沈从文一看便条，就知道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便条上说的“胡先生”就是胡适。沈从文找到胡适，胡适也很着急：“这不行，我们得想办法保释他出来！”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接着，沈从文又赶到胡也频家把这消息告诉给丁玲，丁玲请他去找李达帮助。在李达家里，沈从文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及施存统、朱谦之一起商量营救的具体办法。最后，大家认为还是请胡适和徐志摩出面，写信给在南京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请蔡先生出面营救。

徐志摩这时候正接受胡适的推荐，准备前往北京大学就职。在繁忙的准备和迎来送往的告别之际，沈从文给他带来了胡也频被捕的凶信。胡也频也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时就经常给《晨报副刊》写稿，到上海以后，又给《新月》杂志写过稿。徐志摩在政治上比较超脱，他不以党派和阶级来看人，而只是看重在文坛上的友谊。因此他一听说胡也频被捕，就激动地说：“参加什么党派，是个人的信仰，怎么可以凭这一点来抓人呢？”沈从文乘机向他提出请他出面营救的请求：“我知道先生素来抱有正义感，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请您设法营救的。”徐志摩毫不迟疑地拿出纸笔，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短简，请他在南京设法斡旋。

沈从文拿了徐志摩的信，便赶往南京，找到了蔡元培，但此时的蔡元培对这样一桩重大的政治案件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了。此后的几天里，沈从文在南京又先后找过国民党的元老邵力子，甚至还找过陈立夫，他们或者表示鞭长莫及，或者已经爱莫能助，时间蹉跎，在焦急与担忧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20天过去了，事情没有一点进展。2月7日，胡也频和他的几位战友一起，在上海龙华监狱被枪杀。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联五烈士”的事件。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为了帮助丁玲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沈从文又找到了徐志摩。徐志摩答应把丁玲的一本书稿推荐给中华书局，但因为稿子的篇幅还比较单薄，稿酬也就有限，徐志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他的妻子陆小曼提醒他说：“你不能去向邵洵美转借一笔钱吗？你就说我有急用。”邵洵美是徐志摩在新月社中的文友，因为办书店，善经营，还编辑出版多种杂志画报，是文人中最有钱的一个。果然，邵洵美借了一笔钱给徐志摩，徐志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沈从文。几天以后，沈从文就伴送丁玲和胡也频留下的遗孤，假扮成了夫妻，历尽艰险，送她们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常德。

经过这将近一个月营救胡也频的风波起伏，徐志摩突然萌发起把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的灵感，这就是发表在是年3月10日出版的《新月月刊》3卷11期上的《女士》。在这篇小说里，徐志摩巧妙地借“”谐“丁”和“玲”，暗示“女士”即“丁玲女士”。他以胡也频为原型，塑造了“蘩”这一革命者的形象，表现出他对贫富不均的社会的愤恨和铲除穷苦的决心。在女士的身上，则表现了她那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斗志。而女士的女友，显然写的就是沈从文为此事奔走呼号的活动。她抱病四处奔波，为营救蘩而忍受权贵要人的冷眼，细心地照顾着女士和她还在襁褓中的婴儿，表现出了一个急公好义的高尚正直的灵魂。从这篇小说中，不仅可以看出徐志摩对沈从文的钦佩与赞许，也可以看到徐志摩对革命者的新的认识与理解。

绵绵不尽的思念

沈从文因为营救胡也频，接着又护送丁玲母子返回故乡湖南常德，误了学校开学的日期，便不能再回武汉大学去了。当年夏天，他接受了杨振声的邀请，去杨任校长的青岛大学任教。

就在开学两个多月以后，11月21日，沈从文和青岛大学文学院的几个朋友正在杨振声家边吃茶边聊天，突然接到从北平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如同一声晴天霹雳，原来是关于徐志摩不幸遇难的噩耗。沈从文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徐志摩到北京大学就任教职，常来往于北平和上海之间。这一次回上海是搭乘的张学良的专机，11日回到上海后，18日又匆匆忙忙赶到南京，准备再搭这架专机飞回北平。不料蒋介石要留张学良多住几天，而19日的晚上，林徽因要给外国人讲中国建筑艺术，徐志摩答应过一定要出席的。一向重视朋友情谊的徐志摩不愿意失约，便临时决定用朋友赠送给他的中国航空公司的免费乘机券，搭“济南号”邮机飞往北平。谁也没有想到，飞机飞到济南附近，遇到了大雾，撞在山顶上，飞机立刻燃起大火，坠毁了。徐志摩和两位驾驶员同时遇难。

沈从文听到这一噩耗，五内俱焚，他想起徐志摩在这六七年间对自己的关心与帮助，无论如何也应该去见最后一面。他提出马上搭夜车去济南，与恩师告别，大家也表示赞同。乘了一夜的火车，沈从文于20日的上午赶到齐鲁大学，会同了从北平赶来的梁思成、金岳霖和张奚若，从南京赶来的郭有守和张慰慈，一起赶到临时停放灵柩的一座小庙福缘庵。这座小庙已经被一个卖陶器的商人用来做堆放货物的货栈。走进庙门，便可以看到徐志摩的灵柩就停放在墙边。两个工人挪开了棺盖，只见徐志摩的遗体静静地躺在棺材里，经过整容，头上戴着一顶红顶绒球青缎子瓜皮帽，帽子遮盖不住右额角上被撞开的一个李子大小的斜洞，鼻子略略肿起，门牙全部被撞脱。身上穿的是浅蓝色绸袍，外罩着黑纱马褂，脚上穿的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

看到一个历来热情似火、生龙活虎般的诗人，安静地躺在这又破又小的古庙里，被一堆五颜六色的坛坛罐罐包围着，门外便是喧嚣的街市，沈从文不禁感到了一丝凄凉与伤痛。直到三年以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段情景，仍然流露出对徐志摩的不尽的思念。他说：“志摩智慧方面美丽放光处，死去了是不能再得的，固然十分可惜。但如他那种潇洒与宽容，不拘迂，不俗气，不小气，不势利，以及对于普遍人生万汇百物的热情，人格方面美丽放光处，他既然有许多朋友爱他崇敬他，这些人一定会把那种美丽人格移植到本人行为上”，“纪念志摩的唯一的方法，应当扩大我们个人的人格，对世界多一分宽容，多一分爱。”（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一首当代名诗及其作者之谜　作者：袁小伦

笔者近日阅读《新文学史料》2002年2月号周而复的《往事回首录》，想起一些诗坛旧事逸闻，并由周文提到的以为是郭沫若所作的一首诗想到这首诗。

周而复详细回忆20世纪70年代初中期，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评、江青对郭沫若的迫害和郭沫若如何与江青一伙的斗争以及如何用诗歌回答毛泽东的批评。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61页载，毛泽东在1973年8月5日，写了《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批评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法政，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秦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上述周而复《往事回首录》在提到毛泽东这首诗（只是个别字眼和标点有所不同：改“魂死”为“虽死”、十批加上引号、封建论加上书名号）后写道：妄想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的“江青知道毛泽东同志这首七律后，认为机不可失。1974年春天，在一次万人大会上，江青当着周总理的面，公开点名批判郭沫若，胡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和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模一样。大家知道，‘四人帮’名为批林批孔，实际矛头是指向周公。”“在这次大会以后，江青伙同张春桥闯到郭老的家里，再次批判郭老……江青要郭老批判吕不韦，实际上是影射周总理，达到她不可告人的批周公的罪恶阴谋。郭老听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听出弦外之音，洞悉他们的诡计阴谋，痛加批驳，毅然拒绝。江青和张春桥无理纠缠了整整三个小时之久，不能不悻悻走了。”“对于江青和张春桥的罪恶阴谋和无理纠缠，郭老可以严肃顶住，但毛泽东同志的七律：《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不能置之不理，他考虑再三，反复斟酌，不得不写出一首七律，回答毛泽东同志：‘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知有仙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出穷隅。岂甘樗栋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趋。’”（《新文学史料》2002年2月号第43—44页）然而这首诗的作者真是郭沫若吗？请看以下相关记载：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胡绳诗存》第21页载有胡绳作于1972年7月的《偶感》：“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疗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逃绳墨，思竭驽骀效策驱。犹幸春雷动大地，寸心粗觉识归趋。”将此诗与前面周而复回忆中的郭沫若诗作比较，内容几乎没有差别，就像双胞胎一样，同出一源，只个别诗句稍有不同。例如“云水”与“云海”、“神方”与“仙方”、“疗俗骨”与“医俗骨”、“出穷隅”与“困穷隅”、“樗栎”与“樗栋”、“逃绳墨”与“悲绳墨”、“粗觉”与“初觉”、“识归趋”与“视归趋”。为什么会这样呢？《胡绳诗存》第35—36页载有胡绳写于1974年5月一首诗《两年前所作一诗传出于某大家手笔答友人问》：“拙句吟成偶自娱，悃诚稍借短章输。此身不是诗人种，鱼目何曾敢混珠。”

上海书店1993年版金韵琴著《茅盾谈话录》也谈到相关情况。金韵琴是茅盾夫人孔德弟弟孔另境的夫人，她称茅盾为“雁姐夫”，茅盾叫她“韵琴嫂”。1975年金韵琴应茅盾的邀请到北京，在茅盾家住了近半年时间。在这期间，白天茅盾常常和金韵琴闲聊一些往事，晚上金韵琴又将白天谈的东西记在日记里。这就是《茅盾谈话录》的由来。是年7月28日日记载：“在雁姐夫卧室的五斗柜里，有一个抽屉，存放着别人寄给他的诗词。他自己写的诗词也存放在里面，给人写条幅的时候，就在这只抽屉里取出来挑选。今天，他把抽屉里的全部诗词稿件取出来给我看。”“我一一翻看，沉思辨味。在这些诗词中，冯至与胡绳的诗稿最多。”“雁姐夫对胡绳的诗，也很赞赏，说他用典自然。他拣出一首胡绳于1972年在干校写检查时写的没有题目的七律诗。”茅盾拣出的诗和上述《胡绳诗存》的《偶感》只有二字不同，即“云海”与“云水”，“移俗骨”与“医俗骨”。接着茅盾指着诗句，给金韵琴讲解：“第一、二句典故，说的是骊龙颔下有珠，入龙穴的人如果得到此珠，就成为有大智慧的人。这里的所谓‘珠’，实质是比喻马列主义的真谛。首联大意是说，虽然学习马列主义30年了，然而未获得真谛。颔联中的‘神方’，是指毛泽东思想，‘蛊毒’，是指形左实右。颈联上句‘樗栎’，典出《庄子》，但反其意而用之，故言‘岂甘’，言‘逃’，表示自己不甘自居废物而逃避思想改造（绳墨）。下句是拿成语入诗，说自己虽不及骏马，却仍愿竭尽绵薄以供驱使。结联首句‘春雷’，是指文化大革命，次句是说：从此心里略为（粗觉）认识方向（趋归）了。这首诗用典十分自然，也构成词语组合上的音韵美。”（《茅盾谈话录》第80—81页）

后来金韵琴写信向胡绳请教这首诗的来历以及作者本人对这首诗的看法，并于1983年2月27日得到胡绳的复信。日记中附带摘录了胡绳的这封来信：“1972年6月我还在干校。根据规定要写一个3千字的给中央的‘检讨’，在我写的这份‘检讨’的末尾就以这首诗结束。这个‘检讨’，是写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看来确是送到了，因为否则郭老不会看到。不过这首诗是怎样传到郭老那里，我就不知道了。1973年6月我回到北京。在次年二月里就有人抄给我看郭老的那首诗。据说有个朋友从郭老桌上抄得这两首诗，传了出来，因此当时有人误以为均为郭老所作。”“这首诗当然带有当时的形势和思想的烙印。不过我并不后悔写下‘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这样的句子，这首诗也表明当时确是并未得珠。至于‘犹幸春雷动大地，寸心粗觉识归趋’，其实还在糊涂中也。”（《茅盾谈话录》第81—82页）

至此此诗的来龙去脉大概明白了，本文开头写到的周而复《往事回首录》所说郭沫若1974年用诗歌回答毛泽东的那首七律的源头，应该是胡绳1972年在干校所作的附在给中央检讨书末尾的《偶感》。如果郭沫若真的用这首诗回应毛泽东的批评，那么是不是郭沫若看到胡绳的诗觉得不错，觉得同样可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稍作改动以答复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呢？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郭沫若说“读书卅载探龙穴”不合事理。胡绳1938年加入中共，1972年说“读书卅载”，作为诗歌的概数语言说得通；郭沫若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并任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加入中共，到1974年远远超过“读书卅载”。因此，明眼人仅凭“读书卅载”四字，也可断定此诗作者不是郭沫若。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0期 赵匡胤千里送京娘　作者：张西帆

一身英气红脸汉，忧国忧民持正义。

一见欺人怒火起，打死暴徒走国去。

途经野观图暂息，急听地窖有人啼。

揭开盖板出少女，声称被劫遭此闭。

汉子要她放心去，弱女踟躇行又惧。

言道名京家关陕，欲归路遥却没力。

更怕再遇贼匪劫，生命难保无归宿。

汉子闻言义愤起，追歼群盗净环宇。

自身危难全不顾，舍己为人送千里。

感动京娘怀爱慕，几番隐语吐深意。

红脸汉子不为动，鸿鹄之志胸中系。

一番佳话垂青史，果是有宋第一帝。

历代兴亡同可鉴，得民失民无奥秘。

而今虽是新社会，此番常理仍应记。

2002年第10期 欧阳修忠君误国　作者：官伟勋

这是一桩历史公案。

由于公案涉及一位颇受景仰的文化名人，所以历来很少有人提及。偶尔提及，也说得很客气。

被涉及者谁？文学家史学家欧阳修也！

欧阳修“露章劾”狄青

此公案需从《哨亭杂录》中一篇短文“宋武臣”说起，其原文如下：

“有宋一代，武臣寥寥，惟狄武襄立功广南，稍有生色，仁宗置诸（任命他负责）枢府甚为驾驭得宜。乃欧阳公露章（给皇帝上奏折同时予以公开发表者）劾之，至恐其有他心（担心狄青有篡位野心），岂人臣为国爱惜人才之道？狄公终以忧愤而卒。其后贼桧（秦桧）得以诬陷武穆（岳飞）者，亦袭（是学了）欧阳故智也。”

狄武襄是何许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大将狄青。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行伍出身，善骑射。宝元初，任延州指使，临战，披头散发，戴铜面具，所向披靡，屡立战功。范仲淹发现狄青是个难得的将才，由士兵一直晋升为大将。范仲淹送他一本《左传》，他埋头读书学问大长。立了大功当了大官后，仁宗劝他除去“面涅”（兵士与犯人脸上刺的符号），他说留着可以激励士气，一直不肯去掉。皇佑四年升任枢密副使，次年率兵镇压侬智高，出敌不意，夜渡昆仑关，一举击平。史书称他：“治军严明，与士卒共甘苦，故出战常有功。”凯旋后升枢密使（宋代国家最高军事领导机关，与中书、门下并称文武二府），“旋被排挤去职。出判陈州而死。”

就是这样一位十分杰出的军事将领，对于一直有强敌压境的北宋来说，正是最迫切需要的人才，却被“排挤”去位而死！“排挤”者谁？欧阳修也！

《哨亭杂录》的指责并非无的放矢。欧阳修劾狄青这件事，在《宋史》与《续资治通鉴》中都有记载。以下是两书所载欧给宋仁宗的奏折：

“臣观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三四年间虽未见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欲乞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之，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书凡再上，留中不出。”（《续资治通鉴》1365页）

欧阳修的奏折主要有以下偏见：一是对“出自行伍”“遂掌”枢密的，显然有轻视歧视之意；二是虽说狄青任职三四年没有过错，但很“不幸”——他太了解军队的情况太得军心了；三、让这样一个人执掌军事，对国家是很危险的！也就是说，只有让文人，让不了解军队不懂军事的人管军队才是于国家“有幸”的。

所谓“留中不出”，是说欧阳修连着打了几次报告，皇帝都没批示照办。是不是皇帝也因狄青功大才高所以有些犹豫呢？不便瞎猜。但欧阳修的那句：“为国家消未萌之患”，肯定还是击中了皇上要害的，隔了不到一个月，朝廷还是“以熟状（宋代一种任命方式）出青（把狄青下放到州）判（以高官兼低职称判）陈州”了。

对于欧阳修干的这件事，一般书上都不提。不得不提时也说得很客气，例如前几年出的大型历史系列丛书《五千年演义》“两宋春秋”篇中是这样说的：“狄青得胜回朝，任枢密使，自知慎重。但因他平日待人宽厚，每当他出门，总有许多士兵环拥马前，再加有人说他坏话，学士欧阳修便上奏，请皇帝将他调往外地。从此，他出判陈州。过了一年，病终于任所。”

《宋史·欧阳修传》，是不能回避这件事的了，但也只说：“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病情较严重），讹言籍籍（社会上流言蜚语很多）。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不仅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都说不上，还写成是出于对狄青的爱护了！

当然，《哨亭杂录》把欧阳修与秦桧相提并论也太过分了。欧阳修是“阳谋”，秦桧是阴谋；欧只建议罢掉狄青的“国防部长”，降调地方任职，秦桧却将岳飞下了大狱置于死地；秦与敌国有勾结，欧只纯为赵宋皇帝的家天下想。两者的性质不同。但无端说只有把狄青赶出朝廷才能“消除国家未萌之患”，无论怎么说也是对狄青的严重诬陷与伤害，使狄青无辜地受了致命的一击！

要家不要国的赵宋王朝

欧阳修这么做，与赵宋王朝“得天下”的手段有关。

赵宋第一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是怎么上台的？他就是靠手握兵权，趁他的顶头上司后周世宗皇帝柴荣不幸华年早逝，剩下孤儿寡母，以出兵为借口，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当上皇帝的。这正是有宋一代，一直忌讳武臣的病根所在。

因此，宋朝的历代皇帝，最看重或说最优先考虑的不是宋帝国是不是强大，而是兵权能不能牢牢掌握在我赵家手中。

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林立。谁掌兵权，谁兵多，谁就能当皇上。这种朝代更替模式，从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到郭威，连续五代，代代如此。赵匡胤是第六代继承者。与前五代相同，他也是靠身任掌兵权的殿前都检点，才得以靠兵变当上大宋皇帝的。所以，他上台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防止兵权落入他人手中。由于有强敌压境，他不能像秦朝和隋朝那样用收缴和销毁武器的办法，而是对军事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把天下的兵力都集中到京师，称“禁军”，也就是专门警卫皇帝的“私人”军队。从而把军权牢牢地直接地控制在皇帝个人手中。地方上，留一点把守城门的、看守草料场的老弱残疾，即所谓的“府兵”。府兵中偶尔出现个把身强力壮精明强干的，很快就会选调为京师禁军。司马光说过，这样一来，“各地方镇都自知兵力远不是京师的对手，谁也不敢再有异心了。”禁军原来都在京师驻守，后来也派往外地。外派叫“出戍法”。二年一轮换或三年一轮换。家属均留京师，实际上是人质。军官提升，必须离开原部。即所谓“师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因而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普遍现象。

后人对赵匡胤的这一套评论说：“宋太祖生于兵间，颇知五代藩镇之弊，故假杯酒解释兵权，使骄兵悍将无所用智，实为一代良法。然聚兵于京师，习为骄纵，而天下不复置兵，一有战乱，请兵于朝，故其国势衰微，末年致有靖康之祸。”

评论还说：“宋自建隆、开宝后，民不知兵者一百余年，一旦金兵以飙迅之势，破京俘主，其势实不可与敌。”如此国防建设，靖康之祸自然是难免的了！

狄青被罢官的时候，正是西夏与契丹崛起，虎视眈眈欲取中原的时候。狄青死的当年，“夷人扰井监”，“火洞蛮侬宗扰邕州”，“夏人扰宋边，败宋兵与断道坞”。1058年，“邵州蛮掠扰”。1059年，“交扰钦州。”1060年“交与甲洞蛮合兵扰邕州”。1070年，“夏大举扰宋”。次年，“夏陷宋抚宁诸城”。在西夏与契丹的不断侵扰的同时，东北又兴起了比辽国更强大的金国。

几十年后，金联合宋国灭了辽国，很快又以摧枯拉朽之势灭了北宋！太上皇宋徽宗、皇上宋钦宗，都当了金兵的俘虏。《续资治通鉴》称：“帝北迁（我国文人好面子，把帝王被俘北去叫北迁），皇后、皇太子皆行，由郑州路进发”，“府库积蓄为之一空”，“自郑门而北，每过一城，辄掩面而泣”！

当时的情景的确是十分悲惨的。著于南宋的《容斋随笔》有一篇《北狄俘虏之苦》，是专讲这段遭遇的，原文如下：“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宦门氏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每人每月支稗子五斗，使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有的“虏”可怜这些在大冬天里，一丝不挂的男子，就让他们烧火做饭。这些裸体者，靠着火可以取暖，但出去到冰天雪地里取了木柴回来，再坐到火边时，“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惟有会手艺的俘虏受欢迎。来了客人，让他们表演，酒阑客散，就让他们坐在只铺有破席子的地上做手工。“任其生死，视如草芥”！

没有国，哪还有家？对老百姓来说是如此，对皇家来说，岂非更加如此？

北宋灭亡，二帝被俘，景况是那样的惨烈。逃到江南的赵家接班人宋高宗，该接受教训了吧？没有！他们刚刚退到越州一带，还没安顿下来，金兵还在饮马长江进攻扬州的时候，南宋君臣，不是忙着研究如何增强军事力量，如何抗战，反而着重研究起“驭将法”来。所谓“驭将法”，说白了，就是如何控制军事将领，免得他们的力量发展得太大，威胁赵家的家天下。翰林学士汪藻上奏给皇上的“驭将三法”，就是典型一例。《续资治通鉴》对汪藻的“高论”做了长篇摘录，其中关键的一段是：“然臣复有私忧过计者。自古以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2877页）文中还点了岳飞的名，说他用国家的俸禄养了“数百人”，州县都怕他们欺侮，没人敢批评制止，其盗支的国家财物，多得没法统计！等等。

爱国将士在敌后艰苦拼死抗战，力图恢复失地。而偏安一隅的小朝廷，不是在想方设法给予支持鼓励，增强其抗敌力量；相反，却在挖空心思算计日夜奋战的将领们，挑动朝廷对他们怀疑，尽量遏制削弱他们的力量！

汪藻的奏折传开后，“诸将皆忿”。有的将领就“令门下作论以诋文臣”，说文臣“持节则丧节，守城则弃城”；不是主张讲和就是主张割地。“弃地、弃民、误国、败事者，皆文臣也；间有竭节死难，当横溃之冲者，皆武臣也。”从而挑起文武臣间的严重对立，这对国防建设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整个赵宋王朝时期，没有像秦、汉、唐时期出现那么多声名煊赫的名将，偶尔出现个把优秀将领，不是被害就是被剥夺兵权，难得信任与重用，衰弱的小朝廷自然也就只好年年向“异族”低三下四地赔款进贡以求苟延残喘了！

白玉之瑕总是瑕

欧阳修除了在狄青身上干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以外，总的说来，他无论在为人上、在事业上，都还是值得称道的。他从小家境很苦，孤儿寡母，母亲靠做针线活把他拉扯大。他母亲识字，从欧阳修很小时就教他认字写字。买不起纸，就弄些沙土用草棍在沙上写。做官后，史称：“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奸臣排挤范仲淹时，他曾勇敢地为之抗争。“虽放逐流离至于再三，志气自若也”。欧阳修诗文造诣都很深，在散文方面有“唐宋八大家”之称。

但在狄青这件事上，无论怎样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政治明星、文学明星很多，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文学家、史学家宋祁，文学家宋庠，著名词人梅尧臣，政治家韩琦、文彦博、王安石、包拯，都是先后同朝共事的名臣。韩琦任右司谏时，曾一本参掉四个宰相与参政，自己也当过宰相、枢密使。包拯生于999年，逝于1062年，比狄青大9岁，狄青却早于包拯5年去世。包拯也当过枢密副使。这些同朝共事的人都没参过狄青。

欧阳修参掉狄青的时候，正是国家迫切需要武臣的时候。狄青却于华年抑郁而死，死的那年才47岁！

欧阳修为赵宋皇帝家算是想的够多了，为国家为国防事业想的太少了！

欧阳修的这一行为之所以应予指出，是因为他的奏章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欧阳参狄青的事，在当时在后来都没人加以批评清算，不能不说是南宋重蹈覆辙的重要原因之一。北宋刚亡，南宋尚立足未稳，敌后群众自发的抵抗运动刚刚兴起，抗战英雄刚刚脱颖而出崭露头角，翰林学士汪藻就长篇大论地对付浴血奋战的将士们了！我们稍加比较就会发现，他的一些主要论点，甚至思路，都与欧阳修的观点如出一辙。这是发人深省的！

北宋所遭遇的“靖康耻”，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唐朝安史之乱，长安失守，玄宗外逃，还有郭子仪等将领力挽狂澜收复失地；土木堡（今怀来西）之变，明英宗被俘，还有于谦等整顿军备，打退了瓦剌也先，保住了首都，稳定了大局。堂堂大宋，在危急时刻却找不到一个得力将领出来挽救危局，竟至一败涂地。为什么？这不能不从赵宋王朝一贯重文轻武（实际上是疑武排武）的政治路线上找原因。这个责任，当然主要应由赵家皇帝们来负；但作为国家栋梁之臣的欧阳修，没看到国家环境形势的严峻，不知道爱惜保护军事人才的重要，也是难辞其咎的！

“国无敌恒亡”！“不教民战是为弃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何况宋国一直有强敌压境，竟如此忽略国防忽略军事人才，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欧阳修确有他辉煌的一面，但在狄青的问题上他是理应受到指责的。有道是：“瑕不掩瑜”，这话不错。但瑕总是瑕，越是名人之瑕，越是应予指明。此非与名人为难也，是为“警来世者也”！

尽肃流毒在今朝

现在把这样一笔老账翻出来，不是跟欧老先生过不去，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警后世。

关键在于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事，而是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作为一个臣民，应把对个人的忠诚放在第一位？还是应把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是“君”重于国？还是国重于“君”？

秦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一直是封建专制家天下的这样一种典型的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国家即“朕”。历朝历代的臣民，基本上也都是这么看的。忠于君就是忠于国，忠于国就是忠于君。皇上与国家是不可分的。皇上是圣君，要拥护他。皇上是昏君，是胡作非为的暴君，也要拥护他，因为他就是“国家”。

不错，孟子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他还说过：“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篇》）在孟子看来，只有在君主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时候，才应把他看成国家的象征，否则就要批评他。批评他他不听，就把他“易位”，也就是赶下台，换个人来干。而像纣王那样的暴君，杀了他，也不是什么“弑君”，只不过宰了一个“匹夫”而已！

早在春秋时期，孟子就有如此先进的民本思想是非常难得的。可惜，尽管孟夫子的著作，在封建时代也被列为“四书五经”之一，可他书中所表述的民本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没有得到统治阶级，或说主流社会的认同与发挥。不仅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在审查“教科书”时，看到了孟子的这些话，还十分震怒，不仅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掉，还声言：“这老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他不可！”朱元璋在世之年，通用的《孟子》读本，一直通用删本。

在整个封建时代，我们实际上走的一直是一条“社稷为轻，君为重”，诚惶诚恐，甘为帝王做奴才的路子。

这也就是欧阳修劾了狄青之后，为什么没人出来批欧，为什么没人站出来为狄青说公道话的根本原因所在。

说革命的理论是革命行动的先导是不错的；然而，同样不错的是，产生旧意识的旧的社会制度灭亡之后，旧的意识仍会继续存在一个很长很长时期。

帝制被推翻了，民国了，皇帝不存在了，但把忠于某个个人，看得重于国家的仍然大有人在。周佛海的名言就是：对于领袖“信仰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做到盲从的程度”！与他同时的一个大特务也说过：“哪怕我们的领袖是王八蛋，我们也要服从他！”应该指出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奇言独行，实际上很多官场人物都是这么做的。

即使在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的共产党队伍中，也难免这种旧意识的侵蚀。尤其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们不也时时可以听到：“要跟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身败名裂”，对领袖“就是要迷信，要崇拜，要盲从”，“崇拜不崇拜是个无产阶级感情问题，忠诚不忠诚是个态度问题”，“要永远忠于”什么什么人等论调吗？这种种论调，都是把革命者因工作需要而应有的同志关系，上下级关系，堕落成了封建的君臣关系，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

关键在于坚持以法治国。仅仅有个良好的愿望是不行的，是靠不住的。邓小平在强调“不能用个人品质”来解释毛泽东的“失误”时，说过一个很重要的见解，他说：“是过去的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从这句话可以看到两点：一、制度是集体制定的。制度之能不好，可见旧意识影响的深度广度；二、要肃清封建遗毒，光靠说教是不行的，必须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人，再伟大的人，也会“被推向反面”！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只要我们牢记沉痛的历史教训，严格遵守以法治国的方针，坚持不懈地完善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我们就一定能把我们党建设成最民主最先进最受群众拥护的党！

（责任编辑 吴思）

2002年第11期 陈独秀李大钊开创早期党风　作者：沈建中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的确，从党的诞生开始，中国共产党在作风建设方面，就有着较高的起点，而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在这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1920年初，陈独秀在上海开始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他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并把上海作为工人运动的基地和建党的中心。他认为“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陈独秀对上海原有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这些团体大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不是真正的工人团体。因此，陈独秀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劳动界》、《伙友》（周刊），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他将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号》，有孙中山等16人的题字，其中有9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车间工人武毓源的题字是：“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的题字是：“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工人王澄波的题字是：“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的题字是：“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等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33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这期刊物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4月2日，陈独秀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作了题为《劳动者的觉悟》的演说。他指出，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陈独秀还亲自指导筹备“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这是上海工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

李大钊同样强调密切联系群众。他反复教育大家：“不要脱离群众”，“只有深入群众才能领导群众，只有不脱离群众才能指挥群众。”在同反动军阀政府的斗争中，李大钊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法等八国以最后通牒方式向中国挑衅，李大钊领导10多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示威大会。李大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他充满激情的演说教育了广大群众，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以及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随后2000多人的请愿团再次向政府请愿。反动军警用子弹、刺刀和大刀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大屠杀。当天，死伤240多人，李大钊也受了伤。但他沉着果断地指挥和掩护群众撤退，在敌人的枪声响了30分钟后，李大钊才同最后一批群众撤离。1926年3月18日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一天”。

正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密切联系群众，同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使得初创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群众中生根、开花，迅速发展壮大。

二

陈独秀、李大钊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应当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陈独秀、李大钊都因故未能出席。“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断绝一切联系”。陈独秀从广州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后，学习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结合中国国情，于1922年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中国的现状和社会性质，他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受压迫的地位，军阀和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是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他分析了国内民主派的力量，指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他还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取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陈独秀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作好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在1922年7月16日到23日的“二大”上，陈独秀等人起草的大会宣言，提出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方针。这个民主革命纲领，成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群众的战斗旗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方面，陈独秀、李大钊同样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作了自我批评：“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他很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与此同时，他对中央委员会和个别中央委员也作了批评。

李大钊也是开展自我批评的楷模。1922年5月，胡适起草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主张不分党派，由全国所公认的好人，建立一个“好人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要求。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政治主张：即南北议和、尊重国会、制定宪法、废督裁兵、整顿官制、改革选举制度、财政公开等。这个政治主张完全是充满书生气的空想，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胡适首先同李大钊商量，李大钊认为这是当时混乱局势中一种差强人意的办法，于是同意担任《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提议人。而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讨论此事时，一致认为，“好人政府”的主张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群众引入改良幻想的歧途。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态度，陈独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反对“好人政府”的主张，批评一切改良妥协的倾向。李大钊得知中央的主张后，经过深入思考，认为中央的主张是正确而合时的，立即作了自我批评，并把《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印刷品分送给主张“好人政府”的朋友，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取得了大家的谅解。在李大钊的带领下，北京全体党员会议通过决议，批评了“好人政府”，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立场。

三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根本目的。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还不是执政党，但是由于国共合作，一些党员在国民党地方党部和地方政府中担任了一定的领导职务，有了一定的权力，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针对党内的不良倾向，1926年8月4日，陈独秀亲自签发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败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份文件指出：五卅运动以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党乘着革命的高潮，有突飞的发展，这自然是一件可喜的现象。但同时投机腐败分子之混入，也恐是一件难免的事，尤其在比较接近政权的地方或政治、军事工作较发展的地方，更易有此现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特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共中央特别训令各级党部：“迅速审查所属同志，如有此类行为者，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不可令留存党中，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望各级党部于接此信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央局，是为至要。”为了捍卫党的纯洁性，陈独秀同腐败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决不姑息，决不包庇。1926年12月2日，陈独秀发出《中央局给江西地方信》，要求“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指出几个热衷于当官的江西同志“之腐败堕落，充分表现机会主义的倾向”。强调：“当立即限期命令他辞职，如果过期不理立即登报公开开除。还有不服从党的命令而自由猎官猎高位的人，亦须严重警告，不听即断然公开开除。”陈独秀代表党中央采取的严厉措施，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同非无产阶级政党划清了界限。

在坚决反腐败的同时，李大钊、陈独秀以身作则，过着清贫的生活。

李大钊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收入不菲。但他把大部分工资用于党的事业，用于接济他人，以致使他的家庭常有断炊之虞。为了避免这种窘境，发薪水时他不得不预先扣下一部分交给妻子。李大钊“生时仅可供家食，殁后则一贫如洗，棺椁衣衾，皆为友助”，确实是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为了一心一意搞革命，陈独秀放弃了大学教授的优厚待遇，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全身心地扑在革命事业上。他的生活十分清苦，妻子多病，还要抚养孩子，经济拮据，全家的生活主要依靠《独秀文存》的版税收入勉强维持，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知道他的生活很苦，对别人说：陈独秀“真是一个硬汉，他从来不开口要钱。我看见他坐的时间长了，总要问他一句：‘要一点钱罢？’他点点头。他拿了一元、两元，再坐一会儿，回去了”。据汪原放回忆，每次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汪原放的母亲或婶母总要煮面条或炒蛋炒饭给陈独秀吃。汪原放说：“我的母亲、婶母常说，他苦呵！没有什么好的吃呵！一碗面，他总觉得是很好吃的！”

四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充分发扬民主，维护集中统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环节。陈独秀在建立党的民主集中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担任中共中央负责人后，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魁制，如孙中山先生之任国民党总理那样，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选一个书记来负联络之责，其他委员分担宣传、组织等各方面的工作，权力不应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强调委员制适合中国国情，指出，设立书记，遇事公决，不仅可以确立党的民主生活，而且可以杜绝个人独裁以及官僚式的流弊。由于陈独秀有较高的威望，开会时，大家十分尊重他的意见。陈独秀早有察觉，绝不把自己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在1924年5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明确表示：如果中央的政策多取决于他的意见，难免会发生偏差，因此要求会议给予纠正。他注意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他起草的中央文件，总是请所有同志提出修改意见，注意集中大家的智慧，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党的优良传统。

李大钊的民主作风，也受到党员们的一致好评。罗章龙回忆李大钊说：“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

包惠僧回忆李大钊时写道：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最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责任编辑　林　耀）

2002年第11期 总理办公室撤销始末　作者：南　哲

1965年，关心政府机构的人们惊讶地发现：在新的国务院建制中，总理办公室突然消失了！许多人纳闷，不知道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取消总理办公室这一高效运行的政府机构？

总理办公室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脚步和这个国家政府首脑忙碌的脚步走过来的。

新中国一成立，政府总理和所有的副总理几乎都处于“日理万机”当中。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没有一个专门的办事机构来协助总理、副总理们处理日常事务，显然是不行了。为此中央决定建立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直属于政务院（1954年9月改为国务院），最早由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分管，齐燕铭兼总理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是李琦，下设综合组、财经组、外事组、秘书组、行政组。服务的对象是周恩来总理和其他几位副总理以及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人数最多的时候是1956年，达到近20人。

随着政府有效运行机制的建立和行政体制逐渐理顺，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57年底，总理办公室进行了第一次大的精简，近一半的人员调出去支援各条战线，留下包括正副主任在内的9位秘书，分别负责联系国务院各口的工作。从这时起，总理办公室不再分管其他副总理的日常事务，专为周恩来总理服务。

这次精简后，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不再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他卸任前，为周恩来物色了一个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童小鹏被调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具备了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周恩来对他比较熟悉，二是他对统战工作比较熟悉。这样，1958年4月，总理办公室的人员各就各位：主任负责总理办公室的全面工作，副主任（许明）协助主任工作，其他几位秘书分别负责联系外交、政法、军事、经济、财政、文教、统战等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与秘书们在工作上都是直线联系。由于一国总理的日理万机，周恩来的秘书们也是最忙的。每天总理办公室收到各部门、地方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情况简报、统计报表等不计其数。如果是特急件，秘书们会立即报送周恩来。其它件，秘书们第一步先为总理充当“过滤器”，按轻重缓急分门别类，有的写出摘要，有的拟出提纲，等待周恩来夜里回办公室审阅和批示。大多数时候，周恩来白天忙于参加或主持各种会议，接待外宾或约请有关方面人士谈工作，会见各种专业会议的代表，还经常找机会去看望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党外人士。一般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以后，他才能批阅那些堆放在办公桌上的大量文件。

作为一国之总理，周恩来也是总理办公室的“神经中枢”，千头万绪的工作，最后都要归到他那里。因此他除了凌晨几个小时的睡眠以外，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许多时候甚至不分昼夜地工作。他要面对十几个秘书，处理方方面面的工作。但在周恩来细密、踏实、有条不紊的工作作风影响下，秘书们将交到自己手里的繁多事项，及时、快速、高效地办理，做到事事有回话，件件能落实，从不疏忽，从不贻误。

尽管秘书们都是各部门抽调来的精英，但由于政府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周恩来对秘书们要求很严。从办公室主任到每位秘书，他经常叮嘱大家要熟悉全局工作，不要“铁路警察各管一段”。1959年12月5日深夜，周恩来在阅完一封来信后，在信封背面批了这样几句话给办公室主任童小鹏：

童主任：

我批办各件，请你于每日在家时上午十二时前，晚间十一时左右来办公室看一次，以便熟悉全局，利于检查、联系和协调各口的工作。

此件请给各秘书同志一看，并对值班干事规定几条守则。

周恩来

十二.五

周恩来的秘书深深感到，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既要熟悉自己负责联系的某些部门的工作，懂得相关的专业知识；又要熟悉全局工作，学会做多面手。总理办公室既是国务院的一个“中枢神经系统”，也是个极为锻炼人的地方。

进入1964年下半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的深入，如何进一步加大调整的力度，使各方面工作真正适应新的发展要求？从改革的意义上进一步精简机构的任务再一次提到日程上来。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周恩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多的思考。经过几年的调整和精简，国务院的机构和部门大都按要求完成了精简人员和精简机构的任务，但仍有一些部门和省市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精简工作越做越难。为此，周恩来绞尽脑汁。一方面，他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要搞“机关革命化”，对待调整问题“要有革命思想”；另一方面，他甚至又一次动了从自己身边减人的念头——第二次精简总理办公室。这两种考虑，是取消总理办公室的重要动因。

借制订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之机，从计划工作入手，周恩来不断强调“革命化”的思想。

1964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趁在北戴河办公、休养之机，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商议制订来年年度计划、三五计划和长期规划等问题。会前，周恩来于7月29日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就计划问题提出了六点意见，核心思想是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有革命思想”。

从计划问题想到体制问题，由此想到庞大的体制带来的官僚主义现象，对此，周恩来忧心忡忡。他强烈地感觉到，不进一步改革体制，对庞大的机构进行精简，官僚主义发展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遏制。

这年的全国计划会议集中讨论了计划工作如何革命化的问题。会议承认，计划工作的主要错误是教条主义、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会议提出了彻底改革我国计划工作及其方法的十几条意见，还讨论通过了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将自己对官僚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工作方式的不满，明显地表露出来。他将自己对计划工作的不满，又扩展到对整个计委机构的不满。由此逐渐产生了改组甚至取消国家计委、另立机构的念头。国民经济调整后期，精简机构，仍是中央决策层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思考进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对机构进行改革的意图，周恩来是体会得最深的。周恩来意识到，在毛泽东眼中，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许多部门都不适应“机关革命化”的要求，由于需要另立或改组的，总理办公室家计委，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的想法的。周恩来考虑，机关革命化的问题，首先要从国务院各部门抓起，而抓国务院系统的精简，首先又要从自己身边开始。在“机关革命化”呼声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开始酝酿在国务院机构中取消总理办公室这一建制的事。

1964年12月20日至1965年1月5日，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周恩来第三次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继任国务院总理。会议期间，周恩来也强调了机关革命化的问题。

但要取消长期以来运作有效的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正在这个时候，从毛泽东那里吹来了一阵“东风”。

一次，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半开玩笑地说：“你留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这句话的本意，带有体贴周恩来辛劳的意思。但周恩来有意将这句传了出去，目的是为机构精简作铺垫。然而，此话传出，却产生了各种想法和猜测。

毛泽东说这句话，是由一位中央领导的两个秘书在工作中出了差错引起的。周恩来的经济秘书李岩曾回忆过当时从外地回到西花厅时听到的情况。他回来后才知道，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了点差错，由于他们的失误，耽误了一件大事。这事反映到主席那里去了。主席不高兴，就说了一句：“秘书太多会误事。”

总理一听这话就紧张了，他想：“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他果断地决定撤销办公室。

周恩来的秘书马列有这么一段回忆：

总理作为这么一个大国的总管家，要管外交、国防、工交、财贸等几十个部门。我们每个秘书联系几个部委，重要的情况随时向总理汇报，以便于总理分别轻重缓急处理各项政务。

至于说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根本没有的事。总理尊重秘书，常常就一些问题征询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但从来不允许秘书擅自作主……

与总理办公室其他秘书一样，马列也是经过精心挑选后抽调来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首次访问苏联，期间与斯大林商定，要请周恩来前去苏联签订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月，周恩来起程前往莫斯科，带去了一个庞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包括东北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当时的马列正在旅大区党委做外事工作，由于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被选中作为周恩来的主要随行人员之一，欧阳钦又选中马列作为随行的工作人员。从此，马列与周恩来有了接触，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50年10月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马列奉命调到北京，正式进入国务院总理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当时的周恩来总理同时兼任外交部长，在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期间还实际担当“总后勤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角色。马列到总理办公室，主要是担任外事秘书，负责联系苏联、东欧事务。在总理办公室多年，马列深知这一机构的重要性和作用，也深知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方面的信任。自马列到总理办公室后，他始终感觉这一机构处在忙碌和高效运转中。

对总理办公室的忙，马列还有一段回忆：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总理那个忙，那个累就不用说了。从朝鲜前线来的所有电报都要先送总理处理，一些重大问题都是总理先提出意见，再报请主席批准。很多电报都是总理亲自起草或由总理口授的。那时总参谋长是徐帅，徐帅生病了，由聂帅代理总长。重要的作战部署都是在总理的主持之下决定的。开城谈判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着总理的指示进行的。总理经常要和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指示。那时的电话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蚊子声还小。总理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理是抗美援朝战争的总后勤部长、总参谋长和指导谈判的决策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之花是朝中将士的鲜血浇开的，同时也是总理心血的结晶。由于总理日夜操劳，到1951年5月份就高烧不止，累倒了。主席批准休息两个月。总理去了大连，在整个休息期间，一直关心着前线的战况，只休息一个月就回北京了。

周恩来的日理万机，是由他主管的工作面和他的细致的工作作风决定的。而他的工作习惯，又是由长期的战争环境和毛泽东的起居习惯决定的。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上午休息。周恩来的工作习惯也就除了上午休息几个小时外，几乎昼夜都在工作，从白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使他常常是在批阅文件时，由于太困而将手中的毛笔戳到文件上。实在太困的时候，他就用热毛巾擦一把脸，或者抹一点清凉油解一下困。为了保证工作的正常进行，他的秘书也就随时都要保持工作的状态。周恩来认为，他是一国总理，每天国内外发生的大事，都应该最先知道，所以他曾对身边的秘书提出这样的要求：一、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要立即报告；二、毛泽东主席找他时，要立即报告。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管他是在主持会议，还是在接见外宾，都要立即写条子递进去；如果在睡觉，哪怕刚刚吃了安眠药，也要立即叫醒他。

1956年夏天从国家计委调到总理办公室担任经济秘书的李岩，对周恩来的“日理万机”也深有感触。他后来回忆：

调到总理办公室后，立即感到工作紧张繁忙的压力。总理是中央常委、军委副主席、政协主席。所以党和国家机关、人大、政协、群众团体，总之，党政军民学，凡设有工作机构的，办公室都有秘书分别与它们联系工作。秘书虽然不少，可每人的工作量都不小。

1957年总理办公室压缩以后，剩下的8个秘书要分工联系的部门更多，仅经济部门就有14个之多。

为及时处置紧急公务和应付各种突发事件，除总理办公室建立了24小时值班制度外，周恩来还要求各部委也建立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

李岩回忆道：

中央领导同志工作之忙，之辛苦，当时也许在红墙之外鲜为人知，当然总理是最忙的一位。由于他管的事多面广，所以办公室每天收到的多方送来的请示报告、文件资料、统计报表、情况简报等，多得不可胜数。分到每位秘书手中的都是厚厚的一摞。

周恩来是怎样使用这些能干的秘书们的呢？他对每位秘书的工作都是直线联系的，繁多的交办事项从不贻误。对交待给每位秘书的工作，只要事情未了，周恩来到时间会催问或提醒他们。为方便起见，每位秘书的办公室都配有电铃，遇有交办事项，周恩来按电铃招呼他们过去。由于周恩来白天外出工作较多，所以秘书们将当天来的文件和需要口头汇报的事项随时准备着，这就使得周恩来无时不在工作状态上。更有甚者，周恩来在用餐、洗澡和上卫生间时，都常常要处理工作上的问题。秘书多，也就意味着工作多，往往是周恩来刚刚进门，秘书们就排着队将文件送给周恩来批阅或向他汇报刚刚发生的国内外大事。

因为对国内外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周恩来作普通的会议报告时，一般不用秘书给他准备讲话稿，而是由自己事先拟好几条提纲就行了。半天的报告，他往往是只在小纸片上写上几句就够了。 尽管工作极度繁忙，涉及面广，工作时间长，使得周恩来多多需要一些秘书帮助工作，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和质量是很高的。这一点也曾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

总理办公室的建制和人数，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极度繁忙的情况而建立和确定的。

应该说，取消总理办公室这样的建制，首先是周恩来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以身作则的结果。在调整取得进展，需要进一步实现“机关革命化”的关口，周恩来心中非常清楚，只有从身边开刀，才有利于动其他难动的机构，这就决定了总理办公室必须进行第二次精简。

为使大家心理上有所准备，周恩来早在1964年6月18日就召集办公室工作人员开会，商议工作安排的问题。他首先鼓励大家深入基层，去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提出了几条要求：参加劳动，访贫问苦，摸清情况，提高认识，坚持原则，解决问题，锻炼党性，增强体质，不急不怠，有始有终。

到了年底，在筹备召开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过程中，国务院机构改革的方案逐渐明朗，对总理办公室这一机构的去留问题，周恩来也下定了最后决心。随后，他让办公室负责人通知各位秘书开会准备善后事项。当时办公室副主任许明通知了在京外工作的秘书。正在山西搞“四清”的经济秘书李岩后来回忆道：

当时，我正在外地搞“四清”，工作已快结束了。一天接到许明的一封信，她信上说：“总理决定把办公室撤销，具体的信上不好说，回来你就知道了。”

秘书们都感觉到，总理办公室的撤销，速度太快了。

军事方面的秘书周家鼎当时也在农村搞“四清”。为了不影响军事工作，周家鼎下农村期间，中央军委曾从作战部为周恩来选了王亚志来作军事秘书。王亚志回忆道：

我是1964年7、8月间去的，到1965年2月就离开了，仅仅半年，同总理也没有朝夕相处的经历。我运气不好，刚去总理办公室，就赶上办公室裁人。……可以说，我还没有进入角色就退下来了，只干了些日常的事务。

1964年12月15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讨论了周恩来将向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

周恩来在会上还介绍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第五部分，这部分的题目叫《机关革命化》。单列这样一个题目，是“政府工作报告”中少有的。他借题发挥所讲的几句话，使与会的人感觉到了他内心的矛盾：

人少是好事，人多是坏事。主席经常跟我讲，你那个办公室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我现在想通了要跟周荣鑫（作者注：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合并。合并不是假的，原来的那些秘书有的退回外交部，有的退回总参。我现在有12个人，六、七个人下乡，还剩一半，还不行，要作个彻底革命派，把那个办公室不要了。

可以说，这是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宣布总理办公室要取消的决定。

1月4日闭幕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有关的决议，总理办公室便从此在国务院的建制中完全取消了。

在贯彻中央精神方面，周恩来历来是雷厉风行的。1月13日、15日、16日，周恩来多次约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口机关的革命化问题。为给大家作表率，1月15日这天，他约周荣鑫、童小鹏、许明谈话，具体落实总理办公室撤销一事。2月2日，他正式召集办公室全体人员开会，除宣布办公室解散的决定外，布置了解散后的工作。总理办公室这一重要机构，便这样干净利索地撤销了。

总理办公室取消后，在周恩来办公和居住的中南海西花厅内，只设了一个总理值班室，留下来的，是仅有的一两个秘书。（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11期 彭老总在太原前线　作者：吴　象

1948年秋，作为《华北人民日报》记者，我奉派到太原前线采访。攻城前夕，在前线指挥部突然见到了彭德怀将军。

太原是华北最后解放的一座孤城，迟于天津、北平，比解放南京还迟半天。其实，解放太原的战役从1948年10月就开始了，因为全国战局急剧变化，太原前线于11月间奉命暂停攻击，这一拖拖到1949年4月下旬才发起总攻，百万雄师已经渡江南下了。指挥最后阶段攻城作战的，不是当时病重的徐向前将军，而是路过太原的彭德怀将军，他在前线指挥部出人意料的发人深思的几次讲话，充分体现了这位彭大将军独特的风骨。

解放太原的第一个战役是攻克东山。

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缘，太行、吕梁两山东西对望。西山之下有十余里开阔地带，距城三里处为汾河，水深不能徒涉。而东山则可居高临下，拱卫城东，侧击城南城北，故东山得失系攻守太原主要关键。其最高峰在城东50里之罕山，整个山区南北宽约30里，东西长达60余里。日本投降时，阎锡山即在此大规模筑堡设防。后经上党、汾孝、运城、正太、临汾诸战役，阎锡山每失败一次即增修一次，经营历三年之久。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在东山已最后完成纵深60里之永久性强固设防工事，钢筋水泥堡星罗棋布，其前沿直抵罕山地区。每个山头有一单独据点，有三至十个小型水泥堡围于外壕劈坡（即将山之左侧劈成高一丈至二丈绝壁），各山头之间又可交叉射击，使每一山沟小道均在严密火网的封锁之下。城东30里的孟家井，有汽车路连接罕山与太原城，东侧山神庙有炮兵阵地，周围碉堡林立，便于屯兵、出击及增援。罕山西麓一线高地，则为太原近郊内防线。由城东北之牛驼寨、北黄家坟，城东之小窖头、淖马山，城东南之山头、双塔寺诸要塞环成，故又称要塞堡垒线，距城仅五里至十里。阎锡山对此一线工事之构筑自夸为华北第一，整日吹嘘堡垒神话，谓其3000碉堡足抵50万精兵。

1948年夏晋中大捷后，追击的解放军曾一度出现在城南武宿机场附近，满城惊慌，着实风声鹤唳了几天。但是惊魂甫定，阎锡山这位迷信“工事”的土皇帝又神气起来了，传话说东山是谁也夺不走的，太原这座碉堡城是谁也攻不破的。

太原前线我军的作战部队，基本力量包括十八兵团的三个纵队，一野的一个纵队及晋中军区部队，统一由十八兵团司令员徐向前指挥。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在晋中歼灭阎军10万余人，毙、伤、俘阎军高级将领82名，总司令赵承绶和副司令元泉福双双被捉，解放县城14座，从四面包围了太原孤城。全军上下乘大捷之威，摩拳擦掌，决心最后攻克太原。

10月19日夜间，夺取东山之战打响。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南北钳击，一举插进东山核心，连克孟家井西北之榆林坪，以西之大窑头、大小北尖，西南之石咀子、麻地沟等险要地点，痛击猬集罕山之敌。阎锡山的“雪耻奋斗团”千余人被我军团团包围，无路可逃，19日在团长李佩膺率领下，集体投降。

扫清东山外围的阎军后，东山战役进入了关键阶段，争夺牛驼寨、小寨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寨。各个要寨都有所谓“平面四层，立体四层”的碉堡群构成密集火网，每个阵地、碉堡、壕沟、火力点，无不经过逐步激战反复争夺，确实是易守难攻，无法接近。攻坚战、争夺战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反复拉锯。对峙到26日，我军向牛驼寨、小寨头、淖马、小山头四处同时发起总攻。阎锡山严令官兵据险顽抗，不准后退一步，违者当场处决。仅淖马主阵地一处，遭处决者就有四十师三团团长刘永旺、八总队一营营长赵典章、三营营长房宗德等官兵数十人。但这一切均无济于事，阎锡山的所有反扑部队均遭到极沉重的歼灭性的打击。11月1日，牛驼寨各个碉堡全为我军逐一攻克，只剩下住着十总队司令部的庙碉，整个东山已全部为我占领，太原危城直接暴露于我军强大的攻击之前。阎锡山的防御体系及其堡垒神话，已被彻底粉碎。作为太原屏障的东山，已一变而为我军攻城最好的出发地了。但是应当承认，东山之役打得很艰苦、很惨烈。东山脚下的太原城看来已成瓮中之鳖，垂手可得，却仍然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正当太原东山酣战之际，东北战场传来特大捷报：9月中旬发起的辽沈战役，已于11月2日胜利结束，歼敌47万，解放了东北全境。第四野战军奉令不顾疲劳，日夜兼程，隐蔽入关，配合华北野战军将张家口至平、津一线蒋军傅作义部“困而不打”、“隔而不围”。11月6日，紧接着淮海战役打响了。全国战局戏剧性地急剧变化，敌军数量上也转为劣势，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均濒临彻底崩溃。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精心组织、指挥对全国性胜利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为配合全国战局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于11月16日电令太原前线暂停总攻，围城待命。

兵团总部、政治部人员大部分从东山第一线撤下，在榆次城附近一些村子里驻扎，记者团的人也集中回来休整学习。这时，准备接管太原的干部正陆续奉命到达，分组学习入城接管有关政策、文件、守则，像是个大训练班、大学校，有时也集中起来听负责同志做形势报告。淮海战役经过两个月零三天的激战，歼敌55万人，天津、北平先于太原得到解放，和平谈判正在北平进行，全国胜利日益迫近，人们情绪高涨，斗志昂扬，着急地盼望着早日下达命令，赶快打进太原去。

等待到3月中旬，才终于有了消息。华北的十九兵团、二十兵团及四野的第一炮兵师奉命来到附近，参加总攻太原。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前委，书记为徐向前，副书记为罗瑞卿、周士第，委员为陈漫远、杨得志、杨成武、胡耀邦、李天焕，并以十八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由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统一领导攻城作战。于是部队又上东山进入阵地，大军云集，战云密布。

4月5日，总前委在大峪口村召开扩大会议，各兵团都参加了。会议前一段是传达刚刚结束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接管组的主要领导人也来参加了，共约一百六七十人，会场设在一座古庙的大殿里，外面还搭了个棚子。袁毓明和我被指定为作记录的工作人员，列席了会议的全过程。徐向前没有来，主席台上坐在最明显位置的是彭德怀。会议先由罗瑞卿作传达。1938年抗大奉党中央之命挺进敌后，在延安三十里铺会师东征那次，他是抗大教育长，和滕代远一起来给我们作动员报告。他身材长而略瘦，显得威严、精神抖擞，讲话极富鼓动性，抗大学生特别喜欢听他讲演。可惜以后再没有见过。那次是远距离，这次近在咫尺，不仅听得清楚，连手势、眼神、表情都看得很清楚。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对形势的分析，特别讲到那份“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电报，电报最后还加了一句“务请切记为要”。他说：“当时兵团几位领导都很纳闷，觉得我们都是多年带兵打仗的人了，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懂，值得这么嘱咐么？事后才理解‘不打’、‘不围’这四个字真是妙不可言，如果领会不深、执行不严，战略意图稍有暴露，傅作义就可能下决心逃跑，战役也许是另一个样子了。”

这次传达有地方干部参加，关于入城后经济政策问题讲得十分详细，强调了现代的工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同古代没有多少差别的农业、手工业，这种现实状况短期内不可能改变，应成为党的一切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罗瑞卿强调说：“不是某些政策，而是一切政策；不是一般的出发点，而是根本的出发点。”他讲了整整半天，内容丰富，生动深刻。讲到精彩处，连彭老总也不免点头首肯。会场一片肃静，都听得入神了。然而，当时我最大惑不解的，却是彭老总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呢？

彭德怀将军威名赫赫，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人们都称他为彭老总或彭总。1939年春抗大一分校挺进太行山敌后，驻于襄垣、屯留、潞城交界的一些村庄里。八路军总部的首长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轮流每周来讲一次大课，每次都成为全校师生的盛大节日。我就是在这里初次见到彭老总的。他身材魁梧，声若洪钟。他站着讲话，我们坐在自己的背包上听，在膝盖上记笔记，尽管当时根本没有扩音器，他却讲得清清楚楚，我们也听得明明白白，偌大的会场静悄悄的，充满他激昂宏亮的声音。五六千名革命青年的心被这声音所吸引所凝聚，久久难以平静。

此后没有再见到过彭老总。但是不断能听到关于他的消息。1940年冬百团大战后期的关家战斗，他一条腿蹬在土坎上用望远镜指挥作战的照片，后来被木刻艺术家刻印成版画，在太行山区流传颇广。1943年太行山区大旱，很迟很迟才下了点雨，全区所有机关部队、团体都把篮球场挖了播种秋菜度荒，这件事是彭老总最先倡议，并最先在总部篮球场上实行。解放战争以来，彭老总转战陕北，保卫延安，与多四倍的敌人相周旋，始终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一次又一次歼灭敌人。胡宗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占领了延安空城，空欢喜了没有几天，又不得不抱头鼠窜而逃，西北战场捷报频传。彭总怎么突然会在这里出现呢？

事后我才从兵团宣传部长任白戈那里得知，不久前彭老总从西北前线到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会后毛泽东让他回程顺路到太原前线看看，等太原战役结束再带部队回西北。他到达太原前线，先到榆次峪壁村去看望徐向前。徐向前因带病连续指挥作战，过度疲劳，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东山战役时，他是躺着担架上前线的，11月初才回到峪壁村治疗休息。他们会见时，徐向彭总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并恳切地请他留下指挥攻城，拿下太原后再走。彭总表示同意。总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但不对外宣布，也不向下传达。一切作战命令仍以徐向前的名义下达。

会议的第二阶段是攻城部署，由周士第主讲，作战任务由参谋长陈漫远下达。周士第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副团长，抗战时期任贺龙一二○师的副师长，是一位老资格，待人非常和善，没有架子，讲话有点大大咧咧，好打手势。他不时扭过头对彭德怀说：“彭总，你说是这样吗？”“彭总，你说呢！”可以看出，他同彭德怀很熟悉，说话也是很随便的。一向严肃的彭德怀则微笑点头，并不插话，也没有讲话，大概彭总的意见在小范围开会时早已讲过了。会上宣布的作战方案是：二十兵团附一野七军的一个师，四野炮一师一部，由城北及城西北总攻突破；十九兵团附晋中军区三个独立旅及四野炮一师一部，由城西城南攻击，得手后由首义门以东攻城；十八兵团附一野七军主力及四野炮一师一部，分组为两个集团，第六军、第七军为左集团，由大东门以北攻城；第六十二军、第六十一军为右集团，由大东门以南攻城。

这天晚上有晚会，演出前彭总就到了，和先来的一些熟人握手打招呼。有人说：“彭总，人家都想听你讲话，怎么你不讲讲呢？”好几个人都在响应，这时人来得多了，大家鼓起掌来，欢迎彭总讲话。彭德怀走到第一排前边，扫视了会场一下，就开口讲起来了。他说：“本来想打完太原再同你们开会讲的，既然你们催着我讲，我就先给你们捎个信。我这次是专门到太原来的，打完太原，就要带你们几个兵团去参加第一野战军的序列，去解放大西北！谁也不要怕没有仗打！”一句话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突然话锋一转，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指挥员，是领导，是首长，到处受尊敬，看戏坐前排，你们知道自己是代表谁的吗？”他停下来，环视大家，接着才又说：“你们成为指挥员，因为你们作战英勇，有功，有突出的贡献。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战争中还有许多更英勇、更积极的分子，最积极的分子，最优秀的分子，最有贡献的分子，他们都不在了，牺牲了。没有他们，就没有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受表扬、受尊敬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他们，时刻想着我们是他们的代表，是代表他们的。这样我们才能英勇无敌，无往不胜，否则就是忘了本，就不配做革命的战士！”这些话使会场一片肃静，许多人为之动容，终于爆发出一阵极为热烈的掌声。袁毓明悄悄对我说：“言简意赅，永生难忘。”

