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第1期 志存高远站在时代前列　作者：本刊编辑部

世纪之交，我们已看到21世纪的曙光。和平、公正与共同发展、进步，最终将成为全球社会的主旋律。这并非只是新的千年来临时的美好祝愿，而是许多人对未来的理性思考。回眸百年，人类虽然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劫难与血腥，但也确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仅就中华民族而言，她虽也历尽屈辱、压迫、苦难，但终归觉醒，经过奋争迎来了解放和复兴。

伴随着世界科技的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视野则越来越大了。“消息树”的影子还留在你的记忆里，而移动电话已悄然飞入普通百姓家；二十多年前教科书上跨国公司还是“帝国主义垂死性”的代名词，不久前数十位著名跨国公司首脑竟齐聚上海，出席题为“中国：未来50年”的《财富》全球论坛；女娲补天，原本是先民留下的美丽传说，谁能料到，当今的我们为了国际环保，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信仰的朋友，共商保护臭氧层的“补天”大计。

面临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共存的世界，我们必须从一种“全球”的视角，审视自己并直面世界，志存高远，高度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迎接历史的发展机遇和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形式的挑战。

不久前，我国一位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说：“一个民族要不断进步，就必须及时经常地检讨自己，总结经验，既要看到已取得的成绩，又要正视出现的失误，更要记取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切实改正错误，改善工作，改革一切阻碍发展的不合理的体制；一个民族要跟上时代，就必须大胆地融入国际社会，善于同其它国家和民族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和借鉴外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取诸家之长，走自己的路。”我们认为，这些话是很对的。

中华民族有着崇尚历史的传统，所谓“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讲的都是学习历史智慧，记取经验之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开放的一面，所谓“有容乃大”，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收与包容，五四运动时期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向为史家所称许。历史更将以浓墨重彩记下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是它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中华民族更为成熟起来。尤其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关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实施等等，无不表现了当代中国人的高瞻远瞩和大智大勇。这是一条中国走向繁荣富强、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未来行程中的任何坎坷、曲折和困难，都无法阻挡我们勇往直前。不知“今是何世”的桃花源已不复存在，发自守旧冥顽者的不谐和之音，也必然被时代的脚步声所淹没。

以“爱国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求实存真，秉笔直书古今大事”为主旨的《炎黄春秋》，至今创刊将近九年，其所以能在没有公款支撑、没有权力机关派订的情况下，在报刊市场的潮汐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得到广大读者的关爱和支持，首先赖于刊物所表现的较深的思想内涵、较高的文化品位，以及实事求是、崇尚真理的品格。我们今后将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已经注意到，有的历史学家在回顾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时指出，“一百年来，历史学应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的问题”，“为现实服务，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必须尊重历史学自身的科学性。只有实事求是，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真相，才能昭示真理。给人们以真知和新知，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任何以现实需要为借口，随意剪裁历史都是不能允许的，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历史学要保持相对独立精神，不能变成政治的侍婢”。我们认为，以上所述，是与毛泽东在1957年一度倡导的“独立思考”、“百家争鸣”的精神相一致的。本刊愿为创造这种思想的、文化的氛围而努力。21世纪远程化和多媒体化的信息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读者对我们的要求也将会越来越高，我们也很愿意利用新的传媒手段，充分利用中外新发现和新解密的史料，利用中外专家新的研究成果，对重大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作更准确、更符合实际的描述。

这些话，就是世纪之交我们要向读者表白的。

2000年第1期 崇尚真实 崇尚独立　作者：于光远

我们迎来了2000年，迎来了21世纪。

在这喜庆的日子，我向《炎黄春秋》的编者、作者、读者致以良好的祝愿。

《炎黄春秋》是一本以普及当代和近代中国历史知识为重点的刊物，是一个创办多年、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它的作者大都是他所叙述的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或者是对那一段历史作了一番深入研究的人。它的读者是对增进自己历史知识有兴趣和愿意接受历史教育的人。既然《炎黄春秋》是这样的刊物，我就想在这里讲一下写历史、读历史、对待历史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认为就是题目上的：崇尚真实、崇尚独立这八个字。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讲了宗教、哲学、艺术、道德四种主要的社会意识形态。我想多用一句话来表述四者的基本特征：

——宗教之为宗教，要求人们对之膜拜；

——哲学之为哲学，要求人们对之信奉；

——艺术之为艺术，要求人们对之欣赏；

——道德之为道德，要求人们以此自律。

崇尚真实、崇尚独立，就是对待历史的道德准则。历史本来就是对过去的事实的记载。写历史必须真实，理应如此。行其所当，行其所该，即自律，是道德的。行不当、行不该，就是不道德。在“当”或“该”字上加上一个“应”字表明此“当”此“该”出于理性认识。无此认识，就要用舆论力量使其觉悟，监督其实践。道德依靠舆论，不似法律依靠国家强力。

道德不依靠强力，但强力却可以阻碍按照道德行事。古今不乏强力干涉、不许真实地写历史的事例，因此崇尚真实与崇尚独立不可分离。历史可为婢女，实用主义者如是说。然为马克思主义所斥。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就是用真实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教育来者，不重犯或少重犯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祝愿《炎黄春秋》一如既往崇尚真实，任凭风吹雨打，雷鸣电闪，我自岿然不动。读者喜欢看崇尚真实、崇尚独立的文章，喜欢崇尚真实、崇尚独立的刊物。

我认为自己今天应当、应该说这样的话。 1999年12月

2000年第1期 迎接新世纪要四讲　作者：李锐

世纪之交又千禧来临，大家感想甚多，尤其我等耄耋之人。多年以来，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优劣胜负，人类社会的进步究竟依靠什么，这个问题总萦绕脑际。

三十年代苏联计划经济的成就曾对资本主义发生过正面影响；卫星上天，载人飞船，苏联都曾先于美国。可是，谁能料到苏联、东欧红旗落地呢?我们走过30年弯路之后，近20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按照过去的说法是“修透了的修正主义”。当然，今天也还有人想揪住“姓社姓资”大做文章。《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停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似乎根据马克思的“指示”在发展在变化，不仅没有“垂死”，没有“一天天烂下去”，反而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日益左右经济的发展，知识资本日益取代人力、技术资本，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经过“三面红旗”和“十年浩劫”之后，终于认识到商品生产不仅不能废除，而且经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要走“一个中心”，“三个有利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道路。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几十年的对抗，两者之间的优劣胜负，人们可以作各种各样的议论，但“你死我活”的局面大概是不会出现了，今后很可能求同存异地活下去，是否最后走向一种难分彼此的“全球化”或“大同世界”呢?任何智者也料不到百年以后的变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强扭的瓜不甜，历史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步最大的变化还是从封建主义变到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还不成熟；西方、东方几百年间，影响前进与后退、发展与停滞的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大概是可以求得共识的。

80年前的“五四”运动为我们送来德、赛两位先生，否则，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党也进不了中国。我们靠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打倒了国民党，建立起新中国。因此，革命与建设要依靠民主与科学，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此外呢?从资本主义看，还要靠法治和市场经济，人家早已行之若素，早已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克林顿绯闻的热闹与冷却即最近一例)。可我们呢?“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农民卖个鸡蛋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根植于士农工商，土壤深厚，没有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也没有法治和市场经济的传统。不幸的是，这个传统也根植到我们革命的共产党，我们曾长期以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搞“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因而出现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十年“文革”及其红卫兵运动，“造反有理”，“砸烂一切”，将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统统踩在脚下。至今回顾，仍不寒而栗。邓小平深感这个问题的严重，1980年做了要彻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报告：《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可惜的是，其中讲到的种种措施，20年来未能认真落实，如直到现在，权力导致腐败的问题仍难以解决。

《炎黄春秋》创办了九年，针对历史讲真话，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赢得社会上广泛的好评。去年发表的《批判封建主义是跨世纪任务》、《庐山会议四十周年感言》、《关于个人崇拜的历史反思》等文章，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主义和“左”倾思潮。我希望《炎黄春秋》今后结合人物与史事，多组织一些好文章，在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和宣传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结人类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21世纪就要来临之际，我认为民主、科学、法治和市场经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00年第1期 我理解的正面宣传　作者：李庄

我爱读《炎黄春秋》杂志，有时也投篇小稿。我忝列这个刊物的特邀编委，提过一些建议。我跟她息息相通，是因为思路完全投合。

《炎黄春秋》坚持正面宣传。我理解他们说的正面宣传就是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更不是凭一己好恶阐释事物。我年逾八十，终生从事新闻工作，过去认为知道事情不少。“文革”以后，全国拨乱反正，我发现这种看法不对，许多事情我不知道，若干大事所知不确不实。《炎黄春秋》选择一般读者关心的大事，加以介绍，加以澄清，对过去流传的若干不确、不实的说法加以纠正。这对开拓我这样的读者的脑筋大有好处。我余年不多，临终前能多些清醒是大幸事。

任何个人、团体、政党都难免犯错误，问题在于所犯错误的性质、轻重以及是否接受教训，改正错误。50年代，《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过阐述人为什么犯错误以及如何纠正错误的“思想短论”，说清楚了这个问题。

现在有的文章所以吞吞吐吐，说白了，就是在对毛泽东主席的评价上有不同看法。有些文章讳言毛泽东后期确实犯过错误，任你笔下生花，文章也难理直气壮，因为不符合事实。毛泽东为人民、为国家日夜操劳的巍巍功勋是明摆着的，任何人都无法抹煞。他在“大跃进”特别是“文革”中的错误也是明摆着的，任何人都难以否定。坚决按照中共中央的决议办事，就一通百通了。

我有一个孙儿上初中，他的一个同学不久前认真地问我：“我国真发生过‘文化大革命’么?”我大吃一惊，说：“这还有错?我从头到尾都经历过。”还就我受“锻炼”的经历说了一些事实。他又问：“‘文化大革命’是谁领导的?”我说：“当时报纸说了许多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他说：“不对吧!国庆五十周年，报刊上光说毛主席英明，正确，总做好事，他怎么能发动‘文化大革命’呢?”几句话说不清楚，我用近半个下午，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我熟读《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这个文件作为思考、判断一切问题的指针。我认为文件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不能要求报刊上每篇文章都说得面面俱到，但要求它们掌握全面的精神。全面，才是真正的正面，才能真正令人心服。

2000年第1期 为“依法治国”多出力　作者：李普

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我建议《炎黄春秋》为这件大事多出力，不只是在新的一年里多出力，而且在新世纪的许多年里持续不断地多出力，锲而不舍地多出力。

我说这是划时代的，也许有人不赞成。他们可以拿出我国历史上许多认真执法的事实和美谈来，比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他们可以说，不论这句话能不能行得通，总不能否定我国存在着这种崇尚法治的好传统吧。

不错，但那是封建帝王“以法治国”，是人治。十五大提出的是“依法治国”，是民主的，是法治。两者一字之差，本质上却有天壤之别。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才这样热切地希望《炎黄春秋》多出力。这里我讲三点理由，我想这两者的区别必定包含这三条，对不对请各位指教。

首先，任何社会都得有法，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者是也。问题在于那法是怎么来的，是谁的。王子犯法不行，那么王呢?皇帝呢?原来，王或者皇帝根本不存在犯法不犯法的问题。法是他的，是按他的旨意制订的，是他用来治理天下的手段，宰制天下的工具，所以俗话也就把他的话叫做金口玉言，把他那法叫做“王法”。旧社会老爷们骂人：“你小子眼里没王法!你反啦!”反是造反的意思，那是杀头的罪。革命党人造反夺取政权，确实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帝王自称天子，上天的儿子。他今天这样说是奉天承运，明天那样说还是奉天承运。可见那“天”，也不过是他的“伞”。

我还可以讲个故事。古时候有个人躲避不及，惊了皇帝的车驾。皇帝开金口，把那个人交给管司法的大臣处理。后来皇帝发现那人竟没有判死罪，很不高兴。大臣回奏说：如果陛下您当时就把他杀了，一点事儿也没有；现在交给了微臣办理，按陛下的法，此人罪不至死，微臣不敢违背陛下的法。这个大臣有胆有识，我很佩服。实践中他敢于严格执法，理论上他头头是道，他的实践有理论的指导。他深深懂得，法是他陛下之法，他陛下拥有任意生杀予夺的特权，他陛下是在法之上，而臣民必须守法。

其次，我们要注意“王子犯法”那句话里面那个“犯”字。封建社会的法，都是帝王用来限制臣民的绳索。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有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约法三章”。他灭了秦国，进入京城咸阳以后，召开群众大会。他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吾……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就是说，除了不准杀人、不准伤人和不准盗这三条，别的他都不管，秦朝的法律一概废除。这是当初的话，后来坐稳了江山，当然又立了新法。不过不论哪朝哪代，封建时代所有的法，都是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基本精神是对臣民权利的剥夺、限制、约束、禁止。

再次，古代某些人希望王子与庶民平等，其实根本没这么回事。相反的倒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后半句也越来越显出是空话，皇帝在朝廷上杖打大臣，明朝更成了常事，部长级的大臣也当众扒下衣服来打，有的当场打死了。这样侮辱和打死大臣是否于法有据，我不知道；但是古书上有个名称，叫做“廷杖”。前半句“礼不下庶人”却是真的。特别是到了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三纲，既是封建社会道德的精髓，也是封建帝王立法的准则。在君臣、父子、夫妇三对关系之中，前者是后者的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妻必须绝对服从夫，夫有休妻之权。根据这个准则推衍开来，尊卑上下，等级森严，民不得告官、下不得犯上，王子岂可与庶民同罪呢?

对照这三条，就可以看出“依法治国”根本不同。首先是法律至上、宪法至上。其次是宪法和法律保护人民的各种权利不受侵犯，是人权至上。再次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新中国是1949年建立的，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中共新的党章才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也是到1982年，新的宪法才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单位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又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到1997年的十五大，才进一步确定“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到1999年修改宪法，才相应地增加了这个内容，作为第五条的第一款。由此可见，这件事有个进步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进步很慢、很艰难、很不容易。

我们这个国家，封建主义的历史太长了，包袱太重了。老百姓被束缚、被管辖、被压制太久了，几千年来大家只知道千万不可犯“王法”，而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甚至根本没往这方面想过，根本不懂得往这方面想，知识分子也是这样。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太愚昧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太落后了!我这里写的是“我们”，指的首先是我自己。我自己也凑凑合合算得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所谓的“高知”，也是那样愚昧，具体事例这里就不说了。

我们党领导人民打天下花了28个年头；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恐怕也还要花更长更长更长的时间。过去是无法可依，现在是有法难依。“徒法不足以自行”，这句古话有道理。但是时至今日，这不仅仅是官员们的事，也不是执政党共产党一党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事，是大家自己的事。所以我希望《炎黄春秋》持久地多出力，锲而不舍地多出力。大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首先是知识分子，一起来奋斗，一起来争取，一起来促进。

我说这些话，战战兢兢，生怕开黄腔，因为我自己也还是个法盲。又因此之故，我还曾打算出几个题目，请编辑部组织专家写些文章，我也能从中受到教益。仔细一想，由编辑部直接向专家们请教，岂不更好?我只想再着重说一句：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件大事有许多文章可做，应当做，必须做。 1999年11月8日，北京

2000年第1期 有哪些文章可做？　作者：曾彦修

《炎黄春秋》现在的影响比较大，也很好。根本原因是由于它内容充实，反映了很多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真实情况，纠正了不少历史上的讹传与不实之处，内容认真严肃，不哗众取宠，与今天某些不大真实的所谓“纪实“作品大不相同。刊物在形式上也大方朴素，编排醒目，不像目前很多报刊，满目花梢零乱。

我希望刊物今后一二年内，在坚持已有优点的同时，还能逐渐在总体规划上再有所扩大和改进，使内容更丰富些。

第一，刊名既叫《炎黄春秋》，似乎对古代中国文化的重视也要有所兼顾。即加强反映近代以前中国文化的光辉成就。当然，这要十分注意科学性，决不能搞民族自大主义。凡可以确定是中国创造和发展了的一切重大科学成就，就应当予以宣传光大；如果不能确证的，即使是外国专家曾经大力宣传表扬过的，我们也要十分注意它的科学性，不宜盲目轻信并任意加码。但对于有些确是我们的发明，如雕版印刷术，近几年有人说是外国某地比我们早出现几十年百把年，这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就不宜只在专业出版物上讨论了。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论文，有理有据、态度谦和地论证了那件木版印刷品比中国现存的最早印刷品大约晚了好几十年或百多年。像这种类型的文章，建议刊物可多登一些。

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感情用事，严格的科学要求永远是第一位的。正确的立场是既不妄自菲薄，也决不妄自尊大。

第二，建议在对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研究上，要推动和坚持实行“双百”方针。仅以一系列革命运动或不一定是革命的“革命”运动来基本上代替近代史的研究，恐怕不是个办法。应该全面地研究近现代史，我以为凡是有利于推动中国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不论它叫改良也好，变法也好，维新也好，官也好，民也好，似都不能一味否定。列宁称1825年俄国要求改革的“十二月党”人军官为“贵族革命家”，这些人似乎并不强过谭嗣同。太平天国、义和团，尤其是对义和团，现在不少研究者对它们是否定的，我以为这些都完全在自由研究的范围之内。《炎黄春秋》要坚持和谨守“双百”方针，这有助于近代中国史的深入研究。进步、反动只有一个标准：谁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谁有助于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削弱，就是进步。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道。

第三，仍然要努力弄清近现代史上的一些过去讹误和未弄清楚的问题。这做法因同传统的说法不符，所受的抵抗很大。但以可靠的、有根有据的史实为据，那就于理于法都无所惧了。《炎黄春秋》对此事的态度历来很严肃，此点自应加强才好，对其文章长短可不必多虑。

第四，要加强对新中国五十年来伟大成就的介绍。这方面的介绍一般要同人物介绍结合起来才好，这样可读性就强了。两弹一星的重要性不用说了，像袁隆平水稻杂交优势可遗传的巨大成就，全国不少在乡退休退役干部军人、乡村老农一生改造自然的巨大成就，以及时传祥式的新老英雄都应该大大加强介绍，因为这些无名英雄才更是中国民族的脊梁。

第五，加强对在华有功外国人业绩的介绍。中国今后永远应当按照邓小平同志提示的“面向现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办，永远不能再走闭关锁国、自我陶醉的老路了。对历史上一切推动科学知识全球化的人，我们都应该予以适度的赞扬和肯定。有些外国人长期在中国做了传播科学知识的工作，只要他不是侵略者的职业间谍和别动队，凡在中国传播科学事业上做出了较大贡献的，我们都应该予以郑重表扬介绍。记得解放初期曾经宣传过北京故宫的主要建筑设计师一个是越南人，还有一个是尼泊尔人。如确，现在还应重新宣传。类似事件，中青年人不知道，经1957年后宣传上的大变化，老年人也忘记了。

还有，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有哪些日本进步人士和日共党员在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敌占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领导下工作，其中功绩卓著并为此而牺牲了生命的烈士们，刊物就该表而出之，予以高度的颂扬才好。我在同尹骐同志(《潘汉年传》、《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二书作者)的交往中，得悉是有这么一批日本革命家的，其中一个杰出人物，好像还是日本已决定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首相近卫文磨的秘书(这个人好像牺牲了)。这些英雄们中的一个，还曾经特别到大连去侦察过日军的动向，看见日军诡秘地在大连地区大规模演习登陆战，这显然不是北进而是南进的迹象。据上述尹书所述，潘汉年曾向延安发出日本将采取南进方针的重要情报六七次之多，成为斯大林相信日本将南进的重要情报之一，因此，在1941年11月莫斯科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才敢从亚洲调走若干个师去增援莫斯科前线。

斯大林死后，苏联授予被日本军阀杀了的苏驻日秘密情报员德共秘密党员佐尔格以“苏联英雄”称号，成了苏联无人不知的英雄，但同样性质的日本英雄们，至今却无人知道。在电视剧《潘汉年》中有个别日本革命者和日共党员出现过，可见已注意及此，但是一晃而过，谁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建议对于这一类真正助华的外国英雄人物，贵刊都要予以系统的介绍和歌颂，以表示中国人民对他们世世代代的感激，并借以加强和扩大中国人民对外开放的胸襟和气度。

另外，明清以来的传教士，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等，他们在中国传播了科学知识，如符合前述条件，就应该作客观公正的评价。在中国，西方的现代医学基本上是外国人办的。据我目睹，我家乡四川一个大县在二三十年代县城内仅有的两家医院都是外国人办的，而且很好。整个中国的新式医学教育，差不多全是外国人开办的，怎么能不客观地估计人家的劳绩呢?又如，我听说，长期在北京大学执教的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拉堡教授所直接教过的学生数目，比中国地质学界的三大泰斗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所教过的学生总数还要多得多。这人的贡献究竟如何，是否应该研究一下呢?再如，清末或民初时，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震芬勘察估计，中国山西地区的煤炭藏量是世界少见的丰富地区，有所谓全部开采出来足供世界二千年使用之说。后来渐渐听说此说无据，过分夸大。现在看来，这说法可能不大确切，但他估计山西煤炭藏量极端丰富的基本价值，是不是仍然十分光辉呢?

外国科学家对华关系中还有一个很微妙而又属于“地雷”区的问题，即一些外国考古学家在中国西北骗走我国大量宝贵文物问题。一切要以时间、地点、条件来考虑问题，那时中国连北京、上海也没有保存、研究这些文物的各种条件，更不要说在西北的甘肃、新疆这些地区了。一批俄、法、英的考古家骗走了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这是我们要永远予以谴责的，但他们拿去后并没有破四旧或埋入地宫，而是保护、整理、珍藏，公开陈列，并供全世界一切人士自由研究。在这一点上，他们同英法联军毁圆明园，八国联军大毁北京的匪徒行为恐怕是不能等同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的中国了，以后必须也永远是世界的中国。爱国主义永远是首先需要的，但也要尽可能考虑得全面些，不走偏狭的爱国主义之道。

2000年第1期 不懈地批判封建主义　作者：苏双碧

《炎黄春秋》是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刊物。这几年在批判封建主义、肃清“左”的思潮的影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进入下一个世纪，《炎黄春秋》还应当把批判封建主义作为重要问题来提倡。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个意识形态的格局，至今仍在阻碍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由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铸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基础。在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曾经对封建主义发动过批判。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制度，但皇帝赖以生存的封建的社会基础却没有触动，终于导致资产阶级革命派拱手向封建主义让权，使政权落到封建主义代表人物手里，并且相继出现了袁世凯、张勋帝制复辟。五四运动中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以及“打倒孔家店”的呐喊，严厉地批判了封建道德和伦理纲常，曾经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但在“五四”之后，国民党政要戴季陶、蒋介石凭借着封建主义的深厚土壤又举起孔孟之道，篡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以及进行基层民主建设，狠狠地打击了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但是，过不多年，封建主义便又变换面孔，侵蚀了党和国家的机体，终于酿成带有严重封建色彩的“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重兴了文字狱，许多专家、学者、知识分子罹难，使党和国家的制度遭到严重的破坏，经济濒临破产的边沿。最近几年封建糟粕又沉渣泛起，什么修坟墓、建祠堂，什么二十四孝图、老皇历纷纷出笼。而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人则热衷于宣扬孔孟之道，提倡新儒学，叫嚷二十一世纪是儒家的世纪。至于宣传封建主义的书籍更是随处可见。“法轮功”事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封建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侵蚀的一个后果。

封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批判封建主义却很难。一些有严重封建主义思想的人，总怕批封建主义，会失去那点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他们找出种种借口，说批判封建主义犯忌，会被认为是有所指。其实，封建主义的幽灵对于社会主义的侵蚀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主张到经济生活，从思想作风到生活习惯都有可能沾染。例如，邓小平批评过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作风，就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许多机关，许多部门，甚至一个家庭都可能出现。而这些消极因素时刻都在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 正因为如此，批判封建主义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0年第1期 正直敢言的黄克诚的命运　作者：朱振友 赵白芦 胥要平 张广华

旗帜鲜明反对“左”倾冒险屡遭贬谪坚持真理不变

1930年6月，李立三提出把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当作中国革命决定胜负的关键，并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一计划传达到红三军团，当时上上下下，无不群情振奋，踊跃响应。

黄克诚听到传达以后，却有另外一种心情。他从南昌起义后的斗争实践中体会到，单靠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只有像毛泽东那样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方可逐步发展壮大红军和革命力量，进而夺取一些城市。想到这里，他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了一封信，陈述了现在不能去攻打大城市的理由。

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进岳州城(即今岳阳市)，未及停留，乘胜向东扑向平江，守敌弃城逃走。一些同志提出按中央部署，暴动夺取长沙、武汉的主张。黄克诚在会上发表了反对攻打大城市的意见，和会上多数同志唱了反调。他强调说，目前我们根本不具备夺取长沙、武汉的条件；而只能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把长沙守敌引到城外歼灭之，若打胜了可相机占领长沙，用此种做法来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扩军筹款之目的。

黄克诚讲了上述意见后，立即遭到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有关领导认为黄克诚的思想状态已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就撤销了调黄克诚担任纵队政治委员的任命，决定让他继续在支队工作。

平江会议刚结束，长沙守敌何键所部就逼近平江。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把主力移到平江南二十里之晋坑就敌。我军将敌击溃后，继续追击到长沙城外。敌人以为我难攻长沙，就派出一支部队向城外出击，待其出城不久，红八军即迂回到其侧翼，将该敌大部歼灭，残敌掉头向城里逃跑，我军紧追不舍，尾敌猛追入城。经过激烈战斗，我军随即占领长沙。这就是我军第一次打长沙，时间为1930年7月28日。

部队撤离长沙后，8月间到长寿街进行整编。由于黄克诚多次直言不讳 ，发表了不同意见，被认为“右倾”，就调他到第八军四师三团任政治委员。

1931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时，黄克诚先是对上级指示深信不疑，在部队中也扩大化地进行了肃反，错捕、错杀了一些党员和干部。但是随着第三师政治部几个他非常了解的好干部也被当做AB团抓捕，他很快觉得这样做是错误的，即转而抵制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保护了一些干部。由于他曾气愤地指责肃反委员会滥杀无辜，错捕错杀好同志，并同他们大吵了一通，肃反委员会就怀疑他有问题，说他是AB团分子，于是决定把他抓起来进行“审查”。彭德怀知道后出面干预，责问为什么把黄克诚抓起来?肃反委员会当然拿不出他是AB团的证据，就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说，如真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可以批判斗争嘛!怎么能用抓捕办法处理呢?这样，黄克诚才被释放出来。

1932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提出集中主力红军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方针，并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对此，黄克诚很不赞成，他先直截了当地向上级建议取消打赣州的计划，没有被采纳。又先后在攻打过程中，两次建议撤退，结果被指责为对抗中央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他不服，在会上与批判他的人进行激烈争论。部队过了赣江后，一边行军，一边继续组织批判。黄克诚坚决不服，据理力争了一路，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他得知毛泽东也不主张攻打赣州时，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当时，红五军政治委员贺昌找他谈话，试图说服他认错。他明确表示，现在不服，将来也不服，不打算认错，准备再争论20年。尽管如此，他与贺昌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的。

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批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把多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要求红军在敌人合围之前就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到后方做政府工作。黄克诚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指导方针是正确的，撤去毛泽东领导职务，他怎么也想不通，多次说“历史会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

宁都会议之后不久，红三军团政治部在广昌召开干部会议，集中对黄克诚进行批判。会后，黄克诚被调到红三军团政治部任宣传部长，一个星期以后， 他又被调到教导营任政治委员。1932年底，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贺昌又回到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又把黄克诚从教导营要回来，任命他为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黄克诚与贺昌重新在一起工作后，双方争论仍然存在，谁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但革命工作还相互配合，不受影响。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和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黄克诚对“左”倾领导人的错误的军事指挥十分不满，多次向上级提出要求和建议，应该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说只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方可力挽狂澜，救苏区于未倒。教条主义领导者说：“黄克诚右到了极点，顽固不化”，但黄克诚仍气愤地说：“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单靠那几个用洋书本指挥的人，反‘围剿’斗争断难胜利。”

1934年4月21日，博古、李德等以中共中央名义下达了保卫广昌的命令，声言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李德要求我三军团守备队(系我战斗序列之支柱)，“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袭击之下支持着”，以消灭敌人之有生力量。黄克诚坚决反对这种打法，拿起电话找到彭德怀军团长说出了自己的意见。彭德怀也与黄克诚看法相同，对李德等人说，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二千人将全部毁灭。李德根本不听。命令当然还得服从，从4月10日打到4月28日，广昌还是失守了，黄克诚清点自己的部队，痛心极了，有一个营只剩下11个人，同志们的血白白流在这片土地上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取得了党与军队的领导权，黄克诚非常高兴。他也再次被任命为红三军团第四师的政治委员，1937年1月他又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组织部长。

与领导虽曾意见相左顾大局一一妥善处理

1940年10月10日，黄克诚率领的第五纵队与陈毅率领的新四军北上之先头部队，在盐城、东台间的白驹镇胜利会师，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打通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和打开苏北抗战局面的任务，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制在黄河以北的阴谋。

黄桥作战后不久，中原局及华中总指挥部意图乘胜攻占曹甸，一举把韩德勤顽军消灭，再西援皖东。黄克诚反复思考后，提出暂时不宜攻打曹甸的建议。黄克诚认为，从苏北斗争形势看，我军刚刚到达淮海、盐阜地区，根据地内部很不稳定，土匪、特务、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当务之急应是消灭匪顽，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先把脚跟站稳，再相机解决韩。再者，打曹甸与黄桥作战不同，韩德勤新败，退守老巢，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同顽固派斗争的原则考虑，我应站在自卫立场，不宜主动进攻；从军事上看，在水网地区攻坚作战，对我十分不利，第五纵队官兵多为北方人，也难很快适应此种作战。

在华中局及华中总指挥部一再坚持下，中共中央在11月19日批准了攻打曹甸和车桥的计划，遂由华中总指挥部直接指挥此次战役。黄克诚尽管思想上不同意，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按照组织原则，服从上级决定，坚决执行总指挥部的作战命令，率领战斗力最强的所属部队参加攻打曹甸和车桥的战斗，并向华中总指挥部建议增调新四军主力以加强攻击部队。于是新四军第一、第二纵队会同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在1940年11月29日开始对曹甸实施攻击。

曹甸是宝应东水网地带一个较大的镇子。镇子外面有土墙，墙面筑有碉堡，墙外有水壕，水深三至四米，宽有七八米，是个坚固的易守难攻的防守据点。新四军、八路军共有十个以上的团队参加此次作战。在扫荡外围的陶家村、宋庄等地以后，根据战役进度情况和我军历史上作战经验，黄克诚在12月11日又致电华中总指挥部，对攻打曹甸方法提出6项意见，特别指出不应一味猛打猛攻，那将遭致部队重大伤亡，而应采取持久作战方法，逐步筑垒掘沟前进，并用小部队不断消耗其弹药，在强攻时要集中全部炮火，先予以沉重打击等等。但这一建议未被采纳，12月13日开始发起总攻，但一直未能攻克。我军采取的仍然是猛扑猛冲、前仆后继、勇猛冲杀的办法，在12月15日突破顽军前沿阵地后，终因顽军据守核心工事，我军未能达到战役目的而只得撤出战斗。此战历时18天，共歼敌八千人左右，我军伤亡二千多人。

曹甸战役没有打胜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黄克诚右倾，作战不力，撤了他的第五纵队司令员职务。

7月20日，日伪军一万七千多人，配备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掩护下，由东台、兴化、射阳等地出动，以闪击战方式合击盐城，妄图一举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

在日军扫荡尚未开始时，新四军军部发出了“保卫盐城、保卫苏北根据地，粉碎敌伪‘扫荡’”的口号。《江淮日报》还发表了《怎样保卫大盐城》的社论。军部命令三师部队对来犯之敌进行正面阻击，“务必达到保卫盐城之目的”。黄克诚师长兼政委认为，“保卫苏北根据地”的口号，从政治意义上说是对的，但实际上敌我力量悬殊，盐城是保不住的，也不应该去死保，我们不应该提“保卫盐城”的口号，而应该提坚决粉碎敌人“扫荡”、坚持苏北抗战这样的口号来动员群众。他在日军开始“扫荡”以前，明确向军部建议，应避敌锐气，暂把军部撤出盐城，转移到阜宁农村去，跳出敌人合围圈；把部队分散在各地，实施游击战、麻雀战，机动灵活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应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然后再伺机反击敌人。

这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提出的不同意见是重视的。军部采纳了他的意见，在七月中旬把军部撤到阜宁陈家集地区。7月22日，日军兵临盐城，机关和部队也撤走。当然，由于撤离得比较仓促，军部的有些直属单位如抗大、鲁艺、印刷所等等仍受到很大的损失。事实证明，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中，黄克诚意见是正确的。

在“保卫盐城”的争论以后，华中局及军部在阜宁停翅港召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对黄克诚进行批评，说他不服从指挥。黄克诚争辩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至今还认为是正确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他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处置失误，，有的仗本来不该打，要打也不是那么个打法。但是华中局领导认为他是错的，坚持要他作检讨。为了顾全大局，黄克诚对所争论的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但他服从组织决定，还是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

1942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这样说：“曹甸战役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的。”“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陈毅的这个总结是实事求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1944年7月10日，刘少奇在延安致黄克诚的电报中也说：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电报中还说，“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这一电报内容，充分说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刘少奇，是充分尊重实践，服从真理的，是富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革命领袖。

抵制在三师搞“抢救运动”反对饶漱石排挤陈毅

1942年夏天，华中局开展整风，作风不正派的饶漱石，看到自己的能力、资历均难与陈毅相比，担心陈毅有可能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华中局书记，就决心利用整风机会把陈毅挤走。他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各方面负责干部谈话，说陈毅“反毛主席”，轻视工农干部，工作不负责，一贯反对政治委员，企图取而代之等等。这就使一些负责同志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账新账的，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之后，1943年10月16日上午，召开整风委员会主任联席会议，饶漱石进一步布置了对陈毅的批判斗争，下午在以“漫谈会”方式举行的新四军军分会的会议上，由陈毅做自我批评，然后开展对陈毅的批判、斗争，把性质定在“反对政委制度”，“反对党中央”的线上。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电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还授意一些领导干部也给中共中央发一份电报，以求赶走陈毅。

11月初，一贯有自我批评精神的陈毅，向中共中央负责人发电报告事情的经过，并检讨了自己随便说话等错误和缺点，但态度仍是力求团结的。11月8日，毛泽东回电给陈毅，要他来延安参加“七大”，来延期间的职务由张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工作。11月25日，陈毅便踏上了去延安的旅途。这就是新四军历史上有名的“黄花塘事件”。

正直敢言的黄克诚对于“黄花塘事件”颇有感触和看法。陈毅离开后，饶漱石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陈毅如何如何，极力诬陷和贬低陈毅。黄克诚在会上发言，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陈毅是个忠心革命而又正直的人，当然可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甚至错误，但不论如何，让陈毅军长离开华中，是个很大的损失，这对华中整个工作、对敌斗争、军队建设，都是很不利的。你刚来新四军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很不应该。饶漱石两眼紧盯着黄克诚，似乎在用心听的样子，心里肯定不舒服，但他没有进行反驳。

1943年5月，华中局和军部召开各个师负责同志会议，布置由延安下达的“抢救”运动。此时，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运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弄得延安许多干部，特别是由外地去的知识青年惶惶不可终日。后来毛泽东及时发现才予以纠正。在华中局传达布置“抢救”运动后，黄克诚立即唱了反调，向华中局和军部建议说，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吧，以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的事情，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由于这是中央在康生主持下布置下来的，华中局和军部也不能不要求华中各地区和部队都要开展“抢救”运动。

按照黄克诚想法，在大敌当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很难不扩大化，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可是上级有布置，又不能不执行。他回到三师以后，为稳妥起见，先抽一批干部办训练班，同时在七旅小范围内试行“抢救失足者”。他实地抓了这个“试点”，被“抢救”的几个人，开始在软逼情况下，表现就有些不正常，抓起来一审讯，就乱供一通了。黄克诚见此情况后，就知道不对头了。他叫七旅立即停止“抢救”，把那几个人都放出来，做好善后工作。黄克诚决心顶住上级“抢救”的要求，要师部(区党委)立即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三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现可疑情况，按正常程序，由主管部门解决处理。

提出建设东北根据地建议毛泽东终于同意撤出四平

新四军刚到东北，薄薄的棉衣难以抵档东北的严寒，部队给养十分困难。怎么办?黄克诚决定把面临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尽快报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让党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11月26日，他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除报告了部队所在位置外，着重报告了部队遇到了极为困难的情况，其中包括“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补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问题。部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敌人已占领了锦州。他建议，在这样情况下，我军应“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1月27日，他又把某些县政权由改编的伪军所控制的情况电报中央，强调指出：“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毛泽东复电，要黄克诚直接向东北局请示和提出建议，进行商谈。

11月29日，黄克诚向东北局发去急电，提出要利用冬季不能大规模作战的几个月时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组织与政权，初步建立根据地，以利明春大规模作战。电报最后还提出，如果上述建议在整个东北部队中不能实施，则请划出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引起东北局的重视，黄克诚接着又连续发去两份重申意见的电报。

实际上林彪此时驻地离黄克诚只有三十里左右。李天佑按照林彪指示来黄克诚这里进行联系，并与黄一起去面见林彪。林彪此时当然知道了黄克诚多次提出的建议与要求。见面之后，黄克诚又再次提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建立后方根据地，站稳脚跟，逐步壮大队伍，打开东北工作局面，以期今后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建议。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疲惫之师，现在没有根据地可依托，而敌人是乘轮船进东北的精锐之师，不宜进行大规模作战。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

十分傲气、一向看不起人的林彪，也不得不为黄克诚很有战略眼光的见解所折服。所以边听边点头，采纳了黄克诚意见，命令三师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发动群众，进行休整。

这时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工作所拟采取方针的意见。黄克诚把自己的想法又拟了一份长电，送给林彪最后发出。当时在东北工作的其他领导人也回电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示中提出要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这一指示说到了黄克诚的心里，有力地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坚定了信心，为夺取解放东北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6年3月，苏军开始从东北撤退。3月12日，苏军由沈阳一撤出，当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西满分局书记当时是李富春)立即把活动在彰武地区的三师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即乘机拿下四平，俘虏数千名伪军。4月中下旬，苏军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三师部队在东满部队配合下，在4月18日攻下长春，俘伪军一万多人，同时三师部队一个团在4月24日攻下齐齐哈尔。4月28日，哈尔滨为山东部队第十师和三五九旅一部所解放。

4月中旬，马歇尔由美国返回中国，国民党军队开始自沈阳北进，很快兵分三路攻打四平。林彪集中相对优势兵力，很快把敌军歼灭，敌军第一次对四平的分进合击遂被击退。

但是，敌人很快倾其全力再度猛攻四平，有8个军兵力与我作战。林彪指挥我军十万人与敌人在四平一线展开激战。

当时，黄克诚心情焦急，连续在白城子打了几份电报给林彪，建议适可而止，不能与敌人硬拚。黄克诚的观点是，敌人一开始进攻时，打它一下子以挫其锐气，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敌人是倾巢出动，全力以赴与我决战，而我军暂时又不具备进行决战的条件。因此应当把四平及其他部分大城市让出来，让敌军进来，我们则到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去建设根据地，积蓄力量，在敌人背上沉重包袱走不动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逐个消灭它，那时我们就主动多了。

黄克诚当时并未参加四平保卫战，他从全局利益出发，主动提出从四平撤退的建议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是林彪采取不理睬的态度，既不回电，也不撤兵。

毛泽东非常重视四平之战，从4月6日到5月19日，先后给林彪发去十多份电报，中心内容是坚守四平、死守四平。如4月30日电报说：“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显然，毛泽东关于死守四平的需求，是以军事手段来配合政治斗争。5月1日，毛泽东发电中又强调说，还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消耗敌兵力，挫其锐气，以求得于我有利之和平。这些情况当时的黄克诚当然是不知道的。

党性特强的黄克诚，四平保卫战时时在牵动着他的心。林彪对他的此次从四平撤退的电报建议不予理睬以后，他就在5月12日直接电致中央，对四平保卫战和东北战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虽然未给黄克诚回电，但在5月14日给林彪和彭真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地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军队，以便将来之用。”5月19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发给林彪的电报中指出：“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很明显，毛泽东采纳了黄克诚的建议。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有一天毛泽东要黄克诚到他那里吃饭，当谈起当年保卫四平情况时，毛泽东问：“难道四平保卫战打错了?”黄克诚说：“开始敌人向四平推进时，我们打它一下子，以阻敌前进，这并不错。但后来在敌人集结重兵寻找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应该固守四平了。”毛泽东说：“固守四平当时是我决定的。”黄克诚说：“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毛泽东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通过此次与毛泽东谈话，黄克诚方明白当初林彪不撤兵也不给他回电的原因。由此也可看出黄克诚的真实性格，刀架在颈子上，他还是要讲出自己的真心话。

明知讲不同意见后果严重在庐山会议上仍直言不讳

1959年的庐山会议，7月初召开，黄克诚留在北京关照军委的日常工作。

会议开了半个月，人们都以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快要结束了。黄克诚却接到了去庐山参加会议的通知。他于7月17日赶到了庐山。

黄克诚到达庐山那天，与会人员已按照要求开始讨论彭德怀的信件。不少同志发言表示同意彭德怀观点，认为信的内容站得住脚，也有不少人不赞成信件内容。黄克诚一到庐山，就感到气氛有些异常，有人隐约同他说，毛泽东对那封信很不满意，彭德怀可能挨批。

毛泽东让黄克诚上庐山，显然希望黄克诚能对彭德怀进行说服与批评，让彭德怀认错。这一点黄克诚心中也是明白的。在19日开的小组讨论会上，黄克诚却支持了彭德怀的论点：“彭总的信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某些提法、词句，可以斟酌。”他讲到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问题时说，把存在的缺点检查出来，只会使我们进步，不会使我们后退，毛主席要我们天天扫地洗脸嘛!检讨了缺点，我们会更加健康地前进，会更增加干劲，会使工作更为扎实可靠。

黄克诚说着说着心情有些激动：“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只能讲成绩，不能讲缺点。有的地方放的卫星是假的，炼的钢根本不能用，产量是虚报的，当有人向上反映这些情况时，当地领导人就大为光火，这怎么行呢?这不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和态度嘛!我看任何地方有缺点和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让讲那些缺点和问题。”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讲话，造成了极大震动，扭转了会议方向。黄克诚对毛泽东的讲话思想不通，心情沉重，一时也弄不明白为什么毛主席忽然来这么个大转弯。他知道自己在7月19日小组会上的发言很不合时宜，是不为毛泽东欢迎的，可以说自己闯下了大祸，但是他并不后悔，因为他坚信所讲的是事实，是从全党和全国人民利益出发的真心话。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去他那里谈话，同时应约去谈话的还有周小舟、李锐、周惠三个人。毛泽东态度比较平静，火气不大，黄克诚也直言不讳，正直坦诚的性格充分显露出来。毛泽东给他戴了三顶帽子，一个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认为黄克诚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

黄克诚回答说：说我与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此次庐山会议的意见而言。过去我与彭德怀争论是很多的，有不同意见就争论，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与他观点基本一致。我与他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

他还说，总参谋长是你毛主席要我当的，既当了参谋长，军事与政治是难以分开的。彭德怀的信是上山后写的，我那时还在北京，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在湖南工作多年，与湖南负责同志，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怎么就成了“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又从何说起啊!

在毛泽东谈到“四平保卫战”和炮轰金门等问题时，黄克诚也明确表示了反对的意见。说四平保卫战是你毛主席的决定，那次消耗战也是不该打的，是错误的。炮轰金门，打一阵也就可以了，既不准备真打，连续炮轰的意义就不大，打大炮花很多钱，搞得到处紧张，没有那个必要嘛!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我看你当个右的参谋还不错。黄克诚晚年回忆说，那天谈话时主席对我指责颇重，但态度不严厉，我也不紧张，甚至有点轻松，到底有个机会把话直接向主席讲了。

7月31日和8月1日，在毛泽东住地楼上开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通知黄克诚与周小舟、李锐、周惠等人列席。会后，毛泽东留下黄克诚等四位列席者谈话，要他们“迷途知返”，意图是争取他们回头，当时似乎还没有定黄克诚为“反党集团”的成员。

8月2日开中央全会，毛泽东讲话说党内有分裂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对犯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批评、改正、团结等等。接着各小组召开批斗会，批“军事俱乐部”进入高潮。康生发言最积极，林彪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8月4日向新上山的中央委员通气时，林彪第一个发言，长篇大论地指责彭德怀，占了大半时间。

小组会上有人指责黄克诚是彭德怀的走狗，黄克诚异常气愤地说，你杀我的头也不会承认，并与批评者争辩。随后，黄克诚慢慢地意识到讲理、辩论都没用，他就多听少说，多沉默少争论，做些检讨，别人仍难以满意。

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黄克诚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其解脱困境，要黄克诚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黄克诚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情。

8月16日，中央全会通过和公布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为彭、黄、张、周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在回到北京立即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黄克诚再次受到错误的批判后，被调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职位。正直敢言讲真话的黄克诚，由此离开了他为之奋斗30多年的人民军队。

历史地看待党犯错误公正地评价毛泽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2月，黄克诚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

将近20年长时期的不公正待遇，一点也没有改变他那敢讲真话敢讲公道话的正直无私的品格特点。

1979年、1980年前后，党内和社会上对毛泽东的评价议论纷纷，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的巨大功勋做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在讲到毛泽东晚年错误时，他说，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没有及时地、明确地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导上犯了贪多图快的急性病错误；另一条是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把阶级斗争绝对化、扩大化，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黄克诚大将的品格。毫无疑问，共产党人应当永远继承和发扬这种品格。在改革开放、加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条件下，我们同样应当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这样的优秀品格。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1期 “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　作者：杨明伟

由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发展到“大跃进”，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历史演绎了一场场难以捉摸的风云。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系铃的人出来解铃。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上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写了一篇名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在讲到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办钢铁中出现的“乱子”时，毛泽东讲了这样几句话：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错误，找出错误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错误的客观原因，公开改正……

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更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婉转地为周恩来在反冒进中受到的严厉批评有限度地平了反：

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反冒进思路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起来。

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在毛泽东看来，要统一认识，前一段的反冒进是一个大的障碍。毛泽东早就搁置在心中的对周恩来等“促退委员会”人员的不满，开始大面积地释放出来。

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共中央委员作了以《做革命的促进派》为题的动人心魄的讲话。

毛泽东从整风讲起，提出了“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的响亮的口号，并总结和肯定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斗争形式。这无疑是为求实、慎重的人们敲响了警钟。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仍表明这样的主张：“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他所坚持的，仍然是“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极不满意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严厉地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大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

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可见在总方针上，毛泽东的意见是“促进”而不是“促退”，而且是不容置疑的。他对去年扫掉了“促进委员会”和“促进”性质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很不满意，在讲话中他把这件事的严重性提得很高：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

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如果大家不赞成恢复，一定要组织促退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促退，我也没有办法。

毛泽东又把这件事与反右派联系起来，说：

要促退我们的，是那个右派章罗同盟。……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此言一出，谁还敢继续“促退”，谁还敢说“促进”是“冒进”?况且一些人以为，只要人有胆量、有意志，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了，人们陷入了沉思。而周恩来则陷入了苦闷——一种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深深苦闷。

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来看，周恩来深知，毛泽东在许多时候都是高瞻远瞩的，其正确的一面远远多于错误的一面。他与毛泽东是多年密切合作的伙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感情深厚的朋友。然而，自从反冒进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总感到在一些方面自己与毛泽东的思路有一些距离，或者说跟不上毛泽东的节拍。

这时，反冒进的呼声在党内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反“反冒进”。会上通过仍然具有冒进色彩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把高指标重新摆到了人们的工作日程上。

毛泽东于11月2日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其间，毛泽东亲自审改、批发了两篇《人民日报》社论，论点直指反冒进：

——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对1956年的反冒进公开进行指责：

1956年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曾经鼓舞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掀起了全国农业生产高潮，但是，有些人却把这种跃进看成“冒进”，他们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12月12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严厉的批评：在反冒进期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的懒汉”。

也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听到赫鲁晓夫“15年后可以超过美国”的豪言，则以中国“15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话来回应。毛泽东觉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可以进一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出现大跃进。他在从莫斯科打回北京的一个电话中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

1958年是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气氛中开始的。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乘风破浪》的元旦社论，社论批评“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对于客观形势发展之快估计不足”，明确“目前全国农业已经掀起了空前的生产高潮。各地党委必须积极地妥善地领导这个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社论喊出的口号是：“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这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已陷入被批评的境地，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1月2日至4日，周恩来在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借谈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修改问题，对周恩来等主张反冒进的人直截了当批评说：

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随后，毛泽东在召集一系列更大范围的会议时，继续批评周恩来等人。

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

参加会议的代表都接到了会上分发的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这些材料都是反对冒进的，许多都与周恩来有关，如：

——1956年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那里说：“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中宣部根据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思起草的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情绪》；

——周恩来1956年11月10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关于1957年度计划的报告》节录，这份报告主张：“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数量上的增长稍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

南宁会议一开始，与会者就更为清楚地感觉到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不满，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完。所以，会议第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地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 ”、“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12日上午，毛泽东进一步从“政治问题”上来清算反冒进问题：

1955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1500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夏季北戴河开会“反冒进”。人心总是不齐……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攻击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周恩来不在场。南宁会议开始的前两天，周恩来还在北京；11日，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2日，接见了三批外宾。待周13日飞抵南宁出席会议时，才亲身感受到会议空气的凝重。周也为之紧张起来。

毛泽东没有因周恩来的到来而对他有所客气，毛并不想降低批评反冒进的调子。毛泽东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的错误。

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他拿着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一篇鼓动大跃进的文章——《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严肃地对周恩来说：

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追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

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它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为此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等人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1958年3月，刚刚60岁的周恩来在考察完长江三峡后，来到成都出席3月8日至26日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的面，再一次直截了当地批评周恩来。

毛泽东把周恩来1956年11月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基本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

由此毛泽东给冒进和反冒进问题定了性：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我们没有预料到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它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

在25日的大会上，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的“错误”作检讨。他说：

我负主要责任提出的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

反冒进的错误主要在于将一个指头当作多数指头，没有给群众高潮撑腰，想办法，而是重重限制、层层束缚。但是，我当时却没有这样认识，以后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

周恩来把反冒进的错误归为认识问题。但毛泽东所指，并不是周恩来的认识论，他不愿意听周恩来谈认识问题，也不愿意听周恩来讲责任。因为论责任，毛泽东对重大建设上的失误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毛泽东随后提醒周恩来：

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个问题，不是个什么责任问题。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都听了，在北京也听过了。如果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之所以引导周恩来从方法问题上去讲，是因为毛把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2月份刚印发党内讨论。草案中至少有两条是直接针对反冒进的，其中说到：

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看来简单，许多人却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研究方法论。

至此，周恩来更加意识到，无论在建设思路还是在思想方法上，他都很难跟上毛泽东。这一感觉，不仅周恩来有，刘少奇也有。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思想上有跟不上毛主席的地方，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刘少奇还说：“急性病是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问题，慢性病是落后于运动的问题，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应当认识慢性病所造成的损失，绝不亚于急性病。”

经过一番反“反冒进”，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毛泽东认为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时机已经成熟。

3月底，周恩来等人回到北京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开会决定召开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这期间，毛泽东的心情开始舒畅，而周恩来的心情则极其苦闷。

经常去周恩来那里的人们发现，一向最为忙碌的周总理和总理办公室，开始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当时去过西花厅的国家计委的梅行后来回忆道：

有一天总理办公室给我打电话，说总理有事情找我，叫我去布置一下工作。我就马上去了。总理正在打乒乓球……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啦?许明表现出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总理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位子被免了。……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自己攒钱买了一张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去打乒乓球。

最能感觉周恩来心情郁闷的是他的秘书们。周恩来的秘书范若愚后来回忆：

1958年4月间，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我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再由你在文字连接上，做一点工作。总理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开幕。按毛泽东的安排，会议开幕的头一天，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

这份报告，是按毛泽东的思路作的，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人深思：

——报告从“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出发，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

——报告肯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退派的口号”，“迅速地被几亿人口组成的劳动大军所掌握，成为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

——报告以毛泽东的语言再次号召，“全党同志在建设事业中要做‘促进派’，而不要做‘促退派’”。

——报告以党内正式文件的形式确认，1956年跃进中只是个别缺点，反冒进是错误的，“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

——报告认为，由于反冒进，1956年到1958年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个“马鞍形”。并把反冒进放在反面教材的位置上进行批判：

一个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1956年——1957年——1958年，在生产战线上所表现出来的高潮——低潮——更大的高潮，亦即跃进——保守——大跃进，不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吗?

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

报告以不容置疑的语言指出：

那些反对提高建设速度、反对多快好省这个方针的批评，都是站不住脚的。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对反冒进下定论，这在无形中就把反冒进的主帅周恩来、陈云等人推到了被告席上，他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再度作检讨。

5月17日，在陈云作完检讨后的第二天，由周恩来作检讨。这就是那篇在内心异常苦闷和彷惶中花十多天时间并数易其稿起草出来的发言稿。

让我们看看周恩来发言的核心部分：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彩，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20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就会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

——反冒进的错误，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在某些问题上则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是这个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个错误中得到更多的教训。

经过这次大会，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彻底地达到了目的，所以他在会上宣布：

反冒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中央是团结的，全党是团结的。

毛泽东为了预防以后党内再次出现反冒进与反“反冒进”之类的原则分歧，又向全党提出了警告：

代表大会的同志，你们注意一下，中央委员会要特别注意，要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会跌筋斗。

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周恩来更是被“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压得内心异常的痛苦和矛盾，从组织原则上他必须彻底认错，但从唯物主义原则上他又必须实事求是，矛盾的心态促使他不得不做出一项痛苦的抉择——辞职。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看到周恩来亲笔写的书面辞职报告，也未看到别人直接记录下他辞职的口头报告。

但在档案中却留下了中共中央讨论他辞职问题的简要记录。

195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就周恩来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等问题专门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上讨论了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安排，与会者一致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会后，毛泽东嘱咐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起草一个会议纪要。6月22日，邓小平将写好的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批示：“退(杨)尚昆存。”

的确，无论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有多大的分歧，终究他们在半个多世纪的合作共事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密切的合作关系，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论才华、智慧、能力等等综合性的素质，还没有人能取代周恩来的职位。

我们也可以推论——以周恩来对党、国家和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在后来“文革”那样混乱的局面下，他也未提出过辞职问题，而坚持“不倒，不走，不死”；在反冒进受挫后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尽管周恩来的职务没有变，但八大二次会议后，面对中国“大跃进”的风潮，周恩来等一批主张反冒进的领导人，却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走向失去了主要的发言权。

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党全国的“大跃进”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各地迅速滋长起来了。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再明确表示反对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不断增长，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生产上争先恐后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尽管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夸大宣传，但是因为怕戴“右倾保守”的帽子而不敢公开讲话。

随着大放生产“卫星”的形势，8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会议，确定了根本达不到的生产指标，并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苦闷中的周恩来，对用土法炼钢铁一事深表怀疑，对大炼钢铁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十分痛心。但直到这年年底，当他听说四川省连御寒冬衣都没有的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时，他再也沉不住气了，果断地下令“马上下山”。

周恩来深知，在现有的领导体制下，只有等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本人觉悟过来，“大跃进”中的问题才能够纠正。

严酷的现实和客观经济规律教育了毛泽东，当发现原来在赶英超美的指导思想下提出来的一系列指标，尤其是钢的指标，在实际生产中根本无法达到时，毛泽东于11月2日至10日，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开会，开始冷静地思考建设问题。他在党内发出了认真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书的建议。

11月下旬，毛泽东又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在武昌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他主动表达了要“压缩空气”的思想：

“我们在这一次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变成固体空气。先少搞一点，如果行，还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由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发动“大跃进”，到发现问题后主动“泼冷水”，主动犯实事求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是毛泽东思想转变的开始。尽管毛泽东那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跃进”的思路，但他在思想上的这一重要转变，却为周恩来等求实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摆脱“大跃进”的矛盾心理和艰难处境，纠正“大跃进”的错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直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毛泽东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那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

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上期《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一文，为“50年代中后期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一)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期 令人等赞叹的生物学家“陆大傻子”　作者：叶笃庄

1957年是知识分子遭难的一年。先是《人民日报》4月10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说得非常明白：“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5月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首次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特别强调，要党外人士多发表“批评意见”。

但是，有谁知道这是“阳谋”而不是“阴谋”，鼓励知识分子大鸣大放，乃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其真实目的是，“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它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除掉”。

到了“文化大革命”，李维汉也在浩劫中落马沦为阶下囚。他经过认真而冷静的反思，于耄耋之年，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回忆与研究》，其中这样谈到1957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屈和打击，不能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全国55万余被划为右派的人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少数在原单位留用的，也大多用非所长”。

读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这55万右派分子中的一位，生物化学家陆钦范同志。

陆钦范何许人也

陆钦范，苏州人，其父是民族资产阶级，苏州振亚丝织厂老板。陆钦范1936年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优等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在美当过产业工人，参与过制酒、合成橡胶以及加速发酵、贮藏和制酒副产品利用等工作。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届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1945年12月回国。

回国后，任中农所北平农事试验场研究员，兼土壤肥料研究室主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从回国到解放，正如他自己所说，“搞了一些不切合实际需要的农产品化学利用的研制”。解放以后，他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理化系主任，在他成功制成DDT之后，他又大力支持该系助理研究员陈昌柏，研制生产六六六农药的设备，获得成功。据说，在我国还没有能力生产六六六之前，多由美国卜内门公司进口，他们得到我国研制六六六消息后，马上降价；按当时我国的技术和设备的水平，其产品价格要远远超出美国货。但我国农业部不理会这种阴谋，拨出巨款，花了约一百万斤小米的经费，试制六六六，所出产品一下子占领了市场。当时还传说，在抗美援朝中美国实行细菌战时，“六六六”起了极大的杀害带菌昆虫的作用。

六六六制造成功后，陆钦范又着手研制当时最新、最有效的农药一六○五。制造一六○五要比制造六六六的工序复杂，而且毒性也比较大。即使在反右斗争大事批判陆钦范时，他也没有停止他的研制工作，群众到实验室批判他时，他就用棉球塞住耳朵，照常工作。在他被划为右派分子后的1958年，他仍经常夜以继日地从事一六○五的试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的头部被火焰燃烧，头发被烧光，脸部皮肤全部脱落，但他休息几天之后，又上班了。这种敬业精神，就连他的专案组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对你的工作还是满意的”。

一六○五的研制工作完成之后，把小批量产品送往农村试用，颇受欢迎；其后又把工作中采用的生产雏形介绍给两个农药厂，投入大量生产。这对农业增产和化学工业的农药生产的发展，都起了促进的作用。然而，有谁能料到，就是在他完成了一六○五的研制工作，理应受到褒奖的时候，被无情地踢出农药研制领域，先下放到甘肃，后又发往新疆劳动改造。

三十余年后的1990年，到古稀之年的陆钦范，才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部授予的“化工老专家荣誉证书”。

化学家偏爱了人口论

学化学的陆钦范，却一生关注人口论的研究。早在30年代他就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概括他的观点是：人口无限制增长，一定会引起就业难；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物质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影响资源相对减少。

1957年初，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邵力子、马寅初、陈达、吴景超等，为我国人口猛增(1953年达到6亿)表示忧虑，并为此发表意见。这时陆钦范也来劲了，花了三百余元，印刷一万册名为《人口问题抛砖集》的小册子，准备送给有关部门和关心这一问题的同志和朋友。他成了在我国第一个提出节育指标的人。他说：“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六亿人口(1953年统计)已是太多，绝对没有必要再增加了。因此，一家应以两个孩子为标准”。

因为当时学生突增，学校不得不实行“二部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口号：“学校二部制；家庭二孩制；若无二孩制；徒然二部制。”他还把这几句话刻了一个图章，打在发出的信封上。如何实现二孩制呢?他提出的方案是：“女方25岁结婚，节育两年，怀孕一年，节育三年，怀孕一年，再节育三年，这时已35岁，或则继续节育，或则由男方施行绝育。”

他曾把《抛砖集》送给马寅初一册，马建议他送给当时正在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三千份，请代表们讨论。第一次陆钦范是坐三轮车去的，卫兵挡驾，连大门都未能进去；第二次，他换上了笔挺西服，雇了一辆出租车，进是进去了，但秘书处拒收。他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结合他日常的表现，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陆大傻子”，说他花了三百余元买来一个“大右派”。

陆钦范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第一个“极右分子”揪出来以后，这位“陆大傻子”在全院开他批判大会的头一天，还向五人小组提出，开会时要配备一台录音机，以免说了不算数。那时录音机并不普遍，还是从外面借来的。他真的以为是开辩论会，手提一个玻璃瓶，装满白开水，满脸笑嘻嘻地缓步走入大会场。一进门，就来了一阵“碰头好”，“打倒右派分子陆钦范!”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就是轮流念写好的大批判稿，说陆钦范以“人口问题”为幌子，企图在我国挑起“匈牙利事件”。说他把新社会描写成“一团糟”。诬蔑说，“解放以前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

他在《抛砖集》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但其精神迥异，他的原话是：“解放以后，估计人口长了一亿，对国家人民都是一个极重的、极困难的负担。以一个家庭来说，那时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现在生活改善了，有了四个人的饭，但是成了四个人的饭，八个人吃。”原话的前提显然是人口增加了，即使“生活改善了”，也会导致人民平均得到的粮食反而减少了。陆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生产也会大踏步增长，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比50年代不知要高出多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要说他的这个论点是为了攻击新社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也确实是断章取义，瞎扣帽子。

在这样的压倒一切的气氛中，当然是不容陆钦范辩解的。整个运动中陆不能开口，耳朵里听到的则是革命群众对陆钦范反共、反社会主义、图谋资本主义复辟的揭发。说他阴谋复辟有三个步骤：“第一步：以造谣手法挑拨党群关系；第二步：制造“人口问题紧张”的空气，并且号召群众去找党的领导人争吵，企图掀起“匈牙利事件”；第三步：“要求让地主、资本家夺取政权，达到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目的”。

真不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人会相信，陆钦范除了农业化学外，还会玩这一套政治把戏；但这个捏造出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终于套在了这位外号“陆大傻子”的头上，他成了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极右分子”。

不能不谈到他妻子

说到陆钦范，不能不谈到他妻子雷念慈。解放后不久，陆钦范的第一个妻子钱丽英就去世了。1953年陆钦范和雷念慈结婚，她比陆小七岁，读书的学校都是名牌，先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书，后于1944年北京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1948年12月被国民党剿共十六突击队逮捕，三天后释放。

和陆结婚时，她正在钢铁研究院工作，是炼焦研究室的骨干，发展入党的对象。她所以愿意作陆钦范的“续弦”，是爱慕他的学识，人品。按她的话说：“他是一个好人。”她知道他的前妻为他留下了两个孩子，又知道陆钦范是一个热心节制生育的学者，说到哪儿做到哪儿，为了不违背他主张的“两孩制”，她答应婚后不再要孩子。可以想象，有了雷念慈这样的女人作妻子，对陆钦范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他怎能不十分关爱这样一位知心人呢?

但是美满的家庭生活刚过了四年，陆钦范就被戴上了极右分子的帽子。1961年陆被“流放”新疆前，中国农科院曾向钢铁研究院通报此事。钢院党委找雷念慈谈话，表示很希望她留下来，因为她在各方面表现都好，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和陆钦范“划清界限”。否则，她就只能同陆钦范一起去新疆了。

几天之后，雷念慈找到党委，斩钉截铁地表示：“我跟陆钦范走，他是一个好人，我不能在他患难的时候，把他们丢下!”她没有掉眼泪，更没有哀求，毅然决然陪着陆钦范和不是她生的两个孩子走上去新疆之路——一条当时看来是毫无疑义的不归路!这时雷念慈刚40岁，还算年轻，又有专业，而且和陆钦范没有子女的瓜葛。就这样，她做出了影响她一生的决定，这不仅因为有四年间的夫妻之情，更主要的还是有存在她心中的“陆钦范是一个好人”的信念。

1966年，“文革”闹起来了，由于陆钦范是极右分子，首先把她揪出来批斗，在“牛棚”中劳动了三年，后又同丈夫被“流放”到南疆靠近巴基斯坦的一个偏僻荒凉的农场放羊。在新疆，从石河子到喀什草湖和巴楚毛拉，她一直伴随着陆钦范渡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日子。其间，雷念慈最关心的还是他们的两个孩子。1971年老二陆汝工因事去北京，雷念慈让他去看一位好友，雷请求她设法把两个孩子办出新疆。考虑再三，两个年轻人要想离开新疆，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想法去当兵。但那时当兵的首要条件是“根正苗子红”。一个大右派的儿子怎么能走这条路呢?

雷念慈并未心死，1972年她请假回北京探亲，再次去找这位朋友。这位朋友念及往日情谊，诚恳地说，孩子们的事情不好办，设法把雷一个人调回内地还是可以的。平心而论，朋友对她已是尽心尽力了，但雷没有领情。原因很简单，就是她不忍丢弃陆钦范这个“好人”的一家而去。如果她真的这样做，又何必当初呢?

雷念慈回到南疆，陪伴那个在戈壁滩上牧羊的丈夫，直到1976年，全家返回丈夫的老家苏州。这位伟大的妻子、伟大的母亲、有才华的女化学工程师，1978年患脑癌辞世，终年仅57岁。

再谈“陆大傻子”戴罪之后

前已述及，陆钦范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继续研制一六○五杀虫剂，到1960年，研制工作基本完成，陆和妻子雷念慈被分别下放到甘肃武威和山西寿阳劳动一年。1961年6月调往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农学院，先在化学教研组，后调到生理生化教研组。这个农学院刚筹建两年，又值三年困难时期，他们只好住在农学院学生宿舍的一间未完工的盥洗室内。后来盥洗室要安装管道，行政科催他们搬到连门窗都没有装好的土坯房去住。幸亏这时陆的妻子调到农研所工作，以她的名义，在所谓“高知楼”分配到一套25平米的房屋。陆钦范在农学院虽然教过两三年书，到了1965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陆钦范被迫退出讲台，到大田去干农活了，什么大田灌溉、装卸车辆、合泥打坯等等，轮到零下20℃的夜班，也照常劳动。

陆钦范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是迟至1975年5月26日才摘掉的。

为人正直的陆钦范虽然希望早早摘掉那顶沉重的帽子，但他笃信真理，决不折腰，不肯说假话，不肯作违心的假检讨。时光到了1975年，又要开会讨论陆钦范的摘帽问题了，雷念慈鉴于丈夫以往坚决不承认提出“人口增加将会导致生产落后”，是向党进攻，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一直难能过关。她急了，赶紧找到一位善写“检讨文章”的“老运动员”，代写了一篇既能让陆钦范同意，又能让上面接受的材料。这位“捉刀手”果然出手不凡，一篇洋洋大观的文章一射中的，陆钦范终于得到了这样一纸摘帽决定：“原兵团农学院教员陆钦范，在1957年乘我党整风之机，恶毒攻击党的领导，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情节严重，态度恶劣……陆钦范在十多年的思想改造中，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表示永不翻案，在劳动中表现也较好……同意摘掉陆钦范的右派分子帽子……”

雷念慈感谢“捉刀手”鼎力之功，特买了一只老母鸡酬谢。

摘帽后的陆钦范感到自己已“回到了人民队伍”，次年便提出退休，目的很单纯，就是想退休后，把他带到新疆的两个孩子再带回较发达的内地，使他们多受一点教育。在他自己，无论在哪里都已无所谓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8月31日他从新疆巴楚毛拉给“唐山市革委会抗震救灾组”写信，要求参加救灾工作。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的地位。他在信中说：

“我年61岁，……考虑到唐山复建工作极需完成，特此申请参加志愿工作，生活和一切其他费用，完全自理。干上一两年，为唐山的生产事业，添上一砖半瓦，再回家。”接着他对自己的工作能力做了介绍：“我对工作种类，有比较充分的适应性，从挖掘土方，装卸搬运，矿井劳动，以至钢铁厂、水泥厂、化学产品厂等都可以干(有一些书本知识或少量实践)……”

请看，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生物化学家竟然把他能干的重体力劳动放在前面，而提到他的专长生物化学时，则吞吞吐吐。要是把高级知识分子都“改造”成这样，就算“改造”好了吗?当时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干的，难怪我们的科技事业水平比一些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呢!

陆钦范在内地求职未果，只好于当年10月返回老家苏州，按理这是符合当时有关政策的，但苏州市公安局硬是不给办理户口手续，说“五类分子不许迁入苏州。”陆拿出“摘帽”证明书，也无济于事。因为“右派”摘了帽子，还是被列入另一顶的“摘帽右派”。

这年10月回到苏州的陆钦范一家困难接踵而来，没有户口，就没有票证，没法买粮、油、煤等等。

1978年彻底平反冤假错案，陆钦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发挥余热，又去江苏农药所工作，翻译资料，教授英语，他都积极去做。同时他还继续关注我国的“人口问题”，又加上“禁烟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总之，他始终关心国家大事，不悲不愤，无怨无悔。

他的儿子陆汝文于1988年留学德国，翌年发生“六四”风波，德国有关机构对华放宽移民限制，要陆汝文作出或去或留的选择。8月底，陆汝文打电话征求父亲的意见，陆钦范态度很坚定，断然叫他学成后回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他对祖国的热爱，即使经历了几十年的磨难，还是始终不渝的。

他的学友夏承壁在苏州和他重逢时，题诗一首相赠：

行年已七十，犹未失童真，

坎坷怅世事，离乱庆余生，

知交多零落，老伴喜同心，

天涯霰旅梦，故乡草木情，

讴歌聊寄意，诗书析理明，

淡泊持素志，繁华若烟云，

乐天复安命，荣辱何是凭，

园林度余岁，人世两无争。

陆钦范于1994年1月6日，走完了他坎坷一生的道路，瘁死于南京。像他这样不说假话、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在中国再多些就好了，他的“傻气”将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陆大傻子”也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期 大邱庄“庄主”禹作敏兴衰谜　作者：范银怀

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原董事长禹作敏最近去世。不少新闻媒体对此作了报道，并对禹作敏作了客观的评价，说他80年代曾带领群众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生产效益高。1993年因犯有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非法拘禁罪和非法管制罪被判有期徒刑20年。

禹作敏的罪行有5条，究其犯罪的直接原因，可以用李占发的一句话来概括：“李凤政暴死，3亿资金说不清，禹作敏急了，私设公堂。”

李占发在这个期间先后担任中共静海县委副书记、县长，他也是中共天津市委指派调查和处理禹作敏案件的工作组副组长。他对事件的原委和应接受的教训有深刻见解，并以此为鉴，为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新的课题。

具有浓厚家族色彩的“能人”办企业

大邱庄是禹作敏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依靠本村的“能人”与城市有关领导和企业结合而快速致富的。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办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大邱庄有一个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带采访，所到之处都听到农民对大邱庄富足的赞美声，便到天津约笔者到大邱庄采访。那年禹作敏55岁，他具有农村干部的质朴和坦诚，虽是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把一串串记忆准确的数字如数家珍般一口气道来：全村3040口人，737户，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过去穷，土地盐碱，村子破，偷、赌、迷信什么都有。为什么地主兼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现在有带钢、制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力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高过十几倍。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他列举了“选举”产生不出来的几位“能人”：

——党总支副书记李凤政，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们说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势力右一股势力制约着，选不上，是我说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领导班子的。

——建冷轧带钢厂跑业务的刘万民，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几天伪军，农民对他很反感。党总支就我个人用他。别人说“不要让他丢脸”，我也认为他滑，但光老实能行?他把工厂搞起来，我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他，又帮他入了党。

——插队知识青年石家民，大会发言口才不错，嗓门高，给人主持婚礼有一套。当了两年广播员，又让她当了一年妇女主任，解决了组织问题(入了党)，现在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禹作尧，高中毕业，最调皮，调到大队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培养他，现在是制管厂厂长。

——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从“挖社会主义墙角”到“改革功臣”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禹作敏受到非难时，传来了邓小平“中国要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讲话。1984年9月18日，禹作敏正在与林沫和笔者谈话，恰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来到，他正按邓小平指示参加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给大家带来了改革的春风。《决定》中心内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只有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搞活。他听了禹作敏汇报后说，大邱庄的发展“路子对”，只要市场需要、社会需要，乡镇企业照样可以搞钢材加工。禹作敏高兴地向他说，你给我“壮了胆”。这是禹作敏和大邱庄的转折点。禹作敏的做法成了合法的经验，他本人由“腐蚀干部”的罪人变成了改革功臣。天津市委领导对大邱庄态度也开始改变，市委第二书记亲自到大邱庄表态，向禹作敏说：“你有曲折，我们也有曲折”，说明对大邱庄有个认识过程，表示支持大邱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1995年元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由天津市长李瑞环陪同到大邱庄视察。他们看到大邱庄生产发展了，农民生活改善了，说这是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结果，指示他们生产物美价廉的产品，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禹作敏对质疑过大邱庄发展方向的静海县、天津市一些领导有意见，中央领导提醒他接受大寨陈永贵的教训，不要惟我独革。为了帮助大邱庄健康发展，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吴象留下来，就大邱庄的发展方向进行调查，并帮助禹作敏正确认识和对待反对自己的同志。笔者陪同吴象参加了这次调查和谈话。他语重心长地劝告禹作敏不要把自己划为改革派，把不赞成自己的划为保守派。要他说服河北省电视台在即将播出的反映大邱庄改革的《燕赵悲歌》电视剧中矛头不要对准县委领导。这次谈心从晚饭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但是，只相信权力和金钱的禹作敏对这些规劝已很难接受。

利用国家政权创造“效益”

禹作敏的家庭在土改中被划为中农，家人擅长作倒贩牲畜生意。本人小时读过几年《四书》，合作化后当过多年公社、生产队会计和生产队长，善于理财经商，懂得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他有一句名言：“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他和他的创业者，采取原始积累办法，一方面以最低价格进原料、以最低的劳务费加工；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避税、逃税，从而实现了低投入高产出。

1987年大邱庄工业产值达到2亿元，税后纯收入4000万元，分别比上一年翻了一番，1988年计划产值达到5亿元，纯收入达到8000万元。连年翻番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1988年5月21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大邱庄视察，提问：“为什么能搞得这么多?”，禹作敏回答：“大小结合、土洋结合，以小为主，以多取胜”，“凡是大厂都划成小厂，然后包下去。”

为什么“划小核算单位就能翻番?”笔者跟踪采访时，是大邱庄总公司新提拔的两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接待的。一位叫禹绍国，是禹作敏的大儿子。他原来是为他父亲开车的，现在分管工业项目；另一位叫禹绍桐，这位小伙子是副总经理禹作章的儿子。他们都是禹姓家族的，双双两代人都在一个领导班子。这两位年轻副总经理讲出了大邱庄的经营“奥秘”。他们说，划小核算单位，理由是提高对市场的应变能力，实际却是钻政策的空子，因为天津市规定新办企业由免税1年变成2年，划小核算单位就成了新办企业，可以享受免税两年的待遇。国家税类、税种很多，许多工厂依法缴税就赔钱，躲开税就赚钱。知情人说，划小核算单位还可以重复计算产值、利润。因此，效益非常突出。

要钻“政策空子”，必须取得工商、税务部门的支持。1989年4月10日，笔者陪同原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专家学者来到大邱庄。禹作敏得意地向来访者说：“我当了36年干部，挨了36年整，但我越挨整胆越大，越挨整越有经验。”他介绍说，“大邱庄住着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5个人，还有银行。法院帮我要款。他们的工资半明半暗，两头都拿工资，派出所所长的工资由我开”。

国家执法部门历来都是吃“皇粮”的，是代表国家公平、合理处理事务的。现在在大邱庄设专门机构，另外领着大邱庄的钱，就得首先为大邱庄办事。“划小核算单位”，工商管理部门就地为他们办理营业证，就地免税；大邱庄与外地人发生纠纷，领取大邱庄工资的公安人员首先保护大邱庄；打官司不用怕败诉，领取大邱庄工资的法院工作人员会替大邱庄说话。禹作敏说“这些我都省心了”，他尝到了官商结合的甜头。

官商结合变成官商一体，禹作敏就有恃无恐，目无法纪，敢于以言代法，以身试法。

大邱庄成了禹作敏的天下。禹作敏实行“统一致富”，赐给了大邱庄人致富权，但他剥夺了大邱庄人对他的监督权。1990年3月的一天，大邱庄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刘金刚的司机高玉川只说了一句“禹书记为女儿出嫁，在县城盖小洋楼花了不少钱”，禹作敏知道后怒发冲冠，这位司机受到审讯拷打，逼得服毒自杀(未遂)。当这位司机最后承认是听刘金刚讲的，禹作敏就穷追不舍。副总经理张玉英见状，觉得有点过分，便劝禹作敏“这件事没有多大，就不要再兴师动众了。”禹作敏怒气冲冲地说：“张玉英没人心，到了用你的时候，你就掉链子!”不久张玉英被指责为“与党委不保持一致”，被撤销了所有职务，并限期搬出领导住的“人才楼”，回到普通村民住的庭院去。金钱加权力在禹作敏及其家庭中显示出无比威力。

1990年4月11日，禹作敏的一位叔伯侄女精神受了刺激，说是被她所在工厂副厂长刘金会污辱所致，禹作利非常气愤，纠集一些人将刘的父亲打死了。为给禹家开脱，一些人连续两天打着“刘玉田死有余辜”的标语游行，要求从轻处理禹作利。禹作敏对刘家密谋迫害，对其家人监视跟踪。他亲自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扬言“刘玉田应该早死，有水平的可以上台揭发，没水平的可以骂大街。”一些人在他煽动下喊出了“打死人无罪”的口号。

“这十几亿资产属于谁的?也可以说是我的!”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

“老范，我要坐‘奔驰’汽车，你看怎么样?”1990年10月21日，禹作敏接受采访时笑着向笔者说。“奔驰”是原西德一家工厂生产的豪华车，当时一辆价格合人民币五六十万元。这时，他已经由“人才楼”搬进了更加豪华的小洋楼，琉璃瓦顶墙围着，被人称作小“中南海”。令人反感的是，不仅有进出门登记的“传达室”，右边门口还日夜有警卫守卫。因为大邱庄的工厂许多是靠禹作敏的权力和关系建成的，减税、免税是禹作敏与官方打通的，禹作敏当仁不让是大邱庄资产的支配者。

承包大邱庄企业的“能人”和禹作敏的产权观是一致的。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尧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企业承包人认为“可以说是我的”，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发的营业执照印的是“集体所有制”，又不是“我的”，因此企业承包人个人除了“白色”收入就是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公车私用，挥霍无度。

这是“能人”办厂带来的产权不明和分配难题。财会学校毕业、从乡领导提到静海县乡镇企业委员会主任多年，后来担任了静海县长的李占发，对产权不明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说得很透彻。他说：“集体企业两个人承包，不明确产权，企业就会变成个人财产。如果缺乏监督，家业再大，过几年都会变成‘空壳’”。

产权不明，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问题。李占发在一次全县干部大会上讲话时说，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财产所有制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体制。这种体制存在着集体和个人在公有制经济中权益关系十分模糊的弊端，使农民名义上是集体财产的所有者，但却不清楚自己在集体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这种模糊的财产制度，无法激发农民对集体财产的起码关心，作为集体经济主人的农民，实际上并未把集体经济视为自己的经济，因此积极性不高，导致生产力下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由贫困地区发起并迅速覆盖全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完成了由集体高度统一经营，向家庭分散经营转变的第一次改革。集体高度集中的财产开始分离，农民获得了剩余产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初步塑造了农村多元化的格局。但是，这次改革没有触及集体产权空位问题，农民与集体经济关系也没有理顺。改革中仍然是集体高度统一经营的大邱庄，农民个人在集体资产中的份额本来就不清楚，“能人”起主导作用办起的乡镇企业，农民个人的产权份额更为“模糊”。

产权不明是企业的“毒瘤”，随时腐蚀企业和企业家的机体，是造成干部腐败的总根源!

现代企业管理和子继父业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所以禹作敏父子想方设法控制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

大邱庄又来了个大发展。1990年，国民经济调整，人们正在大喊“市场疲软”之际，禹作敏得知邓小平重申“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的信息，判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时期将随整顿结束而到来。在各地乡镇企业资金均告急之际，大邱庄在全公司范围内统筹资金，投资6000万元上了三个年产值亿元的骨干厂。凭借雄厚的集体积累，和中央冶金、物资等部门搞联营企业，向天津港保税区、深圳特区投资搞合资企业，铺垫走向全国、进军国外的桥梁；大力发展标准化企业，用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改造老设备，向高技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化方向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一发表，大邱庄又出现了新的经济腾飞。1991年工农业总产值18亿元，比1978年增长1300倍，公共积累4.8亿元。1992年，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鉴里，大邱庄是社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多项经济指标连年稳居第一位的“中国首富村。”

大邱庄成为中国上百万个自然村的“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为国内外的“新闻人物”。

现代企业要求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中心内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国外的资本家许多都不要自己的子女接班，而要另聘管理人员，但在大邱庄这样的企业，因为产权不明而承包人又觉得“这资产是我创造的”，就要由自己直接控制。

“我已经60岁了，应该考虑接班人了”，禹作敏向北京来访人员讲。他已选准了他的小儿子禹绍政。这位小青年上过大学，学过外语，有些才华，但他毕竟是一个20刚出头的青年，没有工作实践。为给儿子接班创造条件，禹作敏先要这个儿子当了全村的团委书记，又要他到“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创出了效益。

1992年3月，禹作敏认为“水到渠成”了，他以“实现现代化企业管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为名，进行体制调整。把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改为“大邱庄企业(集团)总公司”，总公司下设5个集团公司，即万全集团公司、尧舜集团公司、津美集团公司、津海集团公司、华大集团公司。总公司成立董事会，禹作敏退居第二线担任董事长，总经理由25岁的禹绍政担任。从表面上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了，实际都由他们父子俩人统领了，所有权成了禹作敏的，经营权是儿子禹绍政的，统一到了“禹家”。从此，大邱庄总公司的领导班子中，除个别异姓是禹作敏“心腹”，其他都是“清一色”的禹家班底。

大邱庄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到禹家，他们自然“爱厂如家”，如果有人侵犯大邱庄的权益，他们共同捍卫。

“年薪70万”和“开明绅士”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就要千方百计维护本家族及其亲信的特权。

在“能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全村出现畸形消费。到90年代初期，全村人均收入高达2.6万元。全村有法国、美国、日本产的高级小卧车200多辆。继禹作敏之后，“奔驰”小卧车猛增到十几辆，最高标号是“奔驰”560型。这一切首先由谁来享受呢?是禹家及其亲信中的“能人”。为什么大邱庄如此富足?应聘到这里当顾问的天津一位国营企业厂长说，因为国营企业除了生产费用还要扣除大修理费、管理费、医药费等才是利润。利润绝大部分上交国家，职工工资、福利都是国家统一标准，不得超过；而乡镇企业除了生产费用就是利润，不扣除其它费用，其利润都可以直接参加分配，而且分配数额由自己决定，不受国家限制。

禹作敏的个人收入是个不解的谜。他以廉洁自律自居，向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我不多要钱，大伙给我评定，年薪10多万，我不要，你们来，我个人请客。一年只给家交1万元。但是，知底细的人却认为他赚的是“无数钱”。而别人都不能过问，也无法掌握。当公安局对他实行拘留，市、县联合工作组进村后，大邱庄的财会人员才向工作组提供了真实情况：1992年总公司正副经理每人年薪是70万元，担任副总经理的禹作敏两个儿子当然也是这个数字。李占发说，这是禹作敏主持大邱庄党委会议定的，谁能说不合理、不合法?这属于贪污?还是正当收入?谁能说得清楚?所以李占发向中央政法委汇报禹作敏案件时说，大邱庄经济问题查不清，他们的工作组只能协助司法部门破打人致死案。他说，这只是白色收入，灰色、黑色收入知多少?在这里共产党的党委会已成为维护禹作敏及其家族权益的工具。这是“一元化”体制给禹作敏带来的便利条件，也是禹作敏的腐蚀剂。

个人和本家族的消费毕竟有限，禹作敏就用金钱作为与极有权势和名望的人交易筹码，以抬高自己身价。他对北京来的专家学者说：“每天上门要赞助的有三四家，真是应酬不过来!”但对抬高个人社会声望的事情，他就当起了“开明绅士”，慷慨解囊。所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落选了还可以当政协委员。

这些“赞助”都是当新闻见诸报纸、广播的，更多的却是给握有实权的高官的“绝对保密”的信息费。所以当禹作敏判刑时，因不涉及经济问题(个别已揭发的案子除外)，许多接受贿赂的官员受到了“保护”。

禹作敏成了金钱和权力的化身，个人也就感到不安全了。他有8个保镖。大邱庄不断发生“劳资纠纷”，禹作敏看到这种新的社会矛盾，怕事态扩大，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保证自身安全，禹作敏多次以文件形式上报天津市公安局，要求扩大大邱庄派出所的编制。这个要求被否决后，他仍不甘心，又采取建立经济警察和扩大保安人员的办法。他把效忠于他的得力干将提拔为治保主任。禹作敏兼任派出所指导员，掌握执法权力，全村经济警察也增加到100人之多。在宣布拘捕禹作敏的同时，公安人员依法抄了他的家，除几十万现金、进口药品，还发现有武器。

总公司变成审讯“败家子”公堂

正因为“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开始了审讯。

大邱庄总公司会议室成了一个私设的公堂。他们准备了警棍、皮鞭等刑讯器材，并设置了录音、录像设备，对所怀疑的对象进行审讯。在禹作敏的主持下，大邱庄企业集团总经理禹绍政、大邱庄治保主任周克文、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秘书长石家民(女)等，先后对原华大集团公司氧气厂厂长田宜正、华大公司副总经理侯洪滨、华大公司养殖场场长宋宝进行了审讯。12月7日，禹作敏主持审讯，他首先动手打人，别的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一直把人打得鼻青眼肿，按照他们的要求“承认”了自己的问题才罢休。事后，他重赏了审讯“有功人员”。

禹作敏敢于私设“公堂”审讯打人，他的部下和亲信就敢动酷刑。在审讯中，外地来的26岁的养殖场业务员危福合被怀疑上了，12月13日万全集团经理部经理刘云章把他带到三楼会议室，要他交代问题。危说自己没有问题，打手们扒光危福合上衣，用电警棍击，用三角带皮鞭抽，一批人打累了再换另一批，这场审讯持续了7个小时。万全公司先后有18个人参加了对危福合的殴打。到晚上10点危福合停止了呻吟，被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打死人后造假象，禹作敏让4个打手跑了。公安局抓人，他不让进。”李占发点明了禹作敏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的缘由。

父子俩成了同案犯

执法部门通缉嫌疑犯并开始搜查时，大邱庄在保安人员指挥下，调动汽车、拖拉机、马车，设置重重障碍，组成“五道防线”，同时发出告全国各省市党委书记书，称天津市公安部门非法抓人，要求全国各省市声援，干扰正在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与此同时，担任总经理的禹作敏儿子禹绍政向中央机关一位工作人员行贿，要他提供中央领导人对大邱庄事件态度的信息。中央领导发现后及时作了处理，禹作敏父子撞到了“枪口”。

“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禹作敏把家族、亲信都绑到他的战车上。他决心抗争到底。当执法部门进村搜捕犯罪嫌疑人时，禹作敏还要领导班子成员组织3万人到县城游行，以示反抗。这时，他的班子成员、家族和亲信才感到不能再愚忠愚孝了，不能再铤而走险了。他们在痛苦中和禹作敏决裂。张延军拉着禹作敏胳膊，声音沙哑，泪流满面：“董事长，不，不能这样干啊!”表示以死相谏，拿起桌上的玻璃烟缸向头上猛砸，殷红的鲜血从黑发中渗了出来；禹作尧把头撞到了木头上；禹作敏女婿、津美公司经理赵树忠知道劝阻无效，借故躲到外地，用电话指挥生产。与禹作敏共事多年，又和他有亲戚关系的刘万全(刘的儿子刘永华是禹的侄女婿)，托病不出。人们从这种场面看到了利用封建家族网络办集体企业的祸害!

大邱庄事件引起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中央领导指示：“依法办事。”12月15日，禹作敏被天津市公安机关依法拘留，显示出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1993年7月31日和8月14日，天津市检察分院就刘玉田和危福合被殴打致死案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当天进行了公开审理。禹作敏等8人走进法庭，站到被告席上。

法庭调查结束，转入法庭辩论。公诉人指出：“在禹作敏统治下的大邱庄，可以说成了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无法无天的‘土围子’。”

辩论结束，被告人作了陈述。禹作敏说：“大邱庄成了‘华夏第一村’以后，我的头脑膨胀了，造成这场罪，有思想和历史根源。”

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禹作敏和7名同案犯进行了公开宣判：对被告人禹作敏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被告人禹绍政犯行贿罪处有期徒刑9年，非法拘禁罪处有期徒刑2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0年。

禹作敏父子成了同案犯，双双入狱，与企业管理体制上有关，也与几千年的封建家族观念有关，它留给中国农村干部和企业家的教训极为深刻!

禹作敏服刑的第五个年头，住进了天津市天和医院3楼甲病房。1998年5月13日，笔者在这家医院的病房见到了禹作敏，一个人在玩扑克。他说是因病保外就医。他虽然住得安静、舒适，但旁边的一间房还有两位警察监护着，与我谈话还有些慌张。我说“你在农村改革中还是有功的”，他说“没有用!”这时，他才知道功不能抵过，功不能抵刑。法律是不能超越的。在法律面前，权力、金钱都已黯然失色。问他年龄，知道他69岁了，问他服刑还有几年，他沮丧地说还有15年。

禹作敏身边有老伴陪着，应该说对他很不错了，但他急于想过正常人生活。他说：“我想回家!”一个人失去自由是何等的痛苦!知情人说，禹作敏心血管、胃部都有些慢性病，但一般不会突发。他曾指着自己的脑袋向大夫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为我治好?”10月3日，服药自尽。据有关人士分析，禹作敏可能觉得“回家”保外就医的希望实现不了，服刑期满已经80多岁了，不如提早结束生命。

据悉，服刑期间的犯人是不准开追悼会的，但禹作敏出殡时，闻风而来的人不少，只小卧车就有六七十辆，可见人们对他的功过是非是清楚的。

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专权

“如果不明确产权，加强监督，不是李凤政的结局，就是禹作敏下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产权不明是禹作敏的陷阱，也是所有企业家的陷阱”。事件发生后，李占发组织各级干部调查研究，并通过试点，推行了股份合作制。这是调动经营管理人员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的好办法。它虽然削弱了企业负责人的部分“特权”，却给了他们更大的自主权。但是，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的政策?如何从理论上加以说明?他们心里没底。1995年3月8日，李占发以静海县政府名义邀请中央农口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论证。这些专家学者认为，禹作敏对中国农村改革是有贡献的，但受到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影响，权力越大，消极面越大，把自己打扮成改革的化身，走上了极端，不可容忍，受到了法律惩罚。这和体制有关系，因为原来的产权和经营权与劳动者结合不到一起，厂长感到“是我的，但又不是我的”。静海县总结了大邱庄的经验教训，对产权问题认识得很深，经验也很系统。专家学者指出，产权制度改革是继联产承包后，又一个伟大创造。股份制与合作制适合中国国情，农民既有决策权，又有受益分配权。农民既是劳动者，又是股份所有者。通过股份分红增加农民对企业的关切度，与自己利益相联系。股东代表选出董事会，由董事会确定厂长。农民有了这些权利才能当家作主。

大邱庄企业实行产权制度改革，由“能人”支配的“公”产变成农民集股的“共”产，农民能看得见摸得着。许多工厂已开始实行岗位股，企业法人提成(纯利润1％或2％归法人)，作为股投入企业，参加分红，分到红再投进去。工人也如此。禹作尧说，实行股份合作制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大邱庄的实践告诉人们，农民有了所有权才能制约禹作敏式的专权。他们成了股份所有者就理直气壮地参与企业管理，严格监督厂长经理。张延军在天津市乡镇企业家座谈会议上说：“家长制不行了，要实行民主管理!”经过挫折的大邱庄开始走上民主法制的轨道!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1期 陈伯达与小站“四清”　作者：刘晋峰

196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开始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当时我担任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书记。1月14日，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部署“四清”工作。会上，市委决定把南郊区所辖的小站地区(包括小站公社、北阐口公社和小站镇)列为“四清”首批试点单位。

小站地区位于天津市区的东南，小站镇以盛产驰名中外的小站稻和从小站练兵起家连出三任民国总统而闻名。

“四清”工作开始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陈伯达即来到天津，直接插手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在不足一年的时间内，陈伯达到天津达23次之多，亲手策划、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一大批干部受到残酷迫害，把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的工作搞得一团糟，使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下车伊始　妄诬清白

1964年3月5日，市委书记万晓塘通知我：陈伯达要在天津抓一个“四清”工作试点，现在人已到了睦南道市委招待所，要我去迎接他，并陪他到南郊区去视察。当时在我心目中，陈伯达是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中央首长。这样的人物亲自下基层抓试点，指导我们的工作，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我立即赶到市委招待所，在市委领导的引荐下与陈伯达见了面。初次见面，陈伯达给我的印象是很严肃，很有些中央首长的架子和派头。慑于他的威严，加上他满口的福建话我也听不太懂，所以我只是跟他握了握手，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客套话，然后便驱车奔南郊西右营村。

进了村，先一起听了“四清”工作队的汇报，然后来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张凤琴的家里。

张凤琴贫农出身，是50年代初期的村妇代会主任和农业合作社社长，1958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由于她工作出色，先后被评为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是一位很能干的基层干部。在张凤琴家，陈伯达只呆了20分钟，跟张凤琴谈了一会儿话，又在屋里屋外转了转。

张凤琴家当时新盖了三间土坯房，屋子里存有一些稻谷，这本来是几年来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连年增产的必然结果，村里绝大多数社员家庭经济情况都是这样，丝毫不足为奇。可是，陈伯达回到工作队就武断地下结论说：“张凤琴不像贫农，她家比好多社员都富。她当了支部书记发了财，成了全村的首户。双层玻璃暴露了张凤琴。我看她贫农不贫、劳模不劳，是个政治化了的人物。”又说：“一眼就可以断定她是敌人，你们搞吧，这不会错的!”于是，在陈伯达这一番讲话之后，驻西右营村的“四清”工作队立即行动起来，根据“中央首长的指示”，匆匆忙忙地拼凑了张凤琴的“十大罪状”，把她确定为斗争的重点对象。

过了几天，陈伯达又要从天津市区到南郊区的坨子地村去视察。我和区委的几个同志专程去迎接并陪同视察。

进村后，我给他引见了幸福之路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德智，并介绍了一下坨子地村(该村为幸福之路大队所属的一个自然村)的情况。

不知不觉到了午饭时间，在坨子地村吃完了“忆苦饭”，陈伯达又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回来就发“指示”，下结论，说：“姜德玉(前任支部书记)十多年来就是采取一套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来维持他的统治。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戴着劳模的面具，表面上积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实际上却与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为反动阶级服务，对群众进行压迫剥削”。

陈伯达到底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凭什么对一位基层党支部书记、农业生产的劳动模范搞这样的诬蔑?当时我实在是想不明白。说陈伯达是“火眼金睛”，一搭眼就能知道谁是坏人?可是我就算肉眼凡胎，政治敏感性比不上陈伯达，但我毕竟是在南郊区当了十来年的书记(我自1953年起即担任中共南郊区委书记)，这些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劳动模范，都是在公社和区一级党委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我认识他们，熟悉他们，平时与他们的接触也比较多，我怎么就没察觉到他们都是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人”呢?这种疑问，当时自然是不能讲出来的，只是在心里重重地画了一个问号，心情也因此而沉重起来。

陈伯达在坨子地村的一番讲话，被“四清”工作队奉为圭臬，姜德玉立即被确定为“四清”运动中的重点斗争对象。

3月31日，陈伯达又来到小站镇。同前两次到西右营和坨子地一样，他只是东转转、西转转，又听了一下驻小站镇“四清”工作队的汇报，当场就下了断言：“这个张玉仑(小站镇党总支书记)出身土匪世家，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玉仑所把持的政权，是个反革命两面政权，我命令在10天之内、最多半个月内撤掉张玉仑的职务，夺回政权。”

这种语言，这种闭着眼睛胡说八道乱扣帽子的霸道行径与两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语言如出一辙。“文革”中，江青、康生之流采取的正是这种做法——随便给某位干部扣上几顶帽子，然后组织专案人员“量”着帽子的大小给人家罗织罪名。这叫“先定罪，后找证据”。陈伯达的这种恶劣作风在小站“四清”中流毒甚广。经陈伯达一手炮制的三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1964年就定性处理过的。但是直到第二年才凑出“材料”，强行定案。

在陈伯达的一手操纵下，张玉仑很快就被罢了官。“四清”工作队按照陈伯达的“指示”内容，迅速给张玉仑拼凑材料，编造历史，进行了残酷斗争。

一手炮制三个“反革命集团”

从1964年3月开始，陈伯达始终亲自指挥小站地区的“四清”运动。他初到小站，只走马观花地“视察”了三个村子，就妄下断言：“小站地区像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漆黑一团，农村没有几个好干部。”据此，他发出所谓的指示说：“小站地区80％以上基层的政权不掌握在我们手里，要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开展夺权斗争。”他发出这个“指示”的时候，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尚未完全铺开，真不知道那个“80％”的具体比率他是怎么“测算”出来的。而实际上，陈伯达在初到小站时只去了西右营、坨子地和小站镇三个村子。这三个村子，每个村各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这就是说，陈伯达关于“80％”的推断还是“客气”的，在他心目中，小站地区真正是“漆黑一团”，是完全烂掉了。

在陈伯达的直接指挥下，小站地区“四清”工作队严格执行“中央首长”的“指示”，小站地区果然有80％的社队干部遭到了撤职、批斗，有的甚至被捕判刑，个别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得到平反。以西右营村、坨子地村和小站镇为例，“四清”时共有干部191人，其中有137人被作为“打进革命阵营内部的阶级敌人”进行大会批斗；整个公社共有干部208人，其中136人被大会批斗。仅小站镇就有93名干部被强行送到板桥劳改农场集训、交代问题。西右营和小站镇共有28人被逮捕、判刑或扣留。一时间，小站地区生产停顿，民心惶惶，人人自危，真应了陈伯达的那句话，成了“漆黑一团”。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小站地区的“四清”工作是按以下步骤开展的：

先夺权。他认为“80％以上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亲自指挥策划了三个试点村镇的所谓“夺权斗争”。

“夺权”之后，即转入了“清经济”阶段。“清经济”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一是经济联系政治，通过清经济划清政治思想界限；二是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集体与社员的账目要三对口，做到，账目、单据、表格、物品、款项五相符；三是“一净四透”，即：手洗净，澡洗透，账目、财物、仓库清理透。同时处理“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退赔等。

“清经济”时，首先召开动员大会，发动群众”揭发村干部的问题，同时要求干部“自我洗澡”(检查交代)，干部之间还要“互相送礼”(互相揭发)。问题轻的、态度好的，在大会上检查后可以获得“解放”。检查不主动、不彻底的，请“四清”积极分子帮助“搓澡”，即在小组会上强力挤压问题。然后是查账。由查账小组审核财物管理，纠正违反规章制度的错误做法，揭发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非法行为。第三步是查证落实，第四步是定案处理，对重点人物进行批斗，做好退赔工作。

“清经济”之后，转入“清政治”。首先进行的是“阶级复议”。当时陈伯达提出：小站地区阶级状况复杂，解放前藏污纳垢，解放后民主革命搞得也不彻底，阶级阵营很不清楚，有许多漏划的地主富农，有的人私自改变出身、成分，有的人甚至冒充贫农。因此要重新进行阶级复议。根据陈伯达的旨意，“四清”工作组织成立了以“贫下中农协会”成员为主、吸收已过关的一部分干部参加的阶级成分评议小组(也称委员会)。要求各家各户报阶级成分，填写登记表，写明解放前三年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经营(生产)方式及生活状况。根据自报情况，公布第一榜。然后组织群众进行讨论、评议，重点抓两头，即漏划的地主、富农和错划的贫下中农，据此公布第二榜。第二榜公布后，对因有争议而未定成分的个别户进行调查再评议，最后将评议结果统一报“四清”分团，经“四清”分团审批后公布第三榜。

这次重新划定成分过程中，多数生产队划得过严，除一些领导干部横遭诬陷、被强行打成“地主分子”、“反动富农”和“土匪世家”之外，还有不少普通群众被凭空提高了阶级成分，受到打击和迫害。这次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后，小站公社戴帽“四类分子”计有902人，仅小站镇就有戴帽“四类分子”55人。对这些人，一般是进行大会批斗后，交群众就地监督改造。对这次被“清查”出来的所谓漏划地主和富农则一律实行扫地出门，其房屋、家具被没收，债权一律废除，对“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实行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层层开会进行批斗，“批倒批臭”后，有的被公安机关逮捕，交法院审判后判处有期徒刑，有的交给群众监督改造。

至于“清思想”工作，则贯穿于“四清”运动的全部过程，通过宣讲“双十条”(中共中央下发的两个文件)，清算“资本主义道路”，搞臭“资本主义思想”，使群众提高认识，划清敌我界线，采取人人过关的方式检查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

最后是“清组织”。即整顿党的基层组织，建立领导核心，以“巩固四清成果”。由于陈伯达的亲自过问、插手，所谓的整顿变成了专整党员干部。据小站公社76个生产大队的统计，参加运动的干部有1268人，整出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干部960人，改选的支部成员共105人，其中连任的只有37人。被开除党籍的28人，留党察看15人，劝退的一人，暂缓登记的21人，受其他处分的44人。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文件肯定了农村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求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并指出：“有些坏干部是会有集团的，但不把集团划得太多、划得太宽。”这个文件等于直接否定了陈伯达关于“小站地区漆黑一团”的错误估计。但，即使这样，也未能改变陈伯达对小站地区“四清”工作的看法。南郊区在贯彻“二十三条”后(当时我已被撤职)对干部重新分类排队，并对经济退赔工作也作了一些调整，解放了一批干部。但对陈伯达亲自定的所谓三个“反革命集团”涉及的246名干部却一律未作纠正。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冤案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后期。

“清经济”阶段初期，在组织社队干部“洗手洗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运动出现了“三岔口”，即群众发动不起来，干部不能自觉地交代问题，工作队思想上产生了苦恼和畏难情绪，致使运动陷入停滞。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陈伯达窜到小站地区，亲自指挥小站地区三个试点单位的“四清”运动。他竭力夸大“敌情”，说“小站地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样”，要求工作队对“当地干部无论好坏，都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划清界限。”工作队在陈伯达的指挥操纵下，很快完成了开展夺权斗争的舆论准备工作，并进入了实施阶段。

陈伯达认为，要真正搞垮“反革命集团”，夺回党政大权并非易事，靠当时工作队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他强令中共天津市委收缩其他区县的“四清”工作队力量，抽调人员加强小站地区工作队。3月下旬，市委陆续抽调了几千名干部加强小站地区“四清”分团的力量，市委书记王亢之、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以及江枫等带领50名干警也来到小站地区投入“四清”运动。在陈伯达的授意下，《红旗》杂志社编辑部抽出10多位同志来到小站地区，帮助搞“四清”。小小南郊区，仅“四清”工作队员即达5000余人。

在陈伯达的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首先被炮制出来了。

张凤琴出身于贫农家庭，解放前当过童工、讨过饭，后到西右营村当童养媳。她苦大仇深，政治觉悟较高，在土改工作中表现非常积极，被吸收入党。1952年，张凤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了西右营村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转年又组织了西右营第一个初级合作社，先后担任村、乡妇联主任、初级社和高级社社长以及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区委委员、市妇联执委等职务，曾出席河北省党代会和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多次被评为天津市农业劳动模范，并于1960年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就这样一位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好同志，却被陈伯达几句话就打倒了。陈伯达说她“在入党时自称贫农，实为富农。1954年她丈夫于占海有地49亩、骡子一头、大车一辆、水车一台、小农具齐全……”为了给张凤琴罗织罪名，陈伯达连起码的历史事实和一般逻辑都不顾了。1954年，全国解放已有5年之久，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早已翻了身，农民的日子过得好了，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这本来是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得解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可是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之一，居然把成就当“罪行”!按照他们的逻辑，如果贫农在土改中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和生产资料，那么贫农就不能再算是贫农，而要根据他所分得的包括土地、房屋在内的财产来重新划定成分和出身。以陈伯达的“理论水平”而论，他不可能“糊涂”到这种地步。他之所以用如此荒唐的逻辑一口咬定张凤琴是“富农出身”，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政治目的。

“四清”工作队秉承陈伯达的旨意，为了把张凤琴的“富农成分”坐实，想方设法拼凑“材料”，竟凭空捏造张凤琴“全家每年雇短工120个”，继而又把张凤琴和她丈夫打成“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在政治上，硬说张凤琴“十几年来以反革命的两面手法，欺上压下，骗取领导信任，取得合法地位，一直保持了10年的劳模称号，窃取了省人民代表、公社党委委员等职，暗地里对抗党的政策，任用亲信，搞宗派活动，推行反革命的阶级路线，公开勾结地富分子，打击贫下中农、干部，并拉拢腐蚀党的干部。”陈伯达还污蔑张凤琴之所以连续10年获得劳模称号是“地主阶级代理人的有意栽培”，“是南郊区委执意要树立旗帜而一手提拔的。”

1964年5月5日，陈伯达在谈到西右营“四清”工作的性质时又说：“张凤琴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一帮子坏人勾结起来搞反革命。他们自称贫农、劳模、党员、干部，是挂羊头卖狗肉，公开干坏事，因为他们掌握了权力，上边有人支持。”6月底，陈伯达又连续两次到西右营村去催要张凤琴的材料，并提出“要把张凤琴的问题和与她有关的人联系起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暗示工作队说：“任何问题不提到一定的高度都是不能解决的。”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陈伯达的这些讲话是针对我这个区委书记的，即暗示工作队：刘晋峰是张凤琴等人的“黑后台”。

按照陈伯达的“指示精神”，“四清”工作队紧锣密鼓地把张凤琴和与她有关的干部的问题整理成单项材料，又把相互关联的问题“串”起来(即把个别干部的错误硬性牵扯到张凤琴身上)，拼凑成一个所谓的“以张凤琴问题为中心，以反革命活动为主线，以工作关系、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亲戚关系相联系的张凤琴反革命集团”。为了扩大这个反革命集团，工作队把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等三个大队的7名主要负责干部都说成是冒充贫农、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将他们打成“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张凤琴本人则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头子，说她“把持东右营、西右营、北义庄三个村的党政大权，形成了一个反革命黑帮，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

在陈伯达的“导向”指挥下，“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终于炮制成功。仅仅一两个月的时间内，东右营、西右营和北义庄三个村子成了“阶级斗争的第一线”，被列入“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共有88人，超过了三个村干部人数的总和。

以大体相似的方针，陈伯达还炮制了“张玉仑反革命集团”和“姜德玉反革命集团”。

陈伯达说：“刘晋峰不能复辟”

陈伯达为什么“恨”我?其实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如今能回忆起来的，大概有两件事我直接“得罪”了这位“中央首长”。

第一次是“四清”运动刚开始时，工作队要我介绍一下小站地区的基本情况，当时陈伯达也在座。我说，小站地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在农业生产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农业上连年增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干部们在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化运动中的表现也是积极的，是有贡献的。当然，一部分党员干部也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的问题绝大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们的工作成绩是主流，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我建议“四清”工作应当以通过运动对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引导为主，对有缺点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但不要以整人为目的，以整倒了多少人为成绩。我的这一番话等于无意中戳到了陈伯达的疼处，从他事后在小站地区“四清”工作中种种行为来看，他来小站地区抓“四清”工作试点的目的是为自己捞取资本，而在他心目中，整倒的干部越多，“挖”出来的“阶级敌人”越多，成绩才越显赫。我的讲话在无意中完全跟他唱了反调，所以，他从一开始就视我为眼中钉，把我当成了绊脚石，必欲拔除、踢开而后快。就在我这次介绍情况之后，陈伯达就向天津市委提出“撤刘晋峰的职、改组南郊区委”的建议。

第二次“得罪”陈伯达，是在对张凤琴问题的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对于张凤琴，当时(指“四清之初)从市里到区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认为张凤琴是一位勤勤恳恳的好同志，是一位称职能干的支部书记，正因如此，当初陈伯达到西右营视察的时候，我特意把张凤琴作为先进典型向陈伯达介绍，陈伯达听了我的介绍，才决定到张凤琴家里看一看。万没想到陈伯达只在张凤琴家呆了20分钟，就判定她“劳模不劳、贫农不贫”，回到市里就对市委书记万晓塘下命令：“撤张凤琴的职，如果不撤她就撤刘晋峰的职!”

“四清”工作队闻风而动，立即组织西右营村的社员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而张凤琴坚持认为自己没什么问题可交代的，群众也表示揭发不出张凤琴的什么问题。工作陷入了僵局，陈伯达于4月初又来西右营，指使工作队强令群众揭发张凤琴的问题。天津市委不好公然违抗陈伯达的命令，只好召开市委会讨论撤销张凤琴职务的事。在会上，我再次为张凤琴申辩，我讲话的大意是，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认为撤张凤琴的职是不妥当的。当然，如果“四清”工作队今后发现了她有别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我的这个意见未被市委采纳，因为下达撤职命令的毕竟是中央首长陈伯达。最后，市委同意了陈伯达的意见，决定撤掉张凤琴西右营村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这次市委会议，陈伯达也在场，此外还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等同志。

会后，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方纪和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起草了一个稿子，也就是关于撤掉张凤琴支部书记一职的决定通知书。4月25日，由工作队召集会议，意在把这个决定传达下去，陈伯达对我在市委会上的表态耿耿于怀，明知我不同意这个撤职决定，却偏偏强令我在会上宣布这个决定。按理，我应当照着稿念就是了，陈伯达纵然对我不满，至少他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因为他毕竟是实现了撤掉张凤琴职务的“愿望”。可是我始终认为，张凤琴根本就没什么问题，退一万步讲，就算她真的有问题，也还远远没弄清楚。一个童养媳，自幼吃尽了旧社会的苦，解放后一直跟着共产党，什么工作都是走在前头，党叫干啥就干啥，怎么干得好好的说撤职就给人家撤职呢?我心里不情愿，也不理解陈伯达为什么非要逼着市委做出这种决定。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干吗跟一个小小的村支书过不去呢?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我在宣布决定时就打了“折扣”，把“撤销……职务”说成是“暂时撤销……职务”。

我宣读这个决定时，陈伯达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如今想来，他大概就等着这一天呢，所以听得十分认真，听到我说“暂时撤职”，陈伯达立即大发雷霆，厉声责问：“刘晋峰你要干什么?撤职就是撤职，你为什么宣布暂时撤职?”我没有理他，转过头去默默地看着窗外，正是暮春时节，窗外是一片柳绿花红的勃勃生机，室内鸦雀无声，一派秋天的肃杀。陈伯达怒气未消，见我不理他，可能也不想降尊纡贵跟我当场争论，于是喋喋不休地又讲了一通话。我只顾想心事，陈伯达都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

我明白，坐在旁边的大名鼎鼎的陈伯达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曾经当过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又是党内公认的大理论家。论地位、论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都没法跟他比。论权力，他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我只是一个区委书记，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并不是吃了熊心豹胆故意跟这位“中央首长”对抗，以当时的情况而论，我更不可能那么早就看出他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野心家、阴谋家。我之所以敢于这么做，主要因为当时我们党内的民主空气还没有被弄到“文革”中那样的紧张程度，下级党员干部对上级领导的意见至少在形式上还是允许存在分歧的，“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还没有浓烈到完全封杀党内民主的程度。其次，凭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良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有权利就这样一个具体问题保留我的意见，并准备在事后同陈伯达就此问题进行讨论或是申诉。我对于如此草率地撤掉一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始终是不能同意的，我当时甚至以为这是“四清”工作队在背后捣了鬼，蒙蔽欺骗了陈伯达。我当时本能地觉得，陈伯达多半是不太了解情况，日后他了解情况后，会同意我的意见的，我没有想到的是，像陈伯达这种地位、这种水平的高级干部，居然会因此而恨我入骨，以致数年之后还耿耿于怀。以今天的观念来看，抛开陈伯达的政治立场和险恶用心不谈，单单以“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也算不上一个好人，因为他太小心眼儿，太没有气度了。

多半是我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激怒了陈伯达，导致他在张凤琴问题的处理上含有故意报复我的心理成分。7月5日，陈伯达第五次去西右营，恶狠狠地说：“我赞成把区委的两个部长(指宣传部长陈喜荣和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和公社书记拉到西右营来，和张凤琴一起交给群众斗争。有病不能走，拿担架抬也要抬来!”7月21日，陈伯达居然违反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程序，在没有通知我们南郊区委的情况下就宣布开除张凤琴同志的党籍。

也许是因为个人恩怨(至少有这种因素在内)，也许是因为政治观点(陈伯达认为我头脑里没有“阶级斗争”这根弦)的不同，总之，陈伯达打定了主意，非要把我整垮不可。在亲手导演了“夺权”闹剧，亲手炮制了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陈伯达强调：“反革命集团除了下边的根子之外，一般地讲，上边也有根子。正是由于上边的根子对这群反革命黑帮的包庇掩护，才使他们长期地存在下去。”他授意“四清”工作队，“要揪出三个反革命集团之后乘胜追击，挖出他们上面的根子。”

陈伯达没有打过仗，可是在指挥这场“挖总根子”战役的过程中却十分懂得“迂回包抄、各个击破、扫清外围、最后发起总攻”的战术。三个“反革命”的头子都是劳模，都是我们南郊区委一手培养起来的典型。先进典型变成了“反革命集团”，则南郊区委难辞其咎；我是中共天津市南郊区委员会的书记，是“党委一班人”的班长，如果党委成员“烂掉”了，那么我这个区委书记也就肯定不是好人了。于是，按照陈伯达的部署，工作队将区委、公社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与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有较多联系的人一一列了出来，把正常的工作关系一律说成“黑帮”关系，然后按图索骥，一层一层像剥笋一样“挖上边的根子”。

南郊区区委宣传部长陈喜荣受区委的委派并经工作队同意，于1964年3月来到西右营村，协助中宣副部长周扬及市委领导王亢之、方纪等人开展“四清”工作，并被安排为北阐口公社“四清”分团领导小组成员。只因为有一次在领导小组会上，他讲到“张凤琴的问题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敌我问题，有缺点错误可以对她批评教育”，由此惹恼了陈伯达，他当场就说：“陈喜荣是在搞政变!”并立即命令陈喜荣回区委停职反省，后又将其揪到西右营村进行大会批斗。最后，陈喜荣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罪名是“反对领导、破坏运动、保护坏人”。

区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于荫田，只因为1956年在西右营村蹲点搞经营管理的时候曾在张凤琴家住过，居然也被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原天津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吴海亮也被陈伯达定为“张凤琴反革命集团”的根子，理由是吴海亮“解放初期是天津县委驻西青党组织委员”，“是西右营乡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而事实上，吴海亮从来没担任过西右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也根本不是韩玉昆、刘长江的入党介绍人。像这种一查档案就可以弄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在陈伯达的主观臆想下居然也成了“罪状”!区财贸办公室主任边华英，因为1958年“大跃进”期间曾与姜德玉一起搞过丰产田，便成了“姜德玉反革命集团”的支持者，被定为该“集团”上边的根子。此外还有区、社两级领导干部共11人，均被定为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根子”挖出来了，还要挖出“总根子”。“总根子”当然就是我了。

我被定为“总根子”的过程极其简单。在定三个“反革命集团”在上边的根子时，陈伯达说：“要把刘晋峰放上去。”工作队的人说：“已按您的意思把刘晋峰放上去了，但还没有填事实，不知怎么写。”陈伯达怒气冲冲地说：“不要事实!刘晋峰是南郊区委书记，这三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都是他培养的劳模、党员干部，这就是铁的事实，是罪证!”于是，我被宣布为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总根子，陈伯达强行命令天津市委：“必须撤刘晋峰的职，必须改组南郊区委!”

据实而论，当时天津市委对陈伯达这种横加干预、强迫命令的方式也是有看法、有抵触情绪的。可是，陈伯达的身分和权力摆在那儿，谁也不好公然违抗他的命令。记得在做出将我免职调离的决定之后，市委书记谷云亭和市农委主任贾林找我谈话，他们安慰我说：“晋峰同志是好同志，你先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十六街参加‘四清’当队员，改名叫刘涛。安心工作吧。”在当时著名的刘(晋峰)、陈(喜荣)、于(荫田)集团中，我虽然是“总头子”，但市委对我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进行保护，让我改了名字，继续为党工作。我当时觉得既愤懑又可笑，心想，我打日本、打老蒋的时候都“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今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我这个革命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怎么倒变成“地下工作者”了呢!市委顶着巨大的压力千方百计保护我，我听了很受感动，二话没说就到杨柳青“四清”分团去报到了。相比之下，我名下的“黑集团”的两个“副手”的境遇就惨多了：区委宣传部部长陈喜荣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到天津市公安局青泊洼农场去劳动改造；农村工作部长于荫田被撤职、开除党籍，送北郊苗圃劳动改造。

挖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揪出了以我为首的“黑帮后台”，陈伯达觉得小站“四清”将要大功告成了。在他的督促下，“四清”各分团分别绘制了姜德玉、张凤琴、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分布图和历史大事记各一份。这个图表中，最上面的“黑根子”自然非我莫属，以下是区、社、队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分明，网络密布。此外，又专门编造炮制了一个“张凤琴反革命集团”展览，在天津水上公园和北京天安门城楼后面的午门公开展览，为陈伯达在小站地区捞取的这点“政治资本”大造舆论、大事渲染。“四清”运动后期，工作团按照陈伯达的旨意写出了“四清”工作总结，总结出了夺权斗争中的所谓经验。总结写完之后，陈伯达带着戚本禹等人专程来到了天津，修改这份总结报告(陈伯达本人也曾亲笔修改数遍)。最后，他把王亢之和方纪等叫到他的驻地，他一边翻看着稿子一边说：“就是这样了吧，以你们天津市委的名义上报中央。”这个政治骗子就是如此厚颜无耻，他亲手炮制了这份给自己“增光添彩”的总结报告，却授意以天津市委的名义报告中央!1964年9月25日，天津市委向华北局及党中央上报了这份《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10月2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报告。

小站“四清”为害深远

历时一年多的小站“四清”，给小站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四清”结束后，小站地区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心有余悸。他们工作上患得患失，谨小慎微，不敢放手开展工作，惟恐言行有失而挨整。有些村干部动不动就躺倒不干，他们的家属也劝阻甚至哭闹着不让他们当村干部，理由就是一条：干下去没有好下场。结果，区委、公社的领导常常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各村“扶班子”。“四清”运动搞乱了干部们的思想，领导班子各成员之间互不信任，相互提防，产生隔阂，致使正常的工作都无法开展。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远，形成了隔膜，彼此很难沟通了。

更严重的是，“四清”使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挫伤。“四清”前，南郊区的各项工作都是搞得比较好的，尤其是农业生产方面，粮食连年增收，自主经营十分活跃。以小站地区为例，“四清”前各社队普遍实行“三包一奖四固定”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较好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而在“四清”运动开始后，这些责任制都被当作“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的资本主义倾向加以批判并废止执行，改为实行工分制。这种工分制呆板地将每个劳动力工作一天所应得的工分固定下来，每季度甚或每年才重新评定一次，而且评定时过分强调甚至单纯强调“政治态度”，因而形成了干与不干、干好干坏、干多干少都一样的状况，导致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一落千丈，严重阻滞了生产的发展。

陈伯达在小站地区大搞“极左”的一套，甚至不惜破坏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例如，为了显示“四清”的成绩，标榜“四清”运动改变了农村面貌的“伟大成果”，陈伯达竟利用职权，公然违反国家农业资金专用的规定，强行挤占、挪用国家支农专项资金25万元，用作小站镇容建设。他为了显示“四清运动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好处”，竟不准银行催收到期的贷款，不准粮食部门按包干任务合同征购粮食，把银行和粮食部门的上述正常业务工作说成是“压贫下中农”、“压四清运动”、“否定四清成果”。他指斥银行：“西右营大队的欠款是下台干部张凤琴欠的，现在‘四清’了，再收欠款就是给上台干部施加压力。”根据这种蛮不讲理的逻辑，陈伯达强令银行做出错误的决定：1965年的贷款全部免收，已收回来的也要全部退回生产队。此举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财政损失。银行的个别收贷员对这个错误决定表示不理解，陈伯达知道后，竟下令将收贷员下放劳动。这种凭借手中的权力公然赖账的做法，实属闻所未闻!

国家银行的债都敢赖掉不还，粮食部门应当征购的粮食就更不在话下了。陈伯达一声令下，不仅应当征购的粮食不准再征购，而且已经由国家粮食部门征购入库的粮食也必须如数退还给生产队，仅西右营大队就从国家粮库中拉回稻谷85万市斤。北阐口公社粮食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对这种作法表示异议，陈伯达当即下令将其撤职。

“极左”的思想、失去制约的权力，把陈伯达变成了小站地区乃至南郊区、天津市的太上皇。在这里，他一言九鼎、为所欲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将国家大法视如无物，把党的政策玩弄于股掌之上。在他的淫威之下，银行不敢收贷款，粮食部门不敢征购粮食。不惟不敢，还得额手称谢。在陈伯达“保护四清成果”的旨意下，各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层层虚估收入，不惜减少公共积累，架空分配，将集体经济淘洗一空，为的就是用一连串“辉煌”的数字衬托陈伯达个人的政治资本。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陈伯达的反党阴谋被彻底揭露。全会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197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天津市委遵照中央指示，于1972年至1973年结合清算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活动，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第一次复查和平反。经过复查，宣布张玉仑无罪释放，恢复党籍，对“张玉仑反革命集团”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5名党员干部予以恢复党籍，恢复职务，补发工资；恢复张凤琴的党籍和职务，补偿其人民币1800元、粮食650公斤的经济损失。“文革”结束后，1978年至1983年，天津市委又派出调查组，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了第二次复查，为当年陈伯达一手制造的三个所谓“反革命集团”和改组南郊区委的冤假错案进行彻底平反。1979年4月17日，小站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为姜德玉彻底平反，恢复了姜德玉的党籍、原定的成分和劳模称号，并为他安排了适当的工作。

至此，小站地区乃至整个南郊区被陈伯达“翻”过去的天又一次翻了过来。

(本文作者刘晋峰，曾任天津市南郊区区委书记，天津市农委主任，副市长，市政协主席。文字经吴金良加工整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从小山村走出的文坛家叶君健　作者：邱健

为拯救中华而跨入文学殿堂

文坛巨人叶君健出生在湖北省红安县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由于家贫，他从六岁开始就与牛为伴，闲时，在村祠堂中从私塾先生处学些儒家经典。父亲在外地当小店员，几年才能回家团聚一次。叶君健从小营养不良身体孱弱，但贫穷并未泯灭他爱读书的天性。农忙时，他帮家中割稻、摘棉、割草喂牲口，农闲时，识字、背书、写字、填词，如饥似渴地读新诗和散文。因此，他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学根底，而且同时又接受了新文学思想的滋养，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根基。

1922年，北伐军打到武汉，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红安县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叶君健的大哥当了农会会长，二哥在武汉参加了店员工会，连幼小的叶君健也参加了小学的童子团，开始受到了革命的洗礼。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哥几乎被杀，大嫂远避他乡削发为尼，二哥逃到上海又当上了小店员。这时仅有14岁的叶君健，既受到革命的感染，也饱尝了动荡饥饿之苦，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他的二哥把他带到上海。原是为了让他继续读书学点数学、英语等知识，以求能找到一个可靠的谋生职务。

刚到上海，他虽有了八年私塾的学历，但也只能插入高小二年级。学校里教的数学和英文等课，对他都是陌生的。尤其是上英文课时，他那浓重的乡音，往往成为同学们的笑料。但是这个自小吃过苦的乡下人，被顽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驱使，完全靠努力自学，终于克服了难关，从这种窘迫的局面中解脱出来。而且两年间就从小学跳到了高中，使同学们为之侧目。

这位从封闭式的山村骤然来到十里洋场的少年，目睹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畸形都市，结合在乡间看到的封建统治势力的罪孽，使他那淳朴、童稚的心灵萌生了对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就在他感到气愤而又感到没有出路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强占了我国东三省。上海“左联”和文艺界的爱国志士，掀起了宣传抗日救国浪潮，犹如黑暗中的曙光一样吸引着广大热血青年，同时也吸引着叶君健。他寻觅，阅读左联的文学作品和鲁迅等人的著作，特别是鲁迅的著作。他决心背离父兄为他苦心设计的人生之路，投身到以抗日战争为主的文学战线上来，奋笔疾书，为拯救中华而战!从此，一步步跨上了文学艺术的殿堂。

叶君健中学毕业后，在1932年考取了武汉大学外语系，专攻外国文学，开始了他最早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尝试。早在1931年，他发现新读过的一些东欧弱小民族作家的作品，大都是以世界语转译成中文的。世界语无形中起到一种被压迫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作用，使他萌生了学习世界语的愿望。恰好，此时由于经济上的困难，上学必须自己交伙食费，为筹得这笔钱，经人介绍，他成为《大公报》文艺副刊《蒙光》固定的撰稿人，又尝试着用世界语创作了处女作《岁暮》。这篇小说通过一对贫苦夫妇失业后的悲惨生活，深刻揭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作品刊出后受到读者的欢迎，由此而奠定了他以世界语为主的独特的创作方式。大学毕业前，他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另一部小说《被遗忘的人们》。书中描写了一些普通的中国人，这些人虽然已被世人淡忘，但作为人们苦难生活的见证人却永远不会被遗忘。叶老以这两部小说为发端，开始了他用外语写作和翻译的工作。《被遗忘的人们》这篇小说于1937年出版不久，日本世界语学者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东方惟一的一篇有分量的世界语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国际世界语领导人拉本纳在所著《透视》一书中说到世界语文学作品时，也认为这本《被遗忘的人们》，是世界语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后，叶君健成为惟一用世界语进行创作并获得了世界声誉的中国作家。

走上世界文坛

叶君健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翻译家，而且是一位在国外享有盛誉的知名作家。1936年在武汉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当年东渡日本学习日文。抗战爆发后，他由日本返回中国，在湖北隋县列山中学教书，并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活动。发起并参加了筹建“中国文艺界抗筹协会”的工作，后来又参加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第三厅，从事对外宣传工作。从笔译、口译到英语广播，大多由他负责。这期间他接待了不少世界知名记者、作家、诗人、摄影师，如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英国小说家易休伍德和诗人奥登，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和卡巴等。

武汉失陷以后，叶老转到香港继续从事抗战对外宣传。他是第一个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去的人。他还有意识地选译了不少中国抗战文学作品寄到纽约、伦敦、莫斯科的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以扩大影响。他把刘白羽、姚雪垠、张天翼等作家的作品译成世界语和英语，1939年在香港出版了《新任务》和《中国抗战小说集》两本书。

1940年，叶老由香港返回重庆，受聘到中央大学和复旦大学教英文、欧洲戏曲和英国散文。在此期间，他埋头翻译了大量外国名著，有欧美作家写的反法西斯作品，如捷克作家海姆的小说《人质》和美国作家斯坦培克的小说《月亮下落》。此外，还有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以及近代作家托尔斯泰、易卜生、梅特林克等古典大师的作品。

当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影响，重庆文化活动进入前所未有的低潮，叶君健当时翻译了这么多国外进步作家的作品，这是他在当时惟一能做的非常实际而有益的工作。

正当他集中精力投身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时，一件新的重大任务降落在他身上。那就是1944年叶老应英国战时宣传部之聘，到英国各地作巡回演讲一年。他奔波于英国各地，向英国各阶层人民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艰苦卓绝的事迹以鼓舞英国人民的士气。使人们的思想为之一振，在繁忙的六百多场演讲间隙，叶君健运用英文创作小说，在英国报刊上发表。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作为对叶君健战时服务的酬劳，英国文艺委员会拨出经费，送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从事欧洲文学的研究工作。在学院工作的五年时间里，他应英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八篇小说并结集出版。这部名为《无知的和被遗忘的》书一出版，就以其充满生活气息的题材和独特的中国艺术风格，引起英国评论界的关注。他也因此无形中进入英国作家的行列。这以后，他又着手写作长篇小说《山村》。这时他已逐渐了解和熟悉英国和欧洲文坛名人的作品，他面对这个过于看重传统和门第的欧洲文坛，没因自己的肤色和贫困的出身而妄自菲薄，从他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实际出发，用质朴的笔调和感情尽情地描写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中国和中国的贫苦人民的风土人情，把他的深厚的忧患意识和对中国革命的深深理解，渗透在《山村》这部小说里，使英国的读者从中真正体会到中国式的革命特点及其意义。这部长篇小说于1947年7月由英国“山林女神”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英国书会评为当年英国最佳小说，并被编入国际世界语协会《东西方文化丛书》中。人们开始对这个来自中国小山村的青年、这个神秘的国度，以及这个国家正在进行历史性变革的事实刮目相看。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部《山村》已引起西欧，东欧，北欧以及许多东方国家的注意，目前先后在英、美、法、意、西班牙、瑞典、挪威、冰岛、瑞士、荷兰、印度、印尼等2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并在不断重版，可谓经久不衰。

《山村》到了1982年才由作者翻译成中文，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紧接着作者又完成了它的续集《旷野》和《远程》，形成一部名为《寂静的群山》合集。当这三部曲宣告完成时，英国的一个威望极高，历史悠久的文学出版社“费伯”出版公司闻讯后，很快和他签订协议出版这三部书。和几十年前《山村》的出版一样，这部合集小说的出版，同样引起欧洲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在小说的封底，出版社引用美国的评论说“在叶先生小说的朴素和简洁中蕴藏着深厚的激情。这种激情是一个成熟的，完美的文化升华。作者在他略带抑郁的幽默感中，最深刻地触动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又说，“这是一部规模宏大，充满力量的作品”……

名副其实的“文化大使”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叶君健，在他一生中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使更多的世人了解中国，作出了无可置疑的重大贡献。叶老在四十年代至今不倦地把许多外国名著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此外早在四十年代初，他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封锁，将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及其它进步的，反映我国抗战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译成英文和世界语在英国出版。以后他又用世界语翻译了中国抗战小说集《新任务》，以及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对侵华战争的剧本《三兄弟》，用英文翻译了一本中国近代小说集《三季》。这些译作对帮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二战结束后，他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研究欧洲文学，1948年应毕加索、居里夫人、阿拉贡的联合邀请，参加世界知识分子大会，同时他也是“世界和平大会”的发起人之一。

他作为世界语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49年7月，参加了第3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并结识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儿媳万达·柴门霍夫。1948年他在英国参加世协会时，听到祖国即将解放的喜讯，决定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叶君健上百万字的译著《安徒生童话全集》，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还引起了丹麦女王的赏识。1988年8月，丹麦女王玛格利特二世将丹麦国旗勋章授予叶君健。非常巧合，安徒生也因他的童话创作为国家赢得了世界声誉而获得同一勋章。在授勋仪式上，丹麦驻华参赞安德森说：“叶教授有着跟安徒生同样的背景，都是贫寒出身，但却很努力自强。安徒生是我国人民最崇敬的作家，叶教授从丹麦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安徒生全部作品，在中丹文化交流史上是一项杰出的贡献。丹麦勋章在丹麦代表一个重要爵位，相当于爵士”。

解放以后，叶君健虽多次出国，但没有一次是以政府部门的名义或以其它代表官方的名义派出国的，都是以他在国外学术界的威望受到相应国家的邀请而出去的。在每次参加这些国际交流时，他都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做了许多工作。

1977年冬天，他应邀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被选为这个组织的常务理事。后来通过他的影响，中国也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他同时兼任中国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

1980年国际笔会在南斯拉夫召开，他和另一位作家作为观察员应邀出席。在这次会上他和笔会组织的领导成员讨论了关于中国加入国际笔会的问题。后经中国作协研究批准，中国笔会中心正式成立，并于第二年正式加入了国际笔会。这样，中国作家又有了一条重要的与世界各国作家进行交流的通道。

1982年一年间他三次出国。第一次是三月，是他一个人代表中国笔会中心在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笔会的年会。在会上，他利用在西欧，特别是在英国和丹麦的特殊影响，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化外交才能。

8月，国际笔会在法国里昂庆祝该会成立60周年，巴金作为团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次活动，叶老亦应邀随团赴法。这次虽有专职翻译同往，但在关键时刻，都是靠叶老当场以他流利的法语，生动的例证，雄辩的逻辑对某些提问者直接作答。对他所起的特殊作用，巴金团长和全体团员十分赞佩。

这年，他还应英国母校剑桥英王学院的邀请去讲学，讲学期间，该院授予他“名誉讲座”称号。在这之前，1980年他应邀去美国十大名校之一的威士廉大学讲学，该校在他讲学期间也授予他“佛里曼讲座”的称号。

1989年底，叶老被世界文化理事会聘为“达芬奇文学艺术奖”评委，候选人都是当今世界知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能担任这一评委，也说明叶老在国际文坛的声望和影响。此后不久叶老又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香港大学参加了“亚洲英语作家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亚洲和世界上声望很高的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叶老在会上主持了关于文学翻译的讨论，这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上所取得的崇高威望。

面对接踵而来的国际学术上的尊重和荣誉，他始终保持沉默，从不张扬和炫耀，他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人的位置上。他常常对了解他的友人说：“我只是认真地做了一点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我不过是一个乡下人。因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文化和河山抓住了我的灵魂，我永远爱他们，为他们工作，基于此，我才做了这一切。”

春蚕到死丝方尽

在叶老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抗战时期，他忙于国际宣传工作，解放后在和平年代，为了弘扬具有悠久历史的灿烂的中国文化，他创办了大型英法文版的《中国文学》杂志，向世界介绍古代、现代和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并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负责编辑了2500万字的作品。而他从事的个人文学创作只是1945到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英王学院作研究工作时那有限的五年。在这五年中，他用英语写作和出版了多部长、中、短篇小说。其中除《山村》被评为“最佳书”外，他写的很多小说都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发表，被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尊称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章节在叶君健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了”。

回国后他基本上都是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繁重的日常工作压得他没有多少时间写作，偶尔写些作品，也是利用业余时间“见缝插针”的产物。其中包括16卷本《安徒生童话全集》的翻译，都是他利用全部娱乐和绝大部分的休息时间来完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白天被批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夜晚就抓紧时间写作，《土地》和《寂静的群山》两部各一百多万字的三部曲就是这时候写成的。他的夫人苑茵女士曾风趣地对我说：“这三部曲是扫厕所扫出来的。”为了写这两部小说，他共化了三年时间，到1976年才定稿。《寂静的群山》，讴歌了正直、勇敢、友谊和爱情，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生动镜头。

用这部小说的名字来概括叶君健不同寻常的一生，是最形象和恰当不过的了。因为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学、翻译工作，所创造的一个个业绩，正如群山一样巍峨、壮观、迷人。而这巍峨的群山，却深深地藏在他心里，极少向外界泄露这大山之中的秘密，犹如原始森林一样沉寂，寂静得像密封起来的历史。

1993年初，年近八旬的叶老被正式批准从对外宣传工作岗位上退休。在与绝症病痛斗争的同时，他又争分夺秒地奏响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曲乐章。在病情得到暂时控制以后，他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去。可惜，这宝贵的时间只给了他五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以他的绝症之躯，赶写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白霞》和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一部与夫人苑茵合作的《金婚》、一部儿童文学《天鹅》，以及总结他70年的人生经历和儿童文学写作翻译经验的《叶君健访谈录》。这还不包括发表在各种报刊上近百篇的文章。叶老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抢时间“爬格子”期间，呕心沥血，奇迹般地写出的文字总量不少于二百万字!

当叶老1992年尚住在故居恭俭胡同时，我常到他家的客厅兼书房探望或访谈。那时的书房如同一座书城，一片书海。可当他大病初愈迁到车公庄寓所时，突然发现他的客厅和卧室没有了那些放满了藏书的书柜了。正当我正惊诧时，叶老笑着对我说：“我这儿已没有存什么书了，也称不上书房了。”原来，1992年底，癌魔突然袭向了叶老，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此时，这个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知识分子，首先关心的是他心爱的书籍。他想到了家乡，决定把那伴随他风雨一生的藏书献给故乡人民。他说，“那天红安来车，拉了满满三大卡车，满满三大卡车……”老人一面喃喃地叙说着，目光注视前方，是欣慰?还是思念?满满三卡车的书，对于一个一生热爱、追求知识的读书人来说，该是多珍贵的财富啊!后来听说红安县收到这批书后，在县城建立了一所“叶君健书屋”，让家乡学子永远沐浴在他的广博无垠的知识海洋里。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0年第1期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与恽逸群的厄运　作者：刘小清

1949年5月26日。解放上海的枪炮声尚未停息，一支由范长江、恽逸群率领的新闻大队便来到了汉口路《申报》馆的五层大厦前，他们代表“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前来接管《申报》与《新闻报》。两日后，上海《解放日报》便在这里正式创刊。当时，中共中央特别将原延安党中央机关报报名《解放日报》授予上海这家新创办的华东局与上海市委机关报。报社成立之初，范长江、恽逸群分任正副社长，十个月后，范长江调任新成立的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恽逸群遂接任社长兼总编。

《解放日报》作为中共喉舌在上海率先亮相，无疑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孤岛”时期即在上海《华美晨报》、《大美晚报》担任主笔，以后又分别担任《译报》、《导报》总编辑的恽逸群重操旧业，虽然就办报业务而言可谓驾轻就熟，但面对全新的上海环境，他不敢有丝毫懈怠。《解放日报》的问世以及后来的发展，无不融注恽逸群的一腔热血。正当恽逸群倾注极大精力为党的新闻事业呕心沥血，勤奋工作之时，一个偶然的政治事故，改变了他的一生。

1951年，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扶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并将其作为远东反社会主义阵营基地的图谋，中苏两国领导人择定9月3日抗战胜利6周年的特殊日子，互致贺电，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阵营的坚强团结和共同反对武装日本的决心。这天，国内各大报纸都在醒目位置刊登了毛泽东、斯大林互致对方的贺电全文。惟独《解放日报》只刊载了毛泽东的贺电，而漏登了斯大林的贺电。这一漏登的后果自然是十分严重的，报社立刻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诘问，其中包括中央、新华社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更是怒不可遏，当即责令恽逸群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作检查。一向处变不惊的恽逸群在这样的形势下也感到了很大压力。

事故的原因很快被查清，9月2日晚新华社先发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贺电，当时报纸的主要消息均来自新华社的电讯。至当夜12时40分，新华社宣布截稿，报社的值班编辑便以为当夜不会再有重要电讯来，将毛泽东的贺电排在头版头条后便休息了。谁知凌晨3时，新华社又补发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贺电，新华社上海分社收录后发送各报，报社值班人员签收后，没有及时将这一情况报社领导，以为可搁待明日再用。正是这一漫不经心的失误酿成了《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

恽逸群立刻采取紧急补救措施，除在次日报纸上以头版头条补发斯大林贺电外，还以社长名义在报纸上作了公开检讨，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错误”，并向华东局报告事故调查情况同时自请处分。然而，这一切丝毫未能改变由此给恽逸群带来的厄运。面对着无法补救的社会影响以及不可原谅的“政治错误”，恽逸群最终还是被撤销了报社领导职务，降职为华东局宣传部报刊处处长。《解放日报》由此易主，窥视这一位置已久又善于邀宠取幸的张春桥取而代之，由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跃而成为华东区第一大报的主宰。这一结果也是恽逸群本人始料不及的。

《解放日报》的政治错误成为改变恽逸群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俗话说祸不单行，就在这次事件不久，随着全国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恽逸群又一次遭受到了打击。

已经执掌《解放日报》的张春桥，其时并未因已扫除了他长期以来一直视为政治障碍的恽逸群而显得稍有宽容，他一直在伺机将恽逸群置于死地，以发泄他长期在恽逸群部下积郁于心的不快。他了解到恽逸群在《解放日报》任职时有一笔批准借出款项尚未归还，顿感有机可乘，便落井下石地诬恽逸群贪污。张春桥知道单凭他的力量，其时欲将新闻界老资格的恽逸群彻底搞垮很难遂愿，于是便借助时任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的力量。恽逸群与饶漱石共事已久，早在抗战刚结束，时任《新华日报》华中版负责人之一的恽逸群抵达山东，担任了由饶漱石任书记的中共华东局的政治秘书，同时兼任新华社华东分社第一副社长及《大众日报》副总编，不久又代理华东局宣传部长，从此与饶漱石频繁接触。恽逸群性格耿直，心地坦荡，原则性强，有看法便直抒己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饶漱石心胸狭隘，主观武断，稍有不合拍者即不能相容。在华东局有关会议上，率直的恽逸群在涉及政策性的重大问题上屡次提出与饶漱石观点相左的意见，为此引起饶漱石的不满与嫉恨。由于上述芥蒂，当若干年后别有用心的张春桥诬陷恽逸群时，自然正中饶漱石下怀。饶漱石不问皂白，滥施淫威，成为张春桥棒杀恽逸群的得力后台。恽逸群厄运难逃，一个“贪污”的罪名，再加上蓄意罗织的“包庇地主家庭”等，终致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

恽逸群所谓的“贪污”，其实并非那么严重，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上海解放后，发展工业的任务繁重，一位有同情心的读者向《解放日报》捐赠200美元，嘱供新中国发展工业之用。作为《解放日报》负责人的恽逸得知情况后，让主管人员将这笔钱上交市政府。后因市政府有关方面忙于事务而未能及时接收，故这笔钱一直搁在报社会计科。恰巧曾在《大美晚报》与恽逸群共过事而又私交甚密的吴半农办煤矿缺资金，便找恽逸群借款。恽逸群认为与其资金闲置，不如借给他发展煤矿工业。这正是捐赠者的愿望，对国家亦有利，于是便将这笔钱借给了他。以后吴为了发展煤矿，又通过恽逸群从报社借人民币二亿元(折合后来新人民币二万元)。吴后来因经营不善，仅归还报社一半借款，尚欠一亿三千万(折合人民币一万二千元)。这笔借款，恽逸群未经社委会讨论，是错误的。恽逸群为此亦曾作过检查，但他绝非如饶漱石、张春桥所称“从中牟利”、“意图贪污”。十分熟悉恽逸群的夏衍若干年后曾就这件事说过这样的话：“恽逸群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为人。他有书生习气，又因为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没有人领导的情况下独立作战，独自作出决定，养成了习惯，所以在《解放日报》时不经请示报告，把钱借给别人，这是他的缺点。但这件事还有其他内情，当时党内有宗派主义，因为恽逸群对上海情况熟悉，办报有经验，有些人对他忌妒，就借由头搞他。还有，早在新四军时饶漱石就蓄意整陈毅，解放后饶在上海又竭力排斥陈毅。恽逸群深得陈毅信任，所以也受了影响。”夏衍可谓一语中的，尽管恽逸群被报社同仁一致公认为作风正派，廉洁奉公，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恽逸群还是未能幸免遭受泼污之辱。以后恽逸群将其原因归纳为“小饶(漱石)施虐，张(春桥)网以待”。由此，不难读出恽逸群苦涩无奈的心境。

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恽逸群并未因此消沉，在时任国务院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的关心和信任下，恽逸群于1953年离沪赴京，受聘任新华辞书出版社副主任。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能，与中国语言文字专家叶圣陶一起组织编纂了新中国第一本《新华字典》。其后，恽逸群又参与主持了记录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清朝的历史地理变迁情况的8册《中国历史地理集》的编纂工作，并校勘、标点《资治通鉴》。“高饶事件”后，因任中组部长的饶漱石与高岗结成反党联盟而遭清算，恽逸群的政治状况始有好转，部分恢复了党内待遇，同时列席出版总署党组会议。不久，国务院核定其工资级别为行政10级。一连串的迹象预示着恽逸群的命运将逐步好转，于是他将蓄积于胸的冤屈之情释放出来，写成申诉书上呈中组部。

恽逸群在等待，等待着人生春天的来临。然而，事情的发展不仅大出恽逸群预料，连他周围的人也都惊诧莫名。1955年5月的一天，恽逸群突然被捕，随即被关进北京近郊的“秦城监狱”。恽逸群莫名其妙，奋力抗争，不知罪从何来?后来始知，他被牵涉到“新中国第一大冤案”之中，成为“潘汉年集团”的一分子，原因则在于30年代他曾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恽逸群以其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受命打入日特机关，以新闻工作为掩护，取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成为党的秘密战线上的一员骁将。不料，这一特殊的经历却在20多年后成为他“内奸”、“特务”的一段“佐证”。

在阴森的监狱，恽逸群的囚徒生活竟持续了10年之久，其间历经多少非人待遇和精神折磨。1965年底，恽逸群被假释，其后被贬谪到苏北偏僻小城阜宁中学图书馆当保管员。一年后，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恽逸群自然不能幸免。他屡次遭受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难能可贵的是，时已年过六旬的他在逆境面前没有颓伤，没有退缩，没有泯灭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良心。他以其特有的职业敏感透视社会的本质。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文化大革命怪论层出，忧心如捣……终不甘心也不忍心袖手旁观。”他读了林彪为《毛泽东语录》炮制的《再版前言》后，深感不安。他在给中央领导人的信中说：“武器(指理论)可以杀敌人，也可以杀朋友，也可以自杀”，直接表示了对《再版前言》的不满。

1973年个人崇拜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而恽逸群却异常清醒地意识到这里面潜伏着的政治危机。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奋笔写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文章尖锐指出：“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成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的嘴。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事就不难任凭他们为所欲为了”。他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道理：“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些切中时弊的话，尖锐揭露了当时“造神运动”的本质，唤起了人们对捣鬼弄术者的警惕。他的直言陈辞，充分说明了他对人民的忠诚和不唯上的胆识。恽逸群对文革中出现的，不论什么内容都要首先引用革命导师的话，然后再入正题的文风深恶痛绝，斥之为“新八股”，并忿然写下了《论新八股》，指出它是对导师名言的割裂，断章取义，危害甚大。这些战斗檄文，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他全然不顾。他说：“一个人隐蔽自己的观点是最卑鄙的”。他在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尽管被开除党籍，被打成反革命，我始终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工作，只是限于地位，使不上力的时候，无可奈何。”这正是恽逸群忧国忧民高尚品质的最确切体现，也是他能善处逆境，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自律的高尚品质的真实写照。

恽逸群不仅极度关注着中国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且在事业上仍不懈追求。他不苟同1972年《红旗》上发表的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的观点，在翻阅了《汉书》、《晋书》、《隋书》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于1975年写成《中国封建社会是怎样开始的?》一文，在学术上与郭沫若商榷。恽逸群先后还写了《也谈儒家与法家》、《读报偶感》、《略论中国封建社会的领主阶级》等史论文章。遗憾的是这些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囿于恽逸群当时政治身分而未能发表，直到他去世并且平反后，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汇集《恽逸群文集》公开出版。

恽逸群对中国近代史一直很有研究，特别“偏嗜”民国人物。他看到省、市文史资料有不少错误之处，即致信有关方面，希望能对史料做些注释和翻译工作。同时他亦致信给《历史研究》总编辑黎澍说：“弟几十年积累一些常识，于民国人物的演变，派系的消长，功罪轻重，知之较多，倘有机缘得贡献一得之愚，或不至贻讥于人”，表达了他参加民国史研究的渴望。

1978年5月，恽逸群向中央组织部提出申诉和安排工作的要求，8月，在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的关心下，根据中央组织部的安排，恽逸群被调至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从事民国史研究。恽逸群十分珍惜这失而复得的工作权利，他以劫后的羸弱之身，垂老之年夜以继日地徜徉于资料堆里，笔耕不辍。然而就在他争分夺秒希望创造价值于社会时，不料突然病发，于12月在南京溘然长逝。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撤销1965年对恽逸群的错误判决，为恽逸群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2年10月，中纪委批准恢复恽逸群党籍。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　作者：尹骐

在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潘汉年》的故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人物叫胡均鹤。他在这个历史事件中只是一个配角，但这个配角在一些重要的活动中却起了独特的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他早年参加革命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的重要职务，后来却又背叛革命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中统”，抗战时期又堕落为一个著名的汉奸特务。然而在此期间他却为中共、为抗战做过不少有益的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弃暗投明投奔革命，作为“特情”人员被吸收参加上海肃反工作，还担任了公安部门咨询机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职务。不幸的是，1954年又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被当作“潜伏特务”关押了近30年，直到1984年才澄清历史真相被宣告平反。

胡均鹤一生的经历充满了曲折离奇，反映了特定历史年代的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环境对一个人物的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具体标本。

少年得志　担任中共要职

胡均鹤1907年出生于江苏吴县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早逝，家境困苦，依靠母亲的辛苦抚育和叔父的临时资助才勉强读到小学毕业。14岁那年为生计所迫不得不离开家乡到上海去闯天下。他先后在酱油店当过学徒，在估衣铺做过帮工，是一个完全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城市贫民，一个名副其实的无产者。

2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运动发展迅猛。到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工人罢工、商店罢市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上海滩。年仅18岁的胡均鹤被这股时代浪潮深深地卷入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注定了他在运动中的积极和勇敢。他的聪明能干和接受新事物的敏捷使他很快就在运动中突显出来。不久，他就被中共党组织所看重，经由当时已在党的上层机构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强、瞿景白(瞿秋白之弟)的介绍，加入了党的队伍。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件，使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使当地的共产党人经受了一次严峻考验。在一段时间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有共产党员声明脱离的消息。但胡均鹤在此革命处于最低谷的时刻却并没有动摇和退缩。在革命队伍遭到严重削弱，党内急需人才的时刻，他被党赋予了更重要的工作责任，出任了共青团中央的组织部长，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8年，胡均鹤以少共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在苏联逗留的时间虽然并不很久，但却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才干。回国以后，经过在江西苏区一段时间的锻炼，1932年初就被派回上海进入了党的上层机构，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要职。可谓是少年得志，前程无限。

就在胡均鹤政治上一帆风顺不断发展之际，命运又为他安排了一桩美好的婚姻。在共青团中央举办的训练班上，胡均鹤结识了一位从东北来的名叫赵尚芸的姑娘。她是受组织派遣来上海学习的。她的哥哥就是后来成了东北抗日联军著名抗日英雄的赵尚志。胡均鹤和赵尚芸相识不久就互萌爱意，并最终结为夫妻，共同生活在一起。难得的是，在此后长达60年的风雨岁月中，他们共同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曲折，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但他们的婚姻却始终完整地保持着。

屈膝投降　陷入中统泥潭

天有不测风云。1932年11月的一个夜晚，胡均鹤在团中央的秘密机关里被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中统前身)逮捕了。

在被捕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胡均鹤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国民党特务对他施行了各种严刑拷打，并未使他屈服。他甚至想以一死来保持自己政治气节。但可惜，他在生理上经受住了严刑的考验，在心理上却被国民党的攻势打垮了。根据大叛徒顾顺章的建议，调查科的特务们找来了几本中共的“地下刊物”，其中竟有党组织根据并不确切的传闻已将胡均鹤开除出党的消息。这在精神上使胡均鹤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另外，特务们又劝说：有孕在身的赵尚芸不久即将分娩，现在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生活，不能没有人照应。胡均鹤既深爱自己的妻子，就不应该弃之不管不顾。面对着上述的消息和妻子的困境，胡均鹤动摇了。先前曾有的一点革命觉悟的政治信仰迅速崩溃，取而代之的是切身利害计算与实用主义。经过一番灵魂深处的自我搏斗，他终于向国民党屈膝投降，并答应为调查科服务。

不久，胡均鹤就接受调查科的调遣前往南京正式加入特务机关工作。他也知道，一旦背弃信仰成了叛徒，就不可能再受到别人的充分信任，惟有努力表现自己才有可能站稳脚跟并获得重用。因此，他在加入调查科工作不久，就积极参加了几起重大的破坏中共的行动，果然很快就得到了特务头目的赏识，让他担任了调查科南京区的副区长职务。后来，又被派往北方担任平绥铁路国民党特别党部特务室的主任，专事破坏共产党的活动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在这个职位上，他又犯下了许多的反革命罪行。

沦为汉奸　充当日伪特务

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人占领北平后，胡均鹤匆忙撤往内地。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1938年他又被派往上海担任“中统”〈在原调查科基础上改建的〉苏沪区的副区长，成了沦陷区的所谓地下抗战工作者。在这个岗位上，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的工作。但是，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及其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不久就又一次把他推向了悬崖的边缘，迫使他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与选择。

1939年，上海作为沦陷区“孤岛”存在，是各种政治势力进行激烈斗争最复杂和最尖锐的时期。日本占领者在这里部署了大批的军警宪特，严密监控各种政治力量的活动，特别是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在所谓“国中之国”的租界地区则有美英法苏等外国情报机构的积极活动；中共地下组织和情报机关当然也要利用“孤岛”的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工作；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更是在这里投入了很大的力量，进行搜集情报、打击日伪汉奸(包括暗杀)等活动。特别是在“中统”特务丁默、李士群叛变投敌，建立起汪精卫伪政权的“76号特工总部”为日本侵略者效力之后，在“中统”“军统”和“特工总部”之间曾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气味的互相厮杀。

这一年的9月17日，胡均鹤也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了。原因是和他同为“中统”苏沪区副区长的苏成德已先落入“特工总部”之手并已投靠了李士群。苏成德已将整个苏沪区的“中统”人员出卖。以李士群为首的“特工总部”当时以冷酷残忍著称。落入他们之手的抗日人士极少能够幸免于难。要么是舍生取义，要么是妥协投降。特别是像胡均鹤这样的骨干分子。

在这个面临着是与非、善于恶、生与死的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胡均鹤再一次暴露出了他的人性弱点。为了能够苟活而不惜背叛民族沦落为汉奸，他投靠了李士群。

李士群的政治经历和胡均鹤十分相似。他也是从中共的叛徒到中统特务，又从中统特务走上了汉奸道路的。胡均鹤既已投靠李士群，便成了一只过河的卒子，只能步步向前紧跟李士群。也由于胡均鹤一贯的机敏干练、善于见风使舵，他很快就受到了李士群的信任和重用，成了“特工总部”的重要骨干和李士群的重要助手。他在这个汉奸特务的位置上，又犯下了许多的新罪行，成为日本侵略者的一个可恶帮凶。

预留后路　实施“三窟”之计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胡均鹤虽不是什么“俊杰”，但他又确实是个“识时务”者。就在他已堕落为汉奸，成为“特工总部”重要骨干的同时，他也深知这汉奸特务的道路既是一条充满罪恶之路，也是一条充满危险之路。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心甘情愿做了汉奸，但他又并不想在这条危险的道路上死心塌地一直走下去。他随时都在留心察看着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寻找着适当的机会为自己预留后路和退路。

“76号特工总部”在迫使胡均鹤妥协投降时，原是想用他作诱饵把“中统”苏沪区最大的头目徐兆麟抓获的。因为胡均鹤是当时唯一能够和徐兆麟直接联系，可以找到徐的行踪的人。但胡均鹤实际上并未按“特工总部”的意图行事，反而暗中放了徐兆麟一马，从而为此后继续与“中统”保持秘密联系留下了伏笔。后来，胡均鹤果然以暗中向“中统”提供情报的实际行动获得了“中统”的谅解，并且使“中统”认可他为所谓的“地下抗战工作者”。

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与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与壮大，在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同时，又积极加强了敌后的地下工作，特别是敌后的情报工作，以适应党的全面领导抗战的需要。为了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中共领导决策层为情报工作制定了若干非常灵活务实的政策和策略。其中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敌对营垒中的内部矛盾和空隙，策反或收买其中的某些人物为中共的情报工作服务。而敌对营垒中的某些人，包括其上层的某些头面人物，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共进行有限的合作。这就是所谓的“互相渗透、互相利用”的情报工作游戏规则。当时的“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就是喜欢运用这一“游戏规则”的人物。他身为日伪汉奸特务的大头目，为了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以加强自己在日伪汉奸内部矛盾斗争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为自身留下某种退路，他不仅在与“军统”大打出手互相残杀了一阵之后，又设法与“军统”暗中沟通妥协，在不直接威胁其自身存在的条件下，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而且主动向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传递讯息，希望和中共取得联系，向中共提供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有鉴于此，中共方面便给予积极回应。当时主管敌后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很快就派出地下党员关露到李士群的官邸担任联络任务。后来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潘汉年又亲自和李士群打交道，不仅直接从李士群那里获得了一些重要情报，而且还通过李的渠道为中共解决了某些实际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是1942年的秋天，帮助中共在上海的一批领导干部刘晓、王尧山等人安全渡过长江撤退到新四军根据地去。

在潘汉年和李士群打交道的过程中，胡均鹤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由于他是李士群的重要助手并深得李的信任，因此，在潘汉年和李士群几次秘密会见时，他都在场。他不仅积极支持李和中共的交往，而且认真贯彻执行了李交办的一些任务。例如在帮助刘晓等人转移到根据地的过程中，正是由他亲自到镇江做了一系列周到的安排，保证了转移的安全与顺利。又例如他按照潘汉年和李士群的规定，亲自编了一本密码由潘汉年带到根据地，从而使双方能够继续保持着秘密联系。此外，从新四军根据地到江南的秘密交通线，其中有一条也是经由胡均鹤的安排得以顺利通行的。

所有这些都表明胡均鹤在作为一个日伪汉奸特务的同时，的确是曾经为中共为抗日做过一些有益事情的。虽然其主导的思想动机乃是“狡兔三窟”之计，但客观的历史事实却也不能抹杀。

错估形势　拒绝中共好意

1945年的秋天，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依附日本人的汉奸成了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因为他们的叛国罪行正面临着正义的审判。然而胡均鹤这时候的心态却多少有些例外。虽然从1939年起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汉奸特务，但他的“三窟之计”给自己所预留的后路却给他带来了某种慰藉与希望。

事实也果然如此。在此历史转折关头，中共首先向他伸出了援救之手。地下党派人找到他，真心诚意地希望他能认清历史趋势，带着他的人和武器以及档案等，投奔到革命根据地去。如果胡均鹤当时能接受中共的这番好意，那他后来个人的历史与命运或许就是另一种写法了。但可惜，他在经过了一番思考之后，却托词拒绝了中共的好意。稍后，中共方面又再三给他以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也未能珍惜。

胡均鹤之所以不领共产党的情，是因为共产党当时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他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就把赌注押在了正处于强势地位的国民党身上。他幻想能够利用长期与“中统”的关系而分得国民党的一杯羹。但事实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幻想。国民党内部本就是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的。“中统”虽有意将胡均鹤收编在自己的麾下，“军统”为了削弱“中统”势力，却迅速下手以汉奸罪将胡逮捕审判，并判他有期徒刑10年。自然，国民党也并没有忘记他在日伪汉奸岗位上曾经为“中统”做过的某些“贡献”，特别是他在投靠李士群时有意放过了徐兆麟一马。这使他的判处被大大减轻了。据说，在当时被惩办的日伪高级特务中，他是唯一没有被判处死刑的。这无疑还是他早就实施的“三窟”之计起了作用。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胡均鹤被关了整整三年。在这三年里，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到了1949年初，经过三大战役后，共产党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事实上已成定局。这是胡均鹤三年前完全不曾料到的。他为当年的错误估计与选择付出了沉重代价。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当局突然将他释放出狱了。

改弦易辙　决意立功赎罪

国民党当局为什么会突然将胡均鹤释放?他在被放出来之后又为什么要重新寻找中共的关系并转向为中共服务?这是一个相当复杂微妙而又很关键的历史问题。因为正是这个问题，部分地导致了几年之后一件新的历史冤案的形成。

1949年初，国民党当局将大批关押在监狱中的罪犯放了出来。其主要目的显而易见，就是要甩掉包袱并给即将接管政权的共产党制造混乱和麻烦。但国民党把胡均鹤这样的特殊人物放出来，却并不是一放了之，而有更具体更直接的目的。原“中统”机构这时已经改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其性质与任务仍一如既往，以打击和破坏中共为主旨。内调局深知胡均鹤的底细，也了解他在历史上和共产党的微妙关系。因此，在释放他出狱时便重新起用他并委以重任，指定他为内调局京(南京)沪地区潜伏组织的负责人，同时要他设法打入中共内部进行活动。

然而这时候的胡均鹤再也不像三年多前那样对国民党存有任何幻想了。形势是明摆着的。他决定不再为国民党卖命而投奔中共。于是他在被释放出狱后，就将内调局交给的任务置诸脑后，很快就通过他的老搭档刘毅(日伪时期曾任“特工总部”镇江站站长，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好事)到香港去找到了潘汉年，从而接上与中共的关系。胡均鹤还让刘毅带去了一份“见面礼”，即他有一个国民党的军事关系可以帮助中共策反归顺。潘汉年本着中共一贯的方针政策，表示可以将他们介绍给中共有关部门，让他们直接到解放区去找华东情报部责任人扬帆。潘又及时将此情况电告了中央情报部并转告华东情报部。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华东情报部带进了上海。由于有抗战时期曾为中共做过一些事的历史渊源，又由于现在的主动投靠，更由于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扬帆在报经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批准后就将胡均鹤放在上海市公安局作为“特情”人员参与肃反工作，并让他担任了一个由起义、投诚人员为主组成的，作为咨询机构的情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一职。受此重用，胡均鹤的确是以争取立功赎罪的心情认真履行职责的。他主动向组织上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两统(指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他所在的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肃反工作中，特别是在破获敌特一些案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事与愿违　再受牢狱之灾

历史的发展曲曲折折，胡均鹤个人的命运也因此坎坎坷坷。他原以为1949年这一次投奔共产党的选择会使他从此走上新生的平坦之路，但事与愿违。他只过了几年的平静生活，从1954年秋天起他就被隔离审查，1955年春天被正式逮捕，一直关押到1982年秋天才被保释，从劳改农场放出，整整经受了28年的磨难。

胡均鹤的这一次牢狱之灾有着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1951年初，中央公安部一位主要负责人到上海视察工作时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一职是由胡均鹤这样一个特殊人物担任的，随即表示了不满，并对主持上海公安局工作的扬帆提出严厉批评。同时要求对公安局的领导工作进行全面检查。由于在检查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已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结果就把扬帆在对敌斗争中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时出现的某些工作缺点和失误，无限上纲为“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严重政治错误。到1954年初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后，曾经指导过上海公安工作并批准任用了胡均鹤的饶漱石就被增加了一条新罪行。不久扬帆也被打成了“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成员。他那“包庇、掩护和重用大批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所谓“严重政治错误”也就水涨船高地被定性为“反革命罪行”。到1955年4月潘汉年也被怀疑为“内奸”并被逮捕审查后，为了坐实饶、潘、扬共同“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胡均鹤就成了办案者手中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证据”。他先是被直接押送到北京进行审查，而后就把他定性为“潜伏特务”。根据就是他自己交代的国民党内调局确曾要他担负潜伏任务并没法打入中共内部。然而事实上他并没有按内调局部署的任务行事，而是决心投靠中共并反戈一击帮助中共进行肃反了。对于这一基本事实，办案人员虽然知道但并不相信。而胡均鹤在帮助中共肃反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缺点或任何疏漏，就都被视为他执行“潜伏”任务的“证据”。

历史就是如此这般地曲折和离奇：潘汉年、扬帆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利用胡均鹤的主动投诚让他帮助肃反工作，却落了个“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并被打成“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胡均鹤为了自己的出路，主动投奔中共，并对国民党反戈一击以立功赎罪，结果却是按“潜伏特务”论处，罪上加罪。

从1954年9月被隔离审查到1982年10月被保外就医，胡均鹤被关了整整28年。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牢狱之灾，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一次是在他担任中共要职时，在1932年的冬天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这次只关押了两个多月便因他变节投降而被释放并获国民党的重用。第二次是在1939年的秋天，在他作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时被日伪汉奸“特工总部”所逮捕。这一次被关的时间更短。因为身分已经暴露而又贪生怕死，只经过短促的突袭他就叛变投敌而被放出沦为汉奸特务。第三次是在1945年的冬天被国民党当局第二次逮捕并被判刑10年。但实际上只关了三年就被提前释放，同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所任用，安排他为“潜伏”特务。从以上三次的被捕和获释情况不难看出，政治生态环境的复杂和各种实际政治利益的需求，使得胡均鹤这样的一旦丧失气节而后便不断见风使舵的人物，总是能够“逢凶化吉”容易生存下来的。但他的第四次被捕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虽然他在这次被捕期间，采取的依然是坦白一切的态度，但由于政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他已不再有什么政治利用的价值，结果就被长期关押达28年之久。

雨过天晴　重辨功过是非

1978年的冬天，中国出现了重大的历史转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为重新审视历史澄清诸多历史迷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为潘汉年冤案平反昭雪的通知。受此冤案株连和影响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件也因此而得到了重新评价。胡均鹤案件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在潘汉年平反一个多月后，胡均鹤就以“保外就医”形式从山西劳改农场放出回到了上海。虽然此时对胡案尚未来得及全面复查，但潘汉年的“包庇、掩护和重用”特务分子胡均鹤的“罪名”既已被推翻，把胡定性为“潜伏特务”也就失去了事实的依据。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有关部门对胡均鹤案件进行了重新审查，并在1984年4月做出复查结论。结论认为：“胡均鹤曾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特务，历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后期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并早在1941年即与我建立了联系，为我做了工作，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历史罪行应既往不咎，潜伏特务问题系错定，应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鹤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在做出上述结论的同时，有关部门还提出：“鉴于胡均鹤过去曾为我做过一些工作，因受潘汉年、扬帆冤案以及饶漱石问题的牵连关押二十多年，现已年老多病，建议……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根据这一精神，上海市公安局随即决定：让胡均鹤享受行政15级离休干部待遇以安度晚年。

1993年3月，86岁的胡均鹤寿终正寝，为自己的一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他的一生可谓曲折离奇几经反复：早年追求革命，中间又背叛革命，还曾背叛民族，犯下了许多罪行。但最终还是迷途知返，回归了革命，并受到了革命的欢迎和人民的宽恕。(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　作者：胡明

胡适在旧北大执教二十年有余，无论在蔡元培长校期间的“新政”，还是蒋梦麟长校期间的“中兴”，胡适的影响重大。胡适本人长校的旧北大的最后三年，是北大历史上最为艰难困窘、风雨飘摇的三年。随着旧北大走完历史，以蔡元培、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也在中国大陆寿终正寝，中国的教育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

我们知道，从1917年1月蔡元培当北大校长起，或者确切地说从1917年9月胡适进北大当教授起，北大的一系列教育的现代化改革正式揭开序幕。

在抗战爆发前的20年里，北大教育规模发展很快，尽管中间风云变幻、波折屡生，又经历了北伐的动荡。1930年底胡适重返北大后开始的所谓“中兴”阶段，北大的教育学术更趋活跃，基本上奠定起一个现代化国家大学的规模。“七·七”事变后，北大内迁，在昆明与清华、南开组建西南联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北大复员，迁回北平。

1945年6月原北大校长蒋梦麟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组建西南联大的三校各自复员后，清华梅贻琦、南开张伯苓可以继任旧职，唯北大校长之职必须重新推举。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因胡适人在美国，蒋就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先征询傅斯年的意见。傅斯年8月17日上书蒋介石，力荐胡适：

北京大学之教授全体及一切有关之人，几皆盼胡适之先生为校长，为日有年矣。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今如以为北京大学校长，不特校内仰感俯顺舆情之美，即全国教育界，亦必以为清时佳话而欢欣。在我盟邦更感兴奋，将以为政府选贤任能者如此，乃中国政府走上新方向之证明，所谓一举而数得者也。

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盖适之先生之拥护统一，反对封建，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今后平、津仍为学校林立文化中心之区，而情形比前更复杂。有适之先生在彼，其有裨于大局者多矣。

朱家骅也与傅斯年一样，主张推荐胡适。蒋介石接受二人意见，决定由胡适担任北大校长。9月3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报告了这个决定，并告知胡适，在他返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长。9月6日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的令文正式发表，同时傅斯年致电胡适：“北大复校，先生继蒋梦麟先生，同人欢腾，极盼早归。此时关键甚大，斯年冒病勉强维持一时，恐不能过三个月。”

胡适任北大校长消息一公布，北大内外著名学者教授欢欣鼓舞，确是一片欢腾。汤用彤、周鲠生、段锡朋、周炳琳、傅鹰、郑天挺、江泽涵、丁声树、贺麟、吴景超等纷纷致电致函，表示内心的欢欣。如贺麟的信很有代表性：“先生长北大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9月21日)老北大教授中多有人致贺的同时直接向胡适积极提建议，出主意，如饶毓泰，还举荐一批理科尖子人才，请胡适考虑聘为教授。又如罗常培也一面举荐文科人才，一面建议胡适：“回国后，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应把北大恢复到蔡先生的自由主义色彩”，更希望胡适自己保持“超然自由、无为无不为的精神。”——可见胡适接任北大确是众望所归，众情所仰。

胡适与北大的历史渊源决定了他与北大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胡适1917年至1926年、1930年至1937年在北大的两段生涯，为提高北大教育与学术研究殚精竭虑，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胡适进北大伊始便有意识想把北大建成大学概念与管理观念均第一流的现代化大学。他积极提倡北大用全力攻钻高等学问与高等学术，鼓吹“提高”与“创造”，他甚至几次设计让北大办成一个纯粹的研究院，如1924年他曾与李四光认真筹画过一个《北京大学大学院规章草案》，拟议了“大学院”即研究院建制的全部大纲细则。后来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从组织体制到学术方向也正是出自于胡适的精心筹划与设计。——现在胡适可以全面规划他的发展北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宏伟蓝图了。

胡适1946年7月5日回国抵上海，7月29日到北平。8月4日北大校友会在蔡元培纪念馆开会欢迎胡适。1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校务行政第一次会议，重点研究北大院系调整及新建制和重要干部设置以及各系科教员的聘任，增加了一批新教员，壮大了北大的教师阵容。9月20日他为傅斯年卸任“代理”校长举办茶话会后，正式接任北大校长。同时聘任汤用彤为文学院长，饶毓泰为理学院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马文昭为医学院长，俞大绂为农学院长，马大猷为工学院长，樊际昌为教务长，陈雪屏(后是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组建了复员后的北大领导班子。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曾认真筹划过三件事。

一、在1946年12月的国民大会制宪会议上与朱经农等204人联合提出《教育文化应列为宪法专章》的提案和与18位教育界国大代表联合提出的《请政府注意教育问题》的提案。并着重指出“教育是立国之本，亦为施行民主政治之基础。当今宪法正在制订之时，政府即将还政于民，尤赖教育之普遍推行。”又提出六条供政府参考的具体建议。

二、1947年夏，胡适专门写信给白崇禧与陈诚，提议在北京大学集中全国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科学家，专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应用，并训练青年学者，以为将来国家大用。他已亲自联系了钱三强、何泽慧、胡宁、吴健雄、张文裕、张宗燧、吴大猷、马仕俊、袁家骝等九人，这九人“皆已允来北大”。这项建议最后成为一张废纸，他只是为中国的现代核物理起步超前地描画过一幅梦想的蓝图而已。

三、1947年8月下旬，胡适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有关会议时面见蒋介石，正式提出了他的“十年高等教育发展计划”，一个月后胡适又根据这个“发展计划”撰成专文《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公诸于世。这份《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的核心意见有两条：第一条是在十年之内，集中国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个到十个成绩最好的大学，尽力发展他们的研究工作，使他们成为第一流的高等教育与科研学术的中心。第二条核心意见是，“大学的观念应该革新与修正，今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凡能训练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与研究生做独立的科学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大学。”这两条都是针对了北大的实际，也包含了对北大方向的规范。五所成绩最好的大学，第一所即北大，其次是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

1947年10月10日胡适在天津的一次讲演《大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中，再次强调科学研究必须是以大学为中心，而大学应以从事高等研究为主要任务。10月29日胡适在北大工学院四十四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再次提醒大学对于国家学术科学发展负有重要责任，主张积极移植欧美大学的“三会”制度。所谓“三会”，即“董事会”，它保证独立的经济来源；“教授会”，它是最称职的内行治理的管理机构，“校友会”，它是全力支持母校，与社会全方位联系的政经实力团体。——胡适认为欧美的大学之所以能几百年上千年的继长增高，不断充实发展，趋于完善，原因正在这“三会”的恩赐。——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一心一意奢望把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与大学的现代化建设，全力推进到一个可与欧美先进国家接轨的高度。旧北大因为先后得到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的教育独立、学术自由和发展高等学问提高科研水平的方针维护，才能在政治动荡、风雨飘摇之中挣扎着做出一些可贵的成绩，培养了一批可喜的人才。面对胡适为中国的大学教育的忘情投入，面对他的这一奋斗史及其环绕着的光荣的梦想，种种草创兴革的艰难实践与悲壮心志，我们后来人不由会对先哲油然产生一丝深长的敬意。

二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还历史地肩负着思想哲学导师、政治舆论导向的时代重荷。就在他接受北大校长任命时，政治界、知识界对他抱有较高的期望，如张其昀致信中即说到“先生允任北大校长职，不胜欢忭。三十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领导群伦，以踏上民治的正轨，那更望有学府的山斗来持全国的议坛，想海内人士均有此期待。先生此日可谓握政学之枢纽”。

1946年双十节，北大新学期开学典礼上胡适在讲演中说，今天他对北大只作一点小小的梦想，就是要把北大办成一个“成样子的学校”，方向有二，一、即提倡独立创造的学术研究；二、对于学生则要求做一个能独立研究，独立思想的人。胡适解释说，我为什么希望且要求你们是“独立”二字，而不是自由思想、自由研究的“自由”二字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你们现在大抵已经获得了并做到了。而“独立”恰恰没有做到，还有许多误解与迷惘。“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无论外面的思想环境如何纷纷扬扬，你自己思想不能独立，意识不能独立，仍然是奴隶，走上社会后只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自我。他又引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东莱博议》中两句话：“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勉励北大学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受骗，不用别人的头脑当头脑”。后来胡适在给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的长信中也告诫：“‘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就是承认问题原来不是那么简单容易”，认识眼前的世界还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判断。他再次强调，“善未易明，理未易察”两句话，“真是医治武断与幼稚病的一剂圣药”。他又劝告陈之藩，“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1948年3月27日陈之藩又给胡适写信，盼望胡适在这个艰难的历史时刻“集中精力给国人治病”：青年人行为的固执病、盲从病，政治界的权力病、派系病，国人思想的懒惰病、虚弱病。他认为“治病救人”才是胡适这位思想导师当前着手救国的唯一途径，他也深深感叹：胡适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这样一个过渡时代，“任务太艰巨了!”

胡适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矛盾关系之中或者说险恶的旋涡中。1947年“五四”前夕，北大学生“五四筹备会”在北大红楼大操场举行历史晚会，请胡适讲演《五四新思潮运动的意义》，胡适在讲演中指出科学与民主是当年《新青年》的“两大罪案”，也是新思想运动的原因，新思潮的意义也就是一种独立的，批判的态度与精神，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二十八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五四”应当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光荣批判精神来研究一切问题，刷新中国的思想，改造中国的文明。在“五四”当天的讲演中，胡适又特别指出：北大精神的内核是“自由与容忍”。“五四”以来，“极左与极右的均出自北大”，“政治逼人”，“历史又无法回避”，“北大要始终坚持自由与容忍”，才能纾解目前的困难，为国家为民族多多培养与保存人才的种子。——他根据这些意思又撰成《五四的第二十八周年》纪念论文在《大公报》发表。

当时北大工学院机械系一年级有名叫邓世华的学生向胡适写信诉说自己的苦闷与彷徨，对现实政治与国家前景流露出悲观绝望的心情。胡适深感邓世华的苦闷与悲观有很大的代表性、典型性，当晚即写了一封一千多字的回信，劝他不要过于悲观，他说：“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叫喊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他还是重复“五四”时代宣传的易卜生的名句：“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信中又强调“将来的拯救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改善。”胡适还劝他体谅国家目前暂时的困难，信中还专门对蒋介石作了他的估价：“蒋介石先生有大长处，也有大短处。但我在国外看惯了世界所谓大人物，也都是有长有短，没有一个是天生的全人。蒋先生在当今的六个大巨头里，够得上坐第二三把交椅。他的环境比别人艰难，本钱比别人短少，故他的成绩不能比别人那样伟大，这是可以谅解的。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人担负得起的。”——这一段话显然正是后来在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中，他明确地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思想基础与判断依据。6月22日胡适把此信的内容大意写成一篇文章《青年人的苦闷》发表在《独立时论》上，他称他的这番话“都是我心里对一切苦闷青年说的老实话”。

1947年春，胡适在北平邀集北大、清华、南开等校教授们组织了一个“独立时论社”，鼓励社员对当时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分头写文章，抒发己见，以期形成一种积极有益于时世的独立舆论，团结起一批所谓不倚傍于国共两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组成强大的理性道义力量，从政治文化到社会科学各方面促成国家的民主与进步。先后参加该社的有毛子水、陶孟和、张佛泉、陈序经、吴景超、陈雪屏、萧公权、陈岱孙等四十余人，继而出版《独立时论》丛书第一集，收文章四十余篇，胡适亲为之序。

胡适办的这个《独立时论》在当时颇有点像储安平办的《观察》，《观察》也是打着“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则，组织六十余位国内教授、学者、专家们自由撰稿，发抒国事观察后的独立见解，政治上则标榜不依附国共两党。储安平创办《观察》时曾于1947年1月21日写信邀聘胡适为《观察》撰稿人，信中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这也正是胡适办《独立时论》的“独立”立场了。身为北大校长，胡适在把自己精力与理想移向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努力以自己的道义立场与知识良心为国家民族出点微薄之力。

那时候，北平的学生运动也开始渐渐高涨，风起云涌。到1948年春夏之交，更是声势浩大，一浪胜过一浪。当中又夹了好几桩军警当局抓学生案子的法律处理问题。胡适身处北大校长的位置，处境极感困窘，心里也惭无自由。面对政府的黑暗，局势的凶险，胡适也对国民党政权感到失望，故对学生运动他没有公开反对或正面抵阻，他只是认为青年学生的“政治化运动未免过早”。

5月5日胡适在南京接见《申报》记者时借“五四”的二十九周年发表他语重心长的谈话，他热情肯定“五四”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只是后来政治性过早加强了，总觉有些遗憾。他说：“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思潮的基础之上。”从新思潮时代出来的人应该继续向新潮流走，新文化走，即向前走。胡适始终不肯在政治上否定学生运动，他只希望学生把运动的方向坚定地放在思想文化上。他认为只有思想文化的问题弄清楚了，中国的问题，青年的问题，新思潮向前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胡适认为，要克尽自己的职责，还得在思想文化上作最后的努力，经过一番沉静的思考，他终于公开亮出了“自由主义”的大旗。

1948年8月初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9月初又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自由主义》的长篇广播，强调了两百年来世界范围里的自由主义演进史的两大贡献：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二，“不流血的和平改革”。他认为坚持这两条可以渐渐革除“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的政治格局，使国家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实践渐渐上轨道。

胡适总结“自由主义”的四层意义：“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的改革。”显然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的阐释与宣扬目光放在中国的现实政治格局上。他劝导国民党要容忍反对党，要尊重反对党的政见与信仰；他也劝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的手段，与国民党携手共同走上“和平的渐进的改革”的大路，刷新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东风西风式”的政治旧格局，努力开创自由民主容忍的政治新气象。

此后他在南京讲《自由与进步》(9月27日)、在武昌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5日)、在杭州讲《自由主义与中国》(10月20日)、在台湾讲《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1949年3月27日)，一而再，再而三地宣传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与思想立场，幻想化解国共两党的殊死斗争，在中国建立起他梦寐以求的美英式的自由政治体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时，胡适所有公开的著作、文章、讲演、广播中都没有直接批评共产党，但也没有直接批评国民党。此时他的心境固然幽黯凄凉，但他的言论还是十分谨慎，颇费推敲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固然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接受，更不可能被国民党所接受。他在中国当时“东风西风式”的现实政治斗争中，是注定地找不到存在和转圜之地的。他的自由主义政治设计不仅影响不了正在作殊死搏斗的国共两党，事实上也影响不了感染了中国现代特定的政治热力与磁力而处于兴奋激昂状态中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

三

胡适在北大校长任上时，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往往令他困惑与不安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政府总是念念不忘要将胡适本人拉入政府，为他的政府“做面子”。由于胡适在国内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与威信，更由于他在美英等所谓盟国政界与舆论界的巨大声望与影响力，抗战之后，蒋介石似乎一刻也未停止过对胡适的劝诱，而胡适几乎每次都需费尽口舌婉言拒绝，这样的拉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崩溃。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报告蒋介石上个月中邀谈内容，目的便是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傅氏深知胡适信守的出处立场，自己也很不愿胡适“下海”参加政府，他在信中也含劝阻之意：“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胡适2月6日回傅信，开头即称：“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的忙，很愿意帮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所说，都是赤心的话。”接着胡适明确表态：

我在野——我们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国外、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郭沫若当国，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为这件事，蒋介石却不依不饶，又是亲自致信，又是约谈吃饭，前后来回拉扯了好几回合。胡适惟一有效手段即以北大为挡箭牌，“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此时放手，实无以对北大同人，也对不住自己”“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

后来也正是由于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联名陈情，声言“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朱家骅也以“维系北方教育大局”为由，亲向蒋氏极力陈辞，才迫使蒋退步，但心中仍“殊为耿耿”。12月中旬蒋氏又提出要胡适再次去美国当大使，又拉外交部长王世杰做说客。胡适又极言拒辞，耗尽心力，甚至引发了严重心绞痛，“心脏亮出红灯”。北大同人再次出面致信王世杰陈情，医生也出来警告力阻，才使北大保住了他们“心理上的长城”(他们陈情信中说“北方普遍心理，实隐倚之为长城”)。

然而最为严重也最具诱惑力的则是，蒋介石先后认真提出的两个更眩目的政治职务：“总统”和“行政院长”。应该说这前后两次为胡适的政治安排确是蒋介石经深思熟虑后正式提出的，不是敷衍，更不是为宣传的目的，而是一种策略上的郑重选择。

关于“总统”职位的安排，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行宪国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后即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前后始末即在3月30日至4月5日的一周之内。全过程胡适的日记已有很明白也较详细的记录。

3月30日日记称：“下午王世杰传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万分不安。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做行政院长。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当然最后在国民党上层核心及“中全会”的全力抵制下，蒋放弃了这个思路。已经做了“过河小卒”的胡适差一点儿当了中国这局残棋里的老“蒋”。更有启示意义的是就在“行宪国大”总统选举期间，南京的中央大学师生以及外籍教授五百余人也认真搞了一次“总统选举民意测验”，就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第二天(4月20日)，中央大学的这个民意测验的结果也公布了：大总统：胡适之370票，蒋中正130票，居正6票。副总统：于右任251票，李宗仁120票，孙科115票，莫德惠100票。——如果不是由“国大代表”而是由大学师生、知识分子选举的话，那么当选总统、副总统的便应是胡适和于右任了。

1948年11月下旬，随着翁文灏内阁的垮台，蒋介石提出请胡适出来收拾残局，遂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来南京组阁，所谓临危受命，劝他挑起行政院长的重担。11月22日陶希圣飞到北平，赶到东厂胡同找到胡适，缠磨了两天，胡适坚决不肯答应去南京组阁，只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这时候，胡适还正忙着《水经注》版本展览和筹备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的各项工作。随着国民党军事形势一泻千里，北平已经开始陷入中国共产党军事包围。二十天后的12月15日他不得不坐上了撤离北平的专机，逃往南京。12月13日胡适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的纪念文章，14日给北大同仁留言：“我就毫无准备的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948年12月17日下午胡适在南京出席北大同学会筹备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他在致辞中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完全渡过这一难关。”说话间情绪悲怆，感慨涌起，一时泣不成声，会场一片凄然。这天正是他57周岁生日，他与北大从此断绝关系。

恰巧也正是这一天，在北平的北大同人也搞了一个“五十周年纪念活动”，颇有气氛。出版了“纪念特刊”，举行了各种学术讲演与多种展览。其中关于北大校史展览的第三部分，还陈列有胡适的日记、《尝试集》初稿，初期白话诗稿印本，魏建功文钱玄同书的“胡适之寿酒米粮库平话”长幅，以及胡适1937年9月9日给北大同人的那封别具一格的告别信等。

1948年阳历除夕，胡适与傅斯年同在南京度岁。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北大复员，傅斯年、胡适接办正好“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有所创获，有所成就时，“忽值山河改”，现实的山河改色，“事业”付诸东流。“枝条”、“柯叶”、“根株”经此大“摧折”，种桑的人恐怕只得“浮沧海”——“乘桴浮于海”了。“本不植高原”，“种桑”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可以后悔的?

1949年4月6日胡适离开大陆，自上海坐海轮赴美。5月北京大学改组，成立了新的领导班子：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以汤用彤兼主席，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为常委；曾昭抡兼教务长，秘书长为郑天挺。——北京大学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说长道短刘师培　作者：陈洁

今天的人编著中国近代思想史，如果没有写到刘师培，大家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它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刘师培是学术史上不可绕过的人物。

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很大的学者，却以政治上善变而著称。他曾经着意满清科场，后来却力倡排满革命，他由民主革命的斗士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再变为清廷督抚的幕僚，最后以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拥护者告终。他就这样沿着一条倒退的“政治路线”走下去，而且如此彻底，绝不回头，无可挽回。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称：“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一片惋惜之情溢于言表。遗憾的是历史毕竟不能假设。

以短暂的一生，在政治上几度反复，最后几乎穷途末路。而其妻子何震亦颇多传闻。这样矛盾重重的人物，不说绝无仅有，也够引人注目的了。

刘师培，字申叔，号左愈，1884年6月24日生于江苏仪征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便饱读经史，很自然地对科举抱有理想。他十七岁(1901年)中秀才，第二年又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1903年，他踌躇满志地赴开封会试，不料却名落孙山，初次品尝到“飞腾无术儒冠误”的失落感。返乡时途经上海，意外结识了因宣传革命而屡遭清政府通缉的章太炎，章此时已是饮誉学林的古文经学大师。刘家祖孙三代以治一部《左氏春秋传》而著称，章太炎推重刘师培家传的古文经学，刘师培仰慕章的学问，二人义气相投，学问相近，引为知己。当时上海是国内民主革命的中心地带，章太炎在《苏报》上鼓吹排满革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受章太炎影响，刘师培思想翻然一变，从此绝意科场，主动投身民主革命活动。这年三月，他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不久，他改名“光汉”，著《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这年夏天，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邹容不幸被捕，刘师培并没有被吓倒，反而更趋激烈。他与蔡元培等共同发起“对俄同志会”，参与创办《俄事警闻》，揭露沙俄侵略中国，反对清政府卖国政策。

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他还是《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的通俗形式宣传民主革命。他在该报上发表《论激烈的好处》，署名“激烈第一人”。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成为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刘师培的“激烈”为他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此时的刘师培是一个真正的民主革命的战士。

这期间，刘师培回乡探亲，不久，便匆匆携未婚妻何班返回上海。何班进爱国女社就读，后来成为极端的女权主义者，甚至不惜与男性为敌。她与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据说，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并影响着刘师培的政治生活，尤其是对刘师培的投清变节影响很大。

1904年冬，上海发生了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刘师培是主要策划人之一。王在任广西巡抚期间，广西爆发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兵事件，巡抚王之春奏请清政府借法国兵以平乱，而且向亨达利洋行借款，许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之权，这令革命党人为之愤慨。王被免职后居留上海，革命党人万福华(华兴会会员)与刘师培、林獬密谋行刺，刘师培将其朋友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虽然事情没有成功，却使刘师培在革命党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骂了德国侵略者而遭到租界当局查封，刘师培在上海呆不下去，遂避往浙江，不久，又转道去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同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当时，陈独秀、章士钊等也在安徽公学任教，并且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刘师培成为其中的一员。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氏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拜谒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接连在《民报》上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表现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时代感。

也许是由于这时同盟会领袖内部分歧，刘师培对革命形势有点悲观；也许是刘师培夫妇过于年轻，缺乏对汹涌澎湃的新思潮的辨识能力。也就在这时，刘师培的思想开始发生第二次转变。当时的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受其影响，年轻的刘师培夫妇的思想急剧地向无政府主义方向转变。到日本才三个月，何震便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这是中国人在海外创办的第一家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天义报》积极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很自然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对克鲁泡特金的思想作了全面的介绍，把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这年七月，刘师培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与其同时，他还拉拢同盟会的主要宣传家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大讲特讲无政府主义。其实，他们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甚至还包含着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例如，《天义报》曾发表过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

在刘师培夫妇思想上转向的同时，他们与章太炎的友谊也出现了难以弥补的裂痕。自从1908年初，章太炎便与他们合住在一起，同住的还有何震的表弟汪公权。何震在当时是有名的交际花，而且常常与其表弟出双入对，章太炎有点看不入眼。也许是偶然，章太炎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便私下告诉了刘师培。刘母非但不信，而且大骂章太炎企图挑拨他们的关系。刘师培也反诬章太炎与清政府关系暧昧，并且于1908年5月24日在上海的《神州日报》上伪造《炳麟启事》，大意是说章准备不理世事，专研佛学。章太炎得知后非常气愤，他在同年六月十日的《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并攻击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他们的关系终于闹僵。可能是章太炎推崇刘师培学术的缘故，也是在六月，他还写信给孙诒让，恳请孙氏出面劝劝刘师培“弗争意气”，希望重归旧好，然而还是无法挽回。平心而论，章刘的关系逆转可能还有另一层原因，那是源于学术上的。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而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便可能产生龃龉。

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很快有了调查结果，是汪公权投的毒。于是，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对刘师培夫妇极为不利。也就在此期间，应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报刊，《天义报》也未能幸免。这样，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很难再呆下去，便返回国内。大概是把在东京的尴尬归咎于章太炎，归国后的刘师培更加心胸狭窄，他致函同盟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当时代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信中说，章太炎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二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并把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据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电报说，此事纯属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事实上，这信还是有一些影子，章太炎当时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想要出家，去印度学梵文。但苦于无费用，先求于张之洞，后又与端方联系。但端方要求章太炎在鼓山、普陀山做和尚，章未同意，于是作罢。但这封信还是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巴黎的吴稚辉立即抓住了这个线索，进一步诬蔑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章刘交恶加剧了刘师培思想的又一次转向。刘师培主观上逐渐感觉到没有什么革命力量可以依靠，加上汪公权与何震的挟持(汪是清廷的密探)，刘师培投向端方，任辕文案兼三江师范教习。刘师培的这次转向与传统知识分子贪恋功名利禄及其家庭影响有关。他之所以选择端方，是因为端方曾敦请清政府实行立宪，具有改良色彩，这也打上了刘师培曾经革命的烙印。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为的是出卖他们。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革命党人陶成章，他曾在上海码头暗察陶的行踪，接着又密告浙江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致使起义领袖被捕。为此，革命党人王金发挟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幸免一死。但后来汪公权还是被王金发处死。章太炎对刘师培算是宽宏大量的，在得知此事后致书刘氏，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并给予谅解，希望他能幡然醒悟，重新回归革命阵营。只是没有任何结果。

1911年，端方改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刘师培随同入川。端方在保路运动中被杀，刘师培失去靠山，经谢无量介绍，入四川国学院任教，去实现他所谓的“正人心”。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仍然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共同署名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他依旧没有理会。1913年夏，他离别成都，行前写有《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诉说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只是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企望返回家乡，文字间一片凄凉惨淡。他终究没有返回家乡，却去了山西，做了阎锡山的幕僚，何震则担任阎家的家庭教师。其中原因或许是由于慑于江苏高涨的革命形势，或许是由于穷途末路，无颜见家乡父老。

1914年，经阎锡山推荐，刘师培又服务于袁世凯，做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挂名职务。适逢袁世凯加紧进行帝制复辟活动，在袁的授意下，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刘师培又列名其中，成为君政复古分子。他于1916年写了一篇《君政复古论》，鼓吹帝制，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狼狈地逃往天津租界。历史愚弄他，给他的政治生涯又增添了一笔耻辱。

刘师培有他的幸运，昔日的朋友对他总是宽宏大量。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实行“兼容并包”方针，力排众议，聘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然而，他口吃，又身患肺病，讲课不行，幸而他国学深厚，所编的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很受学生欢迎。但刘师培又有他的不幸，他所在的北大恰好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带，如火如荼的新文化冲击着他迷古的学问。他坐不住了，又纠集部分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月刊，作最后一搏。然而历史毕竟不能逆转，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声中，刘师培悄悄地逝去，年仅35岁。

刘与何身后只有一女，却不幸夭折。刘师培死后，曾经以激烈著称的何震却打算作比丘尼，不久因精神病发作而死。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叔侄争霸：四川二刘之战　作者：贾国雄

军阀统治是近代中国的一大特点，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更是军阀混战的温床。在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军阀之间发生了大大小小数百次战争，而二刘之战则是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所谓二刘之战是四川军阀刘湘与刘文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刘湘与刘文辉都是四川大邑县人，二人是堂叔侄关系，刘文辉是刘湘的幺叔，但刘湘却要比刘文辉年长六岁。刘湘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在川系军阀中属于“速成系”。刘文辉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川系军阀中属“保定系”。刘文辉投身戎武之时，刘湘早已是少将旅长，刘文辉虽不在刘湘系统中任职，但他的发展壮大是与刘湘的提携扶持分不开的。刘文辉对刘湘也有过不少的帮助，如军事上的支持、经济上的援助、政治上的掩护等。在较长的时间内，刘湘与刘文辉在四川的军阀混战中，一直互相依赖，时人称之为“川军二刘”。

到了30年代初，经过长期的混战，四川的一些老牌实力派，如熊克武、刘存厚、杨森等人，或失败下野，或被严重削弱，都丧失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实力，二刘则成了最强大的两支势力。刘文辉后来居上，身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边防总指挥、二十四军军长等职，其防区包括川康一带八十一县，几乎占四川总面积的一半，地盘大而且富，兵力达12万人，在四川各派中首屈一指。刘湘此时任四川善后督办、二十一军军长，其防区包括川东南和鄂西一带共计四十六个县，特别是控制着四川水陆交通的枢纽、进出口要津重庆，位置极为重要，兵力约11万人。地盘上虽稍次于刘文辉，但兵力上与之旗鼓相当。

当二刘成为四川压倒群雄的两大势力之时，二人之间的矛盾也逐渐产生了。刘湘早有一统四川的野心，他经常公开声言：“我统一四川后，将如何如何”。他的神仙军师刘从云也经常在刘湘的耳边说：“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刘)。”这更助长了刘湘要做“四川王”的野心。刘文辉亦是野心勃勃，他常向别人问计：“你看四川要如何统一?”俨然以统一四川为己任。同时，刘文辉还支持滇军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独占贵州。这表明刘文辉之志不仅在独霸四川，还力图控制西南。

叔侄二人都想称霸四川，必然以对方为敌。二刘为削弱和搞跨对方的明争暗斗在所难免。1931年，刘文辉以200万元巨款，从外国购买了一批军火由上海运往成都，途经万县港时，被刘湘部师长王陵基扣留，刘文辉亲往重庆与刘湘交涉而毫无结果。刘文辉也还以颜色，暗中以巨款收买刘湘所部师长范绍增和旅长蓝文彬，并命令驻江津所部切断重庆粮道。刘文辉之兄刘文彩还收买刺客，企图暗杀刘湘。这些冲突表明，二人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二刘各拥军十余万，兵力不相上下。川内其他军阀如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人，各有兵力或四、五万，或一、二万，单独皆无力与二刘中的任何一方抗衡，但他们合起来近十五万人，无疑就成了二刘均势天平上起作用的砝码。在以前的战争中，连战皆败的杨、李、罗等部，防地尽失，兵力大损，此时寄于刘湘篱下，自己无力再战，却极想挑起二刘之战，以便依靠刘湘从刘文辉手中夺回防地。刘存厚偏处川东北一隅，防区紧挨刘湘地盘，自然看刘湘脸色行事。而最能举足轻重的是邓、田两部。邓锡侯外号“水晶猴子”，以老谋深算著称，时拥兵四万多人，驻在成都。田颂尧外号“冬瓜”，拥兵5万多人，司令部设在三台。邓、田与刘文辉同属于“保定系”，在1925年之后，三人同驻成都，对外高唱“保定系团结”以自重。后来，随着刘文辉实力的增长，逐渐超过了邓、田。刘为进一步扩大自身力量，对自己的盟友大挖墙脚，并试图兼并邓、田两部。1930年夏，刘文辉收编了田的教导师之一部；1931年春，刘又诱田部副旅长寇澄清率部附己。刘文辉还用金钱大力收买邓部的师旅长。这使得邓、田深感自身岌岌可危而对刘文辉痛恨不己，二人遂相依为命以图自保，并欲联合刘湘。1931年，田颂尧派出代表赴渝面见刘湘，表示愿意与之联合对付刘文辉，刘湘当然求之不得。双方几经信使往来，终于结成了反刘文辉联盟。

刘湘在准备对刘文辉的进攻时，也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支持。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几次混战中，刘湘始终站在蒋的一边，并曾出兵相助。而刘文辉则不然，他数次与反蒋派结盟反蒋。蒋介石对二刘的爱憎也可想而知。1932年夏，刘湘把解决刘文辉的计划转交蒋介石，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亲笔复函，对刘湘备加慰勉，批准他便宜行事。

刘湘内有同盟，外有靠山，终于下定进攻刘文辉的决心。1932年10月1日，刘湘指使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了第一枪，从而揭开了二刘大战序幕。

战争一爆发，刘湘即派唐式遵为东路军总指挥，潘文华为南路总指挥，王瓒绪为北路总指挥，分三路向刘文辉进攻。刘文辉亦分头防御，并在防区内布置了五层防线。战争初期，由于刘文辉部防线过长，南北绵亘数百里，兵力分散难支，故战不几日，刘文辉即主动后撤，退守沱江防线。11月18日，刘湘军越过沱江，数路围攻泸州。泸州位于沱江与长江交汇处，为川南军事重镇，易守难攻。刘湘军几次进攻都未能得逞，遂采用武力威逼和金钱收买两手来对守城的刘文辉部两个旅长。守军见救兵不至，孤军坚守困难，表示愿意接受改编。11月底，刘湘进驻泸州。

泸州战役正在进行时，刘文辉部在四川省会成都又与田颂尧发生了激烈巷战，即所谓“省门之战”。11月14日，田军联合邓军黄隐部(打着田军旗号)进攻城南红牌楼一带刘文辉驻军。由于刘文辉早有布置，田军大败。后双方在四川大学所在地皇城的煤山以及兵工厂、簸箕街等地激烈争夺，兵员死伤甚巨。

几经争夺之后，田部不支，经圆滑的邓锡侯从中调解，双方罢兵。刘文辉因急于要与刘湘决战，乃请邓代他守成都。

省门之战一结束，刘文辉又匆匆赶到眉山，并在此建立司令部，筹划在荣县、威远一带与刘湘的决战。12月10日，战斗全面展开。刘文辉一开始就以凌厉之势向刘湘进攻，双方在此麋集数万重兵，激战五天，死伤上万人。刘湘军全线失利，处境极为不妙。为防止刘文辉乘胜直捣重庆，刘湘采取了三项紧急措施：一是派刘文辉的亲家杜少棠持他的亲笔信到眉山向刘文辉请和；二是致电邓锡侯、田颂尧，请其迅速出兵抄刘文辉后路，以免同归于尽；三是加紧对刘文辉部将进行收买分化。这三招果然奏效：邓、田立即出兵摄刘文辉之后向仁寿、双流、温江等地进攻；同时，刘文辉部旅长陈鸣谦阵前倒戈，投向刘湘。局势突变，刘文辉优势顿失，只得同意刘湘的请和。双方于1932年12月21日签订了停战书。

在与刘湘停战之后，刘文辉立即回头来对付抄其后路的邓、田两部。刘深恨邓锡侯“背信弃义”，本想用计扣邓，但邓先走回避。1933年5月9日，刘文辉突入邓的防地温江，两军在郫县、灌县一带发生激战，邓军退守毗河待援。毗河是成都平原上一条大灌溉渠，邓军为了便于防守，将毗河源头都江堰上的分水马槎砍断，把外江的水引入内江，以使毗河水位升高，阻止刘军渡河。刘军则用水雷去炸毁飞沙堰，把内江的水泄入外江以降低毗河水位。由此造成了内外江水量失调，使正在栽种水稻的农民损失甚大。

刘文辉本想凭借自己兵力上的优势迅速打败邓军，但事与愿违。由于刘军多属挖墙脚方式得来，人数虽多，内部凝聚力不强，使刘文辉军屯于毗河边一月有余不能取胜，内部且潜伏着严重危机。

刘、邓两军的长期对峙给刘湘造成可乘之机。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向刘文辉反攻。6月6日，刘湘军西进，田颂尧也由川北抽调军队进攻刘文辉。6月下旬，刘文辉与刘湘血战于荣县、乐山之间，刘湘军连战皆捷，邓锡侯亦反攻毗河，夹击成都。刘文辉两边应战，疲于应付，被迫撤出成都，退守岷江防线。8月，岷江防线被突破，刘文辉退守雅安，凭雅河防守。联军环攻雅安，刘文辉不能支持，再向西康一带撤退。康藏地区高寒贫瘠，将士多不愿前往，刘文辉的主力师长冷寅东、夏首勋、张志和等辞职离队，部队大部为刘湘收编，陈鸿文师归还邓锡侯，刘文辉只率残部两万余人退往汉源。

有道是“盗亦有道”。四川军阀在长期的混战中似也形成了独特的游戏规则——胜者对于败者往往不是斩尽杀绝，只要对方俯首称败，一般都准予保留一定实力。刘湘达到削弱刘文辉的目的后，为了保持四川军阀内部的平衡和顾全叔侄情面，在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的调停下，他下令停止进攻，并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的防地，刘文辉遂得以回驻雅安。至此，刘湘达到了独霸四川的目的。

刘湘刘文辉叔侄之战，是四川军阀四百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混战，也是川内的最后一次大战。战争自1932年10月起，到1933年9月止，前后近一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川南数十县，动用兵力30余万人，四川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这次战争死伤兵员、百姓数以万计，损失财产无数，给四川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二刘之战的结束，标志着四川军阀混战的终结。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内乡县衙：旧政权结构的缩影　作者：冯兴阁

中国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曾经有过一千多座县衙。随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辗动，一座座县衙灰飞烟灭，内乡县衙成了我国目前惟一保存完整的县级政权衙门。它以特定的历史内涵、翔实可靠的文物史料，形象地揭示了封建社会县级政权机构的真实面目，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内乡县衙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大批党政领导、专家学者和中外游客，以及影视剧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基、李岚清和李铁映等先后到此视察。

从河南省西南部中心城市、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南阳市西行六十公里，到内乡县城中心，风格独特的内乡县衙建筑群便展现在您的面前了!

内乡县衙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历经元、明、清三个封建朝代。现存建筑为清朝光绪年间钦加同知衔正五品知县章炳焘主持营建。

1984年，国内惟一的县衙博物馆——内乡县衙博物馆成立。两年后，县衙在进行修葺保护后对外开放接待游客。

内乡县衙主要建筑物有序地排列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

紧临内乡县城东大街北边，是一座高大的斗拱式牌坊——宣化坊。这里是知县宣讲圣谕、乡规民约，教化百姓的地方。与宣化坊隔街相对有照壁。

穿过宣化坊，即为县衙大门(三间)，两边有“八”字墙，明间的额坊上置匾书“内乡县署”(清代县级政府自称县署)，东梢间中墙前置“喊冤鼓”，是告状人击鼓鸣冤之处。

大门内甬道东西两侧分别有寅宾馆、衙神庙、监狱和狱神庙等。

甬道中段为仪门(三间)，但仪门之正门并不常开，而以山墙外设旁门，东侧称“人门”，是供人经常出入之门，故经常开着；西侧称“鬼门”，只有处决死囚时方打开此门拉出去行刑，故经常关着，人称“鬼门关”。仪门是县衙的第一道礼仪之门，凡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到仪门前，县官僚属整冠出迎到仪门外；大堂如有重大庆典、礼仪活动，审理重大案件方大开仪门，让百姓人等从中而入到大堂参加庆典或观审。

仪门之内跨甬道有戒石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

戒石坊东西两边为县衙的职能办事机构——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与仪门形成“外衙”的第一进院落。

戒石坊之后便是大堂、二堂、三堂这三大主体建筑，三者均面阔五间。

大堂置匾书“内乡县正堂”，位于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是县衙最主要的建筑，建在台基上，高大壮观。大堂中央置暖阁，设知县公堂，公案上放文房四宝及红、绿头竹签(即刑签、捕签)等审案所需之物。正面屏风为可供开启的扇(供重大礼仪活动官员穿堂而过之用)，上绘“海水朝日图”，屏风上挂“明镜高悬”匾。阁前地坪上珍存有两块跪石，东为原告石(方形)、西边被告石(长方形)。暖阁左右陈列有县官的仪仗青旗、蓝伞、青扇、桐棍、皮槊、肃静牌以及官御牌、堂鼓、刑具等物。

大堂是知县发布政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东西梢间为堂事房和招房(记录堂谕口供)。

穿过大堂入宅门(亦称屏门)，向北即为二堂，该堂除无暖阁外，结构大致同大堂，公案左右放置板杖之类的刑具。这里是知县预审案件和大堂审案时退思、小憩之所。

二堂及其厢房、宅门形成“外衙”的第二进院落。宅门位于大堂之后，是衙门的咽喉之所，前置板门，后置扇门，为二堂之屏障，故也称屏门，只有新官上任或迎接同级、上级官员到此方可打开，从中心通过。屏门上方置匾书“天理、国法、人情”，意为施政办案要顺应天理，执行国法，合乎人情。

二堂之后为一过渡的天井院，正面为设有垂花柱的穿廊三间，中设内宅门，东西厢房为知县的幕友钱谷、刑名师爷(知县称其为“夫子”)办事之处，故称刑、钱夫子房。

三堂是仅次于大堂的主体建筑，是知县内邸，是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和办公起居之所。有些案件事涉机密，亦在三堂审理。明间设神主橱，东二间为接待室，西二间为知县的起居室(梢间)、更衣室(西次间后部)。

三堂左右为东西花厅院，是知县的眷属居住之处。三堂后为县衙后花园，是知县与其眷属消闲及县官回避政事之处，故有亭曰“兼隐亭”。

内乡县衙还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佳联，如大堂前檐的楹联曰：“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即负国，何忍负之。”三堂门前两柱上书写：“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内乡县衙建筑群融汇了我国南北方建筑的文化艺术风格，也体现了封建社会的森严等级。内乡县衙为我们留下了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期 晏氏转型　作者：吴思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作官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开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下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为了识别方便，我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晏氏转型”。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益集团及其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晏子转型”——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会灌满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仁政、喜欢苛政的人分成了两大类：一个是民间的“三邪”，另一个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渠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信息渠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作为信息通道的把关人，二谗在晏子面前碰壁，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预期中的利益未能实现，积攒了满腔怨恨，自然不肯传达有利于晏子的好话，也不肯拦截诋毁晏子的坏话。如果实在听不到什么坏话，我想，只要有机会，他们一定也愿意编造出一些谣言。更何况民间还有三邪存在，不愁听不到坏话。

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搭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二谗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在政界的嗓门格外大，就好像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那么，从仁政中受益，在苛政中受损的普通老百姓呢?他们自然是支持晏子的，可惜，他们的力量太弱，声音太小。他们的赞赏不能使晏子升官，而三邪二谗却可以。他们挨饿并不能让晏子丢官，而三邪二谗却能够。这些老百姓，按照马克思的比喻，就好像是一麻袋毫无组织的土豆。零散的土豆无力保护自己的利益，需要高高在上的皇帝代表他们，赐予他们雨露阳光。

按照马基雅维里的分析，这些土豆不仅能力不足，热情也不够。在晏子建立的理想秩序中获利的老百姓，他们怕三邪二谗，也不相信理想的秩序能够推行到底。相反，三邪二谗却热情十足，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晏子进攻。当然，我们也不好抱怨老百姓不够意思，说他们胆小怕事。如果把晏氏转型中的所得所失分摊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头上，在每次转变造成的新增得失中，每个人确实摊不上多少。他们犯不上为这一点东西冒险招惹政府官员。而分摊到三邪二谗的头上，每个人得失的份额都足够多，足以激发起大家高昂的热情。总之，老百姓不如三邪二谗的政治热情高昂，这是有数学计算上的根据的。

双方的热情和影响力的差距如此巨大，如果不谈道德操守，仅从趋利避害的角度看，行政官员何去何从已经命中注定了。要彻底改变这种命运，只好从根本上改变专制官僚体制的利害格局。

2000年第2期 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　作者： 费 孝 通

我接到了通知,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要开个会,讨论“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的事情,同时叫我想一想“论坛”首次会议的主题。

昨天我还在火车上,今天早上到大连,赶上我们这个会的开始。对于会议的议题,我没来得及准备,事先也没和有关同志交换意见。我想,我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筹办的“21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以什么为主题的问题,谈点意见。

我想,现在正是世纪交替之际,风云激荡难测,需要审慎察看,这时还没人敢说下个世纪会怎么样,看来下个世纪什么都可以变得出来。现在,前苏联在起变化,欧洲也在起变化,到处都在起变化。特别是我们两岸之间的问题,到现在还不能解决,看来最近还会更严重。说到21世纪,我们还未进去,风云已经很厉害了。在这个时候来讨论中华文化的未来发展问题,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当然相信人类是会继续发展下去的,相信人类不会就此完了,而且要一代比一代强,不能在我们这一代结束。这是我们的信念。人类的发展,就是世界文化的发展。人类应当要持续发展下去,但现在碰上一些问题,我们应当想一想,怎样保证人类能持续发展下去?从回顾历史来看,有很多教训。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共处就是历史所给我们的一个客观的局面。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整体是逐步扩大的。当前,科技的发展,交通的发展,信息的发展,使我们的视野扩大得很快。这里,我想到电脑。电脑是近二十多年来发展起来的。记得七十年代我到北大去参观,见到一部计算机,体积极大,整整装了两个房子。没有经过多少年,即本世纪80年代,我到美国去,有人送给我一台录音机,体积像打字机那么大,不能随便带来带去。到现在,经过二十多年,那样的录音机已陈旧了,不要了,现在的录音机可以放在口袋里,电脑也很小了。我的一个印象,也许因为我年纪大了,感觉到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我是赶不上了。到现在我还不会操作计算机,写文章还是用笔写,不会用计算机打字,还要请人家打印;由此可见,我已是个淘汰中的人物了。淘汰是难免的,但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有较长的经历,我这一生差不多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我是1910年出生的,现在已快90岁了。回顾这90年,有什么经历可以说呢?刚才我讲了,现在经济上的全球化,已成为事实了,已不用多说了。这些事实过去是不可能想象的;不仅我小时候绝对想不到,就是我大学毕业后到外国去留学时也想象不到这20年发生的事情;这20年真是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的文化,包括人和人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知道,文化还是靠历史养成的,人们从历史中总结出了一套文化。文化就是人想出来的为人服务的东西,包括物质方面的东西,思想方面的东西。人要求生,要传代,要继续下去,就继承和创造一套文化。这套文化是历史形成的,是人造成的。一代一代地由人组成的各个团体传下来的,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因此产生了文化多元的现实。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他们的文化因之也不同。所以现在世界上人类文化是多元性的。而在当前多元文化的世界里边我们却占据了个大头。我们中华文化可以说是老大,年纪最大,同时人也最多,普及面最大。可是这个文化也存在于多元文化的世界之中。现在我们要解决人类持续发展问题,必须解决一个“一”和“多”的矛盾,就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的文化多元性的矛盾问题。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大概还要几个世纪的时间,也就是说要我们今后的几代人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自己已是过时的人,老实说不能希望自己能出多少力量了。可是我可以贡献我长达近百年的经验,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同大家谈谈,讲讲老话,还可能有些用处,因为人总是要在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现在我提出一个题目请大家想一想:经济全球化之下,多元性的文化世界怎么能持续发展下去?我们相信人类文化是要持续发展下去的。不能说,有这么一天地球与其它星球碰了,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不能把它作为我们考虑的一个因素。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还是很近的事,因为上一辈人不会想到这个问题,那时文化不同的人可以各自划地自处,不相往来。现在经济正在向全球化发展。不同文化的人不可能不发生接触。这时不同文化的人怎样能各自发展各自的文化,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另一种提法就是多元性的人类文化怎样持续发展下去?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多元文化如何发展。而且即使要实现全球文化的一体化,也必须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在这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各国不同的文化都要继续发展,每个文化都要创造条件继续发展下去,不要互相排斥,互相消灭,互相做毁灭别的文化的文章。这一点现在这个世界还没做到。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南斯拉夫的情况,这是一种文化还在企图把另一种文化毁掉的鲜明事例。这种情势的出现,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好讨论一下,要使多元文化能够和平共存,大家不被毁灭,要有什么条件。

我想到有这么几个条件。首先,在思想上要改变一下。今天参加我们讨论的,都是关心人类文化前途的人。我们这些人必须想办法使全世界的人在思想方面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即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正确的话,那就会发生早年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结果。他们都被毁灭了。500年前,实际不到500年,曾出现过欧洲的人把另一个洲的民族,另一个洲的人毁灭掉的惨酷景象。几年前我看过美国建立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这是印第安人被大规模屠杀后仅存的少数人被关在一起养殖起来的地方;留下的人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文化当然也就不能继续发展了。同样,澳大利亚土著民族,也在19世纪里一枪一枪地几乎全部被人打死了的。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为惨酷的是大批犹太人被放毒气窒息死了。今天在座的乐黛云同志编了“跨文化对话”这本杂志,汤一介同志也写了文章,我看后觉得很好。他们说,人们对待异文化可以有几种态度。第一种态度就是以美洲、澳大利亚作为例子来讲的,那是对异族人全部屠杀完,消灭掉,不把异族人当人看。当时,印第安人还有抵抗,而澳大利亚土著根本没有出去,人家就把他们打死了,打死一个人等于打死一只狼,一条狗。要知道不同民族的人都是人,可是有人硬要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分出去,不把他们当人看待,把他们屠杀了。这种态度,不能说中国没有。我小时候,把外国人叫洋鬼子,说他们要挖中国人的眼睛;当时作为小孩,我是很害怕的。这是一种心理状态,在心理上总还是有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凡不是我一类的人,就不是人,“其心必异”,这种思想不除去不行。这是第一种情况,即在民族对民族的关系上,不把人当成人。第二种情况是,认为某一部分人虽不是人,但对我有用,可以剥削他,奴役他。如早期殖民者从非洲掠去大批黑人到美洲去,成为庄园里劳动的牛马。此外,殖民者更多的是把别的民族或地区的人作为奴役对象。这是殖民主义的典型情况。这种情况比把异民族的人消灭掉是进了一步,认为这些人对自己还有用,可以用来作牛马。这种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告一段落。现在各殖民地国家都独立了,殖民地基本没有了,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从香港、澳门的收回想到两个世纪的历史,一个是早期的,西班牙、葡萄牙海外扩张的结果,屠杀了美洲和澳洲的土人。然后,到19世纪,大批华工被掠往美国,到其西部修铁路、开金矿;修完铁路,挖完金矿,这些华工就遭到排斥。到21世纪,我们才有希望结束人类被奴役的时代。我的一生有近一半的日子在半殖民地上生活。这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对异文化的态度总的是互相排斥。我们应把各个时期各族对异文化不同态度的变化,好好研究一番,分析为什么会有变化,找出一个规律来。这可以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回过头来说,就是要不同文化的人平等地对待异文化的人,还先得自己认清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们提倡文化自觉,自己认识自己,用科学方法对自己本身过去的文化进行研究,这是一种文化的反省、反思。通过回想,把整个发展阶段,人的心理状态,老老实实地讲出来,让下一代人能超越这一个时期,再前进一步,继续发展下去。

回顾我一生中还看到另一种对待异文化的态度,即基督教会的模式,是传教性的,他可能不是怀有坏意的,但认为他的文化比其他文化好一等,高一级,要把他认为好的文化传给不好的文化、高级文化传给低级文化。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责任,优秀文化的责任,传播他自己的文化到别的文化里去。这种思想现在还很强。文化不平衡的发展,产生出好的和优秀的文化。文化有了高下、优劣,较高和较优的文化他就要求别人都跟他走。现在美国的一套做法还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的,他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得听他的才行,不听他的就不行。这还是早期的那一种以高对下,以优对劣的文化态度,这是对待不同水平文化的态度。霸权主义背后的一个真正的思想本质,还是看不起别人,西方中心主义以此为出发点,发展成为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有他的心态根据,他们认为他们的科学技术比别人发展得高些,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使自己不死,而叫别人死了,他们在科索沃进行了这个实验,对方死的人不少,他自己死的人很少。这种行为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我看还是出于对异文化不正确态度的一种,发展成了霸权主义。本质还是不把别人看作人。我们应该揭穿它,讲出来,指出这种态度的前途是危险的。

我过去写文章,用钢笔写,用毛笔写,自己还觉得很有意思。用笔写文章,同用计算机写文章,究竟哪个好,哪个坏,应客观全面考虑,讲清楚,不是随便说好和坏。不应当把文化不同的人分作两个世界,把人分两部分,互相对立起来。我在上面想讲我们必须端正对异文化的态度,从过去的人类历史里应当接受教训,决不能让欧洲人屠杀美洲和澳洲的土人这类事情,在今后的人类历史上再度出现。建立了不同文化的人之间互相以平等相待的态度之后,还要保证不同文化的人都有发展自己文化的权利,互相尊重,互不干涉,这就要在今后的世界上人们有个共同遵守的公约,就是和平共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个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个联合国的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是争取各国间和平共处的全球性的组织机构。这些机构是有了,但是目前的联合国权威不够,美国不给它钱和权,这是当前的大问题。我们要坚持各国各民族必须能和平共处才能谈得到人类文化的持续发展。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我们的论坛应当谈,而且希望能取得舆论上的影响。

我认为,我们东方文化要继续发展下去,首先需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各文化间的和平共处。大家不能不断地打来打去,不能继续20世纪的那些做法。因为现在杀人的技术越来越大了。站出来抵制这种做法,是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的责任。这是使人类文化能继续发展的基础。我就说到这里。

我愿意在这会上提议,在计划中的世界论坛上不妨费一点时间讨论一下当前世界经济走向全球化的形势下,这个世界事实上存在的多元化今后的走向问题,因为我认为这是当前全世界人类应当关心的问题。

2000年第2期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两难处境　作者：杨明伟

周恩来重新获得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做政府工作的领导人觉察“左”的错误相对要容易一些,而要在全党范围内纠“左”,却相当的艰难。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大前提是,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前一段的理论和总的错误实践是不行的。这个道理,周恩来是在庐山会议上悟出来的。

庐山会议之前,周恩来批评“大跃进”时说:“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造成另一种迷信。”毛泽东也坦言:“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1959年夏天,毛泽东选中了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江西庐山,想在这里一边避暑,一边开一个远离喧嚣都市的“神仙会”。目的原本很明确,主题是纠“左”,对“大跃进”以来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研究、反思,以便提出对策。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有共识。

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于6月11月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1959年的物资分配方案和基本建设的调整。周恩来在会上对“大跃进”以来国家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方针上的失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58年的大跃进否定了时间、空间、条件,打破了客观规律,主观主义大发展。本来是客观可能同主观能动结合的,结果是客观可能无限大,主观能动也无限大,造成另一种迷信。

这里的批评所指是很明显的。“迷信”谁,“迷信”什么,这种“迷信”是怎样形成的,大家心中都有数。此时的周恩来知道毛泽东本人对“大跃进”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他才大胆地提出要打破那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迷信”,提醒人们重新回到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来。

他接着说:打破这种迷信之法,是允许树立对立面,左点右点都可以允许,正常的生活,这种空气不要怕,有些东西是不能一下搞成的。只要在桌面上,允许怀疑,发表不同意见,养成这种听不同意见的习惯。不要造成这是保守、那是右倾的紧张状态。

6月13日,毛泽东在京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等问题时,毛泽东、周恩来和李富春都持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

周恩来说:“在跃进中间,综合平衡抓得不够,抓了这个方面,其他方面忽视了;企业内部的综合平衡,几个方面的综合平衡都抓得不够。”

毛泽东也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

毛泽东实际上也是在讲他自己,他也是在碰了钉子后才转弯的。

正是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变”,毛泽东把核心领导层的人都召到江西庐山。

在北京开完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便动身南下,到长沙的当天,他便兴致勃勃地畅游了老家的湘江,再次“中流击水”于橘子洲。第二天回到了他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到韶山》。几天以后,毛泽东又登上庐山,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登庐山》一诗。

6月27日离京南下的周恩来,次日在武昌便接到毛泽东从长沙打来的电话,他们商量了庐山会议召开的具体问题,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头脑还有些发热,需要降一下温,先冷静下来学点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将自己为供会议讨论而选的一些题目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作了一些补充,两人商量后,最后将讨论题目确定为19个: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宣传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体制问题,协作区关系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团结问题,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提出来的。会前提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早一点进行思考,以便开会之时能够谈得深、谈得透一些。

原为纠“左”大家上庐山开“神仙会”,以至彭德怀的《意见书》出来之后,周恩来还直言说“彭总的信没什么问题”

由于会前毛泽东已经表示了对形势估计的三句话,即“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所以会上大家在总结经验时基本上是照着既讲“伟大成绩”又讲“严重问题”这个路子去发表意见的。

后来周恩来在谈到庐山会议初期的心情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逐步在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在这种心情下,周恩来自7月2日会议开始后,思想侧重点便放在纠“左”上。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有关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正式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

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

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给毛泽东写的一封反映农业生产中仍然存在的不实事实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瞎指挥等错误作风问题的信,印发政治局到会人员。以便让大家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此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7月16日,他在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与刘少奇一起总结了建设经验,他说:

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钢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均增长35%,问题是一个一个发现的。

……

正在周恩来等人极力纠“左”的时候,毛泽东的想法却发生了逆转。

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定7月15日左右结束,参加会议的彭德怀对会议纠“左”不力的局面深感忧虑,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他对1958年以来党的“左”倾错误和经验教训的意见。彭德怀的信虽然也首先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但他把重点放在坦率地批评“大跃进”的缺点错误上,指出大炼钢铁“有失有得”,存在“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彭德怀对“大跃进”的批评是尖锐的,但这种批评无论从出发点、内容和方式上,并没有出格,仍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的中肯的意见。至于他的信中在毛泽东看来语言上带了一些刺激性,也是一种忧党、忧国、忧民的表现。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到会各同志,并亲自加了一个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个时候,毛泽东的思想走向,已经由原来的反“左”,倒向对所谓右倾的反感。本来准备结束的会议也决定延期。

就在毛泽东批示印发彭德怀信的这天,他还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意思是要把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人叫上庐山,信的口气是商量,实际上是通知。信中说:在北京的人,如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三委若干副主任,不要太多(十人左右即可)是否可以请他们来此参加最后一星期的会议?

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进行了布置,当天就通知留守在京的彭真、薄一波、黄克诚、安子文等人,让他们立即上山。

无论是先期上山还是刚刚上庐山的人们,除了毛泽东外,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会议的变化会越来越大。刚刚印发彭德怀信的那几天,周恩来认为彭德怀的信中所述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有一天晚上,针对会上人们对彭德怀信的各种议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李锐曾私下问周恩来:你看彭总的信怎么样?周恩来回答:那没有什么吧。

7月21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长汇报会,提到“大跃进”中的问题,他还说:

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今天继续跃进,出现了相当紧张的情况,我想也是由于我们主观上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综合平衡未做好,……现在必须要落实指标。落实指标不是泄气,就是到底能跃进多大,这个问题要回答,并不是对跃进怀疑。

7月23日,周恩来在同副总理们谈话时,还与彭德怀持同样的观点,他说:

目前的情况有些紧张,要想办法解决得更好,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这是大跃进中的紧张,胜利中的困难,出现这些困难的原因,主客观都有,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综合平衡没有做好。

要鼓气,但要把虚气去掉,鼓气必须跟落实同时并进。干劲必须落实,才是脚踏实地的干劲。

他还与彭德怀谈了话,他向彭透露了毛泽东对彭德怀信的看法和自己的态度,他说:

主席说了,基本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有指名。要注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那个情况,有那么一个趋势。你停止了,认识了就是了。

而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由批评“大跃进”的“左”,开始转向对他所谓的“右倾”的严重关注。

毛泽东一番长篇讲话,庐山会议风云突变。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既要反右,又要务实的矛盾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7月23日,经过再三思索的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发表了一通令风云突变的长篇讲话,讲话的内容,几乎都是针对彭德怀的信的。毛泽东说:

你们讲了那么多,也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吧,可以不可以呀?我没有睡觉。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想讲几句。

他的话,越说越重:现在是党内党外夹攻:右派说,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因为大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根本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我们党内,……比如广东军区有那么一批人,当然不很多,也是讲得相当一塌糊涂。……我看,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要听,……要硬着头皮顶住。

为什么我们可以让人家讲,神州不会陆沉,天也不会跌下来!其原因,就是我们作了一些好事。……我希望同志们,多数派,把腰杆子硬起来。

我在少年时代、中年时代也是一股火,人家一讲,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我必犯人。最近这多年我还有这个原则,现在这个原则我也还不放弃,但是我暂时不犯,我硬着头皮听,听他几个星期,然后再来犯你。

办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把坏的统统登在报上,假定这样,国家就灭亡了,而且应该灭亡。我就赞成灭亡,我就跑到农村去,率领农民,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去),我另外组织,推翻这个政府。

毛泽东不能接受彭德怀有关“大跃进”有“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批评,他说:“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想早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将那些指出“大跃进”的错误的人归到了“思想动摇”、“方向错误”一类上去了。他说: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毛泽东话中有话,其中有些话一听便知,有针对周恩来的成份: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

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很显然,毛泽东有些话是在敲山震虎。这些话,在引起与会者极大震动的同时,也深深地刺激着周恩来。反“反冒进”的阴影再次笼罩在周恩来的心头。

毛泽东指责彭德怀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判断党内外已经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之势。纠“左”的思路由此阻遏,毛泽东转向了反右。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场以批判彭德怀为主的反右气氛,开始弥漫庐山会议。接连几天,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及支持彭德怀观点的人,罗织出一条条的“罪状”,甚至大算起历史的旧账来。

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埋头于经济降温并期望庐山会议大力纠“左”的周恩来,也不得不花出一半的精力,去关注反右的问题。

7月26日上午,周恩来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告诉大家,庐山会议的严峻形势,是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既然发生了,就有个战略和战术的问题,也就是政治方向和工作态度问题。他说:

在政治方向上,我们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这是第一位的问题。我们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藐视右派,要跟他们斗争,还要跟党内右倾思想斗争,我们相信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但是在战术上,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

他强调:

在工作中就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不是说空话,而是面对铁的事实,然后找出办法来解决,不能这样疲疲沓沓、松松懈懈地过去。武昌会议,大家看出来了,高指标不行。但拿基本建设来说,我跟几个部长交换意见,到最后大家都承认还是在今年3000万吨、明年5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钢的基本建设摊子上削一点,切一点,不是从战略上重新设想、布局。怎么能够这样安心下去呢?如果我们再这样,这次庐山会议还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的话,到年底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平衡的现象,各种失调的现象。

迫不得已的批右,使周恩来也说了一些“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之类的话,但是,周恩来的落脚点,还是在经济问题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庐山,为了落实1959年、1960年的主要经济指标,他与计委和工交部门的负责人逐项算细账,“‘焦头烂额’,‘精疲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账”。周恩来坚持认为,在工作态度上,要正确算账,把账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但还不到猖狂的程度。

既要反右,又要务实,周恩来的内心显然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

8月2日至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继续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展开对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几次会议下来,彭德怀已经被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彭德怀等人不得不作检讨,检讨的范围,涉及到历史上土地革命时期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八届八中全会最后取得了如下的“成果”:

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通过《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接着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撤销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了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了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庐山会议后,党内外在一片“反右派”气氛的笼罩下,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情绪再一次抬头,计划指标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出现了新的一轮“跃进”风潮。到1960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提交的《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再次提出赶上英国的口号,甚至把赶上的时间确定为5年,还提出用8年的时间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

主观臆断的赶超和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只能带来惨痛的结局:

1960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产量下降了26.4%,棉花产量下降了35.2%(滑到1950年的水平),油料作物下降了54%……

农业生产的全面滑坡,使得人民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吃、穿、用紧缺,市场供应相当紧张,而国库里除了少量的仓底外,几乎无粮可调。大面积的严重饥荒摆在人们面前,许多省区还出现了成批饿死人的严峻情况。

对于这一段历史,直到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给予公正的评判。决议中说: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尽管历史是由人来演绎的,但是,历史的走向并不完全是由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反思新中国自1956年至1959年这几年的历史,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教训:

首先,经济建设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只有充分地尊重这些经济规律,在实事求是、积极稳妥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能有所建树,有所创造,有所突破。离开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必然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曲折的,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逐步递进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与实践活动的艰巨性,只有采取科学求实的认识态度和遵循积极稳妥的实践准则,才能减少盲目,少走弯路。

第三,只有始终不渝地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发挥党的集体智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执政党的领导的正确性。如果以任何一种方式取消党的集体领导,或者在客观上造成一种“一言堂”的局面,那就必将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2期 “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作者：赵淮青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死胡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 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命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0年第2期 鄂豫皖“肃反”徐海东险遭厄运　作者：欧阳吉平　刘万斌

徐海东的绰号非常多，有“窑将军”、“徐老虎”、“老病号”之称。有这样一个传说：三十年代大别山闹起了红军，有一次国民党一个团把几百名妇女儿童包围在一个树林里，架着机枪逼迫他们说出“共党”下落。眼看敌人要开枪屠杀，妇女中有人放声大叫：“徐老虎来了!徐老虎来了!”敌人顿时一片慌乱，争相逃命去了。

这个传说似乎有些夸张。不过，敌人害怕徐海东，确实是真的。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运动中，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

革命初起，徐海东在鄂豫皖根据地带领一个团，成为当时根据地红军的主力。他的口头禅是：“战场上见英雄”。他为了打仗，有一次20多天没合眼，累得吐了血。要是不打仗，他就会生病，只要一打仗，什么病都没有了。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其中撤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搞了错误的肃反。

30年代初，张国焘在王明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在红四方面军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

郭家河战斗胜利后，省委收到中央发来的指示，提出要“消灭内部敌人”，“加紧肃反”，说如今到处都是“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

徐海东当时是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但他很少参加省委和军部的会议，整天在部队里指挥训练和准备打仗。他对中央要求肃反始终持怀疑态度。

一天，师政委戴季英从省委开会回来，一面吃着饭，一面以教训的口吻对徐海东说：“如今可不能总想着打仗，要看到我们的内部严重不纯啊!”

徐海东甩出一句话：“当兵的就是想打仗。”

“打仗，我不反对。”戴季英把脸一绷，严肃地说，“同志，要注意反革命!”

徐海东略带讽刺地说：“有反革命，好哇!没有反革命，要我们这些革命者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内部的反革命很多，省委已决定要肃反!”戴季英接着又说：“红军和苏区内，有许多从白区来的党员，多数是不可靠的，特别是出身剥削家庭的人，只要有个风吹草动，准会动摇的。”

徐海东一听说要“肃反”，头皮就发麻。第四次反“围剿”之前，红军中就搞肃反，不分青红皂白，硬是把那么多干部抓的抓，杀的杀，闹得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战斗力下降。 如今局面刚刚好转几天，不趁此机会去发展苏区扩充队伍，却又抓起反革命来了，这不是在自伤元气吗?但这是省委的决定，共产党员应该有组织纪律性，只有服从。

他对政委戴季英说：“不过，我觉得反革命即使有的话，也是少数，有就抓嘛。要是没有，我们可不能乱抓呀!”

“哪个会乱抓!”戴季英反感他这句话，“好人不会抓，坏人跑不掉!”

在省委会上，决定攻打七里坪。并提出：“现在内部反革命猖狂，我们一面围城，一面肃反。”这就是著名的“七里坪火线肃反。”

七里坪是离黄安县30余里的大镇，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就在这里成立，现在，镇里住着敌十三师6000多人，周围筑满了围墙、壕沟、碉堡，还布上了层层铁丝网和鹿砦。

红二十五军攻打七里坪，攻了10天，部队就断粮了。省委不得不把徐海东的七十四师调出来去筹集粮食。在打敌人有武装护送的运输队过程中，战斗十分艰苦，牺牲了不少战士。这里一边打仗，那里一边在内部大肃反，很多干部和战士都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AB团”给抓起来了。

一天晚上，徐海东听到隔壁屋里正审讯“反革命”。他走了过去，发现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小朱被吊在屋梁上，下面审讯队的人正举着皮鞭狠命地抽打他，师政委戴季英也在场逼他口供。

徐海东对小朱是了解的。他17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还当过皖西少年共产主义青委宣传部长，在革命斗争中一直表现不错。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现在这么动刑拷打，小朱一直不承认参加所谓第三党，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

徐海东实在看不下去了，对戴季英说：“这个同志我了解，他不是反革命!你看嘛，他一点口供都没有。”

戴季英说：“这你就不懂了，真正的反革命是没有说实话的。不吐口供，更证明他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徐海东大声地说：“我说你是反革命，你自己承认不?”师政委说：“胡说!我不承认!”徐海东说：“那你是死心塌地的反革命!” 戴季英大怒：“肃反是省委的决定，我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这是我管的事!你不要包庇反革命!”

官大一级压死人，徐海东气得走了。

在戴季英眼里，徐海东是个只会打仗不懂政治的军事干部。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部队抓了130多个俘虏，徐海东让战士们把他们押到后方，不料碰上戴季英，他下了道命令，把俘虏统统枪毙了。事后，徐海东问他为什么杀俘虏，他把脸一沉，说：“不杀他们，那杀哪一个?我留着他们还给他们吃饭，放了他们会来打我们，不杀干什么!”

徐海东革命这么多年来，对俘虏一直是经教育后释放的，可从没听说过做师政委的有这样直截了当的高论。抓内部反革命，连小朱都成了反革命，他真的不懂“政治”了。

后来小朱到底还是被枪毙了，他在临枪毙时还高呼口号“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徐海东感到非常痛心。

此时，饥饿，肃反中的恐怖，战斗中的伤亡，严重威胁着围攻七里坪的红军。省委发出通告，批评一些领导人在肃反中思想右倾，严令“对武装中的肃反还要加紧”。就这样，肃反更加扩大化了。

徐海东被看作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领导人之一。

徐海东在省委会议上列席会议。他发言，矛头对准省委主要负责人沈泽民说：“部队垮了，领导上要负全部责任!”他又补充，“历来，只有小资产阶级领导，只顾自己吃饭，不管战士的死活!”

沈泽民用烟袋指点着徐海东：“哪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就你是无产阶级?你这个人成问题!”突然从委员堆里传来一声斥喝：“你是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会议，出去!”

徐海东被撵出了会议室。这是徐海东入党以来头一次。他忽然想起几天前的事，肃反委员会要他填一份表格，还交代他，把大革命失败后他是怎样从武昌跑来的，入党介绍人是谁，在什么地方入党，要写具体些。他恍然大悟：啊，我被怀疑上了!小朱入党介绍人是徐海东，枪毙小朱，原来都是冲他来的。当他曾向省委反映肃反肃了自己人时，省委领导拍着桌子说：“动摇肃反，动摇围困七里坪，是政治上的罪人!” 他突然意识到，抵制和反对肃反只能死路一条，最后被砍头。总指挥徐向前怎么样，连自己的老婆都保不住，红一军军长许继慎怎么样?红四军军长旷继勋怎么样?照样杀!我算什么?普通师长一个!两千多团、营干部都不明不白地死在自己人手里，谁能说他们无罪?谁敢说?

“我无路可去，家是不能归了，家里66口被杀。我决不当逃兵，死也死在战场上!”

敌人突然来进攻了，他满腔悲愤，一跃而起，找到了团长：“马上组织反击!两个团从后翼包抄。”团长说正面呢?徐海东说有我呢!

敌人黑压压的攻了上来，团长们率部包抄上去。徐海东铁了心：战死总比冤死强!他甩掉帽子，脱了上衣，扒下裤子，只穿一条裤衩，抓过警卫员手上的战刀，跳出工事，第一个向敌群冲去!

