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第1期 直面世界开拓未来　作者：本刊编辑部

人类又跨越了一个历史门槛，置身于一个新的世纪。20年前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勃勃生机，方兴未艾。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崛起，并日益与全球接轨，使中国不再封闭，成为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东方大国。

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也不能不走向世界。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同文化的接触必将日益增加。有过“东学西渐”的历史辉煌，又曾在“西学东渐”中大受裨益的中华文化，无须妄自菲薄，也没有理由夜郎自大，而应直面现实，直面世界，弘扬自己的优秀传统，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先进成就，发展创新，让她以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又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貌，展现给世人。

在我们敞开心扉，同读者纵谈天下大势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想到自己的责任。《炎黄春秋》在国内林林总总的杂志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自认为她是一份认真的杂志，严肃负责的杂志。今年，恰逢她创刊十周年，在此，我们除对作者、读者表示节日的诚挚的问候之外，不能不多说几句我们的工作。

《炎黄春秋》创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我们把“实事求是”作为办刊原则，申明对历史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溢其恶”。这一原则的实践，得到了一批积极的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吸引了众多高层次的撰稿人，更赢得了海内外的广大的读者。

创刊十年，出版百余期，我们不敢说有多少“黄钟大吕，回肠荡气”之作，更不能说1400余万字“字字珠玑”，我们无愧于读者的是始终保持的“求实存真”的编辑心态。本刊以主要篇幅评介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期读者从中得到某些历史知识和教益。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学习探索的过程。在科学面前，学术问题面前，谁也不能说谁已经终极了真理，因为中国历史上“朕即真理”留给我们的教训太惨烈了。我们主张，大家要有平心静气听不同意见、不同声音的雅量，反对动辄去做他人“裁判”的霸气。共同营造一个在遵守宪法前提下让人放开说话的宽松环境，把是非交付公论。这才是推进学术研究、发展科学的正途，也只有如此，才能医治某些人偏执、武断的痼疾。

回忆《炎黄春秋》这十年，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但更多的是阳光和鲜花，是关爱和支持。一位革命老干部的诗集中有《七绝》云：“炎黄风雨春秋笔，务实求真敢放言。不事增华不媚俗，一泓清鉴启民魂。”北大一知名教授说，《炎黄春秋》是他刻意保存的三种刊物中的一种。就在不久前，我国一位著名无党派人士、社会活动家，曾书“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个字赠《炎黄春秋》编辑部。我们珍惜这来自社会各界的鼓励，因为我们有自知之明，我们的刊物办得没有这样好，是大家希望我们办得这样好，我们应该朝“这样好”努力。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我们认真听取，有则改之，择善而从。值得我们欣慰的是，社会终归在进步，昌明的政治氛围在日渐形成，《炎黄春秋》才得以存在，茁壮成长，马上就要度过她的十岁生日。只要读者需要她，她又能适应读者的需要，她将走过她的第二个十年，第三个、第四个十年……

谈到这里，不禁想起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句古语，事物总是向前发展的，只有创新才能图存。面对新形势，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不负读者的期待。在坚持实事实是办刊原则的基础上，拓宽视野，扩展内容。这个刊物是以历史题材，主要是现代重大革命事件和人物为主的内容的。在新的一年里将适当增加有借鉴价值的中国古代历史，以及外国可供我国借鉴的历史题材的文章；还将增加介绍当代高科技知识的通俗文章，以适应更多读者的需要。

让我们用一句极富北京味的话作结，祝福踏上21世纪大道的朋友们：“您，走好”！

2001年第1期 《炎黄春秋》的责任　作者：杜润生

我认为《炎黄春秋》有影响、有威信。虽然它是一份历史类杂志，但是以史为鉴，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一些意志和要求。因此要非常珍惜它，爱护它，支持它。

现在，中国社会有这么一批知识分子，这么一群通晓历史的文化人，他们需要一个发言的地方，一个活动的空间。这个刊物就担负了这样一个特殊的责任。它操作的方法是以史为鉴，这个特色不是有点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做到的。这方面的资源是很丰富的，也是很有厚度的。这就是要珍惜它的道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炎黄春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经常涉及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是符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

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的中国，它必须溶入全球化，除溶入贸易，在民主方面也要和国际接轨。我最近在报上看到一个新闻，欧洲本来是世界上民主制度最悠久最成熟的地方，但是它还提出几条，要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最要紧的，是有言论自由，有学术自由，有产权保护制度。刚刚公布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十五计划的建议，也提出了这些类似的目标。提出继续推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对权力进行监督，等等。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怎么做？我们党已经在做，还要继续做。我个人以为这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破，一是立。我们反封建，搞土改，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大成功。但是，破了以后立什么？我们破的还不够，立的更不够，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不树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反封建是反不彻底的，因为没有正面的东西。一定要建立民主制度，包括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譬如控制贪污腐败，光靠司法部门是不够的，必须有民主的监督。现在我们缺乏这个东西。在这方面，资本主义社会有几百年的经验教训，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参考学习。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已取得举世瞩目的划时代成就，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定会产生更大的进步。《炎黄春秋》有义务为这个奋斗，为中国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炎黄春秋》今后仍应该继续以史为鉴。说到以史为鉴，我想提一个建议，就是不但要以中国的历史为鉴，还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譬如加强民主，有必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吸取西方有益的经验。世界上的民主制度不是中国首先实行的，也不产生于俄罗斯。它产生于西方。所以，要以一定篇幅，介绍一些国外的东西，近代的东西，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的东西。能写这方面东西的人不少，读法律学的，读政治学的，是可以找到的。

当然也要和其他刊物区别开来。我们的特色是离不开史，离不开人物，但是这些历史和人物已经构成了广阔的空间。

2001年第1期 坚持用事实说话　作者：李　庄

迎接新世纪2001年，预祝我们伟大祖国在新的一年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再过几个月，就是《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十年恍如一瞬。但《炎黄春秋》岁月不虚，持续发展、健壮，已扎根广大读者之中。感谢编辑部同志的辛勤努力，感谢广大读者的全力支持。

《炎黄春秋》白手起家，没有什么赞助。创刊伊始，人手很少，社址几经迁移，初期印制条件艰难，排校难如人意，读者常有反映。编辑部多方改进，克服困难，艰苦跋涉，始有现在成绩。没有广大读者的爱护和督促，这成绩是不可想像的。

《炎黄春秋》创刊时机好，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之际。在近十年中，个别稿件掌握不稳的情况是有的，但总的说情况良好，领导与读者都满意。

在新的一年，编辑部负责人一再表示，要虚心学习，力求进步，坚决发扬过去的成绩，对缺点和不足坚决改正和补正。对此，我作为一个读者，表示热烈欢迎。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等等，正在继续发扬，这些方面可用事实说的话很多，都是杂志的好题目。今年是我们党建立八十周年，党史上和当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事件，都需要准确地全面地加以分析和论证。希望《炎黄春秋》在这些方面多加注意，写今天也写昨天，写经验也写教训。

祝《炎黄春秋》越办越好。

2001年第1期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本质上是一致的　作者：宋木文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这个杂志已经成为比较有影响的刊物，有相当高水平的作者群和读者群，还有相当不错的可读性，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然，我们也不能过高地期待一个杂志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是第一。

第二，我感觉这个刊物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路线。我看到的大部分文章，不是所有文章（那是谁也做不到的），体现了这条思想路线。

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讲，坚持和发扬这条思想路线是极端重要的。在我看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两点在本质上也是一致的。你要解放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并提了。要从实际出发，思想又必须解放，甚至还必须有一些勇气，所以说实话和讲真话不容易。当然了，解放思想也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不能脱离现实，讲什么，不讲什么，讲到什么程度，要考虑社会效果。这也是实事求是所要求的。

第三，我的观感，《炎黄春秋》的编辑方针是以史为鉴，主要讲历史，通过讲历史引起人们对现实的思考；同时也适当触及一些现实问题。我看这个方针应该继续坚持下去。讲历史要选择，使其具有启发现实的积极作用。讲现实，比如对民主和法制建设进言，也是需要的，但刊物的定位要明确。《炎黄春秋》不是《求是》，不是《人民日报》，但它也从来不是什么唱反调的刊物。这个大的定位是对的，要很坚定。这样，某些方面的突破才能把握好。

2001年第1期 对《炎黄春秋》四点建议　作者：张岂之

我是《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又是她的特邀编委。我很喜欢这个刊物，也经常给她投稿。今年7月是《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我希望这个刊物越办越好，我想给《炎黄春秋》提四点改进的建议。

一、既要保持刊物特色，又要开阔编辑思路

《炎黄春秋》是以宣传炎黄文化为主的普及性刊物，其中尤以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的撰述为主。这方面有成绩，为读者欢迎。

但是这些似乎还不够。过去介绍的人物，大都有过不幸遭遇，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现在还其本来面目，是非常有必要的，但不能都取这样的题材。要写人物，有许多新题材：

国防科技战线上的代表人物，坚守农村教育阵地的小学教师，坚守大学讲台的文科教授，在我国体育战线上默默工作的教练们等等。其中许多人并没有那么多政治性，也没有那么多不幸遭遇，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却值得大书特书。

写人物也要开阔一些，写的面多一些。

二、既要扩大杂志市场，又要关注提高读者品位

对前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做得好，因此销路好。编辑同志可能经常考虑：哪些文章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应当考虑。但是还有另一方面，杂志肩负提高读者阅读品位的责任。比如，除人物以外，关于通俗易懂的历史理论，关于文化问题的研讨意见，关于文化的评论等等，这些内容也应有所涉及。也许有些读者一时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文章没有多少形象性，只有理论性，但是，从杂志的长远生命来说，除形象性之外，还需要有理论性。二者结合。我建议杂志社可以适当增加理论性，不但看到读者的现有兴趣和水平，还要看到读者未来的兴趣和水平。

三、既要有老的作者群，又要有新的作者群

在作者方面，只要文章达到发表水平，可以多一些新面孔。没有新的作者群，杂志的生命力会受到影响的。

四、要有下去组稿的专、兼职编辑

《炎黄春秋》有多少专、兼职编辑，我不清楚。但是我有个印象，好像没有多少编辑下去组织稿件，只是几位社领导向老朋友们、老战友们约稿和组稿。这恐怕不够，面也许狭窄了些。

总之，我衷心希望《炎黄春秋》在新的世纪里既保持原有的特色，又有较大的开拓。我国文化资源十分丰厚，从事文化活动的人很多，新事物会层出不穷。杂志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把握时代脉搏，开阔视野，才能越办越好。我相信《炎黄春秋》一定会再一上层楼。

2001年第1期 为读者多介绍一些当代科技知识　作者：曾彦修

我有一个建议，即在《炎黄春秋》上开辟一个“当代科技知识讲座”。这个栏目同《炎黄春秋》的内容看似不甚相符，但我觉得可能很有好处。

《炎黄春秋》在读者中的威信相当高，读者群中的文化与政治水平也相对较高。但这群人，大多数不太熟悉当代科学技术知识，却十分关心国家的现代化，求知欲望也还旺盛（不然他就不看这个刊物了）。因此，提出这一建议，供编辑部参考，

近几年来，党中央及国务院均不断聘请各门学问专家向党中央及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讲课。这种精神是值得本刊编辑部及本刊读者学习的。

当前，国际科学技术发展迅猛，中年以上读者极难了解。因此，建议本刊在条件许可并准备成熟后，每期登载一篇深入浅出，使外行也能略知其要旨的、全面介绍某一重大科技问题的当今发展状况。它对这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当然也要简明扼要而又通俗地介绍一下。不然，读者一下子进入当代的科学成就，是看不懂的。

要办好这个讲座，建议编辑部考虑几个要点：一是全面计划，统筹安排，最好一年下来，十二篇文章即成一本小书（字大一点）；二是如何确定选题，要请教专家，由他们商定每一年讲座的全面安排；三是要找好作者，要能既全面而又有重点地介绍该门学问；四是务必深入浅出，文字务必通俗简洁。作者也宜由专家推荐。

我一想，已可举出十几个题目供参考。例如：一，“知识经济”时代问题（包括这一提法在科学上是否确切）；二，所谓“信息时代”的基本内容；三，生物学进展及展望（上，实验科学部分）；四，生物学进展及展望（下，农林渔牧及医学应用等方面）；五，材料科学的进展及展望；六，能源问题（危机及出路）；七，环境保护问题（迫切性及出路）；八，水资源问题；九，世界及中国的人口问题；十，宇宙学进展及展望；十一，空间科学的进展及展望；十二，战争工具及指挥系统的进展及展望。

以上是一时想到的，又是外行，自难于恰当。这类问题还很多，例如，微观世界研究的进展；“纳米”是什么？人口老龄化问题及对策；全球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研究；爱滋病等若干新传染病的趋势及预防、医治问题；海洋世界的保护和利用问题，等等。

此项计划做起来难度较大，深入浅出一点最为不易，但又必须做到，因为读者不是专家。

2001年第1期 我党许多教训有待继续探讨　作者：吴　象

明年是我们党建党80周年，又是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发表20周年。我认为《炎黄春秋》明年应多组织几篇关于党史上重大问题或重要人物的探讨性文章。

不久前上演的电视剧《张闻天》，我看了觉得很好，也听到不少人说好。好在哪里？这里不必多说。对这位在党的路线转变的关键时刻起到重要作用又担任了总书记的领导人，对这位一生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政治家，对这位被诬为“右倾反党”后仍然长期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过去宣传得太少了，太不客观全面了。只要能如实地反映出他人格、品德、精神世界的某个侧面或几个侧面，就足以令人感动。这部电视剧受到广泛的好评，毫不奇怪。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它对党史上一些长期流传但并不符合事实的说法，有所突破，有所匡正。比如，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机构、领导人员是如何确定的？西安事变时党的和平解决的方针是怎么讨论形成的？“文革”中所谓六十一个叛徒案的平反证明又是如何作出的？等等，电视剧都依据确凿的材料，按历史的真实情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可惜有些人虽然觉得剧本很好，看了很受教育，对这几点却忽略了，并没有注意到同过去流行的说法有什么变化和发展。我们学习党史，主要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限于当时的条件，这本书对有些问题的说法是不准确、不完整的。后来出版一些书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沿袭了这些说法，逐渐形成为不易改变的传统观念。现在经过进一步研究，找到了事实依据，提出了更准确更完整的说法，仍然往往被忽略，而不容易被接受、被肯定。因此，电视虽然演过了，还可以写文章从不同角度、用不同形式加以宣传。这对我们更准确更完整地理解党的历史、接受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其所以伟大、光荣、正确，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与失败，而是党善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总结挫折和失败的教训，从而克服困难，继续奋勇前进。40年代第一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教训的产物，为全国性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80年代第二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用马克思主义总结历史教训的产物，为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思想，开辟了道路。但决不能说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够了，恰恰相反，还有许多错误的观念需要澄清、需要纠正，许多历史教训有待总结，有待记取。我们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习党史，研究党史。

2001年第1期 哲人其萎勋业长存　作者：郑　惠

胡绳同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六十多年来,从他的作品中受到教益的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不可胜数。我想,无论识与不识,许多人都会为他的逝世而感到惋惜。鲁迅曾有文章纪念章太炎,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鲁迅在东京留学时去章太炎处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是将章太炎的学者和革命家的影响分开来评价的。但胡绳不是这种情况,胡绳作为学者的业绩与作为革命家的业绩结合得十分紧密。他自己说过,“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胡绳毕生尽瘁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成为他从事革命事业的主要部分。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也就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这篇文章想扼要地介绍胡绳一生的思想理论成就,虽然还不很完全,但也可以看出,胡绳同志和他的这些成就宛如一座丰碑,将长久地留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中。

两篇少年述志的作品

胡绳出生于江苏苏州市。苏州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文化名城。明清两代在这里产生的状元宰相之多在全国各府州中遥遥领先。胡绳少年时读书的苏州中学也是久负盛名,人才辈出。校友中现在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多达三十余位,这在全国众多中等学校中恐怕也是罕见的。胡绳与这些英才同属好学深思之士。不过他的专长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少年早慧,崭露才华,这表现在很多方面:读书的禀悟力高,记忆力强;既能写诗,又能为文;既爱好天文地理,又爱好哲学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他上高中,严重的民族危机给这个少年学子以深深的震撼。1932年他写了一首自由体的长诗,描绘他傍晚进城时看到河边夕阳无可挽回地落下去的情景,同时期待着又一天的清晨推出一轮红日,又来了温暖,来了光明。诗的最后说:“你不息的伟大的精灵啊,将得到永生!”他以太阳作象征,抒发了自己对故国衰落的悲怆和对它再度崛起的渴望,表达了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关怀。另外有一篇寓言式的短文《眼镜的故事》,发表在一家报纸上。此文以第一人称叙说,我去眼镜店配了一副眼镜,戴上后将一切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又重到店里要求退货,店伙计问是不是配得不合适。我回答说不是,正是因为戴了它过分清楚地看到了这人类的一切。于是店伙计以一个哲学家的样子说了一通有深意的话,说不戴眼镜固然看不到人类的丑恶,但也看不到人类的美善。你还不如戴上这副眼镜,拿你看到的美善去改正那看到的丑恶吧。这篇短文是要表明胡绳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之后,已经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唯一科学的工具。总起来看,两篇作品从两个方面反映了少年胡绳立下的远大志向,即要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初初上阵时的身手不凡

胡绳于1935年下半年自动放弃大学生活到上海参加革命。那时中共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上海的许多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迅猛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下,逐步觉察到这条“左”倾路线的错误,并努力在斗争中摆脱它们的束缚,探索和开辟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救亡运动的新局面。胡绳那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他也在这种开辟新局面的努力中注意清除“左”的影响,寻求正确的道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刻苦摸索,他领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深意,并结合思想文化界的实际情况大力进行宣传。

1937年3月胡绳发表了《胡适论》一文,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功过(包括他倡导的理性主义精神)作了公正的评价,并且提出,在当前民族救亡运动中,在反对复古,反对神秘主义的玄学,反对汉奸文学,反对一切愚民政策的战斗中间,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仍有资格做我们的战友!这是2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的左翼文化界主张联合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文化人士的声音。这是与王明“左”倾路线强调排斥中间力量的意见截然相反的。与此同时,胡绳还写了《我对于现阶段中国思想的意见》一文,针对文化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另一种错误观点提出批评。当时有人写文章认为,既要抗战,各方面都有抗日的共同要求,就不必再有各派、各种思想的区别。胡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思想的各种各样并不是危机,倘若任何一派思想要靠政治力量和武力来强迫地灌输到民众中去,使他们盲目地信仰,那才是危机!”“一定要各派思想都在抗敌救亡的大目标下自由地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思想的活泼的发展和光明的未来。”这个批评意见接触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久之后出现的王明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思想。胡绳这两篇文章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作了完整的正确的阐述,既反对了“左”的倾向,又批评了右的倾向。这个年轻文化战士初初上阵就显示了他的身手不凡。

充分说理的思想批判

抗战中期,胡绳在重庆参加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工作时,看到当时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反理性主义思潮:有的是从中国古代搬来的超然于是非人我以外的道家思想,有的是从西方贩来的新黑格尔学派的神秘主义,有的是在讲述历史中歌颂中国封建时代的专制政治。这些思潮对于启发人民觉悟、争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利的。胡绳写了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批评代表这些思潮的著名学者冯友兰、贺麟、钱穆等的几本著作。这是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对几位饱学之士的挑战。此外,胡绳还写了《论诚》,批判蒋介石宣扬的充满法西斯思想的力行哲学,写了《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批判西方法西斯主义的追随者中国战国策派。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说:“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精神,坚持思想的自由发展,坚持合理的思考,从这里面培植我们的远大的理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一切盲从和独断,打碎一切反理性主义!”

胡绳后来回顾这批文章的写作时说:“在这里我评论了当时存在着的各派的思想、若干家的学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了当时的百家争鸣。”这批文章“总的说来,贯串的主题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捍卫理性与自由”,它们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战斗的锐利锋芒,同时又是充分说理的。学术大师钱钟书读过这些文章后引用禅家公案“有理不在声高”的话加以赞许。有的台湾学者对其中批评钱穆的文章也表示欣赏,并将它们复印了在朋友中传阅。这都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

成系列的理论通俗读物

在抗战前两三年的革命文化活动中,以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后改名《大众哲学》)为代表,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胡绳认为这是文化运动与人民大众相联系的重要进步,并积极投入到这个实现理论通俗化的作者行列中。1937年他出版第一本哲学小册子《新哲学的人生观》,同年还写了《哲学漫谈》,1938年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1940年写了《思想方法》,1948年写了《怎样搞通思想方法》。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哲学通俗读物的系列。此外还写了《二千年间》、《中国问题讲话》(1945年)、《孙中山奋斗小史》(1948年)等论述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通俗读物。这些作品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前人观点的简单复述,而是将基本原理融会贯通,结合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行再创造,有许多新意。他的几本哲学通俗读物,在写法上注重用大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用抗日战争的现实生活来作说明,与同类读物中那些用生活琐事作比喻的比较起来,要高出一筹。他的《二千年间》不是沿袭一般历史书按朝代顺序的编年体写法,而是将中国二千年历史当作一个整体,分成若干重要问题如专制皇帝、官僚制度、土地制度、军事制度、民族问题等等进行纵向剖析,在写作体例上别创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这些读物都写得深入浅出,清晰好读,为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人所喜爱。

引人入胜的史书和时评

胡绳从3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历史,193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即《论鸦片战争——中国历史转变点的研究》。以后陆续写了一批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文章。在解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前夕,1947年他在香港只用半年时间写成一部学术专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于翌年在当地出版。这部著作不是一般地叙述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政治的一件件事实,而是着重分析列强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怎样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统治者和中国人民中得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以及政治改良主义者和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幻想,曾经怎样损害了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等等。通过这种研究,胡绳第一次发现和说明了自鸦片战争开始八十多年间封建统治者、人民、外国侵略势力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部书在生动地讲述这种复杂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主题,即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部书以其独到的史识、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入揭示,以及脉络清晰、富于文采而赢得众多知识分子和中外史家的长久推崇。毛泽东在1949年8月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著名论文中,谈到讨论一百年来中国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的重要性。胡绳这部论述近代中国外国列强的政治关系的历史专著很好地适应了这种需要,被誉为有很高学术价值又为配合当时政治斗争作出特殊贡献的力作。

在整个革命战争年代,胡绳还随着形势和斗争任务的发展,写过许多时事政治评论。《胡绳全书》中没有收抗日战争时期的,只收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这类文章。他说对后一时期的这类文章有偏爱,那时局势发展迅猛,各方面的情况变化很快、很大。“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重大时期,对于写时事政治评论的人,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机。”1946年上海的几个进步刊物,如柯灵、唐主编的《周报》、马叙伦、郑振铎主编的《民主》、黎澍主编的《文萃》,后来香港的《群众》等,几乎每期都有他写的时评。而这些时评都不是简单的三言两语感想式的,而是有重点论题、有具体分析的数千字的文章。那时各阶层群众都十分关心并迫切想要了解时局的变化,因而这种时评受到特别的欢迎。

总之,胡绳在战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险恶环境中,不畏国民党的反动政治高压,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冲锋陷阵,表现出一个党所培养的年轻文化战士在政治上理论上的党性和锐气。40年代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自己的写作方向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因而很自然地迸发出全部精力用于这一艰苦的思想劳作之中。他从17岁到30岁的十多年间,写作的时事政治评论、思想文化评论、政治理论通俗读物、历史学术专著等等,数量多达一百几十万字,质量也很高。这些作品中的名篇都曾多次印行,销路很广,有的还有多种外文译本(如《怎样搞通思想方法》六七年间印行了六十多万册,日译本由东京三一书房出版,先后印行约二十万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四年间出过七版,还有英文、俄文、德文、西班牙文及日文译本),在海内外特别是思想文化界和知识青年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许多青年是从这类作品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以至投奔革命的。

建国以后,胡绳担负党和政府许多部门的领导重任,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作一个“写作专业户”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负责党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参加许多重要文件的起草,为研究、阐释和普及毛泽东思想,向干部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他在思想上愈来愈感到困惑,感到自己的思想与现行的潮流发生抵牾实质上,就是他不能适应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左”的指导思想。这使他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成为他在这一时期以个人名义写的文章较之建国前大为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为顺应当时的潮流,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不过,在《胡绳全书》第二卷中,仍然可以看到一些针砭时弊、观点正确的文章。其中在他指导和参与下由一些青年写作并用“施东向”笔名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思想文化评论就是例证。这些文章论述了独立思考、追求真理、认真读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写好文章等等问题。它们所倡导的精神是与那时的唯意志论、形式主义、浮夸造假、不读书不务实的潮流相对立的。从中可以看到胡绳在许多问题上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性头脑。

开创近代史研究的新体系

胡绳于“文革”后期着手写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这部七十多万字的历史专著系统地描述了鸦片战争后80年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政治形势、各个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发展状况;除对封建统治者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关系作了比《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一书更为充分的剖析外,还着重论述了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所起作用的变化。通过这些分析,揭示出80年间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读者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完整的而不是零散的、本质的而不是浅表的认识。这部著作被认为是推动近代史研究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优秀读物,销数达三百多万册。

胡绳这部著作和他在50年代前期撰写的《中国近代史提纲》(1840-1919)、《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以及他在40年代末出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有特色的体系,对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党的基本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确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步前进,胡绳的思想和写作生活发生了新的飞跃,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他从心底里赞同新时期党的理论和路线。在党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的形势下,他一贯坚持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的精神得以大大发扬,这成为他又能写出大量优秀作品的原动力。

主编权威性的党史读本

胡绳于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他在担任这项领导工作中,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对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总体把握,以及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评价,都通过讲话和文章提出许多真知灼见。对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他提出一要充分论证教条主义的危害,破除迷信;二要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即实事求是、敢于创造的精神。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他认为首先要用历史事实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其次要说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除时间长外还包含有许多曲折和艰险的意思)。他写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一文,对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作了深刻的论述,指出这次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次全会以来坚持的党的基本路线“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他进一步提出以这次全会作为标志将建国以来的党史划分为两大时期的意见。他还提出“文革”前十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提出“文革”期间既有“文革”的错误又有对这种错误的抵制和抗争的观点,等等。这些意见都为深化党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91年他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时有一股企图回到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的声浪甚嚣尘上。但胡绳始终不受干扰,在书中坚持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正确立场。胡乔木大力支持这部书的出版,并为书写了题记,对它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书行销达六百多万册,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党史简明读本。

社会主义的研究硕果累累

从80年代以来,胡绳以很大精力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1987年,针对当时知识界一部分人从回顾“文革”中产生的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胡绳写了《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一文,深入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有力地论证了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胡乔木读了文章初稿后,立即写信给作者说:“文章在晚饭前后读完,读了深为敬佩。这确是一篇力作,在这样短的篇幅里历史地和逻辑地答复了几年来一直被一些人弄得纠缠不清的许多问题。”

胡绳十分注意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他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等文章中着重分析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并论述从这种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社会里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不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正如同民主革命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一样。党在过去近三十年建设中遭受挫折和失败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从这种特殊国情出发,而只凭一些社会主义的抽象“公式”,或者是外国的模式,或者是过去中国革命中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具体经验来作指导,那当然会犯大错误。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基本路线,正是按照中国国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并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发展。

与这个特殊国情相联系,胡绳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等文章中,论证了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他根据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成败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

对邓小平理论的精辟阐释

对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胡绳在多篇文章中作了阐释和发挥。其中1994年6月发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长文,被誉为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力作。这篇文章抓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从四个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作者论述了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的重要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在谈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作者指出,这一科学概念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重要性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作者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作者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重要的贡献。胡绳这篇文章以其思想的深邃、议论的精辟而受到重视,实际上是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1994年12月,胡绳在北京一个理论研讨会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讲演。这篇讲演从百余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巨大变化的广阔范围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问题,提出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特别谈到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学说在中国条件下的巨大发展。这些见解引起理论界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赞扬。

胡绳从80年代起写的这些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文章,结集为《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在不久前增订再版,它的英译本在国外得到很高的评价。在1998年12月举行的《胡绳全书》座谈会上,龚育之在发言中说:“我们许多老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很尊重、很拥护的,对于这个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阐述和传播,是作了贡献的。但是,像胡绳这样,写了这么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这个理论的论文的,并不多见。所以特别可贵。”

胡绳在病重的最后几年,还在关注和思考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问题。1998年年底他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提出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用民粹主义的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是中国革命诸多问题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1939-1949),是坚决地反对民粹主义的。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飞速完成之后,人民公社刮共产风、搞穷过渡,指导这些运动的思想只能说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这一论点决不是他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他长期思想积累达到的成果,对正确汲取历史教训,推进现今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都极为有益。但这篇细致说理的文章竟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许多有识之士都对胡绳这一研究成果表示赞同。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胡绳最后为我们留下的这篇名文的观点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胡绳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和革命家。在宣传和阐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推进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值得人们长久地纪念和学习的。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百年潮》杂志社原社长)

2001年第1期 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作者：吴　江

胡绳同志在久病之后终于2000年11月5日溘然长逝，这时离进入21世纪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他在1999年3月曾来信说：“‘时间已不多’，彼此同感。我能长途出游，外观身体很好（除腿部因动过手术，不良于行），但医生似认为隐患可虑。现正接受放疗，每日去医院一次。大概可以如恩格斯所说‘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是可以做到的（恩格斯未能做到）。已经八十多了，总是赖在这个世界上不走也没有道理。”胡绳还是要比恩格斯幸运些，他虽差一个多月未能进入21世纪，却大致实现了“把头伸到下个世纪探视一下”的愿望，因为他毕竟看到了我们党为下世纪前期的发展所构画的具体蓝图（包括第十个五年计划，以及到201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再翻一番的前景，还有，已经可以预测21世纪初期的国际形势，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可阻挡的趋势等），尤其难得的是，他认为从现在起至下世纪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在理论上阐述了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这也是胡绳在其一生中最后抱病为社会主义操心的一个问题。

胡绳虽官阶不低，但非政要，他以理论家、史学家名于时，亦将以近代史著作传于世。但他同时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这一点却很少为人所知。他的学识是多方面的。总的说来，胡绳是善于从理论上思考问题的人，具有思想家的特征。在我们这里，做著名学者易，做思想家难。做思想家首先要能够把握时代脉搏，洞察历史发展趋势，能站在时代前面说话立论，而不满足于仅仅以积累的大量知识像玩七巧板似的拼成各种图案以炫耀自己的学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个时代，在历次批判运动中，胡属宽厚派、温和派，尽量不说过头话，诚如他在给我的信中所说：所论常“未能尽意”，即持恰当保留态度之意。这是颇难得可贵的。但胡绳还有其另一方面，即他在政治上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处处自我设防，在重大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易受制于人、不轻越雷池一步，这可能限制了他作为思想家的才能的发挥。但是这种情况到了他的晚年特别是最后几年，却有了惊人的改变——这有他逝世前一个月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为证。

我和胡绳在60年代相识，算是晚交了。我们曾在一个单位共同工作过，并在干校共同劳动过，但并无私人往来；“文革”以后不在一处工作，相见就更少了，只是在会议场合偶而碰面。大概是1995年下半年吧，他肺部动了手术后到广东潮汕休养，我刚在香港，他叫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向我要《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那本书，这样我们就又联系上了。1998年春夏之交，我通过当时协助他工作的郑惠同志与他相约，前去探望他。他那时耳朵已不好使，眼力尚可。坐下后，他第一句话就是出示一篇文章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那是我在1997年9月间对一位香港友人所提关于社会主义前途问题的答复，题目就叫《关于中国理论界现状的访谈》，那是一篇长文，用的是一个化名。我承认那是我所写。他就指着其中的一段话，那里说的是“对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头号问题（这个问题的涵盖面很广），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他对我说这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想，他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这是我的什么新发现，而是发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一致（最近我果然发现在他逝世前一个月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一书中有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的文章，1992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个问题上，我只是指出，马克思原是希望将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已经孕育成熟的新社会因素解放出来，这一点马克思没有能够做到；而列宁则是在一个新社会因素远未孕育成熟的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取得革命成功，在这种情况下，任务首先是要利用一切措施在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培养出为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新因素，主要是大大发展生产力和建设新的文明，为此必须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用以发展生产力的一切先进方法、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这就把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突出地提到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接着胡绳又指着文中引用的邓小平在1992年6月间在上海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所讲的一段话：这番话讲得好，国内恐怕很少有人看到。因为这段话极重要，我就爽性把这段话抄录在下面。邓小平说：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了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那刚是南巡讲话后不久。邓小平在南巡讲话时提出“不要争论什么‘姓社’‘姓资’”，这是叫那些不断攻击改革开放以学习资本主义来搞好社会主义的人闭上嘴，并不是要撇开社、资关系这个大问题，所以接着又说了上面那段严厉的话。不久后，我党正式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力争将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入世贸）。这是继承邓小平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迈出了大胆的重要的一步。

那次见面以后没有多久，胡绳寄给我他发表在《望》周刊（1998年33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坚持三个“有利于”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特别在文章页上贴上一张字条说明：“原标题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他不愿放弃这个标题，所以他后来在1999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又特别提及：“在《望》发的短文，又在《炎黄春秋》和《中共党史研究》两个刊物上重登，仍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这个原标题。”

胡绳以其学术界的声望，在国内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表达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的重要问题，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3月11日写给我的那封信中就提及：文章“似乎还有些影响，反对的人意欲声讨，赞同者也不少。”

《望》周刊的编辑发表胡绳这篇文章，也是有胆识的，虽然文章的题目改了。这里，为了纪念这位已逝的哲人，我想有必要将他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如下：

——“正在疾驶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系，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分子的问题，要说清这个问题很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总结实际经验对这问题的透彻的解决。按照这个理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还不是社会主义，因为还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但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在无产阶级领导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存在、发展并起领导作用。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继续发挥新民主主义理论，并进一步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根据严格的事实逻辑认定，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而不是资产阶级国家能够使经济大大发展，实现现代化，采取重大的社会主义步骤做准备。在这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

——“从50年代到70年代，情形虽然很复杂，但人们被要求相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进军步伐（实际上也差不多是这样）。人们还看到，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人们还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对这段时期的经验给以分析研究，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但也可以一言以蔽之，这段经验十分重要，它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于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请读者自己来评价这些论述吧！

我在接到《望》文后，也寄给他我的两篇文章：一篇是为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而作的《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另一篇是评论史学家陈寅恪的文章。两篇文章都已经发表过。我在信中告诉他，如果他病中有精神，或者眼力允许，可以翻一翻，但不必勉强；我并向他建议：此时最宜写些简短轻松甚至表达闲情逸致的东西，或者写点有关古典文学方面的短文。但他在1998年12月10日来信中却表示，他想从评价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这个问题切入，进一步展开论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信中除表示赞同《为社会主义开辟一条新路》一文中所论述的关于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弊病这一观点外，特别说明：“新民主主义宣布结束是过早的这种看法固然仍为许多人怀疑和反对，但赞成的人似已有不少，唯不敢或不便公开说出。近来杜润生发表一篇谈农业的文章（见《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五期）有此意。我在《望》上的短文，不但题目给改了，而且文章过于简短晦涩，还拟在纪念（按：此处有几个字不清，大概是指他即将参加的一个研讨会）之际讲一篇话，稍加发挥。”这种打算表示他这时的病情尚稳定。

这封信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地方，就是他在信中对于我们的共同感觉（“时间已不多了”）用古人诗词说了一段抒情的话，虽称“附带说及”，却颇有深意在，因此把它抄录在下面。他写道：

“‘时间不多’，不能不有同感。今秋到山东游览，济南等处见有李清照遗居处，因为此女诗人作诗曰：‘瘦比黄花语最清，非徒宛约树词旌，路长嗟暮呼风起，道出从来志士情’。盖清照有渔家傲一曲，为评论家誉为豪放词之上乘，词意为，梦魂达天帝之居，天帝殷勤问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后世笺注者以为‘路长嗟日暮’是从《离骚》中化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而我又把清照词语缩减成一句。因与足下语意相符，附带说及，以博一笑。”

这一段话显然是他在病中有感而写的。

大概正因为觉得“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奋力。1998年12月他到长沙，参加一个“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他在会上的发言就是将《望》一文的主题展开，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长文初稿。又转到广东、海南游览，于1999年春节前一周始回京。回京后一边治疗，一边修改完成那篇长文。4月22日写信告我：“近作一文，将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共党史研究》五月同时发表（二刊均双月刊）。社会科学院院报抢先发表了，已印出的是文章的大部分，还有三千多字须待下星期一刊出。兹先送上这一期。此文尚未发表，责难反对之声已起（因为口头讲过）。为了预先对付攻击，不免尽可能说周到，处处设防，以致篇幅过长，难免贻裹脚布之讥。”

到了5月间他寄来《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已排印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清样定稿。我不能不大为惊讶，一个重病在身的人竟有如此大的精力，阅读大量资料（包括《毛泽东文集》中的许多文章），写出近二万字的洋洋大文。文章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两文及其在“七大”会议上和其前后直到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当时，所论述的关于在落后的农业国家里为社会主义奋斗应如何正确处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这时，毛泽东懂得应当利用资本主义，并且不止一次地批评了民粹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即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可以跳过工业化和社会化大生产，直接依靠农民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正像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所说的，俄国是“欧洲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在本国没有比较丰富的“资本主义遗产”是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所以提出必须向资本主义学习，认为“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列宁说，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是“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34卷，289页）中国直到50年代初期，其经济比当时俄国还落后，当然更应当“懂得这个道理”。毛泽东当时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清醒的。但是到了1953年以后，他的认识起了变化，在行动上就表现为过早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在工业化刚开始还远未完成的条件下，就企图通过农民的人民公社进入共产主义。这当然是空想。这就不可避免地和毛泽东自己曾经批判过的民粹主义挂上了钩。这样谈论问题，很显然，是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决议》的精神的，尤其为实践所证明了的。

但是，《再评论》的这种论述决不是否定《新民主主义论》本身，恰恰相反，他指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再评论》一文旨在总结1953年以后的经验教训，借此加深我们对于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正确处理在中国条件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完整理论的认识，加深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认识，也就是加深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认识。

就是这样一篇文章，发表后竟遭到了少数人的责难和攻击。胡绳于1999年9月将攻击《再评论》的一篇主要文章和另两篇反驳这种攻击的文章寄给我。很明显，攻击不是针对个人的。试看攻击者的下面这个说法吧：“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看，这又是把“文革”时期“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那柄达摩克里斯之剑悬挂在一切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人们的头上了！

而胡绳恰于此时病情加重，五月初脑子发生病变，说明肺部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因此不能不再次入院治疗。医生建议做放疗，放射线直接进入脑部不仅痛苦，而且相当危险。这时我到医院去探视过他一次。不久他又出院了。8月27日来信叫我有便去他那里谈谈。我去看他，这次没有谈文章的事，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只是闲谈一些琐碎的时事问题。我不便久坐，不到半小时便告辞出来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的面。不久他又到深圳去休息，回来已是2000年春节。他于3月5日来信告我：“我于1999、2000年之交在深圳住了一个月，回京度春节，现准备再去南方，大概会到福建一两个月。在民粹主义问题上的围攻似乎就算了了，但我觉得在此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不过我已无精力奉陪那些口口口口了。”他写这信时因病情加重，有些字已难以辨认清楚，但他这时似仍有兴致和精力翻刊物，我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了一篇论胡适的文章，他也读了，并在同一封信中写道：“今天读了《平心论胡适》文，甚快。……胡适在近代史上地位确应大大提高。我从30年代始写过评论他和自由主义的文章数篇，但未能尽意。今得足下文，稍可顶50年代之数百万言。”

他本来说南行归来时当再联系，但是此后就没有再联系了，我只知道他又到烟台去休养了一个时期，然后再到上海，在上海治疗休养直到逝世。

我记得他最后所说的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尚有发挥余地”。事实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已经算是竭尽心力了，而且是在重病中做这件事的。在他逝世后我得到他最后一本文集《马克思与改革开放》一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论》两文均收入其中。我建议不论是赞同胡绳观点的人或责难攻击他的人都不妨读一读这本书。

末了，我还想冒昧提一个问题：不知道目前的邓小平理论研究者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否有兴趣？他们又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谈邓小平理论如果撇开（或者不重视）这个问题，是否能够弄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全貌？

2000年11月26日

2001年第1期 刘伯承在上党拉开解放战争序幕　作者：刘备耕

1945年8月25日，即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第十一天，时近中午，一架美国道格拉斯运输机降落到山西黎城东阳关附近长凝简易机场。当机身徐徐安全降落在滑行道上时，太行军区的各个迎接小组顿时兴奋起来：“首长到了！”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军区领导人可算是到家了，可陈毅、林彪、萧劲光、李天佑、邓华、宋时轮、江华、聂鹤亭等，他们还要进发华东、东北，回到自己的指挥岗位。

这天夜深，寂静的清漳河西的涉县赤岸村半坡上的小院，煤油灯的光亮布满了作战室。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治委员盯着作战地图上的山西上党地区长治周围的县区。中午同他俩一起下飞机的副政委薄一波、副司令员滕代远、政治部主任张际春，以及陈赓、杨得志、陈锡联、陈再道和王近山等军分区和旅的领导同志，也都在各自的住所思考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阎锡山的军长史泽波率领十九军、六十一军等五个师及杂牌武装1.7万余人，趁日本投降之机，到上党地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来了，先后侵占长治及周围的襄垣、潞城、长子、屯留和壶关等县城。在东面，郑州到新乡、安阳平汉铁路中段，国民党大军云集，蒋介石的内战阴谋日益显现，企图会合阎锡山东西夹击，钳制晋冀鲁豫边区的主力军。当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必须在短期内消灭来犯的阎军。

电话接通了，偌大的指挥部却仅有一部手摇电话机。第一个传来的声音，是远在武乡指挥部队作战的太行军区司令员，又是8月20日新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的李达，他向刘、邓报捷说，他的部队已迟滞了敌人进攻的势头，还解放了新城段村。听到如此熟悉的声音，刘伯承心情喜悦，他庄重而亲切地告诉李达：你要坚持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军区部队屯兵之地。你们还要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打上党战役。接着刘司令员用简练语言透辟地阐明了形势与任务：蒋介石的军队正沿着五条铁路线开进，五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刚进入东北的部队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铁路线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邓小平接过电话告诉李达：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邓指示守住大门的战略目标，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晋冀鲁豫边区，成了2400万军民共同奋斗的紧急任务。

邓小平离开作战室时，要他的老战友早点休息。刘伯承仍然注视着布满全墙的军用作战地图。这张破旧军用地图却来之不易，那是在抗战初期，太原危急，刘伯承和政委张浩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健儿在晋北阳明堡烧毁了24架日军飞机，又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创造了三天内两次伏击日军的“重叠设伏”成功的范例，连续的胜利和影响，使得当时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不得不承认八路军的战绩辉煌，可是他发给一二九师是一份山西省的局部军用地图，以此限制一二九师的对日作战。现在这份山西省军用地图是经过激战从日本手里缴获的，而这又是日军从阎锡山手里截走的。今晚，作战室上党地区军用地图上已将阎军态势精确标明，这里有同蒲、正太、津浦和陇海四条铁路所环绕，平汉铁路贯串其中央，打好上党战役，南面配合中原作战，北面配合晋察冀作战。如果打不好，阎锡山、蒋介石会取代日伪，更严重的是将影响战略全局。

墙上有“精密审计”四个大字的条幅，这是刘伯承所遵循的求实作风，他严格要求部属，更严格要求自己。他清楚本边区的实力。在八年抗战的烽火中，他把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30万人，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四个军区已经连成一片，解放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民2400余万，民兵40万。边区部队对日作战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民族解放而牺牲和重伤致残的达146600人。用鲜血浇注的胜利果实，必须全力保卫。

9月1日，李达率部解放了襄垣县城。3日，刘伯承在这里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他的开场白是：“昨天凌晨三点钟，日伪县长和阎军县长还在这里争权夺利。现在他俩都被押进看守所。”刘伯承接着说：“我们坐的这个地方，你们知道古时县官用来做什么的？古时衙门，都修一个叫‘退思堂’的地方。意思是县官办完公事，先退到这里，思考当天办的事有没有差错，能不能补救，所以叫‘退思堂’。今天在这里开会，也是要大家总结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旧衙门的‘退思堂’，是思善补过的意思。为什么惟有襄垣改为‘寅畏堂’？昨晚我翻阅《襄垣县志》，才发现乾隆四十七年，县令李家芳把‘退思堂’改为‘寅畏堂’。他认为‘退思堂’有十大弊病，思过不如清心，清心不如寅畏。总之，思善补过不如秉公执法，事先思考完善免得草菅人命。今天我们开会，就是要周密地考虑一下当前的几项主要工作：一、如何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二、总结军民联合攻打襄垣城的经验教训，再进行一次军事大演习。三、掩埋敌人尸体，处理俘虏，整顿市容，开市营业。四、拆毁城墙、碉堡，以防阎军复得利用。五、没收汉奸财物，物粮济贫，解决特困群众生活问题。”

刘伯承在抗日战争初期立下一个制度，叫做“每战必有总结”，以此教育并提高各级指挥员。今天他听参加攻打襄垣的干部所作的口头汇报，使他特别满意的是长征老干部讲述问题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大为增强，而抗战时期的干部对问题的理解和分析都实在，还善于用具体的事例说明问题，所提的意见也颇有水平。这两种干部的提高，前者的知识化，后者的实际化，这是干部队伍的可喜的进步。今天他综合了大家所提供的第一手作战情况，对到会干部只讲透一个至为重要的战略方针转变问题，要求干部能掌握以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为辅的战略方针，要求同军区部队合并的正规军适应新情况和新的战略方针，要打城市攻坚战。不占领城市，革命是不会胜利的。

9月4日，他来到太行三支队驻地，同指战员亲切交谈攻打襄垣的主要关节，刘伯承认为：“干部必须亲自侦察”是致胜的基础。“襄垣战斗因侦察敌人部署、地形、工事不够充分，战斗器材如梯子准备太少、太短而且太笨，尤其隐蔽性太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不适于迂回敌人侧背，故招致过分的伤亡。”他总结的经验教训十分切实，对提高战术有很大的启发。他做指示力求抓住根本，反对山西圆毡帽式的不分前后里外，空道理只能坏事。第二天他对这次战役的战术指示就写上了这一段。刘伯承的战斗动员能解决实际问题，向来是最受部队欢迎的。当时三支队十四团是抗战初期建立的老团，一共才800余人，力量显得单薄。刘司令员立刻表示：要把骨干强、兵员足的警卫连留给十四团，调出该团新一连作为警卫连。他说：“你们每个连这几天一定会补充新兵，保证每连补足100多人。他们都是太行民兵的骨干啊！”丁维昆团长、李镜如政委立刻喜笑颜开，刘伯承的话振奋了他俩的心窝。

9月5日刘邓下达作战命令：决心“以太行、太岳、冀南部队组织上党战役，彻底消灭盘踞在上党地区的阎军，第一步计划先夺取屯留，吸引长治阎军来援，争取在长（治）屯（留）路上作运动战而消灭之。”不到80个字，就把毛主席、中央军委“寸土必争，针锋相对”的任务具体化了。

在9月5日，刘伯承对如何进行登城战斗又作出战术指示：第一梯队应选择几个不同地点，特别其薄弱部，同时登城，以分散敌人的火力，担任钳制任务的部队，遇到有良好的机会时，应不失时机由助攻转为主攻，如此次三十团的例子。登城的部队可区分为攻击组（携定量的手榴弹、砍刀），梯子组（架设梯子），破坏组（破坏敌人铁丝网、拒马、尤其地雷）及手榴弹组（担任登城之直接掩护）协同动作。”刘伯承对仅会要求“冲啊，冲！”的指挥员十分恼火：“怎么冲法？冲不上去又怎么打？”他在指示中将打法以及战斗小组的组成和分工都作了细致的交待。这些举轻若重的周密思考，一贯受到指战员的尊重、信赖和坚决执行。

我军装备劣势，要战胜拥有优势火力的阎军困难极大。他查看了太行纵队第二支队，三个团共有八二迫击炮7门，重机枪6挺，轻机枪50挺，新战士中还有一部分使用冷兵器大刀梭镖。山炮连的两门炮，仅有11发炮弹，步枪子弹更是奇缺，每支枪也只十来发，主要的武器是手榴弹。面对现实难题，刘伯承要求全军“千万节用弹药，不得丝毫浪费，同时，要拾缴弹壳，这点实行与否，应以此来测验指挥员的政治责任心”。刘邓指挥部从9月10日至22日这12天中，为了紧紧围绕任务、敌情、地形，就五次转移其指挥位置，使我军处于主动自如的有利地位。

9月11日18时，太行纵队总攻屯留。突击队先肃清城外敌人。三颗山炮轰开了东南城墙，手榴弹组把上千发手榴弹投向城墙上的守敌，一乘乘云梯迅速竖立到城墙上。七六九团、十三团、二十一团和三十团相继争先恐后登上城墙。接着打垮了敌人一次次的反扑，控制了东西南三面城墙。政治攻势也同时展开，十天前俘虏的阎军少将参事翟大昌向防守司令徐其昌喊话促降。攻入城内的第二梯队，展开了街道巷战。在震耳欲聋的冲锋号和冲杀声中，日伪县长、伪警备队300余人被我活捉，敌防守副司令贾汉玉乔装伙夫被识破举起双手投降，司令徐其昌也钻进“口袋”就擒。9月12日，阎军2000余人全部就歼。

上党战役首战获胜后陈赓指挥的太岳纵队，由三八六旅担负攻打长子。9月13日黄昏，七七二团四次进攻北关得手，二十团以5个小时攻进了长子城西关。9月15日，登城的部队从一村落挖地道接近城墙，登城前，楚团长切实检查登城突击队五个战斗小组的分工，让火力组、梯子组、跳板组、投弹组、登城突击组共同讨论，想出了具体实现领导指示的种种好主意。到了18日下午7点整，攻城信号升空。山炮轰开城墙的一个大缺口，轻重机枪的火力压住了守敌的发射点，勇士们从地道涌出冲向城墙缺口，云梯上的勇士们亦奋勇快步登城，跳板组为进攻的突击队在外壕上搭好跳板，挂满手榴弹端着手提机枪的勇士，飞步而过。二十团胜利登城，七七二团、三十八团攻入北门和东门，残敌纷纷缴械投降。敌人官兵1500多人当了俘虏，阎军挺进二纵队司令白映蟾被二十团活捉。

同攻打长子一起动作的是冀南纵队5个团的兵力，由陈再道司令员指挥攻打潞城。这支来自冀南平原的部队，由于长期坚持在冀南，他们创造了平原游击战争最光辉的模范。从外表看，这支部队军服不整，紫花布军衣，装备更差，可是个个信心十足，9月16日23时，陈再道司令员命令总攻，两个主攻团的突击队几乎是同时登城，经过一夜激战，潞城伪县长刘元等人被俘，守敌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余人，缴获的弹药武器补足我军损耗之外，还大有剩余。刘伯承司令员特地赶来看望这支队伍，他们在集合场地上气氛异常热烈，欢呼声、歌唱声、口号声响彻山城。他大声喊道：“同志们打得好，辛苦了。”指战员一个个举枪欢呼。他走到战士跟前，看看战士们的枪、手榴弹，摸了摸他们身上的紫花布军装，真挚地对陈再道说：“战士们穿着这样的土布军衣，用这样的简单武器，能迅速登上城墙，真令人感动啊！有这样好的战士，不论什么样的敌人我们一定能战胜它！”陈再道感到极为欣慰。他想起八年前刘伯承命令他担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游击纵队”司令员，抽调七六九团的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加上从三个主力团各抽调一个骑兵排组成骑兵连，一共五个连不足500人的兵力组成这支东进纵队，经过八年抗战，陈再道率领了已扩大十多倍兵力的五个团的冀南纵队参加上党战役，他和老首长一样充满着胜利的高兴，而且更怀着一种争取全战役彻底胜利的强烈愿望，他表示：“老首长，我们准备打好下一个硬仗！”陈再道得到的回答是：“你还保持红四方面军的那股猛劲，硬是要得！”

壶关位于长治东南30华里。9月19日凌晨2时，太行部队三个团兵力发起总攻。无山炮支援，三十二团把八二迫击炮改成平射，打破城墙缺口后，副团长苟在合率突击部队迅速进城，敌人两次反扑被打垮。三十四团蒋克诚团长指挥部队由东门、北门攻击敌人，并消灭东北侧营房的守敌。四十六团投入战斗后，敌人企图突围，均被截阻，经过8个小时的激战，共计毙俘敌约一个营和伪军四个中队，阎锡山的工作团团长李洲被俘。

9月24日20时，攻打长治城战斗开始。冒着大雨北进的太行、太岳部队按照右、左两翼的分工，以最快的强行军去占领有利地形，要同阎锡山展开关键的一战。只有全歼这一股12000人的阎军，才能再把长治守军在突围逃窜中加以干干脆脆地消灭。10月2日，我左翼队预期与阎军遭遇在屯留西北的王家渠、白龙坡一带。右翼队太行二、四支队向磨盘垴、王家渠进击。磨盘垴高达1202.2公尺，最高处形似磨盘，它同正西南的老爷山遥遥相对，构成两个制高点。它的东边靠近白晋铁路线，是驰援长治的要冲，阎援军被阻截在此地，就形成身首切成两段。我军左、右两翼的全体指战员，人人都了解这一仗的关键作用，所以在近战、白刃格斗中把剌刀都给拼弯了，他们仍坚守住了阵地。急待援军解围的长治守军史泽波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苦恼万状。此时，刘伯承把围长治城的冀南纵队6000人抽出投入打援战斗，对付彭毓斌带来的援兵八个师，两万人。刘伯承命令陈再道：“长治这块骨头先不啃它。我们先吃掉眼前这块肥肉。陈赓在老爷岭，陈锡联在磨盘岭，已经按住了敌人的两条大腿，你赶快从中间的大道往北插，捣敌人卵子。援敌已陷入我四面包围，我很快要发动总攻，你赶快准备出击。”陈再道率冀南纵队从右翼队和左翼队中间突进，贯穿到底。

10月5日黄昏，总攻开始。枪炮声震撼老爷岭、磨盘垴，阎军见到大势已去，恐慌万状，急忙向北逃窜。秋雨绵绵，饥寒交煎的阎军乱摘乱挖沿途田地里的玉米、土豆，又吃又糟蹋，好不容易窜到亭以北，才发觉钻进刘伯承设的口袋阵。漳河涨水湍急汹涌，大队人马徒涉困难，最要命的是土落村制高点已被二十团控制，彭毓斌不顾一切地组织孤注一掷的突击，以超我十倍的兵力，发动了八次冲锋，都被一一粉碎。阎军指挥失控，乱作一团，北返南退都遭冲击，他们只得丢弃轻重武器，四处突奔，真是兵败如山倒。我民兵、地方部队以及后方人员纷纷展开捉俘虏。有的团缴获的武器拿不动，就命令俘虏背枪到集中点。彭毓斌随先头部队闯过西漳河，仍没有逃脱“口袋阵”，他在距离漳河不多远的一个山坡前，被我狙击部队打死。他的副手中将炮兵司令胡三余等人，只得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带来的两个炮兵团24门大炮以及充足的炮弹，恰恰是我军迫切需要的。彭毓斌、胡三余带来的援兵20000人，和将级军官14人被俘。这样一来，我军的兵源得到了补充。

刘伯承司令员在打援取胜之时，当机立断：令陈再道、杜义德、孔庆德率领冀南纵队赶回冀南，积极扩充队伍，加紧准备邯郸战役。这一高瞻远瞩的部署，刘伯承曾形象生动地作过比喻：当你把一块肉放进嘴里，你的筷子得赶快夹住盘子里的另一块肉。刘伯承这时要啖下一块大肥肉，他命令太岳纵队、太行纵队部署追歼弃城逃窜的史泽波17000守军。阎锡山生怕史泽波再遭彭毓斌被歼的覆辙，于是立即电令“撤回临汾”。10月7日雨夜，史泽波率队西逃。8日，长治古城获得了新生。

刘邓命令陈赓、谢富治、王近山立即追击史泽坡，坚决消灭这支阎家军，只有打掉阎锡山的老本，解放区才得安定，西大门才能长治久安。追击部队不顾土落阻击战的体力大量消耗，依然咬紧牙关，拼出全身力气，顶风冒雨，行进在山间崎岖小路上，吃不上饭，身上单衣挺着寒气，两天两夜，一起追到东西峪。三八六旅刘忠旅长向陈赓诉苦：“部队饿得不行，实在走不动了，搞点饭吃后马上走！”陈赓严厉地责备道：“可你要知道，敌人喜欢这样做的。”部队只得勒紧裤带又继续分两路前进。

10月11日下午3时，逃敌被压逼到桃川及其周围。夜晚，七七二团和敌人在将军岭打响，天刚明，总攻的信号弹升空，山炮弹、迫击炮弹、火箭炮弹集中地落在敌人主阵地上，轻重机关枪不停地扫射目标。不到三个小时，桃川之战在上午八时半就圆满结束。俘敌5000余人，阎军六十八师和三十七师全部就歼。史泽波也当了俘虏。当他受到陈赓司令员接见时，史泽波说：“抗战八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与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么快。真是老天助你们成功。”

陈司令说：“希望你今后能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打内战做些贡献。”后来，史泽波果然联合上党战役被俘的将官29名，发通电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发动内战的罪行。

晋冀鲁豫军区李达参谋长总结上党战役时说，我方31500人，歼灭了敌人35000人（阎军只有3000人逃脱），而其中31000人都被我活捉，这是一笔宝贵的兵源啊！至于所缴获的24门火炮，2000多挺轻重机关枪和16000多枝长短枪，以及一大批弹药，正像歌曲的词儿：“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不久，上党以外的邯郸、邢台、焦作、滑县等近40个城市也得到解放。战后，刘伯承总结说，这次战争的本质，是人民战争与反人民战争的决胜，我们在这次所进行的，是为和平民主的人民革命战争，也就是人民的战争，八路军和人民在上党坚持了八年抗战，胜利了。他们却老远的来进犯我们，还从我们的手里占去我们用血肉解放出来的襄垣和潞安，这是八路军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太行山上的刘伯承对上党战役胜利概括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山西太原的阎锡山却垂头丧气：“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成群的乌鸦飞来院里大槐树上，呱呱呱叫得那么凶，我还派彭毓斌率兵增援，结果没有救出史泽波，连增援的两万人，也都送给了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在上党战役前后得到空前的发展壮大，正式组成第一、二、三、四纵队，相等于四个正规军，以东面冀鲁豫、冀南到平汉路西的太行和太岳四个军区顺序编组成立。新编组的纵队，由于兵源充实，每个纵队辖三个旅，每旅辖三个团，而且是三个营的正规团了。旅成立了山炮大队，由一门炮一个连，扩大为四门炮两个连。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1年第1期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　作者：何　方

在讨论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问题前，得先弄清向忠发和博古是否当过总书记。

由于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中央政治局主席改为总书记”，向忠发也就从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主席变成了总书记，因而才发生了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不要再设总书记的问题。这是所有当事人周恩来、博古、张闻天、陈云等都一再说过的。党史中关于向忠发被捕前为主席的说法，是与史实不符的。

再看博古。根据上述，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不设总书记，有如博古1945年5月3日在七大的发言中所说：“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到中央苏区后，两个中央局合并的会上要推举一位中央领导人，竟然只称为负总责，就有点于理不通了。特别是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书记处，却仍然设一个负总责的，就更不可理解了。实际上，在中央苏区大家都一直称呼博古为总书记，这是延安整风期间也无人否认过的。至今一些老同志还是这样说。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列席过党的六届五中全会的刘英，最近就多次谈到。当时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事后不到九年写的回忆，应该是比较权威的吧。他在1943年12月所写的《反省笔记》中是这样说的：“博古到后（指到中央苏区）曾召集了一个会议，到的有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陈云、洛甫、刘少奇）及中央苏区原有中央局委员（项英、毛泽东、任弼时、邓发）。博古做了简短传达，……于是多数即推举他为总书记。对总书记一职，博古不但未推辞，而且很高兴。”“我当时想，我们原来在上海新中央成立时，曾经申明中央无总书记，一到中央苏区，他却弄起总书记来了。这当然使我不满意。”此外，他谈到博古当总书记的地方还有数处，不一一列举。张闻天这份《反省笔记》，整风中曾得到大家称赞。刘英说，“毛主席看后立即到我们窑洞里来，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总之，博古任过总书记从来没人加以否认，怎么事过四十年后这总书记就一下和一律变成负总责了？

在大体弄清向忠发末年和博古进苏区后的任职后，张闻天接替博古的职务及其称谓也就不言自明了。这方面文献资料极多，为节省篇幅，下面只摘要列举数件。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任总书记是有党的正式文件可证的。远的不说，只说平反后的就有：1979年8月27日邓小平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说：“就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主持这次追悼会的就是陈云，并且由于他的坚持，会期推迟了一个多月，当时他答应让主持会或致悼词都行，悼词也事先送他审阅过。另一件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批准的《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中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提到张闻天遵义会议后的任职，一再说过他是总书记。例如毛泽东，正面的说法是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取大家的意见，所以封他一个“明君”的雅号，这是人所共知的；反面的说法有如李锐所述，“毛谈到王明路线和洛甫任总书记时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

其他领导同志提到张闻天是总书记的就更多了。如伍修权两次提到总书记的话：“会后解除了博古同志的总书记职务……选举张闻天同志为总书记。”（《伟大的长征》）“尔后他又被推选为中央总书记，取代博古主持了中央领导工作。”（《追求真理、锲而不舍——怀念张闻天同志》）杨尚昆：“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彭德怀自述》：“会议结束后，听了传达，大概意思是：改变了军委领导；……撤换了博古的总书记，中央总书记由洛甫（张闻天）担任……”黄克诚：“遵义会议的情况，我是在三军团听毛主席亲自传达的……但担任总书记的是张闻天（洛甫）同志。”

不但党内，就是知情的党外人士甚至外国人，也都知道张闻天是总书记。例如斯诺在《红色中华散记》中，写到他1936年2月16日同张闻天的谈话，一开头就说，“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不过也应承认，无论是在国内外还是在苏区和红军中，朱德、毛泽东要比王明、博古、洛甫出名得多。所以连罗瑞卿在中央苏区任一军团政治保卫局长时还不知道王明。可见，王明是批判王明路线后才出名的；博古、张闻天出任过总书记一事能够被长期埋没和不被承认，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张闻天本人，在整风中的多次发言和书面材料中，一再提到总书记。在《反省笔记》中除上引谈博古的地方外，也多次谈到书记处和自己的职务。如谈到遵义会议，说：“我不但未受处罚，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当时政治局许多同志推举我当书记”。后边又讲到，还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就已“多次提出解放总书记”，并检讨六中全会时“没有坚持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是我的一个错误。”不过，“我确曾向毛泽东同志提过，当时他不主张提这个问题。”“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辞掉，但我的方针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张闻天确实当过总书记。不然他一再让的是什么“位”呢？他始终说的是让出总书记，没有说让的是“负总责”。

还应说明的是，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叙述的一些史实比较可靠，不只因为得到毛泽东等人的赞扬，还由于他是个勤于动笔的人，在整风时还保存有长征以来的全部日记。据胡乔木说：“他曾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时期的耳闻目睹，写了一本大事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其中记述了不少外界很少了解的事情，有些事我就是首先从这里得知的。那时闻天同志才四十出头，距所记事件的时间也不远，所以记忆清楚，写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认为这些材料在延安撤退时的丧失“是一个极可痛惜而无法弥补的损失”。可见，张闻天在这时和这基础上写出的《反省笔记》，总比四十多年后别人的一些《回忆》可靠一些。

对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情况最了解、现仍健在的要算张闻天夫人刘英。她虽年近96岁，但仍头脑清楚，记忆力极强。遵义会议后她接替了邓小平中央队秘书长的职务，专为政治局和书记处（常委）服务，如照顾中央领导行军中的生活、安排开会、担任记录、进行联络等。中央到达陕北后又和张闻天结了婚，政治局及其常委的会几乎每次都在他们家开，她多在场。派出或回来的负责干部向中央请示汇报也基本都在她家。她同毛泽东的关系又特别好。可以说，直到1937年11月去苏联，在这以前三年的中央情况，她是了解较多的。为了了解张闻天这个时期以及后来的情况，从去年起我已拜访了她数十次。对于博古特别是张闻天担任总书记，她不但一再肯定，而且讲了许多生动细节以资证明，这里难以复述。她在张闻天平反后写的怀念文章，还是讲“闻天同志在担任总书记期间，遵循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制度。”1982年以后，由于陈云提出没有总书记只有负总责，她为了尊重陈云、并在有关同志竭力劝说下，此后写的回忆录中才把总书记改为负总责，只加一句“习惯称为总书记”。但在多次谈话中，她仍坚持张闻天那几年是名副其实的总书记，掌握全局。毛主席主要管军事，自封“大帅”，称张闻天为“明君”。她还几次谈到，1937年11月去苏联治病，共产国际和苏方都是以总书记夫人身份接待的，住王明原用的别墅。王稼祥领他会见季米特洛夫时介绍说，这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同志的夫人。1938年一天，王稼祥秘密告她，中央书记处进行了改组，实行集体领导，洛甫不再是总书记，但还是书记之一，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会议等。果然，等她1939年3月回到延安时，中央的会议已不在他们家而改到毛主席处去开了。

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问题，除本人和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外，杨尚昆晚年谈得更具体可信。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闻天同志谦虚。在遵义会议上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但闻天同志非常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二十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说是由于毛泽东谦虚，让洛甫做一做看，已有不少研究者指出，根据当时情况，这是不大可能的，也与毛的性格不合。他说过：“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一位党的总书记（就算负总责吧），不是政治局会议推举（当时常开会，照毛泽东的说法，“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会议”），而由常委分工决定（实际上只是两个常委商定），如此缺乏章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由此可见，张闻天担任总书记的前后情况和线条本来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党史上却一直被搅得异常混乱，最后竟被完全否认，变成了以前并未听说过的负总责。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由于要使党史跟着政治走，为当前现实服务。因此形势变了，党史的一些提法就得跟着改。

从遵义会议到1937年12月，中国革命尚未形成权威的领袖，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作风民主，善于集中大家意见，坚持集体领导，不独断专行，能把大家团结起来的为首的人（即核心）。张闻天多方面的条件都适合此任，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干得不错，因此获得“明君”之称。总书记是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既拥有实权又具象征意义。所以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宁可让出全军的最高领导，也不同意张闻天让出这个可以代表中央号令全党、召集和主持中央会议的总书记。在这三年中，中央多数领导拥护以张闻天为首，人们也都称他为总书记。“十二月会议”决定取消总书记称号，此后大家只称他洛甫同志（这时除毛主席、朱总司令外，其他中央领导多以同志称之），不过他在群众场合被介绍时还是使用“我们党的领袖之一”的名义。整风期间，上下界限分得极严，中央情况下面很少了解，只知张闻天和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很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但整风中并无人否认他和博古当过总书记（只是有的说不合法），陈云也没提出他的“负总责”之说。

整风后期和七大后，张闻天实际上已被排出中央领导核心，只能做一点调研以及后来的小范围地方工作和“授权有限”的部分外交工作。至于过去的地位、名义和贡献，更一直受到全面的埋没和封杀。

张闻天被迫害致死后，没想到很快就否极泰来，粉碎了“四人帮”，中央提出拨乱反正，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1959年庐山会议之完全错误及其严重恶果，几乎是人人皆知的。张闻天得到平反昭雪。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正式宣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在这之前，中央批准的中组部《关于“六十一人案”调查报告》中就说：“1936年，张闻天同志是中央的总书记他的批复应该看作是代表中央的。”

2001年第1期 庐山会议周小舟坚持不批彭德怀　作者：杨第甫

1959年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会议的主旨本来是纠“左”，后来却变成了反右。正如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庐山会议迷雾重重，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内幕才逐步揭开。当时在党中央，确实是一场尖锐斗争，又是一场很不讲理的斗争。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被打进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是因为彭德怀回湖南调查的时候他曾陪同，与彭交流时两人共鸣；在庐山会议上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时，他又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赞同意见，并且在后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不作批判彭德怀的发言。因此，周小舟被撤销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湖南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的思想观点同周小舟基本一致，他也被邀参加了会议，几乎被牵连进去，但毛泽东将他划了出来。按周惠自己的说法，毛泽东找他谈话，说他是彭德怀的“墙脚”，要挖彭的“墙脚”。周惠坚不承认是彭的“墙脚”，但他毕竟安然无恙地回湖南任原职。

周小舟也是被当作“墙脚”要挖的，但他坚持原则，坚持道义良心，痛苦地担当了责任，担当了“罪名”。1961年甄别平反时，我住在省委接待处，周小舟来看我，促膝长谈。在庐山挨了斗后，毛泽东给周小舟看《丘迟与陈伯之书》，要他“迷途知返，不远而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害，谈了一个通宵，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批判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小舟流着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以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信，我怎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小舟站起身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责任都揽在自己头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请他照顾妻室儿女。

回想起来，也就是1959年6月28日他去庐山开会之前的一个晚上，我去他家闲谈。

我说：“上了庐山，在会议上，要以总结经验教训为主，对左的错误作为例子来谈，不要作为批评的主要目标。”他听后在屋中绕了两圈，边走边沉重地对我说：“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毛主席是敬爱的老师，如果一切照老师的话原封不动，错了也不去纠正，那么认识不能发展，不仅热爱真理做不到，吾爱吾师更谈不上了。”他决心将群众呼声和自己的认识在会议上向中央和毛主席如实汇报。他是抱着一颗纯洁的心上庐山的。

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也是按照原定任务，为总结经验，调整指标，提出19个问题，继续纠“左”来进行的。

会议开到一半，面临两种抉择：一是继续纠“左”，真心诚意地认真纠“左”，在指导方针、指导思想上彻底转变，这在党中央是彭德怀的“意见书”，在湖南是周小舟的12点建议的精神，他们的意见是真正纠“左”的良方；另一种抉择是讳疾忌医，轻描淡写，认为“左”只是“头发卡子”问题。可惜良药苦口，忠言逆耳，毛泽东不仅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反而停止纠“左”，把会议逆转为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斗争，使“左”重新升级。

彭德怀在庐山的日记中写道：“我7月1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7月16日由中办印发到会同志，7月22日各组经过六天讨论，对信完全同意的只有一个同志，基本上不同意的也只有一个同志，其余在发言中大多数同志是基本上同意的。但还有一部分同志还没有发表意见。”李锐说：“在庐山会议前一段‘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只有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撮人……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到主席面前进谗言，加油加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以为彭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

康生、陈伯达从“理论”上帮助毛泽东批判彭德怀、张闻天。说什么苏联搞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出了布哈林反党集团，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年又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这就不仅是魏延反骨，旧病复发了，而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必然规律了。毛泽东乘胜追击，发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说：“庐山出现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要斗下去，至少也要斗二十年，可能要半个世纪。”又将党内因工作意见之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生死斗争上去了。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闭幕了，湖南上庐山参加会议的第一书记周小舟去北京作检讨，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和另外两个参加会议的书记处书记回来当晚就召开电话会，通知各地、市、县委书记安排好工作，到省里参加传达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

会议由新任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主持。从8月22日一直开到9月15日，有1980多人参加。会议第一阶段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对彭、黄、张、周的批判，重点自然是在周小舟身上。由于中央已经定了性，会议一边倒地猛烈批判声讨。发言者大肆宣传大跃进、公共食堂和大炼钢铁的成绩，用亩产几万斤的“事实”和公共食堂有多少条“优越性”来批驳周小舟的“右倾”，与周小舟划清“界线”。

9月4日，周小舟由北京回来，6日起在大会上接受批判，后来又在小会上批判，斗争更升了一级，似乎还要挖出更多的材料来，但又哪里有？也就从这个阶段起，我被隔离开来。他们如何批斗小舟及唐麟、方用等，我一无所知。由于我始终没有承认错误，所以对我处分最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农场劳动！

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开过了，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这样，我才算有了转机。

中央规定对周小舟是不予甄别的，他仍顶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帽子，中央调他到广州去任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副院长。

临行前，小舟到接待处来看我，我们久未见面，谈话时，我谈到当时农村种种困难情况。小舟仍然责怪自己任省委第一书记时，没有能够制止浮夸风，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了巨大损失，引为内疚。他喟然长叹：“教训是深刻的，眼见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我的心情不能不沉重呵！”

我们握手惜别，但没有想到，这竟是我和小舟的最后分别。

（作者为中共湖南省委原秘书长）（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东方魔稻”的发明人袁隆平奇遇记　作者：庄志霞　聂　冷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先生被国际农学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和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世界先驱科学家。他所发明的杂交水稻，人称“东方魔稻”，比常规水稻增产20%以上。自1976年开始推广至今，全国已累计种植30多亿亩，增产粮食3.7亿多吨，创造经济效益3700多亿元。另据统计，自1975年杂交水稻试种至1995年，我国耕地减少了442.6万公顷，而粮食产量反增加了16058万吨，这些新增的产量，基本上都是杂交水稻的硕果。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创造的这份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不仅确保了中国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惠及了全世界。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90年统计，当年全世界水稻种植总面积为22.5亿亩。其中杂交稻2.2亿亩，约占总面积的10%，但产量却占了总产量的20%。如果将常规稻全部换种杂交稻，全世界水稻总产可翻一番，能多养活10亿人口。

一

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美国是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故乡。美国的种子公司靠向全世界提供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种子，不知积聚了多少财富。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也正是受到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的启发而萌生的。但是，由于杂交水稻研究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尽管洛克菲勒财团斥巨资建立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结果该项研究被中国率先取得了发明权。

威尔其的商人脑瓜一转，便发现了又一个重大商机。他当即向中国农业部种子公司的接待官员询问这个发明权的享有人是谁，提出想跟这个人探讨一下有偿转让技术专利的问题。不料中国种子公司官员一口包揽说，这个发明专利权属中国国家拥有。农业部种子公司就是代表国家享有这一权利的惟一代表。要探讨杂交水稻技术转让问题，无须再找“别人”，本公司即可说话算数。

威尔其经营的圆环种子公司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博士是最早跟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做生意，并受到列宁赞赏的西方商人。所以，哈默博士和他的下属们，都最擅长和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大赚其“红色钞票”，还最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欢迎。哈默博士本人几乎受到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党政首脑的接见和宴请。他们也都知道中国一些官员最懂政治，而最没有经济头脑。跟他们谈生意，只要顺其所好，多说恭维话，要占便宜犹如探囊取物。因此，一听说跟中国种子公司官员在北京就可敲定此事，威尔其不由得内心一阵窃喜。于是，连忙恭维说，还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好啊，一切高度集中，只要找到北京一位领导，全国任何地方的事都包办好了！接着，他便提出想先带一些杂交水稻种子回美国去试种一下，看看它们在美国表现如何。如果在美国也能显示优势，那么圆环种子公司准备以适当方式购买这项技术专利。

中国种子公司官员连忙表示，好说，好说。不要钱，先送给威尔其先生三个组合，各0.5公斤杂交稻种子。

美国圆环种子公司当年就把这三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一比，产量要高出165.4%—180.3%。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

于是，威尔其先生又一连两次来到北京与中国种子公司正式谈判。最后一次，双方于1980年1月达成协议，由圆环种子公司先付给中国种子公司20万美元首期技术转让费，中国即派出制种专家赴美国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专家在美工作期间，由美方支付工资，直到美国科技人员熟练掌握该技术为止。以后在美国生产的杂交稻种，由圆环种子公司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六国范围内销售，每年从销售总收入中提成6%付给中国种子公司作为后续报酬。

就这样，这项杂交水稻制种技术转让协议，便在北京由中国种子公司连本带利一手包揽了。这是在杂交水稻发明人和他所在的湖南省农科院一无所知、一无所得的情况下，毫无知识产权观念的中国人与世界作成的第一宗知识产权交易，它开创了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的第一项科技有偿转让纪录。不管它的经济效益如何，作为中国科技进步和知识有价概念开始建立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因此，没有任何人感到这有什么不合理。全国的报纸、电台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或新闻联播中，兴奋无比地报道了这宗足以令全体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的科技出口转让买卖。

连发明了杂交水稻的袁隆平本人和他所属的湖南省农科院也没有感到丝毫不满。全国都还没有什么发明权、受益权的概念，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有。一切属于国家，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所以消息传到湖南，大家也都是欢欣鼓舞，喜气洋洋。尤其是袁隆平，当得到农业部外事局叫他带队赴美国传授技术的通知时，他竟高兴得一夜合不上眼，打心眼里深深地感激中国种子公司赐予了他这次到世界科技最发达的美国去一展身手的机会，而根本就没想到实际上恰恰相反，美国人首先要找的对象本来就是他。

袁隆平回家收拾行装的时候，兴奋地对妻子说：“邓哲，看样子，我们的穷日子快要结束了。我这次去美国工作4个月，国内工资照发，美国公司还每月另发3000美元报酬。3000美元就是6000元人民币呀！你想想看，有这一趟美国之行，我们就要成万元户啦！”

“对我们这样的穷家来说，钱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身体和安全哪！我只要你平平安安地出去，平平安安地回来就好。你可得自己保重。”邓哲既欣喜而又不无牵挂地说。

二

1980年5月9日，当地时间上午9时，袁隆平作为首席专家，携湖南省农科院副研究员陈一吾和慈利县良种场场长杜慎余一行三人组成的中国杂交水稻专家组，乘飞机到达洛杉矶。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和美国专家数人已打着牌子在机场迎候。当三人走下飞机舷梯，向撑着牌子的威尔其一行微笑着走去时，威尔其等人便看出是他们的中国客人来了。于是，威尔其连忙满面笑容热情地迎了过来。但可笑的是，他与第一个向他伸过手来的首席专家袁隆平只是礼貌性地轻轻握了一下，就放过去了，而却紧紧地握住第二位接上来的陈一吾副研究员的手，又是拥抱，又是贴脸，口里一叠连声地欢呼着：“您好，尊敬的袁先生！我是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真诚地欢迎您的到来，能够结识您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并在美国接待您，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弄得陈一吾尴尬不堪。

显然，威尔其认错人了。原来，威尔其虽曾数度赴中国谈判引进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但却一次也没见过这项技术的发明者袁隆平。在他的想象中，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自然应该有着一副养尊处优、器宇轩昂、书卷气十足的派头。而实际上，这位袁大科学家却偏偏脸皮黝黑，其貌不扬，活像个勤劳朴实的田间农民；杜慎余则更加于朴实之中，还透着几分拘谨；所来三位中国专家中，惟有陈一吾最为潇洒气派，比较符合他想象之中的那副大科学家形象，所以，他一眼便认定，这位肯定就是首席专家袁隆平了。

一见这情势，三个中国人不由得一齐掩口而笑。威尔其见客人笑得蹊跷，不由得心里一愣，但他马上就会过意来，为了掩饰尴尬，干脆作了一个幽默的怪脸，跟着客人放声大笑起来。一面耸肩摊手表示遗憾，一面连声道歉说：“对不起，你们哪一位是袁先生？”

陈一吾连忙推过袁隆平用英语介绍说：“威尔其先生，这位才是首席专家袁隆平先生。我们都是他的助手。”

“噢，尊敬的袁先生，我认错人了。请您原谅！请让我再次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烈的欢迎。您将是我们公司和所有美国人最尊贵的客人和朋友。我衷心地祝愿您在美国工作和生活得愉快！”威尔其说着再次握住了袁隆平的手，并紧紧地拥抱、贴脸。

“谢谢您的热情迎接，威尔其先生。您认错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连许多中国人都会把我认错，更别说美国人了。我是一名水稻专家，长年在田间试验，所以浑身上下都染上了不少中国农民的色调。”袁隆平说着，又风趣地朝两名中国同伴一摊手接着说，“他们都知道，我还有一个绰号，叫做‘刚果布’，也就是‘非洲黑人’的意思。您说这多有趣？”

宾主一番寒暄后，即登车同赴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由三位中国专家为美国科技人员授课和示范，传授杂交水稻制种技术。当夜，威尔其在该实验站所在的埃尔森特罗市的一家饭店里为中国专家举行小型晚会。晚会间，威尔其亲自演唱歌曲欢迎中国客人，并请客人自由表演节目。陈一吾不善于演唱，杜慎余只会哼毛主席语录歌，于是他们两人都不愿表演，一齐推袁隆平出个节目，免得显出中国专家呆板。袁隆平从小爱好文艺体育，学生时代就曾参加过西南农学院的合唱团，在安江农校工作时，也常拉小提琴为学生演唱伴奏。因而他毫不推辞，拿起话筒大大方方走到演唱位置，一首忧伤的早期美国电影插曲《老黑奴》便开始在晚会厅里鸣响。他的嗓音低沉淳厚，曲调节奏把握准确，英语咬字清晰，感情真挚，把一名美国南方老黑奴的悲凉晚景表现得非常到位。演唱完毕，小厅里顿时寂然，一向欢乐无忧的美国人一时间全被歌曲带进了历史上那悲惨的黑奴世界，连几名白人小姐眼里都闪出了泪光。良久，人们才从歌曲的情境中回过神来，于是，惊喜的掌声、赞美声顿时轰然而起……

三

中国杂交水稻专家来美传授制种技术的消息，很快被当地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为传播，在美国稻作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加州大学农学院随即邀请袁隆平与该院教授和研究生座谈，为他们解答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有关原理问题。不久，全美水稻技术会议又特邀他出席介绍中国杂交水稻研究情况。5名意大利水稻专家闻讯专程从意国赶到美国加州，与袁隆平座谈探讨水稻杂交技术问题，并邀请他赴意大利讲学。

连声名显赫的哈默博士也专门抽出时间来亲自与他会见，并请他出席西方石油公司股东大会，和他一块坐在首席，把他作为西方石油公司最尊贵的朋友介绍给全体股东。

“袁先生，非常欢迎您来我们公司作客。我也感谢您的伟大发明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商机。我看得出，您确实是一位毫无功利之心的中国式纯粹科学家。你们的精神境界，用我们西方的价值观念，是无法理解的。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您的科学发明可能正孕育着一个新兴的产业，和一个遍及世界的巨大市场，意味着千万亿美元的新创财富，足以使世界崛起10个西方石油公司规模的新型财团。光是中国市场，就可以使您成为第二个‘洛克菲勒’啊！哈哈！”哈默博士朗声笑着说。

几个月的教学活动在尊重、友好、愉悦的情境中，很快就结束了。归国时路过旧金山，旧金山电视台和当地《华侨日报》又特派记者跟踪专访。旧金山是美国华侨华人主要聚居地之一，节目和消息播报后，唐人街顿时为之振奋。人们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向来只见中国人来美国学习科学技术，没想到现在竟有了一批中国人来美国传授科学技术，而且，这项技术还是通过商业贸易途径，由美国人出钱买过来的！可见祖国科学技术的惊人进步，实在大快人心，可喜可贺啊！

四

9月初，远渡重洋自美国归来的袁隆平，又翩然回归了妻子所在的安江农校那套低矮寒碜的小平房。他以一副健康如常的身板，按爱妻的亲切嘱托“平平安安地回来”了，但是，他曾向妻子许下的将成为万元户的诺言，却连吹牛皮都算不上，只成了一个不吹自破的泡影。原来当时有规定，出国人员在国外所得收入必须全部上缴。因而，他们回到北京，向农业部有关司局一汇完报，有关办事官员就要他们上缴在美国挣的工钱。

他们有点想不通，国家已经从这项科技贸易中获取了数十万美元现利，难道个人就连一点工钱都不该得吗？但不管怎么样，三个人还是老老实实先把美元如数上缴，又按规定领回每人每天10美元，折合成人民币20元的境外生活补贴费，4个月每人共计各领得2400元人民币，各自回家向老婆交账而去。

袁隆平有点不好意思似的对妻子邓哲说：“嘿嘿，真对不起。我原以为美国工资可归个人所有，谁料农业部规定得全部上缴，只能每天领2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

“能成千元户也不错呀，我们家还从来没见过一次进两千多块钱呢！”邓哲安慰丈夫说。“我只要能增加两间小平房，有三四千块钱存款以备不时之需，就心满意足了。”

邓哲这愿望很快就实现了。

1981年6月6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在北京联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特等发明奖授奖大会。以袁隆平为首的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发明的籼型杂交水稻荣获该项大奖。党和国家领导人王震、方毅、万里出席授奖大会。国务院专电致贺。方毅副总理亲自授奖。由袁隆平代表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登台领奖。除奖章和发明证书由袁隆平带回湖南保管外，一共10万元奖金，由当时的国家科委按照民间传统的“上山打虎，见人一股”的办法，略有差别地分发给了所有到海南岛参加过杂交水稻学习研究的全国各地科研人员。袁隆平本人足足分得这项特等奖金5000元整。

“哎呀！五千块钱啊！啧啧，这么高的奖金，真吓死人了！”当袁隆平喜不自禁地自北京归来，从兜里掏出一大叠钞票交到妻子手里时，邓哲惊喜得连钱都不知该怎么拿法了。

没过几天，更好的日子又来到了。据农业部通知，美国西方石油公司为扩大杂交水稻的宣传，在有关国家打开杂交水稻种子的潜在市场，准备于7月派出一个电影摄制组来湖南拍摄一部题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花园里——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的纪实影片。现在影片脚本已通过我国有关部门审查同意，袁隆平将是影片里的主角。为了不丢中国人的体面，必须使袁隆平的家庭生活条件看上去像个中国一流专家的样子。具体标准是，必须有独户居住的花园小洋楼，客厅里要有沙发、酒柜和电视机；厨房里要有冰箱；室外要有网球场和游泳池。

这一下可把湖南省农业厅、农科院和安江农校各方面都忙坏了。6月得到通知，7月电影就要开拍。这住房设施无论如何建不及啦！好在安江农校刚刚建成了一栋相当漂亮的科研小楼，让他一家8口搬进去住倒正好合适；只是少了厨房和卫生间，这也不打紧，靠着小楼后侧再加盖两间小平房，看上去也浑然一体很是紧凑。于是，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电器、家具让袁隆平自己买一些，学校借一些，包装一番，也就很有点专家居室气象了。至于室外设施么，花园虽没有，但整个安江农校绿树成荫，花果飘香，环境十分幽雅，这就足以代替私家花园了；网球场没有，但是学校有篮球场、田径场、简易体操场可以代替，反正专家原本就不爱好网球而喜欢篮球。游泳池没有不行，因专家正好最爱游泳；又恰好小楼旁边有一口池塘，用砖石水泥铺底砌岸，装上进、排水管道，安上钢梯和扶手，半个月工夫也就弄好了。

于是，7月，当美国电影摄制组组长劳克先生率领着他的小组来到安江时，袁隆平的家居已俨然是一派初级阶段的美国中产阶级模样了。

“喔，好极了，袁先生。您真会选地方，这里的环境简直美极了。这个大院的资产肯定都是您的啦！”劳克先生羡慕地说。

“不是的，劳克先生。我们中国科学家的生活设施都是国家配给的。这里的一切设施我都可以无偿享用，但不能说是我私有的。只有我房子里面的东西才是属于我私有的。”袁隆平不禁有点哭笑不得，他一面大体真实地回答着，一面心里想，刚刚还住在低矮的小平房里，连现在家里的家用电器还是公家借的呢，眨眼间就被人看成是一个数百亩园林，和数百万元房产设施的老地主了，真有意思！

这部影片，后来，除在美国、巴西、埃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6国放映外，1983年7月还被日本各电视台拿去，在全国各地播放。“东方魔稻”的神奇魅力，更加使世界为之倾倒。日本某出版社甚至出版了一本名为《神奇水稻的威胁》的书，惊呼“杂交水稻这一海外传奇给日本带来了风暴”。更有人将杂交水稻赞誉为中国继古代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鉴于袁隆平的国际影响，他的生活条件问题也确实不可忽视了。于是，电影拍完后，各方面再也没叫袁隆平重新搬回旧房里去住，而让他在这所新宅里正式安居了下来，直至1990年他的夫人随调长沙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时为止。

五

巨大的成功，并没有使袁隆平陶醉。作为一名眼界开阔、深谋远虑的先驱科学家，他深知当代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各国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的竞争激烈无比，一个人要想在自己的学科领域里持续保持国际领先的地位殊非易事，稍不小心打个盹，就可能被世界甩在后列。因而，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

1984年，他主持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杂交水稻专门研究机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1986年10月，他在长沙筹备召开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作了题为《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学术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今后杂交水稻研究的战略设想，即育种方法由三系发展到两系再到一系；杂种优势的利用由品种间发展到亚种间再到远缘间；方法上由繁到简，功效则由强发展到超强。这一战略设想，当即被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与会专家、学者誉为“袁隆平思路”，成为全世界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研究者所共同遵循的不二法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也被国际同行们赞誉为杂交水稻的“麦加”。

1987年，他受命担任国家“863高科技计划”101—1专题组责任科学家（即组长），负责组织全国的十数家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杂交水稻的协作攻关研究，使杂交水稻的生产应用取得重大突破。

1992年起，他应联合国粮农组织之聘担任该组织首席顾问，连续多年先后多次赴印度、埃及，以及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各国作杂交水稻科学指导。他还利用自己崇高的国际学术声望，年年应邀参加美国洛克菲勒基金年会，为本研究中心6名青年科研人员争取到了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全额资助，大力培植杂交水稻研究的高级后备人才。

1995年，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袁隆平出任中心主任。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就在这一年，他又指导本中心研究人员为解决长江流域早稻米质不良问题，打开了突破口。与此同时，他新开辟的杂交水稻结合基因转移工程技术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1999年，美国《科学》杂志专文介绍袁隆平的超级杂交稻选育理论。同年，在他的指导下选育出来的几个超级杂交稻苗头组合，经全国20多个数百亩连片的大田试验点的生产性实验，最高单产达到每公顷17吨（合亩产1133公斤多），大幅度地超过了国际稻作界普遍认定的每公顷15吨的水稻单产理论极限。2000年3月31日，国际水稻学术大会在马尼拉召开。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科学家与会。人们再次为中国超级杂交稻的高产性能感到震惊。因为此刻，比袁隆平早好几年提出超级稻育种计划的日本和国际水稻所，连他们分别制定的每公顷12吨的超级稻产量指标都还未能实现，而中国的超级杂交稻苗头组合已经在大面积试种中遥遥领先。此前的3月28日，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在其故乡内湖省实验农场视察从中国引进的杂交水稻时，已经获悉中国超级杂交稻超高产的信息，为此，他在实验田头兴致勃勃地发表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即兴讲话，盛赞中国新型杂交稻的广阔前景，声称菲国将以政府行为大力推广新型杂交稻的种植，以尽速解决该国的粮食短缺问题。

六

进入90年代以来，尽管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课题研究仍然需要国家大力资助，但袁隆平本人却差不多已经成了被国际国内许多人一致看好的一棵“摇钱树”。1994年，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继美国圆环种子公司之后，又一个开始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提议合作开发两系法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1999年7月，越南驻华大使馆新任科技参赞阮加胜一上任，就给袁隆平来信，希望袁隆平在越南建立杂交水稻生态实验点；随即美国商务处又来电，希望合作开展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开发。而国内，除了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本身必须开辟杂交水稻种子国际市场之外，湖南省农科院、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等众多单位，无不希望利用近水楼台的有利地位，抱着袁隆平这棵长青之树摇出大把钞票来。国内外合作者一致要求借用他的名字来注册公司名称和商品的商标品牌，中心党委还决定要拿他的名字作为所属公司的无形资产，去请经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授权的评估事务所做无形资产估价，为以后“袁隆平”股票上市做铺垫。

这常常使得袁隆平颇为尴尬。进入90年代以来，袁隆平虽然对于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国内市场开发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且不再反对合法的赢利了。但是，作为一名纯粹的科学家，加上他的一贯性格和为人，他不可能主动站到市场的风口浪尖上去呼风唤雨，他更不情愿用自己的姓名去充当市场的品牌，认为那样很不严肃，且实在有点担心那会有损一名科学家的清名。但为了杂交水稻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他又无法拒绝科技与市场的接轨，以及相应的市场开发运作。结果，他终于被时势，也是被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的永无止境的追求拖下了水，不得不让自己所信任的开发者们，在市场的汪洋中树起了一杆袁隆平的旗帜。

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是袁隆平在众多的国际合作对象中选定的第一个可靠合作伙伴。该公司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休斯顿航天发射基地旁边，有54万亩耕地，100名职工，既搞水稻的生产和大米加工，又开展水稻技术研究。其总裁安格尔斯是袁隆平的老朋友。但安格尔斯不是公司的真正老板。这家公司的总后台是欧洲小国列支敦士登国王亚当汗二世。列支敦士登只有160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2.9万人口，但是其皇族财产高达528亿美元，比英国皇族的财产还多12倍。亚当汗二世国王本人就拥有财产28亿美元。因此，这家公司的信誉度是很高的。

经过多年友好协商，到1997年，双方终于议定，由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科技成果作为无形资产占51%的股份控股，由美国休斯顿水稻技术公司投资1000万美元，占49%的股份，联合组建“袁隆平杂交水稻种业有限公司”。该合作协议经国家批准，双方于年底在长沙正式签字，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册了“袁隆平牌”和“农平牌”商标。一个跨国公司终于建立起来了。这对加速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市场开发来说，当然是一件非常有利的大好事。美方公司也感到非常满意，他们对袁隆平品牌的杂交水稻种子市场充满信心。

为了表示诚心和友谊，安格尔斯干脆于协议签定不久之后的1998年元月，请出总后台老板列支敦士登国王亚当汗二世陛下，以私人身份亲自来到长沙，对合作协议的签定表示祝贺。这使袁隆平很受感动。

而与此同时，湖南四达资产评估事务所在长沙宣布，通过210天，对11万组数据资料的严格审查论证，评定“袁隆平品牌”的无形资产价值为1008.9亿元。接着，湖南也决定由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等5家法人股东，共同出资筹建“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两个大股东，湖南省农科院占有55%的股份，袁隆平领导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占有25%的股份。公司经审查批准注册后，向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申请发行股票。

消息很快传到美国，美国水稻技术公司执行总裁安格尔斯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袁隆平竟然“一女嫁二夫”，在已经与他们合资合作的情况下，又在国内与别人合资另创一家名称品牌几乎相同的公司，那以后谁知道他会把屁股坐在哪一边呢？即使确信他会将两个公司一碗水端平，也在市场上给美方股东制造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必然要削弱美方赢利的幅度。总之，不管怎么弄，袁隆平都是两边得利，而如果有牺牲的话，那么牺牲的则必定是美方股东。这种竞争，对美方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安格尔斯从来没想到会出这种意外，因而当时在拟订协议时，条款上并没有写明是否允许“袁隆平”“一女二嫁”的问题。但按照国际惯例，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于是，安格尔斯紧急飞赴长沙与袁隆平磋商此事，并明确表示，“袁隆平”作为公司的冠名和商品品牌名称，只能属于一家。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要么跟美方合作，要么跟国内伙伴合作，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否则，美方只得要求退股。并且在言谈间，难免对袁隆平的“一女二嫁”做法流露出某种程度的遗憾。当然，安格尔斯有理由怀疑袁隆平是否是在有意识地算计他们。

但是，事实上，袁隆平原来却真的不知道他那宝贝名字不能同时属于两家公司所有。他更不可能知道老朋友安格尔斯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怀疑他。他原本确实希望两边合作，两家公司都兴旺发达。但他不知道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使安格尔斯相信和放心的，而且客观上，将来在经营过程中遇到竞争时，他也确实无法保持平衡。因此，直到安格尔斯来到长沙向他发出最后通牒，他才明确了安格尔斯的心思，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不能不使他感到了一阵为难。

从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家的利益来考虑，与美方合作，伙伴单纯，关系容易处理，立即就可以引进1000万美元的资金，而且本中心占有其中51%的股份，作为控股者还享有经营权。与国内合作，则伙伴众多，关系复杂，只在合资份额中占有25%的股权。孰轻孰重，即使是他这不解市场奥妙的纯粹科学家也能一目了然。

然而，与美方合作就不能不抛弃国内伙伴。而国内是一些什么伙伴呢？湖南省农科院是自己的发迹之地，而且自己至今还兼任着该院的名誉院长。中科院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是紧邻隔壁的兄弟单位，此外，还有省领导的意图和期盼等等。这一切都能轻易丢得开吗？况且，说到底，自己毕竟还是一名中国科学家，当国内志士们有兴趣，有能力组织起来开发这一领域时，引进外资的目标就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尽管从小单位来讲，要丢失一部分利益，但丢失，也是丢在中国人自己碗里。而与美方合作，则将有49%的利益要分给美方。这样一想，除了国内合作，他便再无选择余地了。

不过这一来，倒叫人觉得有点对不起安格尔斯了，还有那位自称连做梦都想见到自己的国王陛下。好在安格尔斯还算开通，一看袁隆平并无恶意，也就好说好散，收回原拟建立合资公司的1000万美元股金就打道回府，而与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科研合作也继续保持了下去。一个正要开始营业的跨国公司就此无疾而终。

1999年6月29日，湖南“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宣告正式成立。有的媒体把袁隆平描绘成中国科技界带头转变观念挺进市场的“时代英雄”。可实际上他却始终处在一种半推半就的矛盾心境之中。也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说，他在组建公司这件事情上，始终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尽管如此，袁隆平公司的开市势头却健旺得很。有人说，这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一只科技老虎下山了。股票还没有投入发行，就有许多精明的股民把电话打到袁隆平的办公室里甚至家里，咨询有关情况。但股民们也许难以置信，其实，袁隆平对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公司股票的运作情况和有关知识，也许掌握得还不如他们多，最起码也不会比他们更多。只有一点袁隆平心里是清楚的，进入21世纪之后，光中国国内市场每年就需要杂交水稻种子9亿斤以上，仅以每斤种子税后利润1元计算，杂交水稻育种的年纯利润就将在9亿元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杂交水稻种子的国际市场利润还将超过这个数值，可见这个新兴产业的前景确实是非常之诱人。

对于袁隆平的巨大贡献，中国的亿万农民有一句话最为生动和朴实的评价，他们说，吃饭靠“两平”，一靠邓小平，二靠袁隆平；邓小平送来了好政策，袁隆平送来了好种子。1995年，香港何梁何利基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颁发首届“何梁何利科技奖”，他是国内生物学领域获该届奖励的唯一一名科学家。

党和国家也给了他无比崇高的荣誉。1999年10月26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一批小行星命名仪式，其中一颗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11月2日，他又获得国家授予的“全国十大杰出专业技术人员”奖章，并作为代表发言。

众多的国际同行和关心农业与粮食问题的各国有关学者以及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等等，更把袁隆平尊为“杂交水稻之父”，把杂交水稻在世界范围的推广普及称为全球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认为它将是解决下世纪人类吃饭问题的一大法宝。各国政府有关要员和民间组织首领都把他延为上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知识产权组织和粮农组织，美、英、日等各国学术教育机构，以及民间基金组织先后授予他“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国际先驱科学家”等八项奖金和荣誉称号。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1期 民主斗士史良　作者：赵纪军　杜秀娟

1949年5月23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十兵团在强大的地面火力掩护之下向国民党上海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一天激战，我军以锐不可挡之势突破敌外围防线，直逼市区。第九兵团某部以快速勇猛的动作，迅速前出至霞飞路。当部队进至交通大学附近时，搜索分队突然发现街边有人影晃动，立即分路包抄过去，等靠近时，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

后来，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人员惊奇地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七君子”之一、民盟上海执行部主任——史良！

(一）青春之曲：中国妇女最大的责任是救国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幼年时家境贫寒，13岁才进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读四年级。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

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当时，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史良于1922年暑期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

1927年暑假，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入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史良的演讲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玎、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二）救国之恸：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加深，华北危急。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群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这时一向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史良，率先倡导筹备妇女救国组织。12月22日，史良与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陈波儿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这是上海市第一个救国会组织。在成立大会上，史良发表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演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人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做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她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妇女走出家庭，奋起救国。大会选举史良为妇女界救国会的理事。“妇救”的成立及其救国宣言的发表，不仅对当时上海学生的抗日游行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支持，而且也对上海各界救国会的形成起了巨大的号召作用。

在“妇救”的推动下，上海文化界、职业界、学生界、教育界的救国会相继成立。在各个专业救国会组织的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会正式宣告成立，史良被选为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在上海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全国掀起了巨大的抗日怒潮。1936年5月31日，上海救国会联合华北、华南、华中等二十余省的爱国救亡组织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宣言，选举宋庆龄、史良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为推动国民党积极抗日，沈钧儒、章乃器、沙千里和史良被推派到南京请愿。7月13日，史良等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会场，向大会提出：停战、抗日和保障民权等要求。得到了各地救国会和新闻界的支持。史良等回上海后，开展了大规模爱国救亡宣传运动。为了支援绥远抗战，救国会组织了三百多个宣传队，两千余人，分别走上街头，开展援绥募捐活动，动员群众数万人之多。上海的援绥运动又影响了南京、华北、华南、西北等地，成为一个席卷全国的运动。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会为了促成全国各党派各地方势力团结对敌共御外侮，由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同志出面，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公开表示希望国共两党消除成见、精诚合作。毛泽东写信支持这一政治立场，张学良、杨虎城甚至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表示赞同救国会的这一主张，从而把爱国救亡运动引向了高潮。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在这次游行中，面对反动军警的镇压，史良临危不惧，向敌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遭到敌人的疯狂镇压。为了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史良上前保护，亦遭毒手，肺尖因被打伤而咯血。幸好工人群众及时救护，史良才幸免于难。为了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了《九月的鞭笞》一文，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史良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斗争的热情反而更高。10月19日，鲁迅先生于上海逝世。在宋庆龄的提议下，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筹办。在筹备时，史良与沈兹九、胡愈之等人共同商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救国会的努力下，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史良等人的发动，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和其他救国会的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1月12日，“全救”又在上海静安寺路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大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并在现场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募捐四万余元，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

（三）铁骨之铮：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全救”的这些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恼怒，他们先是企图暗杀史良等人，后来慑于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不得不改为通缉。11月22日深夜，反动宪警逮捕了史良等七名救国会的领袖，制造了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事件”。

史良入狱后不久，就获保释。可是敌人很快就明白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追悔之余，又四处悬赏捉拿史良。12月30日，史良在安排好救国会的组织工作等有关事宜之后，又主动投狱，到法庭上同反动派进行斗争。

七君子先是被押解到法国巡捕房，尔后遣往法院。因为没有犯罪证据，结果交保释放。史良被放出来后，暂避在朋友家中。11月24日深夜，反动派再度实施拘捕。六君子未经审讯，即将他们送到苏州监狱。史良因“拒捕”，成了反动派悬赏通缉的“在逃犯”。在追缉期间，史良为了保护组织和其他救国会同志的安全，终日繁忙地交待工作，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等一切就绪之后，她便主动去苏州高等法院投案，被关于苏州前司街女看守所。

“七君子”被关押六个月后，法院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罗织了“十大罪状”，对他们提起公诉。史良等人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于是他们便拿起法律武器，进行了雄辩有力的“答辩”。6月11日正式开庭审判，“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采用逐个隔离审讯的方式，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独坐女监，孤军作战。但她始终与六君子保持着言论、行动上的一致。当审判长讯问：“联合各党各派是联合共产党吗？你们主张要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理直气壮、斩钉截铁地回答：“救国会的意思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是抗日不抗日。一致抗日救国，是全国大众的要求，不是跟着共产党喊的口号。”“七君子”的合法斗争使反动派无计可施，两次开庭审判都宣告失败。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通过头面人物进行劝降活动，向他们提出只要进反省院，前门进，后门出，转一转就算了，并不真正执行。史良等认为，这个方案是对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

1937年7月5日，为了营救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入狱运动”——愿为抗日而入狱。这场运动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它震动了国民党反动派，鼓舞了广大的爱国群众。两天以后，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七君子自由释放。

（四）歧路之音：我不愿参加国民党

自由以后，史良就和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一道到港澳宣传抗战。不久国民参政会成立，史良担任了第一届国民参政员，成为国民参政会中宪政促进会的唯一女性。史良在参政期间，为要求国民党实施民主和妇女参政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她力争在宪法上明文规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妇女权利。她提出在国民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应占一定的名额，并且建议妇女工作者，要到下层去，到城市、到乡村的妇女群众中，进行有关参政的宣传教育。

在汉口和重庆时，史良还参加宋美龄领导组织的妇女团体指导委员会，被聘为委员兼任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任。她运用联络委员会的组织，广泛联系和团结各地妇女团体和中上层妇女，对扩大和加强妇女抗日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和文化事业组组长沈兹九、训练组组长刘清扬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与中共南方局妇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团长邓颖超和张晓梅等同志商量。她们支持和依靠会内的地下党、进步青年，在农村、工厂和报纸刊物上开展抗日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抗战政策。她与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在个人间的交往是不错的，但是彼此的政治观点迥异。有一天，宋美龄请她吃饭，蒋介石也在座。在吃饭中间，蒋介石说：“史先生，你们讲国民党腐败，国民党需要新鲜血液，你为什么不参加国民党，一道对它进行改革呢？”她当即回答说：“各人有各人的思想和主张，我不愿参加国民党。”蒋介石听后非常不悦，此后便处处找借口对史良进行打击报复。

1939年底到1941年，史良亲闻目睹了国民党向陕甘宁发动武装进攻、制造“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包围聚歼的倒行逆施，怒火填膺。为了表示抗议，史良和救国会的其他同志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末次会议。并于1942年宣布退出蒋介石的国民参政会。同年，史良又宣布退出宋美龄所组织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史良的参政员生活结束以后，救国会在民盟的邀请下集体加入民盟。史良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重庆市委委员。在此期间，史良积极配合陶行知先生创办社会大学，培养进步人才，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史良除了把精力放在开展民主运动以外，还同妇女界的爱国进步人士一起致力于沦陷区妇女儿童的保护和养育工作，是战时儿童保育会的重要发起人，并担任保育会的常务理事及该会设计委员会主任。保育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四十多个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两万多儿童。此外，史良还担任了进步妇女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的常务理事。联谊会团结各阶层爱国妇女，为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政治民主进行了很多斗争。抗战胜利后，联谊会在重庆、上海、北平、昆明、南京、成都等地都成立了分会。这些分会，尤其是上海联谊分会，为以后史良在上海开展民盟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45年，史良与民盟其他同志一起坚决抵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国民大会，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1945年8月，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议，认为它原先的政治纲领已不能适应抗战以后的新形势，因此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并根据它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发展改组了机构，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在这次会议上，沈钧儒当选为主席，史良被选为秘书长，陶行知和邓初民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中国人民救国会提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并提出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根本原则是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民主主义的文化。

（五）奋斗之号：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奋斗到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四十三天的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双十协定”。而国民党背信弃义，一面在协定上签字，一面却下达了“剿匪”密令，向各解放区发动猛烈进攻。中国共产党下达指示，立刻在全国范围发动反对内战的斗争。正是在这时，国民党在昆明制造了“一二·一血案”，镇压学生的反内战爱国运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动员民盟出面组织大规模的支援斗争。在李公朴、陶行知和史良的具体领导下，联合了二十二个进步人民团体，发动签名，征集挽联，筹备举行大规模的群众公祭大会。当时，大一点的会场都被国民党所控制，史良以大律师名义，托称代当事人某大爷租下了长安寺寺院办“丧事”，于12月9日，在长安寺举行了可歌可泣的“陪都各界公祭昆明一二·一反对内战死难师生大会”。三天的公祭大会，前后有几万人参加。它团结了各界进步团体，动员和教育了广大群众，为政治协商会议制造了强大的舆论影响。

随后，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先后在沧白堂举行了八次群众大会，发生了著名的“沧白堂事件”。史良是协进会的组织者之一，她亲自主持大会并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捣乱作面对面的斗争。当政治协商会议停滞不前时，重庆大中学校万余进步师生举行民主大游行。民盟接应游行的总指挥就是史良，指挥部就设在史良的寓所“犹庄”。

在全国人民的斗争和压力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五项协议。这二十二个人民团体，又组织了“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史良也是组织者和主席团成员之一。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较场口血案”。史良从特务吼叫厮打的重围中冲出会场，周恩来同志把她接上车，非常坚定地对她说：“黑暗的反动势力是不会长久的，人民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史良没有回家，而是立刻到民生路178号，召集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商讨斗争对策。晚上，又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这次会议以后，史良不惧怕敌人的虚声恫吓，坚决为受伤人士代理诉讼，以伸张正义。

当时，残暴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已无所顾忌，到处逮捕、暗杀爱国民主人士。1946年7月，著名民主爱国领袖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杀害，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公愤。史良等人化悲痛为力量，在重庆组织了规模宏大的群众性追悼会。在会上，史良慷慨陈辞：“烈士们为什么而死？他们是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团结而死；烈士们是被谁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不要民主，不要团结的人打死的！”史良的话音刚刚落地，全场就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复仇口号。此后，史良又应邀出席了上海各界李、闻追悼大会，通过大会发言，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1946年10月，民盟拒绝出席国民党召开的伪“国民大会”。翌年1月，史良参加了民盟在上海举行的二中全会，会议明确指出：政协决议被破坏的责任在于美蒋双方。3月初，国民党对史良威胁利诱，先是以传票相要挟，尔后又拉美国驻沪总领事出面，企图分化进步力量；但是史良等人早已看清了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毫不理会，仍然坚持开展斗争。在“三八”妇女节的集会上，史良发表《提倡一个‘二不’运动》一文。她向妇女号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国家的前途，我们妇女要团结一致，来提倡个不买、不合作。一是凡帮助政府打内战的任何国家的商品，我们绝对不买；二是凡对于违反民主而有害于人民利益的事和行为，我们绝对不合作。因此，敌人对史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7年5月，国民党以民盟与中共勾结为名，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敌人的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吓倒广大民盟盟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义愤。沈钧儒决定密赴香港召开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临行前，他把上海的工作交给史良，并嘱咐：“存初，你留在上海，任务艰巨而重大，在反动派面前，不仅需要勇敢，而且需要策略和坚持。”

1948年1月，史良以民盟中央委派代表的身份毅然赴香港参加民盟三中全会。全会号召“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还决定民盟在香港设立总部，在解放区设立盟务特派员，在上海建立了华东执行部，史良任执行部主任。在上海的艰难环境中，她以律师业务为掩护，积极联系群众，进行宣传民主的地下活动，保存了民盟的组织。

（六）感慨之声：我的危难即将过去了，天快亮了

民盟被解散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各地疯狂屠杀民盟会员，史良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开始变得愈加艰难。

1949年4、5月间，敌人开始向史良下毒手。5月中旬，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发出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5月10日深夜2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突然出动吉普车三辆及二十余名武装和便衣特务，将史良在上海开纳路（现武定西路）的住宅团团围住，然后蜂拥而入，大肆搜捕。由于史良提前得知消息，因而得迅速逃脱。她先是向一亲戚家躲去，可是等她到达那里时，发现在她亲戚家的院墙上贴满了标语，上面写着：“一人不报，全家杀绝，一家不报，全里杀绝”。史良见此赶紧躲去忻康花园的一个亲戚家，住在19号的一个二层楼上。这个亲戚家对面是国民党当局一个区长的住宅。一天下午，这位区长的鸽子突然飞向史良的窗台，他到这个房间来找鸽子，差一点发现史良的踪迹。为此，史良决定潜往平日少去的浦东和南市。在路上，为避免查身份证的麻烦，史良的车子在红绿灯的转换中冲来冲去，换了好几个停留处所，才逃出敌人的魔掌。

敌人抓不到史良，就抓住史良家的一位老工友宋阿福，酷打逼供。随后又搜遍全宅，把全家大小人口，不管是厨师还是女佣，一律进行个别审问，结果毫无所获，便留下几个武装人员把守住宅，企图“守株待兔”。第二天，敌人又一次大量出动，将住宅中人员再问一遍。到第三天，则对宅中人员轮流用刑，“惨号之声，闻于街邻”。司机阿宝经不住通夜酷刑，被迫讲出了史良丈夫陆殿东之弟陆殿奎家的住址。陆殿奎是商人，不问政治，但也被逮捕。司机阿宝又说出史良姑母家的地址，于是史良姑父母荣宝礼夫妇即被捕，其后又连锁株连六七人，终于找到史良在南市的隐藏地点。武装特工人员立即对该处进行包围，但史良早在十分钟前已得到消息转移它处，送信人尚未离开，身上搜出报信字条，当即被带走。

一连串的扑空，敌人恼羞成怒。5月15日，史良律师事务所的秘书被捕，她被送到特务的秘密看守所，把手反绑到背后，吊在墙上用皮鞭乱抽。打了一个钟头后，因见她未哭，特务说：“厉害，厉害！不愧为史良秘书，把她送去活埋！”于是秘书被送到南市某地执行处拘留室。史良的亲戚朋友一大堆关在那里等候执行。敌人执行方法非常残酷，一般先用绳索勒死，然后埋入土中。由于同时执行的人太多，而解放军已临近上海，来不及按上述办法办理，改为用卡车装运投入黄浦江淹死。5月24日晚，秘书等七人被装入一辆卡车载走。途中卡车损坏，停车修理之际，解放军先头部队已打进城里，枪声不绝，执行人员逃命四散。

史良自离开亲戚家以后，又转移它处，一些人家不敢收留，同时又不敢信赖关系不深的人家。对于史良来说，偌大的上海已无容身之地。白天，她化装混在人堆里；晚上，她借着月色在街口上躲来躲去。与此同时，史良还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她想到那么多亲人朋友为她身陷囹圄，危在旦夕，愧疚和痛楚使她的精神近乎崩溃。正在这踌躇为难之际，5月23日夜半11时许，解放军装甲车11辆已冲入霞飞路的交通大学附近，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上海解放后，史良离沪赴京，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奠基事业。史良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司法部部长，为建立和发展新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工作。“文革”开始后，史良受到冲击，但她从没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文革”结束后，她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同时兼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1984年，史良重病在身，但她还是坐着轮椅出席民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她坚持亲自致词，获得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史良非常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她在发言中多次寄语台湾同胞和海外旧友，希望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统一早日实现。

1985年9月6日，史良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她终生为之奋斗的民主爱国的伟大事业。今天，史良同志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她一生的光辉奋斗历程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百岁红军女战士陈琮英　作者：蔡庆新

任弼时夫人陈琮英，是一位百岁红军女战士，我们为她的百岁诞辰表示祝贺。

两小无猜，“娃娃亲”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和新中国开国元勋中，任弼时与陈琮英的婚姻虽无什么传奇内容，但是很具特色。

1896年，陈琮英的姑姑嫁给了任弼时的父亲任振声，却不幸在第二年病故。任振声非常悲痛。虽然他俩结婚仅一年多，尚不曾有一儿半女，但是两人感情却很好。于是两家为代代交好，相约一下代再续姻亲。就这样，陈琮英一出生就意味着长大后，有可能作任家的媳妇。

1901年农历腊月初七，陈琮英生于长沙，不足2岁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她只得随兄嫂生活。因为和弼时家的这种关系，儿时也常小住弼时家中——湘阴县塾塘乡塘家桥任氏新屋，来来往往，两小无猜。

遗憾的是，琮英没有机会读书，本来就是靠兄嫂拉扯，生活已不富裕，哪里还有钱读书？更何况她又是女孩子！而这时，弼时家的经济状况也是一天不如一天，供弼时一人读书已很吃力，自然也无法供陈琮英读书。

12岁那一年，陈琮英到长沙北门外一家织袜作坊，当了一名织袜童工。1915年夏，任弼时来长沙求学，先入一师附小，后读明德中学、长郡中学。那几年，琮英虽收入微薄，但大哥达泉当时还在铁路上工作，家中无需琮英补贴，于是她就常常接济弼时些许零花钱。

1920年夏，弼时要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准备赴苏俄留学。这一年琮英也已是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了，明知弼时此行难料归期，却无言地支持了他的抉择。只是在弼时行前将亲手织的两双袜子送给了弼时。此一别就是六个寒暑。

出闺成大礼，丈夫引路人

1924年8月，结束了莫斯科近4年的读书生活，弼时回到上海。他多么想回湖南老家探望父母和琮英啊！但是他刚一回国就被派到上海大学教俄语，紧接着又担任了青年团江浙皖区委委员，参与团中央的工作，筹备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执行部主任。不久，他担任团中央总书记职务，领导共青团投入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工作铺天盖地。21岁的任弼时重任在肩，无法脱身，就连父亲病故他都没能抽暇回籍奔丧！探望琮英更成为不可能。

1926年2月，五卅运动高潮已过，终于有回乡一转的可能了，经组织批准任弼时准备回家探视母亲并接琮英到上海完婚。

这天，弼时高高兴兴地买了江轮票，准备溯江而上。不料，人与行李都上了船后，忽然有同志通知：马上赴北京开会！弼时又立即下船，转而北上。

3月11日，任弼时自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后回到上海。意外地，琮英已先他而至，是组织上安排王一飞把她从长沙接来的。

4月，仲春时节，上海简陋的亭子间里，没有任何繁缛的仪式，没有灯红酒绿的欢宴，但是就在此时——陈琮英与任弼时成大礼了。从此，她伴随在弼时左右踏上革命者奔波无定所的家庭生活道路，始料不及却义无反顾。

这一年，陈琮英24岁。她走出长沙简陋拙朴的织袜作坊，置身于东方大都会，开始做秘密交通和油印文件等工作，后加入了共青团。

不久，北伐战争开始，弼时领导的团中央在青年工人与学生中开展策应北伐的罢工、罢课斗争，工作繁忙，有时深夜才赶回家，第二天清晨又匆忙出行。琮英不管他何时回家，都要静静地等候。到底是有了两个人的家，这使琮英生活有了依靠，也令弼时感到阵阵温暖。

从这时起，弼时开始实现为陈琮英的“终身之谋”——教她学文化，并且是他亲自“执教”——练习写字。从此，琮英养成了习字的习惯，直到七八十岁时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每天都坚持写一篇大楷毛笔字。多年后，每每向子女忆起当年情景，老人便沉浸在温馨的回忆中并总是要说：我一天正经学也没上过真正的学文化，就是从那时你们爸爸教我开始自学的。

营救丈夫，痛失爱女

1928年，任弼时夫妇有了第一个女儿，取名“苏明”。初为人父的弼时特别高兴，只要有机会，就要抱她、亲她、逗她玩，硬硬的胡茬扎得女儿不是躲就是哭，弼时又马上把她逗笑。看着女儿挂着泪珠的笑靥，弼时忍不住又要去亲她……每每至此，琮英在一旁是最开心的，多么怡然的天伦情啊！

然而，弼时的不幸被捕，一下子将眼前的一幕撕得粉碎！

这年秋，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新的中央回国开始工作，会议期间留守中央工作的任弼时奉命去安徽巡视，不幸在南陵被捕。任弼时没有暴露身份，只说他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收账的。伟伦纸庄的老板是陈琮英家亲戚。

党中央立即组织营救，但是，出面的还需是陈琮英。按照营救部署，琮英得紧急从上海赶往长沙坐镇伟伦纸庄，以备敌人来对质。哪知赶到上海火车站才知道当日车票已售罄。琮英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她情急中不顾一切地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

深秋寒夜的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琮英和女儿，手脚被冻僵了，剧烈的摇晃还不时将小煤块甩向她们。尽管琮英紧紧地抱着女儿，但终因孩子太小，不堪风寒引发肺炎而夭折。

终于，弼时得救了。但是，他们珍爱的第一个孩子却永远地离开了他们。

打击接踵而至，此番获救不满一年，弼时再遭逮捕。

1929年11月7日，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的上海。

一大早，天就被冬日的雨加雪笼罩着，昏暗阴冷。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任弼时，准备去公共租界华德路参加江苏省团委扩大会。像平时一样，他行前告诉琮英：“我12点左右回来吃午饭。”说罢，匆匆出门。

12点了，弼时未归。午后一点了，弼时仍未归。3点、4点……琮英望眼欲穿地等到次日清晨，仍未见人影。地下工作的经验与直觉告诉她：肯定出事了！顾不得吃饭，她急匆匆赶到党中央机关。果然，李维汉操着一口浓重的乡音心情沉重地告诉她：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弼时这次被捕，先被押在上海闸北路捕房。受审时，他化名彭德生，自称由江西来沪谋职，因投亲地址不详，被误捕。由于他遵守地下工作纪律，身上除了一张电车票外，别无它物。敌人抓不到证据，恼羞成怒，残酷地施以电刑。任弼时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数日后，捕房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40天，关押在工部局提篮桥监狱。

弼时被捕，周恩来亲自布置特科全力营救。一个多月后，弼时获释。琮英终又把丈夫盼回了家，抚摸着丈夫脊背未愈的电伤，默默地抹去涌出的泪水。

身陷囹圄，沉着应对

1931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派任弼时到中央苏区工作。由于琮英即将临产，实在无法随行弼时只得只身前往留下琮英在上海待产。

这是她们结婚后第一次分别。看着娇小瘦弱的妻子挺着大肚子的样子，弼时很是心疼，他安慰琮英说：“别害怕，要坚强，孩子生下后不论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吧，希望他有远大的志向！”

1931年3月12日，任弼时离开上海7天后，琮英生下女儿“远志”。4月下旬，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握有大量中央核心机密的顾顺章叛变。情况十分危急，周恩来获悉国民党当局准备以突然袭击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领导人一网打尽。在陈云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一夜之间，中共中央机关神秘地转移了。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和杨淑珍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住下。非常时期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不许随便外出，更不许他人留宿。6月21日晚上，向忠发离开他的住所，来到这家旅店找杨淑珍，声称呆一会儿就走。但到了深夜12点，琮英敲门催他走，他却说明天再走。谁知次日早上，向忠发一离开小旅店就被捕了，叛变了。

由于向忠发的出卖，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百日左右的女儿。琮英毫不畏惧，装作农村妇女，一问三不知。后来，敌人把她关进龙华监狱。不论敌人如何审问，她就是一口咬定是农村妇女，什么也不懂，问急了，就掐一把孩子的屁股。女儿一哭一闹，敌人也不耐烦了，审讯只好不了了之，始终什么口供也没捞到。

铁窗中的琮英沉着、坚贞。她知道党组织一定在紧张地营救。最终，由“互济会”出面营救，琮英抱着女儿安全出狱。

党中央安排她去中央苏区。

追随丈夫，赴苏区

陈琮英刚接到要她去苏区的指示时，高兴地抱着女儿亲，想到很快就可以到苏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方再也不怕被敌人抓去，而且和丈夫、女儿一家三口共同生活，琮英开心地冲着女儿笑。

然而，冷静下来，还是决定把女儿送回湖南老家。去苏区，且不说路途上的险阻，就是安定下来，那么艰苦的生活、工作和斗争，带着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几番思想斗争，几日彻夜未眠后，琮英抱着女儿从上海回到湘阴老家，把女儿托付婆母抚育。

如果说大女儿苏明为了营救父亲而被病魔夺走，那么，这个女儿又为了父母共同的事业而被迫远离他们。那时，他们曾设想反“围剿”胜利后，就去接女儿团圆。但是，接踵而至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抗战……直至日本投降，竟然14年过去，女儿回到父母身边时，已是15岁的大姑娘了。

在江西瑞金苏区，陈琮英的政治生活和革命生涯经历了一次突变——1932年由邓颖超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在中央机要科工作。

西征掉队

1933年5月，任弼时被派往湘赣苏区工作，担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7日，南国暑热蒸腾。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西征。这时，陈琮英刚刚生下男孩“湘赣”不足半年，面临戎马征战无法预测的艰难险阻，毫无选择余地，她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随军西征；要么和儿子留在当地，二者不可兼得！最终，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

两年前，她和女儿分别，虽然也是怀着那份揪心的不舍，但女儿到底是留给了亲人，留在了家乡啊！可如今，大军西去，留在乡亲们中间的儿子显然是凶多吉少，敌人在苏区的烧、杀、抢、掠，可想而知的残酷。而事实正是这样，从此，琮英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直至今日，“湘赣”和许许多多当年红军撤离时留下的子女一样，音信杳然。

从8月7日突围西征到10月24日在贵州东部印江木黄与贺龙会师，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历时近80天，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敌境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包围、堵截和追击，艰苦异常。而最艰难的一段路是转战梵净山地区。

那里山高岭峻，人迹罕至，几千人的部队给养成了大问题，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偏偏此时，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弼时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

负责机要工作的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步子越来越拖沓越来越慢了，终于，她掉队了。因为队伍在山间小径上行进一字拉开弼时以为琮英就在不远处，哪里晓得她已经落在了最后。幸亏，当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之际，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弼时这才明白，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啊！”

草地生女

1936年6月底，任弼时、贺龙统一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翻越数座雪山之后，在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的接应部队会师。7月初，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奉中革军委命令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不久，为了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促张国焘北上，按朱德的意见，弼时即随朱德同张国焘一起行动。

这一段时间，陈琮英随弼时和四方面军指挥部一同走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

过草地，对琮英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一天，部队刚刚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孩子迫不及待地要见天日了。同志们为陈琮英找一处二层木屋，是当地藏民的住屋，下层是牲畜栖息之所，上层是正式住屋。可是通向上层的木梯极其简陋，直上直下，别说即将临产的琮英，就是普通人上下也得四肢并用。大家只好收拾一下底层将陈琮英安顿下来。

随着一声婴儿的响亮啼哭，一个健康的女婴来到人世，陈琮英与丈夫欣喜之极。五年前，送回老家的大女儿远志少有信息；留在湘赣的儿子生死未卜，唯有这个女儿真真实实地在眼前。回首征战中的孕育，不禁感慨万千，望着茫茫草地，遥想未来征途，他们给女儿起了一个极富意义的名字：“远征”！

远征的到来，却令衣食无着的母亲心急，每天只嚼野菜草根的琮英哪里还有一滴奶水给嗷嗷待哺的小女儿！这时，朱德总司令想到一个好主意——去草地中的水塘钓鱼。他亲自钓鱼，亲自煮鱼汤，鱼汤煮好他又亲自盛起，大声地喊：“月婆子，月婆子，汤来啦！”

陈琮英和女儿远征从这没盐少油的白鱼汤中获得了无限生机。多少年后，陈琮英还经常和人们叨念朱老总的那声声呼唤！

弼时为了照顾好妻子和孩子，行军中，他自己缝了一个布背带，把女儿背上，柱着拐杖一步一步往前行。宿营时，弼时又学朱总司令去给琮英钓鱼。夫妇俩相扶相携，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直至胜利地到达陕北，和红一方面军会师。

丈夫的机要秘书

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将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此番远行，弼时偕妻子同往。十几年生活在弼时身边，十几年革命工作的锻炼，耳濡目染，琮英在气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变，昔日的湖南妹子已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女战士。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舞台上，紧张、繁忙。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弼时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远芳”。

1940年2月25日，根据中央决定，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一次面临与女儿的离别。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女儿留在远离祖国的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又一次的骨肉离别他们是什么心情呢？两个女儿在老家，唯一的儿子生死不明，小女儿就进了“保险箱”了吗？

3月,他们回到延安。弼时很快加入到党中央的领导行列工作繁忙是可想而知的。琮英也恢复了一向从事的机要工作，是弼时的机要秘书。在延安他们度过了几年相对稳定的日子。

不料，抗战胜利不久，内战爆发。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犯延安，陈琮英与丈夫再度暂别：弼时协助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先期转移到晋西北解放区。

这次分别琮英很为弼时的健康担忧。一年前，苏联医生米尔尼科大夫给弼时检查身体，诊明他患脑血管硬化，影响双目视力，表明他的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1947年11月，琮英心悬不下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组织上捎信，让她到陕西米脂县钱家河去一趟。由于紧张艰苦的转战过于劳累，任弼时的血压又升高了，头晕目眩，他病倒了。中央安排他到钱家河静养。琮英带着小儿子远远从山西兴县匆匆赶来。

从此，她为丈夫的健康而悬起的心再没有放下。

送弼时

一年后，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弼时亲自撰写并作政治报告。但是，由于身体过于虚弱，再也支持不住，报告只讲了一半，后半部分不得不请荣高棠代为宣读。

数月之后，弼时赴苏联求医，此行只有朱子奇和刘佳武分别以翻译和医生身份随行，琮英没有陪同留在国内照顾孩子们。

弼时此次赴苏治病，令琮英顿觉空落落。二十多年婚姻生活，相濡以沫，不管是艰苦的征战或是相对稳定的生活，琮英已习惯了弼时兄长般的呵护，论年龄，琮英还长弼时近2岁。弼时知道琮英的心理，也在尽力填补因其远行给琮英带来的“真空”。他一封一封地写信，除报告病情外，更多的是叮咛孩子们要听妈妈的话，并宽慰琮英：“寒假快到了，会很热闹的。”

就是在这封信5个月后，弼时病情基本稳定，他带着10年前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的小女儿远芳一起回国了，他们又团聚了。

然而，健康并未给弼时以更多岁月，又5个月，弼时被突发“脑溢血”夺去了生命。

琮英心痛欲裂，泣不成声！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弼时从莘莘学子到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创建者，从英姿勃发到辗转病榻……一步一个脚印的历史，哪一步没有琮英相伴随的身影？而今这一切恍如云烟，怎不叫琮英悲痛欲绝！

然而，琮英毕竟是在弼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弼时去世不久，琮英就把斯大林送给弼时的“吉姆150”轿车以及弼时使用过的软床、钢琴统统交还公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不例外。她坚强地挺住了中年丧夫的沉重打击，满怀着对弼时深沉和真挚的情感，独自支撑着有4个孩子的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弼时去世时她尚在中年，如今已是跨入百岁的老人了。

我们衷心地祝愿这位世纪老人、革命的老大姐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美国将军史迪威与八路军　作者：吕德润

“二战”期间，我作为重庆《大公报》特派记者，被派往缅甸战场，采访中美军队联合进行抗日斗争及开辟中印缅公路的新闻报道，前后将近两年。这期间，我有幸听到不少有关中美联合军队的最高司令官——美国史迪威将军，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作出了不少杰出贡献的佳话，尤其是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表示赞佩，并且力排蒋介石及国民党内一些人抗战不力，而压制、排挤共产党的种种干扰，力主正义，在当时交通运输条件恶劣、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仍尽可能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物资，直到最后被迫调离中国，这些都使我非常感动。

可惜当时因为我所处的政治环境险恶，许多消息又被国民党当局封锁，因而有关史迪威将军被迫调离中国的真实情况，和他对中国人民及八路军的深厚情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事隔半个多世纪，回忆往事，我仍心情激动。写出此文，一是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史迪威将军，一是真实地向大家披露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史迪威是美国的著名将领。1904年他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即开始了长达42年的戎马生涯，其中有15年在中国任职，因而被人们认为他是美国有名的“中国通”。他五次来华，经历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目睹中国内战频繁和民众疾苦之深，对中国军民遭受的苦难极表同情。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他正在北平，目睹日本侵略者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强盗行径非常气愤，对当时国民政府抗战不力，节节败退，而却坚持反共，制造磨擦表示不满。随后不久，史迪威在武汉会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对他们的印象：“坦率、有礼、友好和直截了当”，与他所接触的国民党军官们“装模作样的傲慢大不相同”。（以上引语均引自《史迪威日记》）因此，他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能由这些人肩负充满了希望。

1942年春至1945年秋，史迪威受美国政府委派第五次来华（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华），任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兼任中印战区美军司令，与国民党郑洞国将军一起，领导着一支美国军队和用美式装备武装的国民党军队，在缅北战场开辟第二战场，抗击疯狂侵略的日本军队。同时，为打通中印、中缅交通，修筑一条极具战略意义的中印、中缅公路。这条经印度、穿缅北直达我国昆明的公路，是当时中国由内陆通海的唯一国际通道，对运送兵力和作战物资、支援抗日前线起了很大作用。由于这条公路是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修建的，后来被人们一直称之为“史迪威公路”，表示对他的敬佩。因为史迪威将军在缅北战场的功绩，他被荣升为美国四星级将军。

史迪威是位能征善战的将军，但却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外交人才。而且他秉性耿直，刚正不阿，在他多年与国民党高层领导的接触中，尤其是与蒋介石曾多次当面激烈争论。他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官员贪污腐败发国难财。赞扬积极抗日的中共部队，力主国联（相当于战后的联合国）及国际友好各界支援中国抗日的各类物资，应本着平等的原则，也要分配给在前线的八路军、新四军将士。史迪威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对当时中国的形势的看法如实报告美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曾得到美国政府的赞同。

史迪威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当然会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在蒋介石的胁迫与美国国内反共势力的配合下，1944年罗斯福总统不得不下令将史迪威调回美国，撤销史迪威在华美军代表和中印缅战区美军总司令的职务。

史迪威被调回美国并撤销他职务的决定非常突然，美国政府怕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将调令秘而不宣，只秘密通知史迪威，限他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返回美国。

尽管美国政府封锁调令，但还是引起美国国内及国际舆论大哗，震动极大。一时舆论界纷纷猜测、反对，酿成震动美国政界的“史迪威事件”。当时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如斯诺、白修德、史沫特莱、巴巴拉·塔奇曼、费正清等，纷纷著文谈论此事，揭露史迪威将军被骤然解职的真相。白修德在他写的《探索历史》一书中，指出史迪威事件的焦点是：“蒋介石最感惊恐的不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也不是史迪威那种发号施令的脾气，而是史迪威竭力要同北方的中国革命者——延安毛泽东的共产党人的接触。”

史迪威返美后不到一年，日本投降。1945年9月3日，他代表美国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军舰上，参加了接受日本国投降的仪式。

史迪威在华期间，与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有过多次接触，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英勇对日作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4年10月20日他接到被解职调离中国的命令以后，写了一些告别信，其中有致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信，并很快发往延安。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朱德将军：

由于我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的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

真挚的J·W·史迪威　　美国将军

可惜，当时这封信在延安未发表，自然，在美国更未发表。因此，很少人见到此信全文。1970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塔奇曼女士写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一书中虽提及了这封告别信，但也未引及内容，更没有全文了。

约在1987年，史迪威长女南希女士来北京访问时，我托她转请塔奇曼女士抄寄我此信全文。据塔奇曼女士说，她也未见过此信，只是听说而已。后至1988年春，美国华纳电影公司要拍纪念史迪威将军的影片，请旅美华人陈味沙先生来北京收集材料，我们见面时，又托他能代我找到这封信的全文。这年6月13日，陈先生从美国写信告诉我说，经过华纳公司资料室的帮忙，终于在美国陆军部保存的史迪威文件中，找出了他致朱德将军告别信的原文，并附来抄件。接到这封信时，我大喜过望。这封凝结了一位美国将军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深厚情谊的珍贵信件，终于在43年之后，被中国人民看到了。

我收到这份抄件后，迅速将译文托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吴全衡女士转给康克清大姐（康大姐时任宋庆龄基金会会长）。陈味沙先生在来信中还提及，当年史迪威将军临行前，还托人将他的一件军用皮夹克送给朱德作为纪念。可惜已难找到当年的见证人。此事，当年各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也未提及。

史迪威将军不仅对代表中国进步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表示敬佩，而且，他在中国进步人士中有许多推心置腹的朋友，宋庆龄就是首要的一位，他们的交谊非常令人感动。美国作家路易·艾黎在纪念史迪威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作为美国在中国的代表，他努力去了解中国的情况，悉心研究中国人民的需求。”他就挑选了宋庆龄女士，通过她更深入的了解中国，通过她表达他对中国进步力量的深厚友谊。

他被调回国途经重庆时，还匆匆赶到宋府与宋庆龄女士告别。坐落在北京风景区什刹海后海北沿的宋庆龄故居的展室里，悬挂了一幅宋庆龄在重庆时会见史迪威将军的照片，两人正举杯相向，微笑着似乎在谈论什么，和谐亲切之情溢于画面。

史迪威非常尊敬宋庆龄，他赞赏并支持她支援八路军的正义事业。史迪威同意用美国军用飞机帮助“保卫中国同盟”将药品及其他物资运送到延安及各解放区去。曾担任过“保卫中国同盟”办公厅主任、宋庆龄秘书廖梦醒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次国外捐赠一架大型x光机要运送到延安去，可是这架机器体积太大，搬不进飞机舱门。宋庆龄请史迪威帮忙，他马上下令改造了一架军用飞机的舱门，终于把这架x光机运往延安。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一篇文章中也追忆说，史迪威将军经常让从印度飞来的美国军用飞机，运送军用物资和医药用品等到解放区去，他还从自己管理的军用仓库中拨出物资支援延安，并派美国军医梅尔文·卡斯柏格到解放区帮助军民看病。

在宋庆龄故居的第二展室里，玻璃柜中陈列着一本紫红色封面的书，这就是有名的《史迪威文件》。《史迪威文件》是他逝世（1948年）后的第二年在美国公开出版的。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解放战争决战时期，美国一些人为推卸他们支持蒋介石腐朽政权而遭失败的责任，制造各种借口，包括麦卡锡分子冷战歇斯底里大发作，而那些主张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正直人士和外交官却纷纷受到迫害。面临这个情况，史迪威夫人不畏风险，毅然出版了这本由史迪威生前好友、美国著名记者白修德，根据史迪威将军的日记和致亲朋的信件编辑而成的书。这本书是研究那段时期的中国问题、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形势不可忽视的珍贵历史文献。

史迪威离职返美时，据说他退还了蒋介石国民政府赠送给他的青天白日勋章。1945年9月26日，他通过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要求中国政府允许他来华访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以此成为终身遗憾。史迪威将军1948年临终的时候，一再叮嘱他的家人，要代表他到中国看看。

1948年10月，史迪威将军因患胃癌不幸逝世，享年63岁。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中国，引起无数友好人士的哀痛。当时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短评，称赞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作出了不少贡献。他一直都致力于想把中国各方面的军队，联合成一个强大的打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作战力量。然而，他面对的却是“把维持其绝对优势，看成比驱逐日本出中国更重要的国民党濒临灭亡的政权”的阻拦，因而他的主张没有实现。

评论还说：“史迪威将军与中国抗战的这段历史，是值得中国人民温习的。它有力地证明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应该建立在怎样一个基础之上，才有前途和发展。”

10月17日，《新华日报》又刊登了朱德总司令致史迪威夫人的唁电，全文如下：

史迪威夫人：

谨为史迪威将军的死致哀！史迪威将军的死不但使美国丧失一个伟大的名将，而且使中国人民丧失一个伟大的朋友。中国人民将永远记得他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和他为建立美国公正对华政策的奋斗！并相信他的愿望终将实现。对于您及您的家庭谨致吊唁。

朱德

1948年10月14日

12月20日，新华社播发了史迪威将军夫人威尼佛莱德·史迪威女士，致朱德总司令的唁电感谢电，电文略称：“史迪威了解您的志愿，是要中国人民过正常幸福的生活。他对您的斗争非常钦佩，史迪威永远和中国人民在一起。”

新中国建立后，史迪威夫人曾想重访中国，遗憾的是她在中美建交之前于1972年病逝。中美建交后，史迪威的两个女儿史文思、史文森都先后到中国访问，受到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的接见。1976年当宋庆龄接见她们的时候，亲切地对她们说：“史迪威将军心中装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他预见到中国人民将建设一个新的强大的中国，并为此目的付出了力量。中国人民将永不会忘记他的忠诚和友谊。”

中美建交后，美国成立了民间组织——美中友好协会，史家姐妹均是会员。1992年在重庆成立“史迪威研究会”时，年近八十的史文思还赶去重庆出席了成立大会。

（责任编辑方徨）

2001年第1期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　作者：廖盖隆

我冒昧地称艾思奇为大众哲学家，因为他是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中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于1934年在他主编的《读书生活》杂志上连载，在1935年结集成书出版之后，立即风靡全国，在解放以前连续印了32版之多，成为极罕见而大受欢迎的通俗的社会科学畅销书。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于，它对数以几十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激励他们奋勇投入中国空前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救亡高潮，接着又奋勇投入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高潮。经过这两次革命高潮，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国胜利，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人民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全面的即包括经济、政治、精神三个领域，又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2年来，中国由于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功，即中国式的、新模式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已作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坚强的力量而崛起；并为在下个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真正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而奋斗。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来重温和进一步认识艾思奇和其他先进人物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工作的重大意义是很必要的。

为什么对人民大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进而进行提高的教育是必要的，而且效力这样巨大呢？因为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所说：“人民，而且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可以说而且应当说，大众，而且只有大众，才是我们党的智慧和力量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只有为大众所掌握，才能成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毛泽东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使唯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狭小圈子里，走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去，并为他们所掌握。在此以前和以后，他反复讲了这条真理。这条真理本来是唯物辩证法所包含的必然要求。

因此毫不奇怪，艾思奇在毛泽东提出使哲学大众化的要求以前，早就这样做了，而且已经大见成效，实际上大大促进了中国伟大革命的发展。在1937年艾思奇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也很爱读艾思奇的书，并且虚心地向他请教。当然，《大众哲学》和艾思奇发表的其他哲学论著，大体上主要是对大众、对党内外积极分子起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但这种启蒙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启蒙教育，是进行哲学提高教育的基础。

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抗大讲授《辩证唯物论提纲》，特别是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在这以前和以后，又撰写、发表和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科学的著作，那就是在更高的层次上所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提高教育工作了。这些总结了中国丰富的独创性经验，而写成的哲学和军事科学著作，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培养了成千成万的高素质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干部，对于保证中国革命胜利，起了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并且它们的作用和影响，又不是只以中国为限。

笔者自己的经历就说明，无论是艾思奇的唯物辩证法的启蒙教育，或者是毛泽东哲学著作的提高教育，对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干部成长和发展，都是完全必要的。当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杂志上连载和成书出版时，我还只有十五六岁，还在一个中学（广东信宜怀新中学）初中二、三年级学习。在读《大众哲学》以前，我已经接触和接受了些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愿意为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尽力。那时我们的进步同学共有七、八人（后来在1935年到1938年在广东高州中学读高中时，我交往的进步同学扩大到二三十人），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进步书报，讨论天下国家大事。那时除艾思奇以外，邹韬奋以及其他好几位进步作家的文章我们都很爱读，他们的著作使我们知道了中国和世界的大事，他们都是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我们这些进步学生所结合成的没有名称的进步学生团体，曾经和艾思奇、邹韬奋通过信，并且得到了他们的答复。我们发现，艾思奇原来是一个坦率、真诚、直往直来的人。有一次我们给他写信，说我们正在读陈某某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请问他，这是不是一本好书。他答复说，这本书内容没有什么错误，可以参考，但它抄引苏联哲学书太多，不结合中国的实际，因此不能算是一本好书。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我和一些暑假留校的进步学生立刻组成抗日救亡宣传队，下乡作抗日救亡宣传；以后又组织了抗战剧社，每星期六晚演出救亡话剧；还组织书报合作社，推销进步书报杂志。1938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们中的10个进步学生，经一位抗大三期毕业生介绍，结伴到广州八路军通讯处考取了陕北公学，随即于8月初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的陕北公学，先后在普通班和高级班学习了一年。也是在1938年8月，我申请并得到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8月，我被选送延安马列学院深造，这个学院的院长是张闻天，仰慕已久的艾思奇这时成了我的哲学课老师；1944年初我调到党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社长是博古、总编辑是陆定一）国内评论部工作后，因艾老师已是这个报纸的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因而和他有较多的接触。我感觉到，他为人朴实真诚，以平等、民主的态度待人，但性格有些内向，不爱多说话。然而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崇拜名人和权威。比如有一次他说，陈伯达影射蒋介石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是仿效马克思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的，但是没有写好。我听后有点吃惊，因为我那时还是迷信陈伯达的“权威”的。因而我心中疑惑，未敢表示可否。但事实证明，艾思奇的论断是对的。

艾思奇讲哲学课是很有深度的，他写成文字的东西，因为是想好了才写，写出后，又反复作了修改的，文笔都很生动精炼。但他的口头讲话，可能是由于不是想好了再讲，而是随想随讲的缘故，使人感到他不善长于说词，语言比较平淡，甚至有时不太连贯，而且他的云南口音很重，因而对听众不大有吸引力。

艾思奇是云南腾越（今腾冲）人，原名李生萱，又名李崇基，出生于1910年。他于1927年春至1928年春到日本留学，参加了中共东京支部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1930年至1931年再度到日本留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激于爱国义愤回国。1932年他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到延安后，任抗大主任教员，马列学院哲学教员，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秘书长，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中国文化》杂志主编。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兼北京大学教授，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他是中共七大、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于1966年3月22日过早地在北京病逝，这时他才56岁。

他的著作，除了《大众哲学》外，还出版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延安整风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他同陈伯达一起主持编辑出版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中共中央规定为整风学习的必读文件。建国后他主持编辑出版了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去世后还出版了《艾思奇文集》。

我所尊敬的启蒙老师艾思奇已经逝世30多年了。现在，他的勤奋好学，勇于开拓创新，善于以平等的民主的态度待人，而又直往直来，无私无畏的严肃的音容，正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艾思奇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中，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所起的重大启蒙作用，是值得我们中国人民永久纪念的。因此，我不揣浅陋，写了这篇文字。

2001年第1期 路遇陈独秀　作者：张　定

1940年寒假，我和三个好朋友考入江津中山中学高中二年级。开学前，我们一起乘船由重庆去江津，看见船长室里坐着一位很有风度的长者，一打听，他是陈独秀，就住在江津城墙脚下。我读过他写的《我对抗战的意见》小册子。从这本小册子上我懂得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我们必须奋起抗战才能挽救中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命运；又知道他是有名的学者，办《新青年》杂志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对他很敬佩。听说是他，我十分兴奋，立即去拜见他，请他在我的日记本上签名。这位长者和蔼可亲，问了我一些情况后，慨然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少年中国，中国少年”八个大字，并旁题注明：“张富培同学纪念，独秀於民哲舟中。”

同行的三位同学并没去找他，但船到码头，我们四人都被宪兵扣下检查，没收了我们的几本小说和《全民抗战》等期刊。放行后天色已晚，我们去四川旅行社投宿，晚九点光景，宪兵又来，再次检查行李，叫我和另一同学带上被子将我们押去宪兵十二团司令部。我们被分别关在两个监房里。监房地上有一些稻草，潮湿阴暗。我披着被子，合衣坐着靠在墙上。下半夜，被叫到审问室由一个军官审问：“你是不是共产党？”我说：“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知道读书。”又问：“你与陈独秀有什么关系？”答：“没有关系，只知道他是个有名的教授，很有学问。”他们问不出个所以然。我急中生智，要求打电话回家。他问：“你家长是干什么的？”我说：“我父亲在二十一军司令部。”他不让我打电话，但不一会儿就把我们俩放了。

第二天，我们到学校报到。校方说，你们得等一下，还须口试。我们一听，猜到是学校借此取消我们的入学资格，不然入学通知书都发了，老远跑来，为何还要口试？年纪小，没有经验也不懂得据理力争。

想起陈独秀对青年是那么关怀，就按照那位乘警告诉的地址，在江津城墙脚边找到了陈，我向他诉说自己的这一段遭遇，表示：决定不上学了，要革命去。陈听着脸上露出严肃而又十分关切的神色对我说：“要革命也不能不上学。没有学问革命也搞不好。”我说：“现在学校都开学了，也没学校可上了。”陈说：“那你就先自修半年再考。这半年，除温习功课外，可以读一些历史书籍。例如，可以读克鲁泡特金写的《法国大革命史》，还可以看看其他历史书籍。克鲁泡特金写的《我底自传》也可以看。我已经看到这本书，是可以买到的。总之要读书，一定要继续上学，真要革命就要有本事，有学问。”他的关怀与忠告，令我十分敬佩与感激，决定继续求学。这样，我们几个人又一起回到重庆，自修功课。几个月后，我回到初中时就读的广益中学，于1942年暑假毕业，考入燕京大学。1944年到1945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抗战胜利后复学，1947年从燕京大学到晋察冀，被分配在中央青委工作。

1948年在平山县的土改、整党工作期间，中央青委机关支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我如实讲了这一段经历。有同志追问我与托派的关系，有同志追问我思想上受了陈独秀什么影响？我只能说我没有见过托派，和托派没有任何关系。陈独秀劝我要上学，要读书，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他对我的直接影响，就是我改变了空想的革命道路，而决定再上学。如果说他对我有长远的影响，可能是悟出要从人类的历史去了解人类的未来，然后去找寻革命的道路。另外，是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可亲可敬的形象，觉得共产党是好人。别的，说不出他对我有什么影响。但有同志觉得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不搞清楚不行。还是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同志为我解了围。他说：“张定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在那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去请教一位有学问的长者，陈独秀告诉他的那些话是可信的，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也是有益的。没有什么根据硬要和托派扯上关系嘛！”

“文革”中批斗我的时候，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是档案里有中央青委机关党委的结论，倒没有提出来追查。但是，“造反派”抄家时，陈独秀的珍贵题字也和我所有的日记、笔记本，连同其他书籍、信件、照片一起被抄走了，至今不知下落。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1期 当代武训——港胞张杰　作者：赵　畅

编者按：一位1959年8月从上海申请去香港定居，到香港后租用5平方米的楼梯间，经营青蟹、粽子、茶叶蛋、日杂货的小老板，至今仍然住在3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为了赚钱，他起早摸黑，不敢辍手；为了积钱，他吃粗茶淡饭，穿廉价衣衫；为了省钱，他强迫自我戒烟，劝子婚事简办。然而，为了国家的强盛，为了家乡的教育事业，他慷慨解囊。二十多年来，他先后累计捐赠钱物1100多万元，建成12所中小学教学楼，并出资200万元，设立教育发展基金，直接受益学生达12000多人。1997年，他被浙江省政府授予“爱乡楷模”的称号。1987年、1999年，他分别应浙江省侨办、国务院侨办邀请，两次参加首都国庆观礼活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还被上虞旅港同乡会同仁推举担任了同乡会的永远名誉会长。

1999年国庆五十周年纪念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北京国庆观礼台上，更是人头攒动，人心涌动。只见一位发疏鬓白，眉清目秀，戴着金丝无框眼镜，身材瘦弱的老人，不时地摘下眼镜，拭去盈眶的热泪。他，就是港胞张杰先生。

出身微寒历经磨难生感慨

张杰，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梁湖镇华光村一个贫困家庭。在那个战乱四起、民不聊生的年代，张杰一家与中国其他千千万万家庭一样，何以有安宁温饱的生活可言呢？11岁那年，小学尚未毕业的张杰，便早早地走上了外出谋生的艰难路。

光着脚丫，怀揣一双母亲纳做的布鞋，张杰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过泥泞不堪的海涂，坐上小木船，只身来到上海成都路恒兴公贸商行做起了小伙计，这一干便是8个年头。

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蹂躏中国时，上海亦未能幸免。日本侵略者用飞机轰炸上海，令上海满目疮痍、遍体鳞伤，一批又一批的房屋倒塌，一批又一批的工人失业。张杰，自然成了庞大失业队伍中的一员。天无绝人之路，在一段流浪生活以后，为了糊口立身，张杰咬咬牙做起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没有把握的行商。他奔广东，赴西安，下福建，日夜兼程，做起了毛竹、柴爿生意……

1959年，这是令张杰改变人生、心中播下报国爱乡种子的一年。当年，张杰到上海卢湾区派出所花2分钱买了一张赴香港申请表格。表格很快填妥并送了进去。然而，此时张杰反倒忐忑不安起来，他自我犯疑嘀咕道：我是小商贩，属改造对象，能被批准吗？奇迹到底还是产生了，仅七天时间，这申请表就批了下来。张杰是那般的喜出望外，他逢人就说：“国家对我这个小商贩这么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殷殷之语，自是化作了他日后报国爱乡的拳拳之心。

人去了香港，可张杰的心还在大陆。这不，他每年都要坐硬铺车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故乡探亲，慰藉他那丝丝相连、难以扯断的故土情缘。

岁月不居，人事移易。张杰在香港一晃就是20年。这20年是他对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特殊窗口的香港认真触摸的20年，是他对许许多多黄头发、蓝眼睛、黑皮肤的外国人悉心看察的20年，是他历经磨难，饱经沧桑的20年。20年的良苦用心终令张杰茅塞顿开，感慨万千：发展科技、教育乃兴国富民之策。他常常说：“落后就要挨打，还要割地赔款。国家要富强，关键在教育，教育上不去，人的素质就差。日本为什么发达，重视教育是首要一条。眼下国家人口多，摊子大，政府负担重，我们海外游子总要尽点心，出点力。”

自此以后，张杰便拉开了他报国爱乡、捐资兴学的序幕。

小本生意锱积铢累为兴学

去香港的当儿，身无分文的张杰依然无可奈何地给别人打帮工、当伙计。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唤起了张杰搞个体经营的经商愿望。在香港一条叫加连威老道的街上，张杰租用了一个5平方米的楼梯出入口，常年经营青蟹、粽子、茶叶蛋、日杂货，开始了他“诚招天下客，香引洞中仙”的小本生意。

香港九龙尖沙咀，商铺林立，霓虹闪耀，车水马龙，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里，张杰的铺子自然毫不起眼。然而，又有谁知，为了经营好这家小铺子，张杰可谓是备尝艰辛，受尽煎熬。

在香港大闸蟹上市季节，在张杰的带领下，全家人便忙碌开了。每天凌晨起床，他们将一只只青蟹从竹篓里抓出，然后用草绳捆扎起来，按大小分档装箱，抬到楼上的大冰柜冷藏起来。一天下来，不要说子女们累了个眼花、背痛，张杰早已腰酸、脚麻，更兼双手被青蟹钳出血，痛得他“哎哟，哎哟”直叫唤。

深圳罗湖关口的许多海关人员，几乎都熟悉张杰。他，总是背着超过他自身承受能力的大包物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地进出关口。是啊，为了节省工本，张杰每每自己去进货，自己背蟹。即便是上了年纪以后，他依然背一阵、歇一脚，但只要想到自己能够为解决贫困孩子读书问题时，他便鼓起了劲头。

茶叶蛋，是张杰经营的老品牌，买过这茶叶蛋的人，都说张家煮的茶叶蛋香醇有独特的风味。然而，为了调制这茶叶蛋，张杰和太太徐丽娟没少吃苦头。每晚他们将一个个鸡蛋冲洗干净，再落锅加配料烧煮，因为住房面积小，煮茶叶蛋的煤气炉就安放在床边，要不了几分钟，满屋子都是烟气、雾气，夫妇俩被熏得脸红眼肿，咳嗽不止。碰到暑天，屋子更成了地道的“蒸笼”,温度竟高达40度。难怪太太徐丽娟对人说：“我们张杰捐助的钱不是摸六合彩（香港流行的一种奖票）摸来的，不是买跑马票中奖的，我们真是一个铜板一个铜板辛辛苦苦赚来的。”

1987年春天，浙江省侨办主任黄祖文等一行途经香港，去看望这位仰慕已久的张杰先生。几经打听，总算找到了张杰的住处。当时天正下着瓢泼大雨，他们看见一个只有数米见方的小天井里，有几个身穿雨衣的人在忙碌着，把堆在一边塑料袋里的青蟹一只只取出来，按大小加以归类，再分头往大筐小筐里装，几个人的手都被污水泡得发白发皱了，雨水蒙住了双眼也顾不上抹一把……他们上前询问：“请问张杰先生住这里吗？”一位老人弯着腰，手脚不停地应道：“我就是。”他们又问：“这几位是谁？”老人说：“都是赶来帮忙的儿女”。黄主任激动得紧紧握住老人湿淋淋的手，半晌才说：“张先生，真想不到您是这样挣钱来支持家乡办教育的。”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了捐资兴学，张杰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以至连上虞旅港同乡会金清扬会长都动情地说：“张杰捐资兴学，笔笔都是血汗钱，可真称得上当代‘武训’了。”

率先垂范举家支持遂宏愿

张杰做的是小本生意，要积聚资金造福教育，除了开源自然还须节流。说起张杰的“抠”劲，那真是没话说了。

香港的住房紧张，价格亦昂贵，但是按张先生的经济实力，买一套宽敞的住房该是绰绰有余的。然而，他不舍得。至今五个子女，三代同堂，十几个人仍住在当时用7万元钱买进的仅30平方米的旧房里。张家一起吃饭的嘴巴往往有十几张，吃饭在此，睡觉在此，会客在此，堆物亦在此。凡去过张家的人都记忆犹新，客厅的长沙发下，塞着棉被和席子，碰逢客人过夜，张杰就得打地铺。张杰曾不无风趣地说：“人家叫我老板，其实我睡的是地板。”

有一年，张杰生了一场大病，一次手术花费了已列入“捐资兴学计划”的一部分积蓄。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张杰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怎么弥补这个缺口呢？对，戒烟。于是，这位有着几十年烟龄的“老烟民”硬是戒了烟。这一招，竟把全家人都给惊愣了。

在香港，张杰吃的是粗茶淡饭，唯一讲究的是每天喝一杯高钙奶；穿的是廉价衣衫，20年前做的西服至今还套在身上；暑天出门坐车，专拣没有冷气的公交车，就因为车票便宜。去年，香港的理发价格上涨，张杰为了不增加支出，竟改每月一次而为两月一次，并尽可能拖到回乡时，毕竟在家乡理发可省些钱。

每次回乡，张杰总是坐硬席，住普通旅馆，骑旧自行车。走时，总要到乡下街市买一些内地土特产回香港，以赚回一趟路费。有一次浙江省有关部门在杭州西子宾馆为他全家订了7个房间，他觉得太奢靡了，硬是退了，最后自己出钱住进了10多元钱一个床位的招待所。

张杰节衣缩食、克勤克俭将积攒下来的钱义无反顾地捐助给家乡教育事业之举，自然也深深地感动了太太，感染了子女。张杰经常对子女们说：“人生也有涯，钱再多也要死，给了你们是害了你们，积财与子莫如积德与子，我一直主张你们自己奋斗。”

爸爸是这样谆谆教诲儿女们的，那么儿女们又是怎样想的呢？采访中，大女儿张薇珍说：“我支持爸爸捐资助学，所以帮他多做生意。”二女儿张惠珍说：“本来我可以外出去工作的，想想爸爸年纪大了，就帮他攒钱助教。”三女儿张蕉珍说：“不少孩子穷得没书读，我全力支持爸爸的行动。”小女儿张荠珍说：“以后等我有钱了，也要像爸爸那样，支持咱中国的教育事业。”儿子张唯刚说：“中国的事情就靠中国人自己去做。现在教育落后，爸爸捐资兴学，他做得对，也带了好头。我们子女这一辈，将来一定要为中国做更多的好事。”儿女们个个钦敬父亲，太太徐丽娟更是敬慕自己的先生，“我当然支持他！”是啊，若是没有太太的理解与支持，没有太太的推波助澜，张杰又何以有这番义举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张杰的影响下，太太以及儿女们亦不甘示弱，纷纷行动起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捐款献物：儿女们把为父亲办寿酒的一万元寿金节约下来，捐给学校添置图书和铜管乐器；儿子把“燕尔之喜”置办喜筵节约下来的1.5万元钱捐给学校购买体育器材和教学仪器……

痴心不改膏血凝聚铸丰碑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张杰立下宏愿，誓将多年积蓄和小本生意所得的收入捐助故乡，以资兴学。

1979年，他为独生子的母校上虞中学带去了一台3000元的彩电，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1986年，他接连向上虞中学赠送了雪柜、汽车等，并设立一万元奖学基金。1987年以后，张杰勃发了更高的兴学热情，自订五年计划意欲重建上虞中学。他先后捐资为上虞中学建造了拥有32个教室、面积近4000平方米的两幢教学楼，一个面积为800平方米的图书馆，一幢面积为600平方米、可容纳240人就寝的女生宿舍楼，又为学校设立了15万元奖教奖学基金，并捐赠了一辆8座面包车和100台吊扇及一大批图书、乐器、仪器。同时，他还捐资98万元，建造了梁湖中学、梁湖小学教学楼，并向上虞人民教育基金捐赠30万元。

随着一幢又一幢崭新的教学楼在故乡拔地而起，张杰笑了。他对一些领导说：“我真的太高兴了。自己好，不算好；家乡好，才真好。过去只有陈春澜这样的富商才能捐资办春晖（在浙江省上虞境内，当年曾因夏尊、朱自清、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李叔同等名家大师执教而享“南春晖、北南开”之誉）的事，想不到我一个卖蟹的人亦能做到，我真的很激动，我感到很自豪。我打算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哪里办学困难，哪里的学校还有危房，我就到那里去捐资。”一个老人，一个小商贩，对捐资兴学有着这般痴心，这般追求，这是何等崇高的思想境界，何等真挚的赤子情怀啊！

捐了资，并不等于万事大吉了。为了用好每一笔捐款，造好每一幢教学楼，张杰不顾年迈体弱，常常骑着自行车，冒风雨，顶寒暑，拖着他那疲惫倦怠却又精神矍铄的身子，出没在山乡崎岖小道上，出现在基建工地中。每造一幢教学楼，他总要同建筑承包商一起审看图纸、置办材料、细算账目。他绝不允许偷工减料、铺张浪费与中饱私囊。

每幢“张杰楼”奠基时，张杰总是赶来亲手铲起第一锹土，把自己那种高尚的情操、高贵的品格连同那神圣的希望注入楼底这片土地，留给这里的师生们，留给这里的父老乡亲们。

1988年，上虞中学“张杰楼”落成，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李德葆专程赶去庆贺。他高度赞扬了张杰先生爱乡和捐资兴学的精神，并把它称之为“张杰精神”。

坐在宽敞明亮的张杰教学楼里读书，莘莘学子又何尝不被感染、点化？“张杰精神”是一部人生哲理的教科书，是一面催人奋进的旗帜。在上虞中学，“张杰精神”成了全校师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动力。目前，已有400多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获得过张杰奖学金，300多人次的优秀教师获得了张杰奖教金。

前不久，笔者碰逢刚从香港返回故里的张杰先生，见其身体瘦弱倦怠，我劝老人：“你要多保重身体，也该积些钱，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条件。”想不到他一脸的严肃，耸起两道浓密花白的眉毛，极其顶真地说：“我个人的生活倒无所谓，但只要我在世一天，就要支持家乡的教育事业一天。”语气是那般的坚定，感情是那般的执着。是的，这就是张杰，一个当代“武训”无怨无悔的选择，无穷无尽的追求。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曹禺不仅仅是戏剧大师　作者：张　彦

戏剧大师曹禺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与文艺界并不沾边,顶多也不过是个曹禺戏剧的热心观众。今天,在怀念这位大师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却不是他的戏,而是他的人。因为,我们之间,曾经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情谊。在我们心目中,他首先不是一个戏剧大师,而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那是二十前的1980年3月,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邀请,曹禺在英若诚同志的陪同下访问美国。自从1946年在美讲学以来,这是曹禺在解放以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同时,这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戏剧界的头面人物与美国戏剧界的初次接触,备受关注。当时敌对了整整三十年的中美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我那时正在华盛顿担任《人民日报》驻美记者,被派负责对曹禺的访美进行全过程报道。说实在的,我很庆幸得此任务。

对于曹禺访美,美方接待单位十分重视。当时,曹禺已年高七十,身体又欠佳。为了保证他在访问期间的健康,美方决定每天的活动“不得超过六小时”。同时,还有意识地不通知社会名流到机场迎接,事后对他的行踪实行保密,只允许报纸发表消息说:“曹禺住进城中某大酒店,暂不作公开活动。”但是,事实上,这一切,都证明无效。旧友新知,都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报纸、杂志、电视记者,更是接踵而至。于是,活动日程不得不一日数改,层层加码,从来也就未能坚持过“六小时制”。早在曹禺来美之前几个月,纽约的戏剧家们就已经筹备演出他的《北京人》和《日出》了。“‘中国热’中又出现了‘曹禺热’”,这是当时美国媒体经常使用的词儿,可见盛况一斑。

在这些访问的日子里,曹禺的足迹出入于百老汇的大剧院和社区里的小剧场,出席大会发表演说,接受著名记者独家采访,和美国同行们展开热烈座谈,到演员家亲切访问,我都跟随在侧。我既是随行记者,逐渐又成为曹禺离不开的一个助手,不时受到他的咨询,因而使我有机会对他的为人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出乎我的意外,有如此辉煌成就的戏剧大师,竟如此地平易近人,对谁都是那么虚怀若谷。

一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纽约百老汇上演的音乐喜剧《众舞竞技》,是美国当时颇富盛名的一个保留剧目,有歌,有舞,没有对话,但感染力极强。这是个娱乐性节目,但却赋予丰富的社会内容。故事讲的是一个严厉的导演为剧团选雇一批舞蹈演员,他不仅要了解他们的外表和技巧,还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应征的24个演员以各自独特的表演,把自己的家庭、历史、个性、幻想以及欢乐和苦恼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反映出今天美国青年中存在的各种状况和问题。导演的一句话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被淘汰的当然垂头丧气,剩下的依然战战兢兢。每个人的表演都是依据着严格的台词,但却让观众感到是出自他内心的自白。这固然是由于演技的精湛,但也不能不说这正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我注意到,曹禺边看,边赞叹,似乎有点着迷。剧终后,剧院经理悄悄走来传话,说演员们都希望见见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戏剧大师,不知可否。曹禺听了,毫不犹豫地立即站了起来,主动走向后台与尚未卸装的演员们热情会见,没有大人物的架子。他除了代表中国戏剧界向他们表示热情的祝贺,还对于他们成功的演出作了一个简短而很有分量的评价:“这个戏深刻,它使我思考。”

在访问期间,纽约公演了《北京人》和《日出》,并特别请曹禺去欣赏了他们的演出。这件事,对曹禺触动特别深,引起了他对前后两次访美的强烈对比。1946年他来美国时,他的剧作虽早已出名,但因为他是来自半殖民地的中国,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天,他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他深刻地认识到,首先因为他是新中国的文化使者。所以,每当美国人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剧本时,他都理直气壮而又深怀激情地回答说:“《北京人》告诉你,封建主义在中国非崩溃不可;《日出》告诉你,资本主义在中国是此路不通。看了这两个戏,你就会明白,中国人民为什么非革命不可。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了正确的道路。”铿锵有力的几句话,一针见血,在美国人面前深刻而又生动地展示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他也私下多次对我表示,这是他这次美国之行最深的体会。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美国人对中国的事还疑虑重重。曹禺经常遇到一个问题:中国作家究竟有没有创作自由?每遇到这种情况,曹禺总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美国朋友们介绍“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主义如何黑暗,最近几年来中国文艺界发生了多么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他自己现在是什么心情。他用事实说明,近三年来,中国平均每年有一百个剧上演或出版,受欢迎的剧本不少出自敢于思考的青年作家。在今天的中国,对作品常有争论,而且争得很厉害。人们之间,经常存在很多不同意见。他的话是这样的真诚、坦率,实事求是。美国人听了,无不心服口服。一个作家甚至对他说:“从你的身上,我已经看到了中国今天的变化。”

在和美国戏剧界接触中,曹禺感情的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他被请去看了很多的美国话剧,惟对阿瑟·密勒的《劫后余生》情有独钟。这是这个美国著名剧作家1964年的作品,被认为是他的自传剧,反映了一个饱经沧桑的知识分子的经历。全剧就是他内心创伤的解剖,令人沮丧、困惑和悲痛的往事,一幕幕重现在眼前:30年代经济危机中父母反目,家庭崩溃;二次大战中德国集中营里的灾难;50年代麦卡锡白色恐怖的迫害,朋友中出现了叛徒;两次婚姻都是悲剧,爱妻甚至精神崩溃自杀……整个戏用倒插笔手法,时而回忆,时而梦幻,但都由真人体现,十分别致。剧场颇似古罗马的圆形剧场,舞台在中央,观众在四周。演员不仅在台上演,而且出现在观众席的过道台阶上,在观众身边演,由灯光指挥剧情的发展。曹禺看了戏以后,不仅对戏的本身,而且对演出方式,都大加赞赏。事后,他和阿瑟·密勒深谈过中国戏剧改革的问题,他处处不忘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但是,他的眼睛并不只盯着大作家、大剧院。在华盛顿,他特意访问了“新剧作家剧院”。这是一个靠募捐维持的、只有70个座位的小剧院,其目的是提供条件让新作家的剧本能够得到朗诵、排练以至于演出。在各个阶段都有导演、演员和观众来和作者一起提高和完善作品。就在这个剧院小小的舞台上,我看到,几个美国青年剧作家、导演同曹禺促膝交谈,长达两个小时之久,但彼此都感到意犹未尽。曹禺就是这样对年轻一代寄予深情、寄予希望,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最近,我读到曹禺的夫人李玉茹编辑出版的曹禺《没有说完的话》一书,我才知道,曹禺还曾经就他1980年访美留下了“旅美日记”。我意外地从中发现,我的名字被多次提到,他很欣赏我对他的帮助,特别是我肯对他坦率地说真话,建议他如何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美国人。他在日记里还特别提到我对他的及时提醒:在美国人面前讲话的时候,切不可过分谦虚,因为,一般地说,美国人是一个骄傲的民族,往往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美德,有时很可能在效果上适得其反。他认为,这无异于给他雪中送炭,是最真诚的帮助,使他更加意识到在友好往来中如何做到不卑不亢。看来,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已结下了深厚友谊的种子。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曹禺访美回国后不久,竟亲自提着一个大蛋糕专程来到素昧平生的我家,看望我的老母、我的爱人和孩子们。他们当然大为惊喜,并且永志不忘。后来,我回国以后,特别是在他因病长期住在北京医院的时候,我和老伴裴毓荪常去看望他。每次,他总是对我们之间那一段难忘的特殊经历,念念不忘,一往情深,使我们深受感动。

曹禺《没有说完的话》既不是曹禺的剧本,也不是他的论著,而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说完的话”。它好似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了曹禺的内心世界。在对往事的深情回顾中,曹禺经常流露出一种自责和遗憾的情绪。他说:“实际上这一生,我也不过写了十个戏。到今天,我常常有种想法,就是为什么我写得这么少,太少,太少,太少了!对我来说,我应该向我的朋友忏悔,或者向我的读者、向我的演员、向我的观众忏悔。忏悔什么呢?忏悔写得少。这也就是说,我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从四十岁以后,就没有怎么好好地利用时间……”

曹禺的第一部成名作《雷雨》是1933年写成的,那时他才23岁,还只是个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一个学生。据他的回忆,酝酿虽然很久,真正把它写出来,也不过半年。“就在那个旧图书馆一个专门搁许多外国杂志的书桌上,我占了一个位子,占了一把椅子。我在那里闷头日夜地写,我甚至于感觉到写得快得要命……为什么那个时候写戏并不感觉到这么困难,因为大约写戏确实必须有你真正从经历当中感觉出来的东西,没有亲身经历就不可能有这种欲望想写。”的确,他的另三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作品《日出》、《原野》、《北京人》,也都是在他四十岁以前写的。在这些剧本里,曹禺都是在描绘那些被扭曲、被压榨得透不过气的人们,让他们能够觉醒,起来反抗,他说:“我诅咒那个黑暗的旧社会,希望人们得到解脱。我自己也正在苦苦求索。向往着光明的未来。”

但是,很可惜,这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在政策上的安排,让他去当了“官”,做了大量他并不擅长、但又不能不做和不敢不做的事,把时间都给消耗掉了。尤其是,在战战兢兢经历了文艺界那么多复杂的斗争以后,他也和众多作家一样,有许多话都不能说、不敢说了,以至到头来自己也不想去说了,甚至麻木了。这大概也是他后来很少再拿起笔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曾经告诉巴金,他特别欣赏他的《探索集》。他说:“我读到深夜,每篇都说到人的心坎上。你说真话,大家爱听。现在说真话的人较少,谎话连篇,一片胡言的东西较多。我们是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的。但为何不许讲几句良心语言?”在他的诗作中,他还写过这样几句:“如果大家戴盔甲说话,我怎能亮出我的心。如果我的心也戴着盔甲,火热的心怎敢与我接近。”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又怎能期望曹禺继续写出什么传世之作呢?

晚年长期在病中的曹禺,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为此而感到无比的沉痛。然而,他并没有将责任都推给中国知识分子谁也抗拒不了的客观环境,而是对自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剖析,严厉地责备自己“不勤奋”,这不能不给人以震撼,不能不让人噙着眼泪向他致敬。他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个矛盾的曹禺,但是,却是一个水晶般的真实的曹禺。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1年第1期 金山的多彩人生　作者：白　岩

人民艺术家金山逝世19年了。

1982年7月16日，北京首都剧场布置成临时告别厅，剧场内四周挂满了金山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的剧照，让人们重新目睹金山的风采。更惹人注目的是舞台两侧垂吊着两幅长长的挽联：

上联是：雷电、钢铁、风暴、夜歌，传出九窍丹心，晚春蚕老丝难尽。

下联是：党业、民功、讲坛、艺苑，染成三千白发，孺子牛亡汗未消。

这幅长联赞颂了这位人民艺术家整整半个世纪艺术历程中突现的几座丰碑，赞颂了这位赤胆忠心的爱国者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为人民鞠躬尽瘁的一生。

是啊，人们不会忘记《赛金花》的演出轰动了十里洋场的大上海，金山扮演的李鸿章演得入木三分，栩栩如生。

人们不会忘记在电影《夜半歌声》中，金山饰演宋丹萍获得的极大成功：一会儿年少翩翩风流倜傥；一会儿阴森森怪人怪态，令人毛骨悚然。他的外形逼肖和丰富的内心表演，征服了广大观众。

人们不会忘记金山扮演的《保尔柯察金》中的保尔成了英雄的代名词，青年人崇拜的偶像。在那充溢着革命激情的年代，观众看完戏后不肯退场，金山不得不长时间谢幕，感谢观众的厚爱。

人们不会忘记他在《屈原》中饰演的三闾大夫，和他编导的《红色风暴》并主演施洋大律师，在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中饰演的舅舅。他编导的《放下你的鞭子》、《松花江上》、《上海屋檐下》、《丽人行》、《文成公主》、《于无声处》、《台儿庄战役》等等影剧中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1979年冬天，我有幸和金山同志相识，他当时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我当时负责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戏剧卷起步艰难，这一卷包括中外戏剧两大部分，卷帙浩繁，确定分支学科、制订条目框架等一系列的工作请哪些人参加？从何入手？总编辑姜椿芳建议我去搬金山，请他参加戏剧卷的筹备工作。那天天空飘着雪花，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办公室找到了金山同志。这位我曾在舞台、银幕上见过多次的表演艺术家，虽年近古稀却不失勃勃英姿。他待人和善、平易，丝毫没有大艺术家的架子。我说明来意之后，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说：“这个工作难是难啊，但必须要做，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此后，金山对戏剧卷的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是他动员了中央戏剧学院20多位教授、副教授参加戏剧卷的筹备和编写工作，是他推荐这20多位教授、副教授承担了十几个分支学科的主编、副主编。

金山的本职工作很忙，社会活动也多，但对戏剧卷的工作抓的很紧，很细心，从不松懈。他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戏剧卷的工作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记得1980年3月的一天下午，戏剧卷编委急需开个会，会上要研究的几个问题需要先和金山商量。我找到他时，他正在排演场给学生排《屈原》，他再三告诫演员创造角色要有一股疯劲。只见金山边示范、边讲解，给扮演屈原的学生说戏。他精辟的讲解、精彩的示范表演，使我想起戏剧界一位朋友讲的金山饰演屈原的一段轶事。

那是1942年，他在重庆排练郭沫若的名剧《屈原》。为了塑造屈原这一爱国诗人的形象，他如醉如痴，用他的那股疯劲创造人物，他不顾人们笑谈，穿着古代的长袍，走到大街上，走到江边，孤身单影，徘徊在嘉陵江畔；背诵台词，练习身段，俯视着滚滚的嘉陵江水；他思索着屈原的且行且吟，使他怦然心动，他的血在涌，泪在流，终于激情澎湃，有如排山倒海……他就这样“水到渠成”，《雷电颂》长达15分钟的台词一气呵成了。这是《屈原》剧中高难度大段独白，是《屈原》剧中的灵魂啊！《屈原》的演出盛况空前，观众高呼：“屈原、金山，金山、屈原！”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特别前去观赏金山的表演。《屈原》的作者郭沫若看后极为满意，他说：“有金山主演，我保证轰动山城。”

50年代初，金山饰演保尔时，已是40多岁的中年人了，可是剧中保尔需要从十几岁演到20几岁。为了演好保尔，再难也难不倒金山。他为了减肥，家门口放置一条板凳，从上面跳进跳出，每天不知要跳多少次；再就是跑步，每天东方的天际刚刚露出鱼白，金山已经从东长安街跑向天安门往返几次了。

金山那超群的艺术魅力以及他那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终于塑造了保尔这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形象。

金山对大百科全书戏剧卷工作抓的很紧，仅编委会就召开了十几次之多，拟定、修改了八稿条目，还特地派了四名教授专程赴上海、南京等地开座谈会，征求意见，对行动不便的老戏剧家黄佐临、于伶、陈白尘进行专程拜访。对人物上书更是一丝不苟，慎之又慎，生怕漏掉该上书的每一位艺术家，而对他自己上条目的问题却只字不提。

金山身兼数职，中国大百科全书戏剧卷的工作都要在他院长办公时间之外来完成，他的负荷超过一个健康人的正常工作。而他又极其重视工作效率，每天工作排得满满的，我常见他中午在办公室边啃面包边谈工作。他在超负荷运转啊！

戏剧卷编撰工作开展后，听说他身体不好，我有意识地尽可能不去打扰他，可他牵挂戏剧卷工作，放心不下，从医院寄信给我：

白岩同志，您有什么事让我做的，请事先和我院副院长阮若珊同志联系，她的电话是44.5269，我不日去德国访问，三周回国，如需要临行前晤面，请事先和刘厚生同志约好，我在医院等候通知。

金山

二月二日

1981年春天一个下午，戏剧卷编委召开小型会议，与会同志都知道金山这天下午要去参加西德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不会来参加这个编委会了。可是这个会刚开始，金山就来到了会议室，他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先参加这个会再参加外事活动。那天他身着白色西装，系紫红色领带，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谁能想到眼前这位潇洒风流、鼎鼎大名的艺术家当年曾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呢！1932年，年仅21岁的金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他组织领导过光光剧社、无名剧人协会等进步戏剧团体。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千里演出抗日救亡戏剧。他还以旅港剧人协会名义在香港、东南亚等地演出有影响的进步名剧。金山按周恩来的指示，利用他复杂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深入底层为工人演出，另方面活跃在国民党上层，直到进入总统府。日寇投降后，周恩来考虑他有独特条件和活动能力，派他去长春接收长春电影制片厂，名义上他是国民党接收大员，实际上是去保护这块文化阵地。刚刚接收这块阵地不久，在东北政局风雨飘摇中，他就编导了电影《松花江上》，郭沫若、田汉誉之为“是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电影”。

金山在戏剧、电影中扮演过许多角色，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形象。而那些年代他除在电影、戏剧舞台表演之外，也在政治生活中演戏，扮演国民党的各种角色，诸如接收大员、南北通航谈判代表等。1949年初，历史又把他推向更重要的位置，参与了令世人瞩目的特殊使命，他被李宗仁提名为国民党政府赴北平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兼谈判代表章士钊的秘书。事实上，这是周恩来有意促使他用大智大勇完成这件光荣特殊任务的。他每天扮演两种角色，白天若无其事的和国民党代表一起开会；到了晚上，他寻找机会悄悄地来到东交民巷一个小红门前，这里住着我党地下工作负责人李克农，金山把国民党代表团谈判的底细以及李宗仁的密电，都一一向李克农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在谈判桌上处处都赢得主动。

神奇的地下工作者金山，就是这样赤胆忠心不辱使命的啊！

北平和谈之后，张治中和金山已成朋友，但当他得知金山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时，他惊诧不已，他不能不佩服金山的足智多谋和随机应变的天才，他竟然能在国民党上层要人眼皮底下滴水不漏、应付自如。张治中和金山开了个一语双关的玩笑，说：“金山啊，你真是个好演员啊！”

金山这位神奇的地下工作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能出入虎穴，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丰功伟绩，却逃不过“文革”的牢狱之灾。金山被关押8年出来后，已是耳聋眼花、老态龙钟、一瘸一拐的老人了。可当邓小平同志力挽狂澜实行改革开放，他又是雄心勃勃仍像火一般的炽热。他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之后，为办好戏剧教育事业，他制定了“教学、科研、演出三位一体”的方案。他自筹资金为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小剧场而奔忙。他还亲自导演了《于无声处》、《屈原》、《上海屋檐下》一批著名剧作家的代表作。

这位主演、导演过40多部话剧，创作改编10多部电影，撰写了数十万字戏剧艺术论述的金山，在戏剧舞台上被誉为话剧皇帝，在电影银幕上享有盛名的老艺术家。凭他多年艺术生活的敏感，早在70年代就看出电视剧的潜在能力。他通过新闻媒介宣传、讲述发展电视剧的构想被胡耀邦同志知道了，1978年5月17日，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见金山和赵寻，胡耀邦听了他们的汇报，非常赞赏。不久，批准电视艺委会正式成立，任命金山为艺委会主任。在电视剧艺委会初创的日子里，他不停地奔跑着，一会儿审查片子，一会儿开座谈会，他的血压高到190，有时实在支持不住时，找个借口去输一次氧气，再继续工作。

在金山生命的最后时刻，那天他在戏剧学院召开会议讨论建小剧场的方案，之后去天桥剧场看一个以失业为题材的南斯拉夫影片；下午3点钟从我手中要去戏剧卷第八稿的条目，4点钟他的秘书电话通知我：金山明天准时参加戏剧卷的编委会；晚上他又审查艺委会的一部电视片……

7月7日早晨，细雨蒙蒙，8点30分戏剧卷的编委刘厚生、葛一虹、舒强、夏淳等相继来到会场，可是一向准时到会的金山同志却迟迟未到。此时大家还不知道金山同志已于清晨4点钟因患脑溢血与世长辞，他永远不会来了。

悲痛之余，我想起金山同志常说的那句话：“现在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刻了，我要做最后的拼搏。”

金山的人生是炽热多彩的，他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披肝沥胆，他为祖国的艺术事业拼搏了一生，最后在拼搏中倒下……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1期 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　作者：欧远方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也有缺陷，其中包括对孔子的全盘否定，缺乏分析。当时四川著名学者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庙”的口号，影响很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孔子评价不一（“四人帮”的“批儒评法”别有用心不值得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孔子比较公允了，不但在中国，新千年伊始孔子已被列为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孔子名列第一位。这十大思想家的确立，源于美、英的《年鉴》和《辞典》。

近日阅读《东方》杂志刘明武的文章《礼仪五伦观——再论打扫孔家庙》，一个“打倒”，一个“打扫”，一字之差，对孔子的思想，进行了深入分析，很多带有根本性的，拜读之下，受益甚多。

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居“儒、法、道”三家之首。孔、孟之后两千五百年来，对孔孟的研究从未中断，出版的书籍、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了。

刘文所列五伦，依次是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五伦之上还有天地），他根据《周易》的阐述，得出结论说：“男女、夫妻，父子、君臣、上下之间的五伦关系，是一个礼仪关系而不是征服与屈从的关系。”关于君臣之间的礼仪关系，《周易》（此书对孔子思想影响很大）认为：先有父子而后有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负责的关系，君臣之间自然也是一个互相负责的关系。从《周易》、《尚书》中可以看出，君臣之间是上下关系，也可以是师生关系，臣可以为君之师，在重大问题上君臣之间是可以各自发表不同意见的。上下之间，地位不同，但人格上是平等的，也是互相尊重的。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君造福于人民是最大的礼仪。如果不能造福人民，反而危害人民，就会发生“汤武革命”——“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

再看孔子又是怎样的观点，孔子在《礼记》中提出“十义”作为人伦关系的准则。

他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刘文解释：“十义”里面，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义务；家庭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是一个双向负责的关系。父子之间，“父慈”与“子孝”是相互关系；兄弟之间“兄良”与“弟悌”是相互关系；夫妇之间，“夫义”与“妇听”是相互关系；长幼之间，“长惠”与“幼顺”是相互关系；君臣之间“君仁”与“臣忠”是相互关系。“这里没有绝对权威，没有绝对的服从。”

再看孟子怎样说：“君之视臣如手足，臣则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

荀子的观点：他在《子道篇》中论君臣、父子伦理时提出了“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主张。君有道从君，君失道从道。父有义从父，父失义从义。君与父在臣与子面前并不具备神圣而绝对的意义。

刘文的结论，“各对责任的对等性，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负责、相互尊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五伦观。”

在此之前，刘明武先生在《东方》第5期还发表《从“男女同尊卑”到“男尊女卑”——论“打扫孔家庙”》，是单就男女地位问题对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乃至于整个中华民族进行辨析的。（《东方》编者按）刘先生两文都以大量典籍文献（包括《周易》、《礼记》、《诗经》等）论证孔子及儒家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问题出在后来董仲舒，“借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把儒术完全歪曲了，颠倒了。董仲舒在《基义》一书中提出了“五道之三纲”：

“君臣、父子、夫妻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五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刘文两篇文章都引用了董仲舒这段话。刘文说：“三纲”把人与人之间相互负责、相互尊重的礼仪关系变成了一方永远发号施令，一方永远服从或屈从的奴役关系。

刘文认为“三纲”的危害，一是限制了中华民族的思维能力。人的一言一行，判断是非的标准必须以“纲”为准。二是使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关系变成了奴役关系。

刘文结语：

两千年来的“独尊儒术”一直把“三纲”当成儒家文化来“独尊”；近百年来的文化批判（按应包括五四运动），实际上“三纲”是“董术”而不是“儒术”，“董术”与“儒术”之间不存在流与源的关系。文化研究中如果能够分清两个字——“董”与“孔”，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将是十分有益的。

读了刘明武先生的宏论，使我对孔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孔子的思想的歪曲，除董仲舒外，宋代理学家代表人物如程颐、朱熹等，都继承了董仲舒的思想而加以发挥。这个思想成为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一个“纲”。直到如今，虽然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但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封建主义影响非常之大，许多领域（不限政治思想）都打上封建主义烙印。读了刘文以后，我深感此文对于反对以至肃清封建主义，大有帮助。我们常说读历史要“古为今用”，刘先生对儒家思想的辨析，不但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论上的大是大非；而且有助于观察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一步更有助于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因为“三纲”的来源虽然被批错了，但“三纲”阴魂并未散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三纲”之害。

刘文还进一步证明贯彻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谈何容易。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实际是不学有术），动不动用“纪律”、“条例”设置一个又一个障碍，布下一层又一层罗网，致使一些有学问而又有良知的学者“口欲言而嗫嚅”，因为他们时时感觉到头上悬着一把利剑。胸中有话以一吐为快，但拿起笔来又踌躇了。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精神。

多一点宽容，创造一个良好的争鸣环境，是至关重要的。赵丹临去世前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是个人经历（以及一批文学艺术家们的等同感受）的总结，也是至理名言。我再引申一下，也可以说“管得太具体，理论没有希望。”

有了宽松的环境（以宪法和法律为准则），大量好作品就出来了，众多人才也就出来了。

（责任编辑杜晋）

2001年第1期 在大贪的背后　作者：官伟勋

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贤内助。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险情妇”。

一位被判刑贪官的老母极其沉痛地责备儿子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一个概率很高的答案，就在这里。

贪而且大的官，大都有一把年纪了。正像一位老同志在批判一个贪官时说的：“她爱你什么？爱你那一脸胡子？爱你那一脸皱纹？”说实在的，年轻美貌的她，的确不是把大贪当“帅哥”爱的，她只不过爱他那兜里的钱，手里的权罢了。

情妇的爱好倒也不完全相同。但可以断言，“爱上”大贪的情妇，十个有九个都有“名分”与经济实力的紧迫感。因此就有三怕：一怕大贪“百年之后”撒手而去；二怕大贪出事下台；三怕大贪甩了她。

“男子五十而好色之心不减，女子未满三十而色衰。”“险情妇”不一定知道韩非子的这句名言，但“人之常情”她还是懂得的。所以要趁大贪还爱她的时候，便拼命地捞钱。有了公寓，要小楼；有了小楼又要国外的花园别墅，欲壑难填。为讨其欢心，大贪难得以生理魅力相搏，也就只好在金钱与物质享受上力求予以满足了，因而也就越陷越深了。

有人奇怪，养情妇时间那么久，贪污受贿数额那么大，为什么会长期发现不了呢？除了我们在制度上和工作上的某些漏洞与失误外，就贪官的主观方面说，这些人确实也都是一些堪称未经专门训练的“一流演员”。他们很会伪装，很善于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明一套，暗一套。

在上级面前，这种人往往表现得非常虔敬、非常驯服。上级刚要讲话，他会立即掏出笔记本来恭恭敬敬地作记录，至于他在那里画小人还是画小王八，就不得而知了；上级刚有新的号召，他会用最动听的语言阐发其崇高的含义，并会很快地拿出“花瓶政绩”抢占一个“头条”新闻。对下则又打又拉软硬兼施，以冠冕堂皇的借口，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力求培植一群依附于他的、令他信得过的“干部队伍”。

偶尔被抓住了尾巴，这种人也很善于在上级面前痛哭流涕地做检讨。

“哭什么？委屈你啦？”“不、不、不！我恨我没有早日遇到像您这样的好领导，早有您这样严格要求、坚持原则的英明领导，我也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呜、呜、呜！”哭得好不伤心。

这种“动之以情、喻之以理”的检讨，是很容易令自信富有感召力的领导人舒服并上当的。“有错，改了就好嘛！”“不要一棍子打死，要让人家革命嘛！”我们的一些同志，就这样不看问题的性质，不听群众的呼声，照搬两句耳熟能详的套话，让一些社会主义大厦里吃得肥肥的蛀虫，轻而易举地滑过去了。至于对那些与他们同病相怜的上级领导，那就更好办了。

如此这般一来，上有一把又一把自觉不自觉的保护伞，下有一层又一层的防漏防渗墙，我们的大贪自然也就屡经考验安然无恙渡难关了。

胡长清也好，成克杰也好，终究还是没有逃脱法律的严厉制裁。这是由胡长清与成克杰们的立足点决定的。他们背叛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最根本的宗旨。他们的两只脚，早已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而是站在纯为满足私欲的两块滑板上，一块叫“金钱滑板”，一块叫“美色滑板”。在坚决要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群众面前，不可能不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背后有个什么样的人，不是个小问题。是功成名就还是身败各裂？往往与此有关。然而，这又是一个完全取决于个人而非取决于“背后人”的问题。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自己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决定的。

2001年第1期 想起林纾的两篇小说　作者：纪　文

最近，听说一件事，颇觉得有点意思。

某地某刊，因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方针，坚持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为办刊原则，敢于说真话，因此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是，却受到少数“左”派人士的忌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几位“左”派人士于无计可施之时，突生一计，向上面写匿名信，状告某刊“宣扬自由化”等诸种罪状。这些“左”派人士受过长期“反右”和“反修”训练，要为该刊罗织几条罪状还不是小菜一碟！

匿名信送上去了。几位“左”派人士就准备喜听该杂志“停刊整顿”的消息了。然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上面并没有轻信，而是批了“查实”两字。这一查，不对了。反而查出这匿名信不仅“左”气熏蒸，而且使尽了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歪曲事实，上纲上线等诸般手法，甚至连基本的统计数字都是捏造的。自然，该刊安然无恙，出版如常。

听说此事后，我想起了林纾的《荆生》和《妖梦》。那还是“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等大闹文坛的时候。这几个人，不仅反对“定孔教于一尊”，而且高喊“民主”、“科学”，又倡导什么“白话文学”，将“引车卖浆”一流人的语言视为“正宗”。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就有一位精通桐城“义法”的名士林纾跳出来“卫道”，写了两篇小说，一曰《荆生》，一曰《妖梦》。

《荆生》写了四个人。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高谈阔论，田指责孔子，狄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跳来“伟丈夫”荆生，大骂田、金、狄三人，“伟丈夫”用两个手指头摁住田必美的脑袋，用脚猛踹狄莫，狠狠地摘下金心异的近视眼镜扔掉。据描写，田等或脑痛如锥刺，或腰痛欲断，或叩头求饶不已。“伟丈夫”于得意洋洋地傲视三人的狼狈状之后，大笑说：“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锏！”

《妖梦》以田恒影射陈独秀，以秦二世影射胡适，二人提倡白话，反对旧的伦理纲常，得到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校长元绪公（影射蔡元培）的支持，结果，突来妖魔，张开大嘴，将三人统统吞掉。

写匿名信的“左”派很有点儿像林纾。当年的林纾无法阻挡新文化运动的浩荡潮流，只能将胜利寄托于幻想中的“伟丈夫”和“妖魔”；今天的“左”派也无法阻挡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与思想解放的潮流，于是寄希望于“上面”。然而，他们忽略了今之“上面”以实事求是为原则，“查实”的结果是查明匿名信本身不实。

社会上各色人等都有，观点自然也会不同。张三视为正确，李四却视为错误；赵五认为“好得很”，王六却认为“糟极了”。怎么办？堂堂正正地站出来辩论就是了。人们常云：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辩论，真理最后一定会掌握群众。李大钊当年对林纾一流旧派人物说过一段话：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地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应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佑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

我觉得李大钊的这段话很值得今之“左”派深思。

当年的林纾写小说时还署了名。今之“左”派虽然自视为真理的捍卫者，颇有“誓扫异端不顾身”的气概，却只能“匿名”告状。呜呼！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用另眼看“大帝”　作者：李一蠡

近两年，某些历史小说和历史影视剧作者，对帝王题材兴趣盎然，尤其对清朝前期几位“大帝”们特别投以青睐，甚至（不知出于何故）着意拔高其形象。这里从稗史中随便找出一点不无意趣的小资料，让我们从另外视角看看“大帝”们的面目。

下面几段，源自清代历史笔记《啸亭杂录》。该书为乾、嘉时一位被削爵的亲王昭梿所著（一说其门客代笔）。书中颇多清代前期史料，尽管总不出为皇帝及满族王朝歌功颂德的原衷，但也有一些，由于是照直记录，可使人读出另一番道理。

如此“优容大臣”

题为《优容大臣》的一段，说的是康熙“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如满族大臣纳兰明珠贪污索贿，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也多有贪鄙秽行，朝野议论纷纷。康熙知道后，却都从轻发落，处置不甚严厉。有近臣不理解，于是康熙说：“诸臣为秀才（时）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

对此，昭梿称颂康熙道：“其明通下情若此。”

看来昭梿不但精通马屁术，而且深知封建朝廷为政之道，猜得透“大帝”们的良苦用心。所谓“明通下情”也者，就是皇上老儿对“一朝得位”成了大官的前秀才们“何所来赀”（打哪儿来钱）的途径，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之所以眼睁眼闭，道一句“可细究乎”，是不能也不敢细究。果真细究起来，就不是伤及少数官僚的问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旧谚，一语道破那个时代制度的本质。这决定了治疗这一源于制度的痼疾的难度，历代帝王包括有为的帝王对此也并非不想治理，却空叹有心无力。而更深层的问题倒是，对“大帝”们来说，得民心与得官心相比，后者更重要。皇帝必须维持封建官僚制度，有一支帮他治民的官僚大军。他深知拢得住官僚们，就拢得住天下。

其次，康熙时，天下尚未完全底定，要平定“三藩之乱”，还要对付海上抗清势力，汉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尚未完全归心；纳兰明珠是平定三藩的重臣，在朝中尤其是满族大臣中羽翼颇多，而徐乾学兄弟则是汉族大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族群中有影响的人物。狡兔未死，走狗难烹，这些人都远未丧失用处。因此，他们的贪鄙行为再多，比起政治需要，也是不足道的。

所以，康熙的“明通下情”，其实是一种明白的无奈。因为，要维持封建皇权，就必须维持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这正如明知病在膏肓，却又不能自己为自己切腹割除，要割除就等于自杀。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绝对性就埋根在此。在宗法的人治时代，在封建官僚制度下，所谓吏治，就是皇权下的官僚政治。贪污腐败乃属普遍和必然，不贪污则是个别和偶然。所以，还是已故著名理论家王亚南在其所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说得好：“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是自有其特殊利益的封建剥削者。它的各级只对君主负责或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所以，官僚政治基本上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和思想的统治来维持。人治是官僚政治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人民则对之无可奈何。”这一切只因为：“人治不是人民的政治”。

惩戒“专擅”

顺治亲政后，一些大臣如满族的谭泰、汉族的陈名夏、陈之遴、刘正宗等“专擅”，并朋比相附。顺治对此毫不手软，“无不立正典刑”，或杀或流放。《啸亭杂录》作者认为，顺治以后的“康乾之治”，实由此奠基。

另一则叫《康熙拿鳌拜》。说康熙继位时年仅8岁，辅政大臣鳌拜也“专擅”得很，“一时威福，尽出其门”，皇宫内外无不怕他。到康熙八年，16岁的皇上再也不能容忍了。经一番谋划，等有一天鳌拜入见，康熙对御林将士有这么一段对话：“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拜耶？”将士说：“独畏皇上！”康熙立即命令：那就把鳌拜给我拿下杀掉！与《啸亭杂录》所记不同的另一传说是，康熙让一帮小内监“习布库戏”（即满族传统的徒手搏击技艺），假装请英武有力的鳌拜教艺而擒之。金庸小说《鹿鼎记》采这个说法。

这段笔记，令人特别感到有趣和富于启发意义的是，别管皇上年纪大小，普天之下也必须“独畏皇上”，在“畏朕”与“畏（鳌）拜”之间，是不容有半点错位的。绝对权力的绝对性，在这里表现无遗。

什么叫“专擅”？按宗法君臣之义，君代表“天、父”（《抱朴子》），代表“权”（《春秋繁露》），是不可超越违抗的；而臣是“事君者，屈服之象”（《说文解字》），是“奴隶，男为臣，女为妾。”（《辞源》）所以《抱朴子》说，臣应该“事无专擅，请而后行。”如果臣以为自己职位高，能力强，受宠信，可不经请示而擅自行事，就犯了“专擅”罪。在宗法制度下，上可专制，而下不可专擅；专擅是对专制的冒渎，专制绝不容专擅。

由此也可见，“大帝”们对大臣犯罪并非一律“优容”，而是按性质区别对待。凡是冒犯皇权的，不仅绝不“优容”，更要“立正典刑”。而无论“优容”或“立正典刑”，都是为了巩固绝对的皇权。

不许平民“擅问官守”

又一则说的是一次雍正看杂剧《乡襦记》。剧中人常州刺史郑儋之子郑元和，热恋妓女李亚仙，误了读书，被郑儋打得休克后抛于荒野，又恰巧被那个妓女李亚仙搭救。李亚仙勉励这个浪子发奋读书，为断其杂念，竟自己毁容。郑元和感奋之下，悬梁刺股，终于考中状元。这故事本来未脱俗套，但雍正看了很高兴。显然，提倡士子一心读书作官历来是符合帝王心意的，便吩咐赏饭。饭间，伶人忽问现任常州官守是谁？雍正立即“勃然大怒曰：‘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因将其立毙杖下。”

《啸亭杂录》就此又拍皇帝马屁道：“其严明也若此。”

好家伙！“优伶贱辈”偶然问一下现任官守，竟被“立毙杖下”，而这竟叫做“严明”。可见宗法专制社会的老百姓过问政事是犯法的，对此也绝对不能“优容”。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恶政是一面筛子　作者：吴　思

一

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阳的南宫起火。这场大火烧了半个月，烧掉了灵台、乐成等四座宫殿。皇宫的这场大火搅乱了帝国的财政预算。皇上要给自己家盖新房，这笔额外开支从哪里出？

这时，太监张让和赵忠给28岁的汉灵帝出了一个主意。他们建议皇上发出命令，天下田每亩要交十钱。此外，各级官员升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笔钱，用于修建宫室。汉灵帝欣然采纳了这二位太监的建议。于是，帝国官员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个叫西园的地方问价交钱。这种勾当看起来很像卖官鬻爵，后来也确实发展成为赤裸裸的卖官鬻爵。

钜鹿太守司马直是个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钱。因为名声清廉，对他特别优惠，交三百万钱即可上任。公平地说，这个要价确实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地位近似现在的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个级别的官员的俸禄是每年二千石，按照当时的行情，买这种高官要花上二千万钱，而人家向司马直要的钱还不足时价的二成。但是话又说回来，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资才多少？折成铜钱，不过一万三千。皇上要的三百万，相当于司马直19年的工资。如果不打折，按原价交足两千万，更相当于太守128年的工资。若不搜刮百姓，这笔巨款从何而来？如何填补？

《后汉书》说，司马直接到诏书，怅然道：“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剥百姓，以满足现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于是上书，说自己身体不好，请求辞去任命。上边不批准，司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阳门口了，司马直也作出了最后决定。他给皇上写了一封信，极力陈说当时政策的失误，讲古今祸败的教训，写完后服毒自杀。汉灵帝看到他遗书之后，一时良心发现，暂时停收修宫钱。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见了。

司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规范。这本来是官方倡导全国奉行的正式行为规范，但是当政者对官员的实际要求与这些规范的冲突太大，司马直除了上疏劝告或者辞职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对的表示，不然就与忠君的要求相冲突，结果他只好用毒药将自己淘汰出这场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当然是罕见的，不那么富于代表性。我们还需要讲一些比较寻常的故事。

二

转眼又过了1400多年。明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的坤宁宫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宫，皇上和皇后的住处被烧了个干净。第二年，皇极殿、建极殿和中极殿也失火被烧掉了。于是万历皇帝又遇到了汉灵帝的问题：盖新房的额外开支从哪里出？万历的办法是开发矿业并增加临时税种，亲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国各地开矿，征收矿税和店税、商税、船税，收来的钱直接进皇宫，不进国库，属于皇上的私房钱。举朝上下一片反对之声，纷纷要求皇上取消矿税。

万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阉官去各地办理此事。阉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读不了圣贤书，也没有后代，并不惦记着对历史对后代对天下负责，除了讨皇上的欢心之外再没有别的责任和义务，听说某地有什么矿，有什么可征的税，可以弄到多少钱，便拍了胸脯带着亲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务当然很好，没有完成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更常见的是完成了任务却假装没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陈奉是万历特派到湖广（今湖南、湖北）征税采矿的阉官，论级别不过是正八品，相当于科级干部，论权势则能与省级大官相抗衡。他率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横行湖广，《明史》上说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说，征税征到了与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他还下令大规模挖坟掘墓找金子。他的党羽们十分威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家，奸淫妇女，有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当地的官员难免有看不惯的，对他的工作就不那么配合，当地商人和百姓更对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听说陈奉要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数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哄，争着冲他扔石头。陈奉逃掉之后，便向皇上告状，点了五个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字，说他们煽动老百姓动乱。万历本来是一个“占着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办公，所有的请示汇报基本不看，但是对家奴的报告则迅速批示。陈奉告发的五个官员，两个被抓，三个被撤，其中有两个还是四品知府。

按说这形势已经很清楚了，陈奉的来头太大，惹不起。但是一个叫冯应京的五品佥事偏偏不长眼。万历二十九年正月，陈奉摆酒请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老百姓拥到陈奉的门口讨说法，陈奉派兵出去镇压，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将死者的尸体切碎扔在路上震慑百姓。《明史》上说，湖广巡抚支可大当地的最高监察官员——“噤不敢出声”，而冯应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陈奉的状。陈奉见冯应京告状，也反过来告冯应京的状，说他阻挠皇命，欺凌皇上派来的特使。皇上听陈奉的不听冯应京的，发了怒，贬了冯应京的官，将他调到边远的地方去。这时又有两个实在看不下去的监察官员自己跳了出来，一个是给事中田大益，一个是御史李以唐，他们请求皇上原谅冯应京，说陈奉不好，还说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专门吃好人。皇上更生气了，你劝我饶他我偏不饶，干脆下令将冯应京除名。

陈奉这里则不断向皇上打报告，他说他派人去枣阳开矿，枣阳知县王之翰、襄阳通判邸宅、推官何栋如也阻挠破坏，皇上又下令将他们撤职。这时负责监察工作的要员，都给事中杨应文又跳了出来，请求皇上原谅这三位。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脸色，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气，皇上也真生了气，干脆派锦衣卫去武昌，把陈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处罚再次升级。

冯应京是个清官，在当地收拾奸豪，制裁贪官污吏，声望甚高。锦衣卫到达武昌的时候，老百姓听说要抓冯应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陈奉则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将冯应京的名字和罪状大大地写了，张贴在大街闹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万人包围了陈奉的住所，陈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个爪牙没跑掉，被愤怒的群众投进了长江。锦衣卫中也有被老百姓打伤的。陈奉躲进楚王府后，一个多月不敢露面，请求皇上让他回北京。皇上将陈奉召回的时候，这家伙搜刮的“金宝财物巨万”，在重兵的护送下，“舟车相衔，数里不绝。”而冯应京被押解时，老百姓“拥槛车号哭，车不得行。”还是冯应京自己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劝老百姓不要闹了。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陈奉回京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有两个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又被皇上撤了职。

陈奉只是万历年间诸多的矿使税监之一。《明史》用了半页纸点各地陈奉们的名字，陈奉不过是其中的五个字。而这一个陈奉的脚下就躺着一片经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三

最初读到上边那些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怀疑。最叫我怀疑一点，就是矿使和税监们太坏了。在我的生活常识里，纯粹的恶棍就像纯粹的圣人一样罕见，怎么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坏蛋？这未免太凑巧了。我想，中国史书倾向于把太监和女人描写成祸水，为皇上或者为专制制度开脱责任，恐怕不能全信。

帮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后一遍重复，是一本描写1900年—1942年的华北农村的书，那里讲了清末民初北京良乡县吴店村的村长变换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乡吴店村的公共事务由村中精英组成的公会负责，这些精英通常是比较富裕又受过一些教育的人，社会声望比较高。当时的捐税很轻，首事们往往自己交纳而不向村民征收，因为他们更在乎声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点小钱。

1919年开始，军阀们在北京周围争夺地盘，先后有直皖之战和三次直奉之战，军阀们毫无节制地向村庄勒索后勤供应。这时，不愿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赔不起的村长就开始离开公职，而把这个职位当做一种捞油水的手段的人们则顶了上来。这时候出来当村长的两个人，先后都因贪污和侵吞公款被县政府传讯。赔款出狱后，这样的人居然还能继续当村长，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干。

这就是说，当政权大量征收苛捐杂税的时候，比较在乎荣誉的人就从村级领导的位置上退出了，这类人就是司马直那样的人物。而替换上来的，通常是敢于也善于征收苛捐杂税的人物，譬如陈奉那样的人物。更明白地说，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这就是此前300年陈奉与冯应京相替换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清官和恶棍的混合比例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选择的结果。恶政好比是一面筛子，淘汰清官，选择恶棍。

四

中国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县，承担行政职能的最底层是里（村庄）。我们已经提到了郡太守（相当于省）、知府和村庄一级的筛选情况，中间还缺一个县级。在矿使税监横行天下的万历年间，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苏州府的吴县当县令，他后来托病辞职了。袁宏道的书信中有许多对自己当官的感觉的倾诉，叫苦连天，读来却颇为真切。通过这些书信，我们可以进入当时县级官员的内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引者注：治钱谷就是征税。仓老人是在最基层征收皇粮的杂役，经常干些吹毛求疵克扣自肥的勾当），谕百姓则保山婆（引者注：即媒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

“作吴令，无复人理，几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钱谷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风影，过客积如蚊虫，官长尊如阎老。以故七尺之躯，疲于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矣，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

在袁宏道的感觉中，堂堂县太爷的角色，对他个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贱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脸，搜刮百姓的狠心肠，媒婆般的巧言语，处理文牍的好耐性，总之是一副丑态。在这些丑态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肠与陈奉之流的作为是近似的，这里不再多说。至于伺候上官及讨好过客，按当时官场这些都是必需的应酬，其实质是搜刮百姓之后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政党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陪着转转，一起吃两顿，送点土特产，照顾点路费，也是理之当然。再说，吴县刮来了民脂民膏别人沾点光，别人刮来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这是一张人人都要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官场关系网。而袁宏道却认为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托病辞官，也算难得的了。

五

最后该说说交税的老百姓了。

（明）周晖在《金陵琐事》中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在矿税繁兴的时候，有一个叫陆二的人，在苏州一带往来贩运，靠贩卖灯草过活。万历二十八年，税官如狼似虎，与拦路抢劫的强盗没什么差别。陆二的灯草价值不过八两银子，好几处抽他的税，抽走的银子已经占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税的又来了，陆二囊中已空，计无所出。干脆取灯草上岸，一把火烧了。作者评论道：此举可谓痴绝，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这样么！

我估计，当地的灯草种植和销售行业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说，重税造成了万民失业的结果。这就是恶政和恶棍集团的根基，一个在自我毁灭的循环中不断萎缩的根基。

《明史记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是清朝人，他在记叙矿税始末的结尾处有一段关于利益集团的精辟分析。他说：开始是因为征矿税而派设宦官，后来这些宦官的命运就与矿税连在一起了。开始是因为宦官谄媚迎合而让他们征矿税，后来这些宦官肥了，便结交后宫，根子越扎越深。这就是矿税不容易废除的原因。由此看来，清朝的史学家已经意识到，恶政可以培育出一个自我膨胀的具有独立生命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在最高层笼络皇亲影响皇帝，在官场中清除异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间吸吮膏血——肥肥壮壮地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一层又一层地自我复制。势力所及之处，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成体统，实施的政策也越来越背离帝国公开宣称的政策。

恶政与恶棍集团相得益彰，迅速膨胀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个王朝的循环就临近终点了。在万历死去的时候，距离该轮循环的终点还有二十四年。在汉灵帝卖官鬻爵修复宫殿的时候，离他本人实际上也是东汉王朝的“脑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责任编辑致中）

2001年第1期 印度：亚洲另一只醒狮　作者：清　早

很多人未必会想到印度是世界上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大国。印度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工资政策，且不是靠论资排辈、滥竽充数就能跻身其列的。

笼统地说，文明悠久的民族，当年虽然灿烂，但总不能靠石器瓦罐、祖传秘方来抗衡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亚洲，最先败下阵来的是印度。公元前2300年就开始的印度河文明以及后来的恒河文明，在17世纪居然败给了贩卖鸦片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成为殖民地。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的日子也统统不好过。到19世纪，这个噩梦终于轮到了中国的头上。近代史历历在目，不必多说。

古老文明虽然衰落式微，但人口却越来越多，尤其亚洲这两个头号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人口加起来等于地球上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二。这一股巨大的人流，一旦动作起来，决不会满足于三个人轮流穿一条裤子，或者浑身赤膊只披一块布片。要生存，要发展，这种愿望本身就是一种核聚变。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只说对了一半。按照现在的实际情况，亚洲除了有一个西方化的日本外，有四只或更多的新兴工业“小老虎”，还有两只已经醒过来的狮子，印度和中国。

我们一直习惯于把眼睛直挺挺地瞅着西方、日本和俄罗斯，却很少看看就在我们隔壁的印度。大概是近代中国阿二、印度阿三彼此都穷得叮当响，没有什么可以彼此借鉴的。

印度圣雄甘地的大弟子尼赫鲁在半个世纪前写过一本有千多页厚的书——《印度的发现》。这当然不是指印度在地理上的被发现，而是指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经300多年殖民地苦难的民族正在苏醒过来进行全面反思，代表对印度的再认识。他发现，古老的文明固然有不朽的精华，但却有更多祸国殃民的糟粕。他和马克思、甘地得出了同一个结论：种姓制度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马克思语）；不可接触制度是印度教和印度社会的一个丑恶的赘生物（甘地语）；只要种姓制度存在，印度就不能在世界文明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尼赫鲁语）。

种姓制度，土邦林立，同属印度人，老死不相往来，各说各的语言，宛如聋子之间的对话。全国有150种语言，于是一张10卢比的钞票上不得不印上15种文字。

印度独立后，曾设想在15年后以印第语取代英语作为官方语言。50年过去了，英语不但没有被取代，而且成为印度走向世界开拓国内市场冲破封建束缚的一个利器。这是印度裔的移民能迅速融入美国社会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能讲相当流利的英语。而这正是中国或韩国等国的移民所望尘莫及的。数字证明了这个问题：在美国，只有14%的印度裔移民是在印度人自己经营的企业中工作。而韩国则有33%的移民只能围着自己人的社区转。从形式上看，一个国家讲一种语言，似乎是独立的象征，但英语作为一种工具，一种能够衍生为科技和财富的工具，却无意中使印度人更快地走向实质上的独立，能顺利地走出种群的约束。

很多人未必会想到印度是世界上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的第三个科技大国。共拥有科技人员350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工资政策，且不是靠论资排辈、滥竽充数就能跻身其列的。印度有综合大学200多所，高等院校6000多所，研究院2000多所。特别要提到的是她的教育质量，包括印度科学院、孟买理工学院等5家院校的毕业生，已经成为世界上尤其是美国硅谷争夺的对象。这些院校不只是媲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法国的综合科技大学，某些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印度研制的每秒钟运算10亿次的计算机，由于价格和性能均优于各国的同类产品，1995年已经向包括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出口。总体经济实力名列世界第七，是世界上第六个有能力发射卫星的国家。

自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世界的高科技需求，印度迅速地、甚至奇迹般地发展了自己的软件产业，软件生产量已经占世界软件总量的16.7%。比尔·盖茨惊呼：“印度将会在21世纪成为软件的超级大国”。盖茨对印度人的才能要比一般人更加清楚，现在那个举世闻名的HOTMAIL（免费电子邮件系统），就是由印度人始创，并以4亿美元卖给微软的。

根据国家软件及服务公司协会的调查，2000年前后，印度的软件出口可达40亿美元，2001—2010年可达250亿美元。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亚裔教授的调查，从印度抵达美国的移民中，只有3%的人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而在美国工作的印度人中，75%的人是大学毕业的（来自中国的移民中大学生的比例为55%）。“这就是说，这些移民本身就是一份造福社会的财富，而不是负担。”在硅谷，到处充斥着印度姓氏的公司，例如硅谷最大的一家叫做KleinerPerkinsCaufield&Byers的风险投资基金，就是由印度人控制的。

硅谷1/3的工程师、高科技公司中7%的执行总裁为印度裔人士。从事新经济而发财的印度裔巨富有好几千人，其中创设网络公司的佼佼者更拥有40亿至60亿之间的财富。印度人善于在高科技领域致富，他们已经留下了令人信服的足迹。

这些高素质的移民造就了硅谷的印度风暴。那些在80年代末由印度人大批建立的公司，纷纷于1996年在华尔街股票交易市场上了市，其中比较著名的六家股价最高的已经接近每股200美元。

20年前，也就是80年代开始，当时在美国的很多印度裔移民都居住在临时搭建的矮小简陋的棚子里，或在家庭经营的汽车旅馆铺上一张床单胡乱睡个觉。今天，他们搬出了置放拖把之类的储藏室，攀登上了几乎是每一个行业的高层位置。印度人正管理着《财富》500家公司中的相当一部分公司（包括美国航空公司和美国空中航线公司），或者说，担任着投资顾问和有价证券的分析家。从加尔各答移民过来的库坡塔领导着咨询行业的巨人麦肯锡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华尔街和传媒行业的股份。对个人，也许会有偶然的运气，但对一个庞大的移民群，在美国这样大面积的“丰收”，则是这个民族厚积薄发善抓机遇的缘故。

美国接受来自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移民，不算非法移民，移民总数为2630万。最多的是墨西哥人，有700多万，菲律宾人为120万，印度人为72万（大致相当南美小国多米尼加的数额）。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在美国领事馆门前拥挤地排着长队，前途未卜地申请一般的移民签证的情况相比，印度人移民就比较从容。因为在专门适合特殊性职业的HBI签证（按照美国移民法的规定，HBI签证一是具有专门知识或技能，二是具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方面，印度人占了总额20%。这个比例是极高的。也就是说，美国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中挑选符合HBI签证所需的专业人士中，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印度人。此外，印度每年还有1.5—2万名的学生收到美国的学生签证。除了诸如财力上的原因之外，考虑到易于获得HBI签证，印度本国的教育质量以及掌握英语的能力，印度的学生大都可以在本国攻读专业和学位，随后以HBI签证去美国。而这一点，正是很多国家所做不到的，因为美国根本就不承认这些国家的学位。

还有些几乎是令人惊异的故事。在美国只有6%的印度移民生活在贫穷线之下，而来自墨西哥的移民为31%，来自英国的为8%。领取救济和食品券的印度人也最少。使用公众援助的不到印度移民总数的1%，而菲律宾移民则为4%。在美国的各国移民中，印度移民人均收入是最高的。“光凭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一些印度人就可以成为合法的投资移民了。”

“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群体比，印度在最短的时间里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的Gangwal说，他是美国排名第6的AIRWAY公司的首席执行总裁，“其实我们的成就只是冰山一角，再过10年，像我现在这样的成就，在印度人中间可能不会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古老的文明并不是限时报废即刻解体消失的旧汽车，也不是一无是处的累赘。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或西方社会所信仰的宗教不也是2000年以前的老品种吗？除了科技上的新玩意层出不穷外，习俗上、观念上，大多还是老藤上蔓延下来的旧枝：参加丧礼要穿黑衣服，婚礼上新娘子要披白婚纱，嫌贫爱富，以强凌弱，男盗女娼等等现象，同几千年前完全一模一样。不论哪个时代，哪个文明，哪个社会中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不是谁吃掉谁，谁同化谁的问题，而是要找到一条能够彼此衔接的桥梁，这就是教育。

所谓全球化，现在被很多人看成是美国化，而美国化的背后是来自世界各国、受过高深教育的精英的奉献。从爱因斯坦到发明计算机的匈牙利人，你可以捧着诺贝尔奖金获奖者的名单一一来数。印度移民是后来者，共有6个获奖者。相比之下，大多数印度移民认为美国的教育有点儿欠缺。Mal-hotra是纽约一家银行的助理司库，他是在印度德里一家政府开办的工程学院里毕业的。“比较这里的伊利诺斯理工学院”，41岁的Mal-hotra说：“你几乎可以闭着眼睛通过那些课程。我至今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还能走在世界的前头。”

那么，印度自己的教育有什么特色呢？

甘地虽然是被人刺死了，但他有关立国之本的教育思想是刺杀不了的。这种思想在几十年之后终于长出了硕果。甘地认为：1.真正的教育首先要学会解剖自己，还有什么能胜过做人的哲学呢？2.教育不能排斥外来文化，但首先必须置身于本土文化，不能培养出那些数典忘祖、与家乡父老格格不入、看不起故土的人。3.不应该单纯重视智育，也要强调德育和劳动的基础教育。4.对所有的印度人提供机会均等的教育，教育不能成为少数阶层的特权。5.教育不只是学会一些知识和技能，主要是为受教育者提供真正的自由，不受虚伪和暴力的奴役。

甘地虽然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的印度用实践来证明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这也让我们明白，只有早先播下优良的种子，坚持不懈地培植，才会有他日的收获。成就绝对不是糊里糊涂混出来的。

在印度有几百万个电邮亭，几乎是每隔1公里就有一个。电邮亭里面有电话机、传真机、复印机和电脑。总的来说，印度还是个穷国，打两分钟国际长途电话要付400个卢比（10美元），而在邮亭里发一封电子邮件只要5个卢比（相当美元1角2分钱）。为什么不在家里发电子邮件呢？一台电脑要5000卢比（125美元），相当于中等收入者半年的工资。因此，在这种具体的国情下，高科技为一个古老的国家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方便，同时也对封建割裂、种姓制度等顽固体制进行了最有效的冲击。不是靠流血的方法，而是依靠“利之所趋”的自然法则。电邮亭代替了当年的驿站，汽车代替了老牛拉破车。在不知不觉中，将两类文明衔接上了。

转载自《南风窗》2000年第6期

2001年第2期　张闻天主张利用私人资本　刘雪明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既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张闻天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是他最富于创见的思想之一。时值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认真回顾、仔细研究他的这一思想及政策主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

1930年10月，毛泽东致信湘赣特委，信中指出：“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他主张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应该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但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左”倾中央的重视。1933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继续坚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工农民主专政“无情斗争”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限制”。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虽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曾一度执行过“左”的政策，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当“左”倾路线在实践中受挫之后，他很快醒悟过来，自觉地摒弃错误，勇敢地追求真理，于同年5月1日、10日及6月5日连续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三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及政策主张。

第一，阐明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30年代的苏区，几乎都处于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一方面要应付国民党强大的军事进攻，同时又要面对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苏维埃经济，保障苏区人民的生活，保证红军将士的供给，就成了党和红军必须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张闻天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他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不但“不是可怕的”，而且“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分析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原因。张闻天认为，在苏区经济结构中，虽然目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但它完全可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因为苏维埃政府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充实苏区的经济。他接着进一步指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一是扩大苏区生产的需要。苏区由于处在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之中和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之下，而“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扩大生产，增加财富。可是苏维埃政府却恰恰“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就“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二是搞活商品流通的需要。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但严重影响了苏区的生产，而且还造成了苏区与白区的割裂，致使苏区的大量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同时所需的许多如洋油、食盐、布匹等“日常必需品”，又“发生极大困难”，引起苏区“打破敌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封锁”。因此，“苏维埃政府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去输出苏区的生产品，与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

第三，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途径。在充分肯定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和认真分析了苏区为什么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原因后，张闻天还从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符合苏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措施和途径。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为此，张闻天进一步强调：一要切实保护资本家的合法利益。他说：“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家，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二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人的工资待遇。针对《劳动法》及其执行中的一些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利益的错误做法，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明确指出：《劳动法》的有些条文“必须立刻修改”，“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只有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才能真正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

第四，指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前景。张闻天认为，苏区“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而且“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我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决“不是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且，他还进而提出了确保“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措施：首先加强立法，“要经过劳动法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改良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吸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其次强化监督，“对于资本家的企业，必须尽可能的实行工人监督生产，防止资本家利用他的企业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活动”。再次税收征缴，通过“征收累进的工业税与商业税”，并抽取资本家的“利润的一部分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最后，“苏维埃政权采取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资本家的投机，故意高抬物价，以及一切扰乱苏维埃经济，使千百万群众生活恶化的企图，在这斗争中以社会主义的教育来教育广大的群众”。

20世纪30年代，在党内“左”倾错误最为盛行的时期，张闻天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竟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革命气概和理论勇气。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及政策主张，后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执行。

二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张闻天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长达八年之久。经过千辛万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到达陕北延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张闻天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

第一，提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张闻天认为，这种在革命队伍掌握经济命脉前提下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在此，张闻天不但发展了他在中央苏区提出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还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关于“新式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后来毛泽东也用过。1944年3月，他在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论及文化教育问题时说，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发展“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到了1948年9月，才最终确定：“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第二，指出了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旧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40年代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饱受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蹂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民众受尽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要发展资本主义，许多党员干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都难以弄通、难以接受，而且往往容易把发展资本主义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混为一谈。为此，张闻天站在时代的前列，紧握时代的脉搏，在充分认识时代特征和缜密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这种“新式资本主义”有两个根本的前提：首先在政治上，“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其次在经济上，“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在这两个根本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张闻天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资本家多、怕受剥削，更不要怕工人、农民受苦，“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后来刘少奇发展了张闻天的这一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这一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重要“罪证”，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严重影响。

第三，论述了新式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系。张闻天谙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他在仔细剖析了中国新式资本主义和欧美旧式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后，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将来一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目前必须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他还特别强调：“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显然，张闻天在此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不过，张闻天把“新民主主义”完全理解为“新式资本主义”，确实也非常有新意，充分体现出他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贯思想和大胆主张。

如果我们把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同苏区时期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作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此时的张闻天非常强调、坚持生产力标准。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他诚恳地指出：“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只有“了解了经济基础，我们的政策就可以放在巩固的基础上”。因此，在论述4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时，张闻天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认真的比较，他最终得出结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在这一社会制度下，“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经营下，不但“土地集中使用”，而且“合理分工”，自然“产量越高”。接着，张闻天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只看到这种新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富农和资本家有利，其实“对全社会更有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在此还提出了一个崭新观点，他认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关心农民生活、体贴农民疾苦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如此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根本标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属罕见。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主动要求到东北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东北工作时期，是张闻天“充分施展他的才华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对自己工作感到满意和愉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深入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当地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臻于完善。同延安时期和苏区时期相比，张闻天在东北时期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主张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首创性

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后，张闻天继续他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的探索，一如既往地坚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根据地经济，对中国共产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系统总结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文献。切实保护民族工商业，合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是张闻天的一贯主张。他刚到东北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11月起草通过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从公私关系、贸易政策、物价政策、工业政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建立合作社、加强领导等八个方面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了详尽的政策规定，并明确指出：“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严格禁止。”在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仅半年时间，张闻天就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这样比较全面、系统的具体政策规定，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党中央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总原则。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材料，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总结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一份历史文献。

第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问题，早在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进而指出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在此，张闻天对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准确的规定，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张闻天的这一理论贡献，著名学者于光远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对新社会经济结构作这样的分析，是到那时为止最完全最准确的一个。”另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认为，张闻天“提出五种经济成分时间最早，而且阐述得相当完全，相当深刻”。

第三，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的思想。如何合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及时限制其消极影响，这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张闻天根据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科学总结东北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张闻天早在苏区时期就表示过希望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愿望。到达东北从事实际工作后，他就适时地把这种经济形式纳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之中。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各县组织、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时就已经包括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认为“这种经济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很有好处”，虽然“今天这种经济形式还不多”，但“将来是会发展的”。而刘少奇在随后的9月13日，虽然也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但论述时却只有“这个名词不通俗，也可以讲”，寥寥数语。显然，张闻天此时的认识要比刘少奇早得多、深刻得多。他在9月15日的《提纲》中更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系统的论述，并首次将出租、加工、定货、代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四种形式明确下来，这也是张闻天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二 系统性

根据张闻天的思想脉络，我们认为他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探索，始于苏区时期，成于东北时期。张闻天在东北工作前后不到五年，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撰写了大量的报告，起草了很多的决议，这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延安时期，都无法与此相比。在这些报告和决议中，他对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第一，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高度，论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位与作用。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张闻天始终坚持的政策主张。他进入东北不久就提出要“保护与奖励私人企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后来进而强调“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及新中国曙光的显现，张闻天的认识逐步深化，理论分析更趋成熟。从此，他进一步从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充分论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张闻天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决定东北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

第二，坚持从东北乃至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张闻天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既要鼓励发展，又要适当限制。他说：“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内。”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迫使其转业，“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张闻天认为，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也就必然存在着无政府、无组织的破坏性。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私人资本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使私人资本主义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张闻天提出，这种斗争应该“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

第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既要反右，又要防“左”。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这是个一时难以接受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惨痛的教训。张闻天指出，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注意不够；二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比右好的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许多干部不敢放心、放手、放胆地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张闻天反复强调，要实现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三 绩效性

虽然张闻天在苏区时期就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引起“左”倾中央领导的足够重视，也因条件不成熟而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他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却直到庐山会议罢官之后才被拿出来作为批判他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而在此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与这两个时期不同的是，张闻天在东北期间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政策主张，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对东北根据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理论上看，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将发展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经东北局干部会议讨论，以报告的形式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提纲》引起了党中央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责成刘少奇先后两次对《提纲》作了详细的修改。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部分，刘少奇增加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毛泽东经反复斟酌推敲，将刘少奇这句话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后来，刘少奇又在毛泽东的修改后面再加了一句“更不可以重复清算及均分私人工厂商店的错误”。周恩来也为《提纲》写了批语，说明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随后，中共中央又电告东北局，称赞“你们发来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很好”，准备“再加修改后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张闻天在这个《提纲》中提出的包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构想，基本上被党中央所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构成论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采纳，全会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张闻天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第二，从实践上看，对东北根据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东北工作期间，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等职，这为他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条件。1946年5月，张闻天到达佳木斯市的时候，城市反奸清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对于工商业问题，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北日伪统治14年，并且实行了配给制度，已经不存在民族工商业和私人资本，而只有敌伪资本，所以在反奸清算工作中侵犯了不少中小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张闻天在深入调查后明确指出，虽然东北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属于封建官僚资本，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本。据此，他及时制定了《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等一系列决议，纠正了当时的错误，保护了民族资本，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他又为农村土地改革起草了《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并报东北局转中共中央。1948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合江省的工商业很快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仅1948年3月18日至27日10天时间，省会佳木斯市就增加66家工商业户，到同年5月，全市工商业户为3383户，全省工商业户达12369户。就在当时，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撰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更是成为指导整个东北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任辽东省委书记期间作出的《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同样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肯定，东北局略加修改补充后，批转各省市参照执行。而且，他还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明确指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这是一篇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完美结合，颇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纲要。张闻天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而且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四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自1950年起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评“左”倾错误而被错误地解除了领导职务，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这个无职无权的岗位上，张闻天依然竭忠尽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极“左”思潮面前，他也始终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

第一，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与资本主义存有共性。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理论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按照这个逻辑，理论上就等于将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一概划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根本不能涉足的禁区，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完全排斥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谈不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庐山会议后被罢官的张闻天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对这个理论上的错误进行了大胆的批评。1961年8月，他在《读孙冶方同志<论价值>》的笔记中写道：“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进而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还不说在社会主义下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仍然可以而且还必须利用”。张闻天最后指出：“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段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依然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倾”斗争，张闻天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庐山会议上批评“穷过渡”、“共产风”时，张闻天就提出要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并且认为特别是在农村，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这种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把因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在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1921年《论粮食税》一文时写的一条批注。《论粮食税》，是列宁从理论上全面论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章。60年代初的中国与当时的俄国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利弊问题。列宁指出：“军事共产主义”的重大错误就是禁止物资的“地方周转”，结果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然而，要恢复商品交换，扩大贸易周转，就又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对此，列宁坚持生产力标准，再三强调资本主义要比小生产进步得多，认为既然小生产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就应该利用“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来“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张闻天反复阅读了列宁这篇文章，并写了30多条批注，这些批注不但体现出他对列宁思想的赞同，而且也反映了他当时关注的重点和探索的水平。

第三，明确提出完善集市贸易、发展小商小贩的政策建议。1962年4月至6月，张闻天对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市的部分城镇、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张闻天，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认识。在上报党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调研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既然“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就“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消极行为“必须加以管理”。张闻天还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把禁止投机倒把等同于取缔小商小贩，这种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要通过“文明经商”来同私商进行竞赛并去赢得竞赛的胜利。他坚信：“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并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可惜，这些建议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

历史的航船已驶向21世纪。私人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洪水猛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根本大法。历史雄辩地证明：张闻天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主张是正确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批判和指责是不公正的、极端错误的。张闻天不计名利，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革命情操和崇高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2001年第2期　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费孝通　徐庆全 杜明明

救亡报国，选择一生追求

1910年，费孝通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第二年，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这大变动的时代，费孝通的父母亲是“教育救国论”和新思想观念的唱和者。费孝通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上中学时，他就成为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的作者，与笔墨文字开始结缘。到中学毕业时，他在文学上已崭露头角了。

费孝通中学毕业后，在选择进入哪所大学和哪个专业的问题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后来费孝通升入东吴大学，却没有选择自己钟爱的文学专业，而选择了医学专业。个中原因，与当年鲁迅选择学医一样：“我当时抱着想帮助人们解决痛苦的目的，学点医学知识。”

可是两年以后，当他站在未名湖畔的时候，选择的却是另一种专业。费孝通回忆说：

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主要是由时代所决定的。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里生长大的青年。特别是经过了“五四”运动，希望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在了解中国的问题上，怎样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中国的社会、文化。从这里边，能不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不念自然科学了，我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就选择了社会学系。

在这里，费孝通遇到了吴文藻教授。

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回到祖国，在燕京大学开创了中国社会学这个专业，并鲜明地提出“社会学要中国化”的主张。如何才能将“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总结社会学的理论，反过来再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他要求学生到实际生活中作系统的考察，用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既符合社会实际，又能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学理论。

根据吴文藻的主张,青年学生走出书斋,纷纷上山下乡做社会调查。这种治学方法，对费孝通的学术道路产生终生不渝的影响。他说：

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社会学要走中国化的道路。我们青年人要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现实。北大校庆100周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去求知识。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

这样，我的研究方法在3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形成。指导我学术思想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形成于我在燕京及其后在清华学习期间。

自此，进行实地调查，就成为费孝通一生的重要学术活动内容，即使到了近九十的高龄，仍坚持不缀。而当他肩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时，这种实地调查又成为他的学生的必修课。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卓越传灯人。

1933年，费孝通考取了清华大学，进入了全国惟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他希望在这个融汇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环境里学习，以利于使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缘起。

在清华，费孝通遇到了有“孤僻怪人”之称的俄国学者史禄国，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类学权威。这位令费孝通充满敬意的老师，不但给了他专业人员必备的严格训练，而且培养了他坚强的学术意志。在费孝通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时，史禄国只准他用算盘和算尺来进行。费孝通对此很不理解，曾问：为什么不能引进些比较先进而省时间的计算工具呢？这位怪人的回答是：“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这句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入山进村，科学调查历尽险难

清华毕业以后我就到瑶山去做实地调查。这次到瑶山去调查是吴文藻、史禄国两位老师出的主意。他们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很不容易，先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

在费孝通的简单叙述中，没有涉及当年他在瑶山所经历过的令学术界同悲的那一幕：他的妻子王同惠为这一调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自己也身负重伤。

费孝通和王同惠同为吴文藻所钟爱的学生，在共同的追求中，他们走到了一起，可以看作是“天作之合”。这时，刚好广西省政府有研究“特种民族”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决定结了婚同去。

远离城市来到偏僻的瑶山，单就生活来说，就有诸多不适应之处，而地理环境的艰苦，则要求他们必须在没有路径的深山老林里穿行。一个多月来，他们坚持下来了，而且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1935年12月16日，他们离开象县的古陈，前往平南县的罗运。一路上，山路曲折险峻。在路上，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系，费孝通不慎跌进了山民为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虽然奋力将压在丈夫身上的石头搬开，但受了重伤的费孝通已无法站起来。王同惠在安慰了丈夫后，决定出去找人来援救。而王同惠这一走，却与费孝通永别了。

忍受了一夜疼痛的费孝通，见不到妻子的身影，万分焦急。他拚命地爬出了陷阱，寻找妻子。在路上，遇到了村民而获救。村民们费尽全力寻找王同惠，直到七天以后，在罗运境内的河中发现了王同惠遗体。

这一悲剧震惊了学术界。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悲痛地写道：

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为工作灰气，为祖国绝望？

身负重伤的费孝通，其悲愤的心情自然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但他把对亡妻的悼念化作追求科学的力量。在王同惠遇难一个月后，在医院养伤的他给朋友写下一封信，信中说：

同惠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更希望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为了所研究的科学，也为了爱妻的志向，伤没有痊愈的费孝通在医院就开始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撰写，到他回到北平以后，全书已经写完。

对科学的无悔的追求，销弥了费孝通心中载负的巨大悲伤。从此，在“从实求知”的追求中，也伴随着长眠在遥远的瑶山的妻子的影子。

费孝通在江村养伤期间，对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作了尽量详细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材料。费孝通说：

到了1936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那种人同人的关系。他们叫“土人”、“野蛮人”的各种生活制度。我跟他学了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

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不需再说什么了。而30年代，费孝通以学者的睿智，对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真实、系统的研究，提出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观点。

通过调查，费孝通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对于一个时刻把国家的利益挂怀于心的学者来说，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为民族生存所必须。”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在英国已经功成名就的费孝通，在1938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沿海的一些城市，费孝通回到中国但已回不到自己的家乡了。他说：

这个时候几个大学已都到了昆明，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到了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是）禄村（禄丰）。

调查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工作站，办了一个叫“魁阁”的研究中心。1942年美国请我去讲学，我没有讲学，而是写了一本书，还找到了一个帮助我的人，她是派克老师的女儿，她帮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写的第二本英文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

费孝通把《云南三村》一书，称之为他的“第二期的调查报告”。如果在《江村经济》中还停留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话，在《云南三村》一书中，费孝通已经实实在在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农村要摆脱饥饿，除了土地以外，必须建立“乡镇企业”。建立乡镇企业出发点是什么，费孝通在随后出版的两本书《乡 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中，进行了论述。

在费孝通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建设国家更严峻的任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中国的工业化就要开始了，而费孝通的思考点在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应该怎样发展？谈到这一点，费孝通说：

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很简单，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的现代科技，因此我们旧的工业就跌下来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民的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

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基础，也是我的认识基础。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的根本精神是一个乡土社会。而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则是这种社会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为此，费孝通在当年所写的文章中，在强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的乡土特色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既实际又长远的思路。他认为一个要能受人民拥护的政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必须先做到与民休息，培养元气的最低标准。而这个最低标准，就是应该增加人民看得到的收入。他说：

在这创痛之后即刻强制人民去为国营工业积累资本，在政治上看去，是件冒险的政策。所以我倾向于先发展乡土工业的意思，然后用这种工业里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简单说，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这条路线是比较慢的，但也比较稳。

费孝通所说的乡土工业，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村乡镇企业。这一思想，是费孝通在抗战结束后提出的，建国后也一直这样坚持。

“圈外人语”，感慨万千欲说还休

“圈外人语”，是费孝通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讲的是1957年反右派时自己的心态。在与我们谈到这段历史时，他依然欲说还休：

我从1957年起已经是在学术圈子之外的人了，连一般人的权利都没有了。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从1957年到1980年，这些年的经历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

1957年3月，费孝通发表那篇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那是有感于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写下的。

建国以来到1957年的历次运动中，党和国家一直没有给知识分子一个定位，一心想为国家出力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不由得生出了“墙外行人”之感，发出“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费孝通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如坐春风般的舒畅。文章写道：

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

“事情正在起变化”后，费孝通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被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也成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费孝通的命运也从早春落入严冬，成为著名的“右派”。从此，费孝通在沉默中度过了自己最年富力强的20年。

1987年费孝通接受美国教授巴博德采访时说：

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我当然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然后，下一年，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说去掉我这个标签。

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这是阶级斗争。

那时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使我智力停滞。

这一学者20年的学术生命，就这样的葬送在“圈外”了。

“行行重行行”，二次生命才开始

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生涯结束了，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他又回到圈内了。费孝通把这一天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1990年，费孝通把自己在“第二次生命”开始后的行踪和思考，写成一本书《行行重行行》，这本记录改革开放风云的大书，凝聚了费孝通对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思考和鼓与呼：

我第二次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二访江村是在我被划成右派的时候，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里面去了，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了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改正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我要研究城乡关系，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

1980年，费孝通到处去搞调查。在四处奔波调查的日子，费孝通写下了很多论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费孝通回忆说：

我能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我支持乡镇企业差一点又被打成右派了，但是没有打成。后来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有一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生产比例，比如到我们苏南，工农比例超过一半。在长江北岸，刚刚不到一半，到了苏北就是8：2，80%的农和20%的工。

我在全国各地行行重行行，特别注意看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我看到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社办或生产队办的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有些已经发展的有几十亿了，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一种，叫“苏南模式”。第二种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小商品都是在农民家里面造的，像钮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的，而且推销出去了，全国推销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是从哪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第三种是在广东最先看到的。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现在小城镇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

这一时期，费孝通对小城镇的研究后，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并汇集成《小城镇四记》一书，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广泛注意。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到这一组文章后，在评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从1983年到现在，农村的发展证实了费孝通的预言：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着小城镇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势头；而小城镇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引导着乡镇企业逐渐步入集中发展和集团化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有深入的理解。他说：“农村改革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里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这段话，揭示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批小城镇迅速兴起和亿万中国农民切身利益的相互关系。

从对关注乡镇企业开始，费孝通把目光关注到了整个工业的发展关系。他说：

香港的工业很有趣，开始是上海，就是像荣毅仁他们那样的民族工业。解放前夕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却停住了。不叫进来了，也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斗争啊，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势力最大。现在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珠江三角洲这一块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办工业生产，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

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一趟。看了之后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企业，外国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80%是和外资结合的，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各地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外国人拿大头，带动力是中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

费孝通的这些思考，对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在结束采访时，费孝通说：

1999年，我的公职都辞掉了，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要活，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1990年我80岁时，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目的?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我当时就脱口而出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志向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说起来很简单的“志在富民”四个字，费孝通一生就是这样的实践着、思考着。我们祝愿费老健康长寿，为我们的国家继续贡献他的智慧。

2001年第2期　建国初叶帅抓经济的点滴回忆　王 匡 曾彦修

1949年夏，曾彦修（原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北平奉命南下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至1953年冬，曾彦修调回北京止，在广州工作共4年多，工作岗位是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了《南方日报》社长约二年半。王匡先后担任新华社华南总社社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因此我们都看到和听到华南分局的一些事情。

进广州后不久，华南分局两位主要领导叶剑英、方方便开始采用一种领导方法，即每周召开一次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实即分局领导召开的一种经常性的干部会议，以达到上下左右沟通和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会一般由方方主持，要做结论或回答的，由叶、方当场定案。列席这个会议的人是固定的，约二三十人，他们是：分局各部正副部长、工青妇委负责人；省府秘书长、各委副主任、厅长（当时只有民财教建……等六七个或七八个厅）、广州市委副书记、秘书长，市府副市长、秘书长等。列席的同志们现多已去世，存世的而又从头至尾一起列席这个会的，可能只有王和曾两人了。我们这篇回忆，将当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俩对叶帅的一点纪念吧。

叶帅在穗期间所主持的大事很多，其中异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叶帅特别重视经济工作。这项工作大概是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得最多的事情。和平时期一到，叶帅最主要的注意点，就是抓住经济工作不放。在广东，则是在解放海南岛以后便特别突出。在省政府礼堂主席台一边的墙上写的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16个字。叶帅紧紧抓经济工作的根本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四面八方”这“十六字诀”坚持不放，从不动摇，同时他又是紧密地联系地方特点来执行这16字方针的，从而使得它的效果更好。而后面这点，却使他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过去曾彦修在《广东“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一篇长文中论述过这点，他认为打击叶帅那几年在华南的工作路线的，不管它首先出自多么老资格的、我们十分尊敬的领导，我们认为他们还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左”比右好的主义在作怪。叶帅走后，华南的空气变了，下面介绍的叶帅那么重视经济建设的种种重要措施就不见了。

叶帅紧抓发展经济这项工作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他没有一次不是把发展经济的重大步骤同教育和培养干部联系起来同时进行的。

解放初期，广东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困难的。这首先表现在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大大减少或基本停止。这时的情况是：凡是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大；凡是半自然经济比重越大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小（此中道理易解，就不去说它了）。据我们的观察，广东境内商业的重要性（包括运输业），在全国各省中大概要数第一了。而解放初期却有三大困难，影响物资在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交流及省际交流。其原因大概是：一是我们的经济实力还薄弱，影响人民币的币值下降；二是粤汉铁路上的英德铁桥被蒋军撤退时炸毁，沿海被封锁，无法将物资经海陆两路运往内地及上海、天津等地。第三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中等以上的商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共产”，怕没收，怕瓜分等，遂致观望不前，使商务不旺。当时的情况颇紧，例如农民的香蕉运不出去，每斤相当于币改后的一分钱或二分钱仍卖不出去。这类事在分局经常讨论。叶帅一面催促赶修英德铁路桥，一面抓紧省内的物资交流工作。他认为讲道理、宣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实例示范，使人解除顾虑。1950年，叶帅即发动和催促各地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用赶大集，也即兴办基本上同后来的“广交会”有类似性质的较长期的交易市场，用以活跃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用近20年的话来讲，就叫“搞活经济”，不过那时未用这4个字。记忆中，叶帅本人是到过两三个专区，去指导和观察过这种物资交流会的作用与问题的（其中之一肯定是到西江专区的肇庆）。叶帅决定在广州举办一个全省物资交流大会，筹备开始于1950年夏，地点选在西濠口到六二三路转角处日军轰炸成的一大片废墟地，该地即现在的文化公园。这片废墟被清理整顿好之后，搭成简易的竹棚，建店铺，各种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琳琅满目。大约在1950年九十月时，叶帅曾带领一批干部同往该地址踏勘，我们都参加了，边看边讲，并落实到朱光副市长负责建设全省物资交流大会场地房屋工作。这个全省物资交流大会大概是1950年12月正式开幕的，叶帅又带领一批干部在正式开市前去巡视与解决问题。这次我们也被叫去了，真是大开眼界，看到了全省不计其数的名贵土特产。

又如，叶帅又大抓内外交流及侨汇工作。当时港英当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严密封锁新中国，进出口的正式渠道被堵死了。似乎只有通过沿海及宝安县等地走私的办法分小批才能将货物运往香港，再转东南亚各地。当时我们尚无什么近代工业品可以出口，主要是土特产。叶帅多次讲，这些东西只有大陆生产，东南亚华侨、华人也只要大陆去的东西。中药（包括煮药的陶罐）、烟花爆竹、香烛、迷信品（纸钱、金银箔等）、食物、香云纱、细竹竿等等，全是外销品。这些，都是叶帅在会上介绍的（当时华南财委主任及财政、商业两厅长均不是广东人）。我记得他讲过两个特别有趣的例子，一是煨药的中国老式药罐，说中国人煎药，讲究药罐，海外华侨、华人也是一样，煨药也要用中国老药罐。至于细长竹竿，这是英国绅士特别喜爱的排场，用以围绕他们的花园及房舍，英本土及英殖民地也跟着流行这套东西，以示高雅，需求量不少，价格不低。在坐的人，多是南下的，所以叶帅还得对部下做这类启蒙工作。

当时，中国同外国以至港澳都还没有汇兑关系，侨汇一时进不来。叶帅说，要努力争取，想法恢复“水客”制度，这主要是对分局统战部饶彰风同志讲的，好像还嘱咐他去请教邓文钊先生（著名民主人士、香港银行家，中共的可靠朋友和支持者，时已回穗任省财厅厅长或副厅长）商量，如何把老“水客”们重新组织起来去招揽侨汇。所谓“水客”，外省人不懂得，是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国尚无近代银行汇兑制度时，东南亚华侨、华裔寄钱回家的一种专业的现款携带人。这种人必须是在广东家乡关系多，信誉好而又十分能干的人，跑来跑去专干此事，从中取得规定的报酬，是旧时侨汇收入中不可少的业务承担人。可是到解放时，这项业务已经停顿了。由此可见叶帅劳心忧思之细密。

叶帅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16字方针，是坚持必须全面执行的。例如，在会上，他常常问起广州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情况，很注意团结他们，强调不要对他们太“左”等。会上，经常向朱光副市长和饶彰风副部长问及一些爱国进步资方代表的情况和他们有些什么意见等。整整50年过去了，但至今我们还记得林志澄、梁尚立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会上常常提及他们的缘故。这个例子，说明叶帅、方方、古大存、朱光、饶彰风这些老同志当年是如何兢兢业业地在认真执行党的正确政策，而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何等深刻。

我们感到，在叶帅的心目中是从不曾有过“闭关锁国”想法的，他真心实意地要搞内外交流。重要事实之一是，在1951年夏天，他在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要准备继续修建黄埔港，以便在珠江三角洲直接进行对外贸易。又宣布，大家要去看看，不要纸上谈兵。不久，果然去了。坐的是一只小艇，由叶帅带领数人参加视察。艇上带了面包和汽水，是下午才回市内的。这次视察，到场的人不多，我们现在记得的是分局办公厅林西、姚天纵，可能还有交通厅长冯，王匡和曾彦修应是以新闻记者身份随行的。视察区域是黄埔军校附近的水域，这一带港湾交错，有的地方水深，可建造停泊巨轮的大港。叶帅对大家介绍，这地方是1936年吴铁城当省主席时开始建设的（此点可能记忆不确），日本侵华后停止了，胜利后宋子文来当省主席时又继续建设，已有点基础了。如建成，×万吨（记不清楚了）外国货船可直接进出，港英当局就卡不住我们了。这次座谈是在岸上钢筋水泥未建成码头的坝址上进行的，基本上是由叶帅讲话。其余时间则在附近珠江三角洲水域航行，叶帅一面观察，一面给大家解释附近水域情况。叶帅强调，经济建设不能在室内空谈，一定要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数十年后，曾彦修对王匡谈起此事，说参加那次开港查勘的，只有我们两人在世了。我还保存那天的照片，叶帅穿的是香云纱中式短装。

叶帅特别强调要重视培养干部，并在实践上把经济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他从实践上，实行了要干部们对经济工作从头学起的教育方法。他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反复讲的一句格言是：不怕事前不懂得，就怕临事不学习。他的解释很科学：人哪能事事都先学会，遇到新问题时只要肯认真去学习便好了，怕就怕临事还不学习，那就什么新本事也不会，什么新工作也不会做了。叶帅的这番格言，确是十分重要而极富智慧的。

在实践上，叶帅在华南工作期间正是始终坚持这么做的，现在再举两个训练干部学习经济工作的例子。一个是海南岛种植橡胶问题。叶帅在广州梅花村分局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干部会，到会人数，估计有七八十甚至上百人，省市副部、副厅、副局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主要的报告是由苏联专家作的，他们国内虽然不适于种橡胶，但对于亚热带种植橡胶问题还是有些研究。这个会开了一整天还是两整天记不清了，印象是讲得相当详透，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实际是进了一个短期训练班。

另一件是讲在广东大修全天候战略公路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可能比橡胶会议还要多些。主要由苏联专家讲。这会好像也开了两整天。那个“公路”同我们日常所说的公路概念可谓大为不同，它的名称叫做“全天候战略公路”。在华南，它的含义大概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连降几天大雨仍可通车；二，几天暴日下路面不溶化，仍可日夜通车；三，可长期承受重卡车及坦克碾压。1951年冬，曾彦修奉命带了一个文教大队到肇庆专区云浮县参加土改，就看见了正在大修这种公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工程之大，令人吃惊。曾彦修曾因返肇庆向地委书记梁嘉报告并请示工作，单独往返云浮至肇庆间二次，曾下车详睹了这公路的建造法。此路路面上绝不用柏油，以防溶化并成片脱落。大致是：地面掘进约一尺半深，最底层是用人力一块块地镶嵌一尺多长的不规则石块。镶嵌好后，再以蚕豆大石粒适度填充大空隙，以固定石块，然后以重型压路机反复碾压。如此反复，再砌或铺2~3层块石或碎石，每加一层碾压一次。最上面二层，依次为橄榄般大小碎石，碾压后再铺表层，表层全为略大于黄豆的细石粒，然后再反复碾压，公路即成。路的两肩也均用大石块镶嵌，以资保护。如此，路面不会溶化，不会成块脱落，不怕高温，不怕淫雨，不会卷起沙尘巨龙，最主要的是透水性能极好。于是，便成为全天候的战略公路了。据当时苏联专家介绍，这种类型的多种公路，是二战期间进入德国后才得知其详的。

可惜叶帅主持华南工作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尽其所能，少受干扰，那么华南的经济建设工作，恐怕早就十分可观了。

（注：此文由曾彦修起草，经王匡定稿，联名发表）

2001年第2期　张爱萍初上国防科研路　贺茂芝

1955年冬的一天，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找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刚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回来，新成立了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12年规划。”

张爱萍听了十分激动、振奋。前不久，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而今又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了向科学高峰进军的作战计划，冲锋在即，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陈毅对他说：“这是第一次会议，还没研究到我们军队的12年规划。我刚才同彭老总商量了，第二次会议你去参加，参加制订军队的科研规划。”

这年初，张爱萍指挥打了一场解放一江山的立体战争，当他刚迈入现代化军事指挥艺术的门槛时，又要他进军科研，他不禁愕然，连忙说：“我不懂科学技术，怎么能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呢？”

陈毅说：“我同彭老总排了排队，觉得还是你合适，他点名要你去；再说你管装备，对部队也熟悉，就这么决定了。”

张爱萍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研究拟定了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张爱萍根据这总的规划和要求，又草拟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当即呈报给聂荣臻副主席并军委。规划要发展的项目有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常规武器、军事医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备和油料等。

4月1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安东为秘书长，负责领导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接着，召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科学规划工作会议，同时确定军队方面的科研工作规划。会前张爱萍又向聂荣臻呈送了《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内容是：组成全军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并在各军种、兵种、勤务部门分别建立科学研究机构。重点建立带共同性的研究部门，如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常规武器；军事医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备等。并抽调人员培训大批军事科学技术研究干部，同时争取苏军的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对我军的科学研究工作予以全面的协助。

聂荣臻和军委很快同意了这一意见。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采纳了张爱萍关于组团到苏联学习并谈判，争取他们在原子弹、导弹、航空等方面给我国以技术援助的建议。

不久，聂荣臻率团赴苏学习与谈判。两国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协定商定：苏联在1961年底前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仿制导弹，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火箭专业留学生名额；苏联保证供给中国某些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提供训练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帮助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协定还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制造氢弹技术资料、生产和装配原子弹的工厂等作了具体规定。

这一时期，在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兼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仍然继续负责组织领导常规武器的规划、研制及装备部队等工作。他在拟制了军队十二年科研规划之后，就向彭德怀报告了有关常规武器的研制拟在军队专门组织一个小组的打算。彭德怀授权让他考虑组织。

1958年5月19日，根据张爱萍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下设第五部，负责领导全军特种武器装备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特种部队的组织及其装备计划等工作，万毅任部长。其整体工作及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还是由张爱萍负责组织协调。

为了领导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张爱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改进常规武器方面来。只要能挤出空来，他就往吉林白城子靶场、黑龙江的半自动步枪厂、重庆的坦克工厂等常规武器的研究、生产单位跑，向专家们请教，向师傅们学习。

1958年8月，他还作为团长，率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请苏方对我国常规武器发展12年规划提意见，并请苏方对我们聘请专家、派遣留苏进修生以及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提供帮助。

随着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研制工作的展开，有些问题和矛盾需要协调和解决。

当时，军事行政是由总参管，政治（包括干部的调配）属总政治部管，后勤保障由总后勤部管。多头负责，机构分散，时间愈久，暴露出的问题就愈多，最后许多问题还得报由周恩来总理解决。于是，张爱萍就在几位相关的老帅、军委首长及周恩来总理面前游说，终于在1958年10月对协调问题统一了认识。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国防科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方针、政策，负责加强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和监督检查。

1960年3月18日，周总理批准，国防部任命，张爱萍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下简称酒泉基地）、西北核试验基地和储存器材仓库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

酒泉基地坐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除青山头、狼心山几个丘陵外，则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张爱萍率领的检查组来检查时，自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的二十兵团正投入紧张而又艰难的基地建设之中，有的厂区已拉起了围墙，修平了道路，有的正在修建宿舍。

这里是沙漠深处，张爱萍代表中央军委、总部首长向顶风冒沙、艰苦奋斗的建设者们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并深入到每个工地看望大家，慰问了伤病员。之后，他又率领工作组对施工的进度、质量和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张爱萍在检查中，发现几十名指战员正在建设防爆设施。他们在坚硬的戈壁上挖洞，土层坚硬得如铁板，一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儿。不少指战员虎口被震裂，有的手掌磨起了血泡。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不远处就有座小山，遂问道：“既然是为了防爆，为什么不到山那边去挖呢？依山挖洞，傍山建房，不是更利于防爆也省力气吗？”指战员回答说：这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张爱萍说：苏联专家设计的就不能改了吗？权威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从实际出发就不是什么权威。于是指示技术人员：再重新审核一下，如果这个建筑只是为了防爆，就挪到山那边去。

在检查中，张爱萍还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没有地下水。工程兵司令员、特种工程指挥部指挥陈士渠曾组织工兵部队打井，在几处挖了100多米都未挖出水来。怎么办？张爱萍当即决定去空中勘察，看周围有没有水源？如果没有地下水，我们就引外边的水。

直升机在额济纳旗的上空缓缓飞行。开始，张爱萍看到的是广阔无垠的戈壁滩和一簇簇骆驼刺。再往北飞，陡然发现一片横贯东西的林带。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张爱萍不胜欣喜地说：有林就有水，我们不愁找不到水源。果然，林带中有一条河流，好像一条宽阔的白绦丝带。当听说这是弱水河时，张爱萍不禁兴奋起来，立即想到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说，当年苏武就常赶着羊群到弱水河饮水。也许正因为如此，张爱萍对弱水河似乎增添了特殊的情感。他让飞行员沿着河道再看上一遍。张爱萍当即提出引弱水河水南下，以解决基地无地下水的困难，基地领导一致赞成。

在研究生活区的设计和建设时，张爱萍力主把基地建成一个设备齐全、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兴城市。他说：不能什么都靠外面运，要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环境，变废为利，变害为益。在依山建筑、挖河引水的同时，要注意修路植树，建起商店、书店、学校和幼儿园，并动员先期到达的家属一起干，建成后安排他们在这里工作，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培养了创业精神。

之后，张爱萍一行又乘专机飞抵坐落在罗布泊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核试验基地进行检查。

从直升机俯瞰塔克拉玛干千里戈壁，茫茫荒漠，犹如无垠的大海。几座丘陵就像浮出水面的孤岛，均呈铁青色。直到孔雀河上空，才发现星星点点的绿色和断断续续线状的亮色。这绿色和亮色分别是孔雀河的芦苇丛及河水，与其相邻的则是一片古城的废墟。

“这是不是古楼兰国的遗址？”张爱萍脱口问道，语气里透出兴奋。有人回答：“可能是。”他坚定地说：“一定是，照这个位置也应该是。”他让飞行员飞低一些，低到可以看见被漠土掩埋其半的残垣断壁及墙垣一角的烽燧，直低到飞机的螺旋浆搅起了纷飞的沙土。有人深知张爱萍酷爱游览名胜古迹，便提议道：“我们把飞机落到地，看看再走吧。”张爱萍果断地说：“不，我们的任务紧急，等我们炸响第一颗原子弹后，再来拜访古楼兰。”

勘察后，张爱萍结合实地，分析图纸，认为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的优势，在戈壁滩里深挖建房同依山势而建相比，显然是舍优而图劣，事倍功半。于是，经多方比较、反复研究，对基本建设布局作了部分变更。

之后，张爱萍、陈士渠同基地司令员张蕴玉等一起，分乘两辆吉普车穿行在大戈壁中，对原设计中确定的场、区、点址，又逐点逐点地检查、核定。

戈壁滩里没有路。戈壁滩上厚厚的一层是被烈日蒸烤、风雨浸蚀而凝固成的沙石，坚硬如铁，高低不平。车行上面，颠簸异常。张爱萍一行在已选定的靶区内下车，脚踩在沙石板结的地面上，像踩在玻璃碎片上一样，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张爱萍弯腰一看，脚下踩的是形状各异的紫褐色的石片，四周遍地都是。他捡起两块敲击几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他跺了跺脚下说：“靶场中心就定在这里。”工作人员遂标图、定点、楔桩。

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一处兵站休息，兵站叫张郭庄，是由该站站长、政委的姓氏组合而成的。张爱萍说：这样叫不科学。以后站领导易人，要不要再以新领导的姓氏更名？站领导恳请他给起个名字。恰逢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扛着棵大甘草走进来。张爱萍说：我建议这个接待站叫甘草泉吧，沙漠里缺水，接待站就像甘甜的泉水一样重要。在选定生活区驻址后，大家商讨叫什么名字。张爱萍见这里长有一片片的马兰草，青翠的剑叶，亦白亦红亦蓝的小花，生命力极强，为荒漠平添了几分生机，于是就提议叫“马兰”。此后，地图上就出现了马兰的名字……如今这里已是一座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了。

2001年第2期　大革命前后刘少奇在上海　陆米强

刘少奇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上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后他又多次前来上海，在上海留下了许多永为后人纪念的光辉足迹。

为留俄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0年6月，时年22岁的刘少奇从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在该校求学时，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年8月份，当他返回湖南长沙时，听说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正在介绍一些青年人到苏俄去学习，于是就萌发了留俄的想法。不久，他与贺民范等人频繁接触，交谈讨论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事情。同年10月，经贺民范介绍，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前来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外国语学社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早期组织）创办的，创办的时间在1920年9月，地点就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该处也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公开创办外语学社的目的，是为了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学习，培养造就革命人才。学生中除刘少奇外，还有罗亦农、任弼时、李启汉、汪寿华、肖劲光、丁玲、蒋光慈等许多进步青年。由杨明斋任校长兼教俄语；俞秀松任秘书具体管理行政事务。教师有：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后来学生人数增多，又聘请了王元龄任俄语教师。魏金斯基是俄共（布）党员，当时是由共产国际指派到中国来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杨明斋是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翻译，当时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俞秀松时任上海青年团和团临时中央书记，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袁振英也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

刘少奇到上海后，先后住宿在白尔路（现太仓路）和外国语学社内。不久，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也到上海，他们就同住在菜市路（现顺昌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屋的亭子间里。

青年刘少奇充满革命热情和求知欲望。他每天清晨徒步到外国语学社静听老师们讲授俄文；晚上则独自在宿舍内复习功课，阅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刊，沉思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刘少奇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杨明斋在该处创办了一个中俄通信社（后名华俄通信社），专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的稿件，文章主要送《民国日报》刊登。刘少奇和同学们一起帮助该通信社以及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缮写、校对等工作。在此学习期间，他们生活过得相当艰苦，每月生活费只有5元6角，有时五个人包四个人的饭，节省一人的饭钱留作他用。

1921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荐和杨明斋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多人准备赴俄国留学。他们初夏从上海出发，7月9日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天，刘少奇和罗亦农等人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还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支部委员。

离俄回国在沪参加革命活动

1922年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少奇带领一部分留俄同学回国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寓居于虬江路宝源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21年8月成立的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当时上海许多工厂工人在罢工前都来这里请求指导和帮助。这一年浦东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刘少奇穿着工人服装到罢工的工人群众中间去进行宣传和鼓动。上海的党团员和平民女校的学生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安排下，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平民女校是中共建党初期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和女工工作需要而创办的，由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任校务主任，许多早期著名的中共党员如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人都应邀到该校去讲课。学生均为半工半读，共有30多名，都是各地不堪忍受封建压迫到上海寻求出路的青年女学生。校址设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当时，刘少奇也在该校担任理论教员，经常给青年妇女作演讲。他能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上几个小时，讲的内容相当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向学生汇报自己赴俄国学习的感受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阐述世界革命的形势、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知识。课后，还常常和大家促膝谈心，询问她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情况，启发她们把争取个人自由、争取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他还介绍湖南青年王一知等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团中央临时机关设在大沽路356、357号（今大沽路400、402号）。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在团中央机关内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常在那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活动。刘少奇也曾经到那里去指导大家的学习和研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各种难懂的理论问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请求党中央调派一名得力干部去加强这次罢工斗争的领导力量，于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

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

1925年，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商工厂工人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5月30日，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五卅惨案，一场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爆发。此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电令刘少奇立即从青岛返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的罢工斗争。6月1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与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共同领导上海的罢工斗争。

6月1日，上海总工会刚一成立，就公开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20多万工人先后罢工，5万学生举行罢课，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租界巡捕房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罢岗。刘少奇记述当时情形道：“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此是中国境地的情形。至于在租界内，则大不同了，我们只看见工厂闭了门，商店闭了市，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之状，此为租界恐怖严重之情形。”（见刘少奇撰：《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

上海总工会成立后，李立三主要负责对外联络交涉等重要工作，刘少奇则在工人内部抓紧组织工作，他竭力加强总工会自身职能机构建设，又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基层工会组织。他安排工会骨干和上海大学学生分赴工厂去组织工会。他还亲自制定了基层工会严密的组织体系，规定基层工会每10人为一组，每三组成立干事会，干事会设工会委员会，还在全市分设5个办事处，以加强总工会和各基层组织的联系。此外，他还把纱厂、印刷、铁厂这三大行业按条块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印刷总工会、纱厂总工会和铁厂工会联合会这三个行业工会。其中铁厂工会联合会由于组织基础薄弱，刘少奇就亲自参加筹建工作，出席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该会的秘书。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组织下，截至1925年7月28日止，全市共建立了93个基层工会，连原来建立的24个，全市共建立了117个工会，会员人数达21万多人。

6月中旬以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同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又擅自决定开市，向帝国主义妥协。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一起，又担负起领导全市工人继续罢工的重任。

6月20日下午2时，上海总工会召集全市各行业60多个工会的130多名工人代表紧急研究和部署对策。会上，刘少奇阐述了运动形势和工人阶级所负使命，并传达了党的斗争策略，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要坚持斗争。刘少奇还提出商界如要开市，必须答应发放罢工救济费的条件。与会代表听了刘少奇的讲话，都十分振奋。大会决议：不论商会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坚持罢工到底。会后，工人罢工斗争的声势更大，一些中小商人在工人罢工斗争的鼓舞下，又纷纷投入了罢市斗争。

自从7月份以后，全市总罢工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开始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客观形势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相应的策略转变。然而，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和工人骨干想以工人武装暴动来挽救此种危机。刘少奇独具慧眼，十分冷静，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向中共中央力陈主动收缩罢工，保存工人力量的主张。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正确主张。8月中旬，党中央研究决定，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和争得的利益，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号召工人有组织、有条件地转入复工。此时，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4弄30号内设立机关，由刘少奇任总负责，李立三任组织部长，林育南任秘书长。全总机构设立后，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又高度灵活机智地掌握了党的斗争策略，肩负起领导工人分批复工的艰巨而又重大的任务。

8月底到9月上旬，为了解决华商工厂的复工问题，刘少奇代表上海总工会与总商会和纱厂资本家反复交涉谈判，最后资本家答应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工人恢复原职、发给停工期内工资等6项条件。接着，刘少奇又耐心说服工人在满足基本要求条件下顾全大局，马上转入复工。9月10日，华商各厂终于顺利复工。日商、华商各厂复工后，刘少奇又在总工会召集英商工厂代表开会，他要求英厂工人继续罢工。他向大家阐明道：“英国人在南京枪杀同胞……以至到现在9月7日在爱多亚路又枪杀我工界同胞”，由于“我们受英人许多的压迫，许多惨杀”，“所以这是我们不上工的第一个理由”。代表们纷纷表示：“我们罢工已久，无条件上工是不可以的。”大家一致主张继续罢工。这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最凶残、最顽固的老牌英帝国主义（见《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记录》）。经艰苦努力，9月30日，英商工厂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英厂工人有组织地开始复工。

另外，在五卅大罢工期间，全市20万工人罢工后，断绝了一切工资来源，工人的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这就严重影响罢工斗争能否持久广泛地开展下去。为了解决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刘少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募捐救济罢工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工人家中去访贫问苦，亲自给罢工的电车工厂和英厂工人发放救济金。当时敌人伪造总工会募捐账册和收据，假冒总工会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威胁社会各界人士限期捐款，污蔑总工会中饱募捐款项。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刘少奇特别邀请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徐永祚会计师核对总工会的募捐账目，并将总工会收到的捐款和各项支出等账目，公布于《上海总工会日刊》，用铁的事实来揭穿敌人的阴谋，从而使上海总工会在全市工人和各界民众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声誉，使各界民众更加同情和支持全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把许多捐款纷纷寄送给上海总工会。至1925年7月24日为止，外地和本市群众团体及民众寄送给上海总工会的捐款共有银元26万多，美金4万多，另有许多日币、银角、铜元等（见《民国日报》1925年8月17日）。就这样，在刘少奇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全市大罢工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援，从而增强了工人罢工斗争的信心。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中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激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的恐慌和愤恨。9月18日，军阀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查封总工会，又下令通缉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刘少奇不畏艰险，在总工会被封的第二天，仍然和总工会组织科负责同志联名致函临时济安会（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要求该会继续救济英厂罢工工人。此时他不幸身患肺病，但仍坚持抱病工作，日以继夜地奔走在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安排各基层工会的工作。他曾对工人们说：“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刘少奇的这种崇高革命品质深受上海工人阶级的敬仰和爱戴，也得到了全国爱国民众的一致好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五卅运动后赞颂刘少奇道：“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忱，举国同钦。”（见《工人之路》1926年第200期）同年11月，五卅运动的浪潮过去以后，刘少奇才抱病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休养。

大革命失败后在沪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惨遭失败，全国各地到处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在此期间，上海的革命形势也非常危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被杀，党的各级组织和进步群众团体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坚持斗争，刘少奇不畏艰险，从1927年10月至1932年冬，曾数度前来上海，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

1931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到达上海。此时，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王明一伙不顾极其危险的客观环境，坚持冒险主义的公开活动，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工人到市中心公开场合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举行飞行集会，使许多工人骨干和罢工领导人暴露目标，惨遭国民党军警的逮捕和残杀，导致上海工人运动屡遭失败。为了改变当时工人运动不利的状况，正确引导工人群众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刘少奇在上海召开的中央职工部工作会议上，发言表示反对王明一伙的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引起了王明追随者的注意。不久，刘少奇又以仲篪的笔名，写了《关于工运意见》一信给中共临时中央，对工人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明一伙看到这封信后，更加警觉到刘少奇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尔后，中共中央派人同刘少奇作了两次谈话，并在党的会议上宣布刘少奇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2年，日本出兵侵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各界爱国民众积极援助十九路军奋勇抗战，全国总工会也号召上海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不久，沪西日商纱厂工人首先起来响应。随后，沪东、闸北大批工人也在沪西汇合参加罢工斗争。刘少奇在工人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强调指出，应首先帮助近20万罢工工人及其家属解决生活问题，并向社会广泛宣传反日罢工的意义，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利用合法方式开展募捐活动。并发动群众包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迫使他们拿出钱来救济罢工工人。就这样，罢工委员会较好地解决了罢工期间的工人生活问题。接着又在工人中间开展教育和组织工作，发动罢工工人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承担救护伤兵、运输、挖掘战壕、宣传鼓动等工作。3月初，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国民党政府不予接济，后路又被日军袭击，不得不撤离上海，淞沪战争结束。此时，上海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外反动派集中力量严密监视和镇压沪西罢工工人。为了保存工人群众的有生力量，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支持全国总工会作出的复工决定。但中共临时中央拒绝接受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有条件复工的意见，仍要工人坚持罢工，最后导致许多罢工者被厂方开除、罢工领袖被捕。在罢工期间刚刚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损失。

1931年11月至1932年3月，刘少奇在《工运指南》和《红旗日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工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1931年职工运动总结》等一系列文章，正确估计了群众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转变白区群众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并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同志总是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圣经”来念，“他们不会估计到实际的具体的特殊的环境”。（见《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一文）他还明确主张应该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敌人的内部矛盾，去争取群众和同盟者，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然而，他的正确理论和策略却遭到王明一伙的粗暴攻击。1932年3月，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一书再版时，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右倾错误。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也发表《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刘少奇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又接二连三地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刘少奇，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月3日，康生也以谢康的笔名在《红旗周报》上撰写《机会主义职工运动的总结》一文，用极左的论调攻击污蔑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还撤销了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并逼迫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查。刘少奇虽然遭到诬蔑和打击，但他总是从大局利益考虑，严守党的纪律，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从不随便跟党内其他同志谈起。

刘少奇被调离中央职工部以后，下放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一边深入到浦东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边还抽出许多时间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理论。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毛泽东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2001年第2期　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的陈毅　吴跃农

新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陈毅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是邓小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的，并由毛泽东征求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后定下来的。50年代后期，陈毅奉调到中央工作，兼任外交部长，是分管科学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知识分子交往交朋友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知识分子愿意与他交往，促膝谈心，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求知若渴之人，懂得尊重人

上海解放时，周恩来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是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可见，上海工作对于稳定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效用。“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毛主席确信陈毅能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打好交道，能打开上海工作的局面。陈毅高度重视上海知识分子工作，在四大接管系统中，他亲自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并经中央同意，专门从香港调回熟悉城市工作、文化工作的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调回中共老资格的经济学者许涤新协助曾山处理经济工作，调回中共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夏衍任负责实际工作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他告诉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一一亲自登门，千万不能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

陈毅说，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基本的一条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上海接管后，陈毅指示夏衍筹备一个他以上海市长身份与上海文化界座谈的出席者名单，夏衍一时吃不准该请谁，不该请谁，加上以前在上海工作时，有亲有疏，索性搞了个范围很广的名单，意思是让陈毅自己来筛选，陈毅看了后，把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找来作进一步商量，不仅没有删名单，而是对名单充分研究后又进行了细致的增补。他说，范围广点好，都要请嘛！他语重心长地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是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勿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陈毅与知识分子交心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

这次会议，使上海的知识分子对陈毅有了深刻的了解，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许多人成了不折不扣的陈毅迷。夏衍也叹服陈毅为人的真诚。陈毅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这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大度为怀，善交朋友，这是陈毅赢得知识分子敬佩的奥妙

上海市刚开始设立文史馆、参事室，市政府秘书长只准备给文史馆30个名额，参事室34个名额，陈毅得知后，要秘书长都在后面加个零，秘书感到难办，对陈毅说：“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呢？”陈毅要他让下面各区统战部报名单，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一问，回答不是这个不合条件，就是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恼火了，拍桌子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他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我们现在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二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精通围棋，靠儿子养活。陈毅得知后，便专门到文史馆来，对文史馆副秘书长说，你们文史馆不是要人吗？我来推荐一位。副秘书长听完介绍，连连摇头，说，陈市长，你不知道，进文史馆条件有三：一是文，有文史水平；二是老，必须年满60以上；三是贫，生活有很大困难者。他还差一个条件，不够老，才56岁嘛。陈毅风趣地说：“你这位同志，怎么这样笨，把56岁倒过来，不是65岁了吗？”副秘书长恍然大悟，说：“我懂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也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交响乐团。上海解放后，军管会有人主张予以解散，“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有啥子用？”陈毅指示，不仅要保留，而且要搞得更好。他说：“交响音乐是全世界的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当时乐团所在地环境较差，在一个菜场的楼上，嘈杂混乱，陈毅亲自过问催促，使乐团搬进了一座花园洋房。以前乐团指挥都是外国人，当陈毅得知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第一个中国人将登台指挥的信息后，立即亲临现场予以支持。有一次，陈毅专门请交响乐团为中共上海市党代会演出，有的人以“我们是工农干部大老粗，对这玩意儿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为由，中途开始三三两两地退场，陈毅立即叫工作人员锁上剧场的大门，中场休息时，他告诫大家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听不懂也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黄贻钧等全团艺术家得知后非常感动，立即现场演奏了革命乐曲。上海交响乐团自188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演奏过中国乐曲，这次，他们演奏的是《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那些“听不懂”的干部耳朵竖起来了，听得热血沸腾，全场掌声雷动。陈毅满意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看到了吗？你尊重了人家，就能感动人家，人家就能让你听懂了。以后，交响乐可以演奏中国乐曲，但我们要有音乐的耳，要听懂西洋乐曲。”

大度为怀，善交朋友，在和风细雨中开导朋友。当时上海民乐界的卫仲乐是留美归来的琵琶高手，但性格颇怪癖，不爱与人交往。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话语投机，陈毅显示了一位领导干部对周瑟秦筝、胡笳芜管的广博爱好的情趣，对这位民乐高手予以嘉褒，这使上海文艺界的艺术家们甚为感动。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上海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他们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但又是在文学艺术上各有建树的赫赫之才。陈毅对他们总是虚心求问学术上的问题，充分尊重他们的知识才华，同时作为执政的领导人，又处处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通过细雨润无声的朋友交往，循循善诱，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投身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事业。张元济年长陈毅34岁，陈毅当上海市长时49岁，张元济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每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蛋糕，两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客气”，而是一种真正的尊重，陈毅的“内行”赢得了张老的敬重。上海解放时，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由于经济困难，工资发不出，他向陈毅求救，要求政府贷款，一张口就是“20个亿”（合现在20万人民币），陈毅没有就事论事，划拨贷款了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渔，陈毅和颜悦色地与他分析商务印书馆的困难原因，跟他谈改善经营之道的奥妙，他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20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20个亿，200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一席话说得张老先生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经营整顿，经济上很快好转。从此，张老对陈毅是真正佩服，逢人便夸。

仗义执言，“脱帽加冕”，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

1955年，民盟中央有一个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分析了解放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六不”现象：“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1956年，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著名的肯定知识分子作用的讲话。讲话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的定性：“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总理起草的讲话稿，他特别注意在报告起草中贯穿这样的思想：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还特别写道：“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

1957年，陈毅因脑血栓病离岗休养，没有卷入反右扩大化的运动中。但事后他是痛心的，这反映在他的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讲话中，真是痛定思痛，其言殷切。

1962年3月，中央在广州又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的座谈会，周恩来在这两个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经过反右冲击的知识分子听了这个报告热泪盈眶。会上，他们倾吐了多年来在“左”的思潮迫害下的艰难处境，与会代表的大多数竟然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送去劳动教养，代表们在小组讨论时说起这些来涕泪零落。

陈毅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对极“左”的做法深恶痛绝。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有急事回北京处理，委托陈毅主持座谈会，陈毅把准备与知识分子“掏心”的话与周总理概括地讲了讲，周总理表示赞成。他临走时对陈毅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观点，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他仗义执言，说：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激起全场掌声雷动。陈毅继续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还真挚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他几乎是呼喊着说：“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这篇3万多字的讲话，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悲愤交集，涉及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涉及了党怎样团结好知识分子的问题，讲得真诚动情，使到会的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激起了全场60多次掌声。也因为这篇讲话，“文革”中陈毅背上了“二月逆流”的“黑司令”的黑锅。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英明正确，深得人心，这使我们更怀念陈毅同志。

（作者注：本文材料来自有关陈毅传记、回忆录等书，特向著作者致谢）

2001年第2期　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刘德荣

历经“七无”艰难苦战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寇战败投降。当时在向南发展方针的误导下，我新四军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师长的率领下，于8月8日由苏北阜宁地区向南进发，提出了抢占南京的战略方针。三天后，由于蒋日勾结，时局发生变化，部队转向西进安徽。当进军到大洪山地区时，遭到桂系军阀李品仙部的阻击。相峙十余天，接延安总部密电，令我部回师两淮。来回千里“大游行”，一无所获，消耗了体力，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尔后同国民党军争抢东北增加了困难，付出了代价。

1945年9月28日，部队从两淮之间的河下镇出发，五天后过陇海路，进入山东郯城。此时适逢陈毅军长从延安参加完党的“七大”归来，在临沂为我们作报告，动员我们去东北。陈毅军长乐观地说：“东北什么都有，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个师。部队轻装前进，少带或不带武器弹药。”黄师长很谨慎地说：“不带枪还叫什么军队。”遵照指示，我们将重机枪、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留在山东了。

半个月后，我们过北宁路，发生了安亭事件，美军企图拦阻我们，感到战斗气氛了。11月16日上午，我部进军到冀东的卢龙，距山海关仅一天行程。前面传来消息：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夺占。我们抢占山海关，并坚守山海关的任务落空。部队转赴迁安出长城。

11月17日晨从迁安出发，北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走不远就到了冷口关，出长城了！极目远望，见不到村庄，见不到炊烟，我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薄的服装，继续向东北行进。行军速度很慢，第二天很晚才找到一个村庄，叫玲珑塔。从外面看约几十户人家，进村后却找不到人。经了解，群众害怕，都躲到山里去了。屋里的炕是冰冷的，不用说吃饭，就是想喝一口热水的愿望都难以做到。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行军数日，有人见景生情，说起姑苏女孟姜为夫往长城送寒衣的悲惨故事，更使寒意由内心透遍全身。

11月23日，靠近杨仗子（兴城西）时，根据中央电令，刘震、洪学智副师长召集各旅研究，准备阻敌前进。此时黄师长赶到，神情严峻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打！要撤，还不能让敌人咬住。部队撤向锦州、义县、阜新一线。

某部在兴城地区与敌接战，发现敌火器配置很有层次，火力密度高、且猛烈，同以前的国民党军大不一样，比起日本鬼子的火力还要高出许多。一接战就必有伤亡，如何妥善处理伤员，在无群众、无后方的条件下是最大困难之一。伤员从火线运送下来，只能借用群众的门板抬着，一个伤员需四个人抬，而这四个抬伤员的人的枪支弹药行装，又需两个人背扛。如此，一个伤员就需占用六个人来护送。算上伤员本人就是七个人不能参加战斗，加上天寒地冻，饥饿难熬，部队行军速度很慢。一个连队如有六、七个伤员，全连就变成担架队了。这是黄师长后来在阜新干部会上深情地为我们算的一笔账。

到阜新休整三天，12月26日师部召开干部会议。黄克诚师长根据一路的观察、调查、思考，在会上讲：我们现在条件很困难，主要是离开了根据地,无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无政府支援，无群众依靠,无后方供应,无粮草,无医药,无御寒衣物,武器差，弹药又少。如此疲惫之师,怎能同强敌作战(当前之敌有国民党的十三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新一军，均为美械装备)?只有走发动群众、开辟和创建根据地之路，把我们从苏北来的三万五千人作为三万五千棵种子，撒向松辽大地，生根发芽，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才能转弱为强，战胜国民党。

此前，黄师长已有电报给东北局，报告了“七无”困难情况，建议将主力部队划分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郑重提出：不如此不能改变“七无”困难局面，甚至有可能走西路军失败的道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本是毛泽东制定的一条军事原则。兴城地区撤退实践证明完全是必要的、正确的。可是在1959年8月党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军上下掀起一股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高潮，说黄克诚在历史上一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就说到：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命令黄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提出“七无”，把当时形势说成一团黑暗；又说黄企图“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畏敌如虎”……，要大家开展批判。我当时在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指名要我揭发黄克诚，而我认为1945年进军东北初期的形势确实如此，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处理。

阜新干部会议后，我们继续北上，师部与我旅同行。到东北改换装备的希望全落空了，部队士气低沉。我们仍按指示沿西满铁路，向通辽前进。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天气更加寒冷，“七无困难”毫无改善。部队行进在废铁路线上（无其它道路可走），一步跨一档不好走；跨两档呢？就如跳越了，且难以持续；跨在两档之间呢？脚下全是碎石，脚上穿薄底鞋，鞋底都被磨破了，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天气严寒，部队只要一行动中间就不能停下来休息，即使休息十分钟也不行，因为一旦休息，腿脚就冻僵硬了，再走路就更难了。所以一上路就不停，到晚上才宿营，连续走十几小时。有马的首长也不能乘骑，只能同大家一道步行，因骑马会冻坏腿脚。

张天云旅长有一匹骏马，红鬃黑毛，在苏北，老百姓都认识它，老远就认出那是张旅长的马。每当部队集合，饲养员把它牵引到队前，此马总是昂首嘶鸣、奋蹄蹬地，展现它的雄姿。在辽西的路上，此马昔日雄姿不见了，集合时，总是无精打采，垂着头，用它的脑袋在饲养员身上磨擦。除了饲料不足这个原因之外，它的主人，整个部队情绪低落，已影响到这匹骏马，有人说，马通人性，有感情啊！

在辽西的路上，有的战士因无法忍受严寒、冻伤、疲惫的煎熬而自杀。此时，我们深深地怀念苏北根据地，怀念苏北父老乡亲。深深感受到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党支持，没有群众依靠，是何等艰难困苦啊！

我们指战员大都来自江苏水乡，长期吃惯大米、白面，现突然改为一日两餐，全吃又粗又硬、难以下咽的高粱米，体能的消耗更加入不敷出。在进军东北的著述中，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把“饥寒交迫”同能征善战的大军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时的我们确实实在在地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行军作战。

1月12日，攻占通辽，歼灭由国民党收编的蒙王李守信部两千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部队御寒衣物有所改善，出冷口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饱了肚子。

通辽战斗后，曾一度向开鲁开进，进军一天后，发现那里全无人烟，不得不撤回，又沿铁路线，经郑家屯，向开通方向，剿匪开道，计划到洮南过春节。这时又遇大寒潮，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风助寒威，冷倚风势，狂风吹透衣裤，狠毒地掠去人体的热量，直刺肉骨，眉毛胡子上一层白霜，鼻孔出气喷出的是雪花，脸如被刀割、针刺，有传说说撒尿要用棒子敲，这一说法玄乎，但撒了尿后再也没法系上裤带的事例不少见，我自己就遇到过，手冻得不像是自己的，那个艰难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风雪里，人都站不稳，行军实在困难，不得已在一个叫黑水的小车站住下，首长与作战、机要人员都挤在一起，李雪山政委谈起出冷口以来的行军作战情况，说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比不上长征那时艰苦，以此鼓励大家。张天云旅长一向少言寡语，此时却动情地说：“比起长征来也差不了多少。”其他同志又议论起黄师长讲的“七无困难”，参谋长庄林说：“不止七无困难，还有无地图、无情报、无人抬担架……”副旅长胡继成说：“还加上无烟抽。”他的烟瘾大，这时只能靠警卫员帮他弄些大豆叶来过瘾。其他有烟瘾的也只能如此。大家七嘴八舌地罗列“十无”、“二十无”……总之困难重重，政治部主任陈志芳说：“主要困难就是‘七无’，如果‘七有’，其他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了。”此时李政委说：“只要按照黄师长的指示，创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能把那么多的‘无’都变成‘有’了。”

我们司令部的几个青年干部在一起议论，日寇投降时，当初我们不去安徽，直接挺进东北，提早国民党军两个月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创造战场，再迎战国民党军，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形势会是另外一个样了。

部队在洮南过完春节，继续北进，继续北进齐齐哈尔，沿途有苏军分队驻扎，张天云、李雪山亲自赴白城子苏军指挥部拜访，请其协助我军北进，但收效甚微。国民党通过派俄语翻译向苏军诬指我军为“胡匪”，挑唆苏军对我进行无理拦阻。在大赉、泰来、江桥等处均遇到这种情况。我二十四团一营在昂昂溪铁桥处遇到苏军千余人的坦克、大炮包围。要缴我们的枪，遭到营长张竭诚的坚决拒绝，险些发生军事对抗。

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

到昂昂溪一带，准备部署剿匪，创建根据地。此时情况又有变化，苏军准备全部撤出东北，国民党立即指派所谓的先遣军（即收编的伪满军、土匪军等）接收城市，而我们只能以战斗行动从这些国民党军手中夺取大中城市。部队又挥师南下，一路扫荡，于4月18日攻占长春，歼敌万余。4月19日接到总部急电，令我们日夜兼程，火速赶至四平街西面之八面城，与兄弟部队一道参加有名的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杜聿明集中了八个正规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军，约30万人。均由美国军舰、飞机运来东北。到东北后也是乘汽车、坦克行军，装备精良。他们傲气十足地向四平猛攻，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而我军在四平仅有新四军三师的四个旅，山东部队一、七师（旅）和冀中的保一旅，共约五万余人，分别由苏北、鲁南、冀中地区长途跋涉，又经大小数十次战斗，真可谓精疲力竭，我们的武器弹药就更不能与敌人的美械装备比较了。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毛主席4月27日电令：“化四平为马德里”，“要打出一个和平来”，部队不懂什么叫“马德里”，李雪山政委就解释说：“四平变为斯大林格勒，死守！”张天云问：“我们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条件吗？”可以看出，将领们只是执行命令，并无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如有些同志说的，四平保卫战，不是我们打敌人，而是挨敌人打。从4月18日起，到5月19日夜止，苦战32天，部队伤亡16000余人。7月间，我在肇东遇见在四平保卫战中负伤的二十一团特务连长李得胜，一见面就摇头叹气的说：“我们团从淮安出发，全团有两千来人，战斗到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五百来人。”这些都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精英，按黄克诚师长说的，全是种子啊！“马德里”丢掉了，和平也未打出来。有资料记载，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30日毛泽东找黄克诚谈话，批评黄一贯右倾，举例进军东北初期作战，说“什么七无？有那么多的困难，叫你们打是为了和谈。”黄说：“东北初期有些仗不该打，四平保卫战就不该打嘛。”毛主席说：“那是我决定的。”黄回敬说：“你决定也是错误的。”不难理解，一个说的是权力，一个说的是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创建根据地

四平街撤退后，我们大踏步北撤。“七无”的困难状况不仅继续存在，部队士气低落到最低点。吵架、骂人、不服从管理，干部懒散，部队纪律松弛，违纪事件屡有发生。不仅战士开小差，干部也有，甚至有营长带枪逃跑的。四平街撤退病号增多，又缺医少药，只能在伙食方面想法作些调理。平常人吃高粱米还难以下咽，病号就更不适应了。指导员、司务长、炊事班长想掏出心肝来换些米面做些病号饭，却难以做到。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这两位战将，皆因过度劳累和情绪不佳而离岗休养。六月底，辗转到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东、肇洲、肇源）地区，旅部驻安达。这时西满军区才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按地区划分，改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实行三位一体，执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也是东北局七月会议的精神。

三大任务开展前，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黄司令员到各团巡视，严查部队纪律状况。发现有伤兵吃馆子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还有砸戏院等严重违纪现象。为整顿军纪，在明水就地处决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将接兵团的营长魏保山撤职罚当挑夫，整顿了因“七无困难”条件下疲劳作战带来的涣散状况。

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剿灭土匪，就反不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群众就不敢起来。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难以消灭，土豪劣绅就能在暗中控制群众。剿灭土匪是前提，打击土豪劣绅是条件，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目的。

东北土匪（当地叫胡子），有两大特点：枪法好、马术精，并因此出名。我们虽是主力部队，经常同日伪、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面对那帮地形熟、跑得快、马术精、枪法准的惯匪，开始真有些不好对付。并且土匪成分杂，渗进了大量民愤极大的原伪满军官、伪警察、伪政权人员，这些人一心与人民为敌，均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成为座山雕式的匪徒，在三肇地区有“草上飞”、“花蝴蝶”等人聚集的大股匪帮，他们作战顽强，不愿投降，因而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我方伤亡亦大。在剿匪战斗中，有团级干部伤亡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开始时，首先是大部队围剿，在击溃大股土匪、地主武装之后，紧接着把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排、班分驻自然村，几个战士组成小组，挨家、挨户、串门谈心，一次又一次走访群众，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样一些具体小事做起。这对于接近群众、疏通感情很实际，很见效。群众不仅听我们讲，还看我们做，很快就消除顾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的，视如一家人，情同手足，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我们的干部真像种子一样，撒向群众发芽生长。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担水、扫院子、家访等具体工作，是任何大道理、大文章、开大会、做报告所不能替代的。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重要，如果没有担水、扫院子、促膝谈心，群众是不会轻易相信我军是人民军队的。

在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由自然村到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土豪劣绅，产生了基层政权。真正体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造党的理论。

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随我旅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向西满分局报告工作。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形势完全改观了。我们有了政权，有了地方党组织，医药、医院都有了。从此，“七无困难”消失了，群众纷纷自愿参军，部队扩充兵员，改善了成分，士气普遍高涨，战斗力起了质的变化。人民是人民军队力量的真正源泉，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

进军东北初期，黄师长的“种子”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实践证明：种子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种子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里就有“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记载），绝对不是逃避战斗，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

1946年10月开始，部队集中整训后，雄赳赳，气昂昂，重返松辽主战场，改变了敌我进退的形势。1947年5月初，距四平街撤退一周年，我们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连续发动了夏、秋、冬的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

5月初，我们二纵队（原三师三个旅编成）在刘震司令员的指挥下，以迅雷之势奔袭长春以西30公里的的八家子，以猛虎扑羊动作，捕捉到了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九十团，干净利落地将其歼灭。紧接着，在一、七纵队协同下，追歼援敌八十七师于小黑林，击毙敌七十一军参谋长，直追至四平以南。

经一段时间整训，我军于9月初发起了秋季攻势。由郭尔罗斯前旗出发，绕经农安、长春、公主岭、四平街等敌军据点，长途奔袭500里，直击昌图之敌一三O师。是日是中秋节，我们披着明媚的月光，在入秋首次瑞雪的掩护下，未经炮火准备，就直冲城内。经四个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师，俘虏八千人。不等敌军反应过来，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于四平南之大洼地区，经一夜激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五O团。该团是王牌军中的王牌。团长王耀云是国民党军中的英雄，被我军当场击毙。为揭穿国民党的一贯谎言，我们用一口棺材，将王耀云的尸体用四匹大马拉着，派吹鼓手拥送到四平街城内，迫使南京中央社不得不承认事实。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同声齐唱的一首激昂的战歌，站队唱、集合唱、行军也唱，这首歌是动员令，要大家齐来打败新一军，可见新一军在军界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一军列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被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誉为“东方隆美尔”。此人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保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攻读。1942年4月率新三十八师在缅甸仁安羌击溃日军，救出被围、行将覆灭的英军第一师，被英国女王请到英国伦敦，亲自授予大英帝国自由勋章。就是这位声名显赫的新一军军长，从1945年11月始，乘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追击我们这支刚进入东北的新四军三师部队，成了冤家对头。从山海关、四平街、长春、德惠都是新一军逞威风。孙立人给新一军带来旺盛的士气和嚣张的气焰。我们只能以局部优势的兵力，一个连、一个营的消灭某一部，打了就跑。夏、秋季攻势，我们接连歼其两个整团，占新一军全部兵力的九分之二，算是很大的大仗了。

东北蒋军以新一军为核心部署，只要一触动新一军，其他各部就向其靠拢，维护新一军不使其受损失，是蒋军各部的责任。蒋空军一得知新一军驻地有战斗，不需参谋总部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就主动派飞机支援掩护。就是因为这些，各部队都以能打败新一军为荣，以打硬仗打恶仗为荣。歼灭新一军一五O团，其意义不在于歼敌一个团的兵力，而在于歼敌王牌军中的王牌，是掏心战，表明我军能打硬仗、恶仗，是我敌战斗力升降的重要标志，引起双方高层的重视。据传，在南京的美军军事顾问团为此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冬季攻势就更热闹了。此时，国民党换上其参谋总长陈诚主持东北战场。陈诚接受夏秋作战失败的教训，将分兵据守改为集团防御。在沈阳北集中了新一、新六、二O七、新五等军，组成了集团防御，我军虽集中了六个主力纵队，却难以寻找突破口。几经运动迂回，终于在北宁线上，新民以西之王道屯、公主屯地区，捕捉到敌新五军，迅速将其歼灭，生俘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中将，同时将敌四十三师、一九五师师长一并生俘。陈林达是个大胖子，缺乏军人风度，俘虏他的我军班长称：陈林达耍死狗，是个孬种。

歼敌新五军是1948年1月6日，大地一片雪白，天空晴朗，傍晚发起总攻时，无数照明弹高挂于空，五颜六色，把夜晚变为白昼。无数的曳光弹和铺天盖地的炮火，映红了整个夜空，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战场的美景使人终身难忘。

歼敌新五军之后，就使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点，战略大决战的形势逐渐形成。

辽沈大决战

1948年9月，距我们离开苏北正好二年。部队跨长城、转战白山黑水，踏破松辽千里雪，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根据地，克服“七无困难”，提高了战斗力，终于迎来了辽沈大决战。

由新四军三师主力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被敌人称之东总两只猛虎之一，她的行动，已成为敌方判断我方战略行动的一条根据。为了迷惑敌人，二纵隐蔽了电台，改番号为“天津部队”。9月初，各部队秘密向南运动，9月中旬突然出现在义县城下。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欲图锦州，必先取义县。敌人对义县防御十分重视。城墙既高又厚，相隔几十米有一碉堡凸出城墙外，轻重火器的射界能控制一百八十度，进行三面射击。城外有八米宽、两米深的护城河，紧挨护城河的地方有两道铁丝网，护城河。铁丝网前密布地雷阵地，加上城内重炮拦阻、空中支援，构成多层立体防御。敌人傲气十足地称之为“固若金汤”。

高层指挥对攻打义县十分重视，视为攻锦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攻锦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指战员把攻击义县战斗看成是攻锦实战练兵的大好机会，鼓足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战前准备主要是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进行逼近作业。攻城突破的重要战术手段是挖壕。白天轻挖，夜间大挖，一直迫近到敌护城河前。

第一次有强大炮兵配合，是各级指战员所没有想到的，大家欣喜若狂。多层炮兵齐射，炮火猛轰，城塌堡陷，泥块把护城河给填埋了，成为步兵冲锋的垫脚石。凌晨发起总攻，当晚即结束战斗。

义县战役，我军最大损失是炮纵司令朱瑞触雷牺牲。

攻克义县，全歼敌暂编二十二师等15000余人，生俘其中将师长（名字忘记了）。此人系滇军将领，黄埔系，对我军高级将领较为熟悉，虽为战俘，尚不失儒将风度。五师政委石瑛接见他，问他有何要求时，他说：“败军之将，不敢做非分之想。如果能予同意的话，请将内人移送锦州城内卢兄、卢峻泉处。免她也受俘虏之苦。”石政委说：“这样做对夫人不是安全之策，甚至有危险之虞。”那将称：“贵军长于围城打援。围锦意在图援军，锦州尚不至于有危险。”两人对锦州战事前景估量的对话，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敌有意坚守锦州，组织东西对进，会战于锦的打算。这一有益情报，速报总部参考。

义县战役一结束，各部即向锦州靠拢，准备攻打锦州。

攻锦前，林彪司令员到五师，在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动员讲话，大意是：五师进步很快，义县打得不错。这次打锦州，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仗，要准备狗急跳墙。攻锦州，我准备用两把尖刀，即五师和七师，并肩突破，要不惜一切，要死打硬拼，要有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无论多大伤亡，要冲进去。我们有强大炮兵，用密集炮火打开口子，部队要以密集队形冲锋，要像散大戏那样，你挤我、我挤你的队形往前挤，往前冲。打鞍山、吉林，用疏散队形，一个营用了33分钟才进去。太慢了，伤亡大；要用密集队形，要你挤我，我挤你，冲！要狠，要用足劲，打开突破口。就算五师完成任务！

林彪司令员讲话后，各级首长均以宣誓式的讲话来表达决心。从首长到炊事员都鼓起了一股拼劲、狠劲！

攻锦州的炮火准备也是空前的。参战炮兵分五个层次：总部炮兵，以150以上口径的榴炮编成；纵队炮兵，以野榴炮组成；师山炮营担任抵近射击；团九二步兵炮、重迫击炮随部队跟进；营连八二迫击炮、六零炮直接掩护冲锋。火力准备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总攻击前几天进行，将敌已暴露的工事编成号，逐个击毁；第二阶段是主攻阶段，五个层次的炮兵齐射，打开一个50至80米的突破口，为冲锋部队扫清前沿的一切障碍。锦州总攻前的火力准备，主要在锦州城的西北方向，五、七师正面就用了三百余门各种火炮。总攻开始后，一、二、三火炮立即执行第三阶段任务，延伸打敌纵深和拦阻射击以打击敌人的反冲击。

锦州总攻开始是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按东总命令，总攻信号弹是由五师参谋长汪洋手发的。由于强大炮火齐射，把敌人打蒙了，失去了反应，也无还击的能力，尖刀营仅用了17分钟就冲进突破口，伤亡不大，迅速向左右扩大战果，撕大突破口。

锦州战役准备充分、士气高昂、速战速决歼敌十万余人，生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中将，兵团司令卢峻泉中将。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仅用了32个小时。

锦州大战前，敌我双方总兵力相当（敌含傅作义部分），蒋军占有装备及海空军优势。范汉杰为黄埔一期生，任蒋陆军副总司令。九个月前调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在他的校长亲自领导下，很有信心地要同他师弟、黄埔四期生、共产党人较量一下，向蒋提出“坚守待援、东西对进、决战锦州、扭转战局”的十六字方针，得到蒋介石的满口赞同。

东西对进是个好主意。西面傅作义有何想法？他在想下一步东北大军进关应如何对应。东面的文章要由廖耀湘来做了。此人在法国圣希尔军校镀过金，1946年5月率蒋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攻占四平街有功，以稳扎稳打著称，向为蒋介石重用。这次由他率领的由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新三军、二O七师（军）组成的精锐兵团，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增援锦州，企图与范汉杰会合，实施锦州大会战，这是蒋介石、范汉杰、廖耀湘精心策划的如意算盘，可惜志大才疏。

这个沉稳持重的廖耀湘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他不是沿北宁线直逼锦州，而是向西北绕道占领黑山、北镇、新立屯、彰武一片地区。作家、记者们都说廖耀湘此举全在“磨洋工”，除含有嘲弄之意外，也是外行之言，小看了这位蒋介石爱将。廖占彰武、新立屯意在截断我大军后勤供应线，从侧后威胁我攻城大军，动摇我攻锦州之决心。还有一着杀手锏，就是在我攻锦酣战不下之时，将他的五个军、15万人组成的精锐兵团投入攻打锦州之战，造成里外夹攻，同范汉杰内应外合，以制我军于死地而一举成功。他完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术考虑。战争不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

东总10月12日敌情通报通知各部，敌廖兵团是日占彰武、新立屯，由我十纵、五纵钳击拦阻，各部务必专注锦州，加紧攻城的一切准备。意在告各部不要去理会廖兵团的行动。正巧，此时转来东总副总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的电报，要攻锦部队的伤员齐送赤峰地区，那里已做好准备。首长们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知道黄司令员在此地为锦州大战做了战场准备、后勤安排，平添了力量。三年前就在此地区遭遇“七无困难”，今天成为“七有”的胜利条件。廖耀湘切断我后勤保障线的行动已不起任何作用。说明攻锦之战早有全盘的战略布局。

锦州战役，以我大获全胜而出敌我双方高层意外，战局发展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急剧变化，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辽沈大战。

从10月20日开始，各路大军奉命向东运动。兄弟部队作前卫，我们纵队晚于他们两天跟进。因我们连续攻义（县）锦（州），部队伤亡大，东总意图将我们作总预备队。开始两天仅以战备行军速度跟进，两日后抵大虎山，前面传来枪炮声。炮声隆隆，催人奋进。此时东总电令我们加速前进，准备投入歼灭廖耀湘兵团之战。部队即以临战姿态，急行军跑步前进。于25日在励家嵩棚、胡家嵩棚一带投入对敌廖兵团的激烈战斗。

歼灭廖兵团之战很特殊，首先是敌人乱了，懵了。范汉杰已全军覆没，蒋介石仍坚持东西对进，仍命令廖兵团攻锦州，夺回锦州。而廖耀湘不听蒋的，自己决定去营口，在营口地区固守待海运关内，或回沈阳守城待援。对此东总已预有部署，着部队穿插至盘锦地区，阻断敌退营口之路，廖已无路可走，只好被迫退向沈阳，在我数十万雄师压迫下哪能不乱。从廖耀湘到连队，上下都乱了套，上头不知各部位置，部队不知自己任务，如何处置当前战斗。而我们战斗情绪特别高涨，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冲，无须按作战程序进行准备，以营、连、排为单位，攻击前进，团以上指挥机关跟着部队向前跑就是了，只要发现敌人，就冲上去俘虏。一群俘虏里就有连以上十几个单位的，甚至有跨师、跨军的俘虏挤在一起，足见敌人乱到何种程度。就这样，用了二十几个小时就把中国国民党最精锐的兵团歼灭了，当场生俘了廖耀湘及新一军军长李涛等一批将领。

26日下午，林彪司令员电令：“敌全线溃退，我应以乱对乱，追。”这是一道作战命令，是在辽沈大决战中向几十万大军发布的一道作战命令，只有十二个字，是我记忆中最短的作战命令，是短的不能再短了。十二个字分三段，第一段五个字，包含了对敌情判断，向全军作的战情通报；第二段，六个字：“应以乱对乱”是向全军下达的作战行动命令，它知已知彼，切合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切合战场的作战行动；第三段，一个字，追！将数十万大军的行动，甚至营、连、排的具体作战行动都指明了，追就是了。

这是一道命令，也是一道战斗动员令，首长们接电后，人人兴奋起来，立即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人人兴奋，个个热血沸腾，忘却了一切疲劳，双脚自动地跑动起来，跑步前进！各级指挥员齐声下令，将铁镐、铁锹扔掉，把米袋扔掉，跑到前面，到处都有敌人扔掉的武器弹药，捡就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追击就这样在松辽大地上轰轰烈烈、十万火急地展开了。开始总部还以电报划分各纵、各师所沿路线，甚至规定某部走公路的左半边或右半边，以防止大军堵塞道路，阻碍前进速度。这并不实际。谁跑得快，行军力强，谁就冲在前面。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能让敌人再有组织抵抗的机会，目标沈阳！

10月底，巨流河已结薄冰，水及腰深，我们徒涉过河，无一人怕冷叫冻的。从巨流河到沈阳的皇姑屯，约100华里，部队都是跑步向前冲。某团仅用了三个半小时，平均速度28华里，这是徒步追击的速度，是经过连续作战50天、强攻义县、锦州、胡家嵩棚等一连串的大仗、硬仗、恶仗之后，体力付出极大消耗之后所进行的速度。人人心急火燎，个个嘴唇爆裂，刘震，吴法宪也一样。有没有生理学家、医学博士们研究过人的体能活力究竟有多大？人在情绪亢奋高涨时，特别是战斗胜利时，体能的发挥与平常时的比较，是怎样的一个方程式！同30个月前四平街撤退时，体力疲惫情形是一种什么关系？

守备沈阳之敌系周福成兵团，在锦州范汉杰集团、长春郑洞国集团全部被歼灭之后，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最具战斗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之后，沈阳守敌周兵团虽有10万之众，已士无斗志，成惊弓之鸟，不战自乱，不战自溃，除特务、武装地主作些零星战斗外，敌周兵团实已溃散。11月2日，我们大军潮涌跑步冲进了皇姑屯，冲进了铁西区，冲进了沈阳。沈阳解放了！辽沈大决战胜利了！全东北解放了！（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1年第2期　盐城“二乔”　王光远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出席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当他得知坚持下乡务农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董加耕不知何意，回答说：“您问的是否指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指的是胡乔木和乔冠华。”

胡乔木和乔冠华不但是同乡、同学，而且同用一个笔名——乔木。

盐城是苏北名城，抗战时期新四军总部就设在此地。胡乔木原名胡鼎新，是盐城县鞍湖乡张本庄人；乔冠华是盐城县庆丰乡东乔庄人(现属建湖县)，两地相距不远。胡乔木生于1912年6月1日，乔冠华生于1913年2月21日(农历)，两人相差不到1岁。

胡乔木6岁入鞍湖小学，12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后改名扬州中学），18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他酷爱文史，校长吴有训劝说他转入历史系。1930年底，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历史系只读了一年，就被调任为青年团北平市委专职宣传部长。

乔冠华毕业于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先入宋村亭湖中学，后转入教会学校淮美中学，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盐城“二乔”就有了同乡、同学之谊。胡乔木离开清华后，有一段时间与家中失去联系，其父不放心，曾派其姐夫张肃堂来北平找他，首先找到了乔冠华，通过乔冠华才找到胡乔木。

胡乔木1932年回到盐城，在城里贫儿院当教员，经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后叛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胡乔木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1935年因反对校长郭任远，被勒令退学。他随即来到上海，担任“社联”（中国总同盟）书记。因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7年奉命调往延安。先后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等职，1938年底调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他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下起草的。1941年5月，《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发行《解放日报》，胡乔木开始以“乔木”的笔名，为该报撰写社论，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乔冠华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两年后因参加日共外围组织，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三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5年经老师金岳霖的推荐，以公费去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经留日同学赵一户介绍，在广东余汉谋部当参谋。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来到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负责写时事评论。这时开始用“乔木”的笔名。有一次，胡乔木的妹妹方铭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结果寄到了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后，他来到东江游击队，后经桂林辗转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兼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仍用“乔木”之名写作。这样一来，在党内出现了两个“乔木”，为了加以区别，人们把在延安的“乔木”称作“北乔”，把在重庆的“乔木”称作“南乔”。两个“乔木”不在一起，尚可相安无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胡乔木作为随员，也来到重庆。两个“乔木”碰到了一起，有时《新华日报》上发表“乔木”的文章，人们弄不清是哪个“乔木”所写。于是要求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原来“北乔”使用此名在“南乔”先，但“南乔”真姓乔，“北乔”却姓胡。毛泽东建议“北乔”在名字前加一“胡”字，这样就有了区别。此后，“胡乔木”的大名就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全国解放后，胡乔木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同时先后兼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参加起草过《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参加审定《邓小平文选》，仍是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周恩来曾说：“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乔冠华曾担任过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解放后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室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2001年第2期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李 锐

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这个1917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近二十年来，幸亏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民主法治落后，腐败现象丛生，人民对此很不满意。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技与经济的竞争日趋剧烈。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经济竞争力却仍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湾居前十位）。这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啊！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挨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实践，以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二十多年弯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灾难，几乎走上一条绝路。而那二十多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人文突飞猛进的年代。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耄耋之人，余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难涉，常常只有回顾与反思。反思种种经历，走过的道路，哪些事还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随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在经济生活方面能有这样巨大的进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我现在想谈的，还是同“防左”有关的一些感想，先从个人有关的经历谈起。

重视历史经验教训

应该说，从抗战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风，自己的经历还算比较顺当的。当年接受党的教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为抗战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1939年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会议。听王明、博古作过报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厚版书，印象很深，如同讲坛上的迂腐教授，当年大家并不喜欢这种搬书本的教授。会后和胡乔木到湖南检查工作，转了一个月。当年我在地方上“红”了（即暴露了），南方局决定调我到延安。又同胡乔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调到《解放日报》。在这期间，我的处境还比较正常。

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党的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由于发生了王实味等问题，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我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我以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问题。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我们党根深蒂固的问题。

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里整的严重后果。土地革命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

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错误肃反的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说什么延安党政军机关“特务如麻”，毛泽东也曾一度相信，随即扩大到华北、华中所有根据地。当时沿用刑讯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红旗党”，把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我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打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1950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政治运动一直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1978年后我们党大刀阔斧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万言书”的攻击么？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穷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思想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高潮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尤其恩格斯到了晚年，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直至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痛苦，而更快地导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时期的革命的设想，竟为东方革命国家一一实践！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曾匆匆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垂死阶段这一结论，似乎资本主义的寿命屈指可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时还提出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长期的过程。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历史实际的正确政策。可惜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新认识，加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不成熟，遇到困难就搞阶级斗争，搞肃反，实行镇压政策。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一切仿效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死抱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已经过时的观点，生搬硬套。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遵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颠倒了。战争年代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搞三三制；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毛泽东还谈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建国后可惜被抛弃了。新中国一成立，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搞“一天等于二十年”，搞“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直错到十年“文革”，到“崩溃的边缘”。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端。

其次“左”的反复出现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体制问题（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有待加强，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了。

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治的国家。旧社会的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我们的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客观形势使然，当时不能不这样做。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搞“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第三,从文化层面上讲,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斗争，法治难于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不讲科学规律，排斥法治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包含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思考，平等的争论，最终是实践的不断检验；科学精神有赖于民主精神，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权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崇拜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是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各种建设不犯错误，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们过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于是导致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定于一尊，一个人说了算。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种习惯有了改变，但还不够彻底。我们还出现过同科学精神相反的“新权威主义”热，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还没有完全脱钩。

第四，“左”似乎有一种“惯性”，“越‘左’越革命”，作为一种“生存意识”深深地铭刻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传统旧观念，至今还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被告诫要“夹住尾巴”；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总被提拔重用，“文革”时造反派人物有些依旧升官跑红。因此“万言书”不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甚至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理论。相反，强调反“左”，强调一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下党和国家都应该走上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就会被认为“自由化”了、不利于“团结一致”了。

总之，民主、科学、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靠，我们必须遵循邓小平理论，坚定不渝，贯彻到底，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坚决贯彻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20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强。

1980年8月3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1997年9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解决得不够好。而政治体制改革如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我认为还很不够，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我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希望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采取具体措施，坚决贯彻邓小平1980年的讲话。

（李锐同志的原文，长约12000字，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时有所删节）

2001年第2期　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金 凤

核潜艇和“两弹一星”一样，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战略意义和威慑力的尖端武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国防的有力保障，在研制中功勋卓著的黄旭华是我解放前在交通大学就读的老同学。想起当年那个热情活泼、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并于上海解放前夕加入地下党的小伙子，如今已成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和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怎不令人高兴不已，感慨万千！

我是在参加上海交大百年校庆和几次校友聚会时重新见到黄旭华的。我们都已年过古稀，报国之心不改，通过几次交谈，让我了解了黄旭华参加组织领导研制我国核潜艇的一些情况。

服从分配，甘做无名英雄

1949年，黄旭华从交大造船系毕业，分配到新成立的船舶工业局工作。踏上工作岗位后，他勤奋出色，不几年便当了潜艇设计科科长，跟苏联专家学习，从事扫雷艇、猎潜艇、常规动力潜艇的仿制工作。

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试验核反应堆开始运行。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邀请有关领导和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他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

1958年7月，有关部门组建了导弹核潜艇的设计研究队伍，32岁的潜艇科科长黄旭华受命参加了这支重要队伍。

黄旭华十分兴奋，他至今记得当时领导上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坚决完成任务；二、参加了就要干一辈子，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退出去；三、工作机密性很强，严格保密，准备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能暴露个人姓名和工作地点，和家属少联系。

黄旭华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排除一切艰难险阻，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艰苦创业，打破大国封锁

核潜艇特别是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是集中艇船技术、核能技术、导弹技术、核弹技术和导弹水下发射技术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反映。导弹核潜艇的设备、仪表有两千多项，近五万台件，电缆近三百种规格，长度近一百公里，管道二百多种规格，长三十公里，总体建造材料有一千多种规格。这些设备、仪表、电缆、管道和材料，全部立足于国内制造。它们的研制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和21个部委、两千多个工厂、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黄旭华谈到这里，十分动情地说，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当时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还很低，科学实验设施简陋，计算手段也很落后，只有几部手摇计算器，有时只好运用古老的算盘进行计算。

更主要的是，当时国际上包括资本主义大国和社会主义苏联，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黄旭华气愤地谈到，1959年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来到中国，中国政府曾向他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的要求，赫鲁晓夫竟然傲慢地拒绝，说什么核潜艇技术十分复杂，花钱太多，中国没有能力研制核潜艇。他甚至提出要和中国搞什么“联合舰队”，苏联出舰队，中国提供基地。毛主席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要中国出让主权的无理要求，他大义凛然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句话自然是句气话，意思是无论怎样困难，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一定会自力更生地研制出核潜艇。这句话传到部队，成为黄旭华和他的战友们排除万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研制核潜艇的巨大动力。

黄旭华说，开始探索研制核潜艇时的技术队伍很弱，除了几位刚从苏联学习常规动力潜艇专业的留学生，主要是新调来的年轻技术干部。有的技术人员连仿制常规动力潜艇也没接触过，要从头学起。以后陆续补充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更没有实践经验。

最要命的是他们手头没有核潜艇的设计参考资料。国外刊物上难得找到的点滴资料，真伪难辨，不能作为研制工作的可靠依据，一切都得从头摸起。

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是一个荒山半岛，条件十分艰苦。大风终年不停地刮，刮得连树都栽不起来。又赶上60年代初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和棒子面。黄旭华是广东人，组织上照顾南方出生的同志，每月仅供应两三斤大米和一、两斤面粉。食油供应也少，黄旭华一家五口每月只有一斤半油。生活上的种种艰苦，黄旭华他们都忍受了，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经受这样的困难。1964年至1965年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生活有所改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白天必须搞“革命”，黄旭华和一些技术骨干还得挨批斗。但是到了晚上，办公楼灯火通明，黄旭华和大家一起自觉加班加点，把白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1967年，黄旭华被“勒令”养猪，1968年他才被“解放”出来，夜以继日地继续进行研制工作。夜半寒风刺骨，工厂施工遇到技术问题，一个电话，他们立即掀开热被窝，穿起工作服，冒着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严寒，爬山五十多分钟，赶到工厂，找出技术故障，和工人一起干到天明。

我问黄旭华，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在这样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坚持核潜艇的试制工作？黄旭华回答，全凭爱国的志气，一股强烈的报国之志，一种无论如何中国人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的强烈革命责任感。

他向我详细解释了导弹核潜艇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导弹发射有几种方式：一是从陆上基地发射，射程远，威力大，但人家导弹对准你基地，不保险；二是车载导弹，体积和射程受到限制，对选路质量要求很高，人家照样能发射导弹对准它；三是飞机发射导弹，飞机场和飞机都易受攻击；第四种便是核潜艇带导弹长时间地潜伏海底，伺机发射导弹。全世界的海洋这么辽阔、这么深，只要能保存一艘核潜艇，便能打击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和交通要道，保持核打击力量。他说，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便发表严正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遭到核打击，如何有力量保卫自己呢？导弹核潜艇便是保持第二次核打击的主要武器。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导弹核潜艇在保卫祖国事业中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身负重任的黄旭华他们这批科技人员能在如此空前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就不难理解了。

辩证思维，指导研制工作

生活上的艰苦、政治上的艰难吓不倒立志要研制出核潜艇的黄旭华和他的战友们，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

黄旭华首先考虑的是制造核潜艇应该采取什么技术途径？攻关课题如何确定？设备、材料如何选型？战术性能如何制定等等。

在交大读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黄旭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研制工作。他和领导一起研究，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发动大家从国外报刊杂志的点滴报道中，带“放大镜”去找，用“显微镜”加以放大，一有线索就跟踪追寻，务求摸清有关核潜艇的研制情况和发展趋势，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提高我们设计研制工作的起点。同时，领导小组又组织大家到全国有关的科研生产单位，摸清国内的科技水平、实验条件、生产能力和科研成果，以便立足国内，研制核潜艇。

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调查研究中，富有辩证思维的黄旭华发现，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越是复杂的尖端系统工程越是要利用国内成熟的技术，加以综合利用和提高，特别是总体研究设计，更要在综合运用上做文章，在运用中加以提高发展。他力求运用辩证观点妥善处理好先进和现实、尖端和常规、重点和一般等关系。他认识到尖端并不神秘，综合就是创造，综合能出尖端。他们围绕核反应堆给潜艇带来的特点，将尖端系统工程分解为常规单元，确定了两项总体攻关课题和七项系统、装置和设备的攻关项目，有条不紊地分解给研制人员，并在全国开展大力协同工作，合力攻关，啃下一个个攻关难题。

结合国情，独立设计

研制核潜艇要瞄准世界尖端技术，认真学习、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但黄旭华认为，不应盲目地踏着人家的脚印，走人家的老路，而应独立思考，通过大量细致的科学实验工作，得出自己的结论。

例如确定核潜艇的线型要适应潜艇水下高速航行的要求。美国的做法是第一步先集中力量解决核动力应用于潜艇带来的一连串技术问题，第二步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摸索适合核动力水下高速航行的水滴线型。在两者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第三步将两者结合起来，研制出水滴线型核动力潜艇。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核潜艇国家，这样分三步走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我国研制核潜艇似乎也应这么办。

黄旭华认为，既然人家经过探索，走的路成功了，我们不必重复他们的脚印，也分三步走，而是可以大胆地三步并作一步走，一步就把水滴线型和核动力结合起来。

要使这一大胆设想变为现实并非那么简单。黄旭华和许多科研人员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水，费了多少心血。为了掌握好核潜艇水下高速和近水面低速航行时的操纵性能，他们反复进行了风洞、悬臂水池和水舟航模的试验，又通过潜操仪进行仿真，取得上万数据，才使方案成为现实。这样做比分三步走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

为了使核潜艇能满足导弹发射对核潜艇航行姿态稳定的严格要求，黄旭华他们查看到的美国资料说，美国曾考虑在核潜艇内装一个重达65吨的大陀螺，用来稳定核潜艇发射导弹前后的航行姿态。这样一套庞大的机械装置，加上辅助系统，不仅要增加一个仓室，增大了核潜艇的排水量，影响它的航速，而且多了一个攻关课题。

黄旭华从大量试验数据分析，认为安装大陀螺并不是解决稳定发射姿态的惟一方法。如果从操纵的设计上多下功夫，有可能代替笨重的大陀螺的作用，满足水下发射条件下航行姿态的严格要求。

黄旭华果断否定安装大陀螺的办法，认真检查实验工作，取得科学数据，从操纵的设计上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反复试验。实践证明这样做完全正确，效果非常好。我们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在进行水下发射试验时，核潜艇的航行姿态稳定得像在陆地平面一样，它的偏航角、纵横摇摆角以至升沉变化等几乎接近零！

“斤斤计较”，万无一失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国防科技的尖端项目。敬爱的周总理当年曾对核工业指出：“严肃认真，周到细微，稳妥可靠，万无一失！”黄旭华他们在研制核潜艇时，正是这样做的。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学造船的人都懂得造船时必须保证船的稳定性的重要性。他谈到在交大读书，老师曾讲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系毕业生的纪念戒指上刻有I/V稳性公式的图案，意思是要大家牢记稳性的重要性，千万不能大意疏忽。核潜艇的设备、仪表、附件有几万件，电缆管道密密麻麻，如何精密地确定各个设备、仪表、附件以及电缆、管道和船体材料的重量重心值，然后调整出一个理想的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这是个尖端课题，但又可用常规方法解决。

黄旭华要求所有负责设计的人，都要到有关工厂、科研所蹲点，去弄清楚并控制好与自己有关装艇的设备、仪表、附件以及管道、电缆的重量重心值。在建艇过程中，凡上艇安装的设备、材料，在进船台和上艇前都要精确地全部过秤，记录在案。安装过程中切下的边角余料，多余的管道、电缆，凡拿下艇的也要一一过秤，并从上艇时秤出的重量中扣除。在整个建造过程，他们都是这样天天过秤和“斤斤计较”。这种方法听起来多么土呀！然而，他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精密地求得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然后计算、调整。他们做到几千吨级核潜艇的排水量和稳性设计的计算值，建成后的实艇测量值相差无几，几乎一致。他们不是用“大跃进”时代那种不科学的土办法上马，而是靠“软科学”上马，靠思维的软性功能把常规综合成尖端，靠研制过程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斤斤计较”的工作，终于保证核潜艇研制成功。

黄旭华把核潜艇研制过程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思想作风归结为“核潜艇精神”。正是这种高尚精神指引大家忘我工作，奋勇前进，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直到研制成功。

甘冒生命危险，参与深潜试验

黄旭华概括的“核潜艇精神”句句适用于他自己。当年他领受研制潜艇的任务后，必须保密，好几年他不给家中六七十岁的父亲通信。明知父亲十分惦记，他硬是压下思亲之情。从核潜艇1965年立项上马到1971年开始试航，黄旭华一直战斗在研制工作的第一线，历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1982年他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他一直默默工作，正如他当年向组织上保证的那样，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地奉献自己。

最能说明黄旭华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是这样一件事。

1988年，有关部门决定对核潜艇进行一次新的极限深潜试验。62岁的黄旭华，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和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已有好几年。他十分清楚这种试验具有很大风险，犹如飞机的试飞那样。他了解到参加试验的一些新服役的官兵压力很大，有的写下“遗书”向他们的亲人告别……黄旭华为此深感不安，决定和即将参加深潜试验的核潜艇官兵对话。

他首先告诉大家，设计中余地相当大，建造中经过泵水泵压试验，和极限深潜有关的问题已逐项研究解决，所有的仪器、设备、部件统统经过仔细检查，这次深潜试验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要大家放心。他说，试验是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逐渐下去，每个深度都有测试人员把关。到临界极限深度时，是一米一米地下潜，工作十分细致。他这样说，使参加试验的官兵增强了很大信心。但黄旭华并不回避事情的另一面。他承认，试验还是有风险的，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说到这里，一些官兵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有的战士暗暗想，为了神圣的国防，豁出去了！

不料，他们听到总设计师黄旭华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为了确保这次深潜试验的成功，我和你们一起下去！”

一语惊人，在场的官兵听呆了，在场的领导也听呆了。他们连忙说：“老黄，你不要这样讲，我们再研究研究。”黄旭华微笑着说：“你们别拦我，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情况比大家熟悉。我在指挥岗位，万一发生情况，一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判断；二可以及时处理；三可以稳定大家情绪，保证试验顺利进行。我的决心已定，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就不要阻拦我了。”

对于他将亲自参加深潜试验，按照通常做法，他应先报告组织。但他知道，领导上一定不会批准，一定不会允许总设计师去冒这样的风险。他决定生平第一回，不请示报告而在会上宣布。

但他不能不和自己的老伴打个招呼。他的夫人李世英比他小八岁，大连海运学院外文系毕业。他们1956年结婚，1962年她调到部队做核潜艇情报工作，和他同甘共苦，是他得力的助手和贤内助。当他谈了自己准备亲自参加深潜试验，深明大义的李世英很清楚他将冒的风险，仍毅然决然支持他和大家一起下去，黄旭华没有后顾之忧了。

领导上经过考虑，也批准了黄旭华的要求。

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认真细致，对所有仪器、设备都更仔细地检查一遍。试验当天，领导同志到码头送行，紧紧握住黄旭华的手，郑重叮咛：“老黄，我们相信你，祝你成功。”黄旭华默默点头，沉着地和指挥员一起步入核潜艇指挥室。

黄旭华稳稳地站在指挥室里，注视着指挥员下达潜水命令。一百米，两百米，顺利下潜。接着又十米、十米地下潜了。黄旭华密切注视着下潜的深度和变化。当下潜到达极限深度时，核潜艇承受的压力已超过正常压力几十倍，钢板劈啪作响，但响声不很大；海水渗透进舱成水珠状，但没有出现漏水现象。这表明，我们的试验已超过当时美国核潜艇深潜极限的水平。

试验成功了！黄旭华和核潜艇指挥员高兴得笑起来，黄旭华挥挥手，指挥员下令核潜艇缓缓回升。当核潜艇平安地露出水面，回到码头时，受到基地官兵和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欢迎人群中没有黄旭华夫人李世英。她虽然顾全大局，支持丈夫甘冒风险参加极限深潜试验，但她多年从事核潜艇情报工作，从资料上看到，有的核潜艇作极限深潜试验时，艇毁人亡！当然，她信任黄旭华负责设计的核潜艇功能。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她没有到码头送行，在家中守着电话机。那试验的几小时，真是度时如年，不，度分度秒似年！终于，电话中传来政委的声音，兴奋地通知她极限深潜试验完全成功，黄旭华已平安回到码头，李世英喜极而泣，大哭了一场。黄旭华回到家，看到老伴抽泣，懂得老伴大哭的全部意义。这几小时，她等于和他一起在精神上经受了极限考验。他立即挥笔写了一首小诗送给夫人：“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他的夫人破涕笑了。这首小诗好就好在“花甲痴翁”这四个字，尤其一个“痴”字道出黄旭华痴迷于核潜艇事业的高尚情操。

在这之前黄旭华主持设计的核潜艇进行过自持力即持续长航能力的试验。他了解到，美国的指标定为90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结果，航行78天，不行了。重新准备，最多坚持84天，艇上官兵疲惫不堪，由军舰迎接他们上岸，有些官兵被人用担架抬了出来。这也难怪，在水下连续潜伏八十多天，真够他们受的。

我们的核潜艇水下的自持力如何？目标瞄准美国。也定为90天。结果，70天过去了，一切良好。80天过去了，一切正常。

90天到了，本准备另派一批艇员接替他们靠码头。潜艇指挥员来电，他们能自行上岸，不需军舰迎接。但码头上还是准备了医生、护士、担架和救护车，随时准备抢救。

连续远航90天的中国自行制造的核潜艇归来了，露出水面了。黄旭华高兴地看到，军装整齐的司令员带头出来，战士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上岸，大叫：“我们拿到金牌啦！”

这一时刻，一向稳重冷静的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激动得也和官兵一起高喊：“我们拿到金牌啦！”这说明中国核潜艇的远航能力此时已名列前茅。

幸运的人，赤子之心

我们一些交大同学听到黄旭华的这些介绍，从内心深处为他感到自豪。我们一致认为黄旭华是个幸运的人。幸运的是，黄旭华1949年从交大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学有所用，学用一致，没走弯路。1954年至1958年，他参加常规动力潜艇的仿制工作。从1958年起，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主持过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从方案论证、研究设计、施工建造到试航各个阶段的技术工作，主持过多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研究，参加指挥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和极限深度深潜、水下全功率全速航行等大型试验，为我国继美、苏、英、法后成为第五个自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国家而献出他毕生的精力，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来，黄旭华准备一辈子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他受命研制核潜艇时向党组织作出的承诺。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后，他的贡献和价值得到应有的公开确认和尊重。

1978年，他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和1996年他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年被授予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称号，1988年荣立船舶工业总公司一等功，1989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同时又是工程技术界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4年5月，国家成立中国工程院。黄旭华被选聘为首批院士。1995年，他获香港一些大企业家为重奖国内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获奖金十万元（港币）。

长期以来，黄旭华一直生活得很艰苦。1976年，他依然住在研究所楼梯底下的一间单人宿舍。1982年，他已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一家五口才分到三室两厅。他身为所长，主动将好的楼层让给别人，自愿住最高一层。这里夏季气温高达39.5摄氏度，冬天为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黄旭华以苦为乐，他说：“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地下党，心中想的只是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平等的新中国。那时根本没想到什么工资和待遇。解放后，我们奋力拼搏，胸中装的是祖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我们艰苦清贫，甘之若素，政治风浪，逆来顺受，多少委屈，毫不计较，从来也没考虑过什么级别、待遇。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因为我能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国防科技事业，为保卫国家的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幸运的黄旭华同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我记得1999年11月，原上海交大的重要社团“山茶社”八九个老社员重新聚集一起，回忆“山茶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北京参加工程院院士会议的黄旭华也来了。大家谈了许多情况。谈到高兴处，73岁的黄旭华院士站起身来，脱下外衣，只穿一件毛衣，又歌又舞，表演了“山茶社”当年演出的诙谐风趣的歌舞小品。他和我们一起唱着“姐姐妹妹拾棉花，忽然想起走娘家……天上下雨路又滑，摔破我的大西瓜呀，哎哟，摔破我的大西瓜呀！”我感到，身为院士，年过七十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黄旭华最可宝贵之处。

2001年第2期　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王逸群　舒 云

1930年4月底，红七军缴获敌人的一部电台，那么沉的铁疙瘩，也不知怎么用，在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那时，红军是游击作战，用号音、旗语、徒步、骑马进行联络就足够了。以后，红军转向运动战，将领们才感到电台在长距离通信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必须把缴获的电台和电台人员送到总部。这一次红军只缴获张辉瓒师部的一台收报机（发报机被搞坏了）。王诤是张辉瓒的十八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总部首长要他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队。那时，朱德总司令每天晚上都要与王诤他们谈话。1931年2月初，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王诤任队长，学员是从红军挑选的优秀连级干部。就在训练班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灯泡式电台和电池。这时，有了一部半电台的红军还不能通报，当时主要用于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毛泽东对这个训练队十分关心，经常来讲形势或上党课。在第二次反“围剿”前，上海已经派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到中央苏区，又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7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集中优势兵力，红军主力要从敌空隙中穿过。在转移途中，毛泽东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云甫说真空管，毛泽东就把真空管装在自己口袋里，让警卫员拿着电键。

1930年春天，上海党组织想让王逸群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征求他的意见。那时王逸群正在大夏大学读一年级。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牺牲。特别是收发报机上用的蜂鸣器，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但狗耳朵很灵，一开蜂鸣器，狗就在外面叫，这在特务如林的上海是很难掩护的。但王逸群接受了组织的派遣。中央特科发给他一台练习机和字母的号码，并按月给他生活费。他就每天练习，直到滚瓜烂熟。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来教他，每星期来一次，一年后伍云甫调走，上级又派王子纲来教他。直到1931年4月，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5月，来到了江西瑞金苏区的中央局无线电队。

王逸群到了中央苏区，怕家庭受到牵连，就托朋友告诉家里，说他跳黄浦江死了。

王逸群出生在四川省广汉县一个小康家庭中，他在四川成都民主大学读预科时就接触了马列主义。1929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经常去闸北的上海艺术大学去听茅盾、沈从文等人的讲演。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秋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夏天，鲁迅在上海艺术大学演讲提出的知识青年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大学生要真正了解工人的斗争和生活。王逸群就和同学王新民在工人聚居的浦东区租了一间屋，体验工人的生活，并与工人交朋友。在伍云甫帮助下，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解决的道路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

王逸群的任务是建立上海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络。王逸群记得，从1931年夏天起，日夜开机，轮流守候在电台前，从空中成千上万的呼叫声中，寻找上海党中央的呼号。那时电台信号弱，像海底捞针，大家都很焦急，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仍守在电台前。一直到了秋天的一天晚上，曾三值班，王逸群协助他，终于收到了党中央电台的信号。