会议结束后兵团干部纷纷赶回部队，彭总也带领参谋人员上了东山前沿阵地。彭总详细观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又作了一些调查、了解，认为战士心理上有一个问题要解决，于是便召集一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谈话。他说：“攻城作战，敌人在碉堡里，我们在碉堡外，战士们总是感到敌人打死我们容易，我们打死敌人难，其实并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一个兵拿起枪来打敌人，要有一定的场地和一定的角度，这才能使他的标尺、准星和目标达成一条直线。敌人的士兵在碉堡里，里面那么窄小，碉堡墙厚，限制了射孔的角度，他能瞄准的视野就只有很有限的一小块。他要打外面的人，不见得那么容易。”各级指挥员和政工人员把彭总这个指示传达下去以后，战士们都觉得茅塞顿开，胜利的信心更强了。

接着，我还参加了彭总召开的一个座谈会。担负突击任务的各级指挥员，主攻团的班、排、连长也来了。彭总的询问看似随便却很详细，很重视关键问题的细节，这方面问得特别多，不时提醒点什么。最后还有段讲话。他说：“打仗免不了要死人，但有时候让一个人死也不那么容易。枪林弹雨，说得很可怕，其实只要指挥正确，战术动作恰当，会判断、会处理，子弹就不敢随便欺负你。我打过不少仗，在枪林弹雨中出入过好多次，就没有负过伤。有一次，一颗飞弹打进了我的肚皮，但半截露在外边，原来距离远，成了强驽之末，没有什么劲了，没有打穿我的肚皮，倒被我的肚皮夹住了。我用手一拔，肚皮又鼓起来了。”说得哄堂大笑。彭总的幽默渗透着战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印象至深。

总攻前夕，集中炮击摧毁了双塔寺据点，俘虏了阎军军长曾卓之，彭总又亲自找曾谈话，详细询问阎军火力部署情况，我在旁担任记录。曾卓之对彭总十分尊敬，表示一定尽自己所知如实相告。彭总一面听他的答话，一面观看地图，在上面画记号。事后他又找炮兵指挥员谈话。他说我军从前攻城，最早是用云梯、跳板，后来用坑道爆破，这回要用炮轰开缺口，还是第一次。你们要认真对待，充分准备。要知道城墙是用夯土造成的，这么几十门、成百门炮打一个口子，而那炮弹打过后，口子上就是一片尘雾，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再打去的炮弹是打到口子上了？还是打飞了？飞了，那就不能靠目测校正，要靠你们计算来校正。那要靠功夫，千万马虎不得。

这次攻城我们不仅在火力、兵力、士气占绝对优势，而且准备之充分，也是前所未有的，几乎每一门炮都明确自己轰击、摧毁的具体目标，全军蓄势待发，只等下总攻的命令了。

1949年4月24日清晨五时半，总攻开始，1300门大炮从四面八方同时齐发。顷刻间浓烟升起，遮盖天日，清晨的阳光也为之暗淡，离城墙50米就看不见城头。由于目标是炮手们事前瞄准好的，破城射击、压制射击、阻拦射击的炮群同时进行，炮弹几乎像机关枪般的密集连发，对方完全失去了还手的能力。战士们立起身子，看着弹着点议论：这回打仗，敌人有“三老实”：天上的飞机老实，我们的高射炮一打，它掉头就跑；地上的大炮老实，我们的炮一响，它就成哑巴了；敌人自己也老实，躲在工事里挨打，不敢出来反扑。

原来规定炮击三个小时，到八点半才结束。但是战士们再三请求，敌人已经哑巴了，还傻等什么？七点半钟，北面、南面的兄弟兵团已经突击登城，东面的部队闻讯着急起来，一个突破口刚爆破开，第一名登城突击手刘永昌就爬了上去，紧接着韩治国、金富彬、高来风也登了上去，四名登城英雄迎接汇合部队占领了大东门。躲在地洞里侧击突破口的敌人也被缴了械，保证了登城部队的安全。这时，我军强大兵团，从东南北三面的12个突破口登上城墙，像怒潮决堤般涌进了太原城，势不可挡地攻击前进。

我是10时左右从小东门入城的，市中心的战斗尚没有结束，但枪声越来越稀疏了。等我赶到鼓楼，孙楚、王靖国等十几名高级军政人员已从俘虏中清点出来，集中到柳巷正大饭店的院子里，狼狈地席地而坐，听胡耀邦给他们训话。

彭总呢？进太原后再没有看到。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也突然去也突然，大概已经到西北前线去了。

十年后，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因上书得祸，受到批判，后来竟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头目，为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消息传来，我同许多人一样，最初是震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跟着斗争的深入神经逐渐麻木，终于接受流行的观点。但有一次我心里却动了一下。那次是厅局级以上干部的批判会，还把左权县麻田村的党支部书记也请来了，可能因为战争期间，彭老总在那里住的时间多，“流毒”较深吧。轮到这位支部书记发言时，他竟讲了一些不上纲、不上线的琐事，不是彭总教小孩认字，就是彭总帮老乡垒坝，一句一个彭总怪亲切的。有人急了，严词质问：“你到底是批判揭发，还是给他评功摆好？难道你不知道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吗？”这位职务不高，文化也不高的党支部书记却不着急，只是不慌不忙地回答：“彭总怎么会是野心家、伪君子呢？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一定是你们弄错了！”不管会上如何打态度，他一直死咬住“你们弄错了”这句话不放。据说后来山西省委并没有给他戴什么帽子，认为他是基层同志，思想一下转不过弯，应该多加教育，等待他觉悟，竟不了了之。这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在大是大非面前毫无疑惑、毫无畏惧，他不善于慷慨陈词，却坚持了自己应该坚持的，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惭愧，感到不安。据说彭总后来曾痛苦地承认过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原因不是别的，而是再三思考一些老战友的劝告，为了维护全党团结的大局。但是有人对此仍不满足，还要给他罪上加罪，彭德怀无法再忍耐了，1962年初，他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电话，说他要给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要求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查出来，就把我的头砍掉，挂在天安门上示众，我毫无怨言。查不出，我倒要问问你们，为什么……”那位小小的支部书记没有彭大将军这么大的火气，他们的心却是完全相通的。

又20年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擦亮了人民的眼睛，被颠倒了的是非终于再颠倒过来，彭老总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他应得到的尊严。每想到彭老总往往不能不联带想到这位党支部书记，内心里感到惭愧、感到不安。更可惜的是，我竟一直没记清楚他的姓名。（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陈伯钧毛泽东的将帅情　作者：左玉河

毛泽东说话幽默风趣，陈伯钧生性活泼诙谐。毛泽东称赞陈伯钧为“红军干才”，陈伯钧则昵称毛泽东为“老毛”、“大帅”。毛泽东与陈伯钧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结下一段深厚的“将帅情”。

生死与共初结井冈情

陈伯钧，1910年11月26日生于四川达县河市坝村。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入第一大队第二队，与罗瑞卿、程子华等同学，恽代英为军校总教官。在这里，陈伯钧不仅受到了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接受了严肃的政治教育，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毛泽东曾到校演讲农民问题，这是陈伯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尽管这位刚满16岁的小学员并没有引起毛的注意，但在陈伯钧的心灵中，已经初步有了“毛委员”的印象。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率部进袭武汉。武汉军校学生奉令编入中央独立师，陈伯钧所在的一大队编为第一团，在叶挺指挥下很快击溃了叛军。陈伯钧在平叛作战中吃苦耐劳，作战勇敢，立即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的注意。加以他学习用功，训练刻苦，很快便经熊修武介绍，在咸宁前线被接收为中共党员。1927年8月2日，陈伯钧随教导团东下参加南昌起义。因起义提前，教导团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陈伯钧带领8位同志化装经瑞昌到高安，到二十军独立团任团部副官，负责训练新兵。

1927年8月中旬，陈伯钧随独立团经宜丰到达铜鼓，准备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暴动。9月10日，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从湖南浏阳脱险来到铜鼓。在肖家祠堂，毛泽东召开了独立团排以上干部会，陈伯钧再次见到了“毛委员”，并聆听了他的讲话。操着一口四川话的陈伯钧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会后，毛亲切地询问了陈伯钧的年龄、籍贯和经历，陈向毛委员汇报了一个多月来对新兵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情况。陈伯钧直率的性格和诙谐的谈吐，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陈伯钧任该团第三营第六连第一排排长，随军挺进浏阳白沙镇，击溃一营敌军和当地挨户团，首战告捷。毛泽东称赞陈伯钧等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但在攻打浏阳东门市战斗中，陈所在第三团遭到国民党军袭击，被迫退到文家市。毛泽东把队伍集合起来鼓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我们能够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就能够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陈伯钧在这关键时刻，没有动摇，跟随毛委员继续南下。途中，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师缩编为一个团，陈伯钧虽然患疟疾，仍任三营八连一排排长。

10月3日，陈伯钧随毛泽东来到井冈山下的古城，参加了前委扩大会议，决定联络井冈山上的袁文才、王佐武装。一心要为革命队伍寻找立足之地的毛泽东，派陈伯钧、游雪程、徐彦刚上井冈山，到袁文才部任连、排长，做袁部的改造工作。出发前，毛泽东在水口朱家祠，专门与陈伯钧等促膝谈心，告诫他们：“到那里要好好同人家合作，要搞好关系，听袁营长的话，注意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

袁文才部平时分散活动，陈伯钧等到职后，集中在步云山进行军事训练。不久，一直因脚伤未愈的毛泽东，无法随军行动，也来到茅坪养伤。在这里，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多次谈话，还到练兵场上检查战士们的军事训练。对此，陈在后来回忆说：“在我们操练空闲的时候，毛委员还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封神榜》上有个土行孙，还有个哪吒，他们会入地土遁、腾云驾雾，为什么你们没有那样的本事呀！”陈伯钧自然领会毛委员的意思，苦练“能打能走”的本事。在陈伯钧等人的努力下，袁文才部很快走上正规。

1927年12月，毛泽东的脚伤好转，决定下山。毛亲自点将，让陈伯钧护送自己去茶陵找红军主力。陈立即带领一个班，护送毛泽东、毛泽覃等人出发。他们第一天走了60多里，夜宿茶陵坑口圩，估计当天可以到达茶陵城，陈伯钧就令这个班战士先回井冈山，自己留下与毛泽东、毛泽覃同行。但当走到离县城20多里时，前方传来机枪和步枪声，国民党军队围攻茶陵城，红军主力南撤。毛泽东一行在离城五六里的小村子住下。当晚，毛泽东和陈伯钧值班放哨，以应付紧急情况。此时，陈颇为后悔：过早令警卫班回井冈山，以致身边仅有三条枪，使毛泽东等人处于危险中。

看着神情紧张的陈伯钧，毛泽东神色泰然地吸着烟，思考着问题。他判断情况有变，决定马上追赶部队。南行30多里后，毛泽东一行仍未脱离危险。在匆忙中，毛问陈伯钧：“假若后面敌人追来怎么办？”陈伯钧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同你的警卫员留在后面打掩护，你们只管往前面走！”说罢，便提着驳壳枪跑到了队伍的最后。陈伯钧在危难时刻的果敢表现，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陈伯钧等人赶到水口，追上了正在休息的红军主力。毛泽东立即召集会议，讨论部队行动方向问题。此时，团长陈浩因对革命前途失望，正准备把部队拉走，投靠国民党方鼎英部，因此会议争论得非常激烈。毛泽东力排众议，命令部队折回井冈山，向宁冈砻市开拔。散会后，毛写了一封信，命令陈伯钧赶回砻市，送交中共永新县委。陈伯钧深知任务重大，不敢怠慢，拖着疲劳的双腿连夜走小路，及时将信送到。随后，毛泽东带着大部队返回砻市。在这里，毛泽东与永新县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果断处理了团长陈浩等企图把部队拖走的事件，使年幼的红军度过了一场严重危机。

短短几天生死与共的危急考验，毛泽东对陈伯钧不仅异常信任，而且对他的胆识更加了解，因此，在随后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时，毛泽东任命陈伯钧为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红军教导队是后来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是中国革命军事教育的起点，毛泽东将培养红军干部的重任，交给了陈伯钧这样的年轻军官，说明他对陈是何等的信任。正是因为对教导队有着殷切的期望，毛泽东非常关心教导队的成长，不仅经常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而且听取陈伯钧的汇报，耐心地指导陈伯钧等人的工作。年仅17岁的陈伯钧，在毛泽东的鼓励和培育下，在井冈山艰苦的战争环境中日益成熟起来。

骁勇善战将，坚持运动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时，陈伯钧率教导队负责押运胜利品和俘虏。2月攻打宁冈县城，陈伯钧率领教导队负责攻打西门。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井冈山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陈伯钧任三十一团一营一连连长。5月中旬，赣敌发动第三次“围剿”，陈伯钧率部在毛泽东“声东击西”的战术指导下，进至高陇，打死敌团长刘胡子，占领永新城。随后，他又参加了毛泽东指挥的龙源口战役，三占永新，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7月中旬，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错误地把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调往湘南后，毛泽东指挥第三十一团，用四面游击方式，与赣敌11个团周旋于永新县城附近，进行了长达25天的以少胜多的“永新困敌战”。陈伯钧在永新北乡作战时，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左大腿，送回井冈山治伤。8月下旬，湘敌吴尚的一个师乘机进犯井冈山。留在小井养伤的张子清、陈伯钧参加了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主持的干部会议，指挥红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黄洋界保卫战胜利。毛泽东闻讯，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著名诗篇。

1929年1月，毛泽东决定红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出击，留彭德怀的红五军坚守根据地。陈伯钧和团长张子清、陈毅安均被留下，协助红五军工作。在红四军出征前夕，毛泽东特地到医院看望他们，谈到深夜，恋恋不舍。1930年初，红六军成立，柯武东任第一纵队纵队长，陈伯钧任参谋长，接着便与毛泽东指挥的红四军一起夺取水南。陈伯钧骁勇善战，率部猛打猛冲，全歼了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旅。在追击敌军于乌江时，他不幸右腿负重伤。

1930年7月，中共赣南特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军，任命正在医院治伤的陈伯钧为该军参谋长。10月2日，腿伤刚好的陈伯钧指挥部队发起了第九次攻打吉安的战役。在螺子山战斗中，陈伯钧再次负伤。

打下吉安后，陈伯钧见到阔别近一年的毛泽东，要求回红四军工作。毛泽东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而是让他暂时养伤读书，同时兼任朱德为校长、毛泽东任政委的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负责培训红军干部。

1930年12月，陈伯钧被毛泽东、朱德委任为红三军第七师师长，投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按照毛泽东、朱德采取的“诱敌深入”的方针，陈伯钧率部首先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师的第一枪，与红四军和红三军一起取得了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的重大胜利，受到了毛泽东的嘉奖。战后，陈伯钧参加了毛泽东、朱德主持召开的干部总结会，对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有了深刻领悟。

1931年5月和7月，陈伯钧接连参加了第二、三次反“围剿”战斗，次年4月，参加了攻占漳州的战役，并升任红十五军军长，成为毛泽东军事战略方针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193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扩大会议，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并免去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随后，“左”倾中央还在部队中撤换了一些领导干部，陈伯钧因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被免去第十五军军长，调到瑞金红军学校学习。

1933年1月8日，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浒湾战斗中，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牺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起用能征善战的陈伯钧，令他再回前方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嘱咐说：“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工作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打不好都要找你是问！”

早就憋着一股劲的陈伯钧上任后，立即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坚持运用毛泽东提倡的运动战，先后取得了黄坡战役、草台岗战役的胜利。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陈伯钧也获得“红星勋章”，以实际行动证明毛泽东“运动战”方针的正确性。

然而，从1933年2月开始，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中央加大对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批判和肃清，他们以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为由，撤销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职务。此后，从地方到军队，层层寻找“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陈伯钧也遭到批判。但深思好学并深得毛泽东运动战精髓的陈伯钧，对李德的军事方针并不赞同。1933年8月31日，他写信给红军总部，陈述自己对当时形势及反“围剿”打法的意见。他的这一做法，立即引来了对他更激烈的批判。9月5日，在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上，陈伯钧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之错误认识”，遭到了“严格而又深刻的布尔什维克的无情斗争”。

但耿直的陈伯钧并没有屈服。他从红军总部被批判回到红五军团后，立即起草第二次申诉书，重申8月31日意见书的内容。

陈伯钧的“顽固”态度激怒了“左”倾领导人。10月4日，陈伯钧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改任新成立的红十三师师长。尽管如此，一向乐观的陈伯钧并不计较职务的变化，到红十三师后，立即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先后进行了新桥、梅岭、资溪桥等战役。“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提出与十九路军签订停战协议的主张，陈伯钧极为赞同。他也提出了“善于运用目前有利于我们的形势和力量（即使不革命的力量，只要它能削弱整个统治阶级的力量，我们都应该利用它）”的建议，但并没有被“左”倾中央接受。

勤读多思　成为智勇干才

1934年10月18日，陈伯钧带病率领红十三师开始长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陈伯钧也回到五军团担任参谋长。毛泽东率一、三军团北上后，他与朱德等人留在西康，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1936年7月，陈伯钧调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挥师北上。

1936年10月15日，当得知红六军团到达甘南、即将与一方面军会师时，正在陕北的毛泽东挥笔给陈伯钧写了一封短信：“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想念你。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领袖对爱将的关切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1937年4月下旬，陈伯钧作为红二方面军代表出席在延安召开的苏区党代表大会，终于见到了阔别近两年之久的毛泽东。1937年5月3日，毛主席在苏区党代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陈伯钧看到了自己尊敬的“老毛”，并对“老毛”的报告由衷地敬佩。

5月9日，陈伯钧随朱德游清凉山后，来到毛泽东住地。久别重逢，尤其经过长征这样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陈伯钧已经变得沉稳多了。他向毛泽东汇报了滞留红四方面军，及在红六军团的情况。对于陈伯钧与张国焘进行面对面斗争的勇敢事迹，毛泽东也有耳闻。他不仅欣赏这位“红军干才”骁勇善战的文才武略，而且赞赏这位年轻将领在困境中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成熟和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鲜明立场。随后，毛泽东、陈伯钧等参加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尚留下来的部分同志在毛泽东住地前合影留念。（见上图，左三为毛泽东，左二为陈伯钧）

1937年8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红六军团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陈伯钧为旅长、王震为副旅长。年仅27岁，便成为统领千军万马的少将旅长，尤其不仅肩负军事作战任务，还要处理好与国民党政治上的统战工作，确实显示了毛泽东对陈伯钧的器重和信任。陈伯钧也深知责任重大，暗自告诫自己：“过去我因只负责简单的军事工作，对政治问题深思熟虑不够，缺乏精密考查的功夫，因之工作不够深入，趋于浮躁。个性方面亦欠冷静，今后应加强政治学习。”

9月20日晚，陈伯钧再次与毛泽东谈话，就“目前时局、形势，及关于部队工作问题”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教。23日，陈伯钧的二哥陈笃斋与四川代表王干青来到延安。晚上，毛泽东请王干青及陈笃斋吃饭，陈伯钧奉陪。“席间，毛主席谈古论今，确实相当风趣。”深夜，陈伯钧在毛主席处谈工作问题，就军事政治的训育、统一战线及阶级的警觉性、自学等问题，及自己的家庭、家事、一些高级干部的近况等进行了交谈。最后，毛泽东提醒陈伯钧在部队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对陈伯钧寄予厚望。

当陈的二哥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送了300元钱作为旅费，并希望他利用他在四川的社会关系，做些统战工作。10月9日，毛致函陈伯钧说：“你那些兄弟（在国民党的）应用好的态度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的转变。”他在信中写道：“看书没有？不论怎样忙，总看一点书，把些原则问题多考虑考虑，这样来提高自己，改正自己或有的某些缺点，这是我盼望于你的。”陈伯钧收到信后，觉得毛“为此小事深为劳神”，非常感动，决心将自己多年来养成的读书习惯坚持下来，不断克服自己浮躁的毛病。

年轻气盛　遭训诫管束

10月17日上午，驻军洛川的陈伯钧依依不舍地送走了阔别10年之久的二哥陈笃斋，回来与老朋友王维舟讨论部队开拔的事宜。此时，因天气较寒冷，摩托学校的司机拒绝载三五九旅袁会计到延安领公款，并蛮横无理地吵闹。对于这种无组织纪律的行为素来反感的陈伯钧耐着性子进行劝告，但该司机并没有把陈放在眼里，继续无理取闹。血气方刚的陈伯钧忍无可忍，挥手给了这个司机一个嘴巴。这本来是一件比较普通的小事，陈尽管承认自己的行为“真是鲁莽不该”！但觉得“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因为部队即将开拔，有许多事宜需要处理，故陈伯钧并没有在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小事”，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很快传到了延安。由于陈伯钧身为八路军主力旅旅长，竟然动手打人，因此被视为“军阀主义”告到中央军委，连毛泽东也知道了。

10月22日，陈伯钧乘车长驱270里，由洛川经甘泉来到延安，到毛泽东处谈话。对于毛泽东与陈伯钧谈话的内容，陈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记录：“主要是关于打人的事，自我批评不够；留守开支较多；对同志团结不够；统一战线中太清高，不虚心等。经毛主席指出根源是：由于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部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这些问题我都接受，均应努力改造之。毛主席谈话完毕，叫我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但最使我感觉惭愧的就是，王震同志从来没有把他的这些意见和我当面谈过，十分遗憾。”因为这样一件看似“小事”的“打人事件”，就挨了毛泽东一顿严厉批评，看来似乎有点小题大做。但实际上，除了当时可能有人要搞倒陈伯钧外，毛泽东自有他的想法。

在毛泽东看来，打人尽管是件小事，但“军阀主义”却是当时部队中存在较为严重的现象，抓住陈伯钧这个典型，无疑对克服和肃清部队中的“军阀主义”是有利的。毛泽东素来对自己的部属管束严格、要求甚高，即使出于对部属的爱护，毛泽东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训诫”机会。毛泽东于是决定通过此事“教训”陈伯钧。

10月25日上午，陈伯钧到中共中央，与总书记张闻天谈话。毛泽东不便谈的一些话，张闻天告知了陈伯钧：指出陈的军阀主义倾向和意识的不健康问题。到此时，陈伯钧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他在不经意间，犯了“军阀主义”和“意识不健康”两条错误。10月26日下午，毛主席再次约陈伯钧谈话，最后决定他留党校学习四个月，再回前方工作。

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与陈伯钧谈话，指出陈应该在个人修养、思想和工作方法上多努力。

在毛泽东的严厉“管束”下，陈伯钧被免去三五九旅旅长（由王震继任），调到中央党校学习。

敢于直谏　显忠诚本色

按照毛泽东当初的意思，陈伯钧到中央党校4个月，提高了自身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后，再回前线工作。但党校学习结束后，陈并没有回到前线。1938年6月，毛泽东考虑到陈伯钧的特长，将他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校长林彪，教育长许光达），肩负起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重任。

陈伯钧曾自我分析说：“我的个性强，遇事锋芒毕露。”他的分析有道理。陈伯钧确实是一位坦率耿直的人，尽管对毛泽东有一种超出常人的崇敬，但在毛泽东面前从来也不感到拘束，总是敢于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向毛泽东陈述。在当时毛泽东与江青恋爱问题上，他的这些个性得到了比较突出的展现。

1938年11月22日，当听说毛泽东与江青谈恋爱的消息后，陈伯钧认为毛不适合与江青结婚。当时，尽管很多人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但由于种种考虑却没有敢于公开劝阻。一向耿直坦率的陈伯钧，出于对“老毛”的爱护，“当即提笔起草一封关于主席和江青恋爱问题的信给毛主席”。次日，他“将给毛的信重新改写一遍，准备开会时寄去”。11月29日，陈伯钧与罗瑞卿“谈到大帅（毛泽东）的问题、江青的问题”，使他感慨万千。陈劝阻毛泽东的理由，主要是从政治影响上考虑的，而罗所谈，则从江青的为人、毛泽东的生活上着眼。

尽管他大胆地公开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甚至有点“直率与撞闯”，但陷入爱情漩涡中的毛泽东既没有怪罪这位耿直的部下，也没有听从陈伯钧及其他人的劝告，而是力排众议，与江结婚了。对于毛、江结合素来反对的陈伯钧，并不认为自己的观察有错。不久，江青的任性、孤傲、自私的特性便暴露出来，并经常与毛泽东发生口角。1942年5月22日中午，陈伯钧有事找毛泽东谈话，刚走到窑洞外，便听到“大帅与江青口角，声闻户外。”他感叹道：“呜呼！女人之幻想跋扈一至于此！盖身为统帅，将无数之将，统百万之兵，全国大事举棋若定，而独与一妇人女子竟如此之难应付，吾人于此岂可不更加警惕哉！”

经过一年的学习，陈伯钧在思想方法上有了明显提高，个人修养也进步很大。毛泽东决定放手使用这位“干才”。1938年12月15日，毛泽东与陈伯钧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毛泽东决定调他任抗大二分校校长，开赴华北前线。同时，他仍不忘帮助这位爱将详细分析个性特点与缺憾，并指明以后努力的方向。

从此以后，在毛泽东的督促和领导下，陈伯钧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党和军队中负起了更大的领导责任。他先后担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三八五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颇受毛泽东的器重。抗战胜利后，他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委托，率领800名干部从延安经过华北开赴东北，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热河小组代表、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十二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广西战役。1949年初，他以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身份，组织四十六、四十七两军进行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战，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1955年12月，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及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陈伯钧在解放后担任南京军事学院副教育长及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时，组织全院教员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和保卫祖国战略方针，并将总结报告报送毛泽东。1960年4月14日，他在高等军事学院作关于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讲演，并出版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军事思想》一书，积极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1962年，陈伯钧撰写了《毛主席率领我们上井冈山》一文，回忆了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的经过，将自己与毛泽东患难与共的“将帅情”公之于众。

毛泽东同样没有忘记自己的“红军干才”和心腹爱将。在陈伯钧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整整40年后，即1967年5月1日，他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关心地问：“伯钧呀，听说你病了？”伯钧回答：“是的。感谢主席的关心。”这或许是陈伯钧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面。与40年前一样，毛泽东仍不忘勉励陈伯钧要好好读书。

1974年2月6日，陈伯钧因病不治。当时主持军委和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与徐向前、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惊悉陈伯钧病逝后，他的战友莫文骅曾作词一首，悼念陈伯钧将军：“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这是对毛泽东与陈伯钧长达40年的“将帅情”的最好描述。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11期 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和保护伞　作者：江仁宝

各地公安机关长期坚持了整治斗争，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关系网、保护伞，彻底摧毁黑恶势力的帮派体系，消除黑恶势力伸向社会的毒蔓，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但是，长期以来，每当打掉一个或一批黑恶势力时，警方或社会各界就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这些社会渣滓能在一地多年称王称霸，胡作非为，横行不法呢？为什么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由党和政府派出的侦查人员步履那么艰难，居然要经过长时期的艰苦调查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才能侦破案件呢？为什么党和政府领导开展的一场接一场的“严打”和专项斗争，就是触及不到或触及不深一些有钱有势的犯罪分子呢？某些人往往用“打击不力”等词句来解释黑恶势力长期存在的原因，然而，又为什么在很长时间内一再出现“打击不力”呢？

最近，笔者认真翻阅和剖析了一些典型案例，从中发现：几乎在大多数黑恶势力的背后，都有一张渗透到一些党政机关或执法机关的关系网。对此，曾有人总结概括为：家族网、权力网、金钱网、人情网；在这一张张关系网中都有一些腐败分子利用职权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黑恶势力凭借这一张张关系网、一顶顶保护伞而得到巩固和发展；关系网、保护伞在黑恶势力的巩固、发展中也越来越坚固，致使黑恶势力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勾结在一起，沆瀣一气了！例如：

哈尔滨警方打掉的以“乔四”宋永佳为首的五个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三年间作案130多起，把一个北方名城搅得乌烟瘴气，竟未受到惩处，根子就在于公安、政法、银行、基建、供销、房地产等部门有近百名干部充当着他们的保护伞，其中处级干部20余名，科级干部30余名。

吉林省长春市不久前处决的该省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梁旭东，在短短几年中，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高密度“狂轰”，在自己的关系网上布下一个个“红点”：与之有牵连的处以上党员干部12人，警察10人，检察官5人，法官4人，司法警察5人。他们为犯罪分子洗脱和掩盖罪行。该省的和龙市顾德成黑帮早在1996年已是当地有一定势力的犯罪集团，但顾德成本人竟能先后当上市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更严重的是，少数黑社会势力已经渗透到县市级政府内部选取“代理人”，参与安排地方人大与政协的领导人。

曾经震惊中外的海南省“南霸天”王英汉，在原县委书记、原公安局长等党政干部和执法人员庇护下，在澄迈县横行六年，作案28起，其中未立案的11起，抓获凶犯未查清就放人的7起，由王英汉说情“私了”的5起，降为治安案件的3起，移送检察院的仅2起（一起私藏军用枪支案，检察院认为构不成犯罪未予批捕；一起非法买卖7支军用枪并拒捕，又被检察院免诉与缓刑）。王英汉在被捕关押中，还从狱中捎出“密信”，让内弟找李检察长“疏通一下关系”。

齐齐哈尔市警方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老大”潘家长，垄断全市蔬菜、水果、钢材市场后，不惜重金拉拢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编织关系网。潘为母亲过60大寿摆宴席，仅政法干警前往道喜的就有20多入；潘带人杀人案发后，收其贿金搞假案、通风报信、为其开脱的有公安局副局长、科长、干警等8人；潘家长被捕关押后，每天到公安局讲情的均有一些党政干部，甚至直接打电话威胁公安局长和办案人员；一些党政领导干部还公开宣称：潘家长是改革的典型，搞活了市场经济，把他打掉了，全市吃蔬菜就成问题了！

原广西百色市公安局长农学益、李红专，副局长林树春、马斯克等一帮官场上的头头脑脑，为百色市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头目周寿南、丁旭撑起了保护伞。以周、丁为首的黑恶势力从1991年在澳门多次抢劫银行开始至1999年9月被公安机关—网打尽，前后共八年时间，先后作案上百次，打死2人、打伤66人，犯有抢劫、行贿、赌博、敲诈勒索、故意伤害、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名达11个之多。

原陕西省富平县公安局长丁叔亮、副局长陈文忠、惠夏志、杨耀等一度是富平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为以董天运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大开绿灯，致使董天运犯罪团伙全面垄断该地区的非法炼油市场，并公然“靠拳头说话，用砍刀发言”，大肆伤害他人，对抗政府。以董天运为首的黑帮所以如此嚣张、疯狂，因为他们自恃有公安局整套领导班子的“保驾护航”，恣意妄为，似乎天下就没有他们摆不平的事情。

辽宁省沈阳市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首要分子、原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在一路绿灯下，他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和藏刀、匕首，纠集了一大批有前科劣迹的人充当打手，猖狂地打、砸、砍、杀，先后酿成血案30多起，并迅速暴力致富，成为沈阳市“著名私营企业家”。所以如此，因为市检察院检察长是他干爹，区劳动局副局长是他干妈，市政协副主席、中级法院副院长是他姘头，他更是一名响当当的沈阳市人大代表。据报载，刘涌认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党总支书记、副局长高明贤为“干妈“，这个“干妈”竟推荐从监狱出来的“儿子”参选人大代表，并在推荐的材料中大胆写道：“刘涌同志思想进步，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不仅如此，刘涌还向时任中共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行贿，并得到马的保护。

2000年底审结的浙江省温岭市以张畏、王秀方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案，涉及故意杀人、非法拘禁、贷款诈骗等11项罪名，是一种黑社会性质的特大犯罪团伙，此案涉及资金5亿元，涉案人员184人，其中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干警15人，金融干部10人。张畏还通过种种欺骗、行贿等手段，获得了湖北宜都市政协副主席、浙江台州市青联委员、台州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及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等“桂冠”，并得到温岭市原市长周建国、原公安局长杨卫中的特殊保护，在张畏的住宅别墅挂上“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牌子，致使其在温岭称霸一方，无法无天，无恶不作达四、五年之久！

贵州警方侦破的凯里市“金井帮”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老大”潘万发，千方百计用金钱美女拉拢行贿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被其拉下水充当保护伞的有9人，其中局长1人，科长4人。某局长接受其2名美女长期“服务”后，致使国家损失数十万元。某监狱科长接受其7名美女“服务”后，竟将微型冲锋枪借给潘作案。从检察院法纪科长到驻地派出所长，都成了他的铁哥们，使其有恃无恐，称霸一方，疯狂作案五年之久！

辽宁省义县警方摧毁的以大榆树镇党委书记于平印为首的“家天下”犯罪集团，垄断了全镇党政财文等大权。于平印擅自提拔长子当了党委秘书，次子干了工商所长，三子当了武装部长，四子当了镇饭店经理，长媳当了镇党委组织委员，弟弟、侄子、干儿子等14名亲戚把持了交通、林业、土地、教育等重要部门的实权，镇党委7人开会，有其家4人出席，在全镇建成了水泼不进的“土围子”。不到4年时间，这个“家天下”犯罪集团吃喝挥霍公款50多万元，强奸作案9起，流氓伤害案23起，敲诈勒索案50余起。

类似案例，不胜枚举，仅上10例足矣！

江泽民总书记早就告诫全党：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腐败现象是产生犯罪的温床，而且，严重的腐败行为就是犯罪。

大量案例事实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各种类型的犯罪团伙和集团要生存、要发展，必然向黑社会势力犯罪演变，必然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向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渗透，编织一张张关系网，寻找一顶顶保护伞。一些蜕化变质、腐败堕落的党政干部和政法干警往往一拍即合，使许许多多犯罪分子利用他们的权力，庇护恶性膨胀、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正是在各种关系网和保护伞的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下，一个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横行不法，为非作歹，肆无忌惮！

所谓“打击不力”，并非实施打击的执法办案人员不出力，不尽心尽责，而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集团靠金钱、权力、人情、族情编织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制造出种种障碍和阻力，使侦查办案难以调查取证，难以缉拿罪犯，难以贯彻实施打击惩处的措施。正如某地警方在侦破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团伙中，经过两年多时间含辛茹苦的侦查、追捕，最终追到国外才把罪犯抓获归案，这时，一位刑警非常动情地说了一句话：“我明白了抗日战争为什么要打八年，汉奸太多！”这真是一语中的。

家族——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家族势力一直是统治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近几年来，尤其在农村又死灰复燃。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就是带着浓厚宗法性的家族势力在作祟。在这类犯罪团伙中，其头子或骨干一般都是具有血缘关系，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一旦这种愚昧的、封建的家族力量与贪得无厌的欲望相结合，家族势力就很容易发展成地方黑恶势力。有些黑恶势力还利用家族势力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当帮凶，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犯罪分子掩盖在盘根错节、犬牙交错的关系网中，以其传统的、愚昧的甚至野蛮的力量阻碍案件查处、追捕，以致许多案件难破，“难于上青天”！

金钱——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金钱，作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编织关系网的“杀手锏”和糖衣炮弹，一旦轰开一些腐败分子脆弱的防线，就像“粘结剂”一样，可以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粘”进黑恶势力的圈子里，心甘情愿地为黑恶势力效力，甚至不惜担风险，什么党纪国法、制度规定，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金钱，又是“润滑剂”，可以使关系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协调。

权力——许多案例事实说明，变异了的权力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千方百计牟取和利用的“指挥棒”。党政机关、执法部门一旦变异成黑社会性质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权力就失去了正义，不再为党和人民说话办事，而成为黑恶势力的“代言人”。越是实力雄厚的黑恶势力，越千方百计在有关权力部门安插“代言人”，一有“风吹草动”，便通风报信，扭紧一股绳，或是群起而攻之，倒打一耙，好人反而变成坏人，或者运作包括舆论在内的各种权力机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蒙混过关。

人情——过去，因为我国社会长期盛行“人治”，因而也就特别讲究“人情”。人情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用以混淆、干扰法律、政策、原则的“魔棒”。凡长期在一地从政执法的人员，都有些同事、战友、同学、老乡、亲朋好友，黑恶势力往往抓住这些“关系”，以金钱、亲情、甚至泪水打动“恻隐之心”，使一些干部一下子把“人情”看得比法律、政策、原则更重要，不惜打电话、写条子、通关节、走路子、出点子，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所以，掌权者稍不留心，就陷入人情的泥坑中不能自拔。

由金钱、权力、人情、族情编织成的种种关系网、保护伞，使黑恶势力变得越来越黑，并像滚雪球似的恶性膨胀起来，使人们观察黑恶势力时敌我不清，难于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一些人在一段时间内颠倒是非标准，变得很愚昧，甚至成为黑恶势力的“枪炮”，人们在铲除黑恶势力时往往感到无从下手……

难怪许多公安政法干警直言不讳地说：哪里黑社会性质的恶势力猖狂，那里腐败就严重；“反黑”不和反腐败结合起来搞，“打黑除恶”就别想深下去。许多学者、专家呼吁：打黑必先反腐！关系网、保护伞不破，黑恶势力难除！

“亦官亦匪”，“警黑勾结”，相依相托，是旧中国“青红帮”之流黑社会生存发展的“怪胎”。不可否认，我国在这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中央领导同志曾一再强调，反腐败要注意封建传统势力的影响，可能就是考虑到这些方面的消极因素。由此可见，“打黑除恶”并非权宜之计，也非一朝一夕之事。反腐倡廉是党和国家兴衰成败之大计，更是任重而道远！（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蔡元培的为人与风范　作者：崔志海

在中国近代众多杰出历史人物中，蔡元培是一位较为特殊的人物。他既被国民党奉为党国元老，同时又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战友，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不久前，在北京新修的皇城根遗址公园中矗立的五四纪念碑上，也镌刻着蔡元培的人像，供人们缅怀、纪念。

蔡元培何以能够声名洋溢，超越党派、阶级和时代，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怀念，请让我们一同追寻他的生平和事业，以揭开这一历史谜底。

从翰林学士到投身民主革命

蔡元培号孑民，1868年1月11日出生在历史名城绍兴一个商人的家庭里。少年时代，蔡元培与当时的许多读书人一样，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他于1883年虚龄17岁那年考取秀才，1889年考中举人，1894年27岁时便获得了翰林院编修的功名。

然而，翰林的功名并没有给在科举仕途上平步青云的蔡元培带来常人称羡的高官厚禄，不久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身处京城，蔡元培对清政府在民族危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腐败和颟顸深感痛心和愤慨，曾以翰林院编修的身份列名奏请朝廷，反对向日求和、割地赔款，指责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卖国行为，“虽韩、魏于秦，宋于金，不如是之甚也”。出于对清廷的极度失望，1895年秋他便乞假回乡一年，直至1896年12月才回京销假。

戊戌政变发生后，蔡元培反思变法运动失败的教训，开始确立教育救国的思想。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积弊很深的大国，康、梁等维新志士试图通过皇帝下几道上谕来从事改革，使中国起死回生，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只有从培养人才、开发民智着手，才能自强救亡。因此，他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即于是年的10月告假，携眷离京南下，回到故乡绍兴，出任当时绍兴唯一一所新式学校——绍郡中西学堂总理。

1901年，因守旧势力的压迫，蔡元培离开绍兴中西学堂，转而前往上海担任南洋公学特班生总教习，并从事更为广泛的社会和政治活动。在上海，他曾与好友、乡试同年张元济合议创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并应张元济之邀，兼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负责制订国文、历史、地理三科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又与黄宗仰、林白水、蒋观云等社会人士一道组织成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和爱国女校校长。

1902年底，南洋公学的学生因不满守旧教员无端开除学生发生学潮，身为教员的蔡元培积极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与中国教育会的其他负责人一道组织成立爱国学社，担任总理，接纳退学学生。在课堂上他公开向学生传授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并带领爱国学社的学生在上海的张园举行演说会，将《苏报》作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附属机关报，逐日轮流为《苏报》撰写论说，积极参与拒法、拒俄爱国运动。在学界，蔡元培成了当时国内进步青年学生的导师。

1903年6月《苏报》遭清政府取缔之后，蔡元培不但没有被清政府的镇压吓倒，反而以更大的政治热情和勇气从事革命活动。继《苏报》之后，他在上海重新创办出版《俄事警闻》、《警钟日报》，通过宣传反帝爱国，激发人们的反清意识。办报之余，他还每月前往租界西牢轮流探望因《苏报》案而入狱的章太炎和邹容。暗地里蔡元培则亲自参与暗杀和暴动活动，成立秘密反清组织光复会，并任会长，凭借他的声望，将江浙一带原来互不相统属的革命势力联合在一起。1905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蔡元培打破光复会内存在的严重的狭隘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积极将光复会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并欣然受命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介绍一大批进步人士加入同盟会。

当然，作为一位翰林革命家，蔡元培与孙中山、黄兴等职业革命家不同。他一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高尚的道德，但同时也较诸其他革命党人更具有书生色彩。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中几乎都以教育机构为据点，既没有深入下层会党，也没有深入新军，他可以凭借个人声望动员一部分人加入革命团体，但他并不善于做具体细致的组织工作，其革命手段也都偏重于暗杀，他本人即曾自谓“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因此，在暗杀活动连遭失败、革命内部又产生不和的情况下，蔡元培对从事革命活动立刻产生了一些倦意，求学的念头油然而生，1907年6月他便随驻德公使孙宝琦前往德国留学，重新回到求学救国的道路上来。

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到学界领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蔡元培在德国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以激动的心情，提前结束他在德国西南小镇一所中学所做的心理学实验，匆匆赶回柏林，与当时留学德国的其他中国学生一道，商量如何为国内的武昌起义“稍尽义务”。11月中旬，他便乘火车，取道西伯利亚回国，投身创建民国的事业，积极配合孙中山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

在任教育总长期间，蔡元培以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择善如流的民主作风，打破党派门户之见， 不拘一格，广泛延揽各类人才，组建起一支高效廉洁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为实现由封建旧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做了大量革故鼎新的工作。他一方面下令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封建教育宗旨，禁止使用清末学部颁布的旧教科书，废止中小学读经，废除旧时代奖励科举出身的办法，同时提出以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民国的教育方针，组织制订和颁布一系列新的教育法令和法规，主持召开首次全国教育会议，确立中华民国新学制，有力地配合了民初民主共和政治的建设。他领导下的教育部在当时即备受舆论的赞许，称“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俨然有建设气象。”因邀出任教育次长的范源濂回忆与蔡元培一道主持民初教育部的情景时这样说道：“在我们的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在1917—1923年主持北大的六年里，蔡元培以大无畏的勇气，按照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模式，对旧北大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管理体制上，蔡元培力图贯彻教授治校、民主办校的原则，改变北大以往校务只由校长、学监主任和庶务主任等少数几个人独揽的做法，设立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在学制方面，蔡元培调整学科设置，坚决主张将北大办成以文、理两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并推行选科制，废止文理分科，实行文理沟通。在大学设立研究所，开放女禁，实行大学男女同校。在校园文化方面，蔡元培积极支持和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提倡学生自治，引导学生朝德智体美四方面全面发展。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大力提倡学术民主，反对用政治干涉学术，反对专己守残的文化专制主义，主张不因人废言，让学术上的不同流派自由竞争。他指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将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同时，他也坚持“教育独立”的原则，声言：“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予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经过这些改革和整顿，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这样描述北大在蔡元培领导下出现的深刻变化：“北大在蔡校长的主持之下，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长短。背后拖着长辫、心理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这种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

主持北大期间，蔡元培还对促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他任北大校长后，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下，排除来自各方保守势力的压迫和反对，大力延聘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鲁迅、刘半农等这样一些新派学人为北大教员，使新文化运动的力量汇聚到北大。尤其是他支持陈独秀将《新青年》杂志迁到北大，更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新青年》迁到北大后，由于北大进步师生的加盟，改变了以前作者多为皖人的局限，宣传内容更广泛，影响也更大，开始真正扎根到“新青年”之中。而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北大进步师生创办的《新潮》、《每周评论》、《国民》等杂志，又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的影响。这样，新文化运动便在北大进步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从原来由陈独秀等少数人提倡的文化运动变成有大批青年学生拥护的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北大也由此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心。对于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这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梁漱溟说过一段十分肯綮的话，他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在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身为校长的蔡元培十分同情和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他不但拒绝接受当时北洋政府开除参加游行示威学生的指令，而且亲自出面，多方营救被捕学生。5月7日晨，他率领北大师生在汉花园红楼前面的文科广场迎接被捕学生归来，对他们备加慰勉。第二天在得知北洋政府决定撤免他的北大校长的职务后，他担心因他个人的进退导致学生与政府的冲突，为了保护学生，便于当日毅然提出辞呈，一人承担责任。蔡元培在学生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忍辱负重的高尚品德，不愧为学界的楷模，深得广大师生的尊敬和拥戴，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界立刻掀起声势浩大的“挽留蔡校长”运动。在广大师生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北洋政府只好让步，总统徐世昌不得不签署挽蔡的命令。9月，在五四运动的目标基本实现后，蔡元培在各方的劝说下，返京回校任职。

然而，作为一位教育家，蔡元培并不赞成学生过多的卷入政治，闹学潮。他回北大复职后就一再呼吁北大学生尽快回到求学救国的道路上来。他指出：“现在一般社会也都知道政治问题的重要，到了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对付的，不必要学生独担其任。现在学生方面最要紧的是专心研究学问。”因此，蔡元培对“五四”后北大出现的学潮多持反对的态度。在1922年的“讲义费风潮”中，他甚至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开除一名带头闹学潮的学生。

五四期间，随着蔡元培将教育文化视为最重要的事业，他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追求国家独立和民主政治中，他不再主张任何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只赞成和平渐进方式的改良，表现出明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1922年5月，他与王宠惠、陶行知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在军阀吴佩孚的统治之下，在中央出现一个“好人政府”。与此同时，他反对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南北双方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在与反动军阀的斗争中，蔡元培转而采取一种典型的学人式的斗争手段——不合作主义，即以辞职告退的方式作为与军阀、官僚、政客当权者进行斗争的主要武器。1923年1月为抗议直系军阀和一部分官僚政客蹂躏人权，破坏司法独立，制造“罗文干贿赂案”，蔡元培毅然向总统黎元洪提交辞呈，并发表声明，表示耻于与反动政客为伍，要求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7月，他便携眷第四次赴欧游学。

党国元老，功在科教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虽然因为他早年的特殊身份和经历，同时也由于他当时参与了蒋介石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而被奉为党国元老，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历任数职，但他并没有由此迷恋官场，而是始终保持一位学人的本色，把精力主要用在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上。

为实现他的教育独立的夙愿，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即以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着手改革官僚化的教育部，筹划仿效法国教育行政制度，组织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同时提议改革地方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国推行大学区制，以取代省市教育厅局的职能，由一部分教授和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来负责教育，避免学术教育官僚化、衙门化，避免外行领导内行，实现专家办教育。1927年10月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后，又提出以科学化、劳动化和艺术化作为新的教育方针，强调对一切事物，都要不轻信，不盲从，考其所以然，穷究其因果关系，让学生树立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养成科学头脑”，同时打破劳力与劳心的成见，养成劳动观念，培养学生的艺术兴味。由于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党化教育”多相抵触，他在教育行政制度方面实行的改革在国民党内遭到强烈的非难，不到一年，大学院便于1928年8月遭废止。

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即辞去大学院院长及在南京国民政府内的各项兼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直至病逝。在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13年里，蔡元培继承民元任教育总长和后来任北大校长时的领导作风，奉行人才主义，知人善任，选贤择能，同时发扬民主，不专权，不居功，使人和机构各尽其能。对于蔡元培的这种领导作风，与他共事多年的胡适曾作过精辟的评论，认为蔡较诸蒋介石更有领袖风范。他说：“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使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全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试看他近年用杨杏佛。杏佛是一个很难用的人，然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中央研究院的粗具规模，皆杏佛之功也。杏佛死后，蔡先生又完全信托于丁在君（即丁文江——引者注）。在君提出的改革方案有不少的阻力，但蔡先生一力维持之，使在君得行其志。”胡适的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出了蔡元培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教界和科学界一位众望所归的领导人的魅力所在。

在如何推动学术研究方面，蔡元培也提出一系列的指导思想。他一方面坚持学术自由，充分尊重各专家的个人兴趣，坚信“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但同时也强调学术研究应根据研究问题的性质，有轻重缓急之分，并提出三条标准：第一、一种研究可为其他若干研究提供凭借者宜列在首位；第二、为具有地域性的研究，即我国研究条件尤优于外国人者，宜优先从事；第三、凡一种研究，因其问题特别重要，其结果可为他种相关工作之标准者，宜尽先从事。

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两者的关系上，蔡元培主张两者兼顾，不可偏废。他指出，对于基础科学不能完全以一时的功效来衡量，而应看其长远的影响。同时，蔡元培也提出不可忽视应用科学的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应加强与原料和生产直接有关的问题的研究，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在开展学术交流方面，蔡元培坚决反对唯我独尊，强调中央研究院应加强同国内各科研单位和大学的平等合作。他明确表示：“中央研究院只能利用他的地位，时时刻刻与国内各机关联络交换，不可以阻止旁人的发展，或是用机械的方法来支配一切研究的题目，这是本院成立以来一贯的方针。”本着这一思想，1935年中央研究院组织成立的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评议会，除了中央研究院院长和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外，另又推举和选择30名学术界的中坚人物为聘任评议员，举凡国内重要的大学和学术研究机关，均有代表当选，使之成为“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

在对外学术交流上，蔡元培一方面鼓励“学欧美之所长”，对正常的中外学术交流持积极态度，尽可能地选派国内研究人员参加有关的国际学术活动，同时又十分注意维护中国的主权。每遇有外国学者来华考察，中央研究院都要与他们订立条例，规定不得从事学术之外的活动，所采集的标本须一律先经本院选聘专家审查后，方可运出国外，并将标本的复本留一份给中国，若无复本，则应将正本留归中国。另规定外人从事考察活动，都须有中央研究院派员参加，这样既达到中外学术合作的目的，也可监督和杜绝个别外国学者借学术研究之名从事不正当活动。蔡元培常常勉励国内学者致力于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维护学术独立地位，以抵御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和科学领域对中国的侵略。

在蔡元培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中央研究院的各项研究事业获得蓬勃的发展。至1929年，中央研究院即设有物理、化学、工程、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心理、社会科学及自然历史博物馆等十个研究所。各所成立后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分别居于领导地位并提携和培养了一大批科学专门人才，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晚年忧政，民主抗日

蔡元培一生既是学界中人，同时又是“党中”人。作为党中人，蔡元培在政治上并没有与国民党的官僚们沆瀣一气，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民主和爱国，并由此逐渐走上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离心离德的道路。

蔡元培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裂隙，其实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日起即已存在。1927年，蔡元培虽然站在党派和阶级的立场上，参与国民党新右派蒋介石策划的反共清党活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同时他从一开始就在国民党内坚持民主和法制，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在清党初期，他就曾对浙江清党委员会草菅人命、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他甚至还出面营救可能遭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四、五月间暗中分别通知被列入清党对象的朱宜权、韦悫出走，以免遭国民党的毒手；同年8月，出面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和同学郑观松。1927、1928年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的文章，劝告国民党当局继承孙中山的高尚人格，以德服人，停止滥杀。

1928年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裂痕进一步加深。8月17日，他因不满国民党内官僚政客朋比为奸，公开提出辞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致力于科学事业。他在辞呈中写道：“窃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顷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对于10月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推举他为监察院院长，蔡元培也坚辞不就，私下里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同时，他对胡适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保障人权，要求思想言论自由，甚为赞赏，写信予以支持，称赞胡适的文章“振聋发聩，不胜佩服”。

1932年，为捍卫民权，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蔡元培本人直接走上与南京国民党政权公开对立的道路。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活动，12月17日，他与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在上海联名发表宣言，宣布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作为副会长，与其他同志一道，为实现同盟所提出的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参与营救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丁玲、潘梓年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并对其他一些被国民党非法拘捕或杀戮的政治犯进行声援或昭雪；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非法枪杀《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编刘煜生；亲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抗议希特勒疯狂迫害德国进步人士和犹太籍人民，摧残文化，违背人道；接待英国著名作家、费边社成员萧伯纳来华访问，以扩大保障民权运动在国际上的影响。

对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参与组织民权保障同盟活动，南京国民党当局极为恼火，不断加以恐吓、威胁，指责他的行为“徇于私情，曲加保护，为反动张目”，“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宣布同盟为非法组织。对此，蔡元培进行积极的抗争。2月9日，他在报刊上发表谈话，公开声明，“本同盟组织之目的为保障人权促进法治，宗旨纯正，态度光明，绝对不能谓为‘非法’。反之，凡一切反对本同盟之主张，则恰为非法。”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蓝衣社特务枪杀身亡。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子弹威胁，蔡元培也没有被吓倒。事情发生后，他于当日上午9时即驱车赶至现场，然后前往医院审视遗体，接着开会讨论善后事宜，一面代表家属，聘请律师，进行法律交涉，同时致电林森、汪精卫，要求立即“饬属缉凶，以维法纪”。20日，蔡元培亲自主祭并致悼词。表达他对痛失斯人的沉痛哀悼，并表达了他随时准备为保障人权而牺牲生命的坚强决心。

在追求和捍卫民主的过程中，蔡元培同时坚持反帝爱国思想。1928年北伐刚完成，他就在国民党第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外交问题提案》，要求将废除不平等条约列入国民政府的议事日程，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蔡元培大力宣传抗日，力促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改变消极抗战政策，实行全民抗日。1933年1月，他在赠给鲁迅的二首七律诗中，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作了严厉的鞭挞，诗云：“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顾犬补牢犹未晚，祗今谁是蔺相如。”1934年，在赴南京出席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举办的宴饮上，他又苦劝汪改变亲日政策，语重心长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立定严正的态度，以大无畏的精神，推进抗战的国策，由我们到我们的后辈一直抵抗下去，一定有出路。在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进一步表达了希望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愿望。

由于蔡元培坚持民主抗日的进步立场，他在当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欢迎和赞许。1936年9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对他的言行给予高度赞扬，并希望他为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民抗日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7年上海沦陷后，蔡元培移居香港，仍然十分关心中国内地的抗战，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5月，他应邀出席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举办的美术展览会开幕式，发表精彩的演说，将美术与抗战联系起来，指出：美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宁静和强毅的精神，不但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不可不有，就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救济难民以及其他从事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亦不可不有之；有了这种精神，始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始能在全民抗日中担得起一份责任。1939年12月，就在他病逝前三个月，还用《满江红》词调，亲自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撰写会歌，对中国的抗战事业充满必胜信念，其歌云：“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然而，蔡元培毕竟年事已高，没有能够目睹抗战的胜利，便于1940年3月5日9时45分在香港九龙寓所溘然长逝，享年73岁。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11期 周惠在内蒙古推行包产到户　作者：储建中

1978年7月2日，饱经风霜和政治劫难的周惠终于出山了，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和内蒙古革委会副主任。

上任前，中央领导曾与他谈到内蒙古从粮食调出省区变成调入省区的情况。还说：“你周惠是‘老农业’了，要研究一下。”为此，他和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尤太忠通了一个电话，讲明先到基层调查研究，后到自治区党委报到。之后，便打点好行装，从北京直接到了乌盟。

这一年，内蒙古又是一个大旱年。

此刻，周惠站在卓资山一条荒凉孤寂的山梁上，举目望去，虽是盛夏，绿色却很少，灾年已成定局。一路上，他亲眼看到的是农民那一张张菜色的脸、破衣烂衫和青筋暴突的双手以及瘦弱的身躯。良久，他长吁了一口气，仿佛要把胸中的积郁全部吐掉似的，扶了扶眼镜，又搓了搓那两只厚敦敦的手掌，掉过身来，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

内蒙古，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拥有草场面积10亿亩以上，是国家重要的畜牧业基地之一；拥有河套平原等产粮区，耕地面积8000多万亩，是全国小麦、甜菜、马铃薯的重要产区；森林面积2.4亿亩，在全国居第二位。煤、铁、、钍等矿产资源也极其丰富，可为什么吃不饱饭？

从1957年到1977年，内蒙古全区农业总产值由11.18亿元增到17.97亿元（按1957年不变价格算），增长60.8%，而同期全区人口由936万人增加到1798.1万人，增长91.1%，人均农业产值由119.45元下降为99.98元，下降19.5%。

全区人均粮食产量，“一五”期间453.92公斤；“二五”期间363.08公斤；“三五”期间298.32公斤；“四五”期间281.62公斤；“五五”期间264.85公斤。

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从1958年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下降。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30元，比1956年仅上升22.3%；牧民人均收入236元，比1956年下降83.9%。

土地不肯长庄稼？农民不会种地？……他一边走一边摇头。他逢人便交谈，其中有干部、有农民，有不少人甚至还不知道他的身份。他当然清楚“文革”是一个重要原因，更使他记忆犹新的是“一大二公”那场事。从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民种地渐渐没有了自主权，一块土地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级指令来决定。从毛泽东主席开始，到生产队长，都讲要因地制宜，但到最后谁也不能搞因地制宜。要让农民多打粮，吃饱饭，就得让农民有自主权，从而才能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否则，有天大本事的领导也管不饱农民的肚子。

使他感触至深的是不少干部习惯于盲目“紧跟”，说空话、大话、假话，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作，怎么能够解决农民吃饱肚子的问题？！

离开乌盟之后，周惠又到锡盟、包头市等地农牧区调查，一路听到和看到的，结论只有一个字：穷！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现在怎么变？他又在沉思……

1978年10月10日，周惠接任内蒙古党委第一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与自治区党政领导研究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种粮的人没饭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当时规定农区的农民自留地每人只有三分半，自留羊每户不准超过5只。农村的实际是，集体地小麦平均亩产多年停留在100来公斤，而自留地则在400公斤以上，这样的结果本身就说明了一切。可怎么办？怎么办？……

每当有人同周惠谈到当时农村改革时，他总说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功劳。当年11—12月，中央工作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先后在北京隆重召开。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

坐在台下的周惠，听到这儿时，精神立刻为之一振，包括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虽然都是“原则”、“方针”，但他都视为“尚方宝剑”，觉得大的“底数”已有了，下一步的任务就是如何根据这一精神来落实了。会议还未结束，他的脑子里就开始不断地“过电影”——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农民，由于辛勤劳动……生活先好起来……

从北京开会回来后，周惠立即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及其它有关会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在农村改革上他旗帜鲜明、大胆推进。他自告奋勇兼任自治区农委主任，一位副书记和一位革委会副主任任副主任。区党委作了一个《决定》，除了出台扩大自留畜等一系列农业政策外，突出强调了各级干部群众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但正如周惠自己讲的，他也有顾虑，还不敢明确提“包产到户”。

确实，真理一旦与群众的实践相结合，就会激发出无穷的勇气、智慧和创造力。1979年春天，伊盟、巴盟、呼市等地的部分社队开始出现了不同叫法的“包产到户”，得到广大农民群众和干部的拥护。伊盟原分管农业的副盟长马丕峰，是个有名的“老右倾”。他在6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就曾提出过“包产到户”的主张，结果受到了批判。他由衷地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区党委的《决定》，他对别人讲：“包产到户的政策好，农民有积极性。搞大集体实际是娃娃穿了双大人鞋，鞋磨了，娃娃也累坏了。”“集体地和自留地就是不一样。不信，你把我领到地里，闭上眼睛光着脚走一回，集体的地是硬板的，自留地却是绵乎乎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1979年春中国农村改革出现过一个“倒春寒”，就是北京有人批农村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这样，有的地方把包到户的地又收回来了，而多数是转入了“地下”，对外叫包到组了，实际没变。周惠和区党委采取默认的态度，实际就是支持。到了秋天，凡是包产到户的队，农业都增产，农民都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如托县中滩公社，把耕地分成“口粮田”、“责任田”来管理，“口粮田”和自留地一样，分给农民自己耕种，收获归自己，“责任田”则承包到组耕种，承担公粮和任务粮。实际效果真正明明白白，由此人们就把“口粮田”比作亲生的，把“责任田”比作后娘养的。

1980年春天，周惠到西部调查研究的第一站就到了中滩公社。公社书记和管委会主任大概是了解周惠的“内心世界”，不仅进一步明确提“大包干”的主张，而且从理论到实践讲得头头是道。周惠一边听一边下意识地点头，当有人提出疑问时，他马上笑着说：“还是先吃饱饭要紧”。这年夏天，中央开会讨论并发文明确提出了“三靠队”可以包产到户，周惠举双手拥护，可同时好像又在琢磨什么问题，他在院里散步时常常一会儿抬头朝远处望望，一会儿停下来低头静立。在随后传达讨论文件时他对大家说：“和全国各省区比起来，我们内蒙古差不多算‘三靠区’吧。”话不多，但影响不一般。后来，他又多次对党委一班人和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成员讲：要把中央文件同内蒙古的实际结合起来，工作才能有创新。在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影响下，《内蒙古日报》有关包产到户的报道、调查报告等日渐多了起来，形成了舆论氛围。

1981年春天，周惠到东部调查研究的第一站是乌盟，乌盟“包产到户”的少，又遇大旱，已到五月中下旬，许多生产队人缺口粮、牲畜缺饲料、耕地缺种子。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但夏田已种下去了。怎么办？周惠听完汇报后和干部群众讨论了“包青苗”的问题。走了一路，周惠强调了一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到了秋收，真是“一包就灵”。交给国家的、留下集体的、剩下都是农民自己的，都得到了利益。不少干部感慨“神了”，春天提出那么多困难，都被农民自己克服了，感受到了政策的威力。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周惠搞的“半路出家，也能成佛”。

1982年初，内蒙古“包产到户”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周惠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在全区农村经营管理会上特别强调了“巩固”和“完善”的问题。实际上从此以后“包产到户”便席卷了内蒙古农村，并不断巩固发展，粮食也连年增产。

20年过去了，周惠回忆说，内蒙古农村改革所取得的成绩，是自治区党委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和内蒙古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责任编辑　杜　晋）