特务连、交通队的战士们见到徐海东副军长光着膀子上阵，不等冲锋号响，高喊杀声，随着徐海东杀了上去。

担任包抄任务的两个团长见正面徐海东光着膀子冲锋，也带头冲锋在前。

敌人立刻被这种阵势打乱了，精神吓垮了，全线崩溃。

敌人一个旅被冲得七零八落，470多人当了俘虏。敌人二师的进攻也就此停止了。

徐海东赤膊上阵，打垮了敌人，感动了沈泽民。他到前线来看望徐海东：“只要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一个说你有问题，那个人自己就有问题。”

严酷的现实，使省委头脑有所清醒，肃反肃了自己人。红二十五军刚刚壮大，经七里坪一仗损兵几千，不得不暂时停止肃反。

就在此时，敌人把大别山围得水泄不通，红二十五军面临严重的困境。徐海东依然率领七十四师转战大别山，在敌人包围圈中几进几出，创造了名副其实的游击战术。后来，他担任了红二十五军军长。不久，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师陕甘宁。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2期 不受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　作者：应克复

怎样认识“权力过分集中”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和弊端，集中表现为“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过分集中”是“文革”之后提出的概念。“文革”浩劫实是以“恶”的形式所进行的一场启蒙运动。恶梦醒来，痛定思痛，人们才意识到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而在此之前的近30年中总是自信地宣称，我们的制度是最优越的，我们的民主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要高出千百倍。“文革”启示人们，为什么在最优越的制度下会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以致久经考验的党和十几亿中国人面对几个区区野心家、阴谋家祸国殃民竟束然无策，只能听之任之。“文革”浩劫深刻地暴露了现行政体的弊端。邓小平就此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页)

邓小平这一重要论断所包含的思想值得重视。第一，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早在“文革”之前就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了；这一体制的消极作用早已存在了，不过没有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更多的是反当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有时称为“优势”)加以坚持。第二，权力过分集中是发生“文革”的制度性原因，即邓小平指出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浩劫“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见，权力过分集中，对党和国家，对现代化事业会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小平强调，权力过分集中“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首先要对“权力过分集中”在体制上的表现有全面的认知。根据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有关分析及作者的思考，将之概括如下。

就国家、社会与党的关系而言，权力过分集中表现在：(1)党对国家享有对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实施人事安排权，重大问题决策建议权，以及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又通过党的领导人与国家机关领导人合二而一的制度，从组织上保障对国家机关的绝对领导。(2)党的中央通过对地方(省、市)党、政(政府、人大)、军第一把手的任免，统制着地方的权力。(3)党还领导非国家权力机关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还领导带有政治色彩的社群组织，如共青团、工会、妇联、文联、社联、作协、科协、海协等。(4)党还领导并控制意识形态、新闻舆论。(5)经济方面，党通过国家行政权力，拥有宏观调控权与微观(国企)管理权。这样，党几乎把国家和社会方方面面的权力都集中起来了。

我个人认为权力的集中如果仅此而已，还只是认识其真相的一半。

权力集中于党；而党又是一架庞大的机器，是一个由几千万党员所组成的包括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这个组织体系中，中央机构拥有很大的权力和权威，是党和国家的指挥中心。按民主制的原则，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是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它选举产生党的中央委员会，决策党务大事。但在实际生活中，党的代表大会只有在五年一次的大会召开期间才履行其有关的职权；一俟大会结束，这一组织就停止了活动，自然谈不上履行什么权力或产生何种影响了。即使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拟作出决定的重大问题，也往往由党的领导集团(通常是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在会前作了周密的安排。所谓党的中央，具有法律效力的应该是指由代表大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由于中央委员会按常规每年举行一次全会，甚至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也不是一个在京的常设机构，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代表中央的往往是政治局常委了。这样全党服从中央就是服从政治局常委；这样党的领导，也就体现在政治局常委的领导上。于是，国家的权力，党的权力，就高度地集中于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又将臻于高度集中的权力集中于毛一人，重大的问题毛一个人说了算；凡不同意毛的决定者无不受到严厉的惩罚，结果导致了个人专制。

“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自然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简要地说：

第一，苏联的集权政体模式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影响，最主要的是“一党制”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中共在长期武装斗争所形成的集中统一的领导方式和组织原则，建国后成为国家政权运作的现成模式，这对许多人来说是驾轻就熟的。

第三，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近代以来启蒙往往被爱国救亡所压倒，即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主要是武装夺取政权，无暇认真在思想文化上清算封建主义；革命后又很快转入社会主义，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往往是虚拟的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使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幽灵似地缠绕着中国迈向现代文明。

第四，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一直受到中国本土文明的排谴，不但专制主义不欢迎民主与自由，建国之后“左”的思潮也不给民主、自由以立足生长之地。“文革”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使人们饱受缺乏民主自由之苦。“文革”结束后20多年过去了，多数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认识还颇为贫乏。

第五，“权力过分集中”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计划经济以及公民个人不占有资产。计划经济使国家在经济上无论是宏观方面和微观方面都拥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国家一旦控制了社会的全部资源，并指挥全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又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分配，那么留给公民的任何权利似乎不再是必要的了。财产既然如此高度地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既然是全能的，公民除了听候安排与服从之外，任何政治参与就都显得是多余的了。

“权力过分集中”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高度集中的权力，必定是高度地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因而是高度危险的权力，这是被当代中国史反复证明了的一条真理。

人们都熟知，凡是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滥用。玩忽职守，决策失误，专横暴虐，扼杀民主，贪污腐化，穷奢极欲，都是权力滥用的表现，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所以，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是危险的权力；集中的权力愈多，愈不受监督制约，其危险性愈大愈烈。

反思“文革”，面对腐败，人们深感我国监督制约机制很不健全、很不得力，期望对各级各类权力实行有效的监督制约，中国共产党与各界人士也提出了改进监督制约机制的种种意见。但是，人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监督制约机制不健不力的原因所在。这个原因，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就是说，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无监督无制约状态；前者是因，后者为果。因此，要健全我国的监督制约机制，其根本出路就是要改变权力过分集中。我们知道，要监督或制约某种权力，其监督制约主体必须享有法定的权力。比如，要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必须赋予新闻出版部门和广大公民享有了解权、报导权和批评权，没有这些权力，新闻舆论监督连纸上谈兵也是不可能的。再比如，民主监督是人民政协的一项功能，但是，如果政协的监督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政协对政府、对执政党所提出的建议和批评，即使很有价值，即使在政协中形成为一种决议，如果不被政府和执政党所采纳，也不免流于空谈。所以，当国家的行政权、立法权与司法权全部地集中于一个特殊的机构，当宪法赋予公民的各种经济、政治和自由权利也都集中于这个特殊的机构，那么，当这个拥有一切权力的特殊机构决定一切、指挥一切、裁决一切的时候，国家和社会中还有什么力量可以对之监督、与之抗衡呢?!最有可能的倒是，当一个危害国家的重大错误决策被这个机构推出的时候，举国上下，万众拥护，畅行无阻。“文革”便是这样降临的，并延续达10年之久。所以，小平说，“权力过分集中”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之初乃至整个过程，毛泽东是少数(指党内领导层中)，可是为什么能掀起“文革”的狂飚?因为毛拥有无限的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力，加之历史上所形成的权威。因此，无论是党内的任何一级组织，国家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部门，也无论是党和国家的任何领导人乃至亿万群众，都不过是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的工具，是享有无限权力的绝对权威的附属物。你可以借用这个权威去作恶、去犯罪(如林彪、“四人帮”那样)，但绝不能去制止这个权威对权力的滥用，那怕是表示一点怀疑也是有罪的(如遇罗克、张志新)。所以，在人类的政治生活中，绝对的权威往往会酿成绝对的灾难。“文革”便是一例。要消除这种危险的权力，必须改变无限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改革开放以来，权力腐败蔓延而难以遏制，其根源同样是权力的过分集中。那些头戴桂冠的显赫人物其行为往往不再受到什么监督，更谈不上什么制约了。因为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乃至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在党委会内部“第一书记是绝对真理，第二书记是相对真理，第三书记只能是服从真理了”。这种特殊人物要谋大私、干大坏事、犯大罪是最容易的了。可悲的是，当他们谋大私、干大坏事的时候都是在“党的领导”的名义下进行。这种现象邓小平早就严肃指出。他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结果是“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组织成了个人的工具，还有什么事不能干的呢?这就是某些“第一书记”腐化堕落、成为罪犯的体制性原因。据不完全统计，仅1999年头9个月影响较大的就有三个“第一书记”受到惩处。第一个是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1999年3月)，结案后被处决。第二个是广东省湛江市市委书记陈同庆(1999年6月)，结案后被处以死缓。第三个是许运鸿(1999年9月)，他的案情是十五届四中全会后见之报端的。比之戚、陈，他的官位最高。案发前，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浙江省省委常委、宁波市市委书记。在四中全会上他被开除党籍、免除党内职务。刑事责任待究，看来也难逃重处。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书记一个个倒了下去，一个个因罪大恶极而判以重刑，这固然是个人之不幸，但更是国家、人民之损失(许运鸿一案仅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2亿余元，而陈同庆一案使国家财政收入损失达60亿元之巨)。这些权倾一时一地的书记之所以陷入犯罪深渊、遭致自我毁灭，皆因为他们的权力曾一度失去了监督与制约，或者说，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无力抵御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因为，在他们那块土地上一切监督机构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这里的秘密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体制(孟德斯鸠称之为专制的或腐化的政体)孵化着腐败的官员，这就是腐败官员层出不穷的根本原因。事到如今，我们该有这个认识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明火执仗的贪官，还有被誉为“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待东窗事发人们才知道也竟是个大贪官。1999年7月2日凌晨，被称为“优秀检察官”的沈阳市检察院反贪局技术处副处长杜福泰与其情人在沈阳北郊的私人别墅因与三个小偷发生冲突而被杀害。案发后人们和他的妻子才知道他有高级别墅与轿车，有情人，还有近百万元来路不明的财产。人们怎么也不相信，杜福泰一贯清正廉洁、工作认真；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不涉足娱乐市场；他家境清贫，妻子下岗，住房一直未装修，人称是难得的好检察官，怎么会是一个贪官?!对于杜的近百万巨额财产，无论是查找本人的记录和私人信函，或核对杜曾经手的一切账目，都没有发现线索，说明这位检察官为日后的反侦察早有准备。杜福泰一案是一典型，但绝非仅此一例。河南省灵宝市地税局副局长卫建设连续八九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3年后连续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是当地税务系统的“老先进”了。1999年年初案发后，揭露出他受贿索贿达160多万元，还有300多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杜福泰、卫建设这类伪装成“优秀干部”的巨贪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再次说明我们的权力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漏洞，以致为这类腐败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人们问，这类腐败分子能伪装10余年之久，我们的人大、政协监督，党内的纪检委、国家的检察机关监督，还有新闻舆论监督在干什么?遗憾的是，拒监、避监的力量对待各种疲软监督机关的监督绰绰有余，更何况还存在失监和禁监的权力空间。因此，反腐之要不在于“秋后算账”，惩处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也不在道德教化，严于自律；而是要努力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从根本上检讨现行的权力体制。诚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已刻不容缓

1.不在政治体制上作切实的改革，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还可能重新出现。

中国人对即将来临的世纪怀着美好的憧憬。但是，不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能否促使社会的全面进步?能否推动现代化的顺利发展?能否维护持久稳定的政治局面?答案恐怕是No!邓小平曾告诫：“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对于未来的中国将会遇到什么情况，邓小平的预见是，如果不在政治“制度上作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5页)。他甚至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同上，第333页)什么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家长制、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重大决策失误、权力失控，国家发展遭受挫折；权力崇拜，权威崇拜，偌大中国只有一种声音；无视公民民主自由的基本权力，等等。既然权力过分集中，出现这些现象是不奇怪的，邓小平因此告诫：“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同上，第333页)

2.改革政治体制，是当代中国社会焦点中的焦点。

“以阶级斗争为纲”，使我国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至“文革”后期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十分正确。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只要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就可以了。“文革”浩劫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危机实质上是政治体制的危机。鉴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线，当时集中力量抓经济是必要的。今天和以后抓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永远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只抓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特别是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仍不下决心去改变它，那么，国家的全面进步，就会受到严重的限制。邓小平早在1986年11月就鲜明指出：“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邓公此言，说明政治体制的危机依然存在。

就现状而言，我以为尖锐的矛盾已摆在我们面前：

(1)不进行政体改革，阻碍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如权力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冲突)，并危及已取得的成果。用邓小平的话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

(2)不进行政体改革，权力腐败不可能有效遏制；权力腐败不能遏制，危及着政权的合法性。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对腐败现象“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

(3)不进行政体改革，使各种社会矛盾积聚，一旦迸发，破坏社会安定，威胁共产党统治，改革就会陷入重大挫折。用邓小平的话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言以蔽之，我以为不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中国没有出路。

3.落实宪法的有关条款，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的可行途径。

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法治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从落实宪法的有关条款做起，应当是最佳的选择。

第一，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改变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不平衡状况。

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列为第二章，改变了以往置于“国家机构”之后的顺序。宪法结构的这一重大调整是我国宪政制度可喜进步，它凝结着“文革”期间任意践踏人权的惨痛教训。

近代以来的民主理论认为，为了保障社会的公共秩序，公民将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公共权力机关，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社会的秩序、公正与自由，维护公民的各项正当权益。但是，权力往往具有一种侵犯性；政府一旦拥有公共权力对公民社会便构成了一种威胁，可能侵害公民的利益和自由。因此，公民必须保留一部分权力，一方面以求生存和发展，一方面以防御、制止和消除政府对公民权益的侵犯。前者如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劳动权、教育权等。后者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出版、结社等各种自由权，批评和控告政府权；公民将这些权利用于选择政府，批评与监督政府，当政府腐化和暴虐的时候，以致使民众忍无可忍时还可以废黜政府，显然，只有当公民真实地享有这些权利时，政府对权力的妄用才能及时得到制止，他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能得到保障。因此，宪法中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构成了现代宪法的基础，是现代宪政的精髓。

现在的问题是，在中国，政府本体、权力本位的观念根深蒂固。政府的权力至高，公民的权利式微，还往往受到父母官的藐视。强政府、弱社会的政治传统未有改变，致使宪法中关于公民神圣权利未有完全落实，并不时受到干扰和侵犯，因而对政府决策失算、权力腐败加以监督还几乎是一种奢望。现在许多腐败事件已是公开化了的，尽管遭到老百姓的同声谴责，但为官者却想：“你能对我怎么样!”广西省合浦县有一条远近闻名的“腐败街”。这条街段共有18幢豪华别墅，每幢占地166.8平方米，18户中有16户有严重经济犯罪和违纪问题。(据1998年12月5日《羊城晚报》)“腐败街”在众目睽睽之下堂皇屹立，原因在于公民监督、批评政府的权利被没收了。权力不受社会力量的制约，腐败势必有增无减。要遏制腐败必须还权于民。

第二，人民代表大会应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权力结构双轨制。

从宪法看，不存在权力结构的双轨制。宪法规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定期选举产生，人民委托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这些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由于党的一元化领导，国家权力还有另一条轨道，并发挥着主导作用。这就是，实际生活中党掌握着国家的最高决策权、领导人选推荐权、重大国家事务的指挥权和人事监察权，“从而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者(机关)”，而人大、政府和司法机关“其任务是遵从党的意志对人民群众进行管理”(《权力政治学》，李景鹏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民主主要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即由领导者来召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然后再转化为集中意志的民主。这种因适应战争年代形成并为以后需要的权力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这一权力不是宪法所明文规定的权力，但实际上却高于宪法所享有的各种权力。这种法外之权、法上之权显然与“依法治国”的原则相抵牾。为了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改革“权力过分集中”体制，维护宪法权威，保障人民民主，必须改变权力结构的双轨制。

第三，增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功能，多党合作制应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解放战争胜利后组成了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显然，参加联合政府的非中共人士在政府中所享有的职权不是选民而是共产党给的，因而在联合政府中中共和非中共双方是主与宾的关系。这种联合的基础使非中共方面从开始起就是共产党的拥护者，而不是监督制约中共的力量。虽然1956年毛泽东就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这一方针立即被1957年的反右运动所淹没。一些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多数成了右派分子后，他们的政治角色由与共产党合作治国转变为接受共产党批判，进行自我改造。联合政府没有经过任何协商就关上大门，“互相监督”不过是“一相监督”，还远远超过“监督”。“文革”期间民主党派受到更猛烈的冲击，连身家都难保，从而名存实亡。“文革”后各民主党派逐步复苏，一些代表人士在某些场合蹒跚亮相，这自然又是来自共产党方面的推动。至1989年，中共发表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使民主党派在政治舞台上又跨前了一步。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到此，民主党派才有了合法性依据。据统计，到建国50周年，全国8个民主党派共有成员50余万人，平均每个民主党派6.25万人。即便从数量上看也是一支很弱小的力量。

为了推动多党合作制的发展，为了增强民主党派对执政党、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要从建国以来中共和各民主党派跌宕起伏的历史中检讨我国政党制度的缺陷。最重要的一点，实际上不能“互相监督”。只有共产党可以不受限制地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难以或者不能监督共产党。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理应受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方方面面的监督，但事实恰恰 相反。50年来的历史证明，共产党不能受到民主党派方面切实有效的监督，无论对民主党派、对共产党以及对整个国家，都十分不利。不要以为受监督是坏事，歌功颂德是好事。所谓“几个党比一个党好”，因为可以互相监督，否则多党存在是无意义的。鉴于不堪回首的1957年反右与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以及民主党派所拥有的一切全是共产党给的，使民主党派不可能对共产党实行政治监督。多党合作制要向前发展一步，首先要改变“一相监督”的现状，结束各民主党派不敢、不能对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的历史。这是保障中国现代化事业健康发展的政治体制中的重要部件。

多党合作应纳入法治轨道，这是50年政党史要吸取的另一条重要教训。宪法规定多党合作制“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现在看来，“存在”是不成问题了，主要是如何“发展”。多党合作既然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首先应当有一部“监督法”，使中共和民主党派就如何“互相监督”都有法可依。民主党派作为弱小政治力量一方在监督共产党过程中有了法律保障，可以获得必要的政治安全。共产党作为政治上强大一方在监督民主党派过程中有了法律依据，可以防止权力失控、再现历史上那种任意处置民主党派的情况。民主党派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参政”。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的参政情况举世瞩目，为世人交口称赞，如能坚持，必早兴党兴国。改革开放以来，参政情况日有长进，但仍未超越安排模式，不是国家意志之使然。所以，还要有一部“参政法”，使中共和民主党派的权力取向都有法可依。

还有一条，应当有一部民主党派的“组织法”，以保障民主党派在组织、政治与思想上享有法律所赋有的独立性。由于民主党派的一些基本问题都要经过中共统战部与组织部才能解决，干预太多，使民主党派至今无必要的独立性。因此，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也有一个进一步适度“分开”的问题，这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惜为许多人所忽视。我个人认为，现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还是管得太多太死，老是不给民主党派“断奶”，民主党派怎么能成熟、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呢!

(责任编辑　徐孔 刘家驹)

2000年第2期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作者： 李慎之

陈寅恪先生是举世公认的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史学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极其钦佩陈先生的学者在称扬他在学术上的成就的同时，还要特别指出陈先生“并不是一个思想家”。

然而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却要看到陈先生乃是中国本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将照耀中国人进入二十一世纪，也许直到永远。

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而且一定会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国传统文化原有的，甚至其语言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有的(中国古文中的“独立”与“自由”与现代语言中的“独立”与“自由”意义迥不相侔)。首先引进“自由”这个词儿的是严复。他在日本学习西方变法维新而变成强国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战中打败中国海军、朝野震动之际，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强、中国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国民之“自由不自由异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自由”在全国知识界得到广泛的讨论，也得到广泛的拥护，然而以干脆的语言标举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原则的，则不能不首推陈寅恪先生。

王国维纪念碑铭一共不过二百五十三个字，而“独立”之词凡三见，“自由”之词凡四见，其中甚至引用美国独立时的英雄帕特立克·享利的话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结句则为：“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历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陈寅恪是一个“文化遗民”，胡适即主此说。其实光就王国维纪念碑铭看，陈寅恪竭力引进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国文化的传统，就可以否定此说。何况，陈寅恪到晚年著书表彰陈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们的自由独立精神。更何况，陈端生与柳如是乃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底层的妇女，而且一为罪妇，一为妓女，更是底层之底层。而号称“世家子弟”(李提摩太语)的陈寅恪晚年却专门“著书唯剩颂红妆”，十分同情陈端生反抗“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赞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对柳如是，则甚至夸奖其“放诞多情”，称之为“罕见之独立女子”。这岂是一个文化遗民，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说得出来的?

请看近代最著名的儒学名臣曾国藩给他儿子家训：“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国藩的做人标准与陈寅恪的做人标准相对比，反差真如黑夜和白天一样。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从清末以来就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近二十年来更聚讼纷纭。实际上就是上面说的曾国藩那一段话。早在1927年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陈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试问：自从中国人与外域接触并且开始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所反思以来，有哪一个人对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确的结论。在陈寅恪发表这一言论之前的十年左右，五四先贤即已向传统文化展开全面进攻，反对所谓“名教纲常，君道臣节”。当时陈寅恪还在外国留学，因此算不得是“五四人物”，但是他后来发表的意见却更加言简意赅。文字虽然不多，却更加完备，更加饱满。在今人会用“精神”或“精义”的地方，他直接称之为“定义”。这是何等样的识力!

在这里，陈寅恪实际上已经点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定义是叫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了。

根据蔡仲德先生对王国维生平事迹的详密论证，王国维的一生可以以辛亥为界，分成前后期。他前期致力于哲学、美学、文学，有开辟创新 ，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 ：“学术 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之别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一手段，而非以为一目的也。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静安文集·论近年之学术界》)。他还说：“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时一地之真理也。……唯其为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静安文集·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

照这样的言论，这样的治学态度，说王国维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完全恰当的。

但是，到了辛亥以后，王国维接受罗振玉的劝告，一变而为大清的纯臣，不但受溥仪之封为“南书房行走”、“恩赏五品衔”、“赏食五品俸”，而且在学术上也“尽弃前学，专治经史”，甚至著诗歌颂慈禧“五十年间天下母，后来无继前无偶”。他以后还参与张勋复辟的密谋 ，书札暗通，间关奔走，不遗余力。这样，王国维的言行除了对民国而言，也许还可称为有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外，完全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纲常名教的奴隶，成了十足的卫道士，哪里还有自由、独立之可言。

当然，王国维的这些行事都发生在陈寅恪尚在美国留学之时。王、陈在清华同事，因为王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而不及一年，因此陈寅恪可能所知不详，但是大体上还是应当有所了解的。事实上，陈寅恪除在王死后两年不久所作的《挽王静安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二诗中也已表示他是了解王“一死从容殉大伦”的意思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陈寅恪一再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师早期王国维，“以西方思想输入中国”、“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之意，自我作古，替为奴性所主宰的中国人立一个新的传统。

按：据我的同学，陈寅恪晚年的弟子刘适(现名石泉，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讲，陈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伯严，效忠清朝，力主维新而终遭贬斥，陈本人对清朝是完全没有孤臣孽子的心情的，虽然他对传统文化中的文艺确有极深的感情，这在他的诗作中有最强烈的表现，真是哀感顽艳，不能自已。

中国学人历来的一个价值标准就是要“学有宗旨”。陈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先生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这正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它决定了陈寅恪不可能北上。而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学的岁月中，他虽然只能凭超常的记忆论证了一番《再生缘》与陈端生、钱牧斋与柳如是，虽然由于政治环境与生理条件(目盲足膑)，远远不能尽展其才而为中国新史学开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论，特别是其品格为中国文化添上了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统。其价值将愈后而愈显。

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定义”，也是陈寅恪下的。这就是他1933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中说的一段话：“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说，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要为不易之论。”此虽通俗之说，然而只有陈寅恪这样的通才硕学，一槌定音，然后世无异辞。不过以我之不敏，还想在“三教”之后加上“九流”二字，这倒不是指《汉书·艺文志》所说的九流，而是指直到今天社会上还实际存在的所谓“三教九流”或“下九流”而言。因为中国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原始时代的巫术并未绝根，而且还不断有所发展，历史上有不少朝代，初起时都以之为凭依。即使在儒、道、佛三家的正统中也未能从几千年的进化中完全汰洗干净，而在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中则大量存在。至于民间的各种信仰以至迷信、邪教更是大量流行，影响于历史的、当代的、甚至明天的中国社会生活者十分重大。我在去年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一文讨论此事。自己虽无力进行研究，而当代的青年学者已渐渐有人注意及此。征之以西人所谓一民族文化传统中有大传统与小传统两种传统之说，将来的创获必多。事实上陈寅恪关于天师道的研究已启其嚆矢。

陈寅恪是一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his own line”。但是，幸好有他的好友吴宓的日记记下了他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

吴宓1919年初到哈佛留学，即遇上陈寅恪，惊其“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宓倾佩至极”。令人可悲的是，吴宓八十年前所记的陈寅恪的言论思想有许多到今日居然还切中的弊。

例如，据1919年11月11日吴宓日记所记陈寅恪的言论云：“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远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对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这些话是八十年前讲的，然而移用于今日，可谓毫厘勿失，也许更有甚焉。

八十年来，中国人所担心的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然而陈先生偏说：“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陈寅恪的这些话都可以说是先见之明，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人有同样的预见。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N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然而在他看来，这却是“决难必也”。陈寅恪下面的一段话尤其富有针对性：“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照著，可为比鉴也。”

这些问题都是八十年来实实在在存在的。见事见理之明察深刻如陈寅恪者，并世实罕有堪与比肩的人。我们固然需要陈寅恪这样的历史学家，但是更需要陈寅恪这样的思想家。

至于陈寅恪又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变，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之所昭示者也”。不但已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的证实，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纪仍然有效。

陈寅恪逝世二十九年以来，即不断有学者为其当年不能远走海外而深致惋惜，最近在香港，即有人以此为言。但是我的看法不同。姑不论父母之邦为陈先生所不忍去，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的缘起中不是还说过：“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坏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怀遗恨，不屈不挠地为国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义、其价值是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高的。

注：本文为提交1999年11月26—29日在中山大学召开之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之论文，结果未能成行。故以此文付《炎黄春秋》。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0年第2期 “圣言量”今昔　作者：靳树鹏

在纪念五四运动林林总总的文章中,多有提到陈独秀者,但有一点似乎还说得不很充分,即陈独秀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偶像破坏者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时期他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这一思想还贯串在他许多论著中。

陈独秀从青年到晚年,一直坚持反对“圣言量”(或“圣教量”)的立论方法。何谓“圣言量”?即“取前代圣贤之言,以为是非之标准也”。五四时代陈独秀还写道:“除了牵强、附会、迷信,世界上定没有万世师表的圣人,推诸万世而皆准的制度和包医百病的学说这三件东西。”他晚年致友人信中又写道:“弟自来立论,喜根据历史及现时之事变发展,而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量’的办法,及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可以说这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八十前的陈独秀版。遗憾的是,无论是八十年前陈独秀的疾言反对,还是二十年前真理标准的讨论,都不能根绝“圣言量”。

许多年来,“圣言量”在我们这里可谓根深蒂固,曾经是许多人思考研究问题的方式,无论对理论问题或是历史和现实问题,都先查马恩列是怎么说的,看一看能否在老祖宗那里找到根据。以导师和领袖的结论为是,把不同于此或有违于此者均斥为非。这就是“圣言量”的现代版。轰动一时的中苏论战,无论是中共还是苏共,都是援引马恩列的论述来指责对方。到了“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手拿一本小红书,“圣言量”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笔者当年在一个广场观看过两派论战,他们起初慷慨激昂辩论,继而打得你死我活,但他们双方的思想武器都是同一本《语录》。

今天也绝对不能轻视“圣言量”的流弊。几年前笔者写过一篇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文章,寄给一位学识渊博的长辈指教,老人在信中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已是学界共识,你何必还引用毛泽东的话呢。我回信说,我引毛泽东的话不是给读者看的,而是给编者看。我是挟“圣言”以使自己的文稿顺利发表。近日在电视记录片《新中国》中看到建议创办深圳特区并亲自筹办的吴南生的几次谈话,他当年就请了几位研究马列主义的教授好好查一查,看能否在马恩列那里找到创办特区的根据。与其说他是在找根据,不如说是挟“圣言”以自重,堵住反对者的嘴,保证创办特区的事业顺利进行。

我所以想起写这篇短文,是因为至今仍有人用陈独秀最反对的“圣言量”方法来论断陈独秀,如说陈独秀此论不合于什么主义,因此是错误的等等。陈独秀的好友章士钊这样评说:“独秀则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这草弗啮,不峻之坂弗上,气尽途绝。”三十年代我国有两部书出版,一是郭湛波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是王森然著《近代二十家评传》,这两部书近年又都重新出版,都列有陈独秀的专章。郭湛波认为陈先生“思想之敏锐,魄力之坚强,非他人所可及”。“陈先生是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上第一个大思想家,他在这五十年思想上的贡献一是旧思想之破坏,如反对孔子,及旧道德,旧文学,旧礼教。一是新思想之介绍及建设,如马克思学说之介绍,文学革命,中国社会革命理论之建设。”王森然认为,对任何学说独秀必参己见而研究之。他们都认为陈独秀决不盲从,对任何学说都独立思考和研究,看是否经得住实践检验,对马克思的学说也决不循章摘句,而是融会贯通。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仅仅根据圣言经典中的某些结论来评说陈独秀,这究竟是学术的进步还是退步?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2期 从莫洛托夫想到的　作者：李普

前年(1998)溽暑，严秀以八十高龄啃下了《莫洛托夫访谈录》这本长达六百多页而且枯燥难读的厚书，又写了一篇四万五千多字的长文加以介绍和评论，称之为“一部最好的反面教材”。我读了他这篇文章，受益不浅，感想很多，先说一句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苏联究竟是怎样垮台的，为什么一声喊完就完了，我想这是许多中国人都关心的，何况我这个“三八式”呢。1938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在占领了武汉之后有进逼长沙之势，我父亲决定随一个佛教团体撤离长沙，想让我跟他一起走，托他的一位同道来动员我。这人办过报，能说会道。我不能暴露我的政治面目，但是不必隐瞒我的观点。我说，你们佛教讲轮回，现在全世界最幸福的人是苏联老百姓，难道全世界生前做了好事的人都投生到苏联去了吗?那位见多识广的先生也只好苦笑，无言可答。那时，苏联在中国的威信已经高极了，不用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边倒”。而我，确实把苏联看成人间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是怀着这样强烈的信念，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参加共产党的。

严秀显然比我更关心这个问题。多年来他读了许多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和文章，翻阅了许多资料。他说，苏联为什么会垮台，有些同志至今只会抓着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不放。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要读了这本《莫洛托夫访谈录》，“你就会明白，前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究竟是怎么治国的，自然也就会发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国家能长得了吗?”

近年严秀认为：大体上可以说，绝对个人专制下的超级恐怖统治、不顾人民尤其是农民死活的经济工作方针、没完没了的对外扩张——这三者，是苏联致命的死症。而这些问题，光靠理论书是说不清的，而且还会遭到“大反”、“砍旗”之类的斥责，他说：“感谢莫洛托夫这位革命老前辈，他几乎把很多重大问题都来了个现身说法。这个人比斯大林还要斯大林，……而且至死把斯大林抬到天上，不管多么强词夺理。”

这位革命老前辈是个“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主义者。斯大林叫他与妻子离婚，他遵命离婚了，那是1948年底。次年初，1949年2月，他妻子被正式逮捕，罪名是她图谋行刺斯大林，莫洛托夫本人也被公开撤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这本书的作者问莫洛托夫，是不是他受了他妻子的牵连。回答说不是，是“她受我的牵连。”直到斯大林死去，追悼会那天，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马林可夫等人说：“把波琳娜还给我!”第二天晚上，他才从克格勃首脑贝利亚的办公室把他那离了婚的妻子波琳娜领回来。他对那位访问者说：“我想，如果他(斯大林)再活上一二年，我难以保住性命。”他还告诉访问者：“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受人窃听，是肃反人员告诉我的，……他们直言不讳提醒我说话小心点。”“我一向清楚，了如指掌。当然，也就一向提心吊胆过日子。”

莫洛托夫算得上是苏联的一个大人物，很长时间里他形式上是在斯大林一人之下而在万人之上，当年名闻全世界，实际上他在斯大林手下这样朝不保夕，谁想得到呢?更令人奇怪的是，他竟然认为斯大林这样做是正确的、无可批责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他说：

“……斯大林偏偏有时候很多疑。但是他不能不多疑，不能，不能……如果你收到情报，说是……难就难在这里，是啊，难。”

他不仅认为斯大林的多疑无可非议，在党内军内国内一次又一次地展开大屠杀、大清洗也是完全正确的。在他脑子里，苏联的一切全靠斯大林，斯大林是苏联的“救命王菩萨”。他说：“只要把斯大林杀了，再加上二三个人，一切就可能全完了。”

访谈中谈到老布尔什维克几乎被杀光了，莫洛托夫回答道：

“列宁在世时，就有那么多不协调的、形形色色的反对派……总要有人放开手脚进行镇压。于是，斯大林就实际地承担起这种难题并加以解决。我以为，斯大林对此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全力支持他，我是其中一个主要支持者，而且我对此至今不悔。”

这是十足的海外奇谈。何止是老革命几乎杀光了呢，军队方面，从元帅和将军杀起，后来连校级军官都差不多杀光了。朱可夫1939年到蒙古指挥对日寇作战，华西列夫斯基1940年初在对芬兰作战前线上，都发现许多师长是由尉官担任的，因为校官杀完了。我认为莫洛托夫说的是他的真心话，这时斯大林已经死去三十年，他没有再逢迎献媚的必要。所谓“基本上”正确，就是说他莫洛托夫也认为有的杀错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错杀到他莫洛托夫头上来，他会怎么样?我想，如果斯大林决意要杀他，他固然不可能不觉得冤枉，但是也照样会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利益所在。我原来以为这是我的推论，是猜想，不料当我仔细翻阅严秀这篇文章的时候，发现莫洛托夫恰恰是这样说的，文中引用了访问者同他的这样一段对话：

“您曾经设想过您的处境：一个跟党走过漫长道路、为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身心的人，忽然间竟被关进牢笼!”

“那又有什么呢?噢，上帝!我是从革命观点来看这一切的，”莫洛托夫很镇静地回答，“这些年来，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后，我不只一次死里逃生。”

莫洛托夫这些话表明，在他看来，死在沙皇刀下与死在斯大林刀下是一样的。如果斯大林要他死，斯大林和他莫洛托夫双方都会认为这是为了他们神圣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事业，为了他们伟大的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国历史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子领死的时候还要叩谢皇恩浩荡。这是儒家纲常最起码的要求，是儒生们安身立命的准则，许多修养到家的儒臣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这在现代，我们也并不陌生，不过改了名称，不叫纲常，叫大局；为了大局，委屈也罢，冤枉也罢，都要心悦诚服，这叫做正确对待。莫洛托夫又说：

“尽管这类事(指被捕、被杀)已经出现在我身边，尽管他(指斯大林)再活几年我也许保不住性命，但……他完成的艰巨任务是我们任何人、是当时党内任何人都担负不起的。”

多么可敬可爱的莫洛托夫!在这位老革命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驯服工具，一个百分之百的所谓布尔什维克，如果说得通俗一点儿，我就要说我看到了一个铁杆斯大林分子。同时我还应当说，我看到了一个真诚的奉献者。

这本书是苏联的一位历史学教授根据他访问莫洛托夫140次(实为139次)的录音整理出来的实录。访谈历时十七年(1969—1986)之久，看来双方的意见不会怎样太相左。那是莫洛托夫最后的十七年，苏联正在走向解体。他既是这样一位要人，对他自己那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信仰又这样信誓旦旦，记录的真实性也无可怀疑，因此我很赞成严秀的评价，他说：对于了解苏联，这本书“就特别权威、特别具体、特别真实，这决不是其他理论探讨书与回忆录等所能代替的。”因此他不顾老病之身，写了这篇长文，“说算是替有些同志做个临时的书报秘书吧”。他把全书的主要内容分为十二个小题目，包括宛如君臣关系的党内生活、残暴的内政、以扩张版图为能事的外交、以及为什么要和如何从肉体上消灭富农、为什么要和如何剥夺农民、为什么要和如何歧视知识分子，等等。他还不得不舍弃一些大题目，因为篇幅已经太长了。

我深深感谢他的辛劳，钦佩他的识见。他这篇文章不仅让我明白了苏联垮台的原因，而且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斯大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质，进一步知道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进一步体会到个人迷信何以在那样的大人物身上也不可避免，简直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我是从严秀新近出版的副题为《国际长短录》一书读到这篇文章的，书名《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全书只有十四万字，篇篇都是好文章，都很能发人深思。不过我还是想建议把这篇《可怕的〈莫洛托夫访谈录〉》出个单行本。我想起吴晗主编的两套历史小丛书，对于普及历史知识，提高读者的思考能力，发挥过很大的作用。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国际国内的变化很大，新事物新问题新观点很多，新出版的好书和杂志上的好文章很不少，各个层次的读者包括一般的读者，都十分需要许多像严秀那样的高手来做这种“书报秘书”的工作。因此我想现在大有出版一套小丛书的必要，严秀这篇长文就作为第一本，请他再加加工，精简一下。我是专门为了提出这个建议而写这篇文章的。这件事我想了又想，动机最初来自一位老朋友的公子。这位“老三届”常常寄书给我，主要是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和什么什么内幕之类。有一次他来北京，我说，谢谢你寄书，其中有两位作者的书我是不看的，他们由于胡编乱造而大大有名。他说，这点我也有所感觉，胡编得太没边了，我也怀疑。比如把江青吹捧为政治家还不过瘾，还要把她吹成军事家，她和毛老人家两人的私房话他都知道，好像他在场听见了，我能相信吗，岂不欺人太甚!而且掺水太多，太罗嗦，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看。接着他显得很沉重地说：“不过，李伯伯，我们这辈人很可怜，连刚刚过去的这些事也弄不清。我们想知道一点历史，不靠他们这些书又靠什么呢?”

因此我恳切地向著作界的各位高明之士呼吁，请求你们出版这么一套小丛书。吴晗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分为两套，我想现在可以编在一套里面，似乎更方便些、灵活些。内容不以政治这一个领域为限，在一套里面分为几个门类也可以，最要紧的是每一本都必须是精品。

我这篇小文章快要完篇时候，再翻阅严秀这本书，从书后附录萧乾老人给他的信中，发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初读时没有注意。他是在读了严秀《读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一文的前半篇之后，在医院里躲着医生和护士写的。信中说：“您做了一件大事，用前苏联为咱照照镜子。……您学识渊博，对苏情况太了解，我又希望尊文能早日进入一醒世文选。”我建议出版的这样一套小丛书，是不是近似他所说的“醒世文选”呢?可惜这位热心肠的老人写了这封信不久就驾鹤西去，我不能再向他请教了!

“醒世”这两个字好极了，很确切，正是我所想的。这套丛书可以叫《历史新知小丛书》、《醒世小丛书》，或者就叫《醒世文丛》也好。

(责任编辑　方　实)

2000年第2期 神道设教与个人迷信　作者：官伟勋

神道设教一语，最早见于《易经》中“观”卦的彖辞，原话是：“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当时，佛教还没传进中国，道教也还远没形成，那时人们信奉的所谓神，还不是后来佛教、道教、基督教所说的那种神，而是泛神论。正如《礼记》“祭法”篇中所说的：“山川林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现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林谷丘陵都是神。

有的连这种神也不信，荀子就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吉凶祸福，在人不在天，更不在什么神。

后来，随着社会各种矛盾的复杂化、尖锐化，所谓神道设教的思想，在历代统治阶级心目中的地位，逐渐变得明确起来，重要起来。而且由盲目信奉，或人云亦云，渐渐变得自觉变得“正规化”起来。神道设教，成了统治者须臾不离的所谓治国安邦最重要的精神武器之一。有的还发展到十分荒唐的程度。

神道设教之初在“佐其为治”

利用鬼神，利用所谓天，以实施统治，驯服百姓，可以说，是自有文字记事以来，就已经是众多统治阶级的政治家们的共识了。只不过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罢了。

《礼记》“祭义”中有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所谓神道设教的简明注解：“因物之精，制为之极(确立为原则之意)，明命鬼神，以为黔首(即老百姓)则(必须遵守的原则)，百众以畏，万民以服。”这就是说，把自然现象中的一些人们不能理解的异常状态，解释为鬼神意志的表现，从而迫使老百姓遵守某些规则。百姓敬畏鬼神了，也就不敢干坏事，反而会多做好事。君主的统治才能有效，天下才能太平。

为什么要用鬼神来辅佐统治呢?《淮南子》“泛论训”说得明白，人间有许多有害的不应做的事，由于太多太多，既不可能一一监督，也不可能件件写到书上，颁布到政府文件法典上。所以就借冥冥中所谓鬼神的监督与惩罚，来恐吓所谓愚者，命他们守规矩勿犯禁。“泛论训”里举了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例子：“飨大高者，而彘为上牲；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戏以刃者，太祖(推)其肘；枕户而卧者，鬼神(踩)其首(令其头痛或头部出毛病)。”《淮南子》的解释是：彘是家养牲畜，比起野兽麋鹿容易获得，用彘做供品，可以避免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裘是用很贵重的狐狸皮做的衣服，用做随葬品，于死人无益，留给活人则可以养生；以刀剑嬉戏，易误伤；枕着门槛睡觉，易受风。这都是一些应该避免的有害的事情。对于老百姓，一般地讲讲这些道理，他们不听，借神、借先人之魂、太祖之灵，以及鬼怪的名义，说若犯忌，就会受到鬼神的惩罚，人们反而肯于接受并“自觉”遵守。这就是所谓“为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的意思。

在先秦思想家中，最明确表达以鬼神佐政这一思想的是墨子。墨子在《明鬼》篇中十分鲜明地说：“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罚暴也，则天下岂乱哉?”

不仅墨子，从先秦到明清，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或明或暗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神道设教。管子在《牧民》篇中说的：“守国之度”，“顾民之经”的重要内容就是“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他认为，带头并率领老百姓做到这些，国家就会安定，老百姓就好治理。《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姜太公在回答周武王，怎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个问题时，也讲：“为三年之丧，令类不蕃；高辞卑让，使民不争；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娱之，鬼神以畏之”，把敬畏鬼神也当成理政的重要一环。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说“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对有没有鬼神采取谨慎暧昧态度，但从他倡导和规定的许多敬天祭祖繁琐而又严格的礼仪看，他实际上也是一个神道设教的主张者与实践者，只不过比较含蓄罢了。

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先生，他关于西方世界，关于矛盾的普遍存在，关于在矛盾之中必有一方是主要矛盾等论述，都是极有创见的。但，即使是这样一位先进人物，也有鲜明的神道设教意识。他在《古微堂集》里说：“鬼神之说有益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他也认为，王法管不了的，“鬼神”管得了。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里讲，古希腊、罗马文史中，也屡屡讲到君主们捏造神道驾御老百姓的事。奥古士德大帝就说过：“有神则资利用，所以，既然要想利用，就可以假设其为有。”

神道设教是把双刃剑

魏源们的见解，正好证明十八世纪的英国史学家吉朋的一个观点：一般老百姓视各教都是真实的；哲学家视各教都是虚妄的；做官搞政治的，视各教都是有用的。柳宗元在《断刑论》里说的：“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愚弄那些敦厚或愚疾之人)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与吉朋的看法相似。

正是为了“愚蚩蚩者”，历代统治者才在礼天祭祖敬鬼拜神方面，身体力行，做得那么认认真真煞有介事，不惜花钱费物下那么大的工夫。就是为了引导“蚩蚩者”就范，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话，以便统治。马基耶维里说的：做君主的人，不必信教，但不可不表示出十分诚信的样子。奥妙在此。

老百姓的不满如果发展到对天对神都不信的时候，对于统治阶级来说，那就危险了。像《豆棚闲话》里唱的：“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饿杀。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情绪如此激烈的语言，就跟《汤誓》里说的：“时日曷丧，予及女偕亡”一样。由于恨国君的暴政(又据说国君就是太阳)，因此老百姓恨不得自己与暴君与太阳一起灭亡!老百姓愤恨到这种程度，离火山爆发也就不远了。所以，聪明的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维持人们对鬼神的信仰。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一利必有一弊；有一弊，亦必有一利。神道设教也是如此。统治阶级想利用它来治理被统治者，被统治者也反过来用它来对付统治者。

陈胜、吴广与黄巾起义时，所捏造与利用的“大楚兴，陈胜王”、“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就不必说了。在平时，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做臣子的也常用神道来对付和制约当皇帝的。

亚里士多德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说：一般老百姓如果不信神，害处还不大，根本不把一切典章法律都放在眼里的君主，如果也不信神，就会像放出笼的老虎一样，他是什么什么坏事都敢干的，那危害可就大了!

稍微有些阅历的人，大约都会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观点。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很早就创造了所谓的天人感应说，说天上的和自然界的一切变化，都与人间的问题息息相关。比如什么星到了什么位置，比如发生地震、水患、蝗灾等等，都是老天在警告皇帝或大臣的某些行为。这也是神道设教。在某些时候，这神道还真管些用。

汉武帝建元六年，夏四月，壬子，“高园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元光四年，五月，“地震，赦天下。”老天以殿火、地震示警，当皇帝的，怕自己有过错或有冤狱，所以便素服五天与大赦。

历朝历代利用天象或其他灾害，给皇帝提意见，迫使皇帝放弃某些罪恶勾当的，不绝于史。

在当时，是不是人们都信这一套呢?大致可以说，老百姓信的多，不信的少；当官的不信的多，信的少。在一般群众中，像祥林嫂那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她信鬼信神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由于再嫁过，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怕死后下地狱，受两个丈夫争夺，以及可能遭受上刀山、下火海、下油锅之类的酷刑，一天到晚惴惴不安。这正是提倡“三从四德”，“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

记得西方国家的一些头面人物在攻击共产党人时说，共产党之所以可恶，不可信，就在于共产党人不信上帝。而一个不相信冥冥中有一个上帝始终在监视着人们的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话里话外，神道设教的味道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的人夸耀说，他们，尤其他们做国家领导人的人，都是虔诚信仰上帝的人。例如，美国总统办公桌对面墙上就写着：上帝与我同在。不过，这似乎并没妨碍当总统或当首相的“虔诚信徒”，干他们不愿让其选民知道的某些事。

宋朝皇帝造神树威遗笑千载

为了外骗强敌(辽国)内镇百姓，北宋君臣竟然以神道设教为由，沆瀣一气，诡称神仙伪造天书。这就是宋真宗赵恒名垂千古的大丑闻。

宋真宗景德二年，由于内奸与辽国暗通关节，宋国被迫与辽国签定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宋每年要向辽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真宗觉得丢尽面子，怕自己的统治不稳，“自是常怏怏”。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呢?于是，找王钦若来商量。

王是有名的佞臣，因鼓吹不抵抗主义，劝真宗放弃汴梁逃往江南，曾遭寇准痛斥。他看透了真宗的心思，故意先虚晃一枪，说：“只要陛下发兵收复幽蓟，就可以雪耻。”宋真宗叹了口气说：“我怎么忍心再把老百姓往死路上赶呢?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其实，王钦若早就知道真宗没有本事走富国强兵之路，便趁势抛出他的馊主意，劝真宗干“大功业”。所谓大功业就是上泰山封禅。这在封建帝王时代，是只有最圣明的君主，并得到上天降予“祥瑞”之后，才得以做的事，所以叫大功业。真宗说，这得有天瑞才可以啊!王钦若说，什么天瑞!您以为所谓《河图》、《洛书》都是真的吗?哪有那么回事?神道设教罢了!

宋真宗动心了。但又怕宰相王旦反对。王钦若说，我把皇上的意思告诉他，他不会反对。宋真宗没吭气，实是默许。王钦若跟王旦一说，王旦果然表示恭从君命。宋真宗高兴了，召王旦进宫饮酒。喝完了酒，又赐一坛子酒给王，说，这酒甚好，拿回去与老婆孩子喝吧!王旦回去打开一看，整整一坛子全是珍珠。

于是乎，大宋君臣核心集团的“神道设教”就开锣登台了。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的一天，真宗召集几位大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朕刚就寝，忽见一个房间十分明亮，朕很惊奇，过去一看，是一位神人，星冠绛袍。对朕说，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篆道场，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这是天机，不要泄露。朕很紧张，正要回答，神人忽然不见了。后来，朕就照神人说的，在朝元殿建了道场，按规矩礼拜，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也没敢停下来。没多久，皇城司来报，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一黄帛包袱，挂在鸱吻上，里头好象包着书，缠青缕三周，贴着封条，似乎隐隐约约写着字。朕仔细想了想，该是神人说的天书了。”

接下来，由宋真宗亲自当导演，当主角，上演了一场隆重庄严的闹剧：迎天书，拜天书，读天书，改元——由景德四年改大中祥符元年，祭告天地、宗庙、社稷、京城祠庙。改左承天门为左承天祥符门。大赦，文武官员加恩，赐整个京都饮酒聚餐五天。

这一切重要活动，都请辽国使臣参加，以显示大宋皇帝与神仙的特殊关系，以求达到震慑番邦异国的作用。结果如何呢?不靠群众靠神仙；不靠埋头苦干，靠弄虚作假的北宋王朝，终于发生了历代王朝都没发生过的奇耻大辱：京都被占，太庙被毁，两个皇帝——宋徽宗、宋钦宗全被辽国活捉当了俘虏，凄凄惨惨死在所谓胡地。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春秋时期史说的这句话，真是千古不移的真理!

孔子在子贡问怎样治国时回答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问，这三条，如果必不得已要去掉一条?孔子说，去兵。又问，又不得已再去哪一条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宋真宗等昏君，恰好反其道而行。既不注意发展生产让老百姓吃饱，又不努力加强国防，更不以诚取信与民。反而串通大臣装神扮鬼愚弄天下，以为靠弄虚作假欺骗百姓就可以树立威望巩固统治，结果反而加速了他们的灭亡。

神道设教与个人崇拜

有人以为，神道设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佐政手段，只是古代有，现代没有；落后国家有，发达国家没有。这是误解。事实上，古代有现代也有，落后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他们的一些主要的、拥有广大信徒的宗教，一直在起着神道设教的作用。这对调和他们国家的阶级矛盾，贫富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矛盾，所起的所谓“有益于人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神道设教之所以产生，顾炎武认为在于社会的不公与弊病。他说：“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而不得不诉之于神”。在“阳间”有冤无处诉，就幻想“阴间”有个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的阎王爷，幻想到那里去解决。“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焉，以辅王政之穷。今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产生鬼神说的症结，在现实政治。“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陆象山亦有类似观点，他说：人们之所以求神拜佛，就是因为世道是非不分，赏罚不明。“赏罚明则行善者得到好的报答，作恶者得到应得的惩罚，天下都知道这是必然结果，祈祷之事自息矣。”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鬼神之说盛行的根本原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下，阶级压迫残酷，灾害频仍，生产力水平低，文化科学不发达。人们既无逃避人祸之能，更无抗御天灾之力。于是，就很容易接受神神鬼鬼这一套。

值得注意的是，号称信仰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像发达国家那样，靠宗教以神道设教来“佐政”，但也往往出现另一弊端，这就是夸大个人作用，神化某些领袖人物，把领袖人物宣传成思想见解永远正确、永远不犯错误、永远是真理化身的人。这实际上是一种——用群众的语言来说——新型的造神运动，是神道设教的延续与变形。这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倒是少见的。

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不在某些个人的好恶，而在于深刻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大都是脱离封建时代较晚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而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离摆脱封建帝制才三十多年。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封建遗毒，是产生鬼神迷信的肥沃土壤。封建时代的“蚩蚩者”，几乎普遍相信皇帝是所谓紫微星下凡，是真龙转世，是天之子。因此，我们对现实的领袖人物，尤其对率领自己翻身求解放的领袖人物，也就很容易照旧习惯旧传统，自觉不自觉把他夸大描绘成神一样的天生领袖；随之也增强了自己对争取事业成功的自信心。不能否认，这种现象，在领袖人物尚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众的关系时，是有过积极作用的。然而，即使如此，人们也不能“见其治民之道，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钱钟书语)

愚民之所以非，一在难以持久；二在严重抑制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三在容易助长整个社会不重求实重虚浮的唯心主义风气。总之，从长远效果看，其作用绝对是负面的。

吹捧神化领袖人物的人，有真心诚意的拥戴者，即通常所说具有所谓朴素阶级感情的人；也有居心叵测，企图通过吹捧达到其不可告人目的的人。

对于这后一种人，在旧社会，通常被称为佞臣；在现代，人们对这种人有委婉的称呼，叫做“吹喇叭、抬轿子的”。佞臣也好，吹剌叭、抬轿子的也好，作用是一样的。由于他们的包围与吹捧，会使君主或领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变成敢于藐视一切法律典章，成为——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为所欲为的“出柙兕虎”。而且，在一个封建意识比较浓厚而又缺乏民主传统的群体中，对于吹喇叭、抬轿子者的高调吹捧，他人还不好降调。谁要一讲真话，很容易遭到所谓不忠，甚至更严厉的指责。结果，整个大局，就会像疾驶在下坡路上而又刹车失灵的车子一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造神运动，其消极影响不亚于神道设教，甚至危害更重!

人们拥戴的优秀领导人，不是能遍知人之所知，遍能人之所能的人(那样的人是神人，是不存在的)，而是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之所知，最大限度调动人之所能的人。

人们拥戴的优秀领导人，必是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因此，他不仅不怕群众监督，而且是最欢迎群众监督的人，因为惟其如此，才可能使他减少失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以使他保持晚节，永受爱戴。

小平同志生前，人们没有喊他万岁，没有给他冠以种种伟大的头衔，人们却在游行时向他喊出了“小平您好!”的问候。这对于一般人来说，是一句很平常的问候。但对于一位国家领导人来说，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封建时代，能喊“刘彻(汉武帝)您好”吗?能喊“李世民您好”吗?能喊“玄晔或弘历您好”吗?不仅对蒋介石不可能这么喊，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对毛泽东，也不会有人这么喊。“小平您好”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十分可贵的现代意识。人们把自己的领袖，看作自己中平等的一员。尽管他是十分杰出的一员，但他仍然是人民中平等的一员，而不是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神。这样的称呼，不仅无损于他作为领袖人物的威望，反而更深刻更亲切地体现了人们对他的崇敬与热爱。这再次告诉我们，威信不是靠鼓吹个人迷信与个人崇拜树立起来的，而是靠体现群众利益的广度深度，实现群众意志与理想的高度决定的。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聪明人不是永远不摔跤子的人，而是不在同一个地方摔第二次跤子的人。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0年第2期 袁世凯送龙袍　作者：艺兵

1916年,袁世凯正式称帝,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他做皇帝之前,总统府给他特制了一件龙袍,龙袍上有龙九条,蜿蜒全身。袁世凯看了不悦,认为着九条龙是散龙,龙气不团结,于是又命重做一件九条龙团结在一起的龙袍。龙袍作成以后,袁世凯试穿了两次,进行登基演习。但到了登基那天,全国讨袁四起,袁世凯不敢穿龙袍,而是穿了总统服当了皇帝。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一直不敢把龙袍穿出来。

袁世凯满57岁生日这一天,他特地请来了京剧老生刘鸿声给自己唱《轧龙袍》,他很欣赏刘的唱功,心想自己的龙袍虽好,但没机会穿出来,不如送给他算了。就对刘鸿声说:“我这里有一件龙袍,就送给你。”从此,刘鸿声外出唱《轧龙袍》,就穿了袁大总统送给他的龙袍,一时名声大噪,观众都前来观看袁的龙袍究竟是何等豪华?

2000年第2期 首次指挥东海立体战争的张爱萍　作者： 胡士弘

一

1955年1月18日，在浙东的蓝天碧海间，一队队“银燕”呼啸着掠过长空；一百多艘红旗招展的舰艇如支支响箭，齐向敌占岛屿一江山岛射去!

榴弹炮、海岸炮、野战炮、船载卡秋莎火箭炮，同一时刻怒吼起来，千万发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如雨点般地倾泻在一江山岛上。五颜六色的火焰吞噬着一江山岛。一江山岛像一块烧红了的铁，通体发亮。这幅无比壮观的战争画面，连戎马半生的沙场老将、前线总指挥张爱萍将军也从未见过。

这是我军举行的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仗打得非常成功。就在此前一个半月，美、蒋在华盛顿刚刚签署《共同防御条约》，美国信誓旦旦地要和蒋介石集团共同“保卫福摩萨(台湾)及其外围岛屿”，谁知墨迹未干，便“成了一张废纸”。连美国驻台“大使”兰金也沮丧地说：“这盘棋的着法，完全是按共产党的计划进行的。”

它的胜利不仅仅迫使蒋军在浙江沿海残余不战而去，而且连蹲在台湾海峡的庞大的美军第七舰队也溜之大吉。

这一重大胜利，显示了在几年之间我军从“小米加步枪”的单一兵种作战，到“飞机加军舰”的联合军兵种作战的伟大转折，它开创了我军战史的新篇章!

二

当时，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刚结束，解放东南沿海敌占岛屿、继续追歼蒋介石残余部队的问题又提到了议事日程。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领导人：“形势变了，准备打大杖，先解决浙江沿海岛屿，估计美国不会有大的干涉。”我军著名将领张爱萍被任命为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负责拟定作战方案。

国民党虽败出大陆五年，仍凭借着美国飞机、军舰和相对优势的海、空打击力量，不可一世。扬言：“前有登步岛之败，后有金门岛之歼，共产党这些‘旱鸭子’只能在岸上呱呱叫!”很显然，我军要遂行解放大陈列岛之任务，必须深刻记取昨天的沉重教训，缜密地组织一场陆、海、空的三军联合作战。

张爱萍从现代作战原则出发，提出了在海、空军的直接协同下，首先夺取既是敌方之要害又为我军较易得手之蕞尔小岛——一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岛，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的战役计划。

当时不少人对把面积仅为二平方公里之一江山岛作为战役突破口表示异议。认为兴师动众打一场三军联合作战，实在是有点不值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支持了张爱萍的作战方案。彭总指出，三军联合作战在我军还是第一次，因此必须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还要估计到美国的可能插手。这一次，我们就是要用牛刀去杀鸡!那时我海空力量均较弱，我们的舰艇大都来自国民党，装备破旧，作战性能差，还没有真正摆开架势同敌人进行过较量；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我航空兵，过去打的是陆空大机群空战，不惯于打海空小编队，有的上天后常常分辨不清哪是天哪是海。就是承担登陆作战任务的陆军，面临的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从来没有涉足过的液态的战场，大多数战士从未见过大海，是天生的“秤砣”，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张爱萍和浙东前指以大胆探索、勇于进取的积极态度，要求我空、海军在陆军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准备阶段边打边练，积极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1954年11月1日至4日，我空军首次对大陈、一江山之敌重要军事目标和来自台湾的锚泊敌舰实施猛烈轰炸，共出动轰炸机112架次，投弹1154枚，予敌以重创。接着在11月14日凌晨，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出击，一举击沉蒋军“太平”号主力舰，开创了人民海军自创建以来的最重大的胜利!

1955年1月10日，我前线航空兵部队抓住敌舰因风大而不能出海的战机，又狠狠打击了锚泊在大陈港湾上的蒋军舰艇，一举击沉击伤其5艘。至此，我前线部队极大地削弱了蒋军的海空有生力量，牢牢地掌握了战区的制空、制海权。

三

那时候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如同呱呱坠地的婴儿。从观念到装备，从知识到经验，都是一片懵懂。为了尽快实现我军现代化，党中央曾经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专家，到各部队进行具体帮助。

顾问们在一次研究一江山战斗如何打法的作战会议上，竟滔滔不绝地讲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诺曼底登陆战”来，令这些在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吃足苦头的老将们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耐烦。到会的华东海军司令员陶勇，华东空军司令员聂凤智、陆军第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等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会上，他们直率地谈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和主张。

谁知，他们的发言触恼了苏联顾问。张爱萍用脚在桌下踢了踢正在发言的陶勇，示意他说话注意方式，不要伤了和气。无奈性格直露的陶勇还是照讲“顾问讲的根本不适合一江山的实际情况……”之类。

顾问不高兴了，一气之下夹起文件包退出了会场。

这下坏了，得罪了苏联老大哥可是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啊!

这时张爱萍却很潇洒地笑了笑道：“顾问走了也好，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自己的问题吧!”他接着说：“兵书上说得好，‘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嘛!还要这样那样的框框干什么?!从实际出发，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嘛!我认为，只要依靠群众群策群力，结合现实情况，很好地发扬我们的老传统，也能解决现代化作战中的新问题!”

前线指挥部当即提出了“土洋结合，土法上马，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口号，从张爱萍到前线各级指挥员都自觉走群众路线，解决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问题。比如，按照外军的一般作战原则，海军舰艇作战，应由海军自己的航空兵担任掩护；登陆战斗应由海军陆战队担任。可我海军航空兵还刚刚组建，海军陆战队根本就没有，张爱萍就确定海军航空兵统一归空军指挥，共同执行护航、支援登陆作战和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战斗任务；登陆作战任务，则由经过岛屿作战锻炼的陆军第六十师担任登陆抢滩和海岛纵深作战任务。

苏联顾问认为登陆战斗应夜间航渡，拂晓登陆，如白天实施登陆战会导致失败。但是张爱萍详细分析了一江山岛的特殊条件，我征用船只性能不一，又无协同作战经验，以及我已基本掌握了制空制海权等情况，断然采纳了中午开始航渡，十四时三十分满潮时登陆，黄昏前结束战斗的建议。

还有，按照各国现成的经验，登陆点一般都应选在滩头。但是一江山岛四周悬崖壁立，怪石嶙峋，是个几乎没有海滩的岛屿。张爱萍与陆、海军指挥员一起，经过在近似一江山的小岛上亲身试验后，一改先例，决定将登陆点选在不易登陆，为敌忽视，大陈之敌炮火不易打到而又便于我夺取敌主要支撑点的山岬突出部。

这些独特的战法，后来为一江山岛之战的胜利而证明了它的正确。

四

一江山之役组成有：三个军种，十七个兵种，二十八个战术群，包括有强击机、歼击机、轰炸机组成的空军，有护卫舰、炮艇、鱼雷快艇组成的海军，有岸炮、舰炮、火箭炮以及诸多陆军火炮组成的炮兵，还有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等。

按照作战计划，战斗发起后一江山岛上平均每平方米将有两名步兵，每公里正面将有二百门火炮，每公顷将要倾泻1211发炮弹、25枚炸弹。枪子儿是不认人的，这么高密度的作战，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的战术问题，张爱萍为此专门召开了会议。张爱萍在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三军协同首先要同心!大家都要互相串串门，走走亲戚。各军兵种都要树立以步兵的需要为需要，以步兵的胜利为胜利的整体思想。他风趣地说：“看来，协同作战要立一条规矩：只准共军打‘国军’，不准共军打共军!”

协同的思想问题解决了。技术问题则由前指参谋长王德带领陆、海、空三军作战处长经过精心运筹，周密调查，科学计算，制定出了一个完美的《三军协同计划表》。对陆、海、空、炮战斗人员的每时每刻、每个动作，都进行了严格的区分与规定，使三军将士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一江山这个狭小的战场上自由驰骋冲杀，而无“共军打共军”之虞。

五

总参谋长粟裕曾于11月30日签发作战命令，要求华东军区于12月20日左右攻占一江山岛。但就在12月2日，美蒋便在美国华盛顿签署了所谓《中美共同防御条约》。12月17日张爱萍一行进入战位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的电话。电话的中心意思是：18日发起对一江山岛的攻击为时过早。过早发起进攻，受挫后将会造成不良影响。中央军委要求张爱萍考虑是否推迟对一江山进攻的时间。在南京的有关负责同志，也打电话给率领陆军主攻部队正向攻击出发阵地开进的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将军，责令他把部队拉回来。

这使张爱萍深感意外。他担心好不容易发动起来的部队战斗情绪将受到影响。兵书云：谋可深而不可疑。临阵犹疑，这是兵家之大忌!恩格斯也曾说过，放弃有利时机去对付敌人，就是犯了战争中所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

面临着打与不打的抉择，张爱萍立即与王德交换意见。王德坚决支持了他的想法。于是张爱萍拿起电话，当机立断地对军委总参谋部分管作战的陈赓副总长，表示了战役发起时间不变的决心和意见。

张爱萍的意见得到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全力支持。报请毛主席后，毛泽东指示由彭德怀决定。彭总决然地同意了张爱萍的建议。

部队向进攻出发地开进那天，张爱萍把三个主攻营长和两个团的干部召进一个密室。宣布：“今天找你们五个人，是为了做一个假动作。具体做法等一会由王德同志来讲。现在我宣布一条战场纪律：王德同志讲的假动作，只许你们五个人知道，如果发现有第六个人知道，那就小心你们的脑袋!”

王德说：“前指决定，为了迷惑敌人，参战部队要以与公安部队换防的名义，今夜从穿山半岛出发，于明日拂晓到达石浦港。到了石浦镇，一切均应按换防的要求进行。该号房的号房，该交接的交接。部队则可进居民点安排宿营。总之是到石浦驻扎的，不能让部队和群众引起任何怀疑。只有到了十七日夜，部队上船启程后，向进攻出发地开进时，才可以公开宣布攻击一江山的作战命令。”一切均按前指的决定进行。不要说闹得老百姓摸不着头脑，部队连以下干部也信以为真。

17日下午，我轰炸机对披山岛实施了佯动轰炸，浙江军区又组织了十余艘机帆船，抵近披山岛实施佯动炮击。攻击一江山岛那天，我又派了少数轰炸机配合浙江军区某部佯攻披山岛。弄得敌人真真假假，难分难辨，大陈地区司令刘廉一始终蒙在鼓里，当天上午他还在给一江山之敌布置下一周训练计划。直到我进攻的艇队出现在敌视线内的前几分钟，刘廉一还没有对一江山之敌的告急引起足够的重视。回电说：“不要惊慌，共军不可能发起进攻。这是带骚扰性的袭击……”

此役，我军全歼守敌共1086人，其中击毙519人，俘虏567人。

美国为了表示忠于《协防条约》，其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率大小军舰83艘，气势汹汹地驶入了大陈海域。其中，航空母舰便有六艘之多，硕大如小岛，看上去着实吓人，整个东海海面敌舰黑压压一片，笼罩着一派大战将临的严重氛围。美海军部还扬言：“目前对大陈岛的任何进攻，都将被美国解释为干涉第七舰队的任务。这种干涉可能遭到美国方面的报复。”

我前线三军将士根本不理美国的那个茬!我空军轰炸机群按照张爱萍的命令，于解放一江山的次日，用重磅炸弹给大陈之敌饱餐了一顿。当晚，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还在大陈附近海域，又击伤了敌“宝应”号炮舰一艘。我高射炮部队对入侵美机照打不误，并击落入侵我一江山、头门空域之美海军舰载飞机一架。事后，美军方哑巴吃黄连，不敢吭声。后来有香港记者问起，才羞羞答答地诡称：“那是我们的一架侦察机，飞行员飞错了航向……”而庞大的第七舰队唯一所能做的，便是帮助蒋介石残余军队和他们自己的全部舰队彻底地从浙东海域和所有岛屿逃之夭夭!

在凯旋的归途中，张爱萍突然想起一件事。他拍了拍身上的照相机，不无惋惜地对同车的王德道：“你看，我的照相机一直背在身上，却始终没有想得起要用它。真是遗憾啊!”

王德听了深受感动。说：“是啊，您的思想压力是太大了。”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2期 周纯全与抗美援朝运输线　作者：窦孝鹏

1950年底，中南军区后勤部政委周纯全被派到朝鲜前线去了解后勤保证情况。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两个月来，已进行了两次战役，打得非常好。这批入朝参战的部队大多是原中南军区的，如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周纯全同他们一起从白山黑水打到了南海之滨，一直担负着第四野战军的后勤组织领导工作，太熟悉太了解他们了，所以这次他被指定去朝鲜前线。

周纯全从丹东过鸭绿江，沿途他看到堆积如山的各种物资，人来车往的补给站，激动不已，仿佛自己又置身于辽沈战役的补给线上。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的指挥部设在一个矿洞里。当周纯全出现在他面前时，彭老总的眼睛突然一亮，脱口而出：“噢，你不要走了，留下来参加抗美援朝，管管后勤!”

周纯全没一点思想准备：“这……”

“怎么，有啥想法?”

“那得等我回去交代完工作才能来呵!”

“不!”彭老总挥挥手，“你现在就开始上任，其他事你不要管了，由我向中央军委去说。”

说到这里，彭老总一笑：“你不要感到我强迫了你!其实我们都是被战争强迫的，我，还有洪学智副司令员都是这样!”

原来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一直没有成立后勤部，志愿军的后勤工作由东北军区后勤部负责。十几个人组成的指挥所设在沈阳，离前线很远，加上几个后勤分部，力量太单薄，根本适应不了现代化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在志愿军后勤部尚未成立的情况下，调周纯全来抓这项工作，无疑是一个加强。

1951年1月5日，他与彭司令员和洪学智副司令员联名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改善志愿军后勤组织机构和部队供应的建议。

1月22日至30日，周纯全在沈阳参加了志愿军第一届后勤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委李富春主持，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率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吕正操等，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会议。东北军区后勤部和志愿军各军后勤部及各后勤分部与东北人民政府的有关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要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建设巩固的运输线，搞好前线的供应。周恩来、聂荣臻、李富春等领导都作了重要讲话；周纯全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如何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力量、千方百计搞好后勤供应工作提出了建议，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肯定。

会后，他把原来十几个人的前方指挥所扩编为80多人的指挥部，自己亲任总指挥。

此时，部队进击神速，补给线的延长和敌人的疯狂轰炸，使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后勤保障力量更加窘迫，为此，他命令由华东军区组成的第六分部和以西北军区几个单位组成的第七分部先后入朝。同时，给原来已在朝鲜境内的五个后勤分部各增加两个大站，使每个分部达到五个大站。他还确定由每个大军区各组建一个汽车团支援前线，使志愿军后勤的汽车团一下增加了6个。接着，又让6个大军区组建了10个人力运输团，每团2000人，每人携带推拉两用小车一辆，使志愿军后勤的人力运输达到17个团又8个营。2月份铁道兵第三师、第二师入朝，主要担负铁路抢修任务。入朝的工兵也增加到7个团，负责主要公路和桥梁的抢修任务。2月9日，指挥部又将东北人民政府支前的公路工程总队改编成三个大队，分别配属第一、二、三分部担任道路抢修等任务。与此同时，周纯全还加强了车辆及武器装备的维修力量，使车辆和武器能随坏随修，延长使用寿命。

这时进入朝鲜境内的医院达到39个。另外作为后方的东北地区还有医院91所。2月中旬，东北地区组建的11个担架团、计3.3万人进入朝鲜，每个作战师可分配担架130副。第四、第五次战役期间，是志愿军后勤工作最困难、最艰苦、最复杂的阶段。原因是，参战部队人数近百万，据2月28日计算，每月需前运物资47486吨(尚不算特种兵物资)，仅汽车就需要5600多台，而当时仅有1800多台，尚缺三分之二，战场南移，供应线由原来100多公里延长至500公里外，部队作战地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此地原为敌人占领，是“三百里无粮区”，无法就地筹措。美军用他们1700架飞机的70％来轰炸志愿军的后方运输线，并大量使用定时弹、凝固汽油弹、四爪钉、蝴蝶弹等，从“梳篦式”轰炸到重点轰击，连一台车、一个人、一缕炊烟都不放过。不少铁路、公路桥梁都是炸了修，修了炸，反复无数次。志愿军的汽车平均每天损失30辆。4月8日敌人向志原军三登库区投下大量燃烧弹，一次就烧毁82节火车皮的物资，其中粮食287万斤，豆油33万斤，单衣衬衣41 万套，胶鞋19万双。后方供应的物资，只能有60％— 70％的运到前线。

怎样才能使后勤运输线打不断、炸不烂呢?经过洪学智、周纯全、张明远等带领大家不断摸索总结，渐渐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转入夜间行车。二是设置防空哨。关于防空哨毛泽东对此予以高度评价。1953年9月12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抗美援朝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十四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

三是构筑防护工程。本着疏散、隐蔽的原则，沿途构筑了许多半地下式的仓库，使车辆物资都能及时转入地下或掩体内。

四是加强防空力量。1951年，4个高炮师、5个城防团和58个独立高炮营先后入朝，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据统计，三年中志愿军共击落敌机430架，击伤1950架。其中后勤部队击落109架，击伤698架。

五是建设兵站运输网。东线由安东(今丹东)、长甸经安州、平壤、涟川到汉城，全长650公里；中线由辑安(今集安)经熙川、顺川、三登、铁原至加平，全长800公里；西线由宁边经德阳、元山、平康到洪川，全长400公里。这三条运输干线为保障供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建设运输线的同时，他们还在沿线接近前沿的地区开设了供应站。

周纯全在战争年代，右眼受伤失明，于是得个绰号“周瞎子”。一天晚上，周纯全为了检查运输线上的防空情况，亲自带着30多辆载满给养物资的车辆赶往前方。夜里11点，当车队来到一片开阔地时，遇上了20架来轰炸的敌机，敌机的照明弹像天灯一样，照得大地一片皆白。敌机把成吨的炸弹倾泻在公路上，炸得烟尘滚滚，硝烟迷漫。敌机飞走以后，周纯全看到前边路段被敌人的重磅炸弹炸出了几个大坑，又无便道可绕，就急令通信员去附近一个山洞里找驻在那里的工兵连来抢修。 工兵连长看了看弹坑说：“现在只能用原木在坑内架设便桥了!”

“架便桥要多长时间?”周纯全盯着问。

“起码得4个小时。”

“不行!”周纯全说，“我们还怎么赶路?!”说完，他在坑边走了一个来回，忽然喊道：

“你过来看看：这个坑靠山的这边，还留有3尺路面，可通过一侧车轮；你们能否在坑内架起一座供汽车另一侧轮子通过的简易桥，这样既省工省时，又不耽误事情。”

工兵连长看后，高兴地说：“行，行!这样起码可以省出两个小时来!”由于有周纯全带领汽车司机一起干，一个半小时后简易桥便修成了。 不久，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周纯全改任政治委员。

此时美军的“绞杀战”开始了。他们在横贯朝鲜半岛的“蜂腰”部划定一个阻滞地带，一次出动数十架甚至上百架飞机，对重要目标进行长时间的毁灭性轰炸，叫嚣要阻断“所有的公路交通、铁路交通”，“摧毁各条线路上的每一辆车、每一座桥梁”。他们为了炸毁志愿军的楠亭里仓库，在13个小时内竟出动飞机28批、367架次，投掷各种炸弹2040枚。在介川、顺川和新安州的三角地区，不到70公里的铁路线上，竟投下了3.8万枚炸弹，平均每两米就中弹一枚。

“绞杀战”开始之时，又遇上洪水的高峰期。这是朝鲜几十年未遇的暴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漫溢，洪峰最高处达10米以上，志愿军后勤物资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住地及高炮阵地皆被水淹。后方运输线路遭到严重破坏，205座公路桥梁和94座铁路桥梁被冲垮，路面被冲得七扭八裂，难以通行。

面对这严峻的局势，周纯全与洪学智带领全体后勤指战员，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采取抢运、抢修、防空三位一体的方针，展开了反“绞杀战”的战斗。

请看这些难以忘却的历史镜头：

“铁路不通用人通，桥断路断运输不能断!”洪学智和周纯全向后勤人员发出号召。决定采取人扛、马驮、汽车拉的办法，把积压在江边的物资倒运出去。一声令下，4个大站的几千名指战员和5个汽车团的1000多辆汽车集中到了“三江”边，他们日以继夜，一口气倒运走了西清川江桥头的600多个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大同江边的1100多火车皮的物资；倒运走了东沸流江岸270多火车皮的物资。

9月中旬，志愿军抽出二线的11个军，再加上9个工兵团和3个工程大队，共数十万人，在朝鲜人民的支援下，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抢修公路的热潮。周纯全派出有关业务干部分赴各地进行规划和指导，各单位采取分段包干和劳动竞赛的办法，使工程进度不断加快。只用了25天，就把被毁的道路全部修通了。这样就可以达到此断彼通、彼阻此畅，条条大路通前方。

这个月内他们击落敌机55架，击伤100余架，有力地打击了敌机的嚣张气焰。

到1952年6月，美军发动的为期一年的“绞杀战”被志愿军彻底粉碎。美远东空军在对其“绞杀战”所作的最后分析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由于共军后勤系统的灵活性……绞杀作战未获成效。”美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惊叹：“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

10月，周纯全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第一副部长兼副政委(部长兼政委为黄克诚)。

1955年周纯全被授予上将军衔。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2期 西蒙诺夫采访一三五师　作者：杨昭仁

1949年10月底，衡宝战役刚结束，各界名人云集在我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穆青同志是第一位到我们军采访的。接踵而来的是著名演员舒绣文，和她一起来的还有两位电影导演，他们是来写电影剧本的。还有野政、兵团的记者，我们军宣传部是各路来宾的“中转站”。

一大早，我们宣传部长徐信把我叫去说：“苏联作家西蒙诺夫要到一三五师采访，你跟着去，帮助找找人。”

“西蒙诺夫?就是写《日日夜夜》的苏联著名家?”我惊喜地问。

“是的。九点钟军首长在村口接他。”

我当时是宣传干事，早早的来到了村口。

不多会，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五军军长陈伯钧，政委邱会作，政治部主任李改，一三五师师长丁盛，相继乘坐吉普车来到村口。

等到九点半了，送西蒙诺夫的汽车还没有到，政委邱会作对宣传部长说：“徐信，你到路上看看去。”

徐信上了邱会作的车，车开出去没有多长时间，按着车喇叭转回来了。

“来啦!”徐信一下车就喊开了。

从四野司令部前线指挥所开来的两辆吉普车跟过来迎面停下，西蒙诺夫从第一辆车下来。他个头不高，穿着黑呢子大衣，大衣领子里围着条白色围巾，没有戴帽子，花白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微笑着走下吉普车。陪同他下车的是四野保卫部长和翻译。从后面车上下来的是位二十岁左右的俄罗斯姑娘，她穿着米色的呢子大衣，高翘着鼻子，两只蓝色的眼睛，她是西蒙诺夫的秘书。因为部队前天刚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女秘书很像电影的主人公娜达莎，所以警卫员都叫她娜达莎。

军长、政委走过去和西蒙诺夫握手后，四野政治部保卫部长指着丁盛介绍说：“这就是这次插入敌人心脏作战的一三五师师长丁盛。”

翻译将话译给西蒙诺夫，西蒙诺夫热情、兴奋地握着丁盛的手，上下摆动着说：“师长同志，我是来向你请教的。”

丁盛谦虚地笑笑说：“不能说请教，需要了解哪方面的材料，我详细地给你介绍。”

军长介绍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在军部作战科，为西蒙诺夫召开了衡宝战役采访座谈会。参加会的有：军长陈伯钧、作战科科长雷远高、宣传部长徐信，还有几位作战参谋。

西蒙诺夫不是军事家，他对战略行动不理解 ，他问陈伯钧：“毛泽东主席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方针是远距离包围迂回，不要近距离包围迂回，请军长同志具体讲讲。”

陈伯钧说：“根据毛主席指示，集中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和二野的两个兵团，共六个兵团，由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统一指挥，组成东西中三路大军。西路大军由十三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他们担负右翼战略迂回，比中路大军提前二十天行动，直下广西柳州，切断敌人西逃贵州、云南的道路，保障中路大军的右翼安全；东路大军由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指挥，直取广州，担负左翼战略迂回，保障中路大军的左翼安全。而后，四兵团入桂，协同中路军和右路军包抄白崇禧。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指挥的十六军、十七军为战役预备队，主要协同中路军作战。”

女秘书的手在小打字机上停了下来，显然对翻译的军事术语搞不清楚，她耸耸肩膀，看着西蒙诺夫。西蒙诺夫伸着胳膊对俄罗斯姑娘比划着说了几句话，表示他对陈伯钧所说的理解，又给她解释迂回的军事术语，他做了个胳膊弯曲的动作，引起在座的人一阵笑声。

西蒙诺夫通过翻译说：“请军长同志继续讲。”

陈伯钧将整个战役概括地介绍后，重点介绍中路大军的情况：“中路大军是由十二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指挥。参战部队有五个军。部署是：四十一军为左路纵队，四十军为右路纵队，我们四十五军是中路的中路。我们军按兵团命令，9月21日出发，渡过湘江直到永丰蒋士街与敌激战。”

西蒙诺夫问：“白崇禧集团的兵力有多少?”

陈伯钧指着地图说：“白崇禧所辖五个兵团，在衡阳至宝庆公路两侧，粤汉铁路的衡山至乐昌一线展开，企图依托资水、湘江，背靠滇、桂、黔构成一条以衡宝地区为中心的防线，阻止我军前进。敌人的七军，四十八军是白崇禧的嫡系，从未与我军作过战，装备优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趁我军立足未稳，急调五个军十三个师向我一线部队反击。”

西蒙诺夫问：“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一三五师怎么能插入敌后，而且是一个师插入?”

陈伯钧介绍说：“白崇禧使用主力和我决战，这一新情况出现后，林总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与敌在衡宝公路以北决战。10月5日上午10时，发出 电令，命中路各军停止前进，用一部分兵力抗敌，主力后移，诱敌深入，予以聚歼。又调二野五兵团战略预备队的十六军、十七军参战。我们四十五军先头的一三五师在行军途中，没有接到5日10时停止前进的电令，趁敌调动混乱的空隙，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后，22小时连续行军160里山路，插入灵官殿地区，切断了敌人的退路。一三五师的行动牵动了整个战役的全局，打乱了白崇禧的部署，动摇了白崇禧的决心，迫使他改变意图。林总抓住了这一战机，立即电令一三五师归他直接指挥，师、团电台随叫随到，兵团、军的电台只能收听，不得指挥。这一电令，对一三五师全体指战员是极大的鼓舞，指战员纷纷表示，绝不辜负林总对我们的信任，人在阵地在，与阵地共存亡。”

陈伯钧接着说：“林总又电令一三五师向湘桂铁路的洪桥穿插，切断白崇禧设在衡阳总部的退路，又命西路军程子华直取祁阳。一三五师在向洪桥穿插时，被白崇禧4个主力师分割包围在5平方公里的山区，战斗十分残酷。”

西蒙诺夫闪烁着惊诧的目光，问陈伯钧：“军长同志，一三五师在敌人4个主力师的包围之中，敌人没有歼灭了它，反而它歼灭了敌人，怎么理解?”

陈伯钧：“在衡宝战役前，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我军南下势如破竹，无可阻挡，白崇禧集团正面临覆灭，他们是撤到广州，还是撤到广西?举棋不定。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宋希濂、黄杰、鲁道源、徐启明等兵团司令，各有各的打算。这是敌败我胜的必然条件。我参战部队各级指挥员齐心努力，掌握时机、主动作战，创造了许多不期而遇、不谋而合、预想不到而又切合全局意图的战机。”

陈伯钧这段概括的介绍，没有引起西蒙诺夫的兴趣，因为国民党的失败，共产党的胜利已成为定局。西蒙诺夫要了解的是具体的，是如何用鲜血和生命换取这场战争的胜利，他要知道战士是如何拼杀的。他问：“军长同志请你具体讲讲，部队是如何掌握战机，主动作战的?如何创造了许多不期而遇、不谋而合、预想不到而又切合全局意图的时机。连队的建制在同敌人混战中被冲散，指挥员牺牲了，还能准确无误的执行战斗任务?”

西蒙诺夫这一连串的问，确实问到了我军的根本，问到了我军战斗力的源泉。

陈伯钧说：“一三五师插入敌后，不是战役指挥员战略部署所设计的，是因为一三五师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电令，而战役指挥员抓住了这一战机。你所问的其他问题，你到一三五师后他们会回答你。”

西蒙诺夫对发言的战士竖起大拇指

一三五师为西蒙诺夫召开了采访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从战士到团长、作战科长，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引起西蒙诺夫极大的兴趣，他高兴地打着手势对翻译说：“请他们详细地回顾他们参加的这场战斗，我要了解一三五师插入敌人腹地后，是怎样与敌人拼杀的，他们是否知道敌人4个主力师分割包围着他们，是否知道他们一个人要对付二三十个敌人?”西蒙诺夫没有让指挥员发言，他指着对面坐着的、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只用3分钟就突破民权门的战士。

战士第一次面对外国人，紧张地看看身边的连长。

连长说：“别紧张，他问啥你说啥。”

战士抖擞精神说：“我们知道敌人4个主力师包围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切断敌人的退路，任务是艰巨的，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剩下一个人也不能让敌人越过我们的阵地。”

西蒙诺夫问：“你为什么这么自信?”

战士说：“我们是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广西，没有打过败仗。我们师插入敌后，林总亲自指挥我们，是对我们极大的信任，我们绝不辜负总部首长对我们的希望，绝不给总部首长丢脸。”

西蒙诺夫无法用语言直接表述，他对发言的战士竖起大拇指。

另一名战士说：“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敌人很顽强，我们排所守的阵地是经过反复争夺的，敌人占领了我们夺回来，敌人又占领了我们又夺回来。在反复的拼杀中，带我们排的副连长、排长都牺牲了，我们班长负了重伤，冲上阵地的敌人把他吊在树上……”他说着说着激动地站起来，“我们夺回了阵地，俘虏了十几名敌人。当我们看到班长死在树上，眼睛都红了。我们要复仇。我们把俘虏赶到班长面前，拉开枪栓，要用子弹‘点俘虏的名’。”

西蒙诺夫急促地问：“把俘虏都打死了吗?”

“没有，被我们代理排长制止了。”他指向身旁的一个战士。

“代理排长?”西蒙诺夫问面前的战士，“谁任命你代理排长的?”

“没有人任命，当时我们副连长、排长都牺牲了，部队不能没有指挥员。我自动站出来代理排长。”

西蒙诺夫问：“你自动的代理排长，他们服从你的指挥吗?”

“服从，完全服从。”

西蒙诺夫不能理解地歪了歪头，继续问：“战士们要为班长报仇，你为什么不让枪决俘虏?”

“战场纪律不准许枪毙俘虏。我们夺取阵地的目的，不是为了报仇，是为了战斗的胜利。随便打死俘虏，敌人就不敢投降了。”

西蒙诺夫十分激动地站起来和‘代理排长’握着手问：“你现在是排长吗?”

“不是，我是战士。”

西蒙诺夫感慨地自语：“伟大的战士。”

座谈会上，每个与会者的发言都是热情洋溢。西蒙诺夫不停笔地记录着。

一三五师接到向湘桂铁路上的洪桥穿插的电令，分为两路纵队平行前进，左路四0三团，右路四0四团，四0五团为师后卫，两路相互掩护向洪桥前进。

四0五团按师的命令，待集合出发时，三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在村头，团部大院也遭到敌人火力封锁，副团长韩怀智趁天没有亮，就带三营迂回到敌人的侧翼组织反击，展开了激战。

左路四0三团前卫一营，在前进途中与敌遭遇，一营展开火力后抢占了制高点，白崇禧的主力一七二师1个团对我轮番进攻，战斗极其残酷，战士的子弹、手榴弹打光了，爆破筒也用完了，就用刺刀跟敌人拼搏。

一营经过一天的苦战，伤亡极大，同团主力的联系又被敌人割断。四0三团二营三营被敌人一三八师、一七六师两个团包围，两个营的兵力抗拒两个团的敌人轮番进攻，营长、连长相继牺牲，团长刘世彬还面临更严峻的形势：天线架不起来，与师指挥所失掉了联系。

一三五师三个团在两条路线上与敌人打响，被敌人分割，后路又被切断，师长丁盛立即向林总报告了这一情况，林总当即复电：一三五师被敌四个师分割包围，敌企图围歼你师，令你师立即占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进行环形防御，准备抗击绝对优势敌人的围攻，将敌吸引住，以便我主力围歼。

就在这同时，白崇禧也抓住了一三五师孤军深入的战机，速调已经南撤的敌人回戈北攻，企图把一三五师歼灭。

一三五师承受着四面敌人的巨大压力。

那是一个倾盆大雨的夜里，丁盛接到林彪的电令后，他感到任务艰巨，责任重大。远处传来了激烈的枪声，他知道是四0五团在抗击数倍的敌人。四0三团又被敌人分割包围。在这形势危殆的情况下，如四0三团突不出敌人包围，两个团的兵力怎能挡住数十倍的敌人进攻?阵地失守，全师覆灭，敌人南逃，不敢想象的后果将要出现。他决心：必须把四0三团接应出来。

丁盛顶着大雨站在小桥的桥头，听着越来越激烈的枪炮声。作战科长走到他跟前报告：“电台和四0三团联系不上。”

“派人去找，命令四0三团拼死突围。”

四0四团侦察参谋张佑接受了任务，他带着侦察班和向导，走小路从敌人正在展开战斗队形的间隙进入了四0三团阵地，和团长取得了联系，由张佑带路，在四0四团接应下，突出了敌人包围，与师主力靠拢。在突围前团长命令警卫连留下一个排在阵地上抗击敌人进攻，掩护团主力突围。警卫连连长周戈亮、指导员宋全来，在谁带警卫排留在阵地的问题上，两个人互不相让，都要留在阵地上……

西蒙诺夫停下了笔，凝视着面前的战士。俄罗斯姑娘的手，停在小打字机上，她的目光含着惋惜。

谁都知道，留下的人面临死亡或是被俘。因为41个人怎能抗击几十倍的敌人。为了全局，为了战争的胜利，必须付出必要的牺牲，把生的希望让给同志，把死留给自己，这就是我军的指战员。

西蒙诺夫问：“他们二人谁留下了?”他的声音低沉而颤抖。

“指导员宋全来留下了。”一个战士沉重的回答。

西蒙诺夫没有动笔，他又一次凝视着坐在面前的战士，这场战争的幸存者，他闪烁着激动的目光，低沉的声音问道：“最后怎么样了?”

“指导员宋全来和警卫排的41个人，全部牺牲了……”

西蒙诺夫没有动笔，他缓缓地低下了头。发言者继续叙述：

四0三团的二营、三营，在宋全来和警卫排的同志的抗击中突围了，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他们的枪砸碎了，宋全来身上带的文件撕碎后散落在山谷里。他们浴血奋战，死得那么壮烈，那么英勇，41个人的尸体，随着季节的风雨，无声无息地躺在山坡上，像是落满山的枫叶。这时，白崇禧发现我军主力对他形成包围，急电命令全线撤退。

四0五团团长韦统泰，副团长韩怀智发现山下有敌人的大部队开进，他们断定是敌人在退却，不待请示，立即将三个营的兵力一线展开出击，他们一边下达战斗任务，一边向师指挥所报告。在下达战斗任务时，团长韦统泰命令部队轻装，各连不准停下来组织战斗，任何人不准在前进路上卧倒，要不顾敌人火力阻拦，迅速冲入敌群，把敌人打乱，分割。韦统泰还要求部队在出击时要吹冲锋号，战士们要喊“杀”声，大造气势，震撼敌人。

西蒙诺夫问：“非战斗员也冲下山了吗?”

“都冲下去了，炊事员拿着扁担也冲下去了。”

西蒙诺夫摇摇头，对翻译说了几句，翻译说：“勇敢的部队，战无不胜的部队。”

在三公里地段上，全团13个连队，在此起彼伏的冲锋号和“杀”声中，将敌人拦腰斩断，打掉了白崇禧的第七军军部，敌人失去指挥，一片混乱。一三五师配合兄弟部队又歼灭白崇禧4个主力师，敌七军军长李本一化装逃跑，副军长和参谋长被俘。这一战役，为解放中南全境扫除了最大的障碍。

西蒙诺夫说：“我理解了。在军部我问陈伯钧军长，为什么指挥员牺牲了，连队的建制被敌人冲散了还能继续作战，还能准确无误地执行战斗任务，我理解了。”他站起来和与会的同志一一握手，拥抱了“代理排长”的那个战士。

西蒙诺夫采访结束后，乘坐吉普车路过四0五团与敌人浴血奋战的黄土铺战场时，下车走上了山坡，久久地默立在硝烟散去的那片战场上……

满山秋色，满山被子弹洞穿的树木，有只被子弹射杀的飞鸟还挂在树上，西蒙诺夫望着挂在残枝上的那只死鸟，似乎想到了战斗激烈而悲壮的情景……下山时，西蒙诺夫从残枝上采了几片红叶，递给俄罗斯姑娘，说：“它是鲜血染红的，我要融入我的作品里。”

一年后，西蒙诺夫写出《战斗着的中国》 。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0年第2期 红四军领导人刘安恭因“托派”埋名　作者：赵广瑞

1929年春，受党中央的委派，从苏联刚回国的刘安恭，来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工作，直至同年10月在战斗中牺牲。在仅半年的时间里，他曾担任过临时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部主任、前委委员、二纵队司令员等职。

由于刘安恭背负历史的十字架，被人指为“托派”。多年来，刘安恭的名字很少有人提到。1985年4月，总政有关单位经过认真核查和证实，从实事求是出发为刘安恭重新定论，确认为革命烈士，并为其立传。民政部还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

1985年6月28日，萧克将军来南京开会，得知刘安恭的女儿刘邦昭住在此地，于是专门接见，同她谈了很多。50多年前的往事，萧克还记得那样清楚。当谈到有的人至今还说刘安恭是“托派”时，老将军有些动感情的说：刘安恭怎么会是“托派”呢!他是在革命的低潮时来到红四军的，我一直和他在一起。他在战斗中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牺牲在战场上，是革命烈士嘛!

刘安恭，字季良，重庆永川人。他出生书香门第，刘家是当地的大户人家。其父刘英山思想开明，倾向进步。

刘安恭小时很爱看书。由于父亲从事教育工作，家里有不少藏书，这为他读书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刘安恭18岁那年，刘英山决定将他远送德国去学习，期盼他能用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强大国家。新婚不久，刘安恭就告别了父母，在父兄的资助下，踏上了出国求学之路。

刘安恭是1918年赴德国留学的，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第二年，他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

他到了柏林后，除了正规的专业学习外，还广泛的接触社会，跑了好些个国家进行考察，加深了他对西方世界的经济、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在德国期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

1924年，刘安恭学业结束，告别了七年的欧州，踏上了归国的征途。在那里，等待着他的是波澜壮阔的中国大革命的洪流。

1924年，离开祖国七年的刘安恭回到了家乡。这里依然是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当时，占据成都、主持政务的是四川军阀杨森。杨森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展实力，正网罗人才。刘安恭肩负着中共秘密使命，在杨森的军部当了个参谋。杨森听说刘安恭是在国外学习电机工程的，遂委任他为成都市电话局长。刘安恭在任电话局长期间，推行新制，励精图治。曾任成都西城区政协委员的肖丽生老人回忆：刘安恭在电话局里平易近人，同职员的上下关系融洽，享有较高的威信。刘家的老人还记得，刘安恭做电话局长，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配备有供其使用的轿子(相当于现今为领导干部配备的小车)。可他从来不坐。刘安恭还十分喜欢踢足球，他经常在少城公园里参加足球赛。

军阀混战，杨森被逐出成都，驻扎在万县。杨森要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这时，朱德来杨森部队做统战工作。同志相遇，分外高兴，他们又在一起进行党的工作了。

9月5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万县惨案”。为了声讨英帝国主义军舰炮轰万县的罪行，中共重庆地方党组织，组织了“万县惨案雪耻会”，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斗争，迫使英舰及其侵略分子不得不撤离四川。刘安恭同朱德等人参与了这场斗争。之后，他利用自己搞兵运的有利条件，积极策动杨森的一个团易帜，因机密泄露，杨森下令通缉，刘安恭迅即潜往武汉。没过多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失败后，他遵从党的指示，在上海同刘伯承、吴玉章等人一起，登上了去苏联的轮船，又一次离开了祖国。

1929年3月，红四军在闽西的长汀打了个大胜仗，击溃了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击毙中将旅长郭凤鸣，并占领了长汀县城。占领没过几天，从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派来的一个“通信员”就到了这里，他带来了关于当时国际和国内局势的报告和其它重要文件，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议，和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转湘赣边区特委信》，即中央的“二月来信”。这位“通信员”，就是作为中央特派员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的刘安恭。

刘安恭是1929年春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回国的。他一回来，便被中央派往红四军工作。几经辗转，5月初，他到达了宁都红四军的军部。

刘安恭的到来，红四军的领导们感到兴奋。朱德与刘安恭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南昌起义一别至今，又在一起工作了，心里很是高兴。毛泽东也挺高兴，他以前并不熟悉刘安恭，但他想，这次中央派人来，对红四军当前工作的开展会有帮助的。就在一个月前，中共福建省委收到中央的“二月来信”，来信对整个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要求朱、毛红军分散成小股组织，到乡村去开展斗争，并要求朱、毛离开部队。这无疑是给正在热火朝天搞武装斗争的红军指战员们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毛泽东随即于4月5日代表前委给中央复信，拒绝了中央的要求。前委研究，决定恢复成立临时军委，前委书记毛泽东提议，临时军委的书记由刘安恭担任并兼任政治部主任。有关的记录可在1929年6月1日《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的报告》中看到。毛泽东在报告中写道：“今年1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军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叠，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下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长而发展红军数量比以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四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至此，刘安恭已成为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红四军领导层制定战略计划、研究具体行动方案，都是由毛泽东、朱德、刘安恭共同签署的。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的主要领导人之间在建军原则的问题上就有意见分歧。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的代表布哈林认为中国的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提出了分散红军的主张。中央对国内当时的形势也做了悲观的估计。而刘安恭到红四军的主要任务，也就是来宣传贯彻共产国际意见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央的“二月来信”和刘安恭的到来，使得红四军领导人之间原有的矛盾加深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公开争论，即“朱毛之争”。

刘安恭就任临时军委书记没几天，在主持红四军军委会议时作出一个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下级党委限制上级党委的权力，其实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因为当时红四军党内有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是有看法的，认为“毛泽东一切事情集中于一人身上，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党代表，又是政治部主任，大权独揽。”临时军委能作出这样的决定，也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支持的。刘安恭还以中央代表的口气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并把红四军党内分成两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所指示的”，指责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

刘安恭参加革命的经历，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和旧军队里度过，对中国革命的实际却比较陌生。从苏联一回国，就被派往红四军。到了红四军也没做过细的调查研究，他看不惯毛泽东的“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和“自创原则”，于是他生硬地照搬苏联那一套经验来处理初创时期红军内部事务，导致原有的矛盾更加激化。

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的湖雪村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发生争论。其焦点就是红四军党内是否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然名为四军，就要有军委。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制”“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于战斗频繁和部队经常转移，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迭机构，并指责前一种意见是“分权主义”。这次会上，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前委书记难以继续工作，刘安恭因此被指责为“托派”。紧接着在6月8日，前委在上杭白沙镇的下洋召开前委扩大会，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仍然是对前次会议争论的焦点继续进行争论。毛泽东提出自己的四点看法，并书面提出辞职。会上，前委以举手表决的方式撤销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之职也自然免除，会后，前委还决定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由陈毅代理，陈并兼政治部主任，但争论仍未解决。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城的一个小学校内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继续对建军原则的问题进行了争论，主持会议的陈毅宣读了对朱毛的处分决议：“朱毛两同志在党内外负责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种政策和意见不同而互相怀疑、互相猜忌，又不提出来批评交由党解决，以致造成这次党内严重的争论问题，给党以不好的影响。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朱毛两同志的走留问题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仍为前委委员”。决议中也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所指示的，毛泽东同志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他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非常不对，这本不是解决党内纠纷的办法”。陈还认为“刘同志新到四军应有新的贡献于党，却不调查清楚事实状况偏于一面之词轻率发言，助长党内纠纷，这种轻率的工作是不对的”。陈毅在会上提出的“大家努力来争论”的号召，结果大家的思想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此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四军的“八大”以后。在四军的“七大”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毛、朱、刘等人当选为前委委员。 “七大”的结果使毛泽东非常失望，他原想通过争论，弄清原则，统一认识，然而他的希望落空了，特别是陈毅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使他非常恼火。他怒斥陈毅搞折衷主义，表示不取消陈毅主义他决不回红四军。前委书记的落选，使毛泽东受到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自下而上的罢免。

7月上旬，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特委去帮助工作，刘安恭也在白沙会议后被前委派到二纵队任司令员。

由于刘安恭过去曾在杨森的部队里干过，又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所以他指挥打仗具有一定的水平。6月间，蒋介石调动闽赣粤三省共两万余兵力，由江西军阀金汉鼎统一指挥，对闽西苏区和红四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三省“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三省“会剿”，根据前委指示，朱德同志率红四军军部及二纵、三纵，采取外线作战方针，出击闽中。9月初，东进部队在漳平、适中打了两仗，打垮了福建军阀张贞部的张汝匡旅。刘安恭直接参与了指挥。

闽西重镇上杭，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福建的另一军阀卢新铭及其残部千余人，盘踞其中，成为闽西革命发展的障碍。为了肃清上杭的反动势力，闽西特委在8月至9月上旬，两次发动农民武装攻打县城，结果都没有成功。出击闽中的红四军二、四纵队返回闽西，重新部署，再打上杭。9月21日半夜，攻城战斗打响了。负责攻打北门的刘安恭，指挥部队爬上城头，并率部勇猛突入城内，全歼城中守敌。只有匪首卢新铭慌忙带了几个随从偷越浮桥，从僻路落荒而逃。红旗插上了上杭城，红军队伍得到了壮大。正在养病的毛泽东，听闻上杭之役胜利的消息，欣然提笔，写下了“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

刘安恭不仅会打仗，而且也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经常给指战员讲政治、军事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军事理论等高深的知识经他深入浅出地讲解，在红四军广大干部战士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朱德记得：在南昌起义两周年的那天，他们同两倍于自己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激战后，在河边休息时，刘安恭“对着正在休息的队伍讲解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抬头的情况。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在墨索里尼领导下执政了。国际银行家正在扶持德国资本主义，想把德意志共和国毁掉。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在筹划中，除非全世界工人阶级组织和团结起来，除非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把中国变成和平进步的基地，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拦第二次世界大战。萧克将军也回忆道：“1929年4月，红四军打下宁都后，住了几天。一天，我们在军部开会，一个陌生人进来，经介绍才知道是刘安恭。他给我们作报告，讲中央精神，还讲政治经济学。有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资本家采用不休止传送带这种技术方法搞生产合理化，使任何工人一秒钟都不能休息’。”

上杭胜利之后，朱德率红四军再上征途以扫荡闽西的敌军。10月下旬，红四军向东江开进，21日，在攻打峰市的战斗中，二纵队与武装精良的强敌遭遇，“刘安恭亲自率大队自芦下坝涉水，跃过汀江。登岩后发现守敌粤军已于虎市前面的山头设防，控制制高点，红军若不能冲上去，即将被逼至江边激流遭至覆没。刘安恭迅速组织突击队向山头发起冲锋。守军的火力很猛，红军被逼在山坳里。刘安恭见状，夺过战士的一挺机枪亲自扫射掩护。他发挥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获名射手的神威，很准确地把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倾泻到敌人前沿，打得守军抬不起头来。红军战士从司令员的射击中受到鼓舞，个个奋勇当先，一声呐喊冲上山头，展开了肉搏战。刘安恭即率大队跟进，忽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头部。参谋长郭化若急令人将司令员抬下，在送往永定县的途中因伤重而牺牲，同志们将他安葬在仙师乡务田村”。这场战斗，红军击溃了敌军两个营，攻克了虎市，但是，红四军的优秀指挥员刘安恭，却献出了他年仅30岁的生命。他的牺牲，是红军自井冈山下山以来首次损失的一员高级将领，使红四军受到了“入闽以来未有之损失”。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0年第2期 闻一多的《七子之歌》　作者：饶国斌 杨志泳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名姓!

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

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

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

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

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

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这是著名诗人闻一多七十多年前创作的，被改编为同名歌曲后，也一举唱红大江南北，成了亿万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心声倾诉，给沉寂的’99歌坛增添了无限生机。每每唱起它，人们不禁都泪流满面，心醉神迷，激动不已。其间的魅力何在?人们动情的说，这首歌曲最可贵的是，能让人永远勿忘那段屈辱的历史……

悲愤凝成的《七子之歌》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满纸都是割地赔款，卖国求和。

闻一多先生所写的“七子”，就是这个时期，中国母亲被帝国强盗从怀抱里抢走的七个“苦命儿”。他们分别是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大(即旅顺和大连)。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自美国留学回国的闻一多，正碰上了“五卅运动”反帝爱国热流。

面对这血淋淋的现实斗争和满目疮痍的祖国，时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的闻一多悲愤难抑，写下了大量的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爱国诗。《七子之歌》便是1925年7月4日，发表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期上的一首爱国组诗。澳门只是其中组诗的第一首。

诗人在这首组诗里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儿子，让他们来倾诉：“先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以抒其孤苦忘告、怀祖国之哀忱”，从而让民众从漠然中警醒，振兴中华、收复失地。诗人把自己的爱国情，报国志移入对象，使这“七子”有了人的道德情感，他们虽然被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遭受了异类的蹂躏，但仍坚贞不屈，心向祖国。诗人赋予了他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情操。正如歌中所写所唱：“澳门，虽然已被掳去三百年，但他依然保管着内心的灵魂”，保持着对祖国的忠贞。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苏武、岳飞、文天祥等民族精魂的影子，在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身上所集中体现的爱国、爱民、忠贞不屈的传统美德，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因此“七子之歌”，既唱出了国土沦丧的切肤之痛，又张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意在唤起民众、咀嚼这痛苦，发扬民族优秀的精神传统，抗外侮、兴中华。从“五四”运动兴起直到今天，都有着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2期 新四军中的“大鼻子”神医罗生特　作者：王光远

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Jacub.Rosenfeld)，1903年1月11日，出生于奥地利加利齐恩的莱姆贝格，是犹太人的后裔。1928年他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医学系，获综合医学博士学位，为反对纳粹法西斯，他毅然加入了社会民主党。1933年4月，基督教社会党人陶尔斐斯发动政变，接管了国家政权，社会民主党被取缔，1934年，罗生特被捕入狱，释放后，在以色列文化医院当医生，1938年，希特勒德国将奥地利吞并，并大肆捕杀社会民主党人和犹太人，罗再次被关入德国西北部的皮乐菲尔特集中营，代号是“9615”。罗生特在集中营中关了将近一年，因找不到任何证据，才将他释放，但要驱逐出境，永远不许回国。

1939年8月5日，罗生特和他的三弟约瑟夫以及集中营的难友威廉·戴克，同乘“埃尼阿斯”号轮船，从汉堡出发，远渡重洋，来到了上海。

罗生特到上海后，在法租界开了一个泌尿科和妇产科的诊所。由于他医术精湛，很快就有了名气。

罗生特在上海期间，结识了著名的国际新闻记者汉斯·希伯和他的夫人涂鲁德。希伯是波兰籍的犹太人，德国共产党员。1925年来到中国，参加了北伐军，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翻译处工作，1938年曾访问过延安，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1939年又到新四军中采访。1941年再去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和考察。11月，在沂蒙山区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经过希伯介绍，罗生特参加了由他领导的一个外国人学习小组，在学习小组内希伯经常向他们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抗击日本侵略者，在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生产自救的情况。又向他们讲了根据地军民生活艰苦，特别是缺医少药，治疗伤病员十分困难的情况。激起了罗生特的向往和同情心。他向希伯提出一定要到根据地去，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3月中旬，罗生特化装成一个德国传教士，身穿黑色长袍，胸前挂着十字架，在交通员的护送下，3月20日来到盐城。陈毅和刘少奇亲切地接见了他，豪爽的陈毅对他说：“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本军将士热烈欢迎罗生特先生不远万里而来!为了抗击日寇，搞好本军医疗卫生工作，深望罗先生贡献才华。”罗生特也激动地说：“我在上海欣闻陈军长的大名，今天能同陈军长、刘政委见面，能同新四军的将士们共同战斗，我感到十分荣幸。”

第二天，新四军卫生部、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等单位，在泰山庙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陈毅致欢迎词，罗生特也发表了讲话。华中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发表评论说：“在苏北，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罗生特是第一个。”

罗生特到新四军后，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穿上一套新四军军装，显得格外精神，一天他去看望陈毅，陈毅把自己心爱的马牌手枪送给他，并对他说：“这支枪是比利时1901年制造的，我也是1901年生人，所以十分珍爱它，现在送给你留作纪念。”罗生特非常高兴。

罗生特一上班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他24小时应诊，病人何时来，他就何时给看，有急诊更是随叫随到。由于他医术高明，很快在江淮地区都知道新四军中有一个“大鼻子神医。”

当时新四军里医务人员很少，罗生特向陈毅建议开设一所卫生学校，培养自己的医务人材。不久，华中医学院正式开学，第一批招收学员50人，罗生特担任从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到战场救护等课程。他要求学员既讲医术，更讲医德，他说：“一个医生必须有音乐家的耳朵，鹰一样敏锐的眼睛，一双万能的手，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学员们似懂非懂，他解释说：“医生要学会像戏剧家那样，用柔和的声调、亲切明快的语言去安慰病人。”

罗生特不但是位高明的医生，治病救人，而且充满了政治热情，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苏北文化协会成立时，他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讲话，简要地介绍了欧洲各国的文化情况和特点。他还出席抗大五分校举行的“五卅”惨案十六周年纪念会，出席盐城参议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还写了《请英美莫消耗金钱和时间给中国国民政府》、《郁积的仇恨》、《论第二战场》、《山东印象记》等文章。并为《反法西斯进行曲》谱曲。罗生特还写了《我们是中国青年》一诗：“我们的血染红了中国大地，使这神圣的中国的大地得到了自由；多少年来我们曾和敌人搏斗，对着这联合进攻中国的来灭亡中国的法西斯国家。我们不依赖祖先的遗产，我们不怕死，我们是中国的青年。”

罗生特还采访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向他们索要了个人传记材料，其中有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罗炳辉、彭雪枫、黄克诚、赖传珠、谭震林等人。他准备写一本像《西行漫记》那样的书，把中共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情况，介绍给德语国家。

根据罗生特一年来在新四军中的表现，经他本人申请，由华中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和陈毅介绍，华中局批准罗生特为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

罗生特到新四军后，开始主要在军部总医院工作，1941年7月，日军占领了盐城，新四军的领导机关分散转移，罗生特随同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转移到阜宁一带的安全地区。当他得知前线不少伤员需要治疗时，坚决要求到前线去，他们来到东沟，设立了包扎所，连饭都顾不上吃，立即给伤员做手术，困极了就用毛巾蘸冷水在头上敷一敷，直到做完最后一个手术。

9月28日，领导决定调罗生特任三师顾问。1942年初，刘少奇要返回延安，由于新四军的卫生医疗干部力量比较强，准备带罗生特、沈其震、齐仲桓等人一起走。3月19日，刘少奇一行90多人在一个营的护送下出发了，来到新黄河边，因他们目标过大，引起敌人注意，结果只有刘少奇等少数人继续北上，罗生特等人又回到第三师。5月25日，陈毅夫人分娩，生下了陈昊苏，就是由罗生特接生的。

1942年底，罗生特随新四军卫生部西移，乘船过洪泽湖，来到眙盱的第二师工作。

1943年4月，陈毅得悉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病重，尿血不止又查不出原因，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和卫生部长谷广善陪同下，来到黄花塘，罗生特给他做了细致的检查，发现他右肾有病变，怀疑是恶性肿瘤，因没有X光机，很难确定，也不敢贸然开刀，只好暂做保守治疗。罗生特每天给他量血压、脉搏、体温，看尿样，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罗荣桓病情稳定下来，于6月底返回山东。

罗荣桓夫妇走后，陈毅和赖传珠商议，为了罗生特的安全，最好还是去延安。于是罗生特开始做第三次去延安的准备，卫生部还派人去上海买了一只手提医疗箱。6月底，罗生特在手术室负责人李磊、化验室负责人蔡和、病房负责人夏汀、翻译方政和警卫员李光陪同下，动身北上。罗炳辉师长送给他一把日本战刀、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双银筷子。

罗生特等人首先来到新四军四师的驻地洪泽湖北岸的半城，受到师长彭雪枫和政委邓子恢的热情接待，四师的医疗条件差一些，他们要求罗生特留下数月再走，罗生特慨然应允。

8月28日，淮北地区暴雨成灾，大柳巷的围堤决了一个十几丈的口子，罗生特和战士们一起跳入滚滚的洪流之中，用身体组成人墙，终于堵住了决口，使方圆十几里的地方，转危为安，得免于难。

正当罗生特等人准备去延安之时，从山东传来了罗荣桓病重的消息。领导决定罗生特暂不去延安，先去山东。他们来到山东军区所在地夹河村，顾不上休息，立即给罗荣桓做了检查。此后，他每天两次到罗家中治疗，使病情很快稳定下来。林月琴曾回忆说：“他是高明的医生，如果没有他这位专家的治疗，罗荣桓将受到更大的痛苦和折磨。”

山东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比新四军差一些，吃的高梁面煎饼和地瓜面窝头，又黑又硬，罗生特一块一块掰着吃。治疗没有金属镊子就用竹片代用，没有凡士林，就用牛羊油，没有胶布，就用牛皮纸涂一层胶来代替。罗生特还用土办法给自己治病，一次他患感冒，高烧不退，又没有药品，他就叫人把自己用绳子系到井里降温。

罗生特在山东极为简陋的战地医院里，治好了特务团团长张仁初的左臂枪伤；二旅曾炳华营长的腿伤；做了三次手术，治好了日照县大队李勉的小腹贯穿伤；治好了滨海支队司令员万毅的两腮贯穿伤。他还成功地为省参议会女议员彭葆仁，作了乳腺癌切除手术。被他治愈的群众更是数不胜数，至今在这一带还流传着不少他治病救人的故事。

为了表彰先进，山东军区在莒南县召开英雄模范大会，罗生特作为卫生界的模范出席了大会。日本投降前后，山东军区组织五路大军向敌人反攻，在临沂战斗中，罗生特一直在前线抢救伤员。

抗战胜利后，决定罗荣桓去东北工作，罗生特也随同前往。10月24日，他们由临沂出发，11月5日到达龙口港，分乘六艘汽船渡海，在辽东半岛的貔子湾登陆，一到沈阳，他立即给罗荣桓做进一步检查，发现右肾有肿瘤，建议他去设在平壤的苏军总医院再检查一次。总医院做肾切除手术也没有把握，只好请他去莫斯科治疗。1946年7月，罗荣桓夫妇赴苏联，原计划由罗生特陪同前去，因苏方不同意，罗生特就留在了哈尔滨。

1947年3月，罗生特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卫生部长，受到纵队司令员万毅的热烈欢迎。这是战争年代我军历史上由国际友人担任的最高的实际领导职务。此后，他随同部队转战南北，在前线抢救伤员。并利用机会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医务人员。9月，由苏联治病回国的罗荣桓心脏病发作，罗生特由图门赶回哈尔滨，为罗荣桓治疗。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罗生特随同罗荣桓来到北平，他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北海公园，参观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医院。这时，由协和医院的专家为罗生特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发现他患有高血压、冠心病、主动脉硬化性心脏病并有陈旧性心肌梗塞。其实，他也知道自己有病，但一直隐忍不说。经过这次检查，组织上决定他和罗荣桓一起去天津休养。

在天津，他决定回国探亲，临行前，罗荣桓送给他一块怀表留念。途经上海，陈毅市长为他设宴饯行。在宴会上，陈毅高度评价了罗生特在中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无私的国际主义战士”，希望他早日再来中国。并将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和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给他的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亲手交给了他。罗生特回国后，想再来中国，却办不了出国手续和护照。直到1952年，他妹妹写信给我驻东德大使馆，王雨田参赞收到信后立即向国内请示，国内答复欢迎罗生特再来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期间，罗生特去以色列探亲，途中因心肌梗塞而逝世，终年只有49岁。

(责任编辑 仲文)

2000年第2期 我们的良师、好兄长王平将军　作者：刘杰　李宝光

王平同志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他为人民解放、军队建设和国家振兴作出的光辉贡献，是人们普遍称道的。他襟怀坦诚、正直无私、对同志至诚、谦虚、宽宏、厚道的崇高美德是大家同声钦佩的。王平同志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抗日战争时期，我和王平同志在晋察冀三分区共同工作将近五年，以后多年保持着联系。对于他的丰功伟绩和道德风范，我们有深切的体会。在同他相处中，更深深感到王平同志是我们最诚挚最知心的老战友，是我们心目中最敬爱的良师和兄长，是最真诚地关怀和爱护干部的好领导。

1937年9月王平同志到阜平担任“中华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和县长之后，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为了抗战，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还进一步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的政策。王平同志积极联系知识分子。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同时团结开明士绅等各阶层抗日力量。在很短时间内，就吸收了许多知识青年，成为推动各项工作的骨干。农民群众抗日热情高涨，迅速动员起来，踊跃参军，热情支前。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地主富农一般地都能服从党关于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政策，并且积极捐献。王平同志很重视改造旧政权，他依靠群众，打击少数坏分子的反动势力，很快建立了县、区、村各级抗日的人民自己的政权。广大农民群众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奋起抗战的同时，自己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地位也有了改善和提高，因此，更加拥护共产党。王平同志抓紧时机恢复、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各村党支部成为做好各项抗日工作的基本保证。党支部带领党员、团员和群众，忠诚地、一丝不苟地克服种种困难，担负和完成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阜平处于晋察冀腹心地区，是三分区开辟工作最早也是基础最好的一个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党中央北方局、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群众团体以及新闻机关、文化团体的领导机构和干部大部分时间是住在阜平县境内。这虽然和地理形势有关，但群众基础也是不可缺少的根本条件。王平同志最初到阜平开辟工作，打下好基础，是功不可没的。

王平同志十分重视发挥当地原地下党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的作用。他和刘秀峰同志密切配合，很快和这些人联系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如阜平县的杨耕田、易清源、李铁亚，曲阳县的荀昌武、王延春、张晓东，唐县的臧伯平、贾庭三，定县的杨士杰、李光宇、李济寰，完县的刘元世、王嘉宾、高鹏先等等许多同志，都是开辟工作的功臣和党组织的好领导人。他们土生土长，和当地人民有血肉联系，当地老百姓认识他们，信任他们。他们的号召力极强。他们一说话，群众就响应，而且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传播开，形成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一带头，大家跟着干。他们号召参军，马上就有很多人入伍。有一次我到定县串了几个区、村，见到的区、村干部和一些群众，几乎人人都夸李济寰。王平同志多次指出，充分发挥原来地下党干部、党员的作用是一条很好的经验。

王平同志积极选拔培养新干部。在抗日高潮的形势下，新干部如雨后春笋，迅速涌现和成长。当时红军干部、原地下党老干部、城市来的知识分子，结合起来，成为地区、县、区各级党、政和群众团体的骨干，其中新干部数量最多。

为了培养干部，三分区创办了中学，按照边区政府行政区划，叫作晋察冀第四专区中学，简称“四中”(是边区中学的前身)，招收有初小和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加以培训，毕业后分配到各县区、各单位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三分区的干部，有的带着整团、整连的建制和人员，参加解放军，有的过黄河，过长江，奔赴全国各地开辟新解放区的工作。建国以后，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有不少曾在三分区工作过的干部。这些干部都对王平政委有很深的感情。

王平同志成功地发展和组织抗日地方武装，同时大力抓好征兵工作。

八路军保护群众利益、密切联系群众的好传统和模范的军队纪律，受到各阶层广大群众的称颂。朱仰兴、张毅忱领导的十大队、十一大队和骑兵营爱护并热情帮助老百姓的种种事迹，像神话一样很快在各村各户传开了。怀着抗战热情和对八路军的高度热爱与信任，各村青年农民纷纷报名参军，有的村庄一次参军就有八九十到一百多人。以后几年一直到抗战胜利，三分区的扩军工作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对于建立地方武装和壮大主力部队都起了很大作用。从1937年秋季开始，各村普遍建立人民武装自卫队(后来改称民兵)。青壮年农民每天操练。几辈子没有唱过新歌的老百姓，普遍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自卫队的班、排、连骨干，轮流到县集训，提高政治觉悟，学习军事知识和开展游击战的本领。打下了全民皆兵，武装抗日的基础。从1940年始，专区和县、区都建立了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专门领导和管理民兵工作。王平同志的夫人范景新同志当时是专区妇救会宣传部长兼专区武委会妇女武装部长。有一次宝光把“四·五”天安门广场亲眼所见广大群众纪念周总理的场面告诉他们，因为时间有限，想多听听他们的反应，所以没有多说。宝光回京后，把这次在特殊情况下的谈话告诉我，我俩再一次深深感激这位知心的老战友、老领导对我们政治上的高度信任和感情上的深深慰藉。

1977年以后，王平同志到总后勤部任政委，我当时还未“解放”，他让范景新同志到我家看望我，安慰和鼓励我。1985年我已到七十周岁，当年五月我从河南省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这时，王平同志从南方来，特意在郑州下车，专程来看望我，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人生得一知已足矣”，在革命队伍中，好战友很多很多，但王平同志是相知最深最好的知己。

1986年春季我们回到北京定居后，首先去看望王平同志。以后除在中顾委开会和活动时见面外，逢年过节就去他家看看。1996年我和宝光为探亲去美国住了四个月，刚刚回来，就听说王平同志因病住院了。不知为什么，我下意识地预感到他这次住进医院不同于过去，情况要比过去严重，我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神情沮丧，宝光劝我不该如此悲观，两人决定第二天到医院去探视。王平同志见到我们特别兴奋、激动。他立即起床，坐在椅子上，还让我们的座位尽可能离他近些，兴致勃勃地说了好多话。有些几十年前的往事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如他说1938年之初，见过宝光的二姐李宝屏，他说“你姐姐是个知识分子，她婆婆家是唐县东唐湄村一个姓王的地主家，那时，我们部队领导机关就住在她婆家，你姐姐已经做了区抗日妇救会的工作，住在区里，经常到各村去做宣传动员抗日的工作。她婆家的人不高兴，……”他还问到宝光的三姐李明宇和姐夫李济寰的情况。亲切地说了不少家常事。这次探视，缓解了我们对王平同志病情的忧虑。认为他虽然很难恢复原来的健康状况，但他的生命力还是旺盛的，还可以活好多年。

以后我们再去看他时，情况就不好了。他常常是昏昏沉沉的睡觉。有一次我们决定等他醒来。我们把鲜花放在桌上，守在旁边，注视着他的动静，等了一个多钟头，他还是没有醒。

再以后，范景新同志告诉我们不要去看他了，他还是常常的昏睡，偶然醒来已不认识人，而且按医院的规定只能隔着玻璃看一下。

去年2月8日，我们在外地，突然从电视上得知王平同志逝世的噩耗，内心震撼伤痛，顿时俩人都禁不住泪流满面。2月18日在八宝山和王平同志告别，这就是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我们再也不能见到他那总是和蔼诚挚的面容，再也听不到他那热情关切的声音，再也不能和他亲切地促膝谈心，坦诚地交换所见所闻，畅快地议论所思所感，……“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何况这是人生一世再不能相见的永别!更何况这是人到暮年和良师益友的永别!我们是过了古稀和到了耄耋之年的老人，这把年纪失去了心心相照、无话不谈的良师和益友，其中心绪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

王平同志没有能像战胜武装的敌人一样战胜夺取他生命的病魔，他终于结束了辉煌的人生历程离我们而去了，他用毕生心血创造的丰功伟绩，他的崇高的道德风范，必定会永留人间，与世长存!(责任编辑 元丰)

2000年第2期 一个“文革”中“死囚”写给女儿的信　作者：石湾

七十年代末，就在张志新的英雄事迹传遍祖国大地之时，有一个名叫孟氧的“死囚”在狱中给他的女儿孟小灯写了一封长信。他这样写道：“……在法庭审讯时，我公开为所谓的‘刘邓路线’进行辩护，根本不承认“叛徒、内奸、工贼”这个提法。他们以死刑相威胁，我依据周总理在十大政治报告反驳他们。不管将来如何为刘做结论，我的言行都没有构成犯罪。我反对‘打倒刘邓陶’，那正是我对党忠诚的表示，也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政治品质的一种表现……在法庭上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以自由、家庭、生命作代价，就是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做人的尊严，揭露那群真正的窃国大盗。如果有什么使你们母女得以安慰，那就是我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横眉冷对，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在法庭上打着锣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又从来没有遭到反驳。可见他们理亏，否则，早把我送上断头台了。甚至我在申诉中，就这样写道：‘感谢他们刀下留情，也没有割断我的喉管。’……”

孟氧从狱中发出的这封家书，写于1979年8月24日，当时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公开平反还差整整半年时间。我是在前年6月才接触到有关孟氧历史资料的，并开始对他的女儿孟小灯进行了采访。

孟氧原是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的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方面有着扎实的基础。他不仅遍读马恩文献，而且尽可能阅读马克思曾经读过的各种著作。《〈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是他年轻时的一部重要著作。1955—1957年，他的这部著作以连载的形式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孟氧”知名于经济学界。他的这部《注释》，几乎帮助了整整一代人学习《资本论》。

他在判他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书上签字时，要求法官记录下他的严正声明：“我根本不是反革命，而是一个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法官答应了他的要求。

孟氧在狱中，依然刻苦攻读马恩著作。他每天都比别人早起一个小时，而晚上，则往往要比别人迟睡两三个小时。牢房里，二十个犯人分成两边，一边十个铺位。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尽头，靠墙摆着一只尿桶。夜间牢房是不熄灯的。而那盏昏黄的灯，就安在尿桶的上方。为了能就着灯光夜读，孟氧就把自己的铺位调换到恶臭呛人的尿桶旁边。几年下来，他的鼻子竟失去了嗅觉，不辨香臭了。

狱中的生活无疑是难捱的。而惟有读马恩的书，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快乐所在。

孟氧拒不认罪，自然就成了一个“顽固不化”的典型。用“文革”的话形容，他就是一个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孟氧于1923年5月17日出生于福建建瓯县一个贫穷的家庭。原名赵志明，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5个孩子挣扎着生活。孟氧9岁时，为了分担家庭的重负，就辍学进银匠铺当学徒。后来，贫困相继夺去了母亲、大姐、三姐、四姐的生命。二姐在四个姐妹中，算是命运最好的，嫁给了铁路上的一个电器工程师。为了寻找这唯一的亲人，孟氧开始了流浪生涯。先后到过江西、四川、湖南。后来，终于在贵州找到了姐姐、姐夫。姐夫为他在铁路上找到了修理电话机的工作。但是，相对安逸的生活没能锁住他的心。他想去见大世面，寻找革命的真理。于是，他又流浪到陪都重庆，并在那里找到了曾在江西萍水相逢的地下党员杨大哥。

杨大哥第一次带他上街，就去了民生路。因为民生路有个很特别的新华书店，当时在重庆的有志青年，都喜欢去那里买书。从表面上看，新华书店与别的书店没有什么区别，但进去转一会儿，感觉就大不一样。有一本书，砖头那么厚，用一张白纸包着，才卖5个烧饼钱。所有买这本书的人，买了就走，谁也不打开看。孟氧越看越感到蹊跷，正想问杨大哥，杨大哥就开口了：“要好奇，你也买一本回去，看喜欢不喜欢。”杨大哥这么一鼓动，他就动心了，买下一本当场就要打开来看。杨大哥用粗大的手按住了书，悄声说：“回去再看。”

这是孟氧平生第一次接触到马恩的著作。书里的每个章节，每一句话，都是那么新鲜。一遍看不懂，他看第二遍，第三遍……每遍都有新的收获。几遍读下来，他弄懂了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宣言》的全部理论归结为：“消灭私有制”。

在杨大哥的帮助下，孟氧进步很快。他从早到晚，一边帮杨大哥抄写些宣传材料，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马恩著作，读了一本又一本，爱不释手。可以说，就从那时开始，他与马克思结下了不解的情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竟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岂不荒唐吗?

孟氧最初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看守所，一年后转押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1975年5月，他收到女儿孟小灯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除了说给他寄来了什么物品而外，不敢多说一句别的话。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之后，孟氧的冤案迟迟未能列入平反的议程。

1979年8月，在离别八年之后，孟氧终于见到了前来探监的女儿小灯。

就在小灯去探监前一个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给孟氧下达了这样一个通知：“经我院复查认为：你犯现行反革命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判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是正确的。你的申诉无理，予以驳回。”

孟小灯坚信父亲无罪，探监回来以后，开始了为父亲上访、申诉的艰难历程。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见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薛光华，也终于托人把申诉材料送到了胡耀邦的案头……

1980年8月19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孟氧作出了再审判决，宣告无罪释放。

孟氧出狱了。他从监狱里带回北京的，是《马克思传》详细提纲约100万字的手稿。

孟氧的平反出狱，在中国人民大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尤其是好奇、敏感的莘莘学子，不断地向他发问：“你还坚信马克思主义吗?”“对于过去的13年，你不想说点什么吗?”“你没有罪，判你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你不觉得委屈吗?”……

坐了13年的监狱，孟氧从不向学生们吐露一个字。早在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后失去了上讲台的权利，但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文革”风暴骤然袭来，红卫兵小将高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时，他挺身而出，说：“不对!马克思恩格斯只说过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可以把他们的全部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谁都知道，红卫兵小将高喊的可是毛主席语录呀!孟氧公然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造反派们怎能不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严刑拷打呢?……他结束了炼狱生涯，回到了大学的讲台，当然会百倍钟情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了。

出狱后的孟氧，花了15年的时间和心血写完《经济学社会场论》后，就因患肺癌而不幸逝世了。他的这部50万字的遗著，在他逝世两周年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经济学界的专家们一致认为，孟氧在攀登经济学理论高峰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为可贵的大无畏勇气和开创精神，这部《经济学社会场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一大贡献。遗憾的是，他在狱中写在8个笔记本上的《马克思传》详细提纲，就难以出版了。我们决不会怪罪于他，因为他已用坎坷执著的一生，写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2期 严寄洲的影坛辉煌　作者： 甘耀稷

严寄洲的名字，早已载入了《中国名人辞典》，中国老中青三代，上亿电影观众，都知道这位艺术家。从1954年到1966年，他拍出了《战斗里成长》、《五更寒》、《英雄虎胆》、《海鹰》、《哥俩好》、《野火春风斗古城》、《带兵的人》等十几部在观众中引起浓厚兴趣的影片。“文革”十年，严寄洲遭批斗，关进牛棚，靠边站。1977年开始，他又拍出了《万水千山》上下集、《二泉映月》、《破雾》、《琵琶魂》、《再生之地》、《陈赓蒙难》、《死亡集中营》等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最近

时期他的新作，是21集电视连续剧《贺龙》。

严寄洲亲自导演的影片有25部，还写过三部电影剧本，指导拍摄过70余部电视剧，如此丰硕的艺术成果，在中国影坛是罕见的。

他导演的作品，得过“金鸡奖”、“百花奖”。

步入电影界

1938年，严寄洲从上海到延安，参了军，入了党，这位仅具有高中文化的小青年很快成了一野“战斗剧社”创作室主任。随军转战。

1953年，严寄洲担任了解放军电影制片厂(即后来的八一制片厂)的导演。

他拍的第一部故事片《脚印》，贺龙看过以后对他说：“不行!太简单，不像电影，没有艺术。你要好好向成荫学习。”这时，成荫已拍出了《南征北战》。严寄洲听了还不服气，认为是脚本问题。就请剧作家胡可将他的名著《战斗里成长》改成电影。拍出后，老电影艺术家蔡楚生看了，一针见血地给他指出：“你拍的片子，像舞台戏。忽略用电影的特殊手段，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逆耳忠言，使严寄洲决心从头学起。他从资料室选了电影经典著作：《居里夫人》、《柴可夫斯基》、《乡村女教师》、《永远的秘密》几部片子，把自己关在放映室里，将每部影片反复看了十几遍。还到剪接台上，一段一段地拉片子，量长度。结合剧情，逐个分析影片的节奏处理，人物刻划，镜头运用，……然后，又边放映、边对照自己分析的结果和银幕效果。这些扎实的基本功自学和实践，使严寄洲逐步进入了导演艺术的“自由王国”。

三“严”导演

严寄洲有“三严”：选演员严；艺术创作要求严；对自己严。

作为一位电影导演，剧本确定后，能否选准演员，往往是一部片子成败的关键。严寄洲选演员，有一句精辟的名言：“不是看他(她)演过什么，而是要看他(她)能演什么。”要做到这一点，导演必须独具识人的慧眼。史超的电影剧本《五更寒》，是写一位县委书记，在大别山敌占区恶劣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的故事。严寄洲为剧本中栩栩如生的人物深深感动；他边看边想，根据剧中的特定环境，这个县委书记，应该是外貌平凡之极、却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工农干部。他脑子里跳出了山西话剧团团长杨成的形象。这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文艺工作者，长得瘦小，个矮，满脸皱纹，像个老农，但却具有刚毅的内在气质。于是就邀请杨成担任了这一主角。拍成的电影证明，这个演员选得好，杨成，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英雄虎胆》，是当时少有的、带有惊险情节的故事片。严寄洲从剧本需要出发，一反常规挑选演员。他从北影请来演过基层指挥员、民兵干部的于洋，出演打入敌穴的我军侦察科长。严寄洲很欣赏地说：于洋的一双眼睛，非常富于表情。他要于洋一改正面“小生”形象，演出匪气。严寄洲又挑选常演纯情少女的王晓棠去演影片中的女特务。还选了张勇手，方辉等都扮演与过去演出大相径庭的角色。演员们也都兴致勃勃地和导演一起，作表演艺术上的新探索。电影拍成后，效果极好。以至在“文革”中，造反派批判严寄洲时，说他导演的《英雄虎胆》，于洋演得比土匪还土匪，说王晓棠演的女特务太漂亮，看了会使人丧失立场。

李英儒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书，改编成了电影后，银环和关敬陶成了片中的主角。严寄洲决定，金环、银环俩姐妹由王晓棠一人来担任这性格迥然的两个角色。王晓棠的表演，语言、身段、形象都好，艺术功底厚，而且，聪明活泼，演戏有激情。《野火春风斗古城》上映后，“红”遍全国，大受观众欢迎。王晓棠当选那年“百花奖”最佳女演员。

王心刚是八一厂的主要演员，很用功，形象好。严寄洲根据他稳重、忠厚的特点，常常让他担任党的领导之类的主要角色。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海鹰》中的鱼雷快艇艇长；《哥俩好》中的指导员等。有的片中的戏不多，但王心刚的表演很到位，在观众中留下良好印象，受到喜爱。

《哥俩好》是一部反映部队生活的喜剧，很难演。严寄洲看到演员张良在《董存瑞》一片中，表现出小战士调皮捣蛋的性格，觉得他大有潜力可挖，就选张良担任此片主角，果然张良表现不凡，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演员奖。

最能体现严寄洲对艺术创作严格要求的，是他拍摄电影《再生之地》的过程。

我国对战犯改造，实行人道主义，包括允许战犯在关押期间，让家眷前来探视，同住。这在全世界都是空前未有的。政策产生了无比的威力和意想不到的效果。日军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剧中的伊藤弘一)原来十分顽固，经过教育感化，彻底悔悟，认识到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深重罪行。回国后，成了促进中日友好的坚定维护者，却遭到日本右翼分子的强烈憎恨。一次，竟将他的住宅包围起来，进行辱骂，要用棍子打他。年迈的藤田茂，不顾家人劝阻，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跨到台阶上，手扶军刀，义正严词地与右翼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终于斥退了他们。就是这位老人临终时，唯一的要求是要穿上回国时发给他的那套中山装离开人世。这些感人的事迹，促使严寄洲增强了拍好这部电影的责任感。他提出拍成一部“豁达流畅，浓重遒劲，不事雕琢，粗犷质朴，具有传统风格的纪实性影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深入走访了抚顺、沈阳、长春、大连、旅顺等地当年关押战犯的监狱，查阅了许多档案，还采访了不少曾在抚顺关押的战犯及回忆文字，和现为“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的日本友人。他选了胡浩饰演男主角伊藤弘一中将，斯琴高娃演女主角川岛真美子。拍摄前，他向演员明确交代：绝不能把战犯演成“八格牙鲁”似的脸谱化人物，反面人物要正演，他们是有七情六欲、有思想感情的“人”。重点是挖掘他们灵魂深处，不然这些人就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出人意表的、使人感动的转变。为了让演员有真实的感受，严寄洲在他们参观监狱时，事先和管理人员商定，突然恶狠狠地，将演员们统统关进了监狱。因监狱久未使用，暖气不够暖，管理员有些犹豫，怕冻坏人。严寄洲还是坚持：“关!”至少关一天，让他们体验战犯心理。果然，以后演员演出的角色体会，就很不一般。

对全片的制作，严寄洲也要求十分严格。他对工作人员说：要真实!真实!真实!不允许粘假胡子，选演员时，他就注意到，要真能长出浓黑胡子的人来演战犯。日军穿的军装，不准做新的来弄旧。他翻遍八一厂的仓库还凑不够，就到库存丰富的“长影”厂，甚至“抗敌剧团”等老单位去借真正的日军制服。每一件大小道具的制作，都有图片依据，即使几盒战犯家属从日本带来的糕点，也要逼真。他找到抚顺一个在伪满时期开糕点店的朝鲜老人，做出了真正的日本糕点端上镜头。他请了几位“日本通”，参加摄制组当顾问，指导有关日本人的生活细节。他最反对饰日本人的演员说半调子汉语，要求演员熟读日语台词，这自然是件苦差事，最后，只有悟性很高，用本族蒙语拼读日语的斯琴高娃，在审查时过了关，别的演员只好配音。为了演好片中一场戏，别人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怕冷时，斯琴高娃根据情节需要，大衣都不穿，奔出门外，跌倒在雪地上，一连拍了三次，最后已冻得满脸雪水、泪水了。

《再生之地》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应，《读卖新闻》也登了大幅报导。日本友人，还打算拍续集，描写战犯返日后的生活。

该片荣获“金鸡奖”的五个单项奖。并获1993年中国残联、中国红十字会、中影公司、中国电影评论学会颁发的“人道主义”优秀影片奖。

“文革”结束，他复出后，又拍了内容严肃、艺术品味高的《陈赓蒙难》、《陈赓历险》，两部受到观众欢迎的好片子。

严寄洲在自己拍摄的影片上映时，至少要当三次观众。一次是到高档影院，一次到中档影院，一次到普及型影院去，坐在观众席上静听，观察各个层次观众对影片的反映。有时，他认为观众会有反映的地方，观众却无动于衷，有的地方却意想不到观众反映强烈。他都一一记下来，回去思考原因。他也常去电影发行公司，听取业务人员的意见。他总是牢记民族性，群众性，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以此作为创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难怪有次一位新到任的厂领导，对青年编导人员说：“你们去请教一下严寄洲导演，为什么他拍的片子卖座率高，从不赔本!”

贺龙的“兵”

严寄洲是贺龙的兵，而且是一名与贺龙十分亲近的文艺兵。1939年深秋，战斗剧社指导员，牵着一匹黄马，把年纪轻轻才华洋溢的严寄洲，从抗大二分校文工团，调去当“战斗剧社”的戏剧教员。经过贺龙住地时，贺龙见严寄洲衣衫单薄，当即送给他一件缴获的日本黄呢军大衣。贺龙十分爱护、重视知识分子，当时，军区首长每月津贴不过5元，而给这几位教员，每月8元；欧阳山尊已很出名，每月也只12元。他们拿了几个月，就一致向贺龙反映：“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不能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就自动降到一般干部水平，每月2元。一次，严寄洲在成荫执导的《雷雨》中，扮演周朴园。那天，点着雪亮的汽灯，在广场上给三千多观众演出，贺龙也在下面看。天黑后，刮起了西北风，周朴园点雪茄烟，划了几根火柴都给风吹灭了。严寄洲“急中生智”，就凑近点了三支“洋蜡”的“台灯”，去吸烟。台下突然响起贺龙浓重的湖南嗓音：“哎!严寄洲，不对头，那是电灯呀!”引得观众哄堂大笑。1949年夏天，“战斗剧社”带了有严寄洲参加编剧的歌剧《女英雄刘胡兰》到北平，为第一次文代会演出，引起轰动，连场客满。贺龙十分高兴，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并给“战斗剧社”装备了乐器，服装，舞台设备等。还经北平市长同意，招收了400名学员。剧团回到大西北不久，贺龙的一野部队要进军西南，严寄洲要和女朋友王荣华暂时分手，他们的婚姻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想来想去，给贺龙写了个请批准他们订婚的报告，由副社长董小吾转呈。贺龙看了后说：“晤，严寄洲要订婚啦。这个女子怎么样?政治上可靠吗?”董小吾回答：“可靠。没问题。是个女学生。”贺龙就拿起红铅笔，在报告上写了贺龙两个大字，予以批准。

建国后，贺龙从西南军区司令员任上调到北京，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还兼管军队工作。他把在战争年代跟随自己多年的一批文艺战士，也带来北京。严寄洲随“战斗剧社”老社长陈播，到了八一厂。

“文革”开始后，江青经常指点八一厂“抓革命、促生产”。严寄洲被称为“贺龙安在八一厂的黑爪牙”，多次点了他的名，诬蔑他是“坏人”，“反革命”，要判他20年徒刑。直到李德生调任解放军总政主任时，审查了严寄洲的案件，找不出罪证。李德生冒着风险，搁置起这项信口开河的“判刑”，一直拖到后来，不了了之，自行“解放”了。

(责任编辑 刘文)

2000年第2期 舞蹈大师戴爱莲　作者：朱允文

早在少年时代，戴爱莲已是我的崇拜偶像。199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有幸结识这位中国舞蹈泰斗。

那年有一天，遇到新闻界的一位老同志，他向我讲述在旧货摊上看到两盒音乐歌舞唱片，唱片纸套上有戴爱莲的签名，他认定是这位舞蹈家在“文革”中因遭迫害而使这些唱片流失在外的，当即买了下来准备“完璧归赵”。但他不知到哪里去找她，他问我能和他联系?

几经曲折，我拨通了戴女士家的电话，自报家门后，向她说明来意，她很高兴地与我们约定了见面的时间。

进入戴家的客厅，一股高雅的艺术气息迎面扑来。黄永玉栩栩如生的彩墨荷花，李铎刚劲的“德艺双臻”题词映入眼帘，四周挂放着叶浅予作的描绘她优美舞姿的国画和反映海内外各种民间舞蹈的工艺品交相辉映。尤其令人注目的是一座主人的纤维雕头像，这是著名雕塑家维利·索科普的精心之作的复制品。据主人告诉我，另一座被放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这是英国舞蹈界给她的殊荣。

见到这位舞蹈家，我感到岁月似乎对她特别留情，已过80高龄的她，耳聪目明，思路敏捷，体态矫健，举手投足，依稀可见昔日风采。她从那位新闻界老同志的手中接过唱片，一面说“谢谢”，一面在沉思的目光中仔细地一张张地翻阅，好似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当她翻到其中一张小唱片时，激动地对我们说：“这张唱片特别珍贵。那是1946年，我首次访问美国，演出没有乐队，是由丁聪吹笛伴奏，我跳‘老背少’录制的唱片。”她用英语写下了“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她的英语讲得比汉语流畅。她说自己身上有两种文化背景，中国文化和英国文化。

她向我们追忆往事：“我是华侨，1916年在美洲的特立尼达岛出生，祖籍广东新会县，原名吴爱兰。曾祖父在西印度群岛谋生时，被同乡称为‘阿大’，在广东话里‘大’与‘戴’同音，渐渐地就改成姓‘戴’了。14岁跟母亲到伦敦定居，改名爱莲。”

“那您一定很爱荷花吧?”

“是的，我爱荷花美的纯真，更爱它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性。”

舞蹈对戴爱莲可说特别有缘。她从小就学钢琴，一听到乐声就会起舞，六七岁就登台表演，还自编自演了独舞《小鸡》。到伦敦后，拜在英国芭蕾大师安东·道林的门下学艺，后又师从著名芭蕾舞教师玛格丽特·克拉斯克，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那时，她勤工俭学，当模特、抄乐谱、帮人打扫卫生、教舞蹈……。正当她一心步入芭蕾艺术殿堂的时候，观赏了现代舞艺术家玛丽·魏格曼热情奔放的表演，她感到强烈震撼，她从未看到过这样感人的舞蹈。1937年进入尤斯—雷德舞蹈学校学习现代舞。为了追求丰富的表现力与扎实的技巧完美结合，她又成为现代舞蹈理论之父拉班的学生。追求完美和勇于开拓使这位艺术家一直勇往直前。

我好奇的问：“不论芭蕾舞还是现代舞，您学的都是西方舞蹈艺术，怎么后来与中国民族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业精力?”

“因为我是中国人。”她的回答是那么简单，但却字字落地有声。“我在海外长大，受的是西方教育。那时，没有机会接触中华民族文化，可我是个中国人，我要找‘根’。为了懂得中国的历史，我就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找。我最初是在那里通过英文写成的中国历史了解祖国的。”戴爱莲向我们介绍说：“当我看到人们跳《花柳流》的日本舞、印尼爪哇舞、乌迪·香卡的印度古典舞……就是没有人会跳中国舞时，大大剌伤了我的民族自尊心。从那时起，我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虽然我不知道中华民族舞蹈是什么样子。但我从史书中找题材，根据想象创编了《杨贵妃》、《叶花子》和《垂柳》、《进行曲》等舞蹈。虽然这些作品很粗浅，但这是我为了走近中华民族舞蹈艺术宝库迈出的可贵的第一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戴爱莲在英国参加了以爱国抗日为宗旨的“援华运动委员会”，并创作了《觉醒》、《前进》等舞蹈，还到码头为中国海员演出，同时为抗日战争筹款举办义演。

1939年9月，二战爆发，1940年1月，戴爱莲离开英国，只身乘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两个月后，来到香港。

“当时，您为什么不继续在伦敦发展，或回特立尼达与亲人团聚而要回烽火纷飞的中国?”

“我是中国人，祖国遭日本帝国主义蹂躏，我怎能不回来干些事?”她双眸凝视着我，似乎在责怪我怎么不懂得她那海外游子的一片爱国赤诚。

在香港，宋庆龄安排戴爱莲作抗日募捐演出。以后，她创作了《游击队故事》、《东江》等一批积极反映中国军民爱国抗日的舞蹈，举行专场义演，她把炽热的爱国热情融化在精湛的艺术之中，观众无不动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她转道桂林到了重庆。她先后在国立歌剧学校、社会教育学院电影系和陶行知的育才学校任教。回顾当年的情景，她说：“在那里，我经常有机会见到周恩来，他认为，我在重庆的作用比在延安大。”她接着说：“我发现中国民族舞蹈的‘根’在各民族之中。”她克服路途艰险，交通不便，人地生疏等种种困难到瑶山、入西康、去新疆，向能歌善舞的瑶族、藏族和维吾尔族同胞采风学习，研究他们的舞蹈，创作了《马车夫之歌》、《瑶人之鼓》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她在重庆新华社组织的晚会上看了延安文工团的演出后，就创作了大秧歌剧《朱大嫂送鸡蛋》等舞蹈。她还从地方戏曲中吸收营养，从桂剧移植改编了《哑子背疯》，在舞蹈《思乡曲》中的动作上溶入了昆曲的身段。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6年戴爱莲在重庆推出了一台由她创作并主演的多采多姿的边疆舞蹈晚会，充满活力的维吾尔族舞《青年舞曲》、优美的苗族舞《苗家月》、欢快的藏族舞《春游》、抒情的彝族舞《倮倮情歌》……使观众目不暇接。不少人惊叹：“天下竟有这么多美妙的舞蹈!”“作为中国人，过去只欣赏西洋舞蹈，看到戴爱莲的演出，才知道中华民族的舞蹈是这样丰富多彩。”戴爱莲的演出一时成为山城的热门话题，媒体赞美她为“人民艺术家”。此后，她还到上海演出，也取得了轰动效应。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戴爱莲怀着对祖国的满腔热情，创作和改编了不少舞蹈，如《飞天》、《荷花舞》等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不朽之作，饮誉中外。解放后，她先后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许多职务。

在开拓发展我国民族舞蹈的同时，戴爱莲又积极引进西方芭蕾，使这朵奇葩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枝茂叶盛。

早在1941年，她在桂林、重庆等地表演《仙女们》等片断，率先把芭蕾舞剧介绍给观众。1950年，她主持创作并主演了大型舞剧《和平鸽》，她在剧中亭亭玉立的优美舞姿，使观众和同行为之倾倒。她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筹建者之一，也是首任团长，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芭蕾舞艺术家。正当她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文革”开始，她被江青定为“活靶子”，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罪名，遭受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人们问她：“为什么你不去海外?”她说：“这里是我的祖国。”回答得还是那么简单而铿锵有力。

她出任中央芭蕾舞团顾问，虽年届花甲，桃李满天下，但仍为培养芭蕾舞新秀呕心沥血。张卫强、赵民华、郭培慧、冯英等在她的指导下，分别在英国皇家剧院、巴黎歌剧院、莫斯料大剧院崭露头角；身患严重职业病的青年演员王才军和汪齐凤在她的鼓励和引导下，创造了奇迹，以优美的形象、高超的技艺，战胜了巴黎歌剧院的选手，在首届巴黎国际芭蕾比赛中获特别奖；青年演员辛丽丽、杨新华在她一丝不苟的调教下，创造了独特的奥杰塔和王子形象，为祖国争得了国际比赛金牌。

戴爱莲有“国际舞蹈大使”之誉。沐改革开放春风，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亚、美、欧三地各国之间，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她说：“我要让世界了解优秀的中国文化，也要把世界上优秀的舞蹈艺术带给中国同胞。”她不断到各国讲学，介绍中国优秀的舞蹈艺术，出席国际舞蹈会议，担任各种国际舞蹈比赛评委。她以精辟的见解，严谨公正的判断获得海外同行的尊重。1982年，她作为亚洲代表当选为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

1985年，她在英国舞蹈中心讲学，她生动地介绍了中国民族舞蹈丰富的形象艺术和深刻的内涵，使同行大开眼界，纷纷要求她经常到那里传播神奇的中国舞蹈。1986年，戴爱莲参加美国举办的世界舞蹈联谊会，与会者多为德高望重的权威。她在其学术研讨会上介绍中国舞蹈的历史，会议规定每人发言20分钟，不少人被中断发言，戴爱莲因演讲精采，而使一位荷兰专家主动提出把自己的演讲时间让出来，破例延长了时间。

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在美国13个城市演出，美方邀请戴爱莲为这次演出作宣传。她广泛与芭蕾评论界、新闻界人士会晤，介绍年轻的中国芭蕾艺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怀下的成长，也坦然指出其不足。她那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的介绍，使对中国芭蕾并不热心的人士也成了热心的观众。

谈到当前我国舞蹈事业的现状，她很坦率地说：“我不爱看电视上的舞蹈节目。”她对我国传统舞蹈向西方化发展倾向表示担忧。她说：“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现在有的‘现代化’，很多带‘美国化’的东西。继承发扬传统，民族化的问题是我国舞蹈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表达美的形式，举个小例子，雄鹰般的‘康巴’男子，把一团粗粗的红头绳扎在头发里，以表示他们认为的美。只有保持民族化也才能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她认为，永远不能忘记民族传统，要有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这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延续的“根”。她说：“许多年轻人都在学英语，为什么要学英语?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但也有一部分人的目的就是去美国，他们认为那边的月亮圆。美国没有传统，但有科技，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科技，但不能忘记中国人自己的民族传统。”

她语重心长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希腊、埃及、印度等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伟大的传统。我为了寻民族舞蹈的‘根’接触到民族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触角又伸到了人类学，发现中国和非州都是人类的发源地。印第安人、玻利尼西亚人都是我们的亲戚。应对年轻人加强民族学的教育，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才华横溢，天才众多，大有希望，重要的是在于教育引导。”

望着这位爱国老华侨，不由我想起了著名作家刘白羽对她的评论：“她把整个生命都溶解在她的艺术之中，她的艺术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飞扬，中国人民的灵魂的飞扬。”

(责任编辑 致中)

2000年第2期 蒋伟国的梅花情　作者：王利南

1996年12月29日元旦前夕，深圳红荔书画馆馆长黄南美在台湾画家李登胜、屠名兰、胡须、李锦昌等陪同下，来到蒋纬国官邸，首先见到了蒋纬国的秘书长刘阳先，刘阳先又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会推广梅花运动委员会总干事。

刘阳先说：“蒋纬国先生正在开会，请大家稍等，我去通报一下。”转眼间身板挺直、年事虽高但仍不失魁梧的军人风度的蒋纬国先生已经出现在大家面前，未等刘阳先介绍，他就紧紧握住黄南美的手说：“啊，我们终于见面了。”“是啊，我们通信已有数年，见面却在今天，”黄南美说，“您身体怎么样，大家都很挂念。”“这么多人关心我，我非常感动，现在健康状况还好，就是忙了一点，您能从千里之外来到台湾，我非常高兴，一高兴身体就更好了。”蒋纬国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后面挂着一幅横批《冬梅》国画，正是大陆著名书画家北京梅王王成喜的手笔；两边则悬挂着大陆著名书法家雷珍民先生所写的草书对联：“树老雄风壮，雪浓梅花香”；由于房间内开着暖炉，绿色的地毯加上满室墨画的芳香，使整个房间充满着浓浓的春意。黄南美问蒋纬国先生：“看起来，您这里是很欢迎来自大陆的书画作品，我这次也给您拿来两幅。”“谢谢。”蒋纬国先生连声道谢，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带来的作品，我把这些画作都挂出来，为的是让我坐在办公室里就能闻到梅花的暗香，品味到家乡的泥土芳香啊!”

黄南美馆长打开了自己带来的礼品，首先展开的是两幅梅作，张玉和先生的一幅《梅花情》国画，题款上有“梅花情，中国心，一统江山惠黎民”等语。画面上有一轮明月穿过稀疏的梅树影子，两只白鹤站在梅枝上相向而语。另一幅画是惊涛先生所画的喜鹊登梅枝，蒋纬国看后非常高兴，连连说“梅花高洁，甚得我心”，紧接着是龚学渊作画、龙葆光题款、黄南美撰联的一尊大肚弥勒佛，联为“大肚能容古今事，笑口长开话统一”。还有一些内地书画界朋友托黄南美带给蒋纬国先生的作品，有王仲清的松鹤图，何大齐的金石寿翰墨缘寿轴，刘友石、邵润东的制印，红荔书画馆赠给蒋纬国先生的是善琏金塔湖笔厂精制的一支大寿笔，杆长43公分，芯长17公分，格外惹人注目。蒋纬国将笔拿在手上，说：“这么大的手笔，我还是第一次见呢，怎么用，是抓还是握?”李登胜博士说，“怎么得心应手就怎么用”。更令蒋纬国等称奇的是陈恩华赵艳林夫妇所制的面人微雕，嫦娥手中捧着一本书，则是象牙所雕，面积只有一个小指甲大小，却临摹着蒋纬国给黄南美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

南美先生 惠鉴：

由李登胜博士转来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三日大札敬悉，因心脏手术，遵医嘱疗养，故延至今日始复，尚请见谅!

两岸统一是必然之趋势，因为我们：(一)都是中国人，所以认定只需一个中国；(二)力求所有中国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机会；(三)共同追求一个值得国际社会尊重的新中国。基于此三大共识，统一只是时间之问题，端视吾人如何积极推动而已。

两岸统一之基础在中华文化。中华文化之根本在中道，亦即中华道统。吾人推广梅花运动，即在籍梅花所含蕴之特质与精神，以达“弘中道、尊民主、励坚贞、重自由、主和平、求统一、兴中华、进大同”之宗旨。际此历史性关键时刻，两岸有识之士，应本民族大业，尽诸般手段，共同努力，尽早完成统一大业。

先生来函，诸多推崇，除更进一步为统一大业竭尽绵薄外，特致由衷之谢忱，而此敬复，顺祝春节快乐

蒋纬国(印)敬启

一九九四年元月十一日

蒋纬国先生原信是用毛笔书写的行楷，笔力工整，潇洒大方，信末还印有篆文阳刻名章，而此象牙微刻在放大镜下的字体笔力仿如真迹，惟妙惟肖。蒋纬国先生仔仔细细地看完后连声赞叹：“不得了，不得了，模仿得这样像，真是奇迹。”黄南美馆长接着说，请蒋纬国先生看看下面，原来这嫦娥面人的底座上还书有两行字——“古时嫦娥思人间，今日台胞念故乡。”蒋纬国更是赞不绝口：“其构思之深邃，工夫之细巧，诚叹为观止。”随即，蒋纬国又认真地说：“象牙属国际动物保护类，我接受这件微雕本来也是不应该的，但这毕竟又是家乡父老们的一份心意，只好小小的违例一次，下次再也不敢同意接受，就请大陆的乡亲们和大象的亲朋们都宽宥我吧!”

(责任编辑 致中)

2000年第2期 蒲松龄故居游　作者： 田萍

从淄博市的淄川区，绕过出口环行路，穿过一段垂柳依依的田间林荫道，老远就看见立于街头的拱门，上书朗朗大字：蒲家庄。庄内东西大街中部北侧便是蒲留仙家宅院。院内古槐荫翳，门楼洞然，窗棂别致，黑瓦青砖，显得古朴而典雅。门楣匾额上，郭沫若题写的“蒲松龄故居”五个笔力遒劲的大字，璀璨生辉。故居内，院落相连，花木扶疏，池荷修竹，青碧交映，蒲氏遗风随处可见。聊斋小院，是蒲翁故居的中心。竹木棚，茅草顶，院内还有两株硕大的石榴树。我国古建筑与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曾题诗赞曰：“繁花古木映庭除，陋室三间写异书。”巨著《聊斋志异》就诞生于此。

在堂屋中央，迎门高悬“聊斋”匾额，下方悬挂着蒲松龄先生临终前一年由江南画家朱湘麟所画的画像，上端留有蒲公亲笔题跋二则，从中可窥见他一生的偃蹇失志的心绪。画像两侧是郭沫若撰写的楹联，上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筹”，下联“刺贪剌虐入骨三分”。联画配搭，每每引起游人驻足慨叹。室内还陈列着蒲松龄当年用过的桌、椅、榻、几、印、砚、灯、烟袋和石景石等，触景生情，令人遐想。“聊斋”小院西南隅，几间低矮狭窄的小屋，是展览室。除了著名的《聊斋志异》代表作外，还有骈、散文13卷400多篇，诗6卷千余首，词1卷百余阙，以及杂文、俚曲、医药等多种论著。同时，还有从手抄本到通俗出版物，共计200多种版本，目前已有英、法、德、意、日等20多种语言和文字的译文版。西院和后院内，展示的200多件名人字画，令人耳目一新，为故居增辉。国画大师刘海粟题写：“聊斋声震四海，一代文宗昭遗爱。”著名作家老舍题曰：“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十年动乱后，他的夫人、画家胡青也题一联，曰：“妖魔鬼怪成四害，嬉笑怒骂皆文章。”紧步其韵，相映成趣。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游后撰联：“荡气回肠疑屈子，主文谲谏胜庄生。”顾老从文学史的角度，充分评定了蒲松龄的历史地位。但真正挖掘和研究“聊斋”的，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使民族文化中这块瑰宝才得以恢复本来面目，重现光彩。

离故居，出东门，去墓地，必经著名的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在此设茶待客，索求鬼狐之说素材，以便写作“聊斋”。如今，虽清洌泉水不旺，但古貌旧景依存，让人想象得出当年蒲公自称柳泉居士，对此“蓬莱不易也”之喜爱之情。蒲氏墓地，在柳泉东南方，那里地势高耸，古柏林立，雍正三年同邑后学张元撰写《柳泉蒲先生墓表》。墓地和柳泉由一条密匝匝的林荫道相连，翠柳数千，合环笼盖，生机盎然。

一代文宗蒲松龄，虽已长眠，但他煌煌巨著，历尽沧桑，仍然光耀后世。

(责任编辑 仲文)

2000年第2期 建议《炎黄春秋》开一个“故纸堆”的栏目　作者： 于光远

一张不寻常的请柬

于光远

只要看看这张请柬的复印件——它由哪个单位、为何事、在何时、向何人发出，清清楚楚，用不着我作任何说明。

要说明的，只是何以会在我的故纸堆中?

事情的经过是，到1988年4月，我才有同胡耀邦见面的机会。从1987年初他下台到这时候的一年多中间，他的身体一直不大好，住在305医院。受他牵连也开了我一次很长的生活会。我们见面未见得方便。到了1988年这个时间看来可以了，我就去305医院探视。

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聊开了天，聊呀聊的，我觉得他讲话中有些内容想记下来备忘。

可是我身上没有带纸，看到茶几上有这张请柬，问他“这东西有没有用?”他苦笑了一下说：“现在怎么还会有用?”于是我把他拿了过来，准备记我想记的东西。

请柬就这样到了我的手上。

这里还要说明，这张请柬上的这十三个字是怎么一回事?

这十三个字是胡耀邦的手迹。

那天，他说起自己下台后收到许许多多人的来信。来信的人，多半是年轻人，青年党员、青年团员。信上他们慰问他，鼓励他，为他不平。信写得都很热情。他说：“不论自己对这些信的内容的看法怎样，同意还是不同意，按照他的习惯，是要写回信的。可是——说到这里他又苦笑了一下——我又怎么能写回信呢?我能给他们写些什么呢?”接着他又说，“给我写信的人，不只是青年人还有中年和老年人。有一个老人，楚辞专家文怀沙。他的年龄比我们都大，也写信给我。信中还引用了陆放翁的两句诗，这两句诗的意思是看得出来的，对这两句诗的意思，我就更没有办法写回信了。”说到这里，他就在这张请柬上写下这两句诗，他怕我没有听清这位楚辞专家的名字，又在请柬上写了“文怀沙”三个字。

因为这张请柬上有胡耀邦的这十三字的手迹，这张请柬我就一直珍藏着。

还要说明一点，读者会问，你不是要把这张请柬从茶几上拿过来作你的记录纸吗?为什么就没有你写的字呢?

要告诉读者，我写了不少字，正面反面都记有好多字，而且记下来的对今天的我都起了备忘的作用。我在一篇《告别耀邦》的文章中利用了我在这张请柬上记下的字。不过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到这个程度，我要我的女儿，在复印这张请柬时，用电子扫描的办法，清洗掉了，当然在原件上还都保留了原状。

这张请柬是在今年四月胡耀邦逝世十周年前夕找出来的。这篇文章是1999年4月10日写成的。不过今天我在向《炎黄春秋》编辑部写去《建议〈炎黄春秋〉开一个〈故纸堆〉的栏目》时，作为“故纸堆”的一个样品投寄给它。

末了，我想补充一句，耀邦在对陆放翁的诗十字中写错了一个字，陆的原句是“民望甚饥渴”，耀邦写成“民众甚饥渴”替他作一个更正。

耀邦的忌辰过去好几个月，可是他的生日，11月20日又快到了，可到这篇文章发表时，恐怕要到2000年了吧。

(责任编辑 方实)

2000年第3期 邓小平复出后首次亮相　作者：宋毅军 邵桂花

“文革”初期被打倒了的邓小平在1973年戏剧性地复出，曾使中外惊讶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之后，1973年戏剧性地突然露面，曾使中外惊讶，舆论关注。

这年的4月12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的宴会，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席。当时，一位外国记者这样描述邓小平：“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曾剥夺了邓的一切权力，而那边，则是政治的牺牲者。”还说他“只身孤影，缄默无声”。其实，这位记者的描述是不准确的。因为邓小平的复出，符合中国人民的心愿，他内心也一直洋溢着能重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焕发的欢快。

1950年就同邓小平相识的阿沛·阿旺晋美，曾到钓鱼台对面邓小平复出后居住的一幢公寓里拜访，邓小平很高兴，乐观坦城地对这位老朋友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随后，他不无幽默地说：“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了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

阿沛·阿旺晋美说，“文革”初期红卫兵还未来得及批判他，毛主席和周总理就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了下来。邓小平不由得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你是进了保护伞，对你这样的人是应该保护的。”接着邓小平又说到自己：“我也是得到主席和总理保护才活下来了。送我到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

邓小平还特意会见了已故元帅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

邓小平对生死与共数十年的罗荣桓表示深切怀念。他对跟着林月琴前来探望的孩子们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邓小平对时时关心自己的老部下，总是宽慰地说，他在江西工厂锻炼时没阻扰，啥事都没有过，身体也很好。

决定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前，毛泽东写信告诫江青“不要反对”。周恩来抱病主持这项筹备工作

1974年4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当一年前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石油输出国组织为支持阿拉伯国家，采取了石油提价的措施，这表明了第三世界国家以原料为武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更加高涨。也可以说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在完成政治独立以后，争取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一着重讨论原料和发展问题的会议，与会者大多为各国首脑。

会议本身重要，我国由谁率团出席的问题既重要又敏感。当时，周恩来病势加重，全国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国外纷纷猜测中国政坛上的格局变化。可见，由谁率团出席这次会议，将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为各方面所瞩目。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此前，他们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使重病中的周恩来政治处境更为艰难。在遭到毛泽东的批评以后，江青等虽暂时收敛了气焰，但眼见率团出席联大会议的人选有空子可钻，便力图把他们帮派中的人推出来。

3月20日，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呈送到毛泽东面前。年迈的毛泽东仔细地审阅报告，当即拍板：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于是，他嘱咐：这件事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在外交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来，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此时，江青也在揣摸毛泽东的意向。这一天，她写信给毛泽东，请求会面。毛泽东看穿了江青求见的真正意图，立即写信答复：“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写到此，毛泽东觉得还未达意，随即又批评道：“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江青在毛泽东处吃了闭门羹却仍不醒悟。3月24日，周恩来接到了外交部重新写给党中央、毛泽东的报告后，立即明确表示赞成，毛泽东也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但是江青却公开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这份报告。周恩来只好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份报告。

3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举行，由于会前周恩来做了工作，除江青外的与会政治局委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江青一看自己彻底孤立了，在会上吵吵闹闹，声称对这件事“保留意见”。大家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以沉默态度相对。会议的情况于第二天汇报到毛泽东处，他感到很恼火，本来他已决意让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只是为了听听大家的反映才不便明说。可是在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已经同意他的意见后，江青还在胡闹。于是，他马上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这当头棒喝，使得江青不得不在当晚周恩来传达毛泽东意见时，表示同意。

小平同志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作出国准备。虑事缜密的周恩来，嘱咐安排好小平等同志的安全工作，并要求在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认为，出国准备工作“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他在联合国首次提出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诺言

3月底的一天，外交部长乔冠华带领凌青等人，到邓小平住处请示出席联大会议的准备工作。

乔冠华首先关切地问：“邓副总理身体怎么样?去联合国要不要带医生?”一向不把自己生活待遇放在心上的邓小平神态自若地说：“医生?早就没有了。”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

邓小平却直入正题：“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话仅一句，就概括他数十年的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他60年代起数次率团去莫斯科同苏共谈判的经验。

代表团同志为发言稿再次来向邓小平汇报时，邓认为他的想法同代表团起草发言稿的同志，不谋而合，即除了表示支持第三世界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各项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新提法。

原来，这几天他经常想起这样一件事，一个多月以前，毛泽东在北京会见了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亲切友好的谈话中毛泽东讲：“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毛泽东解释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当对方表示同意自己的分析时，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邓小平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时进一步解释道：“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邓小平认为，如此重要的内容，必须利用联大这一国际舞台向世人宣布。

发言初稿很快起草完毕，邓小平决定用一天时间和外交部同志一起修改。念一段，议论一段，逐段讨论。中午就在讨论的地方用餐。邓小平和大家一样，也领得了一份菜饭。

在讨论发言稿的结束语时，邓小平胸有成竹地提出：“应该讲这样几句话：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侮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邓小平几乎是一口气讲完上述话的，在座的人都感受到了一个政治家高屋建瓴的远见卓识，心中骤然升腾起强烈的震撼力。当凌青记下这几句话时，邓小平又嘱咐了一句：“你就这样写，不必改。”后来，邓小平在联大上用这种语言首次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

4月初，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接连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的发言稿，讨论批准代表团在联大期间的工作方针。然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借口“有病”请假，拒不参加会议。4月3日和4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致信给毛泽东，简要报告联大发言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于4日收到报告后，对发言稿等表示满意，于是，他在这份第六稿的发言稿上批示：

“好，赞同。毛泽东”

为了防止江青等人将来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第二天，周恩来写信给邓小平、乔冠华，转告毛泽东的批语，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

邓小平长达数小时的讲话令联大会议会场为之震撼。一顿晚宴的直接会谈，改变了基辛格对邓小平的看法

4月6日上午7时许，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仍抖擞精神跨上红旗牌轿车，亲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机场上聚集了数千人的队伍，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欢送仪式。

邓小平紧握着既是兄长又是战友的周恩来的手。

想到他为自己能在这一国际外交舞台上出头露面而殚精竭虑，一向很少外露情感的邓小平禁不住眼睛湿润了。

纽约，联合国总部所在地。世界各国代表团纷沓而至，而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则显得不急不缓。邓小平率团与会，已为各国的消息灵通人士所探明，但邓小平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只有极少数资深的政治家才心中有数。至于涉足外交舞台不深的外交官员们，心里则是一片茫然。甚至连当时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也对邓小平知之甚少。

就是在这种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抵达了纽约。这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国土，第一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坛。

然而，基辛格等人当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11年后，他坦率地讲对邓小平的当时印象：“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4月7日，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达纽约，4月9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开幕。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副团长乔冠华、黄华沉稳地坐在座位上。仔细倾听着别国代表的发言。

4月10日下午，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到了。随着主持会议主席的宣布，邓小平步履矫健地走到了演讲台前。他深沉的目光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场，脸上浮现出平和、沉静的表情，给翘首以待的与会者留下从容老练的印象。特别是当他翻开讲演稿开始一般性辩论发言时，一百多个国家的代表团成员和旁听的众多记者，刹那间感受到了一位高瞻远瞩、经验丰富的老政治家、外交家的倾人魅力。

首先，邓小平分析目前国际局势的特点，指明了国际关系变化中的“实际上存在着的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

只见邓小平抬起头，面向大会主席说：“主席先生，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他抬高声音说：“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这论断性的语言真可谓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讲话风格和特点。

邓小平双手撑在讲台上，两眼注视着会场，一字一句地说：“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会场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听到这里非常高兴，觉得邓小平的话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邓小平的长篇精彩发言结束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很多国家的代表、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纷纷走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和邓小平团长以及乔冠华、黄华副团长热烈握手，表示祝贺。连少数敌视中国的国家代表，也不得不从内心对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的发言感到钦佩。

此后的一个星期里，邓小平分别拜会或会见了许多国家的与会代表。

值得提出的是，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招待邓小平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美国的基辛格、斯考克罗夫特、温斯顿·洛德等待客人邓小平、乔冠华、黄华坐好后，也一一落座。然后，宾主寒暄一阵，共同举杯祝酒。

由基辛格出面主持的这次宴会，看起来是一般礼仪中的相互往来，实际上主要是要与邓小平商谈中美两国关系如何实现正常化。所以，宴会的欢快气氛中又包含着拘谨、严肃。但是，邓小平应付自若，柔中有刚。

开始，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正在为美中两国实现正常化竭尽全力，“但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他说完此话后，眼镜后的两只眼睛注视着邓小平的面部表情，试图寻找出对方赞许甚至热情的表示来。然而，只见邓小平挟起菜，不慌不忙地送到嘴里，表情也只是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其实，邓小平十分清楚：半年前就是面前这位国务卿受尼克松总统委派，第六次来到中国，设想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办法，作出了一定的承诺。今天的表示，可能是美国总统又面临了什么新的困难。所以，邓小平不露声色。

无奈，基辛格只好继续讲下去，他说，总统表示要在任期的头两年削弱美军驻台湾的军事力量，美中两国互设联络处；后两年采取日本的方式，实现美中关系完全正常化。最后是“同中国建交，与台湾保持某些民间往来”。既然基辛格已经代表美国政府推出了有步骤地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底牌，其中不乏表面上过于主动之意，邓小平应该有所表示了：

“博士，中国政府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我们能够体谅美国政府的困难。”邓小平不卑不亢、不急不缓地回答，令基辛格暗暗称赞。

途经巴黎，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分赠当年同在法国的同志。有识之士评说，邓小平是周恩来“最好的代理人”

4月16日晚，邓小平、乔冠华乘坐的专机，在茫茫的夜空中东行，离开了纽约，离开了美国国境，第二天上午，抵达法国巴黎，在归国途中暂作休息。在巴黎期间，邓小平除同乔冠华前往总理府拜会了法国总理梅斯梅尔之外，还特意由中国驻法国大使陪同前往巴黎市内意大利广场，去查看广场旁边S街5号的一个小咖啡馆。原来，这里是五十多年前邓小平、李富春编印《少年》(后改为《赤光》)杂志的所在地。据蔡畅回忆，在这里“邓小平、李富春同志是白天做工，晚上搞党的工作，而周恩来同志则全部脱产”。“当时，《少年》刊物是轮流编辑，邓小平、李大章同志刻钢板，李富春同志发行。”但是，岁月流逝，景物不再依旧，邓小平触景生情感慨地说：“面目全非了!不能在五十多年前的小咖啡馆喝咖啡了。”第二天早上，邓小平只好叫使馆的同志到别的咖啡馆买来咖啡给他喝，还叫人买了上百个羊角酥，准备带回国分别送给当年同在一起的周恩来、聂荣臻、蔡畅等。

4月19日下午，首都机场上一片欢腾，周恩来、叶剑英等又来到这里，热烈欢迎代表团的胜利归来。在专机旁，邓小平等代表团成员还和欢迎的领导人合影留念。邓小平的右侧是周恩来，左侧是江青。此时的江青身穿灰白色风衣，满脸堆笑，似乎她阻挠邓小平率团出国的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

世界舆论普遍关注着邓小平率团参加联大会议之行。特别是4月10日邓小平的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更使一些有识之士认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注意到了5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巴基斯坦布托总理的情节，并加以议论。他讲：按照多年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坐法，布托坐在毛泽东的左手一侧，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手一侧(除译员外)，但这一次坐在“周恩来座位”上的却是邓小平。周恩来坐在了布托一侧稍远的座位上。

应当说，外国人已经注意到邓小平纽约之行后的政治作用的加强。6月1日，周恩来在等候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归来，又处理完手头几件重要事情后，才同意入院施行手术的。为了确定接替重病在身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入选，10月4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成为邓小平即将全面接替周恩来最具体、最有效的步骤。12月下旬，周恩来到长沙面见毛泽东，建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邓小平就是这样在重返政坛后，很快被进一步推向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也就是从这时起，邓小平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

(责任编辑 洛松) [1] 2

2000年第3期 台湾“二二八”起义亲历者的评说　作者：吴克泰

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更加为国人所关注。《炎黄春秋》编者为满足读者多了解一些台湾历史情况的要求，特邀我在“二二八”起义53周年纪念之际，写一点回忆性的文字。正是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北京另一家杂志发表的《救救台湾》的长文。该文在批判李登辉“两国论”的同时，谈到了发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起义，但无论述事与评论，我认为多有不当。“二二八”事件发生时，我是台湾《中外日报》记者，恰在台北，第一篇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详细报道，就是我和周青先生合写的。事件后，我们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并被迫离乡。作为当年参加起义的一分子，我有责任把自己的经历、见闻、感受、认识写出来，以正视听，并求教于方家。

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二二八”起义已经53年了，当时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惨遭国民党军的屠杀，在台湾人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但是，在台湾近四十个年头的戒严时期中(世界历史上最长的戒严)，蒋家父子禁止谈论“二二八”，“二二八”成了禁忌。台湾人民心中的创伤久久不能愈合。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台湾各界人士的努力，“二二八”的真相才开始点点滴滴地报道出来，随之人们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查公布真相，进行平反、道歉、抚恤。迫于强烈的舆论压力，台湾当局在解除戒严之后，不得不替已故的蒋介石承担罪责，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几年的调查，公布长达500页的《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并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立纪念碑等。虽然平反还很不彻底，但台湾民众以史为鉴，开始理性地历史地对待“二二八”，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尽量消弭省籍矛盾，把2月28日定为“和平日”。

回顾当年2月末，正是国共和谈完全破裂，中共派驻南京、上海、重庆和北平的代表被迫全部撤退，国民党“洋洋得意”、积极部署进攻延安之际，被认为国民党后方一片净土的台湾突然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二二八”起义，起义迅速扩及全岛。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顿时陷于瘫痪。它震动了中国，震惊了世界。蒋介石不得不从大陆调遣重兵，火急赶赴台湾镇压。“二二八”起义是一次人民民主自治运动，其主要要求是进行政治改革，铲除国民党的专政和贪污腐败，实行地方自治。它的性质和当时国统区发生的大小“民变”一样，是官逼民反，反抗国民党的暴政，只是其激烈程度和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其他省份而已。它是台湾史上乃至当代中国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进步的历史意义是不容置疑的。

我拟分六个小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必然性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台湾光复。饱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苦50年的台湾人民，盼望台湾回归祖国，能够做一等公民，过上幸福生活。想光复之初，台湾万人空巷，通宵达旦，欢庆回到祖国怀抱；张灯结彩，箪食壶浆迎接中国军队和接收大员陈仪等到来。谁能想到盼来的是国民党暗无天日的封建法西斯专政，迎来的是通货膨涨民不聊生。

陈仪其人，原是鲁迅、郁达夫的同乡好友，为人耿直清廉，有事业心，在国民党官僚中是少有的。据说，早在抗战末期，他在重庆就受命筹备接收台湾的工作，制定了一套计划。

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是一个腐朽的与人民为敌的政府，它的反人民性决定了它的必然失败。陈仪赴台主政后，失误接踵而至。

首先是没有集中力量抓生产的恢复。光复之初，遭受战争破坏的台湾百业待兴，他没有抓好生产的恢复，面对数十万失业者(当时台湾总人口才六百万)，既没有采取辅导就业的措施，又无力救济，造成台湾人民的极大痛苦和不满。

其次是用人不当，不重视台湾人才。陈仪起用的主要干部是他任福建省主席时的老班底。陈仪的用人原则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的老班底中不能说全是坏人，但多数还是官僚习气极重的贪官污吏，如专卖局长、贸易局长、台北县长等都是大贪污犯。在这些人的贪污罪行被揭发出来以后，陈仪又没有采取果断措施，予以惩处，让这些人逍遥法外。中下级干部及军警大都是从大陆各地招募来的，他们以胜利者、征服者姿态君临人民头上，他们欺压百姓，为所欲为。而大批台湾的有用人才却以不懂国语、不会“等因奉此”这一套而被排除在政府机关和官营工矿企业之外。少数被留用的中下级台籍干部的待遇又比外省籍的差一大截，受到歧视。台湾人民对此当然深恶痛绝。

第三是经济政策的失误。陈仪原想筑一道“防波堤”，防止大陆的通货膨胀影响到台湾，防止江浙财阀(四大家族)到台湾兴风作浪。但他该紧的不紧，该松的不松，一误再误。“民以食为天”，大米配给制本来可以延续一段时间，等条件成熟了再放开，以保证人民基本口粮。但陈仪到台之初就废除了大米配给制，大量的大米被调运到内战前线，贪官污吏也偷运大米出台，大赚其钱。结果米价不断飞涨，光复时每斤1.5元的大米，到1947年2月涨到每斤32元，带动各种物价上涨，最后各地发生抢米风潮。他设立贸易局控制对大陆的贸易，剥夺了广大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的香烟比台湾的香烟质优价廉，陈仪却以香烟专卖为由禁止上海香烟进入台湾，专卖局就到处查辑“私烟”，断了售烟小贩的生计，以此为导火线终于酿成了“二二八”事件。

毫无疑问，上述问题的出现，与国民党反人民大打内战的大形势是分不开的。1947年初，国民党的反人民内战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涨，法币迅速贬值，台湾的黄金价格向上海行情看齐，成倍上涨，最后有行无市。金价一涨，各种物价跟着狂涨，许多机关长期拖欠工资，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当时在台湾采访的南京、上海的记者目睹这种险象惊呼：台湾面病齐发。上海《观察》杂志驻台记者2月2日在一篇通讯中预言：“今日台湾危机四伏，岌岌可危，是随时可能发生骚动或暴乱的。”面对这种局面，台湾国民党政府不思改进，反而开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的黑名单，包括一批外省籍记者，准备逮捕，陡然增加了社会的紧张气氛。台湾已到了民怨沸腾，一触即发的地步。

所以“二二八”事变的发生有其客观必然性，问题只是在何时、何地、以何种规模发生而已。

二、“二二八”事件的两个阶段和责任问题

我认为“二二八”事件应该分成两个阶段看：

第一个阶段开始于2月27日。是夜专卖局缉私人员打昏烟贩林江迈，接着开枪打死路人陈文溪，引起公愤，群众漏夜包围警察局和宪兵队，要求严惩凶手。第二天手无寸铁的民众向长官公署请愿时，遇到机枪扫射，死伤多人，愤怒的群众占领广播电台，登高一呼，全岛各地都纷纷起来响应。在这个过程中，国民党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措施，惩办凶犯，来抒解群众的情绪，反而宣布戒严任事件扩大。虽然陈仪后来同意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但实际是虚与委蛇，施缓兵之计。国民党兵仍不断开枪杀人，群众看到“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复杂性（有王添灯那样仗义执言的人士，也有艾渭川那样的中统、军统人物，多数是地方士绅）、妥协性，认为不能依靠，便为了自卫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这是正义的。

第二阶段从蒋介石下令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一个宪兵团于3月8日开到台湾，实行血腥镇压开始。国民党军抓住台湾人就杀，从基隆、台北一直杀到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又杀到高雄、屏东、宜兰、花莲，台东，杀了上万人，真是血流成河，横尸遍野。一直为民喉舌，受人尊敬的王添灯、宋斐如以及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随后又进行清乡，又捕杀许多人。这一阶段是国民党反人民本性的大暴露，是非正义的、反动的。

至于造成“二二八”事件的责任，我认为事变发生前的责任主要应由陈仪来负。事变中的更大责任则在蒋介石。四年前的夏天，陈仪当年的侍从舒桃（贴身保镖，陈的来往函电都要通过他手）来大陆访问，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一次谈话中曾说：“长官公署自己有电台，每天都跟南京通报。2月27日晚上，陈仪就电告南京。蒋介石立即回电：‘以强硬手段平息，’3月1日下午一两点，陈仪又电告南京，1日晚蒋介石回电：‘格杀勿论’。”

当时任国民党“监察院监察委员”的何汉文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台湾二二八起义见闻纪略》也说：“二·二八起义开始爆发时，陈仪以为问题不大，所以他在最初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由于市民与经济警察之误会，发生冲突，虽有少数奸徒，乘机滋事，致有死伤，旋即平息。’”到3月2日，他看到群众起义斗争已如火燎原席卷全省，方慌了手脚，把事变的酿成说成是由于“奸匪煽动、挑拨政府与人民之间之感情，勾结日寇残余势力，致无知平民胁从者颇众，祈即派大军，以平匪气。”蒋介石立刻抽调二十一军的两个师和驻福州的一个宪兵团，限期开赴台湾执行军事镇压。

何汉文当时曾受“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指派，参加另一位“监察委员”杨亮功的调查，何是了解内幕的。

可以印证何汉文所述的，是当年任国民党二十一军副官处处长何聘如所写的材料。他说，1947年3月3日早饭后，刚走进办公室就接到参谋长江崇林电话，叫他到军长刘雨卿办公室开会，说是“奉主席蒋电令”，说台湾乱民暴动，令一四六师、一四五师3月8日前到达高雄，“到台后归陈（仪）长官指挥”平息叛乱。

据此可以得出结论，蒋介石是3月3日晨之前下达的镇压命令，且陈仪肯定会及时收到。由此也可以推断，“二二八”之后台湾当局搞的缓兵之计，是蒋介石和陈仪共同导演的。

在3月8日大屠杀之后，台北以及台湾各地都有一批社会名流被暗杀，连尸首都找不到。据陈仪侍从舒桃说：“黑名单由各单位提到陈仪那里汇总，统一确定后交参谋长柯远芬。柯再分派给几个单位去执行。”当然也有不少是“先斩后奏”的。既要卸下历史包袱，取信台湾民众，我认为台湾当局应该颂这些档案了。现避居美国旧金山不敢返台的柯远芬，也有责任把事情说说清楚。再者，“二二八”早上，“长官公署”临时调来了卫兵，陈仪准备在阳台上向群众讲话之际，卫兵从“长官公署”顶楼上，未予警告就突然向请愿群众猛烈扫射。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有权下这个命令的只能是柯远芬。

至于当时的“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基隆要塞司令”史宏喜熹、“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都因杀人有功受到提拔，尽管他们都已死了，骂名还在台湾人民心中。

三、所谓省籍矛盾与“二二八”的政治诉求

这是关系“二二八”事件基本性质的大问题。

先说省籍矛盾。光复之初，台湾人民欢欣鼓舞回到祖国怀抱。只是不久，看到国民党贪官污吏横行霸道，对国民党政府的热切期望就开始幻灭，1945年年底，我在上海就听到了故乡人民骂陈仪，骂大陆去的政府官员为“阿山”了。又过一年两个月，台湾社会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台湾省同胞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强烈不满的同时，确实也出现了本省籍人与大陆来的外省籍人的矛盾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二二八”，在事件发生的头一两天群众在惩罚贪官污吏的同时误打了一些外省籍的一般公教人员，这是群众自发斗争中难以避免的。但是台湾人民很快自己起来纠正这一错误。很多材料都说明，许许多多外省同胞如教员、商人、学生及一般公务人员都受到了保护。至于外籍同胞死亡数字，据国民党方面调查统计，台北市死7人，基隆市死4人，台中市因伤致死4人，嘉义市死1人，高雄市死3人，屏东市死1人，台东县死1人，共21人。台北县、新竹市、彰化市、台南市、台南县、花莲县、澎湖县的外省同胞均无一死亡者。许多正义的公正的外省同胞都理解这一点，他们对于台湾人民“二二八”斗争，给予积极地支持。如台大外省籍学生领袖周自强，因同我在一月初台北学生反美抗暴学生领袖周自强，因同我在一月初台北学生反美抗暴万人大游行中相识，“二二八”发生后，他主动找我表示，他们外省籍学生已经组织起来待命，愿听从我的指挥，随时准备参加斗争。因此，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打外省人，是以偏概全，颠倒了是非，模糊了台湾人民“二二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根本性质。

至于说“二二八”是台湾人民要“搞台湾独立”，则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开脱其实施血腥镇压的罪责，强加给台湾人民的罪名。

“二二八”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集中表达在“二二八”处理委员会提出的处理大纲（32条要求）中。这些诉求归纳起来无非是反对贪污腐败，反对滥用军权，反对对台籍公教人员的歧视和差别待遇，要求省政改革、实现民主和高度自治，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权利，简化起来就是要求民主和自治。这些要求并没有超出旧政协决议的范围，但是，“长官公署”的报告却把它歪曲为“企图使台湾脱离祖国而独立”。杨亮功的报告也说：“此项大纲提出后，不仅已逾政治改革要求之范围，且其叛国阴谋已昭然若揭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在“二二八”期间一直在台北，从没有看到过、听到过要求“独立”的口号。事后走了许多城市和乡村，也没有听到过哪些人、哪些组织有“台湾独立”的诉求。

事后，国民党公布了“二二八”“要犯”的通缉名单。其中有留学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廖文毅、廖文奎兄弟的名字。国民党以为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列进去，“二二八”要求独立的罪名就成立了。这实在可笑之至。当时在台北的人都知道廖文毅在“二二八”前不久竞选伪国大代表落选，还跑去南京旁听伪国大开会，回来后召集记者表示他的主张仍是联省自治。“二二八”当中，他们兄弟二人正在庐山游山玩水，根本没有参加。他们后来跑到香港，开始提“联合国托管，”50年代跑到日本才打出“台湾独立”的旗号。到了60年代就被国民党招降过去，当了曾文水库的“主任”。“台独”开山鼻祖廖文毅就落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下场。

相反地，“二二八”是爱国运动的证据则俯拾皆是。例如高雄学生军的传单一再地强调：“我们是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我们绝对没有忘记爱祖国的精神”、“打倒腐败官僚，建立民主政治”。又如“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在3月6日告全国同胞书说：“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欢迎外省同胞参加这次改革本省政治的工作。”“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热情来，和我们共同推进。我们很诚恳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协助。”真是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正因为“二二八”是台湾人民反抗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当时大陆各界和媒体包括《正言报》、《申报》、《益世报》、《立报》、《大公报》、《新闻报》、《文汇报》、《新中华报》、《新民报》等都表示对台胞的深厚同情和大力支持。中共中央更是给予及时支持和高度评价。“二二八”处理委员会的32条要求，3月7日下午6时20分由王添灯在台湾向中外广播，3月8日中共中央即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发表《台湾的自治运动》的长篇文告，给予肯定和支持。文告后来于3月20日作为《解放日报》的社论发表。这篇文告指出：“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因此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二二八”事件的深切关注和高度评价。

四、台湾农民对“二二八”斗争的态度

《救救台湾》一文的作者认为：战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不在城市士绅阶级、知识分子与国民党之间，而在广大贫苦佃农与大地主，士绅阶级之间，“二二八事变”的“发起者事实上并没有代表台湾的主要人口”，“并没有代表主要售货员的农民的利益”。这位作者进一步说，“在那里（按指农村），‘二二八事变’勾不起人们伤痛的情绪，因此也无法营造任何政治影响力，因为那次事变当时根本没有波及到农村。”《救救台湾》一文作者的这些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台湾光复后，台湾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台湾人民同国民党法西斯反动统治的矛盾。这在本文的前几段已作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至于“二二八”事件中农民的态度，我作为“二二八”的参与者、目击者，不能不多说几句。

战后，国民党政权接收的日本官民拥有的土地占台湾全部耕地的70%，国民党成了台湾的超级特大地主。那时国民党政府没有、也不可能“别无选择地站到了佃农的一边”。那时候，不要说国民党台湾政府没有搞什么“土地改革”，连发生在当年秋至1948年的台中、台南等地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还遭到了残酷镇压。

那么，台湾农民是否参加了“二二八”斗争呢？《救救台湾》一文作者持否定态度。1947年4月16日“国民党监察院闽台监察使署”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调查报告中，确实也有“惟全省农民，则均持安静之旁观态度”一说，但我所知的情况是：省会台北市3月5日凌晨未遂的武装起义就有为数不少的农民队伍在效外待命。各中小城市都有农民参加。台中、嘉义的起义告急时，台中、台南农民乘坐卡车一队一队地连夜赶往支援。台中的“二七部队”、嘉义的“民主联军”中都有不少青年农民。斗六的“民军”领袖陈篡地于3月中旬率众退入小梅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战，直至5月中旬。在受到国民党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农民的参加和支援，这是不可想象的。再说如果农民没有参加，农村没有波及，为什么国民党军在镇压城市起义之后，要立即在全省进行长达数月的“清乡”，用连保法收缴武器捕人杀人呢？1948年4月我也曾潜入台南大山中，到起义人员的据点工作，5月1日全岛户口大清查前夕，突然来了数十名因参加“二二八”斗争而逃亡的青年，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农民。他们在户口大清查过后陆续离去，多数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或外围骨干。

诚然，“二二八”斗争台湾农村没有城市那么轰轰烈烈，“二二八”事件平反后也没有在农村设纪念碑，但不能就此说农民没有参加“二二八”斗争，更不能引申出“二二八”事变本身不“具有社会革命的进步性”的错误结论。

五、中共台湾地下组织与“二二八”的关系

中共台湾地下组织即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于1946年6月正式在台湾建立组织系统。到“二二八”时，全省只有党员七十多名。“二二八”这一突发事件发生前，台湾地下党完全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我作为省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成员之一，事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更没有组织上所作的任何部署。但是，当事伯突然爆发时，我们在台北的为数不多的党员，都立即投入到群众斗争中去。一面参加斗争一面找组织，只是互相联络不上。到了第三天下午，组织才找到了我，告诉我国民党军宪警到处在杀人，为了自卫，根据各界群众的要求，地下党成立了全岛性的武装斗争委员会。台北的组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同志组织领导武装斗争，另一部分同志进行宣传活动。其他各地的党组织都按照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地依靠群众开展斗争。嘉义的武装斗争是省工委委员组织部长兼武装部长张志忠同志指挥的，武装斗争开展得最出色，有的地下党员在斗争中牺牲。台中、高雄、屏东、宜兰、基隆、新竹、彰化等地都开展了不同规模的武装斗争。

“二二八”群众斗争被镇压以后，一切团体都被打下去了，只有中共地下党独树一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二二八”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看到中共地下党员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精神，纷纷集合到地下党的周围，因而“二二八”以后地下党有了迅速的发展，逐渐开展了工人的斗争、农民的“三七·五”减租斗争以及学生运动、文化运动。到了1948年，随着大陆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上海进步报刊在台湾的广泛流传，台湾广大人民觉悟大大提高，社会上弥漫了盼解放迎解放的气氛，中共地下党进一步发展壮大。

可惜，1949年下半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大陆上最反动的军统、中统头目集中到台湾，台湾地下党遭受了残酷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台湾。据统计在长达数年的白色恐怖中，被杀的共产党员大约四千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一是外省同胞，被捕坐牢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群众有一万人左右。坐牢时间最长的林书扬被关了34年。中共台湾地下党为继承“二二八”未完成的事业，为了台湾人民的解放，为了全国的解放，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斗争到1954年。他们中代表人物就是张志忠、钟浩东、郭秀琮、吴思汉等许多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我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张志忠及夫人季云在被捕前已被特务跟踪一个多月，被捕后没有出卖任何人。蒋经国曾两次到狱中对张志忠以礼劝降，均被张以死相拒，最后壮烈牺牲。经多年调查核实，张志忠、季云两同志已于1998年初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为烈士。

六、日本是“几乎兵不血刃”占领台湾的吗？

这个问题，本来与“二二八”没有直接关系，但谈到“二二八”起因，人们（包括当年延安的《解放日报》）往往作一般意义上的比较，说“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然而，绝不能就此说日本占据台湾期间实行了仁政，更不能如《救救台湾》一文中所说：“台湾虽在1895年后沦为日本殖民统治下，但占领过程中几乎兵不血刃，没有经历大陆那样残暴的侵略和屠杀。”这就背离历史事实太远了。日本侵略军于1895年5月29日从不设防的北部小渔村澳底偷偷登陆，便遭到不愿做亡国奴的台湾军民奋起抵抗，瑞芳、基隆、新竹、大甲溪、彰化八卦山、嘉义，曾文溪等地均发生了大规模的阻击战，新竹、彰化、嘉义等地反复争夺多次，经过五个多月大小百余战，使日军付出了死4800人、伤2.7万人的代价。这比此前甲午战争中日军的伤亡多一倍。日本侵略军主力近卫师团（即日皇御林军）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在嘉义的激烈战斗中受重伤，不久毙命。

是年11月18日，日本侵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向日本明治天皇报告“台湾全岛平定”的话音刚落，抗日游击战的烽火便在台湾燃烧起来。北部农民武装首领陈秋菊、詹振等率二万多人除夕之夜包围攻击台北城；中部的柯铁、南部的黄国镇、凤山的林少猫等也先后率众起义。后又有北埔事件、林圮埔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来庵事件等农民武装暴动的接连发生。1930年浦里雾社的高山族同胞还发动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可以说，直到日本投降，台湾人民的抗日、反日斗争就没有停止过。

日本侵略占领台湾50年，我台胞65万人牺牲。日本侵略者1938年3月出版的官方机密文献《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卷，以835页的篇幅，记述了此前20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和日军残酷镇压的情况。该书306页、307页记载日军在我家乡宜兰镇压林大北起义时说：“从1896年1月12日……至1月28日，诛戮者大约一千五百人，烧毁房屋一万间，宜兰平原大半归于灰烬”，此类日军宪警的暴行，在该书中随处可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始于台湾。难怪该书的序文表示，“相信这些体验，对于对满（洲）、对支（那）治安工作大有参考（价值）”，此书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印成，“是合乎时宜的”。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台湾人民历来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我们今天仍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歪曲台湾人民的历史，对台湾同胞贬污，都是不能允许的。（责任编辑 洛松） [1] [2] 3

2000年第3期 平心论胡适　作者： 吴江

关注胡适的起因

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胡适。记得读小学时，家父赠我《胡适文存》第一集(共四册)，这是一件意外事。我出身农家，家父一辈子当乡村小学教员，却家无一册藏书。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胡适的书，其意思大概是希望我学写胡适那样的白话文吧。那时我读不懂胡适的文章。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他的名作《文学改良刍议》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文存》时，完全不明所以。等到小学毕业进入中学，不知怎么一来，独醉心于文艺，读鲁迅、高尔基的小说， 后来自发地搞起农民运动，完全把胡适撇在脑后了。以后革命数十年，都不曾留意“思想”这一门学问。待到50年代批判胡适，胡适这一名字才又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出来，但我当时正忙于实际工作，无暇顾及这项规模宏大的批判运动，只零碎地读些报纸上的文章。这场批判给我的印象是，胡适竟然“一身都是毒”。事有凑巧，恰在这时，家乡人为我送来了抗战前我留在家里的几部书，其中除了我颇为珍视的鲁迅所编的那部《海上述林》(瞿秋白译文集)和瞿秋白所编的《鲁迅杂文选集》等书以外，居然还有久已遗忘的那四册《胡适文存》。但当时我也并未因此引起阅读胡适的念头，只是对胡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完全如批判所说的那样的问题产生了一些兴趣，但这点淡淡的好像是局外人一样的关注不久就又从我的头脑中消失了。

最近几年，思想界突然兴起了评论历史人物的风气，特别涉及到过去各类文化人，胡适当然是重点人物之一。有些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有些情绪化，好象说：“是马是骡子，不妨重新拉出来遛一遛”。这种情绪也未可厚非。评论现实中的人和历史上的人有时确不相同，尤其对于像胡适这样多方面的复杂人物。《读书》杂志1995年第9期载有郁之(想是化名)谈胡适的一篇文章，开头就有一段话说：“胡适是本世纪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又是在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引起诸多争议的人物之一。对他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的评价，同对他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的评价，不可能完全分离开来。后一方面往往左右着至少是严重影响着前一方面，在当时当地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这样。现在做历史的研究，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当时当地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纠葛，由于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色彩就没有原来那么浓烈了，而作为学术界思想界的人物，留在历史上的主要还是其人在学术和思想上的开创和贡献，这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的分量就加重了。”郁之同志这段话我看是说得对的。虽然过去的政治纠葛也有一个是非问题要弄清，例如50年代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性的批判，现在来看是明显地过分了的。

这一回，我是以各种评论意见为线索去读胡适的，显然是晚了一点，而且仍然谈不上认真研究，堆在胡适身上历来被人谈论的问题实在太多了。这里我只想就胡适作为学术界思想界人物他所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右翼代表人物在政坛上所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这两个问题最影响胡适的历史定位，前者人们谈得较多但估价不一，后者人们尚未全面涉及)，试着谈一点我个人的看法。

白话文运动与实验主义思维术

胡适(1891－1962)，是现代中国文化界学术界最有成就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堪称一代宗师(尤其在二三十年代)，桃李满天下。这应是判定胡适的历史定位的主要依据。而胡适对于中国文化最杰出的贡献，在于他首创文学革命，成功地推行了白话文运动。这对于提高整个国民文化水平乃至解放国民思想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知道，秦推行“书同文”是中华民族统一的重要条件。但秦以后中国的文字仍数经流变，主要是由古散文逐渐衍化为骈俪文与“四六体”，这种文体以工巧雕琢见长，但是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群众，只为少数上层文士所欣赏，至此中国的文体遂衰。唐韩愈的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号称古文体，这也是一种革命。以后自宋至清五百余年，盛行这种古文体，即以古文为散文正宗。然此古文体仍不适于说理记事，又遭明代“八股”浩劫，遂逐渐成为死文字。胡适从青年时代起便受宋人谈哲理的语录体及元以后的民间白话戏曲、白话本、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的影响，认为这才是适应时代的“活文字”。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只能用适应时代的活的文字形式即活语言来表达思想和情感，各国皆然(如但丁之创新意大利文，马丁·路德之革新德意志文)。经过一个时期的酝酿和朋友间的争论，胡适在1917年的第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首次提出以白话作文作诗，废除古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吾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语俗字。与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纪之活字。与其作不能行远不能普及之秦汉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户晓之《水浒》、《西游》文字也。”此议首先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的支持，在此之前，胡适认为这是他自己的“孤独的文学实验”。他在他的《自传》(吴按：我读的《胡适自传》是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内包括《四十自述》与《口述自传》两部分，后者时间在1958年，由其弟子唐德刚先生翻译整理)中这样说：“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即胡适在文中提出的八项改良主张)还有点怀疑(《新青年2卷2号》)。其时国内好学深思的少年，如常乃德君说：说理记事之文，必当以白话行之，但不可施于美术文耳(见《新青年》2卷4期)。但陈独秀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我写上面这段话，为的是使今日的读者认识当年胡适对于中国文学革命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实要超过“文起八代之衰”的韩退之，亦不逊于西方近代在文字语言改革方面有功于文艺复兴的但丁和马丁·路德等人。尤其难得的是，胡适在以白话作文作诗方面身体力行，他的明白流畅的白话散文的中国气派至今仍值得我们欣赏，至少比今天有些生硬艰涩的译文式的文字(我自己的文字也在内)要好读得多。胡适还特别提到，毛泽东是共产党人中间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虽然，今天对于用白话作诗尚有争议，因为自从提倡白话文以来，除少数人写出较好的白话诗外，许多白话新诗(而且采用的是欧化形式)不受人欢迎。连毛泽东除在公开场合表示白话新诗是“方向”外，私下里却说：现在的白话新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读”。可见，白话新诗和旧体韵诗的关系究竟如何，还值得重新探讨。

下面我要特别谈谈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亦称实用主义)。1955年批判胡适时，实验主义是主要批判目标，批判者异口同声地把实验主义说得一无是处，而且是百害之源。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也需要重新认识，至少有加以分析的必要。

究竟什么是实验主义，我们还要以胡适自己的解释为准。胡适在《杜威论思想》一文中扼要介绍了实验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是“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而如何思想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因此，胡适看重方法论。按照胡适的说法，实验主义就是一种“科学方法”，首先，是一种创造能够应付环境的思想、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的科学方法。这种科学方法我们今天有重新介绍的必要。为此，这里将不厌其烦地抄录《胡适自传》中有关介绍杜威的实验主义部分(杜威自己把这种实验主义称为“思维术”)：

胡适说：杜威认为的系统的思想通常要通过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思想之前奏。是一个困惑、疑虑的阶段，这一阶段导致思想者认真去思考。

“第二阶段，找出并决定这疑虑和困惑究在何处。

“第三阶段(为解决这些困惑和疑虑)思想者自己会去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假设；或面临一些现成的假设的解决方法任凭选择。

“第四阶段，在此阶段中，思想者只有在这些假设中，选择其一作为对他的困惑和疑虑的可能解决的办法。

“第五，也是最后阶段，思想的人在这一阶段要求证，把他(大胆)选择的假设，(小心的)证明出来那是他对他的疑虑和困惑最满意的解决。”

胡适把这一思维术简化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50年代的批判者认为这完全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货色。但是胡适在其《自传》的另一处又有如下一个说法：“实验主义告诉我，一切的理论都不过是一些假设而已；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要证明一个理论之是否有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这个理论在实际运用上牵涉到各种情况；然后在实验中观察这一特殊理论是否能解决某一问题的初步困难，从而进一步找出一个原来所要寻找的解决方案。”(按：这里令我吃惊的是，我们在1978年讨论实践标准问题时，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在最后改定这篇文章时根据列宁的一句话定下这个题目的，但胡适居然早在1958年口述他的自传时就已用了这一句话。是胡适当时的原话如此，还是唐德刚先生整理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呢?这就要问一问唐先生了。当然即使是同样的话语，其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胡适在《自传》中明白地告诉我们，他提出“文学改良刍议”，至少一半也是应用实验主义方法的结果。他当时说，他的以白话文为活文学的这一理论(也是假设)，便是已经在小说、故事、元曲、民歌等文学领域里，得到实际证明了；只是能否用白话作诗，还需等待实际证明。所以他努力作白话诗，并把他的白话诗集题名为《尝试集》，借以证明他的尝试主义。

翻译整理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在他的加注中曾这样评论胡适：胡适先生最服膺程颐所说的两句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话。胡适推崇朱熹是对古代典籍深具批判能力的人，对古籍研究不拘泥于传统，每每使用新方法，另创新论。他认定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所以唐先生说：胡适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

唐先生的话究竟何所指，是指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骨子里等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宋理学，还是指在使用新方法上、批判能力上两者有共通之处呢?我们现在无法弄清楚，也只有等待唐先生来说明了。

但是有一点可以讨论。如果不把实验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或从其政治主张方面来深究，单从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则我们实在不能不承认它也是颇有影响力的西方近代社会学方法之一。胡适能运用这种方法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并写出半部《中国白话史》和半部《中国哲学史》，并用以整理其他“国故”，做出开创性的成绩，就是说明这种方法用于做学问具有一定的功效，未可轻视，更不宜一概否定。后来别的中国哲学家运用西方实证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是胡适开的头。这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胡适运用实验主义方法，不是生吞活剥，而是像他自己所说，与“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相结合。胡适是在中国考据学、考证学传统的基础上运用实验主义方法来治学的人。他认为：在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的中国传统的“考据学”、“考证学”、“音韵学”里面，都有科学的法则存乎其间。所以深有“考据癖”的胡适，他做学问更着重于“小心求证”这一点上，并获得不少成绩，而他在政治方面的“大胆假设"的方案则往往陷于失败(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胡适1919年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并自称这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这是由他实验主义的改良主义政治立场决定的，自然是错的。50年代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错。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公平地指出，胡适并不反对一切学理或主义，相反，胡适从他实验主义方法论立场出发，认为“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提出假设，使我们理解出特殊假设的可能后果。……‘主义’的最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尤其在《四论问题与主义》这篇争论文章中，胡适着重指出：“若要知道一种主义，在何国何时是适用的，在何国何时是不适用的，我们须先知道那种主义发生的时势情形和社会政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可以有比较，然后可以下判断。……输入学说的人，若能如此存心，也许可以免去现在许多一知半解、半生不熟、生吞活剥的主义的弊病。”胡适这些话的本意是反对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他所说的一切学理(或“主义”)都只是一种假设，这也是实验主义者漠视客观规律的一种偏见。但从上面他所说的那些话也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实验主义方法论显然包含着一种反对“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的精神在内。胡适是从反对者的立场第一个提出在宣传和实行“主义”时必须警惕教条主义的人。今天看来，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家们在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时，对反对者这方面的意见也应当表现出一点尊重，因为历史事实证明，教条主义确是马克思主义的最大敌人。

对于胡适所推崇和运用的实验主义思维术，我只能谈这样一点粗浅的看法。

胡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在政坛上扮演的角色及酿成的悲剧

胡适是一个珍视思想甚于世俗声誉的人。1957年，中国共产党方面曾托人(据说是曹聚仁先生)捎话给胡适，欢迎胡适归国，说50年代初的批判只是批判胡适的思想而不是对胡适其人(大意)。据说胡适对此甚为反感，在其日记(1957年3月16日)中竟称曹聚仁为“妄人")，说：“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又说：“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说起那场批判时(胡适当时正在美国过潦倒生活)，胡适也只淡淡地说：批判“给我一个印象，那就是纵然迟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还认为我做了一些工作。”什么是胡适的思想呢?除了上面所说的实验主义之外，从根本上说，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属于右翼方面的一个代表人物(有人一般地称胡适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我以为是不正确的，理由见后)。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究意什么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常被人误解，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通常将自由主义解释成一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的言论和行为，即作为一个贬词加以反对。其实，这不是自由主义的本义。自由主义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正如民主主义就是关于民主的学说，平等主义就是关于平等的学说一样。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平等主义都是十八、十九世纪人民反对封建等级势力的压迫、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个性解放、政治民主、社会平等的斗争的产物。自由主义是人类历史上争取自由、崇尚自由、推广自由的大运动。其中，争取个人自由、思想言论自由是自由主义者的共同大目标。不同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会遭遇不同的命运，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走向分化，在思想上、政治上形成左翼和右翼。这个问题我想另写专文论述，这里不谈。

近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个特殊的社会里，在帝国主义的欺凌压迫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除少数人之外，大众均处于无自由缺温饱的被奴役状态。所以，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要获得自由，获得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最主要的是要推动和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大运动，争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特别经过1919年的“五四”大运动，并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中国已开始出现一批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有的是国内生长的，有的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他们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言人。青年胡适也是这批战士成员之一，并且以提倡白话文运动而名震于世。但也就从“五四”运动开始，胡适这位自由主义战士就逐渐走上了歧途，逐渐成为自由主义运动的右翼领袖，与真正的自由主义战士和民主主义战士分了手。其故何在呢?

这里首先要说明，胡适在其后来也并未背叛开初的新文化运动。他在1958年的《口述自传》第八章“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中，仍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当时的新思潮热情赞扬，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特别肯定新思潮采取“批判的态度”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语)，继续主张把个人从传统的旧风俗、旧思想和旧行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他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当时他的同事周作人先生认为光主张用语体文来产生新文学是不够的，新的文学必须有新的文学内容，这“内容”就叫做“人的文学”。胡适很重视这一点。这说明胡适仍可算得上是一个一般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他终于向右转了，主要原因在于他错认了中国的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任务。他认为中国在二千年前就不是封建社会，他也不敢正视列强的侵略和新旧军阀的残暴统治。他认为中国的主要敌人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要打倒的只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五大仇敌”。胡适的这些主张当时就遭到许多人的严正批评(包括梁漱溟在内，梁当时致书胡适，指出他否认列强侵略和不以军阀为仇敌，正是其症结所在)，但胡适并不醒悟。按照他的实验主义改良主义立场，他坚守“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反对以革命暴力对付反革命暴力。胡适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坦率地承认自己是一个和平的无抵抗论者。他说，当时“日本由攻击德国在山东的领土以加入世界大战时，向世界宣布说，这些领土‘终将归还中国’。我在留美华人中是唯一相信这个宣言的人，并以文字辩驳说，日本于其所言，说不定是意在必行的。……及至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对华二十一条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立即与日本开战。我写了一封公开的信给《中国留学生月报》，劝告处之以温和，持之以冷静。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所以当“五四”群众运动来临、强烈提出“打倒列强，反对军阀”的时候，胡适直认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按：现在也有一种类似的说法，叫做“以抗战压启蒙”)，“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作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消弱了。”(见《口述自传》)

胡适就是这样和“五四”运动的政治和政治目标(反帝反封建)分了手，并像他自己所说的从此把中国共产主义者看作是自己的主要反对派。

在完成了政治上的这种转变之后，接着胡适又从思想上为自己的自由主义定了位。中国的自由主义运动因环境和时机的不同而有两个不同的主题：一个是先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争得国家的独立自由，以及民族的解放和社会的解放(这里所谓社会解放首先是完成民主主义改革)，其中当然也要争个人的自由权利特别是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把个人应获得的自由权利暂时约束在首先为国家民族争独立自由的范围之内；另一个是，任何时候都是个人自由第一，先争个人的自由，然后争国家的自由，“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来的”(胡适语)。后者便是胡适的自由主义观。这两者的差别具有原则性，虽然两者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自的弊病，例如，前者容易产生过分限制个人的言论自由乃至禁止个人思想自由即实施所谓“舆论一律”和“思想大一统”的弊病，但是后者所产生的弊病的危害性则更大、更为严重，因为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它不仅争不到个人的自由，反而会必然造成延长反动统治和牺牲掉国家民族争得独立自由的机会的可能性。

这样，胡适就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完全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及民主主义运动)右翼方面的代表人物了。

我们试看胡适为争自由所走过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证明胡适试图在国民党反动极权统治及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条件下，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包括改良国民党的政府)争取自由和建设一个“自由中国”，纯粹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他的反共产主义立场以及始终反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斗争，不管他采取什么样好听的说辞，实际上都是站在国民党方面，帮国民党的忙。因此其最终的结果不是真正推动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前进，而恰恰是将这个运动引入了歧途。

办《新青年》的最初几年，胡适曾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他要的是一个“纯文化运动”，因此他怪“五四”运动是以“政治”干扰了新文化运动。但是在“五四”之后，胡适却通过办刊物大谈起政治并干起政治来了。他在上海的一帮朋友(高梦旦、王云五等)曾劝他“专心著作是上策，办刊议政是下策”，无结果。胡适表示：“梁任公吃亏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去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义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他决心以自己的行动在国内至少争取到言论的自由即个人议政的权利、批评政府的权利，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

但是大家知道，胡适虽然珍惜自己的独立地位，但他最终还是身不由己地由议政走向参政，进入了国民党的官场，虽然其官场地位并不算显要。

下面我们可以将胡适在20年代后谈政治和干政治的行动择要介绍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胡适最初在陈独秀主编(陈被捕后由胡主编)的《每周评论》杂志上写《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阐述他的“一点一滴地改良”的政治理念，说“政治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到了1922年由他自己主办《努力周报》的时候，他就大谈起政治来了，并提出“好人政治”、“好政府主义”的政治方案。当“好政府主义”的幻想破灭后，又以《新月》为阵地，将其谈政治的新努力推进到人权和宪政的制度层面上。胡适在《新月》杂志(1929年9月10出版的那一期上)曾率直地指出：“在思想言论自由的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按：这时国民党也公开批判胡适，出版了《评胡适反党义近著》一书)。到了《独立评论》时期，胡适更以其独立的地位和无忌的言论，纵论政局，点评国是，批评政府。但这时胡适已把自己定位为政府的“诤臣诤友”了。

(二)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确曾在表面上为“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实验的机会：第一次是1935年的所谓“人才内阁”，独裁者蒋介石为装饰门面，有意搜罗一些专家学者进入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如吸收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为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秘书长，同时在此机构挂牌的有胡适、丁文江、蒋梦麟、陶孟和、周炳琳、杨振声、周鲠生等人。从这时起，胡适已从体制外的批评者转变为体制内的建言者。但胡适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仍保留其独立的形象。此时国民党有意拉胡适出任政府部长级职务，包括行政院长的职务，胡适均推辞，最后于抗战期间(1937－1942)出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胡适自称那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其任务是为国民党争取美援并促成美国对日作战。第二次机会就是1948年的所谓“行宪国大”。在此之前，1945年胡适曾致书毛泽东，重弹他的改良主义老调，劝毛泽东“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党”。此时国民党正撕毁和平协议，发动内战。但国民党在内战中节节失利，连援助国民党的美国也大感失望。于是蒋介石想出一个召开伪国民大会的把戏。主要为了向美国表示自己是搞民主的，蒋一度设想由胡适出任总统，自任握实权的行政院长，并遣王世杰探询胡适意见，希望胡适能够出山。其时胡适正为北京大学校长，他对此意外事件的态度是：又惊又喜，欲拒还迎。当时参与其事的前中央日报社副总编辑兼记者的陆铿在其《回忆与忏悔录》中说：“胡适指出，根据宪法的规定，总统是国家元首，但不负责具体行政事务，行政院长即内阁总理掌握行政权。……如果蒋先生决意不当总统，行政院长当然要他担任了。”陆铿又说：“最后谈到对共产党的态度，我问他，你当了总统以后，是否重开和谈？想不到他的反共态度比蒋似乎还坚决，用英文说：‘绝不’。”陆还说，胡适遵蒋命填写了自己的小传送了上去，作竞选总统用。胡适是个城府极深的人，这时也有些忘形，他甚至还对他的秘书说：“我这个人可以当皇帝，但不能当宰相”。得意之色，溢于言表。但结果证明这只是一场故作姿态的骗局，为此胡适情绪消沉。1949年4月胡适赴美，在美国整整潦倒了九年，其间曾出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管理员及馆长，并继续研究《水经注》。直到1958年4月才回到台北，出任台北中央研究院院长。

(三)在居美的九年中，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胡适在总结国民党遭惨败的原因及教训后，于1951年写了一封长达四千余字的信致蒋介石。这封信直到1997年才由台湾《联合报》公布。胡适在这封信中除分析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成功之处并劝国民党领导人应“切实研究敌人文献”（胡适特别向蒋介石推荐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着重分析和批评国民党自身失败的原因，特别指出“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时“国民党在‘清共’之后仍保持一党专政，是第二大错”。最后他要求蒋介石辞职。胡适在信中对国民党提出一条重要建议，原文如下：“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并随即指出这种改革的第一条是“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关于胡适要蒋介石辞职的理由，胡适在1956年为蒋介石七十大寿的贺信中有更具体的说明。他说：“一国的元首要努力做到‘三无’，就是‘无智、无能、无为’：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无能，故能使众能也；无为，故能使众为也。”他劝蒋介石要彻底想想“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努力做一个无智而能‘御众智’，无能无为而能‘乘众势’的元首”。这是胡适善意地向蒋介石推荐一种较开明的政治哲学，也是胡适婉转表达他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的不满；同时，这或多或少也表示胡适仍坚持他的西方一般自由主义的立场。他回台以后的行动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

胡适这种言论当然触怒了台湾当局。台湾曾由蒋经国主持半公开的批判胡适，指出主张言论自由是一种“毒素思想”，更指出要总裁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是“荒谬绝伦的言论”，甚至还指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但胡适毕竟是胡适，蒋介石对于胡适的信半是赞赏，半是冷淡。台湾当局于是又在1957年底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遂于1958年4月返回台北。

胡适从1958年回台直到1962年逝世，这一段时间内是受冷落的。国民党已失国，败退台湾一省呈割据之势。此时胡适的利用价值对国民党来说自然已经不大了，所以这时胡适受冷落并不奇怪。更使胡适感到无奈的是，他自信赤胆忠心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竟认他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共匪的帮凶”，因此受到了两面攻击。尤其胡适回台北后遭遇了一场“雷震案”，胡适直接卷入其中。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底，台湾的一些自由主义者们创办了一份《自由中国》杂志，负责人为雷震，发行人为胡适。胡适在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民主和极权的冲突》一文，文中说：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联手创造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允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虽然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明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但实际上许多批判文章是针对台湾的政治环境和国民党而发的，主要负责人雷震带头发表了一系列用辞激烈的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1956年胡适趁为蒋介石祝寿的机会劝蒋介石要“无智、无能、无为”的文章也发表在《自由中国》上。为此，雷震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不久，台湾当局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交军法审判。时在美国的胡适为此事向舆论界大声疾呼，抗议此事，无效；胡适回台后再向蒋介石直陈此案不当，仍无效。雷震被判处徒刑十年。此事对胡适刺激甚大，以致心脏病复发，迄未痊愈。1961年病中的胡适送诗(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给狱中的雷震，祝他65岁生日。延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一次讲话中终因心脏病猝发而逝世。胡适数十年的自由主义声音，至此终于绝响了。

台湾有一位著名的“狂才”、历史学家李敖先生，他是胡适晚年的忘年交。胡适曾告诉梁实秋，说“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梁实秋将此话转告李敖，李敖说：“我相信这是真的。”就是这位李敖先生在他写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除指出“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这一点外，还对胡适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神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运动的时代，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的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

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这确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谈胡适，也只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希望专家学者们予以分析评论。

(责任编辑 洛松)

2000年第3期 胡耀邦最后的27个月　作者：张黎群

耀邦同志是我1937年到延安后开始认识的，他比我只大三岁，可是在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的挚友，更是一位令我尊崇的良师。在他逝世前二十天，我还同他促膝谈心，他走了十年了，我感觉他仍然永生在人间。

耀邦同志1930年15岁时即投身革命，当了小红军。1987年1月，他卸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千钧重担。1989年4月8日上午，他病倒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于4月15日溘然长逝。当了半个多世纪的人民公仆，最后以身殉职。自1987年初辞职从中南海勤政殿搬回家，到他告别人世，共计27个月。

革命人生须为乐

1987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去北长街他家看望。一进门，他就热情相迎。我看到他的气色不太好，显得有些憔悴，忧郁的心情也难以掩饰；但是他仍然沉着镇定，两眼炯炯有神。坐下后相互道问了近况，我想竭力回避他辞职的事，可是他却主动谈开了：“生活会上，不少同志对我有很多批评帮助，当时我也来不及细细体会和思考。搬回家后，我把这些年搞的文件、各种场合的讲话稿找了出来，正在逐篇地细看，检查检查有什么问题没有。”我深为他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当即说：“这些年的功过是非是明摆着的，大家是看得清楚的。”他说：“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吧，让历史来检验吧，不能凭自己说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久我又一次去看望他。他已经专心致志地用三个月的时间重新检查和回顾了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他的结论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谈锋颇健，出语幽默，富于智慧。谈着谈着，我吟了陆游诗中的两句：“人生失意须为乐，甲第朱门祗自困”。他苦涩地笑了，边笑边说：“‘须为乐’、不‘自困’，我都做到了。这叫‘革命人生须为乐’。”

他对我说，离职后的日子，过得是有意义的，精神生活也充实。他将作息时间安排得很有规律：每天早上7点40分起床，中午只休息半小时，晚上10点半睡觉。每天还坚持走一万步路，每餐饭后沿着走廊走几圈，上下午还都要在户外走一走。他走路时挺胸直腰，步伐很快。每天上午坚持学习，看文件。有时练书法，写诗填词；有时也看一些古今中外的诗歌、小说等文学名著。他学习时不许人干扰，一直潜心研读马恩著作，光是读书笔记就写了好多本。下午不是看书就是会客，偶尔也打打桥牌，这也是活动脑筋的一着。写诗填词发心声 耀邦同志素来爱好诗词。现在赋闲在家，他有机会来吟诵唐诗宋词，并且把练字与读诗词结合起来，抄写了很多首。他尤爱杜甫的诗和辛弃疾的词，赞扬杜诗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怀。吟诵之余，他也情不自禁地写诗填词。诗言志，“君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是“达”、“穷”都一心念念不忘“兼济天下”。

我读过耀邦同志写的三首诗，创作于1987年9月25日，是他卸下重担8个月之后写的。诗曰： (一)

霜月皎皎到中庭，弱女浓妆理素琴。

窗前嘎然一声响，料是孤鸿落寒汀。

(二)

世事匆匆各浮沉，风云叱咤多女英。

死神面前犹奋笔，君是巾帼罕见人。

(三)

沧桑变化寻常事，人间悲欢最牵情。

谁能偷得蟠桃果，怜取卿卿锦绣文。

这是多么真挚感人的诗啊!

有一次，耀邦同志向我展示了他书赠文怀沙教授的一首古风：

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

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

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

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

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

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

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

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

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教授在1987年耀邦同志辞去总书记后，从陆游集中采撷五言两句，写成对联一副以赠耀邦。联曰：“民望藏饥渴，公行胡滞留”。以之刻划耀邦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眷恋，以及“忍而不能舍也”的心态，真是既含蓄又深沉。

文教授读了耀邦同志的诗说：“耀邦同志在这首诗中所展现的是苦苦追求、坚定信念、伟大预见以及寄希望于中国青年的乐观主义精神。”“我多少能理解屈原，也多少能理解耀邦同志。所谓骚作的传统，实为一条贯穿至今的民本主义的线。把屈原精神现代化，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在于继承发扬这种‘民为本’以至‘民为主’的思想。所有肩负着历史重任的人，请听听屈原的告诫：‘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葛艾也。岂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耀邦同志所苦寻的屈原魂，今日而言，就是建设四化中这种与民共呼吸的芳草品格。”

文教授满怀深情地说：“诗是写给我的，字面上写的是我，更深刻的内涵是耀邦同志的自我展示。他高洁的人格无愧是九嶷山上的云，耀邦心中则埋着屈原的魂。他才真是‘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的光明磊落人物。近两年他‘闭户’、‘心悲’，沉默——其实是沉思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畏‘天寒’，坚信‘寒极’之后的‘艳阳’之‘春’。他热情欢呼即将来临的艳阳之下，桃李千千万的‘芬芳’世界。明确指出‘一番变化一番新’，‘春蕾一绽更精神’。这是人间更为晓畅的哲理，更是对中国青年的热情礼赞。因为任何时代，总是由青年代表着新生的活力和前进的方向。”

文教授赞曰：名垂青史的胡耀邦，即以这首必传之作，也定将名垂诗史!他无愧是当代真正的大诗人。

耀邦同志9月中旬离烟台，回来途中经济南，很想与中央苏区的老战友谭启龙同志一聚，不料谭去上海治病了，耀邦同志怅然若失，提笔命诗一首：

年逾古稀能几逢，逆交难忘六十春。

蒙冤AB双脱险，战处南北俱幸存。

牛棚寒暑相忆苦，开拓岁月倍感亲。

遥祝康复更添寿，寿到雏声胜老声。

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怀疑胡耀邦和谭启龙这些十七八岁的小红军都是AB团分子，险遭厄运。耀邦同志是很想同60年前的战友重新舒怀的，但是命运竟然让他们失之交臂，从此再也未能晤见。

顾大局何其悲壮

耀邦同志是人民心中德才兼备的好领导，大家信任、尊敬、热爱他。虽然他不当权了，可是他的门庭不冷，常有人前去看望他。

1988年春节刚过，邢方群同志手提一只扒鸡去看他。方群向我描述会见情景：“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了，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哩!……我随后问他1987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决心从此解甲归田，作一个普通党员，一个平民百姓，不想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只有把自己的想法搁在一边了，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紧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定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们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你的敬意。’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珍惜这几个蜜柑”。

方群说，“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和耀邦同志依依告别时，我把自己写的文章《离休之后》送给他。文章中引用了李白一首诗中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下来时，犹能簸却沧溟水’。我说：‘耀邦同志，你就是大鹏’，他听后戚然一笑”。

耀邦“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的愿望，是出于真心的，他为党、为国、为人民之事，身体熬得几近油干灯草尽了。他视高官要职为革命的工种，得离退时且离退!因此，这个要求和态度本身就是光明磊落的品格的体现。可是，当党中央向他提出须当接受任命时，他把个人的委屈抛出九天之外，报之以“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十二个璀璨光辉的大字。

耀邦同志自我制订的这十二字箴言，充分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治家的博大胸襟和高度理智，这就在世人眼中树立了他胸怀大局、光明磊落、无私无畏的形象。

耀邦同志是一个将自己的精力、智慧无保留地献给革命事业的共产党人。他忘我地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小病小拖，中病中拖，能拖就拖。1981年4月他因为颈椎病十分严重，中央决定他休息一个月，结果他还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浙江、山东进行调查考察。到他古稀之年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之时，“公行胡滞留”之际，已是积劳成疾多病缠身了。但当邢方群问他健康如何时，他还漫不经心地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实际是，他体力下降了。一次我带一方李白纪念馆制作的“学士砚”相赠，他喜形于色，双手接过，却呈现不胜负荷状。他在1987年秋冬和1988年春在305医院治疗了很长一段时间。

调查研究访易县

胡耀邦辞职后，戴着病号帽子，度过了1987年。但是他心系天下，时刻想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想着人民的疾苦。1988年春，他从305医院出来，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离京作点调查研究。中央同意，中央办公厅派出四名干部同行。 1988年5月，耀邦同志来到河北省易县，他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听县委书记和县长关于易县基本情况和资源优势、经济建设和改革、重点工程建设和扶贫等情况的详细情况介绍。耀邦同志边听、边问、边记，十分细致认真。

紧接着，耀邦同志又用三天的时间走访了八个地方：紫荆关古长城，紫荆关三级电站，安格庄水库，西陵区马兰台村，龙泉庄村，太平峪村，后部林场，易县图书馆。每到一处，他都向有关同志殷殷垂询，了解各方面情况，专心听，开口讲，针对汇报中的疑难问题，发表意见。当紫荆关乡长叶魁贤谈到前些年因造林而限制养羊，近两年开始解决林羊矛盾，羊只有所发展时，耀邦当即明确指出：“千万不能养林轻羊、保林宰羊。”他紧接着说：“前些年出现造林宰羊的问题，责任不在乡，也不在区、县。”他继而谆谆开导说：“现在羊的价值很高，我穿的这件毛衣，毛线就二十多元一斤。要正确处理林牧矛盾，想办法在山上多种一些草、灌木等适合羊吃的东西，解决羊的温饱问题。如果每年绿化有所发展，羊只再增长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他还过问了高易铁路能否与涞源铁路接上轨的问题。他站在十八盘公路旁眺望紫荆电站，提出把小水电站建设好的要求；最后，他还到苏格庄水库作了一番视察。

一天上午，耀邦同志到西陵区马兰台村的村北山顶上，考察了这个村的造林绿化情况，并向村干部询问了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和当前群众有哪些意见。村支书崔永泉如实讲了群众对农用生产资料和水电费涨价、化肥柴油等供不应求的意见较大。耀邦同志说：“你说的不错，讲的是实话。你要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使财源像你的名字一样长流不断。”

耀邦同志来到后部林场观看了他前几年亲自采集来赠给易县的白皮松树籽的育苗情况，林业局长靳洪年汇报了育苗过程和准备移栽到狼牙山、荆轲山和西陵等几个旅游地区的打算，耀邦听了很高兴。随后，耀邦来到县图书馆。他与馆长王家燕谈话时说：“我们民族科学文化水平不高，办好文化事业很重要，群众阅览图书可以象征性地收点费，这样读者看书就认真了。也可以让读者为图书馆搞义务活动，服务是相互的嘛。”

在易县九天，耀邦同志一贯从实际出发、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的老作风 ，给干部和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鼓足余勇奔涿州

1988年5月22日上午，耀邦同志从易县到涿州，下榻于东方宾馆302室，他一再交代：“我就在302室内吃饭，不到你们餐厅去，不用那么多人陪着。我爱吃白薯、面条，千万不要给我做什么好吃的。”有个电工到302室去换保险丝，耀邦对他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递给电工一支烟，准备再给他点打火机，电工一边道谢，一边忙着退出。电工碰上服务员就说：“这个老头真是一个好样的共产党员，尽说家常话。”

耀邦同志此次来到涿州是有渊源的，早在80年代初，河北省有些领导人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农村政策贯彻得不起劲，上面怎么也推不动。思想僵化是拦路虎，有些人误认为新华社“动态清样”和“内参”不断反映的安徽、四川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胡耀邦于1984年召集22个县的县委书记到中南海汇报工作，交流思想。其中有两件事令他大为兴奋：一是，大名县农民一年增加收入一百元，生活有显著改善；二是，涿州市乡镇企业东方实业公司搞股份制，织出的地毯远销国外。他这次来涿州，就是想实地看一看东方实业公司的发展情况。

东方实业公司总经理霍宗义，而今已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人物了，但他也是千万个起于陇亩的凡人之一。他向耀邦同志讲了自己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创业的经过：他1953年入党后到乡政府工作，1957年任乡团委书记，1970年任西河公社的工业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借了6000元办起一个社办企业——砖瓦厂，他担任厂长，逐步扩大，慢慢发展。1980年转为地毯厂。而后，企业红火起来了，四面开花，包括四川、云南在内，全国有20个加工厂，织毯工人5万名，涿州市现有53万人，近几年富起来了，在地毯厂基础上组建的东方实业公司已发展到有下属单位62个，包括设立在外国的，还有几个基地。

耀邦同志听了这个汇报，高兴极了，他亲眼看到了乡镇企业如此繁荣昌盛，表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成效不小。接着他在霍宗义的陪同下，参观了东方实业公司几个基地。路上碰见涞源县委书记马权，耀邦同志对马权说：“你什么时候把你们那里工作搞好，使涞源县人民生活富裕起来?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们保护过我们。你有计划吗?”他还不断地问：“涞源县人民有多少人富了?有多少人还穷?”

第二天下午，在霍宗义陪同下，耀邦同志参观了包子铺村。他先看了小学校，再到村图书馆看了介绍这个村子发展情况的图表，然后到幼儿园，看见孩子们正在唱歌、跳舞。访问的头一家农户是崔桂芝家。耀邦等一行坐在沙发上询问崔桂芝：有几口人?每年收入多少?现在生活怎样?崔桂芝一一回答说，这几年生活好多了，置办了彩电、冰箱、沙发，她还请耀邦看了她的家庭织毯。耀邦摸摸正在织着的地毯问崔桂芝：“这村里还有比你家更好的吗?”答：“有”。耀邦再问：“有不富裕的吗?”答：“有十多户，不会过日子。”大家笑了。接着访问了郭玉芳家，这家比崔桂芝家还豪华。耀邦说：“看来那一户没说假话。”耀邦问郭玉芳：“你们怎么安排生活?”答：“农闲织毯，搞副业；农忙就种田。”耀邦说：“好!”耀邦问郭玉芳家庭一年收入多少钱。答：“一万元左右，”耀邦笑着说：“农民怕露富，不止一万元吧?比我强嘛。”

霍宗义要求耀邦同志写几个字给他留作纪念。耀邦同志写了“强国富民”四个字。

5月24日早晨，耀邦一行离开涿州，人们自动来送他。

素面一碗庆古稀

到达长沙后的第十天(11月20日)黄昏，耀邦同志下榻的住处外面，黛绿的古樟，青青的翠竹，渐渐地消融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之中。身着铁灰色中山装的耀邦同志，腰板挺直地坐在餐桌前，脸庞瘦削，但两眼炯炯有神。服务员送来一碗面条，他看了看，露出满意的微笑，拿起筷子不停地往嘴里夹面条，不时用小勺加点辣椒油。看到耀邦同志吃得津津有味，一直伺立在旁边的警卫参谋齐东然漾起惬意、舒心的微笑。耀邦同志为什么今天要提出吃面条?几天之后，齐参谋才向接待员透露秘密，原来那天是耀邦同志73岁生日。一个为亿万人富裕、幸福奋斗了60年的老人，在他的最后一个生日，只吃了一碗素面，真是共产党人洁来还洁去的生动写照啊。是啊，清正廉洁，艰苦朴素，正是耀邦同志的本色。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家不搞特殊化，几十年如一日。他三子一女规规矩矩，自食其力。他亲哥哥胡耀福和侄子都在老家务农。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当晚他就委托秘书电告家乡的党政领导，不准敲锣打鼓搞庆祝活动，不准哥哥外出作报告。1982年十二大，他当选为总书记后，又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去办事。当时地方领导出于关心，给耀邦同志的侄子胡德资安排了工作，耀邦同志知道后硬是不肯。直到耀邦逝世，他在浏阳的亲属没有一个人转为城市户口、安排工作，全是普通农民。

1988年11月25日，省委接待处一辆旅行车上下来一个鬓发斑白、皮肤粗糙，面容清瘦黝黑的老汉，身上黑呢子衣服的细绒毛几乎磨光，沾满黄土灰，他就是胡耀邦同志的哥哥胡耀福。他比耀邦个子高，年长三岁。胡耀福手提一个已被泥水染黄了的尿素袋，走进五号楼。袋子里装满了弟弟喜欢吃的红皮南瓜和晒干的茄子皮、苦瓜条、刀豆片。耀邦71岁的老嫂子和侄子都没有来。因为耀邦同志怕来的人多了给接待部门的同志添麻烦。

这次来湘，耀邦同志照样深切关心当地的情况。他不时向省负责人发问：“明年的日子怎么样?下面的情绪、精神面貌怎么样?”说起不久前去的张家界，他动情地说：“湘西山好、水好、人更好，可是湘西现在还很贫困，一些群众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有愧于他们啊!”

耀邦同志还对人讲了他到岳阳君山遇到的一件事：“在君山，有一对外地来旅游的夫妇遇到了我，并提出了要与我单独谈几句话。我让他们当着大家的面讲。女的说：‘我要向您提点意见，现在党风很不好，还提不得意见，不知您了解不了解?我可是看见您才说这些话。我是党员，我要退党，共产党腐败了，党没希望了。’我想了想，严肃地说：退党，党章有规定，个人有自由，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有希望的。”耀邦同志讲完这件事，心情显得格外沉重，他说：“这件事说明，我们党的凝聚力也减弱了。但也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现在全党都在抓，是能够抓好的，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只要党风好了，党员心里装的都是群众的事，不打自己的小算盘，党群、干群关系就会好。”耀邦同志接着说：“端正党风，关键是各级领导要带头，为政清廉，艰苦奋斗，为党员作表率。”

自古难能去后思

耀邦同志虽然离职赋闲在家，病魔也不断地折磨他，迫使他休息、治疗，然而他一直心系党和国家的大事，和亿万人民息息相通，心境难以平静。

1989年3月26日，我听说他已回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去看望他。他还是那么平易近人地同我推心置腹，谈天说地。他说：“我正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开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他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生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从他幽默的语言和灵活的动作中，我顿悟出他的那颗赤子之心，是何等地关怀青年、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啊!

“两亿两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他快活的音容笑貌一下变得沉重起来，接过我的话头：“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随我去山东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13岁的孩子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啊!”

在座的陈沂同志也插话了：“耀邦啊，我们这些人干了几十年革命，一身精光，全部奉献给党了。现在国家建设的事这么多，我们哪能高枕无忧呢?”

我紧接着说：“耀邦同志还记得不?1973年我出狱来京，向你倾吐真心话，反映自己忧国心情。你对我说：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打出来的江山会治理好的，不会自己搞垮的!哪能自己搞垮自己创建起来的事业呢?”

耀邦同志看看陈沂，又看看我，沉默不语，只是笑了一笑，尽管不无一丝苦涩，但笑得多么纯真!他哪里会对伟大事业失去信心?只是眼前那么多的问题使他忧心忡忡啊!他哪有一晚高枕无忧过?只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事实上，他是从点点滴滴的事上来谋政啊!他所言所行又那点脱离政治啊!他那共产党人的忠诚品质永远不泯，不计成败，锐进不已，自强不息。“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欤!”就在那次我见了他后的13天——4月8日，他仍然兴匆匆地离家去出席讨论教育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但是他毕竟精疲力尽，郁积于心头的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突然在会议桌前一病不起，一周后即与世长辞。一个多么忠贞的共产党人，永远停止了战斗!“自古难能去后思”。耀邦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大家永远怀念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3期 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回眸　作者：廖盖隆

全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已经五十周年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的五位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包括我所在的中央宣传部)离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前往北平(北平不久后即改名为北京)。临行前，毛泽东高兴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风趣地说：我们都应该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绝大多数都遭到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镇压而失败，只有刘邦和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汉朝和明朝；但这些胜利的起义终于也挣脱不了封建主义的牢笼，它们做到的只不过是封建主义统治的改朝换代，这归根到底也仍然是农民起义的失败。

但是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大的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至于前面讲的毛泽东所提到的李自成，他率领的农民革命军虽然迅速地攻占了北京，宣布了建立大顺朝，自称大顺皇帝，但是实际上他连改朝换代也没有做到，就像一颗流星一样转瞬间消失了。他在山海关战败后退出了北京，很快就兵败被杀。李自成就是这样一个失败得很快的悲剧性的农民起义领袖。

李自成为什么失败得这样快呢?毛泽东断然指出，这是他因为胜利时骄傲所造成的种种错误，包括他对形势的认识和作出的决策等各种错误，也包括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指出的，李自成一进北京就改变了他“能纳人”(即能听取不同意见和批评)，“采取民主的合议制来解决重大问题”等良好作风和制度所造成的结果。我认为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不容怀疑的。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做什么事，更不用说像革命，夺取政权这样的大事，只有谦虚谨慎，才能取得成就和胜利，骄傲自大必然招致挫折和失败。

毛泽东早在1944年5月20日在延安中央党校一部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表现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他接着讲了大革命后期(指1927年上半年)的骄傲，导致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1930年一些同志因为红军打了一些胜仗而骄傲，结果犯了立三路线错误，也使革命力量受到一些损失；1931年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一些同志又骄傲起来，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指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左右；1938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结果犯了与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指抗战时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又使部分地区的革命工作受到重大损失。

因此他说：“全党同志对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即《甲申三百祭》)，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信中还表示希望郭沫若“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毛泽东所讲“写太平军的经验”，很明显地指的是，我们要以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洪秀全等因为骄傲而招致失败的惨痛教训作为鉴戒。可惜郭沫若后来没有写太平天国的史论。

毛泽东在离开西柏坡进北京前的1949年3月23日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一点他做到了没有呢?