王逸群到中央苏区时正值国民党对苏区第三次“围剿”，他负责配合王诤、刘寅搜集军事情报。虽然这时红军才3万多人，但由于对敌人情报掌握得比较清楚，红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军的电台建立时间也不长，1927年时，国民党才有一个军装备了电台。到了1929年底，国民党军也只有26部电台，直到1949年，国民党的重庆军用无线电机工厂还主要生产15瓦的发报机。而上海地下党，早在1928年就开始装配100瓦和200瓦的机器送往红军中了。敌人哪里想到红军中竟然有了比他们还高级的电台，所以一直很大意。王诤和刘寅等过去是张辉瓒部队的电台人员，与国民党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的同学、同乡或者同事，对国民党各师的电台代号都很熟悉，知道敌人的习惯，每调动一个新地方，都要互相告诉地址。这样，红军就知道敌人准备如何进攻，走哪一条路线，敌人的进攻基本上有了了解。加上地方党组织配合送来的情报，一般十拿九准。敌人“围剿”时虽然人数多，但他们经常兵分多路。这样，红军集中兵力打敌人薄弱的一路，加上选择有利地形，所以仗仗打胜。第一仗打了上官云相师，第二仗打了郝梦龄师，第三仗打了毛炳文师，连歼敌人三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并缴到了敌人的三部电台。后来敌人虽然知道红军有电台，但他们也搜集不到什么红军的情报。因为红军电台特别注意保密，从不讲调动的地名，再加上敌人初到苏区人生地不熟，老百姓又封锁他们，所以他们基本成了瞎子聋子，只能被动挨打。

不久，宁都起义部队一下就带来了8部电台和40多名电台技术人员。这时红军的电台已经发展到14部。1931年12月，在军委电台的伍云甫派王逸群到红五军团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红五军团是原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受抗日救国的影响，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红五军团。在王逸群的耐心工作下，当时红五军团电台的负责人荆振昌带头留下来，好多无线电人员也打消了顾虑，自愿留在红军。王逸群在配备红五军团无线电台的同时，也对红十三军、红十四军、红十五军的收发报机的安装和配备作了详细的检查，及时做到各师和军团以及军团对军委的电台畅通。

之后，在福建长汀扩大红军时王逸群担任突击队长，完成任务后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刘少奇是省委书记。1936年春，组织上派他到西安参加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总部民运科长、晋东北地区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热河省委宣传部长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副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天津战役后调任四野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1942年延安搞“抢救运动”，王逸群曾被错误地隔离审查，“文革”中，他又被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开除出党。他坚持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每月交50元党费。不让他申诉，他就写材料，前后写了150多份，直到彻底平反，重新为党工作。

1986年1月25日，王逸群在北京病逝，终年77岁。陈云、彭真、聂荣臻、黄克诚、程子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2001年第2期　戈枫为自己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南 雁

几年前，一位老战友去看望赋闲在家的戈枫，问起他最近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等着画‘句号’啊！”

没想到他如今真的画上了句号。去年3月21日，我忽然接到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爸爸去世了。说到这儿，她已声音哽咽，语不成句。

放下电话，眼前霎时浮现戈枫同志慈祥的面容和硕长挺直的身影。我下意识地翻捡案头上的文件夹，找出二年前他寄给我的一篇稿件：《忆50年前听小平同志作报告》。稿件讲1948年4月间，鉴于我中原地区扩展很快，干部奇缺，上级领导确定从戈枫所在的平西根据地组建一个包括他在内的南下工作团，前去支援。由于敌人阻隔，交通不便，虽日夜兼程，仍行近三月，才到达中原区的腹地，受到热烈欢迎。中原区的几位主要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分别给他们作了报告，他认真作了笔记。后虽几经战乱，多次搬家，并备受“文革”冲击，居然得以保存，完好无损。小平同志逝世后，他缅怀往事，夜不成寐，特地将小平同志当年的报告记录整理成文，以志纪念。报告着重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强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树立民主作风，形成好风气。

他将稿件寄给我，是希望在我当时“打工”的那家杂志刊登，也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无奈我没有拍板权，未能如愿；也曾想据此写篇访问记作补救，又怕届时发表无门，下不了台，以致压在案头成了心病。如今他匆匆离去，无法向他作个交代了……我怀着歉意，回想起同他的相识相知。

我认识戈枫同志比较早，戈枫同志认识我则比较迟。60年代初，我入行《羊城晚报》任记者时，戈枫同志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兼报社编委会主任，我曾在台下聆听他的讲话。20余年后，他认识我时，已经“卸鞍歇马”，成了一介平民。彼此作为杂文作者，多次应邀一块儿参加会议，这才得以透过他不苟言笑的外貌，接触到他的那颗平常心。后来捧读了他馈赠的、近年出版的自选集《悠悠岁月》，文如其人，使我对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给我感受至深的一点是，他平易近人的质朴。按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从延安出来的“三八式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羊城后，他一直身居要职。先后担任过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其间还兼任过市委党校校长、《广州日报》社长、《羊城晚报》编委会主任等，60年代中期调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之前他已经出版过五本书，有小说集、杂文集、思想修养漫谈集等。他大可以在我这个当年他麾下的小记者面前，讲讲“光荣史”，给予教诲；他也早可以参加中国作协，自诩“著名作家”之类。但他绝无这类表演。据我观察，他总是身着布衣鞋来参加会议，默默坐在会场一边听大家发言。只有当会议主持者请他发言时才说上几句。至于会议期间乘车食宿等更是不见他提过丝毫要求。在他古稀之年作协广东分会吸收他为会员，他竟动情地说：“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同他的一位老部下一起去看望他。发现他和老伴留守“空巢家庭”，子女们都早已自立分居了。他笑眯眯地说，最近发了点“小财”。坚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原来是《羊城晚报》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老领导，节前给他们送了点慰问金，他就拿来款待我们了。

正因为他平和亲切，幽默善谈，使我很快消除了初次接触时的拘谨感，成了相处融洽的忘年交。

我思索过，为什么像戈枫这样的老革命能做到不自视优越和特殊，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严以律己，平等待人呢？我想，这是由于他投身革命没有掺杂私心，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和享受，而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并保持这个信念至终。这有他本身“写”下的历史为凭。

戈枫同志，生长于燕赵之地——河北邯郸农村。18岁那年他当众撕碎日本强盗张贴在他们村里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标语，抱着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辞别父母，背井离乡，奔赴延安，入了“抗大”。由于喜欢读文艺书籍，开始学写故事、小说。“作品刊登在报刊上，受到鼓励，写得更积极”。后来领导上让他做理论宣传工作。他自度在“抗大”是学武的，没有读几本理论书，全力以赴也未必能把工作做好，哪里还有工夫构思故事，创作小说，他就结合工作改写杂文，写思想修养方面文章，而且全用业余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至1961年已出版了五本集子。这些足以明证，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个人的兴趣爱好服从工作的需要。

还有几件小事可以表明他的人品。一是1949年上级领导要戈枫所在的《江汉日报》全班人马开进武汉创办《湖北日报》。他却郑重地向领导提出要求留在农村工作。理由是他比较熟悉农村，相反，“没有进过大城市，怕那里情况复杂，应付不了，贻误工作”。二是他“喜欢《七品芝麻官》这出戏，更喜欢芝麻官唐成这个人”。赞扬唐成为民作主，无畏无惧，善恶分明，刚直不阿。到北京，特地买了一个泥塑唐成，放在案头，每天都望他几眼。三是有一次，他因病被“强迫”住院，次日一早醒来头脑清醒如常，便坚决要求出院，结果被护士笑为“傻瓜”……他有感而作，写了一篇《“傻瓜”与“精瓜”》，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傻瓜’。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一家，而是为了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我国勤劳的人民，或者说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就这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乡背井，久别亲人，在烽烟弥漫的战场上，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或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他们同国内外残暴的敌人，进行着英勇顽强的决死的搏斗……以至在最严重的时刻，洒热血，抛头颅，像苍松坚贞，决无怨言……不仅过去，就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却正是这样的所谓‘傻瓜’”。

是故，他的老领导王匡同志评论他：“为人是非分明，胸怀坦荡，借用一句‘老话’，他很有一股燕赵豪侠之气。”著名作家秦牧生前也称赞：“群众对戈枫的评论是很好的。他立身处事，一贯都相当严正。”

戈枫走了，我认为他已经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001年第2期　沫沙十年祭　李　普

廖沫沙送李普的一付对联

这次搬家，发现了一些久寻不获，因而渐渐忘记了的宝贵东西，其中最珍贵的是沫沙廖公给我们写的一幅对联。1981年春季的一天，我请几位湖南同乡老大哥夫妇来寒舍小聚，那时候沈容还能下厨，很露了几手。饭后大家赋诗写字，沫沙写的就是这幅对联，文曰：

胸无点墨真干净

笔重千钧保吉祥

十年浩劫之后，他于1978年回到北京。重逢时他说：“我原来以为《新华日报》只剩下你我两人了。”后来我们同住医院，谈天的时候他念过这幅对联，记不清是他临时做的还是先已做好的，这次在我家里写了出来。他去世以后增订出版的《瓮中杂俎》及其最后部分《劫后文存》中都没有收，看来它不曾在报刊上发表。现在我把它裱了起来，挂在客厅里。

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发点小小的牢骚罢了；特别是，这点儿牢骚是通过玩笑表现出来的，含而不露。我想，这就是幽默。但是它总是要叫你往深处想的，这大概就是幽默的力量。这幅对联使我想起许多事。

“文革”中我多次想过，发过愿，甚至赌过咒，今后不买书、不看书，不置书桌、书柜，总而言之不再当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最肮脏，我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当个干干净净的泥腿子。

这些，现在都过去了。对着这幅对联，我想的是沫沙！

我最初注意到廖沫沙这个名字，是1938年，是听到他的一出家庭惨剧。那时我在长沙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知道主持长沙《抗战日报》的人叫廖沫沙。这张报纸是中国话剧的祖师爷大作家田汉田老大创办的，他筹到了一笔开办费，办起来以后他就不管了，由廖沫沙去撑持。有一天人们纷纷传说：廖沫沙家里出事了！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自杀了！人们揣测，她肯定是先把毒药给孩子吃了，然后自己才吃的。廖沫沙上完夜班，天亮回家才发现。他独自支撑那份报纸已经够吃力的了，既忙且穷，哪能再顾得了家呢？后来还知道他妻子得了肺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比现在的癌症更可怕，丧命是早晚的事，何况还必定会传染给孩子！看来她是思之再三，实在走投无路，才横下一条心走这一步的。沫沙有一个笔名叫“怀湘”，他常用，也许与这幕惨剧有关。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他那位妻子是我们《新华日报》总经理熊老板的女儿，是一位我们湖南的蛮妹子，难怪有这股子蛮劲。熊老板（瑾玎）和老板娘（朱端绶）是一对有名的老地下党员，那时候不在湖南。熊老板曾入狱多年，夫妻俩都擅长做格律诗。

沫沙家里出了这件事，那张报纸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沫沙辗转去了香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沫沙从香港脱险归来，周恩来调他来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辑部主任，那是1942年。那时我在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这位久仰的报人。他笑口常开，很是开朗随和。我们一下子就像老朋友那样亲热起来。后来我不当记者了，当编辑，成了他的部下。我们都是要上夜班的，住在山上一间大房子里，那里比较安静，白天好睡觉。他住在靠里的右小角里，用书架隔开，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这就算是很优待了。

他是在上海入党的，我听说王明路线时期地下党有所谓“飞行集会”，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就是平时隐蔽在地下的共产党员们，由党组织规定时间，大白天在繁华大街上人多之处突然集合，喊口号、撒传单。他就是在一次飞行集会中第一次被捕，坐了一年牢，这等于是党组织命令他们自己送进牢去的。这样的危险事很不少，有一次一位同志住处的信号如常，但是他应该露面的时候没露面，不知道是否出了事，党组织必须赶快弄明白。最快的办法是到那人的住处去探看，这个任务落到了沫沙头上。沫沙走在前面，上级的人在后面跟着，幸好，没出事，否则不是去送死吗？他讲完了这段故事，发议论似地说：地下党就这样断送光了。但是如果换上是你，你会不去吗，尽管你心里不以为然。我们都是自愿提着脑袋来革命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

他20岁那年，湖南发生“马日事变”，黑名单上有他，他从长沙出走到上海。他在上海开始以写文章为业，这“为业”的意思是糊口。其实应当说他是以革命为业，他是一位革命职业家，写文章也是革命，是以笔代枪，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国民党不抗日，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写这样的文章也是要准备掉脑袋的。以笔代枪之外，他还要做其他秘密工作，总而言之随时准备牺牲。他曾三次入狱，侥幸活了下来，又弄到妻儿惨死。他照样继续革命，上夜班、写文章，继续勇往直前，继续置死生于度外。谁想得到呢？到了那个革命之后，到了他为之准备掉脑袋而取得的天下，他那枝笔却不行了。而竟有如千钧之重使不动了，他只能祈求保吉祥了。他不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只好赞叹泥腿子干干净净果真好。

他这幅对联写了这种境况，隐隐约约表达了这种心情，但是我们看不到悲伤，更看不到怒火。他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发了一点小小的牢骚，他还在微笑。也许他流过泪，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

他刚毅，凛然傲然，开朗天真；另一方面，有时候对某些人和事，又能加以嘲弄，以开玩笑的态度予以卑视。比如对“四人帮”和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而是含笑冷对千夫指。这些，过去我似乎略有所感，但那只是些零零碎碎的印象，没有联起来想过。最近才想明白，想明白了才看清楚，才决意写这篇文章。他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位编辑朋友约我写文章悼念，我写不出来。他是1990年12月27日去世的，值此十年忌日，谨以此文致祭。

这要从我请他改诗说起。那天来我家的几位老大哥，最年长的是曹瑛，其次是沫沙、黎澍、于刚、最小的是李锐，也比我大一岁。饭后赋诗作字，李锐豪兴遄飞，第一个出手，写了即席口占一首，接着是曹瑛，写了他在“四人帮”狱中的一首诗。最后沫沙写了那幅对联。黎澍不愿花脑筋做诗，于刚说回去做一首，于是大家尽欢而散。我很高兴，心想也做一首试试吧。辛辛苦苦凑了四句，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头，便寄给沫沙，请他改。

他帮我改了，还给我写一封长信，首先逐句解释何以要那样改。头两句改了一两处，主要是平仄不当；三四句全改了，包含了我原来的意思，他重新造句。然后他写了这样一长段话：

我建议你：既作旧体诗，还是要大体按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绝句（四句）与律诗（八句），前人认为这两式是最严格的格律诗；它们的妙处，就在于既守格律，又成佳句，文字简洁，意趣无穷，引人入胜。前人认为这两式是诗体中最难作的；难就难于格律严。但我却认为：只要掌握了格律，倒比写其他形式的简便易行，而且意味隽永，一旦写成之后，自己颇能自得其乐。格律也并不难掌握，你可以找点作旧体诗的书看看，以你现有的基础，一看便会。这种书，市上是有卖的。我似乎记得北大王力教授出版过这类书，可惜我手边没有这本书，无法奉赠。万一买不到，你哪天有空，到我家来呆个半天，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平仄格式抄给你参考。此外你必须自备诗韵一本，以便用时备查。

这样，我登门求教，到他家里去了。他着重讲“平仄”，附带讲了“粘连”。他自己懂透了，所以能要言不繁，三几句话就讲得清清楚楚。我豁然开朗，如他所说，觉得格律这件事确实并不难。他也很高兴，一再说：“你写吧，写格律诗真正是很好玩的。”

接着就谈天，谈他是怎样写起这种诗来的，他兴致特好，像讲故事一样越讲越来劲。我听得很入神，他讲的确实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这个故事我才更认识了他这个人，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景仰。我只能责怪自己太差劲，要是早明白了该多好啊。

他说他童年读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少年时代正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放下旧诗读新诗，而且学着写；30岁以后遇到抗日战争，当了报纸夜班编辑，从此几乎与诗歌绝缘，至少在30年以上。他接着说，世界上的事情真正千奇百怪，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竟让我再续前缘，做起诗来。讲到这里他插了一句：什么“文化大革命”？让我来一点编辑技巧，勾一勾，颠倒一下，叫做“大革文化命”，这才差不多。他插了这一句，接着讲他的故事。接下去这段话极其精彩，可惜当时我只把它当做笑话听了，现在才深深地感受到那震撼的力量。他在《余烬集》的《自序》里把他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其中写了这段话，意思跟那天讲的一样，我干脆把它抄下来吧：

是什么机运使我同旧诗再续前缘呢？说起来恐怕人们不易理解：我凭记忆背诵旧体诗与自作打油诗，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上台挨批挨斗的时候。挨批是挨骂，挨斗是挨打，这不是很痛苦的么？可是我清楚地自知，我问心无愧：既没有反对过党和社会主义，更连作梦与发疯都想不到要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过，至多不过是多写几篇杂文，写得不好，或许还有点小差错，而那些“帮们”却越批越离奇，给我戴上大而无当的帽子，高冲云宵，戴上一顶，被风吹落一顶，总套不住我这小小的脑袋；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就更觉得，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可见阿Q精神，人皆有之，我也未能免俗。

在“文革”中挨斗的人很多很多，把“文化大革命”看成“大革文化命”的人也是有的，虽然不一定这么明确。但是，把批斗因而把“文革”看成“开玩笑”、“恶作剧”，特别是，“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的，恐怕就不多了吧。他当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那时候报刊、广播、电视天天这样明白昭示，而且如廖沫沙自己所说，他“更连作梦与发疯都想不到要反对毛主席”，尽管如此，“文革”中那些现象却使“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我想，这正是他之所以异于别人的特点所在，是廖沫沙之所以为廖沫沙的特点所在。它之所以使我深感震撼，就在于它表明这廖沫沙是这样地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这里我要着重声明一句，我只是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超凡脱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不包含任何高低优劣之类的品评。比如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大肆挞伐的“三家村”中的他们三位，都是大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这三位就各有各的特色。邓拓久在解放区，政治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曾经被指斥为“死人办报”而被逐出了《人民日报》，这一回，他清楚知道很难过得去。你说他觉醒了也好，说他绝望了也好，总而言之是他看透了，因此他早早地自己了断，免得受辱受罪。吴晗又大不一样，他是大学讲台上一位教授先生，如沫沙在一篇交代中所说，吴晗“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比我还幼稚”。所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吴晗就被吓死了。一点也不错，他是被迫害致死的。究竟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呢，具体地说，我认为他是被吓死的，他几曾见识过这种阵仗。而廖沫沙呢，对于遭到点名批判，他始而怒火突发，继而心情沉重，然后当他在挨批斗中看到那一切而感到很滑稽，玩笑只当它玩笑，他就以极度的轻蔑来对待那个“文化大革命”了。我想，只是由于采取这种态度，他才能够从这个“大革命”中活着走过来。事实上，他早已以文贾祸，早在1966年这场浩劫开始之前，他就因为写了《有鬼无害论》那篇小文章，于1963年被勒令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作了检查，随即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职务，下放农村了。

现在我接着讲他的故事。他把默念的那些话叫做“挨批咒”、“挨斗经”，然后发展到背诵旧体诗，再发展到改作旧体诗，最后又由改作而发展到创作。他说他起初背的是《千家诗》的第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旁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背过两三次以后，他觉得情景同他的现状不对味，于是开始了他的改诗事业，把这首诗改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他说，这样一改，倒也情景逼真，形象十足。背诵和改作让他吃到了甜头，感到可以驱愁解闷，而且乐趣无穷；再往前一步，他就创作起来。

《嘲吴晗并自嘲》现在成了名篇。这首诗置于《余烬集》之首，作于1967年夏，很可能是由改作而创作的第一篇。我们先念这首诗，再听他讲写作的经过，看看廖沫沙这个人多么特别。这是一首七绝：

书生自喜投文网，

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

满场争看斗风骚。

沫沙在一篇文章里讲了这件事。他讲得很详细，我这里只说概况。1967年有一次，他同吴晗被揪往京西的一个矿里批斗。批斗之前，两人被关在一间职工宿舍里。他看见吴晗愁眉苦脸地低着头，他很同情，为了稍解吴晗的烦恼，低声地对吴晗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晗一听这些话，脸上立刻轻松起来，抬起头带着微笑问：“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沫沙随口说：“我们唱的戏叫《五斗米折腰》。”吴晗立刻懂了，这是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个地方长官，现在挨批斗，总要做喷气式，低头折腰。于是吴晗恢复了平时天真的姿态，要沫沙帮他算一算他的工资能买多少个五斗米。两人都算不出来，沫沙说，那就去掉“五斗米”三个字，简称《折腰》吧。沫沙这篇文章接着写了以后一些情节，让我再抄两段：

“就因为这一段对话，使两个人的心情大为轻松，而且也谈了一些别的事。在回城的火车上，我回想起这段对话，觉得有趣，在默想中凑成了一首歪诗。”

“我作完这首诗，自己觉得很有趣，但身边坐着许多人，不敢笑出声来，只能在肚子里抽搐几下，也不敢当面告诉吴晗。”

在那场浩劫中，他被羁押十年，写了不少检查、交代，以及思想汇报和给专案组的信，后来集成《瓮中杂俎》一书。我读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常常哈哈大笑。这位廖沫沙老兄，真正不愧为杂文高手，在老祖宗《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单身牢房”里被迫写作这类东西，他依然能挥洒自如，妙趣横生。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想，诚诚恳恳讲事实，不忌讳、不躲闪，只是前前后后仿照“帮们”的办法，戴上大而无当的帽子，叫你忍不住发笑。我想套用流行的两句顺口溜：“实实在在作检讨，认认真真开玩笑。”即使“帮们”有足够的智商，看得出廖公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而且简直是在耍他们，他们也抓不着他的小辫子。他们不能再责骂他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已经讲了足够的事实。这样的妙文奇文，实在值得公诸同好，“奇文共欣赏”。他在给专案组的信中而竟有这样的标题：《不怕遗臭万年吗》。一次思想汇报的标题为：《是不是包括我在内》。我实在忍不住想引一点内容，可惜都太长。现在我从《检查我的顽抗态度》中摘几句，这是1967年3月18日写的，前一天外面某个群众组织来人问话，他在这篇检查中写道：

在回答问题中，我说过：要讲实在话，我不熟悉×××这个人，如果叫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

我说过：我的罪行已经很大，再加上一条两条，也没有什么要紧；

我说过：你们这样逼供，什么问题也得不到答复；

我还说过：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

我也说过：我是等人民来审判处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

昨晚我想了半宵，可能还没有想通、想全，我想，我这种顽抗性主要是来源于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熏陶。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自视清高，傲慢跋扈，谁都碰不得、一触即跳、自己自尊，却不尊重别人，自己不能被别人碰，却不惜碰倒别人，这完全是剥削阶级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反动本性。

……

我准备从今以后，有人来问话或开斗争会、批判会，我试着改变这种态度。

1986年《廖沫沙文集》出版，他请黎澍、李锐和我三对夫妇在三家村酒楼吃饭，各送一套，四大本，我们很高兴；可惜曹瑛和于刚不在了。

我常常去看望他，或者在某些场合碰到。有一回，我和沈容去看他，在他家大门上看到一张字条，写着因病遵医嘱静养谢客。他说，你们不要管这一套，这是对付那些不相识的访客的，还有那些要稿子的人。你们是特别受欢迎的，欢迎你们常常来。不过我们觉得接待客人总是件费神的事，以后就去得少了。

有一天高集来电话，说沫沙感到很寂寞。那是1990年冬天，我马上就去看他。我刚进屋、刚脱下大衣坐下，他说：“我觉得再活下去没有意思了。”这使我吃惊，使我战栗，这不该是他廖沫沙说的话。他这句这样丧气的话使我非常难过，我首先想弄清楚他何以一至如此！我埋怨自己这一阵没有多来看看他，我多么想给他一些安慰，想听听他倾吐一些他的心事。但是不料他每一开口就被打断了，插话的人那天说话的欲望格外强烈，好像非要抢着发表意见不可。我多次努力企图改变这种局面，故意不搭理那些抢着发表的意见，故意把我的眼睛只看着廖公，同时想方设法给廖公创造说话的机会，再三再四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实在想听听他给我说点什么，结果都不成功。看来廖公也感觉到了这种尴尬，他闷声不响，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无计可施，踌躇再三，只得怏怏告辞。他思维清楚、说话和动作一如往常，我不能理解他那种活够了的情绪从何而来，我认为那是极其不正常的，是完全应当避免而且完全能够避免的。可惜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特别是那天以后我再没有努力往这方面去想、去探索、去试着做，这使我抱憾终天。至少可以肯定，他太孤寂。高集在电话里说得很对，沫沙觉得很寂寞。这对老年人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说，老年人更需要朋友交往，哪怕常常在电话里聊聊天都有好处。现在想到这一点，我只能深深责备自己，我对得起这位老大哥老朋友吗？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那天他送我到他家大门口，突然紧紧地拥抱我，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回来告诉了沈容。他那样用力，而且那样有力，也令我惊异，因此那时我还没有什么不祥之感。何以我那么愚钝，那么冥顽不灵呢，我早该想到，他那样紧紧地拥抱我，明明是向我作最后的告别，不久以后他就去世了。他是在自己家里走的，只说了“不舒服”三个字，头一歪就走了。那么，他没有遭受什么肉体上的痛苦，唯有这一点我深感安慰，我要为他庆幸。

2001年第2期　谈独立思考　欧远方

泗县第一小学举办金秋书画展，要我题字，我赠送他们一个条幅，上书“独立思考”四字。这是有感而发。

前些年，某刊发表一篇湖南人访问胡耀邦的文章。当时胡耀邦已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谈话中，除反思他个人解放后犯了两个错误外，还谈到党内长期以来强调集中强调纪律而不强调民主，形成党员中产生驯服工具思想和奴隶主义思想，缺少独立思考。联系我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受奴隶主义影响很大。有时也有独立思考，如三反时为王维、杨琪华夫妇冤案上书区党委，不但未被采纳，反说我是思想老虎，受了处分。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或因长期干的是省党报总编辑，作为省委机关报，是省委的喉舌，我不但身体力行奴隶主义，而且在报社向干部宣传“驯服工具论”。后来调到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等单位，对党委同样是驯服工具，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多干实事，少发议论。我也曾佩服老部长陆学斌的善于独立思考，他因发表“人人争上游，上游就堵死了”的言论，被打成“右机”，下放劳动。我也曾佩服李凡夫在省委常委会上一再反对林彪的“顶峰论”，他说：“理论还要发展嘛”！但我自律严，言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我也曾受过表彰，当过“模范党员”，长期不觉悟，直到“文革”结束，学习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话，又经过“真理标准”讲座的启发，我才开窍。这时，想到毛主席曾说过：一事当前，要问个为什么，然后决定接受它或是拒绝它。又回想起陆学斌常说的遇事要“左思右想”，我的思想禁锢逐步解除。从这以后写文章、讲话，就有点独立思考了。重新学习马克思理论，又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似乎胆子也大了些。

我为什么要给一小学展览会题“独立思考”四字呢？这是我近年来接触教育界、体育界的干部引出的一个认识，必须提倡独立思考，而且还要提倡“个人奋斗”。

有许多文章比较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教育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学校重视注入式，美国等学校则重视启发式。中国课堂中“先生讲，学生听”，而美、日等国学校教师和学生间关系则是平等关系，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题，学生也可以向教师提问题。我上过一年私塾，私塾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论语》、《孟子》要背全文，一字不拉，所以世界数理化奥林匹克比赛，中国学生获奖者多。但中国学生和教师的关系是猫鼠关系，创造性和独立性思考相对差一些，这从大中学校考试中可以看出。老师出选择题，有十个答案，尽管其中有三、四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教师只认同其中一个，即所谓标准答案，比八股应制考试还厉害，这就把学生思想搞僵化了。

举个例子：有个小学老师考小学生：“雪化了变成什么？”多数学生回答：“雪化变成水。”标准答案也是“水”。有位学生回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老师却说“错”。这一声“错”，无形中扼杀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实，中国古代教育家、学者，对教育留下很多宝贵遗产，除孔子的“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之外，他还主张拜“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为师。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著《师说》有句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并依此引出“教学相长”之说，都是至理名言。当教师的总以为自己样样高于学生，事实上未必。当教师的假如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不至于在考试时出偏题、难题，难为学生，以至于学生把考试视为畏途。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只有死背硬记，导致思想僵化，除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外，就很难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因而创造性也受到限制。

过去以“师道尊严”出名的日本，也改变了教育方法。学生考试不及格，可以回去重新温习功课，第二次再考，考的成绩好了也算数，这样学生就解除了压力。这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既密切了师生关系，又培育了更多人才。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在世界奥林匹克比赛中常常获奖，而中国学者却未能培养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为什么中国学者到了国外，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却不在少数？这不能说人家都是偏见，这和中国教育只注重死记硬背书本而缺少独立思考有关系，这是不无道理的。

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对干部教育也同样如此。我们所需要的干部，应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造，甚至敢于冒险突破各种禁区。中国人是聪明的，自古以来发明创造很多很多。如古代四大发明震惊世界，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也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有的不是一个人，但精神是一样的）。“独立思考”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后者创造发明更多。近百年来由于政治腐败而使发明创造受到压制，或有了发明创造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不能运用于社会发展。解放以后，中国人的创造发明更多，但后来多次打击人才的政治运动，加上我们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当然一些尖端技术也难脱颖而出。假如给人们以更宽松的环境，发明创造将更多，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也会更大。

就淮河流域来说，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就不少，如哲学上的老、庄、管、孔、孟、墨、杨……这且不说。解放后安徽人为战胜水灾创造了连拱坝等五大水库（连拱坝设计者是水利专家汪胡桢）；开掘了淠史杭人工灌溉渠，其效益可以和都江堰媲美。农业“三改”也是一个创造，50年代开花，80、90年代结果，淮河两岸十个县旱田改种水稻已达600万亩以上。在科学技术上，安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造出的半导体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惜安徽未能形成生产力，而为外省引用，且走在前头。淮南市创造的光缆技术，得不到支持，而外省却很快超过我们。现在的光缆技术已在国内普及，对通讯效率的提高是十分巨大的。这证明安徽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发明创造，但往往因得不到起码的支持，因此中途而废。这证明安徽人才并不缺，缺的是爱护使用。

至于安徽人才外流，说来话长。安徽落后，在华东地区不如其它省市。回顾50年代大胆招引人才，使用人才，不拘一格，正如龚自珍诗句所说，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那时的安徽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教育、医疗方面，都建立了基础和框架。但此后，历经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压制加上安徽的封建气氛特浓，官本位思想也特厚，人才纷纷外流，许多公认的尖子人才，也遭到某些单位逼其外流，因而有“出生入死”之说，即离开安徽人家就重用，留在安徽却没有前途。知识分子耻于走后门、拉关系，而又好发议论，太重视“独立思考”，于是被某些领导人视为“不听话”，“不尊重组织”（其实是不尊重他个人），于是把这类人才晾在一边，形成自找出路的风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到外省去。”（原话是“爷去投八路”。这个顺口溜是抗战时在敌后讲的，此处借用。）事实就是如此荒唐，哪里是缺少人才技术啊！当然总体来说安徽人才、技术是弱的，问题在于让现有人才、技术运用起来。

政策放宽，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尊重人家的“独立思考”，人才就涌现了，技术也有了，发明创造也就多了。

出于上述情况，人们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应当重视“独立思考”。

2001年第2期　大哉晏子　邹人煜

晏子名婴，谥平仲，东莱人，曾为齐国三君（灵公、庄公、景公）之相。庄公时，开始晏子是很受重用的，后来晏子看透了庄公“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祸必及其身”。因而辞了职，退了封邑，他叹息“哀吾君不免于难”。后来庄公果然被崔杼所杀。晏子听了庄公凶讯后，立于崔杼之门。崔杼问他为什么不去死？晏子道：“祸始吾不在，吾何为死？”“遂枕尸而哭”。一般人都以为崔杼必杀他，崔杼却说道：“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不过崔杼还是要人服从，不服从的就当场杀死。连续杀了七人之后，又威胁晏子。晏子神色不变，终未屈服。后来史家称他：“不可以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庄公后景公即位，开始只让他做东阿宰相，三年而“毁者众”（说他坏话的人不少）。景公要罢他的官。晏子请让他再治东阿三年，景公同意了，结果赞誉交至。景公要赏赐他，他拒不受。景公问他为什么？他说治东阿的前三年，他认真治理了，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他们来告状；后三年他放松了，说坏话的就少了。当初应当赏赐而没赏赐，如今应当受处罚反而要赏赐，“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贤，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

晏子之惜民

景公之时，有年霖雨不止，晏子请发粟于民。景公不听，在那里饮酒作乐。晏子很恼火，他先把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景公道：“使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说罢就走，景公忙追到晏子家，看晏子将家用器具抛在路旁，已经离家出走了。景公又一路追去，追上晏子，说：“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足以约也，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晏子这才回来。景公于是“损肉撤酒”，发救济粮。

景公爱槐，下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一人不知此令而犯槐，景公便要判这个人的刑，此人的儿子将妹妹送给晏子做妾婢。晏子笑了：“婴其淫于色乎，虽然是必有故。”女子便告诉了原委，他当下将女子送回，去见景公说：“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者谓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者谓之逆，刑杀不称者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君享国德行未见于众，而三辟（罪行）著于国，婴恐其不是可以莅（领导）国子民也。”景公听了说：“微大夫教寡人，几有大罪。”立命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有几次，景公问晏子盛君之行和谋事必成之道。晏子答道：“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事之本也，故反义而谋，倍民（劳民）而动，未闻存者也。”又一次景公问晏子：“贤君之治国若何？”晏子答道：“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八个字即概括了治国之道。又一次，景公问晏子，今后什么人能把齐国治好？晏子答道：“服牛死，夫妇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齐国者，则其利之者耶。”就是说凡事都要看它是否有利于齐民。接着他又批评了景公“厚藉敛于百姓”，物资藏朽了都不给饥民，因而老百姓离心离德。景公无言以对。正因为晏子惜民力民财，所以“百姓得以附亲”，齐国大治。

晏子之俭

晏子居相国之位，却尽量把俸禄散给亲戚朋友，“待其禄而衣食者五百余家，门客赖以举火者亦甚众。”他告诉为官者：“廉者，政之本也。”

有一次景公随从到晏子家，看到晏子正在吃中饭，肉很少，回来向景公回报。景公即赐晏子一块封地，晏子辞而不受。他说：“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者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若为师也。”安贫，是晏婴的生活原则。又一次，景公派使者到晏子家，他正在吃饭，立即分一份请使者吃。使者不饱，回来又向景公回报。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过也。”于是让人以千金与市租，“使奉宾客”。“三致之”（送了三次），晏子不受，对景公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夫厚取之君而施之于民，是臣代君、君（临）民者，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他又说：“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我有丝服穿，有一碗饭吃，就足够了）再辞不受。不久，景公又要赐晏子封邑，晏子说：“臣闻之，有德益禄，无德退禄。”又辞不受。像这样辞封还有好几次，不仅辞封邑，就连其它赏赐他也很少接受。他住的房子在市中心，吵闹不说，还又潮又窄。景公要他换房子，他不肯。他说：近市可知民情。景公笑道：“子近市，识贵贱乎？”晏子立即回答：“踊贵而履贱。”踊：刖足者之履。从踊贵可以得知齐当时刑罚多而重。景公于是“愀然改容”，下令“省于刑”。不久晏子出使鲁国，景公趁他不在，把他邻居的房子拆了，让晏子住得好一些。晏子听了回来不进家，派人传话：“大居逆邻归之心，臣不愿也。”（为他盖房子而损害邻居利益，晏子不干）景公不理，他又派人去说，不答应他就不进家。景公没法，只好让步，恢复了邻居的房子。

又一次，景公至晏子家饮酒，见到晏子的妻子，景公道：“嘻，亦老而且恶矣！寡人有女少而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辞道：“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人固以壮乎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我与她已是老夫老妻了，她也有过年轻姣好的时候，她年轻时托给我，我已接受了，现在怎能抛弃她呢？）

晏子之无畏

庄公时，他就力谏庄公不可以勇力临天下。他对勇力作了这样的解释：“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今上无仁义之礼，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庄公不听谏，果然不得善终。

到景公时，他的进谏就更多了。有一次，景公赏赐了无功之臣，遭到掌管财务的人三次拒绝，景公生气，下令罢免掌财务的人。晏子谏道：“君正臣从谓之顺，君辟（错误）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臣，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这番话说得景公大悟，于是罢赏。有个王子送景公十六匹好马，景公本来不感兴趣，但他的爱妾婴子很感兴趣，一定要景公陪她去观看骑马。景公对她说：等晏子不在时再去。正好这时晏子病了，景公忙带了婴子去观看。婴子很高兴，要景公重赏马夫。晏子听了，抱病去见景公说：现在正是荒年，饿死的人很多，而君不以此忧耻，唯图耳目之乐，不继承先君的功业，却热中于欣赏骑马技术，这样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能不亡国吗？景公立即把马送回，从此疏远了婴子。景公有一次出游，登高望齐，忽然泣下。说：要是死了岂不是丢下这美好的河山。从行的梁丘据等皆“从而泣”。晏子“独笑于旁”，景公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笑？晏子说：倘若古人不死，姜太公这些人将有齐国，桓、襄、文、武都是宰相了。今天的你，将头戴斗笠，手执农具，蹲在田里锄草，没有闲心想到生死问题了。同日，景公的宠臣梁丘据骑马来见，还未进门，景公问：是谁？晏子说，必是梁丘据。景公问，你何以知道？晏子道：这样大热天，马跑得这么快，这马不死即伤，除了梁丘据，哪个敢？景公说：“据与我和也夫。”（很要好，很一致）晏子说：“此所谓同也，安得为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接着晏子解释：“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顺着领导讲话，投其所好，只能是佞臣。景公大不高兴。不一会儿，景公又见到彗星，认为不祥之兆，马上召人禳祭，除邪消灾。晏子认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虽去彗而无用。”这就是著名的一日三谏的故事。有一年冬天，雨雪三日不停，景公身穿白狐裘对晏子说道：“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景公说：你讲得很对，听你的。于是脱去裘衣，开仓救济饥民。有一次景公问晏子：我想穿圣王的衣服，住圣王的宫殿，这样诸侯可以来朝吗？晏子不以为然，说：应在节俭上起带头作用，不能以服饰来号召诸侯。爱护老百姓，多做善事，天下就会被你的德行所感动，并从而取得信义。你专门在服饰、宫殿上讲究，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恐国家危险了。这样还想取得诸侯的信任，太难太难了。景公听了，无言以对。景公叫鲁工做了一双鞋子，镶了金银珠玉，足有一尺多长，景公穿着上朝。晏子上朝，景公起来迎接，因鞋子太重，仅能勉强抬脚。晏子见此情景，对景公历数鲁工的罪行：鞋子太重又不合脚，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鲁工不知寒温之节、轻重之宜，其罪一也；穿这样的怪鞋，招致诸侯耻笑，其罪二也；花了钱还不适用，招致老百姓埋怨，其罪三也。应捉起来问罪。景公说：鲁工生活也很苦，放了算了。景公换了鞋子，把鲁工送出境。景公幸臣梁丘据死了，景公要厚葬他，晏子不同意，说：臣子只忠于君个人，就是不忠，儿子只孝于父亲个人，就是不孝。君臣之间应有正常关系，要给老百姓以实惠，要对诸侯讲信用，这才叫忠。现在四封（全国境内）都是你的臣下，而唯有梁丘据爱君，爱你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啊！四封之内的财富皆君所有，而只有梁丘据以他私财忠于君，忠你的人又何其少啊。梁丘据隔断了你和群臣的关系，太可怕了。景公听了，觉得有理，遂废厚葬之仪。

景公久病不愈，让两人去巡山川祭宗庙，病仍然不好。景公对晏子说，他想杀这两人以“取悦于上帝”。问：这样做行吗？晏子默然不答。景公又问他一次，晏子反问道：你以为这样做对你有益吗？景公说对。晏子道：“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视者不能胜也。”对无罪的人加刑，“夏商所以灭也”。景公曰：“善解予惑。”下令不杀两人。

晏子的座右铭是：“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他的一生，完全是按这个座右铭行事的。同时代的孔子、墨子对他都极尊崇，孔子称他：“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墨子称他：“为人者重，自为者轻，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司马迁也极尊敬晏子，他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子逝世时，景公正出游在外，听到凶讯兼程赶回，“伏尸而号”曰：“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

晏子逝世后十几年，齐景公对他还怀念不已，叹息道：“鸣呼！昔者从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谁责寡人哉？”

2001年第2期　先天下忧的龚自珍　靳树鹏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大人物为标志的。”中国从“封建的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虽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

龚自珍在思想上开一代风气，从19世纪到20世纪，论者不绝。有人说：“近数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胡适对龚自珍的评价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柳亚子云：“记取定公名论在，但开风气尽堪豪。”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文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热，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1932年《大公报》刊发张荫麟撰《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一文，文中说“彼固一‘先天下忧’之志士：上下古今，讨究经国纬民之大计，效痛哭流涕之贾生，以开创风气为己任。”30年代苏渊雷教授就撰文说：“清末民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士人激昂慷慨，好谈天下事，飞扬跋扈，正是他们人生的极致；……一时稍解吟咏或奔走国事的青年，多少带点定庵的气息。大抵改革时代，最需要一种反抗的精神和奔放的热情。”

一百多年来论龚自珍才高者更是不胜枚举。梁章钜说他“抱负恢奇，才笔横恣，不为家学所囿”。叶德辉说他“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有人说他“空绝一世”，有人说他“绝世奇才”。魏源评其文说：“实不见天下有二原之水，二本之木。”林则徐赴广东禁烟途中读其惠赠大作后致信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谭嗣同有名句“汪魏龚王始是才”。（汪指汪中，魏指魏源，王指王运）

章太炎是贬龚的。他写道：“……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章太炎之论甚不以为然。他说，章太炎“于后生崇信之龚自珍，极口诋排，致以为汉种灭亡之妖焉。世或以为不允也”。

龚自珍在思想文化上开一代风气是多方面的，如对君主专制从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主变的改革观，人性无善恶论，尊史的历史意识，尊情的艺术主张，解放个性等等。龚自珍何以会有兴王思想呢？这就要说到他的衰世说。我们古人有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之三世说为治世、乱世、衰世。他是这样描述衰世的：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这实际上是龚自珍所观察的晚清景象：文章史籍、法律规章、礼仪制度、等级名分等等，一切都像模像样，嬉戏游乐、歌舞升平，也颇像盛世。以至黑白混杂，音律混乱，道路荒芜，田畴毁坏，人们也觉得是盛世的样子。人心浑浑噩噩，不会出言犯忌，也好像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只是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越来越少，市场上连个合格的经纪人也难找到，胆大艺高的小偷和强盗都少见。更可怕的是才士与才民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世上的人们忧国忧民，敢恨敢爱，向上向善的心都荡然无存，没有生机，没有生气，没有不同的声音，“万马齐喑”，这样一个社会还不是衰世吗？结果是“乱亦竟不远矣”，乱世即将到来。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主要在他年轻时所写《尊隐》一文中，是以隐蔽的写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文中以“京师”和“山中”相对，“京师”代表本朝统治力量，“山中”是反抗力量。王朝初建类似早晨，“京师”强盛，后来类似中午已至稍逊，到了黄昏之际，君子就不到“京师”去了，“京师”只能任用些丑类和不才，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最后是“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造反之新王将横空出世，锐不可挡。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人才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有人说龚自珍这首有名的七律《咏史》是讽刺当时卑颜屈膝的文化名人的，实则这首诗是从朝廷与文化名人关系的视角说衰世。牢盆狎客何以能操全算，团扇人才何以能踞上游，文化名人何以惧怕文字狱？世道使然，此世道自然是统治者所营造。文化名人甘受朝廷摆布、玩弄者，可以作高官发大财，稍有逆意即遭文字狱，一些违心著述者也不过为了混口饭吃。龚自珍对文化名流等景况极为愤慨。后两句是说反抗朝廷的人不要停止反抗。此诗主题仍是衰世与兴王。

龚自珍诗云：“五十年中言定验”。他预言鸦片战争要失败，在他死前即验证。他死后十年，太平军起于广西，初始之势真如“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不久建都南京，只是这个山中之王洪秀全不怎么样。又过半个世纪，清王朝覆灭，但孙中山不是再建一个新王朝而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已超出龚自珍的预料了。

龚自珍生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他的思想不可能先进，他对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及科学、民主、议会、选举等茫然不知。今人十分重视的是他论世之深刻，欣赏的是他开创了大胆建议大胆批评的风气，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龚自珍自知“书生挟策成何济”，仍然“狂言重起廿年喑”，批判锋芒所向广而深，诚如王芑孙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清王朝是禁止“楚士横议”的，毕竟已到衰世，经过龚自珍开创，又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已是禁不胜禁，许多人为国事奔走呼号，民间报章亦多刊行，才有了维新和革命。

龚自珍是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和词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家。任何思想家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所处时代有精深透辟的认识，能言人所未言。在思想文化上开一代风气，无论就世界说还是就一国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单纯的一场大战争的胜利，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都更重要。

2001年第2期　昭君“怨”吗?　王宏志

车出呼和浩特市，向南行驶，约走十来公里，来到大青山脚下、黑河之滨。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远远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土丘。陪伴的主人指着它告诉我们，那就是真正的昭君墓了。我的老师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说，昭君墓在大青山南麓有十几座，翦老那次的内蒙古之行就看到了两座，一座是我们在这里参观的墓，另一座在包头的黄河南岸。黄河南岸的一座墓，是否昭君墓，信者不多。

呼市昭君墓高约三十多米，占地有五十多亩，坐北朝南，用黄土夯筑而成，形状和汉代帝王墓近似，只是规模小多了。

有关昭君墓位置的记载，唐史学家杜佑的《通典》说，金河县有昭君墓。那时的金河，就是现在的黑河。金河县就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以南。《太平寰宇记》说，“青冢在县西北，汉王昭君葬于此”。《辽史·地理志》中，却说丰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丰州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无论是史书，还是历代诗文，都指昭君墓为青冢。

我们站在最高的平台上，听说起当年的景况：墓前一定建有亮丽的琉璃瓦殿堂，周围栽种了高大翠绿的树木；宽阔的墓道两旁，笔直地排列着颇有气魄的成对石雕；每到昭君的祭日，百姓捧着绸布、豆、麦，纷纷从四面八方前来祭祀。而今这个亭子已经重建，琉璃瓦的尖顶，在日光下，闪闪发亮。新中国成立以后，青冢才逐步被重新梳妆打扮起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无论这里是不是真正的昭君墓，但在众多的昭君墓中，这里称得上是最久远、最知名的了。

“单于和亲”“千秋万岁”

昭君墓的两侧陈列室内，展出有关昭君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引人注目的是石碑数块，碑上刻着：“汉明妃之墓”、“汉明妃冢”、“昭君青冢”、“塞外流芳”、“夫愧色”等，还有颂扬她的诗文。同行的人问起“明妃”称呼的来历。主人说这是来自晋朝，因为晋武帝名司马昭，为避讳“昭”字，故改称“明妃”或“明君”。大约因“明君”有歧义，所以后世人一般都称她为“明妃”。

从高祖到景帝，汉朝和匈奴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到武帝时，因边境冲突，和亲关系中断，处于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至西汉后期，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没有精力再打下去，而且匈奴已处于内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主动与汉和好，表示愿归附，入朝晋见宣帝。宣帝自然十分高兴。

当年汉朝隆重欢迎呼韩邪单于的到来：朝廷派专使到塞外迎接；入塞后，所过郡县，均以两千骑迎送；到长安，宣帝接见于甘泉宫，颁给金制的“匈奴单于玺”，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还赠送给他很多衣饰和珍贵物品。后来，呼韩邪单于又两次入朝，其间还与汉使订立盟约，相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勿得相诈相攻”。

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长安，已是汉元帝时期了。《汉书·匈奴传》里说他这次提出和亲请求，“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嫱）字昭君赐单于。”并发布诏书说：“（呼）韩邪单于……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竟宁，赐单于待诏王樯（嫱）为阏氏。”王嫱是王昭君的名，昭君是她的字。“待诏”是在后宫待命供奉的人。

从诏书不难看出，元帝对昭君出塞不仅十分重视，而且寄予希望。因此，将当年（公元33年）的年号“建昭”，改为“竟宁”，希望从此边境安宁。为和亲而改元，这是西汉历史上独有的一次。而且，《后汉书·匈奴传》还叙述昭君和单于临行前，元帝隆重设大宴送行，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元帝才第一次见到昭君，并为她的美丽容貌所震惊。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皇宫里管理宫女的官）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大约是包括陪伴的侍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徘徊），竦动（惊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

元帝发现昭君国色天香，的确想留下她来，但大国的君主，不好将已经答应的事反悔，只得让昭君随呼韩邪单于走了。

从匈奴方面看，对此事也非常重视。《汉书·匈奴传》中说：“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又封昭君为“宁胡阏氏”。“阏氏”是对单于妻子的尊称，“宁胡”，是企盼她的到来，会给匈奴汗国带来安宁。

昭君出塞后，呼韩邪单于对汉朝一直友好。他死后，按照匈奴的风俗，昭君又嫁给后继的单于，后继的单于仍对汉友好，也曾亲自去长安，朝见汉朝皇帝。昭君的女儿、女婿、外孙，多次以匈奴使节的身份，来到汉朝，促进两个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昭君的两个侄儿，又多次任汉朝前往匈奴的使节，一直到东汉初年，为汉匈友好也作出了贡献。

那时汉朝的北方，“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昭君出塞”使汉匈边境飘起和平生活的炊烟，长达50年之久。

昭君“无怨”还是有“怨”？

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的《琴操》一书，谈到《昭君怨》这支歌曲的来历。他说：“昭君“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入求之不与（前来求婚的都没有答应）。年十七，进之（进宫）。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按此说，昭君应当是怨“匈奴父子妻其妻”的风俗。但书里又提到，“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这里所说昭君恨的“帝”，是指汉元帝，自然《昭君怨》中所怨的也是汉元帝。这首曲从“秋木凄凄，其叶萎黄”开始，直至“呜呼哀哉，忧心恻伤”，整个曲词悲切、忧伤、低沉。

《琴操》对这件事的记载和歌曲《昭君怨》，是属野史，而真实可信的两汉史书都记载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曾“上书求归”，汉成帝令她“从胡俗”。于是，昭君又改嫁后继的单于，还生了两个女儿。后继的单于是呼韩邪单于与匈奴妻的儿子。

继《琴操》以后，东晋葛洪著《西京杂记》，对此事的叙述又多了一个枝节，就是把画师毛延寿拉了进来，说他是造成昭君出塞的元凶。书中说：

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帝悔之，而业已定，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追究查办）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毛延寿……同日弃市。

一些文学家认为这一记载不是事实，冤枉了毛延寿。宋朝王安石的诗里，就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句子。今天看到的有关昭君的最早作品《王明君辞》，是西晋诗人石崇写的。他在辞中想象昭君出塞，像汉朝嫁到乌孙国的公主一样，也是抱着琵琶，一路奏着自编的哀怨曲子。唐朝关于昭君离开长安时启程的情景：“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写她在塞外的境遇悲惨：“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杜甫的诗里描述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因而怨恨元帝，就连死后弹琵琶也诉说着对汉朝君王的怨恨。白居易笔下的青冢竟然是：“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这些诗虽有艺术性，但都是将昭君作为元帝和画工的牺牲品。为什么文人笔下的昭君怨气十足呢？除了一些文人借昭君出塞发泄个人的情感外，我认为还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依他们的想法，像昭君这样的美貌女子，只能给天朝大汉的皇帝作妃嫔，决不能嫁给没有中土文化的塞外单于。这种观念反映到宋元明清的文人身上，就更加强烈。他们的诗词里，竟让昭君在去塞外的途中就自尽于汉朝的边疆，不让她进入匈奴人生活的土地，似乎这样才能保住大汉的尊严。这大约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元代著名剧作家马致远，步宋元诗人的后尘，把昭君以悲剧人物搬上戏剧舞台。他的《汉宫秋》，是最早以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在剧中，呼韩邪单于变成了粗暴的强敌，以势压迫汉朝和亲；汉元帝是个多情而又屈服于强敌的懦弱君王，但还让他充当正面人物；昭君成了受害委屈、又忠于皇帝的烈女，甚至还让她自然的灵魂，飞回汉宫去慰藉元帝。这个剧本竟把一桩民族和好的喜事，演成了民族仇恨、民族屈辱的悲剧。后来的剧作家，也都沿着这条思路写了下去。戏剧的感染力是巨大的，原本无怨的昭君，在人们心目中却变成了：骑在马上的一个弱女子，满面泪痕，抱着琵琶，弹奏着哀怨之志，被迫来到塞外。似乎这就是“昭君出塞”的永恒形象。

“昭君自有千秋在”

当然，一反昭君哀怨形象的文学作品，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但被人们忽略了。像唐朝诗人张仲素的五言诗《王昭君》，就不同凡响：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诗中的仙娥是指昭君，骄子是指呼韩邪单于。他们和睦相处，给汉匈边塞的两族人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景象。还有，元朝诗人张翥的《昭君怨》，也是赞扬昭君出塞的：

队队毡车细马，簇拥瘀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

看取娥眉妒宠，身后谁家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

在张翥的笔下，昭君出塞的行程，不是悲悲切切的，而是一幅行进中的美丽图画。他还将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昭君，与常年关闭在汉宫、相互争宠的嫔妃相比，前者的生活自然强多了。何况。那些后宫女子死后无声无息，怎么可以像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昭君那样，芳名永继，青冢千载呢！

这两位诗人的名气虽然不大，但他们能在一千多年或六七百年前，摒弃儒家的世俗观念，赞扬以和亲方式解决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友好，换取百姓生活的安定、富裕，赞扬人性的自由和生存价值，写出和美的草原诗，当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历史推进到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翦伯赞写了为西汉和亲、昭君出塞正名的文章《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而后是郭沫若等史学家的赞同，邓拓的《燕山夜话》里也说《昭君无怨》；到70年代末，剧作家曹禺又编出了话剧《王昭君》。这些新作开启了人们的视野。现代人歌咏昭君的文章、诗词越来越多，自然不会再是哀怨的了。我认为最富有新意的是董必武和翦伯赞的作品。董老的题诗《谒昭君墓》，镌刻在昭君墓第一层平台正中的巨大石碑上，用蒙文、汉文写着：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前两句对和亲的历史功绩给以高度的评价，后两句是指责历代文人哀叹昭君命运的偏狭议论。

翦伯赞的《题昭君墓》，共六首，在描述昭君出塞的情景时，写出了昭君的英气：“莫道蛾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这同历代文人“千首哀词万首诗，同声歌哭说妍媸”完全相反。六首中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翦老在诗中不仅指责武帝从帝王大业的一己私利，拓土开边，造成战火连绵；而且歌颂昭君出塞和亲，给百姓带来了50年和平。

内蒙古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王昭君的神话传说，说她本是天上的仙女，受玉帝委派，下凡来平息汉匈干戈。匈奴单于从漠北来迎接她，他们骑马一同来到黑水边，只见朔风怒吼，漫天风雪。昭君立即下马弹起了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彩霞满天，万物复苏，阴山变绿，黑水澄清，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百鸟在他们头上翱翔。单于兴奋极了，马上决定在这儿居住下来。自此阴山改名为大青山，黑水改名为金河。后来他们走过的地方，那里的水草就变得丰美，人畜两旺。许多年过去了，一天夜里，天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一声巨响，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金河南岸多了一座土山，山上草色深青，山顶上飘着五色浮云。老人们说，昭君完成使命，回到天上去了。人们就把她的身体埋在了这座青山里。多少年来，昭君已成为美好的象征，青冢也愈来愈诱人，以致人们都希望这位远嫁的姑娘，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给他们带来好运与安宁。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青山南麓，就有了十几座昭君青冢。

2001年第2期　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　骆驼刺

1905年12月8日，湖南青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他的死是在悲悼一个民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们这个民族在人格上站起来。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生命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历史问号。

在20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湖南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几个人中，谭嗣同（33岁）1898年被慈禧太后砍头，宋教仁（32岁）1913年被袁世凯暗杀，黄兴（42岁）、蔡锷（34岁）则于1916年相继病死，唯有陈天华是自杀。

陈天华只活了31岁，重读他留下的《绝命辞》，我禁不住热泪交错，陈天华用生命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实现了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在人格上站起来了吗？

陈天华，1875年生于湖南新化，1903年赴日留学。他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他痛感民族危亡，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激越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4年，俄国瓜分东三省，朝野束手无策，陈天华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到国内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同年，他与黄兴、蔡锷等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国和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又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年春盛传各国要瓜分中国，他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回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同时决定单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学极力劝阻。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日本，约陈天华、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陈天华首先赞成与孙中山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联合、精神上保存华兴会。陈天华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跳起来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态度对推动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成立同盟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宋教仁、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写的。

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主要由陈天华编辑。在11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他一人就发表了5篇文章，几乎占《民报》创刊号的一半内容，影响很大。

他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驳斥了中国不可以言民权、不可以言民主的论调，鲜明地指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

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认为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朱元璋、刘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他在《绝命辞》中也说自己“重政治而轻民族”。说革命“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于责任心，也有出于功利心，出于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他显然是出于责任心才主张革命。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结局我们惊讶地发现陈天华的先见之明。他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开、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情况下，仅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实行革命，即使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更混乱的中国。

陈天华主张民主、民权救中国，他的《狮子吼》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列举了全国有30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等”。然后他虚构了当年抗清基地舟山群岛上的一个民权村，塑造了留学回来的老师文明种以及他的学生孙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种之口，他说“国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他借孙念祖提倡自治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说一有服从性质，即是奴隶了，不知势力是不可服从的，法律是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扰害，又何能救国家呢？”因此要立一个自治会和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他说民智不开，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办不出一点事，所以他要在内地办一种新报，开通风气。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1月《民报》创刊。清政府为了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11月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8000多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罢课、罢学，准备回国。当时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不想负起责任。他因此愤而蹈海。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希望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负起责任来。他在自杀前给他们的信中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

他在《绝命辞》里指出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如果留学生真的都是“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20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他为此提出作为这四个字反面的“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则勿忘他今日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的。要求他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则他“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梁启超评论陈天华之死时说：“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陈天华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公祭时，由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年5月23日，他的灵柩从日本归葬于故乡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

20世纪终于走到了尽头，陈天华的墓和黄兴、蔡锷的墓一起，历尽一个世纪的风云沧桑之后，依然在岳麓山上静静地注视着湘江水，注视着中华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归来，陈天华！

2001年第2期民初著名报人 邵飘萍为何被杀　傅国涌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这得从邵一生作为独立报人说起

新闻救国

邵飘萍（1888——1926），原名振青，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在金华长大，14岁考中秀才，1903年进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金华，在母校教历史、国文。他除教书外，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聘邵为主笔。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15年的报业生涯。1912年春，杭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邵飘萍主持。他对时局有惊人的洞察力，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在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

邵飘萍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极高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邵振青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权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20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到1919年5月，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他工作繁忙，但坚持每周上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年10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23人，得到半年结业证书的有32人。名单中有不少是中共最早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55人中有些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中坚。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慷慨资助。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所以北京一别虽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不忘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已过八旬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副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邵飘萍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之死的直接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的评语。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卫戍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只相信暴力的“马贼”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京报》被封。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北京各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2001年第2期　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刘德纯

《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发表林里同志的文章《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文章开头说：“陶铸罢宴的佳话，有口皆碑，举国称赞。据我所见，陶铸不光罢宴，而且要把设宴人训斥一番。”读过这篇文章，联想起一件往事——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得知军区司令部住房紧张的消息，率先提出让机要处派几名男同志住进他的宿舍。不久，景林副处长通知我说：“陶政委的宿舍腾出三个房间，经领导上研究，让你们七名男同志搬进去。”从此，我们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搬进去住了。这样，陶铸和夫人曾志（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一家人、秘书一家和勤务人员，再加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把那幢三层小楼住得满满的，当时人们笑语称赞：“‘陶公馆’变成集体宿舍了。”

我们七个人住进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调动，有的结婚，有的去外地学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那个房间住了两年多。1958年我去外地学习时，留下的东西仍放在那个房间。1959年返部队，我在那个房间摆放的东西没有任何搬动，尽管陶家的人增多了，却从未占用过那个房间，使我十分感动。

那两年，陶政委经常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把我们当作邻居看待，他们从不以安全保卫为由，限制我们的行动，我们始终没有寄宿“公馆”的感觉。

当时，司令部每周有五个早晨出操，我们住的三层房间恰好正在陶铸夫妇住房的上面，清晨起床要急忙去操场集合，收操回来又要盥洗一阵。显然，这些活动对陶家干扰很大。况且那时我们穿的多是统一发的硬底皮鞋，平时上下楼走动的声响也大，陶铸夫妇从未为此提出限制性要求。

曾志虽不在军队任职，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刚入住“公馆”时，我们见到二位首长感到拘束，想方设法躲避，可是我们在早、午、晚要多次出入宿舍，在楼里也要活动，所以常在院里或楼道里遇见陶铸夫妇，二位首长总是笑呵呵地同我们打招呼。

我们进出走偏门要穿行陶家厨房，走正门能看见陶家会客室里的饭桌，每天我们都能目睹陶家的日常饮食情况，证实了陶铸深入基层对食宿接待标准的严格要求是表里如一的，不是像有的人在外面饿着肚子图名声而回家大吃大喝。陶铸这种家庭生活，在我们眼里比起他在军区礼堂作多次思想作风教育的报告，说服力还要大。若是养尊处优、追求享受的领导干部，是决不敢让七名过军事生活的年轻人住进去的。

1961年4月我离开陶家后，直到1979年6月25日才有机会出差去广州，顺便向我住的珠江宾馆负责人吴至尚打听陶家小楼的情况。至尚是当年入住陶家的7人之一。同时我还抽空去那幢小楼门前徘徊，望着小楼，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陶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遭遇，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想起当年进住的7人如今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有的已经去世。我不能不借《炎黄春秋》的一角将我所知的陶铸这位老共产党人的一些高洁品格作一披露，以免我军“失传”。

2001年第2期　茗气氤氲说茶城　刘振贵 孟凡夏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有一个既堂皇而又风光的别名——天堂。这个雅号与江苏古城——苏州并列。从宋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相传千多年，享誉海内外，吸引着众多的来江南探胜的游客。不过，杭州除具有独特的江南水乡秀丽风光之外，杭州还盛产名茶，若将杭州称作“茶城”，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杭州名茶更会给这座美誉的“天堂”之城，增添一分秀雅、芬芳的隽永风味。

从历史记载看，杭州产茶并不是最早的。但第一个提到杭州产茶的人，却是被古今中外茶人尊为“茶圣”的陆羽。1200多年前，陆羽倾毕生精力在距杭州不远的湖州一座寺庙中撰著《茶经》，提到“钱塘（即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此后，史书、茶书和名人的诗文中，不断地提到杭州产的茶，其芳名有：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石人坞茶、径山茶……北宋末年，杭州僧人辩才和尚，在西湖之西龙井寺，汲龙井泉水，烹寺中所产的茶叶，招徕香客，并与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名士品饮唱和，自此，龙井茶声名日隆。到了明朝，龙井茶这个茶中的后起之秀，被誉为“茶中绝品”，取代了曾经名闻遐迩的紫笋茶、日铸茶的贡品地位，成为贡奉帝王的“贡茶”。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时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杭州，他在“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采摘过十八棵茶树，被杭州人称为“御茶树”，至今仍存活很好，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乾隆帝在龙井观茶农采茶时，还乘兴作了好几首咏龙井茶的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何必龙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辩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这首诗虽然韵味淡薄，意境不深，难与其他诗人的品茶名篇媲美，但他的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却使龙井茶名声大振。在此以后，又经过杭州茶人200来年的精焙巧制，今天的龙井茶，仰天地之灵，揽山水之胜，收花草之芬，集工艺之精，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登上中国“绿茶之冠”、“茶中皇后”的宝座，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大奖。从50年代起，龙井茶被遴选为“国家礼品茶”，中央领导人用以赠送国宾，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款待宾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茶”。正是因为有了茶，特别是龙井茶，有“天堂”和“风景文化名城”美誉的杭州，才更加光彩照人，名扬四海。

杭州不仅盛产茶叶，而且杭州人爱茶如命，饮茶成瘾，品茶成风，为发展中国的茶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近十多年来，外来饮料蜂拥市场，但对品茶情有独钟的杭州人，大多数人家还是保持着泡一壶清茶，全家人从清早喝到晚和客来敬茶的风气。公职人员上班，甚至连杭州的出租车司机，身旁必备一杯浓茶，让茶香伴随终日，解除疲劳。每当春暖花开的明前雨后，满城茶气氤氲，杭州人家家户户便大包小包地往家里买茶叶，以备一年的饮用或寄赠在外地工作的亲友。

还有一些饮茶品位高的杭州人，他们把茶从解渴的生理需要升华为精神需求，闲来无事，聚三朋两友，慢饮细咽，品味茶的馨香与苦甜，以求清心、涤俗、驱除烦恼、振奋精神。为了适应这些人的需要，因而在“柳浪闻莺”的柳荫深处，苏堤白堤的桃花丛中，“曲院风荷”的红衣绿裳旁边，“平湖秋月”的水晶盘上，以及望湖楼、镜湖厅、涤心亭……随处可见一群群、一簇簇的清雅茶座，无不是杭州茶人品香茗、求脱俗的佳境。假期节日，人们飘然而至，尽兴而归。笔者移居杭州不过十数载，竟也渐渐被杭州的品茶之风所染。工余饭后，冲几杯龙井，全家老小围坐一起，乐陶陶、慢悠悠地啜着香茗，似乎也能领略些许“两腋习习清风生”的情趣。

杭州饮茶品茗的风俗，源远流长。单以茶馆为例，据《梦梁录》记述，南宋临安（即今杭州），城内茶肆密布，茶客如云。书中录名的茶馆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郭四郎茶坊、俞士郎茶坊、蒋检阅茶坊等等。当时的茶馆，除了供富人文士品茶的室内摆着花卉、挂着字画的高档次的茶楼外，还有卖笑的“花茶坊”，谈交易的行市茶坊，卖茶同时说书唱曲乃至蹴球的娱乐茶坊，介绍职业的市头茶坊等等。明清以来，杭州人饮茶品茗之风更盛。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述，明代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旬日之间”，杭州新增茶馆五十余家。还有记载说，清末，杭州仅仅是吴山一条街上，就有三十余家设炉卖茶的茶肆。建国前夕，杭州共有大小茶馆三百余家，其中著名的高档茶楼有喜雨台、雅园、西园。与当年相比，今天杭州茶馆茗楼还远不能算是盛况空前。

说杭州是“茶城”，还因为杭州上千年来沉淀的茶文化厚度，是别的城市所难以企及的。

古今杭州文人，受杭州茶香茗气的熏陶，在他们的笔下，生发出阵阵茶香。在杭州居留过的大诗人和杭州本地诗人白居易、苏轼、陆游、范大成、杨万里等，都写过很多茶诗，他们生动地描绘过杭州茶的生长优越环境、美妙形态、隽永滋味、清芬香气、奇特功效。他们还从茶的滋味中领悟人生哲理和真谛。有些诗人则抒发了他们对杭州茶农艰辛劳动的赞美和不幸遭遇的同情。苏东坡和陆游是写茶诗最多的两位大诗人。苏轼在杭州写的《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这首诗中的最后一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是茶诗中的名句。后来有人将这一句与他写杭州风光的另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集在一起，成了一副佳联，也是杭州的一段佳话。

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则是表述他在临安（杭州）等待皇帝召见时，既怀报一腔报国之志，又对“世味”不满，百无聊赖，以茶破闷的一种心情：

世味年来薄如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竹间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杭州人以茶入文、以茶入歌、以茶入曲、以茶入戏、以茶入书（法）、以茶入印之盛，也都是别处少有的。远的不说，当代作曲家周大风的曲作《采茶舞曲》，那优美的吴音越韵，轻松活泼的旋律，经歌唱家叶彩华美妙的歌喉，传遍了全中国。后来，这首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被选作亚太地区民族音乐教材。三年前，杭州女作家王旭烽的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茶人为茶奋斗终生的艺术形象，在全国获奖。在杭州的书法泰斗沙孟海和著名画家吴山明，都曾以他们的大笔书茶、绘茶。近年来，杭州书法家李茂荣的茶诗微楷、茶画和中国名茶篆刻录，受到了国内外茶人的赞赏，杭州的一些茶馆里纷纷用以作为高雅的点缀物。据知，目前杭州茶人正在酝酿着研制适应各种需要的茶点、茶宴、茶菜。苏东坡当年品尝过的茶点蓑衣饼，也已经在茶馆重现。

杭州的西南，有座气势雄伟的山——径山，它是天目山的支脉。山中有座寺院，唐代名兴圣万寿寺，宋代名香林禅寺，后又名径山寺。这个寺院在宋代是禅林之冠。径山历来是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在宋和宋以后常设“茶宴”待客。所谓茶宴，就是僧众山堂夜坐，以泉煮茶，边讲佛法，边点茶（冲泡茶），边斗茶（鉴评各种茶叶的优劣品位），边品饮。宋时日本南浦照明和尚到径山寺习经归国时，同时将径山寺的“茶宴”方式带回了日本。经他广为传播，后来发展成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所以，日本的古籍《类聚名物考》上说：“茶道之起，在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照明由宋传入。”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源头，在杭州。

说杭州是“茶城”，还因杭州历来是茶人会集之所，茶贸易、茶科技兴盛和国际茶文化交流之地。

从南宋时起，杭州就有许多茶栈，成批量的运销茶叶。明清时，杭州茶叶生意兴隆，是中国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有的还将茶叶运销国外。现在杭州的著名风景点汪庄、刘庄，都是茶庄老板的别墅。这些别墅，还曾用来接待外地的茶商。

有“中国当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先生和著名茶叶专家庄晚芳先生，终生为茶业的发展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培育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庄晚芳先生中年以后，一直在杭州进行茶教学和茶科研，编著了《中国茶史散论》等重要著作，晚年提倡弘扬茶的“廉、美、和、静”四德，为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最早、最全面培养茶叶专业人才的教学单位——浙江农业学院茶学系，50年代创立于杭州。几十年来，它为中国茶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茶树育种栽培、茶叶焙制、茶叶深度加工等方面的科技人才，为杭州和全国的茶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专业的茶叶科研机构——农业部中国茶叶研究所，也设在杭州。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他们的科研成绩达120多项，其中的茶树新品种——“龙井43”和从茶叶中提取有用成分进行研究两项重大成果，已经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

专门研究茶叶加工技术和进行茶叶品质检验、监测的全国供销总社茶叶研究所，也设在杭州。许多有关茶叶加工的新工艺技术和监测条例，就出自这个研究所。

在杭州龙井茶区，还有一处如诗如画的所在，这就是中国、也是世界唯一的展示和研究各类茶叶、茶具、茶事、茶史、茶风情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它是80年代中期，由吴觉农、庄晚芳、于杰等二十多位中国茶界名士联名提议建在杭州的。

以推进国际茶文化交流为宗旨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90年代初创建于杭州。会长王家扬先生提出了于国于民都大有裨益的“茶为国饮”的倡议。数年来，这个研究会已在杭州、长沙、昆明和韩国汉城举行过五次大型的茶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了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又将国外的茶文化引进国内。这些活动，使杭州成为国内外茶人关注的茶城。

2001年第2期　钱瑛与《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无关　黎 白

接到原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杨秀山同志的电话，对贵刊2000年第9期发表的《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一文提出意见。他说：作者对钱瑛在洪湖苏区一段斗争经历了解甚差，有不符合历史真实之处，用此标题，就更错了。钱瑛是1931年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主要担任潜江领导人。而《洪湖赤卫队》影片及歌剧是反映1930年当地游击队、赤卫队与敌白极会（一称北极会）作斗争的。此时钱瑛尚未来洪湖苏区。1931年她到苏区后也未参加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因此，写她在1932年5月率一支游击队与敌军主力作战，打乱敌军部署，使敌不敢贸然进犯，红军主力赶来，击溃了敌人等等，都是并无其事。将钱瑛说成是“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更是错误的。

杨秀山是洪湖沔阳县人（现洪湖县），1929年参加红军。建国后任总参军校部部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后勤学院院长等职。洪湖苏区的斗争，他从1929年以后都直接参加过，他对钱瑛那一段历史是很了解的。我在1959年——1962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及1987年至1990年改战史，对钱瑛这一段历史也是比较清楚的。我认为，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找“原型”是不科学的。文艺作品总是典型化的，有虚构的成分。《洪湖赤卫队》刚刚出台时，洪湖当地群众盛传是写贺龙的大姐贺英的，而且，不少老游击队员证明贺龙和贺英都在洪湖苏区斗争过。韩英即贺英也就传开了。后来我们战史编委会出面说明贺英从未参加洪湖苏区的斗争，作正式辟谣。原歌剧的作者也没有具体的“原型”，把剧中人韩英如此取名，只是偶合。如今又多了一个钱瑛，更是荒唐了。

贵刊发的这篇文章标题太显眼，事实又失真，引起当年在洪湖苏区直接参与斗争的老同志强烈反映，也是可以理解的。

黎 白

2001年第2期　《炎黄春秋》的编校工作有待加强　谢 宁

我热爱《炎黄春秋》，贵刊去年12期上《〈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那篇文章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正因为她是一个高档次、有很大存查价值的刊物，我才不避“班门弄斧”之嫌，每期看后不厌其烦指出她的错别字和语病。新年伊始，有几点想法陈述如下：

一、大部分是由于校对不认真造成的，如“志愿军”误为“志原军”，“莫斯科”误为“莫斯料”，“北伐军”误为“北阀军”，“日寇”误为“日冠”，“周扬同志”误为“周场同志”，“曾彦修”误为“曾曾修”，以及“地”“的”不分、“那”“哪”不分，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出乎意料之外”一类的病句。这类差错，虽不碍大局，但数量多了，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刊物的信誉，因而不能不认真对待。

二、少数不更正便易误导读者（特别是若干年后的读者）的差错，则应设法加以解决，不能不了了之。涉及史实性的差错，更应纠正，以示对读者负责，夸大一点说也是，对历史负责。

三、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主要靠编者和作者的努力，但发动读者参与也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沈阳读者 谢 宁

2001年第3期 “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　作者：王永钦

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面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在四届人大召开的前夕，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的周恩来，心中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尽快使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据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负责军队高级将领审查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回忆：

按照规定，每个“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

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175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通过的。

叶剑英参加了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他作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当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暗喻“牵骡人”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时“解放”干部的艰难。这时的周恩来，已确诊为膀胱癌。

10月，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这位贵宾特地介绍复出的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积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任职程序，并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

这时的江青集团见老骥“一匹复一匹”的出山，他们驱动在京沪等地控制的写作班子，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上海市委写作组，康生指挥的中央党校写作组，以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写作班子，纷纷登台亮相，他们借“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许多正在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和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的“牵骡人”周恩来。在江青一伙授意下，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更加露骨的语言大批“宰相”和“折衷主义”。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材料。以此为标志，在全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1月24日，江青给军委领导人写信，批评军队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要派迟群、谢静宜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通知。24日下午，江青背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解放军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煽动军队参与这个运动。1月25日下午，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是在上午11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反复辟”的主题，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会上，江青、姚文元也不断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一·二五”大会后，江青一伙马不停蹄，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向周恩来发难。

1月29日，根据江青的布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经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这部片子，曾被迟群诬蔑为歪曲了中国的形象，是“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

2月，江青制造“蜗牛事件”。四机部某设计院一青年干部写信给江青，反映该部1973年底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送礼品玻璃蜗牛一事，并臆断这是美方对我国的污蔑。江青接到信后如获至宝。认为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接着，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展出了200多幅美术作品，名曰“黑画”展览。在展览的“前言”中特意提示观众：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这些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用于装饰宾馆和外贸出口的。周恩来曾多次指示，宾馆布置的美术作品，要有民族风格和时代风格，要体现国家的艺术水平；工艺美术品只要不是反动的、丑恶的、黄色的东西，都可以组织生产和出口。根据这一精神，有关部门当时集中了一批国画画家，突击创作了2000余幅宾馆布置画。“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江青便指示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党羽，把北京饭店的几百幅宾馆布置画收集起来当作“黑画”展览。

3月，周恩来每天便血达一百多毫升，他的癌症病情更加严重了。

3月中旬，江青一伙极力反对邓小平作为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无论国内、国际，都是人们倍加关注的。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请示报告后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

同一天，毛泽东给江青写了这样一封信：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 三月二十日

3月26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讨论时，江青仍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4月6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送行。

4月1日，《红旗》第4期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写出的《孔丘其人》。这篇文章，根据江青出的题目，3月份即已写出，文章刻画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注：鲁国当时没有“宰相”这个职务）孔丘的形象，影射周恩来。3月底，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审阅送审稿时，写了一些称赞的批语，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准备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5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柏青的《从<乡党>篇看孔老二》，在描绘孔子见国君的一段文字中，凭空加上“端起胳膊”四个字，借批孔之名，对周恩来搞政治陷害和人身攻击。20日，《学习与批判》第5期发表康立的《林彪为什么要吹捧董仲舒》，明确宣称要把矛头指向“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1974年6月1日，根据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医疗组意见，周恩来告别他工作、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当天下午，76岁高龄的周恩来驶离中南海，住进了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五医院。住进医院的当天就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6月15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启发”在座者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迟群等人也声称他们所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

6月18日，《人民日报》按照江青的旨意发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中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一时间，在京、津、沪等地的街头，出现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打倒当代孔老二”等大标语。

6月下旬，江青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6月23日，江青到了她批林批孔的试点单位天津市宝坻县小靳庄。当得知接待她的妇女主任叫周福兰时，她便说，你这个名字太封建了。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周克周吧”，用咱们的这个周，克他那个周。

毛泽东对形势的发展，对江青的一些做法，是不满意的。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周恩来也从医院赶去参加。会上，毛泽东指出，“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等：“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这是毛泽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

9月30日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这里正在准备举行招待会，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许多人焦急地盼望周恩来总理的到来。晚上7时许，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周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大厅。顷刻间，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连有的外国朋友也顾不得礼仪，站到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恩来。

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安排好新的国家领导机构，宣布“文革”胜利结束，从此国家步入正轨。但是，随着开会日期的临近，江青一伙加紧了“倒周”、“组阁”的活动，为自己上台作积极的准备。

在“组阁”的问题上，毛泽东已另有想法。周恩来重病在身，四届人大之后由谁来接替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由谁作他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权衡再三，遂于10月4日在武汉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无疑，这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10月6日晚上，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O五医院，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重病之下的周恩来，同江青谈了整整两个钟头。六年后，王洪文在法庭上讲到这件事：“（1974年10月6日）政治局开会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事情很清楚：因为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不便直接反对，便把眼睛盯在“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上，但是他们没有得逞。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邓小平发动了新的进攻。

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制造的，载重量13500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设备性能不适应远航。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江南造船厂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在远洋航行过程中，主机不断发生故障，但还是于9月30日回到了上海。“四人帮”便借此大做文章。10月2日，《文汇报》、《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在头版发表评论员文章，宣称：“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斗争的历史。”声称：“不是国产船和国产船的主机有问题不能远航，而是有些人崇洋媚外，思想路线有问题。”

“四人帮”为什么多次攻击“造船不如买船”呢？周恩来的工业秘书顾明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70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运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这便是江青一伙批判所谓“崇洋媚外”的真实用意。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直接向邓小平发难。江青就风庆轮一事阴阳怪气地质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还是站在中间呢？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正地回答：“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当夜，“四人帮”在北京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商定要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

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同一天，江青在北京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二人借陪外宾去见毛主席的机会，告邓小平的状。当天晚上，王洪文返京后，“四人帮”又聚在一起介绍情况。会上，张春桥把17日的政治局会议比作是又一次的“二月逆流”。

10月20日，毛泽东在长沙会见丹麦首相哈特林之后，王海容、唐闻生向毛泽东汇报了有关情况。毛泽东听后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情，而且先念同志已在解决，江青还这么闹。”要她们二人回京后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11月12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10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以满意和赞赏的口气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同时批评江青：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肯定和支持了邓小平的做法。

同一天，江青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了她的一份“组阁”名单。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示，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江青在受到毛泽东尖锐批评后并不死心，她继续写信给毛泽东，说她“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伸手要官，企图攫取更高更有实权的职位。11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李固、黄琼，东汉人。李固素来仰慕黄琼。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召聘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进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的时候，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说的“李固给黄琼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的这封信颇为欣赏。他借用这个典故婉转地批评江青，同时拒绝了江青的不合理要求。

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周恩来的精心主持下得以全部落实。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感到大势已去，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

12月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O五医院，下午抵达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

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从23日到27日，他们先后向毛泽东作了四次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谈了如下五个方面的意见：

1、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写出书面检查。

2、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毛泽东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重申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建议，提出周、王留长沙期间，由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工作。

3、指出“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在了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后，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

4、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及其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周恩来建议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时，毛泽东提出以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并提议由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5、关于国际形势问题。毛泽东表示，当前仍要继续强调备战。并问：如果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如何做？周恩来答：如果苏联领导人真想来谈，可作考虑，但我方不主动去请他。毛泽东表示赞同。

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相处近50年的老战友，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学习理论问题。他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泽东还提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最终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的“长沙决策”，打碎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美梦，对中国未来形势的稳定发展以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其意义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3期 胡耀邦与《“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的发表　作者：韩树英　孟　凡

1978年7月15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73期发表了韩树英撰写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的署名文章，从提出写作任务到成文发表，都是在胡耀邦同志直接指导下进行的。文章的发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意图，是胡耀邦在党校的秘书转达给韩树英的。文章初稿有这样一段论述：

竟然有这样的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只是因为说了“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便被打成了“反革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尽管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拨乱反正，要落实政策，这个单位还硬要把这顶“反革命”帽子继续给那位同志戴下去。类似的事不止这一起。这是涉及怎样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怎样才能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的重大问题，是涉及怎样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里已把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要为在这个问题上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提供理论根据，所以文章初稿的题目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

作者当时在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任主任，讲课中也经常接触到类似的问题，也认为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弄清这个问题很必要，接受这篇文章的写作任务后，考虑再三。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刚两个月，虽然很多省报表态赞成文章的观点，认为此文非常重要，但不少人还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该文发表之初被一些有影响的人斥为“砍旗”、“非毛化”、“分裂党”的影响还未消除，于今，又要著文公然论证“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在理论上说不清它的科学性，就很可能被某些人掷进“砍旗”的黑漩涡里去。

作者着重考虑的是两个问题。首先就是要把“一分为二”观点和方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说清楚。“两类论”、“两重性”、“两分法”（一分为二）等，都是毛泽东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普遍规律的科学的、简明的、生动的表述。至于“一分为二”的提法，在曹葆华最早翻译的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就使用过。后来把“一分为二”改译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1963年底毛主席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中，重新对“一分为二”分析方法加以强调，批语中说我们的同志对于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不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一分为二，既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指出，“中央多次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认为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具备对于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这个两分法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想”。从此，“一分为二”、“两分法”的词句更为同志们所熟悉了。但由于人们对这一辩证分析方法本质的理解有高低深浅的不同，对于它的普遍适用性认识很不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造成了人们思想的大混乱，有的认为说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就是把毛泽东思想区分为“成绩与缺点、真理与错误”，就是反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甚至作出“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处理。

作者抓住了两个基本点做文章，来反对形而上学。

第一，对“一分为二”的运用。因为事物的矛盾是普遍的，在本质上是要坚持一分为二的普遍适应性；又因为具体事物的矛盾是特殊的，在表现上要把握一分为二在运用上的特殊性。具体事物具体对待，对事物的不同层次、角度、侧面的分析，也都要把握其特殊性。成绩和缺点、真理和错误，这是对我们的同志，对共产党人的工作和认识的两分法，而例如真老虎和纸老虎的说法，则是对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特性的两分法，这是运用上的特殊性，和对我们同志的两分法的分析不能混同，要具体对待。至于毛泽东思想，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把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总结起来而得出来的科学思想体系，它本身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对真理的一分为二又有其特殊性，真理有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两重性，就是对真理的一分为二。每一时代，每个个人认识的真理都是相对真理，而相对真理又都包含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就是绝对真理。因此相对真理都具有条件性，都有着向绝对真理发展的必然性、必要性，否认相对真理的条件性、相对性而当作无条件的、绝对的，在运用中就要犯错误。

第二，必须配合正在曲折中向前发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把两者从理论上联结起来。因为事物、认识都是一分为二的，所以对它们的真假对错必须加以区别和检验，这是人的认识是否需要检验问题的前提，是辩证法；至于用什么来检验认识，区分出真理和错误，只有靠实践，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一分为二，实践检验，才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才能推动毛泽东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

文章分为三节，即《具体地对待一分为二》，《真理也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总标题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

稿子交给《理论动态》编辑组，经《动态》组同志推敲，特别是经胡耀邦同志的亲自修改才定稿的。

首先是题目，胡耀邦认为《毛泽东思想不能一分为二吗？》，直接目的为主张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人平反提供理论根据，视野不够开阔，为使文章的意境更高些，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胡耀邦同志1978年7月12日在文章清样上又写了这样的批语：“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标题改为《谈谈“一分为二”的思想》，这么改一下，是否好一点？”他让《理论动态》组再斟酌并和作者商量，最后把定稿的标题改为《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他还在清样上做了些修改，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不仅包括基本原理，而且还包括把基本原理运用到一定条件下的革命实践而得到某种理论”，他把“某种理论”四个字改为“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等。他在改动的地方还加了如下的批注：“我在第9页上，改了一点点，请再斟酌。此外，某些地方还可以再斟酌一下。”可见他对文章的关注是从原则到具体的。

文章于1978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一周年发表，经杨西光同志和我们联系，7月23日在他主编的《光明日报》头版以显著位置转载。因为文章触及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社会反响的强烈是我们始料未及的，普遍认为这是“拨乱反正中对这一思想禁区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对“两个凡是”的观点一次有力的冲击，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深化和延续”，认为这篇文章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拨乱反正，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确实，此文发表以后，各地有关部门不仅据此平反了一些错案，在如何正确看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胡耀邦同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曾多次嘱咐：要针对尚未完全澄清的问题，从哲学和认识论高度，组织一系列文章给予理论的回答。早在1977年9月10日他和《理论动态》组的谈话中就强调：“没有哲学就没有共同语言，不懂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理论动态》每篇文章，都要讲哲理，要养成习惯，社会现象很复杂，任何观点都可以找到事实上的证明。”可以说《“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就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之后，胡耀邦亲自组织、设计的重要系列文章之一。

我们可以把胡耀邦同志对“一分为二”一文的写作、发表当作一个例子，看到在这一段时间他所关注的国家大事以及这种关注在实践上产生的结果。

一、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把人们从“左”的长期影响和禁锢中解放出来，推动理论研究和我们的事业不断前进。

1978年7月22日（《“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一文在《理论动态》发表的第七天），胡耀邦同志应约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重要谈话。小平同志明确地直接地表示支持耀邦同志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支持《理论动态》。这是在真理标准讨论遇到强大阻力和压力时的十分强有力的支持，给了耀邦同志在这方面的活动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第二天，即23日，耀邦同志就给《理论动态》组的同志作了传达。就在这次会上，耀邦同志就初步地讲了深入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想法。他说，“一见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大吃一惊，一听到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又再吃一惊，对这些基本道理，一些老同志淡忘了，一些新同志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思想是什么？要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是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见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第129页和孟凡的记录）这集中地表现了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邓小平发动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中，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的作用，以及他们的作用的相互关系。

二、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可以说是在当时用实际行动体现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特别是它的三大作风的批评自我批评作风。

“一分为二”一文，前面说过，初始的写作动因是直接为在这个问题上的错案的平反提供理论根据的。这虽是耀邦同志倾注极大精力平反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例子，它却是和理论问题相联系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例子。

耀邦同志高瞻远瞩，从关系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全局的高度来看平反冤假错案的重大意义。从他直接主持中央党校工作到接任中组部部长以后，我们在党校直接听他讲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已经难以说清有多少次了。他不止一次地扳着指头算：50年代以来大大小小的“左”的批判运动有多少多少次，像反右派、反右倾、庐山会议直到“文革”这样的大范围的运动，错误地批判、打击了大量的干部和群众，而其间还有局部性的小规模的“左”的批判运动，累积起来也错误地打击了许多人。受批判、打击的每个对象都要牵连到家属、亲朋故旧，这样，多年累积起来，直接间接受到伤害的干部、知识分子、群众就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目，成为我国社会不安定的重大隐患。此外，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大量不白之冤、“左”的伤害，只要得不到公正的解决，矛盾总会历史地存在着。

耀邦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长时即表现出他对平反冤假错案的异常的坚定性，表现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大无畏精神，坚强的党性。这里只举出他在中央党校的几个例子：

率先揭发炮制全国全党大量冤假借案的首要之一的康生，打掉他头上的“光荣的反修战士”的桂冠，为党历史上许多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扫清了道路。正如冯文彬同志后来所说：真理标准文章的发表和揭出康生，是这一时期中央党校立下的两大功。

针对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是毛主席亲自定的，明知有错也不予以平反，胡耀邦同志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他说：凡查实为冤假错案，不论是什么人定的，也不论是何时定的，都必须一律平反，不能有任何例外，这就为打破任何借口，勇敢地坚持“有错必纠”原则，率先在中央党校做出了榜样。

有些人在过去的运动中整错了人，现在不得不为被错整的人平反时，总想给人家留下一些“尾巴”，保住自己一点面子。对此，耀邦同志的态度也是坚定而明确的，他说：凡是完全整错了的，平反时不得找借口“留尾巴”。他风趣地说：大量的中国人，走起路来都拖着一根尾巴，那不满街都成了猴子吗？胡的讲话，推动了平反工作的彻底进行。

胡耀邦同志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是他在当时党中央许多老同志支持下，忠实地创造性地执行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期的路线和方针的结果。平反冤假错案所以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不仅仅是因为它使一个个的错案得以纠正，重要的是它向世人展示：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共产党主动进行的，是自身对过去的错误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结果，证明她是对人民真正负责的党。

中国共产党平反冤假错案的意义，值得我们放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去估量。

早在1978年11月3日，胡耀邦就向《理论动态》组提出写一篇《平反冤案的历史借鉴》的文章，着重从苏联30年代开展肃反斗争的得失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经验谈起，指出平反冤假错案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是人心所向，不仅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安定团结的大问题，也可防止一二十年后某些人利用这个来反对我们。

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苏联解体，苏东国家有如多米诺骨牌一个连着一个倒塌下去了。原因是多方面的，问题也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对此这里不可能全面探讨，但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因，值得我们作对照的思考。这些国家在一连串运动中，在执行“左”的方针路线中，整错了很多人，一直到苏东剧变，他们没有主动采取过大规模的、认真彻底的平反的举措。这是苏东国家社会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十多亿人口的社会主义中国，本来被西方敌对势力看作是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眼中钉，他们巴不得中国也接着倒下去。但是苏联解体快十年了，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发生苏东那样的剧变，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也不可能作全面的探讨，而联系到本文的题目，至少应该这样说，引起苏东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导致剧变的一些重大问题，在中国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也就是在他们发生剧变的十三四年前，有的已经得到了解决，如平反问题，有的则是使人们看到早已进入解决的过程，而且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大有希望，如新时期党的总路线问题已经明确地得到解决，作为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在形成中正在逐步完善，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本身总结以往国内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反映党内外广大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而取得的，且可以设想，它将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3期 为“两弹一星”殉职的郭永怀　作者：金志涛　王士波等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郭永怀殉职于“两弹一星”已逾30年了，当年共和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又在秘密中运作，连郭永怀家乡的许多人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故里探踪 乡人盛颂“聪明娃”

汽车从山东荣成市区一直向西南驶去，半个钟头的工夫就来到了郭永怀的故乡——滕家镇西滩郭家村。

1909年4月4日，郭永怀出生于一个家境殷实的普通农户，这是郭文吉夫妇的第四个儿子。读过私塾略通文墨的郭文吉知道读书的重要，在郭永怀10岁的时候，郭文吉将儿子送到了本家叔叔所办的学堂里读书习文。

郭永怀聪颖异常。17岁那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四乡八疃第一个公费中学生；20岁那年，郭永怀又考取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

郭永怀来到天津后，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期间，他与胡世华、陈振汉等发起组织了“微社”读书会。郭永怀活跃的思想表现和对数学的浓厚兴趣，被申又辰教授看中，于是便经常给他以重点指导。

1931年7月，郭永怀预科班毕业后转入本科班学习，这时他对光学又产生了兴趣，凭着数学上的专长和对光学的爱好，他选择了物理学专业，得到了顾静薇教授的垂爱。顾静薇为他单独开“小灶”，郭永怀视野大开。两年后，顾静薇推荐他到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光学专家饶毓泰教授门下继续深造。郭永怀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北大物理系。

饶毓泰对他的才华和成就极为赞赏，1935年7月，将已完成学业的郭永怀留在了身边，做助教和研究生。郭永怀非常珍惜这次得来不易的机会，积极参与各项实验工作。这期间，郭永怀参与了吴大猷等知名教授正在从事的“喇曼效应”的研究工作……

1938年夏，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留学委员会举行了第七届留学生招生考试，名额只有20人，郭永怀没有错过这次机会。

按原定计划，在3000多名参考者中，力学专业只招一名。而考试结果郭永怀与钱伟长、林家翘一起以5门课超过350分的相同分数同时被录取，留学名额因此增加到22人。

1940年8月，他们来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与他的同学们成了该校第一批来自中国攻读研究生学位的留学生。从此，郭永怀开始了他的长达16年的海外求学生涯。

纵横求索 异域他国扬功名

在多伦多大学，郭永怀和钱伟长、林家翘等一起选择了应用数学系。除了学习本专业，有心的郭永怀还挤时间旁听波兰物理学家英菲尔德和英联邦应用数学知名学者辛格教授的授课。

郭永怀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可压缩粘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的论文，并获硕士学位。

1941年5月，郭永怀又来到了当时著名的国际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中心——美国西岸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继续深造，在航空大师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郭永怀提出要进行空气动力学的前沿问题——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研究这个具有挑战性的大课题，冯·卡门教授非常钦佩他的胆略和气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4年艰苦探索，郭永怀在跨声速流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成果，并于1945年完成了有关跨声速流不连续解的出色论文，因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提高飞机飞行速度，突破声障是当时航空工程界的攻关目标。胸怀大志的郭永怀和钱学森共同合作，不久就拿出了震惊世界的重要数论论文，首次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概念，并得到了实验证实，为解决跨声速飞行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此后，名声大振的郭永怀应聘参加了美国数学学会，并被加州理工学院特聘为研究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同盟。1946年秋，冯·卡门的大弟子威廉·西尔斯教授在康乃尔大学创办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邀请郭永怀前去任教，共同主持学院的工作，久怀报国梦想的郭永怀欣然赴任。

1949年，郭永怀为解决跨声速气体动力学的一个难题，探索开创了一种计算简便、实用性强的数学方法——奇异摄动理论，在许多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著名的PLK方法。郭永怀由此驰名世界。

心系故土 报国之心关不住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大家谈论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时机终于来了！

1955年8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郭永怀的妻子李佩教授说：“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乃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挂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

在力学研究所，我们阅读了郭永怀教授回国后于1957年6月7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就在郭永怀回国前的9月份，钱学森又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

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被美国多方关注的大科学家，一位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走就走谈何容易！

就在回国前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李佩教授回忆说：“老郭的所有文稿，都十分规范，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当我发现他在含泪焚稿时，急了，大声制止他，没想到他竟平静地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烧了，省得麻烦。其实也都早就在我脑子里了！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院长为我们饯行，是一个大型野餐会，老郭又当众烧毁了他的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

郭永怀的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一惯守时的这条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启航。

李佩说：“船上有几个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我这才知道老郭为什么要全部烧毁他的文稿了……”

历经波折，郭永怀回国了！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他和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现代化阶段。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

1957年10月4日，苏联成功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1号宇宙飞船首次进入太空……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临危受命 倾心尽瘁为“两弹”

1958年9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60年7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核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核封锁难不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原子弹。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我们的105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的实验和武器化。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高原作业，加上要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他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他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环境中奋战着，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一天一天地把研究试验推向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西北高原浩瀚的沙漠上一声巨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1965年5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1965年9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

蒙受空难 常念英雄泪沾襟

1968年12月4日，在青海基地整整呆了两个多月的郭永怀，在试验中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他要急着赶回北京，一刻也不等地要人抓紧联系飞机。

他匆匆从青海基地赶到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认真地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5日凌晨，飞机在首都机场徐徐降落，在离地面400多米的时候，突然，飞机失去了平衡，偏离开降落的跑道，歪歪斜斜地向1公里以外的玉米地里一头扎了下去——只听“轰”的一声，飞机前舱碎裂，紧接着火焰冲天窜起……

当迎接郭永怀的人们从惊异中醒过来的时候，急忙向出事现场飞奔过去。当辨认出郭永怀的遗体时，他往常一直穿在身上的那件夹克服已烧焦了大半。他和警卫员牟方东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当人们费力地将他俩分开时，才发现郭永怀的那只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安然无损地夹在他们胸前。

熟知郭永怀的人都知道，时间对郭永怀来说太重要了。为了保护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还特地叮嘱不让乘飞机。但为了抢时间，郭永怀经常强行登机，这次由于时间紧迫，他坚持夜航，就在他临上飞机时，大家还劝他换个时间再走，郭永怀却平静地说：“夜航打个盹就到了，第二天可以照常工作。”

1968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授予郭永怀烈士称号。

1988年12月5日，当郭永怀牺牲20周年的时候，他生前的老师、同窗好友、同事以及学生聚集力学研究所举行报告会，周培源、钱学森、钱三强、张爱萍、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亚等到会并撰写纪念文章。聂荣臻元帅、宋任穷、张劲夫等题词纪念。

从1991年开始，力学所设立了以郭永怀名字冠名的奖学金，作为对力学所品学兼优的研究生的最高奖励，如今已有30多位研究生获得了这项奖励。郭永怀当年培养的研究生中已有两名成为中科院院士。（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尚钺与少年金日成　作者：陈　模

抗日战争初期1939年间，由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领导的孩子剧团，根据周恩来副部长和郭厅长的指示，分成两个队共70多人，到川东、川南各县巡回演出，我留在重庆的团部任秘书兼做重庆市的儿童工作。这一年的秋天，由于敌机经常轰炸重庆市区，我随第三厅搬到市郊区金刚坡下的张家湾村。

在张家湾住的除我们团部三个人，还有三厅的中校科长图书资料室主任尚钺先生一家。尚先生年近40岁，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他送大儿子尚琪、女儿丁莉莉加入孩子剧团，他的爱人丁月秋女士也担任孩剧一队的助理员，所以我们非常熟悉，晚上常在一起聊天。

建国以后，尚钺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我在《中国青年报》任副总编辑，同住在北京，来往就多了。我逐渐地知道，尚先生是个老革命家，不仅是一位有独立见解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位左联时期的老作家。他在1928年出版的两个短篇小说集《病》、《斧背》，均由鲁迅先生编入狂飚丛书，列入第一、第二册在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他还创作了《案》、《缺陷的生命》（均长篇小说）、《狗的问题》、《巨盗》（均中篇小说）等，也写过不少文学评论，在文学界是个颇有影响的人物。

尚钺先生1902年出生于河南罗山望族，幼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后入河南省立二中读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的宣传组织工作，是河南省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21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及英国文学系，听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等课程，接受鲁迅先生的指导，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尚钺寻求革命道路时，李大钊鼓励他到南方去。因为那里是革命的中心。1927年的春天，尚钺满怀激情地来到上海，准备迎接解放，参加革命队伍。不料，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尚钺跑到武汉去，汪精卫又背叛革命。他没有灰心失望，辗转来到开封，经汪后之同志介绍，在开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开封市任支部书记，当过《猛攻》编委、豫南特委宣传鼓动部长，年末回罗山家乡，在罗山、光山等县发动农民群众，举行革命暴动，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尚钺两次被国民党逮捕，押在杭州陆军监狱。侦缉队对尚钺施以五次“老虎凳”的酷刑，他坚贞不屈，因而在狱中被难友誉为“五老虎”。鲁迅先生对尚钺被逮捕、遭受酷刑极为关注，遂请上海泰东书局经理赵南公出面，取保狱外就医。

1929年尚钺出狱后，逃出杭州，来到哈尔滨，经楚图南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通过楚图南同志的关系，介绍他到吉林省会吉林市毓文中学，以教书作为公开职业，化名谢仲武，掩护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毓文中学在吉林省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学校，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特务很注意的目标。这个时期，正是张学良接受了蒋介石的主张，“易帜”不久之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的许多活动，已开始由沈阳向吉林渗透。有的教员被收买了。教务处的高某，训育主任何某，体育主任马某，都是该校的老教师，这时都成了国民党员，并渐渐露出憎恶学生进步活动的言语和情绪，以多种方式破坏学生追求进步的活动，甚至将图书馆的进步书籍收藏起来，不准学生自由阅读。他们还异口同声地歧视占学生人数比重不小的朝鲜籍学生。

进步的学生们则在各班成立班会，出壁报，写文章，组织演讲会、辩论会，还订阅许多进步报刊。

尚钺同志初进毓文中学，已知道学生中间存在着进步组织和活动，只是不清楚是共产党组织干的，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动的。他为了帮助党、团组织推动工作，选择了李大钊、鲁迅、高尔基的一些文章和作品，让学生阅读讨论，然后作一点启蒙式的讲解。

尚钺同志穿着朴素、平易近人，从不摆老师的架子，态度和蔼，无论汉族和朝鲜族的学生，都爱接近他。晚上，他的住室里常常挤满了学生。

在这些学生中间，有一个一年级乙班的学生，他是朝鲜族，长着圆圆的脸，稳稳当当，说话不多，但用词相当准确，他的名字叫金成柱，就是后来领导朝鲜人民解放祖国的金日成元帅。当时，他是一年级中新来的学生，常跟随其他同学来找尚先生。每次来他总是说话最少的一个，尚钺很注意他这个特点。他感觉出金成柱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不大的年纪，却在精神的深处隐藏着祖国沦亡惨重的伤痛。

在金日成元帅著的回忆录《与世纪同行》（由朝鲜外文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第一部抗日革命共有三章，第三章吉林时代里共有十节，第二节就是《尚钺先生》，有10页、6600字，在24幅照片中，就有毓文中学的7张照片，一张尚钺先生的照片，一张尚钺先生手稿的复印件，可见金元帅对这段学习生活多么重视，对尚钺先生多么尊敬。

这一节的开头，金元帅讲了毓文中学的环境，对该校的反动教员不满后，听说尚钺先生在1928年2月来当新语文教师，他是北京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的，同学们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他写道：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自然就精神十分紧张地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担心云消雾散，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挈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洗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真正的好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向他提出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的几个问题。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举曹雪芹作为例子。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优遇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教师给予帮助。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

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了我的心。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金日成元帅继续写道：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彩的书架。尚钺先生可谓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这样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来看。这会儿，我问老师说：“老师，你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的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制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

“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

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点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上轻声说：“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为独立斗争，我就以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住所。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飘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从叫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阅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了我，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为着满足金成柱和许多进步学生的要求，尚钺老师尽自己的能力并尽快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常常在作文本子上写些鼓励进步和批判不正确思想的较长的批语。老师改的少或批语简短了，同学就感到不满足。尚钺对朝鲜籍的学生，着重地鼓励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朝鲜出卖祖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并激励他们友爱团结、光复祖国的爱国意志。

每逢星期日或假期，尚钺先生和许多进步的学生，常常到吉林市背后的北山或龙潭，或其他风景优美的景点去旅行。金成柱虽然平素很沉默，到了出外游玩的时候，总是显露出一般健壮年轻人喜好活动、爱说爱笑的活泼精神来，爬山、游泳、冬日滑冰，无不尽兴地玩着。他的身体很好，交谈中提的问题也多。所有关于文学艺术乃至社会科学的问题，几乎没有不问的，但提问最多的，还是有关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问题。有一次金成柱问：“你认为安重根怎么样？”尚钺说：“我们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但采用安重根式的恐怖手段是不妥当的，也不能解决民族灾难的问题。归根到底，要发动、武装广大人民，一起来推翻日本军国主义的统治，才能取得民族的彻底解放。”

尚钺先生感觉到，利用课堂作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讲述，还很不够，于是他搜集了日寇侵华的各种史料，写了一份日本帝国主义怎样侵略中国的提纲，为毓文中学学生作了一个多星期的专题演讲。这个专题演讲，对在日寇直接、间接侵略压迫下的东北汉、鲜族青年，都是能够领会的。他看到金成柱听演讲的笔记，记得又清楚又详细。

尚钺先生注意到，当时在毓文中学的汉族和朝鲜学生中间，存在着某种隔阂，而金成柱和进步的汉族同学、朝鲜族同学相处却很融洽。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分子冯某，出面威胁校长李光汉，要开除学校里的进步学生，特别是进步的朝鲜籍学生，他说：“不把这些捣乱分子‘滴溜’起来（查出、驱逐之意），学校的课程就无法进行！”又诬蔑朝鲜族学生说：“这些‘高丽棒子’都是日本间谍。”从此，在毓文中学国民党分子迫害进步学生，中、鲜进步学生反对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斗争，一天天地尖锐起来。

有一天，在学校教员闲谈时，体育主任马某就说：“这些‘高丽棒子’最坏哩。你们看，金成柱这家伙简直仇视我们中国教员！”尚钺先生立刻反驳说：“他年纪很轻，不知事的情形是有的。仇视中国教员的情形，我还没有发现。”马某立即说：“不要看他年纪小，心里鬼多着哩！”

尚钺先生怀着对反动分子的愤恨，常常辛辣地讽刺这些无耻之徒并鼓励进步学生与他们进行斗争。他教他们以阶级分析的方法，从阶级分析中，认识、辨别谁是同伴、是朋友，谁又是敌人。使他们在阶级分析中，分清界限，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仇视敌人，憎恨敌人。

尚钺先生是个革命文学家，他善于给学生讲革命故事。使青年学生最感兴趣的故事，是列宁和高尔基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的事情。列宁为推翻沙皇的暴政，在国内外坚持不懈地在工人中从事宣传、组织工作。沙皇的密探们牢牢地盯着他，伺机将他逮捕了。列宁在监狱中一刻也没有放弃革命斗争。他用牛奶写信，秘密地托可靠的关系送出去，指导狱外的斗争。

听到这个故事后，有的学生说：“咱们要学习列宁。”有的说：“咱们到苏联去。”金成柱却沉默着。尚钺先生问他：“你不喜欢到苏联去吗？”他回答道：“我很想到苏联去学习，可是不把日本鬼子赶走，在咱们这里是建设不起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最要紧还是先赶走日本鬼子！”接着，金成柱问：“用牛奶怎么能写信，他又怎样同牢外的同志取得联系呢？”尚钺先生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比你们大几岁，也是一个大孩子，革命斗争经验还很少，不能完全回答你提的问题。我只能说，用牛奶写信，要写在特殊的纸上，收到信需要经过化学处理，才能显现出字迹……”

尚钺先生很自然地成为学生最欢迎的教师。他组织的课外读书会，学生都乐于参加，他主编的《灿星》文学杂志，学生们也乐于投稿。知道哪天有尚先生的课，进步的学生都如饥似渴地盼着；尚先生讲课，学生们都专心留意地听。尚先生注意到，在一年级乙班课室的前两排学生中，每次都少不了那个年纪最小的、圆圆脸庞的金成柱。

尚钺先生指导学生作文，尽量尊重学生的个性。在很多情况下他让学生自己命题作文。这样，每周一次的作文，就有各种各样的文体，将各式各样的意见表述出来。最使尚钺先生难忘的，是金成柱写的文章。他有时写散文，有时写诗歌，有时叙事，有时议论，但他有一个不变的主题，那就是反对日本强盗占领朝鲜，描述朝鲜人民因亡国而遭受的迫害和流亡异域的痛苦，歌颂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和冒险主义英雄安重根。

尚钺先生回忆到这里，不无遗憾地说：“可惜的是我的知识不足，斗争经验又缺乏，未能给毓文中学学生更多的帮助。而且我自己在学期末，就被毓文中学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欢送’出来。”

1929年秋，尚钺同志转到黑龙江省昂昂溪市第五中学任教，与邹大鹏同志一起组织了反帝同盟，发动学生进行罢课斗争，反对反动的训育主任。尚钺同志遭到解聘后，于次年5月，经柯仲平同志介绍，到上海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不久，又被调到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任采访部主任。1932年4月，党中央派尚钺同志到满洲省委工作。1935—1936年又转到北平市委、宁夏中卫县工作。1938年4月，党的长江局派他到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建国以后，尚钺同志有过一段峥嵘岁月。1949年3月，他随华北大学进入北平，参加了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历任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等职。50年代初期，他已年逾五十，除坚持讲授中国通史等课外，还要指导教师的教学、研究和研究生论文的写作，先后培养了四批共80多名研究生，编写了100多万字的《中国通史讲义》。1954年他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简明通史。

1959年间，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尚钺和孙冶方、巴人分别被定为史学界、经济学界和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十年中，尚钺的身心和家庭再次受到严重的摧残，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清醒的政治头脑。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尚钺继续担任历史系主任。他不顾高龄和重病，组织人力修订《中国历史纲要》，编写续篇。

1982年1月6日下午，尚钺同志因病逝世。

1991年3月23日，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尚钺同志诞辰9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领导知道我与尚钺相识几十年，也邀请我参加纪念他的座谈会，出席者不仅有人大领导、首都史学界专家，尚钺同志的女儿尚嘉兰，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中国的大使。人们缅怀尚钺同志一生的业绩，认为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和他所倡导的学风，有着广泛的影响。朝鲜驻华大使在讲话中，特别表彰了尚钺同志对金日成元帅少年时期的启蒙教育，说他是金元帅的革命引路人，还说尚钺同志所写的与金元帅少年时期相处的回忆录，已为朝鲜革命博物馆珍藏。金元帅始终尊重尚钺同志，珍惜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朝鲜解放后，金元帅曾邀请尚钺同志到平壤去作客，作短期休养。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追忆胡绳同志　作者：马仲扬

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的秘书从上海突然打来电话告我：“胡绳同志于今日8点10分逝世！”遽失良师，令我悲痛不已。

11月11日，我乘飞机到上海，参加12日举行的告别仪式。当“沉痛悼念胡绳同志”的黑底白字横幅映入眼帘时，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随着排列得很长很长的胡绳的老友和新友，步入告别室，在哀乐声中，我听到了人们的抽泣。胡绳同志安祥地卧在翠柏丛中，我凝视这位对理论事业鞠躬尽瘁的无畏战士，向他致最后的敬礼。

胡绳与我第一次相见，是1942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核心——重庆，现在算来已经6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香港，胡绳经东江游击区辗转返回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兼任《新华日报》编委，在生活书店主编《读书月报》；我当时在读书出版社门市部工作，南方局青委刘光交给我的任务是联络职业青年。我也经常去红岩村和新华日报馆联系。

在那种矛盾复杂交错的危险局势下，地下工作者的生死难以预测。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中统、军统特务横行，对共产党员或明打或暗杀。出入红岩村、周公馆、《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的人，常常被特务盯梢。

当然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有反对法西斯又坚决抗日的民主革命派，有开明的中间派，有各据一方的实力派等。那时既然国共合作，国民党顽固派也不能不受到国内和海外的某些条件的制约。

文化战线上的特点是，明暗都付之于书刊和新闻，谁也不好越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当时我们党提出：除了汉奸以外，都是争取团结的对象，真正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精细准确，分寸得当，耐心说服，不能以势压人。在理论方面，既坚持原则，又态度温和。据我所知，胡绳在这些方面是出色的典型，人们公认他是勇往直前奋斗不息的战士，又是广大青年亲切敬服的导师。他不仅在国统区是这样，在建国后的50多年仍然是这样。所以新华社对他逝世的报道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这是他当之无愧的。

闻名于国统区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周恩来对三家领导人经常面示并帮助其解决困难，平时联系三家的是文委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三家逐步合为三联书店，总店先由重庆迁上海，后又迁香港。胡绳曾任生活书店期刊编辑、主编、直到总编辑。1948年，三联书店在香港正式成立后，他又是三联书店的最主要的领导人。我出席在上海的告别仪式，看到了方学武、岳中俊、丁之翔等不少老一辈“三联人”，不由忆起与胡绳在白色恐怖中共同战斗的岁月。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特务疯狂摧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新华日报》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进步书店首当其冲。韬奋愤怒辞去国民参政员，秘密离开重庆，胡绳名为伴行实为护送，先到达贵阳后分途转达香港。当南方局指令大批文化人撤离香港时，长途跋涉，陪同韬奋生活和活动的，仍然是胡绳。我读过胡绳写的有关韬奋的所有文章，文字虽有长有短，共同特色是结合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着重对韬奋思想的分析，既是韬奋人生之旅的真实记录，又是韬奋由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1948年，胡绳离港转奔解放区，在西柏坡就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教材编写组组长、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委会副主任。1949年9月，他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成员，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与创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

建国以后，胡绳出任政务院出版总署党组书记，人民出版社社长、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和当时最受青年和干部欢迎的《学习》杂志社主编。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与胡绳相识或不相识，凡受过他直接或间接教益的，对他都会终生难忘。

我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那一段。自参加读书出版社起，业余的主要任务是读书学习。那时大环境险恶，小环境却很自如。时间靠挤，学什么靠自选，读书出版社的领导都是鼓励和支持的。

我通过胡绳的通俗哲学著作，学习世界观方法论。胡绳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针对青少年的思想问题，语言生动，资料翔实，使哲学从迷惘中解放出来，成为具有魅力的亲切读物。

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入门》就曾经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成了我难忘的入门著作。他不仅从著作中诱导，也在行动上示范，我目睹他在红岩村和读书出版社之间的奔波，也看到他胸怀豁达，笑迎战斗的活力。我称他为启蒙老师，是发自心声的真实话。

1952年，我从中南新闻出版局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干部班（9班）学习，并当了三年的学习委员。胡绳任马列学院一部主任，我们主要课程之一的中国近代史，由他讲授，他的《中国近代史提纲》，就来自这次讲课的讲义。

胡绳同志从我的启蒙老师变成课堂面授的教授，内容则由哲学变成历史。我每向胡绳反映学员对讲授提问和意见时，就见他房间里有几位辅导员在场（那时不称助教）。我称他老师，他却向在场的人介绍是“老相识”。他对我的反映静静地听，有时还要记下来，以便及时解答。

他的讲课之所以吸引人，不仅因他掌握了准确而丰富的资料，而且重要的是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联系历史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进行各种深入的分析，结论让学员思考和讨论。他对学员一向是亲切的平等的，从不居高临下，他不搞教训人的一言堂，即使有不对的意见，也是启发学员自己讨论解决。目的就是让学员逐步掌握历史唯物主义。

1955年，我在马列学院毕业后，被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地址在西郊万寿路。

政治研究室是毛主席倡议重建的单位，延安时期曾有过政治研究室，撤离延安时就解散了。当时到马列学院去选调人的同志曾向我们传达说，毛主席拟着重研究理论，并亲自带领省委书记共同研究。调一些青年来作为助手，帮助书记查查资料。大家当然很高兴。

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下设哲学、经济、历史、党史、党建等若干组，还有图书资料等部门。主持实际工作的是胡绳和田家英。

在办公楼里还专设了毛主席、陈伯达、康生的办公室。毛主席始终没有来过，也很少看到陈伯达来，倒是在政研室不任职务的康生经常来。他来干什么，同谁联系，我都不知道。刚来时就向我们传达了一条纪律：在中央机关工作，不关自己的事不许乱打听，就研究自己的业务。

我分在哲学组，由胡绳分管，党的小组，胡绳参加，我是党小组的组长，胡绳和其他党员一样按规定过组织生活会，若有事就事先请假。胡绳曾问我在马列学院过组织生活的情况。我说：我们一个支部60多人，我是学习委员，主要任务是学习，交流学习体会是自由讨论。他说：我们整个机关，还没有你们那个支部的人多，机关新建，前几年主要任务也是学习，要有连续性。

从此以后，我在业务上由胡绳领导，又在一个党的小组过组织生活，接触、交谈就多起来，我一再向他说，我基础太差，哲学没有系统学过，欧洲哲学和我国古代哲学都不大懂，我们组的10多人，有的比我强。他鼓励我：我们都曾经受过磨难的考验，只要发奋，把搞地下工作的那股劲头拿出来，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胡绳值得学习的地方很多，治学严谨，勤奋笔耕，平易可亲，以理服人，清廉朴素。他虽然当过许多领导，从来没有人称他什么官衔，他是具有学者风度的楷模，也是遵守纪律的共产党员。据我所知，政治研究室一些新人的作品，好多都是经他修改推荐给报刊发表的。

1958年《红旗》创刊之后，政治研究室迁入沙滩五四大院，与《红旗》合署办公，陈伯达、胡绳为红旗杂志总编和副总编，政治研究室原领导未动，同中宣部同院同楼，三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起来。政研室下边的机构和人员有些变化，大部分人分到《红旗》各编辑组。政研室还保留三个组，原哲学组改为“思想界动态组”，“逻辑”组由胡绳分管，党史党建组由田家英分管。1958年秋起，我负责“思想界动态组”。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向中央领导反映思想理论界的新的动向，编辑内刊《思想界动态》，其资料来源是大量的报刊和书籍，每星期五召开一次座谈会，主持会的有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参加会的是专家、学者和教授，名单报送胡绳和田家英批准，我和丁伟志是会议的司仪，介绍会议的主题或代读重要的文件，红旗杂志的业务组长和中宣部的理论处负责同志都是参与者。这个内刊是由我和其他两位同志轮流编辑，送胡绳签发付印。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的是经胡绳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在中苏两党论战中，胡绳布置给《思想界动态组》的20来位同志分头查阅《列宁全集》，摘出大量卡片。胡绳告诉我：这是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备用的资料。要下力气编好，要有针对性，生动活泼，引人喜读，不要枯燥乏味，时间较急，务必抓紧。为此，我特请了姚锡华同志与我共同编选。我们紧张地、精力集中地忙了几十个日日夜夜，终于把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论述在代表团赴苏之际赶了出来。先在《动态》上发表，胡绳很满意，很快地得到了毛主席批示，全文在《红旗》发表。人民出版社出书时书名叫《列宁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署名为“郑言实”。

这一段的工作，对我以后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是很有帮助的。记得有一次要我查“山穷水尽疑无路”出自何经何典，说毛主席要这个材料。我发动了动态组的近20位同志，访问了许多文艺单位，还探询了何其芳主管的文学研究所，都无准确的答复。后来我去绍兴酒厂调查，对于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作了一番实地考证。陆游是绍兴人，绍兴酒的水源是鉴湖，那一带的确是山水相间，觅路很难，所以陆游才写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句。那时，估计可能误传而出。但我仍没有找出“山穷水尽”的原始来历，至今每看有人用“山穷水尽疑无路”，都感到内疚。

1964年中央决定以政治研究室为基础，扩建为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陈伯达任院长，胡绳任副院长，我负责哲学组，党小组长是丁伟志。从全国各综合大学中选调了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另从中央党校和写作班子中调了一批骨干。人到齐，就到农村搞“四清”，接着又到工厂搞“四清”，“四清”未了，“文革”就起来了。胡绳未到研究院就被批斗了。从此，我与胡绳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了。可是师生之情没有断，他确实是我的良师益友。我与他相识60年，从来没有见过他愁眉苦脸，他的面容总是呈现青春活力，高兴起来谈笑风生，平静下来不是分析情况，就是议论理论。我们都喜欢游泳，时常在游泳池里谈健身，他说我游的好，我说不过快一点。他自患重病起，就少游和不游了。我到医院和他家中去探望他，我总对他的病愈满怀信心，还曾向他推荐过一位老中医。现在看，我的预想落空了。

当我写这篇稿子时，心情是沉痛的。从上海到北京，写写停停，仍在迟迟进行。初稿放下后，我听说了关于不久前胡绳在南方出游的故事，又看了胡绳的孙女胡云珠写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感到有以下几点补充的必要。

一，胡绳带病出游，是外出调查，特别到他熟悉的地方，他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以便作纵的历史比较和横的差距比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他思考的理论问题，他的文章之所以具有新意，实际上是探索、是创新，根据是正在步入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他的调查，出于结合具体实际和时代的需要。

二，今年春节，我曾与胡绳留影，但胶片冲洗出来，前几张全是空白，不知是什么原因。当我发现要补时，他已外出，这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三，看了小云珠的《怀念我的爷爷》一文，使我感到惊奇，文中说到祖孙二人在书房里背诗测试的故事。胡绳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唐诗选》上册，告诉她：你随便抽一句，我对下句，云珠说一句，胡绳对一句，结果，无论抽到哪里，他都对到那里，甚至页码胡绳都说得出，云珠问爷爷为什么这样熟？回答说：在干校一边打扫厕所，一边读唐诗，这是当‘臭老九’的“成绩”。

我惊奇的是胡绳偌大的年纪，记忆力不衰，智力不减，若他能增寿的话，会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 洛 松 ）

2001年第3期 漫谈陈独秀　作者：曾彦修

我的体能和智能都不允许我对陈独秀作认真的科学研究了，因我已80多岁，无能为力了。但30年代初，尤其在陈独秀于1932年被捕时我看到全国名流的一片抗议与声援之后，才找了陈独秀的书来读，即种下了钦佩陈独秀的种子。那时还不知道苏联的托派及中国的托派都是德、日的“间谍匪帮”，等到1936年苏联第一次公开大审判，平沪宁各大报均有大量报道时，我已经只当作新闻看而有点怀疑其为真事了。因为，这等于说中国的同盟会除了孙中山以外，连黄兴等人都是日本间谍一样，叫人不可思议。所以，康生1938年3月在延安发表的文章，说陈独秀是日本人每月出三百元收买的间谍，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是对莫斯科不得不作的表态，从未相信过一丝一厘，又觉三百元也太笑话了，这还不及20年前陈独秀在北大当文科学长时的月薪，不知康生是怎么想出来的。我看当时同在延安的同学、同事似乎也不大有人相信此事似的。我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一个研究室的同学马子静（后来改了名，在社科院法学所），是康生的同乡，时常用开玩笑的办法来挖苦康生，他学康生讲话的声音说：“肃清民族公敌日寇汉奸托洛茨基匪徒——康生”，康生是文章的署名，故意一气念下来，这个罪名就落到康生自己头上了。1980年我见到马子静时，还互相回忆了这个笑话一番。总之，我在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11年3个月，从未听任何一个人重复过康生的这句话，可见大家在心里都是不相信康生的。

我这个漫谈不是学术研究与考证，但不知是否可供专家们在研究陈独秀时提供一些拓宽考虑问题的角度。

前几年我在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写过一篇《我看陈独秀》短文，千把字，一点感想而已。大意是说，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稀有伟人，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稀有伟人。发表后麻烦不小。其实，我那意见，是属于放空炮性质，引经据典的论文，已非我所能担任了。

但该文只是我原稿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我就把余下的部分补述出来，因为这两三年情况已大变，尤其是把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通通归在陈独秀身上，有些学者根据无数确切材料，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个多年的说法，认为这罪名另有来历。既然这个最尖锐的问题都可以重新讨论，那么其他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而已，谈错了再反驳就是。我认为，对陈独秀比较彻底的平反，其实只能提高党的威信，而绝不会降低党的威信。今日对胡耀邦，谈者对之无不极表尊敬者，无他，均佩服其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之感人精神与勇气而已。对陈独秀的平反问题，只要不把外国领导人的名声、利益放在高于中国民族利益的地位，据实予以必要的平反，我以为是不算太困难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中共的一个主要缔造人，永远钉死在耻辱柱上，反就成了什么坚持高举之类的东西呢？说不通的。

一、第一个号召中国人“用头立地”的中国人

大家都比较熟悉，恩格斯晚年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有一段著名的、经典性的论述。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马恩选集》第三卷第404-405页）

恩格斯这段著名的像诗一般雄伟的语言，对14世纪以来几百年欧洲文艺复兴即反封建反神权的思想启蒙运动，作了一个深刻总结。这个运动在中国也发生过，不过时间很短，真正比较集中进行的，如果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发刊《新青年》杂志算起，不过十来年。

是谁在中国发起和全力推动中国人民也应该“用头立地”，即人人都应该有独立的、自由的、解放的思想，要用头脑立在土地上行走，而不是一生生活在盲从、愚昧和奴隶状态中的人呢？正是陈独秀。陈独秀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用头立地”的思想伟人，正是他号召中国全民族都应该进入一个“用头立地”的伟大时代！毛泽东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陈独秀，“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可是，几十年来都是用李大钊来代替一切，这就同毛的正确说法相对立了，毛在这里却说得很清楚，李大钊同志不管功劳多么大，但毛泽东仍是把他归入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之一。

二、陈独秀一出马就是民主与科学道路以及改革、开放的首倡者

陈独秀为中国应走的道路而发表的第一个纲领，是他早在1915年为《新青年》（第一年名《青年杂志》）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一文。他在文中宣布该刊的六条宗旨是：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2）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3）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4）

实利的而非虚文的（5）

科学的而非想像的（6）

实在的，民主、科学、开放、改革这里都讲了。这里的第一条讲的是民主问题，即自由思想与反对奴隶式服从的生活态度问题。第六条讲的是要相信科学与发展科学问题。第四条是明确地反对闭关锁国，中国必须投入到世界中去的“开放”问题。第五条在表面看似乎仅仅是个反对形式主义的问题，但这事在当时特别是在中国实际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因为一切封建旧礼教都特重繁文缛节，把这些象征天命、皇权、尊卑、贵贱的繁琐礼仪，发展到了隆重骇人的程度。至于二、三两条表面看似乎只是一般地提倡积极向上精神的，但是它也具有反封建的重要意义，因为封建社会所要求的，正是消极、保守、反对变革、反对进步的精神状态，所谓“三年毋改于父之道，可谓孝也”。所以，这二、三两条，解释成是陈独秀在热烈提倡改革精神，反对陈陈相因的保守主义，也是自然的，而非有意拔高。当然，陈独秀在1915年所提出的这六条纲领，应该说无论在内容上或形式上，都还是不够明确坚定的，但他在1915年时已经具有民主科学的迫切要求，沟通世界的开放要求，不断改革进步的要求，等等，则是非常明显的了，这样，他就不能不是当时一切先进中国人中最先进的领袖人物了。

邓小平1982年给北京育才学校的题词，指出中国的教育必须走“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道路。实际上，这首先就是整个中国必须遵循的前进道路。而陈独秀的上述六项主张，当然还远远比不上邓小平那么明确、规范，但说陈的这些主张已具有邓小平这“三个面向”的某些萌芽与滥觞，或者说具有某种雏形，则不能说是夸大。因此，在谈到中国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问题时，陈独秀之不应被湮没，也是有充分理由的。

三、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评价他时必须以全民族的利益为前提

评价陈独秀时还要看到陈独秀是属于全中华民族的，而不是简单地属于某一阶级或某一党派或某一民族的。这是陈独秀这个人的根本历史特点。在这点上，陈独秀同孙中山是一样的。因为陈独秀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为中国现代化而终身奋斗的实践，为民主化与科学化的新中国的实现所作的号召与努力，是最真实地代表了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因而，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否实事求是的问题，便成为一个带有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了。如果你把全国各民族的瑰宝当成一块顽石来看待，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是否坚持爱国主义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现在是到了不能不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再不能把金玉当成顽石，把芝兰当成秽草了。毛泽东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管陈独秀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个时期在政治上有些什么错误，但究其一生对全国各民族的长远贡献说来，终究后面这件事才是决定性的大道理。中国要现代化，就不能数典忘祖，陈独秀是为中国的现代化最先起来奔走呼号者之一。

四、对陈独秀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态度

对陈独秀这个历史人物的态度如何，事实上要牵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尤其是在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的伟大正确口号以后，这个问题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为什么这样说？

第一，从发展科教本身与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来说，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提出民主与科学是改造和振兴中国的必由之路的第一个思想家、政治家（有文章特别论述陈独秀不是政治家，自可讨论，不过我不大同意此说）。在中国，不仅自然科学界的新老专家，还包括人文学界的新老专家多对他持赞美和拥护的态度。陈独秀更主张开放政策，历来主张研究、吸收西方民主主义的一切文化与科学成就。所以追本溯源，第一个对世界先进科学文化采取异常热烈欢迎、学习态度的不是别人，正是陈独秀。也可以说，陈是中国的民主化与科学化的第一个提出者。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专家，大多都对陈独秀抱有好感、导师感、启蒙者感。贬低陈独秀，抹杀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会使这些知识分子感到不平与惶惑，甚至会使他们感到仍在受压。

第二，从政治上说，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大都对陈独秀具有尊敬的、最低限度也都不敢对他采取无视、否定或侮辱的态度。左派、中派不用说了。什么叫知识分子中的右派，我在这里很慎重，不敢说胡适就是右派，因为，过去内心里赞成或基本上赞成胡适的人多得很，现在有很多学者也是如此，但这些人无不很爱国，便不好轻易叫他们为右派了。因为现在不少同志的心目中，所谓“右派”，乃是“敌我矛盾”，即敌人，所以不好随便乱加此项头衔的。有些人，其中有的甚至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他们又确确实实是知识分子，而且多是留学生，例如，陈立夫（指20年代至解放前时期）、张道藩、徐恩曾、潘公展、陶希圣……这些先生，以及“一二·九”运动时，在全国几乎是惟一的公开出面反对学生运动的北师大物理学教授杨立奎这类人，他们就不能不是知识分子中的右翼了。可这些人都有一定的聪明，常识告诉他们，最好不要去戏弄、贬低和侮辱陈独秀，这样做，会激起公愤，对他们个人很不利。这就是说，在解放前，几乎所有右得不能再右的上层知识分子们，也不会傻到去攻击陈独秀的。因此，我说，攻击以至于侮辱陈独秀，是中国许多新老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解放前，毛泽东对于陈独秀作过中肯的评价，1936年他对斯诺说陈独秀是他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老师。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结论很明显，对陈独秀是以肯定、赞扬为主，还是以抹煞、否定为主，都可能影响到现在以及今后知识分子的心态。毛泽东讲过“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话，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实践毛的这一提法。

五、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文化思想运动，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改变了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王观泉的一篇题作《不绝如缕重评陈独秀》文中，看见他引用姜义华论陈独秀文的一小段（原文我至今未读到）：“陈独秀倡导科学、民主、社会主义，改变了20世纪中国精英文化的基本观念，基本取向。他用新的学理武装了整整一代精英分子。……陈独秀对20世纪中国整个大众文化影响之大，其筚路褴缕的开创之功，恐怕也是其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以为姜文抓住了一个带根本重要性的问题，使我深受教益，这就是：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思想文化运动，从原则上改变了两三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人生价值取向。自先秦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历史时代起，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用民间的通俗说法，就是升官发财，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儒学的孔孟等则把这个“价值取向”经典化了，叫做“学而优则仕”，叫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此天下之通义也”。这个训示确实直“通”下来，通到陈独秀出来发动他的新思想文化运动之前都是如此。教人读书为了什么？“教忠教孝”而已；自己努力读书为了什么？“学忠学孝”而已。忠于谁？忠于帝王一个人和他所需要的一切上层建筑。过去读书人家在门两边往往悬有或刻有一副对联，叫做“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就是孝的放大，孝的归宿。读书人必须移孝作忠，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两千几百年来，都必须是舍孝取忠，为皇帝老子一个人牺牲一切。两千几百年来，一切读书人的最高目的，就是大小能够取得一个官做，把自己变成这副庞大复杂的皇权机构中的一个小零件或螺丝钉。成不了螺丝钉的，也要成为这个纲常名教、忠孝节义漫天罗网中的一个小小帮凶或牺牲品。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而且有很多非常好的、极其优秀的部分，历史上责备做官者和读书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就是指摘他们违反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那些优良的、可敬的、永生的道德准绳，但本文非谈此事，故一概从略。

问题是，在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发生以前，两千多年尤其是宋以来近一千年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网罗、箭戟和污垢是太大、太密、太残忍和太黑暗了，古代文明中积累下来的美好训示与愿望，已被压制得越来越褊小了。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早已成为维护落后的、消极的、以至凶残的封建纲常伦理制度的主要力量了。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则始终在这个网罗中主动地害人或被动地受人害。我们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国家，同外国先进国家比起来，当时不是落后几十年而是落后一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人家已经进行过的民主主义的“文艺复兴”、民主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交通贸易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发展，都在我们之前的一二百年就完成了。

但是，我们广大的大小知识分子们还是处在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的网罗中，还不知道科学、民主与机械化的大生产为何事，现代化为何事，还在学而优则仕的牢笼中奋斗，还在吃人或被人吃。就是说，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作为整体来说，在陈独秀起而启蒙时，基本上还是处在混沌、沉睡与谬误的取向之中（升官发财，努力做人上人）。而知识分子则是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这说明我们整个的民族在陈独秀起而奔走呼号时大致上也还是处在沉睡中。

这就是西方人说的，中国那时还是一只未醒的睡狮。

陈独秀和他所发起的新的思想文化运动，就是要唤醒这只睡狮。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先触动这只睡狮神经中特别敏感的部分，即触动它的眼睛和耳朵，让它睁开眼睛来看看世界的多姿多彩，竖起耳朵来听听地球上的风声雨声和电闪雷鸣声。

中国这只睡狮的眼睛和耳朵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知识分子。所以，陈独秀做的工作，首先就是解放中国知识分子思想、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工作。因此，陈独秀掀起的新思想文化运动首先必须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作电闪雷鸣般的呼号和轰击。他的这个呼号和轰击得到了鲁迅、胡适、李大钊等一大批知识界猛士们的同心协作，他们不比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大师们差劲，他们勇敢地喊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吃人的礼教”、“救救孩子”这些口号。

所以，陈独秀发起和领导的新的思想文化革命运动，确确实实是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取向的工作。从此，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大体上明白了，他们的任务是在为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争取国家的现代化而服务，而不再是为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伦理道德或某一个人服务了。

这样的历史功勋，难道还不能够永垂史册，不应该永垂史册么？

六、陈独秀是同时代杰出人物中的凤凰

要评价陈独秀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时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就不能不大致看看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那时，中国正是处在混乱、黑暗而几乎看不到什么希望的时候，因此就显出陈独秀的特别难能可贵，更加表现了陈独秀这只海燕之不怕暴风雨的突出坚强性格。如果看看这时期的革命先进人物以及曾经先进过的一些代表人物是处在一种什么状态问题就特别明显了。例如孙中山先生于1914年在日本将原来的“民元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这一行动实际上并没有为他领导的革命寻得任何新的出路。他所总结出来的教训是新的中华革命党必须完全服从他个人，实际上缩小了团结面与群众基础。而在行动方面，孙是更加注意于一些小型的无胜利希望的军事起义。事实上，孙本人这时期已处于茫无头绪、作用大大缩小的困境中。另一个曾经先进过的严复，则在陈独秀《敬告青年》雄文发表之前一个月就参加了公开号召恢复帝制、劝请袁世凯登上皇帝宝座的活动，而且名列于五个“筹安会”劝进人物中。至于康有为则整天梦想的是宣统废帝如何能够复辟，以至1917年军阀张勋在北京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时，康有为竟公开成为张勋最有力的支持者、策划者，并参加了一切复辟丑恶活动。

即以贤明如蔡元培先生而论吧，1914—1915年时，蔡先生正避居于法国南部一小城中，以撰写《红楼梦索隐》一书消遣，而观点则恐怕正是蔡先生的“光复会”式的小说家言借以寄兴的吧。从此事，可见蔡先生当时也尚处于苦闷无计的状态中（蔡先生写《红楼梦索隐》的具体时间、地点，是不久前湖州张建智先生告诉我的，谨此致谢）。

凡此都可看出当时中国的黑暗、混乱和消沉于一斑了。陈独秀在中国如此黑夜沉沉的情况下登高一呼，它所起的复苏万物、萌发百卉的作用，是何等巨大！说陈独秀是为中国窃取光明之火的普罗密修斯，完全是事实，因为当时的中国是多么黑暗啊！

七、陈独秀的呼号在亚非拉地区也应有他杰出的历史地位

陈独秀的另一个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重大历史贡献，超出了中国的范围。因为，那时除了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北美之外，全球一切落后或相当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从拉丁美洲到非洲、亚洲、大洋洲，可以说都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过陈独秀发起的这样一个战斗的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以日本而论，在1868年明治维新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启蒙运动的，但这个“启蒙”可惜又是同鼓吹对外侵略、首先是占领朝鲜与部分占领中国的鼓吹联在一起的。在19世纪最后十年，即使他们最著名的民权运动代表人物在侵华问题上竟也抱支持态度。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1972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一书中说：“日本人，不用说天皇制官僚和统治阶级，就连最先进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如此深入而广泛地被帝国主义的思想和心情所束缚，人民摆脱其束缚的困难可想而知。”（人民出版社：中译本153页）日本的经济发展虽然走在了亚洲最前列，但他们对亚洲、中国的民主启蒙运动，并没有起过什么直接推动作用（对富国强兵的变法自强运动当然起过某些推动作用）。中国的进化、民权、自由等思想，还是直接从欧洲带回来的（以及传教士们附带传进来的）。当然有的人是从日本的西文译书及受课中学习来的，但不是从日本的社会生活和运动中学来的。陈独秀这个窃火者之特别可贵，是他把窃来的火种，在中国燃烧成彻底改造中国社会的熊熊之焰，他既不是为了修补清廷的皇权统治，更绝不是为了走日本的道路。

在拉丁美洲，19世纪前30年出现了一批领袖，出来领导反对西班牙以及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军事占领与白人的庄园主奴隶制度的战争，但他们是带着欧洲思想的欧洲人，这同纯属本土人的独立解放斗争并不全同。那里原来的社会还是比较原始的，并没有一套像样的神权、君权与政治道德、伦理规范相应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制度。所以，在那个广泛领域并没有发生过那么一个广阔有力的、持久的文化思想上的民主启蒙运动，当然也就不曾发生过像中国反对“吃人的旧礼教”这种类型的群众运动了。

所以，你如果放眼去看一下当时广泛的亚非拉情况，你就不能不承认，陈独秀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当时全亚洲、全非洲以至全拉丁美洲杰出的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呐喊者和最先进的战士。陈独秀在那个时期全球一切落后国家和地区内，都是一个值得中国人引为骄傲的最先进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领袖，一个真正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共同的普罗密修斯。

所以，你如果纵看几千年、横跨亚非拉，你就可能毫不迟疑的去正视陈独秀的突出历史地位了。

八、陈独秀作为中共的主要创建人，是光荣还是耻辱？

陈独秀在中共建党初期，是一个主要的建党号召人和筹备人，一个建党时期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这是确切的历史事实。抗日战争以后，对此即避而不谈，即使谈也是一笔带过，说陈不过是那时若干个小型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之一罢了。近若干年甚至出现了一种奇之又奇的说法，说中共之所以在1921年至1927年五次党代会上连续选举陈独秀为主要领导人（总书记或其他名称），是由于党的幼稚的原因。即那时的代表们都是分不清好坏的人，所以才把陈独秀错误地选到主要领导岗位上了。这类说法真是过于幼稚可笑，这是把历史研究当成信口开河，也把20年代的中共代表们全都当成傻瓜了。而且，1921年中共的一大上，那时陈独秀在广东开辟工作，陈是在本人缺席情况下当选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的。这当然是在众望所归，非陈莫属的情况下才能当选的。

毛泽东同这类曲解家的态度是大不相同的。毛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说：“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来有一部分进入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但他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毛在这里直接说“创造了党”文意是很明白的很难任意作其他解释。

几十年来，为什么绝对不谈这件事呢？大概是由于陈独秀后来被中共开除了，以后，陈曾一度加入了中国的托派组织，并成了他们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情况下，据实说明陈是中共的主要创造人，岂不辱没了党吗？

我以为，事情正好相反。中共有陈独秀这样不仅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当时一位最先进、最受青年爱戴的伟大人物，而且也是当时一切亚非拉的一位最先进的历史人物作为党的主要创建人，这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而决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耻辱。只要想通了这一点，那就一通百通一切都可以据实直书，而无所用其忸怩与回避了。

我这文确实是大而化之，不足以跻身于学术之林，夸夸其谈之讥，也不敢辞。大而嫌空，但非全空。如能得到某些求真务实的学者一顾，对其中可参考者参考之，不足参考者弃之、驳之均可。（责任编辑 方 实）

2001年第3期 聆听毛泽东在延安的五次讲话　作者：曹慕尧

“喜从天降”与“西天取经”

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和陈云三位党中央领导人，从苏联回延安，受到在延安的中央首长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洛甫）总书记、秦邦宪（博古）等党政军负责人、机关、学校、部队及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并在机场上召开了极为隆重的群众大会。

当时，我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三大队第八队工作，率本队一百多名学员，参加了这次规模盛大的欢迎集会。我站在队前，对回延安同志下飞机的情况，中央首长们的一举一动，毛泽东致欢迎词时热情洋溢的讲话，都看得很清楚，听得很仔细，留下的印象很深。

初冬的陕北黄土高原已相当寒冷，欢迎的队伍整齐地排列在机场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首长们，骑马到机场时，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口号声、欢呼声，雄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嗡、嗡、嗡的声响，自空际传来，由远而近，不多时，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出现在延安城的上空，转了一个大圈子，然后徐徐降落。随着舱门打开，从舷梯上走下来四个人，除三位中央领导外，还有一位苏联朋友。他们身穿飞行员皮夹克，头戴毛茸茸的黑色大皮帽。毛泽东神采奕奕，满脸笑容，走上去和来者一一拥抱，互致问候，其他首长也都一拥而上。陈云特地把大皮帽摘下来，硬是给毛泽东戴在头上，自己换了布棉帽。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也是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如此高兴。整个会场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领袖们的热诚友爱，亲密无间，显示着党中央领导人磐石般的团结，显示着中国革命事业前程似锦，胜利在望。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了这次欢迎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题目是《喜从天降》。他说：今天是我党大喜的日子，中央三位领导同志，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骑着仙鹤，腾云驾雾，从昆仑山那边飞回来了。久别重逢，家人团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这不是喜从天降吗？同志们会问：他们去昆仑山那边做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到西天取经。你们都知道中国有一部著名小说，叫做《西游记》，里面讲唐僧师徒四人，历尽艰苦，克服困难去西天取过经，却不知中国共产党也派人去西天取经，唐僧去的西天叫天竺国，就是现在的印度，他们取的经是佛经。咱们去的西天是苏联，取来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本经可比唐僧的经用处大，它告诉全世界无产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美好新社会。我们要好好学习这本经，认真贯彻这本经，根据这本经的精神去干工作、闹革命。真正精通了这本经，革命就一定能胜利，新社会就一定能建成。当然，精通可不是死记条条，而是会用，用经上讲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是说，马列主义要中国化……

在王明、康生讲话之后，陈云同志第三个登台致答词。他表示：自己对这本经学得很不够，取经不过起了通信员的作用，认真学习这本经，才是全党的严肃政治任务，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和全党同志一起，把马列主义学好，研究通。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在革命斗争中使用，不是摆样子看，这一点与和尚念经有根本性的不同。学了马列主义之后，要结合自己国家的具体条件去工作、去闹革命，决不能生搬硬套。马列主义的理论，是革命运动的指南，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理论确实十分重要，但是理论必须结合实际，按实际情况办事，否则，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

陈云同志致答词以后，那位苏联朋友也登台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博古同志为他做翻译。

毛泽东的欢迎词和陈云的讲话，时间都非常短，却使我受益匪浅。“喜从天降”这个富有诗意的新鲜标题，极其形象化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

是去是留，请发表高见

1938年初，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员毕业，要奔赴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时，长期在抗大担负教育工作的干部，许多人思想波动，也想到前线去轰轰烈烈一番，不做思想工作，将影响到抗大第四期开学。当时，主持抗大实际工作的罗瑞卿同志（先担任教育长，后提升为副校长），就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请他给大家做思想工作。

初春的一天上午，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以上的干部共百余人，集合在延安城东门外的延水河畔。检查一遍军容风纪之后，罗瑞卿教育长把我们带进城内西山（凤凰山）脚下一所长条形的院落，那是毛泽东的住处。

我们排成四列横队，席地而坐，把院子挤得满满的，毛泽东站在院落中间讲话时，连一张小桌子也没有。恰巧那天我坐在对面，距离毛泽东不到一公尺，他的膝盖正对着我的眼睛，破旧的棉裤上，有两块大补丁非常明显，因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毛泽东首先向大家表示问候，他称赞说：“由于大家的辛勤劳动，学校已经培养出大批优秀骨干，很受部队欢迎，前方不断来电，要求尽量多派一些抗大毕业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领导迅速发展的抗日队伍和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

接着，毛泽东就讲起了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形势。那个时代没有录音机和扩音器，毛泽东放大嗓门高声讲话，我们每人都有一个小本子，依托自己的膝盖，边听边记。散会之后，大家进行讨论，核对笔记，形成资料。

主席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空前提高，各界一致拥护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目前，迫切需要办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办一份全国性的大报纸，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阐明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件事已经办了，在武汉出版了《新华日报》，面向全国发行；第二件是办一个全军性的大学校，培养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就像中国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我党帮助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那样，培养北伐军的领导骨干。这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就落在抗大全体干部的头上。现在全国人心向延安，因为清凉山上有三面大旗：一曰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二曰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爱国的进步人士，追求真理渴望光明的男女青年，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跋山涉水，成群结队向延安涌来，我们设在南门外的接待站，每天应接不暇。这些青年人要求来延安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学习中国革命的道理，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呢？是拒之于门外，让他们乘兴而来、扫兴而返呢？还是留下来办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培养成革命骨干，毕业后去领导人民抗战呢？

“你们都想到前方去，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这种精神可嘉，愿望甚好。但是要仔细想一想，抗大还办不办？如果大家都走，让罗瑞卿同志一个人去办抗大吗？局部要服从整体，组织上该不该把学校关门停课，去满足你们个人上前线的要求呢？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持久的，必须动员全国的人民群众，把人民组织起来，一齐去参加抗日战争，才能取得胜利。现在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很高，迫切需要干部去领导。究竟你们这一百多人到前方起的作用大，还是经过你们的努力工作，培养出成千上万的干部去前方发挥的作用大？从革命事业的全局利益出发，你们做个比较，自己去回答该不该到前方去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站在党的立场，从党性原则上做结论吧！”

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毛泽东问：“怎么办？请大家发表高见。”原来我们都觉得自己要求去打日本满有道理，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过去驰骋疆场，习惯了戎马生活；现在前方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正需要我们去冲锋陷阵。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即刻便感到自己担负的责任重大，局部要服从整体，没有理由离开学校了，你瞧我，我瞅你，面面相觑，心里觉得内疚。有的人伸了伸舌头，作个鬼脸。

毛泽东也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他接着讲：看样子你们没有不同意见，这就很好，应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每个人都要下决心，在抗大工作四十年，死了就埋在清凉山，守卫这三面大旗，多光荣啊！

一句话引得全场哄堂大笑。毛泽东讲完之后，掌声雷动，群情振奋，原来愁眉不展的脸，一个个笑逐颜开，精神舒畅。毛泽东不论是即席讲话，或是讲课、作报告，从不照本宣科，他没有写好的讲稿，只有一个简要的提纲，每次除把预定的问题讲完之外，还允许听众写条子当场提问，谁有不明白的地方，写个便条，交给坐在自己前边的同志，迅速就传递到他面前。通常由值星员（抗大集会时，由各级指挥员轮流值星，负责调动队伍，维持会场秩序）汇集起来，交给毛泽东作解答。有些学生采用新闻记者的手法，提的问题很古怪，也能得到圆满解答。

关于“爬山主义”等等

毛泽东讲话、作报告和上课一样，每次是半天时间，中间有20分钟休息。毛泽东往往利用这个机会和学生谈话，问长问短，了解他们来延安前的情况，也询问他们是否听得懂讲话内容。那时我的好奇心很强，几次趁机趴在小桌上，仔细翻阅了讲话提纲。

毛泽东喜欢用毛笔，写在白毛边纸上，字的大小不一，有的如同花生米粒，也有的像黄杏或红枣那样大，而且大小间隔配合，字体苍劲有力，书法流利，涂改的地方也不誊清，看样子准是一气呵成。我们现在用的稿纸，每页写三四百字，同样大的毛边纸，他只写七八十个字，甚至更少些。我特地数了一遍，这次讲话提纲列出了十个问题，有的问题下面还分几点，共用了六页毛边纸，可惜大部分内容没有记录好，都忘掉了，只剩下三个问题：“爬山主义”、“劳动大学”、“与工农兵结合”，记得很清楚。这些问题标题很简单，只有寥寥几个字，可是每个题都讲出一大篇道理，整理出来就成一篇好文章。现在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其中有许多文章，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抗大和其他院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经过整理而成的。

“爬山主义”这句话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原来抗大很重视爬山运动，每天出早操，经常有一个爬山项目，恰巧驻地附近又有这个方便条件。延安城处在群山环抱之中，西边的城墙，就建在凤凰山上，依山就势，高低弯曲。城外东北有清凉山，东南有宝塔山（真名嘉岭山，因上面建有一座高塔，人们习惯称为宝塔山）。此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山，都被抗大的学生爬遍了，有些学生身体弱，累得够呛，爬山老是掉队；请假不去，又怕别人说落后，心里不高兴。有的发牢骚，向队里的领导提意见说：“学会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革命；搞爬山主义，究竟有啥用？”

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在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军在华北作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练习爬山，成为能手，要求动作迅速而敏捷。你们知道侵占华北的日军情况吗？他们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都是平时练出来的；我们爬山的动作慢就会吃亏。经常练习爬山，能够增强体质，提高战斗力，这是作战的需要，不能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小事。红军长征时，依靠两条腿，爬山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军，终于顺利地到达陕北。爬山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今天仍要重视，可不能把老传统丢掉了。至于某些身体弱的同学，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练习爬山掉了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跟上去，这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艰苦努力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但不要说成个什么主义。

“劳动大学”这个名词，也是学生发牢骚讲怪话反映出来的。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很差，生活十分艰苦，抗大的学生入校，第一课是打窑洞。因为学校扩大，每天都有大批学生涌进延安，没有房子住，打好窑洞才能安家。吃小米饭，煮山药蛋（即土豆），每人每天五分钱的菜金，包括油盐菜和烧的柴炭。吃粮需要学生自己去粮库领取，因为公家既没有运输力，也没有麻袋。学生有的用自己的床单或毯子卷成一个筒，两端用绳子扎紧；有的用自己的裤子，把裤脚和裤腰扎好，两条裤腿成了米袋。烧柴需要自己去山上砍，晒些日子然后背回来。冬天取暖用的木炭，也是自己派人去烧。做饭的柴供不应求，有时用煤，学生到煤窑去背。这样许许多多的劳动，占去不少时间。有的学生讲怪话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好了。”

毛泽东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从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基本原理开始，讲到抗日战争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的现实情况。他说：学校要办，又缺乏经费，生活必然要艰苦些。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以后，立即开赴前线去作战，在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红军中原来的战士都当了指挥员。后方各机关、学校的伙夫、马夫、勤务兵、司号员一到前方就提拔为干部。抗大的学生有数十个队，好几千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烧的，处处都需要有人服务，现在每个队都配备了必要的勤杂人员。但是由于编制限额，也不能再增加了。你们大家想一想，日常生活中还有大量事务性工作，应该叫谁来担负呢？可不可以从前方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学生担负这些繁重劳动？如果这样做那是增加抗战力量，还是减少抗战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的力量，咱们能干不能干？

毛泽东把情况一摆，问题放在桌面上，叫大家用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商量应该怎样做？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学生们的思想很快就通了。原来讲怪话的人，自知输了理，在讨论会上表示：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丢掉知识分子的旧习惯，增强劳动观念。

三条道路，我们走哪一条？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我们从柳树店出发，经过桥儿沟飞机场，沿延水河北行，进了会场，已是人员满座，我们没有位置，主席台上有人指挥，告诉说就在讲台下面第一排凳子前席地而坐。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主持大会，简单讲了会议日程，作动员报告的是毛泽东。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讲到摆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困难，提出克服困难的办法，最后鼓励大家坚定信心，超额完成生产任务。

毛泽东说：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接着又打了许多胜仗，开辟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现在我军深入敌后方，各项工作都迫切需要干部，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延安办了许多学校，培训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再加上党中央各部门和边区政府机关人员的充实，边区部队的扩大，各种人民团体的组织机构建立与健全，脱产人员越来越多。革命队伍里的人，都需要吃饭穿衣，可是陕甘宁边区的老百姓只有120万，地瘠民贫，生产力很低，养活不了这样庞大的革命队伍。国民党和他们的“委员长”，掌握着国家的军权、政权、财权，高官厚禄，位据要津，“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但不领导人民抗战，而且暗地里积极反共，对战功卓著的八路军不发粮、不发饷、不给枪械弹药，对陕甘宁边区政府不补助一文钱，反倒实行经济封锁，在边区周围搞磨擦，进行蚕食。国民党内有些人历来就是靠反共起家的，他们吃的是“磨擦饭”，发的是“国难财”，处心积虑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泽东诙谐而风趣地笑着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这句话的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那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高潮，革命队伍里人欢马跃，都想在战场上和日本帝国主义者见个高低。

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毛泽东双臂交插，向胸前一抱，做个束手无策的形象，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毛泽东继续讲下去：“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接着毛泽东又把劳动改造世界的伟大意义和陕甘宁边区搞生产的客观条件，做了详细的说明，告诫大家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单位具体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生产计划，多打粮食，多种蔬菜，真正收到好的效果，增加物质财富。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现在各学校的学生，绝大多数不是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干部，而是全国各大城市跑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过去是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还有不少公子少爷，千金小姐，要让他们走出课堂，上山开荒，抡镢头、握锄把不是简单容易的问题，必须深入细致地做思想工作。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只有和工农兵结合，才能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的讲话，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

副校长罗瑞卿是个非常活跃的领导人，他显得特别忙，时而和其他首长打招呼，时而又凑到毛泽东身边耳语，听不清他说些什么，只听到毛泽东的干脆回答：“行，可以，同意。”从此，一个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般地开展起来了。

宪政促进会上讲申公豹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大会是在延安城北门外中央组织部的礼堂召开，有各界代表三百余人出席。会长吴玉章致开幕词，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演说。这篇演说后来整理成文章，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事实上，在这次讲演中，毛泽东讲了一段精彩的插曲——关于申公豹的传说，文中没有收进去。

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会叫做“宪政促进会”，为什么要促呢？因为不经过人民的大力督促，国民政府就不会实行宪法政治。国民党里面有一种人十分顽固，别人浴血抗战，他们专门捣乱，发国难财，吃磨擦饭，以反共为职业，主张专制独裁，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他们顽固不化，躺着不动，不但不肯进步，而且向后倒退。这种人好有一比，就像是《封神演义》里面的申公豹。据说申公豹这个人真是奇形怪状，他的后脑勺朝前，脸面朝后，专门向后看，走路时向后倒退。

毛泽东说到这里，故意模仿申公豹的动作，自己在台上背着手后退了几步，做了倒退的样子，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有的笑得前俯后仰。

毛泽东继续说下去，申公豹为什么脑袋长成这样子呢？据传他有割头还项的本领，向姜子牙吹嘘自己如何如何，并且劝姜子牙保商灭周，投奔纣王。姜子牙不信那一套，申公豹法场做表演，把自己的头割下来抛在空中，他那种法术只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过期就安不上了。恰巧一只仙鹤飞来，把申公豹的头抓住不放，急得他就地转圈，束手无策，苦苦哀求，等限定时间到了，仙鹤把头放下来，在慌忙急迫之下，脑袋被安反了，前后颠倒，才变成如此怪状。

今天的“申公豹”，死抱着“正统”观念，时时刻刻想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说是“异党”“异军”，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是申公豹的化身，他们反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反对我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主张。他们从来不把人民放在眼里，从来不给一点权力。口头上喊几句口号，实际坚持过去一党专政的老办法。我们的任务，就是发动全国人民，起来争取民主，要求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目的就是这样，事情虽然困难，却是大有希望。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3期 反“五风”亲历记　作者：张广友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要求在全国农村开展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并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协助整风整社，纠正“五风”。作为新华社抽调的下放干部之一，我经历了这个运动的全过程。

所谓纠正“五风”，指的是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还有瞎指挥风。

在下去纠“五风”之前，我对“五风”已经不陌生了。因为我是“五风”的亲历者。“五风”盛行的时候，我大都是在农村。下面是我当时搜集整理的几个调查资料：

徐水实习

1958年夏季，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一批师生来到搞“共产主义”试点的河北省徐水县。这时正是全国“大跃进”进入高潮时期，“高产卫星”接连不断，一个比一个高。毛泽东对这些“卫星”也信以为真。8月1日，湖北孝感突破水稻亩产一万斤大关，放出了亩产1.5万斤的卫星。8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徐水视察时，对全国竞相放出的“卫星”情况大加赞扬。他说：“世界上的事情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以后，各地推波助澜，“卫星”一个比一个高。8月13日，湖北麻城报出亩产36900多斤，号称“天下第一田”；没过10天，8月22日，安徽省繁昌县又放出了亩产43075斤的“卫星”；9月18日，四川省郫县放出了亩产82525斤的特大“卫星”，同一天，广西环江竟放出了亩产130434斤的超级“卫星”……。

对于这些“卫星”，人们都不大相信。可是没有人敢于公开表示怀疑反对。我是农民家庭出身，在农村长大，又是学农业经济的，一亩地有多大，能产多少粮食，我还是比较清楚的，但反右派刚刚结束，惊魂未定，我哪敢公开表示疑义呀，只能不吭声，跟着装糊涂。

在徐水，我们最大体会是那种“冲天的干劲”，疲劳战术。白天在地里干活，劳动时间长，强度大；夜里开会，有时要走十几里、几十里，开会经常开通宵。那时最大的感觉是又累又困。有时在回来的路上走着就睡着了。……这种疲劳战术情况，实在难以忍受。好在我们在徐水时间不长，实习20多天就回校了。我担心的是那些农民，常此下去会怎样？

我的另一点重要体会是公共食堂。当时《人民日报》记者康濯，在一篇通讯报道中写道：毛泽东对徐水县集体化程序和生产力组织形式表示了更多关注，参观食堂时，他看得很仔细，连贴在墙上的食堂规则和饭菜价目表，都一字一句地念了一遍。他赞赏地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全县共11万多劳力，抽出4万多人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动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

据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向一般的领导干部提出了建立人民公社的建议，从此公共食堂就成了人民公社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不过那是夏天，刚开始，好歹还能吃饱。那时高产“卫星”那么多，以为粮食多得不得了，所以叫“放开肚皮吃饱饭”，吃饭不要钱。连毛主席都提出：粮食多了吃不了怎么办？耕地要实行“三三制”。

宁津调查

此后不久，1958年9月，我们农经系四年级毕业班的十几名同学，在彭老师率领下，来到河北省宁津县（后来划为山东省）刘营伍人民公社进行调查。当时，全国已经实现公社化，各生产队、生产大队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我们依然是同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金色的10月，正是北方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那年这里风调雨顺，庄稼长得非常好，到了秋收时，由于人民公社搞军事化，大兵团作战，搞形式主义，生产效率低，秋收进展迟缓。到了10月下旬，种麦季节即将错过，大部分秋庄稼还没有收。秋种种不下去，必然影响来年夏收。时间紧迫，上级决定要以秋种为主。为了赶时间完成秋种任务，公社指示能收则收，收不完就直接播麦。结果许多已经成熟了的白薯、花生、大豆等作物没有来得及收就被犁掉了，拔掉的棉秆抛在田头，上面挂着许多棉花和棉桃，农民看着实在心疼！可是，有的干部却说：“埋在地里可以肥田。丢掉粗粮明年吃细粮。”尽管如此，种麦季节已过，种的多是晚茬麦子，且播种质量差，结果第二年的夏收受到很大影响。

原来以为有那么多的高产“卫星”，粮食多得不得了，没有想到入冬以后不久，许多公共食堂陆续缺粮，农民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不得不限定粮食供应。特别是春节过后，许多地方发生春荒，农民生活越来越困难。直到1959年4月传达了郑州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党内通信》之后，加上春天的来临，形势才稍有好转。有些公共食堂搞“大集体小自由”，有的把粮食分到户，有的变成了农忙食堂。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8月，庐山会议之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全国形势逆转，强调坚持公共食堂是坚持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五风”随之也越刮越大。

沔阳材料

关于“五风”情况，除上述经历之外，我还在河北、山东农村作过一些调查，可惜这些第一手材料大都没有留底。现在手头找到的是1960年冬天，发给我们下放干部的一份材料。这是湖北省委书记王延春于1960年9月18日为上报省委领导而写的有关“五风”情况的调查报告：《关于沔阳县贯彻政策试点情况的报告》。这份材料主要是反映他和沔阳县委一道，在通海口人民公社搞试点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材料准确扎实，有一定的代表性。现将其中有关刮“五风”部分，摘录如下：

“刮‘共产风’的单位，上自省级，下至小队，一杆到底，根深蒂固。县级直属机关和派出机关在这里刮‘共产风’的有41个单位，公社的25个直属企业，没有不到生产队刮‘共产风’的。

“刮‘共产风’的范围，大自土地、粮食、房屋，小至镰刀、筷子、夜壶，什么都刮。全公社算了一年账，共乱调劳动力349个，土地8020亩，房屋1512栋，资金53万元，粮食53万斤，农具35040件，耕牛84头，木材等84万斤，砖瓦147万块，家具24906件。

“生产队以下的‘共产风’，更是一阵接一阵，干一件什么事情，搞一个什么运动，就刮一次，就是一次大破坏。比如，搞木轨化，就拆房子、伐木料；搞五有化，也是拆房子盖猪圈；盖了猪圈没有猪，又得拉社员的猪子；搞车子化，就砍光社员树；搞大协作，就乱调人，乱吃饭，乱拿工具。公社化以来，城关管理区全区性的‘共产风’就有25次，最严重的是1959年，这一年就刮了15次。

“‘共产风’给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据各生产队粗略地估算，仅‘共产风’中所拆毁的房屋、死亡的耕牛、破坏的农具、家具这几项，若按人口平均，每人要损失50元左右，多的达100多元。这个损失，就相当于一两年的分配收入。

“生产瞎指挥的问题，严重到难以置信的地步。这个公社的干部，生怕把权力交下去，自己就没有事干，或者就会天下大乱，因而采取了统一指挥生产。怎么指挥？群众称之为 ‘电子化’，就是靠电话。

“公社统一派活，一道命令，全公社社员都得服从调动，不管这件干完没有，都要转去干新的。

“在一块地里，往往有半截苗高一尺，有半截苗低三寸，有半截插上秧了，有半截是光板。这就是全社统一行动的结果。对此，群众称之为‘一刀切’的领导方法。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一夜化’、‘一样化’、‘驴推磨’等种种主观主义的领导方法。去年秋种，有些地方为了追求小麦播种‘一样化’，竟不惜种了又翻，翻了再种，直到第三次种下去，已经是腊月28日。

“诸如此类的事情，多得很。这都不是笑话，也不是历史，而是去年有，今年也有的事实。

“粮食上比较普遍的问题，是购过头粮。例如，洲岭生产队，1959年粮食总产59万斤，需要口粮60万斤，种子5万斤，本来应当供应6万斤，反而卖了18.5万斤，结果国家又供应了23.9万斤……卖过头粮的结果，不但在搬运、集并上造成很大的浪费，而且由于供应不及时，给生产队带来极大的困难，在粮食供应不上的时候，就没收社员的小杂粮、蔬菜，刮别队的‘共产风’。

“刮共产风、瞎指挥生产、购过头粮、没收自留地的结果，是严重地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生产造成惊人的损失。动不动就圈占土地、调走耕牛、拆毁房屋、没收家具，生产不能做主，分配不能到手，吃饭很成问题。这样干法，叫群众哪有心思搞生产？哪有心思爱护公物？哪有心思提高工效？哪有心思细收细打？全公社、各个管理区和绝大多数的生产队，生产年年下降，收入年年减少。和1957年或1958年相比，总收入、粮食总产、社员收入，一般都减少20%、30%；严重的达到50%以上，有些富队变成了穷队，特别是过去的工作重点队‘共产风’刮得更大，损失也更大。”

这份调查报告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196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对这个报告和福建省闽侯县委《关于城门公社集中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工作情况的报告》两个文件作了重要批示，“要求省级、地级、县级和公社级党委，要求生产队的全体干部和下放在农村的全体工作人员，都要极严肃地、认真地研究这两个报告”。中央认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再加上某些浮夸、强迫命令和某些干部特殊化的作风，使干部严重脱离了农民群众，使这类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这种严重情况必须大力改变，绝对不能允许再拖延下去。”中央要求各地党委：“在接到这个通知指示后，立即参照通海口公社和城门公社的整顿办法，……作全面彻底的解决。”

沔阳县通海口公社位于江汉平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份调查报告所反映刮“五风”情况，在全国许多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里毕竟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各方面条件比较好一些。在我看来，相比之下，贫困落后的重灾区问题要严重得多。以我作为新华社干部下放的山东省惠民地区为例，那里不仅五风严重，而且自然、经济和交通条件都很差，所以造成的危害也严重得多。“五风”刮走了农民的一切，以至一些地方土地盐碱化了，耕畜死光了，树木砍光了，锅砸了，房扒了，屋空了，甚至有的人也死了。“五风”刮得农村一贫如洗，前来慰问的江西慰问团团长曾无限感叹说：“真的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据我在惠民地区大于公社朱老虎、大孙家两个大队调查，有这么几个数字：耕地80%盐碱化了，其中有40%寸草不长；耕畜死了80%，余下的20%中有一半不能使役了；人口死亡15—20%，余下的水肿、干瘦病号占80%。

反“五风”得到群众的拥护

针对“五风”问题，中共中央在《紧急指示信》中提出：“今年（指1960年）冬天，必须下决心，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一个整风整社的群众运动。”“整风整社是调整当前农村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问题，必须坚决依靠群众，大鸣大放，用领导和群众‘两头挤’的方法，用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把农村‘三反’贯彻彻底。把整风整社搞深摸透。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彻底纠正‘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反对干部特殊化。”

整风整社是我们万名下放干部的重要任务。我们来山东之后，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参加省、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大会，同大家一道揭批“五风”，层层听取他们的检讨，然后又深入到农村社队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实地调查，吸取群众的意见与呼声。

总的情况，一是各级领导干部都普遍承认自己刮了“五风”，犯了错误，并作了检讨；二是农民普遍是“五风”受害者，他们最痛恨“五风”。农民最怕的是“共产风”。它的突出特点：一是“归大堆”，对农民的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实际上是一种“剥夺”。剥夺了农民的一切生产资料，使农民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二是“吃大锅饭”，砸了农民的锅。公共食堂使农民从吃不饱饭到吃不上饭，以至危及到了生存权。

农民群众是刮“五风”的直接受害者，所以反“五风”非常积极；纠正“五风”直接关系农民利益，所以农民是这一政策的拥护者。

在各级干部为刮“五风”作过检讨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得到了农民的谅解。但是，令人至今难忘的是，在各级干部认真地真诚地检讨自己责任的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如，为什么全国都刮“五风”？风力怎么那么大？“五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否与人民公社的规模性质、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问题有关？再者，“五风”所以遭不到强有力的抵制，假话盛行，“左”比右好，是否与1957年反右，1958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有关？

设身处地看基层干部

对干部队伍中的这些思想，我是同情的，理解的。我们下放干部的看法也比较一致，大家研究认为：一方面，如实向上反映情况；一方面，要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讲我们的一些看法：现在整风整社主要是整顿人民公社基层组织的思想作风，我们应当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我们有没有错误？不能说一点儿都没有。有！而且有的还很严重，不要小看多吃多占，不要小看强迫命令，不要小看浮夸……要看到它们的危害和不良影响。至于对上边意见那是上边的事儿，我们可以向上反映。但上边的错误代替不了你们的错误。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我们经常用这样一段话谈我们的一些看法：“民主革命经过几个反复，才找到它的规律，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也很难说一次就找到。道路不可能是平坦而笔直的、一点弯曲起伏都没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够，也不应当在错误面前，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怨天怨地，而应当勇于承担自己的过失，勇于脱下裤子，让群众打屁股，打了以后不哭，爬起来更好地为群众办好事，为群众服务，为党工作……”我们这些想法、看法、说法受到绝大多数干部欢迎。

我们的这些思想和这些做法，除了我们大多是搞新闻的，了解农村实际外，同我们新华社下放干部惠民队的领队兼地委常委、惠民县委第二书记任丰平有密切关系。

任丰平是位“三八式”的老干部、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资历深，经验丰富，信息灵通，了解上情，也比较了解实际，又有一定的理论水平。他的思想作风，对我们有很大影响。记得1960年冬天，在我们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特别是到了灾区之后，看到“五风”严重，给生产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给人民生产带来的严重灾难，对灾区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五风”严重的基层领导干部很气愤。在这种情况下，1961年1月26日，他召集我们下放干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问题时，讲了一段很令人深思的话。查当年我的笔记本他是这样说的：“大家都是有较高理论和文化水平的新闻工作者。这次下来之前学了中央文件，听了中央领导的报告，下来之后接触了实际，了解了很多情况，有了切身的实践体会。应当说你们现在最有发言权了。大家应当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研究和解决问题。脑袋是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要善于独立思考，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很有必要提醒大家一下，看问题应当改变从上向下看，应当从下向上看。不仅要从中央来看下边，还要从生产队、从社员去看上边。要体谅下边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要以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的角度来冷静客观地看问题，要设身处地想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看到人家的优点和缺点，看到问题所在。我们都是知识分子，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了解中央的精神，想得很多，但是想的有时会不切合实际。因为我们毕竟是从上边来的，从中央来的，没有亲身经历这段实践，不了解或不真正了解这里的实际。所以，我们要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多听听各方面意见。特别是要听听基层干部的心里话，要设身处地为基层干部想想，想一想如果当时若是我，在那种情况下，我会怎样？”他说：“提意见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多提些参考性的意见，因为我们对具体的实际情况，常常是了解得不够，或不够真正了解。所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意见，更不能强加于人……。”任丰平的这些话，寓意很深，我明白，我理解，它是很有针对性的。在当时这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事。这对我们正确分析农村形势，正确对待各级犯错误的干部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新闻工作者，下边做实际工作的同志与我们不同。他们肩上有担子，而我们肩上没有担子；他们是“演戏的”，每个人都有具体角色，而我们是“看戏的”，没有具体角色；他们是回避不了矛盾和问题的，而我们对任何问题都不负直接责任，可以不介入，对看不清的可以不表态、不写稿，有的还可以写内参。想到这些，使我深深感到绝不能以钦差大臣自居，要扎扎实实地作好调查研究，设身处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和解决问题。这可能就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现在看来，这些看法是否完全正确，有些还值得研究，但这毕竟是我们当时的思想实际。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农民日报》总编辑）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哭笑不得的故事　作者：刘　衡

1961年，我们18个下放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的右派分子，先后回到人民日报社了。除我之外，都摘掉了帽子。

我被分到资料组，能够接触新闻业务了。报社开大会，我常常能够参加旁听。特别是1966年春天，报社开了几次民主大会，全让我参加了。反右前，我长时间在内蒙古，和报社的同志接触较少，现在，听了有些人的发言，我好像认识了一批新朋友：

农村部的林晰，说起话来耐人寻味。一次会上，他发言说：“我这个人比较偏激。在革命运动中，偏激能给人启发。我听说毛主席批评咱们的报纸没啥看头，我好高兴！这样，可以震动一下啦！”以后我才知道，他在鸣放期间，有过一些和我类似的发言，如果不是林韦等同志的保护，想他也难逃厄运。

农村部副主任李克林，思想活跃、语言生动，我们在解放区当小干事的时候，她已经是县委宣传部长了。她的爱人林韦年龄比她小，听说主要是因为喜欢听她讲话，才和她结婚的。反右倾时，她是被批斗的重点，人们揭发她说了许多尖端的话。例如，党提出以粮为纲，带动一切，她说是“挤掉了一切”。党提出政治挂帅能出铁，她说：“不相信思想好就能炼出铁。”人们说，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她说：“城里人都在家里吃饭，是否都退出了社会主义？”说到“浮夸”，她说：“有人瞎说，有人爱听，有些是品质不好，有些是上面压的。”说到“风源”，她说：“风从上边来，不能光怪下边。”因为李克林说的有根有据，弄得批的人无可奈何。在这次民主会上，她的讲话果然十分风趣、幽默。她说：“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要有自己的思考、体会，不能老是吃梨子，你也吃梨子，我也吃梨子，老是吃梨子，老是那个味。”

在民主会上，行政部门的同志对“编辑老爷”提了不少意见。例如：有的部主任为个人问题大发脾气，老虎屁股摸不得。分房子四不住：离报社远了，楼层高了，两家合着，不向阳，都不住。有些同志没有劳动观点，光动嘴，不动手。比如：有个部门，一个写字台，一个小柜，一把椅子，由2楼搬到3楼，打电话让房产科去搬。去了两个女同志，一看，房子里有四五个男同志围着桌子等着。两位女同志把东西搬上去后，男同志才空着手跟着上去。经过多年的劳动改造，这些意见不再使我无动于衷，我的心和行政部门同志的心一块跳动。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家对记者工作的意见。一位编委一股劲称赞某记者，说他是记者的方向，如果报社有10个他这样的记者，报纸就会办好。顾雷却说，有的人说这位记者写文章是贴高级标签，甚至提出质疑：这个记者的做法算不算调查研究？符不符合蹲点精神？他要把记者带到什么路上去？郭小川还谈到到他和这位记者一块到东北采访的观感，说还没到目的地，这位记者已经把稿子写了个差不多，他的文章没有多少事实，但有许多远见卓识；好多地方不合逻辑，但很有气势，鼓动人心……

由于民主会开得十分活跃，会议期间，一些同志还向党委提出对我的疑问：为什么不认罪？不摘帽子？究竟是怎么回事？等等，我是没有发言权的。4月20日，资料组万青同志根据党委书记指示上台介绍我的情况，说我一直不服罪，写了许多不服罪的“思想汇报”。他说：“她还写了反右派体会（上来便引起人们的笑声），写了一篇、两篇，还写了第三篇。这次开民主会，她也发动起来了，写了一个意见，题目是《说出来的蠢笨》（听众哗然），现在我给大家念一念：

高尔基说（哄堂大笑，笑我是个言必称希腊的“书呆子”）：“说出来的蠢笨像皮肤病似的，容易医治些。而蠢笨藏在思想里的时候，那就已经是内部器官的病症，较难医治。”许多年来，我一直遵守这个教导。在学习民主集中制以前，我已写过一些意见。现在，再写一些。如果我说对了，请予接受。如果是皮肤病，请给我治疗（大家又笑了）。

我的意见有五点：一，报社在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上，特别在消灭体力、脑力劳动的差别上，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二，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方面，领导同志要起带头作用；三，某某式的记者只能是记者中的一种，不能成为记者的方向；四，目前大家指出，报上有些新闻、通讯太长，不爱看，主要是指有些长东西架子大，内容少；五，报社应大力培养一支无产阶级的新闻大军，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大家政治、业务水平。

近千字的意见书，万青原文读过后，又在会上念了我的两个汇报。

其一是《给党委》：“我写了许多许多，不知你们感觉如何？（‘好！’有人叫了一声，但立刻被嘘声制止，从此大家一声不吭地静静听着）希望能被理解，不仅是我害怕孤独。我写的每字每句，真实而且可信。请你们细细审查，多多提出疑问。不光提出疑问，还请具体提出批评。我当虚心检查，做到彻底否定。”其二《给图书馆》：“你们说我很不老实，不知指的哪里，请你们具体谈谈，我好检查自己。”请你们加强斗争火力，帮我枪毙旧的自己。要想重新做人，就要剥皮挖心、翻根究底。如果指的右派帽子，那就白费力气。我已稳如泰山、坚如磐石，谁也不能让我回心转意。我已写了反右派体会，上面讲的十分详细。我不承认右派帽子，正因为我对党老实，坚持真理。‘不老实’在哪里？请你们说个明白，斗个痛快，不要把我蒙在鼓里。”

万青念完，笑着下台了，好些人也笑了。

一散会，资料组孟祥桢脸上笑成一朵花，向我走来……8年前，他才20岁出头，在行政部门当公务员（不是当今意义的“公务员”）。领导并不把他放在眼里，常常当他的面商量划右派的事。财务室统计员朱克潜被划右派，在他看来就太轻率了，不让人信服。我到资料组后，和他在一起工作，他从来不向我流露什么，但在各方面对我十分关照。这天，他挤过拥挤的人群，笑得不行，找我说：“你把我们的民主会变成了朗诵会……”他的话充满了友善、温馨，包含了对人的理解、尊重。

1973年，我们干校从河南叶县搬到昌平小汤山。离北京近了，干校的学员一年一年轮换，而我和朱克潜两个“专政对象”却一直不动：种田、养猪、喂鸡、缝麻袋……

来干校轮换的学员分析我的出身、历史，觉得我成长在革命队伍里，如今老呆在干校不是办法。应该先给我摘帽子，而后争取分配工作。图书室主任姚炜一股劲劝我，让我承认错误，表示永不翻案。

尽管大家左劝右劝，好说歹说，我始终不为所动。我不承认这顶帽子，怎么能摘这顶帽子呢？

为这事大家真是动了心思。报社保健医生吕秀芳是摘帽右派尹瘦石的夫人，曾经三次到干校劳动，送过几位学员看精神病，与看精神病的安定医院大夫很熟，她向领导建议：“应该想法给刘衡弄个有精神病的证明，说她有精神病，不肯承认既成事实，或许可以把帽子摘掉。”

有一天，班长穆扬找到我：“你老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是不是有精神病？应该到安定医院检查一下。”我从小就对精神不正常的人感兴趣，喜欢看陀思托耶夫斯基的小说。我说：“我很愿意去，我要看看人们怎样检查精神病，不知检查起来痛苦不痛苦？”他说：“不痛苦，光是和你对话，从对话中发现你思维的破绽、问题。”我说：“好，我们快去——你看，我是从心眼里就愿意去，这说明我并不真的有精神病，小说里就写过，真有精神病的人死活不肯去检查的。”

于是，一天吃罢早饭，穆杨、吕秀芳领着我坐上干校的吉普车开到安定医院。那时的安定医院还是一片平房，雕花的栏杆，曲里拐弯的通道，进去就不容易出来。我们到了一间屋子，穆扬、吕秀芳和司机走进里间，和医生说话，把我一个人留在外间。一会儿，吕秀芳出来，把我叫了进去。

我看见一男一女两个穿白大褂的人坐在桌子的两旁，满脸皱纹，十分和气地笑着，看来是很有经验的老医生。他们叫我坐下，我很有礼貌地点点头，笑着坐下了。女医生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我是来看病的，当然要说我不舒服的地方，就回答：“我经常失眠，心闷。”两位医生对看一眼，又问：“听说你常常一个人发笑……”

我笑出了声：“是的是的，我明明热爱生活，他们却劝我不要自杀。我明明是最忠诚的同志，他们却说我是最顽固的敌人，你说，这不可笑吗？我是笑他们，笑我的同事，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你们如果处在我的地位，也会发笑的。”

“你怎么经常一个人哼哼唱唱？”

我又笑了：“他们对我孤立，没有人和我说话，我只好一个人唱歌，我唱的都写给了组织，像《我不能对党说谎》、《群众和我并不对立》、《我是一块瀑布》……”

两位医生又对看一眼，女医生提高嗓门，十分气愤地问：“按说你的处境十分悲惨，你应该十分悲痛，你怎么还这样高兴？”

我说：“因为我知道反右派没有结束，反右派结束的那一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现在，你看，有一个回来的没有？没有！可见，反右派没有结束。”

医生叫我一个人出去，和穆扬等谈诊断结果。好一会儿，三人出来了，吕秀芳扬起手上的诊断书，高兴地叫：“好了，好了，可以摘帽子了！”原来诊断书上写的是：“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但不知是什么问题，建议到所辖地区的精神病院继续检查。”安定医院是精神病院中级别最高的，却要我到他们的下级医院检查，这明明是推托。我说：“走，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穆扬说：“我们不跟你去了，要去，你一个人去。”我说：“看精神病不比看别的病，看精神病要有人陪着。”吕秀芳笑了：“光听你这句话，就知道你没有精神病。”

他们让我看病的目的就是要我得到一张有精神病的诊断书，现在诊断书上有“此人精神是有些不正常”，他们的目的达到了，用不着再去看病了。

看病的秘密只有他们几个人知道，于是，在干校内外，传着我有精神病的流言。有亲友到报社找我，回答说我有精神病，不让他们到干校去看我。

吕秀芳的爱人尹瘦石是著名书画家，他1946年就到内蒙古工作了。我们1954年在内蒙古建立记者站时，他是内蒙古文联的副主席，1956年又当了美协内蒙古分会主席。我和林沫常常到他那里看望。50年代，我们的居住条件都很差，他们文联也只有几间平房。尹瘦石只有一间办公室兼书房兼会客室、一间卧室。他把办公室布置得十分高雅，三个书柜装满了书，还摆上不少叫不出名字的文物古董、美术工艺品。墙上挂着毛主席书写的《沁园春·雪》、他自己画的奔马……连他招待我们喝茶的茶壶、茶杯都是精美的工艺品。我们一坐到他房里，感到是一种休息、享受。他在国民党统治区时，主要是画人物。我们问他：“听说您是全国第一个画毛主席像的？”他赶忙更正：“不能这样说，只能说我给毛主席画的像是第一个发表的。”他来到内蒙古后，画马成了他的特长。他笔下奔腾的马群，都画活了，就像风暴中的海浪滚滚，是继徐悲鸿画马之后取得较高成就的画家。田汉曾称赞他们：“宜兴（两人都是宜兴人）并代两神工，石瘦鸿悲意境同。”有一次，我站在他房里看他墙上的马，心里一股劲叫好，但形容不出好在哪里，竟说出一句十分傻气的话：“听说您现在画的马还是几年前看到的马。”我一说完，十分懊悔。但他“大人不见小人怪”，笑了起来，说：“我现在坐机关是多了些……”

1957年，尹瘦石到北京中国国画院当副秘书长。1958年，内蒙古文联又把他调回去批斗，因他在鸣放期间曾经给内蒙古宣传部某领导人提了些意见，就被补划为右派分子，接着到北大荒劳改。1961年初，他原先的夫人和他离婚了，丢下三个小孩由尹瘦石的老母抚养。年底，尹瘦石被摘掉帽子，1962年底回到北京画院。我们报社的沈同衡是著名的漫画家，被划成右派分子后，到新疆劳改去了，他的夫人袁林还在报社。沈同衡夫妇早就认识尹瘦石，1963年，袁林看见我们报社的医生吕秀芳温柔、美丽，就介绍她和尹瘦石认识。有好心人相劝：“尹瘦石虽然摘了帽子，但他还是一个摘帽右派，你可不要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但吕秀芳有她自己的眼睛，她在和尹瘦石接触中，发现他善良、厚道、画好、字好、有才华、有学问，1964年和他结了婚。吕秀芳知道一些右派分子的来龙去脉，因此对我比较同情、友好、关照。有一天，我去找吕秀芳看病，她见周围没有别人，悄悄问我：“那天你说，反右派结束的那天，绝大部分党内右派分子都要回到党的怀抱。真的会有那一天吗？我看不会吧……”我知道她关心尹瘦石，赶忙回答她：“会的，会的，会有那一天的，你等着吧。”1978年底，我“改正”了，1979年3月，尹瘦石也“改正”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见吕秀芳，对她说：“那一天等来了吧？”她高兴得直跳，拉着我的手直摇，久久不放。

最近，吕秀芳告诉我，那次到安定医院，检查我的男医生是张院长，女医生是一位主任大夫。吕秀芳事先和张院长打过招呼，张院长觉得这牵扯到重大的政治问题，十分重视，所以亲自出马，还找了那位有经验的主任大夫一块来和我对话。对完话后，他们避着我谈诊断结果。张院长说我对答如流，说得有情有理，看不出有什么病。吕秀芳恳求他：“既然来看了一场病，还是写一点什么，回去好交代。”张院长似有所悟，才写下那个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诊断书。当然，这些做法，只是同志们的一番好意、一个愿望。因为诊断书交上去后，并无下文，我的帽子也没摘成。不过，我还是高兴的，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个可以笑谈的故事。

（作者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洛松）

2001年第3期 “运动”中的人世情　作者：刘镰力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到戏剧口革筹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是按照李英儒同志的指示，到机关团体去听取运动发展情况。李英儒要求我们听后回来汇报，不准乱指示乱发言。

1969年我和剧协群众一起下了五七干校，当时带我们下干校的是军宣队，我所在的剧协是五连，连里的军宣队一个是老王，原是部队的一名司务长，性情温厚，三十出头的年纪；另一个姓陈，二十七、八岁，很开朗，我们叫他老陈。那时我们常常端着饭碗在一起吃饭，谈天说地，干活时也在一起，大家都很愉快。大概是1969年底，干校里开始抓“五一六”分子。当时单位里各派头头都是被怀疑对象，我和剧协曾被抽调到戏剧口革筹的另两个人，更是首当其冲。但因是运动刚开始，主要是让大家写揭发材料，还没把我们这些人当审查对象看待，军宣队对我也还比较好，所以我感觉当时人际关系并没显得过分紧张。过了不久，剧协那两个被抽调到戏剧口的人，突然不见了，继而军宣队老王也不见了，紧接着又走了数名“革命群众”。他们到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自己也早已危机四伏，因此总是打听：老王他们到哪里去了？有一天，《戏剧报》的老编辑刘乃崇告诉我，他们在“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我十分奇怪，去“中戏”干什么？我又去问军宣队老陈，老陈也告诉我，他们是在“中戏”。

大约是1970年初，我轮休时回到北京。有一天我在大雪中骑着车到了“中戏”。站在大门口碰到了一个我们连队的“革命群众”。我问她老王在不在，能不能见？她很怪异地看了看我，说让我等一等。过了一会儿，老王出来了，变得不像过去热情，问我有什么事。我突然感觉自己恐怕不该来，就说没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干校。老王是怎样回答的，我已不记得，但在回去的路上，我心里总有一种怅怅的不安。

第二天大雪还在继续下着，我和剧协的几个同事一同回干校。一进干校的大院，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大家见了我，都是一脸唯恐避之不及的脸色，没一人上来说话。不一会儿，就见大家都进了我们连队女同志的大宿舍，有人让我站在院子里等着，不许离开。过了大约十分钟让我进去了，只见上下铺坐满了人，个个脸色严肃，剑拔弩张，问我在北京干了什么。我模糊地意识到可能是去“中戏”出了事，但也没意识到有多严重，就把前后事情如实说了。有人立刻站起来斥责我说：“老实交待吧！不要再表演了！”我觉得我说的都是实话，并没有表演，就笑着说：“我觉得文化大革命里，人人都在表演。”没想到我这句话触动了许多人的心。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大家心里想的是，我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说这种话！会场里一下子静默下来，几乎能听见人的心跳。突然有人大喊：“打倒五一六！”接着有人把我押到干校的最高领导王副团长处。王副团长过去一直待我很好，他很朴实厚道，不善言辞。这晚是他单独和我谈话，他开始很和气地跟我说：“是‘五一六’没有关系，你还年轻，只要承认了，就是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了，就马上解放你。”还说：“你也知道，我一直对你比较信任，这次我很希望能拿你做个榜样，首先解放你，给其他‘五一六’分子看看，让他们知道，只要老实承认，就有出路。”他说得十分诚恳。但我真的不是，怎么能说是呢？所以又笑着说：“王副团长，我真的不是‘五一六’。”他听了一下子怒从心起，拍着桌子大骂说：“你个王八蛋！非要挨斗才肯承认是不是？”这时军宣队老陈被叫了进来，王副团长叫他带我回连队，立即组织群众对我再次进行“帮助”。那时已夜里十点多，夜很黑，老陈带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我住的老乡家里走。到了院子里，他站住，乘没人，十分同情地对我说：“承认了就没事了，王副团长是真心想保护你。”可我还是那句话：“老陈，我真的不是‘五一六’分子。”他叹了口气，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已是严阵以待，坐着四五个人，都是我连队的“革命群众”。他们先是苦口婆心地劝导，继而是义正辞严地训斥，最后是劳而无功的疲累。时间已过半夜，只好作罢。这就是我当“五一六”审查对象的第一天。

在此后的几天里，批斗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是谁告诉我“五一六”审查对象集中在“中戏”的？我说告诉我的人绝对没有问题，他们自然不信。后来我想，刘乃崇这位老编辑决不能说，说是他，他必会立即被隔离审查；说了是老陈，自然很对不起他，但他是军宣队，是他们的自己人，可能问题不大。所以在第四天的批斗会上，我说是我问老陈，老陈才告诉我的。当时会场就哑了，马上宣布散会。此后批斗我时，再不提这个问题，我估计是老陈承担了，所以心里始终对他怀着一份感激。

当时正是隆冬天气，不宜“促生产”，只宜“抓革命”。“革命群众”白天可以轮流睡觉，但我要一天三个单元（上午、下午、晚上）连续接受批斗。

有一次，已经是夜里11点多，挨完了一天三个单元的批斗后，没想到又把我拉到食堂，换了一拨人，继续批斗。记得那天批斗我时，让我交待我和“五一六头子”李英儒的关系。我说：“我觉得李英儒不是‘五一六’。在戏剧口革筹李英儒是我的领导，他要是‘五一六’，肯定会发展我。可他没有发展我，所以我觉得他不是。”我说的话，在那种异常情况下大家怎么肯信？于是斗我斗得更厉害了。

和我同宿舍的有两个女同事，M是负责看着我的，我的任何行动，都由她监视。另一个是赵，当时是排长，她聪慧而又有正义感，但是眼里揉不得砂子，看到任何卑劣的事都嫉恶如仇，因此很不得一些人的意。当时我因这莫须有的罪名而突受审查，自然精神上沉重得不得了。有一次，她趁M去上厕所时，对我说：“你哭什么？你现在比我们强多了，我们现在整天坐在一块儿‘喊话’。这个说：别装了，狐狸尾巴早就露出来了！那个说：‘革命群众’眼睛雪亮，谁是‘五一六’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么互相喊，喊得你心惊肉跳，早晚有一天我被他们喊疯了！你倒好，反正是揪出来的死老虎一条，豁出去也就算了。我们呢？整天如坐针毡！”又说：“现在好人都成‘五一六’了，上哪儿说理去！那天斗你，有人坐在上铺，看你被斗，偷着流泪，没想到被人看见，连她都斗了！”我这才知道还有人为我挨斗。

一天傍晚，我连的军宣队老王和美协的军宣队老李，一同来到我住的地方，脸上冷若冰霜地说：“你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盖棺论定的‘五一六’，不要再装了，我们有证据，你再装得天衣无缝，也要把你揪出来！现在是给你坦白从宽的机会。”

那天老王和老李刚走，就有人来把我带到了五连大会场。屋中坐满了人，我站在中间，让我交待。刚才军宣队对我是怎么说的？我立即如实复述一遍。我知道，如果我说的有半句出入，立刻就会被冠以隐瞒军宣队指示的罪名。大家群情激昂，有人突然高呼：“把大衣脱了！”我立即脱了。大家让我交待我不肯承认是“五一六”的症结在哪里，并说如果不肯当着大家的面说，现在可以马上到军宣队老王那里去，如实地向他交待。于是又有人押着我去见老王。刚要出门，忽听有人大喊：“穿上大衣，谁许你出去不穿大衣的？”我赶快又穿上了棉大衣。出来以后，天早已黑下来，外面冷得滴水成冰，我当时身上只穿了两件单衣，幸亏有人让我穿了棉大衣，我真感激那个喊话的人。那是老孟，是位从部队来的老革命，“文革”前刚从部队调到剧协当秘书长，此人正派、耿直，过去常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把军宣队说的话当成圣旨，他们有什么水平？不过是部队上的一个小司务长儿！”别人是谁也不敢说这种犯忌的话的，可是他敢。那天晚上实际上他是以批斗的口气在保护我，怕我冻坏。这是我以后才明白的。

到了军宣队那里，靠墙一张桌子，老王和老李在桌子两边正襟危坐，见我被押进去，老王说：“你就交待吧。”于是我又说了那句话：“老王，我真的不是‘五一六’。”老王一听，一下子站起来，指着我厉声说：“你知道不知道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如果你就是这句企图蒙混过关的话，现在你就给我再回到革命群众那里去接受批斗，什么时候肯老实交待了，再到我这里来！”于是我又被押回干校大院。押我的共两个人，一个人先进入会场，命令我站在外面等着，留下司机小刘看着我。当时外面的天气干冷干冷，好像连天上的月亮都冻得惨白惨白的。那进去的人半天还不出来，我心里想，是不是他们在商量押我去北京批斗的事情呢？这时司机小刘突然打开一辆汽车的车门，对我说：“你进去吧。”我心里紧张地一动：难道真的要拉我去北京批斗？小刘看我站着不动，就又低声说：“外面太冷，车里暖和点儿。呆会儿我叫你。”当时我的脑子几乎木了，只模模糊糊地明白了他的好意，但是我摇了摇头。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老王的房间和群众的批斗会场之间被押解着来回走了三次，但我始终是那句话：“我不是‘五一六’。”

有一个晚上，几个连的人都排队坐在院子里，开批斗“五一六”的动员大会。我坐在地上，冻得一个劲儿发抖。突然有人从后面给我披上了一件棉衣，我不敢回头看，心里紧张得要命，生怕这个人再因我而挨斗。过了一会儿，我把衣服脱下来，背着手又把棉衣塞给了后面的人。但这件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说有人同情“五一六”分子，给“五一六”分子披棉衣。后来赵告诉我，给我披棉衣的是美协的唐棣，那是位极有正义感、心地又善良的老人。

到了春耕大忙季节，大家都去干活，开我的批斗会少了，只在下雨天不能干活时批斗，平时就让我在家写交待。赵偷偷告诉我，军宣队都到北京开会去了，揪“五一六”好像要有什么变化。

一天上午，我正在写交待材料，突然军宣队老王和老李来了，那是在他们离开干校大约半个多月的时间以后。这次的态度和过去有很大不同，严肃但没有了杀气。说中央发布了“3.27”文件，他们来向我宣读，内容大概是揪“五一六”分子要实事求是，不能搞逼供信之类的意思。读完又对我说：“你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相信你的问题一定会搞清楚的。是‘五一六’就是；不是‘五一六’就不是。”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一句话没说，突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以前他们说我是“铁板定钉的‘五一六’”时，我只想笑，可是这时我一直哭着，哭到他们走，我也没说一句话。后来赵告诉我，全国揪“五一六”，整死不少人，这次发了文件，不许再搞逼供信。赵又对我说：“你的日子会好过点儿了。”

果然，第二天就宣布我可以随“革命群众”一起出去劳动了。我心里无比高兴。连队里经常有一些零散的重活，一般都派男壮劳力去干。因为我能干活，也能常常被挑中。干这种外差，人不多，大家就比较随便，特别是老季带我一起出去干活的时候。老季是工人出身的大学生，出于一种善良的本性，从来不搞极左，他挑我一起出去干活，就从不把我当成审查对象，我就可以比较随便地和大家说话。在这一点上，我这个审查对象，好像获得了最大的自由。

5月份，突然传出了原军宣队要撤离的消息，有新军宣队要来接替他们。那些天，他们都有些灰灰的。在他们临走的前一天，他们集中各类审查对象一起开会，训话的内容是要老老实实，如果谁趁军宣队撤离之际捞稻草，绝没有好下场之类。第二天，全干校开盛大的送别会，大家按连排成横队，夹道欢送。不少人抢着和他们握手告别，有人还流下热泪，哭着相送。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审查对象，应有自知之明，不要抢着上前。正在想着，就看见军宣队老王一边和前排的人握手，一边走了过来。见到我站在后边，他犹豫了一下，突然排开众人，挤了过来，紧紧地和我握了手，一句话没说，就又退回去，继续往前走了。我一下子愣住了，我的问题还没弄清楚，作为审查对象就还是人民的“敌人”，他怎么敢和我握手呢？一回头，美协的几个人正站在那里，这一幕他们瞧得清清楚楚。但是我想，这件事我一定不和任何人说，因为会对老王不利。我觉得很可能老王已经觉出他们整我们不对了。

当时连队一些骨干和军宣队一起回了北京，共同总结前一段揪“五一六”中的问题。赵也去了。过了几天她回来后，趁没人时责备我说：“你吃饱了撑的去和老王握手！”我吃了一惊，心想老王主动和我握手的事，我没对任何人讲，她怎么会知道？原来他们在京一起总结前一段运动情况时，是老王自己突然说：“临来时，大家和我们握手告别，没想到‘五一六’审查对象刘镰力也混在里边，过来和我握手。”我听了以后，心里一下子像是吃了一颗苍蝇。我跟赵说了实情，赵说：“他一定是发现美协有人看见了，怕人家告他丧失立场。美协那几个人，恨他们恨得牙痒痒。那几个都是正派人。”

过了不久，新军宣队来了，最高领导是杨副政委，他是师政委，剧协的老司机李光华开车去接的他。李光华回来后，趁在食堂吃午饭，故意坐到我旁边，十分兴奋地偷偷跟我说：“我都说了！他们怎么整你，我全跟杨副政委说了！”当时派到我们连的军宣队是张部长和他的通讯员小王。张部长为人温厚稳重，政策性很强。没过几天，杨副政委和张部长一起找我谈了话，听我叙述了被审查的全部经过。我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他们听得很认真，然后杨副政委问我：“你说你不是‘五一六’，你估计会不会有人说你是‘五一六’呢？”我想了想说：“我觉得不会。我不是‘五一六’，怎么会有人说我是‘五一六’呢？”当时我不明白杨副政委为什么那样问我，但他们听了我的话以后，却十分恳切地对我说：“如果真如你所说，你不是‘五一六’的话，那你经过这次审查，今后就有免疫力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那是我在被审查后最为高兴的一天，因为我觉得我终于看到了希望。

有一次我去井台挑水，两大桶水压得我一溜歪斜。这时恰巧张部长的通讯员小王看见了，他立刻走过来，一言不发，一口气替我把水挑到了家。没想到小王替我挑水的事一路上被许多人看见，无形中成了一种信号，不少过去的好同事，都惊喜地偷着对我说：“不简单哪，军宣队替你挑水啦！”结果就好像暗中开了禁，从此大家敢和我说话了。

过了不久，赵排长向我宣布，说连队里研究过了，以后没有人再监视我，我可以自由行动了。有一次恰好连里改善生活，包饺子。我因为从小不吃肉，而赵也不爱吃肉，所以连里特准我俩自己包素饺子吃。我们去食堂领了韭菜，赵突然说：“咱们还应该领几个鸡蛋，他们吃肉，咱们吃几个鸡蛋总不为过。”于是她又跑回食堂，我就站在墙根儿下等她。那正是连部门口，我正在那里捧着韭菜低头等着，突然听见一个声音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见是连指导员、著名漫画家江有生正站在连部门口的台阶上。他说话时眼睛没看我，看着天。我不知道他在跟谁说话，就左右看看，可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他和我。说完这句话，他仍然不看我，就又走回了连部。我当时感动极了，我知道他这话是说给我听的。

到了夏天，干校革命群众按部队的规矩，各班选五好标兵，每人都要写一份学毛著的思想总结。审查对象不参加选标兵活动，但同样要认真检查思想，写总结。我经过将近一年的审查岁月，突然产生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我要写出我对审查的真实看法。

晚上当我提起笔来开始写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是不是太轻率了？自己现在还是审查对象，“五一六”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怎么有权利去写什么审查是错误的？自己再是好心，现在也不是说的时候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挨批斗凑材料吗？

果不其然，过了不久，美协的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带着申诉材料从干校逃跑，到北京去上告，结果被抓了回来；曲协的“五一六”审查对象互相“串连”；舞协还死了人，这自然都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干校一下子变得气氛肃杀，全干校开大会，揪斗“五一六”进入新高潮。我实在庆幸自己没有写那个材料。当时许多同情“五一六”分子的人也挨了揪斗。那些天，军宣队一再找我谈话，问连指导员江有生和我有什么接触。我说他是美协的人，我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军宣队说：“他自己都交待了，你还不肯交待！回去写个材料来！”后来我想，他说的那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是毛主席语录上的话，即便说了也没有错，于是就把这一情况写了交上去了，并特别写明他是冲天说的，不是对我说的，只不过我听了以后觉得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对自己是个鼓励。但写了以后，我心里总是很不安，总觉得有些对不住江有生。

那时候干校已由宝坻县的北清沟搬到了静海县的团泊洼，并已全部住进自己盖的宿舍里。当时已到冬天，没有什么活儿，主要搞运动。一天下午，我和赵正坐在宿舍里，忽听食堂里一阵阵的口号声，不时又有“义正辞严”的训斥声、批斗声，但听不清说什么。赵告诉我，美协正在批斗江有生。我听了以后，难过极了，我不知道我写上去的材料是否成了批斗他的炮弹，我极力给自己宽解，我那材料里写了他是冲天说的，没对我说，但是他说的话，毕竟只有一个“五一六”审查对象听得见。用毛主席的话去鼓励一个“五一六”分子，能没“罪”吗？我听着那边一阵一阵的批斗声，就像一鞭一鞭抽在我的心上。我在灵魂深处实际已经承认我是顶不住军宣队的压力，才写了那材料的。其实他说那话时，真的只有天听得见，我听得见，绝没有第三个人听见，我完全可以顶住不说。尽管后来我知道揪斗他主要是因为他和美协的其他“五一六”审查对象的接触，但我始终不能原谅我自己。钱钟书先生在给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写道：《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那就是“记愧”，惭愧自己在运动中的怯懦。我觉得钱先生说得很对。

这个严酷的冬天过去以后，又到了春天的大忙季节，揪斗“五一六”渐趋平淡。到林彪一伙折戟沉沙温都尔汗，运动的重点就改为批林批陈。当时干校的军宣队不断撤退，干校的学员不断被各单位要去而回京。到了1973年，我也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要去。临行，连长把我叫去，给我的结论就是像“莫须有”一样著名的那句话：“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材料销毁，结束审查”。就这样，我一下子又从“阶级敌人”变成了“革命群众”。

在严酷的运动中千方百计以真情待我的那些善良的群众，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并将永远视为我心中的一份珍贵财富。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追寻父亲的清白　作者：何　奇

1998年6月1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文：“郭洁民（系原北方局军委军运领导小组秘书长），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社会部公安局以叛徒罪处决，经我局复查，属于错杀，应予平反昭雪，按因公牺牲对待。”

这是我父亲郭洁民冤死60年，我申诉18年后终于盼来的结论。这是父亲生前战友积极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体现。

打听父亲下落成了亲人心病

父亲是我一生中见面最少，对我影响最大的亲人。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地从事革命工作，很少回家，我自幼跟生母及祖父母在山西老家生活。记忆中，我一生只见过父亲两次。

第一次是1928年冬，我不到三岁，一早醒来，睡眼中发现躺在一位陌生男人的被窝里，我放声大哭起来。那男人笑着说：“华狗（我原名郭重华，亲人叫华子或华狗），不要哭，我是你爸爸。”哭声惊动了正在厨房做饭的妈妈雷般数，她边跑边喊：“住、住（停住哭之意）”，跑进屋来说：“华狗不要怕，这是你爸爸。”她笑着对那男人说：“你看，孩子都不认识你这个爸爸了！”这甜蜜而又苦涩的一幕至今记忆犹新。就是这次见到父亲以后不到一年，生母病逝，我成了没娘的孩子。

第二次见到父亲是1933年，我已七周岁，上小学了。那是个三夏大忙季节，父亲偕继母冯若舟（以下称母亲）与刚出生的妹妹从太原回来。这次我对父亲有了比较深刻的印象，他英俊潇洒，温文儒雅，和蔼可亲，说话总是笑眯眯的。我表现得有些拘谨，不同他多说话，但是老悄悄地看他，心里甜滋滋的：我爸爸回来了！记得一天母亲同祖父母说到他们在太原的处境，大意是说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冯司直在教员预备室说过“看来郭老师是‘红脸’”的话，校长是开玩笑说的，实际上已对爸爸产生怀疑，所以他们想尽快离开太原（当时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师）。我听了这不明不白的话，总是端详父亲的脸，还奇怪地问：“爸爸的脸不红，怎么说是红脸呢？”爸爸拍拍我的头说：“你还小，长大就知道了。”三夏大忙过后不几天，我父亲与母亲留下出生不久的妹妹，便又到外地从事革命工作了。从此，我再未见到父亲。

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经常忧心忡忡地说：“日本人贪得无厌，占了东三省还要侵占全中国，也不知道你爸爸怎样了？”1938年，听说父亲回到了晋察冀边区，在一个抗战干部学校做领导工作，祖父母非常高兴。可是，1939年以后，再也没有听到父亲的消息。从此，打听父亲的下落成了老人们的心病。就在这个时候，祖父母向我讲了父亲的一些情况。

祖母是位善良的农家妇女，一天她对我说：“你爸爸从小喜欢读书，是个不多说不多道的规矩人。他说现在这个社会不公平，穷苦人一年360天劳动，没饭吃没衣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剥削就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共产主义”这个词。

祖母思儿心切，常常坐在炕上从窗户里呆呆望着街门，有时坐在村口望着父亲回来的方向。直到1947年初祖母病危，临终前还牵肠挂肚地想着父亲：“魁元，你在哪里？”她带着痛苦的思念离开了人世。

祖父郭懋德，字宣三，是位由农民走向旧官吏的人。他30岁以前在家务农。辛亥革命后，阎锡山为培植自己势力，办了个警官学校。祖父考入这所学校，毕业后先当巡官，后来当过繁峙、静乐、长治县和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1929年离职回老家。祖父也经常对我说到父亲，他说：“你爸爸是做事的，不像我是混事的。”还说：“我培养他念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家里花了很多钱，本来希望他走升官发财之路，光宗耀祖，可他不听我的话，一心信仰共产主义。”

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祖父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发生茂林事变（即皖南事变）了，国民党军队在茂林消灭了新四军一万多人，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在那里，他也可能牺牲了。”

祖父还说：“1924年任太原市第一区公安局局长时，与在军界做事的徐受谦（徐向前的哥哥）交往较多，徐向前来太原找工作，我对他说黄埔军校在上海招生，要不你考黄埔军校吧！徐向前同意，我做保介绍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徐向前传》也提及此事）。现在人家徐向前是八路军赫赫有名的领导人了，你爸爸却打听不到下落。唉！”

那时已经15岁的我，对于父亲不只牵挂还很敬佩。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走父亲走的路。这天晚上，心里焦躁得无法做作业，我撕下一张纸，神使鬼差地给父亲写起信来，叙述祖父母对他的思念和我决心也要干革命的打算。信写好了，但是父亲在哪里呢？信往哪儿寄呢？沉思良久，只好拿上火柴到院里，把信点燃，任纸灰飘落，寄托我的心愿。许久的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是我给父亲的唯一的一封信。

苦境中寻觅丈夫的坚强母亲

1942年夏，我的母亲冯碧川带着二妹丽波回到太原。那时我在山西省立一中读书，托曾在小学教过我日语的张信毓老师给母亲找了个小学教员的职业。从此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她虽不是我的生母，但待我很好，我这个自幼失去生母，父亲又不在身边的苦孩子，终于感受到母爱的温暖。

母亲原名冯林书，字若舟，又名冯碧川，是一位坚强的女性。1910年生于河南清丰县城内的一个贫苦家庭，其父冯云升是抗日初期的共产党员。冯家姐妹三人，她排行老三，家里省吃俭用供她一人上学。1929年考入在大名的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加入共青团。1932年因参加学潮被学校开除。同年秋来北平，与我父亲结婚，加入共产党，改名冯若舟。从此，她随丈夫在山西太原、河南许昌、北平、天津等地，积极从事党的工作。

1938年初，父亲根据上级党组织决定，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母亲随行。但当他们即将动身时，我的最小的妹妹突患急病。父亲只好先走，母亲暂留天津给女儿看病，说好等边区派人来接。不料父亲走后不几天，孩子夭折，冯若舟忍着悲痛，带着二女儿焦急地盼望党组织派人来。却左等右等几个月，不见人来，她从此与父亲失去联系，也失掉了党的组织关系。为维持生活，只好改名冯碧川在天津当小学教员，一面糊口维生，一面寻丈夫、找组织。

在太原，母亲三十几岁，带着八、九岁的二女儿，靠一个小学教师的微薄收入糊口，有时还要周济我上学，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对母亲来说最痛苦、最揪心的是多年打听不到丈夫的下落，找不到丈夫也就找不到党组织，为此被折磨得体弱多病，心力交瘁。

我清楚记得1944年春天一个星期日上午，我去新城街小学看望母亲和妹妹。这次母亲同我谈了很多关于父亲下落的话，她忧愁地说：“你爸爸究竟到哪里去了，在天津等不见他来接，在太原也打听不到他一点消息。”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爸爸（1938年）从天津走时，还带了几个青年学生去边区，其中有两个女学生，是不是他和哪个女学生要好，把我们忘记了？”我说：“不会的。”母亲也说：“他不是那种人。”但转身她又说：“你爸爸做的工作很特殊，经常和国民党上层人物交往，有时还要打入敌人内部，是不是边区有人怀疑、误会他了，把他整了？”我说：“不会的。”劝她不要瞎猜。

母亲内心承受着巨大痛苦，但在失掉组织关系的情况下，仍尽其所能为党工作。她过去在河南的战友金力耕被俘后，她千方百计地搞到个假“良民证”，让大北门街的河南老乡欧阳书老太太，利用探监的机会交给了金力耕，使金力耕伺机逃离虎口，回到了太行根据地。解放后金曾在国家建设部工作。

我参加地下党的事，开始没有告诉母亲。1945年暑假，我以回老家为名带着太原中学学生武崇智与太原师范学生齐德温，到建平县杨家桥村中共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学习并汇报工作。谁知母亲竟先于我带着妹妹回到老家，见没有我的影子，她先是奇怪，后是焦急。等我从根据地回来，她便生气地质问我去了哪里。我这时才以实情相告，她也转忧为喜说：“这我就放心了，我还担心你在沦陷区走了邪路呢！”接着兴奋地对我说：“我能够找到党了！”

这年8月，我将母亲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中共太原地下党负责人张照同志，经党组织考察了解后决定，在母亲前段党龄未得到证明之前，暂按重新入党接上了组织关系。母亲从此又回到党的怀抱，工作更加起劲了。

抗战胜利，阎锡山抢先回到太原。党组织派母亲打入阎锡山的反动组织“同志会”，担任“太原晋华卷烟厂同志会”特派员的秘书。一天她接到特务机关通知，说晋华卷烟厂一位姓马的女工有“伪装”嫌疑（指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让特派员监视其行踪，伺机逮捕。母亲心急如焚，告诉这个女工，怕暴露自己身份；不告诉又怕自己的同志遭毒手。她反复思考，毅然亲自将“告警”的纸条从门缝里塞进这位女工的住室，使她及时脱险。

1946年6月29日深夜，我领导的一个党员被捕。次日（星期日）上午，敌人来抓我，我不在学校，捕了跟我要好的两个同学；当天半夜，再来抓我时，我已躲到母亲那里。有长期白区工作经验的母亲，机智地掩护我逃脱敌人的追捕后，她和我妹妹却被阎锡山特种警宪指挥处抓走了。特务头子梁化之亲自审问：“你丈夫郭洁民在哪里？你儿子郭重华在哪里？交待出太原地下党名单，就放你们母女出去。”母亲沉稳机智地回答：“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知道这些？我还找我丈夫呢！我把儿子交给学校，儿子失踪了，我还要向学校要人呢！”

母亲在狱中受尽严刑和折磨，但她始终坚贞不屈，于1949年2月下旬（太原解放前夕），惨遭敌人杀害，母亲时年仅39岁。据杀害她的刽子手交代，母亲是被敌人先用绳子勒住脖子，反绑手臂，拉到城外活埋的。我可亲可敬的母亲至死也不知道她心爱的丈夫的下落！

得知父亲被错杀的曲折过程

父亲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好多年没有一点消息，直到1946年7月，我才算听到一种“说法”，可是30多年后的1978年，才获悉这个“说法”是当时不得已而编出来的。

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八路军发动了北同蒲战役，定襄县城第一次解放。那时，我刚从太原撤回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工作，随地委城工部副部长郭伯诚到定襄县下乡。恰巧原二地委书记、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张连奎也从太原撤到定襄。我听母亲说过，张连奎同志认识我父亲。一天下午，我趁一块打篮球的休息时间，向张连奎做自我介绍，并打听父亲的下落。连奎同志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惊讶地说：“我和你爸爸是老乡，很熟悉，他是老革命了。”

张连奎同志回忆起过去。他说自己是1936年在北平师范大学时入党的。一天受组织指派，到西单一个茶馆根据规定暗号同上级组织接头，接头人正是我爸爸。并说那时我爸爸在北方局军委工作。

当我问及爸爸后来的情况时，张连奎同志思考良久才说：“1938年你爸爸确实来晋察冀边区了，后来听说组织又派他到北平做白区工作，被日本鬼子逮捕，牺牲在监狱了。”他还颇动感情地对我说：“你爸爸对党忠心耿耿，很机智，理论水平很高，是位职业革命家。你长得像你父亲，有其父必有其子，要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我得到这一不愿听到的但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消息，赶紧告诉祖父。只是怕祖母一下子难以承受，没有让她知道。

“文革”十年是是非颠倒的十年。在审查我的历史和家庭时，“造反派”一再追问我父亲的情况，我按自己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人家阴阳怪气地说：“不一定吧”，要我老实交代，使我隐隐约约感到他们好像怀疑父亲一些什么。我纳闷并感到某种压抑。1970年初，新华社派我到西安，主持新华社陕西分社的工作，1978年又调回北京。

父亲的真实情况，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薄一波同志口中知道的。1978年4月，我从西安来北京向新华总社汇报工作，正赶上五机部原副部长张连奎同志病逝。我参加追悼会时，见到了与父亲有过深交的许多老同志。当他们得知我是郭洁民的儿子时，都惊诧地看着我感慨地说：“郭洁民还有后代啊！”过了几天，我跟一些老同志去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看望革命老前辈薄一波同志。没想到薄老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感慨、坦诚地说：“洁民我很熟悉，他是被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错杀的，他是被冤枉的。”

这一令我惊心动魄的消息，使我心酸，引起我了解父亲生平及被错杀详情的强烈欲望。此后我多次拜访薄老。薄老说：“洁民相貌英俊，性格沉稳。中等个，长方脸，皮肤白净，喜欢读书和研究理论，写得一笔好字。1929年洁民写了一本关于辩证唯物论的小册子，给我看过，很有理论功底。1929年，我在天津河北省军委工作时，洁民曾介绍武竞天（铁道部原副部长）来天津工作，我让武竞天做省委内部交通，洁民也留在天津工作一段，与周新民、王伯堂等办《实话报》、北方书店等。不久，洁民返北平做军运工作。1931年6月，因中共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我和洁民、胡锡奎等大批党员干部被捕，关押在北平东北军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敌人审问时，叛徒廖划平站在一旁指证。当时出现了一种情况：凡是叛变了的人就不再回监房，被释放了。一次洁民被提审后也没有回到监房，恰巧敌人紧接着提审同牢房的胡锡奎，且打得很厉害，胡锡奎怀疑是郭洁民出卖了他。从此，狱里的同志都认为郭洁民叛变了。直到1936年我出狱后见到洁民，起初我对他还有些戒备，洁民问我现在干什么，我便说不干了。洁民心里很难受，眼里噙着泪说：‘那你是不相信我了。’接着洁民向我讲了出狱经过，我才知道了真实情况。原来那次被提审后，洁民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转到陆军监狱了，是他本家的叔父郭向民（阎锡山省政府交际处长）托人情，家里花了很多钱，才从陆军监狱保释出来的。尔后，我又向组织上进行了核实，情况属实，他没有叛变。”

薄老对我说：“你父亲是1939年被晋察冀边区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按叛徒错杀的。1943年我在延安，李×也到了延安，我向他打听洁民，他说1939年搞内部除奸时把郭洁民处决了。我非常震惊和气愤，当即批评了他。他坚持说：‘你们1931年被捕就是郭洁民出卖的。’我说：‘不对，我们被捕是廖划平叛变出卖的。’李×这个人很粗野，错杀了一些好同志。我后来又询问了其他老同志，都说洁民没有叛变，被杀是冤枉的。”

听了薄老的讲述，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多少年来打听不到父亲的消息，原来是别人不好向我讲真实情况。随后，我又向其他熟悉父亲的老同志了解情况。

曾任国家建工部计划司司长的周铭同志说：“1941年在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时，我曾向刘仁打听过郭洁民的情况，刘仁同志告诉我：1939年郭洁民在被审查中，正赶上日军向边区扫荡，在转移途中被公安总局李×处死了，中央批评了此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曾任石家庄地委书记的康瑞华，1944年任晋察冀边区冀晋二地委城工部部长时，我曾趁几次回根据地学习、汇报工作的机会，向他打听我父亲的下落，但他总是说打听不到。1978年5月我将薄老讲的真实情况告诉康瑞华同志时，他才说：1945年他到边区开会时打听我父亲的下落，刘仁同志说过郭洁民在1939年受审查被当作叛徒错杀的事。

听了老同志们的真实情况介绍，我想过去那种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务千方百计地潜入革命阵营搞破坏活动，为了纯洁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问题是应该实事求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多次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确也错杀了不少忠于革命的好同志。因此我认为，党组织应该认真吸取血的历史教训，给被错杀的同志以公正的结论，还他们一生的清白，以告慰他们的英灵。

长期白区工作的职业革命者

我小时虽从祖父母口中得知父亲是共产党员，却对他的经历很少了解。解放后我一头扎在工作里，顾不得、也不懂得与父亲的老战友们联系，对父亲还是知之甚少。1978年，听薄老讲了父亲被错杀的真情后，我下决心要了解父亲。我在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父亲资料的同时，积极四处奔走，拜访幸存的与父亲相识的老同志。

父亲的乳名叫郭魁元，学名克勤，字洁民，又名郭晓村、陈学礼，笔名小知，别号拙斋，山西定襄县智村人，1905年生。1920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受“五四”运动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趋向进步，翌年10月参加共青团员王振翼、贺昌等人组织的“青年学会”，探索救国之道，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1926年参加共产党，先后从事党的工运、学运和军运、情报等工作。

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初，郭洁民与在中法大学读书的孙晓村、北平大学读书的郑侃、郑佩等中共党员编辑出版《人言》刊物。主要发往各大学，颇有影响。当时在天津的张友渔、宋绍初等中共党员也参与《人言》的工作，他们经常与郭洁民联系。1929年，郭洁民积极协助山西籍在北平的李舜琴、郝德青、雷任民等中共党员组织了“鏊尔”读书会，出版《鏊尔》刊物。“鏊尔”英文Our（我们的）谐音。《鏊尔》刊物的封面就是郭洁民亲赴天津通过宋绍初请进步画家肖松人设计的。1928年郭洁民介绍在北平师范大学附中读书的郭良才加入共青团，并以小知的笔名为郭良才主编的《校友会会刊》（五月特刊）撰写了纪念马克思诞辰的文章。为此郭良才受到校方的惩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西省党组织遭到破坏，一批失掉了组织联系从山西来北平的中共党员，许多都是通过郭洁民接上组织关系的，如外交协会原会长郝德青、对外贸易部原副部长雷任民、农机部原副部长黎玉、铁道部原副部长武竞天等。《武竞天传》中写道：“1928年秋，我在太原进山中学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辗转来到北平，失掉组织关系，心情很苦闷，最后通过赵祥莆找到郭洁民才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并在郭洁民直接领导下，打入敌军内部工作了近一年之久。”“1929年7月，我的工作引起敌人怀疑，向郭洁民汇报后，他当即安排我去天津河北省委军委薄一波同志那里工作，并为我转了组织关系。”

1929年以后，郭洁民主要从事党的军运、情报等工作。1931年6月他在中共河北省军委做军运工作、兼任互济会河北省总秘书长时，由于河北省军委书记廖划平叛变而被捕。

1932年初，郭洁民被营救出狱后，到河北省大名县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他帮助进步学生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不久，女五师发动了学潮，七名进步学生被开除，郭洁民也被校方解聘。暑假后郭洁民返回北平，经党组织审查接上组织关系。同年秋，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的冯林书来北平，不久与郭洁民结婚。

1933年初，中共北方局派郭洁民夫妇到太原做军事情报工作。郭洁民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师范国文教员，冯若舟是太原后小河小学教员。郭洁民利用其叔父郭向民是阎锡山省政府高级官员的关系，周旋于敌人高层之间，终于搞到不少军事情报。郭洁民夫妇在太原的工作虽有很大进展，但考虑到长期呆在太原会暴露身份，于1933年秋转赴河南许昌。

1933年9月，郭洁民在许昌协助失掉组织关系返回故里的共产党员贺仲莲（又名贺建华），创办了私立霸陵中学。校长由贺仲莲的父亲贺升平（曾在日本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担任，贺仲莲任校务主任，郭洁民任教务主任、兼国文教员。郭洁民团结霸陵中学及其它学校的党员和进步教员卓有成效地开展了革命活动。中共许昌市委党史办公室沈世昌、光华合写的《中原大地之星火》一文说：“郭洁民同志富有革命思想，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经常利用晚间或公休假日，以聚集聊天方式与进步教师议论抗日救国时局，不择形式地开展时事讲座，以日军侵占东三省，猖狂向华北进犯，蒋介石破坏抗日的事实，绘声绘色的言谈发人深省，诱人忧思祖国前途，深受师生欢迎。”文中还说：“郭洁民在同事和学生中享有很高威信，他讲课善于联系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启发学生的民主思想，期望科学、民主、幸福、进步的未来，春风化雨般的灌输马克思主义的知识。”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许昌的同志从海参崴出版的《拥护新文字报》上看到用拉丁化新文字刊载的《八一宣言》，立即译成汉文印出来散发。一时许昌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其中的文化教育界表现最为活跃。

为了掌握好斗争策略，严防敌特破坏，郭洁民起草了几条活动的原则，邀集许昌女师教员郭晓棠（解放后曾任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许昌男师教员王大明（现名柳林，解放后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霸陵中学教员曹乐生（“文革”前曾任西安市教育局长）等同志讨论，大家认为其政治方向明确，切实可行，一致赞同作为当时进行革命活动的指导原则。

1935年秋，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的王定南（解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回家路过许昌，得知当地党员卓有成效的活动后，返北平当即向党组织汇报。北方局立即派王定南返回许昌，以霸陵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组织领导河南党的工作。先成立了霸陵中学党支部，郭洁民任支部书记。是年秋末，成立中共河南省工委，王定南任书记，郭洁民任组织部长（一说是宣传部长）。

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后，郭洁民与王定南、贺仲莲等研究，决定发动群众，支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推动抗日救亡形势。郭洁民当即向他介绍入党的三年级学生吴思温（现名吴剑，曾任东海舰队后勤部副部长）和半工半读职员中共党员栗元恒（现名栗再山，曾任国防科工委副政委）布置，要他们到各学校进行串联，并让他们到城西关做卖烟叶的烟农的工作。与此同时，党组织还在地方绅士中间做宣传工作，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和同情。郭晓棠起草了《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宣言》。12月25日成功地发动了以霸陵中学为主力，许昌各校学生、烟农、铁路工人、店员、市民参加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最后向专员公署请愿，专员派代表接见了学生代表，除“释放一切政治犯”外答应了请愿书所提条件。

游行后，从内部得知国民党复兴社反动分子散布这次学生运动有“政治背景”，准备下毒手。1936年初，王定南第二次到北平汇报，中共北方局派沈东平到河南领导工作，决定已暴露的党员迅速转移到外地。郭洁民夫妇奉命返北平。

返北平后，郭洁民夫妇仍在中共北方局军委工作。1936年春，中共北方局军委在北平成立军运领导小组，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军运工作。组长姓赵，刘子厚任副组长，郭洁民任秘书长，冯若舟做党的机关工作。他们贯彻执行党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策，千方百计地争取国民党军队参加抗日斗争。郭洁民多次到北平南苑军校，与二十九军内地下党组织联系；多次到东北大学做流亡学生的工作；委托郭晓棠编写了用来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士兵读本》；派在北平师范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张仁槐、韩纯德到包头血海滩做争取地方武装的工作；当郭洁民从中共北平市军委书记梁寒冰那里得知河南省陵宝县一带有一支地方武装可能争取时，立即派人前去做工作。此外，中共北方局军委还让郭洁民打入青洪帮做工作等。

“七七”事变后，1937年冬，郭洁民夫妇转到天津，继续做党的军运工作。1938年初，根据上级组织通知郭洁民到晋察冀边区。

父亲在晋察冀边区横遭不幸

1938年春，我父亲奉命到晋察冀边区，改名陈学礼。他在边区实际上是边受审查边工作的。开始他自己并不知道组织上对他有怀疑。

国家经委原副主任史立德（1938年任冀中抗联主任）说：“当时根据地初创，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重不足。为了发展党的组织和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冀中区党委于1938年9月在高阳县出岸村创办了区党委党校，对外称民运干部学校。由李常青任校长，陈学礼任教导主任，党建、马列主义等理论课主要由学礼同志讲授。大家对他的讲课非常欢迎。他还夜以继日地找学员个别谈话，发展党员。曾参加党校学习现在还健在的老同志，至今对陈学礼同志兢兢业业、扎扎实实的作风和他的为人、品德念念不忘。”

当时担任冀中区党委组织部长的张君说：“陈学礼是教导主任、党总支书记，我还听过学礼同志讲课，很有理论水平。”林业部原副部长马玉槐说：“我当时是党校回民大队队长，陈学礼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不苟言笑，工作严谨，不是夸夸其谈的那种人，但又不呆板，有时还开个玩笑，是工农化的知识分子。”

1939年春，晋察冀分局调我父亲到《抗敌报》社工作，继续接受审查。中共大连工学院原党委书记周明（当时任《抗敌报》编辑科长）对我说：“1939年春夏之交，有一天邓拓对我说：分局分配来一位老同志叫陈学礼，党组织关系放在分局，不分配具体职务，工作量力而为，生活你负责照顾好。学礼同志主要是帮助编审一些稿件，还给职工讲过课，如讲社会发展史等。同年秋，日军向边区扫荡，分局通知调陈学礼回分局，我们派一位通讯员，骑着马送他回了分局，从此再未见面。”

就是在这次日军扫荡中，边区公安总局押着受审查的干部转移，在一个紧急情况下，怕陈学礼逃跑，便就地处死了。时年仅34岁。

卫生部原部长崔月犁对我讲：七七事变后，李常青是留在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陈学礼是留在天津地下党的负责人。1938年党中央社会部通知把他俩调回晋察冀边区进行审查，怀疑是托派。1939年2月，我们一行四人，李常青、陈学礼、李耀庭和我从冀中深县到冀西，一路上有说有笑。到分局后，我和李耀庭去党校学习，李常青在分局宣传部工作，陈学礼在《抗敌报》社工作。1957年我曾向刘仁同志打听陈学礼等人的情况，刘仁说：“李常青同志的问题建国后查清了，作了结论，解除怀疑。陈学礼在《抗敌报》社接受审查，不久日寇扫荡，由边区公安局带着转移，不几天便被处死了。学礼同志如果当时不被草率处死，以后也会有正确结论的。”

问题的症结 历史的误会

1980年11月，我写了申诉材料，请熟悉父亲情况的几位老同志过目后，呈送中共中央组织部。

中组部组织了认真的调查。1982年4月在查阅胡锡奎同志的档案时，了解到胡锡奎在1966年写的材料中说在狱中出卖他的是俞振邦，不是郭洁民。杨实人、冯建武也证明这一点。但是，从胡锡奎档案里还发现两份历史文件，一是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党中央的报告，说对叛变的16人永远开除党籍；另一份是9月5日写的署名阚孝双的“狱中来信”，信中列出18个叛变人的名字。在这两个名单中都有郭静鸣（郭洁民狱中化名）的名字。

参阅河北省档案馆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的《中共河北省党组织历史沿革概况》，其中有“河北省委根据部分党员被捕后的投敌叛变行为，于1931年10月12日作出决定，开除廖划平等16人的党籍”的记述。可以看出：1932年3月15日河北省委向中央报告中讲开除廖划平等16人的党籍，实际上是复述1931年10月12日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定。河北省委的决定又是根据9月5日的《狱中来信》提供的情况而作出的。而《狱中来信》说郭静鸣叛变一事，正如薄一波等老同志所讲的，是当时狱中同志的一个误会。

1991年4月，中组部干审局一位处长对我说：“你父亲的问题，我们调查了几年，没有查清，许多档案都找不到，只是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一片纸，写着：‘郭洁民是公安局的侦探’。对此，我们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所以不好做结论。”

“公安局的侦探”成了问题的症结。后经过反复调查研究，这“症结”还是始自前边提的《狱中来信》。信中讲廖划平等叛变后，（这些人）“现在津平公安局宪兵司令部等处做事”。这与河北省委开除廖划平等16人党籍的决议中所说：这些人“可耻的投降到敌人营垒去，自首叛变替反动统治阶级当侦探，一变而为敌人的忠实走狗”，完全是一致的。现在，既然《狱中来信》认为郭洁民叛变是狱中同志间的误会，从而否定了郭洁民狱中叛变，那么“公安局的侦探”一说也就不能成立了。历史事实是：郭洁民被提审后没有回监房，不是被释放了，更不是叛变了，而是转到了陆军监狱。狱中难友误认为他叛变了，河北省委决定开除他党籍时，他还被关押在陆军监狱。郭洁民被亲友营救出狱后，经组织审查，还接上了组织关系，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为很多失去组织关系的同志接上了关系，发展了很多新的党员。

终于平反昭雪告慰英灵

1998年6月，中组部终于对郭洁民60年的冤案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1999年5月15日，在老家山西定襄县革命历史纪念馆为我父亲郭洁民和母亲冯碧川立了纪念碑。父亲生前的战友薄一波、刘子厚、雷任民、史进前、韩纯德、史立德、马玉槐、周明等革命老前辈送了花圈，县主要领导人参加了揭碑仪式。

我终于能够面对纪念碑，向九泉之下的父母倾述了压在内心多年的话：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不幸牺牲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现在可以欣慰的是，你们为之奋斗乃至献出生命的理想和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责任编辑 洛松）

2001年第3期 漫画之星屠益范　作者：汪　澄

1943年冬，在日伪统治中心南京爆发的持续近一年半的清毒运动，不仅给日军和汪伪以重大打击，还使许多进步学生在斗争中受到磨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屠益范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和屠益范同志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相识。他1925年生于宁波，家居上海。瘦长的身材、清秀的面容、温文尔雅、沉静聪慧。我们初次见面，就互相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们住进一个寝室，成为挚友。民族恨、国家仇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相处久了，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热水瓶”，表面上看，他沉默寡言，甚至有点孤傲，但他的眼光常在一闪中发现顽皮的火花和跃动的热情。他胸怀坦白，待人以诚，最讨厌虚伪，他求知欲特强，知识面很广，关心天下大事。我清楚记得，在他的床头贴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他根据二战战局变化，随时画上各种符号，标明战争动向。他广泛阅读中外报纸，把重要的报道剪下来贴在大本子上，积累了几大本。由于他的用心，他对时局往往有超出常人的真知灼见。有的进步同学到我们寝室，就说我们这里是“作战指挥部”。

在学业方面，他的素描和速写不错。油画习作却有点“怪”，不大符合主课老师的口味，认为低于学院标准，同学们也觉得不够好。然而他的漫画创作，才华横溢，没有谁不跷大拇指的。因为他能掌握漫画艺术的规律，寓庄于谐，幽默而不粗俗，并善于捕捉人物特征，运用夸张手法，极为传神。记得他曾画过一幅群丑图，把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昌祖（当时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等一批文化汉奸刻画得惟妙惟肖，丑态百出，在校园和社会上广为流传，观者莫不拍手称快。在他的影响下，我也爱好漫画。1945年南京学生反对国民党“甄别审查”的斗争中，作为斗争信号的第一张大幅漫画就是我在屠益范同志的指点下创作并张贴在中大大礼堂墙上的。1946年南京临时大学结束，屠益范同志返回上海。他以笔当枪，在《民主》、《文萃》、《群众》、《文汇报》、《联合晚报》等左翼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漫画，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具有极强烈的战斗性和高超的艺术性。初步统计，仅在1946、1947两年中，屠益范同志以范凡、一饭、凡、F等笔名发表在《文汇报》和《联合晚报》上的作品就有96幅之多。据益范表兄洪廷彦同志回忆，当时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冯宾符先生对他的作品极为称赞，鼓励他多为《联合晚报》作画。1947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舆论的控制，查封左翼报刊。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秘密成立了漫画工学团。屠益范参加了该团主办的名为《春梦图》、《送葬曲》的两次地下月展，因其高水平的作品，被漫画读者们公认为他是是堪与米谷、丁聪、沈同衡、陶谋基、张文元等并列的杰出的漫画家。他画的《国民与代表》是40年代中国大变局中最有力的讽刺漫画之一，被辑入《中国漫画史》，并在1991年8月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史料展览会》上展出，

得到普遍的赞誉，他也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优秀漫画家。

1947年，在沪的屠益范由于失去了“作战”的主要阵地，重返南京，住在我的宿舍里备课迎考。次年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后转入艺术系）。他在南京学生运动中所作的漫画，犹如投向敌人的匕首，刀刀见血，极大地鼓舞了进步同学们的斗志。他还联络南京各报纸的编辑、作者，组织尖锐泼辣的杂文，狠狠地打击国民党反动派。

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连续进行大逮捕。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遭到监禁和特刑庭的审讯。白色恐怖笼罩着石头城。在这种情况下，屠益范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不怕牺牲，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反迁校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和谈阴谋的斗争。作为党总支委员、党支部书记，他设法在校外设立秘密联络站，掩护南京地下党学委系统的领导同志开会研究敌情，作出决策。1949年南京解放后，他在协助军管会接管中央大学，团结教职员工，恢复教学秩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

1952年院系调整时，屠益范同志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航空学院，参加建院工作。他热情高涨，不顾体弱有病，深入群众，积极工作。谁料他与筹建该院的某些领导干部发生意见分歧，矛盾焦点集中在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和建院的一些方针上。因当时院党委尚未成立，屠益范和几位党员同志依据党员的权利，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坦诚，向上级反映情况，要求速派院领导来院，以利工作。结果招致一些人的报复。

屠益范同志心情不佳，曾向我吐露打算应米谷之请，到《漫画》杂志编辑部去，拿起他惯用的画笔，以漫画这一武器来更好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会晤之后再也没有了他的音讯。

屈指算来，自1955年以后，40多年，倔强的屠益范与所有的同学、同志失去了一切联系，杳无音信，屠益范及其漫画，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星辰，被一片乌云吞噬，迅即消失了。屠益范究竟到哪里去了？他是活着还是死了？

岁月悠悠，这个屠益范去向之“谜”，太晚、太晚地才被揭晓。2000年5月10日，中共西北工业大学委员会校党字011号文件公布了《关于为屠益范平反并恢复党籍的决定》。文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记述：“1955年7月，西北工业大学前身华东航空学院党委反映屠益范实系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并应其要求，经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江苏省公安厅对屠益范的住处进行搜查，同时将其逮捕进行审查。1955年9月华东航空学院党委以屠益范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为由，将其列为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而开除其党籍。”此后，因在漫长的审查中查无实据，而对屠益范宣告释放。其时华东航空学院已迁往西安转为西北工业大学，屠益范同志未能回校，遂回到上海家里，就此在人眼里长达四十多年地“失踪”了。

现在知道，屠益范同志在十分窘迫的情境下，虽然失去了组织，仍本着一颗素来爱国爱民的心加入了上海建工系统支援福建山区林业建设的队伍，被分配到三照市中村伐木场当伐木工，后因伤致残。据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屠益范同志仍然坚持编写墙报，以漫画歌颂社会主义建设，鼓舞工人群众的生产热情，直到1976年9月17日死于晚期肺病。屠益范同志去世后，其家属收到三照地区建筑工程公司寄来的一个包裹，全部遗物是：几本旧书和一个沾有血迹的小枕头。

近年来，经过屠益范同志家属的申诉和关心他的老同志、老同学的不懈努力，经过南京市委组织部、江苏省委组织部寻找档案，认真复查，西北工业大学党委最后作出决定：“经重新审查，历史上华东航空学院党委认为‘屠益范实系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结论应予以取消，开除屠益范党籍的理由不能成立，可以为屠益范同志平反并恢复党籍。”至此，屠益范同志历经45年的沉冤终于平反昭雪。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3期 农村合作医疗创始人覃祥官　作者：胡振栋

今年66岁的覃祥官思维敏捷，举止洒脱。提起他早年创办合作医疗，从农民到厅长又辞官还乡的曲折人生，老人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岁月。

农村合作医疗的诞生

1933年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覃祥官出生于鄂西长阳土家山寨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贫，他只读过3年私塾。1964年春天，乐园公社党委把覃祥官送到县中医进修班学习。1965年4月，他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进修结业证书》。覃祥官学成归来后，便担任了乐园公社卫生所医生，成了一名“吃皇粮，拿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

在与病人的广泛接触中，他深切感受到农民无钱治病的痛苦。好多人“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年冬天，乐园流行麻疹、百日咳、脑膜炎等疾病，全公社有1000多人不幸感染，杜家村一天就死了4个患病儿童。一位钱姓农妇因黄疥疮布满全身，肿痛难忍，竟一尺青绳断了性命……

深夜出诊回家，32岁的覃祥官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潮难平：“过去，我们组织起来办信用合作社，组织起来办供销合作社；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和疾病作斗争呢？”

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公社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重视。

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卫生室”静悄悄地挂牌了。覃祥官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村卫生室当起了赤脚医生。

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村里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平提取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要钱了。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特点，村卫生室和村民小组土药房都开辟了药园，种植了大量的常用易植药物。由于大量的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充实了卫生室、土药房，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减轻了农民负担，做到了“有病早治、无病早防”，体现了“出钱不多，治疗便利；小病不出组，大病不出村”的好处，深受人民群众拥护。

杜家村创办合作医疗的消息不胫而走，附近十里八乡的群众都盛赞它的种种好处。乐园公社向县卫生局汇报后，迅速在全公社6个村进行推广。

1968年11月，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中南海。毛主席阅后亲笔批示，称赞合作医疗“是医疗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解决了农村群众看不起病，买不起药的困难”，“值得在全国推广”。

同年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段语录作报眼，头版头条转发了这篇题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是一件新事物。文中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卫生室赤脚医生覃祥官是“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此后不久，卫生部部长助理魏福凯、邹梅奉命来乐园，进一步总结合作医疗经验。覃祥官也被众多新闻媒体誉为“合作医疗创始人”。

1969年，覃祥官可谓“三喜临门”：一是他的名字连同乐园的合作医疗，传遍大江南北，成为全国的新闻人物；二是他应邀赴京参加建国20周年庆典，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观礼，并出席了周总理、邓颖超举行的家宴；三是从北京回来之后，又被选为省人大代表。

这年，全国95%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人们在享受免费治病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医疗的创始人覃祥官。全国除台湾之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派代表来这里参观学习，人数达5万人。

沉寂的土家山寨，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此时已是1972年，覃祥官虽担任了乐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但实际上仍是一个靠村里工分吃饭的农民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的“官运”

1974年4月20日，《中日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定。同年9月29日至10月6日，覃祥官以“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的身份，随同以王震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日本，参加中日通航首航纪念活动，并在回国后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日本访问的8天时间里，覃祥官先后到了东京、大阪、神户等城市，并拜会了日本外务大臣和运输大臣。他不失时机地向日本人民介绍中国的合作医疗，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对此进行了报道。

1975年元月，覃祥官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第四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紧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

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洋人赞叹不已，他们伸出拇指说：“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居然能够做到看病吃药不花钱，真是人间奇迹。”

覃祥官清楚地记得，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达尔·马科斯自始至终听完了他的报告，并特邀他前往礼萨尔省塔乃山村访问，同当地医生进行交流。此后，这位总统夫人引进中国的经验，在菲律宾礼萨尔省办起了“合作医疗”。

1976年国庆节以后，43岁的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由于省卫生厅机关住房紧张，覃祥官暂住在厅招待所。当时的厅长还多次催促他，将本人及家属子女的户口粮油关系迁来武汉，并说这是省里领导的意见。但覃祥官表示，老家的妻子和两个10多岁的女儿在农村住惯了，她们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再则乐园的合作医疗事业也离不开他，他只打算在厅里“搞几天就回去”。就这样，覃祥官成了一名吃农村口粮，拿村里工分的副厅级干部。直到如今，他的63岁夫人仍然是农村户口。

合作医疗的命运

覃祥官文化程度低，又有山里人不善言辞的习惯。当了副厅长后，除了下基层之外，他只得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听汇报，要么就是整天开会，讲话发言。夜深人静之时，他想念老家的妻子女儿，思念家乡的山山水水，惦挂村里的合作医疗。

浑身不自在3个多月后，覃祥官终于作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辞官还乡，急流勇退。住房让给了别人，回到了长阳土家山寨。此后，他再未到省卫生厅上班，但副厅长职务却一直保留着。还乡的覃祥官重操旧业，他一边在乐园公社卫生院为群众防病治病，指导合作医疗的巩固和发展，一边参加村里的农业生产劳动。不久，覃祥官被选为县委常委、宜昌地委委员。

此时的覃祥官，依然是政治上的“红人”。1977年12月，他再度当选第五届省人大代表；1978年2月，他又连任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80年12月，覃祥官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3月，他又被卫生部部长钱信忠聘为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

此后，中国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农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到劳，公社解体后，乐园公社集体的500亩药田也分到户了。农民要田种粮食，药很快被刨光了，合作医疗制度也陷入低谷。覃祥官唯一保留的职务是卫生院的党支部书记。他是个闲不住的人，没什么事可做时，就帮忙扫扫地。好事者便传出“覃祥官被贬到卫生院做清洁工了”的闲话。他一气之下，独自跑回杜家村去了。那是覃祥官最苦闷的一段日子，有人问他过得怎样，他回答道：“工资照发，馒头照拿，喂猪带打杂，忙的没得法。”透过这几句自我解嘲的顺口溜，我们似乎可以读透他当时心情的苦涩。

之后，老百姓又想起了覃祥官。现在医药费上涨，看病吃药越来越困难了。合作医疗在一些地方重新出现。湖北、山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又悄然兴起了合作医疗。八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健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重视对危害人民健康疾病的防治。”

乐园的山路上又有了参观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也纷纷赶来。人们发现，覃祥官在杜家村的那段日子，并没有像他自己说的“喂猪带打杂”，他同村卫生室的几名医生一起，把这个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坚持下来了。

那些被刨光的药园又重新恢复，栽上了几十种药材。由于采取了“以药补医”等措施，卫生室除了保证村民防病治病以外，年底还节余1000多元。

由于覃祥官最后担任的正式职务是县政协副主席，长阳县委为他正式确定为副县级干部，每月有700多元的工资。

1993年，60岁的覃祥官退休了，他和年近花甲的老伴刘维菊共同生活在中国合作医疗发源地——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乐园乡杜家村4组。

晚年归隐的覃祥官还是不愿歇下来，总爱使些小单方，为邻里乡亲医些小病小恙，或到乡卫生院，最远到县卫生局一两趟，与旧时的老同事聊聊天，谈谈合作医疗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有时也回忆20多年前合作医疗之盛事。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我父亲苏静参加“军管”二三事　作者：苏晓林

1967年我的父亲苏静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毛主席当时关于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的指示是人所共知的，因此才有所谓“支左”一说。当时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靠边站，群众派性对立，生产无法正常运行。父亲对于铁道部的业务工作是一窍不通，参加军管的绝大多数同志也都不懂业务工作。

父亲认为，派他到铁道部去军管，并没有要他支持哪一派的任务，也没有要他打倒哪一个领导干部的任务。相反，为了使铁道部的工作正常运行，必须紧紧地依靠铁道部的领导干部，努力做两派的说服工作，消除群众的派性对立。

按照这一思路，父亲到铁道部后，不管群众怎么批斗打倒吕正操同志，他都不表态支持。最后吕正操同志受迫害是中央专案办直接插手，将吕正操同志抓走的。对于两派群众，父亲坚持认为不能支一派压一派，如果支了一派，就会使已经对立的两派更加对立。那时两派对立，矛盾激化发展到武斗是很平常的事，有些地方武斗甚至连枪炮都用上了。如果铁道部的两派对立也发展到这一步，其结果必然是全国的铁路运输完全瘫痪，全国的经济也跟着会瘫痪。这正是江青一伙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以此为借口，打倒周总理和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江青一伙暗中支持铁道部的一派群众组织。父亲当时心里也很明白他们支持的是哪一派，可就是坚决不表态，因此军管会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就特别大，军管会经常被围得进不去、出不来。父亲也经常是吃不上饭、睡不了觉。特别是在1967年7月20日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被诬陷打倒后，揪斗军队走资派的风声很大，提出要反“带枪的刘、邓路线”，军队的高级干部一批批被揪斗、被打倒，军管会受到的压力就更大了。军管会内部也分成了两派。为了统一军管会内部的思想，父亲把军管会全体同志拉出去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在学习期间，父亲强调的中心议题就是不能支一派，要作两派的和解工作。

由于父亲的这种态度和作法，江青一伙要搞乱铁道部的目的始终未能达到，只好亲自插手，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亲自带了谢富治和文革小组的人，并且邀了一些其他国务院的领导同志陪同到铁道部召开群众大会。大会一开始，就由谢富治出面将他们认为是革命的那一派的头头叫上了主席台，而对另一派却置之不理，明显冷落。这实际上是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中央文革的态度。

父亲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谢富治把这派的头头叫上主席台后，我就把另一派的头头也叫上了主席台，顿时会场大乱，会开不下去了。陈伯达很生气，带着所有来的人一起下了主席台，把我一个人留在台上。我没办法，只好也到台下来，陈伯达见无法开会，又让我上台主持开会，然后我又将陈伯达等人一个个重新请上主席台。”会后，“打倒苏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就上了大街。

这对我们全家震动很大，因为在当时，陈伯达的分量有多大谁都很清楚。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又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时他点名一个打倒一个，真不知道被他点名打倒的有多少人。父亲这么明目张胆地与陈伯达唱对台戏，那还不是有十个打倒十个。父亲当时也觉得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看着他不停地吸烟，一句话都不说，我们都很着急，很难过。按照当时的常规，接下来就应该是被批斗、被抄家，然后被关押，我们也就马上要变成所谓的“黑五类”了。奇怪的是，就在第二天，再去看街上的大字报时，原来的“打倒苏静”全都被盖住了，一点也找不到了。几天之后，毛主席关于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的最新指示发表了。这下军管会的地位和威信可高了，群众还以为父亲能通天，会提前知道毛主席的精神。

铁道部的形势很快好转，实现了两派的大联合，并成立了革委会。

多年以后，父亲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觉得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如果按中央文革的意思支一派压一派，铁道部肯定要大乱，全国的经济也就大受影响，我就是国家和人民的罪人，肯定要被打倒。如果和陈伯达对着干，也是肯定要被打倒，反正横竖都是要被打倒，所以只有豁出去了。”

在铁道部成立革委会时，因为考虑到军管会副主任杨杰同志原来是总参军事交通部的副部长，比较熟悉业务，所以安排他当了铁道部的革委会主任。这时父亲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就向周总理提出了要回部队去。周总理却提出让父亲到国家经委去任军代表，李富春同志提出还要把国家计委、工交政治部、劳动部、地质部等近十个部委全都管起来。父亲提出自己不懂业务，坚持还是回部队去。周总理提出可以派人协助他，经父亲提议，周总理把袁宝华同志从物资部调到国家计委协助他工作。

父亲到计委任军代表，感到计委的工作非常复杂，业务性很强，而熟悉业务的余秋里同志受到批斗，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余秋里同志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敢于讲话，被江青视为眼中钉。对此，父亲根本不予理会，为使计委正常工作，父亲坚持要保余秋里同志。在群众批斗大会上，群众举手喊打倒余秋里，父亲就是不举手。父亲说，群众看他不举手，劲头就不大了。1968年3月，就因为江青施威，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无故被抓。他们都是军队的高级干部，这对军代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也许是觉得江青得罪不起，军代表中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要撤掉余秋里同志的电话，被父亲知道后，马上制止了。据父亲的秘书讲，当时父亲发了很大的脾气，而父亲对周围的同志是很少发脾气的。余秋里同志是独臂将军，生活中很不方便，父亲专门从铁道部调了一名炊事员来照顾他。在革委会成立之前，各部委的人选安排都是由军代表确定的，很多部门的正职也都是军代表出任的。当父亲看到上报的计委革委会主任是自己时，马上将自己的名字勾掉，改为余秋里同志。在选举九大代表时，对于提名余秋里同志为九大代表，周总理感到很为难。父亲说，这是我们军代表的意见，周总理还是认为希望不大，父亲向周总理保证，这件事由我们军代表向群众做说服工作。

在清查“五·一六”的时候，陈伯达点了计委一些他认为是反革命的群众，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事情。父亲则坚持“没有证据，不能抓人”。陈伯达很生气，中央专案办公室的一位副主任又多次到计委来，为计委清查工作的不得力大加训斥。父亲悄悄告诉军代表的领导干部都不要出面，只派一般的干部应付他。在抓人与不抓人的问题上，军代表内部出现分歧后，父亲说，抓人有什么难的，但是抓人容易，放人难。为此，父亲专门把延安时期的一篇题为《特务多不为怪》的文章找出来印发给大家看。

父亲曾经做过保卫工作，他深知对人的处理一定要特别慎重。1938年底，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山东，出现了肉刑和大搞逼供信，使滥捕、滥杀之风愈演愈烈，湖西根据地先后有300多干部被杀。事件发生后，父亲出任保卫部长，专门负责处理平息事件后的善后工作。因此父亲深知抓人的事情事关重大。随便抓人，对群众造成的伤害是难以消除的。

1969年，在党的全国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父亲是整个国务院系统的国家机关大组召集人。在中央委员选举提名时，父亲提出凡是到国务院军管的军代表都不要参加国家机关大组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名。并说，如果军队大组有人对我们这些军代表提名是可以的。父亲这样提议，并无任何人授意，他这样主动放弃了对自己提名的任何可能，完全是从大局出发。因为当时在各部委中几乎全是由军代表在主持工作，如果父亲不这样提议，提名和选举的结果就很可能对各部的业务工作和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产生不利影响。当时耿飚同志说：“那一个不提也不好哇！”这样父亲才被提名并被选为中央委员。

父亲从一参加红军开始就在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中任司令部参谋，抗日战争又在115师任侦察科长，跟随林彪参加了平型关的战斗。林彪被阎锡山的部队误伤时，父亲就在他身边，并将他扶到路边。特别是在东北时期，1945年11月父亲任“前总”情报处长，虽然情报处下属仅一百多人，但效率很高，大量地破译了敌军密码。父亲及时上报准确敌情，使我军得以捕捉有利战机。在秀水河子和大洼等战斗中，我军利用情报将孤军冒进的敌人整团、整师地歼灭，这在东北战场初期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是极其难得的。因此林彪当时对秘书季宗权说过“一个苏静等于十万兵”的话。

解放后，我们家与林彪的家距离很近，只有一街之隔，即使步行也不过是十几分钟的路。可是父亲在北京只去过林彪家两次，而两次都是因为工作。第一次是毛选四卷出版之前，罗荣桓为有关东北战场的注释要父亲去林彪家征求意见。第二次是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要父亲与其他几位参加军管的干部去谈谈军管工作的情况。

父亲不去拜访林彪，并不是因为对林彪有什么意见，而是觉得领导同志都太忙，不宜去打搅，也实在想不出去拜访的理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因为父亲与林彪过去关系很深，显然也就成了被怀疑和调查的对象。但父亲心里很坦然，他不但不回避，反而在群众大会说自己与林彪关系最密切，要群众对自己揭发。

1978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找父亲谈话，要他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父亲没有同意，要求回部队去。纪登奎同志追到医院去做父亲的工作，父亲还是坚持认为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该回部队去了。

父亲回部队时，国务院领导对他在国务院十余年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做了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指定王任重同志到总政治部介绍他的情况。父亲对职务和生活待遇一向看得很轻。父亲在计委工作期间，一直坐的是从部队带去的那辆时速超过80公里就开锅的旧吉姆车，房子还是原来那个旧四合院，其中一半的房子连暖气都没有。计委的同志先要给他换房，后要给他翻建，都被父亲坚决拒绝了。

父亲去世后，一位曾负责过父亲警卫的干部回忆说：“我跟随苏静同志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懂得了应该怎么做人。”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陈嘉庚先生两祭黄帝陵　作者：苏　明

陈嘉庚先生（1874—1961）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他17岁到南洋谋生，经过多年艰苦奋斗，成为举世闻名的大实业家。陈先生又是著名的爱国侨领，曾为孙中山先生筹款资助辛亥革命。民国期间，他捐资助学，回国筹办厦门大学等数十所院校。七七事变后，他在国外被选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主席，领导南洋800万华侨，以财力、人力、物力支援祖国抗战，毛泽东主席曾题词称赞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先生曾两次到陕西谒祭黄帝陵。

1940年3月，陈嘉庚先生亲率南侨慰劳团回国，在访问当时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之后，为全面了解抗战救国情况，不顾当局一再阻挠，坚持要亲到延安慰劳考察。在赴延安途中谒祭黄帝陵。此次祭陵观感，被编入二战后新加坡出版的《南侨回忆录》一书。

据该书记述，陈嘉庚先生率南侨慰劳团部分团员到西安后，即往七贤庄访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联系到延安去。1940年5月30日晨，陈先生一行和护兵分乘三辆汽车，由西安出发，第二天早八时到中部县（即今黄陵县）。事先曾电告中部县县长预备祭陵物事，并雇照相馆摄影。届时县长已在城外山下等候。陈先生遥见“山坡上树木茂盛，异于其他诸山”。在县长陪同下，先登山到达黄帝陵，他见到陵冢“系土堆，略作圆形，面积不过二千方尺，高约二十尺”。“陵前建一亭约二丈方，高一丈余，标‘轩辕桥陵’，无石刻物等项”。那天县长组织学生百余人来陪同陈先生祭陵。陵前香案上排列果品等物，陈先生焚香行最敬礼，同时摄影留念。他应邀立亭阶上演说，大意谓：“南侨慰劳团代表南洋千万华侨，回国慰劳考察，鼓励抗战民气，要把获得的国内军民社会的好印象，带到海外去作为宣传材料，以便争取更多的金钱外汇支援祖国抗战。”随后陈先生一行登汉武帝求仙台观赏陵景。据县长介绍，陵区古柏树合计六万一千余株，枯则补栽。游毕下山至祠堂（即今轩辕庙）前停车。陈先生记述说：“该祠堂，即黄帝祠。”祠内他们见到“有一树圆三十余尺，据云自古时代迄今”；又一树旁立一碑写着“汉武挂甲树”，“传汉武帝征匈奴回，曾卸甲于该树”。嘉庚先生对黄帝陵之“风水”颇为赞赏，他写道：“由桥陵观之，岂三代以上黄帝时代，便有笃信风水者，不然如桥陵后方有高山起伏形势，其左右前后复有水流环抱，近代迷信风水者所言之吉地，诚无出其右也。”

陈嘉庚先生一行拜谒黄帝陵后，驱车登程，于当天傍晚抵达延安。在延安慰劳考察的七天期间，同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及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陈先生根据所见所闻，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陈嘉庚先生第二次拜谒黄帝陵是在他归国定居后的1955年8月，当时他担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庄明理、张楚琨等同志陪同下，在赴延安途中再谒黄帝陵，见到由于年久失修，陵园荒废，庙宇残破，陈嘉庚先生认为他有责任向毛主席反映。同年10月9日，他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此次访问西北，于9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数私坟如鳞。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保护山林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黄帝陵乃我国民族历史遗迹，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而黄帝陵竟任其荒废，抑或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毛主席接信后即在原信上批示：“周总理：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1955年后，黄帝陵曾多次修葺，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建。80年代以来，每年前来瞻拜者数以万计，且与年俱增。经国家批准，大规模整修黄帝陵工程已于1992年4月4日奠基启动，同年8月25日正式开工建设，1999年已完成第一期庙前区工程。其总体规划设计吸收了海内外专家的意见，将体现“雄伟、庄严、肃穆、古朴”的风格。建成有日，嘉庚先生泉下有知，亦当含笑欣慰。

2001年第3期 卜少夫和他的《新闻天地》　作者：李　伟

让我随风而去，让我静静、悄悄地消失吧！

——卜少夫

曾任《中央日报》总编、《申报》副总编的报界奇人卜少夫，于2000年11月4日，在香港逝世。

卜少夫是江苏江都人，1909年出生，经历漫长曲折，享年92岁。

由卜少夫独力支撑创中国期刊史的奇迹，长达56年又10个月的《新闻天地》杂志，在卜少夫去世前一月停刊。

卜少夫自己说：“我为《新闻天地》尽瘁一生。”也有人说：“《新闻天地》生他生，《新闻天地》死他死，生死一命，休戚相关，生死不渝。”这又是个奇迹。

幼有新闻天赋

卜少夫自幼就有从事新闻事业的天赋。据卜乃夫（即作家无名氏，卜少夫之四弟）说，卜少夫在南京青年会中学读书时，才十几岁，就创办了《雪花报》，以后又办《活跃》周报，成为当时南京最“活跃”的刊物。卜少夫童年时，也有优异的口才，在全南京中学生演说比赛中得冠军。

1929年，卜少夫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当时胡适任校长。一学期后，转入中华艺术大学，也在上海。这个学校是中共地下党为吸引青年，为“左联”有一基地而创办的。校长陈望道，李初黎、钱杏、夏衍、郑伯奇任教员。张爱萍将军是他的同学。两学期后，中华艺大被查封，卜少夫离开学校。

这时，卜少夫对新闻事业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经过一番考虑与准备，远渡重洋，去日本进明治大学，在该校新闻科毕业。

卜少夫在三次东渡完成学业后，从1932年起，历任嘉兴《民国日报》编辑部主任、南昌《真实报》编辑部主任、南京《新民报》编辑、南京《扶轮日报》采访部主任、南京《新京日报》采访部主任。抗战发生后（1938——1940年），他先任印尼《吧城新报》香港特派员、香港《立报》编辑，以后又担任广州市《民国日报》、《武汉日报》、香港《立报》、香港《大公报》这四家报纸的战地特派员、战地记者，辗转于湘、粤、黔、滇、桂等战场，从事报道。1941年起，卜少夫进入《中央日报》系统，历任贵阳《中央日报》资料室主任、重庆《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编辑主任、副总编辑。到1945年，他已成为西南大后方新闻界的一个知名人物，为蒋介石的智囊人物陈布雷所器重。

《新闻天地》问世

1945年元旦过后不久的一天，重庆一家烧饼油条店的楼上，挤着11个人，他们在热烈地讨论着。

这11人都是当时在重庆的年轻记者，他们是：卜少夫、陆铿、乐恕人、丁中江、刘竹舟、罗保吾、邱楠、刘问渠、李荆荪、毛树清、黄绵龄。这些人都是各报的中坚力量。

讨论的结果，产生了共同的意见。鉴于当时国内缺少一种新闻性的杂志，他们决定创办一个新闻周刊，以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榜样。他们还有一番雄图。先创办一个周刊，逐渐由一个周刊发展为七个周刊。计划实现后，再以七个周刊为基础，出版一个综合性的杂志。

初生的婴儿，定名为《新闻天地》，16开，每周一期。卜少夫提出，在刊名下，刊出两行警句：“天地间皆是新闻，新闻中另有天地。”刊物定性为新闻性、内幕性、批评性的杂志。

众人公推卜少夫为总编辑，掌管编务（他在《中央日报》工作，只能兼职）。业务由黄绵龄负专责。各人拿出法币五千元，作为创刊基金。

1945年1月下旬，《新闻天地》创刊号问世。真所谓异军突起，连续几期发表各报知名记者的文章。如陈博生、赵敬恒、钱纳水、徐钟、沈宗琳及叶明勋等。国民政府中枢要人，冯玉祥在创刊号发表文章，第三期发了陈诚的文章，何应钦也有文章刊登。一时间，刊物颇引人注目，特别是一些内幕新闻，吸引不少读者。发行数逐期上升，成为当时重庆的一大畅销刊物。

正当《新闻天地》蓬勃发展时，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当时政府机关和各报刊都纷纷从重庆直下江南，忙着接收。《新闻天地》的十一个发起人，各有各的工作职位上的调派，以致杂志的事落在他一人身上。

到上海后，卜少夫离开《中央日报》时任总编，到历史悠久的《申报》去当副总编辑。虽然新任伊始，编务极忙，卜少夫仍独力支撑《新闻天地》，不使刊物有一期中断。

依靠着卜少夫的交友遍天下（他常借酒宴拉稿），还有《申报》庞大的通讯网，《新闻天地》迁到上海后，比重庆时期办得更有声色。

据卜幼夫（卜少夫的六弟，台北《展望》杂志主持人）说：“1946年至1949年这四年为全盛时期，发行九个航空版，销路直线上升至15万余份左右，直追上海《新闻报》及《申报》，排名第三，但在杂志界，则是独占鳌头，位居全国第一。”（《历史的见证》）1948年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常一日三跳，才自动降低发行量，每期出10万份。

1949年4月后，《新闻天地》迁往香港。不仅继续出版，而且发行英文版。60年代，还创办兄弟刊物《旅行》杂志。

双肩独挑尽言责

双肩独挑《新闻天地》长达56年的卜少夫，其间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卜少夫没有雄厚的经济力量，办刊期间，多次遭遇经济困难，在难以为继、面临停刊时，卜少夫卖掉台北的房子，渡过难关。

另一方面，刊物的言论态度，也屡屡引起麻烦。卜少夫本是国民党员，1933年曾是南昌行营调查科主任邓文仪手下的秘书，编过刊物《青年与战争》。又曾在《中央日报》系统任职五年以上，且是要职。1981至1986年是侨选的台湾立法委员。无疑他本是倾向于国民党的。但作为新闻记者，秉着良知，为维护新闻自由，也公开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分庭抗礼，揭露阴暗面。这里略举几例。

1948年，南京新闻界采访外交部的记者们，不满意外交部长王世杰对美国奴颜婢膝的外交政策，以及对记者的倨傲态度，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投寄《新闻天地》。卜少夫以《首都外交记者炮轰王世杰》为题，发表于第33期。王世杰恼怒之余，稍稍改善了态度。接着《新闻天地》又发一篇《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这一下震撼政府当局，王世杰又告了御状。幸而由蒋介石的亲信、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出面打圆场，致函卜少夫斡旋解决了这场风波。首都记者也答应不再杯葛，仍到外交部采访。

同年年底，国民党军队在各大战场连连失利，面临崩溃。海军先开始南移台湾。《申报》派了记者濮德随军舰采访。卜少夫要濮为《申报》写通讯外，给《新闻天地》也写文章。不久，濮德写了篇《海军需要人和》，批评海军不得人望。发表以后，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大为不满，下令封锁基隆和高雄两个港口，通缉濮德。濮只好躲藏起来。

《新闻天地》（177期·1951年）有篇文章和封面照片，用了“中共”两字。触怒台湾当局，认为应称“共匪”。省政府新闻处长朱虚白下令查封，报摊上的该期刊物全没收。卜少夫立刻提出抗议，两次发电报给吴国桢（台湾省主席）与陶希圣（中央党部第四组主任）。后来还是谷正纲在中常会上为卜讲话。该期杂志才放行，但已是明日黄花。

1953年7月29日，《新闻天地》发了“宋子文被开除党籍”的言论。蒋介石大动肝火。据蒋的侍从秘书沈回忆，那一天蒋很少讲话，连吃饭时都闷不作声。蒋听了宋美龄的意见，决定对《新闻天地》加以处分。自该年9月份起，不许结汇。本要吊销登记证。当时陈诚、王世杰、俞鸿钧与黄少谷等都认为无此必要。因为既不准结汇，就无法在台湾生存。吊销执照必须说明理由也有困难，结果搁置下来。蒋介石为此事曾召见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及第一组主任唐纵大加申斥。

在《新闻天地》的56年历史上，卜少夫颇敢尽言责，挑战权贵，这种勇气值得称道。

首反“台独”于港台

进入80年代，卜少夫已是耄耋之年。他的政治信念有了新的转变。

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立场，不忍两岸同胞的长期分离，在台湾开放大陆探亲（1987年）之前，卜少夫就力主“解禁”。在立法院他公开呼吁：“我个人主张开放，应该有选择地邀请大陆的学者、专家、教授来台访问。”

他说：“中国的和平统一是我最大的心愿。我反对台独。我在立法院多次发言就是这样的内容。大陆的《参考消息》有一个时期曾多次发表我讲话的消息，也许北京注意了……”

说到反台独，充分显示卜少夫和他的《新闻天地》大胆敢言的特色。在台港两地首刊反台独文章的是《新闻天地》。一篇《斥台奸》就是卜少夫执笔。1995年，当时台湾正举行总统选举。《新闻天地》12月号有一篇介绍李登辉的文章中写道：“李登辉确是位大坏人……李登辉当年在台大求学时为了开脱自己所犯的罪名，陷害了同学六人被判死刑枪毙。如此出卖朋友的不耻行为，正如古语所谓的‘卖友求荣’……加上个人毫无诚信的原则，独裁专制树立一言堂，又有何德何能再寻求担任国家元首之职……”该文作者李子雷。

自此后，反台独一直成为《新闻天地》的常有的内容。2000年4月25日，卜少夫被邀请出席香港“反台独促和平研讨会”，他在会上作了《坚决相信中国必定和平统一》的发言，清楚表达他对两岸关系的看法和心声。这发言后在5月号《新闻天地》发表。

“我从1990年到现在，就在为推动中国和平统一而默默地工作。”1997年12月12日，笔者亲见卜少夫先生于上海银河宾馆，他对我这样说。他还说：“希望有生之年看到中国和平统一，这是我的毕生愿望。我余生的精力将致力于民族和平统一，不管有多少影响，也不管能发挥多大作用，昭昭此心，将尽瘁于此。”

1997年，卜老两次回大陆。10月间，去北京主持中国现代文学馆“卜少夫文库”落成典礼的剪彩。他把他的著作与藏书以及五十三年的《新闻天地》合订本（全套177部）捐赠该馆。这些书刊弥足珍贵，是研究海峡两岸当代关系史的绝好材料。友人冯亦代、丁聪、吴祖光、冒舒湮都出席。现代文学馆长舒乙说：“‘卜少夫文库’的出现，或许是‘卜少夫这个人’最好的写照了。他的爱国，他的执著，他的豪放，他的奉献，全在其中了。”上海《新民晚报》用《著名老报人一片丹心》为标题报道这一消息。

同年12月，卜少夫又有上海之行。在沪期间会晤中华艺术大学同学张爱萍将军。张将军赠书《神剑之歌》并亲笔题词。他还和汪道涵先生会晤。这是7年中（1990——1997），卜汪会谈的第三次。他还寻访当年《申报》旧踪，并与老同事相聚。

《新闻天地》停刊卜少夫告别人间

进入2000年，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卜少夫已是92岁高龄。当年《新闻天地》的11个发起人已有7人先后弃世，只有卜少夫、丁中江、陆铿、乐恕人四人尚在。

如此高龄，卜少夫身体也大不如前。一路行程艰苦，由他一人背负的《新闻天地》，虽有悠长的历史纪录，却没有巩固的经济基础，陷入重重困难。

进入2000年之后，卜少夫先后住进四家医院。进后两个医院时，他已有“逃不了开始与终结”的预感。

2000年9月号《新闻天地》，卜老的专栏《我心皎如明月》预告：“因本人年迈，精力衰退；因历年亏累，经济上难以支持，决定10月号出版后停办。”还特别预告“同期（指10月号）亦公开揭露十年前我与何景贤博士（台湾中国语文学院院长——笔者注）共同从事促进中国和平统一运动之‘长流计划’全部经过。”消息传出，港台与海外的许多读者都为之惋惜。

从9月6日到25日，断续20天，卜少夫在病中写了告别读者书，文仅千字，足见病已沉重。告别书以《我自横刀向天笑》为题，开头说：“当我决定告别读者时，当我决定公开‘长流计划’时，我即有谭嗣同谭浏阳当年的绝命诗中的这一句的慷慨情绪。当然我的决定怎可与他的爱国行动相比，不过有那种气势而已，主要在无愧无悔，可以对天大笑。”告别书特别指出：“‘长流计划’由于好友们的劝告，我也认为时不适宜，可留待将来写回忆录时再为发表。”

然而晚了，他的回忆录已不能完成。一个月后，11月4日上午10时30分，在香港律敦治医院，卜少夫逝世。

卜少夫走了，《新闻天地》停刊了。卜少夫说：“《新闻天地》过去的一切，让它留在大家回忆中吧。俱往矣。”

（责任编辑 吴思）

2001年第3期 新式标点第一人汪原放　作者：安绩常

汪原放（1897.6——1980.4）学名家谨，乳名麟书，安徽绩溪城内人。父亲汪希颜1902年病逝时，汪原放只有5岁，随大叔汪孟邹生活。在仁里思诚丙等学堂初小毕业后，13岁的汪原放到大叔汪孟邹在芜湖开设的科学图书馆当学徒。1913年，汪孟邹到上海新办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也随之到上海当大叔汪孟邹的助手。

汪原放是一个刻苦学习、奋进向上的青年。赴沪的第二年，边工作，边自学，边进上海青年会的夜校学习英文四年。1917年起，亚东接手李大钊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办的《少年中国》杂志的出版发行工作，来亚东接洽此事的是宗白华（又名，现代著名美学家），当时宗先生任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主任编辑，汪原放的第一篇译作——托尔斯泰的《只有上帝知道》，就在《学灯》版发表。因亚东经营《少年中国》的印刷出版，与宗白华接触两年多，汪原放的译作水平提高，兴趣也更浓了。

1920年起，汪原放开始用新式法标点《水浒传》，其间又自学了日语、德语、法语等。1925年由陈独秀的大儿子陈乔年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亚东图书馆党支部书记。1926年4月受党委派去武汉后，汪原放担任过中共中央第二任出版局长。党的“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驻地仍从武汉迁回上海，汪原放与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而脱党，1927年9月回亚东图书馆工作。

汪原放一生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其标点的图书继《水浒传》后，有《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十多种，译著有《一千零一夜》、《我的旅伴》、《鲁宾逊飘流记》、《伊索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等近十部，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出版家、翻译家和自学成才的专门家。

汪原放标点古籍，与胡适大有关系。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要汪孟邹写信向胡适约稿。1917年7月胡适留美回国，7月10日乘大轮抵达上海，汪孟邹等在码头相迎，下榻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与胡适初次晤面，一见如故。汪原放小胡适6岁，称胡适为“适之哥”。

汪原放看到胡适的《藏晖室札记》，爱不释手，对其中《论白话》、《标点符号》等札记，录了一些放在手头。从此汪原放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

1917年汪原放和章洛声在三井洋行学习了几个月的华文打字，之后为三井洋行到北京推销打字机，在胡适的住处——北京竹竿巷一庐，住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胡适见汪原放在看英文版《希腊史》，胡适翻翻说：“我看不如看看《沙氏乐府本事》。”又要汪和胡的侄儿看看《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胡适爱才惜才，热情支持汪出版标点、分段的《水浒传》和其它古典小说。

1920年新式标点《水浒传》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式标点的新版古籍。成书前胡适有一封明信片给陈独秀，上面说“我一定送原放一篇三万字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暑假，胡适要到南京高校授课，先到上海亚东落脚，汪孟邹宴请胡适，开桌时适之先生笑着，站起来说：“原放，来，敬你一杯，你做的工作很好，很有意思。”原放赶紧站起来回道：“不敢当。我起初以为标点、分段不很难，现在才知道不容易做好。今回是尝试尝试，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教教我。”胡适赞扬“印得很不差”，并指出《水浒传》版权页上“句读者”写“亚东图书馆”不对，“句读者”应老老实实的打上“汪原放”，这样，打上个人名义，一人做事一人当，责任更重。汪原放就照依了。根据胡适“校读后记，要越详细越好，举例愈多愈好”的意见，汪原放认真写成《校读后记》、《句读符号例》，介绍标点符号的使用规范和助读功能。

新版《水浒传》8月正式发行，第一批四百部，决定借胡适在宁讲学之机，带书到南京等师范学校去卖，8月18日到南京，8月19日胡适授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水浒》，中午一点还未到，就有许多人来买书，越来越多，四包书很快就售完了，只好收摊。汪原放托胡适的福，只恨带的书太少了。

在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头面人物的支持下，汪原放1921年即标点出第二本《儒林外史》，1922年至1928年共标点十多本。新式标点《水浒传》等出版发行，陈独秀、刘半农等“五四”名人都为其作序跋，胡适还撰写有学术价值的序言，鲁迅也称赞他“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邵力子、陈望道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胡适的朋友）都著文肯定他的历史性创举，胡适还把青木正儿在日本京都《支那学》第三号的一篇评论寄给汪原放，以示特别鼓励和祝贺。

新式标点的提倡，在当时是一场斗争。正如鲁迅所说：“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第一次用新式标点实际运用于《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更有着重大的意义。”

胡适说：“我的朋友汪原放君用新式标点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

《儒林外史》标点出版后，胡适又说：“我的朋友汪原放把《儒林外史》标出来，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是一大牺牲。他这点牺牲精神，竟使我不得不履行为吴敬梓作新传的旧约了。”

1921年为了出版《胡适文存》第一集，汪原放去北京，住在胡适的家里，两个人又讨论过标点符号、分段、排式等等。汪原放说，我越做越觉困难了，真有“三年徒弟，寸步难行”之感。胡适笑着说：“标点、分段确实不很容易。因为北大招考要考标点、分段，我们几个人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子。随手拿出一本《汉书》，拣定了一段做题目。有的说：‘考标点，最好要定出一个标准来；不然的话，看卷很不容易。’……后来拿出来交换看看，哈哈，没有一个相同的，六个人倒有六个样。”1925年11月，胡适从京到沪治疗痔疮，住在温州路汪原放处。在四个月的时间里，两个人又深谈标点小说、重印古书及出版哲学丛书等事。

著名学者张静庐自传中曾说：“亚东版的古典小说标点本和严谨的作风，我们不能抹煞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为一部小说的新式标点，费一年、半年的时间和十次、八次的校对，是常有的事。”可见汪原放为标点十多部小说，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

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白话古典小说、书籍在今日是不可想象的。有了标点符号，我们才能自如运用中国语言，为此不能不感谢汪原放新式标点符号的开创工作。现代书评家、上海《书城》杂志主编倪墨炎先生评价说：“汪原放是一位属于‘人虽死了却活着的人’。”这个评价是朴实确切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一幅令人难忘的血缘亲情图　作者：何　标

右图是50多年前台湾《文化交流》杂志的封面。图上写有“台湾”字样的幼儿，正扑向张开双臂迎接他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形象地表达出日本投降、台湾回归祖国时，两岸同胞那种深厚的血缘深情。

用母子亲情形容台湾与祖国的关系，是老一辈台胞常加引用的比喻。在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文化革命前辈黄呈聪先生，就不畏强权在1923年1月号《台湾》杂志中写道：“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母子生活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大家的心里已经明白了。”

《文化交流》杂志创刊于台中市，第一辑于1947年1月15日出版，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人兰更与（远澄），主编杨逵、王思翔（张禹）。杨逵（1905——1985），台湾台南人,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即为台湾进步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一生历经坎坷，但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被誉为“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光复之初，他提出“重整旗鼓”，以便“在祖国新文学领域里，开出台湾新文学的一朵灿烂的花”!以后又多次发表文章，“疾言反对台湾独立和台湾托管论”。后虽因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坐牢达12年之久，但其热爱祖国，切盼国家统一、富强之志终生不变。

现正妄图斩断台海两岸亲情关系、进行分裂国家的那些人，重读这幅图画，难道不为自己的数典忘祖而愧疚吗？

2001年第3期 关于“林彪一号令”及其他　作者：郝俊卿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发表的陈虹所写《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一文，介绍了“杨余傅事件”发生的原因及平反经过，读后颇有收获。但文中提到：“1969年林彪的‘一号命令’又把多数老帅赶出了北京”。话虽一句，却涉及一些重要史实，作为一名党史爱好者，《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我愿就自己目前掌握的资料，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的来龙去脉进行必要的辨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关于“第一号号令”是林彪背着毛主席擅自发布的，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的说法，最早见于“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12月11日发出的《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中，《通知》说：“1969年10月18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接着在1972年7月2日印发的中发第24号文件中再次说：“1969年10月17日（应为10月18日，引者注），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0月18日，由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号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这两个文件对“第一号号令”的定性是一样的，但后者比前者加了一些细节和过程，却将林彪指示的时间错为10月17日。同时说明是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下达的。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扬，一些党史工作者和当事的知情人逐渐披露了实情，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最早最有力的证明，是1980年11月至1981年元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审判中，没有把曾被定性为“一次篡党夺权预演”的“第一号号令”列为林彪的罪状。只是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门在与他人合著的《超级审判》中，才披露了原曾打算把“第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的罪状起诉，但经大量查证，认为“定罪理由不充分”，决定“不列入起诉内容”的实情。

再一个有力证明是，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对其1981年10月的版本作了实质性修改，它不再援引中发[1972]24号文件的说法，而是明确指出：林彪“根据毛主席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指示’，后经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但这一修改由于未在报上发表，也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太大的反响，不少人仍沿用原来的论断。

到了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长达600多万字的大型编年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编著者在该书中对“第一号号令”的记述完全采用了客观叙事的方法，除直接录用了1986年8月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的提法外，还介绍了“号令”发布后我军的活动情况。《实录》的责任编辑刘野同志于1994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引出的话题，“实录”的故事》一文，介绍了“实录”的编写会议对“号令”写法的讨论过程，充分肯定了“实录”的编写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此后，公布的不少材料和陆续发表的不少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对于1969年10月前后中苏关系紧张情况作了详实的说明，在当时的形势下，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特别防止苏联利用谈判搞布拉格式的突然袭击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共识，形势使之然。

10月18日下午5时许，林彪向其秘书张云生口述了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六条紧急指示，并让张向总参谋长黄永胜传达。7时，张云生以“林副主席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为题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并没有称其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作战部向部队传达时，也讲的是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几条指示。后来，作战部参谋人员按“前指”成立以来的发文顺序将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编为“第一号号令”，接着还有第二、第三、第四号令。这就清楚地说明，第一号令的内容是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把它俗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就不准确了。但那时林彪如日中天，有些人虽对此称谓有看法，也没人出来纠正，就这样以讹传讹。“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央文件上，将作为“号令”内容的“林副主席指示”提到标题上定名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号令”。应该说这是不实事求是的。

至于把疏散中央领导和在京老同志的事与“第一号号令”联系起来，如说根据林彪“一号命令”，将××送往×地之类，更有甚者说“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干部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清障碍等等。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特别是防止苏联以谈判为名向我发动布拉格式的突然袭击，如上所说，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共识。“第一号号令”和疏散中央领导及部分在京老同志是在这一形势下同时采取的两项措施，不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二、疏散中央领导和部分在京老同志是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炸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去”的指示，周恩来于1969年10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周为主要负责人，具体工作由汪东兴为主任的中央办公厅办理。疏散方案是报周恩来审定批准的。其间，毛泽东于10月15日去了武汉，林彪于10月17日去了苏州。10月17日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看完体育表演后，周恩来与几位政治局委员在休息室分批会见了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邓子恢、张鼎丞、王震、陈奇涵等一些老同志，向他们通报了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决定，要求他们在10月20日前后离开北京，并说明他已向所在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让他们把老同志安排好。由于聂荣臻、徐向前未来观看表演，周恩来委托陈毅第二天转告。可见，疏散部分在京老同志到外地与林彪和他管的军委办事组没有关系，他们没有参与此事。

三、从时间上看，“一号号令”是10月18日晚发出的，而疏散老同志的决定是10月15日作出的。据相关资料显示，陶铸是10月15日接到疏散通知的，邓小平接到通知也在10月18日之前（据毛毛的回忆文章，邓是在周恩来10月18日向江西省革委会打招呼之前接到疏散通知的）。

四、从“第一号号令”的内容看，“号令”只涉及部队，未涉及地方党政部门，也没有提到疏散老同志的问题。从发送范围讲，也只发给部队，并没有直接发给地方党政部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由于一些军队领导是地方革委会领导人，有的军队领导在收到“号令”后便在革委会领导中作了传达，便被一些造反派头头捅到社会上去了，引起混乱。为此，黄永胜等人还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这也说明“第一号号令”是仅限于部队的。

“疏散”决定的前后史实确是如此。但必须说明的是，在疏散过程中和疏散之后，当时被打倒和半打倒的许多老同志，受到无端的、不同程度的迫害。刘少奇、陶铸最惨，疏散后不久即惨死。邓小平次之，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处境虽好些，但一直处于半打倒状态。

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罄竹难书，“历史罪人”的恶名是他自己的历史所写就。但我认为，即使对待历史罪人也要实事求是，不是他的罪名，我们也绝不会强加给他。这就是我写这篇读后感的缘故。

（本文主要参阅严实的《林彪的“一号号令”发出前后》和张云生的《实话实说林彪“一号令”》及报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

（责任编辑 洛松）

2001年第3期 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的是刘淑清　作者：郭　华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刊登了《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一文。读后，深为陆定一同志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所感动。但文中说，铁道部原副部长刘建章冒死上书毛泽东，揭露秦城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并不确切。准确地说，上书的不是刘建章，而是刘建章的夫人、杰出的女共产党员刘淑清。

刘淑清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阜城县刘莘庄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聪明朴实。1932年刘淑清嫁给了毗邻的景县大刘庄村的刘建章。刘建章是1926年在北平入党的中共党员，入党后被派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曾任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珲春县委书记。后因被敌人察觉遭到追捕，于1931年夏回到故乡景县开辟工作。回景县后，刘建章先后培养发展了陈东、王任重等共产党员，并于1933年正式组建了中共景县县委。刘淑清与刘建章结婚后，在丈夫的影响下，很快投身革命事业，并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景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当时刘建章以教书为公开职业。刘淑清毅然卖掉了自己的嫁妆，购置课桌，在大刘庄办起一所小学，作为党的地下机关。时任中共津南特委书记的赵博、共产党员王任重、赵志刚等均在该校以教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春，刘淑清随丈夫调往北平，从事党的交通工作。

抗战爆发后，刘建章奉组织委派再次回到津南，刘淑清也于1938年春天回到阜城县刘莘庄的娘家，并在娘家建立了党的地下交通站。当时，中共津南特委书记赵博和中共河北省委秘书长姚依林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刘淑清进行的。这期间，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奔波在平、津和津南各县，传达文件，传递情报，接送过往干部，成为津南地下党内闻名的刘大姐。

1938年8月，刘建章出任我党组建的抗日政权冀南五专署专员，刘淑清和丈夫一起在衡水、武邑一带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她先在冀中行署参加土改工作，后于1948年调石家庄铁路工会。新中国成立后，她长期从事妇女和工会工作，50年代曾受到全国妇联的表彰。

“文革”开始后，时任铁道部副部长的刘建章先是被打倒，后又被无辜监禁，在狱中遭受严刑逼供。在那极左盛行的年代，刘淑清自然也逃不脱被打倒的命运，但她不畏强暴，于1972年愤然上书毛泽东，反映了刘建章无端被捕以及在狱中遭受的种种迫害。毛泽东看了刘淑清的信，当即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周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使包括刘建章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改善了处境并陆续获得解放。

粉碎“四人帮”之后，刘淑清重新担任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执委并出任全国铁路老战士协会理事。1987年12月25日，这位一生对党忠诚的老大姐不幸病逝。吕正操和夫人刘沙送的挽联写道：“投石开天惊四野，迁客囚友躬折节；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长怀刘大姐。”刘志坚夫妇挽道：“黑云压沉，青春少女有远见，舍弃嫁妆建学堂，爱我党情深意红；群魔乱舞，白发老妪有胆识，上书抗暴救忠良，为革命铁骨铮铮。”宋任穷同志则称赞她：“不畏强暴，直言上书。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女干部。”这些由衷的赞叹，使一位无私无畏，有胆有识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跃然纸上。（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3期 霍光现象的警示　作者：沈　潜

在西汉历史上，霍光其人占有极重要地位，东汉史学家班固为其立传，传后作了总结性评论：“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无术，谙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才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他也有评论：“霍光之辅汉室可谓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而光多置私党，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奢促之哉！”这两位史学大匠，先对其作充分的肯定，笔锋一转又对其多有责备，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立体感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

霍光的舅父卫青和哥哥霍去病，是汉武帝时征匈奴的名将。两人均拜大将军，卫青封长平烈侯，霍去病为冠军景桓侯。由于舅父和哥哥的余荫，霍光十余岁就在宫中侍从武帝，官拜奉车将军兼光禄大夫。霍光小心谨慎，出入宫闱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些许差错，深得武帝信赖。特别为史学家称道的是拥昭立宣二事。

拥昭之事

自“巫蛊事件”戾太子被谗诬冤死后，太子宝座一直真空。汉武帝的众多儿子，均怀觊觎之心，可不是缺德就是无才，都不中武帝心意，太子虚位，一直是武帝的心病。晚年，宠姬钩弋夫人为他生了个宁馨儿，取名弗陵，他形貌、性情酷似其父，所以深得武帝欢心。“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犹豫久之，欲以大臣辅之，察群臣唯奉车将军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霍光传》）及武帝病危，“霍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事！’”可见武帝对霍光的信之笃，任之专。随后，诏立弗陵为太子，封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武帝亲信上官桀、金日（mie）(di)三人同为托孤辅政大臣。不久，武帝病逝，太子即位，他就是汉昭帝，时年八岁。

上官桀是个面谀之徒，深得武帝宠信，眼见霍光大权在握，就千方百计结纳霍光，以便扩展自己势力，他为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长女为妻，结成儿女亲。后来霍女生下了一位千金，上官桀又通过汉昭帝姐姐鄂邑长公主，把年仅六岁的孙女纳入宫中，随后，立为皇后，她就是上官皇后。

上官桀为了酬谢鄂邑长公主的私恩，要求霍光为鄂邑长公主的姘夫求官，可是遭到霍光的拒绝，因此上官桀父子和长公主都深恨霍光。

当时昭帝的长兄燕王刘旦，自认居长，欺昭帝年幼，谋袭帝位，就与上官桀、长公主结成联盟，这伙人屡屡唆使羽翼在昭帝前进谗，诬告霍光图谋不轨。其时昭帝年仅十四岁，当众切责诬陷者，同时面慰霍光，并下令：今后如敢有毁陷霍光的，以反坐论。

上述诸人又密谋以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乘便在宴席上袭杀霍光，进而黜废昭帝，拥刘旦为帝，可是谋事不谨，霍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粉碎了那时的“四人帮”，刘旦、长公主自杀，上官桀父子腰斩。

渡过了这次政治危机，昭帝对霍光的信任有加，“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霍光传》）霍光为汉室立下了汗马功勋。

立宣之事

公元前74年，昭帝以22岁英年早逝，无嗣，帝位形成真空，议立新君，成了当务之急，群臣问策于霍光。由于霍光的特殊地位（他是皇后的外祖父），和他辅助昭帝的功业，他的一言重于九鼎。他通过上官皇后，遴选了汉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帝，谁知刘贺不成器，在国丧期间胡作非为，掠夺民女，昼夜寻欢作乐。屡经臣下的劝说，刘贺依然我行我素，毫无悔改之意。霍光问计于大司农田延年，“延年曰：‘将军为国柱石，审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上官后）更选贤而立之？……伊尹废太甲而安宗庙，后世称其忠，将军若能行此，亦汉之伊尹也。’”于是霍光把黜废刘贺的主张告示群臣，大家都惊愕万分，“……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皆叩头曰：‘万姓之民，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霍光传》）于是霍光启奏太后并得太后同意，废了在位27天的皇帝刘贺。

经过霍光搜求，终于物色到一位理想的新君，他就是蒙冤而死的戾太子的孙子刘询。他刚出生因祖父和父亲的株连，流落民间，有人怜悯他的无辜受罪，秘密收养。稍长，为他延师教读；及长，高材好学，彬彬有礼。霍光获悉后，启奏太后说曾皇孙“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躬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霍光传》）立刻得到太后同意，迎回即位，他就是汉朝第七任皇帝汉宣帝。

汉宣帝登基后，霍光一如既往，精心匡扶。宣帝生长民间，深知民间疾苦，终其一生，能体恤百姓，信赏必罚，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功光祖宗，业垂后世，史称中兴之主。到此，霍光的功业如日中天，堪与伊尹、周公并侔！

公元前68年春，霍光病危，宣帝亲自慰问，失声痛哭。不久霍光病死，宣帝与太后亲自参加丧礼，为他举行国葬，谥为“宣成侯”，可谓备极哀荣，善始善终了。

但是班固和司马光，为什么还对霍光作了严厉批评呢？

霍光的严重过失：

平心而论，霍光对汉室的忠诚可谓大节无亏，论其功过，也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之比。人们总认为治国平天下是大事，修身齐家是小事，大醇小疵可也。其实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糊涂观念。霍光在生活细节上存在致命的弱点，为其家族的覆灭埋下了祸根。

所谓“多置私党”，由于辅主有功，获得昭帝的信任，霍光把儿子霍禹安插在朝廷重要机枢里，三个女婿也委重任，还把霍去病两个孙子拜官封侯，甚至兄弟的女婿、外甥，同族的子弟，远亲近邻，呼朋引类，萝丝瓜蔓都得了官，占据朝廷的半壁江山。

所谓“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霍光不但以自己为核心，广置私党，而且纵容妻子霍显，耍权术、搞阴谋。

霍显原是前妻的陪嫁侍女，妻死扶正，生男育女，深得霍光宠爱。她不但生活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且在耍玩权术上，也出手不凡。她为了幼女霍成君的显贵，调唆霍光把她纳入宫中，立为皇后。其实宣帝流落民间时已娶许氏女为妻，并生下儿子刘，登位后，理所当然许氏成了皇后，许皇后娴静俭朴，帝后恩爱异常。霍成君进宫后，霍显竟丧心病狂地买通许皇后身边的女医，乘许皇后分娩时下毒，女医胆怯不敢，霍显竟口出狂言说：“将军领天下，谁敢言者！”在她的淫威利诱下，女医进药毒杀了许皇后，为霍成君扶正，扫清障碍。

许皇后产后暴猝，朝野群情哗然，一致要求严究女医责任。女医下狱后，霍显害怕东窗事发，只得向霍光吐露真情。霍光悉原委后，惊恐万分，想举报自首又缺少勇气，终于敌不过霍显的缠扰，示意承审官员不要对女医严究，掩掩遮遮不了了之。

霍成君册立皇后后，一反许皇后俭朴作风，奢侈绝伦，骄纵放肆，不可一世。

公元前67年，汉宣帝立嫡子刘为太子，立嫡是封建王朝天经地义的事，这却使霍显气得七窍生烟，咬牙切齿地说：“这个民间出生的野孩子怎么有资格做太子？假使以后皇后生子，摆在什么位子上？”故伎重演，调唆霍皇后对其下毒，幸亏太子保姆有食必先尝例规，霍显母女阴谋未能得逞。

霍显为了摆阔气抖威风，擅自变改了霍光生前自己设计的坟茔规格，违制起了三道阙门，修筑了甬道，并把一批官奴婢妾幽闭其中，为其守墓，其气势规格可与皇陵媲美。这不能不引起人家非议。霍显又为自己大兴土木，营造第宅，极奢侈之能事，单是她的辇车就非同一般，用熟牛皮包裹车轮，中间实以棉絮，车内外饰以精美的锦绣，外壳饰以黄金，出引时命令侍女挽着五彩丝绦，悠哉游哉，四处游玩，宛若天仙。她的子侄也学她样，大造园林第宅、极尽犬马声色之娱。

霍显在私生活上也颇遭非议。霍光死后，难耐孤单的寡居生活，与霍光生前男宠冯子都狼狈成奸。说起冯子都，此人颇有来历。辛延年所作《羽林郎》一诗开头四句：“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倚仗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所讥讽的就是这位仁兄。他原是霍光的娈童，以男色事人，后来又成了霍显的面首。升了家奴总管，其声光之显赫，百官均仰其鼻息，俗语说宰相家奴七品官，如果用这话来形容冯子都，未免太蔑视他了。单举以下一事，足可豹窥一斑了。

有次冯子都带领一批家奴出门，路上碰上了御史大夫魏相的家奴，为了争道双方互不相让，这可触怒了他，下令众家奴大打出手，把魏家奴打得落荒而逃，霍家奴犹不够解恨，竟率众打上门去。吓得魏相亲自出面，低声下气向霍家奴叩头谢罪，方才悻悻离去。以御史大夫之尊，尚且吞声忍气自认倒霉，更何况平民百姓呢！

霍光死后，儿子霍禹袭替霍光全部权力，霍氏故旧原官不动。这些人因失去了霍光的管束，更加肆无忌惮，因此引起霍光生前众多政敌的不满，在宣帝面前诉说霍氏的种种劣行，宣帝遂渐有所悟察，此所谓“蓄愤于上，积怨于下”，因此宣帝采取了一些措施，削夺了霍氏家族的某些特权。一叶落而天下秋，霍显、霍禹及子婿等惶惶不可终日，密谋暗室，定下釜底抽薪之计：以为宣帝外祖母祝寿为名，设宴诱杀大臣，废黜宣帝，拥戴霍禹为帝。可是有人告密，阴谋败露，霍去病的两个孙子自杀，霍禹腰斩，霍显及诸昆弟婿弃市，举凡与霍氏有牵连的数千家，来个瓜蔓抄，斩尽杀绝。霍去病、霍光的煌煌功业，转眼灰飞烟灭。

像霍氏这样恃功而骄，恃宠而狂，滥用权力而招致身败名裂的，古今中外不可胜数，这种现象无以名之，姑妄名之曰“霍光现象”。

生活上的穷奢极欲，总得以权以财为前提。财从何来？曰：“贪”。倒霉的还不是老百姓？唐名臣魏征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凡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懂得为国恤民的道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蒋介石政权，就不懂得这一点，抗日胜利后，放纵百官，穷奢极欲。竭泽而渔，敲骨吸髓，干尽了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蠢事，被浩浩荡荡的人民群众赶上了小岛。这何尝不是“霍光现象”的放大呢！

在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的制度下，多读点历史，吸取教训，加强自我约束，可能不无小补。班固对霍光“不学无术”的讥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4期 毛泽东“引兵井冈”考　作者：晓　农

1927年9月下旬，毛泽东将秋收起义部队带上井冈山，在那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然而，秋收暴动的原定计划是打长沙，后来更改方略也是决定兵退湘南。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去井冈山的呢？有的老同志回忆说是在浏阳县的文家市。但随着近十几年来史料研究的进展，笔者认为，准确地说，毛泽东“引兵井冈”应该是工农革命军到达莲花县城以后。

文家市变计，一弃攻打长沙的原定战略

党的“八七”会议结束的第五天，毛泽东与彭公达受中央的特别指派，回湘改组湖南省委并领导全湘的秋收暴动，贯彻我党以武力回击国民党右派屠杀政策的新方针。

经过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划定秋收暴动的区域问题上，开始倾向于在全省“鼓动农民起来暴动，湘中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常德作为湘西的中心，宝庆作为湘西南的中心，同时四面开花，坚决地夺取整个湖南”。而其后在涉及到一系列具体问题的讨论中，感觉到暴动范围过大，无论兵力、武器、财力等方面都困难甚多，经过几番争议，“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周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决定要同时暴动的是湘潭、醴陵、浏阳、平江、安源等七县。”时任省委书记的彭公达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缩小范围的暴动计划，泽东持之最坚”，“决定泽东到浏、平的农军中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中共中央在接到湖南省委“一点突破”的以长沙为中心的暴动计划，于1927年8月23日复函：“你们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在原则上是对的。”并对暴动的战略目的明确指示说：“省委应一方面命令平浏一带的农军进攻长沙，一方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

获得了中央的复示之后，湖南省委在《关于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的命令》中，对迫在眉睫的七县暴动作了最后的布置：“各地赶紧动员，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暴动，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长沙分会。”

作为湘东、赣西秋暴区域的最高领导毛泽东，对于湖南省委乃至中央制定的暴动计划，是并无异议的，他也赞同打长沙的战略方针。直至9月5日，毛泽东于安源寄信湖南省委，提出：“长沙城内的暴动须与前方军队配合，待各路农军逼近长沙城时方可实行，不得轻举妄动。”（见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

归属前委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在部署各团的军事行动时，均以会攻长沙为战略目标。师长余洒度曾给第三团团长苏先俊去信：“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为联络。”

然而，这场中共湖南省委寄以厚望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很快失败了。从9月9日至17日，军事局势就显然分明，国民党军队远比起义军强大，工农革命军又犯了兵力分散的大忌，各路部队无不遭受失利。其中王兴亚的第二团基本覆灭，王亦不知所终。师长余洒度指挥的第一团与苏先俊的第三团，也各有折损，军需辎重多数散失。

败讯频传。毛泽东在浏阳县上坪村的陈锡虞家里，面壁而站，沉思许久，最终作出决断：派人通知一、三两团，部队速到文家市会合。

9月19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各路残军1600余人，会合于浏阳的文家市。是晚，前委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召开会议。湖南省委任命的秋暴前委，五名委员第一次全部坐到了一起，决定这支工农武装的前途命运。

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目前留下的史料只有余洒度和苏先俊的报告，二人的口径几近相同。苏先俊在《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书》中说：“是日前敌委员会决议退往湘南。”余洒度在《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记述得稍为详细：“19日抵文家市，距浏阳城90里。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后前敌委员会决议，以保存实力，应退萍乡，次日部队向萍乡退却。”

余洒度的记述是准确的。文家市前委会议的惟一议题，是部队下一步的走向。三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前委委员——余洒度师长、苏先俊团长和卢德铭总指挥，以他们服从军令和军人就得打仗的天质本性，加上一种不甘失利，力图挽回败局的心理支配，一致强调按原计划再取浏阳直攻长沙。而农民出身的副师长余贲民，眼见三个军事指挥官充满信心地同言反攻，也感到不能不跟从了。

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在这紧要关头显示了党的领导权威和他的睿智有术的才干。他坚决反对反攻浏阳再打长沙，独排众议的杀手锏，就是敌我军力的对比。他冷静而详尽的分析不能不让众人震惊：工农革命军包括伤兵在内才有1600余人，而敌军张国威有一个团在浏阳屯兵坚城，另有一个团分驻于长寿等地，还不包括各乡的地主武装清乡局千余人。至于长沙城内，更有何键的军、警力量3万余众，且防守得非常严密，我方既缺少城内的工人暴动，又未能发动四郊的农民，再贸然前去攻城，一定有全军覆没之虞。

这时，明白“知己知彼”这一起码用兵之道的三名指挥员不再发言了。毛泽东审时度势，抬出湖南省委的命令。他语气断然地指出：“省委限于本月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可以肯定，其他各县的农军，无论谁也打不到长沙城下。省委的暴动大纲，那是我和公达、一飞几个人在8月中旬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想得过了头，还不是打长沙的时候。对于省委方面，全部责任可由我担负。”

不打长沙，部队下一步怎样行动？毛泽东提出：退往湘南，前去汝城，占据湘粤大道，策应叶贺主力再次北伐。接着，他把曾经代表湖南省委制订的《湘南暴动大纲》的要旨讲了一遍：“湘赣鄂粤的四省秋收暴动，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响应……军事方面，一、请中央命令彭湃同志勿将现在汝城之粤农军他调；二、平浏农军立即由郭亮率领赴汝城；三、江西革命军中调一团人马赴汝城。”

余洒度、苏先俊等人，本原定率部参加南昌起义的，因未及赶上才转向参加秋收暴动。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曾有过率部前往湘南的打算。此间，前委书记毛泽东用“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阐明目前不能打长沙的道理，并提出退出浏阳前去汝城割据的具体建议，余洒度、苏先俊也再无固执己见的理由。会议顺理成章作出了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的决议。

第二天吃过早饭，工农革命军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由师长余洒度向部队宣布了向湘南（汝城）退兵的决定。接着，毛泽东作了旨在鼓舞军心的讲话，其中有“小石子终究能够打破大水缸”的生动比喻。

问题在于，在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中，有没有“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我们要到井冈山去”的话。先前流行的说法是有的。

最早见于罗荣桓《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的文章，他写道：“毛主席在文家市收集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进军。”其后在“文革”中被访问的老同志如赖毅、王跃南、杨梅生、黄达等都从此说。当年担任师部参谋的何长工同志，也于1973年的回忆中讲到：“在文家市毛主席‘引兵井冈’这一点是明确的。”

但是，随着近十几年党史资料的发掘，他们的这种回忆让人感到缺乏有力的文字的支持。首先是在中央档案馆发现了余洒度、苏先俊当年写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如本文前面所引），都对文家市的前委会议，留下了“决议退往湘南”的依据，而决无“退到井冈山”一说。可以设想，文家市前委会议决定的是“退往湘南”，毛泽东怎么可能会讲“去井冈山”呢？加之其后有了宋任穷回忆当年携带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密信，给毛泽东的资料，说“引兵井冈”的决定在接到密信后的莲花城便顺理成章了。

莲花城得信，再弃退往湘南的方略

部队离开文家市，行至萍乡境内的卢溪，又吃了一个不小的败仗。驻萍赣敌朱士桂部探得我方军情，在必经山路上设伏。率部担任前卫的苏先俊，置卢德铭派人搜索前进的命令于不顾，使部队踏入罗网。一场激战下来，工农革命军损失了六七百人，连以上军官阵亡七人，尤其牺牲了毛泽东渐为器重的卢德铭，剩余千人左右的工农革命军继续前行，9月25日经高滩、坊楼到达江西莲花县县城。城内百余人的守备队自知不敌，四下逃散，来不及走脱的守备队长被生擒，解押到余洒度那里，一问此人竟是“黄埔同学”，余师长心生同情，下令放掉。

部队刚宿营下来，毛泽东急忙赶到师部，责怪余师长不该放走敌守备队长，质问不怕守备队联合民团晚上来袭？余洒度反讥毛泽东“风声鹤唳”，两人争吵起来。还是余贲民上前劝解，提出折衷方案：部队今晚移营城外，明日白天回城。

翌日，部队回城歇脚。连续行军，给养断绝，不停下来不行了。毛泽东随师部住在城南的“宾兴祠堂”。他整个上午心绪不佳，满腹愁思。下午2时左右，中共莲花县委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等，从上西区赶来接头。看到地方党的同志这么快赶到，毛泽东转为高兴，热情地与他们交谈。互相谈了一阵，师部参谋何长工进来报告，说来了一个生人要找毛泽东。

来人被带到了毛泽东跟前，操着浏阳口音自我介绍说：“我叫宋任穷，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找毛润之的。”

毛泽东大为惊讶：“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宋任穷回答说：他原是浏阳县工农义勇队第三中队党代表。8月下旬，队伍驻在铜鼓，县委书记潘心源派他与交通员前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了省委机关，见到了书记汪泽楷。

对于汪泽楷，毛泽东是知道的，连忙问：“他说了什么？”

宋任穷说：“他对我说，你来得正好。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这就追赶上去，见到毛润之的话，要他们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宋任穷随即从领口取出一折纸条，交给毛泽东：“这是写给你的密信。”

毛泽东知道信是用药水写的，对朱亦岳等人说：“我去去就来。”

不长的时间，在脸盆里看完密信的毛泽东回到房间，对在场的余贲民、朱亦岳等人说：“这下好了，江西省委写来指示，闻毛部向湘南移动，可改变去向，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组织和武装，足以安顿。”（见《访问宋任穷同志记录》）

“宁冈，是个什么地方？”余贲民与何长工俱是迷茫。毛泽东也茫然不知，问朱亦岳：“你们知道吗？”

朱亦岳回道：“知道哇，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四周是高山大岭，要讲党的武装，恐怕就是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了。”

“宁冈，袁文才……”毛泽东沉吟着，突然想起什么，问道：“有个金刚山，你们知道么？”

“金刚山？倒是有个井冈山的地方。它的实际范围就是宁冈，包括遂川的大小五井。”

听朱亦岳说完，毛泽东轻轻地点头，随即陷入思虑之中……

当晚掌灯时分，前委所剩的四个委员加上朱亦岳，又在一起召开会议。毛泽东向众人报告了江西省委来信的大意后，将自己的想法讲了：“看来我们不必去湘南了，转到宁冈去，那地方比湘南强哇。”

毛泽东的决定，首先遭到了余洒度的反对。这个“一直提不起劲来”的师长发出激烈怨怪，斥责毛泽东“朝秦暮楚”，恼怒地诘问：“退往湘南占据湘粤大道，一本正经地决议下来，这会儿说转往宁冈，下一步还要冒出一个什么地方来？”

苏先俊也理所当然地支持余师长，反对毛泽东变计宁冈。

莲花县城“宾兴”祠堂的前委扩大会议的争论，后人无法得知其具体情状，只是从第二天起，一个不去湘南而转兵井冈山的讯息，在工农革命军营以上干部当中传开了。

毛泽东究竟以什么样的道理说服余、苏二人，顺当地执行了江西省委的指示？这里有两方面的情况可为他所用。一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规定，秋暴前敌委员会到了哪个省的地面，就受哪个省委的领导。现处江西所在地，执行江西省委的决定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熟知中国历史、善于吸收历史营养而用于现实斗争的毛泽东，以水泊梁山为例，阐述作“红色山大王”的意义，是很有说服力的。

余洒度和苏先俊，虽然上了井冈山，但从其后二人的言行看，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未心悦诚服，认为毛泽东引兵井冈山是走投无路，甚至说团结袁文才是“与‘土匪’滚在一起”。所以在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茅坪后，二人以向湖南省委状告毛泽东为由，结伴遁去。

毛泽东所以在莲花县城决定再弃退往湘南的原定方略，无疑是宋任穷携来江西省委指示信起了重要作用。宋任穷的到来，实是一种偶然，但毛泽东要引兵井冈，却也有着某种必然。探索毛泽东的心理路程，有两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一是在此之前，毛泽东最少有两次机会听到关于井冈山情况的介绍。

首次是这年2月初，毛泽东由韶山赴湘乡、湘潭、衡山等五县开展农运调查。在衡阳的北区，区委为他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当年参加过这次座谈会的张琼，建国后曾任上海市虹口区区委书记。他在回忆中谈过一个重要的情节（见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存《访问张琼同志记录》）：座谈快要结束的时候，区委书记陈佑魁要他作形势报告。毛泽东讲了很多，最后讲到：统一战线总有一天要破裂的，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嘛，打算带人到江西的安源山去。

毛泽东说完，有个叫李少山的工人说：“你去安源山做么子？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刚山，何不到那儿去？”

毛泽东问：“哦，那地方有么子好的？”

李少山讲道：“我有个表兄，早些年在村上做下了人命，逃到那金刚山当锤子兵（方言，即土匪），干些劫富济贫的勾当。土豪搬来官军抄剿他们，剿了半年，表兄他们连汗毛都未伤着，倒是官军败而退兵。何故呢？那山大得很，树林子又密，随便往哪儿一钻就像捉迷藏，官军当然没得咒念。”

毛泽东听得颇有兴趣，又问：“这地方怎么走呀？”

“听说离安源山不远，从安源翻过一座大山，再走个百把里就到了。”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你讲的那个地方，是蛮好的，以后我说不定到那儿去，你们也可以来呀。”

另据贺敏军同志回忆，在秋暴之前的安源张家湾会议上，最后讨论起义部队的退路时，众说纷纭。忽有第二团团长王兴亚大着嗓门说：“要是我们打输了的话，就跑，跑到井冈山去，那地方高山大岭，藏得千军万马，我有两个老庚（结拜兄弟）在那儿……”（见存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的《访问贺敏军同志的记录整理》）

二是毛泽东早就有过“上山”思想。

毛泽东是我党提出“上山”的第一人。自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趋暴露，他就预感到革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对共产党应当上山保存武装有所考虑。1927年2月初，他在衡阳北区就对陈佑魁等人讲过“上山”的打算。这年6月，湖南一些从“马日事变”中跑出的同志，在武汉见到毛泽东，毛要他们回湖南去，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要丢掉枪杆子。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曾有一段讲话：“有人主张湖南组织一个师尾随叶贺南下广东，这是错误的。湖南的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大，所缺的就是武装……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到那地方去，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作朋友。”

上述事例说明，随着革命局势的进展，毛泽东对“上山”有着越来越切实的考虑。在文家市力持退往湘南，去汝城实行割据，实际上是“上山”思想的体现。在他接到江西省委来信指示后，放弃去汝城而改赴井冈，只是毛泽东“上山”思想的升华。1970年10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当程问到秋收起义几个问题时，毛曾说过“我上井冈山是中途逼出来的”的话。（1986年6月《访问程世清同志记录》，存于井冈山会师馆）

老三街决策，确定割据井冈山的方针

9月29日晌午，工农革命军到达永新县境的三湾，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山村宿营。这儿离宁冈只有半天的路程了。

确定转兵井冈山的方略后，毛泽东觉得与余洒度、苏先俊的争论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现在只有坚定地向井冈山进发，实现自己大革命失败后渐而萌生的“上山”愿望。他认定当前的各项事情中，两件是头等重要的，这就是接通与袁文才的联系和军心的稳固。

几天以来，毛泽东从一道上山的朱亦岳、刘仁堪那里，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袁文才及其农民自卫军的情形。只是对于袁文才这个“山大王”是否同意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还没有把握。

毛泽东向房东——“协盛和”杂货铺掌柜借来纸笔，写信给“山大王”袁文才，并找来该村农民李长俚、李立叔侄俩，将信连夜送往宁冈茅坪。

而后，毛泽东集中精力投入对工农革命军的整编。

毛泽东不愧为工农红军的缔造者，他对于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已有许多考虑。两天来所采取的几项整饬措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一是缩师为团，任命陈浩为团长，多余的军官，包括余师长、苏团长等人，全部编入军官队；二是在各个连队设立党的支部，发展士兵党员，同时建立士兵委员会，明令不准打骂士兵，取消军官小灶，军官与士兵同吃伙食。这些新奇得闻所未闻的做法，使部队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沉闷的悲观气氛一扫而光。

两天过去了，尚不见袁文才派人来接头，毛泽东的心头不禁重新担忧起来。

毛泽东当然并不知道，他的信送到茅坪后，在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引起不小的争论。

连日以来，探子探得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正朝宁冈山开来，不知道是什么军队。袁文才放心不下，布置队伍从茅坪退到步云山。就在翌日凌晨，毛泽东的信送到了他的手上。袁文才看罢信文，目光落在“毛泽东”的署名上，如坠云雾之中，好一会儿才传下“各头领议事”的命令。

袁文才当众把信念了一遍，众人面面相觑。司书陈慕平却喜声而道：“毛泽东？那是我的老师呢。”众人不知究竟，只听他说：“去年秋上，我不是去武昌上农民运动讲习所吗，办这讲习所的就是毛泽东。他是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前不久的秋收暴动，就是他领导闹起来的。”

袁文才听罢对众人发问：“他说要来井冈山与我们共谋大计，大家说怎么办？”

众头领议论的结果，多数人主张将毛拒于山外，理由是怕被对方吞并。陈慕平却说：“我与龙超清替大哥走一趟三湾，探听虚实再说。”

袁文才觉得可行，便派人去梅树山寻找宁冈县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

10月2日响午，袁文才的代表来到钟家祠陈浩团长的团部。毛泽东与陈慕平、龙超清等三人兴致勃勃地交谈了半个多小时，他最想了解的情况已有眉目：这个威震湘赣边界的“山大王”袁文才，确系党内同志，他对工农革命军前去表示欢迎。

毛泽东心情愉快，陪同陈慕平等吃过午饭，送给每人一支崭新的马枪，要他们回去转告袁文才，说工农革命军明天就开入宁冈。

老三街（元代为升乡，现名古城，因分为上、中、下三段街道而得名老三街），是宁冈北陲的门户。这座千人左右的小镇，所以名载中国革命史，就是因为工农革命军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开到这里，第二天起至10月5日，前委在这个镇上的联奎书院召开营以上党员扩大会议，经过两天的争论，确立了“不去湘南，割据井冈”的方针。通过这次重要会议，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正式成为党的决议。

古城会议的史料依据，何长工回忆说：“毛主席有一个会议记录，长征途中丢失了。”现有的主要是何长工、谭震林、赖毅、陈伯钧、朱良等人的回忆，内容大同小异。他们当中，真正与会者只有何长工，何在被访问时谈到：“会议讨论和确定了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根据当时具备的条件，认为不去湘南，留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见《何长工同志的谈话记录》，存井冈山会师馆）

能对古城会议的主要内容起佐证作用的，尚有两个敌方资料。1934年海天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史料》第三集，铁心著《毛泽东落草井冈山》文中写道：“工农革命军到了宁冈的升乡，在那里来了井冈山的洞寨主袁文才的代表……我们的毛仁兄却召集所有的党员，同那些代表开了一次党的联席会议。毛仁兄说：‘袁文才同志是非常革命的，他经营此间已有多年的历史和经验，我们决定和袁同志在一起。’到这时候，毛泽东落草井冈山。”

另一则见于1931年8月10日江西《民国日报》副刊的《宁冈历来惨遭赤祸记》，文章为宁冈的一个大土豪所写。文内写到：“民国十六年十月间，毛泽东突自萍乡败来，始占县中心古城街……闻当时毛之主张，尚抢向广东发展，无奈一因湘军过于猛击，关难往返，二因袁匪文才欲借其为保障，百计勾留，三因毛之部下人马枪支不过百余，且弃械而逃者群群，至观井冈之险，固足于守……”

古城会议一结束，在龙超清的安排下，10月6日，毛泽东在古城与茅坪之间的大仓村，与袁文才见面。毛袁二人相见如故，热情交谈，极为投契。特别是毛泽东列数袁文才大革命时期的壮举，赞扬他对湘赣边界的工农运动“功莫大焉”，更令袁文才感动。毛泽东问了袁部的基本情况后，代表前委决定送给袁部100支步枪，同来的陈浩团长适时地提出了“安家茅坪”，袁文才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吩咐“管家”李筱甫当场赠以银洋1000元。

从此，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有了新的立足之地，诚如老同志熊寿棋所言：“三湾改编后，我们只有两营多人，没有袁文才答应在茅坪安置伤病员，没有袁文才联合王佐而不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容易进去的，就是进去了也难以站住脚。”（见《民族学院熊寿棋的谈话记录》） 对此，当年湖南省委派往井冈山的代表杜修经在1928年6月15日《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写到：“毛部当时困难甚多，光是伤病员方面，弄得正所谓‘救死扶伤不暇’，甚为危险。此时幸得泽东及一部分同志的努力，同时得袁文才的接济，使他们有短期的休养与整顿，方度此难关。”

1927年10月7日，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和方圆村的农民，在村口热烈欢迎，杀猪宰羊，以最尊贵的宾客礼遇迎接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

主管军中后勤的余贲民副师长，在袁文才农民自卫军及宁冈党组织的协助下，很快在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袁文才组织龙江书院的中学生，下到各地筹粮，将全县的公产、神产、族产的租谷收集起来，每天有8张砻床砻谷，保障工农革命军的粮食供应。

迎着十月的秋风，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毛泽东领导这支宝贵的工农武装和方圆诸县的民众，坚持战斗在这块湘赣边界的土地上。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4期 孙中山对资本主义取善果避恶果　作者：杨天石

在人类文明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它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使人类社会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到了近代化的黎明。自此，人类社会即以一天等于几十年的速度向前迈进。但是，正像章炳麟所指出的，“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资本主义在开出灿烂的近代文明之花的同时，也结出了令人憎厌的丑恶之果，例如，贫富两极分化、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因此，一切有远见的人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如何对待这善恶并进、美丑共存的资本主义文明。本世纪初年，当中国国门洞开，先进的知识分子走向世界，四方求索，殚精竭虑地为国家、民族设计未来的蓝图时，自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一部分人，例如梁启超，政治上取法、英、日，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模式。他强烈地要求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声称为了和外资竞争，中国的垄断资本家愈多愈好。为此，即使牺牲一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善果、恶果一概接受下来。

另一部分人，例如章炳麟、刘师培，他们受了日本社会党左派幸德秋水等人的影响，比较多地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恶果，反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章炳麟一度陷入退化论，认为愈文明之人愈恶，愈野蛮之人，其恶也就愈减。为减少恶，人类不如退到原始社会。但是，章炳麟又觉得，原始社会生番的道德品质也还不十分理想，“犹具淫杀性”，因此，人类不如学猴子，“吾辈拟猿可也”。他甚至设想了一个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五无境界，以为在那里就不会有恶与丑了。章炳麟的思想貌似荒诞，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对资本主义的绝望心理。基于和章炳麟同样的立场，刘师培提出：“抵抗资本阶级，固当今之急务。”他接受克鲁泡特金的影响，主张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以“完全平等”为原则，每个成员必须轮流为工、为农、为士，按年龄流转于不同种类的工作之间，以实现“均力”。刘师培所要建立的社会，实际上是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原则，以小生产为基础的空想乌托邦，依然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窠臼。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章炳麟、刘师培等宁可不要资本主义的善果，走倒退、复古的路。

孙中山和梁启超、章炳麟、刘师培等不同，他既要继承资本主义的善果，又要避免资本主义的恶果。1906年12月，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称：“社会党常言，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这也是矫枉过正的话。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中山的这段话，为前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则。对于资本主义，人们既不应该全盘否定，也不应该全盘肯定，而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创造出更高级、更灿烂的现代文明来。

孙中山在感情上并不喜欢资本主义，1912年左右曾经发表过许多激烈的批判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言论。例如，他在武昌演说时就痛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抑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他甚至预言，世界上有一天会没有资本家：“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在一段时间内，孙中山甚至被部分革命党人目为过激分子。为了防止资本家操纵国计民生，孙中山主张大力发达国家资本，由国家经营主要的工业部门。但是，孙中山认识到，中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禁止、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是错误的、有害的，因此，他在《实业计划》中明确提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这就充分保证了个人积极性的调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速度，避免了由国家控制一切、垄断一切所可能出现的僵死、板滞局面。同时孙中山又提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以限制，他说：“须研究对于将来之资本家加以如何之限制。”这种对私人资本主义既奖励又限制的政策，就形成了孙中山的“节制资本”思想。它是孙中山“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体现。

近代中国遭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迫打开国门，因此，中国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一种天然的抵抗、拒绝心理。但是，孙中山却以超乎寻常的气魄宣布：“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他仔细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认为日本能在几十年间，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实行开放主义。孙中山相信中国比日本大，人口比日本多，只要顺应潮流，改变闭关自守状态，在开放条件下建设，一定可以比日本富强十倍。他欢迎外资输入，认为中国财力不足，要建设庞大的现代工业，必须募集外资。他以铁路为例说：“鄙人拟于十年之内，修筑全国铁路20万里，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他多次以美国为例，说明美国未造铁路以前，其贫穷和中国相同，后来向外国借债筑路，才收到富强之效。在近代中国，外债和鸩毒常常是同义语，借外债办工业被认为是饮鸩止渴。孙中山力排众议，认为外债可借，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胆识。

对于借外债，中国人民有着痛苦的记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多次借外债，结果是对帝国主义的依附愈来愈深，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也愈来愈深。孙中山认为，那是由于清政府所订条约不善，丧失主权的结果。孙中山主张，既要大胆地引进外资，又要坚决地抵制各种形式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因此，他提出，外国资本家不能过问借款的用途，更不能借端要求监督中国的财政。1912年，他在上海对《大陆报》记者说：“外国不允借债中国则已，苟信任中国，而借之以债，则不应过问中国作何用途，假系中国将款投弃于海，亦系自由权。”同年12月，他在《铁路总公司条例草案》中更明确规定：“不论华洋股款，均应遵照中国现行法律办理。”孙中山相信，只要中国保有主权，则不论何国之债，都可以借，即使外人直接投资，也不应该禁止。他说：“何以名为开放政策，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办理工商等事。”他曾经设想过，以四十年后归还中国政府为条件，将铁路批给外国人修筑；又曾主张中外合资，共同经营实业。当然，孙中山认识到，凡事有利必有弊，引进外资不可能完全无弊，但他权衡轻重，认为利多弊少。他说：“用外资非完全无害也，两害相权，当取其轻。”他并特别提出，只要措施得当，还可以“避去其害”。

除了提倡引进外资，孙中山还提倡借助“外才”、“外技”、“外法”。他既主张派遣十万人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又主张聘请外国的专门家、发明家和有学问、有经验的经营管理人才。他说：“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孙中山特别指出，这种聘用是有条件的，“必以教授训练中国之佐役，俾能将来继承其乏，为受雇于中国之外人必尽义务之一。”这样，才能保证民族人才的培养，不至永远受制于外人。孙中山还曾设想过一项中德合作计划：中国以物资、人力，德国以机器、科学，共同开发中国富源，改良中国行政。孙中山完全懂得，现代化的生产需要现代化的管理，绝不能沿袭小生产的一套老方法。对此，孙中山表示：“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有时，他并将“方法”提到了和资金同样重要的程度。他说：“日本以外资外法，数十年一跃而为强国。”为了引进“外法”，孙中山提出，必须杜绝官场腐败现象和衙门作风，否则，中国决无法借西方物质文明的引进而获得改变。

以上孙中山关于引进和利用外资、外才、外技、外法的论述，同样是他“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思想的具体现。

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说：“吾之意见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1924年他又说：“拿外国已成的酱来造成将来的共产世界能够这样做去才是事半功倍。”孙中山的这一思想不仅表现出伟大的气魄，而且闪耀着辩证智慧的光辉历史必将证明它对中国以至世界的伟大作用。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4期 新中国天津首任市长黄敬　作者：范银怀

解放后，天津第一任市长黄敬在管理天津、发展经济的工作中，从一开始就实事求是，注意防“左”，纠正“左”的错误。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话告诫干部：“中国五种经济成分，缺了一种就是残废！”他说，这是写入《共同纲领》的，要信守不渝。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2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政策基础是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黄敬聆听了这次会议。

黄敬是接周恩来电，于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当天带领军管人员进津的。

黄敬原名俞启威，1912年出生于北京，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5年进北京大学学习，参与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担任北京市委书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到天津上任前是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委员兼企业部部长。黄敬主持天津工作后，妥善协调各个阶级关系，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实现了他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标。

黄敬出身名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经常与各阶层广交朋友，并善于思考，能及时发现问题。无论向中央领导汇报还是在干部群众面前讲话，他一般都不用秘书代劳写讲稿，而是针对实际问题，讲真情，说实话，因此，深受干部和工人称道。尽管他离开城市12年之久，却能很快对天津城市性质和面临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进城两个月后，他在全市干部会议上讲，天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城市，又是长期在解放区包围中突然被解放的，这两点是天津的主要特点。

天津市军管会主任黄克诚，副主任谭政、黄敬（兼市长），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的“约法八章”，确保城市治安，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

刚解放的天津，在经济上是畸形的。黄敬说，天津是帝国主义向中国推销产品、购买原料必经之地，金融、出入口贸易等重要经济机构都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纺织、化工等主要原料靠进口，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不能为民族经济服务。天津又受到半封建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的统制，高利贷及种种强制方式，使天津许多工商业者不能自由发展。解放前，经济萧条，许多工商业歇业，大多数人生活恶化。另一方面，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12年中，天津在日寇、国民党手中，它的周围广大农村是解放区，城乡分割开了，城乡之间的交换关系没有了。天津与海外市场也割断了，而广大农村市场又未开辟出来，原料进不来，产品销不出，这就增加了暂时的困难。在这种形势面前，天津的任务是什么呢？黄敬说，一是恢复发展生产；二是学会管理城市；三是支援战争。

发展国民经济首先要恢复生产。黄敬说，天津的工商业仅次于上海，工人30万，其中产业工人7万，他们是天津人民中最基本的力量。铁路、纺纱、机械、钢铁等重要工业是从官僚资产阶级手中接过来的，变成公营企业，属社会主义性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正当利益是保护的。毛主席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要允许他们参与城乡进出口贸易，使其原料有来源，成品有销路。这些政策方针在干部中都明确，但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出偏差。解放初期，公营企业由国家干部直接管理，而私营企业工人对资本家斗争的情绪非常高涨，资本家情绪下沉。

正当天津处在大转折的关头时，1949年4、5月间，刘少奇来天津调查了一个月。笔者在天津档案馆看到黄敬向刘少奇汇报的亲笔提纲和刘少奇插话记录。黄敬先讲天津城市性质和面临的“畸形”经济问题，然后互相切磋，探讨管理这样一个大城市的方针和办法。针对工业生产大部停工半停工的问题，他们首先恢复和建立起专业贸易公司，从农村收购棉花等工业原料，向农村推销工业产品，并着手恢复进出口贸易。但是，汇报和研究私营企业时，他们发现劳资关系很紧张，也很复杂。

当汇报到劳资纠纷，双方算账算不清，有的资本家的财产被工人冻结，有的资本家想卖原料工人不允许时，刘少奇说，根据这种情况，劳资双方不能斗得太激烈。劳资双方今天还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问题。工作组乱解决问题，等于农村土改“乱打乱杀”，同样地违反政策，而且乱得很快。我们要赶快纠正，不然全国资本家会告我们的状！要作个紧急处理。区委书记、党员、工作组都不允许直接处理劳资问题。为了加强职工运动领导，劳资问题都到工会处理，在上边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发布告，宣布处理劳资纠纷的几条办法，说明资本家不满意，可到军管会说明。赶快纠正！右一点好办，“左”一点就难办了。

刘少奇以亲历的历史经验，语重心长地告诉黄敬和在座的干部：大革命时期生产力很低，职员不满意，而我们想搞社会主义，就没收大小工厂，结果我们失败了。现在不警惕，也要失败的。

接着黄敬进一步汇报了对私营企业实行监督及工厂管理委员会问题。他说，现在资本家感到心中无数，因此在私营厂中对工人参与管理的性质及范围应有明确规定，如查账、原料管理等问题。

刘少奇听了黄敬的汇报，应邀于1949年4月24日向天津市干部作了一次讲话。他说：管好天津就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就是诚心诚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团结争取的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是犯错误，因为这跟二中全会路线不符合，跟党的总路线不符合。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写道，毛主席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

黄敬向干部传达时说，少奇同志特别重视解决对待自由资产阶级的问题，他们是团结对象，要从各方面有利于私人资本家发展。团结是主要的，否则就要犯路线错误。他希望大家重温一下《共产党人发刊词》，毛主席在文中说，共产党的路线正确与否，就是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自由资产阶级问题。

分析国情 纠正“左”的错误

1949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纪念大会上，黄敬作了一个生动深刻的报告。他说，重温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少奇同志在天津的调查指示，搞好各项工作，以此来纪念党的纪念日更为有意义。和往常一样，他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检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且主动承担责任，确实加以改进。

他说，我们接管城市，恢复秩序，复工、复课，在这些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有很大成绩，可是在处理资本家问题上、在处理罢工问题上，我们是有错误的，没有处理好，现在应该搞清楚。

回想进城时，在对待资本家的态度上想冷淡一下。多接近工人，降低资本家地位，抬高工人地位，工人地位提高了，再拉一下资本家。思想上有这个错觉，开座谈会是工人，到工厂访问是工人，见了资本家不理睬。在经济问题上，尽管明确提出，反对清算斗争，反对分工厂，反对农业社会主义，但在工人待遇上发生了问题，以致越来越严重，使资本家摸不着头脑，发生了顾虑，而在复工问题上，除政治的顾虑外，也确有困难，资金周转不起来，又没有给贷款，这和“左”倾思想有关系，所以有些资本家对复工问题有些勉强，复工以后也不积极。

复工问题解决以后，接着发生了增加工资问题，我们的领导关系是分散到各区的，以致各中小工厂，特别是各私营工厂中改善劳动待遇呈现出比较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有的工资增加得很多，甚至连续增加四五次，同时还出现平均主义倾向，使资本家对工资问题发生顾虑，变成无限制增加。与此连带发生的问题是雇佣问题，不准解雇工人，把资本家的解雇权也取消了。

在生产秩序上，职员不敢管工人，工人和资本家算账，尽量少算成本，多算利润，算来算去达到增工资的目的，这样资本家不能有秩序地管理工厂，劳动纪律也破坏了，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就会走到消灭资产阶级的道路，于是想办工厂的不办了，想投资的不投了。在公私、城乡关系上，也发生过若干问题，在税收上，营业税和所得税重复。

黄敬认为，产生以上错误的原因是对中国的国情缺乏深刻认识。他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告诉我们，当前中国经济现状是，90%是落后的农村经济，进步的工业经济只占10%，这是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一切都要从这一状况出发。因为目前中国还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不变成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实行社会主义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是属于大机器的工业。对农业来说，也要实行工业化。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绝不可能实行社会主义，只有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可能。今天的中国一切问题是发展工业，增加工业比重，所以今天必须允许城乡资本主义发展，只有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能使中国农业社会向社会主义发展，如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旧的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只能是新民主主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以工农为主体，团结小资产阶级及农民，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今天工人阶级最大的利益是中国工业化，加速工业发展，一是靠国营企业，二是靠私营企业。

今天的资产阶级，有两面性，有剥削工人的一面，也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政治上如此，经济上也如此。在担任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方面，是有进步的一面；但他是剥削阶级，有自私自利、满足个人的特性，所以他剥削工人，到一定时候要操纵国民经济，要投机，这就需要“节制”的一面。因此，我们对资本家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要允许其发展经济，又要加以若干的节制。毛主席讲，“今天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对资产阶级限制表现在四方面：一是劳动条件上，二是税收政策上，三是活动范围上，四是市场价格上。所以刘少奇同志讲：“他的剥削要承认，不承认就等于不承认资本家存在，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剥削是进步的东西，并要扩大剥削范围，防止过分剥削的具体口号是‘劳资两利’，适当保护劳资两方利益。”

由于黄敬和市委及时纠正了“左”的错误，资本家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有了保障，对共产党由疑虑转为信任，变成了知心朋友。私营企业家消除了顾虑，有钱的人都想投资办工业。宋卿写信给刘少奇，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刘少奇给他回了信，说如果再开一个新工厂，使原有1000多人增加到2000多人，岂不是解决了很多人的失业问题！黄敬在1949年11月20日所作的《天津工人运动》报告中说，现在发展趋势很显著，除了工商部门已恢复外，还新增加工商户1.4万户，其中商店增加1万户，工厂增加0.4万户。他满怀信心地说，从电力供应上可以看出来，现在天津每日供电量已经全部用完，申请用户达2万户，已向中财委申请，天津电力公司定购2.5万千瓦发电机组，投产后可以增加2万人就业。

“五种经济成分，缺一种就要残废”

调整工商业关系，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0年6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黄敬传达时强调说，城市工作首先是调整工商关系，特别是公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毛主席在几次会上都把这作为主要问题提出。他围绕着这个中心问题，联系实际，领会毛主席讲话精神，对天津工作作了深刻检讨，精辟地阐述了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和党的政策。

黄敬说，处理各种经济成分关系的原则是《共同纲领》第26条：即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路线。在此期间，在实际经济工作中许多地方未认真按此办，刁难人家。我们有些同志思想上要过早消灭私营企业，因此资本家和我们关系紧张。这时期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个问题，批判了很多错误，发出很多指示。毛主席对公私关系提出的原则是：“有所不同，一视同仁。”