2002年第11期 我的父亲阳翰笙　作者：欧阳小华

有的人对阳翰笙这个名字不一定熟悉。但是凡经过“文革“的人一般都知道“四条汉子”。这“四条汉子”就是周扬、夏衍、阳翰笙和田汉，他们都是3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下革命文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江青、康生一伙以“左”的面目出现，对他们大肆围攻，进行造谣、污蔑和残酷迫害。其中首先遭到冲击的是阳翰笙。那么，阳翰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经受血与火的锤炼

1902年，阳翰笙出生在川滇边界一个“水浒式”的村镇——四川高县罗场，少年时代就参加救国救民活动。1922年，在成都与中学同学自发成立了“四川省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头闹学潮反对军阀当局，遭通缉。1925年在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阳翰笙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参加组织罢工、罢市、罢课的斗争，在第一线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926年受党组织派遣到黄埔军校工作，公开的职务是政治教官和政治部秘书，同时从事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从那时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阳翰笙参加了南昌起义，先后被任命为叶挺领导的十一军二十四师党代表和起义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攻打钱大钧、迎击黄绍、保卫汕头、流沙突围等四次战斗，一直打到海陆丰。

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派他到郭沫若创办的《创造社》工作，以加强上海文化界党的力量。周恩来对他说：“在革命低潮中思想工作尤为重要”。阳翰笙服从工作的需要，弃武从文，走上了开创革命文艺事业的道路。

劈荆斩棘笔当枪

阳翰笙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建立了中共第一个“文化支部”，任支部书记。他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停止了一些同志和鲁迅的论争（他自己没有参加论争）。由文化支部领导建立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联”和“左翼文化组织总同盟”（简称“文总”），他连续多年任党团书记。他写了属于我国最早的一批有影响的马列主义政治与文艺理论著作；以华汉等笔名写了一系列以大革命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他在文学作品中第一个反映了南昌起义；第一个表现了士兵；第一个描写正在进行的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斗争。他告诉读者，红旗没有倒，革命仍在进行！在没有书店再敢出版左翼书籍的情况下，由宣侠父筹资，他创办了左联唯一的出版社“湖风书局”。他从“文总”抽调大批进步文艺人才支援夏衍、田汉开辟进步电影战线。他自己也开始参加电影创作。他写的《铁板红泪录》和《中国海的怒潮》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表现农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和第一部反映渔民反帝斗争的电影。阳翰笙说：“革命的需要就是我的事业”。

1932年2月，阳翰笙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书记和中共上海执行局文委书记，同时兼任“文总”党团书记。阳翰笙肩负起了文化界党的领导重任。左翼文化运动在鲁迅和瞿秋白的指引下，在阳翰笙等人具体的组织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冲破了蒋介石反动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形成了一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生力军。许多左翼文化人，在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建国时期，都成为党的得力的文化干部。

身遭软禁斗志坚

1935年初，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等一批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被逮捕。3月18日夜，阳翰笙与田汉同镣同铐被押送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囚禁。阳、田被捕后，上海地下党努力设法营救。国民党逼害著名文化人的倒行逆施受到社会各界的指责。柳亚子、蔡元培、邵力子等社会名流愿意出面为阳保释。国民党迫于外界的压力和当时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将阳翰笙由囚禁改为软禁南京，家属被接来作为人质。

阳翰笙在两年半的软禁逆境中，虽在暗探特务的包围和监视下，但始终坚定机智地用自己的笔进行战斗。他与地下党取得了秘密联系；他在南京唯一民营的《新民报》上，以他人的名义出面开辟副刊《新园地》，自己用各种化名一连发表了《养狗篇》、《打狗篇》、《辨奸论》等40多篇匕首式杂文，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各色投降主义分子。他在“编后”里号召大家都来参加“打狗”，由此在《新园地》上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打狗运动”。

他仍然继续创作电影剧本，呼吁抗日救亡。《生死同心》、《夜奔》，经上海进步影人拍摄放映，引起社会轰动。针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和签订对日投降的“何梅协定”，阳翰笙又以话剧为武器，创作了痛斥汉奸的话剧《前夜》和鼓舞抗日锄奸的话剧《李秀成之死》。“七·七事变”国共合作，国民党宣布释放政治犯，阳翰笙才获得自由。阳翰笙这段历史，党组织当时就作了审查，当即就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关系。

统战堡垒“第三厅”

阳翰笙获得自由后，到武汉报到。周恩来和他谈话，安排给他两项重要任务。一项是迅速切实地组织文艺界的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阳翰笙因势利导，力争主动，不失时机地在很短时间内，以原左翼文化力量为基础，广泛地团结了文化界各方面人士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全国文协”），以及文艺界各界的抗敌协会。这些协会，特别是老舍自始至终艰苦撑持了八年之久的“全国文协”，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发挥了团结抗日力量、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的积极作用，并且成为民主运动的一个据点。

周恩来安排给阳翰笙的另一项任务是协助郭沫若筹组第三厅，这项任务就复杂艰巨得多了。

抗战初期，蒋介石迫于形势不得不做出一点国共合作的姿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由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主管下属第三厅，邀请郭沫若任第三厅（宣传厅）厅长。国共两党在政府机构中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集中在第三厅的组建工作上。阳翰笙奉命参加长江局有关建立第三厅的一切会议，讨论策略，与郭沫若一起出席参加一系列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他依靠原左翼文化运动的骨干、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以及“东北救亡总会”的力量，将各方面的爱国进步人士团结在中共周围，出色地完成了第三厅的组建任务。1938年4月1日第三厅成立，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第三厅内的共产党组织是绝对秘密的。周恩来、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培谦成立特别党小组，周恩来任组长。三厅其余党员成立特别党支部，冯乃超是第一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与特别党小组之间不发生直接联系，全体党员单线联系。

阳翰笙、田汉等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利用三厅的合法政权组织成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和四个抗敌宣传队，深入到全国几个战区的军队中去，还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战地文化服务站”，在前方和后方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统战工作，使三厅成为在国统区领导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堡垒。

在白色恐怖下战斗

1939年，国民党推行反动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先后三次迫令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阳翰笙带领三厅全体进步人士愤而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蒋介石为了防止这批文化人去延安，就提出设立非政权性质的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但中共决定不放弃这一合法的斗争阵地。周恩来说：“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郭、阳等人受命组建了文工会，郭沫若任主任，阳翰笙任副主任。在党的领导下，文工会吸收了比三厅更广泛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推动民主运动，特别是组织和发动了有数百文化名人签名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提出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枪口一致对外等六点政治主张，受到社会热烈拥护，使蒋介石反动派惊恐万状。文工会成为团结广大爱国进步人士的重要活动基地，积极宣传中共“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被誉为“第二红岩”。

1941年“皖南事变”后，得到周恩来同意，阳翰笙建议在白色恐怖下的重庆组织“中华剧艺社”。剧艺社成立后演出了旨在斥责蒋介石“同室操戈”的《屈原》、《天国春秋》等震动山城的话剧；完成了《前夜》、《塞上风云》等七部大型话剧及《八百壮士》、《日本间谍》等电影剧本。这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品，紧密结合了革命斗争，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阳翰笙团结了各方面的力量，在上海建立了中共在国统区唯一的电影制片机构——“上海联华影艺社”，后改组为“昆仑影业公司”，阳翰笙担任编导委员会主任，领导全体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及阳翰笙编剧的《万家灯火》等优秀影片，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三毛流浪记》。这些电影作品成为推动国统区民主运动的一股强大力量。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影响下，由于阳翰笙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电影事业保留了一大批宝贵的电影人才。

鼎力呵护百花园

江青一伙千方百计要整倒阳翰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阳翰笙在文艺界的群众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还因为自开国以来，阳翰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坚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在文艺界尽可能地抵制“左”倾路线的危害。

解放以后，阳翰笙曾多年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并长期是周总理和文艺界密切联系的纽带。阳翰笙自己是搞创作的，十分珍爱文艺人才。他在全国文联担任党组书记的十年里，为文艺人才体验生活、艺术实践、提高政治艺术素养等创造条件，作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是从文艺开始的，文艺界成了重灾区。阳翰笙作为老党员，看到厄运将落在文艺家们的头上时，总是不计个人得失，顶住“左”的压力，力所能及地保护文艺人才不受伤害。

在揭批所谓“胡风集团”的运动中，著名老文艺家老共产党员阿英蒙冤遭隔离审查。当给阿英枉加罪名的审查结论送到阳翰笙面前时，阳机智地转呈陈毅副总理审批（因为阿英在新四军工作过），果然不出所料，陈毅当即写了“阿英是好同志”的批示，使阿英免遭劫难。

贺绿汀是文联副主席，反右时，文化部代部长钱俊瑞两次找到阳翰笙征求意见说：“看样子，贺绿汀是保不住了，上海坚持要把他打成右派。”阳翰笙一再坚持地说：“绝对不行！老贺这人我很了解，怎么能将他打成右派呢？《游击队之歌》还唱不唱？”后来又有中央领导同志干预，贺绿汀才未被打成右派。

吴祖光被发配到北大荒后，阳翰笙去探望新凤霞。当他得知新凤霞因为不肯离婚，剧院竟给她戴上了右派帽子，禁止她上台演出。阳翰笙十分气愤，他向周总理报告了新凤霞的情况。不久，新凤霞被摘了右派帽子，恢复了级别，又上台演出了。

有些人他无力保护时，就以沉默对待。在批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时，阳翰笙在批斗会上始终保持沉默。会议主持者知道他是丁玲的入党介绍人，写条子指明要他发言，他始终一言不发，以严峻的沉默表示对此类“批判”的愤懑。

阳翰笙曾受到党内通报：“中国文联党组织严重右倾。”他依然顶住压力，尽力保护文艺家。

1957年阳翰笙主持文艺界各种鸣放会。他认为有些即使是牢骚话，也可以帮助改进工作，绝不是向党进攻，不是存心反社会主义。开始反右后，上级要根据鸣放材料给人定性。他感到形势严峻，叮嘱有关工作人员，除非报上已经点了名、有关单位来调材料的之外，所有鸣放会上的记录，一律不要外泄，从而保护了一批发言激烈的同志。

反右后，在文艺界一片沉寂的形势下，阳翰笙组织了14期气氛宽松以谈心为主的小型读书会。被邀请参加的人，老、中、青都有，包括一些背着“历史问题”包袱的人和15位才华出众的所谓“右派”。阳翰笙对他们说：“请大家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学习，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希望大家结合实际，边学边议，畅所欲言。我郑重宣布：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阳翰笙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读书会给文艺家们提供了学习和交流思想的机会，他们感到温暖，受到鼓舞，大大激发了工作的积极性。

砥柱中流迎恶浪

最激怒江青一伙的，恐怕是“广州会议”。

1961年阳翰笙参加了周总理领导下酝酿已久的“文艺十条”的讨论和制定。这是针对开国以来文艺领域里一系列“左”倾观点和错误认识制定出来的文艺工作条例。这年秋天阳翰笙在大连的时候，怀着兴奋的心情，积极向辽宁师范学院全体师生和大连话剧团分别传达了“文艺十条”的内容。他联系实际阐述了对“双百方针”应有的正确理解；批评了把文艺等同于政治的“左”的错误；指出混淆政治问题、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界限之危害等等。遗憾的是，中央虽然于当年6月颁布了“文艺十条”，但随即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未能贯彻下去。

1962年3月，在周总理领导下，在广州召开了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即“广州会议”）。阳翰笙受命负责筹备和主持会议，任会议党组书记。这是一次批判“左”倾错误，促进创作繁荣的大规模会议。

会上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冕”（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会场顿时掌声雷动，许多人热泪盈眶（剧作者代表中许多是所谓犯过错误，受过批判或者被划为右派的）。阳翰笙在会上作了《为繁荣戏剧创作而努力》的讲话，总结了“左”倾思潮束缚创作繁荣的十条框框。他鼓励剧作家对于“错误的粗暴批评”“要敢于顶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阳翰笙的讲话录音在知识界、文艺界播放，受到热烈欢迎。

在广州会议上制定了“文艺八条”，比起“文艺十条”来虽然有所退步，但是突出了“双百方针”，仍然是可喜的。

广州会议以后，阳翰笙、老舍、张庚、曹禺等一行经福建——浙江——上海，一路上传达和贯彻广州会议精神，阳翰笙的心情非常舒畅。但是到上海以后，阳翰笙得知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严密封锁了广州会议上的讲话，一概不准传达。阳翰笙冲破阻力，与正在上海的江苏话剧团座谈了整整一天，传达广州会议。

在广州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戏剧创作和京剧现代剧改革都达到了高潮。但是，正当文艺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之时，乌云已经聚集在上空……

就在广州会议半年之后，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存在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此后，毛泽东又作了多次的批示和谈话。随着文艺、学术、教育领域批判的加紧，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大多数再次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此“广州会议”被打成了黑会。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两次批示，特别是1964年批评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使文艺界立刻笼罩在人人自危的紧张气氛中，阳翰笙更是感到泰山压顶。当时他认为，毛泽东的话总是正确的，自己想不通，是自己思想跟不上。他苦苦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地进行整风，他再次要求到农村去深入生活，加紧改造世界观。

这时他尚感欣慰的是，正在上映的《北国江南》受到群众的普遍好评。他写“北”片是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农村，体验生活，怀着极大的热情反映了农民改变落后面貌的冲天干劲。他着力通过各种矛盾刻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人物。而且他认真听从毛主席要抓“阶级斗争”的指示，在电影里编进了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恰恰就是这个《北》片，被康生当众打成了反党大毒草。

1964年7月30日，阳翰笙正坐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总结大会”的主席台上，在周扬做完总结报告以后，康生站起来突然当面向阳翰笙发难，恶狠狠地说：“你们看今天的《人民日报》了吗？《人民日报》对《北国江南》批得好！《北国江南》的女主角共产党员是个瞎子，这就是骂我们共产党是瞎了眼的！”阳翰笙非常吃惊，全场也为之悚然。阳翰笙当场要求发言，但是被阻止了。

阳翰笙对康生的为人，是有看法的，广州会议前康生在预备会上口口声声反“左”，但后来却出尔反尔，这次他批“北”片也显然是恶意攻击。但问题的关键是批判文章由《人民日报》发表，并加了编者按语。联系到前不久毛主席对文艺界的批示，阳翰笙认为批《北》片显然是中央的意思，所以他十分痛苦。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一片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竟受到这样严厉的批评。只能怪我的创作思想有问题，怪我的思想改造得不彻底。”于是他又苦苦地从自己身上找差距。一个在国统区复杂尖锐的对敌斗争中机敏警觉的老共产党员，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和崇敬，竟然如此天真，看不到党内正在酝酿的诡谲风云。

一时间，一起遭到批判的还有夏衍扶持的《早春二月》、田汉的《谢瑶环》。批“北”片的文章铺天盖地而来，竟达500篇之多，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帽子。后来江青自己说，这场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更险恶的厄运正向阳翰笙扑来。

九年囹圄志弥坚

1966年6月，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劫难席卷神州大地，阳翰笙失去了人身自由。他先被关进“牛棚”，每天几场拉出去挂牌示众，低头弯腰“喷气式”，挨斗、挨批、挨打……后来被关进卫戍区，最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田汉、阳翰笙专案组直接归江青管，连到医院看病都必需由江青批准。康生、江青为了将这位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共产党员打成叛徒，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使专案组里的爪牙，对阳翰笙拷问、毒打，每审必打。阳翰笙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耳骨被拧断，牙齿被打落，吐血、便血……致使终生残疾。专案组还连续几昼夜地实施车轮战术，折磨得他奄奄一息，昏迷不醒。但是阳翰笙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绝对不说一句不实之词，也绝不在捏造罪名的审问记录上签名。据有记录可查的档案统计，共审问了101次，没有一次有他的签名。1966年冬，他在私下里写的《哭老舍同志》的诗句中慨叹：“笔力纵横举世钦，竟遭魑魅血口吞；文坛愤洒伤心泪，敢信擒妖必有人。”诗中的“魑魅”、“擒妖”，说明他已经看到是江青一伙在大搞政治阴谋。阳翰笙深知江青30年代的底细，及其心狠手辣的为人，解放后她兴风作浪的所作所为已经表露出她的私心和野心。特别是江青诬蔑解放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阳翰笙知道江青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但是阳翰笙顾不上考虑个人性命之叵测，他担忧的是国家的命运，伤心的是文艺界所受的摧残。他独囚狱室，四面徒壁，无纸无笔，只有在心中叹息：

滚滚洪流荡九州，　惊雷轰坠百花楼；

鳞伤遍体医何在？　碎叶残枝惹人愁。

（1969国庆节）

他在狱中度过了70岁的生日。江青一伙连续六年的残害并没有能摧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信念和意志：

《七十自寿》

十人生今不稀，　青松愈老愈雄奇；

铁窗久系心难系，　遥想当年入党时。

（1972年）

1974年，被监禁了8年之久的72岁的老人，疾病缠身，半身瘫痪，但是他忧愤的仍然是国家的命运：

忠良逐杀英豪死，　大地沉沉万马喑。

八年浩劫山河泪，　扭转乾坤岂无人。

林彪事件后，许多干部被陆续解放，一些被发配到外地尚存人间的老干部也陆续回到北京。但是对“四条汉子”，江青却批示“长期关押”。阳翰笙受疾病折磨，生命岌岌可危。江青为了“留个活口”（田汉已被折磨致死），才批准送往医院。

1975年春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被关押了九年的阳翰笙才得以被释放出狱（还未平反）。1975年7月12日他跨出了监狱之门，但是他愤懑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他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悲怆地仰天喟叹：

九死一生脱牢笼，　十年面壁愤满胸。

昂首敢向长天问，　因何如此灾难重！

（1975年7月12日）

阳翰笙出狱后，首先打听周总理的情况。当他得知周总理为力挽狂澜，心力交瘁，已重病在身，但还日夜为国事操劳，他痛心极了。一场“文革”隔断了他们几十年的师生战友情，又剥夺了他再见到周总理的愿望，他只有默默地祷念总理早日康复。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在病榻上也惦记着阳翰笙的安危。1975年9月8日，周总理已病势沉重，还特地嘱咐秘书将阳翰笙要求平反的信件交给当时已全面负起领导责任的邓小平处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颖超同志三次催问阳翰笙的平反问题。最后在胡耀邦的大力支持下，阳翰笙长达14年的冤案终于在1979年2月获得彻底平反。

青松愈老愈雄奇

平反后，恢复阳翰笙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担任第四次文代大会筹备小组副组长，全国政协增补他为政协常委。后他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他久被禁锢的革命热情又迸发了出来，他曾写下“几经生死几安危，赢得今朝半残身；曙光在前驱暗夜，决把残生当新生”的誓言。现在更是发出豪言壮语：“人生八十岂云老，欲上征途更险峰”。

阳翰笙平反后首先着手筹备田汉追悼会。田汉是文艺界最先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同志。在1975年秋，阳翰笙被专案组定为敌我矛盾第一次被允许向党中央申诉时，他就为田汉的“叛徒”罪名喊冤。他说：“我现在还活着，而田汉已经死了。田汉在南京演戏的实情，我最清楚。我不替他伸冤，谁替他伸冤！”1979年4月25日举行了田汉追悼大会，大会极其隆重热烈。国家领导人都送了花圈，宋庆龄亲自出席，廖承志主持会议，茅盾致悼词。排队等候吊唁的群众人山人海，大家为亡灵获得昭雪、正义得到伸张而欢欣。《人民日报》报道了追悼会的消息，并登载了阳翰笙抱病通宵达旦修改定稿的长篇祭文《痛悼田汉同志》。

阳翰笙自出狱后尚未平反前，还不断地为“文革”中遭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写证明材料。

他发现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部门及某些工作单位，一点也不了解解放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及“抗敌演剧宣传队”、“中华剧艺社”、“昆仑影业公司”等机构和单位，都是在国统区由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文化界的统战基地和组织，以致无知地否认许多同志的革命经历，甚至将某些同志打成历史反革命，阳翰笙为此心焦如焚。一位老文联干部杜继昆回忆道：“那时翰老刚获释不久，在病中发着高烧。我扶着他在雪夜里，为原上海昆仑影业公司吴茵等一些尚未落实政策的同志，去找电影局季洪同志（原“昆仑”财务负责人）。我深深感觉到，翰老是要在他有生之年，赶着为所有有关同志落实政策拼老命去奔走。在雪地里，翰老穿一件蓝卡叽布面大衣，脚着塑料底布棉鞋，一步一滑。他拉着我的手，手烧得滚烫。我搀着他在雪夜里步履艰难地爬楼，蹒跚而行。这一情景，使我终生难忘。”经过阳翰老的各种努力，不断地写报告、写证明，终于确立了这些单位的革命团体性质，落实了好几百人的革命工龄。

阳翰笙迫切地感到，文艺界像他这样经历了整个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历程的老人不多了。文化战线的很多情况眼下唯有他了解，所以他决心写回忆录。他抱病写的几十万字的重要史料，受到中组部等有关部门的重视。不但成为解决一些同志的历史问题的依据，而且还纠正了某些人对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国统区文化战线斗争所持的不正确看法。（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陈沂：凡来找我的都不拒绝　作者：刘国尧

陈沂同志走了，噩耗传来使我久久地沉入悲痛中。作为他的秘书，有许多往事不断从我记忆的荧光屏上闪闪发亮。

陈沂同志1979年6月来到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他来的时候轻装一人，连秘书都不带。当时市委宣传部就派我到他身边工作，直到1983年从市委领导岗位退下到市人大担任领导工作为止共五年时间。然后，我便离开他到另一个单位去工作。现在回忆起来这是个极不平常的五年，令人终身难忘。众所周知，陈沂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考验出生入死的领导干部，1957年后遭受长达21年的不白之冤。党的三中全会之后重新走上新的领导岗位，他意志坚定而精神焕发，勇于面对现实，不回避矛盾。尤为难得的是他十分体察民情，关心群众，平易近人。有这样几件事，足可以管窥全貌。

首先是他一到上海，风尘未净，就马不停蹄、席不暇暖，满腔热情地走访文化艺术、新闻出版和理论界的许多老同志，结识新朋友，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疾苦，倾听他们的呼声。当时有不少老同志居住条件很差，他就把车停在大路上，然后步行登门拜访，有时还爬上摇晃的楼梯，在小屋内促膝倾谈，使不少老同志十分感动。与此同时，他放弃休息时间，不分昼夜接待络绎而来的来访者，他亲自关照门卫：“只要我在家，凡来找我的就不要拒绝，请他们进来。”由于他的真心诚意接待每一位来访的人，一时在上海传为美谈。他对我说：“平头百姓，一般干部，要见省市党政领导倾吐委屈，不容易呀！在这方面，我是过来人很有体会。如今，我当了领导，决不能高高在上。和平民百姓保持血肉联系，尽可能帮他们排忧解难，这是党的好传统啊……”每天他都接到许多来信，每信必过目，需要批示的立即作出批示，迅速转有关部门办理，并要我每周向他汇报下面的执行落实情况。当他知道有些事情落实较慢，他马上就拿起电话直接询问原因所在。有一位老作家，虽已落实政策，但其住房仍被拖占不还，严重地影响这位作家的工作和生活。他要我通知有关部门：街道政府、房管所、公安派出所的领导，就地开会，当场研究把问题解决。因为他的直接干预，拖而不决的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使这位老作家十分感动。后来非宣传系统的人也纷纷给他来信反映情况、倾诉委屈。我向他建议：可否由我先对来信的轻重缓急分个档次，有的可以转到别的系统去处理。但他还是坚持，有些信还要亲自过目，该批的他还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写信人的心情我是很能理解的。再说，我也可以更多了解一些情况。”

他到上海以后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教育和培养，他建议市委成立青少年教育领导小组。他首创“振兴中华”读书会、上海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他是这些组织的首任领导。他总是亲临第一线，深入实际开展工作。有一次他碰到市少教所的负责人，向他了解当前这些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和犯错误的情况，并且表示约个时间，他要到少教所去面对面地给他们讲话。我记得在去少教所的路上，陈沂同志和我研究，见面时怎么称呼他（她）们。他琢磨再琢磨……到了少教所一走进会场，气氛十分沉闷，有些人低着头，有些人拉着长脸，有的人显得木讷而面带愠色。但当陈沂同志第一句话——“孩子们”一出口，沉闷的气氛马上打破，会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个个的脸上马上起了变化。这一称呼一下子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看见有不少青少年眼睛里噙着泪水，聚精会神地听着陈沂同志对他（她）们语重心长的讲话。是的，他不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而是以家长和老前辈的身份和这些一时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娓娓而谈……从这些细微处，可以看出陈沂同志对青少年教育问题的一片苦心。

有好多次，他还去上海几所大学，针对当时的一些热点问题向大学生作演讲。他那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深入浅出的演讲风格，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到复旦大学讲话，一破惯例，讲完之后不从后门走而是从讲台上走下台阶，穿过大学生的人群。于是，大学生们又围了上来和他对话。他站在人群中又和大学生们讲了半个小时。那场面，那情境，既热烈又亲切。

陈沂同志对党组织建设，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十分重视，他曾提出党要管党的“三要”：一是要管，二是要敢管，三是要管好。他以身作则，亲自到工厂讲党课，重点是讲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去一家国营大纺织厂上党课，不抱本宣科，在上课之前召开座谈会，倾听基层干部的意见和党员群众的呼声，然后再有的放矢地讲。不生硬，不说教，活泼、具体、切入实际。讲完了还要听取反映和党员群众的意见，而后集中起来再去讲。就这样，他一共去讲了三次，在厂里工人、干部中，得到比较好的反映和效果。因为工作太忙。要不，他还要到其他工厂去继续讲党课。

他平时严以律己，生活极为简朴。我左右不离跟他五年，不论到哪里，他一不抽烟，二不饮酒，吃饭也很简单，老习惯是喜欢辣椒炒肉，或者是吃点地道的宫保鸡丁。饭后惟一的嗜好是吃点水果，仅此而已。他经常说“节俭兴邦，奢华败德。比起工人农民，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错了。”他一身清廉，除了应得的薪俸和稿费收入，他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他身上的这些高尚品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我们需要再反一次党八股　作者：潘家铮

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并具体化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其中特别指出要反对因循守旧、反对照抄照搬的本本主义、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谓切中时弊。政府也在下决心解决文山会海问题。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再反一次党八股。

60年前，在延安进行整风，整顿文风是内容之一。毛主席还为此写了著名的文章《反对党八股》（以下简称“毛文”），文风为之一正。不幸“毛文”发挥作用的时间好像不长。新中国成立以来，文件愈来愈多，愈来愈长，愈来愈正规，一直演变成文山会海。每一次政治运动都要搞大批判，都需要大部头文章，“文革”时更达到顶峰，党八股就复活甚至“发扬光大”了。而且由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八股也随之发展为政八股、社（会）八股，流毒全国，像一座大山压在人们的身上心上，难以招架，无法摆脱。不反掉这新的党八股，要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是无从谈起的。

新八股的内容与老的党八股一脉相承。当然，在新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也“与时俱进”，有些创新，但万变不离其宗，最主要的本质就是连篇累牍塞满空话、废话、套话、大话，缺少实实在在的见解和新意。这种文章，好像患了浮肿病的人，看个子，脸圆体胖，但毫无力气，做不来任何事。又如注水猪肉，把水分挤干后，不仅干瘪难看，而且味如嚼蜡，难以下咽。

“长”是新八股的通病。文章动辄上万甚至几万字。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人读了后面忘了前面。“毛文”中说，斯大林在德苏战争爆发后发表的演说是很短的。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以谱成一首歌，唱会歌也就记住了内容。鲁迅先生要人们在写好文章后至少再看两遍，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去掉。这些优良传统现已荡然无存，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尽量把各种形容词、副词以及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塞进文章里去。我建议作者们今后写作时，先想一想，如果要把尊作谱成一首歌，应该如何写，然后再下笔。

内容少而文章长，就只能尽量写些套话和废话凑数。八股文是有一定格式的，按格式套进去就成。新八股也一样，文章开头总是“三下”（或“四下”、“五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生怕漏掉一个“下”，得罪一方土地。有人在报屁股上总结过“套话大全”，曰：开会没有不隆重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效率没有不显著的，决议没有不通过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其实套话何止这些，这14条只能说是“套话精华”或“套话提要”罢了，远远称不上大全。文章中塞满这些套话，读后除使人腻歪外，是不会产生其他感受的。

有的作者大概对“反右”、“文革”尚有余悸，生怕被戴上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帽子，所以处处要“一分为二”，要“分清延安西安”。哪怕是批评社会不正之风，前面总得来一大段正面表扬的大文，一定要在描述了成就如何伟大以后，再转到“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什么什么。一分为二当然是真理，但用在这里就有些莫明其妙。把成绩说得如此之大，岂不要影响人们之清醒？有时为了一分为二，搞得逻辑混乱。前面说，缺点是局部的，问题只发生在极少数人身上，后面又说“蔓延成风”，“要亡党亡国”，怎么也拼不到一块。我不是说文章里不能一分为二，如果是中央文件、政府报告，一篇全面总结或综合评述性的文章，当然应把“成绩说够、问题讲透”，但并非要千篇一律。如果写文章的目的是揭露时弊，就应开门见山，刺刀见红。哪有医生写诊断书时先肯定病人身心如何健康，然后再转到“也要清醒地看到肺里长着个肿块”的？

八股的又一特色就是“毛文”中所称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似乎一篇文章中不面面俱到，便不够完善。当然，新八股在开中药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它已不满足于甲乙丙丁抽屉式的排列，而发展为若干光环，环环相扣，有些像奥运会标志，只是更为复杂而已。例如，在许多文章中，我们常会看到下述十分类似的提法：要以某某为指导，某某为基础，某某为动力，某某为保证，某某为目标，某某为中心……首先写出这种话的文章颇有新意，如篇篇如此，又成套话，而且环环越来越多，全则全矣，只是令人读后摸不着头脑，弄不清这许多指导、基础、动力……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万一“指导”与“基础”有矛盾，“目标”和“中心”不相容，又该如何处理，是不是有个“优先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落实？说穿了，这还是在堆砌辞藻，玩弄文字游戏，文章写好，任务也完，并不打算真正去干的。

借势压人，言必称希腊，这也是党八股的惯技。此风至今不戢。在不长的文章中也要处处引马恩列毛的话，而缺少自己的主见。在过去，这样做还能起些威慑作用，因为那时凡是圣贤之言都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的，辩驳不得。但时至今日，大家都已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不是宗教。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圣贤讲过的话——特别是片言只语，不一定都对，有一些话可能根本不符合当前实际。那么在文章里引述那么多的圣贤语录，读的人还得先考查一下，这些话是属于至今适用的原理，还是已经过时的教条，岂不费事？也起不了震慑作用。我也不是说写文章就不能引用前人的话，在合适的地方引用几句经过考验证明是正确的古人名言，确有画龙点睛之妙，但万不可靠它来压服别人。如果认为自己言之有理，尽可理直气壮地发挥，何必非拖个古人来帮忙呢。

有人说，你这么起劲地反对新八股，想来所写文章一定是尽除陈腐的了。当然不是这样，多少年来，我写的东西可谓多矣，文章也好，总结也好，报告也好，同样废话套话连篇，甚至可选为八股范本。这不是我心口不一，我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哪能不食人间烟火？写文章总想发表，写总结总得大家鼓掌通过，社会风气不改，我何能例外，何况有的文章还可按字数得稿费。但正因为我是写八股老手，才从心底里讨厌它、反对它。我要大声疾呼，不要小看它，这怪物非常可怕，现在已盘根错节，势盛力大，要动摇它谈何容易。但容忍它发展下去，将禁锢人们的思想，耗干人们的精力，折磨人们的心灵，拖延前进的步伐，浪费无法计数的时间、物力和人才，文山愈高，会海愈阔，祸国殃民，莫此为甚，最终将影响民族振兴大业。是以斗胆陈言，愿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恩格斯勇于否定自我　作者：冯东书

《炎黄春秋》2002年7月号吴江老师写的《重新找回马克思》一文，引了恩格斯1895年3月6日为马克思著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注一）一书写的导言中的一段话，使人很受教育。这段话是：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雾，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965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595页）

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1848年正是《共产党宣言》问世的一年）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初次真正确立了大工业，并且把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第一流的工业国——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炎黄春秋》印刷中引文页码有误，应为引文同上，597—598页，不是697—698页）（注二）。

恩格斯和马克思是一起在1848年共同写作著名的《共产党宣言》的人，他在《共产党宣言》发表47年后，研究了欧洲新的发展，对自己过去的一些重要观点作了反思，勇敢地作了自我否定。他本来是伟大的人物，这种求实的态度就显得更伟大了。

如果我们把1978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以及苏联和东欧各共产党执政国家发生的变故，与恩格斯讲的话联系起来细细琢磨，就可以发现恩格斯讲得多么有预见性！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出要剥夺资产阶级的一切生产资料，消灭私有制。经过47年工人运动的实践，恩格斯却说确立了大工业的“欧洲经济发展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说“这个基础（资本主义基础）在1848年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说“我们（他大概至少是指他自己和马克思）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思想的人，都是不对的”。吴江在文章中还说，恩格斯特别说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带有浓厚的冒进色彩。

多么巧啊！我们不是在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私人工商业、个体手工业者和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宣布基本上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市场竞争以后，现在又在改革中恢复发展民营经济了吗？不是在“合作化”、“公社化”二十几年后，又不得不按农民的要求，把土地分开，承包给农民，让农民自主经营了吗？这不是正好说明，恩格斯说的社会“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是多么正确！我们不这样改革行不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看全世界哪一个坚持走苏联模式的国家是行的？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消灭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文革”中甚至要“革私字的命”，要消灭“知识私有”，表面上“革命”得不得了，好像很平等，大家吃大锅饭，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连“按劳分配”都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还不是真正的平等。结果呢？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失去活力，在“形势大好”的不断宣传中，问题却越来越多。我们中国要是没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等人起来勇于否定过去的“极左”做法，那全国人民现在还会在粮不够吃、肉不够吃、油不够吃、衣不够穿的境况中过穷日子。要不是改革以后，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外资企业的引进，有了市场竞争，我们的国营企业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危机感，不会下那么大的力气去进行技术改造和体制改革，整个社会也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争着在那里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没有这场大改革带来的经济、科技、教育的大发展，这几年也就谈不上有钱来修那么多高级公路、铁路、海港、机场、医院、住房、高科技开发区。要是老让人饿肚子，老在人民内部搞“阶级斗争”，那甚至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问题。

恩格斯是107年前讲的这番话，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创造出苏联模式开始，到1978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破除过去的迷信，进行大改革以前，60年的实践，证明我们走的是一条弯路。而中国大改革以后20年的实践，又证明了恩格斯的先见之明十分正确，证明了社会规律是最有权威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们应从恩格斯的科学认识上和上百年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中学到点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永远也不要脱离社会实际，我们的思想一定要跟上社会实际的发展而发展，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勇敢地否定自己过去认为很正确但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的观念。试想，我们如果真正走群众路线，尊重民意，不强制农民“自愿”搞“合作化”、“公社化”（如果合作社是在群众真正自愿的基础上搞，当然是可以的，那就只会有一部分人搞，不会全国都“化”），会给国家造成那么大的困难吗？革命是一场大试验，就是开始时我们按苏联农业集体化搞了中国形式的“合作化”、“公社化”，而实践证明效果不好，农民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包产到户”，要求自主经营，农业生产始终搞不上去，中央领导层里也不断有人反映农民的呼声。毛泽东早在1937年的《实践论》中就讲过“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既然这样，当时我们就应该尊重一下实践，不要用“阶级斗争”的大棒去乱打击意见不同的同志和群众，从实际出发，勇敢地否定一下自我，改过来，那该多好啊！要是那样，中国不是能早争取到20年的大发展时间吗？

实际上，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伊始，在没收了国民党的官僚资本，政府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以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人就曾向民主党派讲过新民主主义阶段要搞15年到20年。新民主主义是在国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的。要是当时能够言行一致，不就可以少走弯路，可以和夺取政权斗争一样，在实践中摸索出有中国特色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吗？当然历史不能假设。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要吃一堑长一智，要学习恩格斯，以后我们的思想一定不要再脱离实际，一定要与时俱进，勇于在发展中否定自我。

注一：《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零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简称。

注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共50多本，我国只在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次。

（1981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吴江是副教务长，给我们讲过课，所以他是我的老师，不是谦虚。——作者）（责任编辑　李　文）

2002年第11期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作者：郭影秋／口述　王俊义／整理

郭影秋(1909年9月—1985年10月)原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名誉校长，“文革”初期曾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他是一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人，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诗人，更是我十分敬仰的师长和前辈。我曾有幸协助他整理过回忆录，并为此于1984年5月至7月在其病榻前与之朝夕相处两个多月。此间，他曾抱病向我口述了一生的经历，从其童年时代讲到革命征战，直至“文革”时的遭遇。这次口述的内容曾于1986年出版过《往事漫忆》一书，但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制约，该书的时间下限仅至1957年，他辞去云南省省长到南京大学任校长为止。他已经口述过的此后的许多内容，特别是有关“文革”时一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尚未整理与出版。现依据郭影秋的口述录音，将其在“文革”中的亲身经历，予以整理，公诸于世。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好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作了深刻的总结。《决议》明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的内乱。”我个人在“文革”之初曾被中央调到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并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有关会议，很快又被撤销职务，长期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以说是“文革”初期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我想把自己当时的亲闻、亲见、亲历做些追忆，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说，也许人们还可从中取得某些借鉴。

一、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时，我被调到北京新市委

记得是1966年5月初，当时我正在京郊海淀区苏家坨公社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突然来找我谈话，开门见山便通知我说：“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市委做文教工作。”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我毫无思想准备，略作沉思后，就对赵汉同志再三表示，请转达中央有关领导，最好免调。我当时申请免调的主要理由和内心的想法是：

其一，我从1965年9月便来农村“四清”，开始担任苏家坨分团党委书记，后来又任海淀区总团党委书记，当时这一带的“四清”运动，正处于收尾和总结阶段，工作确有些脱不开身。

其二，在乡下已经有大半年的时光，对于北京市委的情况不了解，也很少和城市里各机关接触，消息不灵通。而当时的形势已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自从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以来，形势急骤严峻，1966年初罗瑞卿已遭批判，接着批邓拓的《燕山夜话》、批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批彭真领导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起草的《二月提纲》，接着中央又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此后，报刊上又陆续发表了高炬、何明的文章，火药味都很浓，且都已明确指出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而且还要揪他们的“黑后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我对面临的形势吃不准，看不透，惟恐做不好新的工作。

其三，虽未向赵汉同志多讲，但却是最为重要的想法，是我不想离开人民大学，不愿离开教育工作岗位。就个人的思想深处说，我人生的理想和追求目标是愿作一个大学的好校长。我常常向人说：“我是个教书匠，我也乐意当教书匠，而不想当官。”但革命形势与党的工作需要，却长期把我推到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岗位。所以，我曾在一首词中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情。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在1957年请求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而主动去南京大学当校长。还有1958年陈毅副总理希望我出任驻德意志人民民主共和国大使，我也推辞了。此外，1962年周总理也曾要调我到国务院做副秘书长(实际上是代替习仲勋同志做秘书长工作，因需在新一届人代会通过)，我也婉言辞谢。此后，周总理又要调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给吴玉章校长做助手，我才不得不到人大来，好在与南京大学一样，都是教育工作。到人大后吴老对我十分信赖，非常放手，而且对我的工作一再过誉和肯定，1964年2月10日他曾写信给我说：“学校的工作你来了以后，各方面都有健康地前进，我很满意。但你还缺少在群众中比较有威望的教务工作助手，这件事在适当时机总得要解决。”吴老当时已88岁高龄，他对我确有知遇之恩，我不能放下人大的工作，也和对吴老的感情有关。再说到人大后这两三年，所做的主要工作还是擦屁股、处理各种遗留问题，如何把人民大学建设好，我已逐步形成了一些规划，还未及实施。

但不久，我的免调请示未被采纳，中央明确通知一定要调。这样，我不得不在5月中旬到北京市委报到。当时，中央正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揭发批判和处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问题。彭真同志领导的北京市委，已是众矢之的，呈现“人人自危，乱作一团”的局面，虽然尚未公布撤销彭真的职务，而实际上已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报到后不久，李雪峰找我谈话，交待工作：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兼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并代表华北局出席“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关会议，这实际上就是顶替邓拓那一摊子工作。在正值“文革”发动的形势下，文化部门，首当其冲，朝令夕改，瞬息万变，工作局面之复杂与艰险，可想而知，这实在是“受命于危难之际”。我一听自己将要承担的工作，顿时就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之感。但不管如何，既来之，则安之，也只能根据事态发展，凭借多年的党政工作经验，并随时请示汇报，因势利导，去开展工作。但事后想来，我当时的思想准备远远不足，对形势的复杂性更是大大估计不足。

我到北京市委不久，5月18日就发生了邓拓自杀事件。邓拓当时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他是党内著名的秀才，早年参加革命，曾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晋察冀分社社长、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社长等职，又是新闻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诗人，是我国和我党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他对当时横加在自己头上的莫须有罪名，不能接受又无法申辩，而不得不以死抗争，终年才54岁。应该说按常理看，他的死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应引起重视和警惕。再说，这样一个老干部因被揭发有问题而自杀，也可能会在同类老干部中引起骚动和不安。因此，北京市委曾就邓拓之死，给中央写了报告。事后，李雪峰曾传达过中央对此报告的批示，在有关批示中，毛泽东主席的批示似乎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我听了这一传达后，顿时不寒而栗。我参加革命以来，对毛主席可以说是出自内心的无限崇敬、无限热爱、无限信服，而他对邓拓之死的批示，却使我大感意外，怎么能如此铁石心肠，对待一个已经死去的、多才多艺的，即便是犯有错误的党内高级干部呢?由此，我也进一步引起思考，此后的“文革”会如何发展？将引向何处？实难以想像！

二、一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

1966年5月中旬我到北京市委工作时，中央正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由于会议进行过程中我才到北京市委，所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议的有关情况我很快就知道了。因为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的万里同志参加了该会，而我与万里是相识相交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早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同在冀鲁豫区工作，那时他是区民运部长，我是敌工部长。同时，又都喜欢打网球，解放以后仍常互相往来，现又成为北京市委的同事，日常互相交谈较多，他自然向我转达会议的有关情况。事后我也从正式渠道得知实情，这次会议是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整个会议过程中毛主席都在外地，由他委托少奇同志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其一，传达通报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其二，揭发批判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其三，讨论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因5月16日通过，即所谓《五·一六通知》)。万里同志还向我透露了一些会议的细节。当时，我们两人在互相交谈时，相互间还有些同感，都隐隐约约地感到这次会议极不正常，主要表现在：

其一，因为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会议，由少奇主持会议，中央其他几位副主席也都出席了会议，而且这几位副主席都排名在林彪之前。然而，围绕会议主题作主要讲话的却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而且，会议的有关情况也由康生向毛主席请示汇报。会议开始的前两个半天，首先由康生向会议系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及解散中宣部、北京市委的有关指示；介绍和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的起草过程及毛泽东对《通知》的修改意见，以及毛泽东在此前后几次谈话的内容，这就为会议定了基调。接着由张春桥在会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彭真、陆定一“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陈伯达在会上也讲了话，他提出对彭真要“新账老账一起算”，尤其是“要揭发他的历史问题”。林彪在会上更是出尽风头，充分地表演，他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大谈古今中外的所谓政变(按：即被称之为“政变经”的《5·18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肆意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就是要“搞政变”、“搞颠覆”、“要篡权政变”。与之同时，他又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遗余力地大搞个人崇拜，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一万句”之类的话语，就是他在这次讲话中提出的。我们从这次会议的安排中感到作为此次会议的主持者的刘少奇与其他几位副主席似乎都不能主导会议，整个会议实际上乃由毛泽东一个人在幕后指挥，再由他信赖的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在前台表演和主导。按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这岂不是极不正常吗？！

其二，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彭真、陆定一等人所谓的问题后，展开对他们的揭发和批判，批判的调门定得极高，欲加的罪名都大得吓人，都是按毛泽东那段有名的论断：“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我们的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林彪又进一步直接演绎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的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其他与会者的揭发也不得不按既定的调门跟着附和。对被批判者横加罪名，无限上纲，却不允许他们自我申辩。会议虽然安排了彭真、陆定一检查，但彭真在大会上仅仅讲了五、六分钟，他说：“至于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名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康生随即摆出一副打手架势，强词夺理地反驳说：“你这个讲话就是反对《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说：‘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这段话就是毛主席特别加的，是最要害的，是《通知》的主要内容。林总昨天特别发挥了主席这个思想，你怎么回答呢?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这完全是蛮不讲理，仗势压人。陆定一在检讨中说：他“主观上绝没有想变天”，林彪则毫无根据地反驳说：“你天天想在变天!天天想在变天!”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党内民主气氛。另外，会上决定成立审查委员会，对彭真等四人进行专案审查。但与之同时会上又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及杨尚昆的候补书记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及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这几位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全国党、政、军中有很高地位、很高声望的老同志，就这样轻率地被撤了职。按常理说，组织处理应根据审查的结果，怎么能在专案审查尚未进行时，就作出撤职的组织处理呢?我感到这些都是违背党章、不按组织原则、践踏党内民主的极不正常的做法。

其三，更为不正常的是林彪在会上抓住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曾写匿名信的问题，揪住陆定一大吵、大闹。陆定一曾就严慰冰写匿名信问题在会上检查说：“我不知道，她既没跟我商量过，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过。”林彪则毫无根据地反问，“你老婆的事，你怎么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听后更加恼羞成怒，咬牙切齿地指着陆定一的鼻子叫嚷：“老子我恨不得一枪毙了你!”另外，更令人厌恶的是在陆定一做检查的那天会场上，每位与会者的桌面上，还放了一份由林彪签名的复印件，上面写了：叶群和我结婚时是处女；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之类的内容。我感到这些都实在不像话，在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一个身为党的副主席的人，对于另一位党的高层领导，为了个人私怨竟然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这在以往的党内会议、党内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严慰冰写匿名信固然不妥当，但其写的内容毕竟是属于个人恩怨与猜忌，属于家庭琐事，不涉及政治内容，怎么能搬到党的政治局扩大会上，大吵大闹，纠缠不休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显然把个人间的矛盾与忌恨上升到政治斗争，欲置人于死地。这就使我感到不仅这次会议极不正常，而且也感到，“文革”一开始就很不对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这次极不正常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在派工作组问题上康生陈伯达的鬼蜮伎俩

在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同时，江青一伙秘密组织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擦亮眼睛，辨别真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等煽风点火的文章连续发表，火力越来越猛，“文革”的形势在社会上也迅猛发展，特别是各高等学校都已造成声势。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出现了聂元梓等七人联名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直接点名攻击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党委副书记彭云，并扬言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张大字报出笼后，立即遭到许多北大师生的反击。因在此之前党中央、国务院曾发出过关于张贴大字报的指示，诸如“内外有别”，“遵守纪律”等。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中央又重申了原来的规定。同时也严肃批评了聂元梓违反中央有关规定的错误。我们在市委还召开了各高校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有关规定和指示。但6月1日下午我们正在市委开会时，突然接到“中央文革”的通知说当晚中央广播电台要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北大的校长陆平和一位副校长也在会场上。稍时李雪峰、吴德让我通知北大的陆平等人立即回校，说是要做好准备。

6月1日的当天晚上，我又赶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开会。我不是“中央文革”成员，而是代表华北局列席“中央文革”会议。我到北京市委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名单已经定下来了，中央还决定各个大区派一名代表列席，华北局是我、东北局是郑季翘、中南局是王任重、华东局是张春桥、西北局是杨植霖、西南局是刘文珍，后来参加会议的就是这些人。我进入会场时，已经有几个人在座，因为都听到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广播，自然都围绕北大“文革”的事在议论，听说中央决定要派工作组到北大，人选也定了，组长是张承先。正在这时，陈伯达来到会场。我和陈伯达过去虽见过面，说过话，但无任何个人交往，这时才算是第一次正式认识。他听到大家议论向北大派工作组的问题，就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张承先这个人不大理想，我和他一起做过救灾工作，他身上老是挂着药瓶子，身体不好。最好能有一个人，大家都知道，做完这个工作就能留在北大工作(当校长)，这样的人最合适。我看要是你能去最好了，你去北大最好。”我则随即回答说：“我不能去，北大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再说北京市刚成立文革小组，这摊子事也不少，我还有人民大学的事。”我和陈伯达说话过程中，康生也已步入会场落座。大家议论的结果，还是决定派张承先去为好。这样，张承先就带工作组到了北大。

那天晚上，李雪峰及国务院外办的张彦，还有我和市委的一些人都到了北大，李雪峰与张彦还先后讲了话，从北大回来已是后半夜了。

据我所知，在派张承先去北大的前一天，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还在5月30日向在外地的毛泽东请示：拟派工作组由陈伯达领导到人民日报社，毛泽东当天就指示：“同意这样做。”所以，5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就已进驻人民日报社。6月1日晚在钓鱼台研究向北大派工作组时，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其他成员也都在座，没有一个人反对派工作组，大家似乎都认为派工作组是顺理成章的事。

北大的工作组派出去之后，各方面的情况都紧张起来了，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而且各个学校都要求派工作组，一两天内，北京市委和华北局就抽调了40多位干部，包括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及其他中央各部的正、副部长，分别到各个大的学校去。我记得孙有余(一机部副部长)是6月4日到北师大，叶林(经委副主任)到清华大学，其他各高校也陆续派出。因为派工作组大都经过我的手，需要的人很多，级别也都比较高，需要与各方面磋商，时间又急迫，最紧张时，我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难以派出。而陈伯达和康生处，却不顾一切反复打电话催促：“要快派”，“尽快派”，我万般无奈，也只好向他们说明难处与苦衷。他们则不依不饶地逼迫说：“派不出去也得派，要么你就自己去!”当时，康生的老婆曹轶欧还给我写过信，希望我能增派她到北大工作组任副组长，我也曾回复她说：“北大工作组副组长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请予谅解”。这些事实都说明，康生、陈伯达一伙人，当初知道派工作组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他们不仅不反对派出，还积极对工作组的人选出谋划策，百般催促，甚至毛遂自荐，想方设法往里挤。只是，后来风向变了，才摇身一变来了个1800的大转弯。不管怎么说，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各个学校、各个单位都派出了工作组，似乎可以舒口气了。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哪知更复杂、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面。这一方面是一些学校的工作组与所在学校的“造反派”发生了矛盾和斗争，“造反派”制造事端，不服从工作组领导，有些工作组在处理这类问题时也出现不周、不妥之处；另方面则是中央最高领导层在对工作组问题上逐渐产生了分歧。康生、陈伯达一伙利用分歧，在暗中唆使“造反派”闹事，由于这两方面的矛盾互相交织，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由于工作关系，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到矛盾的漩涡之中。

工作组与“造反派”的矛盾，突出反映在北大、北师大、清华等有名的高校。6月18日，北大的一些“造反派，擅自揪斗了几十名干部和教师，采取了抹黑脸、戴高帽、挂牌子、设斗鬼台、打人、罚跪，甚至污辱女性等各种违反政策的错误做法。工作组闻讯后，赶往现场，予以制止，并于当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张承先在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不经过工作组乱批乱斗的做法是错误的，容易被坏人利用，“六·一八”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等等。此后，工作组将此事件写成《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刘少奇批准转发了《简报》并有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但是，聂元梓等“造反派”却认为“六·一八”事件是革命行动，工作组的做法是镇压群众。我事后得知，远在外地的毛泽东就认为“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事件。他还将这一看法迅即传给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这伙人闻讯后，欢喜若狂，并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各校的“造反派”。与之同时，北师大也发生了“六·二○”事件。具体情况是6月20日该校的造反派头头谭厚兰等人贴出大字报——《孙友余把运动引向何方？》强烈反对工作组。对此，孙友余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广播讲话，对大字报列举的事情予以澄清，并指出反对工作组是错误的，是对运动的干扰。如此一来，矛盾越来越激化。在此过程中，我曾到北师大做过调查，看过大字报，同时也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过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余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混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不料，我这个讲话，也被“造反派”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还有人给我贴出大字报《郭影秋是什么人?》北师大的“造反派”之所以如此嚣张，我事后知道背后也有康生及“中央文革”的支持与煽动。曹轶欧等人就曾到北师大就“六·二○”事件进行过所谓“调查”，幕后为“造反派”撑腰打气。

由于有毛泽东对北大“六·一八”事件视为“革命事件”的批示，已经使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畅游长江回到北京后，形势更加急转直下。据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首先听取了江青等人的汇报，在此期间内刘少奇也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7月19日至23日主持召开了“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我曾参加过一次，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有明显分歧。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不主张派，而少奇、小平、薄一波、李富春等主张派。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意思不是很明确，似乎是不主张派。少奇马上针对周总理的话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一直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我及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又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大发脾气，他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他这么一说，包括当时了解情况的李雪峰等人都不好再讲什么了，都不说话了。会上还就是否撤工作组问题引起争论，有人主张撤，有人主张不撤，即使是认为有问题的可以撤下来，再派另外的人去。就在这时有人写了个条子交给康生，康生看后交给黄志刚，黄看后又交给我和吴德。我看了这张条子是曹轶欧写给康生的，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余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陈伯达也在字条旁边写了“我也同意”。我与吴德把这个条子又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意思是“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为此，会后，北京市委又开会研究北师大的问题，李雪峰通过电话联系，经磋商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余官的问题，李雪峰却没有明确布置。他还指示我去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之事做动员。我因下午还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让他叫黄志刚去动员。但下午我正在中宣部开会时，吴德又急如星火地打来电话，让我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我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快到康生那里。到后，果然看到康生大发脾气，主要是对处理北师大孙友余的问题有意见，责怪北京市委没有执行他的指示。他声色俱厉地对我和吴德说：“孙友余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余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他的话很明确，明显的他把我也指责为是孙友余的后台，而且还不止是我。我想他发那么大的火，说不定要拿我开刀。这次谈话在极不和谐的气氛中就结束了!

另外，就在康生为孙友余问题大动肝火，严加指责前后，他还通过一些人转告我，曹轶欧从没有参加北大工作组。同时，还曾指示过我：“派工作组是错误的，都是刘少奇背着主席决定的，你要揭发刘少奇。”对此，我真是感到莫名地惊诧。我大惑不解康生为什么要如此说假话，曹轶欧明明在北大工作组里面，而且曾经要求当副组长，在我婉言回绝后，还收到过她的信，信中说：“我不能做工作组副组长，请把我的名单从工作组撤掉。这次工作组的改组我确实不知道，对于您的安排我也觉得确实不恰当。”倘若，那次把曹轶欧安排上副组长，她也绝不会要求退出。而且，她的退出也说不定是听到什么风声，玩弄的脱身之计。这件事使我发现，康生这个人竟然能随口说假话，就像陈伯达一样，他明明派了工作组，却说从来没有派过工作组。可见，这些人专门搞阴谋诡计，什么假话、鬼话都可以说。关于康生指示我就工作组问题揭发刘少奇，我心里也很明白，因为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就派工作组问题对我有过什么指示。反之，我派的工作组大都是经过康生、陈伯达等人指示、催促、逼使的。我怎么能昧着良心去揭发刘少奇呢?