总起来说，在建国后的最初8年，他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是兢兢业业地遵循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遵循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去想问题办事情的，因此他才能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迅速地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各级人民政府，迅速地接管了官僚资本企业和收回了外国垄断资本在华的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国有经济，迅速地恢复了遭到长期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并在迅速地完成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以后，又创造性地基本上完成了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国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1956年2月起，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还借鉴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错误的教训，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探索的成效表现在中共八大制定的正确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党的许多领导人在这次大会上提出的正确意见、以及八大以后毛泽东在1957年2月到4月所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著作上面。

但是从1957年中期起，毛泽东还是因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骄傲了。他在他长达39年的革命活动的晚期犯了“左”的错误，包括3年“大跃进”，10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对党、对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不幸的错误。虽然他的错误没有使革命失败，但造成的沉重损失还是很大和很令人痛心的。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特别需要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顶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种历史原因也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和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以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笔者认为上面引述的中共中央1981年6月历史决议的这一大段话，是分析得很深刻、很有说服力的。可以说，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演了李自成的因胜利时骄傲而招致挫折和失败的悲剧，特别是重演了党的历史上几次骄傲、几次错误、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悲剧。但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一生的功绩是主要的、伟大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以他为集中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永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没有因为“大跃进”所造成的3年严重困难(据统计在这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到4000万人)和“文化大革命”的10年浩劫(“文革”浩劫中非正常死亡人数没有统计，但整个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被毁灭，这是因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已经在广大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广大的中国人民中扎下了深根，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了强大而不可战胜的生命力。1967年得到周恩来支持的一大批老革命家的二月抗争，1972年到1974年周恩来的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经济政策，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1976年千百万人参加的“四·五”运动和同年10月的粉碎“四人帮”，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及其所造成的巨大创伤，就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尤其是运用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自己纠正过来，自己医治好创伤的。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中吸取了宝贵的教训，这些错误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财富。正如邓小平在1988年9月5日所作《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的谈话中所说：“毛泽东同志从1957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1921年建党到1957年，36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总结历史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可以满怀自豪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引下，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健康道路的开辟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新的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干过的一项新事业。

我们从“文革”10年浩劫中走出来，经过两年徘徊，就在邓小平带领下，走上了一条无限光明的美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

我们要怎样认识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本质呢?我认为首先要把握住邓小平所说的从毛泽东晚年错误到新时期的三大转变。他在1988年6月22日的谈话中说：“‘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10年，这以前，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说来，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按：同时固守苏联社会主义旧模式的成规——引者)，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我们所走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社会主义，就对内政策而言，就是全面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改革是与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相伴随的。这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法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法治；进行思想文化体制改革，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和侵蚀，建设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的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对外政策而言，就是对一切类型的国家开放和交往，坚持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中国有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1949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8年我们搞得不错。1978年以来，(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1986年4月4日所作《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的谈话中精辟地指出：“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他在1987年4月26日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00美元，假设那时我们有15亿人口，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6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邓小平在1991年8月20日的谈话中又强调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搞清楚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的前人还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崭新的结论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邓小平谈到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我们应持的态度时又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按：指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引用者)，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了锻炼，将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世界和平和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强力量。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时起，用一百年时间把中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从1949年3月毛泽东号召“进京赶考”以来，时间已经流逝了50年。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是，资本主义必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但取代的过程是曲折的。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同样，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种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也是不奇怪的。但社会主义在东欧、苏联的失败，这只是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弊端、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的旧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失败。同它们相反，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对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弊端进行了坚决改革的新模式的真正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毛泽东所说的通过“进京赶考”取得了“好成绩”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新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占人类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土地上，不但取代了资本主义和旧模式的社会主义，而且它定将战胜企图在中国复辟的阴谋，并且成为人类解放和幸福的伟大旗帜。

(责任编辑 杜方)

2000年第3期 政治体制不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就难前进　作者：欧远方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改革(变法)，有的属于经济体制改革，有的属于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次改革，无不经历曲折，斗争总是尖锐的，因为改革都是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旧体制中受益的人，常是反对改革的。改革中的倡导者，常遭到政治迫害，或杀头、或坐牢、或流放。但改革的成功，都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50年，其中“左”的路线政策推行达二十多年，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置国家于崩溃之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有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叶剑英等一批老革命家反思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制订中兴之策，乃有改革开放之举，再造共和，二十年于兹，业绩卓著。然而，在改革开放中，同样由于触及利益之得失、转换、消长，因而产生许多磨擦、撞击、曲折，甚至弯路，这是符合规律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

世界充满矛盾。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就充满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中更充满矛盾。矛盾不可怕，就怕回避矛盾，不敢认真处理矛盾。我们亟需继承发扬邓、胡、陈、叶诸先行者之远见卓识、雄伟魅力，务求揭露矛盾，剖析矛盾，寻求解决之法。

从“新的经济增长点”谈起

大家都在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两年以前，我写了一篇文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我从中国情况出发，忆及二十年前改革从农村首先兴起，从而推动全面改革，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发展互相促进，形成良性循环。而在当前，当改革已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之际，改革既有新的成就，又有新的矛盾。就农村而言，自家庭承包责任制推行之后，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生活步步改善。到1985年以后，农村新矛盾越来越多，主要矛盾表现在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对农业投入远不能满足发展农业的需要，对农业的服务体系未能加强(有的还削弱了)，在农民中引起不满，关心农村的领导干部和政府界人士也为之担忧，且不断呼吁，虽采取若干措施，但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城市方面国营企业改革措施不断出台，但仍然步履维艰。

解决这些矛盾不是没有办法的，若干年来许多人都在研究改革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突破口，以求得新矛盾的解决。实际上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仍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虽不只一端，而培育农村大市场则为重中之重。对培育大市场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一为增加农业投入，二为减轻农民负担，三为健全服务体系，四为给农产品保护价格。这四条，目的都在于发展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民购买力。八亿农村人口(除农民外，还有工商学各界)购买力的提高，将为工业品找到广阔市场，商业也会活起来。农村活了，城市也活了，这岂不是又一轮工农互助、城乡互助的良性循环吗?

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与此同时及以后，类似观点的文章、讲话屡见于报端。海外企业家也已看到，他们对中国农村这块广阔大市场早已垂涎三尺。

然而两年过去了，为“三农”(农村、农民、农业)呼吁者虽多，但实际效果却不明显。即以农民负担一项来说，叫了十几年，国务院出面压下了一批，但农民负担仍未根本减轻，且有的地方有加大之势。从许多农村调查材料和从报刊上登载的资料来看，现在农民负担名目之繁，之怪，之重，皆超出农民的负担能力。上边下来的“达标”负担层层加码，某县农民负担县级下达任务每亩206元，乡里250元，村里300元。农民说村里的负担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农民卖粮时，粮站代扣各种费用，把钱都扣得差不多了。只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很多人被迫离开家乡到外地打工。现在不仅谷贱伤农，猪贱也伤农，近一年来，猪价暴跌，猪仔也大掉价。皖南山区黟县某些农民小猪卖不出去，又养不起，干脆把小猪仔放到山上变成野猪，自寻生路去了。这两年，粮价不断下降，且下降幅度大，谷贱已经伤农，作为农民主要副业所养的猪，也大幅度掉价，真是雪上加霜，农民收入不能增加，购买力如何提高?

农民负担如此之重不外三个原因：

一是上级政府部门为创造政绩，下达各种建设指标，但却不给经费，基层政权为了“达标”，只有向农民摊派，否则对上级不好交待。二是来自某些基层干部，手中有权不是为农民服务，而是利用这个权为个人谋利益，现在某些地方小恶霸厉害得很，光天化日之下打死农民，安徽1999年即有两三起。至于因强迫交费逼死人命的也非个别。三是脱产干部队伍无限地扩张。淮北某村，经中央某单位调查列出详细表格，脱产半脱产干部、人员达46人之多。《半月谈》揭露：“宁夏回族自治区西海固地区同心县，人口仅33万，但吃‘皇粮’者为数11万人，超编人员达2800人，这支超编大军中，有大批拿着俸禄不上朝的‘挂职干部’，轮流上班的‘轮岗干部’，9岁、10岁的娃娃干部，甚至个别转干者居然是劳改释放人员。”这种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如此众多的脱产人员，农民如何负担得起?!基层组织和农民关系如何不紧张?!干部大多是先农民而富，许多乡镇干部在县城有住房，生活在城内，坐小汽车到农村上班。这种以城市生活方式领导农村工作的工作作风，能了解民情吗?能密切联系群众吗?能关心群众疾苦吗?能为人民服务吗?

通过对上述种种情况及其产生原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培育农村大市场，光从经济角度去改革是没有效果的，必须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配套，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经济改革才能深入有效，已得到的经济改革成果才能保得住。

再看城市企业改革

对国营企业进行改革，一篇又一篇的理论探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试验，结果是有一批企业搞得很好，但多数未见效果，或效果不大。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大胆的突破，如实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特区，引进资金、技术，最后决定推行股份制。就是说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方法，能用的基本都用上了。尤其以实行股份制代替国家(政府)所有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又一个大突破。然而事情并不如想象那样简单，某些领导人把这个改革看得太容易，未认真对待。有一些干部，有办法以不变应万变，他们口头上说和中央保持一致，但行动上则是另一回事。中央说应当党政分开，他偏要党政合一。中央要他政企分开，他偏要政企合一，甚至把党、政职务当作奖品，奖给那些厂长、经理。中央要推行股份制，他们表示积极拥护，积极响应，其实他们并未认真学习，了解其精神，甚至也不懂什么叫做股份制，什么股权啦，董事会如何产生啦，董事会的性质啦，经理如何产生啦，都不甚了了。有不少地方一哄而起，宣布股份化实现了，实质上哪里是什么股份制，换汤不换药而已。淮北工人概括得很形象：“出票子，换牌子，还是那几个×孩子。”因为这种所谓股份制，并未按股份制的规范进行工作，关键性的董事会并不是股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原来把企业搞垮的领导人仍稳坐领导岗位，不过换个职务名称罢了。结果呢?企业经营并没有什么变化，这样的股份公司，究竟占多大比例，谁能说得清楚?每一次这样的假改革，都给企业添乱，亏损没有解决，却给蛀虫们增加一次发财的机会，“富了和尚穷了庙”，国家资产在大量流失!

请看1999年6月14日《安徽日报》发表记者潘峰的一则报道：“1997年前后，池州地区对地直企业进行了大面积改制，25户地直骨干企业中，有22户实施了公司制改造，改制面达88％。然而该地区近期的一次调查结果显示，改制后的企业运行状况并不理想，部分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从总体上看，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债务负担沉重 ，1998年底入户骨干企业资产总额为98605万元，负债总额为80786万元，资产负债率达819％，有7户已严重资不抵债；二是经营全面萎缩，1998年25户企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63304万元，比上年下降144％；三是经济效益低下，1998年这25户企业累计实现税利1509万元，比上年下降13％，奖金利税率仅为153％。25户骨干企业11户盈利，14户亏损，盈亏相抵后，净亏738万元。今年头5个月，企业总体运行状况仍走下坡路。”报道分析了原因：“池州的决策者们对此进行了冷静的反思，从形式上看，改制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当时要求必须达到70％以上)。”在改革实施中，采取了‘刮风式’的方法，一些企业不是‘我要改’，而是被动应付。”

像股份制这样复杂的改革，居然沿袭了老毛病“一刀切”，“刮风式”。以这种态度和方法对待改革，怎能产生效果?这样的“改革”还带来了副作用，人们会怀疑股份制是不是灵丹妙药?为什么在资本主义国家花了三十年才实行的股份制，并在经营中发挥了良好作用?为什么我们有本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魔术般地实现了“股份化”?这不是股份制本身不优越，而是一本好经被歪嘴和尚念糟了。人们把推行股份制看得太简单。股份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止一处提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高级经济活动，是经营方式和经营管理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利于资金的高度集中，加速资金的流通，在缓和劳资关系方面也有其作用。说它是经营管理的民主化也可以。资本主义之所以未能如列宁所说走向“垂死”，且增加了活力，二十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有更大的发展，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与股份制之实施均有密切关系。党的十五大决定在国营大企业实行股份制，在中小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无疑是一种重大的举措，但落实很难啊!

对于这项复杂的改革，应精心指导，努力学习，以掌握其精神。首先，首长负责，亲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以点带面，逐步推开，分批分期完成，期以一年、两年、三年，按股份制规范加以改造，这是我们共产党长期在实践中创造的有效方法。而计不出此，摇身一变，像点石成金一样，宣布股份制改革一举成功，世界上哪有这样容易的事?个中原因，不在“工作作风不深入”、“官僚主义”——这些成份固然有，根本的问题在于某些掌权干部，不愿放弃手中的权力。“权力过份集中”的痼疾不从根本上改革，推行股份制肯定是搞不好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任何改革都涉及权力的再分配，真正的股份制也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大改革，掌权者抓住权力不放(核心是人权、财权)，这种情况不改，要想把股份制建立好，无异缘木求鱼。可见，经济改革不管有多少妙策，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做保证，是不可能取得预期效果的。

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1980年最先提出的，那时，农村改革完成之后，中央又提出“全面改革”，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改革，可惜未能落实，错过了许多时机。以农村来说，假如农村改革实行之后，紧接着就趁热打铁推行村民自治、“还政于民”，让农村人民当家作主，改革的成果还易于巩固，农民也就有权抵制任何不合理负担。中国封建主义影响太深，农民民主意识薄弱，没有这方面的启蒙和制度的保证，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还是个别或少数领导人说了算。许多基层干部十几年来比一般农民受益多多，是既得利益者。现在来搞民主选举，阻力不知大了多少倍。邓小平在1986年多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他说：“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邓选三卷76页)“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发展，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邓选三卷177页)但政治体制改革严重落后，已越来越暴露改革中的矛盾。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如鸟之双翼，有双翼才能起飞，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提出要“全面改革”的原因。邓小平在1980年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弊端主要在于权力过于集中，然而后来并未采取具体措施加以落实，以至于经济改革成功的同时，权力过于集中的政治体制因不受制约和有效监督而产生严重腐败现象——腐败风蔓延之广、之快，也是始料不及的。我们高兴地看到十五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列入报告，且单列一节，提出了建立制约机制、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问题，这是一个重要决策，有识之士不断在探讨，如何使十五大的决定得到落实，中国的制约机制究竟是个什么模式?它的形式是什么?方法是什么?

所谓制约机制也就是制衡，其精髓在于把过份集中的权力加以分权，且互相制约。中国古代也有类似制约的机构之设置，其所起的作用大小，要看皇帝开明程度如何，不但是人治，而且实质上仍是封建专制。资本主义兴起，欧美实行了彻底的民主革命，提倡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在政治体制上则实行权力制衡，方法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互相独立，互相制约，这就是以法治代替封建时代的人治。二三百年以来，三权分立制度已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它对巩固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已证明行之有效。各国政治体制采取的形式虽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一定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形式，为什么不能借鉴这种形式，创造自己的形式，以适应中国国情呢?但这种权力制约机制的方法、形式，也并非资本主义国家所独专，而是人类几千年来政治管理经验的积累，并成为人类政治、文化的共同财富，正如“市场经济”、“股份制”不存在姓资姓社一样，它也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它们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同样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要搞好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说，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要搞好社会主义，从政治上说，权力制衡也是不可逾越的。中央已提出“依法治国”，经全国人大通过，写入宪法，单列一条。实现依法治国，必需有一种以权力制约为基本内容的方式来体现，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如邓小平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

为了使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进行，互相促进，中央提出“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并单独提出“舆论监督”，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权的作用，核心是便于互相制约，实行有效监督。至于舆论监督，则是另一种有效的监督，二者可以互为表里，构成监督体系。制约机制的监督产生于权力机构之间，而舆论监督则属于群众性的监督，这种监督具有相当大的威力。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政治制衡机制的同时，广泛推行“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二者对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运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监督方法也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同样可推行于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宪法也把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写了进去。自由、民主、人权、平等等，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我们就是靠发挥这些政治优势战胜了国民党而取得了政权，并通过宪法而加以巩固。假如我们反而放弃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政治优势，似乎这些都成了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这是令人不解的。

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本质，就是让人民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民主自由权利。新闻舆论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异端，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性质本身所需要的。凡是爱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依法应用它，反对腐败和一切不正之风，弘扬正气，为巩固人民共和国尽一份义务。环视今日之中国，加强舆论监督，不但合法合理合情，而且为客观形势所必需。目前各地“腐败风”、“浮夸风”、“官僚主义风”已成为社会公害和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三害”也就是“三乱”，它们已乱了国家，乱了社会，“三乱”不除，国无宁日。我们不需要乱，需要安定，为建设创造良好环境。为此，我们必须重视新闻舆论监督在清除“三害”中的巨大作用，绝不能把新闻舆论监督清除“三害”看作“添乱”，它只能给“三害”添乱，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充分运用舆论监督反对“三害”应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十年过去了，事实已证明，邓小平所讲的“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断之正确。一切宣称要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人，重温邓小平这个论断，必须以实际行动投入政治体制改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责任。

（责任编辑 文贤）

2000年第3期 诚信如金　作者：郭毅生

诚实是金，意味着真善美；谎言如粪土，意味着腐败和堕落。诚实和守信连缀在一起，便构成“诚信”这个道德范畴的专有名词。它被公认是做人和处事的规范和准则，从古至今像一棵常青树一样存活在人间；谎言和欺骗也连缀在一起，但它总要遭到社会和公众的谴责，像老鼠一样不敢见天日。

对军事家而言，特别是在战争中，有“兵不厌诈”之说。一切为了战胜敌人，设谋用间，是孙吴兵法所乐道的。但对建国立业而言，开诚布公，取信于民，则不仅是座右铭，而且是成功和不败的基石。

验之古今中外，诚实和守信是创造大业绩的精神财富，或者说是一块闪烁的金牌匾。享誉全美的钢铁大王卡内基，他不采取倾轧苦难而是诚恳联合，他的钢铁产品质量上乘，有名的旧金山大桥屹立至今，成为他的丰碑。中国的大庆油田，他们的成功被总结为：“三老四严”。“三老”，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四严”的本质就在于认真，而决不是假冒伪劣，对国家和人民进行欺骗。北京的同仁堂，不仅对贫富一视同仁，它的药材更是货真价实。它在长白山有自己的人参园，在吉林开辟了广袤的养鹿苑，所以它的参茸丸不仅有洁白的外壳，而且它的内涵更是丰泽滋润，代表了中华民族医药家一颗诚挚爱人的心。香港的“十大财东”，人们但知其富甲南海，却很少了解他们原是严守信誉的诚笃的东家。如是的实例，读者自可从自己的经历和见闻中，列举出更多更多。

在中国璀璨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炎黄文化中，诚信和仁义一样是它的基本支柱。儒家把“仁、义、礼、智、信”并列，被称为道德范畴中的“五伦”。近代之前的二千年岁月，“孝、悌、忠、信”是衡量士人的一个标准尺子。商品经济的涤荡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扫掉了许多早就该扫掉的垃圾。但是，诚和信则不可像泼脏水一样被泼掉，诚是内在的美德，信是这种美德外在表现。在《论语》中，孔夫子倡导的是：“言忠信，行笃敬”。这位文化巨人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主忠信，过则勿惮改”。孔门七十二贤中的有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是说信和义都是具体可见诸于行为和实践的。孔子还有句震古烁今的名言，他指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先秦时代的诸侯和霸主，有些人是体验过这其中三昧的。

当时出于争霸的政治需要，“诚信”常被诸侯作为招贤纳士、收取民心的一种手段。《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召王即位于国势倾危之际，想招贤士以图振兴，他筑“黄金台”礼敬师事郭隗，表现了诚信之心，于是乐毅和邹衍等一批军事和政治人才奔赴燕，助燕强盛起来。秦国敝处西戎，用商鞅变法图强，商鞅在颁布法令之先，曾有一段“徒木立信”的故事，传扬千古，为后世当作典范。秦末群雄并起，发生楚汉之争，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行军秋毫无犯，马上争取到三秦父老百姓的信任。

但是，事物是复杂的。真理与谬误、诚实与谎言，相生相克，同时并存，互为消长，此种社会现象，无论在驿路传烽的古代，还是媒体发达的今世，都不罕见。封建专制统治下，只许皇帝扯谎，不许百姓说假。煌煌明诏，什么“奉天承运”，“拯我黔黎”，都是颠倒乾坤、鱼肉百姓的代名词。晚清的咸丰皇帝，怀疑百官弄虚作假，一次他问某大臣：“卿以为报捷奏章可信者几何?”对曰：“不过十之二三耳!”这就是说70％至80％是谎话。曾国藩被尊为咸丰、同治的中兴名臣，是个正襟危坐的理学家，他在《家书》中谆谆教导家人子弟：“要早起，不谎语”，这响当当的名句，言简意赅，可圈可点。但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谎言时代，在官场中，为保住乌纱帽，他也往往是要扯谎的：1864年6月，曾军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城，他在奏报《克复金陵折》中，谎话层出。如天京围城中军民总共只万余，他却奏称有兵民十多万，以此开脱他久攻不克的失职；幼天王逃亡出去了，他奏报称死于乱军中以塞责，等等。这些欺骗招致朝廷的不满，于是有派大臣调查之议。

日记应该是写真或心灵的独白，但同治、光绪年间，无论官吏或士人的日记也往往不真实。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里，首先抄上谕，又不惮涂改。他早有准备，期待皇上御览。鲁迅读后说：“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三闲集·怎么写》)在有名的《翁同日记》中，翁为了避祸，将戊戍变法数月的日记毁掉，重新改写。既可怜，又可叹!我曾阅读过他先前接见谭嗣同的日记。翁在日记中评价谭为“杰出者”，政变后却不得不涂改为“桀傲者”。在极权专制雷霆下，写日记也不自由，还有什么诚实存在的余地?撒谎是罪过，但逼人撒谎的体制，才是该“纸船明烛照天烧”的。 据载：晚清的慈禧太后，一次在颐和园中的大戏台看戏，光绪皇帝侍立在旁。慈禧很喜欢一小丑的风趣表演，便宣上来颁赏并赐座，小丑机智地谢道：“皇上还站着呢!奴才哪敢坐?”慈禧这才说：“皇帝也坐下。”在那女皇专制的年月，王公大臣、百官九卿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小丑敢于出来说真话，这岂不与《皇帝的新衣》童话相似么?大清朝堕落到这个份上，不被推翻才怪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个可资借鉴的镜子，政治上谎言弥漫，纵容和助长贪污腐败，将会使国家和民族坠入无底深渊。五四时期一位先锋人士呼唤道：“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一个人，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让我们仔细玩味他这段含义深刻的话，身体力行，为振兴中华，作一名坚强的战士。

(责任编辑 程度)

2000年第3期 “四人帮”最后一次反扑　作者：张根生

1976年上半年，工业生产和财政经济情况都完成得不好，国务院为了扭转工业生产下降的趋势，向中央政治局和毛主席报告，提出在7月6日召开一次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没想到“四人帮”却伸进了黑手，提出要批判所谓“条条专政”。这实际是对1975年邓小平抓整顿，反派性、抓生产、抓铁路、抓钢铁的一次大反扑。

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国国民经济推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有一亿多农民吃不饱饭，铁路运行很不正常，煤炭和电力供不上，许多工厂停产、半停产。周恩来患重病，国务院工作急需加强，毛主席在1973年末决定起用邓小平，任命邓为党中央副主席、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主持日常工作。这是“四人帮”极端反对的，但又无法改变。小平同志首先抓了铁道部，调万里任铁道部长，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突出抓整顿纪律，坚决打击、镇压破坏铁路运输的偷抢行为，对闹派性的头头一律调开。他接着抓冶金工业，都很快见到效果。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措施，确保了经济较快增长。不久，毛泽东突然提出看《水浒》，要批宋江的投降主义，又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既反教条主义，又反经验主义，使大家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觉得它与当时的工作实际毫无联系。人们在心里拥护邓小平抓整顿，反派性，把重点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不敢直接提出来。即使这样，还被毛泽东指责为“纲目颠倒”了，“抓目不抓纲”。“四人帮”也乘机攻击邓小平同志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毛泽东当然不能允许否定文化大革命。“四人帮”一伙就把批邓塞进了计划工作会议中来。会议于1976年7月6日召开预备会，由谷牧副总理和李素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主持，宣布了会议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批邓的“条条专政”，第二段是安排下半年计划，时间各为七天。当时国务院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副总理都因病休息，不在北京，实际是他们已无法工作了，只好躲出去。只有谷牧同志一人在家，不得不主持会议。8日会议正式开始，由谷牧讲话，并有一个书面自我检讨。李素文、姚连蔚是中央指定参加主持会议的(纪登奎、吴桂贤也是副总理，但没参加会议，陈永贵只参加两次汇报)。会议正式代表174人，各省市区为92人，中央各部门82人，会议还邀请了14名工人和14名基层干部代表列席会议，还有吉林省两名造反派列席参加并有书面材料。我从始至终参加了这次会议。

第一阶段实际开了19天，到26日才转到第二阶段。在我们中南组的会上各省发言对国家计委、各部委多是具体工作方面的意见，没有上纲上线。大组会是全体会，只开过两次，一些同志的发言，都是作自我批评，没有推到邓小平身上，更多的是开中组会讨论，人人发言，自己审定记录，出简报。

少数紧跟“四人帮”的人，心领神会地批邓。有的说，邓小平1961年抓铁路就是垂直领导，地方党委只能监督保证，削弱了党的领导，1975年又是这一套，这就是“条条专政”；有的说“万里提出三项指示为纲，要管一代人，管整个过渡时期；还提出反派性是主要矛盾，就是整造反派。万里派许多工作组去积极推行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万里对铁道部一批二撤，在整顿的名义下打击新生力量，破坏了老中青三结合”；“万里一到铁道部就三气未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还说不管八三四一、九三四一，还是六厂二校，二七车辆厂，都要先搞好生产”；“万里是紧跟，不遗余力的推行邓小平路线，大搞资产阶级专政”等等。会议开到十天左右，上海一个革委会副主任根据王洪文、张春桥的直接策划，首先提出来，去年夏季国务院召开务虚会，是怎么回事?是否邓小平主持开的?讨论的什么内容?矛头转向国务院李先念、余秋里，也包括华国锋等副总理。辽宁省革委会一个副主任，在毛远新的直接支使下，与之相呼应，提出75年计划会议问题。当时毛远新偷偷跑到开会的京西宾馆给人出点子，策划攻击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当时开会人员不准外出，每天晚饭后只能在京西宾馆大院散步。这时我们知道毛主席已经病危，气管被割开，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在7月25日晚开的召集人会议上，谷牧传达了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后中央下达的指示，除了讲会议下一步议程外，还专门讲了这次会议上有的省市提到了国务院务虚会和去年计划会议问题，中央指出不管那两个会有什么错误都可批评，但本次会议还是批条条专政为主，仍按原计划进行。谷牧还作了简要说明：关于务虚会实际上主要是讨论了计划工作的问题。在中央解决了铁路、冶金问题之后，觉得一个一个解决不行，应把计划问题一起进行统筹解决。当时会上认真总结了过去计划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如何改进工作。这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到务虚会，我们都向中央作了反映，报告了政治局。会议转入第二阶段，主要解决下半年计划安排问题。

当时的一些报纸是不切合实际地报道：由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形势大好，经济有新的增长，这都是骗人的鬼话。实际是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经济工作，抓铁路、抓钢铁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工农业总产值比74年增加了480亿元，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5.1％，农业总产值增长4.6％。粮食总产量达5690亿斤，增加13％；钢达2390万吨，增13.1％；原煤增16.7％，原油增18.8％，铁路货运量增12.9％，财政收入、外贸出口都比较好。但是“四人帮”又搞反击右倾翻案风，把邓小平再次打倒，使国务院无法正常工作，经济工作再次造成严重混乱，生产大幅度下降，1976年比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增长1.7％，大大低于7％的计划要求，钢产量只完成计划的79％，铁路货运量只完成计划93％，财政收入减少了50亿元，外贸出口减少了10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状况都很不好。因此，才建议召开计划工作座谈会，安排下半年计划任务，结果又大搞批邓的修正主义路线，经济情况更加下滑。

在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人对批条条专政并不积极，只是对计划安排的过于集中，对地方项目安排减少了，财政上给地方机动权小了，原定的物资、燃料、资金要抓紧落实等提出意见。谁也说不清什么算条条专政，又怎么解决。最后华国锋作了结束讲话，也是说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要慎重研究，不能轻意改变。

第二段会议只进行两天，就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人们更加无心讨论了。7月30日晚，华国锋作了简要的讲话，会议就仓促结束了。虽然有少数人紧跟“四人帮”，妄图进行一次大反扑，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和国务院领导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除障碍，但是由于大多数人眼光是清醒的，立场是坚定的，识破和抵制了他们的阴谋破坏，更暴露了他们的狼子野心和丑恶的面目。

(责任编辑 舒蓝)

2000年第3期 “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　作者：陈英 茨

《炎黄春秋》1999年11月号上，刊出杜导正同志《鼓励记者讲真话》一文，其中谈到《光明日报》1982年披露一烟厂“万条香烟送人情”的一组连续报道。这组报道在当时的反不正之风中，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报道中也有创新。虽然事隔十七八年，但对新闻工作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笔者是当年这组报道的亲历者之一，很愿把其来龙去脉以及得与失，略作介绍。

1982年4月，笔者收到山西省科委一友人转来的一封揭发信。寄信人是某卷烟厂党委委员、武装部长邓俊三，揭发该厂把五千余条香烟送人情。我这位朋友见义勇为，支持揭发者的义举，并请新闻单位给予援助。我把这封揭发信排出小样送总编室，当时一位副总编认为烟厂以烟送人情可能存在，但是否有这么多，需要核实。不久，核实材料转回来了，认为事实没有出入。随即领导又指示，把小样寄山西省委，请求调查处理，然后再考虑是否发表。

当年8月，杜导正同志由新华总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我把此稿跟他谈了，他很高兴，说党中央现正在反不正之风，这个材料，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好作为一个典型抓它一下。于是即派我同编辑徐尊六一起去太原，拜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罗贵波。罗省长对揭发信公开见报表示支持，他说，已对报社的材料作了批示，太原市纪委已为此派人到烟厂调查。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和太原市委书记李好山等领导也表示支持，并准备在调查结束后对此事作出处理。我们拜访太原市纪委领导时，他们说，来信揭发的问题是属实的，从1979到1981年有单据可查的，乱拿乱送的香烟就达一万多条；该厂管理混乱，党组织生活不正常等情况也很严重，对此要一查到底。劳模出身的市经委主任对烟厂存在的问题也感到十分气愤，对我们说，报社公开揭露非常好。

回到报社，杜导正同志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再去太原一趟，把收烟人的名单拣重要的抄一份来，公开见报；同时开一些座谈会，把发言整理出来见报。8月12日，揭发信在《光明日报》一版重要位置发表后，我们就奔赴太原，同市纪委的同志一起到烟厂，从4600多张白条中，摘取了一些，将接受卷烟厂领导人送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制成表格寄回报社。

8月26日，本报在《同志，请警惕“关系牌”香烟的污染》的标题下，发表了太原市几名读者的来信和接受香烟的部分单位和个人名单，许多读者投书本报，表示非常支持，并希望舆论在纠正不正之风中起促进作用。

27日，又刊出了记者整理的《烟厂部分人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发言者大多数是知情人，揭发比过去更详尽。

28日，《光明日报》又刊载了由山西省轻工厅、省经委、省纪委、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省烟草公司、省委研究室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发言。大家在发言中就不正之风进行了严肃而中肯的批评。

8月31日，报上又发表了支持揭发“关系牌”香烟的读者来信，编辑部还加了《编者按》。

此后，《光明日报》总编辑杜导正同志又在众多读者来信中，选择了一些陆续发表。这些读者就卷烟厂问题继续提出批评并建议：对白拿烟的单位和个人，限期一个月交还烟款；对检查不好、拒不交还烟款者可再公布名单。有的读者说：“纠正不正之风应见行动”，他们认为“公开点名好”，“要把公布名单的做法坚持下去”。

接着，报社又发表了北京、武汉、苏州等地以及海军、装甲兵等单位的一批读者来信，也加了编者按。

9月10日，《光明日报》报道了山西轻工业厅党组要求下属单位以卷烟厂为镜子，检查侵占国家财产的不正之风等措施。该厅还通知各地市轻工业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党委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报送试用产品、样品和展品等，坚决刹住类似卷烟厂发生的不正之风。

9月11日，《光明日报》刊载了接受香烟单位和个人退还烟款的消息，并发了编者按，对许多单位在领导督促下，知错改错，迅速退还烟款的行动表示欢迎。9月16日，轻工业部纪委组织的座谈会发言在《光明日报》刊出。杨波部长在会上说，光明日报关于太原卷烟厂的报道，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也是对我们的监督，部党组表示热忱的欢迎。卷烟厂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烟厂有，酒厂也有，其它一些厂也有类似问题。批评这件事，对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有很大好处。过去，我们部党组对这个问题是重视的，在会议上反复讲过，也发过多次文件，还定出了《约法五章》，但现在看来，对下边经常检查不够，部机关一些同志也未按这五条办。接受烟酒一类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影响就更坏，不能把这件事当成生活小节，必须提到有关党风的高度上来对待。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争取三个根本好转，其中之一就是党风的根本好转。党风怎样，必然影响到民风，影响到社会风气，所以说，认真纠正卷烟厂这样的不正之风，就是贯彻十二大精神，就是落实十二大提出的战略任务。

紧接着，《光明日报》在9月27日刊出山西省委办公厅就本报报道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敦促吸“关系牌”香烟者赶快退还烟款；同日，还发表了轻工部烟草工业研究所四同志退还烟款的消息和三封读者来信。如太原市供销社一读者来信说：“这个时期，在我们太原市，从机关到家庭院落，到处可听到人们在议论，‘关系牌’一类的不正之风，不能让它刮下去了。”河北省承德市一读者来信说：“揭露烟厂领导人和有关单位及个人的不正之风，是非常适时和必要的，不这样做，党风的根本好转谈何容易!”

9月29日，报社发表了山西省经委就卷烟厂问题发出的通知。内称：“报道是对烟厂和省工业部门及企业的有力鞭策”，并特别强调广大职工群众有监督的权利，对违犯规定的人，要坚决抵制和检举揭发；对打击报复检举人的，要从严处理。太原市委也要求烟厂领导诚恳地接受批评，并要求其它单位党委也要认真学习省委办公厅的通知。

10月7日，报社又发表了记者采写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党风的根本好转而努力的报道。如轻工业部党委派出调查组进驻烟厂；山西省直属机关党委和省轻工业厅成立专门班子负责清退落实工作；太原市纪委派出的调查组由5人增至13人。《光明日报》还刊出了山西省轻工厅副厅长写的《我的检讨》、轻工厅一位处长交出了白拿的43条烟款，其他许多收过烟的人也纷纷还款。在清退过程中，有的虽有白条、送烟单据，但本人并没有接受香烟；有的白条上记的多而实际拿的少；有的白条记的少而实际多；有的付了款而没有销帐，还有属公用香烟而记在个人名下，还需进一步清理。

10月17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我执笔，并和徐尊六共同署名的《一个勇于抵制不正之风的战士》的通讯，表彰揭发人的事迹，还在一则短讯中表彰了原厂党委书记秦斌，他从不白抽厂里的烟，而是到市场去买，虽然这位老同志已去世，厂里的人还很怀念他。

《人民日报》于10月15日，就《光明日报》对“关系牌”香烟的报道，登了篇综合消息，还发表了短评《要有那么一点志气》，评论说“不正之风是能够刹住的，《光明日报》旗帜鲜明地支持群众的正确意见，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白拿香烟问题，抓住不放，……对纠正不正之风是一种切实的贡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其它报纸，也对《光明日报》的报道作了广播和评论。由于山西省委和轻工业部坚定地支持报社，对山西及轻工系统的反不正之风，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这组报道中，由于我们工作不细，也有一些缺陷。例如，公布的名单中，有王茂林同志收了四条香烟。罗省长指出这不确实，“他不会吸烟，也没收烟。”他还说，近日，太原市政府要进行换届选举，中组部对市长人选已作了考察，群众对不正之风反应强烈，这个名单的公布，恐怕对选举要产生影响，所以，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讲明茂林同志没有收过烟。他建议报社最好对此事发个更正，以挽回影响。

我听了头脑不禁嗡了一声，立刻冒出汗来。怪我们太疏忽大意了，事前向王茂林同志核实一下就好了。省纪委副书记毕义举也对我说，原省公安厅长郭庆年同志向他诉委屈，说他的烟是烟厂按半价卖给他的。后来在清退过程中的确看到白条所记并不完全正确，为此，报社在10月7日公布部分单位和个人退款情况一览表时，特加一说明：“8月26日所列名单中，有经烟厂厂长索占忠批准送给太原市委书记王茂林同志四条烟，经查，王未收，是被烟厂办公室主任挪为招待用了。”后来我再去太原时，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维庆、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邦应一起，同我到王茂林同志家拜访，当面道歉。可惜王外出未归，只得写了一封致歉信，托维庆同志转他，总算了结了更正的心愿。

在离开太原前，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接见了徐尊六和我，由省委副秘书长萧聪慈作记录。霍书记说光明日报对烟厂的报道很好，推动了山西反不正之风的斗争。记者表示这是与省委的支持，特别是罗书记的指导分不开的，由于记者的疏忽，在王茂林收烟的问题上给省委添了麻烦，甚感不安。霍书记说在个别枝节上出点问题难免，今后吸取教训就可以了。

此后，市纪委调查组全面查清了烟厂存在的问题，证明揭发的问题全部属实，上级有关领导为此调整了烟厂的领导班子。

事后，新闻界同行盛赞这组报道干得棒，有的说“漂亮”。我实事求是地说，这哪里是记者的功劳啊，这是在杜导正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搞成的。当初我只想把揭发信登出就算完成任务了，哪里想到搞这么大规模和这样长的时间啊!

时间过去了十七八年，今日的那个卷烟厂怎样了?不幸的是，从1999年起，这个卷烟厂的职工和省烟草公司的离退休干部，多次上京到有关领导机关，揭发该厂厂长等的重大经济问题，现厂长已被免职，中国烟草专卖局已派出调查组去调查，相信不久即会水落石出。这使我想到，新闻报道最多只能起个治标的作用而不能治本。要治本则必须改革企业制度，并伴之以政治体制的改革，以及法制的健全。不然腐败行为就会像毒菌一样，在适当的气候下重复滋生，烟厂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3期 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　作者：徐则浩

皖南事变后，项英在转辗隐蔽的日子里，被睡在身边的副官刘厚总开枪打死。像这样的反革命暗害事件，在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的历史上是未曾有过的。

项英生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在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的无数次残酷“清剿”，项英坚定、沉着，带领红军游击队，依靠群众反“清剿”，屡屡化险为夷。反动派用重金悬赏缉拿项英，也化为泡影。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战区顾祝同、三十二集团军上官云相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严令在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搜查清剿流散的新四军，缉捕项英，也没能得逞。而项英同副参谋长周子昆，带领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和一批警卫人员转辗隐蔽在泾县南部山区，由螺丝坑到濂坑，再到赤坑山，逐渐聚集新四军的失散人员由三十多人到七十多人，建立了党的临时总支部，同地方党组织也取得了联系。痛定思痛，项英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的惨重损失深感内疚，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

1941年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突围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已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由于洞小，晚间只能横着住四个人，除项英外，还有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副官)住在这里。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以及其他人员则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3月14日凌晨，刘厚总趁项英、周子昆、黄诚熟睡之际，向他们开枪，项英、周子昆被打死，黄诚身中两枪，九死一生，幸免于难。刘厚总罪恶的手干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这是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又一历史惨剧。

是刘候忠还是刘厚总

刘厚总究竟是个什么人?多年来，我一直想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文章，但总感到掌握的档案资料有限，迄今为止只有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一)“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向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黄绍耿呈报刘厚总供称枪杀项英一案的办理经过(1941年5月12日)；(二)黄绍耿令“泾县县长”田易畴彻查刘厚总案并详细具报的电文(1941年10月28日)；(三)《宣报》(“皖南行署第七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所办)第875号副刊《皖南绥声》所载刘厚总：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1942年7月10日)；(四)刘厚总给蒋介石的报告(1948年5月10日)。80年代初，我同唐锡强曾经直接访问了不少知情的老同志，查阅了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材料。1980年6月下旬，到刘厚总的家乡湖南耒阳作了调查访问。这次调查访问，基本弄清了刘厚总的家世和他在当地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以及他编入新四军后的情况。

在我们到湖南耒阳访问之前，新四军老同志刘奎在《红旗飘飘》第22集的回忆文章和著名党史专家胡华的论著中，都曾提到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是“刘候忠”，但是耒阳县的同志都没有注意到。而该县公安局、民政科、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正在查询一个名叫刘厚总的人的下落。刘厚总，该县汇头乡曾家冲人，自1938年春随耒阳红军游击队整编到新四军开赴皖南后，曾于1939年春回家乡一次，此后杳无音讯。他家乡已没有直系亲属，知情的同时代人也大多去世。

后来，我们在县城找到了惟一的知情人，时年66岁，离休前任耒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王开运。

刘厚总，1904年生。这个年份，是王开运根据刘厚总比他大10岁推断的。在曾家冲，刘姓是大姓，刘厚总的父亲是刘秀仕，秀字辈、厚字辈、德字辈往下排。“刘厚总”三个字同前述国民党政府方面的四件档案资料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肯定，先前我们党史文章中所写的“刘候忠”，是刘厚总之误。

据调查了解，刘厚总的家庭是贫苦农民。1926年，他在家乡参加农会，1927年，担任江头乡农会委员，打土豪斗地主，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他参加农民赤卫队(后改为赤色游击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比较多。那时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猖獗，敌我双方的斗争极为尖锐残酷。国民党地方武装“挨户团”抓住了赤卫队便杀。赤卫队便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曾于1928年一天夜里杀了刘姓、严姓、李姓、梁姓土豪劣绅。随后，国民党反动派集中了当地反动武装力量，“围剿”游击队，仅龙塘一地就有二百余农会会员被杀害。游击队里出了一个叛徒，当了国民党军队的排副，带领挨户团一夜之间杀了刘厚总的堂哥刘厚林、堂弟刘厚定、刘厚存等五人。

因为刘厚总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总是敢打敢拚，冲锋陷阵，在耒阳是出了名的，当时当地有的群众叫他“总老爷”，也有说他是“大杀星”下凡的。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面对反革命的“围剿”，经历了极其艰苦的历程，有起有伏，最困难的时候只剩下七个人、两条枪，顺利的时候曾扩大到一百多人。无论人多人少，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是要个人说了算，为所欲为，最典型的莫过于他把抓到山上的一个地主的十四五岁的女儿“娶”为妻子的事。

1934年，经湘南特委批准，成立湘南赤色游击队，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归耒阳县委领导，刘德总为大队长，刘厚总为大队政治委员。1934年冬，刘向明任大队政治委员，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他们也很难同他合作共事。

是革命干部还是“山大王”

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实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经谢竹峰同刘厚总商议把部队开到刘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一个月左右。王开运就是在通水铺经刘厚总指派，先后担任副班长、班长，随部队开赴皖南，尔后在新四军中长期在皖东参加抗战的。王开运回忆说，耒阳游击队开赴皖南集中前，刘厚总曾把一部分枪支留下来，埋藏在家乡。

1938年3月，在南昌的新四军军部派中校参谋谢忠良(此前任八路军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前往湘南郴县、耒阳，整编下山的红军游击队。学兵队提前结业的学员王征明、欧阳琮、张南基被派随谢忠良一道工作。他们先对由周里、谷子元、李林领导的郴县游击队进行整训，告一段落后，北上耒阳同刘厚总领导的耒阳游击队在江头刘祠会师。

王征明回忆当年耒阳游击队整训的情景时说：“刘厚总是坚持耒阳地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负责人，当地人多知其名。有一次我们进城宣传抗日，刘同往。耒阳人闻听刘厚总来了，便纷纷围着他看。刘身高约1米75，膀大腰粗，像貌甚丑，面孔奇黑，鼠目黄牙，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思想上有抵触。他手下一个排长暗中活动，对抗集中整编北上抗日。”

耒阳游击队整训期间，群众来访送子参军的甚多。按当时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是不能随意接收的，但是耒阳游击队仍然接收了一部分，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新形势确实惶惶然不知所措。据现存耒阳县革命斗争史编写办公室的谢竹峰回忆稿本中说：“有次国民党县长陈必闻同我们谈判，追问监狱暴动三十多人，说是我们搞的。正在谈判时，刘厚总来电话，问几个逃出来的人与我有关系的，是否接收。我说把那几个留下。”“部队开到耒阳火车站，陈必闻不同意在城内大街走，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

谢竹峰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后，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吃等违反军纪的事发生。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中央党校，同也在这里学习的谢竹峰不期而遇。刘在第二十四班，谢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耒阳打游击多年、从没有离开过本乡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组织性纪律性极差，难过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谢竹峰在回忆材料中，维妙维肖地勾勒出刘厚总在中央党校的表现，谢说：在中央党校学习“快结束时，碰到刘厚总，他给了我20元用。他原来在耒阳当游击大队长，名声很大，群众叫他‘总老爷’，他的确是个土皇帝，从来没有离开耒阳。现在他在外面，社会常识少，‘总老爷’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说也说不过别人，他相当孤立。他见到我非常亲热，生怕离开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联络，其实他的住地离我只有几十丈远，每日吃过饭即到我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乡，实际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恳切要求我向中央组织部请求回南方工作。”

1939年春，谢竹峰同刘厚总得到中组部的批准，挂着二等训兵的符号，佩带八路军臂章从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经成都、重庆、遵义、贵阳等地，到桂林新四军办事处，住了几天，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这样的工作分配，说明新四军干部部门对他的实际表现是了解的，而刘厚总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对组织的不满。他在副官处管理饲养班、木工班，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满嘴粗话。当年木工班战士、离休前任繁昌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的周汉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们采访时，对刘厚总在副官处的表现说得很具体。周说：刘厚总当副官，副官是营一级干部(起码是副营级)。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动摇，他怕死。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开口骂人，骂娘，“×你娘”。有次日本飞机在云岭附近轰炸时，刘副官还在云岭街上调戏黄烟店斜对门的一位妇女。调戏妇女，他是经常的。刘副官意识不好，拉这个打那个。副官处有科长、副科长，他对我们说，不要听他们的，要听我的。

在皖南事变后的突围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刘厚总同项英等军部领导人相遇，随即一起行动，并被留在项英身边。久经斗争考验、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项英，竟对刘厚总这样一个人失察，实在是他的千虑一失。据项英当年的警卫员郑德胜回忆，他曾听到项英对周子昆说过，刘厚总这个人力气大，个子高，枪法准，是个“打游击的好手”。皖南事变发生后，同项英在一起的谢忠良在《沉痛的回忆》一文(见《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一书)中说：“刘厚总当时是副官处副官，是个黑粗大汉，力气过人，枪法又准，深得项英同志的赏识。项英同志走到哪里，总是刘厚总跟着。他的最老的警卫员夏冬青同志因个子小，力气不大，枪法不准，就被疏远了。项英、周子昆就带着刘厚总、黄诚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几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

当时随项英一起行动的军部侦察排长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围途中，他遇见项英后便跟着项英。此人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李、谢意见。”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的回忆，也讲到项英如何信任刘厚总。他说：“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跟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后来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

本来，在濂坑石牛坞村附近隐蔽，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谁能想到出内奸呢!

项英、周子昆被害的具体经过，我同唐锡强曾写过一篇《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几位直接知情的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无需再在这里复述。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即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

此后，刘厚总的行踪、表现，我们在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而刘厚总指引这伙人到达蜜蜂洞，当他们分途搜索之际，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手枪三支，“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对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又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投诚，国民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办。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极尽咒骂、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之能事，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好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刘厚总递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1945年10月，军统特务王仁德因违反军统纪律，也被关进渣滓洞7个月。据王仁德1972年写的材料称，刘厚总“独自一人关在楼下6号牢房。此人文化不高，与特务——上至所长濮齐伟、张少云，下至狱中看守，都搞得很熟，他在狱中亦很自由，监房的小院子都由他打扫。”“表面上看，他已没有抵触情绪，特务对他也无戒备，比有些在押特务还自由些。”1946年年底，渣滓洞看守所在押人犯全部迁往白公馆看守所。据1948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关押在白公馆看守所的教师任可凤回忆说：“刘厚总在狱内负责管理图书。狭小的图书室仅六、七平方米，只作借书之用，不能在室内阅览。他的一张小床也安置在内，等于独居一室。白天不上锁，刘可自由入厕或在天井走走。晚间依然加锁，与其他囚人并无二致。”

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二千五百万元 ，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同年5月10日，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说：“以项英之才能(其在中共之地位、其在江西领导游战时，政府即曾悬赏捉他)，设令尚生存于今日，其影响之所及，不难设想!而厚总之所贡献于政府者，其价值如何，当亦不难估计。”“厚总因被禁有年，致成残体，耳、目、脚等均有重病(现正医病)，年龄老迈，六亲无靠，虽蒙厚惠二千五百万元，实不敷医病之用，他如购买行李衣服及旅费与今后生活费用，均无着落。际此生活奇昂，瞻念前途，不禁凄然!为此，不揣冒渎，披沥上陈，恳乞悯其投诚之愚衷，恩准另发救济费(或作奖金，厚总自当登报道谢)若干，以延蚁命，借昭激励。并恳发给自首证书……和护照，俾便返籍，免致当地政府发(生)误会，无任感祷。”呈文署名刘厚总，又在括号注明“近更名为刘雄”；呈文又说：“批谕交局本部重庆看守所所长张鹄转知”。昔日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同国民党反动派怀有深仇大恨，率领耒阳红军游击队敢打敢拚、英雄杀敌的“山大王”刘厚总，此时则早已成为跪倒在国民党反动派面前摇尾乞怜，只求“以延蚁命”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尿堆。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胜利进军。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覆灭，刘厚总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有材料称，11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攻打重庆的炮声隆隆响起之际，国民党残军狼狈逃窜，成渝公路上乱成一团，这条“蚁命”死于乱军之中。这个说法，迄今虽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但是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尚属可信。刘厚总死有余辜。

(责任编辑 　文　贤)

2000年第3期 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愚玩　作者：刘志琴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然而，面对他们的遭遇，又不免发出历史的感叹：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他们在不当权的时候，訾议国政，抨击当局，赢得抱道忤时者的追随和民众的拥护。天启年间命运出现了转机，从在野的清流，一变而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可谓盛极一时。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他们又坐失良机，很快丧失优势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为什么这样一批声势显赫的饱学之士，不能提防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从背后举起的屠刀?这样一个苦心经营17年、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士大夫集团，失败得如此惨重?虽然皇帝有被宦官蒙蔽的客观原因，但不能不追究这一事态的主观因素，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考察他们当权后，主要忙的是两件事：一是“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再一件事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目为异类，加以排斥。东林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党派斗争上，这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失误。在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对阉党的聚集力量麻木不仁，丧失警惕，而且提出一个错误的政策，那就是“笼络群阉”，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无异是与虎谋皮。眼看阉党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认识既不一致，行动又迟缓，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魏忠贤的爪牙插手内阁，首辅、吏部尚书相继被逐，次辅竟然胆怯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没有反对最大的敌手，而是忙于提携同党和派系斗争，所以被阉党轻而易举地一举扑灭，肇成千古冤案。他们为官清廉，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然而人品使人景仰的，行为却不足为训，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缺陷和误区。所以东林党的兴亡，是一曲令人永远遗憾的悲歌，评价东林党人不得不经受理智与情感的撞击。

东林悲歌，对东林党人来说是悲壮的行为，对统治王朝来说就不是悲歌而是挽歌，因为像东林党人这样赤诚的，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人心不惜肝脑涂地，最后却被他们所维护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屠杀忠臣赤子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这样提出问题还由于这三点认识：

一、认识晚明和东林党所处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明朝亡在崇祯年间，但是清代人却说它亡于万历。哪有这样的评论呢?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研究晚明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晚清更有典型意义，因为晚清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社会的变异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参预，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的过渡缺少动力，只有外部势力的挑战引起回应，才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这种挑战——回应模式成为西方学者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观点，这确实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晚明不一样，处于17世纪的中国，不存在西方势力影响的问题，就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文化，仅仅局限上层的少数官员，对社会没有发生影响，《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并未传播，更没有任何政治理论的引进，可以说晚明是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考察这个时期的变化，有哪些到达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规而有所突破，为真正了解封建时代的国情和民情，提供了一个可资解剖的社会面，所以要认识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不能不重视晚明社会和东林党的研究。

清人根据什么要撇开明亡于崇祯的事实，认为明亡于万历呢?封建王朝的灭亡一般来说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民不能按照原样的方式生活下去；再一种是统治机构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这两者不一定同时到来，万历王朝存在48年，共有农民起义30多起，大多是局部性的小打小闹，矛盾没有到沸腾点，这个王朝还能生存下去，但是统治机构却先期瘫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缺官不补的情况相当惊人，监司、郡守旷年无官，朝中大员大半虚悬，都察院没有正官，内阁有时锁上大门，到万历后期中央六部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无专人负责，来往使臣无人接待，军饷无人解运，刑部长年不断狱，监狱长上青草，直弄得“职业尽失，上下解体”，这是历代王朝从没有过的现象，连晚清也没有弄到这种地步。

这种现象又是万历皇帝自毁长城的结果，1596年皇帝委派宦官到地方组织“中使衙门”进行横征暴敛。按照明朝的财政制度，税收应归户部和地方政府征收交归国库，皇帝从中提取一定的金花银供皇室消费，贪得无厌的皇帝受不了这种约束，撇开法定的官僚系统，另用自己的亲信组织地方政权，掠夺国家税收。本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是封建王朝合法的组织机构，也是皇帝统治社会的主要支柱。官员是国家的命臣，依据法定的统治秩序，执行管理社会的职能，他们的职权要受到朝廷和法制的保护，这是统治阶级长远利益的体现，任何君主都不能违背这一基本原则。万历皇帝公然抛开法制，无视国家法定的系统，另立中使衙门，凌驾在官府之上杀人越货，逍遥法外，那些忠于职守的地方官，奉法的士大夫，自然就成为他们横行不法的障碍，受到空前的迫害。这是中国历史上罕有的用宦官组织地方政权，打击地方官员的违制行为。这一暴行在各地激发多起城市民变，奇怪的是，北到辽东，南到云南，西至陕西，东至沿海，风起云涌的城市民变中没有一例民变与农民起义相汇合，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未到一触即发的地步，即使有城市暴动的导火线，在农村也燃烧不起来。由此可见，统治机构的先期瘫涣是皇帝肇下的祸根。明朝本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皇帝的倒行逆施，破坏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激烈的党争又导致官僚集团严重分裂，这就极大地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体制。皇帝无限膨胀的贪欲和不受抑制的权力，又是皇权至上的产物，这是封建专制制度不可克服的矛盾。危机表现在这种瘫痪的局势不是来自敌对阶级的冲击，而是来自统治阶级代表人的破坏和内部火拚，统治集团自行解体的现象，反映封建王朝已失去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些有识之士惊呼“天崩地解”，“大厦将倾”，纵有忧国忧民之心，也束手无策。清人正是看到这一点，才断言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

二、东林党活跃的年代，在西方已开始走向近代化，人文启蒙成为社会转型的先声。在中国也萌发了一股异于以往的社会思潮，与西方不同的是，这不是基于经济的动因，也不是开放式的人文启蒙，而是由“非君”思潮引发的政治伦理启蒙。十六、十七世纪之交，首先是万历王朝兴起一股对皇帝劝谏、批评和抨击的风潮，像海瑞那样骂嘉靖皇帝的奏疏，至万历中叶已到了连篇累牍的地步。有的直数神宗的酒色财气，四毒俱全，有的疏陈“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愁叹，难堪入听。”其言词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痛骂的地步。批评皇帝在古代称为批鳞，官僚士大夫纷纷以批鳞为荣，有的还以抗上得到“批鳞君子”或“清流”的美名。在朝的大僚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归庄的一曲《万古愁》，从秦始皇、汉高祖骂到唐宗、宋祖，在民间传诵不息。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首辅沈一贯记述万历二十六年的情形说：“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只要看一看流行在坊间里巷的戏文小说、民歌民谣、笑话、谜语，莫不为晚明从上到下这样广泛、激昂的非君思潮而震撼。

“非君”本是讽谏君王，并非就是启蒙。当王朝统治发生危机的时候，官僚士大夫中会出现一些有识之士批评皇帝的过失，以唤起皇帝的励精图治，这本是封建伦理所许可的行为，但像这样蔚然成风，已超出一般的讽谏，它所起的效果已不仅仅是规劝帝王的过失，而是对君主肆虐的揭露和控诉。皇帝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最高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下跌是皇权急剧败落的重要特征，晚明“非君”思潮的崛起，充分反映层层隶属的封建社会结构，从最高层出现了溃裂。

从“非君”进而“抑尊”，提出抑制君主权力的思想，这是东林党后人提出的命题。从权力结构上思考怎样限制皇权专制，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飞跃，也是十六、十七世纪中国政治伦理的启蒙，遗憾的是东林党人没有走出这一步，却把自己送进了历史的尽头。

东林党人是一批忠诚的皇权卫士，是虔诚的封建伦理纲常的躬行者。在他们遭受陷害被捕的时候，民众奋起抗争，激发了城市民变，可他们明知受冤，却劝阻民众，心甘情愿地献出生命。杨涟被押解途中“都城士民数万，拥道攀号，争欲碎官旗而夺公，公四向叩道，告以君臣大义，始得解散。”左光斗被捕时，县民散发传单，动员殴打捕人的缇骑，左却苦苦劝阻，俯首就擒。高攀龙被捕前闻讯，写下“君恩未报，结愿来生”的遗言自杀，遗嘱还要家人变卖田产供缇骑费用。黄尊素听说缇骑将逮捕证遗失，自动换上囚服投案，在临刑前还赋诗叩谢君父。李应升被捕时，数万人出动拒捕，李却一再拜求市民解散，还说什么：“臣罪应难赦，君恩本自宽，”自动就缚。民众却不管这一套纲常说教，拿起武器冲进公堂，见是缇骑就打，比起人民这种嫉恶如仇的精神，东林党人的迂腐是多么可怜可笑!愚忠成为他们顽固的阶级偏见和精神枷锁，以视死如归，显示他们是一群真正效忠皇权的楷模，藉以平息民众的反抗。激发民变的导火线，却沦为民变的灭火器，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然而当局并没有因为他们的俯首就擒，就放松对他们的残害。被捕的六名东林官员史称“六君子”受尽酷刑。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魏大中在狱中折磨致死，藏匿不报，数日后从牢穴中抬出，肉身腐烂，仅余白骨；左光斗等人的尸身都已残破不全，爬满蛆虫。在他们死后，喉骨还被剔出，烧成骨渣，被阉党泡成酒喝。在这残酷迫害的同时，又公布《东林党人榜》，株连大批士大夫，纷纷以东林的“鹰犬”、“帮手”、“遗奸”、“羽翼”，罗织蔓引，在全国搜捕，并通令海内使他们“躲闪无地，倒翻无期”，永世不得翻身。

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正是这样的悲剧，却给人们以启示，像东林党这样竭尽忠诚的循理之士，不也被封建统治者无情地吞噬了吗?置他们死命的不正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君父吗?天理何在?皇帝的圣明又何在?被这悲剧惊醒了的人们终究要发出这样悲愤的呐喊。黄尊素倒下去了，他的儿子黄宗羲却拿起笔猛烈抨击这吃人的君主专制，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君主未取得统治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登上皇帝的宝座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因此“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在他看来，“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君主既然“不以天下万民为事”，作臣的就没有必要“杀身以事君”，这说得是何等好呀!，这又何尝不是东林党人用鲜血换来的沉重教训!黄尊素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黄宗羲没有父辈的冤狱，也得不出这样精彩的思想。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冤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者的昏愦、腐败和凶残，激励着人们思考、怀疑和鞭挞这沿袭一千多年的，也是他们拚死效忠的君主专制；并进而提出“抑尊”、“崇高尽独夫”、“势尊自蔽”的命题，从而超越“非君 ”论，从权力结构上限制君权，这才真正进入政治伦理的启蒙，启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滥觞。从黄尊素到黄宗羲这父子两代人在认识上完成的飞跃，使我们看到光明与黑暗交替的曙光。所以东林党人所昭示的不是新时代的起点，而是旧时代的终场。这一起点和终点的一步之遥是东林党人无法超越的雷池，只落得引爆自身的结局。

三、东林党人是历史人物，对任何历史人物的作用和影响都存在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二重评判。这两者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不一致。伯夷、叔齐在商朝灭亡后，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对历史不足为训，但他们不忘故国，忠贞不二的气节为历代传诵，在《史记》中居于列传的首位。关云长在三国时代只是一员猛将，论事功远远不及汉朝的霍去病，但在民间却视若神明。不论是精英文化或民间文化对历史人物都具有历史和道德评价二元化的传统。这启示我们对古人的评价不要追求完美，历史作用和道德价值一致的固然为今人称道，即使不一致也不妨碍今人的学习和继承。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已随逝去的岁月而消失，留下的话题尽可由历史学家去争论，对人民大众来说能作为国民素质补养的更看重道德精神，惟有这道德精神可以传之久远，万世留芳。所以对古人不要因为历史的功绩而在道德上溢美，也不为因为道德的高尚而拔高事功，一切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是历史研究者的追求。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无能、软弱和愚顽，这是我辈知识分子泣血饮恨的悲歌，永远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作者根据在东林书院讲演整理)（责任编辑 文贤）

2000年第3期 学者·大师·革命家黄侃　作者：高文

黄侃，字季刚，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一)

黄侃祖籍湖北蕲春，幼承家学而聪颖过人。七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可谓语出惊人。

1903年，黄侃15岁时考入武昌文华普通中学堂，在校即与同乡田桐、黄安(今红安)董用威(即董必武)、湖南桃源宋教仁等同学议论时政，批评当局，宣传反清、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此被开除学籍。后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其父黄云鹄曾与张之洞相往来)，张赏识其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不久，黄侃即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06年前后，黄侃曾先后在《民报》上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等一系列文章，鼓吹革命。其在《哀贫民》一文中，以家乡农民为例，叙述了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榨下，过着“羹无盐、烧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文中还明确指出：“富人夺之而我乃贫”，提出要解决贫富不均，必须革命。值得称道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年方十几的黄侃，能注视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鼓吹农民革命，的确是难能可贵的。1907年，他又在《民报》第18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竞利”，指出他们讲立宪，“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矣!”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以致亡国。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要在道德行为上同立宪派泾谓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正是黄侃的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1910年，由于同盟会的活动，国内各地革命力量蓬勃兴起，湖北革命党人函促黄侃回国举事。黄侃回国后，再三分析当时的情势，他吸取了湖南起义失败的教训，认为举事时机尚未完全成熟，当务之急是做好宣传发动的准备工作。于是，他深入鄂皖边孝义会中发动群众，并将孝义会改组为“崇汉会”，到农民群众中组织演讲，宣传民族大义和中国危急情状，听众常聚集千余人。他的足迹遍及鄂东蕲春、黄梅、广济、浠水、英山、麻城以及皖西宿松、太湖等两省八县的广大穷乡僻壤，号召人民组织起来，以国家兴亡为己任，推翻清廷的反动统治，成为著名的群众领袖。

1911年初，武汉革命文学团体“文学社”成立，社员都是新军和社会各界的革命中坚，黄侃不但力举其事，而且还亲自审定了会章。同年7月某晚，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笔、黄侃同乡詹大悲设便宴款待黄侃，并与之商谈时政。酒后，黄侃针对当时一些改良派提出的什么“和平改革方案”，愤然提笔为《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署名“奇谈”。大悲叫绝!次日，此文见报，震撼江城，清廷惶惧，很快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的罪名，查封了《大江报》，并将詹大悲及该报副主笔何海鸣逮捕入狱。由于詹大悲在狱中坚持说时评系自己所作，故黄侃得以脱险。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一著名时评，大大激发和鼓舞了革命新军及各地人民群众的士气和义愤，成为后来著名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黄侃为人尤重大节，爱憎分明。1915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幽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某宅内，黄侃闻悉后，曾两次晋京探望，后来索性以“研究学问”为名，搬入章太炎被禁处。但未过多久，便被警方逐出。黄侃气愤至极，以绝食表示抗争。其时，他的另一位尊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黄侃和董必武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好朋友。他尤其推崇董必武的斗争精神，积极支持董必武的革命活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为解决会议代表的住宿问题，董必武曾找他联系。他便亲自写信给当时在上海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任校长的夫人黄绍兰，让参加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等十名代表以“北京大学暑假旅游团”的名义，住宿在博文女子学校。

黄侃一向为人正派，从不趋炎附势。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其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二)

黄侃先生作为国学大师，他的严谨治学、刻苦求研精神也是值得后人称道的。他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黄先生主张治学先从继承入手，然后“入室操戈”，走出自己的路来，并须“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以高明远大为贵”，即是“师古而不为所囿，趋新而不失其规”。他生平圈点和批校之书共达数千卷，都是一丝不苟 ，从不稍懈。故他施教则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著书则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且能独辟蹊径，特别是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蔚成一家言。如把声、韵二者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定古声母为十九、韵母为二十八，使“古今正变咸得其统纪，集前修之大成，发昔贤之未发”，这在汉语音韵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它不但标志着三百年来古音韵学研究取得的最大成绩和达到的最高阶段，而且从此也为后学指出了一条新路和提供了新的方法，其影响之广及于国内外。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3期 妇女运动先驱者李文宜　作者：茅于兰

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周恩来在上海》电视连续剧中，观众可见到，周恩来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罗亦农被捕杀害之后，亲手将罗的一份遗书转交给上海的一位地下党女干部，遗书简单地写着：“望你学我之所学”。这位女干部就是当时罗亦农的新婚妻子李文宜。

六十九年后，新华社在1997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发布消息说：我国妇女运动先驱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人李文宜同志，因病医治无效，5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如今近三年过去了，我作为李文宜亲属的一员，对她长期继承罗亦农的遗志，坚持为我国的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贡献毕生精力，深感敬佩。她的革命事迹，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领导女师学潮参加女权运动

作为武汉人，李文宜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就读于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就在北洋军阀反动的政治高压下，领导和参加了女师学潮和武汉妇女读书会、湖北女权运动同盟等革命活动。

1922年，武昌的革命气氛十分浓厚。当时，革命先驱董必武、包慧僧等人，在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中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他们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陈潭秋发表了《妇女应联合起来争取解放》一文，唤醒了湖北女师等校学生的革命觉悟，她们有的给家长写信，要求解除父母包办的旧式婚姻，有一些学生不顾湖北督军兼省长和教育厅长的所谓“为维风化禁止剪发”的禁令，大胆地剪短了头发。有一次为庆祝太平洋国际会议的召开，女师竟有部分学生抛头露面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保守的女师校领导认为这是无法无天的越轨行动，并且认定是该校教师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上撰文鼓动的结果，就决定辞退了刘子通老师。

这件事在女师学生中掀了轩然大波，部分同学去质问校长王式玉为何辞退刘老师，并强烈要求校长继续聘请刘老师授课，校长置之不理，这个班的学生就集体罢课。校长想以保送她们上高师为诱饵来制止罢课，但同学并未上当。最后校长竟使出杀手锏，把其中带头闹事的五名同学开除出校。

罢课的事，李文宜因不在这个班上并不知道，后来听说要开除这五个同学，十分气愤。她立即站出来，领导同学到校长室向校长据理力争，要求校长收回成命，校长坚决不同意。这时候李文宜当机立断号召同学说：“姐妹们，整队吧，我们找教育厅长说理去，我们一定要为五位姐妹讨回公道!”

教育厅长要袒护校长，不敢和学生辩论，只得采取空城计的办法，整个教育厅找不到一个人。李文宜决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她请大家在大厅里坐以待旦。李文宜的父母知道此事后都表示支持，她母亲和姐姐还买了两屉包子和两大壶开水，送到教育厅请大家吃。第二天，学联代表和其他学校的代表也纷纷前来慰问，送来许多饼干、糖果表示支持，这使女师的同学更加充满信心。

直到第三天，教育厅长才来了，他把带头的李文宜和蓝淑文叫到厅长室去，说经过研究决定，给五位开除学籍的学生发给毕业文凭。但她们还差半年的学习时间和实习时间，校长同意为她们在校外办补习班。同学们讨论以后认为：不让他们返校念书使人反感，但能发给文凭就是恢复了她们的学籍。被开除的五名同学也表示满意，于是，她们高唱凯歌回到了学校。

紧接着，李文宜又积极参加了湖北的女权运动。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就在武昌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同时还成立了由党领导的“妇女读书会”，李文宜和她的女师同学都是读书会的成员。读书会请陈潭秋等人为大家讲解了《社会发展史》、《唯物史观》、《俄国十月革命》、《妇女解放问题》等。

读书会还办了一个《妇女旬刊》杂志，大力宣传妇女应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同时要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身的解放。

随后，在妇女读书会的基础上，武汉又成立了“湖北女权运动同盟会”。

李文宜被推选为同盟会的领导机构理事会的委员。女权运动同盟会提出了十项奋斗目标，其中有争取男女在宪法上有同等权利，要求在宪法上增加条款规定蓄妾者以重婚论罪，禁止买卖妇女，女子与男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同工同酬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成立后组织过多次有革命意义的社会活动，比如在1923年参加武汉各界一百多个团体五万多人的群众大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会后举行了游行，高呼“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抵制日货”等。

“女权运动同盟会”还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武汉演讲。他在演讲中主张男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都要平等，而且要通力合作，不要另立门户。当时李文宜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聆听了他的教诲。不久李大钊就英勇就义了。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就被当局查禁，作为“非法团体”予以解散。

1924年李文宜在女师毕业了。她毕业考试的成绩名列第三，但因她带头闹学潮，被扣了“品行”分50分。毕业后别的同学都被武汉各小学聘去当教员，唯独李文宜没人敢请。她坐在家里闷闷不乐。后来她经好友介绍到武昌大学附小任教，并于1926年3月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共产党组织没有公开，和她秘密并肩战斗的还有蔡畅和赵君等。

解救妇女 反对缠足

早在二十年代，党中央就很重视开展妇女工作，在“女权运动同盟会”解散后，湖北的共产党组织决定重新组建“武汉妇女协会”。妇协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办一个“妇女补习学校”，以便从中发现和培养妇女干部。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文宜。她为完成这项任务，在业余时间东奔西跑，从租房子、买桌椅、置办各种杂物开始，直到招生上课，她都一手包了。

当时，湖北省被军阀吴佩孚占领，直到1927年10月北伐军才把吴佩孚赶走，共产党由地下转为公开，中共武汉区委改成了湖北省委，省妇协的工作也开展起来。李文宜被选为妇协的组织部长。她在全省61个县、市发展了妇协组织，会员总数达到了三十二万多人。妇协会员在农民协会中成为一支有生力量，她们对土豪劣绅进行了斗争。

黄梅县有一个土豪姓张，是名族长，竟贩卖了七十多个寡妇。农协和妇协发动群众把他打倒了。在打倒土豪劣绅的同时，夫权也随之发生动摇。丈夫不敢欺压妻子，否则也会受到惩罚。许多受迫害的妇女，如被迫卖淫的娼妓、小老婆、婢女、童养媳、受丈夫打骂虐待的妻子、被父母包办婚姻的姑娘，都纷纷逃到省、市妇协去诉苦，要求妇协帮助她们脱离苦海，妇协都尽可能帮助她们。有一个娶了十个小老婆的富户，其中一个小老婆来妇协诉说她受丈夫和大老婆的虐待，妇协的蓝淑文听后十分生气，就学农协的办法，动员了几个女同志到那富户的家去，要抓她的丈夫和大老婆游街，他们听到风声就吓跑了。

有的妇女要求离婚的，妇协也帮助她们到法院起诉。有一个油漆商店店主的女儿叫倪梅英，因反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愿出嫁，夫家父子竟带领二十多人到倪家来抢婚，强迫成婚，并禁止倪梅英的一切行动自由，还对倪实行种种迫害。梅英逃到妇协哭诉，夫家竟胆大包天，纠集一些流氓包围妇协，扬言不交出梅英，就要砸烂妇协。妇协的同志不畏强暴，仍帮助梅英到法院起诉，终于离婚成功。类似的在李文宜和她的同志帮助下获救的受苦妇女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二十年代的湖北还残留封建社会妇女缠足的陋习，为此，1927年湖北省妇协要求政府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禁令。禁令有以下条例：“取缔缠足以三个月为劝导期，如在劝导期内仍不放足，将课以罚款，并重新限期放足，如仍不听劝导，将由政府予以严惩。”

李文宜和妇协的其他同志全身心地投入此项运动。她们首先深入社会、家庭、学校、工厂、农村进行宣传和劝导。为了更有效地劝导，她们编了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姐妹们，快听着，大家快快来放脚，包了脚，身体弱，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然要靠男人过，自然要受人折磨，怪不得男人打骂我。放了脚，多快活，走得远路，做得重活，自然不靠男人过。你看快活不快活?”有些妇女听到了歌声就暗暗流泪，触动了她们的感情，激发了她们放足的决心。还有一首放足歌是教妇女如何放足的方法，歌词是这样的：“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听我的放足歌。棉花塞足缝，走路要平过，酸醋同水洗，裹时勿要多，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功夫。夜里赤足睡，血脉好调和。放了一双足，就不怕风波。放足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足歌。”

宣传队深入民间，看见有裹脚布就没收，看见没有放脚的妇女就劝导，不听劝导就依法罚款，一次罚款仍不放脚，再来劝导，仍不听再罚款。有一次，她们在街上听见一户人家有幼女啼哭，入户一看，见一个老太婆正在给六岁的孙女裹脚。宣传队向她讲道理，禁止她这样做。她却说，“孙女裹脚是终生大事，罚几块钱算什么，你们别多管闲事。”宣传队看她这样顽固，就对她说：“放脚是政府的规定，你不给孙女放脚就拉你出去游街。”老太婆害怕了，不敢再给孙女裹脚了。经过这样宣传动员，放脚逐渐成了当地新的风气，后来许多青年男子也开通了，发出“不是大脚姑娘就不娶”的宣言。

新婚燕尔 痛失爱人罗亦农

1927年，正当北阀军胜利进驻武汉之际，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们开着大卡车四处抓人，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等人领导了南昌起义，党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清算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在汉口设了长江局，由年轻有为的罗亦农担任长江局书记。

李文宜第一次见到罗亦农，是在1927年北伐胜利后武汉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时期。有一天李文宜去看望董必武，只见董必武很严肃地坐着一言不发，坐在旁边的钱介盘告诉她，李汉俊在詹大悲处下棋，结果两人同时被捕，都被杀害了。钱要她少出来活动，因为他们的名字，包括李文宜在内，都在报上被通缉了。李文宜听了心中很是悲伤，但她并不灰心丧气，决定要跟共产党走，决不后悔。

正在这时，向警予通知她，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做形势报告，问她去不去听?她听了十分高兴，来到了开会的场地——刘家祠堂，参加会的有四十多人，其中只有三个女同志，她们是向警予、赵世兰和李文宜。做报告的同志穿了一身浅蓝色的夹衣裤，两脚踩在一条长凳上，讲得汗流浃背。他说，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恶劣到危险的关头，但只要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奋斗，一定能够度过这一关。他讲得非常鼓舞人心，悲观的气氛一扫而空。李文宜向别人打听作报告的人是谁?人家告诉他，他就是党的领导人之一、长江局书记罗亦农。

当时赵世兰任长江局秘书，赵世兰去莫斯科学习后，蔡畅就派李文宜接替赵世兰，担任罗亦农的秘书。从此以后，李文宜就和罗亦农朝夕相处，她发现罗亦农是个很幽默爱开玩笑的人。

党中央从9月起陆续向上海迁移，罗亦农得到通知，要他结束长江局的工作，赴上海参加11月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罗定于11月初动身，他告诉李文宜，不久会调李去上海工作。

他在工作极端紧张和繁忙时，还托党内同志利用出差的机会在长沙买了几幅湘绣送给李文宜和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其中送给杨的一幅《马》，他特别嘱咐是他和李文宜共同送给杨之华的，内中的的含义自然不言自明了。

有一天，中央领导同志李维汉、瞿秋白、罗亦农等正在楼上开会，李文宜在楼下工作。不一会，罗亦农下来告诉李文宜，刚才他们发现对面的草地上有几个行迹可疑的人在徘徊，恐怕是特务。于是，会就提前结束了，开会的人相继从后门偷偷地溜走了。过不几天，罗亦农回来了，手上还提了一个留声机，并对李文宜说：“你一个人呆在机关很寂寞吧，我买了几张唱片给你听。”罗亦农关怀的语言，使李文宜从内心涌出一股爱的暖流。

当罗亦农偶而有空闲时，他和李文宜常常在黄昏时到河边堤岸散步，美丽的夕阳笼罩着他们全身，他们互相越来越亲近，终于堕入爱河。

1927年11月4日罗亦农为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李文宜一起登上了去上海的长江轮。

到达上海后，他们住进了党组织为他们租的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当时共产党已转入地下，为避人耳目，机关必须家庭化。所以李文宜只得扮成家庭主妇，她和罗亦农也就正式同居了。

1928年元旦，在上海工作的党的领导同志决定在这里举行新年聚餐。凡是有夫人的都双双入席，如瞿秋白和杨之华，李富春和蔡畅，周恩来和邓颖超。罗亦农这时正式宣布他和李文宜久已同居，他们也坐在一起，大家举杯向他们祝贺。

形势越来越险恶，蒋介石早已悬赏巨额奖金通缉罗亦农。罗亦农早上出去，就不知晚上能否回来。为了有一个公开身份作掩护，这时李文宜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罗亦农又去武汉工作。当他从武汉回来不久，就被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引渡到专关政治犯的龙华监狱。党的同志想尽各种办法营救，都无济于事。有一天有一位同志找到李文宜，叫她坐上黄包车，到龙华一所大学的马路口，去看电线杆上贴的布告。她以为是要她去执行什么任务。当她找到电线杆，抬头一看，只见布告上写着：“共匪要犯罗亦农着即枪决。”下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钱大钧，”日期是当日。在细雨迷蒙中，她的泪水和雨水溶成一片。她迈着沉重的双腿，寻找刑场。好不容易找到了，看见草地上一大摊血迹，旁边有一块雪白的毛巾，她认出是他的东西，两眼一黑就晕倒在地了。黄包车夫看她可怜，把她拉回了住地。她刚回到美专宿舍，就接到周恩来的通知，说美专已有危险，要她立刻离开，她不得不离开她热爱的美术事业。在这里她只学了两个月，仅仅学到一些皮毛。(后来知道，出卖罗亦农的是党内叛徒何家兴和贺稚华夫妇。)

当她终日以泪洗面，沉浸在无边的痛苦中时，周恩来来看她，并交给她一张字条，原来是罗亦农的遗言，上面写着：“哲时(李文宜的原名)，永别了，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灵若有知，将永远拥抱你。”看完字条，她泪如泉涌，但她决定学他的所学，继续在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抗日前后艰难的妇女革命活动

1928年5月，李文宜和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以及她的女儿独伊一同登上一艘货轮，开往大连，再经中东铁路到莫斯科，准备去中山大学学习。

这时，恰好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也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参加六大的代表陆续来到莫斯科。代表们大多认识罗亦农，所以对李文宜很表同情。大会负责人还允许李文宜旁听六大会议。

六大结束后，李文宜和代表们还参加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军训结束后，中山大学也开学了，李文宜立即到中大报到。

李文宜被编在一个特别班里，这个班被戏称“老头子班”，其中有何叔衡、董必武、钱介盘、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等。他们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世界经济史》、《农民运动史》、《工人运动史》等等。

中大提出，为了回国做秘密工作便于隐蔽，最好学一门手艺，李文宜就学了四个月的纺纱技术。

1931年回上海后，李文宜担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委员和女工委员。为方便革命工作，她到了一家纺纱厂工作。她改名叫李小妹，说自己丈夫死了，没有依靠，只好在工厂做工。她发现上海的纺纱机是从美国进口的，转速快；莫斯科的纺纱机比较落后，转速慢，她对新的机器不能适应，还要从头学，所以她只算是一名学徒工，每月只有六元钱的工资，还要给工头师傅一半。为了讨好工头，她索性连另外三块钱也存在师傅手里，而她的生活费全靠她当中医的老父亲每月寄二十元钱维持。

有了工作还要找住的地方，她从电线杆上贴的广告中找到了一个“灶披间”(连着厨房堆柴火的屋子)，她就租下了。区妇委知道她有了住处，就给她分派工作。下班回来，她除了自己买菜做饭，还要写传单、刻蜡板，为党做宣传工作。

当时，左倾盲动主义还很盛行。有一天省委一位领导人到她的住处，对她说，“6月3日是反帝日(烧鸦片反英帝的日子)，你要组织工人游行，要大家带上鸡蛋和西红柿。”李好奇地问：“是怕工人饿了充饥吗”?王说：“不是，是游行队伍经过领事馆时，拿西红柿和鸡蛋以及石头打进领事馆的大门去。”李说：“这样做恐怕不好，必定会引来巡捕，把工人抓去。我们应保护工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李当时不知道王是省委书记(王并未做自我介绍)，也不知道他是来作指示的，因此说话不太客气，哪知道竟惹了大祸，王先是给她扣了一顶“取消主义”的大帽子，后来又借口她去看望一位刚从狱中保释出狱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李国禹时，没有向党组织请假，这样她就被开除了党籍。

但是李文宜并没有因为自己被开除党籍而丧失了革命意志，她认为不是党员也照样能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贡献。

1937年7月7日，北京芦沟桥打响了抗日战争第一枪，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李文宜找了几个朋友商谈，决定组织一个为抗日战争服务的“湖北妇女战时工作团”。工作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募集军鞋十万双，捐献给前方战士。此事得到了广大妇女的响应，十万双军鞋堆积如山，很快就给部队送去。

当日寇疯狂屠杀中国老百姓时，一批孤儿流浪街头，有的还被日寇送到日本做细菌试验品。为了抢救这批儿童，以邓颖超为首，包括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等名流，倡议成立儿童保育委员会，他们一致推举李文宣、李德全等人组织了筹备委员会。她们冒着枪林弹雨，抢救出一批批难童，收容在保育院内，随后，逐渐撤退到重庆去。

1943年，李文宜来到昆明，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组织并领导“云南妇女联谊会”、“云南职业妇女会”、“妇女读书会”等，还参加了“西南文化研究会”、“宪政研究会”，积极宣传和动员知识妇女参加抗日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她还担任“云南妇女联谊会”主任、《云南妇女》编委。1945年10月在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兼妇女委员会副主任，同时继续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46年，她被恢复了共产党党籍。1948年她出席了国际妇女和亚洲妇女代表大会。

解放后，她又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第一届妇联大会。此后，她相继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副主任，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妇联副主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优秀女党员。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3期 彦涵夫妇携手共沉浮　作者：康胜利

在中国当代美术史特别是木刻艺术史上，有一个人们很熟悉的名字就是彦涵。这位享誉海内外、年逾耄耋的人民画家，正和其心心相印60载的战友、夫人白炎一起，携手共度安乐的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两位来自延安的“老八路”，面对战争死亡之险、政治迫害之难、罹患重病之灾，两人始终相爱、相知、相守。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到哪里，在两张饱经磨难的脸上，始终流露着被亲情浸润过的泰然神情。他们的坎坷经历，充满着传奇色彩……

太行山区 战友喜结良缘

1939年，正是敌后抗日最艰苦的时期。在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临时驻地——山西潞城县北村，鲁艺木刻团团员彦涵与住在隔壁窑洞的中共北方局女资料员白炎相识了。在那战火连天的年月，两颗年轻的心碰撞出纯洁的爱情火花，彼此坦诚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时年23岁的彦涵原名刘宝森，生于江苏省东海县富安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被迫屡屡辍学，后来在舅舅的资助下，考进了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绘画系预科班，先后师从方干民和潘天寿先生，学习素描和国画。他潜心攻读，画技日进。1937年“七七事变”后，彦涵放弃学业，动身奔赴延安，进了“鲁艺”的美术系。当时延安物资匮乏，油画所需的油彩画布，国画所需的笔墨纸砚很难寻觅，故鲁艺美术系专业课以木刻为主。他刻的第一幅作品是《马克思头像》。1938年11月7日，鲁艺学员彦涵、罗工柳一起举行了入党宣誓。不久，他参加了鲁艺木刻团，同罗工柳等一行四人由陕北进入晋南敌后太行山根据地。彦涵等四人刚到，便立即挥起刻刀，创作抗日作品，第一次把历史不长的中国木刻带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彦涵创作的取代门神的新年画，不仅农家和八路军总部争相张贴，彭德怀副总指挥还专门给木刻团写信鼓励并索要了一套。此后，彦涵又在窑洞昏黄的油灯下操刀刻制连环画《李大成》。此时他认识了白炎。

当年18岁的白炎，秀气白皙，身材娇小，比起人高马大的彦涵来，一个是雄鹰、一个就是百灵。白炎的原籍在陕西省绥德县，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这个大家闺秀，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在本县读完小学，又到榆林上女子师范，读到第四个年头上，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她受进步教师的影响，不顾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和家里的劝阻，毅然到了延安。她先在陕北公学院学习，后又进了“抗大”并加入了共产党。毕业后，组织上派她赴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工作。白炎一行在路途中，曾被国民党方面扣住关押起来。她和另一位女同志不顾生命危险，拂晓越墙逃脱，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信。经交涉，营救了其他同志，终于一起抵达了晋东南。

彦涵没想到，面前这个娇小、清纯的姑娘，竟有如此胆量。白炎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魁梧、裹着瘦小军装、还剃着大光头的军人，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经过倾心交谈，他们彼此深深了解了对方，两根爱情的心弦各自在自己的心底拨动，他们终于相爱了。艰苦的战争环境，工作随时可能调动。没多久，白炎被调到太行剧团当文化教员，彦涵则奉调到八路军前总艺校教务科，两人相隔遥远，彼此十分思念。分别一年之后，彦涵无法抑制自己的思念之情，直率的他，脑子一热就去找艺校领导，要求把白炎也调来艺校工作。杨尚昆同志的夫人、前总艺校校长李伯钊和太行剧团团长赵子岳知晓内情后，热心成全此事。1940年，春风吹绿了太行山，在李伯钊校长的主持下，满面春风的彦涵和白炎举行了没有筵席的婚礼。

抗日烽火 共同出生入死

小俩口结婚后，彦涵先是奉命筹建一个木刻工场，刻制一批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肖像。接着，艺校要筹建图书室，选派彦涵到国统区重庆去买书。这时，白炎已经怀孕，整天呕吐，但他们仍然决定舍弃个人的一切，服从革命的需要。彦涵随一支干部大队出发时，白炎送到村口，挥泪握别。

回到太行不久，他和白炎的儿子就出生了。这一时期，正值“百团大战”浴血奋战，彦涵的木刻作品纷纷问世。《奇袭阳明堡机场》、《纷纷建立根据地》、《攻克井陉煤矿》等二十多幅木刻汇成一册，名为《八路军华北抗战》，罗瑞卿为之题写了书名并作序。

1942年2月，彦涵被借调到一二九师政治部《战友报》刻插图。当年5月，日寇对我进行了“铁壁合围”。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师部趁黑夜越过黎涉公路，冲出了包围圈。

突围后，彦涵奉命回前总艺校。回到艺校驻地一看，爱妻白炎正在等待他的归来。

1941年，太行的崇山峻岭无处不是血火交织的抗日沙场，斗争越来越残酷。要在工作和战斗中抚养孩子是十分困难的。彦涵夫妇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寄养在河北省武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

之后，彦涵、白炎又到晋西北一二零师所在地筹办艺校。1943年，中央命令艺校撤回延安。回到延安后的数年中，彦涵创作了《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草》、《来了亲人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等大量作品，在各根据地流传。在奋力创作的同时，夫妇二人对留在敌后的儿子的思念，与日俱增。

抗战胜利时，在一二九师旅长陈锡联和他的夫人栗格及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的帮助下，彦涵、白炎终于找回了留在敌后的儿子。

1945年冬，延安鲁艺负责人江丰点名要彦涵参加由他任政委的华北文艺工作团，彦涵全家来到张家口，此时该团已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改名为文艺学院。不久，彦涵只身来到白洋淀，创作了惩罚汉奸的《难逃法网》等作品。

在1947年的土改运动中，彦涵任河北省获鹿县大河村工作组组长。根据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他创作了《审问》、《豆选》、《向封建堡垒进军》等木刻作品。

1949年，平津战役胜利，北平和平解放，彦涵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管会徽章，坐着美式大汽车兴高彩烈地进了北平城。

错划右派 夫妇相随相依

进入解放后的北平，彦涵夫妇开始了新的生活。彦涵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白炎则在华北大学美术系当助理员。1950年彦涵担任了中央美院教授，并从1953年开始，在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江丰的支持下，筹建美院版画系。当时，胡乔木把江丰、彦涵找去对他们说：“中国新兴木刻是有革命传统的，要传下去，不能到你们这儿就断了根。”他要彦涵负责把版画系搞起来，美院领导又决定，彦涵出任版画系主任。

在这期间，彦涵主动要求去抗美援朝前线，创作了《刚刚摘下的苹果》等一批作品。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组织的第一个赴苏联艺术展览会代表团，并在列宁格勒东方博物馆内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彭德怀将军在抗日最前线》，心情无比激动。

正当彦涵创作热情高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政治灾难突然降临。1957年初夏开展“整风”，彦涵因正为军事博物馆画《八路军东渡黄河》，未参加运动。后来，上级召开会议鼓励大家鸣放。彦涵在会上为江丰遭受政治打击一事鸣不平。他哪里知道，江丰问题是中央领导定的性，他也跟着江丰被揪了出来。在中国文联党组讨论为彦涵定性时，由于意见分歧，四次争论都没有定下来。到第五轮讨论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亲自出马主持，并最后决定，古元与彦涵只能留一个划一个。于是，按指标必划的一顶“右派分子”帽子便戴到了彦涵头上。彦涵倔强耿直，直到后来的“开除党籍”、“降级降薪”一系列厄运接踵而至时，他硬是不签字不服软。时任美术出版社编辑的白炎，看到彦涵气得不吃饭，光抽烟，只有情真意切地宽慰丈夫，多少个夜晚，夫妻相对无眠。

1958年3月，美协党支部一位负责人找到正在“改造思想”扫厕所的彦涵。说要把他下放到“北大荒”，彦涵表示不去。那人说，艾青、丁玲等右派都去啦，你为什么不去?彦涵却笑呵呵地回敬说：“情况不一样嘛。”白炎劝他不要硬顶蛮抗，她怕丈夫如此抗下去会罪加一等。最后，上面要把彦涵下放到河北怀来县。白炎想到丈夫身体、心情都不好，家庭不能散。她决定和丈夫一起走，不管此去生也罢，死也罢，只想维护住一个相濡以沫的爱巢。

1959年仲春，彦涵的胃溃疡日渐严重，无日不吐，形销骨立，白炎日夜为之忧心如焚。统购统销的国营商店里没有鸡蛋，赶上当地几个农民在卖蛋，她就为丈夫买了几斤滋补一下身体，不料却惹了祸。有好事者汇报上去，训斥跟着就劈头盖脑落到白炎头上。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整得白炎有口难辩，泪往心里流。彦涵闻知，心疼妻子，又爱莫能助，只是一个劲地劝慰，他看着那给妻子带来“政治错误”的鸡蛋，如何还能下咽?不久，贫病交加的彦涵终于倒下了，胃穿孔导致昏迷不醒、气若游丝，经医生全力抢救，将胃切除五分之四才保住了性命。中国文联党组见彦涵身体状况衰弱不堪，便批准他回美协做些抄抄写写工作，全家也因此返京。

1959年秋冬时节，报纸头版头条刊登重大新闻，释放一批战犯并给一些右派“摘帽”，彦涵的名字与末代皇帝的名字同列一版。“摘帽”使彦涵、白炎长舒了一口气。但彦涵还是“摘帽右派”，属于“控制使用”一类，不能走出“另册”。倒是一些老同志不顾忌这个，排除来自上面的重重阻挠，让彦涵重新拿起刻刀。在一段时间里，萧三同志请他为《革命烈士诗抄》创作烈士肖像插图，他一鼓作气刻了吉鸿昌、叶挺、何叔衡等六幅；他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曹靖华、巴金、闻捷、鲁迅等多人的作品创作插图，还为军事博物馆创作了超大型木刻版画《百万雄师过大江》。彦涵不分昼夜地挥刀，有两个目的：一是要东山再起，二是要挣稿费减轻妻子的负担，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资被降了一半，生活太拮据了。1962年，彦涵调到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工作了半年，又随着院校调整回到中央美院任教。他一边教学，一边埋头创作了大量版画作品。

“文革”浩劫 双双再遭磨难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降临了。彦涵再次被揪出来，关进了“牛棚”。造反派斗彦涵，还逼迫在校学生、彦涵的儿子彦冰来斗父亲。彦冰事后对父亲说：“爸爸，您别往心里去啊!”彦涵苦笑着说：“儿子，没事，演戏嘛!”彦涵和李苦禅关在一屋，俩人相互“望风”，看守来了就“刻苦学毛选”，看守走了，就在里面练把式。关了一年零九个月，196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上面来人宣布彦涵等“牛鬼蛇神”每周可回家一次。李可染家人来接了，吴作人家人来接了……彦涵却不见自己的家人来接。心里一急，一种不祥之兆笼罩在脑海，莫非……?彦涵一出“牛棚”，工宣队的人就告诉他，白炎已被专政机关抓了。原来，白炎所在的外文出版社让白炎负责编辑一本反映大地主刘文采残酷剥削农民的泥塑画册，叫《收租院》。在收集资料并给泥塑拍照时，她反复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丈夫被关押“牛棚”而分心出错。可是，越怕出错便偏偏出错。画册发行前发现文字部分有误：受到地主剥削的应是100多户，不知怎么搞的少了一个“O”。白炎发现后，惊出了一身冷汗，她及时作了更正，多次作自我批评，还向社里写了书面检查。但是造反派上挂下联，无限上纲，还是把她以“现行反革命分子”论处，投进了北京半步桥监狱。

这迎头一棒，把彦涵打懵了。他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家被抄过了，眼前一片狼藉。他想起妻子年轻时投奔革命、同自己同甘苦共患难的几十年，死也不相信她会是“现行反革命”，他不敢再想，扭头踉踉跄跄进了一家酒馆，不顾自己仅残留五分之一的胃，平生头一次酗起酒来。

妻子在押停发工资，彦涵每月只发16元，父子俩如何糊口?只有变卖家中的东西，不久能卖的都卖光了，在面临断粮的关头，上面决定彦涵携子下“五七干校”，去干掏茅坑、起猪圈之类又脏又臭的活儿。

1972年，乍暖还寒之际，干校负责人通知彦涵回京，说是去画画。同时回来的还有一批画家。原来“文革”中，接待外宾的饭店、宾馆等场所，都挂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外宾误以为语录是针对他们的，因而很反感。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内外有别”，“布置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根据这些指示，决定调回一批画家，画一批国画，悬挂在涉外场所。彦涵等人满怀兴奋的心情，苦干数月，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周总理看过后给予了表扬。

可是，事隔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一天，来了一批人把他们创作的画全部收走了，而且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内部展览”，展览会的“前言”中把这批画定性为“黑画”，还组织这批画家前去参观，接受批判。在批判中，那些“造反派”无中生有，上纲上线，肆意歪曲。他们责问：

黄永玉画的《猫头鹰》为何睁只眼闭只眼?分明是对“文革”怀有“刻骨仇恨”!黄胄画的《任重道远》，那峰骆驼为何画得那么瘦?简直是“诬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许麟如画三个柿子一棵白菜，胆敢标榜“三世清白”!李苦禅的《荷花》为何正好8朵，还是残荷，难道不是“攻击八个样板戏”吗?彦涵的《大榕树》，把根画得那么粗壮，盘根错节，不是隐喻反动势力“根深蒂固”、永远不倒么?

这出批黑画的闹剧，迅速由京城泛滥到全国。电视、电台、报刊齐声鼓噪，北京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愤怒声讨“文艺黑线回潮”，中央美院有八人被纳入“黑画家”名册，版画系就占了两位：彦涵和黄永玉。在美院接受批判后，被分配到京北一个农场伙房去烧火。

改革开放 二老焕发青春

“文革”灰飞烟灭，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党中央着手纠正“文革”中和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彦涵、白炎怀着老战士的正直之心，申诉这二十多年的奇冤。1978年，彦涵在文化部第一个递上了申诉书，要求对1957年被划为“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在文化部部长黄镇、副部长刘复之的支持下，中组部和文化部党组专门对他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并实事求是地加以改正。至此，彦涵蒙受了21年的右派冤屈得到彻底昭雪，举家热烈祝贺。连向来滴酒不沾的白炎也举起了怀。

噩梦醒来，旭日东升。彦涵的名字及其作品开始屡屡出现在报刊上，各种职务和荣誉也纷至沓来。在第四届全国文联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会议上他被选为常务理事，并担任了美协书记处书记；1982年任中国版画协会副主席。其实，就在蒙受屈辱的21年中，彦涵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刻刀和画笔，前后创作了作品达三百余幅。平反后的90年代，光国内举办他的个人画展达15次之多。多年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或率团或个人，彦涵还出访了亚、欧、美洲一些国家，并应邀在法国等地举行个人画展。妻子白炎担任外文出版社党委书记，不管工作多忙多累，还是一如既往，照顾彦涵的身体，支持他的创作。自80年代末起，白炎开始为丈夫撰写传记。当时她曾说：“《中国当代画家丛书·彦涵传》是我和他生活半个世纪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而写成的。”这表达了一个妻子对丈夫最朴实、纯洁的爱。

数十年来，彦涵已创作了两千多幅版画和数百幅国画，除我国外，世界上有美、英、法、德、日、俄等国的三十多家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收藏了他的作品。前些年，连云港市政府拨款建立了“彦涵美术馆”，彦涵、白炎捐赠了300幅版画、油画。此外，他们还把70幅作品无偿损赠给炎黄艺术馆。

1999年暮春时节，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互搀扶伫立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久久凝视着碑上《胜利渡长江》浮雕，多少感喟涌上心头——这块浮雕的画稿是1953年由彦涵亲手设计的。46年过去了，参与这座丰碑设计的画家同仁所剩无几，他所刻画的那一代战士大都已离世而去。至今在彦涵的笔记本上，还保留着当年和他并肩战斗、光荣牺牲的32个烈士名单。正因为这样，他和妻子才更深知人为什么活着，该怎么活着。

(责任编辑 林耀)

2000年第3期 台湾百岁女作家苏雪林　作者： 沈晖

1999年4月21日，皖籍居台著名老作家苏雪林先生在台南逝世，享年102岁。大陆媒体《参考消息》在报道苏雪林去世的电讯稿中称其为“享誉国际的文坛耆宿”、“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两岸迄今最长寿的作家”。由于台海阻隔，大陆读者对这位集作家、教授、学者、画家、翻译家于一身的文化老人的非凡经历知之甚少，对她煌煌著述更未知其详。笔者有幸在她晚年于大陆编辑出版4卷本《苏雪林文集》，并与之通信15年，有缘两次赴台拜谒，朝夕相处月余，聆听她诉说百年人生之旅。闻道的喜悦和解惑的清明，如春风拂面，似甘泉沁心，现将访谈及有关资料整理成文，与读者一起走近苏先生，去一睹这位文坛传奇人物的魅人丰采。

女师才女苏小梅

苏雪林(1897－1999)，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三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原名苏小梅，学名苏梅，字雪林(因慕明代诗人高启咏梅佳句“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取“雪林”为字)。20年代末成名后多用“雪林女士”、“绿漪女士”笔名发表作品。祖籍安徽太平县岭下苏村，据《太平苏氏宗谱》，太平岭下苏姓为四川眉山苏氏裔脉，苏雪林为宋代文学家苏辙第34代后裔。

太平岭下苏村，依偎在雄奇灵秀的黄山北麓，风景幽绝。奇峰奇云的黄山烟霞，引发她幼年美丽的遐想，波光潋滟的太平湖水，陶冶她宽广的胸襟，山之刚，水之柔，铸就了她后来散文佳作阳刚阴柔两种美。

苏雪林自幼就是一个具有灵动不羁性情的女孩，天资聪慧，求知欲极强，她能想出各种办法逃避那个时代一般女孩黯淡无趣的童年生活。“只因出世早，没有现在一般女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在家塾里混了几年，家里就不允许再读书了。”她央求祖父衙署里的老伯老妈，讲述神怪故事和有趣的民间传说，她还悄然无声地溜进叔兄们的书房，把《三国》、《水浒》、《说唐》、《封神》一类小说“偷”来，当作课本阅读，或找来纸笔临摹书中的插图，为自己营造一个快乐而艺术的小天地。如饥似渴的潜心自修，使她萌发了强烈的艺术冲动。11岁时，她受当时一本日俄战争连环画的启发，绘制一本厚厚的《猫儿国的故事》，描写猫与老鼠开战，情节穿插极其热闹，自成章回。13岁时四叔为了测试她有无做诗天份，出了《种花》二字，要她去诌一首七绝，半小时后，她交卷了——

林下荒鸡喔喔啼，宵来风雨太凄其；

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

首句走韵，四叔改为“满地残红绿满枝”，后二句则赞为“婉丽有风致，孺子可教。”诗炉之火一旦腾腾燃烧，就会产生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今观先生诗集《灯前诗草·少作集》，其天资、悟性与灵心令人惊诧：

碧栏干外望斜阳，燕子双飞水一塘。

日夕凉风亭畔起，薄衫时著柳绵香。

——《初夏》

乡村三月里，到处菜花香。

篱绕一池水，门开四面桑。

蛙声喧乱草，犊影带斜阳。

扶杖过桥去，云山已半藏。

——《晚景》

淡写轻描，情景逼现，这对于一位尚无师承仅凭自修的鬓龄女孩来说，诚属可贵。王观堂在《人间词话》中云：“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一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姐姐与堂妹读了一点书后，便回到闺阁学刺绣缝纫，过着那个时代一般女孩的正常生活。雪林对女红没有兴趣，终日与诗书笔墨打交道。她跟长兄学画山水，那浅墨著色的尺幅小品，气韵生动，颇具章法；诗在四叔的熏陶下，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的长篇常赢得长辈们嘉许。1914年，安庆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招生，消息传到偏僻的山村，激活了她上进求学、读书深造的热望，她“费了无数的眼泪、哭泣、哀怨、吵闹”，“甚至拚上一条小命”，以自杀相要挟，才争取到读书的权利。她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第一女师。在师范三年六个学期，年年第一，各科成绩优异，且能诗会画，每到年节，一些老师、家长向她求诗索画。那时为民国初年，女孩崭露头角真是凤毛麟角，“女师有个苏小梅”，“江城才女苏小梅”在斗大的安庆城，可谓家喻户晓。

以“五四人”自命

1917年在女师毕业后，遂留附小任教。1919年暑假，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爆发不久，苏雪林毅然放弃小学教员的职位，赴京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与后来成为知名作家的黄庐隐、冯沅君同在一班，亲列新文化先驱胡适、李大钊门墙受教。渊渊如海的古都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她的整个心灵都被一种从未经历过的狂飚突进的新思潮所鼓动，直到晚年她都难忘这一段影响她一生的求学经历。“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的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我们知道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抗，什么是破坏。”“我是从‘五四’思潮里翻滚过来的人，‘五四’对我影响巨大。”1919年10月1日，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新生活里的妇女问题》，对旧社会里妇女非人生活提出控诉，号召全社会的人都要从恶社会里拯救妇女同胞，使她们能过上人的生活。她还用白话文在校刊上做了一篇短篇小说《童养媳》，对乡村中至今还蓄养童养媳之陋习与罪恶进行揭露，“辛酸刻骨，悲风满纸”。接受新思想熏沐的苏雪林，以“五四人”自命，用了许多笔名向报刊投稿，并与同学周寅颐应《益世报》编辑成舍我之约主编该报《妇女周刊》。五四后盛谈的妇女解放、女子享有教育权、继承权、经济权等，她 都诉诸文字予以鼓吹。尽管她多用笔名，如灵芬女士、老梅、杜芳、杜若等(注：据她晚年告诉我说，只愿以文章与读者见面，不愿以作者本人与读者见面)，但细心的读者从文笔文风上仍能判断她就是苏梅，请听七十年前的一段历史回声——

“这是不喜欢用自己真姓名而好多用笔名发表作品的一位女作家……五六年前的北京文坛(注：指1921年前)，凡是提到苏梅女士，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的。当时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出了许多擅长于文学的女生，其中最著名的号称四大金刚(注：指苏雪林、黄庐隐、冯沅君、程俊英)，苏梅女士是四大金刚之一”(张若谷《现代中国女作家》，载《真美善》女作家专号)。

1921年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创办的海外中法大学在京沪粤三地招收留学生，即将由女高师毕业的苏雪林，又鼓荡起乘长风破万里浪赴海外留学的雄心，毅然报名应考，作为首批105名留学生中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进入法国里昂艺术学院深造，先学美术，后改习文学。1925年留法归来后，一面教学，一面从事新文学创作，丰沛的作品，宛若一朵朵绽放的鲜花开放在新文学百花园中。

一举成名的《棘心》和《绿天》

1928年署名绿漪女士的散文集《绿天》和1929年长篇自传体小说《棘心》相继面世，使苏雪林一跃而为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与冰心女士、沅君女士、丁玲女士、凌叔华女士并称为新文学最受瞩目的五位女作家。《棘心》之名取自诗经“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棘是一种生长缓慢的小树，木初生称为棘心，世人多以此比喻人之成长，需要慈母的深情养育，故称人子思亲之心为棘心。在这部长篇中，她以自己留学法国的经历，再现个人、家庭、社会乃至本世纪初的动荡时局，以如诉如泣的文字，抒写一位出自旧家庭同时又接受新思想的“五四”人，在时代变迁中的苦闷、彷徨与追求，展现五四后知识女性面临人生抉择时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作品主人公杜醒秋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和对慈母的眷念之情，鲜活感人，读来催人泪下。一位叫一萍女士的曾回忆当年《棘心》初版发行的盛况：“京沪爱好文艺的青年，莫不人手一册，有人结婚，送《棘心》是很时髦的礼品。”一年不到，《棘心》便风行大江南北，畅销十余版。已谢世的作家兼翻译家朱雯先生，当年就是读了《棘心》受其艺术魅力感染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今年去世的萧乾老人，在辅仁大学读书期间，看了小说后，撰写《评〈棘心〉》一文在《辅仁杂志》上发表，成为最早评论苏雪林作品的作者。台湾女作家叶蝉贞曾回忆她上中学时读《棘心》的心情：“那时候我们读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风花雪月小说，读得无病呻吟起来，读《棘心》才感到一股真性情、真情感的热流，由心底蒸蒸升起。五四时代已过去七十多年，那个时代的面貌，即使是过来的人也模糊不清了，今天重读《棘心》，那个时代的人物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们面前，从这些鲜活的人物身上，我们能感觉到那个时代的气息。”《棘心》后来在香港、台湾重印，近年又在大陆出版发行，说明这部开描写留学生生活长篇小说之先河的作品，其现实主义特征与艺术魅力、阅读的审美情趣和时代并进，永远受到读者的青睐!

《绿天》是自20年代末流传至今的一本畅销散文名著。叶圣陶先生30年代曾将集子中的《收获》、《扁豆》选入初中国文，作为全国中学生学习写作的范文。今日台湾国文课本也一直把《秃的梧桐》这篇优美的散文，作为中学课本的保留篇目。苏雪林是现代文坛公认的散文大家，六十多年前文艺评论家阿英就说过：“苏绿漪是女性作家中最优秀的散文作者”，“她的作品里，对于自然描写最为出色，成就特别高”。她以童心看世界，以自然、母爱为主题，率真清新的文字，轻倩灵活的笔触，牵着读者的手，走进自然的怀抱，去领略奥妙大自然勃勃生机以及带给人类无尽的遐思。精妙的文采，豪放的才思，娓娓动人的抒情，使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人性的芬芳。作者笔下学养深厚的智慧澄液，心中高雅充实的生命力，是她散文撞击读者心灵夺人共鸣的魅力所在。诚如老作家林海音所言：《绿天》实在是一本富有诗意的散文，我在中学生时代读它，和今天我做了祖母再读它，一样使我深得其味。

学术界的“福尔摩斯”

苏雪林自青年时代就对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她受业师胡适先生的影响很深，尤其推崇胡适“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获得学术上的新发现”的观点。她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李义山恋爱事迹考》是1927年出版的，那时她刚满30岁，在苏州东吴大学任教。这本研究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专著，自出版至今已过去七十多年，一直受到学林重视，书中许多观点仍频频被中外学人引述。

李商隐的诗，素以隐僻、别有所指难以读懂，尤以诸多《无题》诗，寄托遥深，神秘莫测，故元好问有诗慨叹：“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千余年来，人们解读李商隐诗，众说纷纭，未得真髓。苏雪林在精研李商隐全部诗作后，又据《唐书》、《通鉴》、《唐才子传》等史料，考其年谱、交游、成诗年代与写作背景，终于寻到了诗人恋爱的蛛丝马迹，揭出这位风流才子浪漫恋情的一大秘密：原来他诗集中那些为数众多的《无题》诗，及《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诗，是有意用若明若晦的怪僻言辞的典故炫惑读者的眼光，剥去矫饰的外表，他的诗其实大部分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曲折委婉地写其一生的艳遇和恋爱事迹。唐代风气是很开放的，为什么李商隐偏要这样扭扭捏捏说些叫人猜谜的话头呢?苏雪林对此作阐释：李商隐以曲笔、隐晦的手法来抒写他的恋爱，实别有苦衷，因他恋爱的对象，非为寻常女性，既有女道士(宋华阳)，又有宫女及嫔妃(卢氏姊妹——飞鸾与轻凤)，如不加掩饰直笔昭明，不但对方名誉不保，杀身之祸即在旦夕之间，就连诗人自己的下场也可想而知。但作为一代情圣的李商隐，如何因危险而抹去这一段刻骨铭心、令他时时心动的恋情呢?毕竟他是位风流才子，不敢说又忍不住不说，于是呕心挖脑，制作了一首首巧妙的诗谜，他用教后人猜谜的方法，窖藏了他的恋史，但窖上却精心安置了一定的标识，犹如矿山上的一块矿苗，教后来认得这标识的人，去寻找矿脉，开掘宝藏。所以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算得上是千古情诗中别开生面、最值得玩味的杰作。读者若有兴趣，不妨读一读《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你一定会被苏雪林灵眼明敏，深探李商隐心曲的严密考证所折服，借助这把解谜的钥匙，去打开李商隐无题诗的八宝箱，你就可以明了唐代宫帏制度及女道士、宫嫔的生活之秘，也能深切体味到这位晚唐诗人“深情绵邈”、“哀感幽伤”之作的难言之隐了。《孽海花》的作者曾朴先生对《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大加称赞，言该书索隐钩沉，严密考证，解决了李商隐诗积疑已久的悬案，称苏雪林为“文坛名探”、“故纸堆里的福尔摩斯”。

屈赋研究的新发现

如果说《李义山恋爱事迹考》仅是对一位诗人的专题研究，那么苏雪林对屈赋的潜心研讨，则是对战国文化、上古神话乃至中国文化史与世界文化史的综合考察和探讨。

富有生气而又具开放人文精神的战国文化，诞生了一位伟大诗人屈原，这位楚国精英撰写的“奇文郁起”、“精采绝伦”的二十多篇辞赋，引起后人广泛研究的兴趣。自东汉王逸肇始，两千多年来注疏蜂起，注家人才辈出，但所有解读者都沿袭一条传统的治学路径，以《说文》训诂为主，角度始终固定在本土文化圈中来研讨战国文化，疏解屈原作品，无视域外文化对战国文化的影响；在探讨屈原作品文内之意与文外之旨方面，不免有雾里看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限，对某些渍染浓厚异域文化色彩的篇章，解释就牵强而失圆满，不能令人信服。比如，《天问》一篇，文字生僻深奥，文理瑰诡慧巧，文思幽秘神邈，文彩丰赡雅丽，典故出处又多不见中国经史，注者纷说，莫衷一是，臆测与迂曲附会之见，就势所难免了。

1980年83岁的苏雪林向世人奉献了她积50年之久精研屈赋的成果《屈赋新探》。这部180万字的宏篇巨著共分四集，第一集《屈原与九歌》，第二集《天问正简》，第三集《楚骚新诂》，第四集《屈赋论丛》。在这4本巨著中，她独具慧眼，另辟蹊径，不蹈前辈学人治学在中国正经正史的故纸堆里皓首穷经的旧辙，以比较神话学、比较宗教学的新视野，对屈原作品进行东西方跨文化研究；以域外文化——西亚两河流域、波斯、埃及及古巴比伦、印度、古希腊文化中的宗教故事、神话传说、天文、地理、历史等与战国文化作比较，探讨西亚古文明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渊源关系，把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中许多杂乱无章的文化分子整理成源流演变、脉络分明的系统，并据20世纪考古学关于人类文明的新发现，居世界大文化的高度来审视战国文化。这种宏观与微观的多视角立体研究，亦即把屈原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放在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座标上来对照，这种扩大研究资料范围，着眼于世界文化的治学路线，寻求文化发祥源点的方法，可以说找到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正确路线，并由此揭示了屈原作品中罕为人知的奥妙——蕴藏着丰富的域外宗教和神话。她在《屈赋新探》中提出：世界几支文明古国的文化同出一源，发祥于西亚两河流域，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的一支，且处于文化冢子的地位。“世界文化同源论”、“域外文化秦汉以前来华说”，是她研究屈赋的两大发现，这一石破天惊的见解，揭幽探秘的智慧，言之凿凿的考证，奠定了她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卓绝地位，也充分展示了她中西文化学识深厚的根柢。中华文化的命脉，正是有像苏雪林教授这样老一辈学人，以求，延绵传承，才得以发扬光大，炳耀千秋。为此，总部设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1993年4月向苏雪林颁发资深敬慰奖，对她的卓越成就表示敬意与褒奖。

她的一生跨越两个世纪，在百年人生之旅中，她一直钟情于教育，播撒人文的种籽，呵护人类希望之花朵。自小学教到大学，除了中途两次赴法国留学，一直未离开杏坛。她先后任教于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省立安徽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去台后又在台北师范大学和台南成功大学执教，直到1973年75岁高龄时才放下教鞭。退休后的苏雪林教授退而不休，仍孜孜笔耕砚田，继续写作与研究。她自十多岁开笔，到百龄因骨质疏松症不能握管，才被迫放下，写作生涯绵延几近九十年。历史忠实地纪录了她非凡的业绩：出版著作五十多部近二千万言，中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绘画、传记、翻译、文艺批评与学术研究，几乎包容了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她是一位集诗人、作家、画家、学者、教授于一身的奇人和才女，在学术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她是一位极具魅力与个性特征的人物。

人们会惊异，是什么力量使她有这种与时代并进的非凡创造力，在诸多领域取得令常人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文艺之神，拨醒我心灵创作之火”，是“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使命，迫我矢志以求”，“我要把自己最后一滴精力都绞沥出来，以宝贵的生命去兑换艺术的完美”。综观她的一生，她正是以豪迈的民族激情，赤诚的爱国信仰，勇往直前的殉道精神，去抒写自己一个世纪的心路历程。她晚年与衰老、疾病抗争，不甘心放下笔的顽强斗志，最令人感怀。九秩大庆时，教育界的同仁和文艺圈中的新老作家为她贺寿，她豪情满怀地对来宾说：“有生之年，还要创作!”两年后她的散文集《遁斋随笔》面世；九五华诞前夕，她忍着摔断腿骨的痛楚，仅用数月时间，就写出文情并茂的传记《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九八高龄时，又相继出版研究诗经专著《诗经杂俎》与山水画集《苏雪林山水》；去世前十天，台湾成功大学为庆贺她102岁生日，出版了15巨册450万字《苏雪林日记》。

魂归故里

“文字多古情，荷衣说艺斗心兵；梅魂菊影商量遍，竟至虫鱼了一生”(见《灯前诗草》)。这首诗道出了她一生与文学结缘的深情。手中有笔，心中有爱，肩上有担，不因年迈而弃置文学和学术研究为生命的理念，以飞蛾扑火般的执著从事创作与研究，去做一名艺术忠臣，这份真诚和热情，令人动容，催人感奋!六十多年前，她在为学生青年诗人王佑才的诗集《蝉之曲》作序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文学艺术家的使命，是要在荒地上撒布花种，在沙漠里掘开甘泉，我们要把这个荒凉的世界打扮成锦天绣地的乐园。”

她是一位与生命打过苦仗的人，少年时代求学奋斗，青年时代不美满的婚姻(她28岁与家庭包办的夫婿张宝龄结婚，不久二人即分居，未有子嗣)，中年颠沛流离，晚年独居孤寂。平常人遭此处境，或许会消磨斗志，一蹶不振，但她却能以顽强独立的精神，诚笃淡泊的态度，面对多舛的命运，傲然挺身，走过生命的每一段历程，老来接受生命授予的荣誉奖章。自1975年照顾她40年的胞姐过世后，她一个人独立生活二十多年。尤其是90岁后，衰老、病痛、骨质疏松症折磨她，骨盆摔裂、腿骨摔断5次，靠钢钉固定，只能扶着铝制起步器，在室内稍作移动。她一生节俭自奉，简衣蔬食，保持皖南女性朴素持家的美德，从来舍不得把钱花在自己身上。但是当朋友、学生、亲属经济窘迫时，她却倾囊相助。诗人朱湘狂傲孤僻，30年代初南北飘流，她两次馈金救助：50年代留法女画家潘张玉良贫病交困，她即时汇钱寄药给这位昔日里昂艺术学校的老同学。1937年8·13淞沪之战，她目睹军民同仇敌忾浴血抗击日军的悲壮场面，毅然将自己嫁奁、薪俸与稿费买的两根金条(重50两3钱)捐作抗战费用，此事曾见诸《国闻周报·战时特刊》，举国传为美谈。

1998年5月，度过101岁生日的苏雪林，强烈萌动回归故乡的愿望。在她得意门生唐亦男教授的安排下，她坐着轮椅，飞越海峡，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祖国大陆，经合肥过芜湖，到达魂牵梦绕的故园太平岭下，她自1925年离开故乡，到此番归省，悠悠73个年头的思乡梦终于圆了。在祖屋桂花树下，她盘桓流连，神情专注地凝视这里的一草一木，当年豆蔻年华的她，曾在树荫下读书画画；在家塾“海宁学舍”里，尽管屋内空空荡荡，昔日读书的桌椅不存，但格局仍是旧时模样，触景生情，脸上漾着一丝笑意。90年前13岁的苏小梅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写下她第一首《种花》的七绝，那脸上掠过的笑容，是她在经历百年人生、重归故里后最快慰、最舒心、最圆满的瞬间定格!

5月28日，苏雪林兴致勃勃地乘缆车登临黄山北海，纵览黄山云起云飞的绝佳美景。她年轻时游过黄山，中年时写过黄山画过黄山，晚年又常在梦中神游黄山，没有想到能在101岁时重睹黄山群峰的秀色。风景区的人告诉我，文化老人苏雪林先生是登上黄山最年长的贵客，打破了刘海粟95岁登黄山的纪录，跟踪采访的电视记者用摄像机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时间是1998年5月28日上午11时。

1999年4月21日下午3时，苏雪林病逝于台南成功大学医学院。临终前她留下遗言，骨灰运回太平，安葬在其母墓旁。1999年8月下旬，海峡两岸苏雪林教授学术研讨会在先生故里太平举行，两岸六十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百多位专家学者聚会太平，进行为期三天的学术研讨。会后与会代表乘车赴岭下苏村，参观苏雪林故居并举行灵骨安葬。墓地位于祖屋一箭之遥的凤形山上，墓碑为黑色大理石，正面镌刻：“苏雪林教授之墓”，背面的碑文八个大字：“棘心不死绿天永存”。这是故乡及后人对她一生最精辟的概括。安息吧，苏雪林教授!您丰硕的文化遗产，值得海峡两岸千千万万读者承传含咀，永远的追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3期 孙中山四赴台湾　作者：何标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同祖国宝岛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四次访问或过境日本霸占下的台湾岛，在台胞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胜利，曾激发起台湾民众一系列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在他75年前3月不幸逝世时，期盼中国革命成功从而摆脱殖民统治的台湾同胞，对他们十分崇敬的一代伟人，表达了深深的哀悼。

孙中山心系宝岛

1894年，孙中山创建推翻清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清朝政府甲午战败，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两年后，革命党人陈少白向孙中山谏言：到台湾去活动“以联络那里的中国人，发展势力”。经孙中山同意，陈赴台并在台北秘密发展数名会员，于1897年冬建立了兴中会台湾支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兴起，孙中山乘机在广东积极筹划惠州起义。当年9月25日，他独自从日本到达台湾，在台北新起町设立指挥所，从日本运送军械、武装人员和经费到祖国大陆，并拟“观察华南局势”俟机潜返内地；同时，他已在日本友人山田良政建议下，争取到日本驻台总督儿玉源太郎的协助。孙中山抵台时，受到儿玉等日方官员的迎接。10月8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也取得了活捉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七百多支、子弹五万多发的胜利，冲击了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

儿玉源太郎等人所以愿意协助孙中山，一方面是八国联军侵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日本政界对孙中山推翻清朝的革命，抱有他们自己的目的和期望；另一方面，是企图借用孙中山的声望，帮其稳定在台湾的殖民统治。但正当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继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不准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人继续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在台扩展革命的计划落空，不得不于11月10日离开台湾，孙中山首次的台湾之行，历时44天。

1905年8月，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治纲领，建立了同盟会。1910年7月同盟会台湾分会宣告成立，成员曾发展到76人，因受日本当局的排斥与限制，分会成立4年后，被迫宣告解散。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军阀袁世凯出卖革命，孙中山组织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从福州取道台湾东渡日本。途经台湾时，日当局畏惧孙中山与民众接触而掀起台胞的民族情绪，因此警卫森严。孙中山为此闷闷不乐，短暂停留后即离台。在台北住过的“梅屋敷”旅社，现改建为台北市国父史迹纪念馆，是唯一保存至今的孙中山赴台历史遗址。

1918年，孙中山发动反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护法运动(即所谓“三次革命”)失败后，再次由汕头经台北东渡日本。当时，他很想在台北同台胞会面，以宣传自己的主张，唤起台胞的民族意识，鼓舞他们的爱国精神。但日本当局用种种办法阻止他同台胞见面，而不得不于次日离台赴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以共商国是，自广州乘船北上，途中经停台湾但未上岸。这是他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旅经台湾之行。

据“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的《台湾省通志》刊载，孙中山在病中曾留言：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应在台湾实行自治等。说他“虽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台湾同胞，关心台湾同胞的革命事业”。孙中山为中国民主革命鞠躬尽瘁以及他对台湾同胞视为一体的关注，在爱国台胞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台胞尊崇和寄望的伟人

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直接影响下，台湾民众自1912年至1915年，先后于南投、嘉义、台中、台南、苗栗和台北等地，发动多起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暴政的武装起义，遭到日本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仅1913年同盟会成员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被捕者即达1211人。罗福星在慷慨就义前留下了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其中有四句藏头诗：“孙真国手著光唐，逸乐丰神入既章。仙客早贬灵妙药，救人于病身相当。”每句第一字合成“孙逸仙救”。孙逸仙是孙中山的号，罗福星在临刑前仍念念不忘孙中山，足见抗日志士对孙先生的崇敬和期盼。

1920年前后，在中国五四运动和世界新思潮影响下，台湾知识分子密切关注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把台湾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中国革命的成功。20年代初出版的《台湾新青年》刊物发表的一篇文章说：“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非先致力于中国革命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候，台湾才有回复之时；待中国有势力时候，台湾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的束缚。”文中所谓的“中国革命”，指的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

1923年创刊于日本，后转移到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发行的《台湾民报》(周刊)，是当时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对民众进行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喉舌。该报1925年2月出版的一期中，曾发表题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文章，详细报道孙中山北上北京时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盛况。在其后的一期里，又发表《愿中山先生之死不确》的报道，文中将孙中山同列宁并列为“世界伟人”，说：“去年(即1924年)我们的世上才失去了一位世界的伟人，俄国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伟人，中国的大革命家从此世夺去，那死神也未免太无情了”。文章称颂孙中山“是站在泰山顶上大敲其警醒之钟，把四万万还在打鼾深睡的同胞叫醒”；说他“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官僚打仗，屡扑屡起，愈穷愈强，其百折不挠的精神，实为中国所绝无而仅有。”

由于受到孙中山革命行动、理论学说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一些台胞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如世居台湾的雾峰人林资铿，在甲午战后变卖台湾家产，迁居厦门鼓浪屿并恢复了中国国籍。林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深为气愤，遂以家产资助孙中山并参加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曾任国民革命军闽南军司令，后任大元帅参军、孙中山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5年在闽南被军阀孙传芳部下杀害。又如台北人李友邦，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2期，毕业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战争。另如1926年底，曾有一些台湾青年从日据下的台湾来到祖国大陆，集聚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成立“广东台湾学生联合会”，后改组为“台湾革命青年团”，号召台湾青年参加祖国的革命运动，以达成打倒统治台湾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哭望天涯吊伟人”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被日本占领达30年之久的台湾岛，引起台胞一片哀恸。《台湾民报》发表社论《哭望天涯吊伟人》，说：“西望中原，我们禁不住泪泉满面了。”该刊不惧日本统治当局之忌，公开表露出中国人悲从哀来的真情。

台北民众团体也立即筹措召开追悼会。当时，日本第10任驻台总督伊泽多喜男不敢公然禁止追悼会的召开，便设法刁难和限制，日本警察传讯民众团体主事人，将追悼会的三项内容取消，即禁止朗读悼词，禁唱悼歌，不准演说。

但胸怀祖国、不畏强暴的台湾同胞，于3月24日晚在台北文化讲座(现为台北市贵德街第9号、10号水门一带)，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会。民众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评议员施至善首先致词，文协理事王敏川叙述孙中山生平，继由台湾新文学运动奠基人、《台湾民报》编辑张我军介绍孙中山临终情形。会上致词的民众团体有台湾有志社、台北无产青年会、台湾文运革新会、台北青年读书会等。

被日本警察禁止宣读的悼词，是由张我军用白话新诗形式写成，共50行485个字，强烈表达出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关心中国革命前途和崇敬孙中山的心声。诗中写道：

唉!大星一坠，东亚的天地忽然暗淡无光了!……消息传来我岛人五内俱崩，如失了魂魄一样，西望中原禁不住泪落滔滔了。……中国的同胞哟!你们要坚守这位已不在了的导师的遗训：革命还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哪!先生的肉体虽和我们长别了，然而先生的精神，先生的主义，是必永远留着在人类的心目中活现。先生的事业，是必永远留着在世界上灿烂!

被台胞尊为“台湾新文学之父”的赖和，为追悼会写了挽联：“中华革命虽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统雄心伤未达；东亚联盟不能实现，长使天骄跋扈，九泉遗恨定难消。”

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至1929年6月南京中山陵建成举行“奉安大典”为止，台胞每年3月12日都要举行悼念活动。1927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曾发表《敬告中国同胞书》，表示台胞要认清时潮，急起直追，来参加祖国的革命，加倍努力实现孙中山的理想。在提出的口号中有：“台湾的民族是中国的民族!”“台湾的土地是中国的土地!”“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中国革命成功万岁!”等。

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心系宝岛台湾，而日本统治下的广大台胞对孙中山怀有深切的期盼和热爱，这反映出台海两岸中国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的骨肉深情。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75周年的日子里，台海两岸同胞不应忘记这段重要史实。

(责任编辑 文贤)

2000年第3期 一座牌坊 三个时代的缩影　作者：赵友慈

进入中山公园的南大门，便有一座高大的汉白玉牌坊矗立在人们的眼前。牌坊气势宏伟，造型精美，四柱、三楼、蓝瓦、庑殿顶式，正楼阁坊上刻有“保卫和平”四个镏金大字。游人常常在此驻足，欣赏品味，摄影留念。

这座牌坊的身世极不寻常，它饱经风雨，历尽沧桑，是中国近百年荣辱悲欢的见证。

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中国人击毙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掀起轩然大波，清朝政府派亲王赴德“谢罪”，建立克林德牌坊，为他竖碑铭志

1894年甲午战争前后，山东省兴起义和拳，烧教堂，杀洋教士，乃至仇视一切洋东西，斗争锋芒直指外国侵略势力。清政府采取“剿”的办法，曾派袁世凯到山东，与德国侵略军和教会武装联合，杀戮大批拳民。这更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到1900年春，反帝爱国运动遍及长城内外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西方列强要求清政府加紧镇压，1900年4月，英国政府声明：如在两个月内不能剿平义和拳，它就要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那样，以“铁手钢肠”向义和拳“问罪”。

6月，清政府眼见义和拳的熊熊烈火，已成燎原之势，无法扑灭了，不得不改用“抚”的策略，承认其合法，并更名为义和团。大批团民拥入北京，许多士兵也纷纷加入，各城门和交通路口义和团日夜盘查，官府衙门、贵族住宅、甚至皇宫都有义和团入驻。各国使馆人员和外国传教士，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

列强见清廷已控制不了局势，决定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在天津租界，英、美、法、德、俄、日本、意大利、奥地利八国组成联军，并于6月10日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径直向北京进犯。

面对外国军队的入侵，是战是和，清廷开了四天御前会议，慈禧最后站在了主战派一边。清政府于6月21日，发布宣战诏书，声称：“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对外宣战的两天前，6月19日，清政府照会各国驻华公使，于24小时内离开北京。当晚，各国公使联名函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求延期离京，并要求次日上午九时答覆。届时，各国公使未见覆文，德国公使克林德不愿中国人讥其恐惧而气势汹汹地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抗议。当他乘轿行至东单总布胡同西口时，适遇端王载漪的虎神营章京安海率队巡街，安海警告克林德停轿，克林德不理，安海举枪对准轿子，而克林德已开枪，安海躲过，即发一枪，将克林德击毙。

此前，克林德的双手已沾满中国人的鲜血。6月14日，义和团从德国使馆前经过，克林德指使德国士兵开枪，打死无辜团民二十多人。今天他被中国人击毙，原本罪有应得。可是，这一事件却成了列强特别是德国，与清政府“议和”时，威胁、勒索的重要借口。

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无数民众遭屠杀，抢劫不止，皇宫、颐和园、三海及大量民宅被卷掠，仅法军统帅佛尔雷就劫掠珍宝40箱，日军掠夺户部所存库银数百万镑，侵略军从颐和园抢掠的东西，用骆驼运往天津，连运数月。

到9月中旬，联军不断增兵至10万之众，由德国将领瓦德西统率，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口，西扰娘子关。俄国则单独出兵17万人，侵扰我国东北。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义和团民不计其数。

12月22日，公使团(除前述八国外，又加上荷兰、比利时和西班牙)提出“议和大纲”12条。条件之苛刻、对中国主权和社会危害之烈，都是前所未有。被侵略者吓破了胆、求降心切的慈禧，均一一“照允”。翌年9月7日，签订了几乎使中国主权丧失殆尽的《辛丑条约》。

条约的第一条及附件二、三，都是与克林德被杀有关的内容：“钦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暨国家惋惜之意。”“在遇害处所，竖立铭志之碑，与克大使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条约的第二条也与此有关：将击毙克林德的虎神营统领、支持过义和团的端王载漪定为死罪，由于他是亲王，免其死罪，发配新疆，永远监禁，永不减免。

从此时起，视为中华民族耻辱的“克林德”牌坊，在北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了18年。直到1918年，它才改名、易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谓之“公理战胜”。“克林德”牌坊改为“公理战胜”牌坊。实际并未改变中国受欺凌的地位，从而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在塞尔维亚的萨拉热窝遇刺身亡。7月28日，奥对塞宣战。随后，德国、土耳其、保加利亚等国参战，与奥结成同盟国；与此同时，法、英、俄、美、日本等国也先后参战，称为协约国，与同盟国相对抗。仅三个月，奥、匈冲突就发展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火从欧洲蔓延到亚洲、非洲和美洲，共有33个国家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经过四年多厮杀，1918年11月11日，以同盟国失败宣告战争结束。这次大战，死伤三千余万人，经济损失三千三百多亿美元，给参战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

战争结束后，协约国大肆宣传，“公理战胜，强权失败”。由于中国于1917年宣布参战，参加协约国集团，也是战胜国。战争胜利的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北京举行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克林德”牌坊被拆除，改名为“公理战胜”牌坊，并移到中央公园，即今天的中山公园。

大战结束后，为了讨论处理战后问题，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的27个国家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以战胜国资格派专使团参加会议。专使团的成员是：陆征祥(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陆为首席代表，王为第二代表。专使团向会议提出七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构、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和关税自由权。后又提出取消1915年与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由美、英、法、意四国政府首脑组成的和会最高会议，以中国的上述要求“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之内”为由，拒绝讨论。

接着，中国代表又提出处置山东问题，即要求日本将在大战中夺取的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我国。讨论这个问题时，日本代表公布了1917年初，日与美、法、俄、意四国背着中国签订的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的秘密谅解协定。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指出，中国参战时，即已宣布废除过去与德国签订的一切条约。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保护各自的既得利益，决定牺牲中国。他们在邀请日本代表参加、不让中国代表出席的最高会议上，将由日本承袭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内容写进了《凡尔赛和约》。

“和约”中称：“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它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以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它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证券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和约”的上述条款，对中国来说，实为丧权辱国，不能不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从而引发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

中国政府慑于全国人民的压力，没敢在“和约”上签字。北京中山公园内那个令中国人尴尬的“公理战胜”碑坊，却保留了下来。这完全应了陈独秀1919年5月在一篇《随感录》中所写的：“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注：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发表演说，提出“十四条”作为和会的主旨，其中有：“公平解决殖民地纠纷”、“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等)，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陈尖锐地指出：巴黎和会“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只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上，决定将“公理战胜”牌坊改称“保卫和平”牌坊，体现了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象征

30年后新中国宣告成立前的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以“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精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1952年3月21日，我国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著名人士宋庆龄、郭沫若、马寅初、张奚若、茅盾、廖承志等11人，联合发出电报，建议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建议得到该地区许多国家爱好和平人士的热烈响应，并于6月30日召开预备会议。当年10月2日至13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举行，该地区37个国家的三百多位著名人士出席。一些国际组织也派代表参加，如世界和平理事会、世界工会联合会、国际妇女联合会、国际学生联合会等。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毛泽东给大会发来贺电。宋庆龄致开幕词，郭沫若作了题为《团结一心，保卫和平》的总报告。大会通过了《告世界人民书》、《致联合国书》、《关于召开世界人民和平大会的决议》等。为了表达与会国家广大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的愿望，大会决定将北京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改称“保卫和平”牌坊，并由郭沫若为牌坊题名，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牌坊上那四个镏金大字。

至此，这座有着极不寻常经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牌坊，才找到了它真正的归宿，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洛松)

2000年第3期 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　李克农》一文质疑　作者：熊向晖

《炎黄春秋》1999年8月号(总第89期)发表了王撰写的《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编者在文前加上按语说：“李克农是中共特别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今年是他诞辰一百周年。本刊为纪念这位深潜魔窟建奇功的一代英豪，特别发表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以表达我们对这位英雄人物的尊敬之情。”由于《炎黄春秋》刊载的许多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因此，王的这篇文章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

笔者曾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个时期，现对王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两项质疑。

质疑之一

王的文章说：“1947年10月情报工作发生过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中央社会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情报工作很重要、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被捕情报干部44人，牵连被捕的达123人。”

这确实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是如何对待的呢?王是这样写的：

“那时中央社会部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突然见李克农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都哑了，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他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竟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这一情报组织遭到破坏，王石坚及许多干部被捕，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他像大病一场。”

在王的笔下，这一“重大事件”发生时，李克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始而“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继而“有十几天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后，“像大病一场”。根据这些生理现象，王在文章中竟说：“这件事情使我体会到李克农对情报组织和情报干部关心之深，爱护之切。”这样的推断岂不是明显的牵强附会?

为了和王对“这件事情”的描述相对照，现全文抄录《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第751页至752页——1947年10月3日和6日的记载：

10月3日 从合众社一日电得知，陈布雷之女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在北平被捕，王冶秋在警察到达前跑脱，致电罗迈、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10月6日 致电杨尚昆、李克农、罗迈并告中共中央工委及康生：“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请中工委告诉杜理卿(许建国)、冯文彬：“利用他们关系追究此案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对西安第二台请考虑有无办法撤退。同日，又致电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正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周恩来，看到合众社的一则电讯以后，就连续发出一系列周到缜密的指示。作为情报部(社会部)副部长并实际上主持部务的李克农，怎么会像王写的那样只是“痛苦和焦虑”而无所作为呢?怎么会连周恩来10月6日“望告”的电报也不答复呢”，这使读者对李克农产生什么样的印象呢?

李克农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关机密，可能王不得而知。但事隔五十多年，王已当过副部长，撰写文章介绍李克农，文中又特别强调“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的“重大事件”，对自己仍不了解的事，总该查查档案，问问知情的人吧。在解放战争开始时即主管秘密情报(包括“王石坚系统” )指导工作的罗青长，至今健在，记忆清楚，又是王的老上级，为什么不向他请教呢?

1996年12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了开诚著的《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该书第四十五章中写了1947年9、10月间“王石坚情报系统”“被国民党特务破坏的重大事件”，其中有这样一段：

“这时，李克农率领中情部机关人员住在晋西北临县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知道这一严重事件后，十分痛苦和焦虑，一连十几天，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心脏也不好了，两只眼睛肿得像桃子，嗓子哑了，几乎说不出话来，像大病一场。”(第441页)

王的记述在内容和措词上与上文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增加了“突然见”、“他的老伴兼秘书赵瑛同志讲”以及“后来我才知道”等表示亲见亲闻的字句。但是，开诚在这一段之后，在同一页上，还写了以下的话：

“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李克农立即向中央报告情况，同时进行检查，研究对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中央吸取教训。”

只有简短的几句话，提供的资料并不多，远不足以说清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从中也可略见李克农在这一严重事件发生后，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王却连这几句简短的话也不提。介绍李克农光辉业绩的文章，因何出现这样大的漏洞呢?这是笔者提出的质疑之一。

质疑之二

199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载“本报讯”，正题是《为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十五周年》，副题是《本报五版刊登熊向晖同志文章〈周总理的魅力〉》。“本报讯”中称：“本报五版特刊载熊向晖同志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摘录：《周总理的魅力》。原文题为《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本报《海外版》自1月7日起全文连载”。

《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以下简称《地下》)记述了1937年冬，笔者遵照周恩来的布置，到国民党胡宗南部工作，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同笔者联系的中央社会部驻西安人员几经变动，1941年后长期由王石坚联系。1947年胡宗南资送十几名部属赴美国留学，其中包括笔者及王石坚联系的另两名我党地下工作者陈忠经和申健。1949年5月笔者回到北京，先见罗青长。《地下》一文中有一段记述：

“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敌伪大批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李部长已总结了这一事件的教训。”

不久，周恩来接见罗青长和笔者，谈到王石坚被捕事。《地下》一文的有关记述是：

“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们都安全。要考虑怎样把王石坚要回来。”

当时周恩来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王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大部分返回中央社会部，李克农组织了审查委员会，自任主任，组织他们学习并一一进行了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他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按照“中组部领导同志指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定为叛徒”(定为叛徒的四个人中并无王石坚)。

《地下》一文发表后，几位不相识的读者写信给笔者，希望了解王石坚尔后的情况。对此，笔者并无所知。台湾《传记文学》1991年二月号和三月号全文转载了《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该刊编者在《熊向晖一文有关人物简介(二)》注释9中写道：“熊文中一关键人物即王石坚，熊之一切情报均经王传送，其重要性可想而知。王石坚后为当局侦破将之拘捕，王乃投降随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1995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将笔者的几篇文章汇集成书，书名《历史的注脚——回忆毛泽东、周恩来及四老帅》，在该书《地下》一文里，笔者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注释，第41条注释是：“据台湾报刊1991年材料，王石坚‘随同国民政府来台，恢复原名赵耀斌，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并在台结婚，现已病故。’”笔者认为，“曾任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已可说明王石坚到台湾后的政治面目。《炎黄春秋》发表的王的文章写道：王石坚“被捕叛变投敌，去台湾担任了国民党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少将所长，死心塌地，忠心事敌，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笔者阅后甚为惊讶。李克农于1962年逝世，他生前已“报告中央”把王石坚“定为叛徒”，而笔者在1995年出书时对王石坚的注释中却未提这一点，尽管笔者事先毫不知情，但难免被认为是原则性政治性的错误。为此笔者特意询问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长期是李克农主要助手的罗青长，他郑重地告诉笔者：他根本不知道李克农报告中央定王石坚为叛徒。原调查部长期主管机要档案的同志从未见过李克农向中央写的关于定王石坚为叛徒的报告，也从未见过中央关于此事的批件。

更使笔者惊讶的是，王的文章还写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王未说“个别领导”是谁，但笔者于1973年10月至1982年4月任中央调查部副部长，也有王所说的“个别领导”之嫌。

笔者在此着重指出，以下两点，从未听王讲过：

第一点：所谓王石坚“事后经李克农报告中央也定为叛徒。”

第二点：所谓“‘文化大革命’后，曾有个别领导借口保护情报干部竟公然宣布为王石坚及该案中几个叛徒翻案，此事在党的生活中及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评。”

这两点都是政治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鉴于王已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将他炮制的这两点公之于世，笔者有权利、有责任公开向王提出质疑：有何根据?是何居心?

情报部门的工作具有很大机密性，一般人视之为神秘。“长期在李克农领导下工作的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王同志写的文章”，题目又是“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发表在著名的《炎黄春秋》上，自然会引起广泛的注意和很多人的重视。笔者对王的这篇文章提出两项质疑，一项是为了维护李克农的声誉，二项是为王文中所谓的“个别领导”辩诬。同时借此向可能被王误导的读者作些澄清。这是符合《炎黄春秋》“求实存真，秉笔直书今古大事”的办刊宗旨的。

2000年第3期 读第一期后的几点意见　作者：王荆

《炎黄春秋》第一期看了一部分，先写下一些想法。

编辑部的开篇文章写得不错。给我的感觉是：高瞻远瞩，眼界开阔，态度鲜明，坚持原则。

“六人谈”各有特点和偏重，是对刊物的回顾与肯定，也是对刊物的展望与期待。

《“大跃进”席卷神州，周恩来险些辞职》和《令人赞叹的生化学家“陆大傻子”》两文，很值得一读。这里提供的正是“付出沉痛代价换来的刻骨铭心的教训”，全党全民都应“记取”。

《胡适在风雨飘摇的旧北大》是我拿到刊物后，最先阅读的一篇。1947到1948那一年我正在北大，读西语系四年级。胡适当时的复杂心情和窘态，文章写得很细，很深，很透，我们这些过来人会是深有同感的。胡适当年大概是很想在国共之间走“独立”、“自由”的第三条道路。但总起来说他偏向国民党，远非真正的“独立”和“自由”，也是很明显的。既然做了“过河卒子”，就难以后退了。傅斯年说：“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但“纵与政府议论参差，然在紧要关头，必有助于国家也”。平时尽可小骂，关键时刻则大帮忙，这是深知胡适的不刊之论。不过胡适这一本色，鲁迅也早就看出来了，而且指出很可能充当了贾府的焦大。

文中有一错字，较重要，即68页第一栏倒第2行末，“并使扬墨之外的超然分子……”句中的“扬”，误，应为“杨”。“杨墨”指战国时代的杨朱和墨翟。孟子说过“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话，见《孟子滕文公》。“杨墨之外”典出于此。

《说长道短刘师培》一文也颇引起我的兴趣。但文中说到：“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按：似应为‘《警钟》日报’)，刘师培与林獬担任主编”，与高平叔编著《蔡元培年谱》所记有异。据《年谱》：《俄事警闻》日报系由“蔡元培先生及王小徐、汪允宗、蒋维乔等组织对俄同志会，出版”的。1904年2月，“对俄同志会改名争存会，《俄事警闻》改为《警钟》日报，原主编王小徐他去后，蔡元培先生接任《警钟》主编”。同年7月蔡元培“辞去《警钟》日报主编，推汪允宗接任”。1905年2月中，“《警钟》日报因鼓吹革命，报馆职工被逮捕，报纸被封停办”。以上我未作进一步的考证，不敢断定孰是。

2000年第4期 毛泽东周恩来和《参考消息》报　作者：卫广益

《参考消息》报是一张特殊报纸。几十年来，它以不同于一般报纸的独特报道内容和浓厚的参考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日报之一。中国广大读者能看到这张“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报纸”，首先要归功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

毛泽东倡议创办《参考消息》报并一再指示扩大阅读范围

《参考消息》是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开国头几年，一直是仅供中共党政军领导干部参阅的秘密级内部刊物。1956年冬，根据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把它的订阅范围由“党内外高级领导干部”扩大到“县委委员以上或相当于他们的党内外干部”，计划将发行份数由原来的2000份增加到30—40万份。适应发行量大增的形势，《参考消息》由刊物型改成报纸型出版，即办成《参考消息》报。

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要把《参考消息》的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高等院校学生”。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纸张严重不足，《参考消息》报不得不严格控制甚至压缩订数。当经济形势和纸张供应情况好转后，毛泽东便又提出增加《参考消息》报的发行份数。1964年6月，毛泽东在同外宾谈话中说：“《参考消息》的订阅范围，以后要逐步扩大。可以增加到50万份、80万份。只要纸张问题能够解决，做到每个公社、每个工厂都有一份，还可以发给个人。”一个月后，他又提出，“《参考消息》发行量今后增加到100万份。”

“文革”开始后，《参考消息》报的扩大发行一度受到影响。1970年夏初，毛泽东又作出指示：要“把《参考消息》办好，扩大发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经过认真研究和积极准备，决定从1970年8月1日起 ，将《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到工矿企业车间党支部，农村生产大队党支部，解放军连队党支部，供广大干部和高等院校学生阅读。”之后，针对一些人对扩大《参考消息》报订阅范围的非议，毛泽东说，《参考消息》可以贴到大街上的阅报栏内，让大家随便看。

毛泽东确立办“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的方针

为什么要办《参考消息》报并扩大它的发行量?毛泽东主席1957年初接连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最高国务会议和天津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对此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我们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人们会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替帝国主义出钱办份报纸来骂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看样子是这样。……(它登的)许多东西就是骂我们的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目的就是把毒草、把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摆在我们同志面前，摆在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面前，让他们受到锻炼。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这一条我们跟苏联的做法不同。……发行《参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种牛痘’，增强干部和群众在政治上的免疫力”。毛主席特别指出：“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

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人要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要见世面，要了解国际情况，了解敌人的情况”；“要经风雨，不要坐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的是不牢固的”。他又说：“党内外都应受锻炼，应该见世面，要知道一点世界上的事情：敌人怎样骂我们，敌人家里的事情是怎样的。有人说这样会乱。不会乱的。”

1958年秋，毛泽东在指示把《参考消息》阅读范围扩大到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时再次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让他们经常阅读《参考消息》，经常对比敌我两方面的宣传，让他们知道世界是复杂的，每个问题都有对立面，这样才能培养他们思考问题、判断问题的能力。”

针对有同志担心群众看了反面宣传会受影响，毛泽东说，“是不是受他们(指西方)的宣传影响，受帝国主义的影响而变成他们的人，我看也有可能变一、二个。我们中国人多，……变那么几个有什么要紧?”“是不是读了他(指蒋介石)的文章就要到台湾进他那个党呢?是不是有这个危险呢?我看没有这个危险。有那么几个人要进也可以嘛”。

根据毛泽东这一系列指示，50年代末、60年代初，《参考消息》报刊登了大量西方反华文章，并多次刊登,有的外国报纸诬蔑中国、丑化毛泽东形象的漫画。与此同时，《参考消息》也刊登了一些讲我们好话、而又不能在报纸上发表的东西。

毛泽东的谈话、指示和批示，给《参考消息》报做了明确定位，对这份特殊报纸的方针、任务和特色阐述得一清二楚，这是办好《参考消息》报的理论基础。

周恩来亲自指导纠正报纸“倾向性太大”问题

周恩来生前为把《参考消息》报办成毛泽东要求的“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倾注了很多心血。

在筹备《参考消息》改为报纸并扩大发行期间，周恩来正在出访亚洲和欧洲的11个国家。他在访问亚洲国家后回到北京为访欧做准备，时间只有短短四天，有许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但他在百忙之中仍挤出时间亲自审阅《参考消息》改报试刊稿件。从试刊稿原件上留下的勾、划、点、圈毛笔墨迹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参考消息》改报扩大发行的高度重视和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

《参考消息》报长期受到周恩来的关怀和指导。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在自身处境困难、日理万机的同时，还亲自直接指导报道工作，大力纠正《参考消息》报道当时出现一些倾向性的问题。

“文革”前夕，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参考消息》报的报道倾向性趋大，主要刊登赞扬我国的稿件，宣传色彩比较浓厚。针对这个苗头，周恩来1966年2月，接连两次提出批评：“《参考消息》倾向性太大。不能光登对中国好的反应，都是称赞的，也要适当登一些反面的东西，骂我们的东西”；他指出：“《参考消息》的标题倾向性太大”。

1967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批评“参考报喜不报忧”，指出：“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

“参考报喜不报忧”现象当时趋于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受陈伯达、姚文元一伙当时推行的极左路线的影响。陈、姚当时主管新华社，姚文元提出参考报道要用批判的语言，对敌性材料要改写。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恩来对参考报道更加关注。从1968年起，周恩来的指示、批示大为增多。据不完全的记载，1968年5次，1969年8次，1970年增加到15次，1971年多达24次，1972年达42次。其中，专门关于《参考消息》的指示、批示和谈话，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些指示、批示和谈话，突出强调要全面、客观地反映情况。比如：

周恩来1970年9月2日批示：“(现在)《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1971年6月22日批示：“《参考消息》刊登外电，最好用原标题，让群众自己来判断不是更好吗?”

1971年10月7日批示：“《参考消息》从今天起标题一概不要有倾向性，完全客观，毛主席说过多次。”

周恩来对《参考消息》报的出版发行和版面编排也非常关心，并给予具体指导。突出的如：

1970年夏天，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参考消息》报扩大发行到基层党支部，这是改报以来扩大发行幅度最大的一次，整个工作是周恩来牵头进行的。这次以《中共中央通知》扩大发行的权威方式，大大放开了《参考消息》报的订阅范围，有力地冲击了担心基层干部看了会产生消极影响的保守思想。

1971年春天，周恩来从政治着眼，提出并亲自指导《参考消息》报对版面编排作了重大调整和改进。他当时不止一次地指出：“《参考消息》编排有些问题，一个时期应一个重点，……你们有时把重点打乱了，容易把人家对我们的反应插进去，例如卫星上天。这样不太好。大概是因为我们的同志喜欢听别人说我们好听的话，因此放在前面。今后一般把重点问题放在头版，……至于对我们的反应，可以登在第四版。”

版面按问题的重要性编排，对于纠正当时“参考”报道中反映出来的“以我为中心”、“唯我独革”和“喜欢吹嘘”的思想，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73年9月13日，周恩来在与法国总统蓬皮杜会谈时，详细地介绍了《参考消息》报，并送给客人一张报纸看。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转载各个通讯社与世界大问题有关、与中国问题有关的稿件。不更改一个字，也不加评论。不是像其它国家那样，……也许在标题上有倾向性，那是编辑加的。我们不赞成这样。要原封不动。让我们的人民自己去判断，培养其判断能力，……就是说，不要把外来的思想，或者是西方的舆论，使我们的人民不知道。这样，他们就不能辨别是非好坏了。”

由于周恩来亲自指导、大力纠正参考报道中“倾向性太大”的问题，所以在“文革”那样不正常的年代，《参考消息》报仍能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复杂的世界形势和外界对中国的反应。

周恩来指挥特殊报纸发挥特殊作用

周恩来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善于发挥《参考消息》报的特殊作用。

同美国缓和并发展关系，是在70年代打开中国外交新格局中关键性的一环。为此，周恩来殚精竭虑，花费了很大精力。其间，他在利用《参考消息》报道服务于党的重大战略行动方面，树立了一个绝佳的范例。

1970年10月1日，周恩来特意安排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上天安门城楼并站在毛泽东身旁。这是向美国白宫发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然而，当时尼克松、基辛格等未能领会这一“高超的暗示”。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先后会见斯诺，并分别同他作了长时间的、极为重要的谈话，内容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和国际局势等许多重大问题。斯诺征得我方同意后，在1970年12月13日的意大利《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国际部分，1971年2月28日的《时代》周刊又发表了谈话的国内部分。随后，于4月18日发表了《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的另一篇重要谈话，斯诺以《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为题，特意在1971年4月30日美国《生活》杂志上发表。斯诺另外三篇访华文章，从4月下旬到5月中旬先后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

新华社从1971年4月下旬起陆续收到意、美报刊发表的斯诺访华文章。《参考消息》报于5月2日在头版以整版篇幅刊出《我们同毛泽东谈了话》一文。5月下旬，中央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说：“我跟斯诺的谈话，一次讲国内问题，一次讲国际问题，两个稿子可以发表，登在《参考消息》上。毛主席接见斯诺后，斯诺写了文章，在外国登了，全世界都读了。我们把它摘要登在《参考消息》上。现在《参考消息》有四五百万份。如果不够，各省可以加印，加印100万份。各省如何分配，你们自己去计算。总之，各支部都要有《参考消息》。对照来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估计。”

6月7日，《参考消息》报在头版刊出《周总理同斯诺的谈话(国际部分)》。之后，编辑部接到暂停刊登其它几篇斯诺访华文章的通知，要求编好后一齐送周恩来审阅。这使编辑部的同志们更加意识到发表斯诺访华文章的特别重要性，同时觉得周恩来可能不满意对已刊出的两篇文章的处理。

6月16日早晨6时半，通宵达旦工作尚未睡眠的周恩来写信给新华社参编部：“毛主席已 批准你们16日起每隔一日发表斯诺的文章一篇。我把次序改变了一下，摘要文字，我均已看过。现将摘要本给你们退去，请予照此印发。第六篇已在6月7日(也就是上星期四，4544期)发表过，可不再发。其他除第一篇不再改外，如再要修改，当由外交部主管司章文晋通知你们。”

6月19日刊出的斯诺文章《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内容极为重要。在同斯诺长达5小时的交谈中，毛泽东谈了包括中美关系、中苏关系和对外关系方面其他一些问题、中国的形势及“文革”中出现的问题。

关于“文革”和国内形势，斯诺报道：“主席批评了对毛‘个人崇拜’的专讲形式的做法”。“主席说，所谓‘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teacher(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当斯诺说到“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毛口号最响，挥动旗子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就像有些人所说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时，“毛点点头。他说，这些人分三种。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的——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三种人是伪君子。我没有受这一套的骗是对的。”毛泽东还对斯诺谈了“文革”中的冲突发展成打派仗、武斗，中国确实大乱了，表示对这种情况甚为不满。毛泽东还说：“文革”中有两件事他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另一个是虐待罢了官和接受再教育的党员和其他人。

毛泽东在这一谈话中，不指名地严厉批评了林彪一伙的行径，公开表示了对当时的“副统帅”的不满。如此重大的表态，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首先由《参考消息》报向全国披露，使这张特殊报纸承担了一项特殊的重大使命。《参考消息》报刊出这篇谈话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在两次同斯诺的谈话中，关于中美关系谈得最多。他向斯诺谈了一些动向情况，并作了分析。毛泽东明确表示“欢迎尼克松来中国，并将高兴同他谈”。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披露后，尼克松很快作出反应，表示很想访问中国。

在周恩来精心安排《参考消息》发表斯诺系列文章的同时，中美正通过秘密外交途径接洽和安排基辛格访华。《参考消息》报6月27日登完斯诺访华文章的最后一篇，不几天，基辛格就来亚洲访问，并于7月9日突然在巴基斯坦“失踪”，直到中美发表关于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后，外界才恍然大悟。《公告》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各国政要和媒体纷纷发表评论，给予很高评价。《参考消息》报及时选登了一些反应，但周恩来认为很不充分。7月17日，他批示：“《参考消息》对尼克松将访华的《公告》的反应登得太少。对《公告》的反应要大量报道，正面的，反面的，都要登。当天登不完，第二天可接着登。”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于2月27日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由于有了对《公告》反应的实践经验，《参考消息》报对尼克松访华及“上海公报”的反应报道，指导思想非常明确，很好地贯彻了“及时、充分、客观、全面”的八字方针。

在周恩来指挥下，《参考消息》报在中美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报纸的特殊作用。

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后，紧接着是中日关系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极大地震动了日本，各界反响强烈。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一上台，就发表声明，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机正在成熟”，“我们要认真地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周恩来在及时作出回应的同时，指示《参考消息》报刊登关于中日外交信息的报道。1972年7月8日，周恩来批示：“日本《朝日新闻》文章《准备响应复交谈判，周总理传话给田中》可登《参考消息》。”9月22日(田中访华前三天)，周恩来又批示：“田中角荣同记者的谈话，今天登《参考消息》头版头条，横贯。”9月25日田中访华，周恩来在24日就批示：“田中访华的反应(日方、日在野党和各国的反应)不登报，一律登《参考消息》。”在周恩来指导下，《参考消息》报在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的报道中，又向广大读者提供了许多独家新闻。

对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参考报道，周恩来经常给予指导和督促。他还把外报外电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章、评论，批示给《参考消息》报刊登(仅1972年就有三十多篇)，并对刊登的版面、位置、标题字体及字号大小都作了具体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认真阅读《参考消息》报并给予很高评价

毛泽东、周恩来在采取重大战略行动时，把《参考消息》作为全局中的一个棋子来调动；在平时，则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使广大党内外同志经受锻炼的重要阵地。他们对《参考消息》报每天必看，而且是认真仔细地阅读。新华社的几位老领导在五六十年代，曾目睹两位领袖手拿放大镜，或带着老花镜吃力地阅看《参考消息》报的情景。他们晚年病重住院，在病榻上仍由《参考消息》报相伴，或自己阅看，或请工作人员念给听。周总理在去世前三个多月，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但在病榻上仍仔细阅看了9月1日—4日《参考消息》报连载的港刊文章《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并批示有关负责人：找王昆仑、屈武等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在批语末了，周恩来连写了四个“托”字，从笔迹看，批语是颤颤抖抖写成的。据记载，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在《参考消息》报上写的批示，也是他利用《参考消息》指导工作的最后一次。

毛泽东在临终的前一天(9月8日)下午，由于早已不能讲话，乃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比划，先伸出三个手指，随后又伸出两个手指。工作人员根据毛泽东那几天很关心日本政局，分析“三个手指”和“两个手指”会不会是指“三木”和“福田”，就问主席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派和福田派的斗争情况?毛主席点头示是。于是工作人员就把《参考消息》报上有关的报道读给毛泽东听，他老人家流露出满意的表情。

毛泽东、周恩来生前多次自豪地向外宾介绍出版《参考消息》报的目的、编辑原则和发行情况，对这张特殊报纸给予很高评价。1971年秋天，周恩来在五次会见外宾时主动介绍《参考消息》。他说：“现在世界上有最好的一种报纸，就是我们的《参考消息》，它把那么多的消息有选择地登在一张报纸上，这是哪个国家也没有的，许多外国朋友都称赞。”

(责任编辑　林　跃)

2000年第4期 张闻天总书记任内的最大贡献　作者：张培森

近些年来，作为中共党史上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特殊贡献，已经广为人知。然而遵义会议后他在党内负责期间，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民抗战所做的重大贡献，至今却鲜为人知。遵义会议诚然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党的路线的转变还只是限于军事方面，而事实上政治路线的转变则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今日看来，如若没有后来政治路线的转变，恐怕就连前面的军事成果都难以巩固，更难谈得上后来政治上打开新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张闻天后面的贡献就更值得人们重视和研究。历史表明，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至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三年，是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战略转变和发动全民抗战关键的三年，也是中共为后来夺取整个抗战胜利奠定基础的三年。然而不应忘记这三年也正是张闻天在党中央负总责的三年。从笔者编辑他的文集和年谱过程中所接触的档案资料来看，这位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三年期间最重大的历史作用，就正是表现在推动党的政治路线和围绕政治路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转变上面。这里仅举其突出的四项。

主持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路线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10月22日在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到达陕北后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讲了话，而张闻天讲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提出战略转变问题。他说，长途行军的任务已经最后完成，“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展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这将加剧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减弱其他帝国主义对中国反革命的帮助。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这段话值得注意的至少有这样几点：第一，从世界形势来说，这里作出了一个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预见，需要指出的是，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事件就发生在1935年10月，而张闻天随军长征刚刚落足陕北的当月，就抓住这个事件，作出了对世界形势发展的推断，可见这位领导人思想的敏锐和眼光的远大；第二，从世界看中国，联系这个事件他得出了两点重要结论：一是日本加剧侵华的必然趋势，二是日本同其他帝国主义在对华方针上将会发生变化；第三，更重要的是由此他向红军官兵提出一项重大任务，要从保卫苏区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而且是把它看成一项标志新时期开始的 任务。这就实际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战略转变问题，为新的政治路线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但是，陕北根据地当时所面临的最直接的威胁还是国民党的“围剿”。打破“围剿”，保卫苏区，红军方能立足。为此，11月3日中央在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军南下去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博古等则率领中央机关北上进驻瓦窑堡。直到前方战事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央的第四天，制定新的政治路线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才在张闻天所住的窑洞内召开。过去说到这段政治路线的转变，人们只知道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却不知道会议的由来。

事实上还在前方毛泽东紧张策划直罗镇战役的时刻，张闻天已经在后方沿着他本人所提出的战略转变的思路，着力思考如何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问题。他在11月17日，也就是进驻瓦窑堡的第七天写的一篇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在全中国民众中间，不但在工人、农民与士兵中间，而且在中等社会甚至一部分上层社会与某些军阀中间，存在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蒋介石的极大不满。”面对这种形势，文章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前面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文章还总结了九一八事变后反日的教训，认为那时“由于我们党不会运用我们前面所说的策略”，以至结果被日本帝国主义“各个击破”。从以上这几段话可以看出这位党中央负总责的领导人，不仅当时已经看到了华北事变以来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而且在正确分析形势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抓住了战略转变的中心环节，并把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提到了全党中心的地位，从而也就为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描绘了最初的蓝图。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张闻天10月22日讲话和11月17日文章的论述，迄今就笔者所见，也是党中央到达陕北后领导人谈政治路线转变问题的最早文字记录。这也就说明早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传达到陕北之前，中共领导人就已经初步对国内大变动的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并从战略转变的高度提出了运用统一战线的问题，而这应该说正是中共走向成熟的表现。

时机的巧合，就在张闻天上述文章写成后的一两天，受共产国际委派回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找到陕北党中央。张闻天在与他彻夜长谈，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之后，便立即写信通报前方，并估计到敌人三次“围剿”已经终结，于24日与博古一起致电毛泽东，建议“开一详细讨论的会议”，接着草拟了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内容、口号及纲领”，送毛泽东征求意见，对此毛泽东12月2日复信表示“完全同意”。张闻天这里所拟的新的策略路线内容，实际在他12月1日撰写的一篇题为《拥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抗日宣言》的公开文章中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文章特别指出：“集中主要的兵力于一个突击的方向，不但是军事学上的基本原则，而且也是政治学上的基本原则。”为此，“要集中一切力量，去反对全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文章再次强调：“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目前最中心的任务。”正是根据以上的指导思想，他亲自着手中央会议决议的起草工作。与此同时他还主持中央作出包括改变对富农政策在内的若干纠“左”的重大政策决定。而所有这些都为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

12月13日毛泽东来到瓦窑堡时，会议已基本准备就绪，15日决议草本便刻印出来，17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便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特点是民主气氛比较好，毛泽东12月19日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及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据会议参加者回忆，会议讨论中是有争论的，毛泽东同博古就在对新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如何分析问题上发生过争论，而主持者张闻天在听取了他们的争论之后，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经过一番认真的讨论，会议于25日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

瓦窑堡会议是中共在民族危机加深，和以“一二九”为标志的民族救亡运动新高涨时刻召开的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它为党制定了一条新的政治路线。而这次会议的成功应该说是张闻天的一大贡献，所以，毛泽东那时称张闻天为“明君”,虽为戏言，但也并非是凭空而出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最先提出和平解决的正确思路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形成，实际经历了一个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过程。历史表明，其中对蒋介石的争取，既是实现这一方针的难点所在，也是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一方面中共积极推进“逼蒋抗日”方针，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却仍在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以至激起全国民众极大不满的情况下，1936年12月12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事变消息传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之初，红都上下一片欢腾。就在事变第二天(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要求“除蒋”、“审蒋”的意见首先占据了上风。持这种意见的领导者们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出于感情因素，因为蒋氏被拘在客观上容易给人们造成印象，似乎蒋已完全孤立。而这时如果在西安成立抗日的政府似乎也就可以得到广泛的支持，从而经过努力可以争取建立起排除蒋介石在外的抗日统一战线。可贵的是张闻天却在这次会上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发表了独持异议的主张。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发言是在听取了会上主流派的意见，特别是最后听了张国焘公然恢复“抗日反蒋”，并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的极左口号之后讲的，故其针对性是非常明显的。

这篇发言开始对这次事变的性质及其前途作了这样的分析：“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这里用“揭破妥协派”这个表述，实际就是指明张学良的这次行动是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妥协派在抗日问题上妥协动摇的一次揭露和打击，其方向是“全国性的抗日”。这里不但准确地概括了事变发动者的本意，而其所估计的发展前途也为后来的事实所证实。

张闻天这篇发言的核心是谈对策问题时如下的这段话：

“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这里不仅没有任何“除蒋”、“审蒋”的含义，而且提出在两“不”(不与南京对立，不成立对立政权)、两“争取”(争取妥协派、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上进攻”，这是同事变前党中央早已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相一致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发言指出“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这一点。很清楚，当时能代表南京政府正统的，显然非蒋介石莫属。这就不仅表明张闻天不同意“除蒋”，而且表明他把蒋不是看成孤立的个人，而是同代表着南京政府“正统”这一复杂问题相联系的。首先是要保住蒋这个“正统”，然后才是“联合非蒋系队伍”。这是一条与“除蒋”、“审蒋”相反的处理事变的思路。

发言还不无隐忧地劝告大家：“不要急燥，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要“慎重考虑”，要“靠我们党的策略正确”，要“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最后指出，“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张闻天以上对事变性质的估计和“争取正统”方针的思路，不久就得到事实证明它是比较切合实际的。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的当晚，张周一开始会晤时，张学良就当周的面讲了他发动事变的本意是争取蒋抗日，而且认为现在最有可能。另外从全国的反应来看，本来我们一些同志估计各地国民党实力派会支持或响应西安事变，然而他们当中却出现了一股相反的“拥蒋潮流”，同时南京政府内出现了微妙的斗争，即亲日派叫嚷要轰炸西安，讨伐张杨，而英美派则渴望和平解决。局势的发展明显表现出对蒋处置问题成了“和”、“战”的关键。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有酿成一场更大内战的危险。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的态度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因此周恩来17日当场赞成张学良主张的谈话成了开始扭转局势的起点。如今世人皆知17日周恩来见张学良时的这次重要谈话，却很少有人知道张闻天在此之前作为中共党内总负责在党中央会上的主张，以及后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南京，再起内战危机时刻，张闻天又为克服危机亲赴西安与周恩来共商大计的事。

主持洛川会议，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形成作出宝贵贡献

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卢沟桥，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在中华民族开始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于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洛川会议)。这是中共在抗战爆发后一次确定抗战路线方针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会上毛泽东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问题的报告。然而张闻天不仅主持了这次会议，而且也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和发言，这也是过去人们很少知道的。

张闻天报告的主题是形势与方针问题，而发言则是在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讲的。贯穿整个报告和发言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强调了持久战的问题，现在仅从会议记录来看，他说到持久战的问题就不下七处。他明确指出：“要使大家了解抗战是一个持久的战争”，“是一个艰苦、持久、变化很多的斗争过程”，“要强调持久战的问题，不因胜利而骄傲，也不因失败而丧气”，“持久战包含进攻、防御与退守”，要看到日本的弱点却正在于“他不能实行持久战”，而中国，“抗日是持久战，即使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

他之所以强调持久战，是充分估计到中国的国情，包括国共两方面的实际状况，而把胜利的根本立足点放在全民的发动，把胜利前途的争取放在中共的领导作用上。当时有些人对于正在进行的上海国民党的抗战寄予很大希望，而张闻天则估计“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他认为国民党抗战的危险性就在于他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来抗战，“只有转变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而“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一个艰苦的斗争过程”，也“只有中共在抗战中取得领导权时，抗战胜利才能得到保障”。

由于他把握住了持久战这个大的战略思路，因而在他的发言中对毛泽东报告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游击战的作战方针作了有力的论证：正是因为“抗战是持久战”，“部分妥协发生也仍是持久战”，“所以要尽量扩大我们的力量，至少要保存我们的力量。在指挥问题上应是独立自主的原则，外面节制，要不妨碍我们这个原则。作战方针主要是游击战争，总的是：赚钱则来，不赚钱不干。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要稳重点，我们可以宣言全部出动，但先出多少要看各方面情况，在有利时继续出兵”。“我们也不要为群众的热情所支配，而要看清革命的基本利益!要能打胜仗，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做出模范才能最后提高信仰!”

需要说明的是，从会议的记录来看，张闻天8月24日报告关于持久战的强调和论述，当即引起了会议的热烈讨论，在他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相继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意见。会议最后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正是集中了大家讨论的意见，确立了“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这一战略思想。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张闻天对中共关于抗日持久战的战略思想的形成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张闻天之所以能在这次会上如此提出并强调抗日持久战的问题，看来也不是偶然的，早在此一年多之前，即1936年4月20日他在所写的《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抗日战争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决定胜负的，这是一个持久战。”迄今所见，这是陕北时期党中央领导人提出关于抗战是持久战这一明确命题文字的最早文献之一。

排除王明错误干扰，同毛泽东一起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

1937年11月至12月，国民党的抗战正如张闻天所预料的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太原、上海、南京相继失陷，山河破碎，中华民族正在遭受一场空前的巨大灾难。在这个严重关头，作为中共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向广大党员发出号召：“共产党员要在一些人们开始为失败与困难所动摇而悲观失望的时候，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中流砥柱’。”也就是这篇文章，公开提出了中共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这就是在国民党军溃退华北，太原失守，山西国民党抗战的正规战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则要“把山西成为整个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大规模的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与武装民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应该说这是贯彻洛川会议精神的一个不失时机的重大战略举措。然而就在此时，久在国外的王明回到了中央，洛川会议的贯彻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干扰。

王明11月29日回到延安中央，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会上首先由张闻天作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形势，讲了抗战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并指出这些成绩“证明我们上次政治局会议(即洛川会议——笔者按)的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还特别指出：“我们在统一战线中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张闻天报告之后，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长篇发言，发言许多地方明显是针对报告的，发言实际指责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正确方针，特别是否定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由于王明回国前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又声称他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造成许多同志在一时难以分辨是非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同意和拥护了王明的主张。会上惟有毛泽东作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发言。而张闻天最后所做的总结性发言，虽然对王明所指责的所谓“对国民党转变估计不足”等“缺点”作了些检讨，但在原则问题上同样没有动摇，而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他认定说：“洛川会议决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基本上是正确的。”还说：“华北工作一般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有很大的成绩。”由于毛泽东、张闻天等的抵制，这次会议没有对抗战方针、路线重作新的决议。

然而要看到王明右倾错误的干扰并没有完全排除，而其危险是很可能造成发展敌后抗日武装有利时机的丧失，那将是一个不可饶恕的历史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现在发现的档案材料来看，张闻天在“十二月会议”之后，明确表示反对王明干扰独立自主方针错误的讲话最少有如下两次。

一次是“十二月会议”后他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总的结论”。他说：“我们虽然目前主要的是求得统一战线更加扩大与巩固，但并不放弃我们自己的基本原则——党的独立性。对八路军与新四军，不仅要扩大，而且要保存党的领导。我们必须扩大三五十万党能直接领导的军队，统一战线才能更有力些。然而今天不是在于这样说说，而是如何实际去做。”这里不是一般地说到扩大，而且提出了具体目标；不仅提出了目标，而且强调了实际去做。另一次是在1938年2月28日有王明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许多观点都是针对王明错误的，他在发言中指出：“在党的力量的使用方面，要用很大的力量去创造各个地区的根据地，不要平均使用党的力量。”“八路军要以一个师为单位，这样便于扩大，便于在战争中组织许多附属的游击队，并且使这些游击队又扩大起来，创造许多根据地。”这里不仅强调了党的力量的使用重点，而且在总结前方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如何使用力量的具体办法。事实上后来大部分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是按照这个办法发展和扩大起来的。

王明错误的干扰还给中央造成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中央正确的指令不能以统一的名义发布。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张闻天坚决同毛泽东站在一起，许多发往敌后的重要指令，包括1938年4月连续发出的《关于巩固与扩大晋察冀根据地的指示》和《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都是用他们两人个人联署的方式发布的。正是在这些重要指示的指引和指导下，从1938年至1940年，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大批的敌后抗日武装终于在中共的领导下蓬勃地发展了起来，真正成了打击日寇、坚持持久抗战的中流砥柱。对于张闻天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在“文革”中也都还没有忘记，他在九大期间的一次讲话中说到张闻天时还说：王明回国后他(指张闻天——笔者按)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期间的历史贡献自然不只是以上四点，然而这四点正是说明他作为党的一个主要领导者在重大战略转变时期，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方向，紧紧抓住贯彻正确路线的中心环节。因此可以说这是他在总书记任内最大的历史贡献。毋庸讳言，张闻天30年代初期确实犯过路线错误，然而应当看到那时他所犯的错误毕竟是在共产国际错误路线能够直接控制中共，而中共就全党来说又尚处于一个不成熟时期所犯的错误。可贵的是，张闻天不仅后来能够通过实践自觉地转变到正确轨道上来，而且能在总结过去错误的基础上，为新时期的正确路线方针的制定和贯彻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因此全面客观地来看张闻天30年代功过，应当说他功大于过，而且不愧是中共历史上一位推动战略转变的历史伟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民抗战路线的奠基者之一。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4期 胡绳为邓小平理论鼓与呼　作者：余广人 胡　申

胡绳是富有革命精神的理论家，他的作品是与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1994年6月为《胡绳文集》所写的序中说：

我一生所写的文章，虽然有一些可以说有或多或少的学术性，但是总的来说，无一篇不是和政治相关的(当然这里说的政治是在比较宽泛意义上说的)。可以说是“纯学术”的文章几乎没有，对此并不后悔。

与胡绳相知甚深的王梦奎评论说：“这并不是说，胡绳鄙薄和现实政治没有多大关系的纯学术的研究和文章，一切科学探索都是他所重视和欢迎的，他的著作正因为具有科学性，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具有某些‘纯学术’，才更好地发挥了为政治服务的战斗作用；而是说，像胡绳这样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并且终生矢志不渝的人，理论研究只是他所选择的武器，正如战士之持枪。他的不悔，我以为首先是指自己所选择的革命道路。”

1978年12月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重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起点。作为党内资深的理论家、历史学家的胡绳，抱着“要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各方面的长远决策和短期决策起作用”的目的，热情讴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从理论和历史的高度，诠释邓小平的伟大理论。尤其在改革开放遇到“左”的理论干扰的时候，胡绳发表了数篇有影响的文章，阐述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党的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的社会和历史原因。在“左”的力量和“姓资姓社”争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的文章弘扬了邓小平理论，澄清了理论界的一些混乱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时期的遵义会议”

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在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的第三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明确的结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如何理解三中全会的深远意义呢?作为理论家的胡绳认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它与历史上的遵义会议是相同的。在80年代，胡绳曾在讲演和报告中，多次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历史转折意义。在《党的十二大的历史地位》一文中，他在谈到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时认为：“三中全会首先从思想路线上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恢复理论联系实际的传统，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因为具有这样的意义，所以，“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到各项具体政策，纠正了‘左’倾错误，包括纠正‘两个凡是’的观念”。

1987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任主任）出版了《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在这本书中，把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的这段历史冠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标题。在这个标题下又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写“徘徊中前进”；第二部分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这种分期方法，胡绳作过思考。当然，他所考虑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分期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将着眼点放在通过分期来体现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他曾找到几位同志商量，是不是可以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把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分为三中全会以前和三中全会以后两大时期。三中全会以前可以按《历史决议》分成几段，三中全会以后也可以分成几段。谈到这样划分的原因，胡绳指出：“以上说的分期问题，从形式上看有利于编写党史时划分章节，但实质意义是要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突出出来。”

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看作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从历史的高度是否说得通呢？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使“文革”的结束成为可能，当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党和国家的工作一直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表明，“文革”结束后，工作如何向前推进，在当时也是我们党面临的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从这样一个历史高度出发，胡绳认为党面临着两种选择：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一切做法完全回到“文革”以前。……“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错误。“文革”结束时由于当时的主要负责同志提出的“两个凡是”，恰好是把过去错误的东西凝固化。如果这样走下去，只会造成比“文革”以前更严重的情况。所以，“文革”结束后如果回到“文革”以前的局面，显然是对中国非常不利的。

另一种可能是，总结历史经验，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找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是说，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把有价值的经验接受下来，避免重犯过去那些错误，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来。这条道路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一条新的道路。

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我们党确实如同遵义会议召开前一样，同样面临着生死攸关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邓小平语），实际上是阻止了回到“文革”以前那种局面的倾向。据此，胡绳以遵义会议后中国的历史的发展作比较，谈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6年（胡绳的讲话是在1994年）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局面。他指出：

这样看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没有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没有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得好不好的问题，不是发展中有什么困难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否还存在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一条避免亡党亡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起点，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的源头。高屋建瓴地评价这次会议的地位，实际上是对邓小平理论在我党历史上地位的评价，是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国策的坚定拥护。胡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这次会议称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胡绳的观点发表后，在思想界、理论界以及党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总结历史上“左”的错误的教训，阐发邓小平理论

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胡绳写下了这样一段颇发人深思的话：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东西，我内心深处究竟有什么，自己并不十分清楚，但我觉得自己的头脑和现行的潮流有所抵牾。现在看来这种矛盾的产生是由于我不适应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但当时我并不能辨识这种“左”的指导思想，正因为我不理解它，所以陷入越来越深的矛盾。为顺应当时的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的文章。写这样的文章，不能使我摆脱而只能加深这种矛盾。由于这种矛盾，我在写作的方向和目标上感到茫然。这样，写作就越来越少。

胡绳的这段剖白，无非两个意思，一是不讳言自己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的困惑和失误，从而进行反思；一是他对当时“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的憎恶。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后，胡绳赋诗自云：“老遇明时倍旺神”，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将对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阐发，放在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上，同时又对历史上“左”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无情的鞭笞。

人们知道，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路线的推行，在思想界、理论界并不是没有阻力的。一些抱着“左”的思想不放的理论家们，对改革开放的国策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不断地在理论界制造混乱。胡绳对这种倾向是具有高度警惕的。1983年，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长篇理论文章，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了精辟的论述。在讲到危及党和国家的“左”的错误时，胡绳以马克思在1877年的一封信为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左”的错误的表现。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到当时德国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时说：“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主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胡绳在引用了这封信后，提醒人们对“左”的错误的表现形式加以警惕。他指出：

我们这里说的“左”倾错误也供奉了一些“女神”。它所供奉的虽然不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女神，而是“最革命”的、“最纯洁”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的女神，但这二者同样使社会主义丧失了它所必须具有的唯物主义基础。

在1987年，针对理论界刚刚萌芽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在《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长文中，借列宁的观点加以澄清：

在俄国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一些“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把凡是沾上资产阶级的一切东西都看作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都必须抛弃。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列宁说：“不利用大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他又说：“没有资本主义的文化遗产，我们建不成社会主义。除了用资本主义遗留给我们的东西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建设共产主义”。

联系到在1989—1991年期间甚嚣尘上的“姓资姓社”的争论，我们不得不承认，胡绳所谈到的问题是有预见性的。

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危及到改革开放的路线的时候，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回答了几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南方谈话发表后不久，胡绳就在4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所、局级干部读书班上发表了《关于防“左”》的长篇讲话，开宗明义地说“主要说明两个问题：一、当前防‘左’，防什么？二、为什么产生‘左’，怎样防？”关于第一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挑起这场争论的“左”的理论家们的武器，其目的是以此来冲击我们党所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革开放的正确国策。关于第二个问题，胡绳说：“防‘左’就是要防止因为怕资本主义而不改革开放。”针对“左”的理论家所挑起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胡绳指出：

我们不能脱离具体实际问姓“资”姓“社”，是姓“资”的就不要，是姓“社”的就要。这样问姓“资”姓“社”，改革开放的确迈不开步子，甚至会根本取消改革开放。

以计划和市场来区别“社”和“资”是不对的。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搞计划。……所以事情不是问姓“资”姓“社”就能解决了的。邓小平同志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标准。符合这个标准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东西也可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利用。有些东西甚至就是资本主义的，但是对我们有利，我们也要用。

在这个讲话中，胡绳回顾了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谈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时，他指出：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左”的错误的严重性，可以使革命瓦解、垮台，而且可以引出右的错误来。所以我们不能说“左”比右好。还是邓小平同志讲得对：“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右的错误比较容易鉴别出来,而“左”的错误不大容易识别。

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关键

1998年12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改革开放走过20年历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策是正确的。在这纪念日到来之际，作为理论家的胡绳，发表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来纪念三中全会20周年。

这篇文章，与胡绳的其他文章比，篇幅相当短，但文章所提的问题却相当大。在这样大的题目下，作者论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的三种看法。谈及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的历程时，胡绳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其根据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张在建国以后要用10到20年的时间，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至少也要这样长的时间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过程中，有必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照这一方针来实施建国方略。尤其是到了1953年宣布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这一方针就更被领导群体所淡忘（刘少奇因为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而被迫作了检讨）。于是，出现了胡绳所概述的这样的现象：“从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第一年起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进军的步伐”，“似乎不需要经济建设的大发展，最美好的图画就能凭空画出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用比万里长城更厚实的墙壁绝对隔开，后者包括它的‘尾巴’，只应立即彻底消灭”。胡绳认为：上述这种种现象，“告诉我们这样的认识不符合实际，这样的实践只能有害于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样的认识才符合实际，才不有害于社会主义呢？那就是邓小平的理论。胡绳指出：

邓小平根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破除了基本上没有摆脱民粹主义的种种错误认识，使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本世纪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邓小平所说的三个“有利于”为判断的标准。

（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产阶级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

（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改造、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四）社会主义能够并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的前提下，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营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

笔者不惜篇幅引用胡绳的这些话，是因为胡绳的观点曾被有的人误解为“大讲民粹主义，不过是说明社会主义此路不通，中国的唯一出路是退回去搞资本主义，至少是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其实，从上述引文看，这样的误解实在是不应该产生的。

以笔者的愚见，胡绳这些话当然是有感而发的。前面曾提及，改革开放以来，在思想界和理论界，确有一些人不是从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看问题的，总是把眼睛盯着姓“公”姓“私”、姓“资”姓“社”。甚至有人撰文公然否定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声称对任何事物都要以其性质作为评判标准,如果不问姓“资”姓“社”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并进而断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这样地看待邓小平的理论，显然是与十四大、十五大以及党章、宪法所确立的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国策相抵触的。笔者以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坚定的拥护者的胡绳，正是因此而提出了上述看法的。其用意当然在提醒人们：改革开放不仅必要，而且必需。而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必须从历史的经验中汲取教训，不要再犯恐“资”病，更不能人为地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或许，胡绳自己也知道“至少要有百倍于此的篇幅”才能论述清楚这一问题，所以在1999年6月，胡绳就这一问题又推出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进一步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扬邓小平理论旗帜的论点出发，阐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再评价》一文“从毛泽东是不是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胡绳引用了毛泽东在1944年至1948年间讲过的几段话后指出：“至少在毛泽东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即大体在民主革命时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染上民粹主义的思想，而且是坚决反对民粹主义的”。胡绳进一步说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包含着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如何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内容，指出了一条不经过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避免那种‘可怕的挫折’，但又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的路子。”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同反对民粹主义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际的。胡绳依据《毛泽东文集》所提供的有关反对民粹主义的史料，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所作的阐释，不仅符合历史的事实，而且开掘出新的理论深度。我认为，胡绳论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鲜明地指出了：“中国革命中有许多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仅在革命时期重要，而且在建设时期也同样重要。如果不顾马克思所指出的“物质存在条件”，不在无产阶级政权下补上生产力和其他文化条件的课，而急于消灭资本主义，“那就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空想社会主义、冒险主义、民粹主义、或别的什么。”

为了说明问题，胡绳举出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增长的一组数字。在说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就”之后继而指出,至1956年，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任务，“三改”虽然超前完成了，但“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还远没有达到。继此之后，搞“大跃进”没有成功，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提高却“继续猛进”。 这样，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走过了一些弯路，所造成的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这里所谈到的弯路，是为说明问题而无法讳言的。这不是要否定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这些弯路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很大关系，批评这些错误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同时，胡绳的这些看法，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是相符合的，这只要看一看决议的论断就会很清楚的。《决议》中既充分肯定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主要成就，也指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有缺点和偏差”， “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后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对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胡绳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从创造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存在条件”、从“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的角度，探究其深层的理论根源的。胡绳指出：

当农业生产力没有任何显著提高，国家的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够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思想?只能说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的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

胡绳提出这一问题，旨在总结1956年前后的经验教训，重新学习、认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此为借鉴，帮助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理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及其方针政策。胡绳告诉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如果解决得好，革命和建设就顺利发展，反之则遭受挫折。

为了消除一些人的肯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要“退回去”的误解，胡绳特意指出：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接受了30年来的经验，也在30年来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当然不是回到1949年。只就经济上说，第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力量大为增强；第二，解放前的私营资本主义已经消失；第三，农民从合作化到公社化的经验中，学到了应该如何做和不应该如何做。形势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可能重新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胡绳所要阐明的是：绝不能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没有什么现实价值，而只可供历史的回顾了。”他认为：“这个理论不仅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有指导作用，而且有助于我们考虑建国以后的一些问题，以至今天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也还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发。”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是探讨，胡绳也显示了大家的风范，毫无咄咄逼人之气势，而有与人为善之亲切。很多读者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有的读者这样评论说：“作者以他沉稳、细腻、平和的文风打动读者。作为历史学家，他观察问题能得其全；作为哲学家，他论证问题则得其深。”可谓领略透彻，评价恰到好处。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4期 昨夜西风凋碧树　作者：徐光耀

编者按：《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篇很能发人深省的好文章。作者以通俗朴实的语言，确凿具体的事实和作家特有的对生活细致透彻的观察，叙述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经历，他的困惑、无奈、痛苦和无告中的感悟，使人读来如同身受，而且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看似平实的述说，却有震憾人心的力量。所以本刊破例地分两期全文刊载这篇近6万字的长文。

作者徐光耀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38年，13岁参加革命，当了小八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刻苦自学，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不少反映抗战的报道和文章。1947年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全国解放以后，又进入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深造。著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少小灾星》、《喜剧系列》等作品。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4年代主席；1986年当选河北省文联主席。现已离休。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受多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准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迁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迁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大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 ，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档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而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嘛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俭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免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正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准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之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它，可就不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了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个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誊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份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的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6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是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很鼓励了他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党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至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能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人的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地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也有过这样一件事实：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自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 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1.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它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很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的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使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作家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耽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很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足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宴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按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成熟，人民更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

——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尽够伟大，但还存有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好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民齐心向党

，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的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羡。只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所以他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小说《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励，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像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曲一曲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之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怎么会规规矩矩去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彩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五卷》425页)，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的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让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点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他都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事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哄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实，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我这次对陈沂的“攻击”，既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地“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寄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8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法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匆匆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救人济世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各色各类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悠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哎呀”了一声，吃惊地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得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的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来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新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哝哝，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蛰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份：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蛰”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利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牵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或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

刘兄善于思辩，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诗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50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散漫自由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只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嘘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天津作协的一位作家，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这位作家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孙毓春、浦熙修、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或就是“罪行”的证明。这位作家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地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骂、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一批民主人士和知名作家，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弄这些人。当时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苦，情形确是这样啊。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然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地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也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逯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褙’!……”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污辱!……”他满脸紫胀，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逯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逯斐发言，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了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逯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褙’?”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逯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褙’?”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勒，会裱画，人称‘汤裱褙’……”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往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免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个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这个“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底缴械。

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个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是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豪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干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天津那位作家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天津那位作家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的“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只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责任编辑　徐　孔)

2000年第4期 我在国际场合见到的周恩来　作者：司徒眉生

(一)

那是1955年4月16日凌晨，在印尼首都雅加达飞机场，漆黑的天空，微风轻拂，远方传来飞机呼啸的声响，一架银色的飞机降落在跑道上。人群里一片鼓掌和欢呼，舒缓了原有的忐忑不安，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专机终于安全到达了这千岛之国的首都。周恩来英姿勃勃出现在机舱口，向欢迎的人群挥着手走下飞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就在这之前几天，载着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另一架专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后在南中国海纳度那群岛上空突然爆炸，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因而牺牲。后经证实这次空难是台湾当局阴谋策划的。

1955年4月18日举世瞩目的历史性盛会——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独立大厦宣布开幕了。大会安排所有的29个国家代表团的300多名成员在亚非大道一角的广场下车，步行几百米走向会场，以接受夹道群众的欢迎，印度的尼赫鲁、巴基斯坦的阿里、缅甸的吴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埃及的纳塞尔等等逐一走来，都受到群众用鲜花、欢呼和掌声表达的热烈欢迎。突然人群里起了阵阵的骚动，大家跳跃着，高声叫嚷“周总理来了”，其中许多华人华侨更是激动不已，挥动着双手高呼“周总理，周总理”!只见周恩来从容不迫地走过来，以他独特手势向群众举手致意，那堂堂的仪容，儒雅的风度，透着股股逼人的英气震摄着人心，使我当时心中顿感他是多么的可敬和可亲。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复杂的，参加会议的许多亚非国家还深受西方的影响，对中国的崛起并不理解，普遍还抱着怀疑、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在与会各国之间也矛盾重重，勾心斗角，甚至出现争夺领导权的现象。在这种环境和情况中，中国代表团所面对的挑战、压力和艰难可想而知。我以新闻记者和大会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会场高处观察着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中国代表团，只见周恩来和陈毅、廖承志、黄华、乔冠华、叶季壮、章汉夫、杨奇清、陈家康、达浦生、王卓如、浦寿昌等都在聚精会神聆听着每一个代表的发言，并作笔录。告一段落时，彼此聚首商议，在会场内外则抓住每一个机会和各国代表接触交谈，又进行了许多单边和多边的会见和会谈。在整个亚非会议前后，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都是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

周恩来根据对会议发展情况的观察，决定在4月19日上午先散发了书面发言稿，又在下午的大会讲台上作了影响深远的补充发言。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是求同存异的，……这个会议反映了我们当中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是不相同的，我们也曾为此进行了部分的讨论，但是这些并没有妨碍我们彼此间达成共同的协议，而且会议也开始了或增进了亚非各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了今后的友好合作关系，因此会议是有成就的。”

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他又就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局势问题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症结在于美国的粗暴干涉。当时作为《新报》的政治记者，我们以第一时间用整版篇幅对大会的进行情况和中国的立场作了详细而积极的报道。

参加会议的黎巴嫩代表团成员，驻美大使查尔斯·马立克在会见周恩来时，似有意为美国“刺探军情”，大谈对台湾海峡形势的看法，周恩来义正词严地阐述了台湾问题的背景，举了朝鲜战争的事例说：“我们曾告诉美国人说，如果他们超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是不要战争的，如果战争来了我们也不怕。”再次严正地表明了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马立克最后不得不说：“虽然我们在好些问题上，甚至很重要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我们却同你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围绕你们的神秘性部分消失了。在会议上别的人也许赢得了一点成功，但你却赢得了每一场重要的战斗!”

周恩来在会场内外，让每一个人都深深感染他迷人的魅力，展现了高度的智慧和谋略，既坚持原则，又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使对手最终都愿意“存异”而“求同”。

亚非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万隆的华人华侨代表千余人为欢迎周总理和庆祝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那种充满激情的热烈场面是令人难忘的。接着周恩来又应邀回到雅加达，对印尼进行了两天正式的国事访问。在万隆和雅加达虽然每天都见到周恩来，当时作为记者，只能在集体访问时问上几句话。4月27日在雅加达参加了午间和晚间都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华人华侨代表招待会，当有苏加诺总统参加的官方招待会结束时，他把我们一些记者留了下来，简报了4月22日在万隆和印尼外长苏纳约签订的“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他说两国间一个由长期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困难问题，已经根据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了。他语重心长地要我们多做华侨的工作，劝他们为了长期生存发展的目的而抛下历史的思想和感情包袱。那一晚他就各项重要问题和我们谈到夜深，这是他到达印尼后和我们谈得最多的一次。翻看搜集回来的相片，参加的中方人士有黄华(原外长)、李慎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彭迪(原新华社驻雅加达分社主任)，印尼方面除我之外有国营安塔拉通讯社社长查禾多(后任亚非记者协会书记，印尼驻华大使)、雅加达新报资深记者黎瑞格、生活报编辑郑曼如、记者李宏桂。

在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和在印尼进行的国事访问中，周恩来表现了无比的魅力和高超的谋略，他把和平共处和“求同存异”的精神在国际外交活动中发扬光大，这些原则直到现在都是国与国交往和其他领域交流中的不朽基础。

和印尼签订的关于双重国籍的条约，则为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聚居在东南亚各国的华裔社群，为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在当地生存、生根和发展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二)

一年以后，为筹备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的历史性大事，我应苏加诺之邀到他身边工作，暂时离开了新闻记者的岗位。从此，自1956年到1965年的十年国际交往、会议、会谈等外交活动中，和周恩来等中国国家领导人有了很多直接的接触。

1956年9月30日的北京，正值秋高气爽的好时光，作为印尼总统访华团的先遣人员，我已先期到了北京，参与正式访问的准备。中午当专机在西苑机场降落时，我走向停机坪，只见人群、鲜花和彩旗像潮水般汇集，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敲锣打鼓，天真无邪的儿童跳跃着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那种热烈友好的气氛深深地感染了我。这时人群突起轰动，原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许多领导人都来了，后边还跟了不少穿着崭新制服的将军们，周恩来看到了我们就急步走过来和我紧紧握手，亲切地向我们问好，并且告诉几位手持束束鲜花的小姑娘们说：“这些都是印尼贵宾。”漂亮的小姑娘们迫不及待地纷纷上前来向我们献花，接着他又把我们向站在近处的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逐一介绍。他对毛泽东说：“他们都是我们在万隆会议时认识的朋友，在会议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毛泽东亲切微笑，和我们紧紧握手说：“那要谢谢你们!”接着大家就闲话家常，既问问我们个人、也问问印尼的情况，直到苏加诺总统到达后，大家又奔向前方，海啸一样的欢呼和鲜花的巨浪淹没了一切。我作为随员，陪同苏加诺开始了他长达两星期的国事访问。

当时北京还没有像钓鱼台那样的国宾馆，印尼代表团被安排住进中南海的勤政殿和北京饭店。我原希望住饭店可以自由些，但却被指定住进勤政殿，对面就是清朝末年历史上有名的瀛台。苏加诺到达那天下午就开始了紧凑的活动，先是在中南海拜会了毛泽东主席，又立即应邀参加了毛泽东在丰泽园举行的家宴。席设两桌，主座上的是两国的少数领导人，我们被安排在次席，依稀记得主方有汪东兴、田家英、杨德中、徐涛医生等人，客方只有总统副官长苏于地和我两个人。周恩来在席上劝饮，原本苏加诺不喝酒，只见他兴高采烈地把酒喝干了。饭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都高高兴兴地过来和我们作亲切的谈话，毛泽东还从书房里用毛笔在绫纸上签了名送给我。

作为访华的总统随员，我原来只担任私人秘书的工作，有一天，苏加诺突然在勤政殿早餐桌上提出要求更换演讲时的翻译人员，并且指定要由我担任，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口译工作的经验，而众所周知，苏加诺讲话全无讲稿，但可以滔滔不绝讲上一、两个小时，他博学多才又博闻强记，讲话时爱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他是世界公认的演说家，作他的即场口译的确是难度很高的。

第一场由我现场翻译的演讲是在清华大学体育场举行的两万多师生参加的大会上，翻译完之后，我对自己的表现并不满意，便向苏加诺请辞，请他另选贤能取代我当翻译，苏加诺听后和霭地凝视我片刻说：“你看看台下群众的热烈反应，就知道他们不但听懂了我的讲话，并受到了鼓舞，你这第一次已经算是合格了，连陈毅都说你翻得不错。”苏加诺的赞扬和肯定使我从此多了一个衔头——总统私人中文翻译，以后凡是他在与中国有关的演讲和会议会谈上，我都是他的专用翻译。

就在清华讲完的当天下午，苏加诺又应邀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的联席扩大会议上发表演说，我在刘少奇委员长讲话完毕，苏加诺应邀讲话时又不得不披甲上阵，由于这是一次政治性较高较强的聚会，他大篇的叙述了亚非各国被压迫，引致民族运动兴起的历史和看法，并引用了大量的经典和涉及了许多的事件和人物，当他讲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时，匆忙间我却翻译成日苏战争，这时台下一个尖锐的声音高呼是日俄战争，不是日苏战争，我停下来向台下望去，原来是周恩来纠正我的错误，我即刻意识到失误，连忙将此段话重译一次。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向我走来，在苏加诺身旁拍拍我的肩膀安慰地说：“你今天翻译得还算不错，但刚才那次可是原则性的错误，当时苏联还没有建立，日本是在和俄罗斯开战。”我说：“谢谢总理的指正，以后我会力求准确。”此事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从此养成了严谨、谦虚和务求准确的工作作风。在北京的七天访问中，我们有和周恩来相聚和谈话的许多机会，使我们彼此之间都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

(三)

1962年9月，我奉苏加诺之命，陪同他的夫人哈蒂妮女士率领的部长夫人访问团，在访问了柬埔寨、越南之后，又到中国访问而来到了北京。飞机降落后，从机舱的窗口就看见欢迎人群中的周恩来、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等人，在北京的几天里，无论是参加多次盛大的宴会和周恩来，邓颖超伉俪在西花厅所设的家宴以及国庆招待会等场合，都一再和周恩来见面谈话，而每次谈话，都让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敬佩。

1964年11月初，苏加诺在访问了日本和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后，在回国途中应周恩来邀请在上海停留一夜，就关于东南亚新形势、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和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重要问题进行会谈，在锦江贵宾楼的会谈，参加的人数并不多，中方除周恩来外，只有副总理罗瑞卿、外交部的章文晋等，印尼除苏加诺外，也只有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驻华大使查禾多等，会谈非常认真和紧凑，使我们都没有时间作私人接触，当时作为外事助理的我，由于要赶着处理文件，在会议厅参与作好安排后并没有参加会谈，直到举行宴会时才有机会和周恩来以及当时的上海市长曹荻秋等人畅谈。

1965年4月16日，恰恰是1955年4月16日十年后的同一天，周恩来和越南的范文同总理一行又飞抵雅加达机场，这次是为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的盛大庆祝活动而来。在全城亚非各国国旗旗帜似海的气氛下，当天他就投入到繁忙紧张的政务外交活动中，先后会见了先期到达的金日成等人，又由陈毅陪同和苏加诺、西哈努克举行会谈，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谈，第二天又和陈毅及夫人张茜等人前往茂物总统行宫正式拜会苏加诺和夫人哈蒂妮、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也来到了这里，当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一行在苏加诺和夫人陪同下，漫步走到紧挨着总统行宫后花园的驰名的“茂物植物园”，在漫天遮阳大树庇护下，茂物更显得比雅加达凉快，空气也清新得多，西哈努克说来到了这里真令人精神振奋，一行人环绕着满布清丽的大睡莲的池塘一周后，来到了一棵大树下，这是一棵有名的红豆树，它结的小果粒正是小手指般大小、鸡血红似的鲜红晶莹可爱而又坚硬非常的红豆，我俯下身在草丛中搜集了十几粒分别交到周恩来和西哈努克夫妇、陈毅夫妇等人的手上，他们细细把玩爱不释手，赞个不停，这时周恩来咏起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诗句，翻译成法语后，西哈努克就说，手里凝视着这颗小小的

红豆，思潮起伏想起远方可爱的恋人，多浪漫呀!周恩来却说：现在我们更应该思念的是亚非拉三洲被压迫的苦难的人民!

4月22日参加庆典的各国代表团被安排到有名的旅游胜地*%厘岛参观休息，一到登巴沙机场就沉浸在身穿鲜艳的民族服饰、头戴鲜花的*%厘古典舞蹈女郎的欢迎海洋。在*%厘的两天是比较轻松的。各国领导人多是集中精神欣赏*%厘人民为他们所举行的多彩多姿的传统歌舞和大游行汇演，在晚会上聚精会神的欣赏*%厘细腻的舞蹈演出或是白天到大街上选购各式各样的独特的木雕等手工艺品，只有周恩来不辞辛劳，分秒必争地不放过争取和有关的各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仅仅在两天的时间里，他先后和金日成、范文同、老挝的苏发努冯、日本的川岛正次郎、尼泊尔的比兰德拉王储、阿尔及利亚的赛义德、以及阿富汗、索马里、赞比亚、塞普鲁斯等这许多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和会谈。

在*%厘，周恩来一行被安排住在沙努尔海旁的一列别墅群，和印尼商业部长苏洽多博士一同作为专责陪同的我，那两天便有较多和周恩来共处的机会，我们在住地共进早餐，晨昏同在沙滩上散步，看潮起潮落，浪花飞溅，闲话家常，是最值得珍惜和怀念的时刻，已经夜深沉了，我们看到，他还不休息，依然召集代表团其他人员共同商讨问题，我住在他对面的一幢别墅里，也因为职责所在，在贵宾休息之前作为主方代表还必须打起精神，以防突然有要办的事，两个夜里，我都和衣而睡。经历过那么多的外事和接待活动，我发现作为周恩来的专职陪同是最“辛苦”的。

第二次亚非会议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第。一次亚非会议时参加的只有29个国家，十年后的1965年，非洲已有30个国家宣布独立，亚非两大洲已共有60个独立国，此外还有20多个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和地区，10年以前人们都还不大看得起亚非会议，现在却都千方百计想参加进来，这一次会议还没有举行，已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原定在1965年6月底，7月初在阿尔及利亚首都召开，却因该国一场突发的军事政变使它胎死腹中，这是第三世界、亚非国家无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1965年6月26日苏加诺率领印尼代表团飞抵开罗，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作为随员我也同机前往，当天夜里到达机场时，会前正在埃及进行国事访问的周恩来和埃及总统纳塞尔同在机场欢迎我们，当我们见面时，周恩来亲切高兴地对我说：“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见面格外亲!”

为了研究阿尔及利亚形势突变影响到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举行这一个严峻的情况，三国领导人第二天就在开罗库巴宫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接着在纳塞尔官邸又举行了有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参加的会谈，后来外长布托又参与了另一次会谈，在各个场地分别举行一连串紧张而密集的会谈。

有一次忙完了大半天，我不愿在饭店呆着，于是不顾38℃高温，来到我们驻地希尔顿饭店对面尼罗河畔的船上饭店，在甲板上呷上一口咖啡，迎着开始西下的夕阳余晖，望着漾漾河水，正在尝试着发怀古之幽情，突然被召速回，原来周恩来推辞了苏加诺准备到共和国宫的会晤，亲自到饭店来探望了。当时中国代表团是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宾，而印尼代表团只是准备取道参加会议的“过客”，由于事出突然，我们并没准备，好在只是礼节性的拜会，只好在饭店阁楼的大厅欢聚，场面公开引来了不少游客，住客纷纷在圈子外鼓掌围观、拍照，场面好不热闹，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周恩来谦逊友好的品德。

过了一天，纳塞尔邀请了苏加诺、周恩来和两国代表团成员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到一个三角洲有许多大树遮阳的风景区游览，我们除了尽情欣赏盈育着埃及古代辉煌文明的母亲河两岸的景色，在船上分成一堆堆的在谈笑，暂时忘掉沉重的政务问题。上岸后，在绿荫环绕的三角洲的宾馆前一个大帐篷下，三国领导人在那里谈笑风生，我陪同第一次亚非会议秘书长、印尼原外长阿卜杜干尼，正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和中国代表团一些成员和陪伴的埃及官员们聊天，谈兴正浓，突然传来周恩来那熟悉的开怀大笑声，纳塞尔、苏加诺也大笑不已，我们把视线望过去，正好和苏加诺的目光接触，他招招手把我叫了过去，当我走近时话题似乎已告一段落，他们几个人都没有再说什么，只是一味地笑，我莫明其妙地站在一旁看看苏加诺，看看周恩来，又望望纳塞尔，一脸的不解，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笑些什么?

第二次亚非会议流产了，通过一连串的重要会谈作为补救之后，苏加诺在开罗机场先送别了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一行启程回国，而我们印尼代表团也在第二天离开开罗飞向法国巴黎，进行又一次的非正式访问和休息。

印尼是亚洲主要大国之一，五六十代坚持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广交朋友，又为争取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而努力，苏加诺曾被称为亚非国家第三世界的旗手，因此国际交往颇为频繁，作为总统私人外事助理，我有机会参与了这些活动，有幸见到了、协助接待过和直接接触过世界各国的许多领导人和政治人物，但其中只有一些人的性格和表现比较令人难忘，像胡志明的刚毅和朴实，尼赫鲁的智慧和阴沉，戴高乐的坚定和自尊，赫鲁晓夫的开放和粗野，恩克鲁玛的热情和宽容，布托的机智和灵活，西哈努克的谦逊和有礼等等。但最最使我永志不忘的还是周恩来，除了他全心全意忘我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那些已为世界各国和中国人民公认的雄才韬略丰功伟绩之外，我更忘不了他那沉稳的步伐，凛然的风神，他那唇边的微笑，微蹙的浓眉和炯炯的眼神，这都已经为他表裹合一的伟大人格作了最好的描绘。

(作者司徒眉生，现居澳门，曾任苏加诺总统私人助理，中文翻译)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年广久与“傻子瓜子”的两次沉浮　作者：邱 健

前十多年，安徽出现了名闻全国，远销港、澳和北美地区的“傻子瓜子”，一时风靡全国。“傻子”也就成了改革初期人们交口议论的新闻人物。“傻子”年广久前后两次沉浮，却又神奇地与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关怀分不开。年广久每当与人津津乐道回味他的发家史时，总是从心底发出肺腑之言：“邓主席是我的恩人，是他指引我走向发家致富的光明大道!”

市场经济的冲浪儿

位于芜湖市大戏院40号的大杂院，是“傻子”年广久的老屋，也是“傻子瓜子”最初的大本营。1984年笔者去芜湖首次访问他，去那儿参观他的“旧战场”。在那零乱的大杂院里，他指着一个旮旯告诉我，他过去就在这里炒瓜子，院门被好心的房主时时插着，“打办”的人一敲门，他就从院角的平台上翻到邻院，一溜烟地跑掉了。他很恢谐得意地对我说：“这还是我从电影《地道战》中学来的游击战术呢。”

年广久大半生命运多舛。他最早是做水果生意的，60年代受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冲击，水果摊多次被查抄。后来又搞长途贩运，又被没收了自行车和现款，还以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获释后，谋生无路，只好再次重操旧业，偷炒瓜子，提篮小卖，怕被“打办”干部逮住，便每天换一个地方，和工商人员“捉迷藏”，度过了多少凄惶岁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个体经济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少人都原以为小商贩对政治是麻木的，眼里只装着钱。其实他们在长期的求生中锻炼出高度的敏感和迅疾的反应力。他们一只眼盯着市场行情的起落升降，一只眼注视着改革的细微变化。他们本小利薄，经不起折腾，懂得每项政策都关系着他们的身家性命。当年广久开始重炒瓜子时，芜湖瓜子行业还一片萧条。国营商业出售的瓜子又苦又咸，其他一些小贩偷偷摸摸地炒的瓜子也都质量平平，基本上无技术可言。但是南方人喜欢吃瓜子，年广久这个生意老手，以他殊于一般小贩的眼力，看到这桩生意的远景，他琢磨如果真的要靠炒瓜子为生，就非得炒出个与众不同的品位来。

他尝遍了芜湖名家瓜子后，又背上挎包钻进“东方红”江轮的大通舱，溯江而上奔南昌、武汉，顺水下苏州、上海，了解各地瓜子行情，将各地瓜子都买上一包。回到家中，他把瓜子摊了一桌，手把一杯清水，轮换品尝各种瓜子的滋味儿。每品完一种就嗽口再品。年广久终于悟出窍门来了：要想瓜子炒得好吃还又好嗑，一是配料，二是火候。于是他就边炒边摸索，每炒完一种，便揣上几包上街，悄悄拦住过往行人求他们帮助嗑嗑这瓜子的口味和生熟程度如何?满意不满意?

就这样，年广久博采众议，反复改进，大锅小炒，精制配料，逐渐形成了风味独特的“傻子瓜子”：甜中带辣，咸里透鲜，融南北口味于一体，一嗑三瓣。终于把“傻子瓜子”卖出了名气，撒向全国各地。1984年，“傻子瓜子”日产18万斤，雇工103人，远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和香港市场。1985年4月，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副领事访问安徽，特意要求安排在芜湖参观“傻子瓜子”工厂，其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VOA电台等相继在海外为“傻子瓜子”扬名。

“傻子”的头脑和生意经

全国许多报刊都相继刊登过“傻子瓜子”的报道，可寄来的文章，“傻子”从来一篇不看，也没法看，因为他是地道的文盲，一天学也没上过，总共会写五个汉字：“年广久”、“同乙(意)”，“意”字不会写，只好写成“甲乙丙丁”的“乙”，不过不识字也难不倒他，目睹不行靠耳闻，他可以从收音机、电视机中感知中央精神，可以靠秘书处理文牍协议。别瞧他不识字，他头脑中装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新奇的见解层出不穷。他说：“在中国做生意光有经济头脑不行，还必须有政治头脑，要长两个心眼”。他还说：“现在中国瓜子市场才开发了一半，没有一个真正的瓜子市场。台湾只有十来个瓜子厂，可面对全世界销售。台湾商人有眼光，他们在江苏淮阴县与农民订约，种了5万亩瓜田生产瓜子，赚了很多钱，

我们还在睡大觉，思想没开放，经济头脑赶不上，中央精神就落实不了。”

年广久虽是大老粗出身，目不识丁，但他做生意却鬼灵鬼精。人们问他怎样才能当一个合格的经营家时，他一本正经地说：“我年轻时在瓜果摊当过学徒，跟在老板后头跑，看着他们怎么说话，办事，长见识，这些都懂了，才能正式上岗位。”

年广久也曾短期在饭馆、油行、布行等行业干过，对炒货行业的一招一式，他更是内行。他做生意是凭他的直觉和经验来处事的，思路十分敏捷。有一年当他听到大西北生产瓜子的地区遭灾的消息时，他第一个本能的反应，就是立即派人去抢购原料，因为他尝过货源枯竭的苦头，没有了货源，也就没有了他的“傻子瓜子”。

1984年，江西吉安食品厂厂长四次来芜湖，与炒货行业商议联合办厂，均未有结果。年广久得知后，直接到当地考察了一次，当下即拍板定案。江西吉安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不发达，别人认为是劣势，但他却看到有发展的潜力。他常有一句口语，“越是困难越能见胜利。”他说这些地方交通不发达，外边的商品运进去很困难，但越是买不到的东西，就越好卖，这是潜力很大的市场。人们都佩服他有长远的商业眼光。

一个“傻子”带动一座“瓜子城”

1978年末，那个事关中国大命运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新闻媒体都在寻找能够体现时代特征的典型，“傻子”年广久炒瓜子致富、他的传奇经历以及年广久的独特个性，令许多新闻界同行趋之若鹜。笔者也曾在1984年专程去“瓜子城”——芜湖市进行了专访，后于1985年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长篇通讯，当即由《读者文摘》转载。由于媒体的介入，年广久在公众面前的形像也开始越加透明起来。

芜湖这座瓜子城的崛起，缘于“傻子”年广久的带动。有不少芜湖人从事炒瓜子是步了年广久的后尘的，年广久在前面探路，他们只是他的尾随者和合作者。曾经有过“米市”这个光荣称号的芜湖市，在年广久和他的“傻子瓜子”的带动下，才再一次辉煌了起来。

从1981年秋天起，沉寂了多年的芜湖瓜子行业骤然复兴。四年中，瓜子市场异军突起，名牌林立，涌现出一群声名显赫的瓜子大王，出现了57家瓜子公司、工厂、商店，其中38家是个体户。据当时芜湖工商局个体科科长介绍：这38家是领取了专营瓜子营业执照的，至于大量的兼营瓜子的个体户，就无法精确统计了。市场上有20家亮出了牌号：“神农”、“春光”、“康健”、“龙凤”、“玉兔”、“双虎”……。到1985年，芜湖终于形成以“傻子”、“迎春”、“胡大”、“友谊”四大瓜子公司为支柱，而以“傻子”和“迎春”为两大巨头的“瓜子城”。

这些瓜子厂家都没要国家一分钱投资，而是自筹资金，不断扩大生产。1981年全市瓜子产量不到一百万斤，到1984年就猛增到3240万斤(其中不包括与外地联营加工的1500万斤)，创造了五千六百多万元的产值，当年上交国家税利达五百多万元，其产值居全市第三位，而创造这笔产值的从业人员还不足一千人。

邓小平与“傻子瓜子”

奇怪的是，当芜湖瓜子之路被年广久趟出来之后，给年广久带来的不是荣誉和赞词，不是更多受益者的感激，相反，更多的是责难。

“傻子心太黑了，为了自己挣钱，不惜血本降价挤垮别人。”这是指年广久在1981年那次为保存自己实力，实行削价销售的竞争措施。

有人说：“那小子家里到处是钱，连褥子底下铺的都是钱”。

有的还说：“他还雇了不少长工呢!他从小就贩这捣那，心术不正，被割资本主义尾巴好几回了，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呢”。

这个把自己也当成“傻子”的年广久，对这些话充耳不闻，别人越讲得凶，他就干得越欢，似乎是在赌气。一次，他对来访的记者诉出了自己心中的委曲：“我是挣了不少钱，可我为炒瓜子受过的那些苦谁知道?在芜湖，也不是我一个人富了，我的好多徒弟都跟我富了，是国家的政策让我们致富的，难道都没看见?”年广久在芜湖瓜子业的处境，虽然有些孤立，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但他对炒瓜子这个行业的劲头并未受到太大的打击。

“傻子瓜子”顺利打入上海和华东市场，起势之猛使年广久本人也始料未及。1982年下半年，小小的“傻子瓜子”，在上海人的家庭中已可与糖果、密饯、巧克力分庭抗礼了，据说上海糖果的滞销和许多人爱吃“傻子瓜子”有一定关系。1982年春节，上海竟吃掉了十万多公斤瓜子。上海人为了能买到“傻子瓜子”不得不在商店门前排起长龙，有时长龙竟达四五百米。出售“傻子瓜子”的商店不得不挂出“限量购买，每位一斤”之类的告示。

然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工厂毕竟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面对大上海这个中国第一大市场，供求链条被日渐崩紧，告急消息频频传到芜湖总部，定货单如雪片般从各地飞到芜湖，求购的电报也接二连三地传来。如果说商家有货卖不出去是一大苦恼，但货源不足，供不应求，也是一种莫大的无奈。1983年3月，无计可施的年广久买了芜湖“迎春”瓜子10万斤，分别装进“傻子瓜子”的包装袋运到上海救急。莽撞独断的年广久只想先应付定货单，并从中捞到一个差价。他却没想到，这一着弄巧成拙的招数，却给他带来了灾难。

精明的上海人很快就识破了其中的猫腻，立刻对这种假冒“傻子”品牌瓜子口诛笔伐。《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刊登了批评消息，上海市工商局也立即立案，查清年广久以伪充真，并在销售伪“傻子瓜子”过程中偷漏税款43万元的错误。消息传出后，《人民日报》也给以极大的关注，在一版显要位置将此事向全国披露，并加了评论，对“傻子瓜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评。

也正是这批冒牌的“傻子瓜子”，成了年广久一连串败走麦城的伏笔。年广久从此陷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年广久和“傻子瓜子”的声誉在芜湖也一落千丈，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傻子瓜子”也逐渐淡漠了。

就在这偷税风波尚未平息之时，前往安徽视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了芜湖。当车队经过年广久的瓜子摊前，市委书记向总书记指向窗外说：“这个就是‘傻子’的摊位，他的工厂雇了30多工人炒瓜子，群众有些反映。”

总书记胡耀邦在去芜湖之前，安徽省委也有人向他提过这个问题，他说：“三十几个人嘛，不要动他，先看一看”。市委书记又试探着说：“年广久偷税的问题，群众反映也很大。”总书记回过头来答道：“偷税当然不行!”

1983年12月，国务院有关领导在听取工商局汇报时，年广久偷税的事再一次被提出来。有人对年广久目前经营的规模很担心，问是不是要限制他发展。姚依林副总理答道：“现在全国个体户600万，还不到1000万，我们是不主张限制的。现在个体户比1949年少多了……，‘傻子’偷漏税不对，但他把瓜子炒起来了。以前有不少人炒，‘文化大革命’搞光了。有‘傻子瓜子’不是坏事，是拾遗补缺。再看一看吧!……”

年广久没有去埋怨别人，他知道自己走错了这步棋，受到批评和经济处罚也是应该的。这时他想到了党，想到了组织。1984年3月，他请人代笔给当时的省委书记黄璜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黄书记：我‘傻子’年广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户，我是吃安徽粮，喝安徽水长大的。虽然几经波折，但我坚信党是伟大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是我每次从外地回到安徽，看到‘振兴中华，建设安徽’几个大字时，我就无比激动。这些年来，我以销售瓜子盈利的钱为芜湖捐款3万元，为安徽灾区捐款2万元，为敬老院捐款1万元，其余全部存入银行。我挣的钱是人民的，等我死后全部交给国家。……”

一周后，黄璜书记给他的复信全文刊登在《光明日报》的一版显要位置上。信中肯定了他近年来对社会所做的贡献，也批评了他在“傻子瓜子”经营中所犯的一些错误，并且十分诚恳地希望他能继续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奋力拼搏，不气馁，不消沉，为社会多做贡献。

转眼到了中秋，被芜湖人称为“傻子”的年广久怎么也未想到，他炒瓜子的事不仅被捅到了北京，而且还惊动了日理万机的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10月2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还有的事，用不着急于去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啊!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多少人，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它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消息传到年广久耳朵里，他乐不可支，如沐春风。三年来，他天天都像是走在一条钢丝绳上。他心想你们不是要上告我吗，现在邓主席说我没有伤害社会主义。

“傻子”年广久非但没因雇工和逃税的事重进班房，反而又一次成了一夜之间蜚声全国的新闻人物，这是年广久本人和要整他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年广久“傻子瓜子”的事，作为党在历史新时期的一项改革政策的体现，其意义是深远的。

年广久苦苦思索之后，决定申请搞联营，为的是要进一步扩大经营。1985年4月，年广久个人与芜湖市新芜区劳动服务公司、芜湖县清水镇工业公司三家开始挂牌联营。年广久提供“傻子瓜子”商标，连同他个人的技术入股，那两家负责提供资金，由年广久出任总经理。

“傻子”东山再起

不论今天的年广久如何富有，他毕竟是一步步由穷困潦倒中走过来的，他深知穷人盼富的那种急切心情。为了尽快让刚成立的“傻子瓜子”公司上马并尽早见到效益，年广久苦思冥想增效新招。正巧，当时中国市场上兴起一股有奖销售热，为数不少的百货公司和商店，抛出大把大把的彩票、奖券、奖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其名目繁多为建国以来所少见。年广久也赶着这股浪湖，决定将每斤瓜子提价一角钱，在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大张旗鼓地展开有奖销售，并提出很大的赌注：150万张奖券里设奖10等，一等奖一名，奖小卧车一辆，二等奖二名，各得摩托车一辆……。

有奖销售刚红红火火地开了头，第一天芜湖就销售了31万公斤，在此后的两周内，全国各地共销售230万公斤。于是，不少人开始议论说：“傻子”真行，不论干什么都能碰上好运气。

令人遗憾的是，这只是昙花一现的短命辉煌。鉴于当时不少人借着“有奖销售热”的机会，以次充好，以伪乱真，搞乱了市场，上面突然来了一道禁令，禁止一切单位搞有奖销售。这道禁令造成年广久的公司瓜子大量积压，资金无法回笼，损失63万元，对注册资金不足30万元的公司来讲，等于两次倾家荡产!

这次的损失确实不能怪年广久经营无能，而是风雨无常。由于“傻子瓜子公司”元气大伤，也使芜湖瓜子行业出现了无可抗拒的整体滑坡。

破屋偏逢连阴雨，“傻子”接受了这次教训后，决定将他的个体小船驶进无风的港湾，他再次重新与芜湖市新芜区联营，又建成一家集体性质瓜子厂，仍由他出任总经理。新芜区原只是想用“傻子”的招牌，而生产由区里管，年广久仍像办个体瓜子厂时的小业主一样，一切由自己说了算。区里派来的几位副经理看不惯他在工作上的独断专行，便向检察院举报他有经济问题。终于在1989年9月的一天，年广久被关进看守所受审，罪名是贪污和挪用公款，很快全国许多报纸又纷纷披露。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并无问题，只是查到他再婚超生和婚外恋的私人生活问题。结果，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久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几个月过去了，终于等到了市检察院的正式起诉书，当法院开庭调查时，尽管“傻子” 律师、辩护人条条按法，事事在理，为年广久辩护，他自己也激愤陈辞，竭力辩解，但仍然摆脱不了“有罪”判决。

“傻子”身陷囹圄后，市民愤愤不平，大家认为“傻子”的错误只是私生活上的问题，何况并不完全是“傻子”的错，就连一位法官在庭外也直言不讳地说：“傻子有什么罪?!”更有人呼吁：“傻子是个体户的带头雁，是芜湖瓜子城的元勋，不应判他太重。”

年广久的两个儿子，都是炒瓜子的能手，在“傻子”关押期间，他们小心经营，竭力稳住“傻子瓜子”的生产流水线，同时又为父亲蒙冤四处奔走。一次偶然机会，有人献策：“何不写封信给邓大人，只有‘通天’才好解决问题呀!”于是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递到邓小平手里。1992年元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特别提到芜湖“傻子瓜子”的经营之道。无庸赘言，年广久很快就获得司法部门的无罪释放。

“傻子”出狱后第一天头一桩事，就是给邓小平寄去一公斤“傻子瓜子”，请他品尝。一公斤瓜子的礼物太轻，但包含的年广久寸草报春的深情是极感人的。年广久是个大老粗，长期过着肩挑手提的小商贩生活，若不是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的经济建设设计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傻子”是不会富起来，更不会辉煌起来的。年广久经营“傻子瓜子”十多年间，解决了四百多人就业，为国家上缴税金一千多万元，为个体户争得了荣誉。这个功劳是不可没的。年广久出狱一个月，就给市领导写了封信，准备筹办瓜子股份有限公司，沿着邓小平指引的道路更坚决地走下去。

小“傻”更比老“傻”强

年广久共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会做生意。大儿子年全宝，今年40岁，在中山路开了家全宝炒货店。二儿子年强当上了“傻子瓜子”公司总厂厂长，举着老“傻子”年广久的旗帜开拓前进。

年强今年36岁，个头不高，遮耳的长发下有一张青春饱满的脸膛，穿着做工讲究的西服，烟瘾很大，曾是一家无线电厂的采购员。后来才跟父亲学生意。21岁时远征新疆，搞起“阿凡提”瓜子，人们说他聪敏过人。一次我去芜湖采访他父亲，在铁山宾馆见到他一面，询问其父为什么自称“傻子”，他幽默地说：“在英语里，傻子这个词有另一重含义，即最傻的就是最聪明的。”

后来，我终于从芜湖新闻界的同行处获知，年强比起目不识丁的老“傻子”，运用他有文化的优势，在经营中又上了一个台阶。一是他会运用知识产权为自己服务，目前“傻子瓜子”总厂在芜湖仅有三个分厂，主要靠商标和技术同外地加工厂搞联营，从收益中提取一定费用；二是在农村开辟了有一定规模的瓜子种植基地，保证原料充足，实行原料、加工、销售一条龙；三是针对现代人讲究营养保健的需求，从《本草纲目》等大量典藉中检索瓜子的营养价值，提高产品质量的科学性。

笔者也问过老“傻子”年广久，两个儿子哪个会做生意?他说“老大全宝稳，像霍元甲，讲义气；老二比较滑，像龙海生，一肚子精点子，生意做得灵活，他的密探多，还收买我公司的人给他送情报呢。”

1984年全世界的广告费用达1500亿美元，这一年，芜湖各瓜子厂家的广告费也突破40万元，其中65％出自瓜子个体户。他们跳出小商贩的偏狭，聪明地学会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的传播媒介，树立自己的产品形象，给顾客提供消费指南。而年全宝、年强的广告，比他的瓜子前辈更气派、更富有社会新闻性。

1986年10月，小“傻子”年强在芜湖举办了“傻子杯”足球赛，人们问他举办足球赛的动机是什么?他说有三条：一，他本人喜爱足球，在学校时是个蛮不错的左边锋；二，芜湖人喜爱看足球，他要为家乡人做点好事；三，中国足球太落后，他想推动一下足球运动的发展。还有一点他没有说，但人们都心里明白：这是芜湖商业广告史上规模最大，别有意义的一次广告战，它潜藏着巨大的价值力量。使人感到吃惊的是，这个在中国体育史上罕见的由一个个体户发起的足球邀请赛主人，时年仅21岁，看上去还像一个孩子。年强在经营上比他父亲更精明，更富有冒险性。他重视知识与信息，这是比他父亲更高明之处。他还聘有一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顾问，有一批比他父亲广泛得多的社交网。他生性敏捷，触觉锐利，双眼似乎总在不断捕捉战机。他走进芜湖群众艺术馆，一眼就从舞厅辉映的影灯和旋转的舞姿中，盯住了茶座的食品专柜。正巧，群众艺术馆舞厅要成立“月季花”乐队，缺少添置乐器的资金，找他给以赞助。他张口就给三千元。三千元在十几年前不算是个小数，但附带一个条件：舞厅茶座要为他代销瓜子。

1987年，一位年仅20岁的芜湖师范学院音乐系女生曹云敏，被推荐到年强家教他孩子钢琴。那时年强刚与前妻离婚，一个人既要经营瓜子，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难以兼顾。曹云敏的到来，不仅给年强这位个体户家中带来悠扬的琴声，也给他带来慰藉和欢悦。1990年曹云敏大学毕业时，他俩已倾心相爱，当年12月份就举行了婚礼。

这位女大学生曹云敏，婚后对过着金丝鸟般的生活很不习惯，总想在经商上帮年强一些忙，可开始年强不愿意她出头露面。曹云敏经营“傻子瓜子”是在有意无意中开始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安徽有个傻子”，使在狱中被无辜关了三年的年广久得以获释，也使中国这个“第一商贩”名声大振，“傻子瓜子”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在这种情况下，曹云敏眼见自己丈夫又管生产销售，又要外出采购原料，一人实在忙不过来，便主动帮他处理一些小业务。她很投入，也很细心，凡事经她手都井井有条。她待人诚恳热情，尤其是她有比较好的文化修养，秀美的形象，赢得顾客的好评，许多商家都乐意和她谈生意，瓜子销量也因此而不断提高。年强对此颇为吃惊，未曾料到她的经商才能丝毫不逊于她的歌唱专业。

1996年，浙江电视台投巨资来芜湖拍摄电视连续片《傻子沉浮录》，刚刚接手业务的曹云敏敏锐地感到，这又是一个推动“傻子瓜子”发展的极好时机。她说服年强把门市部迁到繁华、租金昂贵的中山路1号，雄踞闹市中心广场，扼守商业街大门。凡来逛街的人都得首先经过她的店面。这一招确实很厉害，生意兴隆得可与公公年广久的店媲美。做了一辈子生意的年广久不得不佩服：“我家这个会唱歌的儿媳妇比二子还精啊!”