黄敬说，公营经济是最进步的、占领导地位的经济，忽视此点就会发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就是“有所不同”，但在待遇上对待五种经济必须要一视同仁，平等待遇。如原料供给（贸易公司供给棉花）上，加工、收购价格问题上，内外出口贸易上，都应一视同仁。城乡贸易应允许并欢迎私商下乡，工人待遇一视同仁，不能公低私高；劳动问题上，也应一视同仁，不应有公营厂工作光荣，在私营厂工作不光荣，在公营厂可以组织生产竞赛，私营厂不能组织生产竞赛等错误观点，否则就达不到《共同纲领》第26条所说的“分工合作，各得其所”，而成为不分工，不合作，不各得其所，这样私营经济就存在不了。这就是实际上消灭私人资本主义，最后实际上就打击了私营经济中的工人，也就是打击了自己。这样不仅对资本家不利，而且对工人阶级更为不利。所以“一视同仁，有所不同”，对分寸要区分清楚，既不放松国营企业的领导性，进步性；也不违反一视同仁，二者必须很好地结合。今后我们向私营企业订货是很多的，中央规定，一律要集中订单，统一分配，统一贸易公司收购，组织产销、原料供给。这样不仅公私兼顾，而且统一订货，也逐渐消灭无政府状态。

“哪个商人下乡买麦子，我给他作三个揖！”

黄敬还指出，私营商业在新民主主义相当长时期内是必须存在的，不能消灭的，因为我们国家是“大国小生产”，地区很大，但生产单位很小，就是城市工业户数也相当多，规模很小，完全靠国营企业是不可能满足许多分散的小生产者的需要的，因此就必须要有私商存在。今天经济情况不可能消灭私营商业，消灭了对小生产对劳动人民不利。

国营商店负责主要物资的调度，掌握主要物资包括粮食、纱布、食油、煤油、煤、盐，并出口猪鬃、油料等，其它应允许并欢迎私商经营，欢迎私商下乡。如今年的麦子，国家收购只占五分之一左右，其余要私商采购。在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讲到这里，毛主席插了话：“哪个商人下乡买麦子，我给他作三个揖！”今天不受商人剥削怎么办？失业痛苦还是受剥削痛苦？有商人剥削把东西卖出去好呢？还是没有商人剥削，把东西压在屋子里糜烂了好？所以，空谈反对剥削是小资产阶级空想，结果反增加了农民的痛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适当的剥削，今天不能反对。反对商人下乡不如说是反对农民。故“左”倾思想是冒险思想，对于新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好处，看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实际上是丧失立场。我们党是行动的党，是否合乎阶级利益不是由思想而是由行动的结果，而政策是从阶级立场出发的。盛锡福劳资纠纷如不处理，天津商业像盛锡福这样很快就会关门，店员就要失业，因此这是违反立场的。我们不是替资本家抱不平，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纠正错误。所以，公私关系不好，基本上是阶级觉悟不高、立场不稳的表现。要一切从无产阶级最大利益出发，才叫站稳立场。

依照《共同纲领》制定《劳资关系处理办法》

黄敬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帮助广大干部端正了思想，明确了政策方针，增加了行动自觉性。经过劳资双方充分酝酿、协商，1949年9月，天津市军管会颁发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草案）。黄敬组织军管会工作人员起草，并分别向劳资双方征求意见。市政府也召集了资方代表座谈，反复研究讨论，修改补充，后又征求北京的各方面民主人士的意见。条文规定了资方在生产和工作需要下，有解雇工人的权利，但需提前10天通知劳方，并酌给劳方遣散费。工资需作增减之调整时，劳资双方协商调整。工人违反厂规，资方有权按照厂规办理。这些规定对于纠正“左”的错误、稳定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不但对资方有利，对工人阶级也有利。工人们懂得，资方企业被吃光分光，工人都要尝到失业的痛苦，因此，自觉地处理好劳资关系。

这个《办法》是在刘少奇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制定的，是建国以后最早一部处理劳资关系的条例，它体现了《共同纲领》的经济政策和毛主席指示，黄敬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阐述。他说，在劳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们天津市曾犯过错误，市委自身也犯过错误。开始进城时，发生过“左”的错误，经少奇同志来后，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从那时起，在劳资问题上的处理基本是正确的。经过劳资关系处理办法的颁布，集体合同的订立，劳资协商会议与管理民主化的推行等，在改善劳资关系上有了很大成绩，同时工人觉悟也提高了，许多问题的观点逐渐明确起来了，懂得了“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原则。

黄敬指出，除了劳资关系外，在私企中还有很多地方必须改造，应说服这些资本家，把主要精力用在经济管理上。工商业资金特别是工业资金是急需解决的问题。总之，我们要创造各种条件吸引剩余资金用于工业。应该提高资本家的经营积极性，鼓励他们投资工业。

黄敬说：在改善公私、劳资关系上，必须要贯彻《共同纲领》第26条。毛主席说“必须统筹兼顾”，五种经济缺一不可，缺一是残废，残废就不能走快，故必须统筹兼顾。实行每一措施都需把五种经济通盘考虑一下。所以，在三中全会上，毛主席批评说：“党内现在有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一种错误思想，不符合目前国家情况。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具备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但目前国家还未具备此条件。按照中国的现实情况，无论工业、农业、商业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所以，除了国家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以外，还必须允许私人资本主义存在与发展，至于国家资本主义则是联接国家和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我国基本是这三种经济（国家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

黄敬指出，我们的经济政策容易发生偏差，就是因为不了解今天我们国家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因此对五种经济要“一视同仁，有所不同”，对资本主义经济一方面要限制，一方面又要让其发展。我们的责任就是全面掌握，不犯片面性的错误。

温故知新 启迪至深

中国工商界大多数是爱国的，是拥护共产党的。黄敬担任天津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积极吸收他们的代表人物参政议政，有的被推举到中央任职。

1952年8月16日，黄敬主持了第二届天津市政府同各界协商委员会议。他在会上介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吴德副市长后说明：“中央调本人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但兼天津市长，实际工作由两位副市长多负责任，经商议后，决定市长不在时，由吴德同志代理。”黄敬调到中央后，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并被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

黄敬1958年卒于广州。薄一波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悼词中，称他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学习的榜样”。这位较快地学会城市管理的优秀干部，过早离开中国政治舞台，令人惋惜。他在天津市长岗位上正确认识和处理五种经济成分关系的经验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温故知新，启迪至深。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起刘少奇1949年4、5月间在天津的调查活动，称赞他们较早注意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经验中列宁关于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该书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几年以后，列宁从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必须经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一政策的转变，其实质在于要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

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并存一个时期。”看来，少奇同志有些想法，是从列宁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

黄敬当时是和刘少奇共同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探索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实行社会主义的途径并付诸实施的高级领导干部。诚如薄一波所说，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但是，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比较好，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4期 我随习仲勋同志下乡记　作者：万绍芬

1985年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江西老区井冈山、宁冈、遂川、赣州、兴国、瑞金等地视察了9天，耳闻目睹了仲勋同志对老区人民的热爱之情，切身感受到他为加快老区建设、改善老区人民生活那种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爽朗真诚的性格。

那年6月，我刚当选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当时，在中央领导下，全省上下正在热气腾腾地贯彻中共江西省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为大力促进江西省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尽快改变江西老区的面貌，展开顽强拼搏。8月下旬，省委在全省老区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对老区实行“减轻、放宽、搞活”的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加强横向经济联系，加快老区建设步伐，全面振兴江西经济。接着，全省组织了12000多名干部深入老区基层，展开了解放以后第二次大范围、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在这样的时刻，习仲勋同志来江西老区视察，使我们倍感亲切和振奋。

11月14日，习仲勋同志到达南昌，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看望了杨尚奎、白栋材等老省委书记，然后仔细听取了省委、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对不久前召开的全省老区工作会议情况，以及会议前我去兴国、瑞金、石城、广昌等地调查研究的报告，很感兴趣，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他那神情，似乎已经置身在老区了。

果然，一听完汇报，他便急迫地说：“走，明天一早就出发！”

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

11月15日早上8时，我们乘车向井冈山进发。

尽管已经入冬，江西大地上还是一片绿色，阳光照得车里暖洋洋的。

习仲勋同志是第一次来江西。他神情贯注地眺望着前面道路两旁的山山水水，脸上露出深思的神情。沉默了一阵，他说：“绍芬同志，我看，你们在省第八次党代会上确定的老区建设的方针、目标和措施都很好，江西搞好老区建设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江西是毛泽东同志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最后夺取全国胜利，是从江西开始的。江西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你们不是有个统计吗，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省……”

“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苏区，人口占全省的二分之一。”我说，“那时候，党先在江西建立了中央苏区，后又建立了六个省苏区，110个县苏维埃政权。全省有名有姓的烈士就有25万多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不知姓名的烈士就更多了。那时，江西的人口几乎剧减了一半。”

“是啊，特殊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江西老区的经济搞得好不好，群众生活状况如何，对国内国际都有重大影响。你在汇报的时候，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习仲勋同志回过头来望着我：“你说，‘解放30多年了，在埋着烈士忠骨的土地上还存在目前这种贫困状态。对此，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当感到不安！’”

“这是我们省委一班人的共同认识。”我说，“解放后，江西老区人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至今还有364个贫困乡，520多万贫困人口，其中有50多万特困户。想到这点，大家心里都很不安！”

“对，应该感到不安。”习仲勋同志轻轻地说，声音里充满了感情。“要加快老区建设的步伐，不抓紧改变老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呀！”

我们的车子急速地向井冈山奔驰。从南昌到井冈山的公路上，有好几处路段正在翻修。这些地方，道路变得狭窄泥泞，凹凸不平，车辆行驶不畅，常常发生堵塞现象。

车子的行速减慢了。在我们前面开道的警车不时地鸣响警笛，常常从车上伸出两面红旗左右挥动，指挥过往车辆注意让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来往车辆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们这个车队。

习仲勋同志望着这种情景，脸上的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能这样呢？”他转过脸来对我说，“他们拉着警笛，两面红旗左右开弓，这样会吓着群众，也可能会把过往的车辆挤到沟里去的。不要因为保证我们赶路，影响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仲勋同志作解释。他听着，眉头逐渐皱了起来。

“你们往日下乡，也这样鸣锣开道吗？”

我笑着说：“我的车是上海牌的，神气不起来。”

仲勋同志笑了。

“那好，请你告诉前面警车上的同志，他们后面车上坐的不是老爷，不要动辄八面威风。我们是来给老区百姓办事的，不能给群众添麻烦！”

“现在停车，反而会造成堵车。”我望望前方情况说，“走过这段路，前面就是新干县城。一到那里，我就跟他们说。”

他没有作声，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焦虑和不快，这使我更感到局促不安。但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哥大”、BP机，只好叮嘱我们车上的司机不要过于占道，影响其他车辆行驶。

过了好一阵子，我们的车子总算在新干县城停下了。我还没有来得及下车，习仲勋同志便下车快步直向警车走去，我赶紧跟上前去。

“同志，你们不要再像刚才那样，又鸣笛又挥旗。”他生气地说，“你们这样一弄，来往行人和过往车辆都要赶紧躲避，万一他们的车翻到沟里去怎么办？你们保证我的安全，我很感谢，但也要考虑群众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们不是老爷呀！”

我上前对警车上的同志说：“请同志们在往后的路程上，尽量不要鸣警笛，也不要挥旗，请注意影响。”

警车上的同志接受了意见。

车子又向前开了，果然再没有出现“鸣锣开道”的情景。

“这就对了。”习仲勋同志脸上露出了宽慰的笑容。

任何时候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中午，在吉安略事休息，傍晚时分，我们的车子开上了井冈山。晴朗的冬日，天特别的蓝，夕阳把苍翠的山岭罩上了一层金色。车子在郁茂的树丛间盘旋而上，也有一种“跃上葱茏四百旋”的气势。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长期战斗在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习仲勋同志，此刻置身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冈山，显得特别兴奋。和在南昌一样，他不顾旅途的辛劳，第二天一早便开始瞻仰革命遗址，看望老红军和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后代，召开座谈会调查研究。在井冈山革命历史博物馆、红军烈士墓、黄洋界哨口、茅坪八角楼、砻市朱毛会师地、三湾改编旧址，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天，我们陪同他瞻仰大井毛泽东同志旧居。在旧居后面的两棵树下，他久久伫立，不舍得离去。

那两棵树，一棵是海罗杉，一棵是柞树。当年，毛泽东和朱德经常在树下，观看红军官兵操练。1929年1月底，两棵树和毛泽东同志旧居一起被敌人烧毁。可是，红军打回来以后不久，经过几场春雨，这两棵树奇迹般地萌芽复活了，而且长得枝繁叶茂，四季长青。因此，井冈山上的老百姓称它们为“常青树”。

习仲勋同志久久注视着这两棵常青树。他摸摸坚实的树干，望望那青翠的枝叶，无限感慨地说：“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

“井冈山上的群众，对这两棵树有着特别的感情。‘文革’中，这两棵树再次被毁，可是“文革”后又复活了。”我说。

“中国革命能够胜利，靠的就是群众。”习仲勋同志说，“是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了革命的常青树”。

在井冈山上，习仲勋同志这种对革命先烈和革命群众的强烈感情，一直感染着我。

一天，他会见了王佐和袁文才烈士的后代。

“绍芬同志，我们一定要常常把烈士家属的疾苦放在心上。”他嘱咐我说，“把老红军、老赤卫队员和烈士家属的生活安排好，让人民放心，让党中央放心，让烈士在天之灵得到安慰。”

沉默了一会儿，他又说：“王佐和袁文才两位同志，虽然不是牺牲在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但他们对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很大功劳的。对待他们的亲属，也要像对待所有的革命烈士亲属一样！”

在走访井冈山老赤卫队队员的时候，我向仲勋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吉安地委领导人到井冈山了解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一位老赤卫队员的家门前，却见房门紧锁。有人告诉他们，老人听说上边领导要来，一早就躲出去了。因为老人家里很穷，怕上边领导看了心里难过，老人觉得还没有靠自己双手摆脱贫困，对不起领导。

“听了这件事，我心里真是难以平静。”我对仲勋同志说，“解放30多年来，井冈山上有些老百姓还没有过上好日子，哪里是他们对不起领导，是我们对不起他们呀！后来，我在许多场合都说，不能忘记他们呀，忘记他们就是失职！”

仲勋同志听了说：“对，任何时候都不能忘了他们。多好的老区人民啊！”

“你们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从井冈山上下来，在通往兴国县的路上，小车沿着曲折的山道，从一个个小村庄旁边驶过，他注视着这些村舍。看到一些新盖的砖瓦房，门前儿童嬉笑奔逐，屋檐下挂着大红的辣椒串，一片祥和宁静的景象，他的脸上便浮起了笑容；看到有的小村子房舍破旧，屋场脏乱，他便问这是什么地方，生产状况如何？

车行几个小时，我们来到了兴国县城。我向习仲勋同志介绍说，当年作为苏区中心的兴国县，23万人口当中，有8万人参军参战，23000多人英勇牺牲，相当于长征路上每一里路就洒下一名烈士的鲜血。这里出了50多名将军。这些年，兴国县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虽然有了提高，粮食基本能够自给了，但是还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1981年到1983年三年的调查统计，每年人均纯收入在120元以下。这里水土流失特别严重，《人民日报》曾报道说，兴国已经出现了黄土高原现象，如不抓紧治理，兴国就要“亡国”，它的邻县宁都就要“迁都”。这些年，在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下，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治山育林，治理水土流失，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难度很大。

习仲勋同志说：“你们如实汇报情况，很好。在出发前，我已经讲过，这次下来，希望能够真实地了解老区的现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不回避矛盾，不掩盖矛盾，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喜报喜，有忧报忧。只有这样，才能弄清老区贫困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情况明，决心大，办法也就多，步子才会快。”

我请习仲勋同志放心，我们一定会按照他的要求，让他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这一点，出发前我已经叮嘱过各地一定不能只报喜，不能只安排看先进的和好的，必须要将中等的和差的都请习仲勋同志视察，决不能弄虚作假。不料，尽管这样，也还未能完全达到他的严格要求。

这一天，我们一行来到一户村民家里。户主是村里的兼职会计，是个党员，听说党中央领导同志来了，十分兴奋，把砖瓦屋的厅堂打扫得干干净净，并按当地接待贵客的习俗，在堂屋桌子上放了四个碟子，装着土产：一碟薯片，一碟腌生姜，一碟金桔，一碟花生。

我陪着习仲勋同志走进了这户农民家里，一看就明白了，这大概是当地要给我们看的“好中差”里的“好”的典型。

仲勋同志一看这景象，便转身走了出来。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别的农户家里，习仲勋同志态度亲切，问长问短，问寒问暖，有时掀开锅盖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只是到这一户人家，怎么转身就走了呢？

“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边走边对我们说，“我看这户早有准备，就不必看了。我早说过，你们事先安排好了让我看的，我不看！”

事后我了解到，这位会计一家，在村里确实情况比较好，当地干部也确实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现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这样的事后来再也没有出现。

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瑞金，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素有“南京北京，不如瑞金”之说。

在丽日蓝天、白云绿树的掩映之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简朴的大门，显得异常庄严肃穆。

仲勋同志一来到瑞金，便到这里。他望着大门顶上的大红五角星，以及两侧那斧头镰刀，久久肃立。接着，走进代表大会会址，参观当年了中央各部每部一间的简陋办公室。

随后，又来到沙坪坝。

沙坪坝有一口很闻名的红井。当年，毛主席在沙坪坝领导革命工作，发现这里的老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常常到许多里以外去挑。他便和当地群众一道，打了一口井，使乡亲们喝上清澄的甜水。解放后，沙坪坝人民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表达对共产党和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饮水不忘掘井人”。

习仲勋同志来到井边，先认真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然后仔细看了水井。

他感慨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老区人民对我们党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铭记不忘。这说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体现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为老区人民服务，就是要讲实话，办实事，为民造福。”

来到叶坪乡，他向着站在他身边的叶坪乡党委书记问道：“你们为叶坪的老百姓办了几件实事呀？”

“我们已经办了四件。”年轻的书记回答说。

“哪四件？”

“第一件，带领群众打了18口水井，全乡百姓都喝上了干净的井水；第二件，领着乡亲们修路，现在村村通了路；第三件，修建了一个集贸市场，现在交易活跃；第四件，利用这里盛产的黄豆、山药和广西有关单位的技术设备，联办了一个儿童食品加工厂，产品畅销各地。”

这位办实事的乡党委书记虽然显得有点腼腆，却回答得干脆利落。仲勋同志听了，满脸笑容，十分高兴。

“干得好呀！”他说，“由于时间关系，你们办的四件事我不能件件都看，现在你带我去看你们办的第一件事。”

乡党委书记马上在前头引路，把习仲勋同志和大家领到附近的一口新打的水井前。这里，村里的百姓们听说中央领导同志来看望大家了，纷纷赶来，围到井边，争着和习仲勋同志握手，七嘴八舌谈着修建水井的经过和他们的喜悦之情，夸奖乡里干部为大家办实事的好作风。

对这次即兴式的实地视察和汇报，习仲勋同志十分高兴。

不过，在视察中，也遇到过使他感到不快的事情。

情况是这样的：瑞金县县委书记刚上任不久，正在赣州住院，听说习仲勋同志来瑞金视察，便抱病从赣州赶回县来，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他对县里的工作了解得不大具体，再加上开头说了一些对习仲勋表示恭维的话，使得仲勋同志不愿听下去。

“你这哪里是汇报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给我歌功颂德！你的汇报没有实际内容，尽说空话，希望你在今后的工作中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说实话，办实事！”

县委书记脸红了，低下了头。习仲勋同志看看他，放缓了口气：“据我所知，你们县实际上已经做了不少有益群众的实事，为什么不好好总结一下经验呢？要制订出治穷致富的规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讨论。种什么，养什么，搞什么项目，都要让群众发表意见。”他环顾与会的同志说，“如何治穷致富，尽快改变老区的面貌，这方面，你们省委已经提出了许多好的措施，你们好好讨论了吗？”

与会的同志顿时活跃起来，纷纷谈开了他们贯彻老区工作会议的具体办法。刚才感到发窘的县委书记此时也加入了讨论，谈得也具体生动多了，汇报会成了一个活泼的讨论会。

会后，习仲勋同志对我说：“绍芬同志，我是不是越俎代庖了？”

我说：“您今天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对我们非常有教益。”接着，又将县委书记有病住院，刚从赣州赶回来的情况，向他作了说明。

“嗯，是这样！”习仲勋同志说，“我不知道他身体不好，刚才可能批评重了一点，不至于加重他的病吧？请你代为安慰几句，希望他早日把病治好！”

我把这些话转告了那位县委书记，正要赶回医院去的县委书记甚为感动。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在江西老区视察期间，习仲勋去的最多的地方是贫困农民家里。他走村串户，看到房屋简陋、景况不佳的住户，就径直走进他们家里，问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

这天，我们来到了曾经是中央苏区中心县之一的遂川县。这是一个贫困的山区县，尚未脱贫的贫困户和特困户还相当多，复员军人曾宪绂一家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特困户之一。他身患残疾，妻子双目失明，孩子小，家中缺乏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那一天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他家时，正刮着风，寒风从门窗吹进破旧的小屋，冷气逼人。屋子里空徒四壁，光线昏暗。孩子们衣服破旧。仲勋同志望望已经歪斜的屋梁，残缺不全的墙壁，揭开饭桶盖看看吃的是什么，摸摸床上破旧的被子。

“老乡，”他握住曾宪绂的手说，“你们家的困难我们都看到了。”

“真对不起呀，首长，我坐着和你说话不礼貌，”曾宪绂未能及时站起来，激动得声音发颤。

“首长，您能来看我，我就十分感动了。”这位退伍军人说话依然还有点军人的口吻，他挺起身来恳切地说：“虽然我现在有些困难，但日子还过得去，请首长放心。政府已经批给了救济，我应当体谅国家的困难，搞好生产，自食其力，让生活好起来。”

习仲勋同志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看看，他们当年不怕牺牲，支援革命；现在有困难，还这样体谅政府。我们应该时刻不忘自己应负的责任，尽快把老区建设好！”

他当即指示我们，要专门研究一下如何帮助曾宪绂这样一类特困户发展生产，尽快脱贫。眼下，要立即帮助曾宪绂家把房屋修一修。

在村口，我们又遇到一位包着旧布头巾、衣衫褴褛的老人正低着头，蜷缩着身子默默地坐在墙脚下，来了这么多人，他竟然毫无反应。

“老人家，您的身体还好吗？”习仲勋同志关切地走到老人跟前问。

“好什么，只怕过不了这个冬天啦！”这位赤着脚的老人头也不抬地回答说。

“老人家，这是中央领导来看望老区人民啦！”我快步走到老人跟前说。

老人抬起头，那皱纹密布的脸望着我们。他那昏花的眼里，好似有一丝希望的光芒闪过。

告别老人，习仲勋同志和我们来到县委，立即坐下来研究帮助特困户脱贫的措施和办法。

习仲勋同志根据他一路视察所了解的情况，一再嘱咐我们，要总结经验，找到老区贫困的原因，研究脱贫的办法；要着重检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实际工作中有些什么问题；一定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根据习仲勋同志的指示，我们和县、乡、村三级干部一起，认真研究如何根据当地特点，扬长避短，采取具体措施帮助特困户尽快摆脱贫困。县乡干部要根据省里的安排，在财力和技术方面给予特困户特殊的支持和照顾。大家集思广益，把遂川县的板鸭、金橘作为启动性项目，实现从孵鸭、养鸭、制作板鸭到生产羽绒服装一条龙，从金橘的种植、保鲜到蜜饯加工一条龙，建立板鸭技术协会、金橘协会等专业协会，指导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

两年后，当我再次来到遂川，又来到习仲勋同志曾经视察过的这个村子时，我看到曾宪绂家的房屋已整修过了，床上添了新被，孩子们身上也穿得干净整齐，一家人喜气洋洋，争着告诉我，这里的干部按照习仲勋同志的叮嘱，帮他们走上脱贫之路。

“上次我们来村里见到的那位老大爷呢？”我问。

“我在这里哪！”在门外，一位老人扬起手来高声说，只见他头上裹的旧头巾没有了，身上穿得与两年前不一样了，脚上也穿着新鞋。“上回来的那位中央首长呢，他身体好吗？请你转告他，我现在日子好些了，还想多活好多年呢，谢谢他啦！也谢书记了！”他精神抖擞，声音里洋溢着喜悦。

后来，我去北京开会，向习仲勋同志汇报了全省老区建设所取得的明显成效，并转达了老区干部和村民们的问候，还特别提到再次见到曾宪绂和那位老人的情景。习仲勋同志还清楚地记得他们，为他们脱贫感到高兴。

“遂川县的情况怎么样？”仲勋同志念念不忘这个山区的贫困县。

“经过几年努力，全县面貌也不一样了。现在是百万板鸭下南洋，金橘蜜饯出国门，许多农户已经脱贫了。”我又简要地向仲勋同志汇报了井冈山、兴国、瑞金、宁冈等地因地制宜，群策群力，一靠政策，二靠科学技术，大搞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改善生活等情况。

仲勋同志连连说：“对了，对了！”

近几年，仲勋同志在南方休养，我借出差之便去看望他，他还一再提起那次愉快的江西老区之行。谈到老区人民当年的革命斗争和如今建设老区的动人事迹，他往往把工作人员和亲属叫到身边来，对他们说：“你们也来听听！你们也来听听！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多好的老区人民啊！”他还说：“你们要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多了解老区人民的奋斗精神，多了解现在新形势，新变化。原来全国有二亿多人口在贫困线以下，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老区人民艰苦奋斗，这些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伟大工程啊！我们要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为改革开放、为祖国的富强作出新贡献！”

（万绍芬：女，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中共江西省原省委书记，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程度）

2001年第4期 李大钊陈独秀“不打不相识”　作者：王俊彦

李大钊是1913年冬怀着爱国壮志来到日本的，1914年2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这里，他组织中国学生成立了“神州学会”从事反袁活动。

陈独秀与李大钊都是章士钊的挚友，在日本期间，均帮助过章士钊在江户编辑《甲寅》杂志，他俩不断出入编辑部，却互不相识。比李大钊大十岁的陈独秀，此时正在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攻读法语。这年他第四次来日本，生活极为贫困，“穷得只有件汗衫了。其中无数虱子……”他对留日学生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态度消极，刚进入《甲寅》编辑部就写出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却担心：“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里他首次用“独秀”的名字署名，从此才开始使用陈独秀的名字。

这篇文章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很快引起强烈反响，大都觉得独秀的言论太悲观了，他竟然认为中国还不如亡国好，甚至变成像印度、朝鲜那样的国家更好，这在中国留日学生中产生了不良影响。

李大钊认为应该帮助陈仲甫摆脱悲观情绪，使他重新以昂扬的斗志投入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

李大钊早就知道陈仲甫早年主办过《安徽俗话报》等进步报刊，参加过鼓吹革命的励志学社和以反抗清政府及外国侵略为目标的岳王会等革命团体；武昌起义后参与安徽籍同盟会，安徽独立后担任都督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中，他协助原励志社及岳王会人员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被捕，幸免于难。

李大钊不明白，陈独秀这样杰出的革命人物，公认的“乱党”组织者和宣传家，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怎么会写出那样悲观厌世的文章呢？他特地从东京来到江户请教行严先生。

章士钊愁眉苦脸道：“不少读者质问我们为什么发表这样悲观的文章？甚至有人骂独秀道：‘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放为是论’，你看，仲甫成了狂徒了！”

章士钊感到事情真有点儿难办，叹口气说：“仲甫个性刚烈，所谓好汉不吃回头草也。”

章士钊无可奈何地随即提出建议，“守常，我看你有不同意见，不妨也写出来，从容讨论。”

李大钊欣然赞成：“好，我听你的！”

李大钊回到住处，下功夫写《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还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希望章士钊能够代他约见独秀面谈。便连稿和信一同寄给章士钊。

章士钊看到《厌世心与自觉心》，立刻被立论的新颖、逻辑的严密所折服，感到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一针见血：“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这正和许多读者来信的意见不谋而合。

但是，章士钊看到李大钊请求与陈独秀面谈的来信，就犹豫了。

章士钊认为陈独秀性情孤傲，搞不好会惹起革命党人之间的激烈论战，给保皇派以攻击的口实。

这天，陈独秀来到编辑部，章士钊把《厌世心与自觉心》递给他说：“狂徒，你那篇《爱国心与自觉心》引出来的风波还没有了结呢！”

陈独秀接过来极感兴趣地看了一眼署名，问道：“李大钊是什么人？不认识啊！”

章士钊热情地对陈独秀讲起，李大钊为了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写下《国情》一文，尖锐地揭露了袁世凯与美国、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企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可谓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向炎黄子孙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发表在袁世凯称帝一年之前，充分表现出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体现出他敢于向反动派坚决斗争的革命精神。

经章士钊一番提醒，陈独秀这才想起他们俩为此还进行过一场争论呢。

当时，章士钊就极其推崇李大钊的《国情》写得好。此刻，章士钊没有料到，一向以思想激进著称的陈独秀却唉声叹气说：“行严，何必如此激愤？请问，中国当今的大总统和清朝的皇帝有什么区别？”

章士钊觉得陈独秀这个问题提得极其尖锐，的确袁世凯与慈禧太后在卖国这一点上是犹有过之，他被问得张口结舌，吭哧半天才说：“既然如此，我们冒死反对帝制、拥护共和制有何益处？”

陈独秀善辩，滔滔不绝地回答：“打倒独裁，给人民争得民主、自由！但是，我们没有料到，打倒了皇帝，又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

章士钊赞成陈独秀提出的论据，但是却不同意他得出的悲观结论，认为正好由李大钊的文章打掉陈独秀的悲观情绪，这才有利于革命志士的爱国运动。便诚恳地劝说道：“仲甫，守常这篇文章情文并茂，写得很好，你还是好好看看吧！”

陈独秀没好气地将手一摆拒绝道：“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我还是那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好！”说罢，拂袖而去。

过了些天，陈独秀还是仔细阅读了《厌世心与自觉心》，李大钊对陈独秀表现出的“风涌回环，伤心无已”的悲观情绪表示理解，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做出一番解释：

“有国若此，深思挚爱之士，苟一自反，要无不情智俱穷，不为屈子之怀沙自沉，则为老子之骑牛而逝，所由起也。”

读到此处，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确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既承认自己的伤感起因于对国家任人宰割的反思，又肯定这种反思是出于对国家的“深思挚爱”的表现，也指出这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厌世之怀”，应该予以抛弃，陈独秀觉得李大钊的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陈独秀还看到李大钊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既不伤害自己，又能引起读者注意的角度行文，认为无论反对还是赞成的文章，都没有理解陈独秀的文章原意，因此友好地写道：“愚则自忘其无似，僭欲申独秀君言外旨，稍进一解。”

对于陈独秀提出的恶政问题，李大钊认为把恶政看得比失国还残酷，是“悲观过激蔽于感情之辞”，李大钊没有讲空洞的说教，而是有声有色地讲述了一个西方文人游历法国首都巴黎的故事：

“一个西方文人在巴黎街巷游览的时候，看到穷人生活痛苦，居处污臭不堪；又看见有孤独愁死异乡，抛尸荒野，于是感叹人世悲苦，不如草木无知，鸟兽自得，后来他又看见屋梁上的母燕当雏燕能够自己飞翔的时候，便不再照顾，以致雏燕中的弱小者不能适应恶劣的自然条件哀鸣僵死，于是猛然觉悟到，人间母子之爱胜过鸟兽不知有多少倍。”李大钊接着写道：“那位文人冷静下来仔细一想，认为刚才的想法过于幼稚，若有所思地写道：一时激于厌世之思，则以蛮陌人为幸运，认为人不如鸟自由自在，但是一旦平静下来，慎重思考，马上就会明白那种想法是似是而非的。道理不难懂得：人有一种特性，即在善恶杂陈之间。因为善的量如此之大，以致于使人司空见惯而不加察觉，一旦感到一点恶，便以为一团漆黑，这是由于恶是与人们司空见惯的善不同的缘故。”

李大钊认为，那些一时激于政治之恶潮，厌倦之极的现象，是因为其恶为人们所不能容忍，一旦真的亡国做了他人阶下之囚，才会真正感到亡国之民的悲痛，因此，他希望人们在厌倦之后，应当继之以觉悟，“纯正之自觉”的奇迹便会在这时候萌生。

陈独秀连连点头，他觉得李大钊在讲述生动活泼的故事后，引发的推论很有说服力，又看到李大钊针对自己提到的国家“情势”问题指出，境遇固然制约着人的行为，但是“人为”也可以改造环境，因此，李大钊大力倡导“创造进化论”，鼓励人们以乐观主义精神尽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乐利之境，陈于吾前，苟有为者，当能立致，惟奋其精诚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

李大钊大力倡导在国势衰落、世风日下之际，正像屈原、朱舜水等“孤臣烈士”的爱国奋斗精神鼓舞有志之士，做转移世风的动力；李大钊热情赞颂中国历史上在逆境中对国家有所作为的人士：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原被谗，而作《离骚》、《楚辞》；司马迁遭受宫刑，遂成《史记》……这使陈独秀深受鼓舞。

李大钊从群众的爱国运动中，吸取了信心和力量，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批判个别青年的自杀行为，大呼此举绝不可取，此风绝不可长！他大声疾呼，人们如果纷纷走上自杀之路，那国家就真的没有救了！如果是以仁人志士相率自杀而亡国，那国家之亡，就不是人来亡我，而是我自亡之；亡国之罪，就不在别人，而在我们自己了！

陈独秀看完李大钊的《厌世心与自觉心》，精神为之一振，他拍案而起，挥笔给章士钊写出一份便笺：“来信、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

这天，李大钊早早来到章士钊家，时过一刻，又走进一个手提大提包、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

李大钊定睛观看，只见此人小个子，宽宽的脑门，头发稀疏，眼睛虽然不大，透过博士眼镜却射出一种智慧的光芒，脸上显出坚毅的神情。

陈独秀大大咧咧地走了进来，热情地走到李大钊面前，紧紧地握住李大钊的双手，风度翩翩道：“不用介绍了，您就是李大钊先生！哈哈……”

陈独秀突然激动地向李大钊深鞠一躬说：“我感谢您那篇文章，使我丢弃了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了坦途！今天，我是特为拜师求教而来的！”

这时的李大钊衷心地为找到这样志同道合的战友而兴高采烈，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我坚信您是一位爱国者！只恨相见太晚……”

陈独秀以坚毅的神情回答：“不，我应当做一个敢于向真理投降的勇士。”

章士钊夫人吴弱男情不自禁地对陈独秀啧啧称赞道：“仲甫真是一个大丈夫，能伸能屈，不耻下问，算得一个英雄豪杰！”

陈独秀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以特有的方式转换话题道：“大钊先生，我们还是校友啊！”

李大钊一愣，惊喜地问道：“独秀先生也进过早稻田大学？”

陈独秀笑语解谜说：“我光绪二十七年第一次赴日留学，进的是东京专门学校，它是早稻田大学的前身。”

李大钊拍手叫好：“好啊，你就是我的学兄了，真是可喜可贺！”

中午，摆上了一桌酒宴，四个人你一杯我一杯喝了起来，陈独秀、李大钊谈到两人都是秋花含笑的金秋10月出生的，陈独秀不由叹口气说：“唉，我的命苦啊，两岁就死了父亲……”

李大钊眼含泪花说：“我不仅两岁时就失去19岁的父亲，我的母亲因伤感过度，不久也去世，我三岁就靠70多岁的祖父抚养成人。”

陈独秀同情地流下眼泪说：“我说我苦，没有想到你比我还苦啊！”

为使两个朋友转移沉重的话题，吴弱男拿起一本《甲寅》杂志说：“我给你们朗诵一首诗助兴吧！”

众人一齐鼓掌欢迎，吴弱男有板有眼地朗诵起来：

垂柳飞花村路香，

酒旗风暖少年狂，

桥头日系青骢马，

惆怅当年萧九娘。

吴弱男朗诵甫毕，立刻引起一片喝彩之声。

陈独秀不好意思地说：“惭愧，惭愧，算不得好诗！”

李大钊举杯笑道：“仲甫真有雅兴啊！”

陈独秀举杯与李大钊相碰：“一时高兴，胡乱写一点。”

李大钊把话题拉了回来，虚心地向陈独秀讨教：“仲甫先生，你对救国救民有何高见？”

陈独秀慷慨激昂地指出，经过长时间地苦苦探索，他摸索到一条从根本上挽救黑暗到了极点的中国的道路，决定暂时远离“盲动”而从事于扎扎实实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工作，就是重新向人民大众做思想启蒙教育，期望通过发动一次比康梁变法更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以便从更深广的思想文化背景，寻找改造中国的突破口。

这正是李大钊正在思考的问题，他大受鼓舞，情不自禁地问道：“仲甫先生，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呢？”

陈独秀将他思之已久的想法和盘托出，他主张科学与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国人欲摆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应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就应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冲击孔教。

李大钊对此完全赞同：“如果中国四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够从思想上杜绝帝制思想！”

陈独秀霍然站起，以凌然之气宣称：“大钊先生所言极是，我准备回国后，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高举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引导四万万同胞去战斗！”

章士钊对此惊诧莫名，李大钊惊喜异常，都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陈独秀意犹未尽，以滔滔的辩才继续讲演一般：

“还必须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阻碍中国的革命！怎么办呢？中国要富强，当务之急是进行思想革命，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着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孔子偶像，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和礼教展开猛烈的攻击，进行彻底的清算，使国民性得到根本的改造，政治革命才能有广大国民的积极参加，也只有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去自觉地充任革命的主力军，才能取得胜利！”

李大钊欣然赞成：“仲甫先生说得好极了，但是我们要战斗，就必须要有自己的阵地，不知先生有何具体设想？”

陈独秀胸有成竹道：“我打算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叫《青年》，正合守常‘奋生花之笔，扬木铎之声之说’，到时候二位可要鼎力相助！”

章士钊也毅然做出决定，把《甲寅》杂志从东京带到上海去办，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宣传民主与科学又多了一个阵地。

散席之际，陈独秀为四人斟满酒，热情洋溢地提议：“行严夫妇知道，我平日是滴酒不沾的，但是，今天我提议，为了民主与科学，干杯！”

李大钊、章士钊、吴弱男一齐举杯响应：“干杯！”

1915年，陈独秀、李大钊先后回国，投入了创办《新青年》的伟大事业。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4期 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　作者：阎秉华

《炎黄春秋》发表过吴江先生的一篇文章《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见1999年第9期），文末说：“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吴先生如此评价梁先生，真乃仗义执言，说出了许多真正了解梁先生的人的心里话。

我的亡夫李渊庭，是梁漱溟先生的学生、秘书，跟随梁先生治学近60年。我是1945年11月在重庆见到梁先生的，不久由梁先生的夫人陈树介绍加入民盟。如说我家与梁家“过从甚密”并不为过。特别是1985年3月至1988年初，我在梁漱溟先生亲自指导下，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199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过程中，与梁先生交谈较多，又阅读了他的主要著作，对梁先生这样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又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愿意将我知道的一些事，和别人虽写过而我认为需要补充或修正的事，写出来以供参考。这大概是我这个年逾八十、身体多病的老人，为梁先生最后办的一件事吧！

把梁漱溟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一次是“求同”，二次是“存异”，未必恰当

写梁漱溟，特别是谈到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就不能不谈梁漱溟1938年和1946年的两次去延安。但是，有的文章把梁的两次访问延安，概括为第一次是“求同”，第二次是“存异”，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只要认真看一看梁先生有关访问延安的文章便可以知道了。

梁自谓第一次访问延安是考察并交换意见。关于第一次访问延安的动机，梁漱溟在1938年出版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明确无误地说：“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一是对于中共作考察；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一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梁先生1931年与梁仲华一道在山东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运动”工作，经过六年多的努力，已有所建树，不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长驱直入，国民党节节败退。中国能否战胜日寇，梁先生心中无数。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呼吁，梁漱溟先生不知是一时策略，还是真诚实意。想探虚实，明真相。

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于8月17日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吸收一些社会名流参加。梁漱溟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梁在此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印象很好。会后，他就找董必武说：“我想去延安。”

说来梁漱溟与毛泽东还有一点旧缘。民国七、八年（1918、1919），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梁正在北大教书，既是毛泽东老师又是毛的岳父的杨怀中（昌济）先生，同时在哲学系任教。杨住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随杨同住，梁去看望杨先生，便有了与毛泽东碰面的机会。

董老把梁漱溟想访延安的信息电告中共中央，延安表示欢迎。所以他在1937年12月下旬，安顿好他从山东带出的人员后，在1938年元旦就上了去延安的路。

据梁漱溟先生讲，这次访问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主席，前后共八次。除一次毛主席设宴招待，一次告别送行外，六次时间多半很长，至少亦有两个钟头，其中两次是通宵达旦。

梁漱溟先生在1938年写的《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和1941年在香港《光明报》发表的《我努力的是什么》两文中，对他与毛泽东的谈话，都有重要记述（上述两文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六卷）。

毛泽东谈话使梁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毛的《论持久战》的思想，梁说：“这篇文章那时还没有发表。他就是以这篇文章内容来说给我的。说中国一定胜利。我听他的谈话，把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

梁漱溟先生坦陈他“是在悲观失望中去延安的”。在编写梁先生《年谱》时，梁先生对我们叙述得更为具体生动。他说：“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日寇来了，各自逃难，抵抗不了，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在延安时看到毛君泽东，谈国家大事，毛泽东是完全乐观的。毛泽东讲日本是个小国，它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的兵力就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想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梁先生说，毛泽东谈得很多，越谈越使他兴奋，中国有希望，也就使他“由悲观变为乐观了”。

梁漱溟曾向毛主席测探中国统一前途的消息。梁说：“我看中国问题有两面，一面对外要求得民族解放，一面对内要完成社会改造（即建设新中国）；你看对不对呢？”毛泽东答曰：“完全同意。”梁先生又问：“这两面问题应当分别解决呢，抑或一并解决，不得分开？”毛泽东答曰：“这原是相关的事，不应分开来谈，但究非一事。在进行解决上或时有轻重宾主之异。譬如眼前应当一切服从于抗战，第二问题只能附在第一问题里去作。”梁先生说：“这在我亦没有疑问。不过我却要求在今日民族对外之时，决定我们本身社会改造之事，我认为此一决定，正为对外抗战所必要……”

梁漱溟进而提出他“要确定国是国策”的主张，他说：“就是对民族解放、社会改造两大问题，及其所涵细目，均有确切之订定。尤其要紧的，在建国的理想目标，并其达于实现的路线步骤。如何来确定呢？这当然要全国各方开诚相商，共同决定。”

据梁先生回忆：“毛泽东表示单为抗战而团结，诚不免一时手段之嫌。但他又虑社会改造问题重大，牵涉甚远，各方意见或未易接近。倘各方意见不能归一，岂不又影响眼前抗日？似不如走一步，说一步。我说你这种顾虑亦是应有的，不算过虑。但遇此困难，当以热心（热心于彻底团结）信心（相信彼此说得通）克服之，而努力以求得最后结果。毛泽东先生说‘你的意见是好的，此事最好由国民党来倡导进行，或其他方面来推动提倡。中共方面，因为刚将抗战促动起来，不过六个月又吵动什么社会改造问题，似乎不便。’”

谈话中的主要争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谈到中共的政治路线时，梁先生问毛泽东：“中共过去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你且说一说看。”梁漱溟据其所见，谈了“两个对照”。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十年内战时期，在梁看来，“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梁又与抗战爆发前后的形势比，他认为这一时期，“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没有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适合人心要求”。而且梁先生断言，“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证明了中共“政治路践之不对”。对于梁先生这一番“宏论”，毛泽东的不能苟同是肯定的，但据梁先生的记述，说“毛泽东听完我的话，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有时二人也发生争辩。据梁所述，在谈到建设新中国要认识旧中国时，所见不同就争辩。梁说：“毛泽东的理论主张四个字‘阶级斗争’，我就反对他的‘阶级斗争’。我认为老中国是缺乏‘阶级斗争’。明清近五六百年，阶级分化不明不强，贫、富、贵、贱当然有，可是上下流转相通，不固定，跟欧洲社会不一样。中国的老话‘耕读传家’……还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农家的人读书，学成中举，点翰林，还可做官当宰相，近代社会工商发达……工人与资本家对立，关键是资本主义起来。中国资本主义没有成功，只有萌芽。我与毛泽东争论，毛泽东说‘你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说‘你对中国社会特殊性认识不足’。这样就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尽管如此，梁说：“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谈话）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梁先生还曾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你们都说团结御侮，是否不御侮就不团结呢？对内斗争是一时放弃呢，抑永久放弃？”张闻天先生答复说：“我们原来与国民党合作一起北伐的，但中途被排斥，十年苦斗非所愿，今得重合，将长久合作下去，共同抗战，共同建国。”

首访延安，应该说是梁先生政治上的一大转折

梁漱溟这次访问延安18天，通过实地考察和与毛泽东、张闻天、张国焘、郭洪涛等先生的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政治思想上有所沟通，从而开始转变反共的态度。笔者认为，一直自诩为“中间路线”和“第三者立场”的梁漱溟先生，开始了“中间偏左”的迹象。

当年春，他写出《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并即时付印，讲赴延安的所见所闻。1941年他又在香港民盟办的《光明报》上发表长文《我的努力是什么》，详谈延安之行。

梁先生谈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毛泽东时说：“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

他说访问延安总的观感是“延安确是苦”，“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谈到学校教育，梁先生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梁先生还说：“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风气。”

梁先生这些文章的发表，实际上做了有益于中共的宣传，反击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共的种种诬蔑，让国内国际了解了延安的实情。

1939年2月初到9月中旬，梁先生曾带着他的学生黄艮庸等五、六人到豫东、皖北、苏北、鲁西、鲁南、冀南、豫北、晋东南等敌后游击区考察。历时8个多月，经过50多个县市。其中既有国民党军队驻地，也有中共军队驻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5月30日，行抵王庄（国民党军驻地）。翌日下午，沈鸿烈、于学忠同来住处看我，并邀赴欢迎大会（欢迎于学忠和我），七时欢宴，酒菜奢侈，竟有冰镇啤酒汽水（从青岛运来），绝不似身处山村之中，更无艰苦抗敌之意。”“8月11日，往张坊（红军驻地），与罗荣桓政委、陈光师长会晤，并承苏孝顺秘书长招待一切。他们缺乏粮食，生活艰苦之极，所云用膳，其实只有水煮南瓜一味，无所谓饭，无所谓菜。”仅此日记两则，梁先生同情共产党军队和厌恶国民党军队的情感，跃然纸上。这与梁先生首访延安时得到的好印象恐不无关系吧！

赴香港筹办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曾得周恩来暗中支持

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黄炎培、沈钧儒、张澜和梁漱溟先生等在为奔走调停国共两党关系的多次聚会中，取得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共识。至是年3月27日，调停工作未果，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却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任主席（数月后改为张澜），梁漱溟任秘书长。会上并决定由梁先生赴香港筹办《光明报》。

据梁先生回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得到中共方面的积极支持，特别是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更是具体帮助指导，起了很大作用。对于该同盟成立，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其为“民主运动的生力军”。

梁先生回忆说：“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直谈至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愿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香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光明报》，遇到许多困难，既有人才、资金的不足，又有国民党的诬蔑和破坏。正是梁漱溟先生“烦恼痛苦”之时，周恩来暗中帮助了他，而他自己一直不知道。

笔者知道此事，是在1974年或1975年的一天，我去萨空了先生家中看望萨公，适冯亦代在座。闲谈中，萨公谈到他与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讲：“1941年夏，当时我在重庆办《新蜀报》（名称似此），一天上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下午两点钟到曾家岩去，说周副主席找我谈话。我虽是中共党员，但还没有见过周副主席，不知找我谈什么。我按时到了曾家岩，周副主席在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报，决定派你去帮助他。他目前经费困难，给你带上五千元港币，交给他。’我到了香港见了梁先生，他头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我看他神色很严肃，就没有实说，告诉他‘不是’。原来当时国民党正攻击他，并说民盟是抗日中的‘第五纵队’。他为了避嫌，所以问我。这一来，我带的钱也不好说是周恩来同志给的了。后来由范长江出面转了个弯交给了他。”梁先生安排萨空了担任《光明报》经理。1985年编《梁漱溟先生年谱》中，我和梁先生谈在香港办《光明报》的经历时，我将听到的萨公的话告诉梁先生，他说他不知道。但梁先生又说：“当时就感到诧异，范长江说（钱）是一位南洋华侨捐献的，我只写个收条就行。我当时就曾怀疑是不是中共支援的，但未明问。”

据梁先生讲，《光明报》在香港创刊，还得到了廖承志、范长江等人的多方帮助。但是，是年“九一八”刚创刊的《光明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形势危急，12月上旬便被迫停刊了。

梁先生再次访延安，目的是要中共了解他“退出现实政治”的决定

梁漱溟先生第二次访问延安是在1946年3月，旧政协会议之后。访问情况的记述，见1977年梁先生写的《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和毛主席的谈话》长文（编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文中明确说到此次去延安的动机：“那是在重庆的旧政协开过后，我宣称不参加将要组织的联合政府，为求得中共方面的同意而必须去访谈的。”旧政协闭幕前夕，周恩来先生将返延安请示，回来才签字，特到民盟总部交换意见。梁先生即将他预先写好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托周公带去。梁先生在文中讲：“（信中）表明我要退出现实政治，从事思想言论工作，不参加联合政府之意。不料此意乃非共方所许。毛泽东手答一信，经周公带回面交于我，略谓参加政府与从事言论工作不相妨碍。周公面语尤见严厉。他说：‘国民党一党专政，关着门，不容许各党派参与，经我们大家合力争取，现在门已敞开，你却临门后退，影响不良，绝对不许。’我一面在报纸先后刊出《八年努力宣告结束》及《今后我致力之所在》两文表明衷怀所存，一面即不能不有延安之行。”

梁先生为什么不参加拟议中的联合政府呢？梁先生在“追记”文中讲：“要知道，当时且将实行的宪政是出于张君劢巧妙设计，为国民党所同意，为共产党所同意，为民盟内外各小党派所同意，唯独我一人却认为其不可能行于中国。此宪政是以英国政制为蓝本，而形式格局上袭取孙中山五权宪法的。英国政制原是我少时在清末所梦寐以求者，入民国后即逐渐觉悟其不可能行于中国（见1931年发表的《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一文）。在那时节各方面都同意之下，我一人无法持异议，只有闷在心里。但是要我随众参加实施其事，又岂可能因之我要退出现实政治，站在批评立场，发抒夙怀意见，自属必要。去延安就是向毛泽东他们倾吐此中曲折。”

梁先生到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并向毛泽东说：“我为增进共方朋友对我的了解，在我倾吐积怀时希望多有些人在座。”毛泽东允为约集十人听他谈。

梁先生与毛泽东和十来位中共领导人见面。谈话时讲：“我认为一月间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协议行不通。可能用不到二、三年，或一年就失败。”“大局到两党合作的宪政失败而别寻出路之时，我有预先准备的一方案在此，愿提供中共朋友参考。”梁先生讲他预备的方案有一个前提，但吞吐其词，被在座的任弼时说穿：“是蒋介石死后？”梁先生点头一笑（见前不久播出的《中国命运的决战》第13集）。

梁先生追述说：“我预备的政治上各方面合作的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的合作。蒋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蒋不去，皇帝制度在中国仍然名亡实存，群情不安，大局不定。”“多党彼此为有分际的合作，……于理想有合，我筹思要综合各党派成立一个综合体，以负起救国建国任务。”梁先生不但建议实行由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共）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订定国是国策，而且还提出各党派在交换意见时应注意“求同存异”循行的四条原则。

梁漱溟先生在“追记”一文中，并未讲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争论过什么问题。只是在他倾吐积怀时提到八年前（1938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争论过的问题，实为叙述，并非争论。笔者曾请教梁漱溟先生，1938年第一次访问延安，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时，先生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国民党周围，由国民党领导，而在1946年第二次访问延安，再次提出各党派团结合作建设新中国时，先生则希望各党派团结在共产党周围，这种转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梁先生答复说：“1939年我在山东等地的抗日前线视察，后回到重庆，目睹党派关系恶化，执政党——国民党方面对其党外和中共的压迫钳制无所不用其极，特别是其后几年国民党的行为，使我渐渐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貌，也更了解了中共。遂有1946年3月第二次访问延安之行。”

刚刚申明“退出现实政治”的梁先生冒险调查李、闻惨案

1946年7月12日，蒋介石下令大打内战。

7月11日、15日，民盟云南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教授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7月18日报纸发表《民盟秘书长谈话》。梁漱溟先生是当时民盟秘书长。他说：“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我个人极想退出现实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像今天，我却无法退出了。……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倒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待着他！”“李、闻两先生都是文化人、学者，手无寸铁，除了言论号召外，无其他活动，假如这样的人都要斩尽杀绝，请早收起实行民主的话。”“快快取消这种特务机关，不取消，民主同盟断不参加政府。”

7月22日，梁先生起草《民盟政协代表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提出六项要求，主要有：政府立即选派公正人员与民盟所派之人同赴昆明，调查惨案真相，惩办凶手，抚恤遇害人家属等。

梁漱溟先生在得知罗隆基作民盟代表参与调查有生命危险时，自告奋勇和周新民先生一同去昆明调查此案，并慰问遇害者家属。

在为时近月的调查中，曾有数起匿名信恐吓，国民党政府又暗中种种阻挠。梁、周两先生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深入细致调查，终于查清暗杀李、闻的凶手都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的部下。李、闻惨案是国民党特务有计划有组织的罪恶行动。

梁漱溟先生亲自写出《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于8月26日发表。报告最后要求把这案件移南京组织特别法庭审理。

当年民盟昆明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冯素陶先生，1986年3月对笔者说：“当时民盟昆明支部为这报告提供了不少材料，并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报告很代表梁漱溟先生当时的政治态度，立场很鲜明，是一份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梁自谓“糊涂不中用”，匆匆收回致“三方”文件

由于蒋介石蓄意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旧政协一闭幕就频频制造事端，挑起内战。偏袒国民党蒋介石的马歇尔，失掉共产党的信任，调停失败。10月初，民盟作为第三方面再次参与调停。

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共严正警告，10月初攻占张家口后，国民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和谈虽已无望，第三方面仍不忍见大局破裂，还想做最后的努力。

10月25日，忽传国民党军队又攻占共军在东北的驻地安东。当晚，梁漱溟、黄炎培两先生和数位民盟朋友到梅园，将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先生。周先生闻言脸色立变，声言不再参加和谈。梁漱溟先生等再三苦劝。黄炎培先生提议“中共、民盟之间作一约定，今后任何一方如有新决定即互相关照通知，以示决不骤然单独行动”。周恩来先生始首肯。

中共方面提出要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生效时双方军队驻守位置，已得势的国民党军队不肯让步。第三方面提出即日下令双方军队各就现地一律停战等三项解决办法。

梁漱溟先生唯恐第三方面提出的原则和办法不足以息争，又主张把某些争执问题，如东北驻军地点等，应具体确定下来。当第三方面同人在交通银行开会时，梁先生提议至再，获得大家同意，并公推黄炎培、莫德惠和梁漱溟三个人负责研究提出方案。方案定稿后，各自签名，清缮三份：一份给国民党孙科，推定由张君迈、左舜生、缪云台三人送；一份给马歇尔，推定由罗隆基送；一份给中共，由梁漱溟、莫德惠、李璜送。

梁漱溟等人到了梅园，由梁向周恩来先生分条讲解所提方案，第二条刚提两句，周恩来先生面色骤变，以手阻梁，说：“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亦一同压迫我们？今天和平破裂，即先对你们破裂。十年交情算完。”周恩来先生态度愤激，泪落声嘶。梁漱溟先生茫然不知所措。周恩来先生诘问梁：“25日晚约好，彼此有所决定，事先互相关照，今何失信？”梁顿忆前事，自觉理短，更无话可说。梁正急得不知该怎么办时，莫德惠、李璜提醒他“赶紧把文件从各方收回”。李璜并表示青年党方面由他负责。梁如获救命稻草。李璜赶紧跑出去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三人找来梅园商量，大家齐声说：“收回！收回！”莫、李、黄、罗四人急急奔向孙科公馆，居然取回了原件。马歇尔那一件，因人不在，还未拆封亦收回。将收回的文件均请周恩来先生过目，说明作废，周恩来先生才息怒。梁漱溟才如释重负。

笔者在民盟曾听罗隆基讲他到孙科公馆收文件时的表演。罗隆基讲：“我们商量决定‘智取’，四个人有两人不下车，人多怕引起孙科注意。由我和黄老找孙科。孙科正在，黄老问孙科：‘我们送来的文件你看了么？’孙科面带喜色说：‘看了，还不错，可以研究。’黄说：‘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建议漏写了，想拿回去补写上。’孙科听后从办公桌抽屉拿出文件，并说‘你们就在这儿补写上好了。’我急忙伸手拿上文件就走，孙科发怔说：‘怎么不在这里写？’我一边急急出门一边说：‘回去写好再送来！’黄老见势也急急跟我忙上汽车跑了回来。马歇尔那里，送去时马歇尔就不在，是秘书收的，去取文件时也是说漏写了一条建议，秘书就给了。真像演了一场戏！”萨空了先生也向我讲过此事，我们听了都笑。

梁漱溟先生讲：“无疑地这是一大笑话，第三方面朋友糊涂不中用！特别是我糊涂不中用！然而我们非有恶意于中共却甚显明。究竟那折衷方案有何严重错误，我不太清楚。因为当时周恩来先生愤激之余，说话无伦次；而我在惶恐中亦听不清。不过慢慢把周的话回味一番，似乎问题在这里：（一）第一条加入东北共军驻地的三点内容，不算太要不得，但既规定关外驻地，亦应将关内驻地一同规定好；既规定共军驻地，亦应将国民党军队驻地同予规定。而我们则没有。（二）第二条加入政府派县长、警察接收共方之20个县，于共方大不利。尤其是政府新编有一种保护铁路之交通警察，为戴笠手下忠义救国军所编，对于共方较之正式军队还更受不了。而我们却没有想到。”

梁先生说：“我真惭愧像我这样人岂配担当国家大事。几天之内，向各方朋友告辞，我便离开了南京。”

梁漱溟先生在10月28日发生上述事件后，坚决辞了民盟秘书长职，于11月6日回到重庆北碚勉仁书院闭门著书，还写下长文谈他在和谈中负疚的这段事，油印多份送与朋友和学生。

梁漱溟在1953年毛主席严厉批判他的前后

吴江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一文中讲：“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

我是赞成吴江先生这一评说的。我这里补充一些梁漱溟先生取得转变的事实。梁漱溟先生于1951年在《光明日报》发表《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后，继续一边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边对照审视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于1952年5月初又写出《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这一约五万字的长文（后改标题为《我的努力与反省》，编入《梁漱溟全集》第6卷）。全文分15节，全面地叙述、分析自己过去几十年思想、观点的形成、发展、变化，和所致力的社会活动，进一步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救国理论，承认自己过去是站在有产者立场，自己的错误根源在立场错误，并一而再表示自己错了，毛主席对了。今后要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为革命事业尽力。梁先生态度诚恳，句句真话。他在5月5日，亲自将这篇长文先送林伯渠秘书长，请林看后转呈毛主席，希望得到毛主席指教。8月7日，毛主席接见梁时对梁讲：“你的自己检讨文章有几万字，太长。我请林老阅看后指划出重要的几段来我才看的，我看出来你思想识见有进步了。但还不够，慢慢来吧。”梁先生虽对毛主席没看他的全文感到遗憾，但说他“思想识见有进步了”，还是高兴。

梁先生也依旧同过去一样，想为建设新中国进言，反映农村存在的问题，希望政府加强农村工作。

1953年9月8日在政协扩大会议上，梁先生讲到当前农村存在的问题时，曾讲有人说“工人、农民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别”等等的话，受到毛主席的斥责，遭受到人身攻击。在大批判中，梁先生被扣上“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暗中帮助蒋介石”、“一贯反动”、“反动派”等等大帽子。梁先生想不通。他虽然个人受委屈，为了保护老朋友始终不肯说他发言中的那些要紧的话是谁讲给他的。

时过境迁，到80年代笔者为梁先生编写年谱时，一再追问，他才告我，1953年9月8日政协扩大会议他讲的那些话，是几天前，老朋友彭一湖先生来家看他时说的。于此亦可见梁漱溟先生的处世为人。

我特意查阅梁先生1953年的日记（已编入《梁漱溟全集》第八卷），日记中虽无彭一湖来访的直接记载，但在11月14日日记中却记着这样的话：“鲜特（生）老来谈甚久，语及彭一湖挂念着我。”

读梁漱溟的日记还使我发现，梁先生在1953年9月8日以前，生活得轻松、愉快，很有规律。每天早晚学习俄文，定时给他的老学生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讲学，先讲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后讲伍庸伯关于《大学》（四书之一）的讲义。还常到公园散步、赏花。8月15日日记还写着：“宽儿来，饭后谈其入党经过及其婚姻问题（宽儿即梁培宽，梁的长子）。”9月8日梁先生受批评后，情况便大不同了。9月11日日记只有一句：“午后大会上余发言，提三个问题，周（总理）似未能接受。”13日日记云：“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有好长一段时间，梁先生晚上失眠，有数次做噩梦惊醒。

回顾建国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

吴江先生文中说：“1953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朋友忘却，1975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

毛主席1976年9月逝世，梁漱溟先生以怀念与自责的心情从12月开始撰写《追记在延安、北京迭次与毛主席的谈话》的长文，于1977年2月完成（约11000字）。文中谈及1950年至1952年毛主席四次接见他的谈话主要内容，梁先生在总结中说：“事隔两年之后（约指1954年——笔者注），我始于主席的美意大有所悟。此即毛、周两公常谈的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指出知识分子必须下厂下乡接近工农，以至知识分子劳动人民化，工人农民要知识分子化，这一方针是向着共产社会走所必要的。回想从1950年3月起到1952年8月，同毛主席先后谈话四次，每次他总劝我出去看看走走，只头一次我听从了，其他三次我均拒不从命，大大辜负了他。”这字里行间，既流露了梁先生怀念毛主席的真情实感，也透露出梁先生感到的毛主席对他的某些不悦。

1950年3月，建国后毛主席头一次接见梁先生，寒暄之后毛主席就问梁先生：“这次来你可以参加政府吧？”梁先生稍迟疑后回答说：“把我留在政府外边不好吗？”毛主席从梁先生拒绝参加政府工作的这一态度中，当然会看出他对新政权还有想法，还在坚持其“中间”立场。梁先生自己在“追记”一文中也承认，他所以如此答复毛主席，“盖此时我尚信不及中国能以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

“追记”中记述说，毛主席动员他带上身边的人到河南、山东、东北去看看。他向主席陈明在川中办学情况。主席指示“勉仁文学院可交西南大区文教部接收，所有教职员工及学生各予适当安排”。梁先生回忆说：“这次谈话到深夜12时，在左右向主席请示开饭时，我立即申明自己素食多年，请给我一二样素菜。主席忽大声说：‘不！全都要素菜！今天是统一战线！’……饭后，我告辞，不敢劳主席相送，主席竟坚持送我到门外登车。然而看他词色间似不愉快者。”

梁漱溟先生在第一次面见毛主席后，提出五个人名单请周总理安排，除陈亚三外，有黄艮庸、李（李渊庭学名）等，周总理都安排在全国政协。梁先生按照毛主席所嘱，和统战部长李维汉、副部长徐冰洽商去各地参观访问事宜，并由统战部向预定访问的各省知照。梁先生带了夫人和秘书李渊庭等三、四人，于4月上旬离京，9月中旬返京。

毛主席于9月23日，第二次接见梁漱溟。毛主席听完梁先生讲述他在参观访问中的收获体会后，提出梁先生可以去参观土改工作，梁以疲累为由表示拒绝。

一晃又是一年。1951年梁先生参加土改回京后，毛主席听完他讲述感想体会，提出请他去广东参观土改，他又表示不去。此后将近一年，毛主席没有找梁漱溟先生谈话。1952年8月7日，梁先生通过林伯渠请求会见毛主席，毛主席在下午2时接见了梁先生。除谈梁先生于5月初送审的《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长文外，梁漱溟向毛主席提出想去苏联作学术研究事，毛主席表示不同意，并针对梁先生提出的第三个缘由说：“你不是想考察了解俄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背景和现状吗？你不如且就我们自己国内作一番社会调查。”梁先生在“追记”中讲：“先是我曾问过主席有什么任务给我，我以为这便是给我的任务，于是请问调查项目。主席说‘随你要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你要到哪里就到哪里。你可以带几个助手，公家将给一切方便。’我感觉出主席的好意，不便辞拒。但我内心有自己要做的事，又不想从命而行，含糊了之。不料主席却很认真，次日乃知（他）立即交付统战部给我准备出发之事。”

8月9日，统战部徐冰副部长请梁先生商谈，梁先生对徐冰“坦率说出一心想去苏联，不愿为国内漫游”的话，徐冰不能强求，只得据实回报主席。从此，将近一年毛泽东没有再找梁漱溟先生谈话。在毛主席逝世后，梁先生以“追记”表达自己怀念主席之情，并责备自己“大大辜负了他”。

关于编写《梁漱溟先生年谱》

接受《梁漱溟先生年谱》的编写任务，在1985年3月中旬。我和丈夫李渊庭到木樨地去看望梁先生，问及先生年谱的事，梁先生说：“已搁下好几年了，培宽（梁先生长子）又顾不上。”李渊庭说可先让秉华搞，梁先生欣然应允，转身取来了好几本书和写好尚未发表的数件长稿，对我说：“先看看材料，看完再来取。不要怕，我给你修改。”我自觉能力有限，难以担此重任，但又不便再推辞。当年我已69岁，李渊庭已80岁，他双眼视神经萎缩，看和写都很困难，但给我以具体指导还是既胜任又方便的。这也是该书出版时，我们共同署名的原因。

梁漱溟先生对编写年谱很重视，硬是一页一页仔细看，认真修改。第一次修改，偏重内容安排与取舍；第二次偏重文字修改。梁先生的审阅很认真，据我统计仅在400多页的第二稿中就有97页留下了梁先生的笔迹。

动手编写《年谱》时，有人曾暗示我，对梁先生过去反对中共的言论最好不涉及。我和李渊庭去请教梁先生，梁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要写进去！”梁漱溟先生这种尊重历史、正视历史和敢于承认自己错误的态度，我深为敬重。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4期 “经济大使”经叔平　作者：邱　健

一个雪后放晴的初冬下午，笔者来到京郊亚运村附近一所幽静的公寓中，走访了刚从港岛参加香港中华总商会百年庆典归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主席经叔平及夫人。笔者与经老夫妇相识于建国初期的上海，虽已相隔四十多年未再有机会谋面，但这次访谈，仍见风姿潇洒，思维敏捷，使人很难置信他已是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

我们之间的话题，是从经老如何从旧中国上海滩的一个民族工商业者成为中华工商联合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风雨历程开始的，经老伴随着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以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出色地表现出一系列感人的奇迹。

少年时代的记者梦

1918年，经老出生在上海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家庭，他父亲藏书万卷，给他提供了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一座宝库。至今他还能忆起幼时坐在父亲双膝上一起朗读唐诗的甜蜜情景。

经老说，他在少年时代的理想是当一名新闻记者，1936年他进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读书。在他即将毕业那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略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大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当他获知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痛歼侵华日军的胜利喜讯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将台儿庄大捷的有关材料收集编译成英文后，投给当时较著名的外文报社《密萨容勒氏报》总编辑鲍威尔，文章很快被刊载，迅速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一来自中国振奋人心的消息。自此，他更迷上了新闻专业。

弃文经商 走上实业救国之路

经老从实际生活中，亲身体会到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滋味，决心弃文经商，另走一条实业救国之路。

经叔平的父亲在上海投资多家企业，他父亲同意他去经商，不是靠他去挣钱，而是让儿子去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不能局限于书本上的知识。一次父亲给了他500块银元作资本，让他到一家做黄金交易的字号去体验生活，过了一个月，那个字号的老板破产了，他投入的500元也打了水漂。这场经历使经叔平对投资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决心去探索经济领域中的奥妙。当提起这桩往事时，他说：现在有些人做生意光想找捷径，想尽快赚到钱，这是一种短视行为。我们的着眼点应该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做大事，要有大志，有眼光、有事业心，这才是一个从事实业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

不久，经叔平又进一步踏入工商界。先是在上海一家化工厂和他兄长办的烟厂去工作，后又担任上海华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和合营的华成烟草公司总经理。经老感慨地说：“当时私营企业要发展困难重重，民族资本与洋资本的矛盾、同业竞争的矛盾、劳资之间的矛盾等等压在头上，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当时，经叔平曾代表民族企业针对外国公司的不平等竞争问题，向当权的国民党政府请愿，组织同业企业团结合作，与洋人公司斗争，可惜只取得了有限的一些成果。但就是这有限的成果，却使经叔平在保护、发展民族企业的摸索实践中积累经验，终于成为一个满腔报国热忱的民营企业家。

一次关键性的人生抉择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下，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已是一片混乱，许多人举家迁往香港或台湾，经叔平家人也有些举棋不定。当时他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几个地下党员，使他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对中共的有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坚定了他留在上海，与新中国共命运的决心。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经叔平经人介绍见到了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分管经济工作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当时，卷烟行业是上海市的重税行业，他开门见山地问许涤新：“我们的工厂能否开工？税由谁来收？”许涤新果断地说：“你的工厂尽快恢复生产最要紧，其它问题以后再说。”经叔平听后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立即向卷烟同业公会传达了这个好消息，各个烟厂都开工了。从那时起，他感到共产党很愿意听取工商界意见，对私营企业家也很关心。从此，经叔平终于和共产党走到一起了，完成了他人生最关键的抉择。

1953年以后，经叔平担任上海卷烟联合会生产销售公司总经理兼上海卷烟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并任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参加全国工商联的筹备工作，显示出他的不凡才能。他在商业中的精明睿智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使当时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先生大为赞赏，特邀请他到北京工作，并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来这儿，生活上可要委屈你了，比起你的上海花园洋房要小多了。”过惯了上海优裕生活的经叔平二话没说，毅然离开上海，举家北迁。刚调来时，机关宿舍尚未建好，他和全家六口人全都挤住在办公室里，他如今回忆起当年毅然携家北上时的心情说：“那时候是党指向哪儿，便奔向哪儿，从不讨价还价，相信党！”

当时新中国成立不满七年，全国人民都在搞建设，要干的事情很多。经叔平在协助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私营工商业者方面发挥了很好的积极作用。回想当年，经老坦率地说：“当时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觉得很对，现在看来是快了一些，后来又是多年的政治运动，经过很多曲折，付出很大代价，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而是全民族都经过的历史曲折，教训太深了。”

但是经老又说：“我们不能因为遭受曲折而否定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无法否定的伟大历史事实。同时，有了前30年的曲折教训，才获得了近20年的快速发展。总起来说，毛主席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60岁后才进入黄金时代

虽然经老几十年一直在工商联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毋庸讳言，由于国家发展历史的曲折，直到1978年那个改革开放的春天，作为一个民族企业家才真正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用经老自己的话来说：“我生正逢时，60岁以后才进入黄金时代，这个时代也是国家和人民共同走向繁荣富裕的时代！”

1976年金秋，“四人帮”彻底被粉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经老重操宝刀的希望之光熊熊燃烧，他四处奔走，为发展中国经济寻求良计妙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专门邀请了工商界几位元老座谈听取意见。当说到工商界情况时，邓小平说，现在是你们为祖国作出贡献的时候了，钱和人都要用起来。他还特别对荣毅仁说：“企业也要办起来，你就可以办嘛，要自己办，不要官办！”邓小平的鼓励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使荣毅仁很激动。荣毅仁和经叔平曾经是圣约翰大学的校友，也是工商联同事，彼此相交很深。他立即邀请经叔平等工商企业家和其他专家12人，经过大量考察分析，创立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叔平被任命为董事会董事及房地产部总经理，成为荣毅仁的重要助手。此时，年已花甲的经叔平心情非常激动：“中国有救了，中国的实业家终于有了报效祖国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中信”成立不久，他和荣毅仁都认识到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世界对中国还没有多少了解，闭关锁国了几十年，中国和世界都需要互相了解。荣毅仁提议在中信总公司属下再办一个咨询公司，让经叔平筹备，1981年，中国国际咨询公司正式成立，经叔平出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给外商到中国投资架起桥梁。他说：“人家到中国来投资，一定要了解我们的政策、投资环境、优先领域和相关法律。我们通过咨询服务工作，回答和消除那些有意来华投资的外国公司的种种疑虑，将他吸引到中国来。”

由于经叔平为促进中外经济交流，做了大量杰出的工作，得到外商的信任，获得了中国大陆第一位“公关先生”的国际声誉。

1979年10月，在中信第一届董事会后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位香港记者问荣毅仁：“谁是你们的公关？”当时大陆对公关这个名词还比较陌生，但荣毅仁反应很快，指着正在主持会议的经叔平说：“经叔平先生就是我们的公关。”由此，经叔平真的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家名符其实的“公关”了。不久，香港《大公报》上登出新闻，称经叔平为大陆的第一位公关先生。

“经济大使的民间外交”

经老的公关才能来源于新闻专业的通才锻炼和他对各个层面的广泛接触。加之他有广博的知识，游刃有余的办事本领和豁达的气度。他在国际上结交了很多朋友，其中包括一些大财团的总裁和政界要员，很多人评论他有外交官的风度，于是他又有了“经济大使”的称号。1984年10月，经叔平访问英国并在伦敦举办了由他主编的《中国投资指南》一书的发行会，其间，他应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之邀请，到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进行了一次私人会晤。首相问：“我12月份要到中国去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除了做这件事外，在发展两国关系方面，我还能做点什么？”经叔平当时没有正面答复她，只说：“前不久，德国总理科尔访华，他花了四分之三的时间谈两国经济合作和经贸交往，四分之一的时间谈政治。”撒切尔夫人明白了他的意思。在她访问中国的第二年春天，就派出了英国工商代表团来到北京，此行中英双方都收获颇丰。

1989年，经叔平向当时在上海任市长的朱 基建议，聘请外国著名企业家中的精英人物当顾问，为重振大上海雄风出谋划策。他的这一建议很快被采纳。经他和别人的搭桥牵线，有八个国家的21位企业界巨头欣然同意，组成了“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他们每年召开一次会议，提出不少有利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上海发展的好建议，经老一直是这个组织的顾问。

经老认为，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趋势，要做好迎战的准备，因此首先要了解外面世界，让中国的民营企业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营企业，工商联要作他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作为中国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和他领导下的工商联，广交四海宾朋，不断沟通与保持民间贸易交流合作的途径。仅从1993年以来，全国工商联派出访问35个国家和地区的57个团组中，安排民营企业家随访的有300多人次，还迎接了261批海外工商业组织的来访，从而形成了以港澳台为中心，辐射五大洲的海外联络网，有力地促进了招商引资工作，扩大了全国工商联这个民间组织在海外的影响。

1993年，他担任全国工商联主席后，首次率团正式出访美国和加拿大。在出访期间，他以民间商会的身份，广泛接触美、加政界、工商金融界及其他各界人士，宣传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与美、加金融界和有关商会、大学探讨了人才培训等合作计划。在留美学生座谈会上，鼓励他们为祖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新闻传媒评价说，经叔平率团访问美国和加拿大，使自1989年来与这两国商会中断的联系重新连结起来，这也是近几年来中国民间商会组织最高规格的一次访问。

1997年，经老再次率团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华商大会。他不仅在会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一系列和旧友新知的会晤，相互交流，探讨合作途径，而且还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华商共携手，迈向新世纪”的演讲，引起世界华商的普遍关注。

在演讲中，经叔平阐述了近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和举国及世人瞩目的建设成就，着重介绍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情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他说：“我们看到，世界华人的成就，不仅仅体现在东方之珠的香港，今天华人企业家的足迹几乎遍布世界。他们在各自侨居地辛勤开拓，努力经营，建立了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实业巨人，为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做出了贡献……”他说：“中国已向世界开放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当中国出现这百余年来未曾有过的发展机遇时，它也为世界华商显示出自己的经济力量和为在华投资提供了用武之地，任何有远见的人都不该坐失这个良好的机会。”为推动华商全球合作，已决定世界第五届华商大会将于今年在我国南京召开。

光彩事业遍地红

“实行共同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强烈愿望。参与光彩事业的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港、澳、台工商界人士，是新时期最先响应“以先富帮后富、共同富裕”理念的一个群体。

1994年，全国工商联常委中十名企业家，为配合国家“八七”扶贫计划，在全国发起了一次命名为“光彩事业”的扶贫倡议，在实施国家扶贫的攻坚计划中，得到众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积极响应，这也是全国工商联工作中的光彩一页，经老被推为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经老认为，“光彩事业”是件天大的好事情，关系到非公有制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必须动员全体商会成员努力把它办好。光彩事业已实施六年多了，六年来，全国参与光彩事业的民营企业家近4000人，实施“光彩事业”项目3160个，到位资金近4000亿元，培训各类人员32.9万人次，捐资办学及公益事业达6.59亿元，安排贫困地区和国企下岗职工劳动就业168万人，帮助230万人解决了脱贫和温饱问题。在“光彩事业”促进共同富裕的旗帜下，涌现了一批成绩显著、事迹感人的优秀民营企业家。“光彩事业”的扶贫方式越来越受到中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谈到“光彩事业”，经老在许多场合一直强调“光彩事业”是“造血”而不是“输血”，是“扶贫”但不是“救济”，因此，不搞无偿捐赠，只搞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合作开发，义利兼顾，这是“光彩事业”区别于其它公益事业的根本标志。基于这样的认识，经老在工商联“八大”代表会上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各地区经济存在不平衡，存在先富与后富的差距，“光彩事业”就有事可做，这是工商联的一项长期工作，也是“光彩事业”生命力的所在。

后来在深圳举行的“京九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他又代表工商联提出：“找准优势与市场结合点，促进京九经济带发展的建议，从而形成了把‘光彩事业’原来多点布局的分散作法，形成沿京九一线设立多个重点和三峡库区一片的‘一线、一片、多点’的发展光彩事业新思路，”为“光彩事业”的项目推动和组织协调工作明确了奋斗目标。

经老还认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光彩事业”的新领域。他说，“光彩事业”是一项以扶贫为主题的事业，而扶贫对象大多是尚处在贫困地区的农民，因此参与的主体应是农民企业家，涉及项目大都是农业开发项目。可以说“光彩事业”的发展方向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方向是一致的，它的最终目的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六年来，逐渐发展壮大的“光彩事业”，恰似一条越流越宽广的河流，许多贫瘠的土地因它的灌溉而充满了生机，这是全国工商联近年来工作中的又一光彩之笔。

“民”字号银行应运而生

在经老拥有的众多头衔中，恐怕只有一个头衔颇具含金量，那就是五年前由他担任的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这是全国首家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也是经老晚年在工商联的另一得意之作。

在谈到创办民生银行的想法和过程中，经老说，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和经济政策的形势在逐步发展，到90年代初，民营经济已初见成果，作用比较显著了。1993年工商联换届，他当选主席。当时，听到大家谈论最多的几个问题时，民营企业面临“借贷无门、融资难”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经老认为大家既然选自己当主席，就是信任他，他应该为民营企业做几件事。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在条件、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办一家银行，帮助民营企业融资。这个大胆而又有现实意义的主张，立即引起了经济界、金融界和舆论界的关注。他认为经济要发展，首先要有资金融通，而当时的情况是，国家银行连许多重点企业和重点建设都照顾不过来，私营企业更别指望排上队了。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社会上非法拆借、非法集资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资金的体外循环应尽快纳入体内循环的轨道，在这种形势背景下，成立民办商业银行，是非常需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报国务院批准后，1996年1月12日，一家“民”字号银行即民生银行应运而生，按《银行法》规定，实行公平竞争。

为使民生银行稳健经营，防范风险，经叔平从银行创办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严格按照金融法规和商业银行运行规律办事，成立贷款审查委员会和资产负债委员会，对信贷业务严格实行授权、授信、审贷分离制度。开业第一年，民生银行就依据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年度财务表，并聘请世界公认的有150年历史的六大会计公司之一的普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审计，并按国际惯例披露财务信息，海外银行普遍反映透明度强，这个做法在当时国内银行中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民生银行没有国家财政补贴，又是股份制的，必须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求发展，树立以利润为中心的经营目标，力求给股东以丰厚回报。为此，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激励约束机制，保持银行的利润率逐年递增。由于民生银行制度严格，管理有方，开业后即实现了当年开业，当年盈利的业绩，这在国内外是并不多见的现象。

经老坦言，民生银行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既要实施积极的信贷方针，又要保护股东的利益，因此，按照商业银行的信贷方针，一是“见死不救”，决不把款贷给毫无指望的企业；二是“雪中送炭”，积极帮助和扶持有潜力，但暂时遇到资金困难的民营企业。

到目前为止，民生银行已在北京成立了管理部，开办了11家支行，设有7个管理网点，并在上海，广州，深圳、武汉和大连设立了分行；与世界五大洲的170家银行建立了代理关系；资产规模达到600多亿元，存款，贷款规模稳步增长，资产负债比例监管各项指标正常，收益情况良好。

2000年12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同时又任民生银行董事长。经老一下子成了政治与经济“双栖”的公众人物，其受关注的程度骤然升高了许多，尤其是他担任民生银行董事长，享有股票权，可是经叔平本人并不持股，这在中国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民生银行股票上市后，经老乐观地对笔者说：“我们将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初见雏形的现代企业制度，相对完善的法人治理机构，潜力无穷的目标市场，使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效益与市场竞争力提高到同业的前列，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在民生银行成立和发展壮大起来之后，经老领导工商联又计划创建民生保险公司，并已拿到保监会的批文。在这位已年届82岁的老人身上，人们会时刻感到他为推进中国民间金融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懈努力和奉献。

他推动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走上红地毯

一种精神，一种责任，人们会从经叔平敏锐的目光、缜密的思维和精辟的语言里，真切地体会到一位中国著名企业家，一位资深经济学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那种老骥伏枥的历史责任感。

从新中国诞生之初，召开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时，经叔平就曾两次列席政协会议，此后一直是政协委员，并连续担任过六、七、八届政协常委，九届政协副主席。像他这样伴随政协走过半世纪风雨历程的元老，在政协委员中可谓凤毛麟角了。

改革开放以来，担任三届全国工商联重要领导职务的经叔平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亲自到一些地方和企业考察，切实了解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各种渠道尽力为拥有8000万人的民营经济的发展鼓与呼。

近年来，全国工商联在经老领导下，大大加强了在人民政协中的参政议政力度，不断提出一些涉及国计民生、事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提案。如1996年，全国工商联提出“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真正地做到外商在华投资安全感”等案；1997年，提出“关于遏制地下金融活动”的建议案，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并成为制定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1998年，全国工商联就依法保护一切合法财产，继续安排非公有制企业改制上市、创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制，为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创造平等环境，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很大反响。

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后，国家修改了宪法，规定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经叔平在会议上说，非公有制经济从“有益的补充”提升到“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地位上的重大变化，很能安定人心。在这世纪之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进一步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全国工商联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也是经叔平、工商联继往开来的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

数十年间，经叔平亲身经历了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对此，他感慨万端。他说长期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总的说是靠自我积累，经过历次政治风雨，自生自灭。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才得到迅速健康的发展，这是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关的。中共“十五大”又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给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增添了巨大的活力。。

从80年代初开始，个体经济开始虎虎有生气地出现在人们含有颇多保留意味的视野里，经过20年的挣扎奋斗，这支力量已经牢牢地用对社会的贡献树立起自身的威望，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

首届民交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22年来，对民营企业发展实力和水平的一次大检阅。参展的展品呈现由低到高的两极格局，从低端的“傻子瓜子”到高端的飞机制造这两大极具象征意义的产品，展示了这22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而经老就是民营企业这22年来发展轨迹的有力见证人。

如今，民营经济已从初期的流通型向生产型发展，由一人一摊、家庭作坊向前店后厂、产供销一体化、企业化经营发展，股份制形式正成为民营企业谋求新发展的首选形式，一些初具规模的民营企业还正涉足新的经济领域，向更高层次攀升。

经老说，从目前非公有制企业蓬勃发展的情况来看，无论从营业额、出口比重和就业人口来看，都不容忽视它的地位。仅从就业人口来看，至2000年6月份统计，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就拥有2800万人次，加上从事个体经济人员和外资企业的职工，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为国家解决了近亿人口的就业问题，这是一支多么庞大的力量。

21世纪是新经济时代，新经济的出现，将会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极大的空间。经老说，在新的形势下，我国非公有制经济不但在国内要发挥作用，还要同国际经济接轨，成为全球的一部分。因此，正在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民营企业，已不是昔日红袖半遮面的羞羞答答小媳妇，而是要正大光明地踏上红地毯，走向国民经济建设前台了。（责任编辑 方 徨）

2001年第4期 东北军将领蒋斌是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　作者：白竟凡

我们在研究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发现西安事变之后，在1937年2月2日爆发的“二二事件”中被杀害的东北军中将交通处处长蒋斌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蒋斌，字乃时，生于清光绪十五年（1890年），福建省长乐县古槐乡屿头村人。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1909年）烟台海军学校第二届毕业生。

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

1909年初蒋斌由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后，到海军“海容”号巡洋舰任三副。1911年11月11日策动“海容”、“海琛”号舰起义，参加辛亥革命，年底又参加北伐，1916年又参加南下护法。

蒋斌是在中国改朝换代，由封建帝制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选择了追随孙中山，走民主革命这条道路的。

孙中山自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揭露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号召爱国志士团结起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加紧组织广州起义。黄兴也策动革命，成立华兴会，提出“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口号。孙中山建议，黄兴赞同，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同盟会的纲领即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历史上称为“三民主义”。当时蒋斌接受了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这时蒋斌正在“海容”号上任三副。一年前，清政府为了加强海军力量，把海军中握有实权的人换为满人，首先将最大的“海容”号管带换为喜昌，帮带换为吉升；“海琛”管带换为荣续。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群起响应，革命声势日益浩大。11月初，“海容”号三副蒋斌、郑畴刚召集舰员秘密聚议，讨论的结果是全体舰员同意顺应潮流，即日在武汉起义，然后开往九江与革命军联系。会后，征求“海琛”舰员的意见，他们也非常同意。于是推荐萨镇冰的副官汤芗铭，向萨镇冰（当时任海军统制）提出举义的要求，经过几次密商，萨镇冰决定自动下野，搭乘怡和商船去上海。同时推举三名船员经过几天的劝说与告诫，迫使喜昌、吉升、荣续悬崖勒马，俯顺舆情，随舰下驶九江。11月11日拂晓，容、琛两舰自动离开武汉阳逻下驶，开往九江。驶出阳逻之后，两舰同时升起白旗，宣告起义。当日上午，两舰到达九江，岸上军民列队欢迎，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和参谋龚少甫等上舰欢迎，送来猪、羊、鱼和酒慰问，晚上举行欢迎宴会。马都督讲话说：“我们这次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是种族革命。无论满人、汉人参加革命，我们无限欢迎。”

第二天，容舰管带喜昌突然下令改换锚位，起锚后默令司舵转向下驶。判断他企图逃往南京投靠张勋。此时九江金圭坡要塞向容舰开了炮。喜昌乃令司舵转回原向，立刻下锚。此事发生后，马都督将喜昌、吉升、荣续三个满人资遣回家。容、琛两舰经舰员会议，公推汤芗铭为临时司令。

1911年11月13日清海军的十三艘舰船于九江起义，加入革命行列。湖北都督黎元洪知道海军诸舰起义，泊在九江，电请马都督转请海军派舰西上，增援武汉，11月18日，汤芗铭率“海容”“海琛”“湖鹗”舰艇离开九江，赴武汉援助革命军。

11月19日驶达汉口。泊在阳逻、谌家矶一带，担任两大任务：一，截击清军增运援兵到武汉；二，控制武汉江面交通。每天炮击京汉铁路谌家矶一段的桥梁或车辆，阻止清军增援。这一截击行动对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蒋斌在“海容”号上服役，年方21岁，在组织策划“海容”、“海琛”两舰起义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一义举，是蒋斌一生中的第一次大转折，表明了他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军人。

辛亥革命成功之后，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3月11日颂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久政权被袁世凯篡夺，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修正案（25日正式签订），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复辟，翌年改为洪宪元年。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窃国罪行，掀起波澜壮阔的护国运动。1917年6月23日孙中山在上海运动海军护法（指民国元年颁发的《临时约法》）。7月6日孙中山、章炳麟、朱执信等由上海起程赴广东，21日海军总长程壁光发表宣言响应孙中山护法口号，率舰南下，蒋斌为“海容”副舰长，积极响应，并为南下护法立下特殊功劳。桂系岑春煊与孙中山先生原是同床异梦，为了扩充实力，竭力拉拢海军，岑知“海容”南下，即与舰长杜锡圭商定搭乘“海容”舰赴汕头转广州，在开行前一天，岑的随从人员和行李食物已上船，副舰长蒋斌即告饶鸣銮，经饶报孙中山。孙甚为焦急，认为如果让岑先到广东，护法计划将受到影响，即嘱海军令“海容”舰暂缓启航。蒋斌追随孙中山，坚持执行孙中山指令，由于蒋斌的壮举，8月25日，孙中山顺利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被选为陆海军大元帅。

嗣后，蒋斌被升为“永绩”舰舰长，这是在孙中山大元帅直接赞许下晋升的。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战胜奉系后，挟持北洋政府，妄想武力统一中国。1923年3月，天津一时成为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广州军政府联合反对直系势力的中心。当时驻泊在青岛的“永绩”舰舰长蒋斌、“海筹”舰舰长许建廷，于4月8日突然率舰驶往上海，与“建康”舰舰长严寿华、“列”字鱼雷艇艇长彭瀛，江南造船所所长刘冠南等人，联名发出拥护林建章为海军领袖的电报，这就是当时所谓的“庚电”。紧接着，四位舰长又发出一份宣言，提出反对直系，反对武力统一，主张联省自治，蒋斌又一次明确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在军阀混战、风云突变的年代，蒋斌的政治态度、革命胆识和行动都是很出众的。

由海军到东北军为维护国家主权而斗争

（一）在东北维护国家主权（1924—1930年）

1923年在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广州军政府孙中山联合反对直系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社会背景下，一直支持孙中山的蒋斌由海军转入陆军，到段祺瑞主持的保定军官学校，学习交通和通讯。

1924年，段祺瑞一意孤行，发表声明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向右派分子和黑暗势力妥协。12月4日从日本回到天津的孙中山怒斥段祺瑞代表，拒绝参加“善后会议”。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至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

由于孙中山去世前与奉系张作霖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大体相同，关系较密切。孙中山病逝后，蒋斌到了东北军工作，历任连长、营长、交通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由海军到陆军，再到东北军，这是蒋斌一生中第二次大转折。经过1928年至1929年负责收回中东铁路主权和东北电讯主权的斗争，体现了蒋斌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

中东铁路的实质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始于1896年，沙俄帝国诱逼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中东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掠取了在我国东北修筑和经营中东铁路的特权。

中东铁路包括干线和支线，全长2500公里。干线由满洲里、哈尔滨到绥芬河；支线由哈尔滨、长春到沈阳。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吞并东北、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扩张政策的产物。“中东铁路公司”的管辖范围，不仅铁路，还扩及我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它非法行使行政权，驻扎军队，设置警察、法庭、监狱。它掠夺森林、矿产资源，强占沿海和内河的航运权，经营工商业，发行货币，严重破坏了我国主权。

蒋斌从1925年到1930年在东北军从事交通电政工作五、六年间，正是为争回中东铁路主权斗争激烈的年代。曾经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发生了战争，终于实现了“共营”，收回了中东铁路之管理权，从中东铁路管理局收回了电话局及电政主权。蒋斌在完成收回东铁电政工作之后，豪迈地写下：“还我主权”。至今蒋斌后代子孙还将此件珍藏在身边。

蒋斌还非常重视我国自己的邮电事业的建设和发展，30年代初在沈阳修建我国的邮电大楼时，他亲笔书写奠基石。另据蒋斌的女儿蒋凤岗和孙子蒋桢走访陕西省政协的老同志知情者告诉他们，1936年建设西安邮电大楼时，也是蒋斌亲笔书写的奠基石。

1927年7月，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义一上台后，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秘密上奏日本天皇，世称《田中奏折》。它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吾人如欲征服中国，先要征服满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国，则其余所有亚洲国家及南洋诸国，均将畏惧于我，投降于我。……”

1929年，《田中奏折》被揭发出来，据有的刊物介绍，是当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王家桢，请在东京的爱国日籍华人富商蔡智堪设法搞到的。蔡经由日本反田中派内务大臣的协助，化装成补册工人，夜间私入皇室书库抄出，寄给王家桢。王立即组织翻译，并呈报张学良。张批准印发了200本，发给东北范围简任级有实职的人员每人一册。蒋斌当时在东北军任少将交通旅旅长和东北电政交通总监，理所当然地能获得《田中奏折》。据蒋斌的女儿蒋凤岗在世时抄存下来的蒋斌的材料中记载：“蒋斌见到日本侵略满蒙的狼子野心，基于爱国抗日义愤，立即将《田中奏折》全文，自费翻印成小册子，分赠予内外同僚、同学、亲友、机关、学校、群众团体，揭发日本侵略野心及其狰狞面目，促使国人提高警惕，勿忘国仇！这个小册子究竟自费印了多少？现在无法查询，只知道装满了一屋子，至少当有万册。蒋斌抗日的丹心赤诚昭然可见，这对于后来东北军将领及广大民众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激昂情绪，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移师北平，长城抗战（1930—1932年）

1930年6月21日，国民政府特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和平通电“吁请各方即日罢兵”。

1931年4月18日张学良率随行人员40余人抵北平。4月19日正式成立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其职权为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执行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8省军事问题，蒋斌为行营秘电处处长兼交通旅旅长。

“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全东北，这是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蒋介石的卖国、内战、独裁政策，与张学良反日、和平、统一的爱民思想尖锐对立。丢掉东北国土和人民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但他把一切罪责推给张学良，强迫张学良下野出洋。

（三）不事二主，回福建（1933年）

1933年3月12日，蒋介石正式以亲日派何应钦代替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下野后寓居上海，4月11日离开上海出国。蒋斌随张到上海，为躲避国民党，在上海住进租界。张学良出国后，蒋斌以祭祖为名，回福建长乐县老家。蒋斌“回老家”是他一心追随张学良，更是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不满，不愿意在亲日派何应钦手下供职的权宜之策。蒋斌在张学良出国期间，一直按约定的时间与张学良联系。

蒋斌回到福建长乐县古槐树乡屿头村。有四件事，一直为乡亲们传颂。

第一件事。1933年10月26日，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订立了反日反蒋的协定。接着，他们又联合李济深、陈铭枢等反蒋势力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人，于11月20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11月23日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调集蒋鼎文的第二路军等，进攻福建。1934年1月16日进驻福建之后，蒋鼎文曾找到蒋斌，请蒋斌出任福建省副主席，蒋斌婉言予以拒绝。蒋斌不愿在亲日派何应钦手下供职，也不应蒋鼎文之邀，做福建省副主席的高官，就是因为何应钦、蒋鼎文都是跟随蒋介石的，而蒋斌坚决不以蒋介石为主子。

第二件事。蒋斌对家乡百姓生活十分关心。当年正遇天旱，晚稻绝收。蒋斌发动乡亲增高屿头湖堤，使屿头几千亩水稻缓解旱情；开深沟三条，修围圹堤防海潮，将圹下整田500亩，扩大水稻田面积，增产了粮食，解决乡亲们的吃饭和生活困难。

第三件事。蒋斌为改变家乡文化落后面貌，出钱兴建了二宫寺学校。

第四件事。长乐县东山村，林、陈两姓宗派械斗死了十几个人，蒋斌亲自做和好调解。

家乡政府和人民为了纪念他，特意为蒋斌修建了祠堂。

（四）至死追随张学良（1934—1937年）

张学良代蒋受过，背着不抵抗的罪责，于1933年4月下野出国。他漫游了意大利、瑞士、德国、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于1934年1月8日回国。2月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临时会议决议的名义，特派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蒋斌随即又回到张学良身边，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

一向主张“息内争御外侮”的张学良，为了抗日回国。蒋介石没有派他去抗日前线，反而把他派到内战“剿共”的前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学良由“抗日容共”，向以后的“国共合作”思想发展。

1935年9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急于消灭红军，10月1日下令，蒋介石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张学良命蒋斌为“西北剿总”交通处处长，晋升为中将。

东北军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损兵折将，被消灭三个师。张学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样不但“抗日复土”无望，东北军也会被消灭。因此，他原来小心翼翼秘密与共产党联系，变为大踏步地直接找共产党谈判，树立起“联共抗日”的思想，并公开与蒋介石诤谏，“劝蒋抗日”，又与共产党谈判，接受共产党的主张，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又发展到“联蒋抗日”。但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要“剿共”，致使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2点。到临潼捉蒋的部队开始行动，从解除蒋介石的侍卫到搜山捉住蒋介石，已经是7点，9点钟才押送蒋介石到西安城里新城大楼。

西安事变，张、杨拟定八项主张的通电。1936年12月12日晨五时，张把蒋斌找到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报，主持向南京及全国各方面拍发电报。电报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随后就收到各方的复电。蒋斌完成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通电任务。

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到南京，被蒋扣押。此时东北军内部少壮派妄图利用主帅不在、军心不稳的时机篡夺领导权，制造了“二二事件”。他们首先要夺电台之权，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被凶手私自逮捕，于1937年2月2日惨遭杀害。有人目击惨景，蒋斌当面痛斥凶手的野心，凶手老羞成怒，先向蒋斌嘴上开枪，再向胸膛开枪，没等他死去，就把他埋掉了。

西安事变后爆发的“二二事件”，被杀害的将领有王以哲、蒋斌、宋学礼、徐方四位将军。王以哲、蒋斌两位将军的遗体装入灵柩，于1937年2月18日启程专车运往北平，灵车行至郑州、保定和北平前门火车站时，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公祭。

凶手杀害蒋斌之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又给他捏造了很多“罪行”：扣压八项主张的通电、私通南京政府、军统特务、军统潜伏特务、出卖副司令、反对西安事变、贪污腐化……更离奇地编造“张总司令曾对我说：‘蒋斌真可恶！误了大事，把他押起来，一定要严办他！’”事后推卸责任说枪毙蒋斌是“大家说”的。凶手及其同伙的卑劣行径，引起了知情人和蒋斌亲属的极大愤慨。

蒋斌是爱国主义者

世界上总是正义战胜邪恶的，主张正义的人总是有的。郭维城同志在西安事变时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与蒋斌共同工作，工作联系十分密切，他生前多次出具证明，向组织，向司法部门和蒋斌的亲属作证。证明蒋斌被杀害是东北军少壮派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为了说明问题，现将郭维城同志1993年4月23日写的《关于蒋斌的证明材料》选载如下：

“蒋斌，福建人，爱国主义者，曾追随孙中山在广州起义。由于他不满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投奔东北军，深受张学良将军器重，曾任东北电政交通总监，奉命积极收复中东铁路主权，1934年任东北军电台总台长，交通处处长，是“剿总”惟一的中将处长，大家都称他“老革命”。西安事变后在“三位一体”组成的联合办公厅领导下任交通委员会（对外称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交通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对张很忠诚，张对他也很信任。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把蒋斌找到张学良、杨虎城设在新城大楼的临时指挥所，让他掌握电报，主持向南京及全国各方面拍发电报。电报九时发出，南京方面十时就有反应，随后就收到各方的复电，说明这些电报都已按时收到。他还负责组织铁路、公路军事运输，也都完成了任务。”

对东北军少壮派的所作所为，“蒋斌拒不与他们合作，坚决按张学良手令办，追随以于学忠、王以哲为首的正确领导，拥护“三位一体”，实现和平政策。少壮派为了夺权，首先要夺电台之权，为此，蒋斌被少壮派头头应德田、孙铭九私自逮捕，扣押在卫队二营，1937年2月2日和王以哲一起被杀，罪名是蒋斌私通南京政府，扣押“双十二”时向外发的电报，还说他是特务，这完全是诬蔑。”

“‘双十二’时向外发的所有电报，都是在秘书长主持下机要部门的秘书起草，学良签字，再由机要部门译电员译成密码后，由收发送电台拍发，蒋斌和电台根本就不知道电报的内容，也无从扣起。来的密码电报也是由电台收到后，送机要部门译电员译出，由机要秘书分别送领导阅批，蒋和电台也不知道内容。关于蒋斌扣押电报问题，政治上他早就对蒋不满，决不会扣发电报，从技术环节上他也办不到。说他是特务和南京勾结，纯系诬蔑和陷害，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公布的材料，没有一件能对此作出说明，诬陷者更是拿不出一件事实来证明。西安事变前我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事变后我担任宣传委员会代主任，曾经与蒋斌一起办公，我可以证明蒋斌被杀害，是野心分子对一个正直的爱国主义者的迫害，是一件冤案，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我本人为了考证蒋斌的政治情况，为慎重起见，亲自向我们国家的公安部门，提出要求对蒋斌进行是不是“军统和中统特务”、及“十人团”、“复兴社”等反动组织成员的查证，公安部查阅了1937年以前的特务名单，查证结果是：“经查无此人材料”。

蒋斌在革命的大潮中，总是取向进步，取向革命，取向人民大众，并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历史是有记载的。他是革命的先躯者行列中一位有气节有功绩的人物。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1年第4期 当代著名女学者冯沅君　作者：赵淮青

冯沅君先生逝世于“文革”的灾难中，迄今已经26年了。她是我国最早的寥若晨星的女性大学教授之一，又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沅君先生一面在大学教书育人，一面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推重。

1950年我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文史系，冯沅君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她开的课《中国历代韵文》共讲了两学期。

记得第一次听沅君先生讲课，她带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齐耳的短发后拢着，身着偏襟的阴丹士林色布上衣，黑绸裤。姿容娴雅，才情焕发。而最为大家料想不到的，是她那尖尖的黑皮鞋，一双典型的三寸金莲。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巴黎大学东方文学博士，缠足的三寸金莲……这些概念似乎难以协调，却又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调。而她的眼神蕴涵着温柔的光辉，她的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更令人难忘。

沅君先生是造诣高深的学者，诲人不倦的良师。她讲课内容丰富，理念明晰，富于感情，且具幽默感。经过50年岁月的漫漶冲洗，在我脑海里许多事情都淡忘了，讲课的具体内容也大半忘却了，而有些精彩的情节却永远铭刻在心，不会磨灭。有一次，她讲苏东坡的词《念奴娇》，一字不落地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她在讲解的时候，完全沉浸在作品的魅力中，洋溢着对千古名篇的挚爱。我还记得她在讲台上踱着步子，目光凝视前方的风度神态。这首词写得大气磅礴，她讲得也铿锵有力，先生虽外表纤弱，却传达出词中神魄飞扬的气势，把苏词的感情发挥到极致。自然也难忘，冯先生讲李清照的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时，又完全是另一种气氛。又是一次一字不落地朗诵，声音低回，如泣如诉，充满似水柔情，字字送进听者的耳膜，令人肃然动容。无意间，人们发现她的眼角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她对李清照幸福而又坎坷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

沅君先生很推崇元代杂剧大家关汉卿，高度评价关汉卿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窦娥冤》这部作品。当她朗诵关汉卿的《不伏老》这首散曲，“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铛铛一粒铜豌豆”时，声音高亢壮烈，富于感染力，也透露出她自己爱憎分明的性格。

冯先生在课堂上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富于才情智慧，雍容高雅，又透神韵。近50年过去了，先生的仪态行止宛然如昨。她有丰富的课堂讲授经验，在铃声中走进教室，又在铃声中结束课程，这说明她备课的严谨。我时或见她拎着一个装教材的深色布包，步履轻盈地走过校园中交织着法国梧桐的柏油路，风雨无阻，卡着钟点走进教室。犹记得她打把黑色绸伞，冒着隆隆雷声和如注大雨匆忙赶路的情景，当她走进教室，虽有些局促，却不失优雅的风度。

冯沅君先生的丈夫陆侃如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古典诗论家。半个世纪以来，他俩伉俪相依，切磋学问，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他们合著的作品有《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诗史》，都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奠定了他们在学术界的地位。《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前连出8版，解放后修订再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完整的文学通史，毛泽东也作为案头常备书之一。冯、陆两位先生共同给我们讲授《中国文学史》，陆先生讲课温文尔雅，娓娓动听，洋溢着传统文人士子的气息。

在入校不久的一个秋日傍晚，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看望冯、陆二位先生。倒不是有什么问题必须请教，仅仅是为了满足一种倾慕的心意。他们的家坐落在学校大门右侧一座小楼里，离海边很近。仿佛整幢楼就住他们一家。院里阒无一人，因事前未曾通报，我们径直推门而入，只见楼下一层有丰富的藏书，一箱箱线装古版书，不乏珍本善本。听见响动，陆先生在楼梯口探头问道：“谁呀？”接着又说：“冯先生，有几位学生来啦。”旋即走下楼梯，招呼我们就座，说：“今晚我有事，让冯先生陪你们吧。”这时沅君先生也下楼了，露出欢忭欣喜的神色。有个姑娘为我们端来茶水，还有一盘片状花生糖。

书斋幽雅清静，处处氤氲着书香气。大家谈话无拘无束，亲切惬意。她简单问了我们入学前的经历，然后就兴之所至地谈起来，谈文学，谈人生，谈山大的历史，妙语迭出。记得先生说过：“你们入大学文科，文、史、哲都要打好基础，古典文学更是基础。古文学不好，白话文也是作不好的。”她主张大学几年起码要背诵上百篇精选出来的古文，古诗词更要多背，越多越好。

提起她写小说的事，于是，有人问道：“您过去写的小说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后来怎么不写了呢？”先生微笑，回答说：“后来的主要精力放在古典文学上了，对社会生活有些疏远，人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有勇气，也就不写了，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期望。”

因为先生也研究古代戏剧，话题又转到了戏剧方面。在当时，冯先生很放得开，几乎无所讳避，想到便说：“山大有个赵太侔先生，解放前曾任山大校长，在美国研究过戏剧，与洪深、田汉、曹禺等许多戏剧名家都是好朋友，熟知他们的剧本都是怎样写出来的。此人不爱讲话，难见笑容，但讲课非常好，他将来会给你们开戏剧课的。……理学院物理系还有位丁西林教授，也是个大戏剧家，能讲也能写，擅长写喜剧。他写的独幕剧《一只蚂蜂》、《压迫》……曾轰动全国，你们可请丁先生给你们作报告……”可惜不久丁西林先生被周恩来总理和茅盾先生请到北京去了，担任了文化部的副部长，请他作报告的愿望终于落空。

从教授阵容又讲到山东大学的历史。这些话也是我们闻所未闻的。记得她说：山大前身是青岛大学，1930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时，由蔡元培先生负责筹备，蔡先生推荐“五四”时著名作家杨振声先生担任校长。杨先生按照蔡先生的方针办学，成绩卓著。他邀请国内名流来校授课，单就文科来讲，当时就有闻一多、洪深、老舍、沈从文、方令孺、梁实秋、游国恩、台静农、陈翔鹤、孙大雨……他们都曾在山大中文系教过课，都是一时之彦……先生一口气说出许多名字，真是星汉粲然，满眼芳菲。对当前，她认为山大文史方面的教授阵容也是相当可观的，但她没有一一列举名字，只是让我们不要辜负了青岛这个好地方，不要辜负了山大这样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

沅君先生讲得兴趣盎然。说话间，一大盘黄澄澄的花生糖已被我们“风卷残云”。先生脸上浮漾着慈祥，颤巍巍地，又从立柜里端出一盘。还没来得及落坐，一个性格有点鲁莽的同学发话道：“冯先生，您在法国留学时，您的脚会招来不少麻烦吧？”这种容易犯上又不相干的提问，很使我为他着急，不料冯先生却不以为忤，笑容粲然，朗声答道：“这也不难，学习孟丽君嘛，外面套双靴子就行了……”

在这样的娓娓叙谈和笑声怡然的感染中，大家虽舍不得离开，也觉得时间太晚必须告辞了。我们踏着星光回校，心中充满快乐和兴奋，感到先生随便的谈吐，也隽语联珠，胜似读书许多。但是谁能想到，这是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嗣后政治运动频仍，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我们的政治热情越来越高，社会工作越来越多，而对学业上的追求却有所放松，对老师也逐渐疏远了，我们与老教授满室温馨的聚会，仿佛从此成了永远逝去的梦境。

1951年初，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和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大学。齐鲁大学是教会学校。华东大学是一所革命大学，给山大校园带来了革命热情与勃勃生机。但有少数握有权柄的华大领导也带来了极左思潮。而校长兼党委书记华岗是由中央任命的，他1925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做新闻宣传和地下统战工作，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在全校上下威望很高。三反运动中，冯先生的好朋友、医学院著名女教授陈慎昭先生被诬为“美国特务”，自杀身亡。对陈教授的死，华岗校长十分惋惜和恼火，为此拍了桌子。还有一件事是，三校合并后，文史系分成中文系和历史系两系，接替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吕荧先生（也就是1955年勇敢地挺身而出为胡风辩护的那位吕荧先生），当时为我们讲授文艺学，很受学生欢迎。可是却有人投书《文艺报》，诬指吕先生不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解放区文艺放在眼里。其实这位上书人从来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课，纯属没有根据的道听途说。但文艺理论权威刊物登了这封信，山大有些左字号领导主张中文系也要有所动作，号召中文系师生人人上阵批判吕先生。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在一个班上宣布：“谁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硬逼着师生对立，伤了感情。但华岗校长的讲话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并诚恳挽留要求调北京的吕荧先生继续留任。可是“尊者师也”，“师者表也”，在这种气氛下，吕先生怎能留任呢？上述几件事，都在沅君先生心上蒙上一层阴影，表示不能理解。在教研室里，她的话少了，笑声也少了。

冯沅君出身于书香官宦之家。她1900年生于河南唐河县，父亲冯树候是前清进士，母亲吴清芝也通达诗书。冯沅君从幼年开始，母亲便教她四书五经和古诗词。她的姑母冯士均18岁青春早逝，生前出版诗集《梅花窗诗草》，也对冯沅君颇多熏陶。冯沅君的大哥是著名哲学大家冯友兰，二哥是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冯沅君受到两位哥哥的影响，年轻时就具有冲破社会桎梏的勇气和女性独立意识。1917年冯沅君到北京读书，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研究生。在此期间以“淦女士”的笔名发表小说，提倡反封建和妇女婚姻自由，如短篇小说《隔绝》、《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篇，社会影响很大。冯沅君的第一本小说集《卷》是鲁迅先生为她编辑出版的；并亲自找画家陶光庆设计封面，由此可看出鲁迅对她的看重。1926年，她与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陆侃如结婚。他们以文相会，互慕才情，沅君先生的书信体中篇小说《春痕》，侃如先生的小说《小梅尺牍》，都真实地记录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读沅君先生的小说《春痕》，让人感受到她在遥远的青春生命中绽露的灿烂亮色，感受到一个多情善感的年轻女子，又是那么刚强，那么富于胆识，坦诚而勇敢地写出那个时代的女子对爱情既向往又胆怯，得到时便想到失去时的矛盾心情。

1925年夏天，冯沅君由北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后到南京金陵大学任教，这是她半个世纪教师生活的开端。1932年，他们夫妻双双赴法国留学，三年后，双双取得巴黎大学文学系东方文学博士学位。抗日战争前，冯沅君先后在暨南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的中文系任教。卢沟桥事变后，夫妻俩毁家纾难，极颠沛流离之苦，漂泊在两广和云、贵、川之间，相继在搬迁到大后方的武汉大学（四川乐山）、中山大学（云南澄江）、东北大学（四川三台）等校的中文系任教。在那艰难动荡的战争岁月，依然保持了勤奋严谨的的治学和教授生活。抗日胜利后，冯、陆二位先生来到青山、红楼、碧海相掩映的海滨学府——山东大学，他们的教书生涯前前后后经历了半个世纪。山大1958年搬迁到济南，事实证明，这次搬迁是省委的一次瞎指挥，致使一些图书和仪器蒙受不少损失；一些著名教授也离开学校。但冯沅君先生没有离开山大，在这里她经历了一生中最辉煌（注）也是最苦难的一段岁月，一直到去世。

沅君先生一生中育人治学两不误。上边已叙述过她与陆侃如先生共同完成的书，她自己单独完成的著作还有《古剧四考》、《古剧说汇》等书，她对我国的古代戏曲研究贡献很大，对关汉卿、王实甫等戏剧大家的考证、研究多有建树，受到国内学术界一致推崇。

冯沅君素承家学，一生苦读，皓首穷经，对古诗词尤其烂熟于心。她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过很多旧诗词，充满了乡愁和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冯先生说“在知识的掌握上要做到博、深、透、熟”。在治学上，她做到了严谨细致，勾微阐幽，善于思考，颇多创见。在课堂上，对课文的分析透辟精到，讲文学史时，往往能做到不沿袭拘泥于他人陈说，在深入研究作者和作品中得出结论。在倾倒于那些独步千古的作品的同时，总能独辟境界，别有识见。为我们开《杜甫研究》课的研究唐诗的专家肖涤非先生曾说：“冯陆二位先生治学，既不人云亦云，更不武断臆测，有严谨缜密的学风。”沅君先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不赞成完全按照她讲的内容答卷。记得有位同学写了一篇有关《孔雀东南飞》的论文，颇有自己的见解，受到她的好评。她对学生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思想上的火花很敏感，赞许备至。对学生作业，她都是字斟句酌地修改。我们有些毕业后教书的同学，仍然得到她的扶持，凡有请教，辄获解答。

还应该记述的是，冯沅君先生半个多世纪的书斋生活，在“文革”前那段漫长的岁月里，并未冲淡她政治上的热情。念大学时，她曾以实际行动反对学校当局的封建专制；巴黎留学期间，参加过反法西斯同盟组织；抗日战争时，积极参加“中华文艺抗敌协会”的活动等等。

但是，冯沅君先生又是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先是1955年，冯先生所尊敬的华岗校长受胡风案株连，外加许多莫须有罪名，沦为“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从此，山东大学开始走下坡路。像童第周和何作霖先生这样一些大科学家，留不住了。接着是1957年，她的丈夫陆侃如先生被划入另册，打成右派分子，撤掉了山东大学副校长职务和一级教授学衔。在文学馆中文系办公室一次对陆先生的批判会上，这两位学术界的耆宿，大半生相濡以沫的伉俪，迎着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瞠目结舌，相对无言。当人们依次揭发批判过后（其中不少先生的发言是出于无奈，但无法躲避），会议主持人指名要冯先生表态，与丈夫划清界线。冯先生沉默多时，说出的两句话堪称妙语隽言：“我大半辈子与‘老虎’同寝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这是批判？是揶揄？抑或讥讽？难以说清了。

1958年，冯先生步丈夫后尘，沦为拔“白旗”的典型，天天到千佛山砸矿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岂止是对文化的亵渎？革一切美好事物之命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到来了，侃如先生已是“死老虎”，沅君先生顺理成章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全校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次，那些造反派们把她推到一个高处，作为“教育黑线”活靶子展览。而她站立不住，摔了下来。又勒令她去打扫教学楼的走廊和厕所，从一级教授跌到罚苦役的深渊。

人们记得，50年代初国家困难时期，冯、陆二位先生曾把所有积蓄两万元（那时8元钱可买一袋50斤重的面粉）献给国家。而“文革”中他们的工资、存款全被冻结。有一个时期，陆侃如先生被关起来，70多岁的冯先生孤苦无依过生活（他们夫妇没有子女）。每天服劳役之后、神情麻木、步履艰难地到学校食堂打饭。站立不稳，手抖得厉害，多次把饭菜泼在地上。有时饭打回家，却吃不下，呆呆地坐着、望着，在饭桌前和衣睡着了。她就这样，担惊受怕，心情悒郁，先是得了心血管病，后来罹患癌症。这位一代学术名家，在尝尽了人间风刀雪剑、世味咸酸之后，于1975年6月17日溘然长逝，享年75岁。在沅君先生去世三年后，侃如先生突患脑血栓，追随老妻西归，享年亦75岁。

冯沅君先生的一生，是砥砺心志、坚忍不拔的一生。她不随俗俯仰，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但晚年那种风狂雨横的悲凉岁月，是一个老人所难以承受的。她在黎明前的暗夜撒手人寰，不曾看到希望的曙光。但她桃李满天下，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受到她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滋补的学生。我们1953年夏天的毕业班，曾与她最后一次合影，“此地一为别，孤篷万里征”，从此流落四方。而我走得更远，相见更难，再未能亲其懿范，聆其教诲。多少年来，每当我看到那张泛黄的师生合影，心中便涌起无限凄楚和感悟，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珍贵的雪鸿留痕。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注：“文革”前，冯沅君曾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过山东文联副主席，被任命过山东大学副校长。

2001年第4期 写今昔也写胜负　作者：李　庄

近年来有些报刊，如《炎黄春秋》、《百年潮》等载文介绍当代特别是共产党历史上一些重大事件，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经自认为知道事情不少，以后越来越发现这种看法不对。有些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不知道，某些知道的事情并不确实。看来报刊多介绍一些准确的史实十分必要。

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战争之多，在世界上是少有的。很多时间敌强我弱。蒋介石、日本军阀奉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主义，把共产党员看成死敌，决心杀尽而后快。共产党为了生存、为了发展，重要斗争方法之一是保密。以审查干部为例：长期施行“背靠背”的地下工作惯用方法，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在情况不同的条件下采用这种方式，也会耽误事情。

我在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共产党，历史审查清楚了，工作表现也够格，我递交了入党申请表，支部全票通过，上级就是不批准。有个单位调我提前离校工作，我去办手续，顺便问我入党的事，负责人说，就因为有件事你没有交代清楚。我大吃一惊，问究竟是什么事，可否告诉我当面交代？负责人提出此事，我用三分钟说清楚了，问题当场解决。有一位跟我同年的老同志，水平很高，但是不能任正职，因为他的档案中有材料，说他是“特嫌”，此后再也无人过问此事，他的“黑锅”算背定了。后来重新审查历史。他的“特嫌”问题一扫而光，那位最有发言权的人提供材料几个月后就病故了，事情就这么凑巧。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历史上打过许多胜仗，也打过一些败仗，包括中央苏区不能坚持被迫长征，但最后终于全胜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这么强大，党中央领导人一度又犯过“左”倾错误，打一些败仗可以说是自然的。共产党的错误都是自行纠正，把教训变成经验，所以越战越强。只要立场正确，我们历史上的胜利应该介绍，历史上的失误同样可以介绍，以供借鉴。

听说《炎黄春秋》有志于此，就是说，写今天也写昨天，写胜利也写失败。我认为这是值得欢迎的。

2001年第4期 废止“文革”中“大批判”的遗风　作者：伍思文

“文革”中有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当时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煌煌然写入宪法。然而，经历过那场史无前例的动乱的人们都知道，说是“大民主”，其实与真正的“民主”毫不相干。因此，“文革”后拨乱反正，决议废除“四大”，将它们从宪法，也从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但是，除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外，“文革”中其实还有“一大”，那就是“大批判”，本人以为，它也应该从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

“文革”期间的大批判具有以下特点：

一、仗势压人。此类大批判的题目，大都来自权势者，例如中央文革方面，因此，批判者自知后台很硬，摇笔吐字，气壮如牛，仿佛权力和真理都在自己手中。

二、棍帽交加。此类大批判文章，完全不讲道理，只需两样工具即可，一是棍子，一是帽子。棍子打得愈狠，帽子扣得愈大，文章也就愈革命，水平愈高。

三、断章取义。完全不考虑被批判文章的写作环境，完全不必顾及上下文，而是从一个预定目的出发，恶意猜人，任意解释，任意发挥，剪裁拼接，罗织引申。结果，好人被说成坏人，好文章被说成坏文章。

四、上纲上线。本来，写批判文章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然而，此类大批判，则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哈哈镜中看世界，结果，将小问题说成大问题，无问题说成有问题。

五、捏造事实。定罪须有罪证，批判须有根据。然而此类文章所据，大都靠捕风捉影，东捞西搜而来，从未核实，也不准备核实，其下焉者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连基本的统计数字都可以乱编、瞎编。

六、乱用语录。此类大批判，不据事、据理分析，甚至连形式逻辑都不必遵守，语录一引，即下判词。

七、人海战术。当时，不仅有梁效、罗思鼎、洪广思一类写作组，专事炮制大批判文章，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发了一版又一版。而且，全民上阵，“工农兵学商，一齐上战场”，神州十亿人，人人都是批判家。

八、封人之口。完全不听被批判者解释，不让被批判者答辩，也不允许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发表。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说你黑就黑，说你白就白，说你反革命就是反革命。一个调子，大家看齐。

上述“大批判”盛行的结果大家都知道，黑帮、黑书、黑文、黑画、黑歌、黑片遍于国中。当年的“整风文献”竟成了“黑修养”，连共和国主席都成了“走资派”。

“大批判”劣迹昭彰，今天提出废止“大批判”，大概不会有人公开反对。然而，令笔者忧心的是，其“遗风流韵”却远未绝迹。留心一下某些角落，有些人不仍然在故伎重演吗？

（责任编辑 松 城）

2001年第4期 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　作者：舒　芜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整理编印的《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我得到其第六种《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收陈独秀致台静农手札102封，又陈氏手书诗文稿及书艺等一卷，原迹影印，至为精美，我有个人特别原因觉得珍重。

台静农先生有《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一文（载《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二期。以下简称《酒旗》）回忆道：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战开始，仲甫先生被释出狱，9月由南京到武汉，次年7月到重庆，转至江津定居。江津是一沿江县城，城外德感坝有一临时中学，皆是安徽流亡子弟，以是安徽人甚多。而先生的老友邓初（仲纯）医师已先在此开设一医院，他又是我在青岛山东大学结识的好友，家父也因事在江津，我家却住在下流白沙镇。这一年重庆抗战文艺协会举行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主持其事者老舍兄约我作鲁迅先生生平报告，次日我即搭船先到江津，下午入城，即去仲纯的医院，仲纯大嚷“静农到了”。原来仲甫先生同家父还有几位乡前辈都在他家，仲甫先生听家父说我这一天会由重庆来，他也就在这儿等我。这使我意外的惊喜，当他一到江津城，我就想见到他，弥补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现在他竟在等着见我，使我既感动又惊异。而仲甫先生却从容谈笑，对我如同老朋友一样，刚入坐，他同我说：“我同你看柏先生去”，不管别人，他就带我走了。

静农先生是1922年才到北京，初在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继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肄业，而陈独秀先生已于1920年离北京去上海，所以静农先生说“我晚去北京，不能做他的学生”。所谓设在江津的临时中学，校名是“国立第九中学”。抗战前，中学最高的只有省立而无国立（国立大学的附属中学另是一事），抗战开始后才有十几个国立中学，都设在战时后方几省，是专门收容沦陷区和战区各省的流亡中学生的，分别按省籍来收容，校名上并无“临时”字样，性质实是临时的，所以抗战后都没有了。收容安徽学生的有两所，一在湘西，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二中，一在江津，起先叫做国立安徽一中，后来去掉省名，统一排列为八中和九中。这些国立中学，校舍设备虽然简陋，但体制高，规模大，教职员名额多，专收某一省学生的，自校长至教职员也都是这一省人，教职员中间或有他省人也是很个别的。所以，九中设在江津，安徽人在江津的就很多，都是九中的教职员工及其家属，九中学生的家长，以及流亡入川之后因同乡关系投亲靠友或辗转介绍而来的。陈独秀与九中并无关系，其所以定居江津，大概也是因为这里有几个同乡老友之故。静农先生所说的邓初（仲纯）医师，是我的姑丈，安徽省怀宁县（今为安庆市）人，是陈独秀的小同乡，又是世交，自少年在一起长大的。抗战前，邓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校医，静农先生在该校中文系任教，他们是那时结为好友的。静农先生抗战初流亡入川，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分，被安置在国立编译馆（非正式人员），该馆战时馆址起先在江津县白沙镇，静农先生即在白沙定居。（后来编译馆迁走，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在白沙办起来，静农先生应聘至该院任教，一直留在白沙至抗战胜利后出川，此是后话。）白沙镇虽属于江津县，但从重庆乘小火轮溯长江而上，天不亮开船，至江津县城已是下午，再到白沙又约需四小时，所以江津县城与白沙之间的经常联系只靠通信。这就是陈独秀致台静农这102封信的由来。

《酒旗》中说，他在江津县城初见陈独秀，是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之次日，那么就是1938年10月20日；如果纪念会不一定恰恰在10月19日举行，相差也不会太多。这么推算起来，有意思的是，我与静农先生都是在江津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我见到陈独秀大致只在静农先生之后一两个月。

1938年夏，我随母亲由安徽逃难至桂林；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长沙大火，桂林震动，我又随母亲取道柳州、贵阳逃到重庆。到重庆后，听说国立九中在江津招收安徽流亡中学生等情况，也就决定去江津。当时已知邓仲纯姑丈在江津开延年医院。尤其是知道我的四伯父方孝远先生已在江津，我们可以先在他家有个落脚之处，再从容租屋安家。大约1938年12月末，那天下午，我们母子从重庆到达江津县城，直奔国家公馆内四伯父寓处。这家姓国，宅院甚大，当地人称为国家公馆，外省流亡来的人士颇有几家租住其中。我们一进门，见四伯父正陪一位客人闲谈。四伯父命我：“叫‘陈老伯’。这是陈仲甫老伯。”又向客人介绍我们母子道：“这是舍弟妇和舍侄，就是孝岳的夫人和儿子。”陈独秀“哦”的一声，连忙表示知道我母亲的身分。我大吃一惊，真是久仰大名，如雷灌耳，不料这么平平常常地得见。我那时只是个十六岁的中学生，但已经读过《独秀文存》，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轮廓，还在热心读马克思主义之书，知道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的大概。不仅如此，我还自幼习闻陈独秀家与我们家是几世通家之好，陈独秀的父亲陈昔凡先生与我的伯祖父方伦叔先生，我的祖父方君先生，以及邓绳候先生，都是安徽学界文林同辈交游；陈独秀与我的几位伯父、我的父亲以及邓绳候先生的儿子邓初（仲纯）、邓以蛰（叔存）又是同辈交游；我的六伯父方孝旭先生的夫人（方玮德之母）是陈独秀的表妹；我的父亲与我母亲在北京举行新式婚礼时，因为邀请了新派两大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作为贵宾参加，致使我的外祖父旧派学者马通伯先生愤而拒绝出席，只好由我的一个舅父代作女方家长。我带着这么丰富的“信息”一见这位历史性国际性的人物，眼前竟是这么平平常常的老人，简直可以说很“土气”。他的满口怀宁方言，土腔土调，一点也没有改，更不像个一世走南闯北的人。原来他当时也租住在国家公馆，与我的四伯父在同一个小院内，似乎他居的是北屋，我的四伯父是西屋。我们还暂时落脚在四伯父寓中那些天，我每天都注意观察陈独秀一早在他所租的房间当中一个厅堂上散步的情形：他穿一件灰布面的长袍，两手笼袖，在厅堂上来回走，先是缓步，走着走着快起来，后来就成了跑来跑去，每次都是这样。他自然不会注意到我这样一个中学生，没有同我说过一句话。我却注意到他同人说话时，间或目光一闪，锋利逼人，同他当时的“土老头”的整个形象不大一样。我亲见的陈独秀，留在印象中的仅此而已。后来我向路翎谈过，他在他的长篇小说《财主底儿女们》中，下卷第七章写蒋少祖会见陈独秀一场，反复写陈“在房间里疾速地徘徊，从这个壁角跑到那个壁角”，又写，陈眼光中忽而有“一种热燥的烈性的东西”，都是吸收了我的讲述。（整个那一场，以及其他细节与描写，则是路翎自己结构和想象的。）现在看《酒旗》中也说：

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

对于目光间或射人这一点，与我印象相同；至于举止从容，大多数时间也确是如此，我只见过他在早起踱步时总是不自觉地由踱转成奔跑而已，路翎的小说中写成他对客谈话时也如此，那不是我说的。

不久，我们母子另行租屋安家，我进了国立九中，校址在江津县城的江对岸的德感坝，我平日住校，星期日才过江回家，去四伯父寓居不多，似乎再没有怎么见过陈独秀。现在看他致台静农第一封信，写于1939年5月12日，寄信人地址已写“江津黄荆街83号”，那是邓仲纯姑丈所开的延年医院（同时也是住家）的地址（陈氏后来凡寄自江津县城的信，基本上都寄自此址）。那时我还在江津，姑丈家我有时也去，竟不知道陈氏是何时从国家公馆迁居黄荆街的。1939年秋后，我离开江津。1942年5月27日陈氏在江津县鹤山坪逝世的消息，我是在重庆南温泉看报（大约是《大公报》）知道的。报上的消息，登得很不显著，说是送葬者只有寥寥十来个人，墓碑上刻的是“怀宁陈仲甫先生之墓”，记者显然是同情地透露出哀其身后凄凉的意思。

1944年冬，我应聘到女子师范学院国文系教书，得以拜识心仪已久的台静农先生。他约略谈过他在编译馆，陈独秀在江津县城时他们的交往，给我看过陈氏晚年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是静农先生帮忙在编译馆印的，只是很简陋的油印本。我于文字训诂之学无所解，未借来看。我也没有多打听陈氏晚年的情形。那时，左翼阵营中，“托陈取消派”还是大罪名，1938年，康生等还公开诬指陈独秀为“托匪汉奸”。我虽知道静农先生纯是以师生之谊与陈氏交往，（尽管那时我不知道静农先生进北京大学并未赶得上听陈氏的课，而静农先生以此为遗憾，原以师礼事陈氏，乃是事实。）但我也知道已有人在重庆进步文化界散布流言，说他们是政治关系，说静农先生是“托派”云云。静农先生为此很气愤。所以我避开这个敏感话题，现在读陈氏这100多封信，藉此第一手的材料，得以详知陈氏晚年生活的艰困，以及陈、台师生之间的动人的关系，也可以说弥补了我本来愿意知道可以知道而未知道的缺憾。

1939年5月12日信，是现存的陈独秀致台静农的第一封信，云：

静农兄左右：

弟病血压高五十余日迄未轻减，城中烦嚣，且日渐炎热，均于此病不宜，燮逸劝往聚奎过夏，云彼处静、凉、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为连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静，倘（一）房租过多，（二）床、桌、椅、灶，无处借用，（三）无确定人赴场买菜米油盐等，有一于此，则未便贸然前往，兄意以为如何？倘兄亦赞成我前往，上述三项困难，请就近与邓六先生一商赐知为荷，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五月十二日

陈独秀是师辈，而信中称静农为“兄”，自称为“弟”。《酒旗》中说：陈氏书赠台氏父子的对联、立轴上，“题款称我父亲为‘丈’称我为‘兄’，我们父子当时都说他太客气，其实他还大我父亲三岁，这是传统的老辈风范，而我却不免有些惶悚。”大家都知道，鲁迅写给学生和相熟的青年后辈的信，一贯都是称受信人为“兄”。上溯章太炎写给鲁迅、周作人的小简，也是称“豫哉、启明兄鉴”，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顺带还可以说到，静农先生长我二十岁，给我的信和赠送我的书艺题款上也一贯称我为“兄”，自称为“弟”；长我二十岁的胡风先生、聂绀弩先生也是如此。）信中说的聚奎，是私立聚奎中学，前身为聚奎书院，颇有历史，是白屋诗人吴芳吉的母校，校址在江津县的白沙镇外八里许的黑石山，环境和校舍都还不错，故陈氏想借住养病避暑，但又深以房租过多等事为虎，可见其手头较紧。接着5月17日信中有云：

顷晤雪逸兄云聚奎周校长已回信来欢迎我去住，我亦决计去，房租一节，雪逸云不要；我以为多少总要出一点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专雇，有学校工役代办；我以为自雇一个（男工）较为方便。家具一层，雪逸云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须准备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场小住一二日，购齐再去（床一、饭桌一、厨桌一、书桌一）。

末尾所开必不可少的家具单，如此寥寥四件而已，使人读之凄然。下文又说，闻白沙另有一处房屋出租，“可否劳吾兄亲去一看”；又说“或日内即赴白沙场在银行小住一二日，住聚奎或另租屋，候见兄时再决定，如何？望即示知！”可以以此类生活琐事殷殷相托，倚仗甚专，足见对这位同乡后辈的信任亲切，已非一般。5月21日又有信，说知道聚奎中学觅合适之屋不易，且病体不堪四小时轮船之挤闹，已托人在江津县城附近的鹤山坪租屋，白沙之行作罢。6月16日信说：

弟移来鹤山坪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来则安之而已。据脉搏似血压已减低，而耳轰如故，是未恢复原状也。此间毫无风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气总较好也。

老病栖迟，难得一个托身之所窘况如见。此后陈氏基本上住鹤山坪，间或返江津县城，给静农先生的信仍是寄自黄荆街83号，有时则寄自东门外中国银行宿舍，未详是谁的宿舍。直到1942年在鹤山坪病逝。

此集的信中，未有正面说到他当时是靠什么经常收入为生，只说到《小学识字教本》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下面另详。而水如所编的《陈独秀书信集》中，则有陈氏1941年8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乞吾兄万勿挂怀！（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517页，新华出版社1987年11月版。）

又1941年9月6日致杨朋升函中云：

弟月用三百元，生平所未有。居城中当多一二倍，已觉骇然，兄在成都用度竟多至十倍，倚薪俸为生者，将何以堪！（同上书518页）

蒋梦麟在《新潮》中说：

[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蒋梦麟《新潮》第11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9月1日初版。）

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蒋氏皆言之未详。是从何时开始致送的，也未详。陈氏1940年5月29日致台静农函云：

静农兄：

顷见兄于廿五日致仲纯书，愤怒异常，前有友人金君自重庆来江津看我，亦云闻之教育部中人告诉他，部中月给我三百元，今编译馆中又有云弟从部方领到稿费；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谣言，可恨之至！请兄为我严厉辟之，是为至感！此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五月廿九日

昨上一函，谅可与信同时收到也。又及

倘陈馆长亦闻此谣言，可将此函与他一阅！又及

此所谓谣言，不知是否当时教育部授意或同意由北京大学每月致送陈氏三百元，尚未实行，部中风声已出，而陈氏本人尚未知，故怒斥为谣言。又，这之前一个月即4月29日陈致台函中有云：

任北大讲座固弟之所愿，然以多病路远，势不能行；为编译馆编书（不任何名义——原文如此，作者注），事或可行，惟馆中可以分月寄稿费，弟不能按月缴稿，馆中倘能信任，弟所受馆中之钱，必有与钱相当之稿与之，不至骗钱也。

似乎已在酝酿北京大学之事，似乎是要聘陈氏为讲座。据说，“西南联大教师的职称，有比正教授还高的一级，叫做‘讲座’，全校只陈寅恪和刘文典二人。”（贺祥麟：《西南联大忆旧》，载《出版广角》1997年第一期》）不知是不是后来陈独秀即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但实未到校，故一般人不知道。若依此推测，则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的致送，最早当不早于1940年5月，蒋梦麟所说“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或未准确。据蒋梦麟回忆可见，直到1942年陈氏逝世，才停止致送；也可见陈氏逝世前不久，还在每月急切等待着这笔生活费，没有如期收到就写信催问。又，后来何之瑜1948年1月7日致胡适函中追述云：

……《古阴阳入互用例表》及《连语类编》两种，这两种是仲甫先生在民国三十年自加整理之后，拟交给北大出版的，因为当时北大月赠三百元，为仲甫先生生活费用之故。（《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第306页，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

可见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氏是把它作为工薪一类性质来接受的，他不愿无功受禄，所以1941年即逝世前一年，还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以所受每月三百元，抵作工资或稿酬。

陈氏致台静农函中，几次说到他的《小学识字教本》一稿售与国立编译馆的稿酬之事。1940年4月14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弟以为未交稿，不便函索，希兄向该馆一言之。

同年同月22日函云：

编译馆尚欠我稿费二百元，稿尚未寄去，不便催取，兄能为我婉转一言之乎？

同年5月15日函云：

稿已完全写好抄过，……虽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写竟，总算告一大段落，法币如此不值钱，即止此不再写给编译馆，前收稿费亦受之无愧也。

此项稿酬，大概是北京大学每月三百元之外，陈氏的重要生活费收入。这个《小学识字教本》，是陈氏晚年心血所注的著作。以专精的古文字学训诂学的研究为根底，为小学生识字的启蒙需要，作成此书，正如《酒旗》所云：“仲老在《新青年》时代摧腐推新，晚年犹为下一代着想，以此精神，能不令人感激。”其自叙云：

本书取习用之字三千余，综以字根及半字根凡五百余，是为一切之基本形义，熟习此五百数十字，其余三千字乃至数万字皆可迎刃而解，以一切字皆字根所结合而孳乳者也。上篇释字根及半字根，下篇释字根所孳乳之字，每字必释其形与义，使受学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此不独使学者感兴趣助记忆，且于科学思想之训练植其基焉。不欲穷究事物之所以然，此吾国科学之所以不昌也。

陈氏这一百多封信，绝大部分都是关于请台静农代找著此书所需的参考资料，关于请台代向编译馆陆续交稿，关于交稿后又不断有所改订增删，一条一条陆续写信请台代改，关于抄写校订，关于如何刊印，等等。刊印的事，几费周折，中间有种种方案，遇种种阻力，最后仅能由编译馆油印数十部，陈氏只想得二十部而未可必。如上引1940年6月15日信中所云，实际只写出上篇。关于这方面的内容，以及陈氏有关中国历史、中国书法等片言只语的精辟之论，介绍出来，会有很大学术意义，但另需专篇，此文中只好从略。这里仍然回到陈氏晚年生活困窘之事。

记得1939年我还在江津上学之时，隐约听到一个风闻，说陈独秀当时，由蒋介石给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名义，月支干薪，为其主要生活费来源，云云。不记得是从何处听来的了，当时有些相信，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局面之下，周恩来尚且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郭沫若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则以一个“参议”的空名安置陈氏，或亦有可能。但也不是深信，后来也没有向台静农先生问过。现在读陈氏这一百多封信，才知道那完全是谣传。倘若陈氏当时有“参议”的干薪，何致如此困窘。而且，1941年9月16日函中有云：

前重庆有人托陈馆长为某杂志觅文稿于弟，不知即顾颉刚近日主编《文史杂志》否？此杂志是中央党部组织部所办，或朱骝先私人所办，兄如有所知，并希示知！

可见他很注意杂志的政治背景，要他投稿，他先要弄清杂志是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办的，那么他怎肯拿军事委员会的干薪呢？我当时轻信谣传，固由未深知陈氏为人，亦未深思周恩来、郭沫若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的官是公开的统一战线的抗战工作的安排，陈氏若拿军委会的干薪则是不明不白的政治津贴，性质上是不同的。

陈独秀逝世于1942年5月27日，他的老友、我的姑丈邓仲纯先生5月19日致台静农先生手札，详谈陈氏的病况云：

弟以仲兄突然卧病，于十八日再到鹤山坪。仲兄乃因食物中毒而起急性肠胃炎，十七日晚曾一次晕厥，颇形危殆，今日虽经服药，已较平稳，然以年逾六旬而素患高血压者，究属危险，实足令人惴惴不安为甚矣！

函末“又及”（次日所加）云：

今日仲兄较昨日更见好。已略有食欲，不作呕，呼吸已平稳，精神亦稍觉安宁矣。仲兄嘱转达吾兄者，以后教本印稿，不必寄来校对，迳可付印。盖因此次一病，必须数月之休养，方能恢复健康，决无精力校对，以免徒延日期也。弟大约再留山上一、二日，视仲兄病状如何？弟原拟于上星期日（17日）赴渝一行，乃因仲兄病而中止也。

静农先生将此信存放在陈氏信札一处，今亦原迹影印在陈氏信札之末，为报告陈氏最后情况的第一手材料。所谓病情较好，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此信之后的第七天，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就在荒山羁旅之中，在寥寥几位终身好友的真切关怀中辞世。临终前数日重病之中，还殷殷切记《小学识字教本》油印之事，可知他是连装订成册的油印本都未能见到。当时葬在江津，后来迁回故乡安徽省安庆市，现已为市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11月，我到安庆市郊谒墓时，从墓碑上生卒年，才算出他在世只有六十二岁，而我那年已是六十三岁，已长他一岁。回想十六岁时见到他以来的种种事情，自惊虚度，一事无成；今又十二年，来读他这些信札，又不禁有许多说不清的感想。忽然想起我旧作诗中有一联云：“终是佳人空谷意，何妨烈士暮年心。”本与此无关，不知何以联想到，既然联想到，即截取为此文的题目。

2001年第4期 艺术大师陈师曾纪事　作者：李运亨

陈师曾先生在现代美术界可称第一人。

——梁启超

陈师曾先生名衡恪，别号槐堂，又号朽道人。1876年2月17日（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生于官宦之家。师曾先生之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后官至兵部侍郎。其父陈三立，曾任史部主事，为清末著名诗人。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为官从政务实，主张维新。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失败，父子遭“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这一政治上的打击，对师曾后来产生民主思想有着巨大的影响。三立先生被革职以后，从武昌移居南京，闭门研读诗文。是时已废科举，三立先生即举办家庭学堂，教育子女。教授四书五经，并开设数学、英语、音乐、绘画课。师曾的兄、弟隆恪、寅恪、登恪与师曾的三个妹妹康晦、新午、安礼同时就学。湖南山水画家萧泉曾在陈家教画。陈家亲朋友好的子弟，如我国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及其弟茅以南也曾在陈家受业。师曾考取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后，与鲁迅先生同窗，二人情谊甚笃。师曾学习勤奋，成绩优良。

求师乐此不疲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师曾转学上海法国教会学校，研读外语，为出国求学作准备。翌年，师曾偕弟寅恪从上海乘日轮去东京求学。先在弘文学院补习日文，后入高等师范学校研究博物学，仍与鲁迅同窗共读，朝夕相处。鲁迅在东京积极筹办《新生》杂志，师曾热情支持和赞助。师曾与肄业于美术学校的李叔同（弘一大法师）相交甚密，二人对诗词、中外绘画、书法、金石篆刻皆极喜爱，终成莫逆之交。他与日本画界也交往密切，在注重写生方面与当时东瀛画坛人士不谋而合。总之，留日八年，为他以后的艺术生涯吸取了不少营养。

1909年春，师曾先生与吴县汪春绮女士结婚。回国后，1910年，应张謇之邀赴南通师范学校执教博物学，寓居通明道观。师曾妻子的汪家与著名书画家吴昌硕素有交往。师曾倘去上海，必去吴昌硕处学画。师曾得益匪浅，在绘画上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南通靠近上海，又与苏州仅一江之隔，交通方便，文人墨客荟萃，师曾与书画家的交往日益频繁，并与“翰墨林”书画店主李苦李交往日甚。李苦李与师曾同是吴昌硕先生的得意门生。二人习艺论画，切磋画理，相处十分合契。

师曾先生从师吴昌硕，无论绘画、篆刻，皆能领会要旨，“师其心而不摹其迹”，即使是临摹作品也能做到“画吾自画”，所以这个时期他的绘画、篆刻，学而能化，自有面貌。

主管图书 心系书画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2年蔡元培先生出任教育总长，创导美育教育，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美术学校——上海图画美术院。

1913年秋，师曾应教育部之邀赴京到教育部供职，又与鲁迅先生重逢。师曾不愿为官，与鲁迅共主图书编审，共同参加全国儿童画展的审查和国内文物展览。鲁迅先生1912年应蔡元培总长之聘任教育部部员，兼任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工作的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师曾与鲁迅在教育部再次重逢，二人朝夕相处，书画往来，同游小市、琉璃厂，玩赏古玩书画。师曾多次作画制印送鲁迅，鲁迅也送碑帖拓片给师曾，互相切磋、交流。

1915年1月1日，美国旧金山举行“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鲁迅、陈师曾等从全国儿童艺术展览会的展品中精选出104种共125件交中国筹备巴拿马赛会事务局运往展出。

1915年2月22日，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三年制手工图画科，聘师曾为国画教师，致力于培养美术人才的师曾先生慨然应允。

1918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画法研究会，聘师曾先生为中国画导师，与徐悲鸿、贺履之、李毅士等人共同授课，砥砺画学。是年4月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聘师曾为中国画教授。1920年（民国九年）5月，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会，先生为主要成员之一。

师曾先生提倡画家走出画室，以现实生活为对象，吸取西洋画的科学因素，创作出自己的风格。他的教学思想是启发学生的自觉，主张“书画同源”，多观察各种物象的特点，重视基本功的训练（包括国画的临摹）；认为基本功越深厚，气韵越生动。对中外艺术，主张融会贯通，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创作出自己的风格。他诲人不倦，以自己精湛的艺术指导，造就了不少著名美术艺术家，如刘开渠、李苦禅、王雪涛、俞剑华、王子云、王友石、高希舜、张肇铭等。

实为中国漫画始源

师曾在教育部供职十年之久，工作之余坚持作画。其间交友更加广泛，接触著名学者愈多，其书画声誉日隆。他孜孜于中国画创新的研究，以造化为师，面向生活，折射人生，细心观察北京街头的风俗人情，于是1914~1915年间创作了多幅别开生面的北京风俗画，如《墙有耳》、《老妪》等，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对统治者进行讽刺。他在1909年所作简笔人物画《逾墙》（见附图），寥寥数笔，形神兼备，余味无穷，近似后来中国的漫画。他画一窃贼正欲翻墙行窃，左腿已跨上墙头，扬头向内窥探动静。构图简练，立意深邃，画面单纯含蓄，富有情趣，完全是现在漫画笔法。更值得提出的是，先生于画右上角题道：

有所谓漫画者，笔法简拙，托意诡，涵法颇著，日本则北斋而外无其人；吾国瘿瓢子、八大山人似之，而非专家也……

先生首次在这里提及漫画二字，介绍了漫画的形式，把传统说法的中国现代漫画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十余年。这对研究我国漫画之渊源及其涵意，很有参考价值。先生认为： 东瀛的葛饰北斋（1626—1705）是漫画专家，而我国的黄慎（1687—1705，号瘿瓢子）和朱耷（1627—1705，别号八大山人）的作品中，也有含漫画意味者，但他们并非专家。

与此同时，师曾先生在上海刊行的《太平洋画报》上发表的即兴之作，以及1914—1915年间在京华创作的风俗人物画，都笔墨简单，意趣盎然，立意深刻，漫画艺术之味更浓，很显然是受日本北斋的影响，开了我国漫画艺术的先河。所以后来漫画艺术大师丰子恺推崇陈师曾的简笔人物画是“中国漫画的始源”。

师曾先生滞京期间，坚持作画不辍；工作之余，漫步街头，细心观察北京街头的风土人情，在1914—1915年间创作了多幅别开生面的《北京风俗画》，对民初画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先生的北京风俗画，以简练的笔法，逸笔草草，面向现实，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和乡土气息。如《墙有耳》（见附图），作于1914年（民国三年），用笔简括，讽喻明显。民初袁世凯当政，一心复辟，“严禁小民莠言干政”，很多公共场所，贴出“闲谈莫论国事”；人民群众噤若寒蝉；二人对话则防止第三人听到，师曾先生作画以讽之，画面上柴扉内似有人谈话，门外有两三个不三不四的人窥探、偷听。1944年董大年先生又在画上题道：“莫论国事贴红条，信口开河祸易招；仔细须防门外汉，隔墙有耳探根苗。”惟妙惟肖，痛快淋漓，简直是一幅典型的政治讽刺画。

力劝白石老人“变法”

师曾先生在艺术创作上主张中西融会，中国画“宜以本国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他是敢于创新的实践者。白石老人在师曾的力劝和帮助下，“衰年变法”，终成举世闻名的艺术大师。

师曾与白石相晤，始于1917年。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师曾在北大画法研究会任教，常偕友人胡佩衡君去拜访白石。白石亦经常去北新街“槐堂”（师曾的画室，因庭中有老槐而故名）。二人谈画论世，堪称益友。

当时白石老人的画已造诣很深，但他学八大山人所创的简笔大写意，很少有人喜欢。陈师曾劝其改学吴昌硕，白石为使自己的艺技有新的发展，另辟蹊径，走上吴昌硕开创的大写意花卉派的道路，后来又独创红花绿叶的浓色花卉和以水墨画鸡、画虾、画蟹等，自成格局，达到了“变法”，终成世界瞩目的艺术大师。

白石老人1945年时，自记其事云：

子五十岁后，冷逸如雪个（八大山人），避乡乱，窜于京华，识者寡。友人师曾劝其改变，信之，则一弃。

师曾与白石老人交往日密，老人的画风、人格，也深深影响了师曾。白石作画注重写生，友人问其山水写生问题，老人特意以对联答之：“胸中有丘壑，腕底有鬼神。”白石少时为生计所迫，浪迹大半个中国，遍历名山大川，途中处处写生，搜集素材，积累资料；40岁左右，老人细心整理，绘制成《借山图》共52小幅，总称《借山图卷》。白石视为珍宝，从不轻易示人，更不外借。但师曾和他的关系不同，借去十数幅，挂于“槐堂”，反复欣赏玩味。可惜师曾不幸于1923年早逝，借去的《借山图》遗失十幅，老人思友惜画，感慨系之。

师曾画的山水画，如《藤瓦精舍》等，直接从写生中来，绝无人工造作之气，意趣天然；笔法、墨法乱中不乱，既入规矩，又富新意。从画中完全可以追溯出白石老人的渊源。故老人记述师曾与他的关系。

谈到白、陈二人的关系，白石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自退”的诗句，这是最能说明他们间挚友之情的。

捍卫中国传统文化

陈师曾家学渊博，诗、书、画、印俱工，不仅是著名的书画家，还是民初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学术领域出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艺术的怪论，陈师曾以大无畏精神撰写《文人画的价值》，大胆地为文人画辩护，继之，又发表了《中国画是进步的》一文，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抗衡。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极大的反响。

师曾先生的《中国绘画史》，是他应中华教育会之邀，在济南主讲《中国美术小史》之讲稿，身后由门下俞剑华、苏吉亨分别整理成《中国绘画史》二种版本行世。他从三代一直讲到明、清，举凡画种、流派、各画派之代表人物以及各个画家的里籍、生平、绘画特点，一一道出，条分缕析。先生从各个方面阐述中国传统艺术的精辟要义，发前人之所未发，为中国绘画历史与理论研究方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开山意义。

《朽者不朽》

1923年（民国十二年）暑期，师曾继母俞淑人患疾，先生驰归南京，侍奉汤药，因劳累过度，饮食不调，偶染伤寒，被庸医误诊为痢疾，9月12日（农历八月初二），不幸逝世。时年仅48岁。艺坛巨星，英年早逝；噩耗传出，画界震惊。是年适值日本东京大地震，友人梁启超先生悼曰：“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之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他的老师吴昌硕得知师曾逝世，非常悲痛，连说：“可惜！可惜！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并奋笔疾书“朽者不朽”四个大篆字。白石老人以极悲痛的心情在《自传》里写道：“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感觉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流了下来。”并写了几首悼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君我有才招世忌，谁知天亦危君年”；“此后苦心谁认得，黄泥岭上数株松”。

当代雕刻大师刘开渠说：“陈师曾的创新精神和作品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是当时北京最有名望的画家。”潘天寿先生说：“陈师曾天赋高，人品好，学识渊博，国学基础深厚，金石书画无所不能，可惜死得太早；否则，他的艺术成就定在吴昌硕之上。”

至今，师曾先生已逝世78周年，人们称誉他为近现代的艺术大师，他是当之无愧的。“何朽之有”！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4期 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刘绍周　作者：王继民　于洪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就是参加历次共产国际大会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有人会问：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21日，共产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那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共产国际大会中有没有中国人参加？回答是肯定的。据史料记载，1919年3月2日至6日，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刘绍周和张永奎列席参加了大会，并享有大会发言权；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刘绍周和安恩学列席了大会，并享有大会发言权。刘绍周成为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刘绍周之所以为共产国际所重视并成为共产国际里最早的中国人，这是和他组织的中华旅俄联合会（后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历史功绩分不开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的中国进步力量的惟一代表，也是苏俄政府、共产国际联系中国革命的纽带。

刘绍周与中华旅俄联合会

刘绍周（1892—1970），后改名刘绎荣，广东高要县人。5岁时随父去俄国，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在俄国读书。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事华工工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俄国谋生的华工有近6万名，到十月革命前，在沙俄的华工已有30万人。这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为俄国的建设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遭到沙皇统治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华工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多个旅俄华人团体。他们分布于彼得格勒、莫斯科、叶卡捷琳堡、哈尔科夫、彼尔姆等地，但是这些华工组织大都规模小，组织间缺乏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组织发出的声音不响亮、不够坚强有力。二月革命后，1917年4月1日刘绍周等人在彼得格勒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有关章程，并选出了15名干事，由刘绍周任会长，刘雯为副会长，张永奎任秘书，联合会总会设在彼得格勒。该会的宗旨是：“（1）联络旅俄华人。（2）对于旅俄华人之行动，凡在法律范围之内者，应竭力以辅助之。”“以辅助旅俄学商工三界为宗旨，无论何界发生何种事故，概由本会竭力设法保护办理。共同商定此会为我旅俄人渡迷之津梁，输通两洋知识之枢纽，藉以研究该国各种实业及金融之问题。”可见，这时的中华旅俄联合会实际上是旅俄华人的工商学各界的联合组织，但是工作重心在华工方面。十月革命前，该会曾派出代表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工商部、内务部和市政府所召开的有关救济华工问题的会议，为协助华工回国做了许多工作。

1918年12月15日，根据十月革命胜利后出现的新情况，中华旅俄联合会联合了其他一些华工组织成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其任务改为“组织华人劳动者与俄国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反革命和反对外国干涉者的革命斗争”。刘绍周任联合会执委会主席。中华旅俄联合会的工作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成了旅俄华人的政治组织。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后立即向中国人民发出呼吁书，希望继续进行反对卖国的北京政府的斗争。呼吁书指出：“中国工人应该记住，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俄中无产阶级团结万岁！全世界工人团结万岁！”1918年12月24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占领了原中国驻彼得格勒使馆，并组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统管旅俄华侨的利益，这一行动得到了苏俄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苏俄政府的支持下，联合会除了继续救济华工、帮助华工回国、参与审理有关华人的案件之外，还积极保护旅俄华人的权益。联合会受苏维埃外交人民委员会委托，创办旅俄华工《大同报》，发给中国工人，特别是参加苏维埃红军的中国工人阅读。

旅俄华工联合会为组织华工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联合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刘绍周曾在1919年5月16日打电报给列宁表示：“旅俄华人定将全力援助俄国无产阶级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局在谈到旅俄华工联合会时指出：“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苏俄领土上活动的合法注册的无产阶级组织；从该组织中产生共产党支部，出版华人共产党机关报《华工》，不仅在俄，而且在中国进行宣传并同工农政府携手工作。”

旅俄华工联合会还为促进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革命联系做了大量的工作。1920年7月，旅俄华工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致电孙中山和全国同胞，请求：（1）协助中国青年的革命事业；（2）即行承认苏俄，并反对帝国主义干涉苏俄；（3）立即派代表与苏俄谈判建立外交关系；（4）设法使华侨胜利回国。

在苏俄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刘绍周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支援苏俄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甚至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他们参加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保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同时还积极沟通苏俄与中国革命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刘绍周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才受到列宁与苏俄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褒扬，刘绍周才会受到共产国际的邀请参加两次共产国际大会，成为共产国际大会中最早的中国人。

刘绍周参加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与第二次代表大会

1919年2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旅俄华工联合会组成了申请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自称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社团。该代表团由刘绍周、张永奎组成，其宗旨是在中国组建民族革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中国先进的民主力量，同世界帝国主义列强以及世界资本的贪婪野心作斗争。不久，苏俄外交部就接受了刘绍周、张永奎的请求，向二人发出热情的邀请。1919年3月2日，刘绍周、张永奎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义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3月4日大会的第三次会议上，对于是否同意建立第三国际问题进行表决时，刘绍周发言，表示“同意”建立共产国际。在大会的第四次会议上，刘绍周对共产国际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他说：“我作为中国组织的代表来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深感荣幸。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在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向旗帜鲜明的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共产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本国际是俄国共产党创立的。这个党领导的政府，为世界劳动人民的利益，为各国人民的自由而对世界帝国主义宣战。因此，这个党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中国还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刘绍周的贺辞最早在国际讲坛上表达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的心声。刘绍周使共产国际殿堂里第一次响起了中国人庄重严肃的声音。这庄严的声音与难忘的时刻将永载史册。大会期间，列宁在百忙之中亲切会见了刘绍周，热情关心之外还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创建，因而，中国本土仍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出席大会。刘绍周再次应邀以“中国工人党中央局”的名义参加了大会。为了研究东方人民革命问题，成立了由列宁、加米涅夫、罗易、马林等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绍周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在7月28日大会举行的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刘绍周在会上发了言。他在分析了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之后指出：“在中国许多省份里，日本就像在被征服的国家里一样，独揽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已说过的那些督军们的独裁政权，200万惟钱是听的涣散军队的存在，形成了一片混乱的局面。这就是经常出现革命风潮和群众反政府情绪的原因。”在发言中刘绍周还对“五四运动”的情况作了介绍。他赞扬了学生和工人们的爱国行动，分析了运动的意义：“运动虽然被反动政府镇压下去了，但它唤醒了群众的革命精神，起了很大的作用。”运动使得“学生们看清了孤军作战不会有任何成果，便开始争取工人群众。中国工人也开始明白自己是一支力量，尽管代表的是刚刚产生的工业无产阶级。”最后，刘绍周在大会上强调：“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不仅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深深扎根于亚洲并将其帝国主义阴谋扩展到西伯利亚、太平洋的一些岛屿，甚至南美。目前，惟一能对抗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因素，就是中国劳苦大众强有力的革命运动。”因为：“那里有孙中山及其第一次革命的拥护者，还有学生总联合会、工会和社会主义党。这些集团已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反对北洋政府和资产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具有坚定的革命精神。”刘绍周的发言表明他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国情了解基本正确，但他还不十分清楚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因而未能准确预见她的成立及对未来中国革命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

旅俄华工联合会存在的时间不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取得了直接联系，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里最主要的中国人。这时，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作用大大降低，发展也趋于停滞。刘绍周则因火车事故受伤，于1920年11月携眷回国。回国前，刘绍周写信给列宁。信中说：“在我动身去中国的时候，我向你表示最好的祝愿和为你一贯对我表现出的关心，特别是对我领导的团体的关心和有求必应的态度，致以深切的谢意。”回国后的刘绍周生活经历是这样的：先是在中东铁路任职。1933年至1940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法商学院和西南联大任俄文教授。1940年6月任中国国民党政府驻苏参赞。1949年9月支持陶峙岳将军起义，为新疆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195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外交部顾问，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1970年7月18日在北京病逝。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4期 从日记看阎锡山晚年心态　作者：李蓼源

曾任北洋政府督军、省长及原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统治山西近40年的阎锡山，于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太原战役中，逃离太原，飞往京沪。1949年6月至次年3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他曾以“调人”身份，奔走于奉化、桂林、广州蒋、李之所，希图斡旋感情，协调一致，但终未如愿。在他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正是我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东南、西北、西南之时，蒋军数百万土崩瓦解，局势急转直下；而日益紧缩之蒋管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官吏离心，民怨沸腾。阎先在广州，复去重庆、成都，后迁台北，对当时局势，诚如他答李宗仁询问国事时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最后在台北不得不“内阁”总辞职，退居菁山，终其余生。阎有日记（《感想录》），详载此组阁九月其行政院情况及其诸多心态，今简录其日记片断以飨读者。

台北出版之《阎伯川先生感想录》（日记），载阎1948年至1950年事。1949年3月29日记曰：“李（宗仁）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八时抵南京。”4月21日记：“接梁化之电告：‘恐太原城陷在即。’”4月23日记：“与太原联络中断。”4月24日记：“太原失守。”阎此后之两年日记，多记其参与蒋介石、李宗仁之间之调解斡旋，及其任“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诸事，对蒋、李之间的斗争、互不信任，多所感慨。如1949年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当日追忆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1949年6月13日阎于广州就任“行政院长”。彼到任第三天后，其6月16日的日记便这样写道：“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总之，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6月18日记：“午前报告施政方针，……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500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6月25日记：“在两大夹缝中处事，胆小如鼠的错误，结果是胆大如天的祸害。”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泄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议题，……仇恨加大，造成分奔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度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9月23日记：“到广州以后，感到理智无所用处，如四川太阳无所照处一样。”10月4日，关于答复立法委员梁栋时请其“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问题的日记里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意气愤事。……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10月13日记：“李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重庆。”10月15日记：“由台北飞重庆，宣布政府正式在重庆办公。”此时蒋介石抵渝，李宗仁在香港太和医院，复由香港赴美。12月8日记：“由成都飞台北，晚七时招待记者，宣告政府移台办公。”1950年1月15日记：“行政院秘书徐卓草拟《改革政治大纲》。提示：古人说，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我们中国是无主，君主已废，民主未建立起来，党主也未做到。因之，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谋其利，各避其害，国家力量支解无余。”1月20日记：“赴阳明山与蒋总裁商谈国是，同进午餐。”并记：“近日凡事益感困难，预知此后更甚。赴贾秘书长景德寓，并约徐政务委员永昌同进晚餐并商谈。”1月25日记：“行政院会议，讨论挽救局势、紧缩机构、健全人事、下年度预算，结果隔靴搔痒，肤浅牢骚，未能上路。”1月28日记：“谕知行政院秘书长及各组室主官，准备交接，无论大小人员，绝不再委派一人，有如所谓‘起身炮’。”1月31日记：“郭澄等来谈党务。答曰：国民党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的胜利；打倒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是民权革命的胜利。今日民生革命国民党未实行，被共产党拿起来，使国民党失去存在的根据。这可说明能适应时代需要，表现革命效用者，一定成功，否则自难存在。”3月1日记：“上午十时参加介寿馆举行之总统复职典礼，行政院临时院会通过总辞职案。”3月15日记：“交卸行政院，于介寿馆举行交接典礼。”4月27日记：“自担任阁揆九个月中，更觉环境威严，如万锋刺背，千刃迫身，尽自己的智仁勇来应付，仍感动辄得咎，时时谨慎收敛，还感畏惧。”

阎锡山“辞阁”后，1950年8月，由台北市丽水街8号移居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该地为废耕之茶园，杂草及胸，道路坎坷，无电灯电话，饮用山泉。阎乃效山西筑石屋窑洞居之，自名为“种能洞”，人以“菁山草庐”名之，彼在此度过其“十年山居、十年著述”之生活，著《三百年之中国》及《世界大同》等书。1960年5月23日因心脏病复发，故于台北台大医院，卒年78岁，结束了其50余年的军事政治生涯。当其1948年由晋飞沪时，有故人武和轩曾往访晤，并曰：“西山的土地恐到东山就不灵了！”阎当时未予置答。后其妻弟徐士珙去日本，阎在广州带话给武说，武在上海之话是对的。当其在广州组阁时，徐永昌也曾劝其“勿跳火坑”，彼也未听劝说，反自诩“要为历史负责”。今经此“阁揆”九月，目睹国民党内部之混乱、没落，深感败势难挽，无力回天。其日记所述，既是亲身体验，亦不无有自悔之忏。阎息影阳明山后，有年春节在其石筑窑洞前书一春联曰：“频年播迁异乡，最难忘三晋云山、六朝城郭；今日欢欣佳节，且来看淡江春水、横海楼船。”“三晋云山”系指山西，“六朝城郭”意指太原。傅宜生（即傅作义）在京闻此联语人曰：“阎联充满思乡情绪。”淡江春水，指台湾淡水，阎触景生情，而怀大陆故乡山水也。

（作者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4期 我的“三反”铁证的肯定与否定　作者：艾　狄

这里说的“三反”，不是1952年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而是“文化大革命”时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我在而立之年有幸躬逢史无前例的“革命”，荣获“三反分子”的桂冠，蒙受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洗礼，实在是人生难得的际遇。

当年遭难的人很多，但每个人的故事却是各不相同。我被打成“三反分子”，“罪证”就是造反派从我的办公室和宿舍抄走的七十多个本子，内有日记、随笔、文稿、读书摘记、会议记录、工作记事等等，恐怕不下一百万字。与“文革”中许多捕风捉影、牵强附会、无中生有、诬告陷害造成的冤案、假案不同的是，我这个案子按照当时的标准来看是最不冤枉的。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既用不着内查外调，也用不着别人揭发，仅凭抄获的那一大堆日记等“罪证”就足以定性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像一只被拔掉了羽毛的小鸟，既不能飞，也无处藏，只能没完没了地被批斗，被训斥，被“专政”，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但我一直默默地在看、在想：那些白纸黑字究竟有什么罪？你们要按照什么原则、什么标准来给我定性？你这个定性标准本身究竟是什么性质？……这当然不是可以互相“探讨”的问题。人家给我定性，凭的是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我给定性标准定性，只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内心独白。处于“戴罪”地位，联系自己的身受，反观定性标准随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而不断发生种种变化，心中或惊或愤或叹或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啊！这种独特视角的反观，对于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很有裨益的。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首先看一看我的“罪证”，这些内容都是从抄走的七十多个本子里摘录出来的，其中最厉害的是前面几条：

1、1961年8月31日在日记中写：“……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很认真，做出了成绩，后来骄傲了，大意了，不认真了，太‘辩证’了，结果把事情弄坏了。我想毛泽东同志也是有责任的。在这样大的范围内，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为什么不能发现的早一些呢？可见：（1）深入实际还不够。为什么反映不上来呢？可见：（2）民主作风还不够。经过这样深刻的革命和变动，封建思想的影响还那么严重，这是毛泽东同志没有充分估计到的。虽然思想上注意了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反‘左’、反右，可是对‘左’右的实际情况缺乏全面的洞察，终于还是陷入了片面性。苗头他都看到了，但是对于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或者说有点轻重倒置，以致（至）用力不当。这大概是主要的缺点。”

2、1961年1月25日在《关于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日记中针对张仲良在甘肃所犯错误说：“我认为，最主要的教训是应当弥补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缺陷。”“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已经在民主革命时期正确地选择了毛泽东同志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作为自己的领袖。……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们的事业节节胜利的唯一保障。我们现在当然可以依靠这个保障。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仍然可以依靠这个保障。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大好事。但是，如果我们永远只有这样唯一的一个保障，那决不是幸事……甘肃发生的严重问题，教训了我们：在有前述这个保障的前提下也应当像没有这个保障那样来建立健全的民主生活制度，养成健康民主生活习惯，从而使我们的事业的前途得到又一保障，而且是更加可靠的保障，而且是前一保障的保障。”

“……如果民主生活充足一些，那么经常付出一些小代价就可以了。如果民主生活不足，那么看起来好像可以不必付出代价，实际上却将不得不付出更加巨大的更加惊人的代价。”

3、1962年1月在《“异口同声”和“七嘴八舌”》的日记中写：“事情是：中央的英明保证了制度的优越性。这不是长治久安之计。现在看来，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可能还得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长时期中，我们决不能犯重大的错误。因此，必须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社会制度，使它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足以保证领导不犯大错误。在这方面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是，使人人都敢说心里话，即使心里藏的最坏的思想也敢说出来。”

“我想，可以让发表反动思想、错误思想，有条件的合法化。什么条件呢？（1）只言不行，行动不能越轨，必须遵守党纪国法，必须服从多数的决议和上级的指示。（2）只许在一定的场合下说，不许到处乱说。例如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对上级的指示决议提出反对意见，随便怎么说都可以。你拥护铁托、拥护托洛茨基，也可以说，你反对马克思，反对毛泽东，也可以说。这样的人怎么可以叫做共产党员呢？这不是矛盾吗？矛盾就矛盾吧，只要他确实不是奸细，而他自己又愿意留在党里，做起事来仍旧听党的话，在群众中只宣传马列主义，只宣传党的政策方针，不宣传铁托主义，不宣传自己的方针政策，那就让他留在党内又有何妨？究竟怎样的场合可以说怎样的话，最好找一批人仔细研究一下，订出几条，在党纪国法中具体规定下来。……不管怎样的话，只要是在法定的场合下讲，只要不在行动上越轨，一概受到法纪的保障，不坐班房，不受处分，不降低待遇，不增加任何行动上的限制。”

4、1962年6月26日至7月2日在题为《为什么能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的日记中写，向老工人刘某某作了社会调查后，记：“生产力遭到了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一连几年吃不饱肚子，许多工厂停工，财政赤字扩大，经济完全紊乱。这种情形，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生过，但其严重程度，是远不及我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这样严重。甚至战争对生产力的破坏也没有这么严重。为什么我们这里会弄得这样严重呢？”

“由于对客观经济规律认识不够吗？这不能说不是原因。但是单从这一点看，其他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未必比我们高明，他们也犯了许多严重错误。由于在纠正错误方面，他们自觉性比我们高吗？也不见得。对于辩证法的认识，他们甚至可能不及我们。问题在于在他们那里，不可能一个劲儿错下去，而我们这里则有些可能。因为我们这里有可能实行自上而下的绝对的、没有限制的权力。”

“迷恋权力，一切问题依靠行政命令去解决，这是一种旧社会统治阶级作风的影响。这种影响中国有，外国也有。旧中国是一个封建官僚国家，留给我们的这种影响更多一些。在工作人员中彻底肃清这种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一些觉悟不高的工作人员总喜欢强迫命令，压服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而可惜他们的意志并不总是正确的。但是，有这一切，还不足以造成严重后果。要造成严重的后果还须有一个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权力可以无限行使，意志可以绝对贯彻。这个条件我们这里最完备。”

“……如果我们政治路线、组织路线都很正确，工作作风又很优良，那就可以利用这些条件较为容易地做成许多好事。反之……（暂把问题挂着）。”

以上是从复查处理报告的附件中抄下来的，那个附件我至今还保存着。

“三反分子”终于平反

根据以上这些被视为有滔天大罪的白纸黑字，说我是“三反分子”，最初我是不服的。我说我有错误，但决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要说“三反”，我只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只反对帝、修、反。我学习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采取毛泽东提倡的态度：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把“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当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是勇于自我批评的，七千人大会上就承认自己有错误。他还举例说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可见最初的文字就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嘛，不然为什么要改？……可是，我的这些辩解不但毫无用处，反而招来一顿拳脚和怒吼：“放屁、狡辩、放毒！”气势汹汹，只有高压，没有一句认真的反驳。既然如此，那么，我又何必去作认真的辩解呢？我心里想到了几句成语：“对牛弹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但又觉得根本不合适。

我终于逐渐明白林彪鼓吹学习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照我当初的理解，学习就是求知识、求真理，因此就要有思考、怀疑、理解、消化的过程。如果这些都不允许，那算什么学习呢？可见，号召学习是假，真意是要造神和借造神以自重。

于是我也逐渐“理解”了自己为什么被打成“三反分子”。“三反分子”的定性标准，其实林彪早就讲明白了：（1）“毛主席的话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所谓“最高指示”，说白了，就是现代的“圣旨”。违抗圣旨还了得吗？这个标准一立，宪法、党章就统统踩到脚下去了，任何不同意见都是抗旨之罪。（2）1966年5月18日林彪说的，“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就叫按“大逆”论罪。这篇充满封建法西斯主义血腥气味的讲话，实际上成了整个“文革”期间判断是非、善恶、敌我的最高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其他标准全都没有了。“五一六”通知，很多人看不懂，有了林彪这篇讲话就好懂了。（3）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开过，林彪就着手布置，在“文革”中要“罢一批，升一批”，标准有三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突出政治，有干劲。特别强调要看大节，大节就是跟谁走，其余都是小节。按照这些标准，我不但有罪，而且是千刀万剐、满门抄斩之罪。没有立即株连抄斩，仅仅斗争我一个人，低头弯腰，佐以拳脚，关进“牛棚”，实在是太宽大、太仁慈了，我应该感激涕零才对。

那个年代，虽然林彪发明的那一套政治标准占据统治地位，没有人敢公开反对。但是，我始终相信，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在党内深深扎了根的真正的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在“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九个字上）是不可能从党心民心中拔除掉的。即使在批斗会上，在监管我的人身上，我也能感觉到许多人暗中表露的对我的同情和理解。“公检法军管会”审问我的同志虽然态度很严厉，但我明显感觉到，我的陈述他们是听进去了，内心是理解的。因为中国人都经历过“大跃进”带来的灾难，我那些被作为“罪证”的材料，写的不过是许多人心里想说的话。讯问结束时他们给我念了“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的那段毛主席语录，我懂得是什么意思。

林彪事件发生，我心里特别高兴。虽然我没有资格听传达报告，但还是有人悄悄把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拿给我看了。批修整风（内部称“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天才论、先验论，号召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读六本书（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使我产生了很大的希望。如果党的领导层真正把六本书读懂了，那么毫无疑问，必定要彻底批判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彻底推翻林彪那一套充满封建专制气味的政治标准（那样一来，我的问题也就自然不成其问题了）。可是没有，也许是没有读懂吧（鬼知道有些高官显贵是怎么读书的！）。……我认为，反思“文革”，最好的教材是林彪的“五·一八讲话”，现在真应该全文公布，精心研读，载入史册，子子孙孙，永记不忘！

“批林整风”虽然很不彻底，但政治环境还是开始松动了。当时我仍被放在工人班组监督劳动，1970年父亲在北京去世，也不准我赴京奔丧，“九一三”之后，从1972年起就允许我每年回家探亲了。可是，好景不长，“批林整风”很快就变成了“批林批孔”，批得最多的不是林彪的反人民的思想体系，而是什么“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这时，我已经不太愚蠢，知道苗头又不对了。果然，不久就对我作出了“宽大处理”。1974年6月27日，由湖北某地党组织给我作出的定性结论是：“在其所写日记中攻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方针政策，犯有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本着“给出路”的政策，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经研究决定：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在向我宣布处理结论的同时，那些被抄走的本子，除已剪下来作为罪证的以外，都发还给我，可以当面烧毁。我当然不接受这样的处理。我说，我还要申诉，这些本子也请组织上继续保管（1978年才发还给我）。此后，我每年要写一封申诉信。所幸，竟没有人批我“右倾翻案”。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上面虽然来势很凶，但下面只不过是念念文件、念念报纸而已，再也没有人像“文革”初期那样积极紧跟，去搞什么“上挂下联”了。

政治气候的彻底转变，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1978年8月18日，我的问题终于得到平反。复查意见认为：“日记中的一些错误提法，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应给予处分。我们意见恢复该同志的党籍（党龄连续计算），恢复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公司党委委员，公司政治处负责人）。”这个决定其实并不很彻底，还留了个“思想认识问题”的小尾巴。但是，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对毛泽东的功过还没有作出正式结论，在那种情况下，国家建委第一工程局党委能对我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处理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是比较满意的。三中全会、六中全会之后，我曾想过，要不要请求组织再下个文件，把这个小小的尾巴割掉？考虑结果是没有必要。因为：一，并没有影响我开展工作和提升职务。二，思想认识错误人人皆有，时时会有，谁能给你作个结论说你的思想认识百分之百正确，句句是真理？给思想认识问题做组织结论，本身就是荒谬可笑的。三，结论写得再好也没有用，如果林彪、江青之类的人物上台掌权，你照样逃脱不了厄运，甚至反而要罪加一等。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靠人民的觉醒和法制的保障，永远不让“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重演。那才是我日记中所向往的“保障的保障”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4期 史书是怎样记述纪晓岚的　作者：黄爱平

最近一段时期，一部题为《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热播大江南北。剧中身为清廷重臣的纪晓岚正直善良，幽默诙谐，与同朝的大贪官和斗智斗勇，巧妙周旋，由此衍生出一个个惩恶扬善、妙趣横生的故事。人们在观赏剧情之余，也许会问：作为清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纪晓岚的真实面貌究竟如何呢？在此，就让我们穿越时间的隧道，从文献典籍中撷取几个片段，略窥一斑吧！

一少年神童

纪晓岚本名纪昀，字晓岚，一字春帆，生于雍正二年（1724年），卒于嘉庆十年（1805年），直隶献县（今河北献县）人。献县，座落于河北省中南部的淦阳、滹沱河畔，是一块积淀了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丰厚文化的土壤。它地势平坦，河渠纵横，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早在汉代，就是河间国都邑所在地，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而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汉景帝之子刘德即封邑于此，并被谥为“献王”。献县之名，即由此而来。或许是累积深厚历史遗存的缘故，在纪晓岚远祖于明代初年从江南迁徙至此之后，本为江南大姓的纪氏家族在直隶献县也很快繁衍发达起来，至清代康雍年间，已成为当地赫赫有名的望族。

出生于世家大族的纪晓岚，在这块古老土地的滋养和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下，从小就表现出超常的天赋和过人的才华。他幼年入学，读书过目不忘，才思极为敏捷。不仅《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倒背如流，《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烂熟于心，而且于史籍方志、百家杂说、天文历算、文集诗赋，甚而医经方书、笔记小说等，无不浏览殆遍，触类旁通。当时，小小年纪的纪晓岚，经常到县城东头的书铺，翻阅自己所喜爱的书籍，看完一卷，再换一卷，而很少买书。书铺的主人颇觉不解，便询其究竟。当得知这个小男孩于书读过一遍即能诵其大概时，更是惊奇万分，当场拿书出来测试。结果，纪晓岚不仅能复述其主要内容，而且于一些精警字句段落，还能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书铺主人大为叹服，“神童”之称，也逐渐传开。

博闻强记而外，纪晓岚还工诗、善赋、能文，尤长于联语对句，常常出人意外，妙语天成。据说，纪晓岚10岁时去应童子试，主考官有意要考其才思，便出联嘱对：“十岁顽童，岂有登科大志”？纪晓岚听出有讥讽之意，立即毫不示弱地回敬道：“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考官一时愕然，正巧抬头看到门上所绘门神的图像，即出一联：“门上将军，两脚未曾著地”。纪晓岚不假思索，随口应对：“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再次愕然之间，忽然看见考场对面有座七层宝塔，灵机一动，再出一联：“宝塔六七层，四面东西南北”。纪晓岚眼珠一转，朗声答道：“宪书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几个回合下来，主考官也不得不佩服纪晓岚的才华。自此而后，神童之说，更是不胫而走，誉甲一方。

二风流才子

乾隆九年（1744年），21岁的纪晓岚，已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正携科试夺魁之誉，踌躇满志地参加乡试。不料，却因一时疏忽，违背考试规制名落孙山。他发愤苦读，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再应顺天乡试。鉴于前次落第的教训，纪晓岚此次格外用心。恰好试题中有一道“拟乾隆十一年上特召宗室廷臣，分日赐宴瀛台，赋诗联句，赏花钓鱼，锡赉有差，众臣谢表”。纪晓岚尽情发挥自己工诗善赋的特长，文思泉涌，才气勃发，以铺张的笔法，驰骋的想象，瑰丽的辞藻，工整的对仗，把这场“千秋旷典”铺叙得有声有色，富丽堂皇。当时，典试大臣阿克敦、刘统勋先见同场应试的青年才俊朱之文，十分欣赏，拟定为首卷。后阅纪晓岚卷，比朱更胜一畴，不觉交口称赞，立即改定纪晓岚为第一。榜发之后，不仅民间号称得人极盛，而且乾隆帝也因此初识纪晓岚之名。其后，纪晓岚与朱“皆早受特达之知，职此故也”。当然，这是后话。

乡试高中之后，纪晓岚春风得意，于次年入京会试。不料，却又一次败下阵来。此时的纪晓岚虽然仍不脱少年意气，但毕竟多了几年人生阅历，他坦然面对，在来京应试的文人学者中结识了一批朋友和知音。他们之中，既有硕学鸿儒，长于著述者，也有高才俊彦，娴于词章者，还有经济宏通，擅于政事者。一批青年才俊流连京师，结为文社，每半月一会，“品酒斗茶，留连唱和”，常常于酒酣耳热之际，“议论飙发，四座耸动”，或争诗文高下，或夸名士风流。彼此“交游款洽，来往无夙期，宴会无虚日”。纪晓岚置身其中，尤以其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成为文社的重要人物。一时之间，真是意气风发，顾盼自豪，有风流才子之目。乾隆十九年（1754年），纪晓岚再应会试，终于如愿以偿。其后殿试名列二甲第四名，从此步入翰林院，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三文学重臣

唐代始置翰林院，并设翰林侍诏为帝王文学侍从之后，历代相沿，翰林一名，遂成为儒臣定职。明清时期，翰林院更成为“储才”重地，被文人学者视为至高之荣耀。而乾隆年间，正值清代的全盛期，翰林院堪称“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纪晓岚位列其中，如鱼得水，大展才华，很快成为乾隆帝荣宠的文臣。

作为盛世之君，乾隆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皆超迈前代。既具有深厚的汉文化修养，又雅好舞文弄墨，吟诗联句。纪晓岚随侍左右，或应制作文，或纂修书籍，或参与典礼，或扈从出巡。每每君臣之间，多有唱和应答。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捷才和文思，多为常人所不及，不仅赢得广泛的赞誉，而且颇得乾隆帝嘉奖，恩宠日隆。

然而，纪晓岚在朝廷，绝不仅仅是文学侍从而已。他仕宦五十余年，先后任编修、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授侍读学士，擢詹事，晋兵部右侍郎、左都御史，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管国子监事，并多次充任乡试、会试同考官、正考官，主持“抡才大典”。可以说，纪晓岚最大的政绩和贡献，就是为国家发现、选拔人才。也许是自己曾经在科举途中遭受过挫折的缘故，纪晓岚每次主持文柄都特别上心，亲自阅卷，反复审核，力图取舍得当，使品学兼优者都能脱颖而出，以免遗珠之憾。诚如其自言：“当年多少遗才憾，珍重今操玉尺量。”因此，每次乡试、会试，都发现并拔擢了不少人才，士子也无不心服口服。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晓岚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仕宦多年，从“不以声色货利相矜”，也“无敢以苞苴进者”。乾隆帝晚年宠信大贪官和，朝廷内外大小官吏，多逢迎奉承，奔走门下，纪晓岚却始终不与其同流合污。当时来华的朝鲜使臣曾称赞其“清白节俭”，认为“和专政数十年，内外诸臣，无不趋走，惟王杰、刘墉、董诰、朱、纪昀、铁保、玉保等诸人，终不依附”（《东华续录》嘉庆朝卷七）。充分反映了他的刚正品格和凛然风骨。

还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在官五十余年，虽大多居于清要之地，未曾直接掌管民事，但始终关心民瘼，心系百姓。乾隆末年，直隶多次发生水灾、旱灾，纪晓岚屡上奏折，请求蠲免百姓赋税，并请截取漕粮作赈济之用，还想方设法，提出改进完善赈济措施的方案，以救一方灾民性命，保国家社稷平安。对朝廷蠲免地方赋税、豁除历年积欠、赈济荒年饥馑，乃至开仓放粮、截漕拨帑等爱民举措，纪晓岚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并多方呼吁，敦促有关官吏切实实行。而当看到百姓得以渡过灾荒，困苦状况确实有所改善时，他也会情不自禁地上书，代表一方民众表达感激之情。正如俗话所说：百姓心中有杆秤。纪晓岚之所以受到民众的喜爱，其人其事得以在民间广泛流传，或许在这里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四学界宗师

纪晓岚生逢盛世，位居显要，个人的天赋，加上时代赐予的机遇，使得他的雄心抱负得以充分施展，学识才华得以尽可能发挥。他先后参与了朝廷《热河志》、《历代职官表》、《河源纪略》、《八旗通志》等诸多书籍的纂修，又多次总领方略馆、会典馆和三通馆各项书籍的纂修事宜。而乾隆年间最大一项文化工程的实施，即《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更把纪晓岚推向了其人生价值和学术发展的颠峰。

《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统计，它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总计10254种，172860卷，几乎囊括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堪称传统文化的总汇，古代典籍的渊薮。无疑，编纂这样一部鸿篇巨制，不仅需要征访天下书籍，集中全国财力，也不仅需要专门的组织机构，学者的共同参与，而且还需要高水平、大手笔，博学多才的“通儒”来总揽全局，“撮举大纲”，以起到“斟酌综核”的主导作用。这一重任，非纪晓岚莫属。因此，当《四库全书》开馆伊始，乾隆帝下令朝廷大臣推举人才时，时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刘统勋，很快就想到了当年顺天乡试以“俪语冠场”而被拔擢第一的纪晓岚。在他的大力荐举下，纪晓岚被任命为《四库全书》馆的总纂官，与陆锡熊、孙士毅一道，负责全书的编纂审核工作。

在四库馆工作的无数个日日夜夜里，纪晓岚等人首先根据纂修官在初步清理甄别书籍基础上提出的“应刊刻”、“应钞录”、“酌存目”、“勿庸存目”等不同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取舍亦即录存与否。经乾隆帝过目之后，即将应刊各书送至武英殿刻书处予以刊刻，并将所有应刊、应抄各书送至武英殿缮书处，逐一进行抄录。然后再对纂修官撰写的各篇书目提要进行认真细致的考订，从作者的年代、爵里、生平事迹，到著作的内容大旨、长短得失，乃至别本异文、典籍源流，都在纂修官原撰基础上，或增或删，或分或合，反复予以修改。就连各篇提要的行文，也是字斟句酌，再三润饰。最后再按照传统目录学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通盘筹划，排比编次，纂成《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通过这项钩玄提要，提纲挈领的目录工作，《总目》不仅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对中国古代典籍和传统文化作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

可以说，《四库全书》和《总目》的编纂完成，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的篇章，而纪晓岚则以其在这项文化工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当之无愧地成为一代学术的宗师。

五小说名家

纪晓岚博学多才，识见过人，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但却没有留下大部头的专门的学术著作。这或许是因为他一生的绝大部分精力倾注于《四库全书》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之中，无暇顾及他著；或许是因为学问愈是渊博，下笔愈是谨慎，纵使“胸有千秋，而不轻著一书”。至其晚年，精力衰减，不再有著书大志，惟于校书之余，采掇异闻，随笔记之，撰成《阅微草堂笔记》凡五种，聊以自娱。然而，这部似乎是闲来无事，信手而成的笔记小说，却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他对社会、人生、官场、民情、世风、学术等大千世界诸多现象的观察、感悟和思考。其中，既有明末灾荒之年“以人为粮”，“妇女幼孩，反接鬻于市，谓之菜人”的惨状；也有官场上朝廷大臣营私舞弊，卖官鬻爵的黑暗，地方胥吏衙役“依草附木，怙势作威”的罪恶；还有道学先生表面道貌岸然，暗地贪财好色的丑行。他如地方景物、人情风俗、世态炎凉等等，但凡社会万象、人间百态，均有细致入微的描摹、刻划和揭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纪晓岚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说教的批评，对“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的肯定，对身受礼教、理学双重禁锢的下层妇女命运的深切同情。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某公在郎署时，以气节严正自任。尝指小婢配小奴，非一年矣，往来出入，不相避也。一日，相遇于庭。某公亦适至，见二人笑容犹未敛，怒曰：‘是淫奔也！于律奸未婚妻者，杖。’遂亟呼杖。众言：‘儿女嬉戏，实无所染，婢眉与乳可验也。’某公曰：‘于律谋而未行，仅减一等。减则可，免则不可。’卒并杖之，创几殆。自以为河东柳氏之家法，不是过也。自此恶其无礼，故稽其婚期。二人遂同役之际，举足趑趄；无事之时，望影藏匿。跋前后，日不聊生。渐郁悒成疾，不半载内，先后死。”

这则看似平淡无奇的故事，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纪晓岚对“痴儿呆女，情有所钟”的“人之大欲”的同情，对礼教杀人、理学杀人，乃至杀人犹不见血的罪恶的揭露。类似这样的记载，在这部笔记小说里还有许多。而正是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富于同情心的人文关怀，剖析入微的社会洞察力，再加上雍容淡雅的文风，质朴隽永的语言，使得《阅微草堂笔记》在清代社会不胫而走，甚而与曹雪芹的《红楼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相提并论，风行海内。纪晓岚也因此而获得了笔记小说名家的美誉。

六幽默大师

纪晓岚生性幽默诙谐，为人豁达开朗，又机智多谋，反映敏捷，能言善辩，出口成章。一生中留下了许多佚闻趣事，素有“幽默大师”之称。

据说，纪晓岚在翰林院随侍乾隆帝时，君臣之间相处融洽，多有妙语应答。乾隆帝本来对汉文化的修养很深，又自视颇高，总想胜纪晓岚一筹，有时甚至挟万乘君主之威，想方设法要给纪晓岚难堪。然而，无论乾隆帝如何出难题，纪晓岚都能敏捷对应，片言化解，让人折服。有这样一则记载：某日纪晓岚在翰林院与同仁校理《四库全书》，因时值盛暑，天气炎热，屋内又书籍杂错，密不透风，纪晓岚素来怕热，只觉汗流浃背，遂脱下衣服，甩开膀子大干起来。不料乾隆帝忽然大驾光临，纪晓岚不及穿衣，又不能光膀迎见，匆忙之中，只得躲藏在书橱后面。乾隆帝早已看见，因有心要开纪晓岚的玩笑，故佯作不知，示意群臣坐下，自己随意翻书。纪晓岚在书橱后面热得难耐，好不容易听得已无人声，便探出头来问道：“老头子走了吗？”一时众人大惊失色，噤不敢言。纪晓岚发现气氛不对，这才看到乾隆帝仍端坐一旁，不觉也吃了一惊。乾隆帝总算抓住纪晓岚的把柄，一定要让他把“老头子”的称呼说清楚，否则，就要治以大不敬之罪。但见纪晓岚早已镇定下来，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谓‘老’，万民之首之谓‘头’，昊天之子之谓‘子’。‘老头子’之称，实为尊敬之意也。”乾隆帝一听，立即转怒为喜，连连称善，众人也无不佩服。诸如此类的故事，民间流传极多，或许是因为反映了君臣之间相对平等的关系，甚至将万乘之尊、天纵圣明的皇帝置于可以调侃戏谑的境地，故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吧！

还有这样一则故事：乾隆晚年，和秉政，位高权重，几乎一手遮天。纪晓岚看不惯和的谄媚贪墨之举，不时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明里暗里冷嘲热讽，一吐其愤懑不平之气。当时纪晓岚居官数十年，“以学问文章著声公卿间”，被推为一代文宗，人们都以能得其墨宝为荣。和也附庸风雅，请其为自己的宅第题写匾额。这次，纪晓岚没有像以往那样坚决拒绝，而是很痛快地提笔写了两个大字：“竹苞”。和大喜过望，精心装裱，并把它挂在亭台楼阁最显眼之处，凡有客来访，都不免炫耀一番，以示清高，似乎身上的铜臭味也少了许多。直至乾隆帝某日大驾光临和府，看到“竹苞”二字，开始颇为不解，继而忍俊不禁，这才揭开其中奥秘：所谓“竹苞”者，“个个草包也”。结果和恨之入骨，却也无可奈何。

至于平日与同僚相处，友朋交往，纪晓岚也多诙谐戏谑，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精思妙语，浑然天成，无人可与之比肩。纪晓岚的趣事之所以在民间流传不衰，其幽默诙谐的品性，不能不说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当然，纪晓岚并非完人，为官之时，虽不受贿赂，但涉及儿女私情，也不免有徇私枉法之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其儿女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营私侵蚀而遭查办，纪晓岚即利用在内廷任职之便，先通消息，结果事情败露，被遣戍乌鲁木齐。主持文柄之时，也有过在发榜之前泄漏名次之事。而其笔记著述之中，也多有封建道德的说教，因果报应的宣扬，鬼怪迷信的叙述，这些都是不容讳饰的。

嘉庆十年（1805年），备极荣宠的纪晓岚终老宦场，享年82岁。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4期 中国传统商业为何未孕育出市场经济？　作者：李一蠡

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传统商业，但市场经济为什么首先从欧洲诞生，而没有从中国诞生？

中国人经营商业的历史，至少可上溯到4000多年前的夏朝开国之际。据说，当时，商朝远祖契（读xie）善经商，因协助夏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地（今陕西商县，一说河南商丘）。有的史学家（如郭沫若、杨向奎）考证，商朝之所以叫“商”，最初部落名和居留地名也沾个“商”字，就是因为商部落和立国后的商朝人善于经商。

远在4000多年前，世界上就至少出现了两个早期商业活跃的地区，一个是爱琴海周边包括小亚细亚地区，再就是中国广大中原地区。

人们知道，出现商品交换的前提，是有了除自己消费之外相当数量的富余产品可资交换，特别是，有了最初的社会分工，和一定的交易规则。换句话说，经商行为不过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一定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现象。考古证明，中国在大约8000年前已有多种农作物和农具；7000年前就已出现相当精美的陶器、粗瓷器和玉器；5000年前已有葛、麻等编织品；至少在4700多年前就已有丝织物，到商代丝织物已分别有绮、缣、纨、罗、绉等许多品种，并已有漆器和品种繁多的工艺制品，已有酿酒、制革等业和集中作业的作坊；至少4000年前就已使用红铜器具，接着又有了更精美耐用的青铜器具。与此同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也已发展到可以进行行业分工的水平，分工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产品多样化，这就使通过交换而不是通过掠夺满足消费欲望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可供优先选择的文明生活方式。出土的殷商时期大量贝币证明，当时已不单纯以物易物，而是更多地使用了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法定货币，这无疑是商业达到相当规模和水平后才可能出现的。

汉、唐以后，直到元、明，中国的商业发展屡上新高峰，其规模、水平比同时期的西方有过之无不及。之敢于这样说，有13世纪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为证。马可波罗出身商人世家，父亲和叔父都是威尼斯的富商，而威尼斯则是欧洲中世纪最有名的商业城市，莎士比亚有个著名戏剧就叫《威尼斯商人》，描写15世纪那里大贾富商的形象。按说，马可波罗这位威尼斯富商之子来到中国，应不至于产生“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但《马可波罗游记》对当时元大都（北京）和苏、杭、扬、泉各州以及西安、太原、成都等若干城市商业的繁盛，乃至关于运河漕运及全国10000多个驿站如何为货物运输和信息传播提供便利的描写，充满了这位欧洲富商之子对中国商业文明的惊愕与艳羡。特别是，他专用一章介绍了中国的纸币。中国在唐、宋时已出现纸币的雏型，叫“飞钱”、“交子”，金、元时发行的纸币已叫“钞票”；中国使用纸币的历史比欧洲早数百年，西方使用纸币是在马可波罗东游之后，这也证明了中世纪中西商业发展的差距。由于此书在西方世界引起如此之大的震动，以致后来某些不无偏见的西方学者竟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他的游记是否只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过于夸张的一部“幻游记”。

这种质疑，不能说仅仅出于近现代西方人的偏见。因为，既然中世纪东方有一个如此先进的国度，何以资本主义历史的第一页没有从那边掀开？何以那个神奇的堂堂大国后来却衰弱得不堪西洋几艘炮舰、几千水兵的一击？

要回答这个复杂问题，需要从比较史学入手，深入比较中西发展史相应阶段上的异同，探寻其因果。首先，要直追欧洲文明源头——希腊罗马文明，看看古代希腊城邦的商业奴隶主民主，和罗马共和国的分权制法治，作为传统，对后来欧洲各国人文思潮的发展乃至整个上层建筑的建设，起了怎样重要的作用。

我们知道，欧洲文艺复兴之所以叫文艺复兴，就是以复兴希腊、罗马传统为号召，实现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和革命。而文艺复兴之所以首先在古罗马时代就已成为繁荣的工商业城市的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兴起，也绝非偶然。这是一场从封建制度的母腹中发育起来的新兴阶级所推动的人文主义革命，是以生产力革命为基础的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站在文艺复兴诸大师——那些诗人、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背后的，是作为双胞胎的两个新兴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正是这两个阶级，共同为着从中世纪的手工业工场和行会制度转变为近代工厂制度，从君权加神权的封建自然经济社会转变为民主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而斗争。所以，恩格斯称文艺复兴运动是“人类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次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它不仅为人类进入市场经济鸣锣开道，更应说是为之开山垫石。中国没有发生同样的运动，不但因为没有古希腊罗马那样的民主法治传统可资“复兴”，更因为本民族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尚未发育起来，因而没有推动那样运动的社会力量。再深一步说，中国这个东方赫赫大国之所以在近二三百年遽然落后，根子恐怕还在于长期被“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惰性所制约。而“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这两个词语，首先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谈论起来的。

在中国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多次讨论中，多数人认为，这主要是指不同于西方型封建制的东方型封建社会形态。它为期漫长，上自原始宗法社会，下至近现代，因而谈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东方专制制度”是如何阻遏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必然引出中西不同的法统道统问题。

中西法统的不同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西方在延续二三千年的法统上有哪些不同。

我们知道，远自公元前7世纪（相当于中国东周初年）起，在掀开欧洲商业史首页的希腊城邦国家中，就早已出现了“公民”或“自由民”。这是包括世袭贵族、商业奴隶主、手工业者、小商贩、军官和拥有私有土地的农民在内的一个广泛的阶层。当时，为了防止独裁，就已实行了“九人执政”制，由公民选举执政官，执政官一年一任，任满不再当选。公元前594年，希腊一位名叫梭伦的诗人当了执政官，进行宪法和司法改革，坚决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并废除人身抵押的债务奴隶制，从而使一大批债务奴隶进入公民行列。同时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准许商人、手工业者、有产农民等被选入政府任职，并准许外邦移民获得公民权。这套法律被称为梭伦法，对爱琴海周围各城邦国家乃至罗马的立法产生很大影响。公元前509年，罗马废除国王制，成立共和国，采取分权制度，设元老院、公民大会、执政官和各级长官。公元前450年，应平民要求，罗马制订维护共和制的明文法，叫《十二铜表法》（将法文刻在十二块铜板上矗立于罗马广场，故名）。到公元前212年，罗马法经进一步完善，重新颁布，名《国法大全》（一称民法大全），分人法、物法、诉讼法，是保护和规范商品生产、交换的一套法典，所以恩格斯称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52页）。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建立，共和制逐渐废弛，进入封建专制时代。但是，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欧各国（除英国外）所建立的法律，仍大体渊源于古老的罗马法系。

中国从原始氏族社会起就是一个宗法家长制社会，以宗族血缘关系分别尊卑亲疏，家长有极高权威。从夏朝或其以前（尧舜“禅让”之说已被现代史学家质疑）开始，中国也进入了奴隶社会，但却没有出现希腊罗马那种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民主共和制度，没有出现“自由民”国家，更没有类似罗马法那样的法。宗法家长制的升级，家长权力的无限扩张，终于引出惟一的奴隶主——君王。黑格尔就曾指出古代东西方奴隶制的不同点，在于东方是“普遍奴隶制”。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意义上沿用过这个说法。所谓“普遍奴隶制”，按创造这个词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只有君王一个人是自由的，超乎一切的，代表国家主权，国家也就是他；其他一切人包括大臣都不自由，都是大小奴隶。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中国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

中国很早就有法，但只有刑法即处罚之法。从《禹刑》到《大清律》，只有管束镇压人民的刑法，而没有保护人民权利的宪法和民法。刑法也管着官吏，但那只不过是处罚家天下者的管家奴。故历代中国司法的部都叫刑部。“法，刑也。”（《说文》）“杀戮禁诛谓之法”。（《管子·心术》）这明明白白的宣示，当是东方“普遍奴隶制”的最佳诠释。但在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的法律中，不仅有保护公民权益的法，还有保护奴隶的法，擅杀奴隶与杀自由民同罪。可见中西方传统法律多么不同。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秦变法和以后的某些变法，除了没有动摇这种“普遍奴隶制”而是越来越强化这种专制之外，还有一点，即一直强调“重本抑末”，打击私人商业。秦国商鞅变法，主张“壹之农”——一律务农；并且“重关税之赋”，迫使“农恶商，商疑惰”（《商君书》），即通过加重商品税迫使农民不敢经商，使商人丧失从业积极性。这种政策虽然使秦国称霸，完成统一大业，但却因袭而成为后世中国帝王之术。在农业经济时代，重农抑商有其正面效应。但正是这种建立在“壹之农”国策上的辉煌，导致中国始终耽于自然经济的天地中；到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阶段，农业中国不但辉煌不再，而且衰败之象立即暴露无遗，并且形成了由鸦片战争起始的接连不断的丧权辱国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古老的东方社会形态，归结为以“普遍奴隶制”为特征的“东方专制制度”。马克思曾讲到东方宗法社会很少变化的原始状态是如何有利于实现专制，而这种专制又如何阻滞着历史进步，他说：“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农业中国的人民之被讥为“一盘散沙”，或如马克思所说农民像各不相关的“一麻袋土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7页）道理就在于此。久而久之的专制，使一个并不愚笨的民族麻木不仁了，使创造过先进文明的“天朝”严重滞后了。

中西道统的不同

“道统”一词，出于中国儒家，指从孔、孟、程、朱一脉相承下来两千多年的思想体系。这里借用来比较中西方主流意识形态体系的异同。

为什么我们在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源头时，要追溯到古希腊古罗马城邦的意识形态？它们之间有像中国儒家道统那样的辗转承接关系吗？

最早的希腊城邦的形成，及其政治经济特点和意识形态特点，可简述为如下过程：希腊文明的发源地，是其最大的、物产丰饶的克里特岛。那里周围岛屿众多，处于欧亚非大陆环抱之中。居民们最初的交通工具是船，他们也因海上贸易而成为一方之强，不断向周围地区移民。为了团结自卫，移民们不能不筑城而居，于是出现了若干城邦，出现了城市居民与外部居民生产的分工和阶级的分野。与从事粗笨劳动的奴隶不同，从事手工业、商业和放债的城市居民是自由民，属于上层阶级。这使一部分自由民有可能专事脑力劳动，出现了一批思想者——学者。而商业的发展不仅使物资得以交流，也促进思想文化的交流。自公元前5至6世纪起，希腊城邦中就出现了许多市民学院（有的允许奴隶就学），由著名学者执教。世界上最早的市民思想学术成就，包括天文、物理、逻辑学、朴素的辩证法、以解剖学为基础的医学和文学艺术，就是在这个特定社会经济基础上产生的。

为什么当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大陆还处于蒙昧状态时，爱琴海一带的各城邦却已众星灿烂，名家辈出，呈现出如此辉煌如此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思想文化成就？历史学家把这原因归结为海上文明，即由地缘关系而促进的海上贸易，和由此促进的城市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发展。换句话说，海上文明无非是与大陆农业文明相区别的工商业文明。许多学者就出于工商之门。如：公元前6世纪的天文学家、发现小熊星座（北斗和北极星等组成）并第一个计算出一年为365天的秦利士，就是希腊殖民城邦的富商；而主持“梭伦变法”的梭伦，则是家道中落当过商人的贵族；宣称国家是“自由民的社会共同体”，认为“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共和制度”的亚里斯多德，则出身于开医疗所的家庭。这样一批高举民主共和旗帜的思想家群体的出现绝非偶然，应是反映了以工商业主为主体的城邦市民的利益需求。

这就是说，商人，或扩而大之曰中产阶级或市民，是希腊、罗马文明——海上文明的建立者；或者说，主要是爱琴海周围特殊地缘条件下的货币商品交换——海上贸易，和由此携来的思想文化交流，造就了希腊、罗马文明。

与高唱民主共和的希腊思想家群体诞生的同一时代，中国也涌起一个思想学术发展的高峰，出现了号称诸子百家的思想家群体。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所以能够出现百家争鸣的空前热闹景象，也是与诸侯争霸这一特殊地缘条件分不开的。诸侯各霸一方，争鼎逐鹿，既造成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竞争特别是人才竞争的局面，也造成各种迥异的思想学说和人才据以存在的环境。“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施展才能不拘于一国一地，当时许多怀才抱璞之士往往周游列国，寻找机遇。这样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多元、广阔宽松的人才发展空间，人才容易脱颖而出，学术得以争奇斗艳。可见，开放多元的宽松环境是人才成长和学术文明发展绝对不可或缺的条件。

不过，当时百家之中，儒、法、墨、阴阳、纵横……谁为显学，并不突出，孔孟那一套并未受到特别的尊崇，甚至还遭到过不同的冷遇。只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集中统一的大帝国业已形成，向封建制度的转换基本底定，把百家争鸣变为一家独尊已是巩固统治之必需，这才出来一个董仲舒把儒学改造杂糅，通过权力的树立，使之权威化宗教化。后世帝王，特别是宋以后至明清，对之提倡尤力，道学家朱熹甚至“从祀孔庙”，儒学也终于底定了两千年御用显学即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地位。

儒门中人多数是主张“抑末”的。儒家经典《礼记》是孔子弟子们记述的专讲礼法制度的书，里面就规定有“四诛”（4种应杀的罪行）和十四“不鬻于市”（14类东西不准上市买卖）。“四诛”中有一条是“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制作不合传统礼制的乐器、衣服和技艺精巧的器皿）要杀头。这当然扼杀民间手工业者的创造性；“不鬻于市”的东西中除圭壁金璋等贵重物品和兵器之类外，甚至包括“衣服饮食”（指成衣和酒肉美食）。据说这都是为了教民节俭，实际是不准老百姓享有奴隶主般的生活用度，以示上下有别。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大儒，他认为“工商众则国贫”，故主张“省工贾，众农夫”。（《荀子·富国》）这些，成为后世儒家轻贱工商思想的发端。而主张“小国寡民”的老子就干脆提出：“不货，恶用贾！”（废止买卖，要商人做什么？）

尽管从传统和道统上重本抑末，但偌大中国毕竟不能没有商业，于是出来官商。官商以两种形式获得长足发展：一是“榷制”，即若干产业（如盐、铁、茶、酒）不许民办只许官办的垄断商业；二是官商勾结，亦官亦商，借官势而行商（如清末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中国商业史是在东方专制制度下扭曲发展的历史，是无数前代商人遭受压抑盘剥的历史，因而尽管中国很早就有商业，却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强壮的新兴阶级。

这样的农民国度能够孕育出市场经济吗？恩格斯说：“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489页）这就不难明白，今日世界各现代国家何以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居于前列，而东方专制制度虽然曾创造了像中国这样的几个伟大的农业文明国家，但最终还是严重阻滞了这类国家向新的文明阶段发展。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4期 黄山雪凇　作者：吴　象

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闻名世界，风雨晦明，变幻莫测，早春尤甚。一天，我由穗飞抵屯溪，风和日丽。翌日登山，自慈光阁乘缆车上玉屏楼，约十时许，正值春光初露、生机萌动的季节，莲花、天都诸峰，近在咫尺，益显雄奇险峻，气势磅礴。天梯石阶，历历在目，经近年不断整修，难度似已稍减，不禁怦然心动，跃跃欲登，以偿夙愿，“会当凌绝顶，一揽众山小”。不料顷刻之间，阴霾四起，云雾渐浓，微有雪花飘撒，遂作罢。

餐后雪越大，雾越浓，茫茫一片，朦胧中巨峰怪石忽隐忽现，偶露峥嵘，变化万端，气象万千，使人疑已置身天都之顶，虚无缥渺，漫游仙境，满谷苍松，淡装素裹，姿容突变。春雪落地即融，当时雪花飞舞，石阶路面尚无雪痕，而小小松针却积雪不去，松子晶莹圆润，酷似蚕茧，苍松披上轻柔白纱，顿失遒劲之姿，变得俏丽、璀璨，妩媚，无与伦比。放眼眺望，犹如万树梨花，含苞待放；又如玉龙飞舞，腾空欲起。陪伴同志告知，此即雪凇。他们常年在山，也难得一见。雪凇不是冰挂，胜似冰挂。北国冰天雪地中之奇异风光，竟在江南三月黄山高峰上再现，而又别有风格与情趣。雪凇比冰挂更难留存，弥足珍贵。昔徐霞客登黄山而叹观止，不知是否见过此景？今于无意中见之，可谓大慰生平。我生于徽州，少小离乡，而仰慕黄山之情，久而弥深。直至年近花甲，始得到机缘，初识黄山，后虽数次拜谒，惜皆来去匆匆，未能登上莲花、天都二峰，引为憾事。今八旬老人，借缆车之力，得再登玉屏，就近饱览莲花、天都雄姿，又幸而得见罕见的雪凇绝景，领略到祖国江山如此多娇，油然而生中国人的自豪感、黄山人的自豪感！

天下名山胜景各有特色，均不乏登临之乐，不必“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但黄山确是大自然赐予的伟大瑰宝，鬼斧神工的艺术精品，任何人初见黄山，无不感到惊喜，受到震撼，还想二次、三次再来，而每次登临必能见到不同景色，得到不同感受。虽有时为浓雾所罩，徒劳往返，但只要窥其一角，就会一扫懊丧，疲劳顿消。黄山不仅仅属于安徽，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玉屏雪凇，使人更理解黄山为什么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4期 创造讲真话的环境　作者：安振英

谁都说要讲真话，但讲真话不易，需要大家努力，创造一个讲真话的环境。由于不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招致严重后果，1959年“反右倾”使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损害。

1961年6月20日，在中共河北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关于纠正“五风”、“不能掠夺农民”和“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重要指示后，我作为省监察委员会的一名干部，怀着痛定思痛和对党负责的态度，鼓足勇气，于6月27日给省监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写信，批评了省委的“瞎指挥风”；对省委一位负责同志于1959年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讲的“对毛主席的指示，宁可‘盲从’也要坚决执行”，提出质疑，认为用“盲从”欠妥。

万万没有想到，“文革”中，林彪作为副统帅，大讲“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那封反对讲“盲从”的信，被抛了出来，竟成了我的一大罪状，还株连了省监委的领导同志。

在政治高压之下，我违心地作了检查。检查归检查，思想不通又讲不出道理来，那才不是滋味呢。

这些年来，我开始读《炎黄春秋》。她刊载的许多文章，为我解惑释疑，起到“以史为鉴”的作用，尤其是她的“沉思录”中的文章，如1999年第7期刊登的冯建辉《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等文章，使我对“个人崇拜”的产生、发展及其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特别是在我看到柯庆施早在成都会议上便讲过：“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的话，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它不禁使我想到林彪的“一句顶一万句”，这些制造现代迷信的人的话，多么相似乃尔！

我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培养了我的组织性、纪律性，在1956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每当思想跟不上的时候，就从自己“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上找原因，从行动上能否紧跟上找差距；却没有能力面对不解的问题，问一问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倡解放思想，我的独立思考的精神逐步增强，所以对过去接触过的理论是非，经历过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很感兴趣，这正是我和我这个年龄段有过相似经历的读者，特别喜爱《炎黄春秋》这个杂志的原因。

2001年第5期 古田会议前的朱德、毛泽东　作者：庹　平

古田会议，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是对全党全军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会议。此次会议15年后的1944年，朱德在延安编写红军第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段几乎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又非常发人深思的话。他说：“关于如何建军，在闽西，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争论点为：军队已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所通过的那样的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的军队。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在闽赣边界创建了大块根据地。”（《朱德选集》第128页）这一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朱德、毛泽东等探索实现党领导红四军的正确途径的过程，进一步认识朱德对古田会议决议形成的重大贡献。

朱德在确立并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一致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会师并编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随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的部队在三湾实行过改编，朱德的部队也在赣南进行过三次整顿和整训，几乎在同时不约而同地初步确立了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两军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人相互配合，求大同存小异，不断摸索实现党领导军队这一基本原则的正确方法，逐渐加强党对红四军的领导。

这一成绩的取得，无疑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和军委书记朱德以及红四军其他主要领导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一时期中，红四军自1929年初离开井冈山挺进赣南后，随部队前进的前委，除了领导红四军外，领导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建设等作用就几乎没有了。加以战斗频繁，红四军每日行动都要军委会和前委会才能形成决定。这样一来，军委和前委两个机构就显得重叠。朱德与毛泽东等红四军领导人适时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根据江华回忆，当红四军于1929年2月1日在大余项山战斗后“在项山整编时，前委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权力集中于前委”。部队到达长汀后，前委整编部队，将红四军的团改为纵队，全军编为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两个相当于营的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相当于连的大队。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每个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拟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

这种变化，实际上是对党领导军队方法的一种变革。毛泽东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说：“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页）

到了1929年5月，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后，数量比以前大增，赣南、闽西根据地也扩大了。既要管军队工作又要管红军所在地方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等工作的前委，开始陷入日常事务，还有些顾不过来。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好的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发生纠纷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朱德、毛泽东等前委成员为解决这个问题，设计了许多方案，最终认定“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需要许多人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决定恢复红四军军委，并由中共中央军事部派来的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

军委恢复工作后，已经不是军委书记的朱德，在紧张的战斗中仍然时刻不忘加强对部队官兵的政治教育。5月23日，他刚制定了当晚袭击敌张贞总兵站所在地永定的战斗计划，又给中央写信，其中特别指出：“我们现在很注意训练工作，加强红军同志对于政治的认识，以与敌人作坚决的持久的斗争。”

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的问题上朱德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新上任的刘安恭刚从苏联留学回来，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只知道自己留学苏联时学到的一些东西和照搬苏联红军的做法。他主持召开一次军委会议，作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的决定。这种下级党组织决定上级组织权力范围的错误做法，前委不能不管，毛泽东也认为前委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便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的话。这里所说的改进，就是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是否还要设立军委。

对于刘安恭召开军委会议限制前委职权、前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取消军委，由此引发的一场更大争论的情况，萧克和江华都有较详细的回忆。

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从6月初的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刚刚学习过的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说，‘在未经过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

江华在《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一文中回忆说：“刘安恭，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由党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他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利用战斗和行军的空隙，采取各种措施，作了不少工作，并多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行讨论。5月底，胡（湖）雷前委会议上对党的工作范围、支部工作等问题争论，意见未能统一。6月8日，在白砂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争论的问题。这次会议虽然以绝对多数（41人参加会议，36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而且这些分歧意见在党内以至在红军战士、军官中日益发展起来。”

为什么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决定取消军委之后，党内意见反而越来越大呢？这主要是因为先有刘安恭和后有林彪的推波助澜。

刘安恭在军委被取消后，其军委书记自然被免职，调到第二纵队任队长。对此，他很不服气，以军委是中央指定设立为根据，继续反对取消军委的决定，还故意散布许多挑拨离间的言论，甚至攻击毛泽东是个人专政，并故意歪曲事实地把朱德和毛泽东分为两派，说朱德是中央派，毛泽东是反中央派。

刘安恭这种“对于决议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的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的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大注意。为了避免大家胡乱猜疑，为了从根本上统一思想认识，毛泽东在6月8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再次陈述前委之下不能设立军委的理由，是因为前委和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他还把反对取消军委的意见即“党管太多了，权太集中于前委了”，“支部只是教育同志的机关”，不应该“一支枪也要过问党”等，归纳成为这是“反对党管一切”、“反对一切归支部”、“反对党员的个人自由受限制，要求党员有相当的自由”。他最后提出，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更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见《朱毛红军侧记》）。

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有话说在当面。他针对毛泽东给反对意见所概括的三句话，逐一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萧克回忆说：“朱德对毛泽东的三条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第一，他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并说这种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所以，他不同意‘党管一切’的说法。第二，对于‘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他是‘极端拥护的’，但是他认为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第三，他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自由要受到纪律的限制，他认为只有‘赞成执行铁的纪律方能培养全数党员对党的训练和信仰奋斗有所依归’。”（见《朱毛红军侧记》）

然而，朱德和毛泽东这种“较真”的推心置腹的讨论，很快就被林彪利用了。就在这次会议的当天晚上，林彪给毛泽东一封急信。他在信中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并称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信中也暴露了林彪写信的严重私心。萧克在《朱毛红军侧记》中说，林彪给毛泽东信“内容是党的问题而且是极严重的问题，用的辞句是‘封建关系’、‘无形结合派’、‘政客的手段’、‘卑污的行为’、‘阴谋’等超出当时四军党内领导集团政治生活常态的危言”。林的私心在此之前的6月上杭县白砂一次支队长的会议上便公开暴露过。他在会上说：“朱德在赣南行军途中，说我逃跑暴露了目标，给了我记过处分，这点我不在乎，就是这个月扣了我两块钱饷，弄得我没钱抽烟，逼得我好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编著：《回忆朱德》第182页）其实，林彪对朱德给他处分是很在乎的，他马上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攻击朱德的信，说朱德“好讲大话”、“放大炮”、“拉拢下层”、“游击习气（指衣着破烂不整，说话高兴时喜欢提裤子）”。（见《话说朱德》，第189页）

在毛泽东看来，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坚持党领导一切的大问题。他试想通过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来加深部队官兵进一步认识党要绝对领导军队这一基本原则，并不再有所动摇。毛泽东坚信这种讨论的深入只会有利于党的进步。因此，他公布了林彪给他的信，并在给林彪的复信中说：“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相反，只有把争论的问题彻底弄清楚，“四军的改造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页）

林彪见毛泽东公开了他的信，自以为有恃无恐，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干脆说他写给毛泽东的信，就是“专指军委问题，还说朱德用手段拉拢部下，想成立军委以脱离前委的领导”。（见《朱毛红军侧记》，第92页）另外，根据傅柏翠回忆，林彪在红四军向赣南进军途中写给毛泽东攻击朱德的那封信，也在一个册子上公开印出来了。（见《话说朱德》第189页）

经林彪这么一搅，朱德和毛泽东的意见分歧被弄得风风雨雨。

此时的朱德和毛泽东都顾全大局，为集中力量反对闽、赣、粤三省敌军即将发动的“会剿”，在6月22日由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召开（因毛泽东和朱德是争论的双方）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各自就别人猜疑的有关问题作了发自内心的解释后，服从大会的决定，停止了争论。

在这次会议上，先是朱德发言。朱德说：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欢迎不断提出；我有什么不对，请大家多多批评。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过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革命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常和下面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层，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情况。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下面官兵，不脱离群众。在大会未召开前的一次党内民主生活会上，朱德还笑着对大家解释说：有人说我个人英雄主义，打仗硬拼。我是不够英雄。打仗该硬拼时就得硬拼，不该硬顶时就得退，目的是一个，都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见《话说朱德》第180页）

继朱德发言之后，毛泽东对大家所提的意见进行解答。他谈到：有人说我爱发脾气，喜欢骂人。大家的批评意见很对。但要向大家说清楚一点，我们红四军是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这不是家长制。我对大家严，这是分工负责、严格督促。最后他还说：大家有意见可以保留，现时毋须答辩，将来事实自会证明。（见《话说朱德》第180页）

大会对刘安恭和林彪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极严肃的批评，指出：刘安恭“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而“偏于一面”的“轻率发言”是不对的；林彪不注重事实“凭空臆断”的发言是错误的，都起了“助长党内纠纷”的作用。会议再次否定了在前委之下设立军委的意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红四军直属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的士兵代表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当选为书记。原来由中央指定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没有当选，前委派他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上杭蛟洋指导闽西特委召开闽西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朱德在毛泽东病重和陈毅去上海时一人支撑困难局面

虽然朱德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但他们仍然是心心相依的亲密战友。7月中旬，当闽、粤、赣三省敌军约两万人向红军发动“会剿”时，已经率领红四军到达连城新泉发动群众和准备反“会剿”的朱德和陈毅，专程赶往上杭蛟洋，与正在这里的毛泽东等一起举行前委会议，制定反“会剿”计划。决定把红军“分成两支队伍，毛泽东率领一支留在闽西骚扰敌军，朱德率领另一支开展大规模牵制战，深入敌区，直到沿海，以切断敌军主要补给线，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苏维埃根据地”。（见《伟大的道路》第299页）此后，陈毅根据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同志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指示，经厦门转道香港赴上海。陈毅走后，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红四军这个摊子实际上就留给他一个人支撑。

盛暑季节，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远征闽中，先是占领了宁洋，然后乘胜追击，再占漳平，一举歼灭敌张贞部的一个营。当敌军分两路来进攻红军时，朱德指挥部队与敌巧战，打乱了敌军的“会剿”部署。

中秋节前朱德率部返回上杭县白砂，在此与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会师。9月20日，朱德指挥红四军在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占被敌军长期占领的上杭，歼灭敌卢新铭部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战前，朱德率领参谋人员及林彪等有关纵队负责人，到上杭附近的一座高山上实地勘察，他对站在身边的林彪说：“在那排山头上摆上几门迫击炮，就可以把所有敌人吸引在城那边，我们从后面爬城进攻。”（《伟大的道路》，第304页）果然不出所料，坚固险要的所谓“铁打的上杭”，就成为红军的了。参加这次战斗的第四纵队纵队长傅柏翠回忆说：“9月20日清晨，朱军长指挥一万来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由白砂向上杭县城进发。朱军长令二、三纵队为主攻，强攻北门，并抽调一部力量配合赤卫队攻取东门；令一纵队配合一部分赤卫队袭击西门；令四纵队和部分赤卫队作预备队，佯攻南门。朱军长亲临前线，站在城东北的高地石牌岗指挥攻城战斗……天亮时分，红军已攻下东、西两城门，接着南门也被攻下。最后只剩下北门敌人这一顽固堡垒。朱军长亲自率卫士班冲到北门城墙下，向守城门的敌哨兵展开政治攻势……并命令二、三纵队从北门两侧搭云梯入城。不一会儿城内响起了我军枪声和喊杀声，北城门从里打开了。朱军长立即率红军战士从北门冲进城。霎时，上杭县城四围城墙上飘扬着红旗，全城解放。”（见《回忆朱德》）

红四军打下上杭后，苏维埃政权扩大到武平，部队也得到发展。各纵队都扩充为三个支队，每纵队有一千八九百人，全军共计七千余人。这时，毛泽东久病不能随军，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主要领导还是只剩朱德一人。部队因缺乏一个坚强的领导中心而思想混乱，朱德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政治工作，一人当作两人用，“因此应付不开”。（见《红四军前委向中央的报告》）于是，党的领导处于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局面的出现，是违背朱德初衷的。但这种局面已经出现了，朱德又不得不一个人支撑着。

朱德积极主动地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工作

为了尽快健全前委机关，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朱德不仅亲自写信要毛泽东回来，还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和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看过朱德给毛泽东写的信并参加过这次前委会议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这封信我看过。红四军八大前开了一次前委会，对要不要毛泽东同志回来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刘安恭攻击毛泽东。我当时还不认识林彪，我问朱云卿：‘林彪来了吗？’朱云卿说：‘这样的会，林彪从来不参加。’我便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由我和彭祜，还有东江的一位同志联名写信请毛泽东同志回来。”（《郭化若回忆录》第24页，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朱德对此表示完全赞同。接着，朱德于9月下旬在上杭县城内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虽然前委机构不健全，事先没有准备，会议是在极端民主化状态下召开的，但会议在朱德的引导下，还是通过了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见《回忆朱德》）会后，由彭祜、郭化若等三人负责执笔，起草了一封请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信，朱德在信上签了名。

不久，毛泽东来到上杭与朱德等红四军领导人会合。病情仍然严重的毛泽东，是从永定合溪由地方武装用担架护送来的。之后，他住在临江楼继续休养。朱德也常去看望他。他俩促膝攀谈，交心通气，双方都是坦诚的。

这时，福建省委接到中共中央来信，其中指示“红军全部即到东江游击，向潮梅发展”，具体任务是进军东江，以配合张发奎进入广东的反蒋战争。福建省委立即“飞函给前委，要他们坚决的执行”。由朱德一个人支撑着的红四军前委，深知“各级党部不健全”的红四军孤军深入东江，与蒋光鼐和蔡廷锴两个装备精良的师作战，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于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的紧急指示又不能不执行。

10月13日，朱德率领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实即三个团的兵力向东江出击，在敌强我弱且无群众配合的情况下，以巧妙的战法打击敌军的两个精锐师，又在东江和寻乌两地各留下200多人以加强党的地方武装之后，率部返回江西。朱德回忆说：“我们打得很巧妙，主要在战略上制胜了敌人。我们用一个团打大埔的虎头洲，就打下来了，消灭了敌人有两个连，自己损失也相当的大。敌人以为我们要下三河坝，我们在那里放一个团，这里却以两个团急袭梅县等。他们往三河坝调动，在路上打了两个仗，把他一营打垮了，没有完全消灭，很快的，我们分占了蕉岭、梅县。在梅县一天一夜，我们从监狱里放出许多囚禁的革命者。……松源是我们袭击进去的。”（引自朱德自传，手抄稿）

但是，红四军执行中央指示冒进东江的损失还是很大的。除战斗减员200人外，第二纵队收编的俘虏因动摇沿途逃跑和因病减员共计多达400余人。时任第二纵队纵队长的刘安恭在粤边石下坝战斗中英勇牺牲。后来，朱德总结这次孤军深入东江的教训说：“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以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了。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失败。”“这是接受主观主义瞎指挥的第二次失败的教训。”（见《朱德选集》，第129页）

就在朱德率领部队深入东江途中，陈毅从上海回来了。10月22日，陈毅在松源与朱德见面，连夜召开了前委会，向前委传达了《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这封信很长，其中指出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及会前多次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的缺点，主要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并使朱德、毛泽东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同时也指出朱德和毛泽东采取对立的形式相互争论，犯有工作方法上的错误。还强调“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德和毛泽东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关于朱德和毛泽东争论的问题，来信既肯定了毛泽东的主要意见，说：“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党的组织系统可保存现在状态”，“前委下面不需要成立军委”；也肯定了朱德的主要意见，说：“党管一切这口号，在原则上事实上都是不通，党只能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有政治委员监督，前委应着眼在红军的政治军事经济及群众斗争的领导上。”（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

早就采取力所能及的措施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朱德，在认真倾听陈毅传达中央来信精神后，表示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为进一步消除毛泽东对自己的隔阂，早点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朱德还主动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接着，朱德与陈毅又致信在上杭县苏家坡休养的毛泽东，请他立即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与毛泽东等共同整训部队及筹备和主持召开古田会议

一病数月的毛泽东，这时身体正在恢复，约略可以随军，便于11月26日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上杭蛟洋抵达长汀。11月28日，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处于松懈状态的红四军进行整训和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在12月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加强党对红四军的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为了使党中央对红四军放心，毛泽东又于当日给中央写信，报告“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要中央相信“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页）

这以后，朱德和毛泽东、陈毅紧密配合，为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充分的准备工作。萧克回忆说：“为了开好这次会，前委主要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同志齐心协力，作了很多准备工作。他们利用作战间隙，召开地方干部座谈会、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议，还找一部分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见《朱毛红军侧记》）

12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两人住在一起，一面领导红四军整训，一面筹划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负责军事整训的朱德，克服种种困难，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并亲自上课，言传身教地指导训练。还主持制定了红军的种种条例、条令等法规，从加强官兵军事素质着手，来克服各种错误倾向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12月28日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地讨论了由陈毅传达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和会议的各个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人们常说的“古田会议决议”。会议最后根据“政治观点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朱德和毛泽东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5期 70年前一场反对伪科学的斗争　作者：薛攀皋

1932——1933年，留学法国归来的广州医生罗广庭，自称通过实验，证明一种小虫可以从不相干的物体产生，因此证明了生物自然发生说，推翻了巴斯德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广州中山大学朱洗等七位教授，与罗广庭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并在强有力的监督下，作公开的实验验证，最终揭露了罗广庭弄虚作假、欺世盗名，反对科学的恶劣行径。

罗广庭怂人听闻，宣布自己的“惊人发现”

20世纪30年代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广州医生罗广庭宣称，他早已对法国科学家巴斯德的学说产生怀疑。巴斯德1862年实验进一步证明，在亿万年生物进化的历史现阶段，即使是极其简单的微生物，在没有微生物或者微生孢子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产生新的微生物。但是罗广庭说，他已用“科学方法”证明生物不依赖种子也能自然发生。经过十余次实验（又说经过上千次、千余次实验），“成功了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

罗广庭说，生物的自然发生与种子繁殖有天渊之别。一定的环境必能产生某种生物。相似的环境，必然产生相似的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中，由无机物自然发生出许多不同的植物和动物。人、猿、牛、猫……都是在古代某时某地的适当环境里自然发生的，不必经过几千亿兆年的进化。花柳病、鼠疫、肺病、疟疾等疾病的病原，也都是自然发生的。因此，巴斯德的学说被推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与赖尔的古生物学地层学原理，失去了根据；病理学、卫生学等许多科学部门，都非有根本的改造不可。

1931年下半年，罗广庭把他自称的“惊人发现”写成《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长文，向广州中山大学的学术刊物《自然科学》投稿。《自然科学》编辑部认为罗的文章内容荒唐，予以退回。

罗广庭并不气馁，在别人的资助下，把他的文章自行铅印成书，廉价出售，广为散发。

书中正文前有罗广庭的自我介绍：法国巴黎大学医学博士，广州光华医学院任教授，广州五家医院，如神宫医院的眼科专家，广州皮肤花柳病医院、肺病全科医院、保格妇产医院和热带病医院的医师或全科医师。

罗广庭刻意在科学界之外寻找支持，把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以及当时政界、军界要人高一涵、陈济棠、林翼中的题词，集中刊印于书前，为自己大壮声势。

罗广庭还在书中刊载了法国巴斯德研究院麦数教授和巴黎医学院亚教授给他复信的笔迹与中译文，以说明他的“发明”，得到了外国科学界的认可。

经过罗广庭的一番努力，《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这一长文，终于在1932年著名的中国科学社主办的刊物《科学》杂志的第16卷第4、5期发表。

1933年4月，罗广庭又在有影响的刊物《东方杂志》（第30卷第8期）以及广州《民国时报》发表题为《用真凭实据来答复进化论学者》的文章，继续宣传他的生物自然发生说，反对执怀疑者。

罗广庭还在规模很大的广州市展览会上，展出其“发明”。展室书大幅标语：“罗广庭的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打倒了巴斯德的种子说，达尔文进化论发生了动摇。”

罗广庭还利用新闻舆论，爆炒自己，攻击别人。他把反对自己生物自然发生说的科学家，诬为“学阀”、“学霸”，诡称自己深受他们迫害之苦。《中兴报》社论更把反对罗的学说的科学家辱骂为“学术界败类”，把他们同罗广庭的争论，归结为“忌贤妒能”、“意气用事”之争，“己无能而嫉人之能，己无发明而嫉人之能”。

罗广庭邪说惑众，激起科学界公愤

罗广庭的自然发生说，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许多青年学生困惑地发问：既然现有生物可以发生，为什么还要学习现代生物学与进化论呢？而且好几门科学不是也都给罗广庭医生推翻了吗？许多科学工作者和社会有识之士，纷纷写信、写文章，批评罗广庭谬说，批评这些报刊。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之一、中国现代生物学先驱秉志教授，对该刊发表罗文强烈不满。许多读者批评《科学》杂志：“太缺乏常识”，“太胡闹了”。

广州《民国日报》刊发了中山大学生物系学生姜哲夫与广州市民翟象谦的批评文章，同时也配发了罗广庭及其学生的反批评文章。罗广庭对学术上的质疑避而不答，却对姜、翟及其他批评者进行谩骂，说他们学术上一事无成，忌妒像他这样的大发明家。

巴金写了《关于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批驳罗广庭的谬说，投《东方》杂志，该杂志以“文笔太锐，恐引起误会”为由，拒绝刊登。巴金将退稿改投《中学生》，又被《东方》杂志编者托人去《中学生》，把“文笔太锐”处删去。巴金说：“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面对青年学生的困惑，罗广庭的狂妄，《科学》和《东方》杂志编者的暧昧，巴金忍无可忍，他在自己的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罗广庭“把达尔文的进化论与巴斯德的种子说，视作‘谬说’而给以践踏了。作者用‘科学方法’四个字做武器，以实现他发起生物学大革命的雄图。而结果，他却在文章里，将科学方法推翻，尽量地写入他个人的武断和玄想。这样，他是在科学掩护下，给中国青年大量注射反科学的毒汁了。”巴金呼吁救救青年，他们“不要骗人的发明家，只要真正了解科学的指导者”。

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教授董爽秋、张作人、朱洗、费鸿年，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张席，医学院林椿年、池正等七人，于1933年5月4日，联名给中山大学校长写信说：“罗君为本市光华医学院教授，其学识之荒落如彼，其态度之不忠实又如此。庸医杀人，法律犹加以制裁，况专门制造庸医之人乎！同人为民众生命计，此不能默尔而息者一也。学术思想，关系国家社会之荣誉，罗君以其不成熟的论文，妄投之国际学术机关，其影响国家之荣誉，殆无疑义。近且登于商业化之《东方》杂志以广宣传，混淆视听，同人等为学术真理计，不能默尔而息者二也。同人等忝任教职，指导青年，平时讲学，对于进化事实、进化学说及巴斯德之发明，均有所引据，果罗君所谓发明为真，则同人等所讲授者当系错误，为自身责任计，不能默尔而息者三也。”在陈述以上三点理由之后，联名信要求校长转请西南政务委员会教育改革委员会，“请其召集本市学术机关、各专家及本市著名医师，并一面通知罗君，着其前来大会，当众宣布其所谓发明，共同讨论，并当众实验，其实验手续地点，须经各专家规定，以明真相。”

教育改革委员会接受中山大学七教授的这一正当要求，委托该会委员、农学家邓植仪负责其事。巴金的愿望也有了着落。

公开辩论和实验验证，揭穿罗广庭反科学的真面目

由邓植仪、中山大学七教授和罗广庭三方协商，决定举行辩论会的日期、地点；并由三方各推荐专家三人，组织九人的“实验生物自然发生监督保管委员会”，决定公开实验的时间、地点和细则，监督实验的进行并检查实验结果。

由邓植仪主持的辩论会于1933年6月27日在中山大学礼堂举行，到会听众达千人。

罗广庭说明其试验的经过：用琼脂、葡萄糖、蛋白胨等制成培养基，盛入试管内，以药棉及多层厚滤纸封塞其口，或再放入数个大小不一的玻璃瓶里，每个瓶口亦以滤纸封之，然后用高温消灭一切种子。经过三个星期以上的变化，管内即发生各种小生物——动物和植物，以显微镜观察这种生物发生的经过，则见试管内经过消毒的物质，所挥发的气体凝集于试管壁上而成水点，由水点而渐成小粒，由淡黄色变为深黄色的小粒，有些可产出枝干而成小植物，有些则渐渐吸引邻近的小粒而集为小团。小团更继续吸收物质、水分和已成的小植物等，而构成很美丽的小虫。到了相当时期，小虫即能活动、行走和吃食物。有些小团渐变成蛋，孵化后，即有幼虫破壳而出。

辩论开始，中山大学教授指出，罗广庭的实验粗糙，保管不严密，让外面的小虫进入试管，反而说小虫是自然发生的。

朱洗在观察罗广庭带到会场的显微镜标本和小虫自然发生图后说：“罗广庭所谓的小虫，就是常见的、生活力与繁殖力极强的干酪虫，属蜘蛛类动物。罗广庭把水点、青霉孢子、孢子团、菌丝等几件与干酪虫毫不相干的东西，拼凑出小虫自然发生的不同阶段，十分荒唐，据此做出的结论自然是荒谬的。”

几位医学教授指出，罗广庭《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中所谓生物自然发生说应用于病理学与卫生学两部分，同样没有任何科学和实践的依据。它们全凭臆想，疑点百出，出现许多不该有的常识性错误。医学家们列举大量事实，批驳罗广庭关于花柳病、鼠疫、肺病、疟疾的病原是自然发生的谬论。

中山大学教授董爽秋还当众揭露罗广庭肆意歪曲篡改法国科学家给他的复信原意的卑鄙行为。法国巴斯德研究院麦数教授与巴黎医学院亚教授，在复信中明确表达了对《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的否定。麦数教授坦率并尖锐地指出，《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太革命了，欧洲任何刊物都不会容忍这样的错误。如果要人们相信《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就必须在同行科学家面前公开实验来验证。罗广庭把它译成，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是真正的革命，邀请他去欧洲做实验，发表研究结果。

辩论中，面对质疑，罗广庭不能自圆其说，无以应对。

除公开辩论之外，更重要的是进行了公开实验验证。公开实验选在与辩论双方均无关系的广州市卫生局检验室进行，由罗广庭按三方商定的细则实际操作；目标为罗广庭自定的在两个月后有干酪虫在经过严格消毒的培养液中自然发生。

第一批实验于7月23——25日进行，封藏后于10月5日启封检查。第二批实验于8月5日进行，原定10月中旬启封检查。罗广庭却在10月5日这一天，未经“监委会”同意，单方毁约擅自强行取走实验样品，虽经“监委会”多次索要，罗均置若罔闻。

10月5日，检查第一批实验样品，除去试管已损坏无检查价值者外，共检查了88支试管，无一发现有干酪虫。

10月13日，“监委会”向西南政务委员会教育改革委员会报告：“在所有检验过的试管中，都没有发现干酪虫，生物自然发生说实无价值可言。罗广庭之《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一书，错误百出，贻害青年，有害科学真理，混淆社会视听，请政府禁止此谬说之宣传。罗广庭如此缺乏生物学及医学常识，是否继续充当医生及光华医学院教授，请政府特别加以注意。”罗广庭推荐的专家，也在“监委会”的报告上签名。

10月22日，教育改革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定：“呈请西南政务委员会公布生物自然发生说之谬妄，并警告罗广庭以后不得再行邪说惑众。”

罗广庭的生物自然发生说被确认为是邪说，其反科学的真面目被彻底揭穿。

在公开辩论和实验验证后，罗广庭收敛了一段时间，但他心不死，仍图东山再起。新中国诞生后，他又以《生物自然发生之发明》申请国家第一届自然科学奖，理所当然地他的申请被否定了。

重温这段历史，具有深刻现实意义

1933年在广州发生的关于现存生物能否自然发生的论战，已经过去快70年了。当时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同今天已大不相同，但是，回顾这一段科学同反科学作斗争的历史，应该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一、罗广庭反科学活动的特点，是在科学范围之外寻找支持。他不择手段，弄虚作假，以假乱真；漫无边际，自我吹嘘，招摇撞骗；打着科学革命的旗号，骗取名人政要的信任，利用名人效应，为自己的邪说涂上保护色；骗取新闻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爆炒自己，打击正直的科学家。

这一沉痛的教训，首先是提醒资深学者、社会名流、党政军界要人，要有自知之明，清醒的认识到在自己不熟悉的、非本专业的科学问题上，自己的知识水平同普通人并无两样，没有权威可言。如果轻率表态，或碍于情面充当裁判，有时会不自觉地牺牲科学真理，充当反科学、伪科学的保护伞。其次是提醒严肃报刊的编辑、记者，光有宣传报道科学的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科学功底和科学的工作态度，特别是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帮助。否则可能为伪科学所利用，为邪说提供载体，为它们的传播、流行，推波助澜。

二、反对反科学、伪科学，是科学工作者科学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科学工作者对反科学、伪科学的活动，不可抱不屑一顾的态度，息事宁人，就可能最终落个姑息养奸的恶果。广州中山大学的几位教授在事后的反思中就曾说，早在1931年他们就接触到罗广庭的邪说，他们只是把它拒之于中山大学学术刊物《自然科学》之外，没有作进一步揭露，直到罗广庭的反科学活动越来越猖獗，他们才不得不起而应战，予以有力反击。

我们必须认识到，科学同反科学的斗争，是一个永恒的课题。罗广庭式的人物，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活动能量大，手法多样，极具欺骗性和危害性。这样的人物，过去有，现在有，以后还会有。（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5期 一位记者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　作者：高　梁

随周总理访问印度和尼泊尔

1956年11月，周恩来总理应尼赫鲁总理的邀请，率代表团赴印度访问，新华社总社派我随团采访，然后留在印度分社工作。

这是我第一次随同周总理出国采访。在专机抵达新德里机场时，前来欢迎的除尼赫鲁总理、印度官员及各国使节外，还有五万多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机场。在访问的第三天傍晚，首都十万群众在拉姆利拉广场举行欢迎大会，人群中不断热烈地高呼：“潘查希拉金达巴！”（五项原则万岁）“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中人民是兄弟）特别是访问孟买、加尔各答两大城市时，都有上百万的群众集会，热烈欢迎周总理。这是我在记者生涯中第一次看到的如此盛大壮观、热情洋溢的场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由周恩来总理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提出的；是他集中了我国历代先哲的智慧和传统思想，根据我国国家性质和当代世界形势的发展而首创的。早在1953年12月，当中印双方就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问题进行谈判时，他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这五项原则载入双方签订的有关协定中。1954年6月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应邀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在同印、缅两国总理分别签订的《联合声明》中，共同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原则。1955年4月在万隆亚非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扩大成为十项原则，被世人誉为“万隆精神”。现在，看到这五项原则如此深入人心，使我深切感到它的重要含义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周总理这次访印的同时，尼赫鲁还邀请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分别率领两个佛教代表团访印，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年纪念活动。我在采访了周总理出访的部分活动之后，即随同这两个佛教代表团到印度各地访问。我发现，印方在尽力突出达赖，给予他如同国家元首似的接待规格而轻视班禅。班禅大师坚持爱国爱藏的立场，访问日程结束后即返回西藏。而达赖则受到印度、美国一些反华势力的影响，以及他周围企图叛国的高级官员们和两个哥哥的包围，曾流露出不愿再回西藏和要“西藏独立”的倾向。周总理非常机敏地察觉到这种形势。他首先同尼赫鲁谈，严正地讲明了中国对西藏地方的立场和政策，并提请印方注意，有人企图把达赖留在印度，印度北方城镇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破坏活动。尼赫鲁推说不知此事，他作了长篇表白，最后表示愿劝说达赖，让他由原路返回西藏。然后，周总理在即将结束访印的当天和前一天，不失时机地找达赖谈了两次话，接着又特地找达赖的哥哥和几个主要负责官员谈了一次话。他明确指出：活佛是离不开圣地的，如果离开了西藏圣地，他就不可能再是活佛；现在有人想搞“西藏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他们闹出乱子，为了保卫人民的利益，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这一席坚决果断的谈话，使达赖和他的集团极为震动，一时嚣张的气焰被压了下去。最后达赖终于不得不于1957年1月底离开印度前往锡金。我当时也随他去锡金，见他每天念经，仍有些犹豫。待总社来电要我对他进行单独采访时，他才公开表示决定回国。二月中旬，他从陆地经纳都拉山口回到了西藏。

达赖回到西藏后，由于达赖集团的本性难改，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了武装叛乱。叛乱失败，达赖逃到了印度。此后，中印边境连续发生了冲突，中印关系紧张起来。美、英等国也趁机兴风作浪，在国际上大肆反华。为了争取和平谈判和睦邻友好，并向全世界表明我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周总理由陈毅副总理陪同，拟于1960年4月间到印度新德里，就边界问题跟印度政府谈判。

当时我作为新华社常驻新德里分社记者，经常目睹反华分子和西藏叛乱分子组织的游行，十分担心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安全。大使馆也很担心，曾向国内建议，最好在第三国或其他地方同印度进行谈判。这个建议被周总理拒绝了，他不同意“半途而遇”。他要亲自到新德里来阐明我国的立场和主张，争取印度政府和人民的理解，以维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人民的伟大友谊。

4月19日，周总理一行在严肃的气氛中抵达新德里机场，尼赫鲁总理和一些官员到机场迎接。周总理泰然自若地在机场发表了充满和解精神的讲话，再次强调和平友好是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是抱着解决边界问题的真诚愿望而来的。这时，我看到62岁的周总理虽精神依然像过去那样焕发，但乌黑的头发里已有些白发，庄严和蔼的面孔上已有些老年斑，可见他近年来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情况。

到达新德里后，他就开始了一系列紧张的活动，七天访问，同尼赫鲁总理会谈七次，还同印度的主要部长们一个个地谈。我记得在最后接见我使馆全体人员时，他不由地说：“从没遇到过这么困难的谈判啊！”

过分操劳，使周总理夜间难以入睡。从随从人员那里知道，每当周总理不能入睡时，床头放架收音机听着音乐，便可慢慢睡着。我们便把分社的一架手提式的半导体收音机，赶紧送给总理使用，结果很有效，大家为此而高兴。

谁料经过七天艰苦努力，谈判本来有了些眉目，但到4月25日，在周总理即将离印的前一天，印方又突然发生变化。当晚，周总理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告别宴会后，已是晚10点，他立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周总理先发表书面讲话，宣布中国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六点主张，强调指出，中印两国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边界问题完全可以经过和平协商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中国政府对于解决边界问题和加强两国间的友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并将为此进行不懈的努力。然后，他详细地回答了记者们所提的每个问题。记者招待会历时两个半小时，结束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一点钟，但记者们仍兴致勃勃，不肯离去。

记者招待会一结束，我和分社同志以最快的速度把周总理的书面讲话先发回国内，接着，我们三人（我的妻子和另一位记者）整夜未睡，按录音把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全文整理出来。周总理早上六点就要乘飞机去尼泊尔访问，我还要随同他去采访，经向他请示，决定由我带着录音机到加德满都再把全文核对一遍，由他审阅后发表。

1960年4月26日，周总理一行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前来欢迎。在当晚举行盛大的国宴后，时间已近午夜，周总理还要我把新德里记者招待会上的问答稿送他阅改。改稿时他感到口渴了，想喝水，有位同志身边存放了几个橘子，递给他。他一面吃着，一面继续审稿，还高兴地说：“真解渴呀！”总理不知疲倦的工作，直到翌日凌晨一两点，把稿子改好。

第二天，柯依拉腊首相希望同周总理进行单独深入的会谈，把会谈地点安排在喜马拉雅山麓、距首都96英里的山城博克拉。由于机场不大，去那里只能乘坐小飞机，而且要飞越许多高山。据了解，当时从西藏逃至尼泊尔的一些叛乱者也集中在那里。大家都为周总理此行的安全担心。但周总理尊重主人的意愿和安排，仍坚持前往。小飞机在山峰间盘旋，经常波动摇摆，我们随行人员已感到头晕欲吐，而周总理仍神态自若，与主人谈笑风生。

通过相互尊重友好会谈，周总理和尼泊尔首相解决了边界上的遗留问题，互换了关于边界问题协定的批准书，签订了中、尼两国和平友好条约。不仅把中、尼两国友好合作关系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而且显示了中国具有同邻国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的决心。

这年7月，赫鲁晓夫决定撤回苏联在华的一切专家，中苏分歧公开化，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借机大肆反华，中印关系也日趋紧张。这时，印度当局采用拒绝给我们夫妇延长在印居留期的手段，迫使我们回国。我驻印度大使馆为此照会印度外交部，指出印度政府的这种做法有损中印友谊。

面对国际上出现的新的复杂局面，中央决定召开第四次全国外事会议，我国驻各国的使节都回国参加，周总理要我国驻外记者也回国参加，于是我也有机会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听到了周总理在8月14日会议上作的讲话。周总理指出：现在新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了争执，被敌人利用了。我们要对敌人的造谣中伤、挑拨离间、威胁利诱都击破，也得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较量和斗争，期之于十年。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可以化公愤为力量，就不会急躁，就不会担心。他说：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关于我们的外交战略方针，仍是要团结和扩大世界上一切为和平而斗争的力量，争取民族运动的力量成为我们可靠的同盟军，集中主要目标对付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从外交上说，是要采取各种和平斗争，但也一定要准备另一手，警惕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对他的这次讲话，我感到非常重要，后来十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恰好印证了他所说的“期之于十年”的预见性。

支持非洲独立，广交非洲朋友

1961年4月，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召开，我国由陈毅副总理率团出席。周总理指示，要把这次重大的国际会议作为我国驻外记者“大练兵”的一个机会。于是，总社派出了大批驻外记者，我也被派去采访。在会议告一阶段时，我接总社通知，要我立刻赴东非的坦噶尼喀去执行报道任务。

60年代初是非洲民族独立运动方兴未艾、殖民主义逐渐没落和瓦解的时代。在非洲东部，坦噶尼喀首先打碎英国殖民统治的锁链，于1961年12月宣布独立（后于1964年同桑给巴尔合并，改国名为坦桑尼亚）。我在独立前到达，采访了独立庆典，并以最热烈的同情心报道了这个新兴国家的新面貌，不久就被批准为常驻记者。

1963年5月，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中，31个已独立非洲国家的首脑在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总社通知我前去采访。这是非洲有史以来独立国家举行的第一次重要的高峰会议，它讨论了如何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合作和支持非洲全部解放的斗争等问题，为此会议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并通过了这个组织的“宪章”。这是会议的主流和主要成果。然而，由于31个国家独立的历史早晚不同，独立的道路和方式也不同；它们曾受不同殖民国家的统治，这些老殖民国家的影响仍在，而新殖民主义者美国又在趁机渗入；加之它们所处的政治处境、地理位置，以及民族、部族、宗教、语言等的不同，从而也形成不少分歧。新老殖民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些矛盾和分歧，破坏非洲国家的团结和会议的进程。会议结束后，我回坦噶尼喀，将会议的主要成就、分歧以及新老殖民者破坏会议等复杂情况写成一份内部报告，发回国内。时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王雨田同志事后告诉我，这份报告受到周总理的重视，并加以表扬。

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底，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连续对14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其中有10个非洲国家，3个亚洲国家。此行是中国同亚非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特别是周总理在访问中宣布了“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关系的五项原则”，以及“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不仅在亚非国家，而且在整个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在访问东北部非洲时，连未同我建交的埃塞俄比亚的塞拉西皇帝也邀请周总理一行前去访问。为了避免美国施加压力，他没把访问地点安排在首都，而是安排在当时北方的第二大城市阿斯马拉。周总理体谅主人的困难，依然接受了邀请，于1964年1月30日到达这个国家访问，同时指名调我前去作为随团记者参加采访。

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对周总理热烈欢迎的情况是空前的。但由于两国的制度和处境不同，两国领导人接触不多，主人对我们缺乏了解，访问中出现了一个插曲，那就是，在第一天的国宴上，塞拉西皇帝讲话一开头就提出了同我国有分歧的看法。周总理听了塞拉西的讲话后，从容严肃地站起来，目光坚毅，语调响亮，即席讲了一段原来讲稿中没有谈到的话。他指出，中、埃两国的制度不同，两国的政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既然相聚在一起，就是为寻求共同点，消除或者暂时保留不同点。他再次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应该平等相待，这始终是我们的立场。这席话引起老皇帝和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和重视。宴会结束后，周总理立即让龚澎同志把我叫去，叮嘱我发回这段即席讲话，并问我记录下来没有，他要我向担任翻译的冀朝铸同志再核对一遍。

通过几天的接触和交往，中、埃两国彼此增进了了解和友谊。不久，两国便建立了外交关系。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政策的胜利，也是周总理按此原则和政策处理同非洲国家关系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周总理认为，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后，处境仍是困难的，我们在同非洲国家的交往中，必须设身处地地谅解他们的困难，要贯彻平等待人的精神，向这些国家和人民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因此，在访问的路上，他经常要我们按照这样的精神写报道，要我们利用记者采访的方便条件，加强调研熟悉情况，与各方面的人多多接触。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他曾要随行的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把他的这些意见当面告诉我，特别是要我多做社会调查，了解非洲的部族关系和知识分子、青年、工人、农民以及牧民们的情况。上飞机离开前，他还问我：“乔冠华同志和你谈了吗？”我答：“谈了。谢谢总理，我一定努力这样去做！”

1965年6月，周总理访问坦桑尼亚。这时我已在刚果（布）工作，被他指名调来作为随团记者进行采访。当时的中、坦关系已进入非常友好的密切合作的时期。尼雷尔总统、坦桑尼亚政府和人民给予周总理以空前盛大热烈的欢迎。在这次访问中，除拜会、会谈、出席国宴和市民欢迎大会、举行两国和平友好条约交换仪式外，周总理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同尼雷尔总统和内阁全体部长举行座谈，交流两国发展民族经济的经验。尼雷尔总统还就中国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同周总理进行讨论，周总理同意回国后即派专家小组前来对此巨大工程设计进行考察。

访问中周总理这样的忙碌，直到访问结束前稍事休息时，我才有片刻时间见到他。他向我问了问刚果（布）的情况，然后说，在非洲工作，必须看到各国都有它的长处，要向各国的长处学习，一定要杜绝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目击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71年3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我国派团参加。这是“文革”以来我国派出的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参加国际性比赛。新华社派我随团采访。周总理3月10日晚在首都体育馆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这是我自1965年随他访问非洲国家以来，在六年之后第一次见到他。由于“文革”动乱的严重干扰，他比前几年消瘦多了，面部颧骨凸起，老年斑增多，头发已经灰白。然而，他的精神依然矍铄，言谈和思路仍十分敏锐。当我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上前同他握手并向他问候时，他迟疑片刻，好像记起了昔日我随他采访的情况，直率地告诉我：“这次你随团出访，不仅要把报道搞好，还要多多关心运动员们的安全和健康！”

3月16日晚，在代表团即将出发的前一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接见代表团全体人员。他强调，大家到日本后要多注意争取友谊，特别是“在对外宣传上不要强加于人，要看对象，不要形式主义，要实事求是”。他的这些话，不仅对运动员，而且对我们新闻记者尤其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事实上，当时的国际形势已经在起着重大的变化，世界舆论在普遍议论着所谓的“大三角”关系，国际上已出现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新格局。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中、美高层已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建立了联系，并商定尼克松总统将访华。周总理正是在世界格局已起变化的这种大形势下，胸有全局，高瞻远瞩，深思熟虑，精心策划了我们乒乓球代表团的这次出访。

在日本名古屋，在国际锦标赛中，我国运动员努力拼搏，在比赛和广交朋友方面获得了空前双丰收。尤其是在比赛中美国运动员开始同我国运动员有了接触，并表示希望能到中国访问。这些情况报给国内，毛主席和周总理立即把握住有利时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4月中旬，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到达北京。这是多年以来从太平洋彼岸来访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周总理接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

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人们把这次行动普遍誉为“乒乓外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里这样说：“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

我随乒乓球代表团于5月初回到北京，大家为这次出访成功而欢庆。但周总理向我们提出，不要庆功，而要好好总结。他要代表团每一个成员、运动员和记者都写几条经验和心得送给他看。这使我想起，我们记者因看到我国运动员打得极为精彩，于是头脑发热起来，连连报道我方打赢的战果，一场打输的消息却漏发了。当时总社来电要我立即补发回了这场输球的报道。待我回国后，才知道这是周总理提出的意见。据总社值班的同志告诉我：周总理每天都看我们发回的消息和各方的报道，他叫秘书打电话，指名要我把那场输球的消息发回，并批评我“为什么只报赢，不报输”。听到周总理的批评，我十分感动，深受教育。

1971年7月，继“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作为美国总统特使秘密访华，同我方讨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问题，随后发表了公报。这件事立即引起世界舆论的又一次震动，许多国家随之改变了对华态度，因而对局势发生了连锁反应。

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合国大会经过几天的激烈辩论，终于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剥夺达22年之久终于恢复，不仅使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也使全世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感到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当机立断，决定我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毛主席明确指出：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周总理为派出代表团和制定出席大会的政策方针，亲自策划，周密安排，不分昼夜地操劳。代表团人员名单也都经毛主席和他亲自审定。

我原是新华社派出的随代表团去采访的记者，由于工作需要，代表团决定派我率先遣小组先去纽约。11月5日晚，在我就要出发的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召见代表团所有人员，我也有幸参加。这次见到他，我感到他的白发又有些增多，显得仍很劳累，然而他的心情却比“文革”以来任何时候都愉快舒畅，神态轻松而豪迈。他把大家一个个地叫起来，关心地询问了每人的情况，有时还亲切地嘱咐几句。当我站起来时，他似乎已预先知道是我，殷切地说：“你带领先遣小组早去几天，这很好，可以先了解些情况，为代表团的到达做些准备。”然后，他谆谆教导大家，要在联合国真诚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团结合作，要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切忌大国主义。

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最后审定了我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事先他已阅改过这个发言稿，这次他要一位同志再把发言稿逐段地读一遍，他一边听，一边又作了些补充和修改，其中有些重要段落都是经过他字斟句酌敲定的。可以说，这篇发言稿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第二天清早，我和先遣小组其他五位外交部的同志一起，带着介绍信和几面五星红旗，飞往纽约。到达后，我们立刻同联合国礼宾司司长联系，很快办好了我国代表团到达时需要的一切手续和准备工作。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联合国广场上便升起了我国国旗，但它的制作不标准。我们发现后要求秘书处换上我们带去的标准国旗。眼看我国庄严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飘扬空中，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几天后，中国代表团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率领下到达纽约，在机场受到了十分热烈隆重的欢迎。这种场面，的确令人感到，我们伟大的祖国雄伟地屹立在世界之林了，祖国人民真是扬眉吐气了。

永记他的谆谆教诲

联合国26届大会结束后，我留下继续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了一个时期，1972年，我奉命调回国内。外交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副部长符浩同志在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时，顺便向总理请示说，高梁同志已调回，他的记者身份已改变，是否留在外交部工作？周总理表示同意，但嘱咐再征求一下新华社的意见。于是，符浩同志在征求了新华社的同意后，把调动工作的事告诉我。从此，我改行到外交部国际司，帮助处理有关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裁军等方面的工作。

1972年至1973年初，周总理虽已年迈体衰，健康欠佳，但他仍满怀热情，始终保持着建国初期他所树立的传统精神和民主作风，经常召集外交部的领导和司、处以上的人员到人民大会堂或中南海开会，讨论国际形势。会上他仔细听取大家反映的情况和问题，一发现重要线索，就抱着很大的兴趣追问下去；他也经常主动地向干部提一些问题，点名要某一位同志谈。这样的会一般在夜间召开，有时开到深夜一两点，他把大家留下，招待每人吃一碗汤面。我到外交部工作后，共参加这样的会六、七次，每次都使我认识提高和受到教育。

这种会，到1973年下半年就再没有开过，只在电视上看到总理接见外宾或参加重要会议，他显然比过去更为消瘦和憔悴。想到最后参加总理召集的会上，护士给他送药，他一边服药一边同大家谈论，我心里不免为总理的身体担忧起来。事实上，这时医生已确认周总理重病在身，只是未公开宣布而已。

1974年11月，29届联合国大会开会，在大会第一委员会上就国际上某一热点问题进行讨论时，出现了意料不到的非常复杂局面。周总理在病中看到前方发回的急电，心中特别关切，他立即在当晚召集外交部领导和有关司的负责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国际司由一位司长和我参加。当时已是深夜，天气寒冷，我带着必要的资料来到会场，只见周总理身穿黑色呢制服，脸色显得很憔悴和焦虑，但神态依然沉着庄重，尽量不让大家看出他身有重病。大家怀着关切和紧张的心情，成半圆形地围他坐着。讨论中，总理要了解一下最近前后方就此问题的来往电报，问这些电报带来没有。我站起来说带来了。他看我坐在后排远处，叫我到前面来。那时候外面感冒流行，我深怕挨近他对他的健康不利，犹豫地说：“我就坐在后面大声地读吧。”他坚持要我到前面来，说这样他和大家会听得更清楚些。于是我坐在他的左边身旁，接连地读了五、六份来往电报。读后，他随即指出问题的症结，提出了前方我国代表团应进一步采取的对策和作法。由于时间急迫，他指示国际司在会后一小时内拟好答复前方的电报，直接送他批阅。当时已近凌晨，我同国际司司长一起拟了这份电报，按时呈报给总理。不久，周总理就让秘书钱嘉东同志打电话来，说电报里说得还不够清楚，他作了不少修改后才发出。听后，我为总理在病中仍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外交工作而深为感动；又无比惭愧，痛恨自己水平不高，使得总理在病中还要为一份电文的具体工作操劳。

自1975年下半年以来，周总理已长期住院接受手术治疗。这时，我被调到我国驻非洲尼日利亚大使馆工作。我是1975年12月离开祖国的，万万没有想到，我到达尼日利亚不到一个月，就听到周总理于1976年1月8日病逝的噩耗。我眼前时时涌现着一幕幕过去随同周总理采访、经常聆听他教诲的情景。我含着眼泪，带着无限思念写信给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钱嘉东同志，以表示我在国外的悲痛心境，并请他代我向邓颖超大姐转达我对周总理的沉痛悼念和对她的衷心慰问。

不久，我接到嘉东同志的复信，他在信中说：“二月五日接你远方来信，读到你在信中表达的对总理的深厚感情，使我十分感动。你要我转告大姐的话，我已当面告诉了她，她要我转达她对你的感谢。”信中说：“总理的逝世，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真是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我们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对他老人家的逝世，更是悲痛万分。事实上，从我们得知他病情加重的时候起，就一直心境十分沉重，也不知流下过多少眼泪。去年你来我家谈起他老人家时，我只是含糊地说了几句抽象的话。这不光是为你所能理解的由于纪律上的约束，从我的内心讲，也是多么不愿意说出那真实的情况。我们一直总还是往好的方面希望，但愿那一切都不是真的。然而，那不幸的时刻终于无可挽回地到来了。”

我含泪读完这封感人的信，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立志永远学习周总理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努力改造思想，做好当前的工作。

1979年，党中央为了整顿和重建被“四人帮”干扰破坏了的对外宣传工作，决定建立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并在中央宣传部内设立对外宣传局，作为宣传小组的办事机构。我奉命回国参加对外宣传局的工作。1989年我离休后，参加了我国学术、外交、新闻界人士成立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专门从事收集和研究对中国人民真挚友好的国际友人们的生平和著作，宣传他们的事迹，增进中外人民的友谊。现在，我虽已年逾七旬，且重病在身，但我时刻铭记周恩来同志的教诲，决心像他教导的那样，“活到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原文3万多字，因受版面限制，经作者同意，本刊作了删节）（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5期 项英与武汉工人运动　作者：王继民　于洪伟

项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及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在他早期的革命生涯中，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其间大都在武汉与上海，项英对武汉工人运动的贡献很大。

追求进步 献身工运

因家庭生活困难，项英15岁那年，去武汉模范纺织厂做学徒工。三年满师，留在厂里做工人。五四运动后，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办工人夜校，传播马克思主义，追求进步的项英在这所学校中如饥似渴地学习，认识到工人要改变自身的命运必须团结起来。从此，他开始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1920年4月，模范纺织厂的棉布在市场上非常畅销，但资本家却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一些工头也为虎作伥。愤怒的工人在项英的鼓动和领导下停产罢工，要求资本家开除作恶的工头，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资本家为了自己的生意，被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这次斗争的胜利，初步展现了项英的组织才能。

那时，武昌察院坡的时中书店，是项英常去的地方。这个书店是中国共产党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的一个重要工作点，这里还发行中共指导工人运动的刊物《劳动周刊》。项英对这个刊物是每期必读。一天，他在《劳动周刊》上得到一条信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缺少工作人员，即向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去信，表明参加工会工作的要求。包得信后，经过当面考察和侧面调查认为：项英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具有从事工人运动的良好素质。但考虑到项英学过三年徒，有熟练技术，将来专门做工会工作必然荒废技术，这对个人及家庭都是个损失。当包惠僧把组织的顾虑告诉他时，项英不假思索地说：“选择职业我完全有自由，我没有把纺织工作作为终身事业来打算。党相信我，需要我出来工作，我很高兴，完全听从组织分配。”

创办工会 初露锋芒

江岸位于汉口的长江边上，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的铁路地区，有车站、机务段、车辆厂、修理厂、材料厂等，有三千多工人。在京汉铁路中，其地位与长辛店、郑州同等重要。项英来到江岸立即投入筹备工人俱乐部的紧张工作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消除帮口间的成见和矛盾，加强工人队伍内部的团结。当时工人队伍普遍受封建行帮思想影响，江岸的工人也不例外。这里有福建帮、广东帮、安徽帮、山东帮、湖北帮等等。为了解决这个回题，项英加强各帮口组织间的协调与沟通。他深入到工人中，反复向大家讲解：压迫工人的是资产阶级，是所有的资本家，所有的工人都是被压迫者；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把工友分成各帮各派，弄得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只能让资本家得利，这无异是工人的自杀。同时，项英加强与各帮口领袖的联络，与他们友好相处，在工作中提高他们的觉悟，通过他们作骨干对工人进行组织和宣传。平衡各帮口，也是一项重要工作。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项英与各帮口反复协商产生了工人俱乐部筹备处的人员。其中干事杨德甫、管庶务的周天元，是湖北帮的；干事林祥谦、管财务的张连光，是福建帮的；干事黄桂荣，工人骨干曾玉良，是江南帮的。1922年1月22日，在项英的精心安排下，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江岸的龙王庙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包惠僧作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代表，李汉俊作为武汉市政督办公署总工程师应邀参加。到会祝贺的有郑州、信阳等站的工人代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的代表、江岸地区部分工厂的厂长。会场正中悬挂对联，右面是“机器巧夺天工”，左面是“劳动创造世界”，横幅“劳工神圣”。大会通过了组织公约，选举了俱乐部领导人。项英、林祥谦、曾玉良等当选为干部，施洋被聘请为法律顾问。大会的圆满成功，对武汉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动员和推动作用。到4月底，会员已有3000余人。5月1日，俱乐部改名为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成为京汉铁路当时最大的工人组织。

项英在工人中开展下棋、打球、演讲、演唱等文体活动，吸引工人群众，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他还创办了工余学校，自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对工人灌输革命道理，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许多工人盛赞“俱乐部是工人的家”。6月1日，江岸车辆厂工人黄宝成坐交通车回家，被“活阎王”总查票程炎和铁路护车三等巡长姜道生以查票为名打得遍体鳞伤，被关进了车站警务段。项英闻讯，立即领导俱乐部工作人员进行坚决斗争。他连夜起草《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揭露程炎、姜道生殴打和关押黄宝成罪行，提出查办凶手、赔偿损失、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条件。他还把事件的经过写成报道在《汉口新闻报》上发表，寻求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此同时，积极进行罢工的准备。工人们的举动令资本家大为震惊。为了自身的利益，答应了俱乐部的全部条件。平时作威作福的“活阎王”程炎、姜道生向工人们低下了头，连声认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工人俱乐部的威信。6月，俱乐部改为江岸铁路工会，项英为书记。

京汉风潮 经受考验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进行了阻挠与镇压。会后当晚，由史文彬、项英等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项英任罢工委员会总干事。鉴于武汉的工会团体力量大，铁路工人多且集中，便于指挥，会议决定将罢工的指挥机关移至武汉的江岸办公。4日12时，京汉铁路实现全线罢工。连接中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停止了跳动，这大大激怒了反动军阀，吴佩孚决定武力解决。5日中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参谋长张厚生率兵到江岸抓走了两名火车司机。项英急忙带领2000多工人将工友抢了回来。下午，军警又抓走了三名工友。项英救人心切，只带3人径直来到军营，与张厚生当面谈判，要求释放被拘的三名工友。在谈判中，张厚生威逼利诱，项英不为所动。张厚生以枪毙威胁项英下令复工，项英毫不畏惧应道：“不答应工人的权利，车不能开！”“头可断，上工命令不能下！”“放我工友，还我自由！”在军警拉项英欲行极刑的危急时刻，以工人纠察队为中坚的数千名工人把军营团团包围，把项英救了出来。2月7日，在吴佩孚的授意下，军阀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林祥谦、施洋等在这次大屠杀中蒙难。之后，项英在党的指派下，离开武汉，转战它地（主要是上海），继续从事工人运动。

武昌汉口，叱咤风云

1926年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后，向武昌城发动攻击。北伐军久攻不下，伤亡惨重。这时，奉党中央指令返回武汉参与领导湖北党组织工作的项英，把配合北伐军攻城作为党组织与工会的首要任务。在项英等领导下，兵工厂的工人停产，铁路工人罢工，致使军阀队伍缺枪少弹，军需得不到保障；组织工人挖坑道，为部队开辟地下通道；向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斗志。这些工作都有力地协助与支持了北伐军攻城，北伐军终于在10月10日全歼顽抗了40多天的守敌。10月10日，湖北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任副委员长兼党团书记。12月，项英任中共湖北区委组织部主任，负责湖北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工作。为了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中共湖北区委和湖北省总工会决定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总队，项英任总队长。队伍4000余人，有枪1000余支，巡逻于武汉的重要地带，对稳定武汉局势起了重要作用。

1927年1月1日至3日，武汉人民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和北伐取得的胜利。3日下午，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时，英租界当局竟命令水兵登陆，驱赶群众，当场打死打伤群众30多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李立三、刘少奇、项英以湖北省总工会的名义，发出了反对英国水兵惨杀中国同胞的通电，提请国民政府收回英租界，立即撤退在华的外国军队和租界内外国武装，以及赔偿损失、惩办凶手等要求。国民政府接受了提请，与英方进行交涉。耍惯了威风的英租界当局我行我素，1月5日上午，英租界当局竟又一次下令英巡捕手拿棍棒冲向群众。群众被激怒了，纷纷集结起来，一万多人将巡捕房团团包围。下午，在李立三、刘少奇、项英等指挥下，武汉工人、学生、市民共30多万人举行了反英示威大游行。游行至英租界时，工人纠察队占领了租界。在群众的全力支持下，硬起腰杆的国民政府与英方经过艰苦谈判，终于在3月15日收回了汉口英租界，取得了反帝斗争的巨大胜利。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的新右派蒋介石发动了针对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率部进逼武昌附近的纸坊，妄图借革命军主力在前线，武汉兵力空虚之机，以武力推翻武汉革命政府。武昌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平叛，项英带领武装工人纠察队也参加战斗，击溃了叛军，扭转了危局。1927年秋，项英赴上海，开始了新的征程。（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1年第5期 董必武创办私立武汉中学　作者：王　谦

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说：“私立武汉中学设在武昌，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我是创议人之一。”董必武创办这所私立中学应永志不忘。

1919年1月底，孙中山任命的鄂西靖国联军总司令蔡济民被害，时在鄂西靖国军司令部任职的董必武，从鄂西赴上海向孙中山报告实情，遇到了正在上海的好友张国恩。当时李汉俊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回国，与詹大悲同住上海霞飞路渔阳里。这4个湖北老乡几乎天天在一起交谈国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们一起商议如何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群众问题，一致认为，目前能够做的是办报纸和办学校两件事。他们最初拟办报纸，认为办报要容易些，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大些，初步商定办一份《江汉日报》，拟定了办报章程、宗旨、组织办法及募捐章程。董必武从孙中山给的100元路费中拿出40元，印刷了股票、章程、宣言。当时，董必武认识的一位孝感人表示愿意出资，于是他们商定回武汉办报，并委詹大悲前往闽粤边革命军募股。但后来由于情况有了变化，那位答应出资办报的孝感人缩手不干了，詹大悲募股稍有头绪却因政局变化而成画饼，没有经费，办报计划遂告搁浅。同年秋，董必武与张国恩回到武汉，住武昌巡道岭湖北省教育会内。他们又想到办学校，当时武汉的情形对办学校比较有利，许多高中级学校毕业的人找不到工作，办一所私立学校聘请教师较容易。

经过紧张工作，校舍很快解决了，位于武昌涵三宫的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有一个院落，曾办过学校，院内有教室3间，办公室一大间，风雨操场一个，还有可供学生住宿用的几间房子，教职员问题也很快解决了，当时与董必武、张国恩同住省教育会的湖北普通中学堂的毕业生江文波、国立武昌高等师范毕业的倪季端，及与董必武、张国恩同赴日本留学的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除刘鼎三在省教育厅任视学外，其余均无职业，另外还聘请了陈潭秋等任教师。在办学经费上，大家商议由创办人募集解决。当时董必武的一位同学、湖北蒲圻人雷大同，刚从广东大元帅府回家，路过武昌，听说董必武等要开办一所私立中学，极表赞许，愿列名为创办人，并介绍其同乡刘觉民也为创办人。雷大同出资120元为开办费，其他创办人董必武、张国恩、刘鼎三、李缄三、刘质如、刘觉民各捐20元。为凑足20元钱，董必武当去了身上的皮袍，时值春寒料峭，幸得同事的棉衣御寒。办学校必须报省教育厅备案，立案基金由董必武与张国恩让在汉口的同乡张平阶出具存款2万元的条子，随即报湖北省教育厅备案。经过紧张筹备，1920年4月10日，私立武汉中学正式开学，招收了甲、乙两班学生，由创办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办学，董事长由时任湖北省议会议员的郭肇明担任，因郭曾任两湖师范学校校长，是湖北著名的教育家，借他的声望，学校立案减少了阻力。校长由时任私立中华大学教授的刘觉民担任，刘一惯老老实实教课，政治色彩不浓，可免招人忌，这也是为了减少麻烦，实际主持教务的是董必武。

董必武还担任两个班的国文教师，他精心选编国文讲义，非常注意文章的思想性，篇目有：《易经·卦爻》、《诗经选》、《离骚》、《礼记·苛政猛于虎》、《西门豹治邺》、《论衡》、《陈胜·吴广》、《金田起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上山采蘼芜》、《木兰词》、《秋瑾传》、《徐锡麟传》、《章士钊与李大钊论厌世书》等。据当年私立武汉中学学生、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的谢甫生回忆说：“当董老在课堂上以铿锵的语调朗诵秋瑾的爱国诗篇时，充分表达了这位女英雄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精神，听者无不为之动容。”董必武教国文，由于他对中国文学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又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讲解，既能给学生丰富的语文和文艺知识，又能灌输进步思想。

在私立武汉中学，董必武还邀约了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来校任教和讲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的毕业生陈潭秋在武汉中学的筹备过程中，曾参与研究讨论、四方奔波，出了不少力，学校一成立就受聘任英语教师兼乙班班主任。还有黄负生、刘子通、钱介磐、陈荫林、李汉俊等都先后来校任教，恽代英、李大钊也被邀请来校作过讲演。陈潭秋曾对进步学生说过：“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聋子、瞎子，找不到路。”董必武和陈潭秋是教职员中最忙的人，他们除了完成每天的教学任务外，还经常找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潮。

1920年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主任（即校长）恽代英等在武昌创办了利群书社，为了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董必武从利群书社及其他渠道引进了《共产党宣言》、《俄国新经济政策》、《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觉悟》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还与陈潭秋指导学生办起《武汉中学周刊》（后改为月刊），编写《政治问题》读本，让学生交流读书心得，发表反帝反封建的文章。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使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许多师生因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有5人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成立前武汉9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的中坚力量。在1927年11月的黄麻起义中，指挥部的10名成员就有4名是武汉中学的毕业生。

1920年6、7月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相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董必武复信李汉俊，表示同意。与此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也来武汉筹备建党。稍后，刘伯垂受陈独秀的委托，带着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几本介绍社会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回武汉与董必武、包惠僧等商讨建党。董必武召集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张国恩等聚在一起商讨此事，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最初的7名成员中，就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三人系私立武汉中学的教师。

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私立武汉中学又成为小组重要的活动地点。由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7名成员有3人在武汉中学教书，因而武汉中学实际上成了小组活动的主要地点。小组成员常聚集这里，商讨工作计划。其中私立武汉中学的黄负生、刘子通两位教师成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至此，武汉中学的教师有5位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

1921年6月底，董必武和陈潭秋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与其他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从事革命大业。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5期 与人民共命运的雷洁琼　作者：张　彦

1946年6月23日，在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下关惨案”。当时，艰苦的八年抗战刚刚结束不久，神州大地百废待兴，无不渴望有个和平环境重建家园。而蒋介石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却不惜发动内战。为了制止这一灾难的来临，上海各界人民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由十名社会知名人士组成代表团，前往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请愿，反对内战，呼吁和平。刚过不惑之年的东吴大学教授、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雷洁琼，就是其中的一个。不料，在南京下关火车站，代表们却遭到了一群特务的毒打，雷洁琼也受了重伤。一时间，这十个代表就成了闻名遐迩的人民英雄，受到社会广泛的敬仰和关注。“下关惨案”从此载入了中国20世纪的史册。

半个世纪以后，我在北京见到雷洁琼时，她已是95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而且是“下关惨案”惟一的幸存者了。

雷洁琼1905年出生在广州的一个侨胞家庭，在广州女子师范读书时，就痛恨专横腐败的北洋军阀，她积极参加了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运动。1924年，她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赴美留学，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前夜，雷洁琼回国了，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开始了她的教学生涯。以后，她先后执教于中正大学、东吴大学、扈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燕京大学。1935年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雷洁琼汇入了学生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者的示威游行队伍之中，是燕京大学惟一参加游行的女教师。1937年抗战开始，她离开了舒适的大学校园，奋不顾身奔向抗日救亡前线。先后担任过江西省伤兵管理委员会、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负责人，深入到县、乡发动群众参加抗日。在她的主持下，还出版了《江西妇女》、《农村妇女》等多种妇女刊物。在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担任妇女班主任期间，她还结识了许多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例如这个学院的训导长许德珩和副训导长蒋经国。特别使她难以忘怀的是，当时适值国共合作时期，她在庐山开会时还听到了邓颖超的报告：《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使她大开眼界，了解了她闻所未闻的解放区的新气象，受到很大鼓舞。1939年3月，南昌沦陷前夕，雷洁琼随地方机构撤到江西重镇吉安。在这里她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向她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了对敌作战的战略方针以及抗战必胜的道理。这次谈话给雷洁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向何处去？雷洁琼强烈意识到匹夫有责。于是，她和以马叙伦为代表的教育界、知识界进步人士组成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来共同推动民主与进步。为了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爱国民主人士竟遭到了毒打。这件事，在雷洁琼的身上留下的教训是刻骨铭心的。

1949年1月中旬，雷洁琼和她的丈夫严景耀教授欣喜地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前往华北解放区，并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行的还有民盟的费孝通、张东荪等。

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2月2日，举行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雷洁琼夫妇和几位民主人士应邀站在正阳门城楼上观礼。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雷洁琼作为民进的代表之一参加了。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举行开国大典，她站在天安门城楼上。

在以后的50年中，雷洁琼以她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全身心地投入了新中国的和平建设。从44岁壮年开始，她在教学之外，还先后担任过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专家局副局长和北京市副市长等领导职务，并以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身份参政议政。她曾经多次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常委、副主席，直至1998年才从担任了两届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当时，她已进入93岁高龄。

纵观雷洁琼这几十年来的工作，她最关切的是教育事业、社会调查以及立法工作。

作为民进的主要领导人，雷洁琼一贯主张要为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作贡献。她还在民进倡导成立教育基金会，发动各地的组织和会员为加强基础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献计出力。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她先后参加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等的制定，并且不辞辛劳深入基层去检查其执行情况。她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因为她深信祖国的未来在于今日对青少年的培养。

雷洁琼不仅是社会学家，还是一个法学家。人们一定会注意到，香港和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名单上，都有雷洁琼，而且在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她还担任副主任委员。她为起草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多次亲赴港澳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进行民主协商。1997年，香港在回归祖国的庄严时刻，作为出席世纪庆典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雷洁琼，坐在了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政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上。

现已95岁的雷老，依然那么精神抖擞。退下来后，她去了淮阴、淮安，访问了周总理的家乡；在喜庆建国50周年期间，她重访了西柏坡。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以后，她更加感到，有必要回到这里来重温这一段极不平凡的历史。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5期 保健医生眼中的邓小平　作者：傅　志

我给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的是，尽管他年事已高，又历经坎坷，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

每天早晨8点，小平同志醒来就按响电铃，护士进去给他测量血压。洗漱后，就在书房兼办公室喝杯牛奶，吃根油条。接着边喝浓茶边批阅文件。他杯子里的茶叶放得很多，泡开后要占杯子的三分之二。他喜欢喝四川、安徽出产的青茶，有时也喝西湖龙井茶。小平同志的办事效率很高，一般在10点钟左右就会将秘书们送来的各种重要文件处理完毕。之后，如有会议或外事活动，便乘车外出；没有，就坐在沙发上看看书报，打打桥牌，活跃活跃脑子。

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小平同志，问他每天工作多长时间，小平同志伸出两个手指头：“两小时。”华莱士听后，颇为吃惊。其实，他的工作时间远远不只坐在办公桌前这两个小时。据统计，我在首长身边工作的3年时间里，他先后会见外宾187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7次，参加各种重要会议61次、追悼会7次，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后、会见党外朋友21次，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谈话5次。还有10次离京到全国23个城市视察，还有一些无法统计的事务等等。如果把这些工作量加在一起的话，对一个近八旬的老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生活很有规律，早餐8点半，午饭12点，晚饭6点半，几十年不变。他吃饭从不挑东拣西，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他最爱吃四川家乡风味菜肴：回锅肉、扣肉、粉蒸肉、砣砣肉等，还有就是自家制作的臭豆腐、腌胡萝卜丝等。他有个家规——不浪费，剩菜剩饭一律下顿做成烩饭接着吃，就是炖菜剩下的汤，都要留到下顿下面条吃。小平同志曾风趣地说：汤最有营养。不会吃剩饭的是呱娃子（四川方言，傻瓜之意）。

小平同志健康的身体得益于运动。每天上午，只要不外出，他总要抽时间，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十多分钟。雪雨天不方便，他就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几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他对待散步像对待工作一样认真。他家的院子最大外缘约140米，每天他固定走18圈，散步时目不斜视，步履坚定，沉默无语，不用别人提醒，绝对一圈不多，一圈不少。

他还爱好游泳，在大连、秦皇岛等海边城市疗养时，几乎天天都要下海一游。天再冷，浪再大，乐此不疲，甚至下大雨，也要下海。我们工作人员从安全的角度进行劝阻。他笑着说：“你们不懂，水里暖和。雨天游泳更舒服。”他喜欢采用蛙泳姿式，头从来不潜入水中。岸上有人专门掌握时间，时间一到，便摇小红旗通知他“撤退”。有一次，游到中途下起了大雨，岸上摇起了小红旗，小平同志说：“摇早了，还不到时候。”

过去，小平同志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年龄大了后，他就洗热水澡。在家也好，外出视察也罢，习惯于星期六午休洗一个热水澡。我们常常在他的洗澡水中加一小盆豆浆，这样做，对老年人干燥的皮肤能起到养护作用。

小平同志特别喜欢足球。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劳动之余，最吸引他的就是足球，情愿受饿也要省下钱来看足球比赛。50年代，他是足球场上的常客。“文革”后，他第三次复出，首次的公开露面就是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他主持中央工作后，1985年挥毫题词：“中国足球运动要搞上去，必须从娃娃抓起！”他到晚年对足球的兴致仍不减，每逢电视中有重要的足球赛事，他都要观看，对于一些特别的比赛场次，还要求临时调整一下生活安排，甚至暂时停下一些活动，集中精力观看比赛。

抽烟，是小平同志多年来不曾改变的嗜好。我作为保健医生，当然知道抽烟有害无益，他这样有着多年烟龄的“老枪”，如果一下子戒了，反而会引起肌体平衡失调，危害更大。况且他当时在抽烟问题上已经做了最大克制，平时在家办公基本上不抽烟，会见外宾或参加重大国事活动，也尽量少抽烟。有时，我见他一边跟外宾谈话，一边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在手里转来转去欲吸又止，最后还是又放下了。后来，他竟彻底戒了烟，时间是1989年退休后。

小平同志每天进晚餐时，都要饮两小杯用纯中药浸的补酒——长寿长乐补酒。这种补酒，对小平同志的身体健康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据我观察，小平同志健康的秘诀主要有三：一是生活很有规律，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分配得很合理，饮食上不暴饮暴食。二是心态平和，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情绪从不受外界干扰。三是富有天真心，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乐趣多多。

小平同志家是四世同堂，上有“老祖”，下有孙子孙女，老老少少十几口，真可谓儿孙满堂。每天晚饭，一大家人相聚，分坐两桌，子女们边吃饭边聊天，从国家大事说到社会新闻，很有一些“信息交流中心”的味道。大家七嘴八舌，但小平同志却从不发表意见，只是默默地吃饭。他喜欢这种轻松活泼、民主融洽的气氛。有时饭桌上少了几个人，大家说话少了，他就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也会关心地问：“到哪里去啦？”

1982年春节过后，我们随小平同志从广州乘专列回北京。一天上午，他在专列的会客厅聚精会神地看书，我则坐在一旁随意地翻阅画册，当专列经过武汉长江大桥中段时，突然发出了一声剧烈的撞击声，我条件反射似的跳起来，迅速冲过去保护小平同志。我见他身后左上方相距不到一米远的一块玻璃被砸了个大洞，幸亏车窗是双层玻璃，里面的一层没有破。警卫处处长张宝忠和其他工作人员也迅速赶来，而小平同志却处惊不乱，只是抬头向身后瞟了眼，又没事似的继续看书。回到北京后，有关部门对此事作了认真调查，没有发现“间谍活动”，仅仅是一次意外。

我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经常看到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外新闻媒体谎报首长身体状况的消息。有一年夏季，我们在北戴河避暑。一天下午，警卫处长张宝忠拿来一张报纸给首长看，上面刊登着外国记者捏造的“邓小平遇刺，被贴身保镖护救，保镖已身亡”的消息，而张宝忠就是这条消息中所说的“保镖”。小平同志看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有说。

当时，我不知道首长在想些什么。后来小平同志才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以后小平同志会见客人时，谈起新闻媒体又有两次谣传：一次是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时提到：“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是1990提5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埃及老朋友穆巴拉克总统时提到：“前两三天香港报纸说我已经不在，我很高兴你见的是一个活人。”

（明 红 整理）（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5期 正直无私　功成不居　作者：周而复

著名诗人和勇将

冯乃超同志是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分子、著名诗人。他的诗集《红纱灯》，早在30年代我就读过。《红纱灯》共收入43首诗作，包括八辑，诗集主调可以说是反映了爱情失意的痛苦和人生痛苦的缠绵的哀怨，表现诗人伤感万端的心曲。但诗人自称，这是他在日本探索新诗创作的道路所写的一些象征主义诗篇。他在这本诗集的序言中说：“你们会见到小鸟停在树梢震落他的羽毛，你们也知道昆虫会脱掉他的旧壳；这是我的过去。我的诗集，也是一片羽毛，一个蝉蜕。”他表示，从此要告别朦胧伤感闪闪耀耀的“红纱灯”。

冯乃超虽然以诗人著名于世，他也写小说、戏剧，出版了小说集《傀儡美人》，收短篇小说9篇。他还撰写评论文章，如1928年1月15日在《文化批判》月刊创刊号上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他说：“人类的思想是受着生活过程的规律和制约的，不论任何思想也不能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历史上怎样伟大的思想也不能脱离该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制约。”文中提倡革命文学、新兴艺术。但他却未能运用正确的观点分析错综复杂的中国社会的文艺现象，同时又受国际“左”的思想的影响，因而产生对鲁迅等人错误的片面的论断。他用讽刺的口吻说“鲁迅这位老生”“常从幽暗的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说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百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隐遁主义”！

这篇文章像是燃烧的火炬，点燃了《文化批判》、《创造社》、《太阳社》与鲁迅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后来，在回忆“左联”的文章里，他检讨了自己对鲁迅的错误批评。他说：“鲁迅参加了左联，提出了明确的思想，成为左联思想上实际的领导人。鲁迅毅然参加了左联的筹备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有喜出望外之感的。这充分说明我当时对鲁迅的战斗历史，特别是他在广州和党的关系的一段历史的无知。虽然我对鲁迅并无个人恩怨，但我指名批评了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对他战斗历史认识不足，对中国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作用也认识不足，二是受了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这来自北伐大革命失败后产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急躁情绪）。”

说冯乃超是一员“勇将”还表现在他与国民党的不屈斗争上。“西安事变”以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全国人民，联合盟邦共同反对日本侵略势力。周恩来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阳翰笙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第三厅下设办公室，三个处九个科，冯乃超任第七处第三科科长。第三厅内有中共特别支部，书记是冯乃超，作为郭沫若的有力助手，他协助郭老在国民党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文化宣传活动，十分活跃。

1939年8月间，周恩来、郭沫若不在重庆，国民党和军委政治部策划要三厅全体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冯乃超立即写信报告郭沫若，请速从成都返回重庆，并和阳翰笙一起向南方局博古同志汇报，设法击破国民党阴谋计划。蒋介石曾下手谕威逼冯乃超等同志加入国民党。冯乃超坚如磐石，决不屈服，誓不加入。

蒋介石国民党察觉第三厅工作人员不听指挥，又生一计，名为改组政治部，实系撤销第三厅。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洞悉蒋介石阴谋诡计，于是第三厅工作人员集体辞职。蒋介石既不同意三厅工作人员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也怕这些积极抗日并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转向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去。他亲自出面召集三厅科长以上干部训话：军委政治部改组，出于抗日工作需要，第三厅撤销了，原来三厅的干部还可以继续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决定筹建文化工作委员会，研究文化工作。1940年10月3日，军委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郭沫若和阳翰笙出任正副主任，冯乃超出任文工会中共党内书记。

1945年初，我在“文工会”见到冯乃超时，他已45岁，一派敦厚长者风度，和蔼可亲，老成练达，埋头工作，为人诚朴，办事井井有条，嘉言懿行，有口皆碑。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亦从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并设八路军办事处于上海马斯南路，号称周公馆，实系中共中央上海工委所在地。恩来同志为国事奔走于京沪之间。1946年5月8日，乃超同志离渝飞沪，出任党的上海工委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文化战线继续与国民党斗争。

香港“临时文化中心”

尽管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蒋介石还要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野心不死，周恩来同志识透蒋介石意图，深知全面内战已不可避免。决定将八路军上海办事处所属工作人员一分为三：一、大部分干部和家属送回解放区；二、派少数干部前往香港开展工作；三、留少数干部在南京和上海坚持工作，继续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派章汉夫、夏衍、冯乃超、乔冠华、林默涵、周而复等去香港，具体事宜由文委书记冯乃超同志负责。

我去香港作准备工作前找到冯乃超。他告诉我到香港找谁，以及如何找房子、如何开展工作；同时给我一笔外币，准备到香港以后的开销。他要我保密，行踪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买了一张从上海去香港的美国轮船统舱的客票，一个人上船走了。到达香港，我首先找到在《华商报》工作的饶彰风同志。他是香港通，人们戏称他是“地保”，有事找他，几乎没有办不成的。经他奔走和介绍，很快在英皇道172号那栋新盖的楼房内，租了三楼一套房子。这年10月底，冯乃超和李声韵同志到了香港，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夏衍、胡绳、吴全衡、郭沫若、茅盾、沈志远和洪深等许多文化界和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都陆续从上海和其他地区来到香港。在中共香港工委所属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领导下，文学艺术和出版工作蓬蓬勃勃开展起来。文委书记是冯乃超，我先是委员，后任副书记。

为了能在香港出版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我们没用中国出版社名义，改名不带政治色彩的海洋书屋，由我担任总编辑，并无助手，只是一人，身居斗室，将香港和延安搭起一座桥梁，介绍和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将解放区作家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所产生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通过香港的港口流传到国民党统治区和东南亚一带国家和地区去。我主编出版了《北方文丛》，介绍解放区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文艺评论等作品，每集10本，从1947年开始出书到1949年，共出版3集。

冯乃超同志对《北方文丛》刊登的作品十分欣赏，认为在香港面对南洋一带国家和地区，又联系国民党地区一些省市，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很有意义。他亲自撰文对《北方文丛》上发表的康濯所著短篇小说集《我的两家房东》加以评介，认为这本描写解放区农民的小说集，“表现着特有的清新风格。他细致而不烦琐，平淡而不刻板，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

在《北方文丛》发表了贺敬之、丁毅所写歌剧《白毛女》，并由香港中原剧社、建国剧社、新音乐社在港联合演出后，他又发表论文《从〈白毛女〉的演出看中国新歌剧的方向》，认为《白毛女》在香港公演成功，是这个新歌剧在全中国范围内的成功。“它是地方色彩极浓的歌剧，却打破了一切地方戏所受到的那种流行地区的限制。这次在香港公演和张家口公演比较起来，在意义上是人民大众新歌剧的又一次胜利的收获……”他高度评价“《白毛女》是民族形式的歌剧，是中国第一部歌剧，他在人民艺术的发展与进步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与此同时，他也指出：《白毛女》“并不是完成了的中国新型歌剧，而只是一个实验品，剧本与演出中存在着各种矛盾、问题与不足”。

冯乃超认为，瞿秋白同志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工作对中国思想和文学的关系，十分重要，而过去这方面的作品出版发行很少，应该刊印这方面的文章，在香港和南洋一带流传。他编选了一本瞿秋白著的《论中国文学革命》，于1947年7月，由海洋书屋印行。他在此书的《后记》中指出：“瞿秋白先生对于建立中国文艺理论作了很多工作。他翻译了不少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理论的文献。这个介绍工作清除了当时许多错误的文艺理论的影响。他的文艺批评纠正了当时不少作家及理论工作者的错误倾向。”

冯乃超对毛泽东同志无限崇敬，他在香港曾编选了一本诗集《毛泽东颂》，书内收集有关歌颂毛泽东诗词12首。他在“编后记”中指出：“从这些诗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和人民心目中的这位革命舵手的形象，并且认识中国英勇无产阶级的代表，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

1947年秋，冯乃超和大家都感到不少文艺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需要出版一种以发表文艺理论为主的刊物，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也刊登少量的文艺作品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译文。除夏衍、冯乃超外，胡绳、乔冠华、邵荃麟等参与其事，由荃麟主要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筹备，1948年3月1日，《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在香港出版了。这是不定期刊物，每期根据内容起一名称。乃超同志为这个丛刊的第一辑写了《战斗诗歌的方向》，第二辑写了《评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在香港期间他还写了不少政论和文艺评论与散文、杂文，发表在《华商报》、《群众》半月刊、《正报》旬刊、《文艺生活》等报刊上；他还和邵荃麟共同执笔写了《方言问题争论总结》等文章。1949年3月他率领文化界人士200多人离开香港，前往解放区，并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旋任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文教委主任是郭沫若同志，他又成为郭沫若同志的重要助手。

在狂风巨浪中

我于1949年5月从香港回到北京，被派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分配工作。华东局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陈毅同志兼部长，我任统战部秘书长乃超同志则在北京工作。一南一北，大家忙于建国初期工作，见面机会很少。1950年他就任中央人事部副部长不久，周总理找他谈话说，广东目前急需教育工作领导干部，要他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职务降了，征求他有什么意见。在某些人看来，以中央人事部副部长而去中山大学任副校长，岂非大材小用？可是乃超同志没有这个想法，他没有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任何意见和要求，表示服从组织分配，请中央安排。1951年2月，他离开北京前往广州当中山大学副校长和中共中山大学党组书记。

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狂风巨浪席卷全国，横扫“四旧”和所谓“一切牛鬼蛇神”。地处华南的广州，也不例外。广东几乎每年都要受台风袭击，可是这次政治上的狂风巨浪远远超过最大级别的台风，而且持续10年之久。作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和中共中山大学党组书记的冯乃超，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属于要打倒的“重要对象”。

冯乃超长期在国民党地区工作，曾经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中共特别支部书记，协助郭沫若厅长派出10个抗敌宣传队，难免鱼龙混杂，有个别成员发现有政治问题，可能牵涉到冯乃超头上。他又曾化名冯子韬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担任股长，从事情报工作。中山大学造反派抓住这些事例，不分清红皂白，不论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具体情况，以为找到了确凿证据，首先抄家，接着批斗，勒令检查交代。周总理了解冯乃超被“打倒”的情况，亲自为他写证明材料，否定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1971年7月，乃超撰写了《我的历史》，方获“解放”。

1975年4月，乃超同志离开中山大学，回到北京养病和工作。这年10月，他被任命为文化部所属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的顾问。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被打倒的对象，因写了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四人帮”钦定“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失去自由7年。1973年恢复自由，尚未分配工作。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听说乃超同志回到北京，曾到他的住处看望，沥胆披肝，赤诚相间，畅述彼此遭遇，当时诚如唐朝诗人李颀诗句：“世人逐势争奔走，沥胆堕肝惟恐后。”文艺界个别人士，曾经满嘴革命词句，以扬鞭为业绩，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梦想赶上“四人帮”的末班船，表示效忠“中央首长江青”，准备撰写文章歌颂她，四处奔走。乃超同志无动于衷，决不和“四人帮”及其党羽往来，专心养病。

澄清“左联”某些问题的迷雾

粉碎“四人帮”后，我先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被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和乃超同志又成了文化部的同事。这时，我常去三里河南沙沟他的住处，促膝长谈。有一次，我们谈到“左翼十年”，即从1927到1936年，可以说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诞生初期。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以鲁迅为首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到1936年解散，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阶段。尽管曾经存在某些缺点和不足，但它在新文学发展历史上辉煌篇章永远闪耀。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产生的一些重要情况，由于不同的动机和原因，说法纷纭。我们觉得有几个问题须要澄清：

一、究竟是中共中央哪位领导同志首先提出停止文艺界“内战”（即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论战），联合起来成立“左联”？

有人说是李立三同志提出的，也有人说是李富春，还有人说是周恩来同志提出的。

冯乃超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指出：“为什么停止攻击鲁迅？好像听潘汉年讲，李立三（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传达过党的意见，不同意攻击鲁迅，郭沫若出国前也是不赞成批评鲁迅的。郭老好像还说过党内有指示：应该批判新月派，不要矛头指向鲁迅。我们估计是周恩来的意见。”我查阅了不少有关资料，证明冯乃超的估计是正确的。

周恩来同志一向关心文艺界的问题，对文艺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1928年他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他在上海坚持中共秘密工作的大部分时间内，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主要主持者。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在1928年中共六大前，周恩来已发现上海进步文化阵营出现某些裂痕，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之间发生论战。从苏联回国后，从潘汉年和冯雪峰处了解到矛盾有新的发展，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中共中央抓文艺工作的开始。中共中央向文艺界代表人物提出‘停止内战，加强团结’，并决定成立‘左翼作家联盟’”。

二、左联筹备小组成员有哪些人？左联“理论纲领”是谁执笔起草的？关于“左联筹备小组成员”，各方面意见一致的有鲁迅、夏衍、郑伯奇、冯乃超、阳翰笙、钱杏、蒋光慈、洪灵菲、柔石、冯雪峰等人，但也有人提出了潘汉年、李初犁、彭康、戴平万等同志

冯乃超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回忆说：“参加左联成立筹备工作的有冯雪峰、阿英、郑伯奇等。李初犁、彭康没有参加筹备工作，但参加了成立大会。我是代表创造社方面参加筹备工作的。”筹备小组名单中没有李初犁和彭康，冯乃超同志也没有提到潘汉年。

左联成立的“宣言”，即左联的“理论纲领”是由谁起草的？冯乃超同志说：“这份宣言（即‘理论纲领’）是我和冯雪峰等人起草的，参考了苏联几个文学团体的宣言，如‘十月’的，‘列夫’的，‘拉普’的。‘宣言’中说了‘诗人应是预言者’，‘胜利不然就死一类的话’。”

拟出“宣言”以后，什么人拿“宣言”的草稿征求鲁迅的意见的？有人说是夏衍和冯乃超二人同去的。冯乃超在《左联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说：“第三次去鲁迅家里是请他对左联的‘宣言’（即‘理论纲领’）等文件提意见，是我一个人去的。”

我查阅鲁迅1930年3月24日的日记，上面写明：“午后乃超来。”这证明乃超同志说的是确切事实，并无其他人同去。

1930年3月2日下午2时，在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举行成立大会，大会推定鲁迅、夏衍、钱杏三人组成主席团，冯乃超、郑伯奇报告筹备经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潘漠华讲演，鲁迅演说的题目是《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大会通过了筹委会拟定的“理论纲领”，选举夏衍、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

成立大会后，乃超同志担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他从参加左联筹备小组、拟出小组名单和起草左联“理论纲领”（即宣言），到出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团结各方面社团（如创造社、太阳社等）和广大作家，在以鲁迅为首的左联旗帜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乃超同志不仅参加筹建“左联”和草拟“理论纲领”，他还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在抗日战争初期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担任临时筹委会书记，草拟纲领性质的《章程》，成为“全国文协”组织和理论的基础，团结和壮大全国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延安和大后方一些城市成立“全国文协”分会，继续以笔为武器，团结抗战，直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他建立了丰功伟绩，却功成不居，谦虚谨慎，很少谈到自己的贡献。

直到晚年，乃超同志从广东调回北京养病，仍然以带病之身，回忆和整理有关中共左翼文化运动的珍贵史料，关怀革命文艺继续发展。他还担任郭沫若著作编委会名誉会长，为出版《郭沫若全集》贡献了力量。

党中央一举粉碎反革命“四人帮”，春回大地，万众欢腾。乃超同志和我都由组织上安排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在政协会上见到，特别高兴，又可以继续为文艺事业贡献力量了。他因病很少出来参加文艺界活动，每隔一段时间，我到南沙沟住处看望他，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1983年9月9日他跨鹤西去。这时，我正率领友好代表团访问北欧五国：芬兰、挪威、瑞典、冰岛、丹麦，无法到北京医院向他的遗体告别，至为遗憾。1901年10月12日，乃超出生在日本横滨市山下町56番地。今年是他百年诞辰，回忆和他交往40年情景，历历在目。他一生为党工作，忠贞不渝，立场坚定，正直无私，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功成不居，品格高尚。他虽然走了，但为中国革命文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将永载史册。

（责任编辑 林 耀）

2001年第5期 郑维山三进三出河西走廊　作者：郭梦林　郑维山

将军生前对笔者言，我一生为伍，三次进甘肃：第一次是1936年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因敌众我寡而兵败；第二次是人民解放大军进军大西北，我率第63军与马步芳较量，打得他一败涂地，打开兰州，黄河上飘浮着一层敌尸，我西望河西走廊大喊：战友们，大仇已报，江山已归我，你们可以瞑目安息了！第三次是1982年，我出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离京前，邓小平向我交代，交给你两个战略任务，一是用20年时间绿化大西北，二是要选拔和培养10个接班人。我到任后三年行程11万余公里，走遍了大西北地区……

1998年夏，郑老的秘书来河西走廊，为《郑维山回忆录》一书进行补充采访。我们结伴去武威核实几个村庄地名和位置。1936年时，郑老是红军西路军第88师政委，时年22岁。当时，西路军西渡黄河后，无群众基础，无后方补给，无援兵策应，陷入狭长的河西走廊，无回旋余地，时令正严寒，部队无御寒衣帽，很多人冻掉了脚手趾，连枪栓都拉不开，行军只能拄着棍子跑。而敌人兵力多于我五、六倍，西路军很英勇，但失败得很惨，很壮烈。

郑老病逝后，经中央军委审查，江泽民、胡锦涛签发了《郑维山同志生平》，对郑维山在西路军河西走廊作战中的一段历史作了如下表述：

他参加指挥了四十里铺、永昌、八坝、水磨关、倪家营子、梨园口、康隆寺等多次大血战。战斗中，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几陷绝境，直至头部负伤。西路军失败后，他一心向党，冲过马家军的层层封锁和搜捕，历经艰险，百折不挠，回到延安。

郑老在世时，笔者曾同他四次见面，相谈甚融，使我了解到许多平时难以接触的真实而生动的史料。关于郑老在西路军失败后，与主力失散，孤身一人奔延安找党一事，笔者了解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3月初，西路军在临泽县倪家营子与敌马家军抗争40多天后，被迫突围向祁连山中转移，郑维山奉命率88师265团在山口阻击敌人，掩护总部机关和主力转移，战斗到最后，265团拼得只剩郑维山几个人了，在山中孤立无援，与总部失去联系。而总部在最后突围分兵时，混乱中清点所余下的师团干部，发现郑维山未归队。有人猜他战死或被俘，也有人猜可能脱队逃跑了。

其实，郑维山是在受伤后与主力失散的，他流落到祁连山下的民乐县境内，在饥寒伤痛关头，受到一户农民三兄弟的救护。一个多月后，他只身一人，靠一条打狗棍，半截破棉袄，亡命两个多月，终于到达了陕北。

“文革”开始，毛泽东八次接见1300万红卫兵，每次毛泽东身边必有尽职尽责的郑维山。为此，毛泽东说“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两位都是风风火火雷厉风行”。可是，几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抓住武汉“七·二0”事件，攻击陈再道及四方面军。作为四方面军的老干部郑维山，也被诬为西路军的“逃兵”，遭受造反派的“幽禁”，长达八年之久。直到“四人帮”垮台，才脱离苦海。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5期 明月清风怀大师——赵朴初　作者：袁　鹰

赵朴初大师龙年5月21日仙逝后，人们都怀着沉甸甸的情思传诵他那有如佛家偈语的遗言。三年多前的1996年10月他久病之后，就在病房中从容写下那八句：

生固欣然， 死亦无憾。

花落还开， 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 不劳寻觅。

这不是普通的遗言。短短八句，蕴涵着深邃的哲理和禅机，也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人生清醒的回顾，是朴初大师最后留给我们的精神瑰宝。朗朗明月，煦煦清风，哲人其萎，哀思无穷。

一

我虽然五十年前有幸见过朴老，但是熟识起来还是近三十年间的事。50年代到60年代前期，他是我们景仰服膺的一位博学多才而又谦逊平和的文化前辈，一位古典文学造诣精深的诗人、词曲家和书法家，对我们报纸副刊编辑来说，又是一位极受大家爱戴的热心、热情的作者和支持者。他常常主动寄来诗词新作，为报纸副刊增添光彩。有时候，副刊不免要刊登一些应景稿件，大多是出题作文，限时交卷，对作者确实不够尊重。但是朴老都笑嘻嘻地满口答应，一挥而就，很少推辞。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手法多样，技巧娴熟，风格清新。诗从古风乐府到五七言律诗绝句，词曲从长调、套曲、散曲到小令，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这正是最使编者和读者心折感佩的。

60年代初，他用曲的体裁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尤其是那些国际、国内政治性讽刺性题材，更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粉碎“四人帮”后写的《故宫惊梦》套曲，对江青这个阴谋家、野心家奸诈、贪婪、丑恶面目的揭露和刻画，抵得多少篇洋洋长文。

二

1972年暮春的一天，林林先生约我一起去看望从大风暴兴起后已睽别几年的朴初老人。那几年林老和我都住在北京北城安定门内一条名叫净土寺的巷里，他从“五七”干校回来治病，我也被宣布“解放”不久，做点处理读者来稿工作。造反派忙于自己的事，不大管我们，任我们当逍遥派，只是碰到什么新的“阶级斗争动向”，就要敲打敲打。朴老的处境比我们稍稍好些，他是宗教界名流，民主党派高层人士，受到周恩来总理细心呵护，造反好汉们不敢有所造次。他的寓所在人民大会堂西侧东绒线胡同内一个小巷里，“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倒也十分安宁清静。劫后重逢，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把晤之际，有喜有忧。喜的是彼此都幸存健在，未死未残；忧的是国事蜩螗，前途黯淡，许多故人生死不明。那天我们都说到共同熟识的夏衍同志，消息沉沉，不知人在何处。谈到这场“大革命”将来如何了局，也只能相对无言。林林说他检查身体以后可能还要去干校。朴老关心地问：“你身体吃得消吗？”林林只能苦笑作答。

我们问朴老近来可写点诗词，他苦笑说现在也只能写点小东西消遣消遣了。那时正是“九一三”林彪折戟沉沙以后，政治气氛发生一些变化，人们闷郁了好几年的心情稍稍有点好转。朴初老人接连写了不少诗词，有的是写中日文化界人士交往的，有的是借古讽今的，如《读李贺诗》、《读<韩非子>》、《读骆宾王集》、《读史杂诗》，也有直抒胸臆，讽喻时局的，如《反听曲》。不过这些诗歌词曲当时都不能公开同读者见面，只能藏之名山，在友好间私下传阅。他在那一时期忧时伤逝的诗篇，1972年1月写的《陈毅同志挽诗》可以作为代表：

殊勋炳世间，直声满天下。

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

赖有尧日护，差免跖斧伐。

众望方喁喁，何期大树拔。

岂徒知己感，百处一席话。

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

真挚沉郁，爱憎分明，充分表达了对陈老总这位老领导、老市长、老朋友的深情厚谊。我从林老处见到传抄件，诵读再三，衷心如沸，即去信致意。朴老又写成一幅小立轴见赠，我装裱了悬在斗室中，朝夕相对。有的朋友看到以后，好心地劝我收藏起来，免得被心怀不善的人见了去打小报告，诬指末句“恸哭非为私，风雨黯华夏”为“诬蔑大好形势”。但所有读到此诗的人，都以为这两句正是充分表达了老诗人在风雨如晦年代忧思不已的诗心。

1974年夏天，我听林老说赵朴老近来多病，曾经住院治疗，就寄去一信问候。8月中，接到朴老复信：

袁鹰同志：

近自医院归，始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感。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近作小诗一首聊博一粲，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请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

此致

敬礼

赵朴初 八月十七日

附小诗：

变色龙

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

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追到底。

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

这首《变色龙》是刺斥陈伯达的。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王（力）、关（锋）、戚（本禹）”被揭露，当时尚在台上的陈伯达责骂他们是“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高呼，说小爬虫后边还有变色龙，一定要追根追到底。不料才过了三年，“小爬虫”后边的“变色龙”就被揪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陈某本人。这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事。几年以后，陈伯达的罪行印成“中央文件”下达，即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号文件”，朴老便写了此诗（1978年3月出版《片石集》时，题目改为《陈伯达罪行材料阅后口占》）。短短六句就揭示了这个两面派政治骗子的真面目。正如他在其后《反听曲》中所写：“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

信上提到的《鲁迅杂文书信选》，是70年代初报社文艺部印的。那时期报纸刊物都已取消了稿酬，据说那是“资产阶级法权”云云。编辑部里的有心人感到总应该对作者有点表示，不能让人家无偿劳动，就商议编印一本《鲁迅杂文书信选》送给作者，以代稿酬，而出这类书，那时比较安全。此书由姜德明同志负责编选，认真精当，又顾及当时环境可以顺利出版，不至惹起麻烦，煞费苦心。后来又编印一本“续编”，都得到作者和朋友们的喜爱，有些同志还珍藏着作为动乱年代出版物的纪念。

接到信后，我即同林老联袂去朴老寓所造访。乱世中清茶一盏，纵谈时局，怀念旧友，臧否新贵，痛斥权奸，无虑隔墙有耳，不怕小鬼敲门，也是乱世中一种难得的乐趣。二十多年前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却已恍如隔世矣。

三

有一次在朴老寓所闲谈，说起夏衍同志。我说：“朴老，我第一次见到您，就是在上海夏公的办公室里。”

他有点惊讶，眯起眼微笑：“是吗？我真的不记得了。”

他当然不会记得。那大约还是1951年，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有一次为了一篇稿件去相距一箭之遥的上海市文管会主任夏衍同志办公室。他正同姚溱（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还兼着中苏友协或者“和大”上海分会什么职务）商量接待一个外国友好代表团的事，忘了是印度人还是日本人，他们两位念叨着一个个名字，似乎决定不下由谁出面接待为妥。夏公最后拍一下桌子：“我想来想去，还是请和尚出来的好。”姚溱立即拍手说：“我也这么想。我打个电话找他怎么样？”夏公摆摆手：“不用了，我刚才已经打了电话，请他来一趟。”

我不禁纳闷，接待外宾何以要请和尚出面？莫非来的客人是宗教界人士？我同他们两位虽然比较熟，但是领导人的工作也不便多问。此时只见办公室房门推开进来一位中年人，满脸红光，微露笑容，身上穿的干部服整洁熨帖，很像那时民主人士的装束。夏公一见就笑起来：“说曹操，曹操就到。”说着，向我介绍一下：“赵朴初，红色和尚。”

他们要谈工作，我当然立即告退。赵朴初的名字我早听说过，抗战初期他在上海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和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担任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和少年村村长，热心慈善事业。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上海又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为和平民主运动奔走。夏公说“红色和尚”，我理解是说他虽是佛教徒，却并非六根俱净，四大皆空的僧人，同一般的方丈住持们不同，而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和平民主战士。

1995年2月夏衍同志逝世后不久，文艺界的一些朋友着手编一本纪念文集，两三个月后稿件基本上就集中了。编辑过程中，商量请谁写书名《忆夏公》三个字。我说：“最理想的是请赵朴初老人写。”有人说：“老人家一直住医院养病，不见客，能行吗？”我说：“我写封信试试看。”我没有说得很肯定，但心里有数，他们两位是多年老友，私交很深，朴老十之八九会答应。果然，信去后没有几天，就接到回音：

袁鹰同志：

久不晤聚，想起居安吉。奉大函，遵嘱题书签，附上，不知合用否。弟病住医院年余，曾与夏公病室为邻，斯人长往，良可伤痛。回忆公有名言：“愿听逆耳之言，不作违心之论。”固是夫子自道，若以此分论两人，在上者如果愿听逆耳之言，则可望在下者不作违心之论，所谓“违心”者，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可畏也。然否？请赐教正。顺颂

夏安

赵朴初 六月十九日

朴初老人引述夏公的两句箴言，在夏公晚年我曾不止一次听他本人说起，他也在文章里写过。半生栗碌，世事沧桑，这两句话该是总结人生许多酸甜苦辣的经验教训，包涵了是非荣辱的丰富内容。记得夏公还不胜感慨地说过这样的意思：处在像他这样的工作岗位上，多听些逆耳之言还是可以做到，但要不作违心之论，不作违心之事，有时候就比较难。人在漩涡中，对上对下，身不由己，言不由衷，形势使然，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在50年代连续的政治运动、思想批判中，他都说过违心的话，写过违心的文章。说到此处，老人每每面色凝重，声调低沉，仿佛眼前闪过许多人许多事。我静坐一旁，似乎能窥见他心底的一些起伏不已的波澜。

朴初老人将这两句话的因果关系又作了点引申，也是多年阅历有感而发。有些“在上者”，很爱听暖洋洋、甜丝丝、悠扬悦耳的谀词颂语，就是不爱听直来直去的逆耳之言，“在下者”自然就会随时给你送上“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之论，你想什么要什么，他就立刻给你什么。“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中国官场沿袭千百年根深蒂固的病毒。尽管有些英明的“在上者”三令五申，列入党纪国法，然而，总是诺诺之士多，谔谔之士少。那些敢于痛陈时弊、当面直言的人，十之八九，等着他们的是可以预料而且屡试不爽的下场。

一味听“违反事实、违反民心、违反良心”的顺耳之言，结果如何呢？朴初老人语重心长地只说了三个字：“可畏也。”在慈眉善目、恬静面容深处，跳动不已的是一腔扶正祛邪、反腐翦恶的赤子情怀，是一副忧国忧民、救人济世的菩萨心肠。

四

1995年9月，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杰出的领导之一张闻天同志九十五岁诞辰之际，朴老从医院寄来一首纪念献词，嘱我转交《人民日报》编辑部。

建党兴邦立大勋，运筹抗日得斯民。力拔三山凭谠论，制胜，排除左右坎坷平。

霁日不期风色变，昏乱！沉冤曾不改丹心。十载魔氛终净扫，天晓，神州齐听九皋鸣。

《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这首《定风波》诗，不过六十二个字，对那位一代伟人建党兴国的不朽功勋，那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突出贡献，那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毕生坎坷、丹心不改的崇高品德，都作了高度的概括。言简意赅，字字千钧。下阕开始的三句，写尽了闻天同志晚年遭受的种种不平以至摧残迫害。“昏乱”二字用得很重，却准确地点明了那一二十年的历史真实。朴老对这位伟大人物崇敬、景仰的赤诚，跃然纸上。对老一辈革命领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同志，朴老先后都写过颂诗和挽诗，写周恩来总理的就有五、六首。纸短情长，他对那几位伟人的真挚感情，远远不是一首诗词表达得尽的。

朴初老人晚年常在病中，最后几年，几乎长住北京医院。虽然听说他以病房作书房，堆满书籍，放好纸墨笔砚，但我未敢常去打扰。我素来以为，对尊敬的老人最好的爱护就是少去打扰。隔一段时期，去电话向邦织夫人或者秘书询问近况，知道安好，就感到宽慰。因而，上面这一纪念张闻天同志的词和附信，就是我所保存的朴老最后手迹了。展读遗篇，摩挲手泽，临风怀想，能不怆然？！（2001年春雪初霁之日）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5期 河南义勇军司令张之朴　作者：张　虚

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司令员张之朴烈士一生反对军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漫长的黑夜里他从未想到写自传。到了1945年4月，在他认为“世界恶魔快要扫光了”，“满地红的时代”即将到来的时候，他把写自传视为“一件最高兴不过的事情”，兴奋地在战火的硝烟中断断续续写下了他的惟一的一份一万四千余字的自传。这份自传的初稿尚未誊清，更没有来得及交给党组织，他便不幸被俘惨遭杀害。张之朴这份用行楷小字写在豫西手工造的既薄又糙的白纸上的《自传》，历经磨难，幸存下来，并珍藏在他的子女的手中……

一个佃农的儿子

1895年，张之朴出生在河南省偃师县牙庄村的一个佃农家中。他是父母的老生子，记事起就看见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黄土地上佝偻着身躯为地主干活儿。当时他家穷得地无一垄，死了人都没地方埋。他在《自传》中写道：“我看到他们老人家年纪大了，已经无力劳动，只有我充分劳动，尽力耕种田地，才能延长我老年父母的生命。我从12岁到18岁的几年中，把大半光阴耗费到田间的农作上。”

13、14岁时，张之朴已经预感前途将会似父母那样悲惨。为了改变命运，他立志读书。尽管只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启蒙书，他都认真读,甚至带到田间，利用走路和休息的时间看书，农作时会意理解。这个勤奋好学的少年，深深感动了他的邻居武介人老先生。武老先生毕业于河南高等学堂，毕业回乡教书。武介人收张之朴为学生，在晚上或农闲时给他讲《四书》、《五经》和历史，有时加些新科学。笔者在瞻仰烈士故居时，专程来到武老先生家。据老先生的后人回忆说：“老人在世时，常说‘我的学生中数玉昆（张之朴的学名）有出息’。”足见武老先生颇具慧眼。

哺育张之朴成长的牙庄，面对嵩山，背傍黄河。相传昔日武王伐纣，八百诸侯会孟津，军师姜子牙曾坐镇此地，故村名曰“子牙庄”，日久天长简化为牙庄。牙庄位于洛阳与郑州之间，紧临陇海铁路，近代也被兵家视为重地。张之朴就是从这里走上社会的。

张之朴爱读书但不死读书，他能结合社会现实理解书中的道理。他理解孔子提倡的“内圣外王”就是提高自己的学问道德，健全思想，积极铲除暴君和贪官污吏。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把北洋军阀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这些先后执政的总统看成虽然披了民国的外衣，然而他们的内容仍是古代的皇帝。分散在各省的督军就是古代的诸侯。贪官污吏遍地流行。比之古代还要厉害。”就是在这种朴素的、本能的反压迫、反军阀、反贪官污吏的思想认识推动下，19岁的张之朴自筹路费毅然到陕西投奔了由豫、陕各路起义军组成的靖国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支持孙中山护国护法的斗争。

被胡景翼视为股肱

张之朴在于右任（时任总司令）率领的靖国军中开扩了眼界，学到不少新知识。由于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待人坦诚，办事认真，不到三年就当上了靖国军联军的联合军法处长。与于右任、胡景翼、暴质夫、张钫、樊钟秀等军事首领成了朋友,其中的胡景翼更是他最敬佩且视为知己的。

胡景翼（又名笠僧），时任靖国军联军的副总司令。胡景翼将军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忠实地执行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国共产党人帮助下，威震中原，开创了国共合作新局面。

据屈武同志（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回忆：胡景翼与冯玉祥、孙岳1924年10月下旬发动“北京政变”、活捉曹锟，推翻了北洋政府。北京政变两星期后，胡景翼与李大钊在北京第一次接触，是屈武领着胡景翼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见的面。

1924年12月下旬，屈武陪同李大钊南下去开封，住在开封招待处。李大钊对屈武说：“胡景翼是个正直的人，有政治远见，有革命事业心。……如果把他培养起来，对我们党的事业是很有利的，他是同我党合作很可靠的人。”

诸多资料表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胡景翼不仅有很高的评价，而且确实要依靠他的这支革命武装，稳定和发展国民革命的形势，并且已经进入具体操作阶段。

张之朴在《自传》中也说：“我是胡景翼最信任的惟一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的同志。我把河南的雄壮武力和一些干部同志与其合作起来，整个形势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景翼有革命的天才，较于右任高的多。他以一师的兵力领导，结合冯玉祥反对曹锟贿选大总统，在直奉战争中把曹锟囚到外交大楼，迫使曹锟下台，这是北洋军阀的总崩溃。胡景翼的国民军实力发展到四省，华北的形势完全被他的力量所控制。”胡景翼也视张之朴为股肱。1924年，胡景翼率部进攻北洋军阀部队的一次战斗中，张之朴左臂受了重伤，胡景翼情同切肤，痛哭不止。医生力主截肢，胡景翼坚决不同意，终于保住了张之朴的左臂。“北京政变”之后，胡景翼回师中原，便委张之朴以重任。任命张之朴为警备司令，任命刘莪青为道尹。张之朴不辜负胡景翼期望，在河南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政策以及改造旧军队、维护地方治安等方面，确实起了左膀右臂的作用。他们将一批进步青年送到黄埔军校，又选一批青年送到苏联去，其中不乏共产党员。

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孙中山于广州受陈炯明牵制困扰的时候，胡景翼要率部南讨，但不幸在战胜憨玉琨时，身患暴病致死。张之朴在《自传》中说：“胡景翼死了，革命遭受到重大损失。我悲哀到了极点，要算我生平受到的最大的打击。”张之朴在极端悲恸中，决心参加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奋斗。经王则克（汪泽楷）同志介绍，民国十四年（1925年），张之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其实，党组织对张之朴的考察已久，很重视他的军事工作经验，在他入党后不久就被任命为中共豫西军委书记，随后又被任命为中共河南军委书记。时任省委书记的王则克在向中央的报告（即中共豫区执委向中央的报告）中，曾称张之朴是“北方的叶挺”。

所谓“北方的叶挺”，是因北伐军攻至武昌后受阻，张之朴当时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皖洛别动军总指挥，辖三军六路计十万余人，他策动驻南阳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率部星夜赶赴武胜关堵住吴佩孚军的后路，又指挥任应歧部在豫南五县一举击败吴的干将田维勤部，致使吴佩孚腹背受敌，全线崩溃，有力地接应了北伐军，充分展示了张之朴的军事才干及其在河南地方部队的威望。

李大钊同志关于利用红枪会扰乱吴佩孚后方的指示，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张之朴落实的。据中共早期党员孙文青回忆，1926年中共河南省委就着手策动豫西庙道会起义。当时，张之朴是中共在豫西搞军运的主要负责人。5月中旬，冯玉祥军已至陕州，北伐军与奉军大战于昭陵，张之朴和孙文青等共同研究，号召会众起义。由张之朴在豫西领导武力围攻洛阳张治公（北洋军阀的陕潼护军使），赶走孝义吴佩孚，使冯玉祥以疲惫之师不过3000人，由陕西不费一枪一弹直至郑州。这是执行党关于拥冯与我党合作的指示的结果。

“四·一二”后被国民党通缉

张之朴从参加靖国军护法及与北洋军阀的斗争实践中，深知人民武装对人民革命的重要性，对于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心中一直不踏实。他在《自传》中回忆1927年北伐军顺利北进时说：“那时，全党兴高采烈，认为成功了，重要的理由：国民党成功即共产党成功。唯我独持异论，认为危机来临。我认为蒋介石联共系属投机，意在利用，国民党如成功，共产党必失败。因为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有叶挺的一团。我坚定地提出：要挽回危局，必须建军。我向党中央上了万言书，详陈利害。陈独秀竟说我是‘崇尚武力，思想错误’，因之受到了很大批评。”

不幸被张之朴言中，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张之朴在开封被通缉，化装出逃，转入地下。此后，张之朴在豫西继续为党作了很多工作，诸如统战、兵运、经营商业筹集经费、掩护营救同志，苦苦奋战了近10年。直到1936年“双十二事变”前夕，他在北平找到党的组织关系，参与组织领导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并被推为常委，返回河南发动抗日救国工作。

俗话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张之朴回到豫西与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的刘子久（中共豫西省委书记）刚接上头开展工作，刘子久就调走了。接替他的是绰号“袁胖子”的袁晓轩。袁晓轩在国民党非法封闭我洛阳办事处时叛变投敌，并把张之朴的身份供了出去。恰巧此时一名叫王兰亭的国民党特务被人在洛阳杀掉了。于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张玉麟硬往张之朴头上“栽”，要判处张之朴死刑，只是迫于社会压力才改判为无期徒刑。后经我党及国民党中进步知名人士多方营救，张之朴在受了一年多的铁窗之苦后，终以保外就医获释。

在敌人狱中，张之朴坚持斗争，为争取囚粮，争取缩短刑期，争取参加抗战，他曾写下洋洋万言，交监狱当局。出狱后，他又用狱中见闻揭露国民党政治的黑暗与腐败，甚至博得了河南籍的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同情。

呈报给党中央的自传

出狱后的张之朴，一时与党失掉了联系，但他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他重返豫西，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直到与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组织接上头才恢复党的关系。该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同志（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回忆：“1944年7月，张之朴在偃师与巩县交界的东庄村组织了一支几百人的抗日自卫武装，名为‘嵩山抗日义勇军’，下辖四个分队和一个警卫连。他任司令。八路军豫西抗日独立支队到偃师后不久，他很快就与支队取得了联系。支队还曾给张之朴同志发了一张‘嵩山抗日义勇军司令员’的委任状，1945年春，王树声、戴季英同志带领的河南军区部队来到豫西。为统一对河南抗日武装的领导，张之朴的部队划归河南省军区领导，改名为‘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后来这支队伍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发展到三个支队。”

4、5月间，张之朴的河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奉军区命令配合军区六支队向西南扩展根据地。当时义勇军司令部就驻在汝河岸的马峪川，与省军区领导机关相距不远。张之朴、谷效颜夫妇经常在晚饭后漫步前往军区机关，与领导同志研究工作。一次，王树声司令员和戴季英政委、刘子久副政委郑重地提出让张之朴写一份自传，要上报给党中央。

从此他抓紧一切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在如豆的棉籽油灯光下，蘸着儿子用瓦砚研的墨汁，挥毫疾书，几天便完成了这份自传的初稿。

嵩山遇难留遗嘱

抗战胜利后形势巨变，任务紧急，主力部队受命撤离豫西，南下桐柏山地区。郭林祥同志随后卫部队出发。在巩县上庄，他曾根据支队政委徐子荣指示，向张之朴同志传达了省委决定，让他留下来坚持斗争，以灰色武装的名义出面。并说“这样存在下去的可能性会大一些”。生在豫西又曾长期活动在豫西的张之朴深知嵩山南北狭窄，缺少回旋余地，且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敌，他非常明白今后处境的险恶。但他临危受命，态度坚定而又坦然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主力部队南下后，国民党正规军东西压境，巩、登、密等县的汉奸队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方保安团。他们联合起来疯狂地向坚守在嵩山之巅的义勇军围攻。孤军奋战的义勇军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叛徒带头哗变，战斗连连失利。张之朴率余部突围未成，于1945年10月5日被俘。

张之朴同志的这份《自传》草稿，先是放在他的四子张志杰的挎包里。在巩县瓦公川突围的前夕，张之朴的夫人谷效颜同志（1926年的老党员、义勇军领导人）把它缝在张志杰夹衣的左襟内。

张之朴同志全家被俘后，敌人把他们押到嵩山北麓的一个山坳里。张之朴镇定自若地坐在一块卧牛石上，志杰站在他身边。匪兵们如临大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将他父子团团围住。不远处，谷效颜同志和其他子女被围在另一个圈里。张之朴大概已经预感到什么，他朝紧贴在身边的儿子志杰使一个眼色，并着力用身体触撞一下志杰缝藏他自传的地方，低声说：“爸爸一生就写过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今天我被杀害了，这就是我给党的最后报告，也是我给你妈妈和你们的遗言。”这时匪兵们强行要将志杰从张之朴身边拉走，志杰意识到不幸的事情就要发生，紧紧抓住爸爸的手不放。张之朴却说：“到妈妈那儿去吧！你不是要把爸爸的话告诉妈妈吗？”随后张之朴便被几十个国民党兵押到一个名叫“姜背枣”的山岗。随着一阵急促的枪声，张之朴同志高大的身躯永远地躺下了。张之朴同志牺牲后，他的夫人谷效颜和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被关押进巩县监狱。等候分配牢房的空隙，机智的谷效颜又把《自传》从张志杰身上取出，藏在自已身上。后来请探监的乡亲带出，直至1948年巩县解放，《自传》才回到谷效颜手中。此后不久，谷效颜同志因公殉职，《自传》又被辗转寄到已进军西南的张志杰手中。在“文革”期间，这份《自传》又遭劫难，它曾被藏在橱桌下、烟囱里、炉灰渣中……被折磨了十年，才重见天日。

他可以含笑九泉了

张之朴同志在《自传》中谈到子女们的话只有这么一段：“我的女儿很聪明，她对我说：‘爸爸，人家都说你不顾家，一辈子没给家中办一场事。哥哥们都没订亲，你也不管！’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现在家中的苦况与我生来时无异。”难怪小女儿埋怨他，像他那样经历和身份的人，做到两袖清风确实使人难以理解。

他曾对家人们说过：“钱是有过，但那是要用在大的方面的，为大就要舍小。现在穷人多的很，我们不能只想着自己。”他对孩子们是很疼爱的。但他不是给孩子们买田地、盖房子、娶媳妇，而是把他们一个个送上革命的道路。老大张可亭在晋西北的决死队抗日；老二张保三在豫西抗日独立支队任保卫干事；女儿张玉珍，三子张建邦，四子张志杰，也相继参加了革命。六个儿女，继承他的遗志，在各条战线上都作出了贡献。就连他牺牲时刚满六岁的小儿子、跟着妈妈住监狱的张宇杰，也成了国务院的部门领导干部，被选为党的“十五大”代表。

当年杀害张之朴同志的主谋、国民党巩县保安二团副团长王殿臣，早已在1949年春，被人民政府依法处决。正像1945年任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的刘子久同志在张之朴牺牲后不久给其夫人谷效颜的慰问信中写的那样：“朴哥20多年来求解放的志愿快实现了，他如死而有知，定会含笑于九泉的。他的血没有白流……”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5期 史家正气　首在求真　作者：丁伟志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大讲正气。正气是什么，实在是一个颇为难于定义的范畴。或许可以大而化之地说：正气，就是辨正误而执真理，明是非而秉正义。但是，真谬之别、是非之辨，总是具体的，总是因时因事而异。

古人对“正气”，也有下过定义的。文天祥作《正气歌》，把“正气”于人世的表现，援孟子说，解释为“沛乎塞苍冥”的“浩然”之气。文天祥一口气举出十二位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向人们表明他心目中坚持“正气”的典范。经过这么举例，“正气”便一变而为鲜明的具体的处人处世的态度了。原来他说的“正气”，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境界。

不过，这“不淫、不移、不屈”的标准，是不是还显得过分抽象，难于掌握呢？这恐怕确实是一道值得仔细分辨才能做出合理答案的难题。比如说，文天祥所举出的范例之一，张良为故国复仇而雇壮士在博浪沙刺秦王这件事，它的是非怎么定，就得费心斟酌。因为鉴别这一具体事件是非的大前提，即秦并六国和六国抗秦这个“天下大局”孰是孰非的问题，本身就是一道争议千年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按说，气节操守一端，原本也是要因事而定，不好抽象论曲直的。“不淫、不移、不屈”的行为是否值得颂扬，首先得看他为之坚守的是否确系正义的事业。水浒寨里的英雄们除暴安良的壮举，令人钦佩，可像李逵那样杀得性起，抡起板斧，在人群里不分清红皂白地排头儿砍去，总不好说也算是为“替天行道”而“见义勇为”吧！李逵如此行径，是鲁莽还是凶残？是正气还是匪气？无论如何，是得分辨明白的。

当然有些事情的正邪，分辨起来并没有多大困难。就拿文天祥所举的头两个例子看，是非便至为明白。“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说的都是史官宁肯掉脑袋，也要秉笔直书，把历史真相记载下来的事。放在春秋时代，“弑其君”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天字第一号大罪。篡逆者“弑君”得手，攫取了生杀予夺的大权之后，史官却敢于顶风而上，如实记载下“某某弑君”的事实。砍掉一个史官的头，第二个史官接着上来，砍掉了第二个史官的头，第三个史官又接着上来；你还要再砍头吗？这厢已有第四个、第五个史官准备停当，随时笔墨伺候！一介文职史官，凭着“生死安足论”的凛然正气，这样豁出去坚持直书史实真相，反倒把暴虐凶狠的当权者闹得无计可施，变成了色厉内荏、理亏词穷的孱头。正气的威力，在这里显示得异常感人。在任何条件下，特别是在遭遇到重大压力的情况下，都能够坚持写真实，这无疑就是史家的正气之所在了。