大概是7月24日、25日，毛泽东先后召集中央常委和“文革小组”成员开会，又曾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先后严厉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才镇压学生运动，并指责规定“内外有别”等，都是定框框，要把运动引入邪途，又说工作组“对运动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撤销工作组，罢工作组长的官。虽然事先康生曾指示我要在工作组问题上“揭发刘少奇”，但我在参加所有有关的会议上，在中央高层对有关工作组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我没有说过一句对少奇同志不利的话。我心中明白这样的表现，肯定会得罪康生，但人各有志，只好听之由之，由他去吧!也就是在此前后几天内，江青、康生、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那些大员们纷纷到北大、北师大等高校讲话。江青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声嘶力竭地喊：“要撤销工作组”；“要罢张承先的官”。老奸巨猾的康生也跟着阴阳怪气地说：“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他们这伙人，真是两面三刀，出尔反尔，玩尽了鬼蜮伎俩。

北京市委在雷霆万钧般的压力下，于7月28日作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并于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李雪峰宣布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同时，他还在大会上宣布撤销我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当我听到对我撤职的决定时，心头涌起莫名的愤懑与苍凉。

四、耸人听闻的“二月兵变”纯粹是为陷害而捏造

就在宣布撤销我职务的前两天，康生就曾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信口雌黄地说：“在今年二月底，三月初，彭真这个大黑帮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计划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各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在北大、人大都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着极大的阴谋，陆平知道，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康生这个大奸大恶自己也知道，他讲这番话并无根据，但为了达到某种政治需要，为了附和林彪“五·一八”讲话中宣扬的“政变经”，给其寻找证据和注脚，便毫不负责地对彭真栽赃陷害，捏造他搞了什么“二月兵变”。同时，他似乎是随意地说：“人民大学的郭影秋也完全知道。”实际上则是别有用心的要把我端出来，因为自“文革”开始以来，他曾多次对我拉拢、“指示”、训斥，我却始终没有买他的账，致使他记恨心头，早就想伺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心中明白，他这样对我落井下石，施以陷害，决非是出于无意和偶然。特别是关于“二月兵变”一事，我和康生在此之前就有过对质，我已向他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早在1966年5月中下旬，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和北师大相继就“二月兵变”贴出过大字报，甚至指名道姓地质问：“郭影秋是什么人?”我知悉有这样的大字报后，一笑置之，根本不当成什么事。不料，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上，康生突然向我发问：“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我说：“大字报我虽未看过，但我知道这件事。”康生又进一步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汇报?”我又说，“我认为大字报揭发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事，所以没有汇报。”当时，康生冷笑着“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我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杠，还指着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我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这件事本来是很清楚的，1966年初我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为此，卫戍区先后到各处找房，均无结果。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向他们介绍说，海淀区有几个大学的学生都下乡搞“四清”去了，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当他们到人民大学联系时，在学校的同志表示可以安排些房子暂时借用。学校的同志也向我汇报过此事。但是，后来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同志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一定合适，决定不在学校借房，而住到郊区的一个靶场。从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看，怎么能得出是彭真想搞兵变的结论呢?不料，康生却未由此而善罢干休，他于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讲了那番耸人听闻的话。这不明明是凭空捏造，有意栽赃陷害，且趁机打我一耙吗？！

康生讲了所谓的“二月兵变”的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就兴师动众到市委去揪我。当晚十点多，吴德到我的房间说：“经与李雪峰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民大学吧!”就这样，未经任何组织手续，我就被“造反派”押回人民大学。那天晚上还下着大雨，我的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不由分说地推到一个会场进行批判，其中被质问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让我交待“二月兵变”，我只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说明。我之所以被“造反派”揪回学校，直接导火线就是由于康生捏造了“二月兵变”，并无中生有地指控我“也完全知道”。

直到1966年8月2日，在人民大学召开的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二月兵变’，根本没有这回事，告诉你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部队到人大联系借房，不是搞兵变嘛!”这件耸人听闻的栽赃、捏造和陷害，才算告一段落。但是康生在这一问题上的丑恶表演，确也使我进一步认清他的真面目，他包藏祸心，为置人于死地，真是阴险毒辣，不择手段。由此，我还进一步想到康生这伙人所制造的政治斗争，真是无诚实可言。

五、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的群众大会上诬陷我完全知道“二月兵变”之后，第二天夜晚我被人大的“造反派”揪回学校时即遭到拳打脚踢，随后又被拉到批斗大会上，低头弯腰，做“喷气式”，连续批斗长达四个小时之久。被批斗完之后，又被拉到一间学生宿舍中，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完全像一个罪犯囚徒。从此便开始了无休无止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受的蹂躏折磨，真可谓九死一生。

一开始，在人民大学的师生员工中，对我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分歧看法，相当多数的人是持肯定和“保”的观点；另有一部分则是主张打倒的，在这部分人中有少数干部和教师，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学生。两派之间越争论，反对者对我的斗争越激烈。1966年8月2日在全校关于我的问题的辩论大会上，小平同志发表了对我带有保护性的讲话：“对郭影秋同志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是好的，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也是好的。到人民大学后的情况怎么样，我不很了解，但是，大家可以和他的前任比较一下，是否有进步和变化呢?”然而，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对小平同志的批判诽谤越来越升级，他日益处于自身难保的处境。他对我那些保护性的讲话，反而成为“造反派”把我看作是“刘邓司令部的人”的把柄。将我的问题和“刘邓路线”联系起来，使我的问题一步步升级。

1966年8—9月，海淀区苏家坨的农民知道我被打成“走资派”遭受批判斗争而不理解，因为我在农村“四清”时，和当地农民结下深厚感情，他们对我留下较好的印象，因而自发地成群结队地到学校来，表明对我的看法，还与“造反派”辩论，甚至发生争执。对此，我事先毫不知情。“造反派”却又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诬陷我“调动农民保自己”，“挑动群众斗争群众”，并捏造材料，上告中央。当时，全国其他城市也可能发生有工农群众围攻学生的现象，以至于引起毛泽东于9月7日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说：“近来，长沙、西安等地，都有工农围攻学生的事件发生”，而且提到“在北京也有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又说“组织工农反学生，都是错误的。试以中央发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再发社论告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为此，中共中央即发了指示：“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也就此发了社论。在当时情况下，毛泽东主席的话，都是“最高指示”，他明确点到“中国人民大学调动700多农民进城保郭影秋”，而且，此后这样内容的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全校园和大街小巷。“造反派”依仗这一“最高指示”，很自然给我扣上“组织挑动农民进城保自己”、“挑动农民斗学生”的罪名，连续召开质问、批判、斗争大会，我稍有申辨、说明，就被指责为对抗、反对“最高指示”，“罪该万死”。

到了1967年2月，中央的一些老帅老将不顾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淫威，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痛斥这伙人迫害革命老干部，反党乱军，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罪行，这本来是大快人心事。不料，那一伙祸国殃民的败类，采取恶人先告状的无耻手段，反咬一口，诬蔑这些老帅老将反对“文革”，搞“二月逆流”。在全国又掀起阵阵反击“二月逆流”，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风恶浪。在此过程中，由于人民大学的师生经过一段“文革”运动的实践后，又重新发表了一些对我持肯定性的观点。为此，我又被诬指成是人民大学搞“二月逆流”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又是接二连三的轮番批判、斗争、游街示众。

特别是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窜到人民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人民大学的敌人是孙泱、郭影秋、胡锡奎。”我一下子成了“钦定”的、全校的二号“敌人”。随之而来的是更惨酷的斗争和打击，被关押在“造反派”总部的地下室里，完全失去人身自由。批判斗争也进一步升级，不分白天黑夜，随意审问，甚至还煞有其事地举办“审判法庭”，弄一些假证据，强迫我承认；甚至扬言：“你不承认，也可以宣判，可以开除你的党籍。”他们有时又大搞疲劳战术，连续十几个小时质问斗争。如此无休无止的斗争和打击持续了好几年，真是无休无止，批斗个没完没了。在连续几年的批判、斗争、关押过程中，我经常遭受殴打。有时开质问会时，“造反派”坐在对面桌子旁，上面与你谈话，下面不时用皮鞋踢我的腿，直踢得腿上流血。其中，打得最厉害的一次是批斗学校的几个主要领导，包括我、孙泱、胡锡奎、李培之，批斗会后，把我们拉到会场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一群打手，疯狂地扑向我们每个人，大打出手。我直听到孙泱同志被打得“唉”了一声，便倒了下去，过了十几天他就死了。打李培之也很厉害，她是王若飞同志的夫人，一个老年妇女，一伙人把她打倒了再拉起来，拉起来再打倒，如此折腾了几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打我时，专打肋骨和后脊骨，一下把我打得眼冒金星，昏靠到墙上，突然，又来一拳，打在太阳穴上，当时就昏迷了。令我奇怪的是这些打手都很有打人的经验，似乎是有预谋的专门雇来的职业打手。如此毒打之后，又被拉出来游斗，那次我被打得无法走路，游斗中在地下躺了半天，醒来还认不清东西南北，找不到自己住的房子。

在批判斗争中，对人肆意折磨蹂躏，进行人格侮辱，尤其令人难以忍受。折磨蹂躏的手段，花样百出，竟至无聊无耻，让人难以启齿。如有时游斗时，他们事先唆使些不懂事的孩子，往你脸上抹稀泥，然后再拉着你在路上跑，身上还挂着大牌子，一边跑，一边斗，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让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直到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这时，又让一群孩子，围着嬉笑辱骂，再往脸上抹稀泥，把人折磨蹂躏得简直不堪忍受。更为阴险毒辣的是，他们还故意给你创造条件，诱惑你自杀。譬如有时晚上，看守我的人全都去看戏。临走前，把门从外面锁上，屋里放着斧头、砍刀、绳子、通条，什么都有，我想这是干什么呀!我怎能上他们的这种圈套，怎能不明不白地去自杀呢。即便是在如此险恶的处境中，我对党、对未来仍抱有坚定信念，正像我当时写的一首小诗中所说：“风狂天地暗，早晚见阳光。”

我本来是一个农家子弟，又打过游击，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曾带兵打仗。解放后在党政部门和教育战线工作时，仍坚持锻炼，常打网球，体质本来很好。但在“文革”中长时期遭受批判斗争，折磨蹂躏，健康的体格逐渐垮了下来，而且在有病时，又得不到及时治疗。有一次，在连续遭受批斗后，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不得不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结果，他们只好请来大夫，当时大夫一试体温，惊叫起来：“40.7℃这么高的体温，要死人的，你怎么还躺在这里呀。”结果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实事求是地说，我在“文革”后期因病长期住院，最后不得不锯去一条腿，弄得终身致残，确与“文革”中的折磨、患病拖延不治及误治误诊有一定关系。

回首“文革”那段时间的经历，真好像是一场噩梦。我把当时的情况记述下来，为的是不忘这段历史。我坚信，从这场噩梦与浩劫中走过来的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一定都会从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汲取沉痛教训，绝不能让这种历史悲剧再在中国大地上重演。（责任编辑　程　度） [1] 2

2002年第11期 追思孙犁老师　作者：徐光耀

孙犁的去世是在意料之中的。因有精神准备，说不上很悲伤，但心里真疼啊。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对他的崇拜也有点小名气，毛泽东讥讽延安早期的文人“言必称希腊”，我不懂希腊，自己没学问，就言必称孙犁，常在会上拿他的话当我的话说。其实，我与孙犁接触很少，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

我跟孙犁相交50年，总共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1951年，当时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学习，刚刚出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领导重视，有点风头，大概为了鼓励，便让我以作家身份参加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这是桩很了不起的荣誉。团长由冯雪峰担任，副团长是曹靖华、陈荒煤，而孙犁、李季、柳青、胡可、魏巍、马加……等十几位都是成员。我是最年轻的。当时第一次见孙犁的面，心想，哦，这就是孙犁！细高的个儿，有几分清秀，不大说话，随和却不喜入群，也不爱掺和事儿，每有记者照相总躲到别人背后去，对人对事似乎都保持着距离。我最先读他的作品是《荷花淀》，特别喜欢，文字那么流畅，意象那么精致，真美呀，那才叫文学呢！近年读到他的《劫后十种》，更觉醉人，每一翻阅，立觉清风搔拂，净水浸泡，很快便进入审美浓郁的梦乡了。访问苏联那次活动近两个月，但不记得跟孙犁说过什么，我不善交际，他不爱说话，即便说过，也只几句寒暄而已。日后听人说，孙犁与人谈到我去苏联时，只说了一句话：“徐光耀这个小伙子啊，咳。”印象似乎并不怎么好。“咳”着些什么，我也不知道。

1958年，我被打成右派，一个跟头从云彩里栽下来。1959年，从保定农场摘“帽儿”分到保定市文联，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连干部都不是。

1961年，孙犁大病一场，休养一段时间后，天津市委派了一辆吉普车，让他到想去的地方转转。保定是孙犁少年时上学的地方，留有很深的印象和记忆。他先到了白洋淀，而后来到保定。保定市文联领导一看大作家来了，就问谁认识他，我见无人答应，便说与他有过一面之交。于是文联派我去陪他，为他指路，认门，逛逛。当时我想，往日在苏联，大家并肩比齐儿。如今我成“孙子”了，他会拿什么眼睛看我呢？哪知他一见我，喊声“光耀”，手就伸过来了，不但亲切如旧友，也不见任何大作家的架子。

在之后的时间里，我领着他到处转。带他去看了我曾采访过的一位在洪灾中涌现的很活泼的女劳模李桂花；又去了一亩泉、抱阳山，并在抱阳山的托山树下合影留念。我非常珍视这张合影，不在攀高枝，是让我看见了一个不嫌弃如此褴褛（细看可见我身上的补丁）和背晦的右派的孙犁，在我近年出版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中，特意将它印入其中。也正是这张照片，引发了我们的通信。

他回天津后，我将照片洗出寄给他。他很快回了信：“今日即收到寄来之照片，欣赏一遍，非常满意。李桂花那个人物，确能做一部作品的主人公，略其弱点，突出其舍身为人的精神，确实是很能感动人的……明年春季我们去白洋淀转转吧。”话语平易，不居高，不摆谱，根本不提右派的事，连句勉我努力、给我鼓动的话也没说，说明他眼里的我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差别。

这是我们的第二次接触。

一晃十几年过去，“文革”结束了。我的右派获改正，恢复了党籍、军籍和级别，并出任保定市文联主任。为了解决我夫妻几十年两地分居问题，我于1981年底调入河北省文联。

大约是1986年前后，我读孙犁新出的集子，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两次自杀，哎呀，太震惊了！他一生不曾与人正面冲撞，他的忍耐力是很大的，怎么会走到这条路上去？差一点这个人就没了！当然，这十几年，我一点不了解他的情况。但看他的文章，进入新时期后，孙犁更阔大更深邃了，语言也更精炼，目光更宽广了，给人一种新的犀利、新的开掘感。但又感到他的情绪仍不甚昂扬，甚至有时还陷在自杀的心境中。我很担心，于是就写信：从文章中看到您曾自裁，非常吃惊，我乞求您再不可这样做了！人们喜欢您，是离不开您的。您也是我不可缺少的人，是我的精神支柱之一。我请求您一定设法把自己救拔出来，好好生活下去，写作下去……

这是中断了十多年后的再次通信。信中我称他为老师，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一直把他认做老师。可他回信说：我们是一辈人，是朋友，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老师。又不无幽默地说：“我自己还没有精神支柱，怎能当你的精神支柱？”当然，他承认我的信很善意，答应将尽力按我说的去做。我一方面感到安慰，一方面再不敢叫他老师了。再叫，他会不高兴的。

1993年，天津文艺界为梁斌庆80大寿。梁斌是我的前任省文联主席，我也去参加了。我去祝寿更想借机去看看孙犁。此前，孙犁知道为梁斌作寿，一定会有很多各地老友来参加，也就会有不少人顺便来看他，于是放出话来：谁也不见。但我和韩映山及林业部的段华还是一起开小差，贸然跑去探望。我们进门就声明，只坐半小时，忙忙地各自说说自己想说的话，照了张相，没有时间涉及其他话题。

那次作寿，北京的贺敬之也去了，并对我说打算那天下午去看孙犁。所以当孙犁招呼保姆为我们切西瓜时，我就说：“西瓜留给贺敬之吧，他下午来。”孙犁也就对保姆说：“那你拿回去，留着吧。”保姆也就真把西瓜抱走了，这可笑吗？我只觉我们心与心是直接见面的，一点不觉得有什么做作。同时，他也很尊重保姆，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保姆是他家的第一道关卡，去看孙犁必先经过他的保姆。

这是第三次见面。

1995年，他给我写信，说不想写文章了，身体、情绪都不允许了。我回信说，您还是写吧。从文章看，您写作时一定情绪高昂，精神愉快，有很好的心境，这能使身体更健康，更容易战胜各种疾病。即使单为保障身子骨硬朗，也应坚持写下去。他回信说，你的话固然是至理名言，可惜我做不到了，确实太困难了。当时我不懂，觉得他那么多极具思辨的文思不写多可惜。现在我一生病，才懂了身体真是工作的本钱，没有力气，强打精神也是打不起来的。

到1995年的六七月以后，孙犁突然与外界一刀两断，断得异常果决，几乎与所有的人割断来往，进入了与世隔绝的状态。此一举，若不说它骇人，至少是很难使人理解的，我读到过一些解释此一现象的文章，但觉得未能解除疑惑。

到此为止，我总共收到过孙犁48封信。

2000年，天津有个活动，好像就是纪念孙犁的什么多少周年，有的人趁机去看他。前头说过，孙犁是不喜欢人去看他的。有个人未经保姆同意，硬闯了进去，结果孙犁一句话都没有，让人非常难堪。孙犁就是这样，极有个性，非常本色，身处大千世界，坚决维护本心之自由纯净，简直够得上一个伟人，但他的不曲容苟世，很不近人情，也是很难让人理解的。我对他是同情的，仿佛也能略略理解一二。我自己有些怪脾气，大约也由于受了他的感染。近日梅洁写文章，说有人提到，徐光耀为了正直，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这种毛病，我自己知道是很吃亏的。

孙犁在个人生活上几乎是不能冒犯的。他维护他的格调，他的脾气，维护他自己的小窝窝里的自由，营造他“个人自由发展”的小天地，宁可“躲进小楼成一统”，也绝不让人去随意干扰。为了排除这干扰，他会不计代价，拼尽全力的。古语云，上善若水。但水是流动的，自在的，一遇阻遏，也会发怒，激流似箭，自然不免伤人。我想，这跟他的文学观有着很大的关系。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态度极为严肃，决不人云亦云，随着大流瞎跑。他曾长期战斗在敌后根据地，经受过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他留驻过延安，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几十年，对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有着极实在的实践和体验。毫无疑问，他对党的政治大方向是一贯忠诚拥护并身体力行的，是十足的革命文艺家。但他对某些文学的具体问题，在经过认真地体验、比较、深思之后，是有着自己的看法的。而这些看法的独特性，即使在50年代，也常常一不经心便流露出来。

举个例子：孙犁是文艺现实主义最坚定最虔诚的信奉者和实践者。但他对给现实主义加上种种“帽子”，什么“革命的”、“新的”、“社会主义的”、“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之类，一律默然而不予认同。他以为，现实主义是随着时代生活变化前进的，可有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是顽固守旧或反对革命的吗？上述那些限制词，本都是现实主义主旨中的应有之义，格外硬加些花色“佐料”，除了把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逼窄，起不到别的什么作用。而在现实主义创作实践中，孙犁很重视人性，强调个性，强调真善美，格外注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但这些认识，当时他只能藏于内心，或在作品中战战兢兢流露一些而已。

所以，他的作品尽管很美，广受欢迎，却不大入时，老有人嫌他过于温情，跟形势不紧，不够激进，不大“左”得可爱，因而不便激发人的阶级斗志，以奋力去推翻旧的政权。以此，在“文革”前，他的文章常被视为小道或偏道。总是处在被批评或不批评的边缘，致使孙犁每有“大道低回”之叹。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谜”来：约在50年代中期，我的老上级侯金镜从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上调到《文艺报》当副主编。他曾特别把孙犁邀来北京，兜里揣着孙犁的作品，二人在颐和园盘桓了相当一段日子。然而，却无结果而终。侯金镜是个工作节奏很紧凑又很严肃的文艺评论家，他不会把孙犁邀来北京只游山逛水、或扯扯“老婆舌头”吧，他应该是有使命的，但他们有过哪些交流、切磋、甚或交锋，应是有篇大文章的。但二人都没有文字发表，这很奇怪。后来，侯金镜在“文革”中因说了一句“林彪像个小丑”，被人告发，成了“现行反革命”，很快惨死在湖北咸宁。如今孙犁仙去，他们这段本来友情深笃的颐和园交往，便成为无头案了。但正因其“无头”，才更耐人寻味。

孙犁的不入时，还表现在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看法上。很早他就说过，文学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这话，当时看，大胆极了，一旦揪住，非倒大霉不可。但他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文学又是离不开政治的。他说，生活中自有政治，当权者的政治、政策，必会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各方面去，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哪儿也无可遁逃。现实主义文学要反映生活真实，必然会触到政治、政策的深刻影响和后果，你怎么离得开呢？他之提倡“离政治远一点”，说白了，不是要人脱离政治，只是对“配合任务”，图解政策，以及猖獗一时、成为公害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不耐烦罢了。同时他也认为，文学反映生活，从现实中考察政治的利弊得失，完成自己为人生的审美天职，也就够了，不必去“干预”政治，文学家是当不成政治家的。

孙犁还有一个著名的论调，他不止一次地说：“文人宜散不宜聚”。“文革”后的那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十年洗劫，文艺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这次文代会就是要重新组织队伍。我去时就想要看看孙犁。到北京后，河北省的代表恰好与天津的代表住在一起（总后海运仓大院），我很高兴，跑了去一问，说是孙犁没来。我问他是否病了，答说没病；再问出了什么事儿，回说没事儿。没病没事为什么不来？人家说：就是不来。

我轰的一下悟出来了，孙犁高啊！大家聚在一块儿，发发牢骚，扯扯闲话，为主席、理事什么的唧喳一阵子，有什么意思？文学创作在生活中和书桌上，不在文代会上。孙犁一辈子踏踏实实写文章，把出入大宾馆，上下领奖台，从不放在意中。特别对“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极不愿为。更耻于拉帮结派。由于他这个态度，使有些人热心闹了一阵子的“荷花淀派”，也弄得若有若无了。孙犁天然是个“不当头”的人，他既不愿“赶浪头”，也不愿凑热闹。

孙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特别让我敬重的，是他思想的深邃、睿哲。他有着很强的社会科学素养，对马列主义有过认真的研究。他研读过中国史、外国史，读了大量社科类书籍和领域广阔的杂书。记得在解放后不久，弗洛伊德学说被视为是当然的反动，是受严厉批判的。那时孙犁便说过一句话：“弗洛伊德也是值得研究的。”很了不起。我想他那时已对弗洛伊德下过某种功夫了，并有着自己的理解。而当大家都说弗洛伊德了，他也就不说话了。他对现实社会的运动发展变化，也都有着主见鲜明的独到看法。

此外，他的博学也超乎一般人的想像。举凡书画，戏曲，文玩古籍，以至某些传统的民间工艺，他都保持着一定的兴趣和学养，说拿便拿得起来的。但他含而不露，从不炫耀。他是个最不爱自炫的人，曾屡屡告诫同仁及战友，在文字中自谝自能，卖弄多才，是文章家的大忌。

进入晚年的孙犁，文学审美观又有相当大的变化，尤其是思想，时常闪出锐利的锋芒。他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而血性了。可谓隐锋芒于敦厚，藏讽劝于蕴藉，对时代风潮、社会利弊，每于字里行间作善意而痛切地鞭笞和扬弃。惜乎他的微言大意，常被“懦弱”的文风遮掩，不能激发更大的反响。然而，孙犁毕竟是孙犁，阅读他的作品，使我时常想到：一个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至少是半个思想家，否则成不了真正的作家，更别说大作家了。孙犁是崇拜鲁迅的，一辈子熟读鲁迅，连《鲁讯日记》也烂熟于心。凡鲁迅读过的书，或鲁迅文字中提到过的书，孙犁见到了准买。他一生取法乎上。

孙犁几乎没有个人的私利，他歌颂世上之最美，让人们净化心灵；他爱祖国，爱人民，为使人民素质提高、活得更健康更美丽，他舍得付出生命。他为此而精心打造自己的人格和文格，把文字锤炼得真正称得上是珠圆玉润。他能背诵自己的许多文章，包括长篇小说的某些章节，这下的是何等的功夫！可是，当《孙犁文集》刚刚印制完成，他从窗口看见出版社同志抱着纸箱来给他送新书时，他却想：他们抱的那纸箱多像我的骨灰盒啊！

孙犁是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

有什么人不喜欢孙犁吗？也许有，我不知道。孙犁是丰厚而渊沉的，凡读过他作品的人，灵魂就会有被盯、被追之感。我对孙犁的认知，很是皮相，不过是“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感触而已。真正对孙犁的全面评价，还有待于大方之家。我省作协党组书记李刚同志去参加了孙犁告别会，他回来说：鲜花有那么多，连孙犁的宅院都快叫鲜花湮没了。他说，真做了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是绝不会忘记他的。我完全相信他的话。但我也相信，孙犁生前也许并没有想到会这样，他大概也不太在乎这个。而人民毕竟是有眼睛的，他们心仪孙犁本是一种自然。送花致哀的人也可能有不认识他的人，就像鲁迅当年，有很多“局外”人参加送葬，这才是真正的作家应该得到的。

附言：

孙犁逝世的工夫，我刚从医院出来，动便喘息，没有力气写悼文，心中甚感惶愧。谢谢《家庭百科报》的记者赵梅锦同志，她找到家来与我聊天，并很快整成一篇文字，在她的报纸上以我“口述”她“整理”的形式发表。在此后的一个多月中，我的身体渐有恢复，便在“口述”稿的基础上作了些补充和添改，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惟一目的，是对孙犁老师表表寸心中的感念。昨日还音声相应，转眼间便成阴阳愁隔，恩泽所被，岂是这区区数千字抵偿得了的？只略减深心中的歉疚而已。至于谬误之处，还望读者指正。2002年8月26日温塘——自拔斋（责任编辑　徐　孔）

2002年第11期 “好婆婆”莫艾　作者：周建英

把领导比作“婆婆”，这恐怕也是中国的一个“小发明”。在两三代人合居的家庭中，婆婆是“管理干部”。她要有管理才能，有领导艺术，有令有禁，有慈爱而不能如母亲般娇宠子女那样，有礼数而不能像岳母待婿般一味客气。而为儿媳者，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要在婆婆的指挥、教导下度过。这么一想，便觉得这个比喻，也入情入理。

但是，作为革命家庭中的“婆婆”，其职、其权、其修养、其责任，当远远超过千家万户的婆婆，这是革命“婆婆”的光荣！

我们动不动告状

莫艾同志，是我195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踏上第一个工作岗位——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时的“大婆婆”。所以这么称呼，因为他是总分社社长，下辖新疆等六个分社，同我们小记者打交道相对少些。那位采编主任则是顶头上司。说来有趣，50年代大学生似乎于人情世故方面，比当今的青年幼稚得多。我们从大都市带着初学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识，似懂非懂进入革命队伍。结果，在许多小事上与当地干部观念习惯相左。初生之犊，哪能怕虎？我和两位男同学——胡越、孙传镐（半年后又来了姚宗仪），动不动就去告状。说白了，越过采编主任，直接找莫艾同志诉说委屈。

报到的次日一早，我们三人端了脸盆去找冷水盥洗。当时西安还没有自来水，东寻西觅，在伙房找到一大缸清水，三个人嘻笑着往脸盆和漱口缸里舀水，冷不丁背后一声嚷：“这甜水是人喝的，不是洗脸的！”

“那么洗脸水在哪里？”

“在井里，自己去打！”

我们像犯了“罪”似地不声不响端走脸盆……当天下午有人通知我们三人到莫艾办公室去。当年的大学生，国家一再说是“宝贝”，我们坦然去见社长。社长身材高大，精神奕奕，三十多岁，和蔼地要我们坐下。

“你们从上海来，西安的生活肯定有许多不习惯。西安的水井分苦水井和甜水井，其实甜水也不甜，是指可以喝的淡水。苦水可真又苦又涩。我们总分社几眼井水都苦，每天要去电台那一眼井买一车甜水来，烧开水，做饭用。苦水只能洗涮用。再说，西安的木桶很大，井很深，你们也打不动。今天早上你们用甜水洗脸了，不要紧，我已让管行政的同志从明天起，一天拉两车甜水，你们洗脸洗衣服都随便用好了。”

一车甜水，约半吨，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五根油条。今天看来真廉价，可当时西安人吃一根油条也有点奢侈。于是，三个大学生每天洗涮洗掉五根油条，给人有了点特殊化的印象。

又一次，我取下房内5瓦的电灯泡，要去同管家换个40瓦的。他瞪大了眼：

“40瓦？你要这么亮干啥？”

“看书。”

“农村还用油灯呢，你用了电灯还不知足！？”

“我已经近视眼了，这么暗，会加深的。”

“家家都是这瓦数，就你们闹……”他嗓门越来越大，我拿了灯泡转身就奔莫艾同志家。老莫当时久久地盯着我看，一声不响，我有点心虚了。次日莫艾召集总分社同志开会，其中提到灯泡：

“新来的年轻人，晚上要看书，是个进步行动。我们要支持，马上换高瓦数的灯泡……”大概这件事也有点特殊。不过，莫艾同志当时威望很高，谁也不敢嘀咕。

于是，我们就有了吃哑巴亏的时候。当时食堂米饭和白面馍按比例供应。西安人爱吃馍，一盆米饭总有剩的，我们暗暗高兴。不料，才高兴两天，米饭首先被盛光了。当然，这次没有去告状。

“唉，你们这些娃娃，以后可要注意约束自己啊！”一位江南籍姓沈的中年编辑悄悄对我们说：“要学会体谅。这里许多同志是从延安来的，对上海的大学生不了解。莫艾同志给他们不断解释，你们也要懂事 。”

这以后，我们不再告状了。既有渐渐明事的一面，也有不好意思的一面。

婆婆的品格和脾气

挑剔点讲，有点架子，有点傲气，有点脾气的是莫艾这位“大婆婆”。但这些脾气是伴合在他的宽厚、恳切、讲民主和雷厉风行的作风里。

我们有怕莫艾同志的时候（他当面批评人，毫不留情），但更多的是不怕他。因为他很重感情，极富情趣。

在西安那个古城，夏天的太阳要21点才下山。吃罢晚饭，莫艾就带我们打排球，打羽毛球。晚鸦归巢时，几百只飞过我们球场上空，莫艾双手抱头下令：“快快，蹲下，下炸弹了！”我们在嬉笑声中已落着了不少鸟粪。

当时刚建国不久，莫艾来自延安，但他身上有种与众不同的“洋气”。打球时，他会脱口喊出“My ball！”（我的球）。签名时他用“M”代表姓名。这可能同少年时在上海当学徒，或者延安时与众多名牌大学出身的革命者共事有关。而我们敬佩他的是另一种“洋气”——老学新东西，老出新点子，老提新要求，我们老跟不上。

一般的稿子，他很少看。有一回心血来潮，把我的一篇消息拿去了，十分钟后匆匆走到我桌前：“味同鸡肋！再去采访4小时，写出色、香、声、味来！”

稿件一次两次通不过，是常事。1959年莫艾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时，我又有幸在这位“婆婆”手下，当了十年的“媳妇”。这时已渐渐明白，由于稿子主题好，他才让记者不断返工。有位业务相当好的同事，一篇稿子锤炼了七遍，终成精品。他为此写一篇心得，题为《七擒孟获》。

“原子弹，总有一天会引爆”

莫艾的才华，从延安到北京，从总社到云南分社，人皆赞叹。而莫艾另一个高尚之处是：爱才。

他爱才，但不偏爱。他爱才、用才更注意育才。在他手下干事，确实不无慌乱和紧张。你听，走廊里响起小步急促足音，闻者个个知道那是谁，同时也在心里嘀咕：是退稿吗？是稿子顺利Pass吗？是要返工吗？是写出了严重错误要批评吗？

每个行业都会有出稿的高潮和低潮期，“媳妇”们也不能个个聪明伶俐、得心应手。记者自己都有自卑或气馁的时候，但我们这位“婆婆”却不把人“看死”。有一次难得有闲，在我们工业组办公室里他坐了十几分钟，先指着一位年轻的记者说：

“枪毙几篇稿，不要哭。你现在是冬笋，埋在土里，到春天就破土而出，到夏天就成了高高的楠竹了。”他又指着另两位说：“你们都是原子弹，一旦爆发，威力无穷。但得靠自己努力，才能爆炸。”那两位“原子弹”难为情地笑笑，似有所悟，自我感觉好转（20年后，他俩都是北京市很出色的人物）。

嗨，有时我们“婆婆”的运筹，也要失灵。“文革”前那时期，计划经济高度严格地运行，财贸稿件上不去。分工财贸的那位记者也觉得老虎吃天，不知从何着手。莫艾指挥了几番，见效不大，那也绝不甘休。于是提倡记者写采访日记：“不要写流水账，也不必写私事，就把你们一天采访的、碰壁的、想不通的，想得通的，都写进去，我要抽查！”这不是吓唬，确是抽查过，他要通过日记本来帮助记者“淘金”，分析记者采访的思想，观察事物的方法，摸清记者的知识面和写作能力，以便对“症”下药。当时好些记者养成了写随笔、做日记的习惯，财贸报道在“婆媳”协力开拓下，逐渐也有了起色。

我们的“游击队长”

我第二次在北京当莫艾的部下，确有十年苦斗的感觉。为了赶稿，超指标、竞赛、争插红旗（《人民日报》在1958、1959年给好稿插红旗），随时应对“婆婆”的各种智力测验，北京分社记者在办公室里睡地铺、卧沙发、躺写字台，是家常便饭。有一次，我三天没回家，丈夫来电话说孩子病了。赶到家里，只听丈夫在哼《宝贝》哄小女儿。他改了歌词是：宝贝，你妈妈正在前方打游击战呢……我啼笑皆非，可没怨言。因为莫艾自己也日夜以社为家。

常常是晚上10点以后，一天稿子发完，莫艾以急促的脚步来到记者办公室门口，喊走一个，答辩去！我当时采访首都文艺界，有一次被他点上。

“我现在要请你当文化部长，兼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一本正经向我宣布。我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因为他既不喝酒，也不常开玩笑。

“请你考虑，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艺术如何能超过18世纪的欧洲和19世纪的俄国文艺？能不能？请你再考虑，像人艺这样目前中国艺术水准最高的话剧院，应该给观众什么样的精神粮食？应该出什么样的艺术大师？”

当然，我既没有当部长，也未兼任院长，而是在答辩之后，奉“婆婆”之命，住进人艺蹲点去了。人艺当时红得发紫，名演员于是之也红得发紫。话剧界有人去观摩还不易排上队，我这个小记者如何钻得进去？莫艾深知此情，他亲自为我与剧院领导说情，一进去就住在于是之家隔壁的女演员李滨的家。要访于是之，堵他房门就是。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莫艾不仅自己与编委们运筹帷幄，还培训记者胸怀大局。既要做出采访本行业的总体设计，又要你深入下去出色地完成一个个战役。

一日为师，终身为师

可以想像，“文革”十年，莫艾肯定受冲击。

犹记1969年我回沪探望父母。老父亲深夜向我严正叮嘱：不管莫艾同志是不是黑帮，你不能为难他。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这样的好领导，叫他吃苦头，要遭天雷打。

我告诉老父，北京分社同志通情达理，我们批斗莫艾不让他挂牌，不让人动手，不让他弯腰。但不开批判会在当时是不允许的。父亲就放心了。

记得进驻分社军宣队有个刘政委，政策水平较高。他一来就问大家，几位关在黑屋里的头头定性没有?既未定性，不作专政对象看。“八一”联欢晚会，要他们一起参加。

晚会上，我和摄影记者顾德华被摊派上一个节目。我舞《北京的金山上》，她伴唱。因人到中年骨头僵硬，我一不留神，跳着跳着跪在地上起不来了。全场大笑，有人还从椅子上笑着掉到地上。这时我面前的一位同志用两手挽我，还问：“跌痛了吗？”仰面一看，竟是莫艾！这时的莫艾也已经笑出眼泪，这个笑容我们已经几年没有看到。我迅速爬起，与顾德华两人捂着笑痛的肚子，奔去厕所换装。我们直起身来，异口同声悄悄说了一句：“你看见吗，莫艾也笑了！”没有说出的一句是：“我们多希望他愁云散去，开心一番啊！”

前面说过，这位“婆婆”有点傲气。经过岁月和政治生活的洗礼，我相信自己已看得清清楚楚：他实质上是一种傲骨！在不认识的事理面前，不随声应和！在冤屈的命运前，坚信党的正确路线必胜！他有此傲骨，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然而，一个共产党员为追求真理连头颅都可抛，莫艾同志尽管受折磨，但肯定不会为他的金子般的品格悔恨一丝一点。

他有三份深深的情

在昏天黑地的十年“文革”中，采访时，面对凶恶、血腥、野蛮、无耻种种平时还算是自己人的表现，我痛苦极了，矛盾极了。“难道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同志就如此无情吗？难道做革命人就得那么冷酷凶残吗？……”

两三年后，情况不断变化。忽然，军宣队要我们“革命群众”同“走资派”个别谈心，以便解放一些好同志。记得那天是从晚上七时多同莫艾直聊到清晨三点。我毫无顾忌地向莫艾直白了自己想不通的种种问题，他以一个早年入党的老同志的政治经历，向我剖析路线斗争的道理，而且坚信做过了头的事，党是会纠正的。……当然，我只是向军宣队汇报了些冠冕堂皇的话。没有多久，莫艾去了总社，后又去新华社云南分社当社长了。……

当然，人无完人，莫艾焉能例外。为教我懂得“组织”纪律对一个记者的重要意义，讲及他自己在延安时一次“目无领导”而受批评的故事。但我想，后来他是否又矫枉过正？“文革”行将结束时，身为《光明日报》社长的他，唯命是从地登载了不该刊出的坏文章。为此，他是何等痛悔！退休后我们去拜年，他正捧着《共产党宣言》说：“我要重新学习啊！”

“冬裘夏葛相催逐，垂老光阴速似飞。”30年流去，连我自己都已退休，写此文时莫艾已经84岁。这几年他病卧医院，然而，我是想去看望又不敢看望。

因为我只希望他那青年时的英俊潇洒，中年时的朝气蓬勃，老年时的持重深邃，永留我脑海。

我时不时想到这位“婆婆”，想多了，思路集中到一点——莫艾是个感情深挚的好同志！

他执着地深爱着党，他纯真地爱护同事和部下，他绵绵无绝期地爱他的亲人——尤其是他的夫人李蕴辉同志和两个儿子。

这三份深情，我还要浅绘几笔。

莫艾伉俪情深意笃，一生如一日，凡识者与知者、闻者，莫不如此赞叹羡慕。我在西安初见李蕴辉，便被她典雅的风采、亲切待人的气质所折服。原以为八路军女将个个叱咤风云，原来并非如此。当时她肩任陕西分社和西安分社社长，日理千机，却总见她温和耐心地处理一切，可见才华和修养之出众。当时她的两个儿子——小明和小安，一个8岁，一个才4岁，都是需要费心照料的时期。可任何时候，我见李蕴辉总是装束整洁，容貌端庄清丽，绝没有被家务拖累的样子。如今她也80多岁了，华发虽添，可记忆仍好，谈吐入情入理，耳聪目明。更为惊人的是，莫艾住院两年多来，她天天上午到医院陪伴，不论老莫在长时间的昏迷状态或清醒时刻。也许，正因夫妇间如此深挚的爱情，可以击退一切病魔和衰老。

莫艾那么喜欢小孩子，也是我年轻时觉得很不好理解的。

故事的叙述，再回到西安时期。一个三伏天的晚餐后，好不容易洗去汗水躺在床上看小说。莫艾派了一个4岁的娃娃来喊我：“叔叔叫你去，一块儿听故事!”

到院子里一看，莫艾手摇芭蕉扇，六七个小娃娃坐在小板凳上正津津有味地听着呢。我走近时，才知道是在做智力测验：

“天上有几个月亮？”

“一个！”

“苹果有几根小辫子？”

“一根！”

我听了啼笑皆非，正想走开，他一声唤住：

“坐下，坐下。小朋友，我们现在要考阿姨了。”

“我们陕西省有几个正副省长？叫什么名字？文化局正副局长是谁？”我未被他考住。

“这个礼拜内有哪个国家发生了政变”？我冒汗了。他又问：“你读过《资治通鉴》吗？”我摇头。“那咱们考《水浒》……”我求了饶，因为我连这本名著当时也未看完。莫艾有些不悦，我更尴尬，他说：“那你回去休息吧！”

次日上班后，莫艾果然叫我去他办公室，十分严肃而恳切地说：“我首先向你道歉，昨天当着那些孩子的面……不过，你们读完大学开始工作了，不等于书可以不读了。读了书不记住，不等于读过书了。报上的国内外大事也要记住，否则白看报。”他递给我一页稿纸，上面列了十几本书名（其中有《资治通鉴》和《水浒》），笑着叮咛：

要反复看《聊斋志异》，学习作者如何用最精练的文字写出动人的情节和人物；要细细读《福尔摩斯探案》，有助于我们写稿注意逻辑和推理；要常常翻契诃夫的作品，你看他写的都是普通人和平常故事，但每一篇的开头都不落俗套。我们写导语也应这样。

我如获至宝，谢完要走，他唤住，幽默地说：“可别当耳旁风啊，半年后，再考！”

不到半年，西北总分社随西北大区撤销，我同我的第一位“好婆婆”分了手。但以后漫长的岁月中，我枕下是常有这些书的。莫艾同志，我是时时准备你再考我的啊，即使考不出，也甘愿挨批评。

如今，我多么愿意沉入早年的回忆。由于我的幼稚、浅薄和天真，与您们——我的“婆婆们”热忱、正面、激情交融着，绘出了共和国初期我们新闻圈里真实的一角。

“早岁哪知世事艰”——如今，且吟陆游诗句，有说不尽的体会和滋味！好在，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又过上了好日子，像当初那样，可以坦诚、正直、深情地做人！

莫艾同志，深信我们都会健康而快乐地活着。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张学良说：杨虎城是西安事变主角　作者：杨天石

在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是张学良的亲密合作者。我在美国阅读张学良的口述史及其相关档案资料时，杨虎城是注意的重点之一。结果，发现部分新资料，有助于西安事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陪衬？主角？

1956年12月，蒋命张学良回忆西安事变时，曾特别指问杨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回答是：“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但是，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在回答张之丙姐妹的访谈时，张学良却说：“西安事变就是杨虎城，当然我们两个人，那是杨虎城不平啊。”又说：“那西安事变……那可以说他是主角哇，不过名义是我，我是主角了。当然由我负责任。”从“陪衬”到“主角”，反映出张学良晚年对杨虎城在事变中的作用有新的估计。

根据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反省录》，在事变前，杨虎城曾两次向张学良进言，希望张对蒋介石有所行动。

第一次在1935年。当年10月初，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一○师何立中部自延安回防甘泉途中，在大小崂山受到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部伏击，全军覆没，何立中等被击毙。同月2日，蒋介石在西安建立剿匪总司令部，蒋自任司令，以张学良为副。10月9日，蒋、张命杨虎城以所部主力在宜川、洛川一线设防，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当时，杨虎城已对“剿共”持消极态度。他向张学良陈述，无钱又无补给，并且发牢骚说：“剿匪”等于“无期徒刑”。“以中央军之数量，东北军之精锐，皆未能消除共匪，区区如彼之军队，能何为乎？”同年11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一○九师牛元峰部在陕北直罗镇受到为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围攻，被俘5300人，缴枪3500余支。这两支部队先后被歼，编制也就失去，蒋介石并不从兵员、财政上给予补充。张学良觉得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曾向杨虎城透露“倦于剿匪”的心情。杨虎城所部在“剿匪”中也受到过相当损失，同样得不到补充，对蒋介石也有怨气。1936年3月，高崇民等在西安出版题名《活路》的小册子，提倡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合抗日。杨虎城同意高的主张，便向张学良建议：向蒋公进言，停止剿匪，团结抗日，节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消耗。

第二次在1936年12月初。当年11月，蒋介石飞抵洛阳，进一步策划“剿共”。张学良于12月2日只身飞洛，向蒋介石进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要求释放上海救国会七君子。双方发生尖锐冲突。张指责蒋“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蒋严厉表示：“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匪不剿完，决不抗日。”在阅兵时，蒋甚至声色俱厉地声称：“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蒋的顽固态度使张学良“有如凉水浇头”，对蒋绝望。回到西安后谈起有关情况，向杨问计，有何方法可以停止内战。杨在张立誓抗日后，对张称：“待蒋来西安时，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杨的这一想法，已经包含了武力扣蒋的内容，可以说，西安事变的计划已经成形。后来的西安事变基本上是按照杨的这一思路发动的。

对杨虎城的建议，张学良的最初反应是“愕然”，可见，此前他从未有过类似的念头。直到张学良向蒋介石进言，一再碰钉子之后，才采纳杨议，“决行强谏劫持之谋”。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称：假如自己当时与何成浚或张群共处，就不会有西安事变发生。可见，杨虎城“造谋”的重大作用。张学良晚年之所以称杨为西安事变“主角”，当是基于这一考虑。

二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

“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张学良认为杨虎城出身草莽，不会懂得这一历史掌故，因此，在1957年所写《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文中，又进一步补充说：

在另一方面，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这是由于他有两种心情：一为保存实力，一为趋向时髦。我们两个人虽非故交，短时间却结为好友，彼此间无话不说，无事不谈。在当时，他已竟（经）被共匪渗透，是利用他另作一个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我并没有确实的证据（我写这篇文字，尽力的十分忠实，除非我记忆上小有差错。我准备任何人向我挑战……）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他的伪大使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中。我在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张学良怕别人不明白，还特别加了一个括弧，说明“小家伙们”就是杨虎城的“智囊团”。这是张学良前此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的。

杨虎城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张学良只谈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的王炳南。王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

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进一步谈到了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他说：

杨虎城要紧的是王炳南。杨虎城手底下一定比我手底下厉害。不但是文人，还有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他自己实实在在，他的太太是共产党。我判断他的太太就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当年他的政治部主任……那时候在新城，共产党的几个都是女的。

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张学良声称，杨虎城“新城的一个师，差不多都是共产党”，显然夸大了，但是，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确系共产党，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

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还要密切。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定。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都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指在他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

三　张、杨冲突

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载，12月24日夜，“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几决裂”。在《西安事变反省录》中，张学良也曾述及：在送蒋离陕问题上，与杨虎城发生歧见，言语急躁，几乎同杨决裂。但是，《反省录》所记，仍觉语焉不详。关于此事，张学良《敬告世人》书有更详细的叙述。

张首述杨虎城幕中激烈派的态度及杨所受影响：

杨虎城的反对蒋委员长返京，那不是出诸他自己，而是出诸杨的幕中渗透分子煽动杨，说我出卖他。所以当时杨虎城对我说：“你是受了蒋夫人、宋子文、端纳情感诱惑，有反初衷，你犯了温情主义，你是同蒋宋两家有私谊上的关系，可以和平了结。我杨某可是不肯作断头将军的，要干就干到底。

张继述本人的“气怒”：

我说：“这样的国家大事，岂是私情问题，我们不顾一切的行动，是为了发动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今日已确知抗日前途有着，那么我们还要蛮干下去，必使内战扩大发生，而使蒋委员长失去领导，而走向相反的方向，那才是真的有反初衷呢！你怕死吗？你若是怕死，何必要发动这种大胆的叛变行为？我将只身护送蒋委员长入京，上断头台我一人承当，我决不牵连任何人。”

杨、张之间的这一段对话，不见于其他记载，可补西安事变史乘之不足。

端纳、宋子文、宋美龄等到达西安后，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改组行政院等协议，但是，蒋介石只同意以“领袖人格”保证，不肯签字。这样，在放蒋问题上，西安方面就出现分歧。有的人主张继续扣蒋，命蒋在西安发号施令；有的人同意放蒋，但坚持蒋必须签字；还有人则提出，让蒋在西安对全国作广播讲话。从张学良的上述回忆看，杨虎城最初是反对无条件放蒋的，二人的冲突即由此发生，并且迅速激化。

张、杨激烈冲突之际，周恩来在场。他劝张“小加休息，容他们会议商讨商讨”。其后，经周恩来说服，杨虎城同意放蒋。关于此，张学良回忆说：“他们的这一番争论，经周恩来一说之下，即为平息。”

米暂沉的《杨虎城将军传》称：“一时盛传有杨不同意放蒋的说法”。上述资料证明，张杨冲突，并非只是“盛传”，而是的的确确发生过的事实。（责任编辑　吴　明）

2002年第11期 邓拓收购名画的风波　作者：苏双碧　王宏志

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有关邓拓买走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的事，闹得纷纷扬扬。传闻之中，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苏东坡这幅画的真假问题，文物商店对这幅画拿不定主意，征求专家意见时，大多持否定意见，而邓拓独具慧眼，断定画是真迹，并出巨资买走这幅画；二是邓拓不该买这幅画，认为这是国宝，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并因此引起非议。这件事虽是相隔40年的旧事，谈清楚了也还很有意思。邓拓的儿子邓壮以及其他一些作者，对此虽都写有专文，但总感到有些事还可以谈谈。

《潇湘竹石图》为白坚夫老先生所收藏。白坚夫原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在北京风雨楼的古玩店中买走了苏东坡的两幅传世珍品：一是《枯木怪石图》；一是《潇湘竹石图》。前者是风雨楼主人从山东收藏者手中买来的，后者则是风雨楼的藏品。白坚夫早年留学日本，太太是日本人，他把《枯木怪石图》卖给日本人。这样一来，剩下的《潇湘竹石图》就更珍贵了。1961年，白坚夫由于经济困难，为弥补生活，决定把《潇湘竹石图》卖掉。为此，他曾经专程到上海，没有把画卖出去，后来又来到北京。他找到熟人、国家文物管理局文物处处长张珩，因为张珩能识别文物。白坚夫把《潇湘竹石图》拿给张珩看，希望能给他说个价钱。但是，有位鉴赏家认定这幅画是赝品。白坚夫一气之下，卷起画就走了。此时，白坚夫正处在无可奈何之中，听说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杨仁铠先生在京开会，杨是白坚夫的四川老乡。杨仁铠听了白坚夫关于卖画周折的事，就向他推荐去找邓拓。白坚夫很高兴，他说：“只要能找到个识真宝的知音，钱少我也愿卖。”

苏东坡原名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州眉山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是北宋词坛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他在政治上长期失意，生活坎坷，虽胸怀大略，却壮志难酬。他是个大诗人，同时又是个著名画家。史书记载他画过《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八百多年的历史变迁，以及苏东坡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确立，他的画作自然也显露出自身的历史价值。邓拓研究过画，自己也作过画，他对画不但爱好，而且懂得鉴赏。邓拓对苏东坡淡泊仕途，疾恶如仇，非常崇敬，对他的画自然更怀有深厚的感情。邓拓抱着这样一个态度：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苏氏的真迹肯定是稀世珍宝，不管是真是假，都应当弄个究竟。正在这时，画家周怀民告诉邓拓，他家有一本日本出版的画册，其中印有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邓拓喜出望外，立刻和周怀民赶到周家。邓拓仔细地端详着一张不足一尺见方的珂珞版印刷品，被这幅画吸引了。他一边观赏，一边听着周怀民介绍苏东坡绘画的特点：苏东坡的画“枯木枝干虬曲，石皴硬，枯笔飞白不拘工整，笔力跌宕，想见苏氏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怀。”“苏东坡所绘墨竹从地仰首向上，而且少有竹节。米芾问：‘何不爱节兮？’苏氏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两位书情画友深情地探讨着苏东坡绘画的风格。邓拓经过亲自观赏苏东坡的《枯木怪石图》，以及和周怀民先生对苏东坡画的探讨，对苏东坡画的特点有了一定的认识，于是就更加响往了。

一天，荣宝斋的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来到邓拓家。白坚夫听过张珩的对邓拓的推荐，对邓拓先有一个很好的印象。但是，60年代初正是一步一步推行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因为白坚夫曾经事过吴佩孚和日本侵略者，历史有问题。许麟庐只介绍画，并不介绍卖画的主人。邓拓展开画卷，“隽逸云气扑面而来，画面上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山，涉无涯际，恰似湘江与湘水相合，遥接洞庭，景色苍茫，令人心旷神怡。徘徊凝视，不忍离去。”这一段是邓拓观画时的意境，写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之中，颇有凌逸之气，照抄下来，让读者领受邓拓观赏苏东坡画时的情景。

邓拓鉴赏良久，才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幅画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是囊中也很羞涩，老先生你看准备要多少钱？”话音未落，白先生激动地说：“这是我的心血，由你保存我就放心了，关键在于我庆幸地遇到了知音。”邓拓谦虚地说：“在中国古代绘画鉴赏的造诣上，我不过是个学生，完全是为苏东坡的艺术成就和他的气质所感召，入迷而已。再说，有古书记载苏轼流传在世的画迹就只《枯木怪石图》、《潇湘竹石图》两幅。若我能有幸珍藏一幅，乃我的幸事。”

由于邓拓对这幅画的看重，也由于白坚夫认为邓拓是画的“知音”，价钱很快就谈妥了，双方同意作价5000元。当时50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邓拓虽然有些稿费收入，但倾全部储存也凑不足这个数目来。于是，邓拓答应当即付给白坚夫2000元，其余3000元三天内全部还清。为凑足这笔钱，邓拓请来荣宝斋的经理和画师，忍痛从个人已有存画中，挑选出24幅，经画师作价，凑足了3000元。

邓拓收藏了这幅画后，就进行了认真研究，他以观赏研究苏东坡不同年代的书法艺术入手，并对《枯木怪石图》的用笔特点，以及苏东坡所用过的金石印鉴，总之，凡是可能和苏东坡画有关的，他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为较准确地判断这幅画的真伪，邓拓还请来许多画家、书画鉴赏家来一起研究和辨别。但是，树大招风，一幅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由邓拓收藏，一些政界的大人物，如陈伯达、康生，还有许多著名画家如吴作人、黄胄等以及邓拓的熟人萧劲光、傅钟等也赶来观赏。但是，邓拓买画的事，却得罪了一位权威，在王力的反思中记录了这件事。他说：这个“权威”指使一名不懂文物的支部书记，出面检举邓拓搞文物投机，引起了轩然大波。少奇同志批示严肃查处，几乎所有中共中央常委和其他领导人都划了圈，北京市委也不敢保。最后传到一位了解情况的、当时的大人物那里，他用笔批了一大篇，说邓拓在此问题上不但无罪而且有功，说有的专家不仅武断，还仗势欺人，企图借“四清”打倒邓拓，以挽回自己的面子，长期把持文物阵地，不让别人插足。这位当时的大人物还派人查清此事，并由荣宝斋的王大山写成调查报告，送给刘少奇。少奇立即表示同意这个报告，从而弄清了邓拓买画的风波。在这过程中，邓拓受到的压力很大，但他心地坦然，现在问题搞清了，他可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对《潇湘竹石图》进行认真研究。随后写出了《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邓拓引用苏东坡题《惠崇潇湘芦雁》一诗：惠崇烟雨芦雁，坐我潇湘洞庭。欲买扁舟归去，故人云是丹青。

邓拓说读了此诗，再看此画，“恍惚置身于潇湘洞庭之间”。邓拓再举“东坡曾题《宋复古画〈潇湘晚景图〉》三首”为例，其中第一首写道：西征忆南国，堂上画潇湘。照眼云山出，浮空野水长。旧游心自省，信手笔都忘。会有衡阳客，来看意渺茫。

其他两首意境也很好，例如“落落君怀抱，山川自屈蟠”，再例如“自说非人意，曾留入马蹄。他年宦游处，应话剑山西。”这些诗句叫人心旷神怡，会使人如入潇湘景色一样，叫人迷恋。所以，邓拓认为这三首诗，“其中许多诗句，用来题咏东坡自画之《潇湘竹石图》，其实也无不可”。可见，邓拓观赏《潇湘竹石图》感受之深。

邓拓说，苏东坡的学问、事业、文章、品行及一生遭遇，“彰彰垂于青史，人所共知”。但东坡之画却流传很少。邓拓找到宋代何的《春渚纪闻》所记，苏东坡不但时常作画，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故事之一，说苏东坡戏笔作枯木竹石，在给朋友的手帖上写有“本只作墨木，余兴未已，更作竹石一纸同往。”故事之二，是说苏东坡卖扇，“公取白团夹绢二十扇，就判笔作行书、草圣、及枯木、竹石，顷刻而尽。”因卖扇者刚出府门，“而好事者争以千钱取一扇，所持立尽”。两个故事都谈到苏东坡作竹石画的事，而且是随手拈来，自成一格。邓拓认为从《潇湘竹石图》可以看出，东坡画法具有极大的创造性。东坡画石用飞白笔法，画竹用楷书及行书撇、捺、竖、横等笔法，而稍加变化，画烟水、云山、远树则用淡墨点染，气韵生动。邓拓认为黄庭坚说的，“东坡居士作枯槎、寿木、丛筱、断山，笔力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诚非虚言。邓拓就苏东坡画史及特点，进行了认真而周密的研究之后，判断这幅画是真的。他说：

此画寓意深远，尤为难得。想见东坡当时心境，大有屈子离骚情调。卷末题“轼为莘老作”五字。莘老与东坡际遇有相同之处，堪称同调。五字题款语句简练、亲切，与东坡文章风格一致。字体古朴、浑厚，一见而知其为真迹无疑。

邓拓判断，此画创作时间当在11世纪后半期。当时北宋画院尚未成立，以苏东坡为代表的文人画派，运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概括客观事物特征，自由写意，不受拘束，在中国画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幅画历经九百年历史，辗转至今，藏主多有题跋，邓拓对这些题跋作了认真分析，十分有趣，摘其部分抄录于下，与读者共赏：

九百年来，如此伟大作品，辗转保存至今，历代收藏家之功，固然不可抹杀，而此画左下角及其后幅有历代题跋文字三千余言，凡二十六家，更足为研究画史者之重要参考资料。

邓拓对诸家题跋进行了认真研究，并考证出这些题跋，其中有些是名家所题，为今人所罕见的。他例举福建十大才子郑定的题词：“苏老才名重古今，人间遗墨若南金。山云挟雨溪头过，石上琅起夕阴。”邓拓再举明初高让，曾任翰林院编修，他的题跋是：“香毓峨眉，文鸣韶武。永叔齐名，与可为伍。竹比翔鸾，石如蹲虎。适兴一时，清风千古。”而明初的吴勤，曾被召入史馆，门生满天下，他的题词对竹石画评价更为直接，他说：“坡仙昔在黄州时，居闲每仿孙莘老。竹石曾将写赠之，遗墨到今真是宝。”此外，还有明代著名学者杨慎等的题跋，杨慎在长篇题跋中写道：“琅落纸珠生唾，画绝名缣诗实和。未论名价重三都，先遣风流惊四座。仙翁去后几百秋，江光清澈鱼龙收。”这些题跋十分难得，是研究《潇湘竹石图》的重要参考资料，其它许多题跋不能一一例举。但邓拓认为，二十六家题跋都不是泛泛应酬之作，都是针对东坡《潇湘竹石图》立论的。如叶的题跋中，就有：“百年翰墨留真迹，应写潇湘雨后枝。”而李烨题跋即有：“好似湘江烟雨后，令人不厌倚蓬看。”而明朝任工、户、吏三部尚书的夏邦谟，更将潇湘景色作了形象的描写：“东坡逸迹天下奇，竹石点染潇湘姿。恍惚二妃倚薄暮，林间或有泪痕垂！”

根据以上分析，邓拓当然认为这幅画属苏东坡之作无疑，但邓拓非常谦虚，他在文章的结尾说：

现在东坡作品已经摆在大家面前，就此进行多方面分析研究，还是刚刚开始，有待于文物鉴赏家、艺术评论家、国画家、收藏家及其他热心人士，共同努力考证、解释，更进一步接受这一份珍贵之文化艺术遗产。

邓拓收藏字画不仅是一种爱好，更主要的是为保存祖国的文化遗产不使流失，这颗赤诚的心，却常常为一些小人所诽谤，企图用他们的流言蜚语涂抹邓拓这颗光明磊落的心。但历史是不容歪曲的，历史是是非曲直的见证。早在60年代初期，邓拓就表示，如果专家们证实《潇湘竹石图》是真迹，他将无偿地送给国家。但是竹石图的真伪还在争论之中，邓拓只好继续研究这幅画的真伪。在这之后不久，邓拓邀请荣宝斋画家帮助他在藏画中挑选出144件，在邓拓押上“邓拓珍藏”的收藏印之后，无偿地献给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批藏画有苏东坡的《潇湘竹石图》，有我国古代十大画家之中的徐文长、八大山人的作品，还有明代四大家沈石田、文徵明、唐伯虎、仇十洲的作品。他捐赠这批藏画中有手卷、有册页、有立轴、有中堂，都是出自名家之手笔，有些还是邓拓十分喜爱的珍藏本。邓拓收藏和捐献文物，当然不是从60年代初才开始，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拓就很注意收集文物，在平津战役之前，他把自己收集的文集20多本，全部交给华北博物馆筹备处。现在许多博物馆还可以看到邓拓捐赠书画的展出。1963年，他听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要编辑《中国甲骨文合集》，就将自己收集储藏多年的甲骨文片，提供给历史所。这样一位对祖国文化事业忠心耿耿的学者，怎样说得上是和国家抢购文物呢？

十年浩劫之后，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批文物专家，其中有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东坡的真迹。邓拓为党、为国家、为民族保存珍贵文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地举办了《邓拓藏画、书法展览》。展览的“前言”，肯定了收藏家的活动对于各国人民的文化和学术事业，“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如果有一批民间收藏家，随时随地注意收藏革命的、历史的、大大小小的各种文物，贡献给国家，那就方便得多了。”邓拓就是抱着这种对历史负责、对国家的文物事业负责的精神，来收藏字画的。“前言”的这段话，本来是邓拓在《燕山夜话》中的话，被“前言”节录于其中，成为美术家、书法家们的共识。

邓拓喜欢书画，也懂得书画，会鉴赏，也会鉴别。他自己画过画，发表过评画的文章，并为准备写一部《中国绘画史》作过许多努力。可惜他昼夜忙于工作，又要在广泛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研究，又要抽出时间写《燕山夜话》，写《三家村札记》，他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绘画史，这是他一项未遂的心愿。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他过早地被迫害致死，英年早逝，原本想要为祖国为人民做的许多事，成了壮志未酬，这对于祖国的文化事业来说，当然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邓壮：《邓拓和〈潇湘竹石图〉》、邓拓：《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王力：《王力与文物》等文章）（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新舞台”　作者：李仲明

“新舞台”建立的背景

自1867年（同治六年）北京、天津两地京剧艺人大批赴上海演出，上海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京剧艺术中心。

京剧初入上海，立即风靡全城，“沪人初见，趋之若狂”。短短30年，京剧在上海的发展形成南派京剧的艺术特点：表演动作身段夸张、强烈；唱工灵活、流畅，适应上海观众的欣赏要求和趣味；传统剧和文明戏并重，追求戏剧的情节性和趣味性；舞台布景运用近代科技，追求新奇。

这期间，以上海为中心的南派京剧，曾一度被贬为“外江派”、“野狐禅”，排斥于“正统”京剧之外。上海名演员、“新舞台”创办人之一的夏月珊批评了这种偏见，认为：“京朝派唱戏一板一眼，海派唱戏也不能一板四眼。”海派并没有逾越京剧的艺术规范，而只是追求艺术风格上的发展。

“新舞台”的前身是丹桂茶园的夏家科班，由首批来沪的京剧艺人夏奎章等教戏，主要演员（学员）除夏月珊等兄弟外，还有小保珊（朱惠元）等20余人，他们于光绪初年登台献艺，极受观众欢迎。光绪中期以后，夏家科班改由夏月珊掌管，这一时期入科学艺的有小连生（潘月樵）、小旋风（盖叫天）等。

随着京剧改良运动的兴起和时装京戏的大量涌现，特别是1904年上海《二十世纪大舞台》创刊前后，时装京戏演出成为当时文艺改良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戏剧界编演了《玫瑰花》、《秋瑾》、《徐锡麟》等等。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京剧演员潘月樵、夏氏兄弟和上海信成银行协理、曾任同盟会干事的沈缦云等集资，在上海十六铺创建“新舞台”。发起人有沈缦云、姚伯欣等16人，“新舞台”首创将带柱方台的旧式茶园改为半月型镜框式舞台的新式剧场，并试用灯光布景，形成戏曲舞台美术的新流派。

“新舞台”的演员与剧目

“新舞台”的演员阵容颇为整齐，是当时上海多个京剧表演团体中的佼佼者，如老生演员潘月樵、武生夏月恒、青衣毛韵珂、花旦周凤文、老旦小桂芳。

著名演员欧阳予倩、刘艺舟等，也先后参加“新舞台”的演出，推动了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使“新舞台”成为辛亥革命前后宣传革命，编演新戏的一个重要场所。

潘月樵是“新舞台”最主要的演员之一。潘生于1869年，艺名小连生，江苏甘泉（今扬州）人。9岁登台，16岁时入上海天仙茶园，一度与汪桂芬齐名。他的表演文武兼长，做工颇佳，擅演《四进士》、《群英会》、《打渔杀家》、《九件衣》、《明末遗恨》、《汴梁图》等剧。苏雪安认为潘月樵是清末民初南派京剧老生的主要代表演员，“就上海来说，在50年中的做功老生中，他可以名列前茅。”在表演上，周信芳受其影响最大。

演戏之余，潘月樵在上海创办榛苓学堂，在苏州创立菁莪学校，专收贫家子弟，不取学费，后因经费拮据而解散。

1904年，潘月樵离开天仙茶园，应夏月珊兄弟之邀，加入丹桂茶园，进行京剧改良活动，排演了很多针砭社会的时装新戏，他是辛亥革命前后最富于革命思想的艺人之一。

《海上梨园新历史》一书曾评论潘月樵、夏月珊，指出：伶界杰出之士，纷纷倡议，以改良戏剧，为开通社会之先声。小连生、夏月珊者，是中之哥伦布也。夏氏兄弟也是“新舞台”的主要骨干力量。夏氏兄弟之父夏奎章是同治前后到上海的著名京剧演员，工武老生，擅演《反西凉》、《冀州城》、《赚历城》等，有“活马超”之誉。夏奎章有五子，除长子昌彝外，月恒、月珊、月润、月华皆为演员。其中，尤以月珊、月润创办“新舞台”，排演时装新戏，在清末民初的上海京剧界享有盛名。

夏月珊，原名昌树，夏奎章第三子，工文武老生及文丑，曾任上海伶界救火联合会会长。夏以靠把戏《独木关》、《定军山》等尤为拿手；又擅编演讽刺社会的时装新戏，如在《黑籍冤魂》剧中，他扮演大少爷，从翩翩少年变成鸠形鹄面的鸦片烟鬼，最后家产荡尽以拉黄包车为生，其表演生动、逼真，剧中一次拉车发现坐车的妓女竟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于是感慨万千，演得真切动人。

《黑籍冤魂》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受鸦片毒害的真实现状，引起上海烟土商人的仇视。“新舞台”收到多次恐吓信和炸弹警告，夏氏兄弟毫不退缩。夏月珊登台时向观众表示：不怕威胁，“戏要演，毒要抗，决不退让”！

夏月润，原名昌泗，夏奎章第四子，谭鑫培的女婿，工武生。曾任上海伶界联合会会长。月润演武生，兼演红生，武生戏曾得到谭鑫培的传授和指点，其中马超戏亦得家传，长靠、短打均较擅长；红生（关羽）戏宗王鸿寿，表演规矩大方。