曹云敏的精明不仅仅在此，她的思想开放，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意识。她充分发挥自己拥有的文化艺术的优势，精心包装宣扬“傻子瓜子”，树立鲜明的企业形象。她从营业员服装到包装袋、宣传单都进行精心设计，还别出心裁地将“傻子”二字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巧妙地组成一个“年”字，作为商品信誉和企业形象的标识，既醒目又美观，实在是独具匠心。她的设计水平，连一些专业人员也自叹弗如。她最满意的是拎包上的广告语：“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0年第4期 “法国通”李风白　作者：蒋国经

毛泽东的义务小报童

李风白(原名李泽鑫)，1930年出生，湖南芷江人。他从小长得聪明伶俐，4岁时随父到了长沙，后师从于何叔衡先生，并经何叔衡指引，爱读《湘江评论》，他还带领伙伴们经常在长沙街头小巷叫卖《湘江评论》，成了毛泽东的一名义务小报童。

1920年9月，17岁的风白在何叔衡先生的鼓励下跟随徐特立、李维汉、肖三、蔡和森等进步人士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巴黎勤工俭学。

异域相识周恩来

1924年，李风白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并组织学习美术的同学成立了一个学会。

一天，在他的授意下，该学会为了表现清高，发表了一篇“为艺术而艺术”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宣言。在巴黎的周恩来知道后，就找李风白、林风眠等同学谈话。周恩来耐心开导他们说，我们远离祖国来到这里，不是单纯为学习艺术、学习知识，真正目的是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周恩来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李风白、林风眠等同学“离开政治搞文艺复兴只是空谈……”，再三鼓励李风白团结其他同学一道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周恩来的谈话给李风白等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深深感受到周恩来有智慧、有远见，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敬佩的人。

1929年夏，杭州艺术学院(今浙江美术学院前身)给正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的李风白去了电报，聘请李风白为该院教授。李风白出于多种考虑还是接受了杭院的聘请，回国在美术学院任教授,并担任油画系主任。

李风白在杭州美院工作的三年时间里，夜以继日地教学、绘画，以满腔热情投身到培育美术人才的事业中，希望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艺术事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可是国家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人民痛苦不堪，文学复兴何从谈起，国家的前途何在?他矛盾、彷徨。又想起远在法国的未婚妻戴妮丝女士，重返法国的念头便时刻浮现在脑际。

1933年仲夏的一天，李风白怀着满腔悲愤，忍受着痛苦，含着泪水，再次登上远洋的客轮，依依不舍离开祖国来到巴黎。他一方面继续美术生涯，一方面组织巴黎华侨参加反蒋反独裁活动。

为人类和平而斗争

李风白第二次到巴黎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不仅对日寇恨之入骨，而且对那些不能制止日本入侵和使祖国沦亡的败类同样深恶痛绝。1935年，李风白在巴黎积极发起组织了一个以反蒋抗日、团结华侨为宗旨的华人组织“大道社”。这个组织还出版尖锐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杂志。后来他又组织成立了巴黎“中国艺术研究协会”，经常冒着极大的风险发表文章，呼唤和平，反对战争。

1936年9月10日，李风白与法国姑娘戴妮丝结婚，举行了宗教仪式的婚礼。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并挑起全面内战。李风白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看到了希望。这时，他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支持毛泽东在重庆提出的和平建国主张。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才能治理和复兴中国，他积极投身到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中去。他的画、文章都以此为主题。

1945年9月，邓发代表解放区来到巴黎参加世界工人会议，并重新组织中共巴黎地下党组织。有一天，邓发与李风白等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邓发向李风白通报了有关延安的情况，风白也介绍了巴黎的有关情况。他怀着一颗灼热的心，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李风白工作积极肯干，随时随地能经受党组织的考验，1946年，他被光荣地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员。从此，风白信心十足，全身心投入党的事业之中，他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

1947年，李风白随中国工会的刘宁一访问了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李风白的首要任务是做好翻译工作。这次出访，李风白见到了抗德斗争的英雄铁托。随后在保加利亚又见到了季米特洛夫这位在国际共运中久经考验的受人们尊敬的领袖。在交谈过程中季米特洛夫给李风白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风白深深钦佩他的智慧、谦虚和平易近人的品格。

李风白回到巴黎后，组织上又交给他一项光荣而重要的任务：尽快翻译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把这项任务完成后，党组织又调李风白去巴黎世界工联亚洲部工作。在此期间，李风白每天要查阅许多的资料方能写出有关的报告，他经常超负荷工作，每天晚上，妻子与他在灯光下并肩工作，偶一抬头，目光相遇，他俩总是心心相印，尽管工作多么辛苦劳累，但他俩总感觉到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风白最热切的期望实现了。他多么希望回到阔别几十年的祖国，看一看新中国的模样，可是党安排他留在法国，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他做。当时巴黎商界中有不少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追随者，这些人视蒋介石为民族领袖。李风白与同志们的任务是：做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还要尽可能团结使馆工作人员，尽力推动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天深夜，有人朝李风白的百叶窗扔小石子。李风白小心谨慎地推开窗户一看，是一位使馆的参赞跳墙进院向李风白求援来了。事因是，使馆有7名外交人员起义支持新中国；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者聚集在使馆门前闹事，企图冲进使馆威胁起义者。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急需到工人和知识分子当中呼吁支持起义者，但又不能引起法国警察对此事的干预。听了参赞的叙述后，李风白与妻子赶紧穿上衣服，乘上汽车去召集自己的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李风白巧妙周旋，总算平息了事态，取得了胜利。

1951年，朝鲜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具有权威性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被进步人士称之为“人民联合国”。这一年，肖三受组织的委托，请李风白去布拉格参加由各国共产党，特别是苏共和法共大力支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工作，理事会的中国秘书处需要一个熟悉法国又能为中国做联络工作的人，李风白是最佳人选，他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到了布拉格理事会后，李风白担任中国部秘书，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出色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1952年12月，李风白与妻子戴妮丝又参加了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这次大会比联合国大会还引人注目。大会期间，李风白整天忙着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人士；戴妮丝一天到晚忙着推敲大会发言的词句。李风白广泛地接触来自世界各地政界的、文学艺术界的知名人物，并同郭沫若、梅兰芳等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祖国需要这位“法国通”

1953年秋，李风白接到李一氓的通知，经周总理批准同意李风白回国。李风白激动得热泪盈眶。他原计划9月初启程回到北京参加国庆大典，因当时到中国来的客人太多，飞机小而座位少，迫不得已又在伊尔库斯克多候了几天。李风白携妻子及岳母回到北京已是10月3日了，但节日的气氛依然很浓。李风白亲眼看到亲爱的祖国解放了，人民的新中国建立起来了，他内心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组织上原打算把李风白夫妇安排在外文图书出版社工作，妻子戴妮丝兼在北大教课，李风白还可搞老本行美术工作。当时因法文干部非常缺少，工作任务繁重，组织上决定李风白搞行政工作，李风白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李风白会见过不少过去美术界的老同事和老同学。当时正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这些同事、同学的事业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李风白感觉在美术方面人才济济，有他无他并不重要。因此，李风白决心在党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戴妮丝也是一样，她原来是搞教学工作的，在北大教书很适宜，但在当时，法国政府与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建交，在中国的法国专家寥寥无几，想从法国聘请专家来华工作是不可能的，她深知此情，也就愉快地接受了外文图书出版社和北京大学的双重工作。当时北京的交通条件很差，北大校址又远，她只好早去晚归，不辞辛苦地奔波。

1954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一个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国前的一天，工作人员将出国随行人员的名单呈送周恩来总理审核，周总理见没有李风白的名字，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次出国不能没有李风白同志啊!风白同志的法文功底很深我是知道的。李风白一回国就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法文翻译工作，他是一个法国通啊，我们非常需要这位法国通啊!”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要李风白随行出国。在随周恩来总理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段时间里，风白一直跟随在总理的身边。周总理对风白说：“你除了当好翻译外，还要负责接待好法国朋友。”按照总理的要求，风白广泛地接触法国各界人士，与许多法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交上了朋友，使法国人和其他外国朋友进一步了解新中国，认识新中国，并对新中国产生了好感。尽管在会议期间，周总理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但他只要有空就与李风白谈论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并关心和询问李风白的家庭生活情况。周总理还谆谆教导李风白在为党为人民工作的同时，千万不要放弃老本行，要大胆地追求艺术创新。李风白之所以能成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和诗人，这与周总理的教诲是分不开的。

1960年春，李风白正在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单位领导突然交给他一个紧急任务，陪同一批中国技术人员去法国购买电动机车。在这个出国团里李风白是唯一熟谙法国及当地居民特点的人，他既当翻译又负责联络工作。到了法国后，他们走了许多地方，他一天到晚总是为了促成买卖而忙碌。在谈及生意买卖的过程中，中方技术人员多疑、冷淡，法方人员则急迫、随便。只有风白真正理解双方心理，最后还是由李风白起调和作用，使双方在相互理解、信任的友好气氛中达成交易。

周总理的特殊关怀

李风白在外文出版社工作的几十年中，与妻子亲密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邓小平文选》以及党和国家的许多重要文件的翻译和定稿作出了突出贡献。周恩来总理多次在百忙中看望和接见李风白夫妇。

1962年的一天，周总理特意来到外文出版社看望李风白夫妇及其他同志，在进餐时与李风白一起共同回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景，并与风白夫妇等人合影留念。

1964年国庆前夕，李风白夫妇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周总理亲自指导编写、排演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周总理执意将李风白夫妇拉到自己身旁就坐，并进行长时间的亲切友好交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为李风白曾多次给彭真当过翻译，与彭真关系密切一些。个别用心不良的人对李风白也有怀疑，为难李风白的事时有发生，使李风白一度心情不愉快。周总理知道这件事后，便安排李风白夫妇去陪同一些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和学者参观游览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欣赏祖国的大自然风光；还特意安排李风白夫妇到香港小住一段时间。

1967年5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活动。席间，周总理特意将李风白夫妇介绍给毛泽东主席。当李风白夫妇走近毛泽东主席身边还来不及向他问好时，当时已七十四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就朝他俩伸出那双温暖的大手。李风白激动得热泪盈眶，要向毛主席介绍自己，毛主席风趣幽默地说：“不用介绍了，你曾经还是我的义务‘报童’呢。”此时此刻，李风白激动得泪流满面，真不知说什么才好。毛泽东主席的这次接见，使李风白一生受到极大的鼓舞，并在他人生中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

尽管李风白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又是党的中层领导干部，但因他出生于旧时代的中层官吏家庭，又娶了一位洋太太，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不可避免地被批判过，还被撤掉了译文室主任等职务。仅在1967年间，他先后被调查过60多次。在李风白最烦恼的日子里，周总理多次打电话询问他的家庭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当李风白被送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期间，周总理知道他身患糖尿病以及多种疾病时，特别指示学习班的领导对李风白的生活饮食给予特殊照顾，让他每周周末与家人团聚。周总理为了让李风白不背思想包袱，在1969年10月1日这天，又特意邀请李风白及夫人戴妮丝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参加国庆庆典活动。

由于周总理的关心和爱护，李风白很快恢复了翻译室主任等职。

1974年9月30日，李风白夫妇被邀请参加了周总理抱病亲自主持的国庆招待会。不曾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为与周总理的永诀!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李风白夫妇老泪纵横，悲痛万分。清明节那天，李风白夫妇俩用松枝、白花亲手扎成花圈，晨曦未露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悼念总理，寄托对这位朋友、伟人的哀思!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4期 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　作者：王景山

谈到五四新文化精神，我以为和爱国、民主、科学三者同时展现的，还应有改革、开放和批判精神。这在“五四”前后鲁迅身上也是非常明确而突出的。

鲁迅的改革思想，源于他早年坚信的进化论，源于他对外国的识见，特别是源于他对历史的洞察和对现状的思考。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出发，鲁迅坚信中国若求前进、发展，必须改革。在鲁迅看来，改革不是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而是历史前进的需要，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他留学日本时期所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指出，社会进化是希望所在，是从“星气既凝，人类既出而后”就开始了的。“进化或可停，而生物不能返本”，因为“进化如飞矢，非堕落不止，非着物不止”。如果“拂逆其前征，势即入于零落”，所谓“发展既央，隳败随起”。1927年他作《黄花节的杂感》一文，复指出“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因为“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成了凝固的东西了”。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即1935年，他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中仍然坚持他的“从古迄今，什么都在改革”的看法，认为“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

鲁迅一生身处的社会现实，更使他深感改革的极端迫切性。1925年他一再指出：读历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看现状，更感到“无论如何，总要改革才好”。同年他尖锐提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1934年他又作重要补充：“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一切的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他从来认为：“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

中国是文明古国，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其精华部分足以自豪，亦为世界各国所钦佩。但正因为它古老，留存的糟粕也不少，历史的积淀也厚，因袭的担子也重，因此惰性也就较多，改革也就更困难一些。鲁迅对此是十分清醒的。他在《两地书·四》中指出：“中国大概是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暗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他在《华盖集·补白》中进一步指出：“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他在1934年发表的《偶感》一文中再次指出：“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入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鲁迅说到“改革一两，反动十斤”，是感慨系之的。

鲁迅深感改革之不易，他在《热风·随感录三十五》、《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华盖集·忽然想到(六)》、《华盖集·北京通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二心集·习惯与改革》、《且介亭杂文二集·从‘别字’说开去》等文中深刻批判了阻挠改革的种种论调 ，但他认为最不易的则是“国民性的改革”。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较之表层的改革当然更重要，但也更困难。他在《两地书·八》中指出：“最初的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而他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为进行改革，他在著作中大声呼唤“闯将”，主张革新者内心应有“理想的光”，提出“认真，热心”，“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等项要求，推崇“一往无前”而又“不耻最后”的“韧性”精神。于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心目中的改革者的形象。

纵观鲁迅一生，从学海军，学开矿，求兵强国富；到改治医学，寻求日本维新成功的原因；到从事文学运动，以便改变人们的精神；再经过主张个性解放，进行思想革命，直到确认“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无一不说明他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改革主张。

如果说“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两面大旗，那么“改革”和“开放”就不妨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求中国之现代化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改革需要开放，开放促进改革。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一个闭关锁国的民族，一个闭目塞听的个人，是谈不到改革、进步的，因为他没有比较物、参照系。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正是为此，鲁迅在《坟·摩罗诗力说》中一再指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先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更在《坟·论睁了眼看》一文中指出：如不睁了眼看世界，“这闭着的眼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在鲁迅看来，开放是一种胸怀，是一种度量，是一种魄力，是一种自信心的表现。他在1925年写成的《坟·看镜有感》中，热情赞美了汉人的“闳放”，唐人“也还不算弱”。“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因此他们“取用外来实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而有些朝代，“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能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的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乃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同文中又说：“无论从那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基于强烈的开放意识和广阔的开放胸怀，鲁迅一向强调向外国学习。他认为：“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鲁迅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主义者。他主张追本求源，而不可舍本求末。鲁迅所重视的是“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因此鲁迅的“开放”和“全盘西化” 论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早在1907年所作《坟·文化偏至论》中，他就反对在向外国学习时的“偏至”，亦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的片面性、绝对化。开放，向外国学习，自然首先是为了“洞达世界之大势”，但何取何舍，何去何从，却须经过仔细的“权衡较量”，要“去其偏颇，得其神明”，这样“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意”，我们的国家才能“雄厉无前，屹然独立于天下”。而在1934年所作《拿来主义》一文则可以说是集中而精确地表述了他对“开放”的看法。他强调：“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因此，首先是要“拿来”!但他同时强调的是：“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占有”之后，要“挑选”。“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的这一态度，实际上也就是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收。

批判的态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十足显示着的。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先驱没有学过辩证法，存在极端片面性，所谓“好的一切都好，坏的一切都坏”，不会区别对待。更有甚者认为十年“文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恶性发展，再次造成了文化的断裂。我以为，把假民主、毁科学、倡愚昧的“文革”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提并论，实在是最荒谬不过的了。单看鲁迅，就可发现他当时所进行的批判，决不是怀疑一切，更不是全盘否定，而是不迷信偶像，不盲从权威，不唯上，不唯书，对在上者和世俗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不可改变的所谓传统，通通要问个“为什么”，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

勿庸讳言，鲁迅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及作为其代表的所谓“孔孟之道”，是采取了极为严峻的批判态度的。但也不是“大军一到，玉石俱焚”。即使对我们山东同乡孔二先生，他还是把真正的孔夫子和被当做“敲门砖”的孔夫子区别开来，同时肯定了孔子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孔子对鬼神的看法、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实干精神等等。又如对于所谓“孝道”，我以为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他认为“二十四孝”的孝子事迹中，有的“可疑”，有的“甚至于发生反感”，因而予以嘲笑和谴责，但有的却是可以“勉力仿效”的。而鲁迅自己对待母亲，实在堪称一大孝子。至于他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他整理、编辑的《古小说钩沉》、《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肯定都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和他因反对将青年脱离现实的道路而批判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其实是并行不悖的。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鲁迅一生大力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糟粕部分，而对其中的积极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精华部分，鲁迅不但不予否定，甚至是身体力行的。五四新文化和鲁迅共同具有的这种批判精神，和“文革”奉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信条，毫无共同之处。说五四先驱们没有学过辩证法，必然存在片面性，这样的逻辑我看不一定符合事实。没有正式从书本上学过辩证法的，未必不能从实践中学会并掌握和运用辩证法；而自以为娴熟辩证法理论的，办起事来有时竟难免也会陷入片面性的泥坑。这样的例子，有目应可共睹。

五四运动距今80年了。在对五四新文化精神和鲁迅精神，毫不例外地同样予以重新审视，重新鉴别，重新论证之后，我以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留给我们的改革、开放和批判这三个方面的精神，也都未过时，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4期 傅斯年在台大的最后岁月　作者：马亮宽

傅斯年1949年1月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去世，他任台湾大学校长近二年的时间可以看作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这个时期的所做所为，过去大陆了解甚少，记载颇多讹误，近几年随着资料的面世，对傅斯年这一段生活有了较多了解，这里叙述几个片段。

临去徘徊

1948年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局已定，开始着力经营台湾。而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到任不到半年，一来感到台湾大学人事政务难以处理，二来不愿意长期留在台湾，乃悄然离职携眷返回上海，让杜聪明代理校长。国民党当局为安定台湾，权衡再三，决定让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于1948年8月从美国治病回国，临行时美国主治大夫特别叮嘱其回国不要担任繁巨行政职务，如果操劳过度，高血压病很容易复发，后果将不堪设想。傅斯年回国不久，就开始为主持史语所及其重要文物迁台事务而东奔西走，身体已感不堪承受。当教育部长朱家骅要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傅斯年立即严辞拒绝，但朱家骅并没有改变决定，亲自找傅斯年晤谈，又让傅斯年的几位朋友轮流规劝游说，1948年11月傅斯年勉强接受了任命，但并没有前去上任，仍处于徘徊状态。

1948年元旦之夜，南京城中失去了往年节日的喧嚣，呈现出凄惶不安的景象，此时胡适正从北平回到南京，傅斯年与胡适聚会共度岁末，两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一面饮酒，一面谈论时局，尽管两人都是民主人士，但与国民党政权关系较为密切。他们目睹国民党政权军事惨败，政治孤立，既痛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又为自己的前途命运担忧。二人同时低吟起陶渊明的《种桑长江边》。回首数十年之往事，奔走操劳，殚精竭虑，取得了抗战胜利，可是国共内战又起，他们虽然曾为国共和谈斡旋奔走，但最终没有阻止这场战争。在国共之间，他们一直把国民党政权视为合法政权，以在野的身份参政议政，而目前国民党政权失败已成定局，自己何去何从，难以决断。瞻念未卜之前途，留恋乡土之情顿生，思前想后，两人都十分伤感，不禁潜然泪下。

在傅斯年徘徊不定之时，台湾有关人士函电交加催促其迅速上任。庄长恭12月15日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办理交接手续。杜聪明于12月18日、20日分别致电、致函傅斯年，要求傅斯年早日命驾，莅校主持。陈诚于1月5日就任台湾省主席，同日致电傅斯年，要求傅斯年迅速赴任，电报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钜艰。”陈诚与傅斯年私交甚好，他的催促，傅斯年是必须认真考虑的，傅斯年平时办事以干脆，有决断著称，这次因关系他个人后半生的前途命运，所以格外慎重。他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三日三夜未出房门，绕室踱步，反复吟咏、书写陶渊明《种桑长江边》的诗句，考虑去留问题，最后决定暂且去台湾就职，但仍怀有去看一看的思想。他原想带全家去台湾，并且已买好了机票，临时决定，把部分亲属留下，退掉了机票，对他们说：共产党对文人还是要用的，我可能很快就回来，临行又把许多图书、家产留了下来。1月19日，傅斯年只携带部分亲人和主要生活用品乘飞机去了台湾。次日到台湾大学就职，并继续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

整顿台湾大学

台湾大学是日本占领台湾时期于1928年建立的，原名日本台北帝国大学。日本建立此学校的目的是对台湾人进行奴化教育，所聘用的教职人员多是日本人，其管理和教育都是采用日本模式。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11月由中国接收，改名国立台湾大学，由罗宗洛出任校长。由于日籍教师大部分撤走，师资缺乏，再加经费困难，罗宗洛任职不久辞职，其后陆志鸿、庄长恭继任，三人任职长的不到二年，短者仅数月。台湾大学在日本人撤退时，就是一个烂摊子，接收重建以来，校长频繁更换，没有得到很好治理，傅斯年就任时，学校内部管理一片混乱，外部台湾政局动荡，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大量撤往台湾，其中许多大、中学学生被裹挟去台，要求入学就读的学生骤然增加，学校难以容纳。傅斯年就任后决心全面整顿，其整顿和改革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积极罗致人才，整顿教师队伍。傅斯年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对高校中师资的地位有深刻的认识，他曾强调：“大学以教授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他对此阐述说：“在行政的事项，一件事人才半充实，也许可以做到四分之三充实的成绩。在学术事业上，则一分人才，一分成绩，半分人才，半分成绩，毫不含糊。校长坏了，固然可以把学校弄得很糟，校长不坏，也没有法子把学校弄得格外的好，学校的好不好，糟不糟，只有一句话，人才集中不集中。”日籍教师撤离后，台大教师很少，又因台湾穷僻之地，与大陆有海面相隔，局势又不稳定，大陆学者教授一般不愿赴台任教，故高层人才奇缺。而同时，大批军政人员撤至台湾，许多人官场失意，欲进入台大任教，也有一些政府官员由于各种原因想到台湾大学兼职，而这些人多是学无专长，仅依仗权势或辗转请托谋求教职。傅斯年针对这种情况，排除种种干扰，坚持以才学取人，对各种请托严加拒绝。他曾对各界公开声明，聘任教师只注重学术水平和工作能力，而不考虑其他因素，坚决不接受因所谓积极反共或官场失意的贤士到台大任职，他说：“这半年以来，我对于请教授，大有来者拒之，不来者寤寐求之之势，这是我为忠于职守而尽的责任，凡资格相合，而为台大目前所需要者，则教育部长之介绍信与自我介绍信同等效力，如其不然，同等无效。”他到任不久，便在主持的第一届校务会议上制定了《国立台湾大学教员聘任及升级标准》，标准共六条，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教员新任及升级根据学术成就、贡献(见于著作或发明者)及年资、教学成绩为准。”又专门建立了“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使教师聘任规范化、制度化。按规定，要聘任一位教师，先由院长与系主任商议，向校长提出；或由校长委托院长考虑，经院长同意，然后提交学校行政会议讨论，通过后送“聘任资格审查委员会”。这样自下而上反复审查，才能决定聘任一位教师。

由于傅斯年到任时台湾大学师资十分缺乏，为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和学校名望，傅斯年利用仍兼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特殊条件，聘用了研究所的一些专家学者到台湾大学教课。如著名学者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高去寻、石璋如、王叔民等都曾受聘到台大任教。傅又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声望从大陆各地罗致和吸收了一批知名学者，如历史系的刘崇宏、方豪、陶希圣，中文系毛子水、屈万里，哲学系方东美，外文系英千里、赵丽莲，化学系钱思亮、张仪等，这些人皆学有专长，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颇有建树。再加上原有教授，台湾大学在不长的时间内成为师资队伍阵容整齐的综合性大学。

其二，严格实行考试制度，杜绝人情，择优录取学生。在台湾光复之初的几年里，台湾大学由于日本人撤退以后许多管理制度、章程都废除了，新的规章制度没有建立，所以教学管理十分混乱，招生考试马马虎虎，请托作弊现象严重，学生良莠不齐，许多学生只要考得入学资格便万事大吉，吃喝玩乐，不认真学习，学校也不管不问。傅斯年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就是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一定要把好学生吸收到学校，再经过严格教育，使学生德才兼备，学校的责任是向社会输送合格人才。因此，他到任后，首先从严格招生考试入手，把好录取学生的关口。而做到这一点，有相当大的困难。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工商学界携眷赴台者甚多，其子女急欲入学就读，再是由于战乱，流亡台湾学生众多，而台湾大学是台湾惟一的国立大学，自然是青年追逐的首要目标，故台大招生的压力很大，许多权要试图用不正当的手段把子女送到台大，大大增加了台大招生、管理方面的混乱。

1949年夏季是傅斯年到任后第一次大规模招生，为保证学生质量，傅斯年在校刊公开发表文章，宣布招生办法，他说：“这次办理考试，在关防上必须严之又严，在标准上必须绝对依据原则，毫无例外。由前一说，出题者虽有多人，但最后决定用何一题，只有校长、教务长知道，这是任何人事前无法揣到的。印题时，当把印工和职员全部关在一楼上，断绝交通，四周以台北市警察看守，仅有校长与教务长可以自由出入。考题仅在考试前数点钟付印，考试未完，监守不撤。……录取标准决定之前，不拆密封，故无人能知任何一个人之分数及其录取与否。”他着重声明，自己一定秉公办事，决不会循私舞弊，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他说：“假如我们以任何理由，答应一个考试不及格或未经考试的进来，即是我对于一切经考试不及格而进不来者或不考试而进不来者加以极不公道之待遇，这对于大学校长一职，实在有亏职守了。奉告至亲好友千万不要向我谈录取学生事，只要把简章买来细细的看，照样的办，一切全凭本领了。我毫无通融例外之办法，如果有人查到我有例外通融之办法，应由政府或社会予以最严厉制裁。”傅斯年说到做到，在录取学生阶段，又在校长办公室门旁用毛笔赫然写一个条幅：“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由于傅斯年制定了一系列招生制度，又带头严格执行，使1949年招生顺利进行，基本上刹住了请托、说情、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为避免考试题泄露，傅斯年严格实行“入闱”制度，即在台湾大学图书馆选一间房子，命题人不准携带其他不相关的物品进去，出完题就呆在里面，等到考试结束才能放出。傅斯年的老友屈万里曾回忆当时情况说：“出题时之审慎，印题时关防之严密，迥非外人所能想象。印题的场所门窗都糊得撒土不透，室外密布岗警，有人用‘如临大敌’四字来形容，确恰到好处。”

傅斯年也承认用这种方法招生有不妥之处，他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招生办法，充满着防贼的心理，申韩的‘治术’是与教育原则不合的。”但他又认为：“在目前不能无考试，既有考试，即不能不如此。”也确实如此，这种严格的招生制度，杜绝了许多弊端，对于扭转台湾大学校风和学风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其三，对学生严格管理。傅斯年采取种种措施严格考试录取制度，只是保证优秀学生能够被录取，有求学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教育，为学生学习创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在这方面傅斯年也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修定台湾大学“学则”，改变学生不努力学习，随意旷课，混资格、混文凭的现象。其主要措施是实行学分制，严格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杜绝各种形式的作弊行为。如规定“学生学期成绩不及格科目之学分数，达该学期修习学分总数三分之一，不得补考，即令退学”。“凡旷考者以零分计，全部旷考者，自然退学”等。傅斯年说到做到，1949年第二学期结束，因成绩不合格退学者多达31人。被勒令退学的学生家长有不少是有权势者，子女被勒令退学，他们十分不满，想方设法向学校发难，有人在省参议会上对傅斯年提出咨询，给其施加压力，迫其让步，傅斯年坚决不肯让步，他在回答咨询时强调说：“台大光复以来，实不能尽人满意，本人到校之初，所见情形，不特不能达到教育之理想，而且将为社会之累赘，故尽量改革，求其实事求是，求其进步。在校学生必须养成向学之习惯，然后学校风气方面可良好。养成良好习惯之办法不一，而加严课业，实为必要。向任何学生不论在校成绩如何，皆能随时毕业，则学校万无进步之理。”

二是设置各种奖学金、助学金，为贫困学生创造学习条件。傅斯年在教育上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教育机会均等，从早年他就一再强调贫富人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应是均等的，虽然他自己也认为这个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应以多设奖学金的方式帮助出身贫苦的优秀子弟，使其不失去求学的机会。他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更是努力实现这一理想，在台湾大学设立几种奖学金、助学金，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傅斯年在致学生的公开信中曾特别强调：“诸位中要想鬼混的，休想政府的帮助，其用功而有优良成绩的我决不使他因为无钱而辍学。”傅斯年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临死前几分钟，在省参议院回答参议员是否废止助学金问题时再次强调：“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仅只为了没钱而不能升学的青年，我是万分的同情的，我不能让他们被摒弃于校门之外。”据统计，仅1949年就有1600人享受了各种类型的助学金。

三是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在傅斯年任校长以前，台湾大学内没有学生宿舍，个别需要住宿的同学在校外租房居住。傅斯年出任校长时，因各种情况流亡到台湾的穷学生相当多，他们住不起校外的公寓，只好在学校内寻找栖身之处。研究室、教室乃至洗澡间，到处都住有学生，甚至台大医院传染病房，也成为学生宿舍。傅斯年面对这种情况，实在是既心疼又头痛，不解决学生住宿问题，学校简直无法再办下去，要解决又谈何容易。傅斯年曾经声称：“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其所有之困难，使他们有安心求学的环境。然后才能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即是不近人情的。”他奔走呼吁，四处求告，终于筹集了一大笔资金，加紧建造了一批学生宿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解决了1800多名学生的住宿问题，占全校人数的60％，整个学校学生住宿问题大为缓解。

傅斯年曾在台湾大学校刊第56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几个教育的理想》。其中第一个理想是崇尚“平淡无奇的教育”，在其中强调了三个原则，第一，协助解决学生的生活问题。第二，加强课业。第三，提倡各种课外娱乐的运动。他概括说：“以上的话，总括起来，可以说一句笑话：‘有房子住，有书念，有好玩的东西玩。’”

争取教育的相对独立

傅斯年早年就主张教育独立，强调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过多地干预。他一再强调：教育不独立是办不好的。他出任台湾大学校长以后，更是积极争取和努力坚持教育独立，反对政府对教育过多地干预。

他任职期间，整个台湾相当混乱，国民党政权为了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白色恐怖，乱捕乱杀，稍有嫌疑，就有被逮捕屠杀的危险。对台湾大学也是如此。傅斯年到任不久，台湾发生了学生运动，台湾当局大肆逮捕学生，史称“四六”事件。傅斯年对当局不经任何手续到台湾大学逮捕师生十分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进行交涉，要求没有确凿证据不能随便到台大捕人，即使有确凿证据逮捕台大师生也必须经校长批准，并且相约成为一项制度。有文字记载，蒋经国当时曾负责军警特宪事务，他要台大某人资料对某事调查，也只好找傅斯年交涉，专门写信要求。信中说：“孟真先生道鉴：兹派员前来洽取于某有关文件，即请面交带回，以供系考。”当时人的一些书信和回忆文章都说明，军警宪特到台大不能肆行无忌。傅斯年力争此项权力是他坚持教育独立，摆脱政府控制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要求各机关学校实行联保制度，其方法是公教人员几人相互监督，相互保证对方思想纯正，没有染上共产思想，万一发现联保中有人思想不纯正，保证人都要受连累。台湾省当局也要求台湾大学师生办理这种手续。傅斯年出面对国民党当局说：凡是在台湾大学任教和服务的教职员每个人都思想纯正，没有左倾思想，他一个人可以保证，有问题发生，他愿意负全部责任。结果台湾大学没有实行联保制度。当时有些人攻击台湾大学有些院长系主任是“共党分子或亲共分子”，说他们把持的院系是“共产党细菌的温床”，许多学生受其影响。傅斯年对此公开发表文章进行反击，在文章中强调：“假如我对于这样的举动妥协了，我念这几十年书的工夫也就完了，还谈教育吗?我不能承认台湾大学的无罪学生有罪，有辜的学生为无辜，此之为公平。不能承认任何人有特权，此之谓公平。……宁可我受诬枉。我既为校长，不能坐视我的学生受诬枉。”傅斯年这些行为都是他教育独立思想的外在表现。正如他去世后台湾的一些报纸所评论：“傅斯年先生在台大两年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但遭到最严重的打击、攻讦、阻挠，种种困难的也在此。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斯年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地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这种评论反映了傅斯年在教育方面的立场和行为，坚持教育的相对独立，与干涉破坏教育的邪恶势力做坚决斗争。

傅斯年作为大学校长更注意自己人格的独立，不像政府官员那样具有严重依附和等级思想。有一件事很能说明他的立场和意识。1949年盟军统帅麦克阿瑟访问台湾，当时国民党政府刚退守台湾，迫切需要美军的保护，因此视麦克阿瑟为太上皇。麦克阿瑟专机到达台湾时，蒋介石亲率五院院长、三军总司令等政要到机场迎接，并通知傅斯年到场，傅斯年虽然去了机场，但表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第二天重要报纸刊登的照片，当天在机场贵宾室就座的仅三人，蒋介石、麦克阿瑟和傅斯年，其他五院院长及政要垂手恭候，三军总司令立正挺立，傅斯年则坐在沙发上，口叼烟斗，翘着右腿，潇洒自若。当时报纸新闻说：“在机场贵宾室，敢与总统及麦帅平坐者，唯傅斯年一人。”有人曾引《后汉书》范滂评价郭林宗的语言称赞傅斯年：“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傅斯年一生不从政，从事教育和学术，努力保持个性独立，在某种程度代表了中国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道统”观念和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他要求教育独立，并为之努力奋斗，在当时是可贵的。

身殉台湾大学

傅斯年任台大校长期间正是台湾的非常时期，他日夜谋划，锐意改革，统筹大政，同时处理繁巨的日常事务。其侄傅乐成回忆说：“他(傅斯年)经常每日在校办公六小时以上，一进办公室，便无一分钟的休息，有时还须参加校外的集会。……他那希望台大赶快办好的意念，竟使他坐卧不安。”傅斯年的秘书那廉君说得更明白，他说：“我可以说傅校长这一年零十个月来，每天除去吃饭睡觉的时间外，统统是用在台大上头。”傅斯年久患高血压病，本来不堪过分劳累，因此，身体不久便垮了下来。他也知道校长事务繁多，自己的身体难以胜任，曾向朱家骅诉苦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多，我吃不消，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但是说是说，做是做，面对台湾大学百废待兴的局面，繁巨冗杂的校务，他无法偷懒休息，只好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奔走操劳。

1950年春，傅斯年血压猛然增高，亲友皆劝其静养，他置若罔闻。夏天，又患了胆结石，动手术休息几天，尚未痊愈又开始了工作。11月，教务长钱思亮赴法，傅斯年的工作更加繁忙。

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了由蒋梦麟主持召集的农复会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革和保送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傅斯年想借机多保送台大学生出国留学，在会上频频发言，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据蒋梦麟回忆：会议进行两个多小时，傅斯年讲话最多。午饭后他又去省议会，列席省议会第五次会议，此次会议参议员咨询的主要是有关教育行政的问题，多数由教育厅长陈雪屏作答。下午5时40分左右，参议员郭宝基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包括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运到台湾保存在台湾大学的教育器材的失盗和放宽台大招生尺度问题，这些问题须由傅斯年答复。这两件事尤其是器材失盗之事，使傅斯年相当愤怒。原来台湾大学保存一批由大陆运出的器材，结果被台湾大学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后来被侦破，当时在社会引起一定反响。此事出在台湾大学，一向嫉恶如仇的傅斯年深受刺激，曾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要除恶务尽，清除所有败类。现在参议员再次提起，傅斯年仍然相当激动，引起突发性脑溢血，6点10分会议结束后傅斯年倒在议会大厅，经抢救无效，终于在晚上11点左右去世。

傅斯年猝然去世在台湾引起了巨大反响，人们给予这位大气磅磅的学人以高度评价，台湾大学在校园内择地安葬了傅斯年，并专门建造了一座罗马式纪念亭。从此，傅斯年安葬地称为“傅园”，每年都有许多人前往祭奠凭吊。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温济泽与王实味冤案的平反　作者：宋金寿

我与温济泽同志相识是1980年的事。那时，我正协助李维汉整理回忆录。为协助李老弄清楚王实味问题，我们先后访问过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志。温济泽同志也是王实味所在的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原为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兼学术秘书。整风运动开始后，临时调院党委搞宣教工作，直接参与处理过王实味问题，并在当年就写过反映王实味问题的《斗争日记》一文，是我们必须访问的对象。1980年5月10日，我们访问了他。

由于温老温文尔雅的风度，执着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给我以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近20年里,他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和同志。

“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

温老对我说过：“为王实味平反，我有一份责任。”其实，这是一种谦虚和自责。要是在延安整风中，按温老当时对王实味问题的看法和做法，也许就不会有王实味冤案了。

当我们第一次访问他时，温老就明确地说：

1.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当时丁玲写《三八节有感》，也没有人说她“反党”。

2.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

3.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

上述观点，实际上是温老在延安整风中对王实味的基本看法。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温老在自己写的文章中回忆了当年因工作关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一些情况。他说，开始他不认为王是“敌人”，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他相信了康生的话(见本刊1992年1月号)。

由此，温老被误认为对王实味有“温情主义”。此事，至少在中央研究院是尽人皆知的。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又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故尔，温老没有把它收入到自选的《征鸿片羽集》中去。

现在看来，问题已经十分清楚，王实味冤案是由李维汉引发，康生插手，毛泽东参与并最后认定的。其他人应该是没有责任的。

铭记李维汉临终前的“嘱托”

李维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为党为国为人民作出了无私的贡献，但到晚年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曾被作为“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撤职、挨斗，甚至坐牢，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获得解放。

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从1980年春起，李老倾注极大的精力，撰写回忆录。王实味问题是他直接参与处理的，因此，他对我们说：

王实味问题要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是由我引发的，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但究竟定托派的根据是什么，大家都不大清楚。这个责任要康生负。康生说过，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兰衣社)分子，后来又说是“兼差特务”等等。要召集原中央研究院的同志议一议，如果是错案，即使人死了，该平反的仍然应该平反。

经过我们的调查访问和查阅有关的资料，搞清王实味问题已经有了基础。但是，李老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他认为王实味问题，原先是由组织作出决定的，重新审查的结论也应由有关组织作出。因此，在他的回忆录的征求稿中提出了他个人的看法。李老非常慎重，因此把它称为“悬案”。他是这样写的：

关于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和在我离开中央研究院整风领导以后所出现的“反党五人”(指王实味、成全、王里、潘芳、宗铮)集团”问题。最后王实味的爱人刘莹同志写信给我，要求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据悉王里同志也向中央组织部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中调部也在重新审查潘芳、宗铮的问题。这是一个悬案，我相信中组部最后会做出正确结论的。我是当事人之一，为了向党向同志负责，我有责任提出我的意见。

我已经向中组部建议重新审查王实味的问题。现在看，有几点是明确的：第一，王实味的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不是敌我矛盾。第二，王实味同托派的关系是历史问题，不是现实问题。第三，王实味的问题是个人问题，而不是组织集团进行反党活动。总之，所谓“五人反党集团”案，是个错案，应予平反。王实味本人的问题是否错案，有待重新审查。如果确属错案，即使人死了，也是应该平反的。

李老所表现的观点与温老同我们所谈的看法，两者完全一致。他们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是“托派”、“反党集团”等的所谓“铁案”。1982年2月，中组部为“五人反党集团”平了反。但王实味个人的平反遇到了麻烦。因为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说，王实味是“自动”前去“中共统治区”的“托派”。故此，中组部的同志表示，对王实味的平反无能为力了。

但是，李老并没有最后放弃。在临终前，嘱托给了温老。温老是这样记述此事的：

1984年7月、8月，李言和李老相继去世。他们在去世前，都同我谈过，要请求中央组织部继续审查王实味的问题。李老在垂危时，卧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鼻孔里插着氧气管，吃力地对我说：“王实味……问题……要搞清楚，……要对他……负责，……对他的……家属……子女……负责。”李老临终前的嘱托，我是深刻铭记在心的。

温老不仅铭记李老临终前的“嘱托”，而且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为王实味平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李老逝世以后，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使王实味的平反出现了转机。

1985年5月，王凡西在香港《九十年代》月刊发表了《谈王实味与王实味问题》一文。文章在详细地叙述了他与王实味，以及陈其昌与王实味的关系以后，着重指出：

在我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

“在中共统治区内，一些自动前去参加工作的托派(例如王实味等)，遭到了无情的斗争，并最后被杀害了。”

这里我应该指出，这句话说得不甚确切。正如我在上面所忆述的，王实味虽与陈其昌和我有过长期较密切的关系，虽然他思想上受过托洛茨基某些意见(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见解)的影响，但他始终不曾参加过中国托派的任何组织。(着重号是原有的)

我们可以说王实味曾经是托派的一个同情者，却不能说他是托派分子。

必须声明的第二点是，王实味大约1929年至1934年这个时期与党失去联系，为想重新参加组织，他那时确曾徘徊于“中央派”与反对派之间。但最后他参加前者而不参加后者，而这完全是出于他独自的决定。当他决定重新加入中共组织之后，便断绝了与托派朋友的来往。

这里绝不可能存在什么“派遣”问题；绝对谈不上什么“渗透”用意。

王凡西的这个“证词”，无疑为王实味的平反扫清了道路。

紧接着，1986年6月《*4望》杂志第22期发表了《创造和谐、相互信赖的环境——胡启立同上海知识分子谈心》一文，传达了来自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信息。文章转达了胡启立(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话：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们说，回顾我们党的历史，有好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后来批胡风，直至“文革”批“三家村”，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

胡耀邦(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所说的三个案子，其中“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三家村反党集团”，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得以平反。因此，胡耀邦说“这样作出的结论最后都是站不住的”，实际上已经否定了王实味案，含有应给以平反的意思。

正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为编辑《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作有关王实味问题注释，首先找到了温老。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对如何为王实味作注伤透了脑筋：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能不能成立?王实味的真实身份又该怎样确定。对此，温老向他们介绍了王实味在延安被批斗的情况，并表明自己的观点：否定了对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指控。同时温老介绍他们向我了解有关王实味的情况和资料。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多方面调查和研究，为王实味作了这样的注释：

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据查，不能成立。

《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可以说是给王实味作了一个初步的平反。

《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书出版以后，温老告诉我：注释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副主任龚育之、逄先知主持作出的，经胡乔木审阅、并同意的。应该说具有权威性。

但是，加给王实味的“国民党探子”、“特务”的帽子，应该说是毛泽东记忆中的差错。在延安批斗中加给王实味的是“托派”、“五人反党集团”和“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头衔，所以，为王实味平反仍有许多事情要做。

为此，温老曾多次写报告向有关部门为王实味提出申诉。1986年11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1988年3月，温老又写报告。这个报告，通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离休老同志之手，直接送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的办公桌上。宋平在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

公安部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月30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时又建议向我作了解，我也向他们作了介绍，并提供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后来，温老告诉我，公安部的同志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同年底，就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温老对我说，据透露：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参与划圈的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沉冤50年，经过12年的周折，王实味冤案得以平反，与温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温老为王实味的平反 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温老对我说过：他最恨“左”啦!“左”把党和国家害苦了，把许多人害苦了。但温老没有说，也把他害苦了。其实他自己也受过“左”的苦，长达20年。

温老十分赞赏胡耀邦的这样一个思想：“搞运动、打棍子，把思想问题搞成政治问题，然后再以组织手段加以惩处”的恶劣作法不能再搞了。他认为，从批判王实味到批胡风，直到批“三家村”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的总结。

在王实味冤案平反以后，由于温老的就王实味平反召开一次座谈会的建议未能付之于实施，温老只好自己动手写出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文，发表在1992年1月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稍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此后，温老不辞辛苦，搜集历史资料，组织有关同志撰文，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1993年10月由群众出版社出版。温老为该书又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进一步总结历史教训，提出了“为什么这样‘左’?”的问题。

温老认为：发生王实味冤案，“左”的原因主要是：1.对托派的错误看法。2.对敌情的过火估计。3.一个人说了算的主观判断的恶劣作风。4.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5.宁“左”勿右的不正常心态。6.不愿听不同意见的专横态度。同时提出了应该吸取的教训：1.一定要实事求是。2.要注意防止“左”。3.要发扬民主，倾听不同意见。4.要建立和健全法制。5.要允许当事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对于这些观点，温老结合延安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的实际作了详尽的剖析。其中，温老特别用了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观点，并强调：“对这些话，我们应当深入思考，切实注意。”

但是，温老认为这样的总结远远不够，应把从王实味到批判“三家村”写出一本书来，总结“搞运动、打棍子”这种“恶劣作法”的历史经验教训，教育当代人，启迪后来人，终止这种做法，创造国家和民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温老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大概在1993年的一次交谈中，对我说了这个心愿，希望由我为主来写作这本书，他作顾问。当时，我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意见，写好了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都有极大的好处。

但我认为自己理论水平不高，历史知识有限，信心不足，表示“打退堂鼓”。此后，我不知道温老是否另有什么考虑和安排。

温老的遗愿未能实现，自然也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责任编辑　文　贤)

2000年第4期 蒋经国出掌台湾谍报系统　作者：木木

“内控”蒋经国

蒋经国曾经是台湾谍报巨枭。

但说来好笑的是，这位台湾谍报巨枭抵台之初，却非但无权过问台湾谍报系统，反而是台湾谍报系统的内控对象。

蒋经国最初抵台，大概是1949年6月间的事。这时的国民党成了落汤鸡，蒋经国在国民党权力体系中也差不多成了落汤鸡——上海打虎极大地触怒了孔宋家族，蒋经国遭受强力反击，功败垂成不算，自己也被视为“问题人物”。在1949年6月到1950年3月的半年多时间里，蒋经国没有任何职务，蒋介石长子是他唯一的名分。无权可用，无公可办，每日黎明即起，从四条通寓所赶到“总裁办公处”，聆听“严父”教导或开卷苦读。就这样别人对他仍放心不下，制定了严密的“保护监测计划”。他走到哪里都有“地下跟班”，名义上保护蒋经国的安全，实则是盯梢。每天有哪些人到四条通寓所和蒋经国见面，他有没有带人、带哪些人到蒋介石官邸谒见蒋介石，这些人是什么背景，什么意图 ，等等，“地下跟班”都必须详细记录，以“最机密”、“最速件”一一上报。“地下跟班”的官方名称叫做“特别防卫专案组”，简称“保防组”，一共两组，每组组员若干，大多化装为“三轮车车夫”，布置在四条通寓所和蒋介石官邸四周，二十四小时全天候监视蒋经国。

一位亲历其境的台湾谍报人员，晚年有过如下回忆：“我曾因‘中间’的职务关系，看到其中一个‘个案’的案例：先是在四条通跟从的人员发现石凤翔(蒋纬国元配夫人石静宜的父亲)经常往四条通蒋公馆跑，于是即在石凤翔私用电话秘密接线监听，进而知道‘二二八’首要分子蒋渭川”“透过住在香港的‘党国元老，曾任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关系，欲向先总统亲自表示悔罪自新之意”“许崇智乃要石凤翔居中奔走，通过蒋经国的管道，带蒋渭川谒见先总统。”于是经由对石凤翔电话的监听，连蒋渭川在谒见蒋介石时曾痛哭流涕表示悔罪，蒋介石对他的失足走错了路，表示不追究等等讯息，都在监听电话获得资料之中。

这个案例，算是“监测”蒋经国的许许多多案例中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个案抽样。

“监测”蒋经国的外勤谍报员和内勤主办参谋之间的通讯，均使用化名，而且化名时时更换，所以绝对无法从档案中得知他们的真实身份。换句话说，他们看得见蒋经国，蒋经国则不仅在当时看不见他们，事后也没办法查找他们。

负责“监测”蒋经国的“保防组”，隶属当时的“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处。该处现在的职责很单纯——主要对付“匪谍”和“叛乱组织”。但在1949年以后的几个年头中，保安处的职责却要宽泛得多，可说到了无所不至地步。权力之大，堪与戴笠时代的“军统”相比。而当时保安处最感兴趣的，则是走私、套汇、地下钱庄等经济类案件，办这些案，有私货、外钞、不动产供他们查封、没收和拍卖，所得钱财依“法”可提出三成作为破案奖金，成为合“法”外快。这些合“法”外快往往高出本饷数倍、数十倍乃至数百倍。重赏之下的勇夫，自然是趋之若骛了。因此，他们对“监测”蒋经国这样的大人物的“专案”，莫不视为“苦差”——这种事既偷不得懒，又没什么合“法”外快，典型的吃力不讨好。但上峰有令，岂容违抗，保安处不得不侦骑四出。

九个月的严密“监测”，没有发现蒋经国有丝毫异常，其政治忠诚度确实无可质疑。于是，决策层恢复了对蒋经国的信任，开始授以重权。

其中一项重权，便是接管台湾谍报系统。

蒋经国出山

国民党谍报系统表面上共戴一尊，实际上门派庞杂。主干有两个，一个是“军统”，一个是“中统”。同样性质的机构，为什么要如此叠床架屋?这就是蒋介石统治术的特点——谍报机构单一化，就容易坐大，把他这个后台大老板架空。机构有两个以上，使之互相牵制、互相竞争，操纵者自身的安全度才有保障。但这也有弊端——各谍报机构之间争风吃醋，彼此挖墙角，免不了坏事：甲单位发现一个“匪谍”嫌疑，剥茧抽丝，费尽心机，即将收网的时候，那个“匪谍”嫌疑却突然被乙单位秘密诱捕。甲单位不但前功尽弃，甚至连所花费的经费都无法报销；掠人之美的乙单位则借此邀功，提职加薪。蒋介石为此深感头痛，便在抗战初期亲自主持会议，召集戴笠、陈立夫、朱家骅、王凡生、杨宣诚等谍报机关首长，商讨如何“统一情报工作”。蒋决定设立“中央情报委员会”，当场指定王凡生为中央情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宣诚为副主任委员。对蒋的这个决策，谁都不敢公开反对，但实际上谁都不肯买账。各谍报机构依旧各行其是，彼此勾心斗角，直至败退台湾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步调。1949年—1950年，台湾谍报机构至少有如下几个山头：

1.最大的谍报机构——保安处，其前身是台湾光复之初，陈仪接收日据“台湾军司令部”而组建的“台湾保安司令部”第二处。该处不仅是侦查机关，并可直接捕人、直接审讯乃至判刑。

2.中统和军统。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前，中统和军统各自在台湾设有“情报站”。国民党撤到台湾之后，不仅总局搬了过来，甚至各省、市情报站的“高级人员”，也辗转来台到总局报到。台湾这块只有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一下子成了世界上谍报人员密度最高的地方。

3.各军种司令部，以至军、师单位，也都有第二处的建制。

军队的“第二处”，原本只负责军队内部的保卫工作。1949年阎锡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时，下令要求第二处的情报人员“并需兼顾共匪扰乱地方秩序及阴谋破坏社会治安等足以危害戡乱阵营安全之活动”，从此军队谍报机关也在社会上伸展腿脚了。

此外，国民党宪兵、“国防部技术总队”等也有抓人办案的权力。

蒋介石逃往台湾后，国民党谍报机构还要照搬大陆模式，多头发展，彼此竞争，在如此狭小的政治空间里拳来脚去，恐怕伤的都是自己人，把剩下的一点本钱折腾个净光。基于这种考虑，蒋介石决定整顿台湾谍报机关，把林林总总的各派各系统统归属到一个人的麾下，实现统一调度。

这个人便是“太子”蒋经国。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蒋经国?原因之一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谍报机关实现整合之后，尾大不掉便成了主要危险；谍报大权因此更是生死攸关。再一个原因同样不容忽视，即：蒋经国确实能够膺此重任。国民党谍报系统上上下下无不是山精水怪，没有真本事而想在这些人跟前强出头，必定自取其辱。

蒋经国则确实才智过人。兹举其大端：

1.记忆力惊人：凡是和蒋经国打过照面的人，多年之后重逢，他略一思索大都能够复述出当年见面的情景。这种本事是很有魅力的——对方会觉得自己在“小先生”心目中有地位，觉得“小先生”真是看得起自己，而兴“士为知已者死”之慨。

2.煽动力强：蒋经国擅长演讲，雄辩滔滔，声情并茂。这对塑造其政治明星形象当然是大有裨益的。

3.特殊的亲和力：蒋经国看起来没什么架子，对高级官员严厉而对部属则宽松，能做到“犯而不校”。有一个考入训练班的华侨青年，晚上起来在宿舍门口就地小便，碰到夜巡的蒋经国。那青年不认识蒋，根本不在意。蒋经国问他怎么可以在这里小便?他反问为什么不可以?蒋经国说：“不好看嘛!”那侨生毫不客气地顶他：“你也有一个，我也有一个，有什么不好看!”蒋经国笑笑就走开了。第二天蒋经国训话，把这当故事讲出来，但并未点那侨生的名，大家听了个前仰后合。那侨生才知道头天晚上碰到的是何方神圣，感动得不得了，竟至向朋友表示：这种老板，我为他死三次都愿意。

4.富有冒险精神：据说蒋经国不怕死，虽未曾上刀山下火海，但真的遭遇险境，还能从容应对。他曾到缅甸边境的国民党“游击区”视察，跟普通士兵一样，腰上挂两个手榴弹，腰间别一支手枪，在杀机四伏的战地来来往往，神态自若。

5.求知欲旺盛：接管谍报系统之初，蒋经国对谍报业务所知甚少。上台后勤于钻研，不耻下问，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通晓了谍报业务。台湾一些资深特工甚至断言，蒋经国是真正洞悉两“统”精微之处的仅有的一人。

6.有用人唯才的雅量：和所有政客一样，蒋经国不可能不搞自己的圈圈，以致曾被讥为“非‘干’不可”——不是他亲自主持的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在他跟前就甭想做大官、掌实权。但蒋经国主管谍报系统期间，几个要害部门的历任首长，如安全局的郑介民、陈大庆、夏季屏、周中峰、王永澍；情报局的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调查局的张庆恩、沈之岳、阮成章，乃至中央党部二组、六组的主任，都没有一个是中央干校研究部出身的。相反，他的两个私交极好的留俄同学王新衡、严灵峰，虽然是谍报界的老资格。蒋经国也未安排他们做单位首长，而是做顾问使用。

7.不偏听偏信：谍报人员出于职业特性，养成某些古怪习惯，其中之一是谍报机关内部小报告成风。如果偏听偏信各种密告，一定纠纷不断，什么正事也干不了。蒋经国对关键的人和事，宁可相信自己的判断，而绝不为小报告所动。有人“举报”来台后升任某机关首长的资深特工，曾接受中共地下组织定期津贴。眼看此人在劫难逃，蒋经国认为“不至于此”，一句话宣布结案，未加追究。

这些政治性格，注定了蒋经国不会是等闲之辈，善于收揽人心，驾驭大局。在蒋氏“太子党”中，确实无人能出其右。蒋介石要他当“特务头子”，也就再自然不过了。

蒋经国本人对此又持什么态度呢?言人人殊，但有个事例可供参考：1961年夏，台湾当局举办“阳明山会谈”，正式会议结束次日，蒋经国组织与会者游览他主持修筑、刚刚竣工的公路。在车上介绍民工如何克服重重艰险，开拓这一贯通台湾东西部的交通大动脉，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听众感慨不已。岂料正在兴头上，笔名“马五先生”的香港时报总主笔雷啸岑却突然没遮没拦地大声喊起来：“经国兄，你修这条横贯公路，有大功于台湾，将来会以此而在史册上流芳的；但是你不该去负责特务，做这种事，只会在史册上留骂名!”此话一出，全车顿时鸦雀无声，场面极为尴尬，素以大度著称的蒋经国脸上也变了颜色。冷场十几秒钟，蒋经国大吼：“要不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抗，王八蛋才干这种事!”突如其来的口舌之争，使得气氛大变，后半段行程大家全无兴致，蒋经国也板着脸不再解说了。

毛人凤当道

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碰了很多的大钉子。

在外界看来，两“统”都是蒋介石对付政敌的利器，手掌、手背都是肉。实则并非如此。蒋介石对“军统”极为偏爱，每每提及坐飞机摔死的“军统”头目戴笠，总是充满了怀念之情。对“中统”蒋介石则往往冷淡，竟至在很正式的场合说过中统“拿假的情报来骗我”之类的重话。在这种情况下，他要蒋经国接管谍报系统，自然是选择当时已更名为“保密局”的“军统”为突破点。

但蒋介石过于迷信自己的权威。他没想到，从前对他毕恭毕敬的毛人凤，现在对他并不是那么顺从。按蒋介石的计划，让蒋经国接任保密局局长，原任局长毛人凤退为副局长。毛人凤却竟然抗命不受。其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是自不量力，有的说是自恃功高。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毛人凤自信有比蒋介石更大的靠山，有恃无恐。关于这一点，毛人凤在台湾谍报系统最主要的竞争对手郑介民有过婉转的解说。毛人凤死后，郑谆谆告诫他有意扶植为接班人的叶翔之：“不要跟(蒋)夫人太接近，总统是很忌讳这一点的，毛人凤就死在这上面。”郑介民一生大智若愚，不轻易用这样庄重的口吻对部属讲话。他那段话讲的应该是实情。“韩战”爆发后，美国军舰驶入台海，既公开为台湾当局充当保护伞，也带来了美国政府的颐指气使。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沟通的主要中介，则是宋美龄。当时曾有人借用医学名词为台湾官场的政治分野下定义，蒋介石一系称作“内科”，蒋经国一系称作“小儿科”，宋美龄一系称作“妇科”。“妇科”因有美国背景，权倾一时。毛人凤在当时走的就是“妇科”路线。有宋美龄为他撑腰，他当然可以谁的账也不买。

强龙不压地头蛇

蒋介石当然不是省油的灯。毛人凤拒不移交，他岂会就此罢手，拐个弯儿，还是让蒋经国把谍报系统全盘抓了过来。

1950年2月28日，蒋介石连下三个手令。一是派蒋经国重建军队政治机关；二是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三是派“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谍报部门。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第三个手令——你毛人凤不是不服蒋经国吗?得，我就派个层级比蒋经国更低的彭孟缉来领导你。

彭孟缉在“二二八”事件时，任高雄要塞少将司令，曾率部开进市区杀人。因其“处置果断”，而为赴台“宣慰”的“国防部”部长白崇禧所赏识，台湾改建“行省”后被白氏保举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彭虽官运亨通，但在国民党退台之后，将星云集，他这个区区中将，就显不出什么了。即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叶秀峰，哪一个都比他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等级制度严格的谍报系统中，彭孟缉要“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谈何容易!蒋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选择彭孟缉，估计出于两种用心，一是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去领导他，以打击其气焰；二是强龙不压地头蛇，让地头蛇彭孟缉上阵，先作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

由于毛人凤等的抵制彭孟缉开始也是一筹莫展。蒋介石几次召见彭孟缉垂询“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进展情况，彭孟缉只能以“正在协调之中”为对。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他在保安司令部发现了戴笠的学生郑绍远，如获至宝，马上任命郑氏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秘书。郑氏知恩图报，便向彭孟缉献了一计。彭孟缉依计以“司令”名义，设宴款待所有“中央情报单位”的副主管。酒过三巡后，彭亮出蒋介石授命他“统一”谍报系统的手令，向副主管们“请教”统一办法。副主管们挨个看了手令，一时谁都不肯贡献“高见”。彭孟缉就势提出了早已拟好的腹案：

1.各机关谍报人员，必须持有“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所发给的工作证，才能在办案时要求户政机关，军、宪、警机关，邮电检查机关配合。

2.为了避免各单位在工作时发生重叠冲突，请在座各位参加“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负互相协调之责。

3.凡从事谍报工作之各单位人员，如无工作证证明其身份，而为治安机关察觉，均以“冒充谍报人员”论处。

与会者都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赴宴的，对彭孟缉的三条不可能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且从他们的角度考虑，也实在不便贸然反对——彭持有蒋介石手令，公开反对无异与蒋介石唱对台戏；何况彭氏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并未将他们排除在外，他们的个人地位已经有了保障。于是一个个在酒酣耳热之际，欣然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彭孟缉随即将各单位副手签字的会议记录呈报蒋介石。蒋介石读了好高兴，立即批示：签字的各单位副手即为“台湾情报委员会”委员，直属彭孟缉领导；以正式公文通令各单位知照。毛人凤等各单位主管发现上当，但木已成舟，再反对已来不及了。为了不丧失从事谍报活动的“合法权利”，纷纷把各自在台的谍报人员名册、照片、级职等等资料悉数送到“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以领取工作证。

就这样，彭孟缉略施小计，便把台湾所有谍报机构的内情全部掌握，而后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以致于当时堂堂“行政院长”陈诚，有事下条子交办，条子也写着“彭主任明熙兄”的字样。

彭孟缉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但他并不是十分清醒，没有意识到他不过充当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因而稳坐在“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椅子上，毫无“功成身退”之意。好在由他久经宦海的老子支招儿，说彭孟缉“威势震主”，应知居高思危之道，把谍报大权推给蒋经国。彭孟缉这才慢慢开了窍，在一次谒见蒋介石时，谦称自己德薄才浅，不堪膺此重任，恳请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就此，蒋经国正式接管谍报机构。蒋氏父子当然视彭孟缉为功臣，待他甚厚。

在利用彭孟缉“清道”的同时，蒋介石父子对付毛人凤的另一招，是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资料组”主任自然是蒋经国。这样，借助“资料组”，蒋经国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合法性有了保障；借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蒋经国又有了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实权，蒋经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务头子”。

蒋经国的“资料组”，后来发展为“国家安全局”。这里又有一段故事。

1954年7月，蒋介石下令组建“国防会议”，其下属的常任机构有“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按照老蒋的意图，仍由蒋经国兼任“国家安全局”局长。恰巧宋美龄从美国回来，极力反对。没办法，老蒋只好让步。1954年10月某日，郑介民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士林官邸。走进客厅，见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都在座。三人面色不悦，好像刚刚发生过一场舌战。郑提心吊胆地坐下来后，宋美龄第一个发言：“总统要成立国家安全局，经国当局长。这不好，因为美国人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我认为，还是介民当局长的好。”郑介民赶紧起身推辞：“我不行，我身体不好。还是经国兄当局长吧。”这时蒋介石慢腾腾地发话了：“介民，你就不要客气了嘛。经国我会安排的，局长你就先当着吧。”蒋经国则毫无表情，一言不发。郑介民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了下来。告辞后，宋美龄把他送到门口，小声嘱咐：“你作局长辛苦，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助手，他就是军统局的老同志阮清源。”郑介民哪敢回绝?也一口应承下来。可真到了人事安排的实质性阶段，蒋经国却利用“国防会议”的权力，指派亲信陈大庆当“国家安全局”副局长。宋美龄推荐的阮清源只能去“国安局”淡水训练班当了个班主任，差点没把宋美龄气死。其实岂止是副局长由蒋经国指派，就连局长郑介民，后来也不过是蒋经国的傀儡。国安局真正的老板是“小先生”即蒋经国，这在台湾谍报系统是一个无人不知的秘密。一直到蒋经国去世，台湾谍报系统都在他的直接掌控之下。只是在他出任“行政院长”之后，再不能事必躬亲，这才委由“国防部长”代管某些部分。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1958：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一次畅想　作者：陈清泉

1957年冬到1958年春，中国社会正萌发着一个大的变动。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由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同志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早已说过：“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的，不能进行大规模的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听说广西出现并社现象时，毛泽东说：“可以搞联邦政府，社内有社。”后来正式提出并大社的主张。

中央其他同志也有这种想法，并且议论开了，陆定一也参与了这种议论。

那是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去向毛泽东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写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写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月间，党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谈了一些理论问题，认为革命的理论，是革命经验的总结。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检验理论的正确程度，并发展理论。他批评教条主义不承认理论是发展的，对新出现的问题熟视无睹，因而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来抓住和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在这个发言的最后，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18日晚，他(陆定一)在推敲经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时，在结尾的部分，新加了(上面)这样一段话。虽然陆定一同志这段话包括着少奇同志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编书的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同志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城市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本文选自《陆定一传》，已由党史出版史出版)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珍贵的笔记本　作者：申　春

说这笔记本珍贵，我想主要是上面有60年前毛泽东的题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就解决了。”这题词是毛泽东用毛笔书写在于江笔记本上的，言简意赅，极富哲理。笔者现就这笔记本征集过程引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

这要回溯到1985年。当时，我在河北从事党史研究工作，为了“抢救”党的历史资料，我的足迹遍及全国许多地方。例如，为了征集于江烈士生平史料及遗物，我曾先后在北京访问了外交家王国权、老将军罗元发、已故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薛明告诉我，于江的爱人任致在西安，你一定要去拜访她。

1985年初夏时节，我在解放军后勤部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病中的任致同志，她欣然拿出从延安珍藏至今且完好无损的只有十几页的笔记本，这是于江生前专门用作请别人题字、同学临别赠言的，笔记本上除毛泽东的题词外，还有艾思奇、郭林祥等用钢笔写的赠言，还有于江的同学于振海写的催人奋进的歌词：

“黎明即起，自强自立，岁计在春，日计在晨，空气鲜，精神振，男儿起舞在鸡鸣；刻苦奋斗，决志尽忠，团结对敌，协力同心，报国仇，雪国耻，做民族复兴的先锋。”

任致思维清晰地谈了许多她和于江在革命斗争中结成永恒友谊的往事。

于江，河北沧州人，1914年生。1935年就读于天津高职学院，其间与任致相识，共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又同时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于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沦陷前夕，于江同任致、薛明等十几个同学到南京，又转赴西安，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接待了他们，并介绍他们到延安去。经过十几天徒步行军到达延安，于江进入抗大学习，任致在陕北公学学习。毕业后，于江同任致结婚。婚后，党组织安排他俩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其间，彭德怀到中央党校作了一次报告，动员学员到前线去，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去，投入伟大的抗日斗争。不几天，组织上通知于江和任致，到晋察冀边区工作。临离开延安前，他们聆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大意是：“你们到敌后去工作任务很重，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更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毛主席的讲话使于江和任致深受鼓舞，报告结束时，于江拿出笔记本走到毛泽东面前，毛主席欣然挥毫，写下了这寓意深刻的题词。

1940年3月2日，时任中共河北定兴县委书记的于江，带警卫员王炳文、李嘉银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时，被一帮乔装成“抗日干部”的武装匪徒抓捕后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6岁。

以上就是于江烈士这个珍贵笔记本征集的概略情况。为慎重起见，我曾带着有毛泽东题词的笔记本到中央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请有关专家作鉴别，他们确认这个题词是毛泽东的手迹。献出这珍贵笔记本的任致同志于1986年4月在西安辞世。这使我深深感到“抢救”革命文物是何等重要。于江烈士这笔记本，是一份珍贵的革命文物，必将和他的业绩一起长存人间。

(责任编辑　赵友慈)

2000年第4期 在英国感受的人际默契　作者：李 岚

在英国，公共场所及公寓住宅，门都是自动弹回的。开始我不知道，推门便“义无反顾”地走进去。后来发现，英国人的习惯是，推开门后，一定要回头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在几步距离之内有人走来，就要用手扶住门，等他(她)进门。这样做，避免了门反弹时碰到后面的人，也显示了一种尊重和礼让。这样的细节还可以举出很多。如果你步行在一条有很多岔路的街上，无论是拐进还是驶出岔路口的车，都会主动给你让路。你若为它“留步”，驾车的人就会给你一个友好的手势：请先走。在地铁站乘传送式电梯，不管是上下班高峰，还是平常时间，人们都会自动站在电梯右侧，把左侧让给着急赶路的人……

在英国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既是这样行为的施与者，也是被施与者。今天你驾车，你给步行的人让路；明天你步行，驾车的人为你让路。这次你走在前面，为后面的人扶着门；下次你在后面，前面的人为你扶着门。我为他人、他人为我相统一，社会便出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默契。我初次来英国在伦敦转机时，一位机场工作人员帮我推着行李，跑了大半个机场，找到登机口，验了票。又把我送进候机室，嘱咐我见大家都起身时便准备登机。我心里感动得不行，可在英国人看来，这很平常。记得那天从伦敦飞到B城天色已晚。出租车司机带着我东跑西跑找学生宿舍的钥匙，又把我的行李全部扛上三楼，却不肯多加租车费。他逻缉很简单：如果顾客愿意给小费，他就收着；不给，他也理所应当这样服务。安顿下来第二天，上街采购油盐酱醋。瓶瓶罐罐拎着太重，半路停下来歇息。为抓紧时间学两个英文单词，我蹲在购物袋旁，看商品介绍、使用说明之类，不觉有人在身后：“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原来是一对英国老夫妇，住在这条街上，见此状，以为我的购物袋破了，从家里为我取了几只塑料袋来。在英国，我从来没见报纸电台号召过助人为乐之类，也知道英国不是全民信教的国家。可每每遇到难处，总有素不相识的人援之以手。有一回我买蔬菜水果，不小心真把购物袋搞破了，滴溜溜的西红柿、苹果顺着破口往外滚，我捡了这个，丢了那个。正狼狈不堪时，一位中年妇女路过。她把自己买的东西都掏出来抱在怀里，递给我一只购物袋。我不好意思要，她乐呵呵地说：“我的东西不那么圆，比你的好拿。”还有一次，我在伦敦乘错了公共汽车，迷了路。当时正值上班高峰，一位赶着上班的乘客竟主动下车，陪我找路。他带我换了两部公共汽车，又走街转巷四处打听，一直把我送到目的地。那天伦敦降温，他见我穿得单薄，半路上，还特地请我到咖啡店喝了杯热咖啡……

这些经历让我不知不觉走进那美好的默契，轮到别人需要我时，我也特愿意卖力气。扪心自问，别人善待你，你有没有亏待了别人?这不是雷锋境界，也不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恰恰相反，正是从自己的“我”，推己及人，走进别人的“我”。平平常常，给与也被给与。正如一首歌所唱的：“平平淡淡才是真。”

所谓“真”，就是不否认“私”的合理存在。从自我获得充分尊重，学会尊重他人。在英国，“private”(私有的、个人的)是个大家常挂在嘴边的词。一提到这个词，首先让人想到的，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受到保护。举个例子：BBC有两个频道的电视节目是没有广告的，为此政府征收电视税，每年100多英镑。如果你没交，会有人登门造访，但没有你的允许，他绝对不能进门。哪怕你的电视正开着，他在门外听得一清二楚，也是白搭。他不能以此给你开张罚款单，也不能把你告到哪儿去。在英国，一个人的住宅是私人重地，如果不是警察拿着逮捕证来，你可以把任何人拒之门外。再譬如停车。你有再急的事，找不到停车的地方，也不能把车停到人家私人住宅的院落里，哪怕那里面大得可以停上三、五辆车。如果你不知道，误把私人住宅当成公共场所，宅主会塞上一张条子在你的车里，下次就不能明知故犯了。

英语里有一句常说的话，直译成中文是“管好你自己的事”，言外之意就是少管人家的闲事，尊重别人的个人生活和隐私。在工作单位，与上司、同事们相处得再熟，下了班最好不要因为一点事给他们打电话，以免打扰人家的个人或家庭生活。和朋友聊天，不管俩人如何肝胆相照，也不能“无话不谈”。即使是夫妻，相互之间也留有“私”的余地。记得有一次和先生去银行，因为我站在他旁边，营业员便把他的帐户平衡表扣着递出来，为的是不让我看见。

在英国中小学，也没有人教育孩子们压缩自我的存在空间。学习的目的说白了，就是为找份好工作。中学读到初二，老师便让学生们在课堂上谈未来职业选择。如果一个学生谈理想：将来我要多挣钱、买好车、住好房子、玩遍世界名胜、吃法国蜗牛、日本生鱼、中国烧鸭……只要他准备遵纪守法，靠自己努力获得这一切，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事实上，抽去每个个体的“私”，人和人的价值就变成空洞的概念。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消灭了私欲，这个社会就会自行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私”并不是什么坏东西。每个人都有天赋人权去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

但是，“有私”并不等于“自私”。英语的“private”(私有的、个人的)，和“selfish”(自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自私”是无视他人的存在。从自私出发，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美好的默契就没有了。因此，英国父母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制止他们的自私行为。记得楼上的邻居露依思，一次闲聊时很认真地对我说，她两岁半的儿子开始自私起来。什么时候都是“我的”、“我要”、“给我”，不知道还有别人。我没想到在一个如此强调自我的社会，母亲对一个尚未完全懂事的孩子就有了“自私”的担心。

如果既承认“私”的合理存在，又反对“自私”，不需要强迫性的克己、律己；不需要外在的号召、提倡，凭着默契，给与的行为就像下里巴人，一人唱，万人和。每个人都有自我，如果你觉得你的自我应该获得肯定和张扬，就不应该认为他人的自我是可有可无的。这便构成了人与人之间默契的基础。

一位国内的朋友曾经问我：“这种默契在英国是怎样形成的?”我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确立了人本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使人性、人的价值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到20世纪全球高科技革命，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为西方社会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为社会环境的有序性和精神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基督教的传播对西方人的道德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使在传统受到巨大挑战的今天，它的劝善扬善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默契形成的原因也许是多元的，三、两句话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没有“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没有“八亿人不斗行吗”的领袖教导；没有“地大物不博”、人口膨胀的生存竞争；也没有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的背离。扯远了，就此打住。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麋鹿的发现与失而复得始末　作者：郭耕

1900年是麋鹿在中国灭绝的年头。一百年来，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麋鹿的失而复得与国运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

麋鹿，俗称“四不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鹿科动物。从春秋时期至元明清，古人对麋鹿的记述不绝于书，屈原、班固、许慎、杜甫、沈括、苏轼、陆游、李时珍、乾隆……曾提及麋鹿的古代名人不胜枚举，甚至传说姜子牙的坐骑、指鹿为马、逐鹿中原的典故皆与麋鹿有关。鹿这种动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颇深，它不仅是先人狩猎的对象，是宗教仪式中重要的祭物，还作为生命力旺盛(鹿角年年落而复生)的标志和升官发财的象征(福“禄”喜寿)。

全世界约有40多种鹿，惟麋鹿是一种集自然演化(与人类同步)、地理分布(中国湿地)、人文记载和曲折身世诸多离奇于一身的动物。麋鹿之奇尤其表现于它身世的非凡，而这传奇般的身世竟与一位法国传教士有着不解之缘，要不是当年阿芒·大卫隔墙一瞥，恐怕麋鹿的故事就不会如此曲折跌宕、悲欢离合地充满戏剧性了。

那是1865年(清同治四年)秋季的一天，法国博物学家兼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郊进行植物考察，经过南苑皇家猎苑，大卫从苑外土岗上向内窥视，他双眼一亮，那是一群陌生的、可能是动物分类学上尚无记录的鹿。博物学家当然以发现新种为荣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使他盘桓数月，不肯离去。他的惊骇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是全世界惟一幸存的一群麋鹿。无奈皇家禁地不允许外人进入，大卫更弄不到一只活的麋鹿。直到次年初，大卫才设法买通了守苑的军士，在一个“月黑风高夜”，猎苑的守卒秘密地以20两纹银为代价将一对鹿骨鹿皮换给了大卫。不久，法国驻大清代办亨利·狄白龙聂又设法弄到了一对，其中雄性死掉后也送给了大卫，大卫神甫便于1866年4月将这3只麋鹿标本寄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经过动物学家米勒·艾德华馆长的鉴定，这不仅为从未发现的新种，而且是鹿科动物中的独立的一个属。当首次把麋鹿从科学角度公布于众，便轰动了西方各国。按照动物学界的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这种鹿，从此麋鹿这种中国自古就声名卓著的动物便被称为大卫神甫鹿，至今其英文还是Pere Davids Deer。大卫对物种科学的贡献可谓劳苦功高，大熊猫、黄山猴、绿尾虹雉、娃娃鱼……有上百种动植物都与大卫的名字 在一起(如娃娃鱼的学名A davidianus)，蜚声海外。大卫对于麋鹿的发现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兴趣，从1866年至1876年的十年间，英、法、德、比等国的驻清公使及教会人士通过明索暗购各种手段，共从北京南苑弄去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动物园中。后来，日本国大臣对清朝出使的官员还提出：“南苑有四不象，日本向无此兽，本国君主极为倾慕，欲得之以扩眼界，恳请见赐一对”，清廷便通知内务府奉宸苑办理赠鹿事宜。可见清朝末年，麋鹿因大卫的缘故红极一时，从“养在深苑人未识”忽然“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1894年，京南永定河泛滥，洪水冲垮了南苑的围墙，方圆210平方公里的皇家猎苑一片泽国，许多麋鹿逃散出去并成了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秋，八国联军趁清朝政府腐败、防务空虚一举攻入北京，北烧圆明园，南掠皇家猎苑，南海子麋鹿被西方列强劫杀一空，使中国特有的这种珍奇之物从此绝迹。据说，在某王府尚存一对，后转至“万牲园”，不久便死掉。举世公认，1900年，麋鹿在中国本土灭绝。无巧不成书的是，麋鹿的发现者阿芒·大卫也于1900年11月10日在巴黎溘然而逝。

那些流落于异国他乡、被欧洲一些动物园圈养的麋鹿，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圈舍取代了湿地)，种群规模逐渐缩小而纷纷死去，越养越少。这时出现了一位使麋鹿绝处逢生的人：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一位酷爱动物，特别喜爱鹿科动物的人士。1898年起，他出重金将原饲养在巴黎、柏林、科隆、安特卫普等动物园的麋鹿，共计18头悉数买下，这成为地球上奄奄一息、香火仅存的惟一一群。从各处收集来的18头麋鹿都被放养在英国伦敦以北四十五英里，占地三千英亩的乌邦寺庄园内。这座庄园水草丰美，林木葱郁，芳野幽旷，曲径绕湖，是英王艾德华六世于1547年封给大臣约翰·罗素即后来的贝福特公爵的采邑，为英格兰地区七座对外开放的著名古典园林之一。除了麋鹿之外，还有中国河麂、黄麂、印度花鹿、欧洲*鹿等，所有动物均自由散放。据说那些寄人篱下的麋鹿整日闷闷不乐，无精打采地呆立水畔，拉着长脸，表情呆板地顾影自怜，像害了思乡病一样，但毕竟能正常繁衍了。191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8头，二战时已达255头。二战以前，乌邦寺的主人始终以“保有世界惟一麋鹿群”为荣，一头也不肯出让，但二战中德军的战火染指英伦，当时子承父业的小贝福特终于改变了主意，提出：“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危险的。”他担心这惟一的一群麋鹿再次毁于战火而遭后人的唾骂，便将乌邦寺内的麋鹿向国内外各大动物园转让了许多。到1983年底，全世界的麋鹿已达1320头，均为当初的18头麋鹿的后代，遍及亚、欧、非、美、澳各洲，但惟独没有回到它们世代生息的故里：中国。虽然在1956年和1973年各有一对和两对麋鹿运至北京动物园，但因繁殖障碍和环境不适，与从前许多欧洲动物园一样，一直未能复壮种群。

中国是麋鹿的老家，随着祖国的强大、稳定，许多中国动物学家呼吁：让海外游子麋鹿还家。其实，这也是乌邦寺主人的心愿，1984年3月，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委托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家玛娅·博依德女士来华调查情况，选择回放地点。麋鹿曾在中国东部广泛分布，到底应放回到那里呢?我国有关方面的专家谭邦杰、黎先耀、郑作新、周明镇、汪松、王宗*(等参加了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对北至辽河，南至苏北的麋鹿分布故地做了广泛的调查，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北京南海子作为皇家猎苑旧址，作为麋鹿模式标本的产地，作为麋鹿一度在华灭绝之地和三海子依稀如旧的湖泊荒原，基本还保留有原来的自然地理风貌，无论从文化历史意义还是从自然生态角度考虑都是重引麋鹿的最佳地点。

贝福特公爵的曾孙塔维斯托克侯爵听了玛娅带回的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当即决定赠送20头麋鹿给中国，重新放回南海子。在给环保局金鉴明同志的信中，他热情洋溢地写道：“麋鹿还乡一事，对我和我的家族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您一定知道，是我曾祖父挽救了麋鹿的灭亡命运……120年前，大卫神甫因为科学界发现麋鹿而载入史册，同时，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在经历过120年漫长岁月后，又致力于把这种著名动物送还南海子老家的人……”

1985年2月17日，由北京市政府、城乡建设环保部、中国动物学会等组成的麋鹿引进小组与乌邦寺的代表于北京自然博物馆签定了麋鹿引返中国的协议。同时在伦敦，乌邦寺主人塔维斯托克侯爵与中国驻英使馆代表也在协议书上签字。北京南郊农场为此慷慨提供土地900余亩。1985年5月，北京麋鹿苑开始兴建。

1985年8月24日，一架满载着中英两国人民友谊的飞机，将22头麋鹿(其中两头给了上海)从英国乌邦寺运抵北京，当晚运至南海子麋鹿苑，终于实现麋鹿百年回归的夙望。后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伦敦举行的一个欢迎中国领导人访英的宴会上致辞，曾把麋鹿的重返家园与香港问题的解决同列为中英外交史上的大事。可见，麋鹿还家是中英外交关系的一段佳话，是国际自然保护人士合作拯救濒危物种的创举，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成功实施重引入项目的范例。“历尽劫波麋鹿在”，麋鹿既是一个活生生的富于传奇色彩的物种，同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自然文化遗产。

如今，麋鹿保护事业已走过15个春秋，在新老保护人士的努力下，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北京麋鹿苑、湖北石首、江苏大丰三大种群及全国十几处动物园小种群已繁殖成活麋鹿800余头，种群扩散工作仍在进行中。1999年国家环保局与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启动了一个旨在吸引公众参与、以麋鹿保护及其曲折的身世为主题进行环境教育和爱国主义宣传的“麋鹿之友”项目，当时英国驻华大使高德年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科普大楼主会场颇为风趣地用中文讲了这样一席话：“麋鹿曾因迷路到了欧洲，现在终于顺利还家了，祝愿它永远不会再迷路。”事实上，地球上真正应该防止迷路的，甚至说多少已经有些迷路的物种不是别的动物，而是人类自己。麋鹿正以其沧桑多舛的命运和不幸中万幸的结局告诫我们：迷途知返吧!路就在脚下!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4期 复熊向晖质疑　作者：王*

拙作《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发表后，看到熊向晖对此文的“质疑”，答复如下：

一、如此“无所作为”

拙文列举了在王石坚案发生后，李克农陆续采取了如下善后措施：1、要有关同志查清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经过；2、寻找脱险同志的下落；3、安排返回解放区的同志们的生活和工作；4、对该案中回到中央社会部的同志组织学习和进行审查；5、对遇难的烈士进行追悼；6、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这些虽然还不是他所采取措施的全部，但也是很重要的。熊向晖对此段内容竟视而不见，硬说在我笔下的李克农“无所作为”，“案发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只是痛苦和焦虑”。不顾事实，妄加指责，令人难解。

正当解放战争高潮急需情报的时候，重要情报组织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李克农的焦虑和痛苦确是笔者亲眼所见，是情之必至，理所当然。他关怀、爱护干部也是有口皆碑的。熊向晖斥为“牵强附会”，竟滥予嘲笑，蓄意丑化。李克农精明强干、坚决果断，在业务上会采取许多必要的措施，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拙文这段标题写的明明白白，中心是要表现李克农在本案人员的审查和处理上是非分明、界限清楚和高度的原则性。不能在主题之外去广搜旁骛，以自炫博闻，致画蛇添足、离题万里。李克农高风亮节、功勋卓著，在国家安全战线和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纪念他百年诞辰是很庄重的事情，而熊向晖竟以轻薄之词给予冷嘲热讽，是不严肃的，是对先贤的失敬，对读者的轻慢。

至于“质疑”中提到我的这段文字与开诚所著《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中有关的内容与措辞完全相同一节，在此简单说明一下。我于1989年3月写过一篇关于李克农的回忆录《最可宝贵的因素》，载入《纪念李克农文集》，其中163页谈及此事，拙作再次引用了自己这段叙述。此书于1989年8月出版，早于开诚之书八年零两个月。至于文字相同，是偶合还是开诚参考了本人原作，不得而知，即使有所参考也是正常的，根本用不着大惊小怪。

二、“无批件论”可以休矣

为王石坚翻案的一些理由中，“无批件论”是熊向晖在“质疑”中的新发明，目的无非是以怀疑李克农对此事的传达来否定王石坚是叛徒的定论，这也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请看一系列的事实。

1.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原件现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洋洋万言，把他为共产党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互相牵连，导致44名地下情工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被捕入狱，牵连被捕123人。许多人遭严刑拷打，被判徒刑。五烈士谢士炎、丁行之、朱建国、赵良璋、石纯惨遭杀害。王石坚在自白书中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奴颜婢膝地表示了卖身投靠的愿望。蒋介石对此案评价甚高，认为是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大事犒赏有功人员。王石坚也因有功被送到保密局特种问题研究组工作，后随国民党撤到台湾，担任了敌人特务机关“匪情研究所”少将所长（一说组长）和国防部情报局专门委员，作为反革命特务头子，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达五十年之久。

由此可见，王石坚被捕后出卖组织、出卖同志、出卖机密，手上沾满革命同志鲜血，他长期从事反革命特务活动，罪行累累，远远超过“假自首”的范围，中央认定他是个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是一点也不错的。

2.康生1967年4月28日与周总理、李富春一起在国际关系学院接见中央调查部和学院的群众代表时，谈到熊向晖任胡宗南的秘书一事，说：“那时候有一个人（指王石坚）被捕了，叛变了，隐约地讲了他（指熊）是共产党。反胡宗南的一派攻击胡宗南手下有共产党，胡宗南说他们不是共产党，胡宗南自己花钱把他们送到美国去了（记录稿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康生很清楚地讲王石坚被捕叛变了。康生当时是政治局委员，这话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周总理在场，而且也肯定了当时康生的讲话。这也有力地证明了李克农1956年传达的中央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绝对真实的。

3.周总理曾考虑用国民党特务沈醉把他换回来，但经过有关渠道联系，并未换成。原因是在联系中，从对方得到准确的反馈信息，王已经彻底叛变，忠心事敌，将我方最重要的机密都告诉了敌人。中央已认定王石坚是叛徒，不要再做其他考虑了。与会同志均表同意。此事的内在联系、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李克农的传达和中央对王的定性都是势所必行、行所必至，是此事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根据大量事实，中央确认王石坚彻底叛变，忠心事敌不过是一言可定、顺理成章之事，铁案如山。认为中央为王石坚定性一定得有“书面报告”和正式“批件”，是幼稚可笑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顾顺章、叶青等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大叛徒，都是他们背叛革命的丑恶实践所决定的，而不是靠什么人的“书面报告”和中央“批件”所决定的。李克农当时常传达中央领导的一些重要指示和决定事项，如果都要求必须有“批件”才相信和服从，有些工作将陷于瘫痪和寸步难行。这是最普通的常识问题，老同志怎么能不懂呢？所谓“无批件论”是完全不能成立的。熊向晖讲，中央对王石坚的认定竟与自己《地下》一文中对王的注释有所不同。这又何必惊讶，把注释改过来就是了。

三、口吐不实之辞

1.熊在“质疑”中说：1998年11月原调查部领导讨论调查部历史时，王*2发言中并未谈及李克农传达王石坚叛变投敌、中央认定他是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的事。事实与此恰恰相反。我在11月23日下午发言，专门谈了这两个问题，与会的十五、六位同志都听到了。录音带保存完好。

2.质疑中引用熊《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一文说，“1949年5月笔者回京，先见罗青长，罗青长说：‘进城后查获大批敌伪档案，找到王石坚被捕经过和全部审讯记录，王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只说利用你们。’”1949年本人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据我确知，该年5月我部并未查获与王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与此案有关的大批敌伪档案是1950年下半年之后才从南京查到的（这些档案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因工作关系，几百份案卷我全部查阅过，其中根本没有敌人对王石坚的全部审讯记录。所以1949年5月罗青长接见熊向晖时绝对不可能讲上述的话。所谓“王石坚没有招供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王石坚刚被捕时写的自白书中五处提到熊向晖，十七处提到陈忠经，详述了与他们的来往及掩护关系的情况。虽还未提及情报关系，但在军统特务行动处长叶翔之的连夜突击审讯之下，很快便供出了熊向晖等人的真实身份。前引康生在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中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另查原国民党特务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208页、《我的特务生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李海生、完颜绍元著《军统巨枭毛人凤》（上海人民出版社），四书有关章节中使用了一些比较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都详实而生动地记载了叶翔之很快突破王石坚及王如实招供熊向晖等真实身份的经过。因篇幅关系不能详引，但几本书所述相同，与康生所讲情况吻合。完全证明了熊向晖所写王石坚未供认熊等真实身份之说也是不真实的。

3.熊在“质疑”中肯定地说：“原中央调查部的领导都不曾为王石坚及几个叛徒翻案，或为此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口气十分武断，可惜事实并非如此。1983年9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强调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因胡耀邦有事，会由赵紫阳主持。王鹤寿讲：“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王鹤寿还说：“不要一风吹。”我认为这些话是对王石坚翻案的意见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书记处的会议上，明确王石坚的叛徒问题不能翻案，也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中央对王石坚是叛徒一事是已经定了案的，否则“王石坚不能翻案”又从何谈起呢？与会的王鹤寿、陈野萍现已辞世，赵紫阳及做记录的张韬仍然健在，可以做证。

1993年4月14日原中央调查部的个别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讲话中说：“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王1940年6月到西安负责领导情报工作……，1947年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伯克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上见国家安全部《情报史研究》1994年第一期）

以上两项极重要档案材料白纸黑字，赫然存在国家安全部档案馆。清清楚楚证明了确实有个别领导一再要为王石坚翻案，而且受到了批评。显而易见熊向晖断定“无人为王石坚翻案”之说竟然全是不实之辞。

熊向晖既然要对王石坚问题发表议论，档案馆近在咫尺，普通知情者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只热衷于请教职务高的老上级而不肯眼睛向下，迈开两脚，做些老老实实的调查了解呢？

四、“辩诬”和“诬辩”

“质疑”认为拙文所说中央将王石坚定为叛徒及个别领导为叛徒翻案，“是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是“诬”了领导，“国家安全部现领导一定会严肃处理。”看罢毛骨悚然。在肃杀的寒气中，忽然记起熊向晖的一段发言。也是在1998年11月23日上午的座谈会上，熊批评某位领导说：“我认为××同志对有的问题过了点，譬如王石坚的问题，1993年开国家安全会议时，住在京西宾馆，找我和陈忠经谈要为王石坚平反的意思。他有功，1947年，他在西安有三栋房子，我住在他院子里，王被捕后敌人搜查，把我存在他哪里的惟一的皮大衣、绥靖公署的信封信纸和桌上我的许多照片都搜去了。他供不供是明摆着的事……，总理的判断是对的，他供出来胡宗南也要压下的。他到台湾后的情况你并不了解呀。”（以上见熊向晖的发言录音带，现存国家安全部情史研究处）这里熊本人也批评了某领导不该为王石坚翻案，而且他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前。

熊还声称要为领导“辩诬”，精神可嘉，一片对领导关爱之情跃然纸上。但请不要忘记了中国一条古训，“君子爱人以德”，这个“德”一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二是坚持原则坚持党性，不然有变成无原则奉承的危险，爱之反足以害之，有失共产党员的清誉。正直的领导也是不会接受的。这样去“辩诬”，难免画虎不成，反成“诬辩”，结果越帮越忙、越辩越污。岂不可悲。

五、仅此而已

坚持气节教育是我党的一贯传统。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我们党员干部要带头发扬浩然正气，保持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坚贞不屈的高尚革命气节对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尤其重要。许多情工干部不顾个人安危，奋战在敌人心脏，李克农等龙潭三杰深入虎穴，保卫党中央；李白上海滩英勇赴死；谢士炎等五烈士血洒雨花台；都是安全战线的千古楷模。那些无耻叛徒是反面教员。要世世代代教育安全情报干部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保持高尚的革命气节，这才是安全战线在政治上的钢铁长城。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对一切有功的同志要十分尊重爱戴；对彻底叛变、忠心事敌的叛徒，尽管过去有的有功，也绝不能情丝缠绵、眷恋不舍，甚至去为他们翻案。否则弄得是非混淆、好坏不分，只能起到瓦解斗志、自毁长城的作用。因此在拙文中除怀念李克农的丰功伟绩外，特别强调了他坚持原则、是非分明、崇尚革命气节的精神。同时也希望偏离党的原则的同志有所改正。“质疑”中追查拙文“是何居心”，谨答曰：有帮助同志之忱，无阿谀讨好之用意；光明正大、坚持真理、扶正祛邪，仅此而已，岂有他哉！！

1999年12月

2000年第5期 中共成立前后毛泽东十一次到上海　作者：陆米强

中共成立前后，毛泽东曾先后11次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其时间顺序是：1919年3月中旬至4月初，来沪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1919年12月中旬，率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代表团赴京绕道上海，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和蔡母葛健豪等送行。1920年5月5日至7月初，来沪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并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组织自修学社。1921年7月，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3月至4月中旬，来沪向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汇报湖南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湖南军阀杀害的有关情况，推动上海和全国一些地区开展对黄、庞的悼念活动。1922年初夏，来沪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找不到地址仍回湖南。1923年4月至6月，离湘来沪，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23年7月下旬至9月上旬，在中共“三大”时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成员后，来沪协助陈独秀主持中央局日常工作。1923年12月底至1924年1月中旬，从长沙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去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2月中旬至年底，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来沪参加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的工作。1926年11月，来沪向党中央汇报全国农民运动开展情况，并前往由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了解江苏省农民运动的状况，还前往由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参加了好几次会议。

现将毛泽东在沪寓居期间的重要史实记述如下。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寓居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又称安南路214号(今安义路63号)，现在这处旧址已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年，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是哈同为了收取房租编的门牌号码，安南路214号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为了收取房捐编的门牌号码，因此这两个门牌号码都通用。毛泽东这次来上海居住在此的时间长达两个月。

毛泽东这次来上海的目的：一是进一步开展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二是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三是继续筹建湖南改造促成会和自修学社；四是带着如何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问题求教于陈独秀。

1919年秋，湖南各界人民掀起了驱逐督军张敬尧的怒潮，毛泽东在驱张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那年9月，湖南进步学生彭璜受毛泽东等人重托先期到达上海，组织“平民通讯社”，发行《天问》周刊，扩大驱张宣传。这次毛泽东一到上海，彭璜和易礼容一起急忙赶到毛泽东居住的寓所，向他汇报在上海开展驱张宣传的情况。以后，毛泽东又经常在寓所内深入研究开展驱张运动和改造湖南社会等问题。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前往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花园里《天问》周刊社去访问湖南各界爱国人士，向大家布置驱张斗争的具体事宜，并在《天问》周刊上发表了《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战斗檄文。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召集了留在上海和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丰淞园开送别会。会上，毛泽东同大家一起着重研究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同时确立了学会应该采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会风，提出今后吸收入会的新会员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肖三、彭璜、欧阳泽、刘明俨、李思安、劳启荣、魏璧、周敦祥、陈绍休、熊光楚、张伯龄共十二人。会议结束后，已近黄昏，大家在霏霏细雨中摄影留念。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又赶到黄浦江畔去欢送肖三、劳启荣等六名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在此居住期间还经常到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去拜访陈独秀。当时，陈独秀已将全国闻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杂志从北京迁到上海编辑，并又在此筹备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寓所内，毛泽东同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等重大问题。毛泽东这次来上海，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他在延安跟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中回忆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还在陈独秀寓所看望了帮助陈独秀搞工人运动的湖南学生李启汉和李声澥(又名李中)，在他了解到李声澥能够放下读书人架子到江南造船厂去做工后，非常高兴。同年11月26日，他在给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罗学瓒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澥君劝我入工厂，我颇为心动……”由于毛泽东忙于湖南社会改造等事务，身不由己，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毛泽东寓居在安义路期间，生活是相当简朴的。当时在这幢房屋内的客堂间仅仅放着一张方桌和几只凳子，用来开会和吃饭。楼上临街的房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放着两张单人板床，毛泽东就睡在落地长窗旁的板床上。床上铺着蓝底印花土布的被褥和白布床单，床头放着一只茶几。室中一张方桌，四张方凳，桌上摆的是粗瓷茶壶和茶杯，以及笔砚文具。长窗外的走廊上，摆着一张旧藤椅。这些简陋的旧家具是临时租借来的。为了省钱，同住的几个人就轮流做饭，他们每天用炭烧小行灶，架上铁锅，放少量的油和盐，吃蚕豆煮饭。为了维持生活费用，毛泽东等人还帮人家洗衣服，用洗衣服得来的钱买电车票。毛泽东还把节省下来的钱买了许多报刊和书籍，在他居住的前楼的小木板床上和桌子上放置着《申报》、《新闻报》、《长沙大公报》、《天津益世报》、《北京晨报》、《新青年》、《天问》、《湖南》、《湘潮》、《新潮》等各种各样的书报。每天晚上，是他读书学习的最好时间。在昏暗的灯光下，他阅读着各种书刊，还经常在房内来回踱步，思索着改造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同年7月初，湖南的驱张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张敬尧被赶出湖南，湖南学生联合会也恢复了公开活动。此时，毛泽东就离开这幢寓所，动身返回长沙。

中共“三大”以后，毛泽东随中央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他积极贯彻党的有关决议，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全国各阶层的联合战线，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毛泽东还受中共中央派遣和国民党本部的委托，在湖南开展筹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活动。

1924年2月，毛泽东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为了贯彻由孙中山先生确定的联共、联俄、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受中共中央委托，与罗章龙、王荷波等一起到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在端午节前后，其夫人杨开慧陪伴她的母亲，携带她的两个儿子即毛岸英和毛岸青一起来到上海，和毛泽东同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317号、318号、319号(今威海路583弄5、7、9号)之间的其中一幢石库门房屋内，协助毛泽东工作(解放后据老同志勘实，7号这幢房屋最有可能是当年毛泽东居住的，现没有正式确证，故将这三幢房屋都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毛泽东此时一身兼数职，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及组织部长，同时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文书科代理主任，后为主任的职务，又兼任执行部组织部秘书等。当时，由于组织部的实际工作都由毛泽东负责，因此毛泽东被人称为“代组织部长”。可见当时他的工作相当繁忙的。当他工作实在忙不过来时，就临时睡在环龙路44号(今南昌路180号)的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机关办公室内。毛泽东有时还同恽代英、罗章龙一起到松江等地去指导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有时还办理湖南学生到广州黄埔军校去学习的事情。

当时国民党成份复杂，只要花一元钱，就能成为国民党员。为了帮助国民党改变这种严重涣散的局面，根据国民党“一大宣言”精神和孙中山“除恶留良”的指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对各地组织进行调查，对旧党员实行重新登记。有一次，在搞登记工作时，国民党元老谢持(后成为国民党右派)不服气地冲着毛泽东问：“我是谢持，谁管填表工作?我不登记!”并带动一批人无理取闹，大叫大嚷道：“我们不来填表，年纪轻轻的共产党人倒来问我们的履历!”毛泽东当即理直气壮地说道：“不来登记，就丧失国民党党籍。必须维护革命纪律，没有纪律就无法革命。”这样一说，这些闹事的人也就无理可讲了，最后不得不参加登记工作。通过党员登记工作，清除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极度腐败分子。

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是事关国共合作长期存在的关键。为此，毛泽东等中共党员与国民党右派的破坏活动展开了必要的斗争。1924年8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生右派殴打邵力子致伤事件，毛泽东立即与恽代英、邓中夏、沈泽民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实权人物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要求严惩凶手。同年10月，又发生右派雇佣流氓殴打发表反帝演说的上海大学学生黄仁被毒打致死事件。经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坚决斗争，使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作出抚恤死者，开除肇事者出党的决议。

毛泽东还积极推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其他各方面的工作。先后成立平民教育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委员会，使它们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织。特别是负责广州黄埔军校在上海的招生事宜，为黄埔军校招募了一百多名优秀学员。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徐向前，就是由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招考，经广州复试而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此期间，毛泽东还积极发动国民党区党部去开办平民学校，从工人中吸收和培养革命干部。

毛泽东居住在慕尔鸣路甲秀里期间，经常在外面工作到深夜才回家。于是杨开慧白天就在这幢寓所内料理家务，哺育年幼的两个孩子，还帮助毛泽东誊写文稿和材料。同时她还直接投身到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去，并与早期著名的妇女运动领导人向警予一起，积极参加妇女运动。她还经常到平民学校去教书。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一带)都是纱厂，是贫苦工人的居住地区，党组织在那里办起了平民学校。于是杨开慧就抽出每周两个晚上到那里去教书。小沙渡靠近苏州河的岸边，夜深人静一片荒凉，但杨开慧毫无畏惧，风雨无阻。起先她讲湖南话，上海工人都不容易听懂，这样她就一字一句地慢慢讲，直到工人听懂为止。后来她竟能用上海话讲课，工人们更是感到亲切。

1924年底，毛泽东由于积劳成疾，在杨开慧的陪同下，离开了慕尔鸣路甲秀里这幢寓所，回到湖南长沙去养病。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历经艰辛，前来上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留下了光辉史迹。

2000年第5期 一位党史工作者眼中的萧克将军　作者：冯建辉

萧克将军叱咤风云几十载，战功卓著，广为人知。晚年办学，主持军队院校工作表现出的学者风范，更是传为美谈。笔者在他领导的军政大学和军事学院工作多年，从一个教员和研究人员角度，感触尤深。现举二、三，以作窥豹之管。

“文革”中听萧克同志讲党史

1976年3月，八一电影厂的王树元、成荫、陆柱国等要拍一部井冈山斗争的电影，请萧克和何长工同志讲讲党史。政治理论研究室的马齐彬主任和我等几位搞党史的同志，也接到通知参加座谈。1976年上半年正是多事之秋，“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接一个。党史领域更是一片荒芜，言必称“两条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两位老首长讲党史，能讲什么?怎么讲?令人关注。

座谈会从3月至7月共开了七次，每次半天。出乎意料的是，两位老革命家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畅所欲言，生动详尽地讲了大量历史事实，包括鲜为人知的细节，涉及几十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在那“四人帮”横行、万马齐喑、空气凝固得令人窒息的日子里，犹如打开一扇小窗，使我们这些严重“缺氧”的听讲者为之一震。即使二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打开记录本，重温两位老革命家，特别是萧克同志的精彩分析，仍令我赞叹不已。

萧克同志首先提出“为什么上井冈山”的问题，针对“井冈山道路”的种种形而上学的宣传，他说：“秋收起义是在浏阳等农村搞的，接近大城市，准备打长沙”，秋收起义遭到挫折，才提出“落脚点”问题，“当时还没有井冈山这个名字，那时部队最通俗的说法是大小五井”。搞农村武装起义也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当时总有十几处同时搞起来了，井冈山在当时力量大，搞得好”。他还说，在井冈山常听毛主席讲“二、三、四”：两种战争(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三条纪律；四项工作(组织农民协会，建立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发展党)。“这两种战争，三条纪律，四项工作，就是当时主席路线的雏形”。在当时那种神化领袖、个人崇拜狂热的年代，萧克同志敢于坚持实事求是，以辩证发展的观点讲党史，需要何等的胆识啊!

此外，他还讲了些由于形而上学影响人们不敢讲，或者怎么也讲不清楚的历史问题，并且做了精辟的分析。如详细地讲述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朱德率余部投奔地方军阀范石生，保存实力，伺机待起的过程，并对当时的某些左倾做法进行了反思：“(后来)为什么要打范石生?他是我们的朋友，统战对象”。在那时大批“叛徒哲学”的极左思潮盛行时，我们听萧克同志讲这段历史，真为他捏一把汗，但仔细想想，他讲的在情在理。

即使是许多历史细节，也令我至今难忘。如讲到游击战术是怎样产生的，他说，井冈山有个山大王朱聋子主张“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毛泽东听了把它改为“既要会打仗，也要会打圈”，一下子点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农民战争经验的关系。他讲旧军队里的长官爱穿大皮鞋，这些人参加革命上山打游击，生活习惯也起了变化，“上山还怎么能穿皮鞋?”一句话说明了实践对人的作用。萧克同志对反映革命历史的书籍、电影中，常用敲洋铁桶、放鞭炮当机关枪吓唬敌人，表现“人民战争”的做法很不满，他说：“这样不行，我没用过此法，也没见暴动队用过此法，敲洋铁桶放鞭炮是骗不了(敌)人的，声音不一样!”

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听萧克同志讲党史，不仅让我了解了许多平时很难接触的真实而生动的史料，而且促使我这个置身于形而上学汪洋大海中的党史工作者，认真反思“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是辩证法”。

他力排众议主持编写《南昌起义》

1977年1月18日，商务印书馆的两位同志到军政大学，约写两本书。《南昌起义》一书由宋科、我和孙向祝三人负责。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大家热情很高，觉得编写《南昌起义》，宣传老一辈革命家，对拨乱反正，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很有意义。于是夜以继日地研究写书的指导思想，收集资料，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草稿。

摊子刚铺开，就碰到了难题。3月10日，研究部党委向我们传达一位领导对写书的指示：“有些不符合毛主席路线的事实不能写，事实要有选择，对老一辈革命家，要按主席和中央有定论的，不要突破这个。对总理、朱德评价要按讣告口径”，“总的不要突破主席、中央定的调子，要严格遵守”。这个指示，像一瓢冷水泼到我们头上。再加上当时许多人的思想处于禁锢状态，问题一个一个提了出来。有的把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对立起来，总想用南昌起义的“错误”、“失败”来衬托秋收起义的正确，实际上是把南昌起义当作“反面教员”。有的表示：评价南昌起义，必须按毛主席关于“打响第一枪”的口径，只能肯定南昌起义那天夜里的枪声，其他不必写。面对这么多的问题，书稿简直无法写下去，即使已经写出的部分也要推翻，怎么办?正在为难之际，4月21日萧克校长主持研究《南昌起义》初稿，他做了长篇发言，结合《初稿》讲了九条意见：

⑴《初稿》北伐部分称唐生智、张发奎“反动军阀”，萧克说：“唐生智、张发奎北伐开始时，还不能叫他们反动军阀，这些人北伐时还是革命的”，当时喊过“唐总指挥万岁”，后来又喊过“张总指挥万岁”。

⑵《初稿》讲北伐战争只讲叶挺独立团，不提第四军，萧克说：“整个第四军叫‘铁军’，不仅仅是独立团”。

⑶《初稿》写南昌起义有“炮声隆隆”，萧克说：“起义那夜没有炮声，叶挺有两门炮，巷战用不上”。

⑷《初稿》写南昌起义胜利，“升起第一面红旗”，萧克说：“应改为胜利的旗帜，当时不是红旗”。

⑸《初稿》写军队欢呼：“人民军队万岁”，萧克说：当时没有喊这个口号，是喊“国民革命万岁”。

⑹《初稿》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萧克说：“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⑺萧克对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的朱德作了如下评价：“有了根据地观念，有点武装割据的意思，但没那么明确的思想。城市搞不了了，这点朱德当时是懂了”。

⑻针对那种认为参加南昌起义的军队还是“旧军队”的说法，萧克表示：“这个部队有很多政治工作方面的好东西，不然不能说明为什么这支部队能保存下来，光有朱德敢革命还不够，还有部队基础”。

⑼萧克对“正确解说”历史作了如下解释：“即使好人好事也要写得适当”。

萧克校长的重要意见，不仅纠正了我们这些编写人员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形而上学影响，而且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写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

此后，萧克同志亲自主持修改《南昌起义》书稿达二十几次，针对写作过程中出现的分歧意见，特别是把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对立起来，贬低、否定南昌起义的舆论，讲过许多十分精彩的看法。如1977年6月23日校审查委员会上，萧克表示：要“敢于肯定南昌起义的旗帜”。他说：“‘八一起义创新军’，名字可以改，但是这个军队无论如何不同于旧军队，因为它的根本任务变了，要搞土地革命”。萧克同志讲到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关系时做了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八一起义是婴儿呱呱落地，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是把这个婴儿培养长大，教他说话、走路。对两个起义要作出正确的估计，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1977年7月1日在审稿会上，萧克同志又就“第一枪问题”讲了意见。他说：“我认为第一枪是指整个南昌起义来说的，根据历史事实应该包括：起义准备，起义经过，纲领，军队组织，政权组织，行军作战，起义结果。一方面失败了要写失败，一方面也写保存下来的部队的继续革命精神”。这一看法，不仅反驳了对“第一枪”的形而上学理解，还进一步肯定了《南昌起义》一书的结构与写法。

当时由于习惯看法根深蒂固，像萧克这样老革命家的意见，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的。鉴于南昌起义评价中存在着种种争议，我在萧克同志意见的启发下，写了一篇评价南昌起义的文章，写作过程中，听到邓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主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觉得这个提法有助于解决当时的种种争论，于是就把它写进文章。成为公开宣传“完整准确”最早的文字。

萧克同志在主持编写《南昌起义》工作中，还大抓调查研究，强调用历史事实讲话。他亲自出面联系叶剑英、邓颖超、李维汉、聂荣臻、周士第等一大批老同志，接受我们的访问，或到有关部门查阅档案，并且安排我们去井冈山地区和广东潮汕地区共十几个县，收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历史资料，从而进一步核对了历史事实，并丰富了书稿内容。沿途广大干部群众对宣传老一辈革命家表露的热情，也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南昌起义》一书的出版，在各界引起广泛的反响，为拨乱反正尽了一份历史责任。

萧院长鼓励我在学术研究上“闯禁区”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写了几篇文章，引起一些争论，也遭到一些非议。本来学术上有各种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可是在那个仍存在着某些特殊情况的年代，却惹来一些麻烦。那几年正好赶上“反对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有的认为我是“贬毛”，有“自由化”倾向，准备开会进行“帮助”，实际上就是批判。我得知这一消息，经反复认真的考虑，感到自己没有错，跟“自由化”不沾边。于是决心为自己辩护，进行反批判。晚上，还把这个事告诉了我爱人，让她也有个精神准备。我开始准备辩论发言，一时间空气显得紧张起来。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帮助会”却始终没有开，搞得我很纳闷儿，不知何故。

更让我始料不及的是，1984年学院出版的《军学》杂志增刊第一期，由院办公室几位同志写的《现代军事科学探索者的足迹》文章，在“闯禁区——摆脱传统观念的羁绊”一节中居然表扬了我。搞得我像个孩子，原准备挨一顿打，结果却等来了表扬，一下子不知所措。此事直到若干年以后，才由一位知情者向我揭开谜底。原来当年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我的“问题”时，萧克院长不但不同意开“帮助会”，反而讲了一番鼓励我的话，希望教员们在学术研究领域发扬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

回想那些年，萧克同志是一院之长，而我只是个普通教员。即使站在他面前，他也不一定能叫出我的名字。然而他在百忙中，却认真读了我写的一些文章，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心。

1979年5月16日下午，萧克院长找我和姚旭同志谈话，一见面就说，读了我写的关于陈独秀的文章，想和我谈谈。接着，他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兴致勃勃地讲了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许多历史见闻。由于他有湖南口音，有些人名、职务名称我听不准，他还特意在我的笔记本上一笔一划，正正规规地写下若干人名和他们的职务。话题逐渐转到陈独秀身上，萧克同志勉励我继续对陈独秀进行研究，还介绍了抗战前后党中央对陈独秀的态度，以及陈独秀派人到延安联系的情况，特别提到康生写文章诬蔑陈独秀领日本津贴一事。他说聂老总和他议论过，他们当时就不相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党的高级干部讲这段历史，留下极深印象。萧克同志对我的文章的细节都十分注意，如问：“陆军预备学校的叶挺”，是否就是后来著名的将领叶挺同志?

谈话从陈独秀讲到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武装割据思想不是天生的，也有一个发生发展过程。文家市会议后只是找“落脚点”，1928年4月初才提出建立罗霄山脉中段政权，1929年—1930年才正式提出武装割据问题。那时，根据地各处都在搞，如海陆丰、闽西、赣东北等，这些地区不能说都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搞的，而是毛泽东总结概括各地经验，从总体上升到理论。萧克同志这些十分深刻的见解，对我写《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考察》一文，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萧克同志十分重视学术研究中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工作。一次，他看到我写的关于游击战术十六字诀资料考据的文章，于1980年1月8日下午找我，专门谈了他在井冈山时期听到的有关十六字诀的情况，并介绍我再看看龚楚的回忆录《我与红军》，1938年朱德写的《游击战术》，以及杨至诚和粟裕写的有关文章。他还专门请秘书和《朱德传》的作者刘白羽联系，安排我去访问。过了很长时间，又让秘书来电话，表示还有些意见准备开过中央会议再找我谈谈。

1981年3月23日，萧克同志应中央组织部之邀，谈富田事变及江西肃反问题，为了使教员能更多地了解历史情况，他专门要党史教研室的蒋杰副主任和我参加谈话。谈话在十分严肃的气氛中进行了整整一天，连中午饭也是边吃边谈。富田事变由于涉及某些领袖，直到80年代初仍然是讳莫如深的话题。萧克同志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实事求是地讲了历史情况，分析了原因，并从个人角度进行了诚恳的反思。他指出，事变的原因是乱打乱杀引起矛盾激化所造成的。后来有一篇文章说：“萧克将军的地位、资历，和他‘过来人’的权威，使他的谈话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而我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听了萧克同志的肺腑之言，对心存已久的一个问题，顿时悟出答案：为什么这位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老将军，能够成为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一位带头人和支持者呢?因为他从革命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始终有一颗无私无畏的赤子之心。

萧克同志离开军事学院已经十几年了，军事学院也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我写这段文字，是为了弥补自己的书生气：面对这位老革命家多年的热情关心和教诲，我竟没能讲过一句感谢的话。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5期 哲人虽萎 典范永存　作者：沈君山

享有世界声誉的、为祖国科学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台湾物理学家吴大猷先生，今年3月初溘然逝世。台湾学者沈君山教授在追念吴老的文章中，高度评价了吴大猷先生的学识与人品，追述了吴老与他数十年的师生之谊。文中还披露了诸如蒋介石想造原子弹，吴老面陈其非；国民党拟禁出国留学，吴老直谏劝阻等鲜为人知的事情，想来读者是会感兴趣的。

吴先生一生从事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1934年他27岁时从美国密歇根大学学成返国，到北京大学教书，据杨振宁先生考据，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得美国大学物理博士的三人之一。1994年他从台湾“中研院”院长任内退休，每周五继续到新竹清华大学教课，直到1998年秋，还长途跋涉、劳顿，转至台大，去春开课，还有八十位同学选修。吴先生备课，必写讲义，将心中知识，先清楚整理一遍，写出来发给学生，六十年来如一日。前年新竹清华为吴先生做九十大寿，重新刊印，分赠他当年的老学生杨振宁、李政道等，吴先生特为写跋，自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

吴先生从事科研，完全是为研究而研究，未尝因环境或职务之变动而异。1933年在美国作高电荷正电离子的计算，为当时原创性的工作，用计算尺将繁复的算式一步步算出。六十余年后，他和学生合作，利用现代电脑，将同一题目推广扩充，发表论文于1997年11月份之中国物理期刊。事隔六十余年，论文的科学价值，当然不能与当年相比，但吴先生将复印本送给我们这些门生晚辈时，回忆昔日用手计算的辛苦，而今日电脑几秒钟就得出更精确的结果，而且完全印证他当年的物理结论，津津道来，白发苍颜间洋溢童稚喜悦之情，实实在在令人感觉到一种圣洁的光辉。

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Kinctic Tlicory of Gas and Plasma》,是根据前两年在清大授课的讲义编写而成，全书早已完稿，但他还要加个表，把微观的动力学观念和宏观的热力学观念对照起来，到1999年初，初表已成，九十高龄，字已是颠颠抖抖，但他还是不肯即刻出版，要再斟酌，相隔六十年，一丝不苟的精神，丝毫不减。一丝不苟是吴先生一生做学问的写照。在做学问上面，人文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后者知识日新月异，而且往往涉及繁复的计算，和前者之间的差异有如泼墨画和工笔画之别。因此，许多年轻时有成就的科学家，五、六十岁后，因为原创力和计算耐性的减退，往往不再涉旧业，偏好谈些哲学、玄学境界的问题。吴先生个性和天赋都不如此。到了八、九十岁他还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能静下心来，分析推演地作一个严谨科学家的工作。现在有一句流行的赞语：“一路走来，始终如一。”这句话其实很少人能当之无愧，但吴先生七十年如一日，一“生”走来始终如一，是最真实的写照。

吴先生当然不只是一位象牙塔里的学者，除了对科学有现代认识外，更有宏观规划的能力。胡适之先生最先赏识他，推荐给蒋介石，从此得重用，虽然始终只是客卿，却也因此始终受到尊重。1956年首次来台，擘划台湾的科学发展，当时全台受过欧美教育的理科博士，据统计只有三位，真可谓荜路蓝缕。三十年来吴先生先掌“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长科会”），而“科学会”，而“国科会”，而“中研院”，既是学坛祭酒，又主导台湾科学发展。其事迹在他于“中研院”退休之日有文自述，此处不再赘复。但他平时对我们晚辈闲聊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一件是60年代中，台湾主事国防者规划制造原子弹，吴先生在蒋介石面前直陈其非，在座有经国先生，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吴先生当着他的面说：“你的那些人，写的计划我看了，原子弹的知识都是从《读者文摘》上抄来，而且做了原子弹，到哪儿去试爆？没有导弹，去炸什么人，都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也在60年代，当时出国风气甚盛，但留学生多滞美不归，国民党元老、重臣遂有禁止留学生出国之议，吴先生又上书蒋介石，以培养人才，储于异邦，长期来看，对国家未必不利。这两件事，都是影响深远的大事，吴先生认为是蒋介石先生的睿智，也是他的敢言直谏，最后都采纳他的意见。

平心而论，留学生一事，吴先生的建言有关键性的作用，原子弹一事，蒋介石未必全听信了他，但经他这一嚷嚷，中外皆知，事实上增加了研发的困难，也使他成了军方的眼中钉。

蒋介石与吴先生之间的互动在原子弹议题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1945年美国在日本丢了两颗原子弹，结束二次大战，当时中国号称四强之一，但蒋介石认为一定要发展原子弹，才能在世界事务上有名副其实的发言权，乃拨了十万元法币和一所大礼堂作场所，要当时的“兵工署长”俞大维先生召集吴先生等科学家，也为中国造一颗原子弹出来。吴先生乃又上书，详细剖析，有人才能有弹，培养人才乃发展国防科技之第一要务，而当时中国的条件，是造不出原子弹来的，蒋公恍然，欣然地接受了吴先生的建议，将十万元法币转拨，挑选有天赋的年轻人才，就由吴先生等率领赴美，进修科技，这批当时的青年才俊，后来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还有华罗庚等世界级的学者。

而蒋公当年的期望，也没有完全落空，吴先生携同出国的青年中，有一位朱光亚先生后来回国，真的帮中国做出原子弹，不过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吴先生“有人才能有弹”的建言，在蒋介石心目中，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50年代时，台湾只有一所大学——台湾大学，和三所学院，并无研究所，政府对教育采取紧缩的政策，大陆的大学一律不准复校。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带了颗清大的校印，流寓纽约，有人向当局建言，何不请原学工程的梅校长回来，既办学校也可发展原子能，因此才有清华的在台复校，才有国内第一座原子炉和第一所研究所——原子科学研究所。吴先生1965年第一次返台，就是以原科所特聘教授的名义。那时我在台大将要毕业，是梅校长惟一的助理，也顺理成章地成了吴先生的助教，随班上课。主要的工作是核校和印刷讲义，吴先生的讲义因为数学符号太多，是自己写了，请一位亲戚在外面用特别打字机打好，再送来学校油印，所以我常是满脸满手墨黑的去上课。有一次又在讲义上把H和R弄混了，吴先生为此大不高兴，就从量子力学的源起说起。H和R之间差了个2π，这2π是如何得来，正是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接轨的关键等等，把我好好训了一顿。

吴先生生平高徒无数，我忝列门墙。老师谨严治学的精神没有学到一成，但挨骂和听他骂人，四十年如一日，这是最早一次的教诲，迄今印象深刻。但后来我也有一次较得意的回忆：有一次，他匆匆来上八点的课，想必是起迟了，头发竖着，最严重的是眼镜忘了带，起先是眯着眼看讲义，后来干脆搁下讲义，空口地讲。我直觉立功的机会到了，从课堂后面溜出去，骑了脚踏车，赶去福州街他住的地方，把眼镜取了来。回来时刚好第一堂下课休息，学生们围着他问东问西。吴先生见我在后面探头探脑的，板着脸问：“什么事？”

“吴先生，您忘了些东西吧？”我把手藏在后面。他瞪着我说：“什么？”

我做了个鬼脸，手伸出来，把眼镜呈上，几个女生偷偷地笑起来。

他又瞪了一眼，有些窘也有些喜欢，无奈地说声“谢谢”，不过还是加上一句：“以后不可逃课去做别的事！”

吴先生直言是有名的，不分贵贱高低，一概众生平等。但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深思而后言，而且也有分寸。品评人物通常只在私下场合，闻之者为其醇纯虔诚的态度所感，虽未必尽皆知戒知改，但也不致积怨。早年为国师，有许多直谏进言的机会，晚年为大师，就常在他三合一的房里，对着熟识的门生弟子，评议国事是月旦人物，亦颇有延年益寿之效。

什么叫三合一的房间？吴先生一生不置产业，70年代初回台定居后，就住在广州街“国家科学指导委员会”的办公室内，将之改装，卧室、书室、接待室三者合一。达官贵人、门生弟子进进出出，他一概坦腹相迎——坦腹是坦诚，不用心机。吴先生虽然衣装自然，却并非不修边幅。

吴先生首先是自然科学家，但也是人文关怀者，因为他的成长背景，自然有很深的中国情怀，而且从不掩饰。他待人一概以诚，所以进出于他三合一的接待室，意识形态大不相同，甚至主张台独者亦不乏其人，但都能坦然相处，而且宾主交谈之后，客人（包括门生弟子）有一得之长，吴先生仍不忘赞扬，而客人对吴先生敬崇之心仍不稍减。

吴先生最后念念不忘而尚未完成的工作，是编写一部中国物理发展史。这原是李政道先生向他建议的，以吴先生的经历，写这样一本书，确是不作第二人想，他也欣然同意，凭其记忆佐以手边资料，1998年春在台大作了一系列有关早期我国物理发展的演讲，已经全部录影，录音也已初步整理完竣。但吴先生认为不够完备，1999年年初，决定赴北大就近取材，以增补遗缺，一切联络筹划就绪，原定四月赴京，但三月即因心脏病住院，以后又引发其他病症，延至辞世。其间曾六度病危，忍受极大痛苦。

去年八月以前，昏迷时多，清醒时，耳能听，目能视，但不能言，门生故旧来看他，他往往要了纸笔，在后面用一张硬纸板垫了，悬空写数字嘱咐致意。我手上保留了四封他病中悬空描划的信，其中最后一封，足有两页，仍在叮嘱如何安排赴北京，再到北大物理系去搜集资料以竟全功。字虽已凌乱，落笔仍严谨，吃力悬空颤抖着一字一字地描，透露着吴先生一生敬业执著的精神。过两天，他就完全不能再与外界双向沟通，但若义女吟之在耳边大声说“某某来看你了”，仍可感觉到吴先生的反应。他的两位得意弟子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先后专程来看他。今年1月23日，李政道先生探视时，一边抚摸着吴先生的手，一边絮絮追述55年前他18岁大学二年级生时，吴先生破格选拔他出国深造，吴先生听后眼珠忽然转动两下，而且脚趾也有屈伸，其真纯感情的流露，令人感动。 2月29日和3月1日他走以前的两天，我两度往视，也忽然见到他久已不见的眼珠转动，不知却已是回光返照了。

最后，我以八句挽词“治学以恒，诲人以诚。巍巍夫子，士林共尊。功留宝岛，情归故国。哲人虽萎，典范永存”，谨挽吴先生之逝。此外，还要多带上一笔，吴先生退休后，担任一年一聘不支薪“资政”的虚衔，除了退休俸外，别无收入，经济并不宽裕，全靠联合报文化基金会终身的王惕吾讲座的支援。他卧病近一年，义女吟之不眠不休照顾如一日，其真诚之情，虽亲生子女亦未能及，这是吴先生的福气。这两件事，在此多写两句，代志谢意，吴先生地下有知，想必不会骂我吧。（作者系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

2000年第5期 忆吴大猷大陆之行　作者：柳怀祖

我第一次见到吴大猷老是1992年5月17日，他在李政道教授和夫人陪同下,从台北经香港来北京。这是他时隔46年后第一次重返祖国大陆。我当时负责大猷老来大陆访问的接待工作。当时他是海峡对岸来访的职务最高的人,而且是一位患病的87岁的老人。我感到压力很大，生怕有闪失。在机场上，我见他虽然坐在轮椅里，但精神很好。除李政道教授夫妇外，仅有一位学者谢云生教授作为秘书陪同，并无前呼后拥的随从。大猷老面对记者们的提问，谈笑自如，可算是神采奕奕了。见此，我顿时松了一口气。此后，大猷老在大陆的二十余日，我一直陪伴着他，几乎朝夕相处。越来越感到他不但是一位博学睿智、胸怀宽广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平易近人、热情正直的长者。

大猷老那次来北京是李政道教授花了很大力气，使台湾最高当局同意他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首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超导超级对撞机的物理实验和技术研讨会。大猷老在会上，不但认真听了一些学术报告，还同与会的科学家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他专门去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他坐在轮椅上，沿着长长的加速器隧道十分认真地看着、问着。他亲眼目睹了大陆科技人员主要依靠自己的科技和工业力量，用短短四年时间建成了这样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设备，兴奋不已，感慨万分。他对比了台湾的同步辐射装置主要靠买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后说：“大陆在高能物理方面已取得了世界水准的成就，太了不起了。”他还坦诚地讲：台湾没有科学人才,所以只能靠买。因此,他特别和李政道教授等讨论了台湾参加这个国际合作科学项目的问题，以此来促进台湾地区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

在北京时，大猷老多次与科技界的老友和新朋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王承书、周光召、卢嘉锡、贝时璋、汤佩松、黄汲清等欢聚，或促膝谈心，或举杯共庆，分外亲切。在周培源先生90寿辰的宴会上，他与他的得意门生李政道、杨振宁、朱光亚、黄昆等一起为周培老的长寿、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频频举杯。

5月31日，大猷老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有三百位中国物理学家参加的中国物理学家联谊会。在这次中国物理学界空前的盛会上，江泽民、杨尚昆、李鹏等领导人亲临祝贺，并与包括大猷老在内的老一代中国物理学的开拓者们亲切会晤，共庆中国科学的繁荣昌盛。

大猷老在北京时，还访问了他60年前执教的北京大学。在那里，他见到了59年前他创建北大光谱实验室时从美国购回来的凹面光栅，至今保存完好。睹物生情，老人百感交汇。1934年他在北大任教时北大的寒酸景象，至今历历在目。然而在那样的情况下，大猷老写出了《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至今仍是世界学术界公认的该学科的一本经典之作。现今大猷老目睹北大学科那么齐全，设备那么先进，怎么能不兴奋不激动！

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会上，李政道教授用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图片资料介绍了大猷老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激起了北大学子们对这位老前辈的崇敬。当李政道教授展示大猷老一张两岁时的照片时,引起了在场所有人极大兴趣,老人也露出了惊喜的笑容。

大猷老还不顾身体的不适，乘车数百里到他青年时代求学的天津，重返南开母校。母校为这位65年前的校友举行了十分隆重的仪式，授予他名誉博士。母国光校长还把大猷老1925年至1929年在南开读书时的成绩单送给了他，使老人回想起了65年前风华正茂时在南开校园中的情景。

在天津，大猷老十分高兴地见到了几十年未见面的堂弟吴大任教授和专程从广东肇庆老家赶来的堂姐吴明韶、堂妹吴明玖等亲友。漫漫岁月，茫茫海峡，隔不断、挡不住手足之情。今朝相逢，虽都已满头华发，但情殷殷、意切切，老人们都激动不已。兄弟、姐妹向他讲述了家乡的巨变，大猷老听了十分高兴，表示他一定要回故乡去看看。

大猷老在北京还抽时间重游了天坛、北海、中山公园和香山卧佛寺等处。在天坛回音壁前，老人贴墙倾听回音，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在香山卧佛寺，他兴致勃勃地撞击古钟。在天坛和中山公园参天古树的林荫之下，李政道教授为他推着轮椅，漫步而行，亲切交谈，师生情谊绵绵。

大猷老还要我陪他去寻找当年在北大教书时的旧居。但这里早已旧貌换新颜了，旧居被新的、宽敝的马路所代替。著名的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得知大猷老寻根未果，专门送来一本侯老主编的《北京历史地理集》，使大猷老在书中圆了旧居梦。

大猷老的大陆之行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海峡彼岸的不少记者赶来采访，对大猷老紧紧跟踪。那时甚至曾谣传大猷老是带着“政治任务”来与大陆最高领导人接触的。其实，大猷老是不会接受谁什么任务的。他既不是国民党，更不是民进党，他只是一位对台湾当局腐败、黑暗和台独都敢于怒骂的正直学者，他“不搞政治”。台湾民众都十分尊敬他。我们在天坛游览时，正好遇到一群台湾来的游客。他们认出大猷老后，都拥过来问候致意，十分真情。

原计划大猷老还应在大陆多住几天，多看看。但因身体不好，医生们都很担心，大猷老不得不提前返台住院治疗。在北京首都机场，送行的亲友依依不舍，很多人流着眼泪和他告别。大家都盼望他身体康复后再来北京、天津。大猷老回台后，在医院中一再努力最终促成谈家桢、吴阶平、赵忠尧、邹承鲁、汤佩松、黄汲清、张存浩、李林等大陆第一批科学家顺利访台。

1998年12月大猷老利用霍英东基金会在广东南海给他颁发“杰出成就奖”的机会，返肇庆故乡，以实现他近七十年的梦想。我仍负责接待他的工作。我从深圳的皇岗口岸迎接了他，几年不见，老人虽精神尚好，头脑清楚，但终归显得更加老弱了。他告诉我，这几年，每周还能乘车百里去新竹的清华大学讲课，一讲就是半天，并自己编讲义。在年初得病后，虽不再去新竹了，但仍在台北每周去台大讲课。他认为，李政道教授建议他和王淦昌先生等把中国近代物理史初期情况写下来是非常对的，再不搞，将来的人是讲不清楚的，他正抓紧做此事并请人帮助整理。

从深圳到南海市，老人对一路景象目不暇接，无不新鲜，忆起他少年时期在这里的情景，几乎兴奋到了极点。

在南海市领奖以后，我陪大猷老一行驱车赶往肇庆，在肇庆受到了当地政府和几十位亲友极为热情的迎接。回到故乡，他不顾路途疲劳，在亲友们的簇拥下就在接待厅里热烈交谈，问这问那。

在肇庆，他参观了西江大学，还欣然为该校题写了校名。在同部分老师举行座谈时，大猷老再三强调：育人要特别注重质量，质量为本。

大猷老原本拟去高要乡下祭扫祖坟，但他自感体力不济，只好派儿子代他前往了。

此时正值隆冬，大猷老无法承受北方的寒冷，因而不能北上了。大猷老和我们相约，来年春暖花开时，再去北京、天津小住，把中国近代物理史搞完。1999年春暖花开时节，我们已做好了大猷老再次来北京的准备。然而，突然得悉他因病住进台北的医院，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次进医院就再也没能出来，再次北上完成书稿的愿望无法实现，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大猷老，您没有走，您的英名将永远铭刻在中国的近代科学史上。（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5期 昨夜西风凋碧树　作者：徐光耀

八、挨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联的人赶快交待，“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谨谨地交待了三件事 ：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兴华手，送给过陈企霞300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对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待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行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子。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爆，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待，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待，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的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待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待”!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待”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30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他们会凭着这个给我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由徐光耀同志检查交待，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了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部”，其实不准，我所交待的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的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待，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待，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待”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待”。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烂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的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在，哪里需要下大工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它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证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待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典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待”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1951年3月11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所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平原烈火>》写得不好，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1951年10月2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1952年2月23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等等，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挨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林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干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这一次，她答应了我们到朝鲜去。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1952年2月26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帐，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有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1953年5月19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个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1954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啦?’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待，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作，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弥在大气里了。

九、也让丁玲亮个相

在这篇长文中，我一直没给丁玲一句申辩的机会。从开头到眼下，她一直是个罪犯形象。这是有失偏颇的。现在借个机缘，请她自己来点“独白”。不只为公正，也调剂一下氛围。

在我挨斗不久，支部又下过一道命令：凡与丁、陈及相关人员的通信，要尽数上交，不得隐匿或销毁。这是把“反胡风”的经验移植过来了。胡风只“三批材料”(主要是通信)，就打出一大群“反革命”来，效果非常显著，创作室跟我要信，自是理由充足。于是连忙检点丁、陈及联大同学们的来信，即行清理上交。

上交之前，禁不住要把它们看一看，也是加小心的意思。其中属于丁玲的有两封，不看则已，一看，不觉悲从中来，翻来复去硬是难以割舍。幸已夜深人静，大家都休息了，便冒了加倍遭惩的危险，把稿纸铺于灯下，一字套一字地把它们偷抄了下来。为了保真，我甚至仿临了丁玲的签名。所谓“叛逆精神”，我身上向来稀有，这一回，要算是最大的例外了。

私人通信，不为宣传，最能见人肺肝，我们无妨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潜心静意，仔细看看这个“大右派”是怎么说话的。前一封，写于1952年8月1日，我正在朝鲜战场上体验生活，因碰到一些困难，写信向她诉说。不久，就在火线的山洞子里，收到了这封信(为保存原貌起见，行文有误之处，亦一仍其旧。下同)：

光耀同志：

今天读了你的信，忍不住要同你谈谈。

你走后，我才读到你的文艺整风思想检查的发言。从那个发言中，我才知道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颇大的问题，就是你关心你的写作问题比关心政治生活(即生活的政治意义)多。因此你心中是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使你非写不可的东西，所以你就怎么也写不出，写不好，而且觉得无什么可写。看到发言后觉得你去朝鲜是对的，但觉得没有好好同你谈谈，很可惜。我就怕你去朝鲜也收获不了什么。许多人去了也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同你谈也不迟，当然会因为是写信的关系就谈的简单些。

第一，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因为这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你却苦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你可以慢慢来，你也可以把你的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第二，你不要着急任务。我们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生活，去好好改造自己，学习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做一个好党员，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见解的好党员，一个有修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你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离一个作家、一个成熟作家还很差，现在还是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写是第二。你不要忘记，暂时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

第三，暂时可以不回。中国文学史这一季，你已经没有学了；没有学就留在以后学。下一季是苏联文学，你如在朝鲜无法生活下去，就回来学，如有法生活下去，就暂时不回来，苏联文学也留在以后学。不过，如果的确生活不能深入下去，我以为就要回，免得在那里虚度光阴，以后再下去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方式、运动、变化是很多的，但也不是非死捏着不放，死捏着也不一定就懂得了。你可以按情况机动，也要有决断，不要从小处顾虑。

多理解人吧，不是为写作和人做朋友，是尊敬人、帮助人，是向党负责的去爱人、帮助人。努力克服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应该有热情，有雄心(做一个最好党员的雄心)，能艰苦，能坚持。我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愿你从细小的地方做起。你可以和那边的部队的负责同志去商量，要设法取得他们对你有切实的帮助。

祝你坚强努力!

丁玲　8月4日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春。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正在结业，同学们即将各奔西东。丁玲当时在大连休养，写信回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希望就怎样才能把文研所办好，直言不讳地把意见提给她。我当时正面临工作去向的选择，对所里也有一些意见，顺势趁风，给她写了一封信。于是，便获得了这封回复：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是活的，而又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样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哪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去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人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缺乏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这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烽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做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开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点短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的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　 3.19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反党右派”丁玲!据揭发，写这二信的时间，正是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可我们那些自称响当当的铁杆“左派”们，写得出这样对党有深情的信来么?尤为费解的是，把信没收了去，为什么搁置不用?为什么不汇报，不交流，不转达?当事人心中明白：方针已定，就是要把人打倒。凡不能打倒，不利于打倒的，概予不闻不问，不查不证，不理不睬，为什么?就为“按既定方针办”啊!“人民战争”就是这样的打法，欺谁乎?欺天乎?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我“改正”之后，这两封信的原件仍不发还，我屡次申请、讨要，就是不给。答复是：“已入文书档案，取出不便”云云。这使我愈发糊涂，“改正”时给我说过，有关定罪材料已经由组织上销毁了，怎么又出个“文书档案”呢?它是干什么的?没有解释。既是档案，取出应该很便，怎么倒“不便”了呢?还有，丁玲的信放在那里，究竟要它起何种作用?倘有人要查对或研究点什么——包括她或我的什么“不轨”之类，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不好吗?

十、花絮”(二)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意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直，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不记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骇。他竟气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盛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深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过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也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嚅嗫唔哝，字斟句酌，又想词锋峻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也正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的。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拔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腮”，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我意外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么，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画儿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力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霁的幻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的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20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的。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沈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对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十一、定命

忝列“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沈默君、白桦、吴占一等人。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炎、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炎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斗中纵身跳崖未死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22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此处就不再交待了。

一次次“坦白交待”，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摔，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呢!”

这不但出我意外，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工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不几天，秦兆阳在报上被“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40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然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怏怏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慎谨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的“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能正常的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的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个陈亚丁。他是总政文化部文艺处长兼《解放军文艺》主编，上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那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是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名列“四人文章”事件，也可能还“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很来劲，颇“走红”了一阵子，却又不明不暗的隐没。

陈亚丁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17位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在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说，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中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当作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二位作者，就慎重多了，他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份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你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地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1955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吴祖光的小家族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还不是猖狂地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80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方法，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辩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证材料”归到一堆去了)。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猖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唯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统通“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去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与交待”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待。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十二、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32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20年。20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那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就这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地削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棍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48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棍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12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12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了”?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子，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既失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炕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待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而不唧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作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眯眯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要关节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心神收拢，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对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不安，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工夫，太累人，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就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路，斗谁的“鬼点子”多，正是我们“小米加步枪”克敌致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中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是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破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和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产生的么?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上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下些半英雄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以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80分的忠心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么?这不是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入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工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耪”，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撇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我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十三、不是结束

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五六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材。而这些人材，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暝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速投入，决定先开始，后细磨。开笔之后，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么?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自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来六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210元变成了99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嚅嗫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我4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霎眼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呢(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4个小时，落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来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蹉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它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嘣嘣嘣”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到底，忽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20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说?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么?”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于官方的解释。

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我三级么?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20年，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22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去，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被“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然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因我妻、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5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得救了。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发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这个，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四百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锨、钯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这时我33岁，到1979年“改正”，还有22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54岁，如今又过20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分敌我友吧?到1979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1958年6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团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入“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年“改正”(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贾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14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入土吗?

当然，这只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彭德怀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荒郊!……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很多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Q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年7月11日。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年8月7日，改一遍。

1999年9月11日，抄改讫于石家庄市。

(责任编辑　徐　孔)

2000年第5期 “红彤彤大上海”　帷幕下的受难人　作者：刘志琴

十年浩劫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是世人皆知的。谁又能想到，早在“文革”前的1958年秋，在号称东方大都会的上海，由当时主政上海的柯庆施一手策划的把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的非常举措，理由是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这一没有来自中央的红头文件、没有大张旗鼓宣传的“不是运动的运动”，牵涉上海数以万计的群众，造成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

我之所以成为这事件的见证人，是因为在我的周围有两个受害者，一是我的同班同学陈城，他的父亲是“右派”，被通令连同她母亲要在一周内离开上海；另一个是我的亲戚，上海一名菜场职工刘聚霞。前者拖延了出发日期，不久即不了了之，据说这是因为上面制止了这一事态的发展，才得以侥幸逃脱这一灾难；后者由于响应号召，及时出发，并由于我的参与，肇成二十多年苦难。

当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天真幼稚，党的多年的教育，改造自己也异化了自己，从活泼泼的个性变成俯首听命的“驯服工具”。一天刘聚霞告诉我，她作为五类分子的家属被通知离开上海，同时也被里弄的动员所感召，以为到西北参加工业建设，从此摆脱五类分子家属的帽子，堂堂正正做人而高兴。在这忧喜交加的情况下，征询我的意见，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响应党的号召。后来再一思量，一个妇女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到举目无亲的大西北，能生存下去吗?当我带着犹豫准备再找她商量时，她已举家北迁了，从此再也没有她的任何消息，慢慢地在我的印象中也已淡忘了。二十四年后不期而遇，突然见到她，看到她竟然苍老得像八十岁的老人，就很吃惊，更为她非同寻常的磨难和经历而震撼，为此我深深自责，如果当初劝阻她一下，哪怕等一等哩，不就可以避免这一家人的不幸吗?这一家是六条生命，二十多年受着刀山火海般的煎熬，这里也有我的罪过。因此我暗暗发誓，在有生之年，一定要为她讨回公道，哪怕头破血流在所不惜。为此，我从北京跑到上海，从走访基层到上告中央，一度求告无门，1982年我曾给中纪委书记黄克诚同志写过一封信。如今我把这封信公布出来，是为了让今日的读者了解在这“红彤彤大上海”的后面，一个受难者的经历。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

我为一个老实、善良的劳动妇女申诉，她不幸的经历使我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深为不安，希望党的政策能照亮这个不为人注意的角落，而她在这个角落里含辛茹苦地生活了二十四年。

这件事也许不是您老人家或中纪委份内应管的事，但我不忍一个双目已快失明的老人申诉无门。二十三年前，您为中国人民的危难仗义执言，得到全国人民的尊敬，至今我仍然怀着深深的敬意恳请你为一个人，一个最不起眼的劳动妇女说句公道话，使她艰辛的一生有个光明的结局，让她在风烛残年的最后岁月，安宁地离开人间。

她名叫刘聚霞，解放前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个本份的小商人，1949年因不堪忍受国民党溃兵的敲诈，稍示违抗，便惨死在反动军队的枪口下。留给她这个28岁年轻寡妇的是4岁、3岁、2岁和待产的四个幼儿，从此她领着孩子离开家乡镇江，流落到上海棚户区。建国后她成为上海闸北区热华菜场的营业员，以她菲薄的工资维持五口之家，生活是艰难的，为了找个生活的帮手，不得不考虑改嫁，经人说合，与上海合兴制缸厂的职工吴浩荣结合，婚后不久在肃反运动中得知，这个人曾因隐瞒上尉副官的伪职，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5年(后病死)。她的再嫁原是想抚养幼小的儿女，不幸的是这个后夫留给她的，是又增加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命运是这样的不幸，又能给她多少指责呢?她只能自叹命苦，独自支撑起更为艰难的生活重担，在菜场她担菜进货，沿街串巷叫卖，回到家里操持6口人的衣食，日日夜夜像个转驴一样劳碌不息。1958年大跃进的高潮来了，吃饭不要钱，大家都吃供给制的宣传，激起她改善贫困生活的幻想，强烈地渴望共产主义的到来，为了让孩子过上好日子，她更是舍身忘我，豁出命去干。这年11月，她住处所在的派出所和菜场通知她去兰州支援建设，动员报告讲得多么动听：“甘肃生活很好，水果掉在地上也没人吃，去那里干三、五年仍旧回上海。”会后又明确告诉她属五类分子的家属，是迁徙对象，不走也得走，希望她识相，带个头，并要安排她任带队的队长，表示对她的信赖。这对一个老实、善良的妇女来说，领导的话就是指令，到兰州过好的日子的向往，又给了她强烈的吸引，她就这样高高兴兴地报了名。从动员到出发只有四天，既不是离职、退职，也没有得到任何安家费用，就这样拖着5个孩子，小的3岁，大的不满13岁(原已被上海艺宣扬剧团录取为艺徒，参加演出，这时也被强制迁走)，连哄带逼，稀里糊涂地被送上了火车，开往大西北。谁知车过兰州，不准出站，又继续西行，同车厢的有34户，纷纷质问护送人员，为何不在兰州下车，回答是：“兰州名额已满，改到别处了。”就这样用火车、汽车、牛车一直送到沙漠地区黄渠公社，才亮出底细说：“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弄得她目瞪口呆，同行者中有的哭成一团，有的要以自杀抗争，有的不服这口气，到城里找护送人讲理，这又谈何容易，茫茫大戈壁，没有交通工具，步行迷了道的，就再也没有活着回来，有的全家倒毙在沙漠深处。她们一家连行李也丢失了，因为行李本是寄往兰州的，岂料未在兰州下车，更无人过问她行李的下落，就这样一个37岁的孤身女人，带着5个未成年的孩子，随身只有两条被子，就被发配到人烟稀少的荒原上。

她对这一切都逆来顺受了，为了让孩子活下去，她苦撑苦熬，又像转驴一样在西北高原上劳碌不息。冬天，冻开裂的手露出带血的骨头，不停地挑沙、积肥；一个瘦弱的江南女子，一肩挑起一百五十多斤，远远超过她自己的体重，在风沙中奔波；烈日当空，烤焦了皮肤，晕倒在地里，醒来后依然片刻不息。她用顽强的、超常的劳动获得劳模的称誉，出席过县的劳模会议。但是就这样也填不饱肚子。饥饿的年代到来了，同去的一百多名上海人，饿死了三分之一，她带着孩子吃树叶、啃树皮，甚至吃自己的大便，一度濒于死亡，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同去的上海人，有门路的，一户一户离去，返回上海的，迁往原籍的，进县城的，都走了，就剩下她一家，这最困难也最勤苦的一户。如今艰难的岁月已经使这个61岁的老人过度的衰老，牙齿全落光了，双眼快失明了，像是一支残烛，熬尽了灯油。她本人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任何运动的打击对象，正是因为如此，当初她无“反”可定，现在也无“反”可平。难道仅仅因为后夫这个短暂的婚姻关系，就遭受24年的惩罚，株连前夫的子女，直至万劫不复!她也是国家的正式职工，能这样不经任何离职、退职手续，被抛弃到万古荒原而置之不顾，至今连申诉也无人受理吗?

我义不容辞地为她申诉，也为了尽一点小小的私情，这并不仅仅因为她是我的亲戚，重要的是我良心上的负疚。当初在她被动员征询我意见的时候，我不加思索地鼓励她到西北去，那时的我，是一个幼稚的共产党员大学生，没有对她的情况进行清醒的分析和劝阻，后来音信全无，隐隐悔悟对她的失言，有可能给她带来多么不堪设想的后果!二十多年后，再见到她，为她的苦难和无辜深深地震撼，也为她毫无怨尤地抚育了五个孩子而油然起敬。这是一个多么淳朴、善良、勤苦的老人啊!可是现实又是怎样对待她呢?1979年她向上海原单位、派出所和上级领导多次申诉，希望对她的错误政策也能反正过来，落实到她的身上，当地的大队、公社也很同情她的境遇，主动帮她与上海联系，但是上海的这些单位，扯皮、踢皮球、推诿责任，甚至不耐烦地对她加以训斥。请这些同志看一看她的经历吧，能这样长久地欺负一个老实善良的苦命人吗?1958年政策中的失误，给她们孤儿寡母带来多大的灾难，非人所能忍受的困难，她都默默承受了，作为共产党员能够无动于衷吗?如今普天同庆拨乱反正，什么时候落实政策的甘露才会落到她的头上?!

她是一个通情达理的老人，并不强求国家之难再返回大城市，只是要求两点：补办退休手续，恢复她应得的退休职工的待遇；就近安排她到县城，或者迁回原籍，或落户到上海郊区。这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要求兑现政策的最低要求，也是一个国家职工应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在众多的落实政策中，这不是一件难办的事，可对于她苦难的一生，正是像盼救星一样，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她行将摘除眼球，有生之年已经不长了。而我，她这不幸事件的见证人还健在，我有责任为她申诉，即使她已不在人间了，我还要为她申诉，直到有了公正的答案，这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共产党员的良心和中国公民最起码的正义感。

敬爱的黄克诚同志，我不得不求助您和中纪委的同志主持公道，打扰您了，请您能谅解。

衷心地祝福您

健康长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刘志琴 1982.4.14

我是噙着泪水写完这封信的，因为我深深为这老人的人品而感动。当我问她，在那样困难时为什么不给亲友写信，再怎样我也可以给点粮票和资助的。她淡淡地一笑说：“不!我已因为吴浩荣的关系受牵连，对不起子女，又怎能再把这关系连累亲友呢。”为此，她主动与亲友断绝一切联系，从不伸手求助，独自承受一切苦难，这是多么令人敬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株连政策的严酷，使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呢?我想给她些钱以弥补当初的过失，也被拒绝了，她说，包产到户后她承包了一个果园，生活有了温饱，还有些积余。她要的不是补偿，是一份公道。尤其令人叹息的是，在她谈到自己遭受的种种磨难时，居然没有一点怨言，只叹命运不济，这使我下意识地感到她是不是像祥林嫂一样，被苦难折磨得有点麻木了；可当她谈起怎样承包果园，经营一些小买卖的兴奋，我又觉得她简直是中国的阿信。一个受难者拥有的却是金子般的心啊!

黄克诚同志见到这封信后，当即要他的夫人唐棣华接见了我，表示会尽快与上海方面联系，还准备解囊相助，以帮助受害者治病，当我说起她谢绝一切资助时，夫人也不禁为之动容。但是时隔二十多年，所在单位和人事都已有了变动，会有许多周折，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夫人又给了我一封介绍信，让我到上海找黄克诚的老部下杨光池，这位受冤狱株连，被囚禁多年而平反昭雪的老人，虽然现在已不在职，但50年代初曾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有许多老关系可能促成这件事的解决。像这样一件最不起眼的凡人冤情，受到黄克诚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人的费心尽力，使我感动不已。

我是事出无奈才向中央领导人求助的，在这以前我在上海跑了好几个单位，受够了白眼和刁难，最令我难忘的是见一位区委书记，当然我是不敢贸然求见的，这是通过他的亲戚介绍，并事先通了电话约我到他家的。第二天我准时敲开了他家的门，一个保姆样的人，一下子把我堵在门外说，书记不在家，砰的一声就把门关了。我又敲开了门，说明是书记约我来的，并一脚跨进了门槛说我等他。就这样我在客厅里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在这期间他的家人出出进进，没有一个正眼看我一下，也不问个来意和长短，好像我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尤其是一位小姐，高跟鞋登登地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连连向我抛出不屑的眼光，后来又与保姆耳语，似乎是要把我打发走。这无异是在羞辱，我愤然而起，不辞而别。回到旅馆就给这位从未谋面的书记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今天是你失了约，你家人不愿接待我，我只好走了。我找你，不仅是为一个人平反，极左路线从根本上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关系，如今正是要通过一件件的具体工作，重新修复人民对党的信念，所以你该帮助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受到伤害的人民群众。信寄出后就回到北京，这件事重重挫伤了我找基层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才向中央申诉。

黄克诚和夫人的古道热肠，重新燃起了解决问题的希望，我赶到上海去拜访杨光池。按事先所约来到杨的住所，这是坐落在淮海路不远的一所破败的欧式小楼，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刻钟，见到他房门开着缝，不便冒昧，就在门外徘徊。不意，门内传出一个低沉的声音说：“你进来吧。”进了门，一间偌大的客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高高的窗台帷幔低垂，幽暗的光线中一个衰弱的老人深深地埋在大坐椅中，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早了，没有准时。”话语尽管有些不客气，但我对他肃然起敬，就凭他在室内就能发觉室外的动静，保持了老公安的高度敏感，就有些不同凡响。那严谨的时间观念，说明他办事一丝不苟，令人钦佩。我恭恭敬敬地呈上申诉报告，他说眼睛看不清了，让我念给他听。我一面逐段、逐段地往下念，一面见他眯着眼，一声不吭，几乎有些怀疑他是否睡着了，谁知刚刚读罢，他霍地站了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这近乎吼样的一声，使我顿吃一惊，这时我才看清他的眼睛灼灼闪光，这是一个威震上海滩的公安局长的剑眉怒目，虽然如今已老态龙钟，然而锋芒不减当年，原来他是听得如此入神、动情啊。接着，他就谈了怎样尽快落实政策的方案，并由此打开了话匣子，说他的经历，与黄克诚夫妇的战斗情谊。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没有孩子，老伴也离他而去，平反后就他一人住在这深宅里，靠一个公务员兼秘书照顾他生活。谈话中我发现他的孤独和寂寞，内心里充满了解社会问题的渴望和对受害者的同情。难道他缺少朋友吗?我在想像当年的他，一个使敌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主宰过多少人的生杀大权，是不是也有过错捕错杀的情况呢?要不，在他火热的同情心后面，不时有一种隐隐的负疚感，这究竟是为他个人的过失还是党的失误而不安呢?我没有问他。

按理说，事情到这一步，能够顺利落实政策了吧，不然，据说这牵涉到好多万人，还得慢慢来。想当初，一周之内赶走几万人，何等雷厉风行，一旦事实昭彰，顺理成章的事偏偏又以不在理的理由拖延，所幸的是落实政策的每一程序都有杨光池的亲自过问，那些没有领导关怀的人呢?这事情的最终解决还得感谢北京市政法委员会负责人王仲方同志，是他把我的又一份申诉报告，转给甘肃省委，经过省委冯书记、酒泉地委麻书记、敦煌县委李书记逐层批阅，并很快转给我县委信访室的调查报告，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表示积极配合上海方面落实政策。这件事终于在1984年得到圆满解决。

现在想来这又有点可笑，惊动中央纪委、甘肃省委、酒泉地委、敦煌县委、上海市委和区委等各位领导的并非是要案大案，而是一件小而又小的事：即是恢复无辜者应得的退休待遇和就近安排户口进入城镇的问题。这样极其简单的事，微不足道的要求，竟然拖了六年。所幸的是，刘聚霞终于在生前看到这一纸“昭雪”，溘然长逝了。

这件事留给我的是一种可悲的感觉，作为一介草民要申冤昭雪，太难了，难于上青天，青天难及，清官还可盼。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那样歌颂清官，盼望清官，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地方，民众的去留存亡没有法制保障，只有梦想清官下凡。41年前一个“红彤彤的大上海”肇成多少人间悲剧!但愿这一悲剧不要被人遗忘。

这件事给我感召最深的是杨光池留下的一句话：“这是我们对人民欠下的债!”80年代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每逢在院、所级的党务会上遇有落实政策或平反问题，我义无反顾地为受害人讲话，因为我既然是党的一分子，就有义务清偿这笔债!

党和人民的关系在哪里被破坏，就要从哪里修复，这是我由衷的希望。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5期 宋希濂谈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　作者：汪东林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英勇就义。当时，宋希濂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中将师长，驻扎长汀，秋白烈士就是由宋部直接审讯并奉蒋介石“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命令执行枪决的。这一事实是远在我学生时代就知道的。当我到政协工作不久，初识宋希濂先生时，他的儒者般的外表和风度，使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执行蒋介石的手令直接下达命令枪杀瞿秋白的主犯。在“文革”前夕，有关瞿秋白“变节”之事先由上边传出，政协直属组的召集人之一王芸生，建议我作为工作人员，从了解史料出发，得便可个别与宋希濂接触一下，探个究竟。王芸生的话，对我是个鼓励，更激起了我的兴趣，使我不几天后就约宋希濂先生长谈。

头一次谈话的地点在政协机关。准确的时间应是1966年的7月。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向宋希濂提出要求时，他还表示犹豫，说机关运动已经开始，现在谈这些往事不大方便。但经我执意要求，他才勉强答应下来。

“您能先谈谈瞿秋白一开始被捕的情况吗?”我首先发问。

“蒋介石对江西苏区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逞，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撤离苏区北上，仅留下六七千人在闽赣边境地带开展游击活动。蒋介石一方面调兵遣将，组织主要兵力堵截围追西去的红军主力，同时命令汤恩伯留下负责全歼赣闽残留的红军。1935年2—3月间，汤恩伯指挥数万兵力从西南往东北方向不留空隙地截追红军。因兵力众寡悬殊，红军决定化整为零，其中有力量较弱的千余人往东撤离，被我指挥的三十六师在水口附近的部队堵截击溃，俘虏较多；余下三四百人改走上杭方向，也被三十六师指挥的福建保安第十四团截获。我因在战事中负伤住医院治疗，暂离三十六师师部(师部设在福建长汀县城内)。4月下旬，我在医院接蒋介石南京密电，称‘据可靠情报，共匪头目瞿秋白在你部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我立即命令师参谋长向贤矩执行，先在一○八旅方面清查，一个个俘虏均加以细细辨认和盘问，都没有发现线索；又电告保安第十四团，几天后得复电，说俘虏中有个可疑的人，自称林琪祥，上海人，但操苏南口音，面容消瘦，职业医生。我即命令师参谋长亲自前往，速将此人解往长汀师部审问。师参谋长去保安第十四团的次日，即电复经人指认，林琪祥就是瞿秋白，但并未提审瞿确认，他将立即押瞿回师部审定。我接此电后深感事关重大，也立即离开医院，赶返三十六师师部。”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其时，政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党，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党；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党方面，这将是国民党的一次成功，对共产党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党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政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党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官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官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政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

在经过10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10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党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宋希濂关于调查人员提出上述两个问题的长谈，全部写出则篇幅太长，这里，只择取其重要的两大段，一是当时宋希濂与瞿秋白之间的唯一的一次直接交锋，二是瞿秋白得知要被就地处决的消息直至牺牲前两天的情况。我想把这两大段文字写得细一些，以便读者由此一斑而窥见全豹。

宋希濂与瞿秋白直接交锋

瞿秋白被武装卫兵带进了设在长汀中学里十六师师长办公室，贴身勤务兵送上茶水，退出，屋子里只剩下宋希濂与瞿秋白。

“请用茶。”宋希濂笑脸相迎，说：“瞿先生，这些天我们的陈军医都用了些什么药?你的病情有好转了吧?”

“谢谢。”瞿秋白呷了一口茶水，回答说：“我早已讲过，目前的处境，作为囚犯，我服药只是为了解除点病痛，已用不着作认真的治疗。”

“瞿先生，你太悲观了。坦率地说，我是敬重你的。我在湖南上中学时就拜读过你的文章，那时慕名而不得见。今天在这种场合相见，在我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我今日虽有军务职责在身，仍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感慨……”

“宋先生，你不必往下说了。”瞿秋白打断了宋希濂的话，“我不想判断你讲这些话的用意，但我也可以坦率地说，第一，任何语言改变不了我们今天相对立的位置；第二，我的命运最终并非由你宋先生主宰，你讲这些怕也是多余的吧。”

“瞿先生，我赞赏你快人快语。主宰你命运的是最高当局，委员长本人。但我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直接对委员长负责，向最高当局反映情况是我的职责。我希望我们能开诚布公地谈谈。”

“谈什么?你发问吧。重复的话，我不想说。我正在写东西，我的时间不多了。”瞿秋白不耐烦地说。

“你正在写什么，可以谈谈吧。”宋希濂顺水推舟。

“写完后可以公之于众，也会送给你看的。我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回顾往事，剖析自己，让后人全面地了解我，公正地对待历史。但是，这里边没有共产党的组织名单，也没有红军的军事情报。如果你今天要问的是这些，那是会白费时间的。”

“我看先不要封口为好，随便谈，说到哪儿算哪儿，好吗?”宋布濂口气缓和下来。

“那么，宋先生，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吗?”瞿秋白忽然以攻为守。

“听便。”宋希濂满不在乎地点头。

“你说上中学时就读过我的文章，请问你当时对我在文章中所宣传的主张，是赞成还是反对?”瞿秋白抬起他浮肿而苍白的脸，那双充满倦意的目光忽然发亮。

“我曾经相信过你的主张，走了一段弯路。”宋希濂直爽地回答，停顿了一下，然后提高嗓门，说：“但是，眼前的事实证明，你的那套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不仅七年前我本人抛弃从前的信仰做得对，就是在今天，我还想奉劝你也做一名三民主义信徒，以发挥你的才华。因为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救民的真理!”

“哈哈!”瞿秋白竟抑制不住笑出声来，“宋先生讲这些大道理，究竟是要同我辩论什么主义是真理，还是要规劝我也随你走同一条路，归顺蒋介石?”

“打开天窗说亮话，两者兼有，出发点是为先生的前途着想。”宋希濂也答复干脆，并为审问顺利进入正题而有点自鸣得意。

“我原本认为，此时此地争论这些问题，未免不合时宜。既然你有雅量让我争辩，我只好奉陪一下。宋先生，恕我再问你，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国共合作，那时你在什么地方?”宋希濂一时搞不清瞿秋白问话的用意，没有马上答复。但他一想到目前自己的身份，就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那时我刚从长沙奔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

“那好。”瞿秋白又喝了口茶，紧接着说：“因为你提出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问题，使我想起自己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就在那时，我便粗略地研究过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通观世界政治潮流，对比各种主义、学说，当时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倒像是一盘大杂烩，无所不包，而又缺乏真谛，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可称道的是，孙先生顺乎潮流，合乎民意，果断地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国共两党合作，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学说即新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确起着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作用。但时至今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蒂，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三民主义呢?至于共产主义学说，在苏联正在变成现实，在中国也为觉悟了的农工民众所接受，而为蒋介石所深恶痛绝，也可以说是心惊胆颤!要不然，蒋介石何以要运用百万兵力一次又一次地‘围剿’苏区呢?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更是历来各种反共分子都在弹的陈词滥调。好了，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争辩这些不合时宜，你我都不必浪费时间了吧!”

瞿秋白滔滔不绝，脸色绯红，起身要走。宋希濂心中恼火，装出若无其事的神色，手指头习惯地弹着桌面，缓慢而冷冷地说：

“请坐下，不必激动!瞿先生，你说完了，我还没讲呢!”

“好吧，我洗耳恭听!”

“瞿先生，共产主义在中国能不能行得通，不是高谈理论，而是要看事实!”宋希濂特别加重了“事实”这个词的语音，接着又说：“请看当今党国政令一统天下，委员长秉承先总理的宗旨，实行三民主义，全国民心归顺，乃大势所趋。共产党自民国16年之后，苦心经营了若干山头，如今已荡然无存。以至于像瞿先生这样的头面人物，也落到今天这种地步。共产主义如能救中国，何以这样奄奄一息，濒于绝境?你既不愿争论这些，我也就说到此为止。但我想郑重地提醒你的，是别忘了眼下你自己的处境。时至今日，你还没有对我们讲一点有关共党和匪区的有价值的情况，这对你是很不利的!”

“说得好!这最后几句话才是你今天绕着大弯子找我谈话的本意，也是为多日来想完成蒋介石给你任务而使的小手段!”瞿秋白笑着对宋希濂投以冷嘲的目光，“但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宋先生，几年来我身患重病，在苏区所做工作甚少，管过一些扫盲识字办学校的事，你不愿意听这些吧?至于其他情况，我早就说过，无可奉告。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十分清楚。蒋介石决不会放过我的，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唯一的希望，是让我把要写的东西写完，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应该感谢宋先生的是，你在生活、医疗上优待我，使我有条件完成我要做的最后几件事。但是，宋先生，我郑重地告诉你，如果你想借此完成蒋介石交给你的任务，那将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无言以对。从此，宋希濂再也没有直接出面找瞿秋白进行这种审问谈话。

瞿秋白牺牲前两天内发生的一幕

自宋希濂直接审问之后，对瞿秋白狱中生活优待如常。宋以下，三十六师司令部凡能与瞿秋白接触的官兵，都私下向瞿索要题字和印章，瞿一律求者不拒，予以满足；唯独各种形式的审问、谈话毫无进展。过了一段时间，宋希濂向南京方面汇报：审讯没有突破。紧接着，南京直接派人到长汀提审瞿秋白，反复几个回合，依旧毫无所获。宋希濂这时倒放宽了心：不是我无能，南京派来专人审讯，不是也毫无结果吗?事情至此，宋希濂估计，瞿秋白有可能押送南京处置。出乎他意料的是，至6月16日，突然接到由顶头上司蒋鼎文转发来的蒋介石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央社和各大报发消息。宋希濂拿着电文，端坐在办公室考虑了半天，然后把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和陈军医召来，先让他们传阅电报，随后严肃地下达命令：

“委员长作出这个决定，有着重要的考虑。消灭共党已到了关键性的时刻，没有严厉的措施是不行的。无条件地执行命令，是我们军人的神圣职责。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我作如下安排：第一，明天(17日)中午，参谋长去瞿秋白房间下达最高当局的命令，宣布后天(18日)上午执行，听取犯人有什么遗言遗物。同时房门和师部大院内外要加岗严密警戒，三天内全体人员一律禁止在师部大院会客，陈军医可在房中陪同犯人，密切注意动向，有情况及时报告。第二，18日中午，军法处长和政训处长到场监督执行，刑前在中山公园备酒菜，执行地点在罗汉岭下，拍照后备棺木埋葬。你们有什么意见补充?”

“执行命令!”参谋长、军法处长、政训处长异口同声，只陈军医没有作出反应。

次日中午，参谋长随陈军医走进瞿秋白的房间，瞿正在聚精会神地给师部的一名卫兵刻图章。瞿秋白头也没有抬，顺口对来人说：“请坐，稍等片刻。”

紧接着，参谋长的勤务兵端进来一大盘酒菜，瞿秋白这才站了起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参谋长还亲自来作陪。”

“不要客气，瞿先生，随便喝点，请坐，坐。”参谋长边说边招呼瞿秋白对坐。瞿秋白一坐下，发觉陈军医脸色不好，一言不发，立即联想起他一上午未曾露面，预感到有什么重要事情将要发生。参谋长提起酒壶，同瞿秋白一杯又一杯地对喝起来。待双方都有几分酒意，参谋长才张口说：“瞿先生，你住在这儿有一个多月了吧?”“我不记日子。怎么，要送我上路?”瞿秋白放下手中刚举起的筷子。

“是的。”参谋长严肃地说：“好在你多次讲过，从被俘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现在，南京最高当局来电，命令就地枪决，可以成全你了。师座遵照委员长的电令，决定明天上午执行，让我提前转达给你。你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后事要办，可以直说，我们将视情况而尽力为之。”

瞿秋白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饮了一口酒，铿锵有力地回答道：“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这样做才符合蒋介石其人的作为!我提议，为你们提前给我送行，干杯!”参谋长和陈军医都没有举杯。参谋长沉着气，面无表情，惶惶然失神的陈军医(陈是瞿秋白在狱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军官)结结巴巴地说：“瞿……瞿先生，你还……还有么事要办的，尽管说。”

“我一切准备就绪。”瞿秋白响亮地回答：“我唯一的要求，是委托陈军医将我身边的一些遗墨(包括长文《多余的话》)，在我死后寄给一位武汉的朋友，请参谋长报请宋师长照准。”参谋长当场答复：“好说，好说，你写的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想宋师长会照准的，请瞿先生放心。”

谈话就此结束。当晚，瞿秋白服安眠药后睡得很沉，陪宿的陈军医却彻夜未眠。6月18日是个大晴天。清早进餐后瞿秋白换上了新洗净的黑褂白裤，黑袜黑鞋，泡上一杯浓茶，点支烟，坐在窗前翻阅着《全唐诗》。金灿灿的霞光投进了门窗。他翻阅，吟读，思索，然后提笔书写起来——

1935年6月17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句偶成一首：

夕阳明灭乱山中，(韦应物)

落叶寒泉听不穷；(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心甫)

心持半偈万缘空。(郎士元)

书写至此，军法处长传令催促起程，瞿秋白于是疾笔草书——

方提笔录出，而毕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半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

秋白绝笔

瞿秋白掷笔整衣，昂首走出房门，见阳光洒满院落，两排上了刺刀的士兵站在院中。瞿秋白在房门口驻足，抬头扫了一眼山坡不远处二楼窗户上低垂的帷幕，那里是宋希濂的办公室，一个月前他曾去过。瞿秋白不可能想到，这时的宋希濂，正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悄悄挑起窗帘的一小角，望着独立院中的瞿秋白和押送他赴刑场的官兵们。

昨天下午，参谋长向宋希濂面报时提到，说午间酒后瞿秋白曾说，你们的宋长官在生活上优待我，秋白想诀别时能同他对酒致谢，不知他敢大驾光临否?宋当即打断参谋长的话，冷冰冰地说：“优待他是为了软化他，化敌为友。委员长已决定处置他，我再出面同他喝酒，还成什么体统?”

但是，今日上午宋希濂在办公室听到下边院中的传令声，却情不自禁地挑起窗帘望上一眼。

10时正，军法处长传令出发。瞿秋白昂首走出三十六师大门，脚踩着行进的节拍，轮流高歌俄语、华语“英特耐雄纳尔，一定要实现!”这时候，沿途的老百姓驻足聆听，注目送行；这时候，阳光铺路，风停树静，只有悲壮的歌声在山城长汀上空回荡……

进了戒备森严、无一游客的中山公园，一桌酒肴已摆在八角亭里。瞿秋白请两位处长对饮，被拒绝了；又找陈军医，说没有来。瞿秋白一摆手，迈步走向八角亭。遵照特务连长的安排，瞿秋白先在亭前拍照。他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为世人留下了一位革命者最后的丰采。照相后，他背北面南坐定，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酒兴中他又高唱《国际歌》、《红军歌》数遍。默默无语的兵士，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作送葬打幡的竹杆。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

“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细说往事，宋希濂抱愧终生

这里所写的全部事实和情节，均是70年代末宋希濂先生同我的若干次长谈中一一细说，并在事后查阅史实印证过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宋希濂先生说到瞿秋白烈士牺牲前的细节时，他怕我记不准确秋白烈士引用的唐诗集句和绝笔及在临刑前说的那段“小快乐”、“大快乐”、“真快乐”视死如归的壮语，还特地铺纸一段段写出，竟与我后来查证的史料一字不差。而在叙述完最后一段史实之后，他又语气沉重、缓慢而分明地对我说：

“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生难以忘怀，也是终生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5期 张学良救护毛岸英兄弟　作者：王光远

1930年10月，杨开慧烈士牺牲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到上海避难，不久，毛岸龙因病去世，毛岸英、毛岸青被董健吾牧师收养，过了几年艰苦的生活。

董健吾是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同学。1935年1月受宋庆龄之托，带着国民党中央谋求与中国共产党和谈的密信，亲自送往陕北，因大雪封山，道路被阻，只好请张学良帮助，张学良亲自驾车送他到机场，由美国飞行员驾驶张学良的座机送他去延安，从此，二人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1936年上半年，董健吾又受宋庆龄之托，因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再次来到西安。任务完成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一次，张学良请董健吾吃饭，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刘鼎作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苑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董健吾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给张学良送来，张学良夫妇一见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后来张学良听说董健吾要回上海，张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问有何要求，董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董健吾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联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李杜的一个电话，告知张学良已到上海。董健吾听后喜出望外。张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并约他第二天上午在一个咖啡馆中见面。张学良是来南京开会的，会后他轻车简从来到上海，主要是看望老朋友李杜。李杜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当时住在上海宝鸡路(现淮海西路宝庆路)9弄3号，他虽身处繁华的大上海，却一直怀念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父老。他曾多次派人潜往东北，组织抗日活动，他自己也一直要求去苏联，招集流落在远东一带的旧部，回东北继续抗日。张学良来访的目的，一是设法帮助他尽快出国，二是请他把三个孩子带往苏联。李杜痛快地答应了张学良的请求。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

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和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作好出国的准备。事情谈妥后，张学良立即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于是四人匆匆离开，张学良担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公园，一直看着董健吾和刘仲华两人平安进了公园，他才驾车离去。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添置了三只崭新的小皮箱，买了许多出远门的生活用品，当时虽然是夏天，还给他们每人做了一件灰色小棉袄，另外每人买了两套海军式服装，皮鞋、衬衫。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置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研究后，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康脱罗梭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

在航行途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董寿琪回忆说：“在抵达马赛港前的一两天，有一件事引起了我们的好奇。那天晚上，几个随行的大人突然忙碌起来，先把窗帘拉好，又把船舱的房门反锁上，然后翻起了箱子，把压在箱底的许多小纸盒翻出来，偷偷地从窗口扔入海里。这下可把我们三个孩子惊呆了，这是干什么?岸英比较机灵，他趁大人不注意时，打开纸盒，原来全是锃亮的手枪子弹。于是岸青和我也来劲了，一齐帮着大人把纸盒往外面扔。当船到达马赛时，大人们还叫我们三个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那就是每人口袋里塞进一支小手枪和几盒子弹，并且叫我们在舱里走了两圈。又教我们一旦有人检查时，神色不要慌张，我们都一一点头。尽管大人们安排得很周到，可一下船，我们心里仍是怦怦乱跳，生怕被搜出来。幸好那次检查并不严，只是马马虎虎地对了一下我们三个孩子的护照，就顺利地放行了。”

他们到马赛后，即乘火车去了巴黎。在一家公寓住下后，立即到苏联驻法领事馆办理签证，谁知却遭到了拒绝。原来李杜等人的行动，被日本情报人员侦知，日本向苏联提出了抗议。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苏联政府不愿得罪日本，所以拒绝签证。也有人说：苏联国内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肃反，故而拒绝外国人入境。李杜等人就在巴黎滞留了好几个月，三个孩子抓紧时间学习外文。后杨承芳找到《救国时报》(中共在巴黎出版的报纸)编辑部，请他们设法通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说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已经到了巴黎，请苏联政府早发签证。不久，苏联驻法领事馆送来通知，同意毛氏兄弟入境，并送来签证，但不准董寿祺和李杜等人入境。这时，国内发生了西安事变，李杜等人无心在国外逗留，只好返回了上海。

毛氏兄弟和董寿琪在巴黎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常和外国小孩打架。董寿琪回忆说：“在公寓住久了，对于那里的人事渐渐熟悉了。做招待的侍女们对我们比较好，有时我们三个跑去帮她们做点事。这家老板是个女的，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可就是没有见过她的丈夫。她的三个儿子比我们稍大点，衣着华丽，性格粗野，举止傲慢。有一次我们要去餐厅隔壁的娱乐房玩，他们故意寻衅，不让我们进去，我们一怒之下，冲了进去。他们拦不住，就伸出拳头，摆出要揍我们的架势。我们也不示弱，岸英高喊：‘洋人要欺负我们了，注意闪开!’他们蹦蹦跳跳，打的是洋式‘仆克欣’，我们则以中国式的‘开打’还击。激战了大约几分钟，桌子、椅子都翻了身，玩具也狼藉满地。岸青因人小，气力也小，吃了点亏，但对方一个小的也被我们打翻在地，哇哇直叫。隔天，他们又来偷袭，园子里栽着很多栗子树，遍地都是掉下来的栗子，他们捡来向我们投掷，想打个措手不及。其实我们对他们早有戒心，搬起园子里的藤椅当‘盾牌’，罩住头部和上身，然后又拾起栗子冲上去。他们只得抱头逃跑，大败而去。说也奇怪，‘不打不相识’，经过这两仗，他们反倒对我们客气起来，主动与我们握手言欢，并把他们心爱的玩具、小图书让我们欣赏。当我们要迁到别处居住时，他们还向我们馈赠礼物，列队欢送。”

毛岸英和毛岸青被送往苏联驻法领事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亲自来巴黎接他们的康生。1937年初，康生护送毛氏兄弟来到莫斯科，随即进入西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毛岸英取名塞尔盖伊，爱称是谢廖沙，毛岸青取名亚力山大。当年毛岸英14岁，毛岸青12岁。　　（本文照片“董健吾”和“出国护照”由黄达孝提供）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5期 李立三困境中救助冼星海　作者：李思慎

“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番禺县，1938年赴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3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正当抗日战争艰苦时期，为了激励广大人民英勇抗战，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一部《延安与八路军》的纪实影片，导演袁牧之特别点名要冼星海为该片配制音乐。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于1940年5月被秘密派往苏联。

冼星海到苏联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不懂俄文的冼星海“没有办法为战争效力，他便想回国”。但由于新疆军阀盛世才已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冼星海一行无法通过新疆返回延安。

1941年9月，冼星海一行离开了战乱中的莫斯科，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准备取道蒙古回国。“但在国境线上受到阻碍，他没有方法可以回来”，只得流浪在乌兰巴托。郭沫若在《吊星海》一文中写道：“他就在这时候，在生活上发生了极端的困难。亏了他竟支撑了四年。然而，他那顽强的身体，却变成了一座总科病院了。”

1942年12月9日，他不得不辗转到阿拉木图，以“黄训”的化名取得“政治居留权”。在阿拉木图，冼星海结识了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和萨科里斯基等哈萨克音乐界的朋友，才摆脱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窘境。在深厚友谊的鼓舞下，冼星海重又拿起了创作笔。他经常去倾听各种音乐会，邀请哈萨克音乐家演奏民歌，贪婪地汲取当地民族音乐的养分。他以自己敏捷的乐思，将许多哈萨克民歌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神圣之战>交响乐》和歌颂苏联民族英雄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来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库斯坦奈州，住十月大街44号22室。冼星海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写道：“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是不多，经常还要断顿。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等到月底才能领到一些，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吃。”

这年12月20日，冼星海开始患病。病中的冼星海虽然身体羸弱不堪，但从1945年1月27日开始至2月15日，仍然坚持完成了《中国狂想曲》的钢琴部分，充分表现祖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斗争的精神。

这时，他“不仅肺部有结核，而且还有肝肿、腹膜炎和心脏病，每天在皇宫病院里要抽出好几立升的腹水。他是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才被人发觉把他送到莫斯科去的。”

当他在犹太族夫人的陪同下，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再次回到莫斯科时，共产国际组织早已在1943年解散了，中共也没有正式代表团常驻莫斯科。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到了李立三。李立三很愉快地把重病中的冼星海请到自己的家里住下。

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相当奇缺自不用说，李立三在住房方面尤为困难。因为，1939年11月4日李立三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他原来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用，没有去处，只得挤住在岳母家中。岳母家的房子，也只有约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白布帘相隔，一边是李莎的嫂子、侄子居住，一边是李立三夫妇和岳母(1943年又增加了女儿英娜)，本来就已经是拥挤不堪了，再要把冼星海夫妇安排进来，实在是难上加难。可是，他们又怎能忍心把祖国来的亲人拒之门外呢?李立三与家人商量的结果是：把自己的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夫妇，自己却睡在临时铺的地铺上。李立三夫妇不仅要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更要为解决冼星海夫妇的食品来源日夜操劳，全家都不得安宁。后来，林莉、孙维世、李特特等闻讯赶到李立三家里去看望冼星海时，无不触景生情，齐声赞美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改变了过去因李立三犯过错误而引起的对李立三的一些偏见和误传。

冼星海在经历了几年漂泊之后，经李立三全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顿时得到极大安慰。李立三又为冼星海多方奔波联系，一个多月后才得到苏联国际救济总会的帮助，把冼星海送到莫斯科的医院治疗。李立三夫妇经常到医院去看望照料。由于冼星海身患严重的血癌，沉疴积疾，医院已无回天之力。四个多月后，1945年10月30日病逝在莫斯科的医院中，终年只有40岁。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地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杰利。最后，把冼星海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一张他的椭园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字：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6月25日，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抵达莫斯科，参加该院成立220周年的纪念大会，苏方为他安排的参观游览活动长达50天时间，李立三多次前往郭沫若的住处，与分别18年的老朋友亲切交谈。郭沫若从李立三那里得知冼星海重病住院的情况后，曾两次计划到医院去看望冼星海，终因日程安排太紧未能如愿。8月16日郭沫若离开莫斯科回国。他回国后不久，得知冼星海在莫斯科病逝的消息，十分悲痛，当即写了《吊星海》的文章，发表在重庆的报刊上。为了表达对冼星海的怀念，毛泽东也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经过李立三的多方联系，冼星海逝世一个多月后，苏方才在原共产国际的宿舍——留克斯大楼找了一间房子，冼星海的犹太族夫人才从李立三的家中搬出去。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5期 从阔少到革命家的刘锡五　作者：薛德安　李桂荣

孟州在弯弯黄河与连绵太行的拱抱中，1904年7月12日，刘锡五就出生在这里，其父刘肃堂深谙商道，在江苏、安徽、北平办有盐场、商号及药铺，并拥有土地30亩、房舍70间。

1924年6月，在表叔武怀让的影响下，刘锡五赴北平考学，下榻在武怀让住处。叔侄两人谈得甚是投机，从表叔那里，他对马列主义及中国共产党有了深刻的了解。

7月中旬，武怀让赴苏深造。在北平火车站分手之时，武怀让向北平党的组织介绍表侄入团，并指定专人办理。

1925年初春，经何孟雄推荐，刘锡五进入上海大学读书。金秋10月，刘锡五加入共产党。

次年10月，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遭到失败后，许多人情绪低落，意志消沉。身为上海大学党支部干事的刘锡五，根据江苏省委的部署，撰写了题为《不革命可以吗》的文章，刊于1926年12月10日《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文章号召“同胞们!努力吧!要想得到真正自由与解放，应当实心实意的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去与军阀争个你死我活”。这篇文章犹如嘹亮的号角，大大鼓舞了广大党员和爱国青年的战斗信念。

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中，刘锡五迅速成长。1929年，他任上海沪西区委书记兼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这年10月，上海反日大同盟会议在南京路的宁波会馆召开，党组织安排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秘书长刘锡五及朱镜我前去主持会议。刘锡五在会上以泰东印刷厂校对工的身份，公开抨击国民政府惨无人道。他被特务盯上了，散会回返时，被特务抓住，他一边同特务反抗，一边机智地大喊：“强盗敲诈。”巡捕闻声赶来，将他与便衣特务一起带进巡捕房。这个便衣掏出国民党党员证朝巡捕官一晃，转手指着刘锡五：“这个人是共党。”

捕房内部关系复杂，矛盾重重，因此巡捕官并未理睬特务的指控，反斥责道：“没有经过值班巡捕批准，又无引渡证，你怎能越界抓人。”当巡捕探问刘锡五的身份时，刘说：“我是泰东印刷厂的校对工。”在他身上搜索一遍后，见无可疑之物，巡捕当即将他释放了。

1931年春，由于郭亚光、李国玉等人叛变革命，河北省委、省军委、省团委及北平市委先后遭敌破坏，薄一波、安子文等党的干部和众多爱国青年相继被捕。

7月中旬，已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刘锡五，头戴博士帽，身着淡蓝色大褂，脚蹬白鸡皮鞋，装着一副公子哥的派头，到北平绒线胡同“刘少白公馆”(系北方局联络点)谈工作。谁知，这里已被敌监视。他不知情况有变，刚进院里，即被“蹲坑”的便衣特务抓住，押入草岚子监狱。在此，先期入狱的有薄一波、刘澜涛、杨献珍等近百名党员干部。

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薄一波、刘锡五等50多个政治犯开展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最终，敌人被迫接受了“改善伙食、增加火炉取暖、允许购买书报、每天放风三次”的复食条件。

刘锡五家里每月给他寄10元钱，他刚入狱时，家里一次就寄来数百元。但他把钱全部交给了狱中党支部，用作革命经费，不但改善了难友们的生活，而且，狱中党支部还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布尔什维克》等大量的原文马列著作与进步报刊，由懂外语的同志翻译出来，供大家传阅学习。刘锡五学得很认真，被难友们戏谑地称为“老学究”。

1935年，北方局报请中央批准，让关押在草岚子监狱达6年时间的52名党员干部履行“签字”手续，出狱工作。

刘锡五出狱后，协助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开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工作。

1949年5月，东北全境解放，刘锡五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高饶事件发生后，刘锡五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与刘澜涛、肖华、王从吾、钱瑛四个副书记一起，协助董必武工作。

“文化大革命”兴起后，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布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的文件，1936年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履行“签字”手续出狱的薄一波等人被正式定为“叛徒集团”，刘锡五当然也难逃厄运。

刘锡五被扫地出门，失去了人身自由。在批斗会上，对于造反派的百般摧残、折磨，他无所畏惧，常常是冷笑一声，昂首望天。他满有信心地对人说：“要相信党，61人问题总会有正确结论。”

1969年3月，他被下放到吉林双岗“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里环境十分恶劣。虽然他患多种疾病，但干校仍勒令他参加劳动，不许他用连队的草烧炕，下地干活连板凳也不让坐，夫人何真来双岗照料他时，他的病已经很重了。

1969年12月，他被转往河南长葛中组部“五·七”干校，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大小便失禁，在无奈中，他妻子何真用架子车拉他到一个公社医院进行针疗，到第二次去治病时，医生说啥也不敢给他治病了。因干校下了命令，不准给“叛徒”治疗。

后来，何真将丈夫送往许昌医院，人家说：病太重，没法治。刘锡五再次被拒绝在医院门外。

何真多次要求干校的头头安排车辆送丈夫去郑州治疗，都被各种借口挡了回来。

又拖了一些时日，刘锡五才被送入郑州医院，这里的医生根本不关心病人，只开些降压药应付，何真去找了，去求了，去吵了，依然无济于事。看到这些，刘锡五终于明白了：有人在千方百计让自己早死。他不怕死，但为自己看不到沉冤昭雪的那一天而深深遗憾。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一天傍晚，他抓住妻子的手说：“我生是共产党员，死也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党，将来‘61人’的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死后，你要振作起来，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后，第二天他就不会说话了。1970年2月28日，追求革命50年的刘锡五在郑州含冤告别人世。

在太平间，何真独自为他洗脸穿衣。他是“叛徒”身份，医院和干校自然不会派车送他去火葬场。刘锡五在吉林任书记时的一个下属，这时已调郑州工作，听说老书记死在医院无人过问的事情后，冒着风险，自己掏钱雇车将老书记送去火化。不久，刘锡五的骨灰被侄儿刘载忠抱回老家埋进刘家祖莹。

1979年1月，河南省委组织部老干部处处长刘德厚陪同中央的工作人员到孟州寻找刘锡五的骨灰，以便尽早送归八宝山革命公墓。当他听说刘锡五的坟压在一个厂子下面时，刘处长火了：“就是把厂子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刘书记的骨灰找到。”

在知情人的帮助下，终于在一家化肥厂的围墙处找到刘锡五的坟，遂将他的骨灰送往北京的八宝山。

1979年1月25日上午9时左右，1200多人聚集在首都八宝山，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刘锡五、胡锡奎等5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追悼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主持，中组部长胡耀邦代表中央致悼词，胡耀邦在悼词中对刘锡五的一生做了这样的评价：

“刘锡五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5期 胡绳自谓：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作者：秋　久

胡绳同志八十诞辰时，写了一首《八十自寿》的诗，讲自己“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他15岁时，开始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18岁，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了《新哲学的人生观》；20岁，写了《辩证法唯物论入门》；30岁，写了《二千年间》、《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两部著作，成为四、五十年代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产生过很大影响。孔子讲“五十而知天命”，而胡绳同志则说自己是“七十、八十稍知天命”。

胡绳同志讲自己“稍知天命”的时间，正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虽然他深感“已届老年受精力所限”，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和深厚的理论修养、学术修养，写出了大量的有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著作和文章，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和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时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重要读物。

近二十年来，胡绳同志撰写的著作和文章，几乎相当他一生写作量的一半。1998年12月22日，中央有关部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胡绳全书》座谈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及学术界知名人士100多人参加。主持会议的王忍之讲了胡的三个“始终”，说“胡绳同志始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注重从事实出发，经过分析、提练、概括，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见解；始终把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用于推进人民革命事业，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使之服务于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会上，有些学者赞扬胡绳近年来写了许多“很有影响、很有深度、很有新意”的研究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著，称胡绳“是我国学术界一代宗师”。会上更权威的评价是李瑞环同志讲的“胡绳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史学家，是我们党内为数不多的学识渊博、成就卓著的学者”。

然而，近年来也有些同志对胡绳同志的某些文章提出批评。本来对于某些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也是正常现象。但有的同志写文章说胡绳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是对“毛主席的批判”，认为胡绳同志的文章“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此事必不可免地引起思想理论界的震惊和关注。许多人找来胡绳同志的文章仔细阅读，只要不带偏见，就不难看出胡绳同志的文章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独创性和现实的指导作用，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分析总结了有关民粹主义影响及党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许多同志认为胡绳同志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很有创见的文章。

这里我记述一位老同志看望胡绳同志和评价胡绳文章的情况，他是汪东兴同志。

在五、六十年代，汪东兴同志和胡绳同志有过工作交往。胡绳同志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一些理论学术研讨会工作时，受到汪东兴同志的照顾，汪也很尊重胡绳同志。

汪东兴同志离休以后，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写笔记。对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毛泽东的重要文章，汪几乎篇篇都看。他对胡绳同志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很赞赏，说这篇文章把毛泽东思想研究引向深入，对认识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汪东兴对胡绳近年来虽身体不适，仍不断思考、研究理论和历史问题，甚为敬佩，几次要去看望胡绳。胡绳听说后连说不敢当，并托人转告汪东兴说待自己身体好些时去登门拜访他。

去年12月9日上午，汪东兴同志在两个女儿陪同下，到胡绳家看望。胡正在接受理疗。胡绳的秘书引导汪东兴等人在书房坐下，泡好茶，抱歉地说：“胡绳同志马上就理疗结束，请稍等一下。”汪东兴同志客气地说：“没关系，告诉胡绳同志不用着急。”

几分钟后，胡绳在他家人搀扶下走进书房，并快步走过来与汪东兴热情握手。汪东兴的两个女儿也上前向胡绳作自我介绍。

胡绳同志招呼汪东兴在沙发上同自己相对而坐。胡绳家人端上一盘新鲜葡萄，请客人品尝。

坐定之后，胡绳同志对汪东兴抱歉说：“我应当去看你。因身体不适，现在还不好走动。谢谢你来看我!”

汪东兴同志忙摆摆手，说：“本来我早就想来看你的，听说你正在治病，怕影响你休息，所以一直不便打扰。”

胡绳向汪东兴介绍了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真是一波三折。他说：“开始时，我腿不能走路，医生说要动手术。而有的医生又劝我，说年纪大了动手术不安全，以后不能走路可以坐轮椅。我决心动了手术，自己能走路了，去年还去湖南参加了一个学术讨论会……”

汪东兴称赞胡绳不服老精神。

胡绳同志说：“我是有病就治，最后一次动手术到今天12月9日，刚好三年整。没想到我身体得以恢复和稳定。”说后爽朗地笑了，大家更为之高兴。

汪东兴同志说：“你是搞学问的人，明心见性，意志坚强，你好好保养身体，健康长寿没问题。”

胡绳同志说：“争取再坚持两、三年吧!”

汪东兴同志接着说：“今天看到你身体的恢复，我很高兴呀!您对毛泽东思想研究，对中共党史研究有很大贡献，对此我一直很钦佩。”

胡绳同志谦和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汪东兴同志说：“这几年你写的文章，我都看了。你写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就写得很好。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全面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础，对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都起了很大作用。毛主席一生为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做了很多事，作出了伟大贡献，我坚信这一点，历史也证明了，我认为这点是不能动摇的。但是，毛主席后来犯过错误，这也不能否认，毛主席自己也承认，对历史要实事求是。”

胡绳点点头，赞成汪东兴的看法。胡绳秘书插话说：胡老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就是在湖南召开的“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的。

胡绳同志微笑说：“这次讲话惹出祸来了。”

胡绳秘书接着说明：胡老上午讲话，下午就有人批判。最近有的杂志还发表文章批判胡老。

胡绳同志说：“现在研究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是不奇怪的，大家应该是多思考、多分析比较，不要作无谓的争论。有不同的看法，谁对谁错，由实践慢慢来印证。”

汪东兴同意胡绳的看法。他说：“真理不怕批，不同意见要分析比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三面旗帜是不会倒的，这是我们的共同信念吧!”

胡绳同志说：“那当然，这三面旗帜是不会倒的，我们都要维护它。”

讲到这里，汪东兴同志回顾说：“在延安，我听毛主席谈过胡绳同志，说你是一位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很有才能的理论家。”

胡绳同志说：“毛主席过奖了。”

汪东兴同志说：“你曾长期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工作，毛主席对你很了解。他对你的理论研究水平是充分肯定的。毛主席说你一直是跟着党走的，一生很勤奋，治学严谨，很稳重，写东西很谨慎。我认为你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有很大功绩。”

胡绳同志说：“只能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

汪东兴同志接着说：“你是搞理论研究的，‘文化大革命’有一百个错，应该否定，但是，我认为对任何事物都不能一点论。‘文化大革命’错是错了，但不能说没有一点好处。至少‘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应该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他说：“‘文化大革命’后，搞‘两个凡是’，虽然不是我发明的，但我有这个思想，有这方面的错误，我也承担这方面的责任。我看有的人没有吸取这方面的教训。”

胡绳同志说：“‘两个凡是’这是一种思潮，不是哪一个人的错误的问题。”

汪东兴同志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一种思潮。希望大家对待问题能实事求是就好。”

汪东兴还对胡绳说，你是搞学问的，能研究问题，希望以后还能看到你写的文章。他告诉胡绳，他这些年在安度晚年之余，也常写些东西，把想到的过去的事，如实地写下来。

胡绳对汪东兴说：我现在不行了，不能写了。

这时，汪问胡“高寿”，胡说：“我82岁了。”汪说：“我比你大两岁，84岁，和我比，你还可以写嘛。”胡说：“您身体比我好呀!”汪说：“是吗?还算可以吧!”彼此都笑了。

汪东兴同志看望胡绳同志后，还谈到他曾反复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的情况。他说，1974年10月至1975年2月，毛主席在湖南长沙休养期间，一天，由他读《新民主主义论》，引发了毛主席一段历史回顾。毛主席说：“我在湖南先建立青年团组织，接着建立党组织，1921年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打了六年‘工’，还帮助国民党做了不少事。那时我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弄清楚。1927年，我们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这时才认真深入研究中国问题，作了很多调查研究。从1927年到1940年，经过13年的研究和实践，才写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毛主席还说：读《新民主主义论》要理解其基本观点。比如，中国革命虽然是民主革命，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否则难以取得革命胜利；既然是搞民主革命，革命就要分阶段进行，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革命阶级专政；还有，一定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条件。汪东兴同志说：“我想，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讲的共产党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等理论，对我们现在都有指导意义。”

(写于2000年元月，3月底修改)

2000年第5期 一篇小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　作者：舒　芜

1956年10月，我以笔名发表了一篇杂文《说“难免”》，本来是很不起眼的小东西，却有一些不简单的遭遇。

事情得从头说起。先把小文章全抄在下面

说“难免”

尉迟葵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六日《文汇报》载有石渠同志的一篇杂谈：《匹夫不可夺志也》，里面说：“在大运动中(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有时发生一点过火的斗争，伤了自己人的感情，甚至错误地搜了自己人的腰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事，这同样也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这段话说得很好。不过，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至于“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挂起来的地方，我看那下面简直就不是什么难免的事。

欧阳修的名文《泷冈阡表》里面记有他父亲关于治狱的一段名言：“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说的是，治死狱的时候要力求其生，推而广之，定任何罪之先都要力求其无罪，犹如今天司法工作中所谓“无罪假定”，具体表现为辩护律师的制度。封建王朝的法律，本质上就是残害人民的，当然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那时，个别对人民生命有责任感的法官，就只好这样地在思想方法上由自己来兼任被告的辩护律师。只有这种“常求其生，犹失之死”，常求其无罪，犹失之有罪的情况，才能说是“难免”的。那时，正像欧阳修的父亲那样，说起来是深感疚心的。

可是 ，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他们虽不是“常求其死”、常求其有罪，至少也不是力求“能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飘飘然了。

其他许多工作当中，也都有这种“难免”论。例如，工资改革评议会上，领导上提出了草案，有人对某些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却不让展开讨论，理由是：一次改革就完全合理是不可能的，暂时还有某些不合理是难免的云云。结果还是非照草案通过不可。其实，会议正是为了解决问题，既已有了不同意见，便已提出了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偏偏不让展开讨论，这就不是什么“难免”，只是宁肯不合理也硬要那么办罢了。

清代杰出的作家高鹗说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诿得的。”我想换“不得已”为“难免”，“三字”为“二字”，附《泷冈阡表》一篇，以赠“难免”论者。(《泷冈阡表》略。)

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篇小文呢?直接的触发，就是倒数第二段所述的那件事。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资改革评议会，我是出席者之一。出版社中共党委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王任叔主持会议。他代表党委提出一个草案。草案中，编辑五级是实际控制线的最高一级。(何以如此，另有理由，且不详说。)古典文学编辑部里面，我和小说组长张友鸾、诗歌组长陈迩冬、散文组长王利器都列为五级，惟独戏曲组长顾学颉列为六级。我认为不妥，力陈顾学颉的学历、学力、资历、能力、成绩都应该同样列为五级，古典部四个组长中不应该他一人独低。王任叔说不出草案中这一项的理由，也没有指出我的理由有哪些不对，却坚持草案中的这一项，他就是说：“一次改革就完全合理，是不可能的，暂时还有某些不合理是难免的。”这是他的原话。会上也没有人支持我的反对，结果是照原草案通过。宣布以后，顾学颉当然很不满，会上会下表示过，词气之间，连我都怪在内，至少怪我没有为他主持公道，甚至怀疑我也是压他的。我很同情他，认为他不满得有理，但是我自然不能将评议会上的争论告诉他。此后相交数十年，我曾有诗赠他云：“廿年忧喜共，两鬓雪霜稠。”他答我云：“诗与人俱老，交随患转深。”可见当年的芥蒂早已消融。虽是这样，我始终没有将当年的实情向他透露一字，现在是他逝世之后，我才在这里第一次说明。现在当然一切都过去了，当时我却实在气闷得很。正好看到《文汇报》上那篇文章，提起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挂作免战牌，正好同王任叔那句话对上号，便写出那么一篇《说“难免”》来，出出闷气。

但是，触发点不过是触发点。《说“难免”》中，主要还是谈的肃反运动。前面四段，大段文字，都是谈肃反运动中的“难免”论；直到倒数第二段，才以很少的文字谈到工资评议会上的例子，而且这一小段是以“其他”领起的，显然是次要、陪衬、附带的位置。此文发表在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八版，很快我就直接间接听到一些赞成的意见，他们所同感的也显然都主要在于前四大段。其实，我写得很粗糙。我根本没有弄清楚“无罪假定”只是当时法学界有人引进、提倡、主张的，这些人后来大都因此被打成法学界的“右派”，而我说成仿佛是当时司法工作中已经实行着的样子。我又把辩护律师的制度，说成“无罪假定”的体现，更是信口开河，毫无法学常识。可见我主要只是表达我对于肃反运动扩大化的一种反感，一种不满，赞成者也出自同样的心情，谈不上什么法学常识与理论。

不久，《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也说“难免”》，署名柳小如，此文一下子就着重指出我是“为一些在肃反运动中受到‘不免’的同志鸣不平”，问题提得很尖锐，但是语词比较温和，所持理论——单纯从“论点”上看也可以说与我无大差别，都承认事实上有真正是难免的，也有说是“难免”而其实并非难免的。不过他侧重前者，认为后者虽有，不必多谈；我侧重后者，认为应该接受教训，今后要力求“能免”，不要事先预估“难免”，事后推诿“难免”而已。对他的批评，我没有答复，没怎么放在心上。

又不久，一个座谈会上，周扬发言，说到某某情况也是难免的，接着引申道：“‘难免论’!吓吓，我们就是‘难免论’哩!”说着，还向我看一眼，笑一笑。事情不太妙，杂文写作立刻刹车，《说“难免”》成了我那一时期写的最后一篇杂文。

可是，我仍然并未充分估计到情势的严重性。杂文是没有写了，第二年整风鸣放期间，我还是对王任叔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提了不少意见。当时，全出版社对党员领导人提的意见，主要集中于王任叔，其中古典文学编辑部提的最多最尖锐。我是古典文学编辑部历次小组讨论会的主持者，我引导发言和我自己发言，始终注意到只以出版社实际工作范围为限，不涉及社会上的和国家政治生活上的大问题。这一点点警醒当然毫无用处，“整风”一转“反右”，立刻把我和古典文学编辑部几个人揪出来，叫作“舒(芜)张(友鸾)顾(学颉)李(易)右派小集团”，批得体无完肤。(待到正式定案时不知为什么又没提“小集团”，只把这几个人定为“右派分子”。)我对王任叔提的意见，最主要的是说：他1955年领导出版社的肃反运动，因为副总编辑兼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聂绀弩被列为肃反对象，聂的“罪行”之一是“把古典文学编辑室搞成独立王国”(实际上指的是不佩服王任叔的领导)，便在肃反运动后期，专划一段时间，要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人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张友鸾二人要检讨“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的错误。后来，聂绀弩并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可是“以反革命分子聂绀弩为首的独立王国”一说并未宣布更正取消，弄得古典文学编辑部的人成了“独立王国遗民余孽”似的，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我批评王任叔这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往敌我矛盾那边整，整错了还不予以澄清，造成了古典文学编辑部“人心思散”的局面。我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说“难免”》中前面几大段其实也就是由此而来。“反右”一来，猛批我这条意见，归入“攻击肃反运动”一类，当然也就把《说“难免”》联系起来。到了正式定案材料里面，更是只提《说“难免”》，不提我对王任叔的具体的批评，(其他各项也都舍具体而代之以抽象的广泛性的陈述，)大约是力求不留下个人之间分歧恩怨的痕迹，以免将来翻案。殊不知这样一来，事过境迁之后，不同的“语境”之下重看，便显得抽象空洞，没有作为“罪证”的力量。1979年给“右派”改正时，拿出当年的定案材料来讨论，年轻人便大为诧异地说：真想不到当年竟是凭这么空洞的几条便把一个人打成“右派”的!此是后话。

回过去说，我自从当了“右派”，后来是“摘帽右派”，“文革”中又是“牛鬼蛇神”，二十多年当中，一直以为对《说“难免”》的批判，最高的来源只是周扬。直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我读了才大吃一惊，原来当年是毛泽东亲口批判了《说“难免”》，他是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讲的这一大段话：

对于一些有害的言论，要及时给予有力的反驳。比如《人民日报》登载的《说“难免”》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来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我们搞革命和建设，总难免要犯一些错误，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就是个大难免论。我们的同志谁愿意犯错误?错误都是后头才认识到的，开头都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然，我们不要因为错误难免就觉得犯一点也不要紧。但是，还要承认工作中不犯错误确实是不可能的。问题是要犯得少一些，犯得小一些。

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对于重大问题，要作好充分准备，在有把握的时候，发表有充分说服力的反驳文章。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49—350页)

毛泽东在那样高级的权威的会议上，说了这么多，判定为“有害的言论”，是“社会上的歪风”，是关系到“重大问题”，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大权威文章的对立面，真叫我不能不“补”出一身冷汗。我一直以为当年批我的最高权威只是周扬，太小看了。关于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二十多年来我毫无所闻，太孤陋寡闻了。为什么周扬当年只是那么似有意似偶然地，用“杂文”式的调子，点到一句为止?为什么《人民日报》只发表了署名柳小如的小文章，调子也比较和缓?除此之外，并未见有什么“有充分说服力的文章”出来“唱一个对台戏”?这里面又有什么曲折，不得而知。反正我读到二十多年前的这段最高指示，是在“按既定方针办”的年代，感觉自然不是轻松愉快的。

再后来，1979年，我的右派身份得到了改正。改正时，大家讨论到我的《说“难免”》问题，肯定了它旨在反官僚主义，不算罪状了。改正之后，我才恢复了用最常用的笔名发表文字的权利。1985年4月，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杂文集《挂剑新集》，自序(写于1983年9月12日)里面说到《说“难免”》一篇，在我自己“忘记不了”，“并不是因为写得好，而是因为这样一篇小东西，想不到受了‘一字之贬，荣于华衮’的殊遇。为什么叫作“一字之贬，荣于华衮”呢?成语本是“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现在倒过来说成“一字之贬，荣于华衮”，还说是“殊遇”，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细心的读者会看得莫名其妙。又过三年，1986年6月7日，我写了《三说难免》(后收入《舒羌杂文自选集》)，说我在“反右”运动中挨批时已经“隐隐听说那《也说难免》是有什么大来头的”。什么“大来头”，还是没有说清。其实当时除了曾经亲耳听见周扬那句话而外，并未“隐隐听说”什么，这又是把二十多年后才从白纸黑字上明确知道的事，提前说成二十多年前“隐隐听说”的事。凡此，当然都是心有余悸(也许兼有预悸)的表现。现在又过了十四年，已经跨世纪，跨千年了，我想应该说清楚了。这在个人，该算大事，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关注过的事当中，也不算小事，我是有把它说清楚的责任的。

这里只说事实经过。至于道理上的是非，好在已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样一个大“座标”，它既是一个大难免论，那么作为它的对立面的小文《说“难免”》，今天应该怎样看，也不必多说了。

2000年3月2日

(责任编辑：方　实)

2000年第5期 “公历”“纪元”“世纪”“千禧之年”的由来　作者：钱听涛

关于公历

世界上的历法有以地球绕太阳一周(回年)作一年的阳历，有以月亮绕地球12周作一的阴历以及兼顾两者、以月亮绕地球计算，但又19年间加了7个闰月以便照顾到回归年而形的阴阳历。中国通行的阴历实际是阴阳历。伊斯教中采用的希吉里历(中国俗称“回历”)才是真的阴历，这种历法春夏秋冬四季可以在一年中何时候出现。中国的阴历则春季必在年初，冬季在年末，这是与回历不同的。

公历是阳历，从西方传来。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罗马。但古希腊开始采用的是阴历。公元前432年天文学家默冬(Meton)改革历法，提出19年置7个闰月，成为与我国阴历相似的阴阳历。据天文学家考证，这比我国在公元前6世纪即采用现在的阴历已迟了一百六十多年。可见希腊在古代未采用阳历，阳历是从罗马开始采用的。古罗马的阳历如何定岁首，如何划分月份，我未查出。现行的阳历最早是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制定的，他名叫儒略(Julius)，所以称为儒略历。每年分12个月，单月31日，双月30日，全年成了366日。由于一个回归年大致为365.25日，因此他决定2月减去一日，成为29日，多出0.25日，积4年才在2月加一日成为30日。这样平年一年365日，4年一闰年，才是366天。但是他的继任人奥古斯都(Augustus)大帝认为，8月的拉丁字即Augustus，为了尊崇他自己，他下令将8月改为31天，从而把10月、12月也改为31天，9月、11月改为30天，这多出的一天就从2月里减去，这样2月平年成为28天，闰年才是29天。这就是我们现行阳历月份天数的由来。但这种历法还有缺陷。因为一个回归年是365.2422天，儒略按365.25天计算，4年加一日，这样每年多11分14秒，到了16世纪末，累计相差约10天。这时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下令，将1582年10月5日改为10月15日，并为了以后再避免积累误差，置闰年的方法改以公元纪年为标准，被4除尽之年为闰年，但逢百之年只有能被400除尽之年才是闰年，闰年2月加一日。这样400年间要少了个闰年，使历法更接近回归年。这一新历法称为格列高里历，就是现行的公历。今年2000年是逢百之年第二次闰年，第一次是1600年，下一次要到2400年了。

关于公元纪元

辛亥革命后虽采用公历，但未采用公元纪元，而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我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后才采用公元的。这个决议中说：“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当时的《人民日报》在9月30日还用“民国三十八年”，10月1日就改为“1949年”了。据说在讨论时有人认为公元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我国并非基督教国家，因此仍应有自己的纪元。后经调查，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采用本国纪元是极少数，还常要在后面加注公元；许多不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都采用公元纪元，它已成为国际通用的纪年法。毛泽东当时风趣地解释：“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侵略并不一样。”

关于世纪如何划分及年代问题

一世纪为100年，但公元无零年，第一世纪即从元年至100年，依此类推，20世纪应为1901年至2000年。因此今年《人民日报》元旦献辞中说：“今年是本世纪最后一年。”可是世界各国又都在1999年最后一天迎接新世纪。我国领导人在讲话中只说，2000年的到来即将进入一个新世纪，未确指就已是新世纪之始。正式文件中说今年是世纪交替之年。我看这样讲比较灵活，也较科学。

一个世纪十个年代。开始20年只能称某世纪第一个10年，第二个10年，或笼统称某世纪初叶。只有从20年至29年才能称20年代，30年至39年称30年代。有人把第一个10年称为一十年代，第二个10年称为20年代，这是不妥的。

关于“千禧之年”

与新世纪一起引起话题的还有一个新千年之说，也就是现在天天见诸报端的“千禧”。既然新世纪有从2000年开始及从2001年开始两种说法，新千年的开端也就有两说。我看还是从2001年开始好，否则第一个千年实际只有999年了。但是现在世界各国媒体竞说2000年是新千年开端，特别是为捉“千年虫”，把19改成20，闹得沸沸扬扬，因此新千年已深入人心。但有一点却可注意，在我国历史上以千年为单元举行盛大庆典这可是第一次。因为公元1000年是我国北宋真宗咸平三年，距宋太祖赵匡胤开国(建隆元年即公元960年)只有40年，而且当时中国没有基督教传播(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据考证是公元635年，即唐太宗贞观九年，而且只是东罗马帝国受迫害的一个支派聂斯托里派，传播到中国，叫“景教”，但传播范围很小。到唐武宗会昌毁佛〔公元845年〕时，此教与佛教一起遭到皇帝禁绝。在北宋时期根本无基督教痕迹了。)，所以不可能有第一个千年之庆。这次的“千禧”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如果到2001年再迎接一次真正的新千年，也还是第一次。至于公元1000年西欧、东欧各地(西欧是分裂的各国，宗教是受罗马教皇统治，东欧是拜占廷皇帝巴西尔二世在位时)是否有过千年之庆，因手头无史料，不敢妄说。西亚、北非是阿拉伯大帝国伊斯兰教统治，不可能有基督教的千年之庆。所以也可以说这次千年之庆在全球举行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0年第5期 “穴居野人”　三赴日本索赔记　作者：肖　石

当年因不堪忍受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迫害，只身逃到北海道深山里当了13年“穴居野人”的著名难胞刘连仁，近年来在中日朋友的帮助下，先后三次赴东瀛，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索赔偿。刘连仁出国打官司的经过怎样，最近，听说86岁的刘老刚刚从日本归来，笔者专程采访了他。

一

在日本，刘连仁是个知名度很高的传奇式人物。许多中学在编演着有关“野人”刘连仁的故事戏。北海道知事横道孝弘在接见刘连仁时，称刘是“活着的历史见证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谢罪”。不少有良知的日本友人建议刘连仁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但刘连仁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战争赔偿，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

1995年8月12日，刘连仁应日本著名律师小野寺立孝的邀请，在儿子刘焕新陪同下，从北京飞赴东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并向日本政府索要战争赔偿。

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日。这天中午，刘连仁出席了在东京最高法院特别裁判厅召开的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上，刘连仁慷慨陈词：“日本政府必须公开向我谢罪，必须给予经济赔偿；我永远呼吁和平反对战争，我将继续广交日本朋友，为中日世代友好作出贡献。”下午二时，东京市民在中心广场隆重集会，会议主题是“终战50年，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韩国、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战争受害者参加了集会。刘连仁被邀请坐在了主席台上。二时十分，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新党魁武村正义、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等政界要人出现在会场上。村山首相发表了讲话。他表示日本发动的战争是原来天皇决策的错误，他任期内争取把二战遗留问题解决好，并在讲话最后再次表示谢罪。土井多贺子在讲话中，用自己的身世讲述了战争的苦难，并呼吁和平、坚决反对战争。中国留学生代表韩光及韩国、菲律宾等国代表，也在发言中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在中国及亚洲犯下的罪行。

会议中间，刘连仁把写有叙述自己野人生活、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损失的一封公开信，亲手交给了村山首相。村山首相握着刘连仁的手说：“没有想到刘先生80多岁了还能来日本，对过去的战争及您在日本遭受的不幸，我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8月18日，刘连仁在小野寺立孝陪同下会见了“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该团由南京大屠杀、异地空爆、“七三一细菌工程”、中国劳工等四部分组成，专门负责落实战争期间中国受害者人数及情况，进行正义声援与赔偿。调查团根据事实，对经济实力较强的8家迫害过中国劳工的公司进行起诉，提出战争赔偿要求。许多人担心，根据日本法律案件有效期是20年，劳工事件已经过去50多年，法院能受理吗?对此，刘连仁据理力争，他说：“日本侵略中国也根据日本法律吗?日军到中国杀害普通老百姓也是根据日本法律吗?在日本国内杀了人可以用日本法律，但日军到国外杀人，日本法律还能干涉吗?”他的一席话，使小野寺立孝律师很受启发，连声说：“你的话很有道理，对!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日本法律的约束，可以理直气壮地打官司了。”

刘连仁回国前夕，碰到了当年曾在山东抓劳工的矢琦隆夫。年愈古稀的矢琦隆夫曾执行了日本鬼子对高密一带的“三光”政策，反思当年战争，他痛哭流涕，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他对刘连仁说：“今天我们无论怎样谢罪，也不能原谅自己当年犯下的罪行。无论怎样赔偿，也不能弥补给中国人民留下的创伤。”他表示坚决支持刘连仁的索赔要求，并将为此奔走呼吁。面对再三谢罪的矢琦隆夫，刘连仁大度地说：“你虽是加害者，但也是受害者，发动战争的仅是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也饱受了战争的苦难，我不怪你!”

二

1996年秋，日本“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正式通知刘连仁：可以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著名律师小野寺立孝来中国取证，他问刘连仁：“你敢不敢再去日本打官司?”刘连仁坚决地说：“当年是日本兵用绳子绑着我去的，害得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岂能轻易说算了?!我老了还有儿子、儿子老了还有孙子，不讨取公道说法决不罢休!”小野寺立孝先生被刘连仁老人那不可侵犯的人格力量所折服，立即回答：“我一定帮你把官司打到底!”

小野寺立孝先生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律师，在这艰难的跨国诉讼中，刘连仁无力承担巨额旅费，一切费用均由他来掏腰包。1995年，小野寺立孝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当年只身逃进深山过了13年野人生活的中国劳工刘连仁，他同情刘连仁的遭遇，敬佩刘连仁的为人。刘连仁不计较个人恩怨，向日本政府索赔只是想讨回民族尊严，提醒和警告那些历史的健忘者牢记当年战争的教训，更令他敬佩和感动。于是，小野寺立孝先生义务地为刘连仁联系“中国人战争被害法律家调查团”，仔细研究诉讼方案。为搜集证据，他一年几次飞往中国，随着对中国劳工问题的深入了解，他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问题。他把替刘连仁讨回公道，让日本政府向这位劳工谢罪，让中日人民真正友好起来，看作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1997年9月，在小野寺立孝等友人的支持帮助下，刘连仁携儿子刘焕新又一次飞往日本，向东京高等法院正式提出诉讼。法院只给半个小时的时间，律师和原告根本没有辩论的机会。令小野寺立孝和刘连仁感到愤怒的是，真理明明在原告手里，法官居然连原告的材料都不看，连原告的申辩理由都不听，就宣布时间已到，终止审判。小野寺立孝从来没有遇到如此难打的官司，政治与法律搅在一起，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发现日本司法界竟然有如此黑暗的一面。

三

1998年6月，应小野寺立孝先生的邀请，刘连仁再次赴日本讨公道索赔偿。

6月6日上午，东京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受理刘连仁向日本政府索赔一案。法官从刘连仁当年所在的煤矿弄来一份材料，说什么当年煤矿对刘连仁这批中国劳工待遇不错，每星期有一个休假日，劳工每月发一双鞋和两双手套，每周两盒香烟，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顿四个菜，窝窝头管够等等。法官质问：“当年日方企业如此厚待中国劳工，你还来打什么官司?”

刘连仁气愤地说：“如果煤矿像法官先生说的那样，我刘连仁冒着被杀害的危险跑到深山里受那老鼻子罪干什么?果真生活那样好，赶我都赶不跑哩!”接着，刘连仁在法庭上揭露出当年在日本煤矿遭受的非人待遇。

1944年10月24日，刘连仁和200名中国劳工被押运到日本北海道昭和煤矿。在青岛上船前每人发了一身黄衣服，一双露着指头的旧手套，来到煤矿后，每天在日本工头刺刀和皮鞭监视下，干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早晨喝粥，每人一碗，中午和晚上每人分一个鹅蛋大的窝窝头，没有咸菜，更谈不上所谓的四个菜，许多劳工由于长时间的饥饿和劳累，倒在了矿井下。有一个大雪天，刘连仁和几个老乡实在饿极了，就把矿方喂猪的猪食偷吃了，结果被工头发现后打得躺在地上。从押进煤矿那天起，劳工们就没有一天休息日，有时生病起不来床，日本工头直用皮鞭把劳工抽打得下了井才算完。

刘连仁所在的矿井安全措施十分差，塌方事故频频发生，加上饥饿、劳累和毒打，许多劳工被砸死或折磨死了。到刘连仁逃走前夕，原来的200人活着的不足100人，刘连仁班原来的10人也只剩下5人了。一次，一位劳工被工头打急了，顺手还了那位工头一锨头，这下可惹了大祸，日本人把他绑在大树上用冷水泼，一会儿他就成了冰人。

法官问刘连仁：“当年日本工头骂你了吗?打你了吗?”刘连仁回答：“中国劳工都挨打，难道惟独我特殊吗?”他清楚地记得，一次，来了三个日本工头，带他们到矿井去，旁边放着锨、镢头和钻机之类的工具，三个工头叽哩呱啦地说了一通，刘连仁几个人不知他们说的什么意思，就站着没有动。三个工头抄起铁棍劈头挨个打，像打驴一样，刘连仁被打昏了才让难友抬进屋去。刘连仁说：“有个监工绰号叫大鼻子，他打人最凶，我遭他打骂最多。”法官问：“他怎么打你，又怎么骂你!”刘连仁讲述了当时的情形后，请求法官传大鼻子到庭，和他当面对质。法官急忙说：“此人已经死去多年了。”

距法庭许诺的两个半小时的答辩时间还有十几分钟的时候，法官突然宣布，吃饭时间到了，休庭，让刘连仁下午再来。小野寺立孝律师不同意休庭，刘连仁也表示，只剩下十几分钟了，为何不能开完庭?法官说这是规定，不能违反。

下午，小野寺立孝和刘连仁等人按规定时间来到东京高等法院。辩论继续开始，法官在问完问题后，问刘连仁还有什么要求?刘连仁说：“我今年86岁了，来趟日本不容易，请问日本有公理吗?有法律吗?如果有的话，判决嘛!”小野寺立孝说：“刘连仁先生是重要的中日历史见证人，这件事处理好了，对中日两国关系有重要意义，希望法庭尽快判决，还刘先生一个公道!”法官表示，按日本法律判决要等一两年。

走出东京高等法院，小野寺立孝兴奋地对刘连仁说：“这次开庭比上次有了一个大的进步，有比较充裕的时间辩论，最后好歹有了个说法。弄不好，你还要来一次。”

当记者问及刘连仁对这场跨国诉讼的真正目的时，他坚定地说：“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只是针对国家政府之间而言，并不代表民间或个人。日本在历次侵华战争中向中国勒索和掠夺了以数百亿计的巨额钱财，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索赔一分一文，但日本政界一部分人以冤报德，至今否认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三次赴日索赔，就是为了提醒和警告那些历史的健忘者，侵略的责任不能轻易算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人民今天的友谊来之不易!”

谈及老人的健康状况，刘连仁的老伴满脸忧虑地说：“老刘在日本深山里留下的肠胃炎、气管炎、关节炎等疾病，极大地损害了他的身体。”看到老伴忧心忡忡，刘连仁插话说：“我在日本听说，一家日本公司研究我在深山中13年能活下来的秘密，发现我能生存下来得益于常吃生海带，并据此从海带中提炼出一种药品，赚了不少钱。”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5期 蒋介石后人的故乡情　作者：江海波

一架香港起航的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这是一架普通的民航机，但从舷梯上走下一位不普通的四十七八的中年男子，身材高而瘦，脸型一看就是中外混血儿。

那是1996年秋，天高云淡，北京的初秋已经有一层凉意了，但香山的红叶依然摇曳出火红的情怀。

他就是蒋介石的嫡孙、蒋经国和他的俄籍妻子蒋方良所生的幼子蒋孝勇，携扶着他手臂下舷梯的不是发妻方智怡，而是他的长子蒋友柏，他的妻子和二儿子蒋友常、三儿子蒋友青在另一架飞机上，也正在向北京飞来。

此次他们全家是在香港“集合”的，蒋孝勇带大儿子蒋友柏从台湾飞香港，妻子方智怡带友常友青从定居的加拿大飞香港。友青才5岁，是他们移居加拿大生的麟儿，本来一家人应该同机飞抵北京，但由于行程暴露，为了摆脱记者追击，他们一家不得不分坐两架飞机飞北京。蒋孝勇在舷梯上站停了一下，眺望北京的天空，眺望这块熟悉而从未踏上过的土地。

他此次来祖国大陆，心中颇为悲凉，一是为了自己的绝症来北京求名医，希望对病魔来个斩草除根；二是为了祖父、父亲的移灵故乡，然而，这两件事，他知道都不是他能够轻易办成的，困难重重，但抱着一线希望，他还是来了，因为他对中国统一的前景是有信心的，他曾经多次说过：中华民族的统一必然是不容置疑的，虽然基础与条件仍然需要时间才能渐趋成熟，更何况无论从主观或客观的长远角度思考，中国统一才更能保障政治、经济方面在国际社会中的永久利益。

蒋孝勇此行，并没有告诉叔叔蒋纬国，他们全家在香港停留期间，心直口快的蒋纬国终于知道蒋孝勇正在香港准备回大陆，重要的内容之一是考虑移灵之事，所以，在国民党台北市小组会上提出“移灵案”，要求国民党中央成立“故‘总统’移灵大陆筹备委员会”，讨论蒋介石、蒋经国分别移灵大陆南京和浙江溪口的问题，“以奉安入土，以安民心，以促进统一”。这个提案被媒体披露后，引起朝野震动，而在香港的蒋孝勇要前往大陆更是立即成为焦点，被认为有着极深的政治背景，台湾、香港及海外媒体立即在香港北京张开新闻网捕捉蒋孝勇，为了躲避记者的“追击”，蒋孝勇不得不带着全家在香港的酒店紧闭房门，“蛰伏”了十多天，之后分两批，经过巧妙的金蝉脱壳之计，化用假名，终于悄无声息地来到了北京。

蒋孝勇是1948年10月在上海出生的，出生后只随父亲蒋经国去过老家溪口，但这也是没有了记忆的往事。而在蒋孝勇儿童时代的记忆中，对祖父蒋介石还有些印象。当时，在蒋经国的三个儿子中，长子蒋孝文因为酒精中毒，成了痴呆，已无指望，而蒋孝勇作为幼孙，最得晚年的蒋介石宠爱。蒋介石对他的希望是很大的，常常把他带在身边。孝勇记得13岁时，蒋介石带他出去做礼拜，那天下雨，下车后，蒋孝勇伸手挡了挡雨，蒋介石立即对他说：男子汉大丈夫，这么点雨算得了什么?有一次随蒋介石去金门，祖父带着他走过一段台阶后，突然发问，刚才我们走过多少台阶啊?蒋孝勇语塞，蒋介石告诉他：要留意小节，你才能看到大处。

成年后的蒋孝勇，一直是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很少抛头露面，被台湾称为“蒋家惟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蒋经国去世后，他谢绝了李登辉的邀请，无意从政，举家迁居加拿大经商，他说：“我们家庭和中国现代史之间，总要打个休止符。”李登辉“台独”嘴脸公然暴露后，蒋孝勇毅然从加拿大频频返台，一改长期以来的低调姿态，通过媒体猛烈抨击李登辉“日本情结”和分裂中国的图谋。

然而，正在此时，蒋孝勇奋力一呼的手臂再举起来已经越来越艰难了，他的声音也越来越微弱了，癌细胞在他的体内飞窜，脑子里的肿瘤也在飞长，他先是到香港求医，效果并不明显，他决定到北京求医。然而，他清楚，此行北京，如果病情突变，非但治不好，他自己也极有可能从此长眠不归了，这样也好，飘泊的生涯还是回故土画一个句号吧。临上飞机前，他对妻子方智怡交待好了最后的打算。

蒋孝勇不事声张地住进了北京医院，祖国大陆方面对他的到来安排得体而周到，头三天是北京有名望的中西医对他的医情会诊。蒋孝勇在台湾、香港主要是进行西医治疗，效果不明显，他本人在大剂量的化疗中痛苦异常，常有不如死去的念头，对西医的化疗，在承受了巨大的躯体之苦的同时，他已经失去了信心。这次，他寄希望于祖国的中医能够使他妙手回春，因此，他向西医方面的权威道歉，摆摆手要求他们“撤”，他说：“对不起，我要找中医看一看，希望你们不要在意。”“蒋先生，请放心。我们这里你不说，我们也会安排的。”北京医院的负责人亲切地对颇为焦虑的蒋孝勇说。

北京医院的中医实力相当强，海内外享誉的名老中医的号，有时要等数月才能排上，当然，蒋孝勇是特例，有优先看病的“待遇”，一位极有影响的老中医亲自为他施诊，对他的病情进行一番“望问闻切”之后，为了使他放松，跟他很随意地聊起对中医的看法，蒋孝勇说，他不太相信中医的秘方。北京医院的一名老中医对他说：“实际上，中医没有秘方，所谓秘方都是一些人拿来招摇撞骗的，我不是帮你医好肿瘤，我只能帮你强胃、健肾、补肝，以增加体内的抗病能力。”老中医告诉蒋孝勇，祖国大陆所进行的中医研究，只是针对药性做研究，而不是搞江湖郎中的那套神神鬼鬼的“秘方”。

老中医的话使蒋孝勇对中医有了文化上的体认，他感到很亲切。随后，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帖药方，他叫夫人来看药名，多么富有诗意啊，这是蒋孝勇久未接触的祖国大陆的气息，是故土的气息：沙参、白术、茯苓、清半夏、黄苓、炒陈皮、神曲、鸡内金、山慈菇、薏仁米、女贞子、红枣等等，都是些寻常的中医药，但这样搭配着一天煎服两次，使蒋孝勇日衰的身体内竟渐渐有了一股力在升腾回旋。北京的名老中医告诉蒋孝勇：要与病魔展开搏斗，必须先调理好病体，恢复身体，然后，才可进一步由中西医联手，来对病魔进行“反攻”。

想想在香港时他几乎已经踩在了死亡线上，在北京体力很快就得到了一定恢复，蒋孝勇对进一步的治疗有了信心，在严酷的进一步治疗开始前，他要了结自己的心愿，携全家访问故乡——浙江溪口。

为了防止惊动当地，蒋孝勇此次访问故乡同样没有声张，接待方面都不清楚他的真实面目，只是按照中台办的指令，接待“台湾方面的客人”。蒋孝勇一家没有直达溪口，而是在宁波落脚，之后再轻车简从，直驱溪口。

浙东多山，剡溪左冲右突地奔出万峦之后豁然开阔，丰沛而和缓地孕育出奉化的世世代代。车行此，蒋孝勇远远看到了祖父蒋介石亲题的“武岭”两个大字，体内热血沸腾，陌生的故乡一下子亲切起来。

到了，溪口!蒋孝勇一家，像许多旅游者一样，每人花30元人民币买张联票，“参观”11个景点。他内心自然是波澜起伏，这山这水，仿佛都显现出祖父、父亲的身影。然而，他又倍感惆怅，此情此景，在他的生命原点故乡溪口，如今他只能悄悄地来悄悄地去，再也找不到亲人，最后一位远房舅舅也在几年前去世了。

随导游而行，第一个景点是“蒋母墓道”，也就是蒋孝勇曾祖母的墓园。墓园在溪口北面约三华里的白岩山鱼鳞坳，从山脚书有“蒋母墓道”的青石牌楼到墓道，得上行600多米的石阶，友柏、友常兄弟携扶着蒋孝勇，轿夫见状，前来兜生意：“到上头很高的，你坐轿子上去吧，二十元。”蒋孝勇摇头谢绝了，他对友柏、友常深有感触地说，这回乡的路，这认祖的路，40多年了才有机会走第一遭，得自己一步一步地走上去啊。

经过半个小时的走走停停，蒋孝勇终于喘着粗气到了曾祖母墓前，全家献花跪拜。之后，他们又去扫了祖母毛福梅的墓，祖母的墓在一所中学的操场内，除了赭色的花岗石墓碑及坟冢外，再无其他。蒋孝勇想起父亲生前的交待，希望以后能安葬在祖母的坟旁，是啊，祖母太寂寞了，是需要父亲来陪伴她。他估量着四周环境，想着日后父亲母亲安葬于此怎样才适当。

最让蒋孝勇激动的当然是对先祖故居的探访。先是参观蒋经国曾经住过的小洋房及老家丰镐房。在这里，到处是正宗的宁波话，蒋孝勇用宁波话与导游攀谈起来，导游是第一次听到一位中年台湾男子能讲如此地道的宁波话，感到吃惊：“我当导游这么久了，还是第一次碰到讲溪口话这么地道的台湾客人。”忙问蒋孝勇是不是溪口人，蒋孝勇笑而不答，但内心很高兴。导游继续带着蒋孝勇一家走访参观蒋家的几处故居，并且格外认真地介绍起故居关于“蒋老先生”的典故，蒋孝勇带着微笑听着，并也向妻子儿子补充着许多细节，这虽然是47年后的首次回故乡，但故乡的细节已经融进他的血脉之中，导游越来越紧张，知道自己是在照本宣科，而眼前这位中年人可称得上是“溪口专家”，后来，导游索性跟在蒋孝勇身边，听蒋孝勇讲有关蒋家故居的点点滴滴。

蒋孝勇知道祖国大陆方面有严格的保密措施，在这脐带相连的地方，可尽兴凭吊，只要自己不声张，是没有人会认出他的，然而，在丰镐房，他还是被一位年纪颇大的工作人员指认了出来。

丰镐房花木扶疏，原状得到了很好的维持。蒋孝勇走上二楼，这里布置成了展厅，悬挂着几十帧放大的旧照片，介绍着祖父各个时期的活动，以及全家的生活侧面，在这里，蒋经国以及蒋孝勇本人的照片也清晰可见。

这是祖父和父亲度过童年的地方，蒋孝勇站在一幅幅照片前，身边是妻子儿子，这些照片他太熟悉了。然而，在这里更有特殊的血肉相连的感觉，孝勇久久凝视，想象着祖父和父亲在此活动的情景：百年之前，祖父在这里侍母，父亲稚龄时的顽皮样该是怎样的?不由得，他挽着妻子儿子，向祖父和父亲的像低头致礼。

当时，展厅的老年工作人员看看悬挂的照片，又看看蒋孝勇，脸上有发现了什么的神情，当蒋孝勇转身离去时，他听到身后那位工作人员用宁波话兴奋地对人说：前面的台湾客人，就是照片上的这个人。

蒋孝勇在溪口丰镐房被工作人员认出的一刹那，何尝不想停步回头对工作人员说：“是的，我就是这所房屋主人的后代，”然而，他强忍着内心的“颤抖”，没有这样做，“故乡，我为什么不能大声对你说我回来了呢?”他知道，他毕竟不是普通的游子。蒋孝勇拖着病躯回到台湾，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祖父父亲的移灵之事，该正式提出来了。

关于移灵之事，蒋孝勇这年初在台湾动手术时开始有了想法。蒋经国在去世前，对后事有交待，希望在时机成熟时——他对蒋孝勇一字一句说过，“蒋家原则上希望你祖父移灵到南京，你祖母百年后到上海，我回到溪口。”蒋经国说到自己的百年后事，蒋孝勇有过详细的笔录。当时蒋经国是这样说的：“母亲毛氏生前，我没有在膝前尽孝，所以在我过世之后在适当时机，希望能迁葬在母亲坟旁，生生世世陪伴母亲。”蒋孝勇此次到祖国大陆，这样的想法就更强烈了。他认为，父亲蒋经国的想法是可行的，祖父如不能移灵南京的话，还是可以葬回故乡溪口的。

蒋孝勇之所以对移灵之事感到迫切，是因为李登辉上台后，台独势力一步步得势，把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蒋家先辈视为仇人。蒋介石、蒋经国浮厝于溪湖、大溪，一直得不到应有的保护，蒋介石的头像不是被砍了头，就是被油漆浇了个淋漓尽致。以前树立在台湾各地的约50多座蒋介石像，现在也成了多余之物，被乱堆在高雄的一处军用操场内，见到如此景况，蒋孝勇感到心酸。

李登辉对蒋孝勇的大陆之行耿耿于怀，现在蒋孝勇又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这岂不是要他强调“一个中国”?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看到的事态，为此，李登辉召集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作出了蒋孝勇无权提出移灵的“决议”，回绝了蒋孝勇的要求。

这年底，蒋孝勇带着初回祖国大陆的记忆，合上了双眼，临死前，他对妻儿动情地说：蒋家人是中国人!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5期 郭店楚简　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　作者：张先国 周甲禄

震古烁今的郭店楚简，千载难得的文化大发现：804枚竹片，弄得一大批大师硕儒魂牵梦萦；1.3万个古汉字，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术大讨论：

“以郭店楚简研究为契机，要在新世纪复兴中国文化，提升民族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识论。”这是“国学大师”的呼吁；

“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治疗、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应该说郭店楚简的发现又提供了一剂良方。”这是日本学者的感悟；

“郭店楚简为重新评估东方文化提供了契机，其中蕴含的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值得今人借鉴。”这是欧美专家的见解；

“郭店楚简可为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根本上纠正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见。”这是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

这些险些被盗墓者弃之荒野的竹片，竟被众多耄耋之年的学界泰斗奉为国宝；这些差点因碳化磨灭的曲里拐弯的古文字，竟令海内外专家学者趋之若骛，青眼相加，其中到底蕴藏着些什么样的奥秘和玄妙呢?

盗墓贼的铁耙若长一点郭店楚简恐怕早已灰飞烟灭

春节前夕，记者慕名踏访了楚简的故乡——湖北省荆门市纪山镇郭店村。霏霏细雨中，我们从207国道拐进郭店村，顺着一条泥泞土路走了两百多米，随行的纪山镇副书记周茂财忽然让停车，他跳下来指着一片杂草丛生的次生林，兴奋地大声嚷道：“这就是郭店一号楚墓，出土楚简的地方!”一下车，我们猛然凉了半截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著名的郭店楚简竟出自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隔着一条一步可跨越的小渠沟北与土路相邻，南面是农民的草堆和猪圈，二十米开外是农民的房屋。如今，墓室已被土回填为平地，成了农民堆垃圾的地方。

郭店一号楚墓是纪山楚国贵族古墓群中被盗挖过的众多隐墓之一。这些价值连城的楚简能从盗墓贼的洗劫中被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纪山镇距楚国都城郢都——纪南城仅10公里，南距荆州市25公里，北距荆门市65公里，2300年前，这里是楚国王公贵族的墓葬区，现在古墓群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古墓群占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其中从地表可以看到土堆的坟墓297座，有十几座古墓直径有60多米，高约十几米，至于地表上看不到土堆的隐墓不计其数。大大小小的王陵坟包广布于农民的房前舍后、田间地头。纪山镇有“掘地三尺，宝贝无数”的说法。这里交通方便，盗墓团伙和国际文物走私集团长期觊觎于此。90年代初期，许多村民不谙法律，文物保护意识淡薄，甚至受金钱诱惑被盗墓团伙骗去充当盗墓的劳动力，相继制造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特大盗墓案件。郭店村是当时盗墓活动最为猖獗的地方，1994年春节期间就有22座古墓被盗。

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政法机关加大了打击力度，对三名盗墓情节恶劣的村民判处死刑，对十几名参与盗墓的村民判处有期徒刑。据说当时严厉打击盗墓时，郭店村和砖桥村大部分男性青壮年闻风而遁，可见当年参与盗墓者之众。幸运的是，近两年，当地加大法制宣传力度，组建了专业文物保护机构，并建立了群众性的文物保护网络，在村民中选聘“义务协管员”，昼夜巡逻，守护古墓，使“盗墓村”变成了“护墓村”。目前，本地农民不再有人参与盗墓，但外地盗墓分子的活动踪迹在当地仍时有发现。

在打击盗墓活动的同时，荆门市博物馆的考古专业人员对被盗的古墓进行了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1993年10月，他们在发掘郭店一号楚墓时，发现这个墓已经于数月前两次被盗。墓中存有一椁一棺，当时椁东南角的椁盖板已被盗墓贼打开了一个40厘米的洞。据现场分析，由于墓室积水，盗洞开口太小，盗墓贼无法钻入墓室，只好用铁耙伸进墓室，扒捞青铜器。考古人员进驻现场后，对墓室进行了细致的清理。这个墓具有明显的楚墓特点，它用大木块构筑椁室，并将其分为头箱、边箱和棺室。椁室长3.4米、宽2米、高1.3米，但就其规模而言还只是一座小型楚墓。按惯例，大家对盗墓贼留下的东西一般不抱有太大的期望，但他们还是在墓中清理出盗墓贼残留下的随葬品达290件，包括一件难得的七弦琴。

就在大家默无声响地清理现场时，一位叫高华的工作人员从墓室的积水中摸到一枚竹片，捧到手里翻来覆去掂了掂，竹片湿漉漉的，因淤泥侵蚀而呈黑色，与平常生活中所见的蔑条没有什么差别。他觉得对这个发现没什么把握，便喊来曾参与发掘过楚简的李代华，李代华过来仔细将竹片辨认了一番，虽然竹片上见不到任何字迹，但他肯定地说：“这是楚简，里面说不定还有。”他们惊喜的声音把大伙都吸引过来，人们小心谨慎地继续往下探寻，果然又发现了一大卷竹简。从现场情况分析，竹简的位置处于墓室的东北角，盗墓者的铁耙无法触及，但搅动墓室时，积水震荡了竹简原来的位置，使竹简的顺序被打乱。

“这一大卷楚简被清理出来后，在场的人都惊出了一身冷汗，盗墓贼的铁耙若长一点，郭店楚简恐怕早已灰飞烟灭。”主持现场清理工作的崔仁义仍心有余悸地对我们说。他还说如果盗墓贼将这些竹简盗走，竹简可能会因得不到及时处理而永远湮没。即使现场不小心丢弃一片的话，后果也将是无法弥补的。当时黑乎乎的竹片上什么也没有，大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取得了一项惊人的发现。

要让竹简现字，首先都得进行化学还原处理。经过一个月的紧张试验，从清淤到再现字迹，竹简的化学还原处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还原后的竹简韧性如同新竹一般，文字墨迹不仅清晰，而且还有光泽。随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又开始对竹简进行文字识别，把散落和次序混乱的竹简重新排序，并进行了注释。

记者在荆门市博物馆戒备森严的文物库里看到，一枚枚竹简分别装在盛满蒸馏水的密封试管中，透过试管壁可以看到竹简上的文字墨迹清晰。博物馆馆长王必胜介绍说，刚出土的竹简经历两千多年岁月浸泡，竹筋的组织已腐烂破坏，竹片柔弱得像泡烂了的面条，字迹难辨。现在博物馆对郭店楚简用两种方法保存，一种是将清洗过的竹简继续浸泡在蒸馏水中，隔上十天半月还要换水一次；二是对竹简进行脱水处理，然后将竹简保存在密封的真空玻璃管中。第二种方法能永久保存，但由于经费紧张，至今只对五分之一的楚简采用这种方法。

这么多的竹简随葬，势必与墓主的身分、地位有关。据发掘报告，墓主人下葬年代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后，据楚墓规制判断，墓主人地位相当于“上士”(古代的官名)。目前较被学术界接受的观点是，据随葬品上的铭文“东宫之师”，推断墓主人是楚太子横的老师，而郭店楚简就是他向太子授课时用的教材。

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直接听到了先哲的声音

经过整理后，郭店楚简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儒家和道家的16篇重要文献。郭店楚简共分为五组，一组简文为道家文献，包括《老子》甲本、乙本和丙本，和《太一生水》、《语丛四》；其余四组均为儒家文献，包括《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尊德义》，《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其中，除《老子》、《缁衣》、《五行》和《穷达以时》部分内容见于世传文献外，其余两篇道家著作和10篇儒家著作均为首次发现的佚籍，不见于世传。这意味着，我们隔着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直接听到了古代圣贤先哲的声音。

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揭开了学术界对郭店楚简研究的序幕。这十几篇经典著作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迅速成为海内外人文学的研究热点、焦点和前沿问题，近两年就出版论著、论文集8部，发表论文一百多篇。围绕郭店的学术研讨会，在祖国大陆、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地已召开过多次，取得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去年10月在武汉大学又再次召开“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共收到来自德、美、日等六个国家以及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一百多名专家学者的八十多篇论文。时至今日，涉足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人，从青年博士到学界泰斗，莫不对郭店楚简投来热切的目光。

探究“郭店楚简热”的成因，还得从文化考古的角度谈起。我国在纸张发明和广泛使用之前的长达数千年的岁月中，木、竹简牍是最主要的书写材料。不过，由于竹木质料不易保存，因此无论是墓葬或遗址，商周时代的简牍至今没有出土过。我们现代可以见到的最早的竹简，是战国早期遗物，如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墓竹简，绝对年代与墓葬时间距现在约2400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年代均在距今2300年之前。

简牍与金银铜铁器具、玉石陶瓷等古董文物不同，除了出土，从来没有经世人相传到现代的，主要是因为简牍不易保存，所以宣称是世人相传的简牍，必伪无疑。现今简牍大部分出土于甘肃与湖北，因此日本学者将兰州和荆州称为简牍学的“麦加”。简牍出土，在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有下列几次：一次是在汉武帝时，鲁恭王扩大宫室，将孔子故居拆毁，从墙壁挖出一大批竹简；另一次是在西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波郡有个名叫不准的人盗掘战国古墓，从魏王墓中挖到大量的竹简，简上都是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书，据说有几十车之多。后来派了著名学者荀勖、束皙等对这些简书进行整理，编成了《逸周书》、《穆天子传》、《竹书记年》等多种古籍，可惜大多又再度亡佚。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包括楚简在内的先秦简帛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和人类文明的珍贵财富与资源。以色列在1947年以后的10年间，在死海北岸山洞里发现《死海古卷》，其中有2000年前的《圣经》古抄本，这些西方文化经典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因为这些文献记载的基督教知识与今日的基督教知识不尽相同，曾经引起西方学术界的一场大讨论。在国外学者看来，郭店楚简引发的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大讨论，其意义完全可与当年的《死海古卷》大讨论媲美。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池田知久专门出了一本专著《郭店楚简研究》，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有利于治疗、应对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危机”。欧洲汉学学会主席、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瓦格纳说，郭店楚简的出土为重新评估东方文化提供了契机。

研究历史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古书，一是通过文物。许多古籍经过世代传抄，跟古人原作相去甚远，而作为文物的简牍，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曾经多次在出土文物中发现简牍，但无论从竹简数量和文字数量来看，郭店楚简都名列前茅。804枚郭店楚简包含13000余字，涵盖了先秦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会使全世界对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新的认识。

郭店楚简有我国迄今为止最早的《老子》文本，现在流传的《老子》文本与古代的《老子》有何不同，郭店楚简无疑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料。在西方，外国典籍被翻译最多的是《圣经》，其次就是《老子》。老子的著作不仅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历史中长盛不衰，随着地下墓葬发掘的再发现而越发受到举世瞩目。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以两种帛书《老子》最受人注目，而郭店楚简中竟发现有三种《老子》节抄本。这些《老子》节抄本虽不是最原始的祖本，但它们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抄本。

儒家思想是东方文化的精髓，郭店楚简中有《性自命出》、《成之闻之》等10篇世人前所未闻的儒家文献，这些文献记载了原始儒家思想演绎的空白，发现原始儒家思想与后来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有许多微妙的区别。与此同时，繁荣、瑰丽、雄浑的荆楚文化，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郭店楚简在一定意义上为学术界重新改写先秦思想史和楚国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资料，解决了诸多的学术疑难问题。

仅从考古学的角度观点，郭店楚简就堪称为“惊世骇俗的大发现。”

学术界珍视郭店楚简为传统文化正本清源

自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因主客观原因，传统儒学屡遭曲解，甚至演绎成“吃人的礼教”。国学大师任继愈、饶宗颐、著名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等一批权威专家指出，郭店楚简揭示的原始儒家思想与后来作为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思想，存在众多区别。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它改写了中国学术史和哲学史，可修正人们头脑中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让世人从根本上纠正对中国文化的偏见。难能可贵的是，这批楚简从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历代统治阶级对儒道思想的篡改和包装，还传统文化以本来面目，其中一些核心价值观念很值得今人借鉴。

郭店楚简为学术界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佐证。北宋以降，历代学者纷纷对孔孟典籍提出种种质疑，至本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疑古之风被推向极至。“五四运动”以后，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渐萎缩，“文化大革命”中，国学凋敝，传统文化无处遁形，改革开放以来，国学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逐渐复苏，但疑古思潮依然存在。郭店楚简的出土，让学术界不得不检讨许多先秦时期的重要文献，楚简的内容为梳理先秦哲学提供了新的线索，为重要人物的断代提供了新的座标。自宋人首开疑古之风以来，研究孔子的著作不可胜数，但所引据的材料多半没有超出《论语》、《左传》、《史记》等书。人们对其他古籍中有关孔子的记载或讳莫如深，或斥为赝品。最近甚至有人提出《论语》至汉代才集结成书，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但郭店楚简中十几篇佚籍的发现，让世人对孔子的思想脉络有了新的了解。就孔子的思想发展而言，实由礼学、仁学进而易学，这三个阶段分属其早年、中年和晚年。郭店楚简还佐证了灿烂的荆楚文化。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饶宗颐先生说：“荆楚文化是一门大学问，郭店楚简出土不仅证实了它的真实存在，而且能还古人思想一个信实的本质。”

从郭店楚简中，人们开始对儒道两家的关系要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们通常认为，儒道对立，势若水火。从郭店楚简《老子》看，儒道两派本是同根生，旨趣也相互贯通。老子不但没有批评儒家思想，而且对儒家所遵奉的观念如圣、仁、义、礼、孝、慈等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另一方面，从其他史料看，孔子对老子也是非常推崇的。李泽厚先生指出，楚简《老子》无形而上篇章、无兵法权术、无反儒特色。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认为，楚简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有助于人们真实理解从孔子仁学到孟子心性之学的发展轨迹，从而为改写中国哲学史提供了新的依据。

郭店楚简让人们对孔子和老子之间的异同有了新的认识。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陈鼓应指出，从郭店楚简中可以看出，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老子和孔子之间及其学说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对立现象。楚简中记载的“绝智弃辨”和“绝伪弃诈”之文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老子孔子之间的哲学方向不同，两者的思想性格的差异是很明显的。老子首创中国的形而上学——宇宙论和本体论，并建立具有独特内涵的人生论，所以老子成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所建构的道论及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贯穿到整个中国哲学史。相形之下，孔子却缺乏形而上学的思考能力，也欠缺抽象的思辨能力。但他将传统礼学与仁学结合，从而建立起优位的伦理学，致使他在身后成为对中国伦理文化与政治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传统的经典诠释使老子在世人心中留下了一个消极、退缩甚至反道德伦理的普遍印象。事实上，儒道同源，共同继承殷周以来的德治思想与人文精神，无论孔、墨、老、庄，无不力图重建人文道德世界，只是对人伦教化所持的方式不同罢了。老子和孔子一样，注重忠信。老子认为忠信是礼的重要内涵，如果忠信不足，那就会是社会祸乱的开端。老子的形而上之道，与人结合，就是德。在人际关系上，“道德”的主要内涵包括仁、义、礼。老子不仅肯定仁义，也不反对礼。他所反对的只是失去实质内涵而流于形式化的礼。在伦理道德重建方面，老子提出了著名的三宝说：慈、俭、不争(“不敢为天下先”)。“三宝”的提出，主要针对统治者的贪婪，抨击整个权势阶层由于贪婪的动机而引发掠夺和战乱。老子主张人际交往中应以仁为前提，以信为根本，这点与孔子相通。从郭店楚简的《老子》的语意环境看，得不出老子排斥“仁义”或贬抑“孝慈”的观点。

学者多以儒家讲“中”(即中庸)，而忽略道家也尚“中”。郭店楚简中出现“守中”概念，使道家守中思想更为凸现。楚简云“致虚，恒也；守中，笃也。”与儒家不同的是，儒家之“中”为不偏不倚、不趋极端的道德原则或处世方式，而道家多指淳和心境。

专家学者呼吁实施文化复兴

国学大师任继愈、饶宗颐等学者呼吁，要抓紧研究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1999年初从香港购回的一批楚简，要求以此为契机，在继续传统文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掀起一场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提升民族核心价值观和集体认识论，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

据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郭齐勇教授解释，文化复兴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里指的“复兴”不是国民党曾提的“复兴”，也不是港台式的“复兴”，而是西方文艺复兴式的“复兴”，主要是复兴先秦、夏商周乃至更早的文化宝典，复兴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可以向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文化复兴并不是与马克思主义闹对立，而是充分发掘利用血肉相联的本土资源，加强马克思主义人生观、价值观和传统儒家文化的结合，使教育形式生动活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郭沂认为，目前还没有一种西方思潮像佛学传入中国那样在中国扎根，所以至今为止新的哲学仍处于孕育状态。

一些专家指出，法轮功等的非法活动猖獗，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今社会已出现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也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耻辱”。几千年来，各国的宗教都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但在中国，具有人文主义特质的传统哲学就是为了解决人生问题，不需要宗教来扮演这一角色，因此，构建新的哲学迫在眉睫，而实施文化复兴工程，将传统哲学的精华从学术界推广至全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前，实施文化复兴工程的前提条件日趋成熟。国家支持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郭店楚简的研究正达到高潮，上海博物馆正在整理注释自香港买回的1200枚战国楚简。杜维明先生还提出，郭店楚简里面包含了儒家的基本价值观，有深厚的敬天观念，有深刻的心性思想，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道德理想主义倾向，这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据专家介绍，郭店楚简里面饱含许多前人所不识、而契合当今时代需要的价值观念。比如，楚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颇富环保理念；楚简没有宣扬“三纲五常”，只是赋予“夫妇、父子、君臣”六种角色的六种行为规范，称双方的关系“互有义务和权利”，而不是后来“三纲”里的人身依附关系；楚简对“忠”的解释是“恒称国君之恶者为忠”，这在后世的儒家经典里看不到。

任继愈先生建议，实施文化复兴，应该纠正两种倾向，实施两个转移。一个倾向是“重北轻南”，当前学术研究重视北方的黄河文明，轻视南方的长江文明，而事实上华夏文明的起源是多元化的；另一个倾向是“重儒轻道”，有人以为把孔子研究好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一种懒惰思想。他主张研究力量应适当向长江转移，资金投入应适当向人文学领域转移。他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经费投入，根本不能满足形势所需。

一些专家认为，文化复兴的重点在于青年，但当前我国高校政治理论课趋向教条化，没有植根于本土文化中，难以让学生心悦诚服，更勿庸让他们建立安身立命的精神信念。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建议，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应吸纳最新的学术成果，编写一套传统文化教材，同时要多选拔社科专业的学者担任高校校长，改变目前理工科校长一统天下的局面，在高校内创造一种人文学的氛围，为文化复兴奠定基础。

(责任编辑　方　徨)

2000年第5期 王朝末日中的“崇祯死弯”　作者：吴思

致命的U形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上吊自杀的日子。在此二十多天前，内阁大学士(类似现在的副总理)蒋德*$和皇上顶了嘴，说了几段为时已晚、但在我看来仍然非常要紧的话，惹得皇上大怒，蒋德*$也因此丢了官。

这次顶嘴起源于对加税的不同看法。五年前，崇祯十二年春，皇上在全国范围内加派730万两白银，作为练兵费用，叫做练饷。这是崇祯即位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加税，全国人民的纳税总额至此几乎翻了一番。皇上加税虽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觉得心虚，税费一加再加，老百姓方面会不会出什么问题?杨嗣昌是当时的兵部尚书(类似现在的国防部长)，他办事认真，聪明干练，替皇上做了一番阶级分析。

杨嗣昌说：加税不会造成伤害，因为这笔钱是加在土地上的，而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杨嗣昌以上次加征的剿饷为例，一百亩地征三四钱银子，这不但没有坏处，还能让豪强增加点负担，免得他们钱多了搞土地兼并。这种分析听起来颇有道理。

此外，皇上还听过其它一些支持加税的分析。

有了这些分析的支持，皇上又征求了另外两位内阁大学士的意见。这二位也赞成加税，于是皇上拍板定案，加征练饷。

但是，一晃练饷征了五年，原来企图解决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加重了。官军照样不灵；清兵还在闹着；李自成更由战略性流窜转为战略性进攻，从西安向北京进军，已经走到了大同一带；杨嗣昌本人也在与张献忠的作战中失利自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位叫光时亨的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给皇上写了份奏疏，他认为，加征练饷的政策是祸国殃民的政策，应该追究倡议者的责任。

按照规矩，这份奏疏先由内阁大学士过目，替皇上草拟一份处理意见，再交皇上最后定夺。于是内阁大学士蒋德*$就替皇上草拟了一段话，大意是：以前的聚敛小人，倡议征收练饷，搜刮百姓，导致人民贫穷，种下了祸根……。皇上看到这段话很不高兴，这练饷明明是他拍板征收的，蒋德*$却说什么“聚敛小人”，谁是小人?皇上把蒋德*$叫来，当面质问。

蒋德*$心里想的小人是杨嗣昌，但杨嗣昌死在岗位上，皇上对他一直心存好感，蒋德*$不敢直说。皇上心里想的小人是他自己，他怀疑蒋德*$在指桑骂槐，非要问个明白不可。于是蒋德*$就拉出一只替罪羊来，说他指的是前任户部尚书(相当于现今的财政部长)。皇上不信，为自己辩护道：朕不是聚敛，只想练兵。

蒋德*$道：皇上当然不肯聚敛。不过那些部长的责任却不可推卸……。后边的话还长，总之蒋德*$顶嘴，皇上震怒，蒋德*$又为自己申辩，诸位大臣替他讲情。最后户部尚书主动站了出来，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皇上的火气才消了一点。

这位蒋阁老是福建人，回家后便给皇上写了一份奏疏，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思想。奏疏的大意是：现在地方官以各种名义征税，追讨拷打，闹得百姓困苦，遇到叛贼反而欢迎，甚至叛贼没有到就先去欢迎了。结果，兵没有练出来，民已经丧失了，最后饷还是征不上来。因此我想追究倡议练饷者的责任。我这样做很冒昧，我又傻又直，罪该万死。随后引罪辞职。

崇祯很要面子，心里却不糊涂。他容许蒋德*$辞了官，不久又取消了练饷。清朝的史学家赵翼推测崇祯罢练饷的心理，说了一句很简明的话：“盖帝亦知民穷财尽，困于催科，益起而为盗贼，故罢之也。”

说到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皇上转了一个弯。皇上的思维原来似乎是直线的，他想多敛钱，多练兵，从而消灭反叛者。在敛第一个、第二个、甚至第七八个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思维还对头，银子多了，兵也多了，叛乱也开始平息了。但是这条路越往前走越不对劲。敛钱敛到第十几个一百万的时候，老百姓加入叛乱队伍的速度和规模陡然上升。皇上新敛到的那些钱，还不足以平息新制造的叛乱。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重的赋税压垮了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反叛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

崇祯和明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因此，我把它称为“崇祯死弯”。

李自成：谷底的硬石

陕西是明末最早露出谷底的地方。如果以推翻明朝的核心人物李自成的反叛为标志，这个谷底出现在崇祯三年(1630年)夏季的一天。在那天，一路压榨下来的官府，碰上了李自成这块硬石头。

关于发生在这一天的故事，我看到过三种说法。其中与政府催粮派款联系最为直接的说法，出自毛奇龄的《后鉴录》卷五。毛奇龄是《明史·流寇传》的撰写人，他说“自成……相推为里长”。“值催科急，县官笞臂，枷于市。”李自成在村子里收不齐钱粮，受不了打板子、戴枷示众的惩罚，只好逃到一个政府逮不着的地方去。

与政府催粮派款的联系稍微间接一点的说法，是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十二的记载：“李自成，陕西米脂县双泉堡人。……因负本邑艾同知应甲之债，逼勒为寇。”

关于那个谷底的故事的第三种版本，是说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那辈人，已经在为政府驿站养马的差役中赔累破产，李自成自幼贫穷，吃不饱穿不暖，出家当了小和尚，稍大又给一户姓姬的人家放羊，二十岁便到驿站当了驿卒(近似邮递员)。崇祯二年，因为财政困难，大规模裁减驿站，次年，二十四岁的李自成被裁后，又逢饥荒，李自成还不起艾姓乡绅的欠款，被艾家的奴仆戴上木枷，在大街上暴晒。他的驿卒哥们儿按捺不住愤慨，干脆毁了木枷，拥着李自成出走城外。饥民们跟着入伙，于是就成了一支队伍。

上述这三种版本涉及到的所有因素都对崇祯死弯的形成和谷底的位置有重要影响。譬如天灾的影响，地主的影响，政府的赋税和额外摊派的影响，严厉的追逼手段的影响等等。

据《明史·流贼列传》记载，李自成造反的那一年，兵部郎中(近似国防部的局长)李继贞曾经上奏崇祯，说延安一带饥荒，眼看老百姓都要当强盗了，他请求国库发放10万两银子赈济饥民。但是李继贞上奏的结果，“帝不听”。

李继贞申请赈灾的10万两银子并不是大数，那几年仅仅加征辽饷这一项，陕西百姓就多掏了26万两银子。比起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军饷来，这些钱粮方面的小数字不过是一些没有多少人注意的零碎，但是就在这些零碎中，在人们无可奈何的官府和官家冷漠中，崇祯死弯已经逼近了谷底。

在《明季北略》卷五中，我看到过一句崇祯元年农民造反前的动员口号：“饿死也是死，当强盗也是死，坐等饿死，还不如当强盗死!”这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当良民和当强盗的风险已经相等了，而当强盗活下去的希望却大得多，这就是崇祯死弯的谷底。

农民造反的深广背景

李自成造反并非偶然。他不过是一场在时间和空间上更为深广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冲突的一部分。统治集团攫取无限的权力，残酷地压榨老百姓，一直压到“崇祯死弯”的谷底，而李自成不过是一波又一波的谷底中的一块硬石头，他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秦二世元年七月，农民陈胜、吴广和九百戍卒到现在的北京一带服役，大雨路断，不能按期赶到，依法当斩。这二位于是决定造反。当时陈胜、吴广正处于标准的崇祯谷底。而“天下苦秦久矣”，则意味着全国人民的处境离崇祯死弯的谷底不远了，这确实是造反成功的绝好条件。结果，天下大乱，秦朝由此灭亡。虽然这是公元前209年发生的事情，但这类事情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不断重复着。到了元朝的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陈胜、吴广造反的1560年之后，李自成造反的278年之前，明朝创始人朱元璋25岁，正在安徽凤阳的一座寺院里当和尚。和李自成一样，他也是因为家里太穷才出家当和尚的。当时元朝已经用沉重的徭役和赤裸裸的腐败逼出了红巾军，官兵和造反者杀来杀去，天下大乱，官兵经常捕杀良民冒充战功。这时候朱元璋开始卜算凶吉。结果，留下是凶，逃走也是凶。和吴广当年分析的结果一样，风险相同。投红巾军呢?答案是吉。于是，这位即将埋葬元朝的人上路了，投奔红巾军去了。

还不到三百年，世道又转了一个圈，轮到朱元璋的子孙面对当年明太祖一流的人物了。

明末陕西农民造反的第一人是白水王二，时间是天启六年(1627年)，比朱元璋晚275年，比李自成早三年。

那年三月，澄城知县张斗耀在大旱之年仍然催征不已，而且手段残酷，老百姓受不住了。有个叫王二的人，在山上纠集了数百人，都用墨涂黑了脸。王二高叫道：“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声回答：“我敢!”问答之后，这伙黑面人下山，拥入县城，守门者吓得躲在一旁。众人径直闯入县政府大院，而此时的张知县正在“坐堂比粮”——按照条文规定，坐在大堂上用刑，催逼百姓完粮纳税。黑面人各持兵器拥上公堂，张知县逃到自己在县衙后面的住宅里，乱民直入私宅，将张知县乱刀砍死。然后，王二等人退聚山中。明末陕西农民起义从此开幕。

明末为什么会发生这类恶性案件呢?据给事中李清记载，崇祯刚即位，便严于征收钱粮，并且做了一些具体严格的规定。譬如知府不完成赋税不能升迁，知县等官员不完成赋税干脆就不能参加升迁前的考选。史载，松江府和苏州府的钱粮任务重，这里的官员竟有被扣罚俸禄数十次、降十级八级的情况。

县官催比钱粮，从根本上说是皇上逼的。上边逼下来，知县们如何是好呢?