春秋时节的太史们，之所以义无反顾地秉笔直书，或许是他们心目中的“君君臣臣”的大义在起着支配作用。但是后来鄙弃了“君臣大义”的史家、接受了民主主义洗礼的史家，却都能从春秋时节的太史们坚持“秉笔直书”的范例中，“抽象继承”到史家正气所在的基本操守。中国史学最重要的优良传统，当然就是忠实地写出历史真相。不以任何理由伪造历史，不写假历史，只写真历史，这历来是衡量史家史德的第一条准绳。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便把良史以直笔消除历史记述中的“矫妄”与“回邪”比作“农夫见莠，其必锄也”。他强调道：“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文心雕龙·史传》）

写历史，要写真历史，这似乎是毋须解释的起码职业道德，难道还有人提倡伪造历史吗？那么，中国历来的史论名家们，从刘知几到章学诚，何以还要郑重其事地把直言、直收、实录的事，着意加以讴歌呢？答案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治史者要做到秉笔直书，确实不易。历来，治史发生偏离真实的状况，是常有的事。刘勰曾经概括出两种类型：一是“述远则诬矫”，一是“记近则回邪”。追述远古，代远多伪，传闻异辞，如果不肯以“闻异则阙”的态度坚持只写“信史”，那就免不了穿凿傍说，造成讹滥。记述当世的事，按说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罢，却又受世情利害的干扰，免不得写出些与事实有出入的虚饰或诋毁的假话。关于这后一类造假，刘勰还特意举例说明：“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这就叫：“吹霜煦露，寒暑笔端。”除此之外，再加上权势者的胁迫，史家要想秉笔直书，又谈何容易呢？可以说，正是由于存在着逼迫史家“虚美”、“掩恶”、写假历史的社会环境，史家能够做到秉笔直书愈加不易。所以，大力提倡以“不虚美不掩恶”的态度写真实的历史，才显得愈加必要。刘知几分析颇为透彻。他说：“邪正有别，曲直不同”，为什么世上却偏多“趣邪而避正，不见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他解释说，原因是明摆着的：“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讳忤以受害也。”也正因此，良史能够抱着“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态度，“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史通·直书》）这就像“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史通·曲笔》）环境愈恶劣，愈加反衬出史家正气情操的难能可贵。大约正是看到良史之难做，故而刘知几才把“直书”尊之为“史识”之首义，章学诚才把“直书”颂之为“史德”之灵魂。

作为妨碍直书史实的社会原因，大致有两类。一是摆在明处的，即当道的权势者暴横残虐，对于有碍其权益的事，必定要强行禁止人们如实讲出真相。另一类妨碍写出历史真相的，则是一种特意制造出来的“舆论”。这种“舆论”，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搅乱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为编写“隐恶扬善”的假历史造出一种堂而皇之的信念依据。按照这种说教，在特定情况下，掩盖历史真相是必要的正确的，如实地写出历史真相反而是不应该的错误的。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混淆是非的舆论的始作俑者，是孔老夫子。圣人的话，从来是免不了会有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孔夫子他老人家不是称赞过直书“赵盾弑其君”的董狐，是“古之良史”，并且就此提倡过“书法不隐”吗？可是，当着叶公对他说：“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马上表示不同意，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一来，可把水真的搅浑了。本来是称赞“不隐”的，怎么忽而又转而歌颂起“隐”来了呢？“隐”反而是“直在其中”，“不隐”岂不就有违直道了吗？孔子把他的“吾党”的“直”，解释成了宁肯说假话、犯包庇罪，也要替亲属隐瞒罪行；还竟然把这种态度，理直气壮地鼓吹作惟一正确的伦理尺度与行为标准。当然孔子说“父为子隐”，只是陪衬，他所要强调的是“子为父隐”。这也就是他一贯提倡的“为尊者讳”。在他老人家眼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疑是最高准则。“直”还是“不直”，都要依是符合还是违背这一最高准则，来判定是非。有利于维护这一纲常准则的，例如揭露权臣弑其君之类，他就提倡“书法不隐”，称赞直书其事的是“良史”。不利于维护这一纲常准则的，尽管是千真万确的事，例如父亲偷羊之类，那就得“隐”起来；于是是非也就颠倒过来：“直”是“不直”，“不直”反倒是“直”了。孔老夫子这套价值标准，给后世史论家制造了麻烦，既要提倡“秉笔直书”，可至圣先师偏又明白无误地力主“为尊者讳”，不是很难办吗？刘勰、刘知几、章学诚等，都意识到了这个敏感问题的存在。怎么解决才好呢？刘勰说：“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瑜瑾也，奸慝惩戒，实史之直笔。”（《文心雕龙·史传》）话虽然说得很婉转，但倾向还是清楚的，是在说明不必遵守尼父的“圣旨”，因为即使揭了一些“尊贤”的疮疤，那也是“瑕不掩瑜”，无碍大体，反倒会收到“惩戒奸慝”的好处。刘知几便把话挑开来说了。他在《直书》一章之后，紧接着便特意写了《曲笔》一章，这显然是为着把是非对比得更加鲜明更加强烈。《曲笔》一章，开宗明义就把制造“曲笔”破坏“直书”的总根子挖了出来。他写道：“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以降，率由旧章。”这就是说，破坏了“直书”治史的优良传统，开了“曲笔”治史的恶劣先河的，正是孔子的著作《论语》、《春秋》。他对儒学名教，说了一句留情面的批评：“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然后，他就历数起史家曲笔阿世的恶劣例证来。他从《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到魏晋南北朝诸史，这些史学名著中，举出了一连串曲词虚美、文过饰非的例证。面对这样破坏“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史学功能的“曲笔”之风的泛滥，刘知几十分伤心，于是感慨系之地发牢骚说：“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上者既然纵容乃至喜爱那种歪曲历史真相的曲词，那又有什么办法再保持“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让史学家得以“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呢？当政者不肯在这个方面做出改革，“如求实录，不亦难乎”？刘知几当然不懂得，不改变“君君臣臣”这种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他的期望是注定只会落空的。极其难得的是，刘知几没有回避对孔子著作的批评。在《疑古》、《惑经》两章里，他明白无误地直接指出了《尚书》、《春秋》中存在的问题与失误。在《疑古》章中，他指责《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他指出，孔子按照这种态度“刊《书》”“删《诗》”，造成了许多重大失误。在《惑经》中，刘知几更是开宗明义，明确指出孔子这位具有“大圣之德、应运而生”的圣人，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据此，他列举出《春秋》一书的错误，凡“不谕”者十二处、“虚美”者五处。他所举出的这些条目，正误何如当然是可以探讨的，值得重视的是，刘知几尖锐地揭示出，经书中的许多错误，正是提倡“讳饰”所致，而主要责任正是该由孔子负责：“观孔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他举例说，孔子按这样的办法修的《鲁春秋》，删掉了许多别国史书上都记载了的重要史实，弄得鲁国历史的记载残缺不全。于是，他对这样的做法提出了很严厉的批评，指出这是对后世的不负责任：“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刘知几为着坚持以直书、实录治史的原则，为着维护修信史的优良传统，不惜把他尊崇有加的孔老夫子的历史著述摆到是否如实这一天平上衡量：只要觉察有违背事实之处，不管有着怎样的为尊贤讳的堂皇理由，也毫不犹豫地把它揭示出来。这种求真求实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否能够坚守“秉笔直书”的准则，无疑是评判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的第一项标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史家正气，首在求真。不管任何权威提出如何堂而皇之的理由，只要与实事求是的“求真”的“直道”背离，只要是主张掩盖历史真相，只要是主张编造假历史，那就必定是史学家只应鄙弃之的歪理邪说。

要想写出真历史，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如实记述历史真相，不仅要有坚持秉笔直书的凛然正气，还得讲求如何才能写出真历史的方法。茫茫人间，事态万端，繁复错综，变动不居，本事再大的历史学家也无法穷其细节于笔端。当年君临天下的帝王，设置着专职人员为他逐日记录“起居注”，也不可能把他一日十二个时辰里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颦，一举手一投足，都毫厘不爽地记录下来。亿万人参与的社会群体的历史，自然更是古今都不能穷其细节的真实的。刘知几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戒。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非谓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者也。”（《史通·杂说下》）刘知几这番话，大有对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之意。历史学家的确无法“丝毫必录，琐细无遗”地把社会上所发生过的一切事的一切细节都记录下来。历史学家之所谓“秉笔直书”，也只能是把重大的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举其宏纲，存其大体”，忠实地记录下来而已。“直书”，“书”什么？只能是有选择的。历史学的真实性，只能是有选择的真实性。“还历史以本来面貌”，也只能是在这种意义上有选择地还重要历史状况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

但是，不能不看到，刘知几这一基本正确的史学方法论，有它粗疏的一面，它未能论及这一方法论中必须解决的一些重要环节。例如，“宏观”与“琐细”如何界定，这就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标准，无疑是具有相对性的；因人因时，取舍的标准必然会有差异。先秦的太史冒着杀头之祸，去记录“某某弑其君”，当然就是表明在那个时代的太史们的头脑中，是把君道臣节看作最为重要的事。孔子写《春秋》，目的也是为着宣扬“君君臣臣”这个他心目中“惟此为大”的“大节”，让“乱臣贼子惧”。那时候平头百姓的生活如何，社会生产状况如何，显然没有成为孔子和太史们关注的、需要着重记载于史册的头等大事。毫无疑问，现代的史学家是不能完全按照孔老夫子那个时代的价值标准，来确定历史题材的取舍了。再说，刘知几的“取宏纲而弃琐细”的主张，也没有交待明白史家是否应该舍弃所有史实细节，只留下干巴巴的“宏纲”、“大体”，把历史写成剔除掉血肉的干瘪的骨架。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由丰富的具体生动的事件与情节组成的画卷，历史学的任务不能只是限于去探讨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基本规律，而是必须致力于重现历史真实的生动多彩的具体过程。社会发展史，作为专门学科另做别论。对于以记载历史实际过程为内容的历史著述来说，则无论如何也不能舍弃历史全部细节。相反地，为确保历史的真实性，则必须把重大历史事件的关键情节、关键人物的关键言行，尽可能详细地记载下来。为了说明历史的真相，历史决非只是越粗越好；一个人的一句话、一种行动，一种文献，生动而深刻地体现出重大历史事件实质，这样的事是常有的。忽略细节，反而有碍显现历史真相的事，也是常见的。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正气可嘉，但只是写下这么五个字，总令人不免觉得过于简单。在这里，“弑”的具体过程没有写清楚，直接责任人赵穿也没有标明；赵盾责任如何，也含糊不清，是主谋呢，还是“弑君”的纵容者、包庇者？都没有做必要的交待。所以，按说这样记载历史事件，是算不上“良史”的完美的实录的。当然，先秦时节，书是写在竹简上的，只好尽量浓缩字句，难免常常会出现言简而义不赅的毛病。随着书写工具的改善，特别是印刷技术的发明，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行的记载，便越来越详尽了；乃至于一些关键性的细部，诸如影响到大局的某个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也能够绘形绘色地实录下来。这样，历史记载的真实程度，自然便提高了。到了近世，录音录像手段的发明与发展，历史记载的真实程度，那就更是与单凭文字记载，所不可同日而语的了。音像形式中记载的历史史实，当然仍旧需要加以筛选，才能成为人们可听的可看的内容。无论科技技术何等发达，也不可能把大千世界中恒河沙数般的一切事一切人，都毫厘不爽地实录下来。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的选择原则，无疑仍旧是有效的，只不过不好再沿用刘知几的只取“宏纲”、“大体”的标准了。历史的真实，自应包括关键的历史内容的细部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刘知几的取宏大弃细节的主张是片面的。史学著述，不仅要求“宏纲”“大体”的真实，而且要求具有必要的细节的真实；只是所取的“细节”，必须是进行严格的筛选而已。用实证的方法，认真考察并详实录载有关历史大事的重要细节，于史学研究是绝对必须的。任何一部社会史，任何一部经济史，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精确而能够说明历史实质性内容的数据，那是无法成其为有价值的著述的。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如果缺乏关键性的细节实况的记载，如果对于某些影响事变进程极大的偶然事端或某些人物的偶然言行失于考察，那必定是无法揭开蒙罩着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面纱的。轻视历史偶然性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理论。历史是人们创造的历史，是人为的历史；不如实地考察清楚于历史进程有着重大影响的人为的事态，就不可能如实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当然也就不可能揭示在那些偶然事态背后的历史必然性。

写真历史，也不容易，不但会时有风险，而且很费力气。实情得认真考查，资料得努力搜求；已有的材料，还得加以仔细验证考实，辨真伪，去讹误。这能不费力气吗？相对而言，编造假历史，倒是一件省力的活。为某种利益或意愿驱使，信笔雌黄，当然就省去了考索之劳；文笔好些的，还可以把谎编得很圆，甚至于可以编造得比真实历史更好看更完美。文饰得愈好的伪史著述，它的危害性当然就愈大，愈加会惑人乱世，贻害后代。于史学自身，这当然也只能是自毁之举。章学诚论述中国史学史时，曾经说到过这类弊端，他说：“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文史通义·书教上》）

全力保持历史记述的真实性，是历史学赖以矗立于人类文化之巅的坚实基地。以任何借口，诸如借口“使乱臣贼子惧”，或者别的什么堂皇理由，而去歪曲、删改历史的真相，只能是于学术，于世事，有百害而无一利。伪造历史，纵能蒙蔽世人耳目于一时，有朝一日历史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总会证明历史伪造者不过是心劳日拙。不过，伪劣史流传愈广愈久，造成的恶劣后果则必定愈大，史学信誉受到的损伤，人们受到伪史造成的精神损伤，都将难以估量。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1年第5期 曾国藩慧眼识俞樾　作者：李风宇

曾国藩的识人之誉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薛福成曾经放言：“曾国藩知人之誉，超秩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

俞樾在道光庚戍复试于礼部时，面对“淡烟疏雨落花天”这道并不吉祥的出题，发诗泉而不唐突，敷衍以文而不失缜密，先作五言律一首，然后洋洋洒洒地撰文解答了这道难题。

从复试的保和殿下得场来，俞樾心中仍然惴惴不安，因为这位俞举人虽然才华横溢，但自幼不娴于小楷，而彼时科场尤重于应试者的书法。自明末以来，有一种名为馆阁体的字体已经在科场流行，这种严谨端庄的字体，遂逐渐成为闱场中的专用字体。宗师一将墨卷拿到手中，先审视的便是应试者书法上的功底，然后再浏览全文，因运笔窳劣误了锦绣前程的无疑是大有人在；写得一笔漂亮的馆阁体，而博得阅卷者欢心，寅缘一跃龙门者也不乏其人。所以俞樾胸中的隐忧，决不是庸人自扰。

及至宫门传胪，黄榜挂出，俞樾不但被赐进士及第，而且在保和殿一同复试的诸人当中，居然名列第一。过了一段日子，俞樾才得知自己的卷子是经了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审阅后定夺的。曾不但是这次殿试的执事官员，而且与主管科举的礼部尚书同为该部堂官，因此，在阅批朱卷时，有着很大的发言权。他看了俞樾的诗文之后，不禁抚案激赏有加，他立即示之于内阁大学士杜翰等阅卷诸公，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同僚们聚而观之，咀嚼那份朱卷良久之后，纷纷摇头以为不可。“文则佳矣！然则仓猝间安能出此佳构，定然是录旧作以塞责罢了！”

曾国藩仍然执着己见，拈须道：“不然，其诗亦相称，难道诗也是宿构吗？”

“文义发端于何处尚待考究，拔置之第一，恐难服众。”

“此与‘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有暗合之处，咏落花而无衰讽之意，此生他日成就，未可量也！”

此公的一番话，顿时令阅卷诸公无言再驳，俞樾也由此得中殿试第一，恩荣及第，赐宴礼部，被授进士及第，入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终于捱得壬子散馆，得以引见入宫，在宫禁森严的紫禁城，一睹了奕的圣容。咸丰帝见其谈吐学问俱佳，温言垂询之余，似有所瞩，果然，引见后不久，俞樾便蒙恩得授翰林院编修。

俞樾究竟写了一段什么样的雄文，便令曾国藩这位八股大师折服？其实说来也令人瞠目，这位大人先生一瞅见那首五言律句的首句：“花落春仍在”，便叹服了，这大概与曾国藩那执著的人生态度有暗合之处，以至于惺惜惺的心态油然而生。

后来，曾国藩受命督抚两江，驻节于虎踞龙蟠的南京，俞樾也以儒生的面目、巾服游于曾国落的幕中，往来如处士。俞樾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将自己比作当年袁枚从游于尹相幕府。而曾国藩对俞樾，则常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

俞樾在他身后留下的五百卷煌煌巨著《春在堂全书》，毫无疑义地成就了这位大儒的硕硕文名，而他那些后来名满九州的弟子，如章炳麟、徐琪、吴昌硕等辈，在承其衣钵之余，又大大地弘扬了他的学术，至今其学仍有苗裔可寻。俞氏之学不仅惠及门生，而且还泽及其后人。俞樾一房虽然单传数世，但却世无庸者，所著文章不仅灿然可观，而且其曾孙——学人俞平伯先生，受过批判仍然能以学术著作令神州瞩目数十载。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5期 预测和探索未来　作者：张忠召

一

18年前，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一书畅销1400万册，成为轰动全球的一部理论专著。在那本书中，作者提出了未来社会发展的十个大趋势，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都在那些大趋势的预测之中，现在回头看看，十大趋势全部应验。

约翰·奈斯比特担任过肯尼迪总统的教育部长助理和总统的特别助理，曾获12个人文科学荣誉博士学位。如今已70多岁，39岁时就放弃高官厚禄毅然辞职干起了个体户，成立了“都市研究公司”，以专家的名义自由发表评论，提出了大量有独特见解的观点，成为世界未来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少数几个专家之一。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研究，基本是对未来10——15年进行预测，这种预测着重于大趋势。我举个例子，设想在1982年的时候，有这样两家公司：一个按照传统思路发展工业化时代的产品，比如汽车、钢铁、造船、石油等等；一个则按照信息化、网络化和一体化的模式发展信息时代的产品，如因特网、计算机软硬件、通信产品等等。这样两个公司管理、投资都是一流水平，经过近20年的发展，现在来评估一下，前者可能是效益不错，略有盈余；而后者则是飞黄腾达，成为暴富群体。我们现已看到了这一预测的成效，如微软的盖茨、雅虎的杨致远等等。

预则立，不预则废。不按照未来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去发展，就会逐渐被历史的车轮所淘汰；如果迎着朝阳、面向未来、屹立于新的浪潮之前抓住历史的机遇去发展，就会占尽有利时机，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也就自然而然地实现超越发展。20年前微软的盖茨、雅虎的杨致远还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在美国的石油大亨和汽车大王眼里算不了什么；但是，这两个年轻人抓住了机遇，把握住了大趋势，因而获得了巨大成功，如今已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以至于美国司法部不得不动用法律手段来拆散微软，因为再像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垄断全球信息业，会对国家利益构成挑战。

在中国，有没有我们的约翰·奈斯比特呢？2500年前就有兵圣孙子，他的预测和兵法对今天的战争理论都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但是我们应用的如何？在中国，孙子兵法主要还是限于学术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军事理论、战略决策、作战训练。而在美国和西文国家，他们在孙子兵法的学术研究、论文数量方面不如我们，但人家强调实用，在核战略、信息战略、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中美关系的运筹等重大战略问题上，都有灵活运用孙子思想的例证。清朝晚期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就预测到海洋在未来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声疾呼要发展海军，开发海洋，加强海防安全。不但没人理会，大清政府还认为是歪理邪说呢。《海国图志》在中国的历史上仅仅是一本文人所著的闲书而已。然而，50年后美国海军上校马汉，也写了一本类似的书叫做《海权论》，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作者，居然把他的全部设想变为了现实，从而使美国超越大英帝国而称霸全球。几十年后再看清朝，却陷入甲午战争的悲哀之中了。我国建国后，也曾有过一个马寅初，这位北大教授在中国只有6亿人的时候就建言要控制人口的增长，结果遭到打压，马教授和他的人口论统统在政治的大棒下被打入冷宫。当中国人口突破12亿、13亿的时候，我们回首“人口论”，不感到难受么？

一个没有文化、没有学术、没有理论积淀的民族，还能有多大的发展和前途呢？寂寞的学术界需要呐喊，需要鲜花，需要赞美，需要扶植，需要鼓励，但不需要大棒。我们期待更多的奈斯比特、托夫勒、马歇尔、佩里、欧文斯那样的人物，而不是满脑子糨糊、成天泡吧和玩耍的“酒精考验的好干部”；我们需要远见卓识的领导人，而不需要急功近利、成名挂号的庸俗一族。要想超越别人，就必须搞好预测，把眼光看得更远些，更科学些。

二

为什么中国的科技落后？为什么中国人总是起跑领先，到了冲刺的时候却总是落后？为什么早就想通的事情，就是落实不了，干不成？这一系列问题，已成为世纪之谜，没有人能够破解，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

从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奖到1997年止，共有470多人获诺贝尔科学奖。这其中有5位华人，他们是理论物理学家李政道、杨振宁，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朱棣文，化学家李远哲。令人非常遗憾的是，这些获奖科学家，没有一位属于中国大陆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而在美国，仅斯坦福大学一家，就有27人获得诺贝尔奖。我国著名科学专家赵红州教授，总结出我国与诺贝尔科学奖无缘的4点原因：其一，科学知识积累不够；其二，科学研究时间不足；其三，缺乏科学家群落；其四，缺乏科学人才识别和遴选机制。

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表明，中国大约有5000个科技研究所和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有125名科学家和研究员，1995年近2500个研究所和机构的31万名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甚至没有发表一篇研究报告。调查报告还发现，研究机构拿出来的科研成果只有5%达到“国家级水平”，15%达到“部级水平”。1995年，各研究所和机构申请的创新专利平均只有0.09个。为什么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创新成功率却只有10%左右。

与西方人比起来，我们似乎有一些很古怪的习惯，比如，总是很关注开始而往往忽略结束；太重视过程而往往忽略实效；太重视理论而往往忽略实干。你可以拿着工资整天不上班，最后能够出成果就行，这一点我们能做到吗？理论太多，实干太少，这都是我们的通病。

为什么起点超前，终点落后？我们总是起五更睡半夜紧赶慢赶闹腾了半天，最后还是落在人家屁股后面，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中学的时候行，成年了就不行？而美国则是初等教育“一塌糊涂”，却赢得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为什么同是中国人，到了美国就接连获得多项诺贝尔奖？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制约。儒家的古老学说，在中国流传久远，既是中国文化的宝藏，又是中国创新教育的桎梏。教师就像是传教士，照本宣科式地把经文教义讲授给学生，学生则把教师当成圣贤，虔诚地聆听和死背硬记。这种教育方式代代相传，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科举制度和考试制度，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应试教育模式。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中国学校的课堂仍然是“一言堂”，教师永远是主角，处于支配地位，学生则只是被动地听。有调查显示，我们现在的大学生68%在课堂或会场等场合只有被点名后才发言，即从不主动发言，有13%的人惧怕发言，有8%的人干脆拒绝发言。同时，80%的被调查者表示，从小学、中学再到大学，从未自学或接受过演讲、辩论和交际谈吐等方面的培训。正是由于语言表达能力差，害怕因辞不达意或笨嘴拙舌而被人耻笑，所以才缺乏畅所欲言的自信和勇气，并尽量回避社会交往。

西方的教育则恰恰相反，他们从小孩子开始，就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的教育，讲究平等、民主和自由地探讨问题，不管你是教授、讲师或是一般学生，只要真有水平，人家就佩服你。儿子大声喊叫父母的名字，而不用尊称，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可在西方则被认为是平等的象征。在家里是这样，在学校学生就成了中心，老师围着学生转，讲课也不是排排坐，一本正经地听讲，而是围在一起，在娱乐中、游戏中、漫谈中学习，共同讨论，相互启发；校园没有围墙，便于学校与社会的交往；教授和讲师的职位也不固定，讲的好学校就聘任你，讲不好只得请你另谋高就。在美国，不少光能动嘴不能动手，徒有虚名而无实绩的专家、教授、博士、硕士经常是频频下岗而找不到工作，因为没有人愿意花钱雇佣这种好为人师的“说教先生”。严酷的竞争现实，造就了人们的创新意识，不创新、总是吃别人嚼过的馍就没有味道，也不会有人赏识你，你也就不会有市场，就难以生存下去。这种素质教育的结果，造成了强者更强的马太效应，造就了西方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西教育截然不同，我们不可盲目照搬，但创新是具有共同性规律的。“世界上本没有路，只是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开拓者不一定是成功者，但只要有1%成功的可能，就值得我们投入100%的精力去开拓和创新。大凡敢于进行改革的人，基本上都是事业心极强的人，他们一般很少考虑个人的安危和去留，所以，我们应大力提倡和热情鼓励创新观念、创新思维和创新实践，即便是失败了也不要过多谴责，因为我们的民族太需要培育这种精神了。

（摘自《解放军文艺》即将出版的《网络战争》）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5期 任仲夷的自嘲　作者：杜导正

广东省人没有不知任仲夷这个大名的，在我国官员、学者中，任仲夷至今享有盛名。他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广东省委第三届第一书记。在前是韦国清、习仲勋，在后是林若、谢非，现任的是李长春。他行政能力与学识皆优，不只在我国高层官员中算老资格，可贵的是他善于接受我党屡屡受挫的教训，善于吸纳时代新知识，晚年还有一股为真理敢于赴汤蹈火的品德。因此治理广东五年，改革开放富于创造，很是求实，政绩卓著，下顺民心，上受邓小平，胡耀邦夸奖。惜垂垂老矣，今年八十四五岁了罢，患了满身的病。可他达观开朗如往日。此次我在广州度春节，听到人们传说他自我解嘲的四句话，给人启迪，记了下来。他一目已失明，只一目可视，他自嘲为“一目了然”。他一耳失聪，另一耳可听，他自嘲为“偏听不偏信”。他患胆结石，将胆割去，他自嘲为“我浑身是胆”。他胃部患癌，动手术切去大半，他又自嘲为“我无所畏（胃）惧”。这几句话，乍看是他对自己病痛的超然处之，但知他的人，明眼人，一听便知其含金量甚高，有人生哲理，有对世事的认识和诠释。这几句话，很令人回味和深思。

2001年第5期 中华文明溯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作者：王兆麟

20世纪末我国最大的人文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200位多学科专家历时五年的联合攻关，于2000年11月9日正式公布了《夏商周年表》，把我国历史纪年向上延伸达1229年，弥补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研究的重大缺憾。

中国是世界上几个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五千年文明史绵延流长，从未中断。

但是长期以来对夏商周年代研究滞后，跟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也有损我国的国际形象和对外文化交流。无怪考古学家殷玮璋沉重地说：“年代之于历史，就如同骨骼之于人一样。要想让历史老人站立起来，就必须搞清它的年代。”

龙的传人寻根的重大课题

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于90年代中访问埃及、以色列时得到启发：这些古国根据古代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关于天象的记载，借助天文学记录进行研究，推断出远古时的准确纪年；那么我们就不能依靠群体力量，上据天文，下参史地，中考人文典籍进行研究，推断制定我们的古代年表？

1995年9月29日宋健召开座谈会，提出了“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重大科研课题。他指出，弄清夏商周的关键历史阶段和重要事件的年代，已成为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我们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将夏商周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同年12月21日，在国务委员李铁映、宋健主持下，成立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领导小组，成员由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教委、科协、文物局等七个部委负责人组成。接着成立了由21人组成的专家组，李学勤任组长，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任副组长。

五年来，组织不同规模、内容的多学科研讨会达52次，整个运作经历了筹备期、攻关期、整合期三个阶段，取得了原来规定的四个目标：

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从西周第一代周武王到被国人放逐的周厉王，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半段的各王，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二、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到纣王（帝辛），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三、商代前期，即从兴师灭夏桀的商汤到小乙，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据断代工程办公室介绍，中国这项史无前例的宏大学术工程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卧病在床的87岁著名古学家苏秉琦闻讯，感慨万千地说：“龙的传人在寻自己的文化之根。”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在辞世前致书宋健，称该工程“重要伟大”、“不出数年，当有大成”。外国学术界也非常关心，美国的《中国古代通讯》是欧美英语国家研究中国古代的最主要的期刊，对这一工程作了详细报道。有些外国学者寄来了关于武王克商年代研究的最新成果供我国有关专家参考。美国亚洲学会于1998年举行专题“圆桌讨论会”。法国驻华使馆也派人专门前来了解情况。

拨开夏文化的历史迷雾

说起夏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的故事，中国老百姓无不津津乐道。在陕西韩城的黄河龙门，有传说禹凿龙门的遗迹，河边还有建于元代的大禹庙，前往拜谒者络绎不绝。

但是夏代到了历史学家的笔下就不一样了。中国近代有些学者怀疑禹的存在，有人甚至认为禹是神话中的动物。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有一张世界史比较表。在前21世纪栏内，关于夏朝仅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这短短八个字，具体年代则付阙如。三四千年前的夏代，被浓厚的历史迷雾所笼罩。

中国学术界于1996年春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决心“超越疑古，走出迷茫”，要在20世纪末确立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

夏是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和战国时期魏襄王墓中出土的《竹书纪年》中都说，夏代传禹王至桀，经历14世17王，共400多年。但仅有简略、含糊的记载，又没有什么凿确可信的历史遗存和考古发掘出的实物可佐证，因此夏代历史像难解的谜，长期困扰着史学界。

建国之初，徐旭生等学者在河南西部进行考古调查，因为传说夏王朝的都邑和夏王朝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里。1959年起，考古工作者在这里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在河南偃师市西南18公里的二里头村发现了重要文化类型的遗址。由于它的年代比商文化略早，所以学者把它列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经过多次发掘，出土了大批各类陶器，而远古时的陶器往往由于时代不同、族群不同而产生较大差异，二里头遗址按其文化内涵，划分为四个时期，年代跨度在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之间。

在这里，不仅发现了不少地面及半地穴房屋、窑洞，还发现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其平面分别为呈正方形、长方形的“四阿重屋”式殿堂，从形制到结构都开创了中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专家认为，这里很可能是夏代的都邑斟。

1997年春夏，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又发掘出一处有上下五期的遗址，直到商末殷墟晚期，时代跨度达520多年。考古队在遗址采集了可供C14科技测年的系列样本，为“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不过许多专家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还不是最早的夏文化，早期夏文化应上溯到河南龙山文化的遗存中。根据断代工程办公室的安排，考古工作者于1997年春起在嵩山南北的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进行新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发掘，发现有的文化层早于二里头文化，获得大批可供测评的标本。专家推测，这两处遗址可能就是传说中启所都之阳翟和禹所居的阳城。另外，考古工作者又于1999年对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进行发掘，证实新砦第二期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第一期，正好填补了其间的缺环。

此外，在《尚书·胤征》篇中，有关于夏代仲康日食的记载，《太平御览》反映了夏代立国前后，有一次土、木、水、火、金五星聚会，排成一列。天文学家通过这些天象推算其年代，可以作为佐定夏代年代的参考。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代末年，即夏被商灭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详见下段)；二是夏代始年，它的推定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有关夏代存在多少年（积年）的研究，参照天文推算的结果及上述几处遗址考古所得材料进行C14测定出的年代进行整合。

历史文献关于夏代的积年有两种说法：一是471年，二是431年。两者相差40年的原因，是471年说包括东方夷人代替夏王的“无王”阶段，431年则不包括。专家采取471年说，按照公元前1600年为夏代末年上推471年，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根据考古材料C14测出的年代数据，结合天文推算结果，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 2030年）范围之内，断代工程决定定为公元前前2070年作为夏代的始年。

考古发现解开了商代的诸多疑团

对于商代的情况，比之长期无证明可信的夏代，怀疑否定的言论要少得多。这是因为正当疑古之风盛行之际，由于19世纪末在北京为官的古文字学家王懿荣，在他治重感冒煎服中药的龙骨中，偶然发现了龙骨上刻字，后经过罗振玉等学者的研究考证，得知龙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于是，从1928年起，我国考古工作者来这里首次独立地进行长期考古发掘，不仅发掘出许多商代遗址遗物，而且证实这些“龙骨”实际是龟甲、牛骨，上面刻有文字。通过这些甲骨文，证实了古代史籍所载商王朝的存在，而且确认这里是商都殷墟。

现在学术界公认，以盘庚迁都殷墟为标志，将商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从盘庚迁殷到商纣王为周武王所灭，其间经8世12王，殷墟文化分为四期，这已为对殷墟的几十年考古发掘和C14测年并结合天象记录研究所证实，其中从商王武丁到纣王均已确定了较为准确的年代。

不过，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情况，学术界还是一直没弄清楚，成为这次断代工程的重点课题之一。

由于近年考古工作者对郑州小双桥、河北邢台东光贤和安阳洹北花园庄等处的考古发掘，使商代前期的情况逐渐清晰起来。根据各方面的情况推断，小双桥遗址可能是商王仲丁所居的都，东光贤遗址可能与商王祖乙所迁之都——邢有关，在安阳洹河以北花园庄一带新发现的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的商城，年代与商王诃甲所居的相都相近。对这些遗址继续进行发掘和研究，并把遗址中陆续出土的含碳样品进行C14测定，就可以得出从商汤到盘庚之间几位商王比较准确的年代。

对于夏商之交和商代早期情况，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探索。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迄今，考古工作者在郑州市区的地下发掘出面积25平方公里的早中期的都城遗址。对它的性质，学术界一种意见认为是第一代商王汤所居之亳，另一种意见认为是仲丁的都。

从1983年起，考古工作者又在郑州西90公里的偃师市区西南，发现了新的商城遗址，其时代与郑州商城基本相同或略有先后，其性质一种意见认为是汤在“下洛之阳”所建之都西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商初的陪都或桐宫。经过十多年的考古发掘，探明偃师商城有城墙、道路、下水道，城址总面积达190多万平方米。引人注目的是，近年在商城中南部发现还有座小城，小城中有宫城，内有多座对称排列的宫殿遗址。

专家们从偃师商城发掘的地层关系判明，小城早于大城，大城城墙的一部分是在小城城墙基础上扩建的。同时考虑到小城在夏代晚期都城二里头遗址以东仅6公里左右，很可能是商王朝在灭夏后，最早兴建的一座规模较小的都邑，以后随着统治的逐渐巩固和国力的增强，又在小城的基础上向北向东扩建了大城，因此小城成为夏商两朝分界的界标。

十分可喜的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在发掘时，均出土了一批各个时期可供C14测年的木炭遗迹和兽骨，根据科技部门提供的大批测定数据，郑州、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之间。

同时，根据历史文献有关商代积年记载的几个年数，推定商代始年分别在公元前1622年、前1598年前1572年。专家们参考C14测年数据进行整合，现取整数，估定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00年。

破解武王伐纣年代之谜

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周朝灭商的《封神演义》被拍成电视连续剧更是风靡一时。但是若有人问：武王伐纣是哪一年的事？所有历史学家都将无言以对。

武王伐纣灭商属同一年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关键课题之一，它不仅是商周的分界，也是西周的始年，对于推算从西周建立至共和元年的西周前期几百年间的历史脉络，具有坐标性的意义。

对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从二千多年前西汉学者刘歆著《汉书·律历志》以来，历代学者做过很多的考证和推算，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97年夏，参与断代工程的专家彭林教授带领北京师大国学研究所的学者遍搜古今有关典籍史料，汇编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在这部85万字的文集中反映了各方的年代说法竟达44种之多，其上限为公元前1130年，下限至前1018年，相差112年！

要打破这种千年僵局，必须进行考古发掘，以取得新的实物研究资料。为此，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派出考古队，于1997年3至5月及10至11月在西安丰镐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为解决这个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难题提供了考古学依据。

丰镐是西周都城，位于西安市区西南十多公里的沣河两岸。丰京是周文王姬昌在伐纣之前营建的，在沣河之西。镐京是伐纣后周武王姬发营建的，在沣河之东。这次考古队在丰京遗址区沣西毛纺厂附近共发掘了200平方米，其相互叠压的考古文化层从西周五朝建立前的先周晚期，到西周建国后的早、中、晚各个时期，其时间跨度之长，文化序列之完整清晰，为丰镐遗址考古50多年来所仅见。

1997年秋，断代工程办公室在西安召开专题研讨会，与会的专家来工地考察后，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次发掘为武王伐纣年代及西周列王年代的研究，提供了背景清晰的C14测年标本。考古队采集的样品有木炭、兽骨、炭化粟米等60多种，具有多样性、系列性，它们的测年数据可以互相参照校正，从而提高了准确程度。据《史记》记载，文王建都丰京至武王伐纣仅13年，而以第一考古探方的18号灰坑为代表的文化堆积就在这个时期，其C14测年结果显示，灭商之年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年代前后差距从112年缩短到30年之内。

与此同时，断代工程对甲骨文中记载的这个时期的五次月食年代进行认证，参照文献记载，得出武王灭商之年的范围也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

另外，古籍《尚书·武成》、《逸周书·世俘》、《国语·周语》等都有武王灭商天象的记载，专家应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的计算软件进行全面考察和推算，经过反复研讨，得出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三个灭商年代，使灭商年代范围进一步缩小到19年之内。

那么，究竟哪一年是最佳选择呢？后世学者对武王灭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争议，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诸说。但文献记述武王史事无超过四年以上者。东汉学者郑玄考证，武王灭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纪》钞本，武王灭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与郑说相合。取此说进行推算则灭商年正是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之一的公元前1046年说与此相符合。此说与金文历谱也衔接较好，与诸多古籍记载也能相容，是三说中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最后确定公元前1046年为武王伐纣灭商之年。

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获得新突破

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历代史官也留下许多日食、月食、慧星和五星聚会等天象记载。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如今天上发生的事，也可以为地下人间服务，由此推算出古代各国王在位起迄和重大事件的相对准确年代。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古国的历史，就是靠出土的大批天文资料排出相对准确的年代顺序。古埃及的年表，基本上是依据天狼星偕日出的记录推算出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对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诸王年代的确定，天象记录研究推算起了重要作用。

西晋时从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一批竹简，人们把它整理成《竹书纪年》，上面记载：西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学者经过研究考证，认为这是指西周史官在这年记载了在郑地（都城镐京附近的凤翔或华县）发现天明后忽又昏暗，继而复明的日食现象。

根据这一科学解释，天文学家可以利用天体力学的方法，回推它是什么时候在郑发生了造成“再旦”的日食，从而认定懿王元年是公元前的哪一年。

幸运的是，专家们得到了一次现实验证和回推的良机：1997年3月9日黎明将发生日食，新疆北部的塔城地区是最佳的观测地点。负责此项工作的陕西天文台刘次沅研究员在西北大学周晓陆副教授协助下，选择了几十个观测点，在塔城成功地观测到日食造成的“天再旦”现象。天文学家检索了公元前1000年到前840年的全部日食记录，利用现代天文学方法，经过精密推算，认定懿王元年应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这也为其他天象记录的年代推定提供了一个定点。

西周各王纪年的研究，在田野考古方面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收获。考古工作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发掘出西周早期分封的燕国都城遗址，其中1193号墓墓主是周成王所封的第一代燕侯，椁木保存良好，作C14测年比较理想，经测定在公元前1015年至前985年。另在108号灰坑中发现一片甲骨上刻有“成周（周成王所建的东都）”二字，表明该灰坑的年代不会早于成王营建成周之时，经C14测定在公元前1053年至前954年。这都为西周早期相对应的王年的确定提供了佐证。

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发掘出晋侯早期都城遗址，有晋国第三代到第十代晋侯墓地，其年代上起西周中期早段，下至东周（春秋）初年，是已发现的周代诸侯墓群中时间跨度最大的，结合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通过科技测年、历史、天文、古文字学、文献学等手段，最终推定晋国纪年，从而以此旁证和推定作为西周诸侯国的晋国这段年代所处的西周诸王年代。

晋侯墓地由于被盗掘，一组16件晋侯苏编钟有14件流失香港，上海博物馆原馆长马承源闻讯赶赴香港，在当地爱国人士资助下，抢救购回这14件珍宝。苏钟上的历翔铭文，年、月、干支、月相四要素俱全，铭文上有“唯王卅又三年”等七条历日和五个纪时词语，经研究为周厉王33年，合公元前845年，其元年为前877年，而厉王在位37年，则其终年为前841年。

对西周诸王的年代，专家们以历史文献为基础，通过考古发掘的材料进行时代分期和科技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根据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排定和构建金文历谱，并对有关天象记录进行验证、计算和推定，把这几方面进行整合，终于排出了共和元年以上十位周王比较准确的起迄年代。

专家们指出，虽然“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尚有少数专题因工作量太大，仍在继续进行。今后的工作重点将逐步放在夏代及商代前期的详细纪年上，为继续探索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打下基础。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1年第5期 石湾陶艺大师刘传　作者：全东辉

2000年10月16日，南国佛山刚刚入秋，但石湾陶艺界已经笼罩在一片阴凉悲切的气氛中。这一天傍晚，一代陶艺宗师——刘传安祥地合上双眼，永远地离开了心爱的工作间，作别了数以千计的心血杰作。陶艺星空最耀眼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豪放的湾溪与情绵的红土山岗紧紧环抱着一块朴美的灵土，它，就是被称为南国陶都的石湾。1916年，刘传出生于石湾一个贫苦家庭。这位技艺精湛、出神入化的陶艺大师，其艺术起点却是以“窥师”学艺而成的。原因是旧石湾“手作行”师傅常常存在“惟恐徒弟将来打死师傅下山”的心理，所以他们不随便教徒，手艺不轻易外传。

12岁就当童工的刘传，“窥师”很高明，每逢师傅在搞创作时，他便经常利用拿东西或给师傅倒水的机会，留连于师傅的身旁，目光每触及关键之处，便深深刻于脑海里。日子久了，便造就了刘传过目不忘的本领。本领在累积中成熟，具有执着追求的刘传在20岁时便开创了自己的艺术天地，其处女作《张飞》形神兼备，一鸣惊人，引起了陶艺界的广泛注意。从此，刘传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巅峰期。

解放初期，石湾陶艺生产已奄奄一息，当时的副省长兼广州市长朱光十分重视石湾陶瓷艺术的恢复和发展，亲临刘传住所请其出山。朱光的礼贤下士使胸怀拳拳报国之心的刘传欣然领命。

出山后的刘传始终坚持深入社会生活，他经常到街角、庙前、路口、渡头等热闹场所，细察诸色人等，领略现实的人生百态。刘传在创作其代表作《弃官寻母》时，他发现在其祖居附近有位老妇人的形象很特别。他接近她，仔细地观察，还了解到她家境贫寒，无依无靠，真有作品中老母亲的形象。后来他把这些特点成功地运用到作品中去：她弯腰驼背，颈椎无力，头颅下塌，那对布满艰辛磨难而深深陷入的眼睛，凝望着儿子，想讲话的无牙嘴形，似有无限苦水倾诉，无力的双手，对悲喜交加、跪在面前的儿子作欲拉之状。另外在母子关系处理中，刘传把自己的形象也进入了作品的角色，孝子历尽千辛万苦，才寻到母亲而扑倒在母亲膝下的那种情景，那悲喜交集的激情，正是作者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他们两人头靠得这样近，一个要细细端详爱子，一个似要大声唤娘亲，母子亲情之浓，感人至深。

真是基础，善是灵魂，美是境界。刘传作品中总能引起欣赏者共鸣的是他真诚地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市民阶层的人生感悟与岭南的故乡情怀。有一次，一位友人去拜访刘传，谈到兴奋时，刘传转身拿出一件《铁拐李醉酒》来，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刘传指着枕着葫芦初睡的铁拐李，说：“如果我把铁拐李塑成烂醉后昏昏入睡的酒鬼，这还有什么美可言呢？”刘传又说：“由于陶塑题材多半已经家喻户晓，所以情节的赞扬和处理，至关重要的是关乎艺术的节奏。比方说，如果塑武松，塑出来的打死老虎，打死蒋门神，或者打死了西门庆，那艺术节奏便是个休止符，就会应验了一句观众的俗话：杀了大花面戏就没看头了。于是我塑造的武松，就选取了武松已醉老虎未出之时，或蒋门神伏地求饶尚未挨打之际。这时候，可以叫做发展着的高潮，令人产生连绵的想像，可以得到较满足的美感享受。因此我有两句安排情节的口诀：宜藏不宜露，宜起不宜止。”

50年代末，《美术》杂志选登了一张陶塑作品的照片《苏东坡》，引起了首都雕塑家的广泛兴趣。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这陶塑虽小，而气魄宏大，但一时竟不知出自哪位大家之手。人们猜了又猜，查了又查，最后查出作者是刘传。接着，中央美术学院就派一个教授跟刘传一起工作，随后又请刘传上北京讲学。当时院长吴作人及各系师生都踊跃前来听课，座无虚席。刘传在中央美术学院有过这样一段精辟的讲述：“搞陶塑工作，不是忠实于物象的抄摹，而是面对着物象的提取，只有丰富的人物形象积累，加上有满腔的创作情感融化在所塑造的作品中去，才能产生深厚的共鸣。感情越丰富，艺术形象越传神，作品就越有生命力。”

在“大跃进”年月，石湾美术陶瓷厂负责人为了坚决贯彻所谓“多、快、好、省”的“伟大”决策，竟然违背生产规律把烧窑的时间缩短至四个小时，造成里生外熟或爆裂。厂里应客户要求烧制一批“大灯笼”花瓶，但所有的花瓶烧出来后悉数爆裂。负责人无计可施，只好硬着头皮找到调离的刘传：“客户已经落了订单，催得很急，这一次就看你了。”刘传二话不说就投入了工作，亲自挑选釉料，掌握火候。在他的指导下，一批批精美的花瓶如期交到了客户的手上。

十年“文革”期间，许多老一辈艺术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残酷的迫害，精神上、肉体上受到无情的折磨。刘传也不例外。1966年，刘传正在北京，率领一班弟子研制大型陶塑《书竹院》。有一天，一封加急电报忽然送到刘传的手上，要他火速回厂。刘传不知发生什么事，急急返到厂里，无数写着“打倒刘传”的大字报赫然映入眼帘，人们神情冷漠看着他，刘传不知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容不得他分辩，就有人把他关押了起来。第二天，一群不知从哪里来的人上门“抄”刘传的家，一辆大卡车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光，甚至连一块床板、一张小桌子都没有留下。同时，刘传的工资也由全佛山最高的240元降至30元。患有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身体向来虚弱的刘传受此重大打击，禁不住口吐鲜血，几欲昏倒。

刘传被迫在烈日下赤脚在沥青路上“游街”，脚都被烫起泡……最令刘传难以忍受的是，此后他被下放车间实行劳动改造，不允许搞创作。刘传的妻儿也连带遭殃，当时几个孩子最大的只有十来岁，最小的只有四岁，因为交不起学费相继辍学，没有床，晚上睡在地板上，没钱买菜，吃盐水泡饭。有时连饭都没有。妻子陈少英苦苦支撑着这个家，拖着瘦弱的身躯四处找工作，帮人照看小孩，到钢铁厂搬石头……什么活都干，但一个月到头来也只挣到一点微薄的收入。可是有关部门罚她清扫街道，天未亮就要打扫，一天要打扫好几次。陈少英默默地承受，把眼泪往肚里咽。由于刘传不愿意挂着“黑七类”的木牌坐公共汽车去上班，陈少英就坚持每天早上4点多钟起床煮早餐给刘传吃，然后步行五、六公里送刘传去石湾美术陶瓷厂。在如此艰难的岁月里，对艺术执着追求的刘传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使命，尽管他当时已经被剥夺了创作的权利，但他不甘心，叫儿子们上山岗去捡些泥土回来，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研究，尽管不可能产生成品，却使自己的创作持续不断。

1976年，刘传恢复了人身自由，他很快就创作了一件栩栩如生的作品《孙悟空大闹天宫》——只见太上老君狼狈地跌倒在地，一只手惶恐地扶着摇摇欲坠的炼丹炉，孙悟空手拿金箍棒，轻盈地站在炉口边上，神情轻蔑地看着曾把他关了七七四十九天的太上老君，仿佛在说：“我该出来了！”充分表现了刘传那种解放的激情。在粉碎“四人帮”后，刘传塑造了一个《捉鬼钟馗》。钟馗坚定豪迈、一声呼喝勇往直前……更是体现了他和人民群众的心声。

“文革”后，刘传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期。《铁拐李醉酒》、《陶渊明》、《李时珍》、《屈原》、《虬髯公》、《布袋山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相继问世，刘传的声名远播海外。一位在日本被誉为“国宝”的陶瓷大师加腾唐九郎，对刘传的作品赞叹不已。加腾唐九郎曾经两次访华，每次均要专程到佛山拜访刘传。他竖起大拇指对刘传说：“你真了不起！”保加利亚功勋艺术家库涅夫在北京看到刘传的作品，拜访他时说：“我走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未见过这样小的雕塑能将人物性格刻画得这么到家！”

在当代陶塑艺人中，刘传是独一无二的制陶全才。有的艺人只懂创作，不会烧制，有的会烧制但不懂创作，而刘传则熟练掌握选料、练泥、晒胚、配釉、上釉及装窑烧制等一整套制陶技术。因此，在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在专心创作的同时，刘传不断指导生产，培训工人，把技艺毫不保留地传授给一代新人。

这些年来，海内外不少富商名贾出重金欲购刘传的作品。有一次，一个香港商人出价100万港币买《布袋山人》。大师不为所动，他说：“作品就像我的孩子，哪有父母卖出自己的孩子的呢？”然而，当有人请刘传为公益事业捐助时，大师每次都慷慨“解囊”，毫不吝啬。某年佛山聋哑学校要建新校舍，刘传捐了《李白醉酒》、《读书公》等两件作品。有一次，民盟佛山市委要筹建光明职校，需要筹集建校资金，大师二话不说，拿出两件珍品，以助一臂之力。前两年，澳门美术家协会因迁址，要筹备经费，希望省港澳美术界知名人士捐献作品，大师捐出名作《虬髯公》。在后来的竞价会上，这件作品经过激烈的竞投，最终被赌王何鸿 以60万港币买得，何鸿得偿所愿地说：“我终于拥有了刘传大师的作品……”

刘传对陶艺的钟情和酷爱，一生都没有变，在他临终前十几天，他还在精心修改《武松醉卧景阳岗》。作品大功告成的时候，他深情地对一旁的妻子陈少英说：“几十年来你跟我在一起受了不少苦，真难为你了。”陈少英也动情地凝视着丈夫清癯的脸庞，眼睛湿润了。刘传指着《武松醉卧景阳岗》说：“这件作品我很满意，如果你喜欢，我就刻上你的名字。”妻子幸福地点点头。刘传于是在作品上认真地刻下“贤妻陈少英惠存”几个字。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5期 读吴江《文史杂论》　作者：李一蠡

吴江同志一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到了晚年却又涉足文史领域。最近，他的部分文史作品已结集出版，名《文史杂论》。（青岛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颇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这里且写一点我的读后印象。

作者在这个集子的小序中，首先说明自己涉足“这个对我来说颇为生疏的传统文化领域，史学领域，只能算是人到暮年时的一种历史沉思，一点知识的补充，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出一点期望”。他在本书首篇文章《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史学》中回答这个问题说：“马克思主义乃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就为学的根本来说，论从史出，古今皆然。中国古来经史之争一直延续下来，至今成为‘史论之争’。古今霸占论坛的‘经典原理学’为害匪浅，古今教条主义皆源出于此。”“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皆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出”。作者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继续中国化，这个“中国化”，第一要从新的现实历史资料中去寻求，第二必须视中国的传统哲学和传统史学为重要的土壤。

谈传统文化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谈传统史学，本书篇幅简短，但涉猎范围颇广，上迄先秦，下至当代。第一、二辑大体论述中国古代的国情，即这个社会的深层结构“是建筑在以氏族父系家长制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基础上的”，中国的奴隶制是宗法奴隶制，封建制也是宗法制，因而两者之间在某些方面相互交叉，或者说，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使两种制度的界缘模糊不清。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宗法文化，孔子既是奴隶制的辩护人，又是封建大圣人，真可谓“圣之时者也”。明确地指出这一点，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又指出，从战国百家争鸣衍变为后来的“儒学独尊”，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即“学竞君择，适者生存”。“君择”的结果，自然只有适应权力需要的文化成为主流。这恰恰也是中国主流文化日渐僵死，终至落后于近现代世界文化的根本原因。

第三辑多为近作，主要围绕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以及重建新史学问题，提出一些酝酿已久的思考。从对近代民主运动有渊源影响的“清初五子”，直到五四运动和近年又见升温的“新儒学”，都有论及（特别要提一下，最近上演的电视剧《太平天国》，而作者对于太平天国的失败，恰恰讲了一个别人很少提到的重要原因）。其中最能代表作者识见的，是通过评价从宋明清发展起来的传统的浙东史学直至王国维大师（作者认为他是引导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主要开山人物），说明在中国要真正创建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决不能忽略继承传统史学的优点这件事，即要足够认识传统史学的现代价值，因此也要认真研究王国维、陈寅恪这些引导中国传统史学由旧入新的重要人物。此外，作者对梁漱溟、陈寅恪、胡适这几位有代表性的大师级人物的评述，也很值得注意，至少我还很少见到过去对这些人有这样的评论文章。

2001年第5期 早期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决定的由来　作者：王俊彦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访晤了孙中山，得出了应该实行国共合作的结论。他回北京向苏俄第一个驻中国使团团长巴意凯斯汇报工作后，便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对此完全赞成。

马林兴冲冲回到上海会见陈独秀，热情地提出：“我建议中国共产党，包括社会主义青年团，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与国民党实行彻底的合作。”

陈独秀一听就觉得不顺耳，他恼怒地扔掉烟头反驳道：“国民党有许多毛病，注重上层，投机取巧，易于妥协，勾结土匪，内部分子复杂，明争暗斗，两个党的纲领差别那么大，怎么合作？”

马林不愿与陈独秀公开争论，就于1922年4月返回莫斯科向第三国际汇报，得到第三国际的批准，然后与苏俄政府新任命的驻华全权特使越飞，于8月12日一同回到上海。

尽管有第三国际的尚方宝剑，马林仍然觉得陈独秀不好说服，想到要妥善地处理此事，必须有为人憨厚、性情平和的李大钊参加，于是便派人去请李大钊来上海一趟。

李大钊见马林派人来请，就把手头工作交代了一下，打扮成一个商人，前往上海县。

在上海县一座普通寓所里，中国共产党“南陈北李”坐在一起，两人决定召开中共中央特别会议讨论此事。

考虑到陈独秀可能被法租界监视，马林出入也不方便，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决定于1922年8月28日至30日在西子湖畔召开。

出席会议的人虽然不多，但是抽烟的不少，不一时会场里便烟雾缭绕。

总书记陈独秀主持会议，他请马林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马林从身上脱下他的丝质衬衣，只见共产国际的命令用英文直接打印在马林的丝质衬衣上，由马林穿着带回中国，众人围过来观看，由张太雷翻译：

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命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此简短信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的决定，立即将住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普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共产国际远东部维经斯基（吴廷康）

1922年7月莫斯科

马林接着讲述共产国际的指示，说明只有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工作，才是在中国实现国共合作的惟一可行的方法。

众人听了一言不发，马林催促了一阵，张国焘与蔡和森才站起来表示坚决反对。接着陈独秀振振有词道：“我想先撇开共产国际的信，谈谈我对加入国民党的看法。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能因为国民党包容了一些非资产阶级分子，便否认它的资产阶级的基本性质，共产党一旦加入国民党，肯定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反倒会大大地有害于中国革命势力的团结。”

马林摆出“钦差大臣”的派头：“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已经决定的政策！”

李大钊见陈独秀与马林已经形成顶牛之势，便满面含笑扶了扶眼镜，发表自己的调和意见道：“中国共产党是个独立的政治组织，加入国民党，怎么做到不放弃党独立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慎重考虑。”

陈独秀像在大学讲坛上发表演说一般声称：“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当然应该执行，但这也必须是有条件地执行。只有孙先生同意取消打手膜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封建方法，并根据民主主义原则改组了国民党，中共党员才可以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有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坚持反对！”

陈独秀说罢，气咻咻瞪了马林一眼。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李大钊若无其事说：“我建议，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李大钊抓紧时间做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疏通工作，使第二天会议的气氛有所改变，他发言说明陈独秀提出的条件是合理的，接着又发表实际上支持马林的观点说：

“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是非常松懈的，例如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已经多年了，名义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活动，可见他们在国民党里并未受到任何约束。退一步看，即使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也很有些抱有各种不同政见的，单独进行政治活动的例子也不少，由此可见，倘若我们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样也不会大受约束的！”

李大钊含笑望了陈独秀与马林一眼，说明如果真以中共二大设计的那种联合战线方式去搞，恐怕孙中山难以同意，所以与其采取这种不易实行的或不能实行的办法，倒不采取加入国民党这一比较容易实行的办法。总之，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联合和团结各种革命力量，进行革命的战斗，有分歧不要紧，可以慢慢商量嘛！

李大钊的话使众人心服口服，马林放心地笑着说：“陈独秀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加入国民党可以设法取消国民党的繁琐方式。”

陈独秀也接受了李大钊的意见，表示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等国民党取消了打手膜和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的规定，中共少数负责同志可以根据党的指示，先行加入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仍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此后，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毛泽东等均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5期 “民主党派”的称谓　作者：荣　斌　陈佳忠

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的称谓最早出现在1938年10月。其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指出：“……在一切有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那种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但是，据笔者查证1944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47年版《毛泽东选集》第六卷以及1944年11月25日《解放》第57期所发原文，发现其中并没有“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称谓。前处所引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系“同盟者”之误。其原文是“在一切有同盟者存在的地方，遇事应与同盟者协同去干，独断专行，把同盟者置之不理的态度是不对的……”

还有人认为，“民主党派”称谓最早出现在1941年3月。其主要依据是《毛泽东选集》中所附录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其中记述：“……第二个‘十二条’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这里的“民主党派”系“爱国党派”之误。当时也并没有“民主党派”的称谓。

按笔者考证，“民主党派”的最早出现是在1945年中共七大会议期间，主要依据是这次会议中的三篇重要文献，即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周恩来的《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以及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使用的“民主党派”的称谓共11处。报告在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回顾了抗战的历史，提出了“一个为各个抗日民主党派互相同意的最低限度的纲领”，主要内容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周恩来在《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也用了“民主党派”来取代以往对中间派别的称谓。他说：“二十四年来，我们依靠了什么力量锻炼成的呢？……我们依靠了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人士的同情……”，“我们号召全中国人民，全中国民主党派，全世界中国民主分子，我们愿意和他们一道，为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奋斗到底。”

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也指出：“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民主党派”的称谓尽管由中共提出，但是由于这一称谓所具有的科学性，因此，它在提出后迅速得到了那些并不依附国民党且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党派的认同。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认可自己为“民主党派”的是民盟。1945年10月11日，民盟在回顾该党历史时就指出，为了适应那时客观环境的要求，“于是产生了这个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成立宣言中郑重要求恢复三大政策，“愿与全国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携手并进，彻底铲除革命障碍，建设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1947年10月，蒋介石加紧了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成员从此放弃了对蒋介石的幻想，再次公开申明自己“是人民的民主党派”。

从1948年起，他们还以“民主党派”的名义多次联合起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

“民主党派”一经提出，成为一个极具生命力的历史称谓，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历史根源的。

土地革命时期，在以第三党为代表的中间党派诞生以后，受种种因素影响，当时的中共和中间党派之间都未能正确认识和评价对方。中共把中间党派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称他们为“反革命的在野派别”、“第三营垒”等。中间党派也多对中共持否定态度。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民族矛盾的加剧为中共与中间党派之间改变对彼此的认识提供了契机。尤其是在中共发表《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以后，中间党派开始由“反共”、“拒共”转变为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中共也摒弃了“左”倾关门主义，对中间党派的“抗日”态度也予以充分肯定。这一时期，中共对中间党派的称谓多是用具有肯定性的“各党各派”、“抗日党派”、“各党派各联盟”、“爱国党派”等。

进入40年代，随着抗战即将胜利，建国问题逐渐提上议事日程。是要民主，还是继续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选择。对此，中共和中间党派都旗帜鲜明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在战后成立多党联合的政府。但是，此时的国民党却一味坚持独裁专政，拒不承认中共和其他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与此同时，还连续发动了反共高潮，并竭力压制其他党派。这些反民主的做法不仅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基本权益，更为重要的是，它同时也严重妨碍了抗战的顺利进行。不解决民主问题就无以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于是，在共同要求民主、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基础上，在抗日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中共将对中间党派的称谓由原来的“抗日党派”、“爱国党派”改为“民主党派”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民主党派”的称谓得到了普遍认同后，但其内涵在建国前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民主党派”中包不包括中共；第二，“民主党派”中包不包括青年党、民社党等右翼党派。

对于第一点，笔者以为从1945年至建国前夕中共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不明确态度，即，既不否认自己就是“民主党派”，但也从不公开讲明自己就是“民主党派”。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多采用“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或“一切民主党派”的称谓来代表当时的国民党以外的坚持民主、爱国的所有政党。在他讲到1939年以后的局势时说：“从那时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国民党政府将一切民主党派，首先和主要是将中国共产党打入地下。”很显然，在毛泽东看来，此时的“民主党派”包括中共。直到1949年4月3日，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共还和其他九个“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声明反对北大西洋公约》。我们还看到，一些文献同样推理出——“民主党派”，又不包括中共。例如，前处所引周恩来在七大上的讲话。此外，在1948年1月毛泽东发表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在讲到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时，提到了“城市中工人阶级和共产党要实现对于被反对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产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问题。”一年后，中共在《中央关于怎样对待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地方组织的指示》中，又明确将“民主党派”限定为民革、民盟等九个党派，其中并不包括中共。

出现以上矛盾，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以顽强的革命斗争和完善的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证实了其在中国革命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这一点在1947年底蒋介石解散民盟之后，也逐渐得到了广大“民主党派”的认同。于是，适时地将中共从“民主党派”中作为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独立出来已成为必然。

对于“民主党派”中包不包括右翼党派的问题，笔者认为，在最早提出“民主党派”的称谓时，中共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中间势力，将当时的一些右翼党派如民社党和青年党等也包括在“民主党派”的范畴内。然而，当1946年11月民社党、青年党参加了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时，中共随即指出：“现在只有中国共产党与真正的民主党派，才一直坚持去年一月停战协定与政协路线而斗争。”显然已将民社党和青年党等右翼党派排除在“民主党派”范畴之外。

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分别召开大会，起草了以接受中共领导为鲜明特色的新党纲、党章。从此以后，“民主党派”的称谓成为专指坚持民主、爱国立场并接受中共领导的党派的统称。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5期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作者：吴跃农

在党的七大会议上，中共对中国的局势已经胜券在握，可以说是准执政党了。毛泽东没有放弃重病在身的“死对头”王明，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结果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321张选票名列倒数第二。那次会议，王明确实是病重，是被担架抬着进会场的。他也亲眼见到，要不是毛泽东“挽留”他，谁还会对他感兴趣呢？

照理说，就这病重一个理由，毛泽东可以不用找任何借口就能让王明在政治圈中蒸发掉，有何必要抬着担架请他出席党的大会呢？毛泽东没有出狠招，这就是他一以贯之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起用了大批国民党起义将领，让其参政，更何况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但毛泽东没有丢掉原则，王明应该继续检讨自己的错误，同时决定让他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

这是国家政权的要害部门，当时新中国成立，万象更新，百事待举，以法治国，任务繁重，王明担负的是制定法律的工作，可谓举足轻重。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还担任了中央妇女委员会主任，后来又让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毛泽东用人的气度就在这里，用人之长，襟怀坦白，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王明，不计个人恩怨，说明毛泽东是希望王明能够在中共执政的新中国政权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的。

王明最初的社会活动，是与妇女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当王明19岁时，他就和进步青年一起谋划成立了鄂豫皖青年学会，走上街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特别是宣传反对“三从四德”、反对缠足、带耳环，受到妇女们的欢迎。

中共中央也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样事全由王明来主办。王明清楚，毛泽东一边给他工作，一边在等着他彻底的洗心革面。

但王明有一点颇为自我得意，他回到坐落于北京孟公府2号四合小院的家中后，讨好地对夫人孟庆树笑着用俄语说，毛泽东又给我任务了，他是要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他是明君，有用人的肚量，他让我起草新中国的《婚姻法》，这算是找对人了。你看我们俩人，可以说是楷模了，从结婚到现在，几十年风风雨雨，没有红杏出墙，也没有过野花乱采。

董必武对王明鼓励有加，诚恳地说，虽然你不是专业搞法律的，毛主席对你的理论根底和社会科学知识是有信心的，对于起草婚姻法工作，你在延安撤往山西时，妇女委员会在这方面实际上已经有了准备，所以，尽管你是半路出家，但工作一定会胜任的。

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好在他对妇女工作理论轻车熟路，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方面的马列理论论著，同时，与同志们起早贪黑，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还别说，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二十多年来，建立过多个革命根据地，成立过苏维埃共和国，对婚姻问题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重要的就有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保护妇女青年条例》和《婚姻法》，有鄂豫皖根据地的《婚姻问题决议案》，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有《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陕甘宁边区修正婚姻暂行条例》和《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王明很快就归纳出这些婚姻条例的总体精神，即：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新的婚姻制度，婚姻是根据男女双方平等自愿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并且禁止强迫包办和买卖婚姻；在离婚问题上，只要双方自愿，即可离婚，这叫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当然，离婚的理由也很多，只要有以下其中一条，即可离婚。一是感情不合，无法同居者，二是重婚者，三是与他人通奸者，四是图谋陷害他方者，五是患不治之恶疾者，六是不能人道者，七是以恶意遗弃他方在继续状态者，八是虐待他方者，九是男女之一方，不务正业，屡经劝改无效，影响他方生活者，十是生死不明已过三年者，等等。由于是战争年代，这些婚姻法对军人的婚姻实行极为有力的保护，一般都规定了，凡军人的配偶提出离婚，须得到军人本人的同意，在与军人配偶失去联系须经一定时期，方可提出离婚要求。

解放区的一系列《婚姻法》是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把战争年代中共所有的有关婚姻和妇女工作的专题报告、判决书、统计资料进行梳理，对马列经典作家对妇女问题和婚姻家庭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进行深入理解，吃透精神。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以及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王明自己来翻译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当然，对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的婚姻法也进行批判性吸纳。

王明投入工作后，状态是不错的。他与法制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一共搞了41稿《婚姻法》，反复斟酌，反复修改，而初稿的起草，显示了王明的才气，这是他对婚姻法胸有成竹的结果。初稿是由他口述的，由秘书记录，那天，王明口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

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特别“顺”，主要是他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勤汇报，多请示，多次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请示工作，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新的好印象。据中央文献记载，他的请示如下：1950年1月21日，就婚姻条例草案等法律条文的准备情况，致信董必武并请董老转呈刘少奇；2月1日，就政法委员会有关会议内容致信毛泽东，向他汇报大家对婚姻法起草的意见；3月4日，就法制委员会党组会议关于将婚姻法条例草案作部分修改的提议，向董必武汇报；3月16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周恩来送上婚姻法条例草案的修改稿；4月9日，向毛泽东、周恩来送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条例（或婚姻法）草案的简单说明（初稿）》；4月18日，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写信，送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问题的报告（初稿）》；5月12日，就婚姻条例中现役军人的几个婚姻问题、机关供给制干部的结婚是否受限制等问题致信刘少奇，探讨如何解决。

广泛征求意见，王明考虑得更周到。王明与工作人员一起，采取送草案初稿和召开座谈会的形式，先后向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少数民族、妇联等团体征求意见。这个草案，必须过五关斩六将，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反复修改。首先在法制委员会和全国妇女联合会及有关机关的联席会议上讨论通过，再送政治法律委员会讨论通过。接着，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务院第22次会议，专门讨论。之后，又由毛泽主持联席会议2次，出席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的成员。这样讨论修改后，草案才算定稿，提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

1950年4月13日，在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在报告中，王明没有揽功于个人。他说，这个草案，是“群策群力的结果”，经常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经常得到政务院领导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导……经常是与司法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等）合力工作的。”

王明起草这部婚姻法，立足于对婚姻家庭制度进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婚姻家庭领域里的旧制度、旧思想还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许多地区的包办、买卖婚姻仍然大量存在，妇女因婚姻问题惨受虐待还是触目惊心的事实，导致自杀、被杀的现象比比皆是。王明在会上强调，包办婚姻、男尊女卑以及由此产生的重婚纳妾、漠视子女权益，是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要将这三个组成部分铲除，并将这种婚姻制度的各种副产品和补充品全部禁止。而与此相反，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是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四个有机组成部分。王明强调，实行新中国婚姻法，要注意防范有人把通奸、重婚、纳妾、男女关系旧的杯水主义行为、漠视子女的利益等，用婚姻自由的幌子来掩盖来粉饰，这种行为必须得到制止。

这次会议，通过了这部八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婚姻法》于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

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他政治生命的新起点，但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认识，而王明始终没有作出。在七届三中全会上，中央不得不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十一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以身体有病为由，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共中央政治局很重视，专门给斯大林写了信，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而不返。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说毛泽东是“托派”。“文革”爆发后，他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还出版了一本收有30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5期 民初风云人物陈其美　作者：骆驼刺

陈其美的政治生涯虽然不足十年,却是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1927年,当年由他介绍加入同盟会、认识孙中山的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他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也成为国民党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并列为四大家族。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湖州人,当过十多年的学徒,1906年春在弟弟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先后在东京学习警察、法律和军事学,同年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两年,他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也结交了一大批江浙籍的革命党人,如黄郛、张静江、蒋介石等,其中不少人都是后来沪军都督府的骨干。那时的陈其美并不出色,在孙中山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1908年,他回国后在上海的活动中崭露头角。1907年徐锡麟、秋瑾等被杀害后,同盟会在上海的力量受到严重挫折,几乎已停止一切活动。当时在海外的同盟会、孙中山正面临着困境:两广、云南的起义屡屡失败,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光复会又重新自立门户。1907年到1910年间,可以说是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陈其美却在上海重整旗鼓,打开了局面,从空言渐进于实行,“党势为之一振”。因此才引起孙中山的注意。

他在上海网罗青帮作为羽翼,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领;出入于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多有党羽”;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师;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了李平书、朱葆三等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等,在上海有了比较扎实的社会基础。他还先后办过《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又协助于右任办了著名的《民立报》,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机关报。这是陈其美崛起上海之初的辉煌历史,孙中山说他“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进”。

1911年初,革命形势日益高涨,陈其美协助孙中山照会各国使馆及驻上海领事,用黄帝纪元。以大总统名义任命伍庭芳为外交总长、李平书为内务总长、黄兴为陆军总长、朱葆三为财政总长、虞洽卿为商务总长、沈缦云为经济总长等。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孙中山又委托他为庶务,主持工作。

陈其美自称书生,却行动果断、敏捷,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南方各省相继独立。上海起义是由同盟会和光复会联合进行的,但后来许多人都把上海独立归功于陈其美,如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说,当时响应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是上海。其实,光复会主要领导人陶成章在武昌起义前就已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武昌起义后他和陈其美约定共同起事。但陈其美以为上海可以唾手可得,就提前一天抢先进攻江南制造局,想抢光复上海的头功,结果连他本人都被俘。还是同盟会的李燮和闻讯,急令光复军全力赴援,救出陈其美,上海才随之光复。

11月5日,陈其美、李燮和、李平书等开会推举上海都督,一致推李燮和,连李平书也赞成。陈其美的青帮弟兄“哄堂鼓噪,大闹会场”,反对李燮和,推举陈其美。为了顾全大局,李燮和“力示谦逊”,陈其美就这样被举为都督。会议一结束,街头就出现了安民布告,上面赫然盖着沪军都督的大印,陈其美早在起事前就已准备好了。陈其美“四捷”之名不虚。

李燮和在吴淞也称军政分府都督,一时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陈其美曾派人刺杀他,没有成功。李燮和终究被迫离开了上海,陈终于独自享有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

南京光复后十天,参与南京之役的民军参谋长陶骏葆就被陈其美在沪军都督府内下令枪杀。死者的亲人曾发表电函,责问他为什么“任意屠杀同志”、“同类相残”?《民国经世文编》中还有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伍廷芳致陈其美的三个文件,都是谴责他滥施逮捕、无法无天的行径。

然而,在孙中山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全力支持他的只有陈的沪军都督府,他成为孙中山得心应手的骨干。所以孙中山说他“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他的参谋长黄郛与都督府的许多中层干部后来都是民国政局中的要人,如蒋介石、何应钦、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张群、陈果夫等,沪军都督府可以说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滥觞。那时的上海是南方政治活动的中心,陈其美正处在政治漩涡的中心。他经常“在外冶游”,“花天酒地”,风流倜傥,有杨梅都督之称。

1912年1月13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刺杀,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干的。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实干领袖,长期从事革命活动,和会党有密切关系,在浙江威望很高。1906年在日本以个人身份参加同盟会,后来在南洋与孙中山发生分歧,导致分裂,重建光复会。武昌起义后赶回国内,光复会旧部要推他为浙江都督,陈其美则极力推荐汤寿潜,为此还曾遭到王金发、张伯歧等人的激烈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出任交通总长,浙江要求陶成章任浙督的呼声很高。当时,陶在上海养病,“函电纷至,促陶来杭,主持浙事。陈其美则深忌之”。于是就有了刺杀陶成章的一幕。孙中山、黄兴都急电陈其美缉拿凶犯,但凶犯却一直逍遥法外。在随后举行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烈士追悼会上,陈其美发表演说,只是四烈士并提,表示悼念,对陶成章死于暗杀避而不谈。

陶成章死后,骨灰运回杭州,有万人参加追悼会,群情激昂,但光复会失去了实际领袖,从此也就瓦解了。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陈其美也被迫辞去了沪军都督,但他没有去北京就任工商总长,1912年秋天,才与黄兴继孙中山之后进京。孙中山曾向袁世凯建议,请袁练兵十年,他修铁路十年,黄兴开矿十年,陈其美兴工商十年,就可以富国强兵。孙被委任为全国铁路督办,黄为矿务总办,陈本来是工商总长,但据英国外交官的报告说,陈“将被派往国外调查政治制度”。

不久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导致了“二次革命”。这之前袁拟送陈其美17万元,作为出洋游历之资,劝他勿问国事,但他不接受。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其美成为“宁沪之乱”“首魁”之一,遭到袁世凯的中华民国政府通缉。陈其美仍潜居上海,袁世凯出5万元的赏格缉拿他,并通过上海租界协缉。1913年11月,他被迫离开参与缔造的民国,亡命日本。

孙中山第二次流亡日本,痛感失败是党内意见不一造成的,决心组织一个高度服从领袖的革命党。陈其美极力支持孙毁党造党的主张,成为他最重要的助手,在中华革命党里任总务部长,主持组织工作,地位仅次于孙。

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并且得到孙的同意,在中华革命党内采取帮会秘密结社的方式、方法,约束党员,控制组织。党章规定:入党要履行严格的手续,要填写誓约,其中有“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类似黑社会的语言;还要求绝对服从党魁的命令,党员如果叛党,除本人处以极刑,介绍人也要负连带责任。从内部组织上看,这个中华革命党像是一个帮会组织,不像革命政党。这是孙中山历史上的一个败笔,难怪黄兴这样的革命元勋都拒绝参加,他们对陈其美以青帮头领的身份与手段操纵党务尤其不满。实际上,这在孙中山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一个低潮。

当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呼之欲出的时候,陈其美在上海组织暗杀了袁的一员大将郑汝成,策动肇和兵舰起义,写下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笔。袁世凯对他的爱将被刺杀耿耿于怀,他临死前不久,还以重金收买刺客将陈其美刺死。陈虽然用帮会的极刑约束部下,但最后还是死在两个叛徒(陈国瑞、李海秋)的手里。在赏金面前,他们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陈其美面对清王朝、面对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而又背叛民国的袁世凯时,还不失为一个英雄。但他在对付革命阵营内部不同派别的政治对手,却也使用无情的杀戮手段,这才是一个真实的陈其美。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5期 巨富大仁的刘青霞　作者：常艳春　石繁亮

光绪皇帝诰封她“一品夫人”，孙中山先生亲笔题赠匾额“巾帼英雄第”，一位史学家评价说：“她的贡献使她丝毫不逊色于女革命家秋瑾。”她与秋瑾生活在同一时代，干着同一种事业，然而，她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她就是：

1923年初春料峭春寒时节，一天黄昏，地处中原大地的河南安阳蒋村村口，蹒跚地走来了一位40多岁的讨饭妇人。尽管她衣裳褴褛、发鬓散乱，困顿的脸上带着些许灰垢，然而表情却依然刚毅，还流露出一种成就感。人们从她那五官轮廓的特征中，很快辨认出她是本村旺族马家的闺秀，中原首富刘耀德的遗孀刘氏青霞。那么，刘青霞原本一个富婆，为什么沦落到如此地步？

刘青霞原本姓马，1877年出生在安阳的官宦之家，父亲马丕瑶先后任过江西、广西、广东巡抚，至护理两广总督，驻疆一品大员；中原富豪。刘青霞18岁嫁给河南尉氏县大财主刘耀德为妻，从此取名刘青霞。婚后和丈夫只共同生活了七年，耀德便撇下青霞，撒手归西。

一个年轻的妇道人家开始管理偌大家业，她首先将刘氏破旧的祠堂加以修缮，又设立刘氏义学，凡刘氏家族子弟皆可免费上学。她深谙历史，敬慕贤达，青霞的善举震惊了族人乡里。

为耕种田地、经营生意，她开始涉足下层，走进劳动者之中，她深切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的悲苦。同情心是东方女性的品德美，这在青霞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一年，开封尉氏大饥，灾民四溢，青霞捐出良田15顷，同时开仓赈济。不久，青霞又借婆母丧礼，支起大灶，施舍四方灾民饭食达一月之久；并决定凡刘氏本家60岁以上者每人可以领取小麦三斗。其后，她又创办“孤儿院”、“养济院”、“平民工厂”，收养赈济孤独、盲、哑、残等贫苦农民。刘青霞的义举不胫而走，当朝光绪帝甚为钦佩，诰封“一品夫人”。

从此，刘青霞总是不断投资捐助社会公益事业。为了加强地方建设，1903年，青霞捐银9000两，在开封、许昌官路间的贾鲁河上修筑石桥一座，并亲书“无名氏修”碑文，以示不图名利之意。

光绪三十三年，青霞次兄马吉樟以湖北臬台的身份赴日本考察学务，青霞请求随从。在日本，她深深被这樱花之国的美丽风情所迷恋，首先租下房子，把儿子送进幼儿园。然后广泛接触，深入考察，以求启蒙思想。

20世纪初，日本正是中国同盟会的大本营。河南留日学生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以张钟端为首的激进派商定创办自己的宣传喉舌——《河南》，虽然多方面筹措资金，但犹如杯水车薪。马吉樟与张交往莫逆，一日马氏兄妹意外造访，使张钟端结识了刘青霞。青霞对张的举动钦佩不已，当即解囊捐助2万元，做《河南》的创立基金。该杂志在《本刊二十大特色》一文中写道：“炊而无米则巧妇束手，战而乏饷则名将灰心，本刊经刘氏（青霞）出资巨万……有一日千里之势。”《河南》面世，为同盟会送来了黎明前的曙光，从此，河南同盟会有了自己的阵地。不久鲁迅、许寿棠等一批进步作家便成为《河南》的主笔，有人称之为：“鸿文伟论，堪与《民报》相伯仲。”足以可见它当时的影响。

几乎与此同时，在日本，中国妇女第一本自己的杂志《中国新女界》也诞生了，这里也倾注了刘青霞不少心血。当时，中国同盟会首批会员河南支部的负责人朱炳麟任总经理，燕斌（炼石女士）任主编发行人，刘青霞负责多方筹集资金，她本人捐款6600元，并为杂志的创刊而奔波周旋。《中国新女界》是一本真正为中国的妇女呐喊、启迪、觉醒的进步刊物。它要求男女平等，提出女子们“求人不如求己”的口号；宣传“祖国将亡，我二万万女同胞应负的责任更重”。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和对妇女的歧视现象，主张“以爱情结婚”，解放妇女，让她们跟男人一样学习、工作。

刘青霞在日本期间，还多次与鲁迅先生接触，使她受益匪浅，用她自己的话说，由“家庭主义一变为社会主义”。

刘青霞归国第二年，在本县刘家本花园开办中国第一所女校——华英女校，她自己担任校长，向全省招收了30名女学生，聘请了日本高山爱子女士和三名日本留学生作为教员。

刘青霞要求，凡进入女校的学生必须“放足”，起居严格执行学校规定。学校传授国文、算术、修身、史地等课程，还学习编织、刺绣、植桑、养蚕一些实用技术。在校学生的一切费用由刘青霞承担。华英女校的学生在进步思想的引导下，毕业后相当多的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被周恩来称为“妈妈同志”的孙炳文烈士的遗孀任锐女士，就是女校学生之一。

刘青霞又相继开办了尉氏高等小学堂、开封第一所小学堂、开封女学堂、开封公学堂等，她还在尉氏创办蚕桑学校、刘氏小学堂，并捐银3000两，资助中州女学堂、中州公学，又捐助北京豫学堂3万两白银。同时对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北京女子法政学校和河南《自由报》及其它一些学校、工厂和社会公益事业亦有不同数额的捐赠。

宣统元年，科举制度被取消，京师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旅京官僚、学生、才士纷纷在京办旅京学堂；河南旅京人士也开办河南公立旅京学堂，刘青霞为之捐资3万两白银，同时又出资在“公车上书”举人们开会的嵩山草堂旧址开办了嵩山中学，专为培养河南在京子弟。

由于刘青霞热心学务，资助革命，她的名字蜚声中原，名噪京师，在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辛亥革命前后被聘请为北京女子法政学校校长、北京女子学务维持会会长、北京女子参政同盟会会长。

青霞在主张教育救国的同时，也支持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并为同盟会积极工作。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以后，财政非常困难，故向外强借款，出卖中国铁路权，各地人民起来反抗。河南各界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国民捐运动。

河南同盟会支部以刘青霞为首，联合36个团体，组成“国民捐事务所”，刘青霞被选为总理，负责处理河南国民捐事务。她一面派凌钺、上官邦产为代表赴京请愿，抵制借款；另一方面发动开封各校学生，组成“女界爱国募化团”，宣传国民捐的意义，遍征“爱国贤豪”捐助。河南一时形成以开封为中心，封丘、扶沟、邓州、彰德等地的农民、工人、商人、富户等踊跃捐赠，国民捐运动如火如荼。

不久，袁世凯派表弟张镇芳作为河南督军，镇压了河南同盟会，吞食国民捐成果。刘青霞痛心地目睹轰轰烈烈的国民捐运动一朝夭折。

刘青霞又回到了尉氏家乡。她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刘氏家族一些人的强烈不满。于是，迎接她的是族人的臭骂与侮辱，骂她不守妇道，叛宗逆祖。因革命被罢官的刘氏本家，把对革命的仇恨向刘青霞发泄，要她赔偿他们在革命中损失的七万串钱，并决定将刘青霞经营的公茂当铺及房子全部充公，在社会上造谣、诽谤，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她无法忍受这种亲人离弃，家产被瓜分的打击，于1912年11月19日在《自由报》上发表《豫人披露》（即《告四万万同胞书》）。首先对自己给以公正评价：“青霞岂漫无知识者？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共和肇事，应变方针，退让主义一变而为竞争主义，家庭主义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可以断言，我不能欺人，人亦不能欺我。”“专制家庭中之数十恶魔咄咄逼人，不惜以怨报德。……”这是自白，也是宣言，要求男女平等，抨击家族势力和封建势力。

在危险时刻，1913年她两赴上海，两次晋见孙中山先生，提出将全部家产捐献祖国，以作修铁路之用。当时，孙中山先生任全国铁路督办，从事中国铁路事业，正苦于没有经费，刘青霞雪中送炭。孙中山深为感激，立即嘉纳了青霞的意见，亲书“巾帼英雄第”匾额赠送给她。马上以铁路总督名义行文开封转发尉氏县，拟清查财产，予以接收。不料行文辗转期间，国家南北分裂，河南仍在北洋政府统治之下，接收家财公文成了一纸空文。捐献未成，反招一场政治官司。刘氏家族出于报复，以此借口向北洋政府告发刘青霞串通革命党，反抗北洋政府。一时间舆论沸沸扬扬，刘青霞处于窘困之中。由于刘青霞家兄马吉樟当时任北洋总统府秘书，再三担保，竟力斡旋，此案暂得平息，青霞幸免于难。但财产纠纷案并未结束，刘氏家族诉讼不断。

1922年，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大办教育实业。此时刘氏家族财产诉讼风波再起，刘青霞痛苦欲绝，写道：“青霞处兹悲境对于家族甚觉气短心灰，而对于社会事业尚不忍放弃天职。”于是，毅然将全部家财，捐赠送给河南政府和河南教育事业。冯玉祥根据她本人意愿，把这笔款项大部分用于河南教育事业，其中小部分用于开办开封人民百货商场，终于了却了她的夙愿。

为了教育事业，为了革命，刘青霞已是倾家荡产。这位跨世纪的伟大女性，在重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以自己对革命、对现代教育的热情和丰富的家财谱写了辉煌的人生。历经坎坷之后，她一贫如洗的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在这里走完了她生命的最后一程。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5期 文艺复兴:开辟欧洲巨人时代的运动　作者：湘　浏

文艺复兴是14世纪中叶到17世纪初发生在欧洲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艺术创造、科学发现运动。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欧洲还处在中世纪（自5世纪至15世纪）。过去，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叫做“黑暗时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认为，那个时代除了战争、动乱、愚昧之外，没有什么光明的、进步的东西。现在，人们当然不这样看了。但是，中世纪欧洲的确有很多今天看来是很黑暗的东西，这却是大家公认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天主教会垄断着文化思想和教育，神学支配了其他学科，圣经具有法律效力。天主教会鼓吹来世主义、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教会用宗教组织、教会法庭、庞大的教会地产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控制了社会。教会思想的禁锢无疑极大地、全面地压制了社会的进步。

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人们的怀疑和不满。到了14、15世纪，终于在意大利最先出现了反映新兴资产阶级要求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繁荣富有，产生了同旧秩序不相容而渴望新的生活方式的资产阶级；全国在政治上深受教皇之苦；有些城市长期与文化发达的拜占廷和阿拉伯国家有密切联系；一些城市统治者和富商大贾热衷于延纳、庇护各种文人；地理上正是古代罗马的中心地区。这一切，使得意大利成为矛头直指天主教会和神学的文艺复兴的诞生地和中心。后来这一运动扩展到了北欧。16世纪，一位意大利艺术家首先从艺术史的角度使用“文艺复兴”一词，意指古代灿烂的文化在经历了长期的衰落和沉寂后，现在又得到了复兴。其实那个时代不仅复兴了古代文化，更是创造了新的文化。那一时代，文学、艺术、科学、政治理论等领域里巨人辈出，群星璀璨。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等意大利主要城市的政府、富有的商人、银行家都以庇护、资助学术和艺术为荣，甚至教皇都拼命争取学者和艺术家。每一个人文主义者都通晓哲学和当时的全部人文学科，只是研究探索的重点不同。大学林立，到处都是讲学、辩论、著述、出版、宣传。尤其是印刷术于15世纪盛行后，出版掀起了热潮。在这种环境下，巨人辈出。恩格斯说：“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诗人但丁（1265——1321）对美术、音乐、诗学、修辞学、古典文学、哲学、神学、伦理学、历史、天文、地理均有深入研究。他的《论俗语》探讨了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他的《神曲》奠定了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基础。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诗人彼特拉克（1304——1374）曾在大学学习法律。他用拉丁文著《名人列传》，写20几位古罗马时期的历史名人，是一位历史学家。地理学上，他绘制了第一幅意大利地图。小说家薄伽丘（1313——1375）用近20年时间撰写15卷巨著，用大量史料说明神和英雄们的神话及其起源和家世。又撰《但丁传》。画家达·芬奇（1452——1519）又是科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工程师、发明家、文艺理论家。政治理论家马基雅维里（1469——1527）又是政治家、历史学家、诗人，还是近代第一个值得一提的军事著作家。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同时是经济学家，著有《倾向的一般理论》一书，是近代第一位提出淘汰劣质货币的人，他在法学领域里颇有造诣。

文艺复兴不仅巨人辈出，而且英雄辈出，对理性的坚定信念，产生了大无畏的精神。面对教会酷刑、坐牢、流放、火刑的残酷迫害，他们大义凛然，不屈地为真理而斗争。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布鲁诺（1548——1600）。他被监禁8年，受尽酷刑，最后被烧死，但从未动摇过高昂的斗志。康帕内拉（1568——1639）说：“教父的著作不是真理的标准，经验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坐过33年牢，50个牢房，很多次都被酷刑折磨得行将死去，但他居然坚强地活下来了，并创造了大量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文学艺术和科学也很发达。

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这是使人从神的世界回到人的世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与天主教神学以神为中心，贬低人的价值不同，它提倡人性，肯定人的力量、价值与尊严；提倡现世主义，反对来世主义；提倡人的欲望的满足，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以人为中心的新学科研究，比如语法、修辞、历史、诗歌、伦理、自然科学等等，反对蒙昧主义。但丁在《神曲》中，把当时尚在世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狱里，而把贤明的世俗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放在天堂里。彼特拉克攻击教皇统治的罗马是“野蛮凶狠的庙堂”、“黑暗的监狱”和“充满欺骗的场所”。达·芬奇说天主教会是“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伊拉斯莫（1466——1536）在他的代表作《愚人颂》中说，教皇和教士最大的虔诚是不读书不识字，朗诵圣诗像驴叫，斋戒时吃得胀破肚皮，都是愚蠢透顶的家伙。意大利小说家薄伽丘和法国小说家拉伯雷（约1494——约1533）分别在《十日谈》和《巨人传》中批判了神学的禁欲主义。而以哥白尼、伽利略（1564——1642）等人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自然科学家则用自然科学的真理揭露了神学的荒谬。英国哲学家费兰西斯·培根（1561——1626）甚至提出了著名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许多人文主义者以人的尊严为题发表演讲和著述。伟大的英国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1564——1616）在其名著《哈姆雷特》中借剧中人的嘴这样来赞美人类：“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文主义者崇尚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康帕内拉说：“人在世界中不仅仅是一个虫子，而且是一个思考者，……所有事物的建筑师……我们看到人用不着遵从自然、地球与太阳，是渴望超越它们，并且产生比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更大的作用。因此，当人思考时，他想得比太阳更远，甚至超越天堂；他思考许许多多的世界，它们的无限……”拉伯雷的《巨人传》是人文主义的百科全书，书中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就是个性解放。惟一的规则就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培根指出，科学的目的就是要用新发明和新发现来改善人类的生活。人文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还初步表现出了资产阶级对财产的钟爱。佛罗伦萨的一些人文主义者重视商人、财富，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发财。他们为商业、金融、正当的敛财进行辩护。荷兰的格老秀斯（1583——1645）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

人文主义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尽管在反对神学的斗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本身还是有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

文艺复兴在文学艺术方面树立起座座丰碑。但丁不朽的诗篇《神曲》记载他在美丽的早年恋人引导下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时的所见所闻。尽管这仍是宗教的诗篇，但景物描写，尤其是对天堂的描写的生动和逼真，是中世纪任何神学作品所达不到的。其中对教会的腐化堕落的抨击，尤其具有鲜明的新时代特征。获得“桂冠诗人”称号的诗人彼特拉克的代表作是歌颂对他的恋人劳拉的爱情的14行诗体（后人称作“彼特拉克诗体”）诗集《歌集》，他在其中表达了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薄伽丘的代表作是被人们誉为“人曲”（同但丁的《神曲》对应）的《十日谈》。在该书中，他痛斥罗马教皇的黑暗腐朽，反对禁欲主义，主张男女平等，热情歌颂人类的爱情、友谊和智慧，竟然喊出了“爱情万岁”的口号。“英国戏剧之父”莎士比亚一生写了37部剧本、2部叙事长诗和154首14行诗。其中最著名的有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理查三世》等；四大喜剧《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斯》。他的作品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世界文学史上的高峰，具有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拉伯雷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巨人传》，通过描写法国民间传说中的三代巨人国王游历的故事，塑造了作者的理想社会“特来美修道院”，其基本原则是个性解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行我素。西班牙杰出的文学家塞万提斯（1547——1616）的代表作是举世闻名的《唐·吉诃德》。该书描写一位读骑士小说入迷、化名唐·吉诃德的人拼凑盔甲，骑瘦马周游天下，幻想建立骑士功勋，结果闹尽笑话，几乎丧命的故事，深刻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现实，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意大利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1474——1564）和拉斐尔（1483——1520）是三位杰出的艺术家，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最著名的油画是《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前者取材于《新约》中耶稣被捕前一天晚上与12门徒聚餐的故事，描绘出当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那一瞬间，他的门徒们的表情与内心反应：有惊讶、愤怒、忧虑、悲伤，也有表白与询问。画面人物以耶稣为中心面向观众就坐，从窗口射来的阳光正好照在耶稣头上，显得更加庄严、安详和光明磊落。叛徒犹大惊惶失措，脸色阴暗，手里紧捏钱袋。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黑白分明。后者是一位佛罗伦萨女市民蒙娜丽莎的肖像画，她的微笑优美动人，含义无穷，被誉为“永恒的微笑”。米开朗基罗最著名的雕刻是《大卫》和《摩西》。它们刻画出两位力量无穷的巨人：目光凝视前方，正气堂堂，势不可挡。拉斐尔是著名的圣母像画家，被誉为“画圣”。他画的圣母，温柔美丽，和蔼可亲，完全是一个人间妇女的形象，有的画面背景还是田园风光，没有半点神秘和禁欲主义味道。

文艺复兴开近代自然科学之先河。哥白尼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首次推翻了多少世纪以来居统治地位的地球中心说，提出了太阳中心说或日心说，认为太阳位居宇宙中心，地球每天自转一周，每年绕太阳公转一周。德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继承并发展了哥白尼的学说，发现了行星沿椭圆轨道绕太阳运行。太阳居于这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就纠正了哥白尼关于行星沿圆形轨道运行的观点。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1564——1642）又在开普勒的基础上将天文学向前有所推进。他自制了望远镜，发现银河是由亿万个星球组成的，也观察到了月球和其他星辰的表面形态及斑点。天文学上的这些发现，对人类的世界观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这一时代自然科学的其他方面，比如解剖学、物理学、数学等，都有重要成就。例如，英国人哈维根据实验研究，创造了血液循环理论。新的自然科学成就拥有伟大的捍卫者——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他本来是神学博士，但后来接受了唯物主义思想和太阳中心说，怀疑基督教义，因此被开除教籍。他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到处热情地宣扬和捍卫哥白尼的学说。1593年被宗教裁判所逮捕，1600年被活活烧死。

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还带着旧时代的尤其是传统神学观念的烙印，但是它使人类发现了自身的力量，对自身充满了信心；它开创了一种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改造的新的时代精神。至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很多文学艺术作品，则世世代代地成为人类的精神食粮，具有不朽的价值。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5期 柔石故里仰高风　作者：冬　枫

“柔石故居”，是鲁迅夫人许广平的手笔，给古老的海宁大地添了浓重的色彩！

院内仅有三间棕色木楼，表漆蚀落，梁柱变形，据说这是明朝所建。

柔石，姓赵，原名平复、平福，1902年9月28日诞生在这里。家中前几辈都是读书人，可是到了父亲时，家境日趋衰败，不得不靠做小生意维持生活。皆因这，柔石直到十岁，才迈进学校的门坎。十五岁，便离开故乡和亲人，来到杭州，考入第一师范。毕业后，当起小学教师，并开始了创作。柔石二十岁刚刚出头，就作为北京大学旁听生，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革命征途。

板壁上柔石的那幅遗像：双目透过深度近视眼镜，闪烁着深思、远谋和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每时每刻，都在用自己的格言，激励、鞭策着自己：“活着要活的痛快，死了便死的清确，平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你的立身的价值。”

遗像旁是那首当年他在龙华牢房墙上为纪念“二七”殉难烈士的题诗，道出了亿万生者的心声：

龙华千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柔石卧室兼工作间，如今办了小小“展览”。我环视周围，陈设十分简单，除了方桌、木床、皮椅外，最显眼的要算靠近墙壁的两个玻璃橱了。里面装满了书，有《昭明文选》、《古诗源》、《唐诗纪事》以及《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进化史》、《中国小说史略》等。此外，还有篆刻印章、“乐歌”歌本、小竹笛、集邮册…… 看得出，青少年时代的柔石，求知欲望又是多么强烈！

柔石的一生，是短促的。犹如刚刚扬起风帆，刚刚在理想的海洋上起步，就被一股无情的恶浪吞没，在他过于简单的生平年表上，最后只留下这样几行文字：

1928年5月，亭旁暴动失败，被迫出走上海。后经友人介绍，熟悉鲁迅，创办“朝花社”，出版《朝花周刊》、《朝花旬刊》、《艺苑朝华》。

1930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发起，柔石为发起人之一。不久，“左联”成立，先后任执行委员、常委委员、编辑部主任。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左联”代表身份，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1931年1月17日，在上海东方旅馆参加党的重要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夜，在龙华被秘密杀害。身中十弹，死得非常壮烈……。年仅二十九岁的柔石，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令人惊奇的是，八个春秋的创作生涯，柔石却留下了这样多的诗章、佳作。摆在眼前的，除了人们早已熟悉的中篇小说《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外，还有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疯人》、《希望》，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以及自己或与鲁迅、或与林淡秋翻译的作品集《奇剑及其他》、《在沙漠上》、《戈里基文录》、《浮士德与城》、《竖琴》、《丹麦短篇小说集》等等。

和这些已经铅印出版的作品同样珍贵的，这儿还有许多人们难以读到的柔石手镐、日记、书信，我欣喜地抄录起来：

“……我不要饮食，我不要衣服，我想胶了我的目，我想塞了我的口，我想钻破我的耳膜，我想挖出了我的脑。我想剖开我的心脏，我想断刖我的手足；总之，我不要身体，我不求生命，恨不能，我削肉还母，削骨还父，我成了人间的孝子，完了自己的生命！”

“在海宁做事，终究不过一个海宁人，现在虽然没有能力，但总想做一位于中国有贡献的男子。”

“假如我的心是一块冰，那冰也有消融的日子，假如我的心是一块铁，那铁也有锻炼成钢的可能，假如我的心是一块石，那石也有雕琢的祈望……”

这些文字，有徘徊的足迹，有苦闷的叹息，更多的是奋进的呐喊。

故居前，有一条干沟，从前，这儿有座石桥，栏杆上面刻着四个字“柔石金桥”。“柔石”的笔名，以及他翻译作品所用的“金桥”，就是由此得来的。

“桥”的对面，是明代方孝孺祠堂旧址。附近有所学校，就是当年柔石读过书、也教过书的正学小学和海宁中学。小说《二月》中的芙蓉镇中学，就是取材这里。“正学”的校名，是为了纪念乡贤方孝孺而得。他因不满燕王朱棣夺取侄子的皇位，不肯为成祖起草登极诏书，结果被诛杀。而后代文人对其封建正统观念大为赏识，谥为“正学先生”。这是所有着革命传统的小学，许多地下党员、进步青年如许杰、林淡秋等，都曾在此活动过。校长俞岳，同柔石十分要好，后被反动派当作“赤色分子”，驱赶离去。著名大画家潘天寿，也在这里教过书，还曾赠画柔石。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5期 山南地区——藏族文化摇篮　作者：杨兆麟

西藏对人们有一种强烈的神奇感，那里的民族风情、深邃文化、宏伟寺庙、宗教仪规、洁白雪域、高山大湖等，都独具魅力，吸引着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旅游者。到西藏去，是我多年来的一个美妙梦想，最近终于实现了。

到了拉萨以后，我听一位藏族朋友说：“山南是藏族的发祥地，是藏族文化的摇篮，你应该去看看，那里有西藏的三个第一。”

由于这个地区在冈底斯山以南，所以称为山南。它处在雅鲁藏布江中游，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牧草茂盛，森林繁密，矿藏丰富，山川秀丽，被誉为“西藏的粮仓”。所谓“三个第一”，一般是指那里产生了西藏的第一个村庄、第一位藏王、第一座宫殿。我到了山南以后，当地人说：这里有“五个第一”，还有西藏的第一片农田和第一座神殿。可是，我经过两天的游览和查阅资料，了解山南地区是最早的藏民诞生地，发现了第一口山泉，有第一个创作藏戏的村庄，埋着第一位藏王的坟墓，建立了第一个藏王朝，最初创制了藏文，修建了“佛、法、僧三宝俱全”的寺院，那里存有西藏的第一口大铜钟。说山南是藏族的发祥地和文化摇篮，可谓确凿无疑。

我们乘汽车从拉萨出发，向西南行驶，经过雅鲁藏布江上最大的桥梁曲水大桥，再沿着南岸拐向东去，进入泽当境内，在离镇不远的一座迎宾亭前，几位藏族同胞在这里迎候我们。我高兴地见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山南地区行政公署专员边巴次仁，一位是山南地区政协副主席洛桑公觉，他们过去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藏语组做过编辑、翻译、播音工作，还有山南地区广播电视局的女局长央金卓嘎。他们给我们献了洁白的哈达，我们被带到了泽当群众艺术馆的宽敞的大厅里，落座以后，一群藏族青年男女，穿着鲜艳的服装，高唱敬酒歌：“美酒啊香醇的美酒，天堂也难寻到如此的美酒，请您饮一口这斟满祝福的美酒，幸福自会降落到您的心田。”四位男青年合唱了藏戏中的一首歌曲，述说了动人的传统故事。姑娘们唱了一首《山南之歌》，深情地赞美自己的家乡：“神奇的西藏，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它的名字叫山南。山南，藏族的摇篮；山南，西藏的江南；你使我神往，梦见你吉祥如意，走近你一生平安。啊，山南，藏族的摇篮。啊，山南，西藏的江南。”

央金卓嘎对我说：藏族戏已经有一千三四百年的历史，最早就创作、演出于山南地区的札西曲德村。藏族人民能歌善舞，山南地区的歌舞和服饰最具有代表性。1998年在北京展出和表演藏族服饰和歌舞，轰动了北京和全国，人员就是从泽当群众艺术馆派出的。2000年10月还到香港去参加西藏自治区举办的贸易投资洽谈会，向香港同胞展示藏族的服饰和歌舞艺术。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泽当饭店。泽当的几条主要街道相当宽阔、平坦，两旁商店林立，广播电视机构、学校、医院、文化单位、宾馆等公共设施的建筑都相当现代化，和内地的一些县、镇相比，镇容镇貌毫不逊色。行政公署计划在两年内把泽当镇建成一个县。

第二天，边巴次仁、洛桑公觉和央金卓嘎陪我们前往全西藏惟一的国家风景区雅砻风景名胜区，去探寻西藏的那些“第一”。洛桑公觉在北京工作期间取了个汉文姓名——罗永东，于是我就叫他“老罗”了。从泽当向西不远，就看到了贡布山。老罗说：贡布山上有几个山洞，传说，有一个山洞里住着猕猴，藏族同胞管它叫公猴王，另一个山洞里住着魔女，他们结为夫妻，生了几只小猴，小猴子们时常到山下的平地玩耍，“泽当”的意思就是“猴子玩耍的地方”。后来，猴子生息繁衍，学会了使用木制、石头工具，种植青稞，放牧牛羊，渐渐演化成人，从山上迁到河谷，建立村庄，成为西藏民族的始祖。据考古发掘和文字记载，西藏土著居民的确是从类人猿演化而来。老罗的这段叙述，竟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惊人的一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猴子变人”。老罗说：西藏的这个传说，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至少要早两千年。我们把贡布山称为神山，把山上的洞穴称为仙洞。

我们乘车向南行驶大约五公里，在平地上凸起一座小山，大约有一百多米高，山顶上耸峙着一座形似碉堡的白色建筑。老罗说：那是扎西次日山，山顶上的建筑就是西藏的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康。汽车盘旋上山，我们来到大殿门外的平台，俯瞰雅砻河谷。老罗指着右边半山腰上的一座小包说：那就是西藏人民发现的第一股山泉，后人盖了一座小庙，把它保护起来。山下阡陌纵横，丰收在望。近处的撒拉村，就是藏民的第一座村庄，村边是土著居民耕种的第一片青稞地。我们进入殿门，这里是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居住的地方，建于公元前237年。佛堂里供奉着聂赤赞普、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松德赞等历代藏王、王后的塑像。后部有一座高高的方形碉楼，使宫殿更加易守难攻。由于这座宫殿的历史意义和神圣价值，历世达赖喇嘛都到这里来朝拜和居住过。

距离雍布拉康不太远，就是第一座神殿的所在地昌珠寺。这是一座不大的庙宇，可是，由于它在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保存的珍贵文物，成为佛教徒们朝拜的圣地。进了庙门，右边有一座简陋的藏式二层小楼，是文成公主居住过的房屋。我们走进正殿右侧的偏殿，没有点灯，光线黯淡，墙边有文成公主使用过的炉灶和她从长安带来的铜锅。我们来到正殿，依次欣赏这里的三件“镇寺之宝”：一件是从印度请来传教的莲花生大师生前的自塑像，已经有1200年历史，面容有着印度人的特征，戴着尖顶帽，披着袈裟，左手端着骨制饭钵，右手持佛教法器金刚杵，盘腿坐在莲花座上；一件是乃东王的公主捐赠的一幅唐卡，它并不是在西藏到处可见的那种丝织卷轴画，而是用29000多颗珍珠连缀而成，还镶着宝石、珊瑚和黄金，是“观音菩萨憩息图”，一盏盏酥油灯映照着，熠熠闪光，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在西藏是绝无仅有的；还有一件是文成公主绣制的唐卡，色彩还相当鲜艳。我仔细鉴赏这三件宝物，对藏汉两族人民的灿烂文化和精美艺术赞叹不已。

我们向西去，进入吐蕃王朝的故都琼结县境，去参观藏王墓群。这一带的地形，有些像北京郊区的明代十三陵，古代帝王们都在生前精心为自己寻找未来的“风水宝地”。我们登上最大的一座墓顶，这是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合葬墓。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合葬墓上，原来建有守墓人的居室，后来扩建成了庙宇，供奉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和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的塑像。据史料记载，墓门朝西，向着释迦牟尼的故乡，墓内埋有松赞干布的盔甲、纯金战马、珍珠、珊瑚等。墓下有一块石碑，铭刻着“藏王墓”三个大字。

公路旁边搭起一片藏式帐篷，是为旅游部门开设的“民族文化村”，我们到帐篷里休息、喝酥油茶。边巴次仁和洛桑公觉向我们讲述吐蕃王朝的历史：西藏的政治家、军事家松赞干布是第三十三代藏王，他雄才大略，在公元七世纪统一了各个部落，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把都城从琼结迁到拉萨，修建布达拉宫。他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和大臣一起，研究、创造了具有四个元音符号和30个辅音的藏文。为了密切和唐朝的关系，他迎娶文成公主入藏，她带来了许多经书、佛像、医术、器皿、珍宝、农作物种子和工艺、技术著作等，促进了吐蕃王朝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松赞干布带文成公主回到故乡，在雍布拉康和昌珠寺都居住过。松赞干布的儿子赤德祖赞继位以后，又迎娶唐朝的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发展了汉藏两族的友好关系。金城公主的儿子赤松德赞为王以后，多次派使者前往长安，同唐朝和好、会盟。到了元朝，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的版图。西藏同胞把松赞干布、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三人尊为“三大法王”，还认为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藏族人口逐渐增多，不少人迁居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后来成立了一些藏族自治州、县。我听了他们的讲述，深深感到，凡是到西藏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应该光临山南，如果不到山南看看，就不能真切地了解西藏民族和西藏历史，也很难深刻了解汉藏两族的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这座民族文化村中备有松赞干布时代的藏王袍，工作人员为我打扮，穿上金色长袍，外罩一件白色绣金的斗篷，戴一顶白色尖顶帽，换了黑色长统皮靴。我慢慢走到“藏王墓”石碑前，准备照相留念。一位披着如同文成公主当年的红色斗篷的姑娘走过来，我们成了1300年前的藏王和王后，以农田、山岭和北京难以看到的那么湛蓝的天空、雪白的云朵为背景，拍了一张富有情趣的合影。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6期 抗战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主张与实践　作者：姜　平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过长期曲折道路并在思想上、政治上成熟起来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在历史上最重视民主政治的时期之一。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民主问题。他说：“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为了实现民主，党中央一方面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地实行了民主政治；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这两方面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丰富的经验。1945年7月，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发表了中共决定以民主政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著名谈话，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民主政治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内战停止，经过多次谈判，1937年秋，国民党政府按照与中共代表达成的协议，宣布将陕甘（宁）边区改为国民政府行政直辖区，任命林伯渠、张国焘为边区政府正副主席；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开赴华北抗战。随后，又将中共留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开赴华中地区抗日。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华中地区抗战后，依靠人民群众，配合中共地方党组织，很快就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建立起一块又一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中，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建立起一系列的民主制度。

（一）建立“三三制”政权

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初创时期，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人数较多，其他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所占比例较少，这不利于充分调动各党各派和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的积极性。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要充分认识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强调指出，“没有民主政治，抗日胜利只是幻想”。3月6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写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在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上述人员的分配是党的真实的政策，不能敷衍塞责。为了执行这个政策，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绝不能以为我们有军队和政权在手，一切都要无条件地照我们的决定去做。”为了保证党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毛泽东说：“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他还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毛泽东并特别警告全党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

在中共中央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的指示下达后，各抗日根据地都坚决贯彻执行。例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时，各小组最初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共产党员较多，谢觉哉、王维舟、马文瑞等立即要求退出。正式选举结果，十八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七人当选，超过了三分之一，徐特立又当即宣布退出。由于各根据地严格执行了“三三制”，结果就使许多其他党派人士、开明士绅、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及社会名流有机会当选，参加民主政权，从而有利于扩大抗日民主政权的社会基础，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二）建立参议会制度

1939年，陕甘宁边区及所属各县、各乡，首先建立起边区、县、乡三级参议会，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条例》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各级参议会之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之。”各级参议会有选举和监督各级政府等职权。如边区参议会有：“一、选举边区政府主席、边区政府委员及边区高等法院院长；二、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三，批准关于民政、财政、建设、教育及地方军事各项计划；四、通过边区政府所提出之预算案；五、决定废除或征收地方捐税；六、决议边区之单行法规；七、督促及检查边区各级政府执行参议会的议案”等等职权。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建立后，晋察冀等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均以陕甘宁边区为榜样，纷纷制订了参议会组织条例，建立了参议会等各级民意机关。各地县以下民意机关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民意机关的性质、职权是相同的。如晋察冀边区，人民政权分为边区、县、区、村四级，民意机关亦分为四级：边区称参议会，县为议会，区为代表会，村为村民大会，均有选举和监督同级政府领导人的职权。

（三）实行普选制度

毛泽东指出，抗日民主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凡年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一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都得到了认真实行。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保证选举充分发扬民主，在《条例》中对有关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如第二条规定，“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第十八条规定：“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人名单，进行竞选运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

在陕甘宁边区实行选举制度后，各抗日根据地均陆续实行了选举制度。为了搞好选举，晋察冀、冀鲁豫、晋绥、晋西北、山东区、苏中区等各抗日根据地均参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制定了本地区的选举法规，保证了各地的民主选举工作能依法正常进行。由于各根据地大多数选民文化程度不高，而且很多人不识字，为了使他（她）们都能参加选举，各地还从实际情况出发，创造出了各种投票方法：识字多的选民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采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则采用投豆法、烙票法等。各根据地的选举，参加投票的选民一般都在80%以上。这也反映了广大农民对于民主选举制度的热烈拥护。周恩来指出：到1944年10月上旬为止，在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人口共达9千万，都建立了人民普选出来的地方各级政府，其中有“民选县政府591县，专员公署85处，民选的边区政府及行署12处，以上各项统计，陕甘宁边区均不在内”。

（四）建立保障人权制度

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重视民主政权的建设，也非常重视保障人权。1940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从1940年开始，各抗日根据地都陆续制订了保障人权的专门法规。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冀鲁豫边区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等等。

各地保障人权的法规，都对人民（又称“国民”，包括地主资本家）应享有的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国民，无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中华民国人民均享有建国大纲所规定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在不违害抗战范围内，人民有下列之自由：（一）人民有身体与抗日武装之自由；（二）人民有居住与迁徙之自由；（三）人民有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与通讯之自由；（四）人民有信仰宗教与政治活动之自由。”还应该指出的是，各地制定的人权法规，还针对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容易产生侵犯人权错误的若干问题逐条作了详尽具体的规定，如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或司法机关逮捕人犯应有充分的证据，依法定手续执行，不得草率从事；接受人犯的机关应在24小时内开始传讯，要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司法机关审理民刑案件不得超过30天，判决后要准许当事人按级上诉；对犯人的管教应按看守规则进行，不得虐待和随意处罚犯人；一般犯人应准其家人定期探视，患病者要尽量给予治疗，或批准其保外就医。

（五）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

各根据地都用民主方法通过参议会制定了政府的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1939年1月首先制订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经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讨论通过后实施。这份纲领主要包括实行（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三部分内容，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条，共28条。就实行“民权主义”来说，纲领规定政府要“发扬民主政治，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政治机构，增强人民之自治能力”；“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保障人民有检举与告发任何工作人员的罪行之自由”；“发扬艰苦作风，厉行廉洁政治，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建立工作检查制度，发扬自我批评，以增进工作的效能”等11条。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又对上述施政纲领进行了修改，制定了新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修改后的纲领比原来的纲领内容更加充实，政策也更加具体完善，特别是将保障人权的内容列入纲领之中。如明文规定：“保障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除司法机关及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其职务外，任何机关、部队、团体不得对任何人加以逮捕、审问或处罚。而人民则有无论用何种方式控告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等等。

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颁布前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根据本地区情况，采用民主方法制订了施政纲领，如《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等等，这些施政纲领的制订和实施，对于建设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保障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争取抗战胜利都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敌后根据地全面推行了民主政治，从边区到乡村各级政府的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广大干部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与监督下工作，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故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敌人无数次进攻扫荡都打不垮的钢铁堡垒，并不断得到壮大和发展，根据地从抗战初期的一块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十九块，根据地人口从几百万发展到一亿。同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由抗战初期的三万多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100万人。此外还有220万武装民兵。党组织自身也得到了空前的壮大。这一情况，充分说明了中共在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证明了民主政治具有无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批判一党专政

在抗战爆发前，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争取实现民主政治提上了重要日程。1937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上说：“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因为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动员人民参加抗战。“没有人民的动员，抗战的前途便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因而，毛泽东提出：“中国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党中央又以各种方式多次推动国民党进行民主改革，如8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各抗日党派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就有各项民主要求：人民应“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释放一切爱国的革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国民大会，通过真正的民主宪法，决定抗日救国方针，选举国防政府。国防政府必须吸收各党各派和人民团体中的革命分子”等等。

在中共的积极推动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又发表了《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在谈话中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此前后，国民党也基本上承认了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并准许中共和各党派公开出版了《新华日报》、《新中国日报》、《前进日报》、《全民抗战》等抗日报刊。国共合作建立后，10月25日，毛泽东向国民党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其加快民主改革步伐。毛泽东说：“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同时要“允许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在野各党派的支持。国民党虽不愿召开国民大会，但为团结各党派共同抗日，表示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

为推动国民参政会早日召开，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又致电蒋介石，指出：“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并要求此民意机关，不仅有“对政府咨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量国是和计划内政外交的权力。”在中共的推动下，国民党作出了设立国民参政会作为抗战时期全国民意机关的决定，确定参政员总数为200名，由国民党中央聘任。6月16日，国民党公布了第一批参政员名单，中共毛泽东、董必武等七人被聘为参政员，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教社、乡建派等各抗日党派的一些领导成员共30多人，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

同年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隆重召开，出席会议的参政员162人，列席会议的官员、外宾和中外记者共1000多人。会议历时十天，听取了国民政府各院和行政院各部有关军事、外交、内政、财政、经济、交通等工作报告，通过了《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等议案和《大会宣言》，并根据中共和各党派参政员的提案，通过了《设立省、县参议会案》，由于此案被通过，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省、县参议会。大会结束前，又选出董必武、沈钧儒、张君劢、罗隆基、梁漱溟等25人为驻会委员会委员，负责处理参政会闭幕后的日常工作。由于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民主和谐，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对推动当时的全国团结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1938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看到中共和各党派取得合法地位后，抗日民主活动力量得到发展，便认为对自己不利，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又决定重新加强一党专政，实行反共反民主的方针，设立了“反共委员会”，秘密发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剥夺了人民已经取得的一些民主权利。但国民党的这种倒行逆施，立即引起了在野各党派的愤慨和强烈反弹。

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党派参政员以孙中山先生的民主宪政主张为武器，分别向大会提出了七项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的提案，经过激烈辩论，最后终于在大会上通过了《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并迫使国民党中央不得不表示接受这一决议。国民参政会结束后，各党派参政员又立即在重庆邀请各界人士举行大型的宪政座谈会，连续召开了八次会议，影响很大。同时，重庆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一批青年团体、妇女团体，也分别召开了一系列宪政座谈会，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民主，切实保证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严禁非法逮捕和秘密杀害。接着，各党派参政员又联合各界人士共同发起成立了重庆各界宪政促进会筹备会，下设秘书处和宣传、联络、研究三个委员会，发表了宣言，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和组织活动。在陪都重庆宪政运动的推动下，成都、桂林、昆明、西安、上海（租界）等城市和广东、江西、安徽、山西等省，各界人民也积极投入了民主宪政运动，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建立宪政促进会，发表宣言和主张，编印宪政问题资料，创办宣传宪政的报刊，要求国民党早日结束党治，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从而在全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宪政运动。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宪政运动非常重视。自宪政运动在重庆开展后，1939年10月2日和12月1日，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党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指示。指示说：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的《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案》，“不失为进步的决议，而且的确反映了全国人民目前的迫切需要”。我党各级组织应运用这一决议，积极参加宪政运动，“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指示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根本主张，是要真正实现新式代议制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在宪政运动中，我们党必须提出和宣传下列主张：

（1）立刻实现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之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没有这一条件，所谓宪政是无法实现的。

（2）彻底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必须保证国民大会代表真正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的代表，反对由政府指定圈定办法。

（3）扩大国民大会职权。国民大会应有选举和改组国民政府，决定政府各种基本政策之任务。在国民大会休会后，应设立常驻机关，以监督政府对宪法与各种政策之实施。

（4）国民政府所宣布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使新宪法真正成为实现民主政治保障民权的根本法，而不是国民党训政的装饰品。

“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宪政。这种根本主张共产党是决不放弃的，即使一时不能实现，将来也还是要实现的。”

指示要求全党应通过各种报刊、会议和谈话，广泛宣传本党的民主主张，“严厉批评各种反对国民大会、反对宪政、反对民主的言论与行动”。并应指出“袁世凯、曹锟、吴佩孚均曾因反对宪政而遭致灭亡的历史事实，指出没有宪政就会有亡国的危险。”

由于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支持，1939年11月、12月，延安新闻界、妇女界、青年和商人，分别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并建立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筹备会。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毛泽东等46人被选为理事，吴玉章任理事长。这次会议后，在华北、华中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各界人民也建立了宪政促进会，并纷纷召开宪政座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重选国民大会代表，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实行宪政，在解放区掀起了宪政运动的高潮。

国民党原先是想以假宪政来欺骗和敷衍人民，看到人民起来要求真正的民主宪政之后，他们非常害怕，先是用各种方法压制和破坏宪政运动，接着于1940年9月，国民政府又借口因各地交通不便，将原定于同年11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日期无限期推迟，并以种种规定限制宪政团体的活动，从而将一场长达一年之久、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暂时压了下去。

国民党将民主宪政运动压下去后，先后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强化了特务组织，逮捕了许多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设立了不少集中营，全面加强了法西斯统治。但加强法西斯统治的结果，却使得政治更加腐败黑暗，各级官吏无法无天、贪污成风，用各种手段大发国难财和榨取民脂民膏，军队也大搞走私并克扣军饷，使官兵失去斗志，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这不仅引起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和同盟国的强烈不满，而且人民群众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这种危机到了1944年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此时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已纷纷转入反攻，而国民党军队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发生大溃败。为了挽救危局，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

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演讲，又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要求召集紧急国是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理由和主张。在这次演讲中，周恩来首先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对国家民族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说：“中国现在正面战场正处在严重的失败之中。河南战役，44天工夫，失掉了45个城市。湘桂战役，又连失长沙、衡阳、零陵、宝庆、肇庆、梧州等这样多的大城市，敌人现在已逼近桂林，威胁柳州，甚至昆明、贵阳亦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从此沿海较大的港口，都不在我们手里了。”这一连串的失败绝非偶然，这是国民党片面抗战、消极抗战、制造内战的结果，也是“由于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内实施一党专政、排除异己、压迫人民、横征暴敛的法西斯主义的政策所造成”。

周恩来强调指出：“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当局是死死守住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绝不容许有多党政治、人民民主的。”在大后方，“只有党治，绝无民选。各级参政会，由县而省而全国，都是指定的。各级官吏，由保甲长直到国民政府主席，都是党部委派的。而这些指定、委派，又为国民党少数统治集团所包办，党内广大党员及民主领袖是得不到这种权利的。所以，与其称为党治，毋宁称为寡头专制。”周恩来还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实际上是法西斯政治，“剥夺人民自由，实行官办自治，箝制舆论，摧残文化，垄断专卖，横征暴敛，纵使特务机关蹂躏人权…… 这种政治，请问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什么？”

中国共产党关于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尽管得到了国统区各抗日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民的热烈响应，但却遭到国民党的顽固拒绝。194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广播讲话，表示待军事形势好转后，即提前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还政于民”。以此来进行搪塞。

接着中国共产党又建议，首先召开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的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的预备会。这一建议又被蒋介石拒绝。

1945年4月下旬，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再次严厉地抨击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制度，他指出：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实行一党专政，坚持独裁统治，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贪污成风，廉耻扫地，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现在“中国人民要求废止这个反人民专政的呼声是如此普遍而响亮了，使得国民党当局自己也不能不公开承认‘提早结束训政’，可见这个所谓‘训政’或‘一党专政’的丧失人心，威信扫地，到了何种地步了。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或‘结束’了，这是当前时局的一大变化。”

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战后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在报告中，毛泽东再次向国民党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提出，其办法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这一要求又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坚持于1945年11月12召开由它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拟在本年七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激起毛泽东等人的极大愤慨，因此，中共中央宣布：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七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这样，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紧张，内战随时可能重新爆发。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纵论民主政治

由于国共两党关系紧张，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等人担心爆发内战，便决定出面调停。1945年7月1日，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冷、傅斯年六参政员飞抵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毛泽东等人除和黄炎培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取得一致意见外，又请他们参观了工厂、农场、商店和延安大学等单位，让他们与延安劳动模范及各界人士会见，使六参政员亲眼看到了延安党政军民上下团结、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临别前，毛泽东与黄炎培两人作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讨论了我国自古以来政治成败的原因及其规律，在交谈中，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殷切希望时，发表了他决定以民主政治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著名谈话。

对这次谈话，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记载。

黄炎培写道：“有一次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成多数，到风气形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

接着，黄炎培又说：“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赞同毛泽东的看法，他说：“我想，这话是对的，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个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这段谈话表明，毛泽东当时已深刻地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巨大优越性和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使国家实现长治久安。这的确是一条重要的真理，它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历史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黄炎培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视，当天就在日记中作了详细的记载，回到重庆后又将这段谈话写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并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该书在重庆出版，后来此书又在重庆、上海等地多次再版和翻印，总数达到数十万册，在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中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

毛泽东对民主政治的这种深刻认识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他在长期革命生涯中不断研究、探索的结果，特别是对抗战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指出：“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毛泽东又深有感触地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在整个八年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主要领导人，又从两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的交往和斗争中，他清楚地看到，国民党蒋介石由于坚持了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结果是政治腐败，贪污成风，民怨沸腾，民变蜂起，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使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另一方面，共产党由于相信人民群众，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实行民主政治，结果是政治清正廉洁，深得民心，使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中坚并不断扩大，同时人民军队和共产党的力量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有了这两方面的深刻体会，毛泽东便自然能够得出“只有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符合历史规律的科学结论。

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毛泽东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却未能始终重视民主政治的建设，晚年因破坏民主法制，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其原因和教训是值得人们认真研究探讨的。但尽管如此，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民主治国的光辉思想，是他留给我国人民的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　作者：薛攀皋

1960年初，一位中学教师写文章上纲上线批判朱洗及其著作《生物的进化》。当年“左”道横行，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很可能引起一场大的风波，甚或招来一场不小的灾难。有关方面请示负责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聂荣臻采取了和风细雨的方式，既批评了朱洗的错误学术观点，又保护了他的积极性，同时向批判者讲清楚如此处理的道理。风云散去，雨过天晴，事情圆满解决，有关人员都受到了深刻教育。

朱洗，五级车工出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朱洗（1900—1962），是我国杰出的生物学家。1919年在家乡浙江临海省立第六中学学习时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当排字工人。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呆了12年。当过洗碗工、木工、铸工、汽车修理工，当车工达到五级水平。他白天劳动，晚上补习法文和功课，终于在1925年秋考入大学。1931年获博士学位。

1932年11月，他放弃了法国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回到祖国，先在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执教，后到北平研究院动物学研究所工作，并在中法大学生物系任兼职教授。以后，他到了上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创办生物研究所，坚持研究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汉奸政权以高薪要职相诱挟，朱洗严辞拒绝。在上海已无法存身的情况下，朱洗回到浙江临海家乡，与朋友们一起办了一所半工半读的琳山农校和“合作医院”，不遗余力普及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洗重回上海生物研究所，这时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从昆明复员迁上海，两个研究所合并，挂后者的牌子，朱洗任研究员兼所长。

新中国诞生后，中国科学院接收北平研究院生理学研究所，并入新成立的实验生物研究所，朱洗先后任副所长、所长，直至逝世。他得到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有了保障，他的学识才能得以充分施展。他毕生致力于动物早期发展的研究，在卵球成熟、受精以及单性生殖等方面的探索取得卓著成绩。他在进行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的同时，努力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在引进驯化原产于印度的蓖麻蚕，以及解决家鱼人工繁殖的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还一贯重视科学普及工作，习惯于每晚在实验室写作，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深得老友巴金的鼓励和支持。朱洗的《蛋生人与人生蛋》、《我们的祖先》、《重男轻女》、《雌雄之变》、《知识的来源》、《爱情的来源》、《维他命与人类之健康》，以及《霍尔蒙与人类之生存》等八大本《现代生物学丛书》，就是在巴金主持工作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生物的进化》是他用力最勤，历时最久的一部书，解放以前没来得及出版。

1955年，朱洗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院士）。1962年7月，因患癌症逝世，享年六十有二。

瑕不掩瑜，《生物的进化》是一部好书

朱洗写这本书始于1936年。这是当时上海的世界书局计划出版的世界百科全书的一部分。到1942年，他已经写了40万字。因为抗日战争的关系，世界书局的计划被迫搁浅。

达尔文主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朱洗认为自己写的讨论进化的书不合时宜，不可能发表，便放下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他一度动心，但又自认书稿增补修订量大，又放下了。不意到了1956年夏天，科学出版社两位编辑到上海约稿，听朱洗说起有这样一部旧作，他们欣然表示愿意出版。于是朱洗鼓起勇气，抓紧时间修改。补充和改写了一些章节，总共增加了20多万字。两年后，这部近66万字的巨著终于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是进化思想的渊源；第二部分是进化的事实；第三部分是进化原因的讨论。

朱洗说，这本书是在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写成的。自己没有什么可鸣的新论调，只是付出一些辛苦，兼收并蓄地收集别人的论调，表达在这一书上而已。希望读者从这本书里听到世界各国学者对于进化问题的鸣声。

问题主要发生在，朱洗在三大部分和某些章节的结论中，把生物界的现象引伸到人类社会。这就是他后来所指的“多余的话”。在这总共不满5页的“多余的话”里，朱洗不同意达尔文所说的同种间竞争那么普遍、激烈、不顾死活。他引用克鲁泡特金在亚洲北部严寒地带多年考察动物生活的结果，认为同种个体互斗的例证很少，大都是为抵抗恶劣环境丧命的。所以，生存竞争多半是指生物与自然界的竞争。既然种内没有斗争，哪里会有因种内斗争而引起的进化呢？

关于谁最适于生存的问题，朱洗认为克鲁泡特金反对弱肉强食，用许多事实证明要先有和平、安适，才有进化；要互持、要互助，才能抵抗自然界中千万的强敌。这些强敌有的属于自然现象；有的是属于异种生物。生物中数目最多，种族最隆盛的物种，大都是合群的，如蚂蚁、白蚁、蜜蜂等，它们在团体中过着友爱美满的生活。人类既是动物的一种，当然不能例外。同种相残是退化灭种的因素；互助友爱才是进化的大道。这是由观察自然现象所得的高尚道德。

关于人类进化的事实，朱洗写道，少数帝国主义分子疯狂掠夺，忘却现代的文明是由和平、互助和创造三种要素铸成的。他们只知贪污，掠夺，投机，取巧，破坏人间的信义，摧残社会的基础。这是应该警惕的。大家如果明白过去大小战争的错误，痛改前非，那么，不但大小战争可以绝迹于人世，而且未来的和平幸福是享不完、受不尽的。

关于进化学说与人类的关系，朱洗写道，19世纪下半期起，有人在人类中间提出“弱肉强食的口号，想在血肉拚杀之下寻找人类进化的光明。50岁以上的我们，痛受战争的祸患，痛定思痛，是决不会赞同的。生物界中，有凶残无情的一面，也有慈祥恺悌的一面，慈爱的一面。应该充分学习，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基础”。

朱洗的这些话，当然是值得商榷的，有错误予以批评指正，是学术讨论的应有之意。问题是对于总体上看很有学术价值的这样一部著作，出现了某些错误，应该怎样处置。

聂荣臻说：不要全盘否定《生物的进化》，更不要把朱洗一棍子打死

1960年2月，上海一位中学生物学教师，写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的进化>》的文章，批判朱洗及该书的错误。这位中学教师认为朱洗的书是一本“散播反马克思主义、反达尔文学说毒素的巨著”。说朱洗“坚定地站在错误、反动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他批判朱洗引用许多克鲁泡特金《互助论》的观点，笼统地提倡人类之间的互爱和互助，并从此出发反对包括正义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文章说朱洗热衷于无政府主义学说，是因为他在解放前就是克鲁泡特金小集团的为首分子。文章还揭发朱洗偏爱西方学说，没有用专门章节介绍苏联的米丘林学说；在参考书目中，“没有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著作”。

1927年，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召开了一次有五个人参加的会，决定办一所学校和出版周报，在青年中传播无政府主义思想。当时朱洗还在法国，与这些活动无关。所谓朱洗是无政府主义小集团的为首分子，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朱洗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初到法国时曾经和陈独秀的儿子、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陈延年、陈乔年一起听过无政府主义者的讲演。但是他没有参加无政府主义的其他任何活动。

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早期，“左”的思潮在中国占主导地位时，一个“小人物”批判一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发表这样的文章，很可能掀起一场风暴，引发一场地震；不发表，作冷处理，万一被“秋后算账”，谁又能担当责任？因此，发或不发，没有人敢做主。于是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

1960年4月19—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委员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当时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以及中国科学院党政领导同志都在上海参加这个会议。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同志就批判朱洗的这篇文章，同中国科学院秘书长杜润生商量，并请示聂荣臻。他们认为，朱洗是一位诚实负责的自然科学家，《生物的进化》一书虽然有些错误，但不是有意假借自然科学名义进行政治宣传或恶毒攻击。《生物的进化》应当认为是一部有价值的科学著作，其中错误的部分是局部的、次要的。同时，这本书大部分是在1936—1942年间写的，1956年夏天以后突击作了大量补充修订成书，有些论点矛盾混乱，反映出朱洗思想上的新旧斗争。

聂荣臻了解《生物的进化》一书的情况后，决定从爱护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出发，要求以和风细雨的方式，帮助朱洗提高认识；不进行公开批判，不要对朱洗一棍子打死；不要对《生物的进化》一书全盘否定。聂荣臻责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员领导同志亲自同朱洗谈话，指出其错误观点，鼓励他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自我批评，对错误的观点在该书再版时加以修改。同时聂荣臻责成上海市科委同志约见那位中学教师，告诉他不公开发表他的批判文章的原因，并听取他的意见。这位中学教师表示理解和拥护这个决定，认为这体现了领导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爱护。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王仲良，是一位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善于和科学家、知识分子交朋友的领导。他按照聂荣臻的指示，向朱洗传达了聂荣臻处理此事的意见。朱洗很感动，认为“这是组织上了解我，是对我的爱护”。他结合《生物的进化》一书中的错误进行检讨，做自我批评。他承认用克鲁泡特金的观点，以动物界的现象去解释人类社会现象是不对的。他检讨1957年审阅旧稿时，对不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不分阶级的“爱”的观点等，都没及时改正，非常遗憾。

1961年底，科学出版社与朱洗商谈《生物的进化》一书的修订再版问题时，朱洗已因癌症住院治疗。朱洗高兴地允诺修改后再次印刷出版，先托付学生、助手王幽兰和主管本所科研计划的罗登先对《生物的进化》一书进行校阅，自己则配合医生坚持与癌症抗争，期待病情好转时亲自审定。但是朱洗很快病入膏肓，他自知不起，再三叮嘱重印《生物的进化》一书时删去那些从生物进化引伸到社会问题的“多余的话”。

颠倒黑白，“文革”中朱洗遭批判拨乱反正，《生物的进化》的再版

《生物的进化》再版并不顺利。朱洗在长眠地下6年之后，即1968年，他被造反派扣上“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无政府主义者”等罪名，甚至到他墓前开现场批判会，并砸碑毁墓。

1978年11月底，在国务院副总理方毅的过问下，才推倒了强加在朱洗身上的不实之词，为朱洗恢复名誉，并举行朱洗骨灰重新安葬仪式。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的聂荣臻送了花圈。《生物的进化》自从1962年底完成修订稿，到1980年3月出版，前后花了18年时间。（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6期 江渭清抗命三保刘顺元　作者：潘祝平

1957年及其以后几年，在我国的大地上，先后掀起了反右派斗争风暴和大跃进浪潮。当时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因病休养，刘顺元代理省委第一书记。在这场大风暴和大浪潮中，刘顺元一方面要及时传达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一方面又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左”的错误进行适当抵制，尽可能减少损失，刘顺元为此承担了很大风险，多次被毛主席点名批评，甚至要打成右派。在刘顺元处境很困难时，江渭清和省长惠浴宇、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光等省委领导集体，并未见风使舵，同样冒着很大风险，想方设法保护了刘顺元。这在当时那样的政治气氛下，是很不容易、非常难能可贵的。

反右派风暴开始时，刘顺元并不了解毛主席提倡大鸣大放的意图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而是怕搞乱，强调在基层暂不搞大鸣大放，尤其在工人和学生中不要搞，以免影响生产和学习。知道了毛主席的意图以后，也采取了保留态度，认为这种办法将会产生阻塞言路的严重后果。因而曾与惠浴宇商定，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走在前面。在毛主席对反右派斗争不断加温升级时，刘顺元却采取了“适时休整，降低温度”的办法缩小打击面，保护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1958年1月上旬毛主席来南京，曾向江渭清问起刘顺元的情况，询问江苏省委书记处、常委里有没有右派，意思很明显，已将刘顺元疑为右派。江渭清坚持实事求是，明确表示：“讲几句错话的人有，右派没有。”此次毛主席虽未将刘顺元点名为右派，但悬在刘顺元头上的右派阴影并未消除。

紧接着反右派风暴之后，又掀起了大跃进浪潮。对于大跃进，开始时刘顺元也曾为其迷惑过。但对当时指导思想上的唯意志论，对大放粮食高产卫星、大办农村集体食堂、大炼钢铁等方面的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搞浮夸、一平二调等歪风，也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因此大跃进所造成的损失，在江苏虽然未能避免，但远没有安徽等省那么惨重。然而刘顺元在江苏的正确作为，却遭到了当时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等人的反对。毛主席在反右派风暴中已对刘顺元存疑，在大跃进浪潮中又有柯庆施等人火上加油，以致在1959年7、8月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刘顺元几次被点名为“老右倾”、“大右派”。柯庆施还诬称刘顺元为“危险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刘老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其处境是何等困难，便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当年是“一言九鼎”。庐山会议以后，江苏省委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要不要批判处理被点了名的刘顺元，是江苏省委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可敬可佩的是，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认为刘顺元在江苏贡献很大，并无大错。于是与意见完全一致的惠浴宇、陈光等省委领导集体甘冒风险，共同下定了力保刘顺元的决心。其办法是由省委集体承担责任，集体总结经验教训。刘顺元在省委扩大会上代表省委作报告时，顺便把自己摆进去检讨几句。为了让刘顺元避开当时的风头，农业由陈光代管一段时间，刘顺元专任省委常务书记，暂少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江渭清等为了力保刘顺元，真是煞费苦心。在省委扩大会议前夕，毛主席路过南京时，听了江渭清、刘顺元的汇报及书记处其他成员的表态，见江苏省委完全团结一致，加上江渭清在汇报时明确表示：“我们也有右倾思想，但是没有‘分子’”。因此老人家此次对批判刘顺元未有表示。

然而刘顺元面临的风险并未消除。在事隔5个多月的1960年1月，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当安徽、山东、福建等省都说他们省委里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毛主席问江苏的情况怎么样？江渭清仍像过去一样明确回答：“讲些错误话的有，右派没有。”毛主席不满地说：“我看你们的刘顺元就是大右派！”并问江渭清敢不敢打？在江渭清表示不肯打刘顺元以后，老人家只好对江渭清说：“好吧，你就不要打了。”由于江渭清再次力保，刘老又一次侥幸脱险。以后毛主席虽然仍提过批判刘顺元，但并未下定决心。几个月以后，毛主席对刘顺元的态度转变了，说明老人家终于清楚了刘顺元在江苏的贡献。

由于大跃造成了严重后果，经济状况日益恶化，毛主席不得不同意重新纠“左”，采取一些紧缩措施。于是在1960年7月5日至8月10日在北戴河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江渭清建议刘顺元前往参加，因为毛主席最近几次说江苏这几年工作做得不错。刘顺元已多时未参加中央工作会议，这次毛主席见到刘顺元，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紧紧握住刘顺元的手说：“你跟渭清同志合作得很好，江苏这几年没有出大的问题。”这实际上已肯定了刘顺元在江苏的工作业绩。

刘老能够最终摆脱这场灾难，固然与三年大困难之后毛主席不得不同意重新纠“左”有关，但笔者认为，以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领导集体，实事求是，团结一致，甘冒风险，决心力保，是刘老能够脱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也显出江苏的江、惠、陈等诸老的高尚品格。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1年第6期 “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作者：郭广迪

1932年夏天，国民党集中了十几个精锐师对位于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经过反复较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陕南川北转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指挥官卫立煌率部占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金家寨。这一“辉煌胜利”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蒋介石亲自前往慰劳，国民党政府则颁布命令，宣布以位于大别山区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并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军队中获此“殊荣”者前所未有。

新中国诞生后，所谓“立煌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不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却收到了这位卫立煌先生从香港发来的贺电，称：“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1955年3月，这位曾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剿共英雄”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于1958年4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积极“剿共”受蒋介石特别嘉奖

卫立煌（1896——1960）安徽省人。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卫立煌在家乡参加革命军，后又到广州参加粤军，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立煌在粤军中步步升迁，由排长、连长、营长直至旅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玩弄手腕将许崇智逼下台，随后即对粤军进行改编，将不服从他的部队包围后缴械，将拥护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师，同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成的两个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他本人任军长。这就是蒋介石最初的嫡系部队。原粤军补充旅旅长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于是，卫立煌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一员干将。

北伐战争开始后，卫立煌率部随第一军参加了进攻江西、福建的战斗，到达福州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四师和顾祝同的第三师一起组成蒋介石政权的警卫部队。后来，卫立煌被保送到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回安徽组织军队，蒋介石给其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并任命他为师长。

从1930年5月起，卫立煌开始参加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战争，就任皖北“剿匪”指挥官。1931年，又参加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后来升任为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军军长。1932年6月，蒋介石组织第四次大围剿中，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立煌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十四军奉命进攻黄安（即现湖北省红安县），行军途中遭红军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红军首先击溃了其第十师的一个旅，然后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卫立煌随身的特务连也死伤惨重，若不是后援部队赶到，卫立煌险些成为红军的俘虏。

在尝到红军的厉害后，卫立煌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悄悄向陕南川北转移，蒋介石并不知情，一再敦促各路“剿匪”大军向大别山进军，务必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金家寨。因为怕中红军的埋伏，各路部队畏缩不前。卫立煌则挺身而出，他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抄小路直插金家寨，结果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共产党苏区的这一“首府”。蒋介石收到卫立煌从金家寨发来的捷报，兴奋不已，认为鄂豫皖地区的红色政权已被彻底摧毁，因而亲自前往慰劳卫立煌及其部队，并随即破例设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在“剿共”战斗中的“卓越战功”。

占领大别山地区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指挥，并兼任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后来，他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不久接连升官，先后任第五路军指挥官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34年4月，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同年任闽赣浙皖边区“剿匪”军总指挥。

十年内战期间，卫立煌几乎一直充当蒋介石“剿共”的急先锋，进剿地区遍及全国十多个省。

抗日救国重新认识共产党

1936年，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了胁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再进行一次大围剿，蒋介石又委任他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令其率国民党嫡系部队前往西北督战。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的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与陈诚、朱绍良、钱大钧等国民党要员一起，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卫立煌自知个人与红军打仗最多最狠因而积仇也最深，认为此次凶多吉少。但后来听了张学良亲自给他们讲同杨虎城举行兵谏的目的、经过，以及提出的八项主张，一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卫立煌认为，“确实遵行总理（即孙中山先生）遗嘱”，是他与张、杨的共同语言，同时认为，“全国一致抗日”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此，卫立煌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认真阅读当时西安发行的报刊，思考一些自己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后来，他对人说：“西安事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的结果更是想不到。好得很！当时要不是张汉卿（即张学良）这么一来，再打内战，中国早已被日本灭亡了。”

西安事变使卫立煌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他对自己的老对手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还缺乏了解。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他提供了全面了解和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战区司令官为阎锡山）和南路前敌总司令，率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参加抗战，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忻口战役打响之前，卫立煌和阎锡山在太原见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当时是该军的一个团长，因而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见过周恩来，但从来没有与他单独谈过话。这次周恩来一走进会客厅，卫立煌便立即起立行军礼，周恩来也热情地对他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周恩来向卫、阎二人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精神，并就他们提出的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问题作了解释，认为当前日军向太原进攻，在正面布置一部分兵力阻挡他们是必要的，但不应将全部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派一部分军队迂回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他说，八路军在决战上不是主力，它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所以不应将一二九师放在正面打阵地战。阎、卫二人觉得周恩来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卫立煌就赶往忻口前线指挥战斗。

忻口战斗打响后，卫立煌指挥部队在南怀花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对灵山制高点进行了反复争夺，死伤惨重。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在日军后方频繁出击。一二O师几度占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切断了日军后方交通线；一一五师也接连攻克察南冀西数座城镇，切断了日军的另一条后路；一二九师七八九团团长陈锡联则率部袭击了日军在阳明堡建立的临时机场，一举烧毁敌人24架飞机。八路军袭击阳明堡机场后，忻口战场很多天没见敌机来轰炸，使正面战场我军士气大振，连续发动反击。忻口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在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在临汾又与周恩来见面，并多次促膝谈心，使其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并肩作战“幸会”当年的老对手

忻口战役结束之后，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归第二战区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又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及其他高级将领。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来到临汾，与卫立煌等一起前往洛阳开会。在去洛阳的途中，卫立煌与朱德同乘一节车厢，在亲切的交谈中，卫立煌对朱德的经历颇感兴趣。在卫立煌看来，朱德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经历，与他有相似之处；为了救国救民，朱德放弃滇军旅长、川军师长等功名利禄的高贵品德，更令他肃然起敬。洛阳会议结束后，第二战区的将领又一起回到临汾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通过与朱德的进一步交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主张也表示理解，并对八路军在游击战中为什么能做到撒得开而打不垮感兴趣。朱德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详细说明，使他对共产党的治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时，十八集团军在临汾有一个办事处，离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远，卫立煌经常到这个办事处来与住在这里的八路军将领交谈。一次，他在这里“幸会”当年在鄂豫皖边区进行“剿匪”时的老对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此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两位“冤家对头”谈起了用兵之道，卫立煌对徐向前说，论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会打仗，并称赞卫立煌很能打仗。卫立煌却并不以为然，他谈起了那一次自己被红四方面军包围差一点当俘虏的事，两人哈哈大笑。

任人为贤请八路军战士当秘书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率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李默庵和郭寄峤，乘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拜年，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等的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集合直属部队干部，欢迎艰苦卓绝，在忻口战争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卫总司令和李军长、郭军长。”对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卫立煌在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八路军，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演讲之后，他们一起观看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等文艺节目。听了朱德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后，卫立煌表示他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战地服务团，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

回到临汾后不久，卫立煌看到了当时中共在武汉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上刊登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该通讯详细报道了他春节访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经过。他看完后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其身边的刘秘书说自己认识这篇通讯的作者，他告诉卫立煌，这个署名为任天马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叫赵荣生，也是我们的安徽老乡，出身于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上曾有人中过状元。七七事变前赵荣生在燕京大学念书，日寇占领北平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听了刘秘书的介绍，卫立煌感慨道：“为什么‘投笔从戎’不‘从’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又对刘秘书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们总司令部的秘书。”

刘秘书赶紧找到了赵荣生，已经当了八路军的赵荣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自己不能做主，就向所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共产党方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派赵的“顶头上司”丁玲与其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赵荣生很不情愿地服从组织安排，到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从此，赵荣生跟随卫立煌多年，成为其所信赖的忘年之交。改革开放后，赵荣生在卫立煌夫人的支持下写出长篇回忆录《回忆卫立煌先生》，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

眼见为实访问共产党首府

经过与八路军官兵的多次交往，卫立煌很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观访问，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1938年4月，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洛阳去开会的电报，卫立煌认为机会到了，他可以以赴洛阳开会“途经”的名义到延安参观。4月17日，卫立煌率由十几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延安，受到了延安军民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随后，卫立煌一行在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等人的陪同下，拜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卫立煌一行又来到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受到副校长罗瑞卿和师生们热情接待。卫立煌还在操场上对抗大学生发表了抗战演说，表示今后他要继续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坚持抗战，收复失地，并与学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参观抗大后，他们还专程前往二十里堡，看望了被国民党晋绥军误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抗大校长林彪。第二天，卫立煌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他立即命令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发给了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和牛肉罐头180箱。

1939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设在洛阳，后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在洛阳，他继续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原来，八路军曾要求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不敢答应，就借口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管辖，只同意其在洛阳设一个通讯处。卫立煌上任后，十八集团军随之改由第一战区管辖，他马上同意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通讯处改为了办事处。1940年，他与朱德签订了驻军防区协议，还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卫立煌与八路军交往，引起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他与延安的通讯联系也被人告密。因此，1941年夏，他被撤销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42年初又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同年3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准备让其率部进入缅甸作战。他还未上任，就因有人告发他涉嫌通共，蒋介石又罢了他的官，使他只得在成都闲住。后来，由于中国远征军的长官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不合，在征得史迪威将军同意后，蒋介石才重新启用卫立煌，于1943年秋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1945年4月，升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

再次充当“剿匪”总司令成为“战争罪犯”

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立煌曾长期赴日、美和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熊式辉、杜聿明和陈诚先后到东北指挥作战，均被解放军打得损兵折将。为了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剿共英雄”，发电报催促正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回到南京，蒋介石与其多次谈话，勉励他到东北为“党国”挽救局面。194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和东北行辕代主任。这是卫立煌所担任的职位最高的“剿匪”总司令，也是他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充当“剿匪”总司令。但是，这一次卫立煌没有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剿共英雄”。国民党在东北以至在全国的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卫立煌本人也完全知道这一点。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卫立煌在走马上任之前特向蒋介石告假回合肥探望80岁的老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

卫立煌虽然是蒋介石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老部下，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与蒋介石的奉化血统没有干系，因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嫡系中的杂牌”，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1948年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11个师，并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驻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迫投诚。10月18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直接命令其得意门生廖耀湘率由最精锐部队组成的辽西机动兵团向西挺进，企图夺回锦州，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该兵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被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解放军已快攻入沈阳市区，蒋介石怕主帅被俘或投降影响士气，才派飞机将卫立煌从沈阳接出。

国民党在东北完全失败后，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于1948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被撤职后，先闲住在北平。淮海战役打响后，他们一家曾乘乱秘密南下到广州，准备逃到香港，结果被保密局的特务发现，蒋介石知道后密电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将其扣留，随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南京软禁。后来又准备将他送到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撤走了守在卫立煌住宅外的宪兵，但保密局的特务并不买李代总统的账，仍留在其住宅内。不过，此时国民党必败的大局已定，其内部已是树倒猢狲散，卫立煌的副官乘机软硬兼施将特务们先后打发回家。1月30日，卫立煌一家悄悄离开南京，乘车到达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由于卫立煌担任过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他的名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通缉的43名主要战争罪犯的名单之列。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然给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但对于回大陆仍有所顾虑，因而在香港居住了数年。后来，周恩来托人写信给他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见到信消除了顾虑，于1955年3月15日返回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6年，卫立煌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4月，这位当年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见证者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接见他。1957年4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毛泽东主席也出席了酒会。当周恩来将卫立煌介绍给伏罗希洛夫时，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标题，发表了欢迎酒会的新闻。这是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公开表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句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话，正是毛泽东当着卫立煌的面说的。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逝世。1月20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卫立煌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公祭大会结束后，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这位前国民党“剿匪英雄”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已故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6期 在白色恐怖下为李大钊送葬　作者：安　若

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下令绞杀，举世震惊。尤其是他被害后，停灵六年不能安葬，直到1933年春，在社会名流学者的奔走呼吁下，在进步群众的捐助下，终于在4月23日举行出殡和安葬。

我的母亲刘静君和表兄刘导生都是这次治丧工作的积极参与者，我得以跟随母亲耳闻目睹了这段经历，并在我家里保存了近七十年的李大钊出殡的照片。

李大钊原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牺牲后，校方每月发给家属50元抚恤金。这次治丧活动由地下党组织领导，由北京大学公开出面，校长蒋梦麟任治丧募捐委员会主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等名流学者任治丧委员，其中一些人虽然在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上和李大钊是对立的（如胡适在“五四”时期曾和李大钊进行过“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这场大论战相当激烈），但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这时，胡适仍出任治丧募捐委员会委员。这一方面显示了李大钊高尚人格的魅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胡适的学者风范。

在出殡前，我的母亲不断到李大钊家中照顾他的夫人和子女，并从微薄收入中捐了十元钱，买了一大幅白布，亲笔题写了慷慨激昂的挽词，只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你看他，从容不迫大踏步，走上断头台”。吊唁那天早上，母亲带着这幅挽幛，带着我和妹妹李慎，赶到宣外南下洼子浙寺，这是建在北京贫穷地区年久失修的一座庙，李大钊的灵柩就在这里停放了六年。当时灵堂正中放着李大钊的灵柩，上面盖着白布，前面放着花圈。他的两个幼子和两个女儿穿着白布孝衣，头上围着白布，跪在地上接待吊唁者，灵堂内外挂满了挽联，景象非常凄凉。记得其中一对挽联是两幅白布没有一句挽词，上款写着守常先生千古（注：李大钊字守常），下款写着张申府敬挽。张申府是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20世纪20年代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脱党。这幅特殊的挽联很惹人注意，一些人交口赞叹：真高！言外之意是讽刺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言论自由。还有一幅挽联下款写着师范大学“徐氏三杰”，据说是三个女学生送来的。

在灵堂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李大钊的夫人哭得悲痛欲绝，这位有点乡土气的朴实的教授夫人比李大钊大七、八岁，而且没有文化，但李大钊对她很尊重，夫妻感情很好。母亲一边安慰她，一边不断流泪，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其中有不少名流学者，祭奠持续了一天。

第二天起灵出殡，杠夫抬着灵柩，后面是穿着白色孝衣的李大钊子女，我母亲和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陪伴李夫人坐在一辆马车中相跟着。送殡的人群举着一幅幅白色挽联。虽然沿途都有警察监视，路上的行人仍不断加入送殡行列，队伍越来越大，走到西单十字路口，队伍停下来举行公祭，行人有的停步默哀，很快围成一大片人群，阻碍了交通，警察过来干涉，驱赶人群，队伍继续向北前进，喊着口号，快到西四牌楼，恶名昭著的国民党宪兵三团出动，堵住路口，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的群众提出抗议，斗争趋向激烈，宪兵三团开枪抓人了！有个青年学生头上流着血被送上卡车，送殡成为一次真正的示威游行，一次争取民主自由的宣传。队伍向西前进，一直走到香山万安公墓，灵柩入土安葬。

这时，一位农民赶着驴车，拉来一块石碑，碑上刻着：革命导师李大钊之墓，落款是北平赤色互济会。警察过来干涉，不许将这块石碑立在墓前，群众坚持要立，母亲走出马车义愤填膺，据理力争，争的结果还是妥协了，这块石碑就随埋在墓穴的旁边。建国以后，才被挖出，但已不是作为墓碑，而成为革命文物，陈列在李大烈士陵园第一展室内。石碑的题写人赫洵，当时是北平赤色互济会的秘书。是刘导生的师大附中同学，为了逃避反动当局的注意，曾住在我家。互济会的油印机、印章也存在我家的储藏室里。他也是本文中几张老照片的拍摄者。

李大钊安葬不久，李夫人也去世了。我的母亲主动承担起照顾李大钊四个子女（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的帮助下早已逃往日本）的责任。我母亲可以说是李大钊的“入室弟子”，1920年她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当时不招女生），除听课外还和进步人士创办《曙光》杂志，是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很引人注视。北大的教授中，她特别敬重李大钊，由男同学张国焘、宋维民陪同到李大钊家中拜见，李大钊特别把他的夫人介绍给我的母亲，我母亲敬重地称她为师母。以后我母亲又单独去过李家几次，有时还留下来吃饭，每次都加一个炒鸡蛋。1957年春，为纪念李大钊牺牲30周年，母亲把这段经历写了一篇文章《记忆中的李大钊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

李大钊作为北大教授有丰厚的收入，完全可以使家人过上很优越的生活，但是他把钱都用在帮助穷学生、工人和党的活动上了。他的家庭生活很简朴，我母亲看到他的小女儿李炎华穿着一件红布旧棉袄，就像一个乡下孩子。李夫人去世后，我母亲从家乡接出一位族嫂为四个孤儿管家。后来李星华在中法大学住校读书，无法照管弟弟，就请我母亲帮助解决这个问题。我母亲曾经在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教书，和院长熊希龄较熟，终于顺利地把李大钊的两个儿子小五、小六送进免费食宿的香山慈幼院。熊希龄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后主动辞职创办香山慈幼院。该院设有幼儿园、小学和师范部，收养了大批穷苦孤儿，为孤儿免费提供衣、食、住、学。在白色恐怖下，熊希龄收养了共产党领袖的遗孤，实在难能可贵。我母亲为此在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送守常先生二子入香山慈幼院有感》，呼吁社会各界关心烈士的遗孤。这张报纸副刊的主编是张太雷烈士的夫人王芷君，她是我母亲的好友，经常向母亲约稿。母亲又找来她的好朋友刘清扬帮忙。刘是妇女界的领袖人物，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介绍她在天津《觉悟社》的同志周恩来入党。周恩来在几次谈话中都提到、感谢刘清扬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刘清扬特地同通州女师校长李云章通了电话，要求她接收李大钊的女儿李炎华入学，最后她操着浓重的天津口音，语重心长地叮嘱：“云章啊，这是你、我的责任啊！”李炎华也顺利进入免费食宿的通州女师。

这样一来，李大钊的四个子女就没有了家，节假日，他们常到我家聚会，李炎华来的次数最多。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抗战。（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6期 刘少奇与何葆珍烈士　作者：张飞虹

何葆珍是刘少奇同志的第一个革命伴侣。在此之前，刘少奇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1916年，那年他只有十八岁，正在长沙读书，母亲和哥哥感到逐渐长大的刘少奇愈来愈不安于家乡生活，总想到乱纷纷的外面去闯世界，于是由母亲做主，经媒妁之言，为他选择了一位本地周姓的姑娘为妻，并谎称“母亲病重”，将刘少奇从长沙骗至家中成亲。新婚之夜，刘少奇对周氏说：“对于这桩不合理的包办婚姻，我是反对的。我虽然同情你，但是我有我的事业，今后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希望你能找到一条好的出路。”说完，刘少奇便调头睡自己的大觉去了。周氏闻言，潸然泪下，独自空坐到天亮。刘少奇一觉醒来，打起背包，又回了长沙。几年以后，刘少奇走上了从事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周氏却因抑郁而成疾，英年早故，成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

1922年10月，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的刘少奇，在长沙清水塘22号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家中邂逅而遇他的第一位自由恋爱妻子何葆珍。

长沙清水塘22号当时对外是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毛泽东的掩护身份）毛润之（即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的私宅，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刘少奇对此地并不陌生，他曾经就读过的宁乡驻省中学和湖南讲武堂都在附近。这里住户不多，环境清雅，大片的绿茵和菜地环绕着两泓碧波荡漾的池塘，一座曲径通幽的石板小桥把北侧三十米开外山坡下的一座灰色外墙的小院子和池塘连成了一体。

那次是刘少奇到毛泽东家中述职，两人谈兴正浓的时候，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从屋外传来。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和正在长沙自修大学学习的张琼领着一位漂亮姑娘走了进来。毛泽东对刘少奇说：“那是小何，何葆珍。在衡阳女三师读书，因为揭露校长欧阳骏治校无方和贪污腐化被开除了，无家可归，现在住在我家。”听着毛泽东的介绍，刘少奇下意识地打量了一下站在眼前的姑娘：中等个头，窈窕身材，头戴一顶编织精巧的贝雷式线帽，身穿一套合体的青色学生服，肤色白皙，眉清目秀，浑身上下透着灵气，面对陌生青年男子，虽显矜持却不乏刚毅的气质。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刘少奇心中油然升起一丝欢喜。毛泽东又转过头来对何葆珍说：“这是从安源来的刘少奇，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留学生，刚刚回国不久。”望着眼前这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刘少奇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只是对何葆珍微微点了一下头，随手指了指身边的一把椅子请她坐下。她对他的示意抱以微笑，礼貌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他们就这样相识了。在欢快的谈笑中，杨开慧半开玩笑地说：“少奇，小何很有学问，是女三师的高材生，现在在自修大学深造，是不是可以让她跟你一起到安源去工作，给你当个秘书还行吧？”

两天以后，刘少奇办完了在长沙的工作，启程去安源，与他同行的还有何葆珍。临行前，毛泽东笑着劝刘少奇：“你陪小何在此地多住几天回去也不迟。”刘少奇坚定地说：“不，那里有许多工作等着我。”

何葆珍比刘少奇小四岁，1902年出生于湖南道县城里的一个小商贩家庭。兄妹三人中她为长，下有一弟一妹。父亲虽然是个秀才，但只靠做小买卖维持生活，五口之家也难得温饱，妹妹很小就被父亲送给一个李姓人家作了养女。何葆珍自幼聪明好学，才华出众，12岁父亲送她进了新办的县立女子小学读书。校长蒋松甫见她活泼伶俐，成绩优异，家庭又很困难，就以20亩地做抵押和以免费读书为条件，将她许配给自己的侄孙为妻。何葆珍始终不理会这桩婚事，只管一面跟随“婆婆”做家务，一面努力求学。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从此，踏上追求自由解放的广阔道路。

五四运动以后，毛泽东多次到衡阳进行革命活动，在学生中宣传新思潮，何葆珍受到很大影响，她说服父母卖了两间旧屋，凑钱还了蒋家的债，退了田契，坚决解除了那桩违心的婚约。1922年，何葆珍在衡阳女三师首批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团支部负责人和湖南省学生联合会委员。

何葆珍成了安源少有的女秀才，她被安排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担任教员，同时兼俱乐部书报科委员和工人夜校的课。

何葆珍与刘少奇有颇多相似的人生经历，他们同为心存鸿鹄之志且在学业上才华出众者；同为备受媒妁之言束缚且敢大胆叛逆者；同为热血青年且找到了实现宏大抱负之路者；又一同踏上安源这块素有“江南小莫斯科”之称的工人运动热土，可谓志同道合，天配良缘。

1923年4月春光明媚时节，刘少奇与何葆珍在安源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不办酒席、不收彩礼、不拜天地，只开了一个欢快的茶话会，和工人师傅们在一起热热闹闹地说了一阵话，就算办完了终身大事。

他们的家是简陋的。一张桌、几把椅子、一张床。他们的生活却是充实而温馨的。白天刘少奇奔走于矿上井下、俱乐部内外，何葆珍讲课、批作业、办理文书；晚上刘少奇还有忙不完的工作，不是外出开会，就是批阅文件，何葆珍也要顾及夜校工作，或者帮助刘少奇抄抄写写，只有到了深夜，才有一点属于他们两个人的时间。

一年以后，他们的儿子允斌出世了，白胖稚嫩的孩子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平添了无穷的乐趣。但是，在允斌不到一岁的时候，党组织决定调刘少奇离开安源去广州工作，于是刘少奇让二哥刘云庭把爱子抱回湖南家乡抚养。丈夫心、妻子心、父母心，对这种骨肉分离自然是难舍难依。然而，为了革命、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这又是心甘情愿的。

从1925年至1934年，刘少奇转战南北从事党的白区秘密工作，夫妻俩时分时合，难得在一起过上几天合家欢乐的日子。可是，两颗纯情相爱的心却一直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生有二子一女，长女刘爱琴，次子刘允若。因为父母亲奔波革命、四海为家，子女们都各有一个辛酸的童年。

刘爱琴曾经这样回忆她的童年：“为了革命工作，父母亲把我寄养汉口一个工运积极分子的家里。到了这家，奶妈刚生了一个男孩，她用乳汁和眼泪抚育着外面两个瘦弱的孩子。她心地善良，对我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开始，党通过父亲的亲属和旧谊，经常给奶妈一些经济补贴，日子还过得去。几年以后，这个关系断了。生活的重担逼迫着奶妈，眼看我饿得皮包骨头，不得不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把我卖给武汉的一家去当童养媳讨碗饭吃。临走的前一天，奶妈像被剜了心头肉一样，哭了整整一夜。

1938年，周恩来从武汉找回了刘爱琴。同年，长子刘允斌也由湖南老家被接到延安。允斌从安源离开父母以后，在老家由刘少奇名义上的“元配夫人”周氏抚养了一段时间。因为当时的家境每况愈下，稍一懂事，允斌就放牛干活，经受了不少生活的磨难。可是，当孩子们回到父亲身边的时候，他们亲爱的母亲已经在四年前为革命捐躯了。

爱琴和允斌回到父亲身边以后，先在延安保育小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第二年他们被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学习。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闪电式突然袭击，苏德战争爆发，此后，他们在苏联度过了很长时间的极其艰苦的时日，直到1949年和1957年才分别回国。爱琴回国的第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毕业后，先在国家计委工作，后到内蒙古自治区支援边疆建设。晚年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教授岗位上离休。

二子允若在母亲被捕后，被送给一个贫苦农民作养子。十二三岁时流落上海、苏北等地，卖报、当学徒、拣破烂，吃尽生活苦头。1946年才从苏北农村回到父亲身边。中学毕业后，入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1960年夏回国后，从事国防科技研究。允斌和允若在“文化大革命”中双双蒙难。

刘少奇和何葆珍的诀别在1932年冬。这是他俩都不曾想到的。那年，刘少奇化名唐开元离开上海，经广东汕头进入位于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何葆珍留在上海担任全国互济会负责人兼任营救部部长。她四处营救革命同志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1933年3月，敌人逮捕了她，并将她押解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在狱中，她英勇不屈，坚不吐实。1934年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清晨，32岁的何葆珍昂首挺胸走向南京雨花台刑场。

何葆珍为革命远行了。刘少奇把对她的爱化作对敌人的仇恨，化作革命的力量，化作无尽的思念。

1945年3月22日，刘少奇为《革命烈士传》写下了以下文字，永志哀思：“何葆（宝）珍，女，湖南道县人，湖南衡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生，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党。因反对学校当局的学潮被开除学籍，1923年到安源工会所办之工人子弟学校教书，是年与我结婚。和我一道参加过长沙、上海、广州、武汉、天津、满洲等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生二子一女，于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宪兵逮捕入狱，被判徒（刑）15年，由南京第一模范监狱执行。因她与狱外党的组织发生联系，被发现，第二次判决在南京枪毙。”

每个时代都有其特定的时代精神，“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是刘少奇与何葆珍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而刘少奇与何葆珍的这段婚姻生活恰恰是这种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6期 不能遗忘的费巩　作者：傅国涌

费巩是谁？今天的人大概都比较陌生了。浙江大学有个费巩亭，但了解费巩的学子恐怕已寥寥无几。我最初知道费巩还是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里。到图书馆只能借到几本介绍费巩的书，却借不到费巩写的书，但仅仅凭这些书的介绍就让我对他肃然起敬。他是20世纪历史上不该被遗忘的人物之一，他和闻一多、李公朴一样被那个黑暗时代的残酷的政权谋杀了。

1946年初，中共代表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立即释放的政治犯名单上就有费巩的大名，可惜那时候他早已尸骨无存。和他同时列名的还有叶挺，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廖承志，国民党左翼领袖廖仲恺的儿子，共产党员；张学良，大名鼎鼎的“少帅”，东北军阀张作霖之子。和他们几个相比，费巩的结局最惨，也最不为人所知。因为他并不是什么呼风唤雨的将军、不是显赫的政治人物，他不过一介书生而已。

1905年出生的费巩，毕业于复旦大学政治学系，年轻时参加过五卅运动，后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1年回国，先在母校任教，1933年以后一直在浙江大学当教授，教他心爱的政治学。1945年3月5日“失踪”，在重庆集中营被害，连尸体也被毁了，终年40岁。

费巩一生研究政治学，对宪政民主，尤其对英国和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有深刻的认识。他在30年代写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比较宪法》等论著，至今还不失参考价值。同时，他认为一国有一国的国情、政情，不能盲目模仿别国，他在浙大的讲稿如《中国政理》、《中国政治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关注的就是中国的遗产，他花大量心血清理这些政治遗产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教学的需要。

费巩一生坚持不当国民党的官，多次拒绝加入执政的国民党。1940年竺可桢校长请他出任训导长，他提出了“不入党”的条件。上任后，他积极推行、改进在英国行之有效的导师制，导师制无疑对学生的人格培养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支持学生创办了生气勃勃的《生活壁报》，充分发挥学生的热情，批评时弊，关心国事，被称为浙大的“民主墙”。费巩先生被害后，学生们为了纪念这位好教授，把《生活壁报》改为《费巩壁报》。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这样的教授，抗战时期的浙大才充满了民主、自由的空气，被誉为“民主堡垒”。

1940年，面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高压统治，他连珠炮一般公开发表了一系列锋芒毕露而又闪耀着政治智慧的政论和讲演——《民主政治与我国固有政制》、《实施宪政应有之政治准备》、《王之反对党（即论英国之政党政治）》、《论制宪之原则》、《英国议会政治》、《论政治风气之转移》等，发挥他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的专业知识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为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仗义执言，也深深地触怒了当权者。

1945年初，他在应邀赴复旦大学举办为期一年的“民主与法制”的特别讲座以前，计划对当时的人事、考试制度做一番实际考察，为此他一月中连日出入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教育部、考试院，接触了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调查的要目乃是有关国民党的腐败政制和工作效率，触及了当政者的禁忌。

1945年2月，费巩在《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上签名，这份时局进言由郭沫若领衔，有数百名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的法令，取消党化教育，停止特务活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和爱国青年等。当局气急败坏，私下做了很多工作，让签名者声明反悔。费巩是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这样费巩自然是他们做工作的对象，但他断然予以拒绝，因此才引来杀身之祸。

历史应该永远记住——1945年3月5日凌晨，发生了著名的“费巩失踪事件”。当中共代表向国民党提出“立即释放叶挺、廖承志、张学良、杨虎城、费巩”时，40岁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早已惨遭杀戮，他的尸体都被丢入硝镪水池“化”掉了。

和费巩一样留学西方学政治学的人中，像他那样敢直面蒋介石独裁政治的当时也不只是他一个人，罗隆基、王造时，张奚若等都留下过辉煌的记录。但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只有他一个。他的死甚至也不像闻一多、李公朴等那样广为人知，被写进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因为他没有组织，不是共产党员，不是民盟的成员，连左倾也算不上。他只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教授。

读他的文章痛快淋漓，他运用自己的政治学知识抨击国民党的专制腐败，把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当局批得体无完肤。遗憾的是他被杀害半个多世纪了，未见过他的文集、他的专著出版。就是在他生活、工作了12年、他心爱的浙江大学，也只有一个费巩亭默默地立在校园里，没有多少学子对他有真正的了解。

我总是忘不了费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他的学问，他被独裁政权暗杀，毁尸灭迹的残酷一幕。他这样一个教授，一个有自己独立政治见解的公民，只因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不向权势低头，不向恶势力屈服，竟被国民党蒋介石的特务残酷杀死。

费巩不应该被遗忘。1979年，一批三四十年代毕业的浙大学生曾发起过一次对费巩的纪念活动，使更多的人了解费巩。我为20世纪曾有过费巩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劫后传书泯恩怨　作者：刘白羽　徐光耀

征得徐光耀同志同意，本刊今日发表徐光耀今年4月3日给刘白羽复信及今年3月29日刘白羽给徐光耀信。两封信写得极好。背景是1957年那场反右派斗争中的历史瓜葛。那时刘是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作协反右斗争的领导成员，徐是专业作家。徐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遇到想象不到的折磨。40多年后，徐光耀反思历史，写成《昨夜西风凋碧树》长文，先在2000年1月号《长城》杂志发表，后在本刊2000年第4期、第5期刊载，读者反映良好。

刘白羽同志看到此文，给当年受迫害的徐光耀写了这封痛切自责、读来令人十分感动的信。徐光耀的复信，不仅表达了对于刘白羽同志的谅解，重新唤起了对刘的尊重，而且作了深沉的历史反思，他披肝沥胆地指出：反右派斗争是时代性体制性的一场悲剧，都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造成。他说：“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

本刊今日发表这两封信，目的仍是以史为鉴，提醒人们吸取历史的血泪教训，万勿重蹈覆辙。可幸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重新确立并发扬了，像反右派那种时代性体制性的错误，我们大力纠正了，而且今天越来越注意主动地去避免。

———编 者

刘白羽致徐光耀信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在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到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OOO年一期《长城》，因为手上这一本还要还给（人家），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杂志社），怕有遗失。我的地址：北京东城××街××号××室。

刘白羽

2001年3月29日

徐光耀复刘白羽信

刘白羽同志：

接到您3月29日信，很感动——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一下子使我对您的思想品德有了新认识，纠正了我以前存留的某些偏激看法。您是一位有党性的高尚长者。

但您对待自己仍然过分了，过错是有的，谈不到“罪孽”，也无须“谢罪”。以往的种种不幸，都不是您我之间的恩怨造成，那是一个时代、一种体制所造就的错误，个人可以承担某些责任，但不能承担主要的、更非全部的责任。个人是承担不起的。您我都有对党的无可怀疑的忠心，我们都是尽力按照上面来的精神行事的，悲剧是这种忠心到了分不清是非的地步，如果您我调换了位置，我整起您来也会毫不手软的。所以，从个人说，最大的教训之一是迷信。

在战争年代，我读过您不少小说，那个在马背上飘着一只空袖筒驰骋疆场的政委形象，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们的心贴得有多么紧！可惜，后来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分裂”了。造成这种惨剧的原因是一定要深刻总结的，我非常赞成一位诗人说的话：“在历史的长途上，个人的恩怨得失自不足道；而血肉换来的经验，却该认真记取。前者宜粗不宜细，后者宜细不宜粗。”

谢谢您的来信，它不仅启发我想了一些问题，也使我对您更加敬重了。以超过八十的高龄，能睁眼面对以往的过失，勇敢而彻底地否定它，这比起那些以发表假日记、假书信来美化自己的人来，真真高下自分，不可同日而语的。衷心祝愿您抚平创痛，保重身体，健康愉快。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2001年4月3日

2001年第6期 回应李普《悼胡绳》的信　作者：李慎之

李普同志：

你《悼胡绳》的文章（编者注：李文在本刊2000年第12期上刊载）收到了。拜读了两遍，觉得你援用蔡仲德先生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先生的话，认为胡绳一生也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三个阶段，已经对胡绳作了全面确切的评价。你要我再补充点什么，我实在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了。不过，你的文章启发了我，又使我再反复思索了一下，现在在你的评价的基础上再把我所亲历亲见的事多说几句，也许还不为辞费。

我认识胡绳比你晚了六年，是在1946年初进重庆《新华日报》的时候，也是先认识他的夫人小吴（全衡），我们连桌办公。那时胡绳好像已去北平、上海，只因家在重庆，才偶然回来。他一向是一个寡言少语的人，同我又没有什么工作关系，因此在当时白区党内的“才子”中，我同他的关系远不如同乔冠华、陈家康那样密切。

那年秋天，我随周公撤回延安，乔冠华、胡绳则去了香港。1949年以后，他们都到了北京，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在1957年我被划右派以前同乔冠华和陈家康倒是常见面，同胡绳则一别三十余年，直到1980年我作为“中央写作小组”的“留守人员”，住进毛家湾时才又见面。毛家湾原来是林彪的宅子，当时已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办公地点，胡绳在那里当副主任，我们的办公室相邻。他温雅如故，毫无架子，然而大家刚刚经过十年浩劫（我还要再加十年），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可说，话题往往是那里存放的陈伯达、康生搜刮来的一些书画。就是从这些对共同爱好的交谈中，才似乎慢慢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任。

那个时候，胡绳似乎还背着一个“凡是派”的名称。他是从来不会替自己洗刷的，反而对我说：“我当时思想确实糊涂，是邓力群同志给我打了招呼，才猛醒过来的。”

我们比较接近是到1982年胡乔木把我俩都调到玉泉山为“十二大”准备文件的秀才班子里去以后。两人比屋而居，他带有聂绀弩的《三草》诗集，时时吟哦，引得胡乔木也知道了聂老的千古奇诗而专门去拜访了一次，还请人民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散宜生诗》，并且亲自作序揄扬。那时，胡绳还送了我他重印的《枣下论丛》和刚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不过我的历史观当时已大有变化，翻了翻，觉得并无新意，也就没有如当时权威人士号召的那样去认真学习了。

1985年他任社科院院长以后，我们算又是同事了，但是来往仍然很少。一是因为他是领导，二是分工不同。不过我们的办公室挨着，他偶尔也会到我屋子里坐坐。刚上任时，他颇为学术研究工作该怎么做而苦思焦虑。我曾给他提过两条意见：一条是“坐得冷板凳，才吃得冷猪肉”；一条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前两句是老共产党员、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后两句胡绳当然知道是曾挨过全民大批判的胡适说的话。这两条意见，我提的都不很正式，他也不置可否。但是我注意到，在以后的党组会上，他都委婉地提出过类似的方针。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恐怕这也是学术工作唯一的出路。

1988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一下子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了。我怕自己秉性难改，言行不慎而连累他，交往也更疏远了一些，不过每年或者隔年春节，总是到他家里拜个年而已。

现在世人都知道胡绳在1999年初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再评价》是他晚年深入反思的代表作。以至于有人猜测胡绳的反思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也答不上来，但是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那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的高潮中，胡绳（可能是奉命）在《人民日报》头版发了一篇当时可称是传诵一时的大文章：《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它得到了中央的表扬，认为是解决了青年学生的思想问题。社会上也是一片赞扬声。记得在一次党组会上，有人称赞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最高水平的表现”。就在这个时候，胡绳忽然扭过头对坐在旁边的我说：“其实我不过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还有一半问题根本没有谈呢！”我当时也没有很在意，会后细细琢磨，胡绳的话是不错的。他的大块文章确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发扬蹈厉，以新民主主义为号召，以统一战线为依托，以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打败了反动腐败的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但是当时许多青年心中怀疑的还有：为什么新中国不实行新民主主义而实行社会主义，不实行市场经济而实行计划经济，不实行共同纲领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有，为什么会有反右派、大跃进、大饥荒，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些大悲剧呢？这许多明摆着的问题，胡绳并没有回答，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一个人能回答。

我越想越觉得：在胡绳这样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上，理性的力量何等强大。

也许，胡绳的反思就是在写《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篇文章时开始的。

1989年年底柏林墙被推倒到1991年的苏联瓦解改制，大概都进一步对他有所触动。

1994年5月，曼德拉领导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成功，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平交权，曼德拉也当选总统。1995年春节，已经退休的我去给他拜年的时候，谈到这件事。他说道：“现在看来，民族问题或者种族问题所造成的人的对立与仇恨比阶级问题更加深广，然而就是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决的。”就我所知，南非问题的解决在国内确实也引起了一些人对毛泽东所说“民族问题说到底是阶级问题”这句话的怀疑。胡绳也是想到了这一层。这个想法在他后来因病住院的时候大概也曾同前来探病的社科院同志说过。结果传出了两个版本：一个是上面提到的；另一个则说，“胡绳同志指示，今后研究国际问题一定不要离开阶级分析。”真是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第二种版本后来传到香港，立刻有人攻击胡绳成了“左王”。来年春节，我又去给胡绳拜年的时候，一进门他就问我“有什么新闻？”我说：“你现在成为新闻人物了。”他颇为惊讶。我把原委本末一讲，以为他会不高兴，因而建议他把他原来的意见正式传达一遍，以正视听。不料他竟面无愠色。只是淡淡地说：“随他们说去吧！”

我起初还有些纳闷，后来仔细一想，胡绳一辈子是一个学者，虽然做了十多年的院长，但是从来没有发过什么指示，要求别人传达。另外，他更不愿意以自己的地位来同误传了他的话的人立异作对。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同意吴江同志说胡绳“虽是高官，并非政要”的话。他逝世以后，我听到社科院的干事、工友、甚至司机的评论，都说“胡绳是一个本分人”。“本分人”这个说法不但使我感到新鲜，而且感到亲切。当今的世道，以胡绳这样的地位、资望，得到的评语，竟不是“炙手可热”而是“本分人”，实在是很高的赞誉了。

我和胡绳是一个支部——社科院办公厅支部。成员可以截然一分为二，少数是我们这样七老八十的人，多数是小青年。我们退休以后，开会一般是很少的。记得有一次开会时几位青年同志称胡老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要他给大家讲些当年的革命事迹，进行革命教育。不料胡绳立刻十分不自在起来，声明自己不过是一个“三八式的党员，谈不上老革命。同志们千万不能称我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也帮他说了几句话，要同志们不要乱叫。因为在我心目中，虽然胡绳参加革命在抗战开始以前，但是只有20世纪20年代或者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革命，而且当过七大、八大中央委员的人才有资格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今健在的老革命当中能够当得起这个称号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胡绳是不会也不愿僭越的。不料2000年11月胡绳逝世以后，消息传来，第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胡绳”如何如何，大出我的意外。不知胡绳地下有知，作何感想。

胡绳喜欢作格律诗，而且作得不错，这点我是1982年与他一起随胡耀邦到四川、湖北视察时，参观隆中诸葛亮草庐和襄阳米芾祠堂时人家拿出纸墨笔砚，要求我们留下墨宝时发现的。每到这种要命的关头，像我这样的人总是竭力退避，以免出乖露丑，胡绳则只要沉吟有顷，援笔可就。后来钱钟书也告诉我，他没有想到胡绳能诗。钱先生眼界高，要得到他的赞扬是不容易的。他论诗分唐宋，细入毫芒，但是他虽然宗唐，自己作起诗来，却总是脱不了宋人“以学问的为诗”的味道。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他说作诗要靠天分，勉强不得的。他对胡绳的诗却认为出语天然而风致嫣然，求之时人，实属难得。诗是灵魂的一扇窗子，从胡绳的诗也许比通过他的学术论文更能了解胡绳的为人。

还有一件事，“文革”末期毛主席批评郭沫若“百代皆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后，风传郭有一首七律上呈毛主席。开头就说：“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海茫茫未得珠……”，以后郭才能免于批判。原来这诗是胡绳在干校自述学习心得所作，不知为何误传成郭沫若的了。胡绳自己在诗集中注明这件事，不知你是否知道。

上面已经说过，你对胡绳一辈子“实现自我，失去自我，回归自我”已经作了全面而正确的评价，但是你好像还希望老天爷能假以年寿，使他的反思更深入，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当然也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但是我要说的是胡绳所做到的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古今中外，有几个人到了七十、八十还能反思，还能“尽弃所学而学焉”呢？西方哲学家认为，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这话是经过冯友兰介绍到中国来的。冯先生一肚子学问，然而到了八十岁才有机会开始反思。中国古代的圣贤从孔孟颜曾起，“吾日三省吾身”的工夫是有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也是有的，但是在经过三十年的信仰，三十年的大惑以后，还能认真反思，如冯友兰、胡绳这样的，以我之陋，实鲜闻知。胡绳作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不容易啊！

这段话是本着“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意思说的。巧的是胡绳本来姓项，叫项之迪。这是住在我楼下的吕叔湘老人告诉我的。吕老是胡绳在苏州中学的老师。胡绳当院长后，曾两次来看过吕老，执弟子礼甚恭。

就写这些了。你和胡绳同年，但身体好得多，我比胡绳小了五岁。胡绳的反思只能由我们这些人和更年轻的人继续下去、深入下去了。是唯后死者之责，何敢辞！ 2001年2月21日

2001年第6期 一个晚辈学人眼中的胡绳　作者：李向前

胡绳是我最敬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1982年后，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那时，我们是一群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对胡绳的大名是熟知的。中央任命他来当党史研究室的主任，大家自然想快些一睹风采。可是得见其面时，才知道他是个胖胖的和蔼的老头。当时，我们一般尊称他胡绳主任，有时也不惮冒昧叫他老胡。他总是慈祥地笑着作答。

得知胡绳大名，是由读他的书开始的。记得在做知青的时候，就读过他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一书。但那时患的是“缺书饥渴症”，有书就抓住读，所以印象不深。进大学读了历史系之后，这本书才真正引起我的敬佩。佩服的原因是，他在书中使用的史料，都是最常见的，没有什么秘藏。但整个分析却出乎别人之上。在历史系学生看来，这就是造诣。这本书极为精确地阐明了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步步加深，近代中国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可在写作此书时，胡绳只有二十多岁。

史学界有个传统或者说学术意识，那就是谁占有的史料多，谁的学问就好。在一般意义上这当然并不错。但事实上，任何史学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史料，更需要思想和观点，需要那种在融会贯通了历史现象之后所提炼的思想。因为没有思想和观点，再现的历史也就没有了灵魂。从《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这本书里，我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胡绳是一位特别以思想见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的突出特点，就是每一次下笔，都是在鲜明和深邃的观点指导下。

后来有幸在胡绳领导下工作，我的上述感觉自然日渐加深。《胡绳文集》我翻阅过多次，每一次都有如同一位思想者对话。他给你以指点，他教会你许许多多的东西。晚年胡绳，学术思想越加精湛，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越加透彻。他真理在手，勇猛前行。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为了纪念胡绳主任，我愿意写下这样几点感想：

首先，胡绳同志晚年的研究，决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特别的着眼点，为改革开放大局做理论阐释。他多次说过，做历史研究，实际上是由于现实的需要。他说，党史研究要注意现实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思想问题和理论问题。党史研究如果只是看过去，无目的考据某些历史事实，而不注意当前的问题，党史研究就不会有生命力。据我观察，他晚年的所有研究，都是发应所发，有的放矢。

例如，在1994年西安的一次学术会议上，他讲了这样一件事：从八大到反右，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党的总路线就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其中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他分析说：除了那些国际国内的特定诱因外，恐怕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对八大所提出的路线，并没有想得那么清楚，认识得那么透彻，结果一有小的波折，就对总路线发生动摇。胡绳讲这番话是在1994年9月。当时，小平南巡讲话已经发表。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际、国内出现的风波，一些人曾公开对改革大局产生怀疑。胡绳同志讲这样一个心得，用意就在于指出，如果不对党的基本路线有一个深入的认识，那么，任何小的波折和历史“插曲”，都可能动摇我们改革的决心，回到老路上去。历史的经验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我当时真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受。因为八大的历史，我们是熟悉的。而我们身边的事情，又是亲身所历。但我们却缺少将两个历史现象联结起来加以对比说明的智慧。我似乎一下摸到了历史滚动中的那些内在逻辑，明白了历史研究对解释现实、发人警醒的功用。

其次，在胡绳晚年的研究中，更有了一种探讨真理的无私与无畏。人们会注意到，自1994年胡绳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围绕着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争论几乎没断过。特别是胡绳同志的文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发表后，争论之声更是不绝于耳。百家争鸣，原本是繁荣学术的必由之路。我相信胡绳也并不认定自己的观点不能讨论。但是，的确有人在使用极端政治性的语言，给文章扣上吓人的大帽子。这就使争论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

我个人对这些滥加的政治帽子是反感的。因而写了文章，来反驳这些过分的政治指责。同时，我也认真地读了胡绳同志的文章。这些文章除了给我以深刻的理论启发之外，更让我钦佩的，是胡绳晚年探索真理的那种勇气。胡绳的文章，的确触及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构想中最为本质的东西。但是是说理的，是经过大量实践总结出来的道理；同时，又是睿智的，把我们通常见到却未能发掘出来的现象，做了深入研究。晚年胡绳，本来完全可以不去触及那些所谓的禁区（其实也是人为设置的），像人们说的那样，“保持晚节”。但他显然没有那样做，而是勇敢地、率直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这是为什么？值得我们晚辈学人三思。

当年，列宁在庸俗生产力论者的围攻中，也曾经同样毫不畏惧。他特别告诫布尔什维克们，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度中，通过革命所获得的社会主义，必需在获得政权之后，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否则，这个以工人鲜血换得的政权，将无法生存。胡绳同志在他的文章里，实际讲的正是这样一个道理。尽管“民粹主义的色彩”这个用语可以商榷，但胡绳同志在阐明他的观点时，恰恰重复了列宁，发挥了列宁。如果不是怀着不良想法，一个研究者是不应该误解胡绳的。纵观胡绳所有关于党史的论著（他把他的九厚册文集戏称为“一小堆书”），我们难道可以得出胡绳是在诋毁革命、反对革命的结论吗？晚年胡绳，以他最后一丝气力，向人们讲解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其勇气和献身精神，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经常谈论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问题。但往往人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会遇到种种困惑。我认为，所谓党性，就是实事求是性；而所谓科学性，其本质也是实事求是性。这样，实事求是便应该成为科学性与党性间可靠的联结点。离开了实事求是，我们的一切理论、一切宣传，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但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它需要极为精细的分析、考察和判断，需要高度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同时，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压力之下仍然固守真理的勇敢精神。我认为，晚年胡绳，真正做到了科学精神和党性的完美结合。

最近读到一位学术界前辈纪念胡绳的文章。文称胡绳是个“本分人”。我觉得这个“评价”很有意思。在中国的伦理价值体系中，“本分”似乎不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但真要做到却很难。也就是不事张扬，老老实实做事。更深一步说就是比较真实，不搞遮掩藏盖，一是一，二是二。没有虚的。胡绳晚年官居高位，可在我们眼里，他最本色的的东西，仍然是一个孜孜以求的学者，一个不为名誉虚饰所动的勇于探求真理的人。如果说“本分”是指这样一种境界，那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还真是要甘守一份“本分”才是。

（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6期 留苏岁月　作者：程斯煌

（一）

1955年9月份，我们上千名留学生身穿国家发的“特别包装”——出国服，西服革履，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苏联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

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闻见一股膻味、怪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列队做操，以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由于我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苏联老百姓围观。这些苏联老百姓的衣着、谈吐，虽不像电影上那样的华贵高雅，但也粗壮朴实，豪爽可亲，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当问到我们到哪里去时，我们说“到莫斯科，我们是学生，向你们学习来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马拉茄子(好样的)！我们还没去过首都莫斯科哩。”

车厢里的列车员都是年轻的苏联姑娘，在苏联境内五天五夜的车厢生活，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因为大家为了学习俄语口语，个个都愿同本车厢的列车员谈话、打交道。我们抢着帮她们干活，时不时还向她们赠送些小礼物。这些列车员碰上这样热情的乘客，高兴不已，到达终点站同我们分手时，她们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

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大使馆早已为我们作好准备，由在各高校学习的中国老留学生，将我们领走分赴各高校。学校及专业的分配方案，在出国前已宣布，我是国家统计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计算机系学习。

那时苏联高校均已开学，我被领到班上，交给“班长”—— 一位名叫拉丽莎的苏联姑娘。计算机系近两千学生中，外国留学生仅仅两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匈牙利姑娘。我立刻跳进了苏联人的海洋里，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全是叽哩咕噜的俄语，我在国内虽强化学习了一年俄语，并没有能扫除我的学习障碍。上数学、制图这些公式多、图像多的课还能应付；上哲学、经济学这些教授的课，我就发怵。只有下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并结合教科书，回到宿舍抄笔记、查字典，以几倍的时间来消化当天的课程，真是受够了“洋罪”。但中国学生的勤奋是有名的，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图书馆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全是黑头发的中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们基本度过了语言关。

（二）

我所学的专业——计算机，在统计部门实际是交叉学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经济统计和企业管理知识，又要掌握计算机科学技术。所以我们学的课程比较多，学习任务很重。好在经济、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等，我在人民大学都学过，有一定基础，花的功夫不大。

我们这个系，是学院的一个大系，学生近二千人。女生占三分之二强，究其原因：从专业工作特点看，适合女性担任；从当时苏联人口构成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据调查，苏联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大多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有时我到苏联同学家作客，他们母子(或母女)谈到死去的丈夫和父亲时，面色深沉，露出心灵深处不可弥补的损伤。苏联人民痛恨德国鬼子，如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样。

苏联同学的生活比较艰苦，本市学生还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因宿舍紧张，学校有本市学生不能住校的规定)，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自行解决，学校只向极困难的学生提供宿舍。学校对学生的费用不大包大揽，实行奖学金制：每学期各门功课按五分制，成绩都在4分以上者，给予奖学金；如果有一门功课出现了3分，则取消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量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大家为争这一口饭吃，努力学习，消灭3分。甚至考试时”相互帮忙”。

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四人住一间。学生大约一半是苏联人，另一半则是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苏联人中间，有很多是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如：土库曼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等。所以我住的那座学生宿舍(他们叫大学生城)真正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大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俄语。多民族学生混住并和睦相处，给我们提供了相互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机会。

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文风俗，是我们聊天的经常的话题，大家既可从中了解到很多不知道的奇闻逸事，也可成为宣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机会。当时他们对中国认识的共同点是：一，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表示钦佩；二，对近代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较多些。

在这些人中间，也不乏有大国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者。比如有些苏联人，特别是俄罗斯族人，自恃他们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以中国的”老大哥”自居，闲聊时竟半真半假地对我们说：“苏联已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你们中国干脆归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吧。程，你赞成吗？”听这话后，能不令人生气，都是同学，不需发火，我马上给他一颗软钉子吃。我说：“不对！亲爱的，哪能人少的合并人多的，你们虽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合起来只有两亿多人口。而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你们的三倍，还是你们合并到中国来吧，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容纳得下。怎么样？”小伙子听我这一通反驳，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来了一句：“赫得尔(滑头)！”大家哄笑了之。

留学生中除中国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见到的德国人(东德)也很用功，他们的成绩、纪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等都很不错，作为一个民族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他们之中，确有种族主义思想很强的人。有一学期同宿舍有一位叫瓦洛嘉的苏联同学，同我很要好，彼此尊重，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常来找我玩的那位德国日尔曼人对你们中国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问怎么啦，他说那位日尔曼人对他说：“我们都是白种人，少跟中国人(黄种人)打交道。”我听了很恼火。我说：“下次他再来我们屋，我将教训这个小子！”瓦洛嘉连忙说：“别说他了，你知道就行了，不要伤了和气。其实，他这种纳粹思想我们俄罗斯人也很不赞成的。他跟我说白人比黄种人优越；他和日尔曼人一起又会说，日尔曼人比俄罗斯人优越，实际上他也瞧不起我们俄罗斯人！”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见到那位德国人，连头也不点了。

在任何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全体留学生都能做到的。

（三）

苏联人的性格非常开朗、豪爽，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绝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弯弯绕绕，他想说你不是，他就当面说；他捧你，真是出自内心。提问题单刀直入，不拐弯抹角。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后，社会上反响强烈。我们常听到苏联人发泄不满的话，甚至用脏话骂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大抓农业，组织青年人到边远地区开荒。青年学生每年暑假也不得休息，到边区开荒劳动，收割玉米。一时间“秃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鲁晓夫的绰号、代名词。苏联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发泄不满，一般都不分场合。当着自己同胞的面骂，当着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面也骂，也不怕别人去告密。

自1956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直至我1960年毕业回国前，苏联人常向我们中国留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对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吗？”一开始我们都支支吾吾，回避这个问题，后来大使馆党委通过各校党支部向全体留学生传达：“凡是苏联人问我们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时，我们一律回答：没有。”统一了口径，回答自然千篇一律，苏联同学笑笑说：“赫得尔(滑头)！这不是你们的心里话。哈哈！是你们大使馆统一教你们说的吧？！”

俄罗斯人是白种人。白种人一般都是金发碧眼，俄罗斯人金发碧眼者居多数，但有不少俄罗斯人是褐发褐眼、灰发灰眼、黑发黑眼者，品种很多，对此我们也表示不解，有时就问他们。他们很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从前黄祸时期，你们中国人强奸了我们俄罗斯妇女的结果，生下了许多混血儿，就不是金发碧眼了！所以才出现了这麽多杂种。”这些诙谐的回答，叫大家听后忍俊不已，但品其余味，却很苦涩。欧洲人谈起黄祸，如同谈虎色变，而且就联系到中国人。

我忙解释说，那是元朝蒙古人干的，不是汉人干的。我们留学生中也有蒙古人，他们听了反以为荣，乐滋滋地觉得他们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据苏联同学说，现今城市的俄罗斯人、特别是有文化的俄罗斯人不再担心什么“黄祸”肆虐欧洲，但边远地区的农民，特别是老年人还害怕“黄祸”，因为民间有关”黄祸”的残忍传说很多。我想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汉人中至今不是还有关于中秋“吃月饼”的反蒙族统治的传说！？

（四）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学期都要调整一次学生宿舍，合住的伙伴年年有变化，接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从中不仅使我了解到对方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也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现举几个例子：

1956年与我同宿舍的有两位匈牙利人，都是匈牙利工人党(共产党)党员，平时表现很好，积极向上。匈牙利事件后，他们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回来，情绪极其消沉、低落，唉声叹气，跟我诉说了苏联人如何欺侮他们、奴役他们，连中学里都派驻有苏联人，他们忍无可忍，揭杆而起，遭到镇压，许多人民被枪杀了！我那时很天真，“受了党的教育”多年，为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还为“老大哥”辩解，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他说：“程，请相信，我是党员，说的全是真话。中国是个大国，有六亿多人口，他们不敢欺侮你们，可我们匈牙利是个小国啊！”说着几乎掉下眼泪。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各国共产党都派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毛主席的到来，引起苏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欢迎，赫鲁晓夫也很高兴，准备举行隆重的群众欢迎大会，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达。此举被毛泽东婉谢，说各国共产党都是平等的，没有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别国代表团，单独欢迎中国代表团不妥。毛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也为苏联人解决了难题，一时在苏联社会传为佳话。在41国的共产党、工人党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会上掰着手指分析世界形势时说(大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主张和平，但也不怕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接着毛主席又说了(大意)：世界大战爆发了，扔原子弹了，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国还有三亿人口，苏联还有一亿人口，世界仍然是我们的。这些话传出去以后，苏联社会上不少人不以为然，我同室的伙伴，班里的同学，甚至教授对我们说：“毛泽东的分析太可怕了，……世界死了一半人，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

1958年台湾海峡炮战开始时，不仅是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联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苏联同学都颇为担忧，由于两国签订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怕引起世界大战把他们卷进去。从当时苏联社会看，一句话可以概括：不仅苏联政府不愿卷进战争，苏联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势被绷得紧紧的，使人透不过气来。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在百忙中于11月17日接见了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全体留学生，地点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当时我们青年学生出于对领袖的无限崇拜，早早就在大礼堂等候。当毛泽东主席漫步走到主席台上时，“毛主席万岁！”声如雷贯耳，掌声经久不息，陪他入座的有总书记邓小平、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宋庆龄副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这次接见会上，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足足一个小时之久，他的名言：“东风压倒西风”和“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就是在这天讲的。毛主席讲话时，整个大礼堂鸦雀无声，恭听他的教导，连旁边人的呼吸都能听到。这次的接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现在回忆起来，还如同昨日。我观察得很仔细，连每个细微的动作都不放过。全体学生掌声雷动、高呼万岁时，台上台下都连成一片。但我总是感到彭德怀、邓小平的精神始终没“激动”起来，绷着个脸，两只手像拉手风琴似的慢慢鼓着掌。当时我还想：“他们天天同毛主席在一起，哪能像我们这样激动！”

我们去苏联之前，接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凡有损祖国、党和人民的话、事不说不做；所谓国际主义，就是凡有损中苏友谊、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事不做，并且本着这两大原则去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当时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帮助支部跑跑腿，干点实事。比如，每到“十一”国庆节时，我就跑大使馆借图片，在我校举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等等；学校或工厂举行庆祝我国国庆的晚会，我就负责组织和联系在会上发言等。我有一张周总理接见留学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悄悄地留了下来，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我们恪守在苏联人面前不议论他们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对于学校教务上的事情和问题，我们不主动去反映或干预，由苏联人自行解决。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凡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高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和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直属驻苏使馆的党委和大使领导。党中央有关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政策，都能及时地向留学生传达。我们学生也可以自己花钱订阅国内的报刊。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卢布就可以订阅国内报刊，所以我也就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其它技术杂志。

50年代，国内的一些做法，苏联人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苏联人中间，言谈话语、思想交流之间，我们感觉得出来。在中苏关系融洽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的主要报道，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中国所发生的情况，苏联人民第二天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国开展公私合营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财产送给政府“公私合营”，大资本家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献礼、报喜等等，在《真理报》上都有过图片和文字的报道。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资本家问题，大受苏联人民、学者、教授的赞扬，从言谈话语中，他们摈弃苏维埃初期对“资本家、地主、富农”采取斩尽杀绝、赶出国门的极端做法，而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资本家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创举。但他们对1957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表示不解和异议。记得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知识分子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就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听后，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反右派斗争说的。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包括工业大办钢铁，农业大放“卫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个小孩，《真理报》也天天报道。中国要超“英”，苏联要“赶美”。一时间，世界就像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天下。但毕竟有冷眼旁观者，有头脑清醒者。我听说，几个在苏联农科院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国内“大跃进，放卫星”的启发，也要在苏联搞“试验田，放卫星”。苏联农科院院士兼院长李森科说：“如中国人在苏联土地上搞出了中国式的卫星田，密植的庄稼上能站个小孩，我李森科不当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鲁晓夫委任我的中国学生来当！”科学家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中苏的蜜月行将结束，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美苏主宰世界。但表现形式上，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反对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称霸世界。记得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萨科里尼克公园(离我住的学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剪彩，中国大使馆通知全体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抵制这次展览，“不许前往参观，不许与美国人接触，更不许与美国记者攀谈”，以防美国人抓住把柄，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由、民主。我们都老老实实地照办了。在那期间，我们都很少上街。因为美国展览会强烈地吸引了苏联人，他们也抱着对美国的好奇心，街头巷尾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有不少苏联朋友搞不到参观美国展览会的票，想走外国留学生的后门，问我：“程，求求你帮我搞几张票，你们外国学生去要票，一定优先照顾！”我当时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并颇为激动地说：“美国佬占领我们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展览会不屑我们一看！”颇有与美国佬势不两立的架势，把苏联朋友弄得悻悻而去。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中国的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呢？

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这批留苏学子，现在都已年过花甲。回想当年我们为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目标，赴苏联留学多年，回国后努力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仅我们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的28班，就可以称之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他们留苏回国后，有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的先锋，有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有医学领域的权威，有著名的电影编导，有经济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有画家、园艺家、法学家等等。21世纪已经来临，长江后浪赶前浪，相信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超过我们。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党派我给宋庆龄当秘书　作者：李　云

今年是宋庆龄主席逝世二十周年。在她生前，由于工作关系我同她有多年接触，我写了一些回忆，虽然零零星星，但愿能表达我对她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

一

1936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他首先来看地下工作者徐强（老徐是我的丈夫，当时称为“老金”）。我看到冯雪峰身穿古铜色长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脸色很黑，有些像经商的模样。他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徐强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冯雪峰决定停止警报工作，由徐强全面负责情报工作。并要我们另找房子，换个环境。接着他去看望多年不见的老朋友鲁迅，两人彻夜长谈甚欢。鲁迅当即给宋庆龄打电话，告诉她里面来人了，希望约定时间见见面。

冯雪峰会见宋庆龄，主要研究有关救国会的工作问题。想不到宋庆龄此时提出一个要求，她说：“我考虑了很久，我有事要找你们商量，一下子没有办法找到你们，所以我要求你们派一位共产党员在我这儿，使我和你们能够及时通气。”冯雪峰答应下来。

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冯雪峰竟会要我去宋庆龄那里工作。我认为宋庆龄是国内外有很高地位并有很高声望的人，我怕做不好工作，因此不敢承担这个重任。经过冯雪峰的开导，我服从了。组织上考虑到宋的环境，专门为我作了一番包装，订做了几件旗袍，一双半高跟皮鞋，一只墨绿色的拎包。

1936年5月下旬的一个晴天，我前往莫利哀路（现香山路）29号会见宋庆龄。宋的客厅陈设简朴大方，左右两壁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相片。我刚在沙发上坐下，听到一阵脚步声，抬头望去，走来一位穿墨色旗袍、黑色高跟皮鞋，仪表非凡、美丽端庄的妇女，我马上站起来，只见她满脸笑容，来到我身边，一面端详着我，一面笑着说：“啊呀！是位小姑娘呀！”（其实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梳着两条小辫子）接着她叫来了李妈，对她说：“这位钱小姐（冯雪峰给我改的姓），是新来的秘书，因为事情忙，不能每天来。”宋又对我说：“如果我不在家时，李妈会照顾你的。”宋和我在沙发上坐好后，她问我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些什么人？我都一一回答，后来她好像和我商量似地问我：“你能否每星期来三次，如果事情多了，我再增加，你看好吗？”我点头说“好”。

大约过了一个多月，宋庆龄对我提出，希望能改为每天去她那里一次。她认为这样更为方便。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宋庆龄的住宅周围特务、密探不断，我不得不经常改装，穿行商场，从前门进后门出，直到我确实感到后面没有尾巴时，才回到家中。

当时，宋庆龄如有重要事情商量，就要我去约冯雪峰会面。一般情况下，她经常将一些南京政府方面的消息直接告诉我们。有一次，她对我提出，是不是可以帮助她了解牛兰夫妇的情况（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是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更机密的是牛兰又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后，引渡到南京的。）我即向冯雪峰汇报，很巧，徐强领导的南京情报关系中就有一份有关牛兰的情报。此后，每次从南京来的密写情报中如有关于牛兰夫妇方面的情报，我都抄一份给宋庆龄。大约在1936年9月间，潘汉年到达上海，看到我单独写牛兰方面的情报，就问我原因，我如实作了汇报。他笑着说：“啊，夫人要，不是光她看，而且上面也要看。”我感到奇怪，潘又笑着说：“不知道怎么搞的，他们怎么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

一次宋庆龄要我通知冯雪峰去她家面谈。冯从宋家回来后，把用报纸包的一包东西交给我，要我保管。他说，这是方志敏的遗墨《可爱的中国》原稿，那是鲁迅从内山书店取回来交给孙夫人的。宋庆龄把它交给党，还附有方志敏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但是，后来冯雪峰又将这包东西取回去了。

二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当天深夜，我们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报头标上“十万万火急”。我兼管电报时间不长，从未见过这样的急电。我非常焦急地等候潘汉年和冯雪峰的到来。那天潘汉年来得特别早，说是从南京得到消息，西安出了事，情况不明，所以急忙来看中央电报。这份电报通报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进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情况；同时提出了我党的主张：公审蒋介石。不多时冯雪峰也来了，经过商讨，认为电报很重要，暂不向外公布，还要等中央进一步的消息，并密切注意南京方面的动向。

我去向宋庆龄报告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她一听到蒋介石被张、杨两将军扣留，非常高兴。她说张、杨很勇敢，做了件好事；他们采取这种办法，也是迫不得已的。她说，在军事压力下，有可能使国内战争转为抗日战争，但认为蒋介石很狡猾，不可轻信。

第二天，我去宋家，见李妈打开信箱，发现一封恐吓信，是用毛笔写的，还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宋看后笑了起来。她说：“不怕他们，我收到的恐吓信也不只是一封，见多了，也就无所谓了。”

回来后，我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了宋收到恐吓信的事。他们非常重视，认为切不可麻痹大意，一方面争取公开的保护，向法租界捕房报案（宋的住址当时属法租界的范围）；另一方面提醒宋暂时不要出门，注意安全。徐强提出派人去宋的住处周围，加强秘密保卫工作，但不能让宋晓得。他派了赵伯华担任这项任务，同时嘱咐我，进出宋的住处更要注意“尾巴”。

宋庆龄同意党组织的上述建议。大约过了几天，西安事件有了变化，中央又发来“十万万火急”的电报，内容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下，释放蒋介石，要我们报告宋庆龄，同时向新闻界发布。潘汉年随即要我赶快去向宋庆龄传达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那天我一早去宋家，看到门内李妈和帮工何元光正清扫庭院，一人用橡皮管引水冲地面，一人用竹扫帚反复洗刷。他们告诉我，夜里有人将一包包粪便丢进来，臭气冲天。我进到客厅，宋庆龄坐在沙发上，愁容满面。她告诉我说：“据南京方面的消息，何应钦积极准备军事行动，用军队包围西安，派飞机轰炸西安，阴谋制造内战，如果这些亲日派上台，日军可以长驱直入，侵略中国。”她希望我们党赶快调解此事，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这并非姑息蒋介石，而是考虑国家的前途。我向她提出，潘汉年要见她，传达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宋非常高兴，当即请潘汉年下午二时去。

潘汉年会见宋庆龄回来说，孙夫人非常赞赏我们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她提醒我们与蒋介石打交道要十分注意，此人毫无信义，异常狡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手段十分恶毒，应当提高警惕。

三

1937年2月，宋庆龄接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开会通知，请她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宋自从1926年以后从来不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她对蒋介石是深恶痛绝的，也不愿意见到那批违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假左派。这次接到通知，她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参加。

宋庆龄对我讲，她去南京开会，大约两、三天就回来，准备在会上发言，讲完话就回上海，一刻钟也不愿多呆。她说，我实在讨厌他们。

她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提出：“救国必须停止内战，中国人不应当打中国人。”

宋庆龄从南京回来后，将这篇演讲稿很慎重地用信封套起来交给我，请潘汉年与冯雪峰看看。

1937年春，李克农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在治眼疾的同时，还肩负着重要任务。

李克农一到上海，首先通过我约定时间，由潘汉年陪同去拜访宋庆龄，向宋通报了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情况，特别是释放“政治犯”，请宋庆龄从旁协助，促使国民党尽快办。

李克农又请宋庆龄帮助约见孔祥熙夫人。经宋约定，孔夫人和李克农均按时到莫利哀路29号宋的住处见面。宋庆龄给两人作了介绍后，自己退到花园里散步，一直到他们谈话结束，宋送走他们后我才回家。

1937年7月间，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与国民党代表蒋介石、张冲、邵力子在庐山会谈后，于14日到达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饭店。第二天，他们到了潘汉年另一个办公地点，由徐强向周恩来等汇报情报工作。汇报结束后，潘汉年要徐强赶快叫我去通知宋庆龄，告知周恩来等三人结束庐山会谈后，已来上海，要求见宋。

宋同周恩来等会见时，极为高兴，他们在大革命时期就认识，而林伯渠作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与宋更为熟悉。他们谈得很热烈。周恩来将庐山会谈经过情况向宋作了介绍。周恩来说，蒋介石对抗日很动摇，对日本军国主义还有幻想，希望通过和平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们把中共团结抗日的建议搁置起来，以致会谈没有结果。

宋庆龄听了很生气，她说，怎么置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于不管呢？他岂不是变成人人喊打的卖国贼了吗？

四

1937年记不得哪个月份，宋庆龄对我谈了一些事情后，她突然轻声地对我说：“我算不算党员？”她提这个问题，当然决不会是问我的，她是在问党组织，我无法回答，只得“嗯、嗯”地点头，她也不追问，又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回到家里，在潘汉年和冯雪峰来看电报时，把宋提的问题请示他们，问应该如何回答宋庆龄？潘汉年说：“孙夫人坚定不移地与我党合作，她用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到了特殊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她的入党问题，必须中央来考虑。”潘又说：“明天，你对夫人说，你和共产党员一样。这样回答比较妥帖。”冯雪峰也同意。

第二天，我见了宋庆龄，按照潘的意见回答了她，她异常高兴。我把一些事情办好后，准备回去时，宋一定要留我吃饭，她说：“你从来不肯在我这里用饭的，今天一定要在这里吃一顿便饭。”

宋的饭菜极为简单，首先每人一杯紫菜汤，接着一盘甜椒炒猪心，另一盘为灯笼椒塞肉末，还有一盘菠菜和一盘盐渍紫萝卜，是宋亲自做的。宋对我说：“我炒菜是跟孙先生学的，他长期过流浪生活，学会了炒菜煮饭，而且他是医生，懂营养，青椒（里）维他命C特别多，所以我常吃青椒，紫萝卜是我用盐渍的，不仅营养好，而且很爽口，是我喜欢吃的。”这顿便饭吃得我们两人都很开心。

这年“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炮轰闸北，袭击虹桥机场，当时租界非常混乱，许多华界的居民纷纷拥挤到租界里来，靠近租界与华界交界的地方居民纷纷往市中心逃。到处抢商店，米店纷纷关门。有一天，我去宋家，恰巧宋庆龄不在，李妈对我说：“家中米只能吃几天了，元光出去找米店，都关了门，他实在买不到大米，急得不得了。”正在这时，何元光来了，他说：“钱秘书，请你想想办法，买点米，我实在没有办法，又不敢对夫人说。”对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只好答应说：“好，我去想想办法吧。”我找父亲帮忙。他托米店熟人买到了米，第二天，又雇一辆汽车给宋家送去一担大米。

到了十月下旬，形势更加严峻，归绥、张家口、大同、保定、石家庄、邢台、娘子关、德州、沧州等相继弃守，上海的形势也更加紧张了，日军在沪宁线调动频繁。毛泽东、周恩来来电说：为了孙夫人的安全，请她撤离上海去香港。这份电报是由潘汉年向宋传达的。第二天，记得我去时，宋对我说：“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的关心，我这里还有不少工作需要处理，我还不能一下子随便离开，稍缓些时间吧！”她停了一下，又对我说：“我非常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去香港。”这时，我为难了，因为我还不知道组织上是什么意见，不敢答应下来，只能以微笑表示。

五

大约11月下旬，或12月上旬，中央发来第二封电报。这时抗日战争到了极其严重的阶段，上海沦陷，无锡、苏州等地相继弃守，上海租界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中共中央来电催促宋庆龄赶快离开上海去香港，电报具名为毛泽东、周恩来。这份电报由我向宋传达，她表示感谢毛先生和周先生，并说：“工作上一些事情已处理得差不多了，可以离开上海了。”她告诉我，她把孙先生的遗物全部整理了一遍，凡是能带去的尽量带去，还有她母亲和父亲的纪念物，也想尽量带在身边。一些带不走的重要物件，寄存在朋友处，其他一些东西只得放在家中了。她讲了打算后，拍拍我的手背说：“我们相处得很好，很合得来，我非常希望你能一起去香港。”这次，我由于事前已经得到组织通知，决定让我陪同宋庆龄去香港，因此，我点点头答应了。

宋庆龄为人很细致，待人极为周到，她甚至为我准备了去香港的服装，送了一段紫色椭圆形银色花纹的绸旗袍料子，要我赶快去做一件丝棉旗袍；另外又送了一件灰色花纹旗袍和一件黑色外套，都是新的。她说：“不要客气，你拿着，会有用的。”我赶紧回去向潘汉年、冯雪峰汇报，并把东西交给他们。潘汉年说：“凡是夫人送给你的东西，你必须要拿，不然她会不高兴的。”冯雪峰说：“给你的料子，赶快去做，再买一件大衣，这样可以配起来。”

在赴香港前三、四天，宋庆龄交给我一张船票，她说：“这是艘德国邮船，乘客少，比较方便。我请外国朋友送上船，带着李妈，你单独上船，我们在船上会面吧。”

12月23日清晨，天气阴沉沉、灰朦朦的，很寒冷。我拎了一只箱子，拉上大衣领子，随着三三两两的人上船。

邮船大厅富丽堂皇，房间里床头有电话，里面有洗漱间和浴室，室内布置得很高雅，暖气很足，大衣穿不住了。船开出不到一小时，李妈找到我房间来，交给我一张纸条，这是宋庆龄写的，大意是：在船上不便会面，到香港后，要我第二天到她的新家去，纸条上写有地址。

到达香港后，宋庆龄住在她二弟宋子良的房子里。宋子良在香港有几套房子，半山上这套让宋暂住，宋准备以后找到合适的房子再迁移。我住在跑马地徐某家中，他是中共秘密党员，任国民党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英文很好，他是由南京撤退到香港的。他在南京时由徐强直接领导，潘汉年来香港后，改受潘的领导。

我按原来约定的时间去看了宋庆龄，李妈一看到我去了，她说：“夫人就是等你来。”原来宋庆龄因为我没有来过香港，准备带我出去走走。那天，宋穿了件黑色旗袍，加上黑色薄呢的外套，高跟皮鞋。我们坐出租汽车来到去九龙的轮渡码头，进到轮船最里面靠窗的一排凳子边坐了一会儿，宋站起来，对着窗外看，我也跟着宋站起来。宋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你看靠安全门旁边一排座位上有一个女的，皮肤黑黑的，胖胖的，穿一套西装，她叫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我实在不愿见到她。”当船到达九龙时，我们等到渡船的人走得差不多时，才上的岸，已经不见这位胖女人的影子了。我们沿着九龙最大的一条马路——弥顿道走，一直到弥顿酒家门口，才转回来，仍坐渡船回到香港。当时香港另有两条大马路，一条德辅道，一条皇后大道。我们慢慢地走，宋带我们去金龙酒家用午餐，宋点了几个菜，吃完后，宋说，她要变戏法给我们看。说着，她将红茶倒在盅里，立刻变成了白色，如牛奶。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我和李妈都笑起来了。

六

1938年春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标题：蒋夫人探望国母孙夫人。我想可能有什么重要消息，便去宋家打听。宋庆龄热情地邀我一起进餐。我一面吃一面问报纸上登的那条消息。宋说：“昨天我的小弟子安来看我，对我说：‘三姐来到香港，我们都聚在一起，三姐关照大家，任何事情不要告诉你。’我听了很生气，就对我的小弟说：‘你不要对我说什么，我也不要听。’我的小弟子安是和我比较好的，他还来告诉我一点消息。”“我们姊妹关系不及一些好朋友，一切都从政治上来分的，谈不到什么骨肉之情。我们姊妹彼此都用夫人称呼。她们叫我孙夫人，我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报纸是乱推测的，我住上海那么多年，她都不来看我，我刚到香港不久，怎么会来看我呢？当然我也不会欢迎。孔家的大儿子孔令侃，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常来看我，告诉我许多南京政府的情况。因为在孔家，大人讲事情并不回避孩子的。西安事变时，他的父母不准他来我家了。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样样都是从政治上分，哪有什么姊妹之情，全是空的，表面的。”由此，我对宋坚强的政治态度、爱憎分明的立场，感到十分钦佩。

1938年4月下旬，上海来电报，由于我的孩子病重，要我回去，我向宋庆龄请假，她同意。她再三叮嘱我要尽快回去，她打算把我放在她筹备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里任秘书，有了公开身份，我的工作更为方便了。不料到上海后，虽然孩子病好了，但因工作需要将我留下来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6期 三个早期清华人　作者：钱听涛

一 早期清华

研究过清华大学校史的人都知道，它的前身是清华学堂，清宣统三年四月初一（1911年4月29日），招收第一批学生，在清华园正式开学，这一天是星期日，以后就把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作为校庆日。今年90周年大庆又适逢4月29日。辛亥革命后，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将清华学堂改称清华学校。1925年5月设立了清华学校大学部，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

清华学堂（学校）时期的任务完全是为了培养留美预备生，开始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领导，民国以后完全由外交部领导。因为这所学校是利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设立的，所以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公使实际上控制校务。早在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给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就提出：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页）但是后来的历史证明，美国当局的这种愿望落空了。一代代的清华人加入了人民革命的行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我这里要记述的是清华学校时期三个早期清华人，似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有点淡忘了。他们是周诒春、杨恩湛、凌其峻。

二 周诒春和杨恩湛

清华学校时期共换过十任校长，其中有些完全是不学无术的军阀官僚，如1928年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统治北京时所任命的清华学校校长温应星，原来是保定军警执法处处长，到职仅两个月，就随着张作霖垮台而去职。但也有真正办教育的教育家，其中成就最大、任职较长，为以后的清华大学初步奠定基础的就是周诒春，同时作出贡献的是周诒春任校长时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杨恩湛。

周诒春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1883年生于汉口一个茶商家庭，青少年时在上海圣约翰书院大学部毕业，他的老师是颜惠庆。1907年他自费留美，在耶鲁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被清廷授进士，点为“洋翰林”，先后在中国公学、复旦公学任教。辛亥革命后，他随颜惠庆入外交部任秘书，曾担任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1912年3月，外交部任命唐国安为清华校长（当时叫“监督”），同时，把周诒春从外交部调到清华任教务长，4月周改任副校长兼教务长。杨恩湛大概是在此后从外交部调来接任教务长的。

杨恩湛字仲达，江苏常州人，早年因家贫，随亲戚到了湖北进入新式学堂，以后考取官费留美，回国后到常州与贡生陈建侯之女陈静结婚，即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不久即调任清华教务长。1913年8月唐国安病故，10月周诒春正式接任校长。

周诒春的爱国思想首先体现在清华的办学宗旨上。当时清华作为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只招收相当于小学或中学水平的学生，进入学校的中等科及高等科学习，每科约四年，毕业后可升读美国大学三年级。周诒春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主张清华应逐步扩充学程，设立大学部。他在1916年4月呈文外交部，提出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样做可以缩短留学年限，节省学费；可以延长在国内学习时间，使学生增加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当时校园已有900余亩，每年有经费百余万金，他提出从长远计，应该为了中国的需要将清华建成一所完全独立的大学。但是北洋政府却对此十分消极，1925年才设立大学部，1929年才停办留美预备部，成为完全的中国大学，这时周诒春早已离校了。

总之，在周诒春心目中，清华应该是为中国培养人材，而不是为美国培养奴才。他的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实际上推动了清华向这个方向建设。如早期清华的四大建筑：图书馆、科学馆、大礼堂、体育馆，就是1916年由他主持兴建的，至今仍矗立在清华园里，成为早期清华的象征。

周诒春、杨恩湛都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他们重视爱国思想的教育。如在1914年4月，他们先请历史教师配以电影图片为学生讲圆明园被劫焚情况；又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说：“嗟乎！英人一炬，可怜焦土，虽仅供前清君王玩游之场，讵非吾华至深极大之国耻乎！”他们经常教育学生：“游美学生须以学问经济为目的，切不可以学位为目的也。游学唯一之宗旨，在吸收新文明，滋养新国家，非求博士学士也。”这里讲的“游学”，就是“留学”，至于“经济”，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总之他们反复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建设祖国，不应骛个人虚名。他们还要求学生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周诒春向学生说：“饮食衣住，贵乎清洁。若衣必文秀，食必膏粱，居必华屋，徒消磨壮志与耗度韶光。”当时的学生大都家庭生活优裕，但在清华时却是布衣布履，无一例外，连学生的零用钱都由校方专门储存管理，学校规定学生每月要写“用钱报告”。周诒春还亲自带领学生参加体力劳动如植树等。他主张学生在校时就要培养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在清华附近的成府，他创办了一座贫民学校，亲任“总董”，组织学生前去尽义务。他十分热心体育。马约翰这位为清华体育教育尽瘁一生的杰出人物，当时在周诒春的支持下，开展了著名的“强迫运动”，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流传下来。

周、杨二人对学校工作倾注全力，对学生的管理近乎于苛刻。那时进入清华的学生许多人只有12岁，总数约500人左右。他们对学生爱之深、教之严。当然，周诒春在美国留学多年，他又以重视民主制而见称。他曾说：“校中无上下尊卑之分，当有长幼先后之序。”这样一位好校长，在当时北洋政府污浊的政治气氛中，自然很难见容。1917年夏张勋复辟，不久马厂起义，段祺瑞这个亲日派上台，外交部里也是乌烟瘴气。有人想抢清华学校校长这个“肥缺”，见周诒春当时在社会上声誉日隆，就在部里诬告周诒春“妄靡巨款，营私害公”，逼迫他辞职。虽然校内师生反对，周还是向外交部辞职，于1918年1月离校。他离开清华后，他的影响很多年后依然存在。如30年代初，国民党统治时代清华闹“校长风潮”，校内曾出现要请周诒春返校当校长的呼声。至于杨恩湛，离清华后就再没有回校，他先在美国任驻美大使顾维钧的秘书，1919年陪同顾维钧出席了巴黎和会，1922年回国后到外交部工作，1928年北洋军阀垮台，南京国民政府来了，他就离开政界，从事工商业。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因脑溢血在北平逝世。

三 凌其峻

第三个早期清华人凌其峻，是周诒春、杨恩湛的学生。

凌其竣1897年生于上海一个破落的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曾考入上海制造局兵工学校，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1916年毕业后，赴美国学习现代陶瓷工艺专业，获陶瓷工程学学士学位。回国后他把自己家中房产抵押了2000元作资本，与留美同学朱家忻、林绍诚合办“中国制瓷公司”，尽力克服各种技术困难，终于在1923年生产出工业用的电瓷、瓷砖，这在国内是填补空白之举。但是这种民族工业的幼苗两年后即在洋商的竞争下被迫倒闭。凌其峻受到很大打击，转而走“教育救国”的路，为祖国培养人材。他先后受大夏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之聘，教授化学、英文。1926年凌正在郁郁不得志之时，他的清华老校长周诒春支持几个留美学生在北京办了一个仁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亲自任董事长，进行出口北京地毯、手工艺品及古玩的业务。因业务扩大，人手不足，周诒春把正在苦无出路的凌其峻请来，一同经营仁立。但凌其峻志在陶瓷，勉强应聘来北京后却去兼任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窑业讲师，希冀有朝一日重操旧业。谁知后来仁立的业务日益扩大，从出口地毯转而自己设厂生产地毯，后又生产呢绒，并从北京扩大到天津。凌其峻虽对地毯、呢绒生产是外行，但毕竟是工科毕业生，管理过近代工业，钻进去几年，也就成了内行，渐渐地把陶瓷救国梦抛却，一心经营仁立公司，成就了他大半生的辉煌事业。他敬业乐群，信奉“忠于人、忠于事、忠于己”的人生哲学。到后来对地毯图样设计、编织工艺、染料颜色样样精通。在管理上也用近代科学方法，重视整理客户档案和技术资料。他对于员工既爱又严，自己则洁身自好，不取非分之财，将分到的红利入股，扩大生产。到了抗战前夕，仁立公司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华北成为一个遐迩闻名的主要地毯企业。他的清华老师杨恩湛自从北洋政府垮台后，也决心再不在外交界任职，转而与凌其峻一起经营仁立，成为董事之一。

日寇入侵，华北沦陷后，日伪大力搜捕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凌其峻大力掩护。这时杨恩湛已去世，他的独女杨清华是北师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战爆发后入了党，到延安去了。恩湛夫人陈静年过半百，在常州远亲赵黄办的华北新亚药厂当管理员，支些工资糊口。日伪侦悉她的女儿是八路军，就把她逮捕，关押在铁狮子胡同日本宪兵队，严刑拷打，灌辣椒水。后被赵黄和凌其峻共同营救出来。杨清华在1947年派人把母亲接到冀南解放区。解放后杨清华专门到凌其峻处道谢，两家结为生死之交。

作为工商业家的凌其峻在北平解放后积极参加学习，提高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1949年8月21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副理事长（理事长南汉宸），以后一直担任此职，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迫中断。其间他还兼任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1953年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他积极参加政协工作，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不幸的是，他在“文革”中遭难，身患癌症未得及时治疗，于1968年12月病逝。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市政协隆重追悼，称他为爱国实业家的典范。

还可讲的一个巧遇是：凌其峻胞弟凌其翰，我国著名法学家、原国民党驻法公使，1950年与其他爱国使馆人员一起率先起义回到祖国。当时代表外交部去车站迎接他的就是杨恩湛的女儿、时任外交部人事处副处长的共产党员杨清华。真是千条水流归大海，三个两代早期清华人的爱国情怀留给了后人以无尽启示。

（本文写作时，承杨清华之女杨向宇高工从周诒春之女周珊凤教授、凌其峻之子凌瑞骥教授处得到部分史料，特此致谢。——作者）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教育家张宗麟的坎坷一生　作者：张　沪

1957年8月，我在北京日报社被划成右派。在批斗我的第一次会上，我的一位上司突然对我大喊：“右派分子张沪，你别以为你出身于革命家庭！你的家庭没给你好影响……”

他这么一喊，把我喊蒙了。难道我的家庭不是革命家庭？！难道我的投身革命几十年的父母会有什么问题？！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我获悉我的父亲张宗麟在高级党校也被打成右派了，他的主要罪名是为陶行知辩护。因为我和父亲的血缘关系，我之被划成右派，当然是在所必然了。

我国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

我的父亲张宗麟（1899——1976），1927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失去党组织的关系，至40年代才重新入党。他一生忠于革命，无论是在失去党的关系的白色恐怖年代，还是到延安重新入党以后，他都是忠心耿耿，按照党在每个时期的方针策略，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父亲在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系毕业时，当时一些知名教授看到他品学兼优，想让他当助手，可是父亲受陶行知、陈鹤琴教育救国主张的影响，决心投身于新兴的幼稚教育。他在南京、苏州、杭州、绍兴、宁波5个城市的16所幼稚园和两所育婴堂进行调查，研究了当时新兴的幼稚教育。调查的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当时的幼儿教育几乎全部西化，不仅教育思想、教学方法照搬外国，连教材、玩具、唱歌和每年举行的庆典节日都是外国的。这种幼稚园实际上是在为帝国主义传教士培养徒弟，它完全脱离中国的教育实情。经过调查以后，他毅然决定到陈鹤琴创办的南京鼓楼实验幼稚园当教师，一面教学一面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幼稚教育。我父亲也就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男性幼稚园教师。1926年到1928年，署名张宗麟的《幼稚教育概论》等数十篇论文和译著出版了，震动了中国教育界。他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研究的适合中国儿童的教材和教学法，成为北伐后的国民政府于1929年8月颁布的幼稚园暂行标准的依据。

那时我的父亲精力充沛，一边在南京工作，一边还担任杭州浙江女子高级中学的教务主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和秘书都是共产党员，父亲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7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可是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四月底，波及杭州。校长、秘书都被敌人杀害。父亲在陈鹤琴帮助下避难到南京。此后，他与组织断了联系，但他依然摸索着走革命的路。

和陶行知一起办晓庄师范

在国民革命高潮的时候，有识之士就提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6年，陶行知发表宣言书，要以改造乡村为目标来改造全国乡村教育，他征集一百万同志，提倡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1927年1月发出晓庄师范招生广告，宣布三大培养目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稍前，毛泽东在广州办起了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3月毛泽东又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不约而同地把农民运动放在中国革命的首要地位。

父亲到了南京以后，积极支持陶行知的主张，自愿辞去待遇优厚的南京市教育局幼稚园视导员的职务，到晓庄师范工作，成为陶行知“一百万同志”中的一名。在晓庄，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王荆璞，南京一女师的高材生，同样辞去工作来到晓庄办乡村幼稚园。父亲在晓庄师范的职务是生活指导部主任，相当于教导主任。校长陶行知外出时，学校的事务就由我父亲负责。

陶行知有句名言：“办有钱的学校不难，办没有钱的学校能使有精神实难！”晓庄师范是个没有钱的学校，经费全靠社会各界捐款，可是在陶行知、张宗麟和许多自愿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办得生气勃勃，极有精神。不仅培养了一批乡教师资，还为农民办夜校、幼稚园、壁报、茶园、信用社…… 极受农民欢迎。陶行知采取兼收并蓄的办学方针，因之晓庄师范师生中各党派都有。既有国民党、共产党，也有国家主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无派者。父亲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他却仍处处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党派纷争中都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办事说话。

1927年“四·一二”以后，蒋介石杀共产党杀红了眼，忽然发现他的首都南京郊外冒出来个晓庄师范，聚集许多青年教育农民，觉得与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相仿。但碍于校长陶行知、校董蔡元培、熊希龄、沈玄庐、程霖生等人都是社会名流，没敢干预。后来校内一些共产党员受当时党中央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组织城市暴动，共产党员学生石俊被国民党军警逮捕杀害。1930年4月，又有学生参加声援工人反帝大罢工示威游行，引起敌人的注意。4月13日，蒋介石下令南京卫戍司令部派出五百士兵，强行搜查并封闭了晓庄师范。晓庄校舍被贴上封条，学生有的被捕，有的被枪毙，陶行知、张宗麟、王荆璞等校领导和教职员也被下令通缉，晓庄师范师生从此四处流散。我的父亲张宗麟、母亲王荆璞因被追捕，只得被迫流浪，我和我的弟弟们都出生在四处流浪迁徙的路途中。

即使生活这样不安定，父亲母亲仍念念不忘开展乡村教育工作，他们逃到厦门集美以后，和当地的朋友集资办乡村师范，不出半年，俨然又是一个微型的晓庄师范。1933年1月，红军进攻漳州，国民党政府发现集美乡师有学生投奔闽西根据地，继而发现校长张宗麟在通缉名单上有名，准备采取行动，父亲得到消息只得赶紧逃走。此后父亲先后在桂林、重庆、武昌等地担任教育学院教务长、系主任。

“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父亲在山东邹平任邹平乡师校长。他带领全体师生积极响应，举行游行示威，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走上街头，办抗日壁报，通电南京政府抗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些活动遭到邹平县政府领导及邹平乡师的上级乡村建设院领导梁漱溟的反对，大多数师生都不同意这种意见，双方闹得很僵。1936年1月，邹平地方反动势力勾结韩复榘用武装军警硬把父亲押解出境。

参加救国联合会为抗日奔走

父亲回到上海，正逢各界知名人士在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陶行知带领生活教育社全体同人参加了救国会，生活教育社改名国难教育社，父亲也以生活教育社理事的身份参加救国会。不久陶行知受救国会委托，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及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日运动，国内工作就全部交给父亲。

救国会实际是由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民主爱国的进步团体。开始父亲仅负责国难教育社的工作，逐渐成为上海救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虽然他尚未接上党的关系，但上海地下党组织对他十分信任，把许多重要任务交给他。尤其在1937年10月后，救国会其他领导人撤离上海，父亲参加了地下党领导救亡工作的上层人士的“星四聚餐会”以及向中下层会员布置工作任务的碰头会，实际在党的领导下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6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以示响应，表示拥护。但是1936年初救国会领导人邹韬奋、陶行知在香港，沈钧儒、章乃器在上海，两地阻隔，宣言在香港写成后无法及时取得一致意见。恰好父亲为送陶行知出国来到香港，就决定由他将这份拟定稿带回上海，交给沈钧儒、章乃器征求意见。不久，这份由邹韬奋、陶行知、沈钧儒、章乃器四人联名的宣言就公开发表了，在全国影响甚大，迫使国民党蒋介石不得不做出姿态，考虑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这篇来自民间的宣言促进了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成，毛泽东也立即写信表示支持。

宣言发表以后心有不甘的蒋介石把这股怨气迁怒于救国会。这年的11月，国民党逮捕七位救国会领导人，即有名的“七君子”事件。在“七君子”被捕的第二天，父亲就赶到南京找冯玉祥设法营救，没有结果。他又赶回上海，参加王昆仑召开的对策会，并与各界人士协商选出胡愈之暂代沈钧儒领导救国会。1937年4月，救国会发起一次入狱运动，宋庆龄、胡愈之、张宗麟、张天翼等七人一起到苏州监狱抗议。当时他们的名言：“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为救国而入狱罢！”传遍全国。在全国人民的抗议压力下，“七君子”在“七·七”事变后被释放。

1938年8月，父亲到香港迎接从海外归来的陶行知。杜月笙设宴给陶行知接风，在座的还有黄炎培和我父亲张宗麟。后来为了国难教育社募捐经费的事父亲又去过杜月笙家。11月，陶行知由重庆再度去香港，通知父亲由上海去港，共同商议筹办育才学校。一天，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廖承志通过方与严（生活教育社社员、中共党员）转告父亲：“汉奸卖给日寇几条轮船，即将起航，你认识杜月笙，速找他设法截住。”父亲意识到卖船的严重性，立刻去了杜月笙驻港办事处。杜月笙听到此事也很气愤，不过要与日寇汉奸对抗，他还有些犹豫，没有立即表态。父亲再三劝他，晓以利害关系：“船到日本人手里，不知又有多少中国人遭殃，你也是中国人啊！”杜月笙这才答应派人到码头截船，这几条船终于没落入日寇之手。这件事本是我父亲所为，可是前几年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潘汉年》一剧中，却被张冠李戴地换成别人了。

当时父亲最主要的工作是代替陶行知领导国难（生活）教育社。这是救国会中人数最多的团体，下属单位有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余日章工人小学、普及教育助成会、儿童科学通讯学校、新安旅行团等等。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生活教育社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下属单位的负责人都是中共党员。父亲代理陶行知工作后，领导和配合他们展开大规模的救亡活动。较突出的有：编辑一套抗战读本，由张宗麟主编，生活书店出版。这套读本在社员戴白韬、孙铭勋等的协助下，不到两个月就印了二百万册，发行全国，影响很大。其次是由父亲筹款在沪西工人区办了30所工人救亡夜校。

那时父亲最费劲的工作是筹措经费。因为生活教育社下属的这些团体都没有固定的经费，要靠社会募捐，而募捐是没有定数的。1938年后，陶行知在重庆又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父亲又增加了为育才学校筹款的重担。这所学校办起后，为中共培养了不少人才，许多烈士遗孤都曾在这所育才学校就读过，如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李鹏等等。

为了保证各单位的经费供给，父亲除了募捐以外，还抽时间到光华大学、民治新专等学校教课，母亲也在小学当教员，这些收入除了家用开支以外，用来贴补募捐经费之不足。我在他们的遗物中曾发现厚厚一叠30年代国难（生活）教育社开给他俩的捐款收据，可见当年募捐任务之重。

出版《鲁迅全集》

1937年10月底，日寇包围上海，上海成了孤岛。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领导撤离上海，地下党决定让父亲留在租界继续做救亡工作。救亡协会领导撤离时，应该向上海市民做个交代，但因撤离匆忙，这个善后工作也交给了父亲。可是按照地下工作的纪律，既然留在上海工作就不应该暴露身份，但父亲已不能顾及其它，公开在上海广播电台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号召上海孤岛居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于是张宗麟的名字就上了日伪以及国民党蓝衣社的黑名单。

在随时都可能被捕暗杀的险境中，父亲仍积极为抗日救亡运动工作。首先是与胡愈之等人组织了复社，出版了当时的禁书《西行漫记》、《列宁选集》和《鲁迅全集》。尤其是为了《鲁迅全集》的出版，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得以实现。许广平在七七事变周年纪念时写的《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曾简述：“溯自先生逝后，举世哀悼。舆情所趋，对于全集出版，几成一致要求。……不料七七卢沟桥事起，一切计划，俱告停顿。……幸胡愈之先生……手创之复社担当斯责；……复社诸君子，尽海上知名人士，董其事者，为胡愈之、张宗麟、黄幼雄、胡仲持、郑振铎、王任叔诸先生……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的出版确实是奇迹，但广平先生说得太简单，未详述拖延原因。据父亲留下的材料中记载，实情是这样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1月，沈钧儒、郑振铎通过蔡元培把遗稿交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并签订了出版合同。可是拖延一年没有动静，实质是国民党方面阻挠，王云五不打算出版。拖延到1937年10月后，商务印书馆借口内迁，把原稿退给许广平。这时恰好复社成立，决定出版《鲁迅全集》，虽然有些人不同意出版，但复社还是坚持把出版《鲁迅全集》当成一件大事来做。

1984年8月3日上午，我去拜望胡老（愈之）时，他告诉我一些当时的情况。他说“复社不是一般的出版社，地址实际设在我家，即法租界巨籁达路安乐村。我和你父亲分工，我管编辑，他管出版发行。那时你父亲每天到我家来办公。复社出书全靠救国会十多个负责人集资，采取以书养书的办法。先出《西行漫记》、《列宁选集》，赚到钱再出《鲁迅全集》。由于《鲁迅全集》一套二十本，成本高定价贵，一般人买不起。大家想了个办法，先印一批精装本，硬面装订，用木头书箱盛放，箱上《鲁迅全集》四个大字请蔡元培题，一百元一部，先印预约券推销。我在香港、广州、汉口等地销了二三百部，收到两三万元。后来由于郭沫若邀我到他领导的第三厅工作，我便把钱汇给你父亲，由你父亲负责出版发行。1938年《鲁迅全集》出版，受到广大进步读者的欢迎。”

除了复社的工作以外，父亲还创办了抗日救亡刊物《上海周报》和《译报》。《上海周报》自1939年冬创刊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入租界停刊，始终是上海孤岛最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受地下党领导，父亲任社长，为了争取公开发行特地请了一位英国弗利特通讯社的人挂名，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党主和派仍妄图阻挠。“八·一三”以后，在国共合作时期的文化界救亡协会中情况相当复杂。1940年底的一天，国民党吴开先邀请我父亲及吴耀宗、沈体兰、郑振铎等各界知名人士谈话，企图用“曲线救国”说服他们。父亲听了大为愤慨，当场严词批驳这是卖国言论，并逐一揭露国民党迫害救国会，破坏救亡工作的卑鄙伎俩。吴开先大窘，谈话不欢而散。

奔赴延安

从此以后，父亲更成为日伪和国民党特务的眼中钉，决定要除去父亲。1938年，上海地下党得到消息，通知父亲避风。1940年底，国民党蓝衣社特务陈某投敌后发表了一本《蓝衣社内幕》，公布一份黑名单，父亲和许广平、刘湛恩等人都在上面。不久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即被暗杀。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后，日寇占领租界，大肆搜捕抗日志士。1942年初的一天，父亲在八仙桥青年会开完会出来，听得外面当当两声枪响。原来特务把先走一步的浙江兴业银行行长当作张宗麟，连打两枪。幸亏未打中。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1942年9月，父亲按照地下党的安排，撤退到新四军淮南二师驻地。

父亲在淮南根据地担任了几个月江淮大学秘书长，1942年12月底即参加新四军的一个小分队北上。分队队长沈其震，政委薛暮桥，队员大部是新四军卫生部人员。他们由淮南经淮北、苏北、山东、河南，到山西入太行山，渡黄河到陕北，沿途经过敌占区、国统区，危险万分。历经八个多月长途跋涉，父亲于1943年8月到达延安。

在延安，父亲受到中央和边区政府的热情接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设宴欢迎，父亲有“到家了”的感觉。在延安他参加边区政府组织的农村调查和普及教育的工作。他写的调查报告曾经毛泽东、刘少奇、罗迈等同志阅后，批给边区教育厅参考解决。后来他去延安大学任教育系主任，并由徐特立、谢觉哉任介绍人，重新入党。1943年10月，父亲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被选为模范，出席边区参议会和边区政府会议。1946年8月，中组部分配他任北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文教学院院长，协助校长范文澜工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后，他又任四部（研究生部）教育研究室主任。北平解放前后，他任军代表，负责接管北平高等院校，后至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工作。

“为陶行知辩护”被打成右派

1956年夏，高教部有一个去中央党校学习的名额，那时父亲因工作劳累旧病复发，组织上准备安排他去苏联黑海边的疗养院治疗，但他知道有这个名额后，坚持要求去中央党校学习。他希望通过学习今后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哪知这一去竟成了他一生中重大的转折，从此离开了人民教育事业，也株连了我和弟弟张闽以及我的前夫从维熙。

父亲主要的右派言论是为陶行知、陈鹤琴两位老教育家辩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陶行知、陈鹤琴一直是受中共和毛泽东推崇的，多次称他们是“党的忠实朋友”，对陶行知甚至称为“党外布尔什维克”。但是共和国成立以后，陶行知、陈鹤琴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早在“三反”、“镇反”的时候，教育界在清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时，就开始批判他们了。1950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署名文章《杜威批判引论》；1951年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文中甚至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

至此，很明显，批判矛头不仅指向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杜威弟子陶行知和陈鹤琴，而且实际是指向广大与陶行知有联系、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共产党员。1951年8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武训传”批判》，更进一步掀起了批判高潮。

父亲作为陶行知、陈鹤琴的学生，又是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在党组织多次责令他批判陶行知的压力下，从没有作违心之言。1952年3月1日，他在《人民教育》上发表的《对陶行知先生的认识和我的初步检讨》一文中，一开头就说：“陶行知先生是我三十几年前的老师，而且我做过他的得力助手，直至今日，我还敬爱这位老师。”他认为陶行知是靠拢共产党的。他在文章中说：“陶先生是无产阶级的朋友，是中国革命同盟军中最积极的一员，但不是领导革命的先锋队员，当然也决不会是反革命分子。”他认为某些批评陶行知的人“有些两面手法，当面捧陶氏而又用笔名骂陶氏，太不应当”。他指出陶行知与武训不是同流人物，也不同意把陶行知拔高到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他认为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要求大家以“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精神来参加讨论。

可是当时的政治形势证明父亲的要求是幻想。陶行知在许多人的笔下被歪曲成“资产阶级改良分子”；“所谓的人民教育家不过徒有虚名”；“陶行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用反动的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来麻痹人民”；“是反马列主义的精神鸦片”等等。

这种乱扣帽子的批判压服不了父亲，他在1956年7月上交中组部的自传中依然写道：“我爱很多师友，惟独对陶行知先生不但爱而且十分敬。……他在1930年晓庄被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一个英勇的民族救亡运动者出现了。从此以后，他紧紧跟随我党。他的周围有不少中共党员……经常帮助他做了不少工作。他直至暴病而死，始终是一个革命斗士，是我党的亲密朋友……”

父亲对陶行知这样评价，当然不会让某些人满意。父亲的自传被勒令几次改写，但他仍不改变。

1957年早春，党中央号召鸣放。父亲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以为真的是广开言路了，就写了一篇题为《关于陶行知先生》的文章，交给《人民教育》。没想到当时形势突变，发表时已是1957年7月，开始揪右派分子了。

这篇文章驳斥了所有对陶行知的批判，指出推崇陶行知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在陶行知逝世时的悼词中所说的，而这是我党对陶行知极正确的评价。父亲在文中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编印出版《陶行知全集》。

除了这篇文章，父亲在鸣放的时候还直率地对当时一些敏感的政治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多是中央党校安排在党小组会上讨论的，比如关于毛主席自己提出不拟连任下届政府主席，父亲表示：“这样做是英明的”。他还建议中国宪法应该考虑修改，国家元首应该有一定任期。对于斯大林问题，父亲认为斯大林的错误不仅是思想方法问题，而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专断独裁。父亲是一位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内行，所以他对当时高等教育的政策、管理、教学方法、师资配备等方面提出不少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议。

这些意见可以说都是正确的，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通过正常渠道向党组织提出的。但是在1957年却成了右派反动言论。《关于陶行知先生》一文，更成为他替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教育思想翻案的罪证。父亲在中央党校受了四个月的批判，被开除党籍，退回教育部监督劳动。从此不再让他从事教育工作了。

赋诗对儿诉苦衷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非常痛苦。他本来是个病号，四个月的批判使他旧病复发，健康迅速下降。就在此时，1959年1月，教育部党委安排他去北京昌平南口三堡劳动。那年冬天北京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南口正当风口，加上走时仓促，连寒衣都来不及准备，父亲只穿了一套还是在根据地时发的棉衣出发。到了南口分配给六十岁的父亲干的全是筛沙子、抬石头、筛煤、运土……

在南口虽说是惩罚性的监督劳动，他仍尽力去干，不以为苦。倒是一些歧视伤了他的心。一次有人称他一声“张宗麟同志”，马上一个被派去监督右派劳动的人大发脾气，说称“张宗麟同志的”那个人违反了党中央的指示，怎么能叫右派“同志”？这是立场问题，要他检查。父亲只得出来打圆场，对大家说：“我姓张，叫我老张好了！”后来他照了一张头戴毡帽、身穿破棉袄的相片，题了一首七绝送给我：

脱却新衣复旧装，

皤然须发气轩昂；

阿儿识得阿爹否？

六十年来一老张！

艰苦的劳动终于把父亲累病，三堡的管理员不得不送他回城。他能起床后，又被分到教育部图书馆监督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教育部每次批斗走资派，父亲都被拉去陪斗。他挨过打，做过“喷气式”，写过无数份交代检查，检查的重点是20年代至40年代，他入党后在晓庄师范、生活教育社、救国会、“孤岛”上海……为党为革命所做的种种工作，这些到了“文革”都成了说不清的罪行。

60年代末，他总算摘去右派帽子，换上另一顶“摘帽右派”的帽子，下放到安徽凤阳干校劳动。七十岁的父亲与青壮年干部一起下地干农活，后来又被安排去烧锅炉。1972年的一天，父亲与教育部一位副部长抬着一大桶水向锅炉房走去，这位副部长突然瘫倒，把父亲拉得也跌了一跤。这位副部长不久就去世了，父亲也跌得不能起床，干校军代表才批准他回北京。

1975年，我因病从劳改农场回京。这时父亲已是老态龙钟了，成天卧床。我知道他的内心与肉体都很痛苦。虽然他受到种种无理的迫害，可是爱党爱国之心未变。他给我看过一首他在1971年生日时写的抒怀诗：

老去无成莫自悲，

夕阳西下有余辉；

秋林晚照丹枫舞，

远浦光白鹭飞。

气贯长虹争鹿马，

胸怀赤胆忘安危；

白头永葆青春志，

一息尚存志不违。

不违青春志的父亲，凭着识途老马的预感，相信中国共产党必定有“自净”的能力。他常常用放大镜看了报纸后，喃喃自语：“会变的！”又常常鼓励我：“要坚强地活下去！”

父亲没能等到平反。1976年10月14日，他因脑中风逝世，终年77岁。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落实政策小组在《张宗麟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写道：“张宗麟同志的言论并非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不能说是对毛主席的污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们认为张宗麟同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应该实事求是予以改正……”

同时，教育部党组织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悼词说：“张宗麟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党员，教育战线上的一位老战士。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张宗麟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教育战线上的一个损失……”

但是，这个损失永远无法弥补了。

胡愈之老人曾沉痛地对我说：“我不懂为什么你父亲会成为右派。1957年教育部有好多人被打成右派，有些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的人，也就是当年救国会的人，他们怎么会是右派呢？我和你父亲关系很深，完全相信他是革命的，怎么重新入党以后，反倒成为右派了呢！？”

这些“为什么”，应该彻底弄清楚，可是，我又能问谁去呢？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1年第6期 1936年的四川大饥荒　作者：郑光路

全省遭灾，饿殍遍地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久旱不雨，灾情蔓延全四川。国民党《中央日报》现场报道了剑门关内的饥荒：

“梓潼一宿，路愈曲折险峻，土色赤红，重山裸露，草木稀疏，益觉不胜荒凉辽阔，至此始知已入重灾区矣……计全县无一处不受旱灾，以树皮草根白泥作食者约十八万人……民食恐慌，已达极点……倘非亲历灾区者，将不信四川夙称天府之国，人民生活竟一降至于如此，恐直与阎罗鬼国相似矣……”

一队黄发碧眼的“国际社”外国记者，行进在巴蜀大地。田野龟裂，千里荒凉，饿殍遍地……外国记者们坐在颠簸的车上，看见幼小儿童提着大竹篓，不顾危险爬上枯树上摘叶充饥，而树叶几乎早已被捋光了……车好不容易开到川北重镇遂宁县，成千上万灾民流难到县城觅食。饥民多半是老弱妇孺，衣衫褴褛，孩子们则多赤裸全身，骨瘦如柴……这些外国记者嗟叹着摄下饥民流离失所的景象。

历史悄悄过去。直到1996年初，台湾的徐宗懋先生在台北中华历史工作室档案中看到这批“国际社”外国记者关于四川饥荒的照片，内心为之震撼。他将图片寄给山东一家《老照片》出版单位，说：急于找出关于这一场饥荒的记载，然而正式史料皆无记载。

本文作者查阅大量地方志、文史报刊资料，非常吃惊地发现：那场四川大饥荒之真实情景，惨烈程度十分惊人，远非那组老照片所能反映！

从1930年到1937年，是四川近代历史上天灾人祸频繁、民不聊生的年代。旱灾、水灾、雹灾、虫灾、匪灾……连年不断。据当时报纸和省“赈济会”公布的资料，1932年全省有16县受灾，1933年增至53县，1934年为101县，1935年为108县，1936年、1937年几乎无县不灾。而人祸更可怕，军阀割据，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户乘势囤积居奇，米价疯涨。

水旱灾严重的1934年，饥民靠野草、树叶、树根、白泥（俗称观音土）苟延残喘。省政府不断收到告急文书：邻水县几天内就饿死300多人；古蔺县饿死3000余人；泸县白节镇饥民抢挖白泥30余处，深数丈，以致岩土崩溃压死多人；铜梁县斑竹乡饥民挖掘白泥，岩石崩坍压死30余人。（见1934年4月29日重庆《新蜀报》）因食白泥土闭结而死的新闻也不断。

活不下去了，兴文县饥民组织集体“吃大户”，他们写的“告白”字字血泪：“连年水旱，绝少收成，卖儿则无人承受，贻妇则有户皆穷。饥肠辘辘，众口嗷嗷。菜草已难于采撷，泥土不能供滋养。肩炭一挑，终日不遇买主，沿途乞食，到处辄少炊烟。前途茫茫，恐尽人皆饿殍。况复地方大富，方据粮以居奇……言之戚矣！故特约集垂绝之贫民，为吃大户之组织。凡可果腹，即可请求，其他衣物，不准夹带，俾有别于土匪，庶延续乎残生。谨此告白，同人垂鉴。”（见1934年5月18日重庆《济川公报》）尽管饥民实属无奈去“吃大户”，威远县政府仍诬为“匪类”，加以拿办。

四川省政府向中央政府告急请求赈济。国民党中央官样文章，照例批交内政、财政两部处理。被内忧外患弄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载《国民公报》）

就这样，四川老百姓在战乱饥馑中迎来更为恐慌的1936年。各路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省政府：岳池县，去年（1935年）至今仍无雨泽，粮尽食绝。渠县，全县去秋至今均遭亢旱，灾情异常严重。宣汉县，久旱不雨，田土龟裂，十室九空，饿殍载道。巴中县，去秋至今，久旱不雨，粮食绝乏，盗食死尸。松潘县，连遭水旱，春无种籽，人无口粮。南溪县，水潦之后，继以旱灾，土地龟裂，无法耕种。蒲江县，水灾奇重，田庐人畜洗刷一空。新津县，河灾泛滥，街成泽国。新繁县，淫雨为灾，田亩冲刷，粮食损坏。除成都盆地各县外，都是灾区，受灾大约3700余万人。

1936年至1937年四川大灾中饿死的人数，没有精确统计数字。但从下面零星资料中不难想象：

国民政府参政员黄炎培先生来川视察灾情，路过简阳县，惊讶之余说：“简阳为行‘新生活’的地方，街间倒毙之饥民，至于无人收尸！”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万源城中，亦仅稀稀千余人而已。如旅行长途，整日难见炊烟，沿途倒毙饥民几无地无之。”该报5月2日《南江通讯》中还说：“总计城乡饿死者，每日达千余人……2月1日迄今（按指5月2日通讯时），该县饿死的饥民不下8万余人。”

川北旺苍县是重灾区。黄洋乡当年160户587人，就饿死71人，占总人数的14.83%。据旺苍《百丈乡志》载：“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农历丙子，大旱。田地龟裂，沟渠干涸，河水断流……所种玉米，远望一片枯黄，可点火烧。秋禾无收，百姓无存粮，处于绝境。百丈境内，日死数十人，甚有全家饿死者。溪边、道旁、桥下，举目可见饿殍死尸，盛传人相食……”

大量饥民涌向市镇乞食，饿死街头巷尾。请看旺苍县一个场镇上的饥民的悲惨情景：72岁老人谌洪发回忆，丙子（1936年）年有天在王子珍锅厂外，他亲眼看到饿死48人。饥民饥不择食，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有人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蜂拥而来，趴在地上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身体稍好点酒醒后，慢慢又回到锅厂的空屋子里。气息奄奄的饥民喝酒后，醉死在地，横顺的摆了一坪。有位吃斋念佛的杨素客不忍心，从三街化了些钱，雇人把死尸抬到灵溪寺万人坑中。饥民成群上街乞食，饥饿难忍，见食物就抢。凡是卖熟食的，手里拿根棒防抢。有的饥民抢食物挨打，也有好心人抢了就算施舍了。

西河乡灯塔村张克政说，丙子年3月他走到文昌宫，看到庙里饿死的有10多个人，还有饥民在烤死人肉吃，有人把庙里的死人用绳子向外拖。河边石灰窑周围也死了一些人，沙包上已埋了20多个。

木门镇下街棕匠石显其说，二、三月间，上街要饭吃的饥民多得很，在文昌宫、关帝庙三个会馆里，每天饿死十多人。

石懋修回忆，饿死在大路旁的饥民也到处可见。这年三月初，父亲和他去赶后坝场，20多华里的大路上，来往看到的死人有12个。我们去的时候，看到路上偏偏倒倒的饥民还在走，转来时有的饥民已倒在地上了。那些尸体的大腿、臀部上被割得血淋淋的。还在路上走的饥民，衣服褴褛、骨瘦如柴，脸带黑浸色。两颧骨高耸，两眼深凹，两颊皮肉下垂，看一眼令人胆战心惊……（以上见石懋修回忆文章，载《四川文史资料集粹》第6卷）

1937年四川仍为大灾。1937年3月号《北碚月刊》载文：“懋功月来饿死的人，已有数百；合川每日饥毙者，全城达15人以上。”3月10日《新蜀报》报道：“武胜县每日饥毙人数，在400人以上。”4月14日天津《大公报》社评写道：“成渝公路两旁，为四川最富厚之区域，本年2月份统计，沿线饥饿倒毙之不幸同胞达3000余人；3月份之中，单成都至内江段五百里沿线，饿殍遗骸亦在300具以上。”《申报》载：“仁寿县各地有全家饿死者，南江第二区两月内即饿死二千余人。”

4月重庆《涪陵通讯》上记载一条全家饿死的悲惨消息：“本县鹤游坪王家沟居民谭九风，原有田十余亩，自耕自作。连年天灾颗粒无收，生活绝源。草根树皮，亦早经取尽。有三女二子，皆幼稚无知，先于正月将长、次两女饿死，二月初旬又将幼子饿死，夫妇五旬有奇，饥寒交迫，动举维艰，抱头痛哭，甚为惨凄。竟悬梁自缢而亡！”就这样，好端端的一家死绝了。

惨绝人寰 饥吃人肉

更令国人震惊的，是四川频频传来惨绝人寰、饥民吃人肉的可怕消息。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载《成都通讯》说：“今年树皮吃尽，草根也吃完，就想到死人的身上，听说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省赈会’特派员王匡础到六口场视察，在一肖姓的屋里发现女饥民张彭氏、何张氏等围食死尸。通江麻柳坪有一妇女杨张氏因生活艰难，携其六七岁及九岁的两个女儿向他处逃荒。不料走不远时该妇倒毙道旁，二女饥极，就在她娘身上啮面部及身上的肉充饥。”饿极小儿啃食母亲尸肉的残酷情景，令人咋舌。

万源县饥民吃死人肉已是见惯不惊，更可怕的是杀及活人及小孩充饥的事。1936年4月10日《重庆快报》载《邻水通讯》说：“近有桐木洞贫妇邱氏因迫于饥饿，将其3岁小女杀而食之，以延旦夕之命。”同一天的《赈务旬刊》载：“涪陵饥民、丰都饥民，烹子充饥，杀食胞弟。苍溪饥民，阆中饥民惨食子女，烧食小孩。”

饥荒使人性泯灭、变态，令人发指的人吃人的悲剧层出不穷。旺苍县余家沟有个秦老幺，他两个儿子饿死后，秦老幺把儿子身上的肉割下来吃了，但最后他还是饿死了。

石懋修回忆：木门文昌宫叫孟利生的，全家3人，他母亲和妹妹都被饿死，他饿得没法，母亲刚死，即将她的一对奶奶（乳房）割下，先煮了一个在铁罐里，然后出来又哭又说：“我妈死了，身上的肉被人割了。”街上的人去看，果然被割得血迹淋漓，问他铁罐里煮的啥？他说：“牛脑髓！”打开一看，一个人奶煮得乱糟糟的，再从他筲箕里一看还有一只奶奶。他当即被群众打骂了一顿。有的说：“他也不行了，饶了他吧。”

普济鱼池湾（今中江村）杨传兴全家5人，妻子和儿媳都被饿死，只剩下一个几岁的孙女。一天晚上，杨传兴饥饿难熬，用刀把孙女砍死吃了肉，在砍的时候被邻居听到那女子直叫：“莫砍我，我长大给你拣柴呀！”后被家族知道要处理他。

因饥荒吃人的案子频发，官府也无可奈何。《新民报》上的一篇《巴中通讯》记载了另一惨闻：“巴中县第一区贫农曾明国夫妇煮吃人肉充饥，经县府于2月15日抓获审讯，据曾明国及妻刘氏同供：金宝寨人，年50岁，有小子女各一，佃张姓山地耕种。去年大旱，半年不雨，野无青草，饿殍在途，我家只得沿门求吃，不得一饱，延至腊月十二日，饥寒交迫，奄奄待毙，因见路边饥毙乞丐中，有白姓二小孩，想前人有荒年吃人之说，是夜取回屋，去其肠胃头骨，煮肉作食，藉以充饥肠。不数日，饥毙一张姓小孩，复行取回，如法煮吃，嗣将年终，窃见赖姓埋有已毙之小女孩，我就先后刨回，仍如法炮制，收贮两桶，存作过年度岁之需，忽被团正查出，说我吃的活小孩，解送我来案。我实固生计断绝，没有办法，所以偷吃死尸，请调查施恩等语。县府以其饥寒所迫，亦甚怜悯，惟前后煮吃四小孩，究系乘其将毙而食之，抑或盗取死尸煮吃，候派员查勘真实后再行核办。”李石锋先生有幸保存下这张报纸剪报，报上有张照片：头缠布帕身著破褂赤脚的曾明国，满脸茫然愚昧可怜状，两提桶内装着储备度荒的人肉，地上摆着三个人头……这篇题为《曾明国饥饿吃人图》的剪报后刊于《龙门阵》1982年6期。

曾明国吃人只是为活命，而一些人灾年中丧失人性，已成兽类。石懋修回忆：鹿停溪有个康三春，他家女子饿死后，康把她身上的肉割下来吃，认为比野菜味道好，便到处找死人吃，后来竟发展到吃活人！他家在岔路口上，有人过路时，他乘机将人打倒在地勒死，把死人肉块装在缸里，将骨头埋在窖中。有人听他说：“小娃儿肉好吃不出门，小伙子肉好吃打不赢，老婆婆的肉吃起绵得很！”康三春吃人肉的事被揭发，联保处去抓他治罪，他逃外地。

木门场下街大桥巷还有个趁乱世卖死人肉挣昧心钱的孙×光，先在本地名为卖牛肉，实际是卖人肉，有时一两个人吃肉时，他见周围无人，随手将吃肉的人打死。牛肉里面掺人肉，被人在联保处告发，即派团丁孙骞、谭正明去检查。孙、谭二人也装着买肉吃，先问孙×光：“是啥肉？”答：“牛肉加野猪肉。”两人说：“只买半碗……”在查出事实后，将他抓住绑在石门枋上审问，孙×光供认不讳，群众无不唾骂，最终严惩。

拜神求仙 “抗灾赈荒”

曾在当时省政府任职的甘典夔回忆：为赈灾，省政府好不容易向银行借入131万元，又由民政厅筹款10万元，共140余万元。区区赈款，如按灾区120余县平均分配，每县仅一万元；如按受灾人口三千余万人平均分配，每人仅能得四分钱。一些办赈人员昧尽天良从救命钱中刮油，如蓬溪县公安局长陶子国竟吞食赈款一万多元。灾情如此惨烈，军阀当权的省政府，仍严征课税，驻军拉夫征丁。

国民党中央政府对四川省灾情更是漠然。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照下来的人吃人的照片交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张鉴虞先生回忆：下面各县政府，只好鼓吹“自我救灾活动”。合州县三庙镇联保主任何宴平，声称他试验成功一种“救饥丸”，黄豆、芝麻作原料，三蒸三晒，从戌时蒸起，至子时止，寅时出甑，午时置日中晒干，每服一丸可三日不饥，七升黄豆和三升芝麻可以救济六七百人。一时间，各种救灾“验方”、“神药”纷纷问世，可惜都是纸上谈兵。

病急乱投医，为愚人自愚，各地纷纷“拜神祈雨”。据当时重庆《商务日报》1937年5月1日报道：“成都绅耆善士联合组织办祈雨法筵，于北门石马巷玉参慈善会内，由二仙庵退隐老方丈王伏阳法师主坛，并由省赈会主席尹仲老手撰祈雨疏文。”

该报5月3日又登出省政府官员亲临祈雨的新闻：“4月30日晨间，省政府民政厅长嵇祖佑氏，乘车赴石马巷玉参慈善会祈雨法筵拈香……嵇厅长恭诸皇坛行礼，并有疏文一道，略谓：‘具疏下民嵇祖佑等，为吁恳天恩早沛甘霖，以恤民命，而宏救济事……谨疏！’”

身为四川省主席、21军军长的刘湘，对四川大灾荒无计可施。他本极迷信，也寄救灾希望于神仙、异人身上。当时最蛊惑人心的当属执掌“一贯先天大道”的威远县人刘从云，人称刘神仙，先后开设了108个坛馆（即分部、又叫“108只舟”），广收门徒。这位刘神仙，利用扶乩占卦、祈福养生等手段，将刘湘、刘文辉、杨森、范绍曾、贺国光等川内军阀和党国要人，都罗致为门徒。刘湘“入道”后，道名“玉宪”，在重庆成立“事圆馆”一只舟，计108人，又称一百单八将。刘神仙得意洋洋说：“从此英雄入彀了。”其实，刘湘入道门，是想以教治军，利用宗教迷信约束其部属。当时人说：“刘湘耍神仙，神仙耍刘湘！”他和刘神仙各有所图。

刘湘此时在重庆，对刘从云躬身作礼：“蜀中大旱，恳我师广施大法以求甘露，以救百姓！”刘从云说：“请将军朝天门内搭二丈高台，再派生肖属龙蛇之兵丁，我自有法……”

刘从云选定时日，身著道袍、仗剑披发拜神弄鬼。按刘从云之令，36兵丁按地煞之数、取北方壬癸之义，手执画戟、幡旗。香烟缭绕中，刘神仙踏罡步斗，口中呢喃有辞。已值世界科学昌盛之时，却仿佛愚昧蛮荒年代，很为当时有识者嗤笑。

此后，刘湘和国民政府特派代表朱庆澜等，还率省城官员到佛教名寺文殊院内礼佛祈雨。青羊宫的道教、四圣祠的天主教、老皇城西侧的伊斯兰教，祈祷声声连日不绝，用心良苦，可惜于事无补。

四川大学教授朱青长搜寻典籍，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书中发现一个“解旱古方”，献策于刘湘。刘湘明令各地对民间祈雨活动一律保护，于是各县政府在抗旱救灾中迷信鬼神求雨，如设坛“赶旱魃”、大唱《目莲救母》等24本连台川戏。对这些拜神祭鬼，官府大加鼓励；认为天降大灾，乃人心不古老天惩戒。如南充县长还捧香领队，去龙王井（上渡口）迎水，率领大群和尚、道士沿途念念有词。然而这一切活动都不灵验，钟磬锣鼓、香烟缭绕中，人越死越多。

各路神仙妖人也纷纷出道，怪闻不绝，令人真伪莫辨。1937年5月4日，重庆《国民公报》又登出奇文：“余道成，某县人，精通奇门遁甲，法术高妙，去年夏季三台久旱不雨，县中善人曾请其设坛祈雨，果如其言，大降甘霖。又如去年夏，大水几上河街，后经其用板凳数条拦住水边，施以法术，水头即至此退去。祈雨时，用水缸盛树叶变为金鱼，即可下雨。因言多奇验，均目为神，一般人尊称为余老师。遂宁苦旱，该县商会、红十字会、平粜会、救济院特联合敦请至遂宁设坛祈雨，以救人民。”

又据说：宜宾专员冷寅东，认为吃白泥巴观音土可疗饥救荒，请某大学鉴定。上海科学家回信称：白泥含有人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吃百斤可获热能三百卡云云。冷兴奋地上报刘湘，刘湘批示省政府转发到全省各市县，希冀靠白泥巴救灾。

南充的张恢先等人回忆：各地灾民吃了这种“有科学根据的”神仙米（白泥巴），排不出大便，腹胀如鼓，匍匐呻吟，胀得喊爹喊娘，死亡者难计其数。当时人编顺口溜：“吃了神仙面，胀得光叫唤。屙又屙不出，只有上西天！”

只能靠拜神弄鬼救灾的年代，无依无靠的老百姓确实只有依靠看不见摸不着的老天爷了！

这场大饥荒从1936年熬到1937年，几场雨后才逐步缓解。到了7月7日，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一年多后四川提供大量人力财力和粮食，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

遂宁县公园中一棵被剥开树皮露出白心的大树，县立图书馆馆长李义君在树下立碑，碑文写着：“荒年之树——民国二十五年，秋收荒欠，入冬复数月无雨，麦浅叶枯，瘐死饥民成群，剥树皮，掘草根以食，在公园不能禁，此树即其剥后所遗残形。特留志，以供研究社会现象者之资料，且以促官吏对于为政者之警惕！”

可惜这让“为政者警惕”碑早已不存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想到康生的作恶　作者：李　庄

“文化大革命”以后，有个巨奸大憝揭批不够，就是万人侧目的康生。康生作恶多端，死后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罪有应得。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能够混迹革命队伍多年，官越当越大，最后竟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8月1日，在建军节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的名字还位列周恩来、朱德名字之后，被称为“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老一辈革命家？直到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才作出决定：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对他的悼词。

我很幸运，从来没有在康生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受过他的直接折磨。但从接触到的一些历史材料，对他的无耻、狠毒仍然触目惊心，对他的善变、会拍更是厌恶透顶。他在莫斯科迫害留学的革命者。李立三推行“左”的路线时，他把李奉若神明。李失势后，他高呼“王明万岁”，成为反李的英雄。王明不行了，他又成为反王明的积极分子。从此身居高位，一直到死。参加过延安整风的干部不会忘记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罪恶表演。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永远记得康生陷害马寅初、杨献珍、孙冶方诸大师的罪行。就是这样一个坏人，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即被任命为权倾中国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因为充当高级打手有功，最后竟爬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高位。

我听过康生几次报告，印象最深的是他就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作的“训示”演说。演说的主旨是吹捧新党章定林彪为接班人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我当时以待罪之身，当然不能作任何表示，但心里却想，世界上如果选拍马专家，康生准得第一。事先指定谁谁接班，是封建朝廷的做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相联系。康生把专制、落后说成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只能令人民群众、共产党人齿冷，使极少数人开心；作此“伟大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当然英明无比，被定为接班人的人当然绝顶优秀。康生鼓噪这些胡言乱语，可说用尽了拍马的心机，也暴露了他的极端无耻。

这么一个恶棍，为什么在几十年间、几个时期都“转得拢”？我感到不解、不平。为什么人民群众的意愿这么难以表达？“文革”结束以后，我实在想尽一点力量。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春天，王敏清同志带着一篇手稿《爸爸的眼睛——记我父亲王世英持续三十年的一场斗争》到报社访问、投稿。王敏清是一位优秀中年医务工作者，后任中央卫生部保健局局长，我俩原不认识，他看到《人民日报》在“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表现积极，又听说我在报社工作，“文革”中长期挨批“靠边站”，指名要见我。王世英同志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产党，曾任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长，后长期从事“兵运”、情报、统战工作，对人民革命事业有重大贡献。解放战争初期，他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敌工部长，解放后任山西省省长。王世英同国民党、日本侵略者斗争20多年，是胜利者；同康生斗争30年，“文革”初期受康生迫害含冤而死，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历史上一种特殊现象。这篇文章主要记述这种特殊现象。文章说，远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王世英就向党中央揭发康生的丑恶历史和罪恶行径，并在多人联名上书党中央的揭发材料上第一个签名。1942年整风时，康生伺机报复，诬陷王世英是特务。王世英看到毛泽东，坦然说：“主席，我是不是特务，十年以后再看。”毛泽东十分满意，表示“你这个态度好，真金不怕火炼”。康生陷害不成，转而拉拢：看望、送礼、请吃饭……王世英不为所动。“文革”开始，康生立即指使打手对王世英百般摧残，王于1968年3月26日含冤逝世，王敏清等也受到严重迫害。

历史总在前进，有时步子大一些，有时显得缓慢。1979年1月24日终于在北京举行了王世英等几位同志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主持，对王评价甚高。一些老同志写了悼念王世英的文章，但王世英被谁迫害而死，那时还得隐其姓名。时间不短了，难道康生的面目就是不能揭穿？我们就不能作一点事情？我接到《爸爸的眼睛》半年之久，看看，放下；放下，看看……这当然说明我的软弱，也与当时还没有公布康生的问题有关。直到1979年9月24日才决心发表此文。因为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估计有点风险，所以未同其他负责人商量，我准备个人承担责任。还好，没有受到批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鼓励的电话。有此理想结果，可能在于“变通”。全文避开康生二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但是读者一看就知是谁。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国家造成严重的多方面的损害，我个人认为，对法制的破坏特别值得重视。新中国建立以来，法制建设本来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弱项，“文革”强调“造反有理”，提倡“无法无天”，指责“乱得不够”，以致许多罕见事件大量出现，空前加大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工作量。报社虽然只是一个新闻单位，也经常为这种事情大费脑筋。

2001年第6期 “知北游”日记　作者：袁小伦

模糊的光明

“知北游”是一次从香港到北京的秘密旅程的雅称。全国革命胜利前夕，应中共中央之邀，众多在港民主文化人士，由香港分局派人分批护送北上，参加新中国的筹建活动。其中较重要的一批在1949年2月28日登上一艘挂葡萄牙旗的“华中轮”离港，共有20多人，按年龄大小排列有陈叔通、马寅初、包达三、张伯、柳亚子、郑佩宜、胡墨林、叶圣陶、张志让、宋云彬、郑振铎、傅彬然、沈体兰、邓裕志、王芸生、徐铸成、曹禺、赵超构、刘尊棋、冯光灌、郭秀莹、吴全衡、方瑞、包启亚，还有郑振铎的女儿郑小箴，胡绳和吴全衡的两个儿子，5岁的项伊朗和1岁的项锦州。3月1日黄昏，叶圣陶出了一个谜语：谜面为“我们一批人乘此轮赶路”，谜底为《庄子》篇名一。结果被宋云彬射中为“知北游”。“知”即知识分子，“知北游”意谓文化人北上。

50多年过去了，“知北游”的日记也陆续公开。笔者在阅读了其中的三种即叶圣陶《北上日记》（载《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柳亚子《北行日记》（载柳无忌等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宋云彬《北游日记》（载《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4辑）后，体会到“知北游”颇有值得圈点的地方，它既是文化人憧憬无限和激情满怀的光明行，因为一个史无前例的新事业正在远方召唤他们，也是多少让他们觉得有些困惑的新的跋涉，因为对新的环境有些不适应，还有浪漫诗情与现实政治的冲突。

“华中轮”上充满快乐的气氛。在带队的中共党员吴全衡的操持下，从3月1日到4日，天天举行妙趣横生的晚会，让笑声掌声与海浪交响。3月1日晚会，柳亚子日记：“有评剧清唱、民歌、粤唱、讲古、魔术及集体游戏等，兴趣颇佳。”叶圣陶日记：晚会上“包达老谈蒋介石琐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渔杀家》，邓小姐唱《贵妃醉酒》，张季龙唱青衣，徐铸成唱老生，余皆不知何戏。全衡与郑小姐唱民歌。轮及余说笑话，余以谜语代之。”3月2日晚会，宋云彬日记：“陈叔老谈民初掌故，涉及杨皙子（度），余作补充，并谓杨皙子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与叶圣陶合唱昆曲《天淡云间》。方瑞女士歌《刺虎》，博得掌声。”3月4日晚会，叶圣陶日记：“船上人员均来参加，兼以志别，兴致极好，甚为难得。唱歌也多，不悉记。墨（叶夫人胡墨林——笔者注）亦唱《唱春调》四句，则破天荒也……今夕晚会，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

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上岸，受到热情的接待。宋云彬日记：“徐市长、贾参谋长以张裕公司之葡萄酒享客，余饮十馀觞。”叶圣陶日记：“饭罢，徐市长询要否洗浴，余与云彬等四人应之。由人导至浴室，洗大池，甚痛快。”“以汽车至宿所，乃一西人别墅，距市区较远。因恐国民党飞机来袭，故特指定此处。”“十时就睡，一梦甚酣。”3月7日，离开烟台。宋云彬日记：晚“九时至三李庄，距莱阳城三十里。党政军各机关现皆分散于周围三十里大农村中。此地亦为老解放区，军民融洽如一家人。十时许，招待者分别叫余等至农家借宿，余与刘尊棋同睡一土炕，被褥已铺，解衣欲睡矣，忽招待员又来，谓顷悉此间屋主系一肺病患者，故已为另觅借宿处，请即迁往云云。足见招待之周到也。”3月10日，离开潍坊特别市到青州市（益都，为当时华东局及华东军区所在地）。叶圣陶日记：下午从宿舍“驰车到车站。已预备卧车一节头等车一节在站，即先行上车。一行人连卫士在内不过六七十人，而用车两节，太宽舒矣。”“八时许到青州市（益都）。下车，党政军方面多人已在车站迎候，驱车入城，至招待所。其处原为教堂，屋颇宽畅，坐憩之顷，有如归之感。”“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井然。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也。”3月18日上午，抵达北平东站，受到市长叶剑英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等迎接，并下榻舒适的六国饭店。宋云彬日记：“六国饭店陈设仿西洋式，被褥软且厚，颇感到过分温暖。”叶圣陶日记：“驱车至六国饭店，特赁为我人之宿所。余与墨住一百三十五号房间。服用至舒适，为夙所未享。虽主人过分厚意，实觉居之不安。”在北平，北上文化人更受到空前热情的接待，迎来送往，络绎不绝；宴请吃喝，又如家常便饭。“来访”、“共饭”、“饭店聚餐”、“宴请”、“洗尘”、“招宴”、“宴罢续会”、“酒酣耳热”等几乎成了“知北游”三种日记的关键词。

“知北游”充满激情和诗情。从香港到北平，文化人豪情满怀，一路放歌。柳亚子还将这一年的诗稿题名《光明集》。3月1日“华中轮”乘风破浪台湾海峡，面对万里波涛，柳亚子按捺不住满心喜悦，一直受便秘困扰也在突然好转，其日记说：“下午，过厦门，望见灯塔。”“大便已通，惟不畅耳！作诗一截：‘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叶圣陶日记写到在宋云彬猜中其所出谜语并请其赋诗一首作为奖品后作诗的细节：“余归寝后作诗，迄于深夜得一律，将呈同舟诸公。‘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3月5日“华中轮”抵烟台后，柳亚子诗情更浓。当天即有“阔浪长风六日程，之罘登陆见光明”（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2页）等句。3月8日傍晚，北上文化人参加三八妇女节晚会。柳亚子日记：“余被推讲话，大呼‘拥护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打倒美帝国主义！’兴奋至于极点。”3月10日，车抵青州，柳亚子又为前来迎接的有关领导各题诗一首，其中为许世友所题一首最为恰切生动：“立功杀贼拯同胞，百战归来意气豪。绝似燕人张翼德，一声喝断灞陵桥。”

文化人在旅途是非常愉快的，然而对于马上出现在眼前的崭新世界并不是就完全没有顾虑，梦中的光明和现实的光明能否一样，日记中也记载了他们的探索、疑问和担心。1981年叶圣陶在为自己即将公开发表的《北上日记》写了一个短前言：“大家看得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局面，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至于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就我个人而言，当时是相当模糊的。同行的诸位决不会跟我一样，可惜后来没有机会细谈，现在大多数人已经作古。重温这一段往事，不免怅然。”这是一段真实的心灵回顾，当年他们知道要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然而怎样做，能否适应新的环境，他们的心里是没有底的。叶圣陶很谦虚，其实不仅他“相当模糊”，其他北上的文化人也一样。这些都在“知北游”日记中直接或间接有所反映。

适应与不适应

对老区方式，苏联套套，日记反映出文化人一方面虚心去学习，老实去适应，努力去往好的方面想，尽量去感受并融进新的世界中；另一方面，文化人一进解放区就感到有些不适应，对其中的一些工作方式、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有保留看法。

叶圣陶是一位教育家，他能在北上日常活动中了解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注意从中吸取营养。3月7日日记：在莱阳三李庄，“晤一青年姜汝，二十五岁，小学毕业程度，从事青年工作将十年，聆其所谈，颇头头是道。余思共党从生活中教育人，实深得教育之精意。他日当将此意吸收之。”3月8日日记，赞扬一次田野间的歌舞晚会：“余亦以为如此之戏，与实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价值而不乏娱乐价值，实为别开途径之佳绩。”3月11日日记，记载他在一次欢迎会的讲话：“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奉公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由此次解放战争实为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

叶圣陶日记对解放区这个完全陌生的新鲜世界既记载他的正面感受，又写下他的不适应和些许忧虑。叶圣陶日记中对共产党的开会多和开长会的情形有生动的记录。3月8日，叶圣陶为出席华东妇女大会之代表作报告。“察听众神色有兴者不少，皆疾书作笔记。但木然枯坐者亦多。解放区开会多，闻一般人颇苦之，不知当前诸妇女中有以为苦者否。”到北平后，3月20日下午五时，叶圣陶从沈从文家出来，“至北京饭店，罗迈、周扬二位招待同人，谈响应世界和平大会之事，结果主多发宣言。至九时始毕，实则其事至简单，不需费如许唇舌也。”“复开文协理监事会，准备与华北文协开联席会，筹备全国文艺界协会。又是二小时，余疲甚。”3月21日，“夜七时，二百余人于一堂，听罗迈谈话。……十时散，兀坐将近三小时，又大疲。”3月24日，“出席文代筹备会，推定常务七人，余在内，加推筹备员六人，共三十七人。即此简单事，亦费二小时有余。”

宋云彬日记也有记载对开会方式的看法：4月10日，“下午出席教育座谈会，听冗长之报告，殊不可耐。凡开会必有报告，报告必冗长，此亦一时风气也。名为座谈会，实则二三人作报告，已将全会时间占尽，我等皆坐而未谈也。一笑。”

文化人自然更关心共产党的文化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先前，他们大多数没有去过解放区，对共产党的政策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理解。“华中轮”3月3日上午的一次讨论，“在文化及一般社会方面如何推进社会主义之实现”就很能说明问题。座谈会除郑振铎女儿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包达三女儿包启亚以及两个小孩外22位知名人士都出席。宋云彬日记：“余任记录。题既冗长，范围又广，发言者大抵不切实际。”叶圣陶日记：“在座诸人各发言，所有所见，惟皆不甚具体，亦无法作共通结论。”自从3月5日烟台登陆后，接触的是活生生事实了。“知北游”一行中有不少是新闻界和出版界的行家，如王芸生、徐铸成、宋云彬、赵超构等，他们很关心解放区的新闻政策。宋云彬3月14日日记，记载他们在济南与接待他们的曾也是报人的恽逸群探讨有关私人办报的问题：“午餐后有座谈会，余提出询问；在此情况下能容许私人办报否？恽逸群作答，谓目前私人办报，事实上甚为困难云云。”据说，王芸生离开香港前得知天津《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时，深感丧家之痛，亟望争取恢复《大公报》的原名。到北平后，鉴于大势所趋，对既定方针无计可施，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无可奈何地接受下来。（周雨：《王芸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第69页）

3月14日叶圣陶日记，记载他和郑振铎听了30年代参加左联的历史学家、当时正在新型的革命大学华北大学工作的赵俪生教授谈中共对教员政策后的感想和态度：“初晤赵俪生，渠在华北大学作研究工作，近将回开封中原大学。承告北平解放后，对知识分子之教育颇困难。余与铎兄闻教员俱拟令受政治训练，以为殊可不必。此前数日，叔老曾谈及，凡国民党之所为，令人头痛者，皆宜反其道而行之，否则即引人反感。而令人受训，正是国民党令人头痛者也。”3月15日，也是教育家的宋云彬日记，有他对此事的回应，同时也说明叶圣陶还和其他同行讨论有关问题：“在济南车站购得白酒一瓶，未及饮，至是乃邀圣陶等同酌，酒酣耳热，相与剧谈。圣陶颇虑平津当局处理大学教师有偏向，余亦以此为虑。”此时的叶圣陶和宋云彬当然不可能知道“令人受训”正是中共对文化人改造的一种手段。

叶圣陶是一个敢说真话和有独立思想的人。3月的一天，周恩来邀请民主人士座谈学习问题。叶圣陶在发言中说：“我已年老了，脑筋迟钝了，希望勿勉强我改信唯物主义！”他的真话，使举座为之震惊。（张还香：《叶圣陶和他的世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然而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实际中，他学习马列主义是很认真的，只不过他不是那种“面从，退而后言”的人，也不是“遇事三分左”的人。他没有想通的，决不先附和和表达。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就写什么。北大教授、著名文学家沈从文是叶圣陶的老朋友，因被郭沫若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受到巨大的压力，恐慌、惶惑，觉得没有希望，甚至用保险片割脖子上的血管，想以自杀解脱。沈从文曾记下这样的文字：“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我不毁也会疯去。”（《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47页）过去的许多同事朋友也离他远远的。叶圣陶到北京后，拜访了那些居留北京长期不相见的朋友。如俞平伯、许宝钏夫妇以及赵万里、潘家洵、朱光潜，还有沈从文。3月20日日记：“偕铎兄访赵万里，由赵陪同访介泉于红楼，未晤。遂访孟实、从文。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

浪漫情怀与现实政治

“知北游”还流露了浪漫文人与现实政治的矛盾。由于叶圣陶日记到3月15日止，后面日记未见公开；宋云彬日记写到8月31日，但时断时续。柳亚子日记则到10月29日，不漏一天，且其详略均与其活动和心态有关，颇值得玩味。三人中，柳亚子的气质最为浪漫，脾气也最为火爆，自视很高，参政意识强烈，因而与现实政治的矛盾和冲突最为强烈，导致陷入深深的困惑、忿懑和无奈。

面对胜利大局已定而出现的新情况，比起叶圣陶和宋云彬，柳亚子的思想准备更不充分。他是怀着大显身手的浪漫诗情北上投身建国大业的。“除却毛公便柳公，纷纭馀子虎龙从……一代文豪今属我，千秋历史便称翁”（《磨剑室诗词集》第1628页）的诗句便显露他想在政坛和文坛上均要有所作为的情怀。然而现实政治与浪漫诗情的差异不啻霄壤之隔。政坛上，2月28日，即柳亚子抵北平前约半月，民革由李济深主持在北平召开首次中央会议，推选民革的新政协代表，柳亚子被排除在外，仅在要求增加的三个名额之列（后因名额增加，柳亚子才成为民革的政协代表），自然更谈不上代表民革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张明光：《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564页）作为民革的创始人之一、民革中央监委主席，在毛泽东电邀北上协商召开新政协的此时，又被排除在新政协之外，这对柳亚子这样一个用世心和自尊心都很强的革命活动家，其震惊和失望可以想见。文坛上，在全国文代会筹委会中，柳亚子未列名常委。他建立国史馆要求和筹备北平文献研讨会也受到诸多阻难，或死于腹中或夭折。

新政协会议后，柳亚子仅担任中央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中，馆长是曾做过毛泽东的老师的符定一，柳亚子仅多个副馆长之一。可见除几个虚衔之外，柳亚子基本被排挤在政坛和文坛的高层之外，而与同时代的一批民主人士比，这些安排显然与柳亚子的革命贡献、社会地位和知名度是不甚合理的。“知北游”日记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柳亚子的百思不解，嫉恶如仇，无助的笔下和嘴头的抗争，无可奈何的忿懑和孤独。

柳亚子思想上没有宽容曾经追随蒋介石而革命胜利之际才转向的人，认定他们是见风使舵的政客，因此时有“薰莸不同器”之感叹。4月4日，柳亚子日记：“中饭后，波钧为介见张文伯、章行严，章实爱国学社同学，惜薰莸异路耳。黄季宽假痴假呆，可恶之至！”柳尤其对李济深有看法。4月24日日记：“余两则径赴昂若、揆若昆季招饮，客有李任潮、朱蕴山、王泽民、俞平伯等三十余人，平山、荪荃伉俪亦偕来。食菜用鸡尾酒形式，彼辈为任潮进一特别面，任言太多，谁要谁分取，余言分我一杯羹可耳！后来纪事诗中，有‘分我杯羹惭李密’句，正此意也。”如果联系后来柳亚子与夏衍的一次见面情形，则是日日记似话中有话。夏衍回忆：“一天晚上，我正要上床，柳亚子敲门进来了，我和这位爱国忧民的南社诗人也算是老朋友了，过去，不论在香港，在重庆，即使在时局十分险恶的时候，他一直是爽朗、乐观的，可是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他却显得有点心情抑郁，寒喧几句后，他就问我上海解放后没有去过苏州，他说，假如那一带安定，他打算回吴江去当隐士了。这句话使我大吃一惊，‘一唱雄鸡天下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他就坦率地说出了他对某些人事安排的不满，他用责问的口气说，李任潮怎么能当副主席，难道你们忘记了他二十年代的历史？对这样的事当然不好插嘴，我想把话岔开……可他还是滔滔不绝地讲了他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31页）

在此期间，因为“看不顺眼的事情太多”，（《（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第350页）柳亚子脾气越来越躁，常有“不近人情”之举，夫人和朋友们都很担心。宋云彬日记4月6日载：下午，“赴北京饭店参加文艺座谈会。柳亚老发言，述及彼与民革、民盟关系，余急书一字条劝止之……”可能是柳亚子“好汉大谈当年勇”，宋云彬怕他得罪人而进行劝止。4月7日载：“下午二时民盟小组在亚老房间开会。此小组约五六人，组长为杜任之，余与黄任老、柳亚子均在内，馀则已忘其姓名。亚老近来兴奋过度，常有种种不近人情之举，其夫人深为担忧，特与医生商，请以血压骤高为辞，劝之休息。三时许，医师果来为亚老验血压，验毕，连称奇怪，谓血压骤高，宜摒弃一切，专事休息。亚老信之，即作函向民革、民盟请假，并决定两个月以内不出席任何会议，柳夫人之计善哉。”同一天，柳亚子日记也写到：医生“为余量血压，较前增加到十度以外，颇有戒心，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

4月25日，柳亚子“奉毛主席之命”，自六国饭店移居颐和园益寿堂休养。然而，柳亚子对在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新中国建国大业中，被完全闲置起来岂能善罢甘休！早在3月28日，柳亚子撰《感事呈毛主席》，表示待吴江解放，就准备引退分湖，做严子陵了。这是诗人以退为进的策略，向毛泽东点出自己的出处问题。柳亚子移居颐和园第五天，4月29日就收到毛泽东赠诗即《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以政治诗人的浪漫手法和无比深厚的感染力，回溯革命交往，抒发朋友情怀，用友好而委婉的方式回答柳亚子提出的出处问题：请节制牢骚，就留在北平，放眼未来吧。

5月1日下午，毛泽东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并同游昆明湖。5月5日，柳亚子赴毛泽东家宴。柳着实又兴奋了一阵子，甚至说过：此乃“自揆出生六十三龄，平生未有此乐也！”（《磨剑室诗词集》第1590页）大约同月中旬，柳亚子致信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并希望在江苏省人民政府任职等，自谓“颇于毛共有所献替也。”可惜，21日，毛泽东就来信泼冷水：“国史馆事尚未与诸友商量，惟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前恐难提前设立。弟个人亦不甚赞成先生从事此项工作，盖恐费力不讨好。江苏虚衔，亦似以不挂为宜，挂了于己于人不见得有好处。此两事我都在泼冷水，好在夏天，不觉得太冷否？”毛泽东的信直截了当，再没有半月多前和诗那样极尽委婉曲折之能事的闲工夫了。同一天，柳亚子收到此信，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当天日记：“毛主席来信，颇有啼笑皆非之慨。夜，作长笺复之，将于后日送去云。”柳的复函究竟写些什么，笔者希望有朝一日能读到，不过从日记看出柳还不死心。他积极着手筹备北平市文献研讨会。6月16日日记：“赴听鹂馆开文研会筹备会，通过举余为主席，俨然黄袍加身，拟推老毛为名誉主席，未知其肯入我彀中否也。”毛到底有没有进入柳的“彀中”？看来是没有。因为该会6月26日在中山公园举行成立会后便停止了活动。

一方面柳非常钦佩毛那种领袖群伦的博大胸怀，也非常想接近毛。上述5月1日，毛、柳同游昆明湖当晚日记：“润之已疲倦，不及长谈，登岸即坐汽车返。约定双五节以车来迓，谒总理衣冠墓于碧云寺，希望其不开空头支票也。”说明柳盼望能再次见到毛。另一方面，柳对毛也有新的看法。6月6日，他有诗云：“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他认为毛在革命胜利之际表现了“忠言逆耳”的态度因而感到难以理解。对于毛“牢骚太盛防肠断”的批评，柳也提出异议，同一天作于韶九胡同的诗中便说：“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磨剑室诗集》第1633页）

以后柳亚子日记和来往信函，反映其情绪更为低落，原本火热的心也越来越凉了。就是建国周年活动中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国宴、登天安门检阅盛大国庆典礼、与毛泽东唱和诗词，日记中也都是客观性的记实文字，不复从前之激情和颂扬性的语言。7月12日致毛啸岑函：“他们正希望我专心休养，什么事情都不要我管。”7月19日致姜长林函：“精神没有以前的兴奋，也没有以前奋勇直前的气概（什么都懒得顾问了）”。（转引自张明光：《柳亚子传》第578页）7月某日，赠友人诗云：“屈子怀沙逢乱国，贾生赋鹏值休明。忏除结习吾知免，不作苏俄叶赛宁。”（《磨剑室诗集》第1651页）柳亚子竟然以屈原、贾谊的遭遇自况，甚至联想到苏联诗人叶赛宁的悲剧性结局（叶乃苏联青年诗人，十月革命后曾写过不少赞扬革命的诗篇，1925年因悲观失望自杀），令人惊诧！日记也呈越来越短的趋势，因为事实被闲置起来的人也没有多少事可记了。例如，7月14日：“写字，写信，弄邮票。”柳亚子《北行日记》写到1950年国庆后到华东参观，最后半月日记加起来仅有100多字。显然，一代革命活动家、浪漫诗人，心已死矣。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6期 文怀沙与《红楼梦》研究　作者：胡晓明

最近，我有幸先后搜集到解放初期出版的俞平伯著《红楼梦研究》、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和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这几部红学著作，不禁感慨系之。作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它们不仅影响了其后的红学发展，而且对广大读者也有重要的帮助。由于这套丛书是王耳先生（即文怀沙先生）主编的，且文先生先后为这三部著作，写有跋、代序和出版者说明，这就不能不重视文怀沙对《红楼梦》研究的重要贡献。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其《红楼梦辨》的修订本。俞平伯根据后发现的新材料，对原书进行了删、改、增的修正。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我就把旧书三卷，有的全删，有的略改，并为上中两卷。其下卷有一篇是1948年发表的，其余都是零碎的近作。”

《红楼梦新证》是周汝昌所作“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作者主张“以科学的方法运用历史材料证明写实自传之不误。”周汝昌积数年之功，辛勤寻找、披沙拣金、搜根兜底、抉爬勾稽，对《红楼梦》的本事和曹雪芹的家事，作了“合而为一”的全面考证，终于完成了这部考证派的集大成之作。

戚蓼生序本《红楼梦》有许多脂批，却不见脂砚斋的署名。直到1927年胡适重价购得“甲戌抄阅”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脂砚斋及其评语才为世人所知。其后又有徐星署所藏的“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的抄本（即庚辰本），董康所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即己卯本），先后面世。1953年在山西又发现了“梦觉主人乾隆甲辰秋月”作序的本子。由于这些脂本都未曾影印，俞平伯将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甲辰本和戚序本中的脂评，辑录成第一个汇集本，给学界提供了研究版本和成书过程的宝贵资料。

这三种红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都是文怀沙主编出版的。正如俞平伯在自序中所指出：“我得到友人文怀沙先生热情的鼓励”。周汝昌在“写在卷首”中也指出：“没有王耳先生的无私的重视与爱护，这本书是不容易和读者见面的。”这些表明了俞平伯、周汝昌对文怀沙致力于学术发展，出版了这两部著作的感激之情。事实确实如此，文怀沙在《红楼梦研究》的跋中，高度评价了《红楼梦研究》的成就：“不仅是《红楼梦》的改版，而是把辨伪存真的工作更推进了一步；非但高程续补迥异原作，已成铁案；而曹雪芹未写完的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亦可以窥见大体。”这些对于读者阅读《红楼梦》都是十分重要的指导。文怀沙在《关于红楼梦的几点理解》为题的代序中，首先提出：“我们知道，文学作品既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此《红楼梦》所描写的贾府，就不可能是离开时代社会而游离存在。”他进而指出：“周汝昌先生是辛勤地替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周著《红楼梦新证》从较广泛的时空范围搜罗材料，为人们勾勒了曹雪芹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生活场景。

文怀沙对红学的贡献不仅于此，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红楼梦是曹雪芹依据自己的生活感受，通过高度的艺术手腕，所唱出的封建贵族阶级走向灭亡的挽歌”，是文氏的主题论。曹雪芹“他的不可及处，乃在于忠实现实——现实主义的胜利”，是文氏的艺术论。“曹雪芹明明说出，他的志趣不是顶门扇，而是补苍天！这是何等的见识与抱负！”是文氏的作者论。“严格地讲，百十回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盛，只是为反跌后三十回的衰，所以后三十回实在比前八十回为重要”，是文氏的版本论。“《红楼梦》所写，即是恢复小康后的局面，与曹寅盛时相去甚远”，是文氏的家世论。“自从发现了脂砚斋评本石头记以来，曹雪芹的创作心理过程，逐渐弄明白了”，是文氏的脂评观。这不仅在当时，就是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十分宝贵的意见。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文怀沙提出了用唯物主义史观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他明确指出：“要想研究或了解这部文学经典名著，和它的作者——曹雪芹，就必须从那个特定时代和那个特定社会关系的联系中去着眼了。”《红楼梦研究》出版以后，即赢得了一些学者的好评，也引起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的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也许文怀沙当时未曾想到，由于毛泽东因李希凡、蓝翎所写批评文章发表中遇到的困难，对党内提出批评，并由此引发了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然而，在这场批判的高潮中，他还是按原计划出版了俞平伯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并且认为出版这“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种资料”，“仍然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让它有机会广泛地公诸于众，也是有必要的”。这体现了何等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识，也体现了文怀沙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坚定掌握和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娴熟运用。

日升月落，星移斗转，弹指一挥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旧著重读的时候，早已布满历史封尘的往事，又逐渐清晰起来。文怀沙主编出版新红学重要代表作《红楼梦研究》，褒奖了知名学者的不断创新；出版集考证派之大成的《红楼梦新证》，既是对青年学者的提携，又是对红学研究的推动；而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既解决了学者研究中的资料问题，又将珍秘古藉普及到普通读者中去。正是这三本书的先后出版，红楼梦研究形成了新的高潮。文怀沙在红学上的学术魄力既无先例，又无来者，实在令后人景仰崇敬。他对红楼梦研究的历史性贡献，应该得到充分地尊重和肯定。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6期 漫说等级制、宗法制和家长制　作者：李一蠡

何谓等级？《辞海》（1999版）的解释是：“按社会政治地位的高低划分并被法律确认的不同社会集团，普遍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级和阶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阶级按经济地位划分，等级按政治地位划分。”

等级既然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专制制度下用以区别人们政治地位的一种排序，那就等于说，等级制无非是支撑少数政治上层人物施行专制的一种层次分明的社会架构。好像一座建筑物的层层砖石，没有底下重重叠叠的铺垫，专制政治就会轰然倒塌。

如此说来，等级现象无非就是人们的政治权利和社会人格的不平等现象。但它只存在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吗？现实生活中是否已经消除了这种古老而陈腐的现象呢？遗憾，答案恐怕应该是：否！

先让我们看看，人分三六九等这一现象最初是怎么发生的。

研究古代社会的经典著作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这本书很高评价），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都曾说明，在母系社会以前，本来是没有等级的。那时生产力低下，人们必须相互依存，公有共济，没有可能使任何人特殊。以血缘关系聚居的公社内，人们自由、平等、博爱，完全出于自然。阶级和等级的出现，是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之后，在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出现一个时期后才出现的。从生产生活方式说，这标志着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恩格斯语）

到了现代，除极个别未开化的民族外，全人类已基本上告别了野蛮时代。尽管在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后，迄今一直有阶级和等级现象存在，但表现为什么样的阶级、等级关系，却又因社会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其性质不仅有先进落后之分，也仍有文明野蛮之分。

这里有两个情况：一是，即使在现代最发达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不仅依然存在，甚至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现象，但其中所体现的分配原则究竟是越来越不公平，还是越来越相对公平，这个问题暂可留待思考、争论。不过从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看，说知识经济社会是一种更文明先进的社会，恐怕争议不多。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必须是公正公开公平的法制经济、文明经济，尽管今天政治不平等现象仍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但由于市场竞争必须是平等竞争，它只服从法律而排斥政治特权。故市场经济发育的程度，与人们的政治平等程度绝对相关，其间差别仍属文野之分。

前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有报道说：十年前，欧洲大部分大学毕业生都寻求担任公职；今天大多数毕业生却更想投身私营部门。这个变化说明，即使在欧洲，十年前向官吏阶层“跳龙门”也还是热门。只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的今天，人们的观念才大大改变了，所寻求的已不是官阶和“铁饭碗”，而是发展个人才能的多样取向，实现自身价值的各种机会。

这情形也正在中国出现。中国多少年的传统观念是“学而优则仕”，因为“士为四民之首”，一经金榜题名，便为人上之人。解放后，一度流行的职业观也是以争取脱产当干部为首选。干部——官，在现实生活中和人们心目中仍然高人一等。观念作为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不是宣说一下“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分”，就可使等级差别在人们观念中的深刻反映轻轻抹去。然而，在我国日益融入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社会骤然到来的新情况下，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迅即受到了有力冲击。过去，谋取高人一等职位的有为青年多以从政为第一追求，眼下却正把高学位高知识高技能高收入作为第一追求。宁舍“宦海”，而愿下“商海”，更愿孜孜不倦遨游“学海”，求得学有专长甚至一专多能，走学而优则开发市场开发新生产力富国裕民又能裕己之路，正成为大热门。三“海”地位，忽焉颠倒！

可见，比起自然经济时代，甚至比起市场经济初期亦即工业革命开始之际，现代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的急剧变化，还有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及相应社会观念的急剧变化。这个变化意义之深远，甚至非今天所能充分估计。

在中国，等级制源于历史悠久的宗法社会，这使中国等级制独具特色。

中国宗法社会历史悠久，可能是又一个“世界之最”，从只有口头传说史的氏族社会晚期开始，截止近现代，历时应以几千年计。至少在周朝，宗法等级制就已臻完善，其后出于历代统治者的需要而日益强化，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宗法一词，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解释，“宗”是“尊祖庙也”。《礼记》说，“尊奠尊于祖庙”。“宗”字上头的“宀”(音mian)，是房屋，可引申为庙；底下的“示”，当神灵讲。中国古代是把祖宗牌位供在庙中，当作神灵祭祀膜拜的。祖宗和祖宗所立的规矩至尊无上，可算为老字号“凡是”！

为什么大搞祖宗崇拜？个中缘由，说来话长。宗法制度本是古人在宗族中区别嫡庶长幼尊卑亲疏的制度，按等级依次分为大宗、小宗、内宗、外宗；大宗反映嫡长子及其子孙；小宗指次子、庶子及其子孙；内宗指同姓的女儿系列；外宗指姑、舅、姊、妹的女儿以及叔伯兄弟的女儿系列；大宗小宗为男性宗支，内宗外宗为女性宗支。由这样等级分明的排序，形成一个从宗族到社会的复杂系统，规定着每个人在系统中的世袭地位。祖庙牌位（或家谱）的排序，像一棵倒置的树，根在上而枝在下，越老的祖宗位次越高，而重嫡轻庶、重长轻次、重男轻女，是排序的不变原则。同一祖先的人就是同宗，有很强的内聚性和排他性，如此形成许多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或命运共同体。中国许多江湖帮和职业行会也大多具有宗法性质。他们尊奉共同的帮主或行头，敬之如父母，各有帮规行规，实行按资排辈等级服从和个人服从团体制。对第一代帮主行头，也一如敬事祖宗般祭祀膜拜。这类帮会，是宗法家庭的变种。

可见崇古是为隆今，认祖归宗是为利己；强调死人的地位，是为了据以规定后代活人的地位，为了权益的继承、垄断、再分配。

因此历代帝王无不大建祖庙，“左庙右社”，建在紫禁城前。现在北京故宫左前方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旧日叫太庙，即清朝皇帝的祖庙；右前方的中山公园即旧日社稷坛。历代皇朝都把祖宗神主与社稷（社：土地，稷：谷物，引申为承载万物的天下、江山）并列祭祀，意味着国家、子孙要时刻不忘家国一体，有责任使家天下世代传承垄断。一千年前那个有文才而不会治国的南唐后主李煜，亡国为虏之日拜别祖庙时写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破阵子》）他最感到愧对的仅仅是祖宗。 　　中国宗法等级制的历史特别长，与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深远有绝对关系。儒家讲孝道，提倡帝王“以孝治天下”，在人民头脑中树立“父母之命不可违”、“顺者为孝”和家国一体的牢固观念。绝对的“孝”，扩大为绝对的“忠”；“父母之命不可违”延伸为“君命不可违”；即便一个九品芝麻官，也是“民之父母”，人民也应奉之以孝——服从。这么一种把国家家庭化的宗法经济术，使整个中国社会从家庭、宗族，到乡里、府县、国家，所有尊卑地位都按表面上温情脉脉的家庭般“亲亲”关系被严格规定下来。儒家讲“亲亲为仁”，（《论语》）把它罩上“仁”字道德外衣，从而使家长与子孙、帝王与子民、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是绝对主宰和绝对服从的冷峻关系。这恰恰是宗法规则之要旨。儒家讲“复礼”，就是要求一切按祖宗的既定方针办。违背祖宗之礼——规矩，就是“非礼”。孔子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违礼被视为“大逆不道”。这就不难看出，儒学不过是长期被奉为经典的宗法政治伦理学；超长期尊孔崇儒的结果，就是宗法制度宗法观念的超长期延续。

在世袭制下，嫡长子，尤其是家长指定的继承人，都是法定的正统。一经被认定为正统，便具无上权威，须普遍承认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皇位继承总要在先帝遗嘱上做文章。这一正统观，强化着一系列大小家长们不受挑战不可动摇的统治权。一座座由君权、官权、父权、夫权、族权，外加乡里耆宿们特权的大大小小家长们形成的权力金字塔，就这样矗立起来，无权的老百姓则在最下层垫底。而权力必须由下而上梯次集中，最后集中到最高家长——皇帝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世袭等级家长制社会。

家长制当然是人治，只不过是伦理道德化、法律化、制度化因而天经地义化了的人治。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只有人治，从来没有过也不可能有什么法治。颠扑不破的逻辑是：人治之下无法治，或者说在人治之下，只有服从和维护人治的法“制”，是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君主独裁法制社会。

我们不是有过法家理论吗？是的。不过，中国古代法家之法恰恰是最强调权力集中的帝王之法。法家提出“辩慧，乱之赞也”，认为人民有智而善辩就会助长动乱，这与儒家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理论异曲同工。所以法家主张实行“壹于农”，让国民一律务农，永远固定在分散的土地上，处于信息闭塞、视野狭窄、智识缺乏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弱民”、“使民”。（《商君书》）

既然宗法制度所维护的是一种靠正统地位继承下来的特权，用以保证正统继承者的既得利益不致旁落，所以一切正统势力总是旧传统的坚决维护者，而成为社会革新的最大阻力。

既然在宗法社会一个人是出于正统还是支派，是嫡系还是旁出，决定着现实地位，因此，不仅正统出身，甚至具有正统思想者（哪怕打扮成维护正统思想的模样），都属正统一派人物，特别吃香。而敢于挑战祖宗传统的改革创新者，其言行必定动辄得咎；正统派的言行再荒谬再不得人心，以其是出于维护祖制祖法，属于立场正确认识有偏，往往不予追究。

既然一切是非均依权力金字塔上的位序而定，越往上真理越多，最高的家长有最终的是非裁判权和真理垄断权，人们便只能“唯上”，这个民族便永远不会是一个能够创新的民族。创新如果不是出自于上，或未经上头恩准，便鲜有可能表达，更无从实现，人们便唯有永远匍匐在一言堂下翘首祈望“吾皇圣明”，这个国家便永远不会是一个生气蓬勃的国家。

所以，创新与宗法家长制，与正统势力的霸权地位，与“唯上”，与“一言堂”，绝难两立。提倡创新，就不能同时又要求绝对的等级服从。

资产阶级革命比之以前的任何革命的一个重要不同之点，就在于它提出了“人皆生而平等”。这口号最初由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启蒙者洛克提出，由杰弗逊首次把它写入美国《独立宣言》，紧跟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也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从此，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普遍把实现人的权利平等，作为具有法律性的立国原则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十分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一切等级的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在消除封建宗法关系特别是等级现象方面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马、恩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最主要的历史贡献就在于把“天然尊长的”、“一切等级的”东西破除掉了，而对于破除的彻底性，不惜用“无情斩断”、“烟消云散”这样的词语来表述。

马克思还说：“当然，平等趋势是我们这个世纪所特有的。”所谓“我们这个世纪”，指的就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全面发展的19世纪；所谓“特有的”，指的就是只有到19世纪才会发生而此前不可能发生的事物。这就是说，平等，只有在19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历史趋势；也就等于说，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任务或历史成果之一，就是消灭等级现象。

这就明确了一个问题：等级和阶级，即政治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哪一个应先退出历史？这当然不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而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来决定的。固然，今天的世界现实是，即使在一些发达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种族、性别、财产的岐视，存在着世袭的王位和爵位（尽管王室贵族的政治权力已是象征性的）。这当然仍属于政治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政治不平等与宗法制下的政治不平等绝不仅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而是有着质的区别。因此尽管经济的不平等甚至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扩大了，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消阶级而只是换了新的统治阶级，但却由于在相当程度上破除了政治不平等，就空前地解放生产力，取得了惊人的社会效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现存的诸如种族、性别歧视，乃至王室贵族的特殊待遇等现象，也必将和正在进一步消除。这样，事实已明确回答了上述问题：等级可以而且应该先于阶级退出历史。不首先破除宗法等级制（以及它的变种），就不可能出现健康的新阶级，不可能进入健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

中国没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按其性质本来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打倒了代表“三座大山”的政权以后，没有通过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彻底清除几千年宗法制度特别是宗法观念的深重影响。当初，五四运动先驱们所呼吁的民主与科学（“德、赛二先生”）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任务，与同时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斗任务，是互为目的互为手段而不可互相取代的。仅仅更换政权，而不实现民主与科学的制度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就不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尤其是不能在积淀深厚的传统观念上彻底完成反封建任务和消除宗法文化的影响。反过来说，不反帝反封建，也不可能实现民主化科学化即社会的全面现代化。两者相伴相生，不可或缺，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容。这一点，在我们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的人类历史，作了横向纵向比较，检点利弊得失，并面对新世纪新形势的挑战的时候，就尤其有十分痛切的感受了。

我们曾试图通过分配的平均主义，早一点消灭阶级差别，甚至试图通过大面积地批斗和打倒“当官做老爷”的党政领导干部，批斗和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把多数知识分子（包括初中生）驱赶到农村从事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把文化不高但出身好的普通劳动者提拔到领导岗位，来消除官民之间、智力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但其结果，却是社会的空前混乱和失控，是封建宗法家长制空前恶性膨胀，是“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来会打洞”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类新式血统门阀等级观念的一度泛滥。

“文革”既然被确定为一场“政治大革命”，它首先搞乱了政治，并窒息了经济，那么拨乱反正也应该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并行。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对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迫切性讲得很明确，强调得很到位。二十多年来，我们确实也作过若干政治改革的设计，进行了一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无可否认的是，政治改革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官场腐败以及相当程度的干群关系紧张，等等，仍是久治不愈的顽症。我们认识到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但腐败却是破坏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哪里有腐败，哪里的投资环境就不会健全，管理就不会清明，不难设想，如此下去，究竟会不会有助于稳定。

这些情况，都是古老传统养成的家长制遗风，很不利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不利于与世界接轨，不利于吸引投资，扩大开放。只有彻底涤荡宗法文化的影响，法律面前实行人人平等，市场经济的大厦才能健全稳固地矗立起来。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6期 从清朝档案中看和珅　作者：卢　经

和珅为清代大贪官，和珅被诛为清代大案。清代以"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而被诛杀的职位最高的官员便是和珅。

近些年来，和珅的形象频频在戏曲舞台上和电视剧中出现，引起广大观众的兴趣。由于这些是文艺作品，难免有"戏说"和艺术加工的成分。历史上的和珅究竟如何，本文拟以清代档案为据，揭示其"庐山真面目"。

八旗子弟中的出类拔萃者

和珅，字致斋，姓妞祜禄氏，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满洲正红旗人，出身于一个中等武官之家。其五世祖尼雅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的争战中，以军功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父亲常保除袭世职外，曾任福建副都统。

和珅童年时期曾在家中与弟和琳一起接受私塾先生的启蒙教育，十岁左右被选入咸安宫官学读书。和珅博闻强记，不仅满、汉文字水平有了很快提高，还学习了蒙古文和藏文，为日后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打下了坚实基础。和珅的书法、诗词、绘画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在众多的八旗子弟学生中，和珅是出类拔萃者。

和珅于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踏上仕途。承袭三等轻车都尉，这年他20岁。第二年和珅参加乡试，没有中举，23岁时被授为三等侍卫，挑补粘竿处，即上虞备用处，负责皇帝出巡等仪仗事宜。不久，他被调到銮仪卫充当侍卫，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

一年六次擢升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一年正月，和珅27岁，任户部右侍郎，协助尚书管理全国疆土、田亩、户口、财谷之政令；当年三月，擢军机大臣，开始步入中枢政务；四月，兼内务府总管；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十二月，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赐紫禁城骑马，全家旗籍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和珅如此被破格重用和快速提升，在清朝官吏中是极为罕见的。

和珅从乾隆四十年至嘉庆四年的24年中，担任军机大臣23年；以军机大臣兼步军统领22年；以军机大臣、步军统领兼户部尚书15年。在宫廷事务方面，他掌管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务。在经济上他除了任户部尚书外，还将崇文门税务监督大权牢牢控制在手。在军事上，他虽一窍不通，但常出任领军委以钦差，镇压农民起义。和珅长期担任京师步军统领等职，并控制着健锐营和火器营。文化上他曾担任《四库全书》正总裁及《钦定热河志》、《钦定大清一统志》、清《三通》、《清字经馆》、《石经》、《日下旧闻考》等书的正总裁、总裁。他还担任经筵讲官、教习庶吉士、殿试读卷官、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职。

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和珅逐渐掌握了清廷的宫廷事务、行政、财政、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大权，成为乾隆的左膀右臂。

何以深受乾隆宠幸

和珅何以受乾隆如此宠幸？

从入宫侍奉乾隆开始，和珅便给皇上一个很好的印象。野史说，和珅长相酷似被乾隆赐死的一个妃子，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和珅长得五官端正，文弱可爱，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却是事实，绝不像小说、戏剧中描绘得那样丑恶，令人讨厌。和珅首次侍奉乾隆，其"奏答甚合上意，奏对皆称旨"；乾隆问及其功名出身、乡试试题时，他边走边背，对答如流，"矫捷寻常"，深得乾隆赞许，"其知遇实于此"。在以后的日子里，和珅善于揣测主子心事，办事干练，自此"恩礼日隆"。

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大臣的进退，唯皇帝的个人意志是举。"忠君"为封建帝王用人的第一标准，和珅的言行举止正符合这条标准。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和珅对乾隆"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随令，殆同皂隶"。即使是后来位居大学士后，和珅仍像当年做御前侍卫那样恭谨用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与那些正人君子的大臣相比，古稀之年的皇帝自然更喜欢和珅这样殷勤周到的奴才，自觉不自觉地将其视如知己。

晚年的乾隆，眼睛里只有自己文治武功的业绩，蒸蒸日上的盛世；耳朵里只喜欢听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声音。和珅正是抓住了乾隆暮年"喜谀而恶直"的心理，投其所好，以博得皇帝的欢心。为此，和珅尽其所能，大事可以化小，"唯将吉祥之语入告"，甚至像镇压白莲教起义这样的大事，和珅明知是乾隆的一块心病，但从未将实情相告，而以"蒇功在即"蒙蔽皇帝。

分析和珅受乾隆宠幸的原因，除此之外，也必须看到和珅确有出众的才华，而且实实在在为大清朝廷干过几桩漂亮的事。这不能不使和珅在乾隆心目中的重量日增。

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得力助手

通晓汉、满、蒙、藏四种语言的和珅，具有处理民族事务的独特优势。据《八旗通志》记载："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起兼任理藩院尚书，时时陪伴乾隆身边。乾隆每年到热河避暑山庄，常常接见各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及其他上层集团人物，和珅每每在场。他多次帮助乾隆处理西藏、新疆以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事务。

乾隆四十五年六月，六世班禅觐见乾隆，和珅参与接待。乾隆命在热河建庙，以备六世班禅来时居住。和珅参与筹办，负责将"热河各庙及新建须弥福寿庙仪仗换新"。是年七月，六世班禅到达承德，乾隆在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接见他。尔后几日乾隆与班禅会晤讲经、赐印颁敕、筵宴赏赐等，和珅均陪同参与。

九月初，班禅到达京师，乾隆准备为班禅贺寿。孰料十月二十八日班禅病倒，十一月初二日，六世班禅圆寂。乾隆前往凭吊，并亲自处理善后，和珅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英人称之为"成熟的政治家"

乾隆四十五年以后，和珅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琉球（今日本冲绳）和南掌（今老挝）等国的使臣，负责全权处理与朝鲜及英国的外交事务。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英国派遣有丰富外交经验的英国驻孟加拉国总督马戛尔尼勋爵担任使团正使来华，目的是完成英国国王和政府的使命，在中国"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致的商务利益和外交权利"，"设法增加我们对中国的输出，以及经常运送其它为中国人所喜爱的大不列颠及我们印度领地的产品和制造品"。马戛尔尼配备了精于军事和精通科学与技术的人员共七百余人及大批礼品而来。清朝官员开始并不了解其真正意图，还以为是恭祝乾隆皇帝万寿的"贡使"。乾隆谕令"至接待远人之道，贵于丰俭适中，不卑不亢"。

马戛尔尼使团于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到达北京。由于此时乾隆正在热河行宫避暑，特令使团赴热河谒见。双方首先在觐见皇帝的礼节上发生分歧。清朝坚持贡使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的礼仪，英使坚持以谒见英王陛下的单腿下跪礼代之。双方都不肯让步，谈判几乎破裂。和珅与英国特使进行了艰苦的谈判和交涉，最后使英使同意按清廷礼仪行礼。事后英国特使评论和珅说，和珅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八月十三日，乾隆83岁生日的那天，在热河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举行庆寿典礼，英使马戛尔尼由和珅等带领，"由避暑山庄宫门右边门进呈殿前阶下，向上跪捧恭递表文"（乔治三世女王国书），乾隆接受了表文，并向英国国王和使团正副使臣回赠了礼物。宴后，和珅陪同使臣游览了避暑山庄。

当英国国王向乾隆祝寿的表文译出后，和珅立即向乾隆报告英王有"遣使留住京师"之意。乾隆摆出种种理由，认为"其事断不可行"。其实在此之前，马戛尔尼曾与和珅进行"暂短的会晤"。但马戛尔尼发现和珅"虽然和蔼可亲，谦虚有礼"，却不肯答应他的要求，使马戛尔尼毫无办法。马戛尔尼千方百计想把谈话引入正题，但始终不能如愿。马戛尔尼后来回忆道："我对中堂（和珅）的机智不能不深表钦佩。那天，我绞尽脑汁要求他讨论正题。他却总是竭力回避，每当有可能与我谈及正题时，他立即巧妙地躲闪过去，设法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周围的景物，请我欣赏湖光山色，向我们讲解秀丽的山庄和亭台楼阁。"

八月二十六日，英使团回到北京后，马戛尔尼以英王的名义，通过和珅正式向大清皇帝表明了来华的真实目的：要求在舟山或宁波经商；在北京设立货栈；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空地保存商品；英商人长居广州；对英国商船和商品免税；允许英国人自由地在中国传教。这时的和珅以"惯常的机敏"，回避就英方提出的要求进行讨论，并向马戛尔尼解释皇上让他"立即启程"，是出于对他"健康的关心"。第二天，马戛尔尼再次会见和珅，和珅"惯常的客气踪影全无"，"他摆出一副毫不掩饰的持重和冷漠的神态"。马戛尔尼再次提出前述要求时，和珅以不给对方留下任何指望的口气，让他写成文书呈来。

八月三十日，乾隆连降敕谕，对马戛尔尼的要求逐条批驳，并发出廷寄上谕一道，认为英国人"递呈禀有越分妄请施恩之事"，马戛尔尼的行为是"无知"之举。这就是清政府在这次外交活动中的认识和收获。九月初三日，马戛尔尼向和珅辞行。据英人自己记述，马戛尔尼使团此行受到了清政府"最礼貌的迎接，最殷勤的款待，最警惕的监视，最文明的驱逐"。英国政府的美梦破灭了。和珅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接待英使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既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又不失一位大国权臣的风度。

握有财权借机敛财自肥

和珅于乾隆四十五年任户部尚书，后又任内务府大臣和崇文门税务监督，实际操持着清政府的收支大权。

和聚敛财富的主要渠道与手段：

（一）独揽崇文门税关控制大权，从中渔利。明朝北京原为九门征税，清朝改为由崇文门统一征税。乾隆时期，为加强对这一税关的管理，特设正副监督各一人。这样的重任，乾隆自然要委以亲信。崇文门税关是户部所属全国三十个榷关之一，其索要苛刻位居全国第四。崇文门税关名义上隶属于户部，实际上由内务府控制，是皇家内府的进财机构。

崇文门税关还负责监督对京外获罪官员解京物品及京中不动产的变卖。清代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犯罪，其家产多被查抄入官。抄家作为对官吏犯罪的一种附加刑，被广泛采用，目的是剥夺财产以抵赃或抵赔过失，所谓"不令其子孙坐享富厚之资"。查抄家产还作为收集罪证的手段，用以扩大株连。交崇文门税关变卖的最大宗是获罪官员在京置买的房屋、所开设的商号、银号、当铺等。官员获罪，这些不动产均被查封，勘估后"交崇文门召商交价认领开设"，价银交内务府广储司。

贪财如命的和珅在崇文门税关正监督任上供职八年，大权在握，为所欲为，在处理税务、经手罚没款、变卖罪官不动产等过程中，索贿受贿、贪污自肥不计其数。

（二）在罚缴"议罪银"中中饱私囊。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罚银"、"罚款"，是乾隆中叶逐渐形成的。重要官员（多为总督、巡抚）或因犯渎职、违例、徇庇、侵贪、奏事等"过误"，自议缴银；或有过失需要"开复处分"；或根本并无过失却被怪罪，认缴巨额银两，以"贿买平安"。为免革职、参处，督抚们缴纳的"议罪银"，少则万两，多则几十万两。议罪银一般解交内务府广储司。也有一些作为南巡差务的开支，很少一部分留河工、海塘和军需之用。

"议罪银"的议罚权柄由乾隆独掌，但多由和珅从中"据情代奏"。和珅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斡旋，并掌握"议罪银"收缴的具体事宜，其作用非同一般。

"议罪银"的收缴，使内务府的进项大增，入不敷出的内务府，在和珅的管理下"岁为充盈积，反充外府之用"。和珅在为朝廷理财、敛财的同时，巧取豪夺，也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钱财。

和珅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财，至今也没有在清廷档案中找到一份完整的记录。这里，只介绍和珅被诛后查抄其财产的一些数字：和珅在京宅第（今前海西街恭王府内），房二百五十余间；花园楼台二百余座；铜玉鼎四十五座；端砚、宋砚七百余方；大小自鸣钟三十八座、洋表一百余个；东珠六十余颗；大小红蓝宝石五千余块；金银碗碟八千五百余件；各种如意三千余柄；金银唾盂、面盆一千五百余个；金银元宝两千个（每个重一百两）；金珠翠宝首饰二万八千件……

此后，又陆续查抄了和珅京城及京畿、热河等地的财产。其中京内外各处取租房二千余间；花园房、闲散房、寓所房一千余间；地一千二百六十六余顷。所开当铺十二座，本利银二万六千余两。

总之，和珅敛财之多，可谓富可敌国。故他被诛后，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诛杀和并非只因肃贪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日，乾隆病逝，嘉庆亲政，次日和珅即被革职拿问。初七日，和珅被拿交刑部严讯，京中家产被抄。十一日，嘉庆发布上谕，历数和珅二十条大罪，谕众知之，并令各督抚议覆。

读嘉庆发布的上谕，对我们了解和珅其人很有帮助。

上谕说：

"……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即乾隆--编者）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并将出宫女子取（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年来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昨冬，皇考圣躬不豫，批折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胆敢口称不如撕去，竟另行拟旨。腊月间，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行抢掠一案。和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及皇考升遐（即病逝--编者）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惫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欺隐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贰，兼任学政。又军机处记名人员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昨将和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居心。又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至金银数目尚未抄毕已有数百余万之多，似此贪黩营私，实从来罕见罕闻。以上各款皆经王公大臣等共同鞫讯，和俱供认不讳。……"

嘉庆发布上谕两天后，和珅著"加恩赐令自尽"。和珅在狱中上吊自尽，时年五十岁。

为何大丧之日诛和

嘉庆在乾隆大丧期间诛杀和珅，并非仓促决定，而是等待了三年的"韬晦"。正如嘉庆所言："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和珅长期专擅，"弄权舞弊，僭妄多端"，嘉庆早在皇子时代便耳闻目睹。当时和珅出入宫时，伺高宗（即乾隆）喜怒，所言必听，虽诸皇子亦惮畏之。"内外官员畏其声势，不敢违拗。"三年训政期间，嘉庆对和珅的人品领教颇深，对乾隆朝中后期，国家财力耗竭，吏治衰败的政局深有所悟。要整饬内政，挽救大清江山，必须尽早诛和珅。

嘉庆急于诛杀和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乾隆末期发生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起义，"经历数年之久，糜饷至数千万而未蒇功"，嘉庆认为皆由和珅"在内蒙蔽掣肘，使军营不得成功也"。带兵大员掩饰虚捏，借此冒功升赏。而太上皇（指乾隆）则被和珅用"吉祥之语"入告，况且由于"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已经没有精力顾及此事。嘉庆即位立诛和珅，为乾隆开脱，把镇压白莲教不力的责任都加在和珅头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镇压白莲教，早日去掉嘉庆当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庆在大丧之日立诛和珅，尽管他一再表白是"不得已之苦衷"，但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就是通过诛杀和珅，杀一儆百，为"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扼制"诸务废驰"的政治颓势寻找契机，恢复皇权的尊严。

嘉庆自知选择这样的时机杀一个重臣，必然会震撼朝野，所以嘉庆此时反复强调，"朕所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诸事不究。"嘉庆的政治策略，就是为缓和当时日愈尖锐的阶级矛盾，并将统治集团的矛盾、失误完全归咎于和珅个人的"专擅"。

嘉庆的策略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从根本上讲，诛杀一个和珅，是无法解决封建专制统治制度的一切弊端的。

（责任编辑 洛 松 又 新）

2001年第6期 昆明大理丽江行　作者：孙维熙

地处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是大自然的精心妙手和各族人民的勤劳智慧造就的神奇土地，其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都有独特的魅力。

新千年的第一春，我有幸随新华社组织的老同志旅游团沿昆明——大理——丽江线一游，真是赏心悦目，如临仙境。

天下奇观——石林

被称为“阿诗玛故乡”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石林，位于昆明东南路南彝族自治县境内，距昆明89公里，占地面积达四十余万亩。常言说，“到了北京登墙头（长城），到了西安数人头（兵马俑），到了桂林观山头，到了昆明看石头。”这看石头就是去路南石林观光。昆明人也说，“不到石林等于没到昆明。”可见石林在昆明旅游中的地位了。

一进石林游览区映入眼帘的是一泓湖水，湖水清澈，水中屹立着座座石峰，著名的“出水观音”就立于水中。沿着碧草如茵的湖边漫步，令人乐而忘返。据记载，1956年周恩来同志游石林之际颇为感慨地说，“有山要有水，有水就不枯燥了。”后来，人们根据周总理的建议，在原来的溪蚀凹地上修了这个湖，称为“石林湖”，它为石林平添了不少秀色。

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人们在今路南石林境内发现了这犹如莽莽丛林的大片危岩石柱，即今日之路南石林。石林是一种特殊的地貌形态。这种地貌称为喀斯特地貌——指地表可溶性岩石，如石灰岩，受水的溶解而发生溶蚀、沉淀、崩塌、陷落、堆积等现象而形成的特殊地貌。1966年，中国第二次喀斯特学术会议建议将喀斯特地貌改为“岩溶地貌”。

石林分大小石林。“大石林”景区是通向石林迷宫的必由之路。迎面的大石壁上有两个鲜红的隶书大字“石林”。据介绍，原云南省主席龙云于1931年3月到路南县视察水利，题下“石林”二字，由随行的特邀顾问宿儒周钟岳代书：“石林龙云题”。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到石林游览，毫无道理地提出将“石林龙云题”全部铲去，由于当时的历史原因只好把“石林龙云题”铲去。现在人们所看到的“龙云题”三个字是龙云的儿子龙绳文于1985年9月22日到石林访问亲笔书写的。

在石林中漫步，确实犹如在一所天然雕塑博物馆中欣赏大自然形成的精品：仰看双鸟渡食；忽而洞顶漏光；刚览犀牛望月、过一线天，又见凤凰迎风梳翅、唐僧打坐、悟空石、刘备迎客等等，真可谓千姿百态。

漫步到“玉鸟池”畔，迎面一座独立的石峰，宛若一位身材苗条的撒尼少女，当地人们亲切地说，它是“阿诗玛”的化身。远远望去确实像一位头戴撒尼头布，背上的四方篮依稀可辨的亭亭玉立的少女。

走马观花的石林游就要结束了。想到前人在石壁上题刻有“拔地擎天”、“天造奇观”、“群峰涌翠”、“云石争辉”等，那是一点也不假。

要知石林的美和情，必须身置石林中，领略石林的奇妙……你会觉得石林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生命，它们以不同的姿态向游者表达它们亿万年来所经受的苦难和欢乐。游览过程中，我被这天然的奇观感动了，情不自禁地流泪了，我发自内心地祈求上苍保护这亿万年来为人类留下的天下奇观，也希望游者能爱护这“万刃刀剑指向天”的莽莽石林。

登西山龙门

西山林壑优美，四时风光滴翠。明代著名文人杨慎赞美它：“苍崖万丈，绿水千寻，月印澄波，云横绝顶，滇中一佳境也。”

西山“龙门”是由“三清阁”和“龙门石窟”两部分组成。“三清阁”是一组九层十一阁的建筑群。它由三清境、灵官殿、真武殿等部分组成。“龙门石窟”则包括了揽海处、慈云洞、运华洞、达天阁等，是云南省最大、最精美的道教石窟。整个石窟开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到咸丰三年（1853年）才完成，历时七十二个春秋。

从“三清阁”曲折而上，经过千仞峭壁上凿成的石廊，到达达天阁，这便是西山风景区中最优美的龙门。

“龙门”坊就石雕成龙头，圆柱状如木柱衔梁，涂金敷彩，金碧生辉。达天阁顶棚，雕有仙桃一株，碧叶红果，累累下垂。令人惊叹的是，石洞内的神龛、香炉、花瓶、神像、云纹、白鹤、碑刻等都是天然岩石镂空精雕而成。细细观察，惟有魁星手中的笔是另外放上去的。相传，一位匠人整整雕凿了十年，最后凿到魁星手中高举的朱笔时，不慎凿断。他痛苦万分，一气之下纵身从龙门跳下滇池，以生命殉了自己的事业。

“龙门”处在一道天然绝壁上，鬼斧神工，如刀削斧劈。从山脚到龙门垂直高度三百多米，登龙门要攀登一千三百三十三级石阶，经历一番艰辛才能达到，让人们体会到“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真谛。然而对我们老年人来说，大可不必去试探攀登的艰难，乘缆车而上，沿龙门石壁小道而下较为稳妥。一旦登上“龙门”，眼前豁然开朗，整个昆明市、整个滇池一览无余，顿感天青气爽，胸襟开阔，仿佛站在了人生一个更高的起点。

“海内第一长联”