夏月润曾请王鸿寿编演《走麦城》，王以有辱关公形象为由未允，月润于是自己编排，未料初演那天戏院隔壁面馆失火，延及戏院，烧成一片瓦砾。当时有人说这是“关公显圣”，不能唱关公背运的戏，夏氏兄弟认为是迷信，集资在原址上重建戏院，开锣之日仍演《走麦城》，结果演出后大受欢迎。

“新舞台”建立后，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排演新戏。夏月润赴日本，经著名歌舞伎演员市川左团次介绍，约请日本布景师到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当时上海搞舞台美术较为知名的张聿光也曾向他们学习，新的半月形舞台和布景转台，都是“新舞台”在上海戏剧界开的先河。

冯子和，字旭初，号春航，江苏吴县人。“新舞台”主要演员之一。幼年随父冯三喜学青衣、花旦，后入夏家科班，拜夏月珊为师；亦向时小福、路三宝等问艺。12岁正式登台演出，因其扮相、声音与当时著名青衣演员常子和相像，乃得艺名“小子和”。民初在上海与孙菊仙合演《三娘教子》，曾有“上海第一花旦”之誉。冯子和受夏月珊等影响，具有民主、爱国思想，1909年参加南社；辛亥革命时曾与潘月樵等人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1919年五四运动时，上海民众声援北京爱国学生，发动罢市、罢课，冯子和首先罢演，并创办“伶界救国十人团”，在上海伶界大会上慷慨陈词：“我辈伶人同为国民，则扶倾危之时局，挽既倒之狂澜，责任所在，万死不辞……”

冯子和一生主张戏剧应以改良社会和进行通俗教育为己任。除了他擅演的传统戏《三娘教子》、《贵妃醉酒》等以外，他排演许多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如《杜十娘》、《孟姜女》、《薄命汉》等。

“新舞台”的传统京剧剧目近两百出，有时亦演出连台本戏，很受观众欢迎。他们编演的改良京戏，据苏移、胡冬生、蓝凡、汤草元主编的《中国京剧史》上卷的统计，约在50种以上，经常演出的主要有：《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新茶花》等。

在这些改良新戏中，尤以反映戒烟赌、改良社会陋习的《黑籍冤魂》，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潘烈士投海》和《新茶花》、《明末遗恨》、《波兰亡国惨》等剧深受观众欢迎。

陈伯熙在1924年出版的《老上海》一书中对“新舞台”的京剧改良剧目评论道：（新舞台）排演节目，或为名伶手改，或求文豪编造，颇有宜雅宜俗、可泣可讽之作，而菊部子弟，一跃而尊称艺员矣。兹略举最著名而脍炙人口诸戏，列述于次。戒烟则《黑籍冤魂》；劝赌则《赌徒造化》；《明末遗恨》，激排满也；《潘烈士投海》，厉爱国也；言监狱之黑暗，则有《刑律改良》；放女界之光明，则有《惠兴女士》……

高梨痕在《忆京戏革命先驱夏氏兄弟》的手稿中，评论夏氏兄弟与潘月樵等对改良京剧的贡献：

夏氏在演出方面，大胆突破，不是专演传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也演时装戏，时事戏。清末政治腐败，外患日亟，有潘姓学生愤而投海，夏氏在丹桂茶园因排演《潘烈士投海》，由当时的唱工老生潘月樵演潘烈士，演来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同时有一名黄勋伯的市民，因奋勇捉贼而牺牲，夏氏为表扬他见义勇为，即排演《黄勋伯》；鸦片战争失败，烟毒遍及全国……他们排演《黑籍冤魂》，轰动一时，久演不衰，对于戒烟运动起了良好作用。

夏氏不仅演时事戏，在新舞台时期，也演外国戏，演外国名剧《黑奴吁天录》，演自编的法国历史戏《拿破仑》，在京剧舞台上演西洋戏，当时确是创举。

“新舞台”成员攻打江南制造局

舞台上编演改良京剧，舞台下积极投身革命活动。潘月樵与夏氏兄弟都参加了上海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组织——商团，是上海伶界商团的负责人，冯子和是南社成员，与爱国艺人刘艺舟等和著名南派戏曲家欧阳予倩等曾在“新舞台”合作演出过，这些主客观因素促使“新舞台”成员普遍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艺术创新精神。

1911年4月8日，上海商团联合会在“新舞台”召开代表大会，2000多人与会，会上颁布商团的章程，推荐李平书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为副会长，虞洽卿为名誉会长。

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热潮迅速影响江浙及上海。清政府十分恐慌，乃令陆军大臣荫昌督兵赴湖北，大理院正卿岳柱臣、鸿胪寺正卿英杰臣等送行时祝他得胜还朝。荫昌却无奈地引用《战太平》里华安的戏词说：“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

清王朝的京师尚且如此惊慌，那么距离武昌比较近的江浙两省及上海的清朝驻军更感到岌岌可危。潘月樵与夏氏兄弟组成的伶界商团，参加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梅兰芳在《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一文中说：

夏月珊、月润兄弟就沿墙根绕到制造局边门，看见旁边有一间木匠住的房子，里面堆着许多刨花碎木。夏氏兄弟就想用火攻，马上派表弟薛寿龄骑马到附近烟店买来两箱火油，由夏月润亲自动手倒在刨花堆上，顷刻间燃起熊熊烈焰。为了防火势蔓延，他们还准备了救火员，以便到适当时间救火。商团看见火光，就四面八方呐喊起来，声震天地。这时，有一位商团总部的基本队员范耕莘扶墙摸壁地走到制造局的铁栅门边，从一个小洞里钻进去，用大石块砸开铁栅门的锁，大声嚷道：“我们得胜了!”局里的总办、会办等，在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时，以为外面的火力很猛，被这种声势吓慌了，就仓皇登舟逃往浦东，卫队亦纷纷散去，商团一涌而入……

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战斗的“新舞台”成员，还有潘月樵、夏月华、冯子和、张顺来、马飞珠、邱治云及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潘的兄弟潘小棠等人。

友人胡恨生追述了潘月樵11月4日黎明前在南市毛家弄商团司令部的情况：

潘月樵正在向司令朱少沂、参谋高一涵等报告前方战况。他的装束很特别，黑布包头，身穿黑缎衣，耳边挂两条白彩绸，外罩黑斗篷，腰佩指挥刀，就像戏台上太平军的装束一样。他口讲指划地述说攻打制造局的情况，口齿清楚，精神饱满，很能吸引大家。他说完了，向司令等立正行军礼，就走出大门，纵身跳上一匹白马，又到前方督战去了。后面许多人追着看他，他回过头来扬鞭对大家说：“你们等着听好消息吧!”少时，小南门钟楼上钟声大作，大家拍手欢呼，上海宣告光复。

由于战功显著，潘月樵被上海革命军政府授以少将军衔，委任他为上海军政府的调查部部长。民间传说潘月樵还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役，为此受到孙中山的表彰，并亲赠潘“现身说法”匾额一幅。

但据《申报》1911年12月6日第二张第三版载，潘月樵在致沪都督陈其美的信函中，谓：“九月十三之役，月樵亦亲历战火，稍尽义务，偶为敌弹伤足，不得不杜门养疴。但每读日报，见江宁战事，殊有身欲奋飞病在床之憾。今喜全城光复，灭此凶残，所谓天心、人心，无二致也。月樵既未能身历戎行，以尽国民之职，而毁家助饷，岂肯让美于前人？”潘月樵与毛韵珂向上海军政府各捐1000元，又联合商团票友在“新舞台”义演筹饷。陈其美曾回信向潘月樵、毛韵珂道谢。

“新舞台”成员在辛亥革命前后，成为改良京剧和光复上海的先锋，对辛亥革命运动作出了贡献。而正是由于他们对革命的高度热忱，促使他们在京剧改良运动中积极进取。诚如戏剧家欧阳予倩所说：“辛亥革命，潘、夏诸人一齐加入工作，去攻打制造局，他们又组织救火会、义勇军之类，很能取得社会一般的称道，而伶人的人格也因此提高，新舞台本身的基础也就格外的巩固了。”（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11期 龙江剧创建者白淑贤　作者：曲润海

1990年9月，我从山西调来北京，赶上了中国戏剧节。好戏连台，名角荟萃，其中就有一台黑龙江省的龙江剧《荒唐宝玉》，有一个主角儿白淑贤。此后就不断地看她的戏，逐步形成了对龙江剧对白淑贤的一些认识。

2002年2月6日，哈尔滨举行了“白淑贤与龙江剧艺术研讨会”，总结白淑贤的艺术成就和龙江剧的发展历程，研究在新世纪龙江剧艺术如何繁荣，我也参加了，还听了白淑贤的总结性发言。

十分有趣，白淑贤初登舞台演出的第一个戏叫做《登高望远》。40年的艺术实践，40年的剧种建设，正好像登高望远，步步前进。白淑贤有一段经验之谈，她说：“有人看见峡谷就想到深渊，而我看到峡谷就想架设一座桥梁渡过去。”这种登高望远、见谷思桥的进取精神多么可贵！人有精神支柱才能生存得硬气，才能有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白淑贤和她的同志们就是在这个精神支柱支撑下，拼搏创造了40年。她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共走了三步：从不自觉的尝试，到有意识的探索，到打开思路加快步伐全面建设，终于使一个具有鲜明的黑土色彩、现代风韵和高超技艺的新兴剧种，跻身于中国戏曲艺术之林。

从“四不像”到“八面锦”

白淑贤清楚地认识到，今天建设新剧种，要适应今天的观众的审美情趣，要在刻画人物形象上，体现新时代的气息，体现黑龙江的地方风格。她说：

作为创建新剧种的队伍中的一员，在选择自己的剧目时，在考虑自己的行当时，在研究自己的唱法和身段时，都应该有这种雄心，这种见地，这种很高的立足点。一名演员，特别是参加新剧种创建的演员，不能只埋头于自己的一招一式，一唱一念，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博采众长，才能使自己的剧种不断丰富，不断发展，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剧种。

龙江剧在白淑贤和她的同志们的共同创建中形成了，而且形成自己的表演程式。然而，就像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并不能立即得到承认。有人挖苦说，这种表演是“四不像”。之所以这样说，是他们拿京剧、评剧等一些老剧种、大剧种的尺子来衡量的。那么，老剧种、大剧种是从哪里来的？哪一个老剧种、大剧种开始的时候不是“四不像”？京剧是由徽剧、汉剧、昆剧、梆子戏融合而成的，不是典型的“四不像”吗？可是现在被尊为国粹、国剧。评剧是在“蹦蹦儿”基础上发展成大剧种的，现在不是成了东北的“老二”了吗？越剧原是浙江嵊州的曲艺“落地唱书”，现在成了全国的大剧种。如此说来，“四不像”倒是剧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必经的过程。白淑贤说：

创建并形成龙江剧自己的表演程式的起点，不应是其他剧种原有的历史起点，而应该是它（龙江剧）所诞生的时代的起点。龙江剧应该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应该兼收并蓄众家之长为我所用。

龙江剧兼收并蓄谁家之长呢？又是如何兼收并蓄的呢？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为什么要创建剧种，为谁创建剧种，创建怎样的剧种。按照白淑贤的说法，就是要创建家乡戏。她说：“既为家乡戏，就不能离开她的母体——二人转和拉场戏，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她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是她基于对二人转和拉场戏这种植根于黑土地的民间艺术的了解和挚爱。她认为，黑土地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体。它在本地原始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融合中形成了动态文化的心理特征。这种文化心理的外化，则是敢爱敢恨，敢喜敢怒，在艺术表演形式上载歌载舞，不仅唱，而且用形体的各部位舞蹈化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黑龙江的观众喜欢这种火暴、热烈、夸张、优美、开放的秧歌舞步和情调，看到它倍觉亲切。新创建的龙江剧就应该适应黑龙江人民的审美情趣。这就自然得出结论：龙江剧必须以二人转和拉场戏为母体，必须是强烈的动态艺术，必须有浓重的黑土豪情。正如著名导演艺术家李紫贵先生说的：演员在台上要动起来。也如导演张玉超要求的：要尽量往地方风格上靠，要动，要扭起来。

说龙江剧艺术个性已经形成，还表现在它的音乐上。龙江剧建设中没有回避在音乐上与吉剧和辽南戏同源于“二人转”这个客观事实，而是也像选剧目时那样，从剧种建设出发，为我所用。有了吉剧、辽南戏，还可以有龙江剧，各搞各的，相互竞争，相得益彰。龙江剧在音乐唱腔的创作中，广采博纳，因剧目和人物需要，创造了新腔。《木兰传奇》中追思悼念金勇的大板唱腔，显然与轻快的小曲不同，是创作成分比较大的，然而它不失黑土艺术的特色。

白淑贤们是有文化品位的，他们不是为土而土，他们对民间艺术不仅选择，尤其进行了加工提炼。对于传统戏曲表演程式的继承和改造，更是不言而喻的。白淑贤是评剧科班出身，基本功扎实，称得上运用自如，但是在运用时进行了选择和改造。白淑贤还对舞蹈、武术加以吸收、运用。这样，民间的，传统的，姐妹艺术的精华加以综合，“四不像”变成了“八面锦”，横看竖看都称得上精品。无论是刘金定、贾宝玉、花木兰，都成了龙江剧的人物，黑龙江的人物。刘厚生先生说，“这是传统程式的发展、突破和提高”。龚和德先生说，“这种‘土’具有新鲜感、现代感”。郭汉城先生由此提出：“如果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新剧种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少走一些弯路。”

一剧之本，为我所用

在剧种建设中，剧目建设同表演程式的创新是密不可分的。而在剧目建设中，剧本的创作是基础，即一剧之本。要创建龙江剧种，对剧本不能没有要求。近二十年来龙江剧的“三部曲”是龙江剧剧种建设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双锁山》是龙江剧的奠基剧目，《荒唐宝玉》、《木兰传奇》是走向成熟的两座里程碑。他们所以要选这几个戏，完全是从龙江剧剧种建设考虑的。这几个戏给龙江剧艺术创造的余地大，他们就大胆地选来，为我所用。

白淑贤为什么决定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题材中选取花木兰？红云先生有一篇《谈白淑贤艺术的新成就》的文章，论述《木兰传奇》创作中白淑贤的思想和作用：

白淑贤最了解自己，也最了解观众，她知道选个全新的题材，观众缺乏比较；选个历史依据十分充分的题材，常又在创作中打“历史”官司；那么，比较适合自己又能为作家广开联想的，则以民间文学《木兰辞》所提供的花木兰甚有优势。

这里所讲的“自己”，既是白淑贤本人，又是龙江剧。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对于战争的胜负，指挥员的决策至关重要，对于艺术建设，带头人的作用也事关成败。对于原著的爱国主义主题，花木兰的性格基调，都是必须坚持，不能改变的。但是，如何展现花木兰的爱国主义和她的性格特征，却可以取一个与众不同的角度：开掘花木兰的心理层面！这正是诸多《花木兰》所没有的，也正是龙江剧创新、突破，给花木兰注入新的生命的契机。

白淑贤并没有到此为止，她参与了创作的全过程。这里我们再转引剧作者张兴华的一段话：

到夜阑人静，我才与白淑贤在电话里交谈看法，拟订提纲，之后，去挥毫疾书。一个本子，并非一次就能写成，每当卡了壳，不管是凌晨，还是夜晚，我就跟她电话联系，念段子，改句子，交流意见，讨论章节，修改场次。……有时，电话一通，就是个把钟头。

岂止写本子时如此，在投入排练以后依然如此。白淑贤不断请专家提意见，只要觉得有不顺的地方，决不放过。1993年7月，我受黑龙江省文化厅之约，参加全省艺术创作会，会议期间就参加了《木兰传奇》剧本的座谈。以后进行彩排，我被请去观看，我对一些唱词提了些意见，白淑贤便要我干脆写出来。由此可见，白淑贤抓剧本创作是如何的认真，说她在剧本创作的全过程都浸透心血，是毫不夸张的。《木兰传奇》的剧本，为综合的二度创作打下了基础。

一身绝技，几尊形象

戏曲剧种一般都是以演员为核心形成的。他们身上有程式化的高超技艺，剧本也是为他们写的。龙江剧的核心自然是白淑贤，在她身上荟萃了龙江剧刀马花旦已有的全部技艺。这些都不是天赋的，而是排戏演戏，特别是演人物的过程中逐步创造积累的。

白淑贤演戏，不是一般地照着葫芦画瓢，而是演人物，演感情，演生活。白淑贤说：

我以为当一代演员具备并掌握了一定的艺术技巧和功力的时候，再提高则要靠自己对所从事的剧种的艺术规律的理解，靠对剧本所提供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的剖析，靠对生活的认识和挖掘。

白淑贤确实是靠掌握龙江剧的艺术规律，剖析她所演的每一个人物，把他们放在黑土文化生活氛围之中，塑造成一个个东北味的龙江剧形象。

刘金定性格热烈、豪放，充满激情，甚至有些任性、野性。她敢于不遵父命，自贴招婿榜，她真像个北大荒丫头！然而，她的内心世界又是柔媚的，多情的。演贾宝玉，重彩之笔落在“荒唐”二字上。但这“荒唐”不是闹剧的荒唐，而是悲剧的荒唐，在荒唐的故事中揭示严肃的主题。因此把握贾宝玉的思想脉络是关键。他是个封建礼法的叛逆者，在“正人”、常人们看来荒唐的举动，在宝玉看来却并不荒唐。他敢哭敢闹，敢爱敢恨，敢在大人物面前展露才华，敢和下层小人物接近，甚至敢和戏子演《猪八戒背媳妇》，他既有憨气、傻气，又有才气、胆气，他的性格的不同侧面，反差很大。白淑贤正是把握住了贾宝玉的这些性格特征，充分发挥了龙江剧特有的艺术风格，把一个黑土地的贾宝玉塑造在舞台上。演花木兰则是着力于开掘她的思想深层面。花木兰从不适应在男人兵阵中生活，到她成了个“男人”，成了三军统帅，按常规来看，花木兰形象的塑造似乎已经完成了。白淑贤与众不同，她的戏恰恰是从此开始的。韩梅求爱、金勇醉酒、梦里出嫁，到得胜哭坟，挥毫明志，又真实地告诉人们，她不但是个统帅，她依然是个女人。她有情有爱，但是在战争环境中她不可能如愿以偿，她只能在梦中表现，而当战争胜利之后，可以如愿以偿了，与她相处了12年的金勇却永远离开了她。这是不是悲剧呢？当然是。这是不是对战争的控诉呢？不是。花木兰个人爱情的悲剧性和民族战争的正义性之间有矛盾，但又有统一性。花木兰用个人的牺牲和奉献换得了国家民族的和平安定，成全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是她的一腔“兴国安邦赤子情”，这就更加深化了爱国主义的主题。至于她个人的悲剧，则是“荣誉得失身外事”了。这就是白淑贤的花木兰的价值和感人之处。

塑造这样一个花木兰，白淑贤依然调动了龙江剧的诸多艺术手段，特别是在“梦嫁”一场，运用“单出头”的表演手段，一个人扮演三个人物（金勇、婆婆、邻家二嫂），表演得情趣横生，淋漓尽致；施展绝技，双手正反挥毫抒发情志，由此看出龙江剧的表演程式更加成熟，白淑贤的绝技更加高超。然而，我认为《木兰传奇》中白淑贤的唱，更有特色，是她塑造花木兰与塑造刘金定、贾宝玉手段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哭坟时，她没有过多的动作和身段，也没有耍什么特技，只是静下来祭奠，追忆，诉说，招魂，明志，因此唱腔不能零碎，而是把观众熟悉的龙江剧的各种板式组成一个大唱段，一气呵成，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剪发加肥，一心三用

白淑贤在勤学苦练方面，也是青年演员的榜样。创建一个剧种的表演程式不容易，用这些程式演好演活人物也很不容易。领导给提供条件，导演老师指教，专家出主意固然重要，但代表性演员的勤学苦练更重要。为了龙江剧的建设，白淑贤真有一股“我不领班谁领班，我不吃苦谁吃苦”的大无畏精神。

她说：创造，是神圣的工作，要靠天才，更要靠勤奋，要吃别人不能吃的大苦。她甘当小学生，向京剧、评剧、舞蹈界的老师学，特别向二人转的艺人学，向同辈学。学，但不是照搬，而是“为我所用”。她原本是学青衣的，却要练成刀马花旦，其难度可想而知。已经过了练幼功的年龄，却还要从头练撕腿、吊腿。至于二人转的扭、耍、抖的绝技功夫，那是更要拿到手的。凭着她的决心、诚心、恒心，她终于练成了一身技艺。人们说，白淑贤演戏“忙乎”，人老是动，“不动不能说，不动不能唱，不动不能演”，十分确切地概括了白淑贤的演技。她在《双锁山》、《荒唐宝玉》、《木兰传奇》中边唱边舞边双手写字，甚至反面写字，“一心三用”的绝技，使观众专家无不叹服。

人们看戏，既要看演员，又要看演员演的人物。白淑贤演了不少人物，这些人物大都是跨行当的，其中的贾宝玉离她原来的行当更远。白淑贤接这个任务时，已经42岁，而出场时的贾宝玉才十五六岁。富贵子弟体胖脸圆，白淑贤却“太瘦了”。体形怎么办？改造自己！她毅然剪掉了一头长发，变成一个小伙子。她加大饭量，填鸭子一样使劲吃，终于使自己肥胖起来，成了“富家子弟”。演人物，真是将她改造了！

筑基建塔，栽树乘凉

龙江剧有了自己独特的程式，独创的剧目，代表性的名演员，剧种形成了，在戏剧界，在全国都有了较大的影响。白淑贤两度获得文华表演奖，两度获得梅花奖，还获得上海白玉兰奖，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那么，龙江剧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专家看到并且提出：龙江剧已经创造的程式，尽管不只是刀马花旦的，相关的武行、丑行、彩旦行也相当精彩，其他行当则弱一些；已经有了几个成功的戏，有一些精彩的折子戏、小戏，但对一个剧种一个剧院来说，积累还嫌少；白淑贤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与她同台的演员也多数年龄不小，后面的青年演员怎么样呢；省龙江剧院的建设有了成效，全省还有第二个龙江剧团吗？这些也正是白淑贤正在思考并且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她说：

要有一群“人合心”的有志之士共同奋斗。传统戏的表演程式也是经过一代一代的艺术家不断努力，才最后形成的。我们这样年轻的新剧种，就更必须集思广益，必须有这么一班人，志趣相投，抱成团儿，朝一个目标去想，使劲，才能成功。

白淑贤在龙江剧院带起了领导班子和创作班子，抱成了团儿，继续奋斗。他们从抓剧目生产入手，“一箭双雕”，解决继续创造程式和培养青年演员的问题。白淑贤选定了《梁红玉》，作为攻坚目标。她没有在戏里担任角色，而是把她的学生推了出来。“一箭双雕”，可以调动创作人员、老师和演员几方面的积极性，成功了便是三丰收：剧目、人才、技艺。白淑贤说：“要加强演员的素质训练，培养能文善武的优秀演员。作为一个剧种，既要有自己的剧本，又要有自己的音乐，更要有自己的导演，而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演员。如此说来，在今后的剧种建设中，一定要加强演员的素质训练，从而培养出我们自己剧种的青年尖子演员。”现在，龙江剧在剧种、剧院、剧目、人才、表演程式诸多方面都踩出了路子，树立了榜样，能不能产生龙江剧的“第二团”呢？对这个问题，白淑贤不但有所考虑，而且正在着手解决。在龙江剧院改革和建设的时候，考虑如何发挥广大演职人员的积极性，如何与二人转剧团合作，进一步从母体艺术吸取营养，同时也推广普及龙江剧的精品剧。这样在长期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使龙江剧的基座宽厚起来，融化为面貌更新鲜的龙江剧。

白淑贤还说过：

有些剧种，一经出现了名气很大的头牌领衔主演，却封杀了后继人才脱颖而出的机会。龙江剧在白淑贤身后，会不会重蹈前车的覆辙呢？另外，作为一个新兴剧种的龙江剧，它的各类人才都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要保证长足的发展，必须建立自己的专业学校。

白淑贤的贡献在于，她把在表演上的创造，规范为教材，传给她的学生。这样就能够相传下去，而且能够大面积收效。她现在正在盛年，毅然放弃了争夺梅花大奖的机会，把新排的戏让给了她的学生，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学上。今年六月初，我参观了白淑贤艺术基地，看了少年学员的精彩表演。同去的专家赞叹说：他们在教学和管理上，使一些专门的艺术学校相形逊色。我们还看了龙江剧青年演员的演出，大家情不自禁地说：龙江剧后继有人！（责任编辑　赵友慈）（作者为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

2002年第11期 屈原流放地溆浦　作者：李华章

溆浦，古为楚地，位于湖南西部，沅水中游，是伟大爱国诗人、世界文化名人屈原流放的定居地。由于历史久远，硝烟散尽，人们对溆浦并不了解，说起溆浦，如闻“番外”一般。

屈原虽一片孤忠，品格高尚，又娴于辞令，终敌不过佞臣谗言，抑郁不得志，而遭到放逐。屈原由楚都郢往南流放，入湖湘，溯沅水，发枉诸，宿辰阳，入溆浦。他在《涉江》诗中写道：“入溆浦余徘徊兮，迷不知吾所如……”记述了他放逐溆浦的经历。当时的溆浦，并非“穷荒绝域”，也绝不是“非人之境”。考古学家禹经安先生经过30多年的考证与发掘，认为溆浦是楚国南邑之重镇，人口较稠密，文化较发达，经济较繁荣。到了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汉高祖已将武陵郡治设在溆浦。县境四周山峦重叠，中部开阔平坦，是沅水中上游地区最大的河谷盆地，属五溪（黔中）的战略腹地。要不，汉高祖怎么会把武陵郡治设在溆浦呢？！

为了纪念三闾大夫屈原流放溆浦，黎民百姓便在他的居住地修建了“招屈亭”，亭位于县南5里许。修建日期估计在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前。从目前史料看，它是我国纪念屈原最早的纪念亭。《溆浦县志》记载：“招屈亭，冬无积雪，夏无蚊蝇。”足见屈原的精忠爱国精神感动了天公。明代进士邓少谷《招屈亭怀古》诗云：“楚天今古一亭幽”。清代郭远厚也在《招屈亭怀古》中写道：“溆水沿浦人，汪洋亦何深，水深汨罗似，水清孤臣心，死生岂不惜……昭昭人已去，茫茫古与今，魂兮归来未？”溆浦的“招屈亭”虽多次修复，仍不免废毁，惜乎哉！

为了纪念屈原，溆浦划龙船的历史悠久。自东汉初马援平“五溪蛮”后，溆浦就有过大端午和小端午的习俗。五月初五为小端午，龙船会由头人组织年轻力壮又识水性的人下河练习划龙舟。五月十五大端午正式举行龙舟比赛。所造龙舟有头有尾，船身长，船尾翘，装饰美观。龙舟下水，必先游江祭祖。一只龙船，33个桡手，分成头桡、引水、前羊角、夹包、鼓包、后羊角。引水又分头引、二引、三引；龙船鼓有当头鼓、分手鼓、汉子鼓、插花鼓；舵有逆舵、顺舵、懒汉舵、撒手舵。一条龙船，头桡、鼓手、艄公三个人是核心，鼓手看头桡的桡片击鼓，桡手听鼓手的鼓划桡，艄公看鼓手的鼓槌掌舵，似一个连环套。乱了套，这只龙船定吃猪尾巴无疑。夺标归来，再在祠堂杀猪宰羊，以示庆贺。同时，把龙舟抬到专供停放的地方——“龙船亭”内。亭形似长廊，两头高翘，外形别致，是沅水中游溆浦一带独具的民间建筑。

溆水悠悠流去，流不断百姓对屈原热爱和崇敬的深情。新世纪伊始，溆浦人民特意在县城的溆水河畔新修一座“怀屈楼”，仿古建筑，飞檐翘角，气势恢宏，雄伟壮观。

屈原受谗害，一再被流放，自是政治上的悲剧。相反地，却成就了他的文学大业。如果屈原没有流放的人生经历，就不可能写出《楚辞》，如果没有《楚辞》，也就没有屈原的伟大。《楚辞》将与日月同辉，屈原精神将永放光芒!也许是受屈原的深刻影响，溆浦历代学风盛行，书院林立，人才辈出。再者，按照儒家观点，兴建书院要选择优美的环境，宁静的院舍，这才能够诱发青年学子的性灵，陶冶情操，专心读书。而溆浦有溆水碧绿长流，四周万山环抱，山青水秀，为兴建书院提供了得天独厚之地利。据禹经安先生《溆浦明清书院考》云：“县境先后有19人中进士，141人中举人，420余人中贡生。同时，还培养了一批蜚声中外的学者。”这在湘西一带自然享有盛名。清末废除科举后，书院大多改为学堂或学校。这个楚文化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重温历史，发人深省。

近代以来，溆浦出了教育家、辞学家、《辞海》主编舒新城，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向达，经济学家武育千，教育家、法学家杜元载等，以及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向警予，声名远播，溆浦人为之骄傲。难怪著名文学家、学者沈从文称赞：“溆浦为人杰地灵之地。”

著名青年作家王跃文在《〈溆浦拾轶〉序言》里写道：“溆浦从来就是个文气很重的地方。读书人在溆浦从来都是很受尊重的。后生们浪漫，总愿意相信溆浦重文化的传统缘于屈子。而文化的确是有基因的，溆浦历代都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人，正因承了屈子之风。”由此，我想起屈原故里千百年来文化积淀深厚、代有才人，文气浓郁，人文荟萃，盖沐浴屈子遗风之故吧！

历史自有兴衰，溆水也有涨落。当我重返家乡，徜徉在溆水河畔，耳闻屈原传说，目睹新建的“怀屈楼”，心潮起伏。我俯看滚滚江水，一个泡漩沉入远古，一个泡漩又浮出现时；岁月把屈原的身躯化作灰烬，历史又把屈原的心灵铸成诗魂。我久久地品味着伟大诗人一生的爱和憎……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1期 “苏三监狱”与《玉堂春》　作者：谈　风

一曲“苏三离了洪洞县”，已经唱了大约上百年，那宛转动听的京剧曲调唱遍了全中国，唱遍了海内外。在中国年纪稍长的人有几个不知道洪洞县的？有几个不知道“洪洞县里没好人”这句语意双关的台词的由来？有几个不知道苏三与王金龙情深义重、曲折多磨的恋爱故事的？

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那囚禁苏三的监狱如今还在，更不会知道在这座监狱的庭院里还立着一座苏三的立式雕像。

此刻，我正站在这座雕像的跟前，想从雕像上追寻鉴赏苏三昔年的风姿。可惜这座雕像是根据作者的想像雕制的，这种想像又是根据舞台上演员形象模拟产生的，因此这座雕像纯是艺术上的创作，从外貌上很难找到与实际的苏三的关联，如果一定要确认她们之间有所关联，那就是苏三立像也是一个“罪犯”。

雕像苏三身披罩衫，风尘仆仆，右臂微曲，以手抚胸，似有无限心事，脸上带着被屈含冤的凄楚表情，嘴角眉梢又流露心有不甘的激愤之态，昂头引颈凝视远方，表现了一个身逢绝境的弱女子悬想前途的悲伤而又不屈的精神。苏三立像的造型并不十分理想，雕制工艺也不像出自名家之手，但作者的设意确是经过一番苦心的。刻画古人，意重于形，这是难能可贵的。你总不能把苏三雕成南京莫愁湖公园中婀娜多姿的莫愁女吧，因为这毕竟是一所监狱。

囚禁苏三的监狱是一座我国保存最久的明代囚牢。它坐落在山西省洪洞县城内古槐大街上。因为这里曾囚禁过苏三，所以又称“苏三监狱”。绕过苏三的雕像，就是监狱的正门，到洪洞县的人如果不参观一下“苏三监狱”，就会有没到过洪洞的遗憾。我随着络绎不绝的游人踏进了昔时谁也不愿进来的监狱之门。

这座监狱由过厅、普通监狱、死牢三部分组成，总面积达610平方米。各部牢房门窗狭小坚实，围墙高大，院内阴森冷怖，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穿过厅便是普通监狱区，两排长列监房东西相向，中间为通道。通道上方监房檐间罩着密如蛛网的铁丝网，网上挂有响铃，以防囚犯逃跑，通道南端有两间禁房，是禁子住的，禁房两侧设有狱神庙，死囚洞，东北便是死囚牢。

500多年前苏三就是这死囚牢里的待决女犯。死囚牢当门刻画有古代传说中的狴犴，其貌狰狞可怖，形似虎头，故称“虎头牢”。其牢门设置前后两道，中间为高1.6米，宽1米，长3米的低矮的通道，通道两端各有一道门槛和门扇，一道朝左开，一道朝右开，是明代标准的死囚牢门，打入死牢的囚犯多为已经定案的待决囚犯。进入死牢时，要低头，弯腰，躬身通过，如进鬼门关口，使那些死囚已经绝望的心情更加绝望。

死牢为三间监室，左侧角上的一间黑洞洞的牢房是囚禁苏三的，门上写着“苏三监室”。死牢无窗，墙壁三尺厚，室内黑暗而又狭窄，囚犯仅能坐地，真是坐牢。我无法猜想当年那位含冤少女玉堂春是怎样在这里苦熬长年待死岁月的。

苏三监狱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监狱，不但对研究中国明代刑法有很高的价值，而且也是今天旅游的重要景点，但它出名的主要原因却不是因其历史久远，而是因为它囚禁过苏三。当然，一座监狱如果仅仅因为囚禁过一个妓女而名传后世，那也是不可能的，其间必定有着极特殊的社会原因。

确实，这不是一个普通妓女的普通故事。

苏三是京剧传统剧目《苏三起解》、《玉堂春》中的女主角，而这两个戏又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因此苏三这个人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但看戏的人多以为戏中的情节、人物是过去文人编造的故事，不是真事儿。但这个戏虽有某些情节是后人设置的，但主要的情节和人物却是真实的，剧中的苏三和王金龙以及他们的恋爱故事大体也是真有其事的。

京剧《玉堂春》是根据明末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中的《玉堂春落难逢夫》的话本改编的，其后的折子戏《苏三起解》，可以说完全是京剧里前辈们根据话本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精心的再创作而成的。

话本是根据民间传说的故事为说书人说书时准备的脚本，逐步完善加工成话本。《玉堂春落难逢夫》的话本是由当时的一个轰动民间的带有“桃色色彩的冤案”编成的，这个案件的某些实物至今仍保存在这个监狱的陈列室里。

人们天生赋有美好的愿望，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遭到挫折、压抑、打击会从内心里发出同情，希望有情人能成眷属，这是人类一种自然的感情，古今中外，莫不如此。苏三本是明朝年间山西大同人，是一个姓周的贫苦农民的女儿，因家贫，七岁便卖给北京开妓院的苏淮，改姓苏，在妓院里排行在三，即名苏三，妓名玉堂春。就在苏三年将长成之际，遇到了宦家公子王景隆（剧中改为王金龙），两人一见倾心，誓结白发之盟。故事的后半部分是大家都知道的了。王孙公子与漂亮姐儿恋爱不是新鲜事儿，也不易引起人们同情，更成不了“佳话”。新鲜的事儿是苏三与王金龙分别之后，被骗卖到山西洪洞县富商沈洪(剧中叫沈燕林)家作妾，发生了皮氏毒死丈夫赖在苏三头上的冤案。还是无巧不成书，王金龙科考得中派到山西巡按，恰遇此案，王金龙为苏三平反冤案，克践前诺，完成了人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愿望。于是这个被封建上流社会视为“不齿行径”的遇合终于抵不住普通百姓的善良愿望，变成了民间传颂的动人故事。

冯梦龙《警世通言》的话本把这个故事讲得很详细，情节曲折动人，600多年来流传江南江北，始终不衰。

但我更佩服的是京剧的《玉堂春》、《苏三起解》的编剧、导演和演员。我喜欢京剧，但不内行，不大懂京剧板眼，却喜听其行腔。从艺术创作上说，这个剧本是很难编写的，因为它仅仅是个家室案件，不像清末江南大案《杨乃武与小白菜》那样充满社会矛盾的曲折和复杂，难能有什么发挥。如果照事件发展顺序铺陈，会成为流水账式的过场戏，如果照话本实录安排，会成为杂乱无章、琐碎无聊的闹剧。而我们京剧界的前辈们以高超的艺术手法，撮其要，略其繁，把整个故事集于《三堂会审》一案上，又以《起解》为补充，把苏三的身世和这起冤案详加补述。没有中国戏曲这样强的表现力，这两个戏都不会有今日的成功。

在这两个剧中，女主角苏三没有华丽鲜艳的服装，而是罪衣罪裙，道具只是一副套在脖子上的大刑枷和一根木棍，没有一件是好看的。女主角没有甩摆水袖和多姿的舞蹈。在《起解》中，女主角只是走路，在《三堂会审》中苏三从头到尾是跪在地上，简直和清唱差不多。试问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剧种能用这两个基本动作把这两出丰富多彩的戏演成功?京剧却以其特有的表演艺术和魅力，能在全剧两三个小时的演出中，令全场观众停睇不瞬，全神贯注在舞台上。我曾多次看过京剧《女起解》和《玉堂春》，使我印象最深的却是最初的一次和最后的一次。最初的一次大概是1950年或1951年在北京看著名京剧演员杜近芳演的《起解》和《玉堂春》，使我深深受到感动，作为年轻人我也第一次感到京剧的魅力。最近的一次是观看了又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在徽班进京200周年纪念日子里演出的《玉堂春》，使我对这个戏更为深爱了。两位表演艺术家那宛转动听、极具感染力的唱腔，把观众带进了故事的梦境之中，使人心醉神驰。这两个戏中都没有设计舞蹈段落，但苏三在《起解》中走动的每一步都是婀娜多姿的优美舞蹈，令人赏心悦目。即使是玉堂春跪在地上回答堂上问话时那种惊堂惧刑，那种娇羞掩面，那种对情人一往情深所表示的动作也无一不是动人的舞蹈。京剧《女起解》和《玉堂春》的导演与剧作者，在戏中安排的人物冲突，既极具戏剧性，又符合典型人物的性格，使这个戏的特色非常鲜明地表现出来。

这两个戏所以能流传百年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能通过两人的对话或几个人的对话，把一个具体案件与历史人物和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使之反映的不只是当时一个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社会问题。看了戏给人以很多联想和启发，给戏增加了分量，因之其流传的价值不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而且愈久愈会使人感到其意味之深长。我们应该深深感谢京剧界前辈为我们创作了如此美好的艺术珍品。

洪洞县的明代监狱因苏三和王金龙的爱情故事而名传海内外，苏三的故事又因京剧艺术而得彰明，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这是一曲反封建、反冤狱的颂歌，它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深切同情，所以才能广为传播。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2年第12期 周恩来宋庆龄交往半世纪　作者：杨明伟

周恩来严肃地对红卫兵说：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卷起，幼稚无知的红卫兵“小将”在全国各地进行了时髦的“破四旧”和“抄家”活动。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虽然作古多年，但仍免不了被“破”的厄运，南京的红卫兵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逼得中共中央不得不表态；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尽管是中国共产党的诤友，她在北京的家也受到了红卫兵的冲击。

1966年9月1日，周恩来对首都红卫兵发表了郑重的讲话：

“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这番斩钉截铁的话，使头脑发热的红卫兵们稍稍清醒了一些。

宋庆龄的一生，周恩来是最了解的。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结成了患难与共的朋友。

……

宋庆龄，1893年生于上海，是宋氏家族的二小姐。她有一个姐姐(宋蔼龄)、一个妹妹(宋美龄)和三个弟弟(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这兄弟姐妹六人，后来成为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

宋庆龄早年曾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理安女子大学留学。回国后，于1913年任孙中山的秘书，追随这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她加人中华革命党，次年10月与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伴侣，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时，宋庆龄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毅然掩护孙中山离开险地。之后，在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磋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过程中，宋庆龄帮助孙中山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宋庆龄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改造国民党的措施。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为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于国民党“一大”召开后的6月16日，在广州与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并亲自担任该校的总理。这年9月初，周恩来由欧洲归国到达广州，不久，便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把军校政治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

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曾特邀总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到校讲演，对师生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年轻能干的政治部主任，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半个世纪后，宋庆龄曾回忆道：“在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宋庆龄随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搬到武汉。不久，蒋介石自立中央，宣布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形成宁、汉对立局面。在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暴露出来、离孙中山的遗愿越来越远时，宋庆龄团结国民党左派，站在了共产党人一边。在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她仍真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战斗。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当天，周恩来出席了在南昌召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以及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当天，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领衔与毛泽东、董必武等21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发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宣言》，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可耻行为，指出：“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这一宣言在当天南昌出版的《民国日报》上发表前，由周恩来亲自改定。周恩来与宋庆龄的这种精诚合作，从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于1927年9月流亡莫斯科。她继续撰文，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它将“遍布国内各地”。这时的宋庆龄，显然已经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前景。宋庆龄回国后，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下，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大力帮助。宋庆龄甚至冒着危险，将一批中共中央秘密文件，其中有周恩来用“伍豪”签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妥善地藏于自己的住所，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抗日战争爆发，宋庆龄对周恩来表示：“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o”她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心援义战，大海汇百川”。

“七七事变”的当天，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飞离延安抵达上海，将要去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并谈判有关事宜。在上海，周恩来等人专程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

这天，当周恩来、博古、林伯渠驱车来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宋庆龄住处时，宋庆龄亲自到大门口把周恩来等人迎进客厅，并高兴地说：“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一路上辛苦了!”

自西安事变以来，她对中国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赞赏，更钦佩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胆识和勇气。当她听完周恩来当面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看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后，她对中国抗战的前途更是充满了信心。她表示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愿意为促成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尽力，并说：“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的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

这次重逢，宋庆龄专门派人上街购买了丰富的食品，留周恩来在寓所吃饭。

7月中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到庐山同蒋介石等人会谈，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一个月以后，淞沪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在这种危急关头，周恩来拍电报给宋庆龄，请她撤离上海。起先宋庆龄想坚守故土继续战斗，但在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听从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意见，于12月23日在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惜别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故居，秘密离开上海，乘轮船来到香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为配合、支持大陆的抗战，积极筹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争取国际友人、海外华侨的援助，共同为国内的抗日战争作贡献。

1938年6月，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8月初，中共长江局特派邓颖超到香港，会见宋庆龄和何香凝等人，邓颖超还约请宋庆龄一起去广州，推动广东以及华南的妇女爱国活动。宋庆龄欣然允诺。不久，她们悄悄离开香港来到广州。在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的推动下，9月19日，广东妇女团体抗敌工作协会在广州正式成立，宋庆龄担任了，名誉会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让他保证宋庆龄等人安全撤离。他还建议中共中央书记处速派人帮助孙、廖两夫人等人离开香港。为此，中共中央发出特急通知，指示广东地下党组织尽全力确保宋庆龄的安全，护送她安全离开香港。就在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几个小时，宋庆龄得以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港前往陪都重庆。

到重庆后，宋庆龄遭到国民党的监视。国民党特务们都知道，这位“国母”与共产党和解放区有密切联系，她倾向共产党和进步力量，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因此，对她限制更多。但在重庆期间，宋庆龄却有较多的机会与周恩来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同志们见面，并经常保持书信联系。

1942年，保卫中国同盟也从香港迁至重庆，但工作举步维艰。5月，周恩来致电避居澳门的廖梦醒，请她偕女儿前来重庆。廖梦醒到达重庆以后，一方面担任周恩来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另一方面协助宋庆龄开展“保盟”的工作。“保盟”的工作恢复后，迅速在重庆等地募集抗日捐款，并通过周恩来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渝办事处转交给解放区的军民。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打败侵略者、反对反动势力和拯救中华民族的共同事业，宋庆龄和周恩来进行了密切的合作。

1942年冬，董必武等人要返回延安，宋庆龄特意在重庆自己的住处举行了一个茶餐会，邀请周恩来夫妇、冯玉祥夫妇等人参加。当周恩来人席看到宋庆龄安排的一桌丰盛菜肴时，风趣地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没像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这天，宋庆龄的壁炉架上正好挂着两株金灿灿、黄澄澄的稻穗，这是秋天宋庆龄到农民家里访问时专门带回来的。大家对这两株禾穗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宋庆龄便从壁炉上把它们取下来，托在手上，深情地说：

“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才有好日子过。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饱满的禾穗不是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周恩来走过去接过禾穗，动情地抚弄着说：

“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有好日子过，会有这一天的。孙先生在《建国大纲》中提出的设想会实现，一定会实现的!将来革命胜利了，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周恩来的设想，后来变成了现实，在新中国的国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上，都庄重地画上了两把金黄的禾穗。

新政协会议即将召开，毛泽东、周恩来特派邓颖超迎接宋庆龄北上，共商建设大计。周恩来恳切地对宋庆龄说：“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人员撤离南京，飞返延安。在走之前，周恩来最后一次与宋庆龄见面，是在九、十月间，他为了抗议国民党拖延和破坏谈判，愤然退出南京谈判，来到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多次访晤宋庆龄，商讨局势。

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始终惦记着宋庆龄的安全，12月17日，周恩来又通过英籍华人陈伊范(Jack Chen)带信给宋庆龄，信中说：

亲爱的夫人：

我们回到延安已将一月，延安的朋友们都惦念着您，感谢您为解放区人民所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只要坚持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度过这一历史上的困难时期，光明胜利的前途一定会到来。我们很敬佩您的努力，尤其愿分担您在这一历史困难时期所遭遇的困难。我们相信您的努力绝不会徒然的。不仅解放区，全中国人民都会感到骄傲，因为有您这样一个永远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者。

请接受我及颖超的敬意及关切。

到1949年春天，全国解放在即，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筹备中。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派与宋庆龄交谊很深的邓颖超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6月19日，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1949年6月19日

两天以后，周恩来也亲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肄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

大安!

周恩来

1949年6月21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着这两封分量极重的亲笔信，和许广平、罗叔章一起，南下上海。

6月29日，宋庆龄接到信，她欣然同意随邓颖超北上。

由于身体原因，宋庆龄和邓颖超等人延至8月下旬才动身北上。8月28日，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宋庆龄乘坐的当时条件最好的火车来到北京。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方面人士早巳迎候在站台上。

等宋庆龄稍事休息后，9月6日，周恩来主持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全体会议，欢迎宋庆龄就任筹委会主席，并讨论有关事宜。

9月21日，周恩来和宋庆龄等人一同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台上面并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这使宋庆龄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亲切、欣慰和振奋感。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同被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大会闭幕时，宋庆龄被全体委员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尤其是周恩来更加注意在重大问题上征询和汲取宋庆龄的意见；重要会议，请宋庆龄参加；国内、国际的重大问题，经常向她通报；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宋庆龄经常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她与周恩来除了面谈以外，还时常有书信、电报来往。

1950年5月24日，周恩来拍去一封致“上海宋庆龄副主席转中国福利基金会”的贺电，称：

6月1日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成立十二周年纪念，特电致贺，并祝中国福利基金会在为新中国的人民救济福利事业而努力中获得更大成绩。

宋庆龄为周恩来的细心和周到所感动，她立即回了信。

这年8月，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恰逢周恩来和邓颖超“银婚”(25年)纪念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从来不着意向谁提起这个日子，也不主张去纪念它。可远在上海的宋庆龄却挂记在心上。8月初的一个星期天，她特意发了一份贺电：

北京政务院周恩来、邓颖超同志：

你们在结缡二十五年中共同推进伟大革命事业，遥祝伉俪幸福与年俱增，欣逢佳期，特电奉贺。

宋庆龄

这份电文，包含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诚挚的友情和几十年做事、为人的崇高品格。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交往及友谊，还蕴涵在日常生活小事中。

宋庆龄初到北京前，周恩来为她寻找一处住地，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修茸、整理，他还多次到该处去检查是否适合宋庆龄居住。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总要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宋庆龄对周恩来也非常关心。她每次从上海回北京，总要亲自带些礼品送给周恩来等人。有一回周恩来请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她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周恩来虽然常去看望宋庆龄，但宋庆龄却很少像建国前那样请他到家中吃饭。究其原因，她是这样给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周恩来指示有关人员：孙夫人的事业是非常重要的，她的事业是为人民服务；她的事业就是党的事业。

1951年3月的一天，周恩来亲自登门拜访宋庆龄，建议中国福利会创办一个会刊，以英文版的形式向国外介绍、宣传新中国，让更多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中国的建设情况。宋庆龄欣然应允，并与周恩来商议了办刊的方针、所需解决的问题。1951年底、1952年初，由宋庆龄亲自确定刊名的《中国建设》杂志创刊。

尽管新中国的国内、国际事务异常繁忙，但周恩来仍然对中国福利会和《中国建设》杂志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对其工作给予了悉心的指导。

1957年，在《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之际，周恩来欣然为该刊题词：

继续作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对今后杂志的编辑方针等方面作了具体的指导。1958年，就如何进一步改进杂志，宋庆龄和有关人员都提出了一些设想。周恩来得知后，非常重视，他指示有关同志：要尊重宋庆龄的意见，“对于宋庆龄所指示的要保持杂志原有风格一点要特别注意”。

1961年11月23日，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题词：

把中国人民对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愿望传播得更广更远，并且加强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团结。

中国建设创刊十周年

周恩来

1961年11月23日

为庆祝这一节日，周恩来还偕同邓颖超亲自到杂志社看望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与大家欢聚一堂。

宋庆龄对此事印象很深。周恩来去世后，她重新发表前后两份题词，并深情地说：

这里我要提一下周总理给予《中国建设》的亲切关怀。《中国建设》是一本为了加强国外读者对新中国的了解而办的刊物。周总理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和十周年题了词。

对中国福利会，周恩来更是几十年始终如一地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宋庆龄在1978年6月总结《为人民服务四十年》时，特别提到周恩来对中国福利会的这种支持和关怀。

1958年，中国福利会度过了20个年头。5月25日，周恩来亲笔题词，祝中国福利会“发扬中国人民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增进中国妇女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为培养新的劳动一代，作出更大的贡献。”宋庆龄后来回忆说：“从此，我们一直按照这个精神进行工作。”

1963年6月，中国福利会举行庆祝成立25周年酒会，特邀周恩来、邓颖超参加。会上，周恩来热情赞扬了该会在协助抗战、支援根据地建设，在妇幼保健、文化教育和对外宣传等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历来是具体而细密的。1964年，中国福利会下属的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小足球队》一剧。周恩来亲临现场，给予很高的赞扬、鼓励。宋庆龄对此记忆深刻，她在《为人民服务四十年》(1978年6月14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文中还专门提及。

“文化大革命”中，宋庆龄理解周恩来的处境，她曾说：“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周恩来去世，宋庆龄痛惜道：“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处于极艰难的境地。此时的宋庆龄，也成了受冲击的对象。在这种特殊的局势下，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亲自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写下了13位民主人士的名字，第一位便是宋庆龄。

对宋庆龄的保护，周恩来除教育红卫兵外，他指示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杨德中亲自主管宋宅的安全工作。周恩来怕宋庆龄在上海居住不安全，特意恳切地劝她到北京来居住。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宋庆龄在上海和北京的两处住宅总算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然而，上海郊区一些无知的农民，掘开了安葬宋庆龄父母的宋氏墓地。宋庆龄得知后，格外愤怒。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掘祖坟的做法无疑是最令人悲伤、痛心的。她含着泪恳请廖梦醒立即向邓颖超和周恩来反映情况。周恩来得知后，与宋庆龄同样愤怒，他在百忙中立即给上海有关部门挂长途电话，指示重修宋氏墓地，妥善处理此事。1967年，上海市革委会民政局按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重新维修了宋氏墓地。虽然由于“左”的思想作祟，重立的墓上，立墓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一人的姓名，但宋庆龄觉得在当时的情况下做到这一步实属不易，她自宽自解道：“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她还表示，对周恩来的这一恩情，她将永生不忘。

宋庆龄理解周恩来，认为他也极不容易。她曾说过：“没有总理，‘文化大革命’不知要搞成什么样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周恩来最终积劳成疾，癌细胞逐渐扩散。宋庆龄得知后，极为关切。1975年9月，当她得知江青在周恩来病重中还闯进医院干扰他治疗时，异常憎恨。她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了陈翰笙：“我告诉你一个很不好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的病情严重，而江青还闯进医院撒泼……”

宋庆龄听说鸽子蛋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她便把自己养的鸽子下的蛋一个一个积攒起来，派人送给周恩来加强营养；有一次，工作人员在她住处的南湖池塘中打捞上来一条少见的二十三斤半重的胖头鱼，她立即想到了周恩来，特派人给病重的周恩来送去；……她只想表示一点心意，祝愿周恩来早日康复。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耗尽最后一丝精力以后，与世长辞。宋庆龄得知噩耗，悲痛欲绝。她独自一人坐着流泪，常叹惜说：“国家少了一个好帮手，一个好帮手呀!”

此时的宋庆龄也被病魔缠绕，但她抱病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掉会，与人民一道向“人民的好总理”默哀、鞠躬。

1977年1月，在周恩来辞世一周年之际，宋庆龄怀着沉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全面评价周恩来的长文《怀念周恩来总理》，称：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我们时代不可抗拒的潮流。凡是这个潮流高涨之处，人们都怀念周总理，把他当做患难与共的朋友。

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为了让下一代缅怀周总理、学习周总理，这年，宋庆龄还指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举办了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努力继承和发扬“周总理留下的革命传统”。

1981年5月，宋庆龄病情突然恶化，15日清晨，邓颖超和彭真代表党中央又一次去看望宋庆龄。宋庆龄表示了长期以来想要加人中国共产党的夙愿。他们立即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当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次日，邓小平专程到病床前向宋庆龄表示祝贺。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国家的又一位“好帮手”，离开了人世。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天，邓颖超以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宋庆龄“景仰、热爱、钦佩和崇敬的革命情谊，积蓄在我的心头，现在像打开的闸门，再也无法抑制了”的心情，赶写了《向宋庆龄同志致崇高的敬礼》一文，高度概括了宋庆龄伟大的一生，称：

你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战士，保卫世界和平事业久经考验的前驱，是全体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你比荷花更高洁，比青松更坚贞。周恩来同志曾称你为‘国之瑰宝’，你是当之无愧的。

(责任编辑 吴 明)

2002年第12期 叶剑英一生两件大事　作者：王文理

叶帅参加南昌起义是一大功劳。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中国武装力量的发展史上，起着至关重要作用。中共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在准备过程中，被汪精卫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觉察到了，于是他们策划以邀请二十军军长贺龙、十一军军长叶挺到庐山避暑，商议军情为名而后逮捕，让二十军和十一军的兵力消灭叶、贺部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由于是张发奎的参谋长，他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邀请叶、贺，以划船观赏夜景为名，商议对策。最后决定，叶、贺部队开往南昌，成为起义的主力军。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汪精卫的指挥下，张发奎决定剿灭起义部队。叶剑英知道张发奎想在广东立足，而广东掌握军政大权的是李济深，他们之间有矛盾。叶剑英利用这个矛盾，站在张发奎这一边，说服张发奎放弃对起义部队的追击。我们设想一下，南昌起义部队当时连续作战，疲劳不堪，缺粮少药。在这种情况下，李济深、张发奎两面夹击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叶剑英参与南昌起义如此重要，可是中央领导当时没有及时对这次起义进行总结。起义后叶剑英仍留在国民党营垒里工作，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有一些情况中央领导当时是不清楚的，事后可以在国民党的档案里看到。叶剑英拿出了锦囊妙计，才保住了起义部队。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叶帅在千钧一发之际，把张发奎他们的阴谋通知起义部队，那么起义部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起义部队失败以后，如果没有叶帅的这个妙计，那么起义部队保留的一部分人又是什么样子?我们再回头数一数看，建国以后，1955年授军衔是十大元帅，南昌起义里有几个人呢?有八个人：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徐向前、林彪和叶帅。可以说，南昌起义保留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精英。如果说，南昌起义和起义部队撤退时被国民党消灭了，我们可以想象中国革命胜利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叶帅第二个功劳就是粉碎“四人帮”。我认为现在对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问题，对叶帅所起的作用，对所产生的影响这方面，我感到宣传得不够。我们回想一下，“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已经掌握了党和国家中央部门的许多领导权，掌握了一些省、市、区的领导大权。他们就是没有掌握党的最高领导权。还补充一句，军队当时有一个1975年军委扩大会议。那时，小平同志是协助叶帅。因为1973年小平同志出来当总参谋长是叶帅提的名。小平同志有一次对主席讲，怎么让我当总参谋长，把我放在刀刃上呢?主席说，这是叶剑英同志建议的。所以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小平协助叶帅。军队基本上是叶帅手里掌握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小平同志、陈云同志等这一代老的革命家就不可能复出。如果没有这一大胜利，我们国家的冤假错案就得不到平反。如果没这个胜利，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无从谈起。或者粉碎“四人帮”出点纰漏，就要人头落地，国家要大倒退。我们应该对粉碎“四人帮”这一段历史给以公正的看法，不是说我们在叶帅身边工作的人，要给叶帅争功，而是说怎么样实事求是地、客观地把我党的历史，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教育后人。(作者为叶帅的秘书)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　作者：黄宗英

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我猛地惊醒，不知是梦是真?我又见到银发萧萧、伟岸不群的大翻译家罗稷南先生，他昂首健步向我走来……

莫不是刚看过草婴发表在《文汇报》上的那篇《铁骨铮铮罗稷南》搅动了我潜意识中积存的情愫？我凄然想起30多年前死于肺癌的罗老，猛然悟到大智大勇者的死亡是他辉煌的永生。我好像又见他在马路对面笑着和我打招呼——恍惚记得前几天他才和赵丹一起散步，他俩依旧经五原路，过淮海中路，在思南路老文化俱乐部打弹子，吃西餐。罗老啊，如今你和阿丹在另一世界朝夕相处，两颗容不得些微渣滓的灵魂尽可像生前那样倾吐积郁，您为什么还来找我?