我看到的材料上至少有三种办法。

最老实或者叫最笨的办法，就是拿百姓开刀。张知县拿百姓开刀，最后让老百姓杀掉，这是崇祯即位前一年的事。崇祯实行的政策更加严厉，手段更多，县官和百姓身上的压力更大。给事中李清有一次路过鲁西北的恩县(今山东平原县一带)，亲眼看到县令催比钱粮，将老百姓打得“血流盈阶”。他说，这里本来就是穷地方，钱粮任务难以完成，但是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通过了考成才有升任科道美缺的希望，于是无人不催科。

当然也有取巧的办法。那时苛捐杂税名目之多，有时连户部的官员都搞不清楚，这便有了可以蒙混过关之机。明朝有一句描绘官场潜规则的行话，叫做“未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天子本来是最大的，当然要朝拜，而且应该排在第一位。但书手是负责登记造账的，在没有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可以向书手行贿，让他们在账目上做手脚，“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

我在顾山贞的《客滇述》上还看到过一个知县完成钱粮任务的高招。他说，崇祯派廖大亨当四川巡抚的时候，彭县的欠税很多，当地的知县就想了一个办法，以这些欠账作为衙役的工食银，让衙役们自己去要。衙役们大举追索，闹得民间怨声载道。

老百姓被逼到崇祯死弯的谷底了。进入正月，彭县“豪民”王纲、仁纪敲着锣召集群众，发出“除衙蠹”的倡议，众人热烈响应，将衙役的家全部捣毁。四川的各州各县闻风而起，将彭县的“除衙蠹”扩充为“除五蠹”(府蠹——依仗王府势力横行霸道者；豪蠹——民间恃强凌弱者；宦蠹——缙绅地主家的豪奴恶仆；学蠹——包揽词讼生事害人的秀才)。“五蠹”中被活活打死的，被扔到锅里炖烂的，被推入土窖活埋的，“不可胜记”。“除五蠹”在新繁、彭山等县蔓延，省会成都的城门前也聚集了众多的百姓，“呼噪城下”。官方多方抚慰，后又派兵镇压，最后以激起民变的罪名将四川巡抚廖大亨撤职，发配边疆。

通向谷底的路途

一个繁荣的社会是如何一步步衰败到崇祯这种地步的呢?我想以田地价格为浮标，看一看这一长期的嬗变过程。

我们知道，田地负担越重，苛捐杂税越多，田地就越不值钱。皇上的好坏，贪官污吏的多少，社会的安定与否，对土地价格影响甚大。土地价格可以近似地看作百姓受压榨程度的浮标。压榨越狠，价格越低。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人口锐减，地广人稀，田地的价格很便宜，不过一二两银子一亩。折成当时的粮价，大约值三四百公斤大米。明朝正德即位，赋税繁重，土地价格开始一路走低。

他说，在他抵达郧阳前的十几天，左良玉率领的官军路过此地，二三万官兵一涌入城，城中没有一家没有兵的。“淫污之状不可言”。住了几天大军开拔，又将城里所有人家清洗一空，十多天后他到了，竟然找不到米和菜。士绅和百姓见到他，无不痛哭流涕，不恨贼而恨兵。

高斗枢不愿细说官军的“淫污之状”，但我们可以在别处找到补充材料。李清在《三垣笔记·下·弘光》中说：左良玉的兵一半要算群盗，甚是淫污狠毒。每入百姓家勒索，用木板将人夹住，小火烧之，胖人有的能流一地油。他们抢掠来妇女，公然在大街上奸污。将她们拉到船上抢走时，有人望着岸上的父亲或丈夫哭泣，立刻被这些兵砍下脑袋来。

官军成为横行天下的凶狼饿虎，作恶多端,应当说是促使崇祯跌落谷底并走向死亡的成因之一。

李自成可以抬高谷底

与官军的表现相反，李自成的军纪越来越好。高斗枢在《守郧纪略》中说：早先，张献忠和李自成每攻陷一城，就要大肆抢掠一场。到壬午(1642)夏秋，李自成和罗汝才每得一城，则改为派“贼”防守，并且严禁抢掠，以笼络民心。

马世奇还向皇上汇报了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他说“贼”知道百姓恨什么，专门打出了“剿兵安民”的旗号，结果百姓望风投降。而“贼”进一步发放钱粮赈饥，结果老百姓把“贼”当成了归宿。形势发展到这个份上，剿匪已经没有“剿兵”的旗号吸引人了，漂亮话的作用也就到头了。

皇上听说了“剿兵”之类的事，会有什么感想呢?李清记载了崇祯和蒋德*$等内阁大学士的一段对话。

皇上听说百姓多跟着李自成跑，叹息了很久，然后说：我以前当面对河南的督抚说过，叫他们选好将领，选好官员。有了好将领，自然兵有纪律，不敢扰民。有了好官员，自然安抚百姓。百姓视之如父母，谁还肯跟着贼跑?这是固结人心，是比剿贼还要靠前的事。

在明朝的干部选择机制中，崇祯想要的“巧媳妇”究竟能不能选到，选到后如何做出无米之炊，已经是另外的问题了。我在这里想说的还是崇祯死弯，而李自成等人的出现，对崇祯死弯的谷底的高度有重大的影响。

没有李自成，谷底会比较深，非等到“反正也是一死”的时候才算到了底。有了李自成之类的强大反对势力，人们利害计算的结果顿时改变，崇祯死弯的谷底就要抬高了。李自成的力量正在发展壮大，不那么容易被消灭，反过来倒有得天下的可能，这时候入伙的风险就降低了，甚至比当流民的风险还要低了。而自己当官坐天下的利益似乎也可以列入人生预算了。此外，李自成等辈将大批官军吸引过去，闹得全国各地兵力空虚，无论是造反起义还是当土匪抢东西，风险都大幅度降低。到了这种时刻，当然不必等到快饿死的时候再造反。这已经不是生死之间的选择，而是怎样更有利的选择，是比生死底线高出一大截的选择。

结局

崇祯十七年(1644)旧历三月十二日，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军事重镇宣府，巡抚朱之冯开会，号召誓死守城。而城中哄传李自成免徭役、不杀人，全城喜气洋洋，张灯结彩，点上香准备迎接。镇守太监杜勋打算带人去三十里外欢迎李自成。朱之冯痛斥这位皇上的特派员没良心，杜太监嘻嘻一笑，兀自领着人走了。李自成的队伍到了，朱之冯无可奈何，亲自登上城楼，向左右下令发炮，左右默然，谁都不动。朱之冯亲自点火放炮，又被左右拉住。细看时，大炮的线孔已经被铁钉钉死。朱之冯叹道：没想到人心至此。然后仰天大哭，给崇祯写了封遗书，劝皇上收拾人心。随后上吊自杀。

五天后，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大军抵达北京，发炮攻城。十八日，崇祯在炮声中发出罪己诏，宣布取消所有加派的新饷旧饷。当晚，北京城破。十九日凌晨，崇祯自缢于皇宫后的景山脚下，时年三十三岁。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6期 张爱平复职定“三抓”　作者：东方鹤

动乱了十年的中国，终于趋归安定。

在监牢囚室、破房闲宅及招待所游荡、漂泊了十年的张爱萍全家，于1977年春节前夕，终于回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被扫地出门的那个家。

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和熟悉。窗前的一片竹林万叶吐翠，郁郁葱葱。“快来看，快来看!这是哪来的一片竹林?”张爱萍惊呼。夫人李又兰笑答：“嗨，那不是你种的吗?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你怕被他们抄走，就把那盆看竹来了个送竹归土。”“噢，怎么长这么多呢!”这对素来喜竹、爱竹的张爱萍来说，无疑是一大意外收获。他辗转欣赏，诗兴大发，遂打起“油”来。李又兰在旁边给以补充、推敲，很快就形成了：

窗影千竿竹，傲霜十年重。

新笋破坚土，老干复葱茏。

飒飒凤尾动，翩翩日影中。

爆竹除旧岁，阵阵报春风。

此后，被抄走的东西陆续还了回来。张爱萍和李又兰，平日里就整理整理书籍，挥洒挥洒笔墨，沉静在这种以诗书为伴、竹兰为邻的幽雅生活中了。

1977年3月7日，中央决定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工作。9日，叶剑英便派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动员张爱萍回国防科委工作。徐立清连续三次登门诚请，均为张爱萍谢绝。叶剑英又把张爱萍请到了西山的临时住处。一见面，就开门见山：

“怎么了你，反反复复地请你都不干，这么不支持我的工作!”

张爱萍说：“不是我不支持您的工作，是我没法工作。我的心脏也不太好。”

“怎么个不好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连续批判，给批‘劈’了。”

“劈了”就是裂开了的意思。叶剑英笑了，为张爱萍的调侃带着心痛和辛酸笑了：“我了解你，只要你想干，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的问题，中央已经决定，最近就清查他，让他回地方去。中央也准备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拨乱反正，还是很需要把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好好地整顿一下的，抓紧建设好，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他的后一句话又一次深深地打动了张爱萍。面对老帅的一片挚情及共同的责任，怎么还能再无动于衷呢?于是，张爱萍只好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叶剑英问：“你有什么要求吗?”张爱萍想了想说：回科委工作，需要给我配个好政委。

叶剑英说：你挑吧，你挑谁给谁。

张爱萍在记忆的屏幕上搜寻了半天说：把李耀文调来吧。

叶帅说，这好办，马上就落实。

李耀文，原名张锡绅，自幼就伴着渤海的风浪成长。他是背诵着孙中山的遗嘱、受着国耻日的教育参加地下党工作的，19岁就加入了共产党，20岁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时，就担任了救国军第三军政治部教育股长。张爱萍在华东军区任参谋长时，他就是军政委了。张爱萍奉命到抗美援朝战场时，作为26军政委的李耀文，正率领部队进行金城战役。李还担任过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1955年被授为少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点名把他从济南军区副政委的位置调到外交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当时在外交部任副部长级驻外大使，任满回国正等待分配工作。他曾要求回部队工作。

4月13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国防科委党委第二书记。

接着，张爱萍就主持召开了一次党委会，研究制订了国防科委党委近期工作原则：“拨乱反正，全面整顿，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同心协力，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及科技工业战线的十六字整顿方针：“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之后，张爱萍表明了这样一个态度：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批过我、甚至整过我的人，除中央决定对×××审查外，既往不咎，一个不动，原来在什么领导位置现在仍然在什么位置，大家放心放手地工作；以前对我的批判、斗争，不是大家的责任，不少的发言都是违心的；以后我们在一起，好好工作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后来，在不久召开的全委机关干部大会上，他又表示了这一态度。

尽管这样，在党委成员和司、政、后、科部门领导中，那些曾积极参与批判他、整理他《大字报汇编》、《右倾翻案言论》及提供“炮弹”的同志仍然还有顾虑；在委领导中，有几位甚至见他时总有些不好意思。

“大可不必!”张爱萍在公开场合多次说：“我以前就讲过，反对我没有关系，不算错。以后还可以继续反对嘛!这样，我不拿银子就可以买到批评。我怎么能不欢迎呢?”在做这安抚释疑工作的同时，他建议军委尽快重新宣布命令，以释疑虑，安定军心。在不久重新宣布的命令中，除政治委员易为李耀文外，原班人马一个未动，各居原位。

“复工”伊始，张爱萍又拿起了他一贯的“法宝”：摸准情况，突出重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以主战场带动分战场。征得常委们同意后，他把首先摸清情况的点放到了二机部和七机部上，然后再统一规划下一步的工作。

因为这两个部都担负着重点尖端武器的研制任务，这两个部运作得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防科技工业的进展。

七机部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灾单位，“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它雪上加霜。造反派头头舒某，死灰复燃，在“四人帮”的直接支持和指使下，一边对张爱萍大打出手，一边对拥护张爱萍搞整顿的干部群众大下毒手，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迫害七机部干部、专家、职工16000多人，其中303人被非法关押，两人被迫害致死。刚进入正轨的科研、生产，又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粉碎“四人帮”后，舒某负隅顽抗，密谋上山打游击，后被收审。1977年3月7日，中央派出了由地方、军队干部组成的600多人的中央工作队，进驻七机部，进行二次整顿。

“反击右倾翻案风”致使原来确定的项目未能正常进行，有的还遭到了破坏。如研制通信卫星的三三一工程，仍停留在原来的决定上。但有的人却把它捅到国际无线电联盟进行登记，并大言不惭地宣称五年内发射成功。如果不能如期发射，必然影响国家的形象。张爱萍初步决定科委近年的工作规划就在原来确定的项目上进行调整，然后召集常委们进行研究、讨论。有的同志提出，张爱萍在整顿七机部时曾提出“一个目标”、“三年三步”的计划，已经被“风”吹到一边去了。我们可不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个规划。这正与张爱萍的设想不谋而合。一经酝酿，很快统一了意见。当即决定：80年代前期要完成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这三项重点任务，实质是解决远射程、大当量、广机动、高轨道的问题，使战略武器形成配套体系，航天技术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奋斗目标一旦实现，必然大大增强国防力量，进一步打破霸权主义的核垄断，并能带动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鼓舞中华民族的斗志和勇气。

会上，张爱萍再三强调：对这三大任务要抓住不放，抓住时机，抓紧时间，一抓到底!马捷兴奋地一拍大腿说：“干脆把这三大任务叫‘三抓’吧!”大家一致赞同。自此，“三抓”带着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神圣感，很快流传开来。后来有人说这是国防高科技的“三大战役”。

如何打好这“三大战役”呢?本着“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的既定方针，张爱萍又率领他的一班人及有关专家进行了整体规划。一是确保重点，适当停缓。对不具备条件的工程，坚决停止或缓建。二是抓住重点，带动一般。三是重中有急，梯次进行。一个时期只能突出一个重点，从时间和力量的安排上，有先有后，有多有少，梯次渐进。四是坚持高、严标准，为自己施加压力。

有了这整体的规划和布局后，很快就上报中央专门委员会。

这时的中专委已经作了调整。华国锋为主任，叶剑英、李先念为副主任。成员由中央军委常委和国务院主管计划、建设和国防工业的副总理，总参谋部一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主任等21人组成。办公室仍设在国防科委，由国防科委主任兼任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由国防科委一名分管业务的副主任和二、七机部的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央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中央专委就下发了个文件，文件称：“12月24日中央专委批准，张爱萍兼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李耀文、刘伟、宋任穷、马捷兼副主任。由国防科委科技部承办日常工作。”

七机部部长，张爱萍推荐宋任穷担任。

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职务。

9月16日，经华国锋批准，中央军委任命，恢复了张爱萍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

9月18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防科委关于“三抓”的请示报告。也就是说张爱萍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在80年代前半期保证拿出洲际导弹、潜地导弹、通信卫星。

前三次的核试验实践和三颗人造卫星的发射，使张爱萍清楚地认识到：“三抓”任务，技术新，难度大，周期长，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设备密集，组织协调复杂，安全要求严格，是现代化合成兵团的科学会战，是规模宏大的空中、地面、水下联合立体战。远不像他当年组织指挥的陆海空联合渡海登陆战。数以亿计的零部件组合，有一个镙丝的松动、一个焊口的开裂、一毫衔接的错位，都会导致国家巨大财产的损失、众多人员的伤亡，直至国际政治上的严重影响。因此，他的“战役想定”考虑得全而又全、细而又细。

在这科学大会战中，科学家是当然将领，没有他们为主体的指挥和攻坚，就没有科学会战的胜利。他断然决定：建立一个以科学家为主体的坚强指挥部，形成高度集中统一、严密精确的指挥体系。

在研制工作方面，组成了技术和行政两条指挥线，建立总设计师制度和总调度指挥制度。总设计师系统，是一个跨建制、跨部门的技术指挥系统，按任务的总体、分系统、单项设备的序列，分别任命总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和主管设计师，负责研制设计技术工作；调度指挥系统，则是由研制抓总单位、承制单位的行政领导及有关部门的管理干部，组成行政指挥系统，负责计划调度、组织指挥和财务物资保障工作。总设计师系统是由科学家组成，全力投入科研项目的攻坚；总调动指挥系统则是由行政管理干部组成，全力保障总设计师系统，而且绝不允许动摇、干涉总设计师系统的意志、计划和行动。

应该说这两条指挥线制度，是张爱萍的又一大创造。这科学管理行之有效、完整系统的规章制度，使许多科学家至今对此制度还赞不绝口并深深地怀念他。

在“三抓”任务中，这两个指挥系统在国防科委和有关国防工业部的领导下，分工负责，互相渗透，互相支持，有机地联结为集中统一的、畅通灵敏的研制生产指挥体系。

进入试验准备实施阶段后，又在北京开设试验任务指挥部，由张爱萍统管全局，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整个试验活动的进行。各参试单位均纳入试验组织序列，建立分层分级的岗位责任制。研制单位提供试验产品、技术资料和地面设备，提出试验大纲，派出试验队进驻试验场区处理产品的技术问题，协助试验部队共同完成任务。试验部队根据试验大纲的要求，制定实施方案和各项规则，组织实施导弹、卫星的飞行试验，完成测试、发射、跟踪、测控通信、气象水文、数据处理和其他勤务保障任务。使用单位也派出人员参加试验任务，参与试验方案的论证和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工作。在试验现场组成以试验部队为主，有研制、使用单位参加的发射场指挥部，实施现场组织协调。国防科委派驻工作组进行指导。

而张爱萍本人及他领导的一班人，经常穿行在各研制单位、试验基地、训练现场。依然采取他贯用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见‘敌’则杀、碰难就帮的原则，为“三抓”扫除障碍、创造条件、提供营养。他要求他的一班人并多次向科学家们表示：“任何时候我们都是科学家的服务员，我们是做服务保障工作的。成功了，是科学家的功劳；失败了，则是我们的责任。”

这样，真正形成了万里连营布阵，千军万马协同，空中陆上水下，争当科研尖兵，“三抓”争分夺秒，齐铸钢铁长城的壮观局面。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0年第6期 从胡适说到周作人　作者：吴　江

周作人和胡适不能相提并论。两人虽同是“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名人，但两人的地位、作用、声望悬殊，经历差别更大，主要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周作人叛国附敌，为虎作伥，而胡适则无论如何乃抗日阵营中人。两人对民族国家有忠奸之分，有爱国卖国之分，为人有正邪之分，岂能同日而语!我提起这个问题，是因为在我写了论胡适的文章(载《炎黄春秋》2000年3月号)之后，有友人向我提起，从80年代起就有一阵“周作人”热，有人属文说周作人虽有附敌之举，但他的一生主要也是一个文学家、思想家，因此应该和胡适一样，主要以文学的思想的标准去衡量他，不应“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对他七折八扣”，要有“宽容精神”云云。并说，这是舒芜先生在他写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这篇文章登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对舒芜先生，我只闻其大名，却素不相识。舒芜先生当然可以谈他自己对周作人的看法。很抱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必要在这里再商榷一下。好像已经有人写过表示不同意见的文章。我准备先把问题谈开一点。

首先想起一件事。这几年很有些人为抗日时期当过汉奸的人说话，甚至包括汪精卫等人在内。我所认识的香港一位颇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张文达先生，1996年6月11日在《信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到：“这几年来，从台湾刮起一阵风，说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大写文章，其目的只有一个——为汉奸翻案。”1999年3月10日张又在同一张报纸上撰文举出实例，说：“何*先生转述汪精卫对亲信陈公博、林柏生、何炳贤(何*先生的父亲)讲的话：如果再没有人出来拯救沦陷区的老百姓，同胞将活得更惨，死得更多，他要跳进这个火坑去救中国人，他明知这样做，在历史上必定会遗臭万年，但他已决定跳进这个火坑。何*先生又转述他父亲为何要跟汪精卫跳火坑：‘汪先生是他的朋友和上司，对上司忠贞，为朋友担当，义之所在，视死不畏’。”文达先生接着有一段以下的议论：“汪精卫‘跳火坑’的第一椿事，是和日本签订了一个十足的卖国密约。这一密约全文本当时就由高宗武、陶希圣从上海带到香港，在报纸上发表了。何*先生何不去查阅一下，看看汪精卫汉奸政权是如何‘救国救民’的。……何*先生以‘纪念父亲’为名，根本否定汪精卫汉奸政权的性质，这是连胡兰成都做不出来的命题。和汪精卫同时代的法国贝当、赖伐尔组成卖国政权，战后被判死刑，他们的后人倒没有出来为之翻案。”(吴按：欧洲著名的卖国贼除法国的贝当、赖伐尔外，还有挪威的吉斯林少校、奥地利的被人们称之为第一号吉斯林的赛斯——英夸特等人。威廉·夏伊勒在他的名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一书中写道：“这个人(吉斯林)的名字很快就在各种语文中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

我提这件事，自然不是说舒芜先生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他只是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他主张对周作人应主要从文学家方面去衡量他，这也并非舒芜先生一家之言，另有人也认为周作人之附敌是出于对中日两国文化之认同，并公然标榜周之附敌也有“文化选择”因素在内。我想舒芜先生也未必会附和此说而曲为之辩吧!我这里主要是想提请大家注意，从台湾刮起了一阵所谓“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也就是说，中国人从来不讲民族大义)，倒很值得我们注意，这股风究竟为何会从台湾刮起，以今日之情势想想这个问题，并非没有现实意义。

大凡叛国投敌者都可以冠上卖国贼的名字，但具体的人也须作具体的分析。就说周作人吧，周作人的罪孽自然不能与汪精卫和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人相比，但在“文人”投敌者当中，周作人却又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且正因为周作人原是中国一位文化名人，所以他“叛国助敌”所起的恶劣作用又非一般投敌的文人所可比拟。试看周作人投敌后在日本皇军麾下和汪精卫卖国政权中的地位和某些行状吧。这里，我且抄录楚庄先生在《民主》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周作人与〈四室同堂〉》)中所提供的有关周作人在这方面的资料：

“1940年12月29日，汪伪‘中央政治会议’‘特任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及宪政实施委员会常务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是王克敏，‘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是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五院’院长陈公博、王揖唐、梁鸿志等原是军阀余孽、党棍政客的南北大汉奸。至此，周作人在敌人的卵翼下正式沐猴而冠，成为傀儡政权的群奸中具有名流学者、名作家声望的身份最高者。周作人对伪政权的点缀、粉饰也即帮闲、帮忙甚至帮凶作用，是张资平、穆时英之流的附逆文人所不能比拟的，因而周作人卖身也得到了最高的身价(‘特任官’)。以后，在敌寇挥舞屠刀，一次次进行武装‘扫荡’(华北叫‘强化治安’、江浙叫‘清乡’)加强文化统制声中，周作人又被封为‘促进国民觉悟，自动担负大东亚战争的责任，实现东亚共存共荣’的‘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常务委员(委员长为汪精卫，同列常务委员的有王揖唐、周佛海等)，此外还有北京图书馆馆长，日本情报机关所属的‘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理事长是日军中将森冈皋)，‘中国文化振兴会’名誉顾问(顾问是桥川时雄等)，华北‘新民青少年中央统监部’副统监，‘华北作家协会’评议主席，以后又经汪伪‘国防会议’通过，选任‘国民政府’委员(特任一级待遇)，为了多拿兼薪，又兼华北咨询会议委员。身兼伪职多、地位高、任职时间长，在华北群奸中是名列前茅的。”

接下去还有这么一段：

“滞留在沦陷区而继续执教、治学、著书，或是为生活而谋个一般的职业，这和卖身投靠当汉奸完全不同。甚至一些学者文人被迫在伪组织什么文教团体中挂上虚名，也不应苛责。但周作人和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同。周作人不仅在汉奸政权中任高官，而且是积极为敌伪‘督办’、‘促进’、‘统监’的。在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苏浙地区名为‘清乡’)中，周作人于1941年7月在伪中央电台播讲《治安强化与教育之关系》，1941年11月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去苏北视察，1942年4月第四次‘治运’期间到保定、定县视察，1943年11月第五次‘治运’期间又去河北井陉、河南彰德一带视察。1941年春就任‘督办’后就去访问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参拜‘靖国神社’。1942年5月，随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庆祝伪满成立十周年，并参加日本炮制的‘东亚教育大会’。1942年12月9日，配合‘新国民运动’，周作人穿日式军装、戴日军战斗帽在东单练兵场和天安门参加主持、检阅青少年训练结成式’(冈村宁次等日酋参加)。1943年4月又去南京、苏州等地……。这期间还要找门路、拉关系、谋官职、争高薪，真可谓宵衣旰食，勤于王事!”

楚庄先生还特别提到在当时敌人入侵、国土被强占、同胞被屠杀的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久居华北的一大批在政治上、学术上具有不同观点不同派别的学者、教授、作家(如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杨石先、顾颉刚、丁西林、钱穆、马约翰、冯友兰、张季鸾等)都脱离敌人控制，纷纷南下到大后方从事本职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就是滞留在沦陷区的多数学者文人也坚决抵制敌伪的威胁利诱，如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拒绝担任“东亚文化协会”会长(此职后来由周作人担任)及其他一切伪职，坚持辅仁大学不向敌伪注册，不挂日本旗，不受敌伪津贴；邓之诚等粗衣粝食，不和敌伪发生任何关系；又如齐白石闭门谢客、梅兰芳蓄须明志等等，都是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坚持了民族气节。

拿周作人同上述那些坚持民族气节的人们相比较，其忠奸之分、正邪之分是很显然的。谁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忠奸之分”呢?

为了让人们看到历史的真实，我们还可以抄录国民党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当年对周作人案的处理判决情况。这段历史目前已鲜为人知，原载1946年11月17日南京《新民报》第三版，1999年4月24日始由上海《文汇读书周报》再度披露出来，这也算是保存了一条重要的文学史资料。原报道如下：

“本报讯：文化汉奸‘知堂老人’周作人，昨晨在高院宣判，庭长葛之覃，推事葛召棠、申屠宸，检察官王文俊升堂宣读主文：‘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葛庭长宣读判决书时并称：‘按该被告在各大学执教历有年资，我国人受其薰陶者，不知凡几，被告又具相当学识，过去著作不少(即在战时所著中国思想问题一书以忠恕为我国固有中心思想亦颇有见地)，我国人对其景慕者，又不知凡几。被告居领导群众之地位，负最高政府教育之重责，应如何抱大无畏之精神坚持到底，保名全节，以扶民族之正气，乃意志薄弱，一经遇刺即中途变节，投伪附逆，腆颜事敌，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综合各种情况，自应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褫夺公权十年，以维法纪，而昭公允。’(新民报编者按：周作人今年已65岁)”

但是还有下文。法院第一审判决后，又有前辅仁大学文学院院士沈兼士等人出来为周作人说话，他们联合起来上诉最高法院要求为周作人减刑。法院最后的判决是：认定周作人应负汉奸罪自无疑义，认为周作人在伪职内聘用日本教授，改编中国教科书，推行奴化教育等方面均有充分表现，有言论、有行动可证明；但念其所担任之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并曾营救过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故将原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改为十年。(按：此判决后，周作人于1949年1月获保释)

南京政府最高法院庭长在宣读判决书时，当众指称周作人在战时所写中国思想问题一书以忠恕为中国固有中心思想为“颇有见地”，这个“忠恕”当时究竟为谁立言，不问可知(至于庭长先生之意则不便推测)，而其整个量刑判决的“宽容精神”则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知道，国民党当时对于汉奸特别是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汉奸(甚至对于日本大战犯)的处理，一般采取从宽发落方针，对周作人亦不例外。但即令如此，宣判词对于周作人的“汉奸罪”即卖国罪是确认无疑的。

在这种情况下，周作人认罪的态度应当说是较好的。他对于自毁名节未尝曲为之辩，认为自己罪有应得。后来新中国政府在他服刑期满后也允许他搞翻译、写文章，并允许他出集子，有人为他作传也不加干涉。除此以外，当然对他不可能有什么“礼遇”。

周作人出狱后与各方面的关系一直有种种传说，尤其是对周作人与胡适的关系。但所传多不足信。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阅1997年3月13日《文汇报》上《关于周作人二三事》一文(倪墨炎作)，文中说：当时有传闻说“胡适们”保释周作人出狱，文章举出事实证明此说不确，事实是，确实有人劝胡适出来替周作人说话，但胡适一概置之不理。胡适不做何炳贤，不为已沦为汉奸的朋友“担当”。这正是“义之所在”为民族正气而置朋友旧谊于不顾。舒芜先生发表文章是较后的事了，不过是发一点议论，主要是拿周作人和胡适相比较，说周作人有叛国附敌的历史，胡适在政治上也有附蒋反共并支持蒋介石“勘乱”的不光彩的历史。不错，这说的都是事实。但问题是，舒芜先生将周作人的叛国附敌和胡适的附蒋反共两事并举，“各打五十大板”，显然甚为失当，因两者性质实有大差异，前已说过：一为卖国贼和民族叛徒，一毕竟是中国人内部不同思想不同政见不同党派间的内争。舒芜先生未加深思将周作人与胡适两人的事相混淆，显然是一大败笔。而且，即使在文化学术成就方面，胡周两人也不能并论。胡适乃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代宗师、名动历史的文化巨匠；周作人虽也是“五四”时期一位文化名人，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工作，他的关于“人的文学”的见解，他的散文艺术、文艺评论观、翻译理论等都可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但他最后自毁“民族气节”(这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则已将自己从原来与鲁迅、胡适、章太炎、刘半农等文学研究会同人相同列的地位排除出去了。再者，就周作人本人而言，虽说不能将政治问题与文化上的成就完全等同，但两者毕竟是有牵连有影响的，这种例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在多有。这里且不说中国历史上许多有文才的人因做了背叛民族大义的事最终落个终身骂名，君独不见明末清初的钱谦益这位大诗人的遭遇吗?钱不过做了几天清朝官，不久即辞退，而周作人的罪孽显然要比钱谦益深重得多。况且钱的失节在今天来看还只属于中华民族内部、一个国家内部前朝和后朝的事，不过其中夹杂着民族矛盾，而周作人则是为外国侵略者充当内奸、当卖国贼，这两者是有重大区别的。这样说，大概不算是“七折八扣”吧?现在若有人意欲为周作人争“世纪文学大师”或“世界文化伟人”地位，我看未免过于失当，因为这既非历史之真实，亦非周作人的人格道德所能承担(周的汉奸行为显然是丧失人格、国格之举)，对此，人民和历史自然是不会同意的，如果勉强做去，反而会使中国文学史蒙受耻辱。

文章写到这里该结束了，但既然提到胡适，我还想趁此再添一笔。谁都知道胡适自始至终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并一直附蒋反共，认共产党为自己的政敌。但胡虽持反共成见并赞成“戡乱”，但不写污蔑漫骂共产党的文章，也不造谣攻击共产党，这也是事实。在周作人问题上，胡适不像台湾中研院某院士那样故意生造出所谓周作人投敌乃是“中共地下党奉命促成的”这类谣言来污蔑共产党。胡适虽反共，但他尚不屑于干这类“小人”卑劣勾当。

最后，我还得说明一下，我这篇文章并非专对舒芜先生而发，只是因为最近有人向我提起舒芜先生的文章，我才说了上面这些话，我的话如有什么不当，舒芜先生可以批评。但我更由此想起另一件事，那大概是去年吧，香港的报纸还有内地的文摘报都报道某一位文学家说过一句惊人的话，他说依他看来，以今日中国人的状况，如果再有外敌入侵，当汉奸的人可能会比抗日期间多得多。我不知道此话是否属实，当时也弄不清这话究竟何所指。今天回头再想一想，憬然有所悟，心想：这位文学家如果真说了那样一句话，以今日的实情观之(如有人大唱“中国人自古以来无忠奸之分”，有人不顾历史真实任意为汉奸卖国贼写翻案文章，有人将“经济全球化”现象视为“世界大同”即将到来，而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关民族大义的教育则做得很不充分很不得力)，那倒真是颇有一点过人的见识的。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6期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　作者：沈德汉

徐平羽同志去世十多年了。

30年代，徐平羽在上海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抗战中去新四军，50年代在上海任市府秘书长。1955年反胡风，在整理的胡风材料中提到白丁，见报时先注“白丁，即徐平羽同志”，不久成书出版，改为“白丁，即徐平羽”，去掉了“同志”二字。徐平羽因胡风案牵连受审查一年多，1959年以后在上海任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后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迫害致残，1989年去世。徐平羽去世后，上海文化界纷纷写文章悼念，称他平生豁达大度、有胆有识、尊重知识分子，爱护干部。

但是，这里我要写的，是徐平羽一件迄今为止不为大家所知，又决不应当被湮没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这就是，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由于徐平羽的坚持，市委黄庆熙同志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浊浪排空，惊涛裂岸”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徐平羽这样干，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他刚因胡风案被审查回来，就顶住压力，敢于这样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庆熙同志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不仅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这是大好事、这是奇迹，不应当被湮没、被遗忘。我们亲身经历过反右的人，对反右是不会忘记的。事实上，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当年在外事口直接参与此事全过程的龚炳孙同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去世三年了。去世前曾跟我说，要我有机会写出来，来纪念徐平羽同志的功德，不使湮没，特写如上。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6期 “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　作者：方　凌

最近读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刘少奇的最后岁月(1966—1969)》一书，其中谈到刘少奇在“文革”中惨遭厄运，夫人王光美苦受株连的情况，有一大部分是记载北京红卫兵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私设公堂，对王光美进行非法审讯的经过，地点是在清华大学中央主楼，时间是1967年4月10日晨六时许。“井冈山兵团”的机关刊物《井岗山》刊登这场非法审讯的笔录，恰好成为迫害忠良的自供状和“四人帮”罪行的铁证。《刘少奇的最后岁月》一书将此材料全文收录。

在对王光美的非法审讯中，重点问题之一，是逼她交代刘少奇“吹捧”其兄、当时任天津市工商联主委和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的王光英是“红色资本家”的经过。当时这被列为刘少奇“美化资本家”、“复辟资本主义”的大罪之一。现在，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当年非法审讯的有关笔录：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答：刘少奇是讲了许多错话，你们指的是19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吧，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的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答：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那么“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呢?

“红色资本家”是毛主席说的——毛泽东说的!

当年我亲耳听周恩来总理向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谈过此事，并已在“文革”中作了证明。

那是1957年春，我国刚刚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当时苏联对此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俄国在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后，布尔什维克党对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没收，将他们“扫地出门”。因此，中国在1956年提出“赎买政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帮助他们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并欢迎他们参政，安排他们在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职，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与苏联的模式完全不同。这在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不小的震动，并议论纷纷。

就在这时，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作正式国事访问。

当周总理陪同伏罗希洛夫从广州飞往上海途中在天津停留时，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举行午宴欢迎，天津工商界一些上层人士应邀作陪。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从始至终在现场采访了全过程。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周恩来总理以手掩口，装作剔牙，向坐在另一席的王光英打手势，让他代表天津工商界人士向伏罗希洛夫主席敬酒。

当王光英端着酒杯来到伏罗希洛夫席前时，周总理对这位苏联元首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他是王光英同志，是天津市工商联主委。他是北京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毕业后在天津开办了一个化学工厂。王光英同志很爱国，一向要求进步；解放前，曾经受过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迫害。解放后，他很积极，要求把自己的化工厂无偿地献给国家，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感到这涉及到我们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于是向主席(毛泽东)报告。主席说：‘那怎么可以呢?社会主义时期也还要有红色资本家嘛，他们还可以在民族资产阶级中做工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起作用嘛。’所以王光英同志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中很积极，起到了带头作用……”

这时，王光英举杯向伏罗希洛夫敬酒，并说：“我们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坚决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我们工商界人士最光明的出路……”当时在场的毕鸣歧、朱继圣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都走过来一起同伏罗希洛夫碰杯。

伏罗希洛夫当时很激动。他说：“我很高兴能在兄弟的中国看到了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回国后，我一定要把这次的所见所闻告诉给我的人民……”他接着“祝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于是亲切地同他们挽臂，让记者们拍照。

周总理就是这样成功地做了工作，使这位苏联元首和苏共元老终于以肯定和赞赏的口吻表了态。对此，我在发往北京新华社总部的电讯中作了详细报道；同时还发了“内参”。

周总理上述那段话，是“红色资本家”之说首次在外事场合中公开。很显然，毛主席当时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是在我们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情况下，广义地就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言的，并不是专门指某一个人。

然而“文革”爆发后，不知是什么人却硬把“红色资本家”之说当作整人的大帽子，强加在刘少奇的头上，并说是刘少奇对王光英的“吹捧”；无非是想利用刘少奇和王光英的亲戚关系来加重他“美化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我也曾看过刘少奇在1950年来天津公干顺访王氏一家时的谈话记录，从头到尾都没有谈到所谓“红色资本家”问题。但刘少奇还是受到了最残酷的迫害!

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知情人都会站出来说明真相。但在“文革”那种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哪有真理可言?当时我已被扣上各种可怕的帽子，打入另册，若一旦揭露真相，人家说你“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是杀头的死罪，更重要的是极易给居心叵测之徒以口实，去炮打周总理；这是绝对不可轻举妄动的。何况当时稍有一点理智和分析能力的人都可以看得出，运动一开始，矛头就已对着刘少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但我们深信，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1969年冬，我被放逐到设在北郊区赵庄的“天津市新闻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有一天，来了两位穿军装的外调人员找我了解这段情况，他们没有像其他外调者那样命令我站着“老实交代”，更没有拍桌子威胁我若不老实就跟他们“去走一趟”；而是向我交代政策，要我解除顾虑；他俩在为我选读了几段关于忠诚老实和实事求是的毛主席语录之后，就等着听我的了。

刹时间，我的脑子里出现一片空白，但很快便恢复运转，希望能多少分辨出一点对方可能给我带来的吉凶；然而他们的沉着老练、不露声色，使我无法搞清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并感到时间紧迫已无法回避，联想到他们或许已从我的报道中发现了线索，更不知道王光英被捕后会怎样“招供”，所以只能直面人生，实事求是地将上述经过和盘托出。

他俩在听了之后，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当时周总理所说的“向主席报告”，这个“主席”是不是指刘少奇?我作了果断的否定。因为刘少奇是在毛泽东于1959年宣布自己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才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而且从延安时代——甚至可以上溯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后，直到“文革”时期，“主席”一直是党内外人士对毛泽东的通称。刘少奇即使在当了国家主席之后，也从未享有过这一尊称，而只被通称为“少奇同志”。这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第二个问题是，“你能保证自己的记忆不会有错吗?”我当即作了肯定的回答，并建议他们到新华社去查阅我当年所发的电讯和“内参”原稿。

打倒“四人帮”，王光英从秦城监狱获释，并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后，曾同我核对了当年的情况。原来他在被“造反派”拉去批斗、以及在监狱被逼供时，都坚持说不知道“红色资本家”是谁说的。但是他在记忆上确有出入，只记得听周总理讲过此事，却忘了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那段重要情节。

1980年5月17日，中央统战部三局徐华同志通知我参加中共中央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那是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第一次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如此规模的隆重丧礼，人们凝视着刘少奇的遗像和他那覆盖着党旗、在打倒了“四人帮”之后才找到的骨灰盒，各有所思；整个大会堂都沉浸在庄严肃穆而又无限悲痛的气氛中。

我有幸参加这次追悼大会，同在“红色资本家”到底是谁说的这个问题上的直言，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当我面对刘少奇的遗像时，我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感到心里很踏实。

2000年第6期 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作者：陈清泉　宋广渭

1968年4月下旬，距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这座监狱是50年代建造的，专门关押判处重刑的政治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不少人被关押在这里。陆定一对我们说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座监狱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建筑的，文革中杨奇清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陆定一被两个汉子挟上一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来到秦城监狱，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都过去了，车子停在院子里，下了车后，他环顾四周，弄不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但没有等他看清究竟，他就被带到一间屋子里。

在这里，陆定一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中通道两旁，铁门上都挂着一把锁。押送他的人把一个小门打开，“哐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囚犯了。

实际上，他失去自由已经两年了。1966年5月8日他从安徽回到北京，住在安儿胡同1号，他开始被软禁，后来又被送到看守所以及几处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这次被关进监狱，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却没有过一纸判决书，也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只有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一个同意逮捕的批示，就被抓进了监狱。

陆定一愤怒了。“嘭、嘭、嘭!”他敲打着牢房的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没有人理会他。只听到“啪搭”一声，牢房里的电灯亮了。一个灯泡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发出了并不太亮的灯光。

牢房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在这个监狱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约只有6平方米，是个单人的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很低，离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里有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没有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后，舀一勺水冲就完事了。 房有两道门，里边是铁栏门，外边一道是木头门，门有窥望孔，下面有个6寸见方的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够不着。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开关却安在门外，由看守控制。这个电灯彻夜不关，以便于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觉还是在干什么。

每天供应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7时哨音一响，即起床，晚上9时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风，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两行小格，一个挨一个，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

犯人的伙食极坏。1981年7月我们随同陆定一同志到青岛，住在八大关的宁武关路12号。有一天吃饭时，每人有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老人用调羹在汤里晃了几下，感叹地说：“在牢里要有这一碗汤喝多好啊!”西红柿鸡蛋汤，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我们问：“你在牢里吃什么?”他说：“平时是粗饭淡菜，窝窝头白菜帮，只有春节时能吃一次饺子，或者有两个狮子头。”又说：“我12年没有吃过西瓜。”

但是在监狱里也有好处。陆定一说过，在牢里比在外面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有个规矩；而“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任意打骂侮辱，不少人就这样被整死。我没有死，算是幸运。

陆定一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有时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审他，仍然是那几个老题目。讯问完叫他回牢房写材料。有时材料写好了，交给专案组，专案组的人看也不看，当着陆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简直是在耍弄人。

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周而复始地过着，没有正式审判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说明判多少年，要坐几年牢，就这样不明不白当无限期的囚徒。他没有书可以阅读，也看不到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他不会没有思想活动，党怎么样了?国家怎么样了?作为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他很自然地要想到这些。想起自己的这些遭遇，他不禁喟然长叹：国法何在?正义何在!

他继续写申诉，连自己也不知道已写了多少次了，但他还是写，又同样的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有一次，专案组看到他的申诉，暴跳如雷，大骂他企图翻案，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于是，陆定一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地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被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他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他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哈哈大笑，想不出什么可以笑的，就学京戏中的大花脸，发出哈哈的笑声。办法之二是唱京戏，既发出声音，又让舌头转动，因此他蹲了十几年监狱，并未失去说话的功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狱的看守以及专案组，一直对陆定一保密，因为他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如今这笔账怎么算，专案组颇感为难。因此干脆不提，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但是总不能长期瞒下去，他们自己也透露出来。陆定一很长时间才知道这件事。

1972年12月，有一天，陆定一被传唤到了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陆定一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我意见多得很，动不动就给人带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

后来他才知道，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戴了两年手铐，被活活铐死了。

陆定一思忖，有谁能关心秦城监狱这些囚犯?原来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被关押出狱后，冒死上书毛泽东，将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一一揭露出来，周恩来才派了人来，不准在秦城监狱搞法西斯。

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因为林彪死了，还有“四人帮”在横行霸道。

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定一的囚徒生活，年复一年，除了审讯少了些，没有什么变化。

1975年，中国大地有了一点春的气息。邓小平复出并且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予以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被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干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四人帮”。这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气氛又紧张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11月初，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作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与众不同，提出“还是留在党内”，但他孤掌难鸣，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范围之广是少有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陆定一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呢?因为他一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那时又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江青一伙要“杀鸡给猴子看”，就从陆定一开刀。

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

自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算起，到此时已经9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这不是好事吗?不，你要出狱，先要对这些决定签字，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陆定一拒绝签字。

监狱外的儿女们望眼欲穿，希望能见到父母，但是九年了，音讯杳然，听到传达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他们向有关组织写信，一封封都没有回音。兄妹们觉得用老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得有新招，他们想起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这时已是1975年，陆定一失去自由已经9年了。兄妹们打定这个主意后，就商量信怎么写法。他们想起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里不是喜欢用“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个“典”呢?

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典”了。“涸辙之鲋”这个典用上去，或许能感动毛主席，只要他老人家发发慈悲，父亲也许有出狱的指望。

兄妹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向毛主席披沥自己对父母的怀念，经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终于把信写成了。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写这封信，泪水同笔墨齐下!

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讯。我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

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决不会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了下去，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他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

临书涕泣，不尽禀诉!

敬祝毛主席

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陆　德

陆　健　敬上

陆瑞君

兄妹们的这封信，毛泽东还真看到了，并亲笔批示：“陆定一、严慰冰严重的政治和历史问题，其子女不受牵涉。”

看了25号文件，兄妹们都哭了。戴了三顶帽子，开除党籍，政治生命是结束了。但能够放出来，有一条生路，总比关在牢里好。他们盼望看到父亲。但是在北京，没有看到父亲出狱；打听故乡无锡的消息，人们都回答“不知道”。

问专案组的人，他们说是：“他自己不愿意出来。”

坐牢的人不愿意出来，哪有这等咄咄怪事。原来事情是这样：

1975年12月24日，专案组全体6人来到秦城监狱，由组长向陆定一宣布：“中央政治局于1975年12月11日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你的党籍。”

他的罪状共三项十三条：

第一条罪状：世代做官。

第二条罪状：陆的父亲说过一句话：“两面有人也好。”

第三条罪状：陆在20年代写给叔父的信上有“光耀门第”一句话。

第四条罪状：陆写了一个字据，接受父亲的遗产。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一顶帽子：“阶级异己分子”。

第五条罪状：说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做了好事，又说秦只有17年。

第六条罪状：1959年庐山会议前，在火车上彭德怀找陆谈过话，陆向他提供材料。

第七条罪状：陆对其弟陆亘16岁时的变节行为写得轻了。

第八条罪状：陆说严慰冰不是反革命而是精神病。

以上四条罪状合成第二顶帽子：“反党分子”。

第九、十、十一、十二条罪状，各说一个特务头子每人有一句或半句话，与陆在刑讯时的假供词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第十三条罪状：1933年上海共青团中央被破坏，是从陆所知道的惟一的机关开始的。

以上五条合成第三顶帽子：“重大内奸嫌疑”。

就凭这些捕风捉影的罪名戴了这三顶大帽子，显然又是一起“莫须有”的冤案，陆定一当然不能承认。专案组向他宣布：中央决定放你出狱，离北京回老家，每月发给200元生活费。自由诚可贵，政治生命更重要，陆定一当时即向专案组人员提出质问：

“‘重大内奸嫌疑’——‘嫌疑’怎么可以定罪?怎么就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要不要证据?”

专案组张口结舌，无言以答。他们要陆定一回牢房去，陆定一继续义正辞严地逐条驳斥，专案组招架不住，自己走了。

稍有法律知识的人都知道，这些罪状是不能成立的。举几个例子：“世代做官”，怎么也能构成罪状呢?陆定一对我们说过：“专案组的人告诉他，从他这一代往上数第六代，在清朝当过兵部尚书。我没查过家谱，不知道有无此事。即使有此事，也不能算我的罪状。”“接受父亲的遗产”，1937年他从陕北到南京治疗痔疮，家里给了他二千多元。当时中共南京办事处刚建立，缺乏经费，他拿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南京办事处；拿一千元给唐义贞的亲属作为去找女儿陆叶坪的费用，还有几百元零钱，作为治病的开销。这能算是“阶级异己分子”吗?

说“秦只有十七年”。庐山会议前和彭德怀谈过话。说“严慰冰是精神病不是反革命”。这些都谈不上是“反党”。陆定一多次说过，他请教过医生，确实有这样的精神病，平时一切正常，发作时候精神就错乱了，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严慰冰正是属于这样的精神病。

1933年共青团中央被破坏的事，陆定一没有被捕，没有任何错误行为，和内奸嫌疑根本挨不上边。

陆定一坚持申辩、上告，只好在监狱里再蹲下去。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中华民族经过十年的大动乱宣告结束。陆定一以为，他的冤案昭雪有日了。哪知道一直毫无动静。

陆定一提出要直接写信给华国锋，进行申诉，并要求恢复党籍。专案组听说后，于1977年4月派人到监狱讯问他写信的内容。

陆定一说：“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回答：“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这年年底，陆定一的心脏病又犯了，必须到医院治疗。这是他第二次走出秦城的高墙。他说，第一次他被送到医院时，乘一部吉普车，两个大汉把他夹在中间。途经天安门时，他凝视着这座久违了的城楼。每年“五一”节、国庆节，上城楼观礼已经无数次，这次竟连看它一眼的权利都没有，两个大汉把他的头往下摁，当时他十分气愤。这一次经过，押送的算是客气了一点，没摁他的头了。

没有想到这次离开秦城，竟是他告别这个蹲了10年的大牢。但他并非获得自由，而是被安排在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就医。病房也是牢房，有铁门，有看守，有监规，也实行放风制度，放风地点在楼顶上。

病稍好了，陆定一继续进行申诉。他一再与看管他的一位公安部的看守交涉，终于要来了纸和笔。1978年8月13日，他写了一封给中央政治局的申诉信，并附上了一份答辩书，对三项十三条所谓罪状进行逐条的驳斥。他在申诉书中写道：

三项十三条，或者通俗点说，三顶帽子十三根棍子，不敢再说我是匿名信的指使者，是叛徒、特务、内奸了，不敢说我的工作有路线错误了，也不敢用陈伯达、“四人帮”给我加的许多顶帽子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已经把这些否定掉了。但“×××××第一委员会”也不敢在文件中公开否定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把这些错误的东西公开否定了，岂不就把专案组的刑讯逼供，陈伯达、“四人帮”的造谣污蔑这些宝贝的东西都否定了吗?那怎么行呢?

三项十三条最奥妙的，是把“嫌疑”作为可以据以开除党籍的罪状。这样，嫌疑=罪状，那么罪状就无须证据了，可以开除党籍或者关进牢里去了。毛主席说的“重证据，轻口供”就可以不要了，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就可以推翻了。

谎言拆穿了，太丑恶了，令人寒心!

结论应该是，不要相信“×××××第一委员会”。他们提出的文件是弄虚作假。我的党籍不应该开除，应该恢复。

我的冤案应该平反，我应该释放出狱。

信交给那位公安人员，请他转交给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那位公安人员满口答应保证送到。可是过了两个月，仍无回音。一问，那位公安人员才告诉他说：“信被专案组拿去了。”陆定一说：“你们公安部和专案组不是一个系统，你怎么让专案组把信拿去呢?”那人把手一摊：“他们要拿去，我没办法。”

专案组非把陆定一置于死地绝不罢休，否则他们多年来的逼供信，算是功还是过?

陆定一说：“我再写。”

这次他写信给公安部部长和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请他们转呈中共中央。

这时已是1978年11月，中央正在召开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的工作会议。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讨论了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同时提出：完成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必须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之前，陆德也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顶住“两个凡是”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这封信在“内参”发表，并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了在京的领导同志和中央委员。

当时胡耀邦正在抓紧处理老同志的冤假错案。陆定一的案子，他非常重视。中央组织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并报请中央批准。1978年12月2日，陆定一终于在这一天重见天日了。一位中组部的副部长和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把陆定一接出去了。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开始，后又蹲了10年大牢，失去自由的时间前后将近13年。

两位副部长和陆定一谈话，告诉他中央将为他平反。

他说：“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是错案。”

陆定一出狱的前一天，严慰冰出狱了。

1979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经中央批准，印发了文件。

同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中发(1979)44号文]转

2000年第6期 李竹如与白色恐怖下的《文化报》　作者：李维民

1936年，正当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加紧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时，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公开出版了一份四开铅印的《文化报》。报头由蔡元培先生题写，下面印着：“中宣部登记证中字2872号　内政部登记证警字5706号”。先后参与这张报纸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总共不过五六个人，除一名做事务工作的青年学生外，都是早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知识分子。先父李竹如是该报主编，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南京中央大学中共地下支部书记，参与领导过九一八事变后南京的爱国学生运动。后回山东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济南创办过《新亚日报》。娄凝先是1928年在北大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的，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高清远(李光灿)是1935年入党的。还有一个朝鲜族的日本共产党员罗中敏(李明)。另外还有1926年入党、当时在北平左联工作的边帅之(边伯明)，担任《文化报》驻北平的通讯员。

1983年，我在北京图书馆找到《文化报》合订本，并且全部复印下来。从昔日的报纸上可以看出，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文化报》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倡导民主自由，宣传抗日救国，做了大量工作。《文化报》不仅在上海发行，还发行到北平、山东、山西、江苏、河北、河南、陕西等地。80年代初，河北省副省长王克东、中组部副部长赵振清、建材部副部长丁原等许多老同志都对我讲过，他们参加革命前，都曾是《文化报》的热心读者。1984年，娄凝先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时，经常到北京来，他多次向我谈起当年办《文化报》的情况。他看到《文化报》的复印本，心情非常激动。这年11月的一天，他打电话要我抽空去看他。两天后我去天津驻京办事处时，没想到他已在头天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事后听他的女儿说，那天晚上他看《文化报》看得很晚。后来，他在《文化报》上发表的文章收入到薄一波同志题签的《娄凝先纪念文集》之中。

《文化报》是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创办的。报社设在上海萨坡赛路兴业里22号的一间旧式楼房底层的统厢房里。编辑、发行几个人吃饭、睡觉也都挤在这一间房内，生活环境的困难还好忍受，最艰难的是国民党特务与法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实行白色恐怖，报纸要在严厉的控制、阻挠和威胁下生存，而且要讲实话、真话，反映群众的呼声。《文化报》不仅有一批热心的读者，而且团结了一批作者和朋友。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周文、夏征农等都曾为《文化报》供稿，夏征农的《野火集》出版后，《文化报》还刊登广告宣传。李竹如撰写的沈钧儒、范长江、金仲华、刘良模等进步人士的访问记，先后在报上发表。《文化报》还设专栏，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等几十位进步作家和学者。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加紧侵略，国民党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压制人民的抗日活动，对报刊实行了种种严厉限制。《文化报》创刊后接连发表了《对于绥远抗战应有的认识》、《为国牺牲》、《抗战》、《绥战的前途》等社论，公开提出“联合一切有抗战决心的人民，发动整个民族抗战的伟力”。然而，报检当局不准许报纸出现抗日言论，甚至规定不准使用“抗日”等词汇。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报》采取了一些巧妙的应对措施。例如，把“抗日”改为“抗×”，“日军”改为“×军”，“日方”改为“某方”，这样并不影响读者了解文章的内容。再一种办法就是，报检当局删除文章中的一些内容后，留下空白“开天窗”，让读者去领会文章的原意。例如，“终可以汇成抗日巨流”、“负担起抗日的重任”中的“抗日”两个字被删去了，但留着两个字空，读者仍然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文化报》几乎每期都发表时事述评，有时一期发表两三篇。当时人们最关心的是亚洲的日本和欧洲的希特勒的侵略动向。《文化报》的许多论述非常精辟。1936年10月24日《文化报》发表的《日本侵华的新形势》一文，尽管被当局删掉几乎一半，留着一大块空白，仍可看到这样一段话：“日本侵略的企图已经是再明显不过了。无论报纸的沉默，官方的宣传，以及半官方人士的解释都不能掩盖了。中国当局努力调整的失败，尤可证明此点。”1936年10月27日以李竹如笔名发表的专论《目前的世界新形势》一文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这样的预测：“现在距世界大战已没有多远的路途，只要意、德两国和他们东邻方面的朋友稍稍用力便跑到战争的爆发点了。……法西斯的魁首非常明白，每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每一个有地位、有金钱的绅商，都惧怕苏联的强大，都惧怕因苏联的胜利增加了本国人民革命的决心。”文章并预言：“在意、德称霸之后，最先受害的未必是苏联，而是临近苏联，而又临近德、意的小国，甚至在法国孤立的时候，他们也未必不先闻闻这位巴黎姑娘的香味。如果具体点说，法西斯魁首的真意，是在削弱了苏联的势力以后，先用各小国(或者英法的一部分)的土地财产，把他们自己养肥，然后再与苏俄作决定的战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情景，正如这篇文章的预见。

《文化报》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经常揭露国民党腐败的独裁统治，倡导科学民主思想。从1937年1月21日开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开设“寄青年友人的信”专栏，每期发表一封，用与青年拉家常的形式，宣传民主自由思想。开始，只谈些读书、生活、交友、恋爱之类的话题，慢慢深入下去，在五四运动18周年，即1937年5月4日发表的第34封信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就现在各国的情形说，有独裁政治，有民主政治。独裁政治便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随意来支配大家的事。民主政治，由大家按着自己的意思选出总统或官吏，叫他们按照大家的意思，替大家办事。……只要稍有头脑，当然容易明白独裁政治容易流为个人专制或寡头专政，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牺牲了大众的幸福。民主政治便没有这种危险，因为大家推举的人当然能为大家谋利益，如果违背了大家的意旨，人民还可以把他罢免，这是一种最好的政治。我们明白了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便可以看一看目前的政治是否民主，并要力争民主政治的实现。”

面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1937年2月6日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致青年友人的信中，委婉地鼓励读者：“严寒曾经磨难着人们，但严寒的后面就是和暖的春天。记准吧，年轻的朋友们，严冬并不能永远统治着世界啊。”1936年9月，丁玲被国民党囚禁三年多后逃离南京，于11月辗转到达陕北，很快担任了中国文艺协会主任。由于国民党特务造了许多谣言，上海文化界许多人都关注着丁玲的命运。《文化报》准备在1937年5月19日发表一篇反映丁玲在陕北情况的文章，但报检当局禁止发表，《文化报》上留下一千多字的空白，然而编者巧妙地留下一个标题：“丁玲胖了”。读者从这四个字可以想像到丁玲的脱离虎口，以及她在陕北的境遇，给那些准备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热血青年以鼓励。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政府以非法组织上海各界救国会的罪名逮捕了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对外的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史良七人，人称“七君子”事件。《文化报》迅速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社论、评论，声援七君子。在七君子被关押期间，《文化报》发表了李竹如写的“沈钧儒先生印象记”，称赞沈钧儒的爱国奋斗精神。介绍了王造时自五四运动以来积极参加历次爱国民主运动的事迹。针对国民党政府强调所谓“思想统一”，而取消言论自由、镇压民主人士的倒行逆施，《文化报》于1937年6月13日发表题为《思想自由、思想统治与思想统一》的文章，指出：“思想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不过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不是以钳制和压力所能歪曲。利用权威虽然一时可以指鹿为马，但鹿终是鹿，马终是马，终不能长久的歪曲。任何势力在现实的面前总要失掉他的势力。因此违背现实的愚想，也终难因箝制与压力而统一。”文章举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例子，指出：“如果思想可以用政治的势力统治，则目前的中国，或者还在秦始皇后裔统治之下，不但上无唐汉，而且也近无民国。但秦始皇的天下，也终于二世而亡!……用信仰维系一时的统一，固非绝无可能，但只是一时的、脆弱的。”

《文化报》不顾当局的威胁、恐吓，发表了许多呼唤民主、反对独裁统治的言论。同时用不少篇幅，反对旧礼教，提倡新启蒙运动。1936年五四纪念日前后，在上海、北平等地出现了一场提倡和反对新启蒙运动的风波。上海文化界首先提出新启蒙运动的口号，艾思奇、何干之、夏征农、陆贻等为此召开了座谈会。北平文化界的黄松龄、张友渔、张申府、张郁光等积极响应，并成立启蒙学会，提出“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反对迷信”，倡导民主政治。而维护封建礼教的北师大教授杨立奎竟然公开发表通电声讨。随后，张申府发表谈话，李何林等发表文章予以驳斥。《文化报》对这场风波作了连续报道，并发表评论表明支持新启蒙运动的立场。

《文化报》很少发表长篇大论的文章，唯有一个例外，就是在鲁迅先生去世后，《文化报》以很大的篇幅介绍鲁迅的贡献，并且详细报道了鲁迅先生去世后从入殓到发丧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譬如，1936年10月22日下午2时参加送葬的有：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胡愈之和日本友人内山丸造等；扶柩的是：黄源、姚克、孟十还、田军、胡风、欧阳山、聂绀弩、巴金、靳以，吴朗西、黎烈文、张天翼等14人。在有六七千人长达一二里的送葬队伍中唱的挽歌是：“你的笔尖是枪尖，刺透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声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们的迷梦。在民族解放的斗争里，你从不曾退后。擎着光芒的大旗，走上新中国的前头。啊，导师!啊，同志!你死在艰苦的战地。你没有死去，你活在我们的心里。你没有死去，你活我们的心里。你安息吧，啊，导师!我们会踏着你的路，那一天就要到来。我们站在你的墓前，报告你我们完成了你的志愿。”这篇占了将近一个版的长篇通讯《鲁迅先生之丧》，是李竹如亲自到现场采访后撰写的。

《文化报》于1936年7月创办，至1937年7月停刊，共出版112期(三日刊)，每期四版，约两万字，一年共二百多万字。报社人员有晚来的(如娄凝先)早走的(如李光灿)，担负日常编辑工作的只有两三个人。而且一般稿件都经报社编辑人员自己撰写或编写。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李竹如在《文化报》上发表的署真名或笔名的文章共有二百多篇，平均每期两篇多，就是说三天要写两篇文章。娄凝先发表的署名文章也有数十篇。同时他们还要参加报纸的编辑、排版、校对和发行工作。每期报纸都要自己包封、打捆、送邮局，经常工作到深夜或通宵达旦。

1937年7月4日，《文化报》发表“本报为暑假暂时停刊彻底革新紧要启事”，准备进行短暂整顿后于8月复刊。不料，三日后发生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又进攻上海。李竹如与一部分朋友一起奔赴延安，行至山西后留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做宣传和民运工作，不久创办晋冀豫区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报》。李竹如任社长兼总编辑，后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1939年随徐向前、朱瑞同志到山东，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民运部长、宣传部长，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省政府)秘书长，并兼任山东《大众日报》社长、新华社山东分社社长等，1942年11月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娄凝先到山西参加牺盟总会工作，后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晋察冀日报》主编等职。解放后曾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副市长。李明同李竹如到山东，曾任敌工科长，后回朝鲜，50年代初曾随金日成来北京访问。李光灿先期离开上海到延安，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代理党组书记，曾兼董必武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著名的法学家。1985年我访问他时，他是南开大学法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88年6月病逝于北京。80年代初我在上海见到边伯明，当时他正在住院，是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不久后去世。

《文化报》虽然只有一年的历史，但它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6期 费孝通和他的三位兄长　作者：余广彤

一

1949年三四月间，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从各地云集解放后的北平，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际此大好春光，诗思泉涌的柳亚子先生给费孝通教授的二哥费青写下了一首七律：

松陵门第旧高华，三凤齐飞汝最遐；

季子北平同讲学，长君南海早乘槎。

交情远溯追名父，亲谊还应念舅家。

漫笑文人封建习，一诗题赠喜天涯。

原来，柳亚子和费氏一家都是吴江的望族。柳亚子家在黎里，费家原住同里，后迁松陵。两家是姻亲世交。柳亚子的母亲是费孝通的一位远房姑奶奶。柳亚子小时候常到舅家去，与比自己大几岁的费孝通的父亲费朴庵是好朋友，情谊笃深。

北平解放前夕，费青和费孝通都住在那里，分别在清华、北大当教授；4月初，大哥费振东作为海外华侨代表也从香港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会议，住在六国饭店。三兄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他们一起去拜望了柳亚子先生。费氏三兄弟在各方面均有建树，故柳诗中称赞其“三凤齐飞”。其实，费孝通还有一位三哥在上海，兄弟一共四人，还有一位姐姐，著名的中国蚕丝业先驱费达生在苏州。柳亚子仅称费氏“三凤”，大概是因为当时在场的只有三人吧?

二

大哥费振东生于1902年。据说当时父亲正要到日本留学，所以给他取名为振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费振东已经17岁，正在苏州草桥中学读书。他最早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熏陶，和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讲演。他还常把《新青年》等杂志带到家中来看，使三个弟弟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

1922年，费振东在河北唐山读完交大预科后，直接升入上海交通大学，攻读四年制的铁路管理科。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上海的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费振东是交大学生会的活跃分子，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团结救国，抵制日货，支持工人运动。在震惊国内外的“五卅”惨案中，他们的学生队伍在上海南京路英国巡捕房门前游行示威，巡捕房警察向学生开枪，走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学中弹身亡，他自己也险遭枪杀。他们这些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被当局认为是危险人物。所以到1926年毕业时，江苏督军孙传芳下令不准他和另外六位同学(其中包括陆定一)在铁路部门工作。他在上海一所学校教了半年英文，便远走南洋。

二哥费青此时已在苏州东吴大学医预科读书。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中，他是苏州各校学生联合会的活跃分子。他请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到学校来讲演，创办了平成工人夜校(后来他给儿子取名平成，以纪念此事)，并帮助纱厂工人罢工。1926年暑假，他被选为江苏学生代表，去广州出席第八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在革命中心的广州，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回到苏州后，遭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但他在军阀的白色恐怖下仍坚持斗争。次年3月，同侯绍裘等一起组织群众欢迎北伐军进入苏州。在哥哥的影响下，正在东吴大学附中上学的费孝通革命热情也很高，一度担任苏州《民报》的编辑，负责编辑副刊。然而，好景不长，形势逆转，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清党。费青、费孝通兄弟只好逃往吴江农村躲避。此后，费孝通回到苏州继续读高中，费青则转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设在上海)攻读法律。

三

费青1929年从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同时开办律师业务。当时蒋介石一面加紧对红色根据地的围剿，一面镇压各地的革命活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那时上海租界当局逮捕的所谓共党嫌疑分子，都要先经过“特区高等法院”过堂，再引渡给南京政府。因为律师们都知道这过堂只是形式，辩护也无用，搞不好还会引火烧身，所以大多采取回避态度；而费青却以高度正义感和“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承接这类案件，挺身而出，据理辩护。一次，有一位小学校长和两位教员以共产党嫌疑被捕。“证人”自称是一个已经自首的共产党员，说自己曾经和这三人在他们学校里开过秘密会。费青看出“证人”是假的，当庭请求法官令他把学校位置画一张简图。然后，命捕人的巡捕也画一张。果然两张图全不相同。费青当即指出：“证人”根本没有去过这个学校，完全是伪证，要求法庭将三名无辜被告释放。他发言时，旁听席上一片肃静，国民党政府人员怒目而视，法官十分尴尬。尽管如此，最后只释放了其中一人，把另外两人交给了南京政府。

由于办了几件为共产党人辩护的案件，遭到国民党的嫉恨，费青在上海已难以存身，便到北平燕京大学当“特别生”，和费孝通同学。后来又到朝阳学院当教授，兼做《晨报》编辑。他一面工作，一面还坚持学习，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资格，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法律哲学。

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也考取了公费留学资格，于1936年到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这年寒假期间，他从伦敦到柏林去看望二哥。两兄弟漫步柏林街头，心系万里之外濒临危亡的祖国，决心学成归国报效国家和人民。

四

费孝通在伦敦完成了学业，于1938年回到祖国大后方，在昆明云南大学讲授社会学，并克服困难，到云南农村进行社区调查，撰写《绿村农田》等书。费青也于这一年自德国东返，经苏门答腊棉兰看望了大哥费振东后，即于年底抵达昆明，受聘于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开设“国际私法”、“法理学”等课程。弟兄俩并于此时先后结婚成家，在文化巷租了房子，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可是不久日军飞机轰炸昆明，小院房屋炸塌了一角，所幸人们到城外躲避空袭，无人受伤。此后，费孝通和他的研究室搬到了呈贡城外的古城村。费青因不能适应昆明的潮湿气候，哮喘病时常发作，一发病便无力跑出去防空，所以一度回到上海租界内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系主任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全力准备内战，扼杀一切民主力量。昆明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中心之一，几个大学成了著名的“民主堡垒”，许多教授成了著名的“民主教授”。费孝通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经常出席群众集会，发表激情的讲演，痛斥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他主编的《时代评论》则鼓吹民主进步思想，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费青也是一位“民主教授”，经常在《时代评论》、《民主周刊》发表文章，推进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大批军警特务袭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等学校，殴打师生员工，并投掷手榴弹，炸死四名学生，数十人受伤，这就是举国震惊的昆明“一二·一”惨案。惨案发生后，费氏兄弟和许多教授一起签名发表“联合声明”，向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费孝通置当局的压力于不顾，编辑出版了《时代评论》悼念专辑。费青起草了一副挽联，刊印在这期专辑的封面上：

此处是民主堡垒，贫贱未移，威武不屈，更使尔碧血英魂常共守卫；

空负了锦绣河山，豺狼当道，鸱鸨飞天，当此际阴风惨日无限悲怆。

惨案发生第二天，西南联大教授会召开紧急会议，当场推选钱端升、费青等5位教授组成法律委员会，调查惨案经过，搜集证据，控告罪犯。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各校相继复员。费青、费孝通也随校回到北京，继续并肩投身民主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弟兄俩多次同其他教授联合发表声明，声援学生的正义斗争。费青还以律师身份，出庭为被捕学生邓特、孟宪功等辩护，并帮助、掩护被国民党追捕的学生去解放区。他还与吴晗、袁翰青等教授创办《中建》月刊，自任主编。刊物因鼓吹民主，很快就被北平当局查封；直到解放后才得以恢复出版，改名为《新建设》，费青仍任总编辑。

五

费振东在南洋20年更是经历坎坷，备尝艰辛。他1926年底到达苏门答腊的首府棉兰，曾做过苏门答腊《民报》的编辑，教师，后来又担任棉兰中华商会秘书主任。1937年7月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当地广大爱国华侨心系祖国，为避免当地政府的干扰，用“筹赈难民”的名义，成立了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筹款支援抗日。会所和具体日常工作附设于中华商会，秘书处主任由费振东兼任。他组织了人数庞大的青年募捐队，开展大规模的募捐活动，所收的钱款均汇回国内。同时比较隐蔽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41年底，荷印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费振东为不受欢迎的人，请自由出境，实际上就是驱遂出境。

1942年初，费振东携带全家到达英属新加坡，与人合伙试办化学椰油工厂。到了年底，日军侵入马来亚，新加坡危在旦夕。他又乘机帆船渡过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东海岸附近一个名叫石叻班让的小岛避难。在那里隐姓埋名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来得知日寇占领新加坡后，曾大肆屠杀华侨，与他合作办厂的叶文英就被日冠杀害了。

日本投降后，印尼宣布独立。费振东回到棉兰担任华侨总会秘书主任。他是华侨中民主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反对内战、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印尼人民的独立运动。他和邰宗汉等人组织成立了苏岛华侨民主同盟，后与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支部取得联系，改组为民盟苏岛支部。他们的活动使国民党驻棉兰领事恨之入骨，促使印尼政府宣布将费振东、邰宗汉两家驱逐出境。据说按照国民党驻棉兰领事的计划，要把费、邰两家人押送到汕头，交国民党特务处置。由于中共方面在香港做了工作，他们在途中得到通知，可以在香港登岸。轮船抵达香港时，民盟负责人周新民、萨空了在码头上迎接他们。不难想象，当他迎着新中国喷薄欲出的曙光到达北平，又和两个弟弟重逢，该多么高兴啊!

六

解放后，费氏“三凤”齐集北京，有过一段各展其能、欢快腾飞的日子。

费振东作为华侨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宣传司司长；又是民盟中央常委。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工作，为团结广大华侨贡献力量。

费青作为著名法学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学院副教务长，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发挥作用。

费孝通作为著名社会学家，在坚持教学调查研究的同时，也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担任政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民盟中央常委、文教部长等重要职务。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会议开幕，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费振东、费孝通均当选为人大代表出席会议，费青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也列席大会，共商国是。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常相聚一起，游园赏花，纹枰对弈，谈笑生风。可是，好景不长，1957年一场急风暴雨便袭来了……

费青患有哮喘病，解放后因肺结核又动手术切除了一叶右肺，身体常不好。1957年春季，正住在无锡大箕山疗养院休养。费孝通“重访江村”结束后，和姐姐费达生去看望他。他出示了自己在疗养中的一些诗画作品，其中有一首《病中不寐》(七律)：

五湖风雪满旧船，求药南来意惘然；

久病惟余诗是伴，无眠怕度夜如年。

*2*3肺折沦凡鸟，菡萏香残委逝川；

无复峥嵘往日泪，搴惟起坐看霜天。

费孝通从苏南回到北京没几天，反右派斗争突然开始。据说费青的好友吴晗写信给他，说“北京气候不好，暂时不要回来”，使费青躲过了厄运。弟弟费孝通则作为“章罗联盟的军师”被点名，报纸上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大哥费振东对华侨学生的教育、工作分配提了意见，被说成是在华侨学生中“煽风点火”，向党进攻。大哥小弟均被打成右派。费青心情抑郁，疾病日益加重，不久病逝于太湖之滨，年仅51岁。三兄弟遭此厄运，正应了费青的诗句：“盉盋肺折沦凡鸟，菡萏香残委逝川”。

七

费青病逝后，骨灰运抵北京，8月11日于嘉兴寺殡仪馆举行了追悼大会，但正在接受批斗的费振东、费孝通兄弟却未能去参加。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费孝通的行政职务及民盟内的主要职务均被撤销了，只留下个教授头衔。费孝通曾说：“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既无课可教，又不能去做社会调查、写东西，那孤寂清冷的生活可想而知。到1959年4月第三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才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可以参加政协组织的小组到外地走马观花地去看看。

费振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行政职务和民盟内的主要职务也被撤销了，待遇由行政10级降为12级，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编辑。1962年春节期间，费孝通去给大哥拜年。费振东知道弟弟爱好写作，笔头来得快，问他写什么东西了。孝通回答只翻译了几本书，没什么好写。言外之意写出来也没有地方发表。费振东说你把留学英国的经历写一写，我们需要这类稿件；这些是重要的文化教育史料，对后人是有用的。费孝通回去后写了《留英记》交给大哥，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上。这是沉默几年后费孝通发表的一篇长文。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兄弟俩都受到了冲击，家被抄了几次，联系被迫中断。直到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后，费孝通从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回来，军代表才告诉他可以与亲戚朋友来往，并派了一辆小车让他去看亲戚朋友。他首先到了大哥家里。此时费振东已70高龄，面容苍老，身体瘦弱，心情也不好。他1975年患直肠癌去世。四年之后，错划右派的问题才得到改正。

八

费孝通的三哥费霍，1926年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建筑科，跟着舅舅、建筑学家杨锡*&在上海、柳州、南京等地当技术员。抗日战争前，进入南京中央政府参谋本部城塞组工作，参加长江沿线国防工事的构筑。修筑滇缅公路时，云南人迹罕至的高山峡谷密林中也留下他的足迹。日本投降后，他到上海市工务局(解放后改为市政工程局)当工程师。在费家四兄弟中，唯有他默默无闻地从事技术工作。大概正因为如此使他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未受到大的冲击。

费霍比费孝通大三岁。小时候很调皮，常和二哥费青一起逗孝通玩，逼得他到妈妈跟前去告状；他们想要什么东西，也常支使孝通去对妈妈提，因为知道妈妈偏爱小弟弟。孩子们曾问费霍：“伯伯叔叔都上了大学，为什么只有你进了专科学校?”他笑一笑回答：“我老实，你祖母就把我留在身边。”其实是父母亲考虑到子女多，负担重，想让他早点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他确实用自己的劳动收入帮助青哥、孝通弟完成了各自的学业。解放后，他和在苏州的姐姐费达生一起照料父亲晚年生活，使其余三兄弟在外能安心工作。1966年他患高血压中风病逝。

岁月流逝，如今费家四兄弟只有费孝通教授健在。年近90高龄的他从国家领导人岗位上退下来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学术园地里辛勤耕耘着。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6期 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其人其事　作者：汪东林

抱病诉衷肠

全国政协机关办公的那个大院，原是清朝顺承王府，是张作霖的公馆，真正在这里办公、生活过的是张学良先生。我初到政协机关工作时，一位老同志曾领我参观了一遍。张学良先生现在在大陆还有一个姐姐，七个弟弟，五个妹妹。最重要的有两位，一位是张学思，行四，我人民海军少将；一位是张学铭，行二，与张学良一母所生，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城建局副局长。张学铭平时也常来政协礼堂开会、吃饭。

“文革”十年，张学铭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度过的。他的遭遇，我仅事后有所闻。只知道“文革”后期他一直患病，日子过得很艰难。

1978年2月召开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张学铭是特邀小组的成员之一。这个小组是以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委员为主体的，小组里的大多数人历尽劫难，见面都有隔世之感。组内不少委员向我询问张学铭来不来?我专门向大会总务组打听情况，答复说，张学铭委员患肝硬变，有腹水，随时有发生食道静脉大出血的可能，医生不让出院。这么说，张学铭真的参加不了这次会议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政协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张学铭竟拄着拐棍，在家属的陪同下，出现在我的面前。大会总务组负责人赶来劝说，张学铭一口拒绝，最后他站起来十分坚决地说：

“我只能感谢领导和医生对我的关心，但这个命令我不能执行。政协大会十多年不开了，我是老政协委员，协商、讨论国家大事是我的职责。我还要会会那些同我一样在林彪、‘四人帮’魔爪下死里逃生的老朋友们。就是死在这个会议上，我也心甘情愿，他人不用负责!会议不闭幕，我决不回医院去，谁来动员也不管用。”

他讲得斩钉截铁，大家只得作罢。

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次政协大会的气氛十分特别。无论是大会会场的间隙，还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常常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笔者所在的这个小组，这种气氛尤其突出。常常是高兴处，当场吟诗歌唱；伤心处，则出现一人痛哭失声，许多人落泪奉陪的场面。这感情上的大起大落，对重病在身的人是不利的。小组召集人程思远先生因此几次同张学铭打招呼，关照他控制自己。张学铭每次只是频频向组长拱手点头，并不直接答话。等轮到他发言时，却果真控制住自己，如诉家常，平心静气。但到了发言的后半部，一提到敬爱的周总理，张学铭终于哽咽起来。程思远先生立即打断他，说：“张老，你身体不好，不宜激动，就先讲到这里吧。”不少委员也随着劝阻，但他摆摆手，掏出手绢捂了一会鼻子，随后猛吸了口气，又接着说：

“请组长和诸位放心，我能控制住自己，但话不讲完，更憋得难受。同在座的诸公一样，周总理的大恩大德，我张学铭也是一言难尽的!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至今，已经是第42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话，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林彪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的冤案平反昭雪。今儿个我大哥几十年身陷囹圄，一个人孤零零在台湾，与我们一大家子隔绝，苦度晚年，我能不日夜思念他吗?蒋介石这老东西死了，他的儿子蒋经国仍没有给我大哥自由。岁月不饶人呵，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除了我张家弟兄，全国还有千千万万个破碎的家庭要团圆!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不打一处来，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讲不下去了。他脸色通红，气喘吁吁，老泪纵横，我立即请来了驻会的医生，把张学铭送回了卧室。

旅途话往事

一年后张学铭的健康状况略有好转，全国政协组织委员们就近到任丘、大港两个油田和天津市参观，他执意报名参加。参观团允许他带人陪同，乘坐一辆小卧车。在这次历时半个月的参观考察中，笔者作为工作人员，曾有几个夜晚同他长谈，有时则与他同车，在旅途中东南西北地自由交谈。

“张老，有位委员聊天时曾告诉我，说您大哥张学良对您非常严厉，不仅小时候对您严加管教，长大之后也常对您不留情，因此您非常怕您大哥，不知是否属实?”他对我的提问感到意外，扫了我一眼，反问道：

“告诉你这话的委员是谁?能通报他的尊姓大名吗?”

我愣了一下，考虑话已说出，索性再具体一些，便接着说：

“这位委员自然是您的老朋友，同我也是认识多年的，但我不便点出他的名字。他还具体告诉我这样的事，说您在30年代初吧，有一次坐飞机到国外去赌博，输了一大笔钱，您大哥得知后，把您扣押起来要重处，不少人出面说情才把您保释出来，不知可有此事?”

“好了，我知道了。同你说这些的一定是唐胖子(指唐生明)，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道听途说，你就信他的?”张学铭一语道破，但他并没有生气，又接着说：“告诉你吧，年轻人。像我这样生长在封建大军阀家庭，在旧社会混了半辈子的人，身上染点恶习是不足为奇的。他唐胖子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脸说我，真是岂有此理!但说到我们张家，自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之后，我大哥有志气，有胆识，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勇挑重担，而且一改自己身上的旧习气，特别是下大决心戒除了吸毒的恶习，这是尽人皆知的，也为我们兄弟树立了榜样。他自然注意对我们的弟弟妹妹严加管教，尤其是对我。要细讲起来，真是说来话长呢——”

张学铭讲了两件事：一是张学良两次戒毒，一是张学良对张学铭的亲切关怀和管教。

原来，在20年代中叶，张作霖还在世时，张学良就染上了毒瘾。抽鸦片，在旧军阀家庭是平常事，但并不是人人都上瘾的。一旦上了瘾，要戒就十分困难，没有极强的意志和毅力是不可能成功的。

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丧生，张学良当上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他继承父业，深感责任重大，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能胜任的。张学良有了这个想法，又在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规劝下，下决心戒毒。没有想到才两三天，就难受得满地打滚。甚至用头撞墙，不省人事。于凤至和赵四小姐既心痛又着急，便派人去请了一位日本医生。这医生二话不说给张学良打了一针。这一针立即见效，张学良自此每天打两针，鸦片烟戒掉了，精神也恢复了。全家人喜出望外，重赏这位日本医生。但都不知道这针剂药水是比鸦片更凶的毒品——吗啡。不到一个月，张学良的身体竟一天不如一天，一天不打针就痛苦不已。等弄清了真相去找那日本医生，那家伙早已逃回日本去了。张学良的第一次戒毒宣告失败，只得每天靠打吗啡维持，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1933年3月，张学良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去总司令之职，同时郑重宣布到上海戒毒，然后出国。3月12日张学良一行抵达上海，住张群公馆。当晚，在为他洗尘的宴席上，张学良当众表示，为了能健康地上前线杀日本鬼子，他要借张群先生这块宝地戒毒，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第二天早餐后，张学良就命令副官把他锁进卧室，并下达“不经允许不准任何人进来”的命令。整整一个白天，张学良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书，喝茶，嗑瓜子，没有动静。入夜，毒瘾大发，自己在地上打滚，于凤至、赵四小姐想进去，他都坚持不允许。直到用头撞墙，响声“咚咚”，随即听不见动静，于凤至等在门外呼喊，也不见回音。待打开房门，只见张学良躺在地上，额头红肿，鲜血淋淋，面无血色。赵四小姐打电话请来美国医生，检查了张学良的心脏和血压后，给张学良注射了针剂安眠药，并对于凤至、赵四小姐说，药物对戒毒只能起辅助作用，能否成功就看张将军的意志和毅力了。张学良就凭着这种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在十多天的时间内，强忍痛苦的煎熬，使毒瘾的发作逐渐减轻，直至基本控制，开始能吃能睡，体力慢慢恢复，最后戒毒成功。

张学铭在叙述张学良两次戒毒情况后，深为感慨地说：“没有第二次戒毒的成功，我大哥就不可能第二次上任，也就不可能在三年后的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所以说我大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确是名副其实的。相比之下，我这个做弟弟的，就差得远了。几十年来，我思念他，对他后半生遭蒋介石软禁直至今天仍失去自由，我一想起就要大哭一场……”

至于张学良对张学铭的关心，也是从张学铭年少时就开始的。张学铭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与张学良乃一母所生，张学铭6岁即丧母，父亲忙于政务军务，且有另外四房妻妾，自然没有时间管他，直接管教他、关心他的就是大哥张学良。后来大哥成亲，军务政务也忙了，便特别关照大嫂于凤至对张学铭多加照料。张学铭中学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张学良经常给他去信，要他用功学习，学到真本领，而不要贪图玩乐。张学铭谈到这里，忽然激动起来，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大哥当年经常给远在日本的我写信，却记忆犹新，可惜沧海桑田，手边未存得片纸只字，多年来我常常为之惋惜。真没想到，一星期前有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同志来访，带给我一封当时我大哥写给我的发表在报纸上的信，要我辨其真伪。我读后确认这信是真的，但记不清这信何以在当年的报纸上发表?这信我还带在身边呢，你先看看吧。”

张学铭说着便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张复印的民国16年(1927年)6月16日的《盛京时报》，上载《张少卿致乃弟西卿书》。书云：

“二弟手足，前函谅达。弟能知在异邦奋勉，不贻国人之羞，不丢父兄之脸，兄喜甚。我弟论及东瀛人士，皆能努力前程，非同吾国之军阀官僚，日以大烟麻雀为生活者可比，兄闻之更快甚。觉我弟知识高进矣。但望我弟永远保守此种思想，将来学成归国，勿践旧官僚之臭习，是为切要……切望我弟勿入学习院，那是贵族式学校，要知我兄弟应力谋平民生活，勿染贵族教育习惯为盼。我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造幸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盼弟在东瀛留心平民生活状态，研究他们一般社会的真精神。弟有什么感触，常常以告兄为盼。”

这封充满同胞手足情谊的信，使我更加确信，张学铭多年来对胞兄张学良的思念是一片真诚的。

照片风波和巧设宴请

1981年春天，张学铭身体状况时好时坏，政协直属组每周二次的学习会，他常常请假，但只要稍有好转，便来参加。组长劝他不必勉强，他却笑着说：“当学生就不能老旷课，老旷课就该除名了，我的病好不了也死不了，来走动走动，可增长知识，以免耳聋眼瞎，再说对我身体也许有好处呢。”

在一次学习会上，有位委员发言中讲到，前不久出版的一本海外中文杂志上登了一幅照片，画面是张学良在金门岛用望远镜眺望大陆，还配了短诗，说是“细细窥视”云云。他问张学铭看到没有?张摇摇头，随即问坐在他身边的我，政协机关有没有这份杂志?我答应说有，下次开会时带给他看，不料会间休息时，他又对我说：“我现在就想看看，你能不能回机关把杂志找来?”他这样急迫，我只能照办，跑回机关去取来。张学铭架起老花眼镜左一遍右一遍地瞧照片，一字一句地读那首短诗。后来，别的委员也争相传看，他却坐在位子上默不作声，表情淡漠。有位委员问他：

“张老，这张照片会不会造假?您大哥的模样您还能记得清看得准吗?”

张学铭点了点头，很不高兴地说：“废话!我大哥的模样会记不清吗?虽然45年不见，但大哥的模样我一眼就能断定。这张照片不假，但可气的是，为什么国民党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也可以让我去台湾看望我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也敢去，就看国民党肯不肯、敢不敢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今世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

张学铭谈到这里，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

“张老不必动气伤身体。刊登这种照片，玩的是宣传把戏，无须认真看待。祖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你们哥儿俩总有一天会团聚的。”委员们纷纷宽慰他。

张学铭一直到散会，始终闷闷不乐。

这一年秋天，我跟随当时主持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孙起孟副秘书长到天津，正遇上天津市政协召开常委会议，而张学铭是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的。他在会上见到我，紧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天津才是他的老家，要约我玩玩，还要请我吃饭。我说这次是有任务来的，况且有秘书长在，要玩要吃怕不方便，改下次吧。他狡黠地冲我乐，说：“好好，好了，你不就怕孙秘书长批评你吗，你放心吧，我不会让你挨批评的。”

会议开了三天，我们又留下开了两天的座谈会，在任务完成后，孙起孟同志提前一天返京，让我留下整理一份材料。下午两点，我送孙起孟到天津宾馆的大门口，返回房间推门一看，张学铭笑容满面，颇为得意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看我进去也不打招呼，我好奇地发问：

“张老，你怎么来啦?”

“怎么，你还想把我拒之门外?”

“岂敢岂敢!”我连连解释道：“我只是有点意外。您老光临，我能不欢迎吗?”

“这就好。”张学铭说：“我就说一桩事，下午五点半我派车接你出去吃晚饭，这下子你没有理由推辞了吧!”

“这，这……”我竟然真的答不上话。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他站起身要走，我送他到房门口，他回头冲我说：“这就叫‘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你现在一个人，就什么都由自己作主了。头天我不是说过，我不会让你为这些小事挨批评的吗?我这人就是说到做到。你去写你的材料吧。在房间里等着就是了。”

这天晚上，他接我到天津干部俱乐部吃晚饭，那里十分清静，客人就是我一个，加上司机一共三人。张学铭几乎上至俱乐部负责人，下至服务员、厨师，没有一个不熟悉的。这顿便餐，一律上小盘菜，林林总总，品种繁多，色香味都极佳，是我参加各种大小宴请中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的交谈，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一句也没有提及张学良。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孙起孟前脚刚走，你后脚就进了我的房间?他笑而不答，问了几次，他才颇为得意地说：

“你应该知道，我从前当过公安局长(应该是警察局长)，要搞到这一点小情报，不是易如反掌吗?”

我们相视而笑。

最后的日子

1983年，张学铭因严重的肝硬变而导致食道静脉曲张大出血，几次危及生命。我曾去医院看过他，他已弱得说不出话。我们紧攥着手，默默相视。他摇摇头，想说什么而没有说出来，家属提醒我，他摇头是指不想这样痛苦地活下去的意思。我强忍着泪水，大声对他说：

“张老!只要通过抢救这一关，您就会慢慢恢复的!您不是还要争取同台湾大哥见面吗?您大哥健在，您也要战胜疾病，才能实现见面的愿望。您一定要咬咬牙，坚持下去。”

他默默地点点头。

这最后一段话，是每一个去探视的人都要说的。因为强迫止血的抢救治疗措施十分痛苦，张学铭曾几次拒绝抢救，怎么劝也不行，只有提到与大哥张学良见面，他才会增添新的力量，点头接受抢救措施，这件事不仅在张学铭的亲朋好友中，而且在全国政协机关干部职工中也传开了。不少人说着同样的话，都发生了效果。当我离开医院之后，心情一直不能平静。一是病魔的残酷，二是张学良张学铭兄弟情谊之深，三是想到近半个世纪骨肉同胞分离的这个悲剧究竟要演到何年何月……

就这样拖了不到一个月，张学铭终于不治而与世长辞了。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许多人为悼词里的一段话而泪水盈眶，这就是：“张学铭同志临终前，对由于人为阻隔未能见到日夜思念在台湾的兄长张学良而深感遗憾!”对于每个知情者，这句话会勾起多少往事的联想!在张学铭第一次大出血经过抢救而病情略有稳定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我身体不好多时，但六十多岁、七十多岁，都活过来了，我大哥八十多岁还健在。兴许，我们兄弟团聚的日子不远了。为了这，我治病、吃药、健身，要抱定信心活下去!”我是在场亲闻者之一，张学铭正是依仗这股力量，以他重病之身，活到了七十五岁。而他生前最大的一桩心愿终于未了而抱憾终生，这是一幕何等令人伤心落泪的人间悲剧呵!

张学铭先生已辞世九年!海峡两岸的情势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类似的人间悲剧却并没有结束，这人为的阻碍来自何方?应该怎样拆除?难道我们每个活着的炎黄子孙，不应该从张学铭的悲剧中引发出更多的深思和反省吗?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6期 陈永贵禹作敏 个人专权的悲剧　作者：范银怀

异途同归的专权典型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运用典型推动工作。井冈山时期毛泽东调查过的兴国、延安时期的吴满有、建国后的平顺县西沟李顺达、遵化县王国藩等先进典型和劳动模范，都以榜样的力量鼓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农民；但是，无论哪个时期、哪一个典型都没有像大寨和大邱庄那样曾把亿万农民动员起来，其声势之大，涉及面之广都是空前的。

这两个典型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大寨是太行山区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80户的村庄，是计划经济时期“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的典型”，1964年被毛泽东树为“旗帜”，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的15年间，全国到这个村庄参观学习的多达700万人次。大邱庄是天津市静海县一个700多户人家的村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的承包责任制发展生产的典型，被称为中国“首富村”。十几年间它吸引了国内外数十万人到这里参观学习。

这两个典型都是由党支部书记的英雄、模范行为带动起来的。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是1948年入党的，他坚持合作化道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别的地方粮食产量都减产，而大寨照样增产。他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按照毛泽东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示，与地主富农斗，与“走资派”斗，与“小生产”斗。他坚持“以粮为纲”，规定社员只能在集体土地上种庄稼，把集市贸易、家庭副业都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这一套极“左”做法很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斗私批修”原则，因此他特别走红，先后任昔阳县、晋中地委、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直至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在全国上下批极“左”错误中，陈永贵在1980年9月离开政治舞台，1986年在郁闷中病故。

大邱庄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是1958年入的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先后四次到大寨参观学习。参观回来搞了个大邱庄“五年规划、十年设想”，他和陈永贵一样领着社员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台田化，改土治碱，但仍摆脱不了贫困。为什么学大寨集体苦干，到头来却是人人受穷?禹作敏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后认识到，不能老搞人斗人，而要广开生产门路。农村要富起来，光种地不行，还得办工厂。他不拘一格选用能人，大办乡镇企业，开拓出一条快速致富道路。他随之成了国内外知名企业家，并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

1992年10月23日，这两个村庄的代表人物相会在大邱庄。陈永贵的继承人、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是当年大寨“铁姑娘队”队长，她握着禹作敏的手说：“大寨和大邱庄的距离越拉越大；现在向大邱庄学习农民致富之道。”

禹作敏宴请郭凤莲时说：“我们农民想什么?不就是奔个好日子嘛!我当过三四十年的干部，大跃进时吃食堂，后来又学大寨，最后才从实践中弄通一个道理：‘以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得当当’”。禹作敏知道大寨办乡镇企业缺少资金，当即开出一张50万元的支票，送给大寨。郭凤莲接过支票感慨地说：“靠别人树典型不行，还得靠自己的腿走路。”

禹作敏以为只要摒弃“两个纲”，就不会再有陈永贵那样的结局。但没想到，禹作敏以成功者姿态自信地评价大寨和陈永贵的几个月之后，他自己却成了罪犯，被推上法庭，比陈永贵的晚景更惨!

禹作敏和陈永贵的悲剧，发人深思。禹作敏去世不久，《滨海时报》1999年11月24日刊登一篇题为《禹作敏与陈永贵》的文章，作者王安从禹作敏在监狱中的“最后时光”写起，说他“目光呆滞”，“那张原来干瘦的脸更加憔悴了”。文章称赞这位农民企业家的超前的经济观念是“极为可贵的”，“是中国农民成功的英雄”，可禹作敏颐指气使时“肯定没有想到孤独求死的结局”。作者由禹作敏想起“另一个强悍之人”陈永贵，称他们晚年“都很孤独”。

笔者在六七十年代曾到大寨采访，结识了陈永贵；八九十年代又到大邱庄采访，结识了禹作敏。从这两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沉浮可以看出，尽管他们所处的时期不同，领导工作的特点不同，但两人的思想和作风却有相同之处。陈与禹相差十多岁，陈永贵“42岁扫盲”，只能看懂报纸，不会写字；禹作敏小时读过几年私塾，能提毛笔写字，但也只能说是初通文字。这两个被解放了的农民，虽也曾在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创造过各自的辉煌，一旦他们功成名就之后，便有了一个共同的毛病，即：以农民“救世主”自居，凌驾于群众和组织之上，个人专权，发号施令。陈永贵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禹作敏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惟我独尊，为所欲为，把自己当作全村的主宰者。

出自类似环境的“农民英雄”

陈永贵与禹作敏的浮沉，追根溯源，与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特别是人民公社时高度集中的体制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毛泽东讲到人民公社优越性时说，“工、农、商、学、兵相结合，便于管理”，也便于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人民公社受挫后，毛泽东在1962年对公社体制作了调整，确定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所有制分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这种集体所有制，照一些经济学家说法是“虚拟”的，农民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份额，因此对集体并不关心。在公社体制下，生产大队一般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生产大队既是经济组织，又是一级政权组织。党支部也依自然村建立。这种体制有“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可以统一规划土地，集中使用劳动力，更可以以“民兵连”形式组织大兵团作战。

这两位农民领袖，都是在这种体制下，几经拚搏，当上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后才显示出他们的威力的。

陈永贵是政社合一体制的开拓者。他出生于1914年，从小给地主放牛，扛长工，受尽欺凌，竭力想改变自己的地位。1947年，在毛泽东“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下，大寨组织起以党支书贾进财为首的互助组，陈永贵是成员之一。陈永贵体格健壮，能说会道，又是种庄稼的好把式，但他在这个组里很难出人头地。他看出，那些土改中分了土地，但劳力弱或耕作技术差的农户仍然无力经营，穷富差别依然存在，这些农户最需要能人领导。他对这些社员说：“跟着我干，肯定能吃得比现在好!”于是拉起队伍，另立一个互助组，自任组长，被他称为“老少组”。

马克思说由于农民经济分散，“他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边施给他们水分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陈永贵会安排营生，技术活由他干，又有制服人的手段，他领导的互助组增了产，也树立了威信，受到区委书记张怀英的赏识。他深知，只有成了共产党员才能取得上级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积极申请，1948年由贾进财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陈永贵当了大寨党支部副书记。

1953年昔阳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几次到县委要求，以他的“老少组”为主体办起合作社，他任社长。与他创办的合作社并存的是贾进财、贾寿元、李二货分别领导的3个互助组，还有4个单干户。这些农户的土地有的与农业社“插花”，不利于全面规划，统一整修。陈永贵思谋要办成一村一社，但阻力很大。有些人对农业社吹冷风。复员军人李二货向农业社挑战，说农业社产量没有陈永贵报得那么多，亩产只有240斤，而他家亩产却是300斤。这一下激怒了陈永贵，陈就采取行政加经济手段对李惩治。这年年底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按规定，统购的应是余粮户的余粮，但实际上统购任务由党支部分配。上级下达给大寨的统购任务是42万斤，合作社社员、单干户都得出粮。陈永贵按亩产量多少确定征购任务，给李二货定得最多，在大会宣布后，急得李二货当众打自己的嘴巴：“我连干草加在一起也没有300斤。”李二货哭丧着脸说没有人给他帮忙，无法和农业社相比。陈永贵见他当众服输，又要他逐户登门道歉，才给他减了统购任务。这一下治住了李二货，也给所有说合作社坏话的人眼色看。陈永贵曾得意地向笔者说：“从那天晚上以后，所有的中农，连地主富农都入了社。”大寨达到了他一村一社、政社合一的目的。

为什么陈永贵对政社合一如此执著?有一次，陈永贵向笔者谈他搞互助合作的动因时说：“我一为祖上争光，二为穷人谋利!”，又说：“人死留名，树死留皮。”他要做穷人的救星，光宗耀祖。这是他真实的心态。他好大喜功，又心胸狭窄。1963年底，中共昔阳县委针对农村出现的所谓“两极分化”和党员干部的“退坡”思想，在农村党员中开展了整党。陈永贵批评贾进财与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划不清界线，这使贾进财处境很困难。贾进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解放前给地主扛了25年长工，1946年入党，是大寨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忠诚老实，办事公道，工作勤勤恳恳，不计较个人名利。贾进财说办社需要“当家人”，就几次提出辞职，同时推荐陈永贵当书记。从此，陈永贵成了主宰大寨的权威，也给陈永贵大显身手开辟了道路。

以村建社，农业社就由经济组织变成党、政、经一体的组织。大寨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高粱秸打了叶——光杆”，而且更不自由了，户籍、口粮、劳动、分配都由大队管。他们像绳子拴着的小鸡，动不得了。但是陈永贵认为可以运用行政和党组织“管理”了，他说“集体化的优越性，说不完，用不尽”。成立了合作社，土地实行统一经营，农民对较长远的建设如整修土地，因担心投工多见不到实效而影响当年分配，一般都不愿意搞；而陈永贵却认为土地连成片，取消了农户之间的地埂、地界，便于统一规划，集中调配劳力，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绝好条件。他主持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年复一年，带领社员开沟打坝，垫土造地，整修坡地，建水平梯田，蓄水保墒，使粮食产量稳步上升，陈因此连年被评为县、地、省劳动模范。

禹作敏也是在为“穷人”谋利和为家族争光而奋斗不息。他出生于1929年，比陈永贵小15岁，但他也是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成了大邱庄的权威。大邱庄是一个大村，又是多姓家族杂居， 禹作敏出头比陈永贵要困难得多。他经过“三上三下”才巩固了他在大邱庄的地位。1958年他入党不久，就当上了大队代理书记，因为大跃进中刮“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严重，被上级撤销领导职务，在公社管委会当会计，后又当了生产队长。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领导生产比较务实，将一个穷队变成大邱庄较富的队。大邱庄人公认禹作敏有能力、有办法，但要他掌大权，就有争议。1971年“文革”期间，村里酝酿让他再当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说他大哥搞“投机倒把”蹲监狱，他划不清界线，因此只让他当了个支部委员，兼任革委会主任，主管生产。他长年带领社员学大寨修台田，大队面貌有变化，1973年他又当了代理书记，1974年才正式当支部书记。

1977年，大邱庄改选党支部书记，群众说“谁能领导大伙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向穷得娶不起媳妇的光棍说：“跟我干，保管你们三年结婚成家!”结果他连选连任。

物极必反最终双落马

党政合一、政经合一、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既可以给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英雄人物开辟一个跃马扬鞭任驰骋的疆场，也可能使他们的权力变得无法制约、不被监督，最后落得一个被拉下马的“土皇帝”的可悲下场。

1963年，毛泽东批转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调查报告后，当时的人民日报政文部主任康英带着记者去采访大寨，知道大寨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确实不错，但也发现陈永贵有“家长作风”，她是刚从周恩来总理秘书岗位调来的，很重视报道的指导性，为避免突出陈永贵个人，在报道中有意识地写了大寨党支部其他成员的作用，但陈永贵并未从中记取教训，接受教育。1964年，毛泽东提出“农业要学大寨”，周总理派当时的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调查，在大寨蹲点的县委书记张润槐向他汇报了大寨的经验后说，大寨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富裕中农当地主富农斗，这不符合党的政策；二是社员劳动强度太大，应该注意劳逸结合。这次汇报时大寨干部不在场。廖鲁言调查了20天，通过劳动观察，看出陈永贵安排集体生产很周密，称他是大寨的“好管家”，但也看出他对社员强迫命令严重，凡事他“说了算”，别人都不敢说“不是”。在一次座谈会上，他问陈永贵：“对富裕中农怎么看?”陈答：“富裕中农与地主富农差不多。”陈永贵认为这是无产阶级立场坚定的表现。廖鲁言从爱护这个先进典型出发，试图建立一种监督机制。当时全国又恢复了贫下中农协会，这是群众性的阶级组织，只要能发挥作用，可以监督陈永贵。但他和贫协会领导座谈时，说的和陈永贵一个腔调，都不敢与陈永贵唱反调，原因是贫协会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只能与支部保持一致，贯彻支部决议，不能与支部有不同意见。这是当时的体制使然。廖鲁言无奈，只好说，“反正是一个老太婆，说的都是一件事”，只好作罢。意思是只要能增产，陈永贵一人说了算，也行。可见，这种体制下的党支部书记无论上级还是群众都无法对他实行监督，相反还会遭来祸害，“文化大革命”中张润槐被陈永贵指控为“反大寨急先锋”，被斗得死去活来。

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陈永贵更是有恃无恐，以权代法，以人代法，以言代法。陈永贵平时要求党团员“地里干活，手握镢头，两眼斜视，盯着别人”，严密监督，谁不服从陈永贵和大队干部领导，劳动消极，就实行群众专政。合作化以后大寨在田间、村里采用的“炒黑豆”就是一种办法，把被斗的人围在中间，推过来搡过去，进行斗争。陈永贵以维护集体利益为名整治人，简直无法无天。1966年，大寨从内蒙古买回10头母马、1头种马，一天突然马群咬架，把种马一条腿踢折了；饲养员贾济元没提防，正巧社员李庆元、贾来顺撒化肥，回来在饮畜池洗了化肥的口袋，忘记清池，1头奶牛饮水中毒身亡。这是两件偶然事故，陈永贵却咬定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扣上了“有意破坏集体经济”的罪名，不分清红皂白，也不经过法律程序，立刻宣布，把这3个社员抓起来，用绳子捆上押送到县公安局进行审讯，并在村里多次进行批判斗争。贾济元是残废军人，他说：“就是我好提意见，老陈给我记下了仇。”

随着公社的解体，乡村政府的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建设开启了新的阶段。但是，在大邱庄禹作敏那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弊端没有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某些漏洞，却被充分利用了。众所周知，原来实行计划经济，商品按计划调拨，物资短缺，连干部的多吃多占都受到限制和约束。加之那时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即使心存邪恶的干部，也不得不瞻前顾后。进入90年代后，随着大邱庄的大发展，禹作敏的权力无限膨胀起来，他是党支部书记，又兼乡镇企业总经理，集党、政、经大权为一身。在大邱庄他可以自己组阁，决定人事任免；可以根据家族亲信的利益配置生产要素。办企业是农民致富的捷径，但先决条件是要有厂房和地皮，这些都由禹作敏控制着，建工厂需要资金，更要由他划拨，即使从银行贷款，也得由支部领导担保。这是权力制约下的商品经济。他可以随时把权力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

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时掌握的权力，禹作敏都有，陈永贵当支部书记时没有的权力，禹作敏也有。土地是集体的主要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合作化后只能用来耕种，现在可以划出一片土地盖厂房“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上新项目。划拨土地权也在禹作敏手里。从国内外引进资金，负责洽谈项目，只有书记兼经理的禹作敏才有资格。引来的资金、项目交给谁经营，只有禹作敏才能决定。因此，禹作敏要谁富，谁就可以富，禹作敏让谁先富，谁就可以先富。在大邱庄，无论男女老少，无论是禹的长辈还是小辈都称他是“书记”，他能决定每个人的命运。后来他兼任派出所指导员，具有执法权力，就敢以身试法。他怀疑外来民工有经济问题，竟敢私设公堂，用现代刑具惩治。出了人命，他竟敢包庇打死人的罪犯，干扰公安人员执行公务。

以上情况表明，在缺乏监督机制的情况下，禹作敏实际上已经成了“土皇帝”，其结果，虽曾以英雄、模范名噪一时，却以入狱服刑告终。

“权力世袭”殃及子辈

大寨和大邱庄的权力，最后分别集中到陈永贵和禹作敏手中，而且这种权力由个人垄断，这就是专制。他们不想使自己的权力受到制约，而且要想尽一切办法终身掌权，甚至搞“世袭制”。陈永贵当大寨党支部书记就安排儿子陈明珠当大寨团支部书记。当年农业部长廖鲁言与大寨青年座谈怎样学“毛选”时，主要介绍经验的就是陈明珠。他说，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学不进去，是党支部书记(他父亲)指示如何对照本村的地主、富农学这篇文章，他才因此做到“活学活用”。这位初中未毕业的小青年，尽管没有“三大革命实践”，却可以当仁不让地接他父亲的班。后来陈永贵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这个儿子虽然不称职也当了中共昔阳县委宣传部长，结果随着父亲的陨落，他也下台了。

在“权力世袭”问题上，禹作敏与陈永贵相类似，他虽然要求改革，但不能触动他这个“庄主”的权力。他把已经掌握的大邱庄党政财文大权当作“命根子”，牢牢控制在自己和家族的手里。他和陈永贵一样也是先让自己儿子当团支部书记。他的小儿子禹绍政才20刚出头，虽然没有务农、务工的经验，他也急不可待地在他60岁那年“顺理成章”，让这个儿子代替他当了大邱庄(集团)公司总经理，事件发生后，父子双双入狱。

禹作敏事件发生后，天津市、静海县领导，首先对大邱庄实行“依法治政，政企分开”。镇党政领导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企业领导严格按照《企业法》办事。

上述陈永贵、禹作敏个人专权的悲剧与“权力世袭”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还政于民”是何等重要。只有让农村人民当家作主，才能有效地制约和监督这些农村干部。

研究中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专家学者认为，今后广大农村的发展还是走农民自治的道路。中央提倡的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农村市场经济，改革税费体制，改革行政和事业管理体制，健全农村法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等，目的就是引导农村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6期 国民党南运故宫国宝追记　作者：宋伯良

台北故宫博物院，是1965年台湾当局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在台北市郊建中山纪念堂时，同时建成的。当年11月，中山纪念堂、故宫博物院同时宣布开幕。

自1933年，故宫古物南迁，跟随古物的一批学者和行家里手，押运着近两万箱故宫历代皇帝收集的无价之宝，在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往来跋涉一万多公里，未曾遗失或打碎一件古物。古物的六分之一计2972箱，约239000余件，1948年被运到台湾。在这战火纷飞的15年中，故宫国宝的沧桑历史，记载很少。而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于1982年采访了当时跟随古物的三位学者，撰写了《故宫国宝话沦桑》一文，在《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

美籍华人张君(笔者同学)寄我一份，现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1924年1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限令18岁的逊清末代皇帝溥仪半日后离开紫禁城皇宫。溥仪离去后两周，一小批大学教授和学者由学生襄助开始点查宫内的珍宝。工作人员中那志良19岁，刚离开校门；吴玉璋20岁，是位大学生。几百万件古物都要清点登记，除了瓷器、玉器、铜器之外，还有一部共七万九千多卷的四库全书。清点工作进行了近一年之久。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自明代中叶以来，不准老百姓擅入的紫禁城就此开放。到了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他们一下子就距离北平只有240公里。政府通知博物院把最有价值的艺术品速行南运，以策安全。

要决定什么应该运走，什么要留下，是个艰巨的任务。那志良说：选件固然重要，如何保护古物不会因撞击、受潮、过干和白蚁为患而损坏又是另一回事。最后我们把北平城内的古玩专家找来，教导古物包装的方法。装箱的工作差不多进行了一年多时间。1933年春才竣事，共装了19557箱，每箱1米长、50厘米高和宽。由火车南运，由若干工作人员押运。除了专家和武装守卫之外，列车上并没有其他客人。

1933年2月5日晚间，从紫禁城到车站沿途，日落时分就开始戒严。那志良回忆说：“他们吩咐我们，要等到天黑才启运。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车站，由军队护送，沿途军警林立，板车在熟悉的街道上行驶，街上空无一人，除了车子急驰的辘辘声之外，听不到一点别的声音，使人有奇怪的感觉”。

大家连夜静静工作，把箱子都装上两列火车，黎明时分开车南下。一路只在添煤、添水时停车，那志良说：“每次停车，我们就下车沿着铁轨，由前跑到后，把每个车箱的封条，都检查一次。”

两天后，载运古物的列车到了浦口，停在靠边的轨道上。那志良说：“军队守卫列车，一直守了一个月。因为南京没有适当地方收藏这些国宝。”最后，由水路把这批国宝运往上海。在上海存放了近四年。在这个时期，南京扩建朝天宫以贮存这批国宝。

1936年底，朝天宫扩建工作完成，工作小组也就留在南京办公，还计划举行展览会。但中日战争在1937年7月又爆发了。7月29日日军占了北平，这时南京也有危险。中国政府迁往长江上游2087公里外的重庆，并下令撤退古物。

同时运所有的古物根本不可能。工作人员分为三队。他们要尽快分途离开南京，到达目的地后，静候战争结束。

那志良随同第一队离开了南京。那队的80箱古物由船和卡车运往1000公里外到达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不久又接到命令要他们离开长沙。

“这真是英明之见”那志良说，“我们离开才不过一个月，湖南大学就被轰炸，夷为平地。”

几星期后，向西南走了930公里到安顺县，在城外找到一个天然洞窟。他们把洞窟加固，在洞里建办公室和贮藏库。至此这一队长途跋涉已经一年多了。

南京方面，杭立武当时是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获委负责办理古物搬运。每箱都贴有装箱和点验者签名的封条，每个封条都照了像，每次开箱时，都要经过同样的手续。

杭立武说：“这时候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几十万人都在设法逃离南京，找运输工具和挑夫都极端困难。”不过杭立武终于设法包了一艘英国太古公司的船，把第二批古物运往汉口。

日军继续进逼，第二队又从汉口转移内地，到翌年秋季才到达陪都重庆。1939年春，日机轰炸重庆，几乎炸中这些国宝。古物箱又再装船，这一队再向长江上游西行500公里到乐山去。他们到达宜宾还没有问题，可是在那里又需另找交通工具。船只难找而且光是把古物从原来的船上卸下再装上另外的船只，就花了近两个月之久，结果九月中旬才到达乐山。

最后一批7000多箱由吴玉璋和另外二人负责。他们设法在日军进城时恶名昭彰的“南京大屠杀”之前一个星期搭火车离开南京。南京市内日军奸淫虏掠血洗全城，屠杀无辜平民至少有30万人。

载运这批古物的火车，到了徐州停车添煤、加水。“我们的列车刚到站内停下，日本飞机就出现了。”吴玉璋回忆说，我们当时就知道迁运刻不容缓，而且越远越好。

第二天到了郑州，吴玉璋下车去和站长商量调拨火车事宜。等他回货运调车场时，见到几列车陷于火焰中。“我真急疯了”，他说，甚至于在追述这件事时，人还很紧张。“我找不到我们那列火车。向人打听，一个人说见到那列火车烧了，另一个说爆炸了，我觉得一切都完了!最后，我发现驻军已把火车开走，我后来又回到那列车上。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大家和我们同样关心国宝。”

大约一星期后，奉令前往支援其他运送古物队的那志良在西安遇上了吴玉璋，两人一起到宝鸡去，因为吴玉璋所押运的那批古物，已经到了宝鸡。这批古物存放在两所大庙里，由地面到房顶堆得满满的。吴玉璋的家眷，这时也已逃出沦陷的北平，到达宝鸡。

宝鸡吃紧时，他们又要前往170公里外的汉中。其中要越过海拔3000米的秦岭。这时运输工具都要额外加钱。两地之间没有铁路，只能用卡车装运，每辆卡车至多能装载20箱左右。花了48天总共装了300多车，才把他们押运的古物全部运达汉中。可是这时汉中也不安全，一个半月后，他们又奉命把古物运往成都。

成都在500公里外。路上过河而没有桥，只好造木筏暂充摆渡。十个月后到达成都，发现成都的情况不理想。城市很大，地势平坦，没有坚固的楼宇，也没有山可以挖山洞。

“我们要找个可以安定下来的地方”那志良说，“一个可使我们安定过日子的地方。”古物再次启运，这次是运往150公里外的峨嵋县城，那里安谧，有很多庙宇。这一队就在峨嵋的那两座大庙里住下。一住就是七年。后来在成都开过展览会。他们开箱取出古物，首先取出清宫所藏几万本价值连城的古籍。这些古书必须要过过风。

1942年，那志良自1933年便别离了的家眷——太太和三个孩子，从北平逃出与他团聚。“那好了”，他回忆说，“我们一家又在一起了。”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经过12年离乱，古物终于可以回南京了。可是战后运输工具缺乏，不能冒险在崎岖的道路上运回古物。到1947年3月，三个队才离开战时的避难所，在重庆集合。

1947年初夏，全部古物和人员终于由九艘轮船沿江顺流而下运回南京。他们立即恢复中断了九年的工作，把国宝运入朝天宫扩建的部分，开箱整理并且开设一个临时展览厅。

不论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苦，博物院工作人员始终团结一致，一心保护这批国宝。不管个人的政治信仰如何，他们始终比肩抗日。但对共同的敌人作战几乎刚刚停止，蒋介石又挑起内战，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军事上占上风，又取得人民的支持，博物院的职员也不例外。

1948年徐州会战后，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计划在台湾建立最后立足点，于1948年11月决定将故宫国宝和南京中央博物院、国立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的藏品，及外交部部分重要档案也合并一起运往台湾。但当时可以运送这些珍贵古物的只有两艘军舰和一艘商轮，只能运送其中一部分，无法全部运走。不得不作进一步的决定。

1933年，他们从北平运出19557箱，这时只选出2972箱，大部分是清宫收藏的精华，包括历代名画及书法、清宫全部藏书和最精美的宋瓷。总数约只是故宫国宝的六分之一。其余的不得不留在南京(其中大部分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到达台湾后，古物最初贮存在台湾中部工业中心台中市的糖厂仓库里。但这些仓库也不是储放国宝的理想地方，于是在50年代初，这批珍藏又迁移到附近一个名叫北沟的小山村。在北沟存放了差不多15年，直到1965年11月在台北市郊的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故宫博物院新址建成并宣布开幕。

现今台北故宫博物院已成为亚洲著名展览馆之一。中国艺术文物藏品共有60余万件；书画5749件；善本书150688册，其中有历代重要刻本、佛经、藏文喇嘛经和满蒙文史籍。

(责任编辑　元璋)

2000年第6期 天津市收容乞丐纪实　作者：周利成

乞丐问题是中国数千年来无法根治的痼疾。天津解放伊始，大量游民乞丐和散兵游勇涌进城来，他们声称，解放了，穷人翻身了，乞丐也可以挺直腰板，理直气壮地去向富人们讨要了。一些职业乞丐讨要手段强硬粗暴，按时定价，张口就要50元。而商号、店铺不了解政府的政策，对乞丐的强乞恶讨不敢违抗，因此，1949年5月，天津市人民政府为迅速恢复和稳定社会治安，在华北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对游民乞丐开展了大规模的突击收容和清理。

天津丐情

在天津活动的乞丐主要有丁门、韩门和祁门三大组织，以祁门的人数最多，活动最广，声势最大，其次是韩门，全市约有乞丐15万人。

天津解放伊始，有些乞丐错误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共产党来了，穷人解放”。加之，国民党特务到处散布“共产党来，富人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乞丐是无产者中的无产者，是新社会的大老爷，说出话来就是金口玉言，要到哪个商家都得给”等等，商家也不敢得罪乞丐，对他们的强乞恶讨也不敢违抗。这样便助长了乞丐的嚣张气焰，为迫使商人们“施舍”，乞丐有意在商铺门前“设防”，拦阻购物顾客进门，直到商人“出血”才予放行；对待不予施舍的店铺，他们采取砸玻璃窗、在店铺的门面上涂抹粪便等手段进行报复。由于他们的强讨恶要，有的商号店铺一天营业额竟不够打发“花子”的。福隆绸庄每天用于应付乞丐的费用约为四五百元，遇到年、节、假日，此项花费就得提高一倍；戴林春线店、永兴裕鞋铺的日营业额均为600余元，而应付乞丐的支出就得700元。因此，戴林春线店、华丰鞋店、庆兴钱庄等一批商号，纷纷被迫关门歇业。一家商店因乞丐太强硬而报到街道，街长将乞丐申斥后又放出。乞丐便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跑到该商号的门前骂街、抹狗屎，躺在地上不让顾客进门，该商店终于吃不消了，经理亲自出来赔礼，如数给了钱，才温言暖语地送走了他们。后来各商家为减少麻烦，与乞丐们商定好，每条街由一个或几个乞丐头包下，每天各商家派一个代表将准备好的钱定时送到，这样乞丐便只需坐等收钱了。

据调查，每天每名乞丐收入多则三四百元，少则也要百余元，按100元计算，他们的支出是这样的：30元的饭费、20元的宿费、10元的香烟费，其余的或喝酒或嫖妓，或积蓄两日，第三日即可不出门讨要了。乞丐的收入比卖苦力蹬三轮的车夫及摆摊的小商贩要高出几倍，因此，天津市当时竟出现了一些下层劳动者竞相转业当乞丐的怪现象。

游民乞丐的活动，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尤其是那些深受乞丐之害的商人更是对乞丐深恶痛绝。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联名上书人民政府，派代表到民政局，痛陈乞丐对社会的危害，迫切希望人民政府能彻底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给天津城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天津商会为支持政府对游民乞丐的收容工作，表示愿意捐资，筹措经费，协助政府共同清理。

收容准备

在收容游民乞丐之前，天津市政府结合肃清敌特和残匪的中心工作，首先收容了流窜至津的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1949年1月下旬，市公安局向下属各分局发出指示，要求立即开展对流亡人员的调查登记，并同时收容散兵游勇。同年3月18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彻底清理游勇散兵及其他匪军人员的决定》，至7月，共收容国民党军散兵游勇18970人。

三四月间，市政府对乞丐重点区一、四、七、九、十一诸区做了初步调查，组织公安、民政及有关社会团体对华北人民政府下发的《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草案)》进行了讨论，并结合天津实际情况研究了清理乞丐的具体意见。在经费问题上，在尚未决定是募集还是财政开支之前，先做募集准备，与商业界代表几次研讨，并大致制定了募集方案。经过三次修订，5月13日，华北人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明令在城市中“严禁强乞恶讨及以乞丐行业授徒，或组织乞丐从中渔利等行为，违者由公安纠察队逮捕强制入所”，确定收容所的各项经费，由财政开支。《办法》公布后，全市立即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天津日报》、广播电台均发表消息，号召乞丐转业参加生产劳动。

5月21日，成立了有公安、民政、财政、法院、卫生、工商、工务、纠察总队、总工会、学联、妇联、青委会等单位组成的“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在第一区罗斯福路230号开始办公，作为清理游民乞丐的专门领导机关，配备了干部。此后，又设置了5个临时收容所，分别收容各区乞丐。

5月25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依照华北人民政府确定的“一面收容，一面处理，逐步肃清”的方针，在全市范围内对游民乞丐进行了突击收容。收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5月25日至28日，主要收容了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和以授徒为业的职业乞丐，采用动员自愿入所和强制入所相结合的收容方法。四天内共收容乞丐464名，(男448名，女16名)，其中青壮年和职业乞丐390名。根据前四天的收容情况，收容委员会发现全市乞丐的实际数量比预计的要少，5个收容所可以容纳当时滞留本市的所有乞丐，所以，从29日收容工作进入第二阶段，即开始全面收容，除青壮、职丐继续收容外，凡老弱、残废及妇女乞丐，均在被收容范围。由于大部分乞丐离开天津或转业，至7月31日，全市共收容乞丐1594名，一时流动在市面上的乞丐基本肃清。

这1594名乞丐，既有失业工人、知识分子，也有逃亡地主、盗贼和娼妓。为便于管理，收容处理委员会将乞丐按性别、年龄、体力分成青壮年、老弱、残废、妇女、儿童5类，分别送到5个收容所，实行“分类编制，分所管理”的方法。

入所后，乞丐的思想波动很大。自动入所的，想让政府给找一份工作，进所后精神愉快，劳动积极，有些是听天由命，只要有饭吃饿不死就行。强制入所的顾虑较大，他们害怕当兵、害怕下煤窑、害怕骨肉分离。一些职丐则仍有“无一行不成世界”、“乞丐要饭天经地义”的思想，他们一入所就想伺机逃跑；有的不吃饭、不说话，有的妇女乞丐则整日啼哭，还有几名老年妇女跪在地上长久不起，要求回到自己的窝铺里。针对乞丐们的思想顾虑，委员会采用了“揭穿谣言，搞通思想，参加劳动，自食其力”的教育方针，明确指出：1不抓兵；2不拆散家庭；3保证吃得饱；4组织参加劳动也是为乞丐自己；5不是像日本一样抓苦工；6既往不咎，绝不追究乞丐过去的罪恶(因为他们怕被判罪)。采取上大课、分组讨论、个别谈话等教育方法。

在生活上最大限度地给予他们关怀。改正乞丐散漫无纪律和惰性恶习，提高其服从领导和自己管自己的自觉性。各收容所制定入所规则，规定乞丐入所后要服从领导，不得随便出门，遵守作息时间，不得随便大小便，保持所内清洁，禁止打架吵嘴。乞丐入所一律理发、洗澡，酌予补充、借给衣服、鞋、被等物，声明物品不作“恩赐”，将来要乞丐无利偿还，目的在于鼓励教育他们参加劳动。供给标准是：早晚两餐，初定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柴菜在内)。向他们讲明过去行乞是受剥削受压迫的结果，寄生思想的耻辱，人要生存就必须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乞丐们通过思想教育与自身入所前后的对比，逐步提高了认识，树立起劳动的观念，并主动提出要与过去划清界限。第五收容所的职业乞丐宋雁和说：“刚要饭时被人打骂欺侮十分苦。日子长了学会耍赖，又拜了师父郭小小，在外面就不受气了。但受师父的打骂更厉害，要回来的东西得交给他，自己只得很少的钱。收容所真是好，吃喝都比外面强。”他主动检举了师父的罪行，并要求收教干部赶快将其收容管制。

委员会积极组织乞丐参加文娱活动，使他们从中受到思想教育。一些在旧社会专靠唱数来玉、打竹板进行乞讨的职丐，在收容所内编写了新内容的数来宝，歌颂人民政府的英明伟大。让乞丐们组织起来，编成一支秧歌队，分别于6月5日、22日，上街演出，受到市民群众的欢迎，很多商户自发地拿出烟、茶、糖果招待他们，乞丐很受感动，他们说：“以前没有人把我们当人看，没有人理我们，现在我们也受到人民的欢迎。我们一定要好好接受教育改造，争取成为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人，重新回到社会中来。”柴东洋行经理石架门(苏联人)说：“我在中国有40多年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游行，共产党是任何党不能相比的。在国民党时，他们不办正事，每天有很多乞丐来纠缠我，这还是小事，穷人无依无靠是大事。今天他们又有饭吃，将来又有出路，这都是共产党的德政呀!”

7月，委员会将有劳动力的青壮年乞丐近200人组织起来，编成两个劳动大队，队下设排，排下设班，分别赴芦台农垦局开荒和留在市内清理海河河漕垃圾，乞丐们逐渐树立起“劳动光荣，寄生可耻”的观念。

依照“一面收容，一面处理”的原则，分类分批地妥善安置处理乞丐。1家在外地的，动员返乡生产，组织成队，遣送回籍；2散兵游勇由纠察队及公安局送流散人员处理委员会；3无家可归而有劳动力的男子编成劳动大队；4无家可归的老、幼、残及妇女送生产教养院；5业经改造，有谋生能力的，可准其自由就业，市政府给予便利；6家在本市，经短期教育后交由家人取保领回，从事生产；7职业乞丐及以乞丐行业授徒者，严加管教，有罪行的乞丐头儿送法院审判。其中有劳动能力的青壮年乞丐1218人，取保回家的345人，送生产教养院的88人，散兵游勇32人，死亡3人，潜逃58人，送法院2人。

8月1日，天津市收容处理乞丐委员会正式撤销，第一、第四两个临时收容所随即撤销，第二临时收容所改为劳动大队宿舍，为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弱和妇女乞丐，仍保留处理乞丐工作，由生产教养院负责。

此后，由于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加之连年自然灾害，天津街头再次出现游民乞丐，天津市生产教养院继续收容存留本市和从外地流入的游民乞丐7911人，并进行了妥善的安置和处理，从而使天津长期存在的游民乞丐问题基本得到根治。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6期 读《中国反贪史》三叹　作者：王春瑜

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

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及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警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帝辛——也就是殷纣王，大肆聚敛，奸佞费仲、恶隶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0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放虎归山的结果，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与其相类似的是，春秋时，吴国太宰*1受贿亡国，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岌岌乎殆哉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1。”并进而煽情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帮助什么?求和也。太宰*1贪污了八位美女，并指望笑纳“更上一层楼”的越国漂亮姐，便鼓其如簧之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古汉语中有“贪墨”一词。墨，古义是不洁之称。历代贪官当然都是些一屁股屎、心黑如墨之徒。他们的贪婪睃刻、残民以逞，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之外，简直成了笑话。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百姓苦不堪言。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祝贺，说：“拔掉眼中钉了!”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向上司要求，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宋州父老哭笑不得。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贪官虽然心狠手辣，却满嘴仁义道德，俨然一尘不染，实际上，就像鹭鸶一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明朝有个贪官更堪称典型。明明想大捞一把，却装成分文不取，刚上任时，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但不久，有人送来百金行贿，他假惺惺地不收，说“我对神发过誓。”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赶忙凑上去说：“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从此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明·冰华生：《雪涛小书》)可见贪官是多么卑劣!

而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伸手之勤、远、宽，用疯狂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据《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记载，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亦即不笑不开口者；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便动辄加以陷害，故当时人们说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由来，李义府真是永臭不朽矣。但“李猫”也好，“笑中有刀”也好，李义府决非仅系猫态狼心、迫害政敌之笑面虎而已。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上宰相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连其母、妻、诸子、女婿，无不卖官，“其门如市”，“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200)呜呼，此“猫”，此“刀”，又何其毒也!现代国人对日寇的“三光”政策记忆犹新。但谁能想到，我国古人中竟有人实行过四光政策；不过，当时叫“四尽”。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2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娶了一百多个小老婆，“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不过，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如明朝的刘瑾、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3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简直有与“坐的皇帝”正德爷并驾齐驱之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某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此人时，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 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了。(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四》)对于贪官来说，权力与贪贿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得越多。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明代高岱《鸿猷录》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这不能不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倘若您读一读《天水冰山录》——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您就更会大吃一惊!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个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因为崇祯皇帝未予公布，至今仍是个谜。但是，据《明史·樊玉衡传》记载，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又有人估计，刘瑾贪污所得，折成银子是五百万锭，而“忠贤赃七百万锭(清·褚人*4：《坚瓠集》·广集·“刘魏合辙”)!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俸银不多，用现代的口语说，是低工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以后大体成为定制，纵然有所增加，数量毕竟有限，他们的贪污所得，比起工资收入，不啻是个天文数。至于和*3，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达白银八亿两以上。这无疑是夸大了。据当代史家研究，和*3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外，其他的财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冯佐哲：《和*3评传》第301页)这同样也是个惊人的数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富可敌国”。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8“吏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官是蟹壳，胥吏是蟹脚，没有蟹脚，岂能横行?吏治的好坏，不仅事关朝廷形象，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三国时东吴末年，吏治大坏，百姓怨声载道，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故晋军伐吴时，孙吴军迅速土崩瓦解。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飨儒官之禄。”(《抱朴子·吴失篇》)呜呼，吴国的官也吏也，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也哀叹“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其实，早有史家指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是亡于“刀笔之吏”，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此痼疾有关。明代胥吏多而滥，顾炎武曾痛斥曰“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八》)。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虎吼狼嗥、茹毛饮血，百姓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呼号，可想而知矣!

二

二叹：清官何其少也。

翻翻廿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物以稀为贵，况人乎!这些清官的相关事迹，大部分都很感人。如：北齐彭城王攸自沧州召还，老百姓纷纷拿着食物欢送他，说：“您在沧州，只饮这里的水，从未尝过百姓的饭菜，今天我们谨献上粗茶淡饭。”高攸很感动，但也仅吃一口，不愿占百姓的便宜。又如：隋朝赵轨在齐州做官，后入京，父老送别，说：“公清如水，请饮一杯水，以代替我们献钱。”赵轨愉快地一饮而尽。80年代，有一出京剧《徐九经升官记》，后拍成电影，轰动一时。徐九经是确有其人的。他在江南句容当县令，任满后调走，百姓恋恋不舍，说：“公幸训我!”徐九经答道：“唯俭与勤及忍这三个大字。”他曾经在大堂上画了一棵菜，上题：“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无此味。”徐九经走后，百姓将他画的菜刻在石上，并写下勤、俭、忍三字，称为“徐公三字经”。这三个字，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在是可圈可点。不能甘于清贫淡泊，当不了清官。战国时魏国的邺令西门豹，“清刻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真是难得。他的治水投巫、破除“河伯娶妇”恶俗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披鳞直夺比干心，苦节还同孤竹清。龙隐海天云万里，鹤归华表月三更。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2引《座右编》)——这是明代苏州人朱良写的歌颂海瑞的诗。这与一般颂诗，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因为：万历十五年十月(1587年11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他的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金八两，旧衣数件而已。时人王世贞以九字评之：“不怕死，不爱钱，不立党。”(明·周晖：《金陵琐事》卷1)朱良亲眼目睹海瑞如此简朴的行囊，以及士大夫凑钱为海瑞买棺的情景，感慨万分，惟恐后世人不相信有这等事，特地写下这首*6海瑞诗，以期与山河作证，让海瑞的两袖清风，长留人间。事实上，海瑞生前生活俭朴到一般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他的私章用泥巴刻成，夏天睡在一张破席上，盖着夫人的旧裙，以至有道学家攻击他是“伪”，这无疑是对海瑞的污蔑，这种人是无法理解海瑞的。 清官少的原因之一，是难过家庭关。清官张玮曾经慨乎言之：“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清·余怀：《东山谈苍》卷3)难得的是，张玮家人都理解、支持他。张玮病殁京师后，其棺运抵毗陵(今常州)，因无钱下葬，只能停于荒寺。家中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其妻患病，无钱抓药，后竟饥寒而死。惟其如此，不甘沉沦于腐败泥淖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安抚子女。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历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正清严，始终一致。他的儿子见他两手空空，面露难色。王恕对他说：“你怕穷是不?咱家历来有积蓄，不需要做官时像粮仓里的老鼠那样。”他引其子到后宅，指一处说：“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指另一处说：“这里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他死后，其子去挖掘，“皆空窖也”。(明·李中馥：《原李耳载》卷上)王恕为保持清廉品节，真是煞费苦心。事实上，历史上的著名清官，其妻、子无一不是甘于清贫者，有的人还能与其夫或父互相砥励。如婺源人江一麟，在地方做官有廉声，被调至京中任部郎。其妻便能常常“善善相规，施德于民”(清·龚炜：《巢林笔谈》卷2)。而反过来，倘若高官之妻儿、部下，成天念叨好吃好喝，穿金戴银，并与他人比较，说某人仅为七品小官，现已置下粮田千顷，某某仅为县主簿(相当于今之秘书科长)，已置下绸缎铺、当铺、木材行；僚属则动辄说有权不用，过时作废，过了这村，便无此店，赶紧能捞则捞，反正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天网虽大，毕竟多漏。在这样的氛围中，为官欲冰清玉洁，又谈何容易!

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批逆鳞，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如宋代的包拯，进谏时“反复数百言，言吐愤疾”，溅了仁宗皇帝赵祯一脸唾沫星，直到他将错误任命“罢之”为止(宋·朱弁：《曲洧旧闻》卷1)。这样的刚正不阿，难怪当时京师吏民畏服，称颂“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又如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帝被进一步神化，导致君臣隔阂，大臣见皇帝，竟以召对为可怪，一逢召对，便手足无措，只知道连呼万岁，赶紧磕头。而至明中叶后，某些大臣觐见时简直如坐针毡，甚至当场吓得昏死过去，大小便失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但是，偏有不怕死的清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批所谓龙(皇帝也)身上的逆鳞。海端骂了嘉靖皇帝后，备好棺木，诀别妻子，准备慷慨赴死，已为人们熟知；天启二年(1622)四月，御史帅众在奏疏中竟然敢于批评“内外朝万岁呼声聒耳，乃巫祝之忠”，这又需要何等的胆识!果然，天启皇帝阅疏后大怒，说“帅众不许朕呼万岁，无人臣礼!”(明·叶向高《蘧编》卷12)幸亏首辅叶向高多方保护，帅众才幸免于难。这种大无畏的气概，是“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的生动表现。封建社会的官吏，几乎无官不贪，枉法者不可胜数。海瑞等人能不贪赃枉法，仅此一条，已堪称出污泥而不染，香清溢远，流芳百世了。

但是，历史已进入21世纪，如果进一步用现代眼光审视清官，用一位著名史学家的话来说，“清官乃不祥之物”。当百姓手中无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时，才会在绝望中盼救星，呼唤青天大老爷能爱民如子。因此，最好的清官，仍然是老爷，最好的百姓，不过是儿子。什么地方百姓大呼包青天之日，一定是他们已经被侮辱、被欺凌之时。显然，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在健全的法制社会里，人们凭借法律来保护自己，而无需乞灵于清官。愿早日走出清官时代!

三

三叹：改革家怎能忘记赃乱死多门!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名垂青史的改革家，但其中有些人，结局悲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出污泥而有染，忘记赃乱死多门。他们一方面从事政治、经济改革，一方面自己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从而授人以柄，为反改革派的反攻倒算，打开了缺口。如西汉著名政治家、经济改革家桑弘羊，其盐铁官营专卖、设立平准、均输机构等一系列经济思想和措施，对以后我国封建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但是，他居功自傲，处心积虑为自己的兄弟谋取高官厚禄，名将霍光反对这样干，他怀恨在心。贪欲恶性膨胀的结果，最后竟与上官桀等人勾结谋反，败露后被杀并灭族(《汉书》卷24下)。又如唐中叶著名经济改革家、两税法的主要创始人杨炎，对唐代乃至后世的封建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他的儿子杨弘业，在其庇护伞下，多次犯法，接受贿赂，走后门，通关节。杨炎本人，更利用宰相职权，仗势强压下属官员买卖私人宅第，高价估价，低价结算，从中谋利，当时的御史们认为，杨炎用权力谋来的差价就是赃物。他被罢官，贬至崖州，还没到达，就又被唐德宗派人处死。

明代改革家张居正的悲剧，更具有典型意义。

张居正的政治、经济改革，是以半途而废告终的。他病死不久，政局即迅速逆转：其官秩被追夺，家产被查抄，当政时起用的主要官员“斥削殆尽”，改革派的政治力量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呕心沥血实行的改革，基本上被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场政治大悲剧，其历史教训，是多方面的，深刻地警示后人，勿重蹈覆辙。改革失败的教训是，他固然惩治腐败，但未持之以恒；而更重要的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

张居正在改革的后期，几乎把全部精力用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是赋税制度史上划时代的变革。而在廉政肃贪、惩治腐败方面，并未持之以恒，一抓到底。对赋税改革的先驱、刚正不阿、与贪官污吏势不两立的海瑞，张居正反而觉得他过激，始终不予起用。《明史·海瑞传》说：“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而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自己不但行贿，也受贿。大宦官冯保是他的政治盟友、靠山，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明史》第305〈冯保传〉)。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佚名：《冰山天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需要指出的是，张居正在做官前，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家中余粮甚少，遑论金银；他当了内阁首辅后，虽是一品官，月俸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即使将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显然，他送给冯保那么多的金银财宝从何而来，是不言而喻的。而冯保后来垮台的主要罪状之一，便是贪污，说他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收入，也确实在他家抄出金银百余万两，大量奇珍异宝。张居正依靠冯保这样的贪赃枉法者作为自己改革的政治盟友，无疑是授反改革的保守、顽固势力以把柄，成为他们打击改革派、扼杀改革事业的突破口。万历皇帝在没收了冯保的财产后，怀疑张居正也有大量财宝，“益心艳之”，这也是抄张居正家的重要原因。令人失望的是，从张居正家虽未抄出如万历皇帝想像的甚至超过冯保的巨额家产，但毕竟也有大量财富，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这决不是张居正的区区薪俸所能置办的，若非贪污受贿，怎能有如此家底!张居正的这种腐败行为，不但给自己抹黑，更重要的是给改革事业抹黑。很难设想，一个自身腐败的改革家能够把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明朝前期的经济改革家夏原吉说过一句发人深思的话：“君子不以冥冥堕行”(《明史》卷149)。改革家更不应当稀里糊涂地自行堕落、腐败，从而被顽固、腐朽的政治势力，像“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要看为官清不清，就看宦囊轻不轻。同样是改革家的北宋范仲淹，位居要津后，若无宾客登门，吃饭仅有一种荤菜，妻儿的衣食，仅能基本自足(《宋史》卷314本传)，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原则，不是仅仅用以教育别人的，自身就是个“吾道一以贯之”的忠实实行者。北宋的另一位大改革家王安石，生活更是十分俭朴，穿着普通服装，吃着家常便饭，衣服脏了不洗，脸有污垢未净，他都无所谓(《宋史》卷327本传)。守旧派攻击他是所谓“伪”，但休想捞到一根王安石贪污腐化的稻草。前述改革家夏原吉也曾蒙冤入狱，被抄家，但“自赐钞外，惟布衣瓦器。”(《明史》卷149本传)他们的高风亮节，永远是后世效法的楷模。

走出轮回

《中国反贪史》一书各章的末尾，都有一节“反贪启示录”，总结王朝灭亡的原因，反贪的经验教训。如秦汉：“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的悲剧。”如魏晋南北朝：“一个政权的吏治清明与否关系到它的兴衰存亡……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隋唐、两宋、元、明、清，虽然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贪污腐败，如蚁啮柱，久而久之，柱朽如渣，华屋遂轰然倒坍。“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反贪斗争渐渐有名无实→王朝末年贪污腐败猖獗，民不聊生，王朝灭亡→新王朝初年狠抓反贪斗争→王朝中叶后……”成了走不出的轮回。这样的周期率，正是历代王朝兴亡周期率的主要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已进入21世纪，总结历代反贪斗争的成败得失，把反对贪污腐败的斗争进行到底，走出轮回，这是炎黄子孙的神圣使命。历史的警钟在长鸣!

(《中国反贪史》上下册，70万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春瑜主编)

2000年第6期 曹操焚书及其它　作者：李文林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五年春，即曹操、袁绍官渡相拒的第二年春，“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珍宝……(曹操)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小说《三国演义》中写的与这里记载的完全一样，说明历史上真有其事，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又把它再现于荧屏，给人的印象就更强烈了。

这里所写的是一些身在曹营或都城许昌的人，却与兴兵讨曹的袁绍暗通书信。实在说，这等人不是叛徒、内奸，至少也是些脚踏两只船的人。官渡之战，袁绍败北，他们的书信落到了曹操手里。按照常理，清查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曹操连哪些人写了信也不屑问一声，但令“付之一炬”。这“一炬”，不知保全了多少人的性命，保护了多少人才，或者说，赢得了多少人心!

想当年，多少人被“引蛇出洞”，说了一些错话(其实有的是逆耳忠言，或是对本单位领导的正确意见)，于是被戴上“右派份子”的帽子，政治上判了死刑；多少人由于屁大的一点历史问题，交待了无数次，调查了十几年；多少人因家庭出身或社会关系影响了升学或就业；至于到了“文革”时期，更是帽子棍子满天飞，到处都搞逼供信， “黑材料”堆得比山高，许许多多的老革命也被打成了牛鬼蛇神，折磨致死，株连九族……

看来，还是曹孟德高明。他对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没有采取装袋子查处的下策，没有成立什么“肃反委员会”或“除奸办公室”。当有的人建议，把那些写密信的人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的时候，曹慨然自语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他以情恕人，很理解那些与袁绍暗通书信的人的心态。试问，这一着与那“得而收杀之”或立案追查的招数相比，孰优孰劣?

不念旧恶，能容乃大。凡事向前看，不多纠缠既往，曹操就是这样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军事家，无怪乎他能吸引了那么多人才。连为袁绍写了讨曹檄文、骂过他祖宗的陈琳也能容得下，还有什么容不下呢?

曹操焚书的故事，知之者颇众，其原因当然是靠了罗贯中那部脍炙人口的《三国演义》。其实，这类以焚书而安定人心的故事，并不自曹操始，曹之前已有之。

《后汉书·光武纪》载：更始2年5月，刘秀攻下了邯郸，“诛王朗，收文书，得吏人与朗交往毁谤书数千章。光武不省，会诸将军烧之。曰：‘令反侧子自安。’”照此看来，曹操焚书很可能是效法刘秀的。但我们也不敢说刘秀是焚书的首创者，更不能说曹操之后就再没有焚书的事了。

《资治通鉴》(卷288)载，五代时的郭威于乾盇二年(949年)攻克河中后，反复无常的李守贞自焚而死，“威阅守贞文书，得朝廷权臣及藩镇与守贞交通书，词意悖逆，欲奏之，秘书郎榆次王溥谏曰：‘魑魅乘夜争出，得日自消，愿一切焚之，以安反侧。’威从之。”看来郭威也是一个虚心听取建议并具慧眼的英才，如胡三省所评：“此岂一时倔强武人之所能及哉!”(见《资治通鉴》胡三省批注)

《明通鉴》(卷49)又载，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王守仁擒获了叛乱的宁王朱宸濠，“得濠簿籍，所记平日馈送姓名，遍于中外，多者累数万，少亦以千计……王守仁以簿籍连及者众，令焚之。”这一焚，又不知保护了多少人!

最有意思的是南朝刘宋时萧道成烧名片的故事。元徵二年(474)五月，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叛乱，时任右卫将军的萧道成出兵至新亭平叛。萧设计杀死了刘休范，然叛军一时尚不知此事，故继续冲破官军防线，往都城建康进军，加之宫中有人造出了桂阳王已攻取新亭的谣言，更使市民惶惑不安。此时，许多投机者作了错误的判断，以为天下很快就是刘休范的了，便纷纷跑到新亭营垒，匆匆递上自己的名片，按《资治通鉴》(卷133)所记，“诣垒投刺者以千数”。谁知这帮人弄巧成拙，竟把名片投到了官军萧道成的营垒，风风火火表演了一场滑稽剧。值此混乱时刻，洞悉人心的萧道成当机立断，烧毁名片，登上城楼，安抚那伙“投刺者”说：“刘休范父子昨天已被我杀死，尸首埋在南岗下，我是萧平南(萧出守新亭时，加平南将军衔，故自称萧平南——笔者)，不是刘休范……你们的名片我全都烧了，诸位尽管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他们吃了定心丸，总算没有出现骚乱。

从刘秀到曹操，从曹操到萧道成，再到郭威、王守仁，世虽相远，其谋略却若合符节，此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惟其如此，才不屑于追究那些书信、簿籍、名刺等等东西，而把它们一烧了之。这一烧，究竟烧掉了什么，烧出了什么，则是那鼠肚鸡肠睚眦必报之辈想象不到的。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廉颇“失势时，故客尽去；乃复为将，客又复来。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位食客的话也实在够赤裸裸的，够不知廉耻的了，他非但毫不掩饰自己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的丑行，还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通“天下以市道交”的“宏论”，果如其论，世间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天下还有什么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位食客的话，还是值得人们深思，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因为“以市道交”者代不乏人，或者说大有人在，食客也罢，上述那些写密信、送厚礼、投名刺的人也罢，就说明了这一点。谙练这种世态人心，面对这种现实，能够泰然自若，才称得上是一个气度恢宏的政治家。刘秀、曹操等人的过人处也就在这里，而廉颇老将就有点差了。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复杂的。谁想到，连军阀吴佩孚还有一段焚书的故事呢。那是吴佩孚与张学良、阎锡山联合攻打冯玉祥的1926年，吴的将领靳云鹏正当节节胜利的时候，突然停战不前。原来靳受了冯的利诱，企图脱离吴而自领直系，而靳的几个部将也怀着得到地盘各霸一方的美梦，故亦竭力怂恿之。吴侦知这一情况后，采用其秘书长的计策，在保定软禁了靳云鹏。靳一被软禁，其部将便纷纷与吴写信，揭发靳的勾结反叛阴谋，以洗刷自己，诿过靳云鹏。面对雪片似的揭密信件，吴的秘书长成竹在胸，他召集全体官佐，传达吴的旨意说：“此次事变，大帅认为其责任不尽在有关各将领。主要的原因，是他远在汉口，北方情形复杂，又有人加以诱惑，才几乎铸成大错。现在已经矫正，靳总指挥亦正在反省，前事再不提了，希望大家安心工作。所有收到的揭发文件，大帅令悉数焚毁。”随即把那些揭密信件当场烧掉(见《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所载梁航标写的《阎锡山联合张冯倒曹吴和联吴倒冯》一文)。吴佩孚其人，历史早有定论，但古人不以人废言，我们也不应因人而否定其某些谋略。这位吴大帅在危急之际接受高参的建议，借鉴古人的经验，安定军心，挽救了一场危局，也不失为高明的一着。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6期 营救刘尊祺出狱的是王卓然　作者：丹林 刘树云

《炎黄春秋》编辑同志：

你刊1999年12月号载有《蒋介石逼杀潘东周》一文，其中说：中共北方局“遂让潘东周找到黎天才。在二人的办理下，……刘尊祺等6名共产党员得以顺利出狱。”这一说法至少有两点与事实不符，作为刘尊祺的亲属，我们愿把所知的事实披露于下。

一，潘东周、刘尊祺是同志和朋友。

他们间的交往大致是：1931年春，因叛徒出卖，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时任省委宣传部长的潘东周遂由天津逃到北平，通过党的外围组织互济会的领导人赖德结识了刘尊祺。当时刘尊祺已是共产党员，在苏联塔斯社北平办事处工作。是年7月，赖德被捕叛变，出卖了刘尊祺；接着，在刘住处“蹲窝”的特务又诱捕了潘东周。几天后，刘在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的一次放风中与潘相遇，潘悄悄地告诉刘：有叛徒在，我无法隐瞒身分，只好有条件地自首了，但决不参与捕人、不指证他人。由于潘东周已自首，当时党组织不可能托他去营救仍在狱中的同志。

二，营救刘尊祺出狱的是张学良将军的外交秘书王卓然。

《王卓然史料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编)中收有王卓然先生于50年代中期的一份《我的简历》。其中第8段为：“1933年，先是孙宋庆龄夫人在上海组织民权保障大同盟，派杨杏佛北上调查政治犯情况，我受张学良之命，招待参观陆军监狱，于狱中得识青年刘尊祺，于3月张学良将军下野，我趁机保释刘尊祺出狱。”“文革”中，王卓然先生因受诬陷，被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保外就医。当时得悉刘被诬为“叛徒”，长期系狱，备受冤枉，立即奋笔直书，写出《刘尊祺是怎样出狱的》证明材料，长达12页。这是1975年1月10日的事，20天后他就溘然长逝了。证明材料详述了1933年3月10日(即张学良通电下野的前夜)凌晨，王向张求情释放刘的过程。王在张首允后立即起草保文，并盖上自己主办的外交月报印刷所的印章，张在保文上批示“准保释放”后还要王“勉励这些青年，要百折不挠地做抗日救国的工作，不过要小心些”。

197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79〕批字第11号文件批准的外文局领导小组《关于刘尊祺同志的历史和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中关于出狱一事，明确写道：“刘尊祺于1931年7月在北平因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近两年。1933年5月底经王卓然等人无条件地保释出狱。”

丹林　刘树云

2000年第6期 胡均鹤与情报委员会　作者：马林

编辑同志：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一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这个人物从追求革命到背叛革命最后回归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其中提到：1949年初，他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主动寻找中共关系，表示愿意为革命效力以赎过去之历史罪恶；中共保卫部门本着既定政策对他的弃暗投明行动表示欢迎，将他作为工作关系，带他进上海参与肃反工作。这样做无疑是恰当的和必要的，既有利于肃反工作的开展，又有利于分化瓦解敌特力量，也有利于对胡本人的考察与改造。当时，还有一些投诚和自首登记的原国民党特务人员，领导上也是这样对待和使用的。

但在胡均鹤进上海后的安排与使用上却出现了问题与波折。为了加强肃反工作，公安局成立了一个“情报委员会”，调集一批保卫干部，担负侦察情报等重要机密任务。胡均鹤被任命为这个情报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显然是不恰当的。1951年，中央公安部主要负责人到上海发现这事，认为“内外不分”，“用人不当”，向华东局主要领导人作了通报。其后，主要负责人、公安局副局长杨帆同志受到了严肃批评。胡均鹤和其他类似的几个人被调离，情报委员会也随之撤销。

对上述问题的批评处置，当时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都认为是严重的工作失误。杨帆同志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经过1952年公安部的一次会议，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结束。不幸的是，事隔三年多，“高岗饶漱石事件”发生后，这个问题被随意夸大，无限上纲，把原是一般的工作失误硬说成是“重用、包庇和掩护反革命特务分子”的“反革命罪行”。对当事人作了错误处理，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了敌我界限。现在实事求是地回顾这一历史事件，当初批评与处理情报委员会的问题，包括对情报委员会有关人员的适当处置，并无不当，不应该否定。

以上是对《胡均鹤在谍报漩涡中浮沉》一文的一点补充，妥否，请知情者指正。

马林 2000.5.7

2000年第7期 以发展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　作者：本刊记者

近接广州来信，说任仲夷老4月29日又有新作在《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谈的是老问题,读来却很有新意。今年86岁高龄的任老，说来也是本刊的老朋友了。1997年他出席党的十五大,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本刊1998年11期刊载了他的学习心得《十五大在观念上的新突破》。在此之前，本刊还发表过张作斌、向明写的《任仲夷谈“为民作主”还是“由民作主”》，摄影家李振盛写的《我所拍摄的“文革”纪实照片主人公任仲夷》。

任仲夷——这位抗战前即投身革命的北平中国大学学生，抗战后身着戎装转战冀鲁敌后；建国后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又由北疆转赴南国。他政绩显赫，80年代主政广东，作为广东经济特区的亲身实践者和一位领导者，他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才思锐敏，善于思考，有胆有识,1978年在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上,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载1978年8月《理论与实践》）,成为率先在全国旗帜鲜明地支持和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一级领导人之一。

我们很敬重任老，在读罢《再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后，就想了解一下任老写这篇文章的动因，并愿意把任老文章的要点介绍给本刊的读者。这便是我们这篇“访谈录”的由来。

记 者：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临近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托讲话，题目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已经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如您所说，这一问题您过去讲过很多次，十多年前您还曾同《开拓者》杂志记者谈过对四项基本原则既要坚持又不能僵化的意思,现在您觉得还应该再讲一讲。您是怎样考虑的？

任仲夷：有好几位读者，都问我最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其实我早就打算写这篇文章了。一年以前，我先是起草了二、三十页稿纸的初稿，直到最近才将它加以压缩，整理成文。虽然仍感到言犹未尽，但现在再让我谈，我也只能基本上重复文章中已经说过的那些话了。

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简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四项基本原则则是这一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毫无疑问,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基本指导原则,我们过去坚持,今后仍然要继续坚持。

问题是我们必须看到，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至今已有21年了。这21年里，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践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在认识、观念、理论上的变化。对四项基本原则，像对其它任何事物一样，不能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来看待。必须看到每项原则它们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必须根据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赋予每项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作出新的解释和说明，注入新的意义。如果不能对这些原则赋予新的内涵，那就是思想保守和僵化。而以僵化的思想去机械地、教条式地坚持原则，反而不是真正行之有效地坚持原则，而是放弃原则了。

记 者：任老说得对，思想僵化仍然是我们值得注意的问题。最明显的便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19世纪初期欧洲出现过空想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思潮而创造了科学社会主义。有的研究者认为，“从空想到科学”是一个过程，只有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才能回答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

任仲夷：不只是才能回答什么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而且是才能回答怎样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20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并没有搞清楚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这么几条。在所有制关系上，过去误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公有制、而且是“一大二公三纯”，公有制越大越公越纯，就越是社会主义。在农村，只准搞集体经济，而且认为实行公社化才叫社会主义，其余的一律斥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前不是有句话叫“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吗？好像搞了人民公社，就一步跨进了“天堂”。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根本行不通。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果断地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果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生产力得到大解放，由此而真正走上了现在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今天还顽固坚持“人民公社”那一套，不允许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还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吗？那样干，就不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反而成了社会主义从科学又回到空想了。

过去，在城市里，工业、商业都要实行国营才算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只算是“半社会主义”。个体经济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私营经济更是视为非法,如同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逐步得到发展,从长期作为公有制的一种“补充”,发展到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体现了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内涵认识的逐步深化和进步。

过去误认为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初期，意识到光有计划经济还不行，承认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但还只能处于“为辅”的地位。后来，市场调节也由“为辅”变为与计划经济相结合，又发展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反对搞市场经济，走回头路搞计划经济，那一定会被看成是脱离实际，思想保守和僵化，不是真正坚持而是背离了我们正在走的社会主义道路。

在分配问题上，从过去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只有按劳分配一种分配形式，发展到现在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实行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新的分配方式，包括按资、按股、按技术的多元化分配方式。谁还能说这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呢？现在，集体、外资、个体、私营企业都可以到国有企业参股，都可以收购兼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搞证券市场，推广社会保险，私人能够拥有房子和汽车，等等。这些过去都认为是姓“资”的东西，现在不也都为姓“社”所包容了吗？当然，坚持认为搞这些东西仍然是姓“资”而非姓“社”的极少数人还是有的。那只好让他们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去！

记者：谈我国的社会主义，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出至关重要。既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且“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我们就只能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我们的同志真正在这个问题上统一了思想，许多关于什么姓“资”姓“社”的争吵，也就迎刃而解了。

任仲夷：我们说一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吧。人民民主专政是在让绝大多数人民充分享有民主的基础上对极少数敌对势力实行专政的国家政权。我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比只讲无产阶级专政好。它好就好在“人民”和“民主”这四个字上。但过去只讲加强专政这一面，不提实行民主的这一面，就是专政也是搞扩大化。林彪、“四人帮”搞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文化、思想领域上实行法西斯专政。把政权解释成“镇压”之权，成天不是“批判”、就是“批斗”，不仅“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他们天天叫喊杀、杀、杀。甚至连人们的口也给封了，谁说了对他们不满的话，就是思想犯、现行反革命，严重的要处以极刑，辽宁的张志新烈士就是典型的一例。整天斗来斗去，斗得千百万人家破人亡，斗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坚决地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使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组织管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上来，转移到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合法权益上来。20多年来，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方面，在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方面，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方面，在促进教育、科学、文化等事业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改进措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表明,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要求,而不断调整和自我完善的。

记者：记得1979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原文的第二条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尽管过去我们有“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但我以为在把四项基本原则正式写入宪法、写入党章时，统统改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很好的。现在请任老谈谈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吧！人们注意到在您的文章中，这一条用的篇幅最长。

任仲夷：是的。坚持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一点后来写上了党章。我认为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改善党的领导，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更不是打倒党的领导。坚持与改善，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坚持是改善的前提，改善是坚持的基础。改善为了坚持，只有通过改善才能更好地坚持。

过去在战争年代和夺取政权后较长一段时期形成的关于党的建设那一套，曾经对于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起过很大作用。但是，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尤其是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过去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观念、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新形势的要求。如果不加以改变，就不能保证党的领导的实现。因此，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改善党的组织状况，改善党的领导方式，改善党的作风，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际上加强党的领导的方式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使党在每个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符合中国的实际和广大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把党所领导的我们国家真正建成一个法制国家，使每一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任何特权、特殊化和特殊党员，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永远杜绝“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现象。

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真正执行以集体领导和少数服从多数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实行充分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让人民当家作主，反对任何形式的一言堂、个人专断、个人独裁、个人崇拜、个人迷信，等等。

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党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领导方式，党不能包揽政府、企业、其它社会组织的一切事务。党政企要分开，不能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不能用党的会议取代政府会议和企业会议。必须正确体现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上的领导。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是通过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在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上的政治领导；通过用先进思想武装群众的头脑，使其认清历史发展方向，理解并接受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转化为自觉行动，实现思想上的领导；通过各层次的党组织工作，以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带领和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组织上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是总体领导和方向的领导。绝不是包办一切。党只能号召人民而不能命令人民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坚决贯彻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加强党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克服思想消极、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坚决惩治党内腐败现象。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清除蜕化变质分子、健全党内制约和防范的制度结合起来。

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建立一套对党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邓小平同志认为共产党不受监督是危险的。他说，党要领导得好，就要受监督。我认为这一条对党极为要紧，因为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化，共产党也不例外。共产党仅靠自己监督自己，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来监督自己的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党要受多方面的监督，不仅有党对自己的监督，而且要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还要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还要受社会舆论的监督，还要受法律的约束。如何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对党的监督机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大难题。但我认为，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我们善于在实践中总结和吸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依靠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在坚持改革中是必能找到正确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的。

记者：1997年9月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说“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这是正确的，是符合党心民心的，看了您文章中谈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段，就更有体会了。

任仲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随着实践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体系。不能把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说过的每一个理论、观点、提法都一概作为处理各个不同时期问题的现成药方。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回答一百多年后发生的所有问题，更不能要求列宁、毛泽东提出他们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的答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没有今天的邓小平理论。我们说对毛泽东不能搞“两个凡是”，是指不能坚持毛泽东讲过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和过时的具体结论。对列宁也不能搞“两个凡是”，列宁所讲过的话中也有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是对马克思，也不能搞“两个凡是”，马克思本人也反对把他所讲的话视为教条。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实践证明是真理的就坚持，就去干；反之就放弃，就不干。在实践中，有可能发现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已经过时或与实际不相符。遇到这种情况，应大胆地改变过去认为是正确而实际是错误的思想观点，代之以经过实践证明是对的思想观点。我们在不断的实践中要勇于纠正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放弃把本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坚持的错误做法。谁能保证自己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呢？我们对待革命导师说过的话和结论，应当做到这样“两个凡是”：凡是实践证明是对的，我们就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的，我们就放弃。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指导我们行动的理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脱离不断变化的实际。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地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甚至歪曲和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自己却茫然不知。

记者：谢谢任老讲了这么多，谢谢任老对本刊的关爱！

2000年第7期 走近邓小平　作者：于光远

赫赫有名

邓小平的名字，抗日战争时期我就知道了。

那时他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委，一二九师的师长是刘伯承。一二九师是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它的主要指挥员自然名声在外。1972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写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指邓小平——笔者注)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毛泽东讲的前一件事，发生在土地革命时期。当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江西省委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也因为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反对“左”倾路线而受到错误批判和打击。邓、毛、谢、古四人中邓排在前面，被称为“头子”。这段历史我并没有亲身经历，是后来才知道的。毛泽东讲的后一件事，是从抗日战争开始的，一直到全国解放战争。那时我在延安，前方传来的胜利消息，许多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邓小平的名字就从那时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选出了44位中央委员，名单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由于党的六大之后有17年没有开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由于经过整风运动，所以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公布后，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人反复研究都有哪些人进了中央委员会，还研究了这个名单的排列次序。那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是按照得票多少来排序的。我们一个一个地研究，一个一个地议论，注意到当时在太行的北方局代理书记邓小平名列第28位。大家都认为这是他反对“左”倾路线、坚持正确路线的结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的名声更大了。1945年9月，他和刘伯承指挥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有力配合了当时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他又和刘伯承率部强渡黄河天险，长驱直入，千里跃进大别山，由此揭开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尤其是他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等人指挥三大战役中最大的战役——淮海战役，谁个不知，谁个不晓?淮海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逼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上海，为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刘邓大军”的名声，就是在解放战争中传扬天下的。

“文革”前的三件事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不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党的八大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那时，我在中共中央的一个部门——中央宣传部工作，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除了参加他主持的一些会议和很少的几次接触外，我同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工作关系，只能说是在他的间接领导下工作。

这里说的很少的几次接触，就我现在记得起的有这么几件事。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邓小平是大会秘书长，大会发言由他主持安排，发言稿一般都经过他审定。这次大会有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会前准备的发言稿很多，有180多篇。会上有68人作了发言，45人作了书面发言。我也准备了发言稿，主要谈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被他安排在大会发言。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60年代中苏两党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我们党连续写了九篇评论文章，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九评”。这件事在党中央由邓小平领导，我参加了其中一篇的写作工作。

还有一件是1963年底，我们随聂荣臻去毛泽东那里汇报第二个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那天邓小平也在场听汇报。汇报中，毛泽东提到社会科学也需要经费，邓小平也对此讲了意见，我在邓小平讲话时还插说了一句为社会科学工作争取更多经费的话。

一落千丈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不久，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和刘少奇因为向各大中学校派工作组受到错误批评，被指责为“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会后不久，邓小平就身处逆境，他的名字再次同另一个姓刘的连在一起，当然不再是“刘邓大军”而是“刘邓路线”，即所谓“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少奇被当作“睡在身旁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则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打倒，“落”入了深渊。1969年，刘少奇被押送河南开封，在那里含冤去世。邓小平则被送到江西新建县，在一家工厂劳动，直到1973年初。

我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邓小平。因为中宣部在“文革”爆发的前夜已经被当作“阎王殿”，我也成了“阎王殿”里的“大判官”，终日挨斗。受过了戴高帽、坐“喷气”的皮肉之苦后，又被发配到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在那些年月里，邓小平渺无音讯，更不要说见到他了。当然邓小平被打倒的消息，我是知道的。那时，很多人——包括我在内——都关心着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艰难处境。

邓小平下放到江西，虽然政治上遭到贬黜，生活上冷落清苦，但是仍然意志坚定，毅力顽强。据他女儿回忆，他在那段日子里读了大量马列著作以及《二十四史》和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他还有一个习惯，每天在院中散步。他女儿说：“在江西的这一段时间里，父亲有一个习惯，每天黄昏落日之前，总是十分规律地围着我们那个小小的院子散步。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那红色的砂石地上，已然被他踏出了一条白色的小路。我时常看着父亲，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育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从起用到重用

1971年林彪的自我爆炸，使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多少有些反思，也给邓小平“日后的斗争”提供了历史契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肯定遭到打击和迫害的陈毅是个好人，同时特别提到：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在一旁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设法将毛泽东的意思透露出去。

不久以后，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得知了这些消息。1972年8月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揭发林彪和陈伯达，同时恳切地表达了为党和人民再做些工作的愿望。据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说，毛泽东收到邓小平从江西寄来的信，非常高兴和激动，连看了两遍，并作出批示。这个批示我在本文开始就作了介绍，除了我在前面所引述的那些内容外，毛泽东还特别批写道：“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毛泽东的批示暗含着某种重新起用邓小平的潜台词。

又过了几个月，1973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返回北京。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出席宴会，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他首次出现在公众场合，立即引起国内外媒体注意，西方记者当即向国外发出邓小平复出的消息。第二天见报的新华社消息，邓小平的名字尽管排在中方陪同人员的倒数第五位，但仍然是那样引人注目。

就在这一年8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大上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年底，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2月，在提议邓小平进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毛泽东这样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还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还对邓小平说：“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钢铁公司’。”毛泽东提议邓小平进政治局，显然是要加重他的责任，让他在中央发挥更大作用。

邓小平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第六届特别大会。这件事遭到江青等人的反对，毛泽东写信给江青，告诉她这件事是他的意见，要她不要反对。1974年4月，邓小平率团赴纽约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大会发言中首次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记得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在一次同国务院政研室几个负责人的谈话中告诉我们，毛泽东对他那次在联大的发言颇为称赞。邓小平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回国后，周恩来病情加重。10月份，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年底，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王洪文汇报工作时，称赞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并再次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975年年初，邓小平被委以数任要职：1月5日，党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至10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选举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继续任命他为国务院副总理。到这时，除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在党章中已被取消外，邓小平不仅恢复了“文革”前就担任的政治局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而且还增加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的新职。从这样的安排看得出来，毛泽东不只是一般起用邓小平，而且要倚重邓小平。

四届人大之后，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作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写到这里，我想说明一个史实。许多人以为邓小平从1975年初开始就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了，不少著述也是这么写的。其实这样说不大确切。这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是王洪文。这年上半年，江青、张春桥等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中，大批所谓“经验主义”，江青还要求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经验主义”问题。他们实际上是把矛头对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人的所作所为，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这时支持了邓小平，并要中央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等人，他自己还告诫江青等人不要搞“四人帮”。这次“交锋”之后，王洪文不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从7月初开始党中央日常工作才由邓小平主持。

喜出望外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抓工业、军队等方面的整顿，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社会秩序，生产开始回升，局势渐趋稳定。对这些变化，我自然是由衷高兴的。

就在这时，1975年6月的一天，胡乔木约我去他家见面。胡乔木告诉我，邓小平现在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繁忙，需要有一个研究室为他服务，做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工作。他说，这个工作很有意义，邓小平已经找过他，他也已经决定参加这个工作，希望我也同他一起参加这个工作。这年上半年，我在国家计委当一名“客卿”。那时中宣部已不再存在，所有原中宣部的干部都等待分配，组织关系、工资关系都暂时归中宣部留守组管，可是没有听到自己会到哪里去的消息。我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好的一个工作让我去做，自然喜出望外。

胡乔木说邓小平催他快点开始工作，他对我说：如果你手上没有放不下的特别重要的事，就马上去上班，估计正式任命很快就下来，但不要等任命就去。地点就在中南海里面，你的办公室和专车马上可以准备好，你要去上班，马上就会有车来接你。

胡乔木还告诉我，邓小平说为了工作方便，这个研究室设在国务院比较好。胡乔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样才方便，不过事实摆在那里。那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台上，王洪文还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研究室归属党中央会产生很多麻烦。至于这个研究室叫做政策研究室还是政治研究室，胡乔木主张叫政治研究室，邓小平同意了。不过，国务院的研究机构叫政治研究室似乎不那么好，叫政策研究室才顺理成章。胡乔木问我的看法，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是我说叫政策研究室太实太窄了，不必考虑有人怀疑这个名称，而且小平同志也已经同意用这个名称。那天胡乔木和我还议论了延安杨家岭那个政治研究室和建国后成立的那个政治研究室在陈伯达主持下没有起什么作用，他说这个研究室因为有邓小平的直接领导，可以比那两个政治研究室有较好的成绩。

到政研室上班

6月底，我就去中南海上班了。上班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国务院政研室配备干部。中宣部的干部都在等待分配，其中有好些适合到国务院政研室来的，我和胡乔木商量调进了一批。

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那样，7月5日党中央发出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的正式任命。日子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天正好是我六十岁的生日。这一天是自1966年我被剥夺了一切工作九年后正式恢复工作的日子，也是我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正式工作的日子。我把这一天看作我一生历史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在这个正式任命的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名单中，一共列了胡乔木等七个人，其次序的排列是：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我以前写的关于这段历史的回忆，是将李鑫排在最后，根据最近查阅的资料，李鑫和邓力群的次序应该倒置过来，邓力群排在最后。

除我之外的这六个人，都是我的熟人。胡乔木不必说了，他是我的老同事，我在中宣部工作时，他是这个部的负责人之一，党的八大后又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吴冷西在“文革”前的地位很高，他的职务是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央最高层的会议他都能列席，毛泽东经常找他，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经常可以看到吴冷西的名字。那时他虽然不是中央委员，但比一般的中央委员的地位重要得多。“文革”中他被列为打倒的对象，但即便是作为被打倒的对象，毛泽东对他也特别关注，说过“陈伯达的铁扫帚不到，吴冷西及其一伙的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的话。胡绳在建国初期是中宣部几个副秘书长之一，他和我的关系更密切了，他、王惠德和我合作写过一本“畅销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话》，我在中宣部任科学处副处长时，他兼正处长。熊复在抗战前是民先成都地方队部的队员，队长是韩天石。我在民先全国总队部负责同各地民先队队部联系。“文革”初期，“砸烂阎王殿”、“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他被派到中宣部当了一名副部长，那时陶铸兼任中宣部部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陶铸被打倒后，熊复也便成了中宣部的“新阎王”之一。1969年我们一起去了宁夏五七干校，成了“同学”，大家都是“走资派”，又有历史关系，所以我常去他的房间同他聊天。李鑫是康生的秘书。他原本在教育部工作的，我不认识，后来康生看上了他，调到他身边当秘书，我才在康生家经常见到他。邓力群也很熟，在延安时他就“有名”，到北京后在红旗杂志社工作。我主持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康生提名我和邓力群负责，因为共同做这项工作，我们有不少接触；又因为红旗杂志社用了中宣部盖的大楼的一个部分，我们还成了邻居。“文革”中，我们被勒令“劳动改造”，一起坐卡车到城外卸垃圾。在这样一个全是由熟人组成，而且除李鑫外都是“文革”中的“走资派”组成的机构里工作，我觉得一定是很愉快的。

这样七个人的阵容可真是不寻常。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有大手笔的邓小平敢于起用这些人，这些人是不会聚集到这样一个小小的机构中来的。而这样一个小小的机构，在“钢铁公司老板”邓小平的领导下，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看来，的确是一支可怕的力量。何况这个机构是在江青一伙受到毛泽东批评，他们的“小兄弟”王洪文从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宝座上被拉下马之后成立的呢!

七个人的职务都叫“负责人”，胡乔木排在最前面，当然是主要负责人，七个人都没有主任或副主任的名义。我理解，这表明七个人的任命还带有临时性质，这个“临时性质”意味着什么?当时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很明白，不知是否邓小平考虑还要改变名称或是改变归属，或者是为了什么。我不清楚也从来没有问过胡乔木。直到现在，我也没有研究出来。

两个新机构

想起来，邓小平在“文革”复出期间领导全面整顿，基本上依靠的是原有机构，甚至是“文革”中形成的原有机构。比如，“文革”中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协都撤销了，都并到中国科学院，邓小平就抓中国科学院。新成立的机构，除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这个小机构外，只有一个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对这个研究室寄予特别的希望，给予特别的关注，联系也特别的密切。国务院政研室成为他整顿别的单位的一个工具。

有些文章说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领导的，这么说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还是喜欢说这个机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因为，不但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方针、任务是邓小平确定的，而且这个机构做的几件重要事也是邓小平提出来的。胡乔木担负的角色，是同邓小平取得密切联系，把邓小平的指示传达给我们，然后大家去执行。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时常同我们七个人集体谈话，讲他的想法。胡乔木的作用限于具体执行方面，他是喜欢出主意的人，可是我想不出在那一段时间里哪些主意是他提出来的，邓小平也似乎不需要胡乔木和我们给他当什么参谋。

邓小平第一次召见

正式任命下达四天后，7月9日，邓小平召集国务院政研室几位负责人集体谈话。记不起什么原因，邓力群没有参加那天的谈话。

上次见邓小平还是1963年11月在毛泽东那里，以后也许在别处望见过他，但我记不得了。从1963年11月到1975年7月，过了十二年，这十二年中有九年时光邓小平是在那场“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在这九年中他被作为“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副帅”受到极大迫害。得到他面见我们的通知后，我老在想，经过这九年的迫害，不知他变成什么样子。胡乔木已经见过他了，在他那次同我谈话时，我没有问邓小平的身体状况。现在通知我去开会，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他到底变成什么样子?还能认出他来吗?直到他走进我们见面的那个地方，我还在想这次我得好好看看他。

他走进来，微笑着向我们点头，同我们每个人握了手。这微笑包含着大家在九年“文革”中受难的共鸣，也包含着迎接新形势、新局面的信心和战斗友情，千言万语尽在这会心的微笑里，这微笑是最好的概括和表达方式。

坐定后，我利用这么近面对他的机会，仔细地观察他：他的神采不减当年，不见带一点憔悴，九年沧桑没有刻在他的面部。我深感小平同志的个子虽然不高，但他是一个能够顶得住千钧重压而不垮的巨人。我不知道那九年他是怎么生活、怎么思考的，特别是1971年以前那几年，他的状况我一点都不了解，他本人也没有说过。

那天的谈话，邓小平很亲切、随便。他先讲了讲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机构，对我们表示了希望。大家也七嘴八舌说了一些带感情的话。他没有提什么问题，大家也没有提什么问题。谈话中，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现状的批评。他告诉我们，毛主席最近关于百花齐放方针问题和文艺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样板戏太少，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传达之后，邓小平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双百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他还说：现在对基础理论不重视，只搞应用科学，这样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行。他要求政研室为他收集一些有关文教方面实行“双百”方针的材料，政治局将讨论这个问题。

我一面听一面想，“文革”开始时我不到五十一岁，九年来我失去了自己最能为革命为社会作贡献的时间。现在到了花甲之年，近十年的磨炼，使我在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成熟了许多。十年前我虽然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中宣部陆定一部长一直讲抓政治、抓思想，但我实在不懂政治，或者说只懂得原则政治，不懂得现实政治，更不懂得肮脏政治。这近十年的光阴没有白过，我应该利用本人取得的那一点进步，更加努力地开展政治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一部分。我想到有邓小平直接领导着我，这是我的幸运。我为自己的人生走到这一步兴奋不已。

总之，这一次我是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用现在的话说，我从这时起走近了邓小平。

(责任编辑　程度)

2000年第7期 徐海东三次“让官”记　作者：王江涛　刘卫东

说起徐海东大将，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他的骁勇善战。十年内战中，他的对手——无论是国民党的嫡系亲随，还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都屡屡败在他的手下。抗日战争中，他转战于江南江北，运筹于病榻之上，同样是战功卓著。但他不仅仅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更是一位胸襟宽广、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他的家乡湖北黄陂至今还流传着他三次“让官”的故事。

“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1931年的春季，正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作战紧张进行的时候。敌人集中了十一个团的兵力，采取追堵并施的战法分路向红军进攻，妄图在五月底以前彻底消灭边区的红军。

就在这一年的四月，在一次战斗中，徐海东跟随着连队一起冲杀，负伤了，而且还伤得不轻：他的左腿连中两发机枪子弹，一颗穿过皮肉，一颗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间。抬下战场后，他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随后他又被送入了红军医院。在缺少麻药的情况下，为了尽快返回部队，徐海东还是要求医生给他动手术。手术后不久，他就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照顾他一个多月的军属陈妈妈(就是陈锡联的母亲)家，找队伍去了。

经过几天几夜的跋涉，徐海东终于找到了部队。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战事太紧，他原先率领的三十八团已经有了一个新团长，而且政委也不缺，只缺一名副团长，一下子他这个老团长成了没处安置的干部。师政委让他先在师部休息，把伤好好养一养，等待分配。师政委说：“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那我去当副团长。”“这怎么行?”师政委吃惊地望着徐海东。“这有什么?”徐海东无所谓地说，“团长、副团长不是一样领兵打仗吗?再说，我们闹革命又不是争官当。”

在徐海东的再三要求下，师里同意了他的请求。他又回到了三十八团，一板一眼地当起副团长来。与团长、政委通力配合，胜仗照样是一个接一个地打，徐海东的威名在大别山区传得更响了。

“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

……就是当官没有瘾”

1933年10月以后，由于“肃反”和王明“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的指导，鄂豫皖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国民党重兵“围剿”下，根据地被分割和压缩成了几个小块，敌我兵力极端悬殊。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央的指示，1934年11月16日徐海东和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离开了战斗生活了几年的大别山区，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

还在出征前，部队在罗山段家湾、何家冲一带进行整编时，徐海东就主动向省委提出请求，自己不再担任军长，请中央来的程子华同志当。因为他听说程子华同志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过，而且他还参加了广州暴动和海陆丰斗争，又曾当过中央红军的师长。他想，不论是从文的方面还是武的方面来说，程子华同志都会比他这个“青山大学”毕业的军长强，这样二十五军就能少受些挫折，少走些弯路，发展壮大也会更快一些。但是，他不当军长，主动要求做副手的举动大家却不一定都能理解。一时间议论也多了起来：“老军长怎么变成副的了?”“还不是被‘老三’(指肃反中被抓的所谓‘第三党’的人)咬了的。”“不!听说是他自己主动提出要当副军长的。”

听了这样的议论，徐海东只是笑一笑，根本没把它放在心上。省委书记徐宝珊听到后却静不下来。他知道徐海东性子急，又要强，怕他听了这些话会受不了，就专门去找他，给他解释。

听了省委书记安慰他的话，徐海东反倒笑了起来。他对省委书记说：“我这人打仗有瘾，走路也有瘾，以前喝酒也有瘾，就是没有官瘾。干什么不是为了革命呢?想一想以前我还是个窑花子呢!”听了徐海东这一番肺腑之言，徐宝珊大为感动，他深深意识到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徐海东变得更加成熟了!

“大将军衔，受之有愧”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经毛主席提议，中央决定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正在大连养病的徐海东听说后心中十分不安。他想，自己在出任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后不久就病倒了，1940年以后，几乎就是在担架和病床上度过的，自己并没有继续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怎么能接受这么高的军衔呢?

恰好，周总理来大连，又到他住的文化街75号看他。徐海东一见到总理就说：“总理，我一直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我受之有愧啊!”总理一向钟爱这位窑工出身的虎将，爱他的军事才华，更欣赏他胸怀宽广、光明磊落的性格，不由得紧紧握住这位老兵的手，动情地说：“海东同志，你不要让了，给你授大将军衔，是根据你对革命所做的贡献决定的，依我看，不高也不低，恰当!”

作为一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徐海东同志几次“让官”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老革命和共产党员的襟怀。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7期 1957：“包产到户”在摇篮中被扼杀　作者：高化民

进入80年代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得到肯定，并作为中国农民的一大创举载入史册。但是，非经历者则难以置信，“包产到户”1956年刚刚出现，次年便惨遭扼杀。罪名是“反社会主义”的“包着糖衣的砒霜”。

多点试验：“燎原经验”星火燎原

1955年夏季以后，毛泽东为了加快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断然地错误地批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说：

“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惊人的速度过快发展。原本打算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结果不到4年时间就完成了。再加上我国高级社仿效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公有化程度过高，组织规模较大，过分强调集中统一，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等。对这些问题，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会议上，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并作出了对其进行整顿的部署。

在整顿高级社中，农民都在摸索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浙江省永嘉县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建立个人专管地段责任制，联地到劳，以确保农活质量。实践结果，社员的劳动质量明显提高，窝工浪费现象得到克服。然而社员仍不满足，他们说：“增产七千七，一个人分不到七斤七。”因此，要求把劳动成果同劳动报酬紧密地联系起来，亦即要求把包工同包产联系起来。

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本报农村部记者燕凌(署名何成)的文章：《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文章的中心思想是：“把一定产量的任务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是完全对的”。

这篇文章引起了浙江省永嘉县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的特别注意。

李云河原名苏凤庭，老家山东，因家穷9岁过继给李姓。他15岁参加革命，1948年随军南下，24岁当了县委副书记。他看到这篇文章如获至宝，随即请示温州地委农工部郑嘉顺部长，要求根据报纸精神进行试验。郑嘉顺部长考虑再三表示：“试验可以，推广不行。”

根据这一意见，永嘉县委于5月选派了一位熟悉农村工作的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到雄溪乡燎原农业社，试验实行联系产量责任制，亦即“包产到户”责任制，把人、地、产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经过四个月的试验，诞生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永嘉县委对这个经验非常重视，于1956年9月6日，召开了全县高级社主任会议——“千人大会”，部署多点试验。尽管讲的是“多点试验”，但由于这一责任制形式受欢迎，燎原社经验在全县很快形成“燎原”之势。短短两个月，300多个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到1957年夏季，温州专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已有1000多个农业社，包括178万多户社员，占入社农户的15％左右。

包产到户第一次出现便效果明显：它责任明确，提高了劳动质量；它方法简便，减少了社队干部派工计工的繁锁工作；它使社员有了一定的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它把家庭经营和集体经营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改变了过去“天天集体、事事集体”，统得过死的做法，社员或家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劳动效率。

永嘉县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后来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集体”并不一定都是先进的。他作了这样的比喻：“在浴室里洗澡，是几十个人“集体”洗大池先进呢?还是一个人洗盆浴先进?种田，是几十个人集中在一块地里“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人开拖拉机耕种数千亩土地先进?是一个农场几万人“集体”劳动先进呢?还是一个农场只有几个人采用机械劳动获高产先进?(见《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包产到户”这一事物一出现，争论便随之而来。这不仅有当时实行中多不完备的因素，更有思想认识不同的重要原因。

正常争论：对立双方各抒己见

争论从1956年春到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从未间断过。浙江的永嘉如此，其他地区也如此。

1956年春，四川省江津地区和安徽省芜湖地区出现“包产到组”，就有人担心：“生产队把一定的地段、一定的产量包给生产组和每个社员，会妨碍发挥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优越性。”

何成(即《人民日报》社农村部燕凌)则认为：

“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理由是“生产队可以按照农作物种类的不同、使用农具的不同、自然条件的不同、社员技术水平的不同等等具体情况，采取各不相同的办法让生产组和每个社员包工包产。”这样既发挥了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又加强了社员的生产责任心。并说：通过加强集体主义的教育，社员会深刻地记住：“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见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195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羽心题为《关于社员个人和生产小组的“包工包产”》的文章，反对生产组和社员个人包工包产。文章说：“实行小组和社员个人的‘包工包产’的时候，如果把分给的地段上的一切工作都交给小组和个人去做，那是不妥当的，”并断言“这样做就成为‘组织起来单干’了”。

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

同年11月19日，浙江省温州专区机关报《浙南大众报》，针对永嘉县搞包产到户，发表《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评论。评论认为：“永嘉县燎原社搞包产到户，“在生产方式上就从集体经营退到分散经营，”“是打退堂鼓”。

针对社会上对包产到户的非难，1956年11月26日，浙江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在全省报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合作社要研究体制问题，要从生产出发，”“如何有利就如何办。如包工包产问题，有的产量包到队，队包给组或户、社员，这本来是先进的，但有的办社干部大叫大喊是‘倒退’。这是主观主义。”

1957年1月4日，浙江省委又专门召开调查研究座谈会，指名要永嘉县派人参加会议汇报包产到户问题。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县委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参加了会议，并向省委详细汇报了包产到户的情况。林乎加主持会议并于1月6日讲话说：“永嘉对生产管理是动了脑筋的，却叫报纸批了一顿。……有人讲永嘉的办法是‘倒退’是‘小农经济’，这是不对的，是站不住的理论。社队都保存下来，怎么会成单干呢?”

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验得到浙江省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林乎加的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

永嘉县委副书记、农业书记李云河针对各级报刊对包产到户的批评，于1957年1月27日，在《浙江日报》发表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文章说：“时下‘个人专管制’和‘包产到户’的做法，除去某些同志赞成并提出一些有益的商讨意见以外，很多同志都‘骂’包产到户不好，有的地方已经(被)骂臭了。”“我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有效地提高社内生产力的先进方法，它能调动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理由是：“第一，“实行‘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为了补充集体劳动的不足。谁都知道，集体生产是好的”，“但是，‘天天集体’、‘事事集体’，把整个时间和整个精力经常‘集体’在一个地方，群众是不赞成的。”“专管地段”和“包产到户”的做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利用率，能够使原来的还在个体经济阶段时劳动的主动性、细致性和现在集体劳动的优越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为合作社的生产服务，使集体劳动完满无缺。”“它和‘单干’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第二，“不能说‘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拉倒车’。”因为没有改变所有制；因为生产仍然是在社和队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因为合作社更能具体地实行“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谁劳动得好谁就分配多。第三，“在没有机械化的情况下，现在还是利用手工劳动、畜力耕种的时候，光是强调用‘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是不够的。”“像‘雕刻’和‘绣花’一样细致的农业生产，在目前主要是手工生产的条件下规模太大并没有多大益处。”

围绕第一次包产到户的争论，虽然一直没有停止，但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前，争论双方都能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基本上是正常的。从反右派斗争开始，在农村开展两条道路“大辨论”中，对包产到户的主张，已不再是不同意见的争论，而是严厉的批判了。

批判声讨：先行者横遭厄运

在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中，1957年7月31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打倒“包产到户”，保卫合作化!》的文章，文章火药味十足，说“包产到户”的本质是“挂羊头卖狗肉”、“挂着社会主义的牌子，走资本主义道路”。文章说：“‘包产到户’现在虽然已在许多地方被丢进了垃圾桶，但也还有一部分干部和农民眼睛未亮，‘抱着狐狸精当美女’，恋恋不舍。”文章列举了“包产到户”的10大“祸害”后说，“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右派分子用来射击农业合作化的一支毒箭，是包着糖衣的砒霜”。

8月8日，中共温州地委召开扩大会议，点名严厉地批判了李云河。认为李主张的“按劳分田”、“包产到户”，“是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是富裕中农资本主义思想的反映”。会后，《浙南大众报》以《温州地委扩大会议批判李云河一再支持包产到户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为题，进行了报道。

在随后举行的省党代会上，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的大字报写道：

“产品名称：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省党代会后，即8月23日，李云河被责令在《浙南大众报》上做检讨。从此，在温州全区、浙江全省以致全国对李云河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批判。

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浙江温州地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的消息。消息点名批判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说包产到户这个办法是他派人到农业社试验后搞起来的。温州专区正在纠正“这个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性的错误”。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本报农村部一位同志撰写的署名“南成”的文章：《调动农民什么样的积极性》。署名“南成”，隐含包产到户“难成”之意。文章批判温州专区个别县委领导干部“迷失了方向”。指责“包产到户”“所调动起来的只是少数富裕中农个体经济的积极性”。

既然认定包产到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首倡包产到户的人在反右派斗争中遭受劫难就是无法避免的了。

1957年9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浙江省委、温州地委遵照这一《指示》，结合本地整风和反右运动的情况，从1958年2月至6月，对永嘉县主张搞包产到户的有关人员进行了错误处理：

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因支持包产到户试验，被定为中右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由地委农工部分配一般干部工作，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因主张搞包产到户，“坚持资本主义道路，丑化合作化，否定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被定为“手持双刀大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工资由15级降为19级，下放工厂劳动；县委常委农工部长韩洪昌被撤销职务，在后来的多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指责为“漏划右派”；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吕克熙、周祥千被划为“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降4级下放劳动。农工部秘书潘长平，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县农业局长胡宣哲被划为“右派”，降5级，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曾在燎原社试验包产到户的驻社干部戴洁天(出身地主家庭)，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

诗言志。戴洁天蒙受冤屈后，写了几首诗，记录了他当时的心声。

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后，临时下放到沙头区响山村劳动，他同广大群众一起挑灯夜战，虽心情沉重，但干劲如旧。他写道：

十年索道路，未暇坐席安；

忽成众矢的，谁怜千古冤；

心瘁志难夺，身孤胆未寒；

夜阑望北斗，几度击栏杆。

1958年10月，永嘉县人民法院给他送来判决书，以“被告在1956年利用职权上之便利，在三溪区燎原社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干，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损失极大”为理由，“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三年”(实际他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21年)。戴洁天的妻子儿女一夜之间均成“反属”，昔日同志顿成陌路人。从此，戴家生活只靠妻子一人工资，入不敷出，炊烟常断，四幼儿啼饥号寒。他写道：

身经罗线非吾罪，累及倾巢神亦伤；

可怜最是牵衣女，哭诉邻家午饭香。

戴洁天回乡被管制劳动期间，目睹天灾人祸，农业瞎指挥，造成巨大浪费，致使农民户户啼饥。他写道：

庙堂有策倡大统，大地无情悲薄收；

蚕到僵时丝未尽，万户啼饥我憾多。

戴洁天十分珍惜自己用心血写成的包产到户的材料。他被押送回乡时，仅带一条薄被。他偷偷地把给他带来大祸的《包产到户经验总结》卷入了被内，作伴下乡。“文革”开始后，他作为“牛鬼蛇神”，必遭抄家，遂以尼龙(塑料薄膜)包裹材料，埋入菜园深土。他写道：

忍将心血埋深土，为待他年有问津；

甘为苍生受苦难，五十年后识斯人。

本来戴洁天到燎原社搞包产到户试点，是组织上派去的。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曾鼓励他：“大胆试验好了，不要怕，错了，哪怕试成供给制了，由县委负责。”当戴洁天蒙冤受屈后，李桂茂也自身难保。他已不能代表县委替戴负责，内心十分痛苦、内疚。有一天，李桂茂碰到了正在农村被管制劳动的戴洁天，看见他那面黄肌瘦，双手不能举动，走起路来东摇西晃的样子，心里一阵阵发酸。李桂茂赶回塘下公社，请来了一个土郎中给戴洁天治病。

除了上述干部受到错误处理外，永嘉县的农民因搞“包产到户”，被批判者不知其数，被关被判刑者有20多人，一名叫徐适存的中农，以“煽动包产到户罪”，被判刑20年，死于监牢。

这些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同志，当初“搞包产到户”时，犹如寒梅无意争春，只想探索一条能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多打粮食，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没想到为追求真理而蒙冤，付出如此之大的代价。

平反昭雪：开拓足迹历史永驻

历史是公正的。没有等到戴洁天诗中所说的50年，燎原社包产到户的火种，又被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重新点燃。当然，它在内容和做法上又有很大的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就不能不想到“包产到户”1956年出现的遭遇，以及1957年后对于支持“包产到户”者的错误处理。

1978年6月15日，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给中共中央写了《申诉书》。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申诉书》说，1956年他们“看到刚刚建立的合作社，由于经营管理工作跟不上，出现了干活‘一窝蜂’，评工‘满堂红’，严重挫伤农民劳动热情的情况，感到十分不安”。永嘉县根据1956年4月29日《人民日报》何成写的《生产组和社员都应该包工包产》的文章，经县委常委研究并请示地委同意，派农工部干事戴洁天去三溪区燎原社，在专管制基础上进行建立责任制的试点。戴洁天写出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

《申诉书》在简要叙述了这一历史过程后发问说：“在探讨责任制问题上，我们到底有没有错误?是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钻研经营管理在方向上到底有没有问题?”

《申诉书》向中央提出如下要求：

(一)派一个有内行人参加的调查组来温州，对永嘉问题进行一次解剖。解剖这个“麻雀”，对攻克“禁区”，对农村的“拨乱反正”有很大意义。

(二)永嘉的这两件大事(指包产到户、按劳分粮——引者注)，过去大造过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指坚持这两件大事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引者注)，农村干部对抓经营管理和落实政策仍心有余悸，因此，我要求中央有关部门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一次群众性的讨论，澄清是非，以推动工作。

(三)我们个人的问题及有关人员的处理，我们要求组织上实事求是给予复查。

1979年1月3日，中共温州地委发出《关于撤销〈对李桂茂同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决定〉的批复》。《批复》承认地委以李桂茂“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攻击粮食政策，支持包产到户，破坏合作化运动；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假借县委名义，对抗地委领导……”等问题为名，且未经省委批准，决定撤销李桂茂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由13级降为16级，“经核实，事实确有出入，问题性质搞错了”。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仍认定“开始李桂茂在认识上是有错误的”，留下了一个尾巴。

同年5月19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对〈关于给李云河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报告〉的批复》。《批复》说：“李云河同志1956年所犯的错误，是工作上的问题，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李云河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首倡包产到户的问题，也作为尾巴留了下来。

显然，李云河、李桂茂等同志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名誉，但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依然是非不清，功过颠倒，未还历史本来面目。特别是永嘉县农村的一些所谓“富裕农民”，因“煽动包产到户”被判刑者，尚无人理睬，更甭说平反了。

1981年7月15日，原永嘉县委书记李桂茂、县委副书记李云河等10位当事人，就1956年永嘉县包产到户问题，联名给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彻底为永嘉‘包产到户’案件平反”。

《报告》陈述了1956年永嘉县搞包产到户的经过，遭批判受处理的结果，以及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主张搞包产到户的人受牵连的情况。《报告》要求组织：

(一)彻底为永嘉包产到户案件平反。永嘉问题，是极“左”路线迫害农村基层干部的一个案件，不是某一个人处理不当的问题。我们要求，凡受牵连的人，不论干部和农民，统统给予恢复名誉，落实政策。实践证明，他们不是犯了错误，而是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勇敢探索者。

(二)“原来在什么范围内弄错的应该在什么范围内宣布平反”，这是中央对平反工作的一条规定。

(三)永嘉农村干部，不是因为有什么错误而受处置，而是因为贯彻“八大”路线首创包产到户，坚持“按劳分配”，被“左”倾路线所迫害。这是一起最早的全国少有的大冤案。

同年8月20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情况简报》第282期，刊载了这一报告，题目是：《1956年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冤案应彻底平反》。

中央领导得知此事给予了极大关注。

1983年浙江省委对永嘉县1956年搞包产到户造成的冤案，进行了彻底平反，为所有受害人恢复了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1984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了该报记者艾丰采写的长篇通讯：《已是山花烂漫时》，讴歌了李云河等饱经磨难的开拓型人物。编者按说：

“四化建设中，我们需要兢兢业业、忠于职守的干部，但更需要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干部。包产到户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中的一个伟大成功，在它的曲折发展中，涌现了众多的开拓型人物。为什么生活在呼唤着开拓型人物?怎样才是正确的开拓之路?党组织应该怎样对待开拓型的干部?这些，无论对发展方兴未艾的农村大好形势，还是对推动正在起步的城市经济改革，都是迫切的现实问题。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李云河、戴洁天的事迹和经历，正是在这些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戴洁天读了这篇通讯，感慨殊深。他写道：

董笔书来感鬼神，谁知逝水起潮音；

寒梅无意争春色，留得文章励后人。

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裁判。探索者的足迹是曲折的，探索者的前途却是光明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历史将永远留下开拓者的足迹!

(责任编辑　洛松)

2000年第7期 从“新疆叛徒集团”案　看康生的翻云覆雨　作者：许人俊

人称中共“党内大奸”的康生，“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成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他诬陷迫害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和各级负责干部及知识分子，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

从康生炮制的涉及我党政军百多名要员、逼死24人的“新疆叛徒集团”案中，读者更可以看出康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

解救新疆遇难同志康生参与策划营救

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为了打击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制造了一个个反共惨案。1941年元月，他们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次年8月，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乘专机飞往新疆迪化(乌鲁木齐)，指使当地军阀盛世才“肃清新疆共党”。惯于投机的盛世才，以为苏联莫斯科将被希特勒的军队攻陷，立即撕下昔日“反帝、亲苏、民主、清廉、和平、建设”的伪装，背信弃义，将我党1937年应其恳请派往新疆帮助建设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和途经新疆回延安的留苏人员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及家属子女共140多人全部逮捕入狱。即使是身怀六甲的孕妇也在劫难逃，先后11人在狱中分娩，婴儿们相继取名为新狱(玉)、狱燕、狱玉、苦苦……以示纪念。

党中央、毛主席对此事极为关注，曾召集朱总司令、任弼时、康生等研究对策。1943年1月13日，党中央电告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设法打听他们的消息，并考虑有无营救办法。”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电告周恩来：“你们与张治中谈话时，望提出释放迪化被盛扣之徐杰(陈潭秋化名)等140多人的要求”。

同年6月，中共又派林伯渠赴重庆向国民党当局的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面交意见书，再次要求对方释放包括新疆被捕的徐杰、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同等爱国志士，“以利抗日”。

新疆冤狱历时四年，其间康生在延安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情报部和社会部部长、中央党校校长、肃反委员会主任等要职。因工作关系，他和中央领导人多次共商营救对策。这不仅是他的职责所在，而且还因为新疆监狱中的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秦化龙、吉合等人，都曾是他当年在苏联工作时的同事和战友。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各界强烈要求国民党停止反共，实行国共合作，和平呼声高涨。蒋介石被迫重开两党和谈之门。1945年9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9月2日，毛泽东再次提出释放一切爱国政治犯，并要求将其列入两党共同声明中。

9月13日，张治中奉命飞往新疆迪化处理三区革命起义问题。周恩来夫妇特地到他公寓，郑重拜托他：查清我方被盛世才关押的100多干部及家属的下落，无条件释放送回延安。

迎难友又送战友康生亲历全过程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出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此前，已经杀害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的盛世才早已在新疆人民的唾骂声中下台。张治中到职后，不负中共重托，迅速将140多蒙难人员解除囚禁，并派车、派人辗转千里护送他们赴延安。

当满载英雄儿女的10辆大卡车浩浩荡荡进入延安地区时，受到我军民的夹道欢呼。朱总司令、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身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情报部部长的康生也在其中。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等激动得流下热泪。第二天的《解放日报》曾作了如下报道：

欢迎人群中不时传出西北战友的慰问声：“明方，回来了，您好啊!”马明方等同志由于狱中生活的折磨，脸庞显得有些消瘦，但今天抑制不住兴奋的情绪，频频挥臂示意。康生同志突然跳上汽车，热烈拥抱住一位黝黑面孔的同志，兴奋地大喊：“你们终于回来了……”车上同志随即齐声回答：“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毛主席前往归来人员的驻地——中央党校看望并慰问大家，康生陪同。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杨家岭设宴为新疆归来人员接风洗尘，康生在宴会厅里更是走来穿去，找老熟人热情交谈，详细询问狱中遭遇和归来途中情况，并对国民党少将刘亚哲受张治中委派沿途护送和照顾我方人员深表谢意。

当时，新疆难友马明方等100多人胜利归来一事，成了延安军民关注的头号新闻。新疆归来人员在狱中的顽强斗争，被到处传诵。党中央还决定为他们安排三个月的休养。

马明方等人受如此关爱，心情十分激动。他们也利用休养时机在延安走家串户，寻故访友。陈潭秋的助手吉合和湘鄂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秦化龙等人，早在莫斯科学习和治病时，就是康生的故友，常有交往。秦化龙的妻子韩福英，还曾在康生手下工作过。这次他们返回延安后，都先后带着孩子去拜访康生夫妇，受到康生和妻子曹轶欧的热情接待。

新疆归来人员一直被安排住在中央党校二部休息和学习。康生作为该校校长常以主人身份走访看望大家。

这期间，大家在马明方、张子意领导下，对狱中四年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随后选举产生新的党支部，由方志纯任书记，支部起草并通过了《在新疆监狱中反法西斯斗争经过的报告》。报告详细记述了入狱经过，狱中斗争的组织与领导，狱中通讯联络，反叛徒、反特务、反审讯斗争，绝食斗争与释放回延安等情况。《报告》还对狱中党组织领导大家团结一致，变监狱为战场，在特殊战斗环境中开展对敌斗争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

毛主席、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等看了报告，都深感满意，一再表示“回来了就是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康生到党校探望大家时，也反复称赞他们顽强斗争的精神。

经三个月休养，新疆归来人员基本恢复健康。此时，蒋介石开始发动全面内战，战争烽烟四起。大家义愤填膺，强烈要求分配工作，奔赴新的战斗岗位。

根据局势发展，中组部遵照中央指示决定：对新疆归来人员只作集体结论，不必再作个人结论。理由是：一、他们是由党中央营救集体回延安的，是集体行动，而非个人行动；二、他们冲破千难万险回到延安，这本身就说明他们心向着党、向着革命；三、他们在狱中一直有党组织领导，统一行动，受组织纪律约束；四、大规模内战已经开始，前方后方都急需干部，每个人都要尽快走上战斗岗位，时间不允许再作个人结论。为慎重起见，中组部还派廖志高(干部处长)、夏之栩(政策室主任)代表党中央当众宣布：对新疆回来的同志，只作集体结论，不作个人结论。胜利回到延安的，都是好同志。同志们在狱中党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坚决，立场坚定，党籍在狱中依然保留，并计算党龄。对四位非党青年瞿独伊、刘志韫、王淑贞、周健，因经过四年残酷斗争考验，并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中央批准他们为中共正式党员。

新疆归来人员中，有34人是我党1937年派往新疆学习航空飞行和机械维修的。

党中央决定航空队由方子翼任队长、严振刚任政治指导员，带领全体同志，会同国民党空军起义人员刘善本等人一道去东北。临行前，朱总司令、康生等都到党校鼓励他们：迅速到东北去建立起一支航空部队，配合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的胜利。

其他同志也由中央按斗争需要分配相应工作。

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杨之华、高登榜等奉命留在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工作。马明方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任西北局副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长、东北局书记。张子意一直在宣传部门工作，曾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之华先任中央妇委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和中央监委委员。方志纯是方志敏的弟弟，他和高登榜等均分配在延安中央机关工作，随机关征战南北。建国后，方志纯回故乡工作，曾任江西省省长、省委书记。高登榜则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兼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

吉合同志曾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熟悉军事，精通俄语，中央原拟留他在延安总部工作，后因前方急需军事指挥员，奉命去东北任民主联军护路军东部副司令、内蒙军区参谋长，1950年出任我国驻苏使馆武官，四年后回国任总参训练部和条令部副部长。秦化龙、曾传芳等则奉命到山东渤海纵队参战，在解放战争中，他们随陈、粟大军征战齐鲁大地，攻克济南，占领徐州，渡过长江，进军上海。建国后，他们分别任华东公安军和炮兵政委、上海警备区政委等职。

据统计，新疆归来人员，“文革”前在地方任省长、省委书记和中央机关的部长，以及在部队任军长、司令员者计20人左右。最集中最突出的还是在空军的同志，如沈阳、北京、武汉、福州、广州、兰州等大军区的空军副司令(或司令员)，都是当年新疆航空队的队员。

康生翻脸不认人罗织罪名害忠良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更是马明方等100多人的大劫难。这些久经敌人牢狱和战场烽火双重考验的革命功臣，完全没有想到他们以血肉之躯夺取政权，并满怀革命热情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美好家园之时，竟被林彪、康生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从此开始苦度比当年新疆监狱更为漫长的铁窗生涯。而炮制这一冤案的决策人，居然是熟悉他们当年返回延安全过程，并曾热烈拥抱他们归来，又热情欢送他们重上新战场的老战友“康老”。每逢回忆此事，劫后余生的秦化龙和吉合两位老将军及其家人，总感到这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恶梦。在新疆归来的人中，他们两家人与康生夫妇关系最为密切。早在1930年他们就相识于异国他乡的苏联，他们是同志、同学加战友。1936年，秦化龙的妻子是东北抗联的共青团员，曾被派往远东海参崴从事联络工作，一度是康生的部下，后又奉命到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当时，在该校接待她的正好是康生。为了斗争需要，康生要她隐姓埋名，并亲自为她取名“小云”。从此，韩福英就以“小云”为名，同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在东方大学的一个班里同学习，朝夕相处。1938年，秦化龙奉命从延安中央党校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也认识了康生，双方交往较多，友谊进一步加深。

1964年5月，秦化龙将军奉命由上海警备区政委调中央农林政治部任代主任，文革初期还兼中央农林口文革小组组长，他在工作上与康生时有交往。有一次，康生还找秦化龙面谈，将一位八级干部安排在农林政治部工作。时隔不久，康生、谢富治却和江青一道宣布：“秦化龙不是好人，是叛徒和‘五一六’组织的后台”，下令逮捕。

吉合将军对康生的阴险狡滑更感愤怒。因为他与康生的交往比秦化龙夫妇更早，友谊应该更深。吉合原名田德修，1925年赴苏联学习军事，取名吉合诺夫，曾在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中国班任分队长，俄语很好，被誉为“苏联通”。1935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开始结识康生，两人常在总部看文件、读资料。有时康生还掏出香烟对吉合说：“吉合诺夫，来一支吧!卡斯别克牌，比你的烟好抽!”两人虽未长期共事，但感情不算浅。康生喜爱书法，擅长雕刻，为表达友情，他在50年代末曾选两枚玉石，自写、自刻，为吉合、鄢仪贞夫妇制作一对阴阳印章(凹凸)，作为纪念。

然而，十年动乱，康生与林彪、四人帮紧密勾结后，为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在全国掀起了“揪叛徒”的恶浪，鼓吹“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做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康生不顾历史事实，更不顾及什么同志情、战友情，否定了当年党中央对马明方等人作出的历史结论。

1967年夏秋，正式成立“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专案组”。因马明方等人是1942年被捕，1943年正式入狱，故又称“四三专案组”。为确保审讯活动严格保密，康生指示对外使用“五二六专案组”代号。康生说：“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在新疆监狱被杀，而马明方等都活着回延安，必定是叛徒。”按着康生的这一推定，全国各地大揪新疆叛徒集团，大批高级干部和军队领导先后被囚禁。康生亲自点名和批准的20位高级干部由中央立案收审。其中有东北局书记马明方，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子意，江西省委书记方志纯，中央农林政治部代主任秦化龙，中央监委常委杨之华，国务院副秘书长高登榜，军科院外军部副部长吉合、军委炮兵副司令谢良等。

新疆专案的总指挥为康生，重要成员有谢富治、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吴法宪忠实贯彻康生的意图，指示专案人员三班倒，日夜突击审讯，下令“案犯不老实就铐起来，对他们不存在什么逼供信不逼供信”。马明方等在审讯中被整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

秦化龙在秦城监狱的连续审讯中，因疲劳过度，悲愤交加，突发脑溢血，昏倒在地。发病后专案组又不准认真治疗，使这位身材高大，风度翩翩的将军，从此成了残废人。

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是我党著名的女革命家，大革命时期就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历来尊称为“杨大姐”。然而，康生亲笔批示将杨之华：“列为重要审查对象”。年迈体弱、患有骨癌的“杨大姐”立即被捕监禁，昼夜接受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历尽磨难。1973年，她病情恶化，虽经周总理干预，专案组也只准家人探视，不准保外就医。她病危时多次告诫专案组：“我如果死在监狱里，对党是不利的。”他们冷若冰霜，置若罔闻，可敬的杨大姐最终惨死在康生的专案组手中。

康生统帅的中央“四三”专案组，队伍庞大，人员众多。他们并非全是铁石心肠，其中也不乏正义之士。见通过大量内查外调非但没有找到马明方等人判变自首的材料，相反搜集到许多表明他们在新疆监狱顽强斗争的证据，便对定案性质产生了怀疑，1968年4月在填写《审查对象表》时，曾将马明方由“叛徒”改为“叛徒嫌疑”。岂料这两个字的变动，却惹怒了康生一伙。起先是李作鹏把专案组的支委们找去训斥：“玄乎!中央定叛徒，你们定嫌疑，政治立场动摇，站到敌人那一边去了!”

吴法宪、李作鹏等又于6月1日，把康生请来对专案组训话。康生说：“你们的思想有些乱，工作有些慢，力量有些散。本来马明方专案是比较容易进行的专案，因为有大量的材料，有很多敌伪人员都在，案件涉及的人很多。”

“你们审查90多个人，他们叛变了，回到党的怀抱，集体向党隐瞒，这实际是一小撮了。”

“新疆案子有一个重要特点，马明方、张子意、方志纯等这帮人捏成一个组织力量，有组织有计划向党隐瞒，销毁证据，掩盖他们的叛徒面目，这是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想到的。”

康生强调在“想”字上做文章，而且带头示范其想象力，他捏造说：“这些人出来前，派人和张治中谈判，要出材料作为交换条件。张治中是国民党的代表，这些人不仅集体隐瞒，而且和张治中一道合伙欺骗我们党，投敌叛变。然后和国民党一块潜伏到我们党内。”

会后，中央专案组立即开展思想和组织整顿，批判“思想右倾，立场动摇，为阶级敌人翻案”的严重错误。该组副书记吴自臣等因“立场动摇”被罢官、调离。接着，大家奉命加大“深挖”马明方叛徒集团的力度，竞相发挥丰富的想象力，编造“马明方等人在新疆秘密叛变后，秘密加入了国民党和特务组织，还秘密领取了党证和特务证”……连张治中受周恩来嘱托给蒙难人员发的零花钱，也被编造为“领取特务活动费”……马明方等严词反驳，专案人员大打出手，刑讯逼供。

1973年8月底，马明方不堪凌辱和折磨，偷偷给周总理写信揭露专案组：“审讯开始就动手动脚，卡脖子，罚立正。前10天车轮战，后20天是白天晚上一日三审，坐喷气式飞机、燕儿飞天，打耳光，拳打胸膛……”他愤怒控诉：“我不知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脚根下，做出这样反毛主席政策的事，还自以为很光荣!这种情形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很少见过!”

马明方还揭发专案组威胁他：“你的问题很严重，只有枪毙。如果你能在报告上说几句话，我们好转弯子，就说你态度好，这样你就可免于枪毙。”一年后，马明方历经专案折磨后终于含冤死去。

吉合将军是一位性格豪爽、刚毅不屈的军人，面对专案审讯，他大义廪然。专案组勒令他写交代材料，他奋笔写诗抗争：“新疆坐牢，本不差分毫，坦白磊落气节高。专案组偏唱反调，四一二案生凑，不择手段逼诱，压出我的假供，难道组织所求?”

坏事作绝终有报康生死无安身地

在炮制新疆叛徒集团冤案的八年间，康生可算挖空心思，耍尽阴谋诡计。

他指示空军政治部、民航总局和南开大学红卫兵组成联合调查组，由吴法宪安排飞机，三番五次赴新疆乌鲁木齐、哈密、南疆，查调敌伪档案，翻阅40年代的报刊资料，精心搜集马明方等投敌的可疑线索。但图谋均一一落空，毫无所得后仍不死心，又责成新疆军区派工兵连，到当年盛世才公署原址挖地三尺，胡说下边藏有马明方等叛变的秘密档案。结果耗资巨大，依然一无所获，仅挖出几根破枪，只好草草收场，给后人留下一些政治笑话。

康生的另一阴谋是：动用中统特务郑大纶和叛徒徐梦秋编造伪证，迫害马明方等同志。

郑大纶是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1943年被派往新疆审讯我方人员，任书记官。徐梦秋则是当时的叛徒。因康生说过“有许多敌伪人员都在”，于是专案组把他们从外地搞到北京秦城监狱配合行动。

他们企图用这一办法，加快专案的审讯、定案速度，以便赶在中共九大之前，抢先结案，宣布将马明方等“永开党籍，判无期，剥夺终身”。1972年，中央专案组按原定方案，曾在《案犯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表》上，填写好马明方的名字，注明：“叛徒、内奸问题，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康生同志已圈阅。××同志已批准定案。”

康生一伙就是这样绞尽脑汁残酷迫害马明方等人，连当年在新疆监狱与父母们一道共患难的子女，也都惨遭株连。瞿秋白、杨之华的女儿瞿独伊，被视为“同案犯”隔离审查；林基路烈士的儿子林海洪原是空军优秀飞行员，被下放西藏当汽车司机；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楚三，大学毕业后被送到贵州一水电站当搬运工，整天扛水泥……。

然而，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的功臣岂容奸人任意凌辱。1974年，毛主席对专案工作的问题，终于有所察觉，他指出：各个专案都已搞了多少年，再不结案，非要把人整死不可。他要求先把关着的人放出来，按不同情况分别结案。这使专案工作有了新的转机，同年年底，中央三办受权对新疆监狱问题进行复查。从那些被康生、吴法宪等扣压、不准上报的大量敌伪档案中，他们发现马明方等人在狱中斗争十分坚决，表现很好，从而否定了新疆叛徒集团的存在。

1975年3月，中央三办写了复查报告上送中央。

周总理是当年新疆问题的经办人，熟悉历史情况。早在1967年8月中南海的一次小会上，当有人向总理提出中央农林政治部主任秦化龙等在新疆有叛徒问题时，他当即明确表态：“这件事我最清楚，是党中央委托我通过张治中把他们释放送回延安的。”1975年重病在身的周总理，读了这份复查报告后心情极为沉重，立即把复查报告改为平反报告，并压缩为1500字左右送毛主席和党中央。同时，他还让秘书把张治中“文革”中致毛泽东的信——《我的经历事实简述》中有关新疆监狱我党人员表现的段落，抄送三办，作为平反的重要旁证。

张治中写道：“他们由于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下，觉悟高，组织好，纪律好，被反动派关在监狱里始终不屈，受至艰苦，历尽煎熬，终于脱离虎口，胜利来归。这是值得敬佩和庆幸的。经得起残酷考验的，不是几人、几十人，而是130多人啊!”

一个月后，遭监禁迫害八年之久的张子意、秦化龙、吉合、高登榜、刘护军、李云扬等终于获得了自由，但许多人已折磨成终身残废。而马明方、杨之华、安志敏、李宗林等24人，则不幸在审讯中含冤去世。

1975年12月16日，做尽坏事的大阴谋家康生终于身患绝症死了。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他阴险、狡滑的嘴脸还未被揭露。他的骨灰按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规格，被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堂而皇之和彭德怀、贺龙、陶铸这些伟人排在一起。受康生迫害或是知其底细的人们，每逢看到他的骨灰盒，便心生怒火，义愤填膺。有些人纷纷用硬币和指甲在他的骨灰盒上刻上××，天长日久，骨灰盒已是伤迹斑斑，处处破相。也有的人则是像对待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那样，朝康生的骨灰盒上吐唾沫，以泄心中的不平和愤恨。

1980年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开除康生的党籍，中央组织部也决定将他和谢富治两人的骨灰从八宝山清除出去，从此庄严肃穆的革命公墓骨灰堂西厅，又重新恢复了圣洁灵堂的尊严。

(责任编辑　洛松)

2000年第7期 死于张国焘之手的红军将领邝继勋　作者：胡文光

邝继勋，号集成，1895年9月16日晚出生于贵州思南县城。父亲邝光甫，是个走乡串村的卖药人，深受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极有眼光。他教育邝继勋刻苦读书、练字，使拳弄棒，使邝继勋从小就明显强于一般人。

邝继勋19岁时投身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部当兵。民国十一年正月初七，赖心辉率部攻进什邡县城。盘踞该城的川西巨匪张申庭躲进北门真武宫巷子一厕所内，持双枪作困兽斗。因巷道狭窄，追击士兵死伤多名，于是追击部队在巷道口架起机枪，对准厕所猛烈射击，厕所内传出张的疯狂叫嚷：“老子早赚了!还有哪个不要命的，靠拢来呀!……”声音未停，突然有一手持马刀的士兵沿屋檐猿伏猱行，接近目标后飞身而下，一刀将他劈倒。张申庭被杀的消息一经传开，什邡县城万人空巷前来围观。张的头颅被悬挂在北门城楼上示众三天。

赖心辉授给劈张勇士邝继勋奖金一千大洋，为其披红挂彩，还下令：“邝继勋直接擢升排长!”

第二年邝继勋任连长，随师部驻内江。在这里他又歼灭了罗焕文、罗少文两股土匪。内江城里人一天之内就给军队送来几十面锦旗。赖心辉大喜过望，当即邀请地方官员和各界名流，举行盛大的庆功宴，当众重奖邝继勋大洋两仟圆，并宣布：“邝继勋擢升营长!”

1926年，邝继勋任江防军第七混成旅主力团第二团团长。该旅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对邝在部队的活动比较支持。1926年10月，刘伯承发动驻顺庆(西充)、泸州部队起义，策应北伐战争，邝继勋闻讯立即表态支持。同年11月邝又和旅部文书、共产党员王文鼎在全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他们就决定派遣监察委员钟克容(营长)携带文件前往广东寻找党组织。党组织应他们要求，派遣曾赴法勤工俭学、并留学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到第七混成旅。秦来后被安插到旅政治部任负责人。从此邝接受了更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年岁末，在一间小小的密室内，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下面，邝高举右臂，庄严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川西特委的支持和帮助下，第七混成旅的旅、团、营、连各级党组织相继成立，各级政治指导员也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各级还成立经济委员会，实行财务公开，废除军阀作风，改善官兵、军民关系。旅政治部下设军事政治学校，培养中下级军政干部。邝继勋亲自担任教官，讲军事、讲政治，宣传革命道理。

1928年秋，四川各军阀之间爆发“下川东之战”。在与刘湘的这场混战中，“四川同盟军”一方的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各路军阀全都战败。只有江防军中邝继勋作旅长的第七混成旅，在前往广安支援罗泽州时，一举从刘的悍将范哈儿(绍增)手里夺回罗的防地代市场。连吃败仗的罗泽州，高兴得紧紧握住邝继勋的手，连呼“救命王!”为此，罗亲自到邝旅旅部恭请邝到他家赴宴，请教练兵方法。邝毫不掩饰地说：“我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有共产党员做政治思想工作，官兵们懂得革命道理，打起仗来就勇敢。”

1929年初，江防军司令黄隐决心夺回对第七混成旅的控制权，亲自赶到简阳，督令该旅开回成都“整编”，邝拒令不从。与此同时，附近的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各路军阀部队，迅速逼近，企图乘机“吃掉”该旅。邝和部队党组织当机立断，向四川省委请求批准起义。1929年6月29日(农历五月十一日)，蓬溪县牛角沟(今属大石乡)红旗飘扬、军歌阵阵，邝召开全旅官兵大会，宣布起义。邝任总指挥，罗世文任党代表，朱三元任前委书记。

红军所到之处，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即使部队处于艰难困苦境地，战士们还是严守军纪。不得已到地里掰包谷吃，每掰一个，也要在包谷株枝丫上卡一个铜元。红军和人民群众鱼水相亲。每到一处群众烧茶送水，筹钱筹粮，不少人争着当向导，大批青年踊跃参军。

1929年夏，叛徒、特务和青帮相互勾结，对在上海的我党中央形成严重的威胁。

为了党中央的安全和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中央军委成立了“特工科”(又称“红队”，“打狗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邝继勋奉调来上海。他胆大心细，勇敢机智，使双枪左右开弓，百发百中，外表又像是上流社会的人，便于隐蔽，所以一到上海就被当作理想的人选。

同年11月11日，原军委秘书，此时已是叛徒的白鑫，得意洋洋地怀揣蒋介石的奖金，准备远飞意大利逍遥。当他和五六个护送的特务行至霞飞路弄堂口时，突然从一咖啡店内冲出三个持短枪的精壮汉子。为首一个手持双枪，左手一抬，“哒!”一个点发白鑫应声倒下，右手一抬，“哒哒哒!”一个连射，两三个特务或死或伤。接着双方凭借街树、房柱展开了对射，子弹惊心动魄地呼啸。街上人群纷纷逃离，地面上到处是人们丢弃的帽子、鞋子、提包……

当天晚上，上海青帮“老头子”(总头目)黄金荣收到门徒报告，那个耍双枪的就是赫赫有名的邝继勋!他不禁心中发怵：共产党要演大戏了，自己很可能就是姓邝的下一个靶子!光棍不吃眼前亏啊!从这天起黄就呆在公馆里“避风”。

一天晚上，黄金荣在日新池浴室披着浴衣浑身轻松的走出池子，一拍掌立刻进来两个花枝招展的日本艺伎，突然听到“叭!”一声枪响，接着“叭!叭!”又是两声枪响，室内一片漆黑，一阵惊乱之后，有人打着手电一看，黄右手按着左肩，血从指缝中渗涌出来，两边壁灯破碎，两个日本艺伎吓瘫在地上，嘤嘤哭泣。

两天后黄金荣在病床上召见杜月笙、张啸林等四个门徒，对他们说：“我看清了的，这个耍双枪的一定是邝继勋，但他第一枪就打中了我，第二枪、第三枪打壁灯，这说明人家是给我们点脸色。我们青帮有句老话：‘光棍不打九九’(要留回旋余地)。月笙，以我的名义给周恩来写封信。”

第二天中共中央特工科收到黄金荣转来的信。上面说：“……今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1929年冬到1931年底，邝继勋被党中央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历任红四军、红六军、红二十五军军长以及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其间，他率领红六军和贺龙领导的红四军在湖北公安会师，于1930年7月4日组成了红二军团。红二军团以一连串辉煌的胜利，把洪湖、湘鄂边、秭归、巴东、兴山、鄂北、鄂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1931年1月中旬，红十五军和红一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后，邝继勋任军长，他和徐向前、曾中生等率领该军打大仗、打恶仗，使豫皖苏地区南面恢复到黄安、麻城；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面恢复到英山、霍山。根据地人口达到二百余万，红军也壮大到了一万五千余人。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在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11月7日他率该军在黄安七里坪与红四军会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他任二十五军军长。在他们的指挥下红军先后取得商南、苏家埠、霍山等重大战役的胜利，并于1932年12月下旬进入川北，建立了以通、南、巴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1931年1月下旬，红四军进逼湖北麻城地区，缴枪千余支，歼敌五千余。

同年2月上旬，红四军主力十师进逼新集(今河南新县)，又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使敌人十分恐慌，急忙从南北两线调动军队，向红军活动地区推进，邝继勋以迅速勇猛的动作，一举突入双桥镇，插入敌人指挥中心，歼敌一个整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五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六千多支，迫击炮、山炮十四门。

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不久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司令，出动二十六个师零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分左、中、右三路军，强敌压境。张国焘命令打阵地战，打恶仗，红军损失惨重。邝继勋与几位同志联合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迫使他承认错误，改变了战略。

1932年12月下旬开始，红军进入川北，开辟川陕苏区。

1932年12月29日，张国焘主持建立川陕省革命委员会，任命邝继勋为主席。邝离开了军队，失去了军事指挥权。

1933年3月的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请到自己的住处。说你在川军里朋友多，你能不能写信动员他们站到我们方面来，至少也不要与我们为敌。这个工作对于巩固根据地意义很大。

邝继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确实可以有所作为，便爽快地答应了。他挥毫洋洋洒洒给曾在同一部队共事的川军旅长谢德勘写了封信，谈友情、论形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分析利害，劝他站到红军方面来。

但这封信竟然很快出现在张国焘桌上!

1933年4月中旬，邝继勋突然遭到保密局的逮捕，他被告知犯了“通敌”罪，“铁证”就是那封信!

1933年6月17日上午10时。牢门推开处，进来的高大个子就是方面军保卫局的执刑队队长。

“邝继勋，张主席叫你去一趟!”执刑队长冷冷地说。

邝继勋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拔出毛笔，挥笔写道：

“曾中生、张琴秋同志：我先走一步，请你们多加保重，活到胜利时向党报告，邝继勋是革命的，是含冤而死的……”

执刑队长不耐烦地向外一招手，立即闯进三个红军战士向邝扑去。椅子倒了，桌子歪了，墨碗翻倒在桌上。邝继勋被三个红军战士绑了个结结实实。

寒风凄冷，夜风嗖嗖，山径弯弯拐拐，执刑队长和红军战士押着邝继勋走进一座黑瓮瓮的青杠林。他立刻意识到，他即将在这儿告别世界。他觉得太冤，他不甘心就这样悄无声息被处决。他扭臂、跺脚、挣扎，他直起脖颈，他要大声呼喊，执刑队长赶紧站定，下令“立即执行!”两个壮实的红军战士立刻扑上去把一个粗棕绳套硬捺在他的脖子上，另一个红军战士则把绳子的另一端抛向路边一棵青杠树的枝丫，候在一旁的三个红军战士赶紧抓住绳子死命地往下拽，拽……

群峰垂首，山泉呜咽!

一代将星殒落，时年仅38岁!

1937年春，延安批判张国焘左倾路线，毛泽东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当烈士待遇。”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7期 田汉之子忆田汉　作者：阴棣丞　刘志荣

前不久，笔者访问了田汉长子——装甲兵离休干部田申同志。

田申在忆述父亲的生平时，多次提到父亲的成长和贡献，同勤劳坚毅的祖母密不可分，是祖母在旧社会含辛茹苦、历尽艰难的抚育和帮助，为父亲成就大业奠定了基础。是深明大义的祖母在饥寒交迫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掩护父亲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度过难关，被早期的文艺工作者誉为“戏剧家之母”。田申说，他父亲一生奔波不息，许多事情是祖母和亲友们对他讲的。接着，他满怀敬意地回顾了父亲的生平业绩。

田汉1898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果园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那年，父亲早逝，母亲易克勤带着他和两个弟弟靠选丝织绢勉强维持生活。坚强的母亲拿定主意，无论日子怎么难熬，也要供孩子上学。

田汉先在清源庵小学读书，先生看他成绩突出，是个可造之才，遂推荐他进省城升学。他以一篇文章获得老师们的嘉奖，被破格录取。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夜，长沙新学风潮涌起，田汉和一些进步学生投身于革命浪潮，转至徐特立任教的“修业中学”，继而又于1921年2月考进徐特立任校长的“长沙师范学校”。徐老当时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人，辛亥革命时又被选为湖南临时议会副议长。田汉酷爱文学，喜好读书，但因家境贫寒买不起书，每逢假日，就买上一个烧饼，交一个铜板的图书馆门票钱，一看就是一整天。徐老知道了，就把一个买书的折子交给他，让田汉到书店选购新书，年底徐老亲自去书店付钱结帐。

徐校长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为人师表的风范，激励着田汉刻苦学习。1916年，田汉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并于是年8月东渡日本，考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田汉身在东瀛，心系中华，立志献身革命。1918年6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田汉是第一批东京分会会员。他在东京向中国留学生积极宣传“少年中国学会”的主张，动员大家为拯救中华民族而奋斗。他还亲自撰写诗文、戏剧、翻译国外读物，在李大钊主编的《少年中国》刊物上连续发表，并经上海分会会员、《学灯》报文艺栏主编宗白华介绍，从东京到福岗会见郭沫若，共同研讨用文艺的形式唤起民众。他们汇编的《三叶集》出版，在全国广为流传，成为反映“五四”时期中国知识青年的灵魂之作，为唤起知识青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起了推动作用。

1922年，田汉从日本回国，执教于上海大学、上海艺术大学，并受聘为中华书局编辑。他一面执教两所大学和完成书局的编辑任务，一面翻译莎士比亚名著，创作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急需的诗歌、剧本。还与欧阳予倩一起改革中国传统旧剧，很快写出一批革命浪漫主义的优秀话剧、歌剧、曲艺、电影剧本。田汉平生勤奋创作，著述甚多，诗文异彩纷呈，已出版行世的《田汉文集》就有16卷之多。

田汉毕生献身于革命的文化艺术事业，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者与领导人。他1921年与郭沫若等在上海创办“创造社”，1925年创造《南国社》，后又创建“南国艺术学院”，培养出一大批革命文艺人才，还创办《南国》月刊，发表革命文艺作品。“南国社”在1930年前后成为上海非常活跃的革命戏剧团体。田汉作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执行委员会书记，积极组织文艺出版、戏剧演出活动，在上海、南京等地广泛开展文艺宣传，人们称他为“田老大”。陈白尘、吴作人、廖沫沙、郑君里、张曙等都是他的学生。

1930年5月田汉在《南国》月刊发表长篇论文《我们的自我批判》，总结了“南国社”八年的戏剧电影艺术活动，鲜明地宣告“文艺创作者自然非丢弃其朦胧的态度斩截地认识自己是代表那一阶级的利益了”，并且公开以镰刀斧头作为月刊封面。同年6月，他改编了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为六幕话剧。该剧在上海公演时被国民党勒令停演，随即“南国社”被查封，当国民党破门逮捕田汉时，他正好外出，三弟田沅和好友黄芝岗被抓走，田汉受到周信芳掩护才免遭入狱。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主持剧联党团工作，党团会议多次在他家里召开。田汉对国内外形势十分注意，帮助大家分析和了解世界革命的发展情况，开展新形势下的斗争，在此期间剧联曾组织三十几个剧团，在上海新世界连续演出一个多月。其二弟组织“五月花”剧社，在杭州演出，被国民党围捕封闭后，其余人员返回上海，田汉即为他们取名“春秋剧社”，继续以戏剧形式展开斗争。

为了发挥音乐、电影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田汉亲自写歌词，由聂耳、张曙、任光谱曲，开创了中国新音乐运动，《义勇军进行曲》就是在新音乐运动中诞生的。田汉亲自筹划艺华影片公司，拍摄爱国抗日影片《肉搏》，在上海放映后，轰动了全上海，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他们指示大批流氓、特务、军警捣毁艺华公司，激起了民众的反抗。

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法国租界公开从事左翼戏剧活动时被捕，起初关押在租界巡捕房，不久被国民党引渡到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关押。田汉在狱中据理抗争，大义凛然，同反动当局展开斗争。

社会各界奋起相救，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宗白华、徐悲鸿闻讯后，直抵南京政府，严词质问：“田汉演剧有什么罪?犯什么法?……我们一定要见田汉本人!”