到了昆明，不登西山观“龙门石窟”是憾事，不造访“大观楼”观“海内第一长联”更是憾事。“海内第一长联”即昆明大观楼一百八十字长联，作者是乾隆年间昆明寒士孙髯。

据记载，孙髯自小博学多识，但他亲眼目睹了科举考试的黑暗，愤然不再参与考试，一生中从未任过一官半职。他虽属诗赋名家，却不局限于舞文弄墨，还时时关心百姓疾苦。他生活清贫，晚年不得不靠卖卜为生。他的一生可谓坚毅乐观，傲然不屈。孙髯喜种梅花，自号“万树梅花一布衣”。史料记载，他与社会各阶层有较广泛的接触，从而敏锐地感受到封建王朝危机四伏、大厦将倾的时代气息。这一百八十字的长联中熔铸了苍烟落照中的断碣残碑，以萧瑟零落、凄风冷雨的自然景物形象地预示了封建统治的必然没落。

对联全文：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骥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里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孤负：四围香稻，万顷睛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幕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上联叙写了大观楼四面的景色，五百里浩瀚的滇池……下联满怀激情地叙写了历史的演变，朝代更换，如早晨的云，晚上的雨……连幕帘都来不及卷起，就很快消失了。功德碑变成了断石残碑，到头来，只不过赢得了几声稀疏的钟声，一枕清冷的寒霜。写得何等的深刻。

据导游小姐介绍，毛泽东1958年在成都读了这幅长联后，甚为赞赏，能背诵如流，并作了“从古未有，别创一格”的批语。郭沫若1961年游大观楼时赋诗赞之：“果然一大观，山水唤凭栏，睡佛云中逸，滇池海样宽。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我亦披襟久，雄心溢两间。”

历史上大观楼曾两度遭到兵火和大水毁灭，最后，由清朝总督岑毓英于光绪九年（1883年）命住持性田和尚重修，保留至今。大观楼多姿秀逸的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和游者，但自从具有深厚文化内蕴的一百八十字长联悬于大观楼之后，各地游人络绎不绝，大观楼更为名闻遐迩了。

蜚声中外的蝴蝶泉

赴蝴蝶泉，必先乘船游洱海。洱海古称昆明池、洱海、叶榆峰等，因其状似人耳，故名洱海。南北长42公里，东西宽3——9公里，湖岸线长117公里，面积达250多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0.5米，最深处21.5米，属高原淡水湖，居全国淡水湖第七。

我们在洱海行舟达三小时之久，然后乘车奔蝴蝶泉。蝴蝶泉坐落在苍山云弄峰下，距大理古城24公里，自从《五朵金花》放映之后，蝴蝶泉驰名中外。蝴蝶泉的面积约50平方米，水深四米。泉水从池底鹅卵石缝中涌出。泉边有合欢树一株，横卧泉面。此树开的花似蝶，因此人们称它为“蝴蝶树”。每当夏季来临，“蝴蝶树”开花，苍洱之间的蝴蝶成群结队来此聚汇。令人惊奇的是万千彩蝶交尾相衔，倒挂横于泉上的蝴蝶树上，形成无数蝶串垂至水面。一年之中最盛之期是在农历四月十五前后，所以农历四月十五日被定为“蝴蝶会”。这一天，当地和附近的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年，结伴来蝴蝶泉观蝶，跳舞对歌，年复一年，形成了蝶聚人汇的盛况。明代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考察蝴蝶泉后，在他的《滇游日记》中记载了如下文字：“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蝴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颠倒挂如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游人俱从此月，群而观之，过五月乃已。”徐霞客的观察何等细微，今天读来仍觉十分传神和迷人。进入蝴蝶泉入口右侧立有徐霞客的石雕像，上述文字迄今在蝴蝶泉入口甬道的巨碑之上。

关于蝴蝶泉的由来，大理白族人中有多种传说，最为动人的属雯姑与霞郎化蝶的故事。相传，神摩山下这眼泉水原名“无底潭”。潭边住着父女俩，女儿名雯姑，为人善良。一天，雯姑正在泉边梳洗。突然，一只带箭受伤的小鹿跑到身边，呦呦哀鸣，似在求救。雯姑把它抱在怀里。这时一个英俊小伙子来到潭边，正是他射中小鹿。看到雯姑抚着小鹿的箭伤，深受感动，他急忙拔出小鹿身上箭，并敷上药。他告诉雯姑，他名叫霞郎，家住在神摩山上，靠砍柴打猎度日。他们俩人相爱了，常在“无底潭”边相会。当时大理有个被称为虞王的霸主听说雯姑漂亮，要纳雯姑为妾，雯姑不情愿，虞王就派人抢亲，并打死了雯姑的父亲。小鹿奔上神摩山，咬着霞郎的衣角拽下山。霞郎救出了雯姑，逃到“无底潭”边，后边有虞王所派的人追赶，走投无路之际，俩人一起跳进了深潭，小鹿也随之跳入潭中。雨后天晴，潭中飞出一对美丽的蝴蝶。从此之后，“无底潭”被人们称之为“蝴蝶泉”。

（作者孙维熙是新华社高级编辑）（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7期 中共“一大”开创历史新纪元　作者：周而复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嘉兴南湖的烟雨楼，相传是取杜牧的这首诗意而来的。

南湖，在嘉兴城南，所以叫做南湖。南湖一分为二，称东湖、西湖，有如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五代吴越时（约在公元940年前后），最初建立烟雨楼。明嘉靖年间，在湖心大岛上，仿烟雨楼旧制建楼。烟雨楼和上海望志路举世闻名。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迁往北京，改名《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传统思想宣战，掀起救亡图存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一场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促进中国人民的觉醒，鼓舞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的光明大道上前进。南陈（独秀）北李（大钊）先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兴起给予中国以积极影响，1919年沉沉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五四”运动，表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问题。不久，南陈北李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带着妻子库滋涅娃和翻译杨明斋到了北京，考察中国革命运动真实情况并帮助建立共产党。经李大钊介绍，他们到了上海会见陈独秀，并与先进分子进行座谈，研究并帮助建党。在上海、北京、湖南、湖北、广东、山东以及法国和日本等地，都先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等。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了中国。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利特，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4年，他赴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创建印度尼西亚社会民主党。1920年7月，他作为东印尼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前身）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接着被指派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他到了上海。

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尼科尔斯基也于同年6月到达上海。尼科尔斯基，苏联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曾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同年6月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

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到上海后，和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经过数次交谈，他们了解到中国先进分子在一些省市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情况，开展了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与初期工人运动。共产国际代表根据中国革命活动的实际情况，建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发起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先向陈独秀、李大钊征询意见，确定召开日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便和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联系并准备开会事宜。这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石库大门里召开。（注）出席13名正式代表，代表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13名代表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烬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来自日本的代表周佛海；陈独秀在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辞职没有获准，无法出席，委托包惠僧参加会议。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由于事先没有取得联系，未派代表参加；李大钊忙于北大校务，也未出席。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参加了会议。

大会推举张国焘担任主席。建立共产党、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是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在讨论党的基本任务时，代表中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还很幼稚，对马克思理论缺乏了解，必须进行长期教育；目前，首先要以马克思理论武装知识分子，然后再组织和教育工人群众，主张党应该成为公开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无需党员从事实际革命工作。第二种意见认为党应该积极进行工人运动，并在工人中发展党员，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反对任何公开形式工作。大多数代表赞成第二种意见。

在讨论党员能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和在现政府做官时，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党员可以当议员，可以做官，无任何危险，党必须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另一种认为，反对党员当议员参加议会斗争，不能和资产阶级一起当官。这么一来，会使工人对议会产生幻想，逐渐放弃革命原则，甚至变成无产阶级叛徒。大会对此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在讨论对其他党派态度时，基本上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无产阶级应该永远与其他党派斗争，北京政府和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是一丘之貉，并无不同。第二种意见认为，为了反对共同敌人，可以和其他党派合作，但要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他们，这样，并不违背党的原则；南方孙中山政府要比北京政府进步一些，应该支持南方政府的革命运动。会议讨论通过第一种意见。

“联合第三国际”提法和马林的意见是不同的。他在大会开幕致词中曾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他介绍共产国际的性质、组织和使命，特别指出：“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盟，而且与各国共产党之间保持领导与被领导的高度统一的上下级关系。共产国际是以世界共产党的形式统一指挥各国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动。各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李汉俊赞同中国共产党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采取一致行动，但无须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代表们主张用“联合共产国际”的措词，实际上不接受马林提出的中共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问题延迟到一年之后的中共“二大”上才明确写上：“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

7月30日夜晚，满天乌云，没有星星，没有月亮，没有风，也没有雨，仿佛暴风骤雨将要到来以前的闷热天气，热得使人喘不过气来，连弄堂里的路灯也昏昏沉沉，好像怕热似的。出席大会的代表们先后到了餐厅，马林正准备讲话，从后门灶披间那儿，忽然闯进来一位中年男子，身穿灰布长衫，反卷袖口，露出里面白色府绸褂子的袖口，东张西望，环视坐在餐厅里的每个人的面孔，好像在找人，在场的人却谁也不认识这位长衫客，更没人知道他是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李汉俊不认识其人，立即问他找谁，那中年男子随口答称：找社联王主席。李汉俊告诉他这儿没有社联，也没有王主席。那中年男子弯腰后退，承认找错地方，悻悻而去。大家正感到诧异的时候，马林拍了一下餐桌，判断这人一定是化了装的包打听！建议立即停止开会，马上分头离开。大家同意马林判断，迅速离开，只有房子主人李汉俊留了下来，以观动静。陈公博也没有走，他和李汉俊到楼上书房里闲谈，要看一看马林的判断准确不准确，同时了解一下李汉俊怎么应付。这以后发生什么情况，只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知道。李汉俊早已逝世，没有留下什么回忆这次惊险遭遇的文章，倒是陈公博在事情发生十来天以后写了一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其中有这样的叙述：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狰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是寻常的叙谈。他便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国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筐，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按：朋友指李汉俊）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对陈公博、李汉俊询问以后，陈公博反问他为什么来搜查，那个侦探才说，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搜查完毕，那个人微笑着对我们说：‘看你们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侦探搜查十分认真仔细，但是没有找到任何确凿证据，便说“通融办理”，给自己台阶下。陈公博在以后回忆文章中常提到一个重要的证据，即放在抽屉里的共产党组织大纲草稿，这是一张薄纸，上面涂改许多地方，叫人难于辨认所写的内容，以为是一张废纸而忽略过去了。这次突击搜查，有当事人在场，甚是惊心动魄千钧一发的危险时刻，如果没有忽略这张“废纸”，人物俱在，难逃法网了。幸亏马林当机立断，没有发生意外，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不能在原地举行了！

代表们为什么要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会议呢？

1949年6月初，我带领一百多人乘船从香港开往当时还称作解放区的天津市，因为船上挂的是外国旗子，沿途没有遭到什么阻扰。这一百多人当中，有许多著名人士，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李达同志等。他当时年近花甲，但是身体健康，并且结实，个儿不高，剃了光头，两眼奕奕有神。平时沉默寡言，是一位谆谆长者，接触以后，他谈吐甚健、热情洋溢、舌粲莲花、娓娓道来，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他从不主动谈自己的往事，我向他请教：为什么“一大”会址被法租界巡捕房发现以后，不在上海其他地方举行，要跑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他微歪着头，沉思了一会儿，才有条有理地慢慢告诉我，大家分别离开李汉俊家，又陆陆续续聚集到渔阳里二号来了。这儿原来是陈独秀住处，陈独秀到广州担任教育委员长去了，他的妻子高君曼和李达、王会悟夫妇住在这儿。包惠僧从李汉俊那儿了解到法租界巡捕搜查的情况，回来告诉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惕性和卓识远见，不能继续在原地开会，李达建议换一个地方。渔阳里二号和博文女校已经半公开了，前者是陈独秀他们活动场所，不宜开会；有人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一则路远，二则旅游胜地，耳目众多，也不是开会的地方。

王会悟是浙江桐乡县人，李达的贤内助，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她帮助李达做大会的筹备工作，日夜操劳，代表们住处这些事，她都妥善安排。她看到代表焦急不安的神情，急切找不到适宜继续开会的地方，便动脑筋、想办法，她曾在嘉兴师范学校读书，对嘉兴情况十分熟悉，了如指掌。她还经常往返嘉兴、上海之间，对交通情况也相当了解。她建议到嘉兴继续开会，路途不远，只有到杭州的一半路程，坐火车不到三小时，火车站附近就是南湖，平常游客不多，相当幽静，湖上有大小游船，大的游船坐上十多个人不成问题。在船上开会，谁也不会注意，更不会被人发觉。李达曾和王会悟一同游过南湖，他认为去南湖开会，倒是不错。李达和王会悟推荐，代表们觉得在南湖开会比去西湖好，但是不知道火车班次的具体时间。王会悟如数家珍，立即说出每个班次从上海开出和到达嘉兴时间。大家心中有数，计算开车和到达时间，十分高兴。李达说明目前形势紧张，法租界巡捕已经发觉和注意会议活动，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坐明天第一班车去嘉兴，上午七点三十五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十点二十五分到达，开会的时间比较宽裕。大家同意李达的意见。大家研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不能去，否则要引起当局注意。李汉俊也不能去，他要在家里应付可能还要发生什么事情，也避免巡捕房对他跟踪。其余的人都约好分别上明天第一班火车，分散坐开，装做互不相识，只有李达和王会悟坐在一起，夫妇两位摆出游客的样子，言不及义，闲谈名胜古迹和湖光山色。火车发出隆隆的响声，向嘉兴驶去……

7月31日上午10点25分，那列快车从上海开到嘉兴，停在站头，发出咝咝的声响，好像跑了长途的旅客到达目的地以后发出气喘吁吁。代表们纷纷各自下车，走在最前面的是李达和王会悟，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陈谭秋、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王烬美，还有不是代表但是陈独秀指定出席会议的包惠僧，三三两两分别尾随在后，各自保持一定的距离，如同互不相识的路人。

王会悟对嘉兴非常熟悉，先带领大家到鸳湖旅馆开了房间，让大家暂时落脚洗脸、吃点心，她到旅馆账房先生那儿，订了一条画舫，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一切准备妥当，她和大家到了湖边码头，分批坐小船上了画舫。等大家都走进前舱，她已准备好茶水，让船工到后舱去准备酒席饭菜，便把麻将倒在八仙桌上，让他们装做打牌的样子，继续开会。她叫船老大开船，自己坐到船头，兀自欣赏南湖优美的景色，暗中观察四面八方的动静，有什么风吹草动，好随时向前舱报告。

“一大”在前舱继续开会了，讨论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党的纲领明确规定了党的性质和奋斗目标：“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党纲严格规定党员条件和入党手续，只有承认党纲和党的政策，并愿意忠实执行的人，才可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接纳新党员必须履行严格的入党手续，在一定组织内生活。党纲规定：‘凡有党员五人以上的地方，应成立委员会。委员会所管辖的党员超五百人或同一地区有五个委员会时，必须成立执行委员会。’实行上级对下级的严格监督，强调党组织的原则和纪律观念。‘党员如果不是由于法律的迫使和没有得到党的特别允许，不得担任政府的委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在此例。’”

讨论通过的第二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开展工人运动的任务、方针和要求，组织产业工会为党的主要目标；党应该向工会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建立工人补习学校和劳工组织讲习所，以共产主义教育工人，并决定建立全国性的工会领导机构。每个党的地方组织均有权出版党的宣传刊物，但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党对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不同其他的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确定党和共产国际建立联系的方法。

“一大”还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一大”通过的文件：“纲领”没有留下原件，只找到俄、英两种文本。俄文文本是原第三国际保存的；英文本是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附录《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62年由C.M.维尔巴编辑出版。两种文本内容基本相同，并且都缺第十一条。至于“宣言”到现在没有找到原件，也没有俄文本和英文本。

李达同志和我谈到“宣言”时，十分感慨，说，因为是在地下秘密状态召开的，又被法租界巡捕房干扰，保留下来的文件极少，要找到文件的原件恐怕很不容易了。他记得“宣言”的内容多半引用和抄袭《共产党宣言》，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然后说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起来实行社会革命，自求解放的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的根据，最后一句是“工人们失掉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因为全国党员人数不多，决定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书记陈独秀，组织主任张国焘，宣传主任李达。

会议在画舫里进行到下午六时，大会主席张国焘宣布闭幕，代表们激动地但是轻声地呼喊了三句口号：

共产党万岁！

第三国际万岁！

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中国历史揭开了新纪元。代表50多名党员的13位战士，在当时四万万同胞中的数字小得微不足道，不过沧海一粟，却似星星之火在中国大地上燎原。

从“一大”通过的“纲领”、“决议”和“宣言”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明确认识到通过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的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当时党在草创的幼年时期，不懂得中国革命必须分两个阶段进行，即无产阶级应该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懂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与应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共同的敌人。在前进道路上，有过曲折和坎坷，有过险阻和失败。但是坚持不懈，吸取经验，总结教训，继续奋勇前进。

十八个春秋过去了，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共产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和布尔什维克化的党。”

又经过风云变幻和激烈斗争的十年，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打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的政府，推翻了三座大山，迎来了新中国这个婴儿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几十年来，在前进道路上，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胜利，也发生了令人痛心疾首的错误与失误，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给党蒙上了不良的阴影。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伟大的，其伟大就在于自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伟大的国家终于走上了充满希望和阳光的大道。正如董必武同志在《九十初度》七律所吟咏的那样：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诗经》）

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为什么现在定在7月1日？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规定，7月1日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因为抗日战争时期，对“一大”开幕日期难于查明，故把七月的月首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1年第7期 牢牢把握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　作者：何　方

从党的历史看把握时代主题的重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整整80年了。80年来，党走过辉煌的道路，取得了巨大胜利和成就。但不容否认，也走过弯路，遭受过挫折和失败。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看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主题,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结合得好，就走向胜利；结合得不好，就遭受挫折。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并很快投入和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是由于党太年轻，缺乏经验，共产国际不了解情况又直接指挥，遂使这次革命夭折。后来毛泽东从中国历史和现实出发，采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才为中国革命开创了一个新局面。1935年的遵义会议，标志着党领导革命已趋于成熟，此后所执行的已经是既符合中国实际又符合时代主题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从而陆续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以全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列宁说，只有首先估计到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见《列宁全集》第21卷680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代的基本特征即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见《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80页）而我们所制定和执行的战略与政策正好符合那个时代的主题，所以便进展顺利、势如破竹般地取得了胜利。

约从20世纪50年代下半期起，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减少，世界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时代主题已从“战争与革命”逐渐转化为“和平与发展”。但我们却未能觉察到这一转化（客观上也有冷战的掩盖），仍然按照旧的时代主题分析形势和制定政策，没有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而且还对内热中于阶级斗争和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外搞闭关自守、支援世界革命和准备打仗，最后更以“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沿。

在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后，我们又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不再像搞革命那样得心应手了。其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左’的错误持续了20年，这20年中，中国处于停滞状态，主要表现在生产不发展，人民生活没有改善。”“中国过去的教训是对外搞了闭关自守，对内搞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引自1988年6月23日《人民日报》，邓小平会见门格斯图时的谈话）这就使我们在世界大发展中丧失了一次大好时机。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从1955年的4.7%下降到1980年的2.5%，由原为日本的将近两倍降成它的1/4。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年超过我国4600亿美元，1985年已超过36800亿美元。（资料来源见1988年4月6日《人民日报》和1993年7月20日《经济时报》）改革开放后，我们经过20年的追赶，现在的经济占世界比重才达到3.5%，还没恢复到45年前的水平。

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重大历史转折，主要做了两件大事：进行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此后我们党又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虽然这一转变有个过程，但终究又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出现了中国实践同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阶段，产生了被中共十五大报告称为新境界、新水平、新判断、新体系的邓小平理论。

提出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是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的根本判断仍然有过去的影子，一时还没有看出时代主题已经改变，还坚持“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只能推迟”的论断，坚持毛主席制定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就不能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搞建设。如何从“深挖洞、广积粮”及“支援世界革命”等口号中跳出来，制定符合实际的正确的国内外政策，不但中央领导在考虑，全国人民极为关心，学术界也在积极献计献策。例如外交家李一氓就给中央连写报告，提出和平可能维护，不应再讲战争不可避免；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缺乏根据，应予摒弃。另一位外交家宦乡也建议改变“一条线”战略，拉开同美国的距离，缓和对苏关系，团结发展中国家，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邓小平和党中央经过几年的观察和思考，又集思广益，逐渐改变了对世界主题与时代特征的根本判断，1984年后正式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为我国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本路线排除了障碍，奠定了基础，还成为我们观察和处理问题、制定和调整政策的出发点与立足点。邓小平就说，“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还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确定我们建军的原则和方向。我们既然看准了这一点，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钱用于国防开支。要腾出更多的钱来搞建设，可以下这个决心。”（见《邓小平思想年谱》302页）20年来的事态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

和平与发展作为世界主题的提出，不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明确“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把它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又进一步强调了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就是说，和平与发展问题不但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它产生的时代背景。

和平与发展问题的提出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例如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判断。说世界和平能够长期维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那是因为，国际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经过自身调节仍将长期存在，继续发展；国际关系中经济成为重点，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主要斗争形式，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飞速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使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战争的论断失效；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国之间的矛盾只限于竞争与协调、斗争与妥协的范围；局部战争仍然难免，但不会演变成世界大战。历史表明，毛泽东1964年提出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后来的大小三线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使全国长期处于临战状态，都是估计和决策的严重失误。正是由于对战争危险的重新评估，认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才能下定决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制定出跨度长达70年的三步发展战略；同时调整对外方针，实行全方位开放，改变“一条线”战略，执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认定时代主题为和平与发展，表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形势有了新认识，改变过去那些过时的、不切实际的估计，摈弃过去那些空洞的、过激的口号，我们就不会再干那些“自己饿肚皮去无偿支援别人”的傻事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社会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5页）中国的事情办好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强大了，世界和平得以维护，世界经济得以健康发展，便是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极大贡献，便是中国人民对于全世界人民的最大贡献。

准确理解和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

时代主题或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对一个相当时期整个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最高战略判断，因而是据以制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是观察和处理各种国际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和立足点。如何认定和把握时代主题，关系着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

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已快20年，三次党代会都有进一步的阐释和发展，中央也一直在重申和强调。但是仍然有一种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意见，不承认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存在。这在科索沃事件后表现得尤为突出。如说，“所谓和平与发展只不过是好心人的主观愿望罢了，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见《中流》1999年第11期）还有更唬人的说法：“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实已不存在的‘和平与发展’的海市蜃楼中警醒，……那等待我们的前景将是非常危险的。”（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我们仍然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和平”的前途是没有的；至于“发展”，其结果也是“利润流向西方，贫困留给第三世界”。为了否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些文章说，邓小平谈到和平与发展时只讲是“两大问题”，没有用“时代主题”这一概念。是的，邓小平最初提出这一问题时是这样的，但这些文章的作者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明确表述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十三大报告，是经邓小平审阅并由代表大会通过了的。至于有人用邓小平说过的“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的话来否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判断，也是站不住脚的。邓小平当时这样讲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在那样的国内外形势下，要唤醒人们更加提高警惕，努力维护和推进和平与发展。这些同志还是不大了解时代主题的含义，以为“没解决”就是“不存在”。按照马克思、列宁和国际共运关于时代的学说，时代主题是指一个历史阶段整个世界形势的主要内容（即主要问题和基本特征），既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也是各国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主观要求和奋斗目标。而无论从现实还是目标讲，当然都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例如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早已是现实，但能说已经解决了吗？帝国主义时代作为时代主题的战争与革命，同样也不能说已经解决。

认准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就要牢牢把握，万万不可一遇风吹草动便发生动摇，影响对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这一基本国策的信念。例如当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中国发生“六四风波”后遭到西方七国“制裁”时，国内也曾经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担心和看法。但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却处变不惊，稳定掌舵，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他说：“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1，353页）这里所说的“许多提法”，当然包括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题在内。由于看得准，站得稳，不但使我们顺利渡过难关，而且还在随后邓的南巡讲话的号召下，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推上了一个新台阶。科索沃事件的发生，特别是美国轰炸我驻南使馆后，曾引起某些同志思想上的摇摆，但在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轰炸使馆事件终于得到了比较妥善的处理，人民群众的情绪基本上稳定了下来。国际风云变幻，突发事件的发生难以避免，提高警惕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我们更要坚持对形势的根本战略判断，遵守冷静观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原则。

有些人断定世界已开始了新一轮更激烈的军备竞赛，主要根据就是美国军费的增加。确实，美国为了推行霸权主义，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几年前已结束了冷战后的军缩阶段（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武装力量战斗编制缩减近一半），开始了军费的逐年增长，以推行它的国防现代化纲领与军事革命，采用新技术装备（一些激进派认为现有军种和装备只适于“过去的战争”，甚至主张取消坦克、航母等）。这当然应予高度警惕，研究对策。但是否可称为新军备竞赛，则值得怀疑。因为世界军备竞赛主要指大国之间。一些中小国家如印巴间和中东的军备竞赛可说从未停止，但影响主要限于地区，不会导致世界大战。可在大国间，美国的竞赛对手是谁呢？俄国今年的整个国家预算只合250亿美元，还不及美国三千多亿军费的1／10，显然无力也不会参加。按照邓小平制定的国策，中国不参加军备竞赛。只美国一家，没有对手，怎么能叫竞赛呢？

古人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冷战期间，美国的计谋之一就是用军备竞赛拖垮苏联。为此，它不但用各种办法刺激苏联，中央情报局还故意夸大苏联国力。苏联当局也打肿脸充胖子，20世纪70年代中就宣布它的经济是美国的一半多（67％），并且集中全力扩充军备。其后果已无须多说。现在美国又故伎重演，除鼓吹中国的强大外，还设法激怒中国，而有些军事措施如战区导弹防御也确实是针对中国的。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要有冷静的头脑，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政治智慧，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的基本国策，不要上美国极右势力的当，被美国拖入军备竞赛中。回想在七国对我们实施“制裁”时，邓小平一方面表达了我们的坚定态度和原则立场，但还是强调要和美欧日搞好关系，说“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浪吹不倒我们。”（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9页）而且这一时期邓小平讲得更多的仍然是：“机会难得”、“发展是硬道理”、“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等等。总之，邓小平的方针是，既然看准了不会打世界大战和发生大规模的外国入侵，就要抓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不松手，不为一时一事的变化所动。因为只要经济上去了，其他一切都好办。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出于种种原因，总希望中国在某一个方面“当头”，把我们推向某种斗争的第一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有自知之明，十分谨慎，要记住邓小平一再强调的：“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因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3页）我们的传媒和舆论，对外界反应要冷静分析，权衡利弊，作到全面客观，不能只讲甚至夸大和渲染外国反应的某一方面。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的宣传报道上，同样应提倡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要让人民知己知彼，了解事实真相，而不能只报喜不报忧。

坚持“韬光养晦”和“善于守拙”的原则，不但是应付当代国内外复杂情况的需要，也是我们党一条重要历史经验的总结。毛泽东早就指出，每当我们党骄傲了的时候就一定会遭受挫折。而他老人家的最后20年的失误，也再次充分证明了这一真理。邓小平提出“绝不当头”当与此有关。他曾提醒，“国际上对我们的发展情况估计得比我们乐观一些，但我们自己要小心谨慎。”（见《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17页）要时刻谨记，我们国家还是比较穷的，再努力奋斗三五十年也才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千万不能忘乎所以，更不能再犯以前那种刚吃饱就又折腾起来的老毛病。这里用得上邓小平在他的文稿中为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责任编辑 洛 松）

在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更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和大好机遇。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经济、科技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给我们很大压力，我们自身还有许多困难。同时必须充分地看到：第一，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在走向多极化，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经济继续增长。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第二，建国后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可观的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体制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市场需求和资金来源，亿万人民新的创造活力进一步发挥出来。第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党确立起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这些都是今天拥有而过去不曾或不完全具备的条件。

（引自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2001年第7期 胡耀邦与万里在农村改革中　作者：吴　象

在胡耀邦辞世八年后——1997年10月10日，万里在接受中央党史研究室几位同志采访时，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1980年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全力支持，主动配合。我们俩很谈得来，观点特别一致。好多事我们一商量，呼噜噜就干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冲破难关。如果没有耀邦，那就不好办了。”

万里对采访者说：“我离休后一般不接见记者，因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研究党史的，可以对你们讲讲当时的真情。”

（一）农村改革的开端

的确，万里这番话，深切地道出了胡耀邦与中国农村改革风云的真情。

从农村改革的整个进程来看，“包产到户”可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核心问题。这一步棋非同小可，不仅使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活了过来，整个中国的局面也因此而全盘皆活。万里最早坚定地认准了这一点，力排众议，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坚决支持农民的行动，因此他成了公认的农村改革的大将，农村改革的进程多次留下了他性格和作风的印记。但是，如果没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的支持，如果没有当时中央党政一把手的支持，万里遇到的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甚至包产到户还有再一次夭折的危险。回顾这一段历史，胡耀邦对万里无所不在的全力协助、多种多样的主动配合，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

1980年2月，万里从安徽被调回北京，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分管农村工作。在此之前，胡耀邦和万里没有共过事，但他们有一段相仿的经历。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排除万难开展治理整顿，曾点将指派他们二人分别到科学院和铁道部去挂帅。一个大刀阔斧，一个雷厉风行，都干得很出色。可惜这场“改革的预演”不久即因“四人帮”的破坏而夭折，邓小平又一次被迫下台，他们二人也作为邓的“黑干将”又一次被打倒了。

现在，胡耀邦对万里的新任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

1977年6月万里再次复出，任粉碎“四人帮”后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两年多来，充分显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拨乱反正的决心、无所畏惧的勇气和雷厉风行的作风。

他突破了“左”的思想框框，经过调查研究，制订了“安徽省委六条”，顶住“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片面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他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反对“打肿脸充胖子”，采取“借地种麦”的特殊措施，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支持农民实现新的突破。

他力排众议，对激烈争论的肥西山南区的包产到户加以保护，确定山南为省委的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后又亲赴小岗村考察“包干到户”，给予最坚决的支持；他开完十一届五中全会就赶回合肥，从1月2日至11日召开省委扩大工作会议，集中解决领导干部对包产到户的认识问题，并公布了他在省人代会的报告，把“包产到户”称为“定产到田，责任到户”，宣布“责任到户也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实行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没有涉及所有制的变动，同分田单干有原则的区别”。

至此，万里已经为农村改革闯出一条新路，使农业的经营体制冲出计划经济大统一的局面，突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公开化、合法化。就像粮票一样可以流通，畅行无阻。不过这还只是“地方粮票”，只能在安徽境内流通罢了。

当然，改革的道路是充满荆棘、阻力重重的。有人攻击他是“刘少奇路线复辟，曾希圣阴魂不散！”有人发誓：“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会主义的江山糟蹋了，老牛会讲话，也会到北京去告状！”肥西县部分干部居然作出“决定”，发红头文件纠正允许山南包产到户试点的所谓错误，遭到广大农民强烈的反抗，不得不又作出另一个决定，来纠正这个纠错的错误。对这一切，万里处之泰然，没有皱过一下眉头。

（二）配合默契

调到北京以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明目张胆反对包产到户而自行其是的更不只是小小的县委，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的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不能不感到头疼。特别是农口的主要机构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念的还是学大寨的那一本经，抵制包产到户的大有人在，似乎越往上比重越大，理由越多，态度越坚决。农口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在1980年二、三两期连续发表重点文章，攻击包产到户违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同刚兼农委主任的万里唱对台戏。他离开安徽以后，新去的省委主要领导也改变了态度，先是拒绝反驳攻击包产到户的文章用安徽省委政研室的名义发表，紧接着又先后召开蚌埠、芜湖、巢湖三个片会，指责包产到户是工团主义，机会主义，小恩小惠。包产到户和大包干面最广的凤阳和整个滁县地区压力很大。这对万里来说，简直等于后院失火。但是，更多的农民在更多的地方行动起来，“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已成为不可遏制的浪潮，万里一直坚定地站在这个历史浪潮的潮头。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5月发表了重要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并指出当前主要是思想不解放。这是对包产到户最有力的支持和肯定。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反对的声浪越高，不过当时毕竟已经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农民受过了真理标准讨论的洗礼，变得更聪明，也更有勇气，只要让他有自主权，他就会不声不响把包产到组变成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出现，证明家庭经营的确是我们几千年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一个难以磨灭的特征。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过早完全否定家庭经营的作用，终于导致它本身的被否定。但是在1980年，公社仍然固若金汤，站在农民一边明确支持包产到户的领导者，为数十分的少，因此处境暂时比较孤立，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中，万里得到了胡耀邦的有力支持和策应。

1980年7月11日至12日，胡耀邦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到农村政策时说：“中央不反对搞包产到户。”“我们不要把包产到户同单干混为一谈，即使是单干，也不能把它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不要一提到单干就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说单干就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单干户，也就是个体所有制的农民，已不同于旧社会的小农经济，它同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密切联系着的，他本身没有剥削，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不要自己吓自己。”

胡耀邦点出人们往往产生的概念上的糊涂：“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误解，就是把劳动方式（集体劳动或者分散劳动，伙干或单干）同所有制混为一谈，认为搞社会主义什么事情都必须集体劳动，一起伙干。如果分散劳动，一个人单独干，就是单干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

他列举情况说：“农奴社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分散干，而是集体劳动，一块地里有七八个农奴一起干，一个人看着。相反，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但在某些情况下还只能一个人单干，例如汽车司机就是一个人单干，独立劳动。有些农活也只能一个人单独干，这并不影响到所有制的性质。”

胡耀邦还提到以往的教训：“我们前些年搞那个大呼隆，二三十人，三四十人，一起下地，名曰集体劳动，实际是集体窝工、磨洋工，上午搞这块地，下午还是搞这块地。这样搞了一二十年，搞得没有饭吃。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啊！”

万里与胡耀邦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早就有过交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万里见到农业文件的第一稿时，就曾去找胡耀邦说：“文件上的三个‘可以’，体现了解放思想，我赞成。两个‘不许’，束缚农民手脚，应当取消。”胡耀邦答应他找起草文件的同志反映，但是没有被采纳。

胡耀邦对农村改革是热情支持的，但对农民如此强烈、如此执着地要求包产到户却缺少具体的体会。1979年冬，他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王耕今托人转给他的一份调查材料，是安徽省政协委员郭崇毅写的，生动地叙述了安徽肥西山南包产到户的曲折过程，才使他对此有了深刻的印象。万里到书记处工作后，他们朝夕相处，配合默契，情谊日深。他们都是豪爽真诚的人，胡耀邦原来见万里大大咧咧，心想这个山东硬汉一定是举重若轻，不会有什么难倒他的事，后来才了解还有这么一道“紧箍咒”。万里对胡耀邦说：“农民的行动是正义的，我们支持农民却成了违背宪法、违背中央决定的事，这样下去怎么行呐！”胡耀邦立即表示要从各个方面同他一起共同解决这个难题。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在会上引起很大的分歧和争论，被称作“阳关道和独木桥”之争。

胡耀邦和万里共同认定，各省第一把手的态度是问题的关键。经商定，胡去西北，万里去东北，一个省一个省地做领导班子的工作。

（三）分头工作

1981年农村改革的浪潮以更大规模继续汹涌向前，包产到户逐渐成为主流。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的创造，开始一段形式多种多样，名称五花八门，内容大同小异，总的趋势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非常适宜贫困地区采用。请问当时中国农村哪个地方不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呢？于是呼呼地都搞起来了，迅速形成了不可阻挡的气势。尽管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是方向、路线错误，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只能继续拖一段不长的时间而已。山西省就是这少数地方之一。几年来，省委主要领导人一再强调“大寨是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成长的，山西是坚持学大寨的。”全国盛行“两个凡是”的时候，山西还多出两个土“凡是”：“凡是大寨已有先进纪录的不得超过，凡是大寨已有经验要照着去做。”虽无明文规定，却在全省畅行无阻。因此，拨乱反正，迟迟不见动静，对联产承包一直拖着、顶着，包产到户更不允许。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继续受到压抑。这时普及大寨县过程中弄虚作假、强迫命令的错误陆续被报刊揭露出来，1980年8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但情况仍无根本性变化。胡耀邦又亲自到山西去做工作，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帮助一些思想上有抵触的领导干部转过弯来，正视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局面终于打开，省委开会统一了认识，向中央写出了检查报告。1980年11月23日，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加了很长的批语，作为1980年83号文件下发。这大有利于进一步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促进75号文件的贯彻执行。这些观点在此后一系列农业文件包括五个一号文件中不断得到体现。万里常说：“‘左’的思想影响谁也难以避免，我们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觉悟先后之分。”合作化以来，尤其是学大寨以来，搞了多少次运动，整了多少农民和农村干部，这次包产到户，就其范围和深度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但中央却没有因为哪一个干部抵制包产到户而对他加以惩罚，一个都没有。总是说服教育，耐心等待。而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广大农民的实践取得出人意料的巨大效益，使包产到户在多种责任制形式中脱颖而出，独占鳌头，遥遥领先，推动着汹涌澎湃的改革浪潮席卷全国。

1981年2月，三位新华社记者和特约记者，奉万里之命到豫、鲁、皖边三个专区的十一个县去调查考察，他们深深感到广大农村正在进入一个似乎可以感觉到、可以触摸到的历史性转折，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统统冲光！长期靠国家粮款过日子的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举跃入对国家贡献大的先进行列。这不是一个公社、几个公社而是整个县、整个地区发生的根本性变化。1980年收成较好，但丰收主要不是靠天。农民们说，这样的年成过去不止有过一次，为什么都没有去年收得多呢？可见主要是靠人。“人积极，天帮忙，政策带来丰收粮”，这是公正的评价。

这次考察中最突出的印象是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这么多粮。许许多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还留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到处堆满了粮食囤，连睡铺也不得不见缝插针，挤在夹缝里。他们笑着说：“现在可好，睡觉不知道天亮。”粮食多了，收入高了，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包产到户比较早的地区，大多是猪羊满圈，鸡鸭成群。好多地方不约而同地反映：“包产到户，集没有少赶，戏没有少看，活没有少干，粮没有少见。”集体经济办得比较好的先进社、队，各县一般只占15—20%，社员们一方面看到本队单产高，家底厚，认为还是集体好，不敢也不愿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看到包产到户有实惠，有自由，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又觉得羡慕，心里痒痒。至于中间状态的社、队，社员无不跃跃欲试。实际物质利益比任何行政手段、行政办法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胡耀邦见到这次考察发回的五篇内部参考稿件，感到十分振奋，当即让新华社将其中三篇作为通稿发给全国各报刊登，扩大宣传。他还让中央办公厅同作协、文联商量，请文章作者去作报告。他说，农村中发生了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应当赶快让作家们知道，鼓励作家们去观察、去感受，写出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来。

（四）一号文件

农民普遍行动起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不少地方基层干部对包产到户仍然思想不通，先是“顶牛”，继续抵制；后又“放羊”，撒手不管。于是有的把牛累死了，有的把拖拉机卖了，有的连生产队的公房也拆成砖分了。这本来是领导问题、工作问题，却被当作攻击包产到户的借口。胡耀邦提出，看来今年还得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工作会议，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这也是万里常说的一句话，他们真是想到一起去了。1980年的第一书记座谈会是万里恳请胡耀邦召开的，1981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却是胡耀邦主动提出来的了。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但是，这可不是简单的事，随随便便就可以写到中央红头文件上去的。为了慎重，没有赶时间。文件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1号文件了。

第一个1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简单地说，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了。

第一个1号文件作为1号文件带有偶然性，但是它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受到亿万农民热烈的拥护，欢呼“吃了定心丸”。胡耀邦对这件事特别高兴，连说最好每年来个1号文件，以显示其连续性、重要性和权威性。这真是万里求之不得的事情，“地方粮票”终于变成“全国粮票”了。

连续五个1号文件从此开始了。中央领导和亿万农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心连心的，5个一号文件成了农村改革最重要的标志。

1982年是包产到户向全国总进军的一年。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得到了第一个1号文件的肯定，顿时增添了无限的力量。两年前农业文件提出“三个可以”，农民把前两个“可以”甩在一边，对后边那个“也可以”却大干特干。现在文件肯定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责任制的一种，农民又纷纷撇开其他，认定这一种大干特干，使之迅猛推广，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汇成不可阻挡的巨大浪潮，压倒各种责任制形式上升为最主要的责任制形式。社会舆论也倒向包产到户这一边，独木桥变得比阳关道更阳关道了。

1982年，在连续三年丰收之后又一次夺得了大丰收。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循例派人分赴各省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反复讨论起草了一份文件，共有14个问题，涉及农村改革各个方面，并提出一个惊人的论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制有统有分，弹性很大，把土地公有与家庭经营相结合，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一个伟大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胡耀邦、万里曾经担心这些提法在书记处讨论不容易通过，不料开会时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却说原来自己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不了解农村的新变化。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以为然，但是效果如此明显，大家都赞成，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还有位更资深的老同志兴奋地指出，这件事的意义不能低估，尽管不能公开对外讲，但应当认识到，家庭联产承包实际上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长期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7期 关于陈独秀评价的断想　作者：冯建辉

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曾讲过一段关于陈独秀的话：“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要讲到他”。时间又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的党史讲陈独秀怎样呢？应该说有进步，但还不如人意，陈独秀似乎还是个“敏感问题”或“犯忌”的话题。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80周年了，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党，如何对待陈独秀，不仅仅是陈个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能否实事求是地看待党的历史，怎样科学地评价党的各种领袖人物，如何对待五四运动的思想遗产等重大问题。我作为党史工作者，愿直陈刍议，就教于读者与有关部门。

陈独秀当选为总书记是历史的合理选择

陈独秀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当选为五任总书记（或书记、委员长）呢？长期以来，许多史书的回答是，党的幼年时期选错了领袖，并按这个调子对历史作剪裁。我以为要实事求是写这段历史，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一面旗帜。他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前期高扬“科学”、“民主”口号，批判旧思想，传播新思潮，后来又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盛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1916年11月，读者顾克刚写信谈他读《新青年》的感受：“如病者之吸收新鲜空气”。1917年2月，湖北陆军第二预校学员、后来成为著名革命将领的叶挺，致函陈独秀：“吾辈青年，坐沉沉黑狱中……亟待足下明灯指迷者，当大有人在也”，“足下不弃，辱而训之，甚盼甚盼”。陈独秀本人从1915年至1922年八年中，共写了近400篇文章，其中仅1919年一年，就有150多篇。他的文章著述涉及面极广，有理论、政论、哲学、历史、时事评述、宗教与迷信、人口问题、教育与卫生等等。以崭新的思想，磅礴的气势，犀利的文风，鼓舞和教育了一代青年，也为后人留下丰富的思想遗产。

陈独秀1919年6月9日被反动派逮捕入狱事件，在社会各界掀起巨澜。北京学生联合会等团体发表声明指出：“中国进化一线新机，恐亦因此摧毁殆尽，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工商界人士呈文北京政府总理，担心“以北京学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此开始”。《时事新报》更是大声疾呼：“吾们人人下个大大的决心——肯拿陈先生的志愿做自己的志愿……着手去做那——解放和改造的事业。”著名人士李大钊以极大的热情写《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其二，陈独秀是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第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就称陈独秀为“我们的领袖”、“中国的列宁”。多少年以后毛泽东讲起当时的历史情况，也把李大钊等放在陈独秀“周围的一群人”中，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我讲一点情况，某些史书常常把陈独秀形容为脱离工农的“贵族老爷”。其实，陈独秀在建党前就认识到“我们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决心做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到那里和他们同住”。他带头做工人运动，代表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正确方向。1920年9月出版的《劳动界》刊出工人来信，称陈独秀为“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

上海《时报》1920年4月20日，对陈独秀参加工人运动作过详细的报道：“18日午后一时，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业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代表等，开联合会议于中华工业事务所，筹备5月1日世界劳动大会一切事宜。”“特请陈独秀讲劳工要旨”，“后由众推陈独秀、汤松为筹备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顾问”。5月1日，在纪念大会上，陈独秀置军警镇压的危险于不顾，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讲。他说：“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是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如此人类社会不是要倒塌吗？”

其三，陈独秀对建党做出最重要的贡献。毛泽东说：“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早在1920年1月，陈独秀就和李大钊商量建党事宜，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5月以后，陈独秀首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开始称“社会党”），11月创办《共产党》月刊，第一次在中国树起共产党的旗帜。此后，陈独秀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花了很多心血，做了大量工作。如：1920年10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共同商讨，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武汉党组织的一些成员，是陈独秀亲自做工作并发展的；1921年1月，陈独秀赴广州，和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等一起重新改建广东党的组织；湖南党的组织的建立，更是和陈独秀有着密切关系：1920年4月，毛泽东赴上海与陈讨论“湖南改造联盟”计划，毛回湘后，两人始终保持通信。1921年1月，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信中通知他：“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已在进行组织”。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共党的组织，是陈独秀委托施存统、张申府等建立的。正因为如此，党的“一大”，陈独秀虽然因故未能参加，仍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即后来称的总书记）。

其四，以陈独秀为首的第一任领袖班子具有启蒙色彩。中国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团体转变而来的，由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从时间上有着明显的标志：1921年7月1日。然而从学术团体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转变，却不是一个早晨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逐步转变的历史过程。党的早期领袖是一批学者型人物，是冲出书斋学院大门走向工农大众的先行者。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广大工农群众表现出极大的热忱，然而面对远比书本理论复杂多少倍的现实的阶级斗争，却不可避免地带着书生气。由陈独秀主持召开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报告》指出：“说到我们党的状况，在全国一般的宣传上，固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力量和实际行动，还在小团体与群众的党的过渡期间，要跑到领导革命的地位，还须更大的努力。”这一时期，党中央领导班子的不成熟状况，正是全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一种反映。所谓“幼稚”、“不成熟”，主要是指尚未完全摆脱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学术团体的影响。这一历史情况和党的状况造就出的领袖陈独秀，自然也具有启蒙的印记与色彩。

“二次革命论”的是非曲直

“二次革命论”一直被当作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批判了几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在重新评价陈独秀中，对此提出质疑。应该怎样认识陈独秀的“二次革命”思想和历史上对它的批判呢？

评价“二次革命”思想，首先要了解产生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1922年7月，党的“二大”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当时，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不统一，特别是对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如施存统认为，中国搞民主革命很难成功，只能搞国民革命运动；恽代英则把参加民主革命看作一种策略手段；蔡和森认为：“这个问题要待列入世界革命的议事日程才得解决”；瞿秋白主张在国民革命中劳工阶级要争夺“指导权”，但又提出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手段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可以直达社会主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于1923年前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阐述了他的意见，围绕“国民革命”进行了若干理论性探讨，这些意见被后来批判他的人称之为“二次革命论”。

“二次革命论”把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陈独秀认为，中国乃“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却不是受了资本主义发达的害，正是受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害”，（《中国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因此“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这第一段民主主义的争斗……不但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对于现在中国政治之我见》）陈独秀的中国革命“分两段路程”，强调第一段路程对无产阶级发展壮大的重要性的思想，是正确的。对澄清党内各种模糊认识，动员全党积极投入民主革命斗争，具有重要意义。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前途的认识处于一个摸索过程中。陈独秀开始采取“只管现在，莫问将来”的态度。到1923年底，他经过研究，对国民革命前途做了两种可能的预测：“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工人阶级在彼时能否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形势而决定。”这一认识，从客观上说，是由于国民革命刚刚开始，各种矛盾的展现和发展趋势尚不明朗。从主观上说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缺乏政治远见，忙于应付现实的弱点。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理论。

“二次革命论”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只有几百名党员，而国民党已经是有二十几年革命历史、有几万党员、且有全国影响的大党。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开展工作。在这一特殊形式下，中共公开表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是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同时又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责任是“最先全力参加促进国民革命，并唤起民众，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这里，把中共在国共合作中的责任定为“促进”、“唤起”、“督促”、“引导”，应该说是从实际出发，符合历史情况的，不是什么“向国民党投降”。陈独秀在领导权问题上有错误，其表现主要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能处理好统一战线的合作与自主、团结与斗争的关系，讲联合时往往忽视斗争，讲国民运动时往往忽视阶级运动。

陈独秀作为中共建党初期的主要领袖，他的“二次革命”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思想，也代表了我们党在幼年时期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它的正确方面与缺陷方面，都曾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应该在党的理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大革命失败以后，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曾受到严厉的批判。这一批判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方面，促进了党的民主革命理论的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对纠正大革命后期的右倾路线，实现大革命向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起了推动作用。然而，这一批判从理论角度看，基本上是以“不断革命论”来否定“二次革命论”。批判者主张国民革命发展下去，“很可能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不断革命论”在强调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有联系时，又模糊了两者的区别，混淆了革命的阶段性：“‘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陈独秀与托派问题

托派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反革命的小组织”、“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对人民的卑污工具”、“与日本特务机关合作，领取日寇的津贴”的汉奸。1991年7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注释校订本》，对有关注释做了重要修改，不再提上述帽子，而是做了如下叙述：“在1927年中国革命遭受失败之后，中国也出现了少数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与陈独秀等相结合，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该书125页）在另一注释中又增加了如下内容：“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实践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该书555页）上述提法，反映中央有关部门对托派评价和认识的变化。

1992年5月，由北京党史学会和陈独秀研究会召开的“第二届陈独秀研讨会”，对陈独秀与托派问题发表了如下见解：“与会者还认为，应当把托派问题分成两个阶段来认识。即：解放前的托派组织，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极‘左’的宗派团体，是内部矛盾性质。解放后的托派组织，则是企图另建新党及其武装，妄图推翻中共政权，成为反革命组织其性质已成为敌我矛盾。陈独秀的问题是属于前者非后者。”（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中共党史通讯》总88期）

这里，我要补充两个情况：一是1953年8月《中央公安部关于托匪破案情况及处理意见向中央的报告》说：“各地经过六个月来的审讯、管教与调查研究的结果，除少数老托匪领导分子表现狡猾顽抗未作彻底交代外，大多数均以……悔过认罪，交待清了问题。”这表明，建国以后经过很短时间的工作，托派作为组织在大陆已不复存在。二是若干托派领袖人物认识也逐渐有了转变。如托派理论家王文元，1973年写的《论中国第三次革命中斯大林派胜利与托派失败的原因》表示：“我们过去把中共看成为一个代表农民与其它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是不正确的”，“我们应当事后承认：中共……是代表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一个政党”。托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刘仁静，1950年12月21日发表《刘仁静的声明》：“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历史的考验说明刘仁静的态度是真诚的，直到他晚年，社会上有人不能正确看待毛泽东，“他仍然认为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是正确的英明的”。

就陈独秀个人而言，他在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后，拒绝党的批评，搞小组织宗派活动，为维护党的组织原则，开除了他的党籍。陈独秀在政治主张上反对走武装斗争的道路，鼓吹“国民会议”的合法斗争，脱离了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陈独秀视为敌人，完全否定。

其一，他对国民党反动派始终采取不妥协的态度。陈独秀1932年10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监禁长达5年之久。其罪名是：“危害民国”，“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当局要求他揭发同党，陈义正词严地回答：“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政府侦探。”在国民党法庭上，陈独秀慷慨陈词：“今之国民党所仇视者，非帝国主义，乃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戮力于民族主义革命之共产党。”“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是妄言也。”（《陈独秀自撰辩诉状》）当律师章士钊为陈辩护说：“独秀已与中共分扬”，不再危害国家时，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诉为准。”许多报刊盛赞陈独秀之举为：“不但表示陈氏政治风骨嶙峋，亦为法庭审讯史上的新纪录”。

其二，陈独秀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出狱，不再从事托派组织活动。1937年11月21日他给上海托派临委陈其昌等的信中表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1939年初他在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否定中国托派在抗战中的活动，表达了他和中国托派的不同政治主张：“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说参加抗战”，却“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这样一个关门主义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其三、陈独秀晚年的言论，虽然有偏激、主观妄言，也有不少非常深刻的见解。如关于苏联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反对民主主义“决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苏维埃若没有民主内容，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不能轻率地宣布资本主义已到末日”；驳“人民愈穷苦愈革命”等，经过半个多世纪世界风云变幻的砥砺，证明其包含有深刻的真理性和预见性，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谈怪论”。

普罗米修斯的人间悲剧

近些年，人们针对忽视和贬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状况，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理直气壮地宣传陈独秀，我是赞成的。然而有些文章和书籍，在颂扬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时，却忽略了陈独秀复杂性的一面。应该看到，陈独秀既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也是个悲剧性人物。不接触这个问题，就不能深刻地认识陈独秀，科学地评价陈独秀。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早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成为五四时代伟大的旗手，此后又举起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袖，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辉煌业绩，也为他自己树起不朽的丰碑。在他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期间，开始也曾取得很大的成绩，如党的“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工人运动并在1922年形成高潮；创办农民协会，进行减租减息斗争；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然而在大革命后期却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以后，党在批判陈的错误，处理陈的问题中，尽管有不妥之处（如毛泽东指出的不让陈参加八七会议，并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然而党的历史上许多干部在遇到类似的委屈时，能够顾全大局，妥善处理个人与党的关系，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却由情绪对立逐渐转为接受托派思想，搞小组织宗派活动，最终被党开除出去。从党的总书记到反对派，表明陈独秀作为政治家，在素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离开中共以后，陈独秀成为托派领袖。而托派组织上的分崩离析，思想上的混乱与极左，行动上的无所作为，使陈独秀处于十分矛盾而又尴尬的境地。到晚年，不得不远离各种政治漩涡，无可奈何地重新回到“研究室”，埋头于古文字学。作为一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这样的结局，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人们谈起陈独秀的悲剧往往只着眼于陈本人，而陈独秀悲剧的深刻意义，首先在于它折射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性、复杂性和曲折性。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碰到一系列的问题，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在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少、力量单，革命的主力军却是广大的农民；无产阶级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而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却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要建立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在中国，不是患资本主义太多，而是“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毛泽东语）

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巨大差距，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对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是巨大的考验。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和艰巨的任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做了认真的探索并取得初步的成绩。但由于他们存在着两方面的弱点：一是对中国的国情调查和分析不够，二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有片面性。他们很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指导现实斗争，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缺乏系统的学习和研究。离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这个基础谈“阶级斗争”，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处理政治问题，使我们党某些时候，容易在路线和政策上出现随意性和片面性，出现“左”的和右的倾向。作为党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的悲剧，正是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难性和曲折性，以及党的早期领袖状况的反映。陈独秀晚年曾自负地讲：“我不懂得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意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

陈独秀一生起伏跌宕的命运，固然有历史条件、党的状况、共产主义运动状况、共产国际等多种复杂的客观因素，然而起决定作用的是陈独秀内在的某些突出的知识分子气质。和陈氏接触过的人普遍反映，陈独秀思想敏锐而又性情急躁。再加上启蒙时代少数人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而大多数人尚处于不觉悟状态的历史特点，大大加强了陈独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从而形成他的“特立独行”的气质。陈独秀很赞赏易卜生的话：少数人永远是对的，多数人永远是错的，认为“这是至理名言”。他说：“从广大人民利益来说，当然多数人对，少数人错，但从思想启蒙这个出发点来说，易卜生是对的。”作为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也许“特立独行”是十分可贵的，但作为政治家则往往演成致命性弱点。这是因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思想家常常满怀激情地考虑理想、精神和“应该做什么”，而政治家则要冷静地考虑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可能做什么”。（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7期 革命信念与我的风雨人生　作者：刘　英

我是1925年在湖南长沙入党的，那时还是一个20岁的青年，没有想到一转眼我已是96岁并有76年党龄的老党员了。值此建党80周年之际，回顾我这一生在党领导下所经历的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禁不住脑海里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光辉的历史，然而同时也是一部历尽磨难的历史。只有她，能不断地战胜磨难，千锤百炼，显示其无比的光辉。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能否在各种艰险环境下坚持不动摇，也是有无真正党性的实际考验。

回想起来，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的第一次大的磨难就是大革命的失败。1925年我入党时大革命正在走向高潮，处处是一派革命气象。可是哪里料到才两年多，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失败了。从我所在的长沙到我后来去过的武汉、上海，到处是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

那时候我们的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没有经验，广大干部、党员对这次革命失败事先都没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拿湖南来说，实际上在反动派已经准备对革命下手的前几天，省委才仓促地作出应变部署。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反动军官许克祥的部队一夜间袭击了省党校、省工会、省农协等近十处公开的革命机关，紧接着悬赏捉拿共产党人的布告就贴满了整个长沙城，革命力量顿时被打散了，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就在这时我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孩子失去了母亲。为了找到党，我不顾一切，冒着极大的危险在长沙街道上“碰”，终于很快同组织接上了头。这年10月，湖南省委改组，王一飞担任省委书记，我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然而形势在不断恶化，改组后的省委才开展工作两个月，就遭到一次大破坏，有六位省、市委领导和十几位同志被捕。省委就只剩下了组织部长、秘书长和我三人。大家商议决定由我扮成学生模样，紧急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独自乘火车出远门，形势又是那么险恶，此行是凶是吉，很难逆料。但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找到党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经过几番周折，终于找到了我日夜盼望的党中央。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我，当面听取了我对湖南情况的汇报。汇报完成之后，中央领导考虑到湖南的形势太险恶，我又是一个女同志，要留我在中央机关工作。但我坚决提出仍回湖南工作，记得李维汉听了我的要求后就对我说：“你是打了铁颈根？就不怕杀头！”确实那时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胆子。

大革命失败，我算是一个幸存者。在那段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多少个优秀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王一飞、郭亮、林蔚这几位和我曾经朝夕相处过的省委领导，他们是如何在敌人的屠刀下壮烈牺牲的。如今只要我想起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想起他们在那个黑暗时期临危不惧、舍身忘己、关爱同志的情景，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敌人是十分残暴的，他们为了摧残整个湖南工运，在杀害了郭亮这位当年湖南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之后，还把他的头颅悬挂在长沙狮门口城头上示众。

可是共产党人是吓不倒的，尽管反动派天天在杀人，斗争却从未止息。要问在那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究竟凭什么坚持斗争，应该说凭的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信念。我们每个党员在入党时不都举手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吗？虽然那时候我们大都很年轻，但是头脑里都坚信这个真理，正如烈士夏明翰的诗篇中所写：“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我所经历的党史上第二次大的磨难，就要算红色根据地反对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了。1929年组织上派我到苏联去学习，一去就在那里呆了将近四年。在学习期间就知道国内不但发展了自己的红军，而且有了好几块大的红色根据地。1932年返国时组织上通知我回中央苏区，也就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我听了十分高兴。1933年6月初我到苏区首府江西瑞金时，正值根据地刚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整个苏区处在鼎盛时期，苏维埃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一大片根据地，包括江西、福建、闽赣3个省级苏维埃政权，面积达到20多个县5万平方公里。被称为红色首都的瑞金，除了党政机关外，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印刷厂等。这同五年前我工作的长沙相比，简直就是天堂了。

然而好景不长，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蒋介石对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到了第二年春天，反“围剿”的军事形势不断吃紧，根据地的面积一天天缩小。记得4月进行了一场广昌大战，广昌是根据地的北大门，李德、博古亲自到前线指挥，保卫战进行了17天，广昌最后还是丢失了。从此敌人的进攻就深入到根据地内部，终于迫使我们走上了长征的道路。

那样一个好端端的根据地就那么快地丧失了，人们感到无比的痛惜。从我个人来说，那时还没有认识到上面有军事路线的错误，但是对于长征开始那种大搬家式的转移，我是产生过一些想法的。因为长征开始有一段我在中央机关纵队三梯队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个梯队当时的任务就是负责后勤部、供给部，搬运根据地的家产。上面布置要求几乎所有东西都要搬，结果是从兵工厂的车床到刚造出来的炮弹，从印刷钞票和书报的机器到办公的桌椅，从发电机、电台到成捆成捆的电线，真是大转移成了坛坛罐罐“大搬家”。这就首先给我们三梯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那时候的运输哪有什么汽车啊，再说即使有汽车也没有走汽车的路啊。牲口也很少，主要是靠人，肩挑背扛，而且是夜间行军，又不许打火把。当时正值深秋，南方细雨绵绵。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头顶着雨水，抬着那么笨重不堪的家伙，高一脚矮一脚地踩在烂泥巴的土路里，整个队伍一夜才向前移动五、六里地。可以想见那是一个多么艰难的行军啊！队伍减员严重，临时扩充也很困难。更令人困惑的是队伍最后究竟要走到哪里去谁也不清楚。所搬的这些东西，有的固然很重要，但是有很多是很难说清何时才派得上用处的，花那么大的代价搬运，影响整个部队前进的速度，究竟有无必要？！

众所周知，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被动局面的是1935年遵义会议，不过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下面的人不知道。我是在会议召开后20多天，在云南扎西听张闻天做传达报告时才知道的。他那时已经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的报告着重讲了根据地没有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是党在军事方面犯了错误，这就打消了许多同志很长一段时间积蓄在胸中的困惑。特别是听到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过问军事的消息，会场上全体都为之振奋。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传达报告批评了“大搬家”的错误，说我们转移地区是为了打仗，不是避难搬家。因为前一段行军路上，我就向走在一起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反映过“大搬家”的问题，他们都听得很仔细，并且心情都很沉重。因此我在听传达时就想，他们在酝酿这次会议中肯定也研究了我所反映的情况。

那时我为什么能够很方便地向他们反映情况呢，因为在这之前，我在苏区一年多同他们接近比较多，张闻天（那时叫洛甫）、王稼祥在莫斯科时我早就认识，他们当时都在苏联红色教授学院深造，也都给我们“劳大”的学生讲过课。毛泽东和我是同乡，过去早就知道他，但是不认得，到苏区后经过张闻天当面介绍，终于认识了这位大老乡。这时毛泽东、王稼祥，一个在养病，一个在养伤，住在一起，离我办公的少共中央不远，因此空闲的时候常去看他们，那时候大家都比较随便。当时毛泽东还正是受当权的博古他们排斥的时候，因此就有人提醒过我，说此人是“右倾”，你还是少接近他一点好，我没有理会这一套。至于张闻天虽然当时也是掌权的，但我发现他同博古不一样，那时他对毛泽东就很尊重，认为他打仗很有一套，也常到毛这边来坐，两个人谈得很投机。

这里还要说到的是，在苏区也许是有某种缘分吧，我通过张闻天认识了毛泽东，未想到后来长征中毛泽东竟然又在我和闻天之间充当起媒人来了。在遵义会议后我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央队秘书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两个在场，毛、王两人就常常一唱一和，有正经没正经地把我和闻天拉扯到一起。当然也不是强拉喽，闻天在这之前事实上已经有了意思，而我虽然过去接触中还没有往这方面去想，但也对他并无恶感，印象中张闻天为人忠厚，理论水平高，我打从心里尊敬他。这样，在他们二人的撮合下，通过工作中的一段直接相处，建立了感情，后来终于走到了一起。不过那时我们之间可没有现代人想象的那么浪漫，要知道，在那种艰难条件下长途行军，每到一地都疲惫不堪，哪有那份闲情卿卿我我呵。再说，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对于女同志来说，在长征路上生孩子，简直是一场不堪想象的灾难。因此，我总是克制着自己，把爱的种子埋在心里，我们的结合是在长征到了陕北，红军找到了落脚点之后。

如今长征这段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场由于“左”倾错误导致的大转移，对于我们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磨难，但它对于长征中走过来的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却又是一次极大的意志磨炼。1984年一位美国记者跟我开玩笑说，是什么风把你这个小个子刮到陕北的？这位记者那一年为了写一本长征的书，乘汽车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实地考察了一遍，因此他对红军在那种条件下完全靠徒步走完这样一条漫长的路，赞叹不已。今天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我可以告诉人们的是，那时候我们靠的主要就是一股子顽强的精神，正如闻天在抗战时期对来延安的青年讲课时所常说的，为什么二万五千里长征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就在于我们党在这次长征中充分地表现出了它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奋斗与坚持到底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是一千里的长征也是不可能的。

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好事。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得我们不得不长征，然而通过长征中的历史转折和错误教训的吸取，我们党变得成熟了起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中央随即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推动了全党从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这次会议就是在我们家住的窑洞里召开的。在新的政治路线指引下，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就开创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战的崭新局面。

我所经历的第三次大的磨难自然就要算“文化大革命”了。但从张闻天和我两人来说，实际遭到的磨难时间比“文革”时间还要更长，如果从1959年庐山会议闻天遭受打击，我也遭到株连时算起，到1976年“文革”结束，实际是17年的冤案与厄运。这次磨难起初主要还是精神上的，闻天在庐山会上发言招来的是“右倾”、“反党”两顶帽子，后来批判时更是升级为“里通外国”。闻天对我说，如果说他反对“三面红旗”，那还只是个观点问题；说他“里通外国”，那简直是太冤枉了。批判闻天的同时，就在外交部的会上逼我“揭发”，而我的回答根本就满足不了他们那些无理要求，于是他们就说我划不清界限。最后还是我写信给毛主席，主席批了对我的处理要与闻天“有所分别”，这才没有戴上“分子”的帽子，但还是划了个“严重右倾”。到了“文革”中，那种批斗就不仅是精神上的折磨，而且还加上肉体上的摧残。批斗高潮过后，两人又被分隔拘禁了532天，紧接着被遣送广东肇庆度过了长达6年孤寂的流放生活。最后，被解除监禁之后落脚江苏无锡的第二年，即1976年7月1日闻天就离开了人世，这一天距“四人帮”垮台只差了95天。

在这17年的漫长岁月里，除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之外，没有人敢接近我们。正如闻天所说，在他身边能够说得上话的，就只有一个共产党员，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诉人们的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对党也都没有丧失信心。闻天在他弥留之际提出的一件事，就是要把我们解冻后退还的全部工资和积蓄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并且难过地对我说，这么些年没有能为党工作，他含着泪在自己的床前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协议。

我还要说的是，在我们两人蒙冤的日子里，闻天无疑是首当其冲，所受的折磨也比我要重得多；但是他当时思考的问题却比我要想得更深，看得更远。他对个人所受的打击，一不抱怨，二不后悔。他在逆境中写下的几十万字笔记文稿，全都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每当他在专心探讨问题时，我见他几乎忘掉了一切，似乎什么冤屈都不存在，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去年纪念闻天诞辰100周年时有人问我，闻天一生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四个字：追求真理。他的确是把对真理的追求看得高于他的生命。在肇庆他年逾古稀不顾重病奋力写稿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深感他是在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因此在闻天去世后，我心里惦记的头一件事，就是保存好这批笔记文稿。在接到中央决定为闻天平反的通知后，我向中央提出的一个重要请求，就是发表他的文稿。当我后来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闻天两篇肇庆文稿时，我是何等的欣慰，闻天坚持的真理终于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定。

历尽严冬方知春日暖。我作为一个经历了历史上三次磨难的幸存者，要特别感谢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抚今思昔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今天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广大党员不要忘记过去，深刻认识到今日的胜利来之不易，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7期 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作者：汪东林

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长期在政协学委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主要负责同大家联系，作学习记录，以及整理简报等工作，因此，同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接触密切且时间较长。他们的言谈举止，留给我深刻的印象。记述下来，无疑是那段不寻常历史史料的一个侧面。

因时间跨度大，又受篇幅所限，这里仅就1976年的情况作为举例。那时学习组成员名单上有近30人，重要的学习会出席的可达20余人，经常出席的仅15人左右，从来没有到齐过。

那时，主持会议的召集人有五位，即于树德、王芸生、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按规定是五位召集人轮流主持学习会，实际上最经常当主持人的是于树德和王芸生。当时于、王、赵是全国政协常委，赵朴初却因宗教方面事务较多，出席学习会较少；程思远1965年随李宗仁先生归来，翌年便赶上“文革”，一晃十年没有在政协安排职务；王克俊是全国政协委员，非中共的政协副秘书长，当年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要员（从机要秘书升到秘书长），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确实有功，但与前几位召集人比起来，他自认为资历声望均不及人，加之健康欠佳，所以有事多推于、王二位。

召集人于树德被称之为“忠厚长者”

于树德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是李大钊的挚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曾出席由列宁主持于1922年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民族会议，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他是在国民党高层担任重要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少数著名的共产党员之一。他曾作为国民党中央大本营的特派员北上河南调停重大政治纠纷，还同时在黄埔军校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他与周恩来结识，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周恩来留学日本，就曾得到于树德的资助。

于树德作为学习组的第一召集人，他平时的职责是主持学习会，启发甚至指名他人发言，而自己则经常是三言两语，凡属小组总结性的发言他都推给另一位召集人——曾任《大公报》主笔几十年的老报人王芸生。

王芸生是老报人，他学识丰富，思想敏锐，手勤脑勤，记忆力好，凡对学习组的各种传达或向上汇报，于树德一概推在他身上，于老自己甘当补充发言的角色。组员们对王芸老谈的学习体会和思想分析，特别是有关国际问题的发言，都听得津津有味；凡遇学习会冷场，总有人（通常都是赵君迈）提出请王芸老讲讲国际形势，尤其是日本近况（王是中日友协副会长，中日关系问题专家），他也当仁不让，侃侃而谈，一讲就是半个小时，有许多是报刊上没有的背景材料。于树德对此也打心眼里佩服。他比王芸生年长8岁，却常以“王芸老”尊称之，并且多次在全组会上说：“我这个组长，就是召集大家开会，听大家挨个发言。学习中的难题，各位自己解答，请王芸老解答。我年迈迟钝，头脑昏沉，看了后头忘了前头，相信各位都了解我，也不会苛求于我了。”

这些当然是于树德的真心话，但据我做20年小组秘书的长期观察，应付复杂政治局面的本领，于树德要远胜王芸生一筹。自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所谓政治学习，大多是搞政治运动，除了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还不时搞大批判，主要批判对象自然是全国著名的“反面教员”、本组成员梁漱溟。秉性正直、待人忠厚、大事不糊涂的于树德，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处理如此棘手的问题，常有惊人之举，这正是大家暗中敬佩于树德的原因所在。

自1962年至1976年，政协直属组集中批判梁漱溟规模较大、时间较久的有两次，还有一次是梁自己“跳”出来“发难”，语惊四座，却因受上头保护而未遭批判。这三次都是于树德主持的小组会。第一次是1965年关于梁漱溟提出的“科学道德之事”的大批判。第二次是1974年以政协直属组为主战场开展的“批林批孔又批梁”长达半年至一年。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旷时日久的大批判，作为主持人的于树德不仅从未在联组批判中发过言，而且在小组的发言也只是三言两语，常常是插别人发言的空隙说几句。

于老的家离政协礼堂很近，他多年来虽有专用车，开会却从来是步行来，而且常常是第一个到达会场。我是工作人员，因此常常有同于老会前私下交谈的机会。那时我才20多岁，正式开会我无发言权，会下也留意不乱说话。在1965年批梁开始不久，梁的态度“极坏”，有一次会前，于老忽然问我：“你上大学读过梁漱溟的书吗？”我答：“没有，但我看过50年代中国科学院批判他的文章，也没有细读。”于说：“梁漱溟这样的人，你们年轻人更理解不了啦。他少年得志，五四运动时就在北京大学教书，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轰动一时，我是50年前就认识他了。多年来，什么事他都有一套自己的主张，从来不轻易随从别人，连毛主席他都敢在大庭广众前顶撞（指1953年），别人的话他还能听得进去？我算是服了他了！”“那么，我们小组的批判怎么办？”我脱口问道。于老迟疑了一下，说：“批判批判，肃清流毒！对他本人能不能认错，我缺乏信心。”此外，我十分清楚地记得，无论是1965年，还是1974年，也无论是在小组召集人会议上，还是在向政协学委会（后改称学习领导小组）汇报时，主张对梁漱溟的批判“打退堂鼓”的，第一个便是于树德，他的话是：“梁漱溟朽木不可雕矣！他这个人什么场面没见过，什么风雨没经过，就我们直属组这几个人能有本事说服他认错？我看算了，还不如把他放在一边，我们自己多学点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交流交流学习心得更好。再批判下去，对我们不合算，他倒不在乎，反正耳朵不会起茧，闷头听就是了。”对于树德这种态度，上边虽也有人说他“糊涂思想”，甚至上纲为“搞阶级调和”，但政协直属组的绝大多数组员却非常赞同。有人私下说：“还是于老‘和为贵’，有忠厚长者之风。”

所谓有一次梁漱溟“跳”出来“语惊四座”而未受批判，也与于树德有关。那是1970年军代表正在政协机关内部搞运动，抓“大联合”、“斗批改”之后，大部分干部已被下放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其时中央正酝酿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还起草了一个《宪法草案》，上边交代要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座谈、讨论，征求意见。直属组主持人便是于树德。1970年林彪、江青肆虐正盛，出席学习会的政协委员们诚惶诚恐，只说《宪法草案》好，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武装头脑，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人哪怕是对个别文字提出一点点修改意见。主持人于树德以为任务就这样完成了，但他注意到惟独梁漱溟没有表态，出于礼貌，于老问梁先生“还讲不讲”，梁漱溟竟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纸，接过话头讲了起来。他说：

“各位都说《宪法草案》好，我说也不错，文化大革命屈指数来五个年头了，现在有了《宪草》，要召开四届人大，我们没有到政协开会也有五个年头了，这还能不是好兆头？不过我觉得开了好几次会，诸位都没有提什么修改意见。我反复看《宪草》，也反复考虑，既然召集我们来开会，我们如真没有意见尚可，如真有意见而一条也不提，是否有负上级对我们的信任，或者说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据此，我以自己的浅陋之见，提两条供当局修改时参考。第一点据我所知，现代宪法最早产生于欧洲，其最初的出发点之一是为了限制王权。换句话说，宪法的产生，其重要之点就是限制个人太大的权力。一个国家有了宪法，则从国家元首到普通公民，都得遵循，而不能把任何一个人放在宪法之上。因此现在的《宪草》序言中，写上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都写上了宪法，我认为不甚妥当。接班人之说，是中国的特殊情况，而宪法的意义是普遍意义的，不能把特殊性的东西往普遍性的东西里边塞。但我声明，我不赞同把个人的名字（包括接班人）写进宪法，决不是反对选择某个人当接班人。这是中国的特殊情况，外国没有，我们也可以有。第二点，是新宪草比老宪法条文少了许多，条文少不见得就一定不好，但有的重要内容少了却不甚妥当。比如设国家主席，一国的元首，不能没有。国家主席不可不设，至于什么人当国家主席则要经过法定手续来选，不是一回事。现在的新宪草偏偏没有设国家主席这一条，不知为何？”

梁漱溟这两条意见，真个语惊四座，短时间的沉默后，便有人提出这是“恶毒攻击”的言论，不能听之任之，必须进行批判；也有人说，这种“恶攻”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革命群众“专政”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正巧此时军代表不在场。怎么办？于树德不动声色地说：“梁先生的意见，我们负责记录好原话，向上反映，是不是要在小组开展批判，我们听候上级的处理意见再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梁先生在这里说的话，出了这个门，大家就烂在肚子里，谁也不许向外扩散，包括自己的家属，谁扩散责任自负，后果自负。”于树德的两条意见，立刻使会场安静下来。梁漱溟也连声说：“我说的话我负责，我负责！与诸位无关，无关！我听候上级处理！”几天后的学习会上，军代表来传达：一，上级指示，因为是征求意见，所以提什么意见建议都是可以的；二，个别人因为思想反动，借机放毒也不足为怪，可不必纠缠。当然凡属反动的言论都不许扩散。于树德听罢松了口气，立即说：“我们就按上级指示办，不纠缠，不扩散。”这个“上级指示”的“上级”是谁？军代表没有说，大家也不能问。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得知这是当时周总理办公室发给政协军代表的电话指示。

学习内容突变，“怀念周总理”持续一月之久

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的学习，按规定每周二、五上午两个半天。那时所谓学习，就是念文件，读报纸，搞运动。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告一段落之后，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才转入学习马列著作，但为时不久就风浪迭起，至同年底学习内容转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际则已经开始发动暂不点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这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许多人心情压抑，闷不敢言，反映到政协直属组的学习会上，老人们的发言只能是照本宣科，言不由衷。

1976年1月9日，是一个令国人无法忘怀的日子。清晨传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全国沉浸在哀伤之中。因为这天是星期二，我们的法定学习时间，我大约8点40分左右到达政协礼堂第五会议室时，已有10余人先我而来。学习召集人于树德和王芸生特地同我握手，并说已商妥今天学习会暂停学习讨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文件，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话音凄然发颤。待另外三位召集人赵朴初、程思远、王克俊相继到达后，于树德又为改变学习内容事同他们打招呼。9时正，平时说话轻声轻气的于树德忽然提高了嗓音，缓慢而有力地说：

“诸位，大家都听到广播了。今天是中国历史上不幸的日子，它宣告了一个历史伟人离我们而去！我今年83岁了，从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至今，一生经历过若干悲痛的日子，但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心情这样沉重（哽咽）……（然后又大声说）现在，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我们心中所敬爱的人——周恩来同志的病逝默哀三分钟！”

20多位老人在沉痛中默默地站起来，杜聿明、宋希濂、赵君迈、爱新觉罗·溥杰用手帕擦着泪水；直属组仅有的两位女委员董竹君、秦德君则是用手绢紧紧地捂着嘴，生怕发出哭声。申伯纯老人终于按捺不住哭出声来，顷刻间爆发了几十位老人的一片号啕。

在悼念周恩来的发言中，于树德说：“我认识恩来，可能在诸公认识他之前。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应毛主席、周恩来之邀从南方来到北京，许多熟朋友在北京饭店欢聚。出我意料的是，恩来同我见面，一阵热烈握手之后，竟乐呵呵地对我说：‘永滋（于树德字永滋），我还欠你300块大洋的债务呢。要算上利息，这笔债我个人现在也还不起呵。怎么办，分期偿还，还是免去利息？’哪儿来的什么债务？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在座的朋友更加不知所云。周恩来笑笑接着说：‘你这个债主可以忘，菩萨心肠，就当做了一桩好事，可我这个负债者，亦即是受益者却一直没有忘啊！’直到恩来提起30年前我们一道东渡日本留学的事，我想了起来：那是在‘五四’运动之前的天津，我在天津法政学堂求学并毕业于该校，那时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前天津市学生的革命运动已经搞起来了，我同恩来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后来组织‘新中学会’，关系就更为密切。那时他的名字不叫恩来，而叫翔宇。至五四运动前夕，我决定赴日本留学，经多方筹措，自备了300块大洋的费用，恩来也想赴日读书，但他那时家庭经济来源已中断。在我临行前，法政学堂决定给我一个公费留学生的名额，我立刻想到了周恩来，便跑到南开中学，对恩来说，‘学校给了我公费生资格，我自备的300块大洋给你，我们便可以一道去日本了。’这样一件事，30多年过去了，身为总理的他还惦记着，实在令人感动。”

学习主题变为悼念和追思周恩来后，一改过去学习中发言互相“谦让”的风气，争相发表自己的感言。申伯纯以大量事实讲“周恩来的光彩照人”；程思远诉说为安排李宗仁回国与周总理的几次难忘的会见。

在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会前的一次学习会上，未曾发言先老泪纵横的杜聿明说：

“自1月9日敬爱的周总理病逝噩耗传出至今，我度过了将近一星期平生最痛苦、最难受的日子，真正是度日如年啊！我在美国的大女儿、大女婿也来电深表悲痛并劝我二老节哀。但是难呵，前思后想，就是跳不出‘悲痛’二字。回想我个人的一生，曾经有过一段十分痛苦的日子，那就是在淮海战役中，我指挥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自己也成了俘虏。那时，我曾想一死了之。自杀不成，内心也已万念俱灰，痛苦无以复加。但后来回顾这段日子，这痛苦既是自己反动立场未改变的驱使，同时又是经过一段痛苦思想斗争走向新生之路的开端。因而那时的痛苦与今天包括我在内的全国人民痛失周总理的痛苦，是完全不可伦比的。因为周恩来这样的现代中国的伟人一旦失去，是无法弥补的，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岂是你我个人去留存活的私人之事？因此今天这种痛苦，才是我一生遇到的最大最深的一次痛苦，我无力以言语来形容（哽咽）……”

接着，他回忆起青年时代考进黄埔军校的情形。他说：

“那时是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我和在坐的宋公（希濂）都是黄埔一期的学生，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在他的领导下，诸如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现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等重要政治课，才得以开设或加强。周恩来那时的工作作风就是事必躬亲，认真负责，而且态度谦和，平易近人，没有官气，因此深受黄埔学员们的敬重。在黄埔军校这段难忘的岁月，周恩来名副其实是我的恩师。至于后来大革命失败，我们分道扬镳，我竟投靠了蒋介石，历史证明是我走错了路，是我背叛了恩师周恩来的教导。出乎我意料的是，在30多年后的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接见我和宋公、王耀武、陈长捷、邱行湘、曾扩情、杨伯涛、郑庭笈、周振强、爱新觉罗·溥仪等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周总理一开头即亲切而风趣地说：‘在座的绝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除溥仪外），我和文白（即当时陪同接见的张治中）都曾经是黄埔的教官，是你们的老师。学生后来走错了路，不管怎么说，老师也是有责任的！’我一听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这责任明明在自己，怎能是周总理这样的老师呢？不等多想，周总理又接着说：‘历史已成为陈迹，不管你们走了一段多么大的弯路，今天总算回到了人民的阵营。殊途同归，大家又走到一起来了！’接着，周总理亲切询问过每人的家庭情况，过后开始了长篇谈话。当时我们都作了笔记，事后作了核对，大家公认宋公的笔记记得最全、最好。我不想在这里全部宣读，只是摘读一部分，请大家听听，可以从中看到周总理的博大胸怀和远大目光，看到他的那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

“周总理首先谈到民族的立场和爱国的立场。他深情地对我们说：‘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经过将近120年的斗争，中国人民才翻身作主人，才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这一事实是连帝国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的。溥仪先生可以证明，现在我们的国家比你们过去搞得好。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中国20多年也没有搞好，这一点在座的各位都可以证明。今天的中国，6亿5千万人民真正站起来了，中国真正在国际上有了地位，有了自己的发言权。祖国发生了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炎黄子孙，不爱这样的祖国还爱什么？’“周总理接着说：‘以民族问题为例，旧中国总是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些民族。今天溥仪先生在座，宣统年间，我十二三岁，生活在沈阳，那时满族人气焰很高，后来清朝亡了，满族好像也亡了，许多满族人改名换姓，不敢说自己是满族人。而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有了各民族不分大小真正平等的政策，他们又主动申报自己是满族了。这说明今天的新中国，才是各民族人民团结统一的民族大家庭。’

“论述民族的立场时，周总理还说到了蒋介石和台湾问题。他说：‘除了溥仪先生，各位都做了蒋介石的几十年部下，我也曾经做过他的部下，在黄埔，在北伐前期，在抗战初期。各位都熟知和了解蒋介石其人其事，他现在败退在台湾仍在高喊‘反攻大陆’，坚持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头脑可谓花岗岩般顽固不化。但他反对‘台湾独立’，也不赞同外国势力‘托管’，鲜明地主张‘只有一个中国’，当然他主张的不是社会主义新中国，而是他反攻大陆‘成功’后仍由他继续专制独裁的那个‘中国’。然而恰恰是主张一个中国，而不是两个中国，这在国共两党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一致对外的，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这表明，蒋介石虽然反动至极，但他也有民族的立场，他也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要这民族的立场不变，台湾问题最终就有可能也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包括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

爱新觉罗·溥杰的发言，也是有代表性的。溥杰平时发言的习惯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不带表情；要么便是盯着笔记本，边翻边说，一口气说完。这次他一反常态，几度哽咽得发言中断，摘下眼镜，擦眼眶，擦镜片。他说：

“没有敬爱的周总理，就没有我这个人，我这个家，我这个爱新觉罗家族，我是个有罪的人，且不说前半生剥削人民，更在伪满洲国成为民族的罪人。因为有了共产党的把罪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政策，我才有了为人民服务的后半生……

“我是第一个被允许与家属通信的在押战争罪犯。日寇投降时，我的妻子爱新觉罗·浩（嵯峨浩子）带着两个女儿去了日本。我在监狱里改造，虽然切不断思念她们的念头，但心却死了——那就是认定今生今世不可能与她们团聚了，这是自己罪有应得。1955年春夏之际，我的17岁的大女儿慧生从日本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我的父亲久无音讯’，‘我们全家都想念他’，希望能许可她们与父亲通信。周总理批准，把这封信转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我的手中，并指示也应‘允许其他战犯与家属通信’。我那颗死了的心从此复活。

“1959年12月，我的哥哥爱新觉罗·溥仪第一批被特赦释放，给所有在押战犯的前途带来了光明。我的妻子闻讯后比我还焦急，以为我获特赦的日子也一定不会远了。她因此写了一纸呈文，寄给中国政府和周总理，要求在丈夫获赦后前来中国团聚并定居。又是周总理为我这位共同生活了8年（1937年4月结的婚）并生育两女，又苦守了16年的妻子的切切之情费了心。在1960年11月28日我被第二批特赦之前的不足一年的时间里，这位日理万机的总理曾几次会见溥仪，并把包括我的七叔载涛和兄弟姐妹在内的爱新觉罗家族都邀到中南海周总理家里吃年饭，一方面关怀比我早特赦一年的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一方面做溥仪的思想工作，让他不反对我的妻子回中国团聚并定居北京。这是因为明察秋毫的周总理，他了解我和嵯峨浩子的婚姻在历史上是‘政治联姻’，是日本人策谋对付溥仪不育搞王位传‘弟之子’而部署的。溥仪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这桩婚姻，尽管事过境迁，世事大变，他仍然坚持这个看法，反对嵯峨浩子来中国定居。周总理竟那样耐心而细致地做通了我的哥哥溥仪和家族的思想工作，并嘱咐我在特赦后立即给日本发信，邀请妻子和女儿来中国，回到爱新觉罗家族，在北京定居，共享天伦之乐。我个人为此很动了一番感情，多少次泪流满面。请问，这哪里是一国的总理呢，不分明是再生的父母吗？”

学习组的成员中还有法学家陆殿栋，他的夫人是广为人知的史良女士。陆精通法律和英语，解放前也在上海当律师，解放后随史良到北京，任外交部条法司（50年代称条约委员会）法律专员。他几乎每会必到，但很少发言。该组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数次批判梁漱溟的高潮中，他也仅仅是最后一个发言表表态而已。他在表态中不止一次地说这样的话：“梁先生是在旧中国学界政界均享有盛名的人，但我没有读过梁先生的书，此所谓‘隔行如隔山’吧，梁先生的哲学思想对我来说真是高深莫测，因此我无能力对梁先生的思想进行深刻批判。我每次都到会，一是听取许多同仁的高论，我也从中接受教育；二是期望梁先生在大家的帮助下能有所转变，有所进步。但梁先生总是使全组同仁失望，也使我失望，我对此深表遗憾！”当时上边对全组成员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作政治分析，每次都把陆殿栋排入“同情梁漱溟”、“划不清界限”之列。陆去世若干年后，梁漱溟同我提到陆时说：“陆先生是位正直的学者。”

1月16日上午9时，即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周总理追悼会的第二天，陆殿栋在小组会上第一个发言，他取出笔记，操着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沉重而缓慢地说：

“各位的发言，都使我心绪难以平静。好多天来，我夜不能眠，多次半夜起来断断续续地准备我这个发言。”他说，他一想到周总理的辞世便心潮翻滚，不能自制。周恩来的大名，他自然在解放前就如雷贯耳。但直接接触，是在解放后他奉调到外交部任专员之后。他讲到周总理那时兼任外交部长，在工作繁忙中如何找他们听取有关外交法律方面的意见；又讲周总理如何关心人，他徒步上班的事被发现后，总理又怎样关照他。但是，谁也没有想到陆殿栋讲到一件事，以小见大，足以表明周恩来这个伟大人物的平易近人时，突然口齿不清，语言不能连贯。主持人于树德和我同时发现这一情况。于老说：“陆先生，你不要太激动，休息一会儿再说。”陆开始还说“没事，没没事”，掏出手绢擦额头上豆粒般的汗珠，救护车赶来抢救时，陆先生已不能说话了，医生明确诊断，是脑溢血。神情紧张、脸色发白的史良大姐赶到现场，只是急切地问：“人怎么样？怎么样？”她靠近抢救的临时病床，大声叫唤：“殿栋！殿栋！”已陷入深度昏迷的陆殿栋已不能作答了。史大姐欲哭无泪，浑身发抖。停一会儿才说：“他好多天没有睡好觉，同大家一样的心情。昨天他不听我的话，不服用安眠药，今天果然出事了……”

遵照史良大姐的意见，救护车直驶北京医院。虽经全力抢救，陆殿栋始终没有醒过来，于当天晚上在北京医院逝世。

在隔天举行的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主持人又提议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但这次不单是为周总理，也是为因悼念周总理而逝世的陆殿栋委员。

于无声处，程思远、杨东莼“开炮”质疑

时至1976年3月上旬。邓小平同志自1月15日在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后，就一直没有露面。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的运动密锣紧鼓，“文件”、“社论”一个接着一个，大道、小道的“消息”也越来越多。这乌云滚滚风满楼的局面，即便是经历了半个世纪政治生涯的政协直属组的成员们，也感到忧心忡忡，困惑越来越深，学习会上，除了拿“两报一刊”社论和“梁效”之流的文章照本宣科外，发言者寥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场。3月中旬的一天，平常很少发言的程思远忽然大声说：“于老，我已反复想了好些天了，我思想上有难题求教于诸公，下次学习会我发言。”于树德连连表示欢迎。

程思远不说则已，一说惊人！他语气有力而充满忧虑地说：“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

“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

“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

“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有事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

程思远说到这里竟掉下眼泪。

在当时的情况下，程思远如此直言不讳，是何等的犯忌啊！不少人为程思远的发言担忧，生怕惹出什么是非。又见休息时程一个人在政协礼堂一楼大厅里来回踱步，心事重重的样子。在当天学习会结束时，于树德既坦率又明确地对全组成员说：“程思远先生今天的发言提出的问题，所表示的困惑，我看可以理解。最近几个月来的政治学习，形势发展变化如此迅速，请问在座诸公有几位跟得上趟？又有哪几位能回答清楚程公今天提出的这几个问题？我以为，我们是内部学习，讲自己的心里话，提出自己解不开的问题，是允许的。我们能解决的，自己解决；我们思想认识跟不上，确实解答不了，那就向上反映，请高明的理论家帮助我们解答。当然，我们在学习组会上内部说的话，也不必到处随便外传，免得被人误会，引火烧身。”

真是无独有偶。在此不久，杨东莼又对批判“唯生产力论”质疑。

在1976年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四人帮”御用文人炮制了一系列批判的“靶子”，其中最奇特的一个叫“唯生产力论”。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阶段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基础，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则一切社会革命的发生便无从谈起。因此，“四人帮”也知道直接批判“生产力论”是极易露出马脚的，于是便炮制了“唯生产力论”这一假命题，煞有介事地发表长文，气势汹汹地进行批判。

杨东莼是我国最早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之一，1921年即参加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期从事教育、宣传和工会工作。解放后任广西大学校长、武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国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他作为一个秉性耿直而又学识高深的学者，对当时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不理解。在5月间的一次政协学习领导小组会议上，他首次提出：“当前的这场学习运动，是中央提出的，我们应该执行，要想点办法把学习搞好，使参加者真的有所收益。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经过认真的学习、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最近以来，我认真阅读了各种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发现了一个问题，即‘批判唯生产力论’中的‘唯’字究竟从何而来？我自知才疏学浅，但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却是自年轻时代至今一直没有间断。据我的记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这个‘唯’字。如果有，这是一个大发现，应该给发现者记一大功；如果没有，那就有可能是那一位写文章的秀才杜撰的。而我认为，如果是杜撰，那是很不严肃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不尊重，会造成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对这个问题，我今天只是提出来表示质疑，我还没有认真去查阅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我既然提出这个问题，就打算认认真真去研究。我还十分愿意求教于在座的诸位和各学习组的学友们。”主持学习领导小组的组长问他能否作一番准备到联组讨论会上作专题发言，他毫不犹豫地答应：“好，我接受这项任务。”

到7月中旬，经过充分准备的杨东莼要作专题发言了，到会的人空前踊跃。杨夹着讲课的大皮包，带了许多书本资料登上讲台。其时气候炎热，政协礼堂第二会议室连个电扇也没有，讲者摇着大纸扇，仍不停地擦汗，听者也同样以扇子驱热。然而杨东老一连讲了两个多小时，居然全场鸦雀无声，无一人进出，这情景也是空前未有的。

杨东莼先讲5月间他在学习领导小组会上问题的提出，然后转入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马、恩、列、斯、毛都提到了。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所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无例外地高度重视“生产力论”，把发展生产力看成一切社会变革的主要依据和原动力。最后，杨东莼郑重而严肃地说：“我为了查阅这些经典著作，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我的水平、能力和努力，也就到此为止，但仍无法证实那个‘唯生产力论’的‘唯’字是出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也进一步推论，是否是现在犯了严重错误或者已成了‘敌人’的前党中央领导人有过这种‘唯生产力论’的提法？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我本人为此也查阅了许多有关文件和讲话，还询问过若干老同志；第二，翻遍所有报刊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大文章，均不见指明这‘唯生产力论’的出处，这也反证不是诸如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创造发明。如果是他们，恐怕早已用大号字标出，而用不着打这个哑谜，让我这个书呆子去花这番苦功夫了。由此可见，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仍认为这‘唯生产力论’，是某一位写文章的秀才自己的‘发明创造’。而这种‘发明创造’其目的何在，我不想多加推论。但我认为，即便是写文章，搞研究，这也是乱设命题，制造混乱，以假乱真，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做学问的人所不齿的。果真如此，我深表遗憾！乃借此机会求教于在座的诸公。天气太热，你们辛苦了，谢谢！”杨东莼的这番宏论，虽在当时200余位听讲者中颇得人心，但绝不可能投当时领导者之所好。紧跟着来的是上级要求对杨进行帮助并消除其影响的指示。但这个指示即使在杨东莼所在的小组，也未能认真贯彻。在政协直属组的反映是：“这个理论问题太深了，我们不是学者，要分析批判，难以胜任。”时间拖了不久，7月28日发生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学习会暂停，计划对杨进行的“帮助”，也就不了了之。后来，是粉碎“四人帮”的普天同庆；再后来便是拨乱反正，把长期被颠倒了的是非颠倒了回来。

（作者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7期 何功伟其人其事　作者：于光远

（一）我为什么写这篇文章

今年4月3日到5日，我访问了湖北赤壁。同行者中有一位原《方法》杂志编辑李可同志。当他了解到1937年11—12月我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工委（不久就改称湖北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简称农委）委员时，告诉我与我同时担任农委委员的何功伟是他岳父何功凯的兄长。他还告诉我，何功伟和李锐是好朋友。何功伟在1941年英勇就义前，曾写给他的父亲两封遗书，李锐读后认为此信写得极好。不但内容有很深的教育意义，文字也很动人，十分出色，可以作为范文编进中国语文教科书。

李可对我讲起何功伟，引起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我从太原到武汉，要我做“黄河以南”党的青年工作——主要是“民先”工作。到武汉后，我才知道在抗日战争之前，湖北的党组织由于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暂时不存在了。1937年8月，参加过这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党的代表会议的杨学诚，从沦陷后的北平来到自己的家乡湖北，就以党的名义在武汉活动。9月党中央派郭树勋（后来一直用郭述申这个名字）前来正式建党。他到武汉后在汉口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中共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我和杨学诚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同年11月在武汉建立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我被任命为省工委的农委委员。省农委书记是李华，委员只有我和何功伟两个人。农委成立后，李华召开了一个会议，我和何功伟都参加了。不久省工委就派我去荆州解决1935年10月二方面军长征后，未能随军出发的党员自动组织起来，在洪湖地区建立了一个“自发党”的事情。当这个“自发党”知道在武汉已经重新建立起湖北省委时，其中一个负责人就到武汉找到省委，要求承认他们、领导他们。省委就派我前去荆州。

在我“完成任务”回到武汉向省委汇报时，李华和何功伟都没有在场，因此我就没有再见到何功伟。而在这之后不久，我就去长江局工作，两人各奔东西，一直没有见面。回想起来我和何功伟同事一场，只因李华召开会议见过一次面——我与他相识的一面，也是与他诀别的一面。

可是对这个只见过一面的人，我的印象很深。

后来我听说他被反动派逮捕杀害了。还知道原先和他结为夫妻的许云，后来成为郭述申的妻子。1938年我在武汉时认识许云，那时她不叫许云，叫许宝珍。全国解放后，郭述申和她住在北京红霞公寓，前些年我去过他们家多次，可是一次也没有谈到何功伟。直到这次我和李可一起旅行才意外地了解他的感人的事迹。

我们去的赤壁市是湖北咸宁地区属下的一个县级市。何功伟是咸宁人，我们在赤壁的时候，咸宁市的樊副市长还到赤壁市同我见过一面。在一次用餐时我想到李锐有一个建议：希望在咸宁市有一所中学命名为功伟中学。我对赤壁的同志说，现在李锐没有在这里，我代他提出这个建议，我也希望你们代我向咸宁市委和市政府反映这个建议，并希望咸宁市把考虑的结果告诉我们。

最近李可又送来从“三何堂”、“何氏宗谱”中复印的“功伟烈士长卷”，包括“题词”、“生平”、“遗作”三个部分。原来我对何功伟的生平不那么了解，看了这个材料之后就清楚了。特别看了他写给父亲的两封遗书，我和李锐有同感。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八十周年前夕，读到我的同龄人、同事何功伟的生平和遗作真是感慨万千。

下面我想从何氏宗谱何功伟烈士专卷中的第二、第三部分中抄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二）何功伟光辉的一生

何功伟，字超寰，又名何伟、何斌、何彬，笔名丰烈。1915年出生，6岁入私塾读书。1926年至1927年先后就读于咸宁县高等小学、武昌阅马场第四小学，1930年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九一八”事变发生，为抗议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他组织同学参加抗敌后援会。1933年以全省会考第一名入湖北省立高级中学，参加读书会，研读马列著作。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他首先发起并联络武汉三镇50多所学校学生，成立武汉中等学校北上抗日救国联合会，任常务干事。

是年12月20日，武昌各校二万余名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他任总纠察。游行示威时，“学联”主席、国民党复兴社骨干临阵脱逃，众多学生气馁散去，他挺身而出高呼“不要三分钟热度”、“不要一盘散沙”等口号，遂使散去学生重聚，顶风冒寒卧断武昌长街，通宵达旦，商民为之感动。因国民党当局下令封江，阻止武汉三镇学生汇集汉口，他于次日率学生代表去省府找秘书长芦铸和教育厅长程其保谈判，迫使当局同意启航，他们渡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1936年6月“两广事件”发生，他在省立高级中学发起组织“反内战救国会”，并在武昌司门口和汉阳钟家村等处发表演说，旗帜鲜明地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因受当局通缉而离汉去沪。不久，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工作，任常委。“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任上海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组织部长。1937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

这年11月上海战局危急，他奉命率青年救国服务团内地工作队一百余人到武汉，开展广泛的抗日宣传活动，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次年2月调任中共武昌区委书记，着手恢复、组建各级党组织，举办工人夜校，组织罢工斗争，向延安输送一批优秀分子，壮大革命力量。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被选为省委委员。7月，奉派回咸宁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家乡中田小学组建中共鄂南中心县委和中共鄂南特委任书记。10月，日军侵占湖北广大地区，鄂南特委与湖北省委失去联系，按照省委预先指示，派人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边区特委接上关系，改鄂南特委为通山中心县委，任中心县委书记兼湘鄂赣边区特委委员。

12月，根据中共中央发展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何功伟在何功国的协助下动员其族叔——咸宁地方名绅何寰桢出面组成拥有三百余人枪的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建立挂榜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鄂南敌后武装抗日第一枪。不久，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制造磨擦事件，杀害大队长何寰桢，唆使部分中、小队人员交枪叛变。在抗日游击第二大队基本解体的情况下，他愈挫愈坚，奔赴鄂南各县，重建和扩大抗日游击队伍，在武昌、鄂城交界的梁子湖地区分别组成“樊湖大队”“梁湖第二大队”，计1200人枪。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平江惨案”，领导通山中心县委的中共湘鄂赣特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惨遭杀害，各地亦掀起反共热浪。为了保存革命骨干，他将一批共产党员分别向大别山地区转移，自己长途跋涉奔赴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汇报并写出《鄂南工作情况报告》。9月，受南方局派遣到宜昌，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次年1月与区党委宣传干事许云结婚。2月，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主持拟订革命气节教育提纲，纠正革命队伍中的“左”、“右”两种倾向，将工作重点转向农村。6月，日军攻陷宜昌，湘鄂西区党委迁移恩施后改称中共鄂西特委，何任特委书记。因湖北大部地区沦陷，他实际担负的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他离开恩施，调任湘、鄂、黔、川特委书记。他身处险境临危不惧，想方设法安排各县的中共领导骨干撤退隐蔽，并亲自照料正在生产住院的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故迟迟未能赴任。由于特委秘书郑建安叛变告密，何功伟于1月20日被捕入狱，刘惠馨也于同日被捕。在狱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任苗培成，第六战区参谋长兼湖北省民政厅长朱怀冰和湖北省三青团书记长等轮番劝降，诱以要职，均不为所动，并在谷仓（地牢）前与之公开辩论，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团结抗日和残害抗日青年的阴谋活动。他还在狱中创作《汩罗怨》、《狱中歌声》、《奴隶恋歌》等歌词并吟咏高唱，用以激励战友坚持斗争。

何功伟从狱中函告父亲：“……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决不可动，此志决不可摇。”信被狱方截获后，转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阅后，惊叹“人才！人才！人才难得！”陈拟“以情动之”，令驻藕池之国民党军队派枪兵两人，将其父亲“护送”恩施，劝子“转向”。其父亲被迫反复探监十余次，他志如磐石，坚定不移。并以“……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手书与父亲诀别，劝父还乡。陈诚无奈，在信中批言“真伟大也！”下令将其杀害。

他在狱中备受折磨，先后被单独囚禁於地牢、苕窖和谷仓。在谷仓中曾绝食三天，要求“开窗透光，读书学习，每天倒一次马桶”。狱方被迫接受了这些要求。此后，虽经频繁审讯乃至面对火红铁链而泰然自若，坚贞不屈。1941年11月17日清晨，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令特务将他押至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涧上秘密杀害。临刑时特务喝令跪下，他微笑道：“共产党人是不会跪下的。”在阵阵排枪声中，何功伟猝然倒地，时年26岁。

（三）几封极其感人的在狱中写的遗书

（1）1941年2月9日给父亲

儿不孝，连年远游，既未能承欢膝下，复不克分持家计。只冀抗战胜利，返里有期，河山还我之日即天伦叙乐之时。近来国际形势好转，敌人力量分散，使再益之以四万万人之团结奋斗，最后胜利当在不远。不幸党派磨擦，愈演愈烈，敌人汉奸复而构煽之，内战烽火，似将燎原，亡国危机，迫在眉睫，此敌人汉奸之所喜，而仁人志士之所忧。新四军事件发生之日，儿正卧病乡间，噩耗传来，欲哭无泪。孰料元月二十日，儿被当局拘捕，锒铛入狱。儿经审讯，始知系因为共产党人而构陷入罪。当局正促儿“转变”，或无意必欲置之于死，然揆诸宁死不屈之义，儿除慷慨就死外，绝无他途可循。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仁取义，此正其时，行见汩罗江中，水声悲咽，风波亭上，冤气冲天，儿蝼蚁之命，死何足惜！惟内战若果扩大，抗战必难坚持，四十余月之抗战业绩，宁能隳于一旦，百万将士之热血头颅，忍作无谓牺牲！睹此危局，儿死后实难瞑目耳！

微闻当局已电召大人来施，意在挟大人以屈儿。当局以“仁至义尽”之态度，千方百计促儿“转向”，用心亦良苦矣。而奈儿献身真理，早具决心，苟义之所在，纵刀枪斧钺加诸颈项，父母兄弟环泣于前，此心亦万不可动，此志亦万不可移。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谚云：“知子莫如父。”大人爱儿最切，知儿亦最深，曩年两广事变发生之日，正敌人增兵华北之时，儿为和平团结，一致抗日而奔走号泣，废寝亡餐，为当局所不谅。大人常戒儿明哲保身，儿激于义愤，以为家国不能并顾，忠孝不能两全，始终未遵严命。大人失望之余，曾向诸亲友叹曰：“此儿大痴，似欲将中华民国荷于一人肩上者！”往事如此，记忆犹新，夫昔年既未因严命而中止救国工作，今日又岂能背弃真理，出卖人格而苟全身家性命？儿丹心耿耿，大人必烛照无遗。若大人果应召来施，天寒路远，此时千里跋涉，怀满腔忧虑而来，他日携儿尸骸，抱无穷悲痛以去。徒劳往返，于事奚益？大人年逾半百，又何以堪此？是徒令儿心碎，而益增儿不孝之罪而已。

儿七岁失恃，大人抚之养之，教之育之，一身兼尽严父与慈母之责，恩山德海，未报万一。今后亲老弟弱，侍养无人，不孝之罪，实无可逃。然儿为尽大孝于天下，无数万人之父母而牺牲一切，致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苦衷所在，良非得己。惟恳大人移所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庶几儿之冤死，或正足以显示大人之慈祥伟大。且也民族危机，固极严重，然在强敌深入国土之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外于抗战营垒；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能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胜利之路，纵极曲折，但终必导入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此则为儿所深信无疑也。将来国旗东指之日，大人正可结束数年来之难民生涯，欣率诸弟妹，重返故乡，安居乐业以娱晚景。今日虽蒙失子之痛，苟瞻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不孝儿功伟狱中跪禀

中华民国三十年二月十九日

（2）1941年4月19日给父亲（二）

儿元月二十系狱，于今恰足三月。自省爱国无罪，俯仰无愧，故能饮苦酒以自甘，宁杀身而不悔。狱中诵《正气歌》，咏《满江红》，曾不觉窗外韶光飞逝，莺舞春木矣。而本月八日大人来施探狱之后，始痛觉不孝之罪深重，实内疚于神明，意夺心折，度日如年。夜间梦魂不安，每发为痛楚之呻吟。看守者闻之，尝将儿唤醒。午夜梦回，百感交集。设忧愁果能伤人，儿恐不待斧钺加身而后死也。十四日晨，大人送来肉食，食之不能下咽，下午始勉强食之，而又不能消化，遂致腹泻。今日跪接慈谕，训诫谆谆，一字一泪，不忍卒读。鸟能反哺，獭知报本，儿独何心，能不断肠？况大人爱儿远胜诸弟妹。儿幼年失恃，倍觉父爱之慈祥者乎？而儿之所以始终背弃大人养育之恩，断绝妻子之爱，每顾而不悔者，实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之永久利益以换取吾一家人之幸福也。谁无妻儿？儿安忍出卖大众牺牲他人，苟全一己之私爱？儿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此志不渝！案决之后，恳大人携被褥以俱来，与儿同居数日，少伸骨肉之情，此番生离，或即死别。设竟于此时坐失一面之缘，儿将更不胜其终天之恨矣！

儿功伟跪禀

三十年四月九日

（前禀被主席取去，未蒙大人俯阅，谨再另纸录呈）

注：“主席”指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

（3）1941年6月给许云

在临刑前我不能最后的和你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我一定坚守阶级立场，保持无产阶级的清白，忠实于党……此次的被捕，由于我自己的不慎。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加倍的努力吧，把革命红旗举得更高，好好地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

一九四一年六月

（4）〖写信时间缺〗给许云

……生儿育女是人生的内容的一部分，鉴于你这次难产，我自责对孩子的出生没有尽一点父亲的责任，一切辛劳由你先承担着吧！

虽然我的身体不太健康，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

天冷衣单，代小刘募集的棉衣请快设法寄来，因为她生产特别需要。此地气候恶劣（指政治气候——许云注），重庆山地亦恐相差不远，愿珍重……

（5）〖题这几个字的时间不明〗给妹何惠文

吃自己饭，流自己汗

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靠人靠天靠祖宗，

算不了好汉。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1年第7期 中共台湾地下党张志忠烈士　作者：吴克泰

1946年3月初，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就学时，找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由学委钱李仁同志谈话后即交了入党自传。

中旬，难得有一条大船开台湾，上海地下党即派我回台湾从事地下工作，说很快会有同志去同你联系。回到台北后，我左等右等也没有人来，非常焦急。此时，上海地下党同志来信说，再耐心地等一下，肯定会有人很快来找你。

4月初，我在台大复学，开始在学生界、新闻界结交新老朋友，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4月下旬一个晚上，等待已久的党内老干部张志忠同志终于来到我家，庄严地向我宣布：党已批准你入党了，本来应该举行入党宣誓仪式，规定候补期，但台湾地下党刚在创建，这些手续都免了。他又说，因为去中南部跑了一圈，所以来晚了。他也回了一趟老家，家人看他回来，都喜出望外。从此，他每次回到台北，就来我家住，同我单线联系。他给我的印象是精干、朴实、诚恳，没有架子。他一住下，洗了澡，就要动手自己洗衣服，被我制止了。我说，在台湾客人一般不自己洗衣服，按咱家乡习惯，以后就交给我家人洗好了。到别人家里也一样。

这一天晚上，他首先向我交代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向我分析了国内形势，台湾岛内形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说旧台共留下来的人全部“转向”了，只有翁泽生一人坚持到底，可惜他早已病故了。他强调，对于被捕过的人的入党审查要特别严格。他在台湾南北跑了一趟又一趟，接关系，发展党员，至6月初建立了各地组织机构，告我台湾地下党组织已正式成立，并去上海向上海局汇报。

有一次谈到学运，他说组织游行示威时，最重要的是要组织纠察队，从游行队伍两旁保护队伍不受冲击。张志忠同志教给我的这一条宝贵经验，我在次年1月9日组织领导台北万名学生反美抗暴（即抗议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大游行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游行队伍不仅没有受到冲击，也没有人被打或被捕，取得了完全成功。第二天上午，张志忠就到我家，给了我许多表扬和鼓励，传达了地下党对我的关心与爱护，并给了我几项新任务，包括掩护来自延安党中央机要局的长征干部程浩夫妇和陪他们来的上海台湾同乡会干事、地下交通员林同志以及负责建立学委会等。

“二·二八”起义时，张志忠同志正好在嘉义。后来，我进台南大山里，参加据点的工作，遇到同张很熟的嘉义中年人庄泗川（地下党员）。他说，“二·二八”时，张志忠同志就地组织了“民主联军”，指挥了进攻飞机场的战斗，险些丧命。后来在嘉义乡下坐卡车转移时，遇上国民党军又一次遇险，他立即跳下卡车，从田埂上逃脱。

“二·二八”后，我被通缉，便随林一度走避上海，改名换姓，在李伟光同志领导下，接任同乡会总干事的工作。

夏末，奉调秘密返台，先回台北后到台中县工委协助王天强、林青山等同志开展“三七五”减租的斗争。在这里我方知道王天强同张志忠是集美中学的同学。约一个月后的黄昏时刻，张志忠同志急如星火地跑来通知：浊水溪南某地出了事，有可能牵连到王天强这里来，叫我马上离开那里趁夜去县工委机关。张志忠同志不辞辛劳，保护党、保护同志安全的高度负责精神，令我十分感动，至今难忘。

同年末，根据同乡人、党外同情者的建议，张志忠开始考虑开辟兰阳地区的工作，我陪他到家乡罗东、苏澳等地考察，此行成了兰阳地区发展党的工作的滥觞。他走路时，身子往前倾斜一点，走得很快，我虽比他年轻十多岁（这年我二十二岁），却怎么也跟不上他。这使我确信，他是在抗战烽火的战场上锻炼出的一双铁脚板。

1949年3月，根据上海局通知，台湾地下党派我率领台湾省青年代表团来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本来预定很快就要随同解放军打回老家去，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拖延下来。听说地下党受到毁灭性破坏，省工委的其他领导都叛变投降，只有张志忠一人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文革”后，家乡的消息陆陆续续地传来。据我所知，所有健在的台湾地下党成员都肯定张志忠同志始终没有投降，是壮烈牺牲的。他们都说，张志忠同志是台湾地下党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前些年还演了一出戏来歌颂张志忠同志。

我于1987年2、3月间赴美国各地参加“二·二八”四十周年纪念会。到洛杉矶时，一位张志忠同志的同案人杨克村老先生（地下党外围同情者），专程从台湾赶来在老台共简娥家等着我。他说，张志忠及其夫人季发生危险后即搬到李振芳家受他掩护。但国民党特务终于发现了张志忠夫妇的住处，对张志忠守候跟踪了一个多月，到1949年12月29日才在台北万华区老松园外边的马路上，开着吉普车撞倒了骑在自行车上的张志忠，即予逮捕。张志忠被捕后特务审问他，要他招供。但张志忠坚贞不屈，连声说“你打死我好了”。连特务、狱吏都拿他没办法。杨克村老先生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李振芳（最后掩护了张志忠夫妇的党外同情者，也是同案人）临终前特地嘱咐他：张志忠和夫人季是坚持到底，坚决不投降的。他们没有出卖任何同志，是英勇牺牲的，此事一定要向北京报告。李振芳夫人卢碧霞（没有被捕）临终前也叫杨克村去作了同样的嘱咐，并强调张志忠夫妇没有咬任何一个人。我回京后即写了材料经有关同志向中组部报告此事。

后来，我在北京遇到了叫苏东兰的小同乡，他说曾同张志忠在台北市南昌街的保密局监狱里坐过牢。他说，张志忠看见有人关进来就大声叫喊：“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张志忠同志的这三句话在台湾左派中流传至今）他经常喊口号、唱革命歌曲来鼓舞大家。狱吏对他又怕又尊敬，说他是共产党里真正的硬骨头，好样的。有一次，蒋经国亲自到监狱里来向张志忠劝降，很有礼貌地问：“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很干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不久以后，蒋经国第二次来劝降，问的同样是：“张先生，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的吗？”张志忠再次坚决表示：“让我快死，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旋即于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同志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啊，这是多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台湾地下党的光荣和骄傲，他夫妇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长期的调查核实，于1998年1月将张志忠同志和夫人季同志定为烈士，并通知了他们的遗属。张志忠夫妇在天之灵有知，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7期 中共创建时期的蔡元培　作者：陆米强

今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8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在怀念革命导师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那些为中共的创立直接、间接作出贡献的人们。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蔡元培就是其中的一个。

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1940年病逝。蔡元培出身科举,为清光绪年间进士,以后又留学欧洲,成为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就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905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1917年至1923年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中国历史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纵观五四运动前后和中共建党前夕的这段历史,蔡元培始终以一位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且他的一生也从未转向马克思主义。然而,在此期间,他却凭借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在客观上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选用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培养出一大批勇于变革创新、敢想敢做、敢于革命的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提供了北大这个基础雄厚的民主革命基地。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其中有蔡元培的一份功劳。

整顿和改革教育,唯才是举

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被称为老爷。他们读书志不在求学,而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是一个变相的官僚衙门,时人称之为“官僚养成所”。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后,由严复任校长。校名改了,校长换了,但校风改变却不大。昔日的腐败和官僚习气依旧延续下来,封建势力仍然占据统治地位。1917年1月,蔡元培任校长后,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办学模式和教育方针,大刀阔斧地对北大进行整顿和改革。蔡元培首先面向学生,着重改变他们科举时代的那种封建腐朽的旧观念。他强调指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认为,衡量教员和学生优劣的标准,是依他们的学问有无和好坏而定,而不是看他们的地位高低、家庭贫富和来头大小。他还认为,办学的好坏,关键取决于教师队伍。因此,他在用人方面,坚持唯才是举的标准,延聘学术水平高、具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在道德方面,要求教员为人师表。在蔡元培的积极努力下,北大在引进人才中取得了重大成果。北大许多青年学生在这批德才兼备、学识渊博、具有高度开拓精神的新派人物的教育培养下,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解放,他们高擎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勇于变革创新,敢想敢做,敢于革命,在北大首先发起五四爱国运动,并推动全国各地民众,形成一股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潮流。

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创立提供了社会条件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和平会议”在巴黎召开。5月1日那天,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的消息传来后,徐世昌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拒绝签约。但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却于5月2日发出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国务院电报处一人当晚将此消息偷偷地告诉时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长的林长民。次日凌晨,林长民告之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汪十分着急,此时有人建议,把消息通知北大校长蔡元培。由于汪大燮与蔡元培平时关系密切,于是就马上前往蔡元培家里去共商对策。蔡元培听到后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他不得不将挽救国家命运的一线希望寄托在爱国青年学生身上,于是就立即召集全校教职员开会,商讨拒绝签约的办法。5月3日晚上,北大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奋,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议定: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于明日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终于在北京掀起。

在五四运动中,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精神,正是后来中国革命的基本特征。五四爱国运动在全国形成的这股新的革命潮流,在客观上要求它的领导者组成坚强的战斗司令部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提倡学术思想自由,支持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在整顿和改革北大过程中,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北大教员中,包括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学派的人,既有倡导新文化运动的进步人物,又有思想保守但不乏学术造诣的学者,学校呈现出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盛态势。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自由的卓见,是非常可敬可贵的,因为它冲破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传统,开辟了一条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的崭新道路,为广泛传播民主爱国革命思想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为了鼓励学术研究,蔡元培早在1917年就在北大提倡社团活动。至1919年初,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成立的学术团体有新闻、化学、哲学等研究会;成立的社团有进德会、平民教育讲演团等。他还邀请中外著名学者来北大讲学等。这些学术团体的研究活动,打破了从前校内沉闷颓废的局面,激发起师生对学习新思潮的热情,使大家的思想更加活跃和开放,全校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蔡元培组织社团活动的影响下,五四运动前后,全国各地的许多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发起了社团的组织活动,当时的进步社团多达三四百个,如长沙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少年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济南的励新学会等,这些社团大多以改造社会为目的,在中国的进步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此期间,蔡元培还大力支持新文化运动。

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从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文化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逐渐转变为宣传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北大成为全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北大开设社会主义课程。蔡元培不但同意李大钊的这些做法,而且还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并批准由学校拨给两间房屋供其使用。1920年10月,李大钊等人又在北大秘密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而蔡元培则向北大进步学生表示:看来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始终没有组织,这是一个弱点,马克思主义者要有作为,就应该赶快组织起来。

五四前后,北大在学习、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讨论社会主义方面,已经不是分散的行动,而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想潮流。在军阀政府严密防范的社会条件下,北大居然能成为荡漾着马克思主义春风的绿洲,这与蔡元培的民主思想作风和支持保护态度是分不开的。

支持帮助中共的早期创始人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都与蔡元培的支持帮助有关,因为他们都是从北京大学这个舞台,走向全国的。

蔡元培很早就有以教育为手段,来唤醒民众的想法。1917年初,蔡元培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中山当时也认为:北方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帝王思想和官僚习气笼罩的北京,主持带有全国性的教育。辛亥革命后,中国正处于封建军阀割据的黑暗年代,蔡元培对当时的现实非常不满,主张教育救国,从教育着手,启发民智,培养国民高尚的人格,把北大改造成为一个充满民主爱国气氛的重要思想阵地。

为此,蔡元培设法招聘具有真才实学的进步学者和专家前来北大任教。当时汤尔和、沈尹默给他介绍了陈独秀。陈独秀昔日在办《安徽俗话报》时,就给蔡元培留下“一种不忘的印象”,他很佩服陈独秀办报的“毅力和责任心”。后来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也使他激动不已,于是决定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但陈独秀却以去上海办《新青年》相推辞。蔡元培求贤若渴,几乎天天去拜访陈独秀,并表示全力支助陈独秀把《新青年》杂志转移到北大校园来办,最后弄得陈独秀很过意不去,只得接受蔡元培的诚意邀请,在蔡元培的全力支助下,《新青年》杂志的宣传阵地在北大日益壮大,最后形成新文化运动向全国迅猛扩张的火热场面,陈独秀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以至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头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1918年1月,章士钊又向蔡元培推荐李大钊到北大接替他担任图书馆主任的职务。蔡元培欣然同意。从此,李大钊就利用北大图书馆这个有利条件,为宣传新文化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李大钊的名声也越来越响。李大钊的思想转变也是在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到党成立前夕,他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毛泽东也是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才能够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1918年8月,毛泽东由湖南到达北京,打算赴法国勤工俭学。到京后,毛泽东决定留下,在北大找一份工作。当时随同毛泽东一起到达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肖瑜(子升)等人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要求他雇用我们的一个无法赴法国的同伴为校内的清洁工人”。蔡元培看了这封信后,感到毛泽东能刻苦自励,非常高兴。因此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大钊,请李大钊在北京图书馆内为毛泽东安排一个职位。毛泽东得知这件事后,对蔡元培非常敬重,“他给蔡元培的每一封信中都称‘夫子大人’,他自认为是蔡先生的弟子,而且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表示他对蔡先生的无限崇敬。”

以后,毛泽东在北大与李大钊等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广泛接触,学到了许多新知识和新思想,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这都是与蔡元培对他的关心帮助分不开的。

在此期间,许多进步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干部,也都与蔡元培的支持帮助有关。

1912年曾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大力倡导和支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又组织了“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作工,俭以求学”。一些贫穷而又热心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渴望了解法兰西革命。十月革命以后,他们更希望了解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但因那时俄国正在进行战争,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去法国学习。一些著名的学校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团”,通过由蔡元培等人主持的“华法教育会”,办理赴法手续。1919年10月至12月间,赴法学生达300多人,其中包括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等。从五四运动到1920年,勤工俭学到达法国的总人数达到1600多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法国通过同法国工人阶级的接触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尔后成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主义战士,如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赵世炎、陈延年、陈毅、聂荣臻、向警予、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虽然不是蔡元培始料所及的,但正如吴玉章所说,“这也应当归功于孑民(即蔡元培的自号——笔者注)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正是由于蔡元培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过一定的贡献,因此,当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不幸病逝后,毛泽东在延安发表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电文对蔡元培的一生高度评价道:“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7期 参与筹备中共“一大”的邵力子　作者：祥　钧

八十年前在上海召开的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会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虽然没有正式列入代表名单，却为会议的召开出谋划策忙前忙后不亦乐乎，他就是浙江人、早年加入同盟会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先生。

谁都知道他身居国民党要职，是后来的爱国民主人士，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那时却参加了筹建中共、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

高举《觉悟》大旗为社会主义呼号

五四时代，新思想是从报刊开始席卷全国的。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刊物主要是陈独秀、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月刊。

在上海，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影响极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说过，“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而毛泽东讲的《民国日报》，指的是她的副刊《觉悟》。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总主编是国民党右派理论家叶楚伧，邵力子是总经理、《觉悟》副刊主编。协助邵力子编辑《觉悟》副刊的是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民国日报》每天三大张，副刊为两个半版。1919年6月16日，《觉悟》副刊首次在《民国日报》第八版出现。以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为特色，为了便于保存和查阅，每月还发行《觉悟汇刊》一册。

利用《觉悟》进行游击性的战斗，是邵力子的一大发明。《民国日报》的社论一般是叶楚伧操刀，《觉悟》则由邵力子负责，叶楚伧给《觉悟》的稿子，邵力子常常扔进字纸篓，而《觉悟》常发表与《民国日报》社论唱反调的社论，造成了《民国日报》正版大家不看，争看副刊的现象。

邵力子汲纳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办报的养料。这个时期，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给他带来很大的震动和鼓舞，特别是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李大钊拟定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清晰明了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邵力子读后如梦初醒，十分佩服，对李大钊的文章每篇必读。他还向陈望道借来许多日文版的马列著作，用和文汉读的办法，读呀读，感觉十分亲切，成为“须臾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

邵力子主持的《觉悟》副刊发表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政论性文章达950篇左右，特别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专门的介绍，他自己撰写的主要作品有：《提倡社会主义决不是好奇》、《布尔什维克有真像》、《共产与公道》、《拒受遗产和共产主义》、《主义与时代》、《心与力》、《马克思底思想》、《救中国的对症良药》、《社会主义与公妻》、《读苏维埃俄罗斯代表加拉罕氏宣言》等。

《觉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特色就是以显著的位置和优先的篇幅刊登当时一批共产党人的文章，在《觉悟》副刊上发表过文章的共产党人有：李大钊、陈独秀、邵力子、李达、瞿秋白、李汉俊、恽代英、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沈泽民、肖楚女、向警予、包惠僧、刘仁静、张闻天、张太雷、方志敏、蒋光赤、杨贤江、任弼时、罗章龙、陈毅、杨之华等，共计200多篇。

在《觉悟》上除了共产党人发表文章，一些极具社会影响力的进步文化人士也发表文章，使《觉悟》影响力极大。如鲁迅，在1921年5月至1923年8月间，就在《觉悟》副刊上发表了评论、小说、翻译作品14篇，其中有《读胡适的哲学史大纲》、《是谁改制》、《不周山》等，《不周山》在《觉悟》连载了40多天。鲁迅的第一部小说《呐喊》“自序”也是在《觉悟》首发的。不仅如此，邵力子还以“本刊记者”的名义，自己撰文，在“文坛消息”栏内介绍鲁迅的创作动态，把鲁迅的小说集出版誉为“划时代的小说集”。

参与建立上海共产党小组

邵力子是浙江绍兴陶堰村人，20岁考中举人，但他放弃了考进士，到上海学西学，之后，到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与孙中山结识，1912年由同盟会会员转为国民党党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邵力子即在《民国日报》头版头条的突出位置报道这一消息，当时他还是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在讲课中把十月革命看作是人类解放的希望。1919年2月，苏俄政府宣布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后，邵力子感到振奋，认为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是平等对待中国的真正朋友。他在《民国日报》上一直以极为友好的态度热情地介绍苏俄的情况，对中俄两国的友谊高度评价，对苏俄政府平等的对华政策进行积极反应，成为人们熟知的“亲苏派”。

邵力子在五四前后的表现，颇为出色，是一位杰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斗士。1919年5月5日他在报馆值班，得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五四”运动，立即采取行动，当天夜里通宵工作，亲自编排好有关五四运动的版面，在报上大篇幅醒目地予以报道。第二天，他带着报纸到复旦大学，紧急集合全校同学，亲自宣读《民国日报》上的有关五四运动的头条新闻。邵力子慷慨激昂地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京的学生已行动起来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没有吗？赶快行动起来吧！”邵力子的鼓动，燃起了学生的激情，复旦大学学生立即罢课，联合其他高校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同时派出学生代表到工、商界去，酝酿罢工、罢市，从而在上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

在五四热流的推动下，邵力子感到在中国实现苏俄一样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可能，对此进行广泛的宣传迫在眉睫。1919年6月，他在《民国日报》上开出《觉悟》副刊，并担任主编，立意要将《觉悟》办成促进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觉悟》宣传马列主义，颇有特色，做到四个结合：把译载马列主义的原著和运用马列基本观点撰写专论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和介绍苏俄各种制度联系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批判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结合起来；把宣传马列主义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在宣传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邵力子与共产主义理想更贴近了，1920年，他在上海参与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创建中国共产党，这与他受“五四”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自己说，“我参加共产党是受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影响。”

1920年初，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开始探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同时相约分别在南北方开展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分工是南方由陈独秀负责，北方由李大钊负责，这就是广泛流传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来由。陈独秀来到上海后，就入住于上海法租界打浦桥三益里5号邵力子的家中。

1920年5月，邵力子在上海与陈独秀一起会见了经李大钊介绍，从苏联来华援助中国筹建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夫妇。在这之后不久，由陈独秀和邵力子为主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邵力子专门请孙中山为之题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字，参与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人还有：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戴季陶、杨明斋等。陈独秀负责，为书记，活动分别在环龙路渔阳里的陈独秀家和邵力子家。研究会成立后，研究会迅速地与第三国际建立了联系渠道，重要的事情都找他们商量。研究会不是纯书本式的，除了认真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外，还创办了一所平民女子学校，吸收一些有觉悟的女子来学校读书，接受新思想的启蒙。研究会还帮助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邮电工会和纺织工会。

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重要成果，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正式公开出版发行。

陈独秀对组建共产党十分急迫，1920年他对张国焘说，“研究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不是最主要的工作，现在需要立即组织一个共产党。”他告诉张国焘，已经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意向，和在上海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戴季陶、邵力子、施存统等人谈过，他们一致表示赞同。”

约在1920年8月底，趁着《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上海共产党小组宣告成立，成员就是陈独秀说的8人，开成立会到会的是这8个人，但7人明确表示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戴季陶在成立会上明确表示不参加。他与邵力子情况相同，也是国民党党员，上海共产党成立，他参与了许多准备工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但他表示他与孙中山的关系非常深切，不能够成为中共党员，他最终没有参加中共。他的理由是，孙中山在世一日，他就不能加入别的政党。

上海共产党成立得磕磕碰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戴季陶明确不能参加外，大家当时对成立组织意见也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建立严密的组织，过组织生活；二是赞成成立严密的组织团体，但是自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如陈望道，好静，喜欢搞研究工作，不习惯经常过组织生活；还有沈定一，思想接近社会主义，也不愿过组织生活。邵力子是众所周知的国民党元老，现在又任着国民党的职，但他又信仰共产主义。为此，成立会上专门研究了他的情况，决定邵力子对外的公开身份还是国民党党员，他可以不经常参加小组活动。

可见邵力子参加共产党有特殊意义，他是仅有的两位国民党党员参加中共创建筹组活动的人（还有一位是沈玄庐，他很快就退党了），他成了特殊的中共党员。邵力子本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是：“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紧，白天在复旦大学教书，晚上到报馆里工作，各学校还时常找我演讲；另一方面，我当时担任了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并参加了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工作。这些职务，都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活动比较合适。加上那时英、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常与我捣乱，使我不便经常参加小组生活。”邵力子这种“半隐身”的共产党员，有利于他开展活动，为党工作，他帮助了不少从内地来上海追求革命的青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与此同时，他还举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协助一部分机器工人发起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对全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具有开拓作用。《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报，同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和《劳动界》。主要撰稿人为陈独秀、邵力子、李达、陈望道和李汉俊。同时，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副刊更自觉地宣传马列主义。上海党组织成立后，积极指导和联络各地的建党活动，不久，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等地相继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为“一大”召开操劳

到1921年7月，建立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条件已经具备，邵力子与李达、李汉俊和张国焘等为中共“一大”的召开，经常通宵达旦地在邵力子家进行紧张的筹备工作，邵力子参与起草了“一大”文件，还参与了“一大”召开的联络和总务工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李汉俊家开幕，这是国民党元老李书城的寓所，李书城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部参谋长，他是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到7月30日，中共一大正在举行第六次会议，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列席会议，原定在这次会上通过纲领和决议，但会议刚开始不久，有陌生人闯入，接着法租界巡捕房就来侵扰，知道已经被反动当局给“盯”上了，会议代表迅速疏散，但会议还没有开完，怎么办？这时，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等建议转到嘉兴去开比较好。邵力子说，上海到嘉兴坐火车只要两个小时，我有一绍兴同乡好朋友陈仪，是浙军师长，他的部队驻防在杭州嘉兴一带，安全上出不了问题。

当一大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时，邵力子因《民国日报》的编务工作走不开，但他在《民国日报》7月31日的《觉悟》副刊上，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了笔名“光亮”的《再论太补论主义的选择》一文，批判“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义正辞严地公开宣称：“我所信的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彼底最后目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彼底最近手段，就是‘劳务专政’。”这表明邵力子颇有心计，特意在此时发表该文，对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这时，党的一大在嘉兴南湖的画舫游船上胜利结束，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通过了事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身跨两党，主张国共一家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早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多，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则是数得过来的一两个。邵力子作为先参加国民党后加入共产党，他对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中共成立后，邵力子先后编入第三组和第一组，与邓中夏、瞿秋白、向警予、林伯渠、张太雷一起过组织生活。1922年，他出任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上海大学副校长，积极吸收革命青年入学。1922年至1923年间，他积极参加设在上海环龙路44号筹备国民党改组办事处的工作，并与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叶楚伧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25年5月，邵力子参加领导了上海“五卅”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护军使秘密下令缉拿“布尔什维克分子栗子（指邵力子）”，邵力子不得不离开上海，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并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秘书长，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邵力子与周恩来心有灵犀一点通。当年邵力子在上海创办和主编《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周恩来在天津创办和主编《觉悟》月刊，不谋而合，共同宣传马列主义。

周恩来根据列宁、斯大林创建红军的经验，在黄埔军校中建立了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制订了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周恩来经常为军校学员讲课和演说，宣传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灵魂的新三民主义，详细地解释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的原因，指出了工农大众如何解除痛苦的办法。周恩来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设一支人民的革命军队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邵力子与周恩来同心相映，在讲课中发挥了周恩来的思想。他说，“新三民主义则代表了20年代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已经由民治、民有、民享的民主主义思想，演变为具有民族、民权、民生的社会主义倾向的新内容。”对周恩来建立人民军队的主张积极响应。

在黄埔军校，经周恩来批准，邵力子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分，在黄埔军校共产党小组公开过组织生活。邵力子对周恩来的才能非常折服，同周恩来一起，与国民党的右派作坚决的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员在军校中的作用和影响。在学校的活动中，他更多的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他在军校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中，辅佐周恩来，支持进步军人。

邵力子在黄埔军校非常注意有目的地引进倾向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以改造国民党。有一次他拉着已是青年团员文强的手说：“国共是一家，CY（青年团）是CP（共产党）的预备党员，国民党太老大了，需要引进新党员，像CY这样的革命青年，越多越好。中山、马列是一家，你不要忘记总理说的‘以俄为师’，难道师友、师生还不是一家吗？我不相信死顽固能够反对得了。”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

决定邵力子退出中共

蒋介石知道邵力子原来是双重党员，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中共的秘密党员，却身居国民党要职，尽管表面上是国共合作的好事，但毕竟心中十分不快，想办法要邵力子脱离中共，只保持国民党党员一种身份。蒋介石采用的是“拉”的手法，立即任命邵力子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但对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放心不下，由于是国共合作的大气候，不能明确要求邵力子脱去中共身份，要想办法让他不得不脱离中共。

机会来了，1926年1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邀请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各派一位代表参加会议，国民党派邵力子出席，中共派谭平山出席，这下，自然而然，邵力子就不能是中共的身份了。这也是蒋介石明确地向中共组织也向邵力子本人要求单一国民党身份的举动。为此，中共从国共两党合作的大局出发，考虑到邵力子本来就是以国民党员身份加入中共的，留在国民党内同样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于是，决定邵力子放弃中共党员身份，退出中共，保留国民党党员的单一身份，这也是为了党的利益，便于在国际会议上活动。邵力子在与中共代表谭平山赴苏联出席会议途经上海时，中共中央专门举行了欢送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恽代英、周恩来等。瞿秋白在致欢送词时，还专门就邵力子脱离中共一事作出解释，他说：“欢送邵力子赴莫斯科开会，并愿邵力子同志以纯粹国民党代表身份去出席。中央研究决定邵力子退出共产党，是为了党的利益和党今后工作的需要。”邵力子在会上表示，一切以大局出发，服从组织的决定，今后在党外继续为党效力。

在国民党人中，邵力子算与苏联的关系较密切的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时，邵力子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头版套红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大消息。之后，在《觉悟》上刊发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及介绍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1921年邵力子受第三国际的委托，协助苏俄塔斯社在上海北礼查饭店（现在的上海大厦）建立上海分社。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立即在《民国日报》上刊出悼念列宁的文章，同时电贺斯大林担任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塔斯社上海分社曾转达过斯大林对邵力子的问候。蒋介石派出邵力子，目的除了逼邵力子退出共产党外，还有更深的用意。他与邵力子是同乡，又同是国民党人，他希望邵力子发挥与苏联的作用，向斯大林陈述他的话，希望第三国际直接领导中国国民党，而不必通过中国共产党。1926年11月的一天下午，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专门会见了邵力子，斯大林很关心中国革命，表示苏联将给予一定的支援，预祝革命一定会在工农团结下胜利。斯大林还说，他看过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也读过邵力子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邵力子没有把蒋介石的话直接对斯大林说，因为邵力子毕竟曾经是中共党员，知道中共是第三国际的直接组成分子，他只是说希望第三国际加强对中国国民党的领导。

邵力子在会议期间与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同心同德，紧密配合，尽力维护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完满地实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意愿。

退出中共，对于邵力子本人来说，苦于无分身之法，也只能如此了。但从共产党方面来讲，他是服从组织决定。原因有四：第一，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一人只代表一个党。国民党决定派邵力子参加，当时中共党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旨意以及与国民党的关系，为了便于国共两党在会议期间各代表其党派活动，认为邵力子以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身份比较合适。二是便于邵力子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有利于国共合作，特别是转变蒋介石的思想。当时国民党内分汪精卫之左派，蒋介石之中间派，戴季陶之右派，邵力子退党，有利于在国共合作中加强国共关系。三是陈独秀等人对邵力子放心不下，认为邵力子是国民党的元老，做的是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与国民党的关系非同寻常，在中共党内是特殊党员，党内有许多事告诉他不放心，瞒着他又不好，所以还是趁此机会让他退出共产党比较好。四是陈独秀比较暴躁，作风比较专横，拍桌子摔茶碗，与邵力子的性格反差太大，两人性格合不来，相处不融洽，陈独秀早就想“清除”邵力子，邵力子早在1922年因吃不消陈独秀的独断专行与沈玄庐一起提出退党，结果毛泽东出来调解，邵力子留下来了，而沈玄庐则退出了。这之后，邵力子还是常被陈独秀气得七窍生烟，这次正好顺水推舟。

1949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政府谈判代表团成员，在成行之前就作好了不南返的准备。结果，他留在了北平，并登上天安门，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大典，成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7期 彭泽民：孙中山信徒共产党挚友　作者：章定龙　彭润平

国民党左派元老、爱国华侨彭泽民是广东四会县人，早年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回国后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他毕生追随孙中山，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坚持民主爱国立场，为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奋斗一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也是深受广大华侨爱戴的华侨领袖。

他跑到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一场

1902年，23岁的彭泽民为生活所迫，漂泊海外，侨居马来西亚。1906年7月，孙中山到吉隆坡，在华侨中宣传革命，组织同盟会。彭泽民受其影响，追随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成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同盟会吉隆坡分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该分会的书记。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1月彭泽民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

1922年8月，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邀请中国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然而，此举却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反对。1923年3月，彭泽民从南洋回国，专程到广州去谒见孙中山，一连几次都被国民党右派所阻挠。

孙中山得知后，特发给他一个特别通行证，并与他约定了具体时间。在数月之内，他与孙中山交谈了国内政治、军事及南洋党务等多方面的问题。孙先生则向他详细介绍了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彭泽民听后，心里豁然开朗。

从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中，彭泽民认识到，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有着质的区别。在民族主义方面，过去只提反满，现在提出了反帝；在民权主义方面，过去只是抽象地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现在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在民生主义方面，过去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现在则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具体办法，承认“耕者有其田”，并谋求改善工农群众的生活。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彭泽民在中国国民党芙蓉总支部悼念孙中山的大会上，追述了孙中山革命的一生，表示要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民主义，坚持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矢志不渝。9月，他被选为国民党马来西亚芙蓉总支部书记长。第二年，在广州国民党二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海外部部长。

彭泽民回国后，目睹国民党右派阴谋破坏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一幕幕丑恶行径，特别是1925年11月23日“西山会议派”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职务，大造反苏反共、反对三大政策的舆论，他的心情很不好。他对于分裂出一个国民党右派十分担忧，认为这对国民革命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他为此特地请教了毛泽东，毛泽东安慰他说：“从国民党自身的历史和结构成分来看，国民党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为它并不足以阻碍中国的国民革命。”

毛泽东和他的谈话，以及后来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陈延年、林伯渠等共产党人与他的接触，给了他极大安慰和鼓励。他感到与共产党人坦诚相见，思想融洽，政见一致。

5月17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避免“党内纠纷”，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

彭泽民首先发言反对，声泪俱下地痛斥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也都起而响应，激烈反对。

在讨论是否接受此案时，一连七天没有结果。要求与会的共产党员签字接受，毛泽东没有签字，全会表决时也没有举手。

翌日，国民党右派在报纸上公开辱骂彭泽民和何香凝、柳亚子为“三怪”，说他们身为国民党，却与共产党站在一起。《整理党务案》被通过后，彭泽民曾在孙中山遗像前痛哭了一场。

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6年1月，彭泽民创建了华侨协会。

这个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旗帜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的华侨群众团体，在他的领导下，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革命斗争。

1926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5月1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递交了《请迅速出师北伐案》。提案指出：“海外华侨邀来函电，请迅速出师北伐，以打倒帝国主义的工具——北洋军阀，建立统一全中国之强有力政府，俾彼等在帝国主义铁蹄下过生活者有所保证，彼等并愿竭力为后盾，其情辞至恳切。我革命军若犹迟疑不出，则海外华侨将由失望而灰心，由灰心而解体。再则，张、吴等军阀承受英国等帝国主义之旨意，正向国民军及湘军进攻，我革命军若坐视其亡，则国民革命危也，广东革命根据地危也。”

他大声疾呼，希望国民党中央作出决策，立即出师北伐。在他领导下，海外华侨敦促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的热潮此起彼伏，持续发展。

7月1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

北伐誓师之后，彭泽民领导爱国华侨，竭力支持北伐战争。就在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的翌日，彭泽民倡议在广州召开了华侨援助北伐战争代表大会。

会议一致赞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关于“联合一致，为北伐后盾”，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把军阀杀个净尽，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正确主张。会议决定：在广州建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在海外各地设立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统一领导和推动华侨支持和援助北伐战争的爱国运动。会议通过了《华侨北伐后援会简章》，宗旨是“援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求中国之真正统一。”

根据大会决议，7月16日，彭泽民签发了《海外部通告华侨组织北伐后援会》文件，指示海外各总支部、分支部立即行动，“创造民国之光荣、伟大事业，赞助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期中国之真正统一、民族之自由平等”。据统计，在北伐战争期间，各国先后组织的华侨北伐后援会分会达500多个，会员约100万人。至1926年底。华侨捐助北伐的军饷，达100万大洋，另有装甲车、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等。

海外华侨的北伐宣传工作也积极配合，取得良好效果。欧美的华侨报纸、东南亚的华侨报纸许多都开设专栏，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报道北伐军进军的消息，论述北伐的意义。

在华侨北伐后援会的指导下，海外华侨组成了海外北伐工作团和华侨特别宣传队等团体，分赴北伐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建立了不朽战功。

1926年10月上旬，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和华侨协会联合发起“华侨恳亲大会”，邀请海外著名侨领和华侨代表回国观光和视察。彭泽民任恳亲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11月12日，华侨恳亲大会隆重开幕，彭泽民主持会议并致欢迎词。

借鉴毛泽东经验办华侨讲习所

为培养华侨运动骨干，1926年10月初，彭泽民借鉴毛泽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经验，提出创办华侨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得到国民党中央同意，并决定由他担任所长。

华讲所的办学主旨是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方法，培养海外党务指导人才，服务于华侨反帝爱国运动。

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彭泽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为革命斗争服务的原则，他任命共产党员张航先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聘请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肖楚女、陈其瑗、许超循、甘乃光等担任华讲所兼职教员；聘请容保辉任华讲所军事训练员；陈碧海任事务员。这一批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体、具有较高政治理论素养和丰富实际斗争经验的教员到华讲所任教，成为他办好华讲所的可靠保证。

1926年11月初，华讲所在广州华皋大道（现广州军区后勤礼堂附近）正式开学，招收学员80名。华讲所课程包括理论教育、党务教育、时事政治教育、业务教育等方面。

彭泽民还参照农讲所的经验，组织指导学生开展社会调查，把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

华讲所在其规模、影响上虽然不如彭湃和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但它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之一，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培养华侨干部的一次实践，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讨蒋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于1927年3月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彭泽民继续当选为中央执委、海外部部长，同时又担任国民政府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彭泽民等同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挫败了蒋介石要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个人独裁的一系列决议。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逮捕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也都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白色恐怖顿时笼罩全国。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奉系军阀同蒋介石相呼应，一时间，反革命的腥风血雨横扫全国，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李大钊牺牲了，陈延年、赵世炎、肖楚女等牺牲了。国共合作毁于一旦。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人民起来打倒蒋介石。

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彭泽民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4月18日在汉口举行的会议。会上他毅然与宋庆龄、吴玉章、陈友仁、谭平山、邓演达等一起，通过了关于蒋介石反革命罪状的中央训令及宣言，并作出了撤销蒋介石职务的决定。

4月22日，他与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等40名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一起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民众“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各期学生，召集武汉各界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与会群众近40万人。彭泽民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蒋介石竟勾结帝国主义；我们要解放农工，蒋介石竟摧残农工。我们要革命，要拥护孙总理三大政策，非打倒蒋介石不可！”5月13日，彭泽民又签署《海外部紧急通告》，号召海外各党部、各华侨团体一致声讨蒋介石，肃清一切反革命派。

同汪精卫的一场唇枪舌剑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武汉汪精卫集团也蠢蠢欲动。6月10日，汪精卫赴郑州与冯玉祥、唐生智举行会议。以后，冯玉祥又赴徐州与蒋介石会谈。幕后的交易表明：蒋汪携手，宁汉合流，反共反苏，国共两党的全面破裂，如在弦上，已经到了就要摊牌的最后时刻。

彭泽民闻风，心急如焚，立即找汪精卫，问：“外传国共分家，可有无此事？”

汪强辩说：“不是我们要分人家，乃是人家要分我们的家！”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份电文，递给彭泽民看。电文上写着“须即成立工农革命军”、“速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实行土地收归国有”等。

彭泽民阅毕说：“我看此电文没有分家的意思！”

汪精卫迫不及待，大声叫道：“你何糊涂至此！你是国民党人吗？你看这电文不是要消灭国民党吗？组织工农革命军不是完全要听共产党支配吗？成立军事裁判委员会不是要我们自己杀自己同志吗？土地收归国有，不是要实行共产吗？”

彭泽民听了，并不以为然。他不紧不慢地说：“我认为不至如此严重。先生要明白，现在是两党合作，凡事尽可共同磋商，不可两相疑忌！否则，将何谈合作？”

汪精卫怒不可遏，骂道：“你是本党老同志，尚且如此！难怪许多人说你‘叛党投共’了。”

彭泽民义正词严地说：“我只是遵照孙先生的旨意在做国共合作之事，叛党的不是我，怕另有人在。”说完即起身告辞。

汪精卫叫住他：“你先别走……”

彭泽民停住脚步，回过头来，不等他说话又问：“听人讲宁汉两方将要合作，此话是否属实？”

汪精卫矢口否认：“此乃传言，并无此事。”

彭泽民说：“若有此举，则中央威信扫地！惩戒的墨迹未干，又与叛者合作，国民党的前途不堪问了！”。

彭泽民说完，汪精卫暴跳如雷。

彭泽民毫不屈从，对汪说：“我与你20多年同志，向来言无不和。先生今此之见，我绝不赞同！若先生坚持如此，我以为切切不可，我是一个海外华侨，政治经验远不及先生。我自知力薄识浅，不够有为，不能协助！只有将一切职务告辞，重返南洋，不复留此有累先生了！”说罢昂首离去。

1927年7月14日，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秘密召开反共会议。凡兼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均不得出席。

会上，汪精卫宣布与中共分裂，彭泽民起而反对。他说：“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总理遗留给我们的。总理新亡，你们便变更他的政策，我不同意。”

散会已是深夜12点。为了让共产党人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彭泽民即速把汪反共、背叛革命的情况密告了吴玉章、林伯渠。随后，又通知海外部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华侨，让他们立即转移，并发给每人100块大洋做盘缠。

15日，汪精卫公开反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彭泽民也离开武汉，奔赴南昌。

南昌起义后随军出发

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后，共产党从合法变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陡然发生逆转。彭泽民感到非常痛心，当他南下南昌时，刘伯承在泸顺起义以后，也来到南昌，他们住在一起。当时，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武装起义，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彭泽民积极参与了起义的准备工作。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

上午9时，在原省政府西花厅，彭泽民出席了前委召开的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彭泽民被推选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翌日，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明确宣布要继承北伐革命没有完成的事业，反对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同时发布了对蒋介石、汪精卫的通缉令。

《南昌民国日报》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署名有宋庆龄、恽代英、吴玉章、毛泽东、彭泽民等22人。这一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的、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宣言，义正词严地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反动集团的一系列叛变行为，指出：南京和武汉的国民党党部与政府“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蒋介石、汪精卫立即调兵遣将，进行“讨伐”。在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向广州进发，准备到东江地区利用那里的群众革命基础，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

从南昌到东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另一条是小路，取道临川、会昌、寻邬进入嘉应州地区。当总指挥部决定走小路时，刘伯承担心彭泽民的身体，劝他乘车走大路，彭泽民说：“我的身体很好，与部队在一起，还能做点事。”

8月5日，鬓发斑斑的彭泽民随军出发了，他不骑马不坐车，随军南征，直至海丰。一路上，他精神奕奕，一面为部队做动员，鼓舞士气，一面为伤病员治病。他的夫人邓冠梅则为病人煎药。他俩为战士服务的精神，令人钦敬，在部队中传为佳话。

当年，听过他讲话的萧克老将军曾回忆说，大军进至宜黄，总指挥部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恽代英、郭沫若讲话后，台前出现了一位须发微呈斑白略有老态的人。

萧克说，当时台下颇为惊异。我虽然在北伐及武汉政府时期，听到过这位华侨老革命家的大名，并知道他在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党海外部长，但没有想到他是须发微斑的人。在谈及蒋介石、汪精卫狼狈为奸、反共清党的罪行时，他怒不可遏。尤其在讲到一个月前汪精卫主持召开“清党”紧急会议，要清除共产党的时候，他激愤地说：“清党！清党！清他们的狐群狗党！”彭老的话给了我这个青年人多大的振奋啊！那时气候还很热，大家听了他的讲话，好像来了一阵清风，令人心爽。

军事失利后，彭泽民偕同夫人步行50多天，由江西经湖南进入粤东。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白天潜伏在农民家里，晚上行路，经历了千辛万苦，最后转到香港。

在香港，他以中医为掩护，仍致力于民族民主革命工作。他曾对邓演达说：“孙中山逝世后，蒋汪相继背叛革命，上层分子中趋炎附势者，大有人在，个人孤掌难鸣，虽满腔热血，也无可洒之地。”他念念不忘革命，以行医为贫苦同胞和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实事。

1931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得知后，忧心如焚，毅然冒着生命危险（蒋介石曾经通缉过他），只身奔赴虎口上海，与孙夫人商讨营救邓演达。

11月邓演达被害，他悲愤不已，赋诗痛悼：“不为君吊为君歌，革命牺牲算什么，一死能留天下法，愧他（指蒋介石）冠带自峨峨。”

1933年，彭湃夫妇在上海英勇就义，他们的长子彭仕禄在海丰也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叫嚷要斩草除根。彭泽民又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彭仕禄出狱，并帮助彭湃的亲属到香港避难。

身在海外不忘救国救民

大革命失败后，彭泽民继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被国民党通缉并开除党籍。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抗战期间，他站在爱国民主运动的前列，在海外进行民主救国活动，积极支持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1935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向华北发动了新的攻势。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抗日救国。远在香港的彭泽民热烈响应，他和章伯钧等一道，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通过《临时行动纲领》。纲领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和几十万红军的存在是一个为世人所震惊的事实”，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恢复大革命时期的联俄、联共政策，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6年在寇深祸急关头，为坚持作狂澜逆挽之谋，尽匹夫之责，彭泽民在香港转而致力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他发表了《怎样动员华侨》一文，主张给华侨以参加政治的机会，鼓励他们成立各地抗敌后援会，动员华侨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5月，彭泽民创办《抗战华侨》刊物，向海外侨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发动华侨和港澳同胞捐款捐物，支援新四军。

1939年1月，他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通电，声讨汪精卫通敌卖国的行径。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发表联合声明，严厉谴责国民党旨在发动反共内战的罪行，要求“撤销剿共部队，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力量，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1946年5月23日，彭泽民接到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

“泽民先生惠鉴：久违雅教，驰系时深。自日寇投降以后，举世和平民主之局大体已定，而前途曲折困难尚多。目前东北在当局武力统一方针之下，已演成大战，全国内战危机严重已极！人民权力自由到处遭受极大剥夺！扭抟危局端赖全国民主力量之一致努力，庶下促使当局改变政策，和平民主乃有实现之望。时局如此，至望先生与华南民盟暨景然贤初诸先生大声疾呼，号召社会人士共同反对内战，力挽狂澜，无任企盼。恩来与敝党代表团已于5月23日迁抵南京寓国府路梅园新村17号，尚祈不时赐教，以匡不逮，是所至祷。”

他不辜负共产党对他的信任和希望，从此奋笔疾书，一连在《华商报》上发表文章38篇，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

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打起来了，彭泽民怀着悲愤的心情发表了《侨胞应如何祝国庆》一文，大声疾呼，立即停战，实行民主！

由于他与共产党的密切合作，蒋介石反动政府对他更加仇恨。1946年11月，国民党特务将他从行驶的有轨电车上推下去，当场摔掉两颗门牙，右臂骨折。

彭泽民极其愤怒，但毫无惧色。70岁的他以乐观的革命精神赋诗自勉：“老来何必伤迟春，古木春归又出芽。世界沧桑问几许，认清猿鹤与虫沙。”

1947年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成为该党主要负责人之一。

1948年5月1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5月5日，在香港的彭泽民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同民革、民盟、致公党等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是年12月26日夜，彭泽民与李济深、朱蕴山等20多位同行者，登上前苏联油轮“阿尔丹”号，航行11个昼夜，到达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翌日，彭泽民即与章伯钧等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发表书面谈话，表示拥护。22日，彭泽民又与55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声明，庄严宣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5日，彭泽民与李济深、沈钧儒等35人进入北平。

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彭泽民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他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大会上发言说：“我们的事业是前人未曾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新政协之所以能够诞生，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和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他在回顾农工民主党的历史后表示，完全拥护《共同纲领》和政协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表示，从此之后，“要立下宏愿，要永远跟着共产党，积极参加实现共同纲领的工作。尤其要在行动、工作和态度作风上，表示我们拥护的诚意。”

在人民政府中任职他最开心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府中任职从政，是彭泽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期。

1950年夏，淮河流域发生严重洪灾。毛泽东特派彭泽民担任中央慰问团团长，率团赴豫皖灾区慰问。回京以后，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详细汇报灾情和救灾的情况。毛泽东很快发出“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

1952年7月，彭泽民受命代表毛泽东率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赴东北、内蒙慰问少数民族。他深入到林海鄂伦春、朝鲜等民族村寨和内蒙草原的蒙古包，送去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深切关怀。

1953年，他作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亲自出征，赴东北和中朝边界地区与国内外著名学者一道，共同调查美帝国主义投掷细菌弹的罪证。他一面徒步上山下山作现场观察，一面和许多证人谈话，并对聚集拢来的居民发表斥责敌人细菌战罪行的演说。他们在辽宁宽甸县发现的敌人投下的一个椭圆形的细菌弹残骸，后被国际科学委员会确认，成为敌人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毛泽东知道彭泽民对中医很有造诣，几次同他商谈改进和发展中国医学问题。他从事中医几十年，尤其精于张仲景的中医理论，并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谈意见，情真意诚，言词中肯，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中医是我们的国宝，但也不能搞一条腿，要搞两条腿，中西结合。”要他注意从事中西医学术交流的工作。

1953年11月，彭泽民参与筹组的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举行了成立大会。

翌年9月，他与毛泽东又谈起发展中医的问题，他说：“中医是我国人民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有着丰富的内容，如果用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整理，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中国医药人才还很缺乏，团结广大中医的问题更显得重要。”毛泽东对他的见解十分赞同。

他把珍藏的中医理论家陈伯坛研究张仲景医论的专著，交给中央卫生部刊行，供更多的人研究。他在书后写道：“余既庆先生毕生之学得以流传，尤为中国医学灿烂发展之前途而称颂无已。”

晚年，彭泽民念念不忘台湾早日回归祖国，亟盼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1955年他为《华侨日报》题词：“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就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

1956年10月18日，彭泽民病危。

在入院之前，他自感病情严重，但他看到祖国的无限风光，又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情怀。

在病床上，他给自己写了一副挽联说：“大局方兴，忍言归去？生机活泼，何用悲为！”（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7期 刘长春——首闯奥运的中国人　作者：英　武

中国不去,伪满抢着去

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根据奥运章程,有权向奥运会派出参赛运动员。

然而中华体协是民间团体,没钱。于是体协向教育部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支持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第十届奥运会定于7月30日举行开幕式,而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却在5月下旬突然宣布,决定不派遣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理由是“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体协很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这时伪满洲国那边传来消息,说他们已决定派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伪满”,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由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妄图借参加第十届奥运会之机,扩大其国际影响。消息首先刊登在伪满各报上,很快传到北平和天津。

据传,伪满那边已选定了运动员,而国际奥委会也已复电同意了伪满的请求,还要他们迅速提供“满洲国”的所谓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升旗奏乐。眼看会期临近,国民党政府始终装聋作哑,中华体育界人士忧心如焚。为了挫败日伪的这一阴谋,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运动员。

伪满选定的运动员共两名,一个是东北大学的学生刘长春,当时全国短跑纪录的保持者;另一个是冯庸大学的学生于希渭,800米健将。

“苟余之良心尚在……”

提起刘长春,就不能不想起张学良。20世纪20年代,张学良在主持东北军政的时候,便积极倡导和扶植体育运动,希望国人有强健的体魄,以抵御外侮,振兴中华。那时,各省的体育大都举步维艰,而东三省的体育却红红火火。刘长春,就是在张少帅的热心培植下成长起来的体育尖子。

刘长春小时候在大连沙河口中心小学读书,他从小便爱好体育运动,一心想借体育发奋图强,压倒日本人。那时,中心小学与日本的一所小学隔街相望,放学之后,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经常打群架。刘长春在同学中年龄最大,打架时总是冲在前面。在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民族仇恨可以转化成催人奋进的强大动力。他的短跑成绩提高很快,一次,在关东州举办的州内外中日中小学生田径对抗赛里,他年仅14岁,100米跑成绩便达到了11秒8,400米达到59秒,远远超过了当时中学生的水平。在大连二中肄业时,他仍不忘体育运动,终日在谭家屯运动场(后为旅大市人民体育场)埋头苦练。1927年,在大连中华青年会主办的春季运动会上,他的100米成绩一下子提高到11秒,名列第二。这一年底,张学良任校长的东北大学派出足球队赴大连比赛,发现了这个短跑健将。于是,刘长春辞去了大连玻璃制品厂学徒的工作,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学习,翻开了他体育运动生涯的新篇章。

张学良有眼光有魄力,经常邀请德国和日本的运动员到东北来,与中国运动员比赛,借此使中国体育健儿开阔眼界,了解世界体育强国的水平,迎头赶上。张学良还不惜重金,聘请德国田径队的队长留在东北大学当教练,月薪白银800两,专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

刘长春在东北大学体育系发奋学习,经名师指点,长进非常快。两年后的1929年,第14届华北运动会由东北主办,会场设在东北大学运动场。刘长春作为东北大学运动员参赛,一举创造了100米跑10秒8的最新纪录。消息传开,中华体育界无比振奋。

随后,张学良特邀德国和日本的一流田径选手与中国运动员决一雌雄。当时的德国选手来自国家队,实力雄厚,是第九届奥运会的亚军。为了开好这次运动会,张学良在德国订制了镶有张氏本人头像的怀表,以备专门奖励各项运动的第一名选手。又拨款25万元,在沈阳的北陵修建了一个可容纳3万观众的运动场。

在这次运动会上,东北选手捷报频传,的确没有辜负张少帅的多年心血和满腔期望。100米赛中,刘长春仅以一英寸(2.54厘米)之差,落后于德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而战胜了另一名德国短跑健将。200米赛,同样是德国人第一,刘长春第二,日本选手冈健次和今井,全被刘长春甩开了。男子1500米和三级跳远,也能与日本人见见高低了。来自哈尔滨、北平女师和东北大学的女选手们也身手不凡,使日本女将们惊讶不已。

为此,刘长春得到了张学良的特别奖励,由东北大学副校长刘凤竹亲手办理,每月发给他生活补助费30元。对刘长春这样一个穷苦的大学生来说,这已是很可观的经济资助了。刘长春也不负张学良校长的厚望,次年(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他一人囊括100米、200米和400米三项冠军,全国轰动。杭州市将通往田径场的大马路改为“长春路”,以示表彰,激励更多的中华健儿发奋图强。

刘长春成了中华体坛的知名人物,他的成长过程和创造的许多纪录,日本人早就了如指掌。了解中国人,掌握中国人,从而征服中国人,这是当年日本侵略者的国策之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东北大学在张学良校长的安排下,已迁到北平。学生们先疏散回家,然后各自前往北平报到复课。事变后的第三天,刘长春返回大连老家。次日一清早,便有伪警察上门了,传他到局子里去问话。为了麻痹敌伪,他没有透露去北平复课的打算。

回到家里,刘长春要妻子连夜赶回娘家。第二天,他便乘船赴天津,去北平复课了。

儿子一走,刘长春的父亲赶快搬家,迁到60多里外的旅顺口居住。谁知敌人却咬住刘长春的踪迹不放,第二年的二三月间,日寇找到旅顺口来了,要家人写信给刘长春,劝他回大连。日寇许诺说:“只要回到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但没有提奥运会的事情。第二次登门,则明确提出要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只要刘长春能为“满洲国”争得这份“荣光”,他本人便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刘长春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工人,生来胆小,只有一面写信给北平的儿子,告之日寇再次登门的实情,一面又赶紧搬家躲避。这次,干脆搬到乡下去了。

这时,伪满将派刘长春和于希渭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已经在伪满各报上公开了。中华体协派人在北平与刘长春联系,《体育周报》也派记者采访。刘长春本是血性男儿,从小便仇恨日本侵略者,如今又身受流亡之苦,弄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他当即在《体坛周报》上发表谈话:“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马牛。”5月初,又在《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决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另一名运动员于希渭还在大连,体协派人去劝说他入关。然而他已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监视,无法脱身,虽不能公开发表声明,却称病在家,拒绝出席奥运会。至此,日伪的这个阴谋便彻底破产了。

单刀赴会

当时的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社会活动能力很强。他与校长张学良交往甚密,深知张学良不仅是东北体育的热情扶植者,而且是与日本帝国主义有不共戴天之仇的一位爱国将领。对于日伪借奥运耍阴谋,张学良早已切齿痛恨。现在听郝更生说中华体协支持刘长春出席奥运会,但苦于没有经费,张将军当即解囊,捐助路费1000美元。又听说刘长春英语不甚流利,只身赴美,交往不便,拟约东北大学体育系宋君复教授同行,张将军又追加捐款600美元。

在1932年东北大学体育系的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自宣布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

这时,离奥运会开幕不到一个月了。报名的事情还没办妥。体育系主任郝更生急忙电告各方,以明真相;又电告外交部有无对付办法;又与中华体协王正廷(外交部长、体协董事)、张伯苓(南开大学校长、体协董事)紧急磋商,由张伯苓先生急电国际奥委会,为刘长春和于希渭报名。一切事务均在几日内匆促办妥。

被困于大连的于希渭,原拟由大连乘船赴上海一道赴美,终因日寇的监视和阻挠,未能成行。

7月2日,刘长春和宋君复教授到达上海,停留3日,办理护照和等候邮轮。上海各报都刊登了消息与照片,刘长春在中华体育场练习时,无数市民围观,各报记者紧追采访拍照,前来拜访的客人更是络绎不绝。在东亚饭店,上海市24个团体近2000人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饯行。电影公司赶来拍纪录片。新衣也连日赶制好了,是法兰绒上衣,左胸绣有中国国徽,白色的哔叽裤子,另有燕尾服和漆皮鞋。

7月8日上午9时,身着国徽服装的刘长春来到新关码头,即将登船赴美了。在码头上为刘长春和宋君复送行的有数千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王正廷博士,在浮桥上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举行授旗典礼,授予刘长春国旗和体协会旗各一面,同胞们掌声雷动。

刘长春庄严地接过旗帜,作了如下答辞:“我此次出席世界运动会,系受全国同胞之嘱托,我深知责任重大,当尽我本能,在大会中努力奋斗!”

唐人街的盛情

船到檀香山,到港迎送的华侨数百人。他们久居海外,忽然见到祖国的体育代表,特别欢欣鼓舞。他们为刘长春和宋君复佩戴彩色花环,问长问短。从檀香山开始,一路上最亲的是华侨。

7月29日下午4时,威尔逊总统号抵洛杉矶码头。第十届奥运会就在该市举行。

到码头迎接的有美国奥委会负责人,有中华体协总干事沈嗣良,还有中国留美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刘长春和宋君复下船后,乘上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大轿车,前往洛杉矶的唐人街举行欢迎仪式。到达唐人街时,汽笛长鸣,一时间,爆竹、锣鼓、汽笛和汽车喇叭响成一片,宛如盛大节日。

这时,已是7月29日了。刘长春29日下船,30日,便要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开幕式,而且立即投入比赛。没有时间来恢复体力,适应环境,更谈不上赛前训练了。这位飘洋过海23天的中华健儿只能仓促上阵。

六人面对十万观众

1932年7月30日下午,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开幕,来自37个国家的1048名运动员和10多万观众参加了开幕式。

31日下午是百米预赛,他的起跑动作很漂亮,如奔鹿一跃而起,卷起一路旋风。他冲在最前面,甩掉了所有对手。

然而,他毕竟在海上飘行了23天,整日摇荡着的甲板使他找不到脚踏实地的感受;如果说,他的起跑一鸣惊人,前70米一马当先;那么,他的后30米便渐渐力不从心了。离终点不到20米时,所有的选手都追到他前面去了!

他,是作为失败的英雄冲过终点的。第一名是星卜森,超前他3米多,成绩10秒9。而两年前,他在沈阳创造过百米成绩10秒8的纪录,全国体坛为之轰动。

他能跑!太平洋折腾他23天,也只能把他的百米纪录折腾掉0.2秒左右。他是一条折腾不垮的硬汉。他心里明白,在洛杉矶只要有一个星期的练习,他就不致名落孙山。

休整一日后,8月2日,参加200米预赛。赛前刘长春作过练习,并在休息室里请宋君复教授为他按摩。这一次,他在体力、技巧和心理上的准备要充足些。起跑后直到170米时,他还位居第二。眼看只差30米了,胜利在望,然而又一次心有余而力不足,被人追上,名列第四。

然而,中国奥运史的第一页,毕竟由刘长春和体育界的志士仁人们揭开了。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和巨大的心理压力,他的竞技水平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但他尽了力,尽了心,无愧于这第一页。

辉煌体坛,辛酸人生

作为一代体育明星,刘长春的辉煌,不仅在于奥运的拼搏,更在于归国后的图强。

又是20多天的海上飘泊,他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这时,华北已危在旦夕,他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在张学良将军和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他组织了东北体育协进会,任总干事。这个体育组织,实际上也是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它通过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把流亡在平津的东北青年(主要是学生)召集在一起,教育大家要团结起来,不忘“打回老家去”,要锻炼身体,准备战斗。遇到国内举行大型运动会,则组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体育代表队参加。其目的是唤醒四万万同胞,不要忘记日寇铁蹄下的4000万东北父老乡亲,同时也是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东北仍然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允许被列强瓜分。无论在哪儿比赛,刘长春都穿着“白山黑水”服(白背心,黑短裤),代表辽宁队出场。

1933年在南京举行了第五届运动会。在“东北体协”的组织下,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入场,全场为之振奋。就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创造了百米跑10秒7的全国最新纪录,并且保持了25年之久,直到1959年新中国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才被后起之秀打破。

1934年,民族危机更加深重。就在这年秋天,天津举行了第18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领着几百名东北运动员,高举“辽、吉、黑、热”四省的大旗进入会场,全场掌声雷动。就在这时,正对主席台的看台上,以南开大学为主的几千名学生用黑白颜色组成了五个大字——“勿忘九一八”!几万人的会场顿时沸腾起来,同仇敌忾的火焰,燃烧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

第二天,看台上出现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全体东北运动员是含着热泪参加比赛的。

中外体育运动史上,像这样悲壮而又热血沸腾的场面,可曾见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刘长春仍然坚守着体坛阵地。他几乎独来独往地应付国内的各种赛事,不幸在一次训练中扭伤了大腿。1938年,刘长春在长沙失去了工作,悲愤交加地退出了体坛。这年,他才29岁。10月间,长沙大火,他的全部衣物和纪念品都化为了灰烬。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7期 寻访肖逸烈士遗踪　作者：郭　锋

4月15日，是肖逸烈士的忌辰，我从天津匆匆赶到太原，到牛驼寨烈士陵园的肖逸墓碑前，献上了一束五彩的花。作为与他曾同在解放军第六十八军当过随军记者的我，同时也代表了我才去北京采访过的他的另两位战友——原二十兵团新华分社社长杜导正、原十九兵团新华分社社长张帆，以及他的爱妻沈霞的弟弟沈霜同志，向肖逸烈士在天之灵默默的三鞠躬，表达了对一位战友的沉痛追念。

1948年，我从晋察冀军区野战军二纵队五旅调到新组建的六纵队（即后来的六十八军）新华支社当记者，正值肖逸同志任社长。我们虽是第一次见面，但交往是早已开始了的。我手头的一封晋察冀野战分社评论我一篇稿件的长信就是他写给我的。在六十八军，我参加了进军绥远及其以后的平津战役中包围、攻占张家口的战斗。这期间，我从前方采写的稿件大都经肖逸处理，由新华社发表。打下了张家口之后，我调二十兵团新华分社，随后就是华北三大主力兵团会师太原，准备拿下敌人在华北残存的这一最后据点。因为是三个兵团联合作战，需要组织一个报道中心，二十兵团就选派肖逸参加。他到了十九兵团六十三军阵地双塔寺，听说敌军一个连长要投降，我军派敌工干事前往接应，肖逸即跟随采访。不料这是狡诈的敌人耍弄的一个阴谋。敌连长露了一下头就隐匿起来，我敌工干事在我军占领的一个碉堡的机枪枪眼后面用喇叭筒向敌军喊话，站在一旁的肖逸夺过喇叭筒也喊了几句。这时埋伏在对面百十米的敌狙击手瞄准枪眼射击，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肖逸的前额。他当时只有34岁。

为追寻烈士的遗踪，我去太原凭吊前，先去了一趟北京。首先找到了杜导正同志，他向我讲述了上述情况，并谈到他得知肖逸牺牲的消息之后，立即派分社编辑林呐去料理后事。林呐将肖逸的遗体埋葬在刚刚解放了的双塔寺西北二三百米处的一块黄土地上（旁边有两座二人来高的塔形建筑）。林呐同志亲自挑选石料，用朱笔正楷书写了杜导正代兵团政治部草拟的墓志铭，并请来石匠凿在墓碑上。肖逸烈士的遗物，包括一篇万把字的长篇小说，开头无题，和他在北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岳父茅盾先生时的照片，由张帆同志写信转交给了茅公。另有一支杏黄色塑料杆的派克笔，和一本肖逸生前自己装订的日记本——把一叠叠白报纸用线串联在一起，封皮是用绿布包好的硬纸壳作成。——这两件遗物，组织上交我保管，从其记述中我得知肖逸同志深深爱着他的亡妻，直到他牺牲前几天，还梦见了先他四年而去的沈霞同志。这本日记我保存到由部队转业来天津之后，给茅公邮去了，他很快复我一函，告我日记已收到，表示感谢，并嘱我有机会去北京到他家作客。

这次寻访中，难能可贵的是，我找到了茅公的儿子沈霜同志。我先从天津写信与他联系，得到了他寄给我的十分珍贵的肖逸和他姐姐在延安结婚后的合影，以及他姐死后，肖逸独自凝神注视他爱妻遗像的照片。沈霜同志在信中说：“肖逸是江苏南通人，抗战爆发后从上海去延安，一度任周扬的秘书，后在编译局下属的俄语专修班学习，并与同在该校学习的沈霞（我姐）认识。几个月后，肖逸调到边区文协工作。肖逸与我姐于1945年上半年结的婚。日本投降，延安的干部要去各解放区。沈霞将去东北，但发现怀了孕，于是去医院打胎，却因手术事故（转为腹膜炎又未及时发现）而去世。肖逸于同年9月离开延安赴晋察冀。”沈霜同志在信中还告诉我：“我姐姐和我是1940年6月随父母到的延安（笔者注：据赵明回忆录称，茅盾先生一家四口在新疆迪化，为逃离盛世才的迫害，曾去延安），姐姐先在女子大学，后转到俄语专修班。我原名沈霜，1947年去东北时改名韦韬，现已离休。”“肖逸于1949年4月15日在太原前线牺牲，这消息是张帆同志写信告诉我父亲的。”

根据这一线索，我去北京又专访张帆同志，他为我提供了两份珍贵资料。一是他在《新华社回忆录》二卷中发表的《肖逸在前线》。文中写到1945年肖逸来晋察冀后，被分配到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和《晋察冀日报》采访科。当他向张帆同志报到时，特别提到：“我原来是搞文艺创作的。工作需要么，叫我当记者，我服从分配。”他工作不久，国民党挑起内战，解放战争爆发，就奔赴前线，深入连队，一直和战士生活在一起，在枪林弹雨中写了不少好的通讯报道，据统计共有16篇。他参加了晋察冀战场上所有重大战役，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平津战役后，他在北平见到了岳父茅盾，曾表示希望留在北平从事创作，茅盾先生鼓励他参加解放战争的全过程，这样才能写出反映解放战争的好作品。他在岳父的启迪和鼓舞下，愉快地重返前线。

张帆同志为我提供的第二份珍贵资料，是发表在1981年4月25日《人民日报》上的茅盾同志的一封信原件及张帆就此信写的文章。原来张帆在肖逸牺牲后的第二天即1949年4月16日，就写信将此噩耗告诉了茅公。茅盾同志5月2日回信写道：“肖逸此番在前线牺牲，太出意外，我们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张帆（恕我这样直呼大名），我想您也和我一样，觉得肖逸如果死后有知，一定也恨恨不已，因为他不死在总攻时的炮火下，而死在敌人假投降的诈谋中。正如昔年小女沈霞为鲁莽之医生所误，同样的死不瞑目罢？我已经多年来‘学会’了把眼泪化成愤怒，但肖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肖逸的朋友在此间者都来看我，这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您的来信也同样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安慰。……一个人死后，有他的战友来悼念他，他在地下一定感到安慰的！”

诚如茅公所言，在肖逸同志牺牲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有他的战友来他的墓地凭吊。杜导正、张帆数次在新华社山西分社老社长马明陪同下来此凭吊。1982年深秋，年过六旬的林呐同志从天津专程来太原寻访肖逸墓地，可惜的是他亲笔写了墓志铭的那块石碑，早在“文革”动乱中不知去向了。1988年5月，由肖逸同志生前战友杜导正、刘贯文、张帆和马明等同志倡议，以新华通讯社、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省新闻学会和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名义，在纪念太原解放40周年时，为肖逸烈士重建新碑。在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及市城建委的大力支持下，这座由张帆撰文、傅业书写碑文的新的墓碑，于1989年6月2日，在牛驼寨烈士陵园揭幕，山西省城新闻界近百人参加。这座碑树立在同样遭敌暗算的爱国将领、原国民党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和我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的墓碑旁，他们是在计划好要在太原起义时被戴炳南告密遭阎锡山逮捕解送南京后被蒋介石杀害的。他们与肖逸同志相处，一定有诉不尽的冤仇和遗憾……

我这次赴太原凭吊肖逸烈士，不仅去了他当年牺牲及临时埋葬其遗体的双塔寺，还特地去了当年我随二十兵团首先突破太原城小北门的地方，刚好这里有一段保留的城墙，引起我许多的回忆：当年我解放军1300多门大炮朝太原城猛轰，三个兵团从四面八方12个突破口同时发起总攻。六十六军的两个连队争相把云梯靠在小北门以东二百多米的城墙上，一连梯子组的战士孔祥元没等突击组上来，就首先登上城头，荣立登城第一功。我在六十八军的另一战友——摄影干事李光曜也在打太原中牺牲，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和他及另两位战友在河北农村拍摄的照片。这次我还在无意中从马明同志的一篇报道里读到了他牺牲的简要情况。原来他在攻占太原北门的激战中，腿部受敌炮弹重伤，出血过多，经抢救无效而牺牲。他是江苏镇江人，肄业于上海大学农学院，1949年参军，终年24岁。据牛驼寨烈士陵园讲解员小贾介绍，这座陵园埋葬的解放太原牺牲的烈士，有名有姓的1265名，无名的631人，而这还不是打太原牺牲者的全部！

我来太原前去北京的那一趟，专程登门拜访了沈霜同志。他热情招呼我进屋，向我介绍了在延安四次见到肖逸的情况：一次是在他所在的西北文工团驻地，肖逸与其姐尚未结婚，随后其姐去肖逸深入生活的农村结婚，未通知亲友。二、三次见面是在其姐病危时和她的追悼会上。第四次是在一个山沟中意外相遇，肖逸背着个挎包，跟着头毛驴，告诉他：“我走了，去华北。”匆匆地只说了一句话。

（写于1997年，重改于2001年中共诞辰80周年纪念前夕）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7期 缅怀“纯人”汪润　作者：徐光耀

我们河北省有一位不大为人知道、也不常为人提起的作家——汪润,突然去世了。他奇迹般地活了八十七岁,真令人不可思议。

他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确实知道。一群孩子发现他该开门时许久不开,爬到房后头去摸他的烟筒,很凉,这才觉得不对,猛敲他的门无应,于是撬开了窗户,他们看到:汪润光着身子坐在床上,两脚支地,已经“坐化”了。

此时正是2001年2月9日11时,保定的气温在零度以下,院子里冰雪遍地,水管子还冻着。

据推测,他该是凌晨起床时,突然地“走了”。

本单位开离退休老干部会,主持过汪润丧事的克灵同志提到此事,介绍了这个情况。于是大家在惊愕之余,七嘴八舌地扯起汪润来。

汪润是郭沫若的同乡,四川乐山人。1938年参加革命。他到过延安,做过共青团工作,给一位高干当过秘书,而大部分时间是在文艺圈子里打转,曾长期“下放”到平山老根据地的山沟沟里“锻炼”。我跟他有一面之识,是在文学研究所一同学习过。他常头戴一顶鸭舌帽,脸上有几颗浅麻子。四川话说得并不流利,偶尔发一声温吞吞的笑,论印象,仅此而已。

第二次再见汪润,已是二十五年之后了。“文革”刚结束,我们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像才从蛰居土里钻出来的虫子,东爬爬,西爬爬,四处探看亲友。我是去号称“省委小杂院”里看一位朋友,不意撞着汪润,只好到他屋子里坐了一坐。

这是一排工棚似的(也许原就是工棚)小南屋里的一间,约十平方米,一张单人床,床头顶着个二屉桌,当地垒着两个用报纸包着的炮弹箱子,包得四棱四角,很是平整。木箱上空,吊一个小灯泡,戴着也是报纸糊成的喇叭形灯罩。沿着南、西两墙,还放有两只破箱子,扔着些衣服、报刊、书籍之类。墙角里是一只桶,泥火炉和几根烟筒。我正犹豫坐在哪里为好,汪润指着炮弹木箱旁边一个半尺高的小板凳,很热情地招呼道:“坐,坐!”

屋子里又黑又闷,惟一一扇北向窗户,也用报纸糊着,光线只从门口射进来。我问他伏在哪儿写作,他指指炮弹箱,而我蹲坐着的这个小板凳,便是他的交椅。

当时觉得,这一切,都是“文革”的罪过,比起别人来,他更显得窝囊罢了。谁知又二十多年过去了,像他这个级别的人,普遍把自己的四居室装修成宾馆式、酒吧式、宫殿式的时候,他竟死在这间陋到无可再陋的小屋里,情形没有任何变化……

老干部们的七嘴八舌,使汪润的形象越来越古怪了。他是文联作协的作家,在刚有离休说法的时候就离休了。从那一刻起,他拒绝组织上的一切照顾和福利。逢年过节,单位总要派人去探看探看,总要带点烟茶果品之类,可汪润一概不要;非要给,他就苦苦哀求,说他不再是给国家做贡献的人了,不应再花人民的血汗钱。若问有啥问题或困难,回答是一概没有:房子,不需要换;亲属,不需要调来一块;孩子,他自己能管;有吃有穿,身体很棒,请组织上一切放心。他省吃俭用,除米面之外,小屋里只有一罐子自制的“泡菜”,可他从不报销药条子。有一年,忽感头昏眼花,浑身到处不得劲,到医院去一查,医生说,你什么病都没有,就是缺乏营养。证明他的“身体很棒”的确不是假话。

他也常常外出,上山下乡,到处采访,尤以深山里的老根据地去得最多。自带自吃,徒步走;实在走不到的,挤公共汽车。他还邀请朋友们就伴儿,所有食宿路途,都由他掏腰包。朋友们劝他,车票应该留起来,机关上可以报销的。说这话的工夫,车站上就有人把乱扔着的废票拣集起来,拿回自家单位去报销领钱。可汪润不,他所有的票证都飞了、扬了。

伴他外出的人越来越少了,不是有什么不痛快,而是服不下他那份辛苦。于是他就一个人去爬山,以致有一次从悬崖上失足跌落,恰好落在一棵大树上,叫枝条挂着摇荡了大半天,有个老乡走来看见了,他才得以生还。

汪润老早就是文艺五级,每过几年,总要碰上调资晋级。可汪润一律不许给他调、给他增。他说,衣食无愁,有住处,免费看病,很够很够了,不如省下钱来,多给劳苦群众办点事。组织上跟他讲不通,只得把工资寄给他在北京工作的妻子,由妻子斟酌变通,发给他生活费。至于人人有份的奖金和其他福利,他更是一律闭眼,滴水不沾。多少年来,人们说着这些,笑着这些,有同情,有怜悯,而更多的却是对“君子之风”的轻蔑和讥讽。汪润其实也能感到,但他向来不以为意。

作为一个作家,尽管他很努力于生活资料的获得,很想写写大时代的农村,还曾大力搜集过抗日回民英雄马本斋的故事,但他作品的确不多,在“大跃进”年份,我读过他一个短篇,题目叫《曹金兰》,是报刊上正轰轰着向这作品开炮,我才找来读的。如今,除了炮轰理由很令人糊涂这一印象外,内容、形象都不记得了。但要说他这样一个人,能兴出什么“反党”的“主义”来,才真是活见鬼了。然而,也许另一件事与这次炮轰有联系:是他曾去大红大紫的“共产主义试点县”徐水下乡,原意是要探视一下天堂,而打入眼帘的竟然全像地狱,便忍不住嘟哝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据说比当时正要被开除党籍的刘真更为“过激”。炮轰的结果,政治问题不算,在最后“鉴定”上,连他一贯的艰苦朴素作风,也断为“是假的”了。

人,无论怎样怪,总是有自尊、有感情的,他之至死不肯随机关迁来石家庄,该不是平白无故的,他何爱于那间如此破烂的小南屋呢?

老早人们就传说,汪润的夫妻关系不好,证明就在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有人甚至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离婚?

汪夫人郭谦同志带着女儿急急奔丧来了。大大出人意外,她们抚尸大恸,伤心眷恋,不可遏止,表现了极为深挚的感情。使各种流言,即刻烟消云散了。她们确也不愧为汪润的亲属,对丧事,秉承着汪润的一生意愿,不提任何要求,没有任何“条件”,只求一切从简,为国家节省每一分钱。经办人员感动得无可奈何,尸体火化后,特地动员她们说:汪润同志生前为国家省了很多钱,大家心里一直无法补报,在这最后时刻,让他享受个高级骨灰盒吧。而火葬场的骨灰盒分十二个等级,从几十元到大至几千元不等,母女俩挑了半天,越过最差,挑了个“十一级”,总算给经办人员留了一点“安慰”。

汪润没有留下遗嘱或遗书。几个邻居孩子一齐帮着翻找,“搜”到的现款是3000元,还有张1.2万元的存折,夫人郭谦认得,是她往年留给老伴以备急需的。然而,老干部科又拿出一张1万元的存折来,交待说:这是1996年,省里发了特大洪水,报纸上呼号捐款救灾,汪润听说老根据地的平山,平地的淤泥有一尺厚,于是倾其所有,捐了1万5千元,这数目甚至超过了单位捐款的总数。当时组织上考虑,汪润一向极度节俭,老而独居,又无额外收入,如此彻底地“掏家底”,倘若将来万一出个事故,怎么得了!但要退款,又明知商量不通,便“自作主张”,背着汪润只捐了五千,扣下1万,以防汪润的万一。而今,“万一”不须防了,当然要物归原主。

汪润的葬礼非常干净,没有仪式,没有花圈,没有松枝、挽联、布幛,甚至没有讣告,因为连亲属也不知把讣告送给谁,即使他多年资助上学的贫苦子弟,也弄不出一个稍稍完备的名单。据知情人说,汪润差不多从抗日时期就开始资助穷苦的山区孩子上学了,对象多限于房东和老堡垒户;解放后一直持续着这项活动,成了他的传统“产业”。但他从不张扬,所以究竟资助过多少,也就无人晓得,人们只是偶然碰见有受资助的孩子找他汇报学业,才知道有这么一码事。就在汪润过世后的几天中,还有个受过资助的青年打电话给郭谦,打听汪润的情况,通话中他突然问:“郭老师,您怎么声音不对,出了什么事吗?”郭老师怕他悲伤,假说:“小有感冒,什么事也没出”。搪塞了过去。

至于汪润的遗产,诸如遗著、遗稿、资料、书籍之类,亲属决定,稍加整理后,将全部移赠河北文学馆。再剩下的,就只有这间小南屋了,说来也奇:小南屋所在的这个长条小院,原是河北省委的,省委一迁走,这儿住着几户“残留的尾巴”,年长日久,省委已忘记了这块不值几何的“遗产”,而“尾巴”们也各奔东西。因为不是本市的地产,保定市没有想过要经管或改造它,这才使汪润一以贯之太太平平地住了下来。然而,郭谦同志是北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论理应分三间居室,但由于还有丈夫在保定的一间房,她只能分得两间(据说是很清丽雅致的两间)。看来汪润的灵魂仍须住在这里,以便为他如此善良的妻子守护这间珍贵的小屋。

啊,在这个世界上过了八十七年生涯的汪润,终于永远地走了!就像一滴清水落在地上,悄无声息地渗入泥土,片刻之间,不留一点痕迹,只剩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我们离退休老干部,也只有叹息、感慨、擦泪,虽各自心中都不免榨出自己的“小”来,但没有一个人能概括成一句话,说明汪润算个什么人。我想了半天,竟禁不住把他叫做“纯人”,而且是早该死掉的“纯人”。他1938年参加革命,在经历过如此之巨的地覆天翻、波谲云诡的现实大变革之后,他竟不为任何时代冲击所动,仍在铁定不渝地信守着他的革命初衷和美好理想,一直把精神留在六十年前的世界里。他不孤傲,而很谦和;不愤世嫉俗,而很从容自信。但他的单纯,他的纯真、纯净、纯粹的品行,实在是不合潮流,不识时务,别说各种腐败,就连贪、馋、懒、占,也入不到他的梦中,金钱利禄,淡到零无。从而被人视为“古怪”,并常加以嘲笑。由“精明”一族人看来,他活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吗?

呜呼!惟愿我们的汪润同志在他那美妙理想的精神世界中永远安息!……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7期 十年功夫非寻常　作者：严久惠

北京的五月，鲜花盛开的五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5月26日在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与会的在京各界人士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团体会员代表共300百余人。

研究会会长费孝通、程思远，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等出席。费孝通在致辞中说：“在这个研究会成立的十年间，由于时代的要求和国人的努力，我们在‘文化自觉’上有一定的收获。”他回顾说：“这个研究会的成立，不仅表示了大家对自己的悠久文化更加关注和重视，而且愿意通过组织起来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我一向所说的‘文化自觉’。我们决心对自己的文化具有自知之明，为的是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的变化有自己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这个‘文化自觉’的意识是得来非易的。”

李宝光副会长代表常务理事会作了有关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十年工作回顾与今后展望的报告。报告的文字虽平实无华，十年耕耘的艰辛，十年收获的喜悦，却也尽在其中：

——由研究会主办和与团体会员、有关单位联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达三十余次。研讨内容所及：“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炎黄文化与民族精神”、“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闽台文化的历史渊源”、“炎黄文化与现代文明”、“孙中山与现代文明”、“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与企业文化”、“中国传统道德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等。世纪之交，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在回归后的香港召开了“中华文化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同时提出举行“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倡议，并已于2000年在北京以“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为题，成功地举行了论坛的首次会议。

——在执行会长萧克亲自组织和领导下，百余位专家学者历经八个寒暑，编撰出版了十典百志，共计四千余万字的《中华文化通志》，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1998年11月9日，江泽民亲切接见萧克和部分主编、作者，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江泽民说，这套书为后代研究中华五千年文化留下了珍贵的成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建馆250周年之际，应该校校长请求，江泽民主席又委托我国驻美大使将一套《中华文化通志》，赠送该校图书馆。研究会还从1996年起着手编篡有关炎黄时代及其历史文化的八卷本资料丛书《炎黄汇典》。这套由程思远任编委会主任，李学勤、张岂之任主编的丛书，将于年内出版。

——研究会宣告成立不久即创刊的纪实性月刊《炎黄春秋》，今年七月也满十周岁了。十年来，该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爱国大团结的方针，遵循“求实存真”的原则，对于古今重要人物“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功则功，过则过，力求全面反映其本来面目。正因为如此，它不仅吸引了一批知名的作者，更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信赖与好评。从1994年起，《炎黄春秋》的学术增刊《炎黄文化研究》，每年出版一期，辟有“中华文明探源”、“炎黄二帝研究”、“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思潮与学派”、“中外文化交流”等富有特色的栏目，发表了不少老专家和崭露头角的新秀的有分量的文章。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会文化活动，成为研究会联系各界人士，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研究会与黄埔同学会联合邀请当年参加抗日的老将军、老战士（包括原国民党爱国将领），共同追忆同仇敌忾、并肩作战的岁月，与会者在重温胜利喜悦的同时，强烈表达了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共同愿望。1996年开始的《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包括拍摄电视专题片《长征纪事》、出版《长征大事典》、营造红军林以及学术研讨、文艺演出等，目的是，昭示世人勿忘工农红军长征这一人间奇迹，希望国人以红军的长征精神，完成振兴中华的新的长征。书画艺术是中华文化中的奇葩，又是传递感情的信使。研究会多次组织书法家、画家，挥毫泼墨，为香港回归致贺，对建设大西北的人们表达关爱；海峡两岸中华书画的巡回大展，更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增进了亲情、乡情、恋念祖国之情。

十年成果难以尽数，不争的事实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广泛赞誉。著名学者张岂之教授代表学者同仁在大会上发言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之所以在十年时间里取得很大成绩，除了各级领导支持，全体顾问、理事的努力外，重要的是由于会里的一批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老同志发挥了带头作用，将事业摆在首位，不计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发扬民主，顾全大局，营造了很好的会风。正派的会风和实干精神吸引了一批学者、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总之，正派的会风，正派的学风，正派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研究会十年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

全国政协秘书长郑万通、新华社香港分社原社长周南等都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2001年第7期 《炎黄春秋》的春秋　作者：杜导正

《炎黄春秋》月刊是在北京出版的一份以史为主综合性纪实杂志，由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今年创刊十年了。这个杂志，对中国历史尤其对近代现代史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人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

《炎黄春秋》每月一期，十几万字，到今日已出版一百一十二期，二千四百多篇文章，一千四百余万字，自然不可能篇篇是佳作，平庸和失误的文章是有的，但它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特别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它恪守史德，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兢兢业业，克尽职守，探索了，努力了，尽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斯文点说，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通俗点说，即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遗憾的是我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特别是对近代现代人物、事件的评述，曾长时期受到一种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譬如谈中国现代史，共产党以外政党社团的积极贡献，我们过去是很少提的；讲到我们自己呢，说红军，主要歌颂一方面军，对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便少提。说人物，主要歌颂毛泽东同志，这当然是应该的，但对其他党的领导人则很少提；说毛泽东又是只讲正面，只讲伟大，不说他的缺点、错误与教训。说我们的党呢，只能讲成就与经验，如果讲缺点、错误与教训，便好像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总之，这种片面的、非科学态度，有很长一段时间，泛滥在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里，史学领域更加严重。这种状况，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很大改观，但那种非科学看人待史的心态仍残存着，直到今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实践十年后的大背景下，去述史述人的。这个大背景，是党、国家、人民对待一切事物客观了，宽容了，杂志和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激发了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主流方面。但非科学的条条框框，还是有的，周边环境有，编辑部和作者自己的头脑中也有。这就使杂志十年来在叙事叙人时，不免发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有时处境相当困难。总体看是进三步退一步，但毕竟前进了。读者满意的正是这一点。十年中，如现代史部分，我们主要歌颂了中国共产党，但对其他党派在历史上某些阶段某些方面的积极贡献，我们也予以肯定。对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呢，自然用大量篇幅作了歌颂，但对其执政后的失误与教训，也作了积极的痛切的反思，比如，对反右派、庐山会议、“三面红旗”和“文革”等，都作了相当客观的报道。即使对中共划时代的代表人物邓小平，这个杂志是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对于邓小平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有关经济体制改革作了大量的宣传，同时对于有待加强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杂志也发表了若干篇探索性的文章。其它如对刘少奇、张闻天、彭德怀、黄克诚、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项英、潘汉年等，都给了相当篇幅，记叙了这些曾经蒙受诬陷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业绩。

对中国现代史上曾有争议但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如胡适、梁漱溟等，这刊物也力求客观地就其功过是非作实事求是的反映。

对胡耀邦的叙述，可说最典型了。胡耀邦，中共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病逝。中共中央在胡的追悼会上给他很高的评价，这个评价至今日并无一字更改。胡和其他伟人一样不是完人，有失误，但他一生，尤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中，作为邓小平、陈云、叶帅的左右手，作出了大量为众人称赞的业绩，特别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平反冤假错案三项决定性工作中，他是具体操作的前线总指挥。1989年后，不少出版物，对胡耀邦的功勋不说了，少说了。这是不公正的，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人民群众要求给胡耀邦以全面的评价。《炎黄春秋》于1994年4月，在耀邦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在封二登了几幅照片，发了急就章的几行白话诗。据我们所知当时在北京这是第一家，读者反映非常好，受到读者的称赞。此后，我们更主动更有计划地组织了胡耀邦业绩的系列文章，突出地反映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的赫赫功劳。几年来，我们发表有关胡耀邦支持真理标准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包产到户等文章，达十几篇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

《炎黄春秋》对事对人这种求实存真的精神，加以文章涵盖面非常广阔，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凡符合宪法，凡有利于爱国进步团结的文章，均可发表；它又以纪实作主要体裁，有人物有故事有情节，这样就使它受到广大读者，尤其老干部老文化人的欢迎。我国一位无党派人士、知名社会活动家，不久前曾书“求实存真，言之有物”八字赠编辑部。这些话对于我们确实是过誉了，但反映了读者对我们努力的认可。读者希望我们沿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不能辜负读者，我们会这么办的。我们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少读者对本刊也有所批评，我们愿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监督下努力改进。

我在本文的前面，反复阐明《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与人物时，尽力做到秉笔直书，说了些真话实话，给人以启迪，所以能如此，因素很多，根本的决定性的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大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与发扬。其次，就是这个刊物从创刊到今日，得到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者的鼎力支持，吸引了百名左右高层次的撰稿人，他们或是资深的革命家，是所述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有关事件与人物有深入研究。这就使本刊所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与史料价值。作为《炎黄春秋》的编辑者说，多数是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不平凡历史的老文化工作者，有一种求实的作风，有一点大无畏精神，没有这样一些同仁的努力，也是办不到的。

文章写完了，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要用《〈炎黄春秋〉的春秋》这样的标题呢？这得说两句。《炎黄春秋》这十年，从组织、撰写和编辑文章，从印制发行，到经营管理，实在说，其中困难、曲折、微妙以至辛酸处很多很多，几千字也写不完的。只是总体上顺利多于受挫，喜悦多于苦恼，虽然跌跌撞撞，但走过来了，越走越好。还有呢，人总是往前看么，今天又是本刊创刊十周年的欢庆日子，所以文章中有意无意地将那些不很愉快的事抹平了，抹淡了。但《炎黄春秋》的历史确是一部坎坷的“春秋史”，标题用“春秋”二字还是贴切的。

2001年第7期 欢庆建党八十周年（七古）　作者：吕　鸿

“十月”冬宫炮声隆，

骤起惊雷震宇穹。

真理光芒昭四海，

浩歌激亢唤农工。

“七一”立党鸿猷展，

星火燎原势愈宏。

万水千山逾艰险，

金戈铁马誉前空。

一代巨人毛泽东，

翻山倒海九州红。

邓公“特色”明光道，

斗转星移不朽功。

三个“代表”卓识远，

驰骋新纪竞豪雄。

菁英辈出承宏业，

续谱金篇绘彩虹。

2001年第7期 江城子　作者：胡吉祥

丹心一片报炎黄。志昂扬，谱华章。建会十年，美誉震遐荒。为使神州流异彩，龙献瑞，凤呈祥。

中华两制固金汤。步康庄，路行长。不畏浮云，心底有朝阳。大汉天声呼一统，开新纪，铸辉煌。

2001年第7期 风雨沧桑　一树晴霞　作者：汤　立

汤文选，号拳石园主。1925年出生于湖北省孝感县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喜爱常挂于厅堂的古画。这些画大多是渔樵耕读、八仙过海、万事如意等。七岁时，汤文选已能仿摹这类较为复杂的古画，竟然颇得形似。父母见之，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常常夸他为颖悟少年。

十岁时，父亲送汤文选上县城中心小学，十一岁时，他仿摹一幅八仙过海中蓝采和替铁拐李挠耳朵的画面，那铁拐李被挠得耳朵奇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神态惟妙惟肖，令观者称奇。

1937年，日寇侵华，县城沦陷，12岁的汤文选回到乡下，先后师从乡儒姚秋成、汤子书先生读私塾，有一次，姚先生出上联“火花四迸星横列”，汤文选对的是“云屑西飞月倒流”，老师大加夸奖。

1946年，汤文选进入武昌艺术专科学校，开始系统地学习国画理论与技法。当时的教师有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等，他们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汤在老师的指导下，拼命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乳汁。

武汉解放前夕，汤文选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安排下做了一些迎接解放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文化界对于基本保持旧面貌的中国画，能否反映现实生活，能否体现时代精神，一直存在着各种学术思想上的争论。民族保守思潮不承认一切新的尝试和探索；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则认为“中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实生活”、“应取消中国画”。持这两种极端思想的人士，谁也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能使对方认同的作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优秀传统的中国画一时处于十分沉寂、尴尬的境地。

而此时的汤文选正踌躇满志，出于对民族优秀传统艺术的一片赤诚，凭着自己艺术上的天赋及多年刻苦用功练就的本领，跃跃欲试。当时，他在武汉市青年文工团从事布景绘制工作，工作之余，他以国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的形式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不时在北京、武汉报刊上发表。

1951年，汤文选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进修素描，有幸聆听徐悲鸿等艺术大师的教诲。他还学习、研究当时苏联油画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

1952年至1953年，汤文选被分配到《长江日报》从事美术编辑工作，并下农村参加土改，当过冬学教员。这些现实生活的体验，给汤文选的艺术创作提供了鲜活的素材。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反映农村新生活的国画《农村四季》、古典题材的国画《刘海砍樵》和少儿题材的连环画《罗文应入队》等，这些作品均由当时的中南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他画了多幅中国画、宣传画寄往朝鲜前线慰问志愿军战士；他也画了大量农村题材的国画人物写生。从这些作品看，此时的汤文选已经能够用传统的笔墨形式和新掌握的造型手段，准确而生动地刻画现实人物了。

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青年画家的汤文选思想敏锐，才华横溢，在中国画坛充满活力。他的作品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据北京裱画师刘金涛先生回忆，1953年，徐悲鸿有一天来到其裱画间，兴致很高地对刘金涛说：“青年画家中，我发现了两个人才，一个是黄胄，一个汤文选，这两位青年将来大有作为。”

1953年，汤文选调至华中师范学院美术系任教。同年底，他完成了《婆媳上冬学》的创作。这幅画在全国画展中被评为一等奖，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应文化部委托，重作一幅送前苏联文化部，苏联艺术家刊物专文评介；国内50余家报刊纷纷刊载，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也将其收入。

1955年，汤文选创作的《喂鸡》参加全国画展，原作为中国美术馆收藏，并在苏联艺术刊物上发表。1956年他创作的《说什么我也要入社》、《送粮路上》参加全国画展，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说什么我也要入社》在《中国画》创刊号发表。

1957年，邮电部首次发行美术邮资信封，其美术原图均为当时中国画坛名家大师作品，而《婆媳上冬学》列入了中国首枚美术邮资信封。

20世纪50年代，汤文选以其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感悟和对传统与造化的深层次把握，以时代精神塑造新人，开启了时代之先，成为当时开一代新风的青年画家，迎来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高峰，也为建国后具有民族优秀传统的新中国画艺术的成长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957年，汤文选赴广西、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了一批创作素材，回汉后正在筹办写生展时，厄运突然降临。这位“紧跟时代的著名青年画家”，一夜之间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下放农村监督改造。在一次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中，一根粗大的木头压断了汤文选第十二根脊椎骨，留下了终身伤残。

在生命最艰难的日子里，是艺术给予他生存的希望。劳动之余，他仍然忘情地拿起画笔，白天不能画，他就夜晚偷偷在油灯下画。他画喂猪老农、画放鸭青年；他还画了大量猪、牛、羊、鸡、鸭、鱼等速写。

1961年，汤文选回到湖北艺术学院任教，担任毕业班的创作指导老师。他一面从事教学，一面继续人物画创作。1963年，他创作的《天高任鸟飞》参加全国美展，并入选《现代人物画选》；1964年，他与人合作创作的《白手起家》四幅人物画，参加全国美展后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创作了国画《平岗细草》、年画《年年有余》，均为出版社出版。

1966年“文化大革命”，汤文选受到冲击，他创作的人物画被上纲上线，批判为“反革命毒草”，他被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农村。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均受到牵连。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汤文选重新回到了创作岗位。他深入农村，体验生活，创作了《土家山寨春意浓》、《山乡春早》、《谁持彩练舞云端》、《红日照丹江》、《武当晨曦》、《战天图》等一大批现代山水画作品，在山水画领域取得了相当成就。

1978年，他被邀参加文化部国画创作组，赴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作画。

1980年，汤文选再次应文化部之邀赴北京藻鉴堂作画，同时作画的画家有朱屺赡、叶浅予、陈大羽、李苦禅、诸乐三、钱松岩、崔子范。这次，他还与朱屺赡、陈大羽一同应北京画院邀请，三人合作了大幅花鸟画，并为北京画院收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汤文选再次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宋、元、明、清及当代中国画的发展演变史，研读了大量西方艺术各时期、各画派的画集。针对当时国内各种美术思潮的争论，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在河南大学、广州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几次讲学中提到：“轻视传统的人根本不懂得传统，我主张在传统基础上创新。”“在艺术上，传统与现代没有一条鸿沟，我希望我的作品，既有深厚的传统，又有现代气息。”他还在多个场合提出：“画画博大为上乘，个性为中乘，物象为下乘”；“要博大精深，返璞归真，天人合一。”

1983年以后，汤文选的艺术创作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他创作了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花鸟画《村头拾趣》、《战正酣》、《晨光》、《秋忙时候》、《晨雀》，参加全国画展后均为中国美术馆收藏；他还创作了《农家一瞥》、《晒场上》、《频闻户户唤猪声》、《脱兔驰晨光》、《报晓》等。这批作品以朴素的农村生活场景入画，突破了传统花鸟画的表现领域，拓展了花鸟画的艺术境界，具有独创性，同时还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

进入20世纪90年代，汤文选创作了一批以老虎为题材的水墨画作品。虎是中国画的常见题材，但汤文选却赋予它前所未见的丰富内涵与表现。《三春晖》、《天伦图》中的舐犊情深；《情却有情》、《双雄》中伉俪间的依恋；《无猜》、《四喜图》、《双童虎》中的活泼天真；《他日兴风会有时》、《三日於菟气吞牛》中的哲理意趣；《英雄梦醒》、《盘龙卧虎》中的壮志雄风；《不向中原逐鹿肥》、《消夏图》中的豪迈威重；《群英会》、《风云际会》、《神威天纵》中群虎的宏壮气象等，这些人格化了的精神意气，是汤文选满怀激情的心血创造，也是他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天籁神游。这是他对这种题材的中国画的一种发展与创新。

1996年6月，汤文选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70余幅花鸟画作品受到观众广泛好评，在座谈会上发言的专家、学者，对画展给予了很高评价。画展后，北京、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多家出版社为汤文选出版了作品集或艺术评论集。

北京展出后，汤文选画展又赴广东、深圳、山东、武汉等地展出，均反响强烈。这大大坚定了汤文选沿着自己的奋斗方向前进的信心。面对各方好评，汤文选写下了《七十抒怀》：

风雨连宵梦迹新，挥毫欣对晓窗晴；

浮名浪得惭知己，系日长绳伴我行。

1997年以后，汤文选开始了新的思索。如何在绘画形式感上突破传统文人画雅淡疏朗、闲情逸致的格局，而赋予中国水墨画以崇高而又宏伟的精神气度。

1998年，年近75岁高龄的汤文选又开始了新的艺术攀登。他开始作六尺、八尺、丈二、丈六等大幅作品。这些作品大多为黑白二道，笔阵纵横，墨韵淋漓，显示出了强烈的、独树风标的精神气度和充满浓郁文人画气息的儒雅风范，令观者击节赞叹。2000年5月，这批作品首次在河南省博物院展出，反响强烈。

面对新世纪的中国画坛，汤文选对民族艺术充满了自豪感，他说：“风格是什么？风格就是个性。每个画家都在刻意追求，希望画出自己的特点来。古代那些非常高明的画家及其精品的境界，都是我们走向完善的一个阶梯。但前人的路并没有到头，还是要继续走下去，还会出现很多高峰。另外，我们中国水墨为尚的写意画，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公平。有人不是说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随着国力的加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水墨画，在世界上会有她的地位，我毫不怀疑。我们的这个东西不亚于毕加索、马蒂斯及国外的各种流派，跟他们不是什么高下之分。所以，我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信心。”

（该文系《汤文选谈艺录》一书代前言，本刊编者在文字上稍有删节）（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7期 孙中山思想的开放个性　作者：贺　渊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韩愈这句寓意深刻的话，用在孙中山身上十分贴切。诞生于19世纪，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孙中山，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盘桓于人们的心中，跃然于文人笔下，是因为他的行动与思想仍然影响今天的人们，给我们以启迪。被时人戏称为“孙大炮”的孙中山，却因其思想的超前性而得到了后人的尊敬。

一个了解世界的人

和同时代的人相比，孙中山的经历十分特别。他从13岁离开中国前往夏威夷，到28岁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接受的完全是西式的教育，当他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时候，供他驱使的大脑，装满的是进化论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热情以及西方研究科学的方法论。虽然，他生活在传统浓厚的华侨之中，并且全在大学期间，有意识地学习了中国的经史，但是，十分有趣的是，他通过英译本和英文的注释读通了《四书》。因此，我们说孙中山是一个由西学而中学的人，是不为过的。

在孙中山的一生中，他曾因为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先后于1895——1911年和1913——1916年两次长期漂流海外，共计达十九年之久，占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二。期间，他因革命的需要，多次作环球旅行，到过北美、欧洲、澳洲、东南亚、日本等地。目力所及，皆为异乡异土，他山之石，自然而然地成为孙中山为祖国独立和富强而战的武器。革命，使孙中山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书本，是孙中山与外界沟通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孙中山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他精通英语，会看日文、法文书籍和报纸。通过书籍，了解当时世界最新的政治哲学思潮走向，掌握新的科学知识。孙对于新知识的渴求，可以从他的追随者黄季陆先生的回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1923年冬，黄季陆从加拿大回国。行前，有朋友从美国寄来了两本最新出版的书，其中的一本是罗吉尔和麦克本合著的《近代政治问题》。黄季陆在船上将两本书通读了一遍。到广州后，见到了孙中山，孙中山问他：“你刚从国外回来，最近外国有没有新书出版？”黄一听正中下怀，连忙将两本书介绍了一番。孙中山坐在沙发上，专注地听着。等黄讲完后，孙中山从旁边书柜中取出一本书，微笑着问：“你所说的《近代政治问题》一书，是不是这一本？”黄一看，正是，再翻开一看，书上有好多横杠和批注，可见孙中山已经十分用心地看过了。这时，黄有些心虚，怕自己说得不准确。孙中山对他说：“读书要多读新出版的名著，这样才能渊博，才能吸收新知。阅读专著也很重要，这样学问才有系统。你现在已经在做事了，更要抽出时间来读书，不然便追不上时代。一个人追不上时代，便会变作一个落伍者。”可见，孙中山读书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为了与时俱进，把握时代，为我所用。

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塑造了孙中山开放的个性，在思想上消除了彼疆我界，获得了广阔的空间。

借世界潮流以观中国

孙中山认为，欧美社会发展揭示了这样一个规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也就是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相递进的发展过程。罗马灭亡后，民族主义大兴，欧洲各国宣布独立。可是，独立后的各国，执行的是专制统治，这种统治让一般百姓不堪其苦，于是民权主义起，18世纪之末，19世纪之初，专制倒而宪政立。随后，到20世纪，物质经济的发展，百年锐于千载，可是人民仍然生活艰苦，贫富分化，社会问题成为主流，劳资冲突，给社会带来了新的斗争不安，民生主义跃然而起。

中国的问题，也不脱此三者。孙中山指出外来的侵略造成的民族问题和专制之下的民权问题，当然是亟待解决的。同时，我们应该避免走资本主义的弯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预防分配不均和阶级的对立。他提出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此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非资本主义前途。

孙中山虽然致力于解决的是中国的问题，但他关注的却是人类普遍的发展轨迹，并以此来勾画自己的发展模式。他的三民主义，最初更多的是他总结西方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中国矛盾的提炼。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在一开始颇为时人所不解。

孙中山以为参照外国的经验，不仅仅是少走弯路的问题，而且，体现了人类进化的新的准则——人力的进化。他指出人类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一进化的过程是类似于自然的演变，是人们在未知情况下的自然走向，并无前车可鉴，或是人们在尚不了解规律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而人力的进化却不同，他是在已知的情况下的再选择，是借用前人经验情况下的选择。就好比修路开车，人们只会用近来改良过的最便利的开路方式和最好的车，而不会沿着过去的老路从头走一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孙中山坚信我们中华民族可以走一条捷径，后来居上，并令欧美“瞠乎其后”；我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阶段，直接走向集体主义。他夸耀道：当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还在为实现你们的计划而努力的时候，我们将已生活在最纯正的集体主义制度之中了”。落后的中国，一举而成为他们的样板。

由此可见，孙中山学习西方的目的，在于少走弯路，后来居上。

“择别取舍 惟所最宜”

抱着人力进化的信心，孙中山以“择别取舍，惟所最宜”的态度，环视天下，将许多思想熔于三民主义之一炉，用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孙中山对美国人亨利乔治的思想最为青睐。亨利曾经是一个工人，他的境遇，使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社会发展了，物质丰富了，很多人反而更穷了？财富是怎样流入少数人的口袋里的呢？日思夜想，他终于豁然开朗，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他以为土地占有者，吸吮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财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社会用地需要的扩大，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不具备再生的能力，有地者因此截住了社会发展带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但是，这种状况是不合理的。土地属于全体人类，就像水、空气一样。因此，他提出了征收单一土地税的单税论，使得土地的利益得到共享。孙中山将亨利乔治的思想全盘接受，冠以“平均地权”之称谓，作为“民生主义”的最重要内容。

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同样在思索穷人的面包问题，他的角度与亨利不同。他不赞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出了“互助论”。他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物质进化的惟一方式，自然界的种种迹象表明，善于互助的种群易于生存。同样，人类通过互助和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面包。孙中山在克鲁泡特金与达尔文的学说中寻找自己需要的思想。他和其他仁人志士一样，以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警示国人：只有自强，才能自存。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反对外来侵略与民族自强是互为表里的，而从他的内心深处，更多的是将民族自强作为反帝反侵略的前提。但是，他认为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观是一种野蛮的进化，他们将弱肉强食视为天经地义，是要不得的。人类需要文明与道德的进化，也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在国际关系上，采取“王道”而非“霸道”主义。实际上，他对于达尔文主义的接受，是对于现实状况的承认。因为，现实的国际环境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而克鲁泡特金的主义，则是他的愿望，他希望人类应该拥有这样的共存准则。在晚年，他对于苏俄提出的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十分倾心，要求建立扶弱济贫的国际关系。就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中得以并存。

民权主义，是孙中山思想中比较复杂的内容。1916年，他提出了直接民权。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他认为西方国家实行的代议制，其代表是否能代表人民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在中国以县为单位实行自治，将法律制定的权利、法律复决的权利、官吏的选举权和罢免权都交给人民直接行使，以实现真正的民权。县以上，则行代表制，由各县选代表到省，各省选代表组成国民大会。孙中山勾画了一个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的政体。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政体的腐败，人们开始对政治制度进行再思考，于是有了各地的进步运动。人们认为旧的制度已经过时，要求直接选举联邦议员，人民能够直接参政议政。1913年美国修改了宪法，补充了直接选举的内容。在一些州里，陆续实行了人民创制法律和复决法律的权利。本来就对西方的社会制度不满意的孙中山，对美国的进步运动颇为认同，并按照他“取法乎上”的一贯作风，要在中国实施最先进的政治体制。

林林总总，无不说明，孙中山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他的思想有着无比丰厚的土壤。

开放主义思想

现在的中国人，对于“合资”、“利用外资”、“承包”以及“开放”之类名词是熟悉的。然而，这些字眼出自孙中山之口，能够跨过近一百年的时间距离，而与我们如此贴近，不能不令人瞠目而又佩服。

1911年10月中旬，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孙中山就在欧洲宣布：“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外资输入自如水之壑，吾等当首先利用。”首次表述了他的开放主义思想。当然，他这时提出开放，是为了得到各国对于新生的共和国的支持。但是，他以为开放的前提是要以中国利益为本位，以海关税则的自行管理为条件，注意到了民族利益的维护。

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在全国各地演说，要在10年内集资60万万元，建成铁路20万里。人们不禁要问：如此一笔巨款从何而来？孙中山以为，可以向外借款。可是一提借债，当时的人自然而然就想到清政府向外借债，总是以出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孙中山的这一想法，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对此，孙中山十分焦虑。他说：现在，我们只能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例如军器一门，我们从前所用是弓箭刀枪，试问现在战争，能不能用？……我们既采用西法，即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倘不借用他国人才，我们中国就要先派十万留学生，至少也要学十年才能回国，办理建设种种事业。试问此十万留学生经费，现在能筹不能筹？试问此建设事业等到十年后再办，能等不能等？款既筹不出，又时等不及，我们就要用此开放主义。”所谓的开放主义，就是借用外国的资金，借用外国的人才，借用外国的生产技术。

孙中山以为，只要操作得好，对外开放不会损害本国的主权。反而会有利于本国的强大。他以美国为例，美国修建铁路，动用了不少的外债，可是，他们并没有面临丧权辱国的危险。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借款都会以主权为代价的。孙中山总结性地说：“政治有国界，至于经济、实业本无国界可言。”

何为操作得好？孙中山指出：一方面，中国与外交往，做到平等互利，条件是关税自主，以便于保护民族企业的发展；取消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要完全服从于中国的法律。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采用民间的行为方式来借款。同时，款项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消费。这样，归还不成问题，使借款起到积极的作用。孙中山以兴建铁路为例，提出了三种办法：一是借资兴办；二是华洋合股，在股份中中国应该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三是批给外国人承包，定以限期，期满后无价收回。他特别指出第三种方法最为有利。比如铁路，我们的铁路包给外国人，让他们修筑，给他们四十年的使用权作为代价，所有权在我们手里，到四十年后，我们就可以无偿地收回。不花一分钱，可得铁路若干，极大地使用了外资和外国的人才。同时，我们的主权也未受到一点损害，何乐而不为呢？

孙中山的开放主义，并不是无源之水，他的论断也不是情急之下的信口开河，这是与孙中山了解世界分不开的。毕竟，西方是先进的国家，作为一个落后的国家，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经验，只有了解西方国家的人，才有可能从中借鉴，而不是一味地拒绝或者全盘照抄。（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7期 清代皇权与官吏侵贪　作者：卢　经

中国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延续二千多年，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势力和影响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清朝吸取了历朝兴衰成败的教训，强化了这种政体，在18世纪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帝制。这种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皇权的形成和高度发展，推动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官僚制度则十分完备，这种比较完备的政治体制具有其自身致命的缺陷，官吏侵贪是其缺陷之一。官吏侵贪的实质是官僚与国家间的利益冲突。乾隆中叶，吏治迅速腐败，官吏侵贪肆无忌惮，成为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王朝在立法上都对惩办官吏侵贪给以高度的重视，清代也不例外。尽管惩治和防范官吏侵贪的条文非常完备，但它和其它法律条文一样，往往是一种装饰和掩饰，其法律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极为常见，基本上没有什么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和形形色色的宗法思想来维持统治。清代从君到臣的各级官吏，“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还是穷则独善其身地武断乡曲”，始终把政治作为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贪赃便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便利途径。正如康熙帝所言“清官不是一文不取”，所以在这种体制之下，绝对的清官是没有的。

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之下，官僚政治与官吏侵贪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尽管世世代代善良的百姓都将严惩贪官污吏的希望寄托在封建皇帝身上，希望有“青天大老爷”给他们做主，但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决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吏侵贪，这是由专制体制本身和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

一

清代统治者和历代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都以民本主义作为封建社会反对官吏侵贪的思想武器，而在实践中，皇帝对臣下的要求是“忠实”而不是“清廉”，惩贪虽然是封建法制的重要内容，但它往往是皇权政治控制官吏的工具。

在一个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来进行统治的社会中，庞大的官僚队伍是维持专制制度的基本力量，“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皇帝必须依靠这个集团中的每个成员按谕行事，贯彻他的意志。官吏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物质享受和特权，这种享受和特权必须限制在百姓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当官吏的侵贪行为使官僚机器的正常运转受到直接影响，致使“公事废弛”，甚至威胁皇权的根本利益时，皇帝才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限制和防范。而这种限制和防范效能的发挥，均以当时的政治需要和皇帝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清朝监察制度集历代监察制度之大成，监察官拥有广泛的监察权，和其它行政制度一样，深受皇权制约。当社会稳定，政治开明，皇帝重视法制时，御史一般能行使其职权；否则，御史的权力就会被削弱或者成为君主滥用权力的工具。各道的监察御史，在进行监察弹劾时，常常受上司的牵制，不能不有所顾忌，敢言之士多不腾达。御史所拥有的广泛监督权，并不是用以纠劾官吏，而是监察他们是否忠于皇帝，是否发挥了封建国家机关专政的职能，这是清代监察制度的实质。

清朝对文武百官所实施的考核制度京察大计军政之法，其目的是“崇奖廉善，摈斥贪贱”，但实施的实际状况却是“援例自陈，文具相沿，无裨实政”，成了各官“博朝廷表里羊酒之赐”。这种考察或者说建立在自上而下的监督，助长了官员贿买请托，徇情枉法的恶习，难收“激浊扬清”的实效。

在专制皇权体制下，各级权力机构的监督制约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官员除侵蚀国库钱粮外，还私自加派，收取各自繁多的陋规，即衙门中历来相沿的不良成例。（陋规中以耗羡最重）它使吏治败坏，藩库亏空，国家财政紧张，人民的不满情绪加剧。为杜绝亏空，增加财政收入，康熙末年提出“耗羡归公”的动议，雍正年间在实施耗羡归公的前提下，为解决官员俸薄和办公经费不足的问题，推广并实施养廉银制度，乾隆时期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进一步扩大了养廉银的范围，调整了银额，总督至知县银额每年20000两至400两不等。养廉银制度的实施和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约束了官吏的侵贪行为。

尽管养廉银定得很优厚，但比起过去收受相当于养廉银几十倍的陋规来说还是要少得多。习惯于收受陋规的各级官吏，对耗羡归公和定给养廉以后所受的限制难以忍受，仍然私下暗行加耗私收，并私收其它各种繁多的陋规如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指收受陋规而言。有清一代陋规屡禁不止，有时甚至取得了受朝廷默许的半合法地位，渗透到官员、衙署的政务活动和日常生活之中。乾隆中叶陋规泛滥，“科敛竟溢于陋规之外”。

乾隆时期所实施的纰政，则构成了来自上边的侵贪压力。诸如官员或因失察、徇庇之过，他们的养廉即被罚停支；或因官员本无应得之咎，而因工程款项物料工价上涨，原估拨款不敷支出，或因军费开支不能报销的无着款项，从督抚以下各官均要摊扣养廉弥补；或因皇帝、皇太后万寿、出巡，海塘、河工等项经费，均要通省各官，首先是督抚大吏捐廉办理；特别是乾隆中叶形成的罚缴“议罪银”的方式，更让督抚一级的官员不堪重负，他们在政务活动中因犯渎职、失察、违例、徇庇、过误等过失，为避免被革职问罪，均遵旨请自认罚缴“议罪银”以抵赔过失，其数额少则几千两，多则几十万两；还有臣工进贡在乾隆时期日趋制度化、系统化，进贡固定成了督抚一级官员的政治义务，除去常例贡、土贡外还有许多非例之贡，一次贡献物品少则一项，多则上百项，这些贡品的置办均要官员自筹银两备办，有时一件贡品就需要几千两银子。罚扣养廉、捐廉办理公项、罚缴“议罪银”、赔补官项、臣工贡献使各级官吏特别是督抚一级的官员养廉名存实亡，经济上不堪重负，他们大多以此为借口，勒索下属，借此大肆侵贪。

再有，由于乾隆朝中期以后物价持续上涨，本已不敷用度之资的养廉银随物价的上升而日渐贬值。经济的繁荣，社会风气的日趋奢靡，人性的弱点受其诱惑无法克制，在官僚政体的特殊的社会环境驱使之下，“（官吏）非本性之贪，国家之迫使之，不得不贪也……朝廷果不知耶，抑知而故纵邪？”无论皇帝采取多么严厉的办法打击和惩处，即使“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而社会效果则只能是“诛殛愈众贪风愈甚”。

二

封建皇权专制的官僚制度以君权为核心，存在着政治上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既表现为君臣之间不可逾越的主奴差别，也表现为上司属员之间的严格的政治隶属。属员的政治生命权柄往往操纵于上司手中，保举题缺、奖惩黜陟、升转迁徙均须由上司提议或决定。下属对于上司只有尽竭力奉迎之能事。“在这种情势下，官僚或官吏就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是对国王负责”，“就下级官吏而论，只要把他们对上级官吏的关系弄好了，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地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而一味地图其私利了”。

这种上下级政治从属的关系，造成政风颓废，官吏之间争夺利禄，贪赃法，置人民生死疾苦于不顾，借助各种非正常手段，联络关系，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旦事情败露或遭到查处，他们之间因利害关系所至，则相互包庇，官官相护，形成牢不可破的势力与皇权周旋对抗。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发生的折监冒赈案，全案通省从总督、藩司到知县一百多人参与，侵贪达七年之久，“竟无一人言及”，使皇帝“实为寒心”。官僚政体之下，权钱交易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政治上的权力关系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使政治领域内的利益分配日趋复杂化，贿赂逐渐成为以物质利益方式调节传统政治的手段，使封建国家的行政、司法监督等成为一纸空文。

三

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构建于宗法制度和血缘心理的亲族型文化，这种亲族型的文化以孝悌为中心，是皇权统治的基础。在实际的政治活动中，尽管官僚政治原则要求其成员克己奉公，严格按照法定原则办理，充分履行权力赋予个人的责任与义务，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传统的亲族情感往往越过伦理范围，成为政治行为的实际支配。

官是特权和财富的象征，在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上，做官可成为“人上人”，光宗耀祖是敬孝的极至。但要获得官位，无论从正常途径或非正常途径，都必须得到亲友的物质和精神上的资助。作为回报，做了官的人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满足自己物质欲望的同时，还要满足和照顾亲情关系范围之内成员的各种利益和愿望，以此来维护和提高血缘家族的社会地位，同时为自己防备身后之事。

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升官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亲族情感结合，从而使营私舞弊得到了庇护并开拓了途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亲族情感驱使官员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欲望，置君臣之义于不顾。清代虽然规定了严格的回避制度来抑制亲族对官僚政治的侵蚀与影响，但其主要作用只是以此来限制官吏结党威胁皇权，并不是整肃吏治的根本办法。在实施过程中，它也只能从地区上限制亲情的影响，而对其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世交、同寅、门生、故吏等等）就失去了约束力。况“人臣苟不能秉公执法，虽在数千里之外，庸必无姻亲故旧邪？”

所以，专制皇权及皇权政治体制所具有的致命缺陷，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下，构成了官吏侵贪的根源，注定了皇权与官吏侵贪的本质。在这种政体之下，官吏的侵贪决非严刑酷法所能限止，也非英明皇帝的说教所能感化，它只能短暂地使他们收敛，而不能彻底地根除这个毒瘤。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7期 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的来源　作者：刘敬坤

舒芜同志在贵刊2001年4月号《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一文中，引陈独秀1941年8月6日致杨朋升的信云：“弟（陈独秀）生活一向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支持”。舒认为，“这每月三百元，是（北大）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津贴’？”皆不详。

据我所知，浙江大学文学院史地系教授贺昌群抗战爆发后，自杭州迁四川乐山从事著作。教育部仍令浙大每月寄贺先生生活费三百元，一直到贺至三台东北大学任教。由此联系到抗战时期，教育部除设立国立中学以及国立大学对学生实行全公费（后改为贷金）外，又设立多个战区教师服务团（至少有9个），登记收容自各地流亡到后方的中小学教师，按抗战前原薪供给生活费。

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300元，这和浙大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300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300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2001年第8期 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作者：吴　江

吴江同志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一书，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就其认识，在书中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来龙去脉；二是重新认识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该书汇集了作者的13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今天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一位香港友人的谈话》，内分11个部分，最后两部分的小标题是：《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本刊征得作者同意，将这两部分冠以《与香港友人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的总题发表，以飨读者。文中“甲”为友人，“乙”为吴江同志。

——编者

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及其社会主义事功

甲：我接触国内理论界不多，但也翻阅一些刊物杂志，给我的印象是，内地在理论上还是四平八稳，不敢进行认真的反思，不敢重新审视那些写在书本上的条条，有人甚至还没有放下教条主义的棍子。自从邓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以来，理论界似乎仍然滞后。奉命写作者多，或者竟相构建邓小平理论体系，但真正有研究的论著很少。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乙：原因不容易说清，大概是因为要改变过去那种教条式的理论思维定势很难吧。我想，刚才我们所谈的，可能对于理解邓小平的理论有些帮助。因为在今天想要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或者说重振马克思主义，只有严格的自我反思、自我创新、自我发展一途，并且从历史上追根究底，弄清是非功过，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唯有如此，才能弄懂什么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及其价值。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谈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他的社会主义事功了。“文革”后，邓小平面临着空前艰巨的任务：极左思潮根深蒂固，“文革”的残余势力到处存在，“文革”后的党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实际上要从头做起，而苏联当时对中国的改革又采取反对态度。如果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改革的任务是难以启动的。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开创一个新时代。

甲：邓小平并没有留下专门的理论著作，像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那样，他本人好像也没有这种打算。邓逝世后，世界上几乎异口同声地称他为当代伟大的政治家，他对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成功的；但是，很少有人谈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香港也一样。内地一般将邓小平的理论观点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围绕着这个提法做文章。现在官方又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个概念，并将邓小平的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香港人只知道邓小平有一个“猫论”。

乙：我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法并没有能够概括邓小平在理论政策上提出的新东西，但这个提法是邓小平同志自己认可的，本意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应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走自己的路。我个人认为，即使照此本意，这个提法应改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比较全面些。因为邓小平本人着重于政策与实际事功。他将“实事求是”四字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义，也就是最高原则。他并不空谈理论，不受条条的束缚（有人宣传邓小平构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说邓小平倒是着意打破旧的教条主义理论体系）。他对于当时来自苏联的反对声音也置之不理，他的理论观点常通过他的政策表述和简单的论断表示出来。在邓小平同志那里，理论与政策（也就是理论与实际）浑然一体，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特色。

举两个例子来说，邓小平同志提出当前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提法奠定了中国内外政策的基础（例如，中国宣布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军备竞赛），在理论上（依我看来）却要胜地过整部《帝国主义论》。我说胜过，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说的，是指《帝国主义论》虽是煌煌理论巨著，但邓小平只用简单一句话，并没有附加多少论证，就正确点明了当前时代的特征及世界形势的特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修正了《帝国主义论》用千言万语阐明的那个至今尚被一部分“左”倾空想共产主义者奉为“经典”的所谓“帝国主义时代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时代”的论断，意义重大。邓小平的话当然也不是句句是真理，但这句话无疑是真理，它对建立当前世界新秩序和对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都有深远的意义。第二，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时各方评论很多，苏联的理论家反对，中国的“左”派反对，他们像你所说的那样又举起了教条主义的棍子，称之为“散布对社会主义的不信任”。然而一般头脑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则表示赞同，并且评价很高。邓小平提出这一问题以及他自己对这个问题所作出的答复——包括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种种措施，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位，是将十月革命以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引上了新的轨道，也就是对于在原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创造社会主义新因素”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十月革命以来，包括列宁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获得政权就是获得社会主义，或者认为在这些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并非难事，只要经过很短的时间，十几年，数十年，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但是，事实证明这不过是空想、幻想。列宁最后也承认了这一点。

邓小平同意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旨在说明：获得政权并获得社会主义称号并不等于获得了真正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从这里起步到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就从现在算起，至少需要百年以上的准备时间，包括整个21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还要不走大的弯路。所以我曾为此打了一个比方，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好比是社会主义大学的预科，修完这个预科才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见《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拙作《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这个很长的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成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将和其他非社会主义成分并存。这时候，在政治上将认真补上民主革命的课，以创造自由、公平、民主的社会生活；在经济上则将长期处于商品市场经济阶段，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总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并且是和国家的宏观调控相结合的。但是，必须容纳其他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如此等等。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相应的政策的推行，实际上使社会主义进入了它历史上的第三个阶段。

你提到重建意识形态的问题，历史上任何生机勃勃的革命性学说，年久必生弊端，甚至被弄得面目全非。1978年开始的拨乱反正，可看作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开始。邓小平为重建工作作出了贡献。但是，真理是一个过程。最优秀的人（包括马克思在内）也只能在其中的某一方面作出某种一定的贡献。时代不同了，马克思时代还是欧洲工业化初期，现在已是电脑资讯时代了。新时代，新问题，新知识，必当有新人来承担并逐步推进这项工作，并且其中还要不断地修正错误。

甲：你的这番宏论使我对邓小平的理论贡献和事功顿开视野。如此看来，邓小平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有重大历史背景的，是科学地务实地回答了（或扭转了）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存在的问题。照有的理论家的说法，这就是向一直猖獗并制造无穷祸害的“左”倾空想共产主义势力提出挑战。邓小平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我记得，他的反面回答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搞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真正的自力更生，等等。而他的正面回答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此就要始终把经济建设任务摆在首位，使人民生活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等等。我想知道的是，邓小平有没有为社会主义下过定义，国内有人写文章说邓小平为社会主义下了新的定义。

乙：据我所知，没有。估计邓小平不会这样做。恩格斯说过，一切定义只有微小的价值。下定义有时等于自缚手足，或者只是提供某种僵化教条的公式，于实践不利。邓小平只是指出社会主义（而且是特定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理想目标。我还要请你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对历史上社会主义者长期面对的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涵盖面很广，这里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邓小平的回答表现出惊人的理论勇气和政治智慧。

甲：这正是教条主义所忌讳的一个问题。你几次提到这个问题，这里的困难是否在于容易混淆两者的界限？姓“社”姓“资”的争论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吧？这里是不是也真的包含着某种风险？

乙：马克思的解放“新社会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胎胞中解放出来，是在资本主义胎胞中孕育成熟的。列宁的“创造新社会因素”也不是凭空创造的，更不是用“土法”创造出来的，这里首先要继承、吸收人类社会（首先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创造出来的那些发展生产力的办法、形式及其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等。而这又必须依靠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排除自然经济遗留下来的一切旧因素。这里我想说明一点：商品市场经济是在自然经济之后的一个必经的自然发展阶段，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创造了商品市场经济，而是西方封建社会中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了占优势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此，不能将商品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看成一个东西（虽然资本主义是将商品市场经济大大地推进了），商品市场经济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

从苏联开始，公有制一直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这一形式如果不在政治上、经济上作出严格限制并正确加以规范，往往容易轻而易举地蜕化为特权或特权阶层所有制，阻止向社会所有制过渡。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企分开，有可能摸索出向社会所有制过渡的某种形式、途径——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为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旧模式所提供的一种可能的演变途径，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

我们改变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先进技术到国内来，开办合资企业、三资企业、外国独资企业等，大胆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而又与经济霸权势力作斗争，并在国内一些特别地区（港、澳、台）长期采取“一国两制”政策，即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在个别地区可以长期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两种制度在政治上和平共处，在经济上收互补互助之效。总之，举凡资本主义经济一切好东西，无论市场、计算机、股份制、跨国公司等等，只要有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助于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的，都应当拿过来，经过吸收与改造，使之为社会主义所用。这样做自然也会有某种风险，但比起闭关锁国以及“左”倾共产主义造成的风险来要小得多。

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搞好社会主义

甲：“一国两制”问题，我们过去从政治方面着眼，而未从经济方面着眼。像你所说的，“一国两制”的前提固然首先在政治上、主权上，但同时也在经济上。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原先就有紧密的关系，实现“一国两制”后，香港的具有重要国际地位的经济无疑将会对祖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消除世界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疑虑（像列宁时候那样），以便吸引大量外资注入国内，中国的经济也容易进入国际市场。所以“一国两制”是邓小平创造性地处理现代社会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点，我想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应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乙：再拿内地的私营企业来说吧，我们对私营企业（亦称民营企业）采取扶持发展的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自然不是为了资本主义而搞资本主义，其方向最终还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不妨计算一下，中国现有的私营企业已吸收了多少剩余劳动力，向国家缴纳多少税金；而在私营企业中从事劳动的人又并不是马克思书上所说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大多数是家有生产资料又有余力出外打工挣钱的人。我想，如果国家能够对于私营企业的利润分配规定一个合理的办法，并监督其依法纳税，积极引导其发展方向，例如，发展容纳国家资本股份制企业等，那么，这些私营企业在性质上也就不应看作就是《资本论》所说的那种纯粹的私人资本吧？这是我的看法。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跳出框框想问题。

甲：现在，无论香港也好，国外也好，内地也好，都有一些人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搞羞答答的资本主义”，“挂社会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的狗肉”。内地的“左”派朋友则直说现在还有“走资派”——这是一条最凶狠的棍子。我看内地理论界也似乎在回避这个问题，回避正面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所以被人称为“羞答答”。可不可以说，这是邓小平的理论思想研究方面的一个空缺，至少是一个弱点。

倒是邓小平本人旗帜鲜明，他屡次直接论述了这个问题，回答从各方面来的挑战。1997年，香港一家杂志有一篇文章，记述邓小平在接见香港某知名人士时曾提到他在1992年6月间（那正是南方谈话以后）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他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给我来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必定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

乙：没有坚强意志和非凡气魄的人讲不出这样一篇话来。这是回应1990年和1991年那次“批邓”风潮的。批判针对邓小平提出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要将中国重新拉回到“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上去。邓小平不得已亲自上阵，南方谈话。谈话的重点就是指出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指出社会主义必须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不要害怕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不要有“恐资病”——这不是一个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应为。邓小平不客气地教训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闭上嘴，不要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争论姓“社”姓“资”。这场斗争表现了邓小平的政治强势，也表现了邓小平的理论勇气，这种勇气来源于面对现实，即面对邓小平所说的“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极严重的错误”。从自己的严重错误中学习，邓小平开拓了一条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道路。以我为主，资为社用，“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当年列宁曾这样想过但没有做到，如今邓小平做到了。是否会冒风险，全看是否做到了“以我为主”（这里包括主权不容侵犯、独立自主以及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等项原则）。看来，现在不仅应当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应当弄清世界资本主义的情况。近几年，中国突然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们常到香港去，你如果有机会同他们接触，不妨向他们请教，问问他们：究竟研究清楚香港的自由经济没有？进而也可以问问他们：是否到过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马克思一样深入研究过它们的经济？譬如，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法国社民党的“新中间派”经济，等等。

甲：现在西方的经济学研究，大都以市场经济为对象。我请教过一位经济学家：究竟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听了后仍不得要领。

乙：我们已经谈得不少了，时间不多了。说到理论问题，我想还应当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老一辈在有些问题上也很难和旧的一套完全脱钩。例如，明知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有弊病，仍无法下手进行改革，也许认为目前尚非时机，目前首要任务是经济改革。然而有一点也很清楚，就是他们（尽管他们是一些非常杰出的领袖人物）大都没有能够从马克思、列宁的国家学说着眼来弄清这些弊病的根源所在，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够从这个空想成分较多的领域中跳出来。

甲：对不起，最后我还想冒昧问一句：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你奉献了大半生，不知道现在能不能谈谈你的感想？

乙：实际上我只是一个业余研究者。我曾在我写的一本书的前言中说过：自从30年代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至今我无悔亦无愧于我的选择，我认为我的选择并没有错。马克思主义也不会成为绝响。但我在研究中亦曾人云亦云，受教条之累，在一些问题上误导读者。为此，我在一个场合用苏东坡的两句话来表达我的歉意：“垂死初悟道，平生误读书。”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他们的学说已经有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间了。马克思主义有许多信奉者和阐释者，各人有各人的说法，或者说，各有各的侧重点。我想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应当重新认识，我们的思考应当达到一种新的自由的境界，自我反思，独立判断。没有思考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应当允许有不同的见解存在，也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学派存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如果要说有什么感想的话，这就是我的感想。

2001年第8期 陈毅在外交部　作者：柯　华

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1956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陈毅同志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1958年2月，才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1960年1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1964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困难的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同志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我商量，我们把杜易同志，非洲司的一个科长，推荐给他当了秘书。这件事看起来简单，但有些人新到任必随身带几个老部下，相形之下，就可以看出陈总对干部不讲亲疏，不搞帮派，大家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杜易同志对陈总非常忠诚，关心陈总的安全、健康，在“文革”中有些关键场合帮助出出主意，在困难时期安慰陈总，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后来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我看过这本书，既赋于对陈总的深情厚敬，又大量保存了”文革”中的重要史实。

第二个印象，他对干部非常爱护。陈总对干部要求很严，批评起来也很严厉。反右的时候，他批评外交部的几位比较负责的同志，严厉的程度令人惊服。他批评起来直言不讳，但是批评完就没事了，他反对把这几位同志定为右派，将他们保护起来。他对党组会的个别同志也曾做过很严厉的批评，但是他不仅批评别人，也常以自己犯过的错误来教育大家，他自我批评的精神深得我们的敬仰。

有一次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做非洲当权派的工作建议。康生看后批了几个字，说这是典型的修正主义。于是，在外交部司长以上的会议上，把我批斗了三天，有人还提议召开全体大会批斗。结果陈毅和廖承志同志知道后制止了此事。

陈毅同志对干部的生活也是很关心的。当时外交部对国外干部的津贴费提出一个削减的方案。这个方案发给各驻外使馆征求意见，我驻埃及大使回电表示支持，但说要把卫生纸肥皂牙膏等等日常用品从国内带出去，他说这样津贴就够用了。在会议上念了这位大使的电报后，会议主持人说他是支持削减的。我知道这位大使是喜欢说反话的人，我说我看他不是支持，而是说反话。陈毅向毛主席汇报了大家的意见，主席说，对外不要过于寒酸，津贴还可以增加一些。结果，津贴按主席的指示增加了。

每次我们和陈毅一起外出，他总是和我们住在一个宾馆里，一起吃饭聊天，谈笑自如。

1958年，美国入侵黎巴嫩。我在部党组会议上提了十三条意见，讲对美斗争策略。陈总很仔细地听，听完后说，柯华你提的这十三条很好，但是你不知道中央的一条，有了中央这一条，问题就解决了。他把中央的这一条传达给我们，真是运筹帷幄，足以令敌人丧胆。陈总的传达，也说明他对干部的信任，但他同时要求大家保密。当时参加会议的共十八人，陈总叫把这十八人的名字记录下来，如发生泄密，就从这十八人中查问。

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外交工作一度面临很多严重的斗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十分尖锐，日本军国主义者也很嚣张。这时候陈总有一段很有名的讲话，说你们都一块来吧，霸权主义和反动派一块来进攻吧，我们等着，等得头发都白了。当时全世界都很震动，这么大的气魄，只有中国敢这样讲话，陈总的外交战略思想和胆略气魄也充分体现出来。我们做外交工作的人听了，深感心情振奋。

在“文革”中坚持自己的主张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毅同志就很不理解。中央许多领导同志也同样不理解，但是他们凭着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和马列主义水平，凭着他们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忠诚，凭着他们个人的高贵品质，他们在“很不理解”的情况下，一开始就直觉地从行动上毫无掩饰地反对林彪和江青一伙。可以说，他们是从不理解开始，但又迅速地自觉地逐步参与和影响了一场尖锐复杂残酷的路线斗争。而且，由于他们代表的是真理一边，因此在“文革”中吸引了大批的老干部和革命群众，形成了一股无组织形式的强大的革命力量，而这些中央领导同志实际上成了这股革命力量的无形的领导核心。而陈毅的个性——敢说，敢做，敢当，无所畏惧，顽强地表现自己……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异常突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爱戴。列宁说过，群众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选择他们的领袖的。我觉得列宁的这句话，用来描绘“文革”中几位人民群众所敬爱的领导人与群众的关系，也同样是适用的。

陈毅同志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有自己的一套思路。他觉得“文化大革命”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要讲政策，不能乱搞，要抓革命促生产，外交工作更不能耽误等等。他在许多场合积极宣传这些观点。他也多次将矛头直接指向林彪。陈毅很了解林彪的历史，1927年，林彪是七十三团的一个连长，而陈毅是这个团的领导人。他当时就觉察到林彪这个人很有投机性。

“文革”开始不久，外交部的造反派耍了一个笨拙的手腕，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策略吧，他们请陈毅当红色造反派的司令，给他带上红袖章，请他在大会上讲话。陈毅上台后，开始还平心静气地讲了他的思路，他的一贯主张，用意当然是在教育外交部的人员。可是讲着讲着，语气一变，说“你们让我当司令，可不要当面叫司令，背后又使绊子。”他又激昂地说：“一些红小鬼，陈丕显、方毅，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反革命？我要为他们说话，奋不顾身地说话。你们不同意我也要说。革命历史证明，整人的人最终是要失败的，能团结人的人最终是要胜利的。我说这些话，可能会坐牢，老婆离婚，甚至杀头。我不怕。我从来不靠别人的血染红自己的顶子。我就不相信，就你革命，我陈毅就不革命。你不就是个连长嘛。”

陈总讲话的时候，参加会的有几百人，地点是六国饭店的大礼堂，当时我们听了，心里很痛快，只有陈总敢这么讲。他讲话讲到激动的时候，就把麦克风推到一边去，自己大声地说。

对造反派的混淆黑白，胡作非为，陈总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有一次，他在外交部全体人员的大会上讲话，没讲多少，就把袖子一捋，喝道：“你们要造反啊？！”第二天，围攻他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地贴出来了。我也写了一张，从二楼一直挂到一楼，写了十二个大字：“陈毅同志的脾气发得好得很！”三个人签名，我的签名在中间，写的很大。另外还有两个人签名，一个是甘野陶，被说成是叛徒，他是外交部第一任驻朝鲜的临时代办；另一个是龚普生，被说成是叛徒的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的夫人，当时任条法司司长。他们的名字写的小一点，写在两边。好心的人对我说，你写也可以，为什么要带两个叛徒呢？我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叛徒。后来，我为这张大字报又挨了不少斗。军代表给外交部每个人发毛主席像章，特别指名不发给柯华。

当时外交部的一批干部子弟，对揪斗陈毅和老干部很不满意，围着外交部质问为什么要打倒陈毅，和造反派辩论。陈总知道后，把他们召集起来讲话。陈总说：“他们要造反，我现在没有人，以后有人了，我再把他们的头头抓起来。”我大儿子当时就在旁边站着，说：“老总，我们都是你的人。”陈总说：“现在不是时机，等时机到了再说。不是不报，时机不到。”

在此期间，陈毅热心于宣传自己的主张，到处讲他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的看法和思路，有请必到，苦口婆心地规劝大家。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很生动地劝大家不要头脑发热，不要无限上纲，不要越左越好，要正确地进行路线斗争，不要有一点错误和缺点就把人打成走资派，打成黑帮。他说这样太简单化了，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们一样简单化，我犯过和你们一样的错误。他谈自己的经历，这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好的教育作用，使很多人能正确地坚持斗争。他的讲话传得很远，在全国范围内流传，而且传得很快。在“文革”中能够形成一种与造反派对立的力量，陈毅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造反派面前，陈毅同志也直截了当，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有一次到飞机场迎接外宾，陈总去了，造反派的一个头子也去了。他向陈总提出来，欢迎客人的名单中要把自己的名字排在陈总后边，排在其他副部长前边，陈总不同意，他恼羞成怒，摔门就要走。陈毅当面痛斥他说，什么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你就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时我们都担心，怕陈总说话太多、太冲了，会引起麻烦。有一次他在钓鱼台接见外宾，我和一个翻译，一个记录也在场。我怕他又说多了，一见面，我就抢先提醒他说，陈总，现在都分派，我们三个人就三派，我是当权派，他是造反派，他是保皇派。陈总这次总算注意一些，就只与外宾谈工作了。

事后他单独对我说：“你的好意我知道。但是我不说谁说？不说就不是共产党员！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样的共产党员不值一文钱。”我知道，他这话对其他一些同志也说过，应该说，这是陈总对全国共产党员说的话。

有一次，周总理召集外交部的一二百人在中南海开会，总理正在批评造反派拆掉一些司长以上干部的电话和取消他们的汽车，总理要造反派即刻把电话安上，把汽车恢复给这些领导干部使用。正在这个时候，陈总走了进来，一边走一边喃喃地说，这都搞成什么样子了？总理安详地望着陈总说：“陈总啊，你还是耐心点嘛。”陈毅说：“我还不够耐心吗？”说着就听从总理的话坐下了。

另有一次，总理召集一个小会，参加的大约有十几个人，陈总是后来的，他一进门，就边走边说：“接班人应该是你嘛，怎么是他呢？”这时总理把手一摆，谦虚地说：“我只能当个助手。”陈总很不服气地坐下了。

“文革”初期，林彪就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大讲所谓的政变经，说“文革”就是罢官的运动，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陈毅同志有一次就在外办全体人员大会上说，有的人嘴里说的好听，实际上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别看他毛主席语录举得很高，实际上是什么人，我还要看。

陈毅简直压制不住他对林彪的愤怒。在许多场合，他都毫不掩饰地揭批林彪，有一次他对上海来的同事讲，赫鲁晓夫把斯大林说的比他的亲生父亲还要亲，斯大林死了，他就焚尸。现在毛主席的威望这么高，有的人还要捧。历史是很相似的。他要是不当叛徒，我就不姓陈。

陈毅同志与江青和林彪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了。那是1967年2月16日，在一个中央的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元帅，还有谭震林等老同志，公开与林彪和江青斗争。陈毅同志当时讲，历史不是证明了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要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子交给赫鲁晓夫了吗？不是搞了个修正主义吗？江青等向毛主席汇报了上述情况，毛主席大发雷霆，当面训斥陈毅同志，这就是有名的“二月逆流”的序幕。

造反派曾经问陈总：“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这时候，陈总义正词严地答复说：“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陈总实事求是的赤胆直言，谁还敢说他是不对的呢？

在批斗会上

“文革”开始后，各种工作几乎都处于停止状态，外交工作也很混乱。当时外交工作发生了许多事情，火烧英国代办处，围攻印尼使馆，我国某一驻外使馆在楼顶上立霓虹灯大标语等等。大使请客，我们的服务员不给端盘子，而由大使自己去端。还把抄家抄得的埃及总统送的礼物拿到大街上卖，被埃及大使买了去，向我们提抗议。在这种情况之下，周总理实在忙不过来，希望陈毅同志尽早解放，因此请他带头做个检查。陈毅说自己没有错误，为什么要向造反派做检讨。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又想为总理分担一些工作，就耐着性子答应做检查。

1967年8月11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由陈毅做检查。造反派让我去参加大会“接受教育”。会前，周总理对造反派提出要求，不许在会场上悬挂打倒陈毅的标语，不许揪人，不许侮辱陈毅的人格。为了安全，总理还安排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坐在前两排。陈总进来的时候，正好碰到姚登山，他拒绝和陈总握手，以表示和陈总划清界限。大会开始后，周总理讲了一些话，讲完就先走了。总理一走，打倒陈毅的标语就从二楼放下来了，几个造反派冲到台上揪陈毅。战士们保卫陈毅，把他们推开了，但陈毅的脸上已被抓出血来。

周总理走的时候，会议交给谢富治主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言不发，根本不管。周总理听说后，就赶回大会堂，批评造反派违背诺言。会议结束后，总理安排陈毅的座车和他的座车一块走，以确保安全。

那天上午开完批斗会，中午陈总在钓鱼台招待非洲外宾，我出席作陪。我看他平心静气，和客人谈笑自如，他向客人敬酒后对我说：“柯华，你给客人敬一杯酒么。”我说：“你都敬了，我给你敬一杯吧。”他说：“你给我敬什么，我是走资派。”我说：“我就敬你，祝你健康。”我敬酒的时候，造反派就在一旁瞪着我，后来这当然成了斗我的一个理由。

当时民间有一种流传甚广的传说，说在批斗陈毅的时候，陈毅请大家翻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而毛主席语录只有270页。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陈毅已经朗朗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当然这只是个传说，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1972年1月，毛主席在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上，才对陈毅的夫人张茜同志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对陈毅同志的家人和我们都是极大的安慰，但是在这以前并没有这句话。这个流传甚广的传说却可以说明，人民群众对陈毅不屈的精神是多么敬佩和爱戴。

1967年8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又举行了一次批判陈毅的小型会。当时毛泽东对陈毅有个“一批二保”的指示。周总理也是亲自到场，他先派人进会场看看有没有打倒陈毅的标语，他自己拿个凳子坐在门口等着。检查的人说里边有打倒陈毅的大标语，周总理就不肯进去，在盛夏中坐在门外太阳底下，有同志给他草帽他也不戴，一直到大标语撤掉了才进去。这天下午，外交部的造反派勾结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数百人来揪抢陈总，把陈总的汽车轮胎放了气。周总理事前安排了卫兵保卫陈毅，周总理走后，造反派来抢人，卫兵在外交部保陈派的帮助下把陈总藏到洗澡间。那一次，陈总被困在洗澡间中达五六个钟头，最后还是周总理令卫戍区派警车把陈总从后门接走了。

这样的批判会，陈毅同志先后经历了八次。所谓批判，实际上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八次批判会对陈总的身心是严重的摧残。

陈毅在“文革”中这样“猖狂”，林彪为什么没有杀害他呢？林彪在“文革”中害过许多领导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主席既已提出“一批二保”，林彪也就不好露骨地动他的血手，而是伙同江青一伙对陈毅同志的病采取慢性折腾直至最后以误诊、错诊、错治这样杀人不见血的办法置陈总于死地。

陈总在困境中的心情，其烦闷可想而知。有一次，我在钓鱼台见到陈总，我说外交部的老同志托我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他说：“哎呀，犯错误了。”我说：“我们都认为你没有犯错误，你是大功之臣。”陈总打断我说：“唉，不说了。”其实并没有人托我向陈总问好，但我相信我的话是代表了许多革命老干部的心情的。

龚澎和我是同学，“文革”期间关系很好，感情很深，我还写过一篇洒泪忆龚澎的文章。当时我对陈总说，我和龚澎约好了，要去看你。其实我们并没有约好。陈总当晚就给龚澎打电话，说柯华说你和他要来看我。龚澎说是啊。我和龚澎也是心心相印，都有心安慰陈总，虽没有约好，她是会想到我的用意的。

陈总生病的时候，正在石家庄的一家工厂劳动，周总理亲自批准将他接回北京治病。回到北京后，三O一医院推说没有房子，其实是有房子的，邱会作占了一层楼的六间房，他只住一间，其他五间都空着，结果陈总等了五六天才住进医院，进去后住了56天，一直感觉肚子痛，但医院一直没有请医生来会诊，最后说是急性阑尾炎，开了刀才发现是肠癌。那次手术没有做干净，扩散了。后来周总理找了肿瘤医院的吴院长亲自给他治疗，吴院长虽很认真负责，但已是无能为力了。

陈总最后留给张茜同志和儿女的遗言是：“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最后的告别

1972年1月10日，陈毅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原来因江青等操纵，追悼会安排的规格很低，出席的人很少。追悼会由李德生主持，由叶剑英致悼词，周总理出席，其他政治局委员一律不参加。许多民主人士表示要参加，但是不允许。宋庆龄要求参加，也不允许。相比之下，江青的帮凶谢富治的追悼会却隆重非常，地点也选在人民大会堂。这样明显地厚此薄彼，使广大热爱陈总的同志无不感到心情沉闷、不满和气愤。

那天中午一点半，毛主席突然叫车，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平时睡到三四点钟，这天睡不着了。周总理当机立断，立即通知宋庆龄，通知西哈努克，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去参加。其他人也都可以去，悼词也改由周总理亲自致。

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什么其他的规格都比不上了。谢富治的规格也不值一谈，大家的心情也就平静和兴奋了。外交部的干部对谢富治有特别的恶感。当时陈毅多次被造反派揪斗，外交部系统的很多单位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周总理提了四条要求：不许提打倒陈毅的口号，不许在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不许冲击外交部，不许泄露外交机密。当时这四条被拥护陈总的一派写出来，贴在外交部的大门口。一天谢富治来外交部，看到这四条，当时就反对说：“这样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

周总理在追悼会上致的悼词，讲到陈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好干部，努力为人民服务等等，评价就是这么几句话，主要内容是介绍简历。评价简单，这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

毛主席亲自参加陈总的追悼会，并对张茜同志说：“陈毅同志是好同志”，这是毛主席对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的一句公正的评价，这也许是林彪叛逃后，毛主席开始在纠正对老战友的错误态度。在“文革”中间，大批的中央领导人被揪斗，大批的老干部被揪斗，这使毛主席在干部和人民中间的威望大为降低。毛主席可能觉察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通过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的方式加以补救。的确，这对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也是有补救作用的。

陈总离开我们将近三十年了，而我们这些人，陈总当年的老部下，仍然深深地怀念他。他的思想作风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这代人的脑海里。

陈总：您锐利的眼光所预见的那个叛徒已摔死在异国他乡，而您仍是我们敬爱的陈老总。

陈总：您的最后遗言“一直向前战胜敌人”，将永远鼓励我们向前，向前，向前！

陈总——青松长青！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8期 宋庆龄与《中国建设》　作者：张　彦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正在美国乔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上学的宋庆龄在校刊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章里有这样一句不同凡响的论断：“是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一件看来是不幸的实际却是造福人间的喜事。”当时，她才20岁。

以后她和孙中山共同为革命奔波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特别是在外事工作方面。孙中山与来自世界各地被压迫民族的代表人物会谈时，她都在座。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她在武汉创办了《人民论坛》，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她又在上海先后支持出版过两本进步的杂志：《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她所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继续出版了《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赢得了世界各地友好人士对中国人民的斗争在道义上的支持和在物质上的援助。在人民共和国诞生后不久，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便向宋庆龄建议，由她办一本杂志，向国外报道新中国情况。宋庆龄欣然接受并且亲自为这个杂志定名为《中国建设》。

这个杂志之所以在国外深受欢迎，除了内容都是外国读者所渴望了解的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所有文章都是用英文专门为不熟悉、甚至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外国读者写的。

编辑部遵照宋庆龄的指示，特别重视与读者的联系，做到“有信必复”。一般每月总要收到读者来信好几百封，除有专人负责处理外，读者的反映、问题和意见都要经过主编过目，并作为制订编辑计划的重要参考。复信工作被视为杂志的“补充”，有的复信长达数页，俨然一篇短文章。这样认真地与海外读者的信件来往，确实有利于建立读者对杂志的信任，促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有的长期老订户，书信不断，成了杂志社的老朋友。一位热心的美国读者，甚至几十年如一日将杂志上的文章编成索引目录，输入电脑并给杂志社寄来。

宋庆龄以身作则，重视联系读者。自《中国建设》创刊以来，直到她1981年逝世，她每期都要亲自书写信封，给她在世界各地的几十位好友寄去杂志，并征求意见。

在纪念创刊十周年之际，宋庆龄特别以《真实报道的传统》为题，给杂志撰写了一篇具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她说：“当《中国建设》出版第11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过去的10年。在这段时期里，我们保持了真实报道的传统。我们把这一点看成是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争取和平与人类进步的伟大斗争所作的贡献的一部分。当第二个10年开始的时候，读者们无疑可以期望：我们将同过去一样，忠诚地为真理效劳。”

刊物每期出版后，宋庆龄总要抽出时间来看，觉得有进步，就加以表扬。如发现什么错误，她也会提出严厉批评，她很不喜欢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通过口头、书信或电话，她经常和杂志社保持密切联系，并提出建议，其中包括具体的选题。

对她自己的文章，她总是谦虚地要求编辑部提出意见，而且总是以她坦荡胸怀和求实的精神对有益的意见和修改表示感谢。她的亲笔文章都是用英文写的，一般都由对她文风非常熟悉的爱泼斯坦负责编辑处理。一次，她看过修订稿后，立即来信说：“我同意在我的文章第四段中所作的修改。改得确实好，那句话原来太含糊了，现在读起来好多了。”1975年，当她听到有人说过她写的东西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允许别人改动时，她真生气了！她说：“这简直是诽谤！”每当杂志社给她寄去稿酬，都被她退回。

对于《中国建设》来说，宋庆龄既是它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同时又是它最具有威望和最丰产的一位作者。自1952年创刊号起，直到1981年她逝世之前4个月，她为刊物撰写了30多篇文章，大多涉及重大题材。这些文章，有的是应约而写，有的却是她有感而发，主动写了送来的。不过，无论是什么情况，都绝不是空洞的应景文章，都有她独到的见解和她与众不同的独特文风。她的英文也是自成一格，高雅、简洁、朴实而又带感情，外国作家也不能不对之赞赏。她写文章，就和她平时对满座友人谈话一样，循循善诱，亲切感人，从不说教。她总是把自己摆在与文章读者同等的位置上，从不强加于人。然而，谈到重大问题时，她总是高瞻远瞩，立场非常鲜明，观点毫不含糊。她讲的是大形势、大道理，用的却是最朴素的语言，平易近人，使人爱读、易于接受。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标志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文革”中已被迫沉默了5年的宋庆龄，重新提起笔来，在《中国建设》杂志上颇有感触地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篇文章的一个中心论点就是：并不是尼克松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时代，而是中国和亚洲的新时代把尼克松带到了北京。

十年浩劫终于结束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这历史转折的时刻，宋庆龄十分兴奋地为国庆30周年写了又一篇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在这篇文章里，她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光明前景。她说：“今天，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当我看到国际国内形势大好，我们新中国的航船在战胜险遭颠覆的命运之后，又乘风破浪、昂然前进的时候，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我又看到了祖国的新的光明。”

就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宋庆龄还特意在《中国建设》发表了一篇她署名的《致读者》，向海外广大读者亲切地谈到她在庆祝人民共和国30周年时的心情：

“我们的30年是一次广泛的新生，它的开始是取得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所进行的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斗争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在我们长期斗争的实际过程中，真正为这种思想所鼓舞的许多外国朋友都和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我们永远不忘记他们。

“在不同的时期，中国人民有过挫折、停顿和错误。我们曾面临过，现在也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和文化发展的问题，如何在所有方面充分利用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潜在力量的问题，以及改造社会、自然和人本身的问题。”

现在，宋庆龄虽然离开我们20年了，但她的精神却在杂志社里永存，并成为鼓舞他们沿着她所指引的方向继续迈进的强大动力。

（责任编辑刘文）

2001年第8期 萧克将军与《炎黄春秋》　作者：洛　松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于翌年5月在北京宣告成立；7月，这个研究会主办的《炎黄春秋》正式创刊。从此，《炎黄春秋》在执行会长（现为第一会长）萧克将军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走上了由初创、发展到逐渐成熟的过程。

十年耕耘的辛勤中，十年收获的欢乐里，都有着萧克老将军的身影。十年来，萧老对《炎黄春秋》的指导、支持、呵护，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然而都是深刻的，久远的。

难忘的初创的日子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1990年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熟知萧克将军经历和秉性的同志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翌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当月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

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如此简陋的办公室，竟使前来看望大家的萧克老将军立刻想到了延安，想到了“抗大”。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老，萧老专注地听着，端祥着每一个人的面孔。办公室的同志端来沏好的热茶（那是为招待萧老特意用七元一角钱买来的二两茶叶），大家围着萧老品茗畅谈。萧老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一位副社长前往萧老住所请示工作时，萧老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借用古人的话勉励我们

萧克老将军最为关心的当然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

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同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他应邀为编辑、出版的《长征大事典》写序（载本刊1996年12月号）。他在《序》中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时，不无讥讽地说：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老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探求真理身体力行

戎马一生，素有儒将之称的萧克同志，晚年曾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离职后受中央军委委托主持编纂八路军史料丛书。他在党史、军史研究中力倡实事求是，反对人云亦云。他不管来头，不看风头，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纠正一些讹传，在军界学界传为美谈。（见《炎黄春秋》2000年5月号冯建辉文）

这里举另外两个例子。

一是关于对陈独秀的研究。早在1981年8月，萧克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以上见本刊1994年6月号）

二是关于勇于承认错误以及重视记取失败的经验。1969年萧克同志被下发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96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本刊特请萧老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萧老在笔记中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对于列宁文中这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萧老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我们读了萧老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谦逊中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

萧克同志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讲话时他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作认真的准备。萧克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试举几例：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见《炎黄春秋》1996年12月号）

我们欣赏萧老这些语言的片断，与其说着眼于它的真理性，不如说是更敬慕萧老探求真理的精神，独立思考的态度。

常说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萧老的直接领导下，我们确实是受益匪浅的。如果说《炎黄春秋》在反映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方面有其特色，有其成就的话，我们就不能不首先感谢教我们这样做的老师——会长萧克同志。

2001年第8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集会庆祝创刊十周年　作者：佚名

7月21日，中央和首都有关部门负责人、著名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知名人士150多人在北京隆重集会，热烈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习仲勋、费孝通、程思远、任建新、季羡林、张岱年等数十位老领导、老学者为《炎黄春秋》题词致贺。习仲勋的题词是：“《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庆祝会由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方实主持，社长杜导正作汇报讲话。他说：《炎黄春秋》在1991年由以萧克、费孝通、程思远为会长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创刊至今已有十周年了。创刊以来，她在宣扬爱国大团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特别是在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面，态度是鲜明的。她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近代史、现代史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的论述，力求客观公正，秉笔直书，争取给国家留下一笔观点正确、真实无误的史料。杜导正强调，《炎黄春秋》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决定的因素是办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加之众多高水平作者、志同道合者以及广大忠实读者的鼎力支持。最后他表示，《炎黄春秋》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今后全社同仁愿意继续在上级和作者、读者的监督下努力改进。

会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讲话，对《炎黄春秋》的十年成就表示祝贺。他说，历史是出戏，我们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我们都走过了几十年，参与了时代的变化。《炎黄春秋》批判地记载了历史，它是一面镜子，它说了真话，反映了真实情况。一些已经过世的朋友不能说话了，《炎黄春秋》讲了他们的经历，替他们说了话。我们通过《炎黄春秋》再次认识了过去的人和事。大家都爱看《炎黄春秋》，认为它办得不错，希望继续办下去，办得更好。一直关心和支持《炎黄春秋》的国务院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因事不能到会，特地委派秘书贺茂之来祝贺。他让秘书告诉大家说：“我很喜欢看《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他还让秘书在会上宣读贺诗：“十年耕耘春秋笔，激浊扬清正气张。”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石峰在讲话中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对《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他充分肯定了《炎黄春秋》十年来的成绩，指出：一百多期《炎黄春秋》是一份厚重的精神财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将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希望《炎黄春秋》再接再厉，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为炎黄子孙谱写新的篇章，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增光添彩。

本刊顾问、国务院农村研究室原主任杜润生，《炎黄春秋》特邀编委、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李锐，老新闻工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范敬宜，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楚辞专家文怀沙，著名作家周而复，中国警官大学尹骐教授，中央文献研究室杨明伟副研究员，以及《炎黄春秋》的热心读者、离休干部刘德纯等也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书面发言）。

出席会议的还有：杜星垣、凌云、柯华、李昭、张西帆、吴象、王强华、沈仁干、张黎群、何东君、郑惠、李之琏、庄炎林、李宝光、冯征、戴逸、张岂之、张锲、冯其庸、鲁谆、吴塘、王俊义、李耐因、李慎之、曾彦修、李犁、张彦、张培森、马仲廉、李维民、苏双碧、王景山、刘恪山、王戎笙、王春瑜、赵淮青、赵棣生、刘志琴、章学新、谢景星、薛德震、薛攀皋、高放、戴煌、金凤、杨兆麟、何标、解力夫、许人俊、楚泽涵、钱听涛、汤文选、徐明远、申春、冯健、马京生、庄志霞、朱继功、张士景、丁济沧、陈春森、纪希晨、刘野、袁鹰、黎白、黄爱平、王志光、王科元、王才、朱地、续志先、刘洁尘、舒云、王泽洲、顾永高、刘溪萍、陈清泉、方徨、林耀、张沪、张广友、张天来、张秀平、宋文茂、徐孔、程理嘉、刘家驹、舒元璋、吴思、杨继绳、郝爱存、赵友慈、徐庆全、洪炉、王恂、丁洪章、洪卓民、陈崇保、彭彰庆、敖本立、杨秀芝、蓝英年、薄会川、谷秀敏等。

（本刊记者）

2001年第8期 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在西路军　作者：谢景星

1950年，我从第四野战军十二兵团调北京军委办公厅工作，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内务部看望时任内务部长的叔祖父谢觉哉。当时谢老公务忙，不在家，由叔祖母王定国接待我，叔祖母是谢老的秘书兼机要科长，我和她是首次见面。她的第一句话是：“谢老说今天你要来，我叫炊事员为你准备了中午饭，生活上你还缺点什么？跟我说……”临走时再三叮嘱：“到了大机关要勤奋工作，刻苦学习，听党的话。”从此以后，每逢节假日，我都要去看望、聆听她的教诲。如今，她已89岁高龄，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物学会、中国长城学会及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领导职务。她还积极投入挽救失足青少年的工作，足迹遍布全国，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还是《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论坛》杂志社特约编委。她眼不花，耳不闭，思维依然敏捷，仍笔耕不止，出版了《留在昨天的情思》和《后乐先忧斯世事》两本著作以及上千幅字画作品。还有几十万字的日记在党的80周年纪念日前已付印。

王定国1913年2月4日（农历除夕）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农村，父亲是佃农。1930年，父亲病故时，母亲卖了一个弟弟换回一副棺材板安葬父亲；因生活无着，才16岁的王定国被嫁到邻村李家做媳妇。1931年春，在舅舅家结识了避难的川东地下党中心县委委员杨克明。通过杨克明，又结识了一批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王定国逃离了李家，参加党领导的秘密农会。她在妇女中积极宣传放足、剪发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并在四川南充地区第一个带头放足、剪发。

1933年10月，红四方面军集中所属红四军、红九军和红三十军的主力约五万人挥师南下，解放了营山。

10月6日，营山县成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定国当选为内务委员会委员，内务委员会主席李禹候在战斗中牺牲后，她代理了主席职务。11月在营山县党代会大会期间，王定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长。12月，县政权组建妇女独立营，由县委书记王崇道兼任营政委，王定国任营长，随即率妇女独立营到三元、五块石、消水河等地抬担架、送弹药、围剿土匪，在营山的战斗历时五个月。

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王定国因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调她到剧团工作，负责服装、化妆、演出杂务。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在庆祝红一、红四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人。在联欢会上，王定国所在的剧团和中央军委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李伯钊跳了苏联舞蹈，大家合唱了陆定一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

随后，中共中央举行了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同抗日，王定国随剧团经过毛儿盖来到卓克基，为过雪山作准备。一天，一位老同志手拿衣物从山坡上走下来，面带笑容走到王定国面前说：“小同志，要过雪山了，请你帮帮忙，把这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王定国当即伸出双手接过来，满口答应：“行，我今天就缝好，明天就给你送去。”老同志连忙道谢说：“那就谢谢你了。我叫谢觉哉，就住在这山坡上，是一方面军干部休养连的。”第二天，王定国将缝好的羊毛衣送给谢觉哉，谢老远远地迎上前去，接过羊毛衣看了看，高兴地说：“谢谢你，缝得很好。”并将身旁的董必武、徐特立给王定国作了介绍。王定国也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四方面军剧团的，叫王定国。”在向他们告别时，谢觉哉特地嘱咐她：“小王同志，你们过雪山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回去告诉同志们多准备一点辣椒，可以御寒。”谁曾料到这次偶然相遇，竟使后来他俩成了终身伴侣。

1936年10月底，部队过黄河后，准备配合河东红军部队攻取宁夏。这时河东战场形势急变，“宁夏战役计划”不能实现。中央军委命令过河部队红五、九、三十军组成西路军，并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任命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为副主席兼总指挥，率西路军部队向河西走廊行进，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直接打通由新疆至苏联的国际通道。剧团也改称“西路军前进剧团”，跟西路军总部行动。

11月9日，西路军经过万里征战还未得到休整的英雄健儿两万多人，包括上千的伤病员，1400多名女战士，高唱战歌，在空旷的、陌生的河西走廊上急进，时值数九严冬季节，风沙扑面，呵气成冰，食不果腹，衣不御寒。沿途同围追堵截的马家军不断发生激战，加上中央军委对西路军任务不断变化，又没有主力红军后续部队的支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历时四个多月，取得先后歼敌两万多人的战绩。但由于当时没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又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1937年8月中旬，西路军被数倍于我之敌围困在荒山雪岭之中，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兵败祁连，九军政委陈海松、25师政委杨朝礼壮烈牺牲。陈昌浩召集西路军余部全体指战员开会，宣布组织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就地疏散，各打游击，自找出路。

这一悲壮惨烈的历史事实，沉重地深深刻在王定国的记忆里。1996年王定国看了《炎黄春秋》杂志第三期刊登的刘明钢写的《西路军的失败与陈昌浩的检讨》一文后，她说：“这篇文章写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公道的。”

在这场战斗中，王定国腿部曾两次负伤，右腿完全麻木了，天冷血流出来也结成了冰块。王定国是排长，晚上还得查岗查哨，当她发现有个战士该换班却没有人来接班，便自己接替战士放哨，因腿伤只好坐着放哨，刚好徐向前出来查哨，见她坐着，便问：“你这个同志怎么坐着放哨？”她说：“腿受伤了。”徐向前又问：“腿受伤怎么还出来站岗呢？”她答：“是来查哨，我替战士站岗。”徐向前听了，忙叫另外的战士换下她。

12月5日，剧团奉命从永昌到东里铺慰问红九军军部，不料与军阀马步芳的骑兵部队遭遇，剧团立刻抢占一个三层楼高的土围子据守待援。总部派三十军武杰（吴俊平）带领骑兵支援，哪知这些马匹是从敌人那里缴获过来的，敌人用马语一声吆喝，连人带马都跑到敌人的阵营去了。敌人开始认为剧团驻地是九军军部，采用重兵包围，当我们的子弹打完后，只好用马刀和石头同敌人奋力拼杀时，敌群蜂拥而上，十几个对付我们一个，苦战一天，大部牺牲，余下三十余人被敌人抓住。被俘后王定国等被押往武威后转青海西宁关押。在关押期间，剧团被俘人员秘密地组建了党支部，王定国任组织委员，开展了同敌人新的战斗。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发生，全面抗战开始。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在全国一些大城市先后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西路军失败后，党中央十分关心失散和被俘的战友。7月，党中央派谢觉哉等同志在兰州成立了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简称八办），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西路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送延安。这时马匪军正在大批杀害红军战俘，用活埋、枪杀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一片白色恐怖。据1958年张掖县统计的数字，马家军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的情况：活埋2600人，枪杀575人，烧死56人，其它手段害死27人。遭遇最惨的是那些被俘的女红军。西路军妇女先锋团1000多人，前进剧团30人，全部落入马步芳之手。马步芳见抓到的红军剧团，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女人，就强迫为他们唱歌跳舞，寻欢作乐，或作妻妾、女佣。敌人为了控制剧团，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王定国和孙桂英等20多人押送到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县城，由旅长韩起功负责临时监管。“八办”得知这一情况后，谢觉哉通过地下党，结识了宗教界爱国人士、甘肃福音堂医院院长高金城大夫，谢觉哉同高院长回到张掖，重开福音堂医院，秘密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和剧团的徐世淑就成了福音堂两位特殊身份的护士，以医院为掩护，接待西路军的伤病员和外出寻找失散人员。

据后来的统计，经王定国和“八办”的同志寻找到的西路军失散和被俘的同志共300多人，其中有刘瑞龙、魏传统、丁世芳、吴建初等负责干部。

1983年秋，王定国回到阔别40年的甘肃省进行访问。这里是西路军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的疆土，是当年失散的红军定居地。王定国经常收到他们的信件，诉说心中的委屈和面临的种种困难，她一直深感不安。这次是应甘肃党史部门的邀请，她和伍修权专门到了兰州，在兰州军区政委肖华的组织下，成立调查组，他们来到西宁、银川和河西走廊进行了为期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走访了尚健在的一部分西路军老红军战士。他们是当年西路军兵败祁连后，一批被俘和失散人员，大多是从敌人的屠刀下及活埋战俘的万人坑中逃出来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重返革命队伍，政治上长期受到歧视，把他们当成“逃兵”、“叛徒”。“文革”中，更是备受摧残。他们生活上面临许多困难仍无法解决，没有医疗保障，住房条件很差，没有生活来源。面对这种情况，伍修权感慨地对王定国说：“世界上哪有只打胜仗的军队，西路军当年的失败，这些同志有什么责任？！竟长期忍受这么多委屈！今后还要不要有人当兵？这件事一定要解决好，不然会给党和军队造成不良的影响。”王定国和伍修权商定，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向中央书记处和中央组织部写了个调查报告，并提出调查组的看法和处理意见。不久，在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注下，由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散失人员的安置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恢复这些人政治上的荣誉，不再叫红军流落人员，改称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增加生活上的抚恤，发放生活费，实行公费医疗，改善其生活状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家属子女就业和就学问题。

（责任编辑：刘文）

2001年第8期 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　作者：无　文

两年前，我将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中几位前共产党人的事写成论文，提交学术研讨会讨论，一家学术杂志报道了这件事，国内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原“中央非常委员会”在西安事变中的活动。后应西北大学西安事变研究中心之约，写出了《西京兵变与前共产党人》一书稿，由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

书中说的“西京兵变”，就是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前共产党人”主要是指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因反对王明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而被开除的一些早期的共产党人。他们不服米夫、王明等的错误决定，成立了“中央非常委员会”以示对抗。对于这个“中央非常委员会”，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毛泽东在1969年4月“九大”期间还说，罗章龙“他在上海另立中央不晓得为什么，不管那时中央怎么不行，有话可以讲嘛！你也在中央嘛！你搞两个中央不是多了一个嘛！”

“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这些人，后来或被捕牺牲，或被开除出党后沉沦下去，甚至当了叛徒。其中少数有抱负、有思想的人，虽处境艰难，仍不改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初衷，寻找机会希望为国家为民族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当时全国的政治形势处于军阀混战的后期，东北军正寻求新的发展道路。处于国难家仇中的张学良，受世界革命新潮流的吸引，渴求了解革命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那些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除了党籍但仍胸怀抱负的一些人才，就成为张学良千金以市的对象。张将军邀请他们到自己的身边，委以重任，视为心腹，共谋重振东北军之大计。直至联络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他们都是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人中，最突出的一员干将便是黎天才。

从中共要员到张学良的心腹

黎天才，山东蓬莱人，约1900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称渤海，又名黎经天。受“五四”影响，黎天才很早就投身社会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熟识。1923年“二七”大罢工爆发时，李曾参加罗章龙、史文彬等领导的北方区委组织的声援罢工的大游行，黎天才任游行副总指挥。此后，即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介绍人是“五四”时的风云人物高君宇、何孟雄。

加入党组织后，黎天才主要在全国铁路总工会参与工运，并参加过学运、军运等，逐步显示出工作能力。1926年起负责中共北京市委宣传工作兼国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27年李大钊避难苏联使馆期间，与外界的联系就倚靠黎天才奔走。其间，他还代理李大钊所兼任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一职。李大钊遇难后，黎天才接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

1927年夏秋，中共北方党组织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北平市委改组，撤去黎天才市委书记职，指令他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不久，在参加一次撒传单的活动中，黎遭张作霖的军警逮捕，入狱后，组织营救的线索断了，还被同案人出卖，面对酷刑，他登报声明脱离政治，出狱转向。

黎天才是一位极有才华的人，在北京大学文科旁听时就“为人有才干”（见未刊的《罗章龙自传》）。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北京市国民运动的报告，得到李大钊的赞许，列入党内机密文件保存。此报告后来被北平当局编入李大钊案的所谓“苏联阴谋文证”中。黎天才的才华学识也很受张作霖的重视，所以当他出狱后，就被留在东北军中做事。张学良继其父任后，黎天才更加得到信任，逐步成为少帅倚重的心腹。

1931年春，“非常委员会”在北方的组织也遭到统治当局的进一步破坏，大批骨干被捕。黎天才利用张学良委派他办共产党案的方便，暗中出力，先后释放了吴雨铭、韩麟符、李希逸等人。此间，还保护了被捕的原中共中央秘书潘文郁，并根据中共“北方特科”的意思，将潘引荐给了张学良，当伴读老师。

1933年，张学良从海外归来，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他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对日本侵略不抵抗的做法日益不满。刚驻武汉，张学良就急召黎天才赴武汉组织机要处，吴雨铭、李希逸等也陆续赶来参与，逐渐成为围绕在张学良身边的智囊人物。

这里提到的吴雨铭是中共“一大”以前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候补委员，他在潘文郁身份暴露被南京方面逼死后，经黎天才推荐到张学良身边，继续随行讲座，向张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国内工农革命的实践经验。罗章龙本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人物，吴雨铭讲解时，又经常提到罗章龙的名字，因此，罗章龙这个人也就深深印在张学良的脑海中，这是后来张学良几次秘密会晤罗章龙并引以为“教授”的重要原因。

1935年，红军经万里长征进入西北，蒋介石窥见红军有立足陕北的可能，有意要移张学良部去对付中共和红军，拟任命张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一度犹豫不决，不想受命。黎天才主张他接受此令，理由：“西北是我远祖发祥地的摇篮，是待开发的处女地，搞得好可以与蒋翻脸抗衡，分治割据，同时也可接近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及联合国内各反蒋抗日之地方武装，以此为抗日后方之大陆基地。”（见1949年8月稿《黎天才自传》）黎天才受张学良的倚重，史家称可与郭松龄相比，同为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蒋介石也视黎天才非同一般，不止一次单独召见，曾直接委任黎为军委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的副处长，黎天才的“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一职，也是蒋氏所授，可见他十分明白黎天才的分量。

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后，黎天才改任“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他牢牢控制住了政训处，出色地应付与防备了南京方面对西北数十万大军的监控与渗透。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曾当面戏语戴笠，说他的特务系统对如此大事竟毫无察觉。张学良虽未点破这是谁的功劳，而心知肚明的戴笠，早默默地给黎天才记下了一笔账。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授意黎天才，要他找“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见《黎天才自传》）黎天才推荐了罗章龙。此前张学良曾专程往开封，去过河南大学，秘密造访在那里任教的罗章龙。以后黎天才、吴雨铭又安排了罗、张在西安秘密会晤。

张学良同罗章龙的秘密会晤

罗章龙，1896年生于湖南浏阳，中共创建人之一，二至六届中央委员，长期领导工运。六届四中全会被开除出党后，领衔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非常委员会”在南方和北方的组织先后遭破坏后，罗章龙转入教坛任职。全国解放前后，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等校任教，晚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为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在北京逝世。

罗章龙1933年曾被当局逮捕，经蔡元培营救出狱，当时国民党要人多次邀罗到南京政府供职，都被谢绝。罗龙章后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河南大学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张学良曾亲往开封拜访过他。这便是黎天才、吴雨铭等牵线搭桥的结果。

张学良去开封，当时的报纸有过记载。南京1936年4月25日《中央日报》载中央社开封24日电：“行营主任张学良二十三日上午由汉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二十四日晨九时离汴飞西安。”张学良去河南大学，校史上没有记载，其实是去拜访了罗章龙。

张学良初访罗章龙的情况，罗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有记述。这次会面，双方都存默识，见面时省却一切繁文缛节，张直入主题，坦率陈述“个人对目前政治抱负与企图，毫不含糊”。（见罗70年代写《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未刊稿）彼此谈话涉及范围甚广，说到今后如何打开僵局，并为今后双方合作奠定基础等问题。会晤中，张还约请罗章龙能到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见罗80年代写《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未刊稿）

张学良再次会晤罗章龙，在罗章龙的回忆录中，是他两次赴西安期间。1936年春，张学良让黎天才请“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来西安”，是暗示要黎接罗章龙来西安，参与东北军的政治工作。经过黎天才的安排，1936年4月，罗章龙借带领学生去西安实习之便，与张学良见了面。这年秋天，又经吴雨铭的联络，罗章龙再次秘密访问西安，时间大约在旧历七月间。罗章龙这次秘密赴西安，距上一次携学生来西安的时间并不久，但西安形势已渐趋紧张，张学良及东北军、还有西北军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日增。张与罗为什么选此时会晤，会晤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史料没有留下详细记载，当事人也只留下一些蛛丝马迹的回忆。

1936年，东北大学工学院已迁西安，其余各院仍留驻北平。作为校长的张学良，对东大校址安排及办学方针是有考虑的。他谋划筹建西北抗日基地的想法已渐成熟，按“兴建东北大学，开设训练机构”的计划，就是要使东大成为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基地，以改造东北军，增强部队战斗力。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不仅远赴上海邀请杜重远出掌东北大学，且有意延揽四方人才。通过黎天才、吴雨铭邀请罗章龙来西安的东大讲学，共作图谋，当然也是张学良的希望了。据罗章龙遗稿记载，张学良曾派其秘书吴雨铭，以西安方面代表的身份，频频与他接触，请罗在东北大学讲演，并正式送上聘书。罗章龙也接受了邀请，言商得河南大学同意，准备秋后来“共起炉灶”。只因罗一度卧病不起，旋即西安形势骤变，“兵谏”事变爆发，罗未能成行，张、罗也从此永隔了。

除了邀请罗章龙参加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张学良在同罗章龙的会晤中，还多次谈到对西北独立局面的设计与国际联络等核心大事。据罗章龙在《回忆片断──西安事变前与张学良的接触》一文，有简略的记载：张的谈话“渐渐转到国内外政治问题，从开发西北问题到国际旅行问题均极感兴趣……”而且说“千言万语，最后必须付诸实施，我意已决，以后希望随时聆教……”可见张学良对罗章龙的信任与尊重。

1936年间，西北局势日紧月紧，此时的张学良胸怀大计，急欲开发大西北寻求出路。其间，吴雨铭、李希逸几次来往于西安与开封，与罗章龙设计磋商，又经西安军中众人共议，曾初步拟定了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就是罗章龙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军运工作纪略》中所称的“两项计划”。

“两项计划”内容为：

其一为兵变方案：动员全体官兵自上而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行兵变，拒绝独夫一切命令视同非法，并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成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步为建设方案，主要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利用关中、汉中、河西、成都殷庶人力物力，实行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这个设计中所说的“兵变”，并非指后来发生的“双十二”的“捉蒋”行动，也不单是通常意义上的拥兵自重，它同时还包括建设西北为坚实的抗日根据地，挽救危亡，力争民主的政治远景设计。根据总方案原则，他们还作出具体的详细方案，以便分期付诸实施。如对东北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动员舆论，在军士、学生和市民中组织力量，尤其要“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以上引文与上同）罗章龙还接受了东北大学之聘，预定于九、十月间来西安共举大事。

虽然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可以证实上述“两项计划”确如罗章龙回忆写成的这些文字，另外，这一方案又是由何人上达张学良的，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求实。但据现搜集到的资料分析，尚可寻到一些佐证的蛛丝马迹：

1936年4月9日夜间，张学良曾在陕北肤施（延安）秘密会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周在随后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会谈的情况时说，张学良防蒋已深，但尚无迹象反蒋。张当时曾坦率表明“现在反蒋做不到，但蒋如降日，他（指张学良──引者注）决离开他”。（见《周恩来关于与张学良商谈情况给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电》）但时隔仅半月，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参加肤施密谈的刘鼎会见结束后即回中共中央所在地，当他以中共派驻东北军代表身份返回洛川张副总司令行辕时，张学良立刻表明了自己与肤施会谈时不同的新的态度。刘鼎闻之大奇，第二天（4月27日）即以隐语方式写信给中央详细报告了这一出乎意料的情况。到5月2日，短短几天之内刘鼎三次发出给中央的报告，同时负责与陕甘地方实力派联络的朱理治，负责中央联络局机要电台的曾希圣，也分别向中央发出报告，他们报告的内容全部围绕张学良的大幅转变：决心反蒋，预备以11月为变化期。短短几天内如此频传迭至的情报，如此相似的内容，完全出乎中共的意料。

史迹已很清楚：刘鼎等向中央报告的张学良“实在可爱”的计划，与罗章龙等计策的“两项计划”十分相近。此时，罗章龙、黎天才等的方案，即使还没有达到推动决策人物投入具体实施的程度，但已经从酝酿磋商雏形到有了大致的设计蓝图。所以，不可忽视罗章龙1936年春天那一次进入西安的活动，与张学良惊人变化之间有着联系。

既定西北策划的核心思路第一步是“兵变独立”，下一步是“长期抗战”。对于如何经营西北的具体步骤，黎天才在《黎天才自传》中，有过极为简略的回忆：“他（指张学良──引者注）曾企图作独立政党活动，什么党纲政策以及战时政府组织，都由我写具体方案……”

此后，张学良切切实实开始了西北大联合的部署：加紧与红军合作的步子，在中共地下组织指导下成立了“抗日同志会”；派人四出活动，先后与广西、山西、四川、山东、新疆等地方实力派联络，甚至为打通河西走廊至新疆的通道做物质准备；把建设西北抗日基地的设想提上议事日程。

事实上，如前所述，“两项计划”的“兵变方案”不是指年底“双十二”的捉蒋计划。史学界共同认定的事实是：尽管张学良早有西北联合的意图和多方准备，但直至11月底，并未决定要采取临潼捉蒋的军事行动，并告知中共方面，让处境十分艰难、准备二次长征的红军，再坚持一到两个月，则西北之联军可成。可是，紧接着西安形势发生急变，蒋介石再度坐镇西安进剿，并作出调换将帅的部署，诸多因素迫使张学良在12月上旬下定决心，引发了12月12日的临潼行动。这一变化是“两项计划”的谋士们在作如此策划时，绝对没有想到的。黎天才知道情况发生了变化，即刻安排夫人回山东“探亲”，也是让她悄悄给罗章龙送去消息，以避免盲动和不必要的自我暴露。随着“兵谏”形势的进展，直至12月25日张学良决意送蒋回南京并被软禁，面对急转直下的局势，罗章龙、黎天才这批原想依托张学良和西北方面的力量，蓄势待发，殚精竭虑希望做好一篇大文章的“前共产党人”们，只好悄然画上一个无奈的句号。

黎天才起草“八项通电”

就在罗章龙再访西安与张学良会晤之时，古城西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蒋介石多次严斥张、杨“围剿不力”，拒绝他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此时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特务逮捕马绍周等人的“艳晚”之事，张学良愤然大怒，认为这是蒋介石直接把矛头伸向自己的身边了，决心要杀几个省党部的特务，要黎天才就此表态。黎根据当时情况，分析了利害关系，反对鲁莽行为。他对张学良说，如果有更伟大的计划，借此而起义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特务也无妨；若尚无下一步计划，只为痛快，那只能与人以借口，陷自身于不利之境，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张学良听了他的劝告，收回成命，并按黎天才的建议，采取低调处理，平息了这次的纠纷。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赴西安，这是“西北剿总”成立一年后，他以“剿总”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到来，并随同带来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一切都显示蒋此来目的非小，决心解决东北军、西北军剿共不力的问题。张学良、杨虎城面临如此险峻的形势，不失最后机会，轮番向蒋陈述利害，决心抗日，仍然受到蒋介石的严词拒绝。29日，蒋介石离开西安，以避寿为名去洛阳，实则调集嫡系重兵分布西安周边。其间，张学良仍多次赴洛，不泯诤谏之心，面蒋时一再陈述停止内战全面抗日的主张，遭到蒋的无理严斥后，决心改取“兵谏”之策。从洛阳回西安后，张学良向杨虎城交底，分头调兵遣将，只待蒋介石再来西安，实施“兵谏”逼蒋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果然乘专车来西安，住在临潼。住临潼本不是蒋行程中的安排，而是临时决定的。因为张学良在洛阳见蒋时，双方发生多次争吵，蒋对张学良已不再信任了。他此次来西安，不仅带来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一批高级将领，准备接替张、杨之职，而且蒋的嫡系部队也纷纷西移，眼看在西北的一场大规模内战即将爆发。

11日下午，蒋介石忽然提出要见黎天才。黎天才和张学良商量后，于傍晚赶往临潼见蒋。蒋介石早在黎天才为奉系服务的时候，对他的才华便很赏识，曾多次称黎天才是自己的学生。这次在临潼面见时，蒋便单刀直入地问他：“你知道张副总司令是何居心？要干什么？”黎天才不露声色地回答：“张副总司令对委员长居心无他。他近来的抗日主张，乃由于其所属干部一般的情绪反应。……东北军中各阶层之军官，近来因为绥东为百灵庙战役所受刺激极深，人人都自发奋起抗战之热诚。据我所知，他们义正词严的对张有过表示……张副总司令国难家仇，为环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进步了。”蒋愤怒地反问：“进步了，进步的意义何解？把共产党引到西安来，这叫进步吗？”蒋还指斥西安有许多共产党的宣传品和刊物，可以自由发行，他气愤地质问：“西安管制宣传品检查邮电的是何人负责？”黎天才直告是由自己负责，蒋更为恼火，面红耳赤地斥责：“你在替谁负责？你负什么责？”蒋介石还拿出一份由手下特务提供给他的所谓“反动分子”的名单，要黎天才回答对这些人该如何处理。黎天才看了名单，断然否认他们是共产党，提出把他们送出国去读几年书。蒋听了大为光火，说：“我明白对你说，打不完共产党，就谈不到打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都在我手里，你们附和共产党的宣传阴谋，对国家是严重的犯罪。那么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黎坦然陈词：“往年委员长在南昌的时候，常常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说法，我认为时至今日客观形势与以前不同了，今天应该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够了。绥东敌方既已开始行动，我们应该有整体性的应战计划。我看到飞机场上停着那样多的飞机，我认为都应该开到绥东前线……”蒋介石听了这番回答，按捺不住地咆哮起来：“你的说法，同张汉卿前天同我说的如出一辙，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响，还是他受了你的影响？……”（以上对话，均引自《黎天才自传》）

这次蒋介石与黎天才长达一个半小时谈话，蒋介石在后来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也有记载：“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早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之深，痛切诫斥之。……汉卿今日行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殆以彼昨天见时受余责斥，因而不快欤？或彼已闻余训责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欤？……”可见蒋也十分清楚黎天才和张学良的不一般关系。

11日晚，黎天才离开临潼刚返回家，即接到张学良电话，要他赶快来。黎到张那里，已是晚10时多。张学良一见黎天才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前些天，不是劝我要做狮子，不要做绵羊吗？现在我回答你，从今天起，我要做狮子了。”（见《黎天才自传》）张学良决定在12日凌晨发动“兵谏”，他授权黎天才负责整个行动的宣传工作，定3时多要发出对全国及各地方当局的通电，其中应清楚写明几项行动纲领，对时局的主张，要求黎天才立即起草。黎长期考虑“处处照顾到我党（指中国共产党──引者注）当时的政策”，（见《黎天才自传》）接受张学良布置的任务后，可谓成竹在胸，短短一两个小时内就完成通电草稿，后随张学良赶往新城大楼（杨虎城西北军驻地），会同高崇民等人斟酌商定，仍由黎天才执笔，完成了著名的张、杨通电，提出了西安事变的救国八项主张。张、杨通电和八项救国主张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循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事变的当天，通电即向全国发出。如此明确的纲领，使西安事变之举，在政治上历史上立于不败。它果然成为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把金钥匙，事变的当事人、调停者都充分地启用了通电和八项主张的内容。不仅如此，通电和八项主张向世人宣告了西安事变所争的不仅在统一战线、民族独立，更在于政治自由、国家民主。此后，以国共两党又一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形成，在全国形成团结一致的抗日战争高潮，西安事变通电与八项主张之功是不可没的。

事变发生之后，张学良将《西京日报》更名为《解放日报》，由黎天才主管。黎天才作为掌管宣传舆论的负责人，将西安事变之真相及通电八项主张宣告于世界各地，履行了他的职责。

西安事变以后的黎天才

据史料分析，张学良决心放蒋并亲自护送回南京之举，事前是与黎天才商量过的。虽然黎天才也曾反对张亲自送蒋，但了解张的苦衷及决心之后，还是细心周密地配合了张的行动。

张学良到达南京的第二天（12月27日）曾发给杨虎城、黎天才各一电。给黎的电文是：“天才兄可勿离陕，切实统制幼稚言论。”（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张学良年谱》）电文之意说明张、黎之间必有约定，在张学良离开之后，黎也要“离陕”。不然，为何有“可勿离陕”之嘱呢。黎天才离陕将赴何处呢？据与黎天才同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李金洲回忆：“张副总司令离西安时，曾令随员人等，搭民航机随后赴京……”（见台湾《传记文学》载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可见张在离开西安时确曾与随从人员有过交代，而其中当然主要是黎天才了。张学良到南京后，发现情况有变，才有给黎天才的这份电文。张学良决心送蒋，此行吉凶难卜，事前曾与黎天才商定到南京后的联系方法，编定了亲译电码，各自秘藏在身。张学良到南京后即被软禁，数日不归，真相不明，西安方面非常焦急。延至12月29日，黎天才拟代表西安三方赴南京探视，便电告张学良，很快黎天才就收到张的回电，暗示南京形势险恶，反对黎等前往。因电码用的张、黎所约之密码，黎断定此时张还没有失去自由，便于30日与李金洲、鲍文樾飞往南京。

黎天才等赴南京时，随身带着杨虎城、周恩来、赵四小姐以及东北军将士给张学良的信。下午，飞机在明故宫机场降落，戴笠派人以安全为名将黎天才接到戴公馆，其他人则安排到别的地方。此时黎天才感到情况有异，灵机嘱咐李金洲把部分行李和文件带走，自己到戴公馆等候见戴笠。见面时戴告诉他张学良已受军法审判，黎不能见他。随后，黎也被软禁在戴公馆。据戴笠讲，黎天才被软禁的原因有二：“一、天才兄担任华北政训处副处长，未能弭患于无形，有亏职守。二、双十二事变前一日下午，蒙最高当局召见，曾受严厉申斥，翌日黎明即发生事变，黎颇有暗中鼓励之嫌。”（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

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发表之后，黎天才更是被严加管束。他曾两次上书，请求去溪口与张学良同处，恰逢戴笠不在南京，信被郑介民扣下。郑劝他不要作此举，如果真把你送到溪口，那你只有随着张先生的命运去了。

“七七”事变后，黎天才在软禁中肾病发作，送入中央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即去了上海，此时软禁才名存实消。全面抗战爆发，戴笠曾拟聘黎为政治总教官诱其入伙，黎坚辞不就。上海沦陷后，戴笠要黎撤往后方，他严辞拒绝说：“我顶天立地做个人，无论如何不会做汉奸。我什么时候做汉奸，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见《黎天才自传》）此后，黎天才依然与方方面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唯独与汪伪没有干系。

黎天才困居日伪统治下的上海，化名王文德，无正式职业，远离政治，对旧友故交都疏而远之。直至抗战胜利后，他才重新介入社会活动，帮人做一点生意。1948年秋，他与中共地下党接触，在国民党上海交警局系统内，见机进行策反。1949年春天，为迎接上海解放，他又配合中共做工作。上海一解放，他曾协助市政当局在保证水、电正常供应和保存档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此后数年间，他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协助政府，提供线索，清捕隐藏的敌特分子。他还被特邀为静安区人民代表，担任区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以汉奸罪名被政府逮捕入狱，实际是受潘汉年案的株连。1958年被判为无期徒刑，1961年8月7日病逝狱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1年上海地方法院撤销了对黎天才的原判，予以平反，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一卷）

（责任编辑方徨）

2001年第8期 清末王爷载涛新生记　作者：冯彩章　李葆定

爱新觉罗·载涛（1887—1970），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七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组副组长，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等。

载涛曾任宣统朝禁卫军的军训大臣、军咨大臣。九一八事变后，他拒绝高官厚禄的引诱，宁愿摆地摊卖破烂维持生计，也不去伪满洲国在日伪政权中任职。他多才多艺，喜欢交游，尤精于养马骑术，因爱马而名扬京城。

载涛与毛泽东的交往，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当时担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的李济深，向周恩来介绍了载涛，并建议邀请载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周恩来欣然同意，并经毛泽东批准，特邀载涛列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特意找到载涛，不无歉意地对他说：“载涛先生，第一次会议就应该请您参加，您是几十万满族人民的代表。”载涛握着周恩来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接着，周恩来十分诚恳地请载涛向政府提出提案，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这下可难坏了这位脱离政事三十多年的清代王爷。他反复思考，觉得自己好像提不出什么对国家有价值的议案，还是好友李济深、蒋光鼐提醒了他：“发挥你的专长，你懂马，就提个军马方面的议案吧！”一句话点燃了载涛心里深埋已久的那种爱新觉罗氏习骑尚武精神之火。载涛不仅爱马，精于骑术，而且深谙相马之术和养马之道，这得益于他早年在皇室贵胄学堂、法国索米骑兵学校的学习和对欧洲各国陆军的考察，以及他一生对马的潜心研究。

经过认真考虑，载涛很快拟定了一份《拟请改良马种，以利军用》的建议：

查现代军事，以机械化为主体。但我国幅员广阔，交通甚多不便，对于军事运用，仍需依赖马力；我国马种马力向未要求改良，效力比较落后。载涛对于马政稍有心得，愿贡献我人民政府采择研讨，以利军用。如蒙议决，自行拟具详细意见书，交由军委会审核办理。

李济深、蒋光鼐看过议案，认为写得很好，并愉快接受载涛邀请，附签了自己的名字。

周总理对这一提案非常重视，很快交给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载涛的赤诚爱国之心、渊博的军马知识十分欣赏，批示组建军马局，落实军马生产和管理。朱德总司令也发出指示：“马政局归炮兵领导，为加强国防建设，应将军马加以重视，改良育成均应大力地经营和发展，促其确获成就。”由此，人民解放军开始正式筹建马政机构。

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笔签发委任令，委任载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定为行政13级。从此，一位清朝的王爷成为新中国的一位高级干部。不久，载涛即以军委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的身份到西北、东北军马场视察，指导军马改良工作。

1954年9月19日，经全民普选，67岁的载涛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同年12月21日，他又以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这一切来得那样突然，不仅载涛本人激动不已，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老少成员也无不感到几分荣耀和自豪。载涛百感交集，心中思忖：“我从来没有见过毛主席，他怎么知道我载涛呢？”他从内心发出赞叹：“毛主席真伟大，知我者毛泽东也！”他曾对人说：“解放后我是准备隐居的。但想不到毛主席、共产党不嫌弃我，周总理礼贤下士，又把我请出来了。”“毛主席、新社会给我带来三大好处：当上了人大代表，政治上有了地位；当上了马政局顾问，专长得以发挥；有了固定工资，生活有了保障。”他对家人表示：“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于是，他恭恭敬敬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倾诉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载涛当上马政局顾问之后，立誓要报毛主席的知遇之恩。他不顾花甲高龄，坚持骑自行车到离家20多里的马政局上班，两年多从不迟到，也未请过假。他常年奔波于各军马场视察军马生产，传授改良马种技术，为部队的军马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如果说载涛把提议任命自己为马政局顾问视为毛泽东的知遇之恩的话，那么毛泽东拿出自己的稿费为载涛修缮住房，更使载涛感受到毛泽东对他的深情厚谊。

一天，载涛正在开会，突然家里来电话告诉他北房塌了个大窟窿，要他赶快回去修房。同志们关切地问他出了什么事，他风趣地说：“老天爷不作美，房子塌了，我怎么修得起房子啊！”

新中国成立之初，载涛有出卖房产所得6000万元（旧制人民币，约相当于新制人民币6000元，下同）。他在1950年至1952年购买胜利公债1000份；合人民币2000万元；捐献飞机、大炮约400万元；兴业公司入股500万元；水灾捐款约400万元；前妻埋葬及迁移费约1800万元以上，共用去5200万元，下余800万元补助每月生活费不足。每月顾问薪金1243000元，房租66万元，共收入1903000元，每月开支约200余万元。显然，载涛当时生活上出现的暂时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慷慨购买国家建设公债和捐款。

这件事让毛泽东知道了。在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说：“听说载涛生活不宽裕，房子坏了，没钱修。从我的稿费中拿出2000万元，给先生修房。”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的这笔稿费，即由章士钊先生专程送到载涛家里。载涛接到这笔钱，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深情地对章士钊说：“非常感激毛主席对我的关怀。”

送走了章士钊，载涛的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他提笔疾书，第二次给毛泽东写信，再次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

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的一位伟人，他与有着特殊经历和身份的载涛之间的情谊，还体现在对待载涛家族的亲情上。

1955年7月5日，载涛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大会休息时，周恩来见到载涛，同他热情握手，并把载涛介绍给毛泽东：“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父。”毛泽东亲切地同他握手，对他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载涛激动万分，连说：“好，好，我去看看他们……”

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不久，北京市人民政府派人专程到载涛的住所对载涛说：“毛主席给了你一个任务，去看看你多年不见的侄子吧！”市政府还为他们安排去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溥仪等人的具体事宜。

1956年3月10日，载涛携两个侄女，带着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心，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侄子溥仪等人，互相倾诉了别离思念之苦。溥仪与载涛一改昔日的君臣称谓，恢复了正常的侄叔之情。载涛按捺不住对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向家族亲人讲述了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周总理夸奖皇室成员在狱中的进步，关心溥仪的学习，并让载涛专程来看望等情况，使在场的家人都感动得泣不成声。

三年之后的1959年12月4日，溥仪获特赦，回到北京。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8期 献“常林钻石”姑娘的曲折人生　作者：石为开

1977年12月21日，山东省临沭县华侨乡常林村21岁的姑娘魏振芳，与生产队的女社员一起扛着铁锨到田间翻整土地。夕阳西下，社员们都陆续收工了。魏振芳挖完自己所分的地块，刚要收工回家，忽然发现邻近地头上还有一片茅草没有挖完，也不知是谁撂下的。于是她便走过去，挥动着铁锨挖起来。当她挖第二锨时，突然从茅草里滚出一块鸡蛋黄大小的东西，魏振芳好奇地捡起来一看，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据县志记载，临沭县处在沂沭断裂带上，1668年常林村一带曾发生过8.5级的大地震，被称为“旷古奇灾”。正是因为地震作用，地下岩石错动断裂，使经亿万年间形成的天然金刚石被冲击到地表，于是，临沭县成了我国著名的金刚石产地。

魏振芳没有上过一天学堂，自然不知道这个道理。但她知道眼下手中的这颗晶莹的矿石“是块大金刚钻”！惊喜不已的魏振芳捧着宝石急忙赶回家，父亲那双发抖的手托着钻石，脸上的表情很难看出是惊喜还是惊恐。这位从旧社会过来的饱经苍桑的老人，不由地浮现出40年前罗佃邦老人一家的遭遇。

1937年秋天，离常林不远的罗家莫疃村罗佃邦老人，在金鸡岭做农活时，从雷草沟内捡到了一块重达281.25克拉的巨大天然金刚石。有个叫王善新的老乡，在上海做皮货生意，得知罗老汉捡到了大钻石，便提出用40亩地、两头牛、一辆车换这块钻石。罗老汉不换，把钻石藏了起来。到了1938年，附近南朱庄的朱英三和朱喜品投靠了日本鬼子，两个人找了借口把罗老汉抓到据点，关押了一个多月，逼迫他交出钻石。罗的家人为了保住性命，无奈地把钻石交给这两个汉奸。惨无人性的汉奸为了不泄露风声，竟残忍地把罗老汉一家七口全杀了。村民不满这两个汉奸的行为，向李庄警察局局长李学俭举报。李学俭派人捉来朱英三和朱喜品，把钻石弄到手后，又把这两个汉奸杀了。不久，驻临沂的侵华日本顾问川本带着一队人马来到李庄，把李学俭请到临沂城，就再没见他回来。后来，这颗钻石终于被日本人掠去带回了日本。

全家老少围坐在炕头上，听着父亲讲述往事，看着那块不知能给家人带来福还是祸的钻石。母亲瞅着眼前这个在磨难中长大的女儿，禁不住热泪长流。魏振芳的父母一共生了8个儿女，4男4女，她就是老七，下面还有个弟弟。魏振芳是母亲在讨饭的路上生下的。

“娘，你是说俺命里担不起这个金刚钻？俺是要饭的命？那就把它扔了吧，谁拾去咱也不眼红，只要咱全家人平平安安。”魏振芳说完，扑进母亲的怀里哭起来。

最早获悉有人捡到钻石消息的是附近八O三矿的领导。矿党委童书记听说后，立即乘车赶到临沂市，向地委书记朱奇民反映了此事。朱书记听后非常重视，马上派地委的朱胜利等人随童书记一起到临沭，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玄德印和李加廷的宿舍。童书记说明了来意，并传达了地委朱奇民书记的指示。一是抓紧时间找到捡钻石的人，把钻石保护起来，绝不能让投机倒把分子弄去；二是要注意保护魏振芳一家的人身安全；三是请公社负责同志配合，做好魏振芳家人的思想工作。

李加廷等人走进魏家，已是深夜。魏父说：“别听外边瞎说，俺闺女拾的是块马牙石，哪有什么钻石啊？”李书记笑着说：“小魏拾的是钻石还是马牙石，让矿上的技术员用仪器一测就知道了。”

魏振芳坐在父母身边，欲言又止，眼睛里隐藏着一丝不知所措的神色，一会儿望望父母，一会儿看着满屋的来人。

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魏振芳终于开口：“那块石头被我大哥拿去了。”李书记便让小魏去找大哥，大家等了两三个小时，魏振芳回来说：“大哥说给了二哥了，我到二哥家，二哥说给三哥了，我又去了三哥家，三哥说给了四弟，我去敲四弟的门，他说又送给大哥了。唉，转了一圈也弄不明白在谁手里。”

听了小魏的话，李书记当下决定，派管区老卓同志找村里的干部，让一位村干部陪一位随李书记下来的同志，分头到小魏几个哥哥家，耐心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不久，小魏几个哥哥陆续来了，李书记询问了几句，断定他们不是在做游戏，一个转一个地传着，是防备外人摸清底细。

拂晓时，魏振芳的几个哥哥终于把钻石拿出来，大家睁大眼睛望着，这块钻石用红白两种布包裹着，八O三矿技术员小刘通过鉴定，又称了称，告诉李书记：这是一颗罕见的天然特大钻石，重量是158.7869克拉。

天已大亮，县里的领导就闻讯赶来了。

魏振芳一个哥哥发话了：“这块钻石是俺魏家的传家宝，俺要自己留着，好传给子孙后代。”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在坐在那里一直不声不响的魏振芳父亲身上。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突然发话了：“自从振芳拾到这块钻石后，这两天全家人没睡个好觉，没吃顿安稳饭。俺也说不清这块钻石会给魏家带来福还是忧，俺寻思着，要是在旧社会一家人就要大祸临头了，断送了全家的性命啊？当然啦，现在共产党当家了，这块钻石是谁买也不卖，谁要也不给，俺要领着闺女到北京，亲手把钻石交给华国锋主席……”

父亲的话一锤定音，几个儿子再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的。

1978年1月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节目里向全世界发布了魏振芳拾宝献宝的消息，使她一夜之间成了轰动国内外的名人。

为了表彰魏振芳的爱国精神和贡献，国家要给些物质奖励，领导征求她的意见，她想了半天，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俺大队里太穷了，连台拖拉机都没有，要奖的话就给俺大队买台拖拉机吧。”再问她自己要什么时，她摇摇头再没说什么。在场的人听了，一股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把宝石献给了国家，她想到的是大队，唯独没有想到改善一下她那贫穷的家庭。

1978年1月7日上午，中共临沂地委、临沭县委、原岌山公社党委在公社驻地曹庄召开了千人庆功大会。会上，领导给魏振芳披红戴花，奖给她千元奖金，给她办理了农转非户口，安排她到八O三矿当了工人。国家也答应了她的要求，奖给常林大队24马力拖拉机一台。

国家在奖励魏振芳的同时，也对临沭县及岌山公社给予一定奖励。国家奖给临沭县100万元，后来县里用这笔钱建了一个常林针织厂。奖励岌山公社20万元，公社利用这笔钱建了岭南头电灌站，大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水浇条件。

很快又传来消息，这块特大天然钻石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命名为“常林钻石”。中国科学院经全面鉴定，认为它色泽透明，呈淡黄色，具有金刚光泽，折光能力特强，光彩夺目，是迄今我国发现并保存下来的最大的一颗钻石，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科学家认为，这颗金刚石对于地球科学的研究、寻找原生矿及研究天然金刚石形成的环境等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魏振芳成了大名人，全国各地纷纷邀请魏振芳前去作报告，让她讲如何发现钻石，又如何献给国家的。每次报告都让魏振芳感到别扭和犯愁。因她没上过学，作报告前两三天，领导便安排秘书根据当时时髦的政治口号，为她写好讲话稿，再一句句地念给她听，教她背。

后来不管上边开什么会，也不管跟她有无关系，县里都要派她跟着参加。时间久了，魏振芳感到自己好似是供人们观赏的一件展览品，一个被人们摆来摆去的木偶人。

魏振芳说她是幸运的，1978年8月，魏振芳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全国第4次妇女代表大会。期间，她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叶剑英、邓颖超和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蔡畅的亲切接见。1995年9月，魏振芳还参加了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并被大会定为重点采访对象。9月16日，中央电视台《半边天》栏目播放她的专题节目，使人们又重新目睹了这位17年前献宝姑娘的风采。

魏振芳17岁，母亲就给她找了婆家。未婚夫叫李洪轩，是离常林村5里路的东郭疃村青年农民。他们于1972年12月22日正式订婚，魏振芳因献宝一夜之间成了大名人，那时他们已经恋爱8年了。

李洪轩是勤劳朴实、性格内向的农村汉子，平时喜欢独来独往，不善话语，但却很有个性。当他看见未婚妻因拾宝而身价骤升时，感到自己配不上了，白天躲着魏振芳走，夜里一个趴在被窝里哭泣。有时魏振芳到婆家找他，李洪轩便找借口不见面。渐渐地，魏振芳意识到了未婚夫的顾虑。她找到李洪轩，动情地说：“洪轩，你放心吧，在我心目中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如果你同意，咱们就结婚吧。”为了表明自己的感情，不久两人便领取了结婚证。

魏振芳结婚1年后，国家又给农民身份的李洪轩转了户口，在县水泥厂做供销工作。接着，魏振芳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叫李明。双喜临门，小夫妻沉浸在幸福和快乐之中，对美好生活充满了憧憬。

在八O三矿场时，魏振芳本来可以任意挑选一些轻松的工作，但她却向组织说，自己没有文化，能力有限，要求到劳动最繁重的水晶石车间当一名拣石工。这项工作整天用锤子敲打挑选闪光的石英石，不比她在家做农活时轻松。不久，她被调入临沭县矿产站工作，还是做那种“铁锤声声石尘扬扬”的工种。她早晨总是第一个来车间打扫卫生；收工时总是最后一个走，不管有多累，她心里都感到充实，觉得人活的有价值，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

1984年矿产站改为公司，在选举公司领导班子时，魏振芳以全票当选，当领导找她谈话时，她却说：“我能力有限，当个助手吧！”于是，又进行第二次选举，还是以全票当选。最后，还是遵照她的意见，当了经理的助手，因她工作勤奋，没有名人的架子，关心职工的生活，被职工称为自己的“贴心人”。

1998年6月，她被选为厂工会主席。由于她工作勤奋，群众威信高，先后被评为“山东省三八红旗手”、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

可魏振芳又是不幸的。1980年，魏振芳患了乳腺瘤，在领导关心下，在山大医院做了手术。直到1985年才痊愈。

祸不单行。1990年，李洪轩到临沂城办公事，被扒手掏走了数百元公款。他怀着痛苦的心情回到家，在妻子面前失声痛哭：“振芳，你跟着我……没用啊！”当时，妻子已经8个月没有发工资了，和其他特困职工一样，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李洪轩觉得愧对妻子。魏振芳得知详情后，含泪笑着安慰道：“他爸，别难过，破财免灾，伤了身子可不值得。”

不久，由于李洪轩在单位的压力太大，又因公款被偷精神受了刺激，精神失常了。自己是特困职工，丈夫又患了精神病，这日子可怎么过啊！生活的艰难对魏振芳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面对着神志不清的丈夫，魏振芳流着泪说：“他爸，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治好你的病。”从此，她领着丈夫跑遍了山东、江苏等地的大小医院，用了数不清的偏方，借下了一屁股债务，把一腔爱倾注在了丈夫身上。期间，她流了多少泪，吃了多少苦，自己也说不清楚。3年后，妻子无微不至的关爱，终于唤醒了李洪轩的神志。

近几年李洪轩单位也不景气，一对夫妇都拿不到工资，还要供孩子上学，生活更加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更没有阻碍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去年，儿子李明高中毕业参了军。今年，儿子要考军校，来信让妈妈凭她的名人身份找找关系。魏振芳回信说：“儿子，不要靠妈妈，要凭自己的努力，人吃苦才能有甜。”李明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他在电话上说：“妈妈，我能理解你。”谈起儿子，魏振芳的脸上写满了自豪。

尽管魏振芳夫妇生活陷于窘地，可她从不好意思向组织要求帮助，倒是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看到她生活的清贫，考虑到她的贡献，主动给她调动了工作。1999年7月，魏振芳被调入县建委做工会工作。她是个知足的人，她说：“只要一家人平平安安，生活清贫一些又有什么？”（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1年第8期 继承欧远方遗志　作者：李　锐

编者按：本刊特邀编委欧远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4月不幸去世。李锐同志写来祭文，特发表如下，以示悼念。

“以文会友”，“一见如故”，正好形容欧远方同志与我的相识。我们过去没有见过面，近年来由于对一些问题的共识而接近，他寄我《陈独秀研究》的期刊，远道赠《安徽老年报》。去年他到北京，来我家中见到第一面又是最后一面。那天我还找到我的邻居老同学杨纯，他们在新四军共事过，一起话旧并议论形势。

这次来合肥参加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第一天在会场上见到欧远方夫人邹人煜，她将《悼远方》的四首七绝与我，读罢为诗中真情感动不已。五十年患难相依相伴，突然永别，“琴声戛断失和弦”，怎能不“后行实比先行苦”！散会后，夫人同我谈到，远方有心脏病，一直忘病工作，去世前八小时还在写文章，“扼腕岂因伤寿短，才思满腹付东流”。战争年代和解放后，远方一直从事新闻工作，在宣传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担任领导。这方面我们有共同的经历，其中甘苦与磨难自有同感。夫人简要地同我谈到远方一生的三大段：早年实现自我；中年丧失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可说是反朴归真。从安徽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联谊通讯》（2001年2月号）“纪念欧公”的专辑上，十多篇老同事老朋友怀念文章反映，“丧失自我”的第二大段时间，他并非完全丧失，还是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且尽可能地保护或照顾一些受难的同志，大家都怀念他“为人忠厚和善，作风民主”；“许多老记者、老编辑、老工人都热爱欧公”。欧公晚年的辉煌，大家都共知乐道。他的“博学多才，敏于思考，勤于钻研，厚积薄发”，在晚年得到充分的发扬和施展。这是一个不怕死的老头，利用一枝笔，为中华民族百年向往的民主与科学的实现而奋斗不已。他反复研究《共产党宣言》，认为“宣言”也很注重个人和人类的自由与民主，丢掉老祖宗这一追求，就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虽然遭到某些“左”的同志的责难，他一笑置之。

夫人谈道：在最后二十年，远方日夜所思、尽付笔端的有三件大事：一是上述为马克思所追求的国家要民主化、科学化，如何得以实现。二是，“常忧风雨问民情”。他非常关心并了解农村情况，认真总结过去这方面走过的弯路。他曾为粮食收购中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三是，重新研究党史上的一些重大旧案，反复查阅资料，组织座谈，写出文章，如对陈独秀问题的重新探讨，追究历史原貌，认识陈独秀晚年回归民主、科学。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影响，过去不为史界注意，现在也正还历史以公正。关于项英的问题，也作同样的努力，认为当年下结论太快了。

重新研究认识1949年至1976年大弯路的老同志和专家学者是很多的，但从理论到实际，作深入全面的清理与研究，得到大的成果的，却不很多。因此，我们对欧远方同志的突然辞世，感到深深的痛惜。

2001年5月27日于合肥

2001年第8期 茅盾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人生轨迹　作者：尹　骐

人们创造历史，历史同时又决定着或改变着人们的命运。在非常年代的历史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乃至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往往是始料不及而又是影响深远的。

茅盾在1927年的经历便大抵如是。我们要了解他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道路，考察他在这一年的丰富而又独特的人生经历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这一年不仅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大转折的一年，同时也是茅盾个人在革命道路和文学道路上的大转折的一年。

一

出生于1896年的茅盾，20岁的这一年（1916年）的夏天，他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开始了文化人的职业生涯。最初他只是翻译一些外国通俗读物，参与编辑《学生杂志》一类的小刊物。“五四”运动后才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1921年初，他参与发起成立了著名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竖起了一面“为人生”而写作的旗帜。同时他接编了影响很大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文艺批评论著，着重介绍了外国各种文艺思潮，包括1925年发表的当时被认为是最激进的苏俄文艺思潮《论无产阶级文艺》。经过上述数年间卓有成效的活动，茅盾确立了他在文化界作为一位著名文学活动家的地位。在文艺思想方面，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拿来主义”的态度，吸收并接受了以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为主的思潮，同时又以不断进取的精神，开始介绍苏俄的“无产阶级艺术”。虽然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艺术”还是很“左”的拉普派占统治地位，茅盾也只是泛泛地介绍而已。

和上述文学活动相比，茅盾在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及其实践活动是更值得重视的。还在1920年底，他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并为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产党》撰稿。1921年春天，他正式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他成了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在此后的数年间，他的公开社会职业是文学活动家，但他同时担当起了一个重要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根据党的工作需要，接受党和组织安排的各项政治任务，如担任党中央和各地的联络工作，到党所办的平民学校、上海大学去任教，参加党领导的罢工斗争和群众运动等等。尤其重要的是茅盾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积极参与了国民党左派的一系列活动，直到担任国民党左派的上海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被选为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又出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成了代理部长毛泽东的助手。

历史表明，茅盾在1927年之前的人生道路大体上是平坦顺利的。无论是文学道路，还是政治道路，都可以说是积极进取，勇往直前，并且成绩卓著。如果没有1927年的风云突变，没有1927年的曲折坎坷，茅盾的人生道路沿着原有的轨迹发展下去就可能是另一种前景，当然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二

1927年新年伊始，茅盾就按照党的要求从上海到达武汉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

中央军校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在广州时期，学校里的国民党右派势力以蒋介石为代表实际上占了主导地位。武汉建立的这所分校，虽然名义上仍是蒋介石担任校长，但实际上已经完全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担当主角了。蒋介石远在南昌前线已是鞭长莫及，学校的实际领导工作由教务长邓演达负责，日常的校务则由恽代英主持。武汉分校的这种局面正是当时国共合作政治生态的一个缩影。正如毛泽东后来在形容国际政治斗争领域的特点时引用《红楼梦》里的那句有名论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历史实践证明，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在反帝和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方面两党有着共同的或相似的目标，但也勿庸讳言，合作从一开始就有着同床异梦各有所图的内在矛盾。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组织，便使这一矛盾直接反映到了各个领域和各个具体组织机构之内，并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更使这一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直到发展成为公开的冲突。如果说在1926年3月之前，国共合作还处于相对平稳，即被某些史学家称之为“蜜月期”的话，那么随着共产党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影响和力量的不断攀升，到了3月中旬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后，国共之间矛盾就日益公开激化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党虽然都表示要继续维持和推进合作大业，但又都在实际活动中继续加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更加紧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共产党内的左派则大力推进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而国民党内的左派和中间派以及共产党内的右倾人物面对上述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则忧心忡忡，举棋不定，虽然仍在不断努力维护国共合作局面，但又很难有所作为。

茅盾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于1927年1月赶到武汉任职于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不过他在这里工作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4月初就又被党派到汉口《民国日报》去当主笔。此次工作调动再次反映了国共两党当时在各个领域争夺阵地的错综复杂形势。当时武汉只有两张大报，一是《中央日报》，一是《民国日报》。前者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管，部长顾孟余对该报抓得很紧，其新闻导向受国民党右派势力控制。《民国日报》则完全由共产党包办，受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新闻导向不言自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这张报纸更多的是反映了以董必武社长为代表的党内左派观点，而右倾的中宣部长彭述之的意见则往往受到抵制。例如大量报道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逆流等。茅盾作为报纸主笔，其言论也代表了党内左派意见。

茅盾在《民国日报》任职只有3个月时间（从4月中旬到7月上旬）。这3个月正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国共从合作走向分裂的最严峻时刻，其中包括上海的“四一二”事变，湖北的夏斗寅叛变，长沙的“马日事变”等等，最后则以宁汉合流为标志宣告了国共合作的结束。国共合作破裂后，茅盾立即辞去《民国日报》工作，表示了同国民党的决裂，并且不理睬汪精卫的“挽留”，随即按照党的指示于7月中旬从武汉赶到九江。中共中央的意图原是要让从武汉撤出的一批党员经九江赴南昌参加计划中的南昌起义，但因从九江到南昌的铁路交通临时中断而使许多人行程受阻。在此历史转折关键时刻，有的人千方百计（包括徒步行走）辗转前往南昌，茅盾则设想先上庐山然后绕道去南昌，不料忽患疾病而难以成行，最后不得不选择党曾经交代过的“不行就回上海”这条路。茅盾的这一选择有很大偶然性。然而正是这一偶然的选择，却从此结束了他作为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大革命时代左派政治活动家的历程。

三

8月中旬，茅盾回到上海后由于已经知道自己上了国民党政府通缉的黑名单，就隐蔽在自己家中，足不出户。除邻近的叶圣陶、周建人以及稍后到沪定居的鲁迅外，基本上杜绝了和外界的交往。这样的隐居生活整整过了10个月，直到次年6月去日本。这段时间在茅盾的人生经历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接连写出了三部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即《幻灭》、《动摇》、《追求》。这三篇作品的面世，不但标志着茅盾在文学领域内活动空间的重大拓展，作为一位文学批评家兼翻译家的同时，又以文学创作家的姿态挺立于文坛之上，而且具体实践了他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创作思想，并由此而开创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巨匠的发展前景。

在这段时间里，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就是茅盾作为一位革命政治活动家的历程的中断。这在茅盾的人生道路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转折。因为在这长达10个月的隐居期间，他没有设法去寻找党的组织，接受党的新指示和新安排。这是违背了党的既定“党规”的。在此期间先后回到上海的许多党员都是先找党的关系而后决定个人的行止，例如创造社的潘汉年几乎是和茅盾同时从江西回到上海的。他一到上海很快就找到了党的组织接上关系，此后就一面从事文化活动，一面接受党的安排，不久就到中共江苏省委去工作。茅盾的情况虽然有所不同，客观上他的名气大，熟人多，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一旦被人认出，就有被捕被迫害的危险，但主观上的原因也是不能回避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说：“那时，我对于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感到迷茫，我需要时间思考、观察和分析。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是这个习惯在我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我痛心，也使我悲观，它迫使我停下来思索：革命究竟往何处去？”“在经历了如此激荡的生活之后，我需要停下来独立思考一番”。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以茅盾的社会关系要找到党的组织或取得和党的联系应该并不困难，问题就在于他要“停下来”“独自思考”，而不愿像别的人那样“紧紧跟上”。然而作为以严密组织和严肃纪律著称的共产党组织，在通常的情况下是不能允许她的成员“停步不前”和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直到1928年6月，茅盾决定到日本去也并不像郭沫若东渡那样按照党的指示精神行动，而是自己独自的安排，这就意味着他已脱离了党的固有轨道。他这10个月的行动后来被认为是“脱党”性质问题也就并不奇怪了。他到日本后虽然已可公开活动，但也没有同党组织联系上，直到1931年他向瞿秋白谈到上述情况并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时，也没有能够得到党的同意。这固然和当时党的路线“左倾”有关系，但既事出有因，茅盾也无可奈何。从此，茅盾的政治身份事实上就成了一位非党的革命“同路人”，虽然仍被称为革命文化战士，但同党的关系确已今非昔比。这只要看一看他后来在左联内外的活动情况及特殊的某种“桥梁”、“中介”地位便可明白。1940年茅盾在延安时，曾又一次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问题，但这时的国内形势发生巨变，党从更高战略角度考虑，认为把他留在党外比回到党内更有利于革命大业，茅盾也就只好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从此更加积极而温顺地担当起“朋友”的角色。此后又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直到1981年3月在他病危临终前夕，才又将自己的心愿提出。虽然他自己未能亲耳听到中共中央在他死后4天才做出的“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到底也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历史和长久的心愿有了一个交代。

四

茅盾在1927年秋冬之际所写的小说《幻灭》、《动摇》以及次年春夏之交所写的小说《追求》，对于了解和研究茅盾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都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茅盾以真实反映现实生活为创作主旨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且可以透过他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看出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还被反映到了他后来的长期生活历程之中。

谈到写作《幻灭》等小说的动机时，茅盾坦言：“过去大半年的波涛起伏的生活正在我脑中发酵，于是我就以此为题材……写我的第一部小说《幻灭》。”“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关于写作的态度，茅盾说：“我提倡过自然主义，但当我写第一篇小说时，用的却是现实主义。我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来写，我相信，只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就能打动读者的心，使读者认清真与伪、善与恶、美与丑。”实践证明，茅盾的确是真诚地严格地按照自己的主张写作的。

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茅盾自1921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随即又成为中共第一批党员以后，对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是坚定不移的。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一直坚守共产党员的立场，按照党的要求工作。即便是在1927年上半年的武汉，在国共两党矛盾已日益激化、政治斗争形势极为复杂严峻的时刻，他也仍然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坚定性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例如在他主持的《民国日报》上，积极支持各地的工农群众运动，对国民党的右派势力进行反击，直到毅然辞职并拒绝汪精卫的拉拢。然而当国共分裂、大革命遭到完全失败后，茅盾的表现却有他个人的独自特点：他没有像很多党员那样“紧紧跟上”党的步伐，立即追赶并加入革命队伍的战斗行列（例如像粟裕等人从武汉撤出时，因晚了一步，没有赶上南昌起义而是步行追踪，终于赶上了起义部队，或者像潘汉年等人一回上海就立即找到党的组织参加地下斗争）；他也没有像一些党员那样对革命完全失去信心，从此消极沉沦甚至退党，以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暂时“停下来独立思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一番历史的反思。

茅盾的上述表现，不仅是由于他的个人性格所决定，更是由于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的思想特质所决定的。他的历史反思的具体成果，就是创作了以大革命失败前后的现实为题材的《幻灭》等三篇小说。我们正可以从这三篇小说中看出茅盾当时的对现实对革命的具体理解和评价，而这样的理解和评价又正好真实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化的人的思想特质。小说《幻灭》和《动摇》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和茅盾在武汉时期的经历大体上是同步的。小说的内容大都是他在那里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他作为报纸的主笔，接触到了很多生动具体的现实情况报道，他“严格地按照生活的真实”写下了那真实历史的一页。而这一页又是我们在当时的许多政治报告和后来的大量历史文件中所不曾见到的。茅盾的小说中，特别是在《动摇》里向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和形象的历史画面，包括革命运动中的种种负面情形：群众中的狂热、盲动和过火行为，投机者的无耻钻营，领导者的幼稚懦弱，新潮人物的罗曼蒂克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茅盾在武汉时就已亲身感受，回到上海后不能不痛切反思的。这种反思当然很难说已使茅盾改变了对革命和对未来的信念，但又不能说，已使他感到困惑、迷茫甚至悲观：革命究竟往何处去？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该怎样走？由于一时尚不能认清前面的道路，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茅盾暂时停顿下来冷静地思考一番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所进行的这一番“思考”或称为“历史反思”对茅盾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从他当时以及后来的种种经历中又能够看到或者印证什么呢？

在此之前，茅盾不但是一位知名的文学活动家，而且是一位知名的革命活动家，一位激进的政治家。当这两种身份出现矛盾即当革命和政治需要时，他服从政治需要而基本上放弃了文学活动。从1925年冬天到1927夏天，他应该说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更为贴切。而从1927年下半年即在他“停下”了革命的步伐转入“思考”之后，文学家和政治家的角色实际上就发生位置的转换了，此后则以革命文学活动家为主业，在革命政治家的行列中，他已成了一位边缘人物，或者说只是一位配角了。当然，两种身份及其位置的转换，并没有什么上下高低之分，毋宁说茅盾后来所处的位置或许更适合于他个人的性格特点：习惯于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走极端。实践的结果也是于革命政治于革命文学都大有裨益的。在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内部的矛盾纠纷中，在40年代国统区的文学统一战线活动中，茅盾的积极而又独特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的。

从茅盾的历史反思中我们又能看出，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文化人在参加激烈的革命政治斗争过程中，常常因为自己的独特视角与革命的汹涌潮流在认知上有差异，因而会产生内心的矛盾迷茫。例如在武汉，他亲眼目睹了各地农民运动中的许多消极资料，内心便深感困惑，他无法站到所谓政治大局的巅峰，忽视或无视现实中的阴影，因而做不出政治家可以大胆断言的那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的结论。因此他在小说《动摇》中写出了的那些幼稚盲动甚至荒唐的历史细节（如把地主的小妾、庙庵里的尼姑分配给光棍之类），让人们看到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某种疑虑与保留。反映了他即便在作为职业政治活动家的时候，先前已经形成了的学者型文学家的性格仍在起着重要作用，即人们常说的“书生气”使他更多了一层与众不同的视角。这也可以说，在茅盾的身上，明显地反映出了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双重性格特征以及在某些时候的互相错位现象。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抽象概括，不妨说在茅盾的性格组合中是由文学人和政治人的两组重要元素构成的。他既不能像纯粹的文学人那样刻意保持着与政治的某种距离，又不能像纯粹的政治人那样只看重政治运动的谋略与结果，而并不在意其方式与过程的流弊。

历史实践表明，茅盾是一位热情的革命理想主义者，始终关注着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洪流之中。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冷静的现实主义者，始终坚守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和独立思考的习惯；进退有度。他的这种双重性格特征在1927年的历史大转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后来也一直被延续着和不断地展示着，直到晚年。不论在他的社会政治活动中，还是在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活动中都基本如此。如果拿他同时代的若干文化人相比（如郭沫若、周扬、巴金、沈从文等），那就更为清楚了。