莫不是啊！啊一定是，一定是为那桩事——既非“军事秘密”，也非“党内绝密”，可竟然掖在我心角落里45年，从来没说过，从来没写过，不久前却由当年的后辈现今亦年逾古稀的周海婴给捅了出来……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分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资料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

作为经历过旧社会的演员，我曾在黑暗中憧憬、追索、企盼、等待，并一厢情愿就全心全意跟定了共产党，那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解放初期，我所有的工作总结，年终鉴定，第一条就是听党的话。那怕是在某个早晨，我们突然发现报纸头版头条大标题《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把我吓懵了时，也是如此。(赵丹踏上26路车往徐家汇去电影厂时，售票员悄悄问他，“侬呒没进去啊?！”——我们本来还以为深受欢迎的影片可能荣获“毛泽东奖章”哩。好在当时有于伶同志上门来开导，而黄源同志更常与阿丹对坐，—根接一根抽烟，黄源制服前襟落满了烟灰，显然领导人的思想负担比我们还沉重呢。)事情过了也就过了，我们和党不隔心，还是—门心思想为人民拍出好影片，只是……只是到反右时，党内传达大鸣大放是引蛇出洞，是阳谋不是阴谋，我才头一次陡地感到自己的心结凌挂霜了。那以后……那以后我才开始对政治有了神经兮兮的一面，虽然依然糊里马虎至今。

言归正传。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及至我们被领进一间不太大的会场，只见一张张小圆桌散散落落，一派随意祥和气氛。我们电影界的人扎堆坐在迎中门方向的两三张小圆桌边。50年代领袖接见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安排。我回忆不起毛主席是怎样坐到电影界桌边的。在去年（2001年）中国电影艺术资料中心为庆祝党的诞辰80周年摄影图片展览的版块上，我看到1957年夏天赵丹和我坐在毛主席身边的中景照片；而此番动笔前查到《光明日报》1957年7月11日和《解放日报》1957年7月9日刊载新华社通稿及会场全景照片，赵丹和我是坐在毛主席身后，照片右角背影是罗稷南，他坐在毛主席的斜对面，据此我依稀记起在“罗毛对话”后，赵丹和我曾让开主席身边的显赫位置，这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还见到一些经常在重大聚会时见面的各界朋友（共36人），上海市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也来了。

那天，毛主席和在座各位似乎都熟悉。他兴致勃勃地谈起王人美的父亲是自己的老师，并问起演《渔光曲》的电影演员王人美来了没有？有人答：演员王人美今天没来，女作家王元美来了。元美忙站起来说：“毛主席，我是不是来错了？”毛主席大笑说：“没错没错，欢迎女作家王元美同志。”人们有跟着鼓掌的。毛主席放下手中的黑折扇查看手中的一份与会者名单，点点头说：“噢，你的先生是话剧《清宫秘史》的大导演村彬。他可好啊？”元美笑答：“好，好，谢谢，谢谢。”毛主席对照名单扫视会场，欣喜地发现了罗稷南，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只听出“苏区一别”的意思。还是此番为此稿查资料时我方得知，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曾任十九路军秘书，在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筹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时，他曾被派赴瑞金，与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共同反蒋抗日协定，并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急需的布匹、食盐、医疗设备和药品，当时毛泽东曾设宴款待陈小航。罗稷南有这番军旅经历，怪不得我以前总感觉到这位勤于笔耕的翻译家身上有一股军人的英武阳刚之气。怪不得了。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记不清远一点儿的圆桌旁的哪一位站起来又说些什么，也记不清座谈会是怎么继续的，我只偷空儿悄悄问应云卫：“应家伯伯，侬阿听清爽要关勒监牢里？”应云卫对我滑头滑脑笑眯眯：“清爽勿清爽，当伊呒介事。”他嘻嘻哈哈跟别桌的老朋友搭讪去了，满堂宾客他仿佛没有不认得的。（应云卫，这位老导演，老制片，“文革”中被拉出去游斗时猝死于街头大卡车上，颈上还挂着“大反革命分子”的沉重木牌。他被判定为30年代“文艺黑线”的重要人物，直到1979年彻底平反时，电影圈内人才知道他竟是1935年单线发展的中共秘密党员。“天地一舞台，人生一出戏”，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位天才演员有他这等超凡的演技，实在是古今中外之一绝。老应啊，应家伯伯啊，我们大家好想你！）

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剧团里还等着我（所有党员和积极分子）“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哩。报上大标题的反右社论、通讯一篇比一篇“结棍”，《斗争正在开始深入》（《人民日报》社论）、《人民代表揭露右派反动面目》（《光明日报》头条），而头版的右上角是毛主席接见我们，大家笑逐颜开簇拥着有说有笑的毛主席的大幅集体照片。我不敢再想7月7日晚上的“罗毛对话”，更不敢想“关在牢里”。不该想的偏又想：怎么没见什么文件、简报记载此事？我知道孕妇此时应该看最美的图画，听最美的音乐，可是又禁不住怯怯地问阿丹：“没听到批判罗老的提问吗？”阿丹神色严厉地“划”我一记：“侬笨？！格事体摊出来啥影响？”（阿丹这些日子特烦躁，他正为老友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和瞿白音的《炉边夜话》在挂钩上纲写检查。同时还要为参加中宣部一次“扩大会议”，聆听了毛主席讲话后与石挥他们合写的一篇文章写检查。）于是我谨遵“非礼勿言”的古训，几十年来，几乎没跟人谈起1957年之夏，震撼心灵的一瞬间——发生于短短一分钟时间的“罗毛对话”。

此刻已是“罗毛对话”的45年之后，是7月4日的丑时。窗外接连雨声暴雷向我奔来。

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被吞噬了。

天与地汲存了此声此象，“对话”被刻入于宇宙文化之砾石。

（写于2002年7月4日　病中）

（作者黄宗英系著名作家和影星）

2002年第12期 “一二·九”学生下乡宣传亲历记　作者：霍　泛

一

在北平学生举行“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游行后的12月17日，北平共青团组织通知我：明天下午天黑前，你一定赶到北大农业学院参加“平、津学生南下扩大抗日宣传团”的活动，活动的地区是冀中农村。这样做是为了掀起城市与农村密切结合的抗日救国高潮。此次南下共组成三个团，由北平城内各大、中学校组成的为第一团；由城外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两校组成的为第二团；由天津市各大、中学校组成的为第三团。我参加的是第一团。

我于次日下午七时左右到达农业学院，来的人已挤满了好几个教室。八时许，组织者宣布此次话动的任务，三个团的活动地区和南下的行动路线：第一团为中路，出北平沿河北省农村中部南下；第二团为西路，沿平汉线农村南下；第三团为东路，沿津浦线农村南下。宣传活动时间，暂定为一个月左右，最后三路总汇在高阳或蠡县。第一团约有400人，设总指挥部，部下依次编为中队、小队，我被指派为小队长。一切安排就绪后，当夜就整队出发了。

时令已是“数九”了，西北风有彻骨之寒。夜色如墨染，咫尺之间难见人形，只能听着前行者的脚步声前行；特别是为了躲开南苑一带的驻军，只得在迂回曲折的小道上行进，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一直走到晨七时，才到达一个村子。这时队伍疲惫紊乱，小队清点人数，比出发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一。队伍严重减员，立即引起总团指挥部的高度重视，四五个负责人聚集在一起，经过低声商议，由其中一位向全体宣传队员讲话。他的讲话首先肯定了此次艰苦夜行，摆脱了反动当局的可能阻拦和冲击，取得了南下抗日宣传得以顺利展开的首次胜利，证明我们宣传队的绝大多数同学是勇敢坚强的。接着他含蓄地批评了畏难退却的人，并热望他们的“一二·九”抗日爱国精神会长存不减。对他的讲话，全团报以热烈掌声。这时我才得知讲话者名叫董毓华，中国大学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是本团的团长。听完董的讲话后，大家就地吃了一点冷馒头和喝了点冷开水，便乘着振奋起来的精神，搀扶着行动乏力和脚板负伤的同学，又继续向南行进了。

为了缓解疲劳，大家边行走边唱歌。唱的歌主要有《大路歌》、《开路先锋》、《毕业歌》和在东北义勇军中流行的《义勇军歌》。前三首在学生中很为流行，其中第四首是在此次行动中，由一位新从东北来的同学教唱的：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呀咳吆，关东起狼烟！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不费一枪占了沈阳城！哎咳呀咳吆，不费一枪占了沈阳城！

妈拉个巴子太稀松，下令就撤兵，不到几个月丢了东三省！哎咳呀咳吆，不到几个月丢了东三省！

请看熙洽张景惠，甘心投降日本鬼，汉奸王八蛋！哎咳呀咳吆，汉奸王八蛋！

……

随着歌声与欢呼声，疲倦与困苦被忘却了。

二

队伍行进到一个大的村子里停下来，这里聚集了一大群农民。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要在这里召开一个农民大会，还要我们立即分散渗杂到农民中间去，做面对面的抗日宣传。宣布开会和主持会议的，是本村一位中年教师。他说：乡亲们，今天突然召开这个会，是欢迎从北平来的学生抗日救国宣传团。他们为了给咱农民宣传抗日，不辞辛苦走一整夜又半个白天的路，请乡亲们拍手吧，以表对他们的热烈欢迎！掌声之后，主持人便请宣传团的代表讲话。当即由总团一位同学，把最近敌人的种种侵略活动和全国人民奋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形势，作了一个简要的介绍。最引起人们振奋的是，有一位年纪已60多岁的农妇，主动要求讲话。由于她个子矮，会议主持人特地为她找来一张桌子，由几个人把她扶上桌子。她说：我听从关东逃回来的乡亲说，在关东凡是日本鬼子占了的地方，就抢掠、杀人、放火，有的地方整村都烧光了。被杀死的人不说了，就是活下来的人，也被当成牛马看待，难活下去！不抗日活不成！抗日就是救自己啊！我劝大家，不管是男人、女人、老的、小的，也不管是城里人、乡下人，都要一条心，要起来抗日！要抗日！要抗日！……话讲得言简意赅，特别是要抗日重复喊了几次，表达了抗日要求的紧迫，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与怒吼声！大会结束后，按照原定天黑前要赶到作为宣传重点之一的固安县城，宣传团只得匆匆赶路，农民齐集在村口，夹道相送，挥手告别。

三

我们以急行军的速度，在当日天黑前，到达固安城。

在宣传团还未到之前，固安县长已令将城门全部关闭，不仅宣传团不得进城，就连城内与城厢的居民，也不得进出，还在城墙上部署了警察和士兵，如临大敌。我们原来设想，依托固安县城为中心和住城里食宿安排方便的有利条件，展开对县城内外及周边一些农村进行宣传话动，后来这个计划难于实现了。全团300多人，只得散居在城外关厢的几家客店和居民家中。

反动县长这样做，引起宣传团的强烈愤怒，很快就有团员对这位反动县长编出了顺口溜：

一路风霜到固安，为了抗拒宣传团，

城门关了整三天，县长是个大坏蛋。

有人嫌“大坏蛋”不够味，将第四句改为：“县长是个准汉奸”。县长这样做，并没有影响宣传团的活动，具体安排是：一部分队员对守卫在城墙上荷枪实弹的二十九军士兵和警察进行抗日宣传；又一部分队员在城厢向居民作宣传；其余队员安排到县城附近农村作宣传。其中对二十九军战士和警察的宣传最成功。一方面向他们说明国家危亡在即，而中央政府和冀察当局却步步屈从敌人，不抗日而热心于内战；另一方面介绍目前全国已出现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大好形势。特别有针对性的说明现在是国难当头，亡国惨祸近在眼前，正是每一个军人尽忠尽职的时候，枪口如果不是对着日本人，而是对自己的同胞，良心上过得去吗?对得起出钱出粮养活自己的老百姓和国家民族吗？城墙上的士兵有几个人连连点头，表示对讲话的同情和赞同。有一个士兵用手指指向自己的心胸，示意自己是有抗日决心的。还有一个士兵，四指紧屈，拇指跷起，明示不但有抗日的决心，还要当冲锋陷阵的勇士。

全团300多人分散住在几家狭小的客店和一些居民家中。睡觉只能睡在阴湿的地上，没有盖的和铺的，就找来谷草，盖的除个别人有大衣可充当被子外，绝大多数人挤在一起和衣而睡。吃饭呢？每顿是冷馍、稀饭和外加几片咸菜。对这样的生活，有的团员编出了顺口溜：

摇、摇、摇斤馒头，小米稀饭玉米粥；

老咸菜吆，没有搁香油！

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来月，由于长时间的和衣而睡，大家长了满身虱子。夜里不但冷得睡不好，虱子咬得更难受；每次睡下后，汗腥味又奇臭。对这样的生活处境，在所有宣传队员中，我没有听到任何怨言，反而“乐也在其中“，第二天走起路来，照旧是歌声不断。

四

在固安住了三天三夜，然后出发南行，天黑前赶到了下一个宣传重点——任邱县。

到达该县大辛庄的第二天，县长来了，对宣传团作了一次讲话。他首先声明是奉冀察政务委员会和宋委员长（宋哲元）之命来的。主要讲了三点：其一，抗日是政府与军队的事，参加宣传团的学生，不要为宣传话动荒废了学业，把书读好了，知识多了，对抗日和国家会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同样有用于抗日。其二，现在正是“数九”天，老在乡下会冻病，政府对宣传团员健康是很关怀的。其三，刘桂堂股匪正在附近流窜，万一把你们虏掠了，当政的实在承担不起责任。三点理由说完，最后归结成一句话，就是“我劝大家马上回北平去！”话刚一落口，宣传团员们不约而同齐声回应说：“不回去！不回去！还要宣传下去！”

第二天一大早，总指挥部传出消息：宣传团团长董毓华昨夜被当地公安局扣押了。董毓华被扣押，显然是县长讲话失败后，对宣传团施以威慑手段，胁迫回北平。在董毓华被扣押的同时，二团行进到高碑店，就被警察、士兵武装押回了北平；三团还未步出天津市，就被迫解散了。

摆在我们眼前最紧迫的是如何设法救董毓华脱险。总团决定：于次日早晨派遣弘达学院学生会主席吴会同我和另一位同学，去找公安局长，要他把董毓华释放出来；如果谈判无效，就以拘押三位代表作为人质，把董解脱出来。我们三人立即从命。公安局长是一位近40岁的中年人，见面后，他的态度尚好。我们的谈话内容主要是：本团来到任邱县宣传抗日救亡，顺乎全国民心的爱国救国的大好事，而作为地方当政者，理应支持和给以方便，决不可加以阻挠与制造不应有的困难。宣传团在大辛庄已经两三天了，除向居民做抗日宣传之外，别无任何不轨行为。他听后微微点头，表示所言如实。我们接着说：既无不轨行为，抗日是所有中国人公认的民族自救的神圣事业，学生宣传抗日救国，非但无罪，而且有功。现在当政者有功不赏，反把积极抗日的董毓华扣压起来，其于理何！我们要求将董立即释放，以正爱国大义，顺应民心！如果不解脱董毓华，那就将我们三人监押，顶代董，使他获释！公安局长听后，沉默了一阵说：好吧！也无需你们三人来作抵押，我放人；但请保密，不要向外喧嚷。董毓华被释放了，他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可再公开活动，便秘密隐蔽回了北平。

第四天的下午，突然来了几十名武装便衣。可以看出，是一帮专门对付学生运动的特工人员和打手。他们来到大辛庄后，二话不说，先动手搜查有宣传团员居住的住户，只要见到宣传团的人，不是棍棒打，便是皮鞭抽，还边打边骂：“妈那个，看你们还宣传抗日不宣传！”有的宣传队员被打的头破血流，有的腿被打得走起路来成了拐子。宣传团的人很快被驱赶集中到一家大院子里；紧接着又被押解转移到一所学校里，并强令宣传团员排成方队，就地坐下来，听他们的“训话”。训话者厉声说：前些日子用好话劝你们回北平，就是顶着不回去，看来你们是爱吃硬的不爱吃软的了！现在得捆着回北平去！全国有上百万扛着枪和有飞机大炮的军队，都不敢轻言宣战，就凭你们这些学生娃娃就能抗得了日？一天价空喊抗日！抗日！抗日是要动真枪真刀的，空喊宣传顶什么用？倒反给了日本人侵略以借口，说是政府利用学生来煽动抗日，违反了“睦邻友好”和“中日亲善”的外交方针，来向政府施加压力；甚至成为它发动新的侵略进攻的理由。你们这样做，真是无事生非，帮了日本人的大忙！训话说到这里，突然有一个女同学腾地站起来，严词回击他的训话：照你这样说，我们宣传抗日，倒反成了刺激和引来敌人侵略的原因，成了中华民族的罪人。而反对与阻挠抗日宣传，面对敌人侵略按兵不动，热衷于打内战和向敌人侵略步步退让、屈从，使敌人敢于大胆放手得寸进尺，致使整个华北五省岌岌可危，造成了今天这样极度危亡的局面，岂不成了国家民族的功臣！你们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向敌人退让、屈膝的有罪者，不谴责，不惩罚；对积极宣传、组织抗日有功者，不但不奖不赏，反而进行镇压！请问：说出这样的话（“无事生非”），做出这样的事，还能算个中国人吗？说到这里，她沉痛地大声痛哭起来，全场也立即陷于无声的震怒中！训话的那个人，被这一痛快淋漓、针锋相对地反击，陷于理屈辞穷，无地自容。他恨怒至极，两手握拳，用血红了的眼睛向宣传团横扫一遍，是要动武行凶了！在这紧急时刻，站在他身旁的另一便衣队员，向他摇头，低声说：罢了！罢了！反正明天要把他们押送回北平，任务也可完成了！

宣传团明天要被押送回北平，能束手屈从吗？总团领导经过密议，要求团员在前半夜佯躺装睡，等到后半夜便衣们沉入梦乡，宣传团员蹑手蹑脚，无声息地从后门遛出，开始了第二次长途夜行。由于有了第一次夜行的经验和近一个月行路的锻炼，于次日上午顺利赶到了高阳县城。

五

到达高阳后，只在县城的市面上，对来往行人做分散的、小型的抗日宣传，同时为安排下一步行动举行了一场辩论。

会议在一个学校大教室里举行，议题是宣传活动已经进行一个月了，原定的终点是高阳或蠡县，这点已做到了。下一步的宣传活动如何进行？经过辩论，确定先到保定，然后回北平。于当日午前十时左右，整队向保定进发。

下午五时许，宣传团员手挽着手，列队进入保定市内，边行进边喊口号。口号除以往常喊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紧急行动起来武装保卫平津两市”和“武装保卫华北”等外，新增加的一条是“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游行路过的所有大街，除了来往行人观看外，没有看到一个警察或士兵，也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当游行将要结束时，竟有人来和宣传团领导接谈。接着便由来人把宣传团引领到保定私立同仁中学暂时休息；并分头把宣传团员安排到学生宿舍，这里已备有洗脸盆和面巾，木床上还铺放着被子，到了晚上，吃的又是白米饭和肉杂烩菜。

晚饭后不久，宣传团接得通知，要团员到学校礼堂听当政者的讲话。站在讲台上有三、四个人，由其中一个人开讲，大意说：同学们到农村一个月来的抗日宣传辛苦了。现在到保定来，我们深表欢迎和慰问！我们是热情支持你们的爱国抗日宣传行动的。当说出“热情支持”四个字时，马上得到听众的掌声。“一二·九”学运以来，当政者所作所为尽是反动的迫害与镇压，现在这四个字从他们口里说出，可说是破天荒的。他接着说：抗日救国是每个中国人的心愿，谁肯做亡国奴？你们读书人积极抗日，执政当局和军队（意指冀察政委会和二十九军）也不例外，都是中国人嘛！只要政府抗日一声令下，我们决不会后人！（这段话又博得掌声）。你们到来，我们欢迎；要在这里继续做宣传活动，我们给予方便；要回北平，我们欢送！但在农村艰苦活动了一个来月，太累了，建议你们先休息一两天，再定你们的行动，这样可以吧？讲话到此就结束了。会后，有些宣传团员又在议论：有的说，这样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信得过吗？是不是又在耍花招，骗我们回北平？有人说，说的也可能是真的吧？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是原属冯玉样西北军系统的，不是蒋的嫡系，冯是主张抗日的，宋在古北口长城抗战，还是很坚决英勇的；只是由于南京政府坚持执行“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和先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才造成目前平津两市和冀察两省的特殊局面。让我们“听其言、观其行”吧！根据原来已定的回北平计划和当前的实际情况，总团就按当政官员所承诺的话，第二天在保定休息了一天，第三天坐他们安排的火车回到北平。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抗日宣传第一团，历经一个多月胜利结束了。

（作者已87岁，是“一二·九”运动参加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2年第12期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作者：江春泽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前面还有曙光”

1974年10月，我在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人民出版社参加一个编书组工作。编书组的任务是编写苏联自1953年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一些统计资料，供当时中央和有关部门了解外部世界情况参考。

编书组长是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统计学留苏副博士张康琴，她也是借调来的。此外还借调来三位教授，他们是：辽宁大学的宗则行、南开大学的滕维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守海，其余大多数成员都是类似我这样的50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或留苏生。

编书组成立以后，全部成员集中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住宿。在这里我们看到原来的国家领导人，曾被“四人帮”关进监狱、刚被放出来的杨尚昆和薄一波。我们常看到杨尚昆和李伯钊的儿子每天都来招待所，陪因患脑血栓而行动不便的母亲去餐厅用餐。招待所里有个面积不大的院子，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那里看到薄一波在散步。他来来回回地走，尤其在邓小平复出的那段时间，看得出薄老的神情充满着信心和期望。起先，招待所的住客都不敢和薄老说话，日子长了，我们遇到薄老时，都带有人情味地向他点头致意，有时说几句与政治无关的话，薄老总是含笑回答。不料，招待所的负责人向我们打招呼了，说薄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要大家不要和他接触。

有一天，我去原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副所长樊元家里请教一些业务上的问题，顺便说起薄老在二招的情况。当时樊元的丈夫、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安岗也在场，他说他在晋冀鲁豫边区时是薄老的部下，他现在的名字“安岗”还是薄老给改的呢。

安岗很想去二招探望薄老，要我设法替他带个口信，以便薄老有个思想准备。好在薄老和我们编书组同住一座楼，相遇的机会很多。我回到招待所以后，趁着在楼梯相遇的机会，我就既无自我介绍也不称呼对方，只用较大的声音说：“明天上午九点钟，请您在房间里等着，安岗要来看您。”这种特殊的带口信的方法成功了。据后来樊元对我说，次日安岗驱车到二招，直闯薄老住屋，薄老果然在等着他。安岗给薄老留下了自己住宅的地址、电话，还让薄老的孩子去安岗家拿书给他看。

可是好景不长，到1975年底，就在邓小平着手全面整顿、纠正“文革”造成的混乱、力挽中国濒临崩溃的经济之时，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流滚滚而来，风声日紧。这时，在二招院子里看到的薄老，与前一段时期相比已判若两人，明显的苍老了，背有点驼，步履也艰难了，面部笼罩着失望与无奈的神情。大约半年之后，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从二招回家，在白石桥车站恰逢薄老迎面走来，与我擦肩而过。我按照上次替安岗带口信的做法，既不自我介绍又不称呼对方，只独自地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前面还有曙光!”这是我见到老人面带愁容时突然发自内心的声音，其实我当时的心情也很抑郁，不知东方何时再白，曙光何时到来。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之后，竟然未响一枪一弹，横行了十年的“四人帮”竟顷刻间成了阶下囚!历史就是这样具有讽刺意味。

1980年，我从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被借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参加经济调查工作，在中南海朱德同志原住处办公。一天中午，我去餐厅的路上，恰逢薄老从小汽车下来，他诧异地凝望了我一眼，也许是感到这个面孔似曾相识吧，轻声问我：“你是哪个单位的?”我只简单地回答：“我是中国社科院借调来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我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更没有提及五年前在二招的往事。直到现在，薄老并不知道我的名字。

给于光远通消息：“不要到编书组来了”

于光远是有独特见解的著名经济学家，我从学生时代就爱读他写的书。在我看来，于光远是“大师”一级的学者，是高不可攀的“大人物”。可是没想到我借调到编书组期间，却经常见到于光远，听他讲话，听他聊天。

于光远在“文革”前是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又是中央科学小组成员，后来还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文革”中他被打倒复出之后，1975年被任命为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7位负责人之一。当编书组刚成立时，据说于光远已被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由宁夏“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虽未正式分配工作，但行动上自由了。他常来编书组串门，编书组也欢迎他来指教。于光远知识渊博，既通晓社会科学，又熟悉自然科学，著述丰厚如山，视野开阔似海，见解新颖，是一个颇具魅力的人，大家都喜欢听他谈古论今，以开发思路。

不久国家出版局突然发下指示，要我们搜集汇报于光远在编书组的言论。编书组都明白，这不仅是要批判他个人，更重要的是为“批邓”搜集“炮弹”。在这之前，他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参加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强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及当时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负责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已经被“四人帮”定性为“三株大毒草”，号召全面展开大批判。

编书组召开过几次会，谁也讲不出于光远有什么“反动言论”，会上大家大眼瞪小眼，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我怕形势有什么变化，赶紧给于光远打了个电话，建议他再不要到编书组来了。我说：“现在编书组成员都很好，没有人胡说什么，但运动深人了，压力加大了，会发生什么事，就很难说了，您还是少说话和不来为好。”后来，于光远果然就不来了。

1992年，我丈夫谢明干被派往香港任《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曾为于光远出版了一本线装的《碎思录》，于老很珍惜这本书，他赠给明干和我一帖字：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

此为杜工部诗句，戊辰夏，胡耀邦曾以此见赠，今复书之，以自勉也。明干、春泽补壁。

于光远癸酉早春(印章)

他不仅亲笔写好，还装裱好，送我们留念。我们视它为有纪念意义的珍品，珍藏至今。

和耿飚在一个学习小组

1977年初，某日，北京大学人事处通知我，借调我去工作，并让我第二天就到钓鱼台去报到。

中宣部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诬为“阎王殿”，给彻底“砸烂”了。现在百废待兴，来不及恢复部的机构，为了揭批“四人帮”之急需，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联络部部长耿飚兼职，牵头组织成临时班子，协助中央统管全国宣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有：耿飚、朱穆之、李鑫、华楠、王殊等5人。由耿飚抓总，朱穆之和王殊主持日常工作。宣传口全部工作人员仅20余人，只设办公室和业务处两个机构。我被分配在业务处工作。

中央宣传口每周一上午开办公会议，参加者除宣传口领导成员外，《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新华社社长曾涛、《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文化部负责人等参加，有时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也来参加。我们业务处干部一般都要列席记录。

当时工作人员集中学毛选五卷，耿飚也经常参加。在一次学习会上，耿飚同志详细描述了他参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

10月6日中午一点钟，叶帅给他打电话说，要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耿答：“坚决完成。”叶帅说：“好，待命吧。”当晚8时，耿飚由卫戍区一位军官陪同，带着华国锋的介绍信，到中央人民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耿向邓岗出示介绍信说：“华国锋同志派我们来协助你工作。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给姚文元打电话。”邓拿起话筒，犹豫了一下，但立刻就放下了，连声说：“不用了，不用了。”确实，党中央这时已经对“四人帮”采取了果断行动，姚文元已束手就擒，但邓岗此时并不知晓。耿飚随即让邓岗紧急通知广播局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当晚他们就在会议室和衣而眠。耿飚顺利接收了中央广播电台。就在这天晚上，中央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叶帅的建议：华国锋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主席，第二天就向全国广播了。

这段时期里，耿飚和宣传口的一般工作人员经常见面，平常在一个学习组学习。十届三中全会上他被选人政治局，分管国防与外交方面的工阼，就不再兼宣传口的工作了。

我所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一些实情

我在中央宣传口工作的那段时间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一，就是那场冲破“两个凡是”坚冰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是这场大讨论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与见证人之一。

十届三中全会后重建的中宣部，由张平化担任部长，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变为面向科技文教界，要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干部来担任总编辑。当时的中宣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戴云曾经是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与我是校友。有一次他对我谈起要为《光明日报》物色一位总编辑时，我随即想到了原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杨西光，杨此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所以我就对戴云说，杨西光也许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戴立即表示赞同。戴早期在团中央工作时，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去湖南搞“四清”运动时又与张平化很熟悉。因此，他随后就分别向胡耀邦(时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宣部长张平化作了推荐。不久，杨西光就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

我此时还在中宣部参加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且担任调研组组长。我协助筹备组领导在北京和一些省市进行了大量有关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工作，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集中了很多“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一面上报中央，一面整理出供理论界和广大群众当作批判的靶子。当时，经济学界关于按劳分配和所谓“唯生产力论”等问题讨论得比较活跃，而哲学界相对冷清，有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说法。当杨西光知道我正在作这方面的调查时，征求我的意见，在拨乱反正中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开展讨论，我建议他找一个既能密切联系实际，又能带动哲学活跃起来的问题。

当时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观点，如果按照这一观点作为判断事物的最高标准，那么十年动乱中“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流毒，都将无法得到改正和深入批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经过争论交谈，大家思想上越来越形成一个共识：即“两个凡是”的观点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扫除这个障碍必须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既是一个哲学范畴的问题，又是一个现实针对性很强的问题。

杨西光说，他在报社看大样时，发现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来稿就是谈这个问题的，他已经决定把这篇文章从理论版抽下来改在第一版上刊登。他又认为这篇文章学究气重，思想战斗性不强，需要大改，询问我能否找到合适的人来改。这时，我想起在中央党校搞调查时，那里的理论班子正在思考酝酿写同样主题的文章，就建议杨西光找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商量一下，可否找该研究室副主任孙长江来改，我还告诉他《光明日报》那篇文章的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也正在北京开会。修改这篇文章的执笔人为孙长江，杨西光、吴江，《光明日报》理论部的同志都参与了，最后送胡耀邦审阅，历经数月，先在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1978年5月11日，才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发表在《光明日报》的头版头条上。这篇批判“两个凡是”观点的檄文，由于和原文相比已经改动很多，而且考虑到它的震撼作用，没有用个人署名，而是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的。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发了通稿。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某权威人士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领导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很坏很坏”，“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次日，另一位权威人士也给新华社社长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子的。”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委员汪东兴则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是哪个中央的意见?”他还召集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批判“实践”一文，并公然要点名批判胡耀邦。张平化对此也随声附和。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或支持，或挞伐，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的肯定和支持。

后来，中央党校的理论队伍又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坚决鲜明的支持。据说他还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同时他为修改文稿事，与胡耀邦通了多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于7月5日飞往德国治病，在出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临行前曾给《人民日报》负责人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因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的噩耗。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继续打破“两个凡是”的坚冰，坚忍不拔地勇往直前。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克服个人迷信、解决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运动。

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在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带头发言，结合“文革”的严重教训，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奏响了序曲。

听革命前辈王仲方讲“文革”中炼狱的故事

我担任调研组组长后，1978年八九月间，被派往西部地区搞调查。同行九人，由筹备委员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仲方亲自带队，调研资料的整理工作由我负责。

预定的路线是去甘肃、青海、新疆三个省区。到西宁以后，在我们住的胜利公园招待所门前，简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都是事前得知消息后，来看望王仲方的。青海是他工作过5年的地方，1961年他与原任公安部副部长的王昭同志被中央派到青海省工作，王昭任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仲方任省委常委、省政府秘书长和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

王昭和王仲方到青海后，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不辞辛苦地踏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但谁能料到，正当青海人民的生活开始有所改善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雨，摧毁青海人民的美梦，王昭和王仲方先后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锒铛入狱。

王仲方无限感慨地向我们叙述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和王昭的一生：王昭同志14岁入党，16岁就担任河北省地下党平山县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军政委、十九兵团政治部主任，后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不久担任副部长，是当时国务院各部门中最年轻的副部长，为创建新中国人民警察队伍作出过重要的贡献。“文革”中他进了监狱后，既受屈辱，又吃不饱，病重了又得不到起码的治疗，不到两年就病死在狱中。

王仲方16岁参加革命，1938年2月入党。经历“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创立和建设新中国的奋斗历程。当“文革”风暴铺天盖地而来时，1967年3月27日半夜，省公安厅向他出示了拘留证，被关押在青海省南滩看守所。这座看守所，是他担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时建造的。他在这里一住就是6年。

王仲方之所以能从“文革”的监狱中幸运地活过来，除了他本人的乐观顽强的精神外，多亏了他的妻子史洛明在精神上物质上对他的支持。他坐了6年牢，妻子就送了6年的牢饭。

当时狱中有规定，直系亲属可以给关押的人送东西。王仲方入狱后，他的妻子就经常给他送补给营养的食品、衣物，后来还可以送书。虽然不许见面，但双方从送物时交换的字条上能了解到对方的一些情况，得到极大的精神安慰和生活下去的勇气。6年里，王仲方把监狱改变成自己的生活空间，他勤于打扫，阴暗的牢房无臭、无蝇、无尘。他还自己缝补衣裳、编织毛背心、毛袜、手套……在接受狱中审讯、调查时，他就戴八路军军帽，表达了他大无畏的坚强革命意志。他还在狱中唱歌，唱得最多的是抗战歌曲、延安歌曲和前苏联革命时期的歌曲。他说唱歌既可以使他不至于成为哑巴，同时，唱革命歌曲使他回忆过去经历的革命年代，更激励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王仲方在狱中还读了大量的书，这些书都是妻子分批送来的。有《马恩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同眼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相对照，毛泽东所阐发的精辟理论、思想，是多么脱节和背离啊!

我们一行在听王仲方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心情有时凄凉，有时激动，有时惋惜，有时庆幸，有时肃然起敬，有时同情万分，……但我们共同感触很深的是，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前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在逆境中艰苦卓绝坚持斗争的生活信念。王仲方的炼狱故事使我们那次西部行中增添了生动深刻的一课。

(责任编辑 方徨)

2002年第12期 “五七”干校祭　作者：季　音

五七干校是响应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在1968年普遍兴办起来的。如今一些不明历史真相的年轻人，很可能以为既然是“干校”，想必是一座书声琅琅的学府，实际上只是驱使大批干部从事沉重体力劳动的一个农场。在这里，对于各种所谓有“问题”的人，日子很不好过，等待他们的，是批斗、凌辱和苦役……

五七干校这一幕已成为历史。但往事灼灼，仍然难以忘却。

1968年9月，人民日报社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农村办起了五七干校。干校的成员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干部，他们的任务是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改造思想，“斗私批修”；另一类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当然不是轻松地改造思想，而是在交待问题和罪行接受审查的同时，负担干校里最苦最累的活。我在国民党集中营里坐过牢，自然属于后一类，干校一成立就被送了进去。按照“文革”年代的造反逻辑，凡蹲过国民党监狱的革命者，无一不是叛徒。那年头，林彪、“四人帮”把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说得漆黑一团，大刮“揪叛徒”黑风。我与其他一些战友，尽管都是九死一生从上饶集中营越狱出来的，却在干校统统遭到批斗、迫害。

干校在房山的时候，还附设了一个“牛棚”，专门关押走资派一类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他们集中居住在一间潮湿的地下室，被严格管理，不能自由行动，每天早晚都得对着毛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历数自己的罪行，汇报个人思想活动。晚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冒着刺骨的寒风，列队站在室外，齐声朗读“最高指示”，那声调，听了令人凄然。我蒙造反派宽大，没有被送进“牛棚”。

人民日报社的五七干校从1968年创办起，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结束，历时八载，并且三易校址。最初是在京郊房山县常舍大队，办了一年零四个月，即远迁河南省叶县农村，最后又搬回北京市昌平县小汤山附近。我是“三朝元老”的“蹲班生”，三个地方的干校，我都是留校学员，自始至终经历了全过程。风风雨雨，度过了八年时光。

干校学员是实行轮换制的，每半年或几个月一期。熬过了为时半年这段艰苦劳动和吃大锅饭的集体清苦生活，就能回京与家入团聚。每逢学员们早就盼望的结业这一天到来时，干校里到处喜气洋洋，人们打点行装，欢欢喜喜地走上回城之路，准备与家人团聚。我却只能与少数人继续留在干校看家，准备迎接下一批学员的到来。每次干校结业，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眼看着人们都欢天喜地地走了，平时喧闹异常的干校，顿时冷冷清清，一片死寂。我如同一个废物，被遗弃在这个角落里。

有些年，我也享受过与学员差不多的待遇，可以按规定时间回家与亲人团聚。在小汤山干校的时候，两个星期休假一次。到干校结业时，我也随大队回城。所不同的是，在家休息几天，别人上班工作了，我却得跟着新学员一起，又回到干校，开始新一期的劳动锻炼，我始终是个“蹲班生”。如此反复轮换，我不记得干校在八年中究竟办了几期。

随着新学员的到来，冷落的干校又热闹起来，与上一届一样，人们投入紧张而内容相同的劳动，种麦子，种水稻，养猪，种莱……

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时我们也来到村里与社员们一起开会，学习“最高指示”，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不知怎的，有些社员说着说着，就忆起“大跃进”与三年困难时期的苦，吃不饱饭，人都害浮肿病，哪个村饿死了多少人……我们一听不对头，尽力想把话岔开去，可是不管用，这些社员还是没完没了唠叨着这些心酸事。也许因为这些事时隔不久，记忆犹新，他们忘不了。在叶县干校附近的农村里，尽管农民的生活困苦，依然到处充满“文革”式的革命气氛，村子里原先供奉的土地爷的土龛里，神像移走了，请来了毛主席像；不时还可见到农民脚步零乱地跳起“忠字舞”，但很难说是一种舞姿，只是在机械地移动脚步而已。

我们在干校的生活，比起城里时是差多了，尤其是平时生活比较优裕的人，到了这里，简直感到清苦极了。早晚是馒头稀饭，外加咸菜，天天如此，中午才能吃到一份大锅菜。开饭时，有些农民跑来，看到我们餐餐都在吃大白面馒头，羡慕地说：“你们干校里天天在过年。”原来，附近的农民要等到过春节时才能吃上白面馍。人民生活依然如此贫困，使我感到深深不安。

我们干校从房山搬迁叶县是1969年年底动员，1970年年初开始行动的。l969年l2月底，正当人们准备过年的时候，负责领导干校的军宣队政委突然宣布，房山干校要立即迁往河南省叶县，原因是中央下令备战，要准备打仗。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林彪签发的著名的一号战备令。名为战备令，实为驱逐令，凡中央各部门的走资派，以及各种被认为有问题的人，统统都要赶出北京，送往外地。

大家在房山住惯了，这儿离北京近，回家也方便，都不愿意远迁河南。一些没有辫子可抓的人，就大发牢骚，反对南迁。军宣队为了排除阻力，统一这些人的思想，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也荣幸地被吸收参加。学习班只学两条毛泽东思想。一曰“备战备荒为人民”，重点是备战。军宣队一位政委，在学习班上侃侃而谈，大讲国际形势。他说，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要立足于打，而且早打，大打，千万不能麻痹。打仗固然要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不过大战起来之日，也就是资本主义灭亡之时。他对战争前途很乐观。讲完“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论”，接着他又联系实际，讲干校的搬迁问题。他说，如果仗打起来，北京必然首当其冲，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中央决定把一些可以离开的人往外地疏散，北京附近的干校统统要搬到内地，学员们最好是全家一起搬。果然毛泽东思想威力无穷，经政委这么一吓唬，大家再一议，反对干校南迁者不作声了，表示服从组织安排。有几个人还表示愿意把全家搬到河南干校落户。

学习班学习的第二条毛泽东思想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也是有针对性的。干校南迁的消息传出以后，了解河南情况的人说，叶县是个出名的穷地方，到了那里少不得要吃苦头。何况在远距北京的千里之外，此去就别想再回北京了，说不定就要累死在外地。军宣队政委在讲话中，驳斥了这种怕苦怕死的思想，他说，干革命就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有人背地里散布说叶县是个穷地方，这是谣言，显然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捣鬼，大家要提高警惕，注意这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经政委如此活学活用地讲解了这两条毛泽东思想，干校南迁的思想障碍基本消除。

河南干校新址在离叶县城十几里地的刘庄大队，新址上除了几间破草房，就是一大片空地，一无所有，干校大队人马如果马上开过去，吃住都无法解决。于是决定先成立一个先遣队，去那里盖房子，同时做其它准备工作。等一切就绪了，再把整个干校搬过去。这先遣队肯定是要吃苦头的，人们估计，弄得不好，很可能到那里连吃饭也很困难。由什么人来组成先遣队？经军宣队和造反派的头头们研究，决定主要由有各种问题的审查对象参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最高指示，理应最先在他们身上落实。另外由军宣队派几个干部带队。我，当然是先遣队员之一。1969年的岁末，天气特别寒冷，北京经常刮着五六级的西北风，飞沙走石，冻得人们不想出门。老天爷好像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些即将远行的人，是否真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文革”那个非常时期，人们过新年的观念已经淡薄，我更是如此，临走前几天忙于收拾行装，无暇考虑过年。1970年1月3日，我们登上南下的列车，次日早晨到许昌下车，再换乘汽车，4日傍晚，才到了叶县刘庄大队。我们十几个人在几间破草房的地上铺上麦草，勉强住了下来。

眼前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赶快给干校建几十间校舍。军宣队有指示，干校建设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主要靠自己动手。带队的干部打听到离干校十几里外有座卧羊山，山上盛产石料，附近的老乡都在那里采石头盖房子，用石块垒墙基盖房，既结实，又省钱。带队干部随即作出决定：从先遣队中抽一部分人，组成采石队，上卧羊山开采石料。

我在柏各庄农场和干校已经劳动了数年，自问各项农活还能对付，唯独开采石料的活却没有干过。过去在乡间看过山边的一些采石场，干活的全是壮汉，光着膀子，挥动着大铁锤，叮叮当当的砸石块，嘴里还不时喊着劳动号子。这些采石工都是专门干这一行的，既有强健的体魄，又有一手专门技能，把那些形状不规则的大石块，修成一方方整齐的石料。我们这些过去拿笔杆的书生，能干得了这项重活吗？我心里有些狐疑。

采石队由13人组成，其中6人是编辑部的知识分子，7人是报社行政部门与印刷厂的，全是“文革”中的受审查对象。1月l6日，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我们这支队伍，带着简单的工具，开赴卧羊山。

卧羊山在叶县的东北部，它高出地面不过l00多米，周围长度也只有3华里，由于这一带都是一马平川，在大平原上隆起一座孤零零的小山，就显得分外稀罕。

在离卧羊山不远处有个村子，名叫汝坟店。当我们进驻这个村子的时候，老乡们听说我们是上卧羊山采石头的，都惊讶得不敢相信。他们说：“同志啊，这活可不是你们干的，你们干不了！”大约他们看出，这支文质彬彬的队伍，显然都是干部。

“我们能行，干得了！”采石队里有谁回答了一句。我心里想，恐怕还得走着瞧。

一天，队伍终于拉上卧羊山。

山上很热闹，东一拨，西一拨，到处都是附近各生产队赶来采石料的民工，叮叮当当捶打钢钎的声音震响着山谷。我们选择了一块比较好的山坡地，就摆开阵势。编辑部的同志干这些活全是门外汉，幸亏我们中间有两位印刷厂的师傅，他们干活比较内行。在他们指导下，我们开始干了起来。

开采石头主要有三道工序。第一道是在岩石上打眼，由两个人操作，一个抡大锤，一个扶钢钎，在石头上打出一个个几十公分深的洞。这活相当累，也有些风险，我们因为操作不熟练，发生了多起大锤砸伤人的事故。

第二道工序是在打好的岩石眼里安放炸药，然后引爆。民工们把它叫“点炮”。这活最为惊险，点燃导火索后，就必须拔腿飞跑，找一处安全地点隐蔽起来。炸药爆炸后，轰隆一声，大小石块炸得满天飞。干这项活的人要能快跑，机灵，不然容易造成伤亡事故。

第三道工序是把炸裂的石头撬开。爆炸后岩石裂开了一道道缝，就用撬棍去撬。石头先是发出哧哧的松动声，接着是咯吱咯吱地响着，最后是扑通一声，石头滚出地面。这时候，我们这些撬石人就腾出手来擦擦汗

我们几个人轮换着干这三种活，这样就能全面掌握开采石头的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担负“点炮”任务，这是一项比较危险的活。一天，在石块上打眼的任务完成了，装好了炸药、雷管，采石队的人员便撤退到山下的安全地带，只有我一个人负责点炮。我点燃了一支香烟，在点导火索之前，紧张地注视卧羊山顶上的动静。这小小的卧羊山上开采石头的民工很多，为了统一行动，避免伤亡，公社派出一个人在山头上指挥，他挥舞着一面三角小旗，大声地发出各种命令。

“准备点炮！”山头上传来命令，小旗舞动着。这是通知各采石点抓紧装药。

工地上的空气紧张起来，各采石点上的人纷纷往外撤退。

约摸过了五分钟，山头上传来命令：“点炮！”

我立即沉着地点了好几炮。导火索发出丝丝的响声，爆发出点点火花，说明已经点着了，这时可不能有一秒钟迟误，我使出全身的力气，拔腿飞奔，一会儿就跑到山边一个隐避处，蹲了下来。

轰隆，轰隆，轰隆，……连续不断的一片爆炸声，惊天动地，震撼着卧羊山，爆炸的烟尘弥漫山头，无数大大小小的石块随着爆炸声飞向天空，很快又像冰雹似的掉到山坡和地上，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有的大石头落在山上，轰的一声，地面都在微微震动。

我们到卧羊山不久，就听说发生过一场惨剧。汝坟店采石队强令一个地主子弟当点炮员。那时候农村里普遍实行一项政策，凡是最累最危险的活，就让黑五类子弟干，这同干校的做法有类似之处。这个地主子弟腿有残疾，平常就走不快，再加上导火索短，他刚点着炮没跑出多远，背后轰隆一声，爆炸了，一块飞出去的大石头从半空落下来，把这个不幸者当场砸死。

我幸亏战争年代在部队里多少受过些锻炼，腿跑得不慢，使我这个点炮员连一层皮都没蹭掉。

日子长了，我们在山上愈干愈熟练，开采的石料，一卡车一卡车的运回干校，盖起了几十间平房。这些房子的半截墙全用石块垒成。卧羊山上的石头不但坚硬无比，而且颜色各异，有紫红的，有橙黄的，有白色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老乡们来参观干校，看到一排排整齐而好看的房屋，都赞不绝口。

我们在卧羊山上整整干了一年多，天天和石头、挠杆打交道，还真干出了滋味。干校领导把我们这些所谓有问题的人，送上卧羊山劳改，要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事最累也最危险的活。我们是苦中求乐，取得精神上的平衡。我心想，与其在干校天天学习最高指示，没完没了地开会检查思想，交待问题，还不如在卧羊山上光着膀子抡大锤来得痛快。

当我们完成采石任务，离开卧羊山返回干校时，我回头望望这座曾经洒过大量汗水的小山，心头不觉涌起一股复杂的感情。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震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五七干校。

人民日报社干校是在林彪的一号备战令下，从北京南迁到河南省叶县的。如今林彪垮台了，叶县干校的命运，又成了人们背地议论的中心。为什么要把干校从房山搬到叶县？难道就让我们困死在这里吗？

这时期，干校接连发生了一些不幸事件。

理论部的编辑王日东，高高的个子，平时看来身体还不错，不知是由于劳动过累，还是营养不良，突然病倒，叶县附近没有像样的医院，急送平顶山市医院治疗，路上要花费数小时，再加上几十里路的颠簸，致使病情加重，抢救无效而死亡。

一位叫张今吾的图书馆干部，不知是什么原因，不明不白地掉进村边一口井里淹死。是自杀？是他杀？不清楚。俗话说，人命关天，照说这是件大事。可是张今吾是一个因历史问题而受审查的人，人命在他身上就不关紧要了，听说干校领导未派人去作深入调查追究，就此不了了之。

农村部有个女编辑，名叫蓝村，是抗日战争初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也因历史问题受审查，长期留在干校。她矮矮胖胖的，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平时只能勉强支撑着干点轻活。一天，她心脏病发作，倒在床上，动弹不得。干校领导吸取教训，决定把她送回北京治疗。我看她躺在担架上，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样子实在可怕。到北京后不久，她终至一病不起。

干校里还有些人，带着这样那样的病在劳动，他们担心哪一天会突然倒下，走上已死亡者的同一条路。

我呢？当然也希望把干校搬回北京去。家里老的老，小的小，离家近些总好有些照顾。可是我没有发言权，只能听任命运的摆布。

总之，干校里人心惶惶。负有领导责任的军宣队，压力越来越大。

干校领导班子里有一位老干部，他为人正直，有一天，和军宣队头头争吵起来。他坚决主张把干校迁回北京郊区，那军宣队头头则推说这困难，那困难，叶县干校建起来不容易，丢了可惜。我在旁看得出，在双方争论中，军宣队头头显得理屈词穷。说实在话，“九·一三”事件以后，毕竟大气候开始变化，硬着头皮在叶县继续走“五七道路”，越来越不得人心。

经过了一段时间酝酿，1972年，人民日报社干校终于从叶县迁回北京郊区昌平县小汤山附近，在那里建起一片新校舍。

我被调到干校伙房劳动，伙房里管事的师傅全是从报社食堂里调来的，也和学员一样按期轮换，我则是不参加轮换的长期固定工。师傅们都和我相处得很好，他们不问你是老右老左，只要认真踏实干活，他们就高兴，对你绝无歧视。

我在伙房里担任火头军，负责烧火。干校里生活简单，每餐伙房只要烧一大锅菜就行，可是吃饭的人多，而且干体力劳动活，大家都很能吃，一顿饭吃四五个馒头是寻常事，因此伙房每餐都要蒸大量的馒头，蒸馒头的大笼屉垒起六七层，一米多高。笼屉上锅以后，烧火就成了关键，火要烧得最旺最旺，不消二三分钟，蒸汽就穿过最顶层的笼屉，直冲屋顶，这就成功了。馒头蒸熟后打开笼屉，又白又松软，香喷喷的，不用菜就能吃几个。

相反，在这关键时刻，如果火上不去，过了几分钟，最顶层上的笼屉依然没有热气，师傅们就会急得直跺脚，因为火不旺，即使烧得时间再长，馒头也蒸不好。打开笼屉，馒头全趴在屉上，皮上全是小麻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凹洞，吃起来粘牙，既不香又不松软。蒸出这样的馒头，给师傅丢了脸，责任全在火头军。

因此，每当蒸馒头时，笼屉上完了，师傅立即就跑到灶头来看火。这时也正是我最紧张的时候，全神贯注着炉膛，一点也不敢大意。当师傅看到灶膛里火势旺盛，火苗呈白色，亮得刺眼，就放心了，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走回厨房。今天蒸出的准是好馒头。

我为了把火烧好，也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老农民说：“人心要实，火心要空”，这是绝妙的经验之谈。烧火最忌心急，死命地往灶膛里塞煤塞柴火，塞得满满的，空气不流通，火既烧不旺，又费煤费柴火。干校伙房里主要烧的是煤，我常年同煤打交道，也就渐渐摸熟了它的个性和脾气。我把好煤和次煤分别堆放，在刚点火时最关键的当口，就舍得用好煤，等到火烧旺了再掺些次煤和煤末，火仍然可以保持旺盛势头。当灶膛里的熊熊烈火由红变白，真正达到了白热化的时候，我心里比什么都高兴，一切人间的忧愁与烦恼，都丢到了脑后。

从此，我成了固定的火头军。每期干校轮换，伙房的师傅来到，他向干校领导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把我调去烧火，说这是上期的伙房师傅告诉他的一条切身体会。干校烧火任务渐渐变成非我莫属。想不到我这个被造反派视为不够格的记者，成了一个够格的火头军。

说实在的，干校八年，说得好听点是锻炼了八年，实际上是受了八年折磨，浪费了几年大好时光。那时我眼光短浅，总以为“左”祸难除，“四人帮”及爪牙将继续横行下去，短期内中国无望摆脱灾难，自然我也无出头之日。我几乎陷于绝望之中。

重新给了我生活勇气，使我看到了希望之光的，是1976年春天的天安门事件。它像一声惊雷，撕破重重黑暗，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我。它使我看到中国人没有被“左”的恶势力所征服，所压倒。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覆灭，中国走出了黑暗，使我看到了希望之光。

1976年10月底，人民日报社干校终于走完了它的历史过程，我又回到了编辑部。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原主任）

（责任编辑　吴明）

2002年第12期 罗荣桓和他的家人　作者：崔向华

罗荣桓是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他是“支部建在连上”最早的七个连队党代表之一。1929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古田会议。会上，他因“观念正确，斗争积极”，被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在古田期间，毛泽东指着路过的罗荣桓，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被批判的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罗荣桓也被调离一军团。毛泽东喟然长叹：“我倒霉时，他也跟着我倒霉。”“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1937年5月16日，罗荣桓和林月琴在延安结婚。这天一大早，罗荣桓就骑上大白马去河对岸接林月琴。他们煮了一大锅有鸡块、萝卜、白菜的面条招待来宾。婚礼尽管简单却非常热闹，谭政、冯文彬、张爱萍、甘渭汉都来了。

林月琴是一个有着不平凡革命经历的红军女干部。她是河南商城人，1914年1月出生，15岁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一直追随红军艰苦战斗，长征途中，她是妇女工兵营营长，主要任务是搞运输。林月琴和大家一样，负重五六十斤艰苦跋涉。1936年2月，妇女工兵营随红四方面军主力重新穿越夹金山，在由懋功、丹巴向西转移时，林月琴病倒了，持续发高烧，几天昏迷不醒。后来在翻党岭山后，林月琴和全营大部分同志都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什么也看不见。她们一手拄着棍，一手搭着前面同志的背篓，排成一路纵队，在漫天风雪中艰难行进，终于在1937年1月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延安。

抗日战争爆发，罗荣桓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林月琴于1938年3月，生下第一个男孩，并按罗荣桓走前的吩咐取名北屯，意思是生于北方屯兵之地延安。北屯刚满月，她就托付给延安附近的一户老乡抚养。1938年10月，罗荣桓作为一一五师的代表到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他抽空去看望寄养在老乡家已半岁多的北屯，回队后对妻子谈起儿子的情况。林月琴十分想念北屯，想把北屯接到自己身边。不久却听说那家老乡搬离延安，又得知北屯因营养不良病亡的消息，夫妻俩人十分悲痛，林月琴一连数日难以安眠。

1939年2月，林月琴满心欢喜地生下第二个儿子，恰逢部队正在东进，罗荣桓高兴地给新降生的儿子起名叫东进，就骑马追赶部队去了。1939年5月，林月琴带着刚生的儿子跟随一一五师留守处奉命由晋东南向山东转移，开始了艰苦的千里行军。东进由挑夫挑着，晃晃悠悠地过了太行山，又夜行昼宿来到华北大平原，终于在战场上见到了罗荣桓。部队在日军围剿中吃住走打，无一日安宁，孩子经常夜哭。罗荣桓意识到儿子必须离队，他对妻子说：“我看，干脆把他交给老乡养活吧。”林月琴泪如雨下，心如刀绞。大家都同情她已失去一个儿子，当即有人提出，抽几个战士掩护小东进转移。罗荣桓严肃地说：“现在敌强我弱，我们一个战士要顶十个用，怎么能抽出人掩护他。”经地下党组织介绍，把小东进寄养在一户可靠的农民家里。自此，林月琴跟随罗荣桓。1940年林月琴又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南下。

1942年，是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最复杂、最艰苦的一年。罗荣桓曾称之为“拂晓前的黑暗”。艰苦的环境和繁忙的军务，使罗荣桓每天都处在紧张的工作状态之中。有一天晚上，林月琴发现雪地上的血迹，知道丈夫尿血，急忙喊来医生，检查尿样中还有小血块，病情已相当严重，医生对此病无法确诊。中央接到罗荣桓请求休养的电报时，中央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已定。毛泽东、朱德立即复电，在对罗荣桓的病情表示关切的同时，明确转告了中央的意见：“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与此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委兼代师长。不久，他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历史的重任落在罗荣桓肩上，他抱病受命，将山东抗日根据地一元化领导的重担挑了起来。

鉴于罗荣桓病情严重，陈毅拍电报给中央建议让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病。1943年4月，林月琴陪同罗荣桓由山东到苏北，整整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林月琴一路上都行进在罗荣桓的担架旁。在新四军军部，奥地利籍的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判定是肾脏发生病变，可能是肾癌，也可能是多囊肾，由于没有X光机，无法进一步确诊，只好采用保守疗法。罗生特近一个月的精心治疗，虽还不能解决问题，但也有成效。罗荣桓自知病重，在返回路上对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5年计划，争取再活5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安慰丈夫道：“你的计划一定能实现，将来革命取得胜利，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

几个月后，陈毅又派人把罗生特医生护送到山东，专门为罗荣桓治病。自此他们相处如同一家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此时林月琴把东进从老乡家接回，东进和南下都叫罗生特为“大鼻子叔叔”，性情开朗的罗生特常逗两个孩子玩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是大鼻子，你们是小鼻子。”罗东进记得，一次部队打了胜仗，他捡了个日军的破防毒面具戴在头上，跑到街上又蹦又喊，把老乡的孩子吓哭了。罗荣桓知道后严厉批评儿子：“你到老乡家里的时候，路都不会走，是老乡用高粱煎饼把你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生儿女一样。可你刚从老乡家里回来，就忘了本！你知道什么叫群众纪律吗？”这件事给幼年的罗东进教育很深，终生难忘。

1944年，罗荣桓指挥山东军民发动了一连串攻势作战，每次重要战役，罗荣桓都是坐在担架上指挥，林月琴随担架奔波于战火纷飞的前沿，步步跟进新解放的国土，她的心境在胜利的捷报声中跳跃。1945年7月7日，是抗战8周年纪念日，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一个月后，抗战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进城后，罗荣桓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常说：“政治部要成为干部的家，使干部来了感到温暖。不要阎王爷开店，小鬼不敢上门。”他总是教育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热情接待每一个来访的同志，只要有人打电话要来，他就叫林月琴或秘书到门口去等。有一次林月琴看天晚了，就叫打电话的人明天来。罗荣桓知道后就对妻子说：“这样不好，过去在山沟里打游击，什么时候要见就什么时候见，现在有病就不能见了吗？人家来看我，能谈多少就谈多少，不能谈，见见面也好嘛！”一次，罗荣桓夫妇刚从外地回来，一位犯错误的同志打电话要来看他，没等那位同志来，罗荣桓却带着病先到他那里去了，那位同志很感动。罗荣桓一再说：“对人的处理要慎重，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老干部是我党的宝贵财富，要爱护他们的政治生命，关心他们的生活福利，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党的温暖。”对已故老战友的家属和烈士子女，他也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朱瑞在辽沈战役中牺牲后，罗荣桓时时挂念着他的子女，1960年还交代林月琴一定要把朱瑞的孩子接到北戴河，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度暑假。

罗荣桓总是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和群众隔绝的做法。一次从汉口乘船到南京，上船后发现所在的一层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了解是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招呼，这一层的票就没有卖。他批评道：“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一次乘飞机去外地，刚走出舱门就见黑压压一群人来迎接，他很不高兴地对当地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具有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度，在他身上体现着党的政治工作干部最可宝贵的品质。作为军队高级干部，他实施领导，不是只靠地位、权威和命令，主要是靠对人的理解、关心和信任，特别是靠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育群众。他说：“我们主要是靠政治教育，是靠干部的模范作用去影响战士对一切号令命令的执行。”他对政工干部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政工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强调，政工干部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为政工干部作出表率。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不论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都把他当作贴心人，都愿意和他说心里话。大家把他看作温柔敦厚的兄长和诲人不倦的老师，说他身上有一股凛然正气。

在干部工作上，罗荣桓一贯坚持任人唯贤，公道正派，搞五湖四海。他经常讲，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在1944年9月，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不能只在熟人的小圈子中，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衡量使用干部。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受到广大干部的称赞。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大肃“AB团”时，他冒着风险保护了一批干部战士，“罗政委刀下留人”曾在红四军传为佳话。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区出现错杀无辜的“肃托”事件后，他赶赴当地，断然释放了还未杀掉的被扣押的数百名干部，处理了挑起这一事件的祸首。

罗荣桓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不搞特殊化，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战争年代，他把自己的棉衣让给战士穿，自己的战马不是骑着病号，就是驮着战士的枪支和背包，他和官兵吃一样的糠煎饼。他关心战士，爱护群众，心中没有自己，只有官兵和群众。连毛泽东都知道长征路上战士请罗荣桓喝野菜汤的感人故事。困难时期，罗荣桓身居高位，却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他常说：“越是国家困难的时候，越要注意和群众同甘共苦。”他经常教育子女：“生活上不要搞特殊化”。教育他们要把自己看作是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弟，规定他们不准乘坐自己的专车，不准他们利用父母的名义办私事。即使在病危弥留之际，还批评儿子不该在没放假时回来看望自己。临终前他对子女说：“我什么也没有给你们留下，只希望你们坚信共产主义，奋斗到底！”他对林月琴说：“这些年，你为我作了很大的牺牲，也是一个无名英雄。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1978年，邓小平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罗荣桓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有重大建树，是我们总政治部的一位好主任，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对社会主义问题的几点思考　作者：李靖炎

作者说明：本人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主要从事细胞核的起源进化问题的探索。但我在解放前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1958年以后国外所发生的种种重大事件，迫使我不得不反反复复地思索了有关社会主义的种种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路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进一步开拓了我的思想，而我有幸多年担任云南省政协常委，也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多方面的实际。基于我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一些了解，通过多年的思考，我逐步产生了一些看法，原已取得的认识得以更为深化。现在，把我多年来的思考所得提纲式地写出来（主要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前途问题），供读者参考。

关于现今时代资本主义的活力，资本主义即令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也尚未达到其末期阶段

马克思主义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各自要经历其发生、发展与衰微的历史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将会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但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却造成了一种想法，即认为无论资本主义发达或是不发达，都一样可以创建社会主义。而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以后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更加加深了这种错觉，竟认为即使资本主义极不发达，也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而达到社会主义。这种错误认识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波尔布特等人竟妄图在柬埔寨创建一个没有货币的“纯粹的”社会主义。

早在十月革命以前，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孟什维克派，就已在是否要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与列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一论战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在他的晚年，在《论俄国革命》一文中表达了这样的看法：俄罗斯的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都还很低，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尽速地提高俄罗斯的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呢？历史已证明列宁的答辩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应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必须遵循一条正确的路线。如果路线错误，尽速提高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的愿望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如今回过头来看，问题非常明显，路线正确与否的一个关键，即是否承认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世界帝国主义第一次大战，十月革命，接着又是惨烈的国内战争，使本来就不高的俄罗斯的生产力遭到剧烈破坏。但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的活力，迅速地医治好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我国解放初期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活力，结果创造了我国解放以后（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国又进入了第二个而且更加辉煌的黄金时代。在这两个黄金时代，全部是注意到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的。

反之，在无产阶级国家力图搞纯粹的社会主义而全面禁止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时，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却会大大变缓，甚至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国家。苏联、过去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北朝鲜和我国过去的历史，全都无一例外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上一世纪20年代末，布哈林与斯大林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布哈林主张继续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且予以发展；斯大林则认为搞新经济政策纯然只是出于无奈，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禁止资本主义而只搞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了。论战的结果是以斯大林得胜，而布哈林数年后遇害而暂告一终结。如果当时苏联当局在建设国有企业的同时继续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在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30年代，大力吸收各发达国家的资金，那样一来，不仅苏联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大大加速，甚至有可能避免由于只搞计划经济所造成的自我孤立状态。还有，由被包围的恐惧感所造成的歇斯底里式的“大肃反”的大惨剧都可能得以避免。

问题还远不仅在于在不够发达或极不发达的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时，必须利用和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世界资本主义是否真的已经发展到了其日暮途穷的阶段？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到末期了。30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更助长了这种认识。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正是奠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新建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却没有主宰世界革命理论的现实性，也没有证明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进入了它的末期阶段，因而非得为社会主义所取代不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灭亡并为更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根本上是因为它已经不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了它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当一种社会制度尚能继续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时，它也就不会灭亡。

那么，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本观点来看，世界资本主义是不是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末期呢？看来并没有。不仅在十月革命的时代资本主义并未达到其末期阶段，就是在现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看来也尚未达到其末期。

诚然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了一系列的经济危机，但是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而且每一次经济危机使得产业结构得到调整，落后的企业被淘汰，整个的生产力反而得到了发展。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在搞计划经济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受到了阻碍。仅从我国过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所生产的解放牌汽车的“几十年一贯制”来看，就不禁令人担心，如果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全都实行了计划经济，那么，汽车业究竟还会不会再有所发展？

在20世纪后半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上的大革命，大大地推进了全世界的经济发展。令人非常遗憾的倒是，所有这些科技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任何一项是率先在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

苏联的党和政府领导从来都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从他们一再受科学骗子们（如李森科）的欺骗，以行政力量去推广伪科学，另一方面却又把真正的科学当作是伪科学（如基因学、控制论等）。社会主义苏联的垮台有许多具体的因素，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赶不上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明显不过的一点是：美国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科技人才收罗到美国，为己所用；苏联却做不到这一点。总之，资本主义，即使是在当今最发达的国家，也尚未达到其发展的末期阶段。