国民党当局出于无奈，只得让宗白华、徐悲鸿二人以好友名义和教授身份出具“保释申请书”，保释田汉出狱。但国民党当局不准田汉离开南京，只准他和母亲及妻子林维中一同住在南京丹凤路28号，实际上被软禁了起来。

田汉在当时是很出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天才诗人，国民党不准他离开软禁地点，可国内外好友、名人非要见他不可。连日本、美国的知名人士也相继前来看望他。有一次，美国耶鲁大学一位戏剧学教授专程来访问他，请了曹禺当翻译。那时，田汉住所几乎天天宾客盈门。

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丝毫未能阻止他的呐喊。在这两年中，田汉把南京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舞台，主持成立了“中国舞台协会”，他筹划和组织上演了他亲自创作的反法西斯话剧《阿比西尼亚的母亲》、反映黄河灾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洪水》，公演了话剧《械斗》、《回春之曲》。1937年“七七”事变后，田汉写了多幕剧《卢沟桥》，在南京公演后，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徐悲鸿激动地说：“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必不死，此民族必不亡!”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田汉才算获得人身自由。他随即奔赴上海前线同郭沫若、夏衍一起慰问抗日部队，直至上海沦陷，才辗转回到故乡长沙。为了加强抗战宣传工作，他同瘳沫沙、王鲁彦、张曙等人筹办《抗战日报》。二十多年前田汉在长沙师范读书时的老校长徐特立，此时作为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大力支持并亲自撰写文章鼓励田汉办报，《抗战日报》终于在1938年1月28日胜利出版。同当年夏衍创办的《救亡日报》共同开展抗战宣传动员工作，成为当时抗日军民喜爱的姊妹报。

后来，田汉又陪同郭沫若奔赴武汉参加“三厅”的组织工作，动员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开展抗战宣传和战地演剧队的工作，武汉告急，他仍一直坚持到最后时刻。此时，陶行知也从国外赶回武汉开展抗战教育活动，他对田汉以民族利益为重，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赞赏，曾于1938年中秋写下诗文盛赞田汉：“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练出艺术军三千，田汉毕竟是好汉。喝到最后一滴酒，战到最后一滴血；中秋敬你酒三杯，化作好戏庆佳节。”

田申同志回顾说：同父亲多年在一起战斗的夏衍，在评价父亲时曾说：“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田汉至少是九成以上的金子。

田汉一生写下的传世佳作众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作为新中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是1935年4月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原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同年5月，上海百代公司录制唱片。词曲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立即被广大人民接受，迅速在中华大地广为传唱。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于1949年6月15日在北京隆重开幕，会议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拟定小组，7月10日，向全国发出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议案，《人民日报》连登八天，国内各地报纸、香港以及海外华侨的报纸纷纷转载。到8月20日止，共收到国歌歌词632件，国歌词谱649首。

9月25日晚，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室，毛泽东、周恩来主持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座谈会。会上，马叙伦首先介绍国歌征集情况，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接着，李立三、张奚若、梁思成、徐悲鸿、郭沫若、黄炎培和田汉相继发言。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雄壮的国歌声回荡在天安门上空，响彻中华大地。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胡乔木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态度　作者：孟　凡

胡乔木同志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前后持有相反的态度。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同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之后，有一种说法：当胡耀邦同志在受到来自坚持“两个凡是”的党中央负责人的巨大压力之际，6月20日，胡乔木同志曾到耀邦家对他说，这场争论是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再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汪东兴已在讲你代表哪个中央了，所以，应立即停止争论。胡耀邦同志在当时不太明朗的局势下也有过“冷却一下”的考虑。

当时我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副主任，分管《理论动态》的负责人。据我了解，耀邦同志从未向我们透露过乔木同志6月20日找他谈话的事，也未听他说过“要冷却一下”的意思。在工作中他也未做过这样的部署。但当汪东兴同志对他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负责人严厉申斥并明确指出“下不为例”之后，很明显，耀邦同志不会“硬顶着干”的。(所以，即使他有过“冷却一下”的考虑也是不足为奇的。)耀邦同志组织观念很强，在和我们《理论动态》编辑部的同志接触中从未谈论过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短长。6月下旬我曾去中央组织部向耀邦汇报各方面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应，当我谈到：赞成的和反对的都出乎意外的强烈；形势发展越来越向赞成讨论的方面转化、但阻力也不少时，耀邦同志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不可避免。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议停止争论。不同意见要听，要分析，但形势发展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里所说的“有的同志”虽然不一定指的就是乔木同志，但可看出耀邦同志成竹在胸，结论也很明确，这是他对这场争论持有不同意见同志的一次明确表态。(如果乔木当时确实对耀邦同志说过那些话，则是不足取的。)

1978年8月18日，耀邦同志在和《理论动态》组同志们的谈话时透露，乔木同志在8月16日找过他，他曾就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和乔木交换过意见，他对乔木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可大了，是关系到解除精神束缚的问题，不只是理论界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整个党和国家命运的问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问题。要拨乱反正，首先要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他还说：“我对乔木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什么样的风格，要苦学苦干，还要敢想敢干。至于整个民族的文化程度不高、科学水平低，乔木谈了这个问题，我同意这个看法。”从这次他和乔木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再一次提醒乔木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加深认识，也可以看出此时乔木同志并未对耀邦的意见再持强硬的反对态度。

吴江同志在他所著《十年的路》一书中说：在真理标准一文发表不久，他参加了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会议，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同志在那次会议讲话中指责说：“如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吴江还说：“记得当时邓力群同志也在场，听后他也对我说：这话有些过头了。”据我所知，这是指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我也听参加会议的同志证实，乔木确实这样讲过。乔木同志为什么会这样提出问题呢?后来我看到社科院印发的正式文件，才知道乔木同志在1980年6月28日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想应该对我们自己工作里面的缺点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我说了几句话，影响非常坏。就是在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我也一直没有忘记，我想我应该在这里说一下，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当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我说，政治局常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说有分歧，就是造谣，就是分裂党。我这话是非常错误的，错误很明显。当时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是怎么回事?当时政治局常委确实讨论过这个问题，大家都表示同意，是有这回事，这件事当然是一种表面现象。可是为什么我要说出那样一些话呢?当时想利用这样一个事实来反对有一些人当时不许进行这个讨论，说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表态，意见不一致，不应该讨论。这种情况，我当时指的就是中央宣传部和上海市委宣传部，他们就是采取这样一个态度。我所说他们是造谣，是分裂党，我的心目中是指的这样一些人，可是这个话我不可说清楚，本来我就不应该这样说，因为事实不能用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来描写。因此，有这样一种推理，不但不能够帮助讨论，反而会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混乱。很多同志对我说这样的话，表示非常不满，很惊讶，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说话经常会不周到的，那么这次，这也是不应该说的。”

不少同志对乔木这个“自我批评”很不满意，说他没有把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真实思想讲清楚，认为他这些话是名为维护党的团结，实是维护当时坚持“两个凡是”方针的中央领导立场的表露。其实当他作这个“自我批评”的时候，全国的大气候，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了。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乔木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又表现了和以前迥然不同的鲜明态度，可以这样说，在我当时所看到的有关同志的讲话和文章中，乔木对讨论的重大意义的评价比谁都高，对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倾向的批评也比谁都严厉。例如，1978年9月13日他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议的讲话中就指出：“像真理要受到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这样的问题，完全不是什么新的发明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根本常识。可是居然成为问题，在一些地方甚至成为不能讨论的问题。这说明‘四人帮’的流毒还是多么严重地存在着。马克思主义者，包括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要同这种流毒作斗争，批评这种流毒，肃清这种流毒。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因为如不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党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就不能前进一步。这就是这个讨论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什么背景的话， 这就是它的政治背景。”他说：“《光明日报》那篇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听说本是外省的一位教师写的，内容是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个基本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毛主席特别着重宣传和反复宣传的基本原理，竟然会成为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进行这场讨论是多么及时，多么中肯，多么必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成为问题，难道还不要大声疾呼吗?!如果对这样的问题还不大声疾呼，而是袖手旁观，保持沉默，明哲保身，那确实就像毛主席说的，这些同志自称学的马克思主义跑到哪里去了呢?这样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于党和人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是一个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因此，《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是完全正确的。”

最近看到曾任乔木秘书的朱佳木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其中引述了乔木在1979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乔木希望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时能谈一下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对这次讨论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这问题本来是个理论问题，但在两个意义上也是政治问题。第一，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解放思想，搞好当前工作，加速四化建设，正确处理遗留的各种案件等等，都具有指导意义。第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绝大多数省、市和大军区负责人都表了态，这也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了。“(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乔木同志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我看到两个版本，一个是1979年2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第3期印发的乔木1月份在全院大会上的报告(摘要)，乔木说：“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议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要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前一时期为什么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持反对意见?他们的思想受到了一些原因的影响，发生了僵化和半僵化现象，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首先是林彪、“四人帮”设置了许多禁区、禁令，不许人有不同说法，不许人按事实的本来面貌去说话。其次是权力过于集中的官僚主义，也就是通常的专制主义。所有问题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再次是，党内是非不清，功过不分，赏罚不明，造成很多人不愿动脑筋，动脑筋反而会受打击。最后是，小生产习惯势力，安于现状，也是不愿意动脑筋的原因。针对这些原因，胡耀邦同志提出：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还有哪些未打破的，要求社科院和其他单位提出清单，统统要打破。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改变，要反对拥护权力过于集中的思想。”第二个版本是1993年出版的《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收进了这一传达报告，只在第三个问题中有一段讲到思想路线问题。乔木说：“在思想路线方面，会议用了很多时间来讨论，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重大意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志，在会上被认定是正确的，反对这一观点的同志被认定是错误的。问题还不在于认定哪些同志正确，哪些同志错误，问题在于认定这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原则。如果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就不能前进，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党就会失掉生机，我们就要亡党亡国。”这一稿将第一稿700字压缩到不到200字，增加了显然是经过斟酌的“被认定”、“认定”的用语。

1979年12月3日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思想理论工作座谈会(也叫中宣部例会)，由中宣部直属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注重讨论理论务虚会后如何加强理论宣传工作问题。会议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他在会上讲了话，插了话，胡乔木同志也在会议上讲了话。值得注意的是，胡乔木在这次会议的讲话较前一段的讲话精神似乎又发生了变化。耀邦同志在谈到理论务虚会以来理论工作的成绩时，着重指出三年来“贯彻了中央提出的新时期理论工作、理论研究方向，大张旗鼓地宣传了真理标准问题。这一宣传和讨论起了很好的作用，促进了思想理论战线的发展，促进了全党的思想解放，也就是进一步端正了思想路线”。

乔木在讲话中未谈及理论标准讨论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深远影响以及这场讨论的必要性，却强调要从哲学的角度对真理标准进行研究讨论，认为理论工作不要用争论的方法而要以科学的态度来探讨。他指出这样两点：“真理标准问题，我们认真从哲学角度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太少了。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还没有拿出好的文章来，还有这么一个逻辑，首先有个基本命题，然后马恩列斯毛如何说，然后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如何。谁如果反对这些如何如何……，真理标准要用实践观念作基础，要从哲学角度认真分析、深入研究。既然是标准，就要有严格的科学定义。如果不严格，怎么能作为标准?列宁曾经讲过，实践的标准是这样既确定又不确定。我们应当答复列宁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在讨论当中真正弄清实践标准这个问题。(作者注：列宁这句话出自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讲的是认识论的辩证法，因为真理是个发展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也要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检验真理也不是因此完成的。列宁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还需要我们回答列宁什么呢?当时并没有人以列宁的话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列宁这句话，恰恰是在肯定马克思这个原理时讲的。)实践标准这个问题的讨论，从政治上讲，得到群众的称赞，但从哲学深度来研究，我们做得很不够。有这么一个口号：哲学为政治服务，教育文艺为政治服务，笼统讲能否讲清楚?这要看从哪个意义上讲。我们建国三十年来，真正有分量的哲学著作，如果一年出一本，就应该有三十本，一年如果出十二本，就应该有三百六十本。但是能够推荐出来的有多少?可能很少。我们不能走三十年来理论研究工作走过的道路和用过的方法，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今后在三十年中就会遇到非常残酷的问题，可以说是非常残酷无情的问题。”他还说：“还有一个问题，理论工作可不可以主要用争论的方法来写论文?我认为不要都用争论的方法。而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去探讨，去研究、去解决、去答复大量的现实的问题，其中有的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有的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我们确实提出了许多正确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如何去解决现实问题?我们在这方面还不能满足。不光是报纸宣传，报纸每天发表新闻和其他东西，理论宣传和报纸宣传有密切关系。我们现在的出版物还有许多带有浓厚争论的刊物，显得我们理论工作做得不够，这对理论不是一个好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说，可能就是所谓‘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作者注：以上根据本人的记录整理，并与印发的材料核对过)

真理标准问题要从理论上深入地阐明是应该的。但它首先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这个导向是不能转移的。特别是在上述这次会议召开的时候，正值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需要补课之时，坚持不坚持这个导向更是至关重要。因此，乔木同志这次讲话，不能不引起与会同志议论纷纷，不少同志反映说：对照党的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意义的高度评价，对照邓小平同志历来阐明和强调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性质是思想路线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这场争论争得好，无可避免等一系列论述，胡乔木同志的讲话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观点和他曾经一度申明过的态度相比显然又后退了。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7期 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　作者：林　里

陶铸罢宴的佳话，传遍神州大地，有口皆碑，举国称赞。据我所见，陶铸不光罢宴，而且还要把设宴人训斥一番。1960年9月，我们到广东省化州县的龙首乡，看望在抗旱救灾中有功的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那时，“大跃进”的灾难已充分暴露，而且到了连穿衣吃饭都成问题的地步。为了挽救危局，省委提出“共赴国难，准备吃苦”的口号，并规定不准大吃大喝，不准用公款请客，半年内不准吃猪肉。可是，我们的汽车刚刚看到龙首乡的村庄，就发现村口站着密密麻麻的人群。陶铸同志刚一下车，人群里便爆发出一阵“欢迎陶书记前来视察”的呼喊，陶铸同志的脸色一下子变成铁青，很不高兴，但在群众面前，他强忍怒火，说：“我们绕过去，从别处进村。”在前来欢迎的县社干部指引下，我们进到乡公所。没想到，乡公所的办公桌上，堆满了香蕉、橘橙、菠萝、糖果……看到这些，陶铸同志扭头就走，根本不肯进屋。尾随在后面的县社干部，正好跟陶铸同志迎面相撞。陶铸站在院子里，县社干部围了一圈，满脸怒火的陶铸终于说话了，他对县社干部大发雷霆，说：“同志们，现在是国难当头，省委号召共赴国难，准备吃苦。你们这样搞，劳民伤财，不符合省委精神。像你们这样搞，会亡党亡国的。……我知道，这不是群众搞的，是你们县社干部搞的。你们搞成这个样子，叫我怎么立足?你们要向群众检讨，并且要订出改正措施。不得到群众满意，不能离开龙首”。陶铸拂袖而去，直弄得前来迎接的地县干部尴尬万分，下不了台。这天夜晚12时，地委书记孟宪德同志召集了电话会议，说明陶铸同志要到各县视察，各县一律不准列队欢迎，不准设宴招待，伙食标准坚决按省委规定办事，不准买大鱼大肉，只准炒青菜豆腐。因为了有这次电话会议，我们在湛江地区将近一月，去了十多个县，再没有列队、设宴之类的事儿发生。

我还经历过另一种形式的罢宴。

那是1958年7月，周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若。周总理的工作精神，历来为全党所钦佩。新会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见周总理那样繁忙，那样不知疲倦地操劳，过意不去，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决定设宴送行。客人中除了周总理以外，还有他的两位随员，再就是我们三位记者。宴会，就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炊事员。名曰酒宴，跟时下的美酒佳肴相比，只能算是瓜菜代。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还是说话了。——他慢条斯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三百元人民币交给县委的司务长。党向民激动地站起来：“总理，这怎行?说好了是我请客的啊!”

“什么你请客?还不是县委出钱?”

党向民热泪盈眶，坐在旁边的记者们对周总理的言行赞不绝口。

自掏腰包，这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罢宴方式。

以上两宗，是我的亲身经历。近日看报，看到朱*#基罢宴的消息，尽管没有亲临其境，但我确信不疑。

朱*#基怎么罢宴呢?

报上说，朱*#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在这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朱*#基，不愧为新时期的新领导，他罢了宴，又没有给主人太大的难堪，既恪守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美德，又执行了不准大吃大喝的“生活准则”。报上还说，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而只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吃酒宴，朱*#基这一手真是高明。

如果，各个部委办都有这么一个朱*#基，我相信，中纪委的反腐倡廉的诸多文件，也就可以省却了，起码可以把反腐部分的“反对大吃大喝”、“不准公款请客”的条目删节下来。

如果，我们的各省市，各地区，也都有那么一两个陶铸，我相信，“革命小酒天天醉”的民谣，也就没有了市场。说不定，民谣作者会发表声明：“革命小酒天天醉”作废，请扔进垃圾堆。

如果，我现在还在新闻单位的领导岗位上，我将发布一道命令：

各记者站同仁注意，如果发现有谁罢宴，都请及时写成新闻稿件，迅速发来，保证立刻见报。

可惜，我已离休在家，只能发发议论，说些空话而已。

(责任编辑　程度)

2000年第7期 两岸同寻证，沉案得重评　作者：蒋连根　庄润秋

许行彬是孙中山先生的老朋友，也是海峡两岸都敬仰的老同盟会员，生前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然而，在解放初的非常时期，他以“恶霸”罪名锒铛入狱。在他离世45年后，两岸同胞为了一个认同，经过艰难的调查取证，他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

台胞来信　重提历史沉案

1993年6月，旅台同胞程森士和戴谷音夫妇在台北海宁同乡会一份《会讯》上代邮，致函祖国大陆，要求复查一桩旧案。函文称：吾乡前辈许行彬早岁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为推翻满清，护法反袁，反军阀，数度遭军阀逮捕入狱，获释后仍致力于新闻传播，以文章痛责时政，支持“五四”爱国运动。抗战期间捐款抗日，整修海塘，其节操素为乡人所敬重，然于1951年在无血债、无苦主的情况下被定罪为“恶霸地主”，祈能早日平反昭雪……

程森士在40年代初出任海宁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领导抗日武装游击作战，与许行彬交谊颇深。夫妇俩去台以后，对故里乡贤一直缅怀不已，字里行间充溢桑梓之情。读罢信函，中共海宁市委统战部领导一面寻访知情人，一面布置查找许行彬的事迹材料。

历史档案显示：许行彬，名祖谦，海宁周王庙人，生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解放初军管期间被捕入狱。1951年11月，以“恶霸”罪被判无期徒刑，后经当时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保释出狱就医，1953年5月病逝于硖石镇。这是一桩历史沉案。80年代以来，其子许晋臣(现居上海)多次致信浙江省有关部门，要求复查。因年代久远、查证困难等多种原因，许行彬冤案一直没有平反。

所幸许行彬在当地名望很高，民众早有为其正名的呼声，台胞来信当是契机。当年9月，程森士夫妇回大陆探亲，得知两个信息：第一，大陆要复查此案，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第二，大陆资料不全，许多证据已消失。程森士夫妇欣然而归。

从此，海峡两岸同胞互通讯息，为许行彬冤案平反，开始了艰难的寻证。

许氏故里　文集详载生平

消息传到许行彬故里周王庙镇。几十年来被他们传颂着的开明士绅许行彬，竟然同样被台湾同胞深深地怀念着。

现年82岁的庄润秋是当年许行彬的邻居和狱中难友，许氏亲属多次找他取证。他告诉笔者：许行彬的生平资料，一个重要来源是一本《许行彬六十初度唱集》，是近几年才发现的。1932年，许行彬的新居“高阳小庐”建成，正值许老夫妇六十大寿，在闲居雅兴中，许老作了长篇自述和诗文，又有许多社会名流应酬唱和，许老将其汇编成集，章太炎题签作序。文集详细记载了许行彬一生的主要功绩。

许行彬生于当地一个书香门第、富贵人家，自幼勤奋好学，17岁中秀才得廪生，后考入浙江高等学堂，毕业后任教于杭州师范学堂和温州师范学堂。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许行彬考中秀才后，就对清朝腐败表示不满，写了一封信抨击当时海宁知州郑瀚生，事后被革掉了功名。1902年回杭州与同乡好友杭辛斋一起创办《杭州白话报》，结识陶成章“商谈颇洽”而加入光复会。1906年，杭辛斋因揭露清廷丑闻被捕入狱，许行彬邀同国学权威人士王国维设法将其营救出狱。同年许结识了孙中山，经杭辛斋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孙中山曾在杭辛斋寓所多次会晤他，共商国是。辛亥革命后，他先后主办《西湖报》、《良言报》、《杭州报》等。历任浙江省议会一至三届议员，省府咨询员、浙江财政厅秘书长等职。

许老在杭州从事新闻活动二十多年，一直奉行“议扬持正，弹劾巨僚，以伸民权”的编辑方针，身体力行，对袁世凯、孙传芳、张静江等军阀、党徒口诛笔伐，对以反袁为契机借口而聚党徒、猎权利、行倾轧、搞排挤的大小党派团体的种种丑恶行径进行抨击，振笔直书，报刊竞载，传诵一时，因而遭忌被治罪，先后四次被捕下狱。

如1913年，许行彬积极参与全国性的反袁活动，而当时浙江省都督朱瑞是个拥袁分子，他查封了《浙江民报》等许多种进步报刊。许行彬和邵飘萍等分别在《汉民日报》、《西湖报》上撰文抨击朱瑞干涉言论自由。许行彬又在浙江省议会上致函朱瑞，要求他表示反袁立场。朱瑞密电袁世凯告发，致使许、邵等多人被捕入狱。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孙传芳一度控制浙江。许行彬多次在《杭州报》、《浙江民报》上发表文章和消息，揭露孙传芳称霸野心和恶劣行径，大造反军阀、反内战舆论，激怒了孙传芳。许行彬被捕投入陆军监狱，差点遭孙传芳毒手。

1927年3月，受尽“文字狱”之苦的许行彬厌倦了政治，辞官回归故里。当他看到家乡蚕丝业凋敝不振，蚕农生活苦不堪言时，蓄意实业救国，便集资兴办起长安丝厂、上海大利丝厂，用街面老屋开设一爿蚕茧行。几年后，杭嘉湖一带蚕业复苏，工商业出现生机，老百姓的生活逐渐好转。

1934年遇大旱，农民闹饥荒，许行彬出任海宁县旱灾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带头开仓赈米，并对佃农实行田租全免、地租减半。许行彬、顾达一等四人组织晋京请愿团，申请救济海宁灾民，竟被国民党民政部长甘乃光拒之门外。许行彬怒气顿生，立即写信一封，公开在南京、上海各报发表。信中称：“我们为了35万海宁灾民的吃饭问题，特来向部长请愿。部长竟以吃饭为重而不予接见。一人吃饭重于35万人吃饭，令人失望。……此请饭安。”一时成为话柄，使甘乃光十分狼狈。

65年前，上海报业巨子、《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发表了宋庆龄、鲁迅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要求结束国民党统治。蒋介石阅后恨之入骨，密令戴笠暗杀史量才。1934年11月13日在史量才由杭返沪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许行彬义愤填膺，为史量才在翁家埠筹建纪念园林，立碑纪念。许行彬愤笔撰文：“大丈夫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先生身虽死，精神不死。怒涛澎湃之间，素车白马，将为吾公第二。……。”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见到后感慨万千，以大篆写了这篇碑文刻于石碑。这块石碑至今仍矗立在盐官观潮公园内。

怀念先贤　携手同寻证据

50年过去了，台湾同胞仍深深怀念着故乡先贤。1993年8月，居台的许氏亲属褚柏森致函程森士：“承兄大笔起草为先辈许行彬先生雪冤平反致函大陆，本人代表许行彬先生子嗣后代子孙铭感五中。”信附一首陈立夫的诗稿。此后，他多次找程森士夫妇筹划，联系旅台同胞，为大陆复查工作寻证。同时寄信大陆亲属，提供一份旅台乡贤的通讯录，以便互通讯息。此后不久，张海鳌、杨欣泉、倪胤超等旅台同胞纷纷向大陆许氏亲属提供史实材料。

1997年5月，国民党元老、百岁老人陈立夫致信大陆，为《许行彬事略》一书亲题书名，在致作者庄润秋的信中说：“拜读之余，对祖谦先生孝思纯笃，回忆翩翩，其铁笔文才令人敬佩……”此语也是对许行彬事迹的一番证言。

1998年10月，台胞张海鳌、杨欣泉等返乡参加观潮节活动，趁便将征集到的材料带给了大陆许氏亲属，其中有许行彬生前挚友顾达一(抗战时海宁县长)的遗稿和从台湾档案馆查得的史料。

与此同时，南京、上海、杭州、嘉兴、临安等地的博物馆、图书馆、文史馆也先后寄给信函、诗文等手迹材料十多件。几年前，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提供的老照片和孙中山信函、题字证实了一个传闻：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受许行彬的邀请，偕夫人宋庆龄和随员蒋介石、朱执信等人专程从上海来海宁观潮，由许行彬等人陪同。回上海后，孙中山亲题“猛进如潮”条幅交蒋介石寄给许行彬，在给许行彬等人的信中称：“燕处超然，鸥盟仍在。”

1997年3月，海宁市人民法院终于依法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许行彬一案。

1999年3月10日，海宁市人民法院以〔1999〕海刑再初字第971号作出判决：撤销1951年11月5日海宁县人民法院〔1951〕刑诉字第157号刑事判决，宣告许行彬无罪。

(责任编辑　田　方)

2000年第7期 获罪易辩诬难　作者：吴介民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人妖颠倒的岁月，全民浩劫的岁月，不堪回首的岁月。

1966年5月5日，我被告知：你被撤职了。通知是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还明确地讲，是陈伯达点的名。这晴天霹雳，所为何来，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前一天，5月4日，我还受交通部团委的邀请，做发扬五四传统的报告哩。

“文革”伊始飞横祸“三反”帽子戴头上

怎么一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59年2月，我从广东调到《红旗》杂志社工作，任编辑委员、党委书记、副秘书长。当时，《红旗》杂志总编辑为陈伯达，副总编辑是邓力群和胡绳，邓力群兼秘书长。由于我主管编务、党务和行政日常工作，邓、胡轮流当班，平时不来。陈伯达一个月来机关一两次，大多找我汇报工作，问这问那，交办一些有关事务。可是，在1965年我从广西乡下搞“四清”返回机关以后，陈伯达不再找我，有意对我冷淡了。我感到不对头，同时也察觉到陈伯达对邓力群、胡绳不满。于是，我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调动工作。1966年2月由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交通部，任办公厅主任。后来了解，我被撤职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将要开始，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社宣布，编辑部里有三个坏人：邓力群、胡绳， 还有吴介民。显然，陈伯达要整的对象主要是邓力群、胡绳，我不过是作为他们的陪衬而已，但不管怎样，被陈伯达点了名，我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性质，是不容置疑了。就这样，我被撤了职，靠边站了。

这突如其来的横祸，给我的打击，一时难于承受。我想知道究竟起缘于什么?问领导，问组织，问周围的同志，都说不清楚，一脸茫然。我苦闷已极，悄悄跑到街边小店买了瓶二锅头，从来不沾滴酒的我，张大嘴往里灌，瓶空了我也倒下了，迷迷糊糊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一夜。

1966年5月16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式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打击对象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此，各单位的“革命群众”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几天，《红旗》杂志社的“红卫兵”来到交通部把我揪回《红旗》杂志社去交代问题。罪名是“三反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从这个时候起，残酷的批判斗争开场了。造反派要你交代“三反”罪行，你说不出来，就打态度；你对抗，就说你“赖账”；你让他们提示，就说你想摸底。他们动手动脚，推推搡搡，强迫你九十度弯腰，叫做“坐飞机”。如此这般，大小批斗达二三十次。

要我交代“三反”罪行，不知从何说起，只得按当时搞大批判的口径，从我过去发表的文章和平时的言论中，对照《五·一六》通知，鸡蛋里挑骨头，寻找那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上纲上线做检查。结果非但满足不了造反派的要求，还落了个“避重就轻”、“企图蒙混过关”的罪名。渐渐地从批斗会和大字报的揭发中，看出我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反对陈伯达，一是反对林彪。

平平常常四件事构成反陈一大罪

先说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问题：

一、我说过，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陈有时到编辑部来，我碰见他时，出于礼貌，跟他打个招呼，偶而顺口说：“你近来身体不错吧，红光满面呢。”听到这话，他往往瞪起眼睛，板着脸孔，哼哼几声，令人尴尬。这种场合，我遇到多次。于是，我私下告诉编辑部，特别是同他经常接触的同志：陈伯达不愿人家说他身体好，他听了会不高兴的。你们别惹恼他。

对这一点，造反派在批斗会上上纲说，这是对陈的污蔑。传播陈听说身体好，不高兴，不就是说“我们敬爱的伯达同志”经常装病吗!

二、我说过，陈伯达注重生活小事。陈在1961年到广东进行农村调查时，我参加了。为总结此次调查，也是为起草农村工作六十条做准备，中央把各路调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委招待所——小岛。住在那里的有胡乔木、邓力群、田家英、许立群等。有一天，负责陈伯达警卫工作和料理生活的小王，神色紧张地找我，说陈要挪动住地，让我去劝劝他。我问为什么?原来陈伯达和胡乔木同住一幢小楼，陈在楼上，胡在楼下。陈在夜间行走有响动，乔木同志在早餐桌上，随意对陈讲了。他却认真起来，非要搬开不可。当我到小楼时，陈伯达正在楼下服务员活动室，比划着要在那里放床，准备从楼上搬下来。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对他说：“这是服务员的休息、放什物的地方，你怎么能住这里呢?”他板起脸说：“这里好，安静，我住在楼上妨碍人家(指胡乔木)。”我说：“不要这样做。楼上楼下有点意见可以沟通，不难解决。挪动住房，就牵涉到招待所的安排问题。我们是客人，不知底细的，以为招待不周，对省委有意见，反映到陶铸同志(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那里，发生误会，就不是小事。请好好考虑考虑。”听了我的话，陈伯达不吭气，我趁机退了出来。随后听小王说，他不再提挪房的事了。

这件事，我对一些同志说过，提醒人们，陈伯达有时耍小孩子脾气，同他相处时要注意点。

类似这样的生活小事，还有一些。我并无恶意地向别人讲过。在“文革”中的批斗会上，这些成了我破坏领导威信的罪行，造反派责问：“你把敬爱的伯达同志看成什么人了?!”

三、没有顺从陈伯达的意图整垮邓力群同志。陈伯达对邓力群同志有成见，认为邓不听他的话，想找岔整整邓。1964年开展“四清”运动的时候，陈伯达把我叫去，要查查《红旗》杂志社的财务情况，他说杂志社有“四不清”的问题。我虽然是副秘书长，但财务上的重大开支，都是由兼秘书长的邓力群同志批的。对陈伯达的提问，我说不明白，答复可以查一查。当着他的面，叫来办公室负责人和财务科会计，让他们去审核杂志社的收支账目。几天后，结果出来了，账目清楚，没有任何不合规定的私用或挪用的情况。我向陈伯达如实做了汇报，他无可奈何。这样，“四清”没有把邓力群同志整垮。现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了，陈伯达给我加了“包庇邓力群”的罪名。

四、传过陈伯达的绯闻。陈和某一位女同志关系暧昧，引起大家议论。有人向我反映。我作为党委书记，向党委办公室同志讲了，要他们做做那位女同志的工作，注意影响。同时，从维护个人隐私和领导威信出发，叮嘱要绝对保密，不要扩散。“文革”中这事被揭发出来，断定我是造谣。虽然在批斗大会上不能公开讲，却成了我一大罪状，使陈伯达怀恨在心。

只言片语结文网罪名本来莫须有

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彪提出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1963年有人提议《红旗》应发表文章宣传阐发，我作为分管政治组的编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对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不那么简单，没有什么捷径，活学活用，不可能都立竿见影。因为根据马列主义的原理，理论的运用全在与实践的结合，而对事物的认识，有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在当时没有什么异议，不曾组织这方面的文章。

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上述言论就成为我反对“林副统帅”的一条大罪。那时每日进行“天天读”，每逢翻读《毛主席语录》，都要先背诵林彪那几句经典式的话：“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像《三国演义》中的魏延一样，脑袋后面藏有反骨，早就反对林副主席了。”

为了造神，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林彪献给毛泽东“四个伟大”的桂冠：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他宣称：“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当时，人们把林彪的观点，叫做“顶峰论”。

林彪上述这些谬论，是在1960年至1966年陆续地出笼的。1962年我在《红旗》发表了一篇文章《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文中谈到真理问题，说过一段话：“真理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人的认识从来都不可能到头。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从不以自己的认识为极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的学说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并不是说这种认识已经穷尽了真理，除了加以复述和赞叹以外，就没有事情可做了。”

上面这段话，不过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发挥了无限上纲的本领，居然把它作为我反对林彪“顶峰论”的又一大罪证：“你说真理是发展的话，那末，‘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不是就不能成立了吗!和林副主席对着干，简直是反动透顶了。”

就是这篇文章，还成了我反对毛主席要赶毛主席下台的罪名。

原来我在《红旗》《谦虚是恰如其分地反映实际》的文章中，在论证了谦虚的含义之后，举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如何极其谦虚的事例。写道：“革命的、批判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谦虚态度贯穿在马克思的毕生活动中间。在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时候，对于物质利益问题，认为有发言的必要。但是，他感到自己对于经济问题缺乏知识。对此，他丝毫不加掩饰，在和《奥古斯堡报》的一次争论中公开承认‘我以往所学，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作什么判断’。为了弥补知识上的不足，为了在经济问题上取得发言权，马克思决心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引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悉心研究政治经济学。从1943年开始，一直到逝世，马克思没有一天停止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由于他掌握了大量的事实材料，并进行了长期的辛勤劳动，终于写成了科学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资本论》这样伟大的著作。”

上述文中只不过讲了个事实。但是，造反派拣了里面一句话：“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语)，施展其惯用的影射哲学的本领，大做文章。在批斗会上，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这篇文章是在1962年发表的。那时我国正面临异常严峻的形势：全国遭逢经济困难时期，苏联修正主义卡我们的脖子，美帝国主义企图进犯，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国内地富反坏右蠢蠢欲动。你选择了这个时机，将你的大毒草文章出笼，和国际国内的反动派一起，参加反华大合唱。现在，有人掀起一股逆流，受冲击的牛鬼蛇神集结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企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文章正好适应这种需要，说什么无产阶级领袖要‘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不是要赶毛主席下台是什么?”

我一再说：“我没有这么联系。丝毫没有要反对毛主席的想法。”

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在这篇文章说到马克思主义者具有谦虚的品德时，在列举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之后，还着重讲毛主席在革命活动中，充分表现了谦虚精神，并引用了他对调查研究采取科学态度的一段话：“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指明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最好榜样。

这些敬仰毛主席、赞扬毛主席的段落，那些造反派视而不见，光摘取片言只语(连断章取义都谈不上)进行不着边际的联系，甚至上纲到“要赶毛主席下台”，其荒唐程度，不是神经正常的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苦折磨　身心受损搞株连　殃及妻儿

“三反分子”的帽子扣上了。当时被造反派通称为“走资派”、“黑帮”或“牛鬼蛇神”的一批人，都逃避不开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交代罪行、接受批斗、背诵语录、劳动改造等从精神到肉体折磨人的活动。

每天的安排大体是这样的：早上六点半“黑帮”们自带工具打扫大院，到七点半，造反派头目吹哨子集合，包括副总编、编辑组长等二十来人，排队点名，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各自回办公室写检查交代，默记《语录》，随时准备让造反派揪去批斗，直到晚上十点，才能下班回家。

大院每天打扫，本没有多少垃圾，但不到钟点，造反派头目不叫收工。有一次，墙角边上残留点不易察觉的灰土，我就遭到训斥，说是偷懒，犯了罪还不老实接受改造，责令再扫一遍。

七点半钟，哨子响了，“黑帮”放下扫把、簸箕，排队集合，检查人数以后，开始点名背诵《语录》。造反派头目手持“红宝书”，叫一个人名字，提示《语录》中的某一段开头的短句，命令你往下背。背不出来或背错、漏了句子，立即教训你一番：背不好《语录》，是个立场问题，是没有认真对待思想改造的表现。

背语录是“黑帮”的必修课。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要你学习毛泽东思想，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上造反派也在搞运动，打派仗，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怕“黑帮”闲着没事，乱说乱动，就变着法折磨你。《语录》共270页，从头到尾，必须背得烂熟，要不然，早上点名时随意指定一段你背不出来，就难堪了。最令人气愤的是，指定每人都要熟读在解放战争时期，对战争罪犯发出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把我们这些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出过力、立过功的人，与战争罪犯同等对待，极尽污蔑之能事。

写思想汇报和检查交代，是“黑帮”另一门必修课。这是造反派折磨人的又一绝招。

人是有思想活动的。可是规定天天要汇报、交代，哪有那么多的劳什子好写呢?说起来十分滑稽，就是抄一段“最高指示”，联系一点思想，自我上纲，进行检查、批判。

例如，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就联系自己受到冲击，靠边站，如何不理解，有对立情绪，经过批判后，受到深刻的教育，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防修反修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怀疑、否定的想法都是错误的。

又如，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那就联系自己虽然入党多年，立场没有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一定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批判和考验，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净化灵魂，把存留在脑子里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清除出去，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批斗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这出闹剧中的重头戏。批斗大会的程序是这样的，先喊口号，第一轮是全国性的：“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第二轮是本单位的：“打倒邓(力群)、胡(绳)、范(若愚)!”最后是被斗本人：“打倒吴介民!”

我被批斗多次，无非被逼着交代“三反”罪行。

批斗会上是不容分辩的，造反派总是有理。批来批去，得不到“认罪”的结果。常常是白天斗了晚上斗，一折腾四五个小时。反反复复，招数出尽，黔驴技穷。无奈只好草草收场。最后主持会的造反派虚张声势，找个台阶下：“今晚你不老实，事情还没有完。下去好好反省，作出交代。滚蛋!”

“滚蛋!”是骂人的话。可是，被揪斗的“黑帮”在“文化大革命”后交流体会时，最高兴的是听到“滚蛋”这句叫喊声，形容这简直像天籁。因为这一吆喝，意味着批斗会结束，可以放松一下神经，舒展一下筋骨了。

1967年七、八月，我生了一场病，头晕、发烧、不能站立行走。经医院检查，诊断为美尼尔氏综合症，被留下来住院治疗。住院期间，造反派来医院交涉，要揪我出去接受批斗，被院方拒绝了。医生说：“这是病人，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我们要对病人负责。你们要揪斗他，在他出院以后，那时我们就管不着了。”医生的一席话，使我免掉了多少场的批斗，少受多少折磨和痛苦呀!医院的正义举动，说明人间仍然存在真情，使我在痛苦中得到一点舒心的慰藉。

四个月后，我的病情好转，医院通知出院。回到机关，迎面而来的又是一场批斗。在一间大屋子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我一进屋，“打倒”的口号声劈头盖脑地砸过来，摆出一种严肃的对敌斗争的态势。造反派急不可待地要我交代：“这几个月住医院是怎么一回事，你是怎样装病的?”

我十分坦然。住院期间，我虽然与世隔绝，爱人差不多天天来陪伴，带来一些社会上从文斗发展到武斗的严酷的信息，使我思想上有所准备。此时，我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把从医院带回来的病历，厚厚一大本往桌子上一摊：“我真病假病，你们可以看一看。这是医院为患者每天做的记录。”

造反派们面面相觑，再说不出什么来。于是，无可奈何地发话：“你还是不老实，滚下去!好好地写个交代!”

为了孤立“走资派”，造反派要求“革命群众”，特别是有关的家属与“走资派”划清界限。

我被定了罪，受冲击后，像患了什么传染病似的，成了不可接触的怪物，和人们隔离开来。走路时有人对面来了，就远远躲开，低着头，目不斜视，因为如打招呼，一则怕连累人家，受到责难；二则怕人家不理睬，自己难堪。后来听说，几次有人从外地来访我，被造反派盘问和诘难，不准与我见面。

受到冲击，祸及妻儿。我和爱人王彦鸿同在一个机关工作，造反派要她揭发，她没有材料，苦恼万分。我只得将交代过的东西抄给她，让她出大字报，以图过关。一次在批斗我的会上，她没有跟着喊“打倒”的口号，被人发觉了。散会时把她留下进行批判，指出她对运动态度不端正，立场有问题，没有同丈夫划清界限。为此，责令她劳动改造，打扫厕所三个月。更不可思议的是，她有时心情沉重，脸绷紧一点，就被说成“有抵触情绪”，“对抗运动”；有时精神好点，偶尔露出笑容，就被造反派警告：“不要以为没有事了，别高兴得太早!”真是哭笑不得，左右做人难啊!

我的孩子读中学，荣幸地参加了红卫兵。为了和家庭划清界限，表现“革命小将”的气派，回家不搭理我们，还在家造起反来，组织战斗队，用萝卜头刻了个图章，把我的几个书柜，以战斗队名义贴上了封条。理由是那些书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不能拿去毒害人们。这一来倒好，别的红卫兵来抄家，看有了封条，已经造过反，就悄悄溜走了。无意中把我的几柜图书保护了起来，避免被抄掉的厄运。有一个参军的儿子，从外地回家探亲，得知老子被揪斗，不敢进屋见面，和弟妹们打了个招呼，匆匆离去。部队要求十分严格，和走资派家庭划不清界限，军籍是保不住的。

辩诬绝非容易事彻底平反十余年

1969年批斗走资派的任务告一段落，各机关组织干部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我的组织关系从《红旗》杂志社转回交通部。

一天，军宣队在交通部的安排下，到我家宣布要我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的决定。当时，我的病还未痊愈，躺在床上休养。他们要我到广东乡下去，我感到不对头，表示不能接受。我强调参加革命几十年，在北方生活惯了，同时儿女都在这边，病了有个照顾。他们一再动员，磨蹭了两个小时，我只反复说了一句话：“坚决不走，要死都死在北京。”对一个病病歪歪的人，他们不再说什么，讪讪地走了。过了不久，党支部通知我，要按《红旗》杂志社军宣队的意见，讨论我的处理问题。叫我在家等着。谁知一天天过去，一个个月过去，毫无消息。

众所周知，后来几件大事发生了：1970年11月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受到毛泽东的批判；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因此，把我的处理问题拖延下来了。

我的问题，按陈伯达定的调子是现行反革命。其根据是：你反对的林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二号人物；你反对的陈伯达，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第四号人物。按逻辑推理，既是反无产阶级司令部，自然是现行反革命了。因此处理意见三条：一、开除党籍，二、开除公职，三、遣返还乡。这是军宣队动员我回广东老家的由来。

到了1973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驻《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军代表到我家，向我口头宣布：原来对我的问题定性和处理，是根据反林彪、反陈伯达而作出的。现在，他们反革命的原形已经暴露，支左军宣队重新作了研究，撤销过去的结论。我被“解放”了。军代表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两条：第一，我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没有听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经过的传达，我要看看有关文件；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身体受到摧残，至今我的病还没有好利索，我要找个地方去治疗、休养。

就这样，在“九一三”事件一年多之后，我才看到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反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和中央处理这些家伙的文件；1973年8月，经自己联系，到广州*6头疗养院进行疗养。

在广州疗养院期间，《红旗》杂志社军代表为我的处理问题，找过我两次。

第一次是1973年7月，军代表给我看《红旗》杂志社军事代表领导小组作出的《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的处理意见》。文件说，对吴介民同志的问题，在1969年《红旗》杂志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曾经给他作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以反林彪和陈伯达为主要内容的。1970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和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败露后，我们对上述结论进行了复审，认为应予撤销，并恢复其组织生活。

然而，在处理意见中，还有个“但”书，说：“吴介民同志在担任《红旗》编委、主管政治组期间，曾散布过别人对毛主席攻击性言论，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

对这个结论，我当然不能接受，不能签字。我问他们我有什么攻击性言论，他们说：“攻击性言论的内容，你自己应该清楚。反动言论是不能重复的!”最后形成僵局。他们甩下一句话：“你再好好想一想。”

第二次是过了些日子，军代表又来了。这次态度和缓些。问我想好了没有?我复述了以前交代过，当时自认为有错误的一些言论，但都被否定了。几个来回，我实在想不起来，请求指点一下。来人无奈只得提示，问我对某某转达过有人说“毛主席的文章写得干巴巴的”没有?

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原本本地把说这话的经过和盘托出：

一天，我同《红旗》杂志社一位编委，谈起在延安的同学田家英，称赞他在我们同龄人中，搞理论工作是进步最快的。举了个例子。

1956年召开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时，我正被借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听到一件关于毛主席秘书田家英的事。据说，毛主席在八大开会前的一次会上，谈到兼听则明，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起草“八大”开幕词，我叫陈伯达拿个稿子，二千多字，我看不行，否定了。我又写了一个，一千多字，被田家英否定了。他评价说：太简单，干巴巴的。后来叫田家英写，我看还可以，就采用了。

这篇开幕词，在“八大”会议上讲了后，得到国内外的好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两句名言，就是这个开幕词里面的。

讲完这件事，我提出自己的看法，田家英起草的稿子，表达的不是他自己的见解，而是将毛主席平时的言谈组织起来，又经毛主席本人修改成功的。这说明田家英对毛主席的思想十分熟悉，值得我们学习。《处理意见》中，将我说过“毛主席文章干巴巴”这句话，上纲为攻击毛主席的言论，是不合乎事实的。因为这句话是毛主席自己讲的，而我转述它，只图表现毛主席谦虚大度的胸怀，丝毫没有攻击毛主席的意思。如果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只是，毛主席的话是在一定范围讲的，没有传达的任务，犯了小广播的自由主义，但绝不能戴上“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的帽子。如若不信，可到中央办公厅去调查情况是否属实。

听了我的申诉，军代表认为在理，他们答应回去研究以后，再作定论。

过了几个月，军代表送来修正稿，《关于吴介民同志问题复审和结论意见》。和前一稿不同的是，标题《处理意见》改为《结论意见》，内容主要是把“对毛主席攻击性质的言论”和“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的段落删掉了。这样，我表示同意，在《复审和结论》上签了字。时间是1973年12月8日。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结论》中还留了个长长的尾巴，即所谓“右倾言论”。里边列举了如下内容(原文照录)：

1962年前后，曾向《红旗》许多人散布：“包产到户在困难条件下，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度过困难时期的好办法。”宣传包产到户。

1962年主持《红旗》第二期干部轮训班时，非常赞赏一个干部提出的“打开思想禁区”的口号。在《红旗》编辑部介绍轮训班的所谓经验时说：“共产党员不应有思想禁区。人民公社是否人民创造的，优越性在哪里?”“事实上人民公社是有些人轰起来的，是空架子”。

在《红旗》第二期轮训班上说过：“过去讲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这几年情况不是这样，有的地方是三七开或倒二八开。”“大跃进造成人瘦、地瘦、牲口瘦。”

上面抄录的这些“右倾言论”，归结为一句话：反对三面红旗，即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

这个“右倾”尾巴，拖了五年，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给重新作了结论：“一切污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这时，只有这时，我才是完全地彻底地获得“解放”了。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成为历史，噩梦已经过去。但是，它出现和产生的历史教训，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责任编辑　程度)

2000年第7期 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抗美援朝记者组　作者：张颂甲

朝鲜停战谈判从1951年7月10日开始，持续两年之久，创两军停战谈判史的世界之最。五项谈判议程中，又以战俘遣返问题，斗争最为尖锐、激烈，持续时间为540多个日夜。

根据《日内瓦战俘公约》，交战双方在停止战斗后，应无条件地遣返对方战俘。但美军和李承晚认为俘获的战俘数量多于朝中方面，“奇货可居”，便蓄意制造借口，强迫扣留朝中被俘人员。谈判开始他们就提出“一对一交换”、“同等数量交换”等无理要求，在遭到我方痛加驳斥后，美、韩、台特务机构又与军方勾结，在战俘营中制造恐怖活动，打出“不强迫遣返”、“在自愿基础上遣返”的旗号，实则要达到裹胁、扣压我方战俘的目的。

既然遣返战俘问题成为停战谈判的焦点，就急需组织一批人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揭露敌人在战俘遣返上玩弄的诡计。于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具体领导下，经中央宣传部同意，从新华总社和北方的几家报社抽调得力人员，急速组成了抗美援朝记者组。

记者组18人，有新华社的林麟、李耐因，人民日报社的苗风、裴国勋、石新华，光明日报社的武叔修，天津大公报社的张颂甲，北京日报社的周铁生、李晴氛，工人日报社的王鸿、吕斯亮，中国青年报社的刘洪克、张宛，东北日报社的程维君、田青，沈阳日报社的应春时、高维仁，辽东大众报社的姚善堂。林麟为组长，苗风为副组长。

1953年初春，经过中朝方面的正义斗争，在国际爱好和平力量促进下，战俘遣返的谈判终于取得了一点进展：双方同意首先交换病伤战俘。4月，第一批志愿军病伤战俘归来，我们便接受任务，立刻收拾行囊出发了。

一路由林麟率领，去吉林省嫩江之滨大赍县(今大安市)的陆军医院，另一路由苗风率领，到吉林省松花江畔扶余县(今扶余市)的陆军医院。第一批遗返的志愿军伤病员正在这两个医院疗养。与此同时，记者组还抽调了两位同志前往朝鲜鸭绿江畔的碧潼，参加讯问被我方捕获的美军空降特务。

我去的扶余陆军医院当时收容了150多位被俘归来的伤病员，他们绝大多数是我六十军一八○师的战士和少量连排级干部，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中，于金城、铁原一线作战时，因后撤不及，被美军包围，因伤被俘。被俘后生还不得，欲死不能，每个人都有一段悲惨的经历。我们按照调查提纲，夜以继日地和他们谈话，调查了解敌方战俘营的有关情况。

战俘营内斗争极为激烈。一八○师被俘的部分团营级领导干部组织了地下党团组织，领导大家和美、李、蒋(介石)特务人员进行斗争。干部们水平高，了解情况全面，掌握材料较多。但这次第一批被遣返的战俘，多为普通战士和下级军官，他们只能谈谈自己经历的一些事情，对全面情况一般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调查很吃力，所得也往往支离破碎。这就需要拿出更多时间，多方研究，才能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

经过两个多月的深入调查，我们每个人的笔记本都记得满满的。大赍、扶余两路人马会合起来，返回北京。去碧潼的同志也回京集合，住宿在总干部部招待所，办公在台基厂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

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一部定名为《美军虐杀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初稿)印出来了，共十一章：一、序言；二、屠杀战俘；三、非法审讯；四、生活虐待；五、精神虐待；六、劳役；七、处罚；八、使用禁用武器；九、强迫扣留战俘；十、强迫战俘充当特务；十一、结论。报告书正文两万字，另有附件40篇，共约20万字。

《序言》开头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都为德、日、法西斯在布痕瓦尔德、奥斯威辛和巴丹等地集中营中对战俘的血腥屠杀所震怒；但是，德、日、法西斯对待战俘的罪行，在今天却又重新出现在号称“文明国家”的美国军队管理下的战俘营内。”《序言》在简述了我们的调查过程后说：“下面的报告书，就是我们的调查所得。在附件中，包括我方被俘人员的自述，美方空降特务的供词，被捕获的美军俘虏的供词，以及我们搜集到的有关方面的证据。至于，美国军医及他们雇佣的医护人员在医疗上对战俘的残酷迫害行为，则另有中国红十字会的专门报告。”

初稿印出后，总政敌工部领导看后认为基本可以。为进一步充实、加工、修改，苗风率记者组部分成员又奔赴辽宁昌图全家镇陆军医院，向刚刚归来的被俘人员了解情况。

就在这时，敌工部领导向记者组布置了三项任务：立即派人去朝鲜开城，一是把材料送请主持停战谈判工作的志愿军代表团领导审阅；二是向朝鲜人民军有关部门介绍战俘调查的做法和经验；三是向陆续被遣返回来的我战俘营领导干部进一步了解战俘营斗争情况。这个任务落到我的肩上。

我着上戎装，佩戴志愿军符号，急速出发。当时因京沈线有水患，不通车，我首先乘飞机飞沈阳，然后连夜转车去安东(今丹东)。在志愿军后勤部换乘吉普车，赶赴开城前线。

饱受战争创伤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到处是瓦砾，到处是弹坑，多少座城市被夷为平地，多少个幸福家庭被毁于一旦，战争破坏之剧烈，惨不忍睹。为预防敌机袭扰，我们夜间行车。在通过清川江时，因桥梁被敌机轰炸，前行受阻，渡江汽车排成数公里的长龙。好在送我的汽车上备有紧急通行证，得以优先通过。次日拂晓时分，抵达朝鲜首都平壤，入住大同江畔的一座残破的大楼内。临时代办甘野陶接待了我。

黄昏，我们渡过大同江继续南行。记得深更半夜曾有两位朝鲜女学生搭车。我们虽因言语不通无法交谈，但从她们一路唱歌悠然自得的情态中，使我感到了朝鲜人民对我志愿军的无限信任，一股自豪感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汽车在黑暗中疾驰，两厢俱是黑黝黝的树木和山峰。途径黄海南道的首府沙里院市，我定睛看看，竟连一间房舍都没留下。

当天下午3时许到达开城我志愿军代表团住地，在一座山坳里的小院内，见到开城代号为一○三号首长的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书记杜平将军(一○一号首长是李克农，一○二号首长是乔冠华)。杜平将军对我奉命前来开城慰勉有加，命秘书安排我住在松岳山下志愿军政治部文化部。当时，巴金同志正在开城体验生活，和我的住处相距不足百米。

我在开城停留的一个多星期是在紧张工作中度过的：向开城记者团秘书长、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采编主任陈伯坚同志报到后，经他批准，随同志愿军代表团到“三八”线上“祖国怀抱”大牌楼前，亲眼观察我战俘被遣返交接的情况；昼夜同刚刚归来的我被俘的师团干部谈话，了解情况，一八○师原代政委吴成德归来后，就泪流满面地叙述了他不幸被俘的经过。我还抽出一天时间，应邀去开城附近朝鲜人民军驻地，向人民军敌工部的有关同志作了一次经验介绍，受到人民军干部的欢迎。

紧张的工作，艰苦的生活，使我的虐疾病复发。我发着高烧踏上归途。这次赴朝带回不少材料，计有：1朝方关于美军虐俘暴行材料原文、译文各一份；2报告书补充对证材料；3从刚自敌方归来的被俘人员中了解的屠杀与行刑材料；4某团原政委越泽端(化名王芳)等20人的个人典型材料；5内部参考材料。

转眼间冬天到了，这时，断断续续进行的遣返战俘的谈判进入后期。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把所谓“不愿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由巨济岛、济州岛运到汶山以北的东场里，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瑞典、瑞士五国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管理，战俘营具体由印度军队看管。在这段时间内，由中国人民志愿军解释代表团向每一个战俘进行解释，帮助他们打消顾虑，返回祖国。

但是，战俘们在敌特分子高压统治下，根本无法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想回大陆的战俘，有的被打死，甚至被开膛挖心，更多的人被逼疯，精神错乱……战俘营中仍然是杀气腾腾的白色恐怖。尽管如此，在“解释”过程中，仍有五百多名战俘先后“杀”出重围，回到祖国怀抱。

为及时从刚刚“杀”回来的战俘那里调查了解有关情况，揭露战俘营内敌特分子的血腥统治，歌颂我被俘人员舍死忘生要求遣返的爱国热忱，总政敌工部敌工处再次安排人员赴朝，记者组经过精简，在组长苗风率领下，冒着风雪，火速赶到朝鲜开城。

此时前方生活条件已大大改善，我们入住开城志愿军第一招待所，和解释代表团住在一起。

在我二次赴朝之际，我们费时数月起草的《美军虐杀虐待战俘暴行调查报告书》经过修改、充实、定稿后，由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签发，向全世界人民控诉和声讨了美军虐杀手无寸铁战俘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开城的日日夜夜，我们又分头采访了刚刚归国的战俘，了解他们在战俘营内进行殊死斗争的情况，当天写出稿件，其中许多篇成为次日我方首席谈判代表黄华同志义正词严的发言。

朝鲜停战协定虽然已于1953年7月27日签字，双方停止了一切敌对行为，可是战俘问题作为遗留问题，还是拖在那里，一直未有结果。

朝中方面对未直接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的解释工作虽然从1953年10月5日就开始了，但由于美、李、蒋特务屡屡阻挠，印军也无法把特务分子和未听解释的战俘分开，致使朝中方面的解释工作无法进行。到12月23日止，两个多月时间，我方的解释工作只进行了十天。

1954年新年刚过，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看管部队迫于形势，不顾中朝方面的反对，于1月20日将尚未遣返的朝中被俘人员全部移交给美方……

历时两年的战俘问题谈判终于结束了。我们这个负责战俘问题调查的抗美援朝记者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后来，我们记者组的每个同志都获得了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作为赴朝工作的纪念。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7期 许俊千面邀陈独秀作抗日演讲追忆　作者：许俊基

家兄许俊千，武汉大学教授，曾任湖北软科学院院长，现年八十有五，30年代曾与陈独秀有过短暂接触。2000年春节，我返乡探亲，谈及此事，他为我详述了抗战开始时在武汉邀请陈独秀到华中大学作抗日演讲的经过，对陈独秀的思想和为人赞叹不已。

机遇难得：青年学子面邀陈独秀演讲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由北向南规模日益扩大。原在北方及上海各地就学的大学生多屯留在武汉，有的在华中大学临时借读。学生人数剧增，抗日情绪高涨，自动组合，展开各种活动，有的下农村乡镇进行抗日宣传，有的组织救护到火车站接送伤员。

当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西迁重庆，大批政府人员及向西避难的群众也源源不断穿流武汉，名人学者临时住下来的也多。陈独秀被国民党长期拘禁在南京，这年8月获释，9月中旬从南京到武汉，租住华中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闭门不出。其时，许俊千正在华中大学学生联合会参与宣传工作。他曾在《新青年》杂志上读过陈独秀先生的文章，也偶尔见过他的书法。陈独秀学识渊博，翰墨清香，素为人所仰慕。许俊千便与几位同学计议，应趁时请他到校园作一次演讲。

得知陈先生就住在离校园后门不过几百步远的候补街5号，一天许俊千和同学焦传统去敲门求见，陈先生见他们都是年轻学生，喜形于色，热情地伸手让座。陈独秀身材不高，鬓发灰白，显得有点驼背，一口安徽乡音，声音不大洪亮，但话语清楚好懂。陈先生的谦和态度，使他俩立刻消除了拘束，直截了当提出来了请他到华大校园作抗日演讲的事。他低头想了想就答应了。

有备而至：陈独秀精辟阐述抗日主张

演讲之日，许俊千和焦传统早饭后便去接陈先生。陈先生穿上新的深色长袍、布鞋，显得非常雅洁。为回避路人围观，他们一进校园就从女生宿舍后侧转上根书林楼上大礼堂。听众越来越多，连讲台地下、窗台上都挤满了人。演讲开始，陈老问了一声大家好，就对抗日形势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做了一番思想深刻、逻辑性很强的剥析，看来事先做了很好的准备，不是即兴敷衍。

这一点，陈独秀在为他的《我对于抗战的意见》一书所写的《自序》中说得很清楚。该书是陈几篇抗日讲演和文章的结集，1939年2月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自序》中说：“去年9月从南京到汉口舟中，我就拟定五个题目，打算写一本抗日意见的小册子。一在武昌住下，便开始动手写，并且在华中大学讲演时已告诉了听众；在华中、汉口青年会，武汉大学的讲演，便用了这个小册子头三篇的内容。”从这个小册中，人们可以看到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和全面的政治主张。

陈先生的讲演之所以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许俊千教授认为，第一是深刻，比一般人思考得深远。当时由于民族危亡，形势紧迫，一般人的思想容易只顾眼前，就事论事。陈先生却开宗明义便说：“全国要求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什么要抗战?一般的说法，是因为日本欺压我们太厉害。这话固然不错，可是，未免过于肤浅了，一般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明了更深一点的意义，抗战不是基于一时的感情，而有深长的历史意义。”

陈先生从19世纪中叶以来六七十年间东西方对比、中日两国对比中，指出问题的所在：“在这一时期，全世界的各民族，能够自动地发展工业和科学以适应环境的便兴旺起来，否则不免日渐衰败下去，这是近代史的一般规律。”

陈先生说，从李鸿章改革(洋务运动)开始，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北伐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也曾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企图使中国像西方和日本那样强盛起来，摆脱殖民地的命运，但是，“在此六七十年中，日本的工业和科学，一直顺利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已达到了高度，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为反动势力所破坏，资本主义至今犹停滞在最初的阶段。”

因此，陈独秀认为：“每个民族之国家独立与统一，必须实现经济独立与统一，始能完成。”而这次对日战争，“乃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其历史的意义，乃是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与束缚，以完成中国独立与统一，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许俊千教授认为，陈先生的讲演所以受到大家欢迎，第二个原因是密切联系当时的实际，回答了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批驳了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思想。如日本广田首相曾对中国驻日大使王正廷说：“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两国间各以所有易其所无，携手合作，共存共荣，岂不甚好，中国何必要反日呢?”陈先生说：“我们的答复是：我们所以反日，正因为也要做工业国，不甘心做别国的农奴，专为他们生产原料。今日日军之大炮飞机向我们轰炸，也正是要屈服我们做他们的农奴。”

陈先生在这里十分巧妙地言简意赅地以“侵略有罪”论，驳撤斥了日本的“侵略有理”论。

当时有些人还有一种侥幸思想，认为中国如此之大，不致灭亡。陈先生说：“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者灭亡中国，并非采取直接管理全国的笨法子，乃是以分化手段，在南北制造各种名义的政治组织，利用亲日派做傀儡，间接统治中国……这不是亡国是什么?”

陈独秀的这一论断，已有日本在我国东北扶持溥仪当傀儡的事实作证明；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又为日本在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所证明。

许俊千教授还记得，当时少数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抗日战争是“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甚至说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看不清抗日战争的性质，陈先生从上面阐述的抗日战争意义出发，指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被侵略国的人民，抬起头来的打倒掠夺他们的强盗，乃是人类一种进步的战争。”“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作南京和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全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

关于全国人民如何来援助抗日战争，当时陈先生反复强调两句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讲到这两句话时，不断爆发起热烈的掌声，陈也勉励同学们要面对现实，不畏艰辛。情意连绵，发人深省，讲了一个多钟头，听众多作笔记。结束时，许俊千挡住不让人上台请陈签名，呼吁让他休息，并从后门陪送陈先生回家。

书赠横幅：坦露此时陈独秀心迹

到了陈先生住处，许俊千见陈先生的书桌有一些书籍，还摆上大砚台，很想请他写一幅毛笔字，但不好开口，待出门时又忍不住，还是向他提出这一请求。没想到陈先生欣然应充，只是要他去弄点宣纸来。许俊千和焦传统立即出门在附近商店买了两张宣纸，许俊千用钢笔在小红纸条上写了“敬求大笔，赐乎俊千”几个字，焦传统也留下自己的名字，扎在宣纸上，又送回陈先生家。陈先生要他们过两天去取。

待去取的那一天，陈老对他们很亲热，直呼他们的名字，写好的字已摆在书桌上。写给许俊千的是一幅对联，上联是：“行天愧怍心常坦”，下联是“身处艰难气若虹”，笔力雄健，饶有意趣，一见而知这完全体现了陈先生本人晚年的境遇和气概，落款独秀，盖上一口方印。为焦传统写的是一张四个字的横幅，具体内容许俊千已记不得了。

从唐宝林所著《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一书中看到，“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这幅对联，最早是1935年陈先生在狱中写给去探望他的国画大师刘海粟的。当时因为国民党一方面逮捕监禁他，企图用暴力使其就范，而他表示不屈服：“身处艰难气若虹”；另一方面，又给他种种诱惑，要他与国民党合作，反对在农村进行武装斗争的共产党，而他又表示拒绝诱惑，决不反共：“行无愧怍心常坦”。现在看来，是陈先生1937年出狱后，又把这幅对联写给了许俊千。这并不奇怪。陈先生多次把相同内容的字联诗词送给几个人，如《告少年》五言诗，曾赠送给陈钟凡、郑学稼等人；《贯休入蜀唯瓶钵》一诗，曾赠送给欧阳竟无、朱蕴山等人。说明这都是他的自述诗、自励诗，表示他的气节。

不过，陈独秀此时重写这幅对联赠许俊千，可能有其新的更深广的含义。试想，此时的陈先生，一是经过几年牢狱之灾，几乎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而且患上了严重的疾病，特别是胃病发作起来，在床上打滚，十分凄惨，真正贫病交加；二是国民党虽被迫释放了陈先生，但仍安排军警监视他的行踪，又千方百计拉拢他一起反共。陈出狱时，国民党军统局处长丁默村特意去迎接，要把他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他拒绝了。“老朋友”胡适、周佛海等人热情地请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蒋介石亲信朱家骅(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教育部长、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甚至奉命答应提供“10万元”经费和“5个名额”的“民国参政会”议席，要他“组织一个新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都被陈独秀一一拒绝。原由他领导的上海托派也派人来，邀他到上海继续领导托派进行“反蒋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活动，也被他拒绝。他一改托派传统的立场，明确拥护国民党抗日，拥护共产党倡议的国共合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于是受到托派中央的严厉批判。批他“背叛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陈则“广泛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党派所拘束；来武汉后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

当时亲日派周佛海等人举办所谓“低调谈话会”，散布抗战悲观妥协言论，也来打陈先生的主意，多次请他参加，“交换政治意见”。陈始终一言不发。

陈钟凡先生(北大时陈独秀的学生，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系主任，陈独秀出狱时一度住在他家)鉴于陈独秀的以上种种表现，曾写一首诗赠陈独秀：

荒荒人海里，聒耳几天民?

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

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

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率笔和曰：

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

豺狼骋郊邑，兼之惩尘频。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

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陈独秀当时的处境和他以上的种种表现，特别是他和陈钟凡的唱和诗，可以说是陈独秀当时给许俊千书写“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时的心情和内涵的最好注释。

许俊千教授至今还记得，那日陈先生书赠对联后，又要他们坐下来谈谈以书为伴的乐趣，坚嘱他们要多读历史书。并言当时新出版的中国历史书太少，只有夏曾盇编写的《中国史》上下册可读。还谈了很多，原话许俊千记不得了，大意正如我们今天所谈的要弘扬中华文化，不能故步自封，要振奋我中国伟大民族精神。陈独秀学识渊博，关心和热爱年轻学子，高情厚意，真正感人。墨宝带回学校后，许俊千藏入书箱，不给人看。不久，抗日形势紧张，学校师生星散，许俊千只好赶回长沙，所得墨宝，深藏于家，以留纪念，不幸长沙大火家宅被毁，墨宝亦成为灰烬。

此后，许俊千到昆明，在西南联大得知陈先生已到重庆，待许俊千到重庆，始知他已由重庆到江津落户，不久谢世。“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墨宝则铭刻在许俊千的心坎里，提笔习字时，不禁心临手摹，感到莫大的情趣。正如现代行为科学提出来的，这是对人敬重、钦佩乃至效仿的一种心理倾向。六十余年过去了，许俊千今亦垂垂老矣，就记忆所及，让笔者整理成这篇文章，献给对陈独秀感兴趣的读者。

(作者许俊基北京广播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7期 我认识的几位国民党战犯　作者：庄晓斌

描写战犯的文艺作品已经不鲜见了。溥仪先生的《我的前半生》和沈醉的自传，已经把战犯的心态和生存空间勾勒得栩栩如生。我所要介绍的不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战犯，而是散落在黑龙江省革志监狱(原黑龙江省第一监狱)里，与普通罪犯关押在一起的几个国民党将军级的战犯。文革中笔者受兄长株连，在狱中与这几位将军同食共眠，把他们的轶事披露出来，可以给尘封的史料添点活龙活现的景观。

嫡系少将陈嘘云

提起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人们都知道，这是国民党的王牌军，五大主力中的主力，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五十七旅少将旅长陈嘘云，就押在黑龙江省革志监狱。

陈嘘云是个标准的军人，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一直追随国民党少壮派精英张灵甫南征北战，颇受蒋介石赏识。每次出征前到总统官邸辞行，蒋都设宴款待，席间，有“中国第一夫人”之称的宋美龄都要满斟美酒，亲手捧给出征的将士，慰勉的话语言犹在耳，令陈嘘云久久萦怀。

陈嘘云在1947年的孟良崮战役被俘后，一直关押在黑龙江省第一监狱，直到1975年11月末，最后的一批战犯全部特赦，他才被送到北京，参加国务院为战犯举行的便宴。他在监狱里生活了二十八年，其军人习惯不改。东北的天气寒冷，数九寒天能达到零下三十几度。陈嘘云一年四季，用冷水洗脸搓身，坚持跑步煅炼，行动严格规范。他曾担任过革志监狱副业队的犯人领工员，清点人数，带队操炼，一派黄埔风范，他喊口号“一、二、一”的节奏感极富感染力，曾被革志监狱树立为样版。

陈嘘云在黑龙江省革志监狱里，虽然不是关押着的最高军衔的战犯，可他在国民党军旅中的嫡系位置，使他无可替代地成了在押着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的“领袖人物”。在革志监狱关押着的一些老历史反革命，一提起陈嘘云都“肃然起敬”，视为自己的“楷模”和“典范”。

陈嘘云常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有令则行有禁则止才有战斗力。”他在监狱改造期间与政府干部对话时，总保持着立正肃立的姿式，即使与犯人组长和大杂工犯人对话，也用这种立正，挺胸昂首，目不邪视的姿式，答话如金声玉振，朗朗上口，承诺的事情雷厉风行，绝不阳奉阴违，口是心非。

电影《红日》，也曾到革志监狱里放映过，影片中饰演陈嘘云的演员在外形上还真的与陈嘘云有几分相似。

在监羁押的犯人看电影都集中在监内的教育室。每月两三次，所以犯人们看电影都好像过盛大的节日。政府干部并没有禁止陈嘘云去看《红日》，所以陈嘘云也能通过影片去重睹二十几年前一身戎装的自己。

那次，监内放映电影《红日》，我有意坐在了陈嘘云的身边，我关注的并不是电影里的场景，我特别想知道，作为亲历此战的陈嘘云，他看这部影片时的表情如何?

当电影演到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威逼下属军官们要杀身成仁，为党国效忠时，我看清了，陈嘘云虽然用目光如炬的双眼盯视着银幕，冷如铁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他脸上的肌肉在那一刻禁不住微微地在抖动。我猜陈嘘云此刻的心像海潮澎湃。看过这场电影后，乘一个无人的机会，我悄声问陈嘘云：“陈老，电影里演的场景都绝对真实吗?”也许因为陈老知道我是个政治犯，所以他也就没有回避我的探问。

他笑了，说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他说：“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是艺术嘛。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历史的真实是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你说对吗?”

特赦前半年，陈老正担任大队站道组的组长，他在后监舍有一间单独的房间。有一天晚饭后，我悄步进入了他的小屋，就他一个人在屋，他呆呆地坐在一张桌子前看一样东西。我进屋来他竟没有警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眼里噙着两颗硕大的泪珠。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好轻声唤了一句“陈老，您怎么了?”

他扭头一见是我，用手揩掉眼里的泪花说：“我今天是怎么了?倒变得儿女情长了呢?”

我侧目一望，只见陈老的手里捧着一张已经发黄了照片，照片上是一位长相端庄的年轻妇女怀抱着一个婴儿。

我想，这照片一定是他妻子和孩子的，便随口说道：“壮士忠肝犹慕恋，英雄赤胆亦柔肠嘛。”

陈嘘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都快三十年了，我真是愧对他们母子。”

不久陈将军便获特赦离开了革志监狱。陈嘘云特赦后，回到老家南京，曾担任过南京市政协副主席。我们革志监狱的王世玉政委公出到南京，曾去拜访过陈嘘云将军。

监狱里的中将高参

在革志监狱关押的国民党战犯，军衔最高的要数胡高参。看过电影《三进山城》的观众可能记得，那部影片里有一个胡高参，他真名叫胡克亭，职衔是国民党东北保安公署中将参议。解放战争被俘后，一直收押在黑龙江省监狱。严格地讲，胡高参并不是一个军人，他更像是一介书生，他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是蝇头小楷，写出来简直就像用刀子刻出来的一样。

我和胡高参并没有同在一个大队改造过，对于他的轶事只有耳闻，没有亲见。我只见过一部他赠送给一位犯人的用蝇头小楷誊写的毛主席诗词手稿。那位有幸得到胡克亭馈赠的犯人也是一位可称得上书法家的犯人，黑龙江省大庆市的许多牌匾就出自于这位犯人之手。我的长篇小说原初的书名叫《寻找》，我手稿上题名的毛笔字就是这位犯人写的，至今我还珍藏着他的墨宝。

他曾对我讲叙过胡克亭的轶事。

新中国刚成立时，老“历反”对新政权抵触情绪极大，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身在监狱，心里却想着变天。监狱里规定，每天晚上八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监内一切活动停止，都要收听广播。

胡高参对国共决战的大局并没有高明的主意，但对待收听广播却想出来了绝妙的对抗措施。

每晚收听中央台的广播，老“历反”端坐在铺位上，似乎是全神贯注地在收听广播，可是耳朵里都塞上了棉花团，而发明这个方法的，就是胡克亭胡高参。后来，此事被监狱查晓，胡克亭受到了严管的惩处。

漏网的少将军需官

在革志监狱，我最熟悉、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一位漏网的战犯。之所以他没有被列上战犯名单，没有得到特赦，是因为他在新中国的监狱里隐藏身份近三十年。

革志监狱有一份只限于监内发行的油印小报《劳改报》，采编人员都是犯人。我因为有文化功底，有幸担任了《劳改报》的一名编辑。当时《劳改报》的四名编辑犯人中，有一名叫老鹿的老“历反”，他性格孤僻，从不与人交流，而且办事原则性极强，还好打小报告，与我们其他三名编辑人员都不合群，特别是对另一位年长的编辑老董，更是势同水火。

老鹿不抽烟，没有其它嗜好，生活极有规律，每月监狱发给犯人2元5角零用钱，担任《劳改报》编辑的，每月还有六元钱技术补贴。老鹿每月的这几元钱都用来买猪肉罐头，这些钱当时可以买四瓶猪肉罐头。他每餐用一汤匙，挖一匙猪肉罐头放在菜盆里，一瓶罐头食用一个星期，绝对一点不差。他平时一脸冰霜，从不露笑容，但到年终冬训时，他会掏出一个日记本，一条、一条对身边的犯人的违规违纪事例揭发得绝对准确、详细。

1975年末，全国的战犯都特赦了。老鹿从此以后，极端关注报纸，对监内可得到的报纸他都精心研读，从不遗漏。

1978年冬天，中央又有了政策，在押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县团级以上的一律释放。能工作的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按现职正科级干部退休安置。到了1979年春天，老鹿终于再憋不住了。他向监狱打报告称：他在国民党军队中的职务并不是上尉军需官，而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少将军需处长，他不姓鹿，他的真名叫李绍亭，他在申请报告上填写的证明人，头一名就是国民党第一兵团的司令黄维中将。他的报告呈上去不久，中央来了批示，老鹿按真实职衔得到了特赦。因为他自己隐瞒身份，使他在狱中多呆了四年多，他窥测准了形势，才露出实底，得到了特赦。

老鹿临出监的那一天，把我叫到了一边对我说：“小庄，你心宅存仁，太憨厚了。记住我的话，想在狼群里生存，你就应该露着尖牙，扬着利爪，学会撕咬!不要心不设防，要做一头凶狠的狼!”

老鹿的话说得我毛骨悚然，我真切地感到他真像是一头狼啊!

多少年了，我记忆中留存着的这些轶事并没有淡忘，也常常引发我对于人性本质的凝想。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　作者：陈德杰

蒋介石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以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为主，比较有名的有“十五太保”。

十五太保的由来

1931年冬，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哭丧着脸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话讲完后，蒋介石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

随后，贺衷寒上窜下跳，联络了一些黄埔同学密谋成立特务组织。此举得到上下认同后，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后又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

1932年3月1日，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他在为复兴社致的训词中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腾杰三人为常务干事，腾杰为书记，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15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他们是：

大太保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他除了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

二太保邓文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拥蒋狂和反共狂。

三太保刘健群，原籍江西吉安，先世以避乱进入贵州，定居遵义。他能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不是黄埔生。

四太保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一生主要从事宣传、特务工作，曾参与筹建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

五太保胡宗南，浙江镇海县人，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第一：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六太保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任复兴社训练处长，鼓吹：“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的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

七太保郑介民，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从事特务工作20余年，戴笠死后，他任军统局代局长和保密局局长，显赫一时。

八太保潘佑强，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和作为复兴社外围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中央干事兼书记。他牢牢记住复兴社的宗旨“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一言一行都要对照一番。他把蒋介石奉若神明，除了蒋，他谁都瞧不起，在复兴社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矛盾。

九太保葛武*5，浙江浦江县人，黄埔二期生。复兴社组建时，有人曾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蓝衣社”。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葛便认为领袖默认了这个计划，于是，便主张把复兴社改名为蓝衣社，成员一律着蓝衣服。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推行，但葛却从此穿上了蓝衣服，一年四季一身蓝。

十太保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

十一太保萧赞育，湖南邵阳人，黄埔一期生。他个性突出，办事沉稳，有“一味生姜”的雅号。他深得蒋的信任。但他安于现状，乐于读书做学问，不愿卷入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

十二太保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

十三太保腾杰，江苏阜宁县人，黄埔四期生。他外表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信徒，担任过复兴社的首任书记和国民党其他党政军要职30余个。

十四太保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生。

十五太保杜心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

太保们的尔虞我诈

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

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三民主义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

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

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热蒸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的事全部向蒋抖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准备重办邓文仪，经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才算饶了一命，但却撤销了侍从秘书等职务。

“得意门生”康泽是复兴社的宣传处长，他起草的复兴社纪律条例博得蒋的欢心。1947年冬，康泽被蒋介石委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在与人民解放军争夺襄阳的激烈战斗中，眼看大势已去，康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底层。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划破了皮，可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身上抹满泥土，脸上擦上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衣洗脸后，人们才认出这个方脸大嘴的俘虏竟是司令官康泽。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康泽被俘后第四天，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随即，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于襄阳殉难。《大公报》也专门作了报道。但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17日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

在众多的太保中，下场最惨的是酆悌。1938年10月，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正值日本攻陷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长沙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汇集的地方。蒋介石提出，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沦陷的重要城市都未加以破坏，如为敌用，实为下策。他决定对长沙城实行“焦土抗战”。“如果长沙守不住，必要时可以付之一炬”，“我们不住，也不能让敌人住。”11月初，蒋介石又来到长沙，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酆悌也奉命出席，会上专门研究了执行“焦土抗战”方针的具体办法。

12月9日晚，由酆悌执行蒋介石、张治中焚城密令，火烧长沙。

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两夜，火后十多天余烟不绝，古城长沙成了一片废墟，3000余人葬于火海。可笑的是，长沙城付之一炬，日军并未向长沙推进，这就更激起了国人的公愤。

在国人的痛骂声中，蒋介石便拿酆悌作替罪羊。他于大火后第三天来到长沙，组织军事法庭着手对纵火有关人员会审。蒋介石在酆悌的判决草案上批道：“酆悌身负长沙警备全责，疏忽怠惰，玩忽职守，殃及民众，着即枪毙。”军事法庭重拟判决书时又将“纵火罪”改为“辱职殃民罪”。这期间，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曾两次申述意见，求为减轻，胡宗南也致电力保酆悌，多方营救，终未能改变蒋介石的裁定。11月20日上午，酆悌和警察局长文重孚、警备保安团第二团团长徐昆三人被押赴侯家塘山下执行枪决。

太保们的结局与蒋家王朝的没落

抗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太保们的摇旗呐喊反而成了国民党内外反蒋势力反蒋的口实。因此，昔日受蒋宠爱的太保们，一个个便逐渐被闲置起来。

贺衷寒随蒋逃到台湾后，任台湾国民党交通部长。1971年响应蒋的号召辞去部长职务，仅任国策顾问，比较清闲。除阅读诗书外，勤习瑜珈术，对于英、俄、日、德诸国文字均能阅读。次年4月检查诊断为骨癌，不久在昏迷中去世。

邓文仪随蒋介石到台湾后，被任命为台湾国民党部主任委员、退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60年代以后，他退出政界皈依道教。从1983年起担任台湾道教总会理事长，后任台湾中国民主和平统一策进会主任。1991年，台湾中华四海同心会成立，邓文仪被推为名誉会长。4月，他亲率该会祭祖团到陕西桥山祭扫黄帝陵。他说：“中国统一，好处很多，海内外同胞都应为此竭诚努力。”

被称为蒋介石螟蛉子的刘健群，在大批国民党高级官员逃台后官多位少的情况下，于1951年10月，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挂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生活淡泊，暇时以读书写作并研究佛经自娱。1972年3月17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战犯康泽1948年7月16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从此开始了他的改造生涯。1964年4月9日被特赦出狱，受聘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研究专员，时有文字发表。1973年去世，终年69岁。

胡宗南死守西昌于最后落荒逃往台湾后，因在西北、西南的败绩遭致攻击，狼狈不堪。后经顾祝同、蒋经国及108个立法委员联名上书，这才未遭弹劾。但胡再也打不起精神来，曾改名换姓为秦东昌，最后忧愁而死，终年66岁。

桂永清逃到台湾后，起初不敢去见蒋介石，而是先向陈诚哭诉，并由陈带着去见蒋。在陈诚的支持下，调任“总统府”参谋长，桂永清一上任，就着手草拟三军军事训练计划，试图把国民党军队推向现代化道路。但桂永清上台不久就患重病住院，以54岁的短命告别人世。

郑介民，全国大陆解放前夕，离开广州跑到美国，秘密列席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了中国大陆形势，请求美国援助台湾。不久，回到台湾，改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兼任“大陆工作处处长”，嗣迁“总统府战略顾问”，后任国家安全局局长。1959年12月11日死于心脏病。

潘佑强和葛武*5，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表面上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建议，党军分开，把国民党政工组织从军队中撤了出来。此时，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的建设操劳奔波的潘佑强痛心不已，屡屡哭谏蒋介石，希望保留政工系统，蒋介石气得大骂他无知。从此，潘佑强便被蒋冷落了。过去，他主管党政军人事考核时，得罪了许多人，这些人便趁机找他的茬儿。有意思的是，在台湾出的《中华民国名人录》上，竟没有收录潘佑强的名字。他只好忍气吞声，隐居于《名人录》之外了。葛武*5却荣幸地上了《中华民国名人录》。有人说他运气好，好在他在伪国大召开时，贿赂选民当上了“国大代表”，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国大代表”一直没有再选，葛武*5竟成了终生“国大代表”，被国民党当局养了起来，直到1981年9月16日去世。

梁干乔，1940年10月调任胡宗南在西安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陕西省军队组训民众动员指挥部”参谋处处长，企图实行军民一体，逐步吃掉陕甘宁边区。为此，梁干乔使出浑身解数，为胡宗南控制淳化、耀县地区效力。却不料，1945年6月26日，梁干乔部的耀县警备营营长刘文化率士兵一部，向我陕甘宁边区警备一旅三团二营投诚，与此同时，高里镇碉垒守敌一个排的士兵将敌排长绑了起来，也向我赤水保安大队投诚。胡宗南闻讯后，怒气大发，狠狠地训斥了梁干乔一顿。梁干乔本来就体弱有病，回家后即卧床不起，不久死去。

萧赞育到台湾后，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很少过问政事，也因此而很快被换掉。他对宣传工作仍情有独钟，出任建设杂志社的主任委员兼发行人。他曾编写了一部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现代知识大词典》。

曾扩情，这位被胡宗南委任的成都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在成都战役中被俘。1959年12月4日，曾扩情被特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后到东北工作，历任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文史资料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先后写了《黄埔同学会始末》、《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等文章。1984年11月9日在辽宁本溪去世，终年90岁。

复兴社元老腾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迫于形势的发展，提出“要搞一个大组织”，把各方面的人都包括进来。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复兴社并入了三青团，腾杰等复兴社骨干也都进入了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从此，复兴社的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复兴社所控制的各个系统仍在其骨干分子掌握之中，听从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故复兴社名亡而实存、阴魂一直不散。直到1946年，贺衷寒等许多人还认为有恢复复兴社组织的必要，企图以此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这一建议遭到了何应钦和张治中的反对。此后因战事紧迫，这一法西斯组织也就未能重新恢复。

1949年腾杰逃到台湾后，为反攻大陆，他又设计了“反共复国总体组织与总体战略”计划。

杜心如，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竟不知所终了。有人说，杜心如随蒋跑到台湾去了；有人说，杜心如殉国自杀了。也有人传闻，杜心如被解放军俘虏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一份迫害无辜者的审讯记录　作者：舒铁民　范慧

“文革”初，我们的姐姐舒赛(王藕)，因公开在北京全城张贴了18份标题为《誓死揪出在毛主席身边的真正的资产阶级阴谋分子》的反林彪大字报，被原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以“现行反革命”罪拘留。4年半后，被迫害致死。最近我们整理她的遗物和有关的材料，发现一份当年在北京监狱中审讯她的口供记录。这是她去世16年后，在中纪委的支持下为她彻底平反时，我们从北京市公安局保存的原件上摘录下来的。

姐姐1917年生于湖北江陵，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生前她孑然一身，没有子女。她曾三陷囹圄，多年处于逆境之中。

现在，我们将这份《预审记录》(1966年为《讯问记录》)略加注释，献给读者。也作为我们对死去29年、遗骨也未能留下的亲人的一片深沉的纪念。

讯问记录

北京市公安局

被审问人　王藕(女)

1966年12月8日(注1)自0时开始至5时20分结束(入狱当夜)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叫王藕，你们还不知道?

问：少说废话!问你什么你讲什么。还有什么名字?

答：老名叫舒赛，在家名叫祝成龙，以后又叫过祝况、司翘，文化大革命后叫王咏。

问：你多大岁数?

答：四十九周岁。

问：你住哪儿?

答：住大佛寺东街19号。你们把我弄来的，你们不知道?

问：这些问题你不耐心讲，你讲你的问题。

答：六0年让我坐牢(注2)，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又叫我坐牢，我仍不知道为什么?

问：讲你文化大革命后都写过什么东西?

答：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开展，我发现很多打人现象，我很担心，另外我看到很多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在国务院接待室的院里，说《论共产党员修养》是毒草。我认为《论共产党员修养》、《论党》这些文章是很好的。我还看到给陈毅写的大字报，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有给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老首长写的大字报，还有打倒罗瑞卿的大字报，就是没有林彪的大字报。我就用金粉给林彪写了个红报(注3)。

问：你的红报什么时候开始写的?

答：我从9月份开始写。

问：都贴到哪儿了?

答：贴王府井百货大楼南面一张，是12月2日。我11月底就写好了。

问：你按顺序讲。

答：接着贴市委一张。第三张贴在府右街，又贴西单菜市场一张，中组部门口一张。我出了复兴门，在国务院宿舍门口贴一张，又到石景山钢铁厂贴两张。从石景山到颐和园门口贴一张，然后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门口贴两张，再到西直门里贴一张，从西直门到府右街国务院接待室门上贴一张，从这里就回家了。12月3日我又到东四人民市场门口贴了两张，还贴北京火车站一张，景山后街军委宿舍西楼一张，大楼往东南的拐弯处一张。家里留了一张作纪念。

问：你一共贴了多少?

答：十八张。

问：你怎么带出去的?用什么贴的?

答：我卷好装在兜里挂在自行车把上，左边车把上布兜里装着一个盛浆糊的钢精锅。

问：十九张的内容一样吗?

答：全一样。

问：你讲你红报的内容针对的什么?

答：我是针对林彪一个人的。我虽然不知道党内的事，但我不相信我们党内那么多人有问题，我认为这都是林彪搞的。

问：你写的“残害忠贞”是怎么回事?

答：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讲话说，这次要“罢一批官、升一批官、保一批官”，我认为这是国民党那一套。打倒罗瑞卿也是一个例子，我没见过罗瑞卿，但我相信他是个好干部，林彪把他整下去了，我想不通。

问：还有什么?

答：还有陆定一、周扬，现在把他们都打倒了。林彪讲大民主，我没点名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把我关进牢。

问：“残害忠贞”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

答：我认为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是不充分的。学生的头脑简单，林彪大喊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学生就大反河北省委、天津市委和华北局，还要“一反到底”。我认为我们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是很少一部分人。

问：你还有什么想法?

答：我觉得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修养》对党是有贡献的，他没在报上发表什么讲话。而林彪有那么多讲话，有问题也没人批判。

问：你对林副统帅的讲话有什么看法?

答：红卫兵连学校党的领导也不听了，党的组织瘫痪了，这都是受林彪讲话的影响。

问：你的红报往那儿送过?

答：我觉得你问得太宽了。

问：你的活动应该讲清楚。

答：虽然党这么多年不承认我，可是我得有党的原则，你们审问我和组织的关系不行。

问：你不要在这里这样狡辩，你应该尊重事实。

答：你不能审查我和组织的关系。我还没把自己降到一个群众的地步。组织上不承认我，是组织的事。

问：你要是想解决问题就应当把问题交待清楚。

答：在法庭上我不谈我和党的关系。

问：你都和哪些人有来往?

答：这个问题我不回答。我做的事，没有别人给我出主意。

问：你这么不老实!你都接触过哪些中央领导同志?

答：我没接触过。即使接触过你们这样问也不应当。我什么时候也不能丢掉党的原则。

审问人：你现在不交待，回去考虑去!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但拒绝按指纹。）

1966年12月8日　自15时55分开始至17时40分结束

问：你还是把该讲的问题讲一下。

答：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不合常规，缺乏重点。林彪讲“读毛主席(写)的书”，这句话不符合一般的中国文法。还有什么“活的思想”，人的思想本来就是活的。我试着复写了两份批判材料。

问：你写林彪是“黑帮头子”，是什么时候写的?

答：可能是第一份上，是7月份开始写的，写到9月中旬就写红报了。

问：你写的材料发出没有?

答：我认为批判得不深不透。文化大革命号召大民主，为什么我写了几张红报，就把我抓到这里来?

问：大民主是有个限度的，你超过了大民主的限度。

答：我复写的东西还没拿出来，红报上也没点林彪的名。大街上给刘少奇写的大字报完全是攻击，为什么我就得坐牢?

问：你不要在这些方面纠缠，我问你的问题引不起你说这些话。

答：我认为即使我给林彪贴大字报有错误，也是思想认识问题，可以找我谈话。

审问人：你不要在这些方面纠缠，还是谈具体问题，你不谈问题再回去考虑去!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谈的相符，但有遗漏的要语。”拒绝按指纹。）

1966年12月10日　自8时40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入狱第三天)

问：你讲讲过去对林彪同志都采用过什么方法攻击的?

答：文革开始后，我看林彪要搞资产阶级篡权，还有人服从他，跟着他跑。我认为林彪是反毛主席的，我要捍卫毛主席。

问：毛主席是支持林彪的，林彪同志是毛主席培养起来的，你的矛头指向谁很清楚。

答：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毛主席在身边，这我知道。我认为毛主席受了林彪的蒙蔽。我贴林彪的大字报就做好思想准备了。我在国务院大墙上看见清华大学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大字报写着：“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我到清华去贴大字报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我贴出去红报很可能会引起辩论和武斗，可能回不来。我在2号给亲属留了一封信，告诉他如果我死了，叫他把我的尸体和我母亲的坟埋在一起。死不了，到什么地方去找我也清楚。我写成红报，这样可以使看的人多，可林彪分子撕的也快。我贴林彪大字报也不至于让我坐牢。

问：这是无产阶级专政!

答：对我，这是资产阶级专政。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

答：你这样讲是你在犯罪，只有美蒋反动派才会专我的政。

问：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

答：中国共产党对我决不会这样，只有个别混进党内的内奸分子才会对我这样。

问：你不要胡言乱语!

答：我还要讲几个问题，枪毙我可以，送我劳动教养可以，送我去劳动改造我不去，去了我也不干。这是我对处理我的意见。

问：你讲这个干什么，你应当先把你的问题讲清楚。你过去都干过什么?

答：除了捍卫党和毛主席的事以外，别的没干过。

问：你还有哪些问题没交待，你先交待清楚。

答：“交待”这个词，对我不适用。任何对我的诬蔑，我都不怕。

问：你这是继续在犯罪，是在继续向党进攻，诬蔑党。

答：你这是对我诬蔑，你不配作共产党。

问：我们要告诉你，在人民政府的法庭上，你可以交代你的反动思想，但是不准你公开地攻击诬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如果你不听政府的劝告，你要自食其果的!

答：我坚持党的立场。

问：你的气焰太嚣张了，你要自量些。你要知道大街上有多少红卫兵贴大字报批判你，到处找你，把你搞到这里来是便宜了你。你不要坚持你的反动立场了。还是谈谈你的问题。

答：林彪的错误言论，我的看法全讲了。我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问：你这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来反对党和政府。

答：你这样讲是对我压服。

问：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压服你这样的人，你在这里只有老实认罪!

答：你的立场很明显，如果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讲什么也没有用。林彪大权在握，我今天这样反林彪，林彪和林彪分子会杀害我。我坚持马列主义，死而无愧，死而无悔!

问：你不要这样嚣张，人民政府有他的法律，你这样闹，我们不怕。

答：不怕?!我给林彪贴了几张红报，为什么那么快就撕掉?为什么把我弄来坐牢?为什么给刘主席贴了那么多大字报就没有人管?

问：你应该改变你的立场!

答：只有林彪才应该改变立场!

问：不准你这样诬蔑林彪同志。你交待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你给哪儿写过信?

答：这个你问不着，我没有回答的必要。你让我叛党不行。

问：你早就叛党了，中国共产党早就开除了你!

答：党在某个时候做出错误决定是有的。我有我的理想，我忠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问：你这是诬蔑毛泽东思想，反革命没有权利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词。

答：真正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你不敢惹，还当帮凶。

问：这些我们都给你记下来。

答：记下来我不怕，连林彪是反革命我都敢说，还怕什么。

问：你为什么贴大字报不敢用王藕这个名字?

答：我改名“王咏”是到派出所登记了的。言字旁表示我要用语言揭露林彪，永是永保江山万代红。今天我反对林彪个人吃亏，是不让党吃亏。林彪对毛主席的著作背得很熟，实际上他是反毛主席的。

问：看来你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了!

答：“见上帝”这个词对我不适用。只有跟着林彪跑的人，才是渺小的人。

问：你交待你文革以来都往哪儿送过东西?

答：这个你没权利问。

问：我们当然有权利问。

答：林彪要搞资产阶级阴谋复辟，他违背人民利益，将来要死的，人民会起来消灭他。我为了捍卫毛主席，可以早死一步。希望你们记住我这些话!

（王藕看过记录后写：“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但拒绝按指纹。）

1966年12月10日　自15时2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

问：你对林彪同志不满，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在东北(注4)，林彪在大家心目中还是受尊敬的。我感到林彪比较突出个人的威信，不够谦虚，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够。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四野”的入城式，是关系到世界的大事。骑兵比步兵快，这连小孩都知道。结果入城时骑兵走在步兵的前面，整个队伍稀稀拉拉。这件事林彪有责任。在中南，林彪包庇重用变节分子，“三反”中使一些党员受到打击。

问：“三反”中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答：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受到×××的打击。五三年我到北京之后，向中央反映这些问题，反映来反映去，我坐到牢里来了(见注2)。我在任何岗位上都是忠心耿耿地工作的。

现在我是没有党籍的党员，我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

问：你不要诬蔑共产党，你这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上。

答：你这是林彪分子的立场。

问：我们就是林彪同志的立场，林彪同志的立场就是党的立场，就是毛主席的立场。林彪同志是我们党的副统帅，不准你诬蔑林副统帅!

答：你让我说完，嗓门儿高没用。为什么不从理论上来说明我批判林彪有哪些不对?我再三说过，只要你们有道理，我会虚心听取，可你们偏偏回避。

问：你这是对政府的诬蔑，这是你的新罪行，这样下去你没有好下场。

答：任何威胁对我都没有用处，空扣帽子也没用!你们为什么回避我的问题?

问：你不要回避问你的问题。

答：我毫不回避，哪个问题该讲，哪个问题不该讲，我已经讲清楚了。

问：你这种态度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答：我有个建议，你们是不是专案组负责人?如果不是，请你们最高负责人来和我辩论。

问：有什么辩论的，你犯罪了，今天是叫你交待问题。

答：审讯我这是你们犯罪。

问：我们代表人民政府专你的政，代表中国共产党审讯你!

答：你们代表林彪分子审讯我。

问：你态度太嚣张了，不交待你回去!

“以上记录我看过，和我说的相符。王藕1966年12月10日下午到天黑拒绝按指纹”

1967年12月5日　自16时15分开始至　时　分结束(一年以后)

问：最近你思想上考虑通了吗?

答：依然如故。

问：你还是不认罪?

答：我是不可能认罪的。

问：你不认罪，我们照样可以处理你!

答：你们现在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注5)，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你们这样做不感到惭愧?你们往资产阶级泥坑越陷越深。告诉你们，我王藕千刀万剐都不怕!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到现在还坚持反动立场，反动气焰这么嚣张，我们就要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对一切反革命分子、一切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答：你们这里就是牛鬼蛇神当权，你们对我这样一个人怕得要命，对我这样的陷害，简直堕落之至!

问：你反对林副统帅就是现行反革命!

答：这是你说的，事实将会证明。

问：看来你是想当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人。

答：如果有一天你们枪毙我，我会用我的鲜血来证明，你们北京市公安局是反革命创造的地方。

问：你这样胡闹下去不会有好下场!

答：你们这样做太过份了，即使你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对我这样也过份了!你今天找我要谈什么?

问：看你有没有转变?

答：我是不会变的，因为我是个马列主义者，我忠于马列主义。

问：(以下空白)

以上是我们从当时所见到的全部《预审记录》中所作的摘录。后来姐姐被转移到山西，据同狱的难友们讲，对她还有过拷问，但未留下记录。

1971年5月24日，姐姐不堪折磨，死于山西隰县。1971年9月13日，林彪阴谋叛逃，亡于蒙古温都尔汗。

当年，我们怀着悲愤的心情，从原北京市公安局取回了一袋破烂不堪的姐姐遗物，从中发现一绺她的头发和手指甲，她留下这两样“遗物”令人百思不解。当我们了解了姐姐在狱中遭受迫害的情况，又未能找到她的遗骨时，才明白它们的含义。姐姐自知她死后可能尸骨无存，故特意将这两样体肤之物留给她的亲人，并寓意她所遭受的迫害是令人发指的。1987年，姐姐生前的两桩冤案(“无理取闹”和“反林彪”)完全彻底地平反了，中央城建部为她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们将那绺遗发放入了骨灰盒中。

(注1)1966年12月7日晚，舒赛被拘留，第二年4月11日才补办逮捕手续。

(注2)舒赛在50年代因反对党内个别领导人的不正之风，顶风坚持上诉，被有关方面以“无理取闹”罪名先后于1958年开除党籍、撤职降级，1960年开除公职，未经公安部门批准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1962年因病，经保外就医，提前释放，成为北京市的无业市民。此案经我们一再申诉，直到“四人帮”倒台后的1986年，在中纪委的支持下，有关部门才为她彻底平反昭雪。

(注3)舒赛在10月底曾张贴过6张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因不醒目，很快被别人的大字报覆盖。后来，她改为用金粉写于红纸上，故称“红报”。

(注4)解放前夕，舒赛在东北解放区工作。1948年底调入第四野战军总政治部民运部，随军入关，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翌年，南下武汉后转业。

(注5)舒赛在北京监狱被强行戴上脚镣手铐。1969年10月，林彪发出备战的《一号通令》后，北京的大批未判决犯向山西转移时，她是唯一戴脚镣手铐的女犯。她经常在牢房活动手臂擦拭脚镣，那副脚镣被擦得油光铮亮。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中国古代台谏制度的借鉴　作者：王曾瑜

史学界已有许多论著专门讨论中国古代的台谏政治，本文只拟从借鉴的角度，谈一些看法。

中国古代政治，特别从秦、汉以来，总的说来，是向着加强君主专制的方向和轨道演变的。但决不是说，皇帝的权力就总是不受任何制约。无论是古人政治经验的积累，还是儒家思想，都相当强调今人所谓的监察权，其中心设计，一是对皇帝谏诤，二是对百官纠劾。“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僚”。尽管历代官制不同，但谏官和台(御史台)官都以不同的名称和体制，一直保持下来，作为帝制下特殊的监察制度和机构。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在某些场合下甚至是权臣的附庸，就决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尽管如此，古代的台谏政治还是留下若干正面的历史借鉴，值得今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参考。依笔者的体会，是否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倡导不计生死祸福的直言。从制度上讲，国家专门出俸禄养一批官员，不管实际行政事务，而饱食终日，只是对时政以至皇帝、百官的私生活百般挑剔，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相当巧妙的政治设计。人们常把小骂大帮忙作为贬词。其实，今人不可能要求古代的台谏官有反对专制政治的超前意识，凡是合格的台谏官，他们为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并不看君主和大臣的脸色行事，而是痛陈时弊，其谏诤和弹劾就是专戳君主和大臣的痛处，虽然亦当纳入小骂大帮忙的范畴，但也是值得今人尊敬和效法的。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敢于直言是极其不易的。《荀子·臣道篇》说：“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同诤)。”他是将诤作为更高一级的谏，即犯死直谏。《韩非子·说难》将谏诤比喻为触犯龙的逆鳞，而有杀身之祸。唐太宗也说：“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文死谏，武死战”，确实可以作为文武官员的最高道德标准。

在儒家思想的教育下，历代也确有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台谏官，他们一不怕罚，二不怕死，而以忠于职守的直言，彪炳于史册。宋仁宗宠爱尚美人，“一日，尚氏于上前有侵后语”，郭皇后“批其颊，上自起救之，误批上颈”，于是皇帝大怒，宣布废后。现在看来，废皇后其实无关于国计民生，但在儒臣们看来，却是涉及君德的大事。右司谏范仲淹带头，全体台谏官都“极论其不可”，结果遭受黜责。皇帝黜责了范仲淹，却又成就了他的清誉，朱熹认为，宋朝直到范仲淹时，才“大厉名节”，“厉廉耻”，“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其他如包拯坚决制止皇帝搞裙带风等，都在青史上传诵一时。

宋朝强调优礼士大夫，台谏官的谏诤和纠劾条件在不少场合是比较宽松的，他们受到宋太祖誓约的保护，最重的处罚不过是流放岭南。然而明朝对臣僚却异常苛酷，很多诤臣都死于廷杖。如嘉靖帝“震怒”于杨爵上谏奏，“下诏狱*8掠，血肉狼藉，关以五木，死一夕复苏”。“主事周天佐、御史浦*9以救爵，先后癅死狱中”。浦*9临终前只是说：“此吾职也!”杨继盛因弹劾严嵩，而被皇帝下狱，受尽各种酷刑折磨，临终前赋诗说：“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海瑞也因上谏奏，“帝怒，命锦衣卫杖之百，锢诏狱，昼夜*8讯”，险些送命。正如明朝一首小曲所说：“一边是富贵荣华，一边是地罗天网，忠臣义士待如何?自古君王不认错!”

毋庸讳言，目今讲究实惠之风确是充塞着整个社会，在那些讲究实惠的人们看来，这批台谏官或诤臣应是些十足的大傻瓜，好端端的官不做，甚至活得不耐烦，自己找死。但是，如果我们能反省一下：自己这一生，不得不屈服于权势，曾经说过多少违心的话?甚至为贪图一星半点其实是不足道的富贵，不惜迎合权势，廉价出售人格，与那些忠于自己理念的古代诤臣相比，岂不有愧?毫无疑问，正如鲁迅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第二，强调“木从绳则正，后(君主)从谏则圣”，从制度上保证小官谏诤皇帝，弹劾大官。古代当然是等级观念深固，等级制度森严，但是，按照儒家的政治伦理，皇帝和大臣并非是天生的圣聪和神明，一贯正确，不能有权就是有理，权位高就是有理。惟有“从谏”，方能达到“圣”的境界。今人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其实正是设置台谏官的理论依据。

依南宋的官品令，侍御史是从六品，殿中侍御史和左、右司谏是正七品，左、右正言和监察御史是从七品。他们官品虽低，却可明人不做暗事，“明目张胆”地弹击高官，批评皇帝。凡是弹奏某个大官，按例必须将奏疏的“副本”递送此人，决不是当一个偷偷摸摸的举报者。

不仅如此，儒学者们认为，在理想化的上古社会中，平头百姓也人人应当尽谏诤之责。事实上，古代除了台谏官外，另设有登闻鼓，并允许布衣士人上书言事，也多少体现了广言路的精神。

第三，强调欢迎和容纳直言，允许“风闻言事”。欢迎和容纳直言，从来被古人认为是重要的君德，是太平治世的重要标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君之患，莫大于好人从己，若大臣惟一人之从，群臣惟大臣之从，则天下事可忧”。唐太宗虚心纳谏，成就了古史上最著名的贞观之治，自不待言。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誓不诛大臣、言官” 。证明这个开国皇帝确有政治远见，其誓约无疑是保证言路畅通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

关于风闻言事，政治家王安石有如下一段解释：“许风闻言事者，不问其言所从来，又不责言之必实。若他人言不实，即得诬告及上书诈不实之罪。谏官、御史则虽失实，亦不加罪，此是许风闻言事。”事实证明，很多埋藏很深的腐败问题，是很难揭发的。如果以揭发不实处以诬告、诬蔑等罪，就等于杜绝了谏诤和纠劾之路，必须允许所论的人和事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而实行言者无罪。

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助手范祖禹“闻禁中觅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时，上疏劝进德爱身”。高太后“谕祖禹，以外议皆虚传”。范祖禹却再次上疏，强调“今外议虽虚，亦足为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则诚为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宁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无及之悔”。这是风闻言事，言者无罪，还要求闻者足戒的一例。尽管所言不实，而范祖禹却还要强调此奏“为先事之戒”。

在当前腐败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势下，强调允许风闻言事，也许更有其特殊意义。例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一伙的腐败问题，在北京市早有传闻，真正得到揭发和惩治，已经太迟了。

回顾共和国的五十年史，从人们的观念到相应的法律、制度，不能说都比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进步。当“右派”、“右倾”、“反党”等铁帽子满天飞，杜绝言路，拒谏饰非，把整个民族推入史无前例的劫难之时，回首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对今人而言就不能说是毫无教益和借鉴作用。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与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相比，不能说没有明显的、巨大的进步。中国古人虽然强调“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清代文字狱，莫不以防民之口作为重要国策。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一般已有了言论自由。如果真要封杀和禁绝不利于统治的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就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古人强调“后从谏则圣”，只是要劝说君主纳谏，而西方国家大致做到了政治活动家不贤，则通过舆论揭发、选举等方式监督更换，这又是巨大的进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树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新的圭臬，提出了比资产阶级民主更高的标准和规范。例如他们强调领导干部的工资，应维持中等工人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巴黎公社原则强调新社会干群关系，就是社会公仆与主人的关系，一切社会公仆决不是天然尊长，必须由社会主人直接选举产生，随时罢免，反对等级授职制。

由于中华民族的专制陋习深重，这项拨乱反正工作当然是艰巨的、长期的，却又是非做不可的。在从事拨乱反正的工作时，固然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为本，正本清源，但不论是古代台谏政治，或是近代西方政治的有益经验，都应当认真吸取，而不应拒之门外。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张居正改革的悲剧　作者：施　穗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人。他是明代万历年间的首辅，中国古代史上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梁启超曾将他与商鞅、王安石等并列为中国古代六大政治家之一。他的业绩，主要是主持了一场关系国家兴衰治乱的、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即我们通常说的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明代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但整个政权却加速从顶峰下滑的情况下，张居正等人为挽救统治的危亡而进行的。当时的明朝政治腐败，执政者或“政以贿成”，或“务一切姑息之政”，对贪赃巨万的官吏也仅是罢官。经济上国库空虚，“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军事上东南沿海的“倭寇”，北方鞑靼部的威胁、进扰，交相逼迫。整个国家已到了国将不国的边沿，统治者深深陷入了困境：“指臂之势难使，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这表明已无法再照旧维持下去了。这时，一些比较开明的、有胆识、有魄力的政治家，便力倡改革，试图依靠封建国家自身机制某些环节的调整，来恢复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职能。张居正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

张居正深知当时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对由明太祖朱元璋亲手制订的规章制度，是绝不准许更改的；而宗室、勋贵豪强，也绝不肯放弃任何一点既得利益，如果进行改革，必须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张居正更认为天下之事，既是互相制约的，又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他在《陈六事疏》中，提出执政者面对危机四伏“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亟重难返之几”的局面时，决不能做墨守成规的腐儒，而应“审几度势，更化宜民”，以现实的需要，作为施政取舍的标准，挺身出来“救时”。因此，张居正不肯“随事纳忠”，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一往无前，“虽机阱满前，众镞钻体，孤不畏也”、“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大无畏精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涉及社会各个方面的重大改革。

在改革中，张居正充分利用了当时历史所能给予他的一切条件。一方面，以铁的手腕，强力推行以法理政，即使是豪民强宗阻挠改革，亦严惩不贷。另一方面，从整顿吏治，尤其是“清其本源”入手，即以整顿好中央政府和地方大吏为突破口，通过立法，奖勤罚怠，倡廉惩贪，以制止腐败。在不增加赋税的情况下，张居正用限制勋贵豪强欺隐田粮、清理过去积欠的赋税、以法律的形式严惩各级官员的中饱拖欠、强令如期足额将赋粮收纳上缴、实行赋役合一以杜绝中饱、撙节皇室开支、减少冗员冗费等系列措施，解决财政的匮乏问题。他还以切实措施兴修水利，巩固边防。

这样，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改革便取得了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的效果。国家财政收入，亦从入不敷出转为“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国防方面是东北“边境晏然”，“自宣(化)大(同)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这些重大成就的获得，为垂危的明王朝赢得了生存的转机。而他本人亦因此威权显赫，皇帝尊称他为“太师张太岳先生”，对他的建议无不“首肯”、“曲从”。其他大学士对他更是“恂恂若属吏，莫敢异同”。他成了明代拥有丞相实权的首辅，有明二百年来第一位生前加三公的文臣。

但是，如同昙花开放，尽管有惊人的美丽与芬芳，却旋即凋谢一样，改革的重大成果，张本人的显赫辉煌，都只存在了短暂的瞬间。随着他的病逝，保守势力立即进行了迅猛的反扑，以致改革成果被践踏，张本人身后官秩、勋阶、荣衔乃至谥号等，均被追夺；满门查抄，家属因此被困饿死、自杀、充军；支持改革的官员被“斥削殆尽”；而改革时即使因贪酷不谨被罢官的，也得以官复原职。总之，是“朝事一大变”。这巨大的反差，使几百年来人们对张居正的是非功过聚讼纷纭。

我们认为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完全归咎于张居正。但是，回顾张居正所走过的路，便可以见到他对此又确实有不可推卸的一份责任。正是他反腐败的不彻底，反而身陷其中，以致给反对派造成了进攻改革的缺口，也使自己的显赫身世终于变成了悲剧。

张居正本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弟，祖父张镇是荆州辽王府中的一名护卫兵卒，父亲张文明是个考了七次都未能中举的秀才。张居正自小聪颖好学，十三岁到荆州府应试时，便高踞榜首，荣获了“荆州张秀才”美称。十五岁时，湖广巡抚顾*3见到他，惊叹为“国器”，肯定他将来一定是腰围玉带的重臣。辽王府毛太妃召他到王府赐食，以他为榜样，来教育不肖的皇孙世子。张居正亦不负众望，奋发进取，廿二岁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更注意“敦本务实”，在所撰《翰林院读书记》中，不仅清楚阐述了学术旨在经世的主张，而且矢志“以耿耿之身，任天下之重”。和他在一起的庶吉士们，常聚在一起谈诗论古文，他却充分利用翰林院中所藏的丰富资料，默默地潜心钻研国家的典章制度与当时重要的政务，对于户口、要塞、山川形势、各地人民状况等加以研究整理。每当有各部门的官员外出考察归来，他便带上一瓶酒去登门求教，请他边饮边介绍各种情况，然后回寓所一一加以记录。这一切不仅显示了他是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且为他日后的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廿五岁时，张居正被任为翰林院编修。这是清华之职，并无建言的职责。但出于对国运的关心，他上了针对性很强的《论时政疏》，论述时势的危险，对皇帝的失职进行规谏。可是，疏上之后，如泥牛入海，毫无踪影。他深感失望，便在三十岁时请病假回原籍，前后达六年之久。这期间，表面上他倘佯于山水之间，实际上仍关心国事，在地方上进行各种调查研究。三十六岁他回京复职，并在两年后到裕邸，给日后的隆庆帝讲学。

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四十三岁时，被提拔为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入阁了，这在他一生中是很关键的一步。从此他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以“行谊文章兼显于时”自许，在给中丞洪芳洲的信中，表示要“坚平生*2*2之节，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于名教，不负于知己”，即决心在学术上和政绩上均要有所建树。史载，当时在阁中他虽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但已经是“独引相体，倨见九卿，无所延纳，间出一语辄中肯”，因此人们对他比对其他大学士都更敬畏。几年后他便成了首辅，挑起了国政的重担。

由此看来，张居正一直是个有才华、有抱负，有追求的人，一个认认真真地走自己选定的路，而又能高瞻远瞩的人。他虽然也弄过权术，耍过阴谋，但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可是，张居正毕竟不是传说中的救世主，他只是打着那个时代烙印的人，因此在肯定他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当大权在握后，他亦未能摆脱历史上许多政治家被权势腐蚀的覆辙。据载，他曾清楚地看到改革道路的坎坷，“自知身后不保”，甚至悲凉地说到：“异日时异势殊，高台倾，曲沼平，吾居且不能有。”并在给山东巡抚何来山的信中，嘱咐他“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但是，他又自负为不世之才，过于倨傲自信，未能自外于封建官僚威权独揽，喜欢逢迎，为子孙谋，以及生活上穷奢极欲等陋习。所以孟森先生说他“得志以后，则明于治国而昧于治身”，这确是一语中的。正是这“昧于治身”，使他授人以柄，也使自己的辉煌变成了悲怆。

张居正威权独揽，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在正式上任半个月后，便藉京察清洗言官队伍，将倾向于自己政敌高拱的近百人斥逐或外调。对在“夺情”等问题上提出异议的官员拼命打击压制，动辄给予廷杖、谪戍。由他扶到吏部尚书座上，一向因承顺而得到他庇护的张瀚，只因在“夺情”中不顺他意，立即被勒令退休。在内阁中，一切由自己说了算，“视同列蔑如也”。即使是他回原籍葬亲，重病家居期间，其他大学士也只能处理阁中日常事务，大事仍得送他裁决。这样，改革只是靠他个人的权力、地位和威望来推动，其他阁臣只有遵从，没有密切的、主动的协作，反而有逆反心理在潜滋暗长。

张居正在用人上，曾反复表示用人要一秉大公，“内不任爱憎之私，外不轻信毁誉之说”。事实上，他也确曾唯才是用，放手使用戚继光、藩季驯等官员，不拘一格起用基层人才。但是，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原则，这就是用人还要以是否有利于本人集中权力和顺畅运用权力作为标准，绝不选用资历勋名较高，而又精明强项的人入阁和六部。他要拉拢以正直知名的刑部尚书赵锦，但赵对朝政却有所议论，张便使言官弹劾他，然后让他退休。

为了表示“从人望”，他起用刘体乾为南京兵部尚书。刘曾任两京户部尚书，仅因多次谏拒皇帝诏取珠玉和太仓银入内使用而被罢官，刘虽然是正直敢言、声名卓著的理财专家，但并不长于军事，因而次年便让他退休了。

张居正用人出于一己爱憎的作风，随权势之增大而不断发展，致有“江陵作相，九列公卿半系楚人”之讥。这些都使他未能建起一个真心实意推行改革的领导班子，反而错用了一些旨在投机的人，他选定张四维为接班人便是典型的例子。

张四维家境富有，他先是对张居正“岁时*4问不绝”，被张居正引荐入阁后，“曲事居正”，“恂恂若属吏”。但张居正一死，他便利用当时反张居正的情绪来收揽人心，“务倾江陵以自见，尽反其所为”，成了反对改革的主将。门生李植在他授意下冲在反张居正的最前列，并因此得以连升六级，从七品御史跃为正四品的太仆寺少卿。

张居正爱逢迎，回乡葬亲时，兵部指派千骑警卫之外，又从蓟门前线调来精锐鸟铳、弓箭手等若干人随行，“兵器罗列，前后鼓吹”、“仪饰尽绘彩，光辉白日”，他并不阻止。

有人送他对联：“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　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学冠天人”又有一联是”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　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他都欣然接受，将之高挂在客厅。这就使明中叶后士大夫趋权附势之风刮得更猛烈。

张居正曾大力倡廉，一再请皇帝“率先节约”，严令公卿官员非公事不准乘驿马，自己亦表示要“正己肃下”。他送寿礼给父母时，是自备马匹的。儿子回籍参加乡试，也是雇车上路的。但随着权势的增长，他便放松了警惕，过起了妻妾成群、自奉甚厚的生活。回乡葬父时，坐的是真定知府钱普献制的大轿，轿前面是起居室，后面是寝室，两边是廊，由童子在旁焚香挥扇。这轿要用三十二个兵卒扛抬。所过地方，要铺筑广狭如一的道路。官员供奉的席面上，有近百种菜，还嫌无下筷处。他的母亲进京时，沿途“皆建席屋，张彩幔，鼓角旗帜鲜明”，“仪从煊赫”。对这些奢侈，他怡然自得，已溺于其中而不觉。

张居正曾严厉惩治贪污受贿，吏部左侍郎魏学曾以贪贿徇私革职。南京兵部郎中张明化因族兄打官司，向礼部侍郎董传策贿送白银一百两，二人均因此被劾撤职。江油知县赵佐因贪污帑金二千余两，被处死。当时因贪贿罪受到类似惩处的官员，不在少数。他还向万历强调：“若贪赃枉法，殃及百姓者，资格虽高，亦不可宥”。可是，日后他亦厚贿司礼太监冯保，乘辽王得罪，将王府改造为自己的第宅。抄他家时，抄出黄金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良田八万余亩。这些家产虽远远比不上著名贪相严嵩和冯保，但是，明朝官俸极薄，正一品月俸米只有八十七石，即使后来进太师，也不过每年增加二百石。皇上的赏赐数目有限，而且多系物件。他“出身寒微”，并无祖业，何以能过上如此奢侈的生活?何以能抄出这么多金银? 这是不言自明的。这又给了反对派可乘之机。垂涎他的家产，也正是神宗要抄他家的原因之一(当然，神宗对此的估计是过高了)。

张居正说过“为政必贵身先”，也确曾严禁儿子交结官场，但他最后仍摆不脱功名利禄的诱惑，在科举上几乎公开地作弊。万历五年(1577)，他的次子嗣修中进士后，由神宗出面，在廷试时用了调包计，将原定为状元的宋希尧降为二甲第一名，将张嗣修从二甲第二名拔为一甲第二名(俗称榜眼)。神宗还就此事对他解释说：“朕无以报先生功，当看(照顾)先生子孙。”而张居正也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万历八年(1580)，他长子敬修和三子懋修应试时，请翰林院编修何洛文代拟应试的第文，结果双双得中进士，懋修还是状元，而何洛文不久即被提升为礼部侍郎。这些事，虽然没有人敢上疏弹劾，但舆论已是哗然。据载，开榜那天，张居正正在家宴上欢饮，忽然接到紧急公文，拆开一看，原来是张匿名“贺”柬，写着“侍生公论拜贺，老年舐犊，爱子常情，野鸟为鸾，欺君太甚。”当懋修等出入时，经常被人指指点点的议论，宫墙门下还有贴着讥讽他们的打油诗。万历十年(1582)乡试时，人们议论纷纷，都愤愤不平地估计解元一定是张居正的儿子。这情况虽因张居正的去世而没有出现，但还有人作诗：“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指张居正第五子允修，第四子已因荫官至锦衣卫指挥同知)必是探花郎。”这些都严重地损害了张居正的声望。而其他辅臣如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亦如法泡制，“相继得举”。对此“海内人士无不愤叹”，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

张居正还重用、纵容善于看他脸色行事的家奴游七，以致他借着张的声势，交结官场，放肆收受贿赂，这亦助长了官场上的腐败。

综览张居正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没有理想、没有信念，也不缺乏胆识和才华。他刚执政时，不仅大力反对官场的腐败，而且力图“身先”，自己在这方面作出个好榜样。可是，随着权势的迅速增长，他放松了警惕，私欲在膨胀，以致慢慢地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与信念而不自觉，在反腐败中逐渐陷入了腐败的沼泽，终致没顶，而他毕生为之奋斗的改革亦因此被葬送，这就是他悲剧的所在。

今天，张居正的改革已成为历史，张居正悲剧的帷幕亦早已降下。但是，这一幕毕竟曾经发生过，剧中那悲怆的余音，至今仍不时在时空的舞台上回荡，令人叹息，引人遐想。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7期 我在英国接受仲裁　作者：李岚

1995年1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英国社会保障机构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信，其中提到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词：仲裁会议。

那时我带儿子来英已有半年，正在申请儿童福利补贴。按当时英国的规定，凡是未成年子女，不管其父母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是长期居民还是短期逗留，只要随双亲中的任何一方在英国居住六个月以上，都可以享受儿童福利补贴。几位中国朋友告诉我，虽然你和儿子住满六个月才有资格申请，但获得批准后，那六个月的补贴也会补发。果然不错，我将申请递上去，很快便收到英国社会保障机构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信：从当月起每月享受68镑儿童福利补贴；同时，补发前六个月的补贴约400镑，这笔钱将直接拨入我的银行帐户。可是，等了3个多星期，一直不见有动静。打开刚收到的这封信一看，真倒霉：经进一步核实，我不符合补发六个月儿童福利补贴的条件，这笔钱被取消了。

我多少有点沮丧，同时还觉得莫名其妙：不给就不给吧，干吗还让我去开会。一位英国朋友帮我打了个电话，原来，儿童福利办公室觉得有点不好交待：他们已经给了我一纸公文，正式通知我补发这六个月的补贴，这会儿又说黄了。于是，他们把材料转给了仲裁机构，如果我同意，这个问题将提交仲裁会议解决。

天晓得这是哪儿对哪儿。政府部门说不给，还有什么好折腾的。不给总归有不给的道理。再说，自古官官相护，仲裁机构也是官办，我上告有什么用?

但这位英国朋友却说：你也太好打发了，凭什么人家说怎样就怎样?照他的说法，“申诉”(Appeal)是英国人在和官方机构打交道时常见的一个词。每个政府部门在处理问题时，都会同时告诉当事人，如果有不同意见，你有合法权利申诉。

既然如此，我就“不好打发”一回，看看怎样。过了一个多星期，仲裁机构来了封信，还附了一叠有关文件。不看文件不知道，一看才明白官府的确没错。如果这400镑没撤回去，算我捡了便宜。现在撤回去，是理所应当。根据英国的儿童福利规定，在孩子入境前，如果父母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没有在英国住满六个月，儿童福利补贴应该从孩子入境六个月后起算。可是，儿童福利办公室误解了我的情况，虽然我和孩子是同时入境的，入境前孩子的父亲也不在英国，但他们决定按入境日起算发放孩子的儿童补贴，所以我一开始被通知补发六个月的钱。

明摆着没理，何苦自讨没趣?再说，按中国人的习惯，谁没事愿意沾官司的边?可周围的英国朋友都觉得我不可思议：你还没去听会，怎么就知道自己没理?法律制定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什么有权利不用?为了给我打气，一位英国朋友提出，陪我出席仲裁会议。

仲裁会议设在一间大会议室里。一张大长会议桌，后面坐着七八个人。我们一进去，坐在中间的一位中年女士便站起来自我介绍说，她是仲裁委员会的主席，其余几位是委员，还有一位书记员。与我们一起进去的，还有一位儿童福利办公室的代表。

会议开始，主席首先介绍仲裁委员会的原则。她说，仲裁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从组织形式上看，仲裁机构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没有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全体成员，不是由某一级政府部门任命，而是由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任命。在仲裁过程中，本委员会将本着公开、公正、无偏袒的原则，充分听取申诉人的申诉。如果政府部门的决定不合理，本委员会有权力裁决该部门重新做出决定。

这让我听上去挺新鲜，却没敢当真。《红楼梦》里不是有一个情节吗?贾雨村新官上任，要办案子，别人就劝他先查查“护官符”。不管谁有理，那些有权有势的官府不能碰。否则，他自己的官爵就别要了。就算西方的仲裁机构对官府不至于如此，情面总要给一点吧。何况我又不占多少理，仲裁机构犯不着惹这份麻烦，走走过场还不就完了?

没想到，仲裁委员会还真认真。向我提问时，左一个问题、右一个问题，问得挺详细。而且，他们都好像是“一边倒”，提问的目的是帮我在官府的决定中鸡蛋里挑骨头。譬如，委员会主席问我，在你儿子来之前的六个月内，虽然你本人不在这个国家，你的丈夫或生活伴侣在不在?显然，如果另一方在，政府部门撤回这笔补贴就是错误的。又譬如，一位委员问我：如果你带了儿童福利办公室通知补贴下发的信，能否给我们传阅一下?陪我出庭的英国朋友悄声告诉我，照西方人的理解，一封正式的官方信件从法律上讲具有相当的不可更改性。既然儿童福利办公室已经正式写信通知了本人，再撤回补贴便是官府出尔反尔。

这真让我有些意外。本来我觉得自己没啥理的，让仲裁委员会这么一搞，反倒是我占了上风。最后，主席宣布休会，要求儿童福利办公室调查出尔反尔的原因。

我本人的这次经历，引起我对英国仲裁机构的兴趣。在官府和个人之间，个人永远是弱者。如果个人与官府发生冲突，官官相护，个人很难讨到公道。中国的贤哲们对人性的见解五花八门，百姓们偏偏选中了最糟糕的一种：“人之初，性本善”。因此，官被称为“父母官”，没人防着他们作恶。如果百姓真的被官欺负了，只能怀揣一纸状子进京告状。告下来，算是幸运；告不下来，实属正常。

官官相护大概是世界通病。但是在西方，人们却不敢对它听之任之。西方人对官充满“敌意”。他们立法的前提是：官们可能是混蛋、自私鬼、或是贪心的家伙。一旦这样的人做了官，再官官相护，百姓就成了鱼肉的对象。为此，一个独立于政府部门的司法部门建立起来。在这个部门里，法庭是我们熟悉的，此外，还有一个重要机构，叫仲裁机构。

据了解：仲裁机构是英国公认的司法部门的一部分，它的建立强化了三权分立的作用，克服了法制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在英国，仲裁机构听取证据，运用复杂的法律条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司法权，是一个很有权力的法律机构。但是，仲裁机构并不等同于法庭。开始我很不理解：既然有法庭，有冤上诉法庭不就完了，何必多此一举，另搞一套仲裁机构?

后来才知道，比起法庭，仲裁机构有它的特点和优越性。关于这方面的说法很多，主要的有：1)仲裁机构处理问题的方式比法庭便捷。它不要求起诉人一定到场，无需复杂的诉讼程序，同时也不像法庭那样对证据有一套繁琐复杂的要求。2)仲裁机构的司法服务是免费的。诉讼人不花一个便士，便可获得一个与法庭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仲裁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称仲裁机构为“穷人的法庭”。3)仲裁机构与法庭处理的案子有所不同。它处理的申诉案往往涉及一般律师不熟知的某些专门法律条款。4)仲裁机构的开庭不像法庭那样原告被告充满敌意。大家围着一张桌子友好地谈话，彼此各谈各的理，很多人觉得，这是一种很理想的方式。

因此，仲裁机构在英国不可缺少。它的建立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法庭的不足，为人们提供了更加全面多样的法律服务。英国最早的两个仲裁机构建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主要处理税务方面的纠纷。两个世纪以来，英国仲裁机构的种类和功能大大扩展，提供的仲裁服务也越来越多。譬如，在社会保障系统，有国家保险、福利补贴、公费医疗、退休金、残疾人保障金等方面的仲裁服务；在国家内政事务上，有移民问题的仲裁服务；在工业系统，有劳工雇用问题的仲裁服务等等。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仲裁机构处理的案件逐年大幅度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每年仅处理29000起申诉案件；而到90年代初，就超过了100万。

知道仲裁机构是怎么回事，我的胆也壮了。接到第二次“出庭”通知时，我决定自己去。再一查日历，那天正好小学放假，干脆，把儿子也带上。不过，我仍然不认为我会“胜诉”。就连一直给我打气的英国朋友也说，去争一下很有必要，但这笔钱失而复得的可能性很小。那倒无所谓。通过与仲裁机构接触，我至少在西方司法制度方面扫了点盲，特别是在百姓告官府的问题上，开了眼界。

一般说，政府部门是决策的一方，而个人是接受政府决定的一方。因此，由仲裁机构处理的纠纷，大量的是官府和个人之间的纠纷。照英国人的理解，这是最容易出冤假错案的。因为个人一旦直接面对具有强大权力的官府，他就是不堪一击的弱者。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他很可能成为官府滥用权力的牺牲品。处于这样的地位，人民特别要求建立自我保护机制。

为此，仲裁机构被赋予一系列重要的权力。首先，它具有法律上的权威，它所作的仲裁决定是有法律效力的。第二，任何政府部门无权干涉仲裁机构做出的仲裁决定，无权对仲裁机构施加任何影响。第三，根据仲裁的需要，仲裁机构有权向任何一级政府部门、官员和个人索取有关证据和材料。

作为这样一个法律部门，英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庙小神灵大”。只要政府部门的某一决定不被当事人所接受，而这个纠纷又属于仲裁服务的范围，不管这个政府部门是哪一级的、管哪方面的，都有可能被“告”到仲裁机构。与申诉的个人相比，官府在仲裁中并不占优势，相反，还多少有点“吃亏”。正如我在第一次仲裁会议上亲自体会到的，仲裁委员会审查材料时，首先挑官府的毛病，看作为公民的个人是否让官府给冤枉了。再高的官府，如果被裁决为错方，只能老老实实收回处理决定，按照仲裁委员会的仲裁行事。

时隔一个月，我再次出席仲裁会议。首先，根据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儿童福利办公室报告调查结果。然后，仲裁委员会主席宣布仲裁结果：政府部门不该随便改变自己的正式决定。尽管按照规定，当事人的确不该得这笔补贴，但是政府部门一旦作出决定，并以正式信件通知本人，撤回补贴会给当事人的利益带来一定损害(按英国人的思路，当事人知道有这笔补贴，可能会提早给孩子买这买那，等知道补贴撤回时，钱已经花出去了，造成经济困难)。因此，裁决儿童福利办公室为错方。

我当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西方法律保护个人财产我是知道的。但是，就连正在“期望”的个人所得也予以保护，却是我想不到的。照中国人的思路，就算有一封官方的信，钱还没进帐，你哪能就当成自己的了?你要是寅吃卯粮，早早把钱花了，造成超支是你活该，哪能去追究官府的责任?

接着，仲裁委员会又宣布：如果儿童福利办公室不服此裁决，可以上诉法庭。如果此案真的上了法庭，作为学生的当事人，可以通过地方社区组织获得免费辩护律师。

两个月以后，这400英镑进入了我的银行帐户。如果仅仅从经济上讲，我本人、儿童福利办公室、尤其是仲裁机构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其价值恐怕远远超过了400英镑。可是，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构，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很多情况下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官府为所欲为。我这辈子没当过官，不知当官是啥滋味。但从旁看去，在英国当官没什么劲。新闻媒介、法庭、仲裁机构……到处都有不信任的眼睛盯着你。你要想独裁、过滋润日子、或是赚大笔英镑，当官恐怕是误入歧途。

(责任编辑　吴思)

2000年第8期 “双百”方针拯救了植物学家胡先罻　作者：薛攀皋

1955年初，植物分类学家胡先盬在他的专著中，批评苏联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的物种与物种形成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这本是生物科学中学术是非问题的评论，却招致一场政治批判，胡先盬被扣上了反对苏联、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名。最后，在周恩来总理支持下，才得以摘掉这顶帽子。

胡先裌其人其事

植物学家、教育家胡先盬(1894—1968)，是中外学者公认的中国近代生物学尤其是植物分类学的奠基者之一。

胡先盬字步曾，祖籍江西省新建县，出生在南昌的一个官宦家庭。他于1909年进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912年秋通过了江西省留学生考试，次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农学院攻读森林植物学，1916年11月学成归国。他在江西省庐山森林局任副局长期间，对当地的植物资源进行过较详细的考察，发表了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调查研究报告。1918年7月，他应聘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的生物学教授。1921年，该校扩建为农科本科，设六个学系，秉志、胡先盬等在这里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正规的大学生物学系。

胡先盬提倡“科学救国”。1922年，他同秉志、杨铨(杏佛)倡议并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南京)，秉志任所长，他任植物部主任。1928年，胡先盬又同秉志一起受委托负责筹建静生生物调查所(北京)，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他任植物部主任(后任所长)。1934年，他又创办了庐山森林植物园。1948年，胡先盬因在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当选为前中央研究院院士。

胡先盬在生物科学上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同时，还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学教学与科学研究人才。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老一辈的生物学家，大多出于秉志、胡先盬等人的门下。

胡先盬憧憬新中国。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劝他去南京，被他拒绝。后来又有人给他送去往美国的飞机票，他又以自己是研究中国植物的科学工作者，坚决予以拒绝。他与徐悲鸿、马衡、杨人梗等知名人士冒险参加座谈会并发言，力劝傅作义将军顺从民意，以北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免遭战火为重，接受和平改编。新中国成立后，胡先盬把苦心支撑了20多年的民办静生生物调查所完好地交给了国家。今天，我国最大的综合性植物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就是在原静生生物调查所植物部和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的基础上，建立与发展起来的。胡先盬在这里继续从事植物分类的研究，发现了许多新种，创立了被子植物的分类系统。胡先盬教授于1968年7月18日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一生中出版了20多部学术专著，发表研究论文140多篇。他为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建立与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

政治干预酿造胡先裌事件

胡先盬非常重视编写适合于中国大学生使用的教材。早在南京东南大学生物系执教时，他就与邹秉文、钱崇澍合著《高等植物学》，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各大学主要的生物学教学用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编著出版了《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1951)、《经济植物学》(1953)和《植物分类学简编》(1955)等，深受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喜爱与欢迎。

《植物分类学简编》(以下简称《简编》)是胡先盬应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几位教授的联名要求而编写的，1955年3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430页，涉及植物分类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内容翔实，附有164幅精确的插图，深得在校师生和农林干部好评。

《简编》是胡先盬一部纯学术的专著。该书第十二章"植物分类学的原理"中，除了介绍已经沿用了几百年的古典分类学的种的概念外，也提到了近来出现的许多"种的新概念"。说明这些新概念分别以生物学某些分支学科或育种学的成就或方法为基础，总的目的在于使生物的种的概念，变得更加客观、更有广阔事实为依据，使人们能更清楚地了解种的自然单位，是怎样演化而成的。胡先盬同时也指出这些新概念、新方法，目前都只应用于较少的植物类群的分类上，能否普遍应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胡先盬以高度责任感，还特别提醒生物学工作者尤其是植物分类学工作者，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所提出的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新见解。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的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粒，把这些籽粒继续播种，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经联共中央批准的，因此，不仅李森科的追随者纷纷发表论文，支持李森科的"新见解"，报道他们发现黑麦变雀麦、鹅目枥变榛树、橡胶草变无胶蒲公英、向日葵变寄生植物列当……报刊舆论也由于"斯大林、苏共中央不会有错误"的思维定势，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胡先盬根据1952年底起，苏联植物学界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论战情况，以及他从事植物分类研究几十年所积累的丰富的分类学理论和实践经验，明确提出：李森科及其追随者所进行的实验，方法与水平很低，研究工作不精确和不足为据，李森科的新见解必须予以根本否定。

《简编》出版后，胡先盬陆续受到政治批判，首先是当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的一位苏联专家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胡先盬的《简编》对苏联进行政治诬蔑。

国内有些支持李森科主义的拥护者或刊物，也开始对胡先盬进行政治批判，认为《简编》是一本有严重政治错误、鼓吹唯心主义思想的著作；胡先盬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者"，他"诋毁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动机是不纯的"。

北京某高校六名讲师、助教联名写信：不能容忍这本书继续毒害青年。建议立即收回已售出的《简编》，公开揭发其政治错误与学术错误，联名信还指责中国科学院允许其研究员胡先盬出版这样"反动"的书，说明中国科学院在学术批判上进行得很不够。

对胡先盬及其《简编》的政治围剿，集中在1955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联合召开的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由于有关主管部门的授意，在纪念会的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声讨胡先盬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科学的罪行。《人民日报》在有关会议的报道与刊发的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胡先盬。

纪念会的主题报告认为，胡先盬"别有用心地利用苏联科学家们对物种问题的学术争论，利用苏联一些生物学家在物种问题上对李森科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来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说什么李森科关于物种新见解在初发表的时候，由于政治力量的支持而风行一时，但不久就引起学术界的批评，大部分否定了李森科的论点云云。十分明显，这种论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主题报告把胡先盬在《简编》中"不要为似是而非的(李森科)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的提醒，演绎成胡先盬"宣传什么共产党支持错误的理论，宣传什么科学家如果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就要被引入迷途，是完全违反科学家应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会议主题报告指出这种错误其性质是极其严重的，号召与会者"注意加以批判"。于是，在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纷纷谴责胡先盬"在著作中，别有用心地歪曲和贬低米丘林学说的意义，歪曲共产党对科学事业领导的正确政策"。

"胡先盬事件"的后果，导致《简编》一书未售出的全部被销毁；中国生物学家在一段时间里，再也不敢公开发表不同于苏联李森科的见解或观点。

李森科是推行伪科学的骗子

为了弄清"胡先盬事件"的深远背景，真正记取政治干预学术论争的深刻教训，有必要对李森科的"新见解"及其在苏联的际遇作以下介绍。

李森科(1894～1976)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1929年，他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春化处理技术"和"春化作用"的概念。那时，乌克兰常常发生霜冻，过冬作物大幅度减产。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调李森科来负责。

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的功绩在于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至于这种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弄虚做假。这样，理所当然地要受到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政治干预遗传学等学术争论的事件中得到启发，他必须借助政治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他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他谎称自己在坚持春化处理的实验与推广的过程中，遭受到"阶级敌人"的种种打击，同某些所谓的科学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他危言耸听地说，在春化处理战线上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阶级敌人永远是阶级敌人，不管他是科学家或者不是科学家。

这时，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为他鼓掌，并大声地说：讲得好，李森科同志讲得好!

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上升为阶级斗争，初战告捷。对春化处理有异议者不再说话了。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的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随着地位和权力的上升，李森科处心积虑，步步为营，为确立自己遗传学的新概念，消灭与自己对立的遗传学派做准备。遗传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同样被升级为揭露"人民敌人"的斗争。1938年和1940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莫拉洛夫与前任院长、创立裁培植物起源中心学说和植物免疫性学说的科学泰斗瓦维洛夫被捕入狱(后屈死于萨拉托夫监狱)。李森科1938年取代莫拉洛夫成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40年取代瓦维洛夫，任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所长。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遗传学界的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随着李森科的"新理论"、"新见解"的不断出笼，而重新展开。李森科为了把自己在遗传学上的敌人彻底打倒，进行了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精心准备。

李森科深知自己的那一套"理论"难以令人信服，需要拉虎皮当大旗。他看上了毕生培育出了三百多个果树和浆果植物新品种，而深受苏联人民爱戴和尊敬的、已故的果树育种专家米丘林(1855～1935)。米丘林在丰富的育种实践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写成《工作原理和方法》、《六十年工作总结》等，但他从未说过自己创立过什么学说，或建立过生物学或遗传学的新体系。李森科却自称继承和发展了米丘林学说。李森科还用马列主义的辞句，自然辩证法的术语，包装自己的"新理论"、"新见解"，并美其名曰"米丘林生物学"(笔者注：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

在组织上，李森科取得科研机构的领导大权后，在他力所能及的关键部门培植和安插亲信，甚至违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新增院士必须由原有的院士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规定，暗中向苏联最高当局提出一个增加新院士的名单。1948年7月28日，部长会议公布了增加35名新院士的法令，李森科的许多拥护者成为院士，院士大会的力量对比，一夜之间向李森科倾斜。

李森科认为，他一统天下的时机成熟，于1948年7月31日至8月7日，召开千多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做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包括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概括为几个方面，做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三千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八月会议"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冲击波，是因为李森科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是经斯大林亲自审查修改并由联共中央批准的。莫洛托夫说："关于生物学问题的科学讨论，是在党指导性影响下进行的。这里，斯大林同志指导性思想也起着决定作用，为科学和实际工作开辟了崭新和宽广的境界。"李森科本人也春风得意地炫耀说：斯大林"直接校阅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草稿，详细地向我解释他修改的地方，指示我讲演中个别地方应该怎么讲。斯大林同志关注着八月会议的结果。"

正是由于苏联最高领导人和联共中央政治干预，支持一派，压制并禁止另一派，李森科主义才在苏联风靡一时，成为生物学中不可侵犯的教义。

物极必反。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做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所谓的松树变为云杉，鹅耳枥树干上长出榛树，都是两者嫁接的结果；至于说栽培作物本身产生了自己的杂草(如黑麦产生野黑麦，燕麦产生燕麦草，向日葵产生列当等等)，也被揭露全无事实根据。而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则坚持"八月会议"的结论，继续压制批评，但由于手中没有真理，"还击"也苍白无力。事态发展到1955年底，三百多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

李森科不甘心失败，伺机东山再起。1958年底，他为了取得赫鲁晓夫的信任，极力支持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他以夸大所谓育成含脂量高的奶牛新品种等骗取赫鲁晓夫的欢心。1958年12月，李森科抓住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的机会，声称由《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是"西方帝国主义者的阴谋"，那些批评他的文章都是"谎言"。李森科借此请求苏共中央予以保护。

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接踵而来的是重现了1948年"八月会议"后的局面，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在苏共中央列举赫鲁晓夫的诸多错误中，支持李森科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李森科也随着彻底垮台了。

胡先裌拒绝作检讨

真理有时在少数人一边。

在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召开前，1955年10月23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到中关村，看望中国近现代生物学先驱者之一的秉志教授，告以在纪念会上将要批判胡先盬《简编》一书的"错误"。秉志明确表示反对批判胡先盬，并指出要胡先盬作检讨，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秉志对李森科的学术见解，同样持否定态度，他坦率地批评许多人是盲从李森科。

对于胡先盬的批判，中国科学院是奉命行事，无论是副院长竺可桢，还是科学家秉志，都无能为力予以改变。

纪念会开过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党组书记张稼夫、副院长竺可桢于11月5日，去北京西城区石驸马大街83号宿舍看望胡先盬，希望胡先盬写一篇学习米丘林学说的文章，借以承认关于苏联以政治力量推行李森科"学说"的说法欠妥，并批评自己的错误立场。

胡先盬答应写学习心得的文章，但拒绝检讨。他在长达数万字的《我国学者应如何学习米丘林以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刊于《科学通报》)一文中，把米丘林同李森科严格地区别开来。他高度赞扬米丘林是一个为人民大众事业而服务的人民科学家。米丘林以60年漫长的时间从事改良果树品种，培育出了百多个优良果树品种，这便是他的学说的根据与工作基础。他的工作方法与理论，都是生物学工作者应该学习的。而学习，应该学米丘林的原著，"尤其不可为似是而非的学说所惑"(着重点是胡先盬亲自加上的)。胡先盬在文章中虽然没有点出李森科的名字，但明确地表达了他反对李森科主义、反对伪科学的初衷不改。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胡先盬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科学家的本色，讲真话，坚持真理不低头。

"双百"方针救了胡先裌

1956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在双百方针酝酿的过程中，1956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言，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时，对当年发动批判胡先盬一事进行反思。

陆定一说：那个时候就是着重政治问题，因为胡先盬骂苏联，所以我们就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在米丘林纪念会上有几个人讲话讲到他，我们掌握了这一点，就是报纸上一个名字都不讲。这时，毛泽东插话：胡先盬的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回答说：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说：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盬还真是有道理的。胡先盬是反对李森科的，什么问题呢？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这是一个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长常常长出榆树，那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情胡先盬反对是对的。但胡先盬说李森科所以吃得开是有政治势力支持着的，其实，期大林死了以后，苏共批语了李森科，没有支持李森科，所以胡先盬这一点没有说对。但是整个的来讲，胡先盬讲得还是对的，他只讲错了一个例子，我们不应该去抓人家的辫子，就说他都是错误的）。陆定一接着说：那倒不一定去向他承认错误。（参见《陆定一文集》第494-495页，"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但是，周恩来认为，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应该向胡先盬承认错误。1956年5月1日，周恩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谈科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指出：

可以先把二者分开，科学是科学，政治是政治，然后再把它结合起来。比如对李森科的学说，首先应在科学领域内进行研究，看看哪些是对的或是不对的。其次再对李森科否定的那些学说进行研究，看哪些是对的不应否定，哪些是不对的应该否定。然后再对中国科学家胡先盬批评李森科的文章进行研究，看看批评对不对、对了多少。如果李森科不对，我们没有理由为李森科辩护，我们就向被批评的胡先盬承认错误。对一切科学，都要这样。（《百年恩来》，第1222-1223页）。

1956年7月1日，竺可桢副院长到胡先盬家，代表有关方面，就去年米丘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对他的错误批判，向他道歉；同时，邀请他出席即将于8月在青岛市举行的遗传学座座会。这次座谈会是陆定一建议，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指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它是自然科学方面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而召开的第一个会议。胡先盬教授参加了座谈会，做了十多次发言。1958年，胡先盬教授被禁售销毁的《简编》，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版问世。

受益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严格区别开来，胡先盬教授的冤案，才得以较快地平反，才得以推倒强加给他的政治罪名和不实之辞。他是有幸的。

一年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名存实亡，许多善良的人们，又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责任编辑洛松）

2000年第8期 青年周恩来与　作者：刘武生

1918年春，日本帝国主义趁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之际，打着防德奥为名，与段祺瑞政府秘密谈判《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使中国军队充当反对苏联的附庸军，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地位。日本政府的侵略图谋，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反抗，随后广大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相继奋起抗争。这场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群众运动，史称"拒约运动"。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拒约运动"，是反对封建军阀、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当时，周恩来正在日本留学，准备报考高等学校。但他仍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拒约运动"中，成为"拒约运动"的实际发起人之一。所以，无论是研究"拒约运动"，还是研究青年时代的周恩来，都不能不研究周恩来留学日本的这段历史。

令人庆幸的是，周恩来1918年留学日本期间的日记，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已选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南开大学编辑、1998年出版的《周恩来早期文集》中，日记真实、系统地记录了周恩来留学日本期间的活动，成为研究"拒约运动"和"拒约运动"中的周恩来的珍贵文献。

周恩来的这本旅日日记，起于1918年1月1日，止于12月23日。1920年秋，周恩来赴欧洲留学前，把这本日记和在南开学校的作文等装进一个柳条箱，委托他的同学××代为保管。天津解放后，这位同学的儿子把这个柳条箱送交天津市委，后转送中央办公厅。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大姐将《旅日日记》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

从周恩来留下的1918年的旅日日记看，3月25日中日两国关于谈判和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互换公文，4月3日他就得知消息，并在日记中感慨写道："阅英文报，得知日政府又提二十条于中国矣!"，在"拒约运动"高潮时期，周恩来在5月2日至6月6日的日记中，除5月6日、8日、24日、25日和28日五天外，逐日记载有关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开展拒约的动态，以及他的感想和评论等。尽管这些日记记述的内容很简略，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恩来对"拒约运动"的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

"国事益坏矣"，密切关注留日罢学拒约的事态进展

周恩来怀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激情，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他在5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七钟(指下午7时--引者注)往青年会学会话，课毕观报多时，国事益坏矣。"这里所说的"国事"，即指中日两国秘密谈判和签订军事协定的事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记述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中国留日学生首先发难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的情形。他写道："近一、二日内，因中日新约行将成立，此间留学生有全体归国之议论。一高生殷汝潮首先发难，一高同窗会开会赞成之，举代表八人，四处游说，发布传单，征集各省同乡会、各校同窗会意见。"

周恩来在此后几天的日记里，连续记述了各省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的情况。

5月3日日记："晚至青年会上课，闻留日学生发起全体回国事。""一高同窗会今日实行，宣布归国主张，办法未议。戍域学一高，发难中，有破指血书者。"

5月4日日记："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归国。""吉林同乡会首先于今日下午开会，表示赞成归国。奉天省继之。晚间亦有数省(留日学生)表决赞成，闻为黑龙江等省。今晚总会集各省会长及评议员开解总会会议。"

5月5日日记："直隶、河南、江苏、湖北、湖南、云南、四川、贵州、山西、山东、陕西等省(留日学生)均表赞成归国。"

5月7日日记："早大昨日议决，停课归国。""昨日议决回国者有广东、浙江等省(留日学生)，至今日各省(留日学生)都全体表决矣。"

留日学生议决罢学归国后，从5月7日救国团先发队开始启程，随后分期分批陆续回国。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一些他送别同学回国和先发队催促全体归国的记载。例如，5月7日日记："午间见希天等。下午送之至横滨。"5月9日日记："(午后)三钟与轮扉至车站送涤非。""刘钧(江西人)发布《回国应取方针》七条。""江苏先发队有宣言书。"5月10日日记："先发队六百余人发宣言书，促全体归国。"5月11日日记："至本乡送涤愆。下午送蓬兄并及他友。"

从上述日记中，我们可以悟出这样的认识，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殷切地关注着留日学生罢学归国、反对密约的事态进展，显然是他深感"国事益坏矣"。而他如此深切地关心国家大事，正是他爱国心诚、救国心切的具体体现。

"祖国危殆"，参与拟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

周恩来在5月5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外间议论益歧。余因蓬、涤、希三兄为返归主干人物，故今日首见涤愆与代议办法多条。"这则重要的日记，可说明三个事实：一是，张蓬仙、吴涤愆、王希天是主张罢学归国、以示拒约的主要骨干人物；二是，周恩来曾与"拒约运动""主干人物"之一的吴涤愆一起，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三是，其实周恩来也是一位"拒约运动"的"主干人物"。

在这天的日记中，周恩来还全文记录了这个救国团"组织方法"，除导语外，共有14条。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周恩来还写道："五日晚，各省同乡会、同窗会各干事或代表，聚议于一高聚(俱)乐部。"据此分析，很有可能，《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是在这个会议上议决的。对此《民国日报》5月13日的报道可作为旁证，报道说："五日夜，集会于中华留日一高俱乐部，表决归国方针，联络全国，一致对外，并不干预闻内政。暂由留日学生组织团体于东京，定名曰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全体救亡团，俟抵国土，共张反对之声，以为政府后援。"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组织救国团的目的、宗旨、方针和办法等，是"拒约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也是研究"拒约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我们在研究"拒约运动"的历史时，对于周恩来代为议订《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组织方法》，并在他的日记中全文记录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予以高度重视。周恩来胸怀"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雄心壮志，1917年9月由天津登轮船赴日本，10月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京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间，和王希天等交往频繁，经常互相访谈、通信。据周恩来旅日日记记载，王希天还两次资助周恩来。保存至今的一张周恩来和王希天等七位留日学生合影，反映了他们友好相处的形象。

周恩来由于始终关注并积极参与有关"拒约"活动而崭露头角，引起"拒约运动""主干人物"的青睐。他们委托周恩来与吴涤愆代为议定救国团"组织方法"，便不奇怪了。

"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揭露日本政府迫害我留日学生

从留日学生酝酿罢学归国，反对密约开始，日本政府就派出警察，严密监视，极力破坏，以至殴打和拘捕我留日学生。对此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虽记载简略，如5月7日日记中写道："昨日各省同窗会干事代表聚议于维新号，假宴会为名，选举归国总机关干事。事毕，被日警拘去，旋释。"但查检当时《民国日报》，不仅印证了这则日记的记载，且有较详的说明，如该报5月18日发表的《留日学生被捕真相》中说：

"(日本政府当局)竟不以有国者待吾人。剥夺我集会、言论等自由权，明科暗察，百计防堵，如有违者，立行逮捕。凡此已不下十余次矣，莫不为之裂眦发指。其最大之耻辱，尤以5月6日为最。……忽来日警数十人，负枪携索，形同赴敌，未及入门，而叫骂呼吼之声震撼天地……语未竟，而拳足已交相加矣。吾人因慑于四川留学生之覆辙，亦只得含羞忍痛，以待最后之解决。于是，有以绳捆绑者，有负重伤不能行走者。……盖此次被捕者计三十三人。同胞，同胞：吾人肉体之痛苦不足道，而精神上之痛苦诚难于以笔墨形容也。"

日本政府对待我留日学生在采取武力镇压的同时，还采用造谣诬陷、封锁消息以至挑拨分化等手段。周恩来在5月11日、12日、14日的日记中，便着重记叙了日本政府阴谋软化私立学校的留日学生，挑拨公立和私立学校留日学生关系的事情。

"伤心国事、友难"，关心留日学生归国后的抗争

对于留日学生归国后开展"拒约运动"的情况，周恩来密切关注着，真可谓身在日本，心系祖国。例如：

5月10日日记："往北京先发队寄血书于此间同人。"

5月12日日记："奉天先发队今早来电，告已抵奉天，促未归国(者)速归。"

5月21日日记："救国团调查各省归国人数，至月底云可达三千。"

5月22日日记："救国(团)催留东全体速回。"

5月23日日记："贵州同乡会催各(本)省同乡速归。"

5月26日日记："留日学生救国团自上海来信，促此间学生速归，并示在国内所发传单。"

5月29日日记："晚间独坐斗室，伤心国事、友难，颇不乐，乃至坊间购《留东外史》读之。"

5月31日日记："上海救国团寄来日刊两份，宣布于青年会。""广东干事来信，告在香港立招待所。""浙江同乡会来信，劝同乡速归，干部通信处在上海已成立。"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自王希天等回国后，周恩来同他们遥相呼应，互相配合，据周恩来旅日日记中记载，从1918年5月9日至10月21日，周恩来致信王希天、张蓬仙、吴涤愆25封，接他们来信18封。其中，周恩来致王希天信5封，接王希天信5封。不无遗憾的是，日记没有展开记述他们之间彼此通信的具体内容。但是，由于他们互通音信期间正是王希天等在国内如火如荼开展拒约抗争的时期。可以想见，通报拒约抗争情况，探讨拒约抗争方略，无疑是这些往来通信的主要内容。

"义愤所驱，不忍坐视"，揭露段祺瑞政府压制学生罪行

段祺瑞政府当局对待留日学生罢学归国，既痛恨又害怕，于是采取软硬兼施的方法，并以硬的一手为主，无所不用其极。留日学生既不吃软，也不怕硬，坚持反对签订卖国苛约。这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有四次记载和揭露。

5月9日日记："今日留学生监督集各省同乡会会长、各同窗会会长议阻止全体学生归国，聚讼纷纭，不得要领。监督先退匿，不复出，众乃假其地议联合救国团的事。"

5月11日日记："诛奸团宣布，段政府以二十万买通留学生，阻止全体归国事。"

5月13日日记："留日学生监督于前日发布教育部训令，电文语多模棱，无恳切意。"

5月23日日记："监督处发布教育部来电，嘱学生不得轻举妄动。"

对照周恩来日记，查阅当时国内新闻媒体披露的材料，对于政府当局阻挠、压制留日学生的行径，留日学生为"拒约"而坚持不屈不挠的抗争，便有更多的了解了。例如：《民国日报》5月9日报道：松沪警察厅训令各署、所、队，"反对中日密约者，一体防范、查拿。"5月15日报道：驻日公使章宗祥诬蔑"归国学生为受党人煽动"，段祺瑞政府分别致电各省，"嘱严密注意"。5月17日又报道：驳斥章宗祥的诬蔑不实之词，旅沪归国留日学生曾致电教育部称："生等此次全体归国，纯系爱国至性、义愤所驱，不忍坐视，反对苛酷条件(约)外不知有他。"

再如，据5月27日、28日《民国日报》报道：政府当局为阻挠、压制、诬陷留日学生，教育部总长傅增湘"严令留日学生以六月十日为限，一律照常回校，倘届期不回者，则取消其官费。"教育部还行文警察总监吴炳湘，"希警厅严密监视，并勒令其即行离京。"更有甚者，警察总监吴炳湘收阅行文后，竟发出以武力镇压相威胁的通告："勒令归国学生速返日本，否则递解回籍，并查除官费。"

政府当局在使用硬的一手的同时，也没忘记使用软的一手。例如，为利诱留日学生，段祺瑞"已饬拨五万元交教育部，令其酌量分给各归国学生，以为东渡回校资斧。"段祺瑞还赞同"抚慰"之说，"已由国务院电章宗祥申饬，外交部亦电章公使，令向日政府设法交涉，改良对留日学生之待遇"等。段祺瑞政府企图以这种怀柔之策来阻止这场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当然也只能是枉费心机，不能得逞。

"大堪研究"，《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极不平等

5月16日，《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签订后，国内有些报纸登载了协定的全文。周恩来在5月23日日记中不仅记载了此事，而且抄录了这个协定的全部条文，并对其中一些条文作了批注。

笔者将周恩来日记中抄录的这个协定条文，同收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中日条约全辑》中的这个协定的汉文文本和收入《日支条约》中的这个协定的日文文本对照，发现两者个别文字有出入，没有内容实质上的不同。

周恩来在这则日记中怀疑"协定"的真实性，说"大约是政府中有人主使拿这个骗骗国人的"，现在看来尽管不确，但周恩来对抄录的协定某些条文所作批注可说是一语中的、击中要害的。他对协定第七条批注："此条大堪研究。"因为，从文字上看，尽管第七条中用了许多"彼此共谋"、"临时协定"、"互相供给"、"互相交换"，看似平等的字眼，实际内容是极不平等的。据此规定，日本政府打着"共同防敌"的幌子，唾手攫取了在中国境内的特权，获得了对中国陆、海军的指挥权，并控制了我国东北地区的铁路交通运输、电信、地图和情报等。显然，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领土和资源的公然侵略和掠夺。

"愤慨乃就义"，高度赞扬彭翼仲蹈海精神

在周恩来旅日日记中，多次记载了极少数留日学生中的败类破坏罢学归国、阻挠"拒约运动"的事，虽多为简略提及，但字里行间，都可以使我们看到周恩来对于少数败类的憎恶和警惕。

对于与敌人势不两立的爱国志士，周恩来则以充满激情的笔触，给以讴歌。他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本月二日，由烟台出港之船，有国人彭翼仲蹈海而死，其绝命诗云：霹雳一声中日约，亡奴何必再贪生。彭君于洪宪帝制时几被诬，此次愤慨乃就义，不顾身家，忿然长逝矣!"

周恩来在这里赞扬的彭翼仲，曾任《京华日报》总理，是北京报界知名人士，旅居京、津间。当他得知《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即将签字，无可挽回时，不胜悲愤，遂于5月2日乘轮船航行至烟台，毅然蹈海，时年55岁。他在绝命书中写道："前数年在三庆园为女学筹款演说，曾有亡国为奴不如投大海等语，不料已成谶语。中日密约成，则奴隶、牛马无不惟命是听矣!二千万之贿赂如此其甚耶。良心痛苦，愈激愈烈，除死无第二置身之道也。"

所幸的是，据报道，彭翼仲英勇殉国未遂。当他投海时，为同船人所瞥见，幸得遇救。惟他死志仍坚，由于同船人看管甚严，不得如愿以偿。他的家属于5月8日接信后，即由他的次子彭凤威赴烟台迎归。

"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在"拒约运动"中参加"新中学会"

周恩来在5月19日日记中记载了他加入新中学会的情形："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冠贤介绍的，八钟开会，至者有十数人，十钟事毕，留其处午餐。"在这则日记中，他还写道："我今天在新中会发表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他又说："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周恩来在加入新中学会时的这篇讲话，围绕一个新字，分析中华民族的历史、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并同日本、欧美的传统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了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

新中学会这个留日学生爱国进步组织，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集体学习和集体生活。他们在早稻田租赁一处会址，起名"新中寄卢"。每星期日举行学习座谈会，有时讨论国家大事，有时畅谈个人学习心得。周恩来加入新中学会后，按期参加活动。

周恩来在"拒约运动"中加入新中学会这件事，也是很值得研究者注意的。

笔者补记：回答编者的两个问题

编者在编辑本文过程中，曾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周恩来既然积极投入"拒约运动"，为何没有罢学归国呢?笔者认为，从周恩来旅日日记看，周恩来虽坚决支持"拒约"，但对留日学生全体一致罢学归国，是有不同看法的。他在5月4日日记中写道："今日各省同乡将以开会，议留日学生全体回国事。下午，三数省表决归国。余于斯事持消极反对主义，闭口不言。"这则日记说明，他对全体留日学生罢学归国确有不同看法，不过，他从大局着想，并不反对，而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在5月7日日记中，他还写道："今早访冠贤，与论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及反对派自处之地位。"这则日记进一步说明，周恩来对待罢学归国的事情是很认真的。日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不归国真正之方针"和"自处之地位"的内容，但是从他的实际行动来看，他是决心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的。周恩来积极主动投入"拒约运动"而又未罢学归国，还可以作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一，当时周恩来正在东京神田区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严格说来，他还没有正式入学，可谓无学可罢。二，提出留日学生全体一致罢学归国这样激进的口号，从宣传动员上讲，是可以的，从斗争策略上考虑，则留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就地抗争，国内外互相配合，也是需要的。三，留日学生是否拥护和参加反帝爱国的"拒约运动"，不能以是否罢学归国为唯一标准。主要是看他思想上是否真正拥护和行动上是否真正投入"拒约运动"。

二是编者还提出："拒约运动"的结局是怎样的?据笔者了解，"拒约运动"没有取得直接的结果。段祺瑞政府既没有拒绝签约，也没有向国人正式公布条约内容，而由中日两国政府代表签订了条约，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实行，日本政府在我国东北境内派驻了一些军队，直到1921年1月两国政府才宣布取消条约。许多参加"拒约运动"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后来陆续返回日本复学。尽管如此，"拒约运动"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翌年兴起的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拒约运动"的意义在于：播撒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火种，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拒约运动"中成立了一些进步社团，为五四运动准备了组织条件；在"拒约运动"中涌现出一批骨干分子，为五四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中坚力量。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8期 1957年邓拓为什么　作者：苏双碧　王宏志

邓拓一直在观望

1956年，党中央提出"双百"方针，全国上下在积极贯彻。正在这时，以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其通及其部下马寒冰、陈亚丁、鲁勒四人联名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为代表，表现了一部分人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忧虑。1957年1月7日，邓拓为总编辑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这篇文章。文章抽象地肯定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刘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新的繁荣和无限的创造性"，具体地却认为提倡"双百"方针后，"有一些文革刊物上的一些评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主要表现：一、在过去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革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少有人提倡了；二、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被一些人误认为，或者利用来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三、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翻老箱底，热衷于走捷径去改编旧的，甚至有个别人把老祖国统一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稍加整理就冠上自己的名字去图名求利"。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不长，全文才两千字，但由于他们对"双百"方针的忧虑，心情急迫，虽然不成熟，也还来不及作深入的理论探讨，"就把问题提出来，抛砖引玉。"

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几乎未作任何反应，当时，邓拓怎么想的，现在不得而知。有的论者说邓拓是不知道怎样宣传，不明白怎么"鸣"、怎么"放"，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关键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知道怎样宣传。邓拓当时确实处于两难境地，他必须观察一段时间。这是因为：

其一，陈其通的文章发表后，一月下旬毛泽东让印发这篇文章。他说，陈其通等四同志对文艺工作的意见不好，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我们的意见是只有反革命的花不能让它放。要用革命的面貌放，就得让它放。也许这四位同志是好心，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但意见是不对的。（见黎之：《回忆与思考》，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四期）这里明显地批评了陈其通等人的间见是不对的。但毛泽东关于"双百"方针的谈话并不止这一次。他在1月18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说："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但在1月21日，毛泽东又说："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是占统治地信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细考究，这两个讲话的基调是不一致的。前一次讲话，强调"放"，毒草也可以放；后一个讲话则强调不能让毒草泛滥，主要的占统治地位的，要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里把"香花"和"毒草"作政治要领使用，在实际工作中又如何去区分呢？包括陈其通批评过的一些问题,即不主张让"放"的一些问题，是不是"毒草"呢？作为宣传工作者，是很难处理好的。这大约是邓拓不敢轻易"放"的原因之一。

其二，"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及其影响有关系。党的八大对苏共二十大作了公开的积极的评价。但是，毛泽东本人的实际看法并不一样，他对苏共二十大的批评可能更多些。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对所谓斯大林主义。……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子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随后，毛泽东在1957年1月18日的讲话中又说："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又说："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对这些人他出自内心的反感，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接着，毛泽东痛拆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

毛泽东在这里明确表示了对苏共二十大的态度，即：党内对苏共二十大不满意是正常的，满意是不正常的。由此便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即，对于作为苏共二十大的积极后果之一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出，究竟应该怎样看，怎样贯彻?尽管，毛泽东在1月27日的讲话中，他说他反对"什么事情总是捂着"，他不赞成"横直是压"。他主张"各种怪议论，怪事，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问题"。并说这些矛盾大量是内部的，从而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但很快使人们感觉到，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造成的国际反共思潮，也反对国内附和"二十大"思潮的动摇分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拓在《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上，没有把抓"百家争鸣"，更没有把"放"放在主要地位，便不难理解了。

邓拓在1月7日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他静观事态发展。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作《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说："《人民日报》何时答复四个人(指陈其通等四人--引者)?似乎毫无准备，也不请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3月1日，从读者来信中找出陈辽写的《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发表。陈辽文章批评陈其通等人对贯彻"双百"方针以后的文艺工作，"作了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在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之后，3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其通等四同志的文章缺乏说服力，"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并说："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六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争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合事实的。"

4月4日，《人民日报》又集中发表了一组读者来信和各报刊的反映，对陈其通等人的观点进行逐条评驳。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认为，提出"双百"方针以来，"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说"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社论批评了陈其通等四人"对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指责陈其通等人对文艺界情况的估计是"一种极端的歪曲"。

凭心而论，在正常情况下，一篇带有错误倾向的文章，经过权威人士的批评、读者的评论，以至党中央机关报刊发社论，其被重视程度也算可以了。但是，由于邓拓的这些想法和做法，与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相悖，就难免不受到毛泽东的亲自批评，因为毛泽东想写一篇大文章，即用放的方法来领导中国，他在3月12日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两个方法(政策)领导中国，还(是)放的方法好，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不要怕乱，不要怕牛鬼蛇神，不要怕毒草，我们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发展真理，少犯错误，将一个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先进的中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376页)其实，所谓"放"的方法，就是民主的方法，让大家提意见的方法。可惜，这个方法在党内党外认识并不一致。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叫好，至于贯彻"双百"方针的易难，以及可能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是不会估计到的。而一些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的人，不习惯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新的方法，再加上染上点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毛病，就往往抱不赞成的情绪，如陈其通等人基本上是这个思路。还有一种人，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的，观察问题比较透彻的，他们总担心毛主席的设想不能顺利实现，中间可能会有较大的变化。加上实际上毛泽东是在立足于反对修正主义和反对自由化的同时，来提倡"双百"方针的。"香花"和"毒草"难以分辨，政策的执行者便不得不考虑"鸣"和"放"可能出现的历史结局。从邓拓的思想体系看，对于"双百"方针他是出自内心赞成的。但是，他作为一个思想敏锐、看问题高瞻远瞩的意识形态专家，他不可能不想到如果"鸣"、"放"超出毛泽东设想的框框，"双百"方针受挫，又会出现何种后果。这大概便是邓拓当时行动迟缓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说：邓拓是 "书生办报"、"死人办报"

继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两次批评《人民日报》之后，1957年4月10日，又当面对总编辑邓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当时也曾参加毛泽东召见的王若水后来写的题为《文章满纸书生累》的文章，对此作了详细的追记。

1957年4月10日中午，邓拓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和《人民日报》全体编委以及王若水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去。王若水不是编委，是当天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的起草者。胡乔木、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王若水一行驱车来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当时毛泽东穿着睡衣，靠在床上，盖着毛巾被。见面时邓拓把编委会成员和王若水向毛主席一一作了介绍。随后陈伯达、周扬以及袁水拍也来了。

毛泽东见大家已坐定，就说："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的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个旗帜……"邓拓汇报工作时，一开始就作检讨，但他的话多次被毛泽东措词尖锐的话打断："我看你们是专唱反调，专给陈其通等人唱"，"你们不是党报，是派报"，"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对，应该说是死人办报"。

邓拓向毛主席说明："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反驳道："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也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毛泽东非常刻薄地继续说："中央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板凳的折旧费。"

房间里气氛很紧张，毛泽东显得很恼怒，他对几位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这段话的份量很重，特别是从邓拓扯到汉元帝，简直不可思议。邓拓听了之后，认为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考虑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地提出过这个要求。"毛泽东斥责邓拓："我就不相信你那个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

面对这种劈头盖脑的批评，邓拓实在很难有申辩之力，或许他根本不想作任何解释。倒是胡乔木说了几句，他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他也有责任。看来，所谓"计划"和"组来几篇文章"，也不过是搪塞之词。不过，乔木是代表中央管《人民日报》工作的，如果主席对《人民日报》有意见，首先应该找胡乔木，了解情况再找邓拓。但主席听了胡乔木的解释，却不作任何表示。

随后，毛泽东又谈了"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问题。他说：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十八十处在中间状态；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又说：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皮上。无产阶级给他们钱，让他们教书、办报，做文艺工作，这是赎买他们，让他们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毛泽东又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方面。

毛泽东对邓拓的批评是相当激烈的，也缺乏他所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和与人为善的作风。例如指责他对陈其通文章反映慢是"这里有鬼"。要《人民日报》的人起来"革邓拓的命"。说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等等。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对邓拓有这么大的火呢?除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因素外，邓拓在历史上是否有使毛泽东特别反感之处呢?

邓拓原是晋察冀边区的干部，抗日战争时期，他没有去过延安。他在《晋察冀日报》任总编时，曾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有功于党、有功于毛泽东的。

1948年党中央在河北平山时邓拓才见到毛泽东。当时，彭真曾经找过邓拓，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邓拓几乎没有多考虑就谢绝了，他说："我长期搞报纸工作，做点实际工作较顺手，当秘书恐怕不合适。"据邓拓夫人丁一岚后来说，邓拓回家后曾对她讲过不愿当主席秘书的事，甚至说了"伴君如伴虎"的话，但邓拓此种心态，毛主席未必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一定成为二人之间的芥蒂。

倒是邓拓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反冒进"社论，使毛泽东很不高兴。事情的起因是，周恩来在2月8日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报告，提出现在有急躁的苗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否则就很危险。据此写的这篇社论由中宣部起草，经邓拓修改后送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审阅并修改。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批了三个字："不看了"。从这个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这篇社论的态度。于是邓拓特地在定稿大样写上："全文明(二十)日见报，改排新五号字。"不过，这篇被低调处理了的社论，实在是一篇很有针对性的好文章。正如社论指出的："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又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并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社论的落脚点在反冒进上："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要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不要把它片面化、绝对化，这样才不会走到急躁、冒进。总的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但具体的工作中，哪些能又多又快，那些不能又多又快，哪些是现在就可以又多又快的，哪些是将来才能又多又快的，怎样才算省得恰当，怎样既多、既快、既省，而又能达到好的目的，这些都要根据具体情况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去加以考虑，不能把问题看得太死、大简单"。这篇文章在指导当时现实工作上是起过很好的作用的。但毛泽东对这篇社论却一直耿耿于怀，1958年1月他在南宁会议上以及后来关于《人民日报》的一次谈话中，对这篇社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篇社论的提法同魏忠贤的办法一样：东林虽有君子，然亦有小人。这是魏忠贤的笔法，其实是说东林皆小人。引我的话，一来不冒犯我，一来是借刀杀人。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只引反左的，这不对。不用全段话，是秦琼买马，减头去尾要中间一段。方法是片面的。前面讲少数如何，后面讲多数如何，形式上两面反，实为反左。"据说，他在批评《人民日报》时还说："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文章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见顾行、成美著《邓拓传》)毛泽东当然知道，这样一篇目的是为了纠正偏差指导全局的文章，没有周恩来、刘少奇的指导、甚至直接操作，是不可能出台的。为社论的事，又不便与周恩来、刘少奇直接冲突，而首先迁怒于发表此文的邓拓，就不难理解了。

邓拓说：看来"按兵不动"还是对的

邓拓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之后，报纸当然要有一些动作。1957年4月10日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许多篇社论。据朱正著《一九五七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中考证，从4月10日到4月26日共发表了六篇社论，"这一组社论，显然是为了向公众广为宣传新方针推动鸣放而发的，它们都以毛泽东的两篇讲话的原始记录稿为立论的依据，有些句子和段落甚至是直接从记录稿中摘抄下来。"朱正考证的目的，是想说明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两篇原始讲话和后来正式发表的并不完全一样，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量摘用了两个讲话的原始记录，恰好保存了原来讲话的部分内容，以及它的原始面貌。而我想说的，是邓拓一方面积极推出了几篇社论，宣传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鸣"和"放"，但出于十分谨慎，每篇社论一个中心，文字基本上都是用毛泽东的两个讲话组成的，这样宣传既不失毛泽东原意，又不会给日后留下工作失误的口实。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其他版面，并没有太突出的"鸣"和"放"。尽管毛泽东在批评邓拓那次会上，还给报纸办得好坏排了一个次序，即：《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表示对《人民日报》的不满，邓拓却似乎不太介意。在1957年的春夏之间，他的思想和精力不可能太多的花在版面的活跃上，而是必须及时适应毛泽东不断变化着的思路。

在邓拓受到严厉批评的前一个月，即3月10日，毛泽东对刚复刊不久的《文汇报》表示赞赏。他高兴地对徐铸成说："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办得好。我下午起身，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再看《人民日报》，有工夫再看其他报纸。"这使徐铸成的"心中涌上感激的热泪，感到无比温暖、幸福"。这是徐铸成的回忆。毛泽东还对徐铸成说："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总是难免的吗。我看任何人都难免有片面性，年轻(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片面性较少。"(见《新华文摘》1989第二期，徐铸成文)

毛泽东当时似乎确曾想用"放"的办法来治理中国，他对《文汇报》的赞扬，和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一致的。他讲了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而在科学文化艺术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时，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是大民主眆，而是小民主眆。有一个小字不够，再加上一个小字，叫做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和风细雨。"这一席话激发了会场的阵阵欢笑声，因人们预感到对知识分子不再搞大批判了，而是在和风细雨中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在谈到党内要整风时说："现在共产党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这几个东西还相当严重。"他要求"党外朋友帮助"。并说："党外人士自愿参加，不愿意就不参加。"

毛泽东为了贯彻他的"放"的方针，在组织上也采取了措施。4月1日，《光明日报》改组，由储安平取代党员常芝青任总编辑。储由社长章伯钧陪同，走马上任。他对前来欢迎的各部主任说，"我到这里来工作，李维汉部长支持我，党是我的后台。"他马上以全部精力投入新的工作，发出一百多封征稿信件，派出好些记者到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沈阳、长春、青岛这些城市去开座谈会，动员鸣放。毫无疑问，他是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事实上，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先后到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去讲他的新方针，宣传他的以"放"来治理国家的策略。

4月19日，徐铸成被任命为《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于是，《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张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在两位老报人徐铸成和储安平的主持下，办得生机勃勃，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但是，富有办报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除了发表一些大多是毛泽东的话的社论外，却不愿意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搞大鸣大放，搞得那么热闹。在当时的气氛下，报社有些人要求《人民日报》如同《光明日报》、《文汇报》一样，搞"大鸣大放"。邓拓断然拒绝，他说："我们是中央党报，一切都要听中央的安排和指示，不要街上锣鼓一响就出来。"(见《邓拓传》)尽管邓拓受到严厉的斥责，他还是按照他的原则办事。诚然，他是看到了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对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捉摸不透，他才不敢贸然行事。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指示，标题是《整风运动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强调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指示又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非党员愿意参加整风运动，应该欢迎。但是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不得强迫，并且允许随时自由退出。"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非常诚恳地阐明了毛泽东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思想和决心。

5月8日以后，中央统战部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人民日报》从8日起开始摘登座谈会的内容。一个星期后，即5月15日，毛泽东"写出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发给高级干部阅读。文章指出："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对于为什么要把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登在报上，回答说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是毒草、毒气，以便除掉它、消灭它。"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得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篇文章不仅说明毛泽东已经下定反击右派的决心，并且基本上有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

为贯彻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的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这时候邓拓的总编辑位子正在过渡到由吴冷西取代。据吴冷西回忆：6月7日，毛泽东找吴谈话，决定派吴到《人民日报》工作，理由是："《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你去。"并说让吴冷西兼新华社社长。6月13日，毛泽东让吴冷西立即到《人民日报》去，并说了一段分量很重的话：

你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见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见《新闻战线》1988年第45期)

这段话的指向不太明确，吴冷西到《人民日报》工作，可能"遇到最坏的情况"，这是指什么，也不太清楚，甚至可能出现"五不怕"的指向。当然，毛泽东的用意绝不会是故作危言耸听的。随后不久，正式宣布，邓拓任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实际上已无实权。反右派斗争实际上已不由邓拓领导。

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在新闻界一种奇异的现象发生了。曾经受到毛泽东赞扬过的《文汇报》、《光明日报》，它们的社长、总编辑徐铸成、章伯钧、储安平等统统被划成右派，而被毛泽东痛斥过的邓拓，虽然某些权力被剥夺，却没有蒙受太大的灾难。这当然和邓拓敏锐的政治嗅觉是有直接关系的。他曾对胡绩伟说："可见当时按兵不动还是对的。"邓拓庆幸的当然不仅是因为自己没有被打成右派，而是他判断正确，且忍辱负重，避免了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受被划右派的劫难。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8期 彭总和我军反腐败　作者：冯　征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的教训特别值得注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和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过朝代兴衰的周期率问题；新中国建立前夕，毛主席把中共中央迁往北京，比喻成"进京赶考"。目的都是告诫我们，继承和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力戒骄傲自满，防止因腐败而覆亡。在反腐防变方面，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也的确曾创造出一些经验。建国初期，除了著名的"三反"运动之外，1954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布反腐防变"八八"指示的过程及其成果，也可以算作经验的一例。

50年代初，我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参与了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调查研究和文件的起草。这个文件是经党中央书记处讨论批准、毛泽东主席于1954年8月8日签发的。这就是在全军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八八"指示。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表扬军委及总政治部的这个文件，认为它抓住了当时党和军队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份文件出台的历史背景是：全国胜利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曾经发出要防止糖衣炮弹袭击的警告，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学李自成"。建国之初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毛主席又从全党全国大局出发，亲自批准枪毙了历史上有过功劳、但已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批判了党内滋长的追求享乐腐化、不求进取的情绪，号召全党在新长征中务必保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传统，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转入和平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高级干部中一些人居功骄傲、忘乎所以的情绪有所滋长，追求享乐一时成为风气。七届四中全会揭发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面对这个风气，如果听之任之，不认真加以解决，我们的党就难以正确认识和吸取郭沫若在抗战胜利前夕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提出的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也就难以避免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历代封建王朝盛衰成败的"周期率"。

"八八"指示的酝酿、起草和发出，前后经历了将近一年时间。1953年7月，彭德怀在朝鲜签订停战协定期间，发现志愿军某些高级干部有居功骄傲、追求享乐腐化的迹象，曾严肃地进行了批评。但也听到一些同志反映，这股风是从北京刮来的。说中南海组织舞会，选舞伴都要长得漂亮的。人所共知，彭德怀同志勇挑千钧重担，统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以美国侵略军为主体的所谓联合国军。彭总在朝鲜前线，响应中央防腐防变号召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三反"运动开始，彭总动员党小组同志对他批评监督。他听取警卫员建议，带头戒烟，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当有关北京的某些传言传到彭总耳朵里，他不免大吃一惊。性格爽直、嫉恶如仇的彭总，7月27日回到北京，立即查询了总政治部为中央警卫局选调女文工团员的电报，发现其中确有"面貌清秀、体态端正"等要求，选调过程中又有因预选对象不合乎标准被退回重选的事，引起部队强烈不满。彭总立即就这一问题当面向毛主席作了报告，并对有关人员提出质询。经查明，所谓选调舞伴事件是中南海警卫局以为中央领导同志举办舞会和开展警卫部队文化活动为由而提出，经总政治部批准后以成立文工队的名义而进行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对彭总的批评完全同意，责成签发批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和中央警卫局长作了书面检讨。彭总在向毛主席谈心中还反映，文工团到处唱《东方红》，歌颂毛主席是"大救星"，这和国际歌中的"从来没有救世主"是直接对立的，影响不好。毛泽东主席接受了彭总的直率批评和建议，立即下令撤销了成立不久的中南海文工队，并责成总政、总参裁减数量过大、人数过多的文工团和体工队。毛泽东主席还带头重申了我党我军所有领导同志一律"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地名，"活着的人不上舞台"等规定。党中央同时明确要求：这些都要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做起，自上而下地纠正自我颂扬、追求享乐腐化的风气。

1954年7月20日，彭总又在以他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报告中，共谈了四个问题。他把"自三反运动以后，一部分高级干部仍滋长着个人生活放荡、腐化堕落的恶劣现象"，作为首要问题向中央提出。他建议，对此"除就事论事、采取严肃态度外，拟于今冬或明春，召开一次全军范围的党的代表会议"，"而后再通过全党的力量，一直贯彻下去，以求彻底改正和克服"。

接着，"八八"指示出台。"八八"指示在肯定当时我军绝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是好的这一主流的同时，指出"也有若干党的高级干部，由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他们"追求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以致蜕化堕落违法乱纪，使我党我军和革命事业招致了损害"。"八八"指示分析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是有些高级干部"由居功骄傲发展到骄横和骄奢"。"认为党和国家的法律和规章，只适用于一般的人，对于他们是无可奈何的"。对上级的指责、同志的劝告和批评置若罔闻；二是"有些党委存在着严重的自由主义，对这些犯错误的，未能及时开展批评，进行斗争"。"由于缺乏组织监督和批评，使他们的错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八八"指示要求：切实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提高高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党的观念；严肃党的纪律，加强纪律检查，约束党员不正当的思想行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在这一指示中号召全军高级干部要认真接受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的教训，自觉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珍惜荣誉，努力学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八八"指示发出一年之后的1955年10月，总政治部向军委并中央作了《关于执行"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的综合报告》，报告说，"八八"指示发表后，"全军师以上党委先后召开了党委会或党委扩大会议，讨论了这个指示，对团以上党员干部普遍进行了一次教育，对犯有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错误的人进行了检查和揭发，展开了批评和斗争，并按照错误的情节，作了不同的处理。"《报告》评价贯彻这一指示的积极成果是，对居功骄傲、享乐腐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进行了深入一步的批判，实质上是对高级干部思想作风进行了一次整顿。据1955年7月统计，在贯彻"八八"指示中，经检查揭发发现，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师以上干部达百人之多。截止到《报告》发出时统计，已有97人受到党纪处分，其中37人并受到行政或刑事处分。"八八"指示的宣讲和贯彻执行，是一次效果很好的整风。通过自上而下的教育整顿，成功的扭转了居功骄傲、不求进步的情绪，挽救了一批陷入和即将陷入剥削阶级腐化堕落生活泥坑中的人；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经过活生生的教育，也大大提高了警惕和觉悟，增强了党性，加强了政策纪律观念，有力地纠正了"小节无害论"观点和自由主义风气，消除了群众对党的疑虑，密切了党内外的团结。与此同时，大力表彰了一批德才兼备、艰苦奋斗的干部和优秀的共产党员，倡导了艰苦朴素、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从而大大地加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部队面貌和风气为之一新。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8期 从瓦窑堡的窑洞开始　作者：牛克伦

50年代初，在一份自传中，我曾经写过：胡耀邦同志是我在延安工作时期的楷模，今后我还要努力向他学习。如今，耀邦同志已经作古，人民对他光辉的一生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这些步入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念起他，想到的常是一些小事。我想，这些"小事"，是不是能够作为对这位伟人革命生涯的一些注脚呢?

我和耀邦同志的交往，始于抗战初期。

1938年3月，我从抗大三期九队毕业，正逢一大队组建，组织上决定我到一大队任宣传干事。当时还没有设立宣传股，宣传工作的具体事务几乎全部由宣传干事承担，是个很锻炼人的岗位。

一大队住在瓦窑堡，远离延安，有180里路，是个独立大队，干部配备是很强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就是胡耀邦。对耀邦同志，我并不陌生，他曾到九队给我们上过课，他在政治课堂上那极具鼓励性的演讲，连同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窑堡是子长县(原安定县)的政治中心，是一个政治斗争尖锐复杂的地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所以这里既有我们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又有国民党的安定县政府；在军事上，有共产党的保安队，也有国民党的保安队。根据双方协定，县城内的地盘归国民党管辖，县城外归共产党管辖。随着抗大一大队的到来，当地的革命力量自然强大了许多，国民党右派既怕且恨，不断挑起事端。国民党县长田杰生是一个"磨擦专家"，他在群众中散布谣言，说"抗大害怕日本人，不敢上前线，在后方与民争利"，煽动群众不给抗大腾房子，不借给抗大生活用具，并且怂恿流氓、地痞夜间朝抗大宿舍和过往人员砸石头，围攻、袭击零星外出的抗大人员。

当时的斗争形势，对我们一大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正是在这样的时候，胡耀邦政委表现出了过人的胆识。他认真了解了当地的民情社情，并召集我们多次开会，研究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他决定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他亲自主持房东座谈会，介绍抗战的形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战的真相，宣传八路军的战绩，讲清抗大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驻在这里；2、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群众纪律，密切军民关系，发动全体人员向人民普遍开展宣传活动；3、必要时，由领导干部亲自出面，警告田杰生，与他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同志们很快地行动起来，军民关系迅速地得到了改善。一天，耀邦同志把我叫到他的窑洞里，对我说："大队研究决定，由我去见见田杰生，你跟我一起去，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带枪吗?"耀邦同志笑笑说："没必要。带支笔就行了，作作记录。"他那轻松的样子，根本不像是要深入虎穴，倒像是要去参加一个普通的座谈会。我知道耀邦同志身经百战，胆识过人，更兼口才出众，田杰生根本不是对手。

路上，耀邦同志向我讲了许多统战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并嘱咐我：要沉着冷静，有理、有利、有节。

田杰生的县政府是个不小的院落，门口懒洋洋地站着两个保安队员。我们连正眼看都不看他们一眼，昂然直入。听说有八路军找他，田杰生吓得半天不敢出来，后来知道来的只有两个人，而且没带武器，便又恢复了常态，皮笑肉不笑地钻了出来，他一口一声"胡政委"地叫着，敬烟沏茶。

耀邦同志开宗明义地说明来意，指出，抗日是全民族的大事，抗大是共产党培养抗日干部的学校，维护抗大就是支援抗日，就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希望田县长认清形势，顾全大局。

大概是认为八路军不能把他怎麽样吧，田杰生避重就轻，跟我们兜起了圈子，还厚颜无耻地吹嘘起自己的政绩。耀邦同志紧紧地把握住主题，问道："抗大到贵县以来，对民众秋毫无犯，这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有人却说抗大来与民争利，这明明是挑拨我军民关系，破坏后方安定。还有人侵占抗大校舍，袭击抗大人员，这些情况你知道吗?"田杰生赶忙说："我不知道，确实不知道!"耀邦同志问："你身为一县之长，而且自称那样能干，怎麽连这么重要的情况也不知道呢?"他的口气看似平和，实则字字千钧，逼问得田杰生说不出话来，他支吾半天，说："一定调查，一定调查。"耀邦同志严正指出：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会与他合作，凡是破坏团结抗日的人，都是汉奸，都不会有好下场!最后，他微笑着对田杰生说："惩治汉奸，恐怕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会不同意吧?"田杰生强作镇定，连声道："当然，当然。"

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说，田杰生这类人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既要同他谈，又要准备打。事情后来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但是，我们在这一回合的斗争中，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并且争取了群众，孤立了敌人，为一大队初到瓦窑堡的学习和工作，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而我，则对耀邦同志又多了一分了解，多了一分敬佩。

随着各项工作的不断开展，我同耀邦同志接触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几乎每天都要到他的房间去。经常夜很深了，他还在那里阅读马列经典、历史书籍，或者一个人思考问题。有时我刚一推门进去，他就对我说："牛克伦，你看我又考虑错了……"其实，他考虑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看到我茫然的样子，他往往会指指墙边的长凳让我坐下，告诉我，某件事他是如何按老经验去处理的，认为是十拿九稳，但是效果却不理想。

每当此时，我都会觉得是在面对老师的提问。然而这样的提问是令人兴奋的，深刻而不失轻松。在他面前，我无须顾忌，每每直言。他听了之后，有时会说：你说得有道理，有点水平；有时会说：你呀，和我一样，大错特错!然后，他定会围绕所谈的问题，深入浅出地讲出一番道理，告诉我正确的结论。如果我想不通，和他争论起来，他也不发火。

陕北的冬夜是寒冷的，耀邦同志的窑洞里有时连炭火也没有；户外北风呼号，室内一灯如豆，但是每一个曾在这里与耀邦同志相对恳谈过的人，大概都无法忘却那种如沐春风的情怀。

根据耀邦同志的指示，我们一大队办起了队刊。采访、编辑、排版都由我负责。我虽然在"一二·九"运动时也参加过"救亡时报"的编辑，但如今要比较全面地负责队刊的工作，真感到有些为难。

一天，我在耀邦同志那里汇报完工作正要走，他把我叫住，取出了一本我们准备出版送他审定的队刊。我心想，大概要挨批评了!谁知，他丝毫没有批评我的意思，而是把刊物摊放在桌上，一丝不苟地评判起来--报头该怎样画；版面为什么显得不够生动；所选文章该怎样取舍；以及怎样采访组稿……点点滴滴，细致入微。那神情，俨然是一位和蔼的老师在上课。

他的指点令我心服口服，同时感到惊异：一位贫苦出身、由红小鬼成长起来的领导干部，居然对办刊物如此内行!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问，笑着说："其实，我也是被逼出来的。在总校当政治部副主任时，毛主席让我编校刊，我对主席说，我没有经验，编不好。主席说：不会可以学嘛!可以向陈伯达学，也可以让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写稿子。今天，我也把这句话送给你--不会可以学嘛。你是知识分子，基础比我强得多，只要善于从实践中学习，就一定能把队刊办好。"

耀邦同志的话，就像是一把火，烧得我周身暖洋洋的；他的具体指导，又句句都说到点子上，真使我有喜出望外之感。我奔回窑洞，把这期刊物从头到尾，重新编排了一遍。天已大亮，我竟毫无睡意。早饭后，我把改过的稿子拿给耀邦同志，他仔细地翻看了每一页，笑着说："很好嘛，士别一夜，便当刮目相看!"接着又说："领导干部都要写稿，我带头!"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他不但大力提倡，亲自把关，还带头写稿，带动了全队的办刊热情，使刊物一期比一期办得好，受到了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不久，他在一大队又倡导发起了"斯达汉诺夫运动"(斯达汉诺夫是苏联的一个劳动英雄)，开展了热火朝天的革命竞赛。为此，耀邦同志连续给队刊写了几篇文章，指导运动的发展，总结群众的经验，一时间，更使队刊成了几千名学员的人人必读之物。我本人，也被光荣地评选为"斯达汉诺夫队员"。后来，罗瑞卿副校长得知了一大队的经验，率领工作组来观摩总结。耀邦同志把我介绍给罗副校长，罗副校长笑着说："我认识，他是大学生，牛克思!"罗副校长对我说："队刊办得很好，毛主席每一期都看，评价很高呢!"那晚，大队领导请罗副校长吃饭，耀邦同志让我参加作陪，我从不饮酒，但这一回，我开了戒。

事隔三十年，一次，谈起往事，耀邦同志忽然说道："牛克伦，在一大队，你办刊物办得不错嘛!"我说："那是因为有你政委带头写稿子呀!"他哈哈大笑，说："我那也是跟毛主席学的。毛主席让我办校刊的时候说不会可以学嘛，还说要各级干部带头写稿子嘛!"我马上就说那就请主席写一篇稿子吧!毛主席笑着说，你这个胡耀邦，马上就将军啦?后来，主席很快就送来了一篇稿子，就是那篇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我们刊登在抗大校刊第一期上，我还写了一篇编者按呢!"

他还告诉我，有两年事情是毛主席特别重视的：一个是办学校，培养干部；一个是办报刊，宣传党的路线。在这两个方面，要认真地向毛主席学习。

应该说，耀邦同志说的这些话，我当时是似懂非懂。直到粉碎了"四人帮"，他重新出来工作，在中央党校的领导岗位上，在高级干部中"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又充分发挥报刊的作用，勇敢地掀起"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的时候，我才似有所悟。当然，这是后话。

1938年底，耀邦同志奉调回延安任总政组织部副部长，临别时，他嘱咐我："多读书，多思考，大胆工作。"说完，从怀里取出一张照片送给我。照片里，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的红小鬼，背后写的是"克伦同志留念"。

1939年春，我随三大队奉命深入敌后，一去数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耀邦同志。1943年，抗大奉中央之命重回陕北，我仍住在瓦窑堡。有一次我到延安开会，便抽空去看他。他住在东山坡的一个窑洞里。虽然几年不见，有很多话要说，但看到他那忙碌的样子，又不好意思打搅他。耀邦同志却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详细地询问我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说，你应该到部队去锻炼，我告诉他，我曾几次申请，都因抗大的工作需要而未得到组织的批准。

建国以后，耀邦同志到地方工作，更忙了。我通常是逢年过节给他打个电话，聊致问候。有时在报刊上见到他的讲话，未经卒读，他那鲜明泼辣的谈风便扑面而来，仿佛又见延安时代。

直到1974年，耀邦同志在经历了一番磨难后，从"干校"回京，尚未分配工作；我也因"莫须有"的罪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而赋闲在家。也算是因祸得福吧，终于有机会常去看他了。几十年不见，历经风雨，他的性情还是那样鲜明豪爽。案头摆着马列著作和古今典籍，屋中经常坐满来听他议论的老战友、老部下。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因言获罪之事仍时有所闻，但听他纵论时政，抒发胸臆，每觉痛快淋漓，受益匪浅。谈到"文革"，谈到许多老同志受到的迫害，他满怀忧愤，拍案说道："文化大革命，搞得凄凄惨惨戚戚!不能再搞下去了!"这在当时，实属惊人之语。

作为一位革命家，耀邦同志的身上又时刻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使接近他的人深受感染。那时，他的一些应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只能坐公共汽车去参加中央的会议，他说，王震同志曾关切地问他：你是怎么来的?他说：坐公共汽车。然后又用双腿比划着说：我能上能下!说得王震同志等哄堂大笑。大家知道，耀邦是在讥讽对老干部的迫害，彼此心照不宣。我至今记得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哈哈，我把王胡子逗得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和老战友王恒同志一道去看他。耀邦同志说："今天出去散散心吧，我刚领到工资，请你们吃饭。"他要了车，一行直奔颐和园内的听鹂馆。落座之后，耀邦同志从口袋里取出一瓶酒，一瓶很普通的酒，对我们两个说："今天喝这个。"我和王恒都摇头，说老领导请吃饭怎能喝这种酒，而且还自己带。耀邦同志摆摆手说："这酒里有个故事，咱们先讲故事后喝酒--你们知道，我住的富强胡同离灯市口、王府井很近，我经常在那一带的大街小巷走路锻炼，昨天，我走到百货大楼，想去买瓶酒，进去才知道买酒要凭购货证。我说：我没有购货证。售货员说：那你带了别的什么证件没有?我翻了半天，找出一个李昭同志(耀邦同志夫人)的户口本。小伙子接过去看看说：李昭是女的，你是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胡耀邦，刚从干校回来，还没有本。小伙子说：你就是胡耀邦?我说，对呀!他又说：你是走资派?我说：对呀!他说：好!你买酒不要本，随便买!"

听到这儿，我和王恒哈哈大笑。耀邦同志也笑了，他给我们斟满酒，举杯说道："你们说，这瓶酒是不是很有意义呀?要知道，人家敬重的不仅是我胡耀邦，而是所有老干部!这里有人心的向背呀!"说着，他的表情变得十分严肃，就像当年给我们交代任务："所以，对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你们一定要有信心!你们要告诉能见到的老战友，不要光在那里发牢骚，要抓紧时间学习，锻炼好身体，做好重新工作的准备!"

1976年10月，人民的火山终于爆发了，"四人帮"在顷刻间灰飞烟灭。耀邦同志身居要津，为拨乱反正而殚精竭虑。我也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听说，他家里经常坐满了人，有请示工作的，有诉说冤情的，来自全国各地，排队等着和他谈话；有的，还临时住在他家里，由他自费接待。我完全能想象出那种场面，同时为他的健康担心，决计尽量不去打搅他。

后来，我只和耀邦同志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他担任中组部部长之后，另一次，是在他担任总书记之后。两次都是老战友们相约，登门向他祝贺。没有时间深谈，没有时间叙旧，更没有把酒言欢，甚至连过多的寒暄也没有。短暂相聚，我们的老首长、老教员耀邦同志用他特有的方式，给我们上了最后的两课。

第一次，他说："我当了组织部长，你们很高兴，我也很高兴。大家都是受到四人帮迫害的，所以，我们绝不能搞四人帮那一套，不能任人惟亲。今后，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是谁都不要向我伸手要官，要依靠组织。"

第二次，他说："我当了总书记，还是那个胡耀邦，一个人绝不会因为职务高了水平就高了。你们接触群众的机会多，大家有什么意见一定要告诉我!"

这就是我听到耀邦同志说的最后两段话，两段普普通通却又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他与我的谈话是从瓦窑堡的窑洞里开始的，以此成为尾声。

（责任编辑　程度）

2000年第8期 徐海东和他生死相守的妻子　作者：崔向华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称赞"红色窑工徐海东"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毛泽东称赞他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民间传颂他是"中国的夏伯阳"。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九次负伤，全身被子弹打伤17处，而每次都能化险为夷，一次次从死神手中抢救出徐海东的，是一位名叫"少兰"的女子。

1934年11月16日，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三千名将士高举起"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河南罗山县出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本来这支部队中的七个红军女护士都决定留在鄂豫皖根据地，但她们坚决要求跟部队走，一片哭声终于惊动了军团长徐海东："为什么哭鼻子?为什么不服从组织决定?"年纪最小的周少兰天不怕地不怕地说："我们都是逃跑出来参加红军的，我不能再回去当童养媳。部队就是我们的家，我不能没有家。再说，行军打仗，难免会有战士受伤，前线需要我们呀!"徐海东被说服了。

长征途中，周少兰和女伴们舍生忘死，在炮火中把一个个受伤的红军背到荫蔽所，及时救护。在陕南激战中，身先士卒的徐海东不幸负伤。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方钻进去，由颈后穿出，由于失血过多，生命危险。经医生抢救后，虽然止住了血，可是徐海东的喉头仍被血和痰堵着，呼吸很困难。医生很着急，但也想不出个办法。紧急关头，站在一旁的女护士周少兰说："让我来试试。"她毅然伏到徐海东的身边，用人工呼吸，一口又一口地将老军长喉咙里的淤血清吸出去。徐海东得救了!在缺医少药的战争环境里，周少兰四天四夜看护着徐海东，眼不阖拢，衣不解带，硬是从死神手中把军长的生命夺了回来。恢复健康的徐海东感激她的照顾，一次交谈中，建议她将名字"少兰"改为"东屏"，即徐海东的保护屏障之意。不想这一改，竟促成他们日后相知相随几十年。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徐海东和吴焕先、程子华指挥部队，粉碎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千里，威逼西安，进军甘肃，然后北上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早在北伐时期，徐海东就是叶挺所在的铁四军的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一举冲垮敌人四个炮兵连；1927年麻黄起义后任自卫队长，号称"徐老虎"，歼灭了许多地主民团，地主豪绅对他恨得咬牙切齿。民团头子蒋少瑗趁徐海东带游击队转战之机，火烧了徐家窑。徐海东家中成了一片废墟。1932年，红军转移川陕边区后，徐家被国民党反动派杀死66人，其中，近亲27人，远亲39人。

周东屏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就失去了母亲，被人拐卖作了童养媳，受尽欺凌。1931年3月，13岁的她就参加了革命，任安徽六安三区少先队大队长。1932年10月，她成为红军中的一名小护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十五军团护士长、党支部书记。

1935年9月，这一对战斗情侣在长征中举行了婚礼。徐海东指挥的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被毛泽东称誉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一次交谈中，徐海东向毛泽东介绍了周东屏，徐海东说："她从小受苦，没念过书，也是个粗人。"毛泽东笑了，说："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粗人的革命，工人、农民的革命。等情况好起来，我们要办些学校，让粗人都变成细人!"徐海东很高兴地笑了。

抗日战争中，徐海东率部深入华北、华中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由于伤痕累累，经常发病，他经常带病指挥作战。大家劝他不听，徐海东老话一句："枪声一响，什么病都没有。打仗能治百病。"周东屏既要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照料孩子，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丈夫恢复健康。徐海东常常感到，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妻子既当战士，又做妈妈，实在难为她。对周东屏说："我们结婚太早，使你受累，不能更好地进步。"周东屏毫无半点怨言，当死神又一次临近徐海东时，她以惊人的镇静和勇敢，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

那是1939年9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的徐海东，经西安、洛阳，向皖东江北指挥部进发。一路上紧张、劳累，加之天气又冷，徐海东肺病复发，咳嗽不止，大口吐血，接连十几天没有好转。刘少奇将他扶上担架让人抬着走。到指挥部休息一会儿后，徐海东继续率队东进，取得了皖东反扫荡中的重大胜利。1943年冬，徐海东旧病再发，吐血不止，高烧昏迷，病倒在战场上。

同志们已经在绝望之中为徐海东准备后事了，周东屏没有放弃最后一丝希望。她把孩子托付给警卫员，天刚蒙蒙亮，便踏上了崎岖的山路去采药。又请来老中医，终于又一次使徐海东起死回生。由于病情严重，毛泽东知道后，电令徐海东"静心养病，天塌不管"。

1940年以后，徐海东积劳成疾，只能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又几次生命频于垂危，这年冬天，中原地带的雪很大，使通往前线指挥部的电话中断了。徐海东不知前线战事日夜不安，深夜他叫周东屏亲自去指挥部联系。生性要强的周东屏顶风冒雪一步步走到前线司令部，天亮时带回了前沿的消息和文件报纸。徐海东听读了文件和报纸，欣慰地说："只要不死，一天不能和前线失去联系。"

徐海东很爱同生死共患难的妻子。长征中，徐海东头部负重伤，她一直守护；红军东征时，徐海东从马上摔下来，又是由她日夜照看。抗日战争爆发后，从大后方来了许多有文化的女青年学生。一次，有位同志向徐海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要改组吗?我帮你介绍一个漂亮的大学生。"徐海东一听这话，生气了，说："混话!东屏是受苦人，我是泥巴人，我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我怎么能干那种事!"

有时病痛难忍，徐海东就吼叫："给我枪，给我枪!不能上战场，不如死了好!"他用拳头敲击着担架喊叫："快抬我走。我要到前线去!"周东屏跟随徐海东在担架上"打游击"五年。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徐海东看到中央发来的电报，高兴地对周东屏说："咳咳!我这个病号，把小日本熬垮了。"周东屏想的是抗战胜利了，丈夫可以送进条件好的医院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枪声骤然响起，从华中到山东，他依然是在担架上度过的。战局发展不利时，使病中的徐海东心急如焚，夜里彻夜失眠。许多老战友都知道，对徐海东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战争胜利的消息。每逢前线打了胜仗，陈毅、粟裕、谭震林、许世友等前线的战友们，很快派人给徐海东送来战报和战利品。他们有空还会亲自去看望徐海东。1947年9月，中央军委给徐海东的电报，要他和一部分后方人员，速从海上转移去大连。

徐海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华东战场。没想到，从山东到大连，徐海东的生命出现了奇迹。大连市委为徐海东请来肺病专家和苏联名医，经过全面检查和治疗，病体和战伤逐渐康复，在警卫员和周东屏的照顾下，他能离开病榻下地走几步了。全国解放了，徐海东激动地对周东屏说："我能够活到今天，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你，太苦了你了，要不是你日日夜夜地照料，里里外外地操持，我哪能活到今天?"苏联远东军区卫生部长曾夸奖周东屏说："徐将军活下来是奇迹，夫人的照料太伟大了。"徐海东曾充满深情地写下《赠东屏》一首诗："尊我护我细用心，养儿育女劳其神。宾客来至盛情待，贤妻良母好心人。"

1950年8月20日，毛泽东的亲笔信从中南海飞到大连："海东同志：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此复，顺祝愉快!"1951年5月30日，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大连看望徐海东。周恩来紧握周东屏的手说："你把海东同志照顾得非常好，把党交给你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为党作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感谢你。"徐海东居住大连九年，周恩来三次专程前去探望。第二次是1955年徐海东被授大将军衔之后，周恩来又来到大连文化街75号。徐海东十分不安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长期养病，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太少了!授我大将军衔太高，我受之有愧啊!"周恩来握住徐海东的手说："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这句语重心长的话，是对这位窑工出身的红军高级将领功勋、才能的准确评定。徐海东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周东屏也为党和人民，为军队建设做出了贡献，立下了功勋。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周东屏照顾徐海东也给予了很高评价。1957年6月，她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60年8月，她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校军衔。1978年2月她被选为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

1956年9月，徐海东移住北京观音寺一号。不久他以中央军委委员和国防委员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八届中央委员。1970年3月25日，在郑州病逝，时年70岁。

(责任编辑刘文)

2000年第8期 人民炮兵开创者朱瑞　作者：高　华

现今的人们对朱瑞这个名字已是很陌生，只记得前几年上映的革命战争电影《辽沈战役》中有一个片断：在行进的四野指挥列车上，参谋长刘亚楼向四野政委罗荣桓报告，炮兵司令员朱瑞在义县阵地触雷牺牲，罗荣桓闻之，面色凝重，从不抽烟的罗荣桓点燃起一根香烟，并嘱刘亚楼暂不要将此消息报告四野司令员林彪。

朱瑞牺牲得太早，被人们逐渐淡忘了。

朱瑞是那个充满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激情年代的产儿。像那个年代的许多激进的革命青年一样，朱瑞从广州出发，踏上了赴俄之路。从1926年初至1929年7月，朱瑞先后在莫斯科学习近四年，在他的同学中，有邓小平、左权、傅钟、李卓然这些以后成为中国革命领袖和人民军队将领的知名人物。

1927年夏，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未能立即返国，而是被共产国际分配至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还有一件并非无关紧要的事，1928年夏，经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等6人介绍，朱瑞加入了苏共。此米夫，即以后王明的后台，中国革命史上有名的"反面人物"。后来，有人批判他工作失误时，还记下了这笔政治"小账"。

1932年初，朱瑞在上海中央工作两年后被派往中央苏区时，他只有27岁，被委以红五军团政委的重任，1934年春在瑞金召开的"二苏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4年8月，中共中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层核心"三人团"，为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紧急展开各项部署，被誉为"文武兼备的红军指挥员"的朱瑞，被调至中央红军的主力--红一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他的副手是罗荣桓。红军到达陕北后，朱瑞随红一军团参加过东征战役，以后还以红军代表的身份与东北军骑兵签订了抗日协定，并在1936年底至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担任过半年的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全面抗战开始后，朱瑞被调离部队，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继而又任北方局驻太行区代表、北方局组织部长等职，主要从事与华北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抗战之初，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中共面临新的历史转机，1939年6月朱瑞被派往山东，担任由徐向前任司令员的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政委，不久，朱瑞又被任命为中共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山东分局机关书记。

1939年至1941年，中共在山东已建立起79个县级政权和县级武装，根据地人口约1200万，面积达36万平方公里，占山东全境面积1／5强，115师发展到76万人，山东纵队发展到54万人。1941年8月，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由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两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由罗荣桓任书记。

1941年后，日寇加紧了对中共在华北各根据地的进攻，山东抗战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日寇施用"拉网合围"、"铁壁合围"等极残酷的手段频繁进攻根据地，致使山东根据地的面积急剧缩小，某些地区的根据地已被敌人压缩到"东西十几里，南北一线牵"。全省根据地的人口从1200万锐减到730万，大批抗日军民惨遭日寇杀害，在牺牲者的名单中，有朱瑞的妻子、山东分局妇女委员陈若克和她刚出生的儿子。

根据地蒙受重大损失，使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也趋于激烈。早在1940年9、10月间，山东分局领导和115师师部之间就曾在军事战略方针问题、抗战问题和山东纵队与115师会拢等问题上有过不同争论，1941年9月后，罗荣桓更对分局在领导山东抗战上的某些失误不止一次提出过意见，1942年，形势愈加严峻，解决高层分歧，统一领导机关的认识已成为当务之急。罗荣桓致电北方局和中央，建议分局召开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来参加，以总结山东工作，明确今后目标。毛泽东同意了罗荣桓的请求，电召正欲返延安的刘少奇，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考察山东形势，并对领导机关内部的争论作出裁决。

此时的刘少奇虽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却担负着极为重要的中共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务。1942年4月，刘少奇抵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一住四个月，对山东问题作了广泛调查，得出结论：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是中共山东分局主要领导同志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

刘少奇批评朱瑞对党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执行不力，缺乏战略眼光，反顽斗争瞻前顾后，失去许多"先机"；其二，严重忽视发动群众，未能广泛展开减租减息；其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党八股；其四，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

刘的批评基本符合实际，作为山东分局负责人的朱瑞实难辞其咎。朱瑞被批评的最突出之处乃是对中间势力的"抗敌自卫军"的过分热心。对统一战线方针的理解机械僵硬。他未能接受罗荣桓、江华等的意见，而是去帮助某些进步人士组建军队，供给经费和武器，使其成为在根据地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组织。在这个事关党的领导权的关键问题上，朱瑞确实犯了大忌。

朱瑞在山东是独当一面的高级领导干部，他颇善于做鼓动性的大报告，他甚至为推动根据地的婚姻制度的改革，作过几小时的动员报告。

山东根据地若干地区的"肃托"，虽经制止，但终未断根，以后又与"锄奸"夹杂在一起，造成不应有的失误。

朱瑞，这颗一度闪烁的星辰黯淡了。1943年8月，朱瑞奉调返回延安，中央立即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

1943年3月，延安实现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一元化领导格局。各大战略区的一元化体制也相继确立：晋察冀--聂荣臻；晋绥--贺龙；太行--邓小平；山东--罗荣桓；华中--饶漱石。

朱瑞回延安后，被安排进入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学习，这个学习为时颇长，有近两年的时间。

朱瑞在延安的学习，产生了一个成果，这就是他写的《我的历史与思想自传》，对自己一生的经历作了严格的解剖。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朱瑞又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对自己在山东工作期间的缺点错误作了深刻的检讨。这个充满自我批评精神的发言，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中共七大上，朱瑞未当选为中央委员。

朱瑞早年留苏的经历，瑞金时期之被重用，随着时空的转移，此时已成为某种消极性的背景。在某些同志眼里，朱瑞的上述经历，已够划入"教条主义者"一类。延伸下来，抗战前期，山东工作屡失"先机"，此又可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挂上勾，至于善作"自由婚姻"一类的大报告，正可证明"教条主义者"具有的夸夸其谈的"党八股"的特征。

抗战胜利，中共又面临新局面，此又是用人之际。在延安的各路战将秣马厉兵，纷纷奔赴白山黑水，大江南北。延安总部没有忘记还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朱瑞，中共七大后，本拟任命朱瑞为军委副总参谋长，渴望再赴疆场的朱瑞主动请缨，要求去干自己的老本行--炮兵，朱瑞的愿望获得了满足，被派任为延安炮校的代理校长。

延安炮校乃是今天人民炮兵的摇篮。在八年抗战中，因长期游击战争的限制，延安炮校偏居延安远郊，训练、生产、垦荒，又因炮校许多同志曾在苏联留学，或是从国统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党内大奸康生插手策划的"抢救运动"中，多数同志被打成"特务"、"奸细"。朱瑞在短时期内就将炮校恢复，将人心理顺，继而率学校奔赴东北战场，实在并非易事。

在东北，朱瑞发出了生命的最后光华，这位当年的大战略区的第一把手，现在成了林彪的麾下，他以延安炮校500名骨干为种子，仅仅三年，东北野战军就发展到16个炮兵团和一个炮兵纵队，拥有各种火炮4700多门。

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革命者需要为理想承受一切的磨难，艰辛，包括革命阵营内部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各种隔阂和误会。然而革命年代，革命为最高价值，个人荣辱皆可全抛。朱瑞触雷阵亡，也是他革命一生的最后的自我完善。

是年，朱瑞43岁。

(责任编辑　刘　文)

2000年第8期 从东莞腾飞看邓小平理论的无穷威力　作者：林　若

编者按：前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同志，曾长期在广东省东莞县（现改东莞市）工作。这篇文章，是他近日访问东莞有感而专为本刊撰写的。确凿的材料，再次证明了邓小平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无比正确。江泽民同志也说过，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什么事情都好办。作者用东莞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一踏上东莞（市）的公路，就为这里的繁荣景象所吸引。到处是车水马龙、熙来攘往，一派兴旺发达、生机勃勃的景象。

东莞有13600多家外资历企业（含"三来一补"企业），7200多家私营企业，5400家集体企业，1500多家国有企业，此外还有11万多个个体工商户，组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一万多家外资历企业中有22家为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办的企业。在这一大批企业群中，属于高新技术的占53家。

这些充满活力的企业，每年为社会生产大量财富，1999年出口总额为151亿美元。以市为单位计算，仅次于深圳和上海，居全国第三位。去年为国家提供的外汇顺差达27亿元，比上一年度增长17.9%，居广东"四小虎"之首。他们对外商独资企业，只算工缴费、管理费的收入，不算产值。如果按产值属地统计，生产总值估计不下1000亿元。还有几个庞大的数字：去年用电量达123.4亿千瓦小时，仅次于广州、深圳，居全省第三位。程控电话与移动电话用户达111.9万户，一年增量达35.6万户。邮电营业额达51.6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1040亿元。年末人民币存差516亿元，比上年增长22.6%；外币存差6.9亿美元，增长85%。城乡居民存款达616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2.6亿元。这些数字足以说明东莞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蛋糕越做越大，而且连续几年，都大体上保持这么好的增长势头。

东莞市本身人口160多万人，由于工商企业的发展，吸收外地劳工达200多万人，形成庞大的劳工市场。有的乡针本身人口只有三几万人，而外来劳工则达十余万人，乡镇之间形成梅花形结构并且联接起来，与中心市区之间形成纵横数十公里的卫星城市群落。他们自称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

东莞经济发展成今天这样的格局，有其特别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发展模式。它处于广州到深圳两个大城市之间；拥有水陆多条交通线路，几个小时就直达港澳；在香港有几十万东莞同乡。东莞在改革开放前是广东省有名的农业大县，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了经留大市。他们一贯重视发展实业，不尚空谈，不唱高调，默默耕耘，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

改革开放之初，东莞一没次金，二没技术，只能从"三来一补"开始，艰苦创业，积累资金，逐步发展。当时在广东省的"四小虎"之间，被认为是一种较为后进的办法，被人看不起眼。当时的"三来一补"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也低。但是东莞人并不嫌弃这些落后的手工作坊式的加工业。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扩大，一步一步地升级换代，才有了比较像样的加工业，出现了现代城镇的雏形。涌现出远近闻名的虎门服装市场，厚街家仫市场，大朗毛市市场等。集体经济的发展逐步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一个镇大体上相当于一个小城市。还应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看准了就大胆去闯去冒。对外开放，对内放宽政策，对下放权，让市（当时是县）、乡镇、大队（行政村）、小队（自然村）、个人一起上，形成一种满天星斗的发展态势。表面上看来有点乱哄哄的样子，实则把压抑多年的积极性，一下子释放出来，形成势不可挡的发展局面，把全民的积极性发挥出来了。国营、集体、民营、外商，各种经济成分都在中央允许的政策范围内放手发展。经过20多年的努力，形成今天这种蓬勃发展的规模。从这里可以看到，是一个积极性好还是多个积极性好？是一枝独秀好还是百花盛开好？过去有些人把引进外资、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看成是搞资本主义，说什么姓"社"姓"资"，什么公有私有。东莞人在80年代初期，通过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通过切身体验，内外对比，早就抛弃了这一过时的论调，放放手发展各种经济成分，放手发展对外加工贸易。他们从历史对比中深刻认识到：只要生产力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什么事情都好办。拘泥于僵硬的意识形态，并不能把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自以为正确，实则是思想僵化。经济不发展，无论唱什么调子都是无济于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之后，广东掀起一场大发展的高潮，多数地方在取得明显的建设成就的同时，一时间不看需要与可能地引进外资、搞开发区、搞房地产等，一时间到处开花，四处冒烟。这些现象东莞也出现过，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家大业大，管理混乱、家底不清。有的乡镇和部门不顾经济效益，盲目举债，甚至高息集资，乱上项目；有的地方奢侈浪费，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以致开支越来越大，债务越背越重，还本付息能力越来越弱，金融债务风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市委市政府不是听之任之，置之不理，而是敢于从实际出发，在没有上级部署的情况下，不顾一些乡镇干部的反对，坚持清产核资，加强管理，消除隐患，使企业有健康发展之路。1995年抽调1200多人，从市属到乡镇、村全面进行清产核资。1996年又结合镇区换届进行届终审计，要求每个乡镇领导都要填写好交班任务书，防止责任不清。在此基础上，对财务收支和还本付息能力进行分析，批判那种"有钱花晒(用光)，无钱靠贷，还钱靠下一届"的不负责任、吃大锅饭的思想。1996年换届工作一结束，全市迅速开展了加强管理、增收节支、减债降息的工作。当年就节省行政经费1.04亿元，压缩非生产性开支3.3亿元，并清理了高息集资。通过增资、减债、降息，全市这一年减少利息支出近10亿元，从而使金融债务风险得到及时防范。

在清产核资中，发现万江区(镇)和二轻集团公司资不抵债，财务管理非常混乱。市委以此为典型，组织全市五套班子、机关部委办局一把手和各镇委书记共200多人，深入下去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要求每个人都要通过解剖典型、写出有深度的调查报告，挖出资不抵债的根源，找出应吸取的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一成功之举极大地教育了中层干部，也为近几年来东莞经济的健康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防止挥霍公有财产或化公为私、贪污挪用的滋生。他们致力于制度建设，其主要措施有：在执法和行政部门实行收支两条线制度，推行一个窗口收费，委托银行代理行政事业单位的收费，实行征、管、用三分离；加强集体物业的管理，对政府和集体的物业统一回收，造册登记，重新估价招租；加强区镇和农村的财务管理，实行民主理财，定期公布收支情况，接受群众监督；同时大力推行农村会计委派制和财会电算化。

这些措施一环紧扣一环，使市各部门以及乡镇村之间的管理制度逐步健全起来，有效地堵塞漏洞，有利于廉政建设，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长期以来，东莞市委、市政府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包括物业投资)，而排除在竞争性企业投资(福地彩管厂是惟一的例外，由于及时对其采取混合经济的模式并顺利上市，已排除了险情，出现了生机)，对镇区及农村基层等，也基本采取这一投资取向。因而避免了像别的地方那样走了一段弯路，辛辛苦苦办起来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现在不改革就办不下去，并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而东莞则在这20多年中依靠物业建设，积聚了1000多亿元的集体经济资产，巩固了集体经济地位，增强了人们对集体的凝聚力，更好地解决了共同富裕的问题。

东莞市委、市政府一贯致力于营造投资环境。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不断改善硬环境的设施，提高软环境的服务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镇两级政府，致力于为企业排忧解难，帮助企业发展壮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政府为企业的申办、厂区建设、招工、后勤服务、直到投产后一个窗口收费等，提供周到的服务，排除了部门干扰。对出口报关、举办展销会等都大力予以协助，真正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严格执行政策规定，使内外商在东莞办企业感到放心、顺心。他们用不着到香港招商，各地客商慕名而来。近几年，新来客商络绎不绝，而原有客商则增资扩大生产规模。光去年即新增投资14.3亿美元，其中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就占43％。而省内有的地方只重视硬环境建设而不重视软环境的建设，或者不重视政府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外商便对到他们那里去投资，多数裹足不前。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做好为企业服务的工作多么重要。

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至1999年底，东莞市已有2800多家电子信息产品的生产厂家，年产值770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1％，电子产品出口总值66.8亿美元，占全市出口总值44％。已有22家跨国公司在这里投资设厂，参与电子信息制造业，如IBM、诺基亚、朗讯、三星等，而国内有名企业如清华同方、北大方正、联想集团等也纷纷前来设厂。可以预料，用不着很长时间，东莞将一跃成为中国的IT名城。

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思想观念的更新，推动着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生活也改善了。去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95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117元。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1999年财政税收达70.7亿元，其中国税39.68亿元，地税15.69亿元，海关关税10.59亿元。这再次证明邓小平同志说的"发展是硬道理"和"三个有利于"理论的无比正确。

东莞经济的发展也再一次地证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多么重要。一个地方不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就不能把本地的事情办好。东莞市委头脑清醒，当发现有新情况新问题的时候，该抓什么就抓什么，不断探索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如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当看到许多新办企业向"国营"趋同时，他们便改变投资方向，着重发展物业生产，退出在竞争性企业的投资。当发现政企不分导致管理混乱、资不抵债的时候，就主动进行清产核资，建立制度，堵塞漏洞，促进廉政建设。这些举措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对工作没有高度的负责精神也是做不到的。陈云同志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永远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座右铭。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0年第8期 改革开放的风云人物袁庚　作者：卢　荻

香港招商局 "第二十九代掌门人"

袁庚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创业人。青年时代，日军侵华，国难当头，他投笔从戎，参加了东江纵队，担任东江纵队的情报科长、处长。1944年，盟军准备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登陆，东江纵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派袁庚负责筹建联络处，和美国派来的情报组合作，向盟军提供情报，得到盟军的赞誉，被认为对美国战略部队"有决定性的贡献"。抗战胜利后，袁庚又和驻港英军谈判我党领导的华南游击队撤出香港以及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事宜。1946年6月，袁庚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曾任作战科长、炮兵团长，先后参加了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南下，后又参加广东战役，他率领炮兵团参加了解放珠江口外的伶仃、大铲和万山群岛的战斗。50年代初，袁庚随陈赓抵达越南北方，成为胡志明的抗法军事顾问。1955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时，袁庚任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他为周恩来总理的安全，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文化大革命"中，东江纵队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袁庚更因抗战时曾与盟军情报组合作被打成"国际间谍"，关进北京秦城监狱，"铁窗戏蚁"达七年之久。

1974年，袁庚的老上级曾生的冤案平反，任国家交通部副部长。袁庚也从监狱出来，到交通部外事局任局长。他因业务关系再次赴香港。故地重游不禁大吃一惊，他看到香港一改50年代的落后景象，如今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商品琳琅满目，一片繁华。但每每从电视里看到偷渡到香港的大陆年轻人，戴着手铐被遣返回内地的镜头，心里便很不是滋味。不久，他回到老家深圳大鹏，只见满目贫瘠荒凉，许多乡亲家徒四壁。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不啻有天壤之别，深圳河两岸的强烈反差，深深刺痛这位共产党人的心。他想，香港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这么繁荣，香港人都能做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

袁庚这次是奉交通部部长叶飞之命，到香港招商局调查经营情况的。招商局是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筹备建立起来的我国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其业务远及南洋及欧美西方各国，后来经营范围扩展到钢铁、煤炭、纺织、金融等部门，解放后，为上海市军管会接管。

袁庚在招商局深入调查研究后，为重振招商局雄风，加快经济发展，他代交通部起草了一份报告，即《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改变经营方针，冲破束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等等。10月9日，交通部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呈送这一报告，三天之后，中共中央五个正副主席都圈阅了报告。

交通部以中央关于"立足港澳，依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的批示作为经营方针，10月28日，决定由第一副部长曾生兼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调袁庚任常务副董事长。袁庚成为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

创办中国大陆第一个出口工业区

袁庚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寸土寸金，难以扩大业务，因此，就想在靠近香港的地方，搞个基地，一来引进香港的资金、技术；二来发挥国内的有利条件。找来找去，他们认为蛇口最合适。1978年11月22日，袁庚到广州找到主管广东省革委会工作的刘田夫，向他介绍招商局打算在广东宝安邻近香港的沿海地带筹建出口工业区，建立一批与交通航运有关的工业企业的构想。曾生、刘田夫、袁庚是解放战争时期两广纵队时的老战友，建国后他们仍经常来往。

刘田夫听了袁庚的介绍和构想，认为和广东建立出口基地的设想不谋而合，当即表示："这是大好事，有利于国家和广东现代化建设，我当然支持!"

12月18日交通部部长叶飞、副部长曾生、国家经委副主任郭洪涛以及袁庚等抵达广州，和刘田夫等具体商谈筹建工业区的问题。刘田夫表示，征地、用地、拆迁、基建、招工等等，凡是广东省革委会权力范围内能解决的问题，广东责无旁贷，全力帮助解决。双方经过实地考察和比较选择，最后确定在蛇口兴建工业区。

19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和交通部联名写报告上报国务院。1月31日，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驱车前往中南海向李先念、谷牧汇报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构想。当说到在蛇口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招商局工业用地时，李先念以浓重的湖北口音爽快地说："给你一块地也可以，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彭德清和袁庚喜出望外，壮壮胆子要了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地方。后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人说，袁庚当时应该顺口从李先念那里将整个南头半岛要下来。袁庚后来回忆说："当时不是我们想不想要的问题， 而是一个敢不敢要的问题。"李先念在答应给招商局划地之后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外汇和国内结合起来"，"我想不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李先念还在报告上作了批示："拟同意，请谷牧同志召集有关同志议一下，就照此办理。"2月2日，谷牧召集国务院有关同志开会，研究具体落实事宜，批准由香港招商局投资开发，在宝安县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的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1979年炎夏7月，袁庚率领一批拓荒者踏浪而来。当时的蛇口，一片荒滩野岭。海面上时常漂浮着令人痛心的被大海吞没的偷渡者的尸体。袁庚他们在蛇口点燃了第一响开山炮，蛇口工业区从此诞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跑点，袁庚也随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的风云人物。但在那时，招商局内部不赞成办工业区的大有人在，交通部也有人说袁庚不务正业，甚至有一位负责人警告袁庚："到头来，你们会在蛇口人财两空，鸡飞蛋打的!"

蛇口工业区的开发，确实走的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带有很大的风险性。蛇口是中国第一个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进行国土开发的工业区。当时外商虽对到中国投资很感兴趣，但因被西方称为的"铁幕"刚刚拉开，加之投资法规尚未建立，很多外商都持观望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蛇口。为了吸引外商前来投资，招商局利用企业留成利润，注入将近1亿元资金，移山填海，开出一平方公里的地方，又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搞好了"五通一平"。接着，袁庚大胆从香港银行引外资，到1984年，借来的15亿港元(流动资金不算在内)，兴建了80多个工厂企业和一批生活服务设施，开通了国际微波通信和直通香港的客货运码头。随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外商纷沓而至，不出几年，就将8平方公里的荒滩秃岭变成一座现代化的工业小城，数百家三资企业平地而起，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蛇口员工的工作准则和座右铭。不要国家拨款，自筹资金，自担风险，高速度地发展工业的模式，已被称之为"蛇口模式"。

蛇口--改革的"试验场"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宦乡曾说袁庚对计划经济一窍不通，所以才搞出一个蛇口工业区来。袁庚过去活跃于军界、外交界，确实不懂经济。1975年，他陪丹麦B＆W公司的总裁参观上海的造船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的经济管理。从上海造船厂与B＆W公司的造船厂的对比中，他开始醒悟到，中国的国营企业存在着政企不分、企业变成政府有关部门的附属物的严重弊端。因此，一开始经营蛇口的时候，袁庚就意识到，如果照搬计划经济那一套，将难以摆脱旧框框的桎梏。工业区的成败，将取决于能否冲破条条块块的行政干预，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所以，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沿着一条探索改革的道路前进，他在蛇口这块几平方公里的荒地上，大胆地进行了改革尝试。

袁庚说："蛇口的实践，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改革的试验。"他在一次对中外学者的演讲中说，"要移植、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设备，建起一个繁荣城市不难，难的是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来适应这种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进步的人，进步的社会，是任何国家经济起飞的前提"。因此，在蛇口造就进步的人，创造一种进步的社会环境，是袁庚孜孜以求的理想。

后来，袁庚多次对人说，蛇口所以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这并不是我们特别聪明，特别有远见，说穿了，这些改革是由我们的资金来源方式和我们的经济地位逼出来的。蛇口的开发资金，除回收的钱之外，都是从香港银行借来的。招商局和我本人都下不了台，都要负法律责任。"因此，还贷的压力迫使袁庚他们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这种"先天性"的带有按市场机制动作的企业的本位功能，迫使他们不得不一开始就要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采取一系列政策，为发展经济和生产开路。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工业区成立若干个职能机构(办公室、企业室、总会计师室等)、13个专业公司(房地产、港务、劳动服务公司等)和若干个公用事业单位(公安局、医院、学校等)。职能机构属行政编制，13个专业公司属企业性质，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政、企分工的管理体制。外商进来洽谈项目，从土地、协议、项目、规模、供水、供电、电讯安装、劳动力招聘、职工住房租卖，均可以在一座大楼之内数天之间获得解决。

在干部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真实的事例给袁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起初，蛇口的干部都是从交通部系统抽调来的，有些干部的科学文学水平、国际基础常识太低，难以胜任对外开放工作。有的人甚至以为英国剑桥大学是学建桥的大学，有的人问美商："英国用英文，不知美国用什么文？"

袁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1980年他们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打破传统办法，改由通过考试从全国招聘人才。这个报告得到中央组织部的大力支持后，袁庚利用到北京开会的机会，专门骑自行车到清华大学，钻进宿舍，同素不相识的学生对话、谈心，大谈蛇口的创业与前景，感动了一批清华园的"少年郎"，他们结伴南来。袁庚他们先后从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理工大学毕业生、研究生中，经过考试招聘了一批人才，经过分期培训，加以考察任用（国家机关直到1994年才在有北京户口的人员中公开招考公务员）。有一位留学生日本的企业管理硕士，主动要求到蛇口工作，无奈关卡重重。袁庚知道后，两次给对方领导写信，请他高抬贵手，转让人才，终使这位留学生如愿以偿。蛇口通过招聘途径，使一批有各种专长、有潜能以及怀着振兴中华理想的"冒险家"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头半岛，陆续走上蛇口的管理层，成为业务和管理的骨干。

针对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有些人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弊端，袁庚决心搬掉领导干部的"铁交椅"，干部进退由人民投票决定。1983年春，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蛇口，袁庚人等人谈到，搞改革就是要全方位进行，这一主张得到了胡的赞同。袁庚等人在蛇口区试行直接无记名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和进行信任投票的办法，让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群众心中十分亮堂。果然，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有志之士当选。任满一年时举行一次群众信任投票，凡是有过半数不信任票的立即更换，严重失职、渎职者可随时撤换。这样做要冒一定风险，但只有这样才能把大小干部真正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葆其旺盛的青春。管委会还不定期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群众输送施政住处接受质询。蛇口推行民主试验之后，社会道德风尚有很大的进步。

袁庚他们还在劳动体制、用人制度、工资制度、住房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他们立志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取消干部原来的工资、行政级别，其收入取决于个人才能与贡献；管委会下各专业公司的干部、经理实行聘用制，能上能下；职工实行合同制，分配上打破平均主义；实行住房商品化；大力倡导政治改革，提倡政治透明度和人民的知情权，保护职工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使群众敢于批评任何一位领导，制约法三章特权和淡化官本位……这一系列的改革以及它所带来的"蛇口模式"、"蛇口观念"，早已为人们所熟悉；许多发祥于蛇口的经验、观念，已辐射到内地，产生广泛的影响。

"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他们一点权力"

1978年10月，中央在批准交通部的请示报告时，给了招商局一点权力，可以审批500万美元项目，可以向国外银行抵押贷款。此外，再加上所属企业、工厂经营管理上有一些自主权。袁庚他们就凭这一点权力，大刀阔斧地改革，开创"第一个吃螃蟹"之举。

创业分阶段为了鼓励员工多劳多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多发些奖金，国家许多部门不同意，袁庚他们一级一级请示，一直写报告到国务院才得批准。后来随着工业区的发展，碰到的问题越来越多。有些单位大权在握，不照他们的旧框框办，怎么样说他们都不同意。为了摆脱条条块块的牵制和束缚，袁庚一再地要求授予蛇口更多的自主权。这些要求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广东省的大力支持。1984年7月，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准了深圳市委、市政府《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个文件对蛇口发展至关重要，它明确规定了蛇口工业区的十大自主权，包括项目审批权，袁庚和工业区可以根据企业的需要独立处理许多事情，不用层层请示，住返周折，同时也可以对管理体制大胆进行改革。

同年春天，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1月26日上午，邓小平一行乘车来到蛇口，先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邓小平看了工业区的全景模型后，走到窑前，居高临下，俯瞰工业区的景色。他指着附近的码头，询问建设情况。袁庚回答说："工业区开发的第一项工程就是兴建码头，花了一年的时间建成了600多米的码头，现在已经使用4年了，可停泊3000吨至5000吨的货轮。"邓小平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接着，袁庚就工业区的建设以及工资、人事、住房和体制等方面的改革，邓小平等作了全面汇报。邓小平听得十分认真。邓小平视察了蛇口工业区后，指出："蛇口快的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随后，邓小平一行参观了合资企业华益铝华材厂。接着应袁庚的邀请，来到"海上世界"作客。"海上世界"是由一艘豪华油轮"改装成的酒楼宾馆，邓小平兴致很高，登上九层，欣然就餐，并参观了船上游乐设施。离船前，应主人的请求，邓小平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字。邓小平这次南巡，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分别为特区题词。主管特区工作的国务院副部总理谷牧说："邓小平这次南方观察，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上划上句号。"

"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

1988年1月13日，深圳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来自北京等地的三位闻名全国的青年教育专家和蛇口近70名青年出席了座谈会。会上，蛇口青年就人生价值观念等问题，与专家展开了激烈论战。争论的焦点：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提到，有个别人来深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捞一把，这就是极少数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而蛇口青年认为，"淘金者"赚钱，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过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但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淘金者"并没有什么不好。二是对个体刻办公益事业的看法问题。青年教育专家认为"有许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种精神与做法应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则认为在"左"的阴影徘徊下的嬗变不应赞扬，在目前情况下，一些个体户这种举动并非出自自愿，而是对"左"的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示，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了贡献。个体户只有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不是鼓吹无端占用他人的劳动的"左"的残余。青年教育专家对此大为不悦。有人起草了《"蛇口座谈会"始末》，整蛇口青年的"材料"，并对蛇口青年的态度和一些言论提了批语袁庚拍案而起，仗义执言："在蛇口，决不允许发生以言论罪的事情！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2月1日，《蛇口通讯报》以《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为题对这次座谈会作了报道。此后，海内外多家报刊相继作了报道或转载，对新时期青年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进行了探讨，发表不同的观点。这次争论持续了半年多，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

事隔10余年，袁庚对记者说：现在回过头看，这件事情其实很好理解。它的实质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合理的才是道德的。当然，个人的道德修养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而言，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经济生活密电码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另一方面，在蛇口，人们已经惯地、公开地自由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使讲错什么，也不担心祸从口出，再说这样的争论在蛇口也司空见惯。所以，"蛇口风波"虽然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是袁庚建设民主政治、保护言论自由以及提倡各种新观念、进行社会变革的一种尝试。

袁庚曾到过世界上许多加工区考察过，他对蛇口工业区的发展目标很明确，提出了"以工业为主，外资投资为主，产品外销为主"的建设方针。袁庚认为，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交换和消费。工业能创造最大的财富，只有发展工业，才能促进商业、旅游和服务行业的持久繁荣。因此，当别人靠商业贸易、房地产或者东"倒"西"倒"大发其财的时候，蛇口坚定不移地坚持"三个为主"的方针，眼睛始终盯着国际市场，扎扎实实打好基础。20个年头过去了，蛇口已由一片荒滩秃岭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港口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袁庚接手招商局的时候，总资产为13亿元人民币，到1992年他离任的时候，招商局总资产已达200亿元人民币，其中蛇口工业区占了很重要的部分。

袁庚不仅是一位执著追求、充满革命激情的典型的理想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位身体力行、敢冒风险的苦干实干家，他在花甲之年到蛇口导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改革开放活剧，使默默无闻的蛇口一度成为一方热土，而他自己也因此迈向革命生涯的颠峰，赢得了海内外的如潮好评，闻名遐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8期 文艺界的"老黄牛"陆石　作者：露　菲

一大早接友人电话，告知陆石同志去世了，惊得我半天回不过神儿来。真是太突然了。前些日子去看他，还好好儿的，那天他谈兴很浓，谈到胡乔木、田家英、何其芳、周扬等很多老领导、老朋友。他慢条斯理，话语中充满了深情。我离开时，他还送了我一册《陆石诗书集》。现在怎么一下子就去世了呢!当我赶到陆石同志家时，他的夫人赵中同志，一位自控力极强的资深编辑，已悲痛地说不出话来；女儿雪梅也泣不成声，陆石同志平日坐的沙发也空荡荡的了。

一

这是1998年的事，现在想起仍如昨天一般。

我认识陆石同志是文革结束后，他由公安部调到中国文联工作的时候，开始他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后中央任命为中国文联的党组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他个子不高，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说话有浓重的四川口音。他是著名书法家，曾担任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他又是作家。五十年代他和李文达合著的小说《双铃马蹄表》改编成电影，片名《国庆十点钟》。是一部深受群众喜爱的优秀影片。

提到陆石同志调中国文联的事，真是颇费了一番周折的。当时那些被"四人帮"砸烂的单位，都在恢复和组建中。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文艺界是重灾区，需要重新组织队伍和恢复原有的建制。文艺界不少同志心有余悸，不敢再沾文艺界的边儿了。因为开国以来多次运动都是先拿文艺界开刀的。而陆石却服从调动心甘情愿地到了中国文联。

好干部，得力的干部谁也不肯放。陆石所在单位公安部也是如此。文联主席周扬亲自给公安部长赵苍壁同志打电话，要求将陆石调到文联工作。赵苍壁部长说，陆石是位有能力的干部，为人正派，公安部工作需要他。周扬同志则说，陆石是延安鲁艺的学生，写过不少作品，是老文艺战士，对文艺界也熟悉，文联需要一位有组织能力、行政能力的领导干部，请求给予支持。

两位领导几经磋商，陆石同志终于调到了中国文联。文联主席周场同志找他谈话时说："文联总该有个地方办公吧，不能老呆在防震棚木板房里办公，文艺界的同志被扫地出门，没有地方安身，我心不安。"陆石同志立下军令状说："周扬同志放心，我一定尽力解决。"

周扬同志还告诉陆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有了一些新作品，出现了一些新人，旧的矛盾少了，新的矛盾产生了，不论有什么矛盾，一定要当促进派。一要抓文艺为人民服务，敢于解放思想，也要敢于抵制错误思想。二要抓繁荣文艺创作，要创造一个有利于出作品出人才的环境。三是抓团结抓作风，文联要搞五湖四海。

这些话深深印在陆石同志的心里。

他来到文联办公地点，正像周扬同志说的，大家果然在四面透风的防震棚木板房里办公，冬天炉子生起来满屋烟尘，有的同志无住房，就在这样房子里过夜。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一头扎进了"先造窝儿"的基建工作中。他带领刘宗学、刘广志二同志，跑地皮立项目，向上打报告申请资金，在文联正副主席周扬、阳翰笙、夏衍同志支持下，文联办公厅的同志们群策群力，盖大楼宿舍，为全国文艺界修建文艺之家。陆石同志作为党组成员和书记处书记，还分管国际文化交流工作，带团出访，接待外宾，同时参加筹建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事情。那个时候，他是超负荷的工作。我曾问他，你放弃业务、放弃文学创作，从公安部到穷文联作这些繁杂的行政工作后悔不后悔，陆石同志回答说"后悔啥子嘛，来文联就是为文艺界服务的。"

他真是文艺界的老黄牛!