（责任编辑方实）

2001年第8期 白族文豪赵藩　作者：刘冠群

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悬挂着一副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这副对联以发人深省的内涵和端庄稳健的美感形式，使中外游客耳熟能详，留下了难以忘却的印象。可是，联文的撰写人赵藩却逐渐地被忽略、淡忘。

赵藩，白族人，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正月初七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府剑川县向湖村一户书香人家。父亲赵联元是一位儒师。赵藩自幼从父博学经史，涉猎百家诗文，青少年时便成为乡里中出类拔萃的人材。在县、府、省的科举考试中，赵藩一帆风顺，以优异成绩补弟子员、补禀忾。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省试，举乙亥科第四名。但后来多次进京应试，他的真才实学因粥少僧多，璞玉难售，均遭失败。他从光绪元年第一次进京参加次年丙子科会试，到光绪十一年第五次进京应试，都落第而归。往返十二年，跋涉数万里，他没能跳过那通往蟾宫的龙门。然而赶考的失败不等于他人生的失败。由于他离开偏僻闭塞的山乡，长期奔走于滇京道上，饱览了中华大地的名山大川，开阔了心胸，目睹了民间疾苦，了解了民族和国家的灾难，结识了诸多人物，提高了认识，充实了头脑，这对于他一生的政治和文艺生活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赵藩从13岁开始写诗便崭露才华。他奔走仕途，官可为则为，不可为则弃，而诗则不可不作，直到77岁弥留前还赋七律八首。这64年间，从未辍笔于诗作。据《赵藩诗词选》编后记中介绍，赵藩“存诗七十余卷，不下万数千首”。但刊行的仅《向湖村舍诗初集》十二卷，《小鸥波馆词钞》八卷，《桐花馆梦缘集》二卷，现藏云南省图书馆。“其余手稿、抄本均于十年浩劫中被查抄，荡然无存”。他在诗中表达了热爱中华、反对侵略、热爱人民、揭露清廷腐败的浩然正气。

1879年，赵藩进京应试期间所作的《观音土》与《小儿哭》，都是以白描手法刻画出河北、山西一带在大饥荒年间惨绝人寰的典型图像。

观音土

万落千村空雀鼠，树皮草根俱乏煮。

翳桑幸有观音土。观音慈悲悯尔饥，

食之一饱还西归。不食亦死食亦死。

且缓须臾对妻子。妻子号啕泪如雨。

顷刻彭亨腹如鼓。吁嗟呼，观音土。

小儿哭

小儿哭，泪簌簌，白日惨昏风刮屋。

西家杀儿啼声哀，东家小儿观之回。

回家告阿母：吾家可须儿作俎？

屠刀在颈儿心悸，果欲杀儿俟儿睡！

在那慈禧垂帘听政的年代，一片歌功颂德声中，赵藩能够如此淋漓地反映民间疾苦，实属不易。

同年，昆明苦雨近月，赵藩写了一首《喜晴》：

昆明城中几弥月，东南洼下四庐没。

男襁女负踏波啼，老稚扶携上城堞。

城堞无栖雨不止，此时真羡高门里。

高门清宴罗倚娇，镇嫌风雨妨笙箫。

这与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相比，并无逊色。

赵藩还写过许多爱国主义的诗篇。如：

中法战争时，当他得知官兵在越南大破法军，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写下了绝句六首，今选其一：

露布飞来喜欲狂，出关此战最堂堂。

投签秘殿天颜喜，吹角连营士气扬。

赵诗中，对历史人物的描述评论，很能体现他的历史价值观。如《汤阴谒岳忠武庙》：

长城南渡坏，遗庙故园新。宰相自谋国，孤臣宁惜身。风波三字狱，忠孝一家人。松柏西湖远，葱茏微雪春。

隆中谒武侯祠

高冈云气湿蒙蒙，卧龙犹疑尚此中。

大好溪山名士宅，不轻出处帝臣风。

立谈早定三分局，异代犹尊一亩宫。

祠宇西南瞻拜遍，参天松柏共青葱。

赵顺平侯祠

关张当代并英雄，簇拥真龙入蜀中。

破敌齐摧名将胆，引君尤见大臣风。

三分割据归时命，百战勋名善始终。

仰止常山家庙在，停车人挥夕阳红。

这些诗篇中都洋溢着诗人崇敬的感情，爱憎分明的评论。特别是对赵云，不止褒扬他的战功，更赞颂了他以大局为重，对刘备直言进谏的大臣风范。这与一般只看到赵云勇冠三军的认识相比，更高一筹。

赵藩写得最多的是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赵藩对苏轼的人品才华十分钦仰。十二月十九日是苏东坡的生日。光绪丙戍年（公元1886年）的这一天，赵藩于昆明岑毓英幕府与文友在翠湖聚会，以诗词酬和为苏祝寿。赵藩作了一篇古风，开头两句便对苏轼作了极高评价：“大峨仙人翩然归帝乡，但见奎宿天上森光芒。”诗中对苏一生遭际深寄同情：“前年赤壁俯栖鹤，吊公迁谪浮轻航，……置酒为公作生日，趋拜遗像招提房。……生平遭逢谤誉一觉春梦耳，完此忠孝大节亘古何堂堂。”

自这一次寿苏会后，赵藩在四川、在广州都常寿苏，终生不渝。

赵藩诗近杜甫。他像杜甫一样，想“致君尧舜上”，报效国家，又不能“立登要路津，”也找不到报国的机会，“弃请剑都无分”。他像杜甫一样走遍大江南北，深知民间疾苦，饱览中华山河，蕴集了厚实的生活体验，虽于政治上不得意又不能忘情于政治。由于杜甫与赵藩都曾客居蜀中多年，赵藩受杜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赵藩诗从诗风上看，也像杜甫的庄严、沉郁，讲究格律、喜欢用典（但少生僻），有的放矢，充满生活气息，多有描绘大好河山的作品。

赵藩也长于律诗，格律严谨，对仗工整而不以辞害意，举二例：

晚望

独立向苍茫，危楼跨女墙。平沙芦渚白，斜日稻陂黄。山瘦秋心老，天高雁影凉。村春何处发，百感集中肠。

月夜

素月侵阶上，虫吟一片秋。瓶花香自媚，窗竹影俱幽。高阁独杯酒，客山谁倚楼。平生惜明镜，高照客边愁。

赵藩还善于填词，遗作有《小鸥波馆词钞》，于1943年付印问世。

赵藩的词风显然受到苏轼的影响，颇为豪放、飘逸。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词中也有表现。当他航行停泊扬子江中，目睹外轮往来，填了一首《丑奴儿》，批评清廷的海防形同虚设：

乘风破浪寻常事。鳌背朝阳，雁背朝阳。不信东溟一苇航。

坚昆未定仙槎杳。海上筹防，江上筹防，犹见轮舟过武昌。

对于滇诗史，赵藩做了一件大好事。

云南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从西汉开始的。汉武帝曾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史传滇人盛览曾受学于司马相如，返滇后传播了中原文化。其后，云南与中原又曾几度离合。云南历代诗歌，大都湮灭无闻。赵藩整理文献，深感有必要理清滇诗的源流，写下了《仿元遗山论诗绝句论滇诗六十首》。第一首是溯源：

古诗之流厥有赋，赋家之心靡不赅。

西汉词章溯初祖，长通亲受马卿来。

长通即盛览。接着是写《渡兰沧歌》、《道谣》、《白狼王歌》等民间歌谣。赵藩的诗像一根红线把散落的珍珠串连起来，理顺了滇诗的脉络，给中华文化献上了一份清单，为研究者指引了路径。

赵藩工律诗，自然就精于撰联了。

说到楹联，人们自然会想到成都武侯祠的那副名联。手头有一份剪报，是梁玉文先生十年前写的《赵藩与对联》。其中提到：“1958年3月毛主席在武侯祠看赵藩这副对联时，曾凝视良久，加以赞许。后来又曾嘱咐将赴四川就任的一位负责同志，一定要去看这副对联。随之，这副对联辗转传抄，轰动一时。

赵藩对联的韵味无穷，在于他的立意高，眼光远大，见解卓越。他常撰联评论历史人物，爱憎分明，鉴别是非，寓意深远。所著《介庵楹句正续合钞》于民国十四年印行。

手边有一份剪报，是成都李金彝先生写的《赵藩三绝》，说赵藩既善于诗，还精于书法和绘画，评价至高。说到赵藩的书法，李先生对赵藩重写的昆明大观楼孙髯翁长联评价说：“写法上纯用颜柳笔法平正工整。意态端庄浑厚，确有平原神韵，是赵书的精品。”

赵藩除著述外，对中华文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纂辑。

赵藩从小就受到重视传统文化的家教。他晚年致竹村的信中说：

藩自束发授书，稍有知识，其时滇乱孔亟，斯文将坠。先公推命，惟在文献。谓他日不望尔高科朊仕，但得辑学明理，留意吾滇掌故典籍，随时随地搜访裒集，尽我心力，公之乡人。藩谨服膺不敢忘。以故五十年来，虽戎马薄书，奔走颠沛，此志弗懈也。先后所获滇中先辈著述，或刊或抄，将二百种畸零，诗文四十余家，本意在蜀捐俸选梓告养觐亦携以自随；不意桑海变迁，迫促无暇，而己力孱薄，亦难举事。

民国三年，赵藩在昆明被推为孔教会长，公请滇督唐继尧筹款辑刻《云南丛书》，并聘赵藩为总纂。他在一信中写道：

曩岁从事孔教国学时，每与当道谈及怂恿图成，幸承许可筹款开局，次第选梓百三十余种，杀青已竟，未完者亦赓续写雕，每因款绌作辍，约计二年，可暂告一结束。其间最苦者，检、择、删、润皆须自为，分纂乏人，任劳已难，遑云任怨。即校对小节亦复，乌焉亥豕，触目而是。念已担任，诿谢非人，尤乖素心。此所以如盐车驽马，竭蹶上阪不告休，非弋虚誉，非恋餐钱，中夜抚膺而自怜亦自笑者也。蚕作茧而自缚，蠹食字以为甘，倘所谓天生劳人，是耶？非耶？（《遗稿》）

这使我们看到，赵藩对整理典籍的投入，不仅仅是为了遵庭训和个人爱好，而是有目标地为云南文化克服万难，尽力所能及地作出奉献，终其一生。

1921年，顾筱斋由四川回师云南赶走唐继尧后主滇，邀请赵藩襄政。赵藩回信说明情况：“编刊丛书，今已十有其七，再二、三年，浮图九级，当可合尖。藩视如家事，是以于役岭南，仍遥领经理，不敢置，归后赓续进行。虽家难痛心，沈疴息偃，而订佚笺，谈国故，则眉轩意豁犹是乐此不疲也。虽老儒之结习有然，亦重赖邦人君子、贤士大夫提挈匡襄，庶几蒇事，比承教言，尤兹注重。藩敢不仰体大君子德意，担任综理，始之终之。”

他同时给岑春煊的写信中谈到，“藩以逾七望八之衰翁，厉万兀千摇之险浪，饰巾待尽，及其未填沟壑，勉完滇云文献之责，他非昏髦所知，亦非孱力能及已！”

赵藩谢辞高官不做，为整理文献而鞠躬尽瘁，足见他的高风亮节。

由赵藩主编的《云南丛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网罗了有关云南历史、地理、人文、著述，经精心筛选、订正，从1914年起陆续编刻，计初编152种，1148卷；二编53种，254卷。1927年赵藩久病不愈，他痛感到“奢愿已看偿不得”，带着遗憾与世长辞。他还有部分已编成的稿本没有刻印，至今存于云南图书馆。这既使后人怀念赵藩，也发人深思：这七八十年，我们都没有一个人能继赵藩“合尖”，而上九级浮图缺一个顶吗？

《云南丛书》流传国内外，受到重视。1978年云南省图书馆作过一次总结，将已刻或未刻印的都编辑出简目，提供当前研究工作或其它方面的参考。

赵藩还纂辑了《咸同滇中兵事记》和一些年谱、词录、诗钞、传记、印存、翰札等十种三十八卷。

他一生为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杰出的。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1年第8期 《毛泽东自传》的译者汪衡　作者：沈仁干

《北京日报》今年5月9日第九版以整版篇幅介绍西安发现64年前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该书由美国记者斯诺撰写，汪衡翻译，潘汉年题写书名。斯诺与潘汉年均为名人，熟知的人自然很多。“汪衡是谁？”“是否也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该报记者向社会征求答案。作为汪衡先生的学生与朋友，受新闻出版署前署长宋木文同志的嘱托（汪衡先生退休前在宋木文同志领导下工作），我想把我所知道的汪衡先生向关心他的报界和有关人士简要介绍一二。

一

汪衡，男，原国家出版局版权处处长，曾任世界知产权组织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版权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在1914年8月出生于北京的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93年1月去世。他的祖籍是江苏省苏州市。其父汪凤瀛，曾做过长沙知府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主张实业兴国，民国初期做过大总统府顾问，于1926年去世。其母汪蔡氏，家庭妇女，1966年去世。汪衡四岁入家塾，读四书五经。12岁时，他考进苏州私立树德中学小学部读五年级。中学毕业后，1935年汪衡考进上海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后转入经济系，从此走上了反蒋抗日的革命道路。

二

汪衡原名汪椿宝，同父同母弟兄五人，他排行第三。汪衡上中学时，大哥汪季琦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南京中央大学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他经常带一些《唯物辩证法》、《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籍给汪衡看，使汪衡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了兴趣。“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打内战，汪衡积极参加。除受大哥的影响外，另一位共产党员顾衡对汪衡的影响也相当大。顾衡是江苏无锡人，与汪季琦同为当时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人，被捕后，家庭多方营救，只要写一纸自首书就可以被释放，但他始终不肯低头，结果年纪轻轻，就被国民党杀害了。在收拾他的衣物时，汪衡发现他的衬衣衬裤上有无数的小血点。为了纪念这位英勇顽强的共产党员，汪衡将自己的原名汪椿宝改为汪衡。

三

汪衡崇拜鲁迅先生，凡是鲁迅先生的作品，他都找来十遍八遍地阅读。汪衡认为，鲁迅先生是青年人和一切被鄙视、被迫害的人们的大盾牌，他的笔是打击黑暗的旧中国的最有力的武器。于是汪衡效仿鲁迅先生，拿起笔作武器，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夏，复旦大学教授孙寒冰先生在复旦创办了《文摘月刊》，邀请汪衡参加编辑工作。由于汪衡中、英文基础都好，工作又十分热情努力，出版三、四期后，他便成了孙教授的得力助手，担负起了编辑部的主要工作。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RedStarOverChina即《红星照耀下的中国》出版了，汪衡以极大的兴趣把它读完了，认为这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好书，便将其中部分章节翻译出来，编了两本书，一本叫《毛泽东自传》，一本叫《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两本书都由黎明书局发行。汪衡在《文摘月刊》任编辑委员时，还出版过《周恩来抗战言论集》、《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日本的泥足》等二十多种小册子。汪衡因译《毛泽东自传》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被国民党当局列上了黑名单，陈立夫主管的“教育部”找复旦大学当局要人，孙寒冰教授便派汪衡去武汉办《文摘月刊》，随后又转往香港与重庆。1941年日本飞机轰炸北碚，《文摘月刊》编辑部被炸，多人被炸伤，主编孙寒冰先生被炸死。汪衡因外出校对，幸免于难。孙寒冰教授的遇害，使汪衡十分伤心，他决心北上抗日，为孙教授讨还血债。但他要求到延安去工作的申请未获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批准，办事处的同志告诉他：《文摘月刊》是一个很好的刊物，应该有人在恶劣环境中支持它，汪衡只好继续留在重庆工作。

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然又要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汪衡不愿意为国民党做事，在复旦大学教授RobertPayne（英国人）的帮助下，他将冯玉祥将军的自传《我的生活》译成英文，拟在英美出版。冯将军得知此事十分高兴，想收RobertPayne教授和汪衡为“门生”。经冯将军的秘书赖亚力先生从中协调，RobertPayne教授与汪衡向冯将军递上了“门生帖子”，拜冯将军为师。1946年7月，汪衡应冯将军的邀请，作为英文秘书，随冯将军的水利考察团赴美。在美国停留期间，汪衡还在华中实业公司纽约办事处当过打字员和秘书。他积极组织“留美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大同盟”，主编《留美中国学生通讯》，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分析祖国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形势，号召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汪衡于同年12月启程回国，1950年1月到达北京。

五

回到北京后，汪衡积极热情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他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随后在国际新闻局、学习杂志社、《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报、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和国家出版局从事编辑、翻译和版权研究工作。1978年应陈瀚伯同志的邀请，年过花甲的汪衡先生从北京图书馆来到国家出版局。1979年下半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版权研究小组成立，汪衡先生出任组长，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小组，汪衡先生便成了我的良师益友。汪衡先生思想敏捷，学识渊博。在他的带领下，版权研究小组很快就收集、翻译了一批外国的版权法与国际版权公约，并根据当时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和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指示，开展调查研究，着手草拟版权法。中国成立版权研究小组，开始草拟版权法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国际版权组织和国外版权产业界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中国建立现代版权制度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培训版权专业人员。也有个别的外国人乘机指责中国“盗版”，甚至对我们如何制订版权法指手画脚。对于国外人士的友好建议，汪衡先生代表研究小组表示欢迎，并和他们商量组织落实。对于个别人士的无理指责或要求，汪衡先生用他丰富的国际工作经验和渊博的知识予以驳斥或耐心说明，使他们不得不服气。通过与汪衡先生的交谈，以及从别的美国人士处获得的信息，美国版权局前局长雷大卫先生警告西方人不要在版权问题上给中国人施加压力。1985年他在全美律师大会上讲：“中国人知道他们该怎么做，最好的办法是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他们。可以肯定，他们欢迎美国人和其他人的帮助，但给他们施加压力，告诉他们该怎么做是不明智的。在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前进并要求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应当努力去帮助他们。”凡和汪衡先生比较深入地讨论过版权问题的人，都为他渊博的知识、地道的英语和大国官员的风范所折服，一位国际版权专家送给他一个绰号：“中国的版权先生”。

汪衡先生是共产党的一位好朋友，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忠诚，对别人的宽厚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并不亚于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那种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名利的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与高尚情操，将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并激发我奋勇前进。

（作者系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出版局副局长）

（责任编辑程度）

2001年第8期 在美军监狱的中共党支部　作者：张泽石

1951年10月，在韩国巨济岛上美军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有三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成立了一个地下党支部，领导了一场令敌人胆战心惊的爱国斗争。

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里的81名“刑事犯”，都是美军从巨济岛第86号战俘营抓来的“暴动分子”，罪名是我们在10月9日晚上“带头挑起了一场大规模流血斗争”。而事实真相是美方唆使我被俘人员中的叛徒在10月10日那天升起“青天白日旗”，企图以此证明中国战俘都心向台湾是不愿回大陆的。我们被迫组织爱国力量在头天晚上包围了叛徒操纵的“战俘警备队”，经过激烈搏斗，夺取并烧毁了那面青天白日旗。美军见势不妙，立即派了一个连的海军陆战队，强行闯入战俘营进行血腥镇压，叛徒们当着美国兵的面将共青团员王绍奇活活打死；我们这些斗争骨干则被叛徒搜捕出来，在美军的喝彩声中逐个毒打后以“刑事罪犯”名义投入监狱。

在监狱中，美军C.I.D.（刑事审讯科）警官布莱克中尉对我们进行审讯，因C.I.D.没有汉语翻译，只得临时指派我担任译员。我趁机向他介绍了叛徒们在战俘营内实施白色恐怖，对不屈的战俘进行政治陷害、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以强迫他们背叛祖国、放弃归国权利的详情，争取了他的同情。当我向布莱克中尉了解我们这些“刑事罪犯”将如何处置时，他告诉我：在对我们拘留一个月后，将送回86号战俘营，甚至是叛徒控制更严的72号集中营。这对我们十分不利。因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暴露，无论是去“86”或“72”，都只能被叛徒们更严格地控制隔离，遭受残酷折磨，甚至消灭肉体。尽管我个人还可能在“翻译”的位置上免受皮肉之苦，但再想以“灰色”面目应付美军监管人员，并继续和叛徒周旋是不可能的了。

我把时占魁、曹明、钟骏骅、周铁行等难友找在一起，分析了我们面临的形势。大家决定为保存这批可贵的骨干力量，立即向管理当局表明：誓死不去“86”和“72”，坚决要求单独成立一个“志愿回国的中国战俘营”。

为了加强团结和增强组织领导力量，我建议把这81个难友中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地下党支部，以领导大家迎接更为残酷的斗争。由于当时条件特殊，党支部只对内公开，大家一致同意了我的建议。在86号战俘营时，大家是以“弟兄会”的名义组织起来的。“弟兄会”成员友爱互助，为维护祖国荣誉，总是走在斗争前面。经过“弟兄会”中的一段了解，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可能已经到来。但调查结果81个难友中只有时占魁、曹明和我是党员，钟骏骅、周铁行、余国藩、杨守让、袁朝模等十五六个人是共青团员，剩下的都是非党团群众。

我们三个共产党员当时商定，由担任过连指导员的时占魁任党支部书记，曹明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对外我们任81人的战俘代表。地下团支部由周铁行任团支部书记，钟骏骅、杨守让为团支委，他们参加党支部扩大会议，作为核心领导成员。

当天晚上，我们举行了由全体难友列席参加的地下党团支部成立大会。一张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画的党旗贴在北墙上，同志们整齐地排坐在发霉的草垫上，三个共产党员站在“党旗”下，支部书记时占魁同志宣布大会开始，第一项议程：全体肃立，唱《国际歌》。难友们都跟着站了起来，室内安静极了，只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海涛声。我低声地起了个头，大家低声齐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有人声音哽咽，脸上淌着热泪。

大家坐下后，由我代表支部讲话。我先向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一躬，面对着“党旗”说：“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我谨代表远离您怀抱的三名共产党员和您的被敌人囚禁在孤岛上的全体战士表示我们对您的忠诚！祖国啊！我们自从被迫远离了您，就像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孤儿。我们在苦难中每时每刻都深深感受到无依无靠的痛苦……”

我说到这里就说不下去了，背后响起的一大片压抑着的哭泣声更加揪疼着我的心，我的眼泪汹涌而出。顷刻间，战斗失利，突围不成，大批被俘，鬼子的淫威，叛徒的猖狂，一幕幕重现在我的眼前……

顷刻，一种责任感强使我忍住了眼泪，继续讲下去：

“今天，我们三个共产党员，81个爱国者，重新在您的旗帜下组织起来，做好准备去迎接更加残酷的斗争！我们深深相信祖国始终在关心着我们这些忠诚的儿女，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始终在支持着我们！我们将把党的理想化作我们的灵魂，用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燃起斗争的怒火，踏着那些在战场上，在突围时，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的血迹，继续和敌人战斗到底！”

“亲爱的祖国，敬爱的党，现在，就在敌人的枪口下，在异国的孤岛上，我们这群炎黄子孙向自己的母亲庄严宣誓——”我举起了右手，握紧了拳头，领读誓词：

“茫茫大海，汹汹怒涛！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宁为玉碎，不愿瓦全！宁做他乡鬼，不当亡国人！”

宣誓完毕，我转过身来，先向难友们表示了我们党支部和大家共生死共患难的决心，然后讲了我们目前面临的险恶前途，要求大家紧紧团结在地下党支部周围，共渡难关。

紧接着，曹明代表党支部表扬了“弟兄会”的斗争精神，肯定了他们在斗争中的贡献，然后宣布“弟兄会”已完成其历史任务，从现在起停止活动，今后全体“弟兄会”会员将在党支部统一领导下继续开展对敌斗争。团支部代表和群众代表也讲了话，他们激动地表示了坚决服从党支部的领导，绝不在艰险面前动摇，绝不向敌人屈服的决心。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监狱里的坚强核心领导，我们81个中华儿女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跟美军将我们送往被叛徒控制的72号或86号战俘营的图谋展开了殊死斗争。我们在用中、英文写给巨济岛美军军官的“血书”中明确表示：“如果美方一定要将我们交给被叛徒控制了的集中营，只能是将我们的尸体搬进去！”

1951年11月10日，即我们“刑满出狱”的那天，美军竟然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硬将我们押往72号那“阎王殿”。就在到达72号营门口的这一生死攸关的时刻，我们党支部指挥大家手挽手紧紧围成一团，坐在马路中间，拒绝前进一步。当押队的美军少尉指挥他那一排军士持枪围上来准备威逼我们就范时，我愤怒地用英语向他喊：“少尉先生，你如果真下令动武，我就下令我们81个人来抓你一个人，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一口气，咬也要咬死你！”

那少尉惊恐地后退了，急忙进了72号战俘营，用电话请示司令部，然后出来让对面71号战俘营打开营门，最后对我说：“我算是认识你们这些不要命的中国人了！你们胜利了，到‘71’号去吧，你们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中国战俘大队！”我将少尉的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竟含泪欢呼起来。大家随即排成整齐的队列，开进了71号的营门。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8期 八路军向国民政府领饷记　作者：窦孝鹏

一

1940年4月，抗日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终于收到了国民党政府愿意补发拖欠八路军半年的军饷的电报。他们脸上浮现出胜利的微笑。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建成了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按4.5万人计算，每月发给军饷63万元。其中经常生活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5万元，医疗补助费1万元，米津贴补助费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以后几年虽有小小的调整，但总数却没有超过70万元。

那时物价飞涨，如一套军装1939年费用为2元，1940年涨到5元。同时，由于全民抗战的开展，全国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八路军人数剧增，1939年达到20万，1940年达到40多万，但国民党不但不增发相应的军饷，就连4.5万人的标准也千方百计进行克扣或拖欠不发。1939年冬和1940年春，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除派胡宗南部向延安进犯外，还以阎锡山、朱怀冰等部进攻太行山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对国民党的挑衅，八路军进行了必要的还击，消灭了他们的几个师，打退了他们的反共高潮。对此，国民党老羞成怒，找借口停发了八路军1939年10月至1940年3月的军饷。为此，朱德总司令向行政院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出质问电，质问他这样做的用意何在？是想使饥寒交迫的八路军冻死饿死吗？或者另有什么深谋密计？与此同时，《新华日报》也就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四年来深入敌后，坚持苦撑，作战达一万数千次，牵制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夺回了广大失地，消灭敌伪盈千累万。然而八路军、新四军虽为抗战最力，建功最大，但其所受待遇则是全国军队最菲薄的。”这些，都使全国人民更加认清了国民党、蒋介石限共、反共，破坏抗日、破坏团结的嘴脸。

经过我党我军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国民党终于同意了补发所欠八路军的军饷。

根据达成的协议，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都是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向军需局领取。这些钱对几十万八路军来说，尽管是杯水车薪，但半年下来毕竟是个不小的数目。怎样把这笔巨款通过层层封锁线，从西安安全地运到总部来，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与左权参谋长和后勤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研究后，确定派后勤部供给部副部长周文龙（解放后曾任华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国家石油工业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顾问）去西安领这笔军饷。当时正好朱总司令要经西安去重庆谈判，周文龙可以同朱老总一起前往。

周文龙是老红军，他办事认真、机警，上个月才由抗大校务部长调到八路军后勤部供给部任副部长。杨立三陪周文龙一起来到左权参谋长办公室，左权笑着点点头说：“文龙同志，你刚来供给部，就派你出这趟远差。去时可以同总司令一路同行，关键是回来的时候，携带巨额款项，又要通过国民党军队的占领区和日本军队的封锁线，困难很多，要把可能发生的问题和困难充分考虑到前头，切不可掉以轻心！”最后，左权又说：“为了工作方便，总司令带去的电台可以留下来为你们工作，随同总司令的警卫武装，你也可以带回来，作为护送你们的监护连，希望你们严守秘密，提高警惕。”

从左权办公室出来，他们又到后院去见彭德怀。彭总说：“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艰巨。这些钱来之不易，关系到几十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此行真可谓任重道远，一定要多做几手准备，确保路上安全，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最后，杨立三又把周文龙请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他捎带办两件事。一是供给部现有5万元的破旧币，要他带到西安，兑换成新币，派一名出纳员具体办理。二是在去年底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中，八路军设在晋城、阳城、高平一带的兵站被顽军打掉了，人员物资都受到很大损失，有些人被抓去关了起来；现在只剩下河南的渑池兵站和晋南的垣曲兵站办事处，这两处虽然还存在，但却被顽军围困着，岌岌可危。要他设法将被抓人员和这两个被围的兵站解救出来。将人员和重要物资尽量带回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杨立三作为八路军总部的后勤部长兼政委，同时还兼着兵站部的部长兼政委。当时从延安到华北抗日前线的兵站线有三条：北线从绥德、米脂、吴堡到山西柳林、离石，主要连接晋西北的一二O师部队。东线从延川县延水关过黄河到山西的永和、大宁等，主要连接一一五师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南线从延安南下经西安东去，过潼关到河南渑池，然后渡黄河北上到山西的垣曲、阳城、晋城、高平至晋东南，主要连接一二九师及驻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这次去西安，走的就是这条线。这条线虽然被顽军破坏，但同行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已经有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头衔（司令长官为阎锡山），借着这个关系，沿途的顽军不会太猖狂的，解救兵站人员也是有希望的。

二

1940年4月20日上午，阳光灿烂。在朱德的带领下，一行四百余人从王家峪出发了。前面是150名老兵组成的警卫连；朱德、康克清，随行参谋、秘书及电台工作人员走在中间；周文龙带领供给部的人员走在后面，有科长、出纳和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还有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是专作驮运军饷用的。

周文龙跟着朱老总夜宿晓行，一路向南行进，先后经过黎城县、平顺县、壶关，来到了国民党军队占领的陵川县。这里驻的是第二十七军。二十七军是受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节制的，军长范汉杰已接到卫立煌的电令，对朱德一行进行了热情的接待。

这天晚上，周文龙得到一个情报：去年12月我高平兵站遭顽军袭击后，有50多名官兵被抓起来，就关在二十七军军部，他们受尽了凌辱和苦役，有的还硬被逼着给顽军当了兵。这个情况就是被迫当兵的一个哨兵提供的。

周文龙想起杨立三部长临出发前的交代，当即向朱总司令作了报告。朱德说：“明天我就正式向他们提出这件事。”

第二天，朱德对前来探望的范汉杰说：“范军长，在去年底的反共高潮中，据悉贵部对我高平兵站进行了袭击，至今，被抓的50多名官兵仍关押在你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请问范军长，是否真有其事？”

范汉杰一惊，尴尬地笑着说：“我没听说过这件事。即使有，也是下面的人干的，他们没敢向我禀报过。这简直是乱弹琴！我马上就去查查，若确有其事，我一定严加惩办。”

很快，50多名被抓的兵站官兵被释放了，他们见到自己人，一个个失声痛哭。朱德指示周文龙：这部分人编入供给部的队伍，一同随军南下。

又经过几天的行军，他们来到了阳城县的白洋泉河畔，这里紧挨着日伪军的白晋公路封锁线，为了避开敌人，他们连夜越过封锁线来到黄河岸边的白坡渡口。坐镇洛阳的卫立煌特派他的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带着军乐队和大小汽车多辆，来河边迎接朱德一行。有了汽车，行军速度大大加快。5月7日下午，朱德、周文龙等来到洛阳，受到卫立煌的热情接待。卫立煌1938年曾到过延安，受到过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他对八路军的抗战精神十分敬佩，对朱德一行表现出了十分友好的态度。他向康克清赠送了一支精制的德国制小手枪和自来水笔；还找来裁缝，为朱德、康克清、周文龙等几个干部赶制了一套优质斜纹布的灰军装。朱德也把缴获的一匹日本大洋马、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刀和一件日式黄呢子大衣回赠给了卫立煌。

在洛阳的几天中，卫立煌安排朱德接见了许多军官和有关政界要人。因为这里是河南省政府和省党部所在地，卫立煌又兼着省政府主席，每天活动很多，朱德便利用这个机会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八路军抗战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周文龙利用这个时机，派人打听此地有无被抓关的我兵站指战员。几天后他们终于打探到：在去年12月，国民党第十四军陈铁等部，打掉了我陵川县和垣曲同关镇的两个兵站，抢走了大批财物，抓走各级干部46人，将这些人全部交给了第一战区长官部。但卫立煌并没有将这些八路军干部押送集中营，而是临时关在长官部的特务营。他留了个心眼，怕以后对八路军不好交代，所以对这些“俘虏”的待遇还算不错。

弄清情况后，朱德正式向卫立煌提出要人。卫立煌满口答应说：“即使你不提，我也准备把这些人全部归还贵部的，这完全是一场误会，还请朱副长官多多包涵！”

5月17日，朱德、周文龙离开洛阳去西安，卫立煌率党政军要员亲自到洛阳火车站送行，并派他的副长官陪送到西安。火车行至灵宝车站，前面就要进入陕西的潼关了，却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回事呢？”朱德着急地发问。

随行的副长官打听后告诉说：从灵宝到潼关的火车，因经常遭日军炮火的袭击，造成很大损失，现在停驶了。

经过与驻灵宝的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刘茂恩联系，他们为朱总司令准备了几匹马，并答应派一个骑兵连，护送朱德沿山路去潼关。周文龙因为带着5万元旧币，怕路上行走不方便，火车站便给他提供了一辆压路车，载他们去潼关。压路车是铁路上巡路用的一种小车，四个轱辘，靠手摇作为动力。周文龙和管理科长宋正古、出纳员吴福兴及几名警卫人员轮流替换着摇动手柄，警惕地躲过驻扎在不远处的日本军队的眼睛，疾速地向前驶去。由于心情紧张，加上要用力摇车，每个人的衣服几乎都被汗水湿透了。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努力，他们终于抵达潼关车站；又过了一会儿，朱德等一行骑马的人也都赶到了。朱德握着周文龙汗涔涔的手说：“没发生问题就好，这一路我的心一直悬在空里，现在可以放回肚子里了。”

这里，已经没有日本人的威胁，他们乘上火车，风驰电掣地向西驶去，于当天黄昏时分，安全抵达西安。

三

周文龙到达西安后，住在八路军设在西安市内七贤庄的办事处。这是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在国统区建立的第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是全国各地与延安联系的一个主要联络点，在输送大批进步学生去延安、转送干部进出陕北、为八路军筹措物资采购军用品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七贤庄分前后几个院，前三院为接待室、办公室、客房，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等都在此居住过。位于四号院的是后勤采购机构，有会计、采办、粮秣、运输等科室，军委后勤部部长叶季壮直接领导这项工作。周文龙被安排和叶季壮部长住在一起，会计科长喻杰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供周文龙临时使用。

办事处的主任伍云甫告诉周文龙，国民党为了监视共产党，在西安布置了大批特务，据说仅职业特务就达5000多人。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等人不仅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安了“眼睛”，而且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也设置了层层关卡。所以一定要提高警惕，处处小心。

为了把领饷工作做好，周文龙与叶季壮、伍云甫及办事处其他同志反复研究，商讨对策，如怎样进行交涉，办理领款手续？除领回应发的军饷外，如何追回去年被扣发的款项？由于货币贬值，如何要求增加物价补助？为了便于运输，要适当增加大面额的钱币，等等，都进行了研究。

正在这时，想不到的一件事提前发生了——这天上午，出纳员吴福兴把从前方带来的几万元旧币，拿到有关银行去兑换，办事处派了一位同志和他作伴同行，后因这位同志有事，吴福兴便雇了一辆人力车独自去了银行。按说，中午以前完全可以回来，但直到天黑了，还不见吴福兴的影子。周文龙非常着急，办事处的同志当即打电话，询问了西安的几家银行，得到的回答是：未见此人。大家经过分析认为，吴福兴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工作一贯兢兢业业，认真细致，绝不会携款逃走，最大可能是他被特务机关绑架了。

这天晚上，周文龙等人几乎通宵未眠，一直守在电话机旁，但仍未得到线索。第二天，办事处人员通过各种关系，向西安市宪警机关查问，仍旧音讯皆无。

夜深了，心绪烦乱的周文龙坐卧不宁，难以入睡。忽然，一阵轻轻的敲门声响起，他开门一看，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拿着一个皱巴巴的纸条对他说：“周部长，外面来了一个国民党兵，这纸条是他送来的。”

周文龙接过纸条一看，上面写着：“我被绑架，押在南门外某地，望速援救。”署名是吴福兴。

周文龙当即找来送信人进行询问，送信人说，他是西安警备司令部的新兵，是刚从四川被抓壮丁抓来的。那个被抓的八路军被关在南门外一所民房改建的监牢里。今晚他们两个站岗的新兵和那位八路军认了四川老乡。现在留一个人站岗，一个人悄悄跑出来送信。

周文龙对送信人表示了感谢，送了两块银元，招待他吃了一顿夜餐，叮嘱他一定要保护好被押人的安全。

送走送信人后，周文龙当即将情况向办事处伍云甫主任作了汇报。伍主任连夜打电话到西安警备司令部，对他们破坏统一战线、无理扣押我军需官员的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和抗议，要他们立即释放人。

第二天一早，办事处派了两人去警备司令部要人。对方理屈词尽，只说“这是一场误会”，答应一定把人送还。下午，警备司令部派专人雇了一辆人力车，把吴福兴送回了八路军办事处。

回来后，吴福兴向周文龙汇报了被绑架的经过：那天他先到西安南门外的中央银行去兑换旧币。他把一捆捆旧币递进去，对方一沓沓清点着。叫他在外边等候。一直等了两个小时，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叫进后边的一个小屋里，冷冷地问：

“你这些钱是从哪里弄来的？”

吴福兴答：“是八路军在前线打了胜仗，群众捐的慰劳款。”

“你是怎么来西安的？”

“随第二战区朱德副司令长官一起来的。”

“兑换这些钱准备什么用呢？”

“购买一些药品，供前线将士急用。”

对方见问不出破绽，突然把脸一沉说：

“你带来的票子全是假的。必须严加惩办！”

吴福兴刚要申辩，从门外进来两个穿警服的人，不容分说，将他押走，钱款全部被没收。

吴福兴被绑架后，关在一个有60多人的大牢房里。他通过给哨兵做工作，机智地送出了信息，终于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没收的款也被追要了回来。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外出办事，他们都是两人以上同行。第二天，吴福兴又去几家银行兑换旧币，均未遇到任何麻烦。

5月23日，朱德从下榻的西安行署来电话，让周文龙去一趟。到那里后，周文龙汇报了吴福兴被绑架的情况，朱老总说：“西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十分猖獗，驻在这里的胡宗南是搞摩擦的老手，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接着，朱德总司令告诉周文龙，他原定的去重庆谈判的任务，由从苏联养病回来的周恩来副主席去完成。他要返回延安去开会。临走之前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第一，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应领的军饷如数领到手，防止对方耍花招以种种借口拖延和拒付。第二，领到的军饷要平安运回前方总部。这方面困难很多，路途遥远，腰缠万贯，又要途经日寇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的防区，要开动脑筋，把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想在前头，以防不测。第三，我们来的路上，收容了一批干部，他们都是抗战的骨干，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带回家去。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冷静、沉着，祝你们胜利！”

按朱老总的指示，在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再次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使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出现漏洞和挫折。到6月29日，他把该领的全部军饷已经领齐，共计257.795万元。加上以旧币兑换新币5.1万元，两项合计共263万元。堆起来像一座小山。

四

7月2日，周文龙一行离开西安回返。西安办事处派汽车载着人员和军饷，护送他们到洛阳。按说，他们应该从灵宝和洛阳中间的渑池县往回返的，但因为他们必须先到洛阳第一战区长官部去办通行护照，所以只好走过头路。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答应给办，因为朱德总司令有交代。但具体承办时耽误了几天，周文龙急得天天去催。这段时间日本飞机常来轰炸，为避免军款受损失，每天天不亮，他们就用麻袋装着军款驮到十多里外的乡下进行防空隐蔽，天黑后再驮回来，天天如此。

几天后，周文龙终于拿到了办好的护照，上面是这样写的：

兹有十八集团军上校军需官周文龙，携带军饷若干，人员马匹若干，返回十八集团军总部。望沿途军宪警卡查明放行，以防滋扰。

落款处盖有长官部大印和卫立煌的图章。

拿到护照的当天，周文龙便携款乘火车西返，来到八路军的渑池兵站。渑池兵站与黄河北岸的垣曲兵站办事处去年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第十五军六十五师所困，已与外界断绝来往半年多。周文龙来到渑池兵站后，才真正为他们解了围。大家激动得相拥而泣。

渑池兵站存放着大批军装和其他物资，他们趁夜就地坚壁，短短三天，全部处理妥当。然后带着兵站的百余人向黄河边赶去。守黄河渡口的是国民党的第十五军六十四师，是受卫立煌管辖的。为了保险起见，周文龙包了一条大船，人、物安全地到达黄河北岸的山西垣曲县关上村的垣曲兵站办事处。

被围困半年多的办事处主任姚一廷、政委曾仁文，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被困在这里的除兵站办事处科室人员、警卫部队、骡马运输大队外，还有军委派去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工作人员30多人，印度援华医疗队30余人，中共中条山特委书记李哲人带领的10多名干部，以及解救出来的特委的一个警卫连。现在全部人员加起来达近千人。

周文龙发电报将情况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等领导作了汇报。总部发电指示：所有人员编为北上支队，周文龙任支队长，李哲人任政委，邹毕兆任参谋长，曾仁文任政治部主任。部队必须轻装，除电器材料、医药器械、兵工机器外，其他一概坚壁。部队迅速北返。

经过几个昼夜的忙碌，处理完各种物资后，7月12日，北上支队在周文龙等人的率领下开始行动。

一天，部队来到了济源县境。从这里往东北从原路返回，已相当困难，因为日寇已在那些交通要道增布了兵力。若向北则必须经过国民党顽军第九十七军朱怀冰等部的防地，而朱怀冰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已与共产党结下深仇大恨。究竟怎么办，周文龙发报向总部请示。彭德怀复电：可派人与朱怀冰交涉，若他答应掩护我们安全过路而不遭袭击，我们可将上次俘他们的人员及武器归还。

交涉的结果，朱怀冰只答应北上支队通过他的防区可确保安全，至于通过日军的防线，他不能做保。周文龙等经过分析认为：朱怀冰素与日本人有勾结，与八路军又有不解之仇。他很可能暗地把情报透露给日本人，借日本人之刀杀我们。总部也意识到，此举潜藏危机，随即要他们停止与朱怀冰的交涉，必要时把部队带回西安，再经延安返回晋东南。但这样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会有更多的困难。正当大家犹豫不决时，总部再次来电称，经反复斟酌，令北上支队向济源西转移，经阳城、沁水、东峪，奔向我太岳军区回总部。

周文龙当即进行布置。为了麻痹敌人，他继续派人与朱怀冰谈判；同时派出一个便衣侦察队，开始向西北方向侦察。当夜12点，大队人马乘夜深人静，悄悄出发，向西北方向转移，进入一条黑森森的大深山。

第三天，部队进入山西阳城县境，由于部队行动隐蔽，他们已安全地通过了日本人防守的周林镇封锁线。前面就要进入沁水县，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的军部就驻在沁水县张店。为了防止顽军互相勾连，周文龙令割断了沿途的军用电线。又抓了九十三军的两名便衣作向导，率部直奔九十三军军部，凭卫立煌的通行证，在此宿营一夜。

当夜，周文龙收到彭德怀发来的电报，称：总部已令太岳军区司令员黄新亭率步兵、骑兵各一团，前往沁水县境内接应。大家受到极大鼓舞。

第二天，部队继续北进。下午，在大家的热切期盼中，黄新亭司令员率骑兵团先头部队赶到，与行进中的北上支队相会。大家相见，激动异常。多少天来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

大家一路唱歌，一路行军，当晚来到了太岳军区驻地。黄司令员安排大家在此休整了三天。第三天夜里，军区派4个团护送北上支队，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白晋公路封锁线，进入太行山根据地腹地。

7月20日，周文龙率北上支队终于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和他们紧紧握手。彭德怀说：“这一趟出去了整整三个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总部办了一件大事。大家感谢你们！”

领完这次军饷后，国民政府又凑凑合合地向八路军发了四个月的饷。到1940年10月，随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掀起，国民党一手把持的国民政府当局则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供应。八路军的抗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责任编辑刘文）

2001年第8期 迥异的家庭奇特的爱情悲惨的结局　作者：高凤英

我国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诞生的。发起人有八个：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前六位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会议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即S.Y青年团。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陈独秀也参加了会议，指派这八个人中最年轻的21岁的俞秀松为“负责人”，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称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次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选举俞秀松、高尚德、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五人为青年团中央执委，施存统为书记。党、团元老俞秀松的一生，还颇有传奇色彩。

俞秀松1899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溪埭村一个农民的家庭，17岁考入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暴卷进浙江，省立一师成了浙江的“北大”。俞秀松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了领导浙江运动的勇士。他和战友们先后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杂志并任主编，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动当局，刊物发行到两湖、北京、黑龙江，甚至日本。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著文大加赞赏“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向穷困和黑暗斗争”的锐气，“使杭州城地动山摇”。

1919年底，俞秀松到北京见到陈独秀。经陈介绍到北大哲学系旁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此后不想做学问家，情愿做个‘受人唾骂’的革命家！”

1921年3月，俞秀松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团组织的委托，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二次代表大会，同时列席参加了共产国际三大，亲耳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回国后，他从事浙江的建党、建团和工人运动，到广州协助孙中山做军运工作，1925年——1933年又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并任教，还担任了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委员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由苏共中央派往伯力任《工人之路》副总编。

当时，盘踞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巩固他的土皇帝势力和蒋介石抗衡，提出了五大政策：“反帝，亲苏、和平、清廉、建设”。他为了得到苏联的援助和经济、贸易上的好处，装出一副十分“革命”的红色面孔，还亲自赴莫斯科拜会斯大林，请苏联扩大对新疆的军事、经济、外贸援助，并请求派出共产党员帮助新疆治理建设。斯大林欣然应允。盛世才还“热忱”地申请参加共产党，斯大林对此不置可否。

1935年6月，第三国际派出20多位中共党员来到乌鲁木齐做统战工作，由俞秀松（化名王寿成）负责。

俞秀松是中共老资格的优秀党员，且富有工作能力，盛世才对他很器重，聘任他担任了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主编《反帝战线》，又任新疆督办公署边防处政训处副处长、航空学校和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新疆学院院长、省立一中校长，又请他做了小妹盛世同的家庭教师。

盛世同当时是个15岁的小姑娘，可谓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她容貌美丽，性格坚强。她十分热情地参加了中学的“反帝会”、“妇女协会”和“学联会”，并担任了反帝会小组长和学联会监察秘书，在工作上和反帝会秘书长俞秀松经常接触。

俞秀松作为家庭教师，除了经常去她家讲课、辅导外，还给她讲解辩证唯物论、政治经济学，使这位小姑娘受到了马列主义的熏陶。

俞秀松当时已经36岁。他那高尚的品格、成熟的才干、广博的学识、潇洒的风姿，使这位小姑娘非常入迷和倾慕，两人热恋了一年后，便决定结婚。

盛世同向父母和大哥盛世才提出这门亲事，他们都欣然赞同。俞秀松说：还需要报请第三国际和斯大林审批。斯大林也欣然同意。

1936年夏，16岁的盛世同和37岁的俞秀松举行了热闹的婚礼。苏联驻新疆领事馆的全体同志也来参加，领事阿必列索夫还带来了斯大林赠送的一箱衣服和化妆品，转达了斯大林对新郎和新娘的祝贺。领事馆特设了筵席，举办了舞会，把婚礼场面拍成了电影，在乌鲁木齐多次放映。结婚一周年时，斯大林又送他俩一架照相机。

斯大林赠送结婚贺礼，这在中共党员中，是独一无二的，这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对俞秀松的钟爱和器重。

婚后，俩人的生活十分甜密但又十分清廉。1937年，盛世才派省政府主席李溶给俞秀松送来任命他兼任省教育厅厅长的委任状，俞和妻子商量后又退回去了。他说：“我不为名，不图利，现在不是享受的时候。要想当官，我早回浙江省当教育厅长了，杭州的一些老朋友已经请了我好几次。”

俞秀松风趣地对娇妻说：“你这名字多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必然要胜利，‘盛世大同’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你要按自己的姓名的含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实现共产主义的‘盛世同’。”

他们夫妻俩在从事反帝、建设新疆工作中，还多次经盛世才同意，向延安支援了大批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物资，并培训了党派去的飞行人员，还积极组织了对西路军失败后入疆的李先念等400多名红军官兵的援救。

1937年11月，共产国际派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回国参加抗日。他俩路经乌鲁木齐时，盛世才设宴招待，并拿出由共产国际派往新疆的25位中共党员的照片，问他们认识不认识这些人。

王明、康生竟说：俞秀松，还有赵云蓉、张逸凡、吴德铭、郑一俊等十几个人都是“托派”，是“反对斯大林的”。又说：他们回国前见到斯大林，已汇报了俞秀松是托派。王明并示意盛世才，要他把这些“托派”逮捕起来送交苏联审问。

事实上，这全是卑鄙阴险的诬陷。原来俞秀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曾和王明在一起，对王明和米夫搞宗派主义很是不满。王明于是挟嫌报复，捏造罪名借刀杀人。

王明、康生离乌鲁木齐回延安后，盛世才为讨好斯大林，将俞秀松等突然逮捕。

12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俞秀松告诉妻子去反帝会检查工作。17岁的盛世同正在家温课，突来盛世才的四个卫兵，说是督办有事请俞秘书长速去。

9时多秀松回到家，感到情况有异，对娇妻说：“我去看看再说。你先睡吧，明天还要考试呢。”跟随4个卫兵而去。

盛世同次日考罢回家，厨师哭告：秘书长被公安处抓起来了，通知你把洗脸用品和被褥等送去。她立即赶到督办公署质问大哥：为什么无故抓人？盛世才诡辩说：俞秀松参加了阴谋暴动案要杀我，又说俞秀松与托派有关系。盛世同质问有什么证据？盛世才支支吾吾拿不出。

盛世同怒斥大哥：“如果没有证据，我就枪毙你！”

盛世才咆哮如雷，喝令卫兵把小妹抓起来。盛世同怒骂卫兵，卫兵也不敢动手。大哥只好答应小妹去监狱探望丈夫。

在狱中，俞秀松说：“说我是托派，又参加阴谋暴动，真是莫名其妙！这完全是诬陷，一定有人在捣鬼！”

关押俞秀松半年后，1938年6月25日，盛世才决定把俞秀松押往苏联交苏方处置。

俞秀松预感到苏联会凶多吉少，他也知道王明、米夫等曾诬陷他是托派。在去飞机场的车中，他对妻子说：“我此去凶多吉少。你要挺起胸膛，不畏强暴。要相信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救星。”盛世同强忍着泪水频频点头。

他又感慨万端地对妻子说：“同妹，我们没能在一起革命、生活一辈子，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要记住，为革命献身是光荣的。”

到达机场后，他们看到已停着一架草绿色的苏联飞机，几十名苏联士兵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秀松紧紧拥抱住结婚才两年的娇妻，含着泪花说：“同妹，要坚强，多保重，但愿我们能够重逢。”飞机腾空而起，秀松手扬帽子在窗口不断向妻子招手，世同肝肠寸断，昏倒在地。

俞秀松被押到莫斯科后，关在内务部监狱。审问中，当问他是否反对王明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是反对王明的，于是又受到毒刑拷打。不久，他在严刑折磨下死于监狱。

自俞秀松被押到苏联后，盛世同一再找到大哥哭闹，愤然宣布和他断绝兄妹关系，随母亲的姓改名为“安志洁”，表示和军阀哥哥决不同流合污，志在独守贞洁。

她也不要大哥的物质接济，自己振作精神到女中附小当教员，自食其力，并被推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的负责人。随后，又进入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育系继续读书。

四年后，盛世才错以为苏联要被希特勒灭亡了，撕下了亲苏的伪装，投向蒋介石的怀抱。

1942年8月，蒋介石派宋美龄、朱绍良，到乌鲁木齐对盛世才进行“招抚”，盛世才把屠杀共产党人作为向蒋介石表示忠心的厚礼。经过讨价还价，国民党的军队开进新疆驻守，蒋介石封任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中央监委委员、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2年9月，盛世才下令逮捕了应他热情邀请来新疆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和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一年后又以绳索勒死，秘密装进麻袋埋在荒山中，并拍了照片送给蒋介石。同时，把在新疆的全部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子女都抓进了监狱。

早在1939年秋天，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邓发调回延安时，就对前来接替当主任的陈潭秋说过：“盛世才不仅是野心勃勃的军阀土皇帝，而且是个狼种猪！”

1944年，盛世才不甘受制于蒋介石，又看到苏联红军要把希特勒打败了，又想投靠斯大林，以取得保护。他特地向斯大林写去一封言辞恳切的“悔过书”，表示要重新亲苏，并把一大批在新疆的国民党委员逮捕。同时却向蒋介石发电报说，这些人“都叛变了国民党，是共产党的间谍”。

斯大林当然了解盛世才的阴谋伎俩，把盛世才的“悔过书”转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大为恼火，令盛世才离开新疆，到重庆担任没有实权的国民政府农林部长。

盛世才万分不愿，只好于1944年9月携带32大卡车金银珠宝，带着老婆到重庆就职。

盛世同拒不跟大哥去重庆，仍和母亲住在乌鲁木齐。她听传说丈夫还活着，还到过新疆边境一带，她要留在新疆，等着和丈夫重聚。其实，这时丈夫已死去六年了。

后来，世同的母亲害病，盛世才一再来信请妹妹陪妈妈去重庆治疗，可能是失权之后有所忏悔，他向妹妹一再表示今后再不过问秀松之事，也决不干涉妹妹的自由，小妹愿意到哪里找寻秀松都行。这样，世同才陪母亲到了重庆，但不和哥哥住在一起。

不久，蒋介石、宋美龄向世同和世同的五哥五嫂（五哥盛世骥曾留学苏联东方大学）发来请帖邀请赴宴。世同犹豫再三后决定赴宴以弄清缘由。席间，蒋介石、宋美龄只和她“友好”地拉家常，关切地询问她的生活、年龄，是否想进大学读书等。第二天，新疆驻重庆的代表张元夫来看望世同，转述了蒋介石的口信，原来是要给参加宴席的一个国民党将军做媒，并规劝世同忘记丈夫，回心转意。世同当即断然拒绝：“我已经结过婚，是有夫之妇。”表示决不再嫁。其时，她芳龄才25岁。

抗战胜利后，世同随母亲、五哥迁回南京，仍不和盛世才来往。1948年，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来信邀她去杭州暂住，并说一定能打听到秀松的真实情况。世同便同母亲去了杭州，但也没有得到俞秀松的确切消息。

大陆解放前夕，盛世才要母亲、小妹和他同去台湾，世同坚决不去，留在了大陆。

大陆解放后，盛世同即向中央写信询问秀松情况，但如石沉大海。后来，当年和俞秀松同机被押到苏联关押在内务部受审的张逸凡回国探亲，才告诉她俞秀松已死在苏联监狱。

1961年，秀松的父亲上书毛泽东，请求明察秀松的不白之冤。包尔汉等几位老同志也提供证明秀松不是托派，上海市委组织部批示民政局：“应当承认其为烈士”。1962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给世同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上有毛泽东的签印。

直到1983年，康生死后，中组部才为俞秀松彻底平反昭雪。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共产主义事业的开拓者——俞秀松烈士》，这位被埋没43年之久的我党创业勇士才恢复了应有的光彩。

盛世同这时已经61岁，禁不住老泪滂沱。

（责任编辑刘文）

2001年第8期 二战初为犹太人开绿灯的中国外交官　作者：伍法祐　伍法同

1938年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逐步升级，在全国实行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奥地利境内的许多犹太人店铺都被纳粹军队捣毁，有的老板被关入集中营。这年11月7日，在巴黎，一名来自波兰的犹太人青年，由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枪杀了德国驻法国使馆的三等秘书，使希特勒大为光火，于11月18日深夜，全德国及奥地利境内的党卫军和冲锋队肆无忌惮地冲击所有犹太人的住处、商店、医院，抓走2万多名犹太人，其中100多人死于当晚的浩劫中，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亿德国马克。德国法西斯头目戈培尔却给这次罪恶行动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帝国水晶之夜”。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大批奥地利籍的犹太人为了逃命，争相离境，据说维也纳就有13万犹太人通过各种途径逃往国外。许多奥地利人前往美国或英国领事馆领取签证。后因数目限制，加之条件苛刻，很多人只好转向中国领事馆，希望得到一张去中国上海的签证。

此时，中国驻奥地利外交官何凤山，在人道主义精神的激励下，不顾个人安危，发给罗森伯格一家赴上海的签证，并在“帝国水晶之夜”的第二天一早，准备去送罗森伯格一家到火车站。临出发时，罗森伯格夫人突然来电话，暗示家里发生了事，要何凤山不要去送了。何凤山说，自己答应了别人的事，一定要办到，他坚定如约前往送行。但是到了罗森伯格家，才知罗森伯格已经被盖世太保抓走，并正碰上前来搜查抓人的党卫军士兵。气势汹汹的盖世太保用枪对着何凤山说：“你是什么人？”何挺胸反问：“我是什么人你们很容易查到，你们又是什么人？”他的坚定气度，竟把盖世太保给镇住了。何凤山走后，党卫军问罗森伯格夫人“他是谁”，罗夫人说他是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是罗森伯格的好朋友。盖世太保听后吃惊地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不久，罗森伯格被安全释放回来。他们一家凭着由何凤山签发的签证，登上了离开维也纳的火车。

从这以后，不管任何人只要提出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就能得到中国总领事馆的签发。有一位犹太人一时找不到任何理由去中国总领事馆，回家翻箱倒柜，找到一本中文书，他从书上剪了几个中国字贴在一个信封上，将自己的签证申请装进信封，急忙来到中国总领事馆门前，对卫兵说：“这是一封十万火急的挂号信，需要马上交给总领事。”卫兵看不懂中文，信以为真，立刻放他进去。于是，这位聪明的犹太人拿到了去上海的签证。在此后至1940年4月初的一年多时间里，何凤山一面与当地美国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秘密合作，用各种方法营救犹太人逃离维也纳；一面实施开放签证政策，无论男女老少任何犹太人只要申请中国签证，马上核发。这件事在犹太人社区中流传开来，中国领事馆前竟被犹太人排起长龙。有时一个月之内被中国领事馆批准入中国境内的签证达四、五百人之多。一次，希特勒邀请何凤山见面，被何拒绝，事后何凤山戏谑地称希特勒是个矮小的、留着可笑的胡子的野心家，我是在履行自己的公务，为什么要见他？据了解，在何凤山任维也纳总领事直至1940年5月调离时为止，在128500名逃离维也纳的犹太人中，有二三千名犹太人是持何凤山的签证离开奥地利的，大部分去了上海，使得上海出现许多犹太人。据说有些犹太人到了上海，为了打发时间，学会了中国麻将，麻将便在犹太人的生活圈子中流行开来。

由于何凤山大量给犹太人发放出境签证，法西斯当局借故以中国领事馆租用了犹太人的房子为由，硬将总领事馆的房子没收了。何凤山并未因此而退却，他将总领事馆搬到了另一处小得多的房子，继续给犹太人核发“救命签证”。

何凤山在签发中国签证时是否遇到其他阻力呢？当时中国政府因接受德国援助，如武器及军事顾问，与纳粹政权维持一定友好关系，为维持中德邦交，不能与希特勒唱反调。中国驻德国大使陈介，就在一次长途电话中，指示何凤山应对发给犹太人到中国签证予以限制。何凤山一面唯诺称是，一面仍照签不误。此时有人向大使馆告密，说何凤山收取贿赂，出卖签证，贪赃枉法。陈介知道后，派遣参事丁文渊，在事先未通知的情况下由柏林来到维也纳。他首先调查卷宗，查明中国外交部是否有来电批示对犹太人的签证确实有“开放政策”的训令。当时，行政院长孔祥熙公开对犹太人的遭遇表示同情，曾提出开辟海南岛以容纳犹太人的主张。丁文渊再查领事馆的签证账目是否有舞弊的情形，经过认真稽查，并无可疑之处。

说起来，何凤山与我们家还有一点“挂角”亲。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是我在美国二弟的亲家母的胞姐。我们都是湖南老乡。何凤山的第一任夫人为早年在湖南原配，1926年为何生下一子名何曼德，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组主任；何凤山的第二任夫人是一美国人，因她经常虐待何凤山的儿子何曼德甚至拿皮带抽他，而与何凤山离异。何凤山的第三任夫人黄绶荣，湖南醴陵人，今年已有83岁高龄，住美国旧金山。1951年为何凤山生下一女名何曼礼。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家住在重庆城内，与何家相隔不远，二弟与何凤山的儿子同在南开中学念书，我则与何夫人的妹妹黄德荣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同学，好友加亲情，来往密切。多少年来，从未见他谈起过当年在奥地利任总领事为犹太人核发签证的事。何平时举止倜傥，讲一口标准的湖南话。1994年10月，我和爱人去美国探亲，由黄德荣、钟武雄夫妇陪同去拜望他二老，时何凤山已93岁高龄，坐在轮椅上，他拉着我的手说，我真想回到老家湖南益阳去看看，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一点奉献。他夫人黄绶荣也是高龄，驼背、弯腰，起步都很困难了。最近我在长沙见到黄德荣、钟武雄两老，都是80几岁的老人了，刚从美国回来探亲。钟老说：抗日战争期间，他与何凤山同在情报司工作，是何的部下，也从未谈及在奥地利签证的事。

何凤山1901年出生于湖南益阳县，7岁丧父，他和母亲、妹妹三人靠当时设在益阳的挪威信义会的救济维持生活。信义会给了他母亲一份工作，让何凤山进了信义会办的学校。后来，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长沙美国教会学校雅礼大学（属大学先修班性质，后改为雅礼中学，为美国耶鲁大学在中国的分校）。1930年去德国慕尼黑明兴大学留学，专攻经济理论，回国后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33年春，代表湖南参加在美国举行的百年纪念博览会，并在芝加哥大学修习国际公法与英美文学。1935年一个偶然机遇投身外交，被派往土耳其任职。1937年调到奥地利。何凤山在经历了40年外交生涯后，于1973年退休。在他所著的《我的外交40年生涯》一书中，只有一个段落提及在奥地利为犹太人发签证的事。

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病逝于旧金山家中。在他的丧礼中，我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外交人员代表中国政府送去了花环悼祭。

一位中国外交官，用自己的无畏精神和智慧，挽救了数千名无辜的善良生命。他并没有将自己所做的一切向世人宣扬，就是在自己晚年所著《我的外交生涯40年》一书中也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此事。这件事似乎已经就要被尘世湮没了。96岁的何凤山在美国旧金山去世后，他的女儿、曾当过《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何曼礼为父亲写了一个讣告，讣告中提了一句：父亲在维也纳任总领事期间为犹太人发过签证。讣告在报纸上刊出后不久，何曼礼突然接到一位名叫艾立克·索尔的犹太裔历史学家的电话，艾立克自我介绍后问：“你父亲当时真的给犹太人发过签证吗？”当得到肯定的答复后，这位历史学家于是给许多纪念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博物馆打电话询问此事，都没有着落甚至是否定的答复。不久，经过他不懈努力，终于通过一个犹太人组织，找到了一位持有当年何凤山亲笔签发的去中国上海签证的幸存者。从那以后，不断有新线索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幸存者或其子女主动与那位犹太裔历史学家取得联系。其中包括伊斯雷尔·辛格，他是一位美国亿万富翁，现任全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含着泪水对艾立克说：“我的生身父母是何凤山博士救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艾立克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何凤山将成为一个让中国人骄傲的名字。他不仅是中国人的英雄，也是犹太人、西方人的英雄。”

2000年4月2日，由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等11个组织共同合作之下，举办了一个“救命的签证：正义与高贵的外交官”纪念展，推崇在1938年到1945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期间，英勇拯救犹太难民的各国的外交官，而何凤山是其中惟一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展览会场上，何凤山的照片放在正中，十分耀眼，犹太人全国基金会同时在展览会场颁奖表彰何凤山等10余位各国外交官。何凤山的女儿何曼礼代表已于1997年9月病逝的父亲接受这份荣誉。同时，以色列外交部表示，将对何凤山颁发“国族正义”勋章。这项勋章自1953年设立以来，共有16000人获得，但其中只有19位是外交官，何凤山是惟一的中国外交官，也是全体受奖人中惟一的中国人。亚洲还有一位日本外交官也获得这项人道勋章的殊荣。何凤山获奖后，他的名字将镌刻在耶路撒冷郊区“正义公园”内的荣誉墙上，让所有犹太人知道，这些人士曾经不顾个人安危拯救过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将永垂青史。

（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8期 我们潜入河南获取第四次“围剿”计划　作者：李　云

1932年春节，当时我在中共上海浦东区委担任青工工作。突然接到组织通知，要调我和我丈夫徐强前往河南开展工作。具体工作说要到目的地时，再详细告诉我。

不久，我们到了河南开封。同时调去的还有李文德、老傅、陈家兴、老王、徐振甲等，都由徐强领导。

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对象是国民党八十师李思朔部的少将副旅长兼该师学兵营的营长惠东升。他是江苏宜兴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后，曾任黄埔军校第一期教官。据说北伐攻打惠州时，救过蒋介石的命，且为人耿直，对国民党的腐败现状，深表不满，牢骚较多。所以，不为上司喜欢，升迁较慢。由于他在黄埔军校的经历，学生很多，交游较广，在国民党的军队中有影响。1931年秋冬之交，他到上海看望他的老朋友冯三昧，谈了他看不惯贪官污吏和他们的横行霸道，内心很苦闷。徐强了解到这个情况后，通过一直同情革命的冯三昧去做他的工作。谈了三个晚上，把他说通了，使他从不满国民党转为同情支持共产党。他要求我党派人到他部队做基层工作，条件成熟时，把部队拉出来，投奔革命。

当时负责上海特科工作的陈云同志听了汇报，先派徐强去河南实地考察一下。徐强回来汇报了情况，陈云当即决定由徐强率人前去开展兵运工作。

到开封后，我作为惠东升的“侄女”，住进座落在开封保定巷一号的惠公馆，徐强则作为惠妻朱绮云的“表哥”也住到公馆里。其他几位同志，由惠东升将他们安排到许昌学兵营。李文德任学兵营的文书，陈家兴和徐振甲做总务，老傅被派到惠的老朋友梅治超的游击队司令部任文书，老王未担任具体工作，临时住在旅馆里领导学兵营工作的几位同志。

惠东升的公馆，是一座四合院，颇有点文人气息，客堂正中挂着一幅山水画，两旁还有一副对联：“三尺青萍千里马，两行红粉一妆书。”据惠东升说，这里指英雄与美人。惠的夫人朱绮云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美貌，外表文静。

我的任务在上海已经定好，专任密写情报。惠东升提供的情报为数不少，有许多是“剿匪”的消息，还有国民党内部派系的争斗与地方头头之间的矛盾等，最主要的他获取了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听说是他去探望国民党政学系的头面人物、蒋介石侍从室的杨永泰，通过杨的秘书（此人是惠的学生）弄到的。徐强拿到这份计划后，喜出望外，急忙交给我。我连夜用药水抄在一本线装的古籍书背后，连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密码本，再将河南全省的军用地图放在一条棉被絮里，打成行李。当时天气还有些冷，这样可以不会引人注意。后来这些密件，徐强交给老傅急送上海党组织。我们以后回到上海时，中央特派员李竹声（中共中央秘书长）为取得这些重要情报，对徐强口头给予表扬。

大约七八月份，惠东升出人意外地调到驻潢川的国民党二十军张钫的部队，当时徐强对此调动十分警觉，而惠东升却因他与当时河南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关系比较好，认为没有问题。惠很快准备好一切，把四岁的儿子和奶妈（惠妻的嫂嫂）送到老朋友、军需官朱升谦的家里，还留下一位姓朱的勤务员（惠妻的亲戚）照顾孩子。他自己带上妻子、徐强和我一起去了潢川，临时住在潢川一家旅馆里。第二天上午，惠东升被请到光山张钫司令部，一直到下午四五点钟不见回来。徐强不放心，怕出问题，请惠夫人打电话到司令部。惠东升接电话时告诉她，他有事在司令部，请不要挂念。并嘱咐她，一定不要让“表哥”走了。徐强听了惠妻讲的电话内容，认为很可能出问题了。旅馆不能再住下去，得马上转移。惠妻说此处有一位张钫的侄子，是惠的好朋友。于是让警卫员包克忠带我们去张家。当张钫的侄子听了情况，慌忙商量办法，他建议马上更换服装，明天天亮由潢川北门出城。因为当时商城红军已撤退，很多还乡团和一些百姓要回商城。你们可以天蒙蒙亮混在老百姓中，从北城出去。事情非常凑巧，张钫侄子的家眷，都回娘家去了，家中没有什么人，他要我们在厨房里随便吃一些馒头后，拿出妻子的衣服让惠妻和我换上。

天微明，我们正准备动身，惠妻突然想起身无分文，就叫警卫员包克忠回旅馆取钱，约定在北门外碰头。我们三人向城门走去，这时路上已有不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大包小包涌向北城门，我们混在他们里面一起顺利出了城。大约走了三里光景，太阳出来了，只听后面有人在叫“太太”，回头一看，包克忠带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包说：这位中尉，要太太去司令部。惠妻很不高兴，打了包一个耳光，一言不发地就跟着走了。包克忠等他们回转身时，把手中的30块大洋交给了徐强后，跟着那中尉走了。

这时，徐强认为去商城这条路线已经暴露，必须另择一条路。我们找到一位老乡，请他带我们沿着潢川城外直奔张钫司令部所在地光山，这是敌人决不会想到的。我们花了十块大洋跟着这位农民沿着潢川城走向光山，大约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俟带路的农民走后，我们继续慢慢地向前走。傍晚时，找到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夜有军人来查夜，徐强告诉他们因为妻子发病，要带她就医，查夜的看了一下，也就走了。天亮后，我们再经光山走向信阳火车站，走了一天，才到达车站。准备购买赴开封的火车票，一计算还差一块钱，原想把身上的一支钢笔折成一块钱。当我将20块钱交给售票员时，却不料她给我两张火车票外，还找给一块多钱，后来我才知道坐夜车要比白天便宜一些。第二天到达开封，因情况不明，不敢随便乱走，就找了间空屋暂时休息。这是老百姓磨麦子、小米、高粱的地方。歇了一会儿，徐强要我去朱升谦家了解一下情况。朱是浙江人，此人思想进步，惠的好朋友。惠的独生子由惠妻嫂嫂带着，和勤务兵朱某都在朱家。不料，我刚走到朱家门口，碰上勤务兵朱某，他见到我时，很惊讶地说：“你怎么来了？”他告诉我，“原来在惠公馆巷口的黄包车夫都被派出去到处找你们，你赶快走吧。”并说，“明天上午十时左右你再来，我给你一些衣服和钱。”说罢，他走进了屋里，我赶快离开。当我回到磨坊时，屋内空无一人，老徐为了预防万一，离开了那间磨坊，在斜对面蹲着，好像在休息。他看到我时，见后面没有人跟踪，装作偶遇似的，走了过来。我们走到一个墙角说了朱家的情况后，便一前一后地走了一段路，在一个小摊上吃了一碗苞米粥和一个烧饼，吃完走到一个人少而静的地方，商量怎么办？为防止出意外，决定明天不再去朱家。傍晚时，徐强带我去找惠东升的朋友王子清，他是河南省绥靖公署的高级谘议，平日同情我们，估计惠的事情他也知道，而且他不会出卖我们。准备去他那里借钱回上海，加上他的住处，是刘峙的绥靖公署对面，不会引人注意。就这样，大约在下午五六点钟光景，天快黑了，去了他家。敲门进去，徐强自报姓名，并说明是惠东升的朋友，要求见王子清先生。不一会儿，出来一位年轻人，自称是王子清的弟弟。他说：“家兄不在家，有什么事情尽管对我说好了，我会帮助办理的。”徐强提出借钱回上海的路费，同时提出借宿一夜，他都答应了，并带我们到厨房里去用餐。厨房很大，饭菜都准备好了，我们用过餐后，正在休息，王子清弟弟拿来了赴上海的火车票，是明天清晨的，另外又拿出二十块钱给我们，并在厨房旁边一间房内，临时搭了一张床，让我们赶快休息，明晨设法送我们走。其实两天确实很累，但我们一直惦念着其他同志的安危，心神极不安定，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恨不得一步能飞到上海，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一早，我们用完早餐后，外面竟下着倾盆大雨，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利的。王子清弟弟叫了两辆黄包车，预付了车钱。因为雨大，上了车后，车夫用油布将车子围起来，一直送到车站。由于下雨，行人中许多人拿伞，有人把油布披在身上，手里拿着大小包袱。我们跟随着人群一起上了火车。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分开坐，装成不认识，如果发生问题，只逮捕一个人，另一人可以回上海向组织汇报。

我们是在陇海铁路线上东行，到了徐州转车，坐上京沪线的火车时，徐强才同我讲话。到达上海后，我们回到家中，徐强与组织联系。

徐强写信到联络点，很快接上关系。党中央派李竹声与徐强会面，他代表党中央除对获取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等重要情报加以口头表扬外，并告诉徐强，惠东升出事后，梅治超怕出事，请老傅到司令部，送了他数十块大洋，要他赶快离开。所以老傅比我们早到上海。在许昌学兵营工作的李文德和陈家兴因为生活不习惯，在学兵营工作不久已回到上海。至于在学兵营工作的徐振甲和老王情况不明。

几个月后，朱升谦来到上海，见了冯三昧，因为是朋友，他把河南发生的情况一一向冯谈了。原来河南省的党组织派人在许昌学兵营开展工作时，有一人叛变，向国民党告密，因此学兵营中的中共组织全部被破坏，牵连到惠东升，认为他勾结共产党。徐振甲和老王一起被捕后，马上给活埋了。刘峙与惠东升关系好，一直想救他，但由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示：“就地枪决”，刘没有办法，行刑前，先请医生给惠打了一针，然后枪毙，以减少痛苦。惠妻已怀孕，释放回家，不久生一子后，回到浙江老家。又谈及惠妻在潢川北门外被叫回光山司令部，他们得知老徐和我向商城方向走的，立即派出马队追赶，因我们走了另外一条路，当然一无所获。

（李云：上海政协原副秘书长，现年86岁）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1年第8期 目击中国远征军救援英国盟军　作者：王楚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在缅甸创造了闻名于世的仁安羌大捷。我是亲身经历过仁安羌大捷的老兵，当时担任指挥入缅中国远征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中将的联络参谋，奉派同美军少校梅里尔一道向新三十八师孙立人师长送达史迪威的命令，要该师除留第一一四团卫戍曼德勒外，主力速赴仁安羌救援被困在该地的英军，并责成我们两人监督孙师长执行上述命令。

日军对仁安羌垂涎三尺

仁安羌位于仰光北约450公里，是缅甸的大油田，年产能力达百余万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侵缅日军物资匮乏，一直对之垂涎三尺。驻缅英军受其统帅阿奇博德·韦维尔的“弃缅保印”战略方针的影响，一直没有对仁安羌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只派一支武器装备低劣、士气低落、人数不足800人的第五国境警备队守卫油田区，显然无法抗拒装备精良的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的进攻。就连英缅第一军也没有履行他们对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史迪威的承诺，该军由阿兰谬退到因河以南，未在新榜卫、米昌耶、缅拉、萨斯瓦、东敦枝等要地设防，致使日军第三十三师得以乘虚而入，轻易地于4月12日占领了上述各地。

此时，史迪威正积极地组织“平满纳会战”，决心举行反攻，先歼灭中路的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和第十八师团。为此正以新二十二师廖耀湘部与日军第五十五、十八两个师团在平满纳以南的斯瓦河一带进行激战，极力迟滞日军前进，消耗其有生力量，掩护第九十六师余韶部和第二OO师戴安澜部在平满纳准备反攻，并计划于16日前后举行反攻。现萨斯瓦、东敦枝和米昌耶均已陷敌，这就不但使正在斯瓦河与日军激战中的新二十二师顿时陷入极其危险的困境，而且使正在平满纳附近准备反攻的第九十六、二OO两师的右侧背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将会导致“平满纳会战”中途夭折，引发整个缅甸战局逆转。杜聿明鉴于西线战局急转直下，给全局带来了极不利的影响，便于13日清晨赶到马格威会晤英缅第一军军长威廉·斯利姆，要求英军务必坚守因河一带阵地并尽力收复东敦枝，以保中国军右侧背的安全。不料斯利姆竟借口“英军士气低落，军官的威信已下降到了最低点，难以进行坚守”，表示：即将撤出马格威。而且向杜聿明建议：将中国军撤到东沙、敏铁拉、塔泽之线与日军决战。这就是亚历山大于4月16日深夜向史迪威提出的“斯利姆计划”的主旨。杜聿明断然予以拒绝。他返回叶新第五军指挥所后，即命九十六师派二八七团（刘宪文）第三营（陈国武）收复东敦枝后加以固守。同时建议史迪威、罗卓英至少应由新三十八师派一团进至皎勃东、纳貌附近，防止英军突然退出战线。

14日，斯利姆果然放弃了马格威，并下令炸毁油田。英缅第一军军部便退至归约，第一师率第一、二两旅向披孔退却，第十三旅向仁安羌撤退；第十七师主力和装七旅退至东敦枝以北地区，该师第十六旅退至纳貌附近。此时，英军司令亚历山大便要求史迪威速派新三十八师进出宾河一带接应英军，另派一个团赴纳貌、东敦枝接应英十七师。史迪威一听勃然变色。他强压着满腔怒火对亚历山大说：“请将军放心，东敦枝已由九十六师陈国武营攻克，贵军第十七师现已退到可柄、纳貌，安然无恙。不过，英军这样地快速后撤，第五军的右侧背已受到严重威胁，看来我们正准备发动的“平满纳会战”就要被英军断送掉，对此，我不能不深感遗憾！皎勃东方面我顶多只能派一个团去。”

英军遭日军全力围击

这时，第六十六师军军长张轸率新二十八师（刘伯龙）和军部到达腊戌，其新二十九师（马维骥）尚在滇西永平、大理地区，新三十八师属该军建制。史迪威遂决心要张轸率新二十八师主力推进到曼德勒，而将新三十八师由曼德勒南移。正在研究调整部署时，15日英军爆炸了仁安羌油田，顿时声震大地，火光冲天，浓烟蔽日，油田区变成了火海。日军第三十三师团长樱井省三见状，心急如焚，即令第二一四联队第三大队（队长高延隆中佐）附轻装甲车队、山炮、速射炮各一中队乘汽车向宾河大桥及北岸疾驰，于15日深夜占领了宾河北岸和大桥，并封锁了一切渡口，切断了英军的全部退路，只有英缅第一师所属十三旅及其配属部队抢在日军到来前，逃到了宾河北岸，并以一部占领大桥后，被日军击破，弃桥而逃。樱井省三另派第二一四联队（队长作间乔宜大佐）主力附山炮第三大队（队长中井正少佐）、工兵第四中队，轻装甲车第二中队强渡因河由新甸、纳貌间钻隙扑向仁安羌东北地区，堵击英军，扑灭油田大火，于16日正午到达仁安羌东北三叉路口，与退却中的英军相遇，激战多时。日军又派第二一五联队（队长原田栋大佐）附轻装甲车大队主力、独立速射炮第十一中队，山炮第四中队独立二十一旅团炮兵队、高射炮第五十一大队在独立工兵二十六联队协力下，由米昌耶乘船向仁安羌突进，于16日午后2时许占领仁安羌及沿江村落，立即投入围击英军和抢救油田设备的战斗。这样，英缅第一师和战车营就被日军第二一四、二一五两个联队重重包围，压迫在仁安羌东北白塔山和妙峰山之间地区，反复突围，均被日军挫败，处境十分危急。

16日深夜，我为史迪威开车，刚刚从罗衣考（Loikaw）回到瓢背总部，亚历山大在马丁少将陪同下已在这里等候。他一见史迪威便诉说英缅第一师被困在仁安羌内，断粮断水，陷于绝境，请史迪威速调新三十八师前往救援。同时提出举行“曼德勒会战”的所谓“斯利姆计划”，请史迪威考虑。史迪威原来一直坚持要在平满纳举行反攻（通称“平满纳会战”或“史迪威攻势”），现在听到亚历山大这番诉说和建议，他的决心已开始动摇。他决定调新三十八师一一二和一一三两个团分别驰援英缅第一师和英印十七师，调一一四团进驻塔泽和卡劳地区作为第五军的机动部队，而将原驻该地的第六军五十五师第三团（团长李文伦）用汽车运往棠吉布防；并调已到腊戌的新二十八师主力进驻曼德勒师部及第八十三团（团长相励初）卫戍曼德勒，第八十二团（团长梁少雄）守腊戌，第八十四团（团长薛健仁）守梅苗、庙项车站、沙干大铁桥；当即派梅里尔少校和我连夜向孙立人送达命令并监督其实施，我先用无线电报将命令要旨密告孙立人，嗣用有线电话按约定暗语同孙立人联络，得知该师第一一三团已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正向皎勃东前进中，孙师长将亲率第一一二团（团长陈鸣人）乘汽车前来，我们相约在皎勃东会面。

我远征军出奇兵救援

4月17日晨，我们两人在两名中国宪兵陪护下，仍然由我驾车（因梅里尔眼近视且患有心脏病故由我开车），一路急驰，到达皎勃东时，孙师长正好由曼德勒赶到。这时一一三团业已到达，正在休整做饭；一一二团部队尚在途中，团长陈鸣人则率第一营先到。我即向孙师长面交由罗卓英签署的作战命令和史迪威将军写给孙师长的亲笔信（当时按蒋介石4月7日在梅苗宣布的规定，史迪威全权指挥入缅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为史迪威的执行官，凡史迪威向部队下达的命令均用罗卓英的名义发表）。孙师长认真阅读命令和信件后，即召集副师长和各团、营、连长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就达成任务的方案各抒己见。陈鸣人主张用两个团由宾河上游坎纳特偷渡，直趋仁安羌东南510高地，从敌军背后发动进攻，可收出其不意以奇袭取胜之效。刘放吾则认为陈鸣人的意见固然可望出敌不意、用奇袭取胜，但我军避开正面之敌，孤军深入敌后，万一敌军由正面出击，断我后路，对我实施反包围，那时，我军将陷入绝境，而难以自由活动。因此他主张夺取宾河大桥，乘敌全力抢救油田设备和分兵围困英军而造成守卫空隙之机，集中全力一举夺501和510两个高地，便能控制整个油田区，日军就可不攻自破，英军之围自能立解。他还建议：“为使正面作战容易并确保左翼和后方安全，应派强有力一部进出坎纳特和纳貌附近，向仁安羌之敌积极侧击，借以迷惑敌军，并阻止敌军向坎纳特、皎勃东窜犯。”孙师长向与会干部广泛征询意见后，决定采纳刘放吾的作战方案，遂派齐学启指挥一一二团立即乘汽车驰往坎纳特、纳貌占领阵地，派出多股突击队分途深入油田区扰袭敌军，并竭力阻敌渡河北犯；并应与英十七师沟通联络，促其固守待援。另派副团长赵狄率一一三团第三营、师工兵连、搜索连、谍报队、战炮连乘汽车先行出发，在肯耶以南占领掩护阵地，侦察敌情地形，相机夺取大桥。孙师长偕刘放吾团长率一一三团主力和师直属队随后跟进，于当日午后二时到达距宾河大桥约4公里处的小镇肯耶，忽闻前面枪炮声大作，孙师长、刘团长即驱车来到肯耶东南一座小山下，随即攀上山顶，用望远镜四处望，观察情况，命部队在小山附近占领阵地准备应战；令通信连立即与赵狄建立联系，旋即接到赵狄的报告：“占领大桥亘老渡口间约三千公尺正面的日军至少有四、五个步兵连，并有迫击炮，速射炮、山炮十余门，日军的装甲车分别停在大桥和老渡口，估计在10辆以上。我第三营蒋元连和师搜索连分别在大桥和老渡口附近与敌军遭遇现正交火中，现在敌用炮火掩护，出动了两个连和近10辆装甲车，向蒋连扑来；我已将工兵连、战炮连和第三营主力在公路东侧展开，令蒋连沿公路西侧后撤，诱敌前来，予以歼灭。”刘放吾得报，即欲指挥主力由公路东侧抄袭敌后，乘势夺取大桥，肃清北岸之敌，以便渡河进攻仁安羌。正在这时，英缅第一军军长斯利姆在韦尔斯上校陪同下也爬上山头找到了孙师长。他听见刘放吾团长的上述意见后，极表赞成，并恳切地要求孙师长予以采纳，马上实施。他还诉说，仁安羌内被围的英军已断水断粮，处境危殆，请孙师长迅速行动，孙师长很平静地对斯利姆说：“本人和全体官兵要救英军脱险的心情都很急迫。但因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我军只能以奇取胜。现在最重要的是摸清敌情地形，迷惑敌人，第一步是夺取大桥，肃清北岸敌军；第二步便进攻仁安羌，救出英军。”孙师长希望斯利姆鼓励英军务必坚守待援，切勿投降。斯利姆见孙师长胸有成竹，战术巧妙，计划周全，便很放心地对孙师长说：“我已感觉到在仁安羌被困的英军会在贵军救援下脱险，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昨（16）日我率第十三旅进攻大桥想去救援他们，结果却失利了，损失坦克2辆，伤亡官兵80多人。现在我正期待着将军的胜利喜讯。”他说罢，就叫韦尔斯上校留下，自率卫队驱车遄返归约。孙师长见斯利姆一走，便告诉刘放吾不要向前线增兵，立即着手准备夜战和明日拂晓的全面进攻；对于当面来犯之敌，仍由赵狄去对付。

孙师长向刘团长交代清楚后，便带着指挥所和我们（我与梅里尔，韦尔斯三人）于15时30分来到位于肯耶南方2公里处、公路东侧一座森林茂密的小山岗上，赵狄与三营张琦营长的指挥所。我看见张营和师直属队已按赵狄的计划在公路东侧森林里、小山上进入伏击阵地，各种火器都处于待命发射中，日军的进路已埋了地雷，在右前方公路及其西侧，数百名日军跟在装甲车后面，借着密集炮火的掩护，正向边打边退的我军蒋元连如潮涌般扑来。时针指向15时56分，赵狄见蒋元连退到了安全区，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区，他便对着手中的话筒大喊“打”！顿时地雷爆炸，枪炮齐鸣，日军被打得抱头鼠窜，死伤枕藉，有些则负隅顽抗；冲来的装甲车半数被毁，余者便掉头回逃，在宾河南岸的各种敌炮便向我伏击阵地猛轰，弹如雨下，使我军无法还击，敌军残部乘机夺路回逃，激战至16时40分，战斗开始沉寂，清扫战场，发现敌军弃尸112具，还有许多武器弹药。敌军经此一击，士气受挫，方知道是中国劲旅来援英军。是夜，一一三团第一、二两营乘胜袭占敌前沿阵地，积极准备次日的进攻。

18日黎明前，赵狄亲率第二营从公路西侧秘密接近桥头堡，第一营从公路东侧秘密逼近老渡口，工兵连准备了渡河器材随后跟进，第三营置于公路交叉口为预备队。孙师长刘团长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我们中美英三个联络参谋也相随在侧。这时师搜索连、谍报队附工兵一排，已由老渡口东侧在缅甸向导引导下安全偷渡到达南岸，隐蔽在白塔山中。5时，三颗红色信号弹射向天空，瞬间密集的炮火和轻重机枪猛烈射向敌阵，突击队便乘势冲入敌阵，敌仓惶应战，非死即伤，幸存者相率泅水逃命。至11时许始将北岸残敌肃清，控制了大桥。但因南岸日军火网严密，射击猛烈，使我军多次强攻受挫，孙师长见状，立命部队暂停强攻，准备夜袭。这时，斯利姆乘坐装甲车来到大桥北岸找到孙师长，声称英军已断粮断水两日，恐难支持，他恳求孙师长立即率师渡河进攻。孙师长再次向斯利姆说明我军只能利用夜战取胜的主客观条件。这时，英缅第一师师长斯考特将军，竟不顾泄密危险，直接用无线电话向斯利姆呼救，请求中国军队速来救援，否则就会出现悲惨的局面。孙师长见此情景，便从斯利姆手里拿过话筒，用英语对斯考特说：“中国军队包括我本人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人，也要使你们能在明天脱险，务必请你们再坚持下去。”话筒里又传来了斯考特惊疑地问：“有把握吗？”孙师长斩钉截铁地答道：“请你等着吧！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斯利姆在孙师长身旁听见他这番壮语，心情非常激动，顿时面露微笑，连声称谢，并怀着深深的感慨，观看了被日军击毁的英军坦克以及被新三十八师缴获的日军装甲车（仍然涂着英军标志）后，仍然有些忧心忡忡，无可奈何地只得向孙师长告别。

仁安羌是一个有四、五百幢房屋的市镇，紧靠伊洛瓦底江边，北距宾河大桥约10公里，南至马格威约35公里，宾河在它的西北角与伊江汇合，在马格威南面也横亘着一条东西向的因河，油田区便在宾河与因河中间，区内沙丘起伏，干涸无水，高高井架竖立在长着稀疏灌木丛的沙漠中，只在沿宾河南岸有一条勃固山的支脉横在油田北部，在大桥南岸为白塔山，主峰高501公尺，此山南面还有一座妙峰山，主峰高510公尺，成为区内的制高点，两山间形成了一个有五、六公里宽的盆地，仁安羌居盆地之西，所有炼油厂、给水厂、泵站、储油罐、修理厂、发电站、输油总站等生产设施均在盆地之中。沿着江边还有些渔民、油田工人居住的村落，整个油田区纵横各达30余公里。由平满纳经萨斯瓦、东敦枝至皎勃东的铁路支线从油田东部穿过。日军二一四联队控制着501高地和仁安羌以北地区，成为一一三团进攻仁安羌的主要敌手。日军炮兵群集中在501高地西麓通大桥的公路两侧面，是阻碍一一三团进攻的大障碍。日军二一五联队则控制着仁安羌和沿江地区，成为一一三团攻占仁安羌解放英军的第二道障碍。孙师长摸清这些情况后，命赵狄指挥一一三团一、二两营为右翼队，于午夜后经大桥及其两侧面分途潜渡到南岸，秘密逼近敌炮阵地，以一部袭占白塔山，对守敌及炮阵地予以猝不及防的突击，彻底摧毁后，全力攻占仁安羌，包围二一五联队就地歼灭；第三营为左翼队于午夜后由老渡口潜渡，在搜索、工兵两连配合下，从501高地东侧突击，将二一四联队就地歼灭后，南取510高地，救出英军；各队以第一次炮击为号发起突击。

午夜刚过，斯利姆派英军第十三旅旅长柯迪斯准将率坦克10辆，山炮4门，步兵三营来向孙师长报到，由参谋长何均衡按计划分别予以安排。

19日拂晓，孙师长一声令下：“打！”霎时间炮声隆隆，枪声骤起，隐蔽在敌阵前的各突击队，便在机枪扫射、手榴弹连续爆炸的硝烟中，勇猛地冲进敌阵，用刺刀、枪弹、手榴弹消灭了一堆堆敢于抵抗的敌人，迅速分别占领了预定的目标。放列在白塔山南麓公路两侧日军第三十三炮兵联队30多门大炮，被一一三团第一营突击队炸毁大半；一部分用汽车拖着大炮向仁安羌逃去的日军，也受到一一三团第二营的堵击，死伤过半；原在白塔山占领阵地掩护敌炮阵地的第二一四联队第三大队（该大队17、18两日在宾河北岸已被我歼灭三分之一），又被我第二营歼灭大部，其残部随敌炮群南逃途中再次遭我第二营堵击，死伤殆尽。正在这时敌二一四联队第一大队（队长德重房夫少佐）在18辆装甲车、4门速射炮支援下，乘汽车由仁安羌赶来救援敌炮兵联队，刚刚驶进仁安羌北方3公里处一个小村庄时，就遭到我追敌已到该地的我第二营和第一营的伏击，击毁其装甲车3辆，烧毁汽车5辆，敌不支，又乘车回逃，赵狄立即指挥所部奋力追击，于上午10时我第一营首先攻占仁安羌，并俘获停在伊江中的敌轮船三艘及汽车30余辆。第二营接着也攻占了拉农、但萨等据点。残敌纷纷经水上或乘汽车向马格威退去。

同日拂晓，在首次炮兵齐射时，第三营张琦营长率搜索连、工兵连和全营一举突入敌阵，正逐步向501主峰挺进时，6时30分被敌狙击射手开枪击中，伤势严重，血流如涌。他在流尽最后一滴血时，仍拼尽最后的力气喊出了“弟兄们，冲啊！”的呼声，闻声赶来的蒋元连长见状大恸，万分悲愤地振臂高呼：“为营长报仇，向鬼子讨还血债！”带着全营官兵一举攻占501主峰和四周敌阵，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毙敌二一四联队第二大队长杉浦健太郎少佐以下官兵359人。孙师长、刘团长在战斗指挥所闻讯极感悲痛，由刘团长立即赶往501高地亲自指挥。他一面派人将张营长遗体护送至师指挥所再转运后方，同时命蒋元指挥两个步兵连和工兵、搜索两连在重机枪、迫击炮、速射炮（俘获4门）掩护下，从东侧进攻510高地，经过激战，于9时45分完全占领510主峰和附近敌阵，又击毙敌200余人，敌二一四联队长作间乔宜带着残部南逃。孙师长即命在纳貌的一一二团火速向坡孔前进，堵击逃敌，并电令尚在曼德勒的一一四团兼程前来仁安羌，以便于明（20）日向马格威进攻，寻找敌三十三师团予以歼灭。并叫我与梅里尔、韦尔斯将战况分告史迪威总部、英缅第一军和罗卓英长官部后即去仁安羌东北英缅第一师被围地区，给他们送去食物和饮水，用汽车将英军全部撤至归约。这时孙师长他哪里知道，当他攻克仁安羌，并准备集中全师兵力向马格威进攻时，史迪威已下令放弃“平满纳会战”，接受了亚历山大的“斯利姆计划”，将第五军撤到敏铁拉、塔泽地区，并已开始从平满纳逐步后撤，却无人向孙师长透一点风。史、罗、杜三人没有这样做，就连当时对孙师长感恩戴德、后在其所著《反败为胜（DeseatintoViccory）》一书中盛赞孙师长“机警、有干劲，优秀的战术家，冷静有进取心，维吉尼亚军校应以有孙将军为荣。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指挥官”的斯利姆（后擢升至元帅，任英帝国参谋总长及澳大利亚总督）也未曾向孙师长透风，只是拖到20日傍晚，英军早已退远，他才通知孙师长撤退。现在回想起来，对当时孙师长的处境之危险（其正是孤军远悬敌后），仍然是不寒而栗的。

被救英军官兵感激涕零

19日上午10时许，我们三个联络参谋（既是聋子又是瞎子，完全被总部出卖了）便随新三十八师输送连乘汽车给仍困在501和510两高地间的英军，送来食物、饮水和医药（卫生队随行）。当我们出现在这些忍饥挨饿了三天，十分疲惫，惊魂未定的英军面前时，他们都高兴得像孩子似的，乱喊乱跳，激动得泪流满面，有的把衣帽抛上天空，有的抱作一团，大多数则是跑来拥抱着我们，亲吻我们，把中国兵抱起来向上抛，狂欢达到极点。这时使我深深感到当一个人面临死亡到来却突然获救时的心态和神情是多么的奇异啊！这些英军在饥渴和死亡威胁中煎熬了三天三夜，他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人的求生本能驱使他们应该以食物饮水为第一需要。可是当时他们竟置食物饮水而不屑一顾，却是那样主动而狂热地紧紧抱着我们这些同他们素不相识的中国兵，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狂欢。此情此景，使我不禁为之动容。尤其是师长斯考特准将，在人丛中找到了我们三人更是同我们的手合在一块紧握不放，他热泪如泉涌，泣不成声地说：“快带我去见孙将军。”经我们一再说明，孙师长正在指挥部队追击逃敌，清扫战场，部署防务，很忙很忙，叫他赶快整顿部队，速乘汽车去归约，向斯利姆报到。他却全不理会，固执地要见孙师长，而让赶来接他的第十三旅旅长柯迪斯准将收容整顿部队。他带着第一旅旅长法威尔、第二旅旅长波凯随我们爬上501高地。他一见到孙师长，三人同时肃立敬礼，随后拥上前去张开双臂，把孙师长紧紧地抱住，声泪俱下地道谢。孙师长的军上衣都被斯考特的泪水染湿了一片。我们站在他们身旁目睹其情，深为感动，至今难忘。

这天下午3时，综合各部队报告，发现敌军弃尸达1200多具，我军也伤亡了522人。救出英缅第一师官兵7000多人，大炮30多门，坦克60多辆，汽车300余辆，马骡千匹。还有被日军俘去的英美的记者、教士等500多人。俘获的日军武器、弹药、器材、粮食、药材、车辆、舰舶甚多。此役成了轰动英伦、饮誉全球的仁安羌大捷。后来英国政府给孙师长、刘团长等有功官兵分别颁授了勋奖。各国的新闻媒体对仁安羌大捷作了广泛的报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甚至几十年后，仍使不少历史学家、战史研究人员都把目光投向仁安羌大捷。然而，令人不无遗憾甚至感到愤慨的是：英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在其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竟只字不提仁安羌大捷。另一位英国记者、作家亨利·莫尔在他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一书中，他只写了“英帕尔”和“仰光”，却没有写仁安羌，更没有写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之战。而台湾的战史巨著《抗日御侮》一书，对此也只作简略的概述。如今，我已是此役的亲身经历者中尚存的一人，有责任向世人说出真情，以存历史之真实，而慰先烈于九泉之下，故作如上略述，以补遗缺。尚望知情者给予补正，以臻史料达于完整真实之境。（责任编辑刘文）

2001年第8期 写好自己的“起居注”　作者：刘恩启

宋代司马光著《涑水纪闻》，保存了不少正史没有记载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宋太祖赵匡胤几则轶事，看了就很有“嚼头”。且看这一则：

有一天，宋太祖没事偷着乐，在后宫苑里用弹弓打雀玩。忽有侍御史张霭说有急事要见，皇上听罢汇报，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很是扫兴，愤而质问为何小题大做？这老张是个直肠子，便实话实说：臣以为这些小事，也比打雀要紧。皇上更老羞成怒，抄起柱斧柄敲掉他两颗门牙。张慢慢俯下身，捡起落齿揣在怀里。皇上怒问：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张吐了一口血水答道：为臣不能状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史书。宋太祖听了为之悚然，立马转怒为愧，对张霭好言抚慰，还赏赐了一大堆金银财帛。

你道那赵匡胤为何一听“写进史书”就害怕了？原来，封建社会里皇权虽然至上，皇帝老儿可以为所欲为，但一些较有作为的帝王为着延续其“千秋基业”，还懂得检点自己的言行，采纳臣下的正确意见，对史官不得不有所忌惮。这还有宋太祖另一则轶事为证：一次早朝后，太监问他为何闷闷不乐，他说，你以为当皇帝就那么容易吗？今儿早上我图一时痛快，下诏办错一件事。他生怕史官把他的过失记下来。

历史确实是无情的。前边说的宋太祖错打张霭这件事，尽管宋太祖采取了补救措施，并且“不耻下贿”，想用变相送礼来堵住张霭的嘴，但史官并未“为尊者讳”，他这档子事，还是被记载于“起居注”，由《涑水纪闻》流传下来。

史官记录帝王言行的“起居注”，在我国由来已久。商周时已有史官记事，春秋时对帝王言行有“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记·玉藻》）的说法，此后历朝历代，几乎都设有专职史官，侍从皇帝，职掌记录其言行，编撰起居注，作为修史的重要依据。他们中不少人像晋董狐、齐太史那样秉笔直书拒粉饰，不隐欺，还历史本色，给正史增加了分量。

贞观年间，唐太宗问褚遂良：爱卿掌管起居注，都记载些什么呢？身为皇上能不能看一看？褚对他说：如今的起居注，即是古代的《左传》，记录皇上的所言所行，并且还要评判是非善恶，作检点警示之用，以求皇上不行非法之事。因此之故，没有听说皇上要亲自审阅的。唐太宗又问：“我有不良之事，你也要记录在案？”褚又答：守道义不如坚守做官的本分，我的本职工作就是记载起居注，你的言行必定要如实记下来。此时站在一旁的大臣刘洎也进言：即使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必定要记。这件事见于唐刘肃《大唐新语》，说明即使像唐太宗这样颇具文韬武略的英主，对起居注也是心怀敬畏的。

话又要说回来，封建社会毕竟是封建社会。纵观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史，诛杀史官者，篡改史事记载者，迫使史官“隐恶扬善”者，比比皆是。不过，凡这么干的，迟迟早早难逃历史的惩罚。恶行可隐瞒一时，无法隐瞒永终，一旦真相暴露，留下的便只有千秋骂名了。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主张“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毛泽东语）在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身边，当然不会有人随时记载我们的言论行动。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写自己的历史，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写自己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是光彩还是阴暗，是光荣还是耻辱，都由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写就，谁也逃不脱历史的考核。

我以为研究和借鉴一下古时的起居注，提倡领导干部“写”好自己的起居注，对领导干部是有好处的。

一是，管住自己，战胜自我。古时皇帝的“起居注”由史官来写，是被动的、他律的，我们提倡用自己的言行写好自己的“起居注”，是主动的、自律的。哲人有云：“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我们的干部有了自审意识，做到自省、自警、自重、自励，“戒慎恐惧地工作”，（周恩来语）就不愁走不好人生的每一步。

二是，管住小节，防微杜渐。一个人的变坏，总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赵匡胤正是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不久又统一中国、建立大宋王朝之后，一度滋长了骄奢之气的。好游猎、喜燕饮、尚嬉戏，因此而怠朝政，轻国家。这就不再是小事了，因为其中潜藏了极大的危险。（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8期 副部长与院士　作者：李　普

《我与石油有缘》，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侯祥麟的自传，刚刚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朋友，我读过他的原稿。书中他讲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香港化学会与中国化学学会联合召开关于精细化工的学术报告会，邀请我和唐敖庆做报告，我做了充分准备，会议先在香港后在广州举行。我申请赴港，但港澳办不同意我去，他们说副部长级干部去做学术报告，规格是否太高了？”结果两人都没有去成。侯氏当过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唐氏也担任过副部长的职务。

包括院士在内的学者专家与政府的部长、副部长本来各有所司，也各有所长。虽然政治家不可太无知，外行领导内行难免出错，但是从政与从事学术与科研毕竟是两码事，打锣卖糖各有一行，是不必相提并论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比的。举例来说，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两个大错，一个动员全民打麻雀的千古大笑话和一个人口越多越好的千古大祸害，当政者缺乏有关的专业知识不要紧，不必深责，只要咨询专家并且尊重专家的意见，这两个大错本来都可以避免。

但是，如果偏要把这两者连在一起，偏要比一比的话，我就很赞成侯氏的意见。他接着写道：“这种事我不知道今天还会不会发生。一个身为副部长的科学家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并应邀做学术报告，应该是一件提高国家声誉的好事。”

侯氏这样说很有道理，我想我们还不妨算一笔简单的账。试看新中国建国以来，当过副部长的人有多少，如果再加上部长，数量更大；另外统计一下，我国这两院的院士一共有多少。然后拿这两个数字比一比，差距该是很大很大的吧。这差距，是不是可以说，部长副部长人数很多很多，可谓人才济济，要多少有多少。相比之下，能取得院士称号的就少之又少，真正应该说是凤毛麟角，他们不是什么什么官，不是只要有人任命，人人都可以当得的。

这几十年人们越来越看重做官，重视官位。这是我国封建的老传统，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把各行各业都纳入文官系列，有个现代名词，叫做官本位。佛门本应六根清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不料竟也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之类。我不知道这官本位是不是妨碍他们和她们潜心修行，这事无伤大雅，不必多说了。我想着重说的是，如果这种体制和心态不快快改变，驱使着年轻人个个只想当官，大家沿着仕途奔竞而去，不愿下功夫做学问、不愿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科教兴国”的大业可就要落空，在飞速到来的信息时代我国就更要落后了。

从上到下，快快醒醒吧，快快把那封建的东西官本位丢到东洋大海里去吧！

2001年第8期 琐议“父母官”　作者：马　悦

古时将州、县的地方官叫作“父母官”，此称谓世传始于宋代，但“父母官”这个词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召信臣在南阳任太守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且视民如子。因此南阳老百姓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曰：‘召父’。”《汉书·循吏传》）。到了东汉，有个名叫杜诗的，也在南阳出任太守。杜诗对南阳同样施行过不少的“惠政”，亦备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杜诗被南阳的老百姓尊称为“杜母”。召信臣和杜诗都先后职居南阳太守，为民兴利，名昭南阳，广被时人所称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召父杜母”本是旧时颂扬有“惠政”的地方官的一个美称，但经过长期演变，“父母官”也就用作地方官的专用名词了。

然而，近些年来有的领导干部乐于以“父母官”自居，乐于拿“父母官”取代“公仆”。

首先，“父母官”是封建官吏的称谓，其核心思想是“官本位”。固然，封建时代也出现过“爱民如子”的清官，但更多的是贪官、昏官、混官。因为在封建社会里百姓对自己的官只有服从权，没有选择权；更为重要的是“父母官”的心态不利于科学决策、依法行政。“父母官”往往带有“家长作风”，以权力对抗民主，以“土政策”代替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父母官”心态对人民群众有负面影响，它弱化群众的自主行为，不利于群众行使民主监督权利，不利于群众发挥开拓创新精神。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父母官”这一概念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时代，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我们要克服“父母官”意识，树立公仆意识，公仆是法治精神的体现，“领导就是服务”；公仆为群众办好事，主要靠民主与法制来规范。

2001年第8期 列强畏忌的清末刚烈名臣李秉衡　作者：魏文华

百年前，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在强逼清政府签订的《辛丑和约》中，借口以针对义和团与洋人作战、杀洋人，提出一份“惩办伤害诸国国家及人民之首祸诸臣”的12人名单，更为荒谬的是，竟把根本与义和团无关、且在条约签订前一年已去世的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名列其中。因人死无法用刑，条款竟要清政府“追夺原官，即行革职”。

李秉衡为何如此遭八国联军和李鸿章之辈的痛恨呢？因是他从中法战争起，对付侵略者无所不在，为英、法、日、德等列强所畏忌，人死了也要列入“首祸诸臣”而追罚。

李秉衡1830年出生在奉天海城，未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却博览群书，兼习武艺，他惯使一把铜锤，号“铜锤李”，但后来他却一直是在文官道路上起伏。

李秉衡在太平天国时期到清军的江北大营听差，以军功受保举为直隶省知县，升过知州、知府，由于清廉刚正，号称“北直廉吏第一”。在蓟州任上，朝廷刑部派来的一群官吏在办案中索取贿赂，李秉衡在劝阻无效之下，痛笞了那些“小钦差”，为此惹下大祸，不久被革职丢官。

李秉衡在朝野享有清廉刚正的名声，几年后被人举荐为山西的知府，尚未到任，又升为广东的道台，接着又调任广西按察使，正逢中法战争爆发，他全力投入到反侵略战争中。

中法之战中国打了胜仗，清廷却与敌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引起朝野群声指责。在国际上，各国嘲笑中国打了一场“不败而败的战争”。从此列强视中国软弱可欺，纷纷向中国伸出了掠夺之手。

中法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场陆战大胜逼使敌人主动求和的战争，李秉衡对胜利起过重大作用。他初到广西时，法军已占越南全境正向广西边境逼近，清军节节败退。李秉衡来到前线，面对如此紧急的形势，他加紧筹运军粮，不分本省的主军和从外省调来的客军，都一视同仁。他命令下属自奉刻苦，节省钱物赏给有功者和抚恤伤亡者。总兵杨玉科在前敌阵亡后无人过问，李秉衡亲自迎回尸棺，设祭吊丧，使诸军无不感泣。他又创立医药局，为伤兵裹伤治病。

经过李秉衡调治，各军退有所归、伤有所恤、守有所养，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扭转了混乱局面，军心民心稳定，使龙州一带成为向敌反攻的基地。

当1885年3月23日法军分三路又向关前隘攻击，李秉衡以代理巡抚的文官身份亲临前敌，与武将冯子材一起督导各军奋勇反击，攻克了文渊、界牌，直趋谅山。

在谅山攻击战中，李、冯二人兵分两路，秉衡从正面攻驱驴，子材出右翼奇袭谅山，于3月29日晨击败法军以后，二人同时进入谅山城。是为著名的谅山大捷。当时的前敌最高统帅钦差大臣彭玉麟向朝廷奏捷时称赞李、冯二人的功劳说：“两臣忠直同，得民心亦同，功最盛。”秉衡因功升任广西布政使代理巡抚。

正当谅山大捷，又在临洮击败法军的时候，李鸿章奏请朝廷“当藉谅山一战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朝廷遽纳其议，立命停战。李鸿章签约后，令诸将皆退还边界，将士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

李秉衡既恨战胜后退兵，又痛于为了输送粮食接济部分应越南国王挽留不肯撤退的中国军队，而受朝廷责备，更反对李鸿章派来的勘界大臣慷国家之慨出让土地的卖国行径，气得吐血后忿然辞官，回到河北满城隐居。

1894年，李秉衡在满城隐居地接到要他担任安徽巡抚的诏命，他借病不肯赴任。但当他听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随后又接到朝廷改任他为山东巡抚的诏旨时，李秉衡立即受命起程，9月中旬抵达山东省会济南接印后，下旬就驰赴战云密布的胶东，视察沿海防务。

李秉衡在视察中发现海防薄弱，奏请朝廷立即成立一支野战精兵，以巩固北洋水师威海的基地，但未被朝廷采纳；他又再三呼吁增兵山东，而总统北洋水陆大军的李鸿章反而把山东的一支精兵抽去支援辽东，结果辽东没有保住，反使胶东的水师基地后防更加空虚。李秉衡当即动用山东本省的财力招募20营新兵，尚未训练完毕，胶东就已烽火报警了。11月24日，日军侵占了辽东旅顺后，又指向山东。1895年1月25日，日军从龙须岛登陆占领荣成，1月30日占领威海，切断了北洋水师后路。北洋水师在敌水陆两面夹攻下，全军覆没，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

威海失守和北洋水师覆没以后，李秉衡看出了日本援军不济、财力不厚无法坚持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坚决反对李鸿章赴日议和，力主整军再战。特别是当他听到日本所提割让辽东和台湾列岛及二万万两赔款等无理要求时，从4月19日至25日，七天中连续两次上疏，力阻和议，提到与其赔偿巨款，不如“用此巨款以养战士，以二十万人计之，每月只一百余万，多计亦不过一千数百万，如能战胜则赔款可以不给，而中国可以自强”。他还愿意带兵杀敌：“臣虽老疲，愿提一旅之师，以伸天讨，即捐糜顶踵亦所不惜……”他还指名参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与倭交好甚密”。苟安的朝廷当然不会听他的意见，仍由李鸿章、李经方父子二人一字不易地接受了日本的条件，签订了割让宝地赔偿巨款的《马关条约》。不出李秉衡所料，条约签订后果然助长了“各国觊觎之心”，很快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潮，5年后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惨祸。李秉衡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一次气得吐血，再次上奏朝廷请求辞职，朝廷只给假一月养病，假满后又奏，只准续一个月假。

甲午战争两年后，德国军队借口山东巨野县两个德国教士被杀而在胶州湾大举登陆，驱逐中国驻军，抢占青岛一带港口。这时，李秉衡已经于一个半月前奉旨调任四川总督，正向新任山东巡抚办交接手续，在这紧急关头，他毫不犹豫地负起守土卫边的责任。他一面从本省就近调兵增援胶州海防，一面致电朝廷分管外事的总理衙门，表示如果外交交涉不成便以武力驱逐德军的决心。

正当李秉衡积极调兵准备收复失地之际，他却奉到朝廷总理衙门发来的命令：“敌情虽横，朝廷决不动兵。”李秉衡复电总理衙门竭力陈述：“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处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其患一。中外交涉，全凭条约，被无端据我要害，逐我防军，揆其情势，即盗案办结后，胶澳必不肯退。此地为各国所垂涎，若竟以畀德，他国群起纷争，条约无凭，恐各海口皆非我所得有，大局何堪设想？其患二。朝廷取将，全凭赏罚，我军驻守之地，守将节节退避，任敌人据我营垒，封我炮火，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不加之罪，恐各处将领皆以不战为顾全大局，设有战事，谁肯为朝廷出死力？其患三。在朝廷本以不战杜后患，衡以为战之胜败虽不可知，而患只在一国，不战则各国皆思攘夺，患更不可胜言……”巨野教案处理以后，并向德国作了赔偿，而侵占胶州的德军果然不但不退兵，还向四处扩充占地，并由此引起了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和九龙、法占广州湾，形成各国瓜分中国的狂潮，两年后又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巨变，完全证明了李秉衡上项电文中预料的各点。清廷以李鸿章为首的总理衙门，不但拒绝李秉衡的正确抗战主张，而且任凭敌军指地为界，与德国签订了出让胶州和青岛的协定。李秉衡一怒之下，上疏奏辞了四川总督，赴河南安阳隐居养病，心灰意冷地脱离了腐朽的官场。

李秉衡最后一次起伏，是在从山东辞官到河南安阳隐居2年以后，此时列强纷纷强占租界、划势力范围。1899年11月18日，他忽然接到了朝廷任命他为“长江水师巡阅使”的诏旨，他立即以“拙庸衰惫”及不懂水师为名，上奏“恳求收回成命”。在接到又一道诏旨“著不准辞”的时候，他在“奏谢”的奏折中讲出了心里话：“臣素养性迂拘，不善办理洋务，久荷圣明洞查。在臣初心，岂欲为朝廷多生枝节？此番奉命巡阅长江，沿江一带人心浮动，毁堂闹教之案层见迭出，痞棍必假臣之姓名，洋人必以臣为口实。惴怀不安，意实由此。”虽然不敢明白拒绝任命，但随后另具奏折请病假，在两次请病假未能获准辞官以后，才不得已，接受了朝廷任命。

1900年3月，李秉衡带几名亲兵，乘一叶扁舟，从武汉沿江而下，一路查看水师舟船和炮台，于5月24日行抵江苏省会所在地苏州。

此时，八国联军于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后又向天津进攻。19日清廷决定宣战，并招抚义和团抗击敌军。李秉衡虽然与江南五省的总督巡抚联名反对招抚义和团，并在发往朝廷的电文上名列首位，但他也反对江南总督们勾结英美谋划的划江独立即所谓的“东南互保”，决定遵照朝廷宣战的诏旨，从长江反击敌军的入侵。他从苏州赶到江阴炮台，对将士们说：“江阴为长江门户，我们务必守好这扇大门，不放敌军一舰一船过境！”他不知道，在他到来之前，炮台官兵已奉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密令将所有的炮栓一律拆除掉了。他扶疾视察炮台，并在炮台边安设营帐以示与将士同守江阴，生死不离之决心。

但他在炮台只住了一天，当天深夜，李秉衡就接连收到两份来自南京的内容相同的急电，让他速去南京商议紧急军事。李秉衡当即登舟，冒着暴风骤雨溯江而上，抵达南京。

两江总督刘坤一告诉他：“现在津京形势甚紧急，朝廷有旨，令各省派兵勤王入卫京师。兄弟本当亲自带兵北上勤王，无奈贱躯多病，又加守土有责不便擅离职守，惶恐无计，特邀鉴翁降尊莅宁，当面聆教，请问鉴翁如何是好？”

“我去！”耿直的李秉衡不知道这是刘坤一的调虎离山计。由于李秉衡在上任途中，沿长江视察防务时已经向朝廷参劾了刘坤一的部下大将水师提督以下数员贪官，引起了刘坤一的惶恐和忌恨。昨天又闻报李秉衡要从江阴拦截外国船只，使联英独立的刘坤一更加恐慌，决心要把李秉衡赶出江苏，故意用勤王计来诱激李秉衡。

刘坤一听李秉衡这样一说当然非常高兴，准备拨亲兵二百名随行护卫。他问李秉衡何时动身北上？李秉衡说：“救兵如救火，我明天就到扬州，从那里直接北上。”

时当盛暑，从江南带来的二百名护勇，有一半人吃不得辛苦返回江南去了，年过七旬的李秉衡带病赶路，到北京时天津已经失守。京都形势十分紧张，他接受了武卫军帮办的衔名，奉命到京东去收集溃兵迎击八国联军，收复天津。他向西太后请求从京城拨些兵随他出征。可是武卫军总统荣禄当即推辞：“京中的兵保卫内城还不够用。”李秉衡就请求召募一万人再赴前敌。荣禄说：“形势紧急，临时募兵来不及了。”秉衡无奈，再请求给他拨些枪炮子弹，荣禄说：“弹药可以向山东搬取。”可是下朝以后，李秉衡到荣府请荣禄书写令山东给拨子弹的札谕时，荣禄说：“我说过到山东搬取弹药的事吗？到山东路途遥远，恐怕来不及吧？”李秉衡说：“到山东来不及，就请中堂在京中拨些弹药给我。”荣禄说：“京中的弹药还不够用，哪有多余的给你？”

李秉衡没有领到弹药，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借用天津、大沽口的地图，得到的答复是：“没有！”

李秉衡1900年7月27日抵达京都，奔波十日，仅凑起一支500人的亲兵和幕僚，于8月6日誓师出征。可是到京东，想与几个带兵的将领宋庆、马玉昆等开个军事会议都无人听令，名义上拨归他指挥的四个总兵也都不知去向。他在羊房拦住从山东来的旧部夏辛酉军，马上组织起这支部队与八国联军的前锋部队打了一仗，并将敌击退。但因为没有援军，夏辛西军也被迫后撤。李秉衡看见大势已去，决心以身殉国。部队退到张家湾后，李秉衡停下来，写了一份揭劾诸将不听调度的“遗疏”，对儿子说：“你留下给我收尸，但不许从殉，从殉无益，是大不孝也！”他把随身带的毒药从容吞下。对留在他身边的幕僚和家人说：“我这一次北上勤王，明知是自投罗网，但却没有想到世事如此沧桑冷漠。我明知有陷坑，而鼓勇上前自陷此坑，是为国家争一口气而已。我死不足惜，可叹国事不知会落到什么地步，我也顾不得了。张家湾是我的最后归宿地，诸君各自为计，自投生路去吧！”

李秉衡死后，有幕客3人从殉。一为编修回族人王廷相，先已放山西学政，在京中因为景仰李秉衡的为人，带着儿子一同参加李军，始终不愿离去，看着李秉衡气绝后，父子二人携手同时投河自尽；另一人为汉军旗世袭子爵叶钟祺，随李秉衡从长江入京勤王，帮助李秉衡的儿子李可亭把老人的尸体运回河南安阳城西原隐居处安葬后，上吊自缢以殉李公。

当时有人写诗颂李秉衡曰：

南越东鲁建战功，北国勤王疾如风；

白发孤臣满腔血，死后诸军化沙虫。

（责任编辑方徨）

2001年第8期 林则徐还是个抗洪英雄　作者：刘葵华

民族英雄林则徐抗御外侮，销烟禁毒，在我国几乎无人不知，妇孺皆晓。但他在治水抗洪，为民除患的斗争中亦屡建功业却鲜为人知。笔者最近访问了开封郊外黄河下游的“林公堤”，参阅了林则徐抗洪治水的历史资料，访问了有关专家、学者，了解到这位民族英雄同时也是一位抗洪英雄。

从河南开封市北行9公里，就能看到黄河下游著名的防洪工程——柳园口险工。险工地段用大石块镶嵌的坝、垛、护岸一道接着一道，约束着滔滔的黄水，向东流去。险工的第39坝以下有一段9公里的堤段，就是168年前洪水泛滥时由林则徐率领士卒民夫堵口抗洪修筑的大堤。这段堤坝经过解放后几十年的整修加固，已形成一道“月牙形”的大堤，屹立在黄河南岸，成为开封市一道防洪屏障，护卫着古城开封，岁岁安澜。为了纪念林则徐的功绩，1992年，开封市政府将这段黄河大堤命名为“林公堤”，并在堤上塑立林则徐雕像，作为对开封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

古时的黄河并不从开封流过。公元前361年，魏国迁都这里，兴建大梁城垣。那时黄河由大梁城西100多里的荥阳（今郑州市郊区）从东向北经河北、天津入渤海，行洪1000多年。北宋建都开封称东京。当时的开封十分繁荣，汴水、金水河、五丈河、蔡河横贯城区。

但到金、元以后，黄河经常溃决改道，逐渐逼近开封。自公元1128年到1855年的元、明、清几百年中，黄河河床不断淤高，时常决堤泛滥，河道南移，经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夺淮入海。开封一带是平原沙质土壤，河床越淤越高，成为地上“悬河”，设防水位高出开封市内地面达13米之多。据记载从公元1128年到1855年的700年间，黄河在开封一带决溢最频，其中6次洪水灌入城内，“庐舍荡析，沙浒漫衍，汴水等河流被洪水淤没”。据史料记载，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黄河大堤决口，开封全城覆没，淹死30多万人，开封东南“泛区六七百里，尽成巨浸”。昔日繁华似锦的北宋东京皇宫遗址，被泥沙掩埋于地下九米之深。

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黄河再次堤决城破，这次溃决，是历代6次水淹开封城较严重的一次。《汴梁水灾记略》记载了当时的惨象：“祥符（开封）四郊居民淹毙者十之四五，附堤居民皆奔赴堤上，多半不及携带衣粮。其他村落或升屋聚号，或攀树哀鸣，往往数日不得食，无人拯救，饿死树上屋上，或有饿极投水死者”；“受灾地区有河南、安徽两省5府23州县，泛区800里”；“洪水流过，人烟断绝，有全村数百家不存一家者，有一家十数口不存一口者，凄惨不堪言状。”

水淹开封城，形势万分危急，道光皇帝派大学士王鼎赴东河主持祥符大工。王鼎深知林则徐对治河抢险有研究，经验丰富，办事认真，就想请他出来帮助治水抗洪。但这时林则徐已因虎门销烟抗击外侮而遭到投降派的诬陷，被革职发配往新疆伊犁。王鼎再三上奏请道光皇帝，恳留戍遣伊犁的林则徐襄办祥符堵口事宜。皇帝允准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赎罪”。祥符绅民闻“林制军将来，无不喜跃，额手称庆”。这时林则徐正在戍遣途中，他在江苏扬州接到道光皇帝谕令，就从扬州日夜兼程赶到开封，住下汛六堡（今开封郊区小马圈），协助大学士、钦差大臣王鼎堵塞张湾决口。他目睹洪水肆虐，生灵涂炭的惨象，悲愤难抑，夜不能眠，奋笔写下血泪诗句：“鸿雁哀声流野外，鱼龙骄舞到城头”，“狂澜横决趋汴城，城中万民皆哭声！”

当时开封城已被洪水围困数月，有些官吏对堵口失去信心，提出迁城主张。对此，林则徐斥之为“咄哉此论乘舆评，三诰奚必同盘庚”，坚决反对那些人模仿商朝盘庚多次迁都的做法。决心率领士卒和民夫，抢堵决口，保住开封城。他卸下行装，背负着国难与水患的双重创痛，立即奔向张湾黄河决口处。他“朝夕驻坝”，“与士卒同畚锸，一切事宜，在在资其筹画”。他查看张湾决口，决口口门达303丈，决口原因是汛期形成湍激横河冲开河床高滩，激溜冲向大堤造成的。他决定先在被冲开的河床高滩处开挖挑河，堵住激溜冲向大堤口门。然后，在张湾决口处分左、中、右建三坝向中间抢修“埽工”。他带领民众经过几个月的抢修，正当决口即将合龙时，突然上游一场凌汛急冲而下，冲开口门。林则徐毫不气馁，坐镇工地，率领士卒和民夫继续抛石压埽护坝。到第二年（公元1842年）2月，历经8个月的努力，率众修筑了从马头到小马圈的防洪新堤，并在张湾村北不远的柳园口胜利合龙，堵住了决口，使黄河重回故道，解救了被洪水围困的开封城。这次堵口，共修筑大坝303丈，其中正坝埽宽15丈，上水边埽宽7丈，下水边埽宽5丈。两坝上边埽及金门抛石4段，坝外厢做护埽6段，共长81丈，抛护石一段。这次堵口共支出白银600多万两。

张湾堵口成功，黄河重归故道。王鼎奏请皇帝嘉奖堵口有功人员，并请求给予林则徐“立功赎罪，免遣伊犁”的奖励，但道光皇帝没有“恩准”，下旨令林则徐“仍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及其他获奖官吏都木然了。王鼎在柳园口含着热泪给林则徐送别时，林则徐却坦然赋诗：“塞马未堪得与失，相公且莫涕滂沱，公身幸得千钧重，宝剑还期赐上方”，随即动身赴伊犁上任去了。

据史料记载，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曾担任过专职河道官员。《河南黄河志》记载：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十一月，林则徐被任命为河东河道总督，管辖山东、河南两省黄河、运河修防事务。为治理黄河和运河，他上任后首先视察运河，又西行由曹州、考城厅上堤，循着黄河北岸，对各厅逐一视察。然后，由黄沁厅渡河至南岸，沿着南堤一一检查。林则徐深知河官偷工减料、中饱私囊历来都是从治河料物上做文章。料垛为修埽防汛的“第一要件”，“修防第一要件即为河工第一弊端”。他沿堤检查时“无一垛不量，无一厅不拆”。当查出兰义厅蔡家楼料垛虚假有弊时，当即撤销兰义厅有关河官之职，令其赔偿损失。道光皇帝说：“向来河工查验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

林则徐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当他听到“险工紧急，溃坝塌堤”，用碎石“力加抛护，即不至于溃塌，功效甚著”时，就亲自到“坝前有石之处，细心测量，悉心揣度”，并自己动手试验，证实了治河官吏及河工此说的正确性。他总结说，埽工过陡，则大溜湍急时，“易于淘深，是以埽前之水辄至数丈，埽工难免有坍塌之虞”。如果埽前抛以碎石，在水中“铺作坦坡”，则可以“偎护堤根，并可迂回流势”，肯定了群众的创造。此后，黄河修堤筑坝和抢险中都大量使用石料，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曾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高级工程师的徐福龄，称赞林则徐是“黄河修筑石坝护堤的创始人之一”。

据记载，林则徐从公元1824年夏秋之际总办江浙两省七府水利起，直到公元1841年秋至1842年春到河南祥符襄办堵口的10余年间，他汗水洒遍长江、淮河、黄河、汉水流域及运河两岸的灾区和河工工地。先后治理了海塘；指挥了洪泽湖高家堰黄河大堤堵口修坝；规划了江浙七府水利；并在湖北修筑堤防，制订了“修筑堤岸章程十条”，处处表现了他卓绝的治水才干，

他在开封抗洪治水成功，但仍被道光发配到伊犁后，在戍疆三年中，仍不忘为边疆兴修水利，造福各族人民。三年内，他行程2万多里，踏遍天山南北和伊犁河畔，共查勘土地68万多亩，率领各族群众和士卒兴修水利，开挖“坎儿井”，引水灌田抗旱。至今伊犁地区各族人民还把“坎儿井”称为“林公井”，表达了广大群众对林则徐的深切感激与怀念之情。

（责任编辑林耀）

2001年第8期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　作者：李　凌

清王朝第四位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生于公元1711年，1735年即帝位，翌年改年号为乾隆。乾隆帝享寿89岁，在位60年加上3年太上皇，可称是中国历史上享寿最高，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了。

乾隆承其祖康熙、其父雍正的余绪，仗全盛的国力，平定边疆，为我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过贡献，史称“康乾盛世”。

文坛上关于记述乾隆的野史、文章很多，特别是近年来“戏说”的电视连续剧广泛传播，把乾隆开明宽厚、风流倜傥夸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本文专写乾隆残酷制造文字狱，以便读者真实地了解这位爱新觉罗·弘历

文字狱腥风血雨之举例

乾隆自称“朕一书生皇帝耳”，这是不错的。他自幼聪明伶俐，6岁就学，在名儒指导下，饱读诗书，深得其祖康熙的欢心。康熙弥留之际，之所以传位给胤祯（雍正），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在胤祯之后传位给爱孙弘历。

乾隆自幼爱好文学，一生写诗四万余首，可称亘古少有。可惜的是，他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他摧残文化学术的武器，乾隆时期数得上来的文字狱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了其祖和其父。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流传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奏，因此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下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革职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委婉提出劝阻，说此案旷日持久，“株连终所难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申斥书成为“丧心病狂之言”，书成被革职服苦役，此后无人敢谏。

在继续追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株连扰累，总之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属照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很多，卢的供词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证据，只是负责此案的官员怕担当“查处不力”的罪名，就仓促判决定案了。

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惊肉跳，面对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以前不该耿直敢奏，致使别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腥风血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以后敢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出身，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认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恢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停”之句，乾隆又认为是胡讽刺他多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系统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当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举报胡中藻而大怒，搜查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批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诋毁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尽，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良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保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沾染汉人诗词习俗，玩物丧志，云云。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心灰意冷，专心著述，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容易，于是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仇家王泷南告发，说他删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提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讳，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如何改写以避讳。王锡候所教的方法是完全按官方规定，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可是乾隆还认为该书没有按更严格的避讳方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于是勃然大怒，认为此实“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王被斩立决，家属按例受株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当初在接到王泷南控告后，立即上报，拟革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认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革职治罪。这个满洲大吏，以前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受到乾隆嘉奖，如今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以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件就更加刻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以免被皇帝加罪。

4、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徐为江苏东台县举人，生于康熙中叶，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死后十多年，即乾隆四十三年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子孙因而获罪。该诗集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与“胡儿”谐音）搁半边”；“清风不识字，何须乱翻书？”等句都被乾隆认为是“叛逆之词”，说“壶儿”是讽刺满人；“清风”一句是指满人没文化。诗集中还有两句，“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朝”二字本是指明天早晨，意思非常清楚，而乾隆偏说是指“明代”，因此这两句便被说成是怀念明朝。最后判决：徐及其子已死，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徐的两个孙子虽携书自首，但仍以收藏“逆诗”罪论斩。最冤枉的是其族人徐首发和徐成濯兄弟，因二人名字合成是“首发成濯”四个字，乾隆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彼濯濯，草木凋零也”，遂认为此二人的名字是诋毁本朝剃发之制，以大逆不道之罪处死。

此前，江苏省布政使陶易曾接到蔡嘉树的告发，陶认为蔡是挟嫌倾陷，令其幕友陆琰批文将此案交扬州府查办。案发后，乾隆对如此处理震怒异常，陶被押解出京，被判斩监候，不久瘐死狱中。陆琰完全是办理上级交的公文，但也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曾为徐的诗文作序的、被认为办案不力的俱被杖一百，或革职或流放。

5、石卓槐，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6、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7、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

8、江西省德兴县祝庭诤为教儿孙识字并学点历史知识，手写成一本《续三字经》，经人告发，官府查抄，发现该书“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这样几句：“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被乾隆认为是影射清朝，“明系隐寓诋清”，结果已故的祝庭诤被开棺戮尸，其子及16岁以上的孙辈均被斩立决。

9、乾隆四十四年，安徽和州的戴世道被人告发其已故的曾祖父戴移孝所著《碧落后人诗集》和已故的祖父戴昆所著《约亭遗诗》中有“悖逆”句，如“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等句。被乾隆认为怀念明朝，咒骂本朝强迫剃发，“卜太平”一句被认为是“暗指今日不太平，不然何用卜乎”？就这样，戴移孝、戴昆虽死去数十年，仍被开棺戮尸，戴世道受祖先之累，被斩立决，其子侄多人亦被斩监候。

10、清初浙江仁和县人卓长龄亦因诗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等句。被人告发，乾隆判为逆诗，乾隆四十七年卓及其子虽已死多年，仍被开棺戮尸，其孙卓天柱等被斩立决。

11、乾隆二十一年，江苏大灾，庄稼歉收，米价暴涨，灾民无以为生，而贪官污吏只顾自己享乐，置灾民于不顾。常熟人朱思藻十分气愤，乃将《四书》凑集成文，题为《吊时语》，抨击贪官。乾隆认为这是“侮圣非法，实乃莠民”，朱被杀，凡看过《吊时语》而未告发的也被严惩。

背弃即位之初的诺言

雍正在位13年，制造了查嗣庭等十多起文字冤狱。乾隆可能是为了记取历史教训，在他即位初年，颇表现了某些开明。大学士鄂尔泰曾奏请回避御讳。乾隆说：“避讳虽历代相沿，而实文字末节，无关大义也。”他宣布：“嗣后凡遇朕御名之处，不必讳。”如遇“弘”二字，“上一字着少写一点，下一字将中间禾字，书为木字，即有避讳之意矣”。

乾隆还曾说，“（朕）自幼读书宫中，从未与闻外事，耳目未及之处甚多”，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深筹国计民生要务，详酌人心风俗之攸宜，毋欺毋隐”，“即朕之谕旨，倘有错误之处，亦当据实直陈，不可随声附和。如此则君臣之间，开诚布公，尽去瞻顾之陋习，而庶政之不能就绪者鲜矣”。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认识到这一点，并能向群臣公布，真是不容易的。

乾隆元年，监察御史曹一士曾上《请宽妖言禁诬告疏》，指出康熙、雍正时期文字狱的弊病：“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时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违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若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也。”

曹御史冒犯陈言，对清王朝康、雍两代的文字狱造成的祸害条分缕析，切中时弊。也可能受曹御史此奏疏影响，在此后的十多年间，文字狱较少见，但在乾隆十五年以后，即孙嘉淦伪奏稿以后，他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只不许臣民“据实直陈”他的“错误之处”，而且对臣民的诗文吹毛求疵，断章取义，随意附加“影射讥讽”等罪名，杀人无数。乾隆言行矛盾，于此可见。

一般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文网稍宽，对下面官员或因邀功或因畏罚而送上来的文字狱案，乾隆有时批示：“朕凡事不为己甚，岂于文字反过于推求？”“毋庸深究”等。也有人侥幸逃过此难的。

但纵观清史，康熙、雍正、乾隆相比，在制造文字狱上，应说以乾隆为最甚。

按《大清律例》规定：“凡谋反及大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男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还有史料说：罪人家的十五岁以下男幼童可免死，但在给付功臣之家为奴之前，俱应先予阉割，十分残忍。上述许多以“悖逆”罪判决的文字狱，大都是按此处理。御史汤先甲曾上奏折，建议：凡收藏野史之类的案件，不宜视为大逆而过分诛求，结果被乾隆严加申斥，将原奏折掷还。自后无人敢再提。

乾隆更一再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和各级官吏，搜查禁书。对于有积极表现的，就奖励升官；对于不积极的，就予以申斥治罪。因此各级官员都战战兢兢，到处搜查禁书，翻箱倒柜，弄得各州县乡里骚然。官员们在处理案犯时也就无限上纲，宁枉勿纵，而何谓“悖逆”，何谓“禁书”，又没有个标准，所以奸人就可以乱加解释，挟嫌诬告，或因敲诈不遂而告发。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势必产生一批文化鹰犬，如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在乾隆三十三年向皇帝密报：“为查获行踪妄僻，诗句牢骚可疑之犯……臣谆饬各属，不论穷乡僻壤，庵堂歇店细加盘诘。”官府尚且如此，一些无耻文人更为虎作伥，用各种卑鄙手段获取告密材料，以为自己升官发财进身之阶。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鲁迅也说：“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

在这种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此书大旨言情，不敢干涉朝廷，都是些“贾雨（假语）村言，甄士（真事）隐去”，其良苦的用心都是为了躲过残酷的森严文网。当时的士人绝大多数也终日战战兢兢，提心吊胆过日子，更不敢言创新和改革，只能谨守“祖宗之法”，终日揣摩上意，歌功颂德，唯唯诺诺。（责任编辑舒元璋）

2001年第9期 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作者：杨尚昆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八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从1947年春开始，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

为了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可以箝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后委”来收转。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研究所作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赓）、谢（富治）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四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碛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一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瑾昆等住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老总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四人为委员，叶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由叶、杨、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五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诤和妇委的帅光（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这一年，毛主席、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在三交镇，“后委”机关虽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首先，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发动大家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昼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我们由于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1975年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台，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涛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通站，在山西崞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报，对外发表战报。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专题写出专题材料，报送中央。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O”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四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例如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展游击斗争；6月，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六条建议。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1949年，二野南下时，川干班学员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入川，参加接管工作。

五，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入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四个连，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小河会议前后

此后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西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十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后委”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于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四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老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入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会议据此商定由贺老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老总带领的，彭老总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五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蛋，好一点的是、小米焖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焖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弼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责任编辑程度）

（《杨尚昆回忆录》，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十二章。有删节）

2001年第9期 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作者：欧阳毅

我长期在朱总司令手下工作，在艰难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与总司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耳闻目睹了他处理几件重大历史事件的非凡表现。深为他的“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的胸怀和情操所感动，尤其使我铭刻难忘的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朱总司令挺身而出，连续三次保护了我。

第一次保我是在1935年6月。当时我们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部队会师了。

经过艰苦的转战和长途的跋涉，两支英雄的队伍终于会师。这给全军上下带来无比的欢欣和振奋。

那时候，我担任五军团保卫局长。五军团和九军驻地紧挨着，经常组织联欢，交流战斗经验，互学互访，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五军团经过长期有耗无补的艰苦转战，物资十分缺乏，九军便主动给我们送来食品和服装。五军团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给九军。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战友情谊，使大家深受感动与鼓舞。

但是，好景不长。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不时发生一些令人痛心的磨擦。开始我们都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捣鬼。我亲身经历的就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迫害胡底同志。胡底同志和我很熟悉，曾在中央政治保卫处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时共过事。他在上海搞过保卫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工作很有经验，贡献很大。长征路上，胡底同志担任总部的侦察科长。过草地时，他把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有人打了小报告，张国焘便下令撤销了他的职务。他大病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经常收容他。我看他很狼狈，就决定把他留在我们保卫局同我们一起行动，以便照应和保护他。谁知有一天我去军团部开会，胡底竟被张国焘下令抓走了。

第二件事是胡底被害不久，朱总司令亲自给我写信，要我给他调两个警卫员去，使我想到一定是总司令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虽然及时选了两名最可靠的同志去，但从此朱总司令的安全更使我担心了。

第三件事是部队到阿坝后，张国焘在喇嘛庙召开会议，说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右倾逃跑主义。他们要朱总司令表态，朱总司令明确地说：“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不对的！”张国焘的追随者要赶他走，他又严正地说：“我是党中央派来工作的！”朱总司令为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还为了说服张国焘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留在左路军，跟张国焘开展大智大勇、有理有节的斗争。

与我直接有关的是处理所谓“叛逃”事件。在南下途中，有一天，总部来电话说，五军团有一股30余人的“反革命武装”骚扰老百姓，企图叛逃，现已被四方面军九军部队抓住，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军团长和政委叫我去处理此事。他们向我交待时说了几句话：“坚持原则，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我接受任务后分析：我对自己的部队心中是有数的，很可能是些落伍掉队人员，决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于是我便通知各部队将行军掉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结果统计出来，约30余人，刚好是一个排。我和部队同志带着这些名单来到总部，向朱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很同意我的分析。我提出：“是否总部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总司令同意了，当即派总部的秘书长刘少文同我们一起去四方面军的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我们来到九军，跟军政治部王主任洽谈。王主任说要审判这些被关押的“反革命”。我要求先找几个人了解一下情况。一对姓名，果然是我掌握的掉队落伍人员。他们都声明没有干反革命的事。王主任发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亲眼看到你们抢老百姓。”一位江西老表委屈地说：“我们没抢老百姓的东西。”

王主任又要发火，我委婉地说：“王主任，我经过调查，这些人是掉队的，可能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那是我们教育不够。”王主任一听又憋不住了：“我亲眼看到他们抢，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正在不可开交时，楼下吵吵闹闹。王主任下楼去了。我们也跟了下去。只听一个人在哭哭啼啼地告状说，五军团的人打了他。王主任骂起来了：“要打就打嘛，谁怕谁呀！”我小声说：“王主任，你别激动，我们调查一下，行吗？”他转身问那位哭鼻子的战士：“同志，哪个打了你？”战士抽抽噎噎地回答：“五军团无线电台的。”我问：“他们背的什么枪呀？”战士说：“几十条驳壳枪。”我说：“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吧？我们电台只有台长、政委才背驳壳枪。”我又对王主任说：“王主任，你再调查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人打了人，绝对不允许，一定严肃处理。”王主任听了气冲冲的，不予理睬。

我们只好告辞，回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我们回到总部，到处找不到总司令，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朱老总正在喇嘛庙被人‘围攻’呢！”我们刚踏进喇嘛庙，先到一步的王主任就指着我向副总指挥说：“这就是我讲的五军团的保卫局长欧阳毅！”

副总指挥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你欧阳毅，好大胆子！你反革命，假革命，你光会说漂亮话，你五军团不听指挥，我来指挥你！总部不处理你，我们纵队司令部来处理你！”说着他竟掏出手枪，还上了子弹。

我看见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没有吭声，极力克制自己。朱老总见副总指挥掏了枪，霍地站起身来，大声质问：“这是干什么？”一面叫我的名字招呼我过去。我赶紧走过去，向总司令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了。副总指挥这时态度才收敛一些，把枪收了起来。

后来我总想，当时若不是总司令挺身而出保我，我就“早见马克思了。”而那时，正是朱总司令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个人的安危来保护他的一个部下，使我终生难忘。

总司令第二次保我是在延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以后，几万红军战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红军干部游击支队被敌人袭击打散，我在祁连山只好沿途乞讨，化装卖字，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一天，我和张际春在延安街头散步，从边区政府的布告上知道张国焘又当了边区副主席，一股怒火上来脱口骂了一句。张际春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刚从西路军回来，憎恨张国焘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在四方面军的表现，你对张国焘路线的态度，很多人也都清楚。不过有的人对你也有些流言。”我再三追问有什么流言，他才说：“有的人说，在张国焘手下的时候，胡底被杀害了，欧阳毅却当了官！”

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决定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我同李富春部长谈了三个半天。他听得非常认真，也很耐心。之后，他把负责审查西路军回来的干部的边区政府保安处长周兴和副处长许建国找来，对他们说：“你们掌握欧阳毅同志什么材料？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周兴说：“没有什么材料，只是一些同志不负责任的传言。”

李富春同志说：“没有材料乱传是不允许的，对党对同志要负责任。组织上对一个同志没根据地怀疑也是不允许的！”

李富春同志查清了这个事，我很高兴。接着，我就向李富春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请求。他同意了，当时就提笔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了封介绍信。信中说：“经各方面调查，欧阳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难得的一个干部，是拥护党中央的，反对张国焘的。他请求到抗大学习，请你接待。”李富春同志把信写好后给我看，这封信等于给我作了结论。让我带给罗瑞卿同志，也是他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我来到抗大不久，正赶上批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我所在的二大队四队（高干队）的党支部派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我刚讲了几分钟，主持会的负责同志摇了铃。我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他说：“欧阳毅同志，你先不要批判别人，还是讲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我看了他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主持会的同志又摇了第二次铃，我只好停止了发言，懊丧地走下台来。

大会结束时，主持会的同志又宣布：“欧阳毅同志的问题，回到支部去解决！”

之后，我所在的支部就在窑洞外面摆开了阵势，一连斗了几次。他们认为我能说会道，不好对付，特别请了党总支委员“张博士”来担任主攻。“张博士”是留苏回来的，懂得理论。他一上来就给我上两条纲：“你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必然有动摇性；你有实际工作经验，我们承认。但是，你的实际工作经验是为张国焘路线服务的。”最后，给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可耻的国焘路线者”。

我越听越憋气，党内怎么这么干呢？为什么不事先公开谈谈，一下子就拉开敌我斗争的架式？当时，我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对“张博士”的“批判”逐条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张博士”听了哑口无言。

后来党支部写了报告给党总支，下的结论还是“可耻的国焘路线者”，并建议给我处分。

不久，政治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要以为路线斗争不给处分，我们组织上有能力有办法把问题搞清楚，到那时，就不是给不给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加倍处分。”我说：“只要组织上查到我有半句话、半件事是反对党中央、拥护张国焘的，我接受任何处分。”谈话就此结束。

不久，没等我毕业，组织上就分配我任抗大总校秘书长。

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谭政、罗瑞卿、张爱萍和我代表八路军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到武汉后，周恩来副主席召集我们四人确定谭政以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罗瑞卿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我以八路军一二O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会议。

从武汉开会回来，我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除担任行政工作外，还给学员讲中国革命问题。

我总以为原来我的那个“张国焘路线”问题，已不了了之。但事情并未了结，一天，我有事到教育长的办公室去，桌子上放着一份文件。他见我进来，赶快把文件收藏起来。这引起我的怀疑，原来他们还是把我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对待。

我决定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信发出不几天，正值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毛主席看见我说：“欧阳毅同志，看到你的信，我给你写了回信，叫徐日文同志转给你，收到没有？”我没有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会这样快亲自给我写回信，便激动地说：“主席，我还没有收到哩。”

不久，总政主任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召开会议为我的问题做出结论：“欧阳毅同志在五军团任保卫局长期间，立场鲜明，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但是调四方面军工作后，因处境恶劣，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模糊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这个结论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说我“模糊了自己的立场”不符合实际。

这个留“尾巴”的结论发给我后，我拿给罗瑞卿同志看，我说：“结论的后半部分我不能同意，我保留意见！”罗瑞卿劝我说：“说你模糊了立场，不等于说你动摇。你可以保留意见，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准备上前方了。”

1939年7月，我随抗大由延安开赴前方。1940年底，我因患肺结核等病，从前方回到延安治疗。一天下午，我到杨家岭去看望朱总司令。忽见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从窑洞前经过，我动了见见毛主席的念头。可巧这时，毛主席的秘书走来，我便向他说明情况，而后写了一封简便的信，请他呈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马上就派人来叫我了。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知道我回延安来治病，问过病情之后，立即转换话题问到我对历史结论的意见。

毛主席听了我的申诉后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我赞成你重新写个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治上的是非应该搞清楚。”

第二天，我又去看朱总司令，并说对我审查结论的事。朱总司令说：“我在前方时曾听说你在延安被批斗的事，后来你到前方也没有同我谈起嘛！”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的，我随抗大到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后，曾和罗瑞卿、张际春一起去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过一次工作。之后，总司令还特地到我们的驻地来看过我。那时，我若同他谈谈个人的事，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考虑当时在前方，战斗频繁，不该因个人的问题，牵扯总司令的精力，所以，我始终没谈。没想到总司令却这样关心我的问题，我不安地说：“我个人的事，太麻烦总司令了。”

朱总司令又说：“现在总政要我写证明，我一定要写。但只写证明不够，我还要建议总政党务委员会开会，我亲自去参加。”说到这里，总司令突然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在四方面军工作时的表现是很坚决的，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能够坚持斗争，真不容易呀！什么叫布尔什维克？这就叫布尔什维克嘛！”

多年的战斗生活，已经使我的感情不那么容易激动了。西路军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受到失败时，我没有流过泪；在失败后千里迢迢的讨饭路上，我没有流过泪；回到延安在运动中受到误会挨批斗时，我没有流过泪；因不符事实的结论长时间受委屈时，我也没有流过泪。但是，此时此刻，面对着朱总司令慈父般的关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簌簌地滚落下来。

总政党务委员会在朱总司令的建议下，于1941年2月8日召开了会议，朱总司令果然来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我的申诉，朱总司令介绍了我在四方面军的表现，其他同志也都发了言。终于，组织上为我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欧阳毅同志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整个过程立场是明显的，是拥护党中央路线，反对张国焘路线的。1939年6月对欧阳毅同志的决定与事实不符，因此特将该决定予以取消。

由于朱总司令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才抹掉了强加于我结论上的那个糟糕的“尾巴”，不然，我将背着那个尾巴委屈终生。

总司令第三次保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事情本来在建国前早已了结，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又被林彪一伙重新翻腾出来，歪曲、颠倒得面目全非。

“文革”开始时，因我对吴法宪一伙的错误做法不满，激怒了“四大金刚”，他们要在我身上大做文章。林彪死党李作鹏直接掌握我的“专案”，把专案列在“中央二办”。炮兵中紧跟林彪一伙的人指示专案组设计“罪证”：一是“反林彪、反三军党委”；二是“追随罗瑞卿，为罗瑞卿开脱罪责”。这两条“罪状”似乎还不够，后又给戴了历史的、现行的四大帽子：“张国焘的黑干将”、“谋杀胡底同志的重大嫌疑犯”、“西路军失败后被捕入狱，有自首变节的重大嫌疑”、“吴克华伸进石油部的黑手”，“‘五一六’的黑后台”等。他们为了索取“罪证”，跑了十多个省市，查阅了五万五千余卷敌伪档案，调查了近千名原红军人员和敌伪人员。

他们也向朱总司令作了调查。1967年11月17日总司令写的证明材料，斩钉截铁地说：“一，欧阳毅在四方面军的整个过程是站在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二、张国焘为了控制五军团，派其亲信黄超夺了原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的权，后来总司令部（当时兼四方面军司令部）一局缺人，我们就把欧（阳毅）调一局工作。三，、欧（阳毅）和胡底同志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的。四、张国焘是个卑鄙的机会主义者，他常以‘叛变’加罪于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同志，以‘失踪’来掩盖他杀害好同志的罪行。此外还挑动某些士兵之间的武斗。欧阳毅所举三件事均属事实，第三件还是我亲自处理的。五、1941年关于欧（阳毅）的决定是根据上述事实和他的表现作出的。”

“文化大革命”中，朱总司令的处境恶劣，林彪、江青一伙处心积虑要打倒他这个“黑司令”。但总司令毫无所惧，泰然处之，仍然对党对同志负责，为他的部下写了这有力的证明。

1968年2月下旬，我爱人陈珉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林彪一伙迫害我的情况。3月2日毛主席批给林彪：“查明处理。”林彪一伙不但不检查错误，相反，更进一步地对我进行迫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反省。”此后，我就一直在武装看押中。

1971年9月林彪摔死，1972年初陈珉被“解放”回来，但不知我被关在何处。她给康克清并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康克清回信安慰她，并说：“朱老总把信转给周总理了。”

1972年4月初，我由郑州回到了家里，“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朱总司令。心潮如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他老人家说，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总司令：我已经回家了，戴上了领章、帽徽。我很想见到你，但不知你住在哪里……”信当天发出，5月3日下午，总司令就派车来接我了。我和爱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路上竟说不出一句话。

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劫后重逢，倍感亲切。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恢复党组织生活没有？工资是否已经补发？他安慰我说：“别性急，这些问题迟早都会解决的。”还特意嘱咐我：“要把身体养好，千万别太激动，别受刺激！现在没有汽车不要紧，可以走路，可以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到各处转转、看看，这样既锻炼身体，又接近群众。”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谈了许多话，后来我们怕影响总司令休息，才告辞回来，以后，我们又多次看望总司令和康克清。每次去，都受到很大教育。有次我们和康克清谈到林彪过去在“七千人大会上”攻击谩骂总司令的事。那时就可以看出林彪有野心，实际上他是想把总司令打倒，自己取而代之。康克清说，她听文件传达后回来告诉朱老总，总司令竟摆手不愿听。我们听到此，感到总司令太伟大了。确实，对待林彪那样的小人攻击，是不值得理会的。

1975年我们再次去看总司令时，见到卧室墙壁上贴了他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确实是总司令光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全文近两万字，本文为本刊编辑部删节）

（责任编辑程度）

2001年第9期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作者：吴　江

编者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1

一、问题的提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者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右，也反对“左”。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说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中，只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实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我的这个报告是事先经过以胡耀邦为首的校党委（当时还没有校委会）审定的。

我的报告无非是为打破上述的政治禁忌。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说明错误路线或执行路线的偏差，往往表现为两种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把“四人帮”的哲学归之于实用主义。这里，我讲到确定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究竟是实践标准还是权力标准或其他什么标准。原文如下：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实用主义”部分省略掉了，因为《理论动态》篇幅有限制。以《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为题的整个报告于1977年11月送《哲学研究》杂志，该杂志发表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1—2期合刊上；关于上述真理标准那段文字后来还见之于1978年4月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

1977年11月的党史课程，我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布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我注意到，1978年上半年报纸上有的文章也开始提出实践标准的问题来。“文革”后首先由哲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很自然的。党校讲台的特点是能够迅速地将这类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

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亲手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小刊物，不必说对当时的拨乱反正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个刊物一开始就由胡耀邦亲自抓、亲自出题并修改定稿，毫不含糊，花了很大精力。奉命写稿的多是几位青年同志。1977年底，胡耀邦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仍兼任党校主要日常工作。胡耀邦将主要精力转到中组部之后，仍没有放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他临走时特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其主要任务。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

大概是为了表示“拜托”之意吧，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饭。我向他表示：我当尽力而为，但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胜任，所以今后《理论动态》的选题及最后审稿仍照旧，请耀邦同志定。胡点头，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你们能够办好。”接着就谈1978年春节后第二期教学问题。

理论研究室的组织短小精悍，只设《理论动态》组（组长孟凡）、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外文资料组三个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校刊组（即胡耀邦原用以编辑《理论动态》的那个组）组长，一位是从哲学教研室调来的。（胡耀邦于1982年4月卸任党校而由王震接任，我亦于1982年调离党校。此后《理论动态》情况及其组织形式，我就不清楚了。）这时的哲学教研室除确定每期的教学内容，日常工作已可由两位副主任照顾，因此我的办公室就搬到理论研究室去了，我所关心的也是《理论动态》这个刊物能否照原样办下去。这时《理论动态》的题目仍争取由耀邦出，我也提出一些题目，文章由我修改定稿，然后送胡耀邦最后审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除少数稿件外，我仍坚持由胡终审，尽量不自作主张，以减少错误。这期间耀邦对全体同志仍不时作批示或提醒注意某些问题。

《理论动态》点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有些偶然性。前面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1977年9月和11月，在中央党校的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已经提出讨论。其后，在有的报刊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党校的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的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通行这三条标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

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来，并不是我们的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可说是常识，《实践论》讲得很清楚。这条原则毛泽东在50年代末又提到过一次。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党的路线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当时正是“大跃进”刚要开始的时候，因此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知道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但相信提出这个原则问题来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何况邓小平已经正式向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1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100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联系实际时糊涂观念还是不少的。第2期、第3期继续讨论。所以，要说提出实践标准的影响，在后来所写的两篇文章之前，已经通过几千名高中级干部在全国扩散开去了。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这可说是一种偶然性。当然，偶然性后面总隐藏着必然性：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既然存在，争论或迟或早要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发生在那个问题上。这场争论由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同志（“毛办成员”）有功劳，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吴冷西当天晚上（5月12日晚11点）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吴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严厉的指责。指责的具体措辞究竟如何，胡绩伟和吴冷西两人说法不一，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和“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根据吴后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声明，他说他只说过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即他认为当时仍应当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问题并不限于吴、胡个人之间。看来，吴是代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说话。因为紧接着，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同志于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还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谈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提出防范措置。汪批评这个时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因为《人民日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他特别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党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还有这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提出了指责，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尽管当时尚限于上层内部）。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我感到周围空气沉重。怎么办？问题由我们发表文章引起。如果对于当时的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

我对此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刊出。那就是6月24日（离宣传系统会议不到十天）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我忽然想起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我那时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我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试一试的态度。不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华楠同志为什么当时同意刊载这篇文章，后来他也有文章说明）。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地位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是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我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罗瑞卿将军我在50年代华北局的会议上见过他）。我此举自然是想寻求支持，但我没有想到罗瑞卿同志竟如此认真，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办了。下面的事也是确凿的，即罗曾为这篇文章直接同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表示对这场斗争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不久，罗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他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幸，不久他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毫无疑义，这篇文章是在《解放军报》的严正支持下，突破了当时对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据我所知，小平同志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

有两件事我认为需要记录在案：一是，文章发表的当天，×××匆匆忙忙赶到胡耀邦家里，说这篇文章是表示我们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另一件，是胡绩伟有一次到医院去看望指责他的吴冷西同志，吴对他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在电话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诚如×××所说，是把这场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也就是将党内分歧公开化了。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开了。

1978年7、8、9、10这4个月当中，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对这场争论或先或后地作出了反应，公开地表明了态度。这样的事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据我推测，大概是因为人们把这篇文章同邓小平6月2日在中央军委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联系起来的缘故。通常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人物的头脑往往是很敏感的。

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真理标准的讨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开始，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第二阶段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北京的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共四、五百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前后共历时三个多月（从1979年1月18日至1979年4月初）；这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讨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第三阶段是1979年7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这里因故略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讨论，只记第三阶段的“补课”。总而言之，争论并未因两篇文章的发表而停止，相反，真正的争论还在其后呢！

三、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甚至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局势并没有完全明朗化，但真理标准的讨论却中断了，“凡是”势力乘机反扑，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诽谤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当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时，好像认为只是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两篇文章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只限于介绍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及细节，不了解这场讨论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重要环节，有的书籍甚至还作了演义式的描写。其实，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内部的争论，而且处于受压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虽然把争论公之于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讨论只限于中央及省市上层，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正因为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才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再度挑起争论；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只是把这场争论搞得更加尖锐化罢了。

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人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口号。“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虽然和“两个凡是”不同，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出现无形中代表了今后一种有势力的倾向，也反映了党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一种分歧，虽然它一直没有见之于任何中央文件。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这些讲话后来经过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这篇文章注明是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段落：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执行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这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

“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

讲话最后提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

将邓小平当时几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并正式公布是后来的事，当时我看到的是从下面传来的讲话记录，内容大致与后来经过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个别词句删掉了。我将收到的记录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理论动态》是否写一篇东西。胡看完记录给我一个电话，要我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也可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让大家议一议。

我除照念记录外，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我并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耀邦要求将这些内容先在党校向全体学员讲一讲。我照办了。

8月20日左右，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我，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不少，想请我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我有些迟疑，因为这是中央部门的全国性会议，而我并不了解统战干部思想的深浅。但无法推辞。时间就定在8月23日下午。

报告会由刘澜涛亲自主持，年近九秩的李维汉同志（其时他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也在台上就座，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站起来请他老人家回去休息，我另找时间向他汇报，他不肯，一直坐到终场，可见会议之认真。

会议印发了我的讲话全文，并开了两天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我一份。我留心翻阅这些“简报”，发觉多数同志赞成，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党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补充说几句。我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我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我的讲话稿，上面明白地有我的声明。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我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但是我后来听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会议简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时，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将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后来有一次我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专门向他声明这件事，他沉默不语。我想，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我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9月6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但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对待，是否进行了讨论，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根据中宣部意见，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9月27日）刊登了我两次讲话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中央各部（包括司局）、各省市委、地委（包括县委第一书记），军队则是军师级相应的领导干部。因此，至少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应当补课的问题，1979年9、10月间，已经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下达全国了。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为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全会同时免去了华国锋同志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任。这样，就从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撑“两个凡是”的支柱。

所谓争论基本结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以后在各种问题上（自然包括改革问题），“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看到改革开放出现一些问题，如经济秩序混乱，有的环节失控，出现假冒伪劣以及出现腐败现象，因此就在相反意义上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有些外国评论家倒要比我们有些人看得透彻些。下面举几个例子。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菲利普·肖特所写《熊与龙——今日中苏内幕》一书（1982年），其中说到：“《人民日报》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三大运动之一，与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并列。苏共二十大后，却提不出类似的口号来。”

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奥克森柏格，在美国1985年7月出版的《知识分子》季刊，撰文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这两句话，不仅是政治口号，而且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企图改变决策过程的决心。”

更值得注意的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986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一文，这篇文章说了这样一段话：“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的束缚。”

（作者注：文章摘自旧作，有些内容作了节删）

2001年7月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9期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作者：宋廷章

蒋南翔从“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多数时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在许多场合都能替知识分子说话。

在延安敢于批判搞极“左”的康生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康生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主持中央青委机关工作的蒋南翔，在1945年春季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说：“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甚至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了）。”

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未被完全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受到了冷遇。“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意见书底稿被造反派抄家拿走，并成为对作者残酷迫害的口实，“四人帮”之流更以此罗织罪名，诬指作者攻击中央“九条审干方针”。直到1985年11月27日，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作出结论，明确指出蒋南翔当年给中央写的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并宣布上述罪名“纯属诬陷，应予推倒”。

对东北教育工作会议的挑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发生过一次争论。会上，以东北某大学校长为首的几位负责干部提出要在学校中推行贫雇农路线。同时严厉批评哈尔滨市的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右倾，犯有路线性错误，说青干校是地富子弟防空洞等等。教委的负责同志在总结报告里也说：“有些同志……阶级观点模糊和阶级立场不稳，领导上对地主子弟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对我怀有一些敌意，要提防他们搞鬼，轻易提拔他们为学生的领导骨干，盲目信任他们，都是不对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应长贫苦子弟的志气，灭地主子弟的威风。”（见1947年10月2日《东北日报》）

哈尔滨市教委书记、哈大副校长何礼，学委书记、青干校党总支书记陈模，一中副校长陈振球在会上据理驳斥，但无济于事。

此时，北满一些地区把农村中斗地主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学校中，建立贫苦子弟的优势，组织学生“贫雇农团”，对地主子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单纯地根据地富家庭出身，大量地洗刷学生，辞退教员，停办学校，采取逼供信的简单方式。有的学校把地富子弟开除遣送回乡，交贫雇农批斗。因而使一些人被逼跑到当时国民党统治的长春、沈阳去了。

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这股风，传到了哈尔滨市，引起了一部分市委委员对青干校的非议。哈尔滨青干校是蒋南翔倡议，在1947年6月成立的。市委在讨论时，鉴于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建团工作将在北满、西满、东满铺开，亟须培养一大批青年干部，对建立青干校个个拍手赞成。现在，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批评哈尔滨青年工作右倾，有路线问题，因而怀疑青干校办校方针是不是有问题，歪风再刮，连青干校去市里领经费都很困难了。

蒋南翔出国访问返回哈尔滨后，听取了何礼、陈模的汇报，召集教委、学委的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应取的方针，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一，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学生和地主阶级不能画等号，可以而且应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后备。二，学校是教育机关，决不能把农村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中来。严禁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任意进行批斗，更不得进行殴打和体罚。此后，哈尔滨青干校和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两条方针，坚持正面的土改教育和人生观教育，提高了广大学生——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的学生的政治觉悟，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破坏，从此再没有一个地富子弟自杀或跑到蒋管区去了。

不久，蒋南翔找了东北局领导人王稼祥、宣传部正副部长何凯丰、郭述申谈话，他们都赞成蒋南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观点和哈尔滨各学校不搞贫雇农路线、不搞批斗、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并责成当时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主持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董纯才和东北大学校长张如心作出检讨，向蒋南翔道歉，终于使一场不小的争论结束了。

重视在高等院校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蒋南翔先后在团中央、清华大学、国家科委、高教部、教育部和中央党校工作。

在三反运动中，高校以什么为重点，开始是不够明确的。南翔同志提出高等学校不能以反贪污为重点，否则不能解决高校的办学方向问题。高校应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1951年12月17日他在北京医学院作了《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内容为：①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②思想改造如何进行；③思想改造与增产节约运动的关系。

在1952年初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对清理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问题，他提出宁可不彻底，也要坚持不追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不要重复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逼供信”的错误。这对高校的三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是著名的机械工程学家、是工程教育的老前辈，德高望重，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后，常委开会，南翔同志提出请刘老列席参加。凡是刘老的意见，他都尽量予以采纳，并说明是刘老的意见。刘老对蒋南翔也是十分尊重的。刘老积极参加甲班的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53年刘老郑重地提出入党的申请，并希望蒋南翔和何东昌介绍入党。当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是很不容易的。为此，蒋南翔写过几次报告，并找了北京市委、华北局和教育部党组的领导同志，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5年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大会上讨论刘仙洲入党问题时，蒋南翔做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发言。接着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在清华就有梁思成、张子高、张维、张光斗等一批著名的教授和科学家入党。

蒋南翔不但重视发挥学校原有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1953年首创不脱产的“双肩挑”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即从本科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政治和业务优秀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他们不仅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又必须搞好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科研教学，让他们两个肩膀挑担子，使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从1953年到1966年先后有682人担任了辅导员。1977年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又有900多名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做些政治工作，终身受益”。他还说过：“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我们培养学校党政骨干的主要方式，而且是学校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些部长、省委书记。”他的这个预见可以说正在实现中或者说早已实现了。在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29人曾在清华学习和工作过。其中有9人曾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邦国等。一些人在科技领域也做出了贡献。比如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校时做过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并到苏联进修过。他在化工科学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他是博士生导师，他的科学论文曾获得过自然科学奖。

狠抓高等院校的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蒋南翔受小平同志委托调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被“四人帮”破坏后的情况和问题。蒋南翔向小平同志写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系统建议。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他的报告，邀集方毅、刘西尧和蒋南翔一起研究，并交给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随后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国内外专家对此反映很强烈，纷纷提出各种意见。小平同志又让蒋南翔提出具体建议。蒋南翔与科技干部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写出了简要而系统的建议向小平同志报告。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大字：“我赞成”。大量派遣留学生，是我国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蒋南翔的建议，为留学生工作拟定了指导方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恢复了国家科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也恢复了。作为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蒋南翔主管科技干部局。他指示科技干部局：“当前最紧迫的是两件事：首先要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第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关于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小平、方毅、蒋南翔都有许多指示，遵照他们在新华通讯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以及其它材料上对几位全国知名的老专家和一些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科技干部局和有关单位以及当地的同志一道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彻底平反，并通过报纸报道了平反的典型案例，推动各地的平反工作。

蒋南翔在一些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夏天，正值“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激烈的论争，蒋南翔以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的身份在科委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常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过，大家一定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要重犯错误。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中，对待知识分子主要是‘左’的错误。”

1979年2月，应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负责人的要求，由小平同志亲自提名，蒋南翔重掌教育部。他到职以后，很快就建议中央为马振扶中学事件和永乐中学事件平反。

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

蒋南翔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真是同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他和钱令希、季羡林、张光斗、张维、李国豪等前辈学者的友谊是令人感动的。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如倪以信、张立华、吴亭莉和陈模的爱护、关怀和理解也是令人感动的。陈模（1936年4月参加革命）是1938年入党的年轻老干部，当年他是孩子剧团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干部科长兼党总支书记，建国后他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反党分子。他曾一度想卧轨自尽，写好了绝命书，到清华大学去和老领导蒋南翔见上最后一面。他说：“南翔同志，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准备自尽，遗书也写好了。”说着说着就掩面大哭起来。蒋南翔对他讲：“一个革命者的一生，都不是平坦大道的，常有艰险坎坷曲折。你在反右斗争中摔了跤，这是不幸的事，未尝不可变成好事，从哪里摔的跤，就从哪里爬起来嘛！你还年轻、有文化知识，身体又好，只要你到农村好好锻炼，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到我们党的怀抱里来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使陈模听得入耳入心，就像吃了付通气的良药，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当场就把遗书撕得粉碎。陈模到农村参加劳动第一年就被评为劳动模范，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被评为“五好社员”和优秀水利技术员。平反后先后任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发奋写作，共出版了28本书，计350多万字。

中央党校是蒋南翔最后一个工作单位。1982年8月蒋南翔受党中央重托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党中央在《蒋南翔生平》中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评价说：蒋南翔根据党的十二大对党的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方针，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使党校事业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几年中，全国党校系统改善了基本办学条件，形成了一支几万人的教师队伍，培训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

蒋南翔为党校教育正规化事业鞠躬尽瘁。1986年1月25日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开幕，蒋南翔到会讲了话。1月27日他突患心脏大面积梗塞症，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卧病两年后的1988年5月3日与世长辞。

（作者曾任蒋南翔的秘书）

2001年第9期 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　作者：傅国涌

1933年1月30日下午，杨杏佛先生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说过一句沉痛的隽语：“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更不幸的是说这个话的人自己却死在了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历史记住了这一不幸的时刻：1933年6月18日上午9时20分。对此杨杏佛先生是有思想准备的，翻开尘封已久的《杨杏佛文存》，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嗟乎，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不争亦死”，“今日国内自私自利之徒满坑满谷，求其能舍身为国者竟如凤毛麟角”。1927年8月，他在《现代评论》发表的《牺牲与堕落》一诗中也说：“人们，你苦黑暗吗？请你以身作烛。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遇难前两天，他特意探望宋庆龄，带了他所收到的许多恐吓信，有些信中还夹有子弹，并转述了他听到的要杀他的一些口头警告。但是他并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坦然地面对了死亡，他把自己当成蜡烛，要用自己的膏血换取光明。

1933年6月18日是星期天，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门外行人稀少，近8点钟时，杨杏佛带着14岁的儿子小佛出门，遭到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有组织的伏击。枪声一响杨杏佛立即扑到小佛身上，弹如雨下，他自己连中三弹，却保住了儿子的生命。附近一家汽车公司的职员贝柯克（俄国人）在流弹纷飞中闻声赶来，不顾安危将他们送到医院抢救，杨杏佛虽然双目未瞑，却已不能说话。9点20分，终因伤重气绝。那一年他不过40岁。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杀戮，是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局对杨杏佛他们呼吁民权的直接回应，纷飞的子弹回答了他们的呼号。

当天上午11点，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7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举行公祭时，咽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杨杏佛的事业就是科学与民权的事业，杨杏佛的精神就是五四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1915年，陈独秀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如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刚复、竺可桢等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举起科学这面旗帜。中国科学社酝酿发起于1914年夏天，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并创办了《科学》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1917年迁到上海，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都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物，对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功不可没。

对杨杏佛的死最伤心的也是科学社的同人和他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中国科学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社葬典礼，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国科学社的社旗。社友王季梁、胡刚复、丁巽甫、周仁等六位科学家亲自为他扶灵登车，车上满扎鲜花。灵车抵达万安公墓，仍由六人扶持下车，入土安葬。

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两任孙中山秘书到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身上理想的激情始终没有泯灭。在他被杀害的1933年初，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在回答“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时，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和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在回答“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时，他说，他个人生活的最大梦想，是希望建设一个儿童的乐园，使儿童都能受到教育，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成为未来大同世界的主人翁。

这不仅是杨杏佛1933年的梦想，也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然而这一年的夏天，无情的子弹就击碎了他一切美好的梦想，击碎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崇高而真诚的追求。暴力、杀戮是人类的天敌，也许它能得逞于一时，但蒋介石杀害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当然还有“四一二”、“一二·一”），和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张作霖杀害邵飘萍、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一样把他们的名字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杨杏佛只活了40年，然而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

杨杏佛一生中曾两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第一次是1912年，他在南京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被称为“青年才俊”。1925年春天，他辞去教育界的职务，随孙中山北上，再次成为孙先生的秘书。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陪伴这位民国缔造者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尤其在孙中山弥留之际那个霜寒月冷的夜晚，他闻到了孙中山先生最后的呼吸，心情激荡，悲急交加。孙中山去世后他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

他一生中曾两度遇险，两度幸免于难。一次是1926年7月，蒋介石等在广东正式出师北伐。杨杏佛“负责北伐军在沪的地下工作”，在“总理葬事筹备处”内设立电台，“逐日将有关情报电达前方，以后被军阀孙传芳侦悉，令法捕房逮捕，准备移送华界处决，赖女律师郑毓秀及时向法方疏通释放，随后又借法军营电台通报。”（杨小佛《我父亲杨杏佛殉难经过》，《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四一二”发生后，杨杏佛被扣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差一点同被捕的共产党人一起枪决，幸获营救，这是他第二次幸免于难。

1912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留美期间，他和任鸿隽、胡适、梅光迪交往密切，被称为“四俊”。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担任编辑部长。

1918年10月学成回国，先后任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工科主任兼教授，一度想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和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1931年他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Com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一边咯着血、与肺病抗争，一边坚持采访、编辑、校对，他几乎每天撰写社论。从6月10日创刊，到25日停刊，虽然这份报纸只存在了16天，却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舆论作用。

1925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7年，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被提名为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杨杏佛集合上海科研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助军队处理技术性工作，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大力抢救伤员。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最后的辉煌。1931年邓演达被杀后，大约在1932年夏秋之际，宋庆龄开始考虑成立“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的人权组织。这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五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9日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正式成立。宋庆龄当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负责具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政府的民权团体。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宋庆龄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所享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她被誉为“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她在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是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蒋介石既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蔡元培的道德威望也如日中天，不仅在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政界，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当中，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缺少了杨杏佛的热情、执著和实干精神，他办事的干练，同盟的工作恐怕也要大打折扣，至少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效率，在短短半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成效卓著，影响巨大，让当权者忍无可忍，终于动了杀机。

蔡元培当时享有崇高威望，但是年过六十，精力有限，他的性格属于宽容迂缓。仅不惑之年的杨杏佛则年富力强，精明强干。蔡元培曾说过“正可以杨杏佛之长补我之短”，还说他是“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在中央研究院是这样，在民权同盟也是如此。这位总干事名副其实，真正是干事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培的渊源都极深，互相信任，杨在1912年和1925年两度出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时，宋庆龄也随行，他们那时就相识。后来他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和宋庆龄也多有接触。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他们的政见比较一致。1932年他还协助宋庆龄创立了“国民伤兵医院”。杨杏佛比蔡元培年轻二十岁，虽然不知道他们何时结识，但1927年大学院成立以来他一直协助蔡工作，“待蔡如长辈，两人共事合作无间”，六年如一日，他是蔡的得心应手的主要助手。

作为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策与活动，并南北奔波，鞠躬尽瘁。他的工作大体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营救政治犯。同盟成立前以个人身份参与营救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政治犯，同盟成立后以同盟名义营救了大批政治犯，如廖承志、许德珩、陈赓、丁玲等等。

发表宣言、声明，传播民权、民主思想。抗议、谴责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抗议枪杀新闻记者刘煜生，如到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迫害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的行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筹建上海、北京等地的分会组织。调查监狱政治犯状况。

负责同盟决议的实施。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用邹韬奋的话说蔡先生“负党国重望，对于构成国家民族奠基石的优秀青年及人才尤爱护不遗余力。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独裁者“虽然胆大妄为，但对于党国元老如蔡、孙，究竟不敢遽下毒手”，所以他们就先选择杨杏佛下手了。他虽然也是大有功于国民党，有功于国家的人，但在蒋介石他们看来，他毕竟与宋庆龄所拥有的崇高声望、特殊地位无法相提并论，杀了他既可达到威胁宋庆龄他们、瓦解同盟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

杨杏佛的死让民族精英们万念俱灰，在上海，于右任老泪纵横，鲁迅不顾当局流言的威胁参加了入殓式，在悲愤交加之中写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诗句。在杭州，郁达夫闻讯写下《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在北京，许德珩奋笔写下《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

杨杏佛留下的遗著有《杨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社会改造思想大纲》，还有日记、家书和诗词稿《康桥集》。他的思想即使在他殉难68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沧桑巨变，早已换了人间。我们早该整理出版杨杏佛的全集，发扬这位“为人权流血第一人”、中国科学社主要发起人的精神，继续他未竟的理想，全面推动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独裁者的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他们往往不知道，一个只能依靠杀戮来维持自身权力的政权是绝对不能长久的，一个戕害自己的优秀儿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杀害了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等民族精华的国民党政权，在杨身后不到16年就在大陆崩溃了。但是杨杏佛被杀，尽管宋庆龄发表声明要继续民权保障事业，同盟在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活动家之后，实际上也就瓦解了。就如当年袁世凯杀宋教仁，瓦解了国民党一样。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作者：谢尚品

邹容18岁开始写《革命军》，19岁，即1903年5月底，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出版，并在辛亥革命前的腥风血雨中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评赞说：“他（邹容）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尽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个腐朽、落后、卖国的政府，主张推翻这个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文章。”

鲁迅先生也评赞邹容：辛亥前夜，“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吴玉章同志更在《辛亥革命》中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鲜明了。……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当我读了《革命军》等文章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但是，令人痛惜的是，邹容死得太早了，才21岁。

反科举的少年急先锋

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压榨人民更残酷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是它堂堂“上谕”亮出的“基本国策”！“中华之物力”虽多，但因长期为了供养中外寄生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早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仅以四川为例：

1895年起，川民每年得分担《马关条约》赔款60余万两（白银，下同）；1891年起，又得摊付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团借款94万余两；1898年，为筹还《马关条约》最后一期赔款，又分摊104万余两；单邹容的家乡——重庆巴县就摊派了5万两！1902年以后，更得每年分担按《辛丑和约》规定的共4.5亿两赔款（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约近10亿两）。于是，越来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比“正额”——田赋要高出几十倍！

这样，大小官儿们就都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找“税源”，也就是找刮地皮的“窍门”。

一天，总督奎俊见农民入城担粪，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抽粪税：每担数文，每厕数百文。有成都讽刺大师刘师亮的绝妙对联为证：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人物是时代的产儿。邹容及其《革命军》就是在上述内忧外患交迫下出世的。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字威丹、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出生于巴县富商之家。父亲邹子，望子成龙心切，满脑子的功名利禄。1891年，6岁的邹容就被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在读了宣传维新思想的《谕报》等后，邹容再也不读什么“圣人经典”，再也不学那空洞死板的八股文了。他还曾把《神童诗》中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都是读书人”。

1898年春，不满13岁的小邹容被逼着去“应童子试”，考卷发下来，小邹容霍地站起来：“请问，这四不像的怪题，到底说的啥子！？”

监考官板着脸：“此题出自圣人经典，朱夫子已有注解，何问之有！”

小邹容大声道：“我可不愿当猪夫子、狗夫子的奴婢！”然后愤然离开了考场。

回到家，父亲又打又骂：“不肖之子！科名前程还要不要！？”

“臭八股儿不想学，满场（满清考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这就是“童生”对父亲的回答。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戊戌变法后，“变法图强”反因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惨杀而呼声日高。清政府挂出了“新政”招牌，于1901年下诏“变法”允许各省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这年夏，川督奎俊决定选派22人东渡。

可以见世面，学习新东西，这与“衰世科名”本质不同，邹容决意争取留日。

邹子也认为朝廷奖励出洋，留学回国后有的恩赐举人，有的放了知县是“好事”，经再三盘算，加上继母的劝说，邹子决定自费供邹容留学。

16岁的邹容第一次出三峡，乘长风破万里浪，很快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反复哀吟着、抄写着在报上读到的题为《有感》的诗，久久不能平静：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在学习和战斗之余赶写《革命军》

邹容从上海转到东京后，除在同文馆补习日文，就是积极投身于留学界火热的革命洪流，参加与保皇派的论战。坐落在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就是他们集会论战的主要阵地。每次集会，他必抢先登台演讲，极力主张绝不可对清王朝再抱幻想，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它！

1903年春节，一千多留学生齐集会馆举行团拜。还特意“邀请”驻日公使蔡钧参加，以便把团拜大会，变成宣传革命、声讨清政府专制卖国的大会。由后来当过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首先开炮，接着一个比一个激烈。当邹容登台时，更把高潮推到了顶点，他悲愤地历数清政府的累累罪行，措词尖锐，有理有据，赢得口号如潮，掌声四起。而蔡钧则如芒刺在背。有个名叫长福的亲贵子弟跳出来唱反调，刚开口就被哄下了台。可事后，蔡钧反保荐他当上了驻横滨领事，而马君武则被取消了入成城学校的资格。邹容不怕高压，“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讲，犀利悲壮，无与伦比”。

同时，邹容一刻也没有放松学习。除功课外，更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史事，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并摘录其中精要，对照祖国落后的现状进行思考。他决心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

当《革命军》快完稿时，邹容又导演了一出狠斗学监老爷的“喜剧”。

学监者，清廷派往日本监视留学生之走狗也。其中姚文甫最有公愤。恰好这时传来他与另一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闻，大家决定开会声讨。姚作贼心虚，借口“辞职”而溜走。邹容便约了几个同学抢先闯进寓所，指着鼻子数落他，并狠狠地抽了他几记耳光，又抓起剪刀，将他的“狗尾巴”从后脑勺齐刷刷地剪掉：“限你明早离开东京，否则要你的狗命！”

第二天，会馆正梁上悬挂着这条“狗尾巴”，旁边写着：“留学生公敌姚文甫发辫”。消息很快传遍东京，上海的《苏报》，更以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一奇闻趣事。

这下，蔡钧坐不住了，声称“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他发出照会要求日本政府“向同文馆提索邹容”。于是在朋友的再三劝促下，1903年4月中旬，邹容回到了上海。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才一年多，上海大变样了！蔡元培、章太炎等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云集了大批先进学者和爱国学生，给上海带来勃勃生机。

邹容感奋异常，他急切地奔向爱国学社，渴望拜见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章太炎。

一天，太炎先生正伏案工作，见一英姿勃勃的青年来访，急起身相迎，才知就是剪掉姚文甫“狗尾巴”的邹容！他太高兴了！邹容也怀着激情，久久打量着自己心目中的师长。真个是“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都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从此，两人兄弟相待，朝夕相处，互勉互学，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结成了革命生死之交。

不久，邹容捧出《革命军》未完稿：“言词浅露，请先生润色。”章细看后，为年少而早熟的邹容感到十分高兴：“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此不可。”

1903年5月底，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等筹资，大同书局印行的《革命军》在上海问世，并很快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发行110余万册，销量居清末革命书刊之冠。

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等七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革命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中国人民不可不革命的根本原因。他大声呼唤中国的“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行动起来，“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刀，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前赴后继，“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清王朝“相驰聘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的“外来之恶魔”，建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是时代的产物，是催人奋进的战斗鼓点和进军号角，它以革命的最强音，显示了革命舆论的威力。当时，千百万人为其大胆泼辣、恣肆无避的言词而激动鼓舞，千百万人因受到感悟而勇敢地走上战场。正如当时的《苏报·读〈革命军〉》一文所赞扬的那样：“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仍以四川为例：不仅吴玉章是“读了《革命军》以后，便在思想上完全与改良主义决裂”，更多的，如在叙州起义的余竟成，就是在泸州读到《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因而忘却一切，日持两书，街头巷尾，逢人宣传，无所顾忌”之后，又加入同盟会。辛亥前夕死于成都狱中的卞小吾，1903年曾到狱中探望邹容和章太炎，并密商革命方略，购买《革命军》、《苏报案纪事》数百卷，回重庆“密结同志，将书遍给之，大为鼓吹，佐以演说，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孙中山更在《革命原起》中说，《革命军》一书，“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投身拒俄运动

沙俄不仅是“欧洲的宪兵”，更妄图把我东北纳入其“黄色俄罗斯”扩张计划之中。八国联军时，它出兵最多而最野蛮凶残。《辛丑和约》签订后，列强都退兵了，惟独俄军赖着不走。我东北便奋起组织了“东北人民义勇军”，提出“御俄寇，复国土”口号，给沙俄强盗以狠狠打击。它被迫于1902年4月5日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在18个月内分三期撤军。但1903年4月8日，交还营口到期，它不但不撤，反增兵营口，更于4月22日提出侵略我东北的七条“新约”逼清廷签字。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很快，拒俄运动在全国掀起了。

4月27日，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师生近2000人，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号召全国“一致起而拒俄”。几十个演说者争先登台声讨沙俄罪行，邹容更“滔滔辩论，旁若无人”，促使人们“纷纷争相捐款，有脱钻石戒指以捐集者”。大会还通电全国和各国外交部：“此约如允，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

4月28日，日本《时事新报》发出了大字标题的“号外”：《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入俄国版图》。第二天下午，中国留学生云集东京锦辉馆，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前线，当主席“有不怕死的……”话音未落，“众皆举手赞成”，参加者达130多人。接着，又分别召开了各省同乡会。在福建同乡会上，有个14岁的学生，“闻俄事后，日夜涕泣，求签名于军队。大家不忍，他痛哭道：‘吾为国死，讵伤耶’！”小小年纪，竟那么赤诚，使“举座皆泣”。一些女留学生也组织了“军中看护队”或“赤十字社”，要求随军北征。日本妇女协会会长下田歌子急忙劝阻，她们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义勇队每天都集中留学生会馆操练，准备随时出征，并派代表回国请愿，要求一同出兵。

4月30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收到东京留学生来电：“俄祸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心急如焚的邹容，立即回电报名请缨。

自请入狱同战友共生死

爱国学社成立后，两江总督魏光焘就电奏清廷：“查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邪说，已饬查禁密拿。”但因爱国学社在租界内，一时还不敢动手。当《革命军》以及《革命军·自序》、章士钊《介绍〈革命军〉》、《读〈革命军〉》和章太炎、邹容、柳亚子、蔡元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在《苏报》连续发表后，清政府惊恐万状，严责魏光焘“形同聋聩”。他受到主子臭骂，便下令：“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务即严拿务获，尽法惩办，勿稍疏纵。”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端方也说：“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他们责成上海道袁树勋“知会领事及工部局密行设法诱拿数人”，并加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协助袁树勋加紧勾结洋人。

消息传出，邹容和章太炎镇定自若，邹容表示：“虽刀加吾颈，枪指吾胸亦无所惧！”

勾结“成功”了！英国律师旦文授计，以魏光焘为“原告”，指控邹容、章太炎等于工部局会审公廨。

6月29日，《苏报》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所谓我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还没有革命的资格……理直气壮地指出：“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更痛骂康有为吹捧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的“古今至仁”的光绪皇帝为“未辨菽麦”的“载小丑”！

就在这天，领事签署了拘票，工部局开始抓人了，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1903年6月30日，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爱国学社，章先生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当细看了拘票名单后，就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

翌日凌晨，邹容在虹口得到消息，悲愤地说：“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邹容毅然入狱与师友共患难。

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

7月15日，租界会审公廨组成“额外公堂”，对邹、章进行审讯。“罪名”是：“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当囚车回狱时，大街小巷挤满了敬仰的人群。邹、章二人也从同胞的亲切目光中受到巨大鼓舞。《甲寅周刊》报道说，章先生还曾即兴高吟：“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无法定案，又急欲置二公于死地的魏光焘等，不惜以出卖沪宁路权为代价，以求引渡二人到“华界”惩办。英国以“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为由拒绝引渡。会审公廨于1903年12月24日判为“永远监禁”。又因仍遭强烈反对，乃于1904年5月21日改判为“邹容二年监禁，章太炎三年监禁，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从上年到案之日算起”。

在狱中，二人互勉互学，情胜手足。太炎先生见邹容如此坚贞，便高兴地写了《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陈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搀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以同样的豪情写了《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恰在这时，监外发生了沈荩惨案。

湖南志士沈荩，因在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出卖东北予俄的“密约”而被捕。正因引渡阴谋未能得逞的慈禧便恼羞成怒，下令刑部，命七个狱卒足足用了四个小时，活活将沈荩鞭打致死。有个卖报人陈复，因敬爱邹、章二公，每天黎明就把报纸送到狱中。太炎先生便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邹容的《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则更沉痛悲愤：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招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革命之火是不会熄灭的。《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等紧接着就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并把邹容的《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登了出来，激发了更多的人起而战斗。

在工部局的监狱里，邹、章二人每天只能得到“粥一盂，豆三粒”，粥中还掺有麦麸和砂子。晚上，再冷也“仅与一毡”。不仅如此，更借“罚作苦工”来残害他们。章先生高度近视，邹容从小读书，而狱卒每天黎明就驱赶他们进缝衣工场去穿针引线。一次，面黄肌瘦的太炎先生因动作太慢而挨鞭打。太炎先生奋拳反抗，被踢倒在地，打得遍体鳞伤。太炎先生宣布绝食，“义不独生”的邹容不仅也用绝食这一手段与“我兄章枚叔”团结战斗，还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太炎先生作“联句”游戏，写成壮怀激烈的《绝命词》，其中有：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

近死之心不复阳（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

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饥寒交迫和残酷折磨，到1905年2月，邹容眼看快刑满出狱时，终因“狱卒数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麦饭不饱，益愤激”而病倒。章先生再三要求请医生抢救，均遭拒绝，乃托人买来黄连、阿胶等滋补，也毫无起色，直到生命垂危，才允许保释外出救治。而就在外出的前一天，狱方又假惺惺地摆出“博爱”和“人道主义”的面孔，要先送邹容去工部局医院“抢救”。第二天——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口吐鲜血，睁着眼睛死去，年仅21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了民主主义《临时约法》，初步实现了邹容的“共和国”理想。民国元年2月，更以大总统名义，签署了追赠邹容为“大将军”的命令。重庆的蜀军政府，把邹容列为四川死义烈士第一名。1924年，太炎先生沉痛地写了《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今重庆市中区的“邹容路”，仍矗立着《邹容烈士纪念碑》，让后世子孙永远纪念这位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和临死前仍念念不忘“同兴革命军”的年轻先烈。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辛亥革命与台湾　作者：何　标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曾四次到台湾，还拟以台湾作为发动内地革命起义的跳板。辛亥革命的风暴，在日据下的台湾岛内，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波澜，有些台胞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大台胞则对孙中山无限敬仰，并把台湾的前途，寄望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值此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史实，使我们倍感台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台北新起町革命总司令指挥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五个月后中日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孙中山立即动员兴中会成员并联络反清会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1897年9月，陈少白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赴日据下的台湾，秘密发展兴中会。同年11月，陈在台北联络原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并发展吴文秀、容祺年，赵满朝等人，组成了兴中会台湾分会。

1900年9月，孙中山经日本首次赴台，抵达基隆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率官员迎接。孙先生此行，主要是在台坐镇指挥广东惠州起义，进行起义的联络、支援活动，并观察华南局势，如起义得手，即俟机回到内地。此次在台停留达44天之久，经兴中会会员杨心如等人协助，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一带，原址已被拆除，现为一幢公寓楼）设立了革命总司令指挥部。当时日本内阁及台湾总督对孙中山的支持，有两种说法：一说日方希望孙中山对日本平定台湾人民反抗给以协助。日当局认为这些反抗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方面的“煽动”，想借用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声望，稳定其殖民统治。另一说是当时的日本内阁和驻台湾总督有进占厦门的企图，遂以革命军起义后攻占厦门为条件，答应以台湾为惠州起义发号施令的中心，同时于起义后给革命军以军援。

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起义军活捉了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700多支，子弹5万多发，清提督邓万林负伤落马而逃，起义冲击了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但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伊藤博文出任首相，他禁止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的革命指挥部难以继续活动，孙先生也不得不离开台湾，惠州起义遂未克完成。此后，孙中山又于1913年、1918年和1924年赴台访问或旅经台湾，但停留时间很短，且在台期间均遭日本当局严格控制，禁止与台胞接触。

辛亥革命风暴冲击台湾岛

1905年7月，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决定成立统一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选孙中山为总理。这给已被日本占领10年之久的台湾同胞带来新的希望，即把台湾的光复寄托于国民革命的成功。1910年9月，同盟会会员王兆培与台南籍的翁俊明成立了同盟会台湾分会，两年后会员增至30余人。至1914年，会员已达76人。他们经常秘密集会，讨论时局，探讨如何使台湾回归祖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祖国大陆革命胜利鼓舞下，台湾革命志士纷纷揭竿而起，岛内抗日起义风起云涌。1912年3月，南投民众领袖刘乾、林启顽，响应辛亥革命，建立秘密组织，袭击林圮埔警察支厅，与日警激战七日。嘉义农民黄朝、黄老钳在辛亥革命胜利鼓舞下发起土库起义，因事机不密而遭杀害。南投以陈阿荣为首密谋发动埔里起义，已串联85人，事败被捕入狱。台中苗栗赖来同谢全石秘密潜来大陆，受辛亥革命影响后回台鼓吹革命，不足一年，有80多人参加，12月1日率众攻打日本东势角支厅官署，杀死日警多人，开仓夺取武器弹药，在撤退时赖来不幸中弹牺牲。1913年3月，台中张火炉与黄炳贵、纪石组织群众，联络高山族同胞，支援罗福星起义，不幸事泄被捕死于台北。1913年农历10月李阿齐在台南关帝庙起义，也因事机不密遭到破坏。

最大一起，是罗福星在苗粟发动的抗日起义。罗福星，台湾苗栗人，1903年随祖父自广东去台。1905年返回广东，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左手负伤。1912年12月集合“十二同志”入台，以台北大稻埕为基地，进行秘密活动，发展组织。1913年2月在台北、基隆、新竹、桃园等地建立中国革命党（又名同盟会）台湾支部，策动起义复台，参与者甚众。准备起义时事泄，于12月18日被捕入狱，同案被捕的革命志士达1211人。1914年3月3日，罗福星与台南关帝庙起义的李阿齐，东势角起义的赖来，大湖起义的张火炉，南投起义的沈阿荣等200余人慷慨就义。罗牺牲时年仅29岁，遗有绝命诗一首，诗中有：“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等句。

罗福星等人就义后，台湾抗日起义依然连绵不断，特别是1915年余清芳等人领导震惊中外的西来庵起义，起义者数千人直逼噍吧年日警支厅，血战几昼夜，数万无辜台胞遭日寇滥杀，余清芳等903名抗日志士被处死刑，此即著名的“噍吧年事件”。

大元帅身边的台湾人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初，在林森的组织下即有台湾青年参加同盟会，但未留有姓名和资料。依现有材料，罗福星应当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台湾同胞。此外，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时间最久的台胞，当属爱国将领林资铿。

林资铿（1878—1925）号祖密，出身于台湾雾峰名门的林氏家族。其祖父林文蔡曾任清政府福建水陆提督；父亲林朝栋于1885年中法战争时，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领导下，扼守基隆要塞狮球岭，抗法有功。《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林朝栋举家内渡，后病逝于上海。雾峰林家在台湾已经营100多年，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林朝栋派林资铿赴台处理和取回其家产，但其家产大都为日寇掠夺，取回的不及原有家产的十分之一。1913年林资铿撤销日本国籍，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中国国籍，成为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首位台胞。林资铿变卖家产迁居大陆后，仍积极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爱国志士罗福星、张火炉、余清芳等都得到过林资铿的资助。

1915年孙中山听说林资铿的爱国事迹后，派其秘书、国民党元老徐瑞霖到厦门拜访林资铿，动员他参加国民革命，介绍他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成为早期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位台籍人士。

1916年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发动的厦门起义失败，为讨伐袁世凯，打倒北洋军阀，林资铿捐献变卖台湾家产的50多万银元，组织闽南革命军，从事护法运动。孙中山于1918年1月6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林资铿为闽南军司令，领少将衔，负责指挥闽南军事行动。林不负中山先生重托，率军攻下闽南七县。

1919年投机革命的反动军阀陈炯明进入闽南，吞并了闽南军。孙中山改任林资铿为粤军第二预备队司令。1920年又任粤军第九支队司令、汕头警备司令。1921年调任大元帅参军兼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3年他辞去公职，以变卖家产所余财产，从事闽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1925年8月20日，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将林资铿逮捕后杀害，遇难时仅48岁。

此外，1905年生于台北的李友邦，于1924年秋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期间奉孙中山之命携巨款北上。对北伐战争有功，得孙先生器重，被派去主持两广省工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派人回台宣传孙中山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激励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并动员一批台湾青年到广州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

两岸同胞情感交融同喜同悲

辛亥革命胜利时台湾同胞欢欣鼓舞的情景，许多老辈台胞终生难以忘怀。已故全国政协委员李乔松，是台中雾峰人，他在1921年被乡民选为“保正”，因受辛亥革命胜利鼓舞，他把孙中山的大照片公开挂在“保正办公室”墙上，并经常教育子女：“咱们是中国人，祖国是中国，要有骨气，要有民族气节。”现本人已去世多年，但这些情节其子女仍记忆犹新。已故全国政协委员、老台胞陈文彬曾回忆说：辛亥革命胜利他只有8岁，记得当时上海印制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画像和《武昌起义战火图》在台湾城乡都很畅销。他母亲曾指着一张彩色画告诉他，中间是孙中山，右边是黄兴，左边是宋教仁；并向他讲孙中山推翻满清的事迹。已故全国政协委员、老台胞王万得也说过：当时台湾老百姓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人们把这件大事概括成三句话——唐山（指祖国大陆）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中山做了大总统。“漩桶”是“宣统”的谐音，是台湾土语“尿桶”之意。这一比喻是对满清皇帝的轻蔑。王万得还说：台湾私塾小学生喜欢读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这本书开头四句话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台湾，曾对戴季陶说：“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协助台湾至少要实现自治。”1925年2月下旬，孙中山在北京生病的消息传到台湾，并一度传出死讯。当时在台湾有广泛影响的《台湾民报》，先后以“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和“孙文没有死”的大字标题发表评论，充满对孙先生的期望和爱戴。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9期 顾颉刚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　作者：张锡金

1958年5月，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

这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冲。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顾颉刚1893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人家。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口号。新思想、新方法的广泛传播，为人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视野。1923年初，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之一的钱玄同写信给顾颉刚，希望读到“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方面的文章。这封信促使了顾颉刚在同年5月的《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顾颉刚在研究实践中对古史的思考与见解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表述，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种古史观对旧的古史系统造成的经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给长期以来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打破了史学界以往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为研究标准的框框，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1926年顾颉刚以《古史辨》第一册为题结集出版了辨论古史方面的论文，后又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主持、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二至第七册。这些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1948年3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上，当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新中国的诞生为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揭开了新的一页。顾颉刚先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工作，后在北京有关方面多次邀请下于1954年8月离开上海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7年，顾颉刚约有9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科学院的反右派斗争烈火如炽，疗养院离反右派前线毕竟有了一段距离，“官不扰病人”，这也许是他能在反右派运动中没蒙受多大苦难的原因之一。但是，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顾颉刚是在劫难逃了。

从1958年2月起，顾颉刚参加整风运动，一是在任职单位的历史所，一是在民进组织。在整风期间，大会小会接连不断，逢会必须联系自己的历史，挖掘思想根源。3月初，顾颉刚在民进北京市委全体委员自我改造与跃进大会上发言。3月10日，陈伯达在科学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说：“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

顾颉刚在民进会议期间写出的交心资料及检讨书约10万言，这还并不包括在历史所写的大字报和检讨书。顾颉刚如此“推心置腹”，并非出于自愿。因为，在“拔白旗”运动中，如果你不发言，则被认为是故作镇静，是用沉默掩饰不满意，是对运动的抗拒，也是一种对抗运动的方式。这在顾颉刚4月14日日记中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他说：“我向少说话，自问一生谨慎，扪心无愧，而人家因我不说话而关系复杂，横加猜测。今日决据日记，完全摊出，虽反共、反苏者亦无顾虑。”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特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

在“交心”会上，顾颉刚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检查，“予自谓平生谨小慎微，道德甚好，且尽量帮助别人，自己生活并不要求享受，亦说不上个人主义”，经过与会者的启发，他思想发生斗争，内心非常痛苦。他在4月28日日记中说：“我想出我有甚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风头而要出大风头，不欲一时出风头而要永久出风头，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谓予有利心，则尚未挖出。”他在交心材料《我和党的关系》中又说：“说我个人主义，也对，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处清静的地方独个儿干，或组织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块儿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科学的范围远远广大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所以我从来不问我所工作的有没有市场。为了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力量。如果衣食不成问题，时间又可自由支配，那就一切满足。”

这年10月，顾颉刚随政协组织的全国政协委员到河南省信阳等地参观考察，接着，又到河北的徐水县参观。这些地方都是当时被树为大跃进、“放卫星”的典型单位，是全国的样板。参观回来后，他还在民进会议上作了《河南农业大跃进》的发言。

1958年8月《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强调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这一文件把全国的拔白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声浪中，顾颉刚又成了众矢之的。《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历史学界要拔掉顾颉刚这面白旗，认为：古史辨派“对当时的史学界起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史学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影响不清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贯彻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整理史料和考订古书真伪在内，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整理好资料的”。文章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古史辨派发生了由“疑古”向“信古”的转变，这“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倒退”。文章作出政治性结论，“曾在中国古史研究阵地上活跃一时的‘古史辨派’，虽然也替当时的历史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但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是极端反动的。”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许多文章把顾颉刚与胡适联系在一起批判，目的是揭发胡适的影响，但也在政治上起到了把顾颉刚划入白旗范围的作用。当然，顾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顾颉刚的治学道路上，胡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顾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不大，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的师友关系。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生活比较困难，胡适曾给予接济，使顾颉刚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如不是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1926年9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中，在论及顾颉刚的《古史辨》一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同样，胡适在研究《红楼梦》这一专题时，顾颉刚曾为胡适作考证去查找资料，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图书馆，挖掘史料，摘抄文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

1955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义运动，再次把批判胡适运动引向深入。3月初，顾颉刚在中科院历史组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但他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之主观愿望，而其工作之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而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早在1951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就说：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常常扬彼抑此，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释然。但是，在这次历史组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据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顾颉刚因为发言不当，会后，他被迫作了检讨。同时，还因这样的观点，在3月的另一次会议上他再一次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

报刊发表文章公开笔伐与历史所的口诛是相互配合的。前者在于造社会舆论，将拔顾颉刚的白旗运动推到社会上去，扩大影响范围，造成一种逼人的声势；后者为具体的解剖分析，让顾颉刚检讨交代。这种内外夹攻的阵势，整得顾颉刚坐立不安，心身交瘁。

1958年秋天，历史所集中火力批判顾颉刚的资产阶级史学观时，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去找所里的负责人，提出质询：“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顾颉刚年谱》第364页）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顾颉刚出席民进四届三中全会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不得不作大会发言。现实的形势就摆在面前，他为自己的发言内容颇为踌躇。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一篇发言稿写了4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顾颉刚在大会上发言摘要，于12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以《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为题发表。在这份检讨里，可以读到下面的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说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是高看了我，应该称我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合适。我生在一个陈旧的家庭，又进了十几年的私塾，规行矩步，四书五经，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才孕育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了北京大学，又接受了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实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庸俗化）来整理国故；于是我才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分析我自己的思想，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老是以为学术工作和政治工作必当分之，否则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结果方和圆都画不好。我自省绝没有政治的才能而却有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自己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脱离实际的纸上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

这一年，顾颉刚66岁。一位年近古稀的学人不得不写出这样的自我检讨，并公诸于众，其心中的痛楚是可以想像的。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即使在被“拔白旗”的时候，顾颉刚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坚持研究学术问题，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据资料记载，他1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12月底，校点毕。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他从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一份乐趣，在强大的政治批判的阴影下，使那颗颤抖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快慰。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作者：杨继绳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两年后始得平反。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平原省撤销，1952年12月，潘复生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1955年杨珏也调到河南。

分歧从合作化速度开始

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潘、杨、王等认为，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则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闹社事件。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在1957年春节前后开展的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中，又发生了严重的粗暴对待群众的现象，不少人被捆绑、游街、批斗、管制甚至有被摧残致死者。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恢复工作，并着手纠正吴主持工作时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的牲畜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产的粮食只交公粮，不计征购任务；农业合作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间隙地、房前屋后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分小一些，等等。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有的吃“观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告中央希望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发现给农民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是红薯，保存不好就烂掉。他向省委汇报后，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口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不长时间，很多地方一夜之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际一个月都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办越大，几个村办一个食堂，几个村到一个地方吃饭，吃一顿饭要走几里路。人太多，打饭排长队。潘、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堂有十大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可以实现炊事机械化。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报了炊事机械化的成绩,毛泽东让把这些炊事机械搬到庐山会议上展览。其它省的同志看了不相信。其实，这些木制的炊事机械技术上没过关，不能用。庐山会议后，邓小平路过郑州要参观食堂机械化，他们从省展览馆把木制炊事机械搬到郑州郊区老鸦陈村，让省妇联同志化装成农民作讲解。

罗列“八大罪状”，罢官免职

中共河南省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始批判潘复生。在1957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指责潘复生主持制定的《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宣传要点》。这次还决定立即收回河南省委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潘复生。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人，潘复生名列其中。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被说成是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并认为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号。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全省各地到处都贴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文艺节目。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第九次全体会上，患病的潘复生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门窗玻璃全被砸碎，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错误批判带来极严重后果

河南省左倾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反右斗争中，全省共划了6万名右派分子，居全国各省之首。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以后，在党内和干部中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批真话的斗争升级，讲假话的时尚随着升级。请看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亩产小麦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小麦453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亩产小麦7320斤；9月13日，河南全省平均亩产水稻千斤，成为千斤省……。在大炼钢铁方面也连放“卫星”，《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头脑发热的吴芝圃，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各地有大量的人到河南参观学习。《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河南的“先进事迹”，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中央工业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里领导就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并当场批判高扬，又将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对河南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在河南也受到批判。北京的干部从此不敢去河南了。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亿斤,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令人悲哀的是，浮夸虽是数字游戏，却让农民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的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7.14%。这两年全省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平反以后

数以万计生命的代价使人们开始醒悟：潘、杨、王是正确的，吴芝圃执行的路线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从1960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人到河南调查研究，帮助河南解决问题。1961年7月，中共中央派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1961年夏季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河南省委开始对潘、杨、王的问题进行甄别核查。196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决议中说：“省委自1957以来批判和处理潘复生同志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7月30日和12月20日，河南省委又分别给杨珏、王庭栋平反，恢复原职务和工资级别。

刘建勋、何伟、文敏生、杨珏主持河南省工作后，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河南情况开始好转。

(为写此文杨珏老和冀雨老三次接待作者采访，并修改了稿件，王庭栋同志从山西寄来亲手写的回忆资料，并修改了稿件，此文还采用了《风雨春秋》中张林南同志的文章中的资料，在此一并感谢)（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书画鉴赏家马宝山长春购宝记　作者：张树林

91岁高龄的马宝山住在北京前三门的一幢老楼里，满墙的书画，使古色古香的老屋略显拥挤。

马老自称没有文化，幼年只在村立小学读过6年书，16岁时来到书画古玩之都的北京琉璃厂，做起了学海泛舟的文化人，因其治学精严，眼光独到，为人耿直，成为琉璃厂一带知名的鉴赏大家。

长春收宝

小白楼是当年伪满帝宫内一座刷了白灰的小楼。提起小白楼，书画文物界的“业内人士”无不扼腕，因为那是我国书法名画最惨重的一次浩劫的发生地。

早在1922年，伪满皇帝溥仪就开始从宫中大批偷运文物，运至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的一幢楼房里。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墨迹，有钟繇、怀素、欧阳洵、宋高宗、米芾、赵孟、董其昌、司马光、王维、阎立本、宋徽宗的真迹以及《长江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等。总数大约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版书。

这批文物运到天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转运东北，置于小白楼。

日本战败，溥仪携120多件文物书画逃往通化县大栗子沟，余下1000多件均被卫队肆意劫掠。在士兵的争抢中有的书画被撕成碎片，有的被分段分赃，有的埋入地下受潮无法修复，最可恶的是伪军金香蕙竟把大量书画付之一炬。命运最好的当属被廉价出售。历代国宝遭此浩劫，令人闻之顿足泣血。

当时马宝山闻听此事，心如刀割，立即星驰长春。情急之下，登报公开收购伪宫流佚的书画。当时人们都认为收买书画是违法的，古玩行人、文人墨客是偷买，大兵们是偷卖。马老此举无疑冒险。

马老向银号高利借贷，按人家的规矩，三个月内不能本利归还，必遭封门拍卖家产的恶果。马老顶着雷上，速买速卖；只卖国人，不卖洋佬。他先后经手了30多件名贵书画，如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书《张好好诗》、晋顾恺之《洛神图》、元朱德润《秀野轩图》等，有的卖给故宫，有的卖给收藏家或同行。

登报收购后，京津沈的收藏家、古玩书画商蜂拥而来，价格飞涨。登报既可，公开摆摊叫卖便无不可。一时间长春城里大兵们也立市为商，高声叫卖，胡乱要价，城里竟也涌动着一股奇特的文化潮。长春同行说：“这都是你登报闹的。”马老说：“我不能眼瞧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全毁了呀！这些东西到了行家手里才保险呐。”对于文物来说，最让人痛心的事，损毁是第一，外流为第二。琉璃厂人是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文化人，而且相当通古，传世珍品往往就在他们手中决定着去向。马老想，来的这些人为牟利也好，收藏也好，都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臣。

稀世珍宝《游春图》

提起马宝山，就不能不说他经办的展子虔《游春图》，因为此图是小白楼散佚文物中最为重要的国宝。

展子虔是山东阳信人，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展子虔遗留下来的作品，惟有《游春图》最为可靠。宋代曾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和明初宋濂、明末董其昌等人的诗咏题跋。该图金碧设色，景物浓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皴，并且此画卷是北宋原装，完整无损。像这样流传有绪、十美俱备的作品，不但是我国的稀世珍宝，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因为山水画科是展子虔始创的。

据马宝山《书画碑帖见闻录》载：《游春图》乃穆忱自长春购得，初与玉池山房马济川、文珍斋冯湛如三人伙买，购价甚廉。由于穆曾在长春买过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卷，经李卓卿介绍卖给靳伯生，李未要介绍费，穆为报答李介绍出售《道服赞》之情，遂对李说：“我买得《游春图》卷，这件国宝能得厚利，算你一伙吧！”李为人忠厚，不愿自得厚利，他与郝葆初、魏丽生、冯湛如有约，要伙买“东北货”，于是又把郝、魏拉入伙内。

大收藏家张伯驹和马宝山是至交，他得知《游春图》的下落后，很想购买到手，苦于与马济川不能接谈，乃同邱振生托马宝山成全此事，并说《游春图》是国家至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叫它流出国外。马宝山非常钦佩张先生的爱国热情，便慨允全力助其成功。马宝山与玉池山房马济川虽是同行，又同是古玩商会理事，但从未有买货及经济来往，要马宝山亲自去找马济川交涉，多半会碰钉子。想来想去，只有找马宝山至友李卓卿商议。经他与马济川等反复商谈，最后以二百两黄金之价议妥，言定现金交易，款画互换。张伯驹手下一时无此巨资，尚需各处筹集。就在这时，老友苏凤山同大千到马宝山家。张大千说：“张群要买《游春图》，托马宝山来谈。他愿出港条二百两。”那时香港的黄金最受欢迎，条件确比张伯驹优越。但马宝山答复说：“已与张伯驹先生说定，不能失信。”又等了些日子，张伯驹说款已备齐，商定在马宝山家办理互换手续。由李卓卿约来鉴定金色的专家黄某，以石试之，张伯驹所付黄金只六成多，计合足金一百三十两，不足之数，张伯驹允续补足，由李卓卿亲手将展卷交给了张伯驹。后催索欠款多次，陆续补至一百七十两，仍欠三十两，由于种种原因。即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继而“三反”、“五反”运动起，已无暇顾及此事。在运动初期，张伯驹已将展卷等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过了几年，运动结束。张伯驹自吉林返京，马宝山到他家去看望。他问马宝山：“展子虔画卷欠款怎么办？”马宝山说：“这几年变化很大，马济川等都完了，你也完了，我也完了，咱们都算完了。”二人大笑一场。

张伯驹最讲面子。他说：“你替我办这事，费了不少心血，我送你字对一副，潘素（张的夫人）画山水一张，略表谢意吧！”

“三只眼”识真品

马老16岁托人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学徒五年半，日日努力，业务精进。他说自己记忆力不好，遂在20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将所见所闻，经手书画碑帖的成交过程及作品的来历、艺术价值记载下来。苦心钻研，挑灯品味，天长日久，练就了一双慧眼。30岁行里出名，人称马王爷三只眼。

提起长春购宝那段往事，马老在《书画碑帖见闻录》中写道：

我到长春的第二天，先到四马路金石斋古玩店看望孙坤一老友。这位老友是山东人，性情直爽，精明能干，善鉴别古瓷及青铜器。旧友相逢，畅谈久别境况，互庆抗日胜利。在谈及业务时，孙坤一慨叹道：“已停业数月，最近才开门营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我与他谈及来长春收购原意，他说伪宫遗佚书画未见，只有沈瑞麟家托售四张“四王”画山水轴，问我看能要否。即将四轴悬挂壁间。我看纸本精洁，虽大小尺寸不同，幸无很大差别；裱装整齐同大，都在三四尺之间。这四张“四王”画以王鉴仿巨然山水为最精。王时敏设色浅降山水亦称逸品。王石谷墨宝仿黄公望笔意亦工谨严肃，表达了石谷的绘艺工深。只有王原祁那张清淡略草，非其得意之作。总的说来，这四幅凑到一起，诚非易事，我看了以后内心称赞。彼索价五百元，以四百元购妥。我认为是奇遇，应允三日内付款，即持画回寓。

约晚九时许，至友赵志诚来寓告云：“听说你把金石斋的四张‘四王’画买了尚未付款，幸运幸运，你赶快与其退还。我们和马济川、郝葆初等均看过，都认为是上海人伪造的。”我问：“你们的根据是什么？”他说：“‘四王’画都很难得，哪能四张凑到一起？再说尺寸又差不多一般大，纸地又这样精洁。”我再问其他依据，他一无可答。我乃取出细看，决无半点疑问。我的根据是：“四王”每个人的绘艺及书法特点、印章的刻工、印泥的色彩和纸张的年代等等，无一不合。我对赵志诚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深为感激。但是我细看这四张都确真无疑，如你们和我的看法一样，早被你们买走。我以廉价买得，应向诸位致谢。”

又过了两天，北京汇款来，乃与金石斋送去。孙坤一接钱后笑着对我说：“人称你马宝山是马王爷三只眼，鉴别书画碑帖有把握。可是你买的四张画，我都叫北京来的同行看过，都说是上海捣（古玩行话‘捣’就是仿造的意思），恐怕你失眼了吧！”

我回答说：“像这样的捣货再有我还买。”后来四张“四王”画寄回北京售给了张子厚，共价三千元。张子厚交韩传文经手卖给故宫博物院。听说是分几次卖的，得利甚丰，不知详数。张子厚精鉴别、善经营，是人所共知的能手。后闻李欣木说，这四张“四王”画是沈瑞麟任外交总长时，同僚们集资由德宝斋经手买的一份寿礼，德宝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才备好了这份寿礼。

我到长春头十天之内只收到四张“四王”画，在同行中一件也未见到小白楼流出的古籍书画，心中非常烦闷。于是去地摊上看那些杂乱物品，文物一类的东西很少，偶尔有之也是不足入目的破烂货。走到五马路西关拐弯处，看到一个碑帖拓片摊，摊主头上戴着个破旧毡帽，正蹲在墙脚下打盹。碑帖拓片全是新拓和翻刻的。本想离去，但细看摊主却有些面熟，便大声把他叫醒。他睁眼一看，立起来道：“你是马大叔吗？”我这才认出来，他是老友王希东的大儿子名叫王玉镜。因为多年未见，他又是晚辈，骤然相遇，内心的感触非同一般。问及生活状况及日本投降时长春地方情景，他说那时市面非常混乱，苏军进入伪宫，伪军自宫内抢出了各样物资。有一个姓朱的伪军，伪满时与其相识，有一天用麻袋背到他家很多书画烦代保存，他说你这是从宫内抢来的，赶快背走吧！当时伪军老朱很不高兴地走了。王玉镜为人谨慎，胆小怕事，是东郭先生一类的老实人，在长春混乱时关门不出，不义之财一文不取。我说是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的委托，专门来长春收购伪宫流出古籍书画的，并请他大力协助。他慨允道：“大叔放心，我照您指的去做。您老住在哪里？您在旅馆内等我，三五日内准有信息。”我把住处写清交给了他，等了六天还没有消息，便又到他摆地摊处去找，也未见到。就在这天晚上，他拿着一个手卷来了，先说：“物主要价特高，未必能成，请您看看再说吧。”我打开一看，是朱德润画的《秀野轩图》，宋素笺纸水墨山水，笔墨苍莽秀丽。他虽是元人，而大有郭河阳宋人笔法。且后有自书《秀野轩记》及许多名人题咏，完整未损，可称是一件稀世之宝。王玉镜说：“物主要1200元，未免太贵了。物主在街上等着，他不愿来，您还他价，我和他去商量吧！”我说800元可要，王说不能给他这么多，还他600元就可以了。我让他先和物主谈谈，最后仍以800元成交，另外给王玉镜介绍费200元。

我获得这幅《秀野轩图》，内心非常高兴。带回北京后，先请马衡和赵万里来观看，他二人都称是朱德润最佳之作，可惜他们没有收购款项。嘱我一定要卖给国内收藏家。我是从银号高利贷款收购来的，不能在手中久存，乃以3000元卖给了张子厚，解放后此图归了故宫博物院保存。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书画家李山　作者：韦　顺

李山是享誉国内外的一位现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作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台北历史博物馆和美国萧尔顿美术馆、纽约圣约翰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等十数家高级艺术殿堂均有收藏。他的家乡山东无棣县专门建立了李山美术馆。他的传略入选了《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书画篆刻家名鉴》、《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等辞书。

我和李山相识是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那令人不愿忆起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当时他下放在镇江市的一个公园里打杂；我呢，被关“学习”两年半后，稀里糊涂有了个“中央特派记者”的头衔。有一天他来找我，倾诉了他的心事，这就开始了我和李山的相识、相交。

那是1974年夏天，他拿来一个约有七八千字的材料给我，说是情况都写在里面了。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历史事实被颠倒了的事。1948年他于四川绵阳六中毕业后，愤慨于当时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摧残民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实，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一心向往进步民主，于是千里迢迢只身去香港，找他所崇敬的名人郭沫若先生指路。到了香港，两眼一抹黑，几经周折见到了郭先生。郭先生指点他：香港并非福地，速返内地，经山东即可到达解放区，那里是热血青年奔向光明的地方。他听后即返回内地投奔解放区，路经济南时还被国民党军警疑为共军探子抓起来关了45天，后由亲戚请客求情而释放。就这么一件短短时日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却被戴上了“特嫌”的帽子。我把他写的材料交给当时一位负责此类事件的副厅长，问题大致解决了。又过了一段时日，他从镇江返回了南京，不过仍不能回原单位——江苏国画院工作，而是到玄武湖公园打杂。那时候他的日子真难过。我常去他在中山东路三条巷的那个家，看到他一边就着咸菜喝粥，一边握笔作画或写字，就是穷得这样。有一次一位熟人来索画，临走送他一包糖果，他送人家出门时把糖果又还给了人家。友人林白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真是苦涩得一言难发。

家徒四壁，画院难回。一支画笔，报国无门，真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样又过了几年。1980年，有一天他到江苏新华分社来，问我新华社香港分社可有熟人？闲谈中我知道，环境窒息得他心情极度苦闷。美国一位友人请他去讲学展画，拟道经香港，万一有个什么难处，想找个人帮帮忙。年末，他真的告假走了。过了几个月，忽然有位熟人对我说：李山出国只请了几个月的假，现在过期了还没回来，引起有关部门怀疑，他们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言及此事时的看法是，“逾假不归，意欲不轨”。这种怀疑，在那个时候，借鲁迅的话来讲，就是，“给某些人以整人的便利”。听了这位熟人的话，心下暗忖：一只60年代起就屡遭无妄之灾的“惊弓之鸟”，这下恐难以归巢了。是夜浮想联翩，辗转反侧不能入寐。我联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历史“公案”：50年代末，忽然有人检举我在旧社会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组织上三番五次调查，我也三番五次写了材料，不过结论两样。单位说根据调查的材料看，我是参加了“三青团”；我说我没参加，那调查的材料不可靠。那么，谁说的算数呢？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是用不着回答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做了结论，材料也塞进了我的档案。这段“公案”直到1969年，组织上又一次认真、详细、全面调查，终于澄清，重新做了结论，还我以清白。想起这件事，我起身记下了当时的感想：

同是天涯逆旅客，征途驿站幸相逢。

平生自问心无愧，管他说西又道东。

自从李山定居美国并加入美籍以后，我们已是“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了。这些年，或梧桐夜雨，或烟波江上，我常常念忆起他的身影：不喜不怒的面容，坚韧沉稳的神情，忍辱负重的心境和在任何人家都不喝一杯茶的个性。此刻，我又一次打开了他从地球的那一端寄来的画册：《半日风尘未下鞍》、《冰山大漠走征程》、《搏斗的三峡》、《欢笑的秋天》、《待发图》、《风雪行》、《夏雨》、《飞翔》……他在《夏雨》这幅画的注脚中说：“迎着那打在身上的骤雨疾风，和铺天盖地的电闪雷鸣，大树，它没有折腰反而更高地昂起了它不屈的头颅。”这使我想起了他因一张根据农村写生所画的创作小草图而发生的可惊可奇可气可笑的故事。那是1964年农村“社教”的年代，画家响应号召去农村体验生活。李山在农村数月，公社社员们提水、育秧、巡查、管护，日夜辛劳的情景感染了他。坐在田边，他画了一张《田间小路》的创作草图：近景是秧田，中景是水渠，渠上有一条架着抽水机的小船，秧田间的田埂上有社员们赤脚踩出的脚印，水渠倒映着一抹微红的曙光，题句是：“辛勤一夜灌水足，秧苗又长几多许”。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的现实画面，却遭到了得风气之先的一位画家先生在“座谈会”上这样的批判：“人民公社是一条金光大道，但是，在李山的笔下，却画成一条小路，行吗？小路上脚印很多，这是些什么人的脚印？是偷窃的人呢，还是地富反坏右来破坏的脚印？要好好地挖一下思想！”天呐，中年以上的人该知道，在那个时候，谁要是被指为攻击“三面红旗”的一面——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是反动分子。罪名一成立，不坐牢也得劳改。当时，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下，别人只好沉默，随大流顺水推舟。可当主持会议的人叫李山表个态时，他却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我通过茁壮的秧苗和田埂上的脚印，让人感受到社员的辛勤劳动，而没有直接画出人。这种不画人而表现人的手法并不是我的创造，我是向别人学来的。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一幅画，画面是这样的：一座山的悬崖上竖立着一根电线杆，电线杆的顶端已高出画面之外，从顶端垂下电线，电杆下悬崖上有件衣服和电工用具，远处山峰连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幅好画，很喜欢。我的理解是：这是表现电线工人把线路修建到边疆，为了工作方便或者累出了汗，把衣服脱在了电线杆下，而人当时正在画面之外的电杆上端忙于连接电线。这样，人并不在画面上出现，却能表现出电线工人不畏艰险建设边疆的精神。我是学了这种表现手法画了《田间小路》这幅创作小草图的。今天听了画这幅画的同志对我的批判帮助，说画了秧田的田埂就是象征人民公社是小路，画了田埂上的脚印就可能是地富反坏右的脚印，那么，同样的道理，竖在悬崖上的电线杆是不是在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了呢？地下丢的衣服是不是表现人已跳崖自杀，或是丢下衣服偷越国境了呢？依照批判我的逻辑来说，他的画就应该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想问，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金光大道，画作者为什么要把它比作已在悬崖的危险边缘呢？”看，李山就是这么个倔强的人。他对别有用心的“帮助”的这个表态，使会议冷了场，散了会。当然，这笔账人家记住了。不久，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笼罩下，他就被指派去农村“劳动锻炼”了，离开了画院画室，拿起了锹锄犁耙。

1992年，66岁的李山，已定居美国12年。这一年5月，他回到中国，去新疆写生和收集作画资料，进天山、阿尔泰山，下南疆喀什。他带着200多卷胶卷，拍了7000多张资料片，有人物生活、服饰道具、山水骆驼，折回北京飞去莫斯科。他想看看这个30年来自己曾追求并期望成为自己明天的伟大榜样。但是，在莫斯科看到的，是食品店的柜架上三分之二是空的，他惆怅而去。他从莫斯科乘国际列车横过欧洲大陆，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在市中心区的一个广场上，看到人们正在用面包、米粮喂鸽子，鸽子在天空、在地上，在人们的肩头上、手臂上。两地相比，他感慨万千。

1994年夏，李山又从天而降，到了南京。他是从美国到台北举行个人画展，然后转过来的。在他的住所中心大酒店（他本来是住在南京自己原来的两间小房里，中心的总经理知道了，特请他住店）。我们有过几次闲聊和长谈。这些年他在美国，买了花园楼房、汽车，生活与当年三条巷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他那敞开的衬衫，蓬乱的头发，赤脚短裤，一点也不像喝了洋水就带着洋味回来的人。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多少年几乎没打过领带，一点也没感到比谁矮一点。多年不见，第一次，话不知从何谈起。他忽然起身走到桌边，说：“我给你唱只歌吧。”我很惊奇，以往，在一起多年，我也没听他唱过歌。但见他摊开宣纸，拿起毛笔，说：“这歌词、曲都是我自己作的。”于是一边挥洒，一边吟唱：“风沙掩盖了戈壁，飞雪封闭了冰河，天上的骄鹰迷失了路，在这漫漫的旅途上，请听我的驼铃歌。歌声中有我生死的深情，歌声中有我漂泊的寂寞，歌声中有我不屈的灵魂，歌声中有我激烈的地火。太久了，这万年的冰雪，太久了，这千年的枷锁。欢笑将会来到这冰封的土地，花朵将会盛开在明天的山河……”我听着，忆着，想着，心中忽然涌出他在另一幅书法中写的两句话：“书剑天涯几杯酒，悲欢人生一只歌。”这是他概述自己的遭遇吗？这是他抒发自己的胸臆吗？这里有他昨天的控诉和明天的憧憬吗？

又一个晚上，我们聊起了他近几年的研究。这时候，他讲得较多的不是绘画而是书法了。他说，近些年来，他除了绘画，对书法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构成书法的要素有三，即用笔、结体、整体旋律包括行气。用笔的要求是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这个不难；结体就多样了，横平竖直如印刷体者是欧字，盘弓勒马引而未发者是柳字，巍然端庄心广体胖者是颜字，潇洒闲散俊秀如书生者是赵字，衣带临风清瘦婀娜者是瘦金体，他如扁、长、斜、方、上密下疏、上窄下宽等等；至于包括行气在内的旋律，这是书法中更重要的、也是中国书法中还未加以解决的问题。他说，看前人的书法，写悲伤时字是一行行如算盘珠排列一样写下来，写欢乐时亦复如是，看不出感情所应唤起的在整体篇章中不同的波澜起伏。他认为，在我国书法历史上很难找出已经解决了艺术旋律包括整体行气的范例。在今人中，他认为草书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林散之的草书和潘天寿的行书。为了探讨书法旋律问题，李山近几年来锲而不舍地埋头研读所能获得的古今书法名著和作品，并从歌曲、乐曲、戏曲、诗词、绘画、舞蹈中汲取营养，丰富书法艺术旋律的内涵。他列举了他书写“疏影横斜水清浅……”、“白日依山尽……”、“帘外雨潺潺……”、“当年万里觅封侯……”等前人诗词时，他自己的情感倾泄是如何表达的。他说：“我希望在我的书写旋律中，能留下冰雪的凛冽，能飘出春风的轻柔，能映出山岳的雄峙，能醉于映日的荷花，能显出跋涉的艰辛，能听到秋虫的低吟，能悲戚于诗人的叹息，能激荡于烈士的豪雄。”这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方面的知识都融入了书法艺术的旋律之中。

在南京短暂的时日，李山可谓忙人，要画画，要看朋友，要购买书画用品，还要接待来访。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周小姐就专访了他，录音后，他连带子都没来得及拿就飞走了，临行托我将来寄给他。我总觉得我们话没谈完似的，便说了句“明年自己再来拿吧”。我是期待着一年后再见的。哪知杜宇声声，几年过去了，我在心底常想着费翔的名歌“归来吧，归来哟，远在天涯的游子……”可他总没有回来的确切时日。不仅如此，有一天，他的纽约来函却带来一个令人忧心的消息：他患了癌症！我除了在心底为他祈祷，还能做什么呢？飞鸿慰问，鼓励振作，这只是无可奈何的精神安慰啊。等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信，说经过检查、住院、手术等一系列的治疗，痊愈了。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但我马上又想到，听说美国医疗费用特别昂贵，这下他得花多少钱呐。我去信探问那边的医疗制度，他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在美国，65岁之后的全部公民，有永久居留权的侨民，凡在美国已交税满十年的，都有政府所办的老年医疗保险。自己得了病，只需要一点门诊费，其他则全部免费。我为检查、咨询、住院、麻醉、开刀、服药等，大约花费4万美元左右，我自己只付了100美元左右的门诊费，其它全部是政府的老年医疗保险付了。而且这些付款的事不需要我过问，都由医院、医生、药房与保险公司直接办了。”

大约是1997年，李山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书画个展，引起了轰动。他的画出过几本画集。大家比较熟悉。而他的书法，大家见得少，所以更为关注。一位蒋一中先生在《投资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深沉灵魂的悸动》一文中，评介他的书法说：“千百年来众多书法家所想解决的行气问题，他的作品做了很好的诠释，字里行间无一不充满着抑扬顿挫，随着诗文内容有荡气回肠，有忧戚徘徊，有欢笑悲伤，有铁马嘶鸣；心潮随之起起落落、高亢低沉，时而抑郁，时而舒坦，千回百转。字已不再是字，是音符、节奏、舞蹈、画幅，是活生生的精灵在眼前摆弄人的情感。”还有位老人参观后走到李山面前说：“你的画，别人经过努力将是可以达到的；你的字，别人即使经过努力也是难以达到的。”画家詹忠效写信给李山：“以往，中国传统艺术中被认为发展得最完善成熟、后来者已无针可插的莫过于书法。而今，您将自己的多年研究，结合古今论证去敲打这座大门，在情在理地断言原有的不足，指出有提高的潜力。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对书法界无疑是一个启示，一个贡献。”

本来，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了李山的山水、花鸟、人物几个绘画专集之后，即着手编辑出版他的书法集。作品已拍完正片即将付梓之时，李山改变了注意，不想匆忙问世出名。他与出版社商量，原集不再印刷，出版他新研究成果的作品，他写了一篇序文《书法艺术旋律论》。7000多字，谈了旋律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书法旋律是什么，旋律与行气的关系，研究旋律应有的借鉴，旋律研究在书法艺术中未来的远景等。另选草书50幅，每幅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结构，表达不同的文字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也是论文的印证。这本书法集将在上海与台北两地出版。这种“会当凌绝顶”的精神，作为朋友，我由衷地期待着他的成功！

1981年始，李山先后在美国尼布拉斯州立大学、威斯廉大学、圣陶玛斯大学、休斯顿妇女学院等十所高等院校讲学，林肯市市长赠以城门钥匙，表示随时欢迎他的到来，尼布拉斯州州长赠以名誉“海军司令”证书，作为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纪念。这期间，他先后在美国的旧金山、林肯、纽约，日本的名古屋，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举办个展，出版了《李山新疆画集》、《李山中国画选》、《李山花鸟画集》、《李山山水画集》、《李山画集》、《李山作品》等七八部画选集。他的画，特别是人物画，备受赞誉。有人说：国画中人物最难，李山的画，人物最长。当然，李山也画飞禽走兽花卉山水。他画的骆驼，从画面上就能令人听到山风的呼啸，觉着冰雪的寒凉，同时领略出骆驼那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有一次在中心大酒店的住处，我跟李山闲聊时，忽然来了两个人，谦恭而坦率地说，是来买李老师画的。李山觉得很突然，自己没有一点准备，便一边招呼他们坐下，一边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要骆驼。我虽觉得好笑，但感到人家慕名而来，应当满足。可认真的李山却说，骆驼不是立马能画好的。他俩也觉着难了。可远道而来，又不愿空手而回，就说别的也行，只要是李老师画的。于是李山拿出两张花鸟画。当他们把钱放在桌上时，李山数也没数，就从一叠钞票中抽出几张还给他们，说：“你们远道而来，今天打折！”他俩高兴地笑着走了。李山画的山峰、野花、小草、蜜蜂，也别有个性，出了专门的画集。人们之所以更推重他的人物画，不仅是说画得形似、漂亮，更主要的是感人、耐看，内涵丰富。海内外不少艺术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李山的画可以品尝，耐人回味；而这一点恰是许多有极好造型基础的画家所忽略了的，当然，画境达此，作者不单要有高超的画技，而且要有知识、情感、人格作底蕴。澳大利亚出版的英文双月刊《国际艺术家》杂志，是个学术性的纯美术杂志，它介绍世界各地优秀画家。杂志编辑在世界性电脑网页上见了李山的作品，特约李山提供作品与资料，决定从2001年4月出版的第18期开始，开辟李山专栏。

我有一段日子没给他写信了，是觉得他癌症初复，应当休息，不要太赶出版的进度。我们都是古稀之人了。哪知友人伯平给他写信，说我前一阵因病住了医院（其实伯平自己倒是几年都在病中）。于是他赶忙给我写信，除告他的近况外，信内还夹两张书画，要我卖掉，以补充家用。信内还详细告诉了他的画在美国的价格，以作参考。啊，读完他的信，用一句套话来说，真是感慨丛生，浮想联翩呐。也许，他还以为我这个只靠工薪生活的人，还像20年前他在国内一样窘困呢。说实在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我们的生活确有了改善，何况我还享受着全公费医疗呢。但他的坦直、真诚、毫不做作，确是与别人别样的。

阔别廿年，忆之慨然。李山不管是少年寻求进步，中年数历坎坷，还是老年移居国外，他总是在探索、追求，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正是：

离国祗缘求索志长天万里一骄鹰。

（责任编辑方实）

2001年第9期 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历史成因　作者：江仁宝

我国反黑斗争的经历，不同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旧中国，黑社会势力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横行于旧社会的黑社会势力。为什么现在又死灰复燃、滋生蔓延呢？这里面既有历史方面现实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又有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一

在探析黑社会的发展历史和黑社会犯罪的历史成因前，先要了解什么是黑社会犯罪？

在我国，多数犯罪学学者认为，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典型形态，也是危害最大的有组织犯罪。什么是“有组织犯罪”？

首先，黑社会犯罪是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有组织犯罪。其次，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犯罪，是有着森严的帮规和等级分层管理制度，被群众称之为“第二政府”。再次，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中较为成熟和最为成熟的两种形态。我国新刑法第294条第一款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非法组织。200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48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①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②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它经济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③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④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笔者认为，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这些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旦出现，就表现了很强的反社会性，这一点与国际黑社会组织并无两样。但同国内的一般犯罪团伙相比较，无论在组织程度、活动能量、犯罪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危害上，明显地超过了一般的犯罪团伙。

二

我国犯罪学专家普遍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黑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但综观其产生、发展乃至灭亡的过程，其简要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萌芽时期。从几个黑社会问题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黑社会最早起源于公元17世纪。萌芽时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但却在当时的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一个独特的游民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其中不乏贫穷的农民、小生产者等社会底层的人员，也包括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异己力量。这个阶层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或以谋求自下而上为共同目的，总之，这个时期，产生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自发的亚社会群体，它是产生黑社会组织的直接源头。拿意大利黑手党来说，它最初是17世纪在西西里岛起家的，其前身是由西西里岛的贫苦农民在岛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统率下组成的“雇佣军阶层”。作为封建领主的附庸，这些“雇佣军”逐渐发展为当时经济落后社会中的封建武装，成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维护地主阶级私有制的工具。

其它如日本、台湾地区的黑社会萌芽时期也开始于17世纪。

其次是形成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游民阶层逐步演变成帮会势力，并且初步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比如相对固定的名称、较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帮规戒律等等。这些帮会势力因前期政治使命的终结，丧失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反社会性增强，并且出于帮派自下而上的考虑，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它在形成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组织机构的内聚力增强和社会危害性日趋明显。

如台湾，在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时期，受到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诱导，加速向黑社会帮派的演变，初步形成帮会势力，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1945年后，日本统治的帮派势力蜕变为社会型帮派，活动地域稳定，以收保护费、包娼庇赌为经济来源，产生了第一代具有固定名称的组织，比较有名的如“十二生肖帮”、“大桥头”、“大尤峒”、“华山”、“牛埔仔”等。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势力从大陆败退入台，使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冲突加剧，从而产生了以地缘为纽带，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帮派，著名的有“厦门帮”、“小九龙”、“西霸天”、“十二把刀”、“十三太保”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四海帮”、“竹联帮”两派争霸的格局。“竹联帮”虽出道较晚，但帮规帮纪比较完备，1965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台湾第一大帮。

再如香港黑社会“三合会”是带有反清复明宗旨的洪门组织的延伸。1842年英国治港后，其活动受到压制，但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趁机壮大势力，并公开进行犯罪活动。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这些组织勾结日寇，开设赌场、迫害“慰安妇”、出卖抗日志士，借助日军的庇护鱼肉百姓，无恶不作。1945年日军投降，港英政府通过“肃奸运动”惩办了一批黑社会分子，但未触动黑社会的根基，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又形成了稳定的势力范围，它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收取“保护费”。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势力逃港，使黑社会势力得到壮大，国民党头目葛肇煌借助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和情报支持，组建了“14K”，其实力超过香港传统帮会“和字头”集团，成为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再次是泛滥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黑社会问题相当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相继呈现泛滥趋势，他们不仅具备了当代黑社会的所有特点，而且较之前两个时期有着明显的新特点：

一是组织数量剧增，社会危害加剧。以日本黑社会为例，1963年，全日本黑社会团体5216个，成员达18万之多，创日本黑社会历史最高纪录。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黑社会组织也达到568个，约3334人。20世纪90年代香港黑社会组织则多达57个，成员约有30万人左右。组织数量的急增，使扩张势力成为必然，黑社会组织势力范围的重划，必然导致帮派之间火并频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暴力犯罪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升级，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黑社会组织与犯罪关系非常密切。在黑社会组织恶性膨胀时期，即1974年至1980年间，台湾全岛犯罪每年平均增长率为5.34%，1989年黑社会势力的发展又使凶杀、抢劫、绑架、勒索等严重暴力犯罪较1988年上升23.1%，这一时期正值台湾黑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1994年台湾黑社会帮派总计达1236个，成员有10582人，他们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使60%以上的居民受到黑社会的威胁。

二是经济基础日趋雄厚，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黑社会组织借助传统的收取保护费和经营黄、赌、毒等敛财方式，长期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据日本警方统计，1992年日本黑社会组织年收入超过96亿美元。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黑社会经营合法企业的收入已占其收入的16.8%，涉及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台湾的黑社会屡遭警方打击，转向“企业兴帮”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黑社会插手证券业，20世纪90年代又向建筑业渗透，暴力介入招投标活动，企图谋取巨额利润。总之，经济基础的日益雄厚和警方的大力扫黑，迫使黑社会组织的经济观念产生微妙变化，从而“反客为主”地强占了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它不仅说明黑社会实力的不可低估，也昭示了这一反社会体系与正常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对比关系已经产生质变，这一动向已经引起各国和地区政府的警惕。

三是宣扬黑帮文化，侵蚀社会正统文化。黑帮文化是黑社会组织不断繁衍的产物，在前两个历史时期，黑帮文化秘而不传，只存在于黑社会组织内部，具体表现形态是黑帮入会仪式、社交礼仪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黑社会组织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生存能力的加强，加上黑社会势力对文化娱乐界的顽强渗透，黑帮文化在被精美的商品包装之后，堂而皇之地与社会传统文化并驾齐驱。黑帮文化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社会正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成为黑社会组织从本土向域外扩张的文化工具。许多以黑社会成员的经历为蓝本的影视作品已向世界各地区流传。香港的“新义安”是在影视界中势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它在早期即拍制了著名黑帮题材电影《英雄本色》，其后该帮大哥级人物向华胜则亲自在黑帮电影《赌神》中扮演主角。这些影视作品所宣扬的病态的英雄主义和逞凶斗狠的作风习气严重锓蚀了东南亚地区的青少年，黑帮电影中的暴力、色情内容影响了香港影视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对我国内地已产生了影响，特别对青少年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说，黑社会题材的文化产品是黑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精神产物，也是黑社会这一反社会系统具有文化功能的标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社会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威胁性。

三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从一些犯罪学专家研究的情况看，旧中国就存在着一个由失业、半失业人群组成的游民阶层。他们的封建帮会意识根深蒂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里所说的“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都属洪帮体系。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帮会产生于游民无产者阶层，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期的青帮也叫“家理”，入青帮也称“在家理”。“家理”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理（指家理的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旧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家理人”。青帮是家长制式的帮会组织，帮内兄弟、师徒之间的关系互相要求很严格，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是他们的口号。帮内人员的关系就像一个金字塔，高居塔顶的是当时辈分最高的老太爷，但是青帮成员在帮内的地位除了受辈分的限制，同时还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极大关系。在青帮发展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应该首推他们的创始人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的粮运屡遭匪帮劫持，于是清政府悬榜招人，保卫漕运，翁、钱、潘三人合伙揭榜，并向抚台田文镜谈了整顿漕运的设想，田觉得他们三人的建议可行，于是上奏皇帝，最后皇帝下旨同意翁、钱、潘组织漕运。三人接受任务后，四处联络各地帮会和粮帮组织，以为清政府漕运粮食之名组织新的帮会。他们将运河、运船等事情布置好后，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建立起了青帮组织，并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因不满清朝日益腐败堕落和对青帮的血腥镇压，青帮掀起的反清斗争不断升级，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如1771年山东临清的起义；1815年的安徽巢湖起义等都主要是以青帮的力量发起的，各次起义的首领也皆为青帮中的首脑人物。青帮组织能够延续几百年，虽然关键在于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的特殊环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内部组织关系。青帮收徒十分严格，帮规也很完备，对犯了帮规的门徒按照“家法规定”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因此大多数门徒都能严守帮规“家法”，孝帮胜孝父母，从帮胜过官府。当然帮内的老头子无论怎样骄侈淫荡，无论干尽了怎样的坏事，依然可以逍遥于帮规之外。青帮比洪帮出现得虽然晚些，但发展很快，影响也很大。青帮成员包括国家官员、游民、差勇等各阶层人士。清朝垮台后，青帮势力大长，远远胜于洪帮，成为遍布全国的黑社会组织。青帮散布全国各地的派别，由于其组织上的便利和它本身的斗争性，因而就成为各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积极联络全国各地帮会成员，青帮则成为最大的争取对象，在同盟会会员的活动下，很多青帮派别，也都倾向于革命了，热情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之中。北洋军阀时期，有些青帮人物与地方军阀狼狈为奸，横行一方，走向了全面反动的道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青帮最昌顺的时期，其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直接投身于蒋介石的怀抱，1927年他们帮助蒋介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死于青帮手中。后来很多青帮人物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的担任中央重要职务。杜月笙和黄金荣过生日或建祠落成时，蒋介石亲自赠送贺礼。抗日战争时期，青帮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青帮也随之土崩瓦解。

至于洪帮，要从明末时期说起。当时在民族危难当头，反清势力各自为战，结果被满清政府各个击破。后来，反清势力的残余力量，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挽救汉族人民，所以，一些抗清复明的人士共同创建“汉留”组织，反抗满族外来人的统治，洪门洪帮便是这种组织。它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为证而起帮名，含“缅怀先祖，抗清复明”之意。洪门的秘密暗号为“明大复心一”，倒过来念就是“一心复大明”。这五字箴言绝对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违者格杀勿论。这是洪门的宗旨。洪门的性质是封建的，山主是以公、侯、伯、子、男自封，称仁义弟兄维护五常八德。据有关史料记载，洪门的成分包括破了产的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贫民以及学有功名不得意的穷秀才等等，大都具有“江湖游民的本质”。洪门的组织名称很多，有“汉留”、“三合会”、“天地会”、“红灯照”、“哥老会”等等。其内部规章体制和言行大体相同。洪帮作为兄弟帮，帮内以兄弟相称，成员之间横向关系，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意，哥弟间分十排，以此来区别地位之高低。洪门的组织严密，约束周至，违犯帮规者，常受到降刑黜刑和极刑。由于洪门是秘密组织，所以没有开除洪门组织的处罚，怕被开除的兄弟脱离洪门组织后，泄露其内部的秘密。洪帮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帮会组织，不少民间组织都合并到洪门中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清力量。鸦片战争后，洪帮曾在两湖、两广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反清和抗击外来侵略。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地方的派系受同盟会领导。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是洪门中人。1893年，他在美国檀香山结识“三合会”首领郑大良，并由他介绍参加了洪门组织，然后，他亲自组织“致公党”，创建“兴中会”，开立“大陆山”，并利用洪门组织，派会员郑弼臣、陈少苓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王朝。尽管洪门是同盟会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军，但是参与国家的决策是洪门做不到的。因此洪门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地位便开始下降，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陪衬。然而，由于洪门子弟对民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加之国民党及其政府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及要员曾加入过洪门山堂，所以国民党当局对洪门特别优待，给予了合法的地位，而洪门也一直支持国民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溃退台湾之际，仍有洪门的许多成员随着撤往台湾，洪门的龙头大哥后在台湾重建了自己的山堂，台湾现有山堂达30个。

综上所述，无论“青帮”还是“洪帮”，原本是以“经济互助”或“反清复明”为目的的帮派组织，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们失去了政治目标，相继演变成旧中国最大的两个黑社会组织。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是游民无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游民无产阶级称作为“流氓无产阶级”，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党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旧中国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容易滋生、演变成黑社会毒瘤。游民向来是反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他们是各种民间秘密结社和帮会的积极参加者和基本群众，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和操纵的黑社会帮派成员的重要来源。历史有着强大的惯性，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自身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而有着浓厚历史传统的黑社会帮派组织，再生能力很强，很难将它从根本上铲除。在旧中国，帮派历史十分悠久，黑社会组织结构成熟发达，帮派意识非常浓厚。新中国成立后，虽已取缔，但其精神尚存，他们那种拉帮结伙、好逸恶劳、反社会、干破坏等游民帮派意识流毒并未消除，其危害经久不衰，甚至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帮派意识仍又重新抬头。有的专家在分析青少年团伙犯罪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造反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群众都可自行结伙成帮，起来“造反”、“夺权”。整个社会形成的这种拉帮结伙风气，并未因“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消失，在十年动乱之后，社会大量出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模式，就是动乱社会的“基本模式”的延续。此分析自然也可用于今天帮会成因的解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大解放，封建行帮思想及其腐朽意识随着乘机复燃。尤其是在一些偏远落后、有秘密结社传统、尚武好斗的农村和城镇，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孕育发展很快。如在旧中国盗匪横行的东北三省，军阀割据、山匪水霸猖獗的湘鄂等地，袍哥纷争的川黔等省，当今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高发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组织结构上都具有宗族和帮派的封建性。当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同过去封建帮会的传统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特别是许多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地方黑恶势力、村匪屯霸，在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场所出现的地痞流氓犯罪群体，组织上的宗族性和帮派性特征非常明显。团伙成员之间以“江湖义气”为精神支柱和思想纽带，奉行“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侠肝义胆”和称王称霸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信条。由此可见，他们继承的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传统的衣钵。

（责任编辑程度）

2001年第9期 天堂与天国种种　作者：舒　展

坏人不怕下地狱，然而虔诚的宗教徒却盼着上天堂。天堂是什么样的呢？

不同的宗教经典，都构想出各自的天堂。

阿拉伯语“aljannan”，汉语可译为“天堂”，也就是《古兰经》里说的“乐园”。凡是今世生活中信道而行善者，敬重安拉者，为安拉之道阵亡者以及履行宗教义务者，到了“世后”都可以进天堂；在那里有绿荫覆庇，有水、乳、酒和河流，住的是大厦，吃的是鲜果，还有白皙明眸的妻子陪伴，永远享受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境界，即令是无神论者，恐怕也会心向往之吧。

再看基督教教义的“永生”说，认为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只有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升入天堂，才能得到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不死的生命，不再有悲哀、号哭和疼痛。天堂四四方方4000里，圣城建造在12层基石之上，各层均镶嵌着精美各异的宝石，墙为碧玉，城乃精金，城中是绿荫大道，街中有明净的河水，花园里有每个月都结不同果实的生命之树，所有复活的义人都会住进这里侍奉上帝，同享永生的幸福（《新约·启示录》）。

佛教的天国也很神奇，说是有个巨大无比的金山叫须弥山，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以它为轴，山顶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善见城”就是天宫，城里住着一位瞬间就能考虑上千种事情、具有超常本领的“能天帝”（亦称“帝释天”），他是欲界“忉（音刀，忧烦）利天”众神之王，他头顶上有直径三百里那么大的一个华盖大伞，侍奉他的有2500万天女，他是护法卫道的最高主宰，人间出现了暴君，能天帝也可以施以惩罚；佛陀涅磐时，他还可以显身保护“舍利”（遗体）。佛经教义中有“三世因果”说，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根据你的善恶行为，善的可以升上天界为天人，生于人间为一般人；作恶的会变成畜生、魔鬼，或坠入地狱。善良的佛教徒，当然都企盼祝祷自己能到善见城落户。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天堂就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南天门的灵霄殿。玉帝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我国各地山川名胜多有玉帝庙、观、殿、顶，我想它们就是道教天国的实物化吧。《西游记》里孙大圣上到金光万道滚红霓、瑞云千条喷紫雾的天宫，偷吃蟠桃，戏弄神仙，大捣其乱的地方，就是这个所在。

综观几大宗教的天堂，颇有不少相同之处，一是有个最高主宰——统一、高度集中；二是不愁生计，物质生活超过最发达的国家，遑论小康；三是没有或很少有战争、内讧、厮咬、贪官、盗贼，人际关系平等和谐；四是天国的女人几乎全是经过精选的漂亮姑娘，五大三粗、面目丑陋的母夜叉，在天堂是见不到的。

郭璞有他的《游仙诗》，陶渊明有他的《桃花源记》，李白有他的《西上莲花山》，李贺有他的《梦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康帕内拉有他的《太阳城》。英国思想家莫尔有他的《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它谴责圈地运动是羊吃人，提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论点。主张公有制，按需分配，消灭商品，消除贫富差距，大家禁欲，人人平均分配。

不论是宗教的天堂，还是思想家文学家的仙境理想国，在人世间是从来没有实现的“现实”。《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名曰空玄无碍之域，实则灵与肉和谐统一之地，不过是曹雪芹构筑的爱情理想国而已。

我们从历史记载中见到的有秦始皇的离宫，汉武帝的天宫，武则天的天堂。幸存的慈禧的万寿山，占地290公顷，辛亥革命之后才对老百姓开放，这使我们得以亲眼看看统治者的人间天堂是个啥模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他认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可以分解消散的；而人的灵魂不再受身体的窒息羁绊，它会来到一个奇特的地方——天堂与地狱的分界处。当结伴而行的鬼魂来到了这里，发现有两个洞口。在天地之间，坐着一些法官。他们每判决一个人，正义的便吩咐从右边升天，胸前贴着判决证书；不正义的便命令他从左边下地，背上带着表明其生前所作所为的标志。判决通过后，鬼魂纷纷离开，有的走上天的洞口，有的走下地的洞口。同时也有鬼魂从另一地洞口上来，风尘仆仆，形容污秽；也有鬼魂从另一天洞口下来，干净纯洁。他们熟人相逢，互致问候。来自地下的询问对方在天上的情况，来自天上的询问对方在地下的情况。他们相互叙说自己的经历。地下来的人追述着自己在地下行程中（一趟就是1000年）遭遇的痛苦和看到的事情，他们一面说一面悲叹痛哭。天上来的人则叙述他们看到天上的不寻常的美景和幸福快乐。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这些恶人差不多大部分是暴君，他们被捆住手脚头颈，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在路边上拖，用荆条抽打。（《理想国》第418页——419页）

柏拉图是坚决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宪政的。他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抓教育。国家领导层的成员，必须懂哲学，并且要彻底学会运用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第一个运用辩证法一词的是柏拉图），最高领导者，必须是“哲学王”。在相当于我国东周威烈王（公元前400多年）时期，西欧就产生了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哲学家，难怪西方文明奉柏拉图为先进思想的鼻祖。

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欧洲于16世纪和17世纪直到19世纪，几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曾经进行过探索和试验，他们确实想在人间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莫尔和康帕内拉就是探讨这种理想国模式的先行者。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其天堂蓝图具有斯巴达克式特色：绝对平均，苦修苦炼，禁欲主义，这种理想国方案实际上是农村公社制和手工业工场原型的翻版而已。到了19世纪，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出现了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恶果进行了系统的理性的批判。傅立叶在法国和美国搞过协作移民区试验（均失败）；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了1200多公顷土地，建立“新和谐”公社移民区；失败以后，又同他的学生在英国汉普郡组织“协和大厦”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又宣告失败。尽管如此，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在理论上的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催生所进行的试验精神，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欧文，他提出的没有失业（即令到21世纪仍是许多国家的一个难治之症），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消除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的理论，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推到了顶峰。

在中国近代也有过农民式的天堂试验，那就是几乎与欧文试验同时的太平天国。它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规模影响最大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在1853年3月攻克南京之后颁布的。它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但一年之后，天京就闹饥荒，全城人除特权者外，都喝开了稀粥，于是赶紧颁布，“照旧交粮纳税”。他们收取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工商业是被取缔的。平分土地压根就没有实行。至于一切财产公有制的《圣库制度》，肇始于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信徒多携老扶幼，举家参加。他们变卖了田产，各将所有财物奉献于公库，所有人的衣食，都由公库开支。以后，全军实行这种制度。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但各类供给定额并非固定，依物资来源多少而有不同。缺粮时，就减少食米供给定量。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初期起了积极作用。它保障了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吸引了许多贫困的人民参加。但事实上，圣库制度并没有严格实行。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占据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自拥有私财。于是人无私财的原则已不能坚持，所以又规定私藏不得超过五两银。高级将领生活日奢，任意取用于公库，供给配额渐失去实际意义。各王、各将领更是广蓄私财，并不依赖于这点儿份额。《圣库制度》蜕变为后勤供给制的一种形式，早已名存实亡矣。

恩格斯认为，一种生产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尽管它在分配上不公平不完满，但人民还是不会起来推倒它。他说，“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恩格斯列举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马恩选集》第3卷第188页—189页）。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最终归于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说得言简意赅，说他们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洪秀全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家族统治，特权阶级独裁的种种行为，与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太平天国是除了姓洪的，谁都不信任的家天下，最初册封为王的仅90多人，到后期，凡本家亲戚以及提供赞助者全都予以册封，竟达2700多个王。这比秦始皇的封建专制家天下，不是还落后两千多年吗？

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是一群没多少文化，没有理论思维，提不出任何先进口号，不懂建设的农民，掌权之后蜕化而成的特权阶级，他们能给人民带来的除了惊惶恐惧之外，仅仅是一幅虚幻美妙而实际上无法兑现的天堂蓝图，这个特权阶级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行动上干的则腐败透顶。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言行相悖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太平天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前途当然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唾弃。

人类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富裕、健康和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些理想，并非虚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有些地方，也正在变成现实。没有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不可能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是最不客气的老师，我们经历过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狂热，经历了30年痛苦的摸索和折腾，深感偌大的中国社会，依靠人治的不灵，深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终于承认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才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条康庄大道。

怎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实现、避免大跃进的“乌托邦”的天堂狂热和无法无天的“文革”在中国重演呢？邓小平在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选第307页）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大实话——它本身就是理论，今天读来，具有何等鲜活的生命力啊！

（责任编辑元璋）

2001年第9期 内乡县衙的启示　作者：张天来

几年前我曾顺路参观了河南内乡的古县衙。

内乡古县衙始建于1304年，距今已有将近700年的历史，现存的建筑物为清光绪年间营建，也已历时百年上下。和许多参观者一样，我至今仍认为这个古县衙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今天诸多不足之处。

让我感触极深的，首先是那一面鸣冤鼓，它陈列在县衙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内。在旧中国，冤假错案不会少于今日，但老百姓告状却好像不比现在困难，只要到县衙门口用鼓槌敲击那鸣冤大鼓，就有人出来接待，县官就要亲自问案。现在，我们的公检法和信访队伍十分庞大，办事人员如麻，却常常发生诉冤难的反常情况。我自己接触到的，就有不止一起，几年甚至十几年告状，各级各单位把告状者推来推去，连状也告不成。告状者成了办事人员踢来踢去的“皮球”。我想，我们先人使用的击鼓鸣冤的方法，它方便百姓的用心至今似乎仍可借鉴，当然形式不一定雷同得那样原始。

其次，从内乡古县衙看，我们精简机构大有潜力可挖。旧县官的职责范围比较宽广，至少是集公安、检察、司法、财税、农业等等于一身，帮助他工作的，加上各种差役人等，大约不会超过一两百位。这种精简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似乎是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以县级为例，如今的县长不但不兼管其它，反而要有多少位副职；县长之下，又有多少个局，又有多少个乡镇，上百、几百位的正职、副职，密密麻麻，黑压压地，都是官儿。如压缩一下机构再砍一刀，决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我当然不会主张回到古代内乡县衙政权机构的框架去，因为现在的工作范围毕竟比过去大得多了，但由于公有制的“大锅饭”太香了，太好吃了，所以吃闲饭的人群仍很大，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时日。

再其次，我注意到，内乡县衙里面，县官和眷属的住房，加起来只有3-4间，县官出门坐的仅仅是两个夫役抬着的那么一顶小轿。按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今天绝大部分县官的住房，可能和当年的省长差不多了。乘车，那当然更是非一顶小轿可比，至少是“桑塔纳2000”之类。贫困县的县官也不一定都贫困，他的“坐驾”更不一定比富裕县的车子差。他们这一大群人，住房、用车尽管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降下来。

县衙的一角，有一些房屋叫做“寅宾馆”，是专门接待上面来人的，那规模之小、档次之低，现在县城里最差的招待所也比它好得多。

对比之下，我们今天奢华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祖先，为求少数人的脸面，动辄上亿的开销，一点儿也不心疼，完全忘却了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和几千万的农村贫困人口。这样地挥霍人民的血汗，说是犯罪行为，似乎不能算“夸大”。

再其次，我还注意到，县衙内张贴着的一份材料说，在60位有案可查的县官中，他们的原籍分属全国18个省市，惟独没有原籍河南者在内乡担任县官。我看，这一条措施也很值得借鉴，它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懂得“当地人为官”的种种弊病。

一个小小的内乡古县衙，在我看来仍有着深厚的精神财富。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应当拒绝这些闪光的东西，而且应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用来照一照我们的腐败现象，会大大有益于我们党的思想建设。

（责任编辑程度）

2001年第9期 左联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始末　作者：刘小清

1931年9月，上海《文艺新闻》刊登了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钱杏谈蒋光慈的一段文字：

“他虽然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而又努力地使这一运动不断地展开；可是，他也就死在这发展的浪潮之中，因为自1928年以后，他自己却是逐渐地停滞了。他的顽固的个性，使他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一切。因此，他对于文艺运动的认识，与其他的文艺运动者，在自我批评的斗争中，不断的冲突、对立起来。到最后，1930年秋，因为过不惯纪律的生活，他甚至于切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觉得自己以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全遭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的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他的生活状态完全地陷于孤独的境地，形成他的内心的无限的苦闷。他几次地掼下笔来，想不再从事创作……”

在这篇以“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为题目的文章中，钱杏所说的他，即早年太阳社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左联候补常委的蒋光慈。

蒋光慈原名蒋光赤，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用光赤名字发表文章显然有赤色宣传之嫌，会遭致麻烦。于是他改名光慈。蒋光慈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于著名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中有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彭述之、郑超麟、曹靖华、韦素园等。1922年，蒋光慈在苏联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蒋光慈那时已写有许多新诗，亦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在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处于特殊的地位。1924年蒋光慈回国，在上海大学教书。郑超麟说：“在这个时候，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不妨害他的文学活动。他在上海大学教文学，组织学生成立文学团体，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并不妨害他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当时蒋光慈非常醉心于他的文学活动，但这种兴趣很快便与党分配的工作发生了冲撞。

那是在孙中山北上病逝后，冯玉祥与苏联发生了联系，并接受苏联援助。不久，苏联派出顾问到张家口，需要翻译人员。于是中央从上海大学调蒋光慈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在张家口工作时间不久，蒋光慈就感觉到很不适应，因为他无法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于是，他向组织要求调回上海。在组织不批准的情况下，他竟自己离职回到上海。以后党组织没有分配工作给他，他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当时他的《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作品在文坛很有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争议。其间蒋光慈曾到武汉生活了一段时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上海，之后与钱杏等发起成立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9年10月的一天，蒋光慈参加了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店内召开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参加者还有潘汉年、夏衍、阳翰笙、钱杏、冯乃超等11人。这次会议即左联筹备会，蒋光慈也因此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蒋光慈虽然因病未能到会，但仍被选为常委，并负责编辑左联刊物《拓荒者》。

不愿与“左倾”路线合流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左”的倾向必然对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当时左联经常要求它的盟员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到工厂、学校中去做鼓动工作，而疏忽甚至弱化文学创作。即使在创作方面，也是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左联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到来之际，左联在福州路的一幢大厦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布置迎接“红五月”的各种示威活动，要求所有的盟员都必须上街游行。在通过的“五一”宣言中，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冠以一个刺激的名称，叫“血光的五一”。此后游行示威等活动则成了左联的主要工作，即使这种活动暴露了力量，造成了很大损失也还是乐此不疲。针对早期左联的这种现象，有盟员认为“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鲁迅当时也对此表现出不满，他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并且声明：“我是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然而，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左”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相反，还有蔓延趋势。

蒋光慈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诗人，他将创作视作生命的全部，这就同当时左联的指导思想相悖。左联是革命文学家的组织，毫无疑问，它应当关心政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但它又忽视了作家本身的创作职责，把参加政治活动放在首位，而机械地规定每有节日，必上街游行示威，写标语，散传单，并以此衡量左联成员的革命性。对这种“左”的做法，蒋光慈一直持不同意见，加之身体有病，因而他常常不积极或不参加。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革命文学创作，而参加飞行集会一类活动，是一种盲动蛮干。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但一时又找不到会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到蒋光慈家去开会。因为蒋光慈房子面积较大，而且白天只有他一人在家。不料当钱杏找蒋光慈商量时，被一口拒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开倒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事常有发生，蒋光慈的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所谓“开倒了”，即是指这种情况的发生。蒋光慈的性格十分鲜明，毫不隐讳，心里如何想就如何说。他的拒绝，搞得钱杏非常尴尬，也为一些同志所不满。

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曾回忆过蒋光慈的一段有关情况：

“夏季的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光慈坐在我的旁边看报，杏走上楼来通知光慈说‘明天上午八时到南京路上集会，你到时去！’

但光慈回答说：‘我不去，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意思。’

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去参加飞行集会，就被指责为不革命。当时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光慈说：‘你不革命啦？’但光慈有他的主见，也自有他的道理在。他向我解释：‘现在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武器也没有，条件尚不成熟，而且每一次集会暴动损失很大。’”

吴似鸿认为蒋光慈的这番话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特定背景下，他的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

蒋光慈依然我行我素，只管自己写作。但有一天，他终于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而调做群众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认为“蒋光慈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锻炼。”蒋光慈为此很激动地对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

这段时期，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但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党组织要求他抛弃自己的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蒋光慈为此感到很痛苦，他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他倔犟的个性决定的，但他知道作为党员又必须服从。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党。他以为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对吴似鸿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蒋光慈很快便将其退党报告交给钱杏转党组织。但钱杏认为他太冲动，遂婉言相劝，并将他的退党报告压在身边。但蒋光慈去意坚决，他认为“一天不退党，就觉得跟着错误路线多一天，不如早日退党，像鲁迅那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于是，他再三催促钱杏把退党报告交上去。钱杏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愿将他的退党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本来根据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左联对蒋光慈的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根据思维惯性，蒋光慈此举无疑是对党组织提出挑战，于是只有一种选择，即将其开除出党。

这无疑是蒋光慈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为“浪漫”付出代价

郭沫若对蒋光慈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

“古人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都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做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然而，蒋光慈终于为他的“浪漫”付出了代价。

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正式公布了蒋光慈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其标题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整个报道措辞严厉，特别在正文前强调了下面这段文字：

“因革命斗争尖锐化，动摇退缩，只求个人享乐，故避免艰苦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坚决肃清这些投机取巧，畏缩动摇的分子，号召每一同志为革命而忠实工作，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健全党的领导作用。”

在作出开除蒋光慈党籍决定的前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会上虽然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因其影响很深，此后“左”的思想不仅未能肃清，反而愈加滋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除蒋光慈党籍的报道，通篇体现出深刻的“左”的烙印。如对于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这与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如出一辙。继之，在对蒋光慈的定性上更是言词偏激，称蒋“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已几年，但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随之动摇”，“今蒋光慈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蒋光慈就这样被彻底地推向了革命的反面。

当时开除蒋光慈有两条振振有词的理由，其一是自由主义以及不愿参加组织活动。报道列举了“去年全国斗争发展，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他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其实当年蒋光慈赴日本是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而赴日本治病，并非“惧怕牺牲”、“投机取巧”、“动摇怯懦”。当时也是左联盟员的马宁即对此忿忿不平，他说：

“1929年正是白色恐怖最尖锐的一年。表现革命的作品发表困难，作家的生活没有保障。光慈有严重的胃病，暂时想到日本去求良医的想法，也是有的。而他到了日本，却是去与日本当时最进步的作家藏原惟等人交往，同时奋力写作……他以有病之身，短短三个月之内，写出《冲出云围的月亮》、《故乡与异国》以及译出了《一周间》。这是何等的革命干劲啊！即使身体是这样的不好，可是怎么也不能逃避祖国的现实，急急于要回祖国去为祖国服务，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最高贵品格吗？光慈同志怎能预料到，他投进祖国的怀抱的时候，竟没有人去调查了解他到东京去到底为祖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干了什么？反而把他去东京这件事作为开除他出党的理由之一，这怎么能令同时代人感到满意呢？”

马宁为蒋光慈的这段辩白，对了解蒋光慈当年“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的真相是不无裨益的。

当然，当时蒋光慈目无组织纪律和厌倦党的组织生活（主要体现在递交退党报告）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但考其原由，除了有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以及身体不好的因素外，最主要的乃在于“那时的组织活动，主要的也就是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那一套”。因此，蒋光慈不愿意参加这样的组织活动，其实质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做法的不满和抵制。今天看来，实属难能可贵。

开除蒋光慈党籍的理由之二，是他写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产生了不好影响。《红旗日报》的报道关于这一点如是说：

“又，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代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

不可否认，《丽莎的哀怨》曾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评，这也完全是正常的。马宁说：“蒋光慈同志眼见那些白俄后裔的悲惨生活，用同情她们的笔调来客观地描绘她们沦为妓女的生活，只能认为作家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只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一跤罢了。”

但报道的言辞显然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文学批评范畴，而且是粗暴的。当年俄国十月革命时，高尔基曾对列宁说，我们对阶级敌人太“残酷”了。但列宁没有立即给高尔基以难堪的抨击，而让他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受到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一书错误，其实际效果将会大不一样。

更令蒋光慈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对其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在否定《丽莎的哀怨》时，对蒋光慈的许多具有进步内容，在读者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概抹煞，称其“并没有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有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的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

蒋光慈致力于革命文学活动的历史就这样被一笔勾销，这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当然，极“左”路线的实质亦于此暴露无遗。特别是蒋光慈作为一名左联的普通党员被开除出党，竟然招致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大篇幅刊登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实际上，蒋光慈是被作为一种倾向的代表而被“惩示”的，这种倾向就是对当时盛行的左倾路线的觉悟和抵制。

据说蒋光慈读到《红旗日报》这篇报道后，除了遗憾外，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对相伴在身边的吴似鸿说：“我没有什么，我做学者好了，我对党是一向忠诚的。”蒋光慈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忍受着不公和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长篇进步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左翼文学中最早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斗争的作品一出版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以后该作品被冠以“普罗文艺”的罪名而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令人扼腕的是，蒋光慈在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病逝于上海。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说：“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郑超麟说：“蒋光慈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像蒋光慈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蒋光慈实在是对文学太痴迷，太执著，但是作为最早倡导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年代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中国昆曲被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榜首　作者：王　恂

比从莫斯科传来北京申奥成功的特大喜讯还早56天，即2001年5月18日，从巴黎传来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喜讯。名列这一领域19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榜首，得到18名评委的一致赞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此项活动尚属首届，计划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从世界各国“具有文化价值而面临灭绝或消失”的口头文化表现形式和有形艺术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呼吁保护，以促进全人类加深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振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昆曲的评述中说：“昆剧是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它流传于全国很多地区。”

昆曲源远流长，它汇集了南戏和元曲两条源流，至今约有600余年的历史。由于昆曲起源于元末昆山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故谓昆山腔。先后经顾坚、魏良辅等戏曲大师的精心加工，又融入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等民间曲调，逐渐形成了曲律婉转优美、表演载歌载舞的昆曲。由此可见，昆曲并非出自象牙之塔，而是源于民间，流传民间，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广原沃土。

以昆曲为主的明、清两代传奇作品有1800多种，有剧本流传的600余种，仅《缀白裘》即收入昆曲剧目430出。真是洋洋大观，琳琅满目。它是炎黄文化的珍贵遗产。

昆曲源流之一的古老（南宋）南戏距今已有800年。主要剧目有：《张协状元》、《洗马桥》、《杀狗记》、《拜月记》、《香囊记》等。

昆曲的另一大源流元曲，主要剧目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蝴蝶梦》，王实甫的《西厢记》、《丽春堂》，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廷玉的《看钱奴》，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高则诚的《琵琶记》，等等。

明代梁辰鱼始创用昆腔演唱的传奇《浣纱记》及《红线女》，汪道昆的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即《洛神》），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徐复祚的《霄光剑》、《红梨记》，沈的《义侠记》、《红记》，高濂的《玉簪记》、《陈情记》，郑之珍的《劝善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吴炳的《疗妒羹》、《绿牡丹》、《画中人》、《西园记》等。明末清初，有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麒麟阁》等。清代，有李渔的《风筝误》、《玉搔头》、《比目鱼》、《怜香伴》，洪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

昆曲又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它融歌、舞、剧、技于一体，集传统艺术之大成，标志着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堪称国之瑰宝。昆曲有着深厚的文学、美学底蕴，每一剧目都充满诗情画意和轻歌曼舞。昆曲的戏词犹如古典诗词，文词典雅，语言优美，一般由七字、五字、四字、三字或叠字组成长短句，讲究四声十三辙，念白有韵白与苏白之分。昆曲的表演动作，更精于虚拟化、程式化，但唱做并重、载歌载舞是其显著特点。正由于曲、词、舞三者完美结合，因而在塑造人物和演绎故事上，昆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令国内外观众为之痴迷、为之陶醉。

在历史的长河中，昆曲几经兴衰。自元末至明代中叶，昆曲流传南北，走向繁荣。至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昆曲处于鼎盛时期。但渐由民间转入宫廷，蜕变为御用文人的笔墨，趋于僵化。时至清末，当京剧兴起、昆曲衰落之时，一些昆曲艺人由京城转入农村，在冀中、冀东一带的民间沃土上大展身手，深为广大农民所喜闻乐唱。由此可见，昆曲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当它来自民间又回归民间时，又是脍炙人口的“下里巴人”，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随着国运衰危，内战频仍，外敌入侵，昆曲也凋零破败，几近灭绝。昆曲艺人流离失散，穷困潦倒，生死难料。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和整个戏曲事业得以复苏。党和政府把流散各地的昆曲艺人召唤归来，重奏管弦，再登舞台，恢复了昆曲艺术的生气。1955年，朱素臣（明末清初）原作《十五贯》，经整理改编，由昆曲名家、著名“传”字辈演员周传瑛、王传淞等上演，在北京连演46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轰动京城和大江南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出戏救活昆曲剧种。趁此东风，1956年在上海举办了“南北昆会演”，交流演出代表性剧目90多出。参加演出的有北昆名家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傅雪漪等，南昆名家俞振飞、徐凌云、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沈传芷等28人，以及众多青年演员。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昆曲盛会。

趁此东风，各地昆曲院团纷纷恢复和成立；业余的群众性的昆曲研习社（如北京、上海、苏州、扬州等地）也建立起来或恢复活动；在有些大学中文系还开设了昆曲课。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时，周总理亲自观看了祝贺演出：梅兰芳、韩世昌、白云生联袂上演《游园惊梦》。演出后，周总理登台鼓励，并与演员留下珍贵的合影。

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昆曲遭到严重的扭曲和摧残。“文革”伊始，江青就把解放后17年说成是“文艺黑线专政”，一笔抹杀戏曲改革的成绩，各地昆曲院团都被撤销，昆曲工作者再次遭到厄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昆曲终于重获新生。1986年，文化部成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并提出“抢救、继承、改革、发展”（不久前，改为“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的八字方针。在这种形势激励下，各地昆曲院团和业余曲社，还有“日本昆剧之友社”等外国昆曲迷，演出了大批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2000年春，在昆曲的故乡——苏州、昆山，举行了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暨昆剧优秀古典名剧展演，历时7天，演出28场次，观众达4万余人次。

近十几年来，南北昆曲院团展翅高飞，纷赴欧、美、日本等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应邀访问演出，进行文化交流。“阳春白雪”已经飞越重洋，在五洲四海放射着奇光异彩。

当联合国把中国昆曲列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今天，昆曲艺术必将焕发其绚丽的青春，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9期 在麋鹿苑看“东方护生诗画”　作者：郭　耕

北京南海子的麋鹿苑是著名的动物保护小区和全国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有鹿鸣呦呦、蝉噪阵阵的湿地风光，更有许多从文化层面、道德高度阐述动物保护观点的文艺性和思想性作品，其中一套主要选自丰子恺《护生画集》的题为“护生即护心”的东方护生诗画，虽形式简朴，但内涵深刻，读来发人深省。这恐怕在全国、全世界的保护区、动物园及教育中心都是独树一帜的。

众所周知，环保运动源于西方，但许多自然哲学、护生思想却产生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从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好生之德”，到佛教的“普度众生”，无不充满劝人向善、从善护生、敬天惜物的思想。

首幅护生壁画名为《天地好生》，取自宋代大儒朱熹的名言：“……人若爱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画面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在风雨中飘摇、在天地间伫立。

古人认为，动物都是血肉有情之物，人类有夫妻情、母子情、动物亦然。人有夫妇，鸟也有吗？当然！第二幅画上，展现的是一只鸟被人捕捉，另一只即它的配偶竟坠地而亡的凄惨情景。

在自然界中，有一个动物类群，名曰哺乳类，画上，正在哺乳的，一边是狗的母子，一边是人的母子。可能你会对人狗一图产生反感，但是，你能否认人类的哺乳动物属性吗？无可否认！因此，本画右侧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后面，还可以见到几幅反映动物母子情深及对杀生之人有教化作用的壁画。

一则名为《母鹿随啼》，说古时候有个名为秦西巴的大将，用车运载一幼鹿出山，回头发现总有一母鹿随后哀啼，秦知其为母子，不忍伤害骨肉之情，就把小鹿放掉了。

二则叫《烹鳝》，一名叫周豫的学士在烹调鳝鱼时，见一母鳝总向上弯曲身体，觉得蹊跷，剖之，发现腹中有子，才知，这条鳝鱼曲身避汤的原因是为护子，被此情此景感动的他从此再不吃鳝鱼了。

第三则为三国中的故事，蜀国大将邓芝远征涪陵，见猿猴抱子于树，引弩射之。中猿母，子为母拔箭，以树叶堵塞创伤。邓芝自叹不如，投弩水中。

在这二十余幅护生壁画中，很多配诗是出于诗词名家之手，有杜甫的“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有曹植的“罗家得雀喜，少年得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鸿雁传书，多少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唐代大诗人杜牧却将其赋予了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何事春郊杀气腾，疏狂游子猎飞禽。劝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大家可以发现，被选用最多的是白居易的诗，他的“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他的“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他的“好生之德本乎天，物物贪生乐自全”，简直字字珠玑。

古人的一些生态道德，远远高于今人，像大家习以为常的垂钓、狩猎、吃野味、笼养野鸟等陋习，早已受到古代先贤的抨击。一幅名为《残酷风雅》的壁画，在垂钓之人身旁，有一首尖锐的批评钓鱼的诗：“垂纶称风雅，鱼向雅人哭。甘饵藏利钩，用心何恶毒？风雅若如此，我愿为庸俗。”一些热衷钓鱼的人当为之汗颜。壁画《长歌当哭》，则是替笼中之鸟鸣不平：“身在樊笼，心在林谷。望断家山，长歌当哭”！陆龟蒙的《远征》则是在控诉那些射杀飞禽的行径，“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

有时，我们说，在师法自然、敬天惜物的道德意识、天然情感方面，古人优于今人、儿童不逊成人、古代东方胜于现代西方。中国不仅有庄周化蝶之美梦，还有为蝶造墓之童心，一幅《蝶之墓》壁画，与不远处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遥相呼应，可能会对这里为什么给灭绝动物建造一座具象征意义的墓地做些注解：“小小蝴蝶墓，左右种冬青。莫做儿戏想，犹存爱物情”。

作为地球芸芸众生之一的人类，本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与万物谐同进化，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教诲的：所谓“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之故也”；（孔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所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古代先哲的理想是期望大千世界成为“谦谦君子以厚德载物”、“积德行仁，鸥鸟可招”的朗朗乾坤。

中国古代护生惜物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在是一言难尽，且将一幅名为《北窗风》（宋代陆游）的壁画，作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种理想境界介绍给大家，并作为本篇文字的结语吧：“飞来山鸟语惺忪，却是幽人未睡中，野竹成阴无弹射，不妨同享北窗风”。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荆轲壮别何处　作者：曲英杰

公元前228年。古易水上。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饯行。壮别之际，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世上有此一首《易水歌》流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被世代传颂，而如易水长流。

易水长流

这是史书上沉重的一页。时秦已灭赵，威逼燕国。荆轲此举，实关系到燕之存亡。为谋划此事，太子丹费尽了心力。此前，有处士田光自刎于友人荆轲面前，以激志明心；秦之逃将樊於期也自愿献出了秦王悬赏“金千斤、邑万家”的头颅。对于易水之别，《战国策·燕策三》有如此经典性的记述：“（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去了，没有复还。

为追寻荆轲旧迹，在世纪之初我来到河北易县。城东南不远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放眼望去，仍见大段大段的城墙残存，在城角村南的一段城墙残高近7米，可使人多少领略一点昔日的雄姿。城东北部所残存的十余座土台排列有序，位于中心的武阳台高出地面约11米，东西长140米，南北长110米，应该就是典籍中所称的“金台”了，其北原有“金台陂”，今已干涸。其城墙与台基皆用黄土夯筑而成，是黄土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一种凝聚力，也显示了古老和永恒。战国之世，燕都蓟城（今北京），而另建此城为下都。其北临北易水，又称濡水；南临中易水，兼称武水，古以水北为阳，故称武阳城。19世纪末，这里有“齐侯四器”出土。20世纪初，又发现“铜龙”，遂引起人们的注意。

70余年来，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使燕下都武阳城的轮廓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东城营建在前，西城扩筑在后，整座城东西长约8000米、南北宽约4000—6000米，为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第一大城。与沉埋于丝绸古道上的楼兰、尼雅等城址相比，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而言，还是就历时久远而言，燕下都都远超于前者。它虽已沦落为墟，但并未远离尘世，依旧与后继者“长相随”，阅历人事的成败，向世人昭示传统之力。古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朝”之说，燕下都堪称“大隐”。

燕下都遗址有许多兵器出土，已发掘的大、小墓葬中也多见有兵器为随葬品。城址南部解村附近有为世所瞩目的14座人头骨丛葬坑，据发掘者测算其所掩埋的人头骨在3万颗以上。葬坑内的头骨有的带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的被砍去下颌骨，有的被砍去枕骨。这一切都显示了其所处时代战事频繁和战争的残酷性，或有助于理解太子丹及荆轲等所作所为。当年，太子丹即以此为据点进行谋刺秦王的活动。在武阳城西，古有荆轲馆，为荆轲所居之“上舍”。今易县西荆轲山上立有“古义士荆轲里”石碑；又有圣塔院寺塔，始建于辽，明代重建，八角十三层，因碑文中有“寺与塔为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俗称荆轲塔，清代寺中供有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在荆轲馆西北，古有樊於期馆，为其授首于荆轲处；在荆轲馆西南，古有渐离城，为荆轲之友高渐离居所。对于这些遗迹，历代志书多有记载，虽互有异同，已不能完全指实，然大体上是可信的。

另有“送荆陉”在南易水（古又称雹水）之南，相传为太子丹等送别荆轲之处，则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上引《战国策》所记“送之至易水上”后接“既祖，取道”。其“祖”，注家多解为行祭即祭道路之神，实太牵强。又查《墨子·明鬼下》有言“燕之有祖”，而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孙诒让等均释为“祖泽”，当指湖泽而言，似符合其本义。然在古书中不见此一带曾存有较大水面的记载；观察其地势，亦无蓄水为池的天然条件。祖泽显然不在这里。为找到荆轲壮别之地，先要寻觅祖泽。

寻觅祖泽

我将目光投向白洋淀及其周边的安新、容城、雄县等地。古书中有关荆轲壮别于这一带的记载亦多见。

在容城与雄县交界地带今残存有数座古城址。对照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其雄县古贤村遗址当即晋时易城县之所在；容城晾马台遗址为汉末公孙瓒所筑易京城，后世称“小易城”；而容城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则为周代燕都临易城，古易水流经其城南，故称临易，后世称“大易故城”。燕人为召公之后裔，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当古称水）镇北，而称国（秦汉以后改作燕国）。至燕桓侯（公元前697—691年在位）时徙都临易。其所在“燕国城遗址”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此台地应即燕都临易城内宫城遗址。在此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如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及货币等，其中一件属春秋时期的铜壶于近左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于近右铺首处刻一“”字，并在壶口与壶沿上刻“右冶尹”三字，可进一步为此即燕都临易城之所在提供佐证。其“右冶尹”为掌冶铸事之官。

《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此事亦见于《法苑珠林·君臣篇》，而径作“简公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依古礼制，诸侯国君需祭祀与国事相关诸神及其封疆内名山大川等。齐之“社稷”即齐都城内祭祀土神、谷神之所；宋之“桑林”即宋都城外祭神求雨之所；楚之“云梦”即云梦泽，为楚国境内大泽；燕之祖泽与其相类。国君行祭礼，臣民男女可聚合在一起随观，为古之遗风。其境内大川，一般是在国都郊外面向其所在方位远望而祭，称望祭。燕简公（公元前504—492年在位，或公元前504—460年在位）时国都临易，其亲临祖泽而行祭，当是由于离祖泽较近之故。由此推知，祖泽应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而“祖”即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燕臣庄子仪死而有知、击杀燕简公于“祖”之事，或是出于幻觉，然被记于燕之《春秋》，又被《墨子》等书所引，竟成为今日寻觅祖泽所在的线索，颇令人感受到文字符号传递今古信息之功能奥妙无穷。

战国时期，赵国兴起，燕都北迁于蓟（今北京），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此一地带为燕与赵之分界，古有“燕南赵北”之说。若以上对“祖泽”的探索无误，则应确信荆轲壮别之地即在此一带。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有古秋风台。

古秋风台

在安新县文化局院内，我见到残碑一通，为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州天宁寺主持源按原尺寸重刻，上记当年燕丹等于此送别荆轲之事。此碑原立于安新县安州镇西北3公里古秋风台上，战乱中一度失落，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现正准备重立于原址。查康熙十九年刊《安州志》卷七《古迹》载：“秋风台，在城北易水旁，即燕丹送荆轲之处。”再往前追溯，则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归义县即沿于原燕都临易，而治所稍北移。此前有北魏学者阚在述及故临易城风物时谈到荆轲别地“疑于此也”，而为郦道元《水经注》所征引，并言“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饯此也。”其就当时所见所闻来考辨此事，或偏于信，或偏于疑，均未予以轻率的否定，足见有关证据之过硬。而之所以有所疑，则很可能由于此一带地貌变迁太大，致使古今名物无可比附。

根据地质学研究，今白洋淀至文安洼一带洼地形成与第四纪地质构造凹陷有关。其为众流所归，携沙甚多，又受气候冷暖及海浸进退的影响，水面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距今约1万年前，原已干涸的白洋淀地区水面首先在地势最洼处再度兴起。至距今7500——2500年左右，是白洋淀扩张的全盛时期，东北起自永清，向西南经霸县、雄县北部，西去容城再折而南下，经保定、清苑、望都与定县北部，再东去安国、博野，直趋肃宁、河间地区，东部与古文安洼水域相连。距今2500年以来，湖水变浅乃致解体、收缩，有部分地区干涸。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其水面收缩期。不过，“祖泽”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另有《尔雅·释地》等所记“燕有昭余祁”，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而“祁”通于“睾”，古书中又有以“泽”作“睾”者。可知二者所指相同。古时北、中、南三易水先后交汇于今容城西北，又东南流至容城、雄县一带注于“祖泽”。至战国晚年，荆轲别此，很可能还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景观。而后，就渐渐面目全非了。汉代学者无一能指明“祖泽”或“昭余祁”当在今白洋淀地区。晋时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有“掘鲤之淀”句，据注家所释当指今白洋淀（特指），已是“祖泽”解体后之孑遗了。

以古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推定古祖泽之所在，从而使荆轲壮别于此得以明确。当年，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送行，当是自燕下都启程，乘舟顺易水而下，至此入祖泽，“既祖，取道”。其“既”，原意指人饮食完毕，引申为止、尽、经过等义。“既祖”即经过祖泽。至于其弃舟登岸处是否即“古秋风台”之所在地已无从推考。不过，这一点似并不很重要。立碑之意，在于可使人临观而感，它至少是与之相近。临于此，同样可以加深体会当年荆轲壮别的心境。由于历史的行动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的结局往往难以预料，因而人们更看重行动之前的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并应该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如太史公所论：荆轲们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其立意较然（明确），不欺其志”。（《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去了，惟余易水秋风。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风萧萧兮易水寒。

（责任编辑洛松）

2001年第9期 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作者：张　虚

我身边珍藏着的这张老照片，是前几年我回老家时，表哥转交给我的。待我神情专注辨认上面五个年轻人时，表哥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说：“你想不到吧，这张照片是新心中学的老校友赵居正从台湾带来的。他临回台湾时嘱托我一定把翻拍的这张转交你。”

我想起来了。这张照片是1947年7月放暑假前在新心中学校园内拍摄的，距赵居正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整整过去了42年。难为他珍藏这么多年，并且飘洋过海带回大陆。照片上的我，当年还不满14岁。是初中生；赵居正上高中一年级，也不过十七八岁。我们五个人既不同村又没亲戚关系，在他心中为何蕴藏了如此深的友情呢？这还要从新心中学说起。

新心中学是河南巩县的一所私立中学。初创于1931年，开始是小学，次年开设初中班，继而增设高中班。校舍虽是偏僻山村一座破旧的泰山庙，却因师资水平较高，教学认真，校风较好，吸引不少本县和邻县的学生前来求学。

学校的创办人、担任首任董事长的刘锡五先生，就是学校附近的黄瓜峪人，幼年家境清贫，父兄克勤克俭供其读完小学，后在乡亲资助下继续上中学，由于他刻苦攻读，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后来他虽然步入政界，到了台湾还连任“立法委员”，但不忘自己求学的艰辛，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确实费了不少心血。我新心中学的学长、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张三慧先生说：“锡五先生的确一生关心教育，关心青年。”

记得当年新心中学的校名，为刘锡五先生所定，意在提倡新文化，培养新思想。他要求学生尊师爱友，立志成才。当时无论高低年级的学生都住校。睡觉没有床，就用芦席和麦秸摊地铺，吃饭没有饭厅，就在露天围着土坯砌成的小台子蹲着吃。每到周六下午，学生们都要回家背米面，以作下周的伙食。多数人要徒步走二三十华里路。我家在邙山岭，回家不仅要乘摆渡过洛河，更可怕的是要经过国民党遗弃的孝义化学兵工厂废址。那里人烟稀少，盗匪出没，人们路过这里，即使白天也要结伴而行。我们村和赵居正的村相距不远，经常结伴，他如同大哥哥一样保护我。

赵居正到台湾后，海峡两岸音讯断绝。一晃几十年，赵居正日夜思念着留在大陆的妻子（也是“新心”的同学），一直没有再婚。等到两岸有了往来时，二人相见已是花甲老人了。

赵的弟弟到台湾后在台南成家。赵居正作为赵家长子，虽然无后，但自认为有责任领后代人回大陆寻根拜祖。我见到他的那一次，正是他领弟弟全家返乡扫墓。他无限感慨地叙述登上邙山岭在祖坟前俯视黄河，南望嵩岳，北眺太行的眷恋心情。他说，要让侄儿侄女们世代牢记，他们的老家在黄河边，他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他还说，有生之年尽可能领孩子们多回老家几次，这既是对祖宗尽孝，也是表达对祖国的眷恋。

1999年10月，我陪同新心中学老同学、全军知名的坠胡演奏家马光陆凭吊母校遗址，面对全新的村民房舍既高兴又惆怅，正要登车返程时，一位村民如同和我们捉迷藏一样，突然把他家屋檐下的一块长方形石板掀起，只见正面镌刻着三个苍劲的大字——新心楼，使我们喜出望外。从落款看正是“新心”校园披荆斩棘建成第一座二层砖木小楼时，锡五先生亲自题写的匾额。马光陆同学的坠胡演奏录音磁带早已在台湾发行，锡五先生如能听到学生创作并演奏的如同行云流水般的《豫西风情》曲，该有多舒心呀！

2001年第9期 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作者：彭传杰

拜读《炎黄春秋》2000年12期所载徐澄清先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一文，感到很有新意。不过，有些论述似乎过于偏颇，难以苟同。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就有关论述作一些探讨，就教于徐先生与专家学者。

“谨慎”是诸葛亮的特点和优点

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事”。后人也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这说明谨慎是他的特点也即最主要的优点。由于谨慎，他无论在个人生活、持家律己、待人处世，还是政治大节方面，都可说是世人表率；在规划战略政略、处理军国大事方面，也思虑精详，处置得宜，高人一筹。因此，他的高风亮节，堪称封建时代美德的化身；也是为世所公认的三国时期众多英雄和古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其短处，即有时谨慎过分，在军事上不敢冒险，出奇制胜；在用人上不敢放手使用有进取精神而又恃才自负的人，导致如徐文所论述的首次北伐时“失人失策”，既不用魏延之策，又误用马谡其人，失掉了夺取关中和长安的一次极好机会。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他并不文过饰非，自贬三等，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即如同时代的英雄曹操、孙权、刘备等征战一生，也曾多次打过败仗，甚至大败仗，所以对诸葛亮也不可过于求全责备。如责他没有“亲临前线督战”、“与士卒同甘共苦”，后面又批评他“事必躬亲”、“管得太细太死”，岂不是自相矛盾？至于说他在其后的北伐中不敢取“循秦岭以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则是无视魏方增兵易帅加强守备后，间道出奇已无可能的现实。徐文进一步说：“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这更难以苟同。

诸葛亮于公元207年以军师（即顾问、参谋）身份出山辅佐刘备。208年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后，使此前已奋斗了二十四年尚寄人篱下的刘备集团占有了荆州，214年取得益州，219年又取汉中称王，实现了“三国鼎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后，由于关羽和刘备违反《隆中对》所定“联孙抗曹”的战略方针，加之骄傲轻敌，先后“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仅荆州人地两失，备所统益州水陆两路七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灭，从而大伤元气，使进而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逆转。到223年“白帝托孤”时，地只剩下益州一隅，且南方叛乱未平，能臣猛将多已身故（军阶最高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已死，赵云已老）。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把“光复汉业”的全部重担都托付给他，并公开宣示“若嗣子（指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试想：诸葛亮能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生怕有失吗？何况除一出祁山外，以后再也没有出过类似失误，几次的进军路线和大体战况是：228年，亮出散关，在陈仓为郝昭所拒，粮尽而还，斩魏将王双；229年，亮出汉中，遣陈式攻取阴平、武都二郡，复丞相职；230年，魏曹真伐蜀，亮出汉中拒之，因大雨月余，双方罢兵；231年，亮出祁山，张往救，留王平拒之，亮转攻上等地，数败司马懿主力，粮尽退军，张追击被杀。234年，亮出斜谷，“以前者数出，皆以粮运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秋八月病故五丈原军中。及军退，司马懿视察其营垒处所，称赞他“天下奇才也”。

总之，诸葛亮以弱击强，使魏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退军之际，能二毙魏方大将。最后病故撤军时，令姜维断后，还“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这些都足以说明诸葛亮高超的治军才能。

还应说明的是：诸葛亮不仅自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报答刘备，身故三十年后蜀亡时，其子诸葛瞻（37岁）、孙诸葛尚（19岁）都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可说是一门忠烈。在封建时代，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以大局为重的君臣关系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典范。

“用人唯贤”才能长治久安

徐文说：诸葛亮用人“知偏颇”，“求全责备”，“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似与史实不符。

诸葛亮集军国大权于一身，南征北伐，常年统军在外，先后负责留守成都的张裔、蒋琬、费等都能保持内部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兵员、军需、粮草。管理宫中事务的董允能上匡刘禅之失，下制黄皓为非。对吴外交则邓芝、陈震、宗预等都能不辱使命，为孙权所敬重，重建和巩固了蜀吴联盟，收互相支援呼应之效。225年采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后来孟获还在朝廷当了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的大臣）。留守的李恢、马忠、张嶷等都镇抚得宜，不但南人再不复反，还“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成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基地。在短短四年内，在内政外交都取得成效、恢复了元气的基础上，诸葛亮就开始了北伐战争。虽然首出祁山失利而返，但却选拔了王平、姜维两员大将。

王平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十个，刘备北定汉中时主动来降。马谡守街亭时，他为部将之一，对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下不据城的错误再三劝谏不听。谡败，“众尽星散，唯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拾诸军营，率将士而还”。所以谡等败将被军法处置的同时，平反加官封爵，以后多立战功，成了镇守汉中的大将，与东方的邓芝、南方的马忠，构成了边防的“铁三角”。244年，魏曹爽率步骑兵十余万奔向汉中，时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平指挥若定，迫使魏军退还。

姜维虽是一出祁山时被迫来降的无名小将，却是亮所培养、提拔的军事上的接班人，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维也不负所望，能继亮遗志，“八伐中原”，终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互有胜负，未获成功。后因黄皓乱政，维谏刘禅不听，外出屯田以避祸。263年，闻魏三路大军近二十万人伐蜀，曾报告刘禅调兵遣将，加强守备。因皓迷信鬼巫，认为“敌终不自致”，启禅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因此汉中失守，维被迫退守剑阁，挡住了钟会十多万大军。一度魏军还因粮草不继，曾打算退兵。由于邓艾率精兵冒险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刘禅出降，并命维所统大军降会。他还想借钟会意图叛魏自立之机，以图恢复，事败被杀。

当时，蜀国只有28万户，94万口，只相当魏国的七分之一。不仅诸葛亮生前“六出汉中”，使司马懿也“畏蜀如虎”；亮身后又支持了近三十年，不是黄皓乱政，还不致亡国，这不正说明他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吗？至于说“蒋琬、费、姜维等人均无大的作为，反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也属苛责于他们。试想，在众寡不侔、攻守易体、强弱势殊的情况下，还能多次主动出击，不正是大有作为吗？再则，在封建社会，他们对于刘禅不听劝谏，宠信黄皓，终致亡国，实在也无法可施。否则“清君侧”把皓杀掉，岂不和曹氏、司马氏一再“逼宫”难以区别了吗？对于谯周，又当别论。他曾上疏劝谏刘禅不要广增声乐，扩建宫室。又作《仇国论》，认为国小力弱，宜休兵息民，以待天时。邓艾进围成都时，有人建议周逃往吴国，或奔往南中，周力排众议，认为统一之势不可阻挡，只是迟早问题，不如直接投降。“于是，遂从周策，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本传》）对此，若撇开封建正统观念，从统一大局来看，也未可厚非。

诸葛亮用人不避亲贵，有过必罚，特别对品质不良的人，防其内乱。对此，徐文说他“对于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对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也是不审时势的看法。当时，自董卓、曹操以来，以下凌上，夺权篡位的事例层出不穷，而刘禅却是平庸之主。诸葛亮当然顾虑自己身后，某些有能力又自负的人会不忠于汉室而引发内乱，这是他不得不防的首要问题。试想，刘封为备养子，关羽围樊城时连令发兵相助，封都拒不从命；后又欺凌和激反孟达，丧师失地，败还成都；赐死时，又叹息未听孟达劝降之言。这样的人，备死谁能驾驭？何况罪有应得，亮劝备杀之又有何错？廖立骄横，引起公愤，亮与众大臣联名以“诽谤先帝，疵毁群士，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加以废置，也无不当。李严与亮同受顾命，是蜀汉第二号人物。他却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被亮回书拒绝。（见《诸葛亮集》）亮二出祁山，连打胜仗之时，严在汉中督运粮草，因天雨难继，派人假说后方有事，叫亮退军。军退后，又假说“军粮充足，何得便归”。并欺瞒刘禅说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经亮以前后文书质对时，才被迫认错，当然被弹劾废置。但亮不搞株连，继续重用严子李丰，并手书加以慰勉。廖、李二人毫无怨言，只希望自己改正后能重新起用。所以陈寿说他“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本传》）

诸葛亮用人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容纳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为丞相时《与群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者也！”并表扬董和“在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失街亭自贬之后，又作《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要大家以国事为重，多指出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当时有个李邈，当过太守、参军等官，偏怀疑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总有一天，不是篡位，就是身败名裂。对此，亮并不怪罪，而是深自反省，注意不可越分。（亮死后，邈上疏说刘氏从此得保，应该庆幸，为刘禅所杀。）

总之，由于诸葛亮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并以身作则，不仅选拔了大批贤士，辅佐和继承自己的事业，还确保了“阿斗太子”刘禅安稳地做了四十年皇帝，蜀汉一直没有发生内乱。较之同时代的曹操，死后二十年，魏国政权实际上就为司马氏所把持，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司马炎从曹奂手中“禅代”为晋。孙权死后，大臣擅权，几次宫廷政变，其子孙和、孙霸、孙亮，先后被废、被杀。从国家长治久安来说，诸葛亮的用人不是高明得多吗？邓艾灭蜀后，就骄横跋扈，擅自做主，因而被捕。钟会更想据蜀叛魏自立，因而被杀。也从反面证明光有才能而无德行的人，即使能立不世之功，对国家的危害性反而可能更大。

魏杨悲剧属于咎由自取

正如徐文所述，魏延确是有勇有谋，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也屡建大功。但缺点也很突出。本传载“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即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亮都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服，人家都怕他，只有杨仪不买他的账。“延以为至愤，有如水火”。但杨仪也非等闲之辈。本传载：刘备与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辟为左将军兵曹椽，为汉中王后，又拔为尚书。后为丞相长史，“亮数出军，仪常规划分部，筹运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见杨仪是个得力的参谋兼后勤的幕僚长。他也有同样的弱点：“性狷狭”，即不能容人。“亮深惜仪之才干，凭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主要靠费调停其间。传“延仪相憎恶，每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常入座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匡救之力也”。

对此，孙权都旁观者清。《资治通鉴》载：234年，费使吴，权提醒他：“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以外交词令答“仪、延之不协，起于私愤耳，今当扫除强贼，混一涵夏，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废舟楫也。”回来定会向亮转达，亮当然心知肚明，有所防患。

果然，亮死延先发难。他以领军继续北伐为由拒绝断后之命，想就此接掌军权，擅自拟定给各将领的命令，要费与己联名通知。以劝说杨仪为由逃回后，延见仪按亮部署退军，便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出击仪等。仪令王平于前御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命，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试想，亮死军心不稳，举国震悼，当依遗命全师而退，以固国本。此时司马懿率军追击，延反挑起内乱，先断大军归路，如若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姜维断后，吓退懿军，王平又以大义相责，驱散延众，得以安返汉中。不过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辅政”，但仅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仪又“自以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甚至说出后悔当时没有举军投魏的牢骚。总之，虽然二人并无反汉投魏行动，确都有夺取蜀国军政大权的野心（因为取得蜀国大权与投魏讨赏相比，当然前者为重，他们也自认可以达到目的）。比较起来，延举兵相向，危害极大，其罪当诛；仪口出怨言，危害较小，后来自杀，也属咎由自取。

可以说魏杨都是有大才，有大功，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缺点，发展到有野心，有大罪，以致晚节不终，性命不保。陈寿评论说：“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对此全面揭示出来，引为鉴戒是好的。且诸葛亮是人不是神，生前一直未能感化二人，死时何能缓解其矛盾？其暂将军权交付杨仪，并密表将全权交付蒋琬，足见其知人、用人之明。费处魏杨之间，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重，也显其能、其直。如责怪他们，则属过分。至于“夷延三族”是仪挟嫌报复，亮所不为。临终命延断后，也可能是“由他去吧”之意。反之，延若得逞，则身死族灭者或不止杨仪一人而已。总之，魏延此举，既违军令，更无朝廷授权，所以遭到前线将领的一致反对，也得不到自己部下的支持。加之孙权预料在前，陈寿评论在后，为之翻案，实无必要。

（责任编辑吴思）

2001年第9期 来自读者的祝贺　作者：刘德纯等

今年7月1日为本刊创刊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我们收到多位名人政要的题词，也收到不少书画家的贺词和贺画。这些，本刊已从6月号起陆续发表。

同时，有大量的读者来信寄到编辑部，或建言，或致贺，言诚意切，令人感动。特选几封发表，以示本刊对所有来信者的鸣谢。

学者王荆录鲁迅语相赠

研究鲁迅的学者王荆来信说：欣逢贵刊十周年，想到今年又是鲁迅诞辰120周年，愿以鲁迅论史及有关语数则为贵刊寿。

王荆共引11则，这里摘其中7则发表：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该看历史。（《致徐懋庸函》）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华盖集·答KS君》）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南腔北调集·经验》）

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

我想：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呐喊·故乡》）

未署名读者致诗

《炎黄春秋》十年矣，十年辛勤岂容易？

艰难险阻总难免，酸甜苦辣自家知。

唯物主义识真伪，辩证法则明正奇。

爱不溢美恶不损，功不张扬过不避。

改革开放劲鼓吹，实事求是自为旗。

百尺竿头进一步，有错即改不迟疑。

我是本刊老读者，一点诚心当寿仪。

刘恪山书唐魏徵疏为贺

北京读者刘恪山书写一长幅赠本刊编辑部。他在题款中写道：“辛巳夏七月欣逢炎黄春秋杂志创刊十周年书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为贺。”

刘德纯父女经验谈

读者刘德纯来信说：我同编辑部的同志一个也不相识，但是《炎黄春秋》杂志已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是一个解放军的老兵，20世纪90年代初住进干休所，便在报刊阅览室看到了《炎黄春秋》这个杂志，开始只是翻阅，越看越感兴趣。杂志以介绍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使我从中知道了许多事情，长了许多知识。于是，《炎黄春秋》便成了我每进阅览室的必读刊物了。

去年我在第7期《炎黄春秋》上，看到林里同志《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的文章，使我想起了1963年我住在陶铸家的一件事，便试着写了《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的小文章，寄给了编辑部。没想到，我这小人物的稿子很快便登了出来。使被尘封了38年的革命家陶铸的故事，终于公布于世。我用稿费买了五卷本的《炎黄春秋》精品系列一套，还订了全年的杂志。从此，《炎黄春秋》走进了我的家庭，并且开始了我和女儿共同学习、研究《炎黄春秋》的计划。

《炎黄春秋》是中老年人特别喜欢阅读的杂志，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根据我的体会，特别是我女儿由很少读到喜欢读的过程，我敢说，《炎黄春秋》也能够成为中青年喜欢读的刊物。

我女儿是大学本科学历，尚无个人牵挂。我们父女俩每看一篇文章便交流心得体会。我把这个年轻人引进《炎黄春秋》这个园地；她帮我编写读刊笔记。日久天长，意外的收获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平了，越来越小了。

上阵父女兵。两个多月时间，我跟女儿共同完成了五个研讨的题目：一是，为使《炎黄春秋》长盛不衰，提出了创办《炎黄春秋》文库的建议；二是，综合研究有关台湾的12篇文章，得出“台独”不得人心两岸必须统一的结论；三是，研读了4位革命老前辈的文章，写出了《信仰、信任、信心》的短文；四是，研读了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和1936年西安事变两大事件，得出了中华民族必须团结统一的道理；五是，读了杜导正社长的文章《〈炎黄春秋〉的春秋》，写了我们对今后办好《炎黄春秋》的希望。

这里，介绍一下我们父女俩读《刘白羽、徐光耀关于反右瓜葛的通信》后的对话。我女儿年轻敢讲话，她借用处理公交事故的合法用语“私了”一词说：这是光荣的“私了”，光明正大的“私了”。我说：“这是别具内容和形式的新型《将相和》。《将相和》这出戏就是光荣的‘私了’，皇帝没出面，双方直接解决了，结果是‘此乃国家之幸’。”对于刘白羽的长者之风，徐光耀的大度之风，我们父女很是敬佩。我们父女这段话，反映了这种敬佩，也反映了我们父女两代人观点的融合。

自编十年总目录以备检索

湖北省当阳市友谊路六号章永典来信说：《炎黄春秋》从开卷至今，我从未中断订阅，尽管社址多次移动，从海淀区北洼路5号，到西城区文津街7号，再到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杂志均由贵刊发行部按时邮寄，一期不少。我感谢发行部同志的负责精神，更感谢编辑部同志为读者编辑了这样一份独具风格、品位较高的杂志。它已成为我以及我的家人、友人的精神食粮，为了翻检资料的方便，在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特地把十个年头的每年度的总目录搜集起来，一一抄录并合订成《〈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总目录》。我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可巧孙子要写有关三峡的文章，我一下子便为他找到了《邓小平与三峡》等三篇资料，他高兴得如获至宝。

我将永远做《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衷心祝愿它越办越好！

山村读者刘忠义致贺并聊家常

辽宁省西丰县金星满族乡青山村刘忠义6月22日致函本刊说：“欣逢贵刊创办十周年，写拙字致谢，不成敬意，请能笑纳。”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八个字是：“创刊十年，越办越好。”

刘忠义在为本刊致贺之后，又说到家乡的一些情况。他说故乡50年遭到两次洪水，今年洪水冲了庄稼，幸而人身安全，县、乡领导及时赶去慰问，云云。

2001年第9期 赏中秋明月话祖国统一　作者：严久惠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禾信公司等单位联合推出“中华圆月”

今年是新的世纪的第一年。新年伊始，喜事便接踵而至。在全国人民欢庆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的日子里，又传来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沉浸在无限的欣喜之中。有心的人们早已注意到，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国庆节，又巧与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相逢，真可谓两节同庆，喜上加喜。

关于中秋节的来历，研究历史和民俗的都其说不一。有的说来自“秋报”（即庆丰收），有的说来自于先人的“祭月”。无论如何，中国的中秋节由来已久，而且中国人是把这个“节”作为“佳节”来过的。所谓“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的月亮是最美好的。秋高气爽，明月皎洁，引发人们的遐想，于是便有了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有了人们触景生情对团圆、对和平、对美好未来的期冀。

深圳市禾信实业有限公司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化精品开发制造的专业公司，参与过多项全国大型活动收藏纪念品的策划、设计和制造。正是他们参加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收藏纪念品制造的缘故，在这新世纪第一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他们想到：近几年中国人民已经圆了香港回归的梦、澳门回归的梦，今年又圆了申奥成功的梦，但是，祖国完全统一的梦还没有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更有待我们几代人做长期努力。于是，他们抓住21世纪第一个国庆节和第一个中秋节同天的巧遇，抓住中华民族期盼团圆、憧憬未来的特殊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策划并推出“中华圆月”，将传统习俗、食品文化、艺术审美融为一体。

“中华圆月”采用七星伴月形式。八个精美的金属盒，中间大盒的盖面浮雕是巨龙腾飞图案，圆心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像；七个小盒的盖面浮雕分别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香港、澳门、台湾。“中华圆月”木盒内还附有古香古色的《中秋诗文选》一册，介绍中秋佳节的CVD光碟一张。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为己任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禾信公司的这一倡议给予积极支持。重食传统和尚食思想的形成，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制作食品不仅是为了“果腹”，为了满足肌体的需要，人们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还赋予某种食品以特殊含义，以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诸如长寿面、年糕、月饼等等，俯拾皆是。晋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传诵至今，因为它艺术地记录了一种意境，一种氛围；当今的中国人，在21世纪的第一个中秋佳节，把酒赏月，共话中国的完全统一，留下的记忆一定是美好的隽永的。

（严久惠）

2001年第10期 我们随万里在农村改革前沿搏击　作者：张广友

改革是一场革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改革就不能前进一步；改革是一个过程，没有勇于创新的精神，今后的改革便搞不好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农村发生了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对于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和主要特征的这第一次改革，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深圳、珠海视察时曾经说过：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

我作为新华总社记者，有幸跟随万里参加了发生在安徽农村的这场大变革的全过程，作过大量的报道。回顾并记叙这段历史，对于我们汲取历史经验，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历史的机遇把我推到农村改革第一线

我是根据万里和安徽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的建议和要求，经总社领导同意，于1977年9月到安徽的。

安徽历史上既是多灾的农业省份，又是一个长期受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重灾区。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全国各地一片欢腾，都在积极揭批“四人帮”，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而当时安徽省主要领导人却制造了一个“安徽特殊论”，清算“四人帮”的工作搞得冷冷清清，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民怨声载道。1977年6月22日万里被中央派到安徽，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与“四人帮”篡权有关的人和事，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首先稳定住形势。根据安徽既是个农业大省又是一个穷省的实际，省委各级领导班子初步健全后，便集中主要精力，在解决各地县领导班子的同时，深入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坚持进行调查研究。

1977年11月，我随万里一行四人走访了皖南的芜湖、徽州、池州三个地区十几个县（市）。一路上同各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广泛交谈。这里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政策的影响，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普遍下降。许多农民反映说：解放前，我们这里养了几万子弟兵，一般说来吃饱饭不成问题。现在山还是那个山，水还是那个水，为什么生产反不如那时呢？

皖南三千里巡行之后不久，我们又到了老灾区淮北阜阳地区农村访问。腊月廿三（过小年）那天，我们跟随万里深入调查了太和县城北的一个村庄，发现有些农户连吃顿饺子的面都没有，万里当即指示有关部门，千方百计给每个农民调剂三斤麦子，让人们过年都能吃上饺子。

1978年1月下旬，我们去皖东农村考察。从肥东至定远，一路上随机停车，徒步进庄，走门串户。先后在八斗岭、高塘铺、江巷等三个村庄，走访了十几户人家。在八斗岭我们到了一户姓张的农民家，这家7口人，两个大人，5个孩子，只有一床破被子，什么家当都没有。万里打开锅盖一看，锅里是用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成的稀粥……

走出张家，万里忧心忡忡地说：“过去只是听说这里很穷，但没有想到穷到这种地步。你看他这家的全部家当也不值30块钱，一根木棒就可以全部撅走！”

这年春天，我们在定远县城的卢桥镇附近，看到一位挑担子的年轻农民，就同他聊天，在拉了一段生产生活情况之后，万里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打开挽着的棉袄襟，拍拍肚皮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吃饱肚子就行了！”万里说，这个要求太低了，问他还有什么要求？这位农民又打开袄襟拍拍肚皮说：“里面少装点儿山芋（红薯）干子！”事后万里对我说：“你看，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的要求不高啊，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可是解放28年了，我们连农民这点最起码的要求都没有满足！”

万里到安徽不久，就来到以讨饭闻名的花鼓之乡凤阳。此后他多次去凤阳。他说，讨饭这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原因是吃不饱，吃不饱是因为生产没搞好。问题是为什么生产搞不好？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

万里出了这个题目并让大家蹲点调查。凤阳县有个前王生产队，紧靠津浦铁路。这个1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什么门都没有），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7个饭碗、一床被子。我们开座谈会时，全村找不到一个小板凳，大家只好蹲着。队干部介绍说：初级社时全村有127人，三年困难时期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下十几个人。后来，虽然逐渐好了些，但逃荒讨饭从没有停止过。

万里认为农民生产搞不好，吃不饱，主要是政策不对头，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他在贫困地区县委书记座谈会上，动情地说：“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求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但必须保证今后绝不能再讨饭！咱们有言在先，如果今年秋后再发生讨饭的，我就带着他们到你县委书记家里去讨！”

在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万里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亲眼看到农民还如此贫困，实在心里不安哪！”

农民生活贫困是因为农业生产上不去，农业生产上不去，是因为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系列“左”的政策的危害和影响。这是我国农村问题症结所在，是我们走访长江南北和淮河两岸农村所得出的共识。

安徽《六条》——农村改革的“序曲”

1977年9月、10月间，经过省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制定了《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并于11月下旬下发。其主要内容是：搞好经营管理，允许生产队根据生产需要建立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任到人；强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共六条，所以简称《六条》。这些内容今天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在当时，其中许多规定都涉及到“原则问题”，是不能越过雷池一步的禁区。当时正是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高潮时期。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布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安徽《六条》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是背道而驰的，然而，这《六条》规定却受到了安徽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

1977年底，文件下达后，万里要我们到农村去听反应。我和新华社安徽分社的几名记者分别到六安、滁县等地作调查。回来我向万里汇报说：群众对《六条》反应很好，最高兴的是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产品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这条。还有对实行责任制、减轻农民负担等项规定也很满意。但也有人担心，怕说话不算数，怕政策再变。对生产队自主权，队干部比较满意，很多群众觉得很新鲜，有的说过去好像没听说过，不太懂……

万里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我看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去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在原来起草文件时只是一句话，后来才把它单独列出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应该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这既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个最起码条件，也是尊重农民权益的最基本的内容，没有这个，还谈什么独立核算？还谈什么经营管理，还谈什么调动积极性？现在很多人对这个问题不太懂，更不理解它的深刻意义，所以应当很好地进行宣传。

1977年底，我着手起草一篇全省性综合报道。这篇3500多字题为《安徽大步赶上来了》的报道，在报道全省政治和生产形势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重点介绍了省委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狠抓经营管理和农村经济政策的落实，针对农村普遍存在的重要问题，在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对全省大好形势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这篇报道很快得到了当时新华社国内部领导杜导正和陈大斌的积极支持。新华社于1978年1月1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在15日头版头条突出位置刊出，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映。

敏感的新闻单位闻风而动，1977年年底便来到安徽的《人民日报》农村部负责人姚力文，与我们共同研究确定，继《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之后，重点宣传报道省委《六条》，由新华社安徽分社田文喜陪同姚力文去采写。2月3日，《人民日报》在一版重要位置，以《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为题，刊登了这两位同志写的长篇通讯，并加了“编者按”。接着，我同分社一起研究，选择贯彻落实《六条》比较好的滁县地区，写了《滁县地区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报道，在《人民日报》2月15日头版头条刊出。

2月16日，《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以醒目大标题发表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农业必增产——安徽省定远县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状况的调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原稿中有一段写安徽省委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编者单独拿出来，改为“本报评论员”文章配合调查报告同时发表。

这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我收到了很多来信，普遍认为这篇文章抓住了生产队自主权这一要害。万里在这篇文章发表后对我说：你们写的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领导都很重视，要抓住这方面的问题，继续深入报道。

3月初，我们到贯彻落实《六条》政策比较好的滁县去采访，写了一篇《落实农村经济好措施——滁县地区各生产队制订〈一年早知道〉》，新华社于4月上旬发通稿，《人民日报》在4月8日四版头条刊用。

春耕大忙开始，我同安徽分社的记者田文喜、端木来娣同志，走访了江淮一带的滁县、六安地区农村，有感于《六条》下达后出现的喜人形势，欣然写下了《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安徽省滁县和六安地区农村见闻》的长篇通讯，《人民日报》以醒目大标题加“编者按”在4月18日二版上半个版全文刊出。

仅在1月15日到4月18日的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发了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六篇，计2万多字，且有三篇连续上了三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2月16日，定远县生产队自主权一稿见报后，新华社副社长穆青见到我高兴地说：“这几天你们把人家《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都给包了！”

引发了晋皖之间的一场笔战

安徽省《六条》大量宣传报道以后，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引起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也引起了“凡是派”，特别是当时主管农业的一些领导人的不满和反对。有的人认为安徽在搞资本主义，方向道路有问题。有的人说，安徽落实的农村经济政策是“为行小惠，言不及义”，调动的是资产阶级积极性，丢掉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于是在他们的影响和指使下，一些人针对安徽进行批判。就在《政策调动千军万马》发表后不久，1978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一篇长达6千多字的题为《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经验好》的长篇文章，署名“学大寨联合报道组”。文章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性，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性。”还说什么“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和新华社山东分社记者南振中，安徽分社记者沈祖润正在滁县地区农村采访，这里的干部群众对《人民日报》登这样的文章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和疑惑。与此同时，新华社山西分社的一位记者告诉我：《山西日报》计划发12篇评论，对安徽不点名的批判，已经发了一篇。并告诫我：看来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

我将上述情况向万里作了简要汇报。

万里说：“你们的报道是符合安徽的实际情况的，安徽就是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你们放心地搞吧。”接着他又说：“我们干我们的，人家爱说什么说什么。我主张多干少说，或者只干不说，让事实去作结论，让群众去作结论，让历史去作结论。”他还说：“既然他们不点名地批评我们，我们也可以不点名地批评他们，各说各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

于是，我们针对《昔阳调动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经验好》这篇文章，经过讨论，由南振中、沈祖润执笔，写了一篇《落实党的政策，必须清除极左思想障碍——安徽省滁县地区落实农村政策的一条重要经验》，从各个方面回答了一些人的疑虑，这篇长达4000字的报道，新华社7月4日发了通稿，《人民日报》7月5日全文刊载在二版上。

随着安徽农村改革序幕的拉开，一场围绕农村改革的激烈斗争也随之展开了。晋皖之间的笔枪舌剑，引起了全国上下，特别是广大农民和农村工作者的普遍关注。《人民日报》一方面集中力量，不惜篇幅地报道安徽农村改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继续宣传农业学大寨，不时地发一些同安徽相对立的观点和不点名的批判文章。正在这时，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推向了全国，给安徽农村改革的尝试以巨大理论支持。山西原来准备批判安徽的计划也无法实现了。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深入发展。1978年春天，在贯彻《六条》过程中，不少地方出现了分队、划小核算单位；少数地方出现了包产到组。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重要动向，但是在看法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种看法是反对，认为由大划小，必然要滑向单干，产生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违背了农业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要求，必须坚决制止；另一种看法是支持，指出要从实际出发，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其实，后者是正确的，因为这是省委《六条》下达之后，农民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鼓舞下，解放思想，从有利于生产出发的自发选择，应当支持。但是当时，人们还受到陈旧思想的束缚，对“包产到组”之类，都很敏感。于是我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到这三个单位进行调查，并就其中两个典型首先进行了内部报道，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一篇题为《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魏郢生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另一篇题为《产量责任制使棉花大增产——新街公社棉花生产联产计酬，责任到人的调查》。在这两篇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我又写了一篇评述性的报道，题为《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

这三篇稿子共2万多字，我建议出一期《内参专刊》。稿件送穆青那里，穆青签发了。这份冒着“鼓吹单干”嫌疑的《内参专刊》于1978年10月10日出刊。

从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到包产到组、单项作物包产到劳的调查过程中，使我们认识到实行联产计酬、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性。但是，无论是“包产到组”，或者是“包产到劳”，都是当时中央文件规定所不允许的。因此，大家在赞成的同时，又普遍感到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省委主要领导的万里同志急需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听听他们的意见。10月的一个晚上，万里与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当时屋子里只有我们三个人。王郁昭敞开思想，把滁县地区农村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想法，一古脑儿端了出来，他分析了滁县地区长期落后的原因，坦率地指出，搞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他认为，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也不是倒退，而是经营管理中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是治穷的“灵丹妙药”，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一项重要措施。万里听了他的汇报之后，不但没有批评他，而且表示同意他的一些看法。万里说，既然群众都同意，就应当允许他们去实践。万里要王郁昭回去以后，先把汇报中讲到的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天长县新街公社、来安县广大公社三个材料写好报上来。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谈话，除了王郁昭汇报外，我们一起分析了形势。研究面对嘉山、凤阳、肥西等县一些农民自发搞起的包产到户怎么办？万里提出：不阻止，不批判，不提倡，不宣传。强调各级领导都不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去阻挡，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他们总结经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对万里的谈话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他的远见和胆识；担心的是中央文件明明规定“不允许包产到户”，且在历史上，许多同志因赞同或搞了包产到户，被打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万里同志。万里讲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对我影响很大。他说：“如果不管实际情况如何，都照搬照套‘红头文件’和上边领导的指示，还要你这级领导干什么，那就干脆把文件直接发给群众好了！”他强调：我们的一切农村经济政策首要出发点是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加速生产的发展。我们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就要看它能否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中央文件的基本精神。如果发现其中某些具体规定明显不适合那里的实际情况时，究竟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还是生搬硬套？这对每个领导同志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的确是个很好的考验。我感到他的谈话非常重要，所以当即做了记录，但万里一再强调这是在探索、在研究，内部、公开暂时都不能报道，有些你可以个人的看法同新华社领导交换一下看法。后来，我把这份谈话记录加以整理，编入1985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阳关道上》一书中。题目为《当实际情况同中央文件发生矛盾的时候——记万里同志关于责任制问题的一次谈话》。

肥西、凤阳燃起星星之火

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和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等，给予安徽农村改革以巨大促进和支持。我们在总社国内部和农村组领导陈大斌和黄正根、赵华胄等同志的支持下，乘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东风，在年初宣传安徽贯彻省委《六条》、生产队自主权的基础上，继而对“包产到组”和“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进行了连续报道，掀起第二个宣传高潮。

1月12日，《人民日报》二版头条发表了题为《抓点的学问——当涂县委抓点带面促进农业高速发展的调查》。1月20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了安徽省县委书记学习三中全会公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长篇报道。1月21日，新华社公开播发了我和陆子修（滁县地委政研室主任）原来写的一篇内参稿，题目是《灾年创高产，一年大变样——安徽省来安县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第一次公开报道了“包产到组”。1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我和黄正根同志写的长篇通讯：《重灾之后访安徽》。

3月7日，《人民日报》把我年前写的《农业计酬必须紧密联系产量》的内参文章，作为“工作研究”在二版加“编者按”刊出。原来文章中多次提到“包产到户”四个字，而在当时“包产到户”还是在“不许”的“禁区”里，不能见报。还是杜导正想了个办法，把“包产到户”四字改为“包产到组，责任到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责任已经到了人，比到户还到户”；对不懂的人来说，最怕的是“户”字，反正没有户就行了。所以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包产到户”实际上已经是半公开了，并给它起了个理论性很强的文绉绉的名字——联产责任制，后来又不断发展完善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肥西和凤阳是万里在安徽进行农村改革的两个点。1978年安徽大灾，在秋冬种时实行“借地”度荒的同时，肥西、凤阳等少数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2月1日，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带领工作组来到山南公社，向农民传达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大家对文件总的精神表示拥护，对两个文件中的“两个不许（即：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反应不满。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了两个不许干。”大家纷纷强烈要求中央修改文件时（因为是“草案”“原则上通过”，准备修改后经中央全会正式通过），把“两个不许”去掉，改为允许包产到户。

2月6日，万里召集了省委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万里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错误的，有的可能是正确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既然是山南群众如此强烈要求，我主张就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

2月6日，周曰礼赶回山南公社。第二天，及时向社队干部传达了万里和省委领导的意见，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省委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试点的消息不胫而走，山南区六个公社四五天的时间，全部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接着，山南的包产到户又像旋风似地席卷整个肥西县，不到一个月，全县40%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

凤阳是个以讨饭闻名海内外的穷困县。1978年这个县的马湖公社在贯彻执行安徽省委《六条》政策之后，悄悄地搞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实际是包产到组），费用包干，节约归组”的责任制。结果，大灾之年，十个生产队八个平产，两个增产。1979年2月，凤阳县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在介绍马湖公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推行以“包干”为特点的生产责任制，称之为“大包干”，在全县普遍推广。

在全县实行“大包干”到组的过程中，梨园公社最穷的小岗生产队偷偷地搞了“包干到户”。

由于包干到户任务更明确，生产更灵活，方法更简单，利益更直接，到年底获得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是上年的4倍。这个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贡献一斤粮食的“三靠队”，包干到户一年就向国家贡献粮食6.5万斤，油料2万斤。社员收入大大增加。

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干了一年，谁也没有去总结它，更没有人去宣传它。在县里整理的一些材料中偶尔出现小岗的例子，也都被谨慎地删去了。但是这里的情况却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那些穷困地方很快传播开了。这年12月中旬，县委曾派办公室的吴庭美去小岗了解情况。吴庭美经过深入调查，仔细分析，写了一篇在我国农村工作改革过程中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1980年1月初，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凤阳县委的这份调查报告送到了省委。万里看过之后，大加赞赏，他拿着这份调查报告对我说：“你看看这份调查报告写得真好！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有一定代表性，需要给以肯定和支持，过几天咱们去一趟。”1月24日，我们随同万里到小岗生产队挨家挨户去看，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万里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就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当时的社员说：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万里当即表示：“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这对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为包产到户再起波澜

1980年1月，在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的农业会议上，万里就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发表意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户”。以“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强劲的东风，吹遍了淮河两岸、大江南北，势若燎原烈火，燃向神州大地。

尽管包产到户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仍然固守陈旧观念，一有机会就对它进行讨伐。

1980年1月11日到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陆子修根据万里在全省农业会上的讲话精神，代表安徽省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发了言。

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的发言在会上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包产到户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的人断定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既违反了中央文件规定，也违反了《宪法》的规定。这次会议，除了少数省的代表和一些新闻单位、经济研究部门的代表，表示支持安徽的意见外，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一时形成对安徽及其同情者的围攻。

周曰礼等回到安徽后，及时向万里汇报了这次会议情况，并请示如何贯彻。万里考虑到省委农业会议刚结束，下边正在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为了稳定人心，发展大好形势，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混乱，决定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会议精神暂不传达。

但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刚刚结束，万里回到北京工作不久，复刊不久的《农村工作通讯》杂志1980年第二期，突然发表一篇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对安徽一些农村的包产到户，进行公开的批判。

这家杂志的第三期又加按语发表了题为《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文章。杂志还以“大家谈”为名，貌似公正，实际上只发表对包产到户否定和批评的意见，不发表赞成和拥护的意见。

3月上旬，我把两期杂志送给万里。那时万里调回北京住在京西宾馆。万里看后认为，我们也可以写文章摆事实讲道理，不点名地进行反驳。根据万里的指示，我和吴象写了一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的长篇文章。文章打出清样送给万里审阅。万里建议用安徽省委农工部名义在《安徽日报》上发表。

出乎我们意料的是，省委农工部对稿件有不同看法。正在这时，人民日报社领导看到这篇文章清样，备加赞赏。他说：“如果你们同意的话，由你们两位署名，在我们报上发表，文责自负。”于是吴象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名义，我以《人民日报》记者名义（过去规定新华社记者在《人民日报》发专稿时，可以用“本报记者”），在4月9日《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发表了这篇长达7000多字的文章。这篇文章从多方面回答了这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全面正确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的精神实质。指出确定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首要出发点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我国八亿农民的积极性。这篇长文见报后，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就在这段时间，万里多次向邓小平汇报了关于安徽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情况和争论。4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领导谈话时说：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西北的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展自己的特点。

邓小平强调：政策一定要放宽，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产到组，有的可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政策放宽以后，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许多这样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安徽全省农业会议，特别是《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文章发表后，安徽农村情况怎么样？万里放心不下，要我和吴象到安徽农村去看。1980年4月中旬，我们来到了江淮地区的六安、肥西等县，发现全省农业会议以后，围绕联产承包责任制问题，主要是对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很激烈。一方面，群众普遍要求搞包产到户；另一方面，省地县某些领导坚决反对。两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

4月23—26日，省委在芜湖市铁山宾馆召开南山区（即安徽省长江以南的芜湖、徽州、贵池三个地区）地市委书记碰头会。根据省委领导的意见，吴象和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除了传达十一届五中全会和中央领导人的谈话精神外，重点是谈关于农业生产和责任制问题。会议一开始，有的人就针对4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我和吴象写的《联产计酬责任制好处多》一文指责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领导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又搞社会主义建设，走集体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领导的集体化道路，搞单干，搞资本主义。

在芜湖会议上与此相反的意见并没有在会上发表，在私下交谈却很多。他们以为，那些讲空话、套话，不符合群众实际要求的人的意见群众是不会听的。群众说，他们是“上身穿皮袄，下身光屁股——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看来在这种能否维护群众利益的激烈斗争中，最能考验干部，识别干部。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话了

从安徽回京之后，我和吴象奋笔疾书，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写出了八篇共22000多字的系列内部报道——《安徽省江淮地区农村见闻》，从5月27日至30日每天早晨即有一组报道送邓小平等在京政治局委员。同时，万里还特批给原国家农委和农业部党组一份，要他们研究。这八篇报道是：生产形势很好，群众生活稳定；联系产量责任制威力大；包产到户对改变穷队面貌有明显作用；富队包产到户增产效果也比较显著；群众为什么喜欢包产到户；关键在于加强领导；有关包产到户的几个认识问题；包产到户是否权宜之计。

正当一些“只要方向”不顾群众实际需要的人，要大动干戈，讨伐刚刚兴起的包产到户的紧要关头，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包产到户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邓小平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

邓小平接着指出：“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邓小平在谈话中，还特别强调：“总的来说，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邓小平这一讲话不仅对安徽的农村改革是个巨大支持和鼓舞，同时也为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

据万里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对包产到户也是很支持的，1980年初有一次陈云见到他，合掌抱拳，高兴地对他说：万里同志，我完全赞成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那些做法。

邓小平讲话后不久，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后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即：中发[1980]75号文件。这份文件共有12个问题。其中，第六条是专讲包产到户的。这一条一开始就说：“当前，在一部分省区，在干部和群众中，对可否实行包产到户（包括包干到户）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了有利于工作，有利于生产，从政策上做出相应的规定是必要的。”

文件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就全国而论，在社会主义工业、社会主义商业和集体农业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

这份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在中央文件上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了。现在回头看，这份文件也明显存在着不足。比如，说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意思是说，本身还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老百姓把它通俗形象化说是“扒车的”）。说要“因势利导，运用各种过渡形式进一步组织起来”等等。这也不难理解，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深化过程。这也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

我在安徽亲眼看到：实行包产到户不仅增产了，吃饱了，更重要的是“自由了！”正因如此，农民对包产到户才如此向往，才把土改当作是第一次解放，把包产到户当作“第二次解放”。

二十年来的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其中最大、最突出的是：使我们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国家，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我国农业从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化转变，农村经济从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原文3万余字，本刊作了删节，标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辛亥革命断想：政治自觉与学术自觉　作者：张岂之

看历史上的变革是近一些还是远一些好？我觉得，后人从历史经验和教训积累的高度看，易于从历史中得到教益，远些好。我国近代完整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至今已有90年，我们站在今天时代所达到的认识高度去看这次革命，肯定会产生许多感想，这些未必就是历史研究的正式成果，但是它们具有的朴素性和敏锐性也许会使人们觉得亲切。笔者在这篇短文中要写的，恰恰就是这类不拘一格的断想。

一、伟大的政治自觉

“自觉”是人的特点，是理性思维的成果，并非人人都能具有的。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自觉”表现为：有人对历史的进程、特别是时代课题达到较高的认识水平，并伴之实际的行动。这种自觉性不单是先驱者天才的表现，主要是历史实践展现出的客观真理，被具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先驱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认识，并加以梳理、宣传，唤醒民众，用实际行动去推进历史的变革。这种政治的自觉似乎可称之为历史的最强音。经过几十年、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后人仍然可以从不同时代先驱者的精神遗产中明显地感受到历史真理的巨大力量，从而进一步提高对历史认识的自觉性。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在中国近代历史，1898年维新志士们的鲜血终于唤醒了国内首先觉悟的人们，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已进入革命时代，对清朝政府不要抱任何幻想。先驱者邹容在《革命军》中满怀激情地写道：“……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

革命不能停留在激动人心的口号上，要有理论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20世纪初提出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和理论，并以此指引革命，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取得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果。当历史迈进21世纪，我们回顾这次革命，不能不惊叹先行者在政治自觉上达到的时代高度，远远不是此前历史变革所能比拟的。