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与资产者推动科技发展的历史作用

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工人是资本的奴隶，资产者其实也是资本的奴隶。资产者终其一生不断为资本的扩增而奋斗，如此积累起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虽然是以私有财产的形式而存在，但是大资产者及其家属一生中生活所消耗的在其财富中所占的比例其实微乎其微，其绝大部分最终实际上是为全社会所有。全部现代文明也就建立在这些巨额的财富的基础之上。没有巨额的财富，也就没有现代的城市、现代的交通、现代的企业、现代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现代的医院和医学，于是也就没有任何现代的科学技术和文明可言。“四人帮”想搞“穷过渡”，提倡“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在只能说是愚蠢至极的狂人呓语。终生不停地为资本的扩增而奋斗，客观上为社会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从历史角度说，这正是资产阶级的巨大历史任务和贡献。

这种巨额财富的来源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早已阐示清楚了的。但是剩余价值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源又何在呢？是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可以说，根本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可以剥削，一切剥削都只能是超经济的，数额也只能是极其有限的。反之，科学越发达，资产阶级所能获取的剩余价值的数额也就越大。

在近代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首先是科学技术知识分子的贡献，但是严格说来，应该说是全社会（也包括资产阶级）的功劳，因为是这个社会培养造就了这些科技知识分子，为他们提供了进行发明创造所必需的条件。这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好处，理应属于全社会，而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也就在于：资产者利用其在文化上、组织管理上的才能和资金上所占的优势，将这些理应属于全社会的好处攫为己有。

科学技术越是发达，资产阶级也就越能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现代的大资产者是充分懂得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们能自觉地通过各种形式和手段来支持和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这一点却远非所有的劳动人民阶级或阶层都能做到的，甚至较小的资本家也未必都能做到。因此说，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是现代大资产者所承担的第二个重大的历史使命。

现代大资产者的最大优势即在于他们掌握了现代的科学文化，因此能够充分理解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包括那些并不能赚钱的纯基础科学和那些甚至在眼前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学科（例如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重要性。他们能够理解现代科学技术所面临的困难和机遇，因此也才有能力掌握和发展。

大资产者不仅通过其所控制的国家机器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直接出资组成各式各样的基金会，以支持多种多样、五花八门的科学技术的探索；从有直接应用前景的技术创新起，直到高度理论性的纯科学研究为止。这也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不断取得科技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它使得人们可以不受官僚主义的阻挠，而纯粹只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要求来考虑问题，研究问题。

除此而外，大资产者在各大企业中还开设了专门的科研机构来为各企业自身发展的利益服务，以保证企业自身的发展。

许多大资产者，在遗嘱中把巨额的资产捐赠给大学或科研机构，这也正是他们理解和重视现代科学技术的一种表现。应该说，大资产者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和重视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国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什么人能够取代资产者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劳动人民中间的什么阶级或阶层在执掌政权以后，能够取代大资产者而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这是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面临着的一个最根本的严峻问题。

现代的国际竞争，归根到底是科学技术发展上的竞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最先进的企业、最先进的农业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因此，掌握了政权的劳动人民若不能像大资产者一样有能力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那么他们所创建的国家迟早会因为科技的落后和生产力发展的滞后而被推翻。

如果劳动人民中间没有任何一个阶级或阶层在执掌政权以后能够代替大资产者在推进科技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则社会主义事业就根本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曾就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承担者问题，与无政府主义的头子巴枯宁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巴枯宁主张“越穷越革命”，因此把希望寄托在城市贫民和流氓无产者身上。而马、恩则把期望寄托在产业无产者的身上，因为他们必将在与资产者的罢工斗争中受到锻炼而越来越有组织性，而且他们也是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直接有联系的。

历史已经证明，在这一论战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对的。在十月革命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的创建中，产业无产阶级都是主力。但是夺取政权是一回事，在夺取政权以后能否最迅速地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却是另一回事。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在发展科学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明他们在理解和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上是有困难的。苏联晚期科技发展迟缓，生产力停滞不前，虽则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更是表明了最高权力并未掌握在真正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最能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阶层的手中。否则的话，他们早就会对起了阻碍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了。从美国的产业无产阶级对美国发展航天事业（登月、登陆火星、考察各个行星）的冷漠态度，甚至反对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也不能取代大资产者在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上所起的作用。一则在对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尚有相当大的差距，二则他们的眼前利益与发展科学技术的要求也并不完全一致。

那么，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究竟有什么劳动阶级或阶层既能创建新社会，又能完全取代现代大资产者在迅速发展科学技术上所起的作用呢？

这本来似乎是一种无解的难题，因为它要求出现这样一种劳动阶层，它对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以至在组织管理的能力上，都不亚于现代的大资产者。

但是20世纪的后50年，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引起的社会变化，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这种社会变化在马、恩和列宁的时代是难以预料的。实际的发展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中自动化的程度日益提高，特别是电子计算机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后，传统上作为产业无产阶级的主体的体力劳动阶层逐步走向衰微，将来还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没落。举例来说，产业无产阶级的重要成员之一的矿工，将来就必然会被操纵着自动化采矿机器的机器人所全面取代。与此同时，现代工人阶级中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却空前迅猛地急速发展了起来，而且在不久的将来，迟早要变成工人阶级的主体。

这个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不仅包括所有设计和操纵高度自动化和信息化器械的人员，而且包括所有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教师和传统上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资方代理人”）的所有企业管理人员，只要他们主要是靠拿工资吃饭的雇佣劳动者就行，无论他们所拿的工资有多高，也无论他们怎样看待他们自己，他们的意识形态如何（只有“四人帮”之流的反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叫嚣要按照人的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

实际上，作为雇佣劳动者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他们从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最有文化教养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一部分。只是在过去的时代，他们的人数太少，又是资产阶级所不得不依靠和利用的对象，从而也自然是资产阶级所必须收买的对象。在那个时代，他们的社会地位与他们实际上的雇佣劳动者的身份是完全脱节的。但是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他们的人数急剧地增长着，要全部加以收买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将来还会更加不可能，这无疑将有助于他们获得阶级的自觉。

在过去的时代由于他们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他们对于工人阶级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运动抱有冷漠、甚至反对的态度是势所必然的，他们因而受到马、恩和列宁的批判性的评价也同样是势所必然的。但是，即使是在那个时代，他们作为科学技术的直接推进者和推广者，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就已经是至关重要的。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曾经指示说，要让科技知识分子通过亲身的体会，认识到无产阶级的政权是对科技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的，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是根本不可能进行的（除非是搞“大跃进”式的大胡闹）。

近50年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日益走向衰微没落的体力劳动阶层不大可能继续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反之，日益发展起来的科技知识分子阶层也日益变成为大资产者谋取超额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对象，这自然也大有利于他们获得阶级的自觉。近几十年来有日益增多的科技知识分子在大企业所开设的科研机构中工作，他们所取得发明创造的专利则完全为大资本家所占有。大资产者由此得到的剩余价值之丰厚，是任何体力劳动工人所绝对无法提供的。在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上造成了革命性变化的PCR技术的发明者（后来得到了诺贝尔奖）仅从他的老板那里得到了一万美元的奖金，而他的老板却由此项技术专利而得到了数亿美元的利润！其实，即使发明的专利为发明的科技知识分子所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也只能把专利卖给大资产者，让后者去赚大钱，这样的客观现实自然迟早会促使科技知识分子达到阶级的自觉。英国的大学教授历来被认为是英国社会的上层，但是，早在20世纪的70年代，他们就已经不得不组织工会以保卫自己的利益了。

在全体工人阶级中间和全体劳动人民中间，科技知识分子阶层是唯一在现代科学文化的掌握上和组织管理的能力上，都丝毫不亚于现代大资产者的力量。作为科学技术的直接创造者和发展者，他们也是唯一能在执掌政权以后，完全能够代替大资产者而继续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的力量。由于他们自身就从事现代科学技术的创造和发展，他们比大资产者更了解发展科技事业的个中甘苦，更能了解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们理应能比大资产者更好地、更有效地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这个目前在工人阶级中所占比例还很小，但是正在日益发展中，迟早有一天会变为工人阶级的主体的阶层，这个在目前阶级的自觉性还极低，但是迟早会觉醒起来的阶层，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唯一能在将来开创新的社会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力量。

在他们发展成为工人阶级的主体以后，他们终将会按照自己的阶级利益而进行斗争，逐步地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如今看来，大资产者不太可能，也不会有能力对他们进行镇压，而只能在他们的要求面前逐步地退却。因此这种社会革命很可能是长期的和渐进式的，但是总会持续地进行下去。现代的大资产者即使完全意识到了这种必然的历史发展，但是只要他们还在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资产者之间的竞争也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阶层日益壮大起来。

如此创建起来的新社会无疑会跟“早期的”工人阶级所创建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社会主义社会有很多的差别，但是，那毕竟是次要的事了，而且只可能做的更好，而不会不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所应该做的事

如果认可我前面的分析和推断，那么，共产党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应该自觉地代表这个唯一有远大前途并肩负着历史重任的阶层的利益，为这个阶层的发展壮大和及早地获得阶级的自觉，认识自身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而奋斗。党要成为他们的先锋队，无论这个阶层目前还是多么微小，多么地缺乏阶级的自觉性。

为此共产党人就应该尽一切可能学习和掌握现代的科学文化，把自己锻造成为科技知识分子队伍中先进的一员。也只有这样，共产党人才真正有可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并代表劳动人民的长远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只能代表他们的眼前利益。

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中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的，也无论是已执政的，还是未执政的，都应该努力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促进科技知识分子阶层的发展壮大，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为此，共产党人应该与一切怀有同样的具体愿望的政党和团体合作，无论他们是代表大资本家、小资本家或劳动人民。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经济，既符合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于发达国家中大多数大资产者的利益。

在不发达国家，在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共产党人领导劳动人民夺取政权的目的，只是为了尽快地发展生产，尽速地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技术，而不是为了搞乌托邦式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为此就得充分地发挥资本主义的活力，走开放的道路，以求把自己的国家尽速地建设成为发达的国家。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切不可搞任何形式的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损害科技知识分子阶层利益的平均主义，虽则某些劳动人民可能会渴望这样做。如果那样做了，就必然会损害他们自身的长远的根本利益。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2年第12期 陈昌浩的功过是非　作者：鄢烈山

一

我注意到陈昌浩，知晓这位红军时期重要人物的传奇经历和悲壮命运，关切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评价，完全是出于一种宿命的偶然。

我尚在襁褓之中时，我们根据地那个区的区委书记范青（我母亲至今一直称他为“范政委”），作为土改、合作化的工作队长在我家住过两年。知识青年出身的范青，1955年被人诬陷为“胡风集团”党羽而被押受审，历经“反右”、“文革”等劫难，九死一生回到老家湖北省汉阳县供销社做营业员。而这个汉阳县便是陈昌浩诞生和初试身手组织农会响应北伐军的地方。范青于1980年1月平反，同年8月中共中央为不堪凌辱于1967年7月30日服药身亡的陈昌浩举行追悼会。1983年范青接触有关陈昌浩的资料后，即“有一种强烈的要为他写传的冲动”，着手搜集有关历史文物、文献及与传主相关的回忆录，并采访陈昌浩的老战友、老部下和亲属，终于在1994年先出版了文学性的《陈昌浩传》。接着他又与武汉市党史办的陈辉汉合作，于2001年初冬完成了史传《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并于11月抱病携稿赴京商谈该书出版事宜。返回湖北后范青病情加重逝世，没有看到该书面世。我案头的这本《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共38万字，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刘华清、洪学智、李德生、陈明义四位将军题词。这本书既是陈昌浩一生经历的忠实记录，也是范青晚年心血的宝贵结晶。范青叔叔的夫人、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滕维茂老师寄赠一册给我做纪念。该书印数只有2000册，没有这种“世谊”的缘分我是不可能见到它的，也就不大会注意到陈昌浩。

不错，陈昌浩在红军时期曾经置身举足轻重的显赫地位。粗略地说，他是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的“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为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与红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作为鄂豫皖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的主帅，与徐向前联辔征战6年，配合默契堪称高级将领精诚合作的典范……然而，20世纪中国的革命志士与救国功臣中，一度比陈昌浩更加位高权重或德高望重的人物非止一二，不是有许多同样被人们遗忘了吗？

不错，陈昌浩的后半生郁郁不得志，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西路军失败，他在河西走廊幸得一位湖北同乡、草药医生但复三仗义援救，死里逃生回到延安。从此，被解除军职，无缘效命抗战前线，而担任宣传科长兼政治教员，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1939年党中央安排他携子搭乘接送周恩来治伤的专机到苏联治胃病，次年出疗养院后，多次申请一直未获国内批准回国，直到1952年才获允返京。“牧羊”苏联期间，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获“卫国战争奖章”，战后主编《俄华辞典》。他偕妻、子回国时，刘少奇等人曾到北京火车站表示欢迎。尔后他担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文革”爆发后，他在劫难逃。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中，他的老部下、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撤职，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陈再道的黑后台”，终以61岁的年龄含恨辞世。逝者长已矣，历史人物本身的魅力和历史事件的谜底，仍然一直为人们所关心。

二

读过《陈昌浩的革命生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陈昌浩作为一个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归来的政工首脑，竟然还是一位勇于冲锋陷阵的猛将和高瞻远瞩的军事家。

1931年12月，即红四方面军成立后的次月，身为政委的陈昌浩，带上手枪和手榴弹登上缴获来的飞机，逼使俘虏的飞行员飞临黄安城敌军上空，撒传单，扔炸弹，揭开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序幕。50多年后，徐向前元帅回忆此事，仍对他赞不绝口。

1932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反第四次大“围剿”失利，他亲率前卫部队，指挥许世友所在的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抢占北山垭口，使全军得以脱离险境，从漫川关胜利突围。在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之际，陈昌浩充分显示了他把握战机、敢打恶仗的韬略和勇气。吝于颂人的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也写道：“陈昌浩的行动极为敏捷，约一个半钟头，他就带十余骑扼守住那条小路的隘口了。（国民党的）萧之楚部迟到了一步……”

在随后进军川北的征途中，他与红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亲率一个特务营突破川军的第二路防线。陈明义将军（当时的总部参谋）回忆道：“陈昌浩和战士一起打仗，砍鹿砦，摔手榴弹，好像（自己）位置放的不合适；但从当时红军初入川陕，为了打开局面，指挥员的亲临前线，勇敢、沉着、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是有很大的表率作用的。”当我读到陈昌浩、王树声等人滚岩下山的场景时，不由得想起三国破蜀名将邓艾。红四方面军能由鄂豫皖苏区撤退时的万余人又发展到八万多人的主力部队，陈昌浩主帅的这种英雄气质当是不可抹煞的因素吧。

三

与陈昌浩后半生屈沉下僚有关的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人”吗？

陈昌浩于1931年4月与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等人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鄂豫皖苏区，共事合作5年多，作为“第二把手”，他与张国焘之间肯定是互相信任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整编制，陈昌浩受命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政治局在沙窝开会时，陈昌浩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受到毛的赞赏。他是明确支持红军北上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夕，陈昌浩布置政工人员书写的一块石雕标语：“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至今仍屹立在昔日的长征路上。那么，过草地后他为什么又违心地走回头路，南下与张国焘会合，而不跟毛泽东北上呢？可以说，要求他和徐向前率部南下的命令，是以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名衔下达的，作为军人他不能不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的指挥；但这也确实与他对张国焘多年积累的信任关系有关，他与徐向前都不愿四方面军从此分为两半。然而，他又绝非张国焘的死党。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陈没有表示支持。1936年夏，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9月16—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解决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反对执行中央13日来电，说北上是“断送红军”，坚持西渡黄河。陈昌浩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互不相让，最后张国焘以“不干了”相威胁，带着警卫员哭着离开了岷州。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西进，陈昌浩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待命而动。张国焘先是跑到前线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所在的樟县大哭，说“陈昌浩反他”（所部红三十军军政委李先念回忆），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赢得了不明真相的众将领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张国焘深更半夜找陈昌浩谈心，哭说利害，要求保存四方面军，说北上“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但是续开“西北局”会议时，陈昌浩仍坚持北上，明确表示不能再作四方面军政委。有此种种因素，特别是党中央不批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且战局已发生变化，四方面军才顺利北上实现与中央红军的大会师。由此可见，陈昌浩是一个独立的红军指挥官，而非什么“张国焘的人”。

第二，陈昌浩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吗？

如上所述，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随党中央机关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命令他率军回师南下。毛泽东见争取陈、徐共同北上无望后，于9月10日凌晨，率中直机关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向林彪、聂荣臻的第一军团所在地俄界出发。与此同时，叶剑英于陈、徐熟睡之际，取出全军唯一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军用地图，走出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并叫醒红三军的另一部分干部战士回归一方面军。待陈、徐天亮起床，发现叶剑英与军用地图不见了，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对红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陈、徐突遇此事，很受刺激，半晌说不出话来。四方面军将领打电话请示陈昌浩打不打？徐向前回忆此事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样的一个陈昌浩，怎么可能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呢？

第三，陈昌浩是否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责？

这个问题延安时期有“定论”，在80年代以前是禁忌话题。1982年，原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兵败祁连分兵石窝后的西路军工委军事指挥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组织班子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后，于1983年2月25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大型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50多年前西路军的战史，从任务、战场主动权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概括。政治的禁区已冲破，历史的迷雾渐渐消散，现在应该可以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1936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

西路军孤军独进苦寒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这支长征两年、三过草地、两越雪山，拖着机关、医院和伤病妇孺等非战斗人员近半的负累而没有根据地回旋的部队，面对的是出于“保存地盘”的顽固意志又得地形、天候、民风诸便，且有蒋介石明里暗里支援的骠悍的马家骑兵部队……撇开这些客观条件不谈，着重看看陈昌浩究竟接受的是谁的指挥，从战略上执行的是谁的“路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古城会师。由于陕甘宁苏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总人口仅40余万，而二、四方面军就有近5万人，难以容纳这么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决定西渡黄河，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以接通苏联。在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偷渡黄河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对宁夏战役的部署作了重大改变，先是将“全力攻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改为“分兵攻打南敌和以一个军攻打定远营”，接着又改为“先打胡（宗南部）敌，后打宁夏”。因后续部队止步待命，结果只有三十军、九军、五军共21800人渡过黄河。这便是后来奉命组成的西路军，承担的任务是在河西创造根据地、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80年代徐向前回忆道：“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正因为不清楚中央的战略意图已变，其间陈、徐几次致电催促后续部队配合，陈昌浩还在中央不采纳他们的建议时，因有追随张国焘南下犯过错误的思想包袱而举人自代。

随后，中央军委又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尽管渡河后半个月里，西路军无日不战，歼敌6000余人，给马家军沉重打击；但敌我伤亡相当，特别是经过古浪血战后，西路军减员至15000余人却得不到补充，陷于被动局面。因此，徐向前对停止西进的新计划大不以为然，与陈昌浩发生了共事以来第一次争吵。事实上，据滕代远回忆，共产国际已将90辆坦克与90门大炮运到新疆只等红军去取。但军令如山，陈昌浩还是坚持执行中央停止西进的命令。许多年后才知道，中央军委这个部署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也就是说，西路军停在永凉一带的牺牲和消耗，是为了策应全局而充当“疑兵”。

就在这时，“西安事变”发生，中央决定放弃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大转移“作战新计划”，12月18日军委主席团命令西路军将基本任务“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可是，此时局势发生新变化，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进逼西安。军委主席团于24日夜令西路军东返，以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西路军又奉命西进。瀚海阑干百丈冰，衣衫褴褛的红军将士们冒着剁指裂肤的酷寒，忍饥挨饿踏着戈壁滩连夜再度往西进发。

蒋介石回南京后扣留了张学良，调集重兵威逼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1937年1月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1月16日军委不仅没有同意陈、徐关于将四军、三十一军归还建制以补充西路军的请求，且下令西路军东返，因为“目前关键在西安”。作为国共谈判大局中的一粒棋子，西路军就这样受命忽西忽东，丧失了时机，陷入敌军的重围。高台失陷，红五军军长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总部突围进驻倪家营子，马家军倾巢来犯，双方在此展开了历时20多天的血战。这时西路军全部人马已不足万人，彩病号占1/3，处境十分危急。

2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致电中央说：“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俟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拼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17日中央复电陈、徐，不同意西路军出青海大通的意见，并指出：“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等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你们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是有关系的，你们认为是否如此呢？”这个电文把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与历史上的政治路线问题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它给西路军军政委员们特别是主席陈昌浩的政治压力可想可知。21日晚，党中央及军委致电西路军，要求他们：“望全体指战员，坚持党和红军的光荣旗帜，奋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滴血，绝境中求胜利，全党和全体红军誓为你们的后盾。”24日徐、陈致告急电文汇报险恶的处境，在表示“战至最后一滴血”决心的同时，恳请中央抽调“八个足团，一两千骑”驰援；26日军委主席团复电要求他们“固守五十天”。3月2日党中央正式决定增援西路军，并于3月5日出动四个军并一个骑兵团组成援西军，由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率领出发，3月中旬到达镇原、平凉地区待命。

西路军撤出倪家营子后，敌军紧咬不放，又退至祁连山，且战且撤。至此，西路军经4个月的苦战，连伤员在内已不满三千。3月12日徐、陈报告中央军委：“现全军不足五团，在野外老林中食骡马续死战。现百分之七十系彩病号，无日无夜不战，弹药几尽，疲乏大过，挖堡寨不易，现全军决死斗待援，希望速配合反攻。”3月13日又致电中央，作最后吁求：“（一）我们十三日晨被敌猛迫进到西洞堡西边九十里祁连山腹，全在山上露营，现敌已赶到，正持战中。（二）西路军现不足三个团，虽精神（诚）团结，斗志坚决，但子弹几尽，日夜连续血战，受挫极大。（三）附近皆高山险路，转移困难，在这紧急情况下，望援西军火速前进，估计援军全部或大部若能于五日内渡过黄河，先头部队渡河后即向凉州进逼，则围可立解。西路军现存的大批干部及积极分子可以保存，并可协同援军解决二马，否则全部危险性极大。时迫词切，望即复示，并争取白天与我们通报。”毛泽东随即复电：“援西军全部在镇原、青石嘴停止待命，加紧训练。”22小时后，毛泽东又致电徐、陈：“必须立即采取特种方法达到保存一部分力量之目的。”指示他们或率现存三个团人员向外蒙冲去，或率现存三团人员打游击战争。14日西路军军部在弹尽援绝的情况下，决定分兵突围，各求生路。西路军8位军政委员最后联名给中央和军委发电，再次表示“西路军坚决执行党中央正确战线……”

这就是西路军失败的悲壮历程，二万名红军指战员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战史。对于这些，中央和毛泽东当然是十分清楚的。

既然如此，为何要给侥幸活着归来的陈昌浩加上不实不堪的罪名呢？

一方面，这是当时国共政治斗争的需要。正如3月2日中央就若取得国民党顾祝同部谅解、在“不影响和平大局”前提下成立援西军之事，致电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商量时所言：“西路军若根本失败，影响极坏。”影响什么呢？有损于红军的威名，伤及中共在国共谈判与合作中的地位。因此，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指挥不当导致失败的罪责。作为西路军的第一号人物，陈昌浩可以说“义不容辞”。

另一方面，这也是党内路线斗争的需要。陈昌浩1937年8月下旬潜回延安之时，中央正在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结在一起。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下了定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种定性结论一旦作出，就没有什么好商讨的了，从此成为铁案和研究禁区，直到“两个凡是”被否定之后。

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背景，由陈昌浩承担了政治责任，西路军和四方面军别的指战员，包括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程世才这些西路军军政委员，有的虽受过各种审查和处分，但在军内党内的任用和发展，并没有受多大影响。而陈昌浩因此牺牲个人的政治名誉和政治前途，也算是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所作的另一种奉献吧？时至今日，廓清了政治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陈昌浩若泉下有知，当可开颜一笑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12期 国民党元老吴铁城的宦海浮沉　作者：方　可

“国父”的小同乡“蒋校长”的心腹

吴铁城，原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县）平湖乡人，与孙中山是小同乡。但他并未在故乡长大，而是于1888年3月9日生在离香山有千里之遥的江西九江。

吴铁城早年入九江同文书院读书，经林森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策动新军标统马毓宝于九江独立，任参谋次长兼外交部长，为统一江西立下了显赫功勋。同年12月，吴铁城以江西代表身分，到南京商议国是，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受到孙的接见。当孙中山得知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是自己的香山同乡，便将他留在身边工作。

孙中山成立广东护法军政府时，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后改任总统府参军。

1923年1月，孙中山发动讨伐陈炯明叛军的战争，吴铁城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2月，孙中山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吴被任命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兼警务处长。10月25日，他又被孙中山指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9月，孙中山誓师北伐，吴铁城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参军长，率部保卫孙中山的安全。10月，广州商团叛乱，吴铁城率领警卫军星夜回师广州，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平息这场叛乱。

这是吴铁城与蒋介石的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对这位“书生”的果敢坚毅非常赞赏。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和器重，平定商团叛乱后，吴铁城重兼广州市公安局长、市党部委员、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等职。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吴铁城从思想上不赞成，故竭力反对国共合作。

吴的这种坚决反共的右派态度，受到孙中山的批评，但却得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粤军参谋长蒋介石的欣赏。

为了支持蒋介石办黄埔军校，吴铁城将自己举办的警卫军讲武堂学员送给蒋介石，作为黄埔二期学生。当时，黄埔军校经费拮据，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身为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从公安局经费中专门拨出一笔款项，以每天伙食费五百毫洋的标准，源源不断地供给黄埔军校。

孙中山逝世后，吴铁城所在的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一度成了反共的大本营。吴铁城、孙科和伍朝枢等人成为广州国民党右派的中坚。

利用任公安局长的便利条件，吴铁城将苏联顾问及在广州的知名共产党人登记造册，探清在广州的住址，准备寻机一网打尽。1926年3月初，吴铁城与孙科、伍朝枢一起到黄埔军校，与蒋介石密谋清除广州的共产党事宜。经过一番严密的策划，扣押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派兵解除了苏联顾问团卫队的武装。

可出乎吴铁城意料的是，就在他准备在广州大捕共产党人的时候，他却被蒋介石下令逮捕了。

原来，吴铁城与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等人策划的“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共产党、国民党左派纷纷抗议和谴责，要求严厉惩办肇事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感到自己羽翼还没有丰满，不敢立即与共产党公开决裂，遂采取“舍卒保帅”的办法，借惩处制造事件的右派分子，以示其作为国民党“第三者”的“公正”。结果，吴铁城作为“替罪羊”之一，被免除本兼各职，押解到虎门横档炮台禁锢。吴铁城对此百思不解。但时间一长，他逐步琢磨出了其中的“奥秘”：原来蒋介石逮捕自己是“挥泪斩马谡”。

1926年双十节，吴铁城获释后投居上海的孙科家中。鉴于吴铁城在最困苦时刻仍不出卖自己的“义举”，1927年6月，蒋介石决定再次起用吴铁城，任命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

游说东北，助蒋完成统一大业

1928年4月，蒋介石举行第二次北伐。6月4日晨，日本悍然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东北能否易帜归附，是国民党政府能否统一全国的最后标志。蒋介石派吴铁城北上，游说张学良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吴铁城沿京奉路乘“蓝钢花车”由浦口经济南到北平，与张学良所派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然后经山海关直驶沈阳。张学良及东北政要看到吴铁城如此豪壮的排场，不禁刮目相看。吴铁城利用与许多东北将领的旧交，感以私谊，晓以大义，几经折冲，始排万难，达成易帜协议。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冲破日本阻力，通电全国宣告“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终于使蒋介石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

1929年9月，蒋介石策动张学良挑起反苏的“中东路事件”。为了鼓动张学良的反苏情绪，蒋介石决定任命吴铁城任东北劳军宣慰使，再赴东北劳军。

此时的吴铁城，正与林森忙于主持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奉安南京。他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立即冒着零下50度的严寒，秉节出关，驰驱于冰天雪地中，往来于中东路，遍至长春、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

吴铁城到处发表演说，疾呼：“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

这两句话，一时传颂全国，成为流传甚广的名言。

此次东北之行，炫耀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的声威，加深了他与东北人士的关系。

1930年，阎、冯、桂、汪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坐视关外的张学良，对时局有举足轻重之势。所以，交战双方都不遗余力派出说客云集沈阳。蒋介石第三次派吴铁城出关游说。

吴铁城至沈阳后，缠住张学良不放，向东北军政当局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伐交”。

此时，辽宁国民外交协会正召开“追悼抗俄将士大会”，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派代表参加致祭。按照吴铁城的要求，蒋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拨款50万元，褒奖东北边防军对苏作战阵亡的东北军将领。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向张学良、王树翰授勋。

6月3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吴铁城宣读了蒋介石的贺电：“汉卿兄及凤至夫人赏鉴：贤伉俪华诞，中正等远道未能趋贺，谨电祝福寿连绵，德泽广被！蒋中正、宋美龄同叩。”

对于蒋介石的关怀，张学良表示：“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

但张作相、张景惠等老派将领认为：“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他们主张东北军的任务是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故此，张学良为摆脱群集沈阳的各方代表的纠缠，避居葫芦岛。

吴铁城觉得，要想使“伐交”取得实效，关键是要有强大的雄厚的金钱作基础。所以，他回到南京向蒋介石建议：要舍得花钱才行。

蒋介石立即命令财政部长宋子文，给吴铁城拨了600万元现金，作为“伐交”费。

吴铁城利用手中雄厚的金钱，对东北军政大员发动了强大的“银弹攻势”：他一次就将百万元巨款送给张学良，惊得张少帅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在一次赈灾会上，以4万元买下一朵少帅夫人于凤至所做的纸花，令在场的人瞠目结舌。

他又与东北政要们豪赌，一夜之间赢得他们一无所有，但又如数奉还，他更会故意输掉数十万，令这些东北政要们心花怒放。

有人说：“张学良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了，以致于张的一切行动，吴铁城都了如指掌。”

在吴铁城等人的劝说、利诱和催逼下，张学良终于表示：“待中央军拿回济南时，可以考虑出兵。”

8月15日，蒋军夺回了济南，并从9月6日起，展开陇海线上的总攻。9月15日，张学良召开的东北军政会议最后决定：“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令东北军大举入关。腹背受敌的冯、阎联军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终于获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

10月9日，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张学良在沈阳宣誓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800多人参加了这个隆重的庆典。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做监誓人，向东北各界致词：“本党政府特以此重任，付托张副司令者，知张副司令笃信本党之主义，接受国民革命之使命故也。”

他在表彰张学良自东北易帜以来的功绩后讲道：“任重道远，惟望张副司令辅助蒋总司令，同心协力，共策进行，党国前途，实利赖之。”

卖国挨揍，励精图治建上海

1931年12月，上海市长张群因学生反日运动高涨，被迫辞职。蒋介石命吴铁城接任上海市长职务。

就在他上任不久，日寇挑起“一·二八事变”，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被迫抵抗。蒋介石仍竭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月31日，蒋介石授意军政部长何应钦电告吴铁城：（一）各国领事既出而调停，不得任意射击；（二）通令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没有上官命令，不得任意射击；（三）亲善各国军队与侨民，以取同情；（四）对假托爱国主义之捣乱团体，应严加制止；其他民众爱国之行动，须周密注意，以防“共匪”从中利用机会。

2月15日，何应钦再次致电吴铁城，让他以私人资格与攻沪日军将领商定“和平”方案。

唯蒋介石之命是从的吴铁城，立即多方拜见，竭力媾和。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在签订这个卖国的协定前，爱国律师吴迈曾亲晤吴铁城，义正辞严地告诫：“阁下如不顾民意，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协定，到时杀市长头者就是我吴迈！”

然而，《淞沪停战协定》还是签订了，这使吴迈悲愤交加。他率爱国学生、群众500余人直赴上海市政府，声讨吴铁城。一见到吴铁城，就怒斥道：“日前，市长向市民保证不与日军签订城下盟约；今日食言自肥，阁下有何理说？”

吴铁城窘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说：“这都是中央的命令，我是实难违抗呀！先生何不进京向行政院表达民意，吁请收回成命？那么，不仅协定条款可以从长斟酌，连我也当解厄之情，对得起民众了！”

吴迈听后怒火中烧，禁不住脱口问道：“倘若中央命你施美人计，派夫人、令爱前去慰问白川大将，我断言阁下必将犯颜抗争，以全家声。然而，近年来东北诸姑姐妹，被兽军凌辱蹂躏者何可计数？阁下却知而无动于衷。两相对比，岂不是重家耻、轻国耻的汉奸惯常行为吗？汉奸人人皆曰可杀，今天我与你同死报国！”

说着，吴老先生操起席前痰盂，猛然朝吴铁城砸去。

只听“嘭”的一声，痰盂击中吴铁城左肩。吓得吴铁城连声呼救。预先埋伏在室外的上海市警察局长吴芷贤，急忙率便衣警察破门而入，将正欲穷追猛打的吴迈拦住，并抓进了看守所。

吴迈被营救出狱后，上海律师协会组成律师团，依法具状控告吴铁城、吴芷贤利用职权侵犯人身罪。

吴铁城知道众怒难平，也采取了当年蒋介石玩弄的采取“舍卒保帅”之计，将吴芷贤当作自己的“替罪羊”，撤职查办，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

经过上任短短几个月的紧张忙碌，吴铁城开始知道上海市长真难当。还好，他没有像他的前任张群那样灰溜溜地下台，而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终于渡过了“难关”。

上海是中国的交通枢纽，南京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同时，上海又是江浙财阀的重要据点，是南京政府赖以存在的支柱。所以，蒋介石特别提醒吴铁城：“上海非普通都市可比……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则不能有头绪。”

吴铁城奉行蒋介石的意旨，在上海停战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继续推行黄郛在1927年任上海市长时所拟定的“大上海计划”。

为了建设大上海，吴铁城曾两度发行公债，第一次300万元，不到十天便已销完；第二次600万元，也很迅速的筹足。他运用了这900万元，建设新的市政府、各局所、市医院、市体育场、市图书馆、市博物馆，使市容面貌一新；他建筑虬江码头，港深可泊巨大商轮，对外贸易，日趋发达，工商百业，随之繁荣。全市人口也由1932年的290余万人，激增到1937年的500万人，使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第一大都市，也成为东亚举足轻重的重要商埠。

吴铁城任上海市长5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蒋介石赋予的“整理”大上海的使命，将上海建设成了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国际大都市。

喊出悲壮口号，发明“吴铁城条文”

1939年春.蒋介石调吴铁城到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1941年5月，吴铁城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

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是“管家婆”。对于吴铁城任职期间的工作辛劳情况，陈立夫曾感慨地说：“无日无夜的开会，舌敝焦启的讨论，党内的意见，要不惮辞费的求沟通。党友的意见，要接纳，要让步。共产党的意见要争辩，要驳斥。国际友人的意见要尊重，要解说。直到国民大会开会的前夕，我和铁城先生，简直到了日夜不得休息，身心交瘁的境况。”

吴铁城既有坚强的毅力和原则性，又八面玲珑、善于交际，很会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不久便赢得了国民党上下的好感和蒋介石的欣赏。

1944年，日寇发动湘桂战役，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到12月时，日军在占领桂林、柳州后，一度侵入贵州境内，陪都重庆告急。正是在这种困难时刻，蒋介石发起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发布文告号召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踊跃参加青年军，准备最后大反攻。同时，他给吴铁城下了一道手令，命他全力宣传并发动这一运动。

吴铁城立即遵照蒋介石的指令，通令各地党部积极行动，在短期内完成了蒋介石的使命，并以“用美式武器装备青年军作为反攻的主力部队”，以“青年军将享受比一般军队更好的待遇”之类许诺来吸引青年。

在宣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中，吴铁城作出的最突出贡献，是将蒋介石的这一运动用两句口号加以概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这两句口号，深深打动了当时许多知识青年的心。吴铁城这两句简短有力的口号，与他在东北所发表的“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机”一样，成为传颂一时、流行全国的名言。

抗日战争结束后，吴铁城是国民党政坛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被称作“全党的幕僚长”，专以调停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为务。1946年1月，吴铁城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身分当选为国民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当各方代表在审议宪法草案时，对“国民大会”的职权问题产生异见，互不相让。结果，吴铁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令各方都能接受，达成协议。这一方案，被负责起草宪法草案的张君劢写入《宪法原则》第27条，称为“吴铁城条文”。

以一个人名命名一条法案，这在近代中国还是第一次。

党国“铁老”顶撞“总统”服药自杀

1948年11月26日，蒋介石批准行政院长翁文灏辞职，提名孙科组阁。这样，孙科留下的立法院长的位置便理所当然地要由吴铁城来继任，蒋介石也表示同意。可出人意料的是，在孙科开出的组阁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铁老”，要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并且向蒋介石表示，“非铁老同出不拜命”。

吴铁城走马上任未久，蒋介石下野了。但蒋介石仍在溪口通过电话向孙科内阁发布指令，以孤立代总统李宗仁。对此，吴铁城甚不以为然，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意见上的分歧。

为了取得美国政府的援助，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吴铁城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会谈，请求美国贷款。

司徒对吴铁城说：“美国国会对中国政府内部不团结表示忧虑，如果蒋先生不出国，南京无从集中权力，因而和谈也就没有希望。”

对此，吴铁城也有同感。他认为，必须尽快劝说蒋介石出国，才能将权力集中在李宗仁和自己的内阁手中。于是，他请曾当过蒋介石机要秘书的李惟果，到溪口转告自己急切希望其出洋的意思。

吴铁城没想到，他的这个建议，蒋介石非常恼怒，大骂吴铁城忘恩负义，几天以后，他逼迫孙科内阁辞职，而吴铁城的中央秘书长一职也被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撤销。

国民党政权迁到广州以后，美国希望李宗仁在广州组成一个与蒋介石截然分开的政府，但蒋介石无意帮李宗仁保广东，暗中指挥从上海、青岛等地撤出来的军队往沿海一些岛屿驻防，吴铁城对此痛加责难。

当美国政府公开发表给蒋介石当头一击的白皮书之后，这位早已不再是外交部长的党国“铁老”，又应麦克阿瑟的私人邀请，悄悄到东京访问。麦克阿瑟向吴铁城提出，美国政府已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但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

借财政税收等问题，吴铁城向受到蒋介石支持的阎锡山内阁猛烈开火。

吴铁城尽管对国民党的内外政策提出批评，但对蒋介石仍是忠心耿耿。一位朋友问他：“那你今后作何打算？”

吴铁城凄惨地苦笑说：“到不得已时，恐怕只有到台湾去再说了！”

1949年底，吴铁城到了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职，吴铁城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继续辅佐蒋介石，苦心经营台湾孤岛。

1953年11月，“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为收容顾孟余、张君劢等人到台湾诸问题，与蒋介石父子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下令将王世杰免职查办。吴铁城与王世杰关系密切，闻听此事，立即特地跑进“总统府”替王世杰求情。并与蒋“总统”正面顶撞。本来，从1949年蒋介石下野后，蒋就对吴铁城支持李宗仁的做法大为不满，现在又来顶撞更是怒火中烧，将吴铁城骂了个狗血喷头。吴铁城也不是那种随便服输的人，他毫不示弱，据理力争。

蒋介石气急败坏地摔碎一个茶杯，把“总统府资政”赶出了总统府大门。

吴铁城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大辱”？感情一激动，夜不能寐。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病，平日每晚只吃一粒安眠药即可入睡。但因对蒋介石一腔怨气，却连吃两片仍睡不着。

1953年11月18日夜，吴铁城服了三粒安眠药，方才入睡。次日早晨，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真的长眠不起了。

（责任编辑　庄建平）

2002年第12期 佟麟阁——抗日名将殉国第一人　作者：熊先煜

佟麟阁，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农民家庭。他16岁时，入伍于冯玉祥麾下，每逢作战，佟必身先士卒，每役战绩卓著，冯玉祥奇其才，累加超擢，从士兵晋升至将军，是冯生前最赏识的将领。

日军大举入侵中国时，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宣言的感召下，决心走武装抗日的道路。当时察哈尔省是抗日前线，他的旧部佟麟阁等均在那里。他于1932年10月由山东泰山到张家口，从事抗日大业。

1933年5月23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向路透社记者发出狂妄叫嚣：“为保卫满洲国西境安全，日军有进驻张家口之必要。”经张家口各界代表集议：察省形势，益行危急，奋起抗日，刻不容缓。于是立即召开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大会决议：组织察哈尔省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对日作战，保卫察省，收复失地。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号召志同道合将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同日，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在张家口联名通电，响应冯玉祥的号召，参加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任命佟麟阁为抗日同盟军第一军军长，并代理察省主席。

冯玉祥、佟麟阁一经举起抗日同盟军的旗帜，一时从平津大学生到全国爱国志士，奔赴张家口投效者，络绎不绝。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方振武等亦先后率部来归，从东北、热河撤退到察省的邓文、李忠义、刘震东等部，蒙古自卫军及察省自卫军，也加入抗日同盟军，接受冯玉祥的指挥，总计参加抗日同盟军的军队和民众武装共达八万余人。

佟麟阁与北路前敌总指挥吉鸿昌、北路前敌总司令方振武等密切配合，并派出第一军第二师受吉鸿昌指挥出兵张北，猛烈攻击敌伪军，先后收复康保、宝昌、沽源，7月12日克复多伦，共击毙日军茂木骑兵第四团及伪军李华岑等日伪军千余人。抗日同盟军军威大振。佟麟阁在此期间治军理政，运筹帷幄，筹备军需，安定后方，出版《国民新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民众武装，殚精竭虑，甚获察省军民的爱戴。

抗日同盟军的崛起和挺立，形成对日寇推行“华北特殊化”之严重障碍。5月31日，宋哲元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长城及山海关以北地区合法化，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北、冀东20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冯玉祥迫不得已，乃于8月5日发出通电下野，把收复国土的任务交诸国人。他于8月14日离开张家口前一晚，召集抗日将领佟麟阁等20余人话别，当时冯玉祥剌破指头，用鲜血在东北四省地图上写下“还我河山”四字，作为誓言。

抗日同盟军撤销后，华北失去屏障，日寇对平津的侵略，有增无已，迫使何应钦与梅津商订所谓“何梅办定”，使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所有中央军队撤离北平。当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调任北平市长后，宋哲元再三敦请佟麟阁负责军事。二十九军的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张自忠等亦联袂相邀。此时平津大学生和人民群众“不愿作亡国奴”、“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的呼声，振奋人心。佟麟阁感到抗日救国之日到来，于是欣然出山，担任二十九军副军长，兼任军事训练团团长及大学生军训班主任，常住南苑二十九军军部，主持全军事务，整军经武，夙夜匪懈。

佟麟阁在南苑多次召集二十九军的军官及军事训练团的学员、大学生军训班的学生讲话。他说：二十九军是坚定抗日的队伍，当日寇欲侵占华北之际，我们守土有责，义无反顾。

在“七·七事变”以前，北平外围的形势是：北宁铁路沿线，从山海关到丰台，为日军占领；北平北面的热河，有日、伪军集结，在西北面有李守信、王英等伪军，危机四伏。仅有北平西南尚为我二十九军的部队担任北平西南的防守。1937年7月6日，日军驻丰台的一个中队，全副武装，要求通过宛平县城到长辛店地区演习。我宛平三十七师驻军不许，相持达十余小时。二十九军当即作了应战准备，严阵以待。至晚，敌始退去。7日夜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11时左右，藉口一个士兵失踪，要求进人宛平县城内搜寻，我宛平守军严词拒绝。日本驻北平使馆武官松井又于夜12时以电话通知我冀察当局(其时由北平市长秦德纯负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寻找所谓失踪士兵，被秦德纯拒绝。未几，松井又威胁将派武装部队进入宛平搜索。接着日军一个中队突然向我卢沟桥守军发起攻击。我三十七师一一○旅二十九团（团长吉星文）第三营（营长金振中）在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的直接指挥下，遂奋起抵抗。卢沟桥的枪声，响彻了大地，全民族的八年神圣抗战，从此开始。

卢沟桥事变发生，佟麟阁立即与师长冯治安、赵登禹、张自忠、刘汝明等紧急磋商，部署军事。

佟麟阁以军部名义向全军官兵发出命令：凡有日军进犯，坚决抵抗，誓与卢沟桥共存亡，不得后退一步。

7月7日卢沟桥激战，8日上午10时稍停。11至12时，日军两次向卢沟桥发炮一百八十余发，卢沟桥车站附近被敌占领。同时敌人又由永定河东岸向西岸进攻，企图强夺卢沟桥。桥西金振中营守军一排，顽强战斗，全排壮烈牺牲。守宛平城西门城楼的连长见之，怒火满腔，不待命令，即派兵一排，手持大刀，飞速驰援，一遇日军，举刀就劈，杀得日寇鬼哭狼嚎，血肉横飞。19岁的土兵陈永德，就接连砍死13个鬼子。有个鬼子，魂飞魄散，全身颤抖，抱着脑袋跪地求饶。他怒目园睁，大吼“要为弟兄们报仇。”话落刀劈，鬼子一命呜呼。

在保卫卢沟桥的战斗中，金振中营官兵立下“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誓言，发挥大刀的威力，与日军拚杀。在迥龙庙（即大王庙）战斗中，三失三得，击毙日军大队长一木清，金营长负重伤。

11日，日军二百多名，进攻大王庙，被宋部大刀队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此队日军被斩断头颅者三分之一，人心大快。

日军新开到之援军，拟沿铁路桥攻过永定河。我军埋伏的大刀队突起，挥刀大杀，日军伤亡无数。两军肉搏，历二小时之久。

日军步步紧逼，宋哲元令南苑二十九军军部迁入北平，并令赵登禹为南苑地区指挥官。佟麟阁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不愿随军部离开，决心与官兵一同死守南苑。28日，日军陆空军进攻南苑。当时南苑守军有二十九军卫队旅、骑兵第九师留守的一部、军事训练团、平津大学生军训班等官兵五千余人。佟麟阁与赵登禹共誓拼死坚守。佟麟阁说：“既然敌人找上门来，就要和它死拚，这是军人天职，没有什么可说的。”遂指挥以上部队与敌鏖战，一部在外围与敌交战，一部在内固守，誓与国土共存亡。日寇陆空联合进攻，排炮轰击，飞机狂炸，战斗激烈。我军虽枪械较敌为劣，但士气却旺于敌千百倍。由拂晓至过午，双方伤亡惨重，然敌终未挫我一步。忽报大红门又发现敌人，佟麟阁恐其截断北路，乃分兵亲往堵击。因寡不敌众，被敌四面包围，佟率部利用高地，继续与敌苦战。佟在指挥右翼部队向敌突击时.被敌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执意不肯，益奋勇当先。官兵感泣，愿与之共生死，拚命冲杀，佟将军在继续指挥战斗中，不幸头部又受重创，壮烈殉国，时年四十有五。

佟麟阁将军是我中华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佟麟阁遗体，由中国红十字会、冀察政委员会外交委员会秘书欧秋夫率警卒十余人，驾驶红十字救护车于7月29日在大红门寻获。佟将军全身浴血，两目模糊难辨，一行睹状，肃然起敬，遂收忠骸运回北平城内。佟夫人及其子女含悲收殓，隐姓埋名，寄厝于雍和宫附近柏林寺。老方丈仰慕将军为国献身精神，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战胜利。

7月28日，在大红门继佟麟阁将军殉国而牺牲的有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

佟、赵两将军系冯玉祥将军二十多年的袍泽。冯将军对于佟、赵为国捐躯，不胜惋悼，1937年8月1日在南京作《吊佟赵》诗一首，以志哀悼：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我们艰苦共尝，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用过一年功；赵入教导团，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但赵比佟更伟雄.佟善练兵心极细，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而信教甚诚；赵极孝义，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二人是一样的勇，如今同为抗敌阵亡，使我何等悲伤！

但我替他二位想想，又觉得庆幸非常，食人民的脂膏，受国家的培养，必须这样死，方是最好下场。后死者奋力抵抗，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吴玉章同志在法国巴黎主编的《救国时报》，于同年8月5日15期上发表社论《悼赵登禹佟麟阁诸烈士》，文中写道：

两将军为国捐躯的忠勇的气节，足以打破怯懦退缩、贪生怕死的心理，更能激发我无数健儿杀敌致果的决心。这种精忠报国、视死如归的伟大精神，实在是我国军人的最优秀的代表。

毛泽东在1938年3月12日延安举行纪念孙总理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演说中，称赞佟麟阁、赵登禹等人“无不给了全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

1943年1月1日，国民政府在陪都重庆举行表忠盛典，宣布抗日殉国将领佟麟阁、赵登禹等应一体入祀首都忠烈祠，并同时入祀全国各省市忠烈祠，以资衿式而励来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伟大的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北平市各界追溯八年抗战的首战功勋，佟、赵两将军之死重于泰山。为了纪念两将军保卫祖国、为国献身的历史功绩，于1946年4月5日(清明节)在北平八宝山忠烈祠隆重举行入祀大典，供奉佟、赵两将军神位，并将北平西城的南沟沿和北沟沿命名为“佟麟阁路”及“赵登禹路”。通州亦因佟麟阁曾在该县指挥抗日，乃命名一条街为“佟麟阁街’，以为纪念。

1946年7月28日佟麟阁上将忠骸国葬于北平西郊风景区香山南约一公里的兰涧沟山上他的故居后面。墓地松柏成林，面对百花山，环境十分幽静。是日移灵，由长官部同警察局及军乐队领路，送殡执孝者有长官孙连仲，佟上将家属、亲友、旧部及各界代表等。灵车由柏林寺出发，经北新桥、东四、东单、东西长安街、西单、西四、新街口，出西直门至香山安葬。沿途扎有素坊，居民和单位设案焚香献仪吊祭，万民肃立哀送。

（熊先煜，佟将军之三女婿，重庆市文史馆馆员、重庆市政协第八届委员、民革成员、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已故）（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孙中山挚友陈友仁　作者：钱玉莉

多年来被历史遗忘的名人、孙中山的挚友陈友仁，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后，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他随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伴随孙中山左右。他不但参与了孙中山许多重要的决策和活动，还常常担当孙中山的代言人。孙中山逝世后，陈友仁执著地坚持“三大政策”，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

巴黎和会的顾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战胜国的有利条件，取消原来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因此他让陈友仁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以南方代表顾问的名义，去监视中国代表团。

1919年2月，陈友仁身负重任，到达巴黎。他既要时刻关注会议的进展情况，掌握北方代表的态度，又要不失时机地为代表团献计献策，以贯彻孙中山对会议的既定方针。他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充分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

但是，巴黎和会的现实却令陈友仁十分气愤，会议全为美、英、法、日等国所控制，与会各国的地位极不平等。在中国的山东问题上，英、法两国因早已与日本有默契，就明确地站在日本一边，美国的态度开始似乎还较公允，但当日本以退出和会相要挟时，美国也一反常态，倒向日本一边，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来避免和会的破裂。面对如此窘境，陈友仁敏感到孙中山所期待的会议结果将成为泡影，为此提议立即退出和会，向列强进行示威。

当时在代表团内部，围绕着是否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有的代表瞻前顾后，始终举棋不定，顾维钧、陈友仁等人则是坚定的拒签派，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签字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内的政治安定。5月9日国耻日这天，陈友仁在“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的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对于中日间利害关系，言之极为详尽，措词亦相当激烈”，他的发言论据充分，分析透彻，几次被掌声所打断。6月28日，中国代表团终于“共同决定，不往签字”，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第一次冲破帝国主义列强的控制，在国际事务中决定自己命运的范例。

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孙中山也非常满意。

变卖家产受命办报

1920年夏天，孙中山为了加强舆论宣传，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英文报纸，以使外国友人了解国民党的革命主张，并尽可能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援助。陈友仁曾在北京成功地办过英文《京报》，因此这个担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

不久，由陈友仁主编的英文《上海时报》在上海问世。陈友仁全身心地投入，每天亲自为该报写一篇评论，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其独到的见解，精辟的语言，使他获得了“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的桂冠。

但是，正当陈友仁为英文《上海时报》的成功高兴之时，报社的资金告急！这时，他决定回英国变卖全部家产。当陈友仁风尘仆仆回到英国，把这个决定告诉妻子阿加莎时，她一下子呆住了。九年来丈夫一直在中国效力，她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如今他又提出变卖家产，不知这个家在丈夫心中还有没有位置，她不禁感到一阵伤感。她理解丈夫的选择，支持丈夫的事业，她明白丈夫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这个决定的，因此她不但同意了丈夫的决定，而且还亲自前往特立尼达处理这件事。阿加莎凭借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把特立尼达的家产卖了个好价钱，超过了陈友仁原来的估算，这使陈友仁十分惊喜，这样他不但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问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

为孙中山“联俄”尽力奔波

1922年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则隐蔽在东山，收集叛军的有关情报，夜里再悄悄地来到军舰上，向孙中山汇报当天的情况，并商量对策。据达林回忆，当时隐蔽在东山的陈友仁，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陈友仁向他转告了孙中山的话：“我确信，苏俄甚至在危难之中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接着，陈友仁又郑重地交给达林一封信，这是孙中山写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信的全文如下：

尊敬的齐契林：谨以此短简答复您托达林转交给我的信。我正经受着陈炯明──一个完全受恩于我的人──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机。达林将会转告您，在某种情况下我打算怎样做。向您和列宁致敬！

孙逸仙谨启

1923年1月18日傍晚，苏俄特使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一步磋商。在孙中山与越飞举行会谈的这段时间，陈友仁还多次代表孙中山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阐述孙越会谈的目的及内容，预示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将日趋密切，以期引起列强尤其是英美对孙中山的重视。美国《纽约时报》载陈友仁谈话：“如果列强继续同孙中山和苏俄为敌，将会导致中俄联盟的建立。”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陈友仁又公开发表谈话，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际，陈友仁代其起草了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亲笔用英文签字。“遗书”中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借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孙中山的发言人

随着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的公开化，国内各报纷纷载文评述，认为孙中山将在广州建立苏维埃式的社会主义政府。香港《士篾西报》记者为此特地采访孙中山，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具体阐述了孙中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问）孙逸仙博士现在有无或曾否与苏维埃政府直接或间接往来？

（答）盖以历史上的原因及地理上的实况，中俄两国不得不互相往来，看其或为友邦或为敌国耳。俄皇时代是为敌国；今苏俄时代则可以为友。孙逸仙博士之对俄政策，大概基此理由。然对于苏俄政府，英国政府现在亦与有直接的及公事的往来矣。

（问）现在有无苏俄代表驻在广州，如其有之，其任务目的如何？

（答）苏俄有代表驻广州，（他现已北上）。据他自己在报纸上发表其任务目的，系与苏俄驻伦敦之商务委员团相似。

（问）孙逸仙博士自接见苏俄代表后，曾否决定（1）设立新陆军学校一所，（2）宣布某种产业及土地为国有（如有其事，请指明何种）？

（答）孙博士现设立陆军学校一所，其用意系使陆军官佐得受正当的新式训练，倘孙博士对于兵额贵精不贵多的政策为是，则此种训练，系属必要之事，亦无烦苏俄代表之协助也。至孙博士对于公用事业国有的主张，已详见所著建国方略一书，（该英文本在英美两国刊行）。自接见苏俄代表后，亦无重要之改变也。

（问）孙逸仙博士是否拟在广州或广东省内别的区域，实行试验苏维埃的政府及或是“红色”军的组织？

（答）对此问题，完全否认。孙逸仙博士对于社会问题，从人类福祉上着想，以为依据社会主义组织的政府，可减轻人生的穷苦与罪恶，而且令人的生活合乎人道，日趋于上，然此只以社会服务者的资格立言。若以政府领袖的资格立言，彼则未尝拟于广州或广东省内之任何区域，以实施社会主义为其政策上之最急目的也。香港之敌党报纸，曾登载各种新闻，谓广州于4月1日实行共产，其日期颇堪寻味（西洋习俗以4月1日为愚人节，朋友中于此日各以游戏手段互相愚弄为戏）。此无稽谰言，实不值一哂也。

这篇《士篾西报》记者的访谈录，很快被国内各大报所转载，陈友仁一席坦诚的谈话，以事实驳斥了那些心怀叵测的诬蔑，维护了新生的国共合作的政府形象。

7月中旬，广州沙面租界的英、法工部局，制定了侮辱中国工人的十二条“新警律”，沙面的洋务联合工会、茶居工会等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于15日实行沙面工人总罢工。这个行动使英国殖民者措手不及，不得不急调海军陆战队登岸，同时又急电香港速调舰队来沙面，用水兵顶替辞职工人的岗位。但这并非长久之计，英领事只得即刻致函孙中山请求出面调解，孙中山则把任务交给了陈友仁。

下午4时，陈友仁前往沙面与英领事交涉。他严正指出：工人们并不是反对加强治安，而是这次颁布的新警律只苛待华人，而居留沙面的外国人则可例外，此种不平等待遇，华人方面绝不能接受。

英领事本来期望国民政府能出面调停，敦促工人早日复工，想不到政府代表陈友仁竟站在工人一边，代表工人向他们抗议，只得表示明天就开会商议取消办法。陈友仁的态度体现了国民政府“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赢得了工人们的信任，并最终迫使工部局取消苛例。

继承孙中山遗志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邀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陈友仁全程陪同。岂料孙中山因积劳成疾，竟在天津一病不起，不久即在北京与世长辞。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

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做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他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袁殊谍海风雨16年　作者：尹　骐

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

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

1911年，袁殊出生于湖北蕲春一个衰落的书香门第。由于家庭经济困窘，袁殊幼年即随母亲到上海谋生，12岁时便被送进一家印刷厂做学徒工。

少年袁殊虽然贫困，但后来终于有机会免费进入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读书。他不仅学习成绩优秀，而且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成为学校里一个活跃分子。

1927年初，北伐军推进到长江下游时，年仅16岁的袁殊便离开学校参加了北伐军。一年之内，他从少尉宣传股员升任中尉宣传科员，还当了一段时间连队的指导员。

1928年初，袁殊脱离军队返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狂飙社”，开始了在文艺界的活动。

1929年秋，袁殊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一所新闻学校攻读新闻学，同时又广泛涉猎政治和历史知识领域，还阅读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列著作，初步接受了马列学说洗礼。

1930年冬，袁殊回国，曾一度参加洪深领导的“联合剧社”活动。1931年初，他创办了一份周报《文艺新闻》。这张小报推出不久，便以其独到的新闻眼光和大胆泼辣的风格而引人注目，发行量迅速上升。正是这张报纸的显著成绩，把袁殊引入了左翼文化人的圈内。中共地下党和左联负责人对他这张小报给予了极大支持，不仅积极为它供稿，而且派党员作家夏衍、楼适夷具体参与他的工作。连鲁迅、茅盾等文坛巨匠也不断在该报推出佳作，使这张小报风靡一时。袁殊本人也被吸收参加左翼组织，并担任了“文总”的通讯联络工作。稍后，他又参加了反帝抗日联盟、中国著作者协会，参与发起新闻学研究会等，成了左翼文化界的一位活跃人物。

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

对革命产生极大热情的袁殊，主动向冯雪峰、夏衍表示了加人中共的愿望。1931年10月的一天，中共地下党的一位重要人物潘汉年正式约见袁殊谈话，潘代表组织不仅同意袁殊加入中共，同时要求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潘汉年当时正担任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长。他和袁殊谈话时，还带来了一位叫王子春的助手。潘汉年告知袁殊：今后袁的工作将由王子春负责领导并实行单线联系。随后潘、王要求袁殊严守组织秘密，尽量给自己涂上灰色小市民的色彩，要寻找机会打人到敌人内部去收集情报，做一个“白皮红心萝卜”式的情报人员。

在王子春的具体指导下，袁殊很快就熟悉了情报工作的“游戏”规则。从1931年冬到1935年春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在情报战线上四处活动，左右逢源，干得颇为顺利，他通过有力的社会关系打入了CC派头目吴醒亚的情报特工系统。吴醒亚当时正担任上海市社会局长。社会局的工作表面上是要调节缓解社会矛盾，实质上则是以破坏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为主要任务。袁殊被吴醒亚安排为编外特别情报员，专事收集社会情报。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事业，建立自己的骨干队伍，他拉拢一批湖北籍的人物组成了一个“湖北帮”，利用政治与同乡的双重关系为其效力。与此同时，他又伙同潘公展、吴开先组织秘密小团体“力社”和“干社”。“干社”在当时几乎与另一个著名的反共组织“复兴社”齐名，势力和影响都不小。袁殊被吴醒亚拉人了“湖北帮”和“干社”组织，并担任了“干社”的情报股长。

左联的《文艺新闻》，左倾色彩很浓，能够坚持这么长的时间，是和袁殊已经秘密打人吴醒亚系统大有关系。中共情报机关需要袁殊去扮演“白皮红心萝卜”的角色，吴醒亚情报特工系统也要袁殊多一层左倾“红皮”的保护色。

根据王子春的授意，袁殊又从吴醒亚那里争取到了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经吴介绍，进入了由著名报人严谔声主持的“新声通讯社”。袁殊利用这“无冕之王”，出入各种社交场合，不久就因经常出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新闻发布会而认识领事馆官员岩井英一。岩井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的情报人员，被认为是“中国通”，是专门负责在中国搜集情报的。袁殊有意去接近岩井，岩井也正需要在中国人中寻找情报关系。袁殊有留日的经历，能说流利的日语，因而很快就被岩井看中。于是两个人各有所需，一拍即合，不久就正式建立了情报关系。袁殊答应将通讯社若干不便发布的新闻材料提供给岩井，岩井则答应把领事馆将要发布的新闻信息提前告知袁殊，以帮助袁殊“抢新闻”。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合，岩井表示满意，随即向袁殊每月提供200元所谓交际活动费，于是袁殊就成了日本领事馆雇用的一名情报员。