二

陆石同志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对年轻人的教育乃至批评，都是满腔赤诚。我在他领导下工作好多年，深为他这种爱护后辈的精神所感动。我们做事常常有些马虎，字也写得了草。他教育我们好好练字，中国的方块字要写好也不容易。他说写公文，字要写得工整。他还告诉我们，称呼人不要直着嗓子大叫大嚷，更不要没大没小的直呼其名，要加上同志，要讲礼貌。他是手把手地教育和指导我们这些晚辈、部下。在讨论一些问题时，下边同志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有争论也有交锋，同志们敢于同他争论，他从不以势压人，也不给人"穿小鞋"，遇到什么问题，他总是为年轻人说公道话。在陆石同志领导下，同志们心情舒畅，有安全感。我们有什么苦恼都敢向他吐一吐，有高兴的事也愿向他说一说。所以陆石有许多同龄的朋友，也有许多忘年之交。

有一次，上级机关召开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都是文艺界的头头脑脑，陆石自然也出席了这个会。大家都畅所欲言地谈论问题。有位权威人士讲着讲着，讲到了当前年轻人的思想问题，他批评这不好那不对，无一是处。甚至想去香港也是大逆不道。陆石同志听着觉得不对味儿，忍不住的冒了火，他仗义执言反驳对方说："你说年轻人这不好那不对，你了解他们的困难吗?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一个月的工资才几十块钱，你官大工资高，不愁吃不愁穿，应该帮助他们，而不是指责他们。你这样作对吗?"他还批评对方待人不平等不民主，奉劝对方不要搞封建家长制。

陆石一席话，使全体与会者瞠目。

不久这事传到了大画家黄永玉耳中，黄永玉觉得陆石敢于直言碰硬，胆子不小，便想认识他。中央美院的劳丁同志认识陆石也认识黄永玉，由劳丁介绍，他俩就认识了，后来成了好朋友。1983年春节陆石去看黄永玉，黄永玉正在作画，陆石进门时，他的画笔刚落。陆石走近一看，画的是一位长者，盘腿而坐，手指前方像在说什么。只见画上写了这样几句话"说说做做做做说说不做不说说了就做说了不做不如不说做了不说等于说了。"

黄永玉说这几句话是他的座右铭。

陆石觉得这几句类似绕口令的话很富有哲理，意味深长，很有意思。

"你喜欢吗?"黄永玉问。

"喜欢。"陆石答道。

"你喜欢就送给你吧。"黄永玉马上提笔落款：陆石兄年喜，癸亥春日。这画就挂到了陆石家的客厅里了。

陆石确实做得很多，但他从不说自己。

三

经过几年努力，文联有了十几层的办公楼，随之修建了设备齐全的演出礼堂。为全国文艺界修建的几处文艺之家也运行了。这种交流经验，繁荣创作的场所深受文艺家们的欢迎。陆石同志看到同志们不仅有了办公地点，还解决了一些同志的住房问题，他心里舒坦了。

陆石同志两袖清风，一身正气，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和尊敬。他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1939年入党，曾在中共南川特支(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后来他去了延安。1943年在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康生诬陷四川党组织是"红旗党"，陆石被说成是"内奸"，停止了他的党藉。陆石在这种情况下曾以诗言志："人生天地间，无私则不辱，其柔在其血，其刚在其骨。"由此可见他的铮铮铁骨。李克农同志知道他被冤枉，乃设法分配他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两年后，陆石同志才得以平反。在被诬陷的九年中，他顶着压力，仍然笔耕不辍，写了《动员起来》秧歌剧，曾获陕甘宁边区一等奖。《赶猪》演出后，曾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赞扬。

不料，60年代"文革"又起，林彪、江青一伙砸烂公检法，公安部也成为砸烂的对象。陆石成了黑帮，被批斗关牛棚，1969年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落户，真是难见天日了。然而陆石并不悲观，他写道"落户笔架山，冰雪冻三月，苍松暖人心，草木知冷热"。

过了几年，他奉命回到了公安部，老友李国璋约陆石、赵中夫妇去他家观画，画的是四只螃蟹，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心照不宣，老友请他为画题诗，陆石即席赋诗一首："李君胸怀荡荡然，嬉笑怒骂披心肝，三人冷眼斥螃蟹，看你横行能几天。"

从这里看到了陆石对"四人帮"的愤怒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念。果然，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打倒"四人帮"的胜利。

四

最近几年，他退居二线，仍以书法家协会顾问的身份关心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他以惊人的毅力用书法艺术抒发胸怀赞美祖国。他的夫人赵中为他铺好宣纸，他用手摸摸大小，悬肘书写，挥洒自如，写出的字如行云流水，舒展飘逸。在这时刻，你怎么也不会相信他已经双目失明了。

我有幸得到他赠给我的一幅字，由于我知识浅薄，不知他书写的诗出自何处，便电话请教。陆石同志说："它的出处你是找不到的，那是我自己写的。"接着他用浓重的四川腔念了出来："翰海汇百满，霜毫行云边，万类多风彩，留意写江山。"

电话里当然还要讲点别的。最后他说："你就留意写江山吧!"

没想到这是陆石前辈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这年的九月九日，当陆石同志安卧在鲜花丛中时，我真切地感到这位德高艺深的前辈走了，不觉潸然泪下。

在陆石同志遗体告别会上，来了那么多的人，告别厅内外挂满了挽联，吊念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国内外不少团体和友人打电报发传真吊念，他们为失去一位可亲可敬的朋友而悲痛。

著名书法家沈鹏悼念陆石同志的诗，足以说明了陆石同志的人品和他的晚境：

老马玄黄笔未停，目盲书迹播心声。

混茫颠倒千般事，历历胸前战士情。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0年第8期 中国第一位女导演王苹　作者：李秀清

一

1984年4月6日，首都文艺界在新侨饭店集会，纪念已故作家宋之的70诞辰。作为亡者的夫人和纪念会讲话的主角之一，王苹手扶话筒，话刚开了个头："我一个女人，能干什么呢……"下边的话便戛然截住，惟有细细的抽泣。霎时，台上台下的夏衍、艾青、张光年、冯牧等诸多文艺界名流和数百名各界人士，都屏声静气，整个大厅为之凝固，好像一部电影正在"定格"。

我是作为新华社记者来报道这个纪念会的。我望着这位白发老人，疑惑了：这个创造了一个个艺术奇迹的女强人，为什么竟会在肃穆的大庭广众之中唏嘘难持?难道，在她事业的巨大成功的辉煌里也埋藏着浩如烟海的凄凉?

我猜测，我不解，举着手中的笔久久难落。

为了解开我脑海里化不开的谜，在那一天我写完了报道之后，便有了追踪采访的行动。

二

时至晚秋，一个有云的上午，我按预约的时间准时摁响了王苹导演家的门铃。

进屋后，我打量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住宅：屋在八一厂一座三层宿舍楼的最高处，会客室兼吃饭、看电视多用，天花板上装有普通灯管，地板是普通水泥铺就，沿墙放着两个简易旧沙发，一个折叠圆桌，一个70年代初的廉价酒柜，酒柜上一个暖瓶、几个茶杯，墙角里一个立式电扇，旁边有台罩着套的普通电视机，靠南窗的墙上挂一幅国画，画下是一盆君子兰。一间十六七平方米的房子，好像话剧舞台，那些摆设只不过是几件道具，留下了充分的表演区。睹此我不必问就知道，王苹老人是一位不愿为生活所累而把生命的空间尽可能多地腾给事业的人。

开篇伊始，老人就把我带向了她的家乡秦淮河。

三

秦淮河，石头城，被古往今来的诗人唱了千万遍，总是美的。王苹说，她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少女岁月。

她生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小康之家。她原名不叫王苹，而叫王光珍。因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行老四，但乳名不叫"四"却叫"毛五"。日夜不息的秦淮河就在她家的窗下流过。当卖汤圆或卖酒酿的小船盨乃划来，她和姐姐便打开窗户，用竹竿挑出一个篮子，里边放上足够的钱，一坛子美美的酒酿或香甜的汤圆就提上来了。接着，姐妹几个嘻嘻哈哈，分而食之。

她家，除了哥哥是中央大学的学生，两个姐姐都从业较早，一个是幼稚园的音乐老师，一个是小学的体育教员。王苹受姐姐们影响，文艺体育皆有所长。因此，体育运动塑造了她健美的体魄，艺术爱好培养了她表演的灵性。当她上中学的时候，就与瞿白音、舒强、水华等一批左联剧盟分会的青年成员悄悄展开了进步话剧活动。

1934年，她从省立南京中等师范毕业，应聘到市立兴中门中心小学当教员，月薪40元，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到了新年，为了避开熟人的耳目，她隐去王光珍的真名，而以"王苹"为艺名，在南京市中心的陶陶大戏院公开演出了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扮演了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个反抗旧势力的外国女性的艺术形象，竟在封建主义统治的旧中国，搅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小学校长闻讯专门购票看了戏，回来便怒不可遏地以"有伤风化、不能为人师表"为由，坚决地辞退了王苹。紧随其后，国民党教育局严词指令南京各校，今后一律不准录用王苹。刚刚迈入社会就被逼得退到家庭的王苹，又被忠于旧礼教的父亲锁进了小阁楼，不准离家一步。为了尽快消除"家门之不幸"，父亲又硬逼着才19岁的王苹嫁为商人妇。双倍的打击，上了重锁的禁闭，没能使王苹屈服。她拚命哭叫，用头去撞墙，不吃不喝，以死来抗争。

消息传到社会，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和广大群众或写信或发电或登报，纷纷声援王苹，并在各报纸上展开了"娜拉与妇女自学"的反封建大讨论。王苹被群众的支持所鼓舞，勇敢地在南京《新民晚报》上发表了致南京人民公开信，坚定宣告："我失业了，但是我的意志已经加倍坚强起来……我将永远地在戏剧的舞台上及人生的舞台上学习！"

当1935年新春的鞭炮点响的时候，王苹从囚禁的小阁楼里被放了出来。接着，王苹学娜拉出走的榜样，趁大年初一的茫茫大雪，神不知鬼不觉地逃离了家门，逃离了南京，游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大海。

四

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无处不张着黑暗的陷阱，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孤零零地如何谋生？

王苹冒雪进了深山。借朋友之助，在一个叫铜山的地方谋得一个教书的位子。阳春3月，朋友们决定在南京重演"娜拉"。然而早已闻讯的反动当局包围了大家聚会的太平路环球饭店，抓走了瞿白音、舒强等一批艺术青年，而水华等乘乱逃脱。这次幸免于难的王苹又跑回了山村，从此时起，王苹就学着如何巧妙地跟各种反动势力周旋了。

秋凉了，北雁南飞，而王苹却离南北去。经左联介绍，她去北平找宋之的，参加一部电影的拍摄工作。

早晨的前门火车站是清冷的。当站台上的人被秋风吹光了，举目无亲的王苹才出了站，要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石驸马大街旅馆。她推门而进，见宋之的还在床上熟睡，房里的一切乱糟糟的。

宋之的，大王苹2岁，河北丰润人，《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同乡，农家子弟。中学时爱唱京剧，被誉称"小梅兰芳"。17岁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积极从事左联戏剧运动，曾因参加游行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抗日而坐牢。性格豪爽，待人纯厚、兼演员与剧作于一身的宋之的，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无限生涯》，当时的西北影业公司要拍，王苹就是被推荐来任其中女主角的。同时担任角色的还有后来都成为艺术明星的蓝马、田方等人。

王苹与宋之的是第一次艺术合作，但他俩并非初识，当宋之的几次南下沪宁参加艺术活动时二人就已熟悉了。他们很快联络了戏友，离北京去了太原。几经周折，拍了不少外景，但因阎锡山搞白色恐怖，电影被迫停机。影业公司发不出薪水，阎锡山又天天抓人，大家不得不离晋南返。电影夭折了，但两个年轻人的爱情却成熟了。就在1936提春节，大家离开太原的前夕，王苹和宋之的在旅馆里简单地摆了一桌酒席，请几个朋友一聚，二人就算结婚了。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王苹开始了她电影艺术生涯，而年仅22岁的宋之的一挥而就创造了他的成名之作《1936年春在太原》，引起了轰动，至今仍成为纪实文学的范例。

夫妇二人到了上海，仍以戏剧和电影活动为业。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此时王苹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半年。她与宋之的满怀抗战救亡的爱国激情，把孩子托咐给无锡的一个保姆，便参加救亡演剧队到内地宣传抗战去了。一路风餐露宿，饥寒无序，宋之的任副队长，王苹又演出又自告奋勇管伙食，一直演到西安，演到武汉。不久江南大片领土沦陷敌手，他们的儿子和奶妈从此再无消息，不知死于敌寇屠刀之下，还是别的变故，直到解放后回江南苦苦去找，也未找到。后来宋之的写了一本书，名为《赐儿集》，纪念此事，以倾失子之痛。

五

王苹、宋之的参加的演剧队结束了宣传，齐集武汉，有两条去向供他们选择：一条去延安，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一条去重庆，那是国民党政府即将去定居的陪都。

后来成为艺术大家的崔嵬等人高兴地去了延安，再后来的洗耳恭听星海也到了延安，并创作了举世闻名的音乐巨作《黄河大合唱》。王苹和宋之的也是想去延安的，但是周恩来从革命宣传大局考虑，建议他们去重庆，到抗战的大后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执行党的指示，王苹、宋之的等一批年轻人去了重庆。从此王苹就开始了她长达十年之久的"国统区"、敌战区的严酷斗争生活。

重庆的进步戏剧运动正蓬勃地开展着，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向共产党人开了刀，重庆的进步文化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王苹与这批文化人不得已悄悄地撤出重庆，去了香港，想在那个"牢固的后方继续开展进步戏剧运动。

不想，就在这一年的12月8日，大平洋战争爆发，疯狂至极的日本侵略者又攻占了香港。包括王苹在内的香港一大批文化人，又不得不撤离香港。这就是抗战史上有名的"香港文化人逃亡"。

其时，王苹的大女儿才一岁多，丈夫宋之的正害着重病。炮火下逃亡，尽可能轻装，但王廿背上要背着女儿，双手要扶着颤颤欲倒的丈夫。所幸的是，她的一家三口与邹韧奋、茅盾、丁聪等作伴，趁着茫茫夜色，坐租船偷渡过了海，又混在黑压压的逃难人群之中，越过了深圳河，终于进入了我东江游击队的活动区。

遵照党的指示，她与宋之的离开东江，又到了重庆。抗战胜利了，又回到上海。

内战爆发在即，中国的命运将见分晓。1946年夏天，宋之的潜出了上海，去了新四军。为了掩护自己和孩子，王苹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与宋之的离婚的假声明。但她却暗地里支持着宋之的的工作，为新四军购物买药。随着蒋家王朝的履灭之日临近，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对进步人士迫害。在1948年冬天，当上海的进步文化人再一次"大逃亡"的时候，上了反动派黑名单王苹这一次决计彻底抛弃"后方"的生活，不去香港，而去华北解放区了。

由组织给她买了去北平的飞机票，并与北平的地下组织做好了联系。上飞机之前，她特意买了华贵的皮衣服，把自己打扮成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而把两个女儿打扮成阔小姐。但到了北平，由接应的同志安排，第二天母女三人又脱去了皮大衣，擦去了脂粉，换上了从天桥买来的破棉袄，到天津换了"良民证"，便坐火车直奔陈官屯。当时她的大女儿宋时才9岁，二女儿宋密才6岁。两个孩子不解地问王苹："妈妈，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为什么一会儿那么阔，一会儿又这么穷？"王苹亚厉地嘱咐她们："我带你们去演戏，到时候不要说话，只管跟着我走！"

火车到了陈官屯，下车去解放区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带路的交通员嘱咐她们："尽量少说话。"出境的百姓都排着队，鱼贯而行，国民常兵凶神恶煞地挨个检查。轮到了王苹母女，那兵伸手把王廿手中的网兜夺了过去，"嚓嚓"就是几刺刀，把网兜里的棉被子豁开，只见破布烂絮，一无所有。王苹忍不住庆幸地多说了一句话："老总，说你不信，你看就是一床被子，什么也没有。"那兵听了眼一翻，抡起巴掌照着王苹腮上狠狠地一搧，"啪--"。牵着妈妈衣角的两个孩子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

王苹身材高大，又有一张不同于一般劳动妇女的过于白皙的脸，还有文化人的那股特有气质，但是我们不知道她靠一身破棉衣，用什么演艺技巧骗过了国民党兵的严密检查，不露破绽地带领孩子闯过了鬼门关。当时带路的交通员和同行的《大公报》记者杨刚都为她母女捏着一把汗。

过了封锁线，雇上马车，连夜赶路到了已解放了的华北重镇石家庄。母女三人被安排住进了招待所，又脱下了破棉衣，换上了中山装，还戴上了解放帽。这时两个孩子又都高兴地唱起来了。接着由于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照，王苹立即到会北大学三部去工作。不久，随东北野战军到了天津的宋之的听到了消息，便赶至石家庄，分别了三年的一家子欢乐地团聚了。

六

新中国成立，一切从头开始。

解放前王苹是戏剧和电影的两栖演员，像《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许多著名电影里都有她扮演的形象。因此，建国后党选择了她当导演，开辟电影事业。

从此，事业的辉煌和命运的致命打击始终伴随着这位善良而坚强的女性。

《河川进攻》，是王苹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内容是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人民解放军的三军联合实弹大演习。虽然故事性弱，军事教育的内容多，然而由刘伯承元帅亲自指挥并在其中担任角色，场面宏大，调动着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千军万马，这对于没当过兵，也没打过仗的王苹来说，其困难不亚于泰山压顶。但王苹以她好学的精神，坚强的毅力，竟然指挥着20个摄影队，山山水水追逐着演习的战车和炮火，圆满地完成了拍摄和制作任务，受到了刘伯承和总部的高度评价。谈及这部"处女作"，王苹老人今天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她说："那时我才30多岁，第一炮打响，还受到了表扬，为我以后当导演树立了信心，奠定了基础。"

195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成立，她被调去，接手了八一厂开天辟地第一部故事片的任务。然而这部叫做《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的电影刚刚露出成功的曙光的时候，王苹个人命运的黑暗却蒙头扑来，几乎断送了她刚刚展开的电影导演的艺术生命。

1956年春4月，王苹与宋之的结婚20周年刚过，王苹正在外景地赶任务，突然传来消息，说宋之的病危，要她赶紧回京。但是当她赶到北京医院的时候，宋之的早已停止了呼吸。

宋之的患的是肝癌，第一天手术，第二天去世，只42岁年纪。他身后是4个未成年的子女，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几个月。20年患难与共的深情，照料儿女的家庭重负，中年丧夫后的人生之旅，这一切都压在了王苹一人的肩上。王苹不掩饰当年的悲痛，凄然地对我说："这是我一生遭遇的第一次致命的打击，我真有点不想活了。"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她或者不吃不喝，把房门关紧，把窗帘拉上，整日在黑屋子里哭泣；或者丢了魂似地一次次地跑到八宝山，坐在宋之的坟前，对着墓碑，一遍又一遍说着让死者听的话。那墓碑上有她请人制模烧铸的铜像，像模由她精心地保护着。"文革"中曾有人把铜像毁掉了，她又铸一个挂上去。

停转了的电影摄影机，谁能让它转起来?沉浸在苦海里的王苹，谁能把她救上岸?王苹老人从过去的痛苦里抬起头来，抿一下头发，对我说："那时有人救。"

当时她还住在城里和平门一带的一个四合院里。一天，八一厂厂长陈播来了，推门进屋，见了哭哭啼啼的王苹就大吼："王苹，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王苹抬头回答。

"是?是就跟我走!"

说罢，不由分说，陈播架起王苹，推进了吉普车，一溜烟拉到了正在紧张拍摄的摄影棚里。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员"的呐喊，就使王苹和她的第一部故事片都"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走上了胜利的坦途。紧接其后，第二年王苹就完成了至今还常映不衰的《柳堡的故事》。继此，马不停蹄，王苹玩命地一路呼啸，鞭梢上甩出了一串串艺术之花：《江山多娇》、《永不消失的电波》、《勐垅沙》……

七

当老人向我讲述了她如何冲过了人生的"第一次致命打击"，她在胜利的兴奋里还没有完全静下来，我便接话茬问道："老人家，你说的第二次打击是什么?"

可能是我问的不是时候，也不清楚老人患有严重心脏病。当我的提问一出，我看老人那原来格外白净如雪的脸膛立即涨得像一张红布，两眼喷"火"，浑身发抖，"呼"的一声从沙发上站起来，像一头怒狮要拚咬突然而至的仇敌。我非常吃惊。我深怕有个什么意外，忙站起来想去搀扶一下老人。但老人挥一下手，让我坐下，她没有发怒地吼叫，也没有像惯常盛怒者那样拍案子打板凳地发泄和狂走，而是急忙把桌子上的药瓶子打开，狼吞虎咽地吞下几粒药丸，接着又仰头喝下一杯水。

老人终于慢慢镇静下来，有效地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但是，我再也不敢正面去问这个"第二次打击"的事了。我猜知，那肯定是老人比失去了亲人还要致命的打击。古稀之岁，高血压心脏病，老人再经不起狂喜和狂怒的刺激了。

以后我又继续访问过老人两次，每次我都把时间限制在一个小时之内，以免老人劳神，而且决不提老人伤心的事。

就在插三插四、漫不经意地交谈中，老人还是向我透露了她所受的"第二次打击"的大概。

事情的严重性因"红都女皇"江青而起。

1936年王苹随宋之的到了上海，不久就认识了也在演艺界的江青，但没有更多的交往，只不过同台演过那么一出替人顶班的戏。这戏就是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话剧《大雷雨》。本来剧中的婆婆卡巴诺娃由舒绣文扮演，但她病了，便由王苹顶上。当时名叫蓝苹的江青扮演其中的女主角--卡巴诺娃的儿媳卡捷琳娜。同台演出的还有赵丹、郑君里等人。在剧中，王苹与江青组成了婆媳关系，媳妇被婆婆折磨得死去活来。想不到，这场舞台上的假戏，在30年后却成了生活中的真戏，在政治运动中变成了"小媳妇"的王苹，险些熬不过"婆婆"的真实的棍棒交加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最后她虽然保全了一条生命，但留下了一身疾病，烤白了原来一头浓密的黑发。

1966年"文革"一起，王苹与一切有成就的文化人一样成了最早的一批受罪羊。她开始还在农村搞"四清"，很快被"揪"回来批斗，什么"二流堂成员"、"黑线人物"、"反动权威"、"三名三高鼓吹者"等等，一件件黑袍加身，把她打入了生命的第二次"黑牢"。而要她命的是，她的一本日记被抄家的人抄走了。那里记着她导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电影时见到江青的一段话。她本来很淡地写道：江青做了主席夫人，跟过去不一样了，仅此而已。但是如获至宝的"造反派"就一下子把她升级为反对"文化革命旗手"、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于是加强了严酷的"专政"。而江青也公开点她的名陷害："宋之的在苏州坐过牢，是叛徒。王苹是叛徒的老婆。"从此王苹作为"黑帮"，被关进了八一厂原来洗印保密片的终日不见阳光的黑房子里。这样一关就是三年。每顿饭只是一个粗粮窝窝头。别人可能吃不饱，而愁苦的她一天只能吃一个，剩下两个吃不了。一次她不小心，把吃剩的窝头扔了，被"造反派"看到，立即遭一顿毒打。以后吃剩的不敢扔了，风干了，又搓成末子泡进水里再吃。除了无休止的羞辱人格的"批斗"，还要"劳改"。她是不吃猪肉的回民，却硬逼她去喂猪，另外还让她干一些妇女难以胜任的重体力活。黑牢里使她最揪心的还有，她的才9岁的小女儿宋昭，从小没爸，妈又在坐牢，哥哥姐姐又都上山下乡，抛下她一个人东游西逛，饥寒无人管。就在这样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折磨下，王苹原来146斤的体重，很快减到了99斤，只是一身骨架，血压却升到了200多，而一头黑发变如霜雪。此时50岁刚出头的王苹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老人谈到这里黯然心伤地说："我第一次受打击还有人救，这时没有人来救了!"那时当年曾"救"她的老领导老战友也都被关起来了，还有的就跟她一样被关在黑房子里，也是天天吃窝头，就咸菜，受羞辱。

谈到"文革"的灾难，我怕老人再激动引起血压升高，或发生不测，我除了及时把话题引开，还故意说句笑话，化解一下情绪。我说："王导演，您比伍子胥强，他沉不住气，一夜就愁得白了头发，您老人家3年才愁白了头发，您气量比伍子胥大。"老人听了果然轻松地一笑，说："我性格特别好强。我不服气，我想不通。我怎么会是反革命呢?我怎么会反党呢?我总想，是我错了，还是别人错了?"她又说："看我当时的样子，好多同志认为我过不了这一关。但我后来想开了，也不愁，也不怕了。后来被拉到山西高显农村去改造，我能吃能睡，竟能用小推车推一千斤重了。后来又被拉回北京，不让进家，只住棚子，参加工地监督劳动，我又学会了锯木头、油漆、种茄子白菜了……"

道家的鼻祖老子说："曲则全，枉则直"。又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万物得一以生……"当年，19岁的王苹是以必死的决心砸开禁闭她的铁索及封建主义的。而30多年后，步入老年的王苹是以大彻大悟的不枉死的决心战胜了几难抗拒的"第二次打击"，迎来了"第二次解放"。

然而，毕竟历史的灾难在她身上割下的伤口太重，她那颗艺术家的心脏总是容易激动，以致于我没能够也不敢让老人去详详细细讲透她受的那场灾难，和那段战胜自我终于死里逃生的心理历程。要想详细了解老人，只能以待机会了。

八

我所等待的机会还没有来，因为任务的转换，我为老人写的文章也还没有写。1990年12月底，突然看到了王苹老人去世的消息，我懵了。急惶惶给八一厂熟人打电话，说遗体告别仪式早已举行数日了。

老人去世时才74岁。我知道，如不是那场提起来就使她气得发抖的"第二次打击"，论她天生的体质，凭她旺盛的精神，她的生命绝不会停留在74岁这个常人寿命的平均值上。后来我知道，老人对此也是不甘心的。她在病榻上，对来看望她的一切老战友老姐妹都表达着这一不甘心的痛苦。著名女作家凤子去医院看她，她含着眼泪，撕心裂肺般地说："凤子!我走得好苦啊!"闻此，凤子哭了，大家哭了。

王苹老人，我国第一位女电影导演，一位不屈不挠地拼搏了一生的革命艺术家，像天上的一颗巨星，像西下的满月，闪着耀眼的光辉，带着彻骨的痛苦，无可挽回地殒落了。听说，她的小女儿宋昭又不畏艰险走上了影视导演的岗位。但愿她能女承母业，再托起又一颗明亮的月亮。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0年第8期 来自无锡的经济学家陈翰笙　作者：邓加荣

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王寅生、孙晓村、秦柳方、陈洪进等人皆是无锡人。其中，陈翰笙被称之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克思主义农村经济学先驱；薛暮桥，孙冶方被称为我国经济学界的"四大名旦"(另两位是许涤新和于光远)；钱俊瑞因在农村经济调查方法方面有过独到的见解，毛泽东在延安和西柏坡时曾两次就此问题找他谈过话；王寅生、孙晓村、秦柳方、张锡昌等人也都是经济学界的巨擘。

这种奇迹的出现并非偶然，无锡地处长江三角洲中心，自然资源优越，社会经济开放早，米、布、丝、银四大市场早已闻名于世。时称小上海。

由于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教育培养这方面人才便成为客观的急需，当时，发展这项教育事业最有力的便是荣氏家族。荣德生先后办起了公益小学和公益工商中学，就其规模和教学质量来说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不仅开设几何、代数、物理、化学、应用力学、制图学、机械制造原理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课程，而且还附设工厂、商店、农场、小银行等，以便于学生实习。小学制六年，中学制四年，收费低廉，适合于平民子弟入学，几十年来，培养出大量的优秀人才，后来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薛永辉、孙冶方、钱伟长、徐仁峰等都曾求学于这里。此外，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实业中学、马可中学、辅仁中学等也都属此类教育机构，秦邦宪、薛暮桥、钱俊瑞、张锡昌、王寅生等皆毕业于这些学校。

从历史的机遇来看，创造这个成因的关键性人物是陈翰笙。

陈翰笙，出生于无锡的一个书香门第，在美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蔡元培先生，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因受到李大钊和蔡和森的影响，立志研究中国农民问题，经李大钊的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国际，经常为共产国际的刊物写些经济评论文章。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有人认为第三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因而没有能够制订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才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研究，邀请陈翰笙到莫斯科工作。

在苏联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里，集中了一大批有声望的专家学者，像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沃斯眅辛斯基、瓦尔加·魏道夫，匈牙利的马季亚尔等，这些学者精通马列，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惯于从书本里来到书本里去，做概念推导式的理论研究，而不注重实地调查。他们认为："在20世纪西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农村也是资本主义的农村。"匈牙利的马季亚尔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名词--"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时间，人人都在谈论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词。

为了破除这一理论误区，陈翰笙与马季亚尔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辩，虽然从理论上做出了某些评述，但是陈翰笙深感自己对于中国农村情况只限于一般的了解，缺乏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在莫斯科只住了一年，便毅然返回中国，下决心补上实地调查研究这一堂课。

回国后，他便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担任社会学研究所副主任(主任由蔡元培兼)，他找来许多进步青年，一边为他们讲解和辅导《资本论》，一边组织他们去农村做社会经济调查。在这些进步青年中，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王寅生、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姜君宸、秦柳方、张稼夫、孙晓村、吴大琨、千家驹、陈洪进、徐雪寒、骆耕漠、狄超白、冯和法、石西民等人。

1929年春，陈翰笙在家乡无锡县的东吴塘、小房巷、龚巷等22个自然村，选择1204户农家作为调查对象，参加调查的45人分为五个小组，由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秦柳方、刘瑞生分别担任组长，陈翰笙担任调查团长。他们在三个多月时间里挨门挨户进行浩繁的调查工作，这在当时文化落后的中国，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创举，经常遇到一些土豪劣绅和顽固分子的刁难、阻挠。当时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特地下乡来采访和报道了此项活动。

无锡调查后，他们又进行了保定调查，选择了清苑县10个自然村1578户农家作调查对象；1933年11月-1934年5月，又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在广东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农村经济调查，选择了番禺县69个村庄10321户作调查对象，还用通信方式调查了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等38个县335个村庄。

后来，他们依据这些大量的实地调查材料，在陈翰笙的组织下分头写出了一系列理论文章，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科学地、准确地阐明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指出当前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陈翰笙所领导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注意，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将陈翰笙等人从中央研究院里排挤出去。陈翰笙重新集聚力量，在上海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利用这个民间组织作为阵地，继续开展中国社会性质的调查研究。研究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中国农村》，编辑部由薛暮桥、张锡昌、陈洪进三人负责，后来，孙冶方也进来协助并主持工作。

《中国农村》从1934年10月创刊起，一直到1943年5月止，共出版发行了近百期，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地区里发行时间最长的、影响颇大的一个理论刊物。这个刊物发表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章，有力地宣传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而且，也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用革命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人就是由于阅读《中国农村》而参加了革命，走进了经济学领域。

由于《中国农村》的影响日益增大，吸引到"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里来的会员越来越多，为了更进一步地扩大理论研究阵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他们又创办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社"，还编印出版《中国经济年报》和《中国经济半年报》。此外，他们在《中华日报》上，又定期地出刊《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和《世界经济情报周刊》。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们又自己筹资开办了"新知书店"。新知书店出的书很多，很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刚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解放后新知书店与生活书店、读书书店合并，组成了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三联书店。

就这样，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根据地"，结成了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团体，起名"X"团体。这个"X"团体，便成了我国当代经济学家的摇篮。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8期 蒋介石三度拟出兵朝鲜　作者：张明金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南北朝鲜的双方军队，在三八线上爆发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同日上午6时，朝鲜人民军大举反击，在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对瓮津、开城、议山、春川等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并在江陵以南施行两栖登陆。上午9时，守备瓮津、开城的南朝鲜步兵第一师在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后，放弃瓮津和开城，春川也陷入重围。南朝鲜总统李承晚马上通过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向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发出紧急求援的密电。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获悉后，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陈诚、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张群、吴国桢、俞大维、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等人，召开紧急军政会议。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紧急备战。台湾当局还动员居民普遍构筑防空掩体，安置防空窗帘，设置对空监视警戒岗哨，实行灯火管制，进行防空预习，使本来已经人心惶惶的台湾，一下子变得更加恐慌动荡了。当时许多有钱的人家，纷纷把他们的资产向外国转移，并举家外迁。

针对朝鲜战况的发展趋势，驻日占领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交给杜鲁门总统。该计划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请求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派出1个军驰援南朝鲜。

6月25日中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后，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缉、肖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人再次到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等人一致认为，出兵朝鲜参战这是反攻大陆的一个天赐良机，到时可以借助美军的力量，由南朝鲜北进大陆，先在东北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再在东南沿海相机发起反攻大陆的作战。因此，蒋介石等人根据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的请求，决定派遣其王牌第五十二军3.3万人前往增援南朝鲜。

6月27日晨，周至柔、孙立人、肖毅肃、刘玉章、郭永等人继续开会研究向朝鲜半岛出兵的实施方案。当天下午，孙立人在台北陆军总司令部小会议室召集有关人员开会，传达了蒋介石关于派第五十二军前往参加朝鲜战争的指示，并决定由郭永任军长，王楚英任参谋长，并具体负责做好第五十二军准备派往南朝鲜参加朝鲜战争的组织准备工作。

在一幅朝鲜半岛的大挂图前，孙立人用指示杆在地图上向与会的人员说明朝鲜半岛的当前的态势：目前北朝鲜已投入了9个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步兵师，在苏制新式飞机、坦克和重炮的掩护下，进攻瓮津、开城地区，歼灭了南朝鲜第一师，在春川、江陵击溃了南朝鲜第七师，现正集中3个师猛攻汉城，另以诸兵种联合纵队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汉城、春川之间的杨平附近击溃了南朝鲜第六师，正强渡汉江南下，企图夺取水原，切断汉城的退路；在东线的北朝鲜军约3到4个师正向原州围攻，此刻正在柳洞里、长坪里、平昌之线激战中。南朝鲜政府已由汉城向大丘撤退，金浦机场已被北朝鲜军炮火封锁，汉城可能被迫放弃。守卫汉城的南朝鲜第三、第五师已陷入重围；南朝鲜的第二军主力正在竹山里、长湖院、忠州、丹阳、莱州之线赶建第二线阵地。看来汉城、原州将不保，其第二线阵地恐怕也难阻挡北朝鲜军的进攻。

孙立人在分析南朝鲜招致这样迅速惨败的原因时指出：一是战前，南朝鲜只有7个师共约85万人，既缺乏坦克和炮兵，更无空军，战争爆发后制空权一直掌握在北朝鲜人的手中；而北朝鲜军战前已达20余万，三倍于南朝鲜，且装备着苏制新式的坦克和重炮，部队训练有素，官兵政治信念坚强，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不但兵员数量远远超过南朝鲜，而且火力和士气也占绝对优势。二是北朝鲜军在作战中善于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利用南朝鲜兵力分散和空隙多的弱点，使用钻隙迂回的方法，各个包围南朝鲜分散孤立的部队，予以各个击破或者就地歼灭。三是北朝鲜在南朝鲜的后方，进行着威力强大的游击战，在汉江以南，锦江及洛东江两岸，游击队十分活跃，给南朝鲜的交通、通讯和军需补给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使南朝鲜军队时时处于前后受敌之中。四是美国的支援很不及时，且很不得力。

在谈到此处时，孙立人便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极为不满的指出：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美国政府拿朝鲜人的生命进行政治赌博，是一种最愚蠢的可耻的儿戏，但是我敢断定这绝不是麦克阿瑟和五角大楼（即美国军方）的主张。最后，孙立人传达了蒋介石对朝鲜战争及台湾出兵朝鲜的五点指示，其内容要点如下：

基于台湾对"大韩民国"的义务和共同利益的需要，应李承晚总统的请求，决定派遣第五十二军前往增援。其第十三师已由马祖启航回台归还第五十二军建制。该军应于两日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并先以一个团集中于松山机场待命出发。

第五十二军到达朝鲜战场后受麦克阿瑟将军直接指挥，并受他派驻南朝鲜的代表的节制，特派侯腾、陈麓华、侯程达、王楚英四人组成"先遣参谋团"即日飞往釜山，同美、韩双方商定第五十二军参战的有关各项问题。

联勤总部应立即向第五十二军提供军需物资，要求补给到连。国防部应向第五十二军补充急需的技术人员和作战官兵、政工干部等。

28日下午，五十二军军部召开营以上的军官会议，传达了蒋介石、孙立人等人的指示，并请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介绍了朝鲜战场情况。

费尔德说：南朝鲜目前残存的部队不足5万人，而北朝鲜军已有10余万人，兵力超过南朝鲜三倍，火力和士气更占优势，如果没有台湾军队的及时增援，又不能从日本调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南朝鲜的下一步局势将是悲观的。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6日在布莱尔大厦召集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开会，研究有关朝鲜半岛战争局势。会上杜鲁门第一次听到关于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部署考虑，都积极主张总统杜鲁门接受麦克阿瑟的建议。杜鲁门当即表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建议，美国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我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建议联合国发出这样的号召并组织这样的行动。"

但是，迟迟不肯表态的国务卿艾奇逊，在总统表态过后却发表了坚决反对的意见："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对此，麦克阿瑟已经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不顾中共的极力反对，决定派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去保卫那个岛屿，现在怎么反而叫这个岛上的受保护者跑到别处去保护别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比南朝鲜的军队强到哪里去。即便是让蒋介石的军队去，也还需要我们给他们换上全套装备。这样做莫不如把这些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更是显而易见的。"

国防部长约翰逊当然要站在麦克阿瑟的这一边，他马上进行辩解说："阁下的意见我不能苟同。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和阵容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对此，我们不应该小看我们的这位盟友。况且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第五十二军是台湾的最精锐的部队，也是蒋介石在满洲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因此，我认为在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抽第五十二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

对此艾奇逊毫不退让："这恰恰说明了阁下的短视，只是看见了朝鲜半岛的局部利益，而没有从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全球战备格局考虑问题。如果说总统阁下批准了福摩萨（即台湾）出兵参加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有可能激怒人口众多的中国，引发新的战争，到那时我们美国将会在远离本土的情况下，同时面临两个地区的战争，不仅无助于朝鲜半岛的解决，而且极有可能危及福摩萨的安全，岂不是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逐两兔者难得一兔。"

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留待下次会议再议。

6月27日，正在南朝鲜战场上视察的麦克阿瑟，目睹了南朝鲜军队一败涂地的惨状，便再次致电杜鲁门，请求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建议。但是，大胆的艾奇逊却将麦克阿瑟的电报擅自扣压，不仅没有及时向杜鲁门报告，反而继续反对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和"特使"胡适，根据蒋介石的指示，请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进一步游说有关国民党要求出兵朝鲜半岛战争的问题，并面交了蒋介石6月26日向杜鲁门建议派国民党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的副本。

对此，左右为难的杜鲁门面对军界和政界截然相反的两种不同意见，对国民党派来的"大使"和"特使"没有明确的表态，只是表示他十分欣赏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进一步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6月29日，麦克阿瑟从朝鲜战场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求从速采纳蒋介石派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建议。当日，由东京回到华盛顿汇报朝鲜战争局势的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

6月29日晚，杜鲁门再次召集国务会议研究关于是否批准蒋介石出兵朝鲜的问题。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第五十二军，迅速出兵南朝鲜，以遏制北朝鲜军队的攻势作战，而不想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而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现役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的情况下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

可是，大胆而又固执的艾奇逊和国务院的那帮人却坚决反对。艾奇逊用不容置疑的情绪提醒约翰逊和布莱德雷等人：我提议总统先生和诸位阁下，请你们要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在我们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6月28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声明所发表的声明）。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威胁，而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再说我们美国如果把扭转朝鲜的局势放在蒋介石军队的身上，也将会有损于我们美国在盟国中的地位和形象，这是违背美国的传统和民众意志的愚蠢做法……

在艾奇逊的坚决阻挠下，杜鲁门总统最后否决了麦克阿瑟的建议。

当晚，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后，使一向以老自居的麦克阿瑟大为不满，立即致电在朝鲜战场上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斯塔诺德和第十兵团司令官阿尔蒙德等人做好坚持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并用极为不满的语言愤怒地斥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他们说，他们没有看到朝鲜半岛的战争局势的重要，不敢动用国民党中国的武装力量，这是怯懦和愚蠢的表现。他们简直是在讨好共产党，屈从共产党的意志，这是很可耻的。杜鲁门总统曾主张在每个地方狠狠地打击共产党，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现在共产党正在狠狠地打击我们。

麦克河瑟建议的被否决，导致了国防部长约翰逊于9月20日的愤然辞职，并由此引发了美国国会中一些议员和美国公众猛烈抨击杜鲁门政府，并要求撤换艾奇逊，以谢国人的轩然大波。

6月30日晚上，蒋介石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最高国策会议，他当着陈诚、王世杰、俞大维、叶公超、吴国桢、周至柔、孙立人、桂永清，王叔铭、黄镇球、彭孟缉、蒋经国等人的面，谴责杜鲁门和艾奇逊等人："华盛顿那帮可恶的东西，显然是患了恐共症和软骨病，完全是在重演当年张伯伦的故伎。美国人肯定要为他们这种愚蠢的作法付出代价。既然他们不肯让我们出兵，那就让他们去吃共产党的苦头吧！"

7月7日，无可奈何的麦克阿瑟又通过约翰逊、布莱德雷、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和陆军部长佩斯等人，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在朝鲜设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并任命麦克阿瑟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派往部队"的决议。在此基础上，7月12日，美国任命第八军军长瓦尔顿·沃克中将建立了联合国军前线的司令部，负责指挥在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

8月初，美国派往朝鲜战场的地面部队已达7个师，另外还有南朝鲜的3个师、英军的1个旅和土耳其、菲律宾、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法国等国的地面部队共约15万人，由联合国军前线司令部指挥官、美军第八军军长沃克中将统一指挥。

9月15日，美军陆战第一、第七师在仁川登陆，美军第八军的骑兵第一师等部队同时由釜山发起反攻，于9月26日在水原附近会师，9月28日又夺取了汉城。与此同时，美军第十兵团在阿尔蒙德少将的指挥下，由东海岸元山登陆。

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的登陆作战，拦腰截断了北朝鲜人民军，使朝鲜半岛的战争形势开始发生了逆转。

在此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于10月3日发出了严正警告：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继续北犯，中国将不得不出兵援助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共同打击侵略者。

麦克阿瑟却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公然发表了"通牒"，要求"北朝鲜立即投降"。随后，麦克阿瑟命令美军第八军沿着朝鲜西海岸线一路北犯，于10月9日侵占了平壤。同时，第十兵团在东线于10月2日越过三八线继续北进，越过清川江和长津湖，兵锋直逼中朝两国边境的界河--鸭绿江，并派出飞机到中朝边境先后炸毁了安东（今丹东，以下同）达新义州、长甸河口达清城郡、上河口达清水镇等几座横跨鸭绿江上的铁路和公路桥梁，并深入到鸭绿江下游的重镇安东和长甸河口等地进行狂轰滥炸，使许多中国平民遭受无辜的伤亡。

在此严重的情况下，中国人民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参战。于10月下旬开始与美军展开了血与火的较量，首先在云川给孤军冒进的美军第八军骑兵第一师以迎头痛击。第八军在遭到重创后，仓皇退守清川江一带，东线的第十兵团则龟缩在咸兴、庆兴里地区。

为此，麦克阿瑟在11月28日发给杜鲁门的告急电报中惊呼："我正面临一次全新的战争，使朝鲜战争局部化一切希望都不存在了，中国人简直要想把我的部队全部加以消灭。"

麦克阿瑟为了遏制中朝两国军队的进攻，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的伤亡，再次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1、紧急从台湾空运一个军增援第八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十兵团向兴南突围；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内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大陆，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麦克阿瑟在致电杜鲁门的同时，还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第五十二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八军之围，并说明他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舰装载着补充第五十二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电报后，不由得喜上心头，略做一番谋划后，当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蒋介石的情绪特别好，他先是洋洋自得地自我吹嘘一番："我早就说过，美国人必将为他们愚蠢的做法付出代价。今天的处境果然不出我所料，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以后，才开始变得聪明起来了。现在根据麦克阿瑟的请求，我宣布仍然由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

同时，他指派的侯腾、陈麓华、郭永和王楚英四人"先遣参谋团"，于11月29日凌晨飞往汉城。

美第八军副参谋长介绍情况说：目前联合国的兵力不足10万人，而中共进入朝鲜的军队目前已达30余万人，投入战斗的已有26个师，另在东北境内靠近朝鲜边境还集结了20多万人的预备兵团，以满洲为基地的中共各式苏制飞机达300余架，对美国的空军和地面部队造成了严重威胁，北朝鲜军队的残部已退入满洲进行整补。27日晚东线第十兵团分三路到达清津附近的镜城、白岩和惠山、丰西、长津江附近，即遭到埋伏在那里的中共军队的猛烈狙击，陷入重围，现正沿着东海岸及摩天岭东西麓向咸兴和兴南突围，进展速度甚慢。第八军于28日清晨，分别在狼林山西麓的江界、朔州和盐州等地遭到中共军队的强有力的抵抗和反击，旋即次第被围，经过艰苦的突围战斗后，部队伤亡损失较大，现已退守清川江一线，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中。整个战局对联合国军不利，急待友军前来增援。"

侯腾等人向柯尔介绍了第五十二军的编制，装备、人员情况、部队素质和战斗经历等，随即就下列问题进行研究并达成协议：

1、第五十二军的作战地区在清川江以北，应以一个师空运平壤集中，其余部队海运可在南浦、海州、仁川登陆；2、第五十二军抵朝后归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由美方派出联络军官进驻团以上指挥机关，由中方派参谋军官5人参加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工作；3、第五十二军抵朝后的补给由美方负责，按常规办理；4、第五十二军的作战行动以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命令行之，其内部统率管理、指挥调度、部队编组、人事调动、官兵奖惩由该军长按台湾的规章自行处置，非因作战需要的行动，联合国军事司令部不加干预；5、第五十二军所需译员自行配备，享受联合国军作战人员待遇。

柯尔和候腾等人商定的这五条协议，当即得到了联合国军参谋长诺斯德中将的同意。当晚9时，"先遣参谋团"在柯尔的陪同下，由釜山乘飞机到达平壤，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前线指挥所里见到了第八军军长沃克。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侵略朝鲜的美军正在新安州、顺川、新成川、阳德一带进行着激烈战斗。平壤已能听到前方的炮声，街上时有坦克、大炮和运输车急驶而过，市区时有枪声和爆炸声，气氛十分紧张。沃克在他的指挥所里很仔细地询问了第五十二军各方面的情况后，用极其简洁的语言结束了会谈："你们到朝鲜时，空运和海运着陆地点暂不决定，临时以电报联络，其他的情况按照你们的部署办。"这时已是11新30日凌晨一点了，先遣团便立即飞返台北。

蒋介石右手取汇报中，还详细询问了中共参战部队的番号、有无原国民党投共的军队、现有多少共军战俘、东北境内的兵力情况，美军的现状、南朝鲜二线兵团情况、美方是否同意对第五十二军保持团、师级整建制使用等等问题。

散会前，周至柔拿着一封电报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总统，现在已有7艘运输舰、3艘货船开进基隆港，另有30架C-47型运输机已在新竹和松山着陆。第五十二军现在是否可以移师出发。"

蒋介石当即决定：

1、 第二师随郭永、王楚英及军指挥所一道空运赴平壤，其余由程、李副军长率领到基隆准备上船；2、由联勤负责接收武器装备并及时向第五十二军换发；3、驻联合国军的参谋军官应包括海空军各一人，由孙总司令选派。

这次麦克阿瑟也是为了蒋介石能够出兵下了大本钱，从日本支来了装备有各种车辆200余辆，各种口径的火炮约千门，各种枪械器材工具约两万余吨，足可装备两个军。第五二十经过这样一换，装备是彻底美式化了，跃居于台湾各军这首。但是，从12月1日到6日，第五十二军虽然日夜处于整装等发之中，却迟迟得不到美国方面"恩准"。

原来，这期间在美国方面又为台湾是否出兵南朝鲜一事闹起新的矛盾。

11月28日上午当麦克阿瑟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第五十二军驰援南朝鲜的消息再次传出后，当日下午杜鲁门立即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讨挽回朝鲜半岛败局的问题。

在这次国务会议上，国务卿艾奇逊率先发言表态：我的意见依然没变。现在国内虽然已经无兵可派，但也不能同意蒋介石的军队入朝参战，其理由不再多叙，并建议总统先生，指令麦克阿瑟在朝鲜半岛先稳住战局，在军事上守住一条可以守得住的防线，以待美国通过联合国进一步谴责中国，在政治上对中国施加压力。

本来倾向蒋介石出兵的杜鲁门，这时又在艾奇逊的提安樟脑妥协了。另外，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和陆军参谋取条柯林斯这时也害怕在此败战的局势下，再动用蒋介石的军队会由此引起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便开始站在艾奇逊的一边，反对国民党军出兵朝鲜。因此，麦克阿瑟这次提议又被否决了。

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2月中旬，侵朝美军经过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打击后，美国国内的决策者对朝鲜半岛上爆发的战争已经不再抱有胜利的希望，他们认为，从战备的观点出发，日本列岛的安全比朝鲜半岛更为重要。因此，决定美第八集团军所指挥的30余万部队，一旦朝鲜半岛战况再度危机时，应迅速带上装备撤出朝鲜，全力保卫日本 。

麦克阿瑟认为这种结果将意味着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一旦真的出现这种局面，将会有损美国在联合国中所拥的领导地位，并将由此导致遏制共产党政策的大失败。因此，麦克阿瑟这个反共的"斗士"，为了挽救朝鲜战场的败局，再次提出国民党军增援朝鲜问题。

12月30日，他从日本的东京再次致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美国应就力所能及的范围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其中包括封锁中国海岸和从台湾国民党部队取得增援，进一步加强美军在朝鲜的力量。随后，麦克阿瑟私下邀请国民党"战备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会谈，继续策划利用国民党军队入朝作战，增援美军以及稳住朝鲜半岛的战争态势等问题。

1951年1月上旬，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第三次战役将美军赶到"三八"线地区。

在此情况下，参谋长联席会义于1月9日给予麦克阿瑟如下答复：

报复性措施已作了慎重考虑并将继续予以考虑，采取这些措施必然考虑多种利害关系，但无论如何不能同意从国民党在福摩萨的守卫部队中取得增援朝鲜的兵力，这是由于考虑到他们不可能对朝鲜的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倒很可能有较大的用处。目前，应首先坚守现有阵地并重创中共军队。

远在日本东京的麦克阿瑟接到这个答复后，对着身边的人员气恼地说："这就是五角大楼的阁员们费尽心机做出的杰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尽管麦克阿瑟对大洋彼岸的五角大楼充满鄙视，但是对于他们的指示还是不能不去执行。1月下旬，美军开始实施全面的反击。2月11日，他拟定了一个彻底消灭志愿军的作战计划，该计划提出：如果我获准使用国民党中国军队，那么由于他们的增援，同时美国的增援部队也即将开到，我将在北朝鲜北端东西两岸同时进行两栖登陆和空聊登陆，从而就扣紧了一张巨大的罗网，这样中国人不久就会挨饿，否则投降。没有粮食和弹药，他们就会变得毫无办法了。这种景象有点像仁川，但规模要大得多……

麦克阿瑟这份振振有词的电报依然遭到了华府的断然拒绝。麦克阿瑟 对此彻底失望了，也彻底恼怒了，他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古稀之年，朝鲜半岛的战争将是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战。当然不想以朝鲜半岛战争的失败来结束他"最勇敢无畏"戎马生涯。因此，麦克阿瑟开始表现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样子，不仅对杜鲁门关于"禁止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禁止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的命令置若罔闻，反而分别向美国的著名民主人士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并进而多次公开发表声明，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攻击杜鲁门的政策，特别是先后发表3月20日给马丁的信和3月24日的声明，使杜鲁门极为恼怒，于是在4月9日杜鲁门以发表总统广播讲话的形式，出其不意又干净利落地下令将麦克瑟撤职，由麦克阿瑟的学生、陆军参谋长助理李奇微接替其职务。

麦克阿瑟被解职，这是麦克阿瑟长达52年军旅生涯的重在打击，但他在辞职演讲中仍然高傲地说："老兵永远不死，只是慢慢地凋零。"

到了1952年月月，随着美军远东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调往欧洲，遗职由美军陆军野战部队司令克拉克的继任，又利出一阵"调第52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声。

原来，5月中旬，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国内自卫队的7.5万名警察外，竟无美国的地面部队，他感到非常吃惊，于是，这位新上任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遂再次向五角大楼和华盛顿提出要蒋介石提供两个师的部队入朝接替美军的防务，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个师的美军去防守日本。此时的蒋介石心里清楚，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难以实现。

这一天，蒋介石以为机会终于来了。

1952年11月5月，杜鲁门下台了，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第34届总统。他在正式就职后，第一件大事主是在12月2日至5日秘密视察了朝鲜战场，旨在兑现竞选总统时的允诺，并力求使新政府和五角大楼达成共识，早日全面结束朝鲜战争。艾森豪威尔视察后，明确表态："新政府希望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反对战争的进一步扩大。因为理所当然也对蒋介石的军队介入朝鲜战争。"

至此，蒋介石三次企图出兵朝鲜战争的预谋才算彻底破灭了。

（责任编辑刘家驹）

2000年第8期 史官的厄难　作者：刘　野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历史，也十分看重用文字记载历史的史官。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炎黄尧舜至今已有五千多年了。三代处于甲骨文、金文时代，史事记载有限，后人对其历史的追溯也相当简略。春秋时期有了竹简、帛书，史事记载丰富起来，这才有了较为详实的史书，孔子作《春秋》要比被西方史学家誉为"历史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HERODOTOS，约公元前484-约公元前425年）所著的《历史》--书还要早，这是值得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事情。

举世周知，我国史书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一部《二十四史》就有3219卷，4500多万字，加上数不清的私史、野史、杂史和各种史志，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有如此卷帙浩瀚、博大精深的史书？建造这样一座蕴藏丰富的历史宝库，正是历代史家辛勤劳动的结果。

然而，当人们在这座巨大的文化宝库中吸取丰富营养的时候，你可曾想到，中国古代的史官为了给后世留下一部真实的历史，他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遭受了多少厄难?!

一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传统。

商周时代，甲骨文中有"作册"、"史"、"尹"等字。金文有"作册内史"、"作册尹"的记录。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考证，"作册"和"内史"是同样的官职，其长官称"尹"，都是掌管文书、记录时事的史官。

春秋时期，"君举必书"，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礼记·玉藻》说是"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可见，史官的分工和职责是十分细致、明确的。

秦汉以后，史官的名称繁多，职务各异，但史官的设置却一直保留下来。秦有太史令，汉置太史公，唐设起居郎，还有兰台令、柱下史、著作郎、左右史等等，历朝历代都有史官。

唐朝刘知几著《史通》，对古代史官建置的起源与演变，有详细记述。他认为史之为用，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的大事。假如没有史官，就会善恶不分，是非不辨，功过不清，结果是"坟土未干，妍媸永灭"。因此他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实，对于"史之为用"，历代帝王心里也很明白。不过，他们设置史官，沿用"君举必书"的春秋传统，并不考虑什么彰善瘅恶、激浊扬清的问题，目的只是为自己树碑立传，流芳百世。《史记·孟尝君传》载："孟尝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侍史记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大概是记述他"好客自喜"的善举，总不会让侍史记述他在路经赵国时，只因赵人出观，笑称他"乃眇小大夫"，便击杀数百人的罪行吧。

《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载有秦赵二主鼓瑟击缶的故事，很有意思。在"完璧归赵"以后，秦王怀恨在心，连续两次伐赵，杀了两万多人，然后又要与赵国和好，约赵王在渑池相会。见面后，秦王趁机羞辱赵王，便在酒酣耳热之际对赵王说："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之后，秦御史立刻记入史册："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看了，心里不是滋味，便以牙还牙，对秦王说："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相如进缶跪请。秦王仍然不肯击缶，相如便威胁说："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于是"秦王不怿，为一击缶。"相如立刻要赵御史记录在案："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这样，我为你鼓瑟，你为我击缶，双方就扯平了。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

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专制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二

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歪曲历史的暴虐者，他们生前的万般风光是以死后接受历史的审判为代价的；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他们生时遭受的厄难却常常获得历史赐予的花环。

"晋之董狐，书法不隐"；"齐之南史，直书崔弑"。这是我国几千年来传为美谈的两个故事，也是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两位先驱者。

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晋灵公在位时的一个史官。晋灵公年纪很轻就继位为国君，不但幼稚，而且骄横。例如他在高台上用弹弓射击行人，以此取乐；他的厨子因为煮熊掌煮得不合他的口味，他一怒之下竟然把厨子杀了。对晋灵公的胡作非为，国相赵盾屡次谏诤，可是晋灵公不但不听，反而要杀赵盾。在这种形势下，赵盾只得逃出都城，到外地避难。这时，赵盾的同族赵穿举兵杀死灵公，然后把赵盾叫回都城，另立晋成公为国君，赵盾继续担任国相，主持国政。对这一件事，晋国史官董狐认为，杀死灵公的真正责任者应该是赵盾，所以就直言不讳地在史册上记下："赵盾弑其君"。赵盾见了，大为吃惊，解释自己并无弑君之罪。董狐说："你身居相位，出去既没有走出国境，回来也没有惩办凶手，这弑君的罪名，不是你是谁呢?"赵盾无可奈何，长叹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

《左传·宣公二年》载有这段故事。于是，孔子对董狐称赞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不过，孔子也称赞赵盾，说道："赵宣子(即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孔子的评论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无论如何，后来人们称赞正直的史官，就叫做"董狐"；把直书其事的文笔，赞为"董狐之笔"。

有人提出问题，董狐之"书法不隐"固然值得称赞，但他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

刘知几说："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史通·直书言》)

按照刘知几的说法，董狐擅名今古，有赵盾成其良直，是为于可为之时。如果不是赵盾"为法受屈"，恐怕董狐就凶多吉少了，这似乎有点道理。史官的直书其事，确实需要有一个较为宽松的客观环境和让人说话的条件。不过，尊重客观事实，直书其事，是史官的责任。在"不可为之时"，是不是就不为了呢?

齐之南史，就是在"不可为之时"而为之的不怕死的史官。

春秋时期，齐国的大臣崔抒与齐庄公为争夺美女发生矛盾。崔抒借机杀了齐庄公，立了齐景公，自己做了国相。对此，齐国太史记道："崔抒弑其君"。崔抒不愿意在历史上留下弑君的恶名，下令把这个太史杀了。继任的太史还是这样写，又被杀了。第三个太史仍然这样写，也被杀了。第四个太史照样直书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杀不绝的，只好作罢。这时，齐国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接连有三位太史因实录国事被杀，惟恐没有人再敢直书其事，便带上写有"崔抒弑其君"的竹简向宫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实记录没有被杀，就回去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了齐太史"身膏斧钺"的事迹，齐南史的不畏强暴，秉笔直书，几千年来被誉为中国古代史官的典范。

有了董狐、南史这样的光辉榜样，中国历代的史官就更加懂得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增强了秉笔直书的胆气。不过，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帝王的意志和尊严是不容侵犯的，真正秉笔直书的史官并不多见。因为任何一个帝王，即使是极英明的帝王，也不会喜欢像董狐、南史这样的史官，不会允许史官把自己做过的坏事记录在案，传之后代。他们手中的权力足可以控制史官的行为，决定史官的命运。所以，正直的史官从来命运多蹇，就像刘知几所说，他们或"身膏斧钺"，或"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或遭秘密杀害而"无闻后代"。然而尽管如此，直书其事的史官仍然不绝如缕，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要写下去。

三

在史官的厄难史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司马迁。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著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一心要写一部继孔子《春秋》之后记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史记》，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写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大将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出击，直捣匈奴单于的大本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匈奴方面增加八万多骑兵将李陵部队包围，李陵在没有援兵、孤军奋战、矢尽弦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满朝官员都指责李陵辱国。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直抒己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暂时降敌，相信他会寻找机会再立一份与其失败相当的 功劳来报效朝廷。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可以抵罪了。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诬罔主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治罪。第二年，谣传李陵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处死，司马迁也被判为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刑可以出七赎罪或者改为宫刑。司马迁两袖清风，没有钱赎罪，但他要活下去，只好接受残酷的宫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他所遭受的宫刑，不仅使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耻辱。由于宫刑是对人体那个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宫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为人们所不齿。何况司马迁是为了活命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然而那些看风驶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宏的历史著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这是司马迁心灵上一种难言的隐痛。

司马迁的受辱，本来就是一桩冤案，可是当这个冤案永远也无法平反的时候，他心里该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辨诬，如果说这只是一时蒙冤，日后还有希望说清楚的话，那么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司马迁蒙受的已经是不白之冤了。因为无论如何，到后来李陵毕竟是"投降"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辨诬是"错"的。可是，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后，汉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狱，在听到传言说是李陵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杀光。到后来查清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已经被杀的人还能再活吗?直到这时李陵才深感汉武帝刻薄寡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从此，李陵留下了骂名，司马迁的冤案也就再也说不清楚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谁呢?

这种不白之冤和巨大耻辱将司马迁逼向了死亡的边缘。但是司马迁不能死，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可是，隐忍比耻辱更加痛苦。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每天都在痛断肝肠地想着这种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迁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著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诤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史记》的主题和内容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司马迁的心灵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四

司马迁去世500年以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崔浩《国书》血案，在史官的厄难史上给人们留下了一道永远抹不去的心理阴影。

崔浩，字伯渊，出身于清河望门大族，父亲崔玄伯是北魏道武帝、明元帝时期的重臣，他自己在北魏前期历史上立有大功，深受太武帝拓跋焘的宠信和器重。公元429年，崔浩奉太武帝之命修撰北魏史书--《国书》。后来，太武帝又命崔浩监秘书事，综理史务。但是，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国书》修成之日，崔浩突然被太武帝处死了。崔浩被杀的原因就是："实录"。

在太武帝命崔浩修撰《国书》、综理史务的时候，他曾经叮嘱崔浩要"述成史书，务存实录"。话虽如此说，到了真正"实录"以后，他就翻脸不认人了。崔浩却是很认真的，他召集一些文人按照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修撰《国书》，书成之后，自己非常满意。但他过高地估计了太武帝对自己的信任，竟然有失检点，同意著作令史闵堪和郗标的建议，在京都郊外大路旁将这部《国书》刻石立碑，占地130步，让人们自由浏览。在这部史书中，崔浩实录了拓跋部的早期历史和入关前后的经历，甚至把拓跋人自己都秘而不宣的事情也实录了下来。拓跋人看到崔浩的《国书》竟然如此"备而不典"，把本该忌讳的历史在显眼地方公开出来，极为震怒和惶恐，连忙报告了太武帝。太武帝知道后大怒，当即下令追查严惩，于是一场大祸从天而降。

崔浩的"备而不典"究竟是什么呢？据史学家周一良先生研究，崔浩的《国书》实录了前奏符坚灭代（北魏初期称代）时，生擒了代君拓跋什翼犍，并将后来成为北魏开国之君的拓跋圭流放到蜀国的事实。这是拓跋氏不光彩的历史。同时，《国书》还实录了拓跋氏的婚姻关系。原来，什翼犍的儿子是献明帝拓跋寔，献明帝和贺后所生的儿子是拓跋圭。献明帝死后，什翼犍娶贺后为妻，也就是公公娶了儿媳妇。符坚生擒什翼犍的时候，因为不熟悉内情，错把拓跋圭当作什翼犍的儿子，结果爷爷变成了父亲，孙子变成了儿子，闹出了大笑话。其实，北魏拓跋氏皇室的婚姻关系并不像汉族人那样重视伦理秩序，公公娶儿媳妇的事本不足为奇。但是，到了太武帝拓跋焘时，渐受汉族文化影响，乃讳言其事。崔浩死得很怪。临刑前，他"被置槛内，送于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往头上排泄小便），呼声嗷嗷，闻于行路。"不仅如此，"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史以下尽死。"（《北史·崔浩传》据史家考斑点，这次杀戮共死了2000远销人。难怪事隔300多年以后，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作为史臣一想到崔浩的《国书》血案，还心有余悸，感叹直笔太难（《答刘秀才论史书》）。

像这样的史学大案，在清朝还发生过一次，这就是清初牵连最广、钉戮最惨的"庄氏史案"。

顺治十八年，浙江乌程（今湖州）南浔镇双目失明的富户庄廷龙有感于太史公"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也想效法前贤，著书立说，正好他的邻居家中藏有一部明代天启年间做过内阁大学士朱国桢草拟的明史稿本，他的父亲庄允诚便用1000两银子买下来作为儿子著书立说之用。庄廷龙招募宾客，在朱国桢原稿基础上，增补内容，润色文字，编成《明史辑略》一书。庄廷龙不久去世，其父为实现亡子遗愿，决定刻印此书，同时又聘请了十多位名人参与校阅，以示重视，由于朱国桢的原稿在明亡后颇多犯忌之处，满清皇朝得到此书如临大敌，严加惩处。庄氏一家被满门抄斩，已经死了的也被掘墓戮尸。除此以外，凡是与此书有涉的人，包括作序者、校阅者、资助者，就连刻字、印书、卖书、买书、藏书、读此书者都一并处死，有人根据祸及700家的记载推算，认为被杀掉的至少在1000人左右。

清初诗人陈恭尹有诗云：才生文字即风波，鬼哭虽然吏亦歌。三尺龙泉方寸印，不知谁较杀人多。

可怜庄氏并非史官，却也遭受到了史官的厄难。

五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史官都能秉笔直书，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史官都会遭受厄难。

刘知几说："古来惟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在刘知几那个时代，他已经深切感到"近古良直，却如披沙拣金"，所以一再感叹"世途之多隘，实录之难遇"，"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史之不直，代有其书"。为什么？刘知几认为，追根究底是因为孔夫子在称赞董狐书法不隐的同时，又提出了"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的谬论。刘知几指出："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正，而名教存焉。"

有了"子为父隐"的伦理观念，有了"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君亲讳"的道德标准，那些曲笔阿时的利禄之徒就有了歪曲历史的理论根据。他们或者"舞词弄札，饰非文过"；或者"由首臆说，威福行于笔端"；或者"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诬人之恶，持报已仇"。刘知几认为这些人都是"记言之奸贼，载事之凶人"。应当"肆诸市朝，投畀豺虎"。

对于曲笔阿时者，刘知几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们还说什么呢？

（责任编辑程度）

2000年第8期 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之死　作者：柏能驹

32年前，1968年4月8日清晨，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含冤而逝。她还没有度完第三十八个春天，就惨死在安徽医学院附属医学内科病房里。噩耗传出，即使处在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之下，各界人士也都义愤填膺，纷纷以各种方式向高喊"继续革命"的所谓"红色政权"提出询问。他们在安徽省红梅戏剧团（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硬将"黄梅戏"改名为"红梅艺"）的代理人回答得倒也干脆："畏罪自杀"，而且还要加一句："死有余辜"。严凤英有什么罪？为什么要"自杀"？真的是"死有余辜"吗？当时成了一个谜。

十年之后，1978年8月21日，重建的安徽省文化局虽然为严凤英召开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但在当时有些问题还是很难说得清楚。今年是严凤英诞辰七十周年，作为她的朋友和"同案犯"，我以为有必要把我所了解的严凤英之死的前因后果如实写出来。

严凤英，祖籍历史名城桐城罗家岭，1930年4月19日诞生于安庆市。她家境贫寒，幼年失学，回到故里，生活更为艰辛，后来学戏唱戏也是备受凌辱。1953年她经朋友们的举荐，参加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很快成为一名享誉海内外的黄梅戏艺术家。她入了共青团，参加了共产党，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好主演的《天仙配》、《女附马》和《打猪草》、《闹花灯》等剧在五十年代就红遍大江南北，成为公认的经典之作。黄梅戏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农村进入城市，由安徽走向全国，由海内传到海外，完成"三级跳"的历史性大发展，严凤英是主要的开拓者之一和最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上山下乡，深入工厂、连队，为工农兵演出，她总是走在前列，而且和他们结下了深厚友谊；排演现代戏，歌颂英雄人物，她更是争先而上；努力拓宽和充实黄棋逢对手戏演出剧目，认真继承，、大胆革新和丰富黄棋逢对手戏唱腔艺术。她在旧社会唱了几年戏，但她没有旧艺人的不良习气；她是名演员，却保持着平常人的心态。她绝没有想到，当她一心一意尊遵循党的教导，一言一行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之际，厄运竟向她迎面扑来。

"文革"初期，她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等莫须有的罪名，受尽了"文批武斗"的折磨，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悲惨命运也被翻将出来，当着她亲人的面，在群众大会上当作罪状，肆意进行攻击。具有大家风范而又耿直、倔强的严凤英怎么也想不通：为群众演戏有罪，受到群众欢迎也有罪？在旧社会受压迫有罪，在新社会要求进步也有罪？而且硬要她承认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她当然不承认，结果遭到加倍的打击："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这在当时是死罪，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的解释当权者根本不听。因为当"文革"进入第三年，需要扩大"战果"来证明它的"必要性"和"及时性"，这就需要再抛出一批各界代表人物来"祭旗"，严凤英和一大批民族精英一样，也就在动难逃了。

严凤英本来和什么"革命样板戏"毫无关系。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在北京举行。安徽没有剧目参演，只派出一个以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七人观摩小组。当时，我在省文化局剧目研究室工作，因病在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很想到北京看戏，副局长江枫表示同意，说换个环境也好。他告诉我，省黄梅戏剧团主要演员严凤英、王二位，不要出任何差错。我们到北京，会演第一轮演出已经结束。会演大会秘书长、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马彦祥要我们另找旅馆住，不要参加观摩组活动。第二天晚上，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洪泽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要我转告安徽同志，认真看戏，不要乱发议论，实际上是打招呼。出于好奇，听说陈毅副总理招待马里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智取威虎山》，我们想方设法搞到几张票去看个究竟。当时剧中人少剑波由著名老生纪玉良扮演，杨子荣由著名武生李仲林扮演。在看戏过程中，我们义论过"纪玉良迈着八字步，不像解放军指挥员"，"李仲林演得像武松"，"纪玉良是票友出身，没有功底，跑圆场不行"，"戏有点松"等，既没有涉及到那场争论，更没有提到"江青"两个字。看完戏我们就一道回到大栅栏附近一家叫做春林旅社的小旅馆，如此而已。不久，严凤英、王少舫因为排戏先回合肥了，我于7月1日听了彭真同志在大会上的报告也就回来了。谁也没有想到四年后，这次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的北京之行却成了一件大事，竟然成为一项"有预谋、有计划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大罪"！

1968年初春，从北京掀起的所谓"围攻革命样板戏、反对江青同志"的黑风恶浪，很快涉及到合肥。于是当年安徽省观摩组和我们一行等人都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被"勒令"交待所谓的"反革命罪行"，而严凤英则是重中之重。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红安徽报》(安徽两大造反派所谓革命大联合的"机关报")一位汪××找到我家，要我交待这段情况。我一再向他说明，我们四人到京后，围绕《智取威虎山》一剧的争论已经结束，我们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内情。我还带汪××到当年观摩组成员、安徽剧团副团长刁均宁家里，刁均宁首先承认是他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智取威虎山》在艺术处理上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指我们四人)是后来去的，更没有关联。"在当时情况下，刁均宁敢于如此实话实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以为事情已经澄清了，没有想到4月5日出版的《红安徽报》，由汪××等执笔写的"社论"中竟然置事实于不顾，信口胡说"1965年，以安徽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徐味为首的什么代表团，伙同戏剧界的牛鬼蛇神严凤英等丑类，在北京疯狂围攻江青同志的革命现代戏《智取威虎山》，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至今没有批判处理。"这段文字可以作为"文革"时期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乱扣帽子、横加罪责的代表之作：一，1964年举行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它任意写为1965年；二，安徽的"观摩组"也变成了"代表团"；三，个别人对戏的艺术处理在讨论会上提出几点不同意见，成了"疯狂围攻"；四，严凤英和我们是后去的，另住一地，她根本没有和观摩组徐味等人见面，如何"伙同"?如何"围攻"?又如何成了"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期《红安徽报》出版的第二天(4月6日)，团外团内的造反派"提审"严凤英和王少舫，"勒令"他们认罪，严凤英据理反驳。造反派把她押到二楼走廊，那里新贴了一张王少舫在造反派逼迫和授意下写的大字报，说严凤英看了《智取威虎山》，说"不照"，还说纪玉良圆场都跑不好……并且说他和严凤英没看完，中途就退场了。当然这些内容并不是造反派想要获取的"要害"材料。他们一方面继续对王少舫施压，一方面勒令严凤英着重揭发省委、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安徽省"代表团"徐味等如何指使他们反对"京剧革命"的。严凤英知道是想通过她，打开缺口揪出省委一大批人来。她无从说起，造反派就不许她回家吃饭。僵持到晚饭后，因为是星期六，他们也想回家休息，便叫她回家写材料，星期一上午交，否则后果自负!她回家后怎么也想不通。7日晚，她找出当时的演出本，发现少剑波跑圆场只有一处，即小分队上山，戏已到最后一场了，怎么可能"中途退场"?便冒着"串供"的风险到我家来。(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一幢楼的东西两侧)。我说，该说的都说了，他们硬说我们是省文化局、省委宣传部、甚至是省委派去的，追问给了我们什么指示，这显然是另有目的，只有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将来总有我们说话的时候。当时在我家的省文化局同志刘国琨、完艺舟、童兴德等人也劝慰她说，现在讲不清楚，将来定案还是凭证据的，有那么多人在，还怕讲不清楚吗?我还说江枫同志叫我和你们(指严凤英和少舫)同出同进，我记得我是看完了的，看来看完没看完不是关键，关键是挖"后台"。她一听明白了，坐了一会就走了，在门口她对我爱人李琦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有想到，第二天上午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

后来据王冠亚告诉我，严凤英回家之后对他说了这些情形后，说："不写了(指交待材料)，明天还是照实说，看他们怎么办?"严凤英患过卵巢囊肿，手术后有肠粘连等后遗症，又患严重的椎腱盘突出症，疼得晚上睡不着。那天夜里，她又呻吟起来，王冠亚以为她又痛起来了，要给她按摩。她噙着眼泪说，不用了，你看看桌上我写的信吧。王冠亚感到不妙，立即起床跑到桌前，看到严凤英写的两封信，一封是给全团"革命同志"的，内容说自己有缺点错误，革命小将批斗她，是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行动，所以她拥护；后面还写着"我严凤英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的，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生是毛主席的人，死是毛主席的鬼!……"王冠亚大惊，顾不得看另一封信，急着问严凤英吃了什么药，严凤英只流泪，不回答，只求速死。王冠亚叫起两个孩子(大的十四岁，小的十岁)，叫大孩子速找大院省文化局医务室的医生，她们很快就来了。王冠亚主张送医院，这时医院也都在闹文化大革命，只有部队医院还在正常运转，王冠亚忙去找一位军代表求救，请他打电话给部队医院，并把严凤英给全团"革命同志"的信交给了这个军代表，军代表叫王冠亚先回去。过了一会，他带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一起来了，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他们在房内对严凤英进行床前批斗，怒斥"自杀是叛党行为，"是"对抗文化大革命"!讲她"会表演，不要再做戏了"!王冠亚求他们赶快送医院抢救，他们置之不理，对着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的严凤英，轮翻念《语录》，骂大街，足足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可怜的严凤英这时眼不能睁，口不能言，呼吸急促，泪流满面，直到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这伙高喊"三忠于"、"四无限"的"革命者"发现情况有变，才扬长而去。王冠亚去找板车，造反派就是不借!王冠亚又跑到同院的徽剧团，找一个舞美师傅借板车，这位师傅起床披衣推出板车。王冠亚拖着板车跑回家，这时严凤英已神志不清了!王冠亚抱起严凤英下三楼，当时有一位徽剧团的青年演员主动上前帮忙。事后王冠亚对人说，一辈子也忘不了徽剧团的这两位大恩人!

王冠亚和两个儿子拉着板车跑向医院，一个小解放军，一个造反派跟在后面。挂了号，送进急诊室，因是"现行反革命自杀叛党"，没有单位介绍信，医院拒绝接收("文革"初期，中宣部文艺处长、著名诗人袁水拍不堪受辱，愤然服药自杀，幸被家人发现，送北京医院抢救。因系"黑帮"，医院拒收。还是新部长陶铸发话"留下作反面教员"，才被抢救过来。这说明那个年代，没有组织出面，哪个医院也不敢接收的)。王冠亚呼救无门，又不能离开严凤英一步，大儿子王小亚跑步回剧团，叫起那个军代表，军代表找来了"大联委"头头，开了介绍信，王小亚跑回医院，医生检查后叫送住院部!门诊部在市中心，住院部在郊区，又要找救护车。到了住院部，放在内科走廊的水泥地上。那时正是倒春寒，严凤英只穿了薄薄的单衣，王冠亚央求护士长给严凤英找张病床。护士长悄悄说："等他们走了(指造反派)，再给她换"。造反派走后，护士长找来两位值班的年轻医生给严凤英吊盐水，做人工呼吸，王冠亚求他们洗胃，他们态度很好，讲不行再说。这时旁边有一位老医生，戴着"反革命"的黑袖章在扫厕所。王冠亚上前求他帮忙，他讲："他们叫我医，我一定医!"这两位年轻值班医生抢救很辛苦，满头大汗，但不见效。王冠亚求他们让那个戴袖章的老医生来救救!他们不敢做主，一位年轻医生下楼找办法抢救。等他赶回来，严凤英已停止了呼吸!时年1968年4月8日清晨5时25分，她只活了三十八岁。"文化大革命"终于使一代骄子含冤含恨而去。她用自己的生命维护了自己尊严；她用自己的热血控拆了"文革"的极左路线!只是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严凤英惨死在急救室里，那位军代表和一些造反战士仍不放过。他们当时大权在握，不乏掩盖自己罪责之术：一是散布严凤英是"畏罪自杀"，开会声讨，利用手中报刊造谣中伤；二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通过各种渠道散布谎言，嫁祸于人，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以便为自己开脱。首先他们想嫁祸王少舫，硬说是他的大字报促使了严凤英的自杀，他们忘了王少舫的大字报正是在他们逼迫下写的。其实他们对严凤英是"定罪在前"(有《红安徽报》社论为证)，有没有那张大字报都不会影响他们要"彻底打倒"严凤英的"既定方针"。其次他们想嫁祸王冠亚，硬说是他贻误了抢救时间。但是当时由于医院对"牛鬼蛇神"看病作了规定，抢救也要找领导"出面"，而头头来了，却又在床前批斗严凤英半个多小时，究竟是谁贻误了抢救时间，不是明摆着吗?最后他们还想嫁祸值班医师，说他们没有经验造成死亡。床前批斗失去了半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是他们没有临床经验，还是你们没有起码的人性?严凤英生前好友、著名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在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告诉我一件事：那位军代表看着被开膛剖腹的严凤英无动于衷，还对众人说了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他是流着泪对我说的。当时我真想见见这位把人命当草芥，"继续革命"的"革命者"，遗憾的是他早已被保护性地调到外省去了。从医院将严凤英拉到火葬场，用的板车也是王冠亚从一位老红军家里借的。严凤英的艺友查瑞和与胡根杰要帮王冠亚拉板车去火葬场，那个军代表还警告他们，要"划清阶级界线"。他们说，人已经死了，他家只有两个小孩，叫他怎么办?军代表只好作罢。王冠亚回到家里，看到桌上严凤英写的另一封信，信中希望他以后有机会向敬爱的周总理汇报，她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她说，周总理是了解她的；另外希望他带好两个孩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又叫孩子听爸爸的话，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严凤英死后，那个军代表不失时机地召开全团的声讨大会，批判严凤英"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时白林控制不住感情，流下了眼泪，立即被那个军代表申斥为"阶级立场到哪里去了?"同时那个军代表又派造反派到王冠亚家把第二封信也抄走了。"文革"后，为了落实严凤英的政策，专案组专程去找那个军代表，问他为何迫害严凤英?他还理直气壮地说，"文革"就是要打倒"三名三高"、"反动学术权威"，这又不是我发明的。在安徽，不打严凤英打谁呀!是的，他们是奉命行事，御用工具罢了

事实证明，和许许多多被迫害致死的民族精英一样，是"文革"这场浩劫夺走了严凤英的生命，严凤英之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革"这场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我们只有尽最大努力去铲除孕育"文革"的种种根源，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发扬民主，健全法制，才能把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系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安徽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安徽省黄梅戏艺术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8期 二百里山川 五千年的书　作者：魏亦胄

炎陵县原名酃县，位于湖南东南边境。一个山川纵横二百里、人口不足18万的边远山区县，却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而闻名遐迩。

城西17公里一个叫鹿原陂的地方，群山环抱，眕水绕流，中华农耕文化创始者的杰出代表炎帝神农氏就安葬这里。

连绵不绝的中华文化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她崇拜祖先，崇拜为民族生存和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非凡贡献的人。炎帝便是以炎黄子孙自谓的人们所崇敬的人文始祖之一。

炎帝的功绩及其葬地，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只能以口碑传世；周秦以前，即有祀五帝之说，炎帝为赤帝，主南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设茶陵县，茶者，"山谷生茶茗也"，陵者，即炎帝陵；晋代皇甫谧著《帝王世纪》，称炎帝"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葬长沙"，这里所说的长沙，指汉代以前的长沙郡、长沙郡国；宋代罗泌广泛收集古史和民间传说，并实地考察，著《路史》一书，详述炎帝安葬之地："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所谓天子之墓者"。

为纪念这位"天下共尊"、"民共仰之"的"文化英雄"，在鹿原陂这个地方，西汉时建炎帝庙，唐代继为奉祀，宋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下诏，建殿立庙肖像而祀，"三岁一举，率以为常"。

炎帝陵历经沧桑，有史记载的大修葺17次，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形成帝王陵殿格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炎帝陵殿为"五进"。一进午门，正中有江泽民题写的"炎帝陵"汉白玉石碑；二进行礼亭，庑殿式，上悬周培源手书"中华始祖，光照人间"扁额；三进主殿，殿中厝放着炎帝神农氏的金身祀像。大殿门额高悬陈云题写的"炎黄子孙不忘始祖"的匾额；四进为墓碑亭，亭中立汉白玉墓碑，"炎帝神农氏之墓"为胡耀邦手书；亭后为墓冢 。

炎帝神农氏的至尊地位，所以能跨越时空，世代不变，就是因为她是我国农耕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兴始和统一的象征，开拓、创新、奉献精神的化身。

《易经·系辞》说，神农"斫木为耜 ，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这是说他始作耒耜 ，教民耕种；《太平御览》引用《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这又记下了他在"刀耕火种"过程中发明了冶陶。

《帝王世纪》说，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被尊为"先医"。当地的人们说，鹿原陂山顶上有终年不肯干涸的"洗药池"，陵西北10余里有"药湖" ，峤阳岭上还有"尝药鼎"等等，这些说法固有附会之嫌，但世代相传炎帝走遍天下，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最后误食"断肠草"而亡，是应该信而不疑的。

《易经·系辞》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是生产发展的必然。交易的产生，满足了人们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反转来，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过去我只知"日中为市"之说，却不知在炎陵县赶场逢墟，相沿成俗。《炎陵志》引《二斋堂丛话》说，"酃邑多墟。墟者虚也。商贾交易，朝实暮虚，殆日中为市遗风"。

肇始于炎黄的悠久文化，有比血缘更为强大的凝聚力。海内外炎黄子孙，魂牵梦绕的便是中华情。

1993年8月，国家体委和全国侨联举办"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系列赛，在炎帝陵和黄帝陵同时点燃圣火。人称"杂交水稻之父"的水稻专家袁隆平，在炎帝陵区的圣火台上，庄严地点燃了手中的火炬。

80年代以来，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炎黄胄裔，远渡重洋，前来寻根问祖。素有尊崇炎帝之风的祖国宝岛台湾，岛内有140多家（一说四百余家）炎帝庙宇、堂所，供炎黄子孙祭拜。近八年来前来谒陵祭祖的台胞200余批万余人。其中多批专程前来为台湾新建神农大庙的炎帝圣像开光分灵者，截止目前，已迎回炎帝神农金身祀像12尊。最早迎回的一尊"神农金身"安放台中县雾峰乡圣贤宫神农大庙的消息，一时轰动台湾岛，广大民众争先恐后前往接驾并敬"头香"。1995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台湾省第一任民选省长宋楚瑜率文武官员及民意代表至此，恭祝炎帝诞辰，祭文赞神农"光昭中华，为民造福"，"以农立国，名垂千古"，而后发感慨曰："朝代变换，有兴有废，此其自然规律。五千余年来，历史巨轮，不停推进。"海峡两岸文化渊源之深可见一斑！

炎陵县不仅名胜古迹众多，也有多处革命遗址。土地革命时期，炎陵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县之一，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来到炎陵县，在眕泉书院的左厢房内，研究部署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随后才有了两部在宁冈的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第四军，这便是著名的"井冈山会师"。人们却很少知道（或称很少注意到），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震撼20世纪中国的巨人的第一次见面地，是在炎陵县城东26公里的十都。毛泽东在县城南28公里的水口镇叶家祠,主持六名战士的入党宣誓，以亲自实践他的"把（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著名主张。在县城南50公里的中村,共产党领导了第一次土地改革在这里插牌分田。井冈山红军八大哨所，有两所在炎陵县与宁冈县交界处。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走遍了炎陵县的山山水水。县里的领导同志对我讲：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三万余炎陵人为求解放献出生命，血沃这方热土，演出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你能说其中没有五千多年前炎帝创业与献身精神的传承吗？

从炎帝时代直至今日，数千年的积淀，造就了这里的深厚的文化底蕴，请君能到炎陵来，这里的二百里山川，一沟一壑 ，一草一木，处处是歌，处处是诗，处处是浓缩了的中华文明史。

今年的九九重阳，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炎陵县人民政府将在这里联合主办龙年祭祖大典，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读史的机会。

2000年第8期 无名英雄不能任其埋没　作者：甘惜分

世界上有数不尽的无名英雄，中国有数不尽的无名英雄，革命战争的牺牲者有大量的无名英雄。在伟大的革命、伟大的建设过程中，都有许多死难者的姓名不为人所知。

共产党员是传说中傲游太空的巨龙，我说，他们是山林中的雄狮，他们是俯视大地的苍鹰，他们是大千世界中的最强者。但是，当他们尚处于革命劣势的时候，他们也曾是弱者，他们必须学习斗争艺术。

30年代初，当中国革命尚处于敌强我弱的时候，上海、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重庆、广州、香港这些地方，真是遍街狼犬，张开大网搜寻革命者。而这时的中共中央机关还在上海，上海是中共的诞生地，党的领袖人物瞿秋白、周恩来、陈云等人都在上海市内那些不为人注意的小街小巷中；他们联系着散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各级党组织。如果中央领导机关一旦被敌人发现，就势必引起一场全党的大破坏。因而千方百计地保卫党组织，不让敌人嗅到半点气味，这是一场多么艰难曲折的斗争。

问题还不仅在于保卫党组织，更重要的是还要主动出击，出击什么?--在敌人心窝里搜集敌人的军事政治情报，以便党采取相应的对策，保存自己，瓦解敌人，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地下共产党人就是钻进敌人内脏的一群孙悟空，把国民党的首脑机关打它个落花流水。

为了对付我们这类革命的秘密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了非常庞大非常严密的特务组织系统，如军统、中统之类。为此共产党也必须有自己的地下情报组织，与国民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组织在上海那个时代称为"特科"。特科的创始人就是后来名震世界的周恩来，他手下有一批最能干的干将如潘汉年、李克农、陈赓等人，他们又各自联系着若干社会名流，工商巨子，而更多的是大批无孔不入的不露姓名的隐蔽得很深的无名英雄。《无名英雄》这部电视记录片就是歌颂这些为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无名英雄的作品。

《无名英雄》着重描写了解放前夕南京的共产党员的地下活动，告诉我们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比如说，为什么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那么顺利地渡过了天险长江。南京李宗仁政府派代表团到北平和谈，中共代表团明确通知对方：和谈成不成我们都要过江，时间是4月20日。如此明确无疑地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日期告知对方，这在战争史上大概无此先例。难道我军不怕敌人作好防御准备而增加我军渡江的难度吗?不，通过我党在敌区敌军的地下活动，我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敌军的江防工事情报，连敌军的江防地图我军早已了如指掌，与敌军将领准备起义投诚者也早有联络。蒋介石后来说，他们的失败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自己人。这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于此也可见中共地下党员的英雄功勋。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军事格言。蒋介石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岂有不败也哉!

又如平津战役，我军为和平解放北平，北平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向傅作义将军做工作，促其放下武器。傅作义将军的情绪变化，疑惧喜怒，我方都毫发皆知，报告了首脑机关，终而至于促使傅决心放下武器。我军和平解放北平，确是"不战而胜"，中共地下党员在这一战役中立了大功。

中共地下党员，有时乔装打扮，活跃于灯红酒绿之间，看起来他们十分潇洒。其实他们是在刺刀尖上跳舞，外表的倜傥风流掩盖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们是在饮酒跳舞之间刺探敌人的机密，这需要多么巧妙的斗争策略啊!他们是真正与狼共舞，一不小心就会被狼吃掉。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不是千军万马冲锋陷阵，而是提着自己的脑袋进入地狱与牛头马面的魔鬼们斗智斗勇。如果说地面战争的英雄们是伟大的，那么这些地下工作者也同样伟大，甚至更加伟大。他们把自己的血和汗流进了建立共和国的巨流中。共和国颂发英雄勋章，不能忘记这些地下英雄。全国解放后，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这一集体中最突出的代表。在这一集体之中，有一部分英雄人物已长眠于地下，他们被蒋介石枪杀，为祖国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有的名垂青史，有的连姓名也未曾留下。

1949年北平解放了、上海解放了、重庆解放了、所有大城市都解放了。那些曾为解放这些城市而献出全部心血而又幸存下来的地下英雄们从地下钻出来，公开站在欢迎解放军入城式的队列中，欢呼自己的军队的胜利。他们的心情是又喜又悲。喜的是多年的残酷斗争结束了，悲是共同斗争的一些战友不能共庆这个伟大的节日了。

钱壮飞，这个隐蔽在南京特务大头目身边长期充当机要秘书的伟大英雄，当他截获叛徒顾顺章即将摧毁上海党中央机关的紧要关头，以飞快的速度赶往上海向党中央报告，使党中央迅速转移而免遭破坏。这位地下工作者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岗位了，他在红军长征途中牺牲，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共和国的诞生，但他的英名却永垂不朽，他是所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标兵之一。

象钱壮飞这样扬名后世的英雄人物，在千万地下工作者中并不多。绝大多数由于他们处于生死线上，他们之间常常是单线联系，彼此并不知道真实姓名，一旦被捕被杀，连姓名也没有留下，他们成了无名英雄。

有一些从事地下工作的英雄人物，侥幸活了过来，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却又充满了坎坷。甚至成为怀疑的对象。

在人妖颠倒的"文革"中，有多少曾在国统区潜伏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土，被诬为叛徒特务，受尽磨难。这里还想提一下在日寇占领区的"两面政权"。这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游击区的一种非常特殊的隐蔽斗争，这是地下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中国人民的一种创造。现在的青年人不懂得地下斗争，更不会懂得"两面政权"，恐怕连这个名词也未曾听说过。

日本鬼子占领了中国广大地区，并且不断从敌占城市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大搞蚕食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周边农村修建军事碉堡，从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逐步深入到根据地内部，敌人龟缩在这些碉堡内，向周边农民征粮征款，收集我军情报。那时我军装备低劣，小米加步枪，没有炮火摧毁这些碉堡。这样一来，我们根据地将越来越小，这对我军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豺狼到底斗不过"地头蛇"，我军在敌人的碉堡周围发展了"两面政权"，表面上是伪政权，实际上是抗日政权，白天应付敌人，晚上帮助我军抗日武工队进入村内作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待条件成熟时，把这些碉堡一个一个地"端"掉。这些"伪政权"的领导人大都是我党地下党员，他们为了保卫根据地，保护当地老百姓，不得已而应付敌人，这些"白皮红心萝卜"是我们的自己人，他们为了掩护我军活动吃尽了种种苦头，甚至牺牲了生命。但解放后他们中不少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文革"中不少人定为叛徒。党的三中全会上，陈云同志仗义执言，认为这些"两面政权"中的同志凡没有叛变行为者应予恢复党籍。

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没有署任何英雄人物的名字，它是亿万人民献给为中国革命流尽热血的人物的心碑，也是亿万人民献给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心碑!

再说一句并非多余的话："无名英雄"真是无名到底，任其埋没吗?不能千方百计搜寻史料，或向活着的人一一探询死难者的英名吗?不能在英雄们的家乡树立石碑刻上英雄们的姓名吗?不能为杰出的死难者树立雕像吗?这些地下英雄们以及一切在战争中、在建设中死难的烈士们是国家的珍宝，我们不应当忘记他们，不能让他们永远无名，要让他们名垂千古，他们是中国的骄傲。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8期 说报刊的"图文并茂"　作者：李　庄

"图文并茂"--老一代报人在根据地朝思暮想而不能及。

根据地人民当权，但技术落后，无制(铜)版技术。个别"大报"用麻纸印制，铅字排版，有些标题的大字还得用木头刻字。"小报"只能石印或油印。

抗日战争中后期，我在太行山根据地偶尔看到《晋察冀日报》登载过铜版照片，非常羡慕。晋察冀根据地离北平近，秘密工作好，通过地下渠道获得一些在当时说来是先进的技术，太行根据地没有这个条件。

没有制版技术就用木刻代替。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在太行区，号召力大，许多著名木刻家到太行区工作。罗工柳、彦涵、华山都在。党中央发表重要宣言，常常印发毛泽东主席木刻像。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号召全民御侮，印发斯大林木刻像。斯大林头像庄严、威武、愤怒，出自名记者华山之手。华山当时主要作时事木刻，暇时才写文章，《鸡毛信》等是以后写的。

《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长期用木刻代替铜版，充分说明我们当时技术艰难。1946年5月15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创刊，想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他在延安，我们在邯郸，云天阻隔，中间有几道敌人的封锁线。只好采用集字木刻的办法，集毛泽东在其他场合写的字，然后木刻。取《共产党人》杂志的"人"，"为人民服务"的"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新中华报》的"报"，从右到左，合成"人民日报"四字。不能制版，只好木刻。

现在看1946年5月15日到1946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谁也不会认为那是集的毛泽东的字。〈一〉四个字，来自两种报刊、两条标语，气势难说顺畅、统一；〈二〉当时有的报纸已是从左到右排版，《人民日报》还是从右到左直排，为求统一，报头还是从右到左。这个多数人不满意的报头一直用到1946年6月30日。

1946年6月下旬，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薄一波从延安开会回到邯郸，带回毛泽东专为《人民日报》写的报头。由于不能制锌版，还是由老工人精心木刻。这个字型失真的报头，一直用到1948年6月14日。

石家庄解放，晋冀鲁豫、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及时撤销晋冀鲁豫、晋察冀两个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华北局，作为华北地区最高领导机关。同时撤销原两个中央局的机关报，组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请毛泽东重新题写《人民日报》的报头。这时中央所在地区平山能制锌版，听说毛泽东对这个锌版报头比较满意，一直用到现在。

抗日战争后期，《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时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尚未成立，此为太行根据地第一大报)开展了一个"通俗化运动"，探讨如何把报纸办得更"便利读者"，除了研究如何使文字更加通俗以外，对改进标题、版式下了较多功夫。当时报纸读者多为县、区干部，有中等文化水平就不错了，大家不习惯版面花花哨哨，都欢迎文字紧跟标题；一条新闻加标题拼成一个"豆腐块"；标题字不能过小过大，字型不能也无条件变异，绝对不能出现标题字歪放、倒置等异常现象。这样的版式使人感到严肃、大方，活泼、变化却非常少。

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向青年同志说明：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据地，技术条件还曾这样艰难。我们应该十分珍惜今天的工作环境，不能因为追求"出奇致胜"而随心所欲。

现在我国报纸琳琅满目，编者日有创造，读者耳目常新，我这个退休报人也深受教益。我们长期响往"图文并茂"而不可得，现在报纸林林总总，令我目不暇接。当然，作为一个终生从事报纸工作的退休人员，对于某些现象也难免产生某种想法，有的是自己跟不上某种潮流，有的也难说没有一点道理。

总的说，"图文并茂"的问题解决了，好!有的报纸本是人们平常说的日报，却有向画报发展的趋势，走向另一极端。登载照片过多、过大，令人感到"喧宾夺主"。当然，一幅新闻图片的作用有时超过一篇新闻；适当多登些图片，读者非常欢迎。

但凡事总有个限度，如果把日报办成画报，总不是正常现象。有的报纸登照片，报头像放得比拳头还大，尽管图中人是登龙的球星，或唱红大江南北的歌手，我总觉得有些过分。排版，有人故意把三行文字倒置，把一个标题分段、放歪，其效果不是为着读者便利，而是给人家添麻烦了。

"图文并茂"是为了提高宣传效果，为了美化版面，而不是给读者找麻烦，给读者添乱。我总认为报纸应该朴素大方，长短有序，便利读者，择精选刊。当然，这是我这个逾八老人的一家之言，就正于同好。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8期 关于周作人研究的一封信　作者：舒　芜

《炎黄春秋》编辑部：

顷见贵刊2000年6月号上所载吴江先生《从胡适说到周作人》一文，对我殷殷见教，非常感谢，至请代达。但所教也有几点未能透彻领会，还想再请教一二。

吴先生文中，提了两个问题：

一、周作人研究，和为周作人翻案，二者是什么关系?

二、舒芜对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是什么看法?

第一个问题，可能的答案有种种：可以说"研究不等于翻案"，也可以说"恰恰等于"，或者说"基本上等于"，或者说"客观上等于"，可以说"研究并不导致翻案"，也可以说"必然导致"，或者说"有可能导致"，可以说"研究与翻案并无联系"，也可以说"大有联系"，或者说"有一定联系"……如此等等，各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几年来争论不休，今后还会争论下去。吴先生的主张属于哪种，我对之看法如何，都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暂不详说。

第二个问题上，吴先生肯定舒芜并不是"也想翻周作人汉奸的案，我相信舒芜先生并无此意"，吴先生的信任，我很感谢。但是，吴先生说我"把周作人当汉奸，丧失民族大义这件事看轻了，或者说冲淡了"，对此，我只想请吴先生找一找拙著《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看一看其第一篇《概观》的第15和16两节，专论周作人从反对抗战到叛国附敌问题，最后是这样几句：

周作人自己将自己从英勇的战士和高雅的隐士的形象，变成这么丑而又丑的汉奸形象留在中国文化史上，他当然也就永远对国家民族欠下了这笔债，不是他自己的种种辩解和别人帮他辩解所能抵折的。

不知道吴先生觉得这是看轻了还是看重了?我作出这个断语之前，已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期间的种种罪行丑行，包括吴先生所举的周作人身着日本式军服检阅"青少年团"，随从汪精卫去庆贺伪满"建国"十周年，等等。其实，周作人这些罪行丑行，凡是谈得上从事周作人研究的，没有人不了解不熟悉的。因为，几部奠定研究基础的著作，如儿理群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倪墨炎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7月出版），特别是张菊香、张铁荣的《周作人年谱》（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次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增订新版），都已经将这些罪行丑行一件一件一条一条开列在那里，这几年所有谈周作人罪行丑行的，包括吴先生所举，没有趣出这几部书之外的。吴先生如果能找这些书来看看，当能看出，研究周作人者并非对这些一无所知，才研究周作人；也不是以为读者一无所知，可以替周作人掩护隐讳。

要为周作人翻案的，确实是有的，但并非出于研究周作人者。如1986年，即有一种新异之说，出自研究者之外，说是周作人当年出任伪"华教育总署督办"，是接受了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策动，等于打进去做地下工作，而且他干得还可以，云云。1986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单位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讨论会，与会的研究者对此新异之说，大概都不轻信。我提出了长篇论文《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问题》论证了周作人出任"督办"与所谓策动无关，论证了周作人当时干伪职很起劲，毫无"地下"气。前一言面不说。在后一方面的论证中，我没有着重周作人那些罪行丑行，因为持新异之说者已经说了："如果出任，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这道理是说得通的。所以我着重论证周作人当时的生活和心态，干高级伪官干得津津有味，患得患失，活得安富尊荣,如鱼得水,特别是他在伪官场一度受到排挤,由"督办"改为闲官,他在日记里那样咬牙切齿,排挤他的人不久病死,他在日记里又那样大书特书,幸灾乐祸,"这哪里是清雅脱俗的知堂老人?这是老舍笔下的冠晓荷、蓝东阳一流人物了。民族大节一亏，就能堕落到这样的程度！"我这是以周作人本身上的"内证"，来证明他身上实在没有一点"地下"气味，才可以与持新异之说者针对辩论。此文初载《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期，后因牵涉著作权问题，未能编入《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但最近程光炜编《周作人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收入此文，希望得到吴先生的指教。

末了，关于我"把周作人与胡适相提并论"的问题，这里只简单说几句：我只是说，现在，谈胡适，已经可以不需要每谈一个具体问题，都得先说或者后说一番"他的政治立场是反共的"等等，这是好事，我完全赞成。那么，谈周作人也应该如此，现在我还是这样看。至于我对胡适的政治评价，与吴先生有同有异，这里且不详说。

以上略陈鄙见，愿借贵刊篇幅向吴江先生和广大读者求教。

专此布达，顺颂

编安

舒芜上2000.6.7

2000年第9期 陆定一推行“双百”方针始末　作者：陈清泉

在倡导和推行深受中国知识界欢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上，陆定一同志是有重要贡献的。

主张学术问题自由讨论

新中国建立后，陆定一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中宣部主管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这是陆定一经常思考的问题。特别是1956年，新中国进入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陆定一同志认为，中国有几百万爱国的知识分子，有先进的社会制度，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领域存在着加快发展的可能性，要使它成为现实，还必须加以正确的领导，实行有效的方针政策。

当时强调学习苏联，苏联确实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也并非尽善尽美。陆定一对苏联一些做法曾产生过怀疑。他说：“1928年底到1930年夏天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驻在莫斯科，开始还是感到苏联是相当民主的，许多问题一直传达到党的支部，让党员们讨论。后来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在哲学界就进行了一次大的斗争，被批判的是德波林。德波林是苏联老一代哲学家，是哲学界在革命胜利后唯一没有逃往国外的。斯大林当时为了批判他，派了几个人专跟他学习，学了以后就回过头来批判德波林，并用苏共中央决议的形式说他是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还是世界观的范畴，戴上‘孟什维克’的帽子，就是政治问题了。在别的学科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在生物学界，树立李森科，就打倒摩尔根学派。甚至是工厂设计也只听‘权威’的，所以设计出来的厂房或机器都是千篇一律。这使我想起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时我怀疑这样的办法难道是社会主义的办法吗?我不相信社会主义对待科学和文化问题应当是这个样子。我们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又主管这方面的工作，因此就要多想一想这方面的问题。”

就在这前后发生了几件事情使陆定一深有感触。

一件是一位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建国后是北京农业大学的主要负责人。他以粗暴的态度压制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教授，因此被调动工作到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实验馆，但他的思想并未改变。有一次陆定一和他谈话，他仍贬低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而基因是虚无缥缈的东西。他编中学生物教科书，不写“细胞”一课。陆定一看出他的门户之见。问他：“物理学找到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电子、质子、中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吗?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可以无限分割的。摩尔根学派分裂细胞核，找出脱氧核糖核酸，这是极大的进步，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苏联以米丘林学派为权威，不许摩尔根学派存在，我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让两派平起平坐，各自拿出成绩来。这个同志照办了。我国遗传学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另一件是一位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老同志，他知道苏联的巴甫洛夫学说后，要改造中国的医学，对陆定一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以细胞病理学者魏尔啸的学说为主导)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陆定一想，在这样的认识指导下，中医和西医都该反对，只靠巴甫洛夫的药(只有一种药，就是把兴奋剂和抑制剂混合起来，叫“巴甫洛夫液”)来包医百病，这会出大乱子。陆定一说：“中医和西医都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应该研究和发展，应当劝中西医合作。”这位同志没有坚持他的奇怪想法，后来他的工作也很有成绩。

再一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要编写一部中国史教材，他们知道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古代史的分期看法不一致，这两位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究竟应采用谁的观点呢?他们拿不定主意，于是向中宣部请示。陆定一说：“这是学术问题，应当由地下发掘的资料，由专家研究来确定，中宣部不能拍这个板。”陆定一把这件事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很风趣地回答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中宣部如果去管这些事，请马克思当部长，恩格斯当副部长，再请列宁也当副部长，也解决不了。”

这三件事情的解决，使陆定一感到学术问题应当放手让专家们自由讨论，才能繁荣、发展，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会窒息生机，使学术界死气沉沉。

在此之前，“百花齐放”的口号已经提出来了。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有的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说过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要百家争鸣。但是50年代初这两个口号都是分别向一个领域提出的，而且“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并没有公开宣传过。

陆定一对这一问题十分用心，格外重视。在1956年1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他提出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和纵容资产阶级思想的自由发展严格区别开来)，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大帽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提高我国学术、艺术、技术的水平。为了发展自由讨论，又必须与党内党外各种各样的宗派主义门户之见进行适当的斗争。这是陆定一第一次公开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

他向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这一年的4月。中共中央于4月27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这次会议上作长篇发言。

陆定一说：“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这个问题从前我也不懂的，就是在那里瞎摸一顿，从实践中悟出来的。”

谈到生物学家胡先盬时，陆定一说，胡先盬的文章我看过，那时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骂苏联，我们有气。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毛泽东插话：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陆定一说，后来我们把这件事和缓了，报纸上没有点他的名，因此没有和他撕破脸。毛泽东插话：胡先盬那个文章对不对?陆定一说，他批评李森科的观点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康生插话，我问了一下于光远，他觉得胡先盬还是有道理的。胡先盬是反对李森科的。李森科说，从松树上长出一棵榆树来，这是辩证法的突变，松树可以变榆树(笑声)，这是一种突变论。毛泽东问：能不能变?康生答：怎么能变呢?那棵松树上常常长榆树，是榆树掉下来的种子长出来的。这件事胡先盬反对是对的。

陆定一继续发言，他说：“知识分子会议开过以后，在一次宣传部长的会议上，各地的宣传部长都来了，我当时脑子里就有那么一种思想，我说，不能说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中医是封建医，这是根本错误的。巴甫洛夫研究大脑皮层有成绩，但还未成为医学。在生物学方面，有的说摩尔根、孟德尔是资产阶级的，李森科、米丘林是社会主义的，这根本同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在物理学方面，不能说牛顿的物理学是封建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是资本主义的，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有人在实际研究问题时是唯物主义的，但他相信上帝，这完全是两回事。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它自己的规律，社会进步只能帮助它发展，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它发展得快一些，在低级的社会，它发展得慢一些，但它自己的发展阶段不一定同社会的发展阶段一样。因此把那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帽子套到自然科学上去是错误的。

“我再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苏联从前反对形式逻辑，说这是反对辩证法的，因而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插话：反了几十年，不要形式逻辑，后来学校又都教那个‘资产阶级’了)。后来又说数理逻辑是资产阶级的，现在又不反了，又不是资产阶级了。所以，这样乱套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同志也有他的套法。这个人在苏联学生物学，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研究所当所长。要他搞多枝小麦，他说这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我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拿大帽子扣，可能会把我们的大科学家都搞掉。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科学，向科学进军，他出来一个主张，把大帽子一扣，说某某学者或某某学派是资产阶级的，那个学科的发展就完蛋了。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是很不利的。

“文艺问题也值得研究。文艺在苏联共产党内是干涉最多的一个部门，无数的清规戒律。最近开了一次会，我看了周扬的那篇文章，我说不要搞反对公式主义这样的事。应当引导他，让他学习，光反对不行。公式主义、自然主义，这都是艺术性质的问题。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进步的文艺方向，但人家写点自然主义的作品有什么关系!他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写作上不可以写几篇自然主义的东西?

“还有，要写新人物。写新人物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去写老人物写得生动活泼，现在写新人物写得不生动活泼。可是，为什么只能写新人物呢?写一写老人物也可以么。我说那个旧社会写一写好得很。如果现在有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好极了。(毛泽东插话：《乌鸦与麻雀》是部很好的电影，那是写上海新四军还没有进城的前夜，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上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陆定一的这个发言虽然没有提出“百家争鸣”这个词语，但他主张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要让知识分子自由讨论，不赞成支持一个学派、反对另一个学派，实际上就是开展“百家争鸣”。

第二天，即4月28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在第五点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多。

详尽、透彻阐述“双百”方针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广大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将如何贯彻执行?知识界都切盼党中央能够作出说明。这个使命就历史地落在陆定一肩上。

应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的邀请，陆定一于1956年5月26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对一批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谈了三个问题：一、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政策，为什么现在才着重提出这样的政策；二、加强团结；三、批评问题和学习问题。

陆定一说：“我国要富强，除了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发展经济、发展教育事业，还必须使文学艺术和科学教育工作得到繁荣发展，缺少这一条是不行的。

“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就是戏剧。几年以前，还有人反对京戏。那时党决定在戏剧方面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收到了巨大的效果。由于有了各剧种的自由竞赛和互相观摩，戏剧的进步就很快。在科学工作方面，我们也有历史经验。我国在二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学术方面曾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成了我国过去历史上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我国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鼓励，没有自由讨论，那么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反过来说，有了独立思考的鼓励，有了自由讨论，学术就能迅速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同现在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社会是动乱的，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是自发的而没有有意识的统一领导，现在却是人民自己打出了自由的天地，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建立起来而且巩固起来了，人民要求科学工作的迅速发展，因而自觉地对科学工作进行全盘的规划，并采取‘百家争鸣’政策来促进学术工作的发展。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中共中央曾经指示，必须坚决反对阻碍开展学术批评和讨论的思想。……必须坚持这样的原则：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同时，中共中央又指示，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这就是说，应当提倡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尖锐的学术论争。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反对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对于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的人，经过批评和讨论后，如果不愿意发表文章检讨自己的错误，不一定要他写检讨文章。在学术界，对于某一个学术问题已经做了结论之后，如果又发生不同的意见，仍然容许讨论。”

“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者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都是错误的”。

谈到批评和学习问题时，陆定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对敌人的批评，可以是打击式的，‘一棍子打死’；在人民内部，必须是善意的同志式的批评。攀登科学和艺术的高峰是很困难的，要独立思考，进行复杂的创造性的劳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一，单是知识不足，有时就会使人作出错误的判断；第二，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夸张了，看得太绝对了，也会犯错误。正如列宁说过：‘只要向前再走一小步——看来仿佛依然是向同一方面前进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第三，在认识发展的过程中，思想的僵化，孤立、片面地看问题，会引导到唯心主义的错误。对于犯错误的人，应该积极帮助他改正错误。受到批评的人也根本不用害怕。”

陆定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这个报告，在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两天后，他在与部分省市委宣传部长座谈时，又以鲜明的态度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战线要摆脱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走出一条党管理科学文化事业的新路来。这个观点受到许多人赞同。

50年代中国共产党有些重要举措，都向苏共中央通报。陆定一曾经和于光远到苏联大使馆告诉尤金大使关于“双百”方针的事。没有想到尤金虽然答应要转告苏共中共，却又对此不感兴趣，他拿出列宁的一篇文章要陆定一看，实际上是反对这个方针。回来时在汽车上，陆定一感慨地对于光远说：“苏联的教条主义真是厉害。”

身体力行贯彻“双百”方针

陆定一在贯彻“双百”方针上身体力行。他总希望局面能够打开，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能够迅速发展。他找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同志，要他同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商量，就遗传学问题开展学术讨论。经过磋商，确定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遗传学分为两个学派：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李森科学派。一般认为，在孟德尔遗传学定律被埋没了35年之后，于1900年被再发现以来，遗传学才开始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的研究已经从细胞水平进入到大分子水平，不仅理论被科学界所公认，应用方面也逐步被医学和农学的实践所证明。但是30年代到50年代，由于李森科得到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及以后的赫鲁晓夫的信任，他所代表的“米丘林生物学”被苏共中央和学术行政方面封为“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而孟德尔——摩尔根奠基的遗传学却遭到强烈的政治批判，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帽子。1949年以后，中国在“学习苏联”的强有力的号召下，李森科学派的一套也搬了过来，持摩尔根学派观点的中国遗传学家，大多数被停止了教学和研究工作，不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由于李森科这一派在学术上的不严谨，特别是在农业实践上的无效，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公开批判李森科学术观点。我国持摩尔根遗传学观点的生物学家的意见也逐渐公开化。两派科学家们的种种意见，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陆定一对此尤为重视。这就是召开这次遗传学座谈会的背景。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陆定一上述报告的指导原则，遗传学中两个学派以及生物科学、农业科学的专家40多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胡先盬、武兆发、乐天宇、谈家桢都出席了。陆定一特地对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乐天宇(乐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说：“你要同摩尔根学派的谈家桢教授平起平坐，不能压人一头。”

会议主持人强调自由争辩和根据科学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进行讨论。大家就遗传学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遗传与个体发育、遗传与系统发育四个问题进行系统讨论，然后再就今后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交换意见。

座谈会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两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尖锐对立的两派能心平气和地进行学术论争。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学术结论，但建议主管部门采取措施改变只许一家独鸣的局面，这就使多年受压的摩尔根学派遗传学家也一样享有教学、研究和出版著作的权利。会上还散发了中宣部科学处整理的有关李森科事件来龙去脉的背景材料，使与会者特别是领导干部了解苏联历史上以政治干涉遗传学学术问题的错误事实和后果，吸取我国从建国以来在学习苏联方面照搬苏联错误做法的教训。

这年10月20日，中宣部邀请党内外科学家和学术、艺术工作者60余人举行座谈会，会上陆定一根据中央意图，就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问题，提出五点意见：

一、有准备有步骤地在高等学校开设资产阶级学说课程。凡是重要的学说，有人教又有书的，都可以逐步地有准备地开课。

二、请各国(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流学者来我国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可以请。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当然要请，唯心主义的也可以请。我国科学要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首先就要向人家学一学。

三、关于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要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出席。同时请科学院考虑是否中国也召集一些国际学术会议。

四、关于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既要讲正面，也要讲反面。社会主义运动常常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只讲正确路线，不讲不正确路线，就没有对比，不容易了解，就会陷入背诵教条的情况。

五、讲历史，也要讲正面和反面。不但要出版孙中山选集和孙中山全集，也要出版蒋介石选集和蒋介石全集。讲太平天国，就要讲曾国藩。讲国际问题，也要讲希特勒。反动的书不公开出卖，可以放在图书馆供人研究。

陆定一说，上述这些办法都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刺激学术的发展，以便有可能在12年左右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事物的发展常常会出现反复。被称为“百家争鸣”的好开端、好典型的遗传学座谈会，不久就受到一股逆流的冲击，反右和“拔白旗”后，1960年全国高校普遍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摩尔根遗传学再度受批受压，批判方式仍是贴政治标签的那一套。陆定一在1960年10月的各省市文教书记会议上，1961年1月全国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上，明确批评了再次对摩尔根遗传学搞政治批判的错误，从而制止了这一反复的进一步扩大。

于光远、李佩珊、黄青禾、黄舜娥四同志在陆定一逝世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说：“遗传学的争论问题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了过去，不过每当重温遗传学在中国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及‘百家争鸣’方针在促进当代中国科学繁荣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时，陆定一在政策指导上极其重要的作用，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陆定一在倡导、推行“双百”方针中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百家争鸣”悄然无声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宣布“双百”方针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以后，艺术界、科学界甚为活跃，不少问题在进行讨论，如哲学方面有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经济学方面有美国经济危机和批判人民资本主义；历史学方面有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等。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也增多了，学术空气浓了。

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毛泽东宣布中国共产党实行“双百”方针的时候，“双百”方针的贯彻已经隐伏着危机。党中央从未宣布停止执行这个方针，但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的失误，因而影响到“百家争鸣”方针的执行。

失误之一是我们党对知识分子采取了过左的政策。1956年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已经明确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正确解决，有利于“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可惜的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又提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随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提出，越来越左，到“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当作“臭老九”来批判，还能谈到什么“争鸣”?

失误之二是毛泽东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这样一来，只要是不同意你的学术观点，就给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实际上也就取消了“百家争鸣”。

陆定一没有力量挽狂澜于既倒，何况“文革”一开始，他就第一批被打倒。

1986年春天，我和光明日报的陶铠随陆定一到南京，在一次闲谈中我们说：“今年是‘双百’方针提出30周年，您应当写一篇文章纪念。”陆老谈了一些当时的情况后说：“你们去起草吧!”我们起草了一篇文章，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二、“双百”方针的具体内容；三，当前应怎样贯彻执行“双百”方针。他看过后摇摇头说：“我不能对当前应如何贯彻‘双百’方针说三道四。要写文章只能谈历史。”于是他自己动手写了一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历史回顾》。文章最后不胜感慨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好方针，认真执行将使我国受益无穷。不执行就会吃亏。听了李四光的地质学说，我国由‘无油国’变成有油国。不用马寅初对人口问题的意见，吃了亏，都是例证。”这篇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许多报刊转载了。

(责任编辑洛松)

2000年第9期 赵朴初在特殊岁月里　作者：汪东林

初识赵朴初

60年代初，我作为一名二十出头的大学毕业生，跨进了全国政协机关的大门，在工作组(即今日之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而我初识赵朴初，则是在政协宗教组的一次座谈会上。

这次座谈会是赵朴初主持的。当时的宗教组组长达浦生经常不到会，赵朴初是副组长中实际主持日常工作的。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巨赞(佛教法师)、陈樱宁(道教协会会长)、皮漱石(天主教主教)、阎迦勒(基督教牧师)等人。赵朴初居士其时已年过半百，但皮肤白皙，脸色红润，且慈眉善目，笑容可掬，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很是健康。因此，我的同事告诉我，赵朴初先生有心脏病，我都不大相信。

喜饶嘉措已八旬高龄，但身体健朗，着一身紫红色藏袍，那一把雪白的美髯正显示着他老而弥坚的神态。由于不通汉语，他还随身带了翻译。这位学位高、名望大的藏传佛教佛学大师在国民党时代，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解放后历任西北大区民委副主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佛学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等职，著述等身。在这次座谈会上，喜饶嘉措一开始就向主持人赵朴初示意，他要求发言。赵朴初请喜饶嘉措大师发表意见，大师立即通过翻译，滔滔不绝地说：

“我这个人说话不会拐弯抹角，因为我没有顾虑。我是佛门弟子，佛教是我的生命，我个人没有其他私念。因为佛门弟子也是国民，所以我爱教，也爱国；又因为现在的国是共产党领导的，所以我也爱共产党。1949年以前，国民党、蒋介石待我不薄，让我到南京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每月给我500元大洋的津贴，还经常送零花钱。国民党败退，蒋介石要我去台湾，我没有去，留在大陆。因为我知道，国民党政权外靠帝国主义，对内欺压各族人民，这个政权丧失民心，没有希望……

“我今天本着爱教爱国的愿望，想说一些心里话，有可能听起来刺耳，但忠言逆耳是古训，希望有关当局正确领会我的本意!我要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成绩有目共睹，国威世界瞩目，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一党一派之功，更不是一人之功。再一点是近几年来，领导党和国家失误频频，有些做法太失人心，十分危险!共产党本有‘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但这几年来只实行一半，那就是只有批评，没有自我批评，只能批评别人，不能批评自己……

“把我这个人划为什么派是次要问题，不是左派，是中间派，还是右派?都可以的。我所求的是把各项工作真正搞好，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宗教信仰政策贯彻好，就比什么都强。共产党、人民政府在藏区搞民主改革，平息叛乱，反对分裂，这些都是为了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藏族人民好，这些我明白，我赞同。问题是对若干事情步子迈得太快，急躁，盲目，想在几年内完成几十年、几百年、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事，主观愿望是好的，但事实上不能成功。最可气的是，明明有了问题，已经出现了差错，却硬是看不见，或者装做看不见，自己不承认，甚至把错说成对，或者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

“有些稀奇古怪的说法，我就不能赞同。什么‘好心办坏事’、‘好人办坏事’、‘坏人办坏事’，等等。照我的看法，好事就是好事，坏事就是坏事，不管是谁干的，好与坏，善与恶，一定要分得一清二楚，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也不能因为是好人干的，坏事也成了好事；或者因为是好人干的，错了也不纠正，不批评。更不能根据某个人的喜怒好恶来判断是非曲直，那样非出偏差不可。我是怀疑，中央是否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

“我一开头就说了，我说话没有顾虑，言重而心诚。我是人民代表，又是佛教协会会长。如果我知情而不讲真话，偏偏去讲一套假话，专门报喜不报忧，那我就有愧于人民的信任，有愧于作为佛门弟子对事实的虔诚而不移!我的话如有错误，我个人负责!”

喜饶嘉措大师的长篇发言，使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时针已指向中午12点。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赵朴初，笑容可掬地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讲完后，赵朴初缓慢而响亮地说：

“今天的会开得好，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于各位委员在会上所发表的意见、建议，本组将负责通过政协向中央有关方面反映，请各位放心。”

赵朴初没有在最后总结发言时点到喜饶嘉措的颇为“刺耳”的讲话，这给我初识赵朴初先生时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因为那时的各种会议，尽管已经比较放开，但人们仍然余悸未除，对于一些“右”的言论保持着“警惕”，特别是主持人，总要讲一点诸如“某某发表了一些个人的意见，一家之言，大家还可以讨论”，或者说“某某今天发表了意见，涉及面广，份量不轻，各位还可在会后惦量惦量，下次再发表高见”，等等。当时我虽然刚离开大学校门，但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脑子里还紧紧地守着“阶级斗争”那根弦，对于喜饶嘉措的言论，心里认为很“右”，因此我颇惊讶赵朴初为何对大师的发言没有直接表态。

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会议记录，散会后赵朴初向我走来，办公室的老同志为我引见，他即和蔼可亲地同我握手，要我整理会议记录，写份简报；还问我家乡哪里，毕业于哪个学校?听我答毕业于复旦大学时，他即改口讲上海话：“都是南方人!侬在太湖那一边，我在太湖这一边(安徽省太湖县)；上海又同是你我的第二故乡!”一位知名人士、长者，对我这样一位初出茅庐的小青年，竟这样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实在出乎我的意外!我紧紧握着他的手，答不上一句话。随后，他再一次关照我和办公室的同志，整理小组会的记录要力求全面、准确，送他过目后再视情况编写简报向上反映，但没有专门点出喜饶嘉措的发言。

当时全国政协的机构设置，是九个工作组(即专门委员会)，但只有一个办公室，因此一个工作秘书常常交叉具体分管两个或几个工作组的秘书(含记录、简报、会务)工作。我是刚到任的大学毕业生，正充当实习生的角色，只要忙得过来，几乎有会必去。这次宗教组的座谈会记录，即由我整理，第二天直接送到赵朴老的家中。赵老住在北京西城和平门内的小宅院里，他那时刚从西四大拐棒胡同旧宅搬来不久。以后四十年间，赵朴老由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而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直至病逝，就再也没有搬过家。尽管院子小，房间少，且十分陈旧，有关部门曾数次摧请搬迁新居，都被赵朴老婉言谢绝了。赵朴老当时细细看完我整理的记录稿，改了几处，并以商量的口吻同我讲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改。到这时他才点出，简报内容的重点要反映喜饶嘉措大师的发言，因为内容重要。当然，他还讲了一些鼓励我的话。赵朴老平易、谦和的印象，一下子铭刻在我的心中。

赵朴初与梁漱溟

我在全国政协工作组(专委会)办公室工作不久，即调到当时工作更加繁忙的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任学习秘书，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的工作何以繁忙?那是因为在60年代，学委会的工作直接关系到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近200人的经常性的思想改造工作，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范围内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因此在全国政协学委会之下，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都设立了分会和办公室，此外还有数十名无党派或无所属的非中共全国政协委员专门成立了一个政协直属学习小组，由政协学委会直接领导，办公室派学习秘书具体负责会务、记录和简报工作，我是这个学习组的工作秘书之一，自1963年开始，至70年代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结束了近20年的学习改造工作为止，我都没有离开这个岗位。十分巧合的是，赵朴初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委，是政协直属学习组的召集人(即组长)之一。另两位召集人也是全国政协常委，是无党派人士，一位是于树德，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副主任；一位是王芸生，原大公报社的社长兼总编辑。在这个学习小组里，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马寅初、梁漱溟、巨赞、皮漱石、阎迦勒、向达(历史学家)、翁独健(民族学家)、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老板)、唐生明(唐生智之弟)、赵君迈(赵恒惕之弟)以及后来陆续入组的程思远、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沈醉、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等等，其中最突出的人物是梁漱溟。

我这里所说的突出，并非指知名度，而是指梁漱溟先生在1963年至1978年的15年间，实际上是政协直属小组大批判的“活靶子”，详情我在拙作《梁漱溟问答录》(1988年出版)和《梁漱溟与毛泽东》(1989年出版)两书中作了记述。概括起来，最集中的批判有三次：一是1965年“科学道德之事”(梁漱溟语)，梁先生明确反对以“阶级斗争”来解释新中国15年来成就之取得；二是1974年江青之流掀起“批林批孔”运动，梁先生拍案而起，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百分之一百否定的“批孔”，也不理解“批林”竟能与“批孔”联系在一起；三是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号召开之前，梁先生几次长篇发言，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严词要求彻底否定“文革”。梁先生上述三次受批判，基本场所都在政协直属学习组，有时扩大到有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学习组成员参加的700人左右的联组批判会。但所有这些批判都是在政协内部进行的，当时的报刊未作过只字报道。笔者是参加了全过程的政协机关工作人员，即该学习组的工作秘书，因而在80年代之后陆陆续续披露了上述材料，并结合材料对梁先生进行了长期采访，最后出版了上述两本书，让世人了解此公案，这是后话。

赵朴初先生是这15年学习改造工作和批判梁漱溟运动的亲身经历者之一，而且是该学习组四位召集人当中的一位(于、王、赵之后，1974年后又增加了程思远先生为召集人)。那么，赵朴初先生对待梁漱溟先生的批判，持什么态度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还得概括地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即在一条“左”的错误路线和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政协的内部学习改造和大批判运动与社会上政治运动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方式上稍为温和些，比如也带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但没有体罚，最多是被某某人勒令站起来，但超不出一分钟，召集人又会招呼被批判人坐下，并强调要“摆事实，讲道理”，包括梁漱溟先生，虽然他早已被多次称为“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但在学习组内也没有受过体罚。实际上呢，尽管人人表态，与梁某人划清界限，但大多数人是违心之言，“口非心是”。敢出来公开为梁漱溟辩护者没有，但私下议论梁某人是“硬骨头”者大有人在。在每次大批判刚开始时，常常有一轰而上、挨个发言的场面，但不用多久就接不上气，有的人就在会下有意无意地为梁解脱，要求尽快结束批判，转入正规学习，大可不必为梁一人而耽误了大家的学习时间，等等。在这样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赵朴初先生当然也发过言，也“批判”过梁漱溟先生。然而我作为亲身经历者之一，觉得中国的这段历史，光看会议发言是不行的，它的真实的面貌常常藏在会外。赵朴初先生其时之对待梁漱溟先生，也要从这个角度予以细细观察。

从1963年起，梁漱溟先生坚持出席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每周二次或三次的学习活动，但赵朴初先生则因工作繁忙或健康原因常常请假，大体上每周出席一次，平常的学习会前期主要由于树德、王芸生主持，后期则由程思远主持。梁这个人自称“面冷”，实际是很少与人交往，当然也不排除别人远离这个挂牌的“反面教员”的因素。在这个组经常到会的20名左右的成员中，真正能称得上与梁漱溟先生有交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于树德，他与梁是交往半个世纪的朋友，虽然时断时续，但从年轻时代就相知相识了，加之同在政协这个组，于老与梁老同庚，是该组最年长者，而于老是全组公认的谦谦长者，“大事不糊涂”，对当时那一套“左”的东西，他是奉命维持，刚接火就朝天放枪，打了几枪就主张尽快熄火。梁和于心肚明白，自然说话、交往多了一些。另一个就是赵朴初，他与梁的交往，则是因为佛教文化的情结。我到这个组任小组秘书不久，有一天梁先生在散会后即走过来对我说：“今天赵朴老没有来，这是我向他借的两本佛经，请您替我还给他，也可以下次开会他来时再给他，免得我带来又带回。”我一看是每本两册的线装刻本，立即接过来说：“您放心，我负责转交，负责保管。”梁先生笑着问我：“你对佛经有兴趣吗?有兴趣也可以看看，这两本书好。”我点头回答：“我恐怕看不懂。”他笑了。回办公室后，给赵朴老打电话，他立即答复，不急，先放在办公室，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有便再转交。自此，前后二十年时间，除去“文革”停止学习五年，我做这种梁与赵之间互借互还书籍(多是佛经)的事已记不清多少次了，往宽里说，每月总有一次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这种互借互还书籍的事，有时甚至在批梁会议期间，也没有停止过。1974年3、4月间，“批林批孔”运动已开始了一段时间，全组成员差不多都发言表态，“拥护”这场运动，惟独梁漱溟迟迟不说话，实际上他一直在家中准备着长篇发言，因为内容与时下的运动顶牛，他一直在考虑是否全盘推出。当然，他最后终于和盘托出，引经据典讲了两个半天，共八个小时。其中第一个半天他引了一句毛泽东主席的话，他说：记得毛主席讲过，自孔夫子至孙中山，我们都要研究，这话就不是全盘否定孔子的意思，但我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查了一次毛选却没有查着，不知出自哪篇文章，不过记忆中肯定是有的。这话一般人听着就过去了，没想到次日，即梁漱溟第二个半天讲话之前，赵朴老召我过去，交给我一个纸条，说：“你把这张纸条交给梁老。昨天回家我查了毛选，梁先生昨天讲的没有找到出处的毛主席语录，我给他找到了。”纸条上写着毛选第几卷第几页，题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内容：“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梁漱溟接此条后深表谢意，但他在发言时并未再次选读这条语录。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许多事不可明言，只可意会，这件事就是一桩例证。

在粉粹“四人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赵朴初与梁漱溟的交往自然增多，但由于年高，更多的仍在思想文化的深交上。1985年，我写的《梁漱溟问答录》开始在北京《人物》杂志上连载。第一章刊出，梁老就嘱我，如刊物有富余，可每期送一本给赵朴老阅看，我照办了。1986年全书15万字结集准备出版，我请赵朴老题写书名，写了信并同时寄去刚出版的拙作《宋希濂今昔录》(此书由屈武先生题写书名)，请他审看。1987年1月5日，他给我复信说：“大著《宋希濂今昔录》，已读了一遍。首先应向你祝贺，写得十分生动而又令人感到真实，确是一部成功之作。过去在会上听他(指宋)说话，觉得很豪爽，不过是泛泛的印象。读了传记后，对宋希濂其人，加深了认识。”并说：“你托我题写《梁漱溟问答录》书签之事，我立即照办了，早已寄去，不知收到没有?如没有，我还可以重写。”《梁漱溟问答录》因故拖到1988年才正式出版，其时95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已重病住入协和医院。我手捧新书登门见赵朴老，他欣然与我长谈。他拿着《梁漱溟问答录》边翻边对我说：“你又做了一件好事。梁漱溟先生的一生，不简单呵。你的书特别留下了他在解放后四十年的许多珍贵资料，有意义呵，你是有心之人，能随时注意积累资料，值得我学习，我这人做了什么事，做过去就放在一边，时间一久也就忘了。梁老和我是一代人，与你之间的交往，可以称忘年之交了。此话自古有之，可见交朋友是不分年龄的。”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脸红，我就有意把话扯开，对他说：“我正运用《梁漱溟问答录》里的部分材料，并补充有关资料，以第三人称撰写《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长文，以此文为书名并牵头，结集出版我近十年写的中短篇人物传记集，已与吉林出版社签约，计划明年出版，希望你再给题写个书名。”赵朴老当场击掌说：“好，好，我马上就写。”他当即伏案铺纸，我事出意外，也起身过去，见他信笔写下：“梁漱溟与毛泽东”，一连写了两张。然后说：“好，又是一件好事。”这一天赵朴老特别高兴，写完又同我谈起梁的为人。他举着毛笔，叫我：“你过来，我给你写几个字，再给你解释。”我又走过去，见他写下“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他解释说：梁老这个人，从表面上看，他总是很严肃，少见笑容；但一同他接触，就会感觉到他的内心是温暖的，有一团火。梁老的人格力量，除了有中国儒家的传统，还有佛家的影响，这一点你有没有想到过?我连连称是，并说他茹素70多年，青年时曾潜研佛学，几度想出家未成。赵朴老听到此即打断我的话头，说：“你说的是他早年，那么晚年呢?你问过他老人家了吗?我再给你讲一段先生在几年前的事。80年代中期，中国佛教协会准备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由我出面，在广济寺素宴若干位佛学专家。与会者数梁老年龄最高，治佛学历史最早。大家都恳请他指点，他一开头就说：“许多人知道我治儒学，曾为儒学的复兴鼓与呼，但他们不知道，在我本身自度，我实际上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研读佛学远在研读儒学之前，并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一名佛教徒，直至年过九旬的今天。因此对于研究佛教文化，成立佛教文化研究所，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他的发言博得与会者的欢迎。1989年我的第四本书《梁漱溟与毛泽东》出版，梁老已逝世一年。当我把这本27万字的书送去，登门拜访时，赵朴初又抚看着书，颇为动情地说：“梁老没有能看到这本书，可惜了。梁漱溟与毛泽东之间，虽有争执，但他们是相识相知的老朋友，这已载上历史，你的书圆满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话声刚落，我又提出新的要求。我说：“梁老1988年6月病逝前，对他的后事没有任何遗言。山东邹平县是梁先生30年代搞乡村建设的实验县，前后有十年时间，在梁先生的一生中是件大事。现在邹平县政府通过县政协提出，要在当地的名胜黄山上找块地方作墓，埋葬梁老骨灰，并立一墓碑，逐步建成一个墓地碑林，此事已得到梁先生家属的同意，都认为这是对梁先生的一种纪念方式，给后人留点思念。我受邹平县政协和梁先生家属的委托，请您开个头，为梁老题写墓碑。先立了墓碑，有了墓地，再陆续向梁老的亲朋好友和学生、敬慕者征字，逐步建碑林。不知朴老认为妥当否?”赵朴老听完我的话，几乎未加思索就欣然同意，说：“好事，又是一件好事。梁先生是中国文化名人，新华社发表的悼词生平里这样称呼他，当之无愧。梁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有许多地方受到当代人敬仰，也值得后人学习。我现在就写。”朴老是书法大家，但平时较少写大字。当我手捧赵朴初先生写就的“梁漱溟先生之墓”的大字时，我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负责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邹平去。”不久，邹平县立碑后还专门拍了照片寄来，由我转送给赵朴老一张。自此，费孝通、启功、吴祖光等文化名人，都陆续为梁漱溟先生的邹平墓地碑林题词。

慷慨陈词赞扬天安门诗抄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病逝，9日清晨广播这个噩耗，惊动了亿万中国百姓，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不能例外。9日上午正好是学习组学习的时间，9时前学习组成员都纷纷提前到会，召集人赵朴初、于树德、王芸生、程思远商定，学习会从即日开始，暂时中止批判“三项指示”为纲(实为稍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学习内容，改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并告我和另一位小组秘书向学习办公室报告，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自此至1月下旬，全组二十余人几乎人人发言，声泪俱下，追思自己与周恩来总理的接触，称颂周恩来于党于国于民的功绩，与此同时，天安门广场已出现过花圈和悼念周总理的诗词。三个月后的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又掀起高潮，其锋芒明眼人都感觉得到是指向作恶多端的江青“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其时，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自然非常关切这桩大事，但鉴于年高和其他原因，他们多数人并没有直接参与，只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的人按捺不住，让儿孙带他们到天安门广场看过那花圈和诗词成山、人群似海的壮观场面。据我所知，赵朴初同志居家离天安门广场不甚远，但其间并未直接去过，只是赵朴老是诗词大家，又感于失去周总理的举世同悲，自1976年1月中旬至4月上旬，他自己所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有据可查，而由他看过甚至修改过的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诗词，则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至于这些写诗的熟悉的或不熟悉的朋友有没有把诗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上，他的确不得而知。谁能料想到，这些光明正大之举，不几天就成了被追查的“罪名”?

1976年4月7日，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藉，以观后效”。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老人们再一次被局面的骤变弄得目瞪口呆。但学习会还得照常进行，同全国亿万同胞一样，人人都得对“天安门事件”表态，真心也好，违心也好，反正谁都不得置身度外，都得表白几句“拥护”的话。学习内容已不必躲躲闪闪，而是堂而皇之地推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其中最让老人们头疼的是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一是什么是“反革命政治谣言”不明确，不具体，但份量极重，谁也不敢胡乱揭发；二是谁第一个说出听到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紧跟着就得说出“谣言”的源头，是谁传播给你的，在场的人都有谁，你有没有再向他人扩散，等等。老于世故的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自然不会自己给自己找麻烦，都无例外地表态自己耳目闭塞，从未听说过什么“反革命政治谣言”。学习会因此出现冷场，大家相对无语，召集人别无他法，只得转入关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在学习会上大段大段地宣读两报一刊上的大文章。但是，身居领导地位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机关的军代表难以向上级亦即是“中央文革”首长作交代，便进一步具体提出从天安门广场的政治诗词入手，追查后台，刨根问底，兴许可以挖出“大人物”来。但政协直属组的老人们依旧众口一词，表示没有参与过天安门广场政治诗词之事，自然只管自己，不保他人，也没有揭发他人。然而军代表领导的招术是有目标的，这个目标就是诗词大家赵朴初先生。军代表不仅通过当时的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临时学习领导小组的负责人在清查动员会上大讲什么“政协和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成员中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不少人精通中国古典诗词”，而且不惜派人登门找一些上层人士“了解情况”，“随便问问”，赵朴初先生即在其中。我清楚地记得，赵朴老在此期间身体不好，心情极坏，在这位笃信佛教的居士和处世待人称得上是谦谦君子的人身上，竟失去了笑口常开的音貌，连脾气也变得急躁起来。他经常因病请假，每周3—4次的学习会最多只能出席1次，有时竟半月出席一次，而且在会上一言不发。一直到了1976年6月上旬的一次学习会上，赵朴初先生才主动提出，他要在会上郑重讲几句话，主持会议的于树德立即同意。赵朴老以其少见的严肃的口吻提高嗓音在会上说：

“各位委员，各位同仁，这些天来我一直有几句话想说一说。众所周知，读古典诗词，写古典诗词，是我个人的一大爱好。我大半生写过许多诗词，有的发表，有的留着，有的写完不满意就扔。我可以坦率地讲，写个人的诗词，关于周总理的诗词是写得最多的一个，无论是总理生前，还是身后，我都写得不少。那是因为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敬重他对党和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敬佩他对人民大众的无限功德和他本人的高尚品格!在他生前，我写他的诗词常常寄给他本人，或寄给邓颖超大姐转交；在他病逝后，我写的诗词，凡自己满意的都寄给了邓大姐。我同样可以坦率地讲，在周总理去世之后，不仅我自己撰写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而且还看过甚至修改过不少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那也是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热爱周总理，心心相通之故，并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更没有什么可调查、可责难之处!我自己写的诗词，你们可以向邓大姐调查去；我看过或修改过的别人写的悼念周总理的诗词，对不起，太多了，记不住了，但我可以负责任地答复，内容肯定都是一片赤心敬爱周总理，缅怀周总理，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我的这些话，在这里公开发表，也是对直接受派来访者的回答。我的态度是认真的，郑重其事的!”

赵朴老的慷慨陈辞，语中带气，但句句都是心里话，也是一篇铿锵有力的公开宣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父母之丧三年，而周总理的病逝留在我心里的忆念是永久的，周总理身上值得后人怀念的事情实在太多了!”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1月，周总理去世周年祭，他写了《金缕曲》，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1986年1月，周总理去世10年祭，他又谱写了散曲《折桂令》，在公开场合朗读，并不止一次地一句句吟诵给来客聆听：

十年前情景难忘，望不尽梨花，遮断红墙。泪雨迷天，哀歌动地。国瘁人亡。喜今日平生愿偿，遍神州翥龙翔。引领风长，一瓣心香，祭告忠良。

为了印证赵朴初先生在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的心态，特别是在这场大风大浪中所表现出来的凛然正气和铮铮铁骨，我恭录现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图南之子楚庄先生珍藏的赵朴老一首词，该词作于1976年，书法写于1978年。不久前楚庄在赵朴初先生追思会上公布了这首词，全文如下：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楚庄先生在追思会上解释说，“春寒料峭”指春天，也指政治空气寒冷。“欺灯暗”也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扫荡天安门广场之前，把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清明节那天的半夜。“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多日来天安门前多少学子、多少群众在那里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不用一句句作解释，都能读懂，这是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展望。

凡是同赵朴老接触过的人，第一个感觉就是他的慈眉善目，他的一团和气，他的彬彬有礼。谁能想到他的内心竟是一团火，深藏着一把明辨大是大非的尺子，如果我们把这首词同赵朴老当时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慷慨陈辞加以对照，那么就更能完整地认识到，在那段“史无前例”的特殊岁月里，赵朴初先生的言行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了!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

2000年第9期 《遵义会议决议》到底是怎样起草的　作者：何　方

《遵义会议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是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军事路线的第一次全面批判，也是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思想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一直得到公认的。但是长期以来却没有人提到它的起草者是谁，甚至曾误传为毛泽东。建国后编《毛泽东选集》时，有人提出将此文收入，遭到毛泽东本人的反对，说那是张闻天起草的。但此说一直没有向外公布。第一次公布这一重要史实的，是1979年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上的悼词。但悼词中同时指出，这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的。这一点，在悼词的原稿中并没有，是送审过程中修改时加上的。从此这便似乎成为定论，有关党史的著述和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也都遵守这一口径。

关于《决议》系张闻天起草，已被此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开过不久的《传达提纲》所证实，并为史学界公认，已经没有争议。但是《决议》的起草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却由于缺乏证据仍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80年代初编辑《张闻天选集》，在为收入《决议》作题解时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得到的解释是：第一，张闻天不懂军事，自认外行；第二，《决议》反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初始表述。所以在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有关题解中就作了这样的处理：“受会议委托，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特别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起草了这个决议”。同悼词稍为不同的是，这里加上了“在会议讨论的基础上”这句重要的话。

对悼词的提法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把“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变为“根据毛泽东发言”。例如伍修权1982年在《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的说法就是：“会议后期，委托张闻天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精神，起草了……”，《毛泽东传》也说，“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即张闻天)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这就是说，《决议》的起草不但是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而且这样做还是会议的“决定”。再后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也进一步发挥了原先的观点，说成是“张闻天同志根据毛主席发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据此，其他许多谈到这个问题的文章和书籍，大多要加上决议是根据毛泽东意见或发言起草的话。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只下断语不讲根据的结论，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细加考究，就会发现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实在说不大通。

首先，这一说法是前后自相矛盾的。《毛泽东传》在作出“遵照会议的决定，洛甫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的结论之前，对会前准备作了这样的描述：“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会上“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从这一看来可能比较合乎实际的叙述中，是得不出“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决议”这一结论的。证之以后发现的陈云在遵义会议闭幕后所作的《传达提纲》，其中提到“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按照文意顺序，只能是洛甫的提纲和毛王的意见。杨尚昆在《回忆张闻天》一文中的描述就更具体：“我清楚地记得，遵义会议上的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通称‘反报告’)是闻天同志作的。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也确实是张闻天保持了一辈子的习惯作法；重要发言和报告都有一个详细的书面提纲)。既然如此，张闻天受委托起草会议决议，为什么要撇开“经过共同讨论”、代表三人“联合发言”、且为与会者“完全同意”的“报告提纲”，而只“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呢?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而且陈云的《传达提纲》也只是说会议“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并没有说会议“决定”要“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如果会议真有这个意向，那为什么不指定毛泽东自己起草呢?这样的作法在遵义会议后和延安整风前也并不是少见的。总之，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之说，有悖常理，不可能合乎事实。还是《张闻天传》作者程中原同志的说法比较合理，显得真实：“在遵义会议以后，张闻天是以他作‘反报告’的提纲为基础，依据会议讨论中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及其他同志的发言形成的意见，在行军路上，写成《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的。”

其次，长征一开始，张闻天就同毛泽东接近起来，一路行军又走在一起，不但经常议论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而且如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期间写的《反省笔记》中所说，还“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周恩来1944年11月2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可见，毛泽东的意见，会前已多次讨论和交换过，张闻天也早已了解，无须只等这次会议上的发言。而且根据张闻天的习惯和他们之间的一贯作法，张闻天根据“经过共同讨论”写出的“反报告”提纲，必定给毛、王看过，他们有什么意见也一定会提出，并且作了反复磋商和再修改，最后才能成为代表三个人的“联合发言”。由此可以断定，毛泽东在张闻天作了“反报告”(也是他们的“联合发言”)之后的发言，既不会同张相互重复，也不能相互矛盾，而只能是表示同意和支持，然后作些补充，或对某些问题加以强调、发挥和提高。根据这样一个发言是无法起草出会议决议的，而且会议也不会作出根据一个人的发言起草决议的“决定”。如果现在通行的这种说法属实，而毛泽东的发言又确像一些人描写的那样全面系统，甚至说成“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遵义会议文献》一书130页)，那就只能是：或者毛的发言和共同商定的《反报告》基本重复；或者毛在事前酝酿中没有把大部分意见和盘托出而要留作自己发言。但是按理，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因此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决议的说法也难以成立。

还应提到的是，在政治局最后审查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同时，还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了一个《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据一些研究者的分析考证，这个《决议大纲》可能就是张闻天会前起草的那个提纲，经本人略加修改使之成为传达和贯彻遵义会议精神的中央书记处文件，和《决议》的内容只是详简之分，也不是另起炉灶(见《长征大事典》对这一问题的综述)。而且反报告提纲是在会上得到“完全同意”的，从法理和情理讲，起草决议都只能以它为蓝本，再吸收会上毛、王、周等人发言中的一些意见。而对于起草者张闻天来说，这样做不但是顺理成章和执行会上的决定，而且也比较容易完成任务。因为从遵义会议结束到决议的写成和通过，紧打满算只有20天左右。这期间，红军一直处于行军作战的流动状态，张闻天除必须随军行动外，还得经常(几乎每天)先是参加后是主持中央的会议，为书记处起草和签发一些重要的文件电报。

另外，张闻天终其一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独立思考，不肯人云亦云。胡乔木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就说：“综观张闻天同志一生，我觉得，敢于独立思想，敢于独立地系统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这是他的品质高尚之处。”张闻天几十年的经历表明，他所写的文章和发表的意见，总要出于自己认为成熟的考虑(被迫的交代和检讨、反省除外)，即使贯彻上面指示或吸取别人意见，也要自己融会贯通，决不生吞活剥。例如他无论在东北做地方工作还是后来进入外交战线，在向下面传达中央会议时，都是要综合会议精神并结合所在地区或单位的实际进行传达，如同布置工作一样，从不照本宣科地只念几个领导人的讲话记录。为此，下面曾提过不少意见。特别是50年代后半期在外交部，大家都想知道领导同志特别是毛主席具体说了些什么，要求很强烈。他这才接受大家的意见，大约从1958年开始宣读毛泽东的一些讲话，但往往还要加上自己的理解(他以前那种传达方式，也是1959年批判他的一项内容)。在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尚且如此，设想在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才被大家推举为政治局常委，地位还在原有常委张闻天自己和周恩来之后，要张闻天不依大家同意的报告提纲而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决议，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决议，主要还是由于他本身的条件，即不仅因为他当时在中央仅居博古之下的地位和公认的较高思想理论水平，更重要的还是他作的“反报告”和提出的提纲为会议定下了基调，得到会议“完全同意”，可以作为起草决议的基础，也表明他已和“左”倾中央及其路线宣告决裂，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据研究张闻天的专家张培森、程中原等同志研究考证，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的转变、能够站出来作“反报告”和受委托起草决议，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自身的思想基础。张闻天原本就同王明等人的思想观点有差别，进入苏区参加实际工作后又逐渐觉悟，越来越多地批评一些极左政策。特别是福建事变和广昌战役后，他已同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直接进行斗争了。进苏区两年，一直处于战争环境，整天接触和谈论的都是军队和打仗。他又是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委员，要经常参加军事问题的讨论。形势也在迫使他对军事问题进行学习、思考和研究，因此不能说张闻天完全不懂军事。长征前他写的一些文章就是证明，如《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等，都直接谈到军事问题，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几种表现，提出了若干正确思想观点。《遵义会议决议》不但反映了这些观点，还采用了很多表达这些观点的用语。这也证明，张闻天起草决议是以他的“反报告”提纲为基础的。

最后需要提出的是，关于《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至今还没见到毛泽东、张闻天等直接当事人的说法。如果决议确系根据毛泽东的发言起草，那么基于决议在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上的重要地位，在建国后编《毛选》时大概是会收进去的，毛泽东也不一定会反对。收入《毛选》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一节《中国社会》，就是其他几个同志起草，毛泽东修改的(见《毛泽东选集》该文的题记)，至于作为附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更不用说了。另外，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毛泽东著《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大部分就是李富春写的。类似情况在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也是有的。例如1945年11月的《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即著名的陈、高、洛电报，署名是陈云、高岗、洛甫，起草人是张闻天，1983年陈云在世时就已收入《陈云文选》。因此决议如果确系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按理张闻天是会在《反省笔记》或其他谈到遵义会议的发言中作点说明的，但事实上却只字未提。周恩来、陈云，也都没讲过决议的起草问题，如果会议真有根据毛发言起草的“决定”，他们理应是会提到的。胡乔木虽然是党史方面的主要权威，他去世后还被人称为“中共党史研究和编纂的开拓者”，但他终究不是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他对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问题虽说了结论性的话，却未明确说明其出处和根据，党史研究工作者对这样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存疑，便是正常的事了。

拨乱反正和批判“两个凡是”以后，不是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这当然也适用于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总不能说其中不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王稼祥等人的贡献。那为什么在初步总结第二次国内战争经验的时候，已经站到了正确路线方面的张闻天就不能有其贡献呢?《遵义会议决议》的起草者张闻天也只能“根据毛泽东发言”而没有了自己的思想呢?

根据以上分析，关于《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发言起草的说法，可以推论为人云亦云。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既非事实又悖逻辑的提法的出现呢?看来，需要我们遵循历史的足迹，探察一个问题的来龙去脉。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重大贡献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同志作为党内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因而从延安整风起，对遵义会议就形成了一个根本论断，即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又在会上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从而，使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即在遵义会议上从组织上讲，毛泽东只是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分工毛还是另一常委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到陕北后毛头两年也仍然是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又加上统战；而遵义会议上推举和确定代替博古总书记职务、长期主持中央工作和召开中央会议的却是张闻天。这些情况，过去党史著作从来不作说明，人们也就无从知道。张闻天这一时期的贡献，也有意无意地被淡化，甚至被淹没了。所以在纪念张闻天诞辰85周年前夕，1985年6月22日，王震就曾向邓力群同志书面提出，“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许多同志似不知道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杨尚昆在1997年3月22日一次谈话中也说，“看来要给张闻天拨乱反正。”可惜“文化大革命”以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然公布了《遵义会议决议》为张闻天起草的事实，但是笔者认为遗憾的是又留了一个尾巴，说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

胡乔木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谈到1945年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说，决议“对毛主席过分突出。虽然以他为代表，但其他人很少提到”。后来胡乔木在1985年写的《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见《胡乔木文集》)中，又说：“现在回想起来，整风运动中对他(按：指张闻天)的批评也有些过头的地方……至于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就更加不公正了。”这些话无疑是正确的，这些话由胡乔木这样一位中共党史的权威说出来，更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胡乔木同志没有来得及把批评张闻天“过头的地方”，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后在党的历史上所作的重要贡献之受到抹杀”的地方，展开来记叙，或许包括张闻天关于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及作遵义会议决议报告之类的问题吧!

党史研究只能贯彻执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则是，非则非，不能溢美，不能隐恶。对于党史上的问题，凡违背实事求是的论断都应该允许辨析和订正。（责任编辑洛松）

2000年第9期 陈铭枢与毛泽东的几次交往　作者：孙琴安

陈铭枢将军字真如，广东合浦人，生于1889年。他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与张发奎所率的第十二师，是北伐战争中主力之主力，世称“铁军”，曾参加过攻占湘南、衡阳、长沙、岳州、汀泗桥、贺胜桥、汉口、武昌、马回岭等许多重大战役。攻占武昌后，他曾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十一军军长，后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

陈铭枢奉命“围剿”朱、毛红军

1931年，陈铭枢去日本小住，回国后不久，蒋介石即邀他聚谈。当时广东反蒋呼声甚高，而江西朱、毛红军也在扩展势力，早就成了蒋介石的心病。他想利用陈铭枢在南方的声望和军事才能，到江西重领十九路军，既“围剿”朱、毛红军，又可对广东造成威胁。他坦率地对陈铭枢说：“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

陈铭枢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随后就着手准备去江西指挥军事的事宜。在他临出发到江西的前一天晚上，蒋介石又电邀他到自己的官邸单独谈话，对他说：“革命大业的创造，还很艰难，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赤祸又来，而我们党内各地同志，又各怀异心，隐患重重，现在又临到多难的时候了。”

同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率30万大军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而陈铭枢则被任命为右路军总司令。

毛泽东早就知道陈铭枢善于打仗，与朱德很重视这次反“围剿”的指挥，对蒋介石、陈铭枢的军情都作了了解和侦察。以后，他曾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一个月后，蒋介石亲自出马统率30万军队，要最后消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所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中也说：

第三次“围剿”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总司令。中路何应钦，与蒋同驻南昌；右路陈铭枢，驻吉安；左路朱绍良，驻南丰。……

由于毛泽东对对方的军情了解得比较详细，又采取了“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而陈铭枢名义上统帅不少部队，如卫立煌、上官云相、郝梦龄、赵观涛等部都由他节制，但其中多属蒋介石嫡系，他很难指挥得动，再加上蒋介石到“围剿”后期，又急于想夺回由汪精卫、陈济棠统治的广东，要他率十九路军作前锋向广东进发，搞得他很不满意，于是在高兴圩与红军决战了3天后，就结束了这次“围剿”的军事行动。

“九一八”后，陈铭枢开始与朱、毛秘密交往

此次“围剿”刚一结束，“九·一八事变”发生，从此，陈铭枢便竭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5月，当他游历欧洲抵达香港后，就派梅龚彬等人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并写信给黄琪翔，要他积极配合，就近搞好联络工作。与此同时，他又派陈公培去福州，同蔡廷锴等研究与红军联系的问题，并写了一封亲笔信，派陈公培为代表，带此信由延平西南地区进入苏区，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共同抗日。彭德怀等在8月初会见了陈公培，从此闽北地区出现缓和转机。

陈铭枢知道了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特意去电，希望十九路军方面再直接派代表，到江西瑞金去会见中央红军领导人。随后，他又亲自来到福州，布置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一起去瑞金。到了瑞金后，毛泽东、朱德等人会见了他们两人。他们将陈铭枢的意见告诉了毛泽东与朱德。双方经过具体商谈，在边界划分、物资交换等方面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朱德并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赞同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

同年10月26日，在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和苏维埃政府及红军签署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中说：

双方为挽救中国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

陈铭枢等反蒋抗日

朱毛两次联名致电声援然而，就当陈铭枢等派代表去瑞金秘密会见毛泽东等，又积极准备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在11月20日上午9时在福州南校场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时，南京国民党当晚召开384次中政会，议请国民政府严厉处置“闽变”。

当毛泽东得知蒋介石将派重兵入闽讨伐陈铭枢等人时，立刻与朱德联名致电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郑重指出：

在这危险面前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我们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准备在任何时候，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但是，此时陈铭枢等对毛泽东、朱德的建议看法不一致，因此没有实行这项建议。

11月21日，陈铭枢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联名通电，宣告自11月20日起脱离国民党。

11月22日上午，陈铭枢、李济深等宣告“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成立，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兼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世称“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马上在12月内调兵遣将，讨伐陈铭枢等，并从“围剿”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北路军中抽调了一部分兵力，进军福建。

毛泽东闻知后，竭力主张利用这一机会，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蒋军重地，并可援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

但是，党中央领导层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却拒绝了毛泽东的主张，他们怕丢掉中央苏区，不敢实行打向蒋军后方的战略进攻方针，并以为陈铭枢等人所搞的“福建事变”只不过是“反革命派别骗人的把戏”。

然而，毛泽东却不以为然。1934年1月13日，他又与朱德联名致电陈铭枢等人组成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向他们提出了六项建议，其中包括应该立即实践人民民主权利、武装群众、赞助群众组织反日反蒋团体、采取反日反蒋与红军一致的军事行动等。可惜没过多时，“福建事变”即在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下失败，陈铭枢只得逃亡香港，后又流亡欧洲、苏联，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才返回祖国，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高参，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陈铭枢对毛泽东说：这次和谈是不会成功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成为全国瞩目的大事。那时陈铭枢正在重庆。当毛泽东8月28日乘飞机抵达九龙坡机场时，陈铭枢也去机场迎接，并与毛泽东握手寒暄。8月30日，陈铭枢又来到桂园，与张澜、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柳亚子等一起，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广泛交谈。当毛泽东问及陈铭枢对这次和谈的看法时，陈铭枢因与蒋介石交往多年，深知其为人，所以十分明确地对毛泽东说：“我认为这次和谈是不会成功的。”

过了几天，毛泽东邀请李宗仁、白崇禧的老朋友刘仲容来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毛泽东对他说：“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谈得成，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也有朋友认为谈不成，因为蒋介石完全靠不住。”

刘仲容说：“蒋介石是个不讲信义的人。我也认为谈不成。即使谈成了，达成了协议，他也不会遵守。”

“你是跟陈铭枢将军、跟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派，是认为谈不成的。”毛泽东接着说：“谈得成也好，谈不成也好，国共两党坐下来谈判这件事，说明蒋介石无法将我们吃掉，而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说明历史进步了。”

1947年底，陈铭枢再度来到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筹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于1948年1月1日宣告成立，陈铭枢任中央常委委员。

毛泽东建议：陈铭枢可任农林部长

1949年秋，陈铭枢来到北平，又与毛泽东相逢，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9月23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程潜、傅作义等原国民党起义将领，陈铭枢也应邀作陪。

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2月3日，毛泽东就有关原国民党高级将领陈铭枢等人的任职问题，亲自给刘少奇打了份电报，电文云：

少奇同志：

我们意见，刘斐宜任水利部长，而不宜在章伯钧领导下任交通部长，贺耀祖可任交通部长，陈铭枢可任农林部长。唐生智黄琪翔可以分任湘粤两省副主席。

毛泽东

二月三日上午四时

这样，在毛泽东的建议下，4月1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陈铭枢就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长。

毛泽东读陈铭枢论佛法书

由于陈铭枢早年曾入佛门，学佛念经，对佛教甚有研究，在1950年他曾就论佛法问题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并附上了自己在这方面所写的一本书。毛泽东当时因工作繁忙，未及时回复，直到6月12日，才略读了一下他寄来的论佛法书，并回信道：

真如先生：

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存放甚久，迟复为歉。敬颂

健吉

毛泽东

六月十二日

陈铭枢就批判梁漱溟

向毛泽东提问

过了3年——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和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梁漱溟发生了争执，特别是9月18日那天的会上，两个人争得很厉害，相持不下，会场上的人都要叫梁漱溟下台，不让他再讲下去，就连坐在主席台上的李济深、张澜也很尴尬，难以表态。这时，惟有陈铭枢一个人在会场上突然站起来，大声问毛泽东：“现在看来，梁漱溟的问题是很严重了。但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不明确，要请示主席。”

经他这一说，全会场顿时鸦雀无声，都把目光集中到他身上，就连毛泽东也凝神静听。

“那就是——”陈铭枢十分清楚地说：“梁漱溟的错误究竟是政治问题，还是思想问题?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分，应该用别的办法解决，而不必在此多费唇舌；如果是思想问题，那就可以另当别论，采取耐心的教育、批判的办法，使他逐渐醒悟，而不必操之过急，如何?请主席指示。”

陈铭枢话音刚落，人们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又集中于坐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

毛泽东意识到：他必须要对陈铭枢的这一提问作出反应；他略加沉思了一会，然后从容地回答说：“梁漱溟这个人很反动，公开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说话，但没有发现他暗中有什么活动，也没有发现他与美帝国主义和台湾有什么联系，因此他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因此我仍提出保留他当政协委员的资格。对于他的反动思想，不充分揭露不行，不严厉批判也不行。”

陈铭枢一听梁漱溟的问题“仍属于思想范围的问题”，这等于是给他定了性，心中不禁暗暗松了口气，因为他不希望毛泽东把梁漱溟的问题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解决。

陈铭枢向毛泽东提意见

又过了四年——1957年，中共中央开展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提意见，进行开门整风。陈铭枢响应号召，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认为文教界的共产党负责人不称职。还说了毛泽东好大喜功，偏听偏信的话。

接着反右派开始，陈铭枢被打成右派，全国各大报纸都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陈铭枢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打击。1965年5月15日，陈铭枢在北京去世，终年76岁。

(责任编辑王恂)

2000年第9期 《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　作者：余　玮　巴　玖

小钱瑛聪颖刚烈

1903年5月14日清早，一个小生命在鄂南咸宁马桥镇肖桥村力稼庄降生了。父母为她取名“有生”，这个小孩儿就是日后的钱瑛。钱瑛出生时，家境兴旺，在当地算是大户人家。祖父钱兰田坐贸沙市，伯父钱焕庭经营潜江，父亲钱训臣则在汉口转接。他们以汉口为总汇，来往于荆襄——武汉——咸宁之间，商业上呼应灵通。当时武汉至咸宁尚有水运航线，小轮、帆船载运货物，动辄租用二三十艘络绎于武咸航线，在地方名声很大，方圆数百里的商户都与他们有业务来往。

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钱瑛一岁时，钱家突遭厄运。一个晚上，一只小小的蜡烛被风吹倒在床沿蚊帐上，熊熊大火很快漫延，把伯父经营的潜江周矶四店毁之一净，并由此殃及到汉口和咸宁的连锁生意。钱瑛的父亲只好辍商改行，东渡日本东京学习纺织技术，两年后学成回国却没人聘用。怀才不遇的钱训臣，经在东京相识的、时任广东新军第一协统统领张炽录用为筹办粮秣的军需官。当时，广州革命烽火连天，钱瑛的祖父便以“年迈”为由电召儿子返乡。回乡后，钱训臣拿起了锄头，在家务农。

聪明颖慧、秀丽端庄的钱瑛，很小的时候就帮着母亲做家务，母亲常常把她绣的围裙、手帕、绣鞋之类拿出去卖，以补贴家用。钱瑛八岁入私塾念书，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酷爱吟诗作文，很得塾师称赞。父亲迫于生计，在潜江周矶重操旧业，将钱瑛母女接到周矶，她又来到潜江读书。

“男子十八当家去，女子十八婆家去。”这是地方的俗话。渐渐的，钱瑛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慕名到钱家提亲的人踏进钱家的大门。钱瑛的母亲经过挑选，觅了个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收下了人家的聘礼，为女儿订下了亲事。钱瑛知道后，想起同学们常常谈论的由于“媒妁之言、父母之命”这种包办婚姻导致的种种悲剧，深为自己求知求学的前途即将被断送痛苦不堪。她数次与母亲争论，但母亲却固执地认为女大当嫁，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母亲拒不答应女儿的请求，还对她严加训斥，并把她看管起来。性格刚烈的钱瑛，不愿就此屈从。某天深夜，她写下一封绝笔信后，拿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鲜血顿时汩汩流出。时刻留意着女儿房间动静的母亲听到异常声音，急急赶去查看，发现女儿的惨状，立即请来大夫全力抢救。钱瑛的母亲见她性子如此刚烈，只好为她退了婚，再不在她面前提这事了。

革命征途，几次脱险

1922年，哥哥与两个姐姐读中学了，而父亲的生意一般，经济算不上宽裕。父亲建议钱瑛辍学，她怎么也不同意，闹着要上学念书，终于获准进潜江职工女校学习。因她语文扎实，毕业后留校任教。永不满足的钱瑛报考湖北女师，成绩优异，没想到体检时发现她缠过足而不能录取。如此不公正的结果，使钱瑛既失望又焦急，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时任武昌中华大学博物教员，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红色理论家”的钱亦石，是钱瑛的族叔，对这位才华横溢、富有反抗精神的侄女尤为器重。一方面多方开导、鼓励她；一方面向校方交涉，据理力争，使钱瑛如愿以偿跨进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传播革命思想基地之一的湖北女师大门。钱瑛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刻苦，各门功课名列前茅。同时，在湖北党的早期领导人李汉俊、钱亦石等的影响下，渐渐倾向革命，终于从一名反抗包办婚姻的叛逆者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

1927年初，24岁的钱瑛在湖北女师经吴瑞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她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革命的斗争中，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改。这年夏天，钱瑛结束了在湖北女师的学习，到劳动代表培训班接受培训后，被派往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任干事，负责纱厂、火柴厂的妇女和工运工作。

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九江的政治空气也很紧张，党组织通知钱瑛离开工作岗位。她对刚刚开辟的工作难舍难分，直到敌人前来搜捕，才跳窗逃走。随后，组织决定让她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得悉起义失败。钱瑛转而赶赴广州，在叶剑英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广州起义也失败了，钱瑛只得离开白色恐怖的广州。

急于脱险，她见有一艘民船泊在江边，便跳了上去。上船后发现舱里有许多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低头不语。警觉的钱瑛悄悄问旁边的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一条人贩子以介绍工作为由，贩卖女人的黑船。才出虎口，又入狼窝。为了免遭厄运，不致落到人贩子手中，钱瑛决计不惜一切，逃离这条贼船。她趁船老板和打手不备，一头扎进了汹涌的珠江。

滔滔江水，几个浪头便将钱瑛冲出数十米外，幸被一位好心的渔民救起，躲过一劫，又上了路。一天晚上，钱瑛到一家小客店投宿，由于语音不同，被隔壁房间的两名住客盯上了。这两个男人见她孤身一人，又长得比南粤女性更显白皙灵秀，先是起了邪念，后又怀疑她是“赤匪”和“共党”，打算抓她去领赏钱。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逃不过钱瑛的眼睛。她关紧房门，不敢入眠，在手帕上仿照《木兰辞》写了一首诗，诗中诉说自己是一个恪守旧礼教的节孝女子，不料在和父亲外出投亲的路上遇到土匪，父亲被打死，随身带的钱物被抢走，处境艰难。第二天，钱瑛黎明即起，前往火车站混上了火车。孰料这两个家伙不死心，一直盯到了车上。火车还未启动，警察即查票，发现钱瑛无票乘车，怀疑她是“共党分子”，便对她搜查，结果搜出了那块写着诗的手帕。钱瑛被带下火车，站长和印花税局局长对这首仿《木兰辞》诗大为赞赏，觉得这样一个“节孝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党”，便把她放了。

辗转南北，女失夫亡

钱瑛凭借文才与机智，再次躲过了危境。几经辗转，在香港找到了党组织。1928年7月，组织派她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在上海，钱瑛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做秘书和交通工作。由于工作的关系，钱瑛结识了大她七岁、任全国海员工会秘书长的谭寿林。“五四”运动时，谭寿林是广西贵县中小学生爱国联合会会长，领导了当地学生爱国运动；在北大学习期间，创办过进步刊物《桂光》；后回广西担任梧州特委书记，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谭寿林曾被反动军阀及国民党当局两次逮捕，由于未查出他的真实身份而获释，到上海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谭寿林的英勇斗争经历深深打动和吸引了钱瑛，加上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志同道合，感情迅速发展。1928年10月，两人在上海喜结伉俪。

1929年初，新婚未满百日，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通知，前往苏联学习。两人决定，钱瑛出国后，谭寿林用约定的格式、方法和时间写信给钱瑛，使她能及时了解国内的形势；而钱瑛，如没重要的事情则不写信给国内，以专心学习。他俩买了两支同样的笔，各带一支在身边，钱瑛还选购了信纸留给丈夫。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后，钱瑛发现自己怀孕了。怕有了孩子耽误学习和给革命带来拖累，她千方百计造成人工流产，她站在桌子上往下跳，迫使孩子早产。女儿提前呱呱坠地，先天不足，瘦小得可怜，自己却不能全心全意照料她。钱瑛狠狠心，把女儿送进了一家保育院代养。紧张的学习，使她几乎没有空闲去看望女儿。1931年春，学习期满，钱瑛要回国工作了。这时国内斗争的形势异常严峻和残酷，谭寿林整日为革命奔波，也不可能抽出时间照顾幼小的女儿。想到回国后等待自己的大量工作，钱瑛决定只身回国，把女儿留在苏联。作为母亲，她同样没有理由不怜爱自己的孩子；作为革命者，她又不得不忍痛割爱与孩子别离。临别前最后一次去看望女儿时，钱瑛搂抱着女儿久久不忍放下，女儿的一举一动、一哭一笑都牵扯着她的心。她泪如雨下，心似刀绞，但仍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归途。直到解放后，才打听到孩子在苏联夭折的消息，钱瑛不由声泪俱下。

由于湖北洪湖地区急需干部，党组织决定派他们夫妇去洪湖工作。正欲启程，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谭寿林主动提出留下来做善后和恢复工作，处理好上海的工作后再去洪湖与钱瑛会合，钱瑛再次与丈夫告别，只身赴洪湖。不料，这次分别竟成永别。4月22日清晨，谭寿林又一次被捕，转至南京作为“重犯”严加关押和审讯。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谭寿林，在狱中受尽酷刑，5月30日在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35岁。谭的牺牲，钱瑛怎么也不相信。她悲痛、等待，期望重逢。但这一切成了永远的梦，她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只有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去，以完成丈夫未竟的事业。

此后，钱瑛一直珍藏着谭寿林烈士的遗物，随身带着丈夫留给她的一块怀表，房间里悬挂着丈夫的照片。她还写了许多缅怀丈夫的诗词，倾诉自己对丈夫的深切怀念。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谭寿林所著《俘虏的生还》一书再版，钱瑛触书生情，在《再读〈俘虏的生还〉》时倾诉“三十一年生死别，遗篇再读忆初逢”的真挚感情。

从“洪湖赤卫队”到“模范监狱”

钱瑛到达洪湖地区后，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她忍住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积极组织和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伍，消灭地主武装“白极会”，还主持编辑和出版省总工会机关刊物《湘鄂西工人》。

1932年5月，正当红三军向襄河北岸行动时，川军范绍增部一个旅占领了老龙口，企图向新沟嘴、周老口、瞿家湾等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根据地，敌众我寡，钱瑛闻讯率领一支游击队星夜赶到，机智地绕到敌后，给敌人以突然袭击，打乱了敌人的部署。敌军不明我军虚实，不敢贸然进犯，畏缩不前，这时红三军主力紧急驰援，击溃了敌人。

1932年5月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发动了所谓反“改组派”斗争，在洪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两个月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对这种“怀疑一切”的做法，钱瑛很是不解。她向夏曦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创造苏维埃的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和‘改组派’呢?”夏曦竟回答：“这些创造苏维埃的人正是为了消灭苏维埃。”看到1600多名湘鄂西特区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领袖被捕，大批革命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倒下去，钱瑛的心情无比沉痛。

1932年秋，洪湖苏区在敌人进攻和“肃反”扩大化影响下，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大部地区失守。夏曦和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决定派钱瑛去沔阳沙湖区，领导恢复该地的革命工作。钱瑛连夜赶到该区，沙湖区委也正准备撤退。钱瑛来不及多想，只能随同区委一同撤退和转移。途中，穿过了敌人几道封锁线。一路同行的人大都走散了，钱瑛最后孤身一人，终被白军抓住。为了不让敌人看出破绽，钱瑛借上厕所为由，悄悄将丈夫送给她的那块怀表扔进草丛里。审讯中，钱瑛坚持说自己是由汉口来此地投亲，遇上打仗，与亲戚走散了。敌人死死追问，钱瑛便自称陈秀英(钱瑛的姐夫有一侧室姓陈)，姐姐在汉口居住，姐夫是一家药店老板。他们向汉口联系，证实她的所说，只好把她放了。脱险后，钱瑛化装成一个跛足的中年妇女，一路乞讨到汉口，找到二姐钱王宣。此时，钱瑛心目中，只有党才是自己的家，她决心即使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稍事休息，又风尘仆仆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

钱瑛到上海后，住到钱亦石家，通过钱的关系，很快与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1933年初，党派她到江苏省委在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不幸再次被捕。7月，钱瑛被押解到被国民党称之为“模范监狱”的南京老虎桥监狱。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未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这座“模范监狱”里，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做难友的思想工作，团结政治犯，组织她们学文化，学政治，并与帅孟奇、夏之栩等人一起成功领导了四次绝食斗争。

1936年春，钱瑛与同监难友被押解到南京“反省院”。这是敌人的新花招，妄图从生活上软化、思想上感化共产党人。把40名女政治犯编成甲、乙、丙三班，钱瑛被编在乙班，两人一间住房，每日三餐，中午还有两荤两素的四菜一汤，每周要作总理纪念周，朗诵总理遗嘱，向国民党党旗、国旗致敬，要唱国民党党歌、国歌。钱瑛对这些不予理睬，班主任认为她是“顽固分子”找她谈话，遭到钱瑛的抵制。有一次，教官宣讲三民主义，攻击马列主义，钱瑛提出质问：“你说三民主义好，马列主义不好，可以把马列主义的书拿出来比较吗?”弄得院方难以下台。在反省院，院方规定每天写日记，钱瑛就和难友商量利用敌人发的纸和笔写狱中斗争日记，批驳敌人的诬蔑。这时传闻绥远抗战发生，钱瑛向难友提议以此为题，提出释放政治犯，开赴前线支援抗日战士。敌人无奈，又把钱瑛和薛信等八人关进有铁门的单人号里。钱瑛从小就会刺绣，在单人号里用头发和拆下的袜子纱线在花布上绣狮子、梅、兰、竹、菊送给难友，互相鼓励；用指甲在墙壁上刻诗句砥砺志气。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到南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政治犯”。因钱瑛被捕后化名“彭友姑”，没被列入释放名单。直到帅孟奇出狱后向周恩来汇报，第二批她才获释，结束了四年多的狱中生活。

深入白区，隐身化名肩重任

出狱后，钱瑛1937年10月任湖北省委委员，负责农运和妇运工作，后改任湖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继而，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中共鄂中区委员会书记，在正面战场前沿敌我双方对峙的夹缝中奋斗，领导鄂中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40年，钱瑛结束在湖北的工作，担任中央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领导这一地区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加紧了对国统区我党的搜捕和迫害。在危急时刻，钱瑛采取果断措施，转移已“露红”的党员干部，改变“粉红”的工作方式，长期埋伏“暗红”的党员干部，稳住了我党在西南地区的阵地。

1943年，钱瑛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接受“抢救运动”中的“审查”。她亲身感受过湘鄂西“肃反扩大化”恶果，她反对康生的一套作法，不避风险，为被冤屈的白区工作同志申辩和作证，两次到中央社会部说明情况，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5年冬，钱瑛担任中央重庆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李克农等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器重。当时到红岩汇报、联系、接头的同志，大都由她安排。第二年，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至南京梅园新村，重庆局也改为南京局。钱瑛化名“陈平”也来到南京，担任中共中央南京局组织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南京，情况非常险恶，梅园周围每天都有国民党特务监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来梅园新村联系、汇报工作的同志来往、安排、转移都不允许留下只字片纸。钱瑛在没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的情况下，就靠她坚强的毅力、对工作的认真和惊人记忆力，不但熟记这些同志的姓名和藉以掩护的职业，而且对他们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如数家珍。由于她的工作周密细致，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所有来中共代表团接关系、谈工作的同志都没出过问题。

这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中共代表团撤退。钱瑛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只身转道上海，继续坚持白区斗争。1947年，钱瑛担任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部长，在上海这个反动势力最猖獗的城市，开辟第二条战线，领导组织工作和学生运动。1948年9月，钱瑛到香港，秘密领导干部培训工作，迎接全国解放。在她的具体安排下，南方各省经过挑选的进步学生被分批分期送到香港，接受培训后，又被分派到各地开展工作。他们大都成为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1949年春，钱瑛担任华中局委员、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她就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人事部部长。

心系民心的“女包公”

1952年11月，钱瑛奉调到北京，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监察部部长、内务部部长。钱瑛身居高位，不忘群众疾苦，每年都有一半时间下基层调查研究，检查工作。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她下基层，采取一竿子插到底的办法，直接到公社、大队和小队，到群众家中，同吃同住，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并将观察和了解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请求调拨赈灾粮款，并指导和协助当地领导整顿组织，整顿作风。

1959年仲秋的一天，天高气爽，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了咸宁县委大院，车上下来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妇女和一名青年人。县委书记王秀生迎上前去，那位青年人指着刚下车的妇女介绍：“这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同志。”钱瑛同县委干部一一握手，操着咸宁口音微笑着说：“你们都是我的‘父母官’，你们在基层工作，辛苦了。我这次是从广州回北京路过武汉，顺便回家看看，你们都忙，就不必陪同了。”然后指着身上的衣服说：“明天我回老家马桥看看，想办法给我借件大襟衣服。穿这种呢子回去，脱离群众啊。”

钱瑛坐在轿车里，饱览着家乡秀丽的景色，深情地吮吸着家乡泥土的芳香。久别的亲人回来了，父老兄弟纷纷迎了上来，钱瑛紧紧握住乡亲们的手，一一问候，逐户看望，亲切交谈。交谈中，钱瑛了解到乡亲们对区里的一位副区长有些不满。这位副区长外号“曹大炮”，作风恶劣，态度专横，爱搞形式。钱瑛听了，眉头打结，默默无语，驱车直奔马桥区公所。钱瑛看到一位30来岁、皮肤黝黑、心宽体胖的男同志翘脚坐在那里看报纸，便走上前问：“大哥，请问曹区长在家吗?”那位看报纸的人连头都没抬。“大哥，那位姓曹的副区长在家吗?”钱瑛提高声调又问了一次。看报人不耐烦地露出半边脸，见问话的人穿着土，语音土，是个本地的老太婆，便粗声大气地喝斥：“找曹区长做么事?他不在家!”“我有急事，请你这位大哥帮我找找好不好?”钱瑛心平气和地说。“跟你说了，曹区长不在，还罗嗦什么!明天早点来!”钱瑛见看报人态度如此恶劣，心里便明白了几分。一打听，正是赫赫有名的“曹大炮”。钱瑛找曹副区长，本意是想向他反映一下群众意见，同他谈谈心，没想到受到这般冷遇。

回到县城，钱瑛同王秀生等县委领导座谈故乡行的所见所想。当谈到干部的素质、作风问题时，钱瑛的语调显得既激愤又严厉：“我看到马桥区那个曹区长，简直不像人民的公仆，群众对他的反映不好。你们要认真同他谈谈心，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转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钱瑛走后，县委对“曹大炮”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给了处分。

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指示，带领工作组到安徽、四川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坚持真理，不避风险，甄别平反了被定为“铁案”的原安徽省委书记李世民错划右派案和张凯帆“反党反社会主义”案；对四川张西挺、刘结挺一案则坚持原则，不准翻案。钱瑛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精神，受到中央领导的称赞，被誉为党内“女包公”。她在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时，曾到广东省进行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了在广东发生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严重情况。这份报告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曾亲笔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转发了钱瑛的报告。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一伙把中央监察、纪检部门当作主要攻击目标。钱瑛被隔离审查，受到残酷迫害。1972年4月，钱瑛确诊患了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监护治疗”，不准任何人探视。在她生命垂危时，日坛医院党委书记、钱瑛在重庆、南京中央局工作时的上级李克农的儿子李冰去看望她，转达同志们的问候。她泰然地说：“我朝前看”。由于李冰等人的关照，钱瑛的病情曾一度好转，但“四人帮”一伙不准她继续治疗，11月被“监护”出院，导致病情急剧恶化。

1973年7月26日，鄂南女杰、革命先驱钱瑛含冤去世，享年70岁。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0年第9期 成仿吾的“板斧”精神　作者：谢尚品

在人们心目中，创造社三巨头，郭沫若名气最大。其实，除才华、学识不相上下或各有千秋外，若论道德品质尤其是革命的坚韧性，成仿吾似又超过郭沫若和郁达夫。而且，还正是郭沫若曾明确赞誉过成仿吾是“全社的心脏”。因为，成仿吾“是创造社文艺批评、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创造社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他承担了最重的社务工作和编务工作；他坚守阵地，有始有终，只要他在，创造社就正常运转；无论顺利或挫折，他没有放松过自己的责任，也从未计较过个人的荣辱得失，他一心把青春献给‘创造女神’，献给新文艺事业；他这颗创造社的心脏，总是正常有力地跳动着。”(余飘、李洪程著：《成仿吾传》)

成仿吾驰骋在新文艺批评战线上，高举创造社的批评大旗，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的奠基人之一。

在创造社，成仿吾又是以“四直”——心直、口直、笔直、手直和“四气”——勇气、才气、虎虎生气、凛凛正气著称的人。正如郑伯奇在《忆创造社》中回忆说：“沫若常说仿吾朴实热诚，心直口直，我和他相处的日子，也是如此。他身材不魁梧，容颜显得有点苍老，态度朴实得像个农民，绝少知识分子习气，眉宇间却流露着坚强刚毅的气质。他说话很少，有点近乎木讷，声音比较低，还带着一点新化家乡的口音。他待人很诚恳，很和蔼，不会作无谓的应酬。我觉得文艺界像他那样的人是不多的。由于他信念很强，对问题很认真，做文章很直率，因而得罪了一些人，落了个‘黑旋风’的绰号……”

是谁先叫他“黑旋风”的呢?是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周报》1924年126期梁俊青给成仿吾《通信》中的一句：“要学你那所谓赤足双斧的黑旋风吗?”这显然带有贬义。但，从此成仿吾却以“黑旋风”和“抡板斧”闻名于“五四”以后的文坛。

下面专就他的“板斧”精神作些评介。

首先说说他同“大人物”们论战关于误译的“三板斧”：

1922年底，25岁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一卷三期的《学者的态度——胡适之先生的〈骂人〉态度》，就是“砍”向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的一把利斧，也是他作为“黑旋风”而“抡”出的第一“板斧”——那是因为郁达夫在《夕阳楼日记》中批评了余家菊的误译，胡适便在《努力周刊》发表《骂人》批评郁达夫。成仿吾反批评的文章指出《骂人》的错误有三：胡采取的不是学者的态度；胡对一个德文的问题应就德文去研究；胡的译文，就英文看起来，也错得太厉害。

成仿吾首先指出学者的态度“应当以真挚的热忱，搞研究的态度，时时刻刻把问题的本体拿稳，放在我们的心头。”“讨论问题的目的必须图谋进步，利于人类全体。”

成仿吾的这一“板斧”之所以尖利，是因为他抓住了要害：从大处着眼——从学者的态度立论；从小处着手——戳穿他既是大学者就不该不负责任地误译。初出茅庐的成仿吾的这一“板斧”，加上郁达夫的《答胡适之先生》和郭沫若的《反响之反响》，连珠炮似的轰向胡适，曾迫使胡适不得已而主动求和。

第二“板斧”是因1922年12期《小说月报》作者佩韦在《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中，把英国诗人雪莱因信仰无神论(Atheism)而被牛津大学开除学籍一事，误把“Atheism”译为“雅典主义”，对读者为害不小。成仿吾便在1923年5月的《创造季刊》上以《“雅典主义”》“砍”向佩韦：“雪莱的无神论，对于理解他的思想，是很要紧的，而且也因为有了这种思想，才有后来的那许多的波澜；所以连这个地方都不知道的佩韦君，只好说他关于雪莱什么也不懂吧……不懂倒也罢了，只是不懂便不应孟浪从杂志里译出来，把它发表。佩韦君这种行为，我只好说他是不量力，大胆，不负责任……这个问题很重大，胡适之君竟说为了糊口或介绍译书，译错了也可以原谅，我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讲。我想不论目的是什么，总要自己先懂了，才能介绍……我们现在所谓新文化书籍之中，所以没有几本好书的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著作家，大多数只有一分学识，偏要吹成十二分；二是我们的翻译家，大多数自己还不懂，倒先出来拼命的翻译。这两种人我觉得非有人出来痛击一番不可!”他最后说：“我只愿我们的翻译界，一天天进步起来，给我们这些才开眼界的同胞，一些好点的粮食。”

同年，成仿吾又在《创造季刊》二卷一期“抡”出第三“板斧”——《喜剧与手势戏》，指出大学者、哲学家张东荪在法国柏格森的《物质与记忆》中的一条误译：“依戏之性质，只看演者之举动便可知道尚有多少：若是手势戏便是开场；若是喜剧便是终了。”成仿吾给纠正为：“依所演的戏之性质，演者的动作多少使我们知道戏的内容：若是手势戏，差不多可以完全了解；若是微妙的喜剧，差不多什么也不得而知。”纠正之余，当然也对张教授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使张东荪的“手势戏”成为一时的笑料，这是在翻译问题上同胡适论战的一场余波。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曾风趣地说：“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对《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也因而名满天下。”

对成仿吾这“三板斧”，褒贬不一：有的憎恶他“莽撞”，有的赞赏他“勇猛”。但尚未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却热情地鼓励他：“《文学旬刊》曾有人暗射的比你为‘黑松林里跳出来的李逵’。我希望你不要以为这是污辱你。虽然写这句话的人倒许是存心要污辱你。仿吾阿!李逵是一条好汉!是愈穷愈硬愈直的好汉!在现在国内这种乌烟瘴气的妖魔鬼怪的文艺界里，只有一个李逵，我还嫌少呢!要没有李逵出来舞一次板斧，“雅典主义”恐怕永远是‘雅典主义’，‘手势戏’恐怕是永远还在开场呢!我诚确的感觉着，现今国内文艺界实在最需要批评的工作，并且是需要积极的批评的工作。但是，仿吾，我们若要从事于这种工作，打破一切文艺界里的虚伪的工作，我们的斧法切不宜乱，斧法乱则劳而无功，且将损及自身。”成仿吾的回信也充分表露了他的‘黑旋风’本性：“人家骂我是黑旋风，我自己也在又喜又愧；可怜我怎么也比不上这个赤裸裸的人。然而近来能不顾他人的褒贬，似乎又与他接近了一步……近来因为可愤恨的事情万端丛集，我们已决取一种征服的态度，我个人尤主张对恶人不讲道理，爽爽快快芟了去就是。我近来的行动完全秉此宗旨……近来有些人在多方倾陷我，我只笑着看他们到底把我怎样。我想我的斧法可以不至再乱了，只是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给我点刺激——那便是砥石——使我把我的斧头磨得更尖利些。”

当然，作为“黑旋风”，成仿吾“抡”的决不只这痛击误译的“三板斧”，他至少还有“四板斧”在继续“抡”，不断“砍”：

1922年，成仿吾这个“初生牛犊”刚到上海主持创造社工作，便在“砍”胡适“教人不可骂人，却倒先自己开口便骂人”、“压迫他人的言论”等等“非学者的态度”的同期——《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抡”出《歧路》这把也锋利无比的“板斧”，“砍”向鸳鸯蝴蝶派的变种——《礼拜六》、《晶晶》之流宣扬庸俗腐朽货色的洋场才子们：“《礼拜六》自去年复炽以来，几个月的工夫，就把他的干儿干女、干爹干妈之类的东西，差不多布满了中国的全天地，到了现在，我们的出版物中，一天天增加的，几乎尽是这些卑鄙寄生虫拿来骗钱的龌龊的杂志。我亲爱的青年同胞们，这是何等的时代错误!”“我们知道这些卑鄙的文妖，不仅有一般老妖恶少为他们的中坚，他们还用种种下贱龌龊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浅薄劣等的心理，把多少无知的纯洁的青年蛊惑了。然而我们对于他们是不惜最后一弹的。”文章最后义愤地列举其三大罪状：赞美污浊，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鼓吹骄奢淫逸，破坏我们的教育；专以丑恶的文字，把人类诱向地狱，是思想界、文学界的奇耻。他急切呼唤青年们在歧路面前要善自抉择，要高唱时代所需求的歌。因此，成仿吾的《歧路》被茅盾誉为：“对礼拜六派狠狠地开了一炮!”

1923年春，成仿吾、郭沫若因《创造季刊》在时间上已赶不上读者的渴求，来不及同回富阳老家的郁达夫商量，果断决定加办《创造周报》。其创刊号上的《诗之防御战》这“第五板斧”，便是成仿吾“砍”向胡适、周作人、康白情等“大人物”的又一利斧：批评他们的有些诗，是“猜谜歌”、“演说词”、“点名簿”之类浅薄、拙劣无聊的文字游戏。后来，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评赞道：“仿吾异常勇猛……《诗之防御战》那个爆击弹，把当时筑在闸北的所谓诗坛，爆炸得比今年的闸北还要厉害。那篇文章除了仿吾之外谁也不会做的，因为凡是要顾虑一下饭碗问题的人，谁个敢做那样的文章?至少我就不敢。在我们目前这个先生长先生短的黄金世界里，少称了一个‘先生’都会得罪人，哪个敢有那样天大的胆量再来言‘战’?”

同年的《创造周报》28期，成仿吾向“整理国故”运动的胡适派，又“抡”出一“板斧”——《国学运动之我见》：揭露胡适等搞国学运动，“只不过是要在死灰中寻出火烬来满足他们那‘美好的昔日’的情绪，他们是想利用盲目的爱国的心理实行他们倒行逆施的狂妄。”他把胡适等分为三种人：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老儒宿学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须之物。“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想用以显赫一时，却是一样的。”结论是：国学不能说没有研究价值，但必须持批评的态度。拿今天的话说，就叫“留精去粕，去粗取精”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真诚提醒青年学子千万别再让人牵着鼻子去“狂舔这数千年的枯骨”。可以说，他这一“板斧”，又“砍”得准而且深。

早年曾资助毛泽东搞勤工俭学运动，晚年又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鞠躬尽瘁的国学大师章士钊老人，在北洋段祺瑞政府任司法兼教育总长时，曾在他主持的《甲寅周刊》1925年7期上发表反对新文学和白话文的文章。由于刊物封面印有黄斑老虎，人们便称章“老虎总长”。这时，28岁的成仿吾倒真成了“沂岭杀虎”的“黑旋风”，挺起朴刀“搠”向“老虎总长”——在创造社新办的《洪水》一卷6号上发表了《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从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逐条批驳章的谬论是“信口雌黄，论理错乱”，是“极端误解事实的话……新文学运动之所以传播甚速的原因，是因为一般青年的心里，对于旧文学早有不满的念头。一部分早已使用白话……认旧文学为(国家)衰弱的象征，不足表现生机勃勃的青年人的朝气，所以有人振臂一呼，遂不觉全国的青年都响应了。”“章氏所谓避难就易，应当改为去繁务实。”文章最后说：“开倒车的人们，尽可以非难现在的新文学，我们只是对着我们的目标走!”

成仿吾的每一“板斧”，堪称轻捷、尖利、勇猛。但他当时毕竟还年轻，不够成熟，有时难免偏激或片面。正如郑伯奇所说：“特别是他几次批评鲁迅先生，都惹起严重的回击，给他带上了一副‘极左’的面孔，这是非常遗憾的。”又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努力“尝试”写白话诗，不说他的政治倾向，单从新文化运动讲，他仍是功不可没的主将之一。《平心论胡适》、《胡适——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面旗帜》……都是近年《炎黄春秋》等报刊“平心论胡适”的名篇。而成仿吾却把他批得一无是处，就是他的偏激片面了。成、胡二公分别是我在北大和华北联大时的校长，一是我永远敬爱的师长，一是我在“五·二0”前后反对过的“过河卒子”，当然更是我50多年前更偏激、片面、幼稚的结果。今天，成、胡二公都已辞世，谨借用亚里斯多德的名言悼念二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0年第9期 最早的村委会诞生追记　作者：徐勇

中国的许多历史性创造往往产生于不经意之中。谁也没有意料到，20年前产生的村民委员会这一村民自治的组织载体，竟在中国得到普遍推行，并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安徽农村的讲话中对村民自治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都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亿万农民的伟大创造。

那么，村民自治这一伟大创造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对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小岗村已十分熟悉，而对村民自治的发源地尚很陌生。值村委会产生20周年之际，我们对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发源地——广西宜州市合寨村进行了实地探访。

伟大的创造源于包产到户之急需

或许是人们当初没有意识到村民自治的历史意义，正式文献中有关村委会发源地的记载很少，一般只是提到在广西宜山(现宜州市)、罗城一带。我们在宜州、罗城一带的考察中了解到，我国最早产生的村委会不是只有一个或数个，而是有多个分布在这一带。但有比较完整的历史记录，并经过多方考察后确认的中国第一个村委会是宜州市的合寨村。

宜州市位于广西西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新中国建立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受人民公社体制的限制，长期历史沿续下来的贫困面貌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变。1979年农民人均收入仅63元，位于宜州市边远地区的合寨村的生产更为落后，饱尝饥饿之苦的农民迫切需要改变现状。1979年，当风闻外地兴起“分田到户”时，合寨的农民自发地将田分到农户，生产积极性迅速高涨。

然而，获得了自由的农民很快又面临着新的问题。最为突出的是社会治安恶化，社会矛盾增多。合寨有11个自然村，41个生产队，规模较大，难于管理，特别是位于三县交界之处，历史上社会治安状况就不好。在人民公社时期，虽然经过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发动政治运动，使社会秩序较为稳定，但由于贫困，小偷小摸等现象从未断绝。特别是在70年代后期，人民公社体制的约束力越来越弱，偷盗现象趋于严重，加上分田到户的结果，人民公社组织的凝聚力迅速弱化，原有的社会秩序更加受到强烈冲击。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管理，社会治安急剧恶化，偷盗成风，赌博成风，每天少则三五十人，多则两三百人参与赌博，赌输了就偷，偷了又去赌，形成恶性循环。处于“几不管”地带的合寨村深受其害，特别是耕牛大量被盗，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为了防盗，村民只好将牛拉到自己的房子里与人同住。分田到户后，因争水争地，社会纠纷也大大增多，农民将当时的生活描述为“吃得饱，睡不好”。

包产到户打破了原有的农村利益格局，社会秩序激烈动荡，新的秩序又难以依靠支撑原有秩序的组织和干部建立起来。当时的农村干部面对新的形势，要么放任不管，要么束手无策，要么无能为力。分田到户是农民自发地，在偷偷摸摸状态下兴起来的。由于中央的精神仍然是不许包产到户，当时的个别省委主要领导表示不能搞责任制，否则要抓人。宜山县委领导只得采取强制措施加以阻止，并限制分田到户之风的蔓延。县委书记在全县干部会上针对农民的分田要求，对干部说：我是管总闸的，你们是管分闸的，我这个闸没有开，你们也不要开。但是，由于农民的强烈要求，分田到户已成不可阻挡之势。面对这一情况，刚刚经历过“四清”和“文革”的基层干部只得放任不管，特别是许多生产队干部干脆躺倒不干，以免再遭批判。合寨村也因此一度陷入“无人管事”的境地。事实上，就是干部想管，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管。因为，以往干部工作主要是听从上级安排，所熟悉的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指挥生产，分田到户，对农民由于新的要求带来的新任务，他们不熟悉，也难以用新的办法处理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分田到户后，获得了自由的农民迫切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当原有的体制难以满足这一紧迫需要时，农民只得自己来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

村民委员会：农民的自我创造

合寨村原为合寨生产大队，是由10多个自然村(当地称之为屯)组成的。自然村的村民居住集中，百多户村民形成为相对独立的村落。面对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又无人管事的困境，果地和果作两个自然村的村民率先自己组织起来，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

果地村虽然由8个生产队组成，但村民居住十分集中，农户住房一家连一家。村民中以蒙姓为主。该村1978年以来连续发生多起耕牛被盗的事件，乱砍滥伐严重，多年封山育林的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村民们忧心忡忡。1979年底的一个晚上，村里的老支书蒙宝亮、老党员蒙正昌、蒙正奉到曾任民办教师的蒙光新家里，表示要吸取旧社会和“文化大革命”无政府状态的教训，在责任田到户后，要搞好社会治安，要有人牵头，将村民组织起来。为此，他们提出方案，通过党员、群众推选出治安带头人。这一提议得到党员和群众的拥护。过了几天，召开全村户主会议，160多户每户派一人参加。主持会议的老党员介绍会议目的，说要通过会议选举产生社会治安带头人。他代表部分老党员提出蒙光新和蒙成顺为候选人。因为蒙光新年轻，有文化，蒙成顺敢于制止乱砍滥伐的行为。随后宣布实行无记名投票。每人发一张白纸，同意的就写，不同意的就不写。选举结果几乎没有写其他人的。

蒙光新和蒙成顺当选为治安带头人后，为了不负众望，想办法搞好社会治安，召开了数次老党员会议，决定订立村规民约，组织治安联防，村内自我约束，村外搞好防范。1980年元月20日召开全村会议，16岁以上的人都参加，共510多人。在会上宣读事先起草的村规民约，并进行讨论。其主要内容为：有外来人来本村需要过夜的，户主必须找治安带头人报告(如果有外来人住宿，治安不好，要找户主)；山林水田纠纷一家一户解决不了的，汇报给治安带头人。对乱砍滥伐者要教育处罚。本村人也不能到村外乱砍滥伐，否则会败坏本村的名声；组织村民架桥补路，整修挑水码头；集资购买低压线路设备，解决照明问题等。讨论后，每户出一个代表在村规民约上按手印，以便人人负责，自我约束。可惜的是，几年后政府部门要去了这份村规民约的原始材料，并未能保存下来。

订立村规民约后，治安带头人又联络邻村搞治安联防，一村有事，共同协力。1980年2月的一个深夜，邻村有一个外来人偷走一头黄牛，凌晨6时得到消息，2小时后联防小组便分工把守路口，其中一个治安小组一直跟踪到邻近的柳江县，第二天便将牛追了回来。

村民从这件事认识到有治安带头人带头管事，有村规民约进行相互约束的好处，便要求将这一组织固定下来。但是这一组织是群众自发地建立的，对组织的名称和治安带头人的称呼也各有不同。有的将治安带头人称为主任，有的称为片长。

与果地村相比，邻近的果作村在建立自己的组织时就规范一些。果作自然村原有6个生产队。该村的村民是在人心惶惶中度过1980年新年的。按以往的习惯，春节前后本是总结过去、安排新年生产计划的时间。但原来的生产队长们此时都愁眉难展，一下子失去了主见，认为现在搞生产责任制，没有什么队长了。当时任生产队长的韦焕能(果作村以韦姓为主)主动站了出来说，这样下去不行，要把大家组织起来。于是他把其他几个生产队的干部都叫到一起，商量以自然村为基础建立新的组织，大家都表示同意。韦焕能提出新的组织不是生产队，不需要太多干部，由五个人组成，一正两副，一个会计，一个出纳。后来考虑到原有6个生产队，就增加了1个人。而新领导人怎样产生呢?过去的生产队长由上级任命，新的组织没有人任命，也不能自己宣布自己为领导，村民也不会承认，经讨论，决定由群众自己选举村领导。

1980年2月5日，根据事先的商定，召开全村大会选举村领导。在五人合抱的大樟树下，坐满了村民。全村85户，一家一个代表，当时的生产大队长蒙光捷来主持会议。他说，根据各队队长的意见叫我来，我也愿意来，选村里的领导要选好。我同意群众意见，不用搞候选人，搞无记名投票。大队长讲话后，由群众议论。当时担心没有人当干部，就说选上谁谁就得当，谁的票多谁就当领导。因为当时社会治安很乱，没有人愿当；同时，“四清”和“文革”把干部整苦了，原来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在“文革”中被打死，干部心有余悸。但是群众又怕乱，强烈要求组织起来，于是提出，选了谁，谁就必须当，不能推辞。随后，每个人发了一张用信纸裁开的纸条，一张纸条上可写6个人，多的作废。经过投票计票，大队长当场宣布选举结果，韦焕能得了满票，6人中最少的也有62票。

新的村干部选出来后，却没有一个正式的组织名称。选举之前，只是讲选举村领导，选举后，村领导要分工，需要有一个组织名称，大家纷纷议论，结果多数人主张叫“村委会”，村委会也因此成为正式的组织名称。但是，当地的村民还是更习惯于叫村民委，认为村民委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不同于原来的管委会和队委会，直到现在，人们一般还是把这个组织叫村民委。

果作村领导当选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领导村民制定村规民约和管理章程。1980年7月14日，召开全村大会，讨论并通过事先起草好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这两份文件以村委会名义公布，并有85户村民的手印或签名盖章。这一份村民自我管理的章程至今还完好地保存在韦焕能的手中，成为历史的有力见证。

村委会和村规民约很快收到了实效，一度盛行的赌博风被刹住了，偷盗事件大为减少。成立村委会后的二年间，只发生过两起外地人到当地偷窃的案件，而且在村委会的组织下得到及时的处理，村民又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此外，村委会还为群众办了不少实事。1980年，别的村乱砍滥伐日益严重，果作村却开展了造林大会战。接下来修建码头、机耕路。在解决村民照明用电问题时，村里没有足够的资金，于是与群众商量，根据群众意见，按人口集资，人均12元钱，解决了资金紧张问题，村民终于用上了盼望已久的电。由于资金款来自于村民，村干部用钱时十分谨慎，会计出纳帐目清楚，定期向村民张榜公布，从而取得了村民的充分信任。村干部办事更加注意与群众协商，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果作村委会是迄今发现的全国第一个有正式记录为依据的村委会。这一组织从开始就体现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自治组织的性质，体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精神。一种适应家庭经营新的生产形式的新组织，一种新的组织管理运行机制就这样在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里诞生了。

党对农民创造的积极支持和引导

尊重实践，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这是我们党成为人民利益代表的源泉所在；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积极支持和引导人民的创造，这是我们党作为领导力量的根基所在。中国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并得以扩展到全国，便生动具体地证明了这一点。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基层干部正为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困扰时，群众自发地组织起村委会等新的组织，不仅在解决社会治安问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村委会组织群众举办公益事业，办成了许多过去干部群众想办而没有办成的事情。当了解到果地和果作等村因建立起群众组织使治安好转、公共事务有人管的情况后，大队和公社干部都很高兴。随之，合寨所有的自然村都建立了村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其他地方的农民也自发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因为是群众自发建立的组织，最初各种叫法都有，有的叫治安联防队，有的叫村主，有的叫村管委会，有的叫村委会。1980年上半年，合寨大队所在的三岔公社党委书记向文忠就新的群众组织发表意见说，既然是村民选的，就叫村民委员会。以后，村民委员会便作为规范的名称确定下来，上报的材料均使用了“村民委员会”。所以，村民委员会的发明权属于农民，冠名权则是当时的党组织。

中央肯定了生产责任制以后，宜州市广泛推行以分田到户为主的责任制。为了解决实行责任制后公共事务无人管的问题，合寨村成立村委会的经验很快引起了宜州市所在的河池地委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地委书记金宝生的直接关注，派人专程调查。中共河池地委1981年发出[26]号文件，即〈转发宜山县合寨大队村委会、罗城县牛毕大队新回村委会情况调查的通知〉，指出：“村委会建立后，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希各地“组织干部社员学习讨论，并根据各地情况从实际出发，参照执行。”宜山县委领导由于对责任制态度的转变，也开始重视实行责任制后的村委会建设。到1982年，宜山县12个公社的2288个自然村中，有598个建立了村委会。1982年，合寨村还在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介绍了建立村委会的经验。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县委领导还只是将村委会作为过渡性组织，在领导村委会建设中出现了徘徊。

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敏锐地注意到宜州市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当时的区党委书记肖寒带人到最先兴起责任制的河池地区调查，了解到宜州实行责任制过程中农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修水坝，保证了正常生产，他很感兴趣，认为这是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出现的新事物。后又组织区委政策研究室、区办公厅、区农委、区公安厅、区民政厅等八家单位再次进行专门的实地调查。1982年4月15日完成《关于宜山、罗城两县村委会的调查报告》。这篇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对村委会的由来与发展、作用与问题，反映与意见作了详细的阐述。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村委会的作用，但也反映了由于对村委会的认识不同，一部分人认为村委会只是权宜之计，不宜倡导的意见。《广西日报》专门编发了《村委会办了十件好事——宜山县的调查》一文，但为慎重起见，此文只是刊载在由该报群工部主办的内部参考上。

地方领导人的矛盾心态与当时中央没有明确意见有关。但事实上，80年代初，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中央就在思考农村的管理体制和基层组织建设问题，对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组织形式给予了相当的关注。1981年6月20日，广西区委研究室主办的《调研通讯》第4期上刊载了随肖寒调查的区农委干部宋毅的调研报告《宜山县冷水村建立村管理委员会管理全村事务》。这份报告很快引起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由彭真任书记的中央政法委员会专门派人到宜山调查。全国人大和民政部也专门组成调查组到宜山调查。中央数次来人调查后，又引起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视，并再次到宜州实地调查。在大量调查基础上，彭真在1982年7月22日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到：“村民委员会过去是有过的，中间一个时期没有，近几年有些地方又建立起来了，是群众自治性组织，大家订立公约，大家共同遵守，经验是成功的，应普遍建立。”“有些地方村民或乡民委员会搞乡规民约，规定不准偷、不准赌、不许会道门活动、不许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等，很解决问题，群众很高兴。”并提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如何搞，包括和基层政权的关系问题，各地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试验，待经验比较成熟后，再作比较研究，并修改居民委员会条例，制定村民委员会条例。”(《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431页)同年8月，中共中央36号文件指出，近年有些地方建立的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大家订立公约，大家共同遵守，“经验是成功的。”并要求各地“有计划地进行建立村民(或乡民)委员会试点。”1982年底，村民委员会正式载入宪法第111条，并强调村民委员会的群众自治组织性质。至此，村民委员会及其村民自治得以合法化，并开始在全国广泛推行，村委会建设走向法制化的轨道。

从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的产生及发展看，村民委员会的建立，村民自治的实行，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它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必然产物，深深扎根于坚实的土地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作者调查中得到广西区有关部门和人士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1948年震惊上海的“一·二九”事件　作者：蒋正禄

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领导机构任期届满，按章程需改选。不料校方压制民主，违背广大学生意志，公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改选。当全校学生按正常程序选出新的自治会领导机构后，校方竟无理开除学生干部。此事几经冲折，最后导致了学生与军警的大规模冲突，造成了震惊(南)京沪乃至全国的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一·二九”事件。

当年我是同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一事件。我曾以蒋修苗的笔名写了一篇《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的通讯，刊登在当时的上海《时与文》周刊上，详细介绍了事件的前段原委。感谢当年的同班好友张熙闲同志，他在时隔52年后，在上海市图书馆为我找到了那篇通讯并复印寄来，引起我诸多回忆，使我得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将“一·二九”事件的前后情况追记于后。

无理干涉：学生民主权益受损

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组织是这样的：“代表大会”由各班选出的代表组成，是决策的机构；“理事会”由普选选出，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常设委员会”即“代表大会”的主席团，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监督“理事会”。

1948年元旦后三天，各班代表陆续选出，旧“理事会”遂定于11日召开“代表大会”。不料校方突然命令旧理事留任，不准自治会改选，同时公布了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生自治会组织修正规则》叫学生切实遵守。旧理事一再向校方请求准许改选，都没有结果。于是，各院的民主墙上出现了学生的标语和文告，他们一致强调该《规则》抵触宪法，应该无效，校方无权干涉自治会的改选，并说上海交通大学与武汉大学都已完成改选，同济不能例外。

8日，校方宣布三项措施：一，“教育部”所订的《规则》中无代表大会的规定，因此不许召开代表大会；二，各院单独成立自治会，不许成立全校的自治会；三，自治会的人选应由训导处指定的候选人中选出。布告一出，全校学生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校方要把“自治会”变成“统治会”；“三项措施比钦定规则还要违背宪法”；“希特勒在同济复活了!”“丁文渊(同济大学校长)把英国分治印度的把戏搬来了!”

学生“反钦定、反统制”运动热烈开展起来，校长、院长等分别召集学生及旧理事训话，当然都无济于事。

11日，“代表大会”在数百名学生保护下召开了，并决定13日完成改选，13日晚，在学生为闸北、杨树浦一带难民募捐寒衣而组织的“寒衣劝募委员会”所召开的庆功大会上，公布了新理事名单，全场欢呼：“胜利属于民主!”

三天过去了，许多人以为此事已告一段落。谁知校方竟于14日贴出布告，开除旧理事会的代理事长杜受百(理事长杨前坤已于1947年5月的学生运动中被开除)和法学院选举事务所负责人何长城学籍。前者的“罪名”是：“歪曲事实，挑拨离间，破坏秩序”；后者的“罪名”是：“藐视师长，毁坏公物”。学生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开除杜、何两同学是校方打击民主的卑鄙手段，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否则要与杜何二生共去留。

15日上午10时许，千余学生在北风凛冽中聚集在文法学院广场，要到学校总办事处所在地“红楼”去请愿。自治会理事及常设委员会代表先去请愿，要求收回开除二生的成命和承认新自治会，校方不准。代表继请校长向学生训话，也遭拒绝。学生等得不耐烦了，一齐拥到“红楼”大门前。正在紧张的时候，学生在人群中抓住了一个特殊人物，从他身上搜出装有实弹的白朗林手枪一支，同济、交大校章各一枚，同济大学总务长名片一张及警局证件二张。他在学生追问下，承认是丁校长打电话叫他来的。学生们把他看守起来，并守住门墙，以免再有歹人混入。这时，虽有三卡车警察包围了学校，但学生并不慌张。

学生代表与校长丁文渊派的训导长江鸿和总务长施志千交涉，质问校方开除杜何二生的原因，并要求收回成命。校方理屈词穷，又不肯让步。僵持到下午四点，谈判没有结果。

自治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16日继续请愿，如仍无结果，则自17日起罢课三天。校长傍晚回到“红楼”，答应次日午后召开训导会议，考虑学生的要求。

16日午后，千余学生又来“红楼”请愿，可是直到夜晚9点钟，校长、训导长都不露面，受骗了的学生宣布从17日起罢课三天。

18日，校方又出布告：开除学生5人，勒令停学一年1人，“留校察看”2人，罚写“悔过书”1人。布告称：“今后如再有聚众要挟情事发生，学校定请治安当局派军警来校镇压。”

19日，学生会再度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决定绝食一餐，“抗议校方的疯狂措施”，并宣布自即日起“无限期罢课”，直至“校方收回无理处分学生的成命，并承认新选学生自治会为止”。

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后，校方又宣布开除学生4人，“留校察看”13人，记大过17人。校方还宣布了五项措施：一，解散学生自治会；二，理事、常务委员、代表等应立即自动辞职；三，今后谒见校长须先经训导处核准，每院代表最多二人，已受处分的学生不得为代表；四，学生立即复课；五，所有被开除学生限三日内离校。

至此，学生对校方已无幻想了，他们一面再三把事情真相向新闻界、本校教授及上海各校学生“控诉”，争取同情；一面积极筹备赴南京请愿。校方则请治安当局发表谈话阻止学生赴京请愿，并四次发表《告同学书》，要求学生复课。

国内学生对同济学生的罢课行动甚为支持。华北学联来函慰问；由交大、复旦、华东联大三校发起的“上海市学生争民主反迫害支援同济联合会”已有大中院校五十余校参加，正为同济筹集赴京费用。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戏剧专科学校已决定在下关迎接同济请愿团。这些院校学生认为“同济民主遭摧残是全国学校民主遭摧毁的先声”，他们誓以精神、物质和行动来保卫民主。

同济学生决定1月29日赴京请愿。

大打出手：学生血染其美路

1948年1月29日清晨，当同济大学各院部及附属学校的学生大多还在梦中时，大批军警已将同济各院校包围了。反动当局认为，同济大学的校舍十分分散，院校间最大距离达20公里，近的也超过两公里，分割包围后，全校性的请愿自当告吹。同时被封锁的还有声援同济学生的50多所院校。闸北火车站更是严密封锁，甚至南京火车站也部署了大批军警。然而这些严密措施并未完全奏效，同济和外校学生仍有两千多人摆脱封锁，聚集到预定的出发点——其美路工学院。

我们文法学院的同学是出小门经小路走的。离工学院还约一里远，我们就隐约听见那里的嘈杂声。大家加快步伐赶到了目的地，只见工学院的两扇大铁门紧闭，警察挤满了大门口的小空地。院内的同学愤怒地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想从开着的小门冲出来，却被警察组成的人墙死死堵住。警察的口哨不停地吹着，双方都有些人在喊叫，听不清喊些什么。就在我们赶到大门外公路上的瞬间，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的队伍也赶到了。不知谁大喊一声“冲啊!”三支队伍一齐呐喊着冲向警察群。院内的歌声戛然而止，变成一片欢呼：“支持的同学来了，冲啊!”警察阵脚大乱，院内的同学趁势冲出门来。

四支队伍汇合后，很快组成三路纵队向公路挺进。四名体格健壮的同学擎着“国立同济大学晋京请愿团”的横幅布标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布标后三人一排手挽手地昂首阔步地走着，不把警察放在眼里。那边警官们的口笛尖厉地狂叫着，数百名警察很快筑起了新的人墙，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在公路上展开了。

同学们紧挽着手，反复唱着《团结就是力量》夹着“冲啊!”的呐喊，向警察组成的人墙发起一次又一次的挤压，我们不对警察动拳动脚，不给敌人野蛮镇压提供口实，只用歌声、呐喊、肩膀挤压敌人，逼他们后退。

警察一再变换战术：先是拼命抵住人流，不容队伍前进；后来在拦阻的同时拼抢布标。布标虽被撕破抢走了，学生队伍的冲挤却阻挡不住。他们开始抓人了，尽管在冲挤中同学们互相保护，还是被抓走了五个人。

到中午时分，我们已迫使敌人后退了一公里多，可是敌人却越集越多，而离火车站还有七、八公里远。从各方面传来的消息表明：敌人从其美路到火车站的各条公路和街道上已分五道防线布下了两万多军警特务。上海市长吴国桢赶来，声撕力竭地要同学退回学校，说不要受“匪谍分子”煽动等等，显然，反动当局宁愿撕下最后一块伪民主的遮羞布，也不容许学生的请愿游行得以实现了。

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了当时的情况，估计敌人要开始血腥镇压了。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决定党员分别出动，说服同学暂时撤回学校，保存实力，他日再起。可是愤怒的同学们已冲红了眼，怎么说也不愿撤退。当时，人称“肖大哥”的肖荣铮就在我旁边作说服工作。那时我虽已是党的外围组织——前坤学社的成员，却不知道肖是中共同济大学文法支部的书记。只是知道他与校方坚持开除的何长城经常往来，而头天(28日)何长城同我个别谈话时还谈到过我入党的事。所以我认定肖荣铮也是共产党员，是来执行党的决定的。我对他说：“这个时候怕难得说服大家退回去啊!”

下午两点左右，肖荣铮走来小声对我说：“你赶快跑回工学院，叫厨房把稀饭抬到公路上来。”我离开队伍还不足一里，忽听身后传来潮吼般的声音，转身一看，公路上一片混乱。我喊了一声“出事了!”折头向公路跑去。跑回不远，就见四个男同学扛着一个人奔来。我急切地问：“怎么了!”一个操四川口音的说：“狗×的(国民党)马队向我们的队伍乱冲乱砍。”我见仰靠在四人肩上的是个脸色苍白的女同学，像是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我来不及细问，继续向公路跑去。公路上马队还在肆虐，同学们散在路旁用石块向马队投掷。

尽管只有两三分钟时间，行凶的骑兵便迅速离去，我们的同学被砍伤、踏伤的便有三十位。能这样善罢甘休吗?不知谁带头唱起了《反动政府要垮台》，倾刻间大家跟着唱起来：“反动政府，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反动政府要垮台!反动政府要垮台!要垮台!要垮台!”这支口号式的歌，用的是北伐时期革命歌曲《打倒列强》的曲调，平时只是进步同学私下小声唱唱，今天却汇成了两千多人的大合唱。不，确切地说，这是怀着极大愤慨的呐喊，是咬牙切齿的咀咒。

恐怖之夜：学生斗智斗勇

同学们刚撤回工学院，大批军警就将大院层层包围了。学生纠察队守住大小门与敌人隔门对峙，暂时互不侵犯。

晚饭后，本校和外校学生两千多人齐集大礼堂举行声讨敌人罪行的晚会。这个兼作食堂的礼堂，向来是全校民主集会的主会场，茅盾、马寅初、马叙伦、邓初民、李平心、田汉、洪琛、安娥等著名人士先后在这里发表过激动人心的演说，但在敌人重重包围下集会尚属首次。

舞台布置十分简单，没有幕布，只在正中墙壁上贴了条白底红字大标语：“血债要用血来还!”它鲜明地表达了与会者愤慨的心情。

声讨敌人当天罪行的自编自演的节目正在进行，忽然，后台闯出一批军警，簇拥着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来到前台中心，他身着军装外罩大氅，摆出一付“威严”的架势，恶狠狠地命令学生立即离开会场。少数同学报以嘘声，大多数同学冷眼观察，只见他用手向大门外一挥，顿时几百名头顶白盔，手持白色警棍的警察从三道大门外，同时冲了进来。这便是敌人吹嘘已久的受过专门训练，乘坐装甲车20分钟内能赶到上海市区任何地方实施镇压的所谓“飞行堡垒”。

凶恶的警察见人就抓，稍有反抗举棍就打，顿时会场大乱，怒斥声、尖叫声、地板的剧烈震动声混成一片。手无寸铁的学生，只有手挽手地紧紧地挤在一起，不让敌人抓走。然而那毕竟是力量悬殊的抵抗。许多同学在受伤或力不能胜的情况下被拖走了。大厅里的学生越来越少……

我们坐在礼堂最后面阶梯式台子上100多人最后一批离开会场。刚出大门我就被两个人抓住双臂问：“哪个学校的?”我答“是同济的”。他们便把我推进了一堆人中间。

天空黑沉沉的，我又是刚从灯光处出来，只见人影晃动，却看不清一张面孔。我只知道到了大操场。场上人声嘈杂，却没有人高声喊叫。一会儿队列移动了，停在一道大门内。门口安了一张桌子，我们一个个被推到桌前，让暗处的家伙亮着电筒辨认。有些同学出去了，有的被带走了。轮到我了，特务用电筒在我脸上、上身照了一分钟光景，小声说了句什么。桌旁一个家伙向门外一挥手，便让我出了门外。

我走出一二十步，环顾四周不见有人跟踪，看来是放我过去了。但是怎么办?回法学院不行，出去太危险，深夜又没有车，只有在工学院找歇处了。我向男生宿舍走去，一个相识的同学找了张空铺位让我睡，并用眼神暗示室外有特务监视，要我说话注意。

我也睡不着，当天的情景不断在我脑海里再现。最让我惦念的是谁被抓走了，我们前坤社小组的邱刚泽、苏光宇是否脱险了。

次晨九点左右，听说军警已经撤走，我胡乱地洗了脸，就向工学院主楼走去。楼上一片劫后景象：学生会办公室里桌凳打得稀烂，碎纸撒了一地；阅览室里，进步报刊全没了，只存放着当天的《中央日报》、《和平日报》、《新闻日报》。这些反动报纸，对军警的暴行一字不提，反诬蔑学生打了吴市长，军警被迫前往“弹压”等等，真把人气炸了。

事件后三天，我写的通讯《同济——准备赴京请愿之前》，在《时与文》周刊上发表，同学们争相传阅。免不了有人探问“蒋修苗”是谁，但知道的都为我保密。可是有一次，一个同学带了个陌生人进宿舍来，指着我对他说：“那篇通讯就是他写的。”突如其来的介绍，倒吓我一跳，我忙看那人长着张国字脸，戴一付近视眼镜。他听了同学的话，望了我一眼，点头说声“好”，并不和我交谈，过一会儿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人便是乔石同志，当年是中共同济大学总支副书记。

喜讯渐渐传来：何长城、肖荣铮等学运骨干脱险了。

“一·二九”晚会还在进行时，党组织已察觉敌人要抓人，区委委员王光华把何长城和杜受百从台上叫下来，反锁在放电影机的小屋里。深夜特务两次来打门，他俩屏息不动。特务以为是间空屋，就不再打门了。30日下午，敌人全部撤走了，他们才在救护下离开工学院。

肖荣铮那晚是被抓出会场的。特务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急中生智，回答是光华大学的，没有推到同济学生的行列。他想从工学院的围墙跳出去，又被抓住推进了另一堆学生中，他小声问旁边的学生：“你们是哪个学校的?”回答是：“政法大学的。”他想了一下，就悄悄地说：“不瞒你们说，我是同济的，上了黑名单，危险得很，能不能帮帮忙?”周围两三个人立即说：“不要紧!你就说是政法大学的，我们掩护你。”一个人还把自己的校章取下来戴给他。把门的特务不认识他，他随政法大学队伍顺利出了工学院。

工学院一个女同学的脱险还有点传奇色彩。这位河南籍的同学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军官，但她平日衣着朴素，一点不像个小姐。1947年她曾因积极参加学运被捕过，经父亲营救获释后照常积极参加学运，又上了黑名单。“一·二九”晚上，她混过了特务的眼睛，次日清晨又被特务盯上了，她匆忙跑进三楼女生大宿舍，把门关上。特务紧盯在门口。女同学见她处境危险，急中生智找来时装、化妆品和烫发工具，几个人都打扮成阔小姐模样。

几个堵在门口的特务，眼瞅几个香气四溢盛装的女学生，说说笑笑打开门，旁若无人地走出去。待时间已久，进门搜查，找遍所有的上铺下铺，也没有他们搜捕的那个女生时，才恍然大悟，想起那几个“摩登小姐”，可是为时已经太晚了。

保存实力：迎接更大的斗争

上级指示来了：立即开展营救被捕同学的斗争，各院分别成立营救委员会。我们小组的分工是：我撰写张贴民主墙的大字报，号召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迫害、要求当局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捕同学；邱刚泽和苏光宇则是争取一向对学运持中立态度的同学出面作营救工作。

文法学院又活跃起来了，民主墙上的大字报引人注目，他们的观点被人看作一个象征：号称上海市两大民主堡垒的同济和交通大学是打不垮的。宿舍里不时传出这样的歌声：“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生要站住生，站住生，死要站住死，站住死!天快亮，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邱、苏两同志的工作取得成效，几个平日不大参加学运的同学组成了以李天源为首的营救委员会，该会在民主墙上贴出公告，正式开展工作。我们组织了一批同学分头拜访教授、讲师和助教，说明学生的立场，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

2月18日，我们小组三人同时分别宣誓入党，仍编在一个党小组，由文学院外语系学生万孝信同志领导(后来知道：他曾参加过大别山区李先念部，中原会战后，转到同济来从事地下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班上又发展了五位进步同学为前坤学社成员，并组织他们争取更多的同学参加学运。

2月下旬，反动当局悍然将部分被捕同学移送法院审判。党组织发动一千多同学到法院门前示威。法院早将大门紧闭，戒备森严无法进入。示威学生整队走向南京西路等闹市，作了一次和平游行。

这次行动以后，上级指示：为了积蓄力量，准备全市总起义，暂不发动大规模的斗争。按照这个方针，同济大学各院系及两个附属学校同时复课，历时一个多月的罢课遂告结束。通过这次斗争，广大学生的觉悟大大提高。暴露了的学运骨干转移解放区或内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校内的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比事件前有更大的发展，他们继续团结学生与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一个黄埔生的校园生活回忆　作者：张慕飞口述/汤礼春整理

新来乍到

1941年，我在河南淅川上集的国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为了抗日，就决心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次投考，我因身体检查不合格而未被录取。我不气馁，又第二次报考，这次以第一名录取，进了设在西安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在正式进军校之前，还要先到入伍生团进行初期军事训练。

我到位于终南山汤山谷附近的引驾回镇入伍生第二团报到。这个团的团长是莫我若少将，是从蒋介石侍从室下来的。这个团的其它干部也大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除了讲求黄埔精神，也讲究拳打脚踢，这好像是要“劳其筋骨”，才能成材。我一报了到，理发师傅上来就按住我的头剃，我觉得实在疼得太厉害，便央求道：“能不能手下留情慢点剃。”理发师傅歪着脸对我嚷道：“我剃过的将军一大堆，不能慢!”我只有咬着牙听任他在头上纵横捭阖了。这是入伍生的第一步，也真是下马威，难怪新入伍的学生们见了理发员、炊事兵都喊班长哩!

一个星期六的早上，营里用牛车拉来了两大车棉军服。这些棉军服都是旧的，好像是先期入伍生用过的。我领的一套上装非常短小，短到不着腰际，小到中间对襟差了十公分。于是我拎着棉袄去找值星官换，值星官正在处理另一个新生的问题，便不耐烦地挥挥手道：“你自己想办法改一改!”

我到哪里去想办法改呢?营房周围又没有一家人家，我再一次请求换一套大的，请求中，手一松，棉衣掉到了地上。值星官虽只是个小小的排长，但认为这是犯上，立刻厉声说要办人，我一听要办人，两腿一靠挺着胸脯准备接受处罚，排长指着和炊事兵闹口角的同学说：“你也一样，你们两个都禁足，要把这个球场打扫干净。”

那个同学两手一摊道：“没有扫把怎么扫?”这一下又惹了排长，他吼道：“扫把，哪来的扫把?你给我用嘴吹!吹不干净明天也甭想出去!”

我只有脱了上衣，换了草鞋，和那个同学一起趴在地上吹起来，我俩整整吹了一个上午。

入伍生团的生活很艰苦，为了增加副食费，我们得爬终南山打柴，还得上山打石头修营房。我们最怕的还是跑步。一次全装备跑步，从营房到终南山脚，大约三十华里。有一次，跑到一半时，队形乱了，步调不一，好容易拉拉杂杂跑到营操场，营长觉得这种乱军队形有玷军誉，便喝令处罚，再在操场跑十圈，结果这十圈下来，更是丢盔弃甲，溃不成军。

在艰苦的训练中，我总算挺过来，正式升到军校十八期二十二总队步科学习。1941年春，二十二总队迁到西安近郊曲江池开学。学校生活同样是紧张艰苦的，但也有趣事。1942年冬，因为连队上的一桩事务，我和相交莫逆的朝鲜青年李云鹤(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协助朝鲜独立运动，特收留了几十位朝鲜青年在军校就读)一起乘坐木轮大骡车到引驾回镇。回来时，已是下午，我同车夫都在骡车的晃荡中昏昏入睡。调皮的李云鹤首先用钢笔在车夫的脸上画了黑须，又在我脸上画了胡子，他自己却在前额上描了个“王”字，恶作剧完成后他把大家叫醒，大家醒后彼此对视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料满车的笑声惊了骡子，它狂奔起来，一路上碰撞了好几辆骡车，最后撞进了一家豆浆店。结果人仰骡翻，碗碎锅砸，豆浆洒了满地。在围观的人群中出现了三个服装整齐的风纪兵，嚷着要抓人，我赶紧说这是车祸，并愿意赔款，这才息事宁人。

结识李范裶和卜乃夫

1942年，在西安读军校期间，我和李范眖、卜乃夫成了好朋友。李范眖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李范眖是韩国李氏皇族的后裔，1901年出生于汉城龙洞宫，韩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后，李范眖流亡到了中国。为了复国，他进了云南讲武堂学习军事，和叶剑英是同班同学。毕业后，李范眖来到东北从事复国的革命活动。韩国抗日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战争，也是亚洲抗日战史的第一页——青山里之战，李范眊就是前线指挥官。

李范眖还在苏联红军任过远东某步骑混合大队队长，并率众攻入重镇双城子，为苏联红军抗击日寇立下卓越的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李范眖又来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下，任上校高级参谋，继续抗日。有一次，他和部队被日军包围，他在突围中杀死几个日本鬼子，身上多处负伤。

七·七事变后，李范眖来到重庆，任中央训练团中队长(少将)，后应韩国临时政府的邀请，在重庆筹备成立韩国光复军，并任光复军参谋长。1942年秋，李范眖来到西安组建光复军西安第二支队，并兼任队长。

我初期来到西安时，先借住在三姐夫东北籍的军官盛健家里，在这里认识了李范眖，并且一见如故，李范眖还教我在马背上射击和卷烟，并且常常给我讲在东北抗日和在漠北草原跟老毛子(俄国人)周旋的故事。这也培养了我抗日的勇敢精神。

抗日战争后，李范眖回到韩国任大韩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

在李范眖的司令部里，我认识了卜乃夫，也就是当时正在文坛上以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一炮打响的无名氏(作者的笔名)。卜乃夫当时正在苦苦追求我军校的俄语教师刘雅歌。刘雅歌是个中俄混血儿，长得美丽而丰满，无名氏为她神魂颠倒，常拜托我给她送书送情书。

在无名氏后来的自传体小说《绿色的回声》中，常因此提到我。他在其中一章中写到这样一段故事：有一次，在王曲的街上，我和刘雅歌及其弟正在一饭店里吃饭，刘雅歌注意到我在不断看表，大约11点55分，我突然站起来，走到饭店对面那片广场，高举着手臂，不断挥舞一条白色大手帕，舞过一会，我又用吊袜带把白手帕缚在藤手杖上，高举起来，继续舞，一边舞，一边向终南山方向望去。

“你在干什么?”刘雅歌好奇地问。

“我和一位朋友约定，正午12点，他在终南山顶挥舞着一块白色手帕，我在这里挥舞一块白色大手帕，看我们彼此能不能发现。”我如实地答道，又说：“这里离山顶八、九里，即使挥舞最大的手帕也不容易发现，除非用望远镜。”

刘雅歌好奇地问：“这个人真怪，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他是一个作家，他就这样怪。他是在作一种测验：一个人站在高峰巅，能不能发现辽远处平原上一只友谊的手，在挥舞白手帕。”

刘雅歌似乎想起来，问：“他是不是那位卜先生，常在报上写文章的。”

我点点头。

当时的无名氏和我都是浪漫的青年，自然才会有这种浪漫的事。

(张慕飞，1922年出生于湖北，1941年考入黄埔军校，1952年就读于西班牙陆军大学。曾任台装甲骑兵团团长、台新闻局驻拉美国家代表，1995年回大陆，定居上海)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我在较场口救助李公朴　作者：李祥风

1944年1月，大哥托人介绍我到重庆市警察局总务科书记室当雇员。书记室的工作是抄写公文及油印报表、文件。在警局，雇员属于最下层人员，不但薪水低，而且工作环境、伙食极差。使我更难忍受的还是精神上的苦闷，我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早在家乡时就听说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对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下节节败退感到不满。如今看到国民党及其专政机关大捆没收《新华日报》，为了控制人民的思想、迫害进步青年，还对阅读《新华日报》的订户进行严密监视。我在视察室曾截获警局下属分局送给警局督察处的密报，反映《新华日报》的订户情况。为了不使这些密报落入督察处，我将其扣下丢进乱纸堆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国内和平与民主，毛泽东亲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国民党同意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协商国是。政协的成功对争取和平民主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就在这种形势下，陶行知和李公朴为了给要求进步的青年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于1946年初，先后创办了社会大学与星期学校。警局书记室同事曹子健首先获得这个消息，并约我一起去报名。星期学校设在民生路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二楼。负责招生的名叫翁维章，他首先问我们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们明白地告诉他是在警局做事。他听了有点谅讶，接着又问我们是谁介绍来的?我不知道报名需要有介绍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曹子健却壮起胆子说：“我们是李公朴介绍来的!”翁维章听曹子健说话的口气不小，尽管有些疑惑，也不好继续追问，便从抽屉中拿出两张报名单给我们填写。我们见他同意报名，脸上露出了喜色。为了防止警局发现，我俩在报名单上没有填写真实姓名，曹子健改名王朝宣，我改名李梅。

星期学校定于2月10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前来报到的同学约有30多人，其中有职员、教师、记者、工人等。这一天恰好是陪都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陶行知和李公朴两位正副校长都去参加大会，故未能亲临指导。在开学典礼上，先由翁维章简要介绍学校筹办经过，接着由张友渔教授(当时他是中共代表团顾问及《新华日报》负责人之一)讲话，他说：“学习革命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陶行知为什么将自己的名字由‘知行’改为‘行知’，就是认为行比知更重要，我们要学习他的做人和治学精神，多在用和行字上下功夫。如今政协虽然取得初步成功，但依然停留在纸上，要想实现各项协议，还要做许多努力，希望大家保持清醒头脑，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贡献一份力量!”他的讲话语重心长，使我深受启发。

开学典礼不到9时半即结束，同学们忙列队前往较场口参加大会。当我们队伍接近会场时，只见场内一片混乱，有不少人向外逃窜。我感到出了事，快步走入场内。在距主席台不远，突然发现一伙暴徒正在围殴李公朴。李先生头上鲜血直流，跌跌撞撞，已支持不住。我急忙跑过去将李先生抱住，并用自己的胸口护住他的头。就在这时，曹子健也上前阻拦暴徒，我乘机将李先生救出场外，将他交给两位进步青年，然后又折回场内寻找曹子健，却不见踪影。在一家小商店门前又发现一伙暴徒在追打施复亮。施先生被迫躲入商店，并从后门逃脱，暴徒随即将商店捣毁，作为报复。我见施先生脱险，便返回警局。

正当我吃午饭时，突然听同事说曹子健在较场口遭打伤，被送上十八梯他的姑妈家。我听了大吃一惊，放下碗筷就跑去看他。见他头部伤势较重，怕伤口感染，我连忙送他去市民医院诊治。医生见我扶着曹子健进外科室，顿时拉长了脸问道：“是不是在较场口被打伤的?”我见医生态度异常，便支吾说：“他是路过较场口被误打伤的!”医生这才给他诊治。就在医生给他治疗时，我听说李公朴和不少被打伤的群众，都曾到这里就医；还听说国民党统治当局命令医院不准医治在较场口遭打伤的群众。难怪有的医生态度不好，原来是奉命行事。我见曹子健不需要住院，就仍送他回他的姑妈家。问他是怎样被伤的?他回答说：“就在你跑过去抱住李公朴时，我也上前阻拦暴徒。不料暴徒一齐向我扑过来，一阵拳打脚踢，其中有一个暴徒用铁尺猛击我的头部，我昏倒在地上，有一个好心的中年男子将我扶起并送我到这里!”我听后才明白是因为暴徒的视线转移到他的身上，我才能乘机救出李公朴先生，否则，我们仍脱离不了虎口。

较场口血案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大肆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有些同学包括我在内，对一些问题，如外蒙古独立，苏军从东北运走机器等，不甚明了，张友渔到校一一做了解答，使我们提高了认识。2月22日，国民党顽固派欺骗煽动重庆万余青年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在游行时，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及《民主报》营业部。星期学校处境异常危险，但同学们并未退缩，仍坚持在原址上课。

4月10日，陶行知校长离开重庆去上海办理育才学校搬迁事宜，翁维章也跟着走了，学校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同时有不少同学也去了南京、上海等地，留在重庆的不足10人。但同学们坚持自办，由杨竞负责联系教师。学校将校址改在管家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同时又陆续吸收了一些新同学。在教学上，张友渔对学校支持最大，他不顾个人安危，由“周公馆”按时到校授课。此外，学校还聘请许涤新、沙汀、何其芳等来校做过专题报告。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7月11日，李公朴在昆明惨遭杀害。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忧愤过深，不幸逝世。噩耗传来，同学们万分悲痛，为了悼念两位师长，同学们商议筹办纪念专刊，杨竞和我曾找过史良、曹靖华等，他们都表示支持，后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功。

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不只是针对著名的民主人士，也包括进步青年，事实上，国统区已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有一天下午，我在要抄写的文件中，发现一份密件，是下达给江北警察局的，内容大致是：“根据密报，劳动协会会员×××、×××系共产党嫌疑分子，近来在江北纱厂一带活动频繁，希注意稽查、严密防范。”我看后将文件扣押。晚饭后，我约曹子健一起去劳协告知此事，并嘱咐立即将这个消息通知列在黑名单上的两位同志，以便及时隐蔽。第二天上午，我才将文件抄好送交上去。没过多久，我和曹子健因参加星期学校及救护李公朴一事，也遭到一个姓胡的同事告密，警局正在派人进行调查。此后，我们经常发现有人跟踪，知道迟早会暴露，因此我和曹子健商定，分头想办法争取早点离开警局。

以后经大哥介绍，我在南京找到了工作。不久，曹子健也离开警局另谋职业。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讨回公道耗我42年时光　作者：闫桂勋

1999年1月，我收到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1999年1月8日给我做的《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终于使我长达42年的冤案得到平反。

《纠正意见》原文如下：

闫桂勋同志，男，六十六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原为数力系五三级学生，共青团员。

该同志于1957年毕业前，在未经党委正式审批的情况下，按右派分子上报北京大学团委和北京市团市委被开除了团籍，分配到黑龙江工学院工作。多年来将其按右派分子对待，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受了不少委屈和伤害。

根据1957年10月15日(中发[57]酉1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中“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经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的规定进行复查，原材料中没有经过党委审查批准的字样，是无效的，现予以纠正。

面对这一张《纠正意见》，我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为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竟迫使我抗争了42年。这是漫长的42年，坎坷的42年，忍辱的42年，悲愤的42年。它断送了我的青春，耗尽了我的心血。把我一个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拖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人。

未名湖畔的春天

1957年的春天是美好的。我们一群即将毕业的北大学子，晚饭后常到未名湖畔散步，谈论着美好前程，谈论着未来工作，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对祖国河山无限热爱。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讲国内形势时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党内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关门主义还很严重，中共中央决定开始整风，希望党外人士、朋友帮助整风，但决不强迫别的民主党派参加”。校长马寅初听了很兴奋，开学不久就在大饭厅向全校师生作了传达。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文章，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1日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指示中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提出应该放手鼓励批评、提意见，使党克服“三害”(“三害”当时指的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并提出坚决执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

很快在全国形成的“大鸣大放”的高潮，立刻感染了思想活跃，素有民主传统的大学子。5月19日(星期日)中午，大饭厅东侧灰墙上出现了一张红色的大字报。大字报的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代表是怎样产生的?”。这张批评团内生活不民主的大字报引起大家的共鸣，接着便有人贴出《一个大胆的倡议》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

“五一九”之后三四天，大饭厅周围及宿舍区贴满了大字报，到处都是演讲会、辩论会，人声鼎沸，熙熙攘攘。

我们是数力系的毕业班，整天是X、Y、微分、积分，根本没有时间写大字报，看大字报也只是走马观花。整个数学专业四年级没有一个人写大字报，这显然也是不符合当时鼓励鸣放要求的。按照上边的布置，数四团总支宣传委员吴××召开座谈会，动员大家发言，写大字报。我作为学代会代表、班委会委员、团员，出席会议，并在发言中表示主张自由发表意见，不许压制，要以理服人。会后回班上组织大家写大字报，每班至少写一张，以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为了完成任务，我们写了一张大字报，提了几个问题，如：“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是真是假?北大肃反成绩是否是主要的?”，还有一条是“数四党支部发展(工作)上走上层路线，有的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内容都不是我提的，大字报也只是贴在23斋走廊上。

风云突变祸从天降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风云突变，报纸上全是反“右派”的消息，北大党委也开始组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了。首当其冲受批判的是物理系的谭天荣，数力系是张景中、杨路、陈奉孝……这时我们班还没有动静，实事求是地讲，就那么一张在组织动员下写的大字报也没什么好批的。7月底开始毕业鉴定，照例是在小组会上“自我鉴定”后大家提意见。没想到，我的毕业鉴定顺利通过之后，小组长卢××按照数四党支部书记的指示又给我开了一次会。会一开始就给我定了案，说我是“右派分子”，让大家揭发批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尽管会上也有事前布置好的发言，揭发出来的也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够得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会后给我写的“小组意见”中，甚至出现了“估计”、“可能”，“大概”等字眼。

系秘书找我谈话，她说材料不够定“右派”的，结论是“反社会主义分子”，行政上要给予“工作考察一年”的处理。我不同意这个结论，我说我没反社会主义，我要求复查核实“小组意见”。过了几天，系秘书又找我谈话，她说我不算“右派”，“小组意见”也要给我核实。并马上给我分配工作，让我离校。说着已时至9月下旬，除了不分配工作的“右派”外，大多数同学都离校了。我无奈也准备离校。离校的当天早晨，我还到未名湖畔转了一圈儿，也不知是眷恋还是伤心。

不明不白负罪北大荒

我离开北大，到了黑龙江，报到的单位是一所中专(后改为黑龙江工学院)。报到时学校已经开学，我顶替休产假的李宗秀老师教高等数学。桌子上一直放着我自己写的“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座右铭。我发誓要好好干，干出点儿名堂来，以证明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勤勤恳恳、认真负责，除搞好课堂教学外，还组织课外活动小组，颇受同学的好评与爱戴。然而，上课还不到一个学期，校人事处找我谈话，说我的档案寄过来了，其中有一份材料说我是“右派”，因此得按“右派分子”对待我。

从此，我不能再做教师工作，生活待遇也从9月份起改为每月发生活费29元，前几个月多发的钱要扣回。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只能听命。

开始劳动是负责打扫学校厕所。尽管熟悉我的同学都投以同情的目光，但我心灵里的创伤却无法抹去。

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被送到阿城一个山沟里开采矿石。我被分配去打眼放炮。白天会战，晚上夜战，劳动强度很大，但我年轻力壮，总是超额完成任务，名列第一，还被评为“劳动先进分子”(不称“积极分子”，以示区别)。我只管拼命劳动，有一次从半山腰“登板”上滑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

1959年又送我们去通河农场劳动，起早贪黑抢收黄豆。我出身农民家庭，小时干过一些农活，干起来比城里人要快得多。所以总是我打头，自己完成了任务就去帮助别人。为此，我屡屡受到表扬。

国庆十周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同时发布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负责管理的干部都反映我干活好，大炼钢铁时还有一个“劳动先进分子”的书面材料，再加上我的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比较好，所以党委决定第一个给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让我写材料，我就如实地把我前前后后的事写了一遍。我写的虽是事实，但中心意思否定自己是右派。这样的材料，组织上怎能认可，并据此为我摘掉右派帽子呢?结果我只能继续作我的右派。

后来有人告诉我，当时党委根据我写的材料曾认真审查了我的档案，并认为，一是我的材料有“水分”；二是确实是没有党委关于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批件。党委曾派人向北大党委提出那两个问题，北大党委说不了解情况，推到数力系党总支。数力系一位当年负责反右派的同志则说：闫不是党员，不用党委审查批准，所以没有党委批件，没有党委批件闫也是“右派”。关于材料有“水分”的问题，这位同志说时间长了也就不去(即挤去水分)了。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所在单位党委的外调人也无可奈何，只能无功而返，还不敢说三道四。在那“‘左’比右好”年代，谁又有什么办法呢?