孙中山“适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905年11月在《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最初纲领口号将“颠覆满洲政府”、“还我主权”作为民族革命的基本任务。这种“反满”的口号，实际是要求民族独立。孙中山有这样的阐释：“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取予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这就超出了以往“反满”口号的狭隘种族主义倾向，将推翻清朝统治作为争取民族独立的第一步。孙中山首次提出革命成功以后，在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政策。

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始终强调，为达此目的，革命党人不可有帝王思想；帝王思想与民权思想不相容，“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1906年《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1905年《同盟会宣言》说，“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反对帝制复辟，直到他晚年在新三民主义中对民权主义的解说，仍然一再批判帝王思想。由于“共和”思想深入人心，君主专制制度复辟者都遭到失败，这一点体现了辛亥革命成功的方面。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辩证法，孙中山规定的革命目标未能达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鉴于中国经济极端落后的具体情况，提出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民生主义，要求在革命成功后发展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实现“国富民强”的理想。这个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暴露了它们自身的尖锐矛盾，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在西方风行一时。在此情况下，孙中山为使中国不致重蹈西方资本主义的覆辙，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主张。现实迫使中国民主革命家去思考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由此产生了对于社会主义某些方面的同情、向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给后来者以重要的启迪。

启迪主要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问题，这也就是如何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等考虑到旧中国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曾经设想中国要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估计少则十几年，多则三十年。

后来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很大成绩，也曾经有过很大失误，提供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促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就是邓小平开辟的改革开放时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生活、实践常青，理论必须随着实践而发展、创新。不仅新民主主义需要私营资本主义成分，在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树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1997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允许公有制以外一切符合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和其他所有制的存在并鼓励其发展。还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加强引进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先进技术和资金，扩大对外贸易。从党的十五大至今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证明这一基本制度的正确性、权威性和生命力。

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人们回顾历史，温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不可能将思维停止于1900年至1911年之间，必然会把这次革命放在20世纪我国历史长河中去加以审视。这样我们才能从历史上政治自觉的经验中得到教益，从而提高我们的政治自觉。

二、学术自觉的反思

辛亥革命准备的十年间——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时刻。当时学人们的政治观点、政治情结在学术问题上并不起决定作用，因为学术有其自身的规律。例如，具有清朝遗老情绪的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等方面在辛亥革命前后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不仅在史学，在其他人文学术领域都取得创造性成果。

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的转型，离不开“西学”触媒。19世纪末20世纪初，学人们仔细比较“中学”（中国传统学术）与“西学”（西方近代科学思想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优劣，逐渐进入学术自觉阶段。王国维在《论新术语之输入》一文中指出，西学“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g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这就是说，西学有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新的学术范式。这一范式要求揭示研究对象背后的法则，即“抽象”，不满足于就事论事的现象罗列。在王国维看来，以上两点恰恰是“中学”所缺少的。他的这个论断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说：“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知识为满足。至于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又着重指出，“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尚未达到自觉（Selfconciousness）之地位也。”

我国近代提出“学术自觉”者，王国维为第一人。细按这个口号的主要内容，首先指学人对于本国学术文化和外国学术文化，应在比较中看到它们的优劣，不可能都优，也不可能都劣。学习外国学术文化的长处以济本国学术文化的不足，这在王国维看来，应当是“学术自觉”的出发点。其次，学人们应当确认学术的本质，用他的话说就是：“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不能用“政论”来判断学术是非，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提倡“学术独立”。（见《评近年之学术界》）最后，更加重要的一点是：学人应当将中学与西学的优长处加以融合，为学术作出创新。他强调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国学丛刊序》）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大师都是在中西学术相融的基础上作出了贡献，开辟了新路。可见在20世纪初提出的“学术自觉”对中国近代学术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样的“学术自觉”并不仅指学术研究方法上的实证主义，而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和西方科学精神的浸润这二者的融合，缺一不可。

20世纪初，学术自觉不是体现在一两位学者身上，而在学人群体上有所反映，形成学术创新的潮流。在学者群中不能不提到“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用什么方法研究学术？当时，学人们似乎有一共识：用进化论观点来研究也许就是一种可靠的新方法。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英国甄克斯（Edward Jenks）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即政治史），在《译者序》中认为中国社会历史是由宗法社会到军国社会的演进。此前康有为依据今文经学，将中国历史阶段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在章太炎看来，各种各样的进化史观未必可取。1906年他在《民报》上发表《俱分进化论》一文，认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知识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在他看来，进化是事实，但将它作为一种公式到处套用，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并不妥当。章太炎这里所论已不限于进化论，反映出对于构建新的学术规范，新的理论范式的要求，这就不是进化论所能解决的了。

20世纪初的学术文化论坛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的字眼，相反，不同学术思想的学人几乎都将儒家的道德、伦理观作为立身处世的信条，加以提倡。他们（例如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等）都谈“国学”、“国粹”，这并不是为了复古，用章太炎的话说就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又说：“为什么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这是章太炎于1906年刊登在《民报》第六期上长篇《演说条》的主旨，剔除其若干狭隘种族主义的杂质外，其主体是通过对中国传统优秀学术文化的宣传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

由20世纪初开始的“学术自觉”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充实其内容，推进了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20世纪末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照费先生的解释，其主要内容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倡‘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可见“文化自觉”指：坚持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反对文化霸权，承认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她们自身的文化，她们对人类的文化都有贡献。世界上不止一种声音，不止一种颜色。唯其多种多样，世界才是绚丽多彩的。另一方面，人们对本国文化应有自觉的认识，区分优劣，发扬优长，舍弃劣质，并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这样才可以创造出先进文化。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经济是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而文化则是民族的灵魂。文化自觉不仅可以反作用于经济，推动经济发展，而且从文化的高度看，经济、生产力的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可以看出，“文化自觉”具有丰富的内涵。

“学术自觉”与“文化自觉”有联系也有区别。从联系看，学术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区别在于历史时代的不同。在20世纪初，民族复兴是很遥远的事，中国尚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民族解放是当时的第一要义。在20世纪末，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了出来，正在逐步实现；民族复兴必然包括文化复兴，因此，时代对“文化自觉”提出了更高、更深、更大的要求。笔者从辛亥革命的断想中，深感“学术自觉”到“文化自觉”，标志着我国在20世纪中的巨大进步和发展，不过，文化自觉的历史任务还很艰巨，需要国人们共同努力，在民族复兴中实现文化复兴。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作者：杨天石

戊戌变法前，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入中国，到了20世纪初年，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将“帝国”改为“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

国家的主人是谁？皇帝还是人民？历来的回答都是皇帝。古人认为天子“奄有四海”，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民被称作“小民”、“细民”、“草民”、“贱民”、“蚁民”；还有所谓“牧民”之说。

戊戌变法前，西方天赋人权思想传入中国，传统的皇权观念受到冲击，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民权”思想，认为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但是，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君民共主”，只承认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并不承认人民是国家的惟一主人。

提出“民主”观念，真正承认、肯定人民是国家惟一主人的是孙中山。1894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所称“合众”之“众”，指的就是人民，它是对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帝国”体制的明确否定，也是对改良派设想的“君民共主”体制的明确否定。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将奋斗目标定为“建立民国”，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帝国”体制虽然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具有下列特征：一、“皇权专制”，一人为刚，万夫为柔，君主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国家大事任由君主个人意志及喜好决定。二、等级制，天子以下，有公、侯、伯、子、男等层层叠叠的等级；等级不同，其享有的政治、经济权力也因之相异。三、虽有法律，但不能约束君主，也很难约束贵族。四、皇权世袭，父死子继。孙中山在其革命的开始阶段，就坚决批判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认为“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他设想的“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帝国”完全相反。1906年的《革命方略》规定：一、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二、大总统由国民公举。三、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四、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以上四条，确定了一切国民的平等参政权，普选制度，议会制度以及法律至上的原则，条条都指向专制主义，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完全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国家模式。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它以法律形式进一步肯定了国家全部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原则。《总纲》开宗明义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在法律上肯定了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在《人民》章中规定：“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举等权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创举。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对人民自由和权利的规定并不是一种文字花样，而是准备实实在在要兑现的。武昌起义后，新闻业迅速发展。3月6日，临时政府内务部颁布《暂行报律》三条。该项报律公布后，受到上海新闻界强烈反对。章太炎专门为《大共和日报》撰写社论批评。孙中山考虑各方意见，从维护言论自由，接受舆论监督的大局出发，于同月9日宣布《报律》无效。他说：“言论自由，各国宪法所重，善从恶改，古人常以为师，自非专制淫威，从无过事摧抑者。该部所布暂行报律，虽出补偏救敝之苦心，实昧先后缓急之要序，使议者疑满清钳制舆论之恶政，复见于今，甚无谓也。”民国初年，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舆论环境极为宽松，这是和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分不开的。

人民是主人，自总统以下的各级官吏都是“公仆”

孙中山认为：国家之所以成立，建筑于“国民的合成心力”，凡共和立宪国家，“左右统治权力者，常为多数之国民”。但是，政治之事无法人人都做，只能由少数优秀突出者“代表民意”，组成政府。于是，就有了总统，有了总长，有了林林总总的各级官吏。

总统、总长、官吏是什么？孙中山一言以蔽之曰：“公仆”。1906年12月，《民报》召开创立周年庆祝大会，孙中山发表演说，明确表示：“平等自由原是国民的权利，但官吏却是国民公仆。”

孙中山从担任临时大总统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工作定在“公仆”地位。临时大总统誓词称：“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服务”，这是孙中山引进中国政治界、思想界的又一个新观念，它正确地说明了“公仆”们的各类政治行为所应该具有的根本属性。

旧时官场，通行大人、老爷一类称呼。民国建立后，因为一时没有新的代替说法，临时政府及地方机关仍然沿用此类称呼，孙中山得知后，认为这是共和政治的耻辱，于1912年3月致内务部令称：“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他要求此后官厅人员用职务相称，民间则以“先生”、“君”相称。

据当时人回忆，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有一扬州老人到总统府求见，传达室不予通报，老人坚持不走，孙中山得知后，立即接见，握手相迎，但老人却三跪九叩，行起君臣之礼来。孙中山连忙将老人扶起，亲切地告诉他：“总统在职一天，就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老人问道：“总统若是离职后呢？”孙中山回答说：“总统离职以后，就和老百姓一样。”老人告辞时，孙中山又将他送出总统府。老人高兴地说：“今天我总算见到民主了！”

此后，孙中山经常宣传“公仆”思想。1919年，他在《孙文学说》中称：“夫中华民国者，人民之国也。君政时代则大权独揽于一人，今则主权属于国民之全体，是四万万人民即今之皇帝也。国中之百官，上而总统，下而巡差，皆人民之公仆也。”1924年，他在《民权主义》演讲中更将包括国家总统、总长在内全体官吏比作车夫、巡捕、厨子、医生、木匠、裁缝。他说：“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把那些专门家不要看作是很尊贵的总统总长，只把他们当作是赶（开）汽车的车夫，或者是当作看门的巡捕，或者是弄饭的厨子，或者是诊病的医生，或者是做屋的木匠，或者是做衣的裁缝，无论把他们看作是哪一种工人，都是可以的。人民要有这样的态度，国家才有办法，才能够进步。”

“公仆”一词生动、贴切地阐明了人民和各级官吏之间的关系。人民是主人，而各级官吏只是仆役，是为主人服务的。这就将历来高高在上，凛然不可侵犯的“大人”、“老爷”们拉到了地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颠倒。

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

“民主”，决不是只在口头上、法律上承认人民的主人翁地位，而是要在事实上让人民当家作主。孙中山说：“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将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又说：“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人民来做皇帝。”

人民怎样才能“做皇帝”呢？孙中山主张，人民应该拥有“四大民权”，即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所谓“选举权”、“罢免权”，指的是人民对于各级官吏，可以公举，也可以“公罢”；所谓“创制权”、“复决权”，据孙中山说：“大多数人民对于一种法律，以为很方便的，便可以创制，这便是创制权；以为很不方便的，便可以修改，修改便是复决权。”孙中山认为，只有人民掌握了这四大权力，“民主”才能到位。他说：“人民而有此四大权力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

近代西方国家规定了人民的选举权利，但是，又常常实行一种“有限制的选举权”，例如，有性别、教育、财产、居住时间的限制等；又如，规定人民只能选举议员和部分地方官吏，而总统和上议院议员则采取间接选举制度等。还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指出：美利坚、法兰西，固然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又说：“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1924年，孙中山接受中共和苏联顾问的帮助，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与此相应，会议通过的《政纲》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这里所说的“普通选举”与“普遍选举”同义。这些地方，说明孙中山准备废除对人民选举权利的任何限制，力图建立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平民政权。

辛亥革命前，章太炎就反对代议制，主张废除议会、议员，代之以“法官”和由法学家充任的“学官”。孙中山对代议制也不十分满意，认为这只是一种“间接民权”，人民还不能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不能算是纯粹的“众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以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孙中山设想的办法是：以县为单位自治，仿照瑞士模式，实行直接民权。在县以上，则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孙中山认为，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只有使“直接民权”与“间接民权”相结合，才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

建立既有制衡机制又有 强大效率的“万能政府”

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易于产生腐败。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西方国家一般采取行政、立法、司法“各不相统”的办法。孙中山研究了西方的经验之后，认为这种做法仍然有缺陷。他以20世纪初年的美国为例，说明当时的美国官吏一部分来自选举，一部分来自委任。来自选举，则口才好的人易于打动选民，而思想、学问高尚的人却可能拙于口才，因此，美国议院中常有愚蠢无知的人夹杂在内；来自委任，则委任官跟着大总统进退，总统换，自内阁以致邮政局长都换，因此，“美国政治腐败散漫，是各国所没有的。”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孙中山提出，继承中国古代的考选制，“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孙中山还提出，当时世界上的立宪国家，其立法机关兼有监督权限，易于生出弊病，例如美国的议会，就常常擅用纠察权，挟制行政机关。他主张，设立独立的专门机构，专管监督弹劾的事。这样，孙中山就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外，又增加了考试、监察两权。孙中山称之为“五权宪法”。他认为，“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

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权，孙中山又称之为“政府权”。孙中山希望政府掌握了这五种权力之后，既能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又能够高效率地为人民谋利益，成为“万能政府”。

借鉴西方，超越西方

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他深入研究过西方民主的发展历史，主张既借鉴西方，又超越西方。

中国古代，只有民主思想的某种萌芽，没有系统的现代民主思想。孙中山承认：“中国人的民权思想都是由欧美传进来的。所以我们近来实行革命，改良政治，都是仿效欧美。”他说：“我们为什么要仿效欧美呢？因为看见了欧美近一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他认为，欧美既有很多学者致力于民权研究，又有一百多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主张深入细致地研究“欧美的民权经验”，明确表示：“那些经验和学理，根本上都是应该拿来参考的。如果不参考欧美已往的经验、学理，便要费许多冤枉工夫，或者要再蹈欧美的覆辙。”

一种制度，不可能有利无弊。西方民主制度是在欧洲中世纪专制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它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但是，也存在种种缺陷，实行过程中，更会出现种种流弊。20世纪初年，西方民主制度的弊端已有充分暴露，因此，孙中山在设计中国民主宪政的蓝图时，不能不考虑对它如何加以改进。1924年4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所主张的民权，是和欧美的民权不同。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国家，要驾乎欧美之上。”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又并不认为一切都好，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也是他思想的深刻性所在。

孙中山研究过人类权力的发展历史，认为其途径是从神权到君权，从君权到民权，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国必须顺应这一趋势，而不能反抗它；反抗必然失败。他说：“我们顺着潮流做去，将来一定成功，并且可以永远的成功。”孙中山一生屡经困顿和挫折，但是，他看准了潮流所向，百折不回，奋斗不懈。他不仅是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而且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伟大实践者。他的思想和实践中的许多部分都值得人们珍惜、总结、借鉴、继承。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0期 为宪政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　作者：贺　渊

“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宋教仁其人

宋教仁（1882—1913），字循初（又写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1903年他和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从此以后，他同湖北革命党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后来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法。清政府对革命派的镇压，无异于为渊驱鱼，将革命的势力，集中到了海外，特别是日本。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将宣传作为自己革命的主要方式。他主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并曾担任过《民报》的编辑。1911年，他回到上海，应谭人凤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主编，署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使《民立报》享誉天下，桃源“渔父”也因此而扬名。

爱国，是革命者的共性。宋教仁最具传奇色彩的事，是他撰写了一部6万字的《间岛问题》的专著。所谓“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靠近朝鲜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这块土地的归属提出疑问，以为当属于朝鲜。由于当时整个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护韩民为由，挑起纠纷，于1907年7月派宪兵前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勘查，收集了日本与朝鲜关于中韩之间这块土地归属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如下历史事实：间岛位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处，由于清廷的建立，当地的满族人一大半都随之入关，长白山附近原清朝的发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边外，东至珲春逐渐荒芜，疆界慢慢不清，后来朝鲜人逐渐西移，清韩两国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间岛完全归清所有，清将一些土地租给韩人，现还有十块界碑可以作证。宋教仁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为清与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对保住清的发祥之地起了极大的作用。清因此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曾想赐给他一个四品京官，让他从事对外交涉事宜，但宋教仁没有领情。由此，我们可以从共性中看到宋教仁的个性，即踏实、务实的风格和科学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声誉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相比，但是，他的才干和革命热情，加上理智的态度，使他独具慧眼，在革命队伍中自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通过了解宋教仁，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一些。

据宋教仁回忆，他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命策略进行过探讨，宋教仁提出三策：以中央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中策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海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9月1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的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月10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我们应该承认，同盟会在组织上始终比较松散，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着亲疏之别，他们对于革命的策略，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活动重点也不同。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种缺乏计划、缺乏联络、缺乏统筹考虑的情况，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同时，孙中山等主要领导人长期在国外活动，如果没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没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

为民国制定大法

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走出了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的轮回，义无反顾地向民主的新社会进发，她的主要的起草者就是宋教仁。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在《民报》上发表。同盟会中，他和廖仲恺是翻译最多的两个人，廖翻译的重点在介绍社会主义，宋则以西方制度研究为方向。事后证明，他们两人的良苦用心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宋教仁赶到湖北，领导起义。宋教仁马不停蹄，立刻着手制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并于11月19日公布。该法虽然是一部地方法，但却是中国第一部充满民主精神的法律。由于湖北为首义之地，一时成为革命的中心。《鄂州约法》的公布，为各地政权的建立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将来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基本法的蓝本。

1911年12月，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回国后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院院长和法制局局长，这使宋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参议院是立法机构，但是，凡重要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后，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这样，临时政府时期的法令，实际上大部分出自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之手。其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基本大法，最为重要。

两部《约法》，本着民主制的基本精神，规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建制，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体现了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人民拥有诉讼于司法、陈请于议会、陈述于行政官署、任选考试、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宣布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的自由和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的自由。它以三权分立为政府蓝本，中央政府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地方政权由都督和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部门组成。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一次为限，议员则从人民中选举产生。

上述两部《约法》的立法原则，和法国、美国政制一脉相承，并不为以后的法律所认可。但它却是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成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袁世凯上台后，用专制取代了民主，先拿《约法》开刀。1916年袁世凯死后，革命党要求恢复《约法》而不得，于是又有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因此，承认《约法》与否，成了衡量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尺度。

护共和力主责任内阁制

辛亥革命，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候，宋教仁是少数几个将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为了掌握政权，他要抗争。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牵制总统，夺回权力。

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赞成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根据《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地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

行政党政治功败垂成

由于实行议会制度，由于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势在必行。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开始，同盟会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但随即引起了立宪派、旧官僚和原来同盟会中分化出去的一些小党的不满。在袁世凯的支持下，1912年5月，这些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颇有实力。共和党站在袁世凯一边，对同盟会不利。而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十分混乱，孙中山、黄兴不过问党务，宋教仁作为代理苦于组织松散，意见分歧，无力指挥。于是，他在征得黄兴的同意后，在原来的同盟会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实进会与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国民党，以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任代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为理事。

国民党成立以后，改变了原来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以原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又占了上风。经过宋教仁的努力，1913年2月，大选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议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了392个席位，而共和等其他三个党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23个席位，国民党占了绝对的优势。

如果按照民主制的规则，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权很可能再一次回到代表进步势力一派的手里。不但国民党的代总理宋教仁可以出任内阁总理，而且人们开始猜测，孙中山是否会复出，竞选正式大总统。这时，曾经对政党政治并不十分热心的孙中山正在日本，他也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他对政党政治津津乐道，视为“民国的基础”。

可是，组织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显然还没有真正领悟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更多地把国家机器当成一个管理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统治机构和镇压的机器。就在他们用合法的方式将要取胜的时候，袁世凯用不合法的手段轻易地占了上风。这就是暗杀宋教仁。

宋教仁——民主主义的化身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理由很简单，宋的政治活动，动摇了他的权威，威胁了他的统治。不仅如此，宋教仁简直就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化身。宋教仁一方面认为共和政体并未真正建立，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所言，却俨然置身于美国、法国的大选之中。他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主观念？怎样参与政治，开展竞选？

1913年初，宋教仁由湖南老家出发，经湘、鄂、浙等省份，沿途他多次进行演说，对当时的政府提出批评，宣传国民党的政纲。他对于袁政权的基本评价是：“不合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具体说来，从内政上看，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政府解决困难的办法缺乏远见而无效果，使财政困难依旧；外交上也同样存在失误；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在这种不好的局势下，政府却依然歌舞升平，“不知是何用意”？他指责当权者没有责任心。针对袁世凯要“维持现状”的观点，宋教仁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改造，而不是不死不活地维持。他指出“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宋教仁强调大家应该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才是。他不但建议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国民党组阁替换现政权，而且主张省长民选，反对袁世凯承袭清朝旧制，采用道府制度，等等。这一切令袁世凯忍无可忍，他说：“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

当时无论是旧官僚，还是原来的革命党，都有人攻击宋教仁想当总理，太具野心。对此，他嗤之以鼻，针锋相对。他以为国家既为民国，作为国民，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因此，有人想为国家作贡献、出力，是好事，指责别人有野心，恰恰说明这种人将民国的职务，等同于君主时代的官爵，错误大矣。而这种叫嚣误导了个人，使许多人有“推让之虚文”，自鸣清高而不顾国家，使国家蒙受损失。他的这些思想，惊世骇俗而坦坦荡荡，既批评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貌似清高，实为不负责任的态度，又充分体现了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他的无私无畏，不能不让政敌感到恐惧。

1913年3月20日，准备北上担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两天后不治身亡。在此之前，宋教仁就听说有人想暗杀他，但他并不在意，以为“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弥留之际，宋教仁明知被刺绝非私仇，可是还发电报给暗杀阴谋的授意者袁世凯，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这封电报，成为一个纯真的民主主义战士的点睛之笔，他的糊涂让人在心痛之余油然生出无数的感慨。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0期 辛亥革命前后的梁漱溟　作者：汪东林

梁漱溟先生生于1893年，病逝于1988年，以其95岁的高龄经历了56年的旧中国和39年的新中国。对于他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早期43年的经历，1988年7月梁漱溟病故时由新华社发布、《人民日报》全文刊登的《梁漱溟生平》中有这样一段评价：“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的梁漱溟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新中国建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漱溟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一直获得人们的称道。”

1986年辛亥革命75周年纪念前夕，笔者曾登门对梁漱溟先生作过一次专访。当时他已有94岁高龄，身体仍很硬朗。对早年的事情出奇地记忆清晰。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号楼进入他的寓所并说明来意时，梁先生竟一反平素好静的习性，激动地谈起他投身辛亥革命的经历来。

加入京津同盟会

梁先生说，我于1906年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1910年暑假后，班里来了一位插班生，叫甄元熙，字亮甫，广东台山人。后来我才知道，甄君进校之前就是革命党人，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他从广州辗转到北京进顺天中学堂，就是来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力量的。甄君比我长两岁，他因见我对时局也极为关心，很快同我成了好朋友，但实际上，我们的政见并不相同。他当然是革命派主张，我只是热心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反清。在如何对中国进行政治改造上，我当时认为英国式政治最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与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差异，并认为法国式（内阁制）、美国式（总统制）皆不如英国式政体完善。这种观点，实质上是辛亥革命时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因为这，我同甄君的分歧自不待言，但他这人聪明过人，自有一套交朋友的办法。一天，他悄悄交给我一本书，说让我读完后再商讨。这本书是由日本东京出版输入我国的，书名叫《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书中收集了以梁启超为主的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君主立宪派的文章，同时收集了胡汉民、汪精卫等发表在《民报》上的革命派的文章。两派观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我认真读完了全书。由于我本来就倾向于梁启超的主张，当然不能立时就接受革命派的思想。但甄君表现得十分有耐心，我们之间经常秘密进行笔战和辩论，而且争得面红耳赤，每次总以他乐呵呵地主动休战而结束，从来不伤感情。我为他的革命激情和友善态度所感动，所影响，观点渐渐有了转变。当然，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看到的许多事实教育了我，使我认识到主张君主立宪——此路不通。

所谓“事实”，是多方面的。我举一桩较大的事例。康、梁的“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过了若干年后，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却有增无减，形成了一股潮流，因为这种主张是以不推翻清王朝统治为前提的一种政治改良。在西太后不能主政和病死之后，清廷也允许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了资政院，还派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成立了宪政编查馆，最后还发表“上谕”，提出经过九年准备便召开国会，正式立宪，先把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等等。但是性急的君主立宪派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了，等不及，纷纷要求提前召开国会搞宪政。各省因此派出请愿团到北京向清政府请愿。这一举动使清廷很恼火，答复说：九年准备的时间不容改变，并强行把各地请愿代表逐出北京。清廷这一行动，使君主立宪派大失所望。因此清廷更加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纷纷转向革命派。我看到这些事实，深感时局如此，宪政肯定无望，因而革命便是改造中国的惟一出路了。其时，京津同盟会（全称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酝酿成立统一组织，汪精卫、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是主要领导人。甄元熙也是活跃分子之一。他见我的思想、态度发生变化，便及时主动介绍我加入同盟会，我欣然同意，时为辛亥年（1911年）夏秋之间。记得我的第一个行动是剪了辫子。甄君在辛亥革命期间一直同我在一起，转民国以后，他在京津创办《民国报》，自任社长，我在该报任记者。1919年、1920年间，甄君曾在广东大元帅府任秘书，后去美国，在旧金山办报。

京津同盟会的革命刺杀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京、津、保地区革命党人的活动，开始时是以小组织、小团体的规模进行，甚至单枪匹马地干。后来酝酿成立同盟会，才逐渐成立统一的组织。约在1911年冬，甄元熙向我传达说，汪兆铭（精卫）邀胡鄂公、白逾桓、彭家珍等在天津开会，正式宣告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成立。由汪兆铭任支部长，下设参谋、军事、财政、交通四部。胡任交通部长，白任参谋部长，彭任军事部长，财政部长是汪自己兼任还是别的什么人担任，就记不清楚了。至此，京津同盟会才有了统一指挥，组织形式也较前严密了些。

梁先生说，我加入同盟会后，经常去的联络点在北京东单三条。这里有一家京津同盟会开设的沿街而门面很小的杂货店，负责人就是甄元熙。小店前头卖货，后头聚会，常有同盟会会员三三两两来这里碰头，其中不少是河南、四川、云南籍的保定军校入伍生，大多议论革命形势和商谈军事举动，胡鄂公和彭家珍都来过这里。我是甄君直接领导的同盟会会员，常到这里来听消息，议国事，传送革命书刊；有时也守店面卖货，记得还曾奉派到京郊购买过一批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在那时，北京还没有电灯，这便是时髦的家用照明灯具了。

梁先生说，京津同盟会当时在北京地区也有军事举动，但不是搞武装起义，而是为了配合南方革命军的军事行动，谋划刺杀清廷掌握大权的显贵。最有名的举动如刺杀袁世凯、良弼、摄政王等，一时震惊京内外。我这里想特别谈一下彭家珍刺杀良弼的情况。

约摸在辛亥年的腊月（1912年1月）中旬，张先培等四人携炸弹刺杀袁世凯失败，几位先烈壮烈牺牲。消息传出，京津同盟会的会员们无不怒火满腔，在东单三条聚会中，常有人拍案而起，摩拳擦掌。几天后（即1912年1月26日），突然传来彭家珍刺杀良弼成功，但本人亦当场牺牲的消息。彭家珍是四川人，我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与他相识。彭做事精明，胆量过人。作为军事部长，他深知张先培等刺杀袁世凯失败的影响，便单枪匹马，以一死去夺取成功。

良弼是清廷贵族主战派（力主用武力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的代表人物，气焰嚣张，早就是革命党人要除掉的一个目标。刺杀良弼那天，彭家珍身着清朝军官的服装，怀揣炸弹，独自来到北京西四北红罗厂良弼的住所，掏出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清廷驻奉天将领恭顺（良弼好友）的名刺（即名片），声称要面见良弼。正在这时，一辆马车由远而近，驶抵大门口，即传来一片“大人到”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良弼刚迈步下车，彭家珍已将炸弹投去。由于距离太近，彭当场牺牲，良弼被炸掉一条大腿，受重伤，于第二天死去。这一壮举，吓得清廷显贵闻风丧胆，同时也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志气。后来孙中山先生授予彭家珍以“大将军”的称号，民国以后，彭家珍和张先培等四位烈士合葬在今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的东北角，立有一座五面碑，每面各镌刻一位烈士的姓名，后因北京动物园不断扩建，这座墓和碑竟不知去向，甚为可惜。

《民国报》的创办和宣传活动

梁先生回忆说，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是宣传同盟会主张的，创办者和编辑部人员大多是同盟会同仁。社长是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同志一同留学德国。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后常用笔名寿民或瘦民。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该报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近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表，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此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缺乏经费的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某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临时总统袁世凯与民国国会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3月10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词，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9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地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越演越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开张，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近800人，当时人称“八百罗汉”。这期间我常采访参众两院，特别是参加众议院议长竞选的张耀曾。张耀曾，字熔西，云南人，是家母的堂弟，我称他为“熔舅”。我常常从他那里打听国会的一些内幕情况。先说议员们的丑态和国民党议员的内部争斗。外地议员一到北京，便有三方面的人出面接待，实际是争夺、拉拢。一是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的；一是左翼政党国民党；另一是操于梁启超、汤化龙之手的右翼政党进步党。不少国民党议员经不起金钱、美女的拉拢，到北京不几天就投入到袁世凯和进步党的怀抱。当时北京有一家袁世凯资助、由议员康世铎主持的《民视报》，每天在一版报眼的显著地位刊登国民党议员脱党的报道，方法颇为特别：今天报道三人脱党的姓名，明天又有三个，累加成六人后，再登一次，罗列起来，逐渐增多，袁世凯以此打击国民党的声势。“八百罗汉”还由议院规定，每位月薪五百大洋，这使一部分议员成天在八大胡同（当时北京妓院的集中地）花天酒地，名声极坏。国民党议员内部的矛盾，还表现在众议院议长的选举上。国会正式成立后，参议院很快选出了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但众议院的议长由于国民党内部争夺激烈，却迟迟不能选出。后来由于袁世凯从中收买、操纵，终于在争议一个多月以后选出汤化龙为议长，陈国祥为副议长，他们都是进步党人，从此，众议院即落入右翼政党之手。国会正式成立后的另一项任务是制定一部宪法，以替代《临时约法》。参、众两院推定五名议员在天坛起草，因此当时人称“天坛宪草”。这部“宪草”是以国民党和进步党拟定的宪草作基础制定出来的。国民党方面的执笔人是张耀曾，进步党方面的执笔人是梁启超。《天坛宪草》的基本精神与《临时约法》一致。袁世凯曾派施愚等人干预“宪草”的制定，但被议会拒绝了，袁世凯十分恼怒。正当《天坛宪草》准备交付参、众两院讨论的时候，袁世凯于1913年6月先后下令免除了江西都督李烈钧、安徽都督柏文蔚、广东都督胡汉民的职务，“二次革命”立即爆发。袁世凯却借口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与“乱党”（指举行“二次革命”的革命党人）有联系，下令收缴了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书，随后又指令内阁总理熊希龄解散了国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

梁先生说，民国建立以后，天真烂漫的同盟会会员们以为大功告成，接着就是召开国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实行宪政了。于是便有“中国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议，意即革命成功，不必再有“革命同盟会”这样的名称，而应成立宪政下的普通政党——国民党了。

据梁先生说，当时他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这之前，先有孙中山和黄兴联名电告同盟会各支部，就改组为国民党事征询意见，而后孙中山和黄兴两位领导人莅临北京。

这时南京临时政府已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以为只要袁世凯离开他多年盘踞的巢穴北京，到南京就职，有着《临时约法》的规定约束，实行内阁制，他便不敢胡作非为了。可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就是不离开北京，反而邀请孙中山来北京商谈。于是南京临时政府又作了让步，孙中山、黄兴从南方来到北京，同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大会。

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成立的大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举行，时为1912年8月间。大会的议程，包括审议改组计划，通过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人等。这时的国民党，实际由五个团体组成，即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以同盟会人数最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国民党的五条施政纲领，大家热烈鼓掌，顺利通过。不料在讨论、通过党章时，孙中山先生因事暂时离开了会场，会场上出现了风波。原因是党章以英国政党章程为模式制定，由于当时英国尚未解决妇女参政问题，因此英国政党的党章中没有提到可以吸收女党员，故国民党党章亦然。而同盟会则历来重视女权，一直是有女会员的。因为这一条，引起到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伍崇敏等当场提出质问，使主持会议的宋教仁一时无法答对。这几位本来就很泼辣的女将，盛怒之下一轰而起，登上主席台，揪住宋教仁不放，会也开不下去了。正闹得不可开交，孙中山回到会场，女将们才松了手。

会议最费时间的是选举党的负责人。在工作人员向到会人员分发选票时，黄兴、孙中山便先后发表演说。黄兴讲得很短，孙中山讲演的题目是《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威望高，口才好，主持会议的人为维持会场秩序，避免再起风波，就希望孙中山讲得越长越好，最好一直讲到收回上千张选票、作出了准确的统计时为止。于是主席台上便出现了有趣的场面。只见大会工作人员之一的张继，站在孙中山身旁，每当孙中山露出要结束的话头，张继就揪揪孙中山的衣服，示意孙中山继续讲下去，如此反复多次。由于天热，穿的又是西式大礼服，孙中山在台上不断地喝水，擦汗。这次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会议一致选举孙中山为国民党中央理事长。这一改组，包括我在内，大家都由同盟会会员（或别的组织的成员）变成了国民党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0期 开创大西北生态林业的先行者　作者：黄　俭

邓叔群是中国第一批81位院士之一，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一。他是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和森林学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1991年，世界著名真菌分类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真菌学名誉教授R.P.Korf在总结康奈尔大学120年对真菌学有突出贡献的41位真菌学家时，向世人宣布：唯一的一位东方人就是S.C.Teng——邓叔群。

被国人誉之为“我国真菌学先驱”的邓叔群，亲自实践了他所提出的全面发展真菌学的战略思想，奠定了中国真菌事业的基础，使真菌在我国工、农、林、医以及国民经济建设上给人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路。

特别是近几年我国开发大西北战略启动以来，知道他的人们就不免想到他对于“生态林业”的科学论述，以及他在西部所作的开创性的实践。

靠“一手掌舵一手划船”的精神苦读成才

1902年12月，邓叔群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代，曾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但他求学上进的心不死，劳作之余，常常在学堂窗外听课，或者翻看父亲桌上的书和给学生批改的作业。深受感动的父亲后来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在福州省一中免费旁听的机会。邓叔群从此更是发愤学习，立下自强自立的恢宏志向。在他13岁那年，清华学堂在全国招收留美预备生。邓叔群凭着在艰苦生活中培养的“一手掌舵，一手划船”的自立精神，没与家人商量，只身进了考场。天道酬勤，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而且深得国语教师的喜爱。因为他在《入清华有感》作文中的第一句话，写的就是“清华的建立是我国的国耻”。

带着如此强烈的爱国目的来学习的邓叔群，在清华求学8年中，承受着沉重的经济压力，完成了所规定的学业，克服了语言上的障碍（非但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还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获得了清华校方的无息贷款，被派往美国留学。出国前，在同学们讨论五年留美选何专业的时候，“立志不能改天也要换地”的邓叔群，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农业科学。

邓叔群在以生物科学著称的康奈尔大学就读。两年读完了康奈尔大学要求的全部必修课程和学时数量。他所攻读的森林学和植物病理学成绩，始终处于“宝塔”顶尖的A级，并分别获得该学科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由于邓叔群有出色的学习成绩和极强的科研能力，由该校真菌学教授H.M.Fitzpatrick和植物病理学教授H.H.Whetzel推荐，经委员会选举评定，邓叔群成了全美最高科学荣誉学会Phi-Kappa-Phi和Sigma——Xi成员，并荣获两枚金钥匙勋章。

他在康奈尔大学的最后一学期，已经获取博士学位所必须的德语和法语考试（在美国英语被称为母语，当时不算外语），在博士学位研究已近尾声的时候，国内岭南大学决定秋季开设植物病理学课程，急需这方面的教授。H.H.Whetzel教授推荐了邓叔群，但建议岭南大学推迟开课，用以给邓叔群完成其博士论文的撰写时间。谁知邓叔群得知此事，毅然表示立即回国。他说：“写论文只是为了获得个人学位，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张文凭。我到美国来学习的目的，是要获得先进的科学知识，不失时机地为祖国服务。”Whetzel教授见他如此坚决果断，感动地说：“你真是个优秀的年轻人，相信你会为中国作出一番事业的……”同时欣然将一本绝版的色谱工具书签名相赠。

视官位为粪土，甘做一头吃苦的“老黄牛”

1928年的秋天，邓叔群满怀着报效祖国的宏愿，告别康奈尔回到了祖国。北京农业大学前副校长、研究院院长沈其益教授是这样回忆他的：“邓叔群教授是我1929年—1933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植物病理学和真菌学的老师。当时，他是年仅26岁的青年教授，教书育人声誉极高。他所编著的英文教材，精简扼要，使青年学生受益良多。他还亲自带领我赴郊区采集鉴定标本……增强我的实践能力，提高我对学科学习和研究工作的兴趣。教学之外，时与我谈论学科发展以及他在美国学习、生活、研究的情况，以生动的事例表述了他钻研科学，努力进取和一片赤诚爱国之心。他以无私奉献的精神奠定了我国植物病理学、真菌学基础，为创建现代化造林营林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1，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激怒了满腔热情投身于“科学救国”的邓叔群。他怀着沉痛的心情，更为加紧地工作。他跋涉于荒山野林、耕耘于室内室外。南至海南，北到甘肃，东从江浙，西抵川滇，栉风沐雨，忍饥挨饿，寻觅采集我国大自然界的真菌资源。他依据实际标本亲自鉴定数以万计，亲自定名的菌种就有3400多种，占全国真菌定名的一半以上。他发现了5个新属、121个新种。1938年，他在精神极其沉痛和战火不断蔓延的险恶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将他回国后10年以来的真菌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完成了600多页的英文版巨著《中国高等真菌》，填补了我国在真菌史上的空白。在这本书的扉页上他写着：“……在极其艰难的工作环境中，怀着极其痛苦的心情，谨以此书纪念难忘的1931年9月18日，日本入侵东北三省。”

“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日寇的猖狂，国民党的无能，人民的疾苦，日夜熬煎着他那颗救国救民之心，他产生了转换研究重点为国计民生作些见效快的实事的念头。于是，在《中国高等真菌》付梓以后，他就立即率领年轻的林业工作者，首先深入到西南原始森林区调查考察。对那里的7个树种的蓄积量、生长量和病虫害情况进行考察，根据调查研究成果，提出经营方针，以及林木的更新方法和保护技术措施等，以利林区资源的利用和保护。

1939年，正当邓叔群准备深化森林科学研究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政府拟任他为农林部副部长，被他断然拒绝了。他说：“我不愿做官，宁可做一头老黄牛。牛吃的是草，还能为人耕田、拉车；牛奶还能给人营养。牛患了胆结石，痛苦的是牛，而牛黄（牛的胆结石）却是能为人治病的贵重药材。牛的全身都是宝，对人都有利。”他对亲人、友人则坦诚地讲：“现在不少贪官发国难财，我绝对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邓叔群埋头工作在艰苦的林野生活中，他身先士卒，无所畏惧，而且豪情满怀，鼓励同伴去拚搏，去战斗。这有他1940年4月在云南丽江写的一首英文歌曲《中国森林工作者进行曲》为证，歌词大意是：我们跨越高原前进，进到云杉林，进到云南的松林。不管天雨和天晴，我们总是兴高采烈，挺立着，工作着，抢救我们的正在消灭的原始森林……

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就在中国西部撒下了新学说种子

“生态林业”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林业发展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结果。在我国到80年代才受到重视，成为当前林业发展方面最时髦最科学的方向。但是，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叔群教授就提出了包括生态林业的核心思想计划。在他从西南考察原始森林以后，他认为要治理黄河泛滥，水土流失，必须实施林、农、牧、水利并重，同时还要系统地整治西北林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他的这种想法，得到了清华校友、当时任甘肃省建设厅长的张心一先生的支持。张先生聘他为甘肃水利林牧公司森林部经理。邓叔群为实践自己的计划，进行西北干旱地区造林营林的研究，便在该省地图上还找不到的卓尼设立工作站。行前，好多朋友提醒他，进入原始森林的卓尼，必须随身携带刀枪弓箭，以防野兽和坏人的袭击，且不可携带家眷。但秉性刚强的邓叔群，义无反顾地将全家由四川的北碚搬到了卓尼。从此，邓叔群一家所需的油粮及生活用品，全要用牛车从百里之外的岷山县拉来。没有学校，他就教孩子们种菜、劈柴、养鸡、放羊……他认为这是磨炼人的极好机会。正像他说的：“人生万物须自为，跋涉江山即寥廓。”

黄河、洮河上游，有个调节水源的大面积原始森林。当时的藏族林主为了扩大放牧草场，把树木卖给木商，定期砍光树木，烧山开荒。这样，年复一年，大批的原始森林就不复存在了。加之，汉族农民开垦草场种粮食，水土流失则日益严重，更加重了黄河下游的灾难。邓叔群决心改变这种不符合生态科学的状况。他责令公司在卓尼买下藏族林主的大片原始森林，建起了洮河中心林场，制定了一整套保证森林的更新量和营造量大于采伐量的科学经营管理制度，他又在洮河的大峪沟、卡车沟和绿珠沟建起了三个分场和一个畜牧场。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就摸清了大峪沟森林的组成、森林资源的面积、蓄积、分布、病虫害、草山以及林副特产等情况，并绘制了《地形林型图》，为林型在我国的划分、绘制和应用开创了先河。在卓尼期间，邓叔群教授依据实际调查写下了不少林业论文。其中的《中国森林地理纲要》一文，成为中国森林分区前期工作中极为重要的文献。他为黄土高原创建的“水平沟造林”结合耐寒抗旱先锋树种的方案和措施，如今在甘肃干旱荒山造林绿化中，被普遍推广应用……

在洮河流域调查研究之后，邓叔群更深信他早年思考的关于生态林业的核心思想计划的正确性。从1943年开始，他又选了甘肃岷县木寨岭北麓的小林沟区建立林、牧、农结合的生态林业基地——木寨岭牧场，进行科学实验，以期做出样板，推广全面。虽然这一实验后因战乱而中途夭折，但“生态林业”这一崭新学说的种子，总算在中国的大地上撒下了。

他的同事们为他唱的赞歌

邓叔群为发展“生态林业”所做的艰苦努力，为人们铭记不忘。

曾在甘肃与邓叔群一起工作过的原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周重光教授，讲过这样几件事：

在祁连山调查时，有次晚上渡黑河主流的一个大峡谷，河谷宽约20米，深近30米，水流湍急，响声如雷。马从水流稍缓处凫过水去，人要从横跨两岸的粗草绳上，手足倒悬爬行而过。向导和一位同事先爬过对岸，再将行李等杂物从草绳上拖过河。大家都平安过去了，待邓先生最后一个爬上草绳时，草绳由于多次负重磨损，已明显下垂了，同事们都担心万一草绳断裂后果不堪设想，而邓先生却十分镇静和沉着，他尽力控制草绳，使其减少摆动，慢慢地慢慢地渡过了黑河。这时，我们大家才为他松了一口气。

在卓尼，一次山洪暴发，去河边提水的九岁小女儿不幸被洪水冲走，连尸体也未找到，邓先生忍着内心的极大悲痛，反劝前来安慰他的同事，坚守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工作，绝不动摇。

1946年9月邓叔群写过一首英文诗：

我愿是一只鸟，独自冲向云霄，

不怕雷电风暴，展翅翱翔长啸，

脱离那尘污浊世。

我听到自由的呼声，在向我召唤。

诗中反映了邓叔群对自由的渴望，也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统治的强烈不满。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中伦在谈起邓叔群时说，解放前夕，邓先生坚决抵制“中央研究院”国民党行政当局动员该院研究人员携带家属撤往台湾的决定，而且还谢绝了去美国和加拿大考察的邀请。

1948年冬，邓叔群的学生沈其益受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委托绕道香港秘密到上海，邀请邓叔群教授到解放区工作，他激动不已，欣然应允，并将他1946年所写的英文诗中的“我听到自由的呼声，在向我召唤”，改为“遵循你的指示，我惟命是从”。以表达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颗挚爱之心。

当时邓叔群患严重气管炎，咳嗽不止，多次吐血。他安排助手周重光先走一步，自己在抓紧治病的同时，争分夺秒，赶写出几十万字的大学林学教材，以备赴解放区办林业大学之用。

新中国建立以后，他三次主动提出减薪；抗美援朝时，他将抗战前多年积蓄在南京建造的花园住宅捐献给国家；1955年他从郭沫若院长手中接过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聘书；1956年，他成为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1960年，他受国家林业部委托，花了三年半的时间，培养了50名高质量的森林病理学研究生，他们大都成为我国林业战线的骨干。

就是这样一位有松柏气节，有云水情怀，业务上精通，政治上过硬，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我国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真菌学家和森林学家，正雄心勃勃地为祖国大干一番的时候，厄运突然降到了他的头上。

1966年，邓叔群的胞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由于“三家村”冤案，在“文革”中成了首批受害者之后，又株连到邓叔群一家。邓叔群变成了“三家村的科学顾问”、“三家村黑帮”。在他饱受非人的虐待和摧残后，于1970年5月10日含冤而死。粉碎“四人帮”后，邓叔群冤案得到彻底平反，1978年7月29日，中科院为邓叔群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邓叔群终于可以瞑目了。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朱德周恩来胜利指挥第四次反“围剿”　作者：庹　平

萧克同志说：“过去讲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时，讲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是毛泽东指挥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李德指挥的，遭受了严重失败；而第四次反‘围剿’不讲谁指挥的，只讲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军事思想影响下取得了胜利。”萧克明确地讲：“第四次反‘围剿’是周恩来、朱德指挥的，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历史事实，要如实讲。”（见《纵横》2000年第11期，蒋杰：《萧克指导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本文告诉你的就是这一段朱历史的真实：

不顾周恩来、朱德意见，毛泽东被调离红军指挥岗位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亲自指挥下，成功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主力部队向东转移，在以瑞金为中心的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并逐渐地向南面的武平、寻乌等县发展，使赣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不久，一个囊括赣南、闽西21座县城、250万人口和5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了。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瞿秋白、任弼时、方志敏等63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瑞金改名为瑞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喜讯接踵而来。12月14日黄昏，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宁都正式发动起义。起义部队开进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使红军队伍中又增加了一支劲旅。

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准备，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他于1932年6月18日在江西庐山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清剿”会议，制定第四次“围剿”红军的计划，决定先集中主要兵力解决鄂豫皖、洪湖、湘鄂赣三块根据地，再移兵中央根据地，“围剿”红一方面军。蒋介石视这一次“围剿”为“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声称“不能成功，誓当成仁”。为了保证这次“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向外国贷款购买许多武器装备，又聘请一大批外国军事顾问。另外，他还接受了政学系杨永泰设计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兼施”、“行政督察”、“保甲”等政治措施，尤其是推行“保甲制度”，厉行“连坐法”，强制居民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企图以此把人民群众与红军隔离开来。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也已经开始了。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多次致电中央苏区中央局并转达中共临时中央局，在认真分析敌情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的战略方针，认为中央苏区红军目前的行动，“最好能立即出击敌人，开展闽北，发展局势，振兴士气，并给鄂豫皖、湘鄂西以直接援助。但出击必须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朱德还和毛泽东于1932年9月26日联名发布了《敌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就反对敌人第四次“围剿”作出了战略部署，提出中央苏区红军“为要造成胜利的进攻，以粉碎反革命的大举进攻的优越条件，决定战备的在这一向北地区做一时期（十天为一期）争取群众，推广苏区以及本身的教育训练工作。”训令还对战场布置、军事要求以及作战区域的划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然而，自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不仅在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而且发展到严重危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程度。自中革军委成立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就开始着手从红军中排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至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尽管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一再提出，应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红军打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亦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军职，但是，毛泽东还是被以苏维埃工作需要的名义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的工作责任。毛泽东离开红军总部回到后方后，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朱、周制定建泰黎战役计划，主动出击；下密令，给敌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领导岗位后，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既定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并依敌情变化灵活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

朱德据各方面得到的情报分析，判断蒋介石对全国苏区已经发动的第四次“围剿”，是利用各个革命根据地处于分散状态，不易配合作战的弱点，“逐次转移重兵来实施其各个击破的计划”。他认为虽然敌军还没有将重兵转移到中央苏区来，但红一方面军必须乘敌军上述部署尚未完成之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建宁、泰宁、黎川，并消灭其守敌，以积极防御之势，来策应各苏区红军互相呼应作战和击破敌人。他与周恩来等研究和制定了《建黎泰战役计划》，并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作战。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指挥下，相继攻占了泰宁、黎川、建宁、资溪、金溪等7座县城，开辟了黎、建、泰新根据地，打通了闽北根据地，联系了赣东北，为第四次反“围剿”创造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除乘敌尚未转移到中央苏区之际，主动出击，扩大根据地外，朱德和周恩来还认真分析敌军此次“围剿”的特点，制定破敌战略。朱德认为，敌军在这次“围剿”中增加了更多的兵力，目前正在布置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加速修筑包围与侵入中央苏区的公路，建筑沿苏区周围的强固工事，加紧组织苏区边境的民团，实行对苏区最高度的经济封锁等，这表现出其与前三次“围剿”所采取的步骤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战略战术上，都有相当的变更和进步”。那么，要运用什么样的战略战术才能打破敌人的这一次“围剿”呢？朱德觉得无论如何不能抛弃在前三次反“围剿”战役中使用过的战略战术原则。他与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商量后，于10月26日联名发布《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规定在中央苏区内划分东北、赣江流域、东南三个作战地域和若干条后方联络线，明确强调红军一定要根据“去年一、二、三次战役的宝贵经验”，改正过去许多战役中的错误和缺点，来准备和进行全战线上的运动的战斗。“必须以集中的力量给敌人弱点以最重大的打击，来各个击破敌人。”同时还要求“红军兵团特别是基干兵团（如方面军）应依照国内革命战争的要领，集结而灵活地逐次给敌人弱点以致命的打击，各个消灭敌人。还要求各作战地域均应独立作战，部署积极运动的防御进攻战斗，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到敌人的翼侧后方动作起来，钳制和调动敌人许多部队”，进而为红军主力部队在转移突击方向中消灭敌人。

与陈诚斗智，上清宫红军首战告捷

1932年冬，蒋介石在结束其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围剿”战事后，按计划以5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他任命何应钦、陈济棠分别为赣粤闽“围剿”军总司令、副总司令，陈诚为赣军总指挥兼前敌总指挥，余汉谋为粤军总指挥，刘建绪为湘军总指挥。为加强实力，蒋介石还把在上海抗日前线的第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参加这次“围剿”。一切布置妥当后，他于1933年1月赴南昌组织行营，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一开始，敌军兵分三路进攻红军。陈诚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12个师为中路军，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1个旅为左路军，余汉谋指挥6个师为右路军。中路为进攻的主力军，左右两路负责“堵剿”。但是，左路军因受闽赣边红军的有力牵制和打击，迟滞不前，右路军因最近在南雄水口与红军作战遭到严重打击，不敢再战，借口军队补给困难和赣南粮荒严重，也迟迟不肯前进，三路敌军实际上只有陈诚中路军一路前进。中路敌军的肖乾第十一师，是蒋介石手中最精锐的部队，也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号称“王牌师”。该师气焰十分嚣张。

陈诚侦知红军主力集中在黎川、建宁、泰新等地活动后，便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将其指挥的12个师约70个团16万人编成三个纵队：罗卓英第一纵队长率4个师在宁都、广昌等地，堵击红军主力退路和深入红军后方袭击；吴奇伟第二纵队长率4个师在黎川、建宁、泰和等地侧击和截击；赵观涛第三纵队长率4四个师在金溪正面进攻黎川，阻击红军主力。陈诚的如意算盘，是在黎川、建宁歼灭红军主力后，再进攻广昌，摧毁中央根据地。1月上旬至2月中旬，三路敌军相继向预定地域移动集结，正式开始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

敌军向中央苏区的“围剿”开始后，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和周恩来指挥下，隐蔽地向北运动，寻机歼敌。由于成功地破译了敌军电台的密码，朱德对敌军的指挥和部队的调动了如指掌。1月上旬，红军挥师北上至南丰、南城、金溪、贵溪一带地域，集中兵力在上清宫一举全歼敌军周浑元第五师，首战就取得了俘敌旅长周士达以下2000余人的胜利。

变被动为主动，朱、周设下铁口袋

然而，不顾敌情实际的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这时却命令红一方面军进攻敌军重兵设防的南丰城。尽管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对此命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还是被迫强制执行。

南丰，是敌军自江西东面进攻中央根据地的战略支撑点，修筑有坚固工事，易守难攻。

2月1日，彭德怀奉命率红三军团主攻南丰，守敌毛炳文师的五个团拼命抵抗。红三军团先后两次对该城发起猛烈强攻，但均未奏效，自己伤亡不小，第三师师长彭遨在亲临前线侦察敌军城防情况时，不幸中弹牺牲。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方面军首长都来到这里观察敌情，商议下一步战斗计划，当即决定改强攻为围攻，以减少更大的牺牲。遭红军围攻的毛炳文害怕被歼，频频向陈诚告急。陈诚以为这是消灭红军的极好机会，企图一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他令毛炳文师固守南丰，令第二十四师派兵驰援，将红军主力吸引在南丰城下。同时，令中路军三个纵队火速集中后开往南丰、黎川，内外夹击红军主力。朱德和周恩来、彭德怀等根据守敌死守待援和援敌三路进逼的敌情，毅然决定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红十一军奉命由新丰街渡河到黎川，钳制敌军第三纵队和迷惑敌军第二纵队，并继续将敌军向康都方向吸引；红三军团主力与红一军团奉命西撤，转移到宜黄、乐安之线以南，侧击沿永丰、宜黄苏区边缘东进增援南丰之敌。

陈诚对红军主力撤离南丰、伺机歼敌的战略计划全然不知，他误以为东进的红十一军就是红军主力，当即下令按原计划全力向东追击。2月下旬，敌罗卓英第一纵队李明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第五十九师分两路由南丰、乐安出动，计划先在黄陂会合，再向广昌、宁都推进。该敌为蒋介石嫡系，兵员、给养充足，装备极为精良，各步兵班配备有法国制造的“哈齐克斯”新轻机关枪和德国制造的新式自动步枪。该敌依恃武器装备优良，不分昼夜大胆地向广昌、宁都推进，逐渐与其第二、第三纵队拉开距离，翼侧裸露，孤军深入。两师相隔摩罗嶂大山分路前进，联络相当困难。他们一直以为红军主力是在黎川、建宁一带，都想到那里去拿头功。然而，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却是朱德和周恩来在东陂、黄陂以西，东坑岭、固岗、登仙桥以东地区设置的铁口袋。

2月27日下午，黄陂地区继续下着连日以来的细雨浓雾，十米之外视线不清，敌五十二师正在登仙桥和黄陂间爬山，此时，该敌前锋第一一七旅旅长方靖正“信心十足”地打着如意算盘：当遇到红军后，怎样将其“一举全歼”。突然，他听到枪声大作。当摸清情况时，方知遭到红军的伏击。预伏在此的红军左翼红一、红三军团和红二十一军，在猛烈袭击中，将敌拦腰切成数段。激战中，红九师师长李聚奎率部直插大龙坪，包抄猛袭敌第五十二师师部。由于机枪连直接参与冲锋，火力很猛，仅仅40分钟就拿下敌师部。敌师长李明被击成重伤，当了俘虏。与此同时，敌第五十九师由西源向黄陂行军至霍园一带峡谷中，遭到右翼红军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猛烈袭击，顷刻间，就有四个团被歼灭，敌师长陈时骥率士兵数十人逃避于山林之中。此时，他不知道仅一山之隔的李明已先他一步当了俘虏，还把自己逃生的希望寄托在李明这个师的身上。于是，他向李明写信求援，信中称：“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送信人在大龙坪被抓，信亦被缴获，陈时骥在左等右等不见回音的情况下，只得率残部乘夜向蛟湖方向逃窜。他逃至登仙桥附近，还是被红军左翼部队活捉。这就是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一举歼敌近两个师的著名的黄陂战斗。正率领江西地方武装出没于千岩万壑和羊肠小道之间，配合红军作战的江西军区总指挥陈毅，得悉黄陂大捷，高兴不已，诗兴大发，不禁赋《乐安宜黄道中闻捷》诗一首：“千崖万壑供野宿，羊肠鸟道笑津迷。半夜松涛动山岳，中天月色照须眉。工农儿子惯征战，四破铁围奇中奇。”

蒋介石唉叹“惨凄异常”；毛泽东称赞是给敌以“最致命的打击”

陈诚在黄陂丢掉了两个师后，判定红军主力已转至广昌地区，决定取道黄陂、东陂、新丰、甘竹直逼广昌，企图在这里会合其他左右两路部队，围歼红军主力。他把自己中路部队的三个纵队，缩编为罗卓英第一纵队和吴奇伟第二纵队，由原来的分进合击改为两纵队重叠作中间突破。敌军一心想中间突破红军阵线，占领广昌，并欲使止步不前的粤、闽左右两路军前进，以收合围之效，竟然不顾前后两个纵队重叠，以六个师纵深配备行军，长径达三日行程以上。这是犯了兵家之大忌。

敌变我亦变。朱德和周恩来根据敌情的变化，确定红军的战略是“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十一军钳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十一师和九师）。”接着，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红军分为左右两翼分别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西侧和南侧，张网以待。

3月21日，敌向广昌方向加速前进的前纵队并配属第五师抵达甘竹，与后纵队相距长达90里，已不能及时回援，朱德和周恩来抓住战机，指挥红军左右两翼部队在草台冈、东陂之间的霹雳山对敌后纵队两个师发动猛烈攻击，一举将该敌分割包围。红军端着刺刀向敌军阵地冲锋陷阵，与敌人短兵相接，“反复冲锋，白刃肉搏十余次”。激战至下午，敌第十一师被歼灭大部，所剩不过一团人，敌十一师师长肖乾、师参谋长和第三十一旅旅长均被击伤，独立旅旅长陈君峰被击毙，团营长死伤数名，连排长伤亡更大。敌第九师派出增援其第十一师的一个团，亦在东陂附近被红军歼灭。敌第五十九师残部被消灭殆尽。红军在黄陂、草台冈战斗中共歼敌三个精锐师，俘虏敌军1万余人，缴枪1万余支，还缴获新式机关枪300挺，大炮40门和其他许多新式的自动武器及望远镜等军用物资。这次战斗叫草台冈战斗，又称黄陂战役，是第四次反“围剿”中的又一次著名战斗。中路军总指挥陈诚从电话中得到这两次战斗失败的报告后，“如丧考妣。据说，他在接到电话报告时，手里握着听简，足有四五分钟之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敌前后纵队惨败，所剩无几，残部犹如惊弓之鸟，经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四次“围剿”至此失败。蒋介石又恼又羞，他在给陈诚手谕中发出了“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的哀叹。陈诚亦视此次失败“独生为羞”。

毛泽东对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一胜利是“空前光荣伟大胜利”，它给予蒋介石“以最致命的打击”，这对国民党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

反“围剿”战役结束后，朱德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及时总结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经验，进一步丰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认为这次反“围剿”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胜利，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实行了战略转变，具体地说，就是与前几次反“围剿”战役相比，这一次不是诱敌深入到苏区内部，“待敌人集齐，使其疲惫，择其弱点，集中主力以袭之”。“此次战略的不同点，是在择其主力，不待其合击，亦不许其深入苏区，而亦得到伟大胜利。”不久，朱德又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联系实际战斗的经验，“从军事理论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六个战术基本原则。

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乘胜收复敌人在第三次“围剿”中占领的土地，使中央根据地得以巩固与扩大，地跨湘赣闽粤四省，并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一方面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全军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总兵力已达10万人。中央根据地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本文选自最新出版的《朱德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一书第十一节，文字有删节，小题目由本刊编者所加）（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黄克诚被诬的“黄金案”始末　作者：易知难

1959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所谓“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决议。随之，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留下深刻的教训。

庐山会议结束后，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批斗彭德怀、黄克诚。在一次批斗黄克诚时，揭发出了耸人听闻的所谓“黄金”问题。提出此事的是吴法宪。它像一颗突然爆炸的重磅炸弹，使与会者哗然：一向被认为清廉、克己的黄克诚，似乎一下子成了大贪污犯，甚至有人说是黄克诚“为军变准备经费”。

所谓“黄金案”是指1945年9月新四军三师奉命从苏北调往东北时所带的一部分经费。黄克诚是该师的师长兼政委，翁徐文是该师的供给部部长。当时数万大军千里出动，当然不能不带钱。三师在苏北根据地经营了好多年，由于认真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积累了一点经费。大军出动时，这些经费除换了些法币外，把只限于苏北根据地流通的货币，设法换成了黄金，以备紧急情况下使用。由于用得节省，一直到东北根据地建立、部队改编时，师部所带的金子还有一些剩余。经取得上级同意，将这一部分经费带到西满军区。黄克诚任该军区司令员，翁徐文任该军区供给部部长。1947年底，为便于保管运送，西满军区供给部将金子炼成金条，经黄克诚和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批准，派专人将金条送交东北银行。

1949年夏，黄克诚出任湖南省委书记。因湖南烈士多，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新解放区，怕有特殊需要，黄克诚让翁徐文请示李富春批准并向东北局打了领条，把在东北未用完的黄金带到湖南。当时造了库存黄金清单（有关人员每人一份，共五份），用两个箱子（内保险箱、外木箱）、两把不同钥匙（一个人一把），每天24小时由陈烨、王之庆、吴子昌等轮流值班，有持枪警卫看守，做到人不离箱，箱不离人。到湖南后，开始用了少许救济军、烈属（领款打了领条）。由于省里经济情况较快好转，这笔钱就用不着了。1949年9月，将这笔钱如数交给了湖南省财政部门。

为查此案，1959年11月，中央派工作组到湖南。对翁徐文等进行了审查，一再要他们交待“伙同黄克诚的贪污问题”及黄金的来龙去脉。

翁徐文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过秋收起义、历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他始终保持了老红军、老八路艰苦朴素、廉洁自律的光荣传统。战争年代，翁徐文经管过很多钱、财，他认为这都是党的财产，自己是在为党管钱。在无严格监督的情况下，他尽管“长袖善舞”，却依然“两袖清风”。他在战争中管理公家的财产很仔细认真，金钱来往均由会计、出纳管理，而且都有经手人和证明人，特别是事关钱财，怕有非议，十分小心，事过十多年以后，战争年代的重要收据和来往账目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其中有一张签名盖章的重要收据，是翁派人将74根金条（每根10两，共740两）送交上级主管部门时经收人写的。还有因财产移交问题，李富春给翁徐文的回电稿，以及1949年9月，湖南省财委收点黄金等给经手人写的收据，写具“陈烨同志交来黄金867两、银元2133元。经手人王之庆，引证人翁徐文”。这在当时来说，手续已经算是很完备和清楚了。

翁徐文保留的重要收据和账目，为澄清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提出的所谓“黄金案”提供了最直接、最可靠的物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一书中称赞：“翁徐文为人十分老实，从不谋私，又十分谨慎。他为革命队伍经管钱、财，兢兢业业，手续、账目都很清楚完整。钱上交以后，他仍保存着账目、收据。……我由此得以解脱被诬陷的罪名，这真得感谢翁徐文的谨慎作风。”

与此同时，原押送黄金的西满军区供给部警卫班长（时任湖南省嘉禾县税务局长）张正鸿，提供了1947年冬为东北银行押送黄金的详细经过，并得到同去的付景毅（翁徐文的秘书）、周利（会计）等证实无误，也为澄清此案提供了重要人证。

此案先后经过四年的一再审查，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1963年9月，中央工作组再次来湖南，调查核实黄克诚“黄金案”的问题，开了三次调查会，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进行调查，中央工作组在会上宣布，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问题基本搞清。

1963年12月26日中央工作组关于黄克诚经济摊子问题调查第6号简报指出：“翁徐文同志较为诚实，愿意来京核实对证问题，他始终坚持原来的说法，离开账本就不轻易讲话。”

但在当年“左”的思想指导下，案件审查常常服从于某种政治的需要，已经清楚的问题仍无端怀疑；应该做出结论的问题拖着不做结论。致使一些无辜的同志蒙受莫名的罪名，受到压制、打击，甚至摧残。

翁徐文因涉及此案，1960年省党代会换届改选时，省委委员的预选名单上没有了他的名字，长沙市的代表提出意见，省委一位主要负责人解释说，翁因涉及黄克诚“黄金案”经济上不清楚，政治上也不清楚。从此，有些应该他参加的会议也不通知他参加了，可以看的文件也不给看了。工作也不作具体安排，基本上被闲置在家里。“文革”中早已查清的所谓“黄金案”被公开到社会上，翁徐文被说成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死党，黄克诚的“黑干将”，遭受抄家、挂牌子、批斗、罚跪等人身侮辱，后来又被关进了“牛棚”。原新四军三师供给部警卫班长张正鸿，因押送过黄金，也受到牵连，把他的县委委员、局长撤了，下放到嘉禾县畜牧良种场劳动改造。“文革”中把他当作“彭、黄、张、周”的死党，遭到了抄家、揪斗、挨打、挂牌游街等许多非人待遇。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才使此案彻底澄清，翁徐文恢复了名誉，出任中共湖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1979年7月2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翁徐文等同志受“黄金案”牵连问题的结论：“一九五九年中央审查黄克诚同志的问题时，对所谓‘黄克诚同志把持经济摊子’，即所谓黄克诚同志贪污黄金问题立案进行审查。一九六三年黄克诚同志专案组曾对西满军区供给部炼、交黄金问题及其他经济问题找翁徐文、付景毅、张正鸿、周利等同志进行调查，当时翁徐文同志对经济摊子问题和炼、交黄金问题向组织上讲清楚了，黄克诚同志专案组经过多方面的调查和核对账目，证明翁徐文同志讲的情况是实事求是的，证明黄克诚同志没有贪污问题，翁徐文同志所负责的经济账目是清楚的，没有贪污问题。特此结论证明。凡因所谓‘黄金案’受牵连的同志都应予以纠正，恢复名誉。”

至此，长达20年之久的所谓“黄金案”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1年第10期 顶着风浪为武训辩护的郝瑞琛　作者：李公天

50年前，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并在《党的生活》专栏里发表专文《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关于〈武训传〉的批判》。

从这一天起，一场以理论讨论形式出现的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便掀起来了。

当年在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的25岁年轻共产党员郝瑞琛，并不知道《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谁的大手笔，也没有掂量掂量这篇《党的生活》栏专文有多大分量，更不知道北京派来武训老家堂邑县搞调查的武训历史调查团里的李进，就是江青。他只看到5月20日以后全国的报刊几乎是“舆论一律”地把武训骂得狗血淋头，特别是《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这样的结论，这几顶大帽子，跟郝瑞琛自幼从父老乡亲那里了解到的行乞兴学的武训完全对不上号。他还想，武训如果是个大坏蛋，为什么1943年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冀鲁豫边区政府曾明令将武训故乡堂邑县的一部分和冠县的几个区合起来，命名为武训县，以资纪念？一直到1949年武训县才并入堂邑县。不仅如此，当时武训老家柳林镇也改名武训镇，还以“武训”命名柳林的师范和小学。怎么一夜之间历史来了一个大颠倒，大好人变成了大坏蛋！郝瑞琛因为在宣传部工作，他还知道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堂邑县后，在堂邑、馆陶、临清找干部和老乡谈话，开始大家都异口同声讲武训的好话，后来经过县里工作人员打招呼，才改口说点武训不好，有的人甚至干脆拒绝回答调查组提的问题。所以《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郝瑞琛认为，用这样的“调查材料”无限上纲，做出的结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他想，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实事求是地讲真话，应该把我了解的武训和认识写出来供大家讨论，还历史本来面目。于是他写了《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一文，旗帜鲜明地公开为武训辩护。

他写好以后，曾经给县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看过，他们都出于对年轻人的关心、爱护，劝他不要发表。郝瑞琛没有接受他们的好意。他认为，对《武训传》的讨论，不过是学术讨论嘛，学术讨论是允许有不同意见的。有不同意见才能引起学术争鸣，越争越明，才能出现真理，达到共识，就是错了也不至于给予处分。如果都随声附和，哪里还有争鸣呢？所以他就直言不讳，大胆地把文稿寄出去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尽管5月20日《人民日报》《党的生活》栏发了专文，并特别给省里打了招呼，但当时省里、县里正忙于镇压反革命，又忙于抗旱救灾，所以领导上并没有紧紧跟上这一场批判武训的政治斗争。从《平原日报》5月下旬到8月上旬的版面看，第三版除了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和《武训历史调查记》外，由省内提供的文章，属于检讨的多，有分量的批判文章很少。这种情况据说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

正在此时，《平原日报》编辑部收到了郝瑞琛这篇“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顶着大批判风暴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简直如获至宝。经省委书记、宣传部长等人讨论决定，把郝瑞琛作为反面教员，把他的这篇文章作为大批判靶子，在全省形成一个热热闹闹地批判武训的高潮，同时也可以向中央“交差”。于是9月15日由《平原日报》配以“编者按”发表了署名郝瑞琛的文章《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与此同时，在同一版上还发表了《揭开郝瑞琛反动思想的本质》一篇署名长文，从此开始了对郝瑞琛的大批判。

以后，《平原日报》第三版上隔不几天就有一篇批判郝瑞琛的文章出现，更多的时候即使没有文章，也有一篇或几篇“读者来信”充批判之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1年11月12日《平原日报》发表了省委宣传部的《关于讨论批判“武训问题”的总结报告》，才画了一个句号。

1951年10月28日《平原日报》有篇署名文章说：郝瑞琛思想批判在省直（属机关）进行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其中除小组酝酿讨论外，总计大会讨论五次，最后请省委宣传部部长作了总结报告。这一批判是在武训问题批判的基础上、以郝瑞琛思想作具体典型展开的。省直属机关干部、全省干部大都参与了这一思想批判运动，规模之大，在我省是空前的。

1951年11月12日省委宣传部的“总结报告”把批判郝瑞琛作为一条成功的经验，它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抓住了典型郝瑞琛反动思想进行批判，又使武训问题的思想批判运动更加深入推进了一步”。接着又不无遗憾地指出：“关于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把郝极端荒谬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表现了客观主义倾向。”这就是说省委宣传部当时是把全文发表郝瑞琛的文章作为一条教训。为什么呢？因为“不少干部曾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受到批判后，觉得自己认识错误，但看到某些有错误观点的文章后，又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如前所述，《平原日报》1951年9月15日发表郝瑞琛这篇文章时，既加了“编者按”，又在同一版面上配合发表了署名的批判长文，都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指明郝瑞琛“坚持着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立场”，而且批判长文还对郝瑞琛文章中的“反动思想的本质”一一加以揭批。谈不上有“客观主义倾向。”

郝瑞琛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究竟说了些什么呢？他的文章分三个部分：

一、再谈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小标题所说的“再谈”，并不是以前他发表过文章，而是指当时报刊上别人已经连篇累牍地对武训的兴学动机与目的谈了不少，他这篇文章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他认为武训“处心积虑立志终身兴办义学叫穷孩子念书，其动机肯定地说是为了穷家子弟念不起书而兴办的，为贫、雇农百分之八十的广大群众在文化上翻身为目的的，而不是为压迫他的统治阶级服务为目的的吧”！人们批判武训说过的一句话，“文昌帝君知道了，管叫你坐八抬大轿”。郝瑞琛为此辩解说，“那时唯有加些这一类的口号来诱导学生的家长叫小孩念书，才能完全提起家长的积极情绪。非是武训有了往上爬想显示个人的思想反映吧！”

郝瑞琛文章的第二部分，是武训的人格与行乞兴学的意义。他一开头就指出：“至于对武训之苦操廉明，认为是效忠于地主阶级的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忠实奴才和玩蛇弄蝎喝尿非人格的表现，这都是一种浮浅的感性认识，没从武训的生活现象达到根本的理解，和存有吹毛求疵的左的偏向。”郝瑞琛在阐述了什么样的思想、行动、言论才是奴才，而武训不是奴才之后说：“武训忍受了各种屈辱和践踏，以及做牛马不如的工作，来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志愿，这种精神非但可以表扬，并且可以大为表扬，特为表扬的，可效可仿的使农民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郝瑞琛认为：“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彻底消灭旧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才能保全革命的完全胜利，但是文化翻身也更是不可缺少的。”郝瑞琛进一步阐述：“那时武训办的义学虽是封建的教育，而是为时代所限制。当时中国根本没有工人阶级，更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而是闭关、自守，刚和外洋资本主义接触不久的一个封建帝国。”他列举了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因为受了封建教育，更能深刻地知道封建阶级对人民统治压迫的阴谋毒素，反抗的意志更为坚决，更为彻底”。他还以毛主席（《平原日报》发表时编者改为×××）为例，为什么接受过封建、资本主义教育，而能成为革命领袖呢？“因为他有各个阶级社会的充分文化和知识，深刻的了解了封建、资产阶级及其对工人农民如何残酷的统治与剥削，如何的进行欺骗和愚弄，工人农民如何备受了痛苦，如何的束缚了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必然的将来。”最后，郝瑞琛谈到讨论武训问题应该遵循的方法论，“既然有人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武训，就不能完全拿马列主义衡量武训的轻重，那就不能否认武训、抹煞他的功绩，应以武训所处的历史范围，本身条件，以及对人民的贡献来肯定他。”

郝瑞琛文章的第三部分讲武训的立场。他提出了一个论点：“兴办义学叫农民群众读书，消灭文盲，解决没文化的痛苦，这是对社会、群众的基本大义问题。”至于“有人说武训通过地主的手，以封建的租佃关系、高利贷关系剥削农民来办义学，而念书的人又多是地主家的子弟。我认为这都是只知其一莫知其二的狭隘观点。武训这种行为正是去小仁而就大义。”“所谓封建租佃关系是封建地主向农民索以重租税的无情压榨和无情侮辱，难道武训也这样作吗？”郝瑞琛还反驳了武训义学中念书的多是地主家小孩，从而证明了武训是地主阶级奴才的观点，他说：“地主的小孩并不都肯定的是不革命。”

综观郝瑞琛的文章，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老百姓对武训的一贯看法写出来，没有讲很多高深理论和大道理，不存成见的人读了会觉得它“很有道理”。这可不可以说是“事实胜于雄辩”呢？

当时批判郝瑞琛文章的人和对武训批判的人一样，他们手里最有力的武器是《武训历史调查记》。“文革”后提出了对武训问题再评价的问题。1980年至1981年上半年，《齐鲁学刊》连续四期发表了为武训平反和有关研究的文章。聊城师范学院院长张明支持李绪基、孙永都两同志走访了当年参加《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部分同志及电影《武训传》编导孙瑜同志。1987年山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把研究武训问题列为重点项目。收集资料的工作主要由聊城师范学院马明琴、邢培华同志担任。经过他们许多人近十年的认真研究，《武训历史调查记》弄虚作假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了，这个号称调查研究的典范作品彻底破产了。据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的人说，武训一生确实买了几百亩地，但都归义学所有，他本人不因为买了一些地，就过剥削生活。他乞讨来的钱也放过债，但本息都是作为兴办义学的基金。说他是“大流氓”，是流言蜚语，未经核实，所以强加给武训头上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三顶大帽子也不能再戴了。不言而喻，当年郝瑞琛为武训辩护而写的文章也不该再视为大毒草了，郝瑞琛应该抬起头来做人了。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并不那么一帆风顺。

郝瑞琛为武训辩护的文章是1951年8月初寄送平原日报社的。8月下旬，堂邑县委组织部长和其他县委领导从省委开会回堂邑，就决定开除郝瑞琛的党籍和公职，遣送还乡劳动。当时为了把郝瑞琛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才会产生坚决为武训辩护的“反动思想”，就清查他的祖宗三代。他有一个同父异母所生、比他大18岁的哥哥，在郝瑞琛出生前一年就考入冯玉祥的军官学校，其后从未回家，与家庭失掉联系。批判时就说郝瑞琛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其实郝瑞琛的父亲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到1948年土改时已73岁，双目失明。而他50岁前因各种原因，早就卖掉土地，负债累累，成了一个贫苦的穷秀才。所以土改时划为贫农成分，分得土地四亩三分。郝瑞琛因家贫上不起学，小学还没毕业，1937年11岁就辍学务农了。13岁在棉厂当学徒工。17岁时加入共产党，工作表现好，所以才调到中共堂邑县委宣传部工作。由于他独立思考，写了这篇为武训辩护的文章，竟被视为敌人，这是他始料不及的。1951年他被双开除（党籍、公职）的时候，虽写他为贫农成分，但同时还牵强地附上一笔“破落地主出身”。1951年郝瑞琛被遣送回乡后，1952年3月他找到老领导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长，要求工作。他被安排在聊城保险公司工作。不久，在闲谈中说话不慎，又说了“武训兴学精神蜚声海外”，被人抓住这句话再批斗一番，并定为顽固不化分子，再次被遣返回乡，监督劳动。从此就同地、富、反、坏、右一起打入另册。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那种“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江青一伙在《人民日报》上抛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并重新发表1951年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这一来，郝瑞琛当然在被“扫”之列。他被作为当地的大号牛鬼蛇神和在武训问题上公然唱反调的大号坏人，他受到的残酷迫害，比1951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多次遭到抄家、斗争，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折磨。他的子女在升学、入团、参军、招工等方面都受到种种限制，甚至他的子女在婚姻问题上也受到影响。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革命老前辈的支持下，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谁定的，是哪一级定的，是什么时候定的，都要纠正。1979年7月2日郝瑞琛给当时已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申诉信，要求对他1951年受到的错误处理进行复查。7月13日中宣部即复信告诉郝瑞琛，已将他的申诉信转给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处理。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给郝瑞琛的信说，“根据你信中意见，特将你的来信转聊城地委宣传部处理，如有何意见，可同他们联系。”经过三番五次的周折，直到1980年10月中宣部部长王任重对郝瑞琛的信作了亲笔批示，聊城地委纪委才给郝瑞琛立案，组织内查外调，最后予以平反。郝瑞琛30年冤案总算有了一个结局。

近十多年，武训的老家冠县（原堂邑县已并入冠县）先后召开过两次武训问题研讨会和一次武训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都未邀请郝瑞琛出席参加。我出席第二次武训问题研讨会时曾经问过一位同志，为什么没有邀请郝瑞琛。他说，第一次研讨会曾拟邀请郝参加，有人反对，说出席这个会的人都是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或党政领导同志，好像郝不够格，所以第二次研讨会也没有邀请。我说，这种看法值得重新考虑，我认为，郝瑞琛同志是最有资格参加这种研讨会的人。1951年批武训时，郝瑞琛同志能独立思考，勇敢地提出异议，公然写文章为武训辩护，而且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尽管也有些地方不恰当。如他文章第二部分为武训与农民的租佃关系、高利贷关系辩护时，把它们与国家贷款给互助组相提并论，这样类比显然是不对的。但是他当时最可贵的是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顶住风浪，为武训辩护，并且在文章里明确指出，对武训的批判“存有吹毛求疵的左的偏向”，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郝瑞琛文章经过历史检验，证实了他的辩护是正确的。郝瑞琛很值得我们学习。我们中国共产党多一些能独立思考，不盲从的好同志，我们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的。过了两年，当我再次应邀参加在冠县召开的武训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时，还是没有看见郝瑞琛出席。我又问有关同志，他回答我：“听说郝已经病逝了。”我十分惋惜。事后打听，我才知道郝瑞琛还健在，而且胸襟开阔，保持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本色。他认为，当年写文章为武训辩护，只是做了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其后招来一连串的灾难，是自己万万没有想到的。比起全国许许多多因武训受株连的同志来，自己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决不怨天尤人。对当时某些批斗自己的同事们和不公平对待自己的同乡们，努力消除隔阂，完全谅解。他对未被邀请参加武训研讨会，并不介意，只是希望我们党应认真总结从批判武训开始，直到批判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一系列大批判有什么经验教训，今后不要再重演过去那样的历史，搞一言堂，一锤定音，把学术问题说成政治问题，无限上纲，混淆两类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

在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50周年的时候，郝瑞琛的想法很能启发我们深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0期 从历史的深层看日本　作者：武　寅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日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仍犯禁不断，内阁大臣频频“失言”；首相以各种名目参拜靖国神社；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通行无阻，而批判皇国史观的人士却受到冷遇，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胁。尽管亚洲各国抗议的呼声不断，但日本我行我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侵略罪行的否认和美化。这一切说明，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根源。

日本曾是一个受列强欺侮的穷国弱国

日本的资本主义化进程始于明治维新，自那时以来直到今天，日本的历史是一个割不断的整体。一百多年来，日本资本主义正是沿着明治维新时期所设计的目标和发展道路，一步步走过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因此追根溯源，必须从明治维新时期所确立的国家目标说起。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处境是很惨的，从18世纪下半叶起，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就纷纷向日本扩张，进入19世纪以后，扩张的势头有增无减。在列强的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包括：1854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日英亲善条约》，1855年与俄国签订的《日俄亲善条约》，1858年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以及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于同年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签订的同类条约。此外，从1860年到1866年，日本又被迫同葡萄牙、普鲁士、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陆续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欧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日本设立“居留地”，在“居留地”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自治，不受日本当局管辖，实际上成了国中国。一些国家还享有在日本的驻兵权，它们在重要的通商港口建立军事基地，列强军舰可以自由出入。

西方列强使日本的独立和主权受到了严重损害，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成为日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走上国际舞台的历史起点。

另一方面，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尚处于十分落后的水平。封建生产关系仍然占统治地位。与西方强国发达的工业化程度相比，日本还属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极端幼稚，交通尚无铁路，贸易只能靠出卖原料，财政上几乎一金无储。资本主义列强的叩关，激化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危机，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和旧有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因此，解决生产关系危机，成为不亚于民族危机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课题。

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与民族独立这两大历史课题，日本维新政府提出了以“富国强兵”为核心内容的国家发展目标。

日本选择了“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

“富国强兵”这个本应具有积极意义的口号，由于选择了“武力扩张，以战争促发展”的模式，而走向其反面。

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国家目标，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政府就派出大型使节团去西方“取经”。每到一处都要为西方的繁华强盛所倾倒，为同欧美国家发展差距之大而痛心疾首。在德国，德国首相俾斯麦的一番说教，令使节团振聋发聩。这个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俾斯麦说：“方今世界各国，皆以亲睦礼仪交往，然而皆属表面现象，实际乃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谓之保全列国权利之准则，然大国争夺利益之时，若与己有利，则依据公法，毫不更动；若与己不利，则幡然诉诸武力，固无常守之事”。使节团联想到自己国家，为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历尽艰辛，包括一相情愿地进行改约前的大量准备工作，按照国际惯例向有关国家提前发出通告，列强不但不予理睬，反而提出了比现行条约更为苛刻的修约方案。再放眼环球，维新前后的世界，正处于西方列强殖民掠夺的鼎盛时代。到19世纪末，荷兰几乎已夺取了整个东印度群岛。英国在19世纪中叶，已经把印度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到20世纪初，其殖民地总面积已比本土大110倍，成为殖民地遍布全球的“日不落帝国”。法国自19世纪中叶起，开始大肆入侵东南亚，到19世纪末，已将印支三国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1884年，西方列强在柏林召开了瓜分非洲的国际会议，有英、法、美、俄、德、意、比、葡、西班牙等14国参加。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和需要，在非洲地图上按照经纬度任意划分边界，掠夺殖民地。

日本在西方列强的“言传身教”中领悟到，强权就是公理，自己改约交涉的惨痛经历足以证明，如果再继续崇信所谓万国公法，所谓民族平等与国际和平等等，归根结底只能是幻想，是小国、弱国在强敌如林的国际社会中，对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无力企求。日本统治集团决心以欧美列强为样板，使日本成为它们中的一员，跟它们一样去横征暴掠，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振张国势”，“宣扬国威”。用日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日本陆军的创始人山县有朋的话说就是：“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他所谓的利益线，就是指自国主权线以外的别国疆土。于是，用武力去侵夺别国疆土，成了日本维护自家独立的“国策”；成了日本争取与西方列强讲“民族平等”的手段；成了日本弥补其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实现跳跃式发展的“捷径”。

正因为如此，武力侵略伴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全过程。从维新政权一成立就提出“征韩论”；1874年开始出兵台湾；1875年炮击朝鲜江华岛炮台。其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武力扩张的大行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战争结果日本不仅获得了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国内经济也出现了巨大发展，战后出现了后期产业革命高潮，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迅猛。由于从中国索取了巨额赔款，黄金储备骤增，1897年10月开始建立金本位制，1899年日本货币纳入了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对华投资方面，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是零，战后以棉纺业为代表开始急剧发展。

第二次是1905年的日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与俄国争夺在中国的殖民利益。战争结果使日本获得了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据点——“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从此中国东北被日本视为特殊权益和势力范围。

第三次是参加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果，日本不但取代了德国在中国的地位，而且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出现惊人变化：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债务国转变为债权国。在军事方面，日本上升为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除在台湾、琉球设有海军基地，在库页岛、千岛群岛设有军事据点外，又在一战后新攫取的原德国殖民地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建立了军事要塞，从此它可以指挥自如地调度自己的舰队，在整个太平洋海域与美国对抗。

一次次武力扩张给日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刺激和推动作用，使日本更加信奉以战争促发展的发展模式。侵略战争与国家目标、国家命运乃至民族前途紧紧地融合在一起。对战争的顶礼膜拜成了祈祷国运发达的同义语。早在日俄战争后仅仅几年，山县有朋就毫不隐讳地总结说：“维新大业成就以来已有40余年，细想起来国运的发达主要依靠武备的力量”，“战争毕竟是区分宇宙间一大原则即优胜劣汰的惟一审判方法”。20多年后，日本陆军的小册子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把日本资本主义以战争求发展的理念发挥到了顶点。

1937年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和1941年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前述三次大规模武力扩张的历史延续，是日本明治以来所走道路的逻辑发展。战争的直接动因是企图摆脱1929—1933年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日本军部的代表人物宣称：“纵观欧洲战争后的趋势，与各大国经济发展相比，我国产业立国基础薄弱无疑是一个基本原因，因此为打开这一困境必须向海外发展”，“要而言之，满蒙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打开现状，稳定国民经济生活的惟一途径”。然而，与以往历次武力扩张所不同的是，这次战争不但没有为日本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特殊性，它从一个经济上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属于被压迫民族的落后小国，一跃而进入了属于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的帝国主义行列，其间短短40几年，竟浓缩了从资本原始积累直到垄断的各个发展阶段。这种超浓缩，给日本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历史特征：它的国家目标的耀眼与它的发展模式的阴暗，使得正义与邪恶，进步与反动，强国与争霸，发展与侵略是如此紧密地交织与融合在一起，以致于它的后继者们随时都能够根据需要，轻而易举地从这份历史遗产中翻找出各种各样可以利用的东西。

应对日本社会主体价值取向有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说，日本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已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那么，日本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则更进一步加深了它的复杂程度。这种价值取向同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社会几乎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从古代时起，便开始形成很强的共同体意识。小到一个家族，大到整个邦国，都被看作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内部有着很强的一体感和归属意识。而维系这种一体感的重要纽带，就是其独特的神祗信仰。其所信奉的神灵，不是超越于共同体之外、高高在上、与群体异质的创世主，而是产生于共同体内部、与共同体成员同质的、休戚相关的精神偶像。在一个家族共同体中，主宰家族命运的主神就是其祖先的灵魂，每一个家族成员都与它血脉相承，都被看作是它的分灵，这个成员死后，他的灵魂又会与祖灵合而为一。但是要达到这一境界，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式，那就是葬礼和忌辰祭祀。因此，对祖先的祭祀和对死者的厚葬镇魂就成为家族最重要的例行礼仪。

与无数个家族共同体并存的最大的命运共同体是邦国。主宰邦国命运的主神是其皇祖皇宗的神灵，也就是天皇家的主神。这是在古代日本列岛的统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古代日本社会众多小国并立、众多氏族争雄的情况下，一个最强有力的氏族及其所领导的部落国家，经过长年的兼并战争，完成了日本列岛的统一，这个氏族的首领即天皇，也因此被尊奉为整个邦国的守护神，天皇家族的祖灵成为整个邦国代代祭祀的共同主神。即使在12世纪以后，武家政权延续了几百年，天皇早已远离了权力的中心，但他的神威性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每一代继位掌权的将军都要到天皇那里讨得一个“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否则便感到自己的政权没有根基，不足以慑服天下。直到今天，日本虽然经历了种种历史变革，它仍然在宪法中写着“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事实上，邦国共同体的天皇崇拜与家族共同体的祖灵崇拜从原理上讲是一样的。每一个家族通过祭祖所追求的自家万世一系，正是称颂天皇万世一系的深厚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它所包含的理念，是每一个成员对共同体的长存与繁荣的企望，以及自身命运对共同体的依赖。

近代以来，日本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幕藩体制，建立近代统一民族国家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传统的神祗信仰和共同体意识。他们先是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旗号，唤起民族意识，增强民族内聚力；接着又提出“尊皇倒幕”的口号，从理论上剥夺幕府权力的合法性，瓦解幕府的斗志和抵抗力。维新政权建立以后，统治集团又把以天皇信仰为纽带的民族一体感看作是通过武力扩张实现国家目标的强有力工具。明治政府通过国定修身教科书宣称：“我国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是我等之宗家，我等国民以对父母敬爱之情崇敬万世一系之皇位，是以忠孝为一不可分。”传统的对共同体的忠诚、归属和依赖，通过各种正规渠道，全面地、系统地、持久地灌输给全体国民，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对家国尽忠、对国家目标认同和为实现国家目标无条件献身的“忠臣赤子”。每一个为家国而战死的成员，都成为有资格享受世代祭祀的靖国之神。为了祭祀他们，明治政权修建了靖国神社。神社自创立以来就受到皇室的特别崇敬，天皇不仅经常亲往祭祀，而且每年都要派敕使参加例行祭祀。1898年11月，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祭，为甲午战争和在台湾、朝鲜的战死者中尚未合祀者，以及在战争中因疾病和灾害等死亡的陆海军人共计10300余人举行合祀，天皇和皇后亲自出席了这次临时大祭。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对家族国家的宣传达到了顶点。“忠君爱国”被奉为最高道德标准。日本政府宣称：“固然外国也有爱国精神，然而这种爱国与我国的不同，我国的爱国是与忠君同一根源的，是与敬神崇祖完全一致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凡是像神风特攻队那样的“为国捐躯”者，都被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他们也像在甲午战争以来的“爱国英雄”一样，被送进靖国神社，享受国家级的祭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资本主义的天下是靠武力侵略打出来的，没有侵略扩张，就没有日本资本主义的今天。因此对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否定侵略，就等于否定了它的全部历史。正因为如此，它必定要千方百计去美化那个血腥的历史内核，同时着力去培植和利用裹在那个内核外面的、被近代国家目标的设立所激发的民族内聚力，特别是作为这种内聚力底蕴的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以尊皇为支柱的民族一体感。在日本历史上，每当出现某种危机和困境时，统治集团总是要动用这一民族传统的法宝，以达到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今天，当然也不会例外。在日本政治舞台上，为历史的亡灵扬幡招魂，大肆鼓吹皇国史观，其用心仍在于借此调动民族情绪，为其现实的政治目的服务。因此，外部压力的增大只会使日本统治集团对过于露骨的行为做出某些暂时的策略性调整，而对于他们骨子里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历史情结却是不想解、也解不开的。对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军国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反法西斯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获得独立的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早已不是昔日任人宰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以其迅猛发展的步伐和迅速增强的综合国力，成为维护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今天的日本，企图与战后和平宪法的原则背道而驰的右倾势力，想重新捡起军国主义的老式武器绝非易事，梦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头换面，借助猖獗一时的新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等新式武器，去谋取政治利益的如意算盘，肯定也是打不响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戴罪功臣林则徐　作者：梁　衡

既然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禁烟英雄林则徐就是揭开近代史的第一人。可惜这个第一英雄刚在南海点燃硝烟烈火，就被发往新疆接受朝廷给他的处罚。功与罪在瞬间便交织在一个人身上，将其扭曲再造，像原子裂变一样，产生出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封建皇帝作为最大的私有者，总是以天下为私。道光在禁烟问题上本来就犹豫，大臣中也分两派。我推想，是林则徐那篇著名的奏折，指出若再任鸦片泛滥，几十年后中原将“无可以御敌之兵”，“无可以充饷之银”，狠狠地击中了他的私心。他感到家天下难保，所以就鞭打快牛，顺手给了林一个禁烟钦差。林眼见国危民弱，就出以公心，勇赴重任，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他太天真，不知道自己“回不回”，鸦片“绝不绝”，不是他说了算，还得听皇上的。果然他上任只有一年半，1840年9月，就被革职贬到镇海。第二年7月又被再“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就在林赴疆就罪的途中，黄河泛滥，在军机大臣王鼎的保荐下，林则徐被派赴黄河戴罪治水。他是一个见害就除，见民有难就救的人，不管是烟害、夷害还是水害都挺着身子去堵。半年后治水完毕，所有的人都论功行赏，惟独他得到的却是“仍往伊犁”的谕旨。众情难平，须发皆白的王鼎伤心得泪如雨下。林则徐就是在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击下西出玉门关的。他以诗言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这诗前两句刻画出他的铮铮铁骨，刚直不阿，后两句道出了他的牢骚与无奈：给我一个谪贬休息的机会，这是皇上的大恩啊，去当一名戍卒正好养拙。你看这话是不是有点像柳永的“奉旨填词”和辛弃疾的“君恩重，且教种芙蓉”。但不同的是，柳被弃于都城闹市，辛被闲置在江南水乡，林却被发往大漠戈壁。辛柳只是被弃而不用，而林则徐却被钦定为一个政治犯。

但是，自从林则徐开始西行就罪，随着离朝廷渐行渐远，朝中那股阴冷之气也就渐趋淡弱，而民间和中下层官吏对他的热情却渐渐高涨，如离开冰窖走进火炉。这种强烈的反差不仅是当年的林则徐没有想到，就是150年后的我们也为之惊喜。

林则徐在广东和镇海被革职时，当地群众就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懑。他们不管皇帝老子怎样说，怎样做，纷纷到林则徐的住处慰问，人数之众，阻塞了街巷。他们为林则徐送靴、送伞，送香炉、明镜，还送来了52面颂牌，痛痛快快地表达了自己对民族英雄的敬仰和对朝廷的抗议。林则徐治河之后又一次遭贬，中原立即发起援救高潮，开封知府邹鸣鹤公开宣示：“有人能救林则徐者酬万金。”林则徐自中原出发后，一路西行，接受着为英雄壮行的洗礼。不论是各级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争相迎送，好一睹他的风采，都想尽力为他做一点事，以减轻他心理和身体上的痛苦。山高皇帝远，民心任表达。1842年8月21日，林离开西安，“自将军、院、司、道、府以及州、县、营员送于郊外者30余人”。抵兰州时，督抚亲率文职官员出城相迎，武官更是迎出十里之外。过甘肃古浪县时，县知事到31里外的驿站恭迎，对林则徐西行的沿途茶食住行都安排得无微不至。进入新疆哈密，办事大臣率文武官员到行馆拜见林，又送坐骑一匹。到乌鲁木齐，地方官员不但热情接待，还专门为他雇了大车五辆、太平车一辆、轿车两辆。1842年12月11日，经过四个月零三天的长途跋涉，林则徐终于到达新疆伊犁。伊犁将军布彦泰立即亲到寓所拜访，送菜、送茶，并委派他掌管粮饷。这哪里是监管朝廷流放的罪臣啊，简直是欢迎凯旋的英雄。林则徐是被皇帝远远甩出去的一块破砖头，但这块砖头还未落地就被中下层官吏和民众轻轻接住，并以身相护，安放在他们中间。

现在等待林则徐的是两个考验。

一是恶劣环境的折磨。从现存的资料看，我们知道林则徐虽有民众呵护，还是吃了不少苦头。由于年老体弱，路途颠簸，林一过西安就脾痛，鼻流血不止。当他从乌鲁木齐出发取道果子沟进伊犁时，大雪漫天而降，脚下是厚厚的坚冰，无法骑马坐车，只好徒步趟雪而行。陪他进疆的两个儿子，于两旁搀扶老爹，心痛得泪流满面，遂跪于地上对天祷告：若父能早日得赦召还，孩儿愿赤脚趟过此沟。林则徐到伊犁后，“体气衰颓，常患感冒”，“作字不能过二百，看书不能及三十行”。历史上许多朝臣就是这样死在被发配之地，这本来也是皇帝的目的之一。林则徐感到一个无形的黑影向他压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深觉时光可惜，暮景可伤！”“频搔白发渐衰病，犹剩丹心耐折磨”，他是以心力来抵抗身病的啊。

二是脱离战场的寂寞。林是一步一回头离开中原的。当他走到酒泉时，听到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的消息，痛心疾首，深感国事艰难。他在致友人书中说：“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侧身回望，寝馈皆不能安。”他赋诗感叹：“小丑跳梁谁殄灭，中原揽辔望澄清，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他为中原局势危机，无人可用而急。果然是中原乏人吗？人才被一批一批地撤职流放。这时和他一起在虎门销烟的邓廷桢，已早他半年被贬新疆。写下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龚自珍，为朝廷提出许多御敌方略，但就是不为采用。龚对西域边防多有研究，提出要陪林赴疆，林考虑自身难保，为了给国家保存人才，坚辞不准。本来封建社会一切有为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被朝廷重用，能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这是有为臣子的最大愿望，是他们人生价值观的核心。现在剥夺了这个愿望就是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就是用刀子慢慢地割他的肉，虎落平川，马放南山，让他在痛苦和寂寞中毁灭。

“羌笛何须怨杨柳”，“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外风物凄凉，人情不再，实在是天设地造的折磨罪臣身心的好场所。当我们现在行进在大漠戈壁时，我真感叹于当年封建专制者这种“流放边地”的发明。你走一天是黄沙，再走一天还是黄沙；你走一天是冰雪，再走一天还是冰雪。不见人，不见村，不见市。这种空虚与寂寞，与把你关在牢中目徒四壁，没有根本区别。马克思说：“人是各种关系的总和”。把你推到大漠戈壁里，一下子割断你的所有关系，你还是人吗？呜呼，人将不人！特别对一个博学而有思想的人，一个曾经有作为的人，一个有大志于未来的人。

“腊雪频添鬓影皤，春醪暂借病颜酡。三年飘泊居无定，百岁光阴已去多。”

“新昭明日逐人来，迁客何时结伴回？空有灯光照虚耗，竟无神诀卖痴呆。”（《除夕书怀》）

他一人这样过除夕。

“雪月天山皎夜光，边声惯听唱伊凉。孤村白酒愁无赖，隔院红裙乐未央。”（《中秋感怀》）

他一个人这样过中秋。

“谪居权作探花使。忍轻抛、韶光九十，番风二十四。寒玉未消冰岭雪，毳幕偏闻花气。算修了，边城春禊。怨绿愁红成底事，任花开花谢皆天意。休问讯，春归来。”（《金缕曲·春暮看花》）

他在季节变换中咀嚼着春的寂寞。

当权者实在聪明，他就是要让你在这个环境里无事可做，消磨掉理想意志，不管你怎样地怒吼、狂笑、悲歌，那空旷的戈壁瞬间就将这一切吸收得干干净净，这比有回音的囚室还可怕。任你是怎样的人杰，在这里也要成为常人、庸人、废人、失魂落魄。林则徐是一个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良臣，是可以作为历史标点的人物。禁烟的烈火仍在胸中燃烧，南海的涛声还在耳边回响，万里之外朝野上下还在与英国人作无奈的抗争，而他只能面对这大漠的寂寞。兔未死而狗先烹，鸟未尽而弓先藏。“何日穹庐能解脱，宝刀盼上短辕车”。他是一个被捆绑悬于壁上的壮士，心急如焚，而无可用力。

怎么摆脱这种状况？最常规的办法是得过且过，忍气苟安，争取朝廷早点召回。特别不能再惹是非，自加其罪。一般还要想方设法讨好皇帝，贿赂官员。像韩愈当年发配海南，第一件事就是向皇帝上一篇谢恩表，不管心中服不服，嘴上先要讨个好。这时，林的家人和朋友正在内地筹措银两，准备按清朝法律为他赎罪，但林则徐却断然拒绝，他写信说：“获咎之由，实与寻常迥异”，“此事定须终止，不可渎呈”。他明确表示，我没有任何错，这样假罪真赎，是自认其咎，何以面对历史？如今这些信稿还存在伊犁的纪念馆里，瀚墨淋漓，正气凛然。当我以十二分的虔诚拜读文物柜中的这些手稿时，顿生一种仰望泰山，遥对长城的肃然之敬，不觉想起林公那句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他没有一点私欲，不必向任何人低头，为了自己抱定的主义，他能容得下一切不公平。他选择了上对苍天，下对百姓，我行我志，不改初衷，为国尽力。

一个爱国臣子和封建君王的本质区别是，前者爱国爱民，以天下为己任；后者爱自己的权位，以天下为己有。当这两者暂时统一，就表现为臣忠君贤，上下一心，并且在臣子一方常将爱国统一于忠君。当这两者不能一致时，就表现为忠臣见逐，弃而不用。在臣子一方或谨遵君命，孤愤而死，如贾谊、岳飞；或暂置君于一旁，为国为民办点实事，如韩愈、辛弃疾、林则徐。他们能摆脱权力高压和私利荣辱，直接对历史负责，所以也被历史所接受，所记录。

林则徐看到这里荒地遍野，便向伊犁将军建议屯田固边。先协助将军开垦城边的20万亩荒地。垦荒必先兴水利，但这里向无治水习惯与经验，林带头示范，捐出自己的私银，承修了一段河渠。历时四个月，用工210万。这被后人称为“林公渠”的工程，一直使用了123年，直到1967年新渠建成才得以退役。就像当年韩愈发配南海之滨带去中原先进耕作技术一样，林则徐也将内地的水利种植技术推广到清王朝最西北的边陲。他还发现并研究了当地人创造的特殊水利工程“坎儿井”，并大力推广。皇帝本是要用边地的恶劣环境折磨他，他却用自己的意志和才能改造了环境；皇帝要用寂寞和孤闷郁杀他，他却在这亘古荒原上爆出一声惊雷。自古罪臣被流放边地的结局有两种，大部分屈从命运，于孤闷中凄惨地死于流放地，只有少数人能挽命运狂澜于既倒，重新放出生命和事业的光芒。从周文王被拘里而演《周易》，到越王被吴所俘后卧薪尝胆，直至邓小平“文革”被贬江西而思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生命交响曲中最强的一支，林则徐就属此支此脉。

林则徐在北疆伊犁修渠垦荒卓有成效，但就像当年治好黄河一样，皇帝仍不饶他，又派他到南疆去勘察荒地。北疆虽僻远，但雨量较多，农业尚可。南疆沙海无垠，天气燥热，人烟稀少，语言不通。且北疆南疆天山阻隔，雪峰摩天，这无疑又是对林则徐的一场更大更苦的折磨。现在南北疆已有公路可行，汽车可乘，去年八月盛夏我过天山时，仍要爬雪山，穿冰洞。可想当年林则徐是怎样以羸弱之躯担当此苦任的。就皇帝而言，这是对林的进一步惩罚，而在林自己，则是在暮年为国为民再尽一点力气。1845年1月17日，林则徐在三儿聪彝的陪伴下，由伊犁出发，在以后一年内，他南到喀什，东到哈密，勘遍东、南疆域。他经历了踏冰而行的寒冬和烈日如火的酷暑，走过“车箱簸似箕中粟”的戈壁，住过茅屋、毡房、地穴，风起时“彻夕怒号”，“毡庐欲拔”，“殊难成眠”，甚至可以吹走人马车辆。林则徐每到一地，三儿与随从搭棚造饭，他则立即伏案办公，“理公牍至四鼓”，只能靠第二天在车上假寐一会儿，其工作紧张、艰辛如同行军作战，对垦荒修渠工程他必得亲验土方，察看质量，要求属下必须“上可对朝廷，下可对百姓，中可对僚友”。别人十分不理解，他是一戍边的罪臣啊，何必这样认真，又哪来的这种精神。说来可怜，这次受旨勘地，也算是“钦差”吧，但这与当年南下禁烟已完全不同。这是皇帝给的苦役，活得干，名分全无。他的一切功劳只能记在当地官员的名下，甚至连向皇帝写奏折，汇报工作，反映问题的权力也没有，只能拟好文稿，以别人的名义上奏，这和治黄有功而不上褒奖名单同出一辙。林则徐在诗中写道：“羁臣奉使原非分”，“头衔笑被旁人问”，这是何等的难堪，又是何等的心灵折磨啊。但是他忍了，他不计较，只要能工作，能为国出力就行。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69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如王莽、杨国忠、秦桧直至林彪、胡长清、成克杰。原来社会上无论是大奸、巨贪还是伪小人，都是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的。当然，他们最后也被历史所记录。陈毅有诗：“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被历史捉来，钉在了耻辱柱上。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有人以罪身而忍辱负重，建功立业，有人以功位而鼠窃狗盗，自取其耻，自取其罪。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

林则徐还有一件更加“分外”的事，就是大胆进行了一次“土地改革”。当勘地工作将结束，返回哈密时，路遇百余官绅商民跪地不起，拦轿告状。原来这里山高皇帝远，哈密王将辖区所有土地及煤矿、山林、瓜园、菜圃等皆霸为己有。汉、维群众无寸土可耕，就是驻军修营房拉一车土要交几十文钱，百姓埋一个死人也要交银数两。土王大肆截留国家税收，数十年间如此横行竟无人敢管。林则徐接状后勃然大怒：“此咽喉要地，实边防最重之区，无田无粮，几成化外”，立判将土王所占一万多亩耕地分给当地汉、维吾尔农民耕种。并张贴布告：“新疆与内地均在皇舆一统之内，无寸土可以自私。民人与维吾尔人均在圣恩并育之中，无一处可以异视，必须互相和睦，畛域无分。”为防有变，他还将此布告刻制成碑，“立于城关大道之旁，俾众目共瞻，永昭遵守”。布告一出，各族人民奔走相告，不但有了生计，且民族和睦，边防巩固。要知道他这是以罪臣之身又多管了一件“闲事”啊！恰这时清廷赦令亦下，林则徐在万众感激和依依不舍的祝愿声中向关内走去。

150年后，我又来细细寻觅林公的踪迹。当年的惠远城早已毁于沙俄的入侵，在惠远城里我提出一定要谒拜一下当年先生住的城南东二巷故居。陪同人说，原城已无存，现在这个城是公元1882年由清朝重建的，比原城后撤了7公里。我说，这没有关系，我追寻的是那颗闪耀在中国近代史上空的民族魂，至于其载体为何无关本质。共产党夺天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部，我们现在瞻仰的西柏坡村，不也是从山下上撤几十里重建的吗？我小心地迈进惠远城的那条小巷，小院短墙，瓜棚豆蔓。旧时林公堂前燕，依然展翅迎远客。我不甘心，又驱车南行去寻找那个旧城。穿过一个村镇，沿着参天的白杨，再过一条河渠，一片茂密的玉米地旁留有一堵土墙，这就是古惠远城。夕阳下沉重的黄土划开浩浩绿海，如一条大堤直伸到天际。我感到了林公的魂灵充盈天地，贯穿古今。

林则徐是皇家钦定的、中国古代史上最后的一位罪臣，又是人民托举出来的、近代史开篇的第一位功臣。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0期 “未名社”成员赵赤坪烈士　作者：天　国　锡　九　韦　顺

读鲁迅先生日记，在1925年5月至10月这段期间，每月都有这样类似的记载：“得赵善甫信并稿”；“下午素园、丛芜、赤坪（赵善甫）、霁野、静农来”；“夜李霁野、韦素园、丛芜、台静农、赵赤坪来”……这里讲到的五个人是生长在同一个小镇上的同乡同学和亲友。这个镇就是“鸡鸣听三县，犬吠惊两省”的叶集镇。它地处皖、豫两省和霍邱、金寨、固始三县的交汇点，属霍邱县管辖。叶集镇是大别山地带著名的老革命区。鲁迅日记中的素园、丛芜、静农、霁野是鲁迅领导的成立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进步文学团体“未名社”的成员，赤坪则是以“未名社”作掩护的党的地下工作者。

赵赤坪，原名桐仁，又名善甫、善夫、池萍，生于1902年2月14日，一岁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过着家徒四壁饥寒交迫的日子。1922年他由亲友介绍离家到了安庆，入职工学校，半天学做皮鞋，半天学习。1924年，他说服母亲卖了两间旧房，凑了点钱去了新文化的发祥地——北京。这时候，由苏联学习回来的韦素园正在北京，由于他的邀请，弟弟丛芜、乡友霁野、静农也到了北京。受素园的影响，到北京追求“这世道非改变不可”理想的赵赤坪进了俄文专科学校学习。这期间他受到陈独秀、瞿秋白、蒋光慈等人的影响，接受了马列主义，开始了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

赤坪入党以后，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性格也开朗了。霁野在回忆他的时候说过：“赤坪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固然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但他的乐观主义精神更是鼓舞了我们。不知为什么，那时住在沙滩小楼的素园和我们都有些消沉，可赤坪就大不同。那时我们每餐只煮一点大白菜下饭，赤坪在烧饭时往往还低声唱着歌，他的笑声常常破除了我们索居的寂寞。有一次我们眼看就要断炊，又是临近春节的时候，真不免有些发愁。可赤坪总笑着说没有过不去的事，慨然担当了应付危机的任务。我们猜想，他大概要去赊欠或者当衣服。哪知除夕前夜，《妇女杂志》寄来30元稿费，这真是雪里送炭的一笔财富。这时赤坪笑着对我们说：“看，发愁悲观有什么用。”原来这是他给《妇女杂志》写的一篇文章的稿费。后来他又写了一篇论述乐观主义的短文。青春的魅力给了这几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以巨大的鼓舞，友谊也使他们充满了活力和希望，以勇毅的精神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中去。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赤坪在天津一带进行建党工作，由于受到北洋军阀的注意和追捕，1925年他又回到北京。这时候素园他们因热爱文学和翻译，已经结识鲁迅先生有一段时日了。由他们引荐，赤坪也结识了鲁迅。此后，赤坪常常与素园等一起拜访鲁迅，或探讨人生问题，聆听教诲；或送稿件请先生审阅指点。我们在“未名社”编辑出版的《莽原》杂志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不管是隐喻深义，还是直坦心志，读来都令人叹服。

1925年“未名社”成立后，赤坪就以该社职员身份利用搞发行作掩护，在京津一带发动群众，宣传共产主义，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26年3月18日，北京学生向政府请愿。这个爱国行动遭到执政府的残暴镇压，造成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作为先锋战士的赤坪参加了这次爱国示威游行，在弹雨中身负枪伤，但他仍奋不顾身地抢救重伤学生，引起军阀暗探的注意。此后他的行动常被盯梢，接着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组织上考虑到赤坪处境的危险，同时根据工作需要，便派他离京去广州参加毛泽东同志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这次学习，使赤坪对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国情和周遭的环境，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动力在农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革命理论的理解进了一步。他在讲习所结业后便随军参加北伐战争，受组织派遣在粤汉铁路工会、汉口总工会工作。这段时间，他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一点，但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形势急转直下，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党派赤坪转到湖北应山县农村开展工作。在那里由于说话口音不同，他处处小心应付，但不久他还是被叛徒出卖被捕。当时白色恐怖虽然很严重，但赤坪已有心理准备，所以并不慌张。他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口才，说服了一个狱卒为他找到一位汪姓朋友。赤坪将自己在狱中供说的情况告诉这位朋友，托他把情况转告家里人。然后赤坪要求官方写信给家里来人保释。家里来人谈的情况与赤坪的交代一一符合，反动派只好把他放了。

出狱后，赤坪在应山呆不下去了，就转到河南农村开辟工作，哪知没几天又被敌人抓去投入监狱。敌人问他是什么地方的？干什么的？他很镇静地回答，在北京搞报刊发行工作。敌人马上就盘问他一些北京情况，赤坪对答如流。但是反动法官并不放松，又问他在北京的熟人和地址。他马上很有把握地回答“未名社”乡友的姓名和地址。这一次审问后，赤坪忖度敌人会向北京方面调查，他必须做好准备。他把平时省吃俭用买来存着的一枚小戒指送给了狱卒，买通他代寄了一封信给“未名社”的乡友，详细说明了他在监狱向敌人回答的情况。没几天，敌人的调查信果然到了“未名社”，未名社的回复完全符合赤坪的交代，这一次他又堂皇地走出了敌人的监狱。

为了党的工作，赤坪没有离开河南，他又换了一个地方继续从事党的工作。可是那时候河南地主武装队异常活跃凶残，和贫苦农民的斗争非常激烈。敌人看见一个外地人在村里穿来跑去，很快又把他抓了起来。武装队里有人主张把他拉出去砍了算了，巧的是这个武装队的头目是读过几句诗书的地主，看到被绑了的赤坪，心血来潮要问几句话。他问道：“你读过书吗？在哪里？”赵答：“读过，在北京大学。”

地主有点惊讶，迟疑了一会儿，挠挠头说：“我来考问你一下，若真有真才实学，我保你。”赤坪点点头。地主说：“我出副对子你对，对上了，保你平安，对不上，嘿嘿……”赤坪镇静地看着对方。

只见地主摇头晃脑地出了上联：“赤匪横行，闹得家破人亡；”赤坪对道：“圣贤当道，才能国泰民安。”赤坪心里的圣贤当然不言而喻，是指共产党。但这个地主头子又哪里知道呢。相反，他听了很是高兴，拍拍胸脯说：“看面相就不会错，这个学生我保了。”于是他开了张路条，拿着这张路条，赤坪平平安安地走出了他们的地区。这件事，他后来对乡友们谈起时还不免哈哈大笑。

赤坪在河南还第三次被捕过。这一次是因为当地群众举行政治暴动，打开监狱，他乘机跑了出来。

这时候，中原一带白色恐怖严重。赤坪想想不如回老区家乡找组织。回到叶集，他开了一个小商店，意在联系当地的小学教职员工，向他们做宣传工作。哪知当时当地的政治形势也不乐观，不到半年，他又被迫出走，也不敢和家里通消息，辗转流离到了北京。这时候已经成立了两三年的“未名社”，在鲁迅领导下事业有了发展，和赤坪同乡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青士、王冶秋、李何林、宋日昌、李云鹤等，因在家乡组织暴动失败，也都到了北京。他们一面找组织接关系，一面以“未名社”作掩护，继续做地下工作。赤坪因为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好，他没有住到“未名社”去，只是常常以“谈天”的名义去“未名社”探望乡友。这时候的赤坪，生活上虽一如既往地艰苦朴素，可作风上却改变了不少。他比以前沉默了许多，也不大声谈笑了，却骨子里还是乐观的。在聊天中，他常常讲些与敌人斗争周旋和监狱里的生活，给乡友们的印象是，他的作风更深入，斗争也更老练了。

一天晚上他又去了“未名社”，说最近生活可能有点变化。霁野他们以为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便问他是否需要钱。他微笑着说：“不，大概吃饭钱也可以省了。”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就劝他躲一躲。可是他说：走为上策不一定都行得通，他已做好准备。大约是这次聊天后的第三天，他正在“未名社”门市部闲坐，忽然进来一个陌生人，在屋里走了一圈就对着赤坪手掌向上一扬，赤坪就站起来，跟着他出去了。这就是当时常见的一种比较“文明”的抓人形式。赤坪被抓后，乡友们到处打听在哪里，千方百计营救。大约半年时间，他被保释，带着一身伤痕出狱了。

对于赤坪来说，在白色恐怖下，二三十年代做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入狱、逼供、拷打、释放，出出进进多少次，有时甚至是圈套。“未名社”的同仁记得，有一次，赤坪从监狱出来，到“未名社”看朋友。大家很高兴，很亲热地想问问他狱中情况。可赤坪非常冷淡，不仅不谈，而且还带着仇视的眼光。一时间大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好默默地安排他休息。可他就住了一夜，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又将他带走了。原来，敌人放他是假，想利用他钓鱼是真。看他与“未名社”的人谈了些什么，也好一起抓走。但这个花招，赤坪早已看穿，敌人未能得逞。就这样，赤坪从一个监狱走到另一个监狱，敌人也越来越严酷，花招越来越多。到1933年，赤坪又在北平被捕，而且落在国民党宪兵手里。由于赤坪的坚贞不屈，敌人把他作为要犯解到南京监狱。这时监狱里已关着两位地下党员。他们凭着地下工作经验，侧面观察了解了赤坪的一些情况后，谨慎地向赤坪发出试探性的暗语。通过秘密对话，赤坪告诉他们自己未暴露身份，一直说自己是“未名社”的书刊发行员。他们也告诉赤坪，他们已被叛徒出卖，身份暴露，要设法帮助赤坪出狱。于是他们就在狱中演起了双簧，经常对骂。他们斥责赤坪：一个有知识的青年学生，不思报国，不干革命，实属儒家败类。赤坪则笑答：人各有志，人各有欲，你们能把我怎么样？暗探们听到这些，向上面一次次汇报，敌人似信不信，几经用刑拷问，狱方始终抓不到赤坪的把柄，只好拖着不放。这真是“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做楚囚。”

赤坪一次次的牢狱之灾，“未名社”的同仁本来是想瞒着赤坪的好友、重症病卧京郊的韦素园。但是赤坪那些惊险、机智、忠贞和坚忍不拔的传奇故事，却常常传到他的耳中，当有人又谈起赤坪狱中斗争的故事时，素园不顾刚才咯过血的虚弱身体，“垂死病中惊坐起”，倚枕写下一首《怀念我的一位亲友——呈坪》的诗，诗的结尾是：

总之，你是一个热烈渴慕自由的人

不想现在你又久久关在牢里

不过，敌人“黑铁”的高压

终敌不过我们“赤血”的奋起

朋友，等着吧

未来的光明的时代终究是我们的

不要悲伤

不要愁虑

今日的牢狱生活

正是未来的甜蜜回忆

多次牢狱，各种酷刑，终未能使赤坪屈服。敌人只好释放了他。他拖着伤残的身体回到了家乡叶集。为了生计，他摆过小摊，挑过货郎担，也送过报纸。环境恶劣，失去组织，回忆以往，他也常常感到难耐的寂寞。有时候他也买两口酒喝喝，喝着喝着，回想起当年轰轰烈烈的火热斗争，他放声大笑。有时又追思为革命而牺牲的战友，他又放声大哭。他的这些表现，乡邻们不能理解，所以有人传说：“赵善夫疯了。”对此，他也无所谓。一方面，他要忙着谋生；一方面，觉得别人不注意他也好，可以休息，可以观察，可以等待。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宣布合作。这一来，国民党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抓人了。有一次叶集各界人士召开抗日动员大会。在一个知名人士讲话后，赤坪突然跳上台大声发言：“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了，有人还在搞一个政府，一个领袖，抱着先安内后攘外的怪论不放，老百姓能答应吗？”台上台下顿时鸦雀无声，稍停，台下有人议论：“赵疯子不疯嘛！”赤坪一听，怕暴露惹祸，马上一转话头故意大声喊道：“乡亲们不要怕，我是玉皇大帝派来的镇魔元帅，专降日本鬼子和那些害人虫的！……”这时台上台下又哄笑起来，说“是疯子”、“是疯子”，大会主持人国民党特派员芮毓英赶忙叫人把他拉下台去。

其实，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芮毓英心里明白，一个老共产党怎么会是疯子呢，不过现在讲合作抗日，不能公开抓人。芮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校长，不如聘他到学校来教书，以便监视。就这样，赤坪成了小学教员。当时的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赵老师在课堂上那带着浓厚感情色彩的语重心长的讲话：“孩子们，国难当头，希望你们好好念书，长大成人，拿起枪来，不仅要把外国侵略者赶出国门，也要把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吸血鬼全部干掉。未来是你们的，你们是国家的主人。”

从此以后，孩子们没有再叫他“疯子”的了，见面都是亲切地喊他“赵老师”。

抗日期间，日寇几度占领和道经叶集，烧杀抢掠，残害百姓，无所不为。赵赤坪联合当地人士李耕野、王杰三等人，成立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一次，日寇一批军队由合肥、六安向武汉进犯，行至河南固始县的富金山境内，遭到国民党爱国部队阻击，伤亡惨重，逃窜时丢下后勤和伤员数百人驻留叶集。赤坪等抓住机会，派人潜回镇里了解情况，然后兵分三路夜袭，打死打伤日军100多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武装了游击队。

在赤坪的心里，只要是爱国利民的事，他总是尽力而为。有一次，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一架飞机，在帮助中国袭击占领南京的日寇时负了伤，勉强飞抵叶集降落。几位苏联飞行员人地生疏，语言不通，同围观的群众无法沟通。当地政府官员没有见过外国人，也不知上级意图，一时无所措。这时候赵赤坪和正在家乡休学的韦德培去了。赤坪会俄语，德培会英语，他们协助当地驻军热情地接待了友军，妥善安排他们的生活，然后设法修飞机，两三天飞机修好后送他们归队。临飞前，飞行员站在机仓门口，跷着大拇指用俄语高呼：“伟大的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万岁！抗日必胜！”当赤坪用汉语翻译出来时，群众欢呼雀跃，掌声雷动！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赤坪身虽伤残，但正当年富力强。他想今后可以出去干点事了，哪知时局的发展非他所料，国家并不安宁。国民党政府由重庆还都南京后就积极发动内战，一时间他无处可去。1947年夏季，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到了叶集，赤坪喜出望外，马上以抗日游击队队长身份，求见驻叶集的解放军首长。见面后，他拿出珍藏了20多年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证书。驻军首长热情接待，异常高兴，马上研究决定，任命赵赤坪为鄂豫皖边区爱国民主政府的负责人兼叶集镇镇长。这年冬天，解放军准备南下，赤坪带领群众积极筹粮筹款，支援大军。他们当时保证了路过叶集的解放军两个纵队每人带五天的粮食。不久，驻军离开叶集，很快，当地地主武装勾结顽匪乘虚而入。赤坪带领少数武装队员和政府工作人员转移到距叶集20多里的山区，一边发动群众，一边与反动武装周旋。1948年2月，鄂豫军分区一支部队奉命开到叶集剿匪，叶集民主政府的武装部队积极配合。一次，一股数百人的顽匪盘踞叶集，解放军以赤坪的队伍为向导，分三路痛歼顽匪200多人，为叶集地区民主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环境。

但是，斗争是激烈的。4月，剿匪部队奉命调往金寨、霍山等地剿匪，叶集又空虚了。赤坪为了保存地方实力，暂时将部队转移到固始县境内，谋划剿匪事宜。一次，赵赤坪带领一两百人的队伍，与近千人的国民党残部、当地土匪和地主武装三合一的部队发生激战，因寡不敌众，赤坪带队转移进山，敌人跟踪追击，又经过一天的激战，身先士卒的赤坪负伤被俘。土匪大队长台育祥是赤坪的小学同学，他佯示关心的样子对赤坪说：“善夫，你自己看看，你搞了几十年，到现在衣衫褴褛，骨瘦如柴，体伤肢残，还搞什么呢？你只要说今后不当共产党了，我看在同乡同学的面子上，放了你。”赵赤坪把眼一瞪，说：“呸，你敢放我，我还和你干，我等了多少年的日子到了，你们的末日也到了，我代表边区人民政府接受你投降，可以按解放军优待俘虏政策优待你。”台育祥不敢再听，心慌意乱地连连说：“他不疯，他不疯！”又转向赤坪声嘶力竭地吼叫：“好，我成全你！”一挥手：“带出去！”赵赤坪轻蔑地一笑，转身往外就走，他手里拿着解放军送他的写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几个大字的斗笠，从容不迫地走过大街，到了沙滩中心，昂首高呼共产党万岁，坦然就义。这一天是4月22日！

赤坪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可歌可泣的一生。叶集镇的政府和人民为悼念烈士，特营造陵园立碑。在外地的李霁野闻讯，不胜悲痛，想到赤坪一生受苦，而正当胜利盛年可以大展才智之时却牺牲了。他满怀激情为赤坪写下了碑文和挽联：碑文：忠诚无畏一生战斗 坚贞不屈慷慨就义挽联：报国有门天将晓 琴正响时弦断音

赤坪的家乡后辈，他的学生们也写下了许多悼念他的文章、诗词，深切表示对赤坪烈士的哀思。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1年第10期 何功伟烈士留给我的记忆　作者：吕　鸿

本刊今年第7期《何功伟其人其事》（于光远文）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有的说，何功伟面对屠刀大义凛然，可谓当代文天祥；有的教师说，何功伟狱中遗书，内容感人又颇具文采，是中学生的好教材。吴江同志阅后说，何功伟烈士的事，希望编辑部再做一做。

今年11月，是何功伟烈士慷慨就义60周年，恰好收到何功伟当年同学吕鸿的一篇回忆文章，特此发表以资纪念。 ——编 者

一

《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登的《何功伟其人其事》一文，又一次激起我对这位可敬可爱的学友和同志的怀念。

何功伟是我在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初中时的同班同学（1930—1932）。他是全班品学兼优的高材生，文才特好，深得老师喜爱；他为人谦诚朴实，又颇受同学爱戴。但他体质瘦弱，很少参加体育锻炼。

湖北经受过1925—1927年大革命的洗礼。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北伐军“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深刻印象；也埋下对“四一二”蒋介石镇压工农群众、屠杀共产党人的愤懑。我和功伟都曾目睹了在汉口江汉关，一位年轻女共产党员高呼着“共产党万岁”口号，从容就义的悲壮场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北大好河山转眼沦陷敌手。消息传来，我和功伟等同学痛哭失声。后经何功伟倡议，和几个思想进步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利用学校的钟楼空房，学习借来的进步书刊以及有关马列主义的书籍。

“读书会”很快由几人发展到十几人，经民主推选，功伟成为“读书会”的会长，为了避免学校当局的注目，我们又组成振华篮球队，作“外围”掩护。篮球队长是杨海山，功伟任名誉队长。

记得何功伟搞到一本《朝鲜亡国惨痛》的小册子，大家传阅后深受感动。功伟建议在学校师生员工中进行募捐，由我用筹集到的钱在汉口一家印刷厂印了上万份。我们“读书会”的同学便利用假日在武汉市搞抗日救亡宣传，到处散发《朝鲜亡国惨痛》的小册子。《田中奏折》在武汉开始流传时，何功伟阅后十分愤慨，他把父亲给他的伙食费拿出来，在武昌找了一个印刷厂摘要翻印，并亲自带到司门口去散发。

二

我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父亲吕超伯（号逵先）虽曾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武昌起义，并和他的同仁迫使黎元洪出主起义军务，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思想逐渐趋向反共。我和功伟在学校中的抗日救亡言行，引起他的极大忧虑。他发现功伟写信鼓励我跟家庭的包办婚姻作斗争，并劝我同救亡活动中的女友结合后，大为震怒，狠狠地对我说：“从此不许他再踏进我家门一步！”同时“调虎离山”，决定让我到苏州东吴去读书。

东吴是美国人使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教会学校。也是全国久负盛名的贵族学校之一。国民党达官贵人子弟在这里上学的颇多，蒋介石之子蒋纬国、中国银行行长唐寿民之子唐祖诏，都曾是我同班同学。由于我的软弱，被父亲置于一个与武汉完全不同的政治氛围中，我也一度埋头读书，政治上开始消沉。正是这时候，功伟和原来在武汉一道搞学生救亡活动的学友们，纷纷与我通信，鼓励我继续奋进，进而希望我在东吴发动学生救亡活动。这使我埋在心底的一点火烬又重新复燃。通过一位叫李志和的进步同学，又认识了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的堂兄李志中。李志中是老共青团员，上海党团被破坏后，他们自发地活动，组织了“新人社”（后又改名“中国青年社”），不定期地出版《新人》（后改名《中国青年》）。我曾自费为之寄发过大量的这些刊物，收件人和地址都是“社”里提供的，我并不认识。

在功伟的鼓舞和李志中的具体指导下，我们逐渐发动了东吴高中、大学的学生救亡活动，成立了东吴学生救亡同学会。杨望宝同学为会长，我为宣传委员之一。成立不几天，我们就组织了一次在苏州市区的反日宣传游行示威活动。这在号称“世外桃源”的苏州尚属首次。游行中散发的《东吴学生告同胞书》，原由一文采极好的同学起草，作为文章确属上乘，向市民作宣传又嫌不通俗了，同学会要我重新起草。我们学校的教务长沈祖懋是国民党的特派员。他虽无法阻止学生的爱国救亡活动，却深怕我们宣传内容上出问题，他坚持要我到他办公室去写《告同胞书》。他找不出内容上的岔子，又禁止使用学校唯一的手摇快速油印机来阻挠。还是同学们说服掌握房门钥匙的校工，晚上突击油印出来，才赶上次日游行活动的用场。

三

1936年4月，湖北省国民党当局，认定湖北省学联是“受共产党操纵”，勒令强迫解散。功伟等进步同学又组织了秘密的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继续坚持抗争。6月，日寇增兵华北，广西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的陈济棠联合反蒋。功伟因在反对内战救国会上提出“反对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被列入通缉的黑名单，他不得不紧急化装，藏在渡轮货舱中，只身逃亡到了上海。

这年夏，我意外地收到功伟从上海寄来的信，我当即约他速来苏州。我俩相见，只见他又黑又瘦，穿一身破旧衣裤显得十分憔悴。我俩紧紧握着双手，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说，他这次离开湖北太紧迫，除了随身衣裤什么也来不及带，为在上海找“关系”，随时有被捕危险，不得不天天钻电车。不过他又说：“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即使比这更恶劣的遭遇我毫不后悔，也决不后退！”我让他在我住的地方洗了澡，换上一套我的白绸衣裤。他照了照镜子，很有风趣地说：“你把我扮成阔少爷了，这倒对于掩护身份有好处！”为了他的安全，也为了他能在我处养息一下身子，我劝他暂在我处住些时日，然后再回上海。可是他却执意不肯，一心要赶回上海去找“关系”。我深知他的性格，便给一些银元，送他上了去上海的火车。

不久，从来信得知，他写文章落得一些稿费，生活上暂时有了一点着落……然而我仍不断给他汇去一些钱款。直至1936年8月，他来信说已经找到了“妈妈”，我才真的为他放心了。因为我完全理解他说的“妈妈”是他企盼已久的中共党组织。

同年冬，我到上海去与复旦的李志中同志接头之前，先去上海正风中学看望了功伟，当时他是以学生身份作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那天恰好是周日，许多学生已离校回家，我俩在学生宿舍里畅谈一夜。在我离沪之前，他交给我一件特殊任务：要我以“表亲”名义去探望一位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第一模范监狱”的同志。我先后共去“探监”三次，每次都带一大碗雪里红炒肉丝。可恶的是监狱看守，每次让我登记姓名、住址、职业，与犯人的关系，却不允许我和这位不相识的“表亲”见面。

四

1937年6月，日寇飞机首次轰炸苏州，东吴学生大都离校回家。我与上海“中国青年社”失去了联系，与功伟联系也一时中断。为了我的安全，父亲电催我速速回到了武汉。

回武汉后，我很快与原来一起搞学运的学友（其中有不少是从北平“中国大学”回到武汉的）取得了联系。我参加冼星海在武汉组织的抗日宣传歌咏队，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不少前线伤兵转运到武汉。武汉学生救国会组织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慰问伤兵和抗日救亡游行示威活动。

至今我还记得到医院慰问时唱《慰问伤兵歌》。歌词是：“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那千万妇女儿童，受到了荣誉的伤，躺在这病院的床上！帝国主义为了要逃脱深刻的恐慌，他们是这样地疯狂，自从侵占了我们的北方，又进攻到我们的长江，以及我们所有的边疆！他们要把中国当作一所屠场，任他们杀，任他们抢……”

遗憾的是，此时功伟仍奉命留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我们中断了的联系仍没有恢复。

五

那时我常想：假如不是和功伟中断了联系，和“中国青年社”中断了联系，或者说，假如功伟也能回到武汉，也许我也可以更早一点找到“妈妈”了。

回到武汉，寻求党的愿望更强烈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各地学子蜂拥奔赴延安。8月，通过武汉学生救国会里地下工作同志的关系，给我弄到了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信。

一个深夜，我偷偷离家上了直达西安的火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康克清同志接待了我们分别来此的十多人。9月初，我参加了八路军设在临汾以北的“学兵队”，不久被杨勇（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亲自挑选参加该团，开始了我的抗战生涯。一年后我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也终于幸运地找到了“妈妈”，可惜我无法将喜信告诉功伟，让他分享我的这份喜悦。

1938年底，我随一一五师东进，先后曾在鲁西独立旅、湖西分区工作，1942年的一天，从延安辗转送到湖西前线的《解放日报》上，看到一则6月在延安八路军大礼堂举行隆重追悼大会的消息，追悼的竟是我日夜思念着的同窗学友何功伟。原来，他是在担任湘鄂西区党委书记时，由于叛徒出卖于1941年1月被捕。敌人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妄图迫使他屈服。他始终坚贞不屈。国民党第六战区长官看中他人才出众，以高官厚禄相许，规劝他“回心转意”，也遭到他严词拒绝。大失所望的敌人，于当年11月将他杀害。功伟如此慷慨就义壮烈牺牲，使我不禁暗暗泣哭不止。

何功伟同志已经英勇就义60年了，我写下这篇回忆录，既表我的一片奠祭之情，也是为了想了解功伟同志的人们，提供一点资料。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茅盾在作协往事　作者：涂光群

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30年，虽为一普通干部，有幸也常能见到作协主席茅盾，聆听他的讲话；看到他为新中国文学事业所做的工作及他的处境；因工作而跟随我的领导去看望他，或有事被指派去他那儿跑跑腿。现记下我了解的茅公的点滴往事。

建国后，茅盾身为文化部长，本来活动、应酬等事务就多。但他总是不嫌麻烦地、没完没了地亲自回复那些想当作家的年轻人慕名寄给他的信件和稿件，有的人连句子都写不通，别字连篇，还想写小说，要茅盾先生给以“指点”。历届《人民文学》负责人，像邵荃麟、张天翼、严文井等，他们都在期待茅盾先生写出自己的新作（如《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续篇）；不忍看见这位大作家宝贵的时间、精力，耗损在回复来稿来信这类普通编辑能做的劳作上，因此常对他说：您将这类来信来稿交给我们编辑部处理吧。但茅盾律己甚严，除了明显写着“人民文学主编茅盾收”这类信、稿，有的他亲批“请人民文学编辑部处理”外，仍有大量直接寄给他的无名作者的信、稿，是他亲自处理的，而不由秘书代劳。老人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细心地、一丝不苟地答复那些想当作家的人们的提问。此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的《茅盾书信集》中，看茅盾先生花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给那么多的人们回信，我更多的是痛惜。为什么茅盾先生无法发挥他的创作专长，反而将时间耗费在不必由他去做的这些事情上呢？但从茅盾先生给别人的回信上，却可以见出先生的为政风格和一尘不染的高尚品德。例如1957年一位从事茅盾作品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给他写信，讲到自己新写成一篇研究论文，可否由茅盾先生帮忙介绍出版？这位年轻学者有这样的设想可以理解。然而茅盾先生是这样答复他的：“您的论文，是花了功夫写的，富有实事求是，客观分析的精神。恕我不能提供什么具体意见。作为一个被研究的作家，我向来是只愿意倾听批评，而不愿意自己说话的。同样的理由，我也不便把您的这篇论文介绍去出版；如果我这样做了，特别是因为我还是文化行政的高级负责人，便有利用职权、自我宣传的嫌疑。”

茅盾先生对于文学青年、文学人才，总是不倦地关心、扶持，还包括他从浩如烟海的各种文学出版物中直接发现优秀人才及作品。他对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及其新出炉作品，总是持宽大、支持和欢迎的态度。

1957年4月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和放。但是到底“放”到何种尺度？有何标准？大家都没有经验。谁都跃跃欲试，谁也没有把握，谁都不敢吃第一口螃蟹。当年《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从作家和投稿者中挑选出六、七篇把握不定的小说稿，先在编辑部内传阅。结果有的稿子发生争议，对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稿件是否可发，连编辑部的头儿也拿不准。于是作协领导人、原《人民文学》主编邵荃麟建议我们送给茅盾先生（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委会改组，茅盾不再担任主编）一阅。我们送去东四头条老文化部西边小楼茅公家。没过几天，茅公就全部看完，将稿件交给我们。我印象深的是茅公在我们争议最大的两篇稿上，明确批了字，认为“两稿都可以发表”。这两篇小说，一是常给我们写稿的北京市青年作家林斤澜的短篇《一瓢水》，这篇小说我记得是写战时西南一小旅店发生的故事，意境、气氛都造得不错，只是文字略嫌晦涩。编辑部有人不主张发表，认为如发表，岂不是提倡晦涩？另一篇是卫生出版社一位徐铁编辑的来稿，约3000字。小说题目叫《爱的成长》，用的是“蓝珊”笔名。故事是讲一个小男孩起先不认他后妈。后来由于这个后妈对小孩细心呵护，投入自己的真诚爱心，结果小孩深受感动，最后唤了一声“妈”。作者采用白描手法，文笔细腻、生动，入景入情，是一篇可读之作。然而对这篇小说的争议很大，有人认为小说是鼓吹人性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品，不应发表。编辑部的人还是尊重茅盾先生的权威，尽管有个别人不欣赏也不赞成这两篇，还是同意将两篇都安排在《人民文学》发出。这件事的余波是反右开始后，徐铁在单位被划为右派，发配青海劳改。一篇提倡爱心的小说，竟让作者蒙冤遭祸。

1958年《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有个倡议，每年让茅盾先生为刊物写一篇分析、评论全国短篇小说的文章，这有助于提高小说创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推出、奖掖文学新人。白尘说，他同茅公讲了，茅公答应写，正在读作品，做准备。我那时已调评论组工作。我们问白尘，要不要评论组提供作者和作品线索（对有些为刊物写评论的作者，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白尘说，不用了，文学杂志茅公那里都有，他读作品比我们多，并且读得仔细，有的他读过的作品我们未必读过，甚至也不一定知道。不久茅公交给《人民文学》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其中他颇为兴奋地推荐了上海青年女作者茹志鹃发在《延河》上的小说《百合花》。这之前，编辑部的人除知道茹志鹃是上海一位文学编辑，并不了解她小说写得好，也没有人留意她在《延河》发的这篇小说。当时，这类风格细腻、含蓄、富有诗意的小说，是颇不合那年代大喊大叫、“意气风发”的调儿的，所以作者曾屡遭退稿。茅盾先生真是慧眼识珠，大家找来一看，觉得小说果真是好，茅盾的评语“清新俊逸”也很准确。于是白尘作出决策：1958年第6期在刊登茅盾先生文章的同时，转载茹志鹃小说《百合花》。这一期杂志出来后，社会人士观感甚好，觉得在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注重作者不同的个人风格方面，茅盾先生为文学界开了个好头，做出了榜样。而青年女作家茹志鹃就从此脱颖而出了。

苏州的青年作家陆文夫，1957年因参与发表探求者文学宣言，被长期下放劳动。他在工厂扎扎实实地工作，向工人学习生产技术，同他们打成一片，几年时间，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于是在1961年、1962年之际，他陆续给《人民文学》寄了几个短篇，这些作品很熟练地写出了工人、技术员的形象，情调健康、向上，有的则妙趣横生。执行主编陈白尘、李季很看重他的新作，有的发在头条，如《葛师傅》、《二遇周泰》。1962年，茅盾在《文艺报》上发表文章，对陆文夫写工厂生活的新作和他长期在劳动者中认真体验生活，给予肯定、赞扬。这期间，上海工人出身的作家胡万春，写了一些反映工厂生活变化的小说，也引起茅盾先生的注意，写信给以鼓励；同时指出了年轻作者易犯的毛病（如写作中会出现概念化），希望勤于思考、学习，继续提高自己。（此信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茅盾是现实主义小说大家，但他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取材、人物选择、写作方法、技巧等，从不拘泥、狭隘，一向看得很宽广，他自己的小说实践也是如此。就拿他小说的人物画廊来说，是很多样化的。因为社会的人物是复杂多样的，小说的人物怎么能够简单、单调呢？

1962年8月，中国作协在大连开小说创作座谈会。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会，邀请作协主席茅盾出席指导，到会的有北方、南方的十几位作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也到会，同大家见面讲话。我是会议的记录之一。会议的目的，是与作家们共同总结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反对创作中的浮夸风、虚假的“浪漫主义”，以使创作回到实事求是，正视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塑造真实可信、而非虚假的人物形象，回归现实主义健康轨道上来。会议气氛宽松、活跃，作家们畅所欲言，讲到前几年说大话，鼓虚劲，对创作者造成的压力和有害影响；讲述自己对生活和创作的思考，也诉说着创作中的苦闷。茅盾先生每天到会，认真倾听作家们意见，和会议主持人邵荃麟一道，以发言或插话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同大家交流。在谈及现实主义应当坚持和深化时，茅盾、荃麟，根据创作规律和中外作家成功经验，提出人物的形象塑造也应多样化，英雄人物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但处在中间状态的各种人物也不可忽视，也宜放在我们视野中，观察、研究和塑造。这既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也使我们的作品深入一个更广大的读者群，使这些读者从中受益。茅盾、荃麟的意见，针对了作家们提出的问题，切实而中肯。

茅盾先生是中外知名的中国左翼作家，他信仰坚定、谙熟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谨言慎行，总是在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对社会生活，他很少发表自己见解，也不人云亦云，但并非没有自己成熟的思考和见解。1963年上半年，编辑部约茅盾先生写散文，他赐给我们一篇《海南杂忆》，发表于《人民文学》当年第6期。茅盾先生是写散文、杂文的能手，建国后却很少施展。《海南杂忆》实际是一篇杂文，它言简意赅，凝重、深沉，艺术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我至今记得，他从海南岛“天涯海角”奇拔的岩石，联想到流放在海南荒岛的宋代诗人苏东坡的《儋耳山》那首五绝：“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又联想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当权者，因听不进逆耳忠言，而对忠臣良将给以贬斥、放逐。自唐、宋以来，国家需要的这些名臣良将，流放到海南岛的真是络绎不绝。他们无缘补天，却“获罪”被放逐到这里来作“道旁石”。茅盾先生写道：千载以下，真叫人读了苏东坡这首诗同声一叹！《海南杂忆》的另一段，是从公路旁的草本植物鸭脚粟，联想到明朝海南岛诗人王佐赞鸭脚粟的诗。王佐诗中写了海南岛的劳苦百姓，庄稼大熟、小熟都不能够自己享用，而他们经常借以维持生命的是鸭脚粟。王佐还有另一首诗《天南星》：“君看天南星，处处入本草。夫何生南海，而能济饥饱。八月风飕飕，闾阎菜色忧。南星就根发，累累满筐收。”茅盾先生写道：“这就是说，（大熟八月登）以后，老百姓所得，尽被搜括以去，只得靠鸭脚粟和天南星过活。王佐在这首诗的结尾，用了‘含泪微笑’式的两句：海外此美产，中原知味不？”

茅盾20世纪60年代初期游海南，受到的生活安排和照顾甚是周到，然而他却无心游山玩水，而是忧国忧民，像他的文学先辈屈原、杜甫那样，心中装的是百姓的冷暖。他在天涯海角发思古的幽情，想到历代吏治的腐败，使老百姓忍受饥荒之苦，面有菜色，靠吃野草野菜维持生命。茅盾写的是历史，他期望人们以史为鉴。他心中装着的是在日益频繁的政治运动中被错整获“罪”的那些由“补天石”变为“道旁石”的开国元勋和那些直率进言的知识分子们，那些在“穷过渡”中曾被折腾得忍饥受寒的人们。

茅盾不幸而言中，在此后的年月，他也“获罪”了。1964年的文艺整风，文学界重点是查1962年的大连小说创作座谈会，原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直接获罪，《文艺报》发表大块批判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个“资产阶级”除了被公开点名的邵荃麟，还有被内部点名的茅盾先生。指责茅盾不仅是“中间人物论”的鼓吹者，他还“代表资产阶级争夺青年”，说他“吹捧”陆文夫，给工人作家写信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当年一位文学界领导人在1964年下半年一次内部讲话中讲的。1962年以后仍是中国作协主席、文化部长的茅盾，几乎不再在中国文学界的活动中露面。1965年“文革”前夕，沈雁冰（即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革”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道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给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革”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茅盾先生在“四人帮”被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这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的，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0期 地下影人的重庆回忆　作者：钱筱璋　遗作

每个人在他的生活和成长发展过程中，总是有一些难以磨灭的记忆，常常在自己的脑海里回荡，把自己引入深沉的思念之中。我也常常如此。在我走向革命征途的时刻，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给了我难忘的教诲和帮助，才使我能够踏上自己所憧憬的道路。

1940年春天，我作为电影界的地下党员，刚从香港回到重庆不久，就到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工作。有一天，陈波儿（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著名的电影演员和社会活动家）通知我，说已和周恩来同志约定了时间，要我去见他。这最初的会见主要是联系我的党组织关系。我听到要见周恩来，真是又惊又喜，我没有料到我的这点事竟会麻烦他，由他来亲自过问。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周恩来，但是我似乎早已认识他了。在那以前，我曾怀着极大的兴趣读过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斯诺的笔下周恩来传奇般的光辉形象，早已使我神往，深深地在我的心里植下了无限的思念。我还深知，1938年在筹建延安电影团时，周恩来就是积极的赞助者，为她的诞生付出了心血。现在我能有机会同他见面，这是多么值得兴奋的事啊！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曾家岩50号，这里就是重庆进步人士熟知的被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宪警重重包围监视的“周公馆”。我被引进周恩来的办公室，他正在工作，见我去了，连忙放下手中的工作，亲切地招呼我和他隔着办公桌面对面地坐着谈起来。开始我很拘谨，神态不自然，这是因为我是带着旧社会固有的习惯看待周恩来的。那时，人们都称呼他周副主席，我以为他是副主席，是党的重要领导人，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当时不过是个普通党员，一个平平常常的电影技术人员，而且是个年纪刚20出头的年轻人，政治上是很幼稚的。可是在交谈过程中，我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由于我的幼稚而另眼相待，相反，周恩来很注意地听我的谈话，完全不像是第一次同我见面。我被他那平易近人的非凡美德和循循善诱的教诲深深感动，我的拘谨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我向周恩来汇报了我从香港回来后的工作情况和想法，他似乎已有所了解。他和蔼地从当时的形势讲到应做的工作，最后特别嘱咐：要在周围的群众中多做宣传工作，多交朋友，帮助他们进步，争取为将来建设延安的电影事业输送必要的技术力量。周恩来在重庆那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日理万机，操劳无度，就在这样的时刻，他还为党的电影事业的建立，高瞻远瞩，精心筹划。他对我的深切关注，正是表明他对党的电影事业前途的殷切期望。正因为这样，周恩来对我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作了慎重的考虑，可能由于当时重庆的政治情况和我所处的工作环境，他决定我直接和他单线联系。自那以后，我就和周恩来保持着这种关系。我每隔一个时候总要到曾家岩50号去一次，而每次会见之后，周恩来总是要招呼我到“救亡室”去看看延安的报刊和文件。这对我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使我能够了解斗争形势，受到党的教育，提高自己对革命的认识。除了和周恩来直接联系外，他还指定张颖（“文革”前在剧协工作）和我联系，她有时也到“中制”来找我。

我从香港到重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下，感到生活十分苦闷，渴望着陕甘宁边区的自由生活，非常向往延安，真是朝思暮想，恨不得一下飞到那里。于是我去请示周恩来。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了出来请求批准。谁知出乎我的意料，周恩来认为我的要求不合适。他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耐心地说服，帮助我认识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对。我始终牢记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严肃地对我说的这句话：都到延安去，这里的工作谁来做？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对我是很好的教育，也是中肯的批评，帮助我打开思索的闸门。是啊，我不是一般的知识青年（那时知识青年到延安去是很多的），我是一个党员，党组织要我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争取为建立党的电影事业输送力量的工作还刚刚开始做，怎么能只考虑个人愿望放弃这里的工作阵地呢？周恩来从党的原则着想，严格地要求我，端正了我的认识，使我克服个人打算，安下心来继续留在重庆做我应做的工作。

这年夏天，组织上转来袁牧之（20世纪3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和导演，已于1938年先行赴延安建立延安电影团）从延安给我捎来的信。他刚从华北敌后拍完《延安与八路军》这部影片，跋山涉水回到延安。这封信辗转递到我的手里已经时隔几个月了。袁牧之在几页土纸上满怀深情地写着要我速去延安，那里的电影工作已经开展，是我去的时候了。我和袁牧之在武汉分别时曾约定，他到延安工作到一定的时候，就通知我去。我激动地带着这封信去请见周恩来同志。他尽管工作很忙，还是抽空接待了我。他把延安来信仔细地看完，思索了一下。从他的神情可以看出，他为牧之信中谈到的电影团的工作情况而流露出愉快的笑容。他立即爽朗地表示同意我就去延安。当时，我是以技术人员的身份在国民党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周恩来考虑到这一点，明确地对我说：要考虑用什么方式走，不能秘密地走，要公开地走，免得给他们抓住把柄。没想到他说完话，就拿起信笺，立即挥笔，以他个人的名义为我给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写信，大意是说，延安准备建立一个小规模的电影制片厂，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希望借我去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请他给予支持准许我去。他还在信上婉言地说，如果将来“中制”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回到“中制”工作。这位厂长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是周恩来在黄浦军校任职时期的学生，所以，他才亲笔为我给郑写信。他想得很周到，照顾到当时两党统一战线的关系，严格地把这件事联系起来考虑，争取我能合法地去延安。他的良苦用心使我深受教育。遗憾的是，我将信交给厂长，他打官腔说，我手头的片子《白云故乡》还没有完成，走不开，以后再说。实际这位厂长就是不肯放我走。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周恩来，他指示我：既然他们不肯放你走，只好等待以后的时机。我虽然没有走成，却从他对我的关怀和帮助中，进一步体会到他坚持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电影事业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

此后，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策动新的反共高潮，对我党和革命人民采取种种卑鄙的迫害活动，重庆的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就在这个时刻，周恩来同志在一次同我见面谈到当时的政治形势时，怕我这个缺乏斗争锻炼的人产生思想顾虑，非常爱护地对我说，目前形势还没有到很严重的时刻，可以继续留在那里坚持工作，有情况我们会知道的，到时通知你。他在那样恶劣的政治形势下镇定自若，给了我极大的感染，他的话使我感到很体贴，受到鼓舞，增强了我的战斗信念，坚信党的力量。更使我感动的是他对同志的细心关怀，他的心里记挂着多少同志的安危啊！而他却总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忘我地献出自己的一切。

1941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重庆的政治形势更险恶了。这时，“中制”内部的政治情况也愈来愈坏，我感到不能再在“中制”呆了，经过和党组织商量，决定我先回贵阳家中去，要有可能去延安时，由组织上通知我，我就立即从贵阳回重庆再去延安。

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工作场所，抛弃了自己的职业，冒着风险，秘密地隐蔽到长江岸边一个不为人注目的小客栈里住下，等待搭汽车离开重庆向南边去，这是一次冒险的远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恩来派人想方设法找到我，给我送来了重要的通知，要我马上改变行动方向，往北撤到延安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是多么的高兴啊！这就是说，我的多年宿愿可以实现了。

1941年6月上旬，按照约定的日期和地点，某日晚上我来到新华日报馆。由于一点事耽误了时间，我迟到了10多分钟。当我走上楼梯的时候，却看见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站在二楼的楼梯口，像是在等待什么人。我走到他们跟前，周恩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遵守时间，让我们等你这么久，不应该这样嘛。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受到这样严肃认真的批评。当时我真是万分羞愧，感到怎么能由于我的马虎而浪费周恩来同志的宝贵时间呢？而且在那样尖锐复杂的地下斗争环境中，准确地遵守约会时间是多么重要。这一次的不平常的批评，成了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这天晚上我要到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去，以便在那里做好去延安的准备。可是要从重庆市内到郊区红岩确实很困难，国民党反动派在途中设有重重关卡岗哨，到处有特务严密监视，要想进入红岩实在不易。周恩来为了我的安全，让我乘他的汽车同他们一起上红岩。上了汽车，我坐在周恩来同志和董老的身边。车在急驶，眼看着在夜幕笼罩中的山城逐渐从车窗两旁退去。此刻，我的心不平常地跳动着。车子把黑暗的重庆甩在后边，朝着郊区的红岩前进。车到红岩山下停了。我们下车沿着那条小路走上去。虽然夜色深沉，但是红岩却似高擎的火炬，远远地闪耀着亮光显现在我们面前。我跟随着周恩来和董老，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我的心潮澎湃，像游子回到了故乡，到了红岩就是到家了。

按照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周密布置，我在红岩做了出发的准备。我们一起去延安的有30多人。从重庆到延安，路途很远，估计敌人不会顺顺当当地让我们过去，他们不会不进行阻挠和破坏，甚至蓄意制造借口逮捕我们。党组织为了防范这种事变，采取了各种相应的措施。党组织决定不暴露我的电影工作者的真实身份，让我化名陈阿祥，改装作为一名汽车修理工人。同时为了应付敌人的刁难和在危急情况下掩护我，还特意让三名真正的汽车修理工人肖一志、鲍世泽、李玉生伪装我的徒弟，尽可能在途中保护我的安全。我是根本不会修理汽车的，临行前，三个“徒弟”还教给我一些修理汽车的知识，以防万一。

周恩来把在他身边工作的龙飞虎，一位精明能干富有斗争经验的老红军派来当我们的领队。这种对干部无微不至的关怀，对建设党的电影事业的极大重视，怎不使我由衷感激。正是由于周恩来和党组织的周密安排和精心照料，我才于6月下旬平安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后来，阳翰笙告诉我：“在重庆时，有次张治中开玩笑地问周恩来：你们电影界有哪些党员？周说，你看有哪些人？你觉得哪些人是党员？张问，郭沫若是不是？阳翰笙是不是？田汉是不是？周答，这些人都不是。他们都同情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你们国民党如果主张抗日救亡，他们拥护你，如果你们不抗日救亡，与日本妥协，他们就反对你。张治中又问，难道你们一个党员也没有？周说有，就是‘中制’的钱筱璋，还有一个你们知道的陈波儿（我们两人当时都已到了延安）。钱筱璋在你们那里学了很多技术，我们谢谢你。”

1943年秋，延安电影团摄制完成了纪录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延安军民都亲切地把这部影片称作《南泥湾》。影片映出后轰动了陕甘宁边区，这是党的电影事业开创后制作的第一部完整的影片。虽然它在艺术和技术上还很落后，但在当时延安极度困难的条件下，能制出这样的影片已是很了不起了。影片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子弟兵，体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成就。

有一天，我们来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给中央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放映这部影片。这是一部无声影片，但是我们进行了巧妙的创造，从部队电讯部门借来了扩大器和手摇马达，从鲁艺音乐系借来了留声机，并请他们帮助选配了适合画面效果的音乐唱片，放映时手摇马达带动扩大器，用留声机放音乐，用小喇叭当话筒现场解说，把它映成了和有声电影毫无差异的“有声影片”了。影片映毕，观众在掌声中散场。就在这个时候，却有一位同志，不是向场外走而是向银幕后面我们放置扩大器和留声机的地方走来。我们很快认出来，他是周恩来。他亲切地向我们问好，看看我们是怎样配音的，并热情地赞扬我们的土法“有声电影”。他鼓励我们把影片送到群众中去，广泛地给工农兵放映，使边区军民都能看到这部影片，鼓舞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他的指示是对这部影片最好的评价。这是我到延安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我高兴的是我们电影团能用自己土法制作的影片来向周恩来同志汇报我们的工作成果，让他看到他用心血灌溉培育的党的电影事业，终于突破重重困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长久以来对电影事业的期望开始得到实现。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周恩来才以异常关切的心情，在观众散场之后，亲自到放映机旁来看望我们，指点我们贯彻毛泽东同志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要我们沿着无产阶级的文艺道路迈进。这种感情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面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我们也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能够制出这样的影片而感到安慰。（张岱整理）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1年第10期 邓小平之弟邓蜀平的故事　作者：尹　骐

在毛毛（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的三叔邓蜀平（邓先治）解放前是个小地主，人没有什么本事，还抽点鸦片烟。解放后父亲把他送去戒了烟，让他受了点革命教育，然后一直在贵州省六枝地区做点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本人的地主成分和他兄长的倒台受牵连，被迫害致死。”

看了这段话后，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亲历的往事，这就是邓小平如何把他的弟弟邓蜀平送去接受革命教育，又如何让他参加革命工作的故事。这故事在当时似乎平淡无奇，似乎本该如此。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却不能不令人感到别有深长之意蕴。

最初印象

1950年的4月末或5月初，我所工作的单位——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简称“西南革大”）二部四班来了一位新学员。此人年纪40出头，身材不高，已经有些发福，一套新的灰布中山服紧巴巴地绷在身上，平头乌发，方脸浓眉，上唇还蓄有一抹短须，在众多的新学员中显得有点异样。

西南革大是由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为培养大批急需的干部而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她继承的是延安抗大传统，实际上也就是一所干部培训学校。1950年3月，即在重庆解放还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就正式筹办，4月就招收第一期学员。

这些学员入学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表现了渴望学习、积极投身于革命熔炉、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政治热情。但是那位新来的、有些异样的学员，情绪似乎一直就不很好，对人对事常常是一副冷漠神态，始终保持着某种不卑不亢的沉默，有时显得拘谨，在拘谨中又不时会流露出几分矜持与傲慢。

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呢？翻阅他的入学登记表，只知道他名叫邓蜀平，籍贯是四川广安，家庭出身是地主，而在社会关系和个人经历的栏目中都填写得很笼统，简直可以说是模糊不清。单凭这样一些简单的文字资料，自然是无法弄清楚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告状挨批

西南革大办学之初，条件十分简陋，生活也相当艰苦。数千名师生员工聚居在重庆市郊化龙桥一侧的山坡上，住的房屋大半是简易平房，且很拥挤。听课只能聚集在大操场上，用扩音器扬声。每个学员还必须坐着小马扎将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做笔记，笔记的详略和正误，课后要互相检查核对，并作为学习是否积极的评价标准之一。日常生活管理是半军事化的，不仅有严格作息时间，而且小组会、大组会、班会不断地轮流召开，充分体现了八字“校训”中的“紧张”要求。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经常下山到嘉陵江边码头去搬运粮食和煤炭。这或许是为了节省经费，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培养学员的劳动观点。因为建立劳动观点正是革大培养人才的宗旨和目标之一。因此，数千人的吃饭烧煤，大部分都要由学员直接运输到位，距离虽只有2000米左右，但一路都是坡坡坎坎，完全是负重爬山，其艰巨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学员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是所谓“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知识分子，这艰苦的劳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是对学员们的严峻考验。不久我们就发现，这革大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对于邓蜀平这个学员来说似乎是更难以承受的。虽然各项活动他都参加了，但其精神情绪却总是显得压抑，落寞的神态中隐含着某种难以言说的苦痛和烦恼。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是一位从老区来的工农干部，他为人爽直，办事认真，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个很大缺点，就是毛泽东曾经批评过的那种“傲视知识分子”的自我“优越感”。尤其是对于那些旧知识分子味道较多的学员，几乎有一种本能的傲视甚至厌恶，同他们说话往往是态度生硬，批评他们的缺点时，则近乎粗暴的训诫。每当这时，我们便会看到邓蜀平的表情尤其复杂，在无奈中还隐含着某种抗拒的心态。

然而没有过多久，邓蜀平的表现却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还是比较沉默，但脸色却平和开朗多了。小组会、大组会也能听到他偶尔的发言，发言的基调和语气也平和了许多，即使是向班里或是别的什么人提意见，那态度也较过去诚恳和亲切，而不再有愤懑和牢骚的意味。参加重体力劳动时，虽然仍旧有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从情绪上可以看出已不单只是沉重和苦恼，而是在无奈中又增添了几分咬牙坚持的意志力。

关注每一个学员的思想动态和实际表现，是我们作为工作人员的重要职责。邓蜀平的变化，当然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关注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学员的现实表现及其思想的波动起伏，而且还要把这个学员的现实表现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并找出其间的某种因果关系。因此，考察和审查每个学员的历史情况也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有时，历史情况甚至比现实表现更为重要。一个历史不清楚、尚有疑点的人，是连分配工作也很困难的，这在解放初期尤其如此。

经过了解，邓蜀平的变化及其谜底很快就被揭开了，有关他的一些情况已基本上被我们所掌握。原来他的确是一个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是他的亲哥哥。他是被“照顾”选送到西南革大来学习的。邓家在川北广安县虽不是豪门巨富，但也算是一户拥有不少土地的殷实人家。邓小平早年就远走异国他乡参加革命，他的兄弟姐妹中也有较早接受革命影响而参加革命的，如邓垦当时已经成了一位革命领导干部。但也还有一些人一直留守在家乡的土地上，继承祖业并臣服于四川军阀统治之下，这位邓蜀平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他还不完全是一介平民，而是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甚至被认为是一位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参加过在当地很有势力的帮会组织，被人称为“袍哥”大爷。他在当地说话办事，就是国民党的县太爷也不能不给他点面子。当然，由于邓小平的存在和积极影响，邓蜀平在家乡也未做过过分出格的坏事。但他的地主和“袍哥大爷”的双重身分，也早就注定了他的社会定位。不过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加上当地地下党组织的不断提示，使他在同类人物中最早获得了“觉醒”，远在解放军入川之前，就已经主动放弃对农民的剥削，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救困扶贫的善事，赢得了开明人士的声誉。当重庆解放时，他顺利地离开川北老家而来到重庆。他既有上述的特殊背景，又有相当的文化，年纪也不算大，把他送到革命大学学习改造，允许他参加革命工作，给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就算是“照顾”，于情于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于是，他就成了我们西南革大的第一期学员。

然而邓蜀平也正因为有那样的特殊背景，多少年来在家乡又一直处于颐指气使的社会地位，过着养尊处优的富裕生活，进入革命大学之后，不仅要过艰苦的生活，而且要被严格管理，被不断教训，这就使他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很难接受，很不满意了。因此，他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进城跑到西南局去找领导。他要把对革大的生活与工作的所有不满意见都统统向领导告上一状，以抒发心中的怨天尤人之气。或许是有所顾忌，又或许是邓小平同志正好不在，他便直接找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西南革大校长的刘伯承同志，一古脑儿将自己对校方的各种意见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种种“委屈”向刘伯承同志诉说了一番。但他却不曾想到，刘伯承校长不但没有“虚心”接受他的意见，同情他所受的“委屈”，相反地却严厉地把他批评一顿。了解他的历史底细和思想问题所在的刘校长当时对他说的一番话大意是：你应该好好在革大学习，接受改造，争取以后做一个合格的干部，你不要闹意见，发牢骚。你如果不愿意在革大接受改造，经受考验，那就让你再回到川北老家去，看看当地农民怎么教育改造你，你好好想想吧。

考验合格

刘伯承校长的这一番话果然厉害，使邓蜀平真正认清了自己的处境和前景，并迫使他迅速醒悟过来。他从西南局“挨批”回到革大后，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出现了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很大变化”。此后便不声不响，循规蹈矩，做他一切该做的事，说他一切该说的话，无论是在学习上，还是在思想上和生活上，都让人感到他是在认真地接受改造，不断争取进步了。

革大的学习期限实际是短暂而容易度过的。5月中旬正式开学，9月上旬便正式结业分配工作了。毕业分配对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在“一切都由组织安排”的人事体制下，一次分配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去向甚至是终身命运。每个人当然都十分重视。西南革大第一期学员的分配方案是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需要，由上级有关部门统一制定并经领导机关批准。在总数近6000名毕业学员中，约有五分之三的人要分到城市，参加党政机关和财经、文教以及其他系统工作。另有五分之二的人则要分到各地农村去参加减租退押、征粮以及基层单位工作。不用说，这两种分配去向的差别是巨大的。这不单是指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环境，而且由于当时西南各地刚解放不久，农村，特别是一些边远地区的农村还相当混乱：既有恶霸地主的暗中捣乱破坏，更有土匪和兵痞一类的反动武装公开反抗人民政府，抢劫人民财产，杀害基层干部。因此分配到农村去的学员要面临严峻考验，包括生命安全考验。分配时要求学员服从革命需要，接受组织分配，做好思想准备等。每个人的具体分配，则是由基层干部经过研究并报经上级批准。经过了上述程序之后，组织上便通知每个人的具体去向。

巧的是，为全校学员做毕业分配总动员报告的正是邓小平同志。他在毕业典礼大会上以《到实际工作中去接受考验》为题向广大学员发出号召。

据我的印象，邓蜀平的分配似乎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为他打过招呼，而是综合他的各方面情况，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更需要也更应该首先到农村去经受锻炼、接受考验。邓蜀平本人并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要求，一切都很自然，一经宣布分配结果之后，他也就同绝大多数学员一样，告别重庆这座大城市，奔向了新的岗位。

邓蜀平去的地方是贵州东南部的独山县。这里山高路险，邻近广西，不仅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很落后，而且当时匪患猖獗。著名的十万大山匪巢距此就很近。大约一年之后，从贵州传来的消息说，革大的毕业学员在那里的工作表现都很不错。还有几位在剿匪斗争中壮烈牺牲了。至于邓蜀平，听说表现也很好，已经担任一个镇的镇长，成为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了。

在劫难逃

西南革大只办了三年多一点时间。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对干部的需要不断变化，革大培训干部的任务也随之不断变化。每一期招收的学员对象和培训要求也就各不相同，到1953年下半年就基本结束了革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些革大的工作人员也就风流云散，各自走向了新的工作岗位。有关革大各期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邓蜀平在内，从此也就音讯全无了。

直到20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期，我从北京到贵州的一所大学去任教。在省城，我遇见了两位当年在西南革大的同事，顺便就向他们问起了一些当年被分配到贵州去的学员情况。关于邓蜀平，他们说他一直在贵州工作，表现也一直较好。大概是由于他的那种“特殊背景”吧，后来被当作“民主人士”而受到了重用，当过郎岱的副县长，后又调任六盘水特区的六枝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突然掀起后，以邓蜀平的特殊经历和地位，自然是在劫难逃的。况且，邓小平在“文革”前期一直被定为党内第二号的“走资派”。邓蜀平的离开川北老家以及后来的参加学习，安排工作，获得“重用”等等自然都被看作是邓小平“包庇”的结果。邓小平既成了过江的泥菩萨，自身难保，邓蜀平在贵州那个偏僻地区就更是被斗得死去活来。到最后，他就干脆“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了。

听了这些情况的介绍后，不免令人唏嘘。在“文革”那个有理说不清的年代，他受到牵连，面临残酷的批斗，遭遇生理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他被迫选择死亡也许更适合于他的性格。

但他大概不曾想到，数年之后的邓小平又会东山再起，并重新开创了一片新的历史天地。真是命运无常，人生难测。邓蜀平若泉下有知，真不知该作何感想。

附记：写作此文时，虽也查了一些资料，但主要还是根据我个人的记忆。所记也许有个别不准确之处，如有知情者指正，谨在此预先致谢。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1年第10期 解放前夕谢筱在福州做地下工作　作者：许翰如

1949年，在福州解放前夕，中共中央社会部遵照毛泽东、周恩来指示决定选派多年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谢筱为福建特派员，去福州搜集军事情报，做策反统战工作。

谢筱接受了这项光荣而又艰巨的秘密任务后，感到无比激动和兴奋，但他深知此行进入虎穴，凶多吉少，要有牺牲的准备，于是就写好遗书，交给领导，并十分坚定地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冒着生命危险，乔装成一名商人——某公司董事长，化名吴寿康，由上海取道香港，秘密潜入榕城，与华东局派去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他从上海带去的收发报机等通讯工具则通过国民党海军少将叶可钰（我党地下工作者）利用国民党军舰秘密运至榕城。

建立秘密电台向中央发报

谢筱潜入福州后，住在万寿桥边一号——教会的青年会里。青年会办有高级宾馆、西餐厅等等设施，是一处便于隐蔽的地点。谢筱的联系人蔡训忠是当地渔会会长，也是他的掩护人。这个秘密地点只有蔡训忠一人知道，并由他亲自向谢筱传递、汇报情况。青年会这个秘密点的建立就成为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驻福建开展秘密斗争的指挥部。

谢筱懂英语，善交际，一身西装革履，戴着茶色眼镜以此掩盖他的身份。为了掩护他的秘密活动，给他创造必要的、又可遮人耳目的工作条件，便调配了一个可靠的人为他拉黄包车，进进出出都以黄包车代步，俨然“大阔少”的派头。

丁日初原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地下党员。1948年夏回到福州。他的公开身份为福建合作金库经理，主要任务搞策反，建电台。其父丁超伍为国民党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日初利用此特殊关系在福州开展工作。谢筱便将电台安置在丁家新盖的一座楼房的小阁楼里。

党中央派来协助谢筱工作的报务员姜平也住在丁家。晚上，他们三人在小阁楼里频繁地向党中央调试发报。红色电波飞越夜空，迅速传向北京，使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三野司令部对闽省敌情乃至整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敌人的军事部署了如指掌。

国民党兵败向南撤退，此时已成惊弓之鸟，他们在福州地区严密设防，我秘密电波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在这隐蔽斗争的严峻时刻，我打入福州戒严司令部的情报人员将特务机关要出动搜查电台的消息告诉了他的联系人蔡学仁（蔡训忠之子，我地下工作者），蔡迅速通知了谢筱。得此消息后，谢当即停止发报。一天，丁日初发现他家的一只狼狗被人毒死了，觉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谢筱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临危不惧，处事不惊，他依靠当地党的秘密工作者和革命群众，立刻将电台搬到蔡训忠家。后来恐蔡家不安全，又将电台转移到西湖边一条小胡同内、两面竖有高墙、环境比较隐蔽的叶可钰的深宅大院，把秘密电台藏在叶家的厕所里。

国民党特务机关经过侦察，知道共产党派来了一个搞情报的负责人，还带来了电台，但始终未能找到他——谢筱隐藏的地方。而我秘密电台数易其地，却躲过了国民党的追查搜捕，始终坚守阵地，继续向中央发报……

开展策反统战工作

谢筱在福州，一方面择点建立秘密电台向中央发报，另一方面积极开展策反统战工作。他初来乍到，地方不熟，不会讲福州话，对他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但他想到党中央毛主席交给他这个光荣而重要的任务，便努力学地方语言，在交友中边做边学。他晚间外出活动，与几个单线联系的同志或朋友，在一幢名为“百合”的澡堂子里碰头，借洗澡之机搜集情报，通报情况，布置工作。由于他机敏灵活地积极工作，在不长的时间，与民盟、民革等地下民主党派的上层人物以及当地的县长等实权派都有所接触。他通过这些社会关系，找到并深入警察、特务部门进行策反统战工作。

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我人民解放军涤荡顽敌势如破竹，依附于国民党的一些人眼看国民党军难于抵挡，心里恐慌了，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曾与叶飞同时入党、后背叛革命当了叛徒的王××，探知谢筱来了福州，他通过民主党派某人的关系求见谢筱。王是国民党军统调查室主任，福州最大的特务头子。谢筱认为这可不是一桩小事，便发电请示中央。毛主席说，叛徒回头革命也欢迎嘛。

谢筱与王见面时，向他交代了几条政策：一不许轰炸；二不许带走文件；三不许杀害政治犯，要保护城市。

谢筱在福州的一个主要秘密联系人是国民党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吴石将军，这是党中央交给谢筱的重要线索。吴石是黄埔时期周恩来的故旧，是周恩来直接联系的非同一般的关系。吴在广州、武汉、重庆等地与周恩来有过接触，对周的才学、智慧和高风亮节十分崇敬。也正是在周恩来的影响下，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认识，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甚为不满。

秘密造访吴石将军

吴石原是国民党军中资深将领，抗战时期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后任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解放战争期间吴曾秘密为我党工作，在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以及上海战役中都为我军取得的胜利做出重大贡献。吴本人不抽烟，会喝酒，擅骑马，爱好书法，敬慕林则徐等历代爱国志士，并喜读他们的诗词，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他钻研兵学，曾当过兵学教官，著有《孙子兵法研究》、《兵学词典》等书，堪称为国民党军中一名儒将。

1949年初，吴石任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局长时，蒋介石就钦定他为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据吴石当年的随从参谋王强回忆：1948年冬，国民党迫于我大军压境，不得不考虑从南京撤退。而国防部尚有500箱国民党军事当局非常重视的档案资料，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当时任史政局长）建议说，国共和谈在即，可能划江而治。如划江而治，这批档案资料运至台湾再运回南京不太方便，不如运往福州，届时需运回南京也方便，若要运至台湾，两地只一水之隔也不难。吴石以他的睿智多谋说服了国民党当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吴石将军为何要提这个建议呢？王强说：我后来才知道，吴石将军已预知他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一旦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悉数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500箱军事机要于1948年12月下旬从南京用专列运往上海，再由国民党联勤总部调用“中南号”军舰运至福州马尾港。翌年元旦由王强等几人秘密押送至戚公祠。吴石将军命王强要日夜严加守卫，以后他又以寄管为名，将其中298箱最重要的机要档案悄悄地运往由地下民主党派成员掌管的福州研修院书库。

吴石热爱他的家乡，不忍心福州在战争中被夷为平地。他说，如果家乡被摧毁，惨遭涂炭，有朝一日我回到家乡则愧对乡亲，愧对福州的老百姓。为此，他正为何时起义以配合福州的解放在竭思谋虑。

谢筱与吴石将军单线联系。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俩人接触频繁，谢筱将秘密造访吴石获得的重要情报，如国民党南京大撤退后的军事部署、番号、军队驻扎地点，有关福州绥靖公署整个战区防御作战形势等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火速报送中央。

一天，谢筱秘密来到吴石公馆。以往周恩来与吴石有过多次接触，并亲自做他的工作；而吴石出于对周恩来的友情和信任，只恐周恩来未能看见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便问谢筱：周恩来能看见吗？谢筱当然不能只简单说能或不能。他告诉吴石，北京的领导人毛、刘、周、朱都看到了，他按北京的回电说，中央要我问吴先生，有一个番号要核对一下。吴石听了谢的话，立刻明白了，也放心了。

不能忘记的朋友

同年8月14日，台湾总统府侍从室主任奉蒋介石手谕，拍来急电命吴石将军携家眷乘专机速回台北。这飞越台湾海峡的电报好像从天空降下不祥的预兆，吴石感到最高当局对他已有所怀疑。他于15日在公馆里召见王强并对他说，我明天（16日）要回台北，这边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按照我的命令保管好这些军事机要。我想你会知道怎么处理的，你应当尽到一个军人的天职……王强追随吴石多年，对吴的心意早有领会，他含泪向吴石将军行了个军礼：请长官放心，我明白了。

福州刚解放不几天，王强便按照吴石将军的命令和地下民主党派人士刘风、王学民接上了头，将298箱最重要的军事机要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管会，实现了老长官的愿望。50年过去了，这批军事机要经有关专家鉴定，至今仍具有相当高的价值。

吴石将军由福州赴台后，蒋介石表面上加以抚慰，安排他出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但却受到了严密监视，失去了人身自由。1950年6月9日蒋介石以“通共”罪将他枪杀，临刑时，吴石将军从容就义，时年57岁。

周恩来总理1975年病重期间，对有关人员动情而又郑重地嘱咐：我们不能忘记帮助过我们的台湾那边的朋友，其中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张学良，一个是吴石。我中央人民政府于1975年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毛泽东有感于吴石的凛然大义，在他提供的一份情报上慨然题写了以下的诗句：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党中央毛主席致电嘉奖

福州战役打响之前，华东局为加强策反统战工作，派闽浙赣省委委员苏华秘密进入福州，建立秘密联络点。她与谢筱等秘密工作者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深入基层做群众工作。闽江是重要的水上运输补给线，谢筱协助地下党发动船工保护船只，防止敌人破坏，秘密地为我党传递有关材料，输送情报人员，运输战略物资；同时组织工人、学生、职工等广大群众护厂、护校，守卫粮库、银行、电厂等重要设施，尽最大可能防止国民党军溃退时进行破坏而造成混乱。

谢筱与地下党进行深入的策反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福州警察局连同分布在市区的4个警察分局600余人愿弃暗投明，共同签字发动起义归顺我方。当8月17日我解放大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城区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在街巷维持秩序的竟是昨天国民党的警察，不禁感慨地说：真是新鲜事，国民党的旧警察也解放了。国民党军溃退时阴谋要炸毁贯通福州南北的大桥——万寿桥，也保住了，它确保了我解放大军顺利过江，追歼南逃之敌。

福州解放了，饱受苦难的榕城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广大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以谢筱为主要负责人的地下秘密工作者为福州的解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党中央、毛主席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嘉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0期 徐杰舜教授如是说：汉族是一个越滚越大越结实的雪球　作者：孟凡夏 刘振贵

汉民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最独特的民族。可是说来令人惊讶，古今中外的学者们对这个泱泱大族的研究却少得可怜。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学者们对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有了研究的专著，唯有对汉族没有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与这个大族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相称的专著；中国有不少研究少数民族的刊物，唯独没有研究汉族的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没有专门研究汉族的机构……这种情况，引起了一位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学者的注意，他在汉民族研究的园地里耕耘不息，他，就是目前担任广西民族学院汉民族研究中心主任的徐杰舜教授。

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武汉中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的徐杰舜，被分配在浙江武义县一所中学教历史。武义在浙江中部半山区，是一个汉族聚居地。由于周围群山阻隔，封闭的环境，使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汉民族风俗习惯，居民在为人处事、衣食住行、婚丧喜庆乃至语言上，都很独特。仅语言，20万人口的武义县竟有三种差别很大的汉语土话，这一切，是徐杰舜这位生长在大城市的汉族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武义独特的风俗民情，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汉民族是怎样形成、发展的？汉民族的特征是什么？汉民族为什么拥有这么多人口……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徐杰舜不受混乱形势的影响，一头钻进了学校的图书馆和县图书馆，他把30年代以来出版的有关研究民族历史的学术著作看了个遍。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50年代初，有过一些关于汉族起源的讨论文章，却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说汉族来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土耳其的。中国学者梁启超驳斥了汉族外来论，说汉族的源头是土生土长的“诸夏”。但“诸夏”又是在什么时候、何种原因转变成汉族的，梁先生没有交代，后来的人则作出了五六种不同的推测。此外，有些人把研究封建统治成败的二十四史之类，看成是汉民族研究著作的。总之，汉民族研究这个园地，仍然是一块亟待开垦的处女地。

徐杰舜作为一个学习和从事民族史专业的学人，从心底发出了呼喊：我要为泱泱而又煌煌的巨大民族——汉族树碑立传，结束世界上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汉民族没有专史的历史。

为开拓汉民族研究，徐杰舜踏上了一条漫长而坎坷的路。写一部汉民族专史，要占有大量的资料，古今的、中外的、历史的、现实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地理的、语言的、风俗的、宗教的、民族政策的、民族关系的……这些都不是他本人和一些县、地级图书馆所能提供和解决的。怎么办？想来想去，只有到上海图书馆去。但是，徐杰舜当时月薪仅五十来元，刚能够养家糊口，怎么能筹措经常往返上海的车旅费呢？多亏在县食品公司蛋库工作的妻子徐桂兰，她支持丈夫的事业，出主意让徐杰舜跟随上海来武义运蛋的车去上海。虽然日晒夜露，辛苦些，但可以省掉一笔车费，到上海后投靠一个远房亲戚，睡地铺又省去了住宿费；买不起书就抄书……

在上海图书馆，徐杰舜又得到了馆领导的大力支持，在他既没有带工作证又没有带介绍信的情况下，破例批准他查阅为撰写汉民族史所需的一切资料。徐杰舜在这里如鱼得水，不仅查阅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内地的有关学术著作，还查阅了港台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不仅查阅了近代的书籍，还查阅了有关的古籍文献。徐杰舜第一次去上海的一个月时间，阅读有关书籍50多本，做了卡片3000多张。

此后，徐杰舜在继续广泛阅读有关学术专著和学术论文的同时，他还曾到武义县周围的金华、永康等12个汉族聚居县进行汉民族风俗调查。在努力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勤于思考，埋头写作，历时六年四易其稿，从历史学切入，按民族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汉民族发展史》为题，纵横论述了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特征和文化。徐杰舜认为汉族的源头既非“西来”，也非“南来”、“北来”，而是来自远古就生息、繁衍在东临太平洋，西到青藏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到云贵高原，北到蒙古高原范围内的东方古人类。他认为汉民族的族源不是单一的“夏”或“诸夏”，而是炎黄和东夷两个主源，苗蛮、戎狄和百越三个支源。他认为汉民族的形成不是在某一个时期一蹴而就，而是从夏代至周代，从春秋时期到秦代，从秦代到西汉三个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即首先是距今4000多年前起，炎黄、东夷、苗蛮、百越和戎狄诸族，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崛起，接着是距今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潮流中，这些民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汇为一体，融合成一个非夏非商非周非楚非越，又非戎非狄非蛮非苗的华夏民族。接着又在秦汉大一统中，发展、转化成为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汉族。徐杰舜分析，历史上汉族人曾被称为“秦人”、“汉人”、“唐人”乃至“宋人”，汉族之所以以“汉”为族称，是因大一统的汉王国国势统一、繁荣、强盛，国运长久，历时400多年，汉民族到此时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素质等方面都已经十分稳定，因而汉人自称或被他族称为“汉”。秦汉之后，有着较高经济文化水平的汉族，又经多次同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逐渐使汉族发展成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传统连绵不断的大族。徐杰舜还论述了汉民族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特征。他分析了汉字对汉民族的内聚作用和汉语的古今相承关系。他特别指出，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族。汉民族尽管方言很多，南北东西的汉人相互不能通话，但汉字可以让所有的汉族人沟通交流。

《汉民族发展史》于1992年正式出版。它的出现，成了中国民族史书丛中一个亮点，史学家王地山认为，它“既使国人振奋鼓舞，更启迪人们自审反思，有较强的知识性、系统性、思想性与针对性，是一部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民族学专著”。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王文中研究员认为这本书“为汉民族研究安放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徐杰舜并不满足于已有成就，在他接触并学习人类学之后，它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汉民族。人类学自20世纪20年代传到中国之后，费孝通、吴文藻等前辈孜孜以求，费先生曾写出过引起轰动的《江村调查》。50年代后这门学科一度在中国受到冷遇，80年代中期趁“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大好时机，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在费孝通等学者的推动之下，联合举行研讲班，请国内外包括台湾、香港的著名人类学家前来讲学，人类学很快在中国大陆升温。徐杰舜在广西民族学院领导的支持下，参与研讲。他越学越觉得兴奋，感到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才可以从上而下，由远而近地观察研究汉民族，这才能使他的汉民族研究登上一个新台阶。他在90年代初，就打算驾驭人类学这部“新型耕作机器”，为汉民族另写一部著作。他的想法，得到了包括费孝通先生在内的中外人士的鼓励，费孝通还为他题字支持他。国内外人类学家一般都是以一个小社区、一个小族群来进行人类学分析，像他这样以一个民族，而且是一个有数千年历史、十多亿人口的世界第一大族为对象来进行分析研究，还是第一次。他划分华南、华东、华中、华北、东北、西南、西北七个人文地理区域对汉族的历史、语言、族群和文化进行动态的人类学分析。在多年研究积累基础上，从1996年开始，徐杰舜与来自许多省市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组成了一个课题组，两次分别在南宁、上海召开学术研讨会。在研讨中曾有过不同意见，徐杰舜以极大的耐心，反复说明为什么要用人类学理论对汉民族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有什么学术价值，对不同意见的学者作了细心的解释和说服工作。正是有了思想的交锋，观点的撞击，才使大家明确了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民族的意义和价值。

在1999年9月9日中国首次举行的探讨人类学本土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每一位中外代表都得到了一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徐杰舜任主编，十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一百多万言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

雪球，以雪花凝聚而成，越滚越大，越滚越结实，滚成一个硕大无朋的雪球。《雪球》，以雪球来形容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雪球》，以宏大的气势，“一览众山小”的眼光，纵论了各不相同文化地理区域汉族从原始族群到现代汉族族群的历史演变过程，其中有土生土长的华北汉族和西北汉族历经迁出、迁入，以及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融合滚雪球发展的历史；有华中和华东部分百越、苗蛮在秦汉的“大统一”中融合成汉族，其后又迁出、迁入，滚动发展的历史；有汉族迁入华南、西南，融化了当地少数民族，滚动发展的历史……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又一幅汉族历史沧桑，在滚雪球中不断发展的雄伟画卷，读来给人以深厚的历史感。

此外，《雪球》还以人类学学者独特的眼光和视角，纵横驰骋，对语言学家们提供的大量语言材料，进行了重组和新的诠释；用人类学关于族群的理论，第一次对庞大而复杂的汉民族的结构作了解剖。

过了一山又一山，徐杰舜近来又起程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坚定的意志力攀登“中国民族团结研究”这座“大山”了。在中国这个由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构成的国家里，民族团结的历史走向，当前的形势，主要的特点，以及新世纪加强民族团结的战略措施，等等，无疑将是他研究的重点。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1年第10期 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　作者：刘　路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平凡而又忙于事业的人，一般地说，是不大注意自己生活细节的，瀛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走进他那不大的平房里，看到的只有床、桌子和书。至于和“现代化”沾边的东西，像电视、冰箱、空调、洗衣机之类，则一概没有。似乎瀛生并不需要它们。在旁人看来好像过着另类生活的瀛生，对这些，早习惯了。“哈哈，现在的生活，已经是很好了。”瀛生欣慰地说。这确实是真的，对瀛生来说，生活中只要有笔、有纸，有馒头、有开水就足够了。

关于瀛生

瀛生是爱新觉罗·瀛生的笔名。爱新觉罗·瀛生，名文蓬，字瀛生。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安吉。瀛生1922年12月出生在日本的横滨市，祖籍是现今的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之十三世裔孙，清朝最后一代多罗顺承郡王爱新觉罗·文葵之胞弟。

瀛生194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曾任燕京大学农科助教，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北京农业大学讲师，高等教育出版社农学编辑室主任，镇江农业机械学院教授。

瀛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十年浩劫中被打成“反革命”，1978年才得以平反。平反后，瀛生先后在商务印书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修订了郑易里编著的《英华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生物学卷》，参与编译《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自1951年至今，瀛生撰著和翻译并已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已有28部。由于瀛生对百科全书事业做出的贡献，特别受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

20世纪80年代，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落实。1985年，辽宁省成立了三个满族自治县。接着，黑龙江省、吉林省和河北省也有了自己的满族自治县。各地的满语研究所、满学研究所也相继成立，大家学习满语的热情日益高涨。这使瀛生看到了希望，更是觉得自己迎来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又能利用自己的专长，为社会多做一些工作了。

瀛生从小就在一个特殊的家庭里生活，所以他始终对满族和满族的文化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宣传与研究满族语言文化的工作之中。短短几年间，他就写出了四部满语著作，其中的《满语基础讲义》被台湾满语班采用，作为授课教材，《北京土话中的满语》被社科院满学研究所评为全国首届满学研究优秀成果之一，并被列入《20世纪满学研究重要著作》之中。

瀛生与满语研究

我国历来有隔代修史的传统。目前，整理清史的工作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

满族统治阶级在我国历史上268年的统治，留下了大量用满文书写的文献资料。人们要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清史、东北地方史、沙俄侵华史等都需要利用满语这个工具进行学术上的考证和难点的突破。但是，“若用现有的满语专家去翻译清朝遗存下来的满文档案，至少得需要二百年！”瀛生如是说。其中，不仅道出了如今研究满语人才之奇缺，更反映了满史研究之重要。

瀛生还着重强调，现代的北京话也与满语有着不解的渊源，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现在的北京话中常有这么一句话：“我昨天去来着。”这种表示过去正在进行时的句子，完全是满语的语法结构，这在以前的北京话中是没有的。又比如，北京话中，一句话中的最后一个字往往以轻音结束，“帽子（zi）”,而不说是帽子（z）；吃西瓜(gua)，也不能说是吃西瓜(guā。这些现在已是约定俗成的语言现象，都来源于满语的发音。由此可见，研究满语，不仅对于研究清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研究现代北京话的起源、流变及发展，也有着同样重要的价值。

满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古老民族，源远流长，世居白山黑水之间，先秦时称肃慎，南北朝时称勿吉，隋唐时称，辽、宋、元、明时称女真。满语与古时的匈奴语、其后的蒙古语同属乌拉尔阿尔泰语系，它与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不同的是，汉语有四声的变化，阿尔泰语则只有轻重音的变化。由于它长期与北方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密切交往，互相影响，彼此融合，使得北京话在轻重音的语调上也发生了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满语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只有口语而没有文字，只是到了后金时代，满语的文字才由建州女真学者借用蒙古字这种音节文字，一个词一个词地拼写而成。由于当时没有较高的语音学知识，只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拼写，所以根本不标出重音点，因而流传下来的满语词典中也是没有标出重音的。这也正是满语的书面语与口语的区别所在。

瀛生幼承家训，由时称“同光清语六贤”之一的族伯爱新觉罗·朴厚启蒙，学习满语三年。后拜入同为“六贤”的另一满语专家阿克敦布门下，连续学习满语16年。20世纪40年代初，又从满文翻译专家克敬之学习满、汉文翻译。40年代中期，再拜著名语言学专家罗常培为师，学习古汉语音韵学和西方语音学。

瀛生说，清代后期，满语不再是满族人的母语了。要想学习满语，就必须要到专门的学校里去学，就像学习外国语一样。由于那时精通满语的师资尚大有人在，所以教学能够正常进行。从辛亥革命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懂得这样教学的师资相继辞世，正规的满语教学也随之逐渐消失，书面语遂与口语开始脱节。现在学习满语的学生，只学会了音节的拼读，却不知重音，也不懂音变，所以不可能说出口语来。

对此现状，瀛生焦虑万分。为了能让满语口语的研究后继有人，瀛生从1987年至今，已连续在国际学术交流期刊《满语研究》（黑龙江省满学研究所主办，每年一期）上发表介绍满语口语的论文15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能藉此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瀛生曾忧心忡忡地说：“满语如再不受到全面的研究，它就要步古拉丁语后尘了（古拉丁语起源于罗马时代，后被英、法、西等语言取代而消失——笔者）！”

“老北京”情结

一说到“老北京”这三个字，瀛生就无比的兴奋。老北京的琉璃瓦、皇城根、小胡同和老爷车……留给他太多太多的记忆。每每谈起来，你就不难发现瀛生的那份依恋，那份钟情，那份执著。

为此，瀛生不肯闲着，隔不多久，人们就可以在北京的报刊上看到他写的有关北京的趣闻轶事。由于从小就生活在“满汉融合”的环境里，所以他的文章也多与满俗有关。什么老北京婚礼丧礼中的满族习俗啦，老北京口语中的满语啦，老北京小吃中的满族食品啦，不一而足。我喜欢读瀛生的文章，不仅因为文如其人，亲切自然，朴实无华；更重要的是他的文章给人以知识的同时，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市井的习俗，街头的小吃，听瀛生讲来，那都是在讲历史，讲民俗，讲民族的融合，讲文化的积淀。

比如说老北京婚礼中的习俗，送订婚礼品，汉族是男方向女方送衣物和首饰。满族则是男方除了向女方赠酒、肉、衣料、首饰以外，还要送荷包和如意。荷包源自狩猎者，本来是出猎时系于腰带以盛什物的小袋，后来成为满族服饰；如意原本不是满俗，但清代皇帝向大臣赐物以如意为贵，故如意进入满俗之内。这是满汉二俗在互相融合中仍然保留了各自特点的地方。可也有一些满俗完全进入了北京的婚俗里，比如说喜轿一进男家门，过火盆、过马鞍，新郎对轿射三支箭，则完全是女真族的旧俗了。

说到烹调，瀛生更是津津乐道。他说其实“砂锅居”是道地的满族风味菜馆。“砂锅居”的煮肉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经烧烤，直接将肉用白水煮，称为白肉；一类是先将肉用炭火微烤，然后入水煮，煮成的肉称为胡肉，肘子称为胡肘。“川菜”中的“连锅汤”和“回锅肉”，就是由“砂锅居”的煮白肉发展而来的，只是四川“回锅肉”加了豆瓣而已。为什么四川菜里有白肉呢？追根溯源，那还是当年驻防四川的满蒙旗人将这个吃法带去的。四川人很讲究烹调，将白肉加工改进，遂使“回锅肉”等菜成为川菜名味。走遍全国，讲究吃白肉的只有北京、四川和东北三省。

还有小吃，像炒肝儿、灌肠、面茶这些小吃，都是满族食品。这些食品由满族人带到北京，经过加工改进，才逐渐成为了老北京的小吃。

顺便要说的是，瀛生著文否定过“满汉全席”之说。据他说清宫御膳房没有这样的菜谱。20世纪20年代有位在京津献艺的相声名演员艺名叫“万人迷”，他编了一段罗列大量菜名的“贯口”词，名曰《报菜名》，很受听众欢迎，由此有人说这叫“满汉全席”，从此传讹至今，竟有人真的充分发挥想象力编出“满汉全席”的菜单来。

总想为社会做点什么

古人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明年瀛生就整80岁了。他总是想在有生之年，多为社会做点什么。满语研究是他一生宿愿，那是一日不可懈怠的；他又是北京文史馆馆员，文史馆的事不能不积极。去年他想到了他的后事，想到没了这口气还可为生命科学做最后的贡献。经过多方奔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北京市红十字会，与他的母校北京大学达成了捐献遗体的协议：逝世后将遗体交北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及组织学胚胎学系作为大体解剖学（解剖学）和显微解剖学（组织学）的学习和研究材料，并将遗骨制成人体骨骼标本（骨架），供师生进行骨学教学和学习之用。　　瀛生在拿到北京大学医学部990279号捐献遗体登记书、北京市2000京证内字第5918号公证书、北京市红十字会2000年11月17日发出的证书后，才真正安下心来：他为自己找到了自己认为是最好的归宿。

瀛生实在是一位平凡而非凡的人。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我为在玉田的朝鲜慰安妇作证　作者：刘大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却密令侵华日军不准向坚持敌后英勇抗日的八路军缴枪投降，实行蒋敌伪合流。我们冀热辽军区的八路军奉延安总部朱总司令的命令，向东北挺进，收复京山线上的敌占据点，消灭拒不投降的日伪军。9月20日夜，我军向盘踞在玉田县城内的日军独立第八旅团赖谷胜治大队和1600多名伪军展开了进攻。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军英勇奋战，终于从城的东南角突破了敌人防御并迅速扩大战果，到21日上午，大部伪军已被我消灭，只剩下赖谷胜治指挥着手下350多名日军龟缩在玉田南城墙下东侧的日本兵营内，凭着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

我当时和尖兵剧社的火线工作组，跟随分区参谋长肖全夫和攻城主力部队第十四团政委赵靖远登上距日军兵营最近的一座民宅的屋顶观察敌情。日军隐蔽在大大小小的地堡炮楼中，各种兵器不时地向外射击。数十名穿着短衣长裙的朝鲜妇女被从屋内赶出来，在院子里为日军充当活的掩体……从熟悉敌情的侦察员口中得知，这些妇女都是被迫征来做慰安妇的。平日，她们受尽了日本兵的欺凌，此刻，她们又被日本兵用作迟滞八路军进攻的挡箭牌。

日军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我军指战员的愤怒，赵靖远政委一面命令我们用日语喊话命令敌人投降，安慰朝鲜妇女卧倒不要乱跑；一面和团长布署部队从两侧突入日军院内。在我军的刺刀面前，日军终于举手投降，赖谷胜治和他指挥的三百多名日军做了我军的俘虏，数十名朝鲜慰安妇也得到了解放。

敌人投降了，我们火线工作组的工作也由战场宣传鼓动转为押解看管日军俘虏，我们令被俘的日军徒手在玉田县城墙的南墙跟下站好队，准备把他们押解到城北的一座庙宇改成的学校关押时，赖谷胜治却向我们提了一个让我们实在无法想象的要求，他居然提出他们这群俘虏能否不走大街和鼓楼城中心，而是出南城门，经过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到城北俘虏营去。

赵靖远政委听了这个无理的要求，义正辞严地指着赖谷胜治和全体日军俘虏大声说道：“日本侵略中国八年了，杀了我们多少同胞，烧了我们多少房屋，抢走了我们多少财富，今天，你们被正义之师彻底打败了，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我们八路军不虐待俘虏，不侮辱人格，但你们必须认罪，听我军的指挥，按我们指定的路线走，我们就是要让玉田的老百姓亲眼看看侵略者的下场……”

平时这些耀武扬威、荷枪实弹在玉田大街上横冲直撞为非作歹的日本兵，今日在我军武装押解下，低着头徒手灰溜溜地从南大街经鼓楼等玉田主要街道向俘虏营走去，沿途人民情不自禁地欢呼着，跳跃着，发自肺腑地高喊：“中国万岁！”“我们胜利了！”“八路军、共产党好样的！”。

把日军俘虏押到俘虏营后，我又受此次战斗指挥员、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的指派，到俘虏营执行一个任务，责令赖谷胜治给唐山日本驻屯军司令写信，促其投降。

赖谷胜治和他们属下的中队长们，穿着已撕去军衔标识的军装挤坐在屋中的土炕上，我坐在八仙桌旁一张木椅上，原赖谷部队的小翻译——大连金县一个十六七岁的小青年，站在炕前的桌旁毕恭毕敬地把我的话翻译给赖谷听。我对这个小翻译说，八路军不虐待俘虏，让他坐在炕沿上翻译，可是，当赖谷胜治通过他向我回话之时，他又立刻“哈伊，哈伊”地站起来，垂手听赖谷讲话。我当即打断赖谷对小翻译说：“你是中国人，你坐下和赖谷说话。”小翻译听着我严厉而又对其有所关怀的语调，惶恐而又悲伤地对我说：“我被日本人欺压太久了，从小受日本奴化教育……”我告诉他：“我们就要去解放东北三千万同胞，作为中国人应该庆祝自己的解放，你要很快醒悟过来，从现在起你要挺直了腰板和赖谷说话。”

赖谷胜治按我军指令，给唐山日本驻军司令部写完了信，小翻译把信翻译给我听，赖谷在信中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妄图顽抗待援，后在八路军英勇攻击下不得不投降的经过，并劝他们也早日放下武器为好。我认为赖谷的信写得还老实，出于宽待俘虏的原因，我在结束谈话之前，问了一句，你们被俘后还有什么要求？万万也没有想到，赖谷胜治又提了一个令正常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要求：即要求我们把原在他们军营里“军中乐园”的朝鲜妇女也送来，同他们住在一起，好解决他们日本兵的性生活需要……

我听着这个世上极其少见的无耻、无知、无赖、无理的要求，怒不可遏地拍案而起，我愤慨地指着赖谷胜治痛斥道：“你们吞并朝鲜，掠夺我东北，发动了侵华战争，挑起了太平洋大战，犯下了滔天大罪。你们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奸淫和平人民，又逼着朝鲜妇女做你们的慰安妇。你们的‘军中乐园’是可耻的、罪恶的。在炮火中，你们驱赶这些可怜的朝鲜妇女在院子里做你们的掩体；你们交了枪，成了俘虏，竟然还妄想着找她们寻欢作乐，你们真是要做死不悔改的强盗么？告诉你们，被你们践踏的朝鲜妇女被我们解放了，我们将安排帮助她们早日回到朝鲜去同家人团聚。她们再要看到你们，一定会清算你们的罪行！”

我越说越怒，声音也越来越高，赖谷被我痛斥得从炕上跳下来，立正站在地上，僵硬地弯着腰，不断地“哈伊”“哈伊”。

55年过去了，战败的日本政府至今不肯痛快地道歉认罪，在“慰安妇”问题上，竟胡说“慰安妇”是为了赚钱自愿随军的妓女，拒不认罪，不赔偿。

在日寇制造九一八事变70周年到来的日子里，我以亲历和目击证人的身份，写出战争年代日本法西斯奴役朝鲜“慰安妇”的这一例，目的是告诉善良正直的人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卷土重来，不要让世界灾难重演。也正告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历史早已做过证明。

（写于2001年8月21日）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0期 也谈陈独秀晚年的生活来源　作者：吴孟明

2001年《炎黄春秋》第4期舒芜在《佳人空谷意，烈士暮年心——读陈独秀致台静农书札》一文中，对抗战时期陈独秀每月300元生活费来源问题引述了蒋梦麟在《新潮》中的一段话：“（陈独秀）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他，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对此舒文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每月三百元，是学校要致送，而取得国民党政府同意，还是政府所授意？是以什么名义支付的？是作为聘一名教授的薪俸，还是没有正式名义的特别的‘津贴’？”舒芜分析认为，北京大学的钱不论以何种名义致送，陈独秀是把它作为工资一类性质来接受的（舒推测，陈可能以“讲座”的职称受聘于北大，北大则以每月300元致送）。陈不愿无功受禄，曾抱病整理出两部著作，拟交北大出版，来抵此工资。

此后，刘敬坤也对此事进行了考证（见《炎黄春秋》2001年7月号《抗战时期陈独秀300元生活费的来源》）。

经过一番分析类比之后，得出如下结论：“陈独秀当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以北京大学名义每月供给陈生活费300元，这和浙江大学每月供给贺昌群生活费300元同一意义。看来这是教育部安置流亡到后方大、中、小学教师的政策。每月300元的薪俸，是抗战前上中级教授的待遇。”

以上二文中对陈独秀晚年三百元生活费来源的种种推测，不仅于事实不符，也是有悖于情理的。

我作为陈独秀的亲属和后裔，不能不根据我在家中所知道的情况，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1938年我和祖母（陈独秀的胞姊）一家人到武汉与陈独秀会合后，一同乘船入川，一直定居在江津，我在国立九中上学，直至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去世。陈独秀这段时期的生活情况和经济来源我是知道的。我当时就知道这三百元是北大同学会给陈独秀每月的生活费。当时北大同学会在知识界知道的人很多，如罗家伦、傅斯年等都是北大同学会的，其中大都是陈独秀的学生。当时北大同学会还派罗汉来照顾陈独秀，后来在重庆大轰炸中罗汉被炸死了，就由何之瑜来接替。

很多年以后，因南京《周末》报登载《陈独年及其小儿子在江津》一文中有很多讹误，松年叔写信给《周末》报编辑部更正，现按此信原稿最后一段抄录如下：“先父生前的生活来源，系北大同学会以某刊物名义付给生活费用，并派员到江津照顾他们的老师以便于和同学会联系，先有罗汉君，后有何之瑜君。并没有商务印书馆的稿酬。去世后的一切费用均由同学会转来各方面的奠仪。本人岂能忘却同学会诸公对先父生养死葬之恩耶。陈松年亲笔。1985年10月12日于安庆。”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三百元生活费与国民党官方的授意或什么特别津贴是毫无关系的。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11期 1979年理论工作务虚会追忆　作者：吴　江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一文（载《炎黄春秋》2001年9月号），只是记述讨论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讨论的第二阶段即当时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讨论的主要阶段。兹将这一阶段的讨论情况摘要补记于下。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978年12月23日结束，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召开。

为什么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原因很简单：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异常激烈，要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当时是一场严重斗争。坚决捍卫“两个凡是”的可拿当时的《红旗》杂志做代表。《红旗》以不介入争论为名，坚持“两个凡是”的立场。《红旗》在长期沉默以后，突于1978年9月写了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上送中央。这篇文章正像会议上有人所说的，它虽然也讲实践第一的观点，但整篇文章是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它不是反对教条主义，而是大批什么怀疑论，不可知论；文章最后部分，专门批判认为“毛主席也有错误”的言论，称之为“海外奇谈”。这篇文章的用心是很显然的：反击对“两个凡是”的批判。中央没有同意发表此文。11月，为纪念毛泽东诞生85周年，谭震林写了一篇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杂志拒绝刊登，要求作者删去文章中支持实践标准的内容，谭坚决不同意，后经中央领导人出面干预，文章始得发表。接着在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就这个问题展开一场争论，这场争论也是由反对实践标准那几位同志挑起的，他们仍然以“维护毛泽东同志”的名义来维护“两个凡是”的观点，即维护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包括“文革”在内。他们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和三中全会上再次遭到了批判。可见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解决问题。这是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直接的和重要的原因，而提议开这样一个会的是叶剑英，华国锋也表示赞同。所以，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是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二阶段，而且这次讨论是由中央直接主持的。

理论工作务虚会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理论界的一件大事。像这样的以真理标准为引言和主题的大规模的理论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是仅见，或者像有人所说的是一个“创举”。会议的内容是以实践标准的精神广泛地涉及到建国以来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各个方面。尽管限于当时的条件，会议在检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方面，在怎样于中国条件下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方面，以及在批判“文革”、指出毛泽东晚年错误和批判长期存在的“左”倾危害方面，都还只能说是开了一个头，但会议确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发展的途径，总结过去思想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于反对为害极其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并指名道姓地指出毛泽东所应负的责任，以及批评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意义。它开始引导人们进入了思考，或者说，开始重新认识我们已走过的道路。这个会议毫无疑问将载入史册。

这次会议原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邀请中央和北京理论宣传单位160多人参加，各省市派来一位联络员，从1月18日开到2月中旬。第二阶段，以中央名义召开，邀请各省市派人参加，扩大到400至500人，开十天左右。预定第一阶段以小组会为主，第二阶段以大会为主。会议第一阶段按计划进行；第二阶段因情况发生了变化，虽然人员到齐，但没有开大会。中央理论宣传单位按原小组继续讨论，各省市则以省市为单位进行讨论。3月30日听取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然后进行讨论，提意见。本来准备举行大会发言，未果。会议于4月初宣告结束，前后历时三个多月，中间虽有几天间歇（春节放假五天和两个阶段之间的间隔时间），也要算是一个长会了。

胡耀邦开会当天在大会上讲了一篇话：《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这个引言讲了会议的由来、目的和开会方法，对两年来思想理论战线形势的估计，以及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理论宣传工作的任务这样三个问题。（从略）

讲话时胡耀邦首先宣布会议领导小组的名单。领导小组由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等11人组成。领导小组名单包括了各方面不同观点的人，确实体现了民主讨论精神。同时宣布五个小组召集人的名单。第一组（33人）召集人：胡绩伟（《人民日报》）、张光年（作家协会）、黎澍（社会科学院）；第二组（34人）召集人：童大林（科委）、林涧青（国务院研究室）、贺敬之（文化部）；第三组（33人）召集人：周扬（社会科学院）、王惠德（中央编译局）、邢贲思（社会科学院）；第四组（33人）召集人：于光远（国务院研究室）、华楠（《解放军报》）、王若水（《人民日报》）；第五组（33人）召集人：吴江（中共中央党校）、杨西光（《光明日报》）。各组召集人也就是后来各组的正副组长。此外，特邀出席者20人，都是老同志，为照顾他们的身体和工作，通知他们可自由参加，文件、《简报》照发。

二

会议的讨论主要在第一阶段进行。这一阶段共发出了264期《简报》，主要刊登与会者的发言，或个别发言，或综合报道。《简报》散发的范围相当广，因而传阅者很多，会议的影响也大，引起社会各界震动。

其实，平心而论，这次会议无论就其规模来说，或就其提出的问题或讨论的深度来说，同1980年10月（距务虚会结束仅一年半时间）党中央召开的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初稿有四千人参加的大会比较起来，是远远不如的。例如，四千人大会上已有人揭露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内幕及其细节，而务虚会则只不过批判了当时《红旗》杂志在中央工作会议（1977年11月12日）已通过要为彭德怀案件平反之后还公然刊载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这样的文章，明明是“对着干”的行为。时间仅隔一年多，形势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到了1980年上半年，已在分清毛泽东历史功过的前提下，明确指出毛泽东有一个晚年错误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其错误的集中表现，并得出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而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的时候，形势显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因此人们的思想仍有较大局限性。但是无可怀疑，理论工作务虚会大胆冲破了一些禁区，它在思想上为形势的发展准备了条件，这正是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历史功绩所在。

务虚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两个凡是”这个问题上分清是非。会议基本上弄清了“两个凡是”的出笼经过及一些人的部分活动情况，这些前面已经提及。就这次会议说，交代或揭发清楚一些事实当然是必要的，但理论上的批判则显得不够（没有大会穿插于其间也是一个原因）。现在看来，坚持“两个凡是”的起因不外两者：或由于维护既得利益，或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后者居多，前者只是少数人。而认识上的差异，大抵又由于有些人不认识我党长期执行的“左”倾错误路线（其思想上的根源则是教条主义和“左”倾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伤害，及其所引起的社会主义危机的严重性，而这主要又是由于不认识或不承认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所致。

然而，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当时，会议参加者因时机尚未成熟而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批判，这是务虚会所面临的客观局限性。所以当时会议就这个问题所印发的多是一些揭发性材料，这些材料虽有助于弄清事实，但批评与自我批评很不足。当事者虽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却拒不分析自己的错误何以发生。因此可以说，会议实质上并没有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前进多少。

同时，会议领导方面也有意尽可能避免紧张情况的发生，特别避免发言涉及高层领导人（按：有些涉及高层领导人的材料没有上《简报》）。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起大家注意是在另一方面，即在总结以往二三十年思想理论战线上的经验教训，以及在一些问题上提出较为尖锐的意见。这些在目前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却被一些人认为惊世骇俗，非同小可，甚至被认为是搞“非毛化”。

阅读大量《简报》，亲身经历这场讨论，留下一些笔记加少数记录重要发言的《简报》，今天凭这些来追述当年的发言内容，自然只能属于“举例”性质，但我相信，回首前尘往事在今天对于继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仍然是有意义的。

首先要记下第三组副组长王惠德说的几句开宗明义的话，他说：“现在全党面临着一个重新认识的问题。建国快要30年了，现在还有两亿人吃不饱饭。面对这种情况，全党、全民都在思考：我们一定是在哪里出了毛病。这个重新认识的要求是阻挡不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搞理论工作的同志麻木不仁不思考，不去研究是不行的。”

该组组长周扬接着说：“首先有个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结论当然要由中央来做，但在理论上，我们必须弄清楚。究竟是出了林彪、‘四人帮’几个野心家、阴谋家造成的，还是在路线、理论上有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存在着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两个凡是’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如果这个理论站得住，在这方面讲‘凡是’也许还可以；如果这个理论有问题，那就更不能‘凡是’了。过去，我们很多人都是‘凡是派’，现在‘凡是’不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个根本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毛泽东同志，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定性问题才能解决。随着，‘两个凡是’的问题也不必争论就可以得到解决。”

会议的发言已不回避公开指名道姓地评论毛泽东同志。历史学家黎澍这样谈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变化状况：“毛主席本人思想在变化。他在《论联合政府》和七届二中全会上都说过，全国解放以后，要保存资本主义一个阶段，并要让它有所发展。还说过，要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马上建设起社会主义是空想。可是不久他又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也会有一部分人借口中国落后需要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新的社会制度一产生他就想超越经济自然发展阶段，这样也就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主义搞成了贫穷的社会主义，还说贫穷能更快进入共产主义。”

经济学家许涤新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三大改造后，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和党内许多领导人的思想是不一致的。看来，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三大改造后认为在他的坚强的意志之下，中国是可以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于是就来了个‘大跃进’，大炼钢铁，吃饭不要钱，等等。但是国民经济却因此出现了极大的困难。看来，毛主席在‘大跃进’失败之后，就认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不能适应他的很快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这些老家伙是修正主义，因此，反右倾，搞‘四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是不是可以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是主席他老人家唯意志论发展下来的结果？既然唯意志论成了主导思想，那么还有什么客观规律呢？他老人家是不考虑客观规律的。他心目中的平均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为了急于消灭三大差别，竟然要知识分子丢掉知识，丢掉科学文化。毛主席在哲学、政治、军事、诗词等方面有伟大的成就、功绩，就是不懂经济。”

国际问题专家宦乡，从国际论战谈到国内的“左”，直接批评“九评”，他是第一个触动这个禁区的人。“九评”是指20世纪60年代中央为反击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由特别组织的中央反修领导小组撰写的九篇论战文章，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有相当的影响。中央由邓小平负责，每篇均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全组七、八个人，正副组长是康生、吴冷西，我也是小组成员之一。“九评”发表以后，国内也就进入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九评”在思想上乃至国际背景上毫无疑问是“文化大革命”促成因素之一。“反修”由外而内，反到自己头上来了。我对宦乡的发言自然感兴趣，这里记其发言《简报》全文。他说：

“20年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同一定的国际条件也有关，特别表现在国际共运的论战中。当然，别人干涉我们的内政，或者企图损害我们的主权，进行反击是对的，可是当时的论战却大大加强了国内‘左’倾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因为苏联批评我们的‘大跃进’，我们就更发誓要比苏联更早进入共产主义，并且毫无根据地怀疑有些中央领导人暗中与苏联通气，因此加强了国内反右斗争。‘九评’所提出的观点，有的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尤其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两评，前一评是根本错了，斯大林说南斯拉夫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赫鲁晓夫把它平反了，并亲自登门道歉，而我们却出来维护斯大林的无理判决，轻点说也是干涉别国内政。现在虽然已平反，但提到的错误观点及其影响尚待清理。这篇文章的文风也特别坏，东拉西扯歪曲利用人家的片断材料，无限上纲。这篇文章听说主要由王力起草，是王力的‘名著’。‘九评’对国际国内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对国内来说，从‘九评’可以看到提出‘走资派’的由来和发展，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批判苏联的‘奖金挂帅’和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中发展我们的‘政治挂帅’、忽视经济规律、忽视发展生产力的，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支持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迷信而又转到提倡个人迷信的，林彪、康生、‘四人帮’利用这一点大售其奸。而‘两个凡是’实际上就是去鼓励继续搞个人迷信。”

会上议论个人迷信的问题不占第一位，也占第二位。因为个人迷信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还继续搞了一阵。一位与会者举出一个例子，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在某省见到了这样一件事：一天省城街上突然出现了游行队伍，锣鼓喧天，十分热闹。上街一看，原来是各单位到省委去迎接新发行的华主席画像。据说，华主席的画像是由飞机运到省城，省委领导人已从机场迎回。这种迎请华主席画像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去时，各单位领导人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抱着空镜框，回来时把画像放在镜框里面，抱着率队归来。一时之间，满城都是迎请画像的队伍。这位同志最后慨叹道：想不到我们党竟沦落到这个地步，连某些迷信团体也做不出来的事情我们却公开做出来了！“凡是派”不知道怎样对待这类事？

会上，对于以往理论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不正常现象，批评意见自然不少，特别对理论问题上出现“长官意志”大家很反感。认为，中央领导人直至党主席自然有权利对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理论争论中最好少发表），但是他们只能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讨论，他们的见解只能说是一家之言，并不具有法令性或组织上的权威性，别人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驳的。过去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党的领导人随便插进来说某人的观点对，或某篇文章好，这篇文章或某人就立即走红，招摇于众，而对立的观点就倒霉了，往往很长时期翻不了身。这是坏作风，一些人就看风撰文，作文媚上，卖论取官，比封建社会还不如。

大家又指出在宣传或批判工作中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常利用外论整人，利用外国报刊的言论作为党内斗争的工具。这个话题这次由《红旗》杂志所写的《重温〈实践论〉》一文所说的“海外奇谈”引起。有人说：党内斗争利用所谓“海外奇谈”一类东西整人，由来已久。1958年的“大跃进”国外有评论，庐山会议刚结束，大规模的反“右倾”开始，《人民日报》就公布了美国新闻处抨击我国“大跃进”的言论即所谓“海外奇谈”，同时发表了观察家评论，评论说：我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具有右倾思想的人同美国老爷们是一鼻孔出气。这样一来，当时许多人被指责为美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这种手段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在《重温〈实践论〉》中又出现了，用的是香港地区的材料。国外或港澳台什么人都有，对于他们的言论也要加以分析。自己出了问题，包不住，人家要说话，说了，我们怎么办？要区别。有的确属攻击性，有的是一般的舆论评论，并无什么恶意，有的也可能是我们自己不说的话他们说了，这些我们不妨听一听。就是攻击性的言论有时也可以促使我们注意自己的问题。要完全避免外国新闻媒介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国外有所谓“非毛化”之说，那是在我们抓了“四人帮”以后唱起来的，说抓了“四人帮”等于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抓了江青把毛泽东置于何地，等等，说这是最大的“非毛化”。难道因为外国有这类评论，我们就得赶紧把“四人帮”请回到政治局里来吗？如此等等。

在宣传或批判方面，大家对于康生的揭发批判最多，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情绪。认为，康生虽已去世，但“康生现象”应引起全党充分警惕。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内竟会产生像康生一类人物？这显然与党内生活不正常有关，有专门操整人之业者，此等人在党内往往很吃得开，他们靠整人取得某些领导人的信任，靠整人升官发财。整人恶俗不除，“康生现象”不绝。

下面的意见可说是绝大多数人都一致的，就是认为对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的思想要重新分析评价。对于经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应继承发展；对于一些有待实践进一步检验的东西应当细心地辨别其合理内核；对于实践已证明是错误的东西就不能再为之辩护，要公开实事求是地指出，不能搞“两个凡是”。

会上议论的问题当然不只这些。有人提出废除终身制，有人提出应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剖析其实质，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位同志提出建议：中央应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像40年代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一样，做一个总结，通过总结，弄明是非功过，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

关于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第一阶段所涉及的议论，大体就是以上这些。

与中央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同时，有些省、市春节前也自动召开了同样的会议（有山东、上海、福建、广东、辽宁、湖南、江苏等），参加人数一般五六十人，上海达到300人。所谈内容围绕着真理标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民主法制、总结30年来宣传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等问题，提出了下面这样一些意见：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说法究竟对不对要弄清；对毛主席的功过评价应提到日程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应当恢复名誉；应展开关于民主法制的讨论，等等。

这里必须提到的是，粉碎“四人帮”后，特别三中全会后，社会好像从沉睡中惊醒过来，或者说从被捆绑中挣扎出来，一下子震荡起来了，出现了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胡耀邦在会上谈到大量人员上访就是这种现象之一。2月8日左右，胡又将外地（上海、浙江、山西等）发生一些群众骚动的材料印发给会议人员参看，上面批有“请同志们想想这个问题”字样。这表明务虚会期间新的问题在发生。

这里要谈到北京出现的“民主墙”的问题。

西单“民主墙”出现较早，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开始了，在西单地区一个较开阔的路边的墙上开出一块言论园地，贴出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小字报。初期，内容主要是反对“两个凡是”，主张言论、新闻自由，保障人权，实行民主与法治，彻底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批评对象主要是当时的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民主墙”的言论开始曾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包括邓小平、叶剑英等。如《人民日报》11月20日登载邓小平对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的谈话，其中就说到：群众有意见公开提出来“是正常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叶剑英则在12月13日一次讲话中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典范。”这表示当时需要利用党内民主和社会舆论来否定“文革”。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主墙”的有些批评和质疑转了方向，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权衡利弊，“民主墙”言论的“弊”已远大于“利”，最后通过法律程序采取了取缔的措施。

对于“民主墙”的过程，我自己很生疏，我只是走马观花地去过一趟，觉得这是一个群众议论的场所，这样的场所当然谁都可以利用。我所在小组有两位同志对“民主墙”问题专门写了一份材料，谈了他们的看法。我从他们的材料中才知道“民主墙”已经有两年历史了，开始被看作社会民主舆论的代表，改革势力支持，“凡是派”痛恨。后来的情况变得比较复杂，各种思潮和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那里表现，也有外国人介入，逐渐地，又出现了一些未经法律手续认可的团体和“地下刊物”，还从贵阳跑来了一个什么“启蒙社”（几个工人组成）。当然会有一些别有用心分子混迹其中。于是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论，丑化共产党的言论；“四人帮”的余孽也乘机活动，他们贴出了为江青翻案的大字报，全面攻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说明，尽管“民主墙”活动初期表现出关心人民命运和国家前途，但是这种活动方式最后证明也容易为人所利用。前面我说到“民主墙”最终被取缔，但我不知道“民主墙”是何时被取缔的，是在务虚会中间还是务虚会结束以后。

但我想说的并不是“民主墙”本身。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召开恰恰处在“民主墙”活动的后期，而务虚会上有些话题刚好也是“民主墙”上的话题，这一点本来并不奇怪，也不可避免，因为当时大家都面对着、思考着一些共同的问题。但是某些对务虚会怀抱不满的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利用“民主墙”的问题做务虚会的文章，说两者“互相串通”、“内外呼应”。还应指出，当时重新上台掌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人也在过分渲染当时的舆论局势和鼓动反右，矛头是对着务虚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用心并没有完全白费，在当时社会发生一些骚动的情况下，他们把矛头引向务虚会的言论至少对某些领导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务虚会第一阶段于1979年2月中旬结束，第二阶段于3月下旬开始。第二阶段除原中央单位的人员外，按计划邀请各省市同志（主要是党委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书记和宣传部长）参加，共四五百人。会前领导小组开了个会，胡耀邦在会上谈了社会上发生的情况，说明第二阶段主要是邓小平作报告，讨论这个报告，考虑组织大会发言，要各组做点准备；在小平报告前，各组还可以议一议前段的讨论情况，有哪些成绩，有哪些不足。并说，对于我们的会议，各方面反映不同，有人认为“有问题”，我们也不妨自我估量一下，对就对，不对就不对，光明磊落。

我在这里插几句。第一阶段结束不久，邓小平的讲话稿就着手准备，由胡乔木主持，我记得有五个人，我也参加。先到邓小平家中，由胡耀邦简单汇报会议的情况及下一段的安排。我已记不清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总之话不多，好像主要是说解放思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类的话。起草时几个人分工每人写一部分，我写第一部分，写好了交给胡乔木，由胡乔木总修改，然后交邓小平自己完稿。修改和完稿的情况我们就不再过问了，我只记得我所写的第一部分只剩下开头的十几句话。

小组会又开起来了，但和第一阶段大不相同，像是听了报告就准备草草收场一样。

小组会传达了领导小组对会议安排的意见，又宣读了批下来的几份材料，记得其中有上海《民主论坛》一些主要人物活动的情况。然后是检讨前一阶段务虚会的情况并讨论各种反映，大致提出了以下一些意见：

（一）共同认为三中全会以后总的情况是好的，务虚会第一阶段始终没有离开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澄清了许多长期被搞乱了的思想理论问题，特别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发扬党内民主作风，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对全国发生了很好的影响，这一点应当肯定。同志们研究问题的态度是严肃的。大家分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很不愿意涉及他老人家的问题，一方面又感到重大问题的错误不指出，不纠正，我们将很难前进，也很难统一思想。但是，完全不存在像有人所说的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

（二）现在社会上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同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和理论工作务虚会没有关系。社会上和党内有些人反对务虚会，也是反对三中全会的，如说“现在的政策比刘少奇还右”，责问“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有人直接说“农村出现包产到户，以及民主墙的问题，都同三中全会宣传民主、大讲解放思想有关，同平反天安门事件有关”，等等。北京街头甚至出现了《必须批判胡耀邦的修正主义》的小字报，说“务虚会是胡闹会”、“乱子是务虚会这帮秀才们闹出来的”，“连毛主席都可以议论了，难道还有什么禁忌吗？”这些难道不是提醒我们对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低估吗？

（三）因此，多数与会同志希望小平同志的报告要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成绩及其带来的好形势，肯定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好形势，肯定务虚会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方向是正确的。还希望讲清楚当前的方针究竟是“放”还是“收”，因为有人说现在要“收”了。

（四）各省市来的同志说些什么呢？他们多数要求小平同志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形势多说几句，给予充分肯定，因为现在颇有些人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不理解或者有抵触情绪，说什么“知青闹事是发扬民主引起的”，“落实政策是烧纸引鬼”，甚至说“我早说过解放思想那一套行不通”，陕西省一位相当负责的干部公开说“阶级斗争为纲不能不提”。现在有些“四人帮”的重点人物还不服气，不承认错误，有的还进行反攻，对于要求他们说清楚问题，则提出要“反说清楚”，如此等等。对于前一阶段的务虚会，不少人认为是开得成功的，要充分肯定；第二阶段多开几天，不要草草收场。有人特别指出：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不忙做结论是对的，但在党内一定范围内议论还是正常的。此外，来自外地的人也有说“务虚会批‘两个凡是’不妥当”，“务虚会缺点很多，中央早该说话了”之类的话的。

总之，第二阶段开始时的议论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各种社会舆论的反映，不单是指务虚会本身而言，而且对务虚会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评价。因此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思想状况的测验。

3月30日，邓小平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报告。报告结束时邓小平说：我只是初步讲些意见，请同志们讨论提出意见，然后再作修改。

在我的记忆中，讨论中大家的意见不多，因为报告主要讲当前存在的两种思潮：一种是林彪、“四人帮”的和“两个凡是”的思潮，一种是脱离或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潮，包括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地方出现的少数人闹事。重点却是放在后面。

当时的问题是怎样召开大会。为准备大会发言，我请本组三位同志起草一个发言稿，准备讲一讲两条思想路线和坚持四项原则的关系：一方面，解放思想固然不能脱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但另一方面，运用四项原则绝不能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研究方法，否则，“原则”本身就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教条主义、学理主义，或变成像马克思所说的“刻板的正统观念”。我们需要的是在实践中、群众斗争中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刻板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也一样，我们目前亟须检讨我们在运用社会主义原则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毛病，以致出现了目前这样的严重问题。一句话，讲四项原则绝不意味着不批判教条主义和“凡是”观念。

准备讲这样的问题，自然不能不事前同胡耀邦打招呼。胡不在会议场所，当时是在他家里。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邀我到他家去一谈。刚好安子文也在座，安这时已到中央党校工作，是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他是有名的“六十一人冤案”中的重要人物，“文革”前任中央组织部长，我们见过面。耀邦问我小组会情况，我据实以告。我问大会究竟何时召开，小组会已经开不下去了。趁他暂时沉默之际，我向他汇报我们准备的发言内容。他反过来问我：“你觉得大会是开好还是不开好？”我有些愕然。不等我回答，他说：“大家究竟会讲些什么呢？你们的发言内容自然可以。小平的报告有重要意义，但确实要把解放思想、坚持反对教条主义和坚持四项原则统一起来。今后我们的工作出问题，很可能出在这上面，出在将思想路线和四项原则割断开来，弄成两张皮。反对教条主义当然同样不能动摇。但是，你们准备的东西是否拿到大会上去讲，还要考虑一下。”然后他站起来在屋子里来回走动，这是他的习惯。这时安子文向我说了一句：“你们发起的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没有这场讨论，也许我们的案子还不可能这样快解决。”我记得这句话薄一波在刘澜涛家里碰到我时也这样说过。“六十一人冤案”确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后完全彻底平反的。薄一波和刘澜涛都是第一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领导人，我当时在那里工作。当我正与安子文说话时，胡耀邦突然站住，用坚定的语气说：“大会不开了，我也不讲话了。我明天就去宣布。”

党的历史上少有的这样一次理论工作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我对我们准备好的发言稿没有用上，觉得有些惋惜，回去后将未经整理好的初稿做了一番调理工作，改写成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分清两条思想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先刊登在《理论动态》上，然后又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上发表。这也算是我们对于这次会议的一个留念。

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问题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思想路线，为以后进一步解放思想打下了基础。但并未完全解决问题，“两个凡是”仍很有市场，并且根深蒂固，这不仅关系到毛泽东晚年错误，而且涉及我们过去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些问题。因此不久以后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补课，这一点前文已经说过了。这里补充说明的只是，迄今为止的事实证明，反对“两个凡是”和教条主义仅依靠一次补课是远远不够的。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1期 回忆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日子　作者：高　梁

30年前即1971年10月25日，被剥夺达22年之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终于得到了恢复。接着，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了正在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

我作为代表团先遣小组的成员，亲身经历了这些激动心弦的日日夜夜。

一

1971年初，我从“文革”中解放出来，恢复了工作，在新华社国际部从事编辑有关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稿件。

记得这时，尼克松入主白宫已两年，他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如国内经济衰退、国际上与苏联尖锐对抗、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沼等。为了与苏联抗衡和摆脱侵越战争困境，尼克松开始考虑要调整对华关系。他曾多次公开宣称，美中关系必须和解，并表示他有访华的愿望。

中国方面密切观察着尼克松的每次讲话和行动。毛主席、周总理从世界战略出发，曾以公开谈话或私下传递口信的方式，表示同意尼克松总统派特使或由他本人来访。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乒乓外交”。接着，基辛格作为特使秘密访华，随后发表了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初访华的公告。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推动了许多国家宣布同我国建交。在联合国内部，对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第三世界许多友好的国家在大会内外加紧了攻势；而一些原来追随美国的国家，看到美国总统即将访华和美中关系改善，因而也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表示投票支持中国。

1971年8月间，距26届联大开幕已近，我立即投入大会报道的准备工作。我将联大每年讨论我国代表权的情况，编写了一张图表，供总编室参考。从历届大会看，自1951年至1960年，美国运用了所谓“暂时予以搁置”的手法，阻挡了大会对中国代表权的讨论；到1961年，由于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中增加，赞成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国家一年比一年多，美国已再难阻挠把中国代表权列入议程，不得不改变手法，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作为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所谓“重要问题”，来继续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直到1970年，在25届联大上，美国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获得的票数已比历届大会的票数大减，勉强获得通过；而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和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提案，却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而在大会上第一次赢得了多数。虽然这一提案因不足三分之二的票数再次被否决，但这已十分明显地预示，中国代表权问题在26届联大的表决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因此，大家都在密切跟踪注视着联大形势的发展。

当时，美国当局已经处于十分矛盾、极为困难的境地。它一方面宣布同中国要改善关系，另一方面仍千方百计地阻挠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据外电报道，在26届联大召开前，美国曾派员“在数十个外国首都进行了全力以赴的外交活动”，“在联合国内外跟100多个国家的代表谈了200多次”；美国还用“答应提供援助或者暗示要撤销援助”的方法进行收买或威胁；同时它又改换手法，同日本串通一起，制定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方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保留中华民国会员资格”的公开兜售“两个中国”的提案。另据报道，蒋介石集团虽然不同意这个提案，但也最终被迫勉强接受了。为了做垂死前的挣扎，它派出一个包括许多顾问在内的庞大的40人代表团，在大会内外施尽其“追、拉、守、盯”的战术，开展了一番拉票的活动。

第26届联大从10月18日起到24日讨论了中国代表权问题，这期间共开了12次会，会上有74国发言，辩论空前激烈。到了关键的10月25日纽约时间下午三点半（北京时间为26日凌晨四点左右），正当我值夜班，外电的报道增多起来。大会就一些临时提案和程序问题仍在激烈争论，空气十分紧张。经过6小时的争论，直到深夜，大会终于决定按顺序就三项提案进行表决：一个是美国所谓的“重要问题”提案；接着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友好国家的提案；最后是美、日所提的“双重代表权”提案。在当晚纽约时间约10时，大会开始对美国的“重要提案”进行投票，人们从电子计算牌上出乎意料地看到，此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遭到否决，而投反对票或弃权票者甚至有美国的不少“盟国”。这时，外电雪片般地飞来，报道了当时的情景：会场里情绪沸腾，爆发了长达两分钟的热烈掌声。当时，慌了手脚的美国代表乔治·布什（即后来任总统的老布什）再次走上讲台，提出在表决23国提案时删去其中关于驱蒋的一节，这一提议立时又被否决。在一切伎俩施尽、“最后防线”被摧毁之后，蒋介石集团的“外交部长”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即率团离开会场，并宣布从此退出联合国。在人们充满兴奋激动的情况下，大会就23国的提案进行表决，结果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这时会场情绪再次沸腾起来，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站起来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特别是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流着兴奋的眼泪，高兴地舞蹈起来，出现了联合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况。在这种情况下，美、日的“双重代表权”提案也就成了废案而未再表决，他们策动的“两个中国”计谋终于土崩瓦解了。

读着这些消息，我和编辑部同志们的心情不知多么激动，多么兴奋。我们立即把这些消息通过总编室迅速向中央领导反映；同时就大会的投票情况赶写了一篇较长的综合报道。

二

应当说，由于形势发展得特别快，当时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都在思想上准备不足，未曾想到，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会解决得这么快，这么早，而且获得了这么多的支持票数。

其实，也不光我们没想到。就在这天早上，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刚刚结束在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启程回国。在离开中国前，周总理已经得知联大表决的结果，但当时未向他讲，以免使他难为情。当在驶往机场的途中，为他送行的乔冠华曾有意地问他，今年联大中国席位能否恢复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今年你们进不了联大，待明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估计中国“就能进去了”。

在26届联大通过恢复我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后，由于大家思想准备不够，有关部门的许多同志还在讨论我国应否派代表团参加大会的问题。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有了果断明确的指示：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他还亲自审定了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并要求在代表团离京时，所有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送行。

周总理为派出代表团和制订出席大会的政策方针，亲自指示，周密安排，不分昼夜地操劳。代表团全体人员的名单也都经过他亲自审定批准。

11月2日，我得到总社通知，要我立即去代表团报到。我原来是派去做新华社随团的记者。但到代表团报到时，我国代表符浩通知我说，根据需要，代表团已决定派我率领先遣小组先去纽约，并且要我三日内起程。显然，任务是十分紧迫的。我随即在三天之内办理了一切出国手续，赶制了行装，准备出发。

11月5日晚，也就是先遣小组出发的前夕，周总理在中南海会议厅召见代表团所有人员，我也有幸参加。他的神态轻松而豪迈，把大家一个个地叫起来，关心地询问了每人的情况，有时还亲热地嘱咐几句。当我站起来时，他殷切地说：“你带领先遣小组早去几天，这很好，可以先了解些情况，为代表团到达做些准备。”

然后，他谆谆教导大家，要在联合国真诚地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团结合作，要保持谦虚谨慎作风，切忌大国主义。他反复叮嘱大家，“要临事而惧，但又要有信心”，“原则要鲜明，要坚持，具体问题还要慎重，要调查研究。”他说“裁军、中东、印支、印巴、种族歧视等问题，联合国讨论过多少年了，我们要心中有数。”他还仔细询问了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并给予及时的指示。

在这次接见中，周总理最后审定了我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他首先详细谈了这次出席大会的原则精神和方针政策，然后要一位同志把他已修改过的这个发言稿再逐段逐句读一遍，他一边听，一边又做了些补充。许多重要段落都是经过他字斟句酌敲定的。

接见结束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这时，他要服务员给每人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招待了大家。

三

11月6日清早，我和先遣小组其他五位外交部的同志一起，带着介绍信和几面五星红旗，出发前往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美国的纽约。我们一行经卡拉奇、巴黎，飞往纽约。从卡拉奇开始，已有美国记者乘同一飞机专门跟踪采访我们的活动。

飞机上，我不断在思索，我们第一次踏上陌生的美国国土，将会遇到怎样的情景呢？我曾设想过种种情况，然而却没有料到，当我们11月8日中午抵达纽约时，机场上不仅有23个提案国中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官员前来欢迎，而且早有200多名记者等待在那里，他们受美国警察的阻挡，先是站在远处，待我们下机后，就猛然蜂拥前来，把我们团团围住，提了许多问题。

我是记者出身，我了解，这么多记者前来，绝不仅仅是为猎奇。这只能说明，这是由于我们国家地位和荣誉的提高，我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影响巨大。我当时真想向他们如实谈谈我的心情，说：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胜利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了，衷心感谢友好国家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向美国人民致敬，等等。但是鉴于先遣小组的身份有限，许多话应该留给代表团到达时正式对外发表。我仅向记者们简单表示：中国代表团即将到达，我们先遣小组是为中国代表团前来做行政准备的。然后，我们堂堂正正站在那里让记者们拍照。待他们得到一定满足之后，我们离开了机场。

当天下午、晚上和第二天，关于我们的消息就成了各家电视、广播、报刊的头号新闻。他们对我们报道得很具体详细，如我们几点几分由谁陪同到哪儿去了，穿着怎样，吃饭怎样用刀叉，怎么付小费，付的是什么钞票，……宛如我们是来自太空的“外星人”。有家大报甚至用半版篇幅登载了我穿中山装的照片，并且把它称为“毛泽东服”。由此可见，他们对首批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多么感兴趣而又多么不了解。

第二天（11月9日）上午，我们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大厦。土耳其籍的联合国礼宾司司长锡南·科尔莱接过我们带的介绍信和国旗，很快为我们办好中国代表团到达时需要的一切手续。我们还通过他，安排了我国代表团团长到达后的活动日程。当他陪同我们来到大厦的各个会议厅时，许多国家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和秘书处的职员聚集在走廊和楼梯上，向我们热情挥手、鼓掌，有的走近同我们握手、问候，有的请我们到休息室共饮咖啡和交谈，气氛非常热烈。

由于我国不是新加入联合国，而是恢复了自己的合法席位，所以秘书处未再安排为我国举行升旗仪式，而是采取了更换旗帜的做法。于是，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后，联合国会场上原来悬挂着的国民党旗帜立即被摘掉而永远地消失了；但在事隔几天后，联合国广场上还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这是因为，按联合国规定，各国国旗的位置要按这个国家名称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为顺序来排列；联合国秘书处不清楚，我国国旗的位置是按中国（CHINA）的“C”，还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的第一个字母“P”来排列。因此，秘书处立即打电报向我国外交部询问。我国外交部答复是，我国国名要按开头的英文字母C排列，即CHINA，PEOPLE’S REPUBLIC OF。于是我国五星红旗是11月1日才在联合国广场升起的。然而，这面新升起的五星红旗是秘书处临时要一家商店匆忙赶制出来的，规格很不标准，也很粗糙。我们发现后，马上要求秘书处换上了我们带去的标准国旗。目睹着我国庄重鲜红的五星红旗在广场冉冉升起，我们的心情无比激动。

我们决定把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罗斯福饭店的十四层楼全部租下，供代表团住用；同时请美国最大的电讯公司以最快速度安置好通讯设备。当我第一次通过卫星传送向国内汇报时，得知我国代表团已于当天（11月9日）出发前来。当时，首都机场锣鼓喧天，有4000多人欢送，周总理和许多领导人亲自到机场，并且和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郑重地握手送行。此时，我虽身在纽约，心却沉浸在祖国的无比温暖中。

四

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50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23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另外还有400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还要提到的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主席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站在寒风中等待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美方出动100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我国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我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向他们表示强烈的抗议，要他们改变这种措施。经过交涉和争取，他们才做出了新的安排：由我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即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我国代表团正、副团长下飞机后，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说，“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代表团到达纽约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他们还按照出国前夕毛主席给他们的指示，对支持我国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及其他支持我国的国家，都一个个地登门去拜访了他们的代表，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对一些慑于美国的压力投弃权票的国家，我们也向其代表表示谅解他们的处境。

1971年11月15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这天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高潮。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6时40分，先后历时6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已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当局和报刊对他们10月25日在会场内快乐舞蹈加以指责，给予了理直气壮地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

就在这次大会上，美国代表乔治·布什也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表示欢迎中国代表。他不得不正视现实地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要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最后，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我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

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从此，我国代表团同各个友好国家密切合作，在联合国各个领域和各个机构中展开活动，进行扎实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迄今已整整30年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1期 郭洪涛回忆三迎毛泽东　作者：刘青霞　白炳书

郭洪涛1911年生于陕西北部的米脂县，1925年上中学时入党，1934年23岁便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历史的安排竟然如此奇巧，有着六七十年革命生涯的郭洪涛，竟在中国革命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三次完成了迎接党中央、毛泽东的任务。

瓦窑堡，一迎毛泽东

1935年10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进入陕北吴起镇。

镇内破旧窑洞的墙上，随处可见“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万岁”、“拥护刘志丹”等标语，有一个窑洞门口还挂着一块“赤安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的木牌子，这一切表明这里是苏区了。对于跋涉二万五千里、一年多无后方作战的中央红军来说，是多么重要啊！红军战士们抱起“苏维埃政府”的牌子，激动地欢呼跳跃起来。

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统一领导陕北党、政、军的中央代表团，正在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大搞肃反运动，把刘志丹等陕北红军领导人当“反革命”抓起来关押、审讯。郭洪涛此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他受中央代表团委托，去前方甘泉县道佐铺十五军团司令部传达命令。此时，陕甘边特委书记李景林送来了中央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在吴起镇张贴的布告，从布告中得知党中央、中央红军已经到了吴起镇。

郭老回忆说：“当看到布告后，我和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立即动身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同时报告了中央代表团和西北军委。我和程子华从道佐铺出发，一天内赶到了下寺湾村。此时受中央红军派遣的贾拓夫已到达下寺湾。贾拓夫是陕北人，我们是老乡，又是老战友，见面后分外高兴，有说不完的话。”

紧接着，李维汉和中央机关亦到达下寺湾。经贾拓夫引见，郭洪涛向李维汉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苏区、两支红军及刘志丹等被关押的情况。李维汉认为郭汇报的情况很重要，就引郭去见毛泽东和张闻天。

毛泽东身着一套灰布军装，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大衣，脚穿一双旧布鞋。当时已近隆冬，奇寒的陕北飘起了雪花。

当时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兼抗日先遣支队政委。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他们听了郭的汇报后，第二天便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为了纠正错误的肃反，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肃反工作的决定》，并派王首道等接管西北保卫局。随后中央决定释放刘志丹等被冤的同志，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为刘志丹等同志的平反大会。

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与陕北红军十五军团会合，开赴直罗镇，打击尾随之敌。

直罗镇大战胜利后，中央决定，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

瓦窑堡坐落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米粮山上，全镇有一千八百多户。在决定中央机关进驻瓦市的会议上，同时决定将陕甘晋省委改为两个省委，即陕北省委和陕甘省委，任命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

郭老回忆说：“当中央决定进驻瓦市后，我和贾拓夫先期回到瓦市，为欢迎党中央进驻瓦市作准备。瓦窑堡从山上到山下都有城墙，省委住在山上。我特地在街中心城墙内找了一个大院——田家院，前后两排窑洞，张闻天住前排，毛泽东住第二排。大院外还有几间平房，周恩来和张云逸共住。”

11月7日中央机关人员到达的那天，瓦市党政军民，以及方圆几十里的老百姓，有组织地聚集在街道两旁，许多群众手摇彩旗，载歌载舞，欢迎气氛十分热烈。

中央机关进驻瓦市的入城式十分隆重庄严：第一方阵是整齐威武的一律肩扛驳壳枪的红军战士，第二方阵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中央领导同志，第三方阵又是驳壳枪阵，之后便是一个个方阵的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中央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及红军战士，个个情绪高昂，心情激动，频频向欢迎的群众招手致谢。

毛泽东到达瓦市后，首要一件事，就是接见刘志丹。一见到刘志丹，毛泽东握着他的手，亲切而深情地说：志丹同志，你受委屈了。

毛泽东来到瓦市时，脚上穿的还是一双旧单鞋，被刘志丹的婆姨（即妻子）同桂荣看到了，心痛得掉下了眼泪。她照毛泽东踩下的脚印，剪了鞋样，一天一夜为毛泽东做成了一双棉鞋。她将鞋递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激动地连声致谢：“刘大嫂，谢谢喽，谢谢喽。这下我的脚就享福喽。”

延安府，二迎毛泽东

1935年隆冬，毛泽东率领红军踏着冰雪封盖的山川，绕着肤施（即延安）城向北行进。

尽管北风肆虐，山川一片荒凉，但毛泽东深情地眺望着远近的一切，他深知延安的重要性。他跳下马来，兴奋地向警卫战士们讲起了延安的故事：现在的肤施，古时候叫延州和延安府，《水浒》上说的“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就是讲的这里。延安是中国的文化名城，有着悠远的历史。这里是黄帝部落的发祥地，被尊称为“人文始祖”的黄帝就安葬在这里。秦代大将蒙恬曾统兵30万镇守于此；北宋名将韩琦、文豪范仲淹也曾驻防延安，抵御西夏入侵；传说大禹治水也曾在这里住过……

毛泽东的这番话，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一位战士大胆建议：主席，你下命令，咱把延安夺过来。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现在不能打，因为延安是敌人的重要据点，也是交通枢纽，我们打下来，敌人必然还要争夺。不用急，延安将来必然是我们的。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东北军、西北军和共产党达成协议，延安、甘泉、富县三县由红军驻守。

当时的郭洪涛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接收延安前，曾先后派江华为延安警备司令员，李坚贞为延安先遣工作组组长，郭洪涛作为先遣人员和李坚真一道进入延安。

郭老回忆说：“我们到达延安后，国民党的县长跟着东北军撤走了，只留下青凉山上的一股民团。当时，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说服动员民团放下武器。”说到这里，郭老深情地回忆起他已故的老战友、爱人史秀云。他说：“解散民团，主要依靠做民团家属的工作，是李坚贞和我爱人史秀云以及工作组的一些女干部做的。史秀云当时是工作组成员，是协助李坚贞工作的。”

郭老说：在做民团工作的同时，我们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延安警备司令部、延安市委和市政府。延安县政府当时仍属国民党管辖，派来的一个县长叫马豫章（是失掉关系的中共党员，经我恢复了他的党籍），他很配合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等中央机关选好了住地，筹备了给养。

党中央人员于1937年1月10日从志丹县动身，1月13日到达延安。延安民众当天大清早便纷纷扶老携幼聚集到北城门外欢迎。欢迎的队伍里既有陕北红军指挥员和陕北党政领导干部、机关干部、红军战士、赤卫队员，也有学生娃娃，还有从数十里外的甘泉、富县等地赶来的群众代表。从延安的北门一直到数里外的大砭沟口，排满了欢迎的人群。

约下午两点，毛泽东一行经延安北川，沿着杨家湾、兰家坪、杨家岭的小路走来了。陕北独特的唢呐、锣鼓、鞭炮齐鸣，欢迎的人们顿时欢呼起来，手摇五颜六色的三角彩旗，高举“欢迎党中央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横幅，迎上前去。

不知是哪方代表牵来了一匹打扮得十分漂亮的高头大马，马头上扎着一个红布大花球，脖子上系着一串锃亮的铜铃铛，请毛泽东上马。毛泽东感谢延安人民的盛情，但他没有骑马，继续徒步前行，带着和蔼的微笑，频频向欢迎的人群点头，招手致意。有时也向陪同他的同志了解延安人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紧接着举行了隆重、盛大的欢迎大会。大会由郭洪涛主持，他致了欢迎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大意是：中央红军跋山涉水二万五千里来到陕北，是为了抗日。我们要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败日本侵略军。毛泽东再一次高度赞扬了陕北的人民群众，陕北的红军、游击队和革命干部。他说：陕北这块根据地，是全国惟一保存下来的根据地，它稳稳地立在这里。它使党中央、中央红军有了一个稳固的立脚点和出发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都感谢陕北的人民，感谢陕北的红军。党中央就要在这里实现我们抗日救国的愿望，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

毛泽东从1937年1月13日至1947年3月19日，曾在这座古城生活了整整十年零两个月。

北平城，三迎毛泽东

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

此时，郭洪涛从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调赴北京，任北平铁路管理局局长。郭老回忆说：“我们新组建的北平铁路局，接受的第一件重大而光荣的任务，就是迎接毛泽东和党中央安全进入北平。194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中央情报部长李克农和铁道部长滕代远找我布置研究如何迎接党中央的任务。”李克农、滕代远说，党中央要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途中由涿县的高碑店坐火车抵清华园。你们要保证铁路畅通无阻，不发生任何问题；还说北平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政治情况异常复杂，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采取妥善有力、万无一失的措施，保证中央领导同志的绝对安全。听完他们的布置，郭洪涛非常振奋，心想，中央领导要坐火车进入北平，是对我们新组建的北平铁路局的信任，我们一定要细致、周密、稳妥地完成这件光荣的任务。

随后，郭洪涛同副局长刘建章、刘英才等详细研究了有关列车的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由于战争的破坏，北平往南的铁路只通到高碑店，于是他们商定，从高碑店到清华园沿途每个车站均派两位可靠的同志负责落实具体措施。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开路压道，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的列车，最后一趟列车由警卫人员乘坐。为防止意外，还决定将沿途车站两端的道岔转向架锁住，不准搬道岔。这个方案，经李克农向中央汇报后，得到批准。

郭老回忆说：3月25日上午，我怀着兴奋的心情，随列车到达高碑店站不久，中央领导同志乘坐的汽车就来到高碑店，我见到的毛主席还是当年在延安见到的那样，自信、潇洒。他也看到了我，向我招手，面带微笑，我急忙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毛主席看到我头戴一顶水獭皮帽，身穿一件皮毛大衣（这是在东北工作的一身装束），风趣地说：“你这个‘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周围的中央首长和同志们都大笑起来。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王稼祥等也一一和我握手问好。

毛泽东和各位中央首长步入车厢后，列车起动了，郭洪涛坐在第一趟列车上，一刻不停地注视着前方。全线绿灯放行，列车一路疾驶，顺利地抵达了清华园车站。

中央领导同志下了火车，和铁路局的同志一一握手告别，随即转乘汽车，毛泽东由李克农陪同前往颐和园小憩。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1年第11期 陈云与旧人员　资本家　知识分子　作者：吴跃农

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要求党的统一战线团结面越来越宽，凝聚的力量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陈云从中起到了积极的历史性作用。

接管沈阳，全部留用原国民党人员，稳定了社会

沈阳是东北中心城市，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之一。辽沈战役时，为接管好沈阳，中共东北局在行驶的火车上召开紧急会议。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会上指出，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接管好，使巨大的生产力不遭到破坏，迅速恢复与发展生产，可以有力的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可以为接管关内各大城市提供经验，对夺取全国的胜利意义重大。

具体措施是：对沈阳的所有机构不要打乱，暂按原有系统自上而下地接管；所有接收人员要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听从军管会的命令。对旧职员先接受使用，后改造提高。工厂企业只派军事代表或少数领导干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普通职员均按原职上班。

沈阳解放的第三天，该市最重要的民用军用大厂如沈阳兵工厂、有色金属冶炼厂、住友机器厂、铁路机车厂、沈阳化工厂、纺织厂等都已完整地接收了。陈云成功地处理了接管中遇到的一系列复杂局面，并迅即成立了沈阳公安局，对原国民党警察局的所有人员、警察全部留用，在军管会的领导下，警察进入工作状态，确保了沈阳的社会治安。

沈阳没有出现任何波折，接管是成功的。后来，随着北平、天津的临近解放，毛主席就城市接管工作发表指示，他采纳了陈云接管沈阳的成功经验。他说，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对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这成为中共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方针。

陈云认为，“原封原样，原封不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党统一战线团结面越宽越好的政策体现，即使完全夺取了江山，也不能抛弃“原封原样”的初衷，把人家一脚踢开，还是要用人，要“包下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在旧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包括公务员、警察、邮政、财政、金融等各类公务人员和专业人员实行了“一揽子包下来”的政策，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大型厂矿企业的管理人员。有的人对此想不通，怀疑他们的政治可靠性，同时对国家的经济承受力表示担忧，有的人在新中国第一次财政会议上提出，新中国财政经济情况比较困难，吃国家饭的人数已经达到750万人，到1950年，预计将达到900万人，这900万人中包括各大中城市接管时“原封原样”过渡到人民政府和有关岗位上的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职员和技术人员，而国家的各方面开支都很急需，战争还在进行，军需惊人，铁路要上马，经济要恢复，当时实际上赤字已经达到79%，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养那么多闲人呢？陈云说，简单地把他们遣送回家，回去后没有饭吃就要走不正当的道路，抢着吃，就要骂共产党，必然造成地方的不安，有害于人民。现在我们在1950年国家预算中列出一笔支出，供给这一批人吃饭，使他们安下心来，同时还可以松懈尚未解放的西南地区残余国民党军队人员的斗志，新中国有家可归，将会有很多人跑过来吃饭。有人说我们不会管家，国家财政这么困难，还要供给他们吃饭，是个大傻瓜，其实这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光明磊落，远见卓识，会打算盘。

陈云还指出，这些人员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中国的产业工人不过300万，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大约30万。这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都想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只要领导正确，他们是可以做些事业的。为此，对待他们的政策应该是：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安排，生活上不使他们有家庭之累。

共和国初创时期，陈云的这一政策得到认真贯彻，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建国后，对民族资本家要网开一面，要留牌子，给位子，给票子

陈云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主任后，坚决贯彻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商企业，尽量予以保护扶植，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1950年5月5日，陈云在一份简报里提出，“准备扩大国家对私营企业的加工和定购数量，并适当地放出货币，收购农产品和上海私商的纱布。”在随后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陈云代表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资本家很高兴。在紧接着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有人不理解，陈云解释说，“五种经济成分还是兼顾好，因为私营工厂可以帮助解决失业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国家政权、骨干厂矿、铁路运输、金融贸易机关都在我们手里，我们力量强大，资本家碰不起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注意统筹兼顾，既照顾到我们这一边，也要照顾到他们那一边，否则资本家的企业就会垮台，职工失了业埋怨我们。我们要搞经济计划，如果只计划公营，而不把许多私营的生产计划在里头，全国的经济计划也无法进行。对待私营工厂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加工订货，有步聚地组织私营工厂的生产和销售，通过这种办法，把他们夹到社会主义。”

他在上海专门邀请了具有影响力的私营企业老板与国营企业的领导一起开会，共同商定1951年的生产计划，由与会者自报生产能力和当年准备的生产量，尽量敞开来谈，共同商量，定出生产计划，并将生产数字分到各个城市、地区和厂矿。在分配中，国营企业采取让额让利的方针，满足私营工商业的生产要求，同时还考虑了解决运输等困难。参加会议的上海民族工商业者胡厥文、盛丕华、敦棣活等人都很激动，他们说，党和政府这样信任我们，与我们一道来商量，把国营企业生产的底告诉我们，平衡供应和需求的数字，满足我们的生产能力，这种态度和方针让我们很受鼓舞。

在这种历史变革的过程中，陈云坚持党的赎买政策，采取分步走，先将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然后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他采取的是稳妥的、不挫伤民族工商业者积极性的办法。如对上海大纱厂的公私合营，他先采取国家加工订货的方式，以取得经验，再行推开。为此，他先后找了荣毅仁、郭棣活、刘靖基商量，由国家保证供应原料，国家给他们代织纺的工缴费，国家采取经销、供销的方式，使他们有利可图，能够积极生产。

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和平赎买政策，资本家中不乏白天开会欣喜表态，晚上妻儿老小抱头痛哭的情况。陈云理解资本家的“痛苦”，在坚定执行党的政策的同时，又强调要有一定的灵活性，要富有人情味。他说，对资本家，要网开一面，不要两面夹攻，要尽量使他们心情舒畅。企业是与他们的家族历史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害怕我们砸了他们的牌子，所以，我们要保护好他们的牌子，这对他们也是一个极大的安慰。陈云在有关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全聚德’等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

留牌子，给位子，给票子，这就是陈云在这场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中给民族资本家的“网开一面”，体现了共产党富有人情味的“给出路”政策。

事实证明，“给位子”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许多资本家后来担任了国营企业的经理、副经理，走上了一条为人民为社会主义贡献才智的新路。

“给票子”，这是最令资本家感动的事，体现了共产党的宽宏大量。资本家非常关心改造后的经济出路，赎买就要给钱，给多少呢？怎么给呢？陈云提出给定息，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资本家当时对定息期望值是3%，争取能拿到4%，陈云经过测算，决定给资本家5%，而且一给就是7年，全国的资本家感到“喜出望外”。

陈云说，与资本家搞好关系，是为社会主义这个大目标服务的。为此，他要求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要把与资本家搞好关系，积极引导教育团结他们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当时，“三反”、“五反”搞得轰轰烈烈，有些干部怕与资本家交往，怕被腐蚀，陈云对此指出，要有来往，要做工作，而不是被腐蚀，也不要把正常的交往“敌对化”，他举了天津的一个事例。天津有一位女老板，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顾不上吃饭，给他煮了一碗面条，公方代表就拍着桌子，吹胡子瞪眼说，“你腐蚀我吗？”陈云认为这样做也太不近人情了。

珍视人才，爱护人才

还在延安时期，陈云针对一些人不放心知识分子的想法，专门在一次会议上就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知识分子是要革命的，许多革命是靠知识分子来领导的。我们来看农村里的革命，也有知识分子领导的，像刘志丹、彭湃等同志都是知识分子。”陈云坚定地说，知识分子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建国后，陈云要求他下属的各部门的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在物质生活的保障方面要坚决落实到位，创造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使他们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建国初的知识分子是“原封原样”地过渡进新中国的，对此，陈云要求大家珍视爱护。他说，搞工业化，必须有人才。这些人是我们的国宝，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要很好地使用他们。在政治上，对他们也必须信任，放手，绝对不能搞“关门主义”。特别是对在中财委工作的一批重要的党外知名人士，陈云曾反复对党内的同志说：“要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不能放在那里摆样子，要让他们有职有权！”他强调，一切重大的决策，有关重要的引进项目，都必须有专家参与提出意见，必须由领导干部和专家共同商量。

1956年中央在广州召开知识分子工作座谈会后，陈云深有感触地对同志们说：“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而且是重要的力量。在抗战工作中，在我们共产党革命事业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能胜利。”他要同志们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在今天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说，“现在，大家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要求救中国、要求抗战、要求革命的各种知识分子都抢到手里，那我们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陈云是三年恢复国民经济和国家第一个五年发展计划拟定和实施的具体负责人，新中国的建设基础是在那个时代打下的。粉碎“四人帮”之后，陈云再次肯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岗位上知识分子贡献才智立下的功勋。他曾在一次党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动情地说，“必须肯定，70年代和80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50年代和60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

1982年7月，北京航空学院一位老师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写信，向中共中央陈述中年知识分子的种种困难。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关于知识分子政策落实问题调查组也向有关部门写了报告，反映中年知识分子工作负担重，工资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陈云看到这封信后，非常重视，当即致信中央常委，指出，全国中年知识分子有480万人，绝大多数是建国后培养的，他们在相当一个时期都将是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中央要下大决心解决他们的待遇问题。陈云语重心长地写道，这是国家的一个大问题，确实要下大决心，在今明两年内解决，不能按部就班地搞。我们基本建设每年要用500亿元，为什么不可以用十几个亿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呢？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应当看成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项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设。我们把钱用在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陈云指出，应当向人民讲清楚，受教育程度高比受教育程度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在工资上收入高一些，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也是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陈云的意见在全党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有力地促进了中年知识分子生活、工作负担重、工资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等问题的解决。

1984年9月，陈云得知报考师范院校的高中毕业生越来越少时，指示有关领导同志，一定要重视教师待遇问题，要想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帮助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如住房问题等，逐步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最受尊敬、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不久，他又批示：要使中小学教师工资标准“比同等学历从事其他行业的人略高一点”，他还以身作则，鼓励自己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女儿，离开大机关，到中学担任教师。

每逢佳节，陈云总是要邀请普通教师上自己的住处共度节日。1986年春节，他与9名北京市的中小学、幼儿教师一起庆贺，他高兴地向教师们致意，说，“全国中、小学和幼教老师今后的工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21世纪中国的面貌。所以，你们肩负的责任是艰巨的，从事的职业是崇高的，也应该是受人尊敬的。”他勉励大家“要好好地干”。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徐向前的磨难婚姻　作者：崔向华

今年11月8日，是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位从黄埔军校走出来的军人，戎马一生的坎坷经历是与中国革命风雨兼程的。他的卓著战功，如一座座丰碑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头。他的感情世界，也值得后人传颂。

徐向前的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妻子都是他的挚爱。

他的第一位妻子叫朱香婵，那是由父母定下的婚事。徐父是教书先生，徐母是勤劳的农村妇女。由于家境困难，父母决定只供他哥哥上学，让徐向前在家干活，后到书店当学徒。不久，哥哥来信让他去报考官费的省立师范。1918年底，不满19岁的徐向前终于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成为速成班的第一期学员。第二年，生性随和的徐向前服从了父母的安排，与温雅勤快的姑娘香婵结了婚。次年生一女，取名松枝。

1924年，徐向前因在小学任教时宣传新思想，被校方辞退。他毅然赴广州，考进了黄埔军校。丈夫走后，朱香婵患上一种谁也说不明白的病。徐向前接到父母的信后，忧心如焚，立即写信安慰妻子，嘱咐安心治病，待一有机会就回乡看她。然而他们两人的心愿都未能实现。香婵因病重难以进食，怀着一腔忧思离开了人世。后来每当念及痴心的发妻香婵，徐向前总是怀有一丝歉疚。1941年，松枝18岁时，晋察冀边区的聂荣臻司令员派人把她接到边区，后又送到延安。

徐向前的第二位妻子叫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湖北红安县七里坪一个贫农家庭。她家里兄弟几个都参加了革命，大哥任红三十一师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师，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当时在司令部当勤务兵，后来在“肃反”时被杀。程训宣是1928年投入革命队伍的，从事妇女工作，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只有18岁。在反击敌人向鄂豫皖苏区第三次“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徐向前跳崖时将腿摔伤。红三十一师曹学楷参谋长和三队倪志亮队长想到徐向前师长丧偶多年，眼下又身体不好，急需有人照顾，便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做媒。程训宣早就听说过徐师长英勇善战，徐向前也很喜欢这位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姑娘。他们就在一座山村里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婚后，由于有了妻子的照顾，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则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那时，战事频繁，他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相互之间也很少能得到对方的消息。1932年敌人向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反“围剿”时，已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指挥作战，局势十分紧张。徐向前很惦念年轻的妻子，派警卫员把袜子送去缝补，借此互报平安。谁知，警卫员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悄悄告诉总指挥：“不好了，程训宣被抓走了，说她是‘改组派’。”徐向前惊呆了，当时正是“大肃反”的最残酷时期，张国焘在白雀园组织杀害了2000多名红军干部。后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仍很惦念妻子，到处托人打听程训宣的消息，但知情人总是缄口不言。直到1937年徐向前到了延安，才得知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罚拷打，逼她承认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程训宣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徐向前问当时在鄂豫皖苏区当保卫局长的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此时只好实话相告：“她没罪。当时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徐向前悲愤地说不出话来。此后，他始终照顾着程训宣的母亲，没有把她女儿惨死的真情告诉老人。1984年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特意叙述了程训宣在“肃反”中的遭遇，以示悼念。

徐向前第三位妻子是黄杰。1945年4月，徐向前患肋膜炎住进延安医院。大病初愈后已是冬天，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在黄埔军校分校任教时的女兵队学员黄杰。1946年“五四”青年节，身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的徐向前和黄杰结婚了。他俩在窑洞里和几个战友吃了一顿饭，就算举行了婚礼。

黄杰，湖北江陵人，是一个富裕人家的二小姐，有文化有理想，后为逃婚而考上武汉的“黄埔六期”，学政治文化，练射击刺杀。1927年，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时，黄杰和女兵队上街从事革命活动，并于1928年加入共产党。此后，组织上安排她担任鄂西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领导和参加了九岭岗暴动。后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先后担任过上海闸北区、沪东区的女工部长，其间曾在周恩来身边做交通工作，一次，周恩来派她将一份军事情报送到了刘伯承处。1933年，黄杰在上海被捕，以“危害民国紧急制罪法”被国民党政府判刑5年，后来经宋庆龄斡旋减刑2年半，1935年底刑满出狱。1940年，黄杰奔赴延安，担任了妇女联合会的组织部长。

在人生的道路上，徐向前和黄杰相濡以沫，挚爱更深，携手并肩走过了不平凡的半个世纪。建国后，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在“文革”年代的风风雨雨中，他们互相支撑，生死相依。但是，徐向前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前妻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又险些落到现在的老伴黄杰身上，编造谎言者竟诬蔑她是“叛徒”。黄杰心如明镜，自己遭到诬陷，肯定与有人要整徐帅有关。如今，健在的黄杰，每每提及“文革”的磨难，她都坚强豁达地微微一笑。他们家先后被抄三次，连徐帅的作战日记和书信都被抢劫一空。整人者只能看到徐向前在几十年戎马生活中，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历史。徐向前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出生入死，跟着毛主席革命几十年，错误也犯了不少，但是我们对党对革命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啊！”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赵世炎在法国的斗争活动　作者：倪良端

1920年5月9日，赵世炎同100多名赴法国勤工俭学学生登上法国远洋轮——阿芒贝尼克号，挥手向前来码头送行的毛泽东等人告别。

赵世炎来到法国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之时，战胜国的法国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工矿企业倒闭甚多，失业者激增。8月，赵世炎好不容易才在巴黎西郊工业区赛克鲁一家铁工厂干上了锯铁、锤铁、卸车等杂工活。8小时劳动下来，自己做饭、洗衣。在这样繁重、紧张的劳动生活中，赵世炎每天都要挤出三四个小时学习《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给国内和旅欧的同学写信，为国内《少年》半月刊写稿。周末假日，他还邀集华工朋友开座谈会，谈论国内外的形势。他在发回国内的多篇稿件中都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

数月后赵世炎失业了，他给自己规定了任务：“阅读法文进步报刊，搜集苏俄情况，经常向国内报告”，“联系法国工人中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学习他们组织工人领导斗争的方法”等。

1921年4月，赵世炎进入法国最大、华工最多的施乃德铁工厂（全厂3万多工人，华工为1/3多），干的仍是杂工：拉钢条、轧钢板，卸车……劳动强度更大，整天汗流浃背，三班循环不能挪换。下班后，已是疲累不堪的他总是捧上法文书报或论述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认真研读、思考，针对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他在工人中大讲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必要性。他对工人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言论时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空洞的、幻想的，实际上达不到目的。”经赵世炎调查，当时在法国的约20万华工，是北洋政府当作奴隶卖给法国政府的，与法国陆军部签订了合同，华工终生不得自由。赵世炎以此为契机和其他同志多方奔走交涉，为部分华工解除了合同，获得了人身自由。这一果敢行动，不仅赵世炎等赢得了普遍信任，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华工参与革命活动的积极性。为广泛团结华工，赵世炎还组织领导了华工运动的核心团体——华工组合书记部。在这个组织的领导、支持下建立了消费协会、工余读书会，创办了由赵世炎任编辑的油印刊物《华工周报》。赵世炎用很多笔名为小报写文章，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1年6月中旬，巴黎报载法国国务会议讨论中国向法国借款的消息，引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关注。赵世炎等闻讯展开调查：早在4月北京政府派专使朱启钤等来法，代表北洋政府以法国监理收管印花税、契税和转让滇渝铁路修筑权等条件向法借款3亿法郎，在法国购买军火，供内战之用。赵世炎、周恩来、陈毅等立即发起由巴黎的华人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30日，赵世炎主持拒款委员会会议，通过了《反对中法借款宣言》。《宣言》号召中法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危害中法人民利益的借款。斗争持续到7月下旬，中法借款合同草签，款额由3亿增至5亿法郎。赵世炎等再次发动组织广大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华侨集会，迫使中法政府停止了借款。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会会长李石曾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求学难为名，在国内筹集经费连同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在法国里昂修建中法大学，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进入里昂中法大学是理所当然的。不料，吴稚晖、李石曾等自食其言，无理剥夺了勤工俭学学生的权利，从国内新招了100多名他们亲戚朋友的子弟入学，引起了广大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极大愤慨。对此，赵世炎与蔡和森认为，进入中法大学不大可能，但必须以“争回里大”为号召，采取一次政治目的更加明确的、有组织的联合行动，揭露北洋政府及政客欺骗学生的反动面目，激发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性。

赵世炎向巴黎、蒙达时、克鲁梭等地的勤工俭学学生发出紧急通知：尽快选派代表赴里昂，在国内学生未到达里昂前占据校舍。9月19日，赵世炎、李立三、王若飞、李维汉等率领各自的“先发队”来到里昂，他们向公使馆交涉、散发传单、制造舆论，争取了社会的同情。21日，各地代表齐集，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等被推为与中法大学秘书长褚民谊谈判的代表。褚民谊拒不接受赵世炎等的条件，同学们一拥而入占据一座楼房。中法大学校长儒班（法国人）急电中国驻法公使陈，陈勾结法政府派出警察包围了学校。褚民谊在警察护卫下将学生们的护照逐一没收。失去人身自由的学生不准出校门，被警察押入兵营。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同学们展开绝食斗争。

为向社会揭露中法反动派迫害学生的行径，在同学们的支持下，赵世炎逃出兵营，向吴稚晖等告以被囚同学的实情，要求迅速恢复其自由。吴稚晖大放厥词，责备学生们轻举妄动、胡闹。赵世炎恳请章士钊等名流斡旋，最终还是把陈毅、李立三等104人遣送回中国。临回国前，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研究决定赵世炎留下。被没收了护照的赵世炎在巴黎难以存身，他于11月到了华工聚集的法国北方。这里天气寒冷，战争的破坏扔下一片荒凉。工人吃黑面包、住破帐篷，时有触及地雷和引爆炮弹造成人身伤亡的危险。赵世炎来到这里就和工人劳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赵世炎利用休息时间给他们读报，讲解身边以外的事，告诉他们吃苦、受罪是因为中国政府把你们当牲畜般卖给了法国！要团结起来向中国和法国政府讨回人身权、自由权。渐渐，工人们同赵世炎的感情深厚了，赵世炎受到工人的保护和爱戴，不让他做工。赵世炎便为工人烧饭、打扫卫生、读报、办理对外交涉联络等。后来，烧饭、搞卫生的事也不让赵世炎干了，只让他做“先生”：读报、讲演、写信。

1921年2月，赵世炎接陈独秀从国内写来的信，他和来法国不久的张申府取得联系，此后又同周恩来取得联系，便同张申府、周恩来、刘清扬组成“共产主义小组”，并同国内保持密切联系。

1922年春夏，赵世炎数次寄信给国内的李立三等告诉他们：“欧洲方面决定成立一个青年团。……我们已认定青年团之内幕即少年共产党，故与国际党人接洽有青年团亦可。”同时，赵世炎向国内团组织索取了团的章程和有关文件。5月初，赵世炎从法国北方回到巴黎，进行创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以下简称“少共”）实质性的筹备工作。为了团结、教育广大勤工俭学学生，赵世炎奔走于蒙达时、里昂、准也儿等地，与各地的进步分子联系、磋商。

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法国巴黎成立。李富春、周恩来、刘伯坚等代表旅法、德、比利时的勤工俭学学生出席大会。赵世炎以大会组织者和主持人的身份，向大会报告在旅欧青年中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意义及筹备工作。会议进行了三天，通过了章程，选举了“少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在旅欧两年来艰苦的勤工俭学生活中表现出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他的组织才能和办事能力均受到大家的好评，在旅欧青年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代表们一致选举赵世炎为“少共”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周恩来为宣传委员，李维汉为组织委员）。“少共”公开出版《少年》半月刊，与无政府主义者出版的《工余》、基督教出版的《青年会星期报》展开激烈的论战，驳斥他们的荒谬言论，揭穿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本质。在带领青年同各种反动思潮作斗争中，赵世炎始终采取严肃的态度。他对同志们说：“我们站在共产主义旗帜下的青年同志，只有在理论上与之辩论，若是出之以嬉笑谩骂的态度，完全不是具有共产主义信仰青年的精神。”

1922年7月，赵世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建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他和周恩来等被代表大会选举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

1922年10月，经“少共”代表会议决定，“少共”更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再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将原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执行委员会。因共产国际远东部和中共中央已作出赵世炎、陈延年等12人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的决定，所以，总支部执行委员会改选周恩来任书记。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王尚荣将军亲历的三次军事行动　作者：罗元生

1954年9月，作战部张震部长奉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王尚荣接任，在他就任作战部长的最初几年，中国几乎年年都有一场引起世界瞩目的战事。

一

1954年底到1955年初，他协助总参谋长粟裕，在一江山组织打了一场陆海空的立体战争，迫使美国第七舰队退出台湾海峡。

此后，蒋军飞机每年近400架次，昼夜不断地深入大陆袭扰，蒋军军舰和小股匪特在沿海活动更加频繁；美国向台湾提供“自由女神”飞弹、“狮子星Ⅱ”导向飞弹后，又决定在台湾部署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6个步兵师、8个独立炮兵旅计9.6万人；在马祖一带集结了3个步兵师计4万人。

美蒋一系列入侵袭扰行径，中国人民反应强烈，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金门、马祖一带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1958年7月14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在北京旃坛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决定：以福州军区为主，调集22个炮兵营，轰击大、小金门蒋军目标；以东海舰队为主，调5个鱼雷艇大队、2个潜艇大队、1个高速炮艇中队和8个岸炮连，准备从海上打击蒋军舰艇。

王尚荣作为指挥中枢机构的负责人，根据会议要求作出火力配置、各军种间协同、各指挥机构设置及后勤方面等一系列行动方案。并向总参谋长粟裕提出了建议：如在金、马作战，必须显示出我军实力。射击开始普遍开花，然后集中摧毁小金马。作战的过程中，各兵种指战员应该轮换等等。粟裕对王尚荣的建议，均表示同意。

军委旃坛寺会议后，王尚荣奉命通知福州军区政委叶飞上将，由他担任前线总指挥，迅速完成炮击准备。

7月下旬，空军的两个师进驻福建地区。毛泽东、彭德怀得知两个师的调动，要王尚荣转告福建前指：“如敌机对福州、厦门及其机场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金门、马祖进行轰炸；如敌对我杭州、上海进行轰炸时，我空军则对台北进行轰炸。”

在此期间，毛泽东、彭德怀告诉王尚荣：最近敌两个师由台湾到金门、马祖换防，炮击选在换防时最佳，26日下午、27日早晨均可，由前指自己掌握。

王尚荣立即与叶飞通了电话，转告毛、彭的指示，并告第一次打击可发射炮弹1.5万至2万发。

随后，王尚荣又将毛、彭的指示通报了南京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广州军区副参谋长李福泽、总后军械部副部长封永顺，并要求做好运输炮弹的计划，确保炮击所需。

27日，毛泽东指示：“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

8月，海峡上空的空战持续了半个月，我空军以损失20余架飞机的代价，取得击毁蒋军飞机50多架的战绩，使作战区域上空完全为我军控制。

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拍板，炮击时间定在8月23日17时30分。

8月23日，一大早，王尚荣就接到前指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的电话，王尚荣向他交代：“彭总嘱咐：炮击时要抓一定的目标打，不要乱打，以免效果不大，造成浪费，敌人还会笑话我们。第一次炮击打1万发或1.5万发。对水面目标打舰艇，好好地打他几只，对地面也要打其主要目标。”

10时35分，彭总办公室郑文翰秘书向王尚荣传达了彭总的最新指示：“①小打，主要打敌之舰艇，待敌还击时，再大打；②暂时还不打，看几天，待敌人大批船只来后再打；③把金门、马祖保留下来，二年内不考虑。”

15时30分，彭总办公室又来电话：“彭总午后对福建前指的电报有批示：‘我同意按前指意见，按时炮击。估计美军不会参加。’毛主席在15时看了彭总的意见，说：‘同意。’然后转给了周恩来总理。现叶飞已将毛、彭的指示，通知了前指。”

王尚荣再次给福建前指打电话，向张翼翔重发了毛泽东、彭德怀的指示。并强调，重点目标是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阵地、料罗湾的敌舰。

17时30分，面对金门的30公里海岸线上，排炮齐发。18时16分，福州军区副参谋长石一辰向王尚荣报告第一次炮击的情况：“我炮兵进行了两次火力急袭，现在大、小金门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据我方观察，‘中字号’舰中弹5发。从敌方获悉，我炮打得很准，都打在金门防卫司令部和师部附近。‘灯’（雷达代号）已被打坏。我炮兵正在继续打敌军舰、压制炮兵。”

20多分钟后，石一辰又向王尚荣报称：“蒋国防部二厅与金门防卫部联络，金门告急，要求马祖支援。”石据此判断，这是金门方面要马祖炮兵向我黄岐阵地进行射击。石一辰请示：“如敌炮击时，我黄岐炮兵能否向敌还击？”

王尚荣请示了粟裕总长。粟裕指示：“可以还击。敌不打，我也不打。”

午夜0时55分，张翼翔向作战部值班室报告一天战况：从敌方获悉，大担、二担蒋军伤亡70人；小金门敌伤亡惨重，具体数字不详；大金门敌军一片混乱，伤亡数字目前尚不清楚；美军顾问团20余人下落下明。我一线炮兵已撤下10多个营，还留在阵地的有20多个营，总伤亡10人。现在，海军的快艇正在准备截击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军舰；空军也做好了出战的准备。

开炮七、八分钟内，敌金门的通信联络全部中断，雷达被全部摧毁。

在水上餐厅正要为美军顾问举行的欢送晚宴，除一些副司令官、副参谋长外，还有陪俞大维来金门的华金祥、汪贯一，陪张锦锟师长来报到的龚厉昭，其余是金门防卫部各处处长，共20余人。这猝然而来的炮弹爆炸声，水上餐厅顿时落花流水。而早到场的金门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当场毙命，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伤重殒命，参谋长刘明奎也受重伤。“国防部长”俞大维侥幸还未到会。

在金、马炮击开始后的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一个电话打到了作战部，找到王尚荣。

“主席，前线的情况进展顺利。一切按我们计划部署进行！”王尚荣说。

“前指的一举一动都要由张翼翔向你汇报，我们要好好观察一下美国人的态度！”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湘音，说罢就放下了电话。

王尚荣感到紧张，主席到底在考虑什么，是不是我们前线的部队出现了新的动向？他马上询问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林克。

林克是国际问题的专家。他在电话里向王尚荣说：主席近日向我们讲到过，向金门打炮，不是为了解放金门，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蒋就有了抵抗美国压力的借口。

一直在指挥中心坐镇的王尚荣觉得问题有些蹊跷，也不好向林克多问。他立即平静下来，旋即联想到中央在美、蒋一系列问题上不同的斗争策略。

不久，毛泽东发布了由他亲自执笔，以彭德怀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书中开篇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并将停止炮击的时间延长到一周。

坐镇中枢的王尚荣，领略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他不停地自言自语地说：“和为上计。”

二

这一年，中国西南边陲的西藏，由于原地方政府和农奴主中一些上层反动分子的煽惑和外国敌对势力的暗中支持，一些地区的小股叛乱武装得以膨胀，叛匪们变本加厉地烧杀抢掠，袭击入藏的解放军和汉族干部，时局日趋严峻。

12月18日，叛匪在拉萨南的贡噶，伏击解放军车队，杀死解放军官兵37人，伤22人。第二天，叛匪又在贡噶以东的扎囊，袭击解放军值勤小分队，杀害解放军副团长殷春和及官兵36人，伤13人。1959年1月，叛匪围攻在昌都西南的中共扎木（现波密）县委，造成汉、藏干部及其家属的重大流血牺牲。

与此相呼应，青海、四川等地藏区的叛乱武装也逐渐会聚，并向拉萨移动。各种武器和装备，以及鼓吹叛乱的活跃分子，源源不断地潜入拉萨。旧藏军的主力也陆续进驻拉萨。仇视汉人和中央政府的阴霾，渐渐在拉萨上空弥漫。

这些情况很快就反映到北京，1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道：“现在他们有一支斗志较强的万人叛乱武装，这是我们的严重敌人。”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西藏地区……总要来一次总决战，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平叛剿匪作战，在我军历史上是一次极其艰巨复杂的军事行动。从社会性质来说，暴乱既有国际背景，又是少数民族上层极少数坏分子的反动行动，它是一场解放少数民族地区劳动人民的斗争。从地理条件来说，西南、西北地区是我国的边陲，经济不发达，交通不便，文化教育受限制，处于落后状态。从军事行动来说，它不是在正常条件下的战斗，而是在特定的地区、情况变化多端、极为复杂的地形上的战斗。

至1959年初，大部分地区的叛乱得到平息。但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情况，和中央对西藏上层采取的政治影响、慎重稳进、耐心等待的方针，叛乱反而呈蔓延势头。

3月10日，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挑唆下，有2000多人聚集到14世达赖居住的罗布林卡闹事。现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帕巴拉·索朗降措来到这里时，闹事的暴徒用乱刀杀了这位反对叛乱、积极同中央政府合作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官员，然后马尾拖尸沿街示众，威胁心向中央政府的藏民。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顿·才旺仁增路过闹事地点，他刚走下汽车，就被暴徒们打倒在地，若不是警卫人员迅速把他救上车，他也将惨遭毒手。随后，闹事的人以武力控制了罗布林卡和附近的药王山制高点，在大喇嘛绒朗色、宗教官土登降秋、原噶厦政府三噶伦之一索康、主管财政官员夏格巴等煽动下，闹事者们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游行。以拉萨为中心的全面武装叛乱，由此开始。

3月19日夜晚，匪徒们继16日夺取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控制权后，向我军驻藏部队发起全面攻击。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了“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解救西藏地区人民的痛苦，坚决平息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策划的武装叛乱”的决定。

王尚荣接到命令，立刻让作战参谋用保密电话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第一政委张经武下达。

3月20日上午10点整，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向驻藏部队发出命令：“全面反击，坚决平息叛乱，彻底消灭叛军武装！”战斗首先在拉萨市内及近郊展开。下午，叛军控制的拉萨药王山制高点，被我军占领。晚21点前，解放军攻入了叛军总指挥部罗布林卡。到22日清晨，盘踞在大昭寺的叛匪缴械投降。张国华随即向王尚荣报告：西藏反动上层集团在拉萨地区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我军彻底粉碎。

拉萨平叛后，叛匪首领率叛军残部，逃往与印度、不丹接壤的山南地区，与那里的叛乱武装会合。这一带山势险要、易守难攻，且有24条道路通往国外。于是，叛乱集团在此建立起新的大本营。

为了不给叛乱武装有任何喘息之机，死灰复燃，王尚荣向平叛前线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新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地肃清西藏境内所有的叛乱武装。”王尚荣根据兵力提出了作战目标：

树立打歼灭战思想，在军事打击上做到既狠又准又稳，抓住敌人，务求全歼。战术要机动灵活。在兵力使用和作战行动上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敌变我变，将集中与分散有机地结合，适时转换，达到集中力量一块一块地搞，一片一片地平息的目的。

到1959年底，西藏境内山南、纳木错、昌都几个主要地区的大股叛乱基本被剿灭。

三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人民解放军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又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

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缅甸境内金三角一带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为了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决定中缅携手打击缅方境内的国民党残军。

王尚荣得到军委和总参领导的指示后，几次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并以作战部的名义，拟写了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报告。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了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

虽然这次只是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第一次出境与邻国军队协同作战，而且从未经历过用突击队对山地丛林作战。王尚荣多次与军委、总参的领导交换意见，并参与了审议作战方案的全过程，亲自聆听了周总理及由周总理转述的毛主席的指示与几位老帅的意见，并将有关内容，一一传达给坐镇昆明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引起惊恐和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的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对这些，毛主席、周总理十分关注。为此，我军十分明确，力求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主席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这时，担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国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为重点打击对象；还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访问，继而赴柬埔寨、越南访问。在此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就在这停留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了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了解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的情况。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九十三师第二七八团和第二二七师第七零九团。他们是在人民解放军的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这一地区重峦叠嶂，居民稀少，大部处于原始森林的覆盖之下，这千余败兵便在此扎下脚跟。缅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残军，竟顶住了万余名缅军正规部队的攻击。台湾方面得到这一消息后，蒋介石惊喜异常。他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帅旧部。李弥带去了一些部属，使该地区残军渐渐扩充至近2万人，占据比台湾还大得多的地盘。主权国家缅甸，难以容忍自己的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季，缅方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克钦族将士和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起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的台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侵犯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压力，决定将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残军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到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残军，从云南进犯大陆，委派曾担任过自己卫队副队长的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潜入缅北，搜罗残部，苦心经营两年，残军又扩充到3000余人。

1959年，蒋介石召柳元麟到台湾，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暴乱，并告之将增加对残军的经费和补给的供应，使之巩固和扩充实力。柳返缅后积极部署，还拟订了详细的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王尚荣指示作战部边防处，睁大眼睛密切注视着柳元麟的一举一动。他把这些情况立即报送党中央。毛主席看后，指示中央军委：关注中缅边界，警惕国民党残军。

1960年春，台湾向缅甸北部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亦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培训了2000多名窜扰骨干。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正是在这个时候，于出访缅甸后逗留云南，要昆明军区介绍在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21日晚21时30分，22支突击队，迅速向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总理“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

战斗应该在22日凌晨6时30分打响。然而，这场对我军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能完全按计划行事。突袭的16个据点，最早的是4时50分接火，最晚的到7时50分才交火。由于我军的突袭出乎残军意料，16个突袭点只有两个扑空。

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所谓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

残军不敢与我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到红线区域以外，我军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

直到1961年新春，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号称丛林游击战专家的柳元麟，先佯装节节败退。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总理、陈毅、罗瑞卿等率领400人的庞大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缅军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远程大炮难以施威，飞机的战术动作受限制，缅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时，周总理、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还在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总理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

在这同时，中央军委已经在商讨在缅甸的作战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元帅等聚集一堂。贺龙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聂荣臻认为：入缅作战的力量，从整体上看，显得单薄了些。军委常委罗荣桓提议：作战力量应当加强。然而，短期内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孟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第三、第五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了研究。

罗瑞卿总参谋长说：“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还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

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总参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

当天下午，周总理批准了我军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是日15时，罗瑞卿总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我军指战员伤亡人数，比第一阶段要多。

经受了我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我军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敌副师长1名，捣毁了逃缅国民党残军经营了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军解放了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进行。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巴人与巴人精神　作者：周而复

王任叔笔名巴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我和任叔相识于左翼文学活动中，同时是欧阳山同志主编的《小说家》的编委，每月要碰头座谈一次有关小说方面的问题，谈小说作品和作家。

那时他已经出版了10部左右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集，有的已经绝版，有的很难买到，当时我没有机会读到。看任叔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皮包和烟斗》。我们当时都忙，见面的机会虽多，畅谈的时间却少，但他待人热情诚挚，对文学事业的执著追求，特别是对革命事业的献身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给我留下了平易又是深刻的印象。每次见面，我们无话不谈，肝胆相见。

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他是中共江苏省委文委成员，参与领导上海抗日文化工作和统战工作。因工作需要，他留在孤岛上海，除参加编辑出版《鲁迅全集》的工作外，还从事进步的新闻出版工作，担任《译报》副刊编辑等职务。我离开上海，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了。临行前夕，我们在霞飞路一家餐馆里会面，他约我给《译报》写一些散文和特写一类的文章，介绍大后方和战地高涨的救亡图存的抗战热烈情绪，以鼓舞孤岛上的人民。我们一行数人，先到了香港，经过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去了延安。记得写了一些从广州到西安的见闻，有一篇是在登了华山以后，住在北峰寺庙的客房里写的，随写随寄。后来，上海朋友来信，告诉我从《译报》上的文章，得知我的行踪。我在旅途上，任叔没法给我来信；到了延安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被封锁状况，无法和外边通讯，即使表面上通邮，但经过国民党的“邮检”，信件是很难收到的，甚至无辜地牵连到寄信人。我和任叔便鱼雁鲜通了。

再次见到任叔，是在香港，1946年夏天，组织上分配我到香港担任文化方面工作，大概是1947年11月吧，或者12月，记不清楚了，任叔忽然到了我在英皇道的住处。当时我和冯乃超同志住在一起，事先知道任叔到了香港，但具体情况不大了解。这次见面，真是惊喜交集。惊的是他从天而降，不期而遇；喜的是久别重逢、快慰渴念之情。原来任叔1941年9月就从上海到了新加坡，在南侨师范当教员，领导文化工作，同时协助胡愈之同志做些统一战线工作。不久，他转到印度尼西亚去了，这对他后半生的生活、工作和著作有重大的影响。他参加苏门答腊反法西斯同盟，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和印尼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担任地下报纸的编辑工作。这当然不容于日本法西斯军阀。日本军阀妄图熄灭千岛之国反抗的烽火，开展了大检举。他在苏门答腊附近印尼农民家里隐蔽下来，耕田为生。8月15日这个富有历史意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荷兰又想继承殖民者的衣钵，企图仍然统治印尼，理所当然地遭到印尼人民的反对，受到正义者和进步人类的支持。任叔这时担任印尼华侨总会联合会的顾问，参加华侨爱国民主运动。这以后，他又参加印尼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残暴的眼光注意到他的头上，终于对他下了毒手，逮捕了。度过三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华侨总会、中国文艺家协会和著名人士胡愈之等广播抗议，在强大的压力下，荷兰军队被迫释放，他才安全地到达香港。

我听他扼要叙述别后的经历，对他战斗在异国的英雄篇章表示深深的敬意，也对他曲折多磨的生活予以安慰。我希望他在香港多停留些时日，好生休息，迎接新战斗。1947年冬，茅盾、适夷、以群和我发起创办《小说月刊》，我邀请任叔参加编委，他欣然同意，并且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头家》，发表在1948年7月的创刊号上。以后，他还写了《〈诗意〉的破坏作用》，发表在第三期上。在香港工作不到一年，解放战争的捷报频传，1948年9月，他到解放区去了。

1950年春，我代表华东局统战部出席中共中央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会上，意外地碰见任叔，我们紧紧握着手，相视而笑，似有千言万语要讲，许久，却讲不出一句话来。那些彼此胸中无声的言语，不用说出，双方都可以知道：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要好好大干一番。这时，他担任中央统战部第二处副处长。

我们在文学事业上，是同一条战线；没想到在党的统一战线岗位上，我们又并肩前进了。这段路，我们共同走了没多久，便分道扬镳了。他到雅加达，出使印度尼西亚。他担任驻印尼大使不到两年，便回国了。外交工作也许不是他的所长，他的文人气质很浓，热衷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1954年终于回到文学岗位，担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可以大展他平生抱负了。他斗志昂扬，领导全社制定出版方针和近期远期出版规划，重视中国文学古籍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和古典文学“十大作家集”，继承和弘扬祖国文学遗产的精华。出版外国名著和中国现代、当代优秀作品。他继冯雪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将出版社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为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为全民族的文化、文明素质的提高贡献力量，。

他每年在社里工作（主要看稿）八个月，接触社会外出组稿三个月，在社内看书并了解社里各方面新的情况一个月。他工作勤勤恳恳，严肃认真，团结作家，尊重作家，重视作家劳动成果；培养青年作家；态度谦虚，从来不摆架子。青年作家听取他对自己所写的作品的修改意见，还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外交家、社长兼总编辑王任叔。

冯雪峰常和王任叔亲自向我约稿，希望我的作品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欣然同意。《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在《收获》双月刊1957年发表后，王任叔立即要去，亲自审稿付排，于1958年5月出版，1964年第5次印刷，累计印数398300册。我的其他作品，如《白求恩大夫》、《长城万里图》（六部），以及中短篇小说和散文集等，总计700万字左右，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能够比较广泛地到达读者手里，是和冯雪峰、王任叔、楼适夷、陈早春诸位社领导亲切关怀分不开的。

王任叔创作力旺盛，在编辑之余，写了大量文章，杂文更多。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余波，牵连到他的头上。他所写的《关于集体主义》、《“多”和“拖”》、《关于“氏族社会”》和《真的人的世界》、《论人情》等杂文，1959年在“反右倾”当中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的帽子，不幸的遭遇接踵而至。社长和党委书记的职务撤掉了，也不能执笔，即使写出文章也不可能发表了，降到编译所里当主任，后来又到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当主任。从此，销声匿迹，也很少和外界联系，我也不知他的去向，无从看望他了。但我没法忘记他，经常想念他，我不相信任叔这样一位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兢兢业业工作的人，竟然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没有看到他写的那些杂文，也不知道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具体情况，没法下断语，但我有保留，暗自说：且看将来的事实吧。

经常使我想起的是他在创作上执著追求的精神。他的著名的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原名《土地》）1928年写出初稿，30年代修改上半部前面11章；40年代在南洋流亡时期重写11章；50年代初再次大力修改，前后花去了20多年心血，才基本完成这部反映1903年宁海王锡彤领导的平洋党反抗洋教的故事，揭露清朝政府残暴压迫的历史事件，还描绘浙江东部沿海农村乡土民俗。初稿近40万字，共18章，每章有小标题。全书有副标题：《50年前一幅中国江南农村生活风俗画》。任叔逝世前，没有成定稿。从1924年草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略加整理，使之前后统一完善，于1984年2月出版，将近漫长的60年之久。这部长篇是他的代表作，是中国文学的收获之一。

除了长篇小说外，他还写了剧本《五祖庙》。《五祖庙》初稿写于1946年，他当时以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名义，支持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爱国华侨大都是同情印尼革命的，华侨的职工、青年和妇女等团体同印尼相应的团体都有联系。华侨青年团体里成立了新中国剧艺社，希望以戏剧为武器支援这一伟大的革命运动。可是没有剧本，任叔毅然执笔了，写的是5位华侨英雄的故事。

1955年夏天，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我又奉命和郑振铎同志一道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尼西亚。离开北京之前，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看望任叔。他兴高采烈地谈完了出版社的计划后，雄心勃勃地谈到他个人的创作，又提到《五祖庙》这个剧本。他大概没有到棉兰这个希望之岛上看过五祖庙，希望我这次访问印尼，找机会去五祖庙看看，还托我搜集一些有关五位英雄的事迹。

回到北京，我把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任叔。他如获至宝，特别是五位英雄在监狱中和法庭上的表现，令他肃然起敬，立即记了下来，笑容满面地对我说：“太好了，这对我创作《五祖庙》有极大的帮助。原来剧中人物的姓名是虚拟的，现在有历史真实资料，可以放手去写，准备以真人真事为主，加上作者根据历史发展的想象，再把剧本从头到尾改编一遍。这是各族人民反帝反殖的第一把火炬，让它烧得更旺些，更旺些！”这次，我们谈了很久，从他热情洋溢的兴奋状态中可以看出，他多么盼望把这个剧本写得更好。

他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除小说，诗歌和戏剧外，还写散文、散文诗、杂文、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研究。他还翻译介绍苏联、德国、法国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他研究的范围也不限于文学，因为他先后在印尼多年，又懂得印尼文，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印尼历史方面。他曾送我一本《印尼社会发展概况》，这对我了解印尼有极大帮助。他对我透露：准备写一部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巨著，预计100万字以上。

十年动乱期间，以为任叔在1959年受到批判，当时对这样的人叫做“死老虎”，一般不算重点打倒对象，也许幸而能够免去又一场灾难。但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他是不是还活在人间？也有人以为我死在上海了。我在“牛棚”里是没法知道的，这十年，有点像苏东坡词所写的那样：“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有一天，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王克平，自我介绍是王任叔的儿子。我反复看了这封信，眼睛渐渐模糊了，字迹看不清楚了，忍不住落下了泪，濡湿了信纸的一角。读了那信，我好像见到任叔晚年的情景。信中只要我为任叔的《五祖庙》剧本写篇序。写序，当然义不容辞。希望知道任叔更多的情况。不久，克平给我寄来一些资料，其中有《五祖庙的故事》，任叔1925年写的《自叙》和“王任叔同志追悼会悼词”等。

任叔离开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后，在亚非研究所编译室工作，潜心从事著作。空前未有的风暴把他卷了出来，“死老虎”当作“活老虎”打，因为他曾被捕三次，被污蔑为“叛徒”，实行“隔离审查”，妻子和爱女被迫与他分离了，使他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他身处逆境，还念念不忘他的工作，在给克平的信中写道：“但我还是打起精神，坚持搞派定的工作。现在改写《原始社会时期》，搞那一套我从未在学校里学过的‘考古学’方面的东西，这东西实在也花过我几年中二三年的时间。”“我的健康是到家了，夹在三种矛盾之中，健康情况与工作的矛盾，健康、工作与未定案的相互矛盾。而我现在，则只有抓住工作。为了工作，健康也管不得了。因为只有工作，才能表明我对党和人民的态度，因工作而倒下去我也心甘情愿，只是完成不了，仍然还不了人民的欠债而已。”他虽有凌云壮志，但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了。在连续三次中风，大小便失禁之后，1969年12月14日，任叔写了如下的遗嘱：

11月16日，11月28日，12月12日，三次突然晕倒，大便失禁，第三次情况相当严重，自6时到11时，尚未十分清醒。以后如何，很难逆料，为此，写了几句话于后。

……在处理书籍时，如果我奉化中学的图书馆缺书，可尽量选择拿去。说是参加革命吧，我是从那里教书开始的。

遗憾的是不能完成我希望搞的《印尼历史》，也是对人民欠下的一笔债……

这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了。他有时独自出去，不知怎么的撞倒在电线杆下，失去了知觉，经路人抬到派出所去，发现他是“专政对象”，就无人过问了。深夜醒来，他茫茫然在黑夜中走去，神志已经不清，幸亏遇到解放军，伸出援助之手，把他搭救。但是康生和林彪、江青一伙，紧紧抓住他不放，康生亲笔“批示”，勒令遣返浙江奉化大堰村山区。王克平因他父亲病情严重，生命垂危，不同意遣返山区。这有什么用呢？“造反派”一句话就是一个命令，何况还有什么“批示”哩！任叔回到家乡，病情发展了，脑血管严重病变，神志不清，甚至不穿衣服，赤身裸体在村中奔跑，半夜不睡觉，在零下几度的寒冷日子里，他却躺在雪地里。这样严重的病情，在山区卫生院和溪口人民医院的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条件下，都表示无能为力。克平设法把父亲送到杭州精神院，本来以为可以有救了，但医院某些人发现病人是“打倒对象”，竟然拒绝治疗，不通知家属，要病人出院，否则强行送病人回家。克平不得不把病人送回家乡。在无人治疗的情况下，任叔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1972年7月25日，任叔脑溢血，耳朵、鼻子和嘴流血不止，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寂静的山村里，悄悄地离开了我们。

任叔在18岁那年吟哦诗篇“在我梦底一角上组起花圈”算起，走过54个年头的漫长道路，给我们留下了1000万字左右的著作，在健康极端恶化神志还清醒的时候，仍然惦记工作和《印尼历史》（据说基本写完了），以表明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诚如他在《自叙》里说的那样：“……就是这样梦便告了终止，倒也落得个干净。然而疏了四五月的破琴，终难制止心中的要求，在那黄叶低吟的时节重复取下，弹起了梦曲，继续我底梦。”

革命道路不是笔直的，人生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昔日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巴人献身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在外交、统战、文学、文化革命事业中取得令人注目的成绩。一生四次被捕入狱，在印尼参加苏门答蜡“人民反法西斯同盟”与反荷兰殖民主义斗争，出生入死，虽九死而不悔。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因为写了针砭时弊的杂文，1960年3月被康生之流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降级降职。不管在印尼，还是在国内，也不论斗争多么激烈，身处逆境如何艰难，他坚信共产主义道路，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要求自己，继续奋勇前进。

他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后，立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希望组织培养我的孩子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这时，他不能写文学方面创作和理论文章了——即使写了，也无处发表，但是他绝不放下作为战斗武器的笔，开始撰写印尼近代史和古代史。在1969年11月14日，他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之际，再次写下遗嘱：“如果允许的话，死后火化，分骨灰为两瓶，一送我出生的大堰，一投之于海，我依然关心印尼革命胜利。”他盼望他的骨灰能从大海流到印度尼西亚。关心千岛之国的革命胜利。

他含冤19年之久，坚信共产主义，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胸怀，不屈不挠。藐视一切艰难困苦，继续持笔战斗。1972年7月逝世。160万言的印尼历史煌煌巨著，是巴人精神的产品。套用司马迁的话，可谓巴人含冤，世传印尼历史。

历史是公正的，颠倒了的是非终于又颠倒过来。1979年6月为王任叔同志平反昭雪大会在八宝山举行，悼词里说：“现在党组织已批准改正了王任叔同志的错案和冤案，推倒了对他的一切诬蔑和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名誉，这是可以告慰于王任叔同志的。”

“继续我底梦！”这是多么执著多么坚强的声音！第一个火把已经点燃，它就不会熄灭。梦的追求已变成和将变成灿烂的现实！

今年10月19日是巴人百年诞辰，研究和学习巴人精神和著作，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巴人精神不朽！

（2001年9月22日北京改稿）

2001年第11期 对资本主义研究之我见　作者：钟沛璋

新中国建立以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一直是困惑我们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早日进入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连出售小商品的“夫妻店”都一扫而光。即便如此，还是感到资本主义的阴魂不散，提出了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要“兴无灭资”，不断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批判、斗争，甚至把原来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律“提升”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埋头钻研科学技术的被视为“走资本主义的白专道路”。大批知识分子和学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农村，又害怕分得了土地的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急急忙忙消灭农业单干，让农民从初级社进到高级社，直到“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四清”运动，又提出了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是登峰造极，认为小商品生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八级工资制”是“资产阶级法权”，也要进行批判。“文化大革命”的狗头军师张春桥发表奇文，要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在内，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于是处处批斗、夺权，全国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结果，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此可以说，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患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恐资病”。甚至在粉碎了“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后，这种“恐资病”还渗透在我们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像梦魇一样盘旋在许多同志的头脑里，挥之不去，成为全面改革的一大障碍。对于“恐资病”，我们都曾深受其苦，这里不多说。现在必须弄清楚的问题是，我们这样看待资本主义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究竟应该怎样看待资本主义？

一

首先要正本清源。看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是怎样说的。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的论述很多，其主要观点可以简介如下：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列宁在《两个策略》中批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于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说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梦呓。他说：“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其它任何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和讲话中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这个报告（指《论联合政府》）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对专制主义为第一。”“为了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我们坚信，私人资本，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在战后的中国都应给予机会大规模发展，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要有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

以上这些论断无疑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遗憾的是，后来列宁和毛泽东在实践中并没有这样做。

二

那么怎样看现实中的资本主义呢？我们可以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20世纪的前四个年代，确实是资本主义危机深重的时期，也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的怪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就是在资本主义的严重危机中出现的。与此同时有一百多个殖民地国家获得独立，形成一个新兴的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进行改革，其主要标志是：一、凯因斯学说的兴起，他主张国家干预，认为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得到恢复，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西方国家相继推行凯因斯的主张；二、罗斯福的新政，主张使互相冲突的经济利益达到平衡为宗旨的计划经济思想，推行社会福利措施，包括向老人和寡妇提供福利金，给失业者以津贴，为残伤者提供保险。罗斯福的新政在当时曾被人指责为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还是成为美国国家生活中长久的组成部分；三、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在欧洲不断扩大，并在许多国家成为执政党，它们为现代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这些国家干预经济的作法，与二战前传统的资本主义原则是不一致的。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借鉴和学习，也是借鉴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规律的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结果。

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改革，使当代资本主义出现如下一些特点：

（一）分配的福利化。通过福利政策和税收政策对剩余价值进行了再分配，对剩余价值，大家都能分得一份，缓和了社会矛盾，也使资本主义周期危机得到了缓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财富在一端积累，贫困在另一端积累。在当今西方国家中，资本积累不断加速，而极端贫困化的现象却在相对减少。

（二）资本社会化。资本主义在向社会主义学习过程中，曾大力推行国有制，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几乎占那些国家国民经济的一半左右。后来由于出现高成本、低效益等弊端，又纷纷改为私有化，但这种私有化，也多是股份制。在西方国家实行的高额遗产税，使过去传统的家庭经济的企业集团都迅速衰落。如摩根、杜邦、洛克菲勒等，已不如昔日那样显赫。德国的克虏伯公司已不是家庭公司，而是由德国资产阶级各方面代表组成的基金会所拥有。德国还实行劳资双方“平等的共决权”来管理企业。西方国家大部分新兴企业都是上市公司，股份在社会上散布很广，而大股东往往是各种基金会，如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工会基金和各种共同基金等。美国的共同基金的总资产高达几万亿美元，这些公司都把自己称为PUBLIC CO.即公共公司。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已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有很大的不同。

（三）经济的全球化。高福利使生产成本提高，为争取高额利润就把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带动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出现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同时跨国公司也在全球兴起。目前世界上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的资产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贸易总值占全世界的75%。这就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迅速发展。信息网络的普及，更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突飞猛进。同时，除了联合国外，也出现了不少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政治、经济等组织。这些组织在世界政治、经济、社会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新经济的出现。近十年来，美国经济创造了130个月连续增长、高收入、低通胀、低失业率的局面。其主要动力就是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及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的不断创新、推广和应用。信息产业的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5%；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在传统经济中，生产三要素（土地、劳力、资本）都有数量上的约束，不可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是资源的稀缺性。而在依靠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而发展的新经济中，知识无疑已成为传统生产三要素之外的第四个重要要素。这一生产要素的最大特点，便是其充裕性。人类知识量的成倍增长，甚至达到“知识爆炸”的程度，这就为生产力的迅猛增长带来了广阔前景。具有这种特点的新经济的出现，将对整个人类生产、生活带来什么变化，它的经济规律又是如何，目前人们对它还知之甚少。现在的新经济似乎还是一个没有地图、没有向导、没有航标的海洋。

从以上情况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两点：

一点是资本主义尽管依旧存在重重矛盾。但还是有很强的生命力，而不像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估计的已经垂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资本主义正张着两个翅膀在飞翔，一个翅膀是改革，一个翅膀是高新技术。先说改革，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不停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当代资本主义依旧通过改革不断调节生产结构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再说高新技术，像美国那些耗资巨大的空间工程和信息高速公路工程，无不是依靠国家的实力和策划建成的。美国经济连续十年的高增长，与高新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是密切联系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生存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段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论断，意义是非常深刻的。它既告诉我们如何去看待资本主义，也告诉我们如何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既不能搞列宁和毛泽东都批判过的民粹主义，也不能搞缺乏物质基础的乌托邦。

另一点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长。这是不以资产阶级意志为转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工人阶级和进步力量对资本主义不断批判和斗争的结果。我认为，从历史长河的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不是离社会主义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更远了，而是在逐渐接近，尽管这还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类极大地积累了财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因此对资本主义，首先不要怕。既然我们是人类社会成员，对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分享。我们要承认它，认识它，掌握它，然后才能谈到超越它。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总结、利用它的发展经验，去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四大”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肯定了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到“十五大”，我们肯定了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的共同发展，思想进一步得到了解放。

由于长期受“恐资病”的思想束缚，应该承认我们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还知之甚少。美国政治思想界的领航人物，集思想家、神学家、作家、外交家于一身的迈克尔·诺瓦克（Michael Novak），1982年出版了一本《民主资本主义的精神》的书，全面地论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在美国和世界各地产生了广泛而持续的回响。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上去认识资本主义，什么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和应该借鉴的，什么是应该批判的。诺瓦克认为民主资本主义是这样的三位一体：一是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体制，它以自由竞争的基础，通过法律来把个人的自由纳入对他人的利益和公益有利的轨道，并以此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二是尊重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民主政治体制，它注重从宪政制度上通过分权制衡来保护公民合法权利，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体现自由和正义理想的道德文化体制，蕴含其中的是多元、开放、宽容，同时又允许充满活力的现代精神气质。无疑，我们不会相信资本主义是永恒的神话，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和借鉴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提出的某些合理思想和历史进步。

三

今天谈论资本主义，最现实、最尖锐的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怎样看待全球资本主义。因为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似初生的太阳，以不可阻拦之势席卷世界，如同工业化成为20世纪的主宰一样，经济全球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宰。另一方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已逐步投入经济全球化进程。2000年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达43.9%。而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累积总额三千亿美元，占世界外来直接投资的第三位。今天世界经济一有“风吹草动”，中国也会“显山露水”。因此能否正确地看待经济全球化，将极大地关系中国在21世纪的命运。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各国在市场和生产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过程。它促使人力资本、商品、服务、技术和资源的跨国界的流动，优化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经济全球化的战略就是整合全世界的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为追求这个目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大量地投入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促使了生产国际化。一辆著名品牌汽车，现在很难说是哪个国家生产的。因为汽车的零件可能来自许多国家。国界已不能阻挡商品的流通。日本民众传统的快餐是“便当”（盒饭），而现在美国跨国公司出售的盒饭正在占领“便当”的市场，它价廉物美，价格只有“便当”的一半。迅猛发展的高新技术，是经济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量。1983—2000年，通过大西洋的海底光缆的通话能力增加了近10万倍，通话的成本下降到10万分之一。而今天发挥最巨大作用的则是网络。网络使全球贸易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成本、增大信息量、迅速整合各种资源，降低库存、减少风险。通过网络在分秒之间，就可把成千上万亿资金从世界的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电子商务使全世界节约生产成本1998年为170亿美元，到2002年将达到1250亿美元。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则是跨国公司。全球跨国公司年销售额已超过1千万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各国出口的两倍。跨国公司控制近一半的全球产出，60%的世界贸易，70%的技术转让和90%的国际投资。那么谁又是跨国公司最大的股东呢？是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中主要是美国。根据《财富》杂志去年排名，在全球500大公司中，有179家是美国公司。在排名前10名的大公司中，有6家公司的总部在美国。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全球资本主义。

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现在已成为愈益广泛的现实。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给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和危机，主要是：（一）全球性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中，最大得益的是富国，特别是美国，而小国，穷国，技术文盲国则常常是受害者。据联合国数字，过去30年中，最不发达国家的数字从25个增加到49个；世界绝对贫困人口从5年前的10亿，增加到现在的12亿；工业化国家与30多个最穷国家的人均收入相差至少74倍。世界200个最大富翁个人财产大于世界40%人口收入的总和，其中3个最富有的人的财产，超过60个穷国国民生产值的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惊呼：“整个世界带着有史以来最悬殊的贫富差距进入21世纪。”（二）世界经济风险增大。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国家的传统作用，在资本流动完全超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任何开放国都免不了受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亚洲的金融危机和连带的经济衰退，就使一些国家深受其害。而最近美国经济出现疲软就波及世界。出现了“美国打喷嚏，世界就会感冒”的现象。（三）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特别是这十年来更是急转直下，在我们的星球上，耕地、水源和天然生态在累进化地衰减。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还向发展中国家转嫁污染，把某些重污染行业和企业未经治理转移到那里，或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谋取高额利润，更加重了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切，使世界公众无不忧心忡忡，激起了强烈的不满。从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开始，到最近在意大利热那亚反全球化、反资本主义的示威已有10余次，规模一次比一次大，组织也一次比一次严密。在苏联自我瓦解、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一些西方学者曾经认为是“历史的终结”，资本主义可以长治久安了，反经济全球化运动的兴起，打破了这种幻想，人们看到全球资本主义依旧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危机，

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无限制地追求利润。资本主义的过度放纵、过度竞争和严重失控，在20世纪曾经导致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随后进行的资本主义的种种改革措施，实际上是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套上笼头”。而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兴起，巨额资金可以毫无控制自由跨国流动，而民族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则日益降低，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摆脱“笼头”，重新成为无缰的野马，将使世界经济造成失控的严重危机。由一些西方国家20多位经济学家和各方面专家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在上世纪90年代发表《竞争的极限》的著名报告，就已清醒地指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危机：“全球化不断排除历史沿袭下来对市场经济所作的民主修正”。报告呼吁“不能把世界看作是霸权兼并的竞争场所”。里斯本小组还呼吁：“一个有效率的开放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也就是说建立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拥有民主合法形式的全球政治调控”，从而使世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和伦理的）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报告呼吁要强化联合国和各种非政府组织的调控作用。

面对全球化的种种弊端，我们能不能退回到老路上去，过闭关自守的生活呢？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世界经济已成为一个整体，不容违背客观规律地予以分割。回顾20世纪苏联瓦解的最根本的教训也正在此。俄罗斯的工农兵在当时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俄国，一举成功地发动十月革命，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它使人类看到了创建新世界的希望。后来，苏联在抗击法西斯、拯救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是功不可没。苏联最后所以瓦解，主要原因不在于出了几个社会主义的叛徒，而是由于创建新世界的思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严重偏差，认为创建新世界就要与资本主义的旧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当时曾称之为“铁幕”）。不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进行建设，而是搞主观设计的集中统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蓝图是违反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他想从世界经济中分割出来另立一个封闭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结果路子越走越窄，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经济越来越困难，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提高。其实，苏联在建设工业化之初，资本主义正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苏联曾利用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为工业化打下基础。二战结束后，欧洲实施马歇尔计划，使欧洲经济迅速复苏和振兴。当时美国也曾向苏联建议实施，而被苏联拒绝了。如果苏联不搞封闭，在与西方反共、反苏右派势力斗争的同时，善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和合作，善于利用西方的经验、资金和技术，情况肯定会比后来好得多。遗憾的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历史原因，苏联没有把这个正面经验继续下去，而是越走越陷于封闭和停滞，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那么今天我们中国应该怎样看待经济全球化呢？

一句话：既要看成是我们振兴中华的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又要看成对我们民族素质、国家社会体制和民族文化的严峻挑战。

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如果说，20多年前我们是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把外面的资金和技术引进来，那么今天许多跨国公司看到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和潜在的广大市场，纷纷把资金、技术和高水平的管理人才投入到中国来，在中国开厂、办企业，甚至把总部设到中国。去年，中国的公司从境外投资者那里筹集到共200亿美元的资金，而亚洲其他国家总共只筹集到50亿美元。利用跨国企业的帮助，我们可以乘机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中国正在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畅销到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风景这边独好”，在世界经济几经风浪之际，中国经济却保持持续高增长，可以说，我们是抓住和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大好机遇。这应该归功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等历届中央领导的坚持改革开放，归功于我国许许多多有胆识、善于学习和开拓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和广大劳动人民。像创立“海尔”世界名牌在发达国家办厂、成立分公司的张瑞敏，是已为大家熟悉的例子。再如，中集集团抓住国际集装箱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大好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性并购行动，在华北、华东、华南三大区迅速建立生产基地，取得了“世界造箱业第一”的行业地位。再例如，天津药业集团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几起几落，开发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通过创新，以低价优质的产品，迫使外国产品全部退出中国市场，并乘胜占领了亚洲60%、全球40%的市场。这一切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是有能力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勇立潮头开拓前进的。

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也是激烈的、冷酷的。众强相争总是优者胜，劣者就要吃亏，靠边（边缘化），最后被淘汰出局。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十分严峻的。首先对体制的挑战，虽然我们已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但还是很不完善。我们目前党政机关干部和企业的管理人员总数大概已膨涨到3600万人，这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原则是很不相称的。这样巨大数量“吃皇粮”的人员，不但每年要吃掉国民生产总值的20%，而且许多人手中有权，他们的权力若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权力与资本结合，就会出现像厦门“远华案”赖昌星那样的“资本魔鬼”，破坏作用是极大的。我们许多国营企业人员多、效率低、成本高、包袱重、缺乏竞争力。而国营企业在改造过程中，必然出现大批工人失业，现在我国城市失业率今年6月是3.3%。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也将受到巨大考验，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跑。这都无不对社会造成巨大压力。人才和人的素质的竞争，是最根本的有决定性的竞争。现在美国和一些发达国家正采取许多政策和措施，向世界吸引人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点大学，都成了美国的人才基地，出现了“别国栽树，美国乘凉”的现象。朱基总理说，我国有三分之二的顶尖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后到外国去。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一个国家已经不能单纯根据本国的需要和条件来设定经济发展目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推动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力量，就不仅是本国的市场和本国政府，还包括国外的“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经济组织的“看得见的手”。因此，我们中国急切需要大量能够了解世界、懂得世界的世界性的人才。人才是有的，我国在国外的几十万留学生和科研人员，能不能吸引他们为祖国服务呢？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斥巨资设立的研究院（微软中国研究院一家就达8000万美元），集中了大量的人才（贝尔实验室一家科研人员就达500人，96%都是具有博士和硕士学位的高级人才），我们能不能以适当的方式“借鸡生蛋”呢？吸引人才，爱国心和优厚的待遇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要看我们是否具有创新出成果的环境和条件。张瑞敏说得好：“创新就是对成功的破坏，是不断否定自我，创造自我。”这就不能不关系到从观念到体制的系列改革。体制改革必须深入进行，以抑制腐败，增强透明度，提高效率。市场经济必须有民主政治体制的支持和保证。

关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我们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就不能不关注我国的文化。面对今天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文明，有人企图以我国五千年的文明传统相对抗。这种被许多人理解成的传统文明，并不完全反映我国历史文化的原貌，而是被历代专制独裁者所改造和提炼。它的核心是专制、权威、服从，压制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中国兴起的秘密当然不是靠封闭、专制的文化传统。其实中国有另一种历史悠久的优秀传统，就是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的传统。那时王权还没有完备到能够建立统一的意识形态，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思想自由时期，真是群星灿烂，思想活跃而丰富。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辉煌成就，在千年之后的今天仍感到他们智慧的光芒。“五四”运动的主将蔡元培，把这种优秀文化传统，概括为“兼容并包”。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海纳百川”的传统，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创造出自己的灿烂文化。也正是这样的优秀传统，使中国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成为世界文明史的一个大奇迹，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所取得的成绩，难道不正是这种优秀传统在起着主导作用（尽管还有重重阻力和种种噪音）吗？

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发扬民族的优秀传统，我们中华民族肯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要利用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积极推进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向我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我们应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经济全球化中去，以自己的创新和实力，从中取得主动权，取得对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的发言权。作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及其种种弊端，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国际责任，为推动建立和平、稳定的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使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富裕的美好生活，不断做出我们的贡献。 2001年8月28日

（作者建国初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离休前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长）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1期 不再是搞唯成分论的时候了　作者：李　庄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建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七一讲话”），是我国当代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好得很，我完全拥护。当然，其中有个问题，我也曾经不理解，是经过个人反复思考和其他同志启发才想通的。

这里我说说个人认为重要的两点：

第一，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国面目一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综合国力增强……

但是另一方面，贪污、挪用公款等恶行也在不少地区和部门恶性发展，而且多数不是“单干户”，一抓一窝。我们国家比“阶级斗争时代”确实富多了，但人民的血汗任恶人如此侵吞，实在令人痛恨。现在群众对于惩治腐败如大旱之望云霓。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强调从严治党，反腐倡廉，深得人心。广大人民深愿结合中心工作，切实开展反腐败的斗争。

我斗胆建议：在我们国家采取一个类似“联带责任”的办法，加重省市领导、部门首长反腐败的责任，如果你所辖地区、部门出了一窝子大贪污犯，即使你本人洁身如玉，也得负领导失察责任。这也是一种制约。

第二，我多次读“七一讲话”，每读到第三部分关于“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一段时，心里都要“咯噔”一下，说实话是不理解，有怀疑。我入党也有六十多年了，深知工人、农民、解放军、干部、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只要合格，入党没有问题。至于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能否“吸收到党内来”，我心里相当嘀咕，也就是怀疑。

我有一位小我一岁的好友，今年83岁，党龄与我相同。我们相交甚深，经常交心。我在电话中说了心里的困惑，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唯成分论了？”

说到唯成分论，触了我的痛处。我出身不好，地主——资本家家庭，本人虽是学生，参加革命时把家庭情况写得一清二楚，无丝毫遗漏，但这出身包袱也背了几十年，总觉得矮人一头。平日谨言慎行，多工作少说话，有些本来认为是对的、事后证明也是对的话，也烂在肚子里。这位同志出身比我好，说话比我多，因未“出格”，虽受过些批评，却也幸未出大事。

我们两人在电话中议论很久，谈到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彭湃同志毁家革命、慷慨就义，也谈到工人出身的中共早期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被蒋介石处死；谈到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一百多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也谈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细细思量，我们有何理由拒绝符合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呢？

最近，又一位友人为我抄录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的一段话，决议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起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决议还强调“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

经过与友人的切磋琢磨，我的看法发生了质的变化。再读“七一讲话”，过去令我“咯噔”之处，已不复存在了。我想，改变某种长期形成的过时的或根本就不正确的思想，确有一个艰苦的有时甚至是反复的过程，急躁、勉强是不行的。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1期 “与时俱进”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科学精神　作者：曾彦修

在新世纪的第一年党的80周年纪念时，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长篇系统讲话，核心内容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三个代表”的纲领、路线和要求。我认真研读之后，突出地感到，总书记是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来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的，这对于那些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还坚持以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甚至斯大林的一些同志是一个重要的劝说和否定。

我特别感到，这“三个代表”的理论和号召，既是对党80年奋斗史很好的总结，又是对党未来长期奋斗的正确方向的启示。因而它就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历史意义。这一高度而准确的概括，在党今后的历史上，必将起到很重要的长远的积极作用。

七一讲话，对于中国共产党面临形势、任务的阐述，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例如，报告中说：“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这是深刻吸取了历史上无谓夸大的教训的。它可以使人们的头脑不要发热。同时也警告了某些贪多骛大、铺张浪费、形式主义的作风。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永远兢兢业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奋斗下去才行。

总书记的报告中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提法，就是“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论点是太好了，中国共产党已经存在并应该继续存在下去的根本理由，就是这一点，而不是其他。中国共产党员如果不牢牢信仰和实践这一点，他就根本不是或不配是一个共产党员。

“三个代表”的号召中，对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有精辟的解释。其中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我们那些在形式上十分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反对所谓修正主义的同志，恐怕是太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了。我体会，“与时俱进”是“七一”讲话中精髓所在，它对全党同志都是极其重要的提示。

据我的一知半解，马克思、恩格斯是把世间一切科学及知识分为实验科学与历史科学两大部类的。恩格斯是把实验科学、自然科学、实验自然科学等名词混用的，即现在统称的自然科学。后来列宁也采用了这一提法，叫作精密科学与历史科学。所谓历史科学，是指“历史性的科学”，并非专指历史学，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学科之意，它包括我们讲的一切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在内。这些理论、知识都只能是一种历史现象，即在人类发展的一定时期内发生、发展，有的就逐渐淡化出局的一种历史性学科。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历史性的科学。它同化学结构式万古不变不同，如果它不随时代、情况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它就会失去前进的生命力，因此，它也是属于流水不腐这一范围内的学科。约两千年前的儒家典籍《礼记》中就说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话。马克思主义若不“与时俱进”，就会僵化成为不切实际的教条。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是绝对反对把他们的论点当成永世不变的教条看待的，恩格斯明确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方法。

在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的提法。如果准确而灵活地去理解它，这在原则上也是对的。但对这两句话的具体解释，就有极大的分歧了。有的同志强调只有先坚持，然后才能谈得到发展。但是，若从实质上看问题，这个逻辑并不准确。如果一定要先全面坚持马克思、列宁肯定下来的种种观点，那还谈得上什么发展呢？不否定一些过时的或者原来就不准确或不正确的东西，哪来新的正确的肯定呢？真正的坚持，是同发展分不开的。这就是说，没有发展也就没有坚持。坚持与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即只有有发展的观念才谈得上坚持。不然，你所坚持的就是150年前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和80多年前书本上的列宁主义了。现在有的同志十分强调，只有先坚持之后才谈得上发展，不然，一切发展便都是所谓修正主义的。这种貌似正确的见解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

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和他本人只是创造了一种方法，他决不希望别人全部照搬他们的一切结论，而只是希望人们参照他们的“方法”去研究问题。恩格斯说：“有一种可笑的现象，就是在这里（引者按：指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像在美国一样，有些自命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把我们运动的思想变成必须背熟的僵死教条——这些人不论在我们这里，还是在你们那里，都是一个纯粹的宗派，这很值得注意。”（1891年6月10日致左尔格信）

恩格斯在《英国状况》一文中说：“结论如果变成一种故步自封的东西，不再成为继续发展的前提，它就毫无用处。”恩格斯说得最明确的是：“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引者按：教义，无误。恩格斯大概是指宗教化之意），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895年3月11日《致威纳尔·桑巴特》）

但是，某些同志似乎还未能实践恩格斯的这些非常正确的劝告。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些提示，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是极为重要的，邓小平同志就是服膺这些提示的当代国际共运中的一个杰出代表。我们现在继续走这条路，无疑是正确而明智的，对党的前途是很有利的。

（责任编辑 宋 诚）

2001年第11期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　作者：曾彦修

“五一大扫荡”，是日本侵略者对冀中抗日根据地一次罪恶滔天的摧残，是中华民族在20世纪经历的另一场浩劫。尽管过去60年了，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把它忘记。

凡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都能记得当时流行的谣谚俗语，比如：“无村不戴孝，户户闻哭声”，“出门必过路，夜观岗楼灯”；比如：“经过五一大扫荡，不死也得脱层皮”，“军民本是一家人，都在刺刀尖上打‘愣愣’”；比如：“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等等，我不只一次听到老红军说：“就是万里长征，也没有这次扫荡残酷！”

关于这次扫荡，就连一本本反映抗日战争的史书上，或简略几笔，或挂一漏万，很少能反映那一时期的具体真实。对那些持有“只宣传胜利，不宣传失败”的观点的人来说，就更是如此。现在，友人约我写一点相关回忆，以纪念党的80周年。这当然是件很有意义的好事。但是，我没有掌握全局的条件，只能就个人的亲见亲闻，说说我的经历，说不定依然是挂一漏万。

地图上的两颗“人头”

1942年春季，我在冀中警备旅（兼第六军分区）锄奸科当干事。那时，干锄奸科这一行的，可以到处“乱闯”。有一天，忘了是为点什么，我闯进了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室，值班参谋本来认识，点头让座。我还没顾上坐，便给挂满一墙的地图吸引住了。这是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张一张地拼接起来，钉在墙上。上面还用大头针插着许多三角小旗：红色是我们部队；蓝色的是敌人。

我大吃了一惊：我们插着红旗的六分区根据地，只剩下一小点了。

这是张全分区的敌我态势图。它西起石家庄，东至衡水滏阳河，南至宁晋县城，北至沧石公路，蓝旗像黑森森一面大网，覆盖着横七竖八的点、线。大网中间还穿插着两根粗黑线：一根是沧石路，一根是石德路，上面糖葫芦似的穿着大串敌人据点。

这一张大网，从石家庄往东卷空铺来，而在其正中偏左，却破开着两个“大洞”，形象很像两颗“人头”：在石德路南的一颗，像个戴草帽的；夹在石德路与沧石路中间的一颗，则像个戴毡帽头的。这两颗“人头”，就是我们现存的六分区抗日根据地。它所占面积，仅在纵横五六十里至七八十里之间，各约现在平原上半个县那么大。作为分区一名锄奸干部，我一直不曾想到，我们已陷入严密的天罗地网之中了。

当初，我们六分区可不是这么一丁点，1940年时，六分区共辖十一县，西从正（定）获（鹿），东至深（县）、冀（县），南达滏阳河，北至束鹿、晋县，东西长230里，南北最宽达115里，共6000平方公里面积，人口约230万。可是，敌人连年用“火网蛛网的囚笼”加“强化治安”，再加步步为营的“蚕食政策”，在政治、经济、军事一齐上的“总体战”侵蚀下，我虽历经拼死抗争，终被挤并压缩，剩下这两颗“人头”了。

近年，我从吕正操的文章中，获得这样一串数字，即：以1942年年中计，敌人在冀中共建了1773个据点与碉堡，据有铁路1539里，公路15166里，挖封锁沟、筑墙8373里，用这些，把冀中切割成2670个小块。可以想像，我们这两颗“人头”已成怎样一幅景象。

当然，我也清楚：在敌人大网的笼罩下，还活跃着我们的县区游击队，还有十分精干的党政干部，钻入敌后之敌后，一砖一瓦地为革命筑基拼搏。在六分区之邻，还有七、八、九、十，四个分区，还有深（县）、武（强）、饶（阳）、安（平）一大片中心腹地；同我们六分区一样，每分区都保持着两个主力团，还有以吕正操、程子华为首的军区指挥机关；更不要说还有互为支援的北岳、冀东、晋冀鲁豫等诸战略根据地了。所以，敌人的大网不可能把我们征服，我们仍是有力量、有人心的。

然而，尖锐的问题是，敌人还在继续疯狂地向我们进攻呢。它还在每日每时地加筑据点，增修公路，拼命地向我两颗“人头”挤压。而这两颗“人头”，此时此刻显得多么孤独，多么单薄啊！

我望了望值班参谋。他正安静而从容地望着我，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安。于是我引发了另一个反应：他的神经真是坚强。在这样的地图面前，居然还能坐得住！试想，只消四周敌人齐头并进地往里一挤，我们的部队——那几面疏疏落落的三角小红旗，不就像风前蜡烛一样，飘忽一下就熄灭了吗？……

但是，我立即暗暗自惭了。大街上的战斗部队还在正常操练，他们雄壮地喊着“一二三四”，豪迈地唱着军歌，那“踏踏踏踏”的脚步声，直从窗外传来。在这些勇士面前，你一个锄奸干部，有什么值得失惊打怪，心旌动摇的呢？

我在辞了作战室往回走的路上，仍禁不住想，前十多天，司令员王长江在军事形势报告中承认：敌人的第五次“强化治安”及其“蚕食政策”，是极其恶毒残暴的，但也是成功的，根据地确在日益缩小。这说明，敌人已接受了往日的教训，他们的“九路围攻”，“铁壁合围”，“篦梳扫荡”等等一系列“鲸吞”政策，都失败了。而近日，他们改变了方法。我们必须做好精神准备，拼尽全力，与敌人作殊死搏斗……他所说的，正是这张地图上显示的严峻形势啊！

事隔60多年，至今留在我心上的一个极强烈的愿望，便是想法子把当年这幅地图找到，好好装裱起来，张挂于我们的大展览馆，以使后人看看那份严峻，那份“星罗棋布，沟路如网”的态势，以及它所反映着的那一份战斗精神。

松松垮垮“地狗子”

“五一大扫荡”虽说开始于5月1日，但就两颗“人头”说，情况又各自不同。夹在两路中间的深南这一颗，较早卷入了“铁环阵”；至于石德路南的束冀一块，因非敌之主攻方向，待到深、武、饶、安大战初告结束，敌人才把重兵移过来。其时已是麦收刚过，秋苗渐长的季节了。

当时，分区主力警备旅，已分为两个部分：旅直属队及一团（此团为野战大团，有十四个连）分在深南，主要领导都在这边。二团（新缩编的基干团，五个大连）则由旅政委旷伏兆率领，在路南的束冀活动，并组织了一个临时指挥部。战备极端紧张，机关大大缩减，体弱病残及非战斗人员，都做了分散安置。恰在此时，我和其他数名干事，被召到政治部，命令到县区游击队去“检查工作”。不久我便悟到，什么“检查工作”，不过是精简机关，保存力量的方式罢了。

我那时年轻有干劲，凡事严肃认真，当夜就背起小背包，来到了束冀县七区小队。

七区小队约30人，三个班，由一名叫王丐的副政委率领。每人一支步枪，两三枚手榴弹，弹药杂而少。大部分人穿便衣，穿军衣的也是有裤无褂。战士们见了首长，连个“敬礼”都不会，纯是一群“拿着枪的农民”。我那时17岁，尽管像个娃娃，却军装笔挺，皮带帽徽绑腿齐全，在他们中间一站，不但是鹤立鸡群，还生了点“钦差大臣”的气派。

其实，外表还在其次，这区小队的自由散漫、吊儿郎当，排着队还吸烟的样子，着实令人看不入眼。过了几天，我便给副政委王丐提意见，要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反“扫荡”这么紧张，散漫下去会吃大亏的。王丐近30岁，是个倔人，我的话他显然不爱听，可也不辩驳。我见他没有动作，又再一再二地催。终至使他一见我便撅起嘴来，本应和我商量的政务，也不跟我商量了。这当然也引起我的不满。