这样，袁殊在30年代初的上海情报战线上，作为一名中共情报干部的同时，便又具有国民党CC特工组织和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三重身份或三边关系。当然，当时他的立足点是在中共。

在此期间，袁殊和著名青帮头目杭石武结为所谓的异姓兄弟，又和帮会首领杜月笙等有密切往来。

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

在1931年底到1935年初这三年多时间里，袁殊的情报活动十分顺利，也相当成功。但他作为一个中共党员，在党性锻炼和思想修养方面显然没有达到党的严格要求。因此，当环境突然发生变化，面临着严峻考验时，他在政治思想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弱点便有所暴露了。

1935年初，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受到了严重破坏。中央特科负责和袁殊联系的王子春在约定的时间内两次未能和袁殊见面，性格有些浮躁的袁殊就沉不住气，立即通过熟人找到了远东情报局的关系，随后就加入了情报局的工作。当中共地下组织另派刘长胜代替王子春来和袁殊联系时，发现情况已有变化只好作罢。不久，发生了所谓“怪西人”案件。“怪西人”实际上就是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敦，他被捕后因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新闻界便以“怪西人”称之。他的被捕是由助手陆海防的被捕叛变造成的。随后，袁殊也被牵连被捕。由于已经有陆海防的旁证，袁殊便承认了自己曾为中共情报系统和远东情报局工作。当时直接经办“怪西人”案件的是戴笠系统的王新衡。王和袁殊本就很熟，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那时袁是以吴醒亚系统的人和王交往的。当袁殊被捕已暴露了中共的政治背景后，王新衡便竭力对袁进行拉拢。吴醒亚获悉袁殊被捕并已暴露真实身份后，也对袁采取拉拢的态度。显然，戴笠和吴醒亚都把袁殊看作是可以利用的人才，都想把袁殊收罗到自己的门下。因此，袁殊被捕后不仅没有受到皮肉之苦，相反却是处处受到“关照”。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历史转折关头，袁殊的政治品格和思想情操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

袁殊在被审讯时，王新衡追问他，和他经常在一起的女人是谁时，他无法回避，就把王莹供出了。袁殊自认为王莹只是一个演员，他们之间也只是交往密切的朋友关系，说出王莹的名字也不会给王莹造成什么伤害。但王新衡对这一线索却很重视，立即要求袁殊约见王莹，袁殊也就照办，给王莹打电话约她见面。结果是王莹一到就被逮捕。其实王莹已经是中共的地下活动分子。王新衡对她也早已怀疑。袁殊的交代正为军统提供了一个逮捕她的借口，而袁殊竟成了帮助军统诱捕王莹的工具。王莹被捕曾引起不少地下党员的紧张，夏衍就赶紧转移隐蔽起来。幸而王莹应付得体，又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军统才不得不将这位著名演员释放。

军统为了拉拢和劝降袁殊，特派武汉行营法官徐业道到上海对袁殊“做思想工作”。戴笠要徐业道向袁殊转达他的话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团体里来。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当徐业道要袁殊对戴的话明确表态时，袁殊用书面形式写了大意如下的话：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袁殊自以为这样表态并无大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是基本按照戴笠的要求办了。从立场上说，袁殊从坚决反蒋到“拥蒋”，这是在政治上的“转向”。

不久，袁殊被押到武汉，由武汉行营法庭开庭审判。负责审判工作的正是徐业道。审判的结果是从轻发落：袁殊被判监禁一年零三个月。袁殊明明是被军统秘密逮捕的，判决时却被说成是“投案自首”，徐业道是有用心的。

袁殊被宣判后，被送往湖北省第一监狱去服刑。两天之后他就被转送到湖北省反省院。该反省院的院长又恰恰是吴醒亚系统的一员大将，和袁殊也有些交情的黄宝石。因此，袁在反省院受到了特殊优待。袁殊可以读书，看报，打球，可以写作，还可以请假外出办事。不过这样的优待是有附带条件的，袁殊答应为反省院当局办一本名为《诚化》的刊物，帮助当局实施“感化”犯人的政策。

1936年5月，袁殊实际“服刑”时间不足一年就被从反省院放出。离开反省院时，黄宝石要他到南京去见一见陈立夫。但袁殊知道，如果一被释放就去见陈，就意味着首先投奔CC，也就意味着完全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共产党。他知道，戴笠和王新衡也不会放弃要他去加入军统的希望。然而袁殊不想改变当初参加革命参加党的初衷，因此，他被释放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希望尽快找到党，希望能够继续为党工作。

袁殊回到上海，党内同志自然要对他保持警惕。他只好去找虽不是党员但同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的孙师毅。不料孙见到袁殊后劈头一句便问：“你回到上海是帮助特务抓人的呢?还是来看望老朋友的呢?”这使袁殊十分尴尬。他赶忙诚恳解释：“我回上海就是要向老朋友请示今后行止的。”孙师毅是个大好人，第二天就将袁殊的情况告诉了刚从陕北来上海不久的冯雪峰，雪峰此次来上海的主要使命是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虽然已经从孙师毅的介绍中知道了袁殊被捕后的一些不好表现，但出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考虑，他还是答应了和袁殊见面。见面时，袁殊向雪峰汇报了近年来的情况。但雪峰并未明确表示什么或做任何承诺，只是建议袁殊先找一个教书的职业避一避风头再说。在没有对袁殊进一步审查并得出相应结论之前，雪峰也只能这么做。袁殊却深感失望，他立即向雪峰表示：既然如此，他想再去日本学习一回；并自我解嘲说，革命不成，先弄个文学博士回来。雪峰表示这样也好，随后还给袁殊送去50元路费。

袁殊动身之前，又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联系。鉴于袁殊曾是日方的情报人员，释放后又主动找上门来，领事馆极表欢迎，立即为袁办妥一切赴日手续，并送给200元路费；同时让袁到东京后再去找正在外务省供职的岩井英一联系。袁殊到日本后即去找岩井。岩井果然对袁殊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不仅为袁介绍学校，介绍一批学界与政界朋友，而且每月向袁提供150元的生活用费。岩井所以如此特别关照袁殊，当然不是所谓的朋友之谊，而完全是一种政治投资。袁殊自然也是心中有数的，但他乐于利用这样的“特别关照”。

1937年4月，袁殊第二次在日本“留学”还不足一年时间便又返回到上海。这时中日关系已十分紧张。岩井对袁殊说过：“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言下之意是希望在日中关系“破裂”后袁殊能继续和日方合作。但袁殊回到上海后，首先去找冯雪峰，向冯汇报了这近一年时间在日本的情况，希望党对他今后的行止有所指示。鉴于袁殊的情况是如此的特殊而又复杂，雪峰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为好。当时地下党的同志一般都认为袁殊早已是“转向”人物，不能轻信，夏衍尤其心存芥蒂。雪峰只得让袁殊先利用旧关系找点事情做起来再说。袁殊只得独自行动，他便去找旧帮会的关系，由杜月笙资助他办一个并不起眼的“时事刊行社”，实际上不过是做了杜月笙门下的一个食客。一贯雄心勃勃，热衷于追逐政治浪潮的袁殊，一时间竟成了一个没有政治立足点的“盲流”，他感到了彷徨。

徘徊在政治夹缝之间——第二次被捕——在汉奸的悬崖上

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历史又为袁殊提供了一个新机遇。正当他在政治上彷徨无所归依之际，5年前把他引上革命道路，引上情报战线的领导人潘汉年这时又出现在他的面前，并向他伸出了援手。潘汉年1931年吸收袁殊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后，虽然并未具体领导袁的工作，但他作为中央特科情报主管，对于袁在最初几年间的工作情况以及他的精明能干特点还是有所了解的。1933年潘汉年离开上海后，一直奔波于江西苏区、长征路上、以及莫斯科、南京、陕北等地。1936年秋后，他再回到上海时已是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中共代表，主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到1937年春夏之交，国共谈判已取得重大进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基本形成。潘汉年担任了中共上海工委主任，抗战爆发后又担任了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其工作范围已不限于统一战线，而是全面负起了指导整个上海党的工作。当袁殊又见到了潘汉年并将他这些年的经历向潘作了汇报，同时表示希望能够“归队”重新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尽一份力时，潘汉年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从党的战略与策略高度出发，认为在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的新形势下，像袁殊这样和各方面都有特殊联系的人，无疑是一个应予争取并给予恰当运用的人才。既然他要求归队，接受党的领导，就没有理由拒之于门外。潘汉年经过慎重考虑后，排除了夏衍等原先表示不宜用袁殊的意见，决定接受袁殊的要求，先是让他参与一部分统战工作，接着又让他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如帮助刊印抗战宣传资料，参加创办《译报》，为《救亡日报》解决部分设备，等等。

事实很快就证明，潘汉年重新启用袁殊的确是富有远见之举。“八·一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已预感上海不保，中统和军统都计划要在敌后开展情报特工活动。特别是军统，更是雄心勃勃准备在敌后大干一场。他们都想到了袁殊这个和日本方面有特殊联系的人物，都想把他拉入自己的系统工作。尤其是军统，戴笠亲自登门拜访袁殊，表示要委以重任。当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汇报后，潘汉年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从当前看，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参加军统敌后工作有利于抗日；从长远看，在军统打入一个楔子，以后在情报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因此，潘汉年同意袁殊加入军统工作。随后，袁殊就接受军统的安排，被任命为军统上海站少将情报组长。戴笠指示，上海沦陷后袁殊要留下来坚持地下活动。

不仅是中国国共两方都在争取袁殊为自己工作，而且日本人也在积极争取和利用袁殊为其侵华战争服务。这时，岩井英一又回到上海领事馆，并担任副总领事，其主要任务仍是为外务省收集情报。岩井深知袁殊和中国的情报特工机关的历史渊源，但却并不忌讳。因为他同样熟知情报工作的固有规律：互相渗透，互相利用。基本目标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情报，别的都是次要。当时岩井正着手办一个特别训练班，秘密培训一批情报人员。他便邀请袁殊这个“老朋友”参加培训工作和从事情报活动。袁殊也欣然接受了岩井的邀请，并分别向潘汉年和军统方面报告了这一情况。为岩井工作的目的自然是为了从中进行反侦察，以搜集中国方面所需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军统方面因此也都表示认可。

2002年第12期 苏联剧变的再思考　作者：田　森

在这世纪之交的历史时刻，人们回首往事，依然对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剧变怀有浓厚的兴趣。人们不断地问，为什么那么大的一个超级大国顷刻之间会分崩离析了呢？为什么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剧变竟然在苏维埃大地上那样相对平静地被接受了呢？究竟什么是这一剧变最深刻的原因呢？

列宁的起点

我们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时，必须把我们的视线向后移。

谁都知道，旧俄国是一君权至上的国家，任何重大举措皆听命于以沙皇为代表的国家，巨大的封建势力长期束缚着人民的自由意识，而使得崇尚权威极为盛行。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列宁在“二月革命”之前始终认为，俄国应当首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必须分步骤走，不可任意跨越。可是二月革命后的整个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也改变了列宁的看法。回顾历史人们都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俄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俄罗斯大地上到处弥漫着对战争的厌倦，对和平的希冀和渴望，可“二月革命”后的资产阶级政权同沙皇一样都主张把战争进行到底，因而也就使它站到了人民的对立方面；加之频繁的战乱也的确削弱了帝国主义战线，从而使得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在帝国主义锁链中的薄弱的一节实现突破，列宁毅然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并一举成功。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在感受列宁的革命胆识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那时在俄国发动这场社会主义革命确有其显著的特殊性——不成熟性。当时在俄共领导层内能跟上列宁思想的领导人甚少，致使列宁每前进一步都不能不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虽不能说步履维艰，但的确遇到的阻力是不小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曾讲过一句流传深广的俏皮话：“俄国历史上还没有磨出烙社会主义馅饼的面粉”，反对列宁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当时俄国的生产力的确很落后，自然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而思想准备也是十分不足的。革命既然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了胜利，就特别需要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的先天不足，并力图用后天的诸多措施来弥补。可惜列宁在胜利后工作了五年，就离开了人间，来不及大有建树。

大家知道，列宁上台后，在1918年至1920年曾搞过一段战时共产主义，当时他想把商品和商品交换全都取消。但实践很快就证明了用颁布国家法令的办法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中按共产主义原则从事生产和分配产品，显然行不通。列宁的伟大就在于，当他认识到再这样下去会毁掉年轻的苏维埃国家时，便立即果断地予以纠正，于1921年开始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颇似我国现今实行的改革开放方针与政策。在国内方面，力求把经济搞活，提倡市场经济，号召共产党员向资本家学习管理经济的本领，对外则力主开放，强调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外国和平相处，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列宁还曾构想在苏联建立我们中国今天搞的特区那样的结构，可惜由于党内的反对，没有能够成功。列宁奉行的这个著名的新经济政策，由于符合客观实际，因而迅速取得了成效。他当时曾表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奉行25年。

列宁去世前曾给代表大会留下遗言，希望总书记能由一位不似斯大林那么专断和粗暴的同志出任，可惜他的意见并未能传达给代表。后来斯大林掌权后，便开始逐渐扭转新经济政策的方向，只是由于新经济政策所仍有的持续的惯性作用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使得在1929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新经济政策仍始终在苏国民经济中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它的积极作用。斯大林这个自称为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主义的继承人，对新经济政策的不以为然是明显的。他在他撰写的论述列宁主义的所有名著中，只字不提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难道这能被理解为是偶然的吗？

斯大林执政30年，苏联凭借着这个过度集权的模式在当时国际和国内的特殊环境下充分发挥了它的动员作用，以至在较短的15年时间内便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国力的基础，同时也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这个模式还为提高全苏联人民的普遍素质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上所述，在沙皇统治年代，这是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然而革命后，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使得苏联终于成为世上少有的几乎没有文盲的国家，并为苏联造就了大批各式各样的专家。

但是，成就毕竟不能掩盖错误。任何一位公正的朋友最后都不得不忍痛承认，斯大林模式存在的诸多严重问题，终于导致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进行的这次空前大规模试验遭到了失败。

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任何社会无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相互作用的载体。苏联社会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凭借着一种过度集权的模式来运作的，而它终于由于同生产力的发展难以适应，而无法焕发万千群众持久的创造热情。它的生产力显然被它独特的体制遏制了，在同西方的较量中一再失利，从而使这个载体逐渐失去了生命力，而这正是它的僵化体制所造成的。

下面我们就来对斯大林模式存在的问题做一些粗略的远不完备的分析。

僵化的经济体制

⒈只强调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经济。计划的制订又缺乏科学决策过程，制订者判断的失误屡见不鲜。而生产管理者和劳动者只须埋头完成计划指标，什么成本、什么效益，一概可置诸脑后，其浪费之惊人，效益之低，令人难以想像。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对生产什么产品及其数量都卡得很死，难怪在苏联经济发展史上闹出过由计划机关决定生产多少块砖的笑话来，甚至西方学者评论苏联计划经济时说：“那是一从头到脚都被紧紧束缚起来的经济体制”。

⒉把公有制作用绝对化了，在所有制问题上搞纯而又纯。大家知道，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不惜用暴力手段强行消灭非公有制，用残酷剥夺农民的方式推行集体化，从而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后果。斯大林急于求成，他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国有化和集体化两种公有制并存的格局，仍力求早日建立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这种在条件尚不成熟时，硬要排除全民所有制之外的其他所有制的想法和做法，给苏联经济带来沉重的损失。一个有讽刺意味的材料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据报道，长期以来，苏联人的所谓“别墅”中拥有一块自留地。剧变后千孔百疮的俄罗斯，之所以还能够挺过来，自留地是立了很大功劳的。一般居住在城市的居民，在郊外大都有一块自留地，这块地每年虽要向国家交租但极低廉。每逢假日，城里人就到这里来经管自己的自留地，种上土豆和应时的蔬菜。俄罗斯人在解体后最困难的日子里，正是凭借着这块自留地减轻了他们沉重的生活负荷。

⒊只重视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有关的农业和消费品工业的发展，终于形成苏联畸形的经济结构，造成苏联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发展缓慢，人民的必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经济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苏联僵硬的经济体制和畸形的经济结构终于使得总体发展速度日益递减，到剧变前夕的90年代初，其经济发展速度已呈现负增长。昔日曾一度拥有过的速度优势已一去不复返。西方在50年代发生的微电子革命把这个曾经多少诱人的苏联速度优势粉碎了。至于从效率和效益来考察，苏与西方相比则始终处于劣势。而在像农业这样的重要领域内，情况只能更令人沮丧。据一项材料统计，苏联革命前4年，当时沙俄的年粮食总产量为8600万吨，而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苏的粮食总量竟低于过去沙俄的年总产量，仅为8250万吨。大家知道，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和提高效率的最终目的都必须落在人民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上，可是由于苏维埃经济效率的低下和增长率的缓慢，使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比之西方工人生活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苏联人有时发牢骚说，苏维埃体制对工人的剥削甚至超过了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苏联人在两相对比之下逐渐开始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产生动摇，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能在1991年那样相对平静地接受了剧变现实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与人民生活水平不高相联系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苏联人的人均寿命水平大大低于西方。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至少同苏联人的营养状况以及医疗水平有关。

政治上过度集权

⒈过度集权、党政不分每每被视为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的一大弊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正是这种执政体制使得权力逐渐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最后甚至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形成了个人专权的格局，也正是这种执政体制导致民主的缺乏和监督的少有，必然会带来腐败，带来社会生活中的缺乏活力，它的确是斯大林模式失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其实，在苏共党内早就有人提出更新执政机制的问题，强调“在物欲横流和政治文明低下的今天，这个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

长期以来苏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政治生活都没有遵循口头上、文件上强调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而是采用过度集权的制度，致使人民群众和广大党员只有服从的份儿，哪里还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呢？这样的体制又怎能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呢？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做法更是随处可见，其结果也必然使得党变成了官僚化的组织。

能否清除腐败从来关系到一个政权的存亡。苏联的执政模式最后终于证明它已无力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来铲除腐败了，这也是导致1991年剧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⒉缺乏权力制约机制。社会主义可以否定西方民主的“三权分立”，也不必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模式，却绝不能否定制约机制的精神，否定建立制约机制的绝对必要性。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在他那本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一切有权的人们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看来，绝对权力必然伴随着绝对的腐败。所以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孟德斯鸠主张“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个真理。斯大林模式的失败又一次从反面证明了这个真理。缺乏权力制约机制，必然导致“人治”，导致“一言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肃反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如果有权力制约机制，怎么能够允许随便杀害无辜的忠良呢？又如何能发生上千万人在斯大林年代惨遭杀害的悲剧呢？当时参加十七大党代表中被逮捕、被杀害的竟有1109人，占代表总人数的过半。胡乔木也曾回忆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斯大林在一手掌握大权后的不受监督，为所欲为，早就在苏联人民心中激起极为强烈的震荡，这种震荡在事隔很久之后，终于产生了它的滞后效应。正是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机制早就为斯大林模式埋下了覆灭的祸根。

⒊大搞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与个人迷信有着密切的关系，搞个人专断必然需要个人迷信，搞个人迷信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个人专断。斯大林统治时期，个人迷信的确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6年中共中央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对斯大林搞的个人迷信提出了批评，指出斯大林“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一个令人深思的事情是，过去人们都以为反对个人迷信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首先提出的，其实不然。最早主张开展反对个人迷信的是马林科夫，他在斯大林逝世两周后，即在1955年3月19日便建议应在即将在4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讨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问题。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马林科夫连反对个人迷信的讲话稿和全会的决议草稿全都事先准备好了，只是由于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多数成员表示反对而未果。马林科夫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的秘书，是斯大林钦定的党的领袖接班人，一直追随斯大林左右，可是最早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却是马林科夫，这的确足以引起人们许多思索。

⒋严重违背巴黎公社精神。马克思高度赞扬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巴黎公社，所倡导的是人民公仆精神。可是斯大林模式却造成了为数不少的大大小小唯上是从的官僚，他们关心的不是人民的命运而是自己的官运，不是去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而是为上级服务，做人民的老爷。巴黎公社提倡领导干部应选举产生，可他们却偏偏奉行上级任命制，于是那些并无才能、奴颜十足的人反而得以身居要职，形成了一支唯唯诺诺、唯上是从的干部队伍，且他们又都是终身任职。领导干部终身制易于造成滥用权力，也易于造成腐败，实不足取。

⒌扼杀民主和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要求，列宁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民主，就不能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社会主义又何以能成为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呢？社会主义又何以能动员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可斯大林不仅无视民主，而且破坏民主，搞“一言堂”，把自己凌驾于人民之上，终于铺垫了后来覆灭的命运。

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将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斯大林模式歪曲马克思主义，把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大加反对，其结果只能束缚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积极性，把一个本来应是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社会，硬搞成死水一潭，人人自危。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模式在政治上一贯奉行超越历史阶段发展的路线，人们不会忘记早在1936年斯大林就曾庄严地宣称：“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赫鲁晓夫在此问题上深受斯大林的影响，他执政后调子更高，他在1959年就说，苏联已经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两年后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把调子再度提高，说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以后的几任领导人都保留了高调。由此可见，斯大林模式“左”的影响有多么深！斯大林模式“左”的思路对其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发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也算得上是左倾的源头之一吧。

思想禁锢

苏联人民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74年内不论在科学方面，还是文化方面都取得许多瞩目的成就。它在宇航科学方面的领先地位，更令国家和人民骄傲不已。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视另一个重要的现实，这就是斯大林模式在思想领域内采取的禁锢方针给苏联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的确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谁都知道，科学是自由思想的花朵，而在昔日斯大林模式的统治下，不存在自由讨论的空气，这对新观念的产生显然是极为不利的。它只能使真正的科学难以发展，相反地趋炎附势的伪科学可以赢得自己的空间。典型的例证是，20世纪40年代苏联的农学家李森科发表了他的那篇臭名昭著的《自然选择和种内竞争》的歪文，竟然公开否定达尔文学说，并大举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派。由于李森科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他的伪科学很快便在苏联生物学界占了上风。其实，在其他科学领域，如系统控制论和量子力学等方面，一些正直的科学家也曾受到压制和批判，致使这些学科难以健康发展，导致它们比之西方国家落后了很多年。在斯大林模式的统治下，昔日俄国曾有过的学派林立的局面已被彻底粉碎。科学的命运如此，文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在斯大林模式统治的年代，苏联文坛缺乏生气，除去卫国战争年代由于当时的文学创作气氛稍为宽松了一些，再加上爱国主义热情的被激发，曾经产生过一批颇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外，总的来说，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无法同昔日俄罗斯时代相比拟。我们不能说，斯大林对科学、文化的所有干预都是错的，那样说也不一定确切。但斯大林把自己扮成真理的化身，对不少科学文化成果横加批评，历史已经证明对的少，至于造成了多少悲剧，又酿出多少苦酒，也早已凝成沉重的、痛苦的史实，足以供后人去痛定思痛。苏联科学文化发展的道路告诉人们，真理不能钦定，更无法长期垄断，科学文化活动中的真理只有通过长期实践的检验才能确定。

大家知道，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微电子革命大大加速了社会前进的步伐。随着这场革命的日益深入，西方的生产力水平、国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这对苏联的覆灭实具有深层次的影响。当然我们必须公平地指出，由于冷战的需要，苏联当时的确发挥了斯大林模式动员的优势，集中了相当的人力、财力、物力，并采用了特别的扶持方针，给军事有关的一些科学部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条件，从而取得了卓越的成功。至今在有些军事科学部门，俄罗斯依然保有优势。但从总体考察，苏联的科学水平已被微电子革命后的西方抛在了后头。人们都高度评价美国硅谷的作用，其实硅谷之所以为硅谷，除了它技术力量的因素外，绝对不可忽视它的文化生态环境。在那块土地上，人们对科学问题畅所欲言的讨论，对新思想的推崇，对新发现的追逐，而不少企业家更是努力把科学家的一些新观念、新思路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一切，硅谷也不可能对西方科学的发展做出那么大的贡献，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了。当然我们在客观地评价微电子革命迫使苏联不得不面对在科学上落后于西方的这个现实时，也必须看到苏联科学的发展还遇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僵化的过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对付不了变化多端的市场要求，也难以有效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更调动不了人们从事科学发挥创造的高度积极性。

民族政策不当

民族政策不当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一个导火线，苏联诸多加盟共和国的离心终于给了这个超级大国以沉重的致命一击，使它再也站不起来了。

谁都知道，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拥有一百多个民族，约占全世界民族总数1/30左右，堪称为世界少有的多民族大国。

列宁高度重视民族问题，他具有光辉的民族平等的观念，一贯反对用暴力来解决民族问题，极端厌恶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的后继者斯大林并没有将列宁的平等、自由、兄弟般联合等光辉的民族思想在实践中继续贯彻下去，而是反其道行之，把列宁十分痛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付诸了实践，并导致在斯大林模式统治的约半个世纪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苏维埃大地。对少数民族横施暴力，把许多本属于民族关系的问题混淆为阶级矛盾，忽视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硬性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不适时地强调融合。把俄罗斯人称之为“杰出民族”，各民族的“领导力量”等等，这些做法都极大地伤害了少数民族。当然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也做过好事。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实行的是联盟各国“拉平”的方针，这对少数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它的教育发展就曾起过重大作用。革命前少数民族地区文盲很多，可是苏联不仅基本上消灭了文盲，而且为少数民族造就了大批科学、文化方面的专家。然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方面确实也做了许多错事，赫鲁晓夫上台后，政治上也未能让40年代所有被迁移的民族返回故里。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尽管也采取了一些发展民族经济的措施，但总体上说，在民族问题上仍奉行“左”的方针。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80年代下半叶苏联民族问题已日趋尖锐化，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民族矛盾濒临爆发。可戈尔巴乔夫先是看不清问题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地步，看不见苏联当时已面临民族分立运动的极为严重的威胁，及至有所察时又无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以解决。而在“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又辞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中止苏共活动，实行全苏非党化，从此统一的苏共已不复存在，这也就自然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后果。

外交上的霸权

20世纪初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面对外来敌对势力随时可能的侵犯，苏维埃国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苏维埃国家不仅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而且已经成为地球上无可争辩的强国后，在1945年至1948年间强化世界革命的论调，宣称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实现共产主义，从而在西方颇引起一阵惊慌，相互之间的军备竞赛日益升级，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是愈演愈烈，长期压得俄罗斯透不过气来。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长期的军备竞赛，苏联的财政已不堪重负，据称，苏联单是为同美国对抗就花费了7000亿卢布。难怪西方学者认为，正是不堪重负的军备竞赛最终拖垮了苏联。持续地军备竞赛并力求保持同西方均衡的军事实力，的确曾经刺激过苏联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它的强大，然而也正是军备竞赛逼使它不得不把可观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发展国防事业上，这样势必又会加重它的财政负担，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更加畸形的发展，影响经济社会指标的完成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不顾人民生活而一味争霸的做法只能激起人民的日益不满，从而终于葬送了自己。所以，从深层次考察，应该说大国霸权主义的对外政策乃是苏联覆灭的深层次原因之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去努力埋头建设自己的国家，却热衷于谋求霸权地位，不惜随同美国一样的军事开支，甚至发动持续9年之久的阿富汗战争，仅为这次战争就花费了数百亿卢布，并且葬送了大量苏联青年的生命，更可怕的是它为社会主义抹了黑，令人们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胡耀邦同志早有所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曾指出：“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很不好，内部建设和对外关系都存在很多严重问题。”

苏联奉行的大国霸权主义不仅表现在它四处把革命强加于人，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呼唤所谓世界革命为名，极力扩充军备，进行渗透，热衷冷战，意在称霸天下。苏联大国霸权主义还表现在它在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方面，每每以“老子党”自居，实行家长政治。在国际共运中又要求别人服从苏联利益，唯我独尊，大摆“老子党”派头。苏联在对外政策方面犯下的这种极为严重的错误，使它在国内外都大失民心，从而也就自然为1991年剧变埋下了祸根。

结束语

在造成苏联剧变的众多深刻的原因中，经济落后和政治专制是导致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经济的日益衰退所起的作用更大。经济因素在这次苏联社会剧变中毕竟扮演了发挥终极作用的角色。

今天仍有些同志把苏联剧变的主要责任归之为戈尔巴乔夫。不消说，戈尔巴乔夫对此当然负有他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让戈尔巴乔夫去承担主要责任则有欠公允。再说戈尔巴乔夫纵有千种思维，万般激情，亦难呼风唤雨。他在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再大，若不伴随着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是不可能把这座有着74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厦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和本领，把主要责任都算在他身上反而把他的作用夸大了。应当客观地说，足以使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倒塌的是“左”的、僵化的斯大林模式。还是邓小平说得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正是苏联斯大林模式长期的“左”断送了它自己。

1991年苏联的剧变，是长期以来苏联社会主义诸多矛盾造成的后果，对此首先应当负责的是在苏维埃大地统治了约半个世纪的斯大林模式，虽说正如本文在一开头就提到的那样，这个模式也有它的功绩，然而比之它的众多失误来说，它的功过是不相称的。被诸多严重矛盾紧紧缠身的僵化的、“左”的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有其必然性。

最后我想用恩格斯在1890年写给奥托·伯尼克的一封信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我的这篇文章。恩格斯说：“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济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是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斯大林模式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种模式，它的失败也只是这种模式本身的失败，或者说一种扭曲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而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由于斯大林模式在社会主义试验中的极为重要地位，它对后来人们搞社会主义所发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造成的损失也是很大的，但是我们也高兴地看到，随着时代的前进，今天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力求摆脱这一模式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深深体会到没有富裕、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在人类进行社会主义试验的伟大工程中，肯定还会出现新的、真正能给人们带来富裕、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主义模式。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2年第12期 汪精卫何以曾为孙中山的“接班人”　作者：王　勇　那孝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汪精卫也担任了主席。至此，汪精卫成为国民党新军政领袖。

在孙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负责政治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蒋介石。当时蒋介石的资历声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与廖、胡不分伯仲，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呢？

国民政府成立之时，适值国内革命运动高潮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等人，虽然他们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政策、遗嘱并为之而奋斗，但作为政治势力，他们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因其政治态度的“过激”，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处于少数地位。

在国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力量，但他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国民党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政治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国民党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国民党所急需的政治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1924年6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之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国民党左派，促使国民党中派左倾，孤立国民党右派，通过使国民党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国民党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共产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政治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政治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钱镠铁券千年播迁记　作者：钱听涛

1940年我祖父在故乡常州逝世，按旧俗要将神主送入东门外白家桥的钱氏宗祠。这是我第一次进入这个宗祠，前厅单独立龛祭祀的是第一世至第三世的吴越国五王：武肃王钱镠、文穆王钱元瓘、忠献王钱弘佐、忠逊王钱弘佐、忠懿王钱弘倧，以后看到《菱溪钱氏族谱》，才知我是武肃王36世孙。解放后回家乡，宗祠改作仓库；“文革”中族谱作“四旧”上交。读了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他称道，在五代十国中，吴越最安静，“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但税收繁苛，剥削严重，营造宫室，穷奢极侈。以后背上我出身资产阶级的包袱，更讳言这些封建时代的先祖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看到武肃王铁券原物，十分惊讶。家谱上记载的这件铁券原来只是一块如瓦片一样的铁质文物，还稀稀的留下若干鎏金字迹。怎么经过了一千多年漫长岁月竟能保存下来。我就在那些《家乘》、《纪事》中探索，居然流传有绪，而且是充满传奇的故事。

这具铁券，制作于唐昭宗乾宁四年八月。《两浙金石志》记载：此券“形如筒瓦，长一尺八寸三分，阔一尺一寸，厚一分五厘，重一百三十二两，正书，二十七行。”《十国春秋》称：“铁券，形如瓦，方广约一尺五寸许。盖镕铁铸成，镂金其上者也。唐昭宗以赐彭城郡王镠。券文凡三百二十二字，晶光闪烁，天语温纯。”《野获编》称：“质如绿玉，不类普通之铁。其字，皆用金填。”我看到的实物大致如此。但字迹漫漶，大致三分之二已看不清了

据史料记载，唐末藩镇割据，天下大乱。钱镠与董昌都是浙江临安一带的起事首领，剿灭过黄巢农民起义军。公元895年董昌称帝，建元顺天，国号罗平。钱镠反对他这样做，先是规劝，后则征讨，终于将董昌打败。唐昭宗乾宁四年八月，皇帝派中使焦楚赐钱铁券一具，隆重褒奖他。据说唐代，皇帝颁赐铁券一共只有四次，当时是极高的荣誉。

据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当时钱镠虽对唐称臣，实际已于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杭州为中心建立了吴越国。历经子孙三代五王，铁券一直藏在宫中。到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在北宋政治高压之下，第五代吴越国王钱弘没有像三年前南唐后主李煜那样：“一旦归为臣虏”，而是主动纳土归宋，和平统一。钱弘俶率领王族子孙近亲一千多人，由杭州迁居汴京开封，以示忠顺。晚年受封邓王，死于南阳，归葬洛阳，这是宋太宗端拱元年。钱弘俶迁河南时，将这具铁券及历代皇帝所赐的竹册、玉册、诏诰等家传文物仍藏在杭州吴越国宗庙内。宋太宗淳化元年，杭州地方官认为这样不妥，就将铁券等全部吴越旧物运到汴京献给皇帝。宋太宗为了安抚钱氏，钱弘俶已去世两年，因此下诏将铁券等归弘俶子安僖王钱惟浚保管。过了30多年，宋仁宗即位，惟浚已经去世，其弟惟演，官拜翰林学士，历任工、刑、兵部侍郎尚书，官爵显赫，又负文名，与杨億、刘子仪同为西崑体重要代表人物，拜翰林学士，这批文物就转归惟演保管。惟演这一支钱氏子孙在宋代与皇室、后族六世联姻，惟演死后谥文僖公，追封思王。其子钱晦，娶献穆大长公主的女儿。铁券归钱晦保管。宋仁宗知道他家存有铁券，曾索观，后又归还。到宋仁宗之孙神宗即位后，铁券已归钱晦之弟冀国公钱暄之子钱景臻收藏。因为钱景臻娶仁宗幼女秦鲁国大长公主，成为驸马，官至右领军卫大将军，御史大夫。死后谥会稽郡王，这是靖康元年。第二年金人南下，皇帝、宋室被虏，即“靖康之变”。徽宗之子赵构南逃，宗室中哲宗废后孟氏及这位秦鲁国大长公主幸免被虏南逃。大长公主已高龄72岁，是赵构的曾祖姑母，南下后她第一个上表请赵构即位，赵构即宋高宗，以后当然对这位老长辈感激万分。绍兴四年，高宗下诏为大长公主建邸浙江台州（今临海），让钱氏这一支子孙世居于此，安享尊荣。大长公主南下时当然把铁券等吴越文物携带南逃。公主长子钱忱，字伯诚，历仕哲徽钦高四朝，娶唐氏，与南宋大诗人陆游之母为姐妹。陆游于12岁时（绍兴六年）随母至姨母家，拜谒了这位老长辈大长公主，看到了铁券等宝物，陆游后来写了一篇《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见《陆游文集·渭南文集》第31卷），详记了铁券流传经过，并称：“某年十二三时，尝侍先夫人，得谒见大主，铁券实藏卧内，状如瓦。今七十余年，乃得见录本于武肃诸孙家。后十字，盖文僖手书。某家旧藏文僖书帖，亦有押字，皆与此同。武胜军节度使印，则文僖尹洛时所领邓州节钺也。开禧三年六月乙巳，山阴陆某谨书。”“某”是陆游自称，开禧是宋宁宗年号，三年是1207年，当时陆游已83岁，追述70余年前往事。这一年陆游在钱家见到的是铁券的录本，上面还有钱惟演手迹。

又过了约70年，元兵南下，宋恭宗德二年临安陷落，宋亡，元兵将到台州时，钱忱后裔钱叔澴背上铁券等传家宝逃难。兵荒马乱中，铁券等坠入河中，叔澴也在途中死难。从此铁券没有下落了。但60多年后又出现奇迹。元顺帝元至二年一个捕鱼人在浙江黄岩县南泽库附近的水中打鱼，鱼网中发现一个铁瓦似的物件，他把它抛在一旁。附近村中一个老学究曾听过一些铁券的故事，就用铁价把它从渔人手中买回去。这消息后来被人报告了钱叔澴之兄钱世珪，世珪用十斛谷子从老学究手中买回，世珪是钱氏宗祠族长，从此铁券就保存在宗祠里。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元亡，明太祖把这一年改为洪武元年。他在位时，仿前代想褒奖功臣，要参考这具铁券，就召见世珪之子钱尚德。尚德捧了铁券及吴越五王图像到南京朝见朱元璋，皇帝赐宴，下诏仿铁券制了一个木券，原件赏还。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再次召见钱尚德后裔钱克邦，要看这铁券，克邦又奉券进京。皇帝仍是优礼有加，并称赞钱弘纳土归宋的美德。观后依然赐还。永乐五年明成祖又想看铁券，差行人曹闰到台州找到武肃王十七世孙、广西参政钱汝性。汝性与曹闰一起，“奉券驰驿，进呈，御览毕，以礼遣还。”以后铁券一直珍藏于台州宗祠。清代以后，直到乾隆二十二年皇帝南巡至杭州，钱氏在嘉兴的裔孙，告老还乡的原刑部尚书钱陈群，率台州后裔钱选至杭州奉铁券呈览。乾隆皇帝大为赞赏，亲制观铁券歌赏赐钱氏族人：“表忠观永祀钱塘，铁券却在台州藏。久闻其名未睹物，秋卿同族今呈将。铸铁如瓦勒金字，乾宁岁月犹存唐。……”乾隆当然仍是赞扬钱镠及其后裔的忠君之忱。但是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国家的衰败，铁券的命运也起了波折。光绪二十一年，藏在宗祠里的铁券竟被盗走，从台州盗至嵊县出售，被时任嵊县县令的常熟人徐印士用400银元购去。这事被出生于安徽广德的武肃王三十二世孙、举人钱文选获悉。钱文选之兄乙正以观察兵部在浙江办公。他就与嵊县长乐乡一大批钱氏族人向徐印士力争，结果终于以原价从徐手中赎回，一起赎回的还有乾隆御赐宝匣一只。赎回之时，长乐钱氏族人演戏10天，以示庆贺。长乐钱氏分中段、前段、后段三房，三房房长轮流保管。据钱大莘在《钱王后裔在嵊州》一文中说：每年春节，族人用花轿抬着铁券，伴以乐队，连同吴越王遗像一起在大宗祠供奉。抗战爆发，1942年嵊州沦陷，钱氏族人将铁券严密包封，藏于后段钱赓麟家深井内。抗战胜利后才取出，仍恢复春节的隆重祭典，并把铁券藏于商会会长钱元瑞家。1949年5月，长乐解放。钱氏族人感到共产党、人民政府可以信赖，就决定由钱元瑞代表钱氏献给国家，由杭州浙江博物馆收藏。直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58年后筹建，至全国各地征集文物，这件国宝才运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以一级文物珍藏陈列。这件历经一千一百年多沧桑变迁的国宝，虽然一角稍有损坏，金字大半漫漶不清，但的确是流传有绪的原物，实在是无价之宝。我曾再三谛视，思绪万千。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这类国宝是最好的见证。何况它说明我们国家有识之士历来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我们应保护这类国宝，让子子孙孙受到教育。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12期 朝鲜前线第一个《人民日报》记者李庄　作者：申　春

1950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社长范长江找到总编室主任李庄说：朝鲜战争已国际化，美国海空军占绝对优势，现在陆续增兵。法国《人道报》和英国《工人日报》都准备派记者去采访，中央决定派你去，由三家联合组成记者团，你牵头。少奇同志已写了信给朝鲜劳动党中央，他们会帮助你们的。

李庄像当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样，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李庄考虑最多的是他第一次到异国他乡执行采访任务，又是第一次同外国记者共事。当然，他还有自己的家庭。他的爱人赵培蓝当时也在《人民日报》做编辑工作，表示全力支持李庄。她唯一的希望是和两岁的儿子、一岁的女儿一起，照一张“全家福”。

1950年7月中旬的一天，李庄偕同马尼安、魏宁顿从北京出发，抵达安东后跨过鸭绿江桥进入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当时，新义州已遭美机多次轰炸，街上行人来去匆匆。李庄一行三人乘汽车踏上前线的征途，他们先从西海岸的平壤到东海岸的元山，在防空壕里听取江原道劳动党委员长林春秋的情况介绍。在返平壤途中，记者团分乘的汽车突然遭到四架敌机俯冲扫射，打坏了一辆车，没有人员伤亡。这是李庄去朝鲜前线第一次遇险。当时他同两位外国记者站在一个小山上的树林边，见到几处村庄被燃烧弹击中起火了。魏宁顿说，这太疯狂了，超过希特勒空袭伦敦。他们三位目睹了美军无数空袭，决定起草了一份揭露美军暴行的声明，他们回到平壤后，声明由新华社从平壤发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宣传部、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柴成文和新华社平壤分社社长丁雪松的协助下，李庄偕同两个外国记者、翻译和警卫人员，分乘四辆汽车直奔汉城。车队过“三八”线行至距汉城30余公里处，突然遭到八架美机的攻击。李庄指挥大家分散卧倒在稻田里，敌机轮番俯冲时的刺耳声和剧烈的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一架美海军战斗机飞得过低，碰断公路旁一排柳树，在距车队前五六十米处堕毁，驾驶员身亡。马尼安用照相机全部摄入镜头。

他们到汉城后，发现整个城市已在朝鲜人民军的军管之下，电车照常行驶，行人熙熙攘攘。

当时，美国在朝鲜作战的部队主要是第八集团军，美军第二十四师少将师长威廉·迪安被俘。主力已撤到大邱和釜山地区顽抗。

三人记者团决定分散活动。马尼安要回平壤访问金日成后回国，魏宁顿则去大田采访新战场。李庄决定去大邱、釜山。一天夜里，李庄车行至大邱以北一条河流渡口时，守桥的警备队员告诉他，桥上有定时炸弹，汽车不能通行。李庄耐心地说服了警卫，他让两部车拉开距离，迅速通过。当李庄乘坐的第二辆吉普刚过桥，车后一声巨响，掀起的混凝土块像雨点落在车顶上，李庄在车上安然无恙。

在距大邱不远的一个山村里，李庄十分高兴地见到了东线最高指挥官武亭将军。

武亭将军对李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抗战时期，武亭就在太行山上指挥一支朝鲜义勇军对日作战。司令部与李庄所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同住山西辽县（今左权县）的一个村庄，是老相识了。现在新的战场重逢，特别亲切。武亭介绍了当前敌我态势，然后对李庄说：“朝鲜人民军英勇作战，可与八路军相比。”李庄详细记录了武亭的谈话。李庄兴奋地感到，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指挥员定能完成他的祖国解放大业。李庄还提出要到第一线人民军部队采访。

武亭再三考虑，同意李庄到不远处的人民军一个师采访。李庄在人民军李师长陪同下，登上一座海拔千余米的山顶，用望远镜可清晰看到大邱城的全貌。城周围，美军和李承晚军队正在紧张构筑防御工事。

李庄在朝鲜东线停留了一周时间，他采访了司令官、师长和参谋人员。经过一个多月的采访，李庄接到范长江的来电，要他回国汇报。

就在李庄回国后不久，朝鲜战局发生骤变，美国邀集了十多个国家，打着联合国军旗号，于9月15日在仁川登陆，29日攻占汉城，向北大举进犯，并攻占平壤，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1月初，李庄第二次入朝。

在这之前从10月19日开始，我志愿军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五十军相继开赴朝鲜前线。

他来到志愿军第三十八军采访，有时随军长梁兴初和政委吴岱一起行动，有时到三十八军的一一二师采访，在堑壕里和战士们一起吃着炒面，倾听战士们的心声。在第二次战役中，他和战士们连续七天七夜强行军追歼敌人。这次战役，共歼敌三万余，缴获大批汽车、坦克、大炮和其它武器。在他写的《被人们欢呼“万岁”的部队》的通讯中，叙述了指战员的英雄事迹。在前线，李庄总是争分夺秒，找机会托人把稿件带回国内。当时，战地传递困难，军用电台不发新闻稿件，又不能邮寄，只有托人捎到安东再寄往北京。他每次采访一结束，便找一处能隐蔽的岩凹处，赶写通讯。天寒地冻，笔尖结冰，他只能用口中热气边呵边写。

第三次战役后，李庄得悉我所在的志愿军第五十军在汉城以北高阳地区打了一场漂亮的步兵打坦克战斗，全歼英军皇家重坦克营，他赶来采访了一四九师师长金振中和四四六团2营营长杨树荣，还有5连的爆破手们，很快写出了《皇家坦克营的覆灭》。

在第四次战役中，李庄又回到了三十八军采访。他在汉江南岸18昼夜的阻击战中，采访了许多指战员，写出了生动感人的通讯《光辉的阻击战——汉江南岸战斗纪实》，还有《我们打出去》等篇，记录了那段在朝鲜战争中最壮烈的史实。

李庄先后两次赴朝鲜前线采访，写出了大量的战地通讯。遴选出其中一部分，结集为《朝鲜战地目击记》、《战斗十日》两部书出版。

不久前，我到李老寓所见到他时，见他靠拐杖助行，却依然笔耕不辍。我望着眼前这位已85岁高龄、满头银发的老记者，心灵被震撼了，我禁不住对李老说了声：珍重！珍重！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东北大野诗人穆木天　作者：穆立立

父亲穆木天是东北籍的诗人，他曾说自己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我也有个从了解到理解的过程。

父亲是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是以他的象征主义的诗歌和理论成名的。20世纪20年代初在东京帝大，他读的是法国文学专业，懂日文、英文，后来又自学了俄语，长期从事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然而，在我的记忆中，从他的身上实在看不出诗人的潇洒，更没有丁点儿洋味儿。光看他那剃得光秃秃的头，听他那浓重的家乡口音，整个是一东北土老冒。抗战时期，我们一家人主要颠沛流离于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地。在那些地方，冬天并不太冷，但父亲却总要戴一顶“牛皮朝天”的东北大皮帽。家里吃饭时，经常有的三样菜是焖四季豆、拌茄子、蒿子杆沾酱。80年代我到东北去做了一次考察，1990年又回家乡去参加纪念穆木天90诞辰研讨会，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当年之所以要戴那种皮帽，是要表明他是流亡关里的东北人，当年他吃那几样菜时，心中品的是东北味、故乡情。

父亲是吉林省伊通县人，“九一八”前夕离开东北时写的《别乡曲》、《奉天驿中》、《啊！烟笼着的这个码头》等诗篇中，他“心如刀刺地”与之告别的是即将被“禽兽”“盘踞”而“沦于腥”的整个东北的大好河山。想来，他说自己是东北人，是由于他情之所系，是整个东北的命运。

这种东北情对父亲的主宰力量是极强的。1926年春，他在东京帝大毕业后，随即回国。在广州，他结识了麦道广，开始了俩人的恋情，并于1927年生下了我的路易哥哥。这是父亲第一次自由恋爱形成的婚姻。1927年出版的诗集《旅心》中的《献诗》就是父亲献给麦道广的。当时麦道广是在中山大学音乐系学钢琴的大学生。从《献诗》中缠绵的诗句，可以看出穆木天对麦道广的深情。但是对她的爱却不能拴住我父亲的东北心，也未能激起穆木天更多的诗情。似乎只有对东北的牵挂才是穆木天的泉源。就是那本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诗集《旅心》，父亲认为其中也是“隐含着亡国之泪”的。

父亲从日本回到祖国后的两三年中，曾一度感到写不出诗来了。而在东北的这一年半里，他走访了家乡的许多地方——蛟河、敦化、巍峨险峻的老爷岭,一望无边、满目青葱的黄松甸，他看到了奶子山黑油油的煤块,长白山直径五六尺的木材……这一切使他为家乡山河的壮丽和宝藏的丰富赞叹不已，更使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无比痛心和愤怒。于是，父亲的诗情就像一颗在风中飘荡的种子，一下子落在适宜的土地，汲取了充分的营养，开始蓬勃生长。在1930年作的那首《写给东北的青年朋友们》中，他呼喊着：“到处是民众的苦难，/到处是民众的凄惨，/朋友，睁大了我们的眼睛，/睁大了眼睛看我们的目前。/……看吧，到处是土绅土匪，/看吧，到处是吗啡鸦片；/看吧，各地方的满洲银行……/看吧，私贩军火的外国药房；/看吧，那些化装的调查团，/……看吧，是谁占领了吉长、吉敦铁路，/看吧，是谁酿成了本溪湖事件。/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调查，/朋友，这些事哪个不需要我们表现。/……”此后，他陆续写出了《扫射》、《在哈拉巴岭上》、《守堤者》、《江村之夜》、《歌唱呀，我们那里有血淋淋的现实！》等诗篇，反映了东北人民深重的苦难和在血泪中的奋起与斗争。

1931年初他从东北来到上海，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成为左联的中国诗歌会的带头人。父亲在为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作的《发刊诗》中写道：“压迫、剥削、帝国主义的屠杀，/反帝、抗日，那一切民众的高涨情绪，/我们要歌唱这种矛盾和它的意义，/从这种矛盾中去创造伟大的世纪。/……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我们要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大众歌调，/我们自己也成为大众中的一个/……”。在1932年初的“一·二八”战事期间，他和中国诗歌会的朋友们废寝忘食地在上海街头张贴散发宣传抗日、支持十九路军的诗抄和传单。

父亲究竟是如何从象征主义转变到现实主义道路上来的？他是如何从对“幽、微、远、渺”的寻觅中挣脱出来的，转而大力提倡大众化、提倡运用各种通俗文艺形式的？我以为他的这种180度的转变除了一些普遍性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个性化的解释，那就因为他是东北人，他自己说他是“东北大野的儿子”，东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东北沦亡的切肤之痛和对东北大野的热爱，使父亲不可能像西方的象征主义诗人那样，去追求一个神秘的境界，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他的灵魂是得不到安宁的；他所追求的只能是在现实中让东北大好河山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奴役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对东北乡土文艺的喜爱和熟悉，也使他认识到运用一些通俗的文艺形式是唤起民众、宣传民众所必须的。

父亲的童年是在浓郁的东北乡土文化的氛围中度过的。他的祖母常爱找邻居大伯来说书，父亲就跟着听；有时他还溜到街上去看皮影戏，听太平歌，自己也学会了一些段子。我两三岁时，那还是在上海的家里，父亲伏案工作告一段落，稍事休息时，就曾拍着巴掌教我说唱东北的童谣：“张大嫂，李大嫂，上南洼，采豆角……”还有那段叫作《两头忙》的鼓词：“说南乡来道南乡，南乡有一个王家庄……”30年代父亲在《谈“太平歌”》一文中写道：“在童年，有两种乡土的艺术，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一种是驴皮影，另一种就是‘太平歌’。……也许是这两种东西的乡土性和大众性比较强的缘故罢。……每逢年节，这两种东西给予民众很大的快乐。那不只限于城镇，而是普及到各个村庄的。……在唱驴皮影和唱‘太平歌’时，乡里村间，真是人山人海，热闹极了。”可见，在《新诗歌》的《发刊诗》中父亲所写的“我们要用俗言俚语，/把这种矛盾写成民谣、小调、鼓词、儿歌……”等等，并不是他为了响应什么号召而发出的空洞口号，而是由于他对这些乡土文艺形式真诚的喜爱和他深知这些民间文艺形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巨大影响。抗战初期在武汉时，他曾向北方逃亡出来的一些老艺人学习，创作了《卢沟桥》、《八百个壮士》、《游击队雪地退兵》等大鼓词（后来集结为《抗战大鼓词》）。父亲还和原来诗歌会的杜谈、宋寒衣、柳倩等以及原来就在武汉的诗人锡金、王站林等等一起组织了“时调社”，先后出版了诗刊《时调》、《五月》，大力提供朗诵诗和其他通俗的、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接受的多种形式的诗歌，还为一些老歌填上抗日内容的新词。

父亲对东北大野是十分爱恋的。记得，我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在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书，那是在粤北坪石附近的一个小山村。村边有一条小河，父亲喜欢牵着我的手，在岸边树丛旁的小路上散步。春天，望着两岸山坡上大片的红杜鹃，父亲告诉我：“在东北老家，松花江正在开江呢！江上冰块开裂的时候，发出咔啦咔啦的响声，老远就能听到……”夏天，望着骄阳下的山野，他又告诉我：“在老家，高粱正晒红米呢，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冬天的晚上，在农家的小屋里，围坐在小炭盆旁，父亲还曾说起在长白山脚下的冰天雪地里，如何罩山雀……总之，解放前，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几乎每一处的山水和景色都能引起父亲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既使他忧郁，也使他振奋起战斗的意志。在写给我母亲的《寄慧》那首诗中父亲曾写道：“在月夜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的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感不到欢喜和安慰！/……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愤怒的战斗的烈火，/烧破我的忧郁。/……”

父亲的战斗形式就是写诗、翻译、教学。他做这三件事有着非常自觉的目的，那就是宣传抗日、传播先进文化、培养革命青年。早在1930年于吉林大学任教时，他就在《我的文艺生活》一文中写道：“现在我认定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只要我们能把青年渡过去，做什么都要紧。翻译或者强过创作。教书匠都许是要紧的。以后我就要做桥。”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诗作大部分都收到《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两本诗集中，解放前夕他还写了一些抨击时政的诗，如：《我好像到了一个鬼世界》、《谢谢你，美国人！》、《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等。几十年里他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和俄苏文学作品，并先后在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同济大学等处任教。当年的生活是很清苦的，有时甚至是艰苦的，但也有过许多快乐的事情。那时，在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进步人士之间、在进步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同志情谊和关系是非常好的。在我家里，一般都是静悄悄的，父亲高度近视，总是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看着写着；但也有热闹的时候——有时是父亲和几个朋友在一起高谈阔论，分析国内外形势，抨击国民党的时政，讽刺当局的某些党棍和狗腿子，商讨共同的行动……真可说是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有时家里则充满了青年学生的欢声笑语或热烈的讨论声……

父亲是把东北的解放和全中国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但他的东北情却一直在心中激荡。1949年5月他欣喜若狂地迎来上海的解放，不久就听说东北派人来上海要求给予人力支援（高级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父亲的心一下子就飞向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当年9月他已经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任教了。这次重回故乡，似乎解开了父亲心中的东北情结，他不再为东北的命运担忧了，东北不再是他心中的十字架了。1952年父亲高高兴兴地离开长春，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担任北师大中文系外国文学室主任。当时我国的高教事业正处于百废待兴的时期。他为在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开设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课程付出了全部精力，以至没有时间整理自已的诗稿，翻译工作也只围绕着教学的需要进行。他当年领导制订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至今还在各个高等师范院校发挥作用。至于儿童文学，他也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的骨干力量，初步建立起新的教学体系。他的学生后来成为一些院校外国文学教学和儿童文学教学的主力。那时，每天除了上课、开会，他还是伏在书桌前，鼻尖碰着书页或稿纸，在那里不停地看着，写着。冬天，他还戴那种东北大皮帽；菜，还是爱吃那几样；然而，那似乎仅仅只是一种习惯了。（责任编辑　吴　思）

2002年第12期 三十年代电影童星张帆　作者：宫洁民

张帆是中国电影史上在20世纪30年代成名的著名童星。她出生在上海，从影已有60多个春秋。由于她天赋好，从小就喜欢歌唱和表演。

张帆13岁那年，本来是上学念书的岁数，可因为家境贫寒，被迫停学谋生。小小年纪能在社会上做什么，即使到商店也只能当一名薪水微薄的童工。没想到她赶上一个很好的机遇，当时由黎锦光、黎锦晖兄弟二人所创办的上海“明月歌剧社”正在招考，他们发现张帆有表演天才，竟然破格录取。

她庆幸自己找到一个施展才华的好天地。在剧社张帆勤奋练功，很快掌握了有关声乐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懂得了科学发声原理以及嗓音训练的科学方法。到剧社没有多久，就受领任务登台表演了，她和黎明健（即郭沫若夫人于立群）同台演了三部歌剧，即《葡萄仙子》、《花生米》、《小小画家》（这部歌剧主要是讽刺陈旧迂腐的读经教育）。由于表演出色，一时轰动了大上海。上海中小学的歌迷们都记住了张帆的名字。后来“明月歌剧社”易名“大中华歌舞团”。张帆随团到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巡回演出，受到当地侨胞欢迎。至今新加坡等地的老歌迷还在唱张帆演唱过的歌曲。

几年之后，张帆考入新华影业公司演员训练班，从歌坛进入到影坛。20世纪40年代初，该公司拍了一部以美国女作家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所改编的电影《四姐妹》。张帆在片中演老三，这部电影一放，一炮便打响，片中的四个女主角，享誉了上海影坛。接着该片导演李萍倩专为张帆写了一部故事片，名为《天外笙歌》。故事情节是：描写一个小孤女刻苦勤奋成为歌星的故事。张帆的演技在片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解放军渡江，张帆从上海赶到南京，加入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上海解放后，张帆又连续在《情天劫》、《相思债》、《患难夫妻》、《悲天悯人》等影片中担任角色。1958年调进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几十年来，上片多部，塑造中老年妇女角色80余个。先后参加过《江山多娇》、《怒潮》、《永不消逝的电波》、《秘密图纸》、《同甘共苦》等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她演戏从来不挑角色，一直以甘当绿叶为乐。北影厂赶排电视剧《四世同堂》时，她饰演马老寡妇，导演说她比老北京还老北京。

八一厂拍《再生之地》，她在片中饰演日本战犯伊藤的夫人。她特地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体验生活，经过一番努力，上镜时，她将战犯夫人那种唯唯诺诺的举止神态，演得细致入微、逼真。1987年她曾经荣获首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奖。2001年年底，已是80岁的张帆接到新加坡“老歌俱乐部”邀请，作为嘉宾到那里和20世纪30年代老友相会，她们的演唱吸引了很多的歌迷，新加坡《新民日报》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了演唱活动。

“文革”中，张帆被打成“黄色影女”关进“牛棚”，遭到无休无止的批斗。同时，她丈夫徐一亢（八一厂编剧）也因出身资本家，被押送甘肃劳动改造。他们夫妇俩和四个孩子的身心都受到极大的摧残。只因张帆有着豁达的胸怀，在生活逆境中达观知命，在十年动乱中硬是挺了过来。（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2年第12期 绍兴女侠丰碑——风雨亭　作者：程竞明

古轩亭口是浙江绍兴城的闹市中心，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街和府横街在这里交接。轩亭，始建于唐代，久经沧桑，现已荡然无存。如今巍然耸立着一座庄严质朴的方碑，高7米，四周环以石栏。花岗石碑上镌刻着“秋瑾烈士纪念碑”七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纪念碑的须弥座，正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书写的《秋瑾烈士纪念碑记》。方碑之下，南来北往凭吊先烈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瞻仰纪念碑，默读碑文，仿佛亲眼看到烈士正气凛然的英姿。

秋瑾号竞雄，别名鉴湖女侠，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第一个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女英雄，也是近代诗坛上的爱国女诗人。她曾经书写过许多声讨清王朝的战斗檄文、革命文告和风格卓异的壮丽诗篇。有一首《对酒》写道：“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不幸的是，古轩亭口便是她洒热血化碧涛的地方。风华正茂的秋瑾在经受了各种酷刑之后，于1907年7月15日慷慨就义。当天夜里，有人在古轩亭口贴出对联：

悲哉，秋之为气；

惨矣，瑾其可怀。

上联以萧瑟秋风影射残酷镇压人民的清朝廷，下联以美玉象征坚贞不屈的革命情怀，联内对称地嵌入烈士之名，寄托哀思。

绍兴城内卧龙山的西南峰，有一座构筑精致的“风雨亭”，与古轩亭口的纪念碑遥遥相对。这是当地人民于20世纪30年代初修建的，亭名取自革命烈士的绝命词“秋雨秋风愁煞人”。登亭便可俯视当年拘押秋瑾的典史署。风雨亭单檐六角，亭角飞挑，石柱上镌刻着孙中山题写的挽联：

江户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

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

联内“江户”即日本。秋瑾目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庚子之乱，立志救国雪耻，只身东渡留学，在日本结识孙中山、黄兴等，后被推选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解放后风雨亭几经修葺，四周葱葱茏茏，成为后人缅怀革命先烈的胜地。有联多副：

漫言半山孤亭，看气象万千，雨来风满；

不尽腔中热血，举诗篇一二，石破天惊。

巾帼拜英雄，求仁得仁又何怨；

亭台悲风雨，虽死不死终自由。

著名的爱国将领冯玉祥也题写对联一副：

丹心应结平权果，碧血常开革命花。

联内“平权”指秋瑾曾在东京创办《白话报》，鼓吹民族民主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并组织了我国最早的妇女团体——共爱会。归国后在绍兴两所女校执教，又到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呕心沥血。

绍兴和畅堂18号是一座粉墙黑瓦的民房，由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便是与古轩亭口纪念碑、卧龙山上风雨亭齐名的“秋瑾故居”。从1906年秋瑾由日本归国直到壮烈牺牲之前，这里是她联络革命志士、密商革命大计和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

少年时代的秋瑾曾经在这里读书习武，投身革命以后，她经常身穿男装，骑马佩剑出入和畅堂。故居的墙壁上悬挂秋瑾挚友吴芝瑛赠送的对联：

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

故居设有“秋瑾烈士文物陈列室”，展出手稿、信札、照片等各种珍贵文物数百件。祖籍绍兴的周恩来于1939年书写的“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望为我越东儿女争光！”手迹照片也陈列在这里。（责任编辑　南　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