七区区委书记来了，他是区小队的政委，生得白净秀气，像个文化人，和王丐关系很好，一见面就笑哈哈地叫他“王八盖（丐）儿”。他二人咕咕了大半天，傍晚，在辞去之前，约我谈话，淡淡地劝我说：区小队本来就是游击队，有点游击习气在所难免，不能按正规部队一样要求。王丐同志是个直人，跟他谈话得注意方式……然后很客气地握握手，走了。这给我一个突出的印象：王丐告了我的状，而区委书记是站在王丐一边的。便不由地想：这支连伪军都叫他“地狗子”的队伍，还真的挺难弄！

这中间，敌人已“扫荡”过几个回合，是偏师佯动性质，未大动干戈。而区小队在“扫荡”中钻来钻去玩“油”了，依靠着老乡、亲友提供的消息，发挥人少、地理极熟的优势，灵活的穿插机动，跟敌人捉迷藏。滏阳河北情况一紧，我们就跳往河南，河南敌情重了，我们又跳回河北。敌人没有碰到我们一根毫毛。这地区水足地肥，青纱帐发育得很快，眼看大棒子已长到三尺高，红高粱挺到与人头齐，更增加了我们迂回转移的方便。

敌人终于动了真格的，忽地四面都出现了敌寇大队，情势骤然危急。我们区小队赶紧钻了青纱帐。一日，正在青苗地里穿行，刷拉拉迎面插来一支部队，脚下生风，声威虎虎，很吓了我们一跳。细看，原来是自己人——警备二团开上来了。我们连忙闪在路旁，让他们通过。未久，一副门板扎成的担架过来，我一眼便认出躺在上面的旷伏兆，便扑上去叫“旷政委”——旷伏兆我很熟。原锄奸科长来自江西苏区。锄奸科掏汉奸的时候，得了一副“麻将牌”，我们把它改造成“军棋”。旷伏兆爱棋而争胜，常来锄奸科同我们杀几盘。此时，他问我：“你在哪里？”我答“束冀七小队”，并指指我的伙伴。他把手一挥：“跟到后面！”

区小队的战士都英挺起来了，大部队就是我们天不怕地不怕的靠山，早晨逼来的紧张，一下子全变成了轻松。待到二团的队伍过完，我们区小队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把枪扛在肩上，雄赳赳地跟在了后面。

又走了三四里，快到滏阳河了，侦察员报告，前头不远处的大堤后面，窝有大股鬼子，暂时动向不明。部队于是戛然而止。旷伏兆从担架上爬下来，上了坟头，拿望远镜向远处望，一脸的严峻神色。恰好旅部作战股的王参谋过来了，他身高马大，面目俊伟，腰插红绿两面小旗，阔大的步伐把土块踢得冒烟。我拦住他问：“旷政委负伤了吗？为什么坐担架？”他一笑说：“没！痔疮犯厉害了。”说着，在后卫兜了个圈子，又匆匆往前赶。我便随了他赶到前面去。

旷政委从坟头上下来，跟二团林海清团长及王参谋低声说了几句。团长立即给后卫三连下命令：你们改作前卫。三连长立地转身叫：“七班，头前开路！”七班战士刷地站出来，“咔嚓”一响，齐齐将刺刀插上了枪头。王参谋抽出小绿旗，挥臂向北一甩：“走喽！”然而正北没有路，只一洼齐人高的玉米，但部队一个蛟龙摆尾，直朝玉米地冲去，随着泼剌剌一阵响，玉米大洼立即踏出一条三尺宽的道路来。整个部队风涛翻滚样一直向北卷去。

这天夜晚，我奉旷政委之命，告别束冀七小队，回归警备旅来了。部队当夜跨过石德路，向着我们在深南的“人头”疾进。这时候，旷伏兆大约已经知道：在这颗“人头”上，已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他是来火速救急的，而我还在完全的懵懂之中……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我曾有机会路过束冀七区，就在南土路口附近的一个村庄（可恨村名忘记了），突见墙脚下立着一块小小的石碑，高只三尺，刻着歪七扭八几行字：在“五一扫荡”中以王丐为首的七区小队，被数百强敌在此包围，激战竟日，无一人投降，全体壮烈牺牲！……我站在碑前，默立良久，铁一样沉重的心在下沉、下沉。呜呼！我为之撅嘴了二十多天的那支散漫拖沓的区小队，竟是如此悲壮地结束了生命的！对于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战士，对于他们品格的伟大崇高，往往连我们自己都小瞧了，低估了！今天，又过去了50多年，那块三尺小碑，还立在原处吗？但愿这代表我们民族精魂的标志，未能被轻忽而冷落……

连番浴血

以后的几天中，警备旅二团一直贴住石德路，在它的两侧辗转潜伏，所驻村庄都距据点很近，多则三、五里，少则一、二里，听得见火车的嘶鸣，晚上望得见一溜溜岗楼上的灯火。我们一进村，便掘壕备战，严密封锁消息，禁止任何人外出。敌寇重兵都入根据地“扫荡”去了，他的巢穴地带倒成了我们最安全的地方。

一天，忽听说宣传科长刘子英来了。他原是跟着旅直及一团在深南活动的，而今忽来二团，该是为加强路南指挥部的政治工作吧。我急忙去看他。谁知很让我吃了一惊：他一身“紫花”裤褂，换上便衣了！方圆脸上，箍条旧毛巾，看上去很刺眼。他一见我便极亲热地叫：“哈哈徐光耀！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从束冀七小队。”他随口问：“情况怎么样？”我一听，以为他要听我检查工作的汇报，忙掏出小本儿，按照写好的提纲，把七区小队怎么自由散漫，怎么不成个队伍的样子，很郑重地说了起来。但我很快发现，他精力完全不集中，刚听了七八句，便摆手说：“好啦，我还有点事儿，改日再说吧。”迳自去了。

当夜，就听到参谋们悄悄说：我旅直及一团在深南遭到巨大损失，旅长王长江和参谋长叶楚屏下落不明，一团团长被俘，副团长牺牲，队伍溃散。同时被敌人搞垮的，还有四十地区队和深南县大队等等。真像天塌了一样，震得我目瞪口呆，不敢相信，又实在不能不信。怪不得刘子英那么的惊魂不定，他是刚从九死一生的大难中逃脱出来的呀！怎么会有心听我的汇报呢。同时也感到，我在束冀七小队的二十多天中，实在混得过于轻松和懵懂了。

多年之后，我才从战友的叙述及资料中感知：警备旅旅直及一团的那次遭际，那个战斗历程，是绝不应浑浑沌沌不向历史作个交待的。那确乎是一次溃灭性失败，它失败得多么惨烈悲壮，又失败得多么灿烂辉煌啊！

在急难中打的第一仗，发生于深南县西河头。八千鬼子精兵，附坦克四辆，飞机三架，将我警备旅直属队及一团二营（欠一个连）团团包围。这是以一对十的苦战。在旅长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的掌握下，二营营长林子元具体指挥，与大炮、坦克、飞机，鏖战竟日，打退敌寇波浪式冲锋30余次。在敌四辆坦克冲进街里横冲直撞的时候，我战士怀抱手榴弹，滚上去，将其一辆炸毁，吓得其余三辆掉头就逃。战士们还用步枪将俯冲的一架敌机击伤，拖着长烟溜掉。一仗下来，我伤亡60余人，却毙敌四百多名。入夜后安全突围。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敌我伤亡也如此悬殊，难道不是非常难得的漂亮仗吗？然而，我们当时正处于被歼的命运，连续转战，极度紧张，“能突出来已算侥幸”的心理，使人们很难把它当作胜仗看待，以致一直沉没在大环境的凄怆中。

紧接下来是第二仗：5月12日，警备旅一夜奔突近百里，来到了沧石路北饶阳县的大小尹村，恰恰陷入敌人精心谋划的大包围圈中。鬼子主力几个师团，早在这儿布好了天罗地网。因情况不明，为敌人假象所迷，懵懂上当的部队，差不多都被赶到这里来了。七分区、八分区，军区直属队，以及回民支队、骑兵团等等，都跑了进来。敌人已完成“铁壁合围”，他们不慌不忙，只待13日拂晓，发起总攻，便可将我们一网打尽。

敌炮火很猛烈，警备旅以疲惫之师，在小尹村抵抗一天，入夜，相关领导决定：部队分散突围。所谓分散突围，就是能突的尽量突，突不出的就听天由命了。

正当半夜突围时，老天忽刮狂风，飞沙漫天，乌云滚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部队只得解下绑腿，大家拉着带子牵扯前进。哪知迷了方向，转到天亮，竟不曾离开大小尹村多远。这样，他们就赶上了在冀中腹心地区，最惨重的大屠杀。在敌人撑圆的大网中，被兜住的还有数万名群众，他们随同部队一起，遭敌炮火轰、机枪扫，死伤、被掳，都在万数以上，可谓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部队不得不化为零星小股，在犬牙交错的混战中，撕皮剥肉，死打硬拼，损失之巨大，是可以想像的。

然而，奇迹依然发生了。在人民群众血肉包裹、舍死掩护之下，身边只剩十余人的分区王、楚首长，回到了深南。当即派人四出联系，各处寻找，全力收容失散部队。先是二营副营长带一个排回来了，宣传科长刘子英带一个连也回来了，至于三五不等的流落战士，更是源源不断，闻讯而归。仅仅五天当中，警备旅路北部队又成军了。

但是，敌人是不会容我们稍事喘息的。从19日开始，对石德、沧石二路之间的深南县，又组织了新一轮大“扫荡”。日伪军纠集一万八千人，汽车二百余辆，用一个骑兵联队将沧石路日夜卡死。我们这块纵横不及百里的“人头”，又落在他们铁圈阵之中了。

5月23日，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人头”的圈圈内，同时爆发了两场大战。两个战场仅仅相距20里。一场，被称为王家堡战斗：本来已转到外线的一团一营及冀中区党委政卫连，刚刚转回来，便于此被围。从早晨激战起，紧张搏斗13小时，击退敌人冲锋无数。子弹打光了的战士，不得不把重机枪拆成碎件，沉入水井。最后，在敌大炮、毒气、坦克的猛攻下，阵地终被突破，营长徐月波带一个排率先突围，与拦路之敌肉搏，当面射杀日军小队长等十余人，拼死突击。后续突围的同志则大部牺牲。副团长郭慕汾同志亦光荣殉职。

与此同时，一团团直和一营二连，在野外与敌周旋，最后被困于崔氏村南苜蓿地，失去依托，除副政指霍耀祥率一个班，从敌人汽车缝隙中杀出外，余皆战死。军区宣传部长张仁怀（1941年我在冀中锄奸部受训时听过他的课，是一位十分优秀而精明的干部），一团政委陈德仁，均在此光荣牺牲。

另一场恶战，被称作李家角战斗。23日凌晨3时，王长江司令员率二营在转移途中，遇到冀南五分区指挥机关并二十七团两个连，他们是为躲避敌对滏阳河东的“扫荡”，刚刚跳过来的。恰在此时，周围发现大量敌情。两面的分区首长紧急商定：赶紧抢占村庄，就地固守：冀南部队去了任家角；我们，则直趋李家角。两村相隔二里，互为犄角之势。相约顶到天黑，共同突围。

营长林子元只带一个班，首先将逼近李家角敌之骑兵打散，率部队占领村庄，随即划分区域，掏通民房，用树杈、大车堵塞街道，墙壁挖出排排枪眼，屏气凝神，严阵以待。听到枪声，四面敌人铺天盖地涌来，大战于是展开。

这是一场双方都不摸底的遭遇战。而力量对比绝对悬殊。我们是伤残疲兵，子弹少，轻易不敢开枪，常常把敌人放至30米处，才用手榴弹把他砸回去。几个回合的交锋，敌人发现是块难啃的骨头，胆怯了。便转移去猛攻任家角。中午时分，任家角枪炮的发射好似狂骤的大风，“呜呜”一阵又一阵。三个小时的恶战，冀南部队被迫突围。然而，在白天舍弃村庄，与强敌野战，是很犯忌的。同我们的一营一样，他们虽然拼死冲杀，粉碎了敌人多次阻拦和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捐躯。

下午四时，敌人又将重兵集中到李家角来，一面施放毒气，一面轮番狂炸猛攻，在调整队伍的间隙中，还逼着老百姓送来劝降书，声称任家角你部已被消灭，限一小时内缴械投降。我们则尽量拖延答复，抓紧时间，将已毁阵地加固。敌人三次劝降，我们三次坚拒。待敌人老羞成怒，再次发起攻击的时候，战士们将整砖破开，运上房去，拿砖头迎击敌人，恨不得把指甲和牙齿都亮出来跟敌人缠磨……

终于昏天黑地地杀到太阳落山，不再是敌人的天下了。部队乃于半夜顺利突围。被打软了骨头的鬼子，甚至没有阻挡。此役，我以伤亡23人的代价，使敌寇精锐伏尸四百。又一场以少胜多，堪称经典的村落固守战。

然而，环境太险恶了，几乎没有一个村庄没有敌人。我二营迂回到莲花池一带，部队换了便衣，再次化整为零，出没于敌人大网中。

就在此一时期，一团团长张子元被俘投敌。这给部队造成的心灵创伤，远远大于他的实际损害。解放后，此人落在人民手里，在石家庄坐了许多年牢。而司令员王长江，参谋长叶楚屏，又再度陷于流落状态，身边只剩六、七个人了，幸好遇到深南县委书记刘露洗，在他安排下，钻入魏家庄老乡地洞中，藏了三、四天。以后又摸黑辗转，四向寻觅，直到六月初旬，才突过石德路，与率领二团的旷伏兆政委会合。

王长江本是个国民党的总队司令，在我地下党张存实同志引导启发下，于1938年脱离张荫梧的河北民军，率部投到共产党来。从警备旅编成时就任旅长。他年近五十，生得矮矮胖胖，每日晨昏，必打八卦掌，身体一直保持着健壮灵活。他从严要求自己，认真追求进步，常说：“不是张存实老弟开导我，照旧日混下去，不定会变成个什么王八蛋呢！”这次“扫荡”，他屡屡被围，屡屡冲散，说得上挫跌频仍，一生九死，却一颗红心，咬牙到底，坚守着以身报国之志，若没有“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气概，是守不住那样一副精神的啊！

还须对二营再说几句：这支已经“破破烂烂”的队伍，重新集中后，与分区司令部失掉了联系。5月26日晚，转移到中央村。天亮，又被三路日军包围，他们集中有限的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突入了青纱帐。27日，在深泽县高家庄，找到了失散的八连。然而，又遭敌人合击。打到天黑，由老百姓带领，从两个地道口安全冲出。此时，二营仅余百多人，自缩为一个连。却在6月8日，同七分区二十二团两个连在一起，打了一场驰名中外的宋庄之战：以300人的兵力，同逐渐增来的2500鬼子，血战14小时，毙敌坂本旅团长以下1100名，最后破围而出。造就了又一束平原村落战的灿烂之花。

此后，这个“二营”，在柳条等同志的带领下，东奔西突，转战数月，越过平汉路，进入了北岳区。又过一段时间，跨越正太路，在太行地区，与由冀鲁豫转回来的警备旅会合，归还了建制。就是这样一支“残兵败将”，在30天内，历经西河头、小尹村，李家角、中央村、高家庄、宋庄等六场恶战，粉碎了再三再四的灭顶厄运，真可谓“下了碾子上磨，过了筛子过箩”，却仍能巍然地英挺在世上，表现了人民子弟兵战斗精神的极致。

爱惧交织的眼神

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旷伏兆政委带领警备旅二团，从束冀那颗“人头”，跳回了深南。他最迫切的任务，便是收容冲散兵员，恢复部队建制，抚慰群众，稳住根据地的大局。深南，警备旅从1939年起就在这儿活动，为创建这块根据地，打过千百次仗，单是为阻止敌人修筑石德铁路，就付出了多少生命和血汗啊。这儿的人民，从那时起就同我们并肩作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所以军民之间，不仅是血肉至亲，也是生死与共的关系。可眨眼之间，她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在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的开头，曾有这样的描述：

鬼子“皇协”到处跑，到处发横，爱杀就杀几刀，爱打就打几枪，抗日的政权都不见了，穿军衣的八路一个也没有了，妇救会，青抗先，还有哪个胆大的敢提一提？各村都成立了“维持会”，都给敌人“挂上钩”了。看吧，满眼尽是敌人的势力：白天，满天都是膏药旗；黑夜，遍地都是岗楼灯……老百姓都耷拉了脑袋，眉头上锁起两个大疙瘩。上三十的汉子都留了胡子，剪了发的姑娘又蓄起了辫子，菩萨庙里的香火整天不断，算命先生的生意骤然变得兴隆——时间好像几天之间就倒退了二十年！

这段话写于1949年，距“五一扫荡”只隔七年，完全是我亲见亲闻的写实。而尤为格外刺心的，就是老乡们的眼神，那原本一见我们就亲切含笑迎上来的眼光，猛然间换了，换成闪烁不定的惊怖神情，那是多日不见，忽然患难相逢，又想亲你，又怕亲你，想说话，又不敢说话，爱惧交织的凄惨之情啊！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找得出一名大演员，能把这副表情重现？这实在是刻骨铭心的凄凉与可怕！敌人的血腥屠杀，几天之间，就使民主自由之花的根据地倒退回中世纪去了。

就在这天晚上，旷伏兆把两个人叫到他的面前，一个是宣传干事何作涛，另一个就是我，他冷峻地说：“深南县大队已经叫敌人搞掉了，一部分人牺牲，一部分人回家，一部分人失散隐藏，听说还有一挺机枪‘插’起来了，你俩的任务就是，找到深南县委，在他们协助下，利用一切可能，把失散的人员找到，把机关枪挖出来，恢复深南县大队的建制。”他的话斩钉截铁，没有商量余地。

何作涛（此人至今健在）当时二十二三岁，我17岁。当即换了便衣，赤手空拳，沉进了这块水深火热的深南大地。

遍地是公路、封锁沟，平均五个村子便有一个岗楼或据点，各村的“维持会”门上都日夜悬着日本旗，找不见民兵，找不见村干部，也找不见任何的抗日组织和团体。多年情同骨肉的群众，彼此本是极为熟悉的，他们一眼就能认出我俩是“八路”。然而，眼下却把我俩视为“灾星”了：我们在哪儿出现，哪儿就会招来杀身毁家的灾祸。大家的心闭锁着，紧缩着，仿佛老天真向我们闭上了眼睛。

然而，那时的共产党确实是一个好党，她的英勇顽强，她的无私无畏，她为人民为祖国的一腔热血，她同人民的战斗情谊，人民看得太清楚了！你是“灾星”吗？好，我可以躲着你，可以视而不见，却绝不会去报告敌人。白天，他们向你背过脸去，晚上，却又管你吃饱喝足，然后把你赶走。在敌人面前，他们把嘴巴闭紧，转眼敌人不在了，他们又会告诉你：县上或区上的某某，还没有死，就在某处藏着。我们俩就是靠着这个，一个一个找，一处一处问，串了不知多少门户，终于找到了县委成员，成员再同我们遍地寻摸……

有了县委的协助，日子好过多了。逢着敌人又“拉大网”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安排到岗楼下、或干脆住到有据点的村庄去。白日，藏在山药窖里，牲口棚间，晚上，则穿墙越户，小贼似的去敲窗找人。情况遭遇紧时，连我俩也只得分开活动。

有一次，我被单独坚壁在赵邢村，住在村副家里。那时村政权已是“两面”的了，正村长，也叫保长，专管应敌；而村副，则是抗日村长，名义不公开，基本上不与敌人照面，只在暗中与我党接触。村副小名“狗替儿”，当然是名党员。他的妻子，则是个地道农村妇女，从我一进门，她便感受着丈夫被杀、房子被烧的惨祸快要降临在头上了。她毫不隐瞒对我的冷淡与烦厌，说些酸酸辣辣的风凉话。若不是“狗替儿”哥护着，她早就把我赶跑了。

一天中午，太阳正毒，村副不在家，已是做午饭的时候，“狗替儿”嫂指使我到街上抱麦根来烧火。我在大门外的麦秸垛上刚刚撕下一抱麦根，忽听得背后人马哄嚷之声，回身一瞧，见一支队伍打个蓝旗走了过来。旗沿上标一行字：“深县警备——”我希望下面飘个“旅”字出来，不想飘出来的却是个“队”。我立即意识到伪军进街了，连忙抱起麦根，压住步子，回进家门。

“狗替儿嫂，伪军进街了。”我小声告诉村副夫人。

“在哪儿？”

“就在当街……”

“狗替儿”嫂满脸惨白，眼看要背过气去。好一刻，她忽用指头剜着我说：“那你还不快跑！”

我本来指望她会把我藏起来，她却指着大门说：“出村口，往西！……”

也怪我当时年轻，不懂得细辨情况，立马一头撞出院子，大步向村西走去，然而，西口已布了敌人岗哨，背后也有伪军跟上来。我进退无路，一扭身，闯进道北一家大门，钻过过道，院里一片空旷，没有人影，北房紧闭着门窗，唯东厢房是个牲口棚。急切里无可选择，我一钻，便伏在牲口槽下。胸腔里一阵咚咚响，心脏跳得十分猛烈。

敌人没有跟进来，院里依然静静的。我看着眼前的四条驴腿，一片粪尿，却嫌那粪尿还不够臭，地方还不够脏。就这样，我伏了约一个多小时，在沉静的氛围中，忽有轻轻的脚步声进了院子，且响且近。我正绷紧神经，却听一个女人的声音道：“他大婶儿，你家圆笸箩在家吗？”北屋里回声说：“在家，进来坐吧。”这一问一答的从容，立地给我以敌人走了的感觉，一下子从槽底钻出来，向那女人问道：“大娘，敌人走了吗？”

那大娘吓得身子一闪，晃一晃才站稳了，认出了我是“八路”，着急说：“你怎么在这儿？还不快跑！”我又问：“敌人呢？街上还有没有？”大娘说：“走啦。可谁知人家还来不来呀！……”北屋里也跳出个大婶儿，指着我说：“你什么时候来我们家的？把人吓煞了！快跑快跑！……”

这回，我真的出了村子西口。这一带尽是盐碱地，远不及滏阳河边禾苗的高大，我在烈日下，在低矮的青苗地中，一直乱趟到天黑，口渴得几乎晕过去……这段经历，经我略加演义，后来写进了中篇小说《冷暖灾星》，那句“抗日抗日，就是你们这路子瞎抗，才把鬼子抗到炕头儿上来了”，便是“狗替儿”嫂的语言。

经过近月的搜寻，我们终于找回了12名深南县大队的战士，那挺机枪也“起”出来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成绩，主要是何作涛努力的结果）。何作涛和我，带着这12名战士，扛着机枪，摸夜赶回石德路南，打算向旷政委胜利交待我们的任务。谁知旷政委没有了，我们找到的却是临时指挥部。指挥部告诉我们一个消息：主力警备旅已经离开冀中，“外转”到黄河边上的冀鲁豫去了。留下来“坚持环境”的，只剩了游击队。真是个晴天霹雳！自参军以来，我一直跟着正规部队转战南北，部队编制齐全，武器精良，能打能走，十分牢靠。可现今呢？我的天！警备旅走了，把我扔了，扔在这刀山火海般的平原上了！……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1年第11期 搞导弹起家的卫星专家孙家栋　作者：王建蒙

孙家栋，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他参加了中国地地导弹和运载火箭初创阶段的工作，担任中国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总体主任设计师。

1967年始，他负责组建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遥感卫星、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总体设计、研制和试验工作，担任过多种型号人造卫星的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和中国第二代主要应用卫星航天工程大系统的总设计师。孙家栋曾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科学家，荣获一等功、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获国家“两弹一星”功勋奖。

1950年初，不满21岁的孙家栋，从哈尔滨工业大学选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航校学飞行。他的同学中有后来成为空军战斗英雄的赵宝桐、张积慧。1951年9月，孙家栋以优秀的业绩随同另外20多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一年后，在学院大门最显眼的“明星榜”上，出现了孙家栋的名字。从此年年成绩优秀，五年下来，孙家栋获得了一枚纯金的斯大林头像奖章，这一殊荣要是在苏联，军衔可高套一级，能优先选择工作，还可拿双工资休假三个月，而孙家栋只有一个念头：祖国急需人才，应立即回国。

孙家栋学的是飞行器发动机技术，回国后却被分配到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他思路敏捷，工作雷厉风行，引起院长钱学森的注意，1964年孙家栋被任命为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的中程战略导弹的总体主任设计师，并先后挑起了导弹总体设计部总体设计研究室主任和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重任。此后，出人意料，搞了多年导弹的他，竟又与卫星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央正式批准了“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实施方案”的报告，并确定由钱学森负责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专门负责人造卫星方面的研究。这时，钱学森又想到了孙家栋，经他向聂荣臻推荐，领导决定调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政机构基本被“砸烂”，两派闹得正激烈，如何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队伍，是摆在孙家栋面前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时只有38岁的孙家栋，在人们眼中已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他大胆的从两派中选定18人，钱学森点头赞同，并很快得到了聂荣臻的批准，这便是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1967年12月，国防科委主持审定了人造卫星方案。1969年10月，“东方红一号”正样卫星完成了各系统的研制工作，周总理在百忙中听取了卫星研制情况汇报。孙家栋作为汇报人参加了会议。

钱学森首先汇报了卫星研制工程的总体情况后，指着孙家栋向周总理作了介绍。周总理亲切地拉着孙家栋的手，向他询问了一些简单情况，高兴地说：“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很好嘛！”

周总理朗朗笑声使孙家栋紧张的大脑稍许松弛，可此时孙家栋仍忧虑该如何解决卫星仪器上镶嵌的毛主席金属像章？这事要向周总理汇报，要表明自己的意见。

“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要镶嵌毛主席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很可能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同时也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在空中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整星重量，使运载余量变小。”孙家栋终于把多日萦绕在心头而无法解决的难题吐露了出来。

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个人崇拜把人们的情绪推向了极端，稍有不慎便会被造反派无限上纲。周总理认真地听完了孙家栋条理清晰的汇报，神情严肃地说：“搞科学首先应当尊重科学，突出政治首先要把实际工作做好，而不能把政治挂帅庸俗化。所以，对卫星仪器上的毛主席像章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来解决。”周总理句句在理的话语，使孙家栋心里的一块沉重石头落了下来。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随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控制台前胡世祥按下“点火”按钮的一刹那，载有“东方红1号”卫星的运载火箭在发动机火焰的轰鸣声中按预定轨道飞向太空。15分钟后测控系统报出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的消息。

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审议通过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提出的《关于发展卫星通信问题的报告》，中国通信卫星计划正式开始了工程实施。孙家栋为试验通信卫星技术总负责人、总设计师。

孙家栋不负众望，他挑起更重的担子。1976年，孙家栋被正式任命为空间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几年后升任为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他相继担任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第一颗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第一颗资源监测卫星等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参加并领导了我国第二代应用卫星的研制和发射工作。

1984年4月8日，“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中国自己研制的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发射终于获得圆满成功。4月16日，卫星成功地定点于东经125度预定的赤道上空，孙家栋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确定在地球静止轨道试验通信卫星的基础上开始实施第二代应用卫星航天工程的研制计划。第二代应用卫星航天工程主要为：“东方红3号”通信广播卫星航天工程、“风云2号”地球静止轨道气象卫星工程和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1号”地球资源卫星工程。每项航天工程都由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及卫星应用这五大系统构成。五大系统中的每个系统均设有总师，而负责五大系统的工程总师通常被人们尊称为“总总师”，孙家栋便是这三项卫星航天工程的“总总师”。

孙家栋在审定各大系统总体技术方案、解决五大系统之间的相关技术问题和进行大总体协调工作中，坚持航天系统工程目标性、协调性和最佳性的原则，强调整体观念，从全局出发进行决策和协调，为第二代应用卫星的研制成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97年5月12日，新一代广播通信卫星“东方红3号”由长征3号甲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7年6月10日，自行研制的静止轨道气象卫星“风云2号”由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99年10月14日，中国和巴西联合研制的“资源1号”地球资源卫星发射成功。

此后，中国火箭承揽发射外国卫星，卫星专家孙家栋又充当起“生意人”的角色。

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序幕刚刚拉开，经国务院批准，由外交部、国防科工委和航空航天工业部联合组成中国航天对外发射代表团，孙家栋任代表团团长。1988年10月18日，孙家栋率代表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同美国政府代表团开始了第一轮会谈。美国代表团由美国国务院、商务部、运输部、国防部、安全部和美国航空与宇宙航行局（NASA）等部门的官员组成，由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商务的助理国务卿迈考里斯特任团长。

会谈开始，孙家栋简单致辞后便直接切入主题，单刀直入地陈述了中国政府的原则和立场，他用光明正大、深得人心的说辞为中方赢得了利益，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孙家栋坐在与美国谈判对手对面的中央位置，他自然、大方，每句话、每一个动作以及阐述每一个重点问题的声调，都拿捏的极有分寸，哪怕是很细小的环节，他也都丝毫不马虎。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说话算话、可以信赖的人。

按照中、美双方拟定好的计划，经过十几稿的反复讨论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代表终于在《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关于商业卫星发射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和《关于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国际贸易问题的协议备忘录》上郑重地签了字。

1990年4月7日，我国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将美国制造的“亚洲1号”通信卫星发射升空，送入预定轨道。这次卫星发射标志着中国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此时，紧张了好几年的孙家栋感到浑身轻松。

同年7月16日，长征2号E捆绑式运载火箭把巴基斯坦的第一颗科学试验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1992年8月14日，又将澳大利亚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之后，瑞典搭载卫星、菲律宾通信卫星、亚太1号、亚太2号、中卫1号、鑫诺1号通信卫星接连发射上天；还以一箭双星将14颗铱系统卫星送入太空。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世纪影人”王晓棠　作者：宫洁民

王晓棠从一名电影演员成长为导演，后又出任八一厂厂长，展现了她多彩的人生，颇受影界瞩目。

王晓棠祖籍南京。1930年出生于河南开封。抗日战争爆发后，她随父母辗转入川，1939年定居在重庆，度过了童年。

她幼年时代，由于受到家庭熏陶，小小年纪就成了书迷、戏迷。小学二年级学会英语对话和五线谱；小学三年级借助字典看了中外名著：《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家》、《春》、《秋》、《茶花女》、《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同时，她还学唱京剧，成了少年票友。从小学开始至中学就学会了三十多出京剧旦角戏。青衣戏，能演梅派《宇宙锋》、《玉堂春》；花旦戏，能演荀派全部《金玉奴》；刀马旦戏，能演《铁弓缘》、《辛安驿》等，而且是踩跷演出；程派戏，能演《春秋配》、《孔雀东南飞》；此外，她还能演全部《法门寺》（前饰《拾玉镯》中的孙玉娇，后饰《法门寺》中的宋巧娇）。因此，1952年王晓棠参军加入总政文工团时，组织上很自然地把她分配到总政京剧团。

20世纪50年代，总政京剧团到西北为边防部队进行慰问演出，演出剧目全是折子戏。团长李舒田考虑，演折子戏，必须有一名熟悉京剧的报幕员，于是选定王晓棠主持报幕。当一身戎装、挺拔亮丽的报幕员王晓棠在台上亮相时，大气的台风，甜亮的声音，优美的语句，亲切的感情，使来看戏的指战员精神大振。那时王晓棠还没有拍过一部电影，仅仅是这样的报幕就出了名。不久，她从京剧团调到话剧团，使她欣慰的是，1955年元旦，就赶上拍电影的机遇。当时长影正筹拍一部故事片《神秘的旅伴》，林农和朱文顺两位导演正为物色片中的小黎英角色四处奔走。他们来到总政话剧团挑选演员，一眼就选定了王晓棠。王晓棠从这部影片起步，演得出彩。接着，1957年又荣幸地参加了长影第一部彩色故事片《边寨烽火》的拍摄。她在片中饰演玛诺。1958年，《边寨烽火》被送往卡罗维·发利第十一届电影节作为参赛片。王晓棠一举获得“青年演员奖”，成为我军在国际上第一个获奖的电影演员。1958年3月，她正式调入八一厂演员剧团。到厂后，她连续参加了《野火春风斗古城》、《英雄虎胆》、《一日千里》、《海鹰》等影片的拍摄，每部影片，她都给观众留下光彩夺目的镜头。正当她扬起风帆为中国电影事业奋力拚搏的时候，遇上了十年动乱，她被迫脱下军衣，到昌平一个林场当了工人。直到1975年3月落实政策，她才重新返回八一厂。回厂后，王晓棠保持了淡泊名利和对观众充满激情的气质。1978年冬，自编自导了颂扬华侨的故事片《翔》。1984年她改作八一厂故事片导演。在这期间，她七次赴苏北深入生活，写出了文学剧本并拍摄出影片《老乡》。

1988年，王晓棠被任命为八一厂副厂长，主管影片生产。1992年，她升任厂长，1993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

1995年12月，在纪念世界电影诞生百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活动中，王晓棠被评为“中华影星”。经过从两千名女演员中筛选评议，她还获得了为数寥寥的“世纪影人”的殊荣。

王晓棠在担任厂长期间，为了生产出高质量影片，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全厂职工的支持下，先后拍摄出《大转折》、《大进军·席卷大西南》、《弹道无痕》和纪录抗美援朝的《较量》四部优秀军事影片。这些影片放映时在社会各界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对此，中央军委极为关注。1996年江泽民主席到八一厂视察，表彰了八一厂的生产成就。使王晓棠感到荣幸的是，1999年欢庆建国50周年时，向50周年献礼的百部优秀影片制作成光盘，其中八一厂就有10部。而这10部影片中与她有密切关联的占了五部。一部是由她主演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另外四部则是她任厂领导时付出很大心血的优秀军事题材影片。她虽然已于1998年7月离任，但这位女将军还是那么勤奋，仍然刻苦地进行着艺术创作，人们赞誉她是“青春常在的世纪影人”。

早在三年前，王晓棠就有这样一个夙愿：要拍一部反映大陆和台湾两岸人民企盼统一的电影。她反复考虑，这类题材的影片，在新中国电影史上还没出现过。作为一个电影人，有责任去填补这个空白。决定下来后，她和王宸一起于1999年5月写出剧本《相约金秋》，后改为《芬芳誓言》。影片的故事是：一位阔别祖国大陆52年，名叫丁嘉尧的台商回家乡重庆投资办厂，并沿长江而下，寻找当年的未婚妻黄一兰及曾经救过他生命的“小兵”。

该片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九重影视文化发展中心联合拍摄，由王晓棠执导。她得知中国文联近年来致力于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因此在开机之前她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中国文联领导。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高占祥为影片题写了片名。为完善剧本创作构思，中国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李准多次提出修改意见。为了拍好这部电影，王晓棠邀请影界名家谢铁骊、李行（台湾）、黄宗江、陆柱国等为顾问。李行看过剧本后，深受感动，禁不住感慨地问：“这是不是晓棠自己的亲身经历呀？”

拍摄这部电影，王晓棠没请一位专业演员，片中角色全部由非演员担任。片中饰演男主角台商丁嘉尧的是全国政协委员蒋文良教授，饰演丁嘉尧儿子、儿媳的是台商陈泉宏和洪屹，他们在生活中就是一对小夫妻。

《芬芳誓言》的拍摄和放映成功，与王晓棠早年生活有很大关系。当时，她耳濡目染了许多同胞骨肉分离的情景，心中埋下了不要战争、只要和平的种子。这段生活经历对她编导这部电影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芬芳誓言》在上海试映时，一位资深的电影人感动地说：“这是王晓棠用心做的事业。”谢添说：“《芬芳誓言》是一个独创！”于洋看后掉泪说：“久违了，这么精制的影片！”广大观众更是赞誉王晓棠用电影为海峡两岸架桥。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1年第11期 我国神经精神医学奠基人许英魁　作者：王芷沅

随着人们生活的改善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神经及精神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看到我国神经精神医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我更加深深地缅怀我的恩师——我国神经病学、神经病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许英魁教授。35年前，在那个摧残科学、毁灭文明的动乱年月，许英魁教授不堪凌辱死于非命。他的死给我国神经精神医学事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他那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医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永远的怀念。

一

1942年6月，我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两个月后的一天，院长突然问我是否愿意到正在筹备的神经精神科工作，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享受住院医师的待遇，每月薪金90元。过后才知道，院长已问过我的几位同班同学，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原因很清楚：一是因我们读书时北医尚无神经精神病学课程，要想干，业务必须从头学起；二是去神经精神科工作必须具备相当高的英语水平，而我们在校时学的是德语和日语，英文底子不厚；三是怕挨“疯子”打（当时一般人都称精神病人为“疯子”）；四是怕因学派不同而受歧视。我也考虑了这些，不过很快就决定去试试。因为抗战已五年，父亲一直杳无音信，我是长女，应为母亲分忧，尽早挣钱养家。

1942年8月10日，我到神经精神科筹备处去报到，见到了一位身材较高、肤色微黑、衣着朴素、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学者，他就是许英魁教授。现在推算起来，他当时37岁。他简单地询问了我一些个人及家庭情况后说：“你明天来上班吧”。

许英魁教授是河北省饶阳县人，20世纪30年代初期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同时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留校任协和医院脑系科医师和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交战，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北京医学院的鲍院长把协和医院有志于科研和教学的许多教授请到了北医，让许教授开创神经精神科，并整顿当时的北京市精神病院。

我后来才逐渐得知，许教授当时已发表了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特别是在神经病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的医术为世界同行所公认。1936年许教授发现大剂量深层X线对脑照射，可引起脑血管的严重病变，造成脑内多处坏死。这一研究对以后开展深部放射线治疗脑瘤的防护，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1937年许教授在对两例因一氧化碳中毒续发症死亡患者进行尸检时发现，脑的各部都有病变，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成为一氧化碳中毒病理变化的经典文献，被国外许多教科书所引用。一些临床学家据此拯救了无数患者的生命。1940年许教授通过四个典型病例的临床病理观察，对脑瘤组织及其发展有新的发现，他的论文发表后，又一次引起了国际医学界的重视。1942年许教授发表了关于继发性维生素缺乏时人体神经系统病理改变的论文，该文不仅对神经科医生有指导作用，对内科与传染科医师更具有指导意义。

许教授还发表过多篇国内首次病例报道，如1937年他报道了一例重症肌无力症患者，1941年报道一例甲状腺机能亢进并发周期性麻痹患者，同年报道用“苯妥英纳”治疗癫痫大发作患者，疗效优于“苯妥英”和“溴剂”……

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一个青年医学家能够跻身世界医学前沿，短短几年就有这么多为世界同行瞩目的成果，真正令人敬佩。正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医学家引领我走进神经精神医学领域，从而奠定了我一生的事业。

二

神经精神科筹备处的护士、技术员都来自协和医院，除许教授外，年轻医生只有我一个。我对神经精神科疾病一无所知，当时也买不到这类书籍或杂志。许教授从家中带来一本英文《精神病检查纲要》，给我们逐字逐句地讲解。

我仅在中学时学过一些英文，又扔下了六年，基础不好，学习难度很大。每天许教授讲课两小时，专业名词就有一两百个。我除了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之外，每天都把教授所讲的内容全部翻译并整理出来，经常学习到深夜。当时夜晚日本兵常拦路检查，为了安全，我就在办公室内搭起几把椅子，枕上两本书，盖上个白大褂，睡到天明接着干。大约四周时间听许教授讲完了这本书，教授问我的收获，我将译稿交给教授，许教授用和蔼赞许的目光看着我，也许心里在说“孺子可教”吧。次日教授从家中又带来一本厚书教我念，是Henderson写的《精神病学》。以后他又为我讲授“神经解剖学”，他从解剖科拿来一个脑标本，一片一片地切开，要求我准确地掌握每一个部位，以后又安排我学习了“神经病理学”、“心理测验”、“智力测验”等课程。

1942年10月，北大医院的神经精神科门诊正式开始工作。自那时起，北大医院有了自己的神经精神科。1943年北京医学院开设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课程，四年级学生轮流到科里来实习。最初都是由许教授一人承担这些工作。他讲的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常吸引其他科系的实习医生来“蹭听”。1943年下半年，陈文俊、张鼎诚、苏瑛和赵葆询等医生陆续来到神经精神科，开设了神经和精神病房，各有10张病床，神经精神科这时已初具规模。

为了早日培养出中国第一批合格的神经科医生，许教授要求医生必须有全面的知识和能力，刻苦严谨的科学态度。他认为基本功必须扎实，各种操作必须正规化。我们写的病历，他常逐字逐句地改。我们写的文章，他更是细心地看，他要求我们所用形容词要恰如其分，数据要非常精确，哪怕疗效是99.9%也不能写成百分之百。他的工作量非常大，除讲课、查房外，还看门诊的疑难病例。许教授想方设法提高我们的诊断水平，例如每周组织一次临床病理讨论会，教材大多是他亲自从德文杂志中摘录并译成英文的病例，复写若干份，分发给我们，讨论会结束后，再发给我们病理解剖结果，以印证我们的诊断。沦陷时期，人民穷困无钱就医，临床医师接触病人有限，特别是很难见到器质性病变的患者。许教授用这种教学方式，弥补了当时缺乏实践机会的不足。

许教授对神经病理的研究深透，那时既没有头颅CT检查，又没有核磁共振，连脑血管造影术也尚未开展，而他能够对神经系统各种疾病做出准确诊断，特别是颅内脑瘤的部位、深浅和大小，他的诊断相当确切。他为神经外科所作的脑瘤定位，误差不超过1厘米，令所有神经内、外科医师赞叹不已。

我曾亲眼目睹了许多体现许教授精湛医术的病例。1943年深秋，我开始工作的第二年，门诊来了一位18岁的男青年，步行不稳，走路时左侧上下肢不断舞动，检查时见左侧同名性偏盲，左侧肢体肌力尚可，但肌张力明显低下，左半身浅深感觉均减低，连左半边舌的味觉也减低，病史约一年。当时，我无论如何也诊断不出病变在哪里。许教授一看马上就诊断为丘脑肿瘤。后来由当时著名的神经外科教授关颂韬实施手术，果然在右侧丘脑偏后侧部见到一个肿瘤。

许教授常谆谆嘱咐我们，要关心病人，体会病人的痛苦。检查病人时必须细致全面，必要时肛门内也要亲自下手检查。但他同时又要求我们，可能给病人带来痛苦的检查，除十分必要时才做，决不能为了完成自己的科研成果给病人做不必要的检查。许教授常对我们说，医生的职责在于尽早给病人确诊，能根治的尽快根治，不能根治的要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最大限度地帮助他们恢复功能。对精神病患者，更要尊重与爱护。他常说，病人对你说的心里话，你要为他保守秘密。“人家有时把父母之间、夫妻之间都不说的话，对你说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信任啊！”

他鼓励我们大胆实践，勇于创新。他从不崇洋媚外，他常说，协和的那些外国人不都有学问，外国杂志刊登的那些文章，水平也不一定都高，有时也有印刷错误，不能盲目崇拜，自己要有自己的脑袋。

在许教授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几位大夫都兢兢业业地工作。接诊病人，我们详细询问病史，尽可能周到地做必要的检查。送到化验室的标本，我们从不等化验室送来报告单，而是估计出了结果就亲自到化验室去看去取。有些至关重要的化验是我们亲自在病房化验室完成的。一出结果，马上就进行目的明确的治疗，从而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有些病晚治一分钟就可能失去治疗的良好时机。

许教授创办神经精神病科，一切都从病人治疗的特殊需要考虑。他设计了适用、坚实的桌椅、病床，他设计的门诊病人登记簿，项目完备，翻开登记簿，病人的病症、主要的检查结果、病的诊断及治疗效果等一目了然。每位病人都登记了临时的和永久的通讯处，便于随访。这样做不仅有利于患者，也为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准备了非常必要的和宝贵的资料。住院病历的首页则采纳国际标准，为教学和科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创立的许多规章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神经精神病学科的优良传统。

三

许教授是一个以医生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尽管生活在沦陷区，我们从他的言行中常常感受到他深藏着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1939年10月许教授赴德、美考察归来，在上海港登上国土。当时上海已沦陷，日本占领军强迫他向日本国旗敬礼，许教授坚决不肯，遭到日本人的殴打。这个遭遇使许教授感受到作亡国奴的耻辱，从此患了抑郁症。

许教授离开协和之后，收入少多了。他的夫人是一位家庭妇女。当时他已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在日本人统治下，粮食奇缺，物价一日三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清贫，经常吃粗粮，有时不得不吃掺有树皮、谷皮的“混合面”，许教授对此安之若素，收起自家的人力车，每天乘有轨电车上下班。

在沦陷时期，有些人医德败坏，通过各种手段诈骗病人钱财，如注射一支葡萄糖谎称注射的是贵重药品，索值达数十倍之多；更有恶劣的，不应动手术的也给病人开刀，然后让病人每天来换药；还有作手术必须先交金条等，这些人都发了大财。许教授对这些人非常蔑视，常讽刺讥笑地说：“真是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大棒子！”又说：“我不能为20元钱拜四方（当时每次出诊费是20元钱）。”这些事足以看出许教授高尚的情操和伟大的人格。

四

解放之初，百业俱兴，许教授满怀热情地投身于新中国的神经精神医学事业中。不久，协和医院复建，许教授重返协和医院，除领导协和医院神经科之外，还兼任许多社会工作，曾任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总编辑，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神经精神科主任委员和卫生部保健局顾问等职务。

他在医学科研上仍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1955年他报道了11例格林——巴利综合症患者的症状，对神经科医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多发性硬化症，许英魁根据病理的观察，认为亚洲人患此病的病理变化，“坏死”较“硬化”突出，这比日本学者的报道早10多年。

1966年6月，“文革”开始，许教授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遭抄家、批斗，他曾经患过的抑郁症再度复发。一些“造反派”却说他装病，勒令他每天仍须上班劳动，等候批斗。许教授身心俱衰，已无能力独自行动，只能靠夫人每天早晨送他到医院，晚上接他回家。9月23日晚上，许老太太又去接许教授下班，找遍全医院未见踪影，到午夜只好独自回家。次日接到医院通知，在协和医学院的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许教授的尸体，系坠楼而亡，时年仅61岁。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1期 咏叹西北胡杨林　作者：李屺阳

胡杨林，为目前世界仅存的三大罕见树种之一，生命力极强，能防风固沙，使沙漠变绿洲。据说胡杨林系古地中海遗留物种，已有六千年历史。西北祁连山脉地区，胡杨对抑制该地区的沙化厥功甚伟。甘肃所辖额济纳旗（蒙古原称“弱水”）地区就是一例。额济纳河两岸胡杨遍地，沙漠变成绿洲，史称“居延绿洲”，碧水蓝天，人烟稠密，为丝绸路上一景点。后由于上游用水量剧增，额济纳河水量锐减，加上人为破坏草原，使大批胡杨林枯死，沙化扩大，吞噬绿洲，使该地区丧失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是目前西北开发面临的难题之一，因此也是开发治理的重点之一，因写以下两首以记其事。

（一）

黄河之水天上来，炎黄创业五千年。

中华文明源西北，河西走廊出祁连。

汉武当年通西域，居延绿洲护酒泉。

绿州端赖胡杨林，抗风固沙好生态。

丝绸之路胡雁飞，千百湖泊牛羊肥。

农牧分争黑土地，琵琶美酒夜光杯。

弹指千年一挥间，不见湖泊不见林。

古来只知听天命，安知地球是母亲？

吸干母乳跨马去，寥寥胡杨今亦尽。

远眺黄丘似驼背，黑风呼啸愁煞人。

流沙肆虐万民村，雪线上升谁问津？

沙进人退雁悲鸣，狼烟白骨胡杨恨。

（二）

胡杨六千万年之珍稀，

祖居地中海，远道来祁连。

长于流沙断沙流，千里黄土成绿洲。

人称：“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

倒了千年不朽。”

壮哉胡杨，奇哉胡杨

可惜如今成濒危。

君不见，额济纳河成“死海”，

昔日碧水蓝天，今则沙狂风暴！

寄语西北开发者：开发之要在生态，

生态之要在治沙，治沙之要在胡杨。

若能唤回胡杨林，丝绸新路将重开。

（2001年10月于兰州）（注：作者系甘肃省原副省长）

2001年第11期 郭沫若与《人民文学》　作者：涂光群

《人民文学》杂志是1949年10月25日创刊的，当年作为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的机关刊物，文协主席茅盾兼任该刊主编，并为刊物写了发刊词。而《人民文学》刊名，编辑部欲请毛主席题写。毛泽东谦虚地给主编“雁冰兄”写一短简，说他不合适，宜由“沫若兄”书写。于是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慨然允诺给刊物写了刊名。郭老的字一直沿用到1966年5 月，因“文革”要“砸烂文艺黑线”，《人民文学》被迫停刊。1976年初，《人民文学》复刊，这时文化工作仍受“四人帮”控制，《人民文学》的刊名，改由毛泽东主席题写。

郭老除了为《人民文学》杂志题写刊名外，《人民文学》向他约稿，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临摹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必要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做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

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了《人民日报》，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

50年代后期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要“放卫星”），茅盾等作家只有搁笔。但在郭老这位情绪型浪漫派作家，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特色，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意见。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准备了七、八个问题给了白尘。1958年年底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62年4月27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毛主席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毛主席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

郭沫若常常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此后不久，郭老写出一篇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定性的。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也代表了官方意见。

“文革”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都可以烧掉。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文革”中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文革”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这与作者对“文革”发动者的“紧跟”，是否有关系呢？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梁效、罗思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蒋介石。明明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郭老1978年辞世后，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最后说了一句：“我是指的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郭老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同步是有幸的。他在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迎来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道新曙光。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年，他又亲见了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教育、文化，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二道新曙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郭老已经重病缠身，但3月份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仍然带病出席，并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5月下旬中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开会，他的病更重了，无法出席，但他仍写了书面发言，期盼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我国文学艺术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他最后满含深情地说：“文艺界的朋友们，我的心飞向了你们！我的感情和你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他就辞世了。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1期 诗坛泰斗臧克家　作者：陈利明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

群众把他抬举得很高，很高。

这首脍炙人口、传颂不绝的哲理诗，出自诗人臧克家之手。

1957年1月，毛泽东召见了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诗刊》第一任主编的臧克家（同时被召见的有袁水拍），互相交谈了对诗歌的看法。同月，《诗刊》创刊号上刊登了毛泽东的《关于诗的一封信》和旧体诗词18首。

1965年9月，毛泽东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附上两首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如有不妥，请予痛改为盼！”但是，谁能“痛改”毛泽东诗词？谁能“痛改”后又为毛泽东欣然同意？只有诗坛巨子臧克家和郭沫若等几位屈指可数的大诗人。

正式出版《毛泽东诗词》之前，先出了征求意见本。臧克家首先诚恳地写了20条修改意见，加上葛洛提出的3条，共23条，由田家英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根据修改意见对诗词认真进行推敲，有13处采纳了臧克家的意见，包括标点、小注中的字句，甚至整个句子的掉换。例如后来成为千古绝唱的《沁园春·雪》，原稿有一句为“原驰腊象”，臧克家认为“‘腊’似乎应改为‘蜡’”，毛泽东欣然同意。原来，“腊象”指柬埔寨的大象，它们的确曾在中国的高原上奔驰。臧克家将“腊”改为“蜡”，“蜡象”就是泛指的“白象”。一字之改，使此词浑然一体。

再如毛泽东的著名诗篇《七律·登庐山》，原稿第四句原是“热肤挥汗洒江天”，根据臧克家的意见，改为“热风吹雨洒江天”，使全诗增色弥多。

臧克家1905年10月8日出生在山东诸城县农村，1934年毕业于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他受教于闻一多、游国恩、梁实秋、闻在宥等名师。在闻一多先生的直接培养和帮助下，他登上了中国诗坛。

臧克家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他的祖父、父亲和族叔都喜爱诗歌，且能诗会文。他入私塾后，背诵了许多古文和诗词。乡村的贫富悬殊和穷人的苦难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上深深的烙印。后来他写道：“童年的一段乡村生活，使我认识了人间的穷愁、疾苦和贫富的悬殊。同时，纯朴，严肃，刻苦，良善……我的脉管里流入了农民的血。”正因为他深深扎根于生活中，奠定了他后来成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的坚实基础。

臧克家于20世纪20代末即开始文学创作，在30年代初就以诗集《烙印》、《罪恶的黑手》的出版，被誉为“文坛新人”。闻一多教授当时称赞他的诗说：“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茅盾在赞扬他的诗作时说：“《烙印》的22首诗，只是用了朴素的字句，写出了平凡的老百姓的生活。”

40年代末，他投身于民主救国运动，写出了反映人民疾苦、揭露反动政府政治腐败的讽刺诗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和《冬天》。这些诗篇似投枪、匕首，尖锐泼辣，战斗性强，使人民拍手称快，使反动政府闻之恐慌。在诗歌艺术上为讽刺诗的发展开拓了新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第一任主编，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一、二、三届理事及第三、四届顾问和第五届荣誉副主席，全国第二、三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其中第六、七届为常委）等要职，虽然工作繁重，社会活动很多，但他呕心沥血，夜以继日，笔耕不止，著述丰硕，不仅主编了《中国新诗选》、《毛泽东诗词鉴赏》，和他人合著了《毛主席诗词讲解》，还先后出版了大量诗集、散文小说集，评论集，可谓著作等身。直至88岁高龄，还出版了反映新中国火热的战斗生活和改革开放的激情洋溢的《放歌新岁月》。艺术风格由“深沉、含蓄”演变为“热烈、率直”，许多诗篇更见童心。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在现当代诗坛上勤奋耕耘，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臧老喜爱创作新诗，更爱写古典诗歌。他说：“我是一个两面派。”他动笔写旧体诗，始于70年代初。几十年来，他寝馈于古典诗歌之中。他认为，新诗在表现时代与现实生活方面，容量大，开拓力强，但失之散漫，不耐咀嚼。古典诗歌，精美含蓄，字少而味多。当他对旧体诗的兴趣愈来愈浓，灵感袭来时，诗句如流水，挥就成篇。

臧老写旧体诗，是为了追求“三新”，他在《旧体诗稿》专集的跋语中说：“所谓‘三新’，即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我个人认为，无此‘三新’，难乎称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旧体诗。固守陈规，不能新变，何以‘代雄’？如果旧体诗与时代精神脱节，与人民生活无涉，只能聊备一格而已。”他写的旧体诗，都经反复推敲，因此凝炼、含蓄，耐人寻味，融情、景、哲理于一炉，在他的旧体诗中俯拾皆是，如《老黄牛》中的“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赠王亚平同志》中的“桑榆谁云黄昏近？老树东风红花多”；《答友人问》中的“听凭岁月随流水，依旧豪情似大河”；《抒怀》中的“狂来欲醉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灯花》中的“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重与轻》中的“凌霄羽毛原无力，坠地金石自有声”；等等。

臧老到了逾耄耋之年，仍孜孜，笔耕不辍，1976年他给一位文友写道：

一年无暇日，五更作黎明。

白发映墨迹，孤灯是良朋。

思绪千万缕，心血似潮倾。

大著何时竟，寸阴共天争！

与人异苦乐，佳节少闲情。

正是这种“寸阴共天争”、“佳节少闲情”的精神，使他数十年如一日，不断在文学艺术的高峰上攀登。

1985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得知臧老身体不适，便托工作人员送来新鲜的荔枝，以表中央领导人对一位文坛巨子的深切关爱。臧老尝到甘甜可口的荔枝后，不禁浮想联翩，欣然命笔，挥就了一首七绝。

《谢耀邦同志赠荔枝》

百颗荔枝到眼前， 纷纭思绪绎无端。

胸怀大计知多少？眷顾情高记分甘。

1993年，臧老写了首短诗：

我，一团火。 灼人，也将自焚。

这，正是他人格精神的真实写照。也恰好是他关于人生价值的一个回答。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革命歌曲《你是灯塔》的遭遇　作者：沙　洪　久　鸣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

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你是灯塔》（简称《灯塔》，下同）这首歌，是1940年我和久鸣同志共同创作的。当年，这首歌流行于各个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在蒋管区和敌占区也暗暗流传。随着全国的解放，这首歌又很快流传到全国各地。一首简单的歌曲，能如此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最根本的一条，是由于歌曲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和爱戴，对国家前途、革命胜利的坚强信心，唱出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心声。

追述这首歌的创作过程，使我们回到了6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沂蒙山区。那时候我俩都在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工作，抗大一分校准备在“七一”召开党代会，要文工团演节目，教新歌，可是直到6月下旬，仍然没有新歌，怎么办呢？文工团主任袁成隆找到支部书记史屏和副主任久鸣商议，一致认为必须尽最大努力写出一个新歌来，以便向党的19周年和抗大一分校党代会献礼。他们商定约沙洪写歌词。

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史屏满头大汗地跑到沙洪处高声喊道：“老沙，交给你个紧急任务。‘七一’快到了，团部研究，请你写首歌词作为献礼节目。”并说：“久鸣同志已经表示了态度，准备和你竞赛，你写歌词用多长时间，他谱曲就用多长时间。”

这个任务来得虽然比较急，但沙洪当时并不觉得是“赶任务”，好像思想上和感情上已经有了准备，于是就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立即构思，只用了10分钟左右就写好了歌词，歌词把党比作“灯塔”、“舵手”，歌颂党是领导的“核心”，代表着抗战的“方向”。这些形象和概念，都是当时整个抗日形势，首先是山东半岛形势的真实反映。

1940年6月，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被敌人吓倒，而且信心百倍地和敌人进行斗争，他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抗日的中坚力量，是真正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坚信不管困难有多大，风浪有多高，道路多么崎岖，黑夜多么漫长，只要共产党在，中国就不会灭亡，人民就不会做亡国奴。沙洪作为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八路军宣传战士，从周围群众中感受到、看到和听到这种朴素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在心灵深处，也积聚着同样的思想和感情。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表明，我们的党不愧是夜海中的灯塔、航船上的舵手。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人民群众的翻身解放，这已经是历史的结论。沙洪当时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思想和感情来写歌词的，可以说，这歌词是从心中迸发出来的。

歌词写好后，史屏迅速转给了久鸣。久鸣满怀着对党的激情，也只用了10分钟左右，就把曲谱写出来了。久鸣找到史屏和沙洪，热情地试唱，我们认为这首歌的曲调流畅激昂，有起伏，表达了人民对党的热爱和信赖，反映了人民群众跟着党走的决心和信心，一时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这首歌创作出来后，马上就在文工团试唱，在一分校党代会和建党19周年纪念会上正式演出。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带着这首歌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因此很快就传遍了山东各个解放区，后来又传到了苏皖等解放区，而且通过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传到了敌占区和敌伪占领的许多城市。听说在当时的南京、上海、北平都有人唱过这首歌。

1949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万雄师过长江，解放了南京，解放了上海。上海电台开始播放革命歌曲，其中就有《你是灯塔》。

当时，这首歌还被一些报刊刊载，有的印单张，有的选进歌集，但版本的来源不同，因此有些出入。为此，久鸣写了一篇《〈你是灯塔〉歌谱的校正》一文，发表在7月9日的《新民晚报》上。第二天《新民晚报》又刊登了经久鸣校正的歌谱，从此晚会演出时唱法就统一了。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首革命歌曲以后竟陷入了一段不平凡的沉浮历程。

事情得从1949年10月说起，当时上海市正在召开宣传工作会议。久鸣是音协常务理事，因此也作为代表参加了。

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在讲话中，讲到苏联派出的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正副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参加我国开国大典后不久要来上海访问，在讲到接待的注意事项时，冯定说：“有两首歌不能唱，一首是《团结就是力量》，因为填词用的曲子是美国的流行曲，另一首是《你是灯塔》，因为它抄袭了苏联的追悼歌。”

冯定突如其来的宣布，使久鸣感到头上仿佛挨了一棍子，脑子嗡嗡作响，下面的话已听不进去了。“抄袭”一词加在一个作者头上，是何等可耻。明明自己创作，怎能忍受无端强加的罪名。在征求意见的会上，久鸣第一个站起来，竭力抑制愤怒，力求语气平和，直截了当地说：“刚才宣布不准唱的《你是灯塔》，作曲者就是我。”接着久鸣讲了这首歌创作于何时何地的情况后，提出：“请问根据什么说这首歌是抄袭苏联追悼歌？”

有人解释说：“这是听北京来人谈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典礼，军乐队奏了《你是灯塔》，参加典礼的苏联文化代表团中有人说奏的乐曲像苏联的一首追悼歌，陪代表团的翻译听到这话。这次苏联代表团来上海访问，我们问过北京来人要注意什么。他们告知这一情况，既然苏联代表团有这看法，在他们到上海访问期间，暂时不唱为好，至于是否抄袭，会后我们调查一下再说。”

由于会上宣布不唱，苏联代表团走后又未公开宣布可以唱，因此，从这以后，市电台再也不播《灯塔》了。

一晃30年过去了，《灯塔》销声匿迹了。

熟知的同志责备说：“为什么不争个真假分明？”

也有同志说：“有人说，老解放区音乐工作者水平低，尽是些土包子，只会打腰鼓、扭秧歌，有几个会作曲的？”

听到这些论调，我们肺都要气炸了。原先以为在会上已声明过不是抄袭，问题已解决了。可是有关领导不表态，报刊杂志也没人写文章证明，单靠自己一张嘴，能说得清吗？

怎么办呢？我们向上海市音协主席章枚反映情况，章枚深表同情；全国音协主席吕骥来上海，听了我们的申诉，回答说：“《灯塔》是创作，不是抄袭，我可以作证。所谓苏联的追悼歌，可能指《光荣的牺牲》这首列宁生前喜唱的歌曲，与《灯塔》的旋律没一句相同。苏联的歌曲6调式很多。《光荣的牺牲》用的是6调式，《灯塔》也用6调式，所以苏联代表团有人听了发表观感，说曲调有点像苏联的追悼歌。”

他还说，此事他曾向中宣部陆定一部长反映过。陆的意见是既然上海的同志宣布错了，应该向作者赔礼道歉。

我们认为都是共产党员，赔礼道歉也不必要，希望能在报刊上发表一篇文章，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

吕骥认为苏联代表团对《灯塔》没有正式提过什么意见，又如何发文章呢？再说上海的同志只在会上讲了一下，并未明令禁唱。

对这个说法没有再争下去，但30年听不见《灯塔》的歌声，能说这不是禁唱吗？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11月，久鸣被邀请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由于当时正碰上工作调动，待省文联派人找到久鸣，坐火车赶到北京时，会已开过两天了。以后按艺术种类分协会开，久鸣在音代会第九小组发言时，谈到《灯塔》的遭遇，不少同志表示同情，并作出小组提案，提请主席团在大会上给《灯塔》平反。但文代会有规定，涉及作品平反问题，一律不在大会上解决，这再一次说明，不找系铃人解铃是太难了。

这年冬久鸣见冯定时，他已是近80高龄的老人了，冯老对久鸣很亲切，一再说他那次轻听人言，搞错了，很对不起。特别是由他夫人代笔的道歉信，使我们对冯老不仅感激，而且尊敬。他设想出好几种解决办法，“目的是向作者和作品赔礼道歉”，这种高尚风格使我们十分崇敬，至今难忘。

得到冯定这封信，有了开锁的钥匙，但锁是无形的，到哪里开，才能见效呢？我们再次找到吕骥，把冯定的信给他看，提出希望登报，可是找不到愿登的报纸。吕骥说：“去找《光明日报》文艺编辑部的杜惠商量一下。杜惠是诗人郭小川的夫人，当年延安的老同志。”和她电话联系以后，她要久鸣把《灯塔》唱给她听，她好知道歌曲有多长，占多大篇幅。于是久鸣小声把《灯塔》唱了一遍，唱完，听杜惠说：“这首歌啊，我唱过，你来吧，把冯定的信连同歌谱都带来。”

1980年1月15日，《光明日报》把我们给报社的信和冯定的信连同歌谱用《关于歌曲〈跟着共产党走〉》作标题，刊登在三版上。

《光明日报》发表这组稿件以后，等于是给《你是灯塔》禁唱30年的冤屈作了平反。紧接着1980年6月25日，中央电台广播电视节目报上预报，在《歌声中的回忆：你是灯塔》节目中，将邀请歌词作者、时任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管理局局长的沙洪，并邀请曲作者、时任河南音协副主席的王久鸣，介绍创作这首歌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1981年“七一”，建党60周年之际，中央电台再次播放《歌声中的回忆：你是灯塔》的节目；以后，中央以及不少省市的老战士合唱团演唱了《灯塔》；《解放军歌曲》的编辑若屏还将《灯塔》编为军乐曲。从此以后，这首深受群众喜爱的歌曲又在全国唱起来了。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1期 于梨华“冷冻”在台湾白色恐怖年代里　作者：古远清

白先勇在《流浪的中国人——台湾小说的放逐主题》中，称旅美作家於梨华为“没有根的一代”的代言人。她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充分体现了这位作家“觉得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是浪迹天涯”的这一创作特征。

其实，於梨华还是有根的。她原籍浙江省镇海县，于1931年11月28日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在抗战的动乱年代里，她随全家流浪，足迹遍及福建南平、湖南衡阳、广西柳州、四川成都、陕西宝鸡、河南洛阳、江苏南京……1947年底她因父亲派到台湾接收糖厂，因而离开故乡，告别了大陆。1949年她考入了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毕业后去美国攻读硕士学位，后用英文创作小说，但影响有限。1961年开始创作回忆敌伪时代浙东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梦回青河》，于次年回台湾时由《皇冠》杂志连载，单行本再版了6次，还被改编为电视剧播映，由此一举成名。那时她在台湾文坛的影响，有如电影明星李丽华在影坛。可她于1974年在台湾大地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考验》之后，突然销声匿迹了，即使有作品也改在香港出版。

为了使读者对这位曾是家喻户晓的作者有所了解和认识，在台北主编《书评书目》杂志的书评家隐地，在该刊1977年2月号（总第46期）上发表了一篇来自香港的稿件《於梨华的新书》，表面上介绍她由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出版的散文小说集《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的游记《谁在西双版纳》，实际上批评她不该讨好“新中国”，不应该把大陆知名作家冰心和普通劳动妇女写得那样富有精神和朝气——这与她过去写的生活在异国的寂寞女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更不应该去歌颂祖国大陆少数民族的新生。在这位作者看来，於梨华1975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回到阔别20多年的祖国大陆，1977年后又多次回国观光、学习、探亲，她显然受了大陆意识形态的影响了。不然，为什么会由此在创作中实现一次飞跃，贯穿着对美国幻灭、对台湾失望而对祖国大陆却多有认同的线索？

这篇香港来稿用心良苦，想把於梨华的创作近况告诉台湾读者又怕读者接受不了於著中的思想内容，因而在介绍新书时对於梨华的创作倾向进行委婉的批评。但即使这样，作为主编的隐地还是遭到横祸。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期间，所有介绍大陆的书籍尤其是称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大陆人民生活现状的书稿，均会落个“通匪”的罪名。为了防范出版社和编辑通过书稿宣传共产主义，国民党当局便由七个单位联合组成“书刊审查小组”，於梨华的《新中国女性及其他》、《谁在西双版纳》，便打入禁书之列，而作者於梨华也被“冷冻”起来：不论是赞扬她或批评她，台湾书刊不得再出现这位由台湾培养，去美国后竟胆敢“偷跑回”大陆采访和探亲的作家於梨华的名字。

这是来自高层的批示和决定，任何人不得违反。而《於梨华的新书》一文从标题到内容都在宣传於梨华，虽然也有批评但这毕竟犯了大忌。

幸好隐地在国民党军队的“警总”出版社编过为退伍军人服务的《青溪》杂志，他的老处长李世雄向上面担保隐地决无“通敌”之意，并给隐地下楼梯的办法：立即上街把散落在各书摊的该期杂志，逐一撕去那篇介绍於梨华新书的文章。隐地接到李世雄的电话后，马上和出版社员工跑到台北市书店最集中的重庆南路，和摊主讲清内情：“我是《书评书目》主编，里面有一篇文章出了问题，必须撕掉，才能继续销售……”隐地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地说：

“啊，这就是台湾的70年代，一个现在回想起来令人感觉滑稽突涕的年代，然而在当时那一刻，可一点也不滑稽，而是一个令人流泪的事件，幸亏有我的老处长帮我顶着，不然那种山雨欲来的阴沉空气，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恐怖的情况发生！啊，只不过登了一篇介绍於梨华的书评，提了於梨华的名字，如此而已。

要不是我在70年代活过，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也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时至今日，再怎么奇形怪状的事，在我看来都稀松平常。”（隐地：《涨潮日》）

这种“奇形怪状的事”，在“戒严”日子里真是多得数不清。比如旅居法国的学者、诗人胡品清女士，应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的邀请，1962年10月上旬来台出任文化大学法文研究所所长。台湾最大的文艺组织“中国文艺协会”，准备为她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可在文晓村等作家准备前往时，欢迎会被临时取消了。原因是胡女士一来台，就有人检举她在法国出版的法文本《中国当代新诗选》，收了毛泽东的《沁园春》。哪怕资深的张其昀以人格和生命担保胡品清的“忠贞”没有问题，还是遇到了麻烦。当然这种日子现已一去不复返了，胡品清以后受到很好的礼遇。於梨华的那本禁书《谁在西双版纳》也居然于1989年8月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再版。读者看了这本书的内容，不过是多增长了对中国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了解——即“稀松平常”而已。但那本《新中国的女性及其他》，不知何故在台湾官方“文建会”出版的厚达七巨册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中，始终未见到。

（现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1期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始末　作者：王俊彦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社团，先是由王光祁提议的。王光祁是四川温江县人，1914年到北京进入中国大学学习法律，1918年6月初毕业后担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北京记者。他联络同乡曾琦、周太玄等人，以“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为榜样，筹备组织少年中国学会，当时他们都没有名气，故请求李大钊参与发起。

王光祁介绍说：“盖以国中一切党系皆不足有为，过去人物又使人绝望，本会同人因欲集合全国青年，为中国创造新生命，为东亚开辟一新纪元，故少年中国学会者，中华民国青年活动之团体也。”

这正与李大钊的思想一致，李大钊愿意做这样的尝试，并介绍了在他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参加。在陈独秀的支持下，他与王光祁一同发起这个组织，两人商定，由王光祁任执行部主任，李大钊担任《少年中国》月刊的编辑主任。

1918年6月30日，一个朗日晴空的好日子，王光祁把李大钊请到北京顺治门外岳云别墅西边一个幽静的小院。在一间大屋子里，李大钊抬头一看有20多个年轻人，王光祁热情地向大家介绍说：“诸位，这位就是京师鼎鼎大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先生，我特别邀请他参加我们的会议，做我们的顾问！”

众人立刻热烈鼓掌表示欢迎，李大钊满面笑容表示感谢，然后关切地问道：“你们学会的宗旨是什么？”

王光祁说：“振作精神，研究真实学说，转移末世风气……”

曾琦站起身来振振有词地发表意见说：“为了贯彻学会宗旨，应该确定‘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八字方针。”

陈澈补充道：“少年中国学会为进步的，非保守的；为创造的，非因袭的；在末世国家中为少年的，非老大的也。”

张尚龄和雷宝箐等人介绍说，这个学会定名“少年中国”之目的，是学习19世纪欧洲人为建设“少年意大利”、“少年德意志”而创建“少年意大利党”、“少年德意志党”的经验，来建造一个“少年中国”。

李大钊仔细听取了大家的介绍，亲切地环视众人一周，热情地发表意见说：“我听了你们的高谈阔论，很高兴，也很激动。”“不过，我有一个建议，你们在宗旨里提出了‘转移末世风气’的意见，我非常赞成，我们就是要把中国改造成新生的世界，年轻的世界，充满着蓬勃向上精神的世界，也就是具有少年精神的少年中国！”

众人对此完全赞成，又是一片欢呼声，李大钊将大手一挥，画龙点睛道：“我建议，我们这个学会的宗旨是：本着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李大钊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比较复杂，大致有三种人：第一种是爱国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蔡和森、李达、高君宇和毛泽东等；第二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国家主义者，代表人物是曾琦、李璜和左舜生等人；第三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无政府主义者，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国家主义，代表人物是王光祁。

在李大钊、邓中夏、王光祁和毛泽东的积极推动下，少年中国学会于1919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在中华大地上得到很大发展，总会设立在北京，在南京和成都设立了分会，会员很快发展到108人，遍及全国各地，遥远的欧洲也有分会组织，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例会，造成一定的声势。

少年中国学会的迅速发展，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作用，也从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革命家，成为“五四”时期社会团体中历史最悠久、参加人数最多、分布最广泛的一个进步团体，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很大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9月16日，觉悟社在天津诞生，周恩来在会上提议：邀请北京的李大钊等人到天津发表演讲，灌输新思潮，以便使天津的爱国运动得到更大发展。周恩来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李大钊便在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赶到天津，以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第一人的身份做学术讲演，希望天津青年发扬在五四运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精神，在全国起带头作用。

周恩来看到现在全国组织虽然很多，但是思想比较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共同目标而奋斗。

周恩来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四个字。他认为此事关系重大，有必要征求李大钊的意见。

李大钊热情地接待了周恩来一行12人，对周恩来和觉悟社的新想法给予大力支持，开了一个包括少年中国学会、人道社、曙光社、青年互助团在内的进步社团名单，建议用觉悟社的名义发出邀请，举行一次座谈会，开会的地点定在陶然亭。

1920年8月16日上午9时整，23个代表环亭而坐，品茗畅叙。与会者一致推举从南洋宣传救国回来不久的刘清扬主持会议。刘清扬在天津青年中具有很高声望。刘清扬宣布茶话会开始，说明这次会议的宗旨是向李大钊请教，引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先由邓文淑（邓颖超）报告觉悟社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再由周恩来介绍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他英气勃勃地说：“我们青年不仅要联合起来，而且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工农运动，这对青年运动的最终成败，起着关键作用。”

邓中夏代表少年中国学会介绍该会在国内外的活动和取得的业绩。当时学会的总部设在北京，南京和成都及巴黎都有分会，出版的《少年中国》有较大影响。

接着，其他团体的代表也相继发言。

最后，刘清扬请李大钊发言。

李大钊像谈家常似的，对到会的革命青年提出恳切的希望：“今天，五个社团进行了改造联合，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我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才能团结一致；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态，对外又不足以与人为联合之行动。”

李大钊虽然没有讲出“主义”的内涵，但是，从他的一贯主张和邓中夏的介绍，与会者都明白。李大钊讲的一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即共产主义，因而都以信任和敬佩的目光望着李大钊。

李大钊对大家说：“所谓联合，首先是要联合在赤旗下；其次，联合的目的是为了劳工解放，也就是要工人、农民当家作主！为达此目的，我恳切地希望，大家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命运、共呼吸，了解他们，启发他们，依靠他们。因为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

8月18日上午，李大钊又热情地把上述五个团体的代表，请到沙滩红楼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处，召开联络筹备会议，鼓励他们带头实现大联合。经过热烈讨论，五个团体当即决定，合组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

为了实施有效的联合，李大钊推动“改造联合”制定具体的《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言和约章都由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负责起草，各团体随后讨论通过。

李大钊制定的这两个文件，号召集合在“改造联合”赤旗下的青年，必须以互爱互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同时具体落实到民间去的口号。对于到民间去做什么事情，明确规定进行“社会实况之调查”，开展“农工组织之运动”，进行“妇女独立之促进”；还提出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共同实行社会改造。总之，要“切切实实做点事”。

8月19日，少年中国学会召开茶话会，邓中夏报告了与觉悟社等五团体联合成立“改造联合”组织的经过，李大钊出席会议并提出“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动员会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

会后，李大钊让邓中夏把会议情况告诉了作为少年中国学会重要成员的毛泽东，对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反对谭延和赵恒惕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李大钊还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在实现民众的大联合这一点上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然后写文章强调指出：“无论何人，应该认识民众势力的伟大；在民众本身，尤应自觉其权威而毅然张用之！”李大钊深信，“只有民众才是永久胜利者。”

然而，左中右三类知识分子在创造“少年中国”这样一个抽象的宗旨下，虽然也曾暂时相处在一个学会中，但是随着时代车轮的向前运转，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分歧和争论。

1921年2月19日，李大钊召集在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成员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开会，再次讨论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决定“邀请深知社会主义者到会演讲，以备吾人参考”。

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少年中国学会要在南京召开大型例会，李大钊预感到随着时代飞速向前，昔日这群“有志青年”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分化。

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发生一定影响的组织发生分化甚至解体，抱有极其复杂的心情。

李大钊邀请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的成员，讨论出席即将召开的该会南京例会的方策，由于李大钊等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北京的多数会员都主张少年中国学会“有采用一种主义的必要，而且不可不为社会主义”。

李大钊把出席南京会议的代表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沈泽民等人请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商量对策。众人认为，在这次大型例会上，曾琦、李璜、左舜生等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必然要大肆兜售他们的反动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与他们展开一场极其激烈的斗争，为此，他们请李大钊作指示。

面临少年中国学会即将分裂的局面，李大钊非常不安，尽管他深知分裂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分裂要比勉强地凑合在一起要好一些。他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高度原则性指出：“你们这次去南京参加例会，一定要遵循这样一个原则：要诱导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但不要强加于人。

邓中夏也感到他们的这次南京之行任务十分艰巨，与右翼分子发生争论已不可避免，忧心忡忡地请示道：“李主任，一旦发生严重分歧怎么办？”

李大钊胸有成竹地回答：“一是旗帜鲜明，二是与人为善。从现在起，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建立这样的思想：在中国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参加。在任何时候，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要做无兵之帅！”

邓中夏心里有了底，信心十足地登上前往南京的征程。

在少年中国学会规模最大的南京例会上，围绕要不要马克思主义问题，三种政治力量发生激烈争论。

会议一开始，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右翼分子凭着人多势众，一唱一和，打着不谈主义、不从事政治活动的幌子，反对少年中国学会接受马克思主义，强硬地坚持要走所谓国家主义的道路。

对此，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和沈泽民等人，遵照李大钊的指示，主张少年中国学会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

王光祁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处于上述两派之间采取中间态度，主张少年中国学会要走搞学术研究之路，不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可以不确定信仰什么主义；还有的人主张不急于确定信仰什么主义，看局势发展变化情况，慢慢研究后再说。

三种力量展开激烈的争论，互不相让，争吵不休，不欢而散。到1925年底，中国少年学会停止活动，三种政治力量很快向三种方向发展：

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更紧密地团结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周围，进一步接受唯物史观，在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昂首前进，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为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

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顽固地坚持国家主义立场，在反革命的道路上越陷越深，成为民族的罪人。

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发起人的王光祁，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斗争中，无法在中国立足，跑到德国留学去了，最终走上“音乐救国”的道路。他写了一首诗来抒发他的心情：

处事治心惟礼乐，

中华民族旧文明。

而今举世方酣睡，

独上昆仑发巨声。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11期 太原审判日本战犯　作者：马　明

1956年6月10日至20日，我作为在太原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宣传组负责人和新华社记者，参加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审判日本战犯的新闻报道工作，有幸目睹耳闻了这次审判战争犯罪分子的全部过程。

6月10日至11日审判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的9名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设在原海子边人民大礼堂，在庄严肃穆的大厅中，旁听的有几百人，座无虚席。审判长朱耀堂宣布开庭，首先审判犯有侵略战争罪和特务间谍罪的富永顺太郎，由国家公诉人控诉了他所犯的罪行，来自各地的6名知情证人揭露了该犯自1933年起在中国犯下的种种罪行。经法庭两天审理后确认：被告人富永顺太郎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犯有参与策划和推行各种警务、特务措施，组织领导特务间谍活动，建立傀儡伪政权，抓捕、刑讯和残害中国人民等罪行；在日本投降后，又犯有继续潜伏中国，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阴谋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等罪行。

法庭判处他有期徒刑20年。富永顺太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说：“审判是实事求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我只有低头向中国人民认罪，反省我的罪恶。”

6月12日至20日，特别军事法庭依照审讯程序，对犯有侵华战争罪的前日本军政人员城野宏等8名战犯，逐个进行了审理。闻讯赶来出庭作证的有死难者亲属、受害者和见证人，审理后法庭认定：这些被告分别以日本军政官吏等各种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都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战犯。日本投降后，他们又犯有在中国领土内组织前日本军人“残留”山西，参加了阎锡山反革命军队，反对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并妄图寻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这些战犯多数是曾驻扎在山西各地的前日本陆军指挥官，有的是命令或指挥所属部队残杀和平居民，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有的是命令所属部队或亲自俘虏、杀害我抗日军政人员；有的参与了把我被俘人员当作日军新兵“试胆锻炼”的活人靶杀害的罪恶活动；有的命令部队烧毁和平居民的房屋，大量抢劫、掠夺和平居民的粮食财物。。

这次法庭审理的众多案例中，留藏在我记忆里的、至今仍未消失的有四件。一是城野宏为他的严重罪行狡辩受到严厉反驳。1944年至1945年，该犯担任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和山西保安队指挥官时，被证实犯有策划、指挥日军三次“扫荡”晋中各县，大肆掠夺粮食财物的罪行。但是，他为开脱罪责，只承认一次是由他策划、指挥的。审判员立即传出曾任日伪山西保安队副司令的赵瑞出庭作证，赵瑞反驳说：“每次‘扫荡’都是先由他和日军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研究决定后才告知我，并一同率领部队去执行的。”二是60多岁的受害人党翠娥痛斥永富博之。她说：“1943年农历九月九日，永富博之带领驻在沁源县的日伪情报处工作队窜到俺自强村‘扫荡’，用手推脚踢把12个妇女、儿童赶进一孔窑洞里，点燃柴草烧了两次，又用大石板盖住洞口，烧死八人，内有我的三个儿女、两个侄女和两个邻居老人，我的丈夫被气死。我是哥哥把我救出来才死里逃生的。”她揪人心肺的哭诉声，震撼着审判大厅，激起人们对战犯的愤恨。永富博之在众目睽睽之下，立即跪在地上，叩头谢罪。三是受害者要求严惩菊地修一。张金旺手指着被告控诉道：“1944年10月9日，你指挥日军把我和俺村的11个农民，先用刺刀捅，然后扔进一个深井活埋了。只我一个人被抢救出来，左腿、耳朵都受重伤，你看，把我害成终生残废！”菊地修一低下头，连声说：“我谢罪，请严惩我吧！”四是大野泰治供认他亲自审讯并建议杀害抗日英雄赵一曼的罪行。该犯原是“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外事股长。在审判员的提问下，他说：“赵一曼在胳膊、腿负伤后被俘，我拿鞭子抽打她的伤口，逼问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情况。她被关押在哈尔滨警务厅拘留所地下室时，我还用木棒打她的胳膊，捅她的腿。”他供认给他的直属上司特务科长山浦清人写报告，建议：“要尽量利用这个女人，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不行就把她杀害。”

特别军事法庭经过9天的审讯、评议，根据这些被告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对8名日本战犯作出了严正而又宽大的判决，徒刑年限分别为：城野宏18年，相乐圭二15年，菊地修一、永富博之、大野泰治各13年，住罔义一、笠实各11年，神野久吉8年。

这次审判，不禁使我联想起建国前，阎锡山在太原导演的那幕所谓“审判日本战犯”的丑剧。

那是1946年11月，阎锡山为了掩盖世人耳目，成立了太原绥靖公署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名义上是逮捕了14名日本战犯，实则让这些人住在教场巷工程街，住房讲究，待遇优厚，还能自由出入。后来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庭成立不久，便于11月7日下午，利用太原地方法院地址开庭审判。这次审理的16起案件，只判处了几个被告就草草收场，而沾满我国人民鲜血的战犯，却被阎锡山暗中包庇下来，特别是对澄睐四郎（曾任驻山西的日军总司令，他曾下令向中国军民施放毒气）、三浦三郎和山岗道武等四名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不但免予起诉，还擅自将他们送回日本，后来，让他们返回山西又加以重用，担任了阎锡山的高级顾问和教官。阎锡山之所以“假审判、真保护”，优待日本战犯和利用残留的日本军人，目的是夺取抗战胜利成果，维护其没落的反动统治。

由此不难看出，与国民党根本不同的是，新中国诞生后对日本战犯所进行的审判，才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审判。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1年第11期 玄奘顶骨舍利下落之谜　作者：凌　远

玄奘法师的顶骨舍利，是佛教界至尊无上的佛宝。玄奘生前并没有东渡扶桑，为什么在日本有他的顶骨舍利？玄奘生前没有跨过海峡，为什么在祖国台湾也有他的顶骨舍利？顶骨舍利到底分布在哪几个地方？

笔者曾走访海峡两岸的神州各地及日本的本州岛，寻访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的下落，从而解开了这一个个的谜。

1人们知道玄奘法师，多半源自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那个动不动给爱憎分明的孙悟空上紧箍咒的，就是分不清是非的唐僧。虽然同属于艺术形象，孙悟空是个作家想像的神话英雄，而唐僧却是个非虚构的历史人物，只是真正的玄奘法师远比吴承恩笔下的唐僧伟大得多。

笔者曾寻访过河南洛阳的“玄奘故里”。 玄奘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洛州缑氏陈河村，即今偃师县缑氏镇境内。他的原名陈韦，法名三藏，唐僧是他的俗称。玄奘高祖陈湛，北魏清河太守；曾祖陈钦，北魏上党太守、征东将军，爵封南阳郡开国公；祖父陈康，北齐国子博士，又任礼部侍郎，食邑河南，始定居于洛州缑氏。父陈惠，曾任江陵县令，母宋氏，隋洛州长史宋钦之女。陈惠夫妇生有四子一女，玄奘在诸子中排行第四。玄奘5岁亡母，10岁丧父，11岁随二哥长捷到净土寺念佛，13岁在大理寺破格剃度为沙弥僧，从此矢志不渝，弘扬佛法。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元年（公元627年）28岁的玄奘开始“西天取经”的壮举。他以十年艰辛九死一生，跋涉五万公里，终于到达印度最有声望的那烂陀寺求学。五印度各邦国的盟主戒日王阅读了玄奘用梵文写的论文《制恶见论》1600页，实为折服，特意为玄奘在曲女城举办全印度佛学辩论大会，与会者王公贵族和各派高僧主讲佛法，都是博古通经的各派学术精英。玄奘不过是个中国留学僧，却独踞高坛主讲《大乘论》18天，雄辩滔滔，始终没人敢出场和他辩论。

公元642年6月，玄奘谢绝戒日王的再三挽留，东行回国。玄奘取经之初，唐王朝刚立国不久，西北突厥强大，边关封锁极严，玄奘在凉州曾遭到官府的通缉。而15年后唐王朝的“贞观之治”，使国力日强。唐太宗李世民收到玄奘回国的表文后欣喜异常，当即派人到于阗迎接慰劳。3年后，玄奘带着675部经卷回到长安，他还带来金檀佛像7尊、佛舍利（即佛骨）150粒，长安万人空巷热烈欢迎，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当玄奘赴洛阳谒唐太宗于洛阳宫仪鸾殿后，给唐太宗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太宗思贤若渴，劝玄奘还俗辅政，可以委重任。玄奘不愿做官，表示将余生致力于佛经翻译，望朝廷给予资助。唐太宗一口答应，请玄奘栖居长安弘福寺译经。此后，玄奘埋首译经19年，译出经论75部，1335卷。他把《老子》这部中国哲学名著译成梵文传给印度，并把印度失传的佛典《大乘起信论》从中文还译为梵文，保存了印度古代佛教典籍。玄奘翻译的经文达1300多万字，数量与质量都前无古人。

2唐高宗永徽三年（公元652年），玄奘为贮藏“西天取经”带回的佛经和佛像，免遭风雨侵蚀及火灾等意外，经朝廷批准，在长安慈恩寺西院建造佛塔。此塔五层全用砖石造成，高180尺，建塔时玄奘“亲负篑畚，担运砖石”，这就是闻名至今的西安大雁塔。

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五日夜半，玄奘圆寂于长安玉华寺，一脸安详，神态自若，享年65岁。唐高宗闻讯悲痛万分，长叹曰：“朕失国宝矣！”高宗下令为玄奘举行国葬。有上百万人参加了隆重的葬礼。玄奘先被安葬在长安东南白鹿原，次年又迁葬于樊川北原，建塔安奉，由唐肃宗题塔额“兴教”，即今兴教寺。

玄奘遗骨在战乱中几经辗转，迁藏至终南山紫阁寺。330多年后，宋太祖端拱元年，紫阁寺毁于战火。一位来自金陵（即南京）天禧寺的住持可政法师来此朝拜终南山，眼见寺颓塔倾，不免伤感，但在危塔内发现玄奘顶骨，顿时喜出望外。他不远千里，将其背迎至金陵天禧寺，于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建塔奉安。

从此，玄奘顶骨与南京便结了缘。明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由守仁和尚迁藏于天禧寺之南岗三藏塔。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天禧寺遭遇火灾，明成祖在原址修建了大报恩寺，在寺内继续供奉玄奘顶骨。清代末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入南京，大报恩寺难逃一劫，自此玄奘顶骨在南京“失踪”。南京博物院将大报恩寺拱门碎片拼接复原，足以想见当年的辉煌规模。

约过了一百年，1943年2月，侵华日军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施工，兴建神社，意外地发掘出玄奘顶骨舍利的石函，还有众多佛像、佛器和珠宝。负责施工的日军部队长高森隆介，是个信佛的人，当即意识到发现了佛宝，便封锁现场，赶走施工的中国劳工，让日军士兵进行了地毯式的梳理，收获颇丰。高森向上级汇报，引起了高度重视。

基于佛教在日本地位崇高，日方想把挖出的玄奘顶骨舍利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秘密运回日本。消息传出，举世皆惊，舆论大哗。迫于中国各界人士的抗议之声，汪伪政府“外交部长”兼“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褚民谊硬着头皮，和日本外相重光葵数度交涉，说明这件事影响重大，日方终于改变了独吞顶骨舍利和文物的初衷，决定将玄奘大师顶骨舍利分成六份，分别置于日本和中国的南京、广州、天津、成都、北平。

1943年2月23日，试图树立“舆论形象”的日本方面，在原发掘的现场，由日军高森部队长将出土遗物移交汪伪政府，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作为代表接收。移交文物包括约二寸宽四寸长的顶骨舍利、纳骨小龛、金质佛像以及银锡制箱、石龛、黄铜佛器、瓷器、玉饰珠宝、古钱等，分装在10个盒子里。汪伪政府将其陈列在博物馆内二楼，并由汪伪文物保管委员会作出一份“发掘的研究报告”。

玄奘法师名扬中外，日伪当然深知其顶骨舍利的无价之尊，经过紧张筹划，遂决定将玄奘顶骨舍利及石函重新安葬，以此捞取资本，为士气低落的汪伪政权造声势。南京安葬地点初定于南门外的普德寺，后改在玄武湖畔的九华山，即古时的覆舟山上。在山顶，仿西安兴教寺玄奘塔的格局，建造了五层青砖的阁楼式砖塔。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重光葵与大汉奸褚民谊联名募捐，招摇惑众，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

侵华日军运回国内的另一部分玄奘顶骨舍利，则供奉于日本琦玉县慈恩寺，后分灵于奈良市药师寺。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有不可分割的渊源，慈恩寺和药师寺因为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稀世佛宝使之增光添彩，也就成为日本佛教界的圣地，引来无数信徒顶礼膜拜。

在日本琦玉县慈恩寺，建有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的玄奘塔，塔旁竖有玄奘取经的铜像，四周长满绿色植被，一片郁郁葱葱。听说我们来自南京，慈恩寺的住持法师大岛的感情显然是复杂的。但玄奘顶骨舍利来自南京，毕竟是不争的事实，他还是同意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话题是围绕玄奘顶骨与慈恩寺的关系展开的。大岛法师说：“昭和七年（即公元1942年）的时候，在南京城外偶然地发现了唐僧的顶骨，然后，当时因为是战争年代，把唐僧的顶骨送到东京。昭和十九年（即公元1944年），正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东京遭到空袭，为了保护顶骨，就从东京挪到相对偏远的乡下的慈恩寺来。”

没有理由让慈恩寺法师承担过去，大岛作为日本佛教徒以玄奘法师顶骨为荣，也可以理解。我面对侃侃而谈的大岛法师，想到玄奘在日本受到的尊敬和爱戴，也想到另一种可能，如果这份顶骨舍利是在和平时期由中国赠送给日本的话，玄奘有知当更加欣慰了。

至于留在南京的玄奘顶骨舍利，又被分成两份。除一部分藏于玄武湖畔的九华山顶端的三藏塔外，另一部分先供奉于毗卢寺，后移放栖霞寺，1968年“文化大革命”时，玄奘舍利由市文管会代为保存，直到南京灵骨寺重新整修后，于1973年移至灵骨寺，供奉在玄奘纪念堂。

此外的玄奘顶骨分灵舍利，结局各不相同。天津大悲院的一份，于1955年由中国政府送给印度政府，供奉在玄奘留学过的烂陀寺。北平广济寺的一份和广州六榕寺的一份，毁于“文革”动乱之中。成都文殊院的一份，在特殊年代受到特殊对待，幸而躲过了劫难。

3风光秀丽的日月潭，宏伟的玄奘寺，为什么也供奉着一份玄奘顶骨分灵舍利？

原来，早在抗战胜利后，中国佛教界就希望日本返还玄奘顶骨舍利。1955年11月，在台湾佛教界的强烈要求之下，日本将保存的玄奘顶骨舍利分出小部分归还，成为台湾佛教界的盛事。

1955年11月25日，当台湾僧人将玄奘顶骨舍利从日本迎回台湾时，出现台北万人夹道欢迎的盛况。台湾的佛门源于大陆故土，自佛门高僧白圣法师起，菩提的根便由祖国大陆而来。尊崇和弘扬玄奘法师的道德风范，是两岸佛门同出一家的自然抉择，也是台湾民众的殷切向往。

然而，迎回的玄奘顶骨舍利安放何处，台湾官方却颇有争议，费了些周折。出于对玄奘的敬重，也出于各地借此扬名的考虑，台湾各地掀起了一场“舍利争夺战”，争相要求供奉。据说最后还是经蒋介石亲自拍板，在日月潭边建寺奉安。

在日月潭畔供奉玄奘顶骨舍利的玄奘寺门前有一组巨型壁画，是一幅以祖国大地为背景的西游大地图，图中的玄奘法师登麻鞋，着短衣，风尘仆仆地穿行在千里取经途中。壁画两边有一副醒目对联，上联是：“万古仰完人大唐声威扬异域”，下联是“千秋传绝学丰盛文物震全球”。巨幅壁画左右两侧，还各有一只巨大白色石象，这是当年印度诸王赠给玄奘驮经回归祖国的白象造型。

主体大殿为二层楼建筑。殿堂内居中供奉的玄奘雕像，神清气定，目光前视。塑像上方有一匾，大书“国之瑰宝”。

时隔40多年之后，创立于1997年的台湾新竹玄奘大学，想从南京迎回一份玄奘顶骨舍利来校供奉，作为立校之本，激励师生秉承玄奘大师舍身求法的治学精神。

身为台湾玄奘大学董事长的了中长老着手此事，由于海峡两岸佛门密不可分，而佛门弟子崇敬的玄奘顶骨舍利的主体部分又在大陆，祖国大陆佛教界满足了玄奘大学的愿望，决定将南京灵谷寺供奉的玄奘顶骨舍利佛宝分灵到台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玄奘法师的毅力和学识，是两岸共有的财富。

1998年9月29日，在隆重纪念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之时，庞大的台湾佛教界迎请团来到南京灵谷寺，恭迎玄奘顶骨分灵舍利。迎请团名誉团长是德高望重的悟明长老，团长是了中长老，有200位僧人参加。铭山长老、真慈法师等大陆高僧出面欢迎，悟明长老、了中长老等台湾高僧都来自大陆，恭迎玄奘顶骨分灵舍利赴台供奉也是回故乡迎亲。

海峡两岸高僧相聚，举行了隆重的恭迎舍利大法会。新竹玄奘大学董事长了中长老代表台湾佛教界人士发言。他激动地说：“这一份佛教的同道的友谊，这一份中华民族的感情，像山高，像水长，远久不断！”

1998年10月2日，南京分灵的玄奘顶骨舍利乘专机飞越海峡，抵达台北桃园机场。为保证佛宝一路平安，大陆佛教界组成几十人的护送团护送到台湾，也为佛宝送行。两岸佛门高僧弟子汇集，护送队伍十分壮观。

玄奘顶骨分灵舍利的供奉，给新竹玄奘大学的师生树立了人生的榜样。玄奘大学校长向福田教授说：“这个学校精神的目标，不可否认的，是朝向玄奘大师那种坚忍不拔的意志。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我们的精神领导是玄奘大师，他坚忍不拔，才完成一般人所不能完成的使命。”

从此，台湾有了两份同是佛教至宝的玄奘顶骨舍利，一份来自日本，一份来自祖国大陆，但它们都出自南京。宋代可政和尚把玄奘顶骨舍利背回金陵，支撑他的是对玄奘的敬重；而在近千年之后，台湾迎请玄奘顶骨分灵舍利，也是出于对玄奘的挚爱。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1年第12期 八大政治路线确立过程中的刘少奇　作者：王双梅

八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之一。它在中国人民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制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政治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一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而刘少奇作为当时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负责人，对这条路线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初的思想是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召开八大的决议后，准备召开八大成为中央政治局议事日程上的重要问题。12月5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计122人参加的座谈会，布置召开八大的筹备事宜。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主席谈话时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

这一思想，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精神相一致，也同当时全国以促进农业合作化发展为龙头，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气氛相一致。

1955年春，许多农村地区发生粮食紧张，毛泽东决定，加快农村合作化步伐以尽快解决大规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个体小农经济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5月中旬，毛泽东首先改变年初他曾同意、并由刘少奇具体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的“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合作化发展方针。7月31日，他在全国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系统批判以邓子恢领导的农村工作部为代表的所谓右倾保守观点。

10月，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七届六中全会，把党内对合作化发展速度上存在的意见分歧，上升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从而使党内“左”倾冒进的空气急剧升温。12月25日出版的，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使全国农村党组织和广大的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空前地高涨起来。限制合作化运动的网罗被冲决了，在两个月的时间中全国各省就成立了几十万个合作社。”

11月下旬，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进一步指出：“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他修改了以前关于15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设想，提出“少则5年，多则7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工业、重工业、轻工业，都加速一点发展”。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各级领导同志生怕自己成为犯右倾保守错误的“小脚女人”，互相赶超，使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呼啸而来，并带动工农业生产的计划和指标也不断刷新。原定粮食产量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末达到6千亿斤的指标，在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的“十七条”中修改为9千亿斤，很快又在“四十条”中增加为1万亿斤。远景规划指标的压力又使1956年的预算指标不断加大，基建投资从112多亿元，增加为200多亿元。

12月5日，刘少奇传达的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正是毛泽东这一时期思想的反映。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按照这一基调召开八大，那八大一定会开成一个头脑发热和鼓虚劲的会议，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高潮就很可能提前在1957年出现。

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的转变经过

1955年10月，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对自己没有大力提倡组织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的刘少奇，12月25日传达毛泽东反右倾保守的讲话结束时，即向中央和国务院各部打招呼，说为了准备八大政治报告，最近要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谈，请他们准备。7日，这一工作便开始。每天下午从两点或两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七八点，有一天在听取商业部汇报时，竟持续到深夜一点多。

那么，八大的指导思想为什么会从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而转变到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思想？这是当时国内外形势综合发展的结果，同毛泽东的思想转变有关，同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周恩来、陈云等的努力有关，同刘少奇的努力更是密切相关。其中由刘少奇率先开始而引发的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调查研究，是实现这一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结束时指出，讲到促进，反右倾保守，同时也要注意一点，讲话的同志也有的讲到，就是不要搞那么一些没有根据的行不通的事情。右倾是必须反的。但是现在看起来，相当有一点盲目性，敲锣打鼓，脑筋有点发热。他强调：“各部门搞指标计划，要放在可行的基础之上。本来作得到的，本来应该办的不去办，这就叫右倾保守；没有充分根据的，行不通的也去办，那就是叫做盲目性，叫做‘左’倾冒险。我想，全党在目前这个时候恐怕也还不是一个主要的倾向，但是已经可以看出这么一种倾向。”“有一些同志是头脑不那么清醒了，不敢于说实事求是。”

毛泽东这段讲话中所反映的两点论思想，为中央领导集体制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发展空间。

周恩来在1月30日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和2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着重强调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主持对某些严重脱离实际的经济指标进行压缩。

到2月中旬，刘少奇已听了国务院30个部门的汇报。他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要点大部分由国务院办公室整理出来及时分送中央各负责同志。调查开始时，刘少奇虽也是宣传反右倾保守的，也曾认为每年财政结余20多亿元，可以多搞一些项目。但到了2月间，他感觉到了已经出现的冒进倾向，2月17日回答交通部领导人提出的问题时则指出：“现在有些人脑子热了，提的太高了，而目前又没有条件做到，急躁冒进也要防止。”3月8日，刘少奇在听取文化部的汇报时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是促退。应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物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瓜不熟，要摘，是主观主义。目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都有。他耽心全国几十万个基层组织，出一个毛病，就是大毛病，偏了不好，要注意各种问题，不要不顾条件到处搬用。

在4月初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刘少奇发言指出：领导人的责任是力求使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不至于变成全国性的、长期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

4月以后，随着基本建设急于求成，造成各种物资严重不足的后果凸现，引起全国紧张的连锁反应，使刘少奇深深认识到，由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带动发展起来的经济建设中的盲目性，尤其是各级领导同志思想方法上存在的片面性，已不是修改和降低一些计划指标所能纠正的，必须把反冒进从单纯压缩基建指标上升到端正党的指导思想路线的层面上来。

这时，党内民主生活中出现有利形势，使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制定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有了可能。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后，在国际共运中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成为各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主流，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在3月中旬和4月初召开的讨论苏共二十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党的领导集体也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在党内造成了加强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氛围。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得知刘少奇搞调查研究后，于2月14日开始听取国务院各口的汇报。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对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沿海和内地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学习苏联经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思想逐步趋于实际。正是在这些认识基础上，产生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最重要代表作《论十大关系》。

然而，人的思想认识发展是一个非常曲折复杂的过程。就在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同时，当他听到参加会议的有些省市负责人反映，今年增产大有希望，现在大搞基本建设的风气已经过去的情况后，他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1956年预算追加基建投资20亿元的建议。由于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反对，毛泽东的建议没有被通过。

5月2日，毛泽东离京到广州继续调查研究，直到6月4日返京。在此期间，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回忆：“5月，中央开会，讨论为6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起草文件，主要是预算报告问题。就是这次会议，决定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要求中央宣传部就反对‘两个主义’问题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胡乔木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说：“大约在5月下旬，由少奇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制止急躁冒进，通告各部委各省市区压缩基建规模，该下马的立即下马。并由少奇同志提出要中宣部根据这次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6月1日，陆定一在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会上指出：“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6月3日，由财政部起草、提交政治局讨论的预算报告初稿，已根据5月中央会议精神写上了这一方针。

这些事实说明，至少在5月下旬，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思想路线，已在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6月4日和6月10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具体贯彻和完善这一方针，调整压缩1956年度的预算计划，为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准备。

6月16日，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后，《人民日报》发表《读一九五六年的国家预算》社论，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

6月2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由中宣部按照刘少奇指示起草、由刘少奇和胡乔木进一步修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这篇社论通篇贯穿了刘少奇在1956年上半年，对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考，特别是把这些问题提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来克服各级干部思想方法中的片面性的高度。

这一系列措施加大了反冒进的力度，遏制了1955年下半年反右倾保守以来在全国形成发展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党的思想路线重新回复到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轨道上来。

八大正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召开的。毛泽东当时虽然不赞成反冒进方针，但他服从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意见。

建国后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八大路线的核心，是正确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刘少奇对这条路线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5年年中开始的全国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对于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保障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已经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阶级斗争究竟处于什么态势，党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实际上存在一些分歧。

可以说，刘少奇对建国以来工作的指导，基本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在1949年8月28日，他在访苏回国途经沈阳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出了至今仍然脍炙人口的一段话：“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1951年7月，他在著名的春藕斋讲话提纲中，又明确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52年8月26日，他在五反运动基本结束时所作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大的运动今后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我们国家建设的两项主要工作，一项是经济建设，一项是文化建设，这两项工作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中心任务。”

1955年6月，正当毛泽东发动对“胡风集团”展开激烈斗争之时，刘少奇在召开有关会议集中研究胡风问题后，于6月16日给全国各省市发出电报，要求将中央5月12日和6月3日关于揭露、处理胡风集团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不要转发至地、市委，希望将这一斗争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1956年2月12日，广东省委给中央发来对当前镇压反革命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在全省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下，认为反革命愈抓愈多的认识不符合事实，今年可以不必再发动全省规模的搜捕行动。刘少奇收到这一报告后，批示：请主席、周、陈、彭真阅后发。毛泽东认真研究这一报告，感到了形势的变化。他修改以前准备在1955、1956的两年时间内，进行比较集中的揭露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计划，在这一报告上批示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公安部门应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订计划。

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通过了批转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的三个文件，及时修订在1955年肃反斗争高潮时制订的有关条文，使全国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八大政治路线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制订的。

1956年7月13日，刘少奇在接见罗马尼亚大使布洛尤的谈话中，进一步分析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

“在中国，最激烈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中国人民进行了上百年的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集团的斗争，……现在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在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以说，在我国，我们已在阶级斗争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资本家、地主、富农都将进入社会主义。他们要进行破坏是很困难的，因为周围的人都看着他们。有些不满意的情况是可能的，正当的要求可以解决，如工资问题、居住条件、言论自由等。”

这时正值八大召开前夕，刘少奇的谈话反映了他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刘少奇的《目前形势和我们党的基本任务》这篇手稿。

刘少奇的这篇手稿，写于1956年7月下旬至8月8日之间，是对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的修改意见。

手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从1955年下半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高潮以来，到现在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在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由此他明确提出：

“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在两次伟大革命胜利之后所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生产力，特别是要很好地利用业已组织起来、勤劳勇敢的六亿中国人民的努力，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来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以便迅速克服我国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使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

这里就提出了八大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重大战略选择，八大政治报告通篇都贯穿着这一精神。正如邓小平在8月3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所讲的：“这次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少奇同志报告的中心问题是国家建设。”

可惜，刘少奇这段比较精彩的话，在8月底的修改中被删去了。“中心任务”在正式报告中修改为“现时任务”，“使国家和人民都富裕起来”的奋斗目标代之以“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基本思想没有大的变化，但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却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可变性。

同突出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刘少奇还同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新党章一样，把党在建国初期提出的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刘少奇对这一提法反复修改，删掉又加上，显然经过了一番考虑。这实际上对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有所发展，把它从摆脱贫困应具备的“条件”上升为国家工业化的具体奋斗目标，反映了中共在探索“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备受攻击的那个表述其实与刘少奇无干

众所周知，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有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表述。“文革”中这一表述受到最猛烈的攻击，被说成是刘少奇背着毛泽东塞进的私货。其实从现存的政治报告决议草稿看，这一段话同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完全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进行的。据中央工作大事记记载，八大会议在9月15日开始后，9月19、20日，毛泽东连续两天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9月21日，毛泽东即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的修改问题”。9月22日，毛泽东两次约陈伯达和胡乔木谈话。在此基础上，24日完成了《决议》的第二稿，这一稿经毛泽东批示后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这天晚上，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即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在广泛吸收代表意见的基础上，27日凌晨两点完成了决议的第三稿，毛泽东批示胡乔木“照此付印，付翻译。”

从现有的材料看，这三个决议草稿中均没有刘少奇修改的痕迹。当然在讨论中，刘少奇发表了意见。据李雪峰在《关于党的八大召开前后的历史片断回忆》一文中说，刘少奇在讨论会上提出了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思想同他修改手稿中提出的“中心任务”的思想一致。

至于把矛盾的实质归结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在27日毛泽东批示的决议文稿中确实没有。据胡乔木在《我所知道的田家英》一文中回忆，这段话为陈伯达所加。考虑到当时党的许多文件都是由陈伯达最后定稿，乔木的这一说法是可信的。

从刘少奇这一时期的大量讲话中看，他也没有认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十分先进而不需要改革的思想。实际上，这时他已经看到了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许多不足之处。例如他在1955年底听取轻工业部汇报时，就指出：“社会主义最怕无人负责”和“社会主义的愚笨性”。他认为在轻工业和手工业中，“我们一搞社会主义，反而什么都没有了”。

1956年6月17日，刘少奇在接见南斯拉夫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更进一步指出：

“要建立一个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件新的事情，可能有各种办法，我们应采取各种更好的制度，一切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没有一种绝对好的制度，十全十美是没有的，只有一种比较好的、对一个国家或某种情况来说比较合适的制度。历史上也是这样，奴隶制比氏族制度好，农奴制比奴隶制好，资本主义制度又比农奴制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只是比资本主义制度较好。但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使它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

可见，刘少奇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也是同决议中的那个表述联系不起来的。

“党的领导”部分修改不好，刘少奇睡不着

八大路线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集体领导。刘少奇为此作了极大的努力，他在修改政治报告中形成的手稿《共产党》，生动地反映了刘少奇所付出的心血。这是一篇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刘少奇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宝贵文献。它的形成时间，是八大政治报告修改已经接近尾声的9月上旬。

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问题”一节的修改，由陆定一负责。8月13日完成的修改稿，刘少奇只作了很少修改，即于14日送毛泽东审阅，并致信毛泽东，说：“如认为可以付印，请交尚昆在此油印”。但他同时说明“有一个北戴河小组，讨论对这一部分的意见很多，说主要没有说到我们党内当前的问题”。刘少奇参加了这个小组的讨论，他显然赞成北戴河小组的讨论意见，对这部分也不太满意。

毛泽东对这个改稿作了四、五处修改，批示“可以”付印。

以后陆定一继续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和修改，形成“党的问题”第三稿，提交22日召开的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此后又经陆定一修改，于8月28日形成第四稿，送毛泽东再次审阅。毛泽东对这次修改稿很满意，批示：“此件改得很好。我只作了一些小的修改。”他并把陆定一修改稿中的原题目“党”改为“共产党”。这个修改稿成为八大政治报告第四个修改稿的组成部分，提交8月30日召开的八大预备会议讨论。之后，陆定一仍在修改。但总的来说，陆定一修改的这几个稿子，除在文字和条理上有比较明显的改进外，在思想深度上没有比较重大的突破。

长期在党内分管党的工作、向来重视党的建设的刘少奇，9月上旬，在对政治报告前五部分作最后修改的同时，却对“共产党”一节进行了重大修改。他增写的14页手稿，共计6千余字，着重提出了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和政治思想建设问题。据当年参与起草八大政治报告的邓力群回忆，在一天晚上的11点左右，刘少奇修改增写完这部分后把他们起草小组的同志找去，说他对党的领导部分加了一段意见，并说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想好，想睡也睡不着。这个问题想好了，写出稿子来了，就可以睡觉了。

刘少奇在修改增写的这部分报告中，首先提出加强执政党的廉政建设问题。他总结党执政以来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的经验。他尖锐而坚定地指出： “在我们党刚刚当政的时候，就有人怀疑共产党当政以后是否也要腐化起来。现在看来，我们党是能够克服党内的腐化现象的。今后只要我们党经常进行反对这些现象的斗争，经常把不可救药的贪污腐化分子清除出党，保持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和纯洁，使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经常接近劳动人民，接受劳动人民的监督，使他们的生活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有过大的悬殊，我们的党就不会腐化的。”

其次，刘少奇对党面临社会主义新形势，如何避免犯重大错误的问题，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苏共二十大后，各国共产党都在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避免在革命和建设中犯错误。中国共产党也在1956年4月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刘少奇由于他所处的特殊领导地位，对这一问题似乎有更深的警觉。他在1955年春邀集各省市负责同志谈话时，就曾指出：合作社运动“如果今年再像去年那样发展，是冒险的”。结果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非但没有停止发展，反而在全国掀起更大规模和更高程度的合作化运动。

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刘少奇虽然被迫作了自我批评，但他内心是有忧虑的。1956年5月8日，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第38次会议上布置人大代表下去视察时，就在肯定社会主义改造有一个飞跃前进的同时，指出：农业合作化里面有很多问题，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方面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最大的缺点，在中央来讲，就是不够了解情况，下面的情况很多，我们就是不清楚，不了解。我看我们在中央负责上面工作的人应该警惕这么一个问题。”

就在这次修改政治报告中关于经济建设发展速度的问题时，刘少奇还修改加写了“如果我们任意地加以提高，我们就会有从前进得过快的车子上跌下来的危险，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出于这种使党避免犯错误的考虑，他在这份手稿中“告诫我们的一切干部和党员，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调查研究”，“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否则，我们很有可能犯错误，以至犯严重的错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回过头来看，刘少奇当时的告诫是切中时弊的。

再次，刘少奇还努力想在党内淡化个人迷信，提高党内民主的氛围，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刘少奇在七大为大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当时党内外都有一定的历史需要，他在后来曾谈到过这个问题。然而建国以来的实践，使他感到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中，已产生一些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

1954年4月，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文件的封面上，写下了“过分宣传个人作用”的批注。5月，他又向党内高级干部批转苏联共产党在宣传工作中，反对个人崇拜、反对宣传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和重视党的作用的几份文件，并在批示中指出：这几个文件中所说的问题，“中央认为十分重要，我党高级干部必须注意”。

这次陆定一在修改稿中，把党自从遵义会议以来没有犯错误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领导的功劳。刘少奇认为这没有找到问题的真正原因。他以自己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为基础，在修改手稿中，一方面肯定毛泽东领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强调：

“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水平，党内是否有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袖，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否具有认识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区别的能力，在决定革命和党内重要问题的紧要关头，他们是否拥护正确意见和否决错误意见，以及整个党是否能够采取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方法去进行工作等，是党是否能够少犯错误和不犯严重错误的决定因素。其中，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他们对于机会主义的识别能力，是主要的决定关键。”

刘少奇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明确指出了领袖也可能犯错误的问题。刘少奇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为正式报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使政治报告中这一部分的理论深度大大提高。

9月8日，刘少奇增写修改的这部分手稿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后，毛泽东在10日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伯达等商谈这部分的修改。当时讨论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后的事实是，由陈伯达、胡乔木和田家英在刘少奇手稿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改写。直到14日早上6点，毛泽东审阅了他们的修改稿，并批示：“‘党的领导’部分，看了一遍，可用，估计不会有太多的修改了。……你们在上午十二时以前改好后，直接交尚昆付翻译和付印。”他同时致信杨尚昆：“政治报告中‘党的领导’部分，请即交帮助翻译的外国同志去作翻译，不要等候修改。”

显然，政治报告中的这最后一部分没有再交刘少奇过目。刘少奇这时已忙着接待来参加八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了。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2期 鲍罗廷向孙中山传授苏俄体制　作者：张家康

孙中山说，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次年8月，他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苏俄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分是新闻记者。孙中山特意举行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鲍罗廷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鲍罗廷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性和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他与孙中山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合作愉快、关系融洽。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鲍罗廷也陪侍左右。当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顾问，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孙中山垂危之际，在病榻上反反复复呼喊：“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临终前，他立下了三个著名的遗嘱，其中《致苏联遗书》是由他口述，而由鲍罗廷和陈友仁整理的。

廖仲恺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

1923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可是，自同盟会时期起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太透彻了。所以，他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多次致信共产国际，陈述反对的理由，表示他并非全盘反对国共合作，而只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鲍罗廷来到中国，正是秉承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和执行国际的决议，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唯一选择。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的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他甚至极为通俗地说，中国共产党命中注定要在国民革命中充当“苦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鲍罗廷进行了实际指导工作，具体地担当起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同志，既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又有亲密的同志感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为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输送大批精干的军事人才。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仅1924年，苏联政府就运来了好几千支步枪和子弹、许多机关枪、山炮、野炮。诚如陈独秀所说，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杰出工作，功不可没。

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的顾问使命步履维艰。蒋介石、汪精卫阳奉阴违，心怀叵测，到底露出了反共、反苏的狰狞面目。鲍罗廷黯然神伤，只得悄然离开中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肆无忌惮，他们甚至纠集亡命之徒潜伏在广州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附近，寻机刺杀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等。他们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组成“西山会议派”。这次会议通过的《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中说：“政治顾问鲍罗廷竟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不能容许非本党信徒之客卿鲍罗廷仍在本党服务，为此，特议决解雇鲍罗廷在本党之一切职务。”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发难，采取了批评和指斥的态度，正因为此，兼之他在当时军事上的一些作为，获得了鲍罗廷的信任，赢得了左派军人的美称。他清醒地意识到鲍罗廷、苏联顾问团和苏联的军火援助，对于他是何等的重要。现在，他不得不韬晦待时，因此，他在公开场合，总以左的面目出现，甚至吹捧鲍罗廷。他说，总理是中国革命的国父，鲍罗廷同志则是中国革命的亚父。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可是，大会闭幕仅5天，蒋介石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此时，鲍罗廷正在莫斯科，当苏联领事馆质问蒋介石时，他委婉地说：“此次事件纯是对人而发，决非针对俄国。中正唯望鲍罗廷顾问速回广州处理善后。”

鲍罗廷匆匆由莫斯科回到广州，首先与广东区委进行接触，表示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他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设法挽救。”鲍罗廷对中共同志强调说：“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我们还要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随即，鲍罗廷便和蒋介石会晤，同意他所抛出的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而作为交换，蒋介石也原则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处理国民党右派的意见。

“整理党务案”实施后，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他手中有了军队，自觉羽毛已经丰满，再也不把鲍罗廷放在眼中，而视其为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公然叫嚣，“鲍罗廷是篡权者”，甚至要挟武汉国民政府，“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后来，他还以三万大洋悬赏鲍罗廷的人头。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已见端倪，而汪精卫的左派领袖的招牌，仍有极大的欺骗性。1927年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为《中央日报》副刊题辞：“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鲍罗廷深知汪精卫其人，所以，当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张“迎汪复职”时，他是唯一持不同意见的人。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寒暄过后，罗易说：“汪主席，莫斯科曾有一个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你看了没有？”汪精卫惊讶地说：“没有呀。”“噢，”罗易说：“那么，我可以给你看。”说着，罗易拿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递给汪精卫。这个文件便是共产国际五月指示，其主要内容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成一支可靠的军队；（四）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汪精卫看后十分恼火，并以此为借口，一手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他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上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并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枪毙？”

鲍罗廷在中国已不能存身，他黯然神伤，不得不悄然离开武汉。当一位穷追不舍的记者找到他，非要他总结在中国的感觉时，鲍罗廷深沉地说：“我为革命所进行的四年苦斗和牺牲已付之东流。历史再度重复自身。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悲喜剧。革命扩展到了长江，假如派一位潜水兵跳进这条黄色激流，他浮出水面时，手中只会捧一把破碎的美梦。”

鲍罗廷一行于7月27日到达郑州，此时，驻守郑州的冯玉祥虽也主张“驱鲍”和“清共”，但是，他还是念及苏联顾问团曾给予的援助，以及他与鲍罗廷的私人情谊，所以，没有过多的为难鲍罗廷。8月5日，冯玉祥派人护送鲍罗廷一行出境。至此，鲍罗廷结束了艰难的中国使命，开始他步履维艰的回国旅程。

鲍罗廷走过去，将手搭在毛泽东肩上，用英语悄声地对在场的罗易说“这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鲍罗廷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布尔什维克，经过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他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例如，他曾主张工农运动、土地革命；与陈独秀一唱一和，要退出国民党；对蒋介石和汪精卫不是没有认识和警惕。但是，一旦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路线抵牾时，他便立即修正，使之与国际路线一致。于是，他不免显得冒冒失失，难以理解。毛泽东曾这样批评鲍罗廷，说他在1926年是赞成激进的重新分配土地的政策。“可是到了1927年却竭力反对，而且对自己的摇摆没有提供任何合乎逻辑的根据。”其实，平心而论，鲍罗廷是有难言之隐的。

1927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来到中国，他与鲍罗廷都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各吹各的调，这便使中国共产党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但是，鲍罗廷毕竟以苏联政府为政治背景，他的言行对中共是举足轻重的。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共党内不少人建议乘其在上海立足未稳的时机，迅速东征讨蒋。可是，鲍罗廷提出执行国际路线，联合冯玉祥，共同讨伐张作霖，会师郑州，背靠西北，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然后再东征讨蒋。这便是鲍罗廷所提倡的“西北学说”。他的这一套策略是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首肯的。所以，当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会商讨论时，党内一些同志曾对此提出异议，鲍罗廷听罢竟愤愤地站了起来，用手指敲着桌面说：“国民党已决定北伐，我也曾表示同意。现在你们却决定反对北伐，我不是出尔反尔了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马上辞去顾问的职务，并电告国际，你们的意见是错误的。”后来的事实证明，鲍罗廷的所谓“西北学说”只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注定是要破产的。

毛泽东在广州时期，曾和鲍罗廷有过接触。身材魁伟的鲍罗廷，身着中国的长衫大褂，背着手在室内不停地踱步。他打着手势和毛泽东侃侃而谈，宣传他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设想。毛泽东一言不发，托着腮，凝神注视着。鲍罗廷一番大论后，惊奇地发现，端坐在他面前的毛泽东是如此的沉着和自信，似乎他所说的一切，一点也没有打动毛泽东。鲍罗廷走过去，将手搭在毛泽东肩上，用英语悄声地对在场的罗易说：“这个人难对付，是个典型的中国人。”

鲍罗廷回国后，他的政治命运罩上了黯淡的色彩，时乖命蹇，不能自拔。尽管他谨言慎行，从来不谈或少谈政治敏感问题，但是，他依然难逃厄运。1949年，他被指控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锒铛入狱，自此销声匿迹。1953年9月3日，著名的美国记者哈里逊·索尔兹伯里费尽周折，才采访探询到鲍罗廷的情况，并获准向外界透露，鲍罗廷于1951年5月病死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劳改营。1964年6月3日，当年驻华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在《真理报》撰文纪念鲍罗廷，他在文章中写道：“1949年2月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米·马·鲍罗廷遭到迫害，于1951年逝世，如今党已经恢复了他的名誉。”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2期 张学良的情感生活　作者：徐庆全　赵　杰

编者按：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将军一生坎坷又极富传奇色彩，在中国近代社会最动乱年代的重大事件中——九一八事变、“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他不但是亲历者，而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西安事变后遭囚禁，虽息影于政治舞台，但其囚拘生涯为国内国外所关注，已成为世界性的公众人物。

一个世纪以来，张学良将军虽历经坎坷，但矢志爱国，息内争御外侮，救国救民的愿望始终不渝。为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被周恩来誉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2001年，美国当地时间10月14日20时50分，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谢世。为追念这位爱国老人，本刊从本期起，连载由徐庆全、赵杰撰写的《世纪老人多彩人生》一文。

一颗不平凡的心停止了搏动。美国当地时间2001年10月14日20时50分，“少帅”张学良在夏威夷平静谢世，享年101岁。

“张学良是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先生。”

获知张学良逝世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天向张学良的亲属发去唁电。

2001年10月23日，张学良的葬礼在檀香山的博思威克殡仪馆隆重举行。

张学良的遗体安放在紫铜棺中，铜棺上面覆盖着鲜花。

江泽民主席敬献的花圈摆放在灵堂前排正中位置，挽联上书“张学良先生千古”。李瑞环、王兆国、何鲁丽等人敬献的花圈，也摆放在灵堂里。

11时，在宗教仪式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来自世界各地的500多位各界人士向张学良的遗体告别。受中国政府的委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何亚非参加了葬礼。他在率中方人员向张学良遗体告别后，代表江泽民主席和中国政府再次对张学良先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并向张学良的亲属致以慰问。他说，张学良将军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为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载史册。

张闾琳和张闾瑛代表亲属在表示衷心感谢的同时，一往情深地回忆说，父亲非常热爱祖国，始终主张和企盼中国的统一。

在殡仪馆为张学良举行追思仪式与公祭之后，载着张学良遗体的车队向神殿谷纪念陵园驶去，张学良与去年谢世的赵一荻合葬在一起。1995年，张学良夫妇定居夏威夷后，就由赵一荻出面在神殿谷纪念陵园内购置了墓地。张学良原本打算在墓石上镌刻下“张氏墓园”，但是后来他取消了这个念头。1996年，“张氏墓园”的称谓，张学良已应邀题写予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原属海城）葬有他祖坟的墓园了。

坐落在夏威夷北面的神殿谷纪念陵园名副其实。它因修有一座日本式的神殿而得名。神殿中供奉着佛祖，殿前一泓碧水，鱼翔浅底。风景幽静的山谷中，栖鸟鸣啾。悠然踱步的孔雀，并不顾及游人近前与之合影。

赵一荻生前出面择定的墓地，构筑在漫坡上，栅栏门与神殿间隔池水相望。推开齐腰高的铁栏门，沿就地取材的黑褐色火山石铺就的甬路而上，迎面围墙上镶嵌着一块红色大理石，上面用中英两种文字镌刻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约翰福音11章25节”。折路而上，便是凸起的墓室。墓室上方的横楣上用希伯来文刻有：IMMANUAL。以马内利是基督教中的先知，意即“主与我们同在”。

还是张学良健在时，世人曾关注他辞世后是与赵一荻合葬，还是与已离婚的发妻于凤至合葬，这一疑问不无道理。

于凤至安然地静卧在洛杉矶比弗利山麓，那是嵌有“福乐园”字样的公墓。于凤至的墓地在依山傍坡辟出的一块墓园中。这是公墓中颇为精心规划的一块园中园，正对墓地是一座高矗的锥状纪念塔。塔的四面嵌有伟人的青铜像，塔座的四面铸置着同样造型的展翅欲腾的青铜雄鹰。拾阶而上，在绿树和花木簇拥的右前隅，有一处用洁白大理石环围独辟的园中墓园，这就是于凤至生前就购置下的异乡长眠之地。墓园的面积约有十几平方米，简朴而洁静。面南而立的两米多高白色女神雕塑像下，贴地并排卧嵌着两块墓碑。右面的一块用英文铸刻着“张凤至”，下面是生卒年月“1899——1990年”。

在生卒年月下面，还有一行小字：INLOVINGMEMORYOF“NINI”

这一行字的意思是：为了爱的纪念“妮妮”。但人们却不知怎样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关键之处是这一墓志出自于谁之手。如若出于于凤至之手而不缀“于”姓，这一署缀，倒也映衬出于凤至贞烈的性格。夫妻义重，纵然辞世去，仍为张家魂。那下面一行“为了爱的纪念”的意义便是她明示心际了。所署“妮妮”，应是私下的爱称。不知这是否是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称谓，若是，此意与不缀“于”姓，倒也暗合。如此揣测也许不是无稽之谈。

右边这块近一米长短的墓碑上还空有三格。据介绍这里还有三个空位。

左边的墓碑上也分为四格。上方的两格依据辞世先后，分别嵌刻着三子张闾琪和次子张闾的名字。下面同样还空有两格。

这次丧事的办理，充分尊重了张学良生前的遗愿和他的亲属已有的安排。

张学良与赵一荻已合葬在夏威夷神殿谷墓地，关于张学良与谁合葬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但是世人无法忘却载入爱情史中的那段情缘与佳话——张学良与于凤至、赵一荻的情感人生。

美国西部有一座遐迩闻名的城市洛杉矶。它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有举世闻名的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几十年来，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一直统霸世界影坛；由它推出的电影明星历来是各国影迷尊崇的偶像。

好莱坞是以风景诱人的好莱坞山得名。生活在洛杉矶的人们都知道：好莱坞山是好菜坞大牌明星的天下，那里的住宅豪华、排场；那里的消费高档、昂贵。可以想见，一般的美国人是不敢问津的。

好菜坞山上建有不同风格的别墅，掩映在松柏、棕榈之中，生活在好莱坞山上的大牌明星都清楚，建在好莱坞山中的别墅，其价位是随山势的高低而变化，直言之，建在好莱坞山顶的别墅是最为昂贵的。也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好莱坞山上那高低不同的别墅，也随之变成了大牌明星身份的象征。

在好菜坞山顶有一幢环境幽静、地价最贵的二层小楼，是中国昔日政坛女明星——于凤至女士为张学良将军购置的别墅。

于凤至是张学良将军的元配夫人，曾与宋美龄正式结拜为干姐妹。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内外的华人只知张学良将军的红颜知己赵四小姐，渐渐地忘却了一直被张学良将军尊称为“大姐”的元配夫人于凤至女士。为了搞清楚于凤至女士为什么在好莱坞山顶为张学良将军购置这幢别墅，很有必要对于凤至女士的历史功绩做个扼要的交待。

于凤至属于中国传统型的妇女。因此，她与张学良将军结为夫妻也不像赵四小姐那样“轰轰烈烈”，而是平淡无奇的。或许是历史久远的缘故，抑或是沾了张学良将军的光，如此传统的于凤至女士，从出身到婚事也变得有几分传奇了！

于凤至是辽北郑家屯人，父亲于光斗早年是开烧锅（做烧酒的作坊）的。发迹后任吉林怀德县商会会长，曾慷慨资助张作霖。张作霖立足奉天后，当然要向于光斗面谢资助。他来到于家府上，在与于光斗叙旧时，看到了于风至的卦帖，说于有“凤命”。崇尚迷信的张作霖便与于光斗谈定了这门婚事，自作主张地替张学良订下了终身。

于凤至女士与张学良将军结为夫妻的前期，主要是扮演大姐的身份；随着张学良将军参与父亲的军机大事，她又以长媳的身份留守“大帅府”，协调张作霖的几个夫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家政大事。待到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她毅然挺身而出，与五夫人等一道忍着极大的悲痛秘不发丧，巧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等周旋，并协助秘密潜回沈阳奔丧的张学良将军共度危艰，于无声中完成了东北军政大权的移交。之后，她全力支持张学良将军“易帜”，坚决反对奉系中亲日的元老派，在张学良将军战胜杨宇霆、常荫槐等元老派的斗争中，于凤至女士起了他人所不能取代的作用。换言之，张学良将军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伟大的建树：顺利完成东北三省“易帜”，结束最为黑暗的北洋政府时代，于凤至是功不可没的。对此，不仅中国的老百姓知之甚少，就说两岸的史学家也很少分笔说句公道话。

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是传奇的，因而也是有争议的。细心察点他一生所为之事，唯有在他完成“易帜”之后大刀阔斧地建设新东北，倾家私创办东北大学，培养人才是两岸史家所认同的。遗憾的是，由于史家之过，使得后人都不知于凤至曾自己拿出部分钱在东北大学办个家政系，至于同泽女中和于凤至的关系就更无人知晓了！原东北大学老校友郭维城曾高度评价了于凤至兴教育人的作用：“我们说，她这位校友对东北大学是有贡献的。”

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反对父亲代为包办的这桩婚事，且在他的内心中植下了反叛的种子，可是他与于凤至结为夫妻后的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于凤至出于传统的观念对张学良以“小爷”相待，张学良也以真诚的情感对于凤至以“大姐”相敬。尤其是在张作霖被炸死后的那段岁月里，张学良视于凤至为最贴心的战友了！对此，于凤至也是铭感在心的。请看她晚年亲口对郭维城说过的这段话：“汉卿这人好啊，很热情厚道，极富有正义感，一生从不负人。我们夫妻感情一直是很好的。”

或许是于凤至一直记住张学良的热情与厚道，当她听说张学良有了外遇赵四小姐之后，她不仅容忍了自己心爱的丈夫，而且也宽容了猝然闯入她生活中的赵四小姐，这是何等不易的事啊！就是到了晚年，于凤至在评述赵四小姐相伴软禁中的张学良一事的时候，她还亲口对郭维城说了这样一句话：“哪料到转眼50年了！赵绮霞（即赵四小姐）对张家是有大功的，真不容易啊！“

世人都知赵四小姐陪伴张学良将军度过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活。她不仅以此成了张家的功臣，而且也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敬重。也或许是赵四小姐这一笔写得实在是太重太重了，时人和后人都忘记了于凤至在陪伴软禁中的张学良的功绩。

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当年张学良下野赴欧洲考察回国时，于风至因身体欠佳，无法再随同夫君到处奔波，便留在了英国，一面休养治疗，一面照顾求学的子女。当她从报纸上读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并获知张学良被软禁在溪口之后，她放下被吓成神经病的一个儿子，毅然赶到溪口，相伴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

说到于凤至由英国回国营救张学良，世人有着各种传言。海峡两岸均有一说：她手中握有蒋介石让张学良不抵抗的亲笔电文，并说存在英国某家银行，如果蒋介石胆敢杀害张学良将军，她就向海内外公布这份电文。

对此，于凤至的义子萧超智先生却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我敢担保：干妈的手中绝对没有这样一份电文，当我干妈生前听到这一传言后，她对我说：看来，我也要写点东西，防止社会上乱传。从此，我就为干妈整理了一部口述回忆录。”

但是，由于于凤至生前有遗嘱：她这部口述回忆录，只有到张将军百年之后才能公布于世。所以，关于于凤至由英国回国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人们并不了解。

张学良昔日的老师兼秘书汪树屏先生，曾知道于凤至回国的一些情况，他回忆说：这个消息（指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遭软禁——引者）对于凤至来说犹如晴天霹雷……她忽然想起，宋氏老夫人是她的干娘，宋美龄是她的干姐姐，找她一定会有办法。于是，提笔拟写了电文：

亲爱的姐姐：张学良罪及委座，幸蒙特赦，仍须严加管束，不知如何得了？学良不良、我亦有责，甚为遗憾！可否把他交给我看管，送出国外，以了介公之责。请多帮忙，感同身受。

电报发出去，石沉大海，毫无消息……王妈忽然递过一封信来。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赵（即赵四小姐）向她报告，蒋介石背信弃义，把张学良秘密囚禁在南京鸡鸣寺里，不许任何人会见。这不幸的消息，使于凤至万分悲痛，她决定立即启程回国，把孩子交给王妈照管。

在南京宋美龄的公馆，于凤至满脸泪痕地见到了私交甚厚的干姐姐，向她倾述了自己回国的原由，并为张学良求情。宋美龄也很同情她，甚至还掉下泪来……她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样子，然后接着说：“他们是兄弟，委员长会照顾他，严加管束也不过是避避风头，怕他受共产党利用。”

于凤至……擦擦眼泪说：“既然委员长不肯释放张学良，我也无法回英国了，愿意陪他一块坐牢，来照顾他的生活，尽到做妻子的责任。”

就这样，于凤至女士留在了被囚禁的张学良身边，一起过着非人的生活。随着国难的推移，她从溪口一直陪着张学良到安徽、江西、湖南各地，前后整整三年多的时光啊！在这种不自由的软禁生活中，于凤至一边忍受自己精神上的折磨，一边帮着张学良解除内心的悲苦。当他们被转移到湘西凤凰山的时候，就像当年庞凤雏蒙难落凤坡那样，她这位于凤至也病倒在了凤凰山。经查：得的是乳腺癌，必须转地动手术。

张学良对于“大姐”于凤至的病是关心的，在他求助宋子文等人的帮助下，于凤至终于赴美国治病去了。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的永别。是张学良研究佛经时的人生感悟，还是对“大姐”于凤至的魂牵梦系？传说他颇有些迷信地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于凤至在美国成功地做了癌症切除手术，随之定居在洛杉矶。在长达半个世纪里，苍天对于凤至女士是不公道的：两个亲生儿子先她而去，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她不赞成大女儿张闾瑛的婚事，很少与住在旧金山的女儿、女婿来往。到了晚年，她的身边只有义子萧超智相伴。由于她坚信能见到相别久矣的张学良，她毅然顽强地生活下去。为了张学良获得自由后能过上好日子，她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用在炒作股票和房地产业上了。据她的义子萧超智说：她很是精于此道，赚了很多钱，除去个人生活外，还在好莱坞山顶买了两幢别墅，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张学良生活在好莱坞山顶的别墅里。但是，1990年于凤至去世，这幢别墅就成了她孙女的家产。她的孙女把另一幢别墅卖了。

说到于凤至，人们自然很关注她与张学良离婚的情况。外界报道说，于同意与张离婚的原因有两条，一是说张将军为了履行基督教的教规，不得已提出和于凤至离婚的；再是说于凤至为了成全张将军和赵四小姐的爱情，自愿在离婚书上签了字。但是，萧超智先生却有另外的解释：

世人皆知，张将军身边有一位于夫人和与之相随的赵四小姐。同时，这些年来也没有任何人说赵四小姐不是张将军的夫人的。在这期间，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赵四小姐，也没有哪一位牧师说她的地位违背了教规。时下，张将军决定皈依基督教了，为什么蒋夫人宋美龄就提出教规问题了呢？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蒋介石与蒋夫人清楚：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住着张将军的元配夫人于凤至，而且明确表示，决不回台湾。在蒋氏夫妇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为张将军预留了一条退路。他们为了根绝张将军走出台湾的念头，遂当做试金石抛了出来。对此张将军是清楚的；遂忍着内心极大的苦楚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大姐”能够理解他提出离婚的要求。

接到张学良的信后，于凤至对萧超智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所以，萧超智认为，他的干妈是为了张将军更好地活下去才同意离婚的。

一直陪伴在于凤至身边的张闾瑛也叙述了母亲接到父亲信的一些细节：于凤至接到张学良的信后，对赶到林泉别墅劝慰她的亲友们说：“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接着，她又深明大义地说：“妈咪（指赵四小姐）是位难得的女子，25年来，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也十分敬佩。现在由她陪同着汉卿，汉卿高兴，我也放心。至于我个人的委屈，同他们所受的无边苦楚和寂寞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

亲友辞别后，于凤至提笔给夫君并赵四小姐回信：妹慧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1940年我赴美医治乳癌，已经廿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

记得是1928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庆华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认，但却有耳闻。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理的贤慧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不给你以夫人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你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是1929年的冬天。我记得，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上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来是件喜事。但是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于困窘的境地。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乳婴的衣物。那时我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位聪明贤慧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完全是出于不得已！经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嗣后，我随汉卿转辗了许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转眼就是三年，妹，我只陪了汉卿3年，可是你却在牢中陪他20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按说你当时不来相陪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和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

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妹，回首逝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依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20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最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

顺祝

钧安

姊：于凤至于旧金山多树城 1963年10月

将信寄走以后，于凤至很快就办妥了同意离婚的手续。1964年3月，张学良接到了这个手续。

尽管于凤至在形式上与张将军解除了婚约，但是，在内心深处，她一直认为张学良依然是她的丈夫，她的心中一直爱着张学良。在她晚年，谁要说她不是张夫人，她就把谁视为仇人。而且，从张学良来讲，他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与于办理了形式上的离婚手续，就真正解除了夫妇关系。他与于离婚后的这些年来，给于写信时，依然称呼夫人。甚至主张二人离婚的蒋夫人宋美龄，每年给于寄圣诞贺卡的时候，也依然写的是张夫人。

1990年，于凤至闻听张学良将要赴美探亲，还特意买了拐杖准备前去迎接。可惜，这位善良的女性没有等到与张学良相逢的那一天，就在睡梦中安然谢世。

于凤至与张学良一样，对自己的祖国充满了怀念之情。郭维城和阎明光拜见于凤至时，于凤至一见他们，就高兴地说：今天可见到国内来的亲人了，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啊！在那次谈话中，郭维城部长向她提起了回国的事，她干脆地说道：回！我和汉卿一起回。可惜的是，她与张将军回国的愿望没能实现。

国内的人们可能还不知道，于凤至为了实现与张将军生不同床、死也要同穴的愿望，她生前在洛杉矶玫瑰园墓地为她与张将军买了一块墓地。

玫瑰园墓地坐落在洛杉矶比弗利山下。1990年于凤至去世后，就葬在玫瑰园墓地，而葬埋于凤至旁边的那块空地，则是留给张将军的。但是，可惜的是，张将军百年之后却不能埋在这里，因为赵四小姐在夏威夷也买了一块墓地。

在当年，赵四小姐为世人所知，在很大程度上是马君武那首著名的“赵四风流朱五狂”的诗。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广西名流马君武，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首，且抱娇娃舞一回。

马君武这首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因此诗当时传遍全国。原本默默无闻的赵四小姐，也随之名扬天下，使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竟然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则是马氏始料不及的。

赵四小姐于1912年出生在香港，乳名香生；又因为她刚巧诞生在霞光绮丽的早晨，父亲特为她取名叫“绮霞”。长大以后，她还有“赵”、“一荻”等名字。因为她是四个女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里的人都亲昵地称她香香、小妹或赵四，深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父亲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以后竟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忍受着世间难以想象的幽禁的熬煎和折磨，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啊！

言及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关系，经史典章立论时，都称赵四小姐应张学良的邀请，缘情私奔。这样说，从大的范围来讲，也并没有错。因为赵四小姐走后，乃父赵庆华曾在报端发表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原文很短，前面介绍赵家家世后，便谈到了赵四的出走：“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

这个启事里，虽然没有“脱离父女关系”之类的言词，但实际上，远比这一点要严重得多。而且，赵庆华发表声明后不几天，即声言自身惭愧，从此不再为官，退隐而居。可见，他把这一事件看得有多重。

张学良在北京时，就与赵家兄弟结识，时常到赵家作客，赵四的父母对他的印象也很好。

1927年春天，张学良同赵四小姐在天津的舞会上认识。此后，时常到香山饭店的高尔夫球场去打球。坐落在西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是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开办的，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小姐与大哥、二姐结伴，也从天津赶来，一同避暑，游玩。

1929年3月，张学良在顺利地完成了“易帜”之后，给赵四小姐打了长途电话，问她能否到奉天来旅游，赵四小姐电话里说，先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几天以后，她给张学良回电说，父母同意此行，准备应邀前往。于是，张学良就派副官陈大章赶到天津去迎接。上路时，赵家全家人都曾赶到火车站送行。

但是，赵四小姐到了奉天以后，就看到了赵庆华绝情的声明。

张学良对此迷惑不解。在从北陵别墅到高尔夫球场的路上，陈大章听到张学良问赵四小姐：“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为什么又登报声明？这样做多不好。”

听到张学良的发问，赵四小姐却一言未发。

风流韵事原本就是人们饭后闲聊的谈资，如果事关达官贵人，则更加不胫而走。所以，赵庆华的声明，自然让人揣测，所以一时间沸沸扬扬。到了“九一八”事变时，就出现了马君武的那首诗。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自然是属于隐私。因此，虽然舆论沸沸扬扬，但他们却从未说什么。只是最近几年，荧屏上曾播过反映两人恋情的片子，并虚构了他们在蔡公馆认识的情节，张学良才忍不住说了一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尽管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恋情有这样的波折，但她堪称红粉知己。

于凤至大张学良2岁，赵四小姐小张学良11岁。张学良这身边的一姐一妹，自从以身相许后，不论是他在声威显赫时，还是在身遭囚禁的岁月里，都情深意重，轮流陪伴。

在赵四小姐与于凤至相处的最初的日子里，关系并不像后来那样融洽。她初到沈阳，于凤至不许进大帅府，住在府后一小楼内，有门可通。后来才在帅府大青楼内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阁，有时还住在北陵别墅。1930年张学良赴南京开会，于凤至久慕沪滨之胜，偕二弟学敏及一荻等人，由南京到上海一游，住沧州饭店。王晓籁等于华懋饭店设宴招待，独一荻只身留在“沧州”不许抛头露面。她在外受乃父严谴，在内则要面对于凤至的尴尬情况下，对张学良的感情不但没有心灰意冷，相反地更为积极，生一男孩，由于代为抚养。

由此不难看到，在她初到沈阳时，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她孤独，她寂寞，甚至受冷遇，遭奚落，处在她那样的地位，在张学良那样一个还颇为封建的家庭里，她的遭遇并不为过。但说她因为于凤至的存在，似乎像小媳妇似的，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那也不是。当然，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于凤至有些不快，甚至产生过一些怨恨的情绪，这也自在情理之中。但于凤至是个博学多才而又非常贤慧的女性，对此事她采取了克制和宽容的态度，既未同张学良争吵过，也没有虐待过这位远道而来的赵四姑娘。特别是后来，当她和赵一荻相识在北陵，并亲自把她接回帅府以后，那个曾经在头脑中萦绕的妖冶娇矜的天津姑娘，逐渐被一位举止端庄、处事谨慎的善良小妹妹所代替。女人的心都是相通的。当于凤至得知赵一荻如何贸然出走、与父亲断绝关系以后，她的心头不知不觉地滋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和怜悯，她与她之间的芥蒂在逐渐消除。她的处境也日益好转了。这原因固然是由于人们出于对少帅的尊重，但更主要的还是赵四小姐的平等待人与善良。她终于取得了于凤至和帅府内各方亲眷的谅解与信任，更赢得了张家上上下下的好感。从这时起，直到西安事变前的七八年间，她与于凤至一直同张学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分离。

虽然张学良与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是宋美龄以张学良接受洗礼有悖于基督教的教规为借口的，但是，赵四小姐对此却没有这样的认识。她得知张学良要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时，婉言规劝说：“汉卿，你真的那样做，对凤至大姐的打击可是太大了！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这么长久地陪伴你，都是大姐的良苦用心。对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赵四小姐说的当然是心里话。当年在奉天，正是于凤至深明大义，主动提出将她接到帅府来住，这才平息了那满城风雨的舆论，使得张学良静心而安，致力于主政东北大业。

赵四小姐的苦心，张学良当然是理解的，但是，此时他似乎已别无选择了，虽然他的心情格外沉重，但只能作出这个痛苦而又无奈的决定。

1964年7月21日，台北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则消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举行结婚典礼。40多年来，关于张学良的新闻见诸报端的，最引起轰动的大概就是这一则了。《联合报》的版面安排，尤其引人注目。该报第三版的大标题是：

三十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少帅赵四正式结婚

红粉知己白首缔盟

标题下加两句话：

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报上还披露说，在美国的于凤至夫人，对赵四小姐照顾张学良30年的情谊至为感谢，已于此前同意自己与少帅的离婚，让丈夫与赵四小姐为合法夫妻。

这则为世人关注的新闻，是在婚礼过后17天才见诸报端的。

2000年6月，陪伴张学良将军大半生的赵一荻女士，因肺炎及并发症，住进了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尽管这里的医疗条件很好，但是，也无法挽救赵一荻的生命了。

6月22日清晨，赵一荻还醒着，但她不能讲话，只能目视着每一位围在床边的亲友们。约在8时45分，老伴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边，张学良伸手握住夫人的手，喊着自己私下对老伴的昵称，无限依恋。

赵一荻看着张学良，无法开口说话。9时，医生拔掉了她的氧气管，并注射了镇静剂，赵四小姐昏昏而睡，张学良依然抓着妻子的右手不放。又过了两个多小时，上午11时11分，监视脉搏跳动的仪器显示她已离开人世。牧师带领亲友向上苍祷告。张学良此时还一直握着妻子的手，就这样又握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在众人的劝说下回到家中。

百岁高龄的张学良对赵一荻的去世，显出难以言喻的哀痛。他沉默不语地坐在轮椅上，泪水缓缓地流下来。张学良曾说过，他这一生欠赵四小姐太多。

张学良曾有意回祖国大陆的想法一直未能成行，赵一荻的健康是主要考虑之一。上了年纪、疾病缠身的她始终耳聪目明，而张学良耳背眼花，但只要是老妻在耳旁讲话，他总能听得清清楚楚。赵一荻就是在生前的最后这段时光里，仍尽心竭力地亲自料理张学良的各种琐事。张学良百岁寿辰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太太非常好，最关心我的是她”。

许多人非常担心，已过百岁的张学良能否承受老年丧妻的沉重打击。与张学良夫妇熟识的台湾知名人士梁肃戎23日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难过。他认为赵一荻的死，对张学良会有影响。前年梁肃戎曾经到夏威夷探望张学良夫妇，当时赵一荻就一直戴着氧气罩，印象中赵一荻的身体状况就不好。

据报道，赵四小姐生前有许多书商与她接洽，希望她能够口述她自己与张学良的历史，但都遭到拒绝，而赵四小姐的去世，不能不把人们带回到那段永远让人难忘的历史。（待续）

2001年第12期 陈叔通建国前夕十三封信札解读　作者：袁小伦

在那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历史照片中，站在毛泽东左侧的那位美髯公，便是陈叔通（1876-1966）老人。他跨越清朝、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从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到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新中国的领导人。抗战胜利后，陈叔通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成为中共肝胆相照的诤友。1949年他作为全国工商界首席代表参加首届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和中国民主促进会主要创始人马叙伦（1885-1970）这位杭州同乡，是战后在上海从事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和知交。1947年底，马叙伦在中共地下人员的护送下，从上海转移到香港后，在上海的陈叔通继续与之保持联系，不时有书信来往，截至1948年11月23日马叙伦离港北上前，据寿墨卿《爱国民主老人陈叔通》一文（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8辑）介绍，陈叔通先后托人带到香港给马叙伦的书札就有15件之多，其中13件登载于《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00辑。上海当时“已成恐怖时期”，为安全和保密，手札用语多隐晦，很多文字除当事人外很难看懂。但仅就笔者能读懂的若干段落中，依然可以从中看到陈叔通老人一双慧眼穿越时空的远见卓识。

积极主张废止“社会贤达“的称谓

马叙伦到香港后，局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统治已陷入全面危机。1948年4月30 日中共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提出了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行动纲领。第二天，中共中央电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就召开新政协会议问题征求各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意见。港沪两地环境不同，讨论的形式各异，在香港声势浩大，在上海则只能秘密进行。陈叔通等利用“周二聚餐会”研讨有关问题，并与香港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协调斗争步伐。

6月14日陈叔通手札指出：“‘社会贤达’须删去，不可蹈蒋政府之辙，以其太无标准。”7月23 日手札又说：“废除‘社会贤达’。此本为当时利用，以便钦派。果为贤达，应可包括在民主团体、人民团体之内，不必另列此目。”

在1946年重庆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中，“社会贤达”是出席会议的一个方面的代表，即除国民党、中共、民盟、青年党之外的所谓第五方面代表，如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嘉、李烛尘。其中既有著名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等，也有一些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实际上依附国民党政府的政客，如王云五等。1948 年筹备新政协的一段时间仍沿用了“社会贤达”的称谓。五一口号的第四、五条均将“社会贤达”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并列。曾作为“社会贤达”出席旧政协的郭沫若，在他5月5日同香港各民主党派领袖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致毛泽东电中，郭沫若署名的后面夹注的则是“无党无派”四个字。港沪民主人士的意见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在8月1日毛泽东关于新政协复电各民主党派电中开始出现“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但在1948年9月20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香港分局并钱之光和上海局刘晓、刘长胜的电报中，仍将邀请参加新政协人员中的郭沫若、马寅初、陈叔通、徐朗西、李达、周士观称为“社会贤达”。后来经过中共中央与抵达东北的民主人士电报磋商，终于明确使用“民主人士”的称谓而不用“社会贤达”，“社会贤达”成为有特定意义的历史名词。

从陈叔通致马叔伦手札看，陈叔通无疑是主张在新政协中废止用“社会贤达”称谓的积极倡导者。

把握时机见解过人

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分局多次召集各民主党派领袖和民主人士讨论新政协何时何地召开问题。从1948年6月在港民主人士的一个座谈记录中得知：马叔伦主张“就两个时间加以选择，一个是本年双十节，一个是明年元旦”，“地点在解放区是不成问题的”。王绍鏊主张：“开新政协的地点，应在关内”，时间“至迟到年底”。他还解释说：“我主张在关内开会不是为了别的，乃是因为有人会借此造谣说东北有国际背景，有人想做傀儡，同时如果是在关内召开，可以象征人民的胜利已进了一步。”沈钧儒主张：“政协召开的时间可以迅速，不必等得太久，因为召开政协，可以号召和鼓舞人民支持解放军军事迅速发展，同时可以加速敌人军事崩溃和内部动摇分裂。”谭平山主张：“政协召开的时间愈早愈好”，“地点问题只要与中共靠近，关内关外无所谓”。李济深的意见则是：“为使新政协的号召力量加大，要拿下平、津，在平、津开会，最好不要在东北开会。”

香港诸位民主人士的上述意见，虽各有可取之处，但对照后来新政协筹备的实际进程看，时在上海的陈叔通的见解，确有过人之处。请看1948年7月23日陈叔通的手札：“近闻新协商有提早开，且在哈尔滨开之说。弟则断为谣言。新协商为一种号召，不可轻易摊牌，摊牌即不值钱，更易惹起纠纷，总须与军事配合。军事至相当程度，地点尤须有全国性。”在另两封未署发信时间但据内容判断应在8 月左右的手札中又说：“新政协（国民党前进分子仍宜容纳）不宜在两国形势下实行，至少须军事奄有黄河以南或大江一半以上。”“近日又有‘双十’及明年元旦开新协商之传说，终不信以为实。以此事仍随军事发展而后能有所决定。……总须北局有决定性，然后可以到大江以南（稳扎稳打为不易之理，不是打来的，便不能彻底。辽、晋、陕、蜀决定，立脚方稳）。新政协期期以为不可急。有人谓，开则可有助力。但是不开反有一种吸力。开而非有全国性，或所收分子人望不足，则吸力减少，甚且予以攻击之隙。且议题亦颇难，温和则不免使人失望，以为有妥协性。彻底则由恐增加恐怖，即加大抵抗力。此种权衡，千万熟思而审处之（交通亦是一大障碍）。”至10月25日手札，陈叔通则明确建议“新政协就开在北平”，并且指出：“军事进行愈顺利，愈可迟开，我此建议自以为极有价值，不可忽视。”

陈叔通的分析实为透彻之至。

关爱学生胜过关爱自己

陈叔通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为主体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中，他对个人安危处之泰然。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曾托人转告他：“我已经救你两次了，两次把你的大名从共党嫌疑分子名单中勾去了，今后你再要活动，我就无能为力了！”他闻讯后一笑置之，托来人转告陈布雷：“你的好意，我感谢，我也劝你早日洗手。”（见寿墨卿《爱国老人陈叔通》）

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陈叔通，对白色恐怖下学生的安危却时时记在心上。他为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学生，募捐衣服、米面和钱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党阴谋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大批爱国学生，陈叔通联合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共同具名营救。书中说：学潮汹汹之原因是内战所造成。“政府不知自责而调兵派警，如临大敌，更有非兵非警参谋其间。忽而殴打，忽而逮捕”，“外间纷纷传说，以前失踪之人，实已置之死地”，“纲纪荡然，万口皆同”。迫使当局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陆续释放。

对于1948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陈叔通在6月14日手札中明确指出：“近来反对美扶持日本，这个题目甚好。学生、教员、商界就此可打成一片。”然而手札又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运动中“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在这里，历尽沧桑的陈叔通老人发出“可怜仍是学生先冲锋”的感叹，充分表示了他对学生命运的关注。

从经济危机看国民党的总崩溃

随着国统区经济危机，陈叔通生活也越来越困难。他在1948年7月12日手札中说：“近日物价可怕”，“倘在三个月前不买几石米，今日已入枯鱼之肄矣”。同月23日手札又说：“物价上下半日涨，真受不了，唯亟盼解倒悬耳！”此时的陈叔通，虽然生活已极为困难，但一直抱着乐观主义精神。因为他从经济危机中看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速崩溃。

陈叔通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将成为共产党最后致胜的“意外之机会”。8月26日手札中指出：“经济应与军事并重”。“前日忽改革币制……此实为友方（指中共—笔者注）意外之机会。以纸换纸，无异发三百万之大票（百元券即无异发三亿之大票），物价安得不涨。目前用特务强为镇压，未到昨日发行已大涨，或有黑市（条文有禁止登载黑市之语，可见已知有黑市）。不到一月，必起风波。此风波无法可以镇压（工潮必起，军警亦未必不发生问题）。草头（指蒋介石——笔者注）亦说，只许成功，可见其心已虚，并报纸已明载倦勤之说，此即为卷逃埋伏之笔。”10月16日手札进一步分析：“意外机会即指币制改革，其成功即借此抢到黄金美钞，然不够花费（大部均买飞机）。所谓廿亿金元券用不到年（法币可能延长收回），信用尚不如法币。小蒋到沪，天怒人怨（外商、宋、孔、军阀囤积，甚至金钞，均无法办，愈激人民之不平），‘西西’亦与之火并。盖‘西西’到手之金融界、实业界亦被破坏。根本无人信任金元券，影响前方军事亦甚大。不一月，经济恐将总崩溃，抢货几遍全国，旋即无货可抢，此真意外机会也。”

陈叔通8月26日手札还特地提醒有关方面加强舆论攻势：“港报应尽力揭穿破坏，胜师十万。”马叙伦将陈叔通的意思转告中共在港的有关组织。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工委财经委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报》、《经济导报》、《群众》、《华商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政府币制改革，并论述国民党政府经济总危机的爆发将同时引起政治总崩溃的趋势。

事实不出陈叔通所料，国民党一系列严厉措施均无济于事。在国民党政府厉行暴力限价的经济中心上海，从1948年8月底到1949年4月底，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倍。“金元券”的发行额原限定为20亿元，到1949年5月竟达675458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元券”就同刚被废止的法币一样变成废纸。

对经济乃至人才的独到见解

陈叔通深知经济和人才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手札多处体现他为中共的人才问题操心，强调要重视经济建设，并提出了一些至今依然闪光的真知灼见。例如1948年8月26日手札说：“友方人才应多方罗致（总疑缺人才，尤其是专门。战事能有段落决定性，则人才亦较易罗致。草区人才真有愿效劳者，只是战事无段落决定性，不免观望）。且须知经济人才应与军事并重。无论共产与资本主义，均建筑在经济上，不过主义不同耳！”（“草区”指蒋管区——笔者注）10月16日手札指出：“人才亦看战局。战局好，劝驾较易。交大、同济学生去得不少。”次日手札指出战争中中共一些部门对争取人才的不足之处：“友方克一城市，往往于银行中人（铁路服务员亦同）或其人有专业者，往往仍问以愿留与否？不愿则给川资放回。前鞍山技术人亦如此，或为宣传起见。然所得不偿所失。似应以我需要为主，需要不可放回。”同年底的一封手札在提到新中国外交建议中，也提到对外经济合作：“经济方面，反对以我为任何方殖民地，而极愿与真正认我为友邦之国力谋合作。我国科学落后，且亟须开发，均赖友邦之协助，无可讳言（老实反见诚恳，并不寒酸），甚至投资亦所欢迎。惟主权在我。凡协助我之友邦投资，均担保安全。”

此时的陈叔通还身体力行，多方为中共推荐人才，如年底的手札中曾提到解放前夕的上海方面的人才宦乡、曹未风、沈体兰、吴耀宗、包达三、盛丕华、沈子槎、邱文奎、罗隆基（努生）、张伯、叶笃义等人，说：“宦芗（即宦乡——笔者注）是各方均可用之最有希望之人才（意志坚定，有胆略，文字好，其专门是铁路管理，手下有人。本人想办报，但局于办报，尚可惜）。曹未风次之（外交方面、行政方面、教育行政尤熟）。沈体兰、吴耀宗可接受教会方面，包括教会学校在内。包达三（其女未出狱）可接收商会……外交我仍希望利用努生。”

50多年后，我们重新品味陈叔通提出的对外经济开放和合作的这些想法，仍令我们感到十分亲切。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2期 古大存冤案及其平反　作者：陈　模

1942—1943年上半年，我在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下的秘书科、组教科工作时，教务处主任是古大存同志，后来我被调任党校副校长兼教育长彭真同志的秘书，仍经常和古主任接触，聆听他的教诲。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东北工作，建国以后长期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工作，我和他无缘接近。50年代初期，他背了“地方主义”和与冯白驹结成“反党联盟”的罪名，受尽打击，我得知后一直为他担忧。

此案历时30年，而其“成因”则可以从今上溯半个多世纪。此案惊动过党中央的领导人；牵涉到当时广东省委几乎所有的领导干部；全省受到株连和处分的干部达2万多人。此案虽已平反，然而，案件的始末、细节，远没有向世人和党内的同志交待清楚。

古大存是一位广东籍的老同志

古大存，字永鑫，1897年4月24日生于广东省五华县梅林村。

1917年春，他就读于梅州中学，1919年在当地参加五四运动，次年入广东法政专门学校。那时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博，是法政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他们常到法政学校去演讲，古大存受到了革命的启蒙。

1924年的夏天，古大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他从法政学校毕业后，受广东区委的派遣，报名参加东征军，任国民革命军张民达师战地政治宣传队负责人，结识了师参谋长叶剑英。东征军击溃了盘踞在粤东一带的军阀陈炯明的主力。他奉命留在五华县领导农民运动，担任县农民协会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并负责整顿国民党五华县县党部，领导了梅县武装暴动，任暴动委员会主席，旋任党的七县联委书记，次年任党的东江特委常委、军委书记、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部总指挥。

1930年古大存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红十一军军长。次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委员。1932年后，他历任东江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东江游击总队政委、东江特委组织部长。1945年4月，他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翌年赴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和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建国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中南局对广东土改有意见

建国初期，党的中南局书记是林彪，副书记是邓子恢。时任中南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土改中下不了手。这个看法也影响到毛泽东同志。他们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问题，就得抽一批干部予以支援。1950年9月，中央从各省抽调7千名干部南下支援广东。南下干部大都经过北方农村的土改，有一套老经验；而广东当地的干部自认为熟悉本地情况，大多主张搞得缓和些，“宁慢莫乱”。

1951年4月，李雪峰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广东有些同志遇事缺乏阶级分析，指责所谓“广东特殊论”，是把一些次要的、少量的特点（华侨、工商业等）扩大化。还说，如果广东有特殊，那就是：一是新区，二是队伍严重不纯。

由于对广东的特点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差距，因而产生了政策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土改法》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强调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叶剑英、方方认为，广东最大特点是华侨众多，他们多数是出卖劳动力的劳苦大众，侨眷中的地主成分是极少数，因此，要保护华侨的利益，团结争取华侨支援祖国建设，并明确规定：对华侨地主的余粮，不准追至海外。但中南土委会却指示可以追至海外，说对华侨地主的“清算”，“不应只以国内财产为限”。作为生活资料的华侨房屋，本不准没收，却也没收了，没收面达80%。

华南分局还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指示，将广东各地党政干部作了调整，大军、南下干部当一把手，广东干部均任副职。现在回头看，这样的组织安排，就有明显的片面性。南下干部固然有长期在老区工作的经验，但也有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不足；而广东的地方干部中也有不少坚持地下斗争的老同志，熟悉当地情况、熟悉本地语言，容易开展工作是他们的长处。

按地域区别对待干部的做法，不利于取长补短，亲密团结，反而易于造成他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

毛主席为“反地方主义”定调

1952年4月，华南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再一次研究了土改中的问题，决定把土改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更坚决地贯彻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方针，开展土改整队（整顿队伍），查出身，查立场。全省共处理干部6515人。其中广东大陆地区67个县，集中土改小组长以上干部7703人，进行整队，结果处理了干部781人，占参加整队人数10%强。

方方不同意对广东干部队伍“不纯”作过分严重的估计。他反对把广东党组织比作马尔托夫式的党，强调对自己的队伍要有正确的方针。但他那时已无力对形势发展施加影响。

1952年6月，毛泽东亲自出面处理广东问题。他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除中央书记处书记外，叶剑英、方方、冯白驹、陶铸也参加了会议。毛主席说：“这里是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他对方方说：“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干部问题犯了地方主义错误。”又说：“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广西、福建爬上来，广东还在爬。”他宣布，由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张云逸主桂（广西）、谭政主军、陶铸主党、方方主政，这就是华南分局五位书记的分工了。中共中央认为，广东解放以来，在主要问题上，“在决定关键上犯了错误”，“迷失方向”。

毛泽东批评的所谓农民问题上“右倾”，就是指叶、方在广东农村土改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实际上，叶剑英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三年左右完成土改的指示，结合广东的实际情况部署土改运动的。从土改准备、试点到推广，每一个计划和各阶段进展情况，都上报给中共中央、中南局，并得到批准。叶剑英在领导土改中，特别强调注意对华侨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区别对待，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搞得稳妥一点。这是符合广东的实际情况的，并不是什么“和平土改”。如果按照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土地法》定的标准，根本不存在什么“右倾”问题。

毛泽东批判的所谓“地方主义”的错误，对于叶剑英、方方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作为华南分局主管组织干部工作的第三书记，方方在工作中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但不应该扣上“地方主义”的帽子。

会上，叶剑英、方方、冯白驹等分别作了检讨。华南分局一些领导对叶剑英、特别是对方方的所谓“地方主义”错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为叶剑英留了面子，说：“叶剑英在华南工作是有成绩的，他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责任，更不能说他是搞地方主义的头头，大家要理解他。当然，包括剑英同志在内，各地的同志都应从这件事中总结教训，防止今后再发生此类错误。”

会议很快结束了，叶剑英、方方心情茫然地回到广东。

1952年6月29日—7月6日，华南分局举行扩大会议，开展所谓反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的斗争。在毛泽东批评的强大压力下，叶剑英、方方在会上都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叶剑英还形象地自责，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随后，方方等一批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这就是广东的第一次反地方主义。

1952年8月中旬，叶剑英因病回北京疗养，华南分局和广东的工作，实际上由陶铸来主持了。

反右运动中第二次反地方主义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是从反对海南的地方主义的活动，审查林克泽的一封所谓密信开始的。

林克泽20世纪20年代入党，1929年就在冯白驹领导下从事武装斗争，1931年任海口市委书记。抗日战争中期，琼崖特委让他到延安去学习，我在中央党校见过他。解放战争时期，他在西满分局工作，被陶铸看中。陶铸主持广东工作后，想调他任海南行署主任。他不想去，表示海南工作难搞。随后，他给冯白驹写信，提出了海南行署班子人选名单，并说他回海南如果不担任区党委书记，很难发挥作用。他在信的末尾附言：“古老（指古大存）向来对海南比较关心，此信是否也让他看一看。”林克泽在东北和古大存一起工作过，古对林克泽是比较了解的。

他这封信未封口，由他儿子送到冯白驹家里。冯不在广州，信交给冯夫人曾惠予，转交给冯的秘书处理。秘书未交给冯看，直接交给省委领导人了。

1957年5月，党中央发出了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的某些危险。”

在这种大背景下，党的广东省委联系本省的情况，认为省、地、县都有一部分干部对1952年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土改和土改整队所执行的政策不满，这些人与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乘机攻击省委和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否定省委的功绩，于是在反右派期间，部署了在全省开展“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企图彻底解决一些地方干部对省委领导不满的问题。

陶铸本来想改善海南领导、改进工作，看到中央反击右派的指示，认为可以把反地方主义和反右派斗争结合起来。此时，广东省委正在召开四次全委会议，陶铸立即把林克泽的信拿去打印，分发给正在参加会议的省委委员。

陶铸当时认为，海南地区的临高、琼东、那大等几个地方的机关干部、复员军人和一些土改整队受处分的人，向当地县区政府请愿，是冯白驹为首的地方主义分子企图从组织上改造海南党委和行署，排斥外来干部，把海南变成“独立王国”。而广东过去土改中的右倾和一部分干部的地方主义错误，是中央作了结论的，决不允许他们翻案，一定要给予反击。

解放战争期间，林克泽曾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长，我当时是团市委书记，工作中有接触，正如古大存说的那样，他是个严于律己的老实人。

后来冯白驹说，是陶铸要他提出一个海南区党委、行署负责人的方案，他才找林克泽商量的，因此林才写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

把反地方主义的火力对准古大存

1950年古大存回到广东后，对土改和反地方主义一直采取冷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没有加入批判海南地方主义的行列。他认为。海南一些地方集体请愿，主要是土改整队和改编琼崖纵队遗留问题没有及时处理好所引起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他还认为，林克泽是个忠厚老实的组织干部，不善言辞，遵纪守法，不可能搞什么“反党”活动。他说：“林克泽提出回海南当区党委书记，同现在当省人委秘书长一样大，只是平调，不能说是向党要官。”谁知他的这些发言，成了支持冯白驹搞海南地方主义活动的证据。

为了打倒古大存，全省从上到下广泛地发动，由下而上地层层揭露批判。古大存过去与一般人的谈话、闲扯，此时也要重新认识，与古大存划清界线。

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古大存地方主义反党联盟”的处理意见。但是，古大存和冯白驹对处理都是不服的。

古大存受到了撤销广东省委书记、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的处分，保留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的职务，下放到增城锻炼。古大存因病在从化温泉疗养时，得知来广东的李富春副总理即将回京，便给他写了一封较长的信，信中表示接受党的处分，且相信“在广东能够根本肃清地方主义和右倾思想”，但他又认为，“对于材料中的有些不合事实的，情节出入颇大的，总可以取得谅解”。这封信看来很平常，并没有明显表示不满的话，但陶铸看了古大存的信，却错误地认为以前对古大存的处理是轻了。

1958年4月，省委报经中央批准，撤销了古大存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他实际上成为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了。

古大存对处分不服，对加重处分更加不服。他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但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机会说话了。

1961年，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的某些“左”的错误，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制订各项工作条例，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为了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中共中央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让“大家有气出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同年5月初，广东省委在从化温泉召开了谈心会议。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出”了不少“气”。冯白驹、古大存坐不住了。冯白驹用四个单元时间讲了8个小时。古大存也提出了不知自己怎么会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问题。他说：“陶铸同志在会上讲话，要我们倾吐心里话，我再一次感谢省委的关怀。我对错误的认识，上面已经说过了，确实不清楚我是怎样成为反党集团头子的，怎样同冯白驹建立联盟的？我很清楚，我自信我还不至于错到这样的地步。我当时在会上就对这一点一直没有接受，在处分后又曾表达过我的意思，但是省委不但不考虑我的意见，反而以不服的罪名加重处分，又撤销了省委常委和副省长职务，这样就作了连续两次的处分。这在我党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鲜有的。虽然党也没有完全了解我，我相信总有一天会了解的。最后，我希望党能对我1957年所犯的地方主义错误弄清真相。”

冯、古二人的发言当晚便送到了陶铸手里，很快刊登在简报上。省委按照陶铸的指示，于1962年8月2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南局上报了《古大存同志提出对其1957年所犯错误及其处分要求复查的报告》（附古之书面意见）及《关于冯白驹同志申诉不同意其错误性质及所受处分的意见的报告》（也附了冯的申诉书）。

1962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对冯、古二人申诉作了批复：不予平反。

古大存这才明白，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是了解的，但省委所作的对他问题的处理，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不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是不能平反的。

1962年10月间，古大存在省直机关17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被迫立下字据决不翻案。一向性格爽朗、喜欢侃谈的他，从此讷口不言，平时也很少同别人来往。

在这种郁闷生活中，同情他的广东省文化局长杜埃，特别交待省文化局干部，凡有戏剧演出，要送票给古老。梅州地区汉剧团演出新编历史剧《齐王求将》，文化局送票给古大存看。这出戏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片后，1962年8月，请来广州的著名戏剧家田汉看，古大存陪同。当时，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放映这部片子，有教育人民提高警惕反对和平麻痹思想的现实意义。

古大存很喜欢这出戏，和田汉当场各写了一首七律。古老的诗道：

齐王昏聩七年中，犯境秦兵一振聋。

爱国无盐终未死，匡君田相为先容。

惊惶失措方求将，忠愤高怀许整戎。

舞态歌神传妙肖，现身心与古人通。

他的诗告诫人们，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麻痹思想，要紧握手中的枪，保卫国家。

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在狠批广东老资格的“反动权威”欧阳山、秦牧的同时，批判了“老右倾”、“反党集团头子”古大存，《南方日报》以至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讯》，都批判古大存推崇新编汉剧《齐王求将》别有用心，说他的诗歌颂皇后无盐爱国，攻击齐宣王昏聩无能，是影射攻击毛泽东主席。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因高血压、眼底出血，又患白内障的古大存正在中山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看完批判他的文章后，对人说：“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还说，不知为什么至今有些人还不放过他。

1966年11月4日，革命了一生的古大存同志含冤逝世。

“文革”后省委提出为古大存平反

古大存去世了，古大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真正的转机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人民都在作痛切的深刻反思，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回顾历史，哪些做得对的，哪些做错了。在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组织路线上也有了很大变化。1978年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杨尚昆、龚子荣相继调到广东工作；1978年12月11日，中央决定习仲勋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杨尚昆任第二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这时广东许多一直对反地方主义有意见的地方干部，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央反映情况，要求复查、澄清。叶剑英同志亲切接见因“地方主义”问题划为“极右分子”、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卢伟良，叶剑英认真听他喊冤，并说：“你是有功不是有过，你要相信党，将来一切冤假错案都要平反的。”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习仲勋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向中央作了《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汇报》，其中提到1957年紧接着反右派斗争进行的反地方主义，面搞得宽了，有的本属正常提意见，或者说了某些错话，也被批判或处分，影响相当大。应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搞错了的纠正过来。他还把各方面的申诉材料交给省纪委，让他们对地方主义冤案进行复查。那时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习仲勋敢于冲破“左”的干扰，提出纠正地方主义冤案，表现了党的一个高级领导干部追求真理的勇气。

1979年8月17日，中共广东省委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请示》，还附去省委《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

《通知》明确指出：“不存在冯白驹、古大存反党和其他的反党小集团”。“1957年至1958年在反地方主义斗争中，省委当时认定古大存、冯白驹两同志‘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存在一个‘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有的地方也定了一些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现在看来，这些结论都是不当的，应予以撤销。”

《通知》还说：“在反地方主义中受处分的县（科）级（不含）以下干部，一律撤销原处分。至于个别有其他严重错误的，按其所犯错误性质处理。”

中共中央1979年10月19日对广东省委的请示作了批复，认为“广东省委通知中对过去反地方主义的分析意见是正确的”。广东省委接着发文下达各地，让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

三十年沉冤教训沉痛

建国以来，广东省的成就有目共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又出现了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海南单独建省，前程欣欣向荣。建国50多年了，叶帅的功绩早已盖棺论定，许多事情在中共中央为他写的悼词中已说清楚了。对于叶剑英同志的肯定，对广东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牵涉到他对建国初广东省土改、干部政策等重大问题的正确判断。水流千转归大海，公道自在党心民心，方方、冯白驹、古大存冤案，最后还是彻底解决了。痛定思痛，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内部肃反和审干中有过许多错误，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肃清AB团”的错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事后也纠正了，总结了，为什么到建国以后，还要一犯再犯呢？广东反地方主义受迫害的有2万多人，1957年反右派斗争受迫害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十年“文革”受迫害受株连的更是无计其数了。其所以愈演愈烈，错误越来越严重，范围不断地扩大，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总结经验教训。事情不只是某个省的领导同志或领导班子中几个同志的问题，而是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思想、路线所致。加之，我们党内长期民主生活不正常，又缺乏对领导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发现了错误得不到认真的纠正。所以，关键是端正我们的党风，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唯书、看“风向”办事。真正把毛主席在延安时便倡导的“实事求是”作风，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树立起来，我们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2期 钟惦棐和《电影的锣鼓》　作者：罗学蓬

1982年10月，钟惦在离开故乡47年后第一次回到江津，我作为地方派出的工作人员之一，自始至终陪伴了他。

第一次出现在我眼前的钟惦，和我想象中那类惊天动地的人物相去甚远。他个头矮小墩实，穿一件绝不气派深灰色涤卡中山装，一双圆口布鞋。无疑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延安，但细看更像个普普通通的乡间中学教师。在短短数天时间里，钟老应我的请求，断断续续谈了他如何为一篇文章而被打成大右派的经过。

《电影的锣鼓》是如何“出笼”的

在家乡召开的座谈会上，但凡提到钟老那篇有名的文章《电影的锣鼓》时，钟老便会马上纠正：“这样的提法不对，‘锣鼓’是一篇很一般的文章，而我之‘臭名远扬’，是因为后来毛泽东对这篇文章及我本人的批判。这两者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1956年11月里的一天，《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个叫姚芳藻的女记者，来找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工作的钟惦，鉴于国产电影受到群众冷淡，她准备在《文汇报》上发起一场电影界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解放思想，拍出好片争取群众的讨论。

专管电影的钟惦如果对姚芳藻的想法不感兴趣，那简直是失职。

钟老回忆道：“我当时就对她说，电影界目前的问题非常多，完全值得讨论。我提议，讨论应抓住三个要点，第一，群众为什么不喜欢国产影片？第二，领导的干涉是否太多太过？第三，电影人的创作潜力是否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围绕这三个问题，我一口气谈了大概两三个钟头。我还给姚芳藻讲了一桩我亲身经历的往事。那是1939年冬，我们鲁艺派出一部分师生到了晋察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去‘体验生活’。正好部队在陈庄打了一仗，我们马上采访创作，写出了多幕话剧《陈庄战斗》，排出来后，就到参加过陈庄战斗的部队中去演出。我们满以为会受到战士的欢迎，没想栽了个大跟斗。还没演到一半，部队就相继离开了，最后，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多。扮演主要角色的崔嵬刚一下台，就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而我们目前的电影，已经很不景气，观众不掏钱买票，不要说电影事业的发展，连国家每年从电影上取得的丰厚的经济收入也全泡了汤。总而言之，姚芳藻对我那一天的谈话以及我给她看的材料很感兴趣，她也认为把这些问题拿到报纸上去讨论，很有价值，很能贯彻双百方针的精神。”

于是，在姚芳藻的推动下，1956年11月14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国产片上座率情况不好》的新闻报道，配发了一篇短评《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还配发了两篇批评国产影片的读者来稿。

撰文参加讨论者几乎一致地顺着这一思路进入。

著名女演员上官云珠说：“演员的生命之花，一旦离开了培育它的园地，就会枯萎。但是我们厂的绝大多数演员，其中有七年之久只在银幕上露过一个镜头，或只在舞台上演出过一两次戏。老演员们感到力无处使，在业务上一年一年的荒疏，青年演员们还是原地没有动，学了七年理论没有实践的机会，自己怀疑自己到底还能不能演戏呢？心里一片空白，每个演员都被搁置得快要生锈了！”

著名导演陈鲤庭说：“今天的观众是以主人公的姿态走进戏院里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他们要政治，但不要政治口号。”

导演吴永刚也在文章中指出：“政治不能代替艺术。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是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是像在听一个政治报告，读一篇政论，这样的电影怎么能使广大观众接受呢？”

满腹苦衷的作家老舍也坐不住了，匆匆写出《救救电影》，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今天，人民真是如饥似渴地需要电影，可是好电影却寥若晨星，这是个严重的问题。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得到尊重了呢？恐怕不是。对他们所写的剧本，似乎人人都有权修改，个个都显示出优越感。一稿到来，大家动手大改特改，经过大拆大卸的修改后，那些好的即被连根拔掉，原来若有四成艺术性，到后来连一成也找不着了。”

讨论进行了两个多月，《文汇报》发表了50多篇文章。这时，需要发表一篇总结性的、有分量的文章来为这场大讨论再添上一把火。

这样的文章不是谁都能写的。《文汇报》的首选人物，便是钟惦。

钟老如是说：“代表《文汇报》来约我写这样一篇稿的，是姚芳藻和副总编唐海同志。对于《文汇报》上展开的这一场大讨论，我是尤为关心的。他们说明来意后，我就答应下来。这是因为作为我的职责，我当仁不让。《电影的锣鼓》就是这样出笼的。”

电影锣鼓声惊动了海内外

《电影的锣鼓》的发表，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注意。1957年1月15日，《香港时报》转载了台湾大道通讯社所发的一篇名为《重重压迫束缚下，大陆电影事业惨不堪言》的通讯。作者从其立场出发，大量引用《电影的锣鼓》中的材料，别有用心地在文章结尾时说：“身陷大陆的全体电影工作者，被迫害压抑得太久了，现在居然敲起了反暴的锣鼓。”

《电影的锣鼓》成了“反暴的锣鼓”，钟惦真落了个“跳进黄河洗不清”。

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严厉地点名批评说，共产党里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个干部叫钟惦，他写了一篇文章，把过去说了个一塌糊涂，否定一切。这篇文章引起批评了，引起争论了，但是，台湾很赏识他的文章。

毛泽东的批评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各界（不只文艺界）的重视。但认识并不一致。持不同看法的就有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他在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回到家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电影的锣鼓》，把它一字一句认认真真地轻声读（而不是看）了两遍，他对朋友说：“这篇文章我一口气看了两遍，怎么就看不出它到底错在哪儿？”另一位则是话剧演员赵蕴如，他把文章看了一遍又一遍，始终看不出错在哪里，但既然毛主席说它有错它就肯定有错，看不出错误那就表明自己的政治水平太低，急得赵蕴如不停地用拳头捶击自己的脑袋，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这篇文章到底写了些什么呢？为加深读者对那一段历史的了解，有必要择其要点在这里加以介绍。文章全文长三千余字，首先，钟惦根据他手中的权威统计数字，证实国产影片已经相当的不景气，观众冷淡国产影片已属事实。随即，他便尖锐地指出：“这就找到了检验问题的标准。为什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明确了，工农兵及一般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而国产影片的观众却如此不景气。这是否就同时暴露了两个问题：一，电影是一百个愿意为工农兵服务，而观众却很少，这服务的‘工农兵’对象，岂不成了抽象？二，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意味着在题材的比重上尽量地描写工农兵，甚至拍所谓的‘工农兵电影’？事态的发展迫使我们记住：绝不可以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影片的观众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影片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和影片的票房价值对立起来；绝不可以把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理解为‘工农兵电影’。”

然后，钟惦从理论的高度批评了电影领导者们的教条主义做法，认为他们把党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僵化了。“领导电影创作最简便的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局里的，部里的，或某某负责人说的，不听也得听。一年一度的学习会，再加上一个总结，便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种以行政方式领导创作的方法，完全可以使事情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而且条理井然，请示和报告的制度进行得令人欣慰。但是最后被感光在胶片上的东西也如请示、报告、开会一样索然。广大观众不欢迎这类国产影片，岂不是并不需要太高深的理论也可以明了的么？”

他还严厉地批评道：“说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不会妨碍什么，这也不见得。孙景璐在上影厂工作了六、七年，居然连领导者也不知道她曾演过《日出》里的翠喜和小东西，而且演得很好。这样不了解人，如何谈得到尊重！而最重要的，目前有许多有经验的电影艺术家不能充分发挥出创作上的潜力，而只能唯唯听命于行政负责人员的指挥，尚未进入创作，已经畏首畏尾，如何谈得到电影艺术的创造？……祥林嫂手中的鱼掉不掉？何时掉？这完全是创作人员，首先是导演自己的事，如果这样的事都必须由行政领导决定，还要导演干什么？”

这就是钟惦文章的风骨，尖锐、泼辣、深刻，一针见血，没有套话，也决不隔靴骚痒。

钟惦的“锣鼓声”更使当时管电影的人怒火千丈，他们首先认为《电影的锣鼓》是针对他们的。钟惦这时的任何建议，肯定是“白搭”。

但是出自一个党的文艺干部的责任心，钟惦依然写出了《对当前电影工作的十项建议》。在钟惦看来，“天下事并不都是以主事者的好恶为转移的”，该做的事情他要做到底。

“获罪于天，无所祷矣”

钟惦受到的惩罚是严厉的，开除党籍，罢官，行政降四级，下放农场监督劳动。但是，和全国50多万右派分子的命运相比，他不是最悲惨的，他的妻子儿女几十年和他风雨同舟，人未散，家未破。钟老如此言道：“可以说，我被整得痛苦，整我的人却也不轻松，我的痛苦随着落实政策而结束，而整我的人的痛苦却将折磨他们终生。”

在急风暴雨的反右派斗争中，钟惦作为中国电影界的“右派首领”，享受到的也是高规格的批斗。从1957年8月4日起至9月27日，在文化部新落成的大礼堂里，连续召开了15次声势浩大的批斗会，钟惦被勒令“规规矩矩，老实交待”，没完没了地作检讨。

“文革”中在上海滩炙手可热的徐景贤，当时充当了批判《电影的锣鼓》的急先锋。1957年8月4日，他和另一个人共同署名，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否定成绩改变方向篡夺领导——揭露〈电影的锣鼓〉一文的右派言论》。

徐景贤气势汹汹地挞伐道：“我们不仅要问：钟惦作为一个电影艺术的行家，作为深知电影界内情的人，为什么偏偏只抓住几部影片在某一个城市里上座率较低，滥施污蔑……《电影的锣鼓》在上海敲出了一片乌烟瘴气，右派分子随着锣鼓点子的节奏，把上海电影界一度闹得黑云翻飞。这些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罪恶行为，已经博得了敌人的喝彩和掌声。台湾报纸全文转载了《电影的锣鼓》，不正是这篇文章对人民犯罪的最有力的罪证么？吹散黑云，扫尽瘴气，现在是时候了！”

9月1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电影界一位知名人士《从“密信”看钟惦向党的第二次进攻》的文章，把钟惦受批判期间写给天津何迟、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作了“反党罪证”。

所谓的“密信”，究竟写了些什么不可告人之语呢？举致何迟信为例：

“得手书，甚慰。三十八岁倒霉，似还不算很坏。如果六十岁，就会再使不上劲，就会‘论定’了。悲剧刚一开始，就结束，本身岂不正是最大的悲剧！起居饮食如往常，只是不写文章了，一是忙，总得先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现在；二是不作检讨，其他的话就无从说起，而检讨，又不能只是哭鼻子……”

从信文可以看出钟惦倒霉后，何迟曾从天津去信安慰，钟惦收信后给何迟一封回信。现在看来，信很普通，不过是钟惦谈了当时的处境而已。但在那时，无限上纲，任何的不满情绪都可拉到反党上去。何况信末的署名，还有钟惦为这奇特的署名所加的一个注解：“这是前几天看《国庆十点钟》时，从一个特务的署名学来的，不想现在居然用上了。”

他署的是“知名不具”

这个署名，竟成了那场重大政治斗争中出现的近乎滑稽得不可思议的一个小插曲。

几十年后的钟老是这样对我们解释的：何迟与他，在延安鲁艺时就是亲如兄弟的战友、同学。何迟喜欢京剧，在延安主演过《陆文龙》，他最喜欢的还是相声。进城后，组织上要他去天津当文化局长，他不干，他说头一天下文第二天他就去电台说相声。那时何迟，已经写出《买猴》、《开会迷》等有全国影响的段子，蜚声曲艺界了。何迟过去和钟惦通信，就经常在信上插科打诨开玩笑，署名用过“马大哈”。钟惦突遭打击，正痛苦不堪时，得何迟信，倍感安慰，回信时便也和他开了个“苦涩的玩笑”，署名时用了“知名不具”。

不料何迟很快也被打成右派，那信，也就很容易地到了组织手上。一个“知名不具”，就使钟惦更像一个台湾派来的特务了。

钟惦沉默着接受了一切对他的惩处，全家从中宣部机关宿舍被赶到振兴巷6号一个大杂院里。而他本人，则被贬逐到渤海边上的唐山柏各庄农场“劳改”，专司厕所管理，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即38岁至42岁，那无疑是一个学者精力最充沛的人生阶段），每天把粪便掏出来，晒干，打碎，发酵。

对我们谈到这一段经历时，钟老却如此感慨道：“其实，做个农业工人，我至今不以为有什么不好。把粪便分做几道工序，处理好，厕所打扫得很干净，也会有愉悦感、成功感。而劳动之余，我便细读《资治通鉴》。”

1971年，钟惦再次被弄到天津团泊洼农场“劳改”，领导发挥他的“专长”，仍安排他管理厕所。在北京的妻子张子芳曾遣从北大荒归来的儿子星座来团泊洼看望父亲，还用饭盒带来父亲最喜欢吃的回锅肉。夜间，父子抵足而眠，次日冒着刺骨朔风，目送儿子远去。钟惦情不能禁，写下七律一首，诗云：

粪余付与魏晋唐，家务人事两茫茫。

待罪日近长安远，图功马瘦毛渐长。

南枝雏鹊儿送餐，舐犊情深共板床。

今朝儿随寒流去，更逐寒流入大荒。

（责任编辑 文 贤）

2001年第12期 陈聚恒：让树木超高速生长　作者：张天来

2001年10月，北京造林、造纸、人造板、餐具和饲料等方面的十几位专家，在京南大兴榆垡镇对陈聚恒2年根1年杆的示范林进行了现场实测，结果是每亩产材量5.38立方米，比世界最高水平高出1.52倍。它的高度竟在7米以上，更是让人惊喜之至。这就是世纪之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超短周期原料林。

专家们考察了设在镇上的早期加工利用的示范厂，看到了4个方面的产品：用清洁制浆法造出的新闻纸等中高档文化用纸；营养丰富、能使家畜增肉增奶增绒的木本饲料；各种急需的人造板材；无毒无害无污染的木本餐具。

专家们肯定：陈聚恒在20年的研究中，完成了超短周期原料林的栽培和早期加工利用，形成了一个包括几个系列的高新技术体系，将会引发一场深刻的绿色革命。

北京新闻界，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要闻版）、《中国时报》（英文版）、《科技日报》、《工人日报》、《中国职工科技报》、《中国绿色时报》等报纸；中央和北京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先后在重要位置和时段，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了报道，还有一些媒体将要发表更加深入的报道文章。

过去的和近期的报道，反响甚为强烈。河北省邢台市计委决定，要在今后三年内，发展几十万亩超短周期原料林，并开发四方面的产品。光是生产华龙方便面的一家企业，每年所需要的木碗就达上亿只。一家长期原料困难的木材厂，决定开发几十万亩的原料林，以提高人造板材的产量。众多的合作和技术转让项目，正在洽谈中。

采访陈聚恒，让我最为震惊的首先是他的林子，是他那生长速度快得叫人没办法想象的林子。

20世纪60年代，人类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木材量千百倍迅猛增长的需要，曾经研究一种新的造林技术，培育出速生丰产林。速生丰产的树种，北方是杨树，南方是桉树。这种速生树一般生长七八年（桉树林约需三五年）就能够砍伐利用。而陈聚恒的人工杨树林，生长速度却远远超过了杨树和桉树的速生丰产林，被称之为“超短周期原料林”。1999年，我几次到京郊怀柔看过老陈的几片林子，它们一年的高生长是3—4米；2000年，我几次到大兴看老陈的林子，其中一块示范林春天晚插了一个月，平均增高4米上下；另一块品种试验林，有一个生长速度最快的品种，一年生长的高度竟达到8米上下。

陈聚恒1936年出生在河北定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21岁那年（1957年）在新疆八一农学院林学系毕业。此后几十年间，他在学校的苗圃、在玛纳斯林场、在新疆林业科学院，一直干着育苗、造林的科学技术工作，后来升任新疆林业科学院副院长。在林木种苗的丰产栽培包括组织培养、速生丰产林的栽培技术方面，他攻破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一次又一次的积累着新鲜而又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撰写的《新疆树种育苗技术》，是他对100多种树木育苗的经验总结。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就用最新的组织培养方法，对月季、银X新（杨）和阿月浑子、巴旦杏等树木进行种苗繁殖取得了成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

新的科学发现，往往并不都是那么神秘。科学的硕果常常就在你眼前晃动。但是，为什么有人忙碌终生却一无所获，而有人却能够采摘到科学的鲜花和果实呢？在很大程度上那就是要看你的大脑和你的眼睛。

在研究中，陈聚恒会用眼睛观察，更会用大脑思考。他在苗圃的采条区发现一种杨树的树苗，一年之内竟然能够生长3—4米，这让他感到惊喜，因为这个高度比世界上公认生长最快的桉树还要快。同时他还看到，第一年已经采过的种条，第二年萌生的种条比第一年还要高。这种近乎神奇的现象，促使他马上抓住，深入地思考：怎样把这种无性更新优势充分利用起来。

20世纪最后的一个春天，我参观了陈聚恒的超短周期原料林。在这块林子里，他把50多种栽培模式的优点集中到了一起，进行新的栽培模式试验。

我走在正要起步的这片林子里，强烈的感觉是，我脚下踩着的好像不是一片林地，而是一片经营得最好的菜田，像女工绣花那样精细。

陈聚恒引用了农业上细流沟灌的办法，对林子采取了宽窄行沟灌的形式。沟的两边，各有一行树苗。通过这道浅沟灌水，两行树都能得到足够的水分。树苗行与行的距离、株与株的距离，相当小，是和速生丰产林稀植完全相反的密植，密到每亩3000株上下，跟一些农作物的密植程度差不多。比起一般速生丰产林，密度大100倍以上。这些，他很早就做过一些试验。举例来说，1974年他担任玛纳斯林场场长的时候，就营造过周期3年的200亩椽材林，最大特点就是密度很大，林下还种了西瓜。这项大密度椽材林的实践经验，经过推广，在新疆人民房屋建造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采用大密度，从地面上来说，是充分利用了阳光；而在地下，却又需要大水大肥的保障。这方面，老陈也有丰富的经验；他营造过两千亩的速生丰产林，找到了实现速生丰产所需要的最低灌水量，这对超短周期林的经营来说是重要的依据。

早期速生栽培试验需要寻找速生优良树种。全世界杨树种类上百上千，并不是所有的杨树都具有早期速生的特性；对具有这个特性的，也要从中选优。他引进别人的品种，自己也选育新的品种。新疆有两种优良的杨树，就是银白杨和新疆杨，其中一个特别耐寒、特别抗病虫，另一个早期生长特别快。用这两种树杂交成功的新品种定名为“银X新”，具备了“父母亲”的优点，成了超短周期原料林的重要树种。有一种欧美杨，在具有早期生长速度特快的同时，却又有不能抵抗严寒的缺陷，因此推广受到了限制。善于思考的老陈对我说，他在造林中用了欧美杨，原因是超短周期林的每个生长期只有一年，秋天条子收割，留在地下的根不怕冻，第二年照样长得快。这个办法，在高寒的新疆、黑龙江都取得了成功。

老陈明白，造纸原料中，不只要有阔叶的杨树，还要有少量的针叶树，例如华北落叶松和樟子松。他也做了试验，结果是照他的栽培方法，本来20年上下才能够利用的落叶松和樟子松，只需要8年就可以作为造纸原料。

思绪十分周密的陈聚恒知道，要推广这个新的栽培方法，要成千亩成万亩造林，不能只靠两只手，还得让造林过程实现机械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找来了国内外有关林业机械的资料。经过了六七年的时间，从把长条的种苗切成一段段的插穗，到6至8年以后把树的老根挖出来，造林所需的6种机械都被陈聚恒研制出来，使造林的生产过程实现了机械化。只留了一个小小的尾巴，就是根据生产要求，小树生长旺季，由主干上抽出的所有小枝，在嫩芽时必须摘掉，不能让它们消耗营养，这一项还需要人工操作。

这个造林机械化可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几乎每一种机械都要反复修改多次。就拿最简单的切条机来说，原来的几种，第一是功率不够，一次只能切两三根，加大功率之后，一次切5—6根；第二，切出的插穗乱蹦，结果是根梢不分，没法插，在切条机上加了个漏斗，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复杂的机械当然是扦插机。它有四项功能：开沟、扦插、培土、镇压，主要的扦插过程，一次完成。老陈说：“世界上有扦插机，但和我们的不一样。”这么多种功能，哪一种都得反复研究修改才能实现。

老陈他们研制的扦插机，三四个人操作一台，每人每天可以扦插40亩，比手扦插高30—40倍。

按老陈的说法，这一个系列的6种机械，遇到困难最多的是割条机。在森林采伐上只有伐树用的电动或汽动锯。超短周期原料林的割条机，世界上还没有出现。后来他想到借鉴锯盘的原理，在拖拉机前面，加一个盘状的电动锯片，就是割条机了。但是割掉以后，那些树条倒在了割条机上，把前进的路挡住了。后来，把那个锯盘由拖拉机的前面转移到右面去。这一来，割条机前进的阻力就被老陈克服掉了。

这一个萌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创新理念，直到1989年在林业部召开的一次汇报会上才正式提了出来。那一年，第18届国际杨树大会在中国举行。林业部的正副部长和司局长们坐满了会议室，听取新疆林业科学院陈聚恒副院长的汇报，内容是他将要提交大会的论文《额尔齐斯河的杨树天然林》。

额尔齐斯河的两座小岛上，有我国惟一的杨树原始林宝库。在那里的杨树原始林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银白杨，而把会议引向高潮的则是银白杨和新疆杨的杂交种——银X新，它的平茬苗一年之内竟然可以长到4米，而且纤维长度居然能够达到造纸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最新的具有爆炸性的信息。在纷纷表示支持的官员中，有两位最重要，一位是当时的部长高德占，一位是当时的林业部科技委主任董智勇。

就是在这次北京之行当中，增加了陈聚恒“下苦功，不干则已，干则到底”的决心。有一位专家对他说了一段肺腑之言：“你的想法非常好，拿到国外去你可以成为上千万甚至上亿美元的富翁；但在中国不行。在中国，知识分子、技术不值钱，推广难度很大。”“他们可以拿上千万的资金去买外国人的技术，但看不起中国人的技术。”这位专家的劝告，老陈没有采纳，他不想把技术拿到外国去，而是要把它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由林业部支持在1990年进行的这项研究包括两项主要内容：超短周期造纸原料林的栽培方法，用条材进行化学法制浆造纸的工艺。主持人是陈聚恒副院长，参加者有南京林业大学化工系的专家教授。这个课题已被列入新疆的科学研究计划。

先说栽培方法。经过多次有关的试验，陈聚恒发现密度越大，株数越多，产条量越高。密度大比密度小的，产条量要高22.54—58.83%。

更叫人兴奋的是亩产纸浆量的对比试验。结果是：两年生的健杨，比10年生的健杨，产浆量竟然高380%；两年生的新疆杨，比10年生的新疆杨，产浆量高420%；一年生银X新，比10年生新疆杨，高690%。在针叶树方面，对比结果同样让人高兴：8年生的华北落叶松每亩产浆量，高出70年生华北落叶松天然林365%；6年生的樟子松每亩产浆量，高出30年生的樟子松人工林217%。超短周期原料林，1—2—3年，哪一年产浆量最高？结果更有趣：1年生新疆杨亩平均产浆量，比2—3年生新疆杨高27%和59%；2年生比3年生高19%。

这就是说，在栽培方法上，各项试验的结果都是喜人的，而且是相当顺利的。真正让老陈感到困难的是制浆造纸。他下苦功，尽最大努力找来了70—80万字的制浆造纸的文献资料，埋下头来，从头到尾，认真阅读，国内外的情况都进入了他的大脑。他跟几位专家教授一起，从1990年9月直到1991年旧历正月，前后进行了140次试验；各种用碱量，各种温度，各种压力，都做过试验，终于取得了成功：在世界上第一次用1年至3年生的新疆杨和8年生华北落叶松的条材，造出了合格的多种中高档文化用纸。参加了这项研究的一位教授兴奋得提笔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有关刊物上，之后，美国、阿根廷、意大利等国的造纸杂志纷纷转载。

在1991年由新疆科委组织的成果鉴定会上，与会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们，用最朴素的语言说，他们一致认为这项成果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它开辟了林木早期利用的新途径，开创了条材造纸的新道路，改变了造纸工业的原料结构。

然而，在这巨大的成功之后，接着来到的竟是巨大的挫折。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粉碎了“四人帮”、早已进入科学春天的中国，一位取得了原创性成果的大发明家，竟然会提出要退休。你会问：他这个时候提出退休，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1992年，54岁的陈聚恒躺在医院里。他不可能不病，因为他太累，他的脑力太超支了。科学家们说，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看，人的大脑是用不完的。然而，老陈碰到的并不完全是自然科学的问题，1992年让他最伤脑筋的是，他没有办法通过正常渠道取得进行中间试验所需要的资金。

于是，他决定走自己的路，难得的是，他的夫人也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这一年，陈聚恒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正式向本单位提出因病提前退休。理由很充分，因为他的确有病，有医生开的证明。第二步，向新疆科委购买了由他自己主持和参加而获得的研究成果。第三步，在企业家参与下注册了一家民办科研企业：乌鲁木齐建峰林纸科学研究所。

丢掉了铁饭碗，同时也去掉了一些障碍，但是，那泥饭碗、木饭碗也并不好端。不靠国家给钱，就得自己去挣，反正你只要搞中间试验就得花一大笔钱。从1992年到1995年，这家民办研究所奋斗了4年，才凑足了一笔资金，当然是惨淡经营了。只举一例。老陈夫人出了一条主意：营造一批库房出租，每年可以有几十万元的收入。

请记住1996年。这是陈聚恒前进途中关键性的一年。他的研究所在科委申请立项，租用了呼图壁国营苗圃的104亩林地，按照生产要求，营造超短周期原料林。

这次中间试验，同1990年的小型试验相比，选用了4种优良品种的杨树，加多了灌水和追肥的次数，使用了化学除草剂，并实现了扦插造林的机械化。有专家观看了扦插造林过程，评价说，这样大面积的机械扦插造林，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

不用说大家也会想到，造林的中间试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超短周期原料林1996年正式诞生在中国大地上。它一诞生就宣告：从每公顷产材量看，当时的国际水平，意大利是53立方米，我们老陈的数字是每公顷63.5立方米，比意大利高19.8%。不用说，参加这项成果验收的专家们，理所当然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果说1996年的中间试验也有遗憾，那就是预定的化学制浆造纸方面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进行，这是容易理解的。但老陈和他的伙伴们来了一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在利用条材制作木本饲料方面取得了突破，他不仅提供了每年都可以采伐一次的超短周期原料林，而且这种原料可以全株（地上部分）加工成为优质饲料。

早在1991年，陈聚恒就进行过木本饲料加工的小型试验。1997年6月，他们把400公斤的原料运到一家饲料厂，利用厂里的精料加工设备进行热喷中间试验。在这套设备里，在高温高压之下，10分钟内，木质材料就被软化、膨化和氨化，变成了优质饲料。影响家畜消化的表皮角层和木质素被减少，一些难以消化的多糖变成容易消化的单糖。化学分析的结果是，这种木本饲料在几项重要指标的含量上，同现有优质饲料不相上下，总能甚至略高，例如它的粗蛋白含量21.99%，粗纤维低于32.14%，粗脂肪2.19—2.85%。

如果说，陈聚恒在新疆经历了一个小的插曲，由公办转为民办，花了几年时间才完成了超短周期原料林和木本饲料的中间试验；那么，1997年下半年到现在，他在北京经历了一个更大的插曲。

别看新疆地处遥远的西域，却并不妨碍陈聚恒科学发明信息的传播，先后有两三家外商看中了他的发明有无限的前景，邀请他到境外注册，或者是在中国办合资企业；并说这会使他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马上发生如同神话般的变化。只要他的成果在各国一推广开来，那么，一夜之间，一个穷困了几十年的知识分子，就会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然而，陈聚恒婉言谢绝了外商的好意，决心把一切奉献给祖国。他怀着最大的热情和希望来到了北京。7旬高龄左右的董智勇（退休前任林业部科技委主任），支持陈聚恒的工作。在老董的帮助下，北京和大兴的林业部门支持老陈在大兴注册了一家民办科技企业——北京建峰林牧有限公司，开始了新的征程。

读者们大约会这样想，既然这项大发明已经按部就班地经过了小型试验和中间试验，推广起来不是会很快吗？然而，好事终究多磨。随之而来的困难压得他的脸上经常忽隐忽现地出现一层薄薄的愁云。

陈聚恒在怀柔的四块350亩一年生示范林栽培获得成功，并且在大兴榆垡搞起了示范林，还建起了示范厂，计划在厂里加工木本饲料。他还同一家企业合作设计了生产流水线，并请这家企业加工设备，但遗憾是，设备迟迟没有到位。按现在火车的速度，那个厂家离北京，只有十个小时左右的路程。那么，迟迟不到是什么道理？说穿了，就是一个钱字。老陈由新疆来北京之前，把那104亩地的原料林和在新疆的推广权转让给了一家公司，并且签订了书面的协议，这家公司出了100万元的转让费；这笔钱，已经用光了。你没有钱，工厂怎么购买原材料，怎么给工人发工资？你的设备怎么能够造得出来？！

老陈当然做了最大的努力，一些热心人也给了很大支持。在董智勇等人的帮助下，林业部门的500万元的贴息贷款拨到了大兴农行。后来，这个项目被列入北京市星火计划，也有500万元的贴息贷款。然而，银行不予支付。这两笔眼看到手的钱却怎么也到不了手，老陈怎么高兴得起来？！

原因是有人捣鬼。老陈告诉我，他来到北京之后，从他手中购买到104亩条材林的那家公司，就拿这块林子作为资本，说是他们培育出了什么“天演速生杨”。发明权有了争议，银行当然不会支付大笔款项的。后来，骗局终于被媒体揭穿。

2000年3月，大发明家陈聚恒的脸上愁容一扫而光。经过与好多家投资者的谈判，同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总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一家大型企业同一家民办科技企业携起手来，将共同把这项综合性的包括一系列技术的大发明，变成多种生产事业。

有了资金，就像是源头有了活水，前进的步伐当然加快起来。合作厂家赶制的主设备，和其他厂家购买的配套设备，一件一件地运到榆垡，安装在车间里。到这一年的8月，流水线安装完毕。这以后，这项伟大发明就像是冲出闸门的大水，向着前方汹涌澎湃地流去，势不可挡。

在新中国50周年庆典刚过的10月6日，老陈像是变了个人，一脸的红光喜气，领着老董和我去榆垡示范厂观看从热喷罐里把加工好的木本饲料喷出来。由输送带运入风干机，风干之后，整个一条流水线的生产过程就全部结束。

这条生产线的创始人陈聚恒告诉我，这套设备也可以把农作物秸秆加工成优质饲料，设备价格低廉，只要200万元上下，农民办这样的木本饲料厂，资金上不会有很大困难，几家农民一联合就能办起一个来。

说到它的经济价值，老陈告诉我，发展畜牧业，饲料短缺是一道大难关。以现有规模，我国绿色饲料年缺口在1亿吨上下。与我国邻近的几个国家，每年需要进口绿色饲料也大约在300万吨以上。以北京、天津两市为例，目前每年饲料缺乏量，北京是4万吨，天津3万吨。而且，这两市所需的肉、奶和乳制品的80%是由外省调入的。老陈的雄心壮志是，把他的发明推向全国，至少可以让肉、蛋、奶的产量翻上一番，为改善人民的膳食结构做一点贡献。

进入21世纪，喜讯更多更大。1月30日上午，他拿出一块新闻纸让我看。他说，这种新闻纸，白度比一般新闻纸高3度，抗张能力也更强；但关键是没有污染。这是他发明的无污染造纸法的第一项成果，就是这一小块纸，让老陈费了几十年的心血。1996年那一次定好的制浆造纸中间试验没有做，但老陈一直在钻研着这个问题。他的最大目标就是要去掉造纸厂的废水污染。

从那条热喷流水线加工出来的成品，可以饲喂家畜；但用它制浆造纸，却还需要加入化工原料（就是烧碱）进行蒸煮，污染的来源就是那些碱。科技工作者不知道费尽了多少脑汁和心血，研究和制作了回收装置，但最好的回收装置也不能够把污染物完全清除，还是遗留下一小部分给人类造成危害。

为了攻克造纸工业上的这一巨大难关，陈聚恒选择了同现行的化学制浆法和高得率制浆法不同的另一条工艺路线。一位大学教师接受了陈聚恒的委托，在实验室协助进行这条工艺路线的有关试验。不久，试验取得了成功，不用化学药剂同样可以把纤维从木材中分离出来。

接着，在北京的一家造纸研究所，由陈聚恒委托按照无污染造纸的工艺路线，顺利生产出新闻纸、复印纸、胶印书刊纸等中高档文化用纸。

有了这样的超短周期的原料林，又有了这样的无污染造纸技术，中国对世界造纸业的贡献有多大，是无法估计的。

几乎在无污染造纸法诞生的同时，用超短周期原料林的条材经过热喷委托木材厂加工的5种木板，也取得了成功，它们是：用途最广的刨花板、制作高档家具的中密度纤维板、地板、装饰板、纤维板。这几种人造板，老陈都给我看了。

当前，原料极度缺乏是人造板业发展的一大难题。超短周期条材林的出现和用它制出了人造板，就给人造板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无比巨大的活力。

陈聚恒让我看这几种木板，他说，这样的木板，用1年生的杨树条做比3—4年生的杨树条还好，我们做的同外国机器做的对比，我们的刨花板密度要大得多，原因是我们经过热喷，胶化了的木质素有很大的粘结力。他介绍说，中密度纤维板生产中也要用烧碱，造成污染；他采取热喷法分离纤维，把这个多年难以解决的污染问题顺利地解决了。而且，这个办法比国外用热磨机分离纤维，生产成本低1/3，强度也超过国内现有的产品。这样，又有原料，又不污染，中密度板的大量生产已经为期不远了。

与此同时，用1年生杨树条材制成的地板，耐磨强度也达到了国际水平，还做成了需要量很大的完全无毒的木本餐具。

现在，陈聚恒的一系列发明，已经先后向国家申请了8项专利，其中两项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同时，就无污染制浆造纸工艺向8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优先权。更使人振奋的是，2000年全国各地超短周期原料林已发展到4—5万亩，今年将有更大的发展。当然，将同时兴建一批木本饲料厂和造纸厂等。

陈聚恒的伟大发明，将要产生多大的影响，是我们现在所无法估量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它是两个世纪之交的原始性的系列性的重大发明之一。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1年第12期 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下）　作者：徐光耀

在“剁了饺子馅儿”的情况下

这临时指挥部，就是六分区（后改十一分区）的指挥机关了。只有十多个人，由参谋长叶楚屏和政治部主任龙福才领导，人人一身便衣，手下能指挥的，只是些“稀哩哗啦”的游击队。主力远走高飞，丢下的残存人员，成为大群敌人搜捕的目标。

冀中根据地已被切割成两千六百七十碎块，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叫敌人“剁了饺子馅儿”了。部队在任何一点上暴露，一小时之内，就会遭到四面来敌的合击。据后来资料显示，警备旅的减员也确乎是惊人的：一团，已由1632人减为728人；二团，由768人减到560人；旅直属队，由981人减到300人……除二团及一团三营大体保持完整外，其余部队保持继续苦战的能力，确乎大成问题了。如若部队照旧坚持下去，恰恰会正中敌人下怀。主力“外转”，实实出于万不得已啊。

这些剩下的人，个个形销骨立，确像扒去一层皮，但他们眼睛依然放光，胸膛里依然跳着一颗热烈的心……

深南县大队又回到路北，我则被分配到三十一地区队，当一名特派干事。三十一地区队是六分区还保存着的两支地区队之一，一直活动在分区东部数县。“扫荡”中，曾在宁晋赵县两番苦战，已由原来的570人减到266人，缩编为两个大队，各有轻机枪一至两挺，掷弹筒一个。区队长是长征干部乾云清，政委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石以铭（在石家庄烈士陵园都有他们的大名）。

地区队也是分散活动：乾云清队长和石以铭政委各带一个大队，白天，封锁驻地，隐伏备战；夜晚，筹集口粮，四处转移。情况特紧时，干脆就在青纱帐里宿营：选块远离大路的野洼，找片茂密的高秆作物，扎伏其中，任他敌寇杂沓往来，枪炮轰鸣，我们纹丝不动，“敌人撞不到枪口上，我就不开枪。”耗到天黑，再进村造饭，搜集敌情，定出第二天的行动方向。

使我至为佩服的是区队长乾云清。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精神上看不到任何压力。有一天，大家都藏在高粱地里，在气闷难熬的烈日下，又渴又饿，我们全像晒蔫的高粱叶子，连说话都打不起精神。掷弹筒手闹情绪，嘟哝说，掷弹筒这东西，既拼不得刺刀，又不能对着敌人的脑袋瞄准儿，炮弹只有三、四发，一旦打光，跟敌人打起交手仗来，还不如根烧火棍顶用呢。乾云清听说后便走到那战士跟前，把掷弹筒拿在手上，先耍了俩花儿，才掂着斤两说：“我要当兵，就先抢这玩艺儿背着，又轻省，威力又大：敌人歪把子呱呱呱叫得正欢，你一发过去，就把它整窝儿抠了！歪把子厉害你厉害？你是专治歪把子的！天王老子出来，也得叫你一声小哥！”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

过了不多几天，我们就打了个极为漂亮的伏击。

侦察员报告：前磨头和护驾池两个据点之间的鬼子，每逢护驾池大集，前磨头的一小队鬼子，必然全副武装，两路纵队，沿新修的公路去护驾池“护驾”，清晨去，下午回。硬是一副像把八路扫光了的神气，毫无预防意识，多日一直如此。乾云清一边听着，一边喃喃地说：“让它凶吧！让它凶吧！”接着，忽出个新情况，刚过的一个集日，该去护驾池的鬼子没有动。咦？乾云清想了想，部队没有暴露呵，他不去，是鬼子内部的原因。这样，到下一个集日，他就必去护驾池无疑了！

乾云清由侦察员带着，大白天出动，把敌人的巡行路线细“踩”了一遍，选好了战场。在集日的那个拂晓，带部队悄悄进入阵地。据他计算：我们一开枪，敌人无地形地物依托，只能蹿入公路两侧的道沟。而公路是仓促修成，道沟的深宽各只尺半左右，一个人爬进去恰好挤满。乾云清便把两挺机枪，直直地对准道沟。其他战士，潜伏在离公路五十步的青纱帐中。

上午八点半左右，前磨头的敌人按时而至，30多人，全是鬼子，两路纵队，钢盔闪闪，齐步前进，旁若无人，居然连个尖兵都不派。乾云清笑吟吟地看他们进了“口袋”，举手鸣枪。于是平地炸起沉雷，步枪、手榴弹齐放。蒙了头的鬼子，想也不及想，一齐趴入道沟，给我们两挺机枪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哗哗哗哗”！顺道沟一阵扫，机枪的每一颗子弹几乎能直穿三、四个敌人。大“扫荡”以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战士才吐了一口恶气！……

约一刻钟，30多个鬼子无一漏网。我缴获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大盖”20多支。而我们只牺牲一人，这便是特派员刘汉昆。他见鬼子被压进道沟，已进入绝地，兴奋得跳起来大叫：“敌人垮了！同志们冲啊！”身先士卒向敌人冲去。必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鬼子，在被击毙之先，给了他瞄准的一枪。

这是在敌人疯狂的最高峰上，我们打的第一个纯粹的胜仗。这一仗实在把敌人“咬”疼了，他们大发狂威，一连几天出动寻找我们。

据说，乾云清在长征中，他的生殖器被敌人子弹打掉了，绝了他传宗接代的能力。可他照常积极乐观，每在危厄环境中，没人见他皱过眉头。一生打过很多漂亮仗，仅在一年之后，他又在南北黄龙的战斗中，把数百敌人打得溃逃。却在战斗的收尾阶段，意外地中弹身亡，使得打了胜仗的战士们许久许久都抬不起头来。

我在三十一地区队过了将近一月的日子，天气已有秋凉之意，忽接到分区指挥部命令，让我参与“外转”。给我说的理由是：冀中环境过于险恶，为给革命保存更多的力量，上级有意让一批干部离开冀中，转到山区根据地去，以应付将来重新展开的局面。周围的战友们都为我祝福，嘻嘻哈哈开玩笑说，他们留下来的叫“抗战干部”，我们“外转”的叫“建国干部”，并期许将来胜利了，大家在大城市再见！但是，谁也没料到，此一举，又几乎送掉我的性命。

梦断冶庄头

分区指挥部共集中了约30多人，尽是排、连、营级干部，编成一队——姑名之为“外转”大队吧，指定一名营教导员领头。当夜即出发，连跨石德、沧石二路，天傍明，宿在深安路上西蒲町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庄。这村庄的名字忘记了，是我们“外转”干部中另一名锄奸干部张治平的家。这三十人都穿便衣，没有一支枪，也就无所谓“备战”，宿营只能投靠亲友找关系了。这张治平，动员起亲族邻居的力量，为我们安置了住处。

第二夜，掉头西进，通过安平地界，到达深泽定县交界的北冶庄头村。分区指挥部交待过，叫我们就在这一带找到七分区的司令部，然后由他们派兵护送我们过平汉路，一进入北岳山区根据地，我们就算“到家”了。将来的战斗岗位，由晋察冀军区分配。

北冶庄头，是个工作基础极好的村子，地下支部完整地保存着，虽是“两面政权”，却在我党的全面掌握之下。我们这30多人，按村干部的安排高度分散，差不多一人藏一家，中间互不联络，谁也不知道谁住哪里。这好像是他们安置往来干部早已形成的习惯。

分给我的一家，是靠村西北角的大地主。户主叫宋葆真，40来岁，生得匀称白净，有文化，显得机灵精干。他有内外两大套院子：内院是住宅，房高墙厚，一律青砖砌成，肯定是村中一流的富户。外为大杂院，一溜车棚、柴棚、牲口棚，又一溜是长工们住的草棚和家具棚，外加猪圈、粪场、垫脚土堆，还有很大一个花池子，种满凤仙花、草茉莉等等。这一切都给一带短墙围着。短墙只有一人高，墙外便是野地了。

当时我当兵、入党已五年，又是锄奸干部，阶级警惕性是很高的。被分到这么个大地主家来，心中颇为疑虑，生怕一旦情况危急，会落个四面悬空。然而，既是村中党支部的安排，且与两个长工住在草棚，有阶级弟兄在侧，也就不好挑五拣六，另提要求了。

第二天，一天无事。到黄昏，村干部递来消息：七分区司令部还没有找到；而四周据点，又在抓夫要车，进出频繁，有蠢动模样，提醒我们多加小心。然而，怎么个“小心”法，却没有具体措施。跟我所依靠的一老一壮两位长工商量，他们习以为常，说：“咳，‘扫荡’是家常便饭，说来就来，有啥法子？到时候见事行事得啦。”我问：明日拂晓之前，可否躲到高粱地里去？他们也含含糊糊，说，高粱地常是鬼子搜的重点，弄不好，还会撞在枪口上。

因为心里不安，夜晚一直在炕上翻腾，很晚了才睡着。本来决心还是明早去高粱地的，因年轻睡得实，一睁眼时，天已大亮。赶紧一蹶起来，忙去短墙下朝外探看。这一看不要紧，大祸果然临头了。

村沿、树下、土坑、道沟，都已趴满了鬼子，村子显然被严密地包围了。我急忙跑回草棚，向长工们报告这一消息。他们一骨碌爬起来，连说“别慌别慌”，老长工抓把笤帚给我，教我快打扫牲口棚。我一边扫着，一边想该怎么藏起来。这时，村西响了两枪，随后北、东、南，各有两枪响应。接着杀声腾起，马蹄震地，敌人涌进街来了。我们住村边，一阵人马哄震之后，很快传来咚咚的打门声。壮年长工不敢怠慢，赶忙去开大门。老年长工却抄起手推独轮车，招呼我拿铁锨，往车上扔垫脚土，装出要给猪崽儿们垫圈的样子。这时我还在问：“不能藏了吗？”老长工说：“这么大院子，藏不住人。”说话时，一声喝喊，从大门涌进来一群伪军，气汹汹朝我们把手一挥：“走！走！街当里集合！——都去！”

我跟在老长工背后，随他往村子中间走。路上，鬼子伪军穿梭乱窜，其中一个伪军打着我的脸道：“小八路儿！”我睁眼看时，他却笑一下，走过去了。这提醒我，必是什么地方我比真老百姓还有些异样。于是把背更驼些，把肩更耸些，把眼睛垂得更低些。

全村群众被从四面八方驱赶到广场上来。男的，命令排成四路横队；女的，则排成两路，站在男队之后。四围是大群挺着刺刀的鬼子兵。靠西墙，有几个日本军官和一个翻译，不断地向群众吼叫发威。其中一个当官的，提着三尺长的一根枣木擀杖，不讲任何原因地找人殴打。他打人的凶狠恶毒，是惨绝人寰的：双臂抡圆，一杖下去，立即臂断神昏。有个壮年老乡，“宣抚班”要他打浆糊好贴宣传品，他端着浆糊锅乖乖地在场边路过，不提防那鬼子突然一棍，立地扑倒，泼洒一地的浆糊，当即被鲜血染红……

男人的四路横队是面向敌人排列的。因为谁也不愿站在第一排，人人争着往后挤。我不是本村人，更非老百姓，群众的心眼自明，但在滚着疙瘩争往后挤的时候，老乡们都有意让着我，凡遇到挨肩紧挤的肩膀，无不自动闪开，结果使我排在了第四排接近末尾的最佳位置。

不过，还是“在劫难逃”。日本军官发出命令，要从男人队里挑十个人出来。于是鬼子汉奸上来一伙，从队里一个一个往外挑人。已经挑到“第九”，伪军喊“还差一个！”正在此时，一个满脸大麻子的高个儿伪军，伸着他长长的胳膊，探过三排人头，点着我的下颏说：“出来，出来！”我无可遁逃，只得分开三排群众，随他走了出去。

我们十个人，被集中在广场旁侧的街角上，三个伪军端着贼闪闪的刺刀，逼堵在眼前。十个人中，连我有三个半大孩子，我那时虽说十七岁，因连年劳碌疲乏，营养极差，个子还没有发起来。而其他九人，一概是本村老乡，他们明镜似的知道，独我是个“八路”。也许正由于此，有三个老乡一直吓得发抖，其中一个竟悄悄问伪军：“老总，叫我们干什么呀？”伪军很不屑地回答：“干活儿！”这句话尽管不可信，还是使人产生了希望，当旁边梢门洞里出来个黑衣“警官”，朝这边招手说：“来三个！”我们十个人便齐头往前一拥，都争着要去。不想那“警官”一摆手说：“不要小孩儿！”这样，包括我们三个小孩儿在内的七个人，只得留下来。

过了三分钟，梢门洞院子里便传出一声声惨叫，混合着一阵阵棍棒捶打的声音，那叫声之凄厉，直撕人心肺，刚刚进去的三个人，显然是在遭受严刑拷打。一时间，我们这七个人都吓傻了。我立即意识到：那在梢门洞里的一群，很可能就是“红部”或“宪兵”之类的特务机关，是些杀人不眨眼凶残透顶的恶魔。那三个老乡被逼问的，必是党和抗日干部的组织。我望望天色，天色一片灰暗，仿佛在告诫说：今天，你插翅也逃不出去了！

我立即替自己编造假口供，我绝不能暴露自己的身分，好家伙，锄奸干部！这正是敌人一直在细心追踪的“赤匪特务”呀！一旦落在这伙人手里，那可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当然，我也不能说自己是冶庄头人，不然，让你指认村干部，又怎么推托呢？我知道附近有个村庄叫西固罗，来路上曾经经过这个村子。我想，我只能是西固罗的一名农家学生，到冶庄头串亲戚来了。

我的口供尚未编圆，梢门洞里又要进三个人去，于是又一阵惨叫。剩下我们这四个人，在战栗中等待下一轮的呼叫。正在这时，村外起了一片枪声，几十响过去，又戛然停止了。隔不到一刻，从街那头呼隆隆涌来又一群伪军，押着个五花大绑的人，正是我们“外转”大队中的老杜。他被押进大梢门，一眨眼工夫，那惨绝人寰的嚎叫，就传了出来。我的一生神经被无情地折磨有过许多次，这一次，才是最为痛裂肝肠的……

梢门洞里拷打声渐歇，好一会儿，没有再从我们四个人中要人。从梢门洞里出来二、三“警官”，叼着烟闲散地遛逛，一副打人打累了的模样。用刺刀逼堵我们的伪军，也打个呵欠，这启发了我们四人中的那个大人，他不失时机地凑近一名伪军，悄密密地说，他的家就在房后，十来步就到，抽屉里放着一笔钱，“请老总跟我去拿。”那伪军左右瞧了两眼，拿枪翅子把他一拨，就跟他去了。约十多分钟工夫，不再见他俩露面。

这大大鼓舞了另外两个孩子，一齐向伪军哀求，说他们的家也很近，爹妈的钱就在炕席或蜡扦底下，求老总快快去拿。于是另一伪军又押着个孩子走了。眼下，只剩下两个孩子了，那个小老乡看到了被释前景，急切地叙说他家的钱有多少，藏在什么地方，是如何如何由他爹妈挣来的。他眼里流动的那份真诚，连我也感动了。可是，这对我却是个绝大的威胁，一则，我无法声称有钱；二则，我口音不对，也不敢开口。干愣干愣地在那儿戳着，又显眼得可疑，简直就是手足无措——其实，那孩子何必苦苦哀求，他只消把眼珠儿斜斜一转，给伪军递个眼色，暗示他旁边这人就是“八路”，立即就解脱了，安全了。然而，这却是不可能的。他们意识中绝对明确：哪怕把他们皮开肉绽地打死，他们也不会出卖身边的八路军的！在他们面前，我当时就会感到：杀不绝老百姓，就杀不绝八路军！……

但是，看着我俩的伪军却一步步增加着他的恼火，别人都赚了钱走了，独剩他两手空空，跟那孩子走吧，还有个我无人看管；扭头四下乱看，一时又抓不到顶替，万般无奈，便动手翻搜我俩的腰间和衣服，指望发一点小财。这可实实在在吓了我一身冷汗！我表面是便衣，内里却套着一条军装裤子，它本是草绿色的，我在三十一地区队时，曾用锅底灰掺着砸烂的槐铃豆揉染过，但染得不成功，变成了灰不灰绿不绿。可怜这伪军一门心思只在钱上，竟不曾看见如此眼生的灰绿变异。使我已经提到嗓子眼儿来的心，又放下去了。

在这村中广场的最后一幕，是听鬼子军官“训话”。这个军官长得很典型：滚圆肥胖，亦虎亦熊，指挥刀丁丁当当地磕打着马靴，酷肖袁世海在《红灯记》中扮演的那个鸠山。大约他是今日这支鬼子兵的最高司令了。因为他要“训话”，汉奸们赶忙驱动群众的六路横队齐齐站好，肃静恭听。押着我俩的伪军也请示他的上级，“这两个小孩儿怎么办？”汉奸一挥手：“让他们也听听。”于是我俩被放归于群众。以往，我没有从近处看到过日本军官，这次，便躲在两个肩膀后面，从缝隙中盯着这个“鸠山”。

他哇啦哇啦讲了三点，据汉奸的翻译：其一，每天给“皇军”送报告；其二，砍掉所有树上的树枝树杈；其三，填平残存的“八路”道沟。倘有哪一项做不到，都紧跟着一句“死啦死啦的有！”

进入我的“第二故乡”

“鸠山”训完话，汉奸们便下令让大家快拿铁锨平道沟。于是呼隆一声，人们像得了大赦一般四散回家。我也混在人群中，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但我没有家，也没见着二位长工，犹豫一阵，以为还是得去找房东，便慢慢朝地主大院走来。谁知刚进门，就又吃了一惊：院子里尽是鬼子，房顶上架着机枪，至少一班鬼子兵在占据着这家制高点。我刚一愣神，一个鬼子点手招我过去，“咕噜”着给我一把铁锨，挥手指着门外。我理会，大约是让我去平道沟吧，便提了铁锨往外走，谁知那鬼子在背后紧紧跟着。我的天！别是叫我自己掘坑，就地活埋吧！鬼子们只要高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事情原来很简单：从一大早就出来的这帮野兽们，肚子饿了，把我押到野外，从一块畦垄上挖出一堆山药，抱回地主大院，他们要馏熟了吃。正在院里满处支应的房东宋葆真，见此情景，赶着叫我一声“老二！”就殷勤地端个大盆出来，倒上水，和我一齐洗山药。洗完，同我把山药码进大锅，又招呼我同他去草厦子里抱柴。草厦子里有一大堆高粱莛，他掐起一抱，试一试，就劈一半给我抱着，小步儿回到灶前来——其实，这一掐高粱莛不够一个人抱的，他定要俩人分抱，纯是给我这个生人生手找活儿干，免得敌人看出破绽来。

我俩在灶前烧火，他管填柴，我拉风箱。高粱莛是易燃物质，不用风箱也燃得很欢，但我为表现很卖力，风箱拉得十分猛，“呼哒呼哒”，倒差点儿把火吹熄了。宋葆真不得不用眼溜着鬼子，小声地告诫说：“轻点，轻点。”

约有一刻钟吧，揭锅了。这群鬼子，饱饱地吃了宋葆真和我这“赤匪特务”共同馏熟的山药，日色正南时，集合整队，滚蛋了！阿弥陀佛，紧张了七八个小时的心情，这才吐了一口气。

整个下午一段时间里，都不见战友的消息，我小心地上街去打问，黄昏时才碰到一位副教导员。他面色惨白，神情恍惚，说，房东大娘把他埋在一堆又烂又脏的棉花套子里，鬼子三次进屋，东戳西看，都没有翻着他……他说，他的旧病根儿犯了，进不得山了，必须先回家休养……

日落天黑，村干部又领了两个“外转大队”的找到我，一个锄奸干部张治平，一个四十四地区队文化教员于痴。大家见面，彼此眼巴巴的，都有刚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陌生感。把各方面消息一凑，情况十分严重：我们的领队即那位营教导员，已经不见了；其他人，也都零零落落，或失或散，不知去向。至于那个“老杜”，是被伪军从柴火垛里搜出来被捕的，在审讯中，屁股脊背都打烂了，但他只承认是被“冲散的八路战士”，未及其他。因已遍体鳞伤，敌人没有兴趣弄他走，释放了。他表示：家乡距此不太远，将回家养伤。还有个分区供给部的工作干部，南方人，经过长征，他总喜欢把条羊肚手巾像陕北农民那样扎在头上，因而额上常支着两根“犄角”。大家告诉他，冀中老乡不是这样箍手巾的，他也不管。此人警惕性颇高，半夜就进了高粱地，却被搜洼的敌人趟出来，逮走了。在梢门洞里传出第二阵嚎叫时的一片枪声，便是追打他的。还有别人吗？据村干部估计：就是有，恐怕也各回各家了……

“外转大队”剩在眼前的，就张治平、于痴和我三个人。总领队已然失踪，七分区司令部不见着落，我三人手上连封介绍信都没有，即使过了平汉路，又能找谁呢？

真算是与冀中乡亲父老的缘分，此时此刻，我们唯一可选择的，只能是：回我们六分区去，死心踏地当咱的“抗战干部”吧！

于是，我回头去找我的房东宋葆真，跟他告别，谢他的舍命保护。而他，也只说了一句话：“看你叫那个大麻子挑出来，那工夫，我心里真像扎了一刀……”我看看他的眼睛，那里面闪烁着诚挚，这是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当夜，我三个就返回了张治平的家。次日黄昏，再要起程时，治平说：十分抱歉，他家里出了点事儿，请我们先行一步，他把事儿处理完，随后赶来……这样，回到六分区指挥部的，就只于痴和我两个人了。

分区指挥部很快分配我去宁晋县大队当特派员，因为该大队特派员刘筠波刚刚战死。

以后，我在宁晋县大队，开始了另一轮史无前例、缠磨而持久的“隐蔽斗争”。这在任何军事史上都是破天荒的，是“五一大扫荡”的直接延续。“清剿”反“清剿”，“剔抉”再“剔抉”，藏身老百姓家中，钻入敌后之敌后，把白天和黑夜翻转使用，从强敌鼻子底下擦来蹭去，虎扑鹰拿，磨牙吮血，奋争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打来了艰难万分的胜利。这样的武装斗争，从前不曾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了。我在宁晋大队的三年，与人民一块摸爬滚打，结成深厚友谊，以至宁晋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段经历，给我日后写《平原烈火》、《冷暖灾星》以及《小兵张嘎》，提供了十分丰厚的生活基础。

总有些轶闻由此而派生：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入“另册”当贱民，住在保定莲池。有幸赶上了“抓叛徒”高潮，接连接待了好几起“外调”人员，而被“查”对象就包括了何作涛、于痴、张治平诸人。他们当时都沾带点“还在走”的“走资派”，掌过某些权力的。“外调”人员很看重我曾是“锄奸干部”的身份，也许我赶上的这几拨人，都不是“最革命”的“造反骨干”，他们很细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取走了文字证明。只有另一起，颇出我的意外：一位老乡忽地找到莲池来了，问我“是不是徐光耀”，我忙说“是”。他说他是冶庄头人，知道我在这儿，特来望看望看。接着把我当年在冶庄头的品相“英俊”，神态“排场”，夸奖了一番。使人觉得他在当时的现场并不曾把我看清楚。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在莲池？他说“听‘外调人员’说的呀！”我小心地向他打听宋葆真，他说，宋葆真在“土改”时挨了斗，房宅地亩全分了，过不几年，就下了关东，差不多十多年不见音信了……

啊，下了关东！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常常跑去的地方。我一下子想到“北大荒”，想到那一片荒凉却也肥沃的黑土地，不禁暗想：以宋葆真的精明强干，好好卖把子力气，打谅不会有冻馁之忧的吧？……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而我们这些“八路”之鱼，屡屡钻网，又屡屡漏出，却仍能义无反顾，照常在千层网里游弋，这是为什么呢？在三个月的“五一大扫荡”中，我是在敌群夹缝里，在连锁网眼中，挨挨擦擦地钻过来的。所以，我的故事普普通通，有惊无险，且最后落了个囫囵个儿的活人。大家看，是凭着我的过人本领吗？不！我是靠了母亲大地对亲生儿子的血心维护，靠了那时的党，才熬过来的啊！在早期原始文件上，常把这次“扫荡”称之为“五一变质”，意思说，冀中这块地方，基本上被敌人“吃掉”了，算不得抗日根据地了。当然，这不太合乎事实，我们的党政军民，仍在打击和威胁着敌人，现在出版的相关史书上，已废弃“变质”一词而不用。我却觉得，这很是惋惜。“变质”一词虽使我们“尴尬”，但它确曾极为尖锐地表达着我们当时的感觉，而失去这种感觉，便会失去至少是部分的真实。历史地看，这种真实是不宜淡漠的，正如我们的优良传统不宜淡化一样。这优良传统，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浇铸而成的啊！

60年过去了！作为幸存者，我心里始终深藏着一声“万岁”，我是要喊给她——我们广博而可靠的母亲，我们的伟大人民群众听的：——

万岁！！！

（全文完）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1年第12期 民国前总理熊希龄毁家纾难　作者：龙儒文

熊希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政治家和爱国民主人士，曾先后出任民国财政总长、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平政院院长等要职。几经宦海沉浮之后，他辞去了一切行政职务，以社会名流的地位和身份，致力于慈善教育事业，迭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中华慈善团体联合会临时会长、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等重要社会职务，积极投身于社会救济和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熊希龄深感“国难临头，已及眉睫”，若不奋起抵抗，“国亡无日”。将慈善事业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起来，以自己的一系列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抗日救亡乐章，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熊希龄会见张学良，吁请他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同时，他宣布香山慈幼院中学全部男生停止文化课学习，集中到北平青龙桥三校进行军事训练，准备将达到一定年龄的学生，输送给抗日意识较强的冯玉祥将军所统率的抗日部队做后备军。他多次亲临军训现场，鼓励学生说：“在此抗战时间，乃千载一时之机会，吾人不于此时努力尽责，更待何时？余意少壮青年，亦须于此时磨练困难，为国服务，读书何为？逃难何为？”

学生军事训练团团长、教官都由冯玉祥派现役军官担任，班主任则由熊希龄的大女婿朱霖担任。同时，他还特意请冯玉祥将军来到香山慈幼院，给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冯将军在风雨操场给全院师生讲演，声泪俱下痛骂日本鬼子，痛骂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大声问道：“我们能不抵抗，甘当亡国奴吗？”熊希龄和全院师生含泪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

10月22日，熊希龄登上香山，遥望东三省，感到“国难亟矣，内讧不息，外侮纷来，暴日恣睢，国将不国”，“香山红叶，昔日遇之欣赏不已，今则情随境变，哀乐悬殊矣。”于是愤笔疾书《满江红·辛未重九后观香山红叶》“以警诸生”：

锦绣山河，亘千里，晚霞明灭。悲不尽，群儿嬉戏，火焚安宅。栋析榱崩侨亦压，覆巢碎卵何消说，算只凭，铁血是英雄，俾斯麦。

谁袖手，甘奔北？谁屈膝，甘为贼？有男儿几个，懦夫千百。廉颇犹能夸健饭，马援不惜裹尸革。看纷纷，红雨滴苍苔，苌弘血。

12月20日，熊希龄与马良等人组织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发表主张抗战的宣言，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三项主张，号召全国人民不要“坐视沦亡”，马上行动起来“共图抵抗”、“挽回国运”。24日，又与马良等联名致电国民党一中全会全体委员，“方今强寇深入，国防已破，存亡生死一发千钧”，希望尽快废除党制，组织人民代表机关，“惟望全体委员诸公从速赞同此议，一致通过，克日施行，以符民望而救国危。”27日，致电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等将领，请他们统兵坚持抗日，共赴国难，“愿诸公立赋同仇，联集战线，正当自卫，拼死抗争，以护我疆土，以保我民族人格，本会誓为后盾。”29日，熊希龄又与赵恒惕等人组织成立驻沪湖南国难救济会，号召湖南人民“景曾（国藩）、左（宗棠）之遗规，踵黄（兴）、蔡（锷）之殊烈，执戈御侮。”

1932年1月10日，熊希龄应聘为国民救国会指导委员。他臂缠黑纱，参与集会，亲临宋哲元将军的抗日队伍中，对士兵发表宣传抗日演说，讲到激愤处不禁潸然泪下。13日，他与马良、章太炎、朱庆澜等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严历指责中央政府在大敌当前之时，不激起抗战，“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更若有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散处雍容，视同秦越”，强烈要求他们“立集首都，负起国防责任，联合全民总动员，收复失地，以延国命”。

“一息苟存，誓当奋斗”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起，日军大举进犯上海。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率领全军将士奋起抵抗，英勇杀敌。熊希龄2月11日致电十九路军称赞说：“贵军将士为国家保领土，为民族争人格，奋勇杀敌，捐躯赴死，极深敬佩。”他表示要“集社会资力，共商抚恤遗族办法”。希望蒋光鼐、蔡廷锴转告前敌将士，“力捍强敌，保卫疆土。其所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抚恤，均为国人后死者之责，决可使其放心瞑目也”。稍后他即组织“卫国阵亡将士遗族抚育会”，进行各项善后工作。他在国难救济会上提出了自己的救国筹金方案，按照从前募捐欧战时救济难民及北方五省旱灾救济成案，组织全国大募捐，并仿照陕西旱灾，北平所定“三元钱救一命之儿童证书”的办法，“以助长期抵抗之自卫能力，又使国家轻其担负”。

淞沪战事发生后，熊希龄立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投入抗日，支援前线。1932年2月12日，他发布《香山慈幼院院长通告》，开展全院性的抗日救亡总动员。通告说：

国难临头，已及眉睫。沪上国军捐躯赴敌，敌方压迫，增援不已。是国家危急存亡之秋，亦即吾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日也。空言愤激，无济于事，实际工作，端在此时。吾人须知不走死路，决无生路。必有少数人之能死，然后乃有多数人之能生。国若能救，虽死亦荣；国不能救，虽生亦辱。荣辱之机有如反掌。虽然徒以效死望人，而己身不为之先，是懦夫也。余虽六十老翁，此心不甘亡虏，一息苟存，誓当奋斗。本院平日既以爱国主义教育诸生，值此危时岂能坐视！故于全国人民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本院师生救国之总动员；于本院师生救国总动员之前，先为余一家救国总动员。

随后，他分别对自己一家人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作了安排：他既已决心出赴国难，决定立即组织全院校务维持委员会以代自己管理一切校务，准备全力以赴为前方殉难将士之遗族，担任统筹抚恤教养之责；其女婿朱霖“本属飞机制造专家，此时应尽其所能以任前方航空队之修造诸工作”，不久去了江西南昌第一飞机制造厂；其女熊芷则“遵其先母（朱其慧）遗意，应即组织女红十字救护队，前往战区尽其救护伤兵”。同时，他组织院内200余男生为义勇军，开赴抗日前线；组织女生参加红十字救护队，往战区医院帮助看护伤兵及难民。

通告在京沪各大报上刊出后，香山慈幼院师生纷纷向熊希龄递交请愿书，要去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熊希龄对师生们的爱国行为十分赞许，并在全院通报收养陶继昌等10几位同学为他的义子，立即组织了一个有30多名师生参加的红十字会战地救护队，在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举办救护短期训练班。当救护队离开北平前往上海前线时，熊希龄又派女儿熊芷到车站代为送行。

救护队开赴前沿昆山不久，蒋介石调离了十九路军的后防部队，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停战，全国闻之哗然，谴责之声随处可闻。熊希龄闻讯后，立即致电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望坚持抵抗，督促反攻”，以“驱逐淞沪日军出境”。他被上海81团体推为代表，赴北平会见张学良，并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和国民政府行政院，呈请“即颁命令，收复失地”。

“若不舍己，何以救群”

在抗日救亡活动中，决心奔赴国难的熊希龄，办的两件事格外令人瞩目：一是为自己在香山建了生圹；二是将自己的家产全部捐充慈善教育事业。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62岁的熊希龄目睹日军占辽沈，略吉黑，攻锦州，“亡国险象，一时齐现”，他不甘当亡虏，决心与全国人民一道共赴国难，乃于同年11月，在香山北辛村熊家墓园夫人（朱其慧）墓旁，为自己修了生圹；“一·二八”战起，熊希龄又自撰了墓志铭，曰：

色身非净，法相非真，四大和合，亦非我身。何物为我，我实不存，我既无我，朽骨何灵？凡相虚妄，焉用佳城？世间儿女，此理莫明，仍其愚孝，谓乃安心。余纵遗属，死难执行，未能免俗，聊后云云。今当国难，巢覆榱崩，若不舍己，何以救群？誓身许国，遑计死生，或裹马革，即瘗此茔，随队而化，了此尘因。我不我执，轮回不轮。

1932年10月，熊希龄又将自己积攒多年的全部家产，悉数捐充儿童福利事业，组成了“熊朱义助儿童幸福基金社”，设总社于北平石驸马大街家中，由亲友54人组成董事会管理，负责开办北平昭慧第一幼稚园、北平昭慧托儿所、北平昭慧民众工校、天津昭慧第二幼稚园、香山昭慧第三幼稚园、芷江彝公图书馆、长沙南郊彝公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一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二小学校、芷江双陵第三小学校、芷江双陵第四小学校、凤凰县双陵第五小学校等12项慈善教育事业。所捐财产包括公债股票面额大洋340200元，股票面额银两62000两，房地契原价或领价大洋132077.14元，另外还有42处房地契无原价或领价，有一家股票因故未登记面额无法计价。熊希龄在捐赠说明书中对这些家产的来源作了说明：　　余幼承祖父母、父母之庭训，陶熔造就，以至于今，不敢有所私利，以贻先人之羞，故自前清末以迄于民国二十年，除应得薪俸之外，丝毫未敢别有取与。统计光绪三十三四年各局差薪金一万五千余元，宣统元年至三年财政监理官、奉天盐运使薪金二万余元，民国元年至三年总统府顾问、财政部总长、国务院总理、热河都统薪俸平均三万余元，民国三年至十三年煤油矿督办、总统府顾问薪俸平均十万余元，其在十年内之水灾河工等督办，多尽义务，不领薪俸，以其为社会事业也。又民国十五年十七年，尚有两淮盐商总会会长薪俸，约六万余元，中国银行实业银行董事薪俸，约一万余元，此外则袁项城总统任内赠送迎养川资六千元，靳云鹏总统任内赠送赴湘川资五千元，综计此二十五年中，余所得者共二十四万六千余元。余素不理家人生产，而自奉甚薄，并无他好，其所入者，咸以交之于熊夫人，一切家事，余不过问也。熊夫人即以余之所入，经营公债股票房产等贸易事业。二十五年来苦心孤诣，亏少盈多，今另册之所列各家产，皆熊夫人一手之所经营也。　　熊希龄的这一义举，表明了他矢志于慈善而献身于国难的决心和意愿，深受时人赞誉。1949年10月，董事会立下一碑，赞扬他：“于举世财产私有制度时代，独倡此举，实为社会主义之先进者！”

熊希龄建好生圹和全捐家产之后，了无牵挂，遂以孑然之身投入抗日救亡。

“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

1933年元旦，驻锦州日军第八师团铁甲车炮击榆关，欲占领长城各口，直取平津。驻守榆关六二六团在何柱国将军“坚决抵抗”的命令之下，奋力阻击，多次打败日军的进攻。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通盘筹划，不久，榆关失守，热河沦陷，灾区既广，灾民尤多。　　同年3月26日，熊希龄以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的名义，偕长女熊芷率领红十字会救护队，亲往长城前线救死扶伤。在喜峰口、古北口前线，他有感于“此间军民，均有爱国抗敌之勇气”，遂在平津登报，声明辞去一切救国、政务、社会、学术等团体委员、董事、理事等各职，专门从事救护工作。他平时在乡间主持救护工作，战时则前往前线，“日出于枪林弹雨之中，尽瘁于救死扶伤之事”。

熊希龄先组织14个救济队，开赴朝阳、凌源、开鲁、秦皇岛等地，救济伤兵难民。承德失守后，战事扩大，他又重新组织了10多个救济队，由他和许兰洲率领，赴喜峰口、古北口、冷口、泺县及长城一带开展救护工作。他同时设立后方临时医院于北平，设立难民收容所10余处于平、津、察。当长城前线形势日趋紧张，各地难民蜂拥平津之际，他又增设10余处难民临时收容所，前后收容难民5万多人。

古北口失守后，我军坚守南天门，战事进行得最剧烈。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熊希龄不顾个人安危冒险前往石匣镇，慰问抗日将士，填满江红词赠黄杰将军，讴歌抗日英雄，鼓励官兵战斗到底。词曰：

石匣天门，潮河岸，峻崖高瀑。观壁上，雷霆舞击，鹰颤飞逐，马革裹尸芹菜岭，刀锋冲血南香谷。幸三湘子弟擞精神，光民族。期必进，谁能缩，期必死，谁能辱。看老罴当道，指挥牙纛。玉璧摧搂惊大敌，渑池奋翼支残局。听讴歌，吾楚有英雄，心诚服。

此词歌颂的是抗日将士，但从词中谁也不难看出作者的心赤、骨傲、正气凛然。

“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

熊希龄从长城返回北平不久，即赴南京参加国难会议，因与国民党意见不合，对南京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不满，乃愤而中途退席北旋，陡发肝疾，几濒于危。1933年5月28日，他以老迈之躯，带病赴沪，为红十字会筹集赈款，以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次年10月，他再次奔赴上海，出席全国慈幼领袖会议，旧病复发，经久不愈。在病中，熊希龄痛感山河破碎，身世飘零，夫人已逝，内顾无助，事业无托，倍觉孤寂。病愈后，经女儿熊芷和侄女朱曦撮合，于1935年2月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毛彦文女士结婚。

1937年夏，熊希龄偕夫人毛彦文赴青岛，主持合办婴儿园事宜，筹备工作刚刚结束，“七七”事变发生，华北战起，熊希龄夫妇无法北返，忧心如焚，无奈之下，于7月21日乘船赴上海。岂料刚抵上海，8月13日，日军再次进犯，淞沪会战点燃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火焰。

是时，熊希龄与毛彦文正住在爱麦虞限路（即现在的绍兴路），日军沿着租界外围攻打南市，以肇嘉浜为界，浜南（属南市区）成了战场，遍地火光冲天；浜北（属法租界）也流弹纷飞，伤及行人。熊希龄的住处，“无日不闻枪炮飞机之声，无日不见房屋被火之光”，亲友纷纷劝他们离沪远避。面对亲友的好心劝告，熊希龄义正辞严地说：“国难当前，余亦国民一分子，应为国家社会稍尽义务，以求其良心之所安，故决计留沪，与红十字会同仁从事救护工作！”

熊希龄留下来以后，会同上海红十字会同仁，偕毛彦文日夜穿行于伤兵和难民之间，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设临时医院4所，难民收容所8处，救出伤兵1000余人，难民15万多人。另与湖南同乡会救出难民1000余人，资遣5000多人。

11月上海失守，12月13日南京沦陷。熊希龄避居上海租界，精神痛苦异常，决心立即离沪返湘，继续为抗日募捐。只因此时长江航运已断，陆路战事阻塞，无奈于12月16日同夫人毛彦文挤上一艘法国邮轮去香港，拟绕道广州返湘。不料18日抵港后，25日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

熊希龄在香港不幸逝世后，湖南省政府派员赴港迎棺，暂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地。蔡元培先生当时也在香港，亲笔为熊希龄书写墓碑，并撰联高度赞扬熊希龄，投身抗日救亡的壮举，联曰：“宦海倦游，还山小试慈幼院；鞠躬尽瘁，救世惜无老子军。”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2期 蒋梦麟困境中执掌北大　作者：傅国涌

2000年6月，岳麓书社出版了《西潮·新潮》一书，这大概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第一次出版蒋梦麟的著作，而且属于一套叫做“海外名家名作”的丛书。蒋梦麟何许人也？1949年前，他在教育界、政界是个无人不知的人。自1919年至1945年，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名字也是分不开的。他是教育家，他对高等教育的贡献永远载入了中国教育史。他先后当过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高官，1949年去台湾，受命于危难之际，主持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个曾经为中国教育事业尽心尽力的教育家，不幸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扰攘不安”的年代，因为不同的政治态度和选择，连他的名字都曾被长期湮没、遗忘，连不少毕业于名牌大学教育系的学生都没听说过他。

一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虽然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但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失败，从此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除了幼时受过私塾教育，他从少年时代起受的大部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19岁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终于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他先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接着，他在北大和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助下创办了《新教育》月刊，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仅仅六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不久五四运动爆发，蔡元培离开北京，7月23日托付才三十出头的蒋梦麟代理北大校务。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蒋梦麟第一次发表了有关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是他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自由办学”的方针，确实对奠定北大的基础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蔡名义上做了十年半的北大校长，“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经常是由蒋梦麟代为处理行政事务。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他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对北大的成长同样功不可没。正是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三项治校的准则。同时，他认为“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这几点正是北大精神的体现，也是北大成功之所在。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在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和长期被经费困扰的情况下，北大始终稳步发展。1923年，北京八校教职员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生计无法维持，经全体大会议决，要求在限定时日内拿到经费，“不然就关门”。情况紧急，蒋梦麟在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说：“我们已苦苦维持了九、十个月，一旦停废，实有所不忍。今日本校教职员开大会议决关门事件，如果主张关门，自不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替八校奔走的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北大教职员被他高度负责的精神、勇挑重担的态度所感动。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表决，获大多数通过。

他曾感叹：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是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出了事，不论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大家马上找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是他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也是当年大学校长的真实写照。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就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了，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

1926年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其中有三位北大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举行的追悼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三烈士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猛烈抨击了政府的暴行，“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就是那个一贯不赞成学生放弃学业从事政治活动的蒋梦麟，在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其他的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了。

一个月后，邵飘萍被军阀杀害，蒋梦麟也上了黑名单，当晚他避入六国饭店，一住三个月，只能以写字消遣。

二

早在美国留学时，蒋梦麟就与孙中山熟悉，还担任过旧金山革命报纸《大同日报》的主笔。回国后他曾帮助孙中山写《实业计划》，认识了许多国民党要人。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写信给他，其中有“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之句。因为这些渊源，1927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浙江分会秘书长，这是他书生从政的开始。1928年他出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兼任浙江大学校长。因停办劳动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易人两事得罪一些国民党元老，被迫辞职，于1930年10月重回北大。

这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美学生来校任教，并且按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教学与科研都能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作为一位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教育家，他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获博士学位。出版于1933年的《过渡时代之思想与学术》一书，介绍了欧美（尤其是欧战以后）的教育理论，认真讨论北大乃至中国教育的前途，蕴涵着他丰富的教育思想。他批判中国专制的“牧民教育”，反对德、日的军国主义教育，提倡自由主义的平民主义教育。他的教育论著，大部分写于“五四”前后。后来由于忙于校务，没有时间和精力著书立说，他深以为憾，但他在实践中始终坚持贯彻了他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关于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任职期间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其实，他最大的才能还是在行政管理方面，当大学校长是用其所长，恰到好处，因此对北大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前后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

他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之际。他不仅要忙于校内的改革和整顿工作，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的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你不要怕呀！”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了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军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临难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而已。

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筹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务委员会来主持校务。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曾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无疑他为临大和联大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1945年抗战结束，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根据他当教育部长时制订的《大学组织法》，朱家骅和傅斯年提醒他辞去了北大校长兼西南联大常委。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十分肯定，以为他步入仕途只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他在美国写信给朋友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想不到他这次告别北大就再也没机会回来了，从此他也告别了教育事业。他曾这样谈论北大：“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谈中国新文艺运动》，《西潮·新潮》P344）

抗战时他在昆明的防空洞里用英文写的《西潮》是一本“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代史”的奇书，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西风东渐进行了独特的反省，在这本书接近尾声时他说：“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间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西潮》中文本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曾产生广泛影响，成为他身后的传世之作，这恐怕是他当初所没想到的。他晚年未能完成的《新潮》，则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2期 为名家“做嫁衣”的常君实　作者：白　岩

金秋10月的一个下午，我辗转两个多小时，终按约定时间，找到了常君实先生的家。这是套三居的住室，靠着满墙的书架上堆满了书，他坐的椅子前后左右也被书包围着。当时他正在做着《吴晗全集》的编辑收尾工作。面对眼前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我开头真有点不敢相认，仔细端详那慈眉善目的样子，还有46年前我们同事时的影子。如今他已有81岁，戴着老花镜，还要加上放大镜，吃力地看着书稿。言谈中得知他于1963年患角膜炎，左眼失明，只靠一只右眼看稿。近年来右眼也患了眼疾，视力模糊，现在他只靠四分之一的视力顽强地编辑一部又一部的书稿。

常君实身后的书架上排列着他编辑的《廖沫沙全集》、《张恨水文集》，还有《唐文集》，以及郑振铎、聂绀弩、夏衍、柯灵等人的文集、杂文集和他大量的藏书。我顺手拿起一份裱糊得整整齐齐的原稿，原来是唐写的《晦庵书话》。唐用独特的散文形式介绍了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与作家轶事。翻看中，只见原稿上涂涂抹抹，修改补充的地方不少。在唐这位现代文学领域中大学者的稿件上做如此的修改工作，足见常君实编辑功力之高深。学术界、文学界称他是“活资料”，真是名不虚传，也难怪许多科研、教学人员时常来找他请教，正因为他具有学者的知识和眼光，才敢于对书稿负责，进行补充和修改，使这部书稿更加完善，出版后受到文艺界、出版界的高度评价。唐在送给常君实样书的扉页上写道：“君实同志指正，感谢为此书付出的精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过一本《柳亚子诗词选》，原来是柳亚子的好友、老编辑陈迩冬编辑的。20世纪80年代初，三联书店要再版这本书，请常君实再重看一遍，他作了很多的修订和补充，使这本书成为比较完善的一个版本。

在编辑名家文集中，常君实笃实苦干的精神更是令人钦佩。这些文集都是他花了大量时间，亲手从多家图书馆、资料室中，查阅大量报刊后搜集编成的。

夏衍、聂绀弩、孟超、廖沫沙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的作品，大部分发表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多种报刊上。他们在抗战时期写的作品，大多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广西日报》及《野草》杂志上。解放战争时期，这些作家在香港的《华商报》、《文汇报》等报刊上用不同的笔名发表过杂文、随笔作品，编辑这些作品都要从搜集工作开始，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夏衍的笔名有一百多个，是当代作家中笔名最多的一位。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薄，不希望人们记着他，对自己发表的作品也不保存。“文革”中，夏衍被关了整整7年，一条腿被打断，双眼几近失明。“四人帮”垮台后，他才得以住进医院疗伤。常君实到医院看望夏衍，提出要编《夏衍杂文随笔集》，请他提供线索。夏公想了很久，只提出了30几个笔名。常君实就是按照这30几个笔名，跑遍京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翻遍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至40年代有关的报刊，终于编成了《夏衍杂文随笔集》。

徐懋庸除了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多家报刊发表大量的杂文外，抗战时期他在太行山区主编过《华北文化》杂志，解放战争时期创办过《热潮》杂志，他在这两个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杂文。常君实编《徐懋庸杂文集》时，正是北京的酷暑，他在摄氏三十六七度的高温下，钻进北京图书馆善本阅览室，一连半个多月，一本本地翻阅当年太行山区、热河地区出版的报刊，那些发黄的土纸印刷的报刊，字小又模糊，必须弯着身子，用放大镜一篇篇吃力地抄写下来。

抗战时期在重庆、桂林出版的报刊，也都是用当地生产的土纸印刷的，字迹模糊，又经过60多年的变迁，现今保存在图书馆的报纸杂志，有的已经破损，有的残缺不全，而且这些报纸又没有年度、目录，只能根据作家的笔名，小心翼翼地一张张翻阅，有的看不清的字，就得顺上下句的意思去猜测、辨认。编辑夏衍、聂绀弩、徐懋庸、孟超、廖沫沙等人的杂文集都是这样进行搜集工作的，每本书约50万字左右，可是每本书搜集的资料都得超过100万字，再从100多万字中选出50万字左右才算成稿。

从1997年开始到最近，常君实又用了3年多时间编辑完成了一项大工程——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全集，全集字数达1千多万字。《廖沫沙全集》、《吴晗全集》两部书稿更是从零开始，其难度可想而知了。

郑振铎生前曾计划编一套《中国古代文学丛书》，后因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遇难，未能实现。此事被常君实铭记在心。为了完成郑振铎的遗愿，他用一年多时间，从大量的古今作品中精选了一套5种文学丛书，计：《中国历代短篇小说选》、《中国历代散文选》、《中国历代词选》、《中国历代诗选》、《中国历代戏剧选》，共14卷，800万字。这套丛书在香港出版后，受到海外华侨和文化界人士的高度评价。负责审定向海外出版发行书稿的中国新闻社原总编辑吴江说，“把中国历代作品综合精选编成这么一大套丛书，这在中外还是第一次。”

很多读者都读过著名评剧艺术家新凤霞撰写的《新凤霞回忆录》、《艺术生涯》、《我与吴祖光的40年悲欢录》、《我和溥仪皇帝》。人们不难想象，写作这四本书，对于解放后才开始学文化的新凤霞来说，多么艰难。她很多的字不会写，标点符号不会用，因此，有时只好用象形图来代替。但作为责任编辑的常君实慧眼识才，决心帮助这位评剧艺术家写出书来。他不厌其烦地改正错别字和标点符号，一遍遍地修改文字稿，终于使200多万字的4本回忆录同读者见面了。吴祖光在《新凤霞回忆录》的序言中写道：“新凤霞这本书的编辑又是君实先生，因为她头两本书都是君实先生编辑的，这次又不辞辛苦编辑这本书，可以想象编她的书十分吃力，起码要改多少错别字啊。”

常君实保存的经他编辑而成的书中，有许多留下了作者的感激、敬重的话。聂绀弩在他的杂文集的扉页上写着：“君实为此劣书流汗不少。”徐懋庸的夫人王韦在《徐懋庸杂文集》后记中写道：“编辑徐懋庸杂文集，从搜集资料到编辑校勘工作，都是常君实同志辛辛苦苦进行的。”夏衍、廖沫沙都在书的序言中对这位品格高尚的资深编辑家表示感谢和敬重。吴晗的家属特意从美国回来，“感谢常先生恩重如山”。

常君实珍藏着700多封著名作家的书信，其中有朱自清、老舍、王统照、赵景琛、沈从文、朱光潜、丰子恺、臧克家、王西彦等给他的珍贵的手迹。这些书信中有的是友谊问候，有的是学识探讨，有的则是嘉勉赠言。在我浏览这些思想深邃，感情真挚的书信的瞬间，顿感这间拥挤的小屋里充满着智慧的光泽，友谊的温馨。

60年来，常君实共编撰了1400多种书，一亿多字，这是他一生默默耕耘的成果。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当年曾流传过他的一段佳话。那是1945年春天，一位中国青年敬悼美国罗斯福总统逝世，作了一首诗，在重庆《益世报》上发表，当即引起美国驻华使馆的注意。使馆的文化参赞为此亲自拜访了中国的这位青年作者，并带去宣纸请他用毛笔把这首诗抄下来，送回美国，陈列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那个中国青年就是常君实。

20世纪40年代初，常君实在重庆发表过不少散文及文学评论文章。他的诗作得到过朱自清的赞扬，他的散文作品被收入《新文学大系·散文卷》和《中国新文艺大系·散文、杂文卷》。他是早期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假如常君实专攻诗歌写作，那么他早就会成为一名著名的诗人或是著名的评论家了，但他却把毕生的精力投之于编辑事业，甘愿默默无闻地为他人做嫁衣。

有人说，常先生的编辑成果是“中国之最”。可他却说：“我是一个普通编辑，我就是想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知识，为我国文化事业做点应该作的事。”（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1年第12期 胡绳培养学术人才逸事　作者：郑　惠

胡绳20世纪50年代前期在党中央的几个思想理论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时，年龄不过30多岁。按现在标准还属于青年时段。但以他那时的学识和职务，我们一批20多岁的青年干部都尊敬地将他看作长者了。1953年春，胡绳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岗位调到马列学院任第一部主任，主持培训理论干部的教学工作。据说上边原本打算任命他为马列学院副院长之一（已有杨献珍、侯维煜两位副院长），后来少奇同志说，胡绳太年轻，暂不安排副院长吧。不过，在学院的管理委员会中，实际上还是由杨、侯、胡三人负责处理全院的日常重要事务。

胡绳在这个时候就注意学院教学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培养问题，并且促成了相应制度的建立。他后来对我说，陈伯达他们那时在马列学院讲课都不称教授而称教员，看上去好像很谦虚，实际上是只有他们能讲课，别人有学问也没有资格讲。当时范若愚等人做的是助教工作，却都没有给什么名义。胡绳曾提议建立教研室，让青年人参加教学活动，培养教学人才，这个建议几经周折才得到采纳。1955年重建中央政治研究室，室主任陈伯达并不管事，另一副主任田家英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很忙，实际上由副主任胡绳主持全室的工作。这时他放手推行培养人才的措施，倡导自由探讨的风气，使一批从事理论工作的青年干部能够较快地走上健康成长的道路。对这段历史，丁伟志在《思念老师》的悼念胡绳的文章（载《百年潮》2000年第12期）中有生动的记述。1958年《红旗》创刊，胡绳任副总编辑，经他倡议建立了编辑人员轮流用一个月时间工作，又用一个月时间读书、写作的制度。他还组织一个青年写作小组，在他亲自指导下写出一批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以“施东向”的笔名发表在《红旗》上，受到读者的欢迎。1983年胡绳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时，又是经他提议建立了研究人员每年到基层作一个月调查的制度。那时他不是很忙，能够每隔一两个星期便向全体研究人员作一次讲话，谈论研究和写作方面的种种问题，听讲者都觉得很受教益。在这种场合，我时时有如坐春风之感。1985年他到社会科学院任院长之后，更是在大范围内加强研究队伍的建设，从大政方针到具体措施都提出许多新意见，作出许多新规定（《胡绳全书》第三卷下册的第三、第五辑中，有许多文章即属于这一类），使这项工作得以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胡绳还很注意从广泛阅读中发现和奖掖人才。中央政治研究室建立时，调集的青年研究人员中有些就是他从阅读报刊文章中物色到的。1996年4月我陪同他到湖北中西部参观，一路上他一边阅读书报，一边向我谈读后感。那时他正在饶有兴味地阅读杨义（当时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人员）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他称赞这部书通过解说图片来叙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写法新颖，颇能引人入胜。他说，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评论比较公允。如认为田汉的戏剧活动虽然在当时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田汉的几个剧本并未能成为传世之作。我们在襄樊市新华书店买了一批书，其中杨奎松（当时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写抗日战争时期国共谈判的《失去的机会？》一书，胡绳很快就看过并作了较高的评价。书中分析抗战兴起前国共谈判是国民党采取主动，国民党派人分几路同共产党接触，是认为它在军事上已经将共产党打败，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在政治上来收拾共产党了。胡绳认为作者的这一论断是对的。当他从我这里得知作者很年轻、出书时还没有取得高级学术职称时，认为对这种优秀的青年学术人才应当破格提拔。1997年5月我随他去苏北几个城市，在路上他与我谈到1996年《党史资料》第3期上郑谦（当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人员）写的《批林整风运动始末》一文。他认为该文收集了很多材料，对批林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周总理的艰难处境和沉着应付，写得比较清楚，是迄今看到的对这段历史写得最好的一篇。最令人惊叹的是，胡绳往往能从不大为人所知的书刊中发现好的作品和人才。如1993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鲍罗廷与中国革命》，印数很少，这个出版社地处偏远，书的作者又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许多搞党史的人都不知道有这本书，而胡绳却找来读了；并认为资料翔实，论述得当，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鲍罗廷的专著，有开创性。我告诉他，作者丁言模是个社会青年，靠自学成才，完全用自费去进行实地考查和收集资料，研究很刻苦，这书也是自费出的。胡绳了解这些后很重视，曾与我商量是否将作者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来工作。此事后来未能办成，但胡老的这一发现，使作者和他的书都受到学术界的注意，多次获得嘉奖和赞扬。像这一类“伯乐识马”的故事，我从胡老处看到的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胡绳还很爱护有成就的学术人才，在他们遇到某种无端的压力时，总是尽可能伸出援助之手，加以保护。这里只举一例。1987年《历史研究》第2期发表著名近代史学者陈铁健的《论西路军》一文，对西路军的英雄主义业绩和精神作了热烈的赞扬，对其遭受惨重失败的历史教训作了深刻的剖析。这是一篇胆识过人、议论精警的好文章，想不到竟然受到某个方面的严厉指责和追究。在巨大的压力下，胡绳出面召集会议，将此事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承担起来，不让文章的作者和杂志编辑部有任何为难，使这一风波得以平安度过。许多同志都为此而深受感动。

胡绳80寿辰那年（1998），正值他的《胡绳全书》出齐。这年12月，由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求是》杂志、人民出版社等单位（都是他工作过的）联合发起召开《胡绳全书》座谈会，对他表示祝贺。到会的思想理论界人士100多人，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届古稀的老者，许多都是直接间接受过胡老的教诲和影响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人士发言，无不由衷地赞美胡老的学识、才华和人品，对党的思想理论事业的重大贡献。那次会议可说是冠盖云集，群贤毕至，极一时之盛。会后有位同志很有感慨地说：胡老晚年看到他大半生辛勤栽培所收获的满园芬芳的桃李，而又从这些桃李中赢得那么多灿烂的回报，大概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吧。

（写于胡绳逝世一周年时）

2001年第12期 杨绛谈她和钱钟书　作者：金　凤

20世纪50年代看杨绛先生翻译的名著《堂·吉诃德》，深为译文的流利典雅折服；80年代读《洗澡》、《干校六记》，令我钦佩的是杨绛先生的举重若轻，哲人胸怀；以后看了三卷本《杨绛作品集》才知道杨绛早在40年代就写了不少优秀戏剧和散文。

最近听说杨绛先生将钱钟书和她今年的稿酬72万元及今后他们作品稿酬的权利统统赠予母校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作为清华校友，对这事颇感兴趣。经老朋友吴学昭介绍，见了杨绛先生。

早听说钱钟书、杨绛不愿接触媒体，担心受到冷遇，不料一见如故。杨绛、钱钟书都是江苏无锡人，我家乡江苏宜兴，隶属无锡，同乡见面，自感亲切。杨绛是1933年—1935年清华外文系研究生，曾住古月堂和静斋女生宿舍。我1947年到清华外文系学习，翌年秋由中共地下党决定赴华北解放区。我也住过古月堂和静斋。谈起水木清华、曲折回廊的工字厅、软木地板的图书馆和天蓝色穹顶的大礼堂，我们都很神往。

钱钟书、杨绛1949——1952年在清华外文系当教授，钱先生教比较文学，杨先生教英国文学。我的外文系同班冯钟璞（即著名作家宗璞）、资中筠（美国问题专家）她们念到1951年毕业，都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的学生。我笑着说：“可惜我没机会念完外文系，不然，早就亲聆两位先生的教诲。”杨先生很客气也很真诚地说：“那时你们都很革命啊，哪像我和钟书，只愿埋头坐坐冷板凳。”我感慨说：“甘心坐冷板凳才能造就大学问家、大作家，哪像我，一辈子奉命写作，一事无成。”杨先生认真地说：“不能那么说吧，你是名记者，我早就看过你的文章。”我连连摇头：“不值得一提。”

寒暄过后，我本想问她关于清华的事。九十高龄的杨先生却细声慢语说起她的家庭。她说，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可是个革命人士”，上过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保送日本，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他再度出国赴美留学，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当律师，也在申报馆当主笔。辛亥革命后，当过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厅长，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后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又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传讯拘押了一夜，不准保释。这个贪官终于辞职，但杨老先生也受“停职”处分。后又复职，于1919年回上海当律师。他年轻时便有“江南才子”之称，精通法律，博览群书，主持正义，一生正直。杨绛有这样有骨气、有学问的父亲，从小耳濡目染，她才智卓越自然不奇怪了。

我把话题拉回清华。杨绛兴致勃勃地说，她从小便向往清华。高中毕业时本想考清华，清华不在南方招生，她只得上了苏州的东吴大学。三年级时，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申请了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宋庆龄、冰心上过的学院）奖学金，她不希罕，一心要考清华研究生院，攻读文学。振华女校校长认为她不识抬举，训了她一顿。

我感叹说：“现在的学生，要是有这样一笔奖学金，早趋之若鹜了。”杨绛先生含笑说：“我从小好像便无功利心，一生如此。”后来她果然考上清华，她母亲常取笑说：“阿季（杨绛小名）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1932年春季，杨绛到清华借读，住在古月堂西厢房第一间平房。秋季她在东吴大学毕业，得了“金钥匙”。

一到清华，素来爱读书的杨绛直奔建筑恢宏藏书丰富的图书馆，看到地板果真是软木的，走在上面没有一点声音，忍不住用手摸摸，还笑自己是个“乡巴佬”。

这时，一件影响她一生的事情发生了，她认识了正在清华外文系三年级上学的钱钟书。

那是1932年春天，清华园的丁香、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谈到这里，杨绛先生笑笑对我说：“我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他。”

钱钟书当时已名满清华。1929年，20岁的钱钟书报考清华外文系，中、英文极佳，只是数学考了15分。校长罗家伦爱才，破格录取他。入学后学业甚好，读书很多，在《清华周刊》发表不少文章，是清华出名的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满身儒雅气质。钱钟书的感受呢？则有他1959年写的追记二人初见的诗为证。诗曰：“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杨先生解释说：“钟书的诗好用典故，诗中第四句红花和雪的典故来自北齐崔氏的洗儿歌，说的是春天用白雪、用红花给婴儿洗脸，希望孩子长大后脸色好看。”我细细读诗，笑道：“钱先生当初看到您脸如春花，清雅脱俗，犹如蔷薇新瓣浸醍醐，他便想起崔氏洗儿歌，问您儿时是否用红花、白雪洗过脸？”杨绛含笑点头，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回忆！我不由赞叹，钱钟书先生信笔将这一典故写入给杨绛的诗中，既见他的博学，更见他的深情。

杨绛先生还慢声细语地对我说，后来他俩在典雅的工字厅会客室谈过几次。钱钟书鼓励她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并指点她要看哪些书。杨绛自学一年，果然于1933年夏考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她的同班同学有季羡林。夏天，她和钱钟书在苏州订婚。

这年，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毕业。外界误传，他没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是因为他认为没有人可当他的导师。我问杨绛先生有没有此事。杨绛说：“写钟书的人多了，随便下笔，信笔涂鸦，以讹传讹，把钱钟书说得狂傲得了不得。其实，钟书很佩服清华当时的一些教授，如外文系的吴宓，哲学系的冯友兰、张申府。他怎么会说清华无人可当他的导师呢？他没有报考清华外文系研究生的惟一原因是，他想考庚款赴英留学。而庚款赴英留学机构规定，大学毕业后，必须为社会服务两年，才能报考。钟书这才到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书。1935年4月，他考取教育部第三届英国庚款公费留学生。当时，文科只取一名。

杨绛先生说：“钟书年轻时可能有些狂。他说过，20岁不狂是没志气，30岁还狂是没脑子。他一辈子潜心钻研学问，学海无涯，他怎么还会狂呢？”

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对清华也情有独钟。1929年考入清华，读书期间便在《清华周刊》、《新月》、《国风》、《大公报》等报刊发表书评、散文，并刊印诗集《中书君（笔名）诗》。当时担任清华外文系主任的吴宓看到诗集，大加赞赏，赠诗一首：“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赖补天工。源深顾赵传家业，气腾苏黄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朝两世许心同。”诗中顾、赵、苏、黄指顾炎武、赵翼、苏东坡、黄庭坚。吴宓学贯中西，一代宗师，他对自己学生的诗文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可见钱钟书才情学识非同寻常。钱钟书一生也很尊崇吴宓先生。他对杨绛说过，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清华念书时度过的”。在清华，他既打下中西文深厚的底子，崭露头角，又和杨绛相识相爱，真是春风得意啊。

杨绛先生说，1935年7月13日，她和钱钟书在苏州结婚。秋天，钱钟书和杨绛一起去英国。钱钟书是公费留学，上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杨绛是自费去英，在牛津大学旁听一些课程。1937年夏天钱钟书以毕业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获文学学士学位。这时，杨绛生了惟一的女儿钱瑗。秋天，钱钟书、杨绛和小女儿一起到了法国。他们在巴黎大学进修。

抗日战争爆发，钱钟书、杨绛再也不能安心在国外做研究工作。钱钟书给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写信，想到清华工作。冯友兰立即回信，破格聘请28岁的钱钟书为外文系教授。

1938年9月，钱钟书、杨绛乘轮船离开法国。10月，钱钟书独自在香港登岸，取道安南（今越南），前往昆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讲授大一英文、当代文学、欧洲文艺复兴，学生有许国璋、杨周翰、王佐良、李赋宁、周钰良等人。杨绛带小女儿回上海，因为杨、钱两家的老人都逃难到上海居住。

1939年暑假，钱钟书到上海探亲。他父亲钱基博受老朋友邀请到湖南安化兰田镇任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他写信给钱钟书，说他体弱多病，希望儿子随侍身边。钱钟书的母亲、弟弟、妹妹也一致主张钱钟书到兰田照顾父亲。钱钟书只好暂时辞去西南联大教职，只身离沪辗转前往湖南安化兰田镇国立师范学院。父任中文系主任，子任外文系主任，一时传为佳话。

杨绛先生说，外界曾传钱钟书说西南联大外文系质量不高，因而辞职，这不是事实。西南联大教师阵容称一时之盛，他怎么会说质量不高。钱钟书在兰田工作两年后，1941年暑假前从吴宓先生处得知，西南联大外文系聘请他。钱钟书辞去师院教职，回到上海。

但是，等到秋天开学，聘书也没有来。12月，上海沦为孤岛。为维持生计，钱钟书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杨绛当中学校长，又当家庭教师。钱钟书开始写《随艺录》，又写了小说《围城》。杨绛写了不少话剧和散文。

杨绛先生说，1949年春，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教育部官员传话，说台湾方面已为他们安排好工作。钱钟书在台湾大学，杨绛在师范大学，运输也安排好了。当时，香港大学也聘请钱钟书。同时，他们熟悉的郑振铎、吴晗等进步人士，则竭力劝钱钟书、杨绛留下。

杨绛先生说，她和钟书都热爱中国和中华文化，绝对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和两家的老人、亲人。她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是只烂苹果了”，他们会跟随去台湾吗？也不想去国外。到国外要用英文写作，主要写给外国人看。他们爱好中文写作，愿意写给中国人看。

至终，他们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毅然决然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吴晗来信，请他们到清华教书。杨绛笑着说，她和钟书真的很高兴又回到清华。

她记得清楚，1949年8月28日，他们和女儿从上海坐火车到北平，9月1日，就到清华参加工作。钱钟书主要负责外文系研究生教学，杨绛教英国文学。

1950年，钱钟书被调去翻译毛选（中翻英），以后又翻译毛泽东诗词。杨绛先生说，生性耿介的钟书从不惟上是从，他率直地对书中一些用错的典故提出意见。譬如一篇讲国统区地下工作的文章讲到我们“要像孙悟空钻到牛魔王肚中那样”，这显然错了。《西游记》上明明写的是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肚中。但当时一位领导固执地认为伟大领袖还会错吗？他找人翻书查资料，查了不少日子，最后不得不承认是错了，不得不改正。讲到这里，杨绛先生轻轻一笑，我也笑了。

1952年学苏联进行院系调整，把一些有名的综合性大学统统变为专科大学。全国只留北大、复旦等几所综合大学。我们的母校清华大学的文、理学院都并到北大，钱钟书、杨绛调到文学研究所，编制属北大。后来，文学研究所又改属社科院。

杨绛和我对那次的院系调整都有意见。我说，现在还有人坚持认为那次院系调整是正确的。可是，为什么不少专科大学现在又纷纷合并成为综合大学呢？实践证明院系调整是当年片面学苏联的错误决策，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失误。有些人总想粉饰，不肯认错。

我们两人发了一顿感慨，杨绛笑笑说，现在敢说话了，那时谁敢提不同意见呢？我说，上海交大迁西安，有的师生因表示反对被打成“右派”。我的外甥就是其中的一个。

杨绛听着，又讲了一段“反右派”的事。

1957年共产党布置整风，号召鸣放，许多大字报贴了出来。有不少人来动员她和钱钟书鸣放，说共产党是真心整风，真心发扬民主、听取各方面意见。她记得，先后有吴晗、肖乾、浦熙修、姚芳藻等人到家来动员他们鸣放。他们就是一言不发。不是这对夫妇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要“引蛇出洞”，而是他们不愿“奉旨鸣放”，不喜欢随大家起哄。她对钱钟书说，饭少出去吃，话少讲，我们不随波逐流。她看到，有人平时“唯上是从”，“鸣放”中却把共产党说得一无是处。肖乾在冯友兰家召集开会。到会的一位同事提出“文学研究所还在‘找爸爸’”（意即文学所无人领导）。会后，杨绛打电话给做记录的冯钟璞，希望她把发言记录中“文学所找爸爸”的话删了。因为不符合事实。“反右”开始，劝他们发言的人一个个被划为“右派”。冯钟璞对杨绛说：“杨先生你为什么那么正确，那么有先见之明？”杨绛说：“我毫无先见之明，只是不喜欢跟着起哄而已。”

尽管小心谨慎，1959年文学所“反右倾”、“拔白旗”，郑振铎、钱钟书、杨绛、李健吾还是所谓“白旗”，遭到批判。至于“文革”灾难，众所周知，杨绛就不说了。

话题回到奖学金。杨先生说，从1993年起，钱钟书便住院了。1995年，钱先生病重期间，杨先生和钱先生商量：“假如我们有多余的钱，设立一个奖学金吧，名称定‘好读书奖学金’，鼓励一些好读书而家境清寒的学生，不用我们的名字。”钱先生欣然同意。他们的独生女钱瑗（师大教授）也很赞成。

1997年初、1998年底，钱瑗、钱钟书不幸先后病逝。杨先生在他们生病期间，尽心照料，心力俱瘁。身体稍稍恢复，她和三联书店签约，出版了《钱钟书集》。接着又忙着校订钱钟书几十年间写下的中、英、法、德、意文手稿，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出《钱钟书手稿集》。她自己还翻译出版了柏拉图哲学名著《斐多》。忙碌之余，杨先生开始筹措在她和钱钟书共同的母校清华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学金”的事。

杨先生说，她和钟书都认为，文、理科不能完全隔绝，应当综合培养。研究理科的人要有人文科学素养，学习文科的人也应学点自然科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杨振宁的中文修养都好，杨振宁的诗写得很漂亮。鲁迅、郭沫若原来学医，都熟悉自然科学。清华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设立了人文科学院、法学院、管理学院等，恢复成为综合性大学。杨先生感到很欣慰，决定在清华设立奖学金。

杨先生还说，她和钟书一向将钱看得很淡，亲戚、朋友、学生有困难，他们几百、几千地给以接济。今年上半年收到稿酬72万元，杨绛先生悉数捐给清华作为奖学金启动金。今年出版的《钱钟书集》（13卷）和即将出版的《钱钟书手稿集》（40卷）、《宋诗纪事补正》等书，在版权保护期内的稿酬总金额，加在一起投入奖学金，数字将相当可观了。

为什么叫“好读书奖学金”呢？杨先生说，她和钟书从小喜欢读书，一进清华就被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迷住，爱好读书是他俩的共同志趣。杨绛先生说，许多人都说，钱钟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他本人却并不以为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所以，他虽然读的书很多，也不易遗忘。这有他40卷的读书笔记作证。说着，她带我看摆放在靠墙茶几上那成百本的颜色发黄了的笔记。外文笔记178册34000页，请一位德国教授看过。中文笔记大致相当，另外还有札记23册2000多页。中、英、法、德文笔记手稿共40卷，是钱钟书先生毕生的读书心得，出版后将对研究中外文化和专门研究钱钟书的学者有很大启迪。

杨绛先生说，她以为，一个人活着，总要活得有点意思，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补益，给后人给世界留下一点东西。她希望正在求学的青年首先要好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求得扎实知识，学有专长，报效还相当贫困落后的祖国。她对将要获得“清华大学好读书奖”的清华学子期望殷殷，希望他们实践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她说，“自强不息”就是从自我做起，努力学习，求知识，学本领；“厚德载物”是一个道德标志，指出为人之道和人生目标。“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很完美地提出清华大学对全体学生的严格要求和殷切期望。杨绛先生希望他们牢牢记住校训，切实实践校训，在21世纪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几次看望杨绛先生（先后去过四次），只给《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了一条几百字的新闻。心有不甘，才写下这篇纪实文字。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2期 留洋作家陈学昭三进延安　作者：朱鸿召

1937年至1947年在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陈学昭不是最出名的，但却是最典型的。说其典型，是她出身于江南书香门第，从小接受现代学校教育，留学法国近十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被称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1938年到1946年，先后三次到延安，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中国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从而被不断地改造成一个革命者。

“客人”身份，自由写作

1938年8月6日，陈学昭与丈夫何穆，带着7岁的孩子，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跋涉，从重庆经成都、西安，举家来到延安。虽然他们刚开始的动机仅仅是希望到这里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但实际上自从他们踏进了这一片革命的热土，这对留法博士，年轻的知识分子，就与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陈学昭1906年出生在浙江海宁县城的一个书香人家，祖辈经商，父亲以教书为业，曾任县立第一小学校长，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陈学昭是四个哥哥的小妹，乳名“九弟”，性格娇纵与孤僻兼备。

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新式学校教育，最容易培养起来的，也是实际上最成功的，就是青年学生们对于传统社会文化的叛逆性，与对于未来社会理想的文学热情。1920年，15岁的陈学昭第一次走出家门，只身来到南通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在此任教的刘质平、欧阳予倩等兄长辈的照拂。两年后，改入上海爱国女子学校文科学习，通过同学张琴秋，结识沈泽民、沈雁冰（茅盾）兄弟；通过同学陈竹影，加入新文学团体“浅草社”。从此，陈学昭逐渐走上新文学创作的道路。1924年元旦，应《时报》约请撰写“我所希望的新妇女”征文，获二等奖，并得到该报主笔戈公振先生的奖掖与扶植。

此后，她求职谋生，辗转于皖、浙、京、沪之间，与进步作家交往密切，曾经是瞿秋白夫妻、沈雁冰夫妻、鲁迅夫妻家里的常客。作为一个书香人家的小姐，一个颇有希望的文坛新秀，她能弹得一手上好的钢琴，身份使她矜持，教养让她珍重，她所交往的上述进步作家或革命者，也都不是那种面目狰狞的极左派。所以，她性情上的娇纵叛逆，表现为文学上的敢于立论。她写的1924年元旦征文，稍后留学法国写的暴露留学生灰暗肮脏生活的《旅法通信》，以及影响更大的《延安访问记》，都是明证。到延安前，她是一位同情革命，有进步色彩的新文学青年女作家。1927年初，她到当时大革命的中心城市武汉，却拒绝参加革命队伍；回到上海，她先交给杨之华两张照片，准备办护照公费留学苏联，但马上又索回照片，改为自费留学法国。革命，对于她，与其说是人生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偶然，一种新女性的浪漫情怀，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情绪。

在法国先后近九年的留学生活，更加巩固了陈学昭这种浪漫情怀与文学气质。她先后受聘担任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和上海《生活周刊》特约撰稿人，法语、文学、钢琴、游历、度假等是其生活的主要内容。1935年3月回国后，她随行医的丈夫何穆到无锡、南昌、涪陵，一直没有直接参加社会工作，居家日子里始终保持着在法国的生活习惯。1937年8月，她从南昌到重庆途中，路过武汉，拜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汉口办事处，董必武接见了她。据她晚年回忆，当时“董老出来，看见我，他从上到下端详了我好一会儿。我这才感觉到当时穿的法国呢大衣太引人注目，完全是西式的，我的举止也有些欧化。”1938年底在延安，同样也有不相识的女同志悄悄地问她：“你来中国几年了？到延安几时了？”其实，这时候她穿的是与她们相同的灰军装，她自己总是笑着回答：“我是浙江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那么，让人觉得她异乎寻常的便是那份知识女性的精神气质了。

这次延安之行，陈学昭的身份是《国讯》杂志特约记者。此前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尼姆·韦尔斯等分别到保安或延安采访，并写出轰动世界的新闻报道，而国内新闻界却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封锁和新闻封锁，致使工农红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鲜为国人所知晓。现在，由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介绍，陈学昭以国内第一位女记者的身份到访，自然受到延安革命队伍的热烈欢迎和优待。

陈学昭初到延安，被安排住在城里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央交际处招待所。“自从我到后，他们为优待外来的参观者，为了外来的人一下子不能习惯于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给我烧大米饭，另加一只葱炒蛋。第一、二天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事情，有一次，他们开饭时，我偶然立在门口，看见他们的饭桶里尽是小米饭。”虽经她请求取消这项特殊待遇，但依然如此。“我在那个机关住了九天，吃了27个葱炒蛋。”在大生产运动还没有开展之前，延安的物质供给是相当困难的。一般外来人员到延安，并非都能享受到如此之优待。此后，她一度住进设在城里北十字巷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与延安一般夫妻一样，过着供给制下平时分居、周末团圆的生活。不久，她就应丈夫要求，搬到何穆所工作的设在城外山上的边区医院，与家人一起生活。

虽然生活在延安，但陈学昭并没有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所以，平时她得以一个记者的自由身份，对延安革命队伍和乡土民情进行采访，然后在自己的窑洞里陆续写成文章，邮寄给远在重庆的《国讯》旬刊发表。生活吃住穿都由供给制免费供应，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孩子免费寄托在公家办的托儿所里。此外，他们还带来一些积蓄，可以存在边区银行。采访活动由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安排，她可以采访到在延安的中共党政军主要领导人。采访后，她独自在窑洞里写作，不受任何干扰，文章不受审查，稿件邮寄也不受任何限制。

这种优裕的记者身份，客居生活，自由写作，使陈学昭得以延续并发展了她细腻刚劲、温婉而不失泼辣的文章风格。在《延安访问记》中，她经常将自己在延安所见到的生活现实，与过去在法国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相比照，并在中外社会历史的空间中，对现实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她惊叹这里的社会清明，发展进步；她不满这里的封建愚昧，贫穷落后，但她开始相信革命可以改变这些。

延安是贫穷的，但延安是一个正在日新月异地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一个可以给善良的人们带来美好未来想象的世界。陈学昭用自己的文章，真实地表达了她对这个美好的延安的发现与惊叹。

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发现美好的延安的同时，她还敏锐地察觉到延安革命队伍里正在实行的社会公有制所滋生出的多种弊端，诸如：养懒，浪费，等级观念，知识分子命运，所有权空落。从战时生活供给制，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证实了这种体制性弊端。陈学昭在延安时期就能够通过自己的生活观察，明确地分辨出来，直言不讳地表达出来，这是当时所有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中所仅有的。她没有严密的逻辑分析，而是通过知识女性对生活的细腻感触，察觉到日常人伦中的细微缝隙，用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把握透视这个新社会的脉搏，从而获得独到的见识。

在延安，晚会是惟一的娱乐。城里由原来的基督教堂临时改制的中共中央大礼堂，每当有晚会的日子，总是人满为患。通常最前边几排都是预留给首长们的，“难得送给技术人员一张戏券，……却是在最后边的一排，椅子前后没高低，他看不见，又太挤，只好回去”。

这在新闻记者与作家创作的所有关于延安的文字中，是颇见分量的。此前，斯诺夫妇、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虽然有大量关于延安的文字报道，但毕竟有了文化的深层阻隔，难得见到事实背后的深刻透视。而国内记者范长江、陆诒、舒湮等人对延安的采访报道，又都过于新闻专业化，流于事态的表象描述和政治政策阐述，在文采和见识方面都相形见绌。此后，关于延安的新闻报道中要数赵超构的《延安一月》全面深刻，但于个人性情表露与风格文采，同样大为逊色。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是兼备了新闻报道与文学创作之长，所以在同类文字中，显得珍贵。

陈学昭在参加晚会、搬家、购物等闲居生活里，感觉出延安自觉的政策之外的社会不自觉意识。这使得她的文字见性情，见深思，能够自由地穿梭在访问、回忆、议论的表现空间里。同时，也使得他们夫妻因为一些生活、工作上的琐屑而觉得不能忍受。据当时延安交际处负责人金城回忆，“开始，两个人的积极性很高，竭力要把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出来。何穆还将他带来的一部手提X光机拿出来供医院使用；陈学昭也动笔撰写《延安访问记》了。但是，日子一久，各种问题便接踵而来。何穆参加筹备中央医院，与领导同志间的纠葛越来越多。平心而论，何穆是有真才实学的，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但是，他的思想尚未适应战争条件下的因陋就简的边区医院制度，总以为游击习气太浓重。而当他的正规化建议因战争环境的限制不能全部被采纳时，他就产生了处处被掣肘、不能发挥个人作用的误解，从而萌生了重回国统区去私人开业的念头。而这时陈学昭也因生活上的不适，愿意同何穆一起走。”此事当时在延安影响甚大，毛泽东1944年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还提起说：“早几年，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这从政治上为陈学昭离开延安解了围。好在这时，陕甘宁边区与外界来往的路还是敞开着的，陈学昭、何穆夫妻带着孩子于1939年初夏离开延安。

主人身份，革命写作

那个时代社会给予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是那样的狭窄，时隔一年多后，1940年12月底，陈学昭、何穆这对年轻夫妇，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又从重庆折回了延安。当初离开延安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还会再回到延安，否则，何穆临走时怎么也不会把自己带来的包括那台手提式X光机在内的一些医疗器械，作价800元卖给了边区医院。

再回延安，他们家庭失去了孩子，个人增多了无路可走的忧伤，国家发生了“皖南事变”，从此，延安通往外界的道路几乎被全部断绝。何穆仍然被安排负责筹建中央医院，陈学昭则以作家的身份被安排到“文抗”，虽然住在何穆所在的医院宿舍，但已经不是上次那样的客人了。在重庆期间，由于此前《国讯》杂志连载她所写的《延安通讯》，导致她一回到重庆就被国民党机关注视着，先是拉拢收买，继之盯梢监视。重庆三联书店将她的这些文章结集为《延安访问记》准备出版，遭到国民党特务查抄。再到延安途中，他们在铜川被扣，经历险情。“我在1940年秋冬第二次去延安时，在同官（今铜川）被扣，我把随身带的这张证书（博士学位证书，引者注）、照片、版税折子，凡是可以证明我这个人身份的东西统统撕成碎片，塞在我床头边地下老鼠洞里了。”对于一个知识分子，这是破釜沉舟之举。所有这些，都增加了陈学昭对一个社会的叛逆，对投奔另一个世界，献身于革命的热情。从此，她永远地告别了个人写作，拿起笔当武器，为革命而写作，就成了她的必然选择。

从1940年底到1945年抗战胜利，陈学昭第二次在延安期间历年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文章为：1942年3篇，1943年9篇，1944年11篇，1945年9篇。这些文章有思想，有观点，但没有个人情趣，没有个人性情，也没有个人艺术风格可言。

在告别个人写作，到达革命写作的道路上，陈学昭经历了惨痛的心理历程。

1941年，陈学昭沉默了，基本上没有公开发表作品。她在思想上需要调整适应，她在言行举止上需要改头换面，她最清楚现在只有放弃这种无党派的小市民理想，进入组织，加入党派。沉默中，她又重新生育了一个女儿，还遭遇了家庭的破裂。她曾经多次努力希望维持这个家，但最终还是在边区法院办理了离婚手续，并坚持自己独立抚养女儿。

参加过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她深刻地反省自己，并将个人情感上的痛苦，归并于应当在整风运动中改造消灭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范畴。“深夜，当喂过一天中最后一次奶，孩子沉睡了，她又学习这些整风文件，有时也还写笔记。她愈学习也愈来愈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她又想到，就是晓平（以何穆为生活原型创作的纪实小说人物，引者注）和她这种人，把许多旧社会的恶劣习气、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带到这地方来，闹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披着革命者的外衣，做的却完全不是革命者的行动，把这块好地方的名誉弄坏。而且，多么无聊呵，闹这些个人的小事情算什么呢？”将10余年斩不断理还乱的个人情感，夫妻恩怨，全部塞藏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包裹里，批判之，憎恨之，是陈学昭参加整风运动，告别过去，真正投身革命的开始。

8月离婚，12月“文抗”解散，陈学昭被安排到《解放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同时，从中央医院宿舍搬住到报社所在的清凉山上，生活享受“中灶”待遇。

到报社后不久，她在情感上还难免要低回彷徨，她希望自己在周围已经很是激烈的整风运动环境中保持一个消极的低姿态，做一个旁观者。可惜，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允许有旁观者的。整风运动很快转入审干、抢救运动，陈学昭被列入《解放日报》社第二个受审查的对象。如果说学习二十三个整风文件，写作读书笔记，心得体会，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那么，审干抢救运动就是在公众面前人人过关，并按一定的比例“抢救”出曾经落水者或必须打倒消灭的敌特分子。

多少年过后，陈学昭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被审查的情形：“我是受审查的第二个。我谈了自己的家庭、童年的情况，一直到调进《解放日报》社工作的经过。事实上有许多关于我个人的种种，已在不久前的离婚事件中的许多胡言造谣中，把我这个人弄清楚了，我的真面目早已亮出，同志们没有说，我是有所感觉的。我对自己出版过的单行本和发表过的一些文章，作了检查。”她这样自我汇报后，接受同志们的质疑批评和检举揭发。有人问：“究竟是你找党，还是党找你？”她回答了自己的一番经历后，得出结论是：“我找党，党也找我。”还有人批评她是大妇人主义者，瞧不起男人，经过一周反反复复、极其严格的认真讨论，最后给她做了结论，没有遗留什么待查的问题。

1943年2月，参加过整风审干抢救运动后，陈学昭又投身大生产运动。男同志以生产粮食为主，女同志以生产布匹为主，在家纺纱。据她创作的小说描述：“每个人的计划都是在会议上经过民主讨论而订出的，珊裳（以陈学昭自己为生活原型创作的人物，引者注）的全年计划是交纳八斗半的粮食。每天在报社工作三小时半，其余五小时半用来纺纱，完成这八斗半的公粮。”八斗半公粮，按1942年3月2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统一度量衡问题的命令，“斗用30斤”，折合为127.5公斤粮食。遗憾的是，不知道当时陈学昭要纺出多少纱才能抵缴1公斤粮食。但她至少每天都要纺出相当于0.35公斤粮食的纱，才能完成全年的生产任务。

她说：这是最实际的革命的任务。但在一开始实践的时候，就碰到了许多具体的思想问题，最初到我脑子里来的是：“学纺纱，把时间费在这个事情上面，一小时能纺多少呢？”不单没有信心，也轻视这个东西。我又抱怨地想：“应当利用熟练的生产技术才能更好地完成个人生产任务。”于是我向纺织小组提议成立一个缝纫组，想避重就轻，而不愿在学习技术上，花费去一些时间。接着，当一辆纺车放在面前，我简直感到了一种类似失望的心情：“这样原始的工具！”我想。继之而来的，是许多这类的念头：“开动一辆汽车恐怕还比摇动一辆纺车容易些。比对付一架钢琴更困难。”我有一种很深的成见，总觉得现代机械的东西是容易学的，但是农村里的工具是太原始了，锭子一碰就要跳，弦太紧摇不动，太松了也摇不动，那样碰不起，太难对付了。

当她第一次坐在纺车的面前，她不知道怎样去下手：一会儿锭子跳了，一会儿棉条断了，急得她一身大汗；这里拉一把，那里敲一下，两只手弄的[得]满是污脏的油和灰土。她看着自己这一双手，心里不禁感叹着：“这本是一双弹钢琴的手呵！”还没有抽成三、四尺长的线，已经累得好像做了一天苦工，精疲力竭了。

但是一天天地，她坐在纺车边的日子愈多，时间愈久，她的思想跟着那一根一根的线抽出来，愈抽愈长，愈抽愈多。

她开始想到：自己活了几十年，没有织成过一寸布，没有种出过一粒米，但却已穿过不知多少丈的布，吃过数不清的米了！她为自己这一新的思想觉得惊奇，由惊奇而感到羞惭，由羞惭而感到负疚，感到有罪，感到对不起劳动人民！但是，她却还不能不带着忧郁地想：“从前做牛做马学得来的一点法文，一天一天地荒弃，要是从前就是一个劳动的妇女，哪怕是一个文盲，总比现在这样不三不四的好……”

延安大生产运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生产自救运动，但通过这个运动，革命队伍里却发现了如何用原始的体力劳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成功经验。陈学昭就是因为要完成劳动生产任务，不得不用一双会弹钢琴的手来摇纺车，坐在等待她操持的纺车前，“开始厌恶笔墨工作、文化工作”。事必躬亲，可以培养出一个人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可以培养成一个社会清醇洁净的道德风尚，但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标志，将一个从事脑力劳动，创造精神产品的知识分子，改造成参加体力劳动，生产基本物质产品的劳动者，是历史的倒退，是政治的愚民。

经过不耐烦、轻视、害怕、抱怨，陈学昭最后还是接受了纺纱劳动，并做得很好。她把纺纱当作一门学问，一门实实在在的学问，一门除了共产党的书报上，古今中外的书本上都没有过的学问，从中学会了耐心，切切实实，不主观，不偷巧。这样，她不仅能够完成定额生产任务，而且还能超产。按大生产运动中奖勤罚懒的政策，她将纺纱多得部分积攒下来，1945年9月，“离延安行军前，去边区银行换得两个金戒指，一直缝在她的腰带里”。当她能熟练地纺出匀细净洁的头等纱，而且把种种个人情感，心理苦痛和私心杂念都抛弃在纺车飞转的嗡嗡声里，演绎成手中一根根实实在在的棉纱线时，她觉得自己完成了一番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她已经获得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资格。所以，在大生产运动后期，她从报社被调到中央党校四部担任文化教员，1945年7月，特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书，并被马上接纳为中共正式党员，没有预备期。

劳动使陈学昭的面貌改变了。虽然在谈吐上她仍然带有一点法国风格的娴雅与含蓄，但是，在衣着穿戴上她已经将一切带有江南丝绸或法国风格的衣物塞进箱底，或干脆毁灭，尽量摈弃一切鲜艳的色彩，穿着统一的灰布制服，绝对不作收腰紧身处理，脸面发式也不再薄施粉黛，甚至尽量不作收拾，任其臃肿，粗糙，质木无文。她重新执笔已经不是为着自己个人写作，而是抒发革命的激情和对于党的认识。诗歌《十倍的打击》、《边区是我们的家》等属于前者；散文随笔《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重庆来人谈大后方》、《体验劳动的开始》等，属于后者。此外，她还写作了诸多新闻通讯，如《访马杏儿》、《民间的教育家--任逢华先生》等，则是她向劳动人民学习，实践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革命行动。随着个性的淡漠，带来的是她的上述作品中生活细节的丢失，已往作品中的细腻委婉消失了，泼辣激烈存之。她追求的是写生活的主流与主流的生活，写社会的本质与本质的社会。写作，因此而成为个人执行的革命集体行动。

干部身份，工作写作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9月，陈学昭随中央党校四部离开延安，前往东北解放区。动身前，她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办理调动手续，时任组织科长的王鹤寿亲自找她谈话，告之中央已经决定让她从东北经苏联出国，然后到巴黎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她怀着极大的兴奋，再次离开了延安。不料，命运又一次捉弄了她。战火纷飞中，她于1946年10月底，第三次退回延安，并就此而改变了此后一生的命运。

轻装上阵，一路行军。陈学昭由组织安排，出延安，穿山西，经过当时的察哈尔省城张家口，抵达当时东北局所在地的本溪，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去欧洲。焦急地等了三天，得到的结果是：这段时间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往不正常，组织上安排她转移到海龙，参加《东北日报》编辑工作。

1946年春，陈学昭随《东北日报》社辗转抚顺、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等地。在佳木斯，她又接东北局通知，要求她马上动身赶往张家口，准备从那里转北平，经香港到欧洲。乘火车绕道绥化、北安、齐齐哈尔、开鲁，终于赶到了张家口，已是初夏时节。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接待她，并告之：最近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李公朴先生在昆明遭到暗杀，万一到北平一下火车就被逮捕……这样，她又不得不放弃去欧洲的计划。

由于战争在即，陈学昭经组织安排，从张家口撤回延安。这是她第三次到延安。人生中年，战火纷飞，江南儿女，一介书生，先后三次奔赴黄土高原，陕北延安，国破之，家亡之，情殇之，心碎之，苦难备尝，陈学昭不胜感慨万端。巴黎，有她当初在上海爱国女子学校读书期间萌生初恋，后来到法国一起情同手足的朋友季志仁；有曾经一起互相帮助学习中文与法文，共同翻译作品，并且命运相似，性情相投，被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认为是她比较适合的婚姻伴侣的蔡柏龄——蔡元培先生之长子，几年前她在《解放日报》社还看到过关于他发明磁场的电讯稿……党组织安排她出国到欧洲工作，应当有照顾她个人生活的考虑在内。而由于可恶的战争，她却行期未定，出国不成，现在又一次折回延安。

眼前的延安，到处都是一片撤退前的匆忙景象。按照组织规定，陈学昭一到延安，就立即去中央组织部报到。王鹤寿科长见到她感到很惊讶，陈学昭汇报了在张家口不去北平，撤回延安的大体经过，然后主动提出要求，希望这次到延安仍然能够像第一次那样，安静地写点东西。得到应允后，她被安排住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打算在此安心写作。不料仅仅住到第六天，她就接到通知，马上随“文协”留守作家和家属疏散转移到安塞。在安塞乡下的一个土窑洞里，她找来一些砖头放在炕上，上面搁一块残破的断门板，当作桌子，将被子叠成方块当凳子，一个多月的时间，加之尔后转移山西的约半年时间，她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工作着是美丽的》上半部分。

此时此地，陈学昭写作这部以自己生活为线索，以自己本人为生活原型的长篇纪实小说，是要清理过去的生活道路，整顿个人情感精神档案，将整风运动中匆忙塞藏进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包裹里的辛酸与痛楚、伤心与别离、曲折与坎坷、理想与愿望……重新掂量，分类，清洗，埋葬，藉此坚强自己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

人的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人的品质也是可以慢慢改造的，……从前，我也觉得人生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现在我不再那么想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幸福。从前，我找的是我个人的幸福，今天，幸福是属于大众的，在大众的幸福里，我也分得一份；并且，只要健康，还能够工作，也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这是以一个参加了革命队伍，并已经基本锻炼成革命干部的身份，进行文学创作。虽然写作仍然属于个人行为，但写作所表达的是革命的精神和理想，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所以写作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她通过这样的写作，论证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革命历史过程中，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伟大正确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思想理论前提，并为了说明其绝对正确性，作者对生活素材作了合乎意图的剪裁，大面积的理论思辨填补了生活细节的不足。整个作品逻辑论证的气势有余，生活情感的鲜活细腻缺失，像一个被苦难和仇恨压迫得面目憔悴的中老年妇女，咬牙切齿，振振有辞地诉说着自以为字字珠玉的人生大道理。

据陈学昭晚年回忆，早在1939年她第一次离开延安时，“我就想写一个‘五四’时代的中国女性，女主人公跨越好几个时代，直到抗战，继续前进”，几次执笔，都放下了。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她曾经写了近两万字，想想又自己给毁掉了。参加过整风审干运动后，她就此征询过胡乔木、周恩来的意见，并得到了鼓励，所以1946年第三次到延安时，终于找到了怎样写作的角度和可以写作的理由。她回忆说：“1942年5月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我迫切向往去农村体验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自己的思想；特别是在1944年年初被分配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劳模大会采访劳模，写了几篇采访记，回到《解放日报》社，我对下乡的这个向往更加迫切了，……一天，偶然间，我想起了在国外时，常听一些法国女同学说的这句话：‘Qu`il est beau quand on travaille.‘意思是工作着是多么好，或工作着是多么美丽。我是一天不做事过不了日子的，于是我劝慰自己，想起了这句话：工作着是多么好，多么美丽。这样，我终于开始写《工作着是美丽的》。”这里所说的工作，是劳动，是生产实践、社会实践和科学实验三大社会劳动，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指前两种劳动，体力劳动。只有在这样的劳动中，才能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无产阶级劳动者。她以为这个改造运动是正确的，所以也是美丽的。

此后，陈学昭经组织安排再到哈尔滨，并于1948年2月收到经邓颖超、蔡畅转来蔡柏龄一年前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更激起她对于到欧洲工作的向往。7月底，她接通知让她准备行装，取道苏联、华沙，再到巴黎。然而，就在临出发的前夜，组织上又紧急通知她取消出国。于是，她经由组织安排，从东北到北平、天津，最后回家乡浙江，一路进工厂，下农村，进图书馆，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们的再教育再改造。

1991年10月10日，她以作家身份病逝于杭州。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1年第12期 危难中邓颖超广州丧子　作者：周秉德

我从12岁来到伯父周恩来、伯母邓颖超身边，就知道两位老人家没有儿女，只有一位干女儿——我的维世姐姐。两位老人特别喜欢孩子，不仅对我家姐弟们和维世姐姐亲如己出，疼爱有加，对他们一些战友特别是烈士的子女，也是备加关心、照顾。

我清楚地记得，1962年4月的一个周末，我又照例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的家。伯父还没有回来，他有太多做不完的工作，周末不休息，对他和对我们一家来说已是习以为常。院子里的海棠盛开着，一簇簇白色、粉色的花朵，使这古朴的院落生机盎然。然而，一向对海棠情有独钟的伯母，却对我对海棠的赞许没有任何回应。见我回来，简单地问及我一周的工作和生活后，竟无不伤感地对我谈起了件我从未听说过的往事：也是一个四月天，伯母邓颖超的儿子在医院夭折。下面这篇短文，就是根据伯母的讲述整理而成的。

1927年春，有孕在身的邓颖超，越来越行动不便。丈夫周恩来又不在身边。他是在1926年12月由广州调到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的。大革命时代，形势变化莫测，任务繁重艰巨，他无法顾及怀孕的妻子。4月，将要临盆的邓颖超，充满希望和期待地住进了医院，母亲杨振德一直陪在身边。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邓颖超遇到了难产，一次次阵痛，一次次努力，由白天熬到黑夜，又由黑夜熬到了黎明。“孩子的体积太大了！”医生叹息着，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当时还不能进行剖腹产手术，只能用产钳帮助。孩子终于离开了母体。男孩，体重10磅。可惜的是，因助产时医生用力过大，孩子头部受到了严重损伤，没能成活！35年后，邓颖超深情地对她侄女秉德说：“你这个哥哥活着比你整整大10岁呀！”

孩子没保住，邓颖超的身体虚弱，却不得安心调养，因为发生了“四一二”的蒋介石叛变。突然间，大量的共产党人被逮捕，被屠杀，各大城市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在上海的周恩来已经转入地下，邓颖超得不到他的任何消息。

广州吃紧，邓颖超躺在床上度日如年。突然，一位戴着耳钳、涂着口红打扮入时的贵夫人走进病房。开始邓颖超还以为她走错了房间，待定睛一看，原来是同在广东省委妇女部工作的陈铁军。平时着装俭朴的她，此时因情势紧急，为避免暴露身份，才有意这样装扮来送通知的。通知说，上海、广州都发生反革命事变，党组织要邓颖超设法迅速离开广州。

也正是这时，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收到周恩来发自上海的秘密电报。电报要邓颖超设法到上海。到了上海以母亲名义在报纸上发寻人启事找他。

离开广州不易，安全到达上海更不易。深知形势严峻的邓颖超，得知这家德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定期乘坐德国领事馆的船只去香港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她打算先去香港。而这样做，只能求助医院的人。找谁呢？邓颖超首先想到她的医生王德馨。

邓颖超的孩子没能存活。医生和护士不仅惋惜而且内疚。痛失亲生骨肉的邓颖超，对院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反而安慰她们说：“你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由此邓颖超更得到了医生、护士们对她的同情和尊重。所以，当邓颖超面临危难时，无须言明，大家都愿意帮忙。在王德馨医生的策划下，拟定将邓颖超打扮成护士，杨振德扮做工友，随采购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人一起乘坐德国使馆的小电船去香港。

在等待出发期间，提防军警来搜捕，王德馨医生先把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安排在医院后院的一间小屋，反锁上门，一天三餐都是护士送来。

果然不出所料，那天她们刚离开病房，就有一名军官带几十名士兵冲进医院，追问邓颖超在哪里。王德馨医生从容地回答他们：“是有位姓邓的产妇，但孩子死了，人已出院了！”军官指挥士兵要搜查，当院长的德国人厉声喝道：“这里是德国教会办的医院，没正当手续，决不允许中国军警搜查！”

几天后，邓颖超和她的母亲在巡逻军警的眼皮底下顺利离开广州，去了香港，再买船票去了上海。一路上呕吐不止……

邓颖超和母亲是5月1日到上海的，马路上到处是巡捕，气氛很紧张。他们找到一个旅馆住下，杨振德立刻去上海《申报》登寻人启事。启事说：“伍豪（笔者注：周恩来代号、笔名，当时国民党尚不知系周恩来）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旅馆来，岳母振德。”那时周恩来住在一个工人家的小阁楼上，在日夜紧张的斗争中看到这则寻人启事，知道邓颖超总算脱险了，大大松了一口气。但再看那旅馆的名字不免又吃一惊。正是在那个旅馆里前一天还抓走了几个从外地到上海来找党中央的干部。周恩来马上派人赶到那个旅馆，把邓颖超送到一家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养病。日本医生坦率地告诉她：因产后过于劳累及精神紧张，子宫未能正常收缩，将导致今后不育。两个星期过后，周恩来找到一处隐蔽、安全的房子，才和邓颖超见了面。邓颖超和周恩来很快地从痛失爱子的惋惜中挣脱出来，因为他们面临的是敌人的血腥镇压和更为艰巨的斗争任务。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1年第12期 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作者：范敬宜

一卷风行走海涯，

纵横信史自成家。

扬清激浊论兴废，

去伪存真辨鹊鸦。

坦荡直书须仗胆，

蓁芜文体耻生花。

十年风雨寻常过，

淡墨荧荧照鬓华。

作者注：第一句：一卷风行走海涯，是说《炎黄春秋》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程度。第二句：纵横信史自成家，纵指历史的，横指现实的，《炎黄春秋》既不粉饰，又不加油添醋，可谓信史，在这方面自成一家。扬清激浊论兴废，讲的是杂志的特点。扬清激浊是发扬正气，批评黑暗，论兴废指总结经验教训。去伪存真辨鹊鸦，是指辨别真伪，区分好坏。坦荡直书须仗胆，蓁芜文体耻生花，这两句是讲杂志的风格。坦荡直书是要靠胆识的，没有胆识做不到坦荡直书。蓁芜文体就是龚自珍所厌恶的八股文体，《炎黄春秋》是很少八股气的。最后两句：十年风雨寻常过，淡墨荧荧照鬓华，是向《炎黄春秋》的同志道一声辛苦，十年风雨不容易，这些同志一个个都头发见白了。

（ 范敬宜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曾任《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总编辑）

2001年第12期 王士祯笔下关于名节的两则故事　作者：李一蠡

清代自号渔洋山人的王士祯所著的笔记《池北偶谈》，记有相映成趣的两则小故事，说的是两种人的名节观。名节，向来是中国人极重视的道德操守和价值理念，不少人甚至把它看得重于生命。但究竟怎样理解和对待名节，即使在封建礼教盛行的旧时代，也因人而异。王士祯提供的故事颇堪玩味。

马世奇“千秋之节”

明末无锡有一位进士马世奇，曾做过左庶子（太子宫中的一种侍从官）。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后，这位进士率两个侍妾上吊殉节。自杀前，他郑重其事地整理了一些记录着他当时思想行为状况的书信，并自写了跋语，足见他死前之所以耗费心思做这些事，是很想把这些书信留给后人，留名青史。

其中一封信是写给他的好友、曾做过县令的成德的，略云：“吾辈舍一死别无法。吾不为其难，谁为其难？……天予我以成仁取义，固无憾也。勉之！”成德回信说：“慷慨仗节易，从容就义难。吾辈将为其难乎？抑为其易乎？”又一信说：“弟志在为其难，惧变起仓卒，我辈无以自明，故复以二义相商也。”

两个重名节的官吏，互相勉励并商量怎么殉节。成德认为，起而抗敌慷慨战死，这容易，坐在家里从容自杀则难，难就难在“从容”，难在经得起反复思想斗争，而后自己结束生命。但正因其难，就更应选择难，越难，越能表现殉君报国的坚决、自觉，越能表现名节的高度、分量；如果殉于战场，可能因场面淆乱，“变起仓猝”之间，究竟是无奈被杀，还是“从容”自杀，就“无以自明”了。而这对他们来说干系重大。

于是两人约定，双双选择“从容就义”。成德死前来信说，他要争先一步成仁了，但又担心家人战乱中不能保全名节：“幸老母、舍妹俱在此”，成德对她们进行了一番说教后，最终全家四人都自杀，以赢取“满门忠烈”之名。马世奇接好友这最后一信后，便整理了他和成德的书信，以及留给子女的绝笔书。跋语中，叙述了他初登进士第那天，他父亲如何教导他以“忠臣不事二君”的大义。继而他表示，已先一步殉节的老友成德“一门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加上他两个侍妾），庶可相匹。”看来这两位朋友在各自家中的殉节人数上很斤斤计较，因为这也意味着所持名节的高度和分量。

不过，成德“一门四人俱死”，跟着死的是“老母”、“舍妹”，是亲骨肉；马世奇给儿女的遗书中却没有叫他们也效忠殉节，而是谆谆嘱告：“忠孝二字，是吾家风，好守之”，然后是让两侍妾陪他死的。遗书说：“今成我以千秋之节，又有两侍妾为我添此光彩”，这荣誉由“女人得之，尤称殊节，吾可无憾矣”！叫侍妾陪着死，除赏给侍妾以“殊节”的荣誉外，或许还有让她们到阴间继续给他当侍妾的好处，他真的“可无憾矣”！但以他加上两个侍妾的“一室三人”，总不大对得起成德“一门四人”骨肉至亲，后死的马世奇在这点上多少有点矫情。

而且，这位马老先生遗书又有“一姐先死，玉润后死”（按：一姐、玉润应是侍妾名字）等句，并交代家人：玉润还有父母，“可善视之”。可见他是在亲视两侍妾先后死去后，才写绝命书的，倒也真够得上“从容”。

明亡后，明朝官吏殉君的并不算多，逃走或干脆投降的却不少。马世奇、成德职位都不算高，属中层官吏，又没有多大政绩，若没有殉君一事，大概会湮没于乱事。但经两个人死前这么一番自我表白、炒作，终还是由有心人王士祯把他们写进书中，算是帮他们完成了留名于后世的心愿。不过从死者过于刻意炒作来看，他们在名节上似乎看重的首先是名，殉君尽节，是为留自家之名。故马世奇在书信中很感谢时世“成我以千秋之节”，那是着意于“千秋”二字的。

说到这里，故事还没有完。尽节的是二男五女，如果不是两个做官的男人要尽节，那五个女人（尤其是两个丫头）会自愿地选择死吗？这个看上去大义凛然的故事，好像还埋藏有残酷、悲凄的另一面！

孙奇逢“自作主张”

紧接上篇之后，王士祯又写了如下一个小段子——

河北容城人孙奇逢，字启泰，晚年隐居河南苏门山之夏峰，世称夏峰先生，与黄宗羲、李并称清初三大儒。他在明朝万历时考中举人，明亡后告别仕途而专心学术，活到92岁。就在故世那年，他抱病写了一首自问自答式的四言诗《自赞》，约略道出他包括名节观在内的人生态度——

“问尔为谁？曰岁寒氏。岁既云寒，尔何为尔？曰幼读书，妄意青紫，长知立身，颇爱廉耻。虽困公车，屡蒙荐起；骨脆胆薄，不慕荣仕。衣厌文绣，食甘糠秕。隐不在山，逸不在水，隐于举人，七十年矣！绕膝多男，及门有士。老而学《易》，欲探厥旨，聊以卒岁，如斯而已。”

他晚年托名“岁寒氏”，已是清朝立国十几年后，南方仍存在衰朽无望的朱姓小朝廷之际。“岁寒氏”字义中，似乎寓有老人在故国残山剩水下感时伤世的一颗心，而又有以松柏岁寒常青的风骨自勉自慰之意。他说年轻时也曾迷恋读书仕进，妄想当朝廷重臣（青紫，是古时规定高官贵胄所独有的绶带颜色），为国效力；到年事稍长才知道，更重要的是“立身”，就是做人，并且直立着做人；要做人，更重要的是必须懂得廉耻。这也就是他终身所执著的“慎独”精神。他虽困于“公车”（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官车），却屡蒙别人荐举他去当官做事，他都谢绝、逃避，而甘于布衣粗饭。他并不寻找好山好水去隐遁，而隐身于仅取得中下级学衔资格的举人群中，至今已七十年。老来偏爱读《易》，钻研其微言要旨，以度余生，如斯而已。

孙奇逢是“王学”即王阳学说北方学派的代表人物。孙奇逢提倡为学做人之道“操之在我”，而且一定要“确然不拔”，甚至要有点“狂狷”。这所谓“操之在我”，所谓“狂狷”，又与他所强调的“慎独”精神一致，这就是不因循守旧，不盲从迷信，而要“时时如临深履薄”，通过“力行”去“致良知”。这种“慎独”已经与这个词语的一般意涵有所不同，而具有了尊重自我光扬个性的要求。他有句在当时颇为惊世骇俗的名言：“不去取圣贤，未许读书”（不会或不敢从圣贤之书中有所去取，就不可言读书）。他认为当时许多读书人都属“乡愿”之流，是思想古旧保守的学究式的假道学家。他却“狂狷”地自诩：“万紫千红浑是旧，单枝独叶漫夸新。”他认为有创新思想独成一家的真正圣贤无不狂狷。难怪现代著名史学家杨向奎先生在其所著《清儒学案新编》中，把孙奇逢名列全书第一，并有这样的评价：“夏峰虽未出理学门庭，然气魄豪迈，非复理学家之温良。”

他为什么晚年偏爱读《易》？《易》，即《周易》。“易”的意思就是变。《易·系辞》说：“生生之谓易”，又说：“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唯变所适。”都是讲，天地万物的规律就是不断生灭、更替，永无完结而又变动不居；人只能适应变化，按变化规律办事。《易》之古老道理，正合马克思的名言：“只有变是不变的。”孙奇逢晚年学《易》，既是要从《易》中求知解惑，更是对变革的渴望。他对“道”——学问越钻研越深，愈感到迷惑多多，在他的诗《睡醒》中就发出了“有心除妄重增妄，著意求清愈不清”的感叹。

这样一位把追求“道”看得重过一切的人，如何看待名节呢？《池北偶谈》的这个小段子中，记录有孙奇逢一句相关的话：“古来忠臣孝子，义士悌弟，只是能自作主张。学者正在此处着力。”独立思考，按自己的良知办事，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着力”之处。事实上，他对国家，对朋友，对弟子，对乡亲百姓，做了大量应做的事。如：明天启时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人士，他不怕株连，而仗义执言，为之奔走呼号；诸义士被害后，他又不惜破掉家资，为之筹措后事，藏慝恤养义士遗属。崇祯九年，清军入关，所过之处人财皆空，他集合乡人死守容城，清军围攻七日终于退走。清朝定鼎后曾严禁野史传播，孙奇逢因著有《甲申大难录》，被人讦告，他坦然道：“天下事只问有愧无愧，不问有祸无祸。”他竭后半生之力，开设书院，求知觅道，讲学育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岂不是在坚守着更高层次的名节吗？

孙奇逢与马世奇等在名节观上的分歧，不止是高下之分，更有着本质区别。作为学者，孙奇逢坚持认为，“良知之说，著力在‘致’字。”强调的是探索、实践开拓。又说：“读《易》之道最忌拘泥，贵变通。”“人心虚灵，最不可有先入之见。”可见，他怀疑和轻视先入之见，力求保持一颗“虚灵”的心，用自己的脑袋去思索，通过实践求得良知，并秉持良知办事做人。在明清交替之世，很有几位像孙奇逢这样坚持实践第一，坚持思想解放和张扬个性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他们都淡泊以明志，毕生不与清廷合作，而致力于学问。这当然也是一种名节观，一种坚持名节的做法。而马世奇等刻意追求的名节，恰恰正是以行为去实现并宣扬传统的纲常名教，不仅用这个教条桎梏起自己，还要桎梏起别人，说服或强迫别人跟自己一块去完成他们眼中的名节。

王士祯写的两个小故事，即使在今天也是耐人寻味的。君不见拘于某种“先入之见”，老摆出殉忠的架势而作秀者，不是代有其人吗？

2001年第12期 台湾光复后两岸交流专家学子　作者：史习培

1945年抗战胜利，光复后的台湾面临着重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重任务。为了加快加深台湾与祖国大陆融合，海峡两岸围绕摒除日据时期殖民教育制度及其影响，普及汉语言文化，开展了教育交流，并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大陆学人赴台湾

台湾光复初期，大陆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赴台服务，是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赴台服务的这批学人，无论在数量上或是知识结构方面，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大批大陆教师赴台任教，是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最初的也是最为明显的表现特征。台湾光复初期学校教师紧缺状况非常严重，这是日据时代实行台湾省教育“皇民化”造成的严重恶果。据1944年统计，当时台湾全省中等学校教员2033人，台籍教员仅100人，不及总数的0.5%；台湾全省国民学校（小学）教员15483人，台籍教员仅7161人，仅占总数的46%；台籍高校教员更是凤毛麟角，将大专以上院校全数计入，唯见一位教授和一位教员。战后日籍教师大批遣返，师资的补充和培养成为改造日据时期遗留的文化教育制度，重建台湾教育制度，实现台湾教育“祖国化”的急中之急。

1945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召开战后全国教育善后工作会议，解决台湾学校教师严重紧缺的问题被列为专项议题，特别规定了“在内地举办志愿赴台湾任教的教师登记”，以保证接管台湾教育的有序进行。当时还在重庆办公的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立即着手分别向重庆和福建各地邀约了一部分教员去台湾。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接收台湾后，一方面立即成立了教育甄选委员会，在台湾本省甄选、考选、训练教员，还设立了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以就地解决补充、培养师资的问题。另一方面多渠道、多层次向大陆各省征选教员，以解师资紧缺的燃眉之急。10月下旬，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同时派员向福建、上海征选教员，并准台湾省立各中学以上学校及各县市向省外征选教员，以加快征选工作的节奏。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急电厦门市政府，委托在闽南招选240名师范毕业、年龄在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的语文课教员。至1946年9月，计有小学教员600多人，中学教员400多人通过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的征选赴台任教，为台湾各级学校在新学年开始时能够正常运转，为实施教育部关于新学期一律采用国语教学的决策，准备了必要的师资队伍。为继续缓解师资紧缺的情势，11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又在北平、上海分别设立了临时办事处，计划在3个月内征选两地400名中、小学教员赴台。在大批中、小学教师赴台的同时，一些颇负盛名的大陆作家、学者如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黎烈文等，也越过海峡，走上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的讲坛，为传播祖国文化，发展台湾省的教育，为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实现台湾省社会从日据时代“皇民化”到光复后“祖国化”的转变，语言文字的“祖国化”是核心问题。为尽快改变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一代对祖国语言文字相当生疏的现状，在台湾省内普及国文、国语的社会教育，增强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成为这一时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重要议题，许多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以推广国语、国文教育为使命，不辞劳苦，应邀赴台开展工作。如，魏建功教授等三人受教育部调派赴台组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随后，重庆、上海等地多位语言文字专家应邀加盟。他们通过台湾省内各县市相继设立的“国语推行所”，将普及国文、国语的工作全面铺开。又如，在先后开办的台湾公教人员和公职人员国语、国文教育训练班中，厦门大学得闽台一衣带水，语言相通之便，教育系和中文系先后有郭一岑、陈景磐、虞愚等多位著名学者教授应邀赴台，或在暑期举办的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导主任训练班讲课；或以国语、国文教育为主题，为民政、财政、交通、警务等系统的公职人员训练班开设专题讲座，为台湾社会国文、国语普及培养了基本群体。

大专院校毕业生纷纷到台湾工作，投身于战后台湾社会的重构与发展，是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又一突出特点。台湾光复初期，社会重建和教育制度改造的任务之繁重，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是严峻的考验，而岛内人才匮乏对于投身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又是创业的机遇。不少大陆大学毕业生热切希望赴台工作，第一批赴台服务的是厦门大学的8位应届毕业生。他们不待战后校址回迁厦门，就从闽西长汀出发，辗转经福州，于1945年9月抵达台湾。之后，赴台服务的大学毕业生与日俱增，厦门大学1945年至1948年自愿赴台工作的毕业生就达300多人。国立海疆学校1947年元月离校的首届毕业生“计162人，多服务于台湾等地”。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许多毕业生也在战后台湾急需音乐教育人才的情况下应聘赴台湾中学或中等专科学校任教。一大批大专毕业生赴台，为台湾战后重建增添的不唯是知识，还有生机与活力。

总而言之，台湾光复初期，大陆大批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赴台服务，是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赴台服务的这批学人，无论在数量上或是知识结构方面，都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

台湾学子赴大陆

台湾光复初期，大批台湾青年学生渴望了解祖国大陆，珍惜台湾铲除殖民主义教育制度后海峡两岸教育共同发展为他们提供的升学机会，纷纷进入大陆高校学习，是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史上又一突出的现象。

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大批台湾学子到大陆易地求学。日据台湾时期，台籍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受到殖民主义教育政策的极大限制。以台湾大学为例，光复前有在校学生1666名，其中台籍学生仅322名，所占比例不及20%，而日籍学生则多达1344名。日据时期，台湾人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仅有0.03%，而台湾的日籍人却达4.5%，后者是前者的150倍。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海峡两岸积极协调为台湾学子创造他们期盼已久的升学机会。

1946年12月教育部通知各省为“沟通文化，增进民族感情”，应鼓励和帮助台湾人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大陆各省学习，遇有台籍学生前往该省肄习时，“应比照边疆学生予以优待从宽取录”，“酌定优待办法”。为此，厦门大学新生院特提请校行政会议通过设立了台籍学生国语、国文补习班，首批参加学习者30余人。为便利台湾考生升学，1947年6月，福建协和大学首创在台湾设立“台湾考区”并降低录取分数标准，“俾使台省青年多获录取机会”。与此同时，厦门大学提出了除招生考试外，“兼采成绩审查方式”录取台湾考生的办法，（即由台北高中毕业生升学指导委员会将台湾考生历年成绩及报考志愿报送台湾教育厅，申请保送，然后再接受厦门大学对其进行国文、英文、数学三科甄别考试，成绩通过者即成为厦门大学正式新生。）这种有别于大陆考生的特殊招生方式，照顾了远隔大海，交通不便，以及学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台湾考生，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1947年至1948年有55名台湾高中毕业生经台湾省教育厅保送进入厦门大学学习。

1946年6月25日在新创刊不久的台湾《新生报》头版头条刊载了台湾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考选升学内地大专以上公派生招生公告，公告在台湾青年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就有200人报名并参加台湾省教育厅举办的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公费生考试，其中100人被录取。为了让录取的考生增加对祖国的认识，具备必要的国语基础，还对他们进行两三个月的预备训练，训练期满，依照考生自愿分发大陆各校就学，并发给学费和膳食津贴。在台湾光复初期，通过考选先后有200多名台湾公费生分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暨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学习。一位当时赴暨南大学学习的台湾公派生在船离码头前，以《临别告同胞书》抒发自己的深切感受，回归祖国的豪情和获得升学机会的喜悦溢于言表：“别了，可爱的同胞。当我们毕业的时候，将带回更大的力量，建设新台湾，建设中国！”

台湾向大陆的科技辐射

台湾光复初期，海峡两岸教育交流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特点是：既有大陆文化向台湾传播的传统流向的重现，又有战后台湾科技文化向大陆辐射的新流向，显现了两岸交流拓展合作的发展趋势。

历史上，伴随着台湾的开发和发展，大陆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人才流向台湾；台湾人到大陆参加科考，回祖籍修族谱，台湾的贡生、举人、进士分发到全国各地任官治事。这些构成了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传统内容和轨迹。台湾光复初期，传统的两岸教育交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台湾科技文化对大陆的辐射和向大陆的传播。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的科技文化以大陆教育界赴台学习为桥梁和媒介向大陆传播。台湾光复后，大陆赴台参观、学习的考察团体络绎不绝。以福建为例，粗略统计，战后特别是1947年后的短短二、三年中，厦门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集美高级商科学校、国立海疆学校、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林森师范学校、龙溪师范学校等福建主要的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都组织了考察团赴台观摩学习。各类专业赴台考察团均由专业人员组成，考察目的明确。如福建农学院组成的农林考察团是由该院农艺、森林、园艺、病虫害、农业经济系推派五位教授组成，主要赴台进行农业品种改良、病虫害防治、森林栽培和保护等调研。福建医学院派出多批讲师、助教到台湾大学医院进修，并组织毕业生赴台参观那里的医疗机构。应基隆港务局之邀，厦门大学土木工程系的33位学生由两名讲师带队，组团赴台进行基隆港测量工作。国立海疆学校赴台考察，重点则在于收集海疆资料……众多教育专业人员赴台参观考察，既扩大了专业人才的学科视野，又对福建各类大中专院校规范学科教材建设、提高学科研究水平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一些富有新意的交流设想也在两岸教育界有识之士的交往中酝酿（1949年厦门大学校长赴台与台湾大学会商两校交换教授及合作事宜。此计划后来由于时局变化两岸分离而没能实现）。

台湾省的医、理、工、农各类专科院校设备完善，技术领先，规模也较大，有专业教育资源的明显优势。为了培养专门人才，大陆有关教育部门积极筹划选送学生赴台湾升学或进修。鉴于福建培养医、理、工、农等专门人才的学校极少，1948年度福建省政府行政会议通过厦门市专项提案，借闽台一衣带水，语言相通之便，在闽南各公立、私立中学以考选方式选拔优秀毕业生，保送去台湾，经由台湾省教育厅以每科目50人的名额分配至各院校修读医、理、工、农等专业。省政府为保送赴台学生提供旅费和学膳费津贴，还建议台湾教育厅给予赴台求学的闽籍学生以优惠。虽然，此一提案终因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但这项旨在“逐年保送闽南学子前往深造，既可补本省理工教育之不足，亦可为闽台文化之一助”的教育交流提案，在及时反映两岸教育交流发展的内在需要，积极开拓两岸教育交流的新途径方面不失新意。

综上所述，台湾光复初期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海峡两岸教育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虽然“接收工作以教育最为艰巨”，但透过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的具体形式，可以看到大批专业人才的调配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两岸交往，它为促进当时接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促进两岸的融合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峡两岸教育交流直接促进两岸教育共同发展，而同时得到发展的还有两岸关系。海峡两岸教育交流在重现大陆文化向台湾传播的传统流向的同时，也显现了战后台湾科技文化向大陆辐射的新流向，展现了两岸交流拓展为合作的必然发展趋势。

（责任编辑 吴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