1960年3月，我们又被送到松花江北边的农场劳动。这里是北大荒的边缘地带，人烟稀疏。我在这里干过各种农活，放牛、放羊，还在松花江边打过鱼。

我的老家是河北农村，地处燕南赵北，可以说是燕赵男儿。放羊时我面对大草原，思绪万千。整天放羊，连饭都吃不饱，我经常想：难道人民培养我大学毕业就是为了来北大荒放羊吗?我不承认强加的罪名，就让我长期劳改吗?越想越气愤，我便唱起了河北民歌《苏武牧羊》：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贫愁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旌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夜在塞上时听笳声入耳心痛酸。

转眼北风吹，燕群汉关飞。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任海枯石烂，大节不稍亏，终教匈奴惊心丧胆拱服汉德威。

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高亢悲愤，泪流满面，难以忘怀。

1961年的春节我是在松花江边度过的。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去了，“盲流”也回场部找老乡去了，除夕夜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江边的鱼房子里。外面北风呼叫，大雪纷飞；屋里孤灯一盏，死气沉沉。一个人在屋子里，开始很寂寞，以后是想家。三年多没回家，请假也不让回去(我父亲就是在腊月二十一去世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而后是想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想到大鸣大放，想到塞进我档案袋的被歪曲了的材料，想到“有错必纠”之难，激起我的愤怒，我忍不住又唱起了《苏武牧羊》，一遍，一遍……唱得我悲愤至极，眼泪潸潸，我也不去擦它，让它任意流淌。

坚持申辩再吃苦头

1961年11月，我们被下放劳动的人调回学校学习，并让大家写几年来的思想改造总结，不久开始了给“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工作。几十个“右派”，除我一人之外全都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当时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尽管渴望“摘帽”如同向往再生，但我认为我是错案，不是摘帽子的问题，而是纠正的问题。

党委统战部胡××找我谈话，他说我几年来表现很好，就因为不承认是“右派分子”所以没摘帽子。他好心地劝我：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分子”，写个材料，就给你摘帽子。我说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接受小组给我作的歪曲了的鉴定，更不能承认是“右派分子”。

过了一段时间，胡××又找我谈话，他说我的鉴定材料有问题，处理上也有问题，他解释说我是毕业班，处理太仓促，所以出了问题，并明确告诉我北大同意给我甄别，我的档案已经退回北大了，让我等着甄别。这是第一次当面说对我的处理有问题，同时还告诉我党委决定让我去数学教研室报到，开始教书。

我教书仍然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六二级的学生还给我写过表扬信，因我当时还算“右派”，表扬信也不能公开，这是数学课代表告诉我的，后来陈晓农老师也说过此事。

关于甄别问题老是让我等着，等来等去，等来的是“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反“翻案风”的调子越唱越高，我还亲自去北大申诉，均无济于事。到这年10月，统战部胡××找我谈话，正式告我：北大不同意甄别，只能以“右派分子”对待。于是，又离开课堂，离开我的学生，到郊区农村劳动改造了。

这对我的打击太大了，这是使我绝望的打击。我几天几夜不能入睡，引起了别人的怀疑，以为我要自杀，还暗里监视着我。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学生给我写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是“北大来的大右派”，说我老是想“翻案”，给我挂上“翻案右派”的牌子。弯腰，挨打，批斗，我遍体鳞伤仍然不承认是“右派”。我又开始给中央写申诉信，不答复，再写。

尽管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因为我已明确得知我的档案材料中有“水分”，定我右派没有党委批件，我感到更为理直气壮，我在给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写的申诉信中，大胆直呼：“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我们学校合并到工大之后，曾为我去过北大的工大保卫科王桂海同志，了解了我的问题真相后，他对我说，北大定我“右派”是不对的，不符合党的规定。他是第一个向我明确说出这一看法的人。在当时极左路线正强硬的时候，有这样的胆量和远见，多么难能可贵啊!

1978年6月，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那时我在校办厂劳动，工厂的崔某主动找我，说党委决定为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我明白党委的好意，但这样的决定我不能接受。因为只是这样的结果，根本用不着我一直等到现在。

我虽拒绝接受“摘帽”的决定，党委还是把我调回到数学教研室，重登讲台。我的劳改生涯也从此结束了。

终于云消雾散

1978年55号文件下发后，我们学校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全部得到了改正，而我的问题，却被搁置了起来。直到1979年二三月间，我亲自去北大找数力系“落实办”。我向杨老师谈了我的情况后，他先安排我到招待所住下，第二天便通知我按“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处理。这次处理我的问题效率之高，并不令我奇怪，因为那时党已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极左路线受到全面批判。但是，我总觉得用“错划右派、给予改正”的具体处理方法处理我的问题，并不太合适，因为我一直认为北大没有正式把我划为右派呀!然而细想，无论如何，北大承认是错了，我也只好接受了这个《改正决定》。

我的遭遇，一直得到北大同学的同情和关注。后来一位姓李的同学来信告我。反右派斗争结束后，北大党委批准定“右派”的名单上没有我，当时是按照那份名单发改正书，因此也就没有给我发改正书，1979年为错划右派“改正”时，自然也就没有我。说我若是不去北大，怕还得不到改正书。信中还说，当时“落实办”的杨老师等不敢直接说明这种情况，怕我经受不了那样大的刺激，也不让他告诉我。

这使我想起了1986年北京机械部落实政策复查组、黑龙江省委落实政策复查组在同我的谈话中，都说过“按错划右派分子给予改正”处理欠妥的话，我向北大反映了这种意见，同年10月，我校还派张培新同我一起去北大。但后来只来过一个书面答复，其中说“根据同班同学回忆，闫桂勋确曾被定过右派”，对于有没有党委批件这个关键问题却只字未提。

我抓住问题的关键，为使对我问题的处理符合实际情况，在组织协助下，用了三天时间，终于从黑龙江省档案馆查到1957年的一份中央文件，即本文开头《纠正意见》中提到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文件中明确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而定我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恰好就是没有经过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因此，给我定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是非法的，是无效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北大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

我认为用中央文件很容易判断北大党委的处理是错误的，这样明显的错误中央也不管，我感到很失望，我觉得上访、信访制度有问题，应该改革。

1997年，我们毕业40年，同学们重又相聚在北大校园里。我在会上以《同是极左受害人》的题目发言。我讲了我的问题，我要求按中央文件办事，同学们听了我的发言都感到很震惊，对我的遭遇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我的正义要求表示支持。

在姜伯驹、盛森芝、吴兰成等同学的帮助下，一位副书记代表校党委表示可以再给我做一个结论。后来的百年校庆，又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终于在1999年元旦过后，北京大学党委给我发出了《关于对闫桂勋同志错按右派分子对待问题的纠正意见》的文件，时间是1月8日。我收到此文的正式时间，已经是1999年5月19日了。距1957年5月19日北大学生谭天荣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整整42年过去了。

但愿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我的冤案看来并不复杂，且有中央文件做根据，本该是如汤沃雪很容易解决的，却让我苦苦等了42年，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想，除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之外，我们的党务工作干部、信访工作干部中，是否也存在着不负责任、怕负责任，甚至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问题呢?我之所以吃尽苦头，冒着风险抗争42年，只是为了求得“公正”二字，或者按通俗的表述：“讨一个说法”。也可能有人说我“痴”，我却不以为然。42年我争得的绝不仅仅是本文开头引用的那240多个字的“纠正意见书”，我争得的是真理，是我的人格的尊严。42年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会到：真理是有的，但有时需要斗争才能得到。但愿历史不再重演，我们的国家不再走弯路，我们的人民不再受罪。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著名历史学家和爱国诗人连横　作者：元　晴

今天，我们的人，包括历史学界中人，大概很少有人熟悉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国诗人连横先生了。

连横先生(1878－1936)，祖籍福建省龙溪县马峙村(今属龙泠市)。1878年出生于台湾，原名连雅堂，为台湾望族之一。其子连震东，其孙连战(即现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席)。

1895年台湾被日本从中国掠夺去，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在台湾施行“皇民化”政策，即将台湾同胞都改为日本国籍，取消了中国国籍，成了亡国奴。连雅堂自不例外。连雅堂先生视此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乃秉持“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之信念，撰《台湾通史》、《台湾语典》及《台湾诗乘》等著作，铸造台湾同胞的爱国心，企望全体台湾同胞不忘自已是中国人。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我们永志不忘：

其一。大概是90年代中期吧，福建厦门市地方史专家发现了连横先生归国复籍并改名的档案资料。据此资料，连横先生1919年归国寓居北京，亲自向设在北京的国民政府内务部递送请求恢复中国国籍的呈文，在领到中国国籍证书的第二天，又向内务部递交申请改名为连横。现在这些档案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其二。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后，连横先生一直心怀祖国，誓不做日本顺民。1931年连横先生命自己的独生子连震东(连战先生的父亲)回国报效，因而给他的老友国民党元老张继先生写了一封类似托孤的信，其信曰：

溥泉先生执事：申江一晤，怅惘而归，隔海迢遥，久缺笺候。今者南北统一，偃武修文，党国前途，发扬蹈历。属在下风，能不欣慰。儿子震东毕业东京庆应大学学经济科，现在台湾从事报务。弟以宗邦建设，新政施行，命赴首都，奔投门下，如蒙大义，矜此孑遗，俾得冯依，以供使令，帱载之德，感且不朽。且弟仅此子，雅不欲其永居异城，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眗!所幸国光远被，惠及海隅，弃地遗民，亦沾雨露。则此有生之年，犹有复旦之日也。锺山在望，淮水长流，敢布寸衷，伏维亮鉴。顺颂

任祺不备。

愚弟连横顿首四月十日

同时他对儿子震东说：“欲求台湾之解放，须先建设祖国。余为保存台湾文献，故不得不忍居山地也。汝今已毕业，且谙国文，应回祖国效命。余与你母将继汝而往。”(见连震东《先父生平事迹略述》)

以上据民主促进会刊物《民主》杂志记载。

不久，连横先生果然携夫人回到祖国。1936年，连横先生因患肝癌，逝世于上海，骨灰带回台湾。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连夫人随其子震东逃难到西安，后亦因病去世，遗骨安葬在西安清凉寺。连战于1936年8月27日出生于西安。

连横先生殷切期望的台湾“复旦之日”，即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已在连横先生谢世十年之后了。连横先生托孤，以“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作比，可谓义薄云天。连横先生无论居台或归国，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台湾“复旦之日”，“家祭毋忘告乃翁”——我想，当年连横先生离世时对其子孙恐怕也是怀着这种内心情结的吧?

2000年第9期 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　作者：王　勇

吴承仕(1884－1939)，字检斋，安徽歙县人，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古文字学家和教育家。他从一名清末的举人，最后成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

吴承仕生长在一个富有家学传统的士大夫家庭，很早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养和熏陶，为后来专门从事国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01年，17岁的吴承仕考中秀才。1907年，清廷举贡会考，他以一等第一名被录取，时年23岁。吴承仕虽然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但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旧中国逐渐衰败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乱年代，目睹祖国山河破碎、民生凋蔽，他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亥革命，民国初年，他曾出任司法部佥事。

1927年4月28日，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革命者。吴承仕闻此噩耗，极其悲愤，他迅即辞去司法部佥事之职，以表明其不与反动政府同流合污的鲆明立场。从此，他离开仕途，潜心治学执教，历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的教授和北京师大国文系主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

吴承仕对我国古代学术的研究十分广博。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佛学、诗文、各种笔记以及戏曲小说等方面，都有很大建树。对于经学及小学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当时，他与另一位经学大师黄侃(黄季刚)齐名海内，黄在南京执教，吴与北平讲学，时人誉为“南北两经师”。二人都师从于章太炎，章太炎评价吴承仕“文不如季刚，而为学笃实过之”；甚至说“及吾门得辨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

作为一位爱国学者，吴承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1930年秋，吴承仕的朋友、著名教授范文澜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经共产党的多方营救才得以获释。吴承仕感到，象范文澜这样勤于治学的老实人都参加共产党，那共产党一定有道理。于是在去看望范文澜时，他坦率地要求范把共产党的书籍拿给他看。范文澜先借给他一本《共产党宣言》。看过后，吴承仕对范文澜说：“这本书讲得很有道理，难怪你要去参加共产党。”从那以后，吴承仕不断地从范文澜处借阅一些革命书籍，两位学者的思想更加接近，友谊也更加深厚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志祥(均是吴的得意弟子)等人的帮助下，吴承仕更加广泛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寻求真理，接受新的思想。这位钻研古籍数十年的经学大师，终于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从那以后，他努力以马列主义观点来治学。当时他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在他的倡导下，该系新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新俄文学选读、西洋文学史，近代文艺思潮和中国通史等新课程。他开始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讲授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者。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吴承仕以抗日救亡为已任，他说：“现当民族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作抗日救亡的决死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1931年，他担任北师大教授联席会议主席，积极领导北师大文史两系的教授对日本侵略者进行口诛笔伐，还同数十位教授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奋起抗日。从1934年至1937年，吴承仕在北平先后创办了《文史》、《盍旦》、《时代文化》等杂志。这些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力宣传爱国抗日，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同时以犀利的笔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所以都出版不长时间，即先后被反动当局查封。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年近花甲的吴承仕，怀着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积极参了这场运动。12月9日当天，他站在中国大学学生们的行列里，去新华门前集会，又和青年们冒着军警大刀、水龙的威胁，参加游行示威。他还联系大学的教授，组成教育界抗日救国会，以支持学生运动。

“何梅协定”签订后，平津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章太炎几次邀请吴承仕离开危城到南京中央大学和苏州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所任教，但吴承仕已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支持爱国青年抗日救亡的进步活动，因而谢绝了业师的邀请。

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纪念之际，吴承仕和张友渔、张申府等进步教授发起组织“新启蒙学会”，由吴承仕具体领导。他亲自起草了学会《宣言》，提出“唤起比较多数的知识分子，成为时代革新的中心力量”；号召“把握住民主自由的原则，在反独裁、反盲从、反迷信的一贯信念之下尽力完成我们应该做的工作，争取当前民族解放的胜利”。该学会积极开展民主运动，得到知识界热烈响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震动。

吴承仕还利用自己在教育文化界的声望和影响，千方百计地营救了不少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的进步学生和革命志士。经过多年的锻炼和考验，吴承仕于1936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吴承仕由一位清末举人、经学大师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不久北平沦陷。日寇、汉奸到处搜捕爱国抗日人土，吴承仕的名字也被列在黑名单上。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他匆匆离开北平，避居在天津英租界。他刚刚离开北平，日本侵略者就出动军警到吴宅去逮捕他，结果扑了空。

在天津，吴承仕的生活很不安定，先后搬过几次家，很少与北平家中联系，经济也日益拮据，到后来只能靠出售藏书来维持生活。为躲避日寇和汉奸特务的搜查，他深居简出。尽管处境危险，但他仍然在天津坚持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夏秋之交，天津闹水灾，大水涨进吴承仕的卧室，他终日断炊，生活陷入绝境。加上英租界当局与日寇加紧勾结，在天津的许多抗日志士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吴承仕在天津已经无法工作，于是秘密回到北平。由于在天津动身时就身染疾病，再加上旅途劳累，吴承仕到了北平就病倒了，经诊断为伤寒症。9月11日，家人将他送入协和医院治疗。9月21日，吴承仕不幸病逝。

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这位革命的老学者。在他困居津门时，毛泽东同志曾派人去天津，打算接他赴延安，后因遇到大水而末接上头。吴承仕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后，1940年4月16日，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等同志都送了挽词、挽联。毛泽东的挽词是“老成凋谢”；周恩来的挽联是“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吴玉章的挽联是“爱祖国山河，爱民族文化，尤爱马列主义真理，学贯中西，善识优于苍水；受军阀压迫，受同事排挤，终受敌寇毒刃摧残，气吞倭虏，壮烈比诸文山”。这些联句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吴承仕的深切怀念，也是对他一生的崇高评价。

(责任编辑吴思)

2000年第9期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作者：李　凌

韩愈(768－824)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历史上对他毁誉交加。有人批评他把人性分成上、中、下三品，把封建等级性的人格，说成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有人赞扬他在《师说》一文中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而“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闻道者都可以为师。当然，韩愈最显赫的成就是他提倡古文运动，他的文章“凌云健笔意纵横”，所谓“文起八代之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特别应指出的是：他不怕触犯唐宪宗，上书反对迎佛骨，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其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但我这里要谈的，只是韩愈写的四言古诗《子产不毁乡校颂》。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郑国执政的是子产，当然有一些议论是比较尖锐的，甚至有些可能是怨恨、攻击子产的话。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对子产的作法十分赞赏。《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仲尼闻是言也(按指上述子产的话)，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仁”是孔子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他是不轻易以“仁”许人的。为什么孔子对子产给予这样崇高的评价呢?因为这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举其中。”(《左传·襄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都能及时表现出来，使人们对两端都能及时了解分析比较，然后采取措施，“善者吾从，恶者吾改”，否则就会酿成大祸。子产所说“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正确的措施，导致了良好的结果：子产执政的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其可谓“众口嚣嚣”，仇恨到了极点。但是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压服(毁乡校)的措施，而是如韩愈所说的“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左传·襄公三十年》)郑人对子产的态度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事例，这就是《国语·周语》中的周厉王信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路上熟人相遇，不敢交谈，只能以目示意)。厉王自以为得意，“告召公曰：‘吾能弭谤耳，乃不敢言!’”召公是大臣，他劝告厉王说：这是阻塞言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建议厉王采取多种方法，听取多种人的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今山西霍县境内)。”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几百年前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上述子产关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是很相似的)。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成一败，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当然，他是从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的。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却有着普遍的意义。管理一个国家也好，管理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也好，必须采取种种方法，使各方面的意见都能及时充分反映出来，然后大家讨论，斟酌损益，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像周厉王那样，被国人赶下台。即如韩愈诗中所说“下塞上聋，邦其倾矣!”

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这样高的政治智慧，应属炎黄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和今后都应大力发扬。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止一国”，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他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得治理，就是由于不得其人。他不知道，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像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长期重用的。纵使一时能上台掌权，也往往会被保守势力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也必将后继无人，其改革、善政也会遭到破坏，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今日之中国已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们期盼的不再是圣君贤相，也不是作风民主的开明领导人，而是民主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可以以社会主人的身份监督、议论“执政”。良好的民主的制度还能使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各级重要的领导职务；使那些不称职的和胆敢为非作歹的人，到他们应到的地方去。

现将韩愈的《子产不毁乡校颂》抄录如下，括弧内的话是我加的注。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侨，子产的名)。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眣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言)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通过这些言论，我了解民意)。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周朝兴盛的时候，曾奉养一些年老而有知识的人，请他们提意见，帮助把国家治理好。《诗经·大雅·竹苇》的序中有说明)；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指周厉王派卫巫监视并镇压批评国政的人)。成败之迹，昭哉可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是道，相天下君，交通旁达，施及无垠。於癇(同鸣呼)!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2000年第9期 “肠梗阻”　作者：杜导正

医学上说肠梗阻，指很长很长的肠子，中间一段患了什么病症，使肠子上下不通了，堵塞了。一日我坐北京出租汽车回家，司机四十岁，文文静静的，在车上说了一大通某些地方行政似也患肠梗阻弊病的话，很发人深省。他说：“我去年从一个工厂下岗，到这家出租汽车公司当起司机来。车是公司的，我包车，一月上缴公司四千五百元，小修与汽油由我包。我每日工作十二个小时，赚的钱几乎全上缴了。我所剩无几。养一儿，两岁，入托，月开支四百元；妻子在齿轮厂，不景气，月收入五百元。”我说：“你若买下一辆车自己开呢?”他说：“问题正出在这儿。我们这里出租车现在基本不准私人买车私人开。如准，我日子好过了。”他还说：“这种出租车公司，国营，养了大批管理人员，不管事，只管收费，吃我们。国家其实也拿不到多少。”我说：“你们为什么不给市里有关领导人写申诉信呢?”他答：“没有用，老百姓的申诉信很难送到领导人的手里。”这当然是一个人的说法，这说法也不一定准确。但我想，老百姓现在不如意的事许多。如果下情不能充分上达，上边又不大了解下情，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汇报都是好好好，这么下去，我很耽心呢！

2000年第9期 “速成写作法”创造者的人生际遇　作者：孙君仙

黑龙江省农垦师范专科学校校园内西北角，有座榆树篱笆院，碧绿的枝茎纵横交错地缠绕在一大圈木栅上，形成一堵疏密相间的绿墙。这里便是“速成写作法”和“分格作文法”创造者常青教授的家。

不测风云

1927年10月，常青(原名常庆)出生在河南栾川县的一个小山村，父母务农。

1948年，家境贫寒、求知欲很强的常庆，穿着布衣布鞋，腰里系着装有几个窝窝头的小包袱，初次走出深山，扒上火车，去开封报考管吃管穿的师范学校。他历尽艰辛到了开封，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外省的一所师范学校。但因战乱，铁路不通，被录取者必须乘飞机前往学校报到。那年月，坐飞机对于一个农家的穷学生来说，难于上青天。

正当常庆在大车店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初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张大伦出现在面前。张老师劝慰他：“你年轻轻的，有啥愁的?走，上我家去，人生在世，不就是一天一斤面吗?等路通了再送你回家。”

常庆打量着张先生的一身国民党少校军服，心里纳闷：几年前国民党军警来学校抓张老师时，是常庆和另一位同学蹲在厕所的墙根下，让张老师踩着他们的肩膀跳墙逃跑的，怎转眼几年变成了国民党呢?张老师看着他的满脸疑惑说：“你还年轻，不懂。”

常庆和同学在张大伦老师家住了几天，便冒着生命危险奔赴解放了的洛阳，考取了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此后，他因怕自己参加革命连累家庭，便改名为常青。年底，常青参了军，参加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被选送到军政大学学习。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号召，全军开始向文化进军。时任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校文化教员的常青，继祁建华总结成年人扫盲经验推广“速成识字法”后，他苦心钻研，发明了以“我写我”为核心的“速成写作法”。在这一新的写作教学法推动下，出现了工农兵的写作高潮，高玉宝的《半夜鸡叫》、崔八娃的《狗咬起来了》，一时脍炙人口。

1953年，常青连晋两级，被授予特等功臣。他的事迹，《人民日报》、《解放军画报》都曾予以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有关他的事迹的新闻纪录片。

然而，风云突变，一夜之间，常青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跌入谷底。

1955年，常青被怀疑与“胡风集团”有关，被隔离审查两个月。此事刚刚查清，中学老师张大伦以国民党特务的罪名被河南法院判刑，推论常青参加革命也系张大伦派遣，常青又成为“特嫌”，不被重用，于1958年转业到北大荒，在黑龙江垦区的金沙农场中学教书。尽管常青被迫转业时，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上将曾有“对其生活和工作要妥为安置”的批示，但是“文革”一到，还是把常青第一个揪了出来，到处游斗。

常青转业到黑龙江后，多年来苦心经营，并在其“速成写作法”基础上，总结、发展、推广的“分格作文法”，也成为批判重点。在批斗会上，造反派把他捆起来逼问：“你在‘分格作文法’中，只讲七情，为什么不讲阶级情?你这是公开否定阶级斗争!”

常青毫不示弱，他辩护说：“七情是人之常情，它包括了阶级情。喜怒哀惧爱恶欲，每一种情感中都包括有阶级因素。”

造反派一个恶棍，穷凶极恶地用电工刀向常青嘴上戳去。他的嘴唇破了，一颗牙齿掉了，面部落下了麻痹后遗症。

在北大荒农场，什么苦活、累活他都干，甚至是开山炸石，点炮，冒着生命危险去排除哑炮……

志在千里

“文革”后期，常青受到老战友敖伯林的关照，特意派他去偏远的地方看水库和果园。在那八面透风低矮的草棚里，常青把一根木桩钉在地上，再把一块木板钉在桩上当桌子，后又如法炮制三个凳子。他争分夺秒追回以往流逝的黄金时间，终于完成了他的“分格作文法”研究；写出了30多万字的著作《叩开想象之门》，并运用“分格作文法”创作了一部37万字的长篇小说《三色水》……

1977年，一辆吉普车“嘎吱”一声停在常青的小窝棚外，不知所措的常青，却得到一个惊喜：来者宣布了调他去牡丹江农垦师范学校任教的决定。原来，刚刚成立的学校急需教师，他捧着三本著作的初稿走出窝棚。

常青到师范学校后，如鱼得水，他既教写作，教作品分析，又教文学概论，一周讲授18个课时。第二年，他被调到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任副校长，并晋升为副教授。他的“分格作文法”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开始在全国四大垦区和十二个省区的一些中学推广。《光明日报》等27家报刊介绍了他的科研成果，他在小窝棚里完成的著作相继出版。

曲折婚姻

1955年，已成为特等功臣的常青，在北京结识了一位在部队工作的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的女记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1956年，常青因受老师张大伦事情的株连，被隔离审查后，即将临产的妻子拖着笨重的身体去探望他，并含着泪劝他：“常青，你有什么就向党交待吧!你为党和人民做过一些贡献，组织上会宽大处理的……下个星期，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希望孩子出生时，有你守护着我，希望孩子能见到他的爸爸……”

面对爱妻，常青恸哭失声。

常青的问题终于结案处理了。特务嫌疑不能排除，团籍被开除，保留干部待遇作转业处理。

常青拒绝在结论上签字，但这并不影响处理决定的执行。面对这一严竣现实，常青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决定用最冷酷的态度，结束温暖的家庭关系：与妻子离婚，使妻子与未见过面的孩子不受牵连。

在当年谈恋爱的地方——中山公园一张椅子上，常青说：“从感情上讲，我实在不愿也不忍心离开你，我们结婚毕竟还不到两年，生活才刚刚开始。但是，我们不能不分手，我们必须理性地来处理我们的关系。”

“不!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让我离开你?”妻子痛苦而坚定地喊着。

常青压抑着心里的悲伤，耐心地劝慰着：“你家庭出身不好，本来就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如果再有一个‘特嫌丈夫’，还怎么在部队、在新闻战线干下去?”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公园里流着泪谈了很久很久。妻子犹豫了，征求过曾在中央党校任教的姐姐和姐夫的意见后，送给常青一本苏联小说《希望》，就这样，两人流着泪分了手。

1957年，常青的戎马生涯将要结束，前面等待他的，是严竣而冷酷的考验。这时，某部医院的护士长郑玉萍走进他的生活。常青当时十分为难，唯恐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伤害这位善良的女性。可郑玉萍坚定地说：“我不怕!我出身贫农，中共党员……”这位出身贫苦的白衣战士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要陪同自己心爱而敬佩的人转业到那寒草衰烟、满目苍凉的北大荒。1958年4月，常青和新婚妻子郑玉萍终于一起转业到北大荒完达山脉的八五五农场二队。在以后漫长而苦难的岁月里，夫妻俩相濡以沫。使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他们的几个儿女相继来到了人间。

1989年，伴随常青度过了30多个寒暑的妻子郑玉萍，带着刚刚获悉丈夫彻底平反的慰藉，带着对生活对丈夫对儿女们不尽的留恋，离开了人间。

现在，常青教授卧室的墙上，还挂着郑玉萍青年时代在部队的肖像。神气的领章帽徽，清秀漂亮的脸庞，薄薄的双唇含着甜蜜的微笑。

1992年，常青和赵淑芹结合了。在日常生活中，淑芹给丈夫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操持家务，是常青饮食起居的得力助手。平时，他在写作时，感到自己晚年有这样一位妻子陪伴在身旁而宽慰。

几十年过去了，常青教授虽两次获得新的家庭生活的宽慰，然而无法挥去他那埋在心底的家史上的创伤。

1985年，常青去深圳出席一个教学研讨会归来，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几位专家忧国忧民地谈起了独生子女教育将给中国带来的影响，认为应该对独生子女进行艰苦朴素和准备经受挫折的教育。来自北京的一位教授列举了邻居的事例：他邻居家有个女孩，父亲被“发配”到北大荒，她年纪轻轻参加工作，每天上班路上，腋下夹着饭盒，手里拿着一本外语书，边走边看。恢复高考后，她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外语系……今年将要去加拿大。

常青一听，猛地一震，迫不及待地问：“她，她母亲叫什么名字?她家住在什么地方?”当他听到前妻的名字时，差一点晕过去。

岁月蹉跎，人海茫茫，女儿呀，你和你妈妈现在何方?多少年来，常青一直在心里挂牵着她们母女，因为怕连累她们，他一直不敢给前妻去信。直到“文革”结束，他才开始打听女儿的下落，可前妻已去向不明。常青在失望中，心里常想：女儿呀女儿，今生今世，难道我们父女就无缘见上一面吗?

常青当即动身，终于出现在那幢楼前。但上班的人纷纷往外走，他站在门口，心情紧张又激动，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每一个人，竭力想认出前妻。27年的凄风苦雨、刀剑寒霜，她会变成什么样?他想先征得她的同意，然后再见女儿。上班的人走光了。常青失望地走进电梯。他忍不住问开电梯的人：“请问××同志在家吗?”

“刚才最后一个出去的，穿白底黑点裙子的，不就是她吗?”

啊?见过这个女人，怎么没认出来呢?27年了，她老了，我也老了，女儿都27岁了……

“她女儿在家吗?”

“在。马上就要出国了。”

常青激动不已。当他叩开前妻家门时，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门口，疑惑地打量着眼前这位陌生人。常青端详着女儿，极力在她脸上寻觅着自己和前妻的印迹。

“你找谁?”

“我从黑龙江来。”

“啊……您进来吧……”姑娘的声音颤抖了。两眼闪烁着泪花，“你是我爸?”

多么想拥抱一下女儿，他没有拥抱；多么想抚摸一下女儿，他没有抚摸。27年来，从未见过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女儿颤抖着给父亲倒杯水，水顺着杯壁流在茶几上。

27年的漫长岁月，多少企盼，多少辛酸，多少磨难，多少思念，女儿颤抖着从抽屉里取出一幅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父亲。父亲看看照片上的女儿，又看看眼前的女儿，两眼闪着泪花。

女儿用手帕包些钱，系在手腕上，对父亲说：“爸，我们出去走走吧……”

父女到了中山公园，女儿指着一张椅子说：“爸，坐一会儿吧，我妈常领我来这儿，就坐在这里的椅子上……”

常青默默地抚摸着椅子，一阵酸楚，历历往事涌上心头。他和前妻恋爱告别时，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她给他读普希金的诗，给他唱苏联歌曲；分手时，也坐在这里，泪洒衣襟，握手道别。现在，椅子仍在，一切皆非……

1989年，张大伦的问题终于得以查清：

“张大伦同志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情报人员，他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

同年，常青的历史问题也得以彻底平反。为常青落实政策的北京军区的几位军官，望着历尽磨难、饱经沧桑的常青，敬佩地说：“您在那么大的政治压力下仍做出那么大的成就，太了不起了!如今，您不仅是教授，是作家，还是全国优秀教师，您太了不起了。”

常青望着这群年轻的军官，无限感概：他就是这样的年龄离开北京军区的，他坚信，他眼前的这些年轻军官，不会重踏他走过的路。

怀揣北京军区平反决定的常青和仍然健在的第一个妻子在一位朋友家相见了。他把平反决定递了过去，前妻早已泪涕满面。它来得太迟了，30多年的岁月过去了，一切都无法挽回。

“这难道是误会吗?”前妻仰天自语。

“不，不是误会，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这是必然。”常青说。

“你，走过了多么漫长的铺满荆棘的路哇!”临别，前妻又为常青背诵了一段普希金的诗句：

牢狱会崩塌——

而在门口，

自由将欢心地将你拥抱……”

一切该过去的，不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金秋硕果

自常青回到教育战线后，南方的许多大学想把他调去工作，并答应一系列优惠待遇，但常青没走，他坚持留在北大荒垦区的阿城郊外的农垦师范专科学校。

1996年，常青已经退休。他退休后，最大的心愿是：渴望在有生之年再见见定居加拿大的女儿；也渴望抓紧时间完成一套九年义务制教育中的作文系列专著。1999年4－5月，常青在草拟这套专著的间隙，应邀到各地讲学，他不顾年迈，只身万里，一个月内讲学八次。他讲学的题目是《作文要走出朦胧》。

1999年9月，为迎接建国50周年大庆，常青的一套四册书稿，终于出版发行。这套适应小学、中学提高作文水平的《分格作文法》，开创了作文教学科学化的先河。它将结束千百年来作文教学中的混沌和朦胧。

常青事业有成，儿女们也很有出息。

在加拿大获温沙大学硕士学位的女儿，从事文学创作，有很好的悟性，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浮萍》，获得了加拿大华人优秀文学奖。

长子常新港也是作家，大儿媳李萍在哈尔滨某杂志社任编辑。次子常新航任黑龙江农垦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主任，二儿媳罗彩云在该校中文系任教。女儿常小波在阿城电大当会计师。

常青教授的晚年是幸福的，常去他家的人，每每看到他和妻子提着筐子或提兜的身影，出没在果树林或自家的豆角架中，都不免发出这样的感叹：夕阳无限好，何愁近黄昏!

(近悉常青同志于今年2月23日因病不幸逝世，特于本期发表此文，以寄哀思——编者)

(责任编辑洛松)

2000年第9期 教师佳节忆名师　作者：毅　生

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逐渐深入人心，科教兴国成为社会共识的今日，想到又一个教师节的迫近，不禁心潮难平，朝华夕拾，寄出下面这些篇什，记下我对恩师们的怀念。文拙意诚。读者可以从这些往事的记述中，领略前辈专家学者的懿范和高风亮节。

孟森教授与吴晗的忘年交

20世纪的30年代初，北京北海西邻，文津街东端的一座蓝色琉璃瓦饰顶、雍容大雅的建筑群落成了，这便是著名的北京图书馆。国家的许多珍本秘笈，诸如元代《经世大典》、《明实录》、清故宫档案和仅存的名人笔记、日记等都有了安居之所。

此后不久，北京图书馆又不惜重金，购进了朝鲜《李朝实录》。这是关于朝鲜近古史的珍贵资料，为政治和学术界所重视。从此，几乎每天八点前后，总有一位七旬老翁，夹着笔记簿，从北京大学沙滩宿舍出门西行，走过团城，直进图书馆。这便是到善本部阅览《李朝实录》的中国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与此同时，从府右街西面常常有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迎着初升的朝阳，也转进了这崭新的图书馆，他也是来借览和抄录《李朝实录》的。这青年是清华园的研究生，浙江省义乌人氏——吴晗。

这一老一少，每天或是在馆门前台阶上相遇，或是在借书台前碰面，渐渐由路人变成了朋友，特别是他们同阅一套书，真正成了“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两人关系越来越亲密。孟老惊讶地发现：眼前这青年，不仅文史功底好，英语水平不低，而且热情豪爽，肝胆照人。吴晗对老人执弟子礼，孟老先生更是白发童心，最终说道：“我们是忘年交!”

我读北大晚，没赶上师从孟森先生，但我拜读他的《明、元清系通纪》，高山仰之，令人钦佩之至。他博学而识之，往往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我至今也不能忘记他在该书中一句明睿的学术论断：“凤州即开元，(后)金于虚出(阿哈出)所居也。”百年来，许多研究清朝开国史的学者都念过这段，也许是出于对历史地理学的陌生，竟误指开元为开原，把凤州当作奉州。这个错误，竟把满族始祖发祥地的绥芬河改变为辉发河，结果谬之千里。

吴晗治学勤苦，又承胡适与孟森先生诸前辈的指授，故在学术上的开拓，既广且深。

马寅初、吴玉章两校长重视体育

马寅初校长是浙江嵊县人，诞生于1882年，逝世于1982年，松龄鹤寿。他少时即好学敏求，后入北洋大学，明辨而多思。他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故有人称他“双料博士”。他的名著《新人口论》，超脱于马尔萨斯的时代局限，为新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和计划生育，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他虽然被误解，遭批判，但他本着对科学的良知和热爱祖国的赤诚，坚持自己的学说，他终于被证明是正确的。

马老于五四时期任北京大学教务长，抗战时期因抨击国民党的贪污腐败，曾被关押于集中营。出狱后执教于重庆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于1951年出任新北大的第一届校长。

马寅初执长北大时，已晋七旬之年，可是他精力充沛，有一种爽朗乐观的气度感染人。他很爱护和关心学生，记得他一次给我们讲话，从治学为人到身体健康，谆谆告诫。他说：你们不愿作东亚病夫吧!要作东方的雄鹰和雄狮：要天天锻练。我赞成你们每天下午都锻练一小时。陪同马老的秘书从旁插话道：“马老每天早起，洗漱后就去爬景山，从不间断”。我们听了颇受启发，也感到惭愧。因为当年北大的学生，“夜猫子”居多，晚上“开夜车”，养成早起锻练的习惯是很不容易的。

吴玉章校长(1879－1966)是四川荣县人，他是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的重要成员，辛亥革命后又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将近花甲之年，他毅然参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若非有坚贞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体魄，是难以战胜困难的。新中国建立后，他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

吴校长爱护教师和学生的佳话很多。有一次他到西郊人民大学的年轻教师宿舍看视，那时条件简陋，吴老说：保护老师们的眼睛重要啊!他立即责成后勤部门为每位老师配一座台灯，换一个写字台，买一把软座垫的椅子。这在50年代初，是近乎豪华和阔绰的了。人民大学落实了吴老的指示，给首都其他高校作出了表率。

当时，我在人大作研究生，一个深秋的傍晚，七旬开外的吴老到铁狮子胡同一号来给我们讲话，搬给他的藤椅不坐，站着讲了近两个小时。他还对坐在“马札”上听讲的同学说：今晚天气凉了，你们行吗?我是行的。你们要锻炼身体，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时我们才注意到，他穿的比我们年轻人还单薄。

白寿彝重史德翁独健贵友谊

在那乾坤颠倒、是非混淆的“文革”十年间，“四人帮”到处煽风点火，盅惑人心，所谓的“评法批儒”，便是其罪恶之一例。

在“评法批儒”的高潮中，中国历史博物馆奉命举办一个关于“评法批儒”的展览。预展时，请了些历史学家审看，白寿彝先生被邀，我也忝列其中。那时言路阻塞，动辄得咎，好些人看过展览，明哲保身，讷讷不敢言。白寿彝先生却不然，他既有睿智，更有铮铮硬骨。审看时，白先生便很认真，对解说词一一过目(我是草率应付)，特别是在孔子和秦始皇的画像和解说词下，他驻足细看，并当场向陪同的馆领导提出不同看法。座谈时，白先生诚恳地认真地说：历史博物馆要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人民。孔子是儒家老祖宗，他有不好，然而他在教育上、文化上和思想上给中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秦始皇的解说词，只说了他的伟大功绩，对他的过错却不置一词，这样不恰当。他焚书坑儒，尽人皆知，还有别的问题，也该指出来。白先生这一席话，真是金玉良言。不仅馆领导感谢之至，我在旁也受到教育。

中国的史学传统，有秉笔直书的董狐，也有曲笔阿时的魏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中，立“史德”篇，主张“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如白寿彝先生者，刚正不阿，给后人留下了史德的范例。

翁独健先生在燕京大学时与地理学家侯任之是好朋友。文革中，“四人帮”组织名为“梁效”的写作班子，想把侯先生拉进去。翁先生有所风闻，便约侯先生到南池子家中相叙。他说道：四川新发现的大足石刻很有价值，你抓紧去看看；云南气候好，又有元谋人的遗址可考查，你何不一路走走，去看看。侯先生是个聪明人，回去品味翁先生的话，便心领神会，不日就西行入蜀，躲过了牵连，躲过了一场劫难。

听王明讲婚姻法、杨献珍讲哲学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倡导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传为佳话。其实，新中国成立之初，北大也常设讲台，邀各界学者或中外政要来讲演。我们自愿参加，并非组织安排。

记得婚姻法公布不久，北大学生会请鼎鼎大名的王明来讲婚姻法有关问题，地点在红楼北边的民主广场。那天下午，我在楼内资料室查书，只听得窗外不时爆发阵阵掌声和欢笑声，便被吸引而坐到窗口去听。越听越有味，便弃卷洗耳恭听下去。我扫视诺大的万人广场上，不仅本校许多人听，还有邻近单位来的。对面是灰楼，也有许多人打开窗户听。民主广场东边是一道矮墙，墙外便是北河沿街道。我看见街上骑自行车的、拉黄包车的，不少人停了下来，在街边静立凝神地听。王明口若悬河，讲了足有三个小时，我们听得很投入。可惜那时没有录音，若录下这篇生动的讲演来，便也很有意思了。

杨献珍在50年代曾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请他给研究生讲辩证唯物主义，我怀着敬仰的心情，跑去一睹丰采。献珍同志讲课深入浅出，能把抽象的哲学概念，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表达出来。我记得他讲“无的放矢”时，便比喻说：“用机关枪扫射垂杨柳，噼哩啪啦扫一通，柳树叶掉落满地，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全场听罢顿形活跃，对其含义也心领神会了。只因听了献珍一次讲话，在他为“合二而一”被批判时，我远隔门墙，不知他境遇何如，空怀怅惘。

朱光潜、朱庆永与贺麟三教授的谦逊

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在我们中学时代，是与冰心的《寄小读者》同样受到推崇的。抗战八年时，光潜先生与武汉大学一块儿迁到四川乐山县，与乌尤寺旁的临江大佛隔岸而居。我那时在乐山念武大附属高中，对朱教授十分敬仰。也许自己是农村孩子的缘故，却不曾想到去闯府拜谒。稍后，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朱先生任北大西语系教授。我于1948年考入北大，虽专业是历史学，但有兴趣于外语，便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赏析”这门课，每周可以聆听教言，增进了阅读和欣赏的能力。

光潜先生个子不高，身体显得有些单薄，但精神却很好。他上课从不晚到，讲授内容丰富，态度很认真，特别是对本系学生要求很严格。对外系学生则不常提问，使我只感到亲切而不感到压力。一次，课间休息时，我特地向朱先生问好，他听出我川西的口音，便亲切地说：“四川是好地方，乐山更好。乐山兼有山、水、平原之胜，我很怀念在那里的岁月。”北大迁到燕园以后，我曾回母校见到过光潜先生。但经过历次思想改造和对他美学的批判后，老教授显得颜色憔悴，意绪箫然。后来他逝世了，我也未能去悼唁。而今思之，不禁怆然憾然!

朱庆永先生原是辅仁大学的教授。1951年院系调整，合并来北大。他仪容伟岸，广额方颐，但面带微笑，令人亲敬。那时，教授罕有访问学生宿舍，但庆永先生在下午无课时，深入到东华门东北侧的三院宿舍来看我们，他娓娓而谈，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我曾去过不少教授之家，但教授到学生宿舍探视，这却是我第一次亲历。

贺麟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教授，是中国通晓黑格尔辩证法的老专家。他虽然在当时学问和地位都很显赫，为人却十分谦逊。记得一次见他接电话：他从座位站起来，很礼貌地敬问道：“您是哪一位?”对方通报姓名后，说要找他。他于是谦抑地回答道：“我姓贺，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办么?”当听完对方的叙述，结束谈话时，他仍然站着，等对方挂断电话后，他这才放下听筒。孔子说：“临事必敬”，我知之而未详，是贺先生所为，使我懂得了这句话的真谛。

“学问如海士林所宗”的雷海宗先生

雷海宗先生并不是我的业师和指导老师。他执教于清华，北大历史系聘请他作兼任教授，主讲中世纪世界史。我是慕名趋前听课者之一。他的课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了我，使至今已届七十之年的我不能忘怀。雷海宗先生讲课不仅内容丰富，且妙趣横生，循循善诱。

记得当年夏令时节，听课学生往往疲倦发困。有的先生或大声警示，或掷小粉笔头告戒，雷先生则不然，他往往忽出妙语，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活跃起来。记得一次他忽地问道：“你们谁是江南人氏?给我对个对联何如?随即说上联曰：“无锡锡山山无锡”。全堂哑然，雷先生随即说出下联：“平湖湖水水平湖”。待大家提起精气神儿，连称妙对时，雷先生转入正题了。我后来在大学当老师，时常想着如何使课堂气氛严肃与轻松兼而有之，让学生有张有弛，悠游涵泳，应该说，是雷先生的启示。

西欧的中世纪，被称为DarkAge，意即“黑暗时代”。当长安的唐代文明光华璀灿之际，欧洲却沉睡着。雷先生在讲西欧这近千年的寂寞时，把罗马教廷与诸侯王国的矛盾斗争，讲得生动而引人入胜。罗先生讲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与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尖锐斗争故事时的神态，至今还历历在目。

雷先生讲意大利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勃起，让我们认识到：人不是皇权和教权的奴隶，人是独立的，属于自己的。文艺复兴就是思想解放。欧洲的近代文明，便奠基于此，开始于兹。

金毓裺与罗尔纲先生佳惠学林

金毓眘先生是我在北大时的老师。他曾执教于东北大学，在日寇侵凌之际，他撰著《东北通史》，以笔作刀枪，舒发爱国抗日的胸怀，继而，他又编纂卷帙浩繁的《辽海丛书》，哺育了广大的东北学人。该丛书收录了许多珍本秘笈，其中便有金代官员王寂撰写的《辽东行部志》。金先生知道，王寂还撰有另一书，便是《鸭绿江行部志》，但抄本无多，仅知有一部在北京某先生之手。于是他多次恳请为之付梓并致酬，但终未得实现。

金先生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因研究东北边疆问题，曾多次考察白山黑水，并访书于长春、大连和辽宁的图书馆。在寂寞辛劳的查阅访求中，偶然获得了《鸭绿江行部志》的手抄本，我不禁欣喜若狂。为完成先师遗愿，便将新获得的抄本，给辽宁图书馆另抄一份，并告有关人士。使新版的《辽海丛书》，少却了一个遗憾。

罗尔纲先生与金先生南北辉映，堪称学界双璧。两人除了潜心著作，还编纂大宗资料，以泽后学。罗先生在50年代，长期埋头在南京图书馆，眛求太平天国史料。他将十年“坐冷板凳”所获的珍贵史料，编辑整理出来，陆续出版。他又考虑到出版周期太长，便从1200万字资料中精选100万字，尽先出版，这便是60年代初问世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这六册“简辑”像春雨一样，浇沃了中青年太平天国史研究者，使他们茂然茁长，卓然出群。罗尔纲功莫大焉!

我至今还记得：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有一份《皖樵纪实》的珍本。罗先生曾告诉我，这是他当年访得的孤本，由罗师母帮助他，用夜间儿女安睡时间，在青灯如豆的暗淡光线下，一字一句抄出来的。罗老很感激夫人襄助深情，也深爱这份珍贵的抄本。但为使此书垂诸久远，泽被后学，他无私地捐献出来了。

(作者为中国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洛松)

2000年第9期 才识绵山真面目　作者：惠金义

山西介休的绵山，不仅有着优美的山水风光，而且有许多名人名事，最著名的首推介子推守志被焚事件。据史载，春秋时期，晋国公子重耳蒙难，逃到卫国，饥饿难忍，随臣采来野菜充饥，重耳难以下咽。从臣介子推割下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熬成肉汤，叫重耳吃，重耳感激涕零。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割股奉君”的故事。介子推“割股奉君”，不是为了日后的封赏，而是为了晋国的振兴。重耳流亡国外19年后，59岁返回晋国，掌握了政权，这就是晋文公。当年跟随他流亡的从臣们邀功请赏，他都论功封爵。唯独介子推“功不言禄”，看不惯这种上下之间相互利用的风气，怀着“耻将股肉易封侯”的心情，携老母归隐绵山。后来晋文公想起了介子推，亲自到绵山寻找，因山大路险，难以找到。有人给出主意说：“介公是个孝子，放火烧山，他一定会背着老母出逃。”没想到介子推隐居志坚，绝不下山受封，母子抱树被活活烧死。

到了后世，每逢介子推死难日，当地便“冷食”三日，以表纪念，这就是关于寒食节由来的传说。人们崇拜介子推的节操，把他与屈原并提，遂有“南有屈子，北有介子”的美称。有人做过统计，《全唐诗》中有130余篇描写介子推与寒食节。据说晋文公见烧死了介子推悔恨莫及，他命随从拣拾烧后的残木，做成木履，走起路来呱嗒作响，提醒自己不忘介子推，时而喊“悲乎!足下!”，后人就把“足下”作为“朋友”的尊号。现在绵山上有介子推祠，祠前两株相抱而生的柏树称母子柏。

绵山上另一位高人是北魏佛教净土宗的先驱昙鸾。昙鸾是山西代县人，早年在五台山皈依佛教，潜心研究教义，正当他注释《大乘方等大集经》时，得了一场大病，身体受损，就离开五台云游四方，寻找健身之术。在南方得了道家十卷仙方，学会了炼丹，以求长生不老，后来他又到洛阳，遇到了印度名僧普提流支，普提流支赠他《观无量寿经》一卷，并说“这才是大仙方，人生哪有什么长生不老，您纵然求得长寿，也只是暂时不死，终究还要轮回于三界之中的。照《观无量寿经》修行，才能解脱生死。”昙鸾顿悟，从此成了专修佛教净土宗的和尚。

昙鸾做了大量弘布净土的具体功业，名声很大，连当时北魏皇帝也敬重他，赐他“神鸾”的称号。昙鸾晚年住在玄中寺，经常到绵山弘传净土思想，并在云峰寺立了道场，信徒们把他布教的地方称为鸾公岩。

到了唐代，绵山的佛主是田志超，又称空王佛，民间有很多关于他的传说。田志超最早是一儒生，生于陕西大荔县，后移居榆次源涡村，因疾恶如仇，乐善好施，爱民救民，遭人陷害，来到介休一家寺院做了和尚，后来移居绵山抱腹寺，兴建寺院，汇聚僧侣，讲经说法，修成正果。传说李世民慕名来朝山，田志超鄙薄名利，不愿领受皇恩，便安排宁空、摩斯两个第子接驾，吩咐说：“我今晚到山林深入隐匿，皇上驾到后就说我寂灭西归。”第二天李世民冒雨上山，问到活佛，两位弟子跪奏道：“师父已经圆寂，”李世民怅然若失，只好望空拜道：“寡人真乃福浅，此行空望佛矣!”唐僖宗李儇根据李世民的这句话，封田志超为“空望佛”。再后，人们赞颂他与介子推一样鄙薄名利，拒受皇恩，改称“空王”、“空王佛”。

绵山还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唐代李世民以绵山为根据地，曾大败宋金刚，收降尉迟恭；明代末年太原武总兵曾依托绵山重击清兵，以图再起；抗日战争初期，冯玉祥所属方振武部，在绵山举行过著名的抗日誓师……所有这些，都为绵山添了一笔神圣的色彩。

绵山，最早叫绵上，至今共留下殿宇88处，2000余间，数量之多，全国罕见。由于绵山山势陡峭，庙宇多是依山就势，紧贴石壁建造。因而“云崖挂禅方，庙宇贴峭壁”，就成为绵山建筑的一大特色。

据统计，绵山悬空建筑有30多处，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有3处，一是龙头寺，二是大罗宫，三是抱腹寺。龙头寺，位于绵山北端，是沿着公路进山的第一站。刚修复的龙头寺焕然一新，座落在山畔上的关帝庙内，塑有刘、关、张三兄弟及其五虎上将的塑像，栩栩如生。关帝庙左侧石壁上是一幅巨大的百龙图，登60级台阶，便是巍峨壮观的真武庙，庙后有介子推母子坐立塑像。

离开龙头寺，蜿蜒曲折，过蜂房泉便到大罗宫。大罗宫建造在巨大石凹里。“大罗”为道家最高境界，传说介子推隐居时，在此看到过“大罗仙境”。这次顺山势由低到高扩建，为明三暗四七层仿古建筑，建筑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歇山屋顶，依次排列，层层叠叠，绚丽壮观，神像壁画，技艺超群，成为全国最大的道教建筑群。

过大罗宫，经兔桥、鹿桥、天桥、舍利塔林向左90度一折，便是抱腹寺。抱腹寺位于绵山半山腰，是绵山的主寺。最早建于三国曹魏时期，由高僧迪公考察筹划，魏明帝曹睿颁诏建造。寺庙建筑于一凌空突出的巨岩下溶洞中，因岩石边缘呈穹形，像人两臂抱肚，因而得名。岩石下是一个敝口大岩洞，洞高约60米，宽150米，深50米。十多座殿宇建造在这个巨大的“腹”中，成为佛教的一大禅林。寺庙依地势建造，分上下两层，下层以空王殿为中心，南有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殿下一四合院为僧舍；殿北为弥陀殿、介公祠。殿后有石阶路，可攀登到上层。上层有石佛殿三间，殿内塑像为空王佛，包骨真身，眉清目秀，活似真人。殿前有楹联：“真山真水真人修成正果，古岩古洞古佛炼归金身。”顺着石佛殿向右，有诸天殿、罗汉堂、菩萨殿等；向左过龙池为五龙殿，殿内五龙为五个武士坐像，依次排列，侧目怒视其母，占据了殿的主位，龙母却偏居一隅，面南而坐。母子坐位倒置，游人必觉奇怪。原来，传说绵山一度为五龙霸占，横行乡里，民怨沸腾，空王佛上山后与龙母对弈，龙母输掉了绵山，五龙得知，怒斥其母，并与空王佛争夺，结果被空王佛击败，只好退居山后，山后有五龙墓。

抱腹寺寺庙之间都有木栈道相连，由下仰视，殿宇参差，错落有致，勾栏蜿蜒，险峻雄奇，明代傅山游后，心情十分激动，题长联云：“阅名山多矣，无如此石凌空，生成的一片袈裟，十方圆盖；瞻佛像巍然，自有真神出现，修炼来三花聚顶，五气朝元。”横批是：“活山活佛”。

抱腹寺是绵山的主要景区，北面有铁索链，攀援而上，可达摩斯塔、铁瓦寺，能观云海、日出、佛光。顺鸟道下行，有一个30平方米的小土丘，丘上竖一3米高的石碑，篆书“大唐汾州抱腹寺碑”，这就是著名的开元古碑，碑文1200字，记述了抱腹寺的来历，成为难得的珍贵文物，碑旁有贺知章的题记。这块几吨重的石碑是由寺僧从岩沟拽到棋盘洞附近的。再攀云梯到抱腹寺前，而后又沿120级石阶和60级石阶到铁索岭下，手抓铁索，登上岭顶，这500米的路程，几乎都是75度的绝壁。

绵山虽高，可山高水高，山光水色十分诱人，自然景观处处可见。在龙头寺与大罗宫之间有长百余米、宽30余米的凹崖，崖壁裸露，中腰以下，突起十多个石疙瘩，大者如盆，小者如碗，表面长满厚厚的苔藓，山泉从石壁中渗出，沿苔藓“包”滴下。

黄山、华山以松称奇，绵山以柏叫绝。绵山脚下的柏与众不同，生长茂盛，有一株秦柏高16米，主杆胸围118米，根部腰围167米，树荫覆盖300平方米，比陕西黄陵“黄帝手植柏”还粗18米，堪称全国柏树之冠。

从抱腹寺沿着公路南行东拐，就到了水涛沟，这条沟里的水一直流向介休平川，水质很好。河两岸高山耸峙，外形似台、似炉、又似佛，山坡上长满苍松、翠柏、绿柳、白桦等树和奇花异草，春夏苍翠欲滴，秋天红叶一片，高山上时有瀑布泻下，约有20多处，最长的有300多米，形成状态各异的瀑布群。瀑布最为壮观的是沟掌上的水帘洞，条条水帘垂下，水花四溅，阳光中还时有彩虹熠现，真是如入仙境。沟中有茶楼、酒肆、凉亭、木屋、藤桥、雕塑，如诗如画，使游人始终陶醉在一种神秘色彩之中。

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日，是绵山庙会节，每日有成千上万人朝山，大小宾馆住得满满的，有文艺演出，有经贸洽谈，热闹非凡。最为热闹的要数“挂铃”那天，所谓“挂铃”，就是将铸好的铁铃挂在抱腹岩石的内壁上，以期吉祥如意。挂铃的人是一些身怀绝技的勇士，将绳子系在腰间，从山顶吊在半空，利用绳子的晃动，将人悠进洞内，用铁钩钩住顶壁，打楔系铃。挂铃的全过程，惊心动魄，犹如杂技表演，许多人上山就是为了观看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2000年第9期 张家口大境门“大好河山”书撰者　作者：杨继光　张恒宝

在张家口市区北端，有一座闻名遐迩的长城关隘——大境门，大境门以雄伟、险峻闻名于世。城门上方题有“大好河山”四个颜体大字，苍劲有力，为世人称道。

“大好河山”四字的书撰者为高维岳。高维岳字子钦，辽宁省锦县(现为凌海市)人，1875年(清光绪元年)生，1900年从戎，在朱庆澜将军的巡防营任司书。1907年入保定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二班步兵科学习。毕业后回东北，适逢奉天巡防营整编，遂到孙烈臣前路巡防队任哨长、哨官。1912年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毕业后任军官军士团教育长，后任奉军二十七师参谋长。1921年7月，任奉军二十七师第五十四旅一零七团团长，后任第五十三旅旅长。1923年任东北第十九混成旅旅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七师师长，1926年任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团第九军军长，同年8月任察哈尔特别区都统。都统署便设在张家口。

1927年，高维岳为大境门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大好河山”这四个字。

高维岳上任之初，察哈尔民众对奉军毫无好感，认为奉军不少头目出身草莽，军纪军风定然不好。然而，人们很快发现，高维岳治军很严，他常常微服私查，发现妄生事端者，统统予以严处。因高维岳责打过有过失之士卒，故有了“高二打爷”的绰号。出于敬畏，当时军中还流传着如此之说：“谁要倒霉或做了亏心事，就会在街上碰见‘高二打爷’。”

那时，在张家口一些公共场所(戏园子、茶肆、书场等)，常常有地痞流氓寻衅闹事。高维岳建立了军警巡查制度。每家戏园子开戏前，即来一支由五六名军人组成的“督察队”负责压场。他们荷枪实弹，坐于特设的“弹压席”内。带队军官入场时还手持一支约三尺长的木箭，上书“察哈尔高”四字。这支令箭标志着高都统赋予“督察队”的临场处置之权。当时，百姓们叫此箭为“大令”，可见其威力之大。

在市政建设上，高维岳缺少前任都统张之江、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那样的革新和进取精神，因此没有什么突出建树，但他对前任留下的市政设施的保护还是不遗余力的。对前任建的上堡公园和水母宫继续加强管理，派员负责日常养护，不断增加花圃林木面积；对新筑的全城第一条马路，仍按旧规分道行车，并坚持了每日由清洁队负责清水泼街的办法，从而保持了街道的整洁。

在奉军中有儒将之称的高维岳，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因此，他对保护文化古迹格外精心。张家口古建筑甚多，其中明清时建的庙宇最具代表性。他令手下四处张贴由他签署的布告，布告中列明保护措施和处罚条款，使人人皆知，个个遵守。高维岳在1927年暮春时节题写的“大好河山”四个大字，即是他挚爱祖国大好河山心迹的坦露，也是他作为一名儒将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展示。

高维岳在张家口期间，其功不可没，其过亦不应掩。过之大者，是奉命杀害了共产党人多松年。多松年系中共早期党员，蒙古族，曾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曾代表绥察二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抵北平，正值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绥察党组织惨遭破坏之时，但他不避艰险，仍然来到张家口，力图恢复党的组织。结果，由于叛徒告密，多松年不幸被特务逮捕，严刑拷打后杀害于张家口清河桥畔(原大铁桥畔)，其尸体被工友们掩埋在西山坡的荒冢中。

高维岳在察哈尔任都统二年后，调回奉天，在“九一八”事变前张作霖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时，张敕令加封高为“岳威上将军”，并在其家乡石山镇西岭及东河洼子分别立九眼透龙石碑各一座，以彰其德。

“九一八”事变前，高维岳正在南京军事参议院任参议。奉军出身的他，自然对东三省的局势格外关心。事变后，他频频致信友人，了解东三省沦陷情况。此后不久，高维岳调到北平军事委员会任职。1933年2月，日寇侵占热河，长城抗战枪声打响，在日本人进关前，北平军分会转移到西安，高维岳因年老体弱未能随行。他家住北平地安门附近的前圆恩寺胡同，从早到晚，足不出户，为国家忧，因病体苦，生活窘困，苦不堪言。

日军进占北平后，日本人曾让北平宪兵司令部的邵文凯几次到高家，邀请高维岳出山任职，皆遭高拒绝。他说：“我不能当汉奸给日本人干事，当亡国奴。我愿当汉奸在东北就当了，那还能保住我的家产(日本人在1932年侵占锦州时，把高家房产没收了)。

国破家衰，高维岳从此无一日心安。1938年10月，终至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临终时对家人说：“我为官多年，虽无功于国，无益于民，但未尝不以国家民族为念。日寇入侵，我也未失掉中国人的气节，未给他们当傀儡官。我多年的薪俸所积，亦不足以养你们到老，你们自谋生计去吧!”言讫而终。

高维岳死后，灵寄北平万寿山。

(责任编辑文贤)

2000年第9期 “畏我论”及其演化　作者：官伟勋

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是一支面对任何强敌都无所畏惧的军队。

如何才能不畏敌?众兵家说：要使之畏我——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从冒顿的故事说起

《史记·匈奴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匈奴老单于(即君主)头曼立儿子冒顿为太子。老单于后来爱上另一个阏氏(即皇后)，生了个小儿子。头曼想废掉太子，另立小儿子为太子。作为过渡，他就把冒顿送去强大的邻国月氏做人质。冒顿到了月氏，头曼就发兵进攻月氏。月氏要杀冒顿，冒顿偷了一匹骏马骑上逃回匈奴。老单于觉得冒顿能干，就把一万骑兵交给冒顿统率。

冒顿当了万骑统帅，就为自己做了一些响箭，对部下说：“我的响箭射到哪里，你们就要紧跟射到那里。不射的，杀!”在一次打猎时，他的响箭射向鸟兽，有人没跟着射。冒顿立即把这些人杀了。住了几天，他一转身，把响箭射向自己的爱马，有的部下一犹豫，没射，又被他杀了。又一天，他突然把响箭射向他的爱妾，又有几个部下惶惑之间没敢射。他把这几个人又砍了!

经过几次血腥杀戮后，冒顿的响箭射到哪里，部下的箭就齐刷刷地跟到那里了。

时机到了。有一天，老单于带人出去打猎，冒顿的响箭“嗖”地一声，向头曼射去，紧跟着，万箭齐发，眨眼间老单于就变成刺猬了!冒顿当了单于，立即将后母、弟弟和不听从他的大臣，统统杀了。

此后，匈奴在冒顿的强悍统治下，迅速崛起。东灭东胡，西击月氏，南击楼烦、白羊河南王。然后，他收复当年秦国大将蒙恬占领的全部土地，并南侵燕、代。刘邦北上亲征，冒顿诱敌深入，将刘邦包围在平城，汉军几乎全军覆没。从此，汉王朝直到文景两帝时，不得不对匈奴采取屈辱的所谓“和亲政策”。

冒顿为什么能如此厉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靠杀，建立起一支绝对“畏我”的、“控弦三十万”的非常有战斗力的部队。

司马穰苴与孙武的治军要诀

像冒顿那样用杀妻弑父的野蛮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做法，由于历史发展阶段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汉民族中是难以行得通并得到部众拥戴的。但是，靠杀人以使军队令行禁止，即使是在汉民族中，也是很平常的事。

春秋时期，齐景公连遭晋和燕入侵，十分忧虑。晏婴向他推荐田穰苴说：“穰苴虽说是小老婆生的，但这个人，文能附众，武能畏敌。愿君能不在乎他的出身，予以试用。”齐景公召穰苴来谈了谈，很满意，决定任穰苴为将军对付晋、燕。

穰苴说：“臣出身贫贱，君提拔我于一般民众之中，任大夫之上的高职，怕人微权轻，人家不服。望能派位深受尊重的君的宠臣做监军。”

景公觉得有理，就命庄贾做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好，第二天中午准时在军门见面。

穰苴骑马驰往军门。“立表(测日影的木杆)”，“下漏(记时的漏壶)”，以便准确计算到达中午的时刻。庄贾一向骄贵，如今当上监军，更自以为了不起了，根本没拿按时到军门当回事。亲友祝贺他任要职，请吃饭，他就吃、喝。

日中了，穰苴见庄贾没来，就放倒木表，砸了漏壶，进入军营，独自宣布纪律，颁布命令，部署任务。天黑了，庄贾才来。穰苴问：为什么现在才来?庄贾说，亲戚朋友为我饯行。穰苴说：做将军的，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擂鼓前进时)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在你的手中，你怎么还能吃吃喝喝搞私人应酬呢?穰苴问军正：按军法，不遵时的，该如何处置?军正答：当斩!庄贾怕了，赶紧找人去报告齐景公救命。没等求救的人回来。穰苴已下令把庄贾杀了。杀后，景公的使者才持节飞马而来，传达赦免庄贾的命令。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问军正：在军营里跑马，该如何处置?军正说，当斩!穰苴说，君主派的使者，不可杀。但军队纪律不能不执行。下令将使者的仆从杀了，又砍了使者车子的左驸，并杀了左边的一匹马。然后，下令全军出发。敌军听到穰苴统帅军队和治军的消息，闻风而退，所失国土，全部收复。从此穰苴被尊为大司马。

流传更为广泛的，则是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有关孙子的故事。

齐国人孙武，因精通兵法，受到吴王阖庐的接见。吴王说，先生的十三篇，我都读过了。可以小试一下练兵的方法给我看看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又问：用女人可以吗?孙子说：可以。吴王就从宫中叫出一百八十个美女，交给孙子操练。孙子把这些妇女分为两队，让吴王的两个宠姬各为队长。孙子讲解了如何前进后退以及左右转法，就摆好执法的斧钺，并三令五申告诫众美女：违令者军法从事!孙子擂鼓命令向右，美女们哈哈大笑，乱成一团。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把混乱的原因归咎自己。然后，再次三令五申军事纪律。于是，擂鼓命令向左，妇女们又大笑，把队伍搞得乱糟糟的。孙子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说明而不服从法令者，吏士之罪也。”下令杀两个队长。吴王在看台上看到要杀他的爱姬，吓坏了，立即派人对孙子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寡人离开这两个女人，吃饭都不香。望不要杀她们。”孙子说：“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孙子硬是把两个队长杀了，并从队伍中重新任命了两个队长。孙子再次擂鼓，宫女们“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了，整个队伍中没人敢出一点声音。孙子向吴王报告说，请大王视察，现在这支队伍可用了，就是让她们赴汤蹈火也没有问题了。吴王十分懊恼难过，没下去看。但他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任命孙子当了军队统帅。之后不久，吴国就“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偏居东南一隅的吴国，竟然成了名垂青史的春秋五霸之一。

以杀立威几乎是古代兵家的共识

如果以为司马穰苴和孙武靠血淋淋的杀人以树立绝对权威，只是个别人的个别现象，那就错了。在我国历代兵书中，包括私人著述与官方编纂的，这几乎是所有著名兵家的共识。

太公《六韬·龙韬·将威》中有这样的话：“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悦者，赏之”；在《尉缭子·政权篇》中则讲了所以要杀的道理：“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老百姓怕我，才能勇于杀敌；老百姓怕敌人就会伤害我们自己。

唐朝的《卫公兵法》可以说为以上各家做了个概括，说：“古之善为将者，必能十卒而杀其三，次者十杀其一。三者威振于敌国，一者令行于三军。是知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

为什么要杀?就是为了让士卒怕我。惟有士卒怕我，才能绝对地服从我，让他冲就冲，让他守就守，让他死就死，整个军队才能勇往直前打胜仗。

有没有相反的见解呢?有，唐太宗就对这种带兵方法表示过怀疑。只不过这种人太少太少了。

以杀立威论产生的阶级背景

为了提高战斗力就轻易杀人，如今看来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很平常的事。穰苴也好，孙武也好，都生长在奴隶社会刚刚向封建社会开始转变的时期。奴隶的地位与牲口差不多。对奴隶削鼻、割耳、刖足、去手、砍头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春秋无义战”。那时的许多战争，都是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争地盘而发动的“不义之战”。奴隶主封建主贪得无厌，却要士兵去送命，没有酷刑的逼迫，这仗是没法打的。因此，“刑赏”就成了最重要的手段。

《诗经》有句话叫做：“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左传》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有威可畏谓之威，有仪(反映阶级统治的礼仪制度)可象(可以遵照执行)谓之仪。”认为只有做君主的“有威”，臣民怕他并遵守礼仪，天下才能长治久安。历代统治者之所以千方百计让老百姓畏惧自己，原因在此。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阶级关系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一些新的带兵观念逐步产生。像“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诸葛孔明异传卷二》)“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六韬》。此书传说是姜太公所作，经专家考证，实为后人所作)等，反映了一种把士兵开始当人看的新观念。将帅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以及爱兵爱民等主张，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所重视。实际上，即使在春秋时代的一些聪明的军事家，已经颇为懂得统帅与士卒同甘共苦，对于激励士气的重要作用了。《司马穰苴传》中就载有穰苴杀了庄贾后，如何关心士卒伙食，如何深入下层亲自安抚伤病人员等情节。汉将军李广在这方面的表现也很突出。《史记》说他：“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绝对是一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模范指挥员。

《史记》中还如下一段令人回味再三的故事：吴起做将军的时候，“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自己带足自己的口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这个生疽战士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哭了。有人问，将军亲自用嘴给你儿子吮疮疽的脓血，你怎么还哭呢?老妇说，当年孩子他爹生疽，也是将军给吮的，他爹打起仗来就不要命地拼，死了。如今吴公又给我儿子吮疽，我不知我儿子将死在什么地方了!

这个故事，既生动地表现了吴起爱兵的高难度“范例”，也通过老妇的哭诉，不无讽刺与批判地揭示了吴起爱兵的用意与战争的残酷。

后封建时代，官兵间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定位。在我国，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经过坚持不懈地反对封建主义、军阀主义以及种种旧军队旧意识的斗争，形成一种完全新型的带兵方式与新型的官兵关系。崇高的革命理想，鲜明的阶级觉悟，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是这一新型军队的特征。它不仅保证了人民军队拥有最严格的纪律，而且使遵守军纪成了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我军之所以能历尽千难万劫而不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根本原因在此。

然而，“福兮祸所依”。太成功太伟大了之后，往往难以保持尚未成功尚未伟大时的谦虚谨慎与兢兢业业的品质。因此，要摆脱祸福相依的规律也就不那麽容易了。

常胜之家难与虑敌

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夺取政权，枪杆子解决问题。连续二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使我党我军积累了丰富的领导军队和组织武装斗争的经验。长期的军事斗争环境，锤炼了我党我军钢铁般的意志，培养了我军高尚的革命情操，和难以企及的艰苦奋斗作风，这都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并发扬的。但也不能不看到，战争与战争，军队与军队，总有某些共同性的东西。何况，几千年旧制度旧军队的影响，也不可能在短短几十年内就可以完全彻底地予以根除。“畏我”才能不“畏敌”的心态，对许多“带兵”的人，都有或多或少，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战场形势瞬息万变，胜负存亡往往决于一瞬之间，命令如山倒，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绝对服从，这确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是服从战争需要还是服从个人?两者常常搅在一起，是很难区分的。因此，久而久之，一些同志，就很容易养成喜欢下级事事“听我的”这样一种习惯。

在客观形势已经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之后，如何对待以往的经验，看来似乎是个一般问题，其实是个极其重要极其严肃的问题。

古人有句话叫做：“常胜之家难与论敌”。的确不错，对于一个经常打胜仗的将军，要跟他平等地讨论军事问题，往往是很困难的。所谓“不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就是一例。这句话实际上含有会打仗就会搞工业农业；能指挥战争也就能指挥经济建设的意思。

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中曾说：“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既“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也跟长期的战争环境有关。

动不动就杀人，已经不允许了，但谁不听话就整谁，就“修理修理”谁，在相当一些强势领导人中，还是存在的。

违犯党纪军纪，整一整是应该的。问题是，“谁要不听我的，我就整谁!”而且非要整到“都听我的”不可。有时竟发展到冠以重大名义进行大规模的整，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整人虽说不是杀人，但也是够可怕的了。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穿小鞋、坐冷板凳、靠边站、有官无职、有职无权，至于停职审查或给予更严厉的处分，就更不用说了。尤其可怕的是，整了之后“挂起来”，一挂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申诉没人理，喊冤没人听，弄得人不人，鬼不鬼，像得了麻风病一样，没人敢接近。有的还弄得老婆离婚子女受牵连。杀倒没杀，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实在比杀头还叫人难以忍受!

我在给张友渔老写他的回忆录《十年京兆》(张老曾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十年)时，曾问张老：“为什么老有整人的呢?”张老不加思索地脱口答道：“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张老在法学和政治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我很尊敬他。他的这种看法，既有他的理论根据，恐怕也与几十年来重人治轻法治的客观现实有关。

从历史与现实的实际看，“只要有政治就有整人”，也应看是什么政治。有人治政治，也有法治政治。一般说来，在法治社会里，虽说也有所谓整人，但由于有法的约束，其所谓的整人，大都表现为公开的透明的、用诉诸法律的手段进行的，尽管这当中难免也会有非理性的行为，即通常所说的“猫腻”，但总的说来，还是依法而整的多；不像在人治社会里常常看到的那样，由个别人的主观意志决定整这个或整那个，不管合不合法，对或不对，别人都不好说话，或不能说话。

总喜欢人家“听话”，不听就整，还认为这是政治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这对党和国家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有目共睹。争取人民民主，使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自由，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这是我们不能须臾忘却的目标。这个目标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但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标志，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与昌盛的保证，更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一基本方略，正是彻底根除用种种“畏我”手段树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对症良药。我们只有认真坚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治，整人立威这一可怕的梦魇，才会像杀人立威一样，成为永远的过去。从而我们也才可以说，我们在领导行为上，真正摆脱了封建主义的影响。

我们正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然而，要达到理想境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致中)

2000年第9期 元朝的反贪诗、反贪谣　作者：邱树森

元人笔下的反贪诗

掌握政权的蒙古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汉人受到种族歧视，有的甘愿隐居不仕，虽有少数士人跻身官僚阶层，大多数士人处于中下层，比较了解现实社会，不满贪官污吏，同情民间疾苦，因此多有反对贪赃的诗作。元朝进入中后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大量涌现。尹廷高、朱德润、胡祗眜、萨都刺、眝贤等人的诗尤其切中时病。

尹廷高的《车中作古乐府》，揭露“世上利名心未足”的贪官污吏，当了一阵官以后是怎样“人生富贵归故乡”的。诗中写道：

铃丁当，铃丁当，大车小车摆作行。

问渠捆载有何物?云是官满非经商。

蟠螭金函五色毯，钿螺椅小象牙床。

美人娇娇如海棠，面帘半染尘土黄。

迎门软脚闹亲旧，提擎酪瓮眣肥羊。

人生富贵归故乡，铃丁当，铃丁当，

老夫北行书满箱。

明明是为官一任，捞足了，捞够了，“富贵归故乡”了，却还要“婊子立牌坊”，让当地官民立一块“德政碑”，“留芳百世”。君不见当年桑哥当政，尽管贪赃所得可与国库相比，不也是立一块“王公辅政碑”?对此，诗人朱德润在《德政碑》一诗中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

德政碑，路傍立石高巍巍，

传是郡中贤太守，三年秩满人颂之。

刻石道旁纪德政，傍人见者或觑欷。

借问觑欷者谁子，云是西家镌石儿。

去年官差镌此石，官司督工限十日。

上户敛钱支半工，每年准备遭驱责。

城中书生无学俸，但得钱多作好颂。

岂知太守贤不贤，但喜豪民来馈送。

德政碑，磨不去，劝君改作桥梁柱。

乞与行人济不通，免使后来观者疑其故。

朱德润还在《官买田》这首诗中揭露仁宗延盇年间，官吏乘经理田粮之机，掠夺民间腴田。诗人在最后写道：

官买田，台不谏，省不言，

不知尧汤水旱日，曾课民粮几千石?

“台不谏，省不言”就是官官相护。尤其是作为地方监察机构的行御史台，如果失去了监察功能，就等于是摆设。

许多元代诗人的笔下揭露了酷吏的罪恶，胡祗眜写道：

人生莫作小民身，千种饥寒万苦辛。

逃屋银粮幸蠲免，不堪酷吏笔如神。

破屋逃亡人未还，征粮县帖下柴关。

恩威究竟谁为主?劝课农桑亦厚颜!

诗人顾瑛也写道：

官?粮，官?粮。

东吴之民日遑遑，去年今年来侍郎。

凛凛六月生秋霜，官钱未给先取将。

今朝十万上官仓，明朝十万就船装。

小斛较斛斗斛量，吏弊百出那可当。

输钱索物要酒浆，磨牙吮血如虎狼。

满身鞭癅成痍疮，郡侯视之泗滂滂。

忍使吾民罹厥殃，实欲止之无计张。

元朝官贪吏污，豪强不法，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哈刺鲁诗人眝贤、浙江诗人王冕、湖南茶陵诗人陈秦均有描述农民悲惨生活、官府地主剥削沉重的诗篇。如眝贤的《新堤谣》、《颖州老翁歌》、王冕的《江南民》、《江南妇》、《伤亭户》，陈泰的《集民谣二首》，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伤亭户》描写的是盐民在酷吏欺压下家破人亡的情景：

课额日以增，官吏日以酷。

不以公所干，惟务私所欲。

田园供给尽，鹾数屡不足。

前夜总催焉，昨日场胥督。

今朝分运米，鞭笞更残毒。

灶下无尺草，瓮中无粒粟。

旦夕不可度，去世亦可福。

夜永声语冷，幽咽向古木。

天明风启门，僵尸挂荒屋。

民歌中的反贪谣

元代民歌十分丰富多彩，流传至今的民歌多达一百多首。这些民歌如实地反映了元代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和社会的黑暗。

反贪歌谣是元代民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歌谣直接讽刺了贪官污吏。设立肃政廉访司本是世祖忽必烈加强监察和廉政的重要措施之一，但久而久之，廉访司的官员与地方上的贪官、豪强互相勾结，赃污狼藉。元末时台宪官也可论价购得，乘分巡的机会，大肆掠夺，各带库子检钞秤银，如同做生意一般，“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按照元朝的惯例，廉访司官员巡视州县时用金鼓迎送，其音节是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盗，也用金鼓，其音节是一声鼓一声锣，都有锣鼓开道。但在老百姓看来，号称清廉的廉访司官员与盗贼都是一路货，所以民谣唱道：

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

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伯颜是一个贪得无厌的权臣，不仅拥有一万多顷田地，而且有数不清的浮财。伯颜贬死后，朝廷籍没其家，数月清算不尽，米糠数房，烧饼至一房，民间有人题诗于壁云：

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

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私通，“数往太皇太后宫，或通宵不出”。京师里有民谣曰：

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

至正九年(1349年)，脱脱复相后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变更钞法，即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使至正交钞比中统交钞升值一倍，专置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计数”；又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钱通行，钱钞并用，并以钱来实钞。结果，“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二是贾鲁开河，即采用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的方案，自至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开工至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完工，疏浚黄陵岗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从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各决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然后堵塞白茅决口。工程进展是顺利的。总而言之，变钞与开河，前者失败，后者成功。但由于政府腐败，社会矛盾尖锐，黄河决口治与不治，成功与否，农民起义总要爆发。在老百姓看来，失去民心的政府，每干一件事都是坏事，因而把变钞开河与农民起义联系在一起是十分正常的。当时民间有诗嘲曰：

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

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又有《醉太平小令》一首：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民谣也是农民领袖用来动员群众的宣传工具。众所周知的“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民谣，就是韩山童、刘福通等农民领袖在大起义前在民间散布的。同年，徐州芝麻李起义于徐州，也散布“挖了石佛眼，当年木子反”的歌谣。

大起义爆发后，松江流行的一首歌谣极其形象地描绘了起义军占领松江时的情景：

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

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选自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

2000年第9期 李秀成百万家财和百万大军的烟销云散　作者：魏文华

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百万大军的统帅，但在他最后孤身逃亡时竟然戏剧性地成为“人为财死”的牺牲品，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感叹。

李秀成被俘后在为曾国藩写供状(即《自述》)时带着悔恨交加的心情，谈到他从天京突围出来独自逃到山中破庙因财而丧身的经过：“我命该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沙带捆带在身，不知此日如此心迷，到破庙休息，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欲宽身乘凉，不意民家寻到……，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家见利而争，带我这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那帮百姓云：‘你问我分此物，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此外别无。尔问我分此物，尔必获此头目’，云言该百姓带我，必有私忌，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查获，解送前来。”他的百万私财与百万大军两梦，就这样同时破灭了。

忠王财宝知多少

李秀成在广西加入太平军时只是一名兵，随军到天京。到1856年天京事变时虽然升为中级官衔的地官副丞相，但太平天国前期严禁官兵私藏金银珠宝，所以他在前期不会聚敛私财。从天京事变到1860年占领苏州以前，李秀成驻军在安徽相城、江苏浦口一带贫困的地方，行军战斗频繁，所辖的兵员不多，虽然他此时已被封侯、封王，但私财也不会聚敛很多。直到占领苏州后，李秀成的私财才急剧地膨胀起来。

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于李秀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到天京访问，从1861年3月至9月在天京住过半年，并在忠王府住过，与李秀成见过面。离开天京以后他发表《天京游记》(《太平天国》Ⅵ)一书，比较客观翔实地记述了他在天京的见闻。如受忠王兄弟李明成招待宴会的情景：“盛眞馔的盘子是磁制的，共九个，形如花瓣，彼此配合而成为一个玫瑰花形……席上筷子、叉、调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还在李明成的带领下参观忠王府内的宝藏，他在《天京游记》中记录着这次奇遇：“他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珍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几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各室内置有雕琢甚工的玉器及古铜器多件。吾友——王弟所自用之文具均有大价值，砚是玉制的，盛水的盂是由红石雕成的，笔是金制的，笔架乃是一块大红珊瑚，装在银座上，水晶和玉的押纸具多具，四散放在桌上。桌上又置有七个时钟，时间都不一致。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鞭子、扇子、蚊拍，其柄均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

富礼赐所记的忠王府珍贵器物，有的注明来自苏州(如九瓣玫瑰盘)，有的虽然没有注明出处，但也只有工艺发达的苏州才能生产出如此珍贵如此精美的金宝王冠、如意之类的宝器。所以，李秀成的私财积累，主要是从苏州开始的。当时昭王黄文英就说过：“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太平天国》Ⅱ858页)，这大约反映了李秀成占领苏州繁华地以后一心营私的基本情况。

李秀成究竟敛积了多少私财，撇开他在苏州和天京新建及旧的三座宏伟王府不计，就现金而言，从他在《自述》中提到的钱粮支出，除去其中难以分清公私的部分，仅就其中的六笔私财，仍然可以窥见其富有的程度：

(1)1863年他离开天京赴苏州时：“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妇女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2)苏州失守以后，李秀成回到天京。天京的事虽然由天王兄洪仁达提理，不归李秀成管，但在1863年秋，大约是天京臣民向这位著名的富豪起哄要救济，李秀成不得不为贫民“开造册者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二十元，米二担，俱到保堰领取。”

(3)发过了银、米以后，还有人闹，李秀成“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米谷，发放城内穷人。自辖之官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家内母亲以及妇女首饰概变为军资。”(见《自述》)

(4)李秀成的朋友松王陈德风因为阴谋叛变投敌而被捕，由李秀成出面营救时“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自述》)

(5)李秀成的妻舅宋永祺偷到南门外曾国荃大营，接洽献城投降，事情泄露被捕后，也由李秀成托补王莫仕葵营救，用去了一笔为数不少的银两。

(6)即本文开头所提，李秀成带在身上因而被俘丧命的那一带绉纱包裹的珍宝，其价值更是难以估计了。

以上六笔中有具体数目的三笔，少则千两以上，多则十几万两(元)。最后那笔落难丧身的珍宝价值连城，但也只是他在天京沦陷仓促突围时抓到的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难以随身携带的财物则连同王府一起落入湘军手中了，换了主人。

李秀成的动产如此惊人，他的不动产尤其可观。他在天京有两座忠王府。与天京新忠王府兴建的同时，在苏州又另建一座远远超过天京忠王府的豪华忠王府。苏州沦陷后，李鸿章进驻这座忠王府时竟惊叹为“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这些王府内究竟贮存着多少珍宝金银，谁也无法计算得清楚，但从英国人富礼赐参观天京旧忠王府宝库时所见到的无价之宝，再从曾国荃揭露李鸿章从苏州忠王府论斤卖锡器一次卖了20多万斤，就可以看到李秀成宝藏的丰富，说其拥有“百万家财”实非虚估。

靠私兵聚敛掠夺私财

李秀成占领苏州以后发了大财，而掳聚这些财物主要是靠他手下的兵丁掠取豪夺，因此除了自己占有外，还要拿出一部分财物用以养兵。他拥有的兵力在占领苏州以前不会超过万人，如他在《自述》中说，他在进苏州两个半月前，从天京奇袭杭州时，兵力只有六七千之众。”从杭州返回天京到苏州时：“自李文炳、何信义献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得其部众五六万人。”兵力增加了七八倍。随即利用苏州地区的财富继续招兵，数量更大。半年后他到江西湖北招兵，临行前点派苏州留守部队交给部将陈坤书时已有十万之众，李秀成自己也要带几万人，合计他在苏州已有一二十万人。其后1861年6月在湖北将“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同年8月他从湖北撤退到江西河口时，遇见一支从广西脱离翼王石达开回归天朝的百战精兵，又收“得其二十余万”，以上一年时间，他在苏州、湖北、江西三地即扩军七十余万人，其后当然还会继续招兵。所以四年后李秀成被俘写“自述”时自言他“部辖百余万众”，这当是真实的。

这百余万大军汇集在苏、浙狭窄地区，军费浩大，可想而知。而军费来源只能向百姓加征赋税、掠取财物。这些财物除一部分用以养兵外，大量的还是用来兴建李秀成的新王府、新官舍，供他个人敛聚私财，挥霍享受。甚至连兴建王府官舍的工役也来自军工。

英国人富礼赐在李秀成占领苏州10个月后到天京参观访问时，用对比的手法，记述他从现场看到的天王府与忠王府两处建设工地的情景。他写道：“天宫工程只完成其一半，全宫面积将倍于现在，但在那里做工的兵工只寥寥十余人，究未知其何时方竣工也。”他又观看了天王洪秀全的几个王兄王弟的王府，规模和陈设都无法与宏伟的忠王府比拟。李秀成曾当面向他夸耀新忠王府为天王府以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富礼赐还由王弟引导他去参观正在建造中的忠王新邸。他描述此处王府说：“此真是宏伟的工程，其大仅亚广州之总督衙门一筹耳。工人千余方在此工作，有些造上盖，有些雕工刻石，又有数人站在一旁拿着藤鞭在手，凡有懒惰者即鞭之。工程大部已完，全府气象即如一间中国大衙门，栋梁崇伟，雕刻精致。我问：‘工人得工资多少?’王弟答：‘你们英国人给工资雇人做工，我们太平军知识多些(意谓工人皆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也)，我们天朝是不是很伟大呢?’……”(《天京游记》)

富礼赐记录中透露的信息是，从天王府到忠王府，都在使用军人作“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所以手握兵权的李秀成能够派出多于天王府百倍的兵力建筑新王府，能够在占领苏州不到一年即建成“太平天国中最佳最美的建筑物”，与天王府的寥寥十余工兵对比，可知李秀成拥兵私用，而不把天王府放在眼里。

苏州那座规模更大的“神仙窟宅”般的忠王府，最初使用三千人，后来有增有减，大部分使用的也是不付工资的“军工”。几千人从1860年太平军占领苏州到1863年底苏州失陷，“工尚未峻，城已破矣”。上行下效，可以想见苏、浙地区有记载有遗迹的许多王府官舍，当年该使用多少“不付工资之强迫工役”的军工、又会耗费多少物资财富呵。

不听军令拥兵自重

李秀成从进入苏州以后，就拒不服从天朝的军令，开始拥兵自重。本来太平天国为争取列强中立，始终执行“东守西攻北伐”的战略，未曾向上海进军。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以后，李秀成为谋求上海的关税，不顾天王所颁到苏州为止的诏令，贸然进军上海，从而招致了列强以保护租界为借口而发动的武装干涉。后来遵王赖文光在他写的《赖文光自述》中指责李秀成，说：“……忠王李秀成者，不知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大义，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李秀成把百万大军视为私有，不许任何人调动他的一兵一卒。他在《自述》中直率地向曾国藩表白：“我在天朝时用文盖印者，无我亲书密号，其将不从。”提到天朝为统一军权所作的军事改革，他说：“营称天营，兵称御林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对天王调他赴援天京上游门户的几次严诏，李秀成再三抗拒不肯遵行，还自鸣得意地说他“管主从与不从”、“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

太平天国后期的战略重点，是迎战从上游大举攻扑安庆威胁天京的曾国藩湘军，对此天朝曾有五次具体的战略部署，都因李秀成的逆命而流产。

这五次战略部署是：

第一次是1860年5月太平军破清军江南大营以后，天王洪秀全命令太平军乘胜追击到常州、苏州，限一个月肃清残敌后回师到上游安庆，集中兵力消灭湘军。可是太平军6月2日占领苏州完成了追歼残敌的任务后，陈玉成立即领兵到皖北奋战安庆城下，而李秀成则把天王严诏置之脑后，自行越过苏州进军上海，开辟了与列强苦战不胜又难以脱身的第二战场，使太平军由天京解围后取得的战略主动陷入致命的东西两面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主战场安庆方面，过去陈、李合军曾经几次击退过敌军对安庆的进犯和围困，这一次只有从苏州赶来的陈玉成孤军奋战，使曾国藩得以乘太平军陈、李分军的机会，完成了对安庆的战略包围；

第二次援皖是1860年11月前后，天朝命李秀成与杨辅清沿长江南岸向西攻取九江，切断湘军围攻安庆的后路，与奋战在安庆前线的英王陈玉成呼应，击退或消灭湘军。这是五个月前第一次援皖行动流产以后实行的补救措施，仍然有成功的可能。但李、杨联军攻到湖口城东，九江业已在望的时候，李秀成因为谋求浙江，突然撤军东走，影响到杨辅清势孤力单无法再进，迂回援皖的进军计划又一次流产。

因李秀成退军行动匆促，连乘虚突袭曾国藩大营活捉曾国藩的机会也放过了。据说当李秀成领兵经过皖南祁门附近的洋栈岭时，设在祁门的湘军曾国藩大营一片混乱，文武幕僚纷纷逃亡，祁门异常空虚。曾国藩也写好遗书，准备一死。可是李秀成却率部匆匆过境，驰经浙江常山过年去了。曾国藩侥幸得以逃生，这一险局在清军中曾传为笑谈，为曾国藩的一大耻辱。

第三次援皖行动，是在1861年初，安庆保卫战已到最后决战关头。而李秀成从浙江嘉兴到苏州准备到湖北招兵，此时天王严诏命领兵赴上游，支援安庆，但李秀成不从，仍坚持出师江西、湖北。天王盛怒。后经朝臣从中周旋，天王又作出了李秀成等从江西三路上湖北南岸，英王陈玉成一路出湖北北岸，四路迂回进取武汉，逼湘军从安庆撤退的决策。这一战略部署显然是为了迁就李秀成上江西湖北招兵而作出来的，但仍然不失为一个颇有气魄并为湘军所惧怕的釜底抽薪战略。如果认真实施，还是有可能击败湘军救出安庆，从而稳定天京上游局势的。可惜又因为李秀成迷恋江浙而功败垂成。

这一次大迂回的战略决策，英王陈玉成是很认真执行的。他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从安徽翻越过大别山，于1861年3月18日占领了距汉口东一百七十里的重镇黄州，准备接应南岸的李秀成会师武汉。而李秀成则因为在江西一路招兵，迟了两个多月于6月才到达湖北境内。而他到湖北后，即不攻武昌，又不渡江增援安庆，仍然是只顾招兵。

李秀成进入湖北境内时，极大地震动了清军。守备力量异常空虚的湖北省会武昌城内，官吏逃亡，百姓骚动，随时有城陷易帜的可能。在安庆前线督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带病驰返武昌坐镇，并准备随时把围攻安庆的湘军全部调回湖北固守武昌这一根本之地。但出乎湘军将帅的预料，李秀成于6月15日兵至武昌境内并未攻城，而在招齐了三十多万新兵以后，突于7月9日又全部退出湖北，对这一惊心动魄的戏剧性事件，湘军方面直到天京沦陷审讯李秀成时还心有余悸。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记有他审问李秀成时的一段对话：“余(指赵烈文。下同)又问：‘十一年(即1861年)秋，尔兵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皖围撤矣，一闻鲍帅至，不战而退，何耶?’曰(指李秀成。下同)‘兵不足也。’余曰：‘汝兵随处皆是，何云不足?’又曰：‘时得苏州，而无杭州，犹鸟无翼，故归图之’……”(《赵烈文日记》)当时李秀成就是用从湖北、江西招来的兵，尤其是从广西转战回来的翼王旧部20余万精兵，如潮涌东进般去占取浙江全境。

曾国藩当时身任节制安徽、江西、浙江、江苏四省军政大权的钦差大臣，清朝政府和苏浙官绅同声呼吁他领兵东进救援江苏、浙江，但他坚持主攻方向毫不动摇。他认识到安庆战事是与太平军决战的主要矛盾，不但不派兵赴援苏、浙，而且连江西、皖南一带的精兵如主力鲍超等部，也从江西一带调往皖北安庆前线，他自己也把大营从皖南祁门调到安庆附近的水师船上。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救安庆，是1861年，在曾国藩从江南岸调兵到江北，他自己亲临安庆前线，集中兵力对安庆发动最后总攻击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英王陈玉成眼看到安庆保卫战已经到了最后的决战关头，他亲自驰返天京向天王禀陈安庆决战胜负将直接关系到天国的安危兴亡，请求紧急派兵增援。天王首先想到拥兵大户李秀成，派朝中重臣千王洪仁眡赶赴浙江向李秀成求援，却不料遭到刚从湖北、江西招得五六十万精兵的李秀成的拒绝。据洪仁眡三年后被俘写的《自述》回忆到这件事时，他说，当时李秀成说：“天朝有了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洪仁眡当即反驳李秀成：“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江南，……况江之北，河之南，自古称为中州渔米之地，前数年所恃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浙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殿下之言，非吾所敢闻也。”(《洪仁眡自述》)而李秀成仍一味搪塞，一心进军浙江，坚决不肯派兵救援安庆。结果当李秀成挥其百万雄师如潮涌入浙江的时候，皖北安庆城下陈玉成军血战经年业已精疲力竭。

第五即最后一次拒绝赴援皖北，是英王陈玉成在安庆战后率领残部退守庐州，为天京保守这一最后屏障，从1861年8月坚守到1862年5月，牵制住攻克安庆的湘军，使湘军在这九个月中迟迟不敢进攻天京。在这关系天国大局的战役中，李秀成只顾取杭州、战上海，而不派一兵一卒去增援庐州，以致庐州失守，陈玉成牺牲。在庐州失守17天后，曾国荃即率领湘军水陆进抵天京城下。

到了天京又一次陷入包围，李秀成才惊恐起来，赶紧调动兵力救援天京城。以前天京曾经有两次解围战，但那两次(1856、1860年)反包围战都有陈玉成参加指挥，得以取得消灭敌军为天京解围的大胜。这一次救援天京之战，由于失去了陈玉成的组织指挥，李秀成虽然在曾国荃的湘军刚到天京三个月，立足未稳并且疫病流行的情况下，率领60万大军投入战斗，但大战45天后，终未能赶走仅有2万人的湘军。此时太平军已军心涣散，诸王以衣单缺粮为借口纷纷离散，解围战以失败告终。

李秀成未能解天京之围，两个月后他又率领20多万大军渡江“扫北”，希图收复皖北失去的地方，但到六安而兵败退回时，兵员已损失了百分之八九十，想远离帝国主义洋枪队而从沿海转到内地的梦想也落了空。到这时，李秀成才看到迷恋苏浙坐视陈玉成苦战皖北而不救援的错误，他的百万大军已经分崩离析各奔前程去了。

由于百万大军统帅李秀成“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向天王闹独立分裂，拥兵自重和敛聚私财的结果，以致他的部下离心叛变，尤其是他的亲信大将纳王郜永宽裹挟李部嫡系精兵十余万人把苏州完整地奉献给李鸿章，最终彻底搞垮了李秀成。李秀成在吃过曾国藩的临别赐宴后，说了几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两手空空地走向人生终点，赫赫威风的百万大军统帅与百万家财富豪，最终也只落得财空、兵空、命丧，这大约是他当初绝没有料到的。

(责任编辑方徨)

2000年第10期 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　作者：章学新　谢景星

1988年阳春4月，百花盛开。开放改革大业在中华大地阔步奋进。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云集北京。这是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我国最高权力机关进行第三次换届的盛会。

在七届人大的第一次会议上，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郑重向代表们推荐：国家主席是荣誉职务，应该由革命的元老担任。杨尚昆同志是革命的元老，他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代表们投票通过。于是，杨尚昆的名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继毛泽东、刘少奇、李先念之后第四任国家主席载入史册。

资深的革命家

杨尚昆于1907年出生，1925年19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春转为共产党员，离家乡四川进入上海大学。这时，国共合作的北伐大军已经接近上海，罗亦农在筹备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在华界南市一个僻静的仓库里，杨尚昆参加了训练起义工人的工作。这年，正逢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11月他被党组织选派前去学习。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希贤)都是他的学长。

1931年2月，他和张闻天乔装改扮，返回上海时，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正以武力“围剿”由朱毛红军开创的江西苏区。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留在上海坚持斗争，杨尚昆也在刀光剑影的上海，从事工人运动。

1933年春，杨尚昆进入中央苏区，先是在中央局宣传部编辑《红色中华》报和《斗争》杂志，从这时开始，他走近毛泽东。

杨尚昆第一次会见毛泽东是在江西苏区。

1933年春，在青松掩映的叶坪村一个祠堂里，《红色中华》报编辑杨尚昆前来访问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毛泽东得知这个后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过四年马列主义时，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杨尚昆回答：“四川。”“你们四川有位杨癚公你知道吗?”“他是我四哥。”

杨癚公是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首任书记，1926年底，他和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委曾在川西的顺庆、沪州发动起义，坚守泸州40天，事为国民党右派所忌，不幸失败。这是南昌起义的前奏。1927年3月，蒋介石开始在南昌屠杀工农领袖时，四川军阀刘湘遥相呼应，在重庆制造了“三三一”惨案，以割舌、挖眼、断手的野蛮手段杀害了杨癚公。在当时党的地方领导人中，杨癚公是第一个遇难的烈士，因此，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千世界，天涯陌路，但革命者之间又显得非常贴近，没料到六年以后，坐在毛泽东面前的竟是杨癚公的胞弟。杨癚公是杨尚昆走社会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杨癚公生前自励的话：“人生如马掌铁，磨灭方休”，也成了杨尚昆继承先烈遗志的座右铭。

毛泽东当时政治上处于逆境。临时中央进入苏区后，大权独揽，只让他管苏维埃政府的日常事务，所以杨尚昆访问毛泽东后给《红色中华》写的两篇社论，一篇是《加紧防疫卫生运动》，另一篇是《关于夏耕运动》。

彭德怀引导他认识毛泽东

1933年6月，杨尚昆调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年底又去主力红军第三军团任政治委员，军团长是著名的战将彭德怀；随后杨又在党的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后补委员。杨尚昆所以被委以如此重任，无疑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受王明影响，政治上“排他”的结果。从“莫斯科回来”的杨尚昆虽受临时中央负责人的重用，但他一见到赫赫有名的彭德怀，便开宗明义实话实说：“我带兵打仗是外行，到苏区的时间也很短，希望你多帮助。”

彭德怀长杨尚昆9岁。彭和杨：一个是自幼当过牧童、堤工的寒门子弟，一个是川东“名门望族”的勇敢叛逆；一个是出身行伍、久经沙场的战将，一个是出洋归来而缺乏实践的留学生；一个在战斗中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深有感受，一个对中国革命道路“知之甚浅”；一个意志坚强，性格倔犟，一个涵厚随和，外柔内刚。但是，彼此没有私心，没有偏见，却有一颗共同的为革命的赤心，在客观事实面前，恰能刚柔相济，长短互补。杨尚昆说：“我和彭老总经常促膝谈心，彼此毫无芥蒂。”

杨尚昆真正认识毛泽东，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到长征的战斗实践中，彭德怀则是引导他认识毛泽东的益友。

杨尚昆到三军团后，第一仗打的是福建的沙县。

1934年初，蒋介石准备以百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时，临时中央不顾红军的实力，竟然提出要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分兵作战”，命令彭、杨率三军团远离江西苏区入闽攻打沙县。彭德怀不同意分兵远征的错误决策，但无奈，只好从战术上补救。沙县驻有国民党军两个团的兵力，城坚兵骄，傲气十足。彭德怀硬是把地道挖到坚城底下，将炸药装进棺材里，埋进坑道，不但炸开城墙，强攻告捷，而且缴获颇丰。杨尚昆当然高兴，但是，彭德怀却深沉地对他说：“个别胜仗不能解决战略上分兵攻坚的错误，它将造成全局的被动。”

杨尚昆当时没有理解彭德怀的意思。但是，通过三溪圩的反击战和广昌保卫战，他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

这时，敌军已从北线和东线逼近中央苏区，采用的是陆空配合，步步为营的战术。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和新来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下车伊始就说：“游击战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以“碉堡对碉堡”，“短促突击”，与强敌决战。所谓“短促突击”，就是在敌军主力的碉堡之间打一下，把他们“挤”出碉堡加以消灭。在广昌附近的三溪圩反击战中，红军集中了三万兵力，在敌军的碉堡缝里钻来钻去，因为没有重炮，怎么也“挤”不出敌人，枪弹只有消耗，没有缴获补充。眼看着战士们前赴后继，一个碉堡一个碉堡地争夺，彭德怀、杨尚昆联名向中革军委发电报：“敌堡坚固，如继续强攻，不仅消耗兵力，而且丧失战机。”

广昌是赣南的一个小县，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县治所在地没有坚固的城墙，易攻难守。敌军11个师分两路筑堡推进。博古和李德集中了几乎全部红军，并且亲自上阵指挥，连战十天，也不得不且战且退。彭德怀不顾个人得失，再次向博古和李德进言：按照红军的条件和现在的打法，不可能固守广昌。李德不以为然，说指挥员的意志和信念是决定一切的。杨尚昆则建议大家一起视察广昌的地形，再定作战方案，刚愎自用的李德竟然说：“欧洲的城市保卫战，多数不靠高而且坚的城堡。”命令他们立即用土木修筑半永久性的碉堡工事，坚守阵地。彭德怀按捺不住地说：“就算有了较为巩固的野战工事，也经不住敌军的轰炸和炮击。如果这样固守，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一万三千人将遭覆灭，广昌也就失守了。”

为了缓和僵局，杨尚昆和参谋长邓萍共同商定了一个决战防御的方案：派一个加强连，守备在工事内吸引敌人，主力隐蔽集结于广昌西南五公里的山上，控制制高点，待敌军攻我守备阵地时，主力从敌侧后发起突然袭击。李德和博古勉强同意，并下了最后命令说：正面守备的不得少于一个营。

4月27日，敌人出动三四十架飞机，一个炮兵旅开路，一次推进一、二千米，构筑好野战工事后，再前进一步，敌军此起彼伏、波浪式地推进，红军战士被炮火封锁得难于机动。

我正面守备的加强营，被敌人的火力压得喘不过气来，几次突围受挫，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第二天广昌陷落了。

当天晚上，率直的彭德怀面对李德和博古说：“五次战争以来，我们没打过一次好仗，这是司令部指挥的错误。”彭德怀越说越激动，甚至有些急不择言：“这次战斗，三军团要是全听了你们的话，多兵堆集广昌，全完了!红军奋战七八年，才打出这块根据地，容易吗?可在你们指挥下，丧师失地，损兵折将，你们至今还不认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广昌失守后，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江西苏区长征。彭德怀心情沉重地和杨尚昆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蒋介石五十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三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一一将敌军粉碎。这一次，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强很多，可是落得这么个结果……”彭德怀的回顾和慨叹是对杨尚昆认识毛泽东的启迪。

10月17日，红军在既不甘心而又无奈中撤离中央苏区。

兵贵神速。尤其是必要的转移，只有轻装快捷，才能摆脱追敌，争取主动。临时中央的长征却是“搬家”，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两个纵队五千多人，带着坛坛罐罐，前由主力红军一、三两个军团开道，两侧护卫和殿后的是其余红军，浩浩荡荡，一天的路程至少要走两天，使能征善战的红军，像是抬着两顶“轿子”的轿夫，跑不快，跳不动，在敌军围追堵截下，失去机动能力。

11月底，红军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后，由江西进入湘南，到了湘江边。这时蒋介石摸清了红军西渡湘江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调集了40万兵力，在湘江西岸布下了口袋阵，企图利用天堑全歼红军。27日、彭杨率红三军团占领了湘江渡口，架起了浮桥，全力抵挡住合围拢来的湘军、桂军和蒋军，但是中央纵队还在80里以外的文市。于是，坚守渡口的红军，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地面敌人的猛烈炮火下，前赴后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阵地，湘江两岸出现了一场鏖战。到12月1日，中央纵队安全渡过湘江时，8万多红军损失了5万多；三军团的实力伤失一半，第六师已不成建制，担任掩护的十八团，完成任务后大部壮烈牺牲……

湘江之战的悲剧，使广大红军官兵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指挥完全丧失了信心，军心所向，纷纷要求毛泽东出来指挥，恢复红军的作战传统，具有历史转捩意义的遵义会议应运而召开。

李德曾说：“这里的事情还是要依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他根本不懂得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实践，而不是书本教条和宗派观念，也根本没有料到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而对错误的军事路线反戈一击的是“莫斯科回来的”王稼祥和张闻天。如果说，王稼祥和张闻天是在行军过程中在毛泽东启发和影响下觉醒的，那么，杨尚昆则是在火线上一系列的挫败中，经彭德怀的开导而觉悟的。所以，在遵义会议上，他以亲历的事实批判了这条以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为特征的错误军事路线。遵义会议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

在毛泽东指挥下奋战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统率在川黔边的三万多红军，面对50万敌军，避强打弱，机动灵活，在运动中伺机击敌，演出了一曲四渡赤水的壮歌。在这场战斗中，彭、杨积极贯彻毛泽东和军委的战略意图，从战场实际出发，及时提出合理建议，上下齐心，军心振奋。

按照遵义会议的决定，红军原来准备从黔北渡长江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即命三军团攻占重要渡口土城。军委估计土城守敌是川军的四个团，不料一打响，敌军火力出乎意料的猛，侦察的结果，是三个旅共九个团。彭、杨立即向军委建议“脱离此敌，转向新的地区前进。”当晚，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亲临前沿观察，接受了彭、杨的建议，漏夜下令全军西渡赤水河，向川南的古蔺地区转进，改从宜宾附近继续渡江，这就是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中，部队落伍较多，亟待整编。这时大量的敌军被吸引到川南，为了摆脱追敌，军委命令全军掉头东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红三军团改编后奉命向遵义以北的桐梓进军。在进军途中，彭、杨发现守备黔北门户娄山关的只有黔军的三个团，立即抓住战机报告军委：“拟以迅速动作歼此敌。”当天深夜23时，军委下令“坚决消灭娄山关黔敌，乘胜夺取遵义城”，并授权“全军统归彭、杨指挥”。翌日上午10时，红三军攻占娄山关，守敌仓惶向遵义南逃。时春雨绵绵，红军沿着盘山公路，以凌厉之势乘胜追击，再占遵义。这时，蒋军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渡乌江北上，孤军驰援遵义，被红一、三两军团从两边一夹，一举歼灭其大半。

遵义之战，在彭、杨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三日内击溃蒋军两个师、黔军8个团，俘敌2000，缴枪1000以上。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重占遵义后，在重庆督战的蒋介石判断：红军入川不成，“必向东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便采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的战术，企图歼灭红军于巴黔大道地区。毛泽东当机立断，三渡赤水，一举把50万敌军像牵牛一般从赤水河东牵向河西，星夜赶筑碉堡，企图在古蔺地区和红军决战。岂料红军“出敌不意，折西向东”，在敌军的碉堡还没有筑成时，闪电式地四渡赤水。五天之内，红军在高强度的运动中，把敌军甩在河西，开始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下一步，是如何快速地扩大机动，摆脱追敌。彭、杨为此向前敌指挥部第三次提出建议。这就是转向敌兵力空虚的“东南之乌江流域”。前敌指挥部再次接受建议，授命彭、杨指挥红一、三军团迅速向南渡乌江前进。

时逢雨纷纷的清明时节，天空乌云密布，能见度很低，敌机无法侦察，一时摸不清红军去向。当红军的先头部队奇迹般地出现在乌江畔时，南岸守江的敌一个营，手足无措。在风雨呼啸中，红军先头部队乘竹筏夜渡乌江。第二天，大军分三路架设浮桥过了江，直逼贵阳，竟然出敌不意在贵阳城外贴出了红三军团的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

贵阳城里只有两个团守备，蒋介石心惊肉跳，一面调整部署，力阻红军向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一面急从云南调三个旅前来增援。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当即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命红军向贵阳东北急进，迷惑敌人。当蒋军忙于部署兵力防堵红军东进时，前敌司令部命令主力红军从贵阳东南的龙里折向西南方向，大踏步向广顺、长顺西进。一时，敌我双方背向进军，成为蒋介石瞎指挥的一则笑话。彭、杨立即抓住战机向前敌指挥部建议：野战军应迅速向西渡过北盘江，“袭取”黔滇咽喉的平彝、盘县，使敌封锁困难；入滇以后，“改推进为急进”，红军“机动区域更大”。这是为前敌司令部采纳的彭、杨第四次建议，它对于中央红军跳出敌军的围追堵载，实现北渡金沙江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5月4日，中央红军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终于摆脱了追敌，凭着一双铁脚板，保存了自己，磨练了自己，不啻如虎添翼。

从此在杨尚昆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跟着毛泽东就是胜利。

大是大非不含糊

过金沙江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路北上。6月中翻越海拔4900多米、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在懋功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

红军过大渡河时，蒋介石命令刘湘利用天堑歼灭红军，重演太平天国石达开的历史悲剧；但是，红军不是太平军。令人遗憾的是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庆祝会师的热情尚未消散，张国焘的分裂野心却给红军内部带来一场政治风波。杨尚昆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在斗争中紧随着毛的步伐。

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是1935年5月初撤离四川的通南巴，北上和中央红军靠拢的，一个多月内，走的路、打的仗都不多，所以军容整齐，全军号称10万人，实际战斗人员是8万多人。杨尚昆说：“在党中央心目中，这支队伍是党的财富，但是，张却把它当作个人的资本。在他眼里，幸存的二万多中央红军是‘兵不像兵，马不像马’，所以他拥兵自重，后来甚至说：谁有军队，谁最强，谁领导。

6月底，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同志拥护毛泽东的战略方针：集中兵力北上，先打初到松潘的胡宗南部队，占取甘南，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这是发展革命的方针。张国焘却消极避战，坚持在川康地区休生养息。所以他对会议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阳奉阴违，消极抵制。

会后，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首先向甘南进军。7月初，从驻地懋功出发，一周内接连翻越雪峰连绵的梦笔、长板山、打鼓山、仑德山等四座雪山，到达黑水县的芦花。张国焘却按兵不动。直到7月中，经党中央电催，才来到芦花。这时，松潘战役的时机已被延误，张却毫不在意，反而热衷于争权，一方面以“提拔新干部”为由，要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安排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一方面，则对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拉拉扯扯。

有一天，张国焘请杨尚昆“叙旧”。早在莫斯科时，张是中共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杨就认识张。回上海后，两人又在全国总工会共事，张任党团书记，杨是宣传部长，对外以表兄弟名义相掩护。在杨的心目中，张好摆老资格，听不得意见。两军会师后，在两河口时，张曾设宴招待彭德怀，说：“三军团一路上打得好苦，18000多人，只剩下二三千；我准备给你们补四个团。”后来，又派秘书送来二百块光洋，说是为彭德怀“解决困难”。彭说：我个人没有困难，若是解决部队的困难，这点钱太少，不要。事后，彭德怀对杨尚昆说：“张国焘把我当什么人看了!这是军阀收买人心的那一套，我还不清楚吗?!”所以，张请杨“叙旧”，杨是有所警惕的。

杨尚昆说：他一见到我，就说“老杨呀!你是个文才，现在投笔从戎了，耍枪杆子了，辛苦辛苦”。席间，张言不由衷，说话吞吞吐吐。杨尚昆意识到，如果触及战略方针问题，张国焘必然会跳起来，弄得不欢而散，不如说东道西，各找各的话题，应付一下。

为了团结四方面军北上，8月初，政治局重申北上方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并将周恩来的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让给四方面军的陈昌浩，红军分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当有的同志对张国焘一再要挟中央忍无可忍时，毛泽东告诫说：斗争是需要的，但目前不适宜，应用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正是在这个时候，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忽然找杨谈话：

“尚昆，你和陈昌浩不是中山大学的同学吗!”

杨尚昆说：“那时我是党支部委员，他是共青团支部委员。”

“你在江西时是总政治部副主任，你到总政治部去名正言顺。”毛泽东胸有成竹：“你们又有老关系，有利于团结。”

毛泽东还特地关照杨尚昆说：“你到那里去，要当‘牛皮糖’，不要当‘玻璃’。”他解释道：“‘玻璃’一碰就碎，‘牛皮糖，拉不断，扯不折。总而言之要把团结搞好，不要一碰就破。”

杨尚昆心领神会。他带了原总政治部的100多干部，包括秘书长萧向荣等，到陈昌浩那里去报到，随右路军一起过草地。到潘州时，他和陈昌浩部住在一个村子里，尽管陈昌浩不大答理他，他却奉命在那里当“牛皮糖”。

右路军走出草地后，驻在潘州附近的班佑、巴西和包座一带，等候张国焘率左路军到来。但是张硬是借故拖延，一会儿说噶曲河涨水，部队过不来，一会儿又提出要南下到四川去，令人十分焦急。这时，周恩来患肝脓疡，在三军团司令部养病。一天，杨尚昆去探视周，回潘州途中遇到了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他们见了杨，离鞍下马。毛说，张国焘不肯北上，反而要中央和右路军一起南下。我们只好单独北上。明天拂晓行动。你快回去和叶剑英、李维汉同志联系。

这时，叶剑英在前敌司令部任参谋长，见了杨尚昆就说：张国焘来电报，命令右路军全部南下，“彻底开展斗争”，看来是起了歹心，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央通知一方面军单独北上。他要杨以割青稞筹备粮食南下的名义，把总政治部的人带出来，向三军团驻地集中。最后叮嘱杨说：“凌晨两点钟，在村外的水磨坊会面，切勿走漏风声。”

这天子夜，月色昏暗，星光依稀，总政“筹粮”的队伍出动后，杨尚昆按约定的时间只身离开驻地，走向村外的小磨房。他们不带行李，不带警卫员，不骑马，只有叶剑英提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甘肃省的军用地图，毕竟参谋长想得周到。

夜气如磐。杨尚昆等走了七八里光景，忽听得身后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三人便闪身到道旁，只见十多个骑兵，挥着马鞭飞奔过来，对三个“光杆司令”没引起注意。他们继续赶路，走到一个藏民的寨子前，晨曦中，只见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向他们招手。毛泽东高兴地说：“你们出来了，好得很，我们正为你们担心哩!”

在火药气味浓郁的气氛中，杨尚昆等跟随毛泽东，脱离了险境。后来才知道，张国焘已向四方面军布置了警戒，诬蔑一方面军是“逃兵”。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深明大义，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关键时刻得免于兵戎相见。

9月12日，北上的红一方面军到了甘肃迭县的俄界村，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7000多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任政委，彭德怀为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王稼祥、杨尚昆为政治部的正副主任。这是一方面军规模最小的历史关头，但却是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先锋，担负着实现中央战略方针的重任。

一年以后，张国焘南下失败，不得不北上，实现一、二、四三方面红军的大会合在西北建立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杨尚昆说：“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没有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以后解决西安事变，和蒋介石谈判以及抗日民族解放战线，我党就没有物质基础，起不了那么大的政治作用。”

甘作“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如果说，从1945秋，杨尚昆在延安从李富春手里接过中央办公厅的工作重担算起，到1965年冬离开这个岗位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整整干了20年。

20年，杨尚昆在贴近毛泽东的岗位上，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感受。

1947年，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和山东解放区时，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任弼时一起继续留在陕北，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转战，拖住胡宗南的23万兵力，杨尚昆则和叶剑英一起，在黄河东岸的山西临汾县三交镇主持后方委员会工作，为马背上的中央发挥后勤保障和参谋作用。陕北战场上在青化砭、羊马河、幡龙镇三战告捷后，毛泽东指挥刘、邓大军，中间突破，南下经中原，把战争由内线转到外线，由防御转入进攻。杨尚昆在靖边小河村的羊圈旁第一次听毛泽东说：“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6年算起，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向西柏坡进发，过三交镇时，对杨尚昆等人说：“同蒋介石打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五年也。前30个月，我们‘爬坡’，‘到顶’，也就是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有的时候不用打仗，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客观事实完全证实了毛的科学预言。八个月后，辽沈、淮海两大战役胜利后，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在军事威慑和政治争取之下，傅作义将军宣布起义，兵不血刃，使举世闻名的古都北平回到人民手中。杨尚昆在日记中言出肺腑地写道：“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这种合乎国情而又使革命加速胜利的办法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共产党员，亲眼看见中国革命一步步地照毛主席规定的进程，走向全国胜利，实在值得兴奋，值得为自己庆幸。”

二十年，在革命事业迅猛发展的岁月里，一个干部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踏实工作，没有三心二意，没有见异思迁，这是难得的。杨尚昆甘心在党的中枢，在毛泽东身边做一块“磨灭方休”的“马掌铁”。

在西柏坡时期，任弼时病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的“大管家”，杨尚昆是周恩来的助手，每天晚上，周主持“大办公”会议，把中央各部的头头找到一起，传达书记处和毛泽东的指示，许多要务，由杨尚昆组织实施。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居于执政地位，中央办公厅是党中央的心脏，战线越来越长。中央办公厅六处三室，秘书、警卫、机要、行政、档案乃至特别会计室，联系着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千头万绪；不分内务外事，不论昼夜节假，凡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有所指示，办公厅立即运作。杨尚昆兢兢业业，言行谨慎，不敢一刻懈怠，他诙谐地说：“打麻将不是有张叫‘听用’的牌吗!办公厅的工作好比是‘听用’，什么需要就干什么。”“有些工作，虽有主管的职能部门，有时办公厅也得参与”。比如：外事工作，国务院有外交部，党中央有联络部，但是，和当时的苏共中央联系，在杨的办公室里有一条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热线；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主席几次出访，办公厅都要成立安全保卫的专门班子，调度力量，内外配合，连他们乘座的飞机航班都要过问，保证万无一失；1962年调整经济计划，压缩城市人口，书记处决定成立精简小组，由杨尚昆任组长，两年半内，城市人口压减2600多万，缓解了暂时经济困难；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按说有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内务部，但书记处决定由杨担任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1956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杨尚昆是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他密切配合邓工作。在他的岗位上有大量的具体事，但都不是“小”事。

逆境中相忍为党

没有料到，1965年10月，祸起红墙，杨尚昆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中南海。

自1962年以来，毛泽东形成一种错觉：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党政军文各单位“相当的一个多数”，领导权已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1965年10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各大区书记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一场“史无前例”的悲剧性运动，已经是箭在弦上了。10月28日，杨尚昆奉命送走在庐山会议上被错误定为反党分子的彭德怀去四川出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亲自向彭表示：庐山的那件事真理可能在彭那边。杨尚昆对彭的复出心里很高兴。他没有想到，一周以后，中央通知免去杨的中办主任职务，到下面去工作两三年；由汪东兴接任中办主任。到地方去工作，是杨早有的愿望，但如此突然不免令他纳闷。三天后，杨移交完工作，上书毛泽东，请求谈一次话。第二天，11月10日，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毛说：

“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回答，毛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年。”毛泽东亲切的问话，使杨感到他对干部的关怀和期望。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主要是了解地方党政机关是不是按照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来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有没有互相打架的情况。我知道有些地方打架得很厉害。”

谈话的气氛使人感到是一次正常的调动工作。可就在这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文章后来被“四人帮”称为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檄文”。一时举国上下政治上惴惴不安，大有乌云压城之势。

杨尚昆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向周恩来辞行。他怀着焦虑的心情问道：“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周恩来是深知杨尚昆的，但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的政治形势下，他难以预料今后还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浓眉深锁，两眼盯着杨尚昆，默默无语。然后无奈地说：“不至于如此，你放心!”

12月10日，杨尚昆怀着对自己政治生命的迷惘感和完成毛泽东嘱托的使命感，登上了京广列车。这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上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杨抵达广州后不久，即看到中央通知，罗瑞卿被撤掉了书记处书记、常委秘书长和公安部长等职务。“罪名”是“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杨尚昆进一步陷入迷惘和困惑。12月30日，中央又发出通知，任命杨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离开了中南海的杨尚昆不知该作如何理解?

半年以后，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中央文革小组”出台，对所谓“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进行“专案审查”。5月22日，中央通知：“停止”杨尚昆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免除”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改任中共广东省肇庆地委书记。在“彭陆罗杨反党集团”中，杨尚昆是惟一被任命新职务的成员。

接到降职通知的第二天，杨发电报请求，“恳请中央考虑，调换一个工作地区，无论东北、西北、华北的基层都可以”。28日，中央同意杨改去山西，任临汾地委书记。5月30日，他离开广州，到山西临汾去“上任”。杨尚昆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逐步升温的，毛主席撤了我的职，还允许我革命，11月10日那次谈话，给我布置调研任务也是诚恳的，和以后‘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不同的。”

以后的做法，就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运动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7月3日，杨尚昆被宣布“监护审查”。从此他与外界包括家属失去一切联系。中南海里呢?从5月下旬开始横扫一切，到7月23日，中办领导不顾事实地在报告中写道：“中央办公厅为杨把持了20年，他一直干着反对主席、反对中央的罪恶活动”；又诬陷杨“包庇怀人，招降纳叛，培植了一批反党帮凶和爪牙，”在颠倒黑白罗织罪名下，原中办的核心领导和骨干14人被诬陷为“反党分子”揪斗，1454名干部中被立案审查者达238人，随着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被“炮打”，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所谓“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杨尚昆从山西被“揪”回北京。

整整九年里，他接受群众批斗，写不完的“交代”，作不完的“检查”。他相忍为党，等待着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盼望着切合实际的“审查”结论。随着林彪折戟沉沙，江青等被毛泽东宣布为“四人帮”，1973年，邓小平复出，接替重疴缠身的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国的政治气候如雪后初霁。抓全面整顿，立竿见影，使他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1975年2月，杨尚昆被解除“监护”，6月，去山西临汾。6月下旬，“四人帮”控制的“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向他宣布所谓“阴谋反党”等的“结论”，并提出“清除出党”的处分。杨尚昆忍无可忍了。7月18日，上书毛泽东。信中驳斥“专案委员会”的“结论”：“把我说成自从参加革命起，就是阴谋反党的。这不合事实。”他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可惜，从1975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的健康逐渐恶化，他已经没有时间解决“文革”以来大量存在的冤假错案，在“还是安定团结好”的愿望下，把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当作一份政治遗产，留给后人去评说和处理。杨尚昆的上书，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东方既白，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拂去了历史的尘埃，还杨尚昆以“革命元老”的本来面目。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0期 出奇制胜的“旋风”司令韩先楚　作者：张正隆

1946年5月，位于沈(阳)安(东——今丹东)铁路中点的小镇通远堡，在一阵紧似一阵的潮润的南风中，吐出些微绿意。

镇内一户高墙大院的堂屋里，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正在主持会议。

这天清晨，毛泽东从延安发来急电，要南满部队集中兵力，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展开进攻，将进攻北满的敌人拉回南满。肖华立即从安东赶来四纵，召集纵队领导研究如何行动。

纵队领导坐在炕沿或炕上，屋子里弥漫着呛鼻的关东烟味。

有人开口了：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还能打大中城市?

有人说：派一两个团，去沈阳或别的什么地方，放一阵枪回来就算了。

坐在炕沿上的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下地走到挂在墙上的地图前看了起来。

1946年5月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冀东、山东八路军，苏北新四军，还有冀中、陕北部队和一些党政干部，陆续出关进入东北。东北人民本来就不大了解八路军、共产党，再加上进入东北的同为共产党的一些苏联红军纪律很坏，使东北人愈发“想中央，盼中央” 。我到东北的部队原以为可以接收大批日军武器装备，因此许多主力部队只带少量武器，有的甚至徒手，来了才发现并不尽然。当时，黑土地已经雪花飘飘了，我军还穿着单衣，因无根据地，补给无着，连吃饭都成问题。而国民党到东北的几个军，大都是远征缅甸的精锐之师，他们齐装满员，美械装备，后勤补给畅通，夺占山海关后逼压我军。我军从四平撤退后，国民党一直追到松花江边。东北局已经准备放弃哈尔宾，继续北撤。毛泽东发来急电，明令不得放弃哈尔滨，同时指示南满我军发起攻击，将北满之敌拉回南满。

有人说的连几个“窝棚”都打不下来，指的是不久前的沙岭战斗。四纵三个旅加一个炮团，围打新六军的一个团，打了3天3夜没打下来，却伤亡2000多人。

韩先楚是沙岭战斗当天到四纵就职的。纵队有主官，还有辽东军区的首长，他一个副职不好说什么，况且战斗已经打上了。四纵是山东部队，抗日战争，他是晋冀鲁豫的第三分区司令。他刚从抗大来这里，属“外来户”，又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就听着看着，在心里琢磨着。现在，他不能不说话了。

他认为南满这一仗必须打。他说，一些仗能不能打，并不是以能否打赢来决定的。有些仗即便连战连捷，也是不能打的。因可能惊动了敌人，暴露了战略意图，或是分散了兵力，局部的胜利造成全局的被动、失败。但眼下是东北的战略全局要求你必须打这一仗，无论有多大困难，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打，因敌人正倾其全力进攻北满，东北我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都在北满，必须策应、保护他们，把敌人拉回来，减轻他们的压力。你不打，苟安于一时，待敌人把北满收拾完了再回过头来，你也完了。

促使韩先楚下决心的首要因素，就是这一仗在战略全局上的地位。随着职务的提升，不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使他的胸襟和视野，超越局限而纵横全局。

韩先楚认为：现在根本不是研究打不打的问题，而是要研究打哪儿，怎么打。他用手指点着军用地图上的“鞍山”，又向下一划，定在“海城”上。他说：“毛主席让我们在中长路南端选择有战略意义的一两个大中城市，我认为就应该在这两个地方动刀子。”

他接着说道：从客观上看，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北满，南满空虚，兵力分散，正是我们用兵的时机。大家知道，六十军是云南龙云的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与老蒋有矛盾，日本投降后老蒋又把龙云抓了起来。这些因素对我们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能打好。

有人沉思，有人点头，也有人摇头。

肖华道：“我看这一仗就由你来指挥吧。”

韩先楚道：“纵队司令调军区工作了，第一副司令还在休养，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肖华说：“好，你就带四个团去打一仗。”

韩先楚感到惊谔：四个团打什么仗啊!

肖华有些为难：十二师正在沈安线上与敌对峙，大打也只能是十师和十一师。

韩先楚说：最少也得两个师，再加上炮团。

肖华沉思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十师、十一师、炮团，还有辽南军分区两个独立团，都给你，大打!”

部队冒雨出发了。

鞍山、海城、大石桥，敌人一八四师三个团沿着中长路上的这三个点一线摆开。得知四纵行动，敌师长潘朔端判断是要攻取大石桥，就将注意力投向那里。韩先楚很快得到这个情报，将计就计，将辽南独立团留在那里，作出要攻打大石桥的样子，自己率领主力直扑鞍山。

十师是四纵主力，下属二十九团更是主力中的主力。在团长杨忠基的率领下，很快拿下城外制高点神社山，又尾追溃逃之敌打进市内，一鼓作气攻下敌五五一团指挥所驻地伪市公署大楼。还在外围的二十八团急了，团长胡润生红了眼睛，要组织敢死队，被韩先楚制止了。

见副司令来了，大家就焦急地等着他出点子、拿主意。谁知他却下令暂缓攻击，然后坐在那里，挺有耐性地审讯起俘虏来了。

韩先楚估计，这仗下来，我军伤亡当在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他的既定方针是，哪怕伤亡过半，部队打残了，只要能够达到战役目的，就是成功。打着打着，一个问号在他脑子里闪了出来：能不能迫使这个一八四师放下武器，甚至投诚、起义?

我军进入东北后迅速膨胀起来的一些部队，有些改编、收编的伪军警部队，经不起打，有的战斗打响了一触即溃，有的听说国民党来了就散了、垮了，有的干脆就哗变反了水。四平撤退后，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作战科副科长，都带着文件投敌了。就连捉到的俘虏，一个个也梗着脖子叫号，说你们只会偷偷摸摸搞我们，这算什么本事?有本事咱们拉开架式打一场试试?实实在在，这时敌对双方脱离自己队伍的人，我军比敌人多得多。而眼下又正是南北满我军开小差逃亡的高峰期，也是敌人最嚣张、狂傲的时候。可韩先楚却在这当口打起这个注意，岂不是异想天开吗?

比之国民党到东北的其他主力，这个一八四师装备、战斗力是差的，我军装备则更差，可作风勇猛顽强，战斗力就成倍增大。这个一八四师差的就是股顽强劲儿。他认为不应简单、笼统地将此视为一般敌人的共性，而是要重视其特殊背景中的个性。他觉得一个高明的指挥员就是要窥准对手的死穴，巧施重拳，才能获取出人意料的成功。

审问了几个俘虏，那滇地口音实在难懂，只能听出个大概：都说抗战胜利了，本想复员建国，也没想到还要打仗，他们不想打仗，更不想到东北来打仗；说国民党对滇军控制很严，他们还是从家信中得知龙云被老蒋抓起来了；都说老蒋没安好心，把他们赶到东北是利用共产党消灭异己，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韩先楚觉得有门儿。他立即下令加强政治攻势，开展战场喊话；同时从俘虏中选了个40多岁的司务长，向他说明我军政策，让他回去相机把队伍拉过来，投降、投诚、起义都行。不到一个小时，这个司务长就带着连长，把守在前面桥头的一个连领过来了。

韩先楚眼前一下子敞亮起来，马上召集会议，说明还是要猛打狠打，往死里打，打到一定火候，就要展开政治攻势，用攻心战术使其放弃抵抗。兵书上讲“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否则，你一味往死里打，他就会也跟你往死里打，打光了算，这种打法不划算。

韩先楚不失时机地派人进去谈判。一个马营长率部放下武器，拿着韩先楚写给一八四师师长的一封信，去海城交给了潘朔端。

战役初打时，潘朔端已惶惶不安，杜聿明明令他坚守到一人一枪。眼下鞍山已失，海城城破，枪炮声越来越近，从那玉皇山上飞来的炮弹，一发发不紧不慢就在这师部四周爆炸，发发都像落在他心上。

韩先楚的那封信潘仔细读了，他承认信中所述都是事实。令他不解的倒是这些共产党将军，特别是这个韩先楚。战役刚发起，就打他个措手不及，然后丝丝入扣，步步紧逼。

他不知道那炮是韩先楚让那样打的，但他能体悟出个中的韵味。于是那一发发炮弹就像一个个问号，在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炸响着：投降?投诚?起义?还是为老蒋殉葬，将一八四师的云南子弟抛扔在黑土地，成为孤魂野鬼?

他选择了起义。

当杜聿明从北满调来的援军急火火赶到南满时，潘朔端已率一八四师师部和五五二团2700余人起义，早随着四纵转移了。

鞍海战役的大捷直接影响了东北国共两党棋盘上的走势。

韩先楚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把一些人不想打、也不敢打，即使打了也是一场不负责任的滑头仗，决战决胜地打了个满堂彩!

一八四师被歼，国民党调整部署，决定首先扫荡南满，稳固后方，再向北满进犯。9月，杜聿明调集八个师10余万人，从沈阳地区出发，分左中右三路向南压来。韩先楚接到辽东军区命令，立即率队驰奔新开岭歼敌。

拂晓赶到十一师指挥所，这里已激战了三天三夜，部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师长蔡正国板着脸告诉韩先楚：刚接到纵队指挥所电话，要我们停止战斗，准备撤退。

撤退?为什么?韩先楚愣了一下，随即赶到纵队指挥所。

胡奇才司令告诉他：面前这个二十五师，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全部美械装备。抗战时期远征印度，参加打通印缅公路战役，以敢于承担艰险任务、善于迂回包围著称，号称“千里驹”。这个师近万人。而四纵算上还在路上的十师，只有16万人，装备又不如敌人。还是照毛主席的老办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韩先楚听罢，急急地说：敌变我变，兵力不足，这里地形却十分有利，可以弥补。司令员，这是千载难逢的打歼灭战的好地方，你这地形和战机抓得太好了。机不可失，这一仗一定能打好!

韩先楚又说：十一师的同志不同意撤退，十二师什么意见?胡奇才道：十二师正向敌人侧后运动，可能还没到达指定位置，没接到通知。韩先楚道：十二师没接到通知会吃亏的，那就更不能走了。韩建议成立一个前线指挥所，司令、政委留在基本指挥所，自已到前面指挥作战。四纵政委彭嘉庆，赞同韩先楚的意见。胡奇才咬咬牙：打!

黄埔4期毕业的国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一个50多岁的老资格军人，根本就没把面前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一路挥军紧追四纵到新开岭，连两边的村庄都不搜索。在沈阳坐镇的杜聿明，发现“千里驹”进入的是个死地，立即下令北路、南路、西路的一九五师、二师和新六军二十二师，分头开进新开岭护卫。

大凡骄横者都是有点本钱的。“千里驹”马不停蹄，到了就打，看准老爷岭是个要点，很快将其拿下。

新开岭周围起伏的群山间不断的枪炮声，因雨雪雾障而显得沉闷、滞重。敌攻我守，我攻敌守，双方搅杀在一起，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老爷岭下一处山凹里，几块褥单、包袱皮用铁丝缝联起来，四角扯开绑在半空中树干上，下面一台日式军用电话，周围几个参谋，这就是四纵前线指挥所了。

韩先楚站在指挥所前，右手拿着望远镜观察老爷岭，他咬牙切齿地说：“拿不下老爷岭，我韩先楚不做人!”

胡奇才打电话来了：老韩，你马上回来一趟，咱们商量一下。

商量什么?韩先楚觉出有点不对劲儿：司令员，我已经看过地形，马上要去警卫营，让他们从十师和十一师中间插过去，配合二十八团从侧面发起攻击，争取今天晚上拿下老爷岭。

傍晚，政委彭嘉庆又打来电话，要他回去参加党委扩大会。鞍海战役是一鼓作气，新开岭打得一波三折。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对于战国初期杰出军事家吴起的这句话，在座的纵队党委扩大会成员在此刻应是体味到的。

中等个头，长得很壮实的胡奇才，神态十分严峻：如果不能尽快吃掉二十五师，三面援敌上来，我们将陷于被动。大家要认真考虑考虑，我们是打下去，还是撤出去。是打，是撤，都要快，要争取时间。

胡奇才是员虎将，向以勇猛顽强、敢打硬仗著称。辽沈战役中塔山阻击战，林彪、罗荣桓指名要他到塔山村前线坐镇指挥。有他在那儿，你就往死里打拼命仗去吧，谁也休想后退一步。而新开岭战役能够全歼这个全美械装备的二十五师，首先就在于他决心硬，有眼力，善抓战机，将这个“千里驹”引入了死地。

韩先楚开门见山：我不同意撤。

他说：现在战场成胶着状态，双方咬在一起，想撤，一些部队、伤员也撤不出来。那个上来的新二十二师虽然离我们只有15公里，但我们还可以阻击迟滞它一天时间，这期间战场主动权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困难很大，敌人的困难也很大，就看谁能咬紧牙、咬到底，谁就能把对手顶倒、吃掉!

他把目光对准党委书记：我认为是时候了，我们应该孤注一掷，把全部力量都投进去。

有人赞同，更多的人则是反对，有人甚至认为现在根本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撤不撤的问题。打了3天3夜，老爷岭连攻九次未拿下，部队伤亡三分之一，再打下去也是白打，晚了怕是想走都来不及了。

一个极力主张撤退的团长，说伤亡太大，全团就剩几百人了。韩先楚立即顶回去：不对，你至少还有千把人。

后来有人问他你去看过吗?他说没有。那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从那枪炮声中，就能知道他还有多少人。”

这是山脚下的一幢草房，东北农家常见的南北大炕上，坐着参加党委扩大会的近20个人，显得有些挤。随着映红窗纸的一声轰响，吊在墙上的煤油灯的火苗就忽闪一下。争论激烈时，外面世界的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沉寂下来，谁点支烟，火柴哧啦一声，就好像要把室内的空气点燃了。

一场争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攻击老爷岭的战斗。

有人说，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说，打仗打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打个决心。

据说，在主撤派占了上风，眼看着就要形成决议时，韩先楚吼了起来：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来!

韩先楚的光火，使得党委书记和纵队司令都改变了决心。

最后形成的决议是：将纵队预备队三十团也拉上去，集中全部炮兵，全力攻击老爷岭，打到明天上午12点再打不下来，立即撤退。

一夜未合眼，韩先楚只觉得秒针咔咔地跑得太快，恨不能将时针拨回几圈。

很巧，40辆马车拉着炮弹赶到了。韩先楚长长地呼出口气，顿觉一颗心落到了实处。

韩先楚来到炮兵阵地，亲自与纵队炮团团长王一平和辽东军区炮团团长刘奠亚，组织步炮协同。他要求炮兵一律向前移动，各门火炮要拉到距敌主阵地500米至1000米内，进行直接瞄准射击。又通知各师山炮营，将一部分山炮分解开，搬上前沿阵地，距敌200米以内抵近射击，给步兵当手榴弹用。

夜暗中，炮团向前开进了，三十团向老爷岭侧后两翼运动了。二十八团团长胡润生、政委张继璜，还把全团机关干部、炊事员，还有轮训队的学员，编成一个突击队。团长任队长，政委当指导员，关键时刻亲自率队冲锋。

拂晓时分，攻击开始了。

老爷岭下的炮声与老爷岭上的爆炸声，分不出点儿，硝烟弥漫中，只见上面碉堡的砖石和敌人尸体，不断被抛向空中。就在炮兵转移射向，开始轰击老爷岭北侧山坡上敌人二梯队援兵后不久，我军已从三面攻上老爷岭主峰。炮火随即又转向黄家堡子二十五师指挥所，一辆辆汽车、装甲车、辎重车在雪地上燃起熊熊大火。

韩先楚看表，还不到8点。

为了实现其“先南后北”战略，3月下旬，杜聿明重又调集重兵，向我临江根据地压来。辽东军区决定由三纵司令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韩先楚，组成前方临时指挥部，统一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迎击来犯之敌。

曾克林看中的是敌暂编二十师，把它作为首攻对象。

暂编二十师是云南部队，装备、战斗力一般，位于外翼侧，从外翼侧一步一步打下去，较为稳妥有利。

韩先楚盯住的却是最突出的敌八十九师。

这个师为蒋介石嫡系主力，全美械装备，战力很强。但他们不熟悉南满地形，不了解我南满部队的战斗作风。且一路轻敌冒进，我军正可利用这一弱点，诱敌深入，将其全歼。

曾克林对这位四纵副司令员深怀敬意。可眼下他不去拣软的捏，挑弱的打，却要硬碰硬，这不是太冒险了吗?

双方言辞都不激烈，但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那言来语去碰出火星子。

这时，四纵作战科长肖剑飞，在韩先楚耳边参谋了一句：别争了，是否把两种方案都报告辽东军区，请军区首长定夺吧。

肖剑飞，认定军区会同意韩先楚的方案，却未想到陈云、肖劲光签名的复电中，还写着这样一行字：“由韩先楚统一指挥三、四纵作战。”

应该说，在韩先楚的方案只有他自己一票赞同的情况下，人们只是在无条件地执行军区的命令。现在，这位让人一时间还不知称其为“指挥”还是“总指挥”的四纵副司令，又提出要在白天发起总攻，即便听过作战方案、部署后开了心窍的人，也不免顿生疑窦了。过去都是夜间攻击，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是我军的老战法，他却反其道而行之。本来就是硬碰硬了，这下子敌人不就更硬了吗?这是打的哪门子仗呀?

韩先楚道：如果八师二十三团和十师二十九团诱敌成功，那么，4月3日早晨，敌人就仍将处于麻痹状态向三源浦行进中。这样，敌无工事可守，可以打它个措手不及，迅速、大量歼灭敌人。而且这一带地形复杂，土地爷是我们的朋友，便于我军隐蔽埋伏，近战歼敌。

他在一个多小时的作战会议部署中，突出强调两个字：“示弱。”

他指着墙上地图上八十九师的位置：要诱使他再前进一步，只准使用轻武器，六○炮以上火器一律不准开火。转移阵地时，要显得混乱些，以显示我军是地方部队或游击队。一句话，要顺着敌人的嚣张狂傲、藐视我军的心理，不断地示弱、示弱、再示弱，让这头蠢牛按着我们的节拍跳舞。

果然，一路追来的八十九师，越追就越趾高气扬，师长万宅仁甚至嘲笑起他的同行：都说南满共军厉害，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到底是他们厉害，还是你们都是熊蛋!

刹那间，寂静的雪野卷起猛烈的旋风。先是子弹、手榴弹、六○炮弹泼水般地泻来，榴弹炮弹炸起烟尘雪柱搅暗了半边天。接着就是四下里狂潮般扑涌过来的人海，嘹亮的号音伴着雷鸣般的杀声，山呼海啸，摇天撼地。

万宅仁算是最早见识了“旋风部队”的国民党将军了。

10小时结束战斗，全歼国民党一个加强师，并俘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孝堂以下7500余人。这场战斗，就是史称的第四次临江保卫战。

1947年9月下旬，四纵副司令韩先楚调任三纵司令。

此时，东北解放军发起秋季攻势，东总要求三纵歼灭开原县的一一六师。

政委罗舜初主持研讨作战方案。

罗舜初指着地图：大家看到了，这个师在开原威远堡、西丰，距沈阳不到200公里，又骑在铁路、公路线上，又是机械化装备，交通便利，沈阳敌人说到就到了。这次作战，上级没有给我们配属打援的部队，一切都靠自己料理。所以，我认为应该集中全纵兵力，首先打击、歼灭西丰之敌。

罗舜初来三纵之前，是辽东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自然是韩先楚的上级。罗舜初长期做军事工作，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军事上有一套。而且三纵干部大都是他从山东带来的，在鲁中指挥部队打了许多好仗，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未等讲完，许多人表态，认为这是个稳妥、可行的方案。

罗舜初望着坐在长条凳子上的韩先楚说：“下面，请韩司令讲讲。”韩先楚开口就是：我不同意罗政委的意见。

他说：“东总”发动秋季攻势的作战意图，就是趁敌人主力西调辽西之际，在中长路上大量消灭敌人。“东总”对我们三纵的指示也很明确，就是要吃掉这个一一六师，所以我们制定作战方案的目标也只能是这个。那么，怎样才能吃掉它呢?

他站了起来，将手中抽了半截的香烟扔掉，手指地图：我的设想是，先来它个长距离奔袭，用“掏心”战术直扑威远堡的一一六师师部……

这个方案也太出人意料，太大胆、太冒险了，不能不让人想到那个“万一”了。与会的师以上干部和司令部的科长们出于对老首长的尊敬、信赖，甚至忠诚，一些人使大劲也只能是个不吱声。

一阵难耐的沉默后，八师副师长杨树元站了出来说：“韩司令这个“掏心”战术好，大胆，出奇，胜利大，伤亡小，我举双手赞成!”

韩先楚只高兴了一会儿，就莫名其妙地发现杨树元的发言，反倒使他更不利了。原来，杨树元是冀东来的，打仗是员虎将，有人却认为他马虎、冒失，不稳当。结果，一些稳重的人也就更加稳重起来，认为韩先楚的方案欠稳重了。

韩先楚有些急，指着面前七师政委的鼻子点起将来：“李伯秋同志，你是什么意见?说出来嘛!”

李伯秋还真就赞同韩先楚的方案：“掏心战术是个奇思妙想，高招绝招，敌人是想不到的。但有一条，必须速战速决，未等援兵上来，就要结束战斗。”

没有比在苦战中受到火力支持更让人激动、兴奋的了。韩先楚趁热打铁，又点了七师师长邓岳的名字。他对三纵的干部情况不大了解，但他认为邓岳肯定会站到他一边。邓岳是湖北麻城人，都是鄂东老乡，红四方面军的，彼此比较了解。两人又在延安抗大学习、工作两年，而且七师是主力，说话自然有分量。

邓岳却迎头泼来一盆凉水：开原、威远堡一带还有五十三军两个师，会那么容易就让我们插进去?就是插进去了，被敌人缠住了又怎么办?弄不好，就是送上门去让人家掏心了。

争来论去，赞同他的只有两票。

逢上这种方案之争，通常是应由司令员进行决断的。所以身为副司令时，他必须全力阻截，据理力争，以使正确的决心能够得以贯彻、执行。现在他已成了司令，若在别的场合，他可以说一句“我是司令，军事、作战由我负责。”可眼下是党委扩大会，是要少数服从多数的，何况他还是一个上任不到3天的司令。怎么办?争来论去，最后惟一的办法还是老办法，将两个方案同时上报，请“东总”裁决。

第二天下午，署名“林罗刘”的复电到了：“按先楚案实施战斗。”

9月29日，各师团开始向攻击和阻援地域运动。未出发即下雨，秋雨阴凉，道路湿滑。

经一天半夜强行军100公里，第二天拂晓前，陆续进入指定位置。

侦察科长郑需凡带个骑兵班，从前边侦察回来，半路上碰见韩先楚。见司令身边就作战科长和几个参谋、警卫员，郑科长批评韩先楚：“离大部队这么远，身边连个警卫排都没有，您的胆也大得太出格了!”

韩先楚不理会说，咱们找个能看到威远堡的地方。一行20多人就爬上距威远堡一公里多远的东山。

夜暗中，七师前卫二十团和纵队炮团，陆续从山下通过，对面的威远堡鸦雀无声。

天色逐渐亮了，在轮廓越来越清晰的镇子里，突然响起一阵起床号。

在起床号中醒来的一一六师师长刘润川，听到枪炮声和报告后，第一个反应是共军是从哪里来的呀，我是不是还未睡醒，还在梦中呀?第一个动作是给三十师、一三零师发报求救，第二个动作是给西丰、莲花街的三四六团、三四八团下令，让它们立即赶来救援师部。当这两个团与其说是遵从他的命令，倒不如说是按照韩先楚的意志，乖乖地进入三纵打援部队的伏击地域时，他也到了只有落荒而逃的份上了。

最后一个动作，是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他蹲在一片待割的高粱地里，哆哆嗦嗦地举起双手。

在威远堡战后总结时，罗舜初说：韩司令用兵，不拘一格，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大家都要好好向他学习。

从鞍海战役到威远堡战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东北局、东北民主联军，南满分局、辽东军区，不断地给韩先楚率领的部队以通电表彰。

国民党也不吝啬褒赞。威远堡战斗后，一些国民党军队敬畏地称三纵为“旋风部队”。（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0年第10期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上）　作者：纪希晨

编者按：本文真实生动地记叙了中共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

作者是党的老新闻工作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他不仅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还曾亲自访问过领导指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他们讲述的亲身经历，有许多鲜为人知。

本文选自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一书中的一章，该章原题为《十月春雷》。现在这个题目为本刊编辑所加，看来虽直白了一些，独立发表却较引人注目。全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连载，特此敬告读者。

最后的岁月

健康情况一直较好的毛泽东，曾以矫健的体魄，乘风破浪，横渡万里长江。

但是从1971年“九一三”发生林彪叛逃事件以后，他的身体就日渐走下坡路了。林彪，这个被写在中国共产党党章上的接班人，“最最亲密的战友”的驾机逃亡，给毛泽东以极大的精神创伤。

这次事件的打击如此沉重，即使像毛泽东这样身经百战，饱经沧桑，扭转了历史巨轮的伟人，也是难以承受的。尽管他仍然一如既往地批阅文件、主持会议，听取报告；像往昔一样的在宽大空旷的厅堂里踱步，从窗口凝望云天，远远注目着中南海的风光，但是总难以压抑内心的痛苦和烦恼。他两天两夜不曾睡觉，不停地在房间的地毯上踱步……

他感到孤独了，他常常躺进长沙发里，点燃一支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手捧着头，望着烟头上的一丝青烟，陷入长时间的思考……

1971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患过一次重病，经过医生全力抢救脱险，但是他的身体一直没有复原，一双脚浮肿得很厉害。原先的鞋不能穿了，身边的人员只好赶制了两双大拖鞋，让毛泽东散步时穿。

由于受健康情况的限制，他只能在中南海住地的“游泳池”，被人搀扶着往来散步。他走过一段草地，沐浴着温柔的阳光，倚在栏杆上，迎着水波荡漾的湖面，从郁郁葱葱的树林间，眺望着远处的红墙。

1972年1月6日，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长期坚持战斗的陈毅元帅，患癌症逝世了。

8日，毛泽东亲自在病床上签发了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他清楚记得召开追悼会的时间与地点。因之，10日下午3时，午睡过后，他准时地缓缓从病床上坐起身，摸索着穿上拖鞋，只穿一件睡衣，便急匆匆地走出卧室，他对进来的工作人员说：

“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

身边同志急忙给他加了一件大衣，就急匆匆地扶他进了汽车。这天，严寒封冻着大地，刮着黄风的天空，变得混沌沌的。路旁被北风吹卷的落叶，发出萧萧飒飒的响声，象是在哭泣。

周恩来总理一听到毛主席要参加陈毅追悼会，立刻通知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去开会，他并且立即坐进大红旗车，加速追赶毛泽东的汽车，提前到达八宝山。在灵堂的休息室内，周恩来总理临时为毛主席调来十多只电炉。尽管如此，休息室里仍然很冷，顶不住寒冷的吹袭。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他看见陈毅夫人张茜进来，握住她的手，无限深情地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嘛，陈毅同志是个好同志。”

西哈努克亲王来了。毛泽东坦率地向他谈了林彪事件。

“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逃跑摔死了。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毛泽东移动一下身体，面向在座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切地说：

“林彪是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么不可以?又是公开的。”

说到这里，他抬起右手，歉意地指着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同志，责怪地说：

“当时你们为什么不找我谈谈呢?”

在场的几位老帅，一个也没有说话，他们相互望了望，不自然地笑着，在心底里默默地说：那时候连面都难见上，哪还能说上话呵!

一阵哀乐响起，毛泽东被张茜搀扶着走进灵堂，工作人员在他那件银灰色的大衣袖上，缠上一道宽宽的黑纱。

周恩来站在摆满花圈挽联的灵堂中央，沉重地致悼词。他读着不足600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几乎读不下去。全场一片呜咽声、抽泣声。当毛泽东在灵堂陈毅骨灰盒前深深地三鞠躬时，全场呜咽之声，再次响彻瓦屋。

毛泽东因为身着睡衣参加追悼会，天寒受凉，回来就感冒了。连续几天发高烧，引起气管炎、肺炎、心脏病。肺气肿又复发了。据医生说，毛泽东的左肺上有三个大的空泡，呼吸困难，他常常只能借助美国赠送的呼吸器呼吸，几次急救中出现了虚脱的危险症状。

病中的会谈

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开始了。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他刚到北京两小时，就在中南海那间陈设简单、朴素的房间里，开始了举世注目的中美首脑会谈。

当时，毛泽东脸部、手部浮肿，眼皮下涌起几道皱纹。两只脚浮肿得也很厉害，只在有人搀扶时才能艰难地移动脚步。周恩来总理原计划让他只会晤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的会谈，却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兴致勃勃，他风趣而幽默的谈话，给尼克松留下极深的印象。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座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来，他握住我的手约一分钟之久。

“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利索了。周恩来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在这次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会谈里，尼克松称赞：“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

可是毛泽东却谦虚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尼克松写道，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想象闪电一样敏捷。当他们谈到总统大选时，毛爽朗地笑着说：“上次选举时，我也投了你一票。”

“我喜欢右派，”毛开心地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会谈产生了震惊世界的《中美联合公报》。它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纪元——23年没有交往的两个国家，从此架起了友谊的桥梁。

在尼克松告辞的时候，毛泽东拖着脚步慢慢陪送尼克松走到门口。他对尼克松说，他身体不好。

尼克松说：“不过你气色很好。”

毛泽东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毛泽东长期被慢性肺炎折磨，心脏患病，1976年5月、6月、9月曾连续三次发生心肌梗塞。在他与死神搏斗期间，报刊广播的新闻里，却千篇一律的称呼毛泽东“红光满面、神彩奕奕”，隐瞒了真相，欺骗了公众。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89年10月5日上午9时，我在铁道部老干部局办公室访问了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她在主席逝世后，回到铁道部，分配做老干部工作。她修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大而明亮的眼睛，文静、大方、端庄的神态，给人以难忘的印象。

张玉凤出身工人家庭，14岁参加铁路工作，18岁在长沙专列上，开始在毛泽东身边从事机要保健工作。

张玉凤脸色苍白、憔悴。主席的逝世，精神的压力，流言蜚语的创伤，使她过早地显老了。当时她刚刚45岁，黑发里已露出丝丝白发了。她用手指按着自己的脸庞，一按一个坑。她说：“你看，我的脸上还有点肿!”

张玉凤的丈夫刘全生在铁道部门工作。他们有两个聪明、漂亮的女儿，都已上中学，一家四口过得很幸福。

张玉凤回忆说：“当时，‘文革’进入第四年，毛主席被无数‘万寿无疆’、‘神采奕奕’、‘满面红光’的颂词所神化，事实上他的健康状况并非如此，而被严格保密，不要说广大人民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很难知道。但他毕竟是76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平常又过分自信，不愿请医生看病。因而多种疾病逐渐缠身。从1970年开始，每到开春、冬日时节总要生病，患的是老年人最怕的大叶性肺炎，又因气管炎，昼夜咳嗽。有段时间，老人家已无法卧床，只能日夜坐在沙发上。繁重的日常护理工作大都落在我和一些服务员身上。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给老人家精神上的打击极大，健康情况越来越恶化。这年冬天，老人家曾经昏迷休克过一次……” < br>　　毛泽东说话口音不清，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惟有张玉凤能听懂毛主席的话。所以，张玉凤在主席接见外宾和中国同志时，总是担任不是翻译的“翻译”。

机要秘书张玉凤告诉笔者，在病中，毛泽东睡眠时间很少，醒来就躺在床上，或靠在沙发上，忙着批阅重要文件。1973年到1975年，他走路虽有困难，但肺气肿、心脏病却都有好转。

1975年到1976年初，毛泽东的肺心病加重了，不能起来，成了半瘫的老人。他不能进食，全靠医生给鼻饲。说话也很困难，说不清楚，但是可以用一只眼睛，看大字印刷的报纸。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有一次，对江青的一封信，是毛泽东躺在床上批的，有几个字都叠在一起了。眼睛的白内障病也日益严重起来，以致发展到双目失明。

眼睛失明给毛泽东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特别是象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都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全国的党政军大事，从全国各地向他涌来，文件堆在办公桌上。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文件、信件、报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为他朗读，遇有请示报告，有时靠主席口述，由秘书代写。

在毛泽东眼睛失明的近两年时间，他的日常生活，他的穿衣、吃饭、服药、走动，无一不要人照顾。机要秘书张玉凤更是日夜付出辛勤劳动。她那端庄美丽的姿态，温柔沉静的性格，落落大方的神采，乌黑含笑的眼睛，好学上进的精神，任劳任怨的作风，特别是她对主席无微不致的照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好感。张玉凤日夜为他一口口饮水、服药、吃饭连续达四年之久。

一次，主席一口痰吐不出来，医生不在身边，听到喉咙里咯咯地响，张玉凤立刻跪在床边，亲手为他掏痰，避免了危险。这表现了她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领袖的无比崇敬和热爱。

毛泽东在晚年，病多，心情又不好，容易发脾气。有一次，因为弄录音机的事，主席生气了，他对张玉凤说：“不高兴，你就给我滚!”

张玉凤脾气也很直。她二话没说，拿起小包就走了。回家后，心情很不平静，不愿见人，更不愿与人讲话。

后来，毛泽东又请她回中南海工作。毛泽东对她的评语是：“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发。”

1975年8月，唐由之医生非常成功地为毛泽东进行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恢复视力以后，他又不知疲倦地投入工作中。他不听医生、秘书的多次劝阻，不顾病弱的身体，躺在床上，一手举着书报，一手拿只放大镜看，一连几个小时阅读批示文件。有时，他实在太累了，无法工作了，便仰卧在床上，背后垫上枕头，暂时休息一下。

这时，他的手抖个不停。这双大而柔厚的手，过去曾指挥过千军万马，批示过千万文电，书写过亿万字的瀚海书林，如今却显现出条条青筋，连自己拿书和文件的能力也没有了。

毛泽东常常咳嗽不止。他每次带着极大的痛苦呼吸着，嘴唇抽搐地一张一合。他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了。有些日子，每天都吸氧气，听不清楚讲话，每餐只能吃一、二两饭。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相继逝世。这更加刺痛了毛泽东的心灵，刺伤了他的精神世界。

1976年1月8日，当他在病床上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他手捧报告，借助刚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一字一句地阅读着关于举行周恩来总理追悼会和有关悼词的请示报告。他让秘书递给他一支笔，在自己的名下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万语千言，毛泽东用这个圆圈寄托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深切的哀思，他的眼睛红了。他嘴唇痛苦地抽搐着，两行老泪顺着面颊流下，滴在胸前的睡衣上，他悲痛得泣不成声。

守在主席身边的机要秘书张玉凤看见主席如此悲痛，一边扶着他的肩膀，替他揩着眼泪，一边轻声向他请示：

“主席，你要不要去参加周总理追悼会?”

主席点点头，脸上现出凄凉和悲伤，闭着双眼，痛苦而吃力地拍拍腿，无力地说：

“我自己也走不动了!”

1976年5、6月间，毛泽东健康状况明显恶化。6月初，他突患心机梗塞，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一面积极抢救，一面把主席的病情开始向中央各部、各省市负责同志通报。后来，经过抢救转危为安了。

7月初，朱德委员长突然逝世。不到半年时间毛、周、朱并肩战斗近半个世纪的三位老战友痛失两位。老人家精神上很受刺激。他通常以诵诗读赋寄托自己寂寞悲凉的感情。

一天，他让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期著名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在床边给他连续朗读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就自己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的背诵：

“……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以何堪。”

1976年7月28日清晨的唐山大地震，对毛泽东又是一次重大震动。后来，当他得知地震中死亡24万人、伤16万多人的时候，毛泽东已成了半瘫痪的病人。为保护主席的安全，在强烈余震中将毛泽东由中南海游泳池，搬进附近新建的一座坚固的抗震力很强的“二○二”办公室。他在这座厦房内，虽然不能多讲话，但仍十分关切灾难的情况，亲自批阅有关地震灾情的报告。

8月28日，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生的女儿李敏来看望他。在问了李敏今年多大岁数以后，他紧紧握住女儿的手，泪水盈满了眼睛。他闭目沉思良久，准确地说出了李敏的出生年月。

毛泽东随着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变得极烦躁，他不愿多讲话，也不愿多见人，心情也很悲凉。他躺在病床上，眼睛直直望着宽敞的卧室，注视着窗帘缝里射进的阳光。有时，他像想起了什么事，轻轻地摇着头，低声地说着什么，情不自禁地流出眼泪。一天，张玉凤给毛主席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林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自己也跟着背诵起来，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

他常常独自饮泣，含泪背吟《史记·汲郑列传》的最后一句话：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一天，毛泽东用手势招呼张玉凤走近跟前。他要她准备笔墨纸张，亲自把这几句话，书赠给她，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别人展览的偶像!”

诀别和哀悼

毛泽东病重期间，一直住在中南海为他特别建造的二○二号房内。

1976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病榻上对守护在身边的四个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回顾自己的一生和往事时，曾这样感叹地说：“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

他接着说：“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打败了蒋介石，抗战八年，把日本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甚少，只有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要我及早把那个海岛(这是指台湾——引者)收回罢了。另一件事，你们也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对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的这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民主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的痛苦的命运，造福中华民族的千秋万代。

第二件事，他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经过许多曲折，并且造就“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巨大的错误。即是如此，历史也不会忘记，他在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为努力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从1976年6月起，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开始轮流在毛泽东身边值班。经常单人值班的，有毛泽东私人医生率领的医疗组，有党中央的两名副主席华国锋和王洪文，中央政治局委员张春桥和汪东兴。

毛泽东尽管病情日益严重，头脑却一直很清醒。直到他逝世前5小时，还在看书报文件。

毛泽东病危期间，江青却带着她的人马到大寨“蹲点”、“视察”。9月5日，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打电话催她回北京。9月7日下午，江青从她住的春藕斋赶来，一进门就对医疗组高声大嚷：“你们谁来报告情况?”接着就恶狠狠地对医疗组长李志绥说：“你们这是怎么治的?你们要负责任。”

华国锋走来劝说江青：“我们一直都在这里值班，医疗组的同志们尽到职责了。”

9月8日凌晨，在毛泽东进入弥留状态的时候，江青却要给毛泽东翻身。医务人员根据主席病情，不同意翻身，但是江青根本不理医生的劝告，坚持要给主席翻身。值班医生方圻教授特地跑到二○二大厅请示王洪文。他赶到主席病床前说，可以翻身。

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毛泽东逝世的当天晚上，担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通知全体政治局委员，来到毛泽东遗体旁边，向领袖告别。而在此之前，毛泽东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即使对最亲密的国家和兄弟党也没有透过口风。政治局委员们看到导师安息的遗容，大家都悲恸的大哭起来。

哭声中，江青却莫名其妙地突然大叫一声：“大夫呵，你为什么不救救呵!”

在场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知道，专家、医生为抢救主席的生命，日日夜夜付出了极其艰辛的劳动，这怎能说是“不救救呵”，这不又是新的栽诬陷害吗?所以，当时大家对江青的叫喊都未理睬。

在二○二房间举行告别仪式以后，华国锋当即在毛泽东卧室旁边的房间里，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叶剑英、许世友、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苏振华、陈永贵、吴桂贤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原来是研究料理毛泽东丧事的问题，但是江青俨然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和口气，居高临下，滔滔不绝地大谈特谈：

“现在政治局要团结，要团结在华国锋同志周围。华国锋是毛主席生前选定的接班人，我们要拥护他。”接着，她声色俱厉地说：“如果谁破坏团结，就让他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盛气凌人，骄气十足，当即引起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愤怒。他不等江青把话讲完，立即站起来，怒斥江青：“你为什么要我们从这里站出去!”

江青穿一身黑套服，坐在沙发上，连忙辩解：“我并没有说你嘛。”

许世友气愤地说：“你不能血口喷人嘛!你张狂什么?主席在，我让你三分，现在你再胡言乱语，我敢揍你!”

经几位老同志劝说，争吵停了下来。

接着，江青提高嗓门，把话题转到批邓问题：“你们知道吗?毛泽东是被邓小平迫害死的，他在临终前惦记着头等大事，依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江青的话越讲越多，并用教训人的口吻说：

“你们知道吗?毛主席为什么不久前还在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有重大的战略问题。我建议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批邓的问题，并且我建议，在公布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时，公布政治局的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叶剑英，见江青还在唱高调，实在忍不下去，气呼呼地站起来：

“江青同志，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主席的治丧和悼念活动还没进行，你拉扯那么多干什么呀?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邓小平该怎么办，这是以后讨论的事……”

华国锋瞟了一眼说：

“批邓当然是不能停止的，……不过眼下嘛，我们首先要把主席的治丧问题先定下来，我们总不能把主席的遗骨放在一边谈批邓嘛!”

政治局经过讨论，通过决定：把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让各族人民世代能看到他老人家的遗容；立即向全国全世界广播毛泽东逝世的讣告，组织各界人民代表、干部，在人大会堂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了《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当噩耗从电波传向全国全世界的时候，在我国辽阔的国土上，从城市到农村，从首都到边疆，亿万人民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沉浸在悲痛之中。

我走上街头，庄严的《国际歌》声在晴空回响。在悲痛肃穆的气氛中，半降的五星红旗在微风中飘动。匆匆的行人行列里，有人一边走，一边擦着热泪。

在连续七天的吊唁里，来自四面八方的30万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科学家和各族代表，排成整齐的队形，身着素装，臂戴黑纱，默默地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冒着雨缓缓走进人大会堂。

我跟着泣不成声的人群，向主席致哀。毛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松柏常青树中，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在他身上，他那坚毅安祥的遗容，仿佛刚刚入睡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旁边守灵。

敬献的花圈中，有一个由葵花、麦穗、玉米、文冠果组成的花圈，上写：

“沉痛悼念崇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您的学生、战友江青暨毛岸青、李敏、李讷、毛远志、毛远新。”

长长的队列，悲恸的人群。大声哭泣着从毛泽东遗体前走过。他们默默地在心底呼唤着：

“毛主席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世长存!”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罪恶的黑手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走向哪里去?

毛泽东逝世后的中国共产党，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谁来作东方这艘巨轮的舵手呢?

全中国在注视着北京。

全世界在注视着中国。

全中国、全世界都在倾听着北京的声音。

北京发生了什么呢?

“四人帮”迫不及待地加快了妄图篡夺中央领导权的活动。

毛泽东逝世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护好主席遗体的问题。

“四人帮”认为，当时我国的科学技术还达不到保护遗体的水平。在他们看来，保护遗体一定会失败。如果失败了，对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不好交待。江青怕负责任。因此，他们决定不插手遗体保管工作。一旦遗体处理不当，就嫁祸中央领导人。江青说：“我心情不好，我不管!”

笔者两次访问华国锋同志。1989年10月5日上午，华国锋在住宅里再次接见笔者。他说，为保护好毛主席遗体，党中央决定通过外交部，派人乘飞机到越南河内了解胡志明主席的遗体保护情况。虽然得到了一些技术知识，但能否保护好，还没有把握。这时江青一反常态，立刻要往里钻。华国锋反问她说：

“你过去不是说，对保护遗体，你不管，不参加吗?怎么这时候，又来参加，又要管了呢?”

江青红着脸，噘着厚嘴唇，默默坐着，无言答对。张春桥见她神态十分尴尬，连忙解围说：“大家都有责任过问嘛!”他转过身对华国锋说：“还是议别的事情吧!”

“四人帮”加快夺权，把黑手直接插进中南海。9月10日晚上，当首都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带着秘书廖伯康、米士奇来到中南海，在紫光阁架起17部电话机，他要秘书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打电话，通知各省、市、区如发生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他们妄图切断党中央与各省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华国锋听到王洪文直接同全国各地联系的情况汇报，十分气愤，这么大的事情，他们竟瞒着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是想干什么?他马上打电话要汪东兴来到他的住处。

“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汪东兴进屋听了华国锋说的王洪文的情况，心里很是不安，连忙说：“我叫江青交出毛主席的文件、手稿，她不交。看来，她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华国锋气愤地拍着茶几说：

“我是第一副主席，正在主持工作嘛，他们怎么连起码的组织原则都不讲了?何况叶剑英同志也是副主席嘛，怎么能把我们都架空呢?你马上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一切重大事情，都要请示我们!”

汪东兴看到华国锋的态度如此强硬，心里很高兴，说：“华主席，你早该这样了!毛主席不在了，我保证会像听毛主席的号令那样，坚决执行你的指示!”

配合王洪文的夺权活动，江青孜孜追求当党中央主席的美梦。她搬回中南海以后当面讲要和华国锋“团结”，背地却又进行分裂中央的阴谋活动。

9月19日，参加毛泽东追悼会大会的第二天晚上，毛远新去看望江青。一见面，江青就向毛远新发牢骚。她闷闷不乐地说：“昨天开追悼会，中央的人，没有一个人和我握手。华国锋连起码的礼貌都没有，不尊重我。”

毛远新说：“主席逝世了，他是主席了，应当尊重他。”

江青不耐烦地耸耸肩膀，呲牙冷笑地说：“他是主席谁承认?谁是主席还不一定呢!”

毛远新惊愕地望着江青：“为什么?”

江青愠怒地将肩头一扭说：“还要看一看。”

毛远新审慎地说：“那是你说的，毛主席没有这么说，毛主席交待要支持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毛远新1980年交待)

毛泽东患病以后，毛远新担任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之间的“联络员”，日夜守候毛泽东身边，负责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及时向他汇报国内外的重大情况。对这个权力很大的“联络员”，毛泽东、江青始终对他寄托极大的希望。

江青日夜做着当女皇的美梦。主席病重期间，她离开北京，四出活动。

8月28日，她第三次窜到天津小靳庄时，尽管是大热天，她却打扮像陕北农民那样，头上包一块毛巾，坐在凉篷里，故弄玄虚地说：“我这次来可不容易，是深夜请示主席，主席批准我才来的。”她泼妇骂街似地攻击党中央：“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他造毛主席的谣，造我的谣，分裂党、分裂党中央。”

江青在小靳庄大讲要破“男尊女卑”，胡说什么“我们中央就不合理，都是大男子主义”，“在政治局我是单干户”，叫嚣什么：“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江青胡说什么“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她时哭时笑，十分下流，说什么“男人简单得很”，“男人有什么贡献，就是一个精虫的贡献。”

江青离开小靳庄，在8月30日这天，到了济南部队某部“攻城第一连”。她讲了一阵“我是大女子主义”之后，于9月3日，江青乘着豪华的专列，有七个车厢，两个车皮，还带上四匹马，第二次窜到大寨。

江青指着自己的鼻子对人说：

“你知道我这次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邓小平是反对我的……”江青头戴草凉帽，腰挎小黄包，骑着白马奔驰在大寨山茆上，她时而抱抱小白兔，时而逗鹿玩耍，时而探访她那条被人填成猪场的“战壕”。

有一天，江青走进供销社，一气买了40多件东西以后，逗耍售货员郭和妮，要她写下自己的名字。江青看见郭和妮只写了自己和父亲的名字，而没有写母亲的名字时，她突然发火了。

“为什么不写你妈的名字，你们不是妈生的?没有母亲，你从哪里来的?这是大男子主义，你们要把妈放在父亲上面，造他们的反，将来女的要掌权，社会就是从母系氏族来的。”

9月5日，她来到虎头山大寨公社牧场，一批男社员来迎接她，她又生了气：“怎么都是男的，没有女的?给我找几个女的来!”

当天晚上，中央打电话催她返京，她却不顾毛主席病危的情况，要医生、警卫员继续陪她打扑克，直到11点才返京。

9月9日，迟群在清华大学讲话，要民兵特别提高警惕，“一旦有什么情况，能够做到要多少人就出多少人，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我们要把情况想得复杂一些。斗争想得激烈一些，千万不要书生气十足。”

9月12日，迟群、谢静宜盗用清华北大两校师生家属的名义，向江青写“效忠信”。他俩在信上说：“一定为主席争光、争气，请江青同志放心。”他们还秘密串连一些人写“劝进书”，要江青当中央主席。

在此之前，“四人帮”早就进行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舆论准备。1976年7月，张春桥、姚文元曾密令清华、北大写作组，编写赫鲁晓夫怎样上台的秘密报告，亲自授意写《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法家人物介绍》等，名为吹捧武则天、吕后，实际是为江青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毛泽东早就指出：“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但是江青根本不听，她把自己看作是毛泽东身后理所应当的接班人。

1976年8月26日，江青连续窜到新华印刷厂、清华、北大等地，无耻欺骗群众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她到处散布说，俾斯麦、梯也尔、拿破仑死后，他们的妻子都受到迫害。她还要随行的《北京日报》记者，为她撰写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新闻。

谁当接班人

谁当接班人的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经常考虑的问题，也是他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曾向身边的同志讲过：“林彪是我选的，王洪文也是我选的，都不行啊!”

毛泽东常是独自一人，一手搬着手指，默默地考虑问题，一个一个地分析着、较量着可以当他接班人的人。一天，他要机要秘书张玉凤把政治局委员的名单，一个一个地向他报告。他一边听，一边陷入长久的沉思。

念到周恩来时，张玉凤说：

“主席，我们的周总理多好啊，德高望重，很得人心，为什么不选他作你的接班人啊?”

毛泽东紧皱双眉，静静地听着。接着，深情地望着张玉凤，高高地扬起右手，用猛力向下一砍的手势，遗憾地说：“周缺乏这个……”

主席的意思是，周恩来缺乏统帅全局的果断和魄力。

严于解剖自己的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也坦率承认自己这方面的弱点和不足。在一位主帅的决策下，他可以精明地组织和处理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问题，但过多过细的考虑，会使他表现出犹豫。

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几十年的左右手，象擎天柱一样支撑着国家大局。他的突然病逝，对毛泽东是个很大的打击。

周恩来总理病逝后，毛泽东曾告诉毛远新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要他俩让一下。”

“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华国锋同志好一些。”主席提议：“让华国锋当总理!”

毛远新连连点头：“好，好，选得好!”

毛远新根据主席的提名，马上向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同志作了传达。大家都认为，主席看人看得准，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

会上，唯一没有表态的是张春桥。

江青专门打来电话：

“我热烈拥护主席的提议。主席对总理的接班人，选得好!华国锋对两边的意见都能听。”

会后，汪东兴特地来看望毛泽东主席，向主席祝贺选华国锋同志当总理。汪东兴走到主席身边，激情地说：“主席选华国锋同志，选得实在好!我双手赞成。对这项决定，政治局的同志都很满意。”汪东兴说：“主席，你要吃好睡好，其他的事我们来办!”

毛泽东主席听了，非常高兴。他睁大眼睛，满脸笑容，搬着指头说：“华不但有地方工作经验，省委工作经验，还有中央工作的经验嘛!”

1976年4月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正在北京访问的新西兰总理。华国锋陪同外宾去见主席。

华国锋送外宾归来，向主席汇报了国际国内的情况。

毛泽东静静地专心专意地听着。主席说：

“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呢!”

当时，毛泽东说话已不大清楚，华国锋听不明白。在场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又把毛主席的话翻译一遍，向华国锋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连张玉凤也听不清楚。

主席示意张玉凤拿来纸和笔。她手搀扶着毛泽东，然后，他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下三句话，交给华国锋：

“慢慢来，不要着急。”

“照过去方针办。”

“你办事，我放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笔者访问华国锋同志时他谈到毛泽东亲笔给他写的“三句话”，谈到粉碎“四人帮”的经历。原先李先念同志住的房院，现在正是华国锋的住地。在那间宽大的客厅里，华国锋对笔者说：

“‘四人帮’急于夺权，形势相当紧急。一天，李先念来看我，我拿出毛主席给我写的三句话，对先念同志说，他们盗用毛主席的临终遗嘱的话，欺哄全党，其实，毛主席真正写的手令是给我的!毛主席亲自对我说：‘你办事，我放心!’不但说了，而且写了!”

李先念很激动，拍着茶几说：“好极了，快，快，拿来我瞧瞧!”

华国锋从内屋保险柜里取出两张纸。果然，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三句话。

李先念一边看，一边鼓励华国锋说：

“国锋同志，你领头干吧，全党同志都把这步棋寄托在你的身上。毛主席的这三条手令，好比尚方宝剑嘛。江青他们别看是主席的亲属，他们有啥?有的是毛主席多次对他们的警告和批评。你不斗他，他就斗你，轮到他们掌了大权，怎么会有我们的活路?”

华国锋是山西交城县人。抗日战争时期，在贺龙元帅创建的晋绥解放区工作。1940年担任交城县工、农、青、妇、武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1945年担任交城县和阳曲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1949年建国前夕，他随军南下湖南，任湘阳县委书记。两年后又调毛泽东的故乡湘潭县任县委书记，领导互助合作和大跃进运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第二年，他又从县委书记提拔为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专员。毛泽东回湖南，华国锋多次向他汇报工作。他那稳重的言行、忠实憨厚的性格，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好评。1959年国庆前夕，毛泽东亲自提名让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华国锋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指示，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因为他跟湖南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站在一起，所以进入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1968年4月9日，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1970年8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下山来到湖南找华国锋谈话。他向主席汇报了湖南建设工业省的计划。临别时，华国锋请示毛泽东：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严肃地说：“你要警惕上坏人的当!”

但是，坏人是谁呢?主席没有点明。当时，华国锋还以为是指大闹庐山的陈伯达呢!

8月25日，华国锋再次应召来到武汉。第二天，华国锋去见毛泽东，他见华国锋胸前佩戴着闪闪发光的毛主席像章，很不高兴地说：

“你戴那干什么?”接着又说：“取下来!”

毛泽东问了湖南的情况，深思了一阵，再次告诫华国锋说：

“你满脑袋是农业，我满脑袋是路线!”

华国锋至此才明白：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次谈话后，华国锋随毛泽东到了广州，做广州方面的工作。有一天，毛泽东向华国锋、汪东兴等人谈起他怎样从信仰孔夫子到信仰马克思。在谈到江青时，毛泽东当众夸奖汪东兴：

“汪东兴有办法，能顶住江青，不让她来干扰我的工作!”

汪东兴谦诚地说：“这全靠主席。若不是主席支持我，我怎能管得江青啊?!”

1971年，华国锋调到中央，任国务院业务组长。毛泽东指示华国锋要多调查研究，并且制定了要跑二十多个省市的计划，但是，走了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上海七省市之后就病了。参加处理九一三事件后，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一次会议，华国锋当选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毛泽东于1976年1月21日和28日几次提议，让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日常工作。

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经常以毛泽东的代理人自居的江青，对于华国锋升任第一把手，内心深为不满。9月1日，北京召开唐山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人物代表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叶剑英等领导人出席大会。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17号楼召开“四人帮”一伙人的紧急碰头会，“女皇”针对华国锋、叶剑英，大发脾气，破口大骂：

“他凭什么坐第一把椅子?还发表重要讲话?还有那个老家伙竟然也出来亮相，坐在第三把交椅?真是太不公平了!”

张春桥立刻说：“那个执掌军队实权的是个核心人物，华也要靠他才能立得住。最令人头痛的是军队……”

江青马上吩咐王洪文：

“洪文，你现在要紧的是抓紧上海的第二武装!”

毛泽东逝世，按通常程序，理所当然的应当由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可是，江青却兴风作浪借机发难，妄图窃取党中央主席的职位，这就不能不引起华国锋的警惕。回忆到毛泽东向他亲自讲述的刘邦关于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故事，感到自己肩上责任更加重大了，他决心制止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

华国锋向李先念透露毛泽东的手令后，他为巩固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争取更多的政治局委员支持，他又专门向政治局作了传达，当时公布了前两条。到会的江青、王洪文均有记录。姚文元却别有用心地把“照过去的方针办”在审改人民日报送来的社论时，同意了社论中提到的“按既定方针办”。

这篇社论中的“按既定方针办”，并不是姚文元的发明，而是人民日报写社论的作者从新华社的一则电讯中看到的。于是作者就把它写进了社论。自此，姚文元一再强调要反复宣传所谓的毛泽东临终嘱咐。要求新华社在处理各省悼念主席新闻时，都要强调：“按既定方针办”。凡有这句话的都要摘入新闻，没有的也要添上类似的话。

9月18日，首都百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会刚开完，江青来不及换衣服，身上穿着黑色丧服，头上披着黑纱，迳直来到主席女秘书张玉凤那里，取走了毛泽东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和一些手迹。毛远新还伙同江青以“要看一下”的名义，骗取了毛泽东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两次谈话的记录稿。

江青走后，张玉凤马上把此事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作了汇报。汪东兴指示她要立即追回文件。

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包含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主席刚一逝世，叶剑英亲自给汪东兴打电话，严肃地说：

“东兴同志，你保卫了毛主席的安全，你还要看管好主席的文件档案。”

对此，汪东兴又向华国锋作了请示。得到批准后，他立即打电话给江青。听到是汪东兴的声音，她故意拉长腔调，傲慢地说：

“什么?让我把毛主席的文件交给办公厅?笑话!天大的笑话!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主席的妻子，是主席的继承人，我有这个权利!”

“江青同志，你冷静点。”汪东兴坚定地说：“主席的所有文件档案，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和遗产。因为主席是全党的主席，全国人民的主席。你拿走的文件档案还是应该交回来，由中央办公厅保管。”

这话更加激起江青的怒火。她嘶哑着嗓子大声说：“你，汪东兴同志，有什么权利敢对我这样说话?主席遗骨未寒，你就想赶我走吗?你想干什么?”

汪东兴再次严正警告江青：

“我只是执行我的职责。我是奉命办事的，希望你也要按照共产党员的纪律办事!”

江青冷笑一声，“砰”地扔下话筒，转过身子对站在电话边的张春桥说：“你看到了吧?主席刚刚归天，他们的面孔都露出来了。这是好事，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得很哟!”

江青虽然碰了钉子，但是贼心不死，继续纠缠不休。深夜三点钟了，她突然打电话给华国锋，大哭大闹地说：“为什么不把主席的文件交给我?我是主席的妻子，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待我，连我进主席家的权利也剥夺了，这叫我以后的日子怎么过……”说着就在电话上嚎啕大哭起来。

华国锋按奈住心中的怒火，镇定而平静地说：

“江青同志，你不要吵闹。我不是早就当面告诉过你吗?毛主席的文件，是党的财富，应该一律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保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四人帮”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抢夺毛主席的文件?叶剑英说，一是怕，怕主席那里有涉及他们历史问题的致命的东西；二是要整人，要找打人的炮弹。

如果“四人帮”真要掌握控制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他们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掩盖自己的狐狸尾巴。他们还可以以正统自居，任意歪曲篡改，制造种种理论，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他们还可以任意制造“最高指示”，“临终遗嘱”，独揽一切权力，为所欲为了。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9月21日，党中央封存了毛主席的文件。

加快了夺权的步伐

“四人帮”加快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步伐。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以上级对下级的口吻，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讨论“重大问题”。

江青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次会议，她要和姚文元、毛远新来参加。而这几个人根本不是政治局常委，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江青蛮横不讲理地说：“你来中央不久，你不懂，也不可能懂!……我们几个人都要参加，叶帅病了，不要来参加!”

“为什么不让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呢?”华国锋迳直问她。

江青一时说不出话。华国锋立刻明白了她的阴谋，顶撞她说：“不让一位副主席参加会议，那还讨论什么重要问题呢?这件事，过些天再谈吧!”

打完电话的第二天早晨，张春桥来到华国锋家里，充当江青的说客，对华国锋解释说：“听说你和江青同志又发生不愉快了?你不要计较她，她不是冲着你来的嘛。”

华国锋强压着一肚子火，很客气地对张春桥说：“毛远新的联络员工作已经完成，他不回沈阳，还要干什么呢?”

“我主张安排毛远新为三中全会起草报告；他对主席的思想和指示记得很全面。”张春桥注视着华国锋的表情，眯着眼睛说：“我这意见，你不会反对吧?”

华国锋坦率地说：“毛远新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参加中央全会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张春桥仰着脸说：“论能力，论水平，论条件，他当政治局委员都当之无愧。召开十大的时候，我是秘书长，在许多小组提的中央名单中就有毛远新。是主席谦虚，不愿让自己的亲属都进中央委员会，所以才亲手删掉了他和肖力等人的名字。”

华国锋接过话头，反攻过去：

“是呀，我们现在更应该尊重毛主席的意见，不要违了他老人家的心意。”他严肃地对张春桥说：“我觉得主席不让他们进中央委员会，不仅仅是个谦虚的问题，而是从全国的局势统筹考虑。春桥同志，我们不能主席刚去世，就另搞一套，显得比老人家还高明呀!”

华国锋见张春桥红着脸，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又说：

“再说，三中全会什么时候开，报告怎么起草，都得政治局会议讨论，不能少数人决定呀!”

就在9月23日这一天，王洪文从北京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他要上海“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的，总有人会抬出邓小平”，催促赶快把民兵武装动员起来，准备应付万一。

王洪文刚放下电话，就来到张春桥的屋里，姚文元、江青也都在。王洪文到不多久，电话铃响了。他接过电话，一边听，一边说：“好，好”，最后说：“我们研究一下。”

王洪文放下电话以紧张惊讶的神气，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说：“是叶帅的电话。”

王洪文讲了叶帅电话的内容，谈到关于批邓的问题，以及他和江青吵架的问题。王洪文深为忧虑地说：

“我和江青吵架，他怎么会知道呢?是谁告诉的呢?叶是想拉我。叶打电话前是否跟谁商量过?”

姚文元闪动着一双鼓鼓的金鱼眼睛，深有所思地说：“难道这么凑巧?原来两边都在开会!”

姚文元指的“两边”，一边是指王、江、张、姚四个人的议论；一边是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

姚文元从叶剑英在凌晨三四点钟给王洪文打电话这件事上，敏锐地感觉到“两边都在开会”。他弄不清楚这是不是叶剑英进行的一种战前的“火力侦查”?难道不是想用电话这条“热线”，了解一下动静，摸摸“四人帮”的脉搏吗?

毛泽东逝世以后，姚文元日夜都想着毛泽东生前讲过的关于解决“四人帮”问题的谈话：“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每想到这个谈话，姚文元就心慌意乱了。

有一次，姚文元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到中南海开会。散会后，姚文元把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单独留下，对他交待说：“要是你们到处找我，突然找不到我这个人，你们要继续做好报纸的出版工作。现在的阶级斗争还是很复杂的，还要看一看。”

谈话中暗示鲁瑛，可能要出事。

姚文元晚间吃饭的时候，在饭桌上，突然对孩子们说：“爸爸死了，你们不要哭。”把孩子惊吓一跳，姚文元连忙安慰说：“活着的人都是要死的，爸爸也不例外。”(见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审讯记录)

早在1975年夏，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严肃批评过“四人帮”。

王洪文受到批评后，在上海住了几个月。在这期间，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搞“第二武装”，他说他“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支枪，我们还要用炮武装民兵”。

在这期间，他们制造大批枪枝弹药，准备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团，配备一三○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2门。

这些武装按规定应由解放军统一保管。可是王洪文却说：“武器不要放在军队仓库里，要下发到民兵手里。”

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

1976年9月21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特地来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他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的谈话情况。

在这次谈话中，丁盛向他们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

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

其中重要准备之一，是根据市革委副主任马天水亲笔批的“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枪7420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000多万发。

张春桥听了上海情况，表示满意，同时又不放心。他握着徐景贤的手再三叮嘱：

“上海还没有经历过如林彪垮台那样的考验，如果我有什么事情，总是要连累你们的。现在形势紧张，要谨慎小心，要特别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张春桥尽管再三嘱托，可是他总放心不下。他怕在此紧要时刻，上海的同志对斗争的复杂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误了大事。于是，他在深夜又写信给上海的同党。信上写道：

“马天水同志并市委有关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过早逝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够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失去毛主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上海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斗争的城市，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也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毛主席始终认为，上海大有希望。现在，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你们要特别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主要是中央，在上层。像林彪那样的人物，确实大有人在的。

希望你们切实准备好对策。”

张春桥把写好的密信交给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要他亲自送给上海市委。肖木是张春桥推荐给王洪文的，对他特别信任。9月28日，临行前，张春桥把肖木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要他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他的口信：

“上海要提高警惕，也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由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上海会有大考验，要准备打仗!”

他们要同谁打仗呢?这就是准备发动上海叛乱，把中国重新陷入内战的火海!

公开的挑战

在作了一系列的反革命夺权准备后，“四人帮”杀气腾腾，磨刀霍霍，匕首出鞘了。

江青摆出“第一夫人”的架势，恬不知耻地向人游说，她要担任党中央主席。

1976年9月23日下午3时30分，江青通过刘秘书的联系，把主席机要秘书张玉凤接到钓鱼台11号楼的会客室。等了30分钟，江青把张玉凤引到办公室坐下。

张玉凤试探地问江青：

“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后，我们党的主席怎么办?”

“党的主席未定。”江青说：“中央在开会，许多事情要讨论，斗争很激烈。你要清醒些，知道吗?”

张玉凤说：“知道。”

江青说：“党的主席中央要讨论，要党的全会决定。”

张玉凤说：“我想是你的。”

江青听了很高兴，满有把握地说：“不错!”接着又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啊!”

“怎么个复杂法?”张玉凤问。

江青说：“同修正主义斗，同走资派斗，要注意斗争策略。”

在这之后，江青又把毛主席从前的警卫员、江西省军区负责人陈昌奉接到钓鱼台11号楼，嘱咐他说：

“你是老红军，主席的警卫员，跟毛主席，拥护主席的。主席逝世后，你跟谁?拥护谁?”

不等陈昌奉回答，江青接着就说：“要跟我，拥护我!”

陈昌奉说：“拥护你!”

江青很高兴：“是嘛!我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是正确的，你是知道的。”

陈昌奉接着又问江青：“我该怎么拥护你呀?”

江青面授机宜说：“你要做工作，做宣传。你有部队干部，有老战友，都可以向他们做工作，但不要在大会上讲拥护我。”

在分别做了这些安排以后，江青急不可待地出马了。

1976年9月29日，江青大闹政治局会议。

人大会堂比往日显得更加庄严、宁静。耀眼的灯光下，辉煌的大厅里，几乎听不到一点声响。政治局会议准时在晚21点开始了。

这天晚上的会议，事关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紧迫问题。除刘伯承久病请假外，15名政治局委员，4名候补委员全部到会。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许世友、李德生、苏振华、韦国清、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吴德、赛福鼎、吴桂贤、倪志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都环坐在长排沙发里，等待着华国锋宣布开会。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这次会议原定的议题之一，是讨论如何过好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问题。

江青首先发言。她手里摇着“红宝书”，提议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悼念，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毛主席著作最好的地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在那里召开毛主席著作学习会。

讨论时，有人同意开会学习，多数政治局委员则主张，应该以更加庄严隆重的形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国庆27周年纪念会议。这个决定很快通过了。

江青接着又公开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

江青把大家望了一眼，哭泣地说：

“我相信大家，都是会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同志们，我和主席生活40多年，我深知他的为人。他对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有自己的评价，都有深厚的感情。这个他是对我有交待的。所以，整理主席生前的书稿和著作，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还有，远新同志给主席当了一年联络员，对主席一年多来的思想和指示，理解得最深。春桥同志，还有洪文同志，要求他留下来，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可是竟有人反对。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对我们采取这个态度，难道不令人心寒吗?”

坐在一边的王洪文，绷起嘴唇，涨红了脸，说：“是谁反对呀?”

“我，是我叶剑英反对!”

叶剑英挺身坐在沙发里，轻轻扶正老花镜，神情激动地说：

“我跟毛主席干革命快50年了，中央还有比我资格更老的同志。他们都对毛主席忠心耿耿，理解毛泽东思想比你江青深得多。难道他们整理毛主席的文稿和档案材料，就不合适?毛主席是全党的主席，不是你一个人的主席，所以，我坚决主张主席的所有文稿档案，要中央办公厅保管。至于毛远新同志。他是沈阳部队的政委，给主席当联络员，本来是中央的临时措施。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回辽宁是天经地义。这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叶剑英的话，象在会上点了一把火，会场的气氛立刻活跃起来。

李先念马上发言表态：“我同意叶帅的意见。无论从组织手续上，还是从党的事业上看，他的意见都是无可指责的。”

张春桥板起脸，咄咄逼人地说：

“口头上讲对主席忠诚，有什么意义呢?关键是对现在活着的人嘛。具体地说，对江青同志的态度就是对主席的态度。今天的会议，无论如何要安排江青同志的工作，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叶剑英听到张春桥话中有音。他想要安排江青当党中央主席，掌握中央领导权，马上说：

“春桥同志，你这样提出问题是不严肃的，很不严肃。江青怎么能和我们毛主席相提并论呢？不但是她，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和主席并驾齐驱。”

叶剑英拍着桌子，眼睛里闪耀着愤怒的光芒，说：“主席已经分配了她的工作，政治局委员就是她的工作，还要分配什么工作？要讨论，也得在中央全会上讨论。”

李先念急起呼应叶剑英，连忙插话说：

“党中央的领导问题，应该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翻开党章看一看，哪一次主席，不是中央全会选举的。”

王洪文说：“政治局有权提出这个问题。很多同志纷纷向我提议，让江青同志出任党的主席。我个人觉得，江青同志完全有资格担任主席职务。”

主持会议的华国锋心里一惊。会议议程原来根本没有关于江青工作的安排问题，张春桥突然提出，完全是突然袭击。他说：

“同志们不要吵了。这么重要的问题，要开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不讨论这个问题。”

华国锋立即将话题引向讨论关于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他说：“前两天，我收到毛远新的一封信。他在给中央的信里说，他作为毛主席的联络员，在办完毛主席的丧事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事了。是留在北京，还是回辽宁?如果中央有事，他可以留下来。”

毛远新写信的本意是要中央批准他留在北京工作。

对这，江青曾亲自向毛远新作过交待。9月21日，在毛泽东住的202号房间，江青对毛远新说：“我找张春桥谈过，让他找国锋谈一下，要你留下，不能走，清理主席的文件。不同意你回辽宁工作。”江青并且说：“毛主席要我们五个人团结，就是要留你在中央工作。”

毛远新缺乏社会经验。他对江青留他在中央工作的恶毒用意，并没有理解。所以他对江青说：“过去我是主席联络员，主席交待我一些工作，参加一些会议。现在主席逝世了，我又不是中央委员，留在中央干什么？”

江青劝他说：“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前段不是这样吗？”

毛远新没有同意江青“妈妈”的意见。于是写信给华国锋，提出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讨论这个问题时，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一致坚持原来的意见，要毛远新回辽宁工作，毛主席的档案书籍，由中央办公厅封存。会上，华国锋也明确表态：

“我同意毛远新回辽宁工作去。”

华国锋的话刚刚落音，江青就泼妇骂街似的吵闹起来：“怎么？毛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要把毛远新赶走？办不到!我还没死哩!何况毛主席的文件、手稿，还要毛远新整理，怎么能让他走？”

坐在一边的张春桥，一口咬定地说：

“毛远新不能走。批邓以来的情况，他最清楚，需要他留在北京，为中央起草三中全会的报告。”

“四人帮”摊牌了。他们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准备随时召开三中全会，用合法的形式篡夺党的领导权。这件事又一次提醒了华国锋。

华国锋清楚记得，江青在一次会上曾说过，待毛主席丧事一办完，毛远新就回东北。他手指江青，严肃地说：

“你过去不是同意要毛远新回东北吗？你这样出尔反尔，不好!”

江青一时难以回答，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正当她弄得脸面下不来时，张春桥又来打圆场了。

“这件事暂时说到这里吧。”他侧过身，对江青说：“我是记得，你在什么会上说过，你是同意过他回辽宁工作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三个决定：

一、毛远新要回辽宁工作。

二、三中全会要作政治报告，应该交给政治局专门研究讨论。

三、关于党中央的领导，应由政治局讨论安排。

“四人帮”的阴谋失败了。

江青气急败坏地看了看手表，已经清晨一点了。打着哈欠，傲慢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都走吧，华国锋留下，我们个别谈谈。”

华国锋听了很生气。他想，江青，你不是会议主持人，你有什么权力，指挥这个走，那个不走呢？江青的狂妄，又一次激怒了华国锋。华国锋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对大家说：

“叶帅、先念同志年纪大了，回去休息，其余的人继续开会。”

这时，江青更加大闹起来，气势汹汹地说：“不行，没有事的都走!”

坐在桌旁的汪东兴，一听江青说要大家都走，心里马上警觉起来。心想，如果只剩下“四人帮”的四个人和华国锋，“四人帮”不是正可以围攻华国锋，逼迫他交出党政大权吗？“四人帮”都可以参加，难道我就不可以参加了吗？我偏坐在那里不走，陪着华国锋同志，看看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敢赶我吗？赶，我也不走!你江青的那两下子，我早就看透了，我才不怕你哪!

这样，政治局会上，形成了4比2的战局。

会上，江青再次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手稿、文件，交给毛远新。

华国锋不同意，说：“那怎么行!毛主席的文件、手稿都要汪东兴、张玉凤管，要封起来!”

叶剑英、李先念虽然离开会场，但是并没有回家去，两位老人在会议室隔壁的休息室，等候了一会。听到会场上吵嘴的声音，叶剑英、李先念又回到了会议室里。叶剑英和解地说：

“时间不早了，大家没意见就散会吧!”

华国锋顺水推舟：“好!散会!”

散会以后，江青一回到家里，刚走进门就对毛远新说：

“我今天为你回辽宁的事跟华国锋吵了一架。”她怒气冲冲地埋怨毛远新：“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的眼睛里还有没有我？”

夺权与反夺权

“四人帮”大闹政治局的夺权丑剧，被挫败了。但是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更加尖锐地进行着。

10月1日这天，江青起床很晚。她中午刚刚吃完早饭，就又急急匆匆跑到清华大学。这是她第八次接见清华学生了。她疯狂叫嚣：

“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以后还会有人为他翻案。”

江青声嘶力竭地喊着：

“小将们，我也要向你们年轻人宣誓，一定要锻炼好身体，和他们斗!”她明目张胆地煽动年轻人：

“你们要把好东西留着，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

10月2日，毛远新不经中央军委批准，私自给沈阳军区打电话，要把孙玉国的一个装甲师调到北京来。沈阳军区报告叶剑英。叶剑英命令停止执行，并说，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谁也不能调动部队。

叶剑英对沈阳军区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做得对!凡是没有经过军委，擅自调动军队的做法，不管是谁下的命令，一律是非法的!”叶剑英果断地下命令说：“立即命令孙玉国，让他把装甲师开回原地!听明白了吗？立即把装甲师开回原地!”

就在同一时期，张春桥在他的亲笔写的提纲里，赤裸裸地提出“镇反”、“杀人”的计划。他在“镇反”一项写道：

“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

“怎样革、怎样巩固政权，杀人。”

“四人帮”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洪文在10月2日拍了“标准像”。接着，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一起，还特地拍了“历史性纪念的彩色合影”，准备登台大典。

在“四人帮”拍照的同天上午(10月2日)，华国锋走进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放着外交部长乔冠华9月30日送来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送审稿。这是急件，需要马上处理。

华国锋打开文件，专心致志地读着文件。当他读到“……中国人民将坚决遵循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支援世界各国人民反对两霸的斗争作为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时，华国锋紧皱了一下眉头，在“按既定方针办”的黑体字下划了一个大问号。他曾问过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个嘱咐，只有江青和毛远新听到了。这是真的吗？这里有鬼!”

华国锋挺身望着窗外思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一伙阴谋家，什么坏事都会作出来的。他们连日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国人民能答应他们这样蛮干吗？要是不揭穿他们的欺骗岂不是要弄假成真吗?有真凭实据的，是毛泽东给他亲笔写的三句话，就在他的保险柜，其中一句是“照过去方针办”。他决心借此机会，来否定他们造谣的“临终嘱咐”。于是，他提起笔来在稿上批道：

“此发言有误。文字中引用毛主席嘱咐，我对了一下原件，与毛主席亲笔写的三句话，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

华国锋决心戳一戳纸老虎。他把稿子交给秘书，要他将文件交中央办公厅，由其他领导传阅后，退交外交部。华国锋并亲自找到耿飚、韩念龙谈了这件事。

耿飚同志气愤地说：“他们尽是胡说八道!”

文件很快传到张春桥手里。他仔细推敲着华国锋的批示，为了稳住阵脚，他立即在文件上写了一个批示：“此件暂不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张春桥向江青、王洪文、姚文元打电话。江青又通知迟群、谢静宜、钱浩亮、刘庆棠等人，深夜赶到钓鱼台会议厅。

正当大家相互问好的时候，江青穿着一身新军装，像导演样板戏那样，神气活现地走进来了。她板着脸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为什么请你们来吗？我们都是并肩战斗过多年的战友，我们有事不能不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毛主席这么早逝世，是受了林彪、邓小平的迫害，特别是邓小平!”她眼里闪射着一道凶狠的光芒，厉声高叫道：“你们要继续批邓，要把他批倒批臭，他还会东山再起的。因为，中央有他的人!”

王洪文忙着插话：“倒了邓小平，还有邓二平、王三平!现在他们要背叛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和我们斗，要夺权，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江青同志!”

张春桥说：“他们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哪!”

“但是我不怕!”江青尖声怪气地说：“我现在每天都在练太极拳，把身体锻炼好，好和他们斗啊!”接着又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让华国锋当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吗？”

大家还没有弄清楚她提这个问题的意思。这时一向以“太上皇”自居的江青，又大谈起历史来了。

“刘邦死后，是吕后在掌大权。因为只有吕后能继承刘邦的事业。太子太幼，没有威信，还不能亲政嘛。西太后你们知道吗？名为太后，实际上是女皇帝……”

江青的话，对她的追随者说来，真是“一点就明”。曾扮演过《红灯记》李玉和的钱浩亮，被江青提拔当了文化部的副部长。会上，他首先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我们要向中央请愿，请江青同志担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马上响应说：“对!我们要坚决拥护江青同志任党的主席!”

刘庆棠原来是中央歌舞剧院副队长，被江青提拔为文化部副部长。联想到自己的成长，他感恩戴德地说：“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江青的恩情，誓死跟着江青干革命!”

张春桥看到大家情绪很激昂，连忙摆了摆手：“现在有人已经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他们要篡改毛主席的本意，要同我们较量了!我们今天穿着军装接见你们，就是要迎接他们的挑战!”

顿时，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江青是文革的旗手，我们坚决拥护江青当党的主席!”

这天晚上的会议，实际上是“四人帮”夺权的动员会。他们的夺权活动更加猖狂了。配合城里的活动，10月3日，王洪文窜到平谷县，向一些干部发表讲话说：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要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

10月4日，“四人帮”的笔杆子用“梁效”的笔名，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胡说什么：“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四人帮”推翻党中央的反革命动员令。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一看到文章，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为了避免暴露目标，不向机关要车，迳直骑着脚踏车，带着《光明日报》急速赶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把报纸交给他，请汪东兴把报纸转交给华国锋。

华国锋接过报纸，仔细看着，特别是对李鑫划了粗线着重点的地方，看得尤为认真。看完最后一句，愤怒地高声吼着：

“这还了得，这是公开向党中央挑战!”

夺权的信号

李鑫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向党中央送去“四人帮”夺权的信号，内中有一段少为人知的经历。

毛主席病逝以后，9月15日，在中央一次会议上，姚文元要负责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李鑫向他们报告，毛选五卷中多少篇是毛主席的手稿，有多少是整理稿？他想要直接插手毛选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

李鑫1948年5月在天津南开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58年由高教部调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历任康生办公室秘书，跟随康生犯过错误。但在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上，他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在担任国务院政治研究领导成员、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后，主要精力编阅毛泽东选集。当他听到姚文元询问毛选五卷文稿情况时，立刻意识到张春桥、姚文元是别有用心的，他气愤地拒绝交出毛主席的文稿。

但是，姚文元仍不死心。过了一个星期，姚文元又写信给李鑫，要李鑫将毛选五卷的文稿送给他。李鑫还是不给。

9月24日，李鑫带着姚文元的信，去找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经过商量，9月25日，李鑫又把姚文元写给他的信，送给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同志，建议党中央直接抓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出版工作，并要求面见华国锋。

华国锋约李鑫在9月29日下午到国务院会议厅个别谈话。

李鑫说：“现在形势很紧迫，‘四人帮’一伙要夺权，”建议中央要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在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华国锋主要是听李鑫讲。

华国锋最后表示同意，说：“你的意见很好，我要再同几个同志商量一下。”

华国锋接着又说：“我很忙。我没有时间看很多材料。你注意一下报纸舆论动向，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李鑫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自此以后，李鑫每天仔细阅读当天的首都报纸。10月4日这天，当他读到《光明日报》《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文章的时候，立刻骑着脚踏车，气喘吁吁地跑来向汪东兴报告，请他立速转告华国锋。他说：

“这是“四人帮”向党中央发起夺权的信号，建议党中央赶快行动，采取果断措施!”

无声的惊雷

“四人帮”磨刀霍霍的罪恶活动，引起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愤慨。他们一旦上台，千百万人就要人头落地。党和国家面临着空前的危险!

深为党和国家命运担忧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干部，像飞翔在暴风雨来临前的海燕，肩负着历史的责任，私下在商议着、谈论着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1976年7月，唐山发生大地震，党中央立刻派出中央代表团奔赴灾区，亲切慰问灾区人民。但是“四人帮”却竭力阻止报道救灾活动。

这时，上海出版的《学习与批判》杂志却发表了署名忻启明的《山崩地裂视若等闲》的文章，胡说什么“每当出现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就总要跳出来造谣惑众，散布悲观情绪，宣传开历史倒车，妄图取消革命复辟资本主义。”文章的矛头，显然是针对华国锋等中央领导同志的。

胡乔木读到了这篇文章，文中的火药味引起了他的注意。联想到江青到大寨等地的活动，有一天，他来到中南海汪东兴的办公室里。他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同负责毛泽东保卫工作的汪东兴，有着长期共同工作的友谊。所以，今天他特地找汪东兴，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埋在心中的问题。

“你有没有这份杂志？”胡乔木送给汪东兴一本《学习与批判》：“你看了里边的文章没有？”

“我没有这份杂志。”

“你看看吧，这里透露了他们的野心。”

胡乔木把杂志交给汪东兴，接着，又把脸凑到他跟前，低声而又坚决地说：

“这是上海发出的一个信号。他们想要动手啦，应该先把张春桥搞起来。”

汪东兴望着胡乔木文质彬彬的面容。微微一笑说：“搞他一个人不行。抓了他一个，还有别人哩!”

这次谈话，对后来启发汪东兴思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起了促进作用，每当遇到“四人帮”在中央会议闹事时，他都想到关于如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另一些高级干部中早已酝酿了，酝酿得更多。

王震将军在毛泽东病重期间，住在三○一医院。想到党和国家的命运，他多次找叶剑英谈心。他以军人豪爽的姿态，单刀直入地说：

“叶帅，他们几个人这样猖狂，为什么还不把他们弄起来，抓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叶剑英摆了摆手制止他，怕人窃听去讲话。他见到四周无人，才低声慢气地说：“老人家刚去世，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他比着手势：“需要等待时机!”

为此，叶剑英委托王震去征求陈云意见，共同商量对策。一天，陈云同志先后同邓颖超同志一块来到叶剑英的住处。

叶帅住地的后山上，在茂盛的树林中，有一座古雅、精致、宁静的小凉亭。他常常到这里休息吟诗，看清晨的日出，观看西山的雄姿，听潺潺的溪流，迎着晚风吹来的花香，放声背诵苏东坡的《放鹤亭》。他对身边的人说，要把这间凉亭改名为“风雨亭”。“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常和一些老帅、将军们在这儿谈话，议论国家大事。这里也没有可能安放窃听器一类的东西，他可以在这里发牢骚，说心里话。

听秘书报告说，陈云同邓大姐先后来到，他连声说：“请他们到这里来!到这里边聊天边凉快，准备些水果来，我们就在这风雨亭谈谈心嘛。”

陈云走进风雨亭，拉住叶剑英的手，拍着他的胳膊说：“你看这局势怎么办啊？得赶快想办法才行呀!”

叶剑英笑盈盈地望着陈云，幽默地说：“办法得大家想啊，只靠我怎么成呢？你瞧他们把我参加常委会的资格都取消了。”

邓颖超摇摇头，叹息说：“那几个行事，既不要党纪，也不要国法，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再不对他们有所限制，我们这个国家就被他们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叶剑英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送到邓颖超手里，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恩来在世时，对他们也是头疼得很。为了毛主席，他委屈求全，任劳任怨，终于在自己的岗位上，坚持到最后一口气。就连总理这样的人，他们都不能相容，那伙小宗派还能放得过谁呢?邓大姐，总理生前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邓颖超深情地摇了摇头，郑重地说：“恩来的性格和脾气，你们都熟悉，他从不对我讲我不该知道的事。他知道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到一定时候党是会采取措施的。他是从不过早地表达他个人的意见的。”

陈云是我们党的最老的政治家之一。叶帅十分敬重陈云同志。他首先给陈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有帮派的字样。待陈云看完以后，叶帅问他：

“你看该怎么办？”

陈云低沉着消瘦清秀的脸容，坚定地说：

“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接着又说：“我们的总理总是照顾大局。从前主席健在，许多问题还没有到解决的时候，现在，我看有了解决这几个人的问题的条件了。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是‘四人帮’，很好。我们完全可以借用主席对他们的批评，来处理他们的问题。”

“你估计党要收拾他们，全国人民会拥护吗？”叶剑英激情地问。

“保险赞成!”陈云说：“他们几个人，倒行逆施，早已激起人民的愤怒。天安门事件不正是最好的证明吗？叶剑英同志，和这四个人斗，党心、军心、民心，都是向着你的!”

陈云的话，使叶剑英很受鼓舞。他一拍大腿站起来，激动地说：“好，有你们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我要和他们再斗一斗!”

陈云关切地说：“不过你一定要注意等待，再做一些工作，争取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特别是华国锋同志，他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从组织观念讲，也要争取他，争取他能担起斗争的责任。只要他站出来，就算为党立了大功!”

在这期间，叶剑英多次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说：“研究时局，掌握形势，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叶剑英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要注意“四人帮”的活动情况。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他对国内全面局势，了如指掌。

9月21日，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委托恢复总参谋部工作的杨成武将军到叶剑英的住地转达了他的期待。聂荣臻元帅神情严肃地对杨成武说：

“那几个东西（指‘四人帮’），闹腾得很厉害。这伙坏人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要有所警惕。如果他们先下手，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不得了，中国革命就会倒退几十年。现在，我们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情况很紧张，请叶帅快拿主意，早下决心，他得挺身而出啊!”

叶剑英听了杨成武的汇报，笑了笑，心情激动地说：

“你回去报告聂老总，请他放心。他的想法跟我考虑的一样。我已有思想准备了，你回去报告他，有事随时同他商量。”叶帅还诙谐地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要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叶剑英家里，尽管这时叶帅已经“靠边站”了。

1976年2月2日，中央曾发出一号文件，通知：“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不让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可是叶帅仍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广大指战员。

用中央文件形式，异乎寻常地发出叶剑英“生病”的通知，在军内引起广泛的反映。有些同志以为叶帅病情严重，纷纷写信或打电话询问。当他们知道叶剑英身体已恢复健康的时候，恍然大悟，方知所谓“生病”的通知，是经毛主席批准的。叶剑英分别接见了粟裕、宋时轮、韩先楚、肖华等高级将领。他分别嘱托他们要严密注意形势，特别是要在各自的岗位上，注意掌握好部队，提高警惕，防范万一。

恢复了自由的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从狱中出来以后，住在三○一医院，一天，他来到西山探望叶帅。刚走进客厅，还没开口，叶帅就转过身来，伸出手，向他走来。

“叶帅，您身体很好噢!有人造谣，说您生了病!”

身材高大的傅崇碧，双手紧扶住叶帅。那满头的白鬓，红润的脸色，潇洒的风度，机敏的目光，使他十分激动。

“好噢!”叶帅手拉傅崇碧向沙发走去，一边幽默地说：“崇碧，我们是同案哟!我是二月逆流，你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杨余傅，我是杨余傅事件的后台!”

傅崇碧坐在叶帅身边，眉峰间显出忧虑的神色，兴奋地说：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差点被他们整死!”

“鹿死谁手，等着瞧吧!”叶帅大声地说着，随即开怀大笑起来。刹那间，老帅像返老还童一样，心花怒放，神采飞扬。

傅崇碧看到叶帅很高兴，一定是有什么新发现。他连忙询问。

叶帅举起右手，微笑地向他伸出四个指头。他胸有成竹地讲了四句话，精辟地分析当前的形势。

“一、不要紧，他们没有抓到我们什么东西；二、他们积怨甚多；三、要进行斗争；四、要讲究方法。”

叶帅突然从沙发前站起来，快步走过地毯，来到大玻璃窗前的一架钢琴旁边。叶帅兴奋地拉开琴盖，手按音键，静静地仰望西山的蓝天。他扬起双臂，以扫荡一切的英雄气概，急风暴雨似地弹起钢琴来。他时而前俯后仰，时而低首细听，随着来往飞舞的手指，迸发出一阵阵高昂激愤的琴声。

傅崇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钢琴旁，听着那惊心动魄的旋律，仿佛变成了隆隆的雷鸣，刺破云空的闪电，浮荡在西山的上空，发出狂怒的吼声。让战斗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叶帅，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傅崇碧像士兵一样，笔直立正向叶帅敬礼告别。回到医院，他立刻把会见叶帅的所见所闻，报告给断腿重伤的罗瑞卿同志和其他高级将领。寂静的病房，顿时喧嚷沸腾起来。

“干吧，老子准备再拼一次!”

“他们抓了我们一次，坐了几年监，难道我们还要吃二遍苦吗?”

“老家伙们，作好准备，拿起武器!”

住医院的老将军们都仿佛变得年轻起来。他们从这间病房，走进那一间病房，就象在昔日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从一个阵地到另一个阵地一样。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方实）

2000年第10期 张闻天和刘英患难与共　作者：崔向华

刘英今年已95岁，她是192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就认识张闻天的，长征到达陕北，她同张闻天结为夫妻。在张闻天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张闻天，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刘英说：“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做“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有过去是师生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多了，互相更加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一次张闻天在遵义街头叫住正和邓小平等逛街的刘英，约她去坐坐。正是早春季节，屋里升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他们吃着醪糟，谈着谈着就沉默上了。刘英预感到他有什么话要说。终于，张闻天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和刘英不仅做一般的同志。刘英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从“敬爱”到“恋爱”有很大距离。她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刘英心里有过创伤。她生性好强，不甘平庸。少女时代她就冲破家庭重男轻女思想的束缚，发奋求学。1924年，她考入徐特立刚刚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深受革命思想熏陶，1925年入党。“五卅”运动前后，她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大革命高潮中，她担任过湖南省总工会职工运动委员会干事，协助书记郭亮工作。1927年“马日事变”后，转入地下斗争，她任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事机不密而失败。白色恐怖中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28年3月刘英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牺牲。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1929年春，党中央将她送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回国后，先在少共中央局任巡视员，后被派往福建，担任福建团省委书记。后在少共中央局，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4年5月突击扩大红军，她被派往于都县任“扩红”突击队长，用一个半月时间超额完成了三个月的任务。项英称赞她“一鸣惊人”。她受到了武装动员部的嘉奖。长征开始，刘英担任“红章”纵队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三梯队负责后勤、供给，组织几千名新兵运输员和挑夫搬运炮弹、发电机、文件档案和金银钱财。遵义会议后不久，她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撒种子”(秘密发展党员留在本地工作)，发动群众，拥护红军。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刘英是红一方面军30名女战士的杰出人物之一。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长征路上，写文件做记录一般都是用铅笔。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当时，钢笔真是稀罕之物。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她把爱情的种子深深埋在心底，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恋爱。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完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总可以了吧?”刘英终于点了头。

他们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张闻天一碰到开玩笑的场合，只是憨笑。刘英口齿伶俐：“拿什么请客呀?又没有钱，又没有东西!”毛泽东说：“那就不承认!”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张浩，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当毛泽东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后，在会上发生了争论，博古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还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危险的”。毛泽东反驳了博古的观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毛泽东尖锐地质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在毛泽东和博古争论的过程中，张闻天和毛泽东“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会后，张闻天受中央政治局委托，起草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张闻天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毛泽东常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斗争，并首先把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提了出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张闻天受命于危难之际，他倾注全部精力纠正“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应当指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被推举为在党内负总责的核心领导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除了张闻天对遵义会议所作的杰出贡献，还主要因为他当时已经担任了党政方面的重要职务。1933年初，张闻天进入苏区后，仍是党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并任军委委员，已经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张闻天当时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的要求。无庸讳言，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前，站在王明“左”倾路线一边，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但他在“左”倾统治时期，除了犯有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错误之外，根据他的独立思考与认识能力，已经开始逐步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相对正确的方面。所有这些，不能说是一种巧合，而是张闻天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结果。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有利于加强党内的团结；共产国际也不会作梗。一直到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稼祥由苏联回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此时，毛泽东的威信才被共产国际所信服。虽说张闻天在全党负总责仅三年多的时间，但他对中国革命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却是光辉灿烂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失败走向胜利；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西北一隅走向了全中国；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变。

自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以来，他与毛泽东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我们从中央档案馆现在保存的电报中可看到，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起，至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为止的三年多时间里，以“洛毛”或“毛洛”联署的电报就有338份之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直接关系到当时中央许多重大决定的贯彻。

张闻天办事出以公心，谦虚谨慎，宽厚练达。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闻天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解决方针的领导人。次日，张闻天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发言，就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同意除蒋，明确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并立即派周恩来等同志赴西安。

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往西安去做巡视青年工作。这年11月，她染上肺结核，中央要她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记在脑子里。刘英接受任务后，每天熟背强记，凭着好记性，又学过收发报，她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回延安后，她将存在大脑中的密码交给专管同国际联系的电台负责人。此时担任秘书处长的刘英得知张闻天已不“负总责”，他衷心拥护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党应以毛泽东为首来领导的意见，即向毛泽东提出“让位”。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曾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他还说，由于他们是从“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所以作用很大。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张闻天坚信列宁的格言：“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延安时期，张闻天向青年学生讲演时说过：“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的一生，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在他毕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奋斗的历程中，不论斗争形势如何恶化，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蒙受了怎样的冤屈打击，他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确定的伟大理想，都毫不动摇。他非常喜欢列宁的那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他将此言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

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之后，张闻天不再在中央负总责，他的主要精力倾注于全党的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先后兼任过党中央宣传部长、干部教育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共产党人》编辑和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学院院长等职，他还亲自主持马列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为马列学院的学员们讲课和编写教材。他所作的《论青年修养》、《论待人接物问题》等讲演，在广大干部和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刘英一直跟随着他，帮着抄录数据和整理材料。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先后担任牡丹江地区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代表、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辽东省委书记等职务。刘英一直与张闻天同甘共苦。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问题上，张闻天坚持了正确意见。在陈云主持下，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刘英同张闻天经常冒着零下四十多度的彻骨严寒坐马拉爬犁深入基层。没有热炕，他们裹着皮大衣睡觉。一次，凤翔县城遭五百多土匪袭击，而主力部队正在山区追剿土匪。张闻天立即亲自带领军区直属部队乘火车赶往鹤岗，指挥部队分两路救援凤翔，迫使土匪在当天中午，丢下我大部分被俘人员，匆忙逃遁。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他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对我国外交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积极作用。在推动和组织全国的国际问题研究方面，他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在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14万字的系统的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是闪烁着真理光辉、批判“左”倾错误的警世之作。张闻天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遭到错误打击。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的回答是平静的，他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刘英明白，事实上张闻天早就知道开顶风船确实不易，但是一个老共产党人的良心促使着他要讲真话。所以，他并不后悔。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之后，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的问题。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他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1962年他到苏、沪、浙、湘等省市进行经济调查，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备受折磨。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个小常因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只能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在长达五百二十三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尖锐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以及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并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张闻天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微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党中央于1979年8月25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责任编辑　仲　文)

2000年第10期 中共智斗土皇帝阎锡山　作者：马仲廉

阎锡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他长期盘踞山西，拥兵自重，诡谲多变，翻云覆雨，左右逢源。为了达到“存在”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在抗战期间，他脚踩三只船——拥蒋、联共、又想降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采取了团结抗战，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抗战八年，同他智斗了八年。

惧怕人民力量强大阎氏改联共为反共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亲密合作，组织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抵抗日军的进攻，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阎的联共抗日政策发生动摇。1938年2月临汾失守以后，他看到山西大片土地陷于敌手，共产党的力量却不断扩大，对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逐步走向反动，直至“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此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的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强，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倡议下成立的。成立不久，薄一波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回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损失很大。阎对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已失去信心。他曾在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一次谈话中说：“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因此，他急于扩军。这时，薄一波等向阎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得到阎的同意。新军的名称定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队在1937年8月成立时，只组建了1个团。但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到约5万余人，共计50个团。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105个县政权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特派员担任。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上是由阎锡山直接领导，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

阎锡山在古贤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煽动旧军起来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从此，阎锡山一步步走上扶旧抑新反共反人民的道路。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阎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他甚至说，“蒋介石不足畏，毛泽东……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中共北方局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及时了解秋林会议情况，派晋西南区党委负责人张友清，秘密住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等，领导左派势力同阎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紧急疏散左派力量，在秋林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干部，有的回前方，有的到延安。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内部情况的汇报。王说，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在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毛泽东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摩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国民党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听取了参加秋林会议返晋西北路经延安的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毛泽东对雷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提醒山西新军领导人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1939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阎锡山又召开了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目的是借开会之名一举端掉新军领导人。新军领导人识破了阎的阴谋，除二纵队政委韩钧参加会议观察情况外，其他新军领导人均未到会。阎的阴谋未能得逞。

阎氏发动十二月事变中共据理实施反击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十九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大宁等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干部及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维护山西抗战局面出发，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派彭德怀副总司令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彭德怀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反共未到最后决定。”6日，毛泽东关于晋西事变及党的方针致电朱德等：“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晋西南新军于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晋西南新军一致行动，对顽军的进攻实施反击。9日，毛泽东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有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这天，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绥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日作战，极度疲劳。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新军即决定北上晋西北。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由柳林至离石之间的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8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6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继续北上。在此情况下，晋西北新军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实施反击，至1940年1月16日，将顽军逐出晋西北地区。顽军逃向晋西南。

在此期间，阎属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方针是对的。当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出：“(甲)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乙)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1日，毛泽东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对目前国内形势指出：“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退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1月16日，毛泽东、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问阎是否同意。28日，毛、王又电王世英，要他再问阎锡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间派人商谈团结抗战及调解新旧冲突。”2月11日，毛泽东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当日，毛泽东电朱、彭等，指出，在蒋介石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国民党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国民党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在中共一再争取，做到仁至义尽的情况下，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毛泽东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蒋介石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四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5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笔致信阎锡山，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披诚直达，敬希明鉴。”

求生存　欲脚踏三只船为大局　力争阎氏中立

“十二月事变”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方面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抗战。”

这时阎锡山的处境，实际上更为困难。他掌握的仅有晋西吉县等十余个残缺不全的县份，且这一地区山峦连绵，土地贫脊，军民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为表示励精图治，阎锡山把他的驻地吉县坡南村，改名为克难坡。

始终处于日本、蒋介石和中共斗争旋涡中的阎锡山，想脚踩三只船，以图求得“存在”。

在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驻地，早在1938年8月下旬，便设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那是在朱德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山西吉县古贤村时，向阎提出并经阎同意的。商定由王世英担任办事处主任。王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生，1929年曾在阎军中工作，是办事处主任的最佳人选。办事处成立后，除了沟通中共与阎方的联络外，对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个办事处直到日本投降时才撤销。国民党的省党部是1938年4月成立的。开始时，蒋介石提出在山西恢复国民党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予理睬。于是，国民党就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种种麻烦，压迫阎屈从。阎虽然不满，但因对国民党中央有依靠和需要的一面，所以只好同意。这样，在山西省停止活动多年的国民党省党部又重新挂起了牌子。主任委员名义上是赵戴文兼，实际上是蒋介石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黄到任后，干了许多破坏团结抗战，反共反人民的勾当。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后来也与日军勾结，作投降日本的准备。日军虽然没有在阎的驻地设立办事机构，但准备降日和与日军勾结的人员，也是由这里策划和派出的。日军在策动阎投降的活动中，一方面与之谈判，另方面也以军事进攻相威胁。因此，第二战区领导机关住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形势紧张了，从河东吉县克难坡迁到河西的宜川县秋林镇；形势缓和了，再由河西迁回河东的吉县克难坡。

当时，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一天，阎在用餐时，他的孙女树榕说了一首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抗战抗战，黄河两岸；十三个高干，哄着一个老汉。”阎听后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说：“他们的说法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着十三个高干。”

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保持中立

十二月事变，阎锡山尝到了追随蒋介石反共的教训。所以在后来的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他采取了左右逢源，保持中立的态度。

1940年4月4日，秋林各界举行除奸大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在会上大骂共产党、八路军。4月11日，黄又在清明节追悼会上通过了呼吁国民党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要求在报端澄清是非，阎锡山却以“无可奈何”来搪塞。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齐”两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阎锡山接到通电后，犹豫不决。王世英面见阎锡山，指出“皓”“齐”两电是鼓动反共，破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坚决反对，一定要斗争到底。阎于是对何、白的电报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指示王世英，向阎锡山等说明国民党反共之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执行友好。”并电述毛、朱向阎等三人的问候之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副主任曹言行面见阎锡山，说明皖南事变真相。望阎仗义执言劝告蒋介石，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立即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捕将士。阎以“皖南的事不会是中枢的意见”为由加以敷衍。中共中央得知阎的态度后认为，阎锡山的态度是中立的，对孤立蒋介石有利。

1943年，国民党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利用曾任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毛泽东，要求取消中共组织。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对阎的交际处提出质问。阎批令主管机关查纠，并下手书对武玉山严加斥责。

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共方面通过办事处询问阎锡山的意见。阎锡山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说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这是党派分脏的政府。表明了他既不拥护国民党独裁政府，又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

发展双边贸易以自救阎氏愿与中共求共存

阎锡山财政上十分困难，部队粮饷靠中央政府供给。为了多领粮饷，阎属行政人员也实行军队编制。而国民党方面，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不断卡紧阎的脖子，1941年以后，蒋介石进一步压缩对阎的供应，使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10月18日，他对王世英说，重庆当局不仁，晋西地域狭小，为抢粮生存，已令前方个别部队与日本人往来，并表示愿与中共亲密合作，“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

为了解决阎方的经济困难，中共方面倡议双方开展贸易活动：“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对此非常高兴，指定其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材等与中共方面联系商谈。决定阎方在黄河西的桃渠和河东的吉县成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立专事物资交换的渡口。初期双方交易主要项目是陕北的食盐和石油，晋西的布匹和熟铁。往后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贸易额越来越大。1944年春，崔楚材去延安与边区对外贸易局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品种进行磋商，此后，崔成为二战区常驻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都开展了对边区的贸易。当地商人也一批批地到陕北做买卖，促进了晋西与陕北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对阎锡山的限制与合并。

阎方与中共的经济往来和阎派员驻延安，被国民党特务侦知。重庆的国民政府指责阎，并企图阻止。阎回答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每月拨20万斤食盐给晋西。阎方为了避开国民党当局的监视，改变了一些货物交换地点，不在宜川到克难坡的路上设点，改在吉县龙王迪以北的马头关、凉行崖渡口等地进行。

崔楚材在延安的活动暴露，蒋介石电阎查询，阎只好将崔密令召回。但1944年夏，阎借口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材赴延，避开中央社记者耳目，秘密与边区有关部门达成物资交换的一致意见。

第二战区与陕甘宁边区在双方贸易中，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政治上的了解与合作。阎锡山借助边区的力量与蒋介石抗衡，达到了“存在”的目的。

中共旗帜鲜明反对投降阎氏始终未敢公开降日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为了“存在”，也考虑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同时，日军方面也在寻找机会对阎进行诱降活动。

1940年夏，驻太原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派汉奸白太冲偕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和癐县与阎锡山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触，后又派特务头子大矢秘密前往克难坡见阎。阎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接头，并将两名日军俘虏秘密护送到太原。11月，阎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璧关同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秉承阎的旨意，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并要求日军武装山西军队30个团等。1941年3月，阎派赵赴白璧关与日军第二次接触。4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清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9月11日，阎、日双方代表在汾阳签订了《晋绥军与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通称“汾阳协定”。此后，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按照协定向日军催要东西。后来，双方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方交换军事情报、物资的正式协议。

阎、日勾结，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1月18日，王世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约见阎锡山。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王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本表面气势汹汹，实际十分虚弱，进退维谷，面临困境的实际情况。并以坚定的态度表示了中共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抗战持怀疑态度，提出，蒋介石如果同日本人妥协谈判怎么办?王世英明确回答，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不敢公开降日，降日会把他的政治资本丧尽，人民会把他打倒。同时，美、英等国也不会支持他降日。如果蒋介石扔掉抗日这面旗帜，去降日本，我们就坚决地打倒他。谁投降日本，我们就打倒谁；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中共方面的态度，阎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暂时放慢了与日军勾结的步伐，只在互换情报与交换物资方面断断续续地进行。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对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促阎投降。阎又派赵承绶赴太原与日军交涉。在伪省长苏体仁斡旋下，决定于1942年5月5日在吉县的安平村阎与日军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会见。会见因天雨改在5月6日举行。会见中日方要求阎立即回太原，并逼阎早日通电脱离重庆政府，参加“大东亚共荣圈”。阎看形势不妙，怕被劫持。在会谈休息时乘机溜走。谈判遂告破裂。

中共中央得知上述情况后，指示王世英约见阎锡山，表明中共与八路军的态度，设法阻止阎降日。王向阎表明了中共及八路军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抗日的决心，愿同阎合作抗战到底，反对任何人向日本投降。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广泛地作阎部下各级干部的工作。并发动在阎内部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如进山中学校长赵戴文之子赵宗复，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族革命政治研究院主任杜仁之，同志会宣训组宣传股长樊耕农，运用各种形式做拖住阎锡山的工作。这些中共党员利用交际面广的条件，发动了孤立阎锡山的攻势。还动员阎的儿子劝说其父不要投日当汉奸。同时让具有民族气节的省主席赵戴文去作阎的工作。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阎的降日活动。这样给阎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在日方要求阎发表日阎合作宣言时，阎采取了拖延的策略，虽然与日军仍勾勾搭搭，但始终未敢公开降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0期 我和于光远为“六十一人叛徒”假案平反作证　作者：曾彦修

今年一月号《广东党史》发表于光远《向他祝贺，为他高兴——记从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胡耀邦》一文，涉及中央为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61位老同志平反的一些事情。

于光远在文中说：“在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我只做过一件事，就是曾彦修和我曾经写过一个对‘61人案’平反有用的材料。”“后来中央为六十一人平反的文件，用了曾彦修和我的证明材料。”“从过程上看，可能我先在口头上对耀邦讲过这件事，而这些我至今没有记起来。”光远同志已八十五六岁了，毕竟年事已高，有些事情的细节记不清了。我想把这事的前前后后情况说清楚，以免今后以讹传讹，目的是在暴露康生这个党内大坏蛋的罪恶，同时也记录下胡耀邦同志在为这些同志平反时心急如焚的崇高精神。

1977年大约春末夏初，于光远到了上海，住在市委的东湖路招待所。那时我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于打电话到单位叫我去见他。下班后，我去了，我约他在马路上谈，他问为什么?我说，刚揪出“四人帮”时，各大宾馆及重要招待所工作人员在街上贴了很多大字报，系统地揭露“四人帮”在这些地方进行的特务监视活动，重点是北京来的重要客人与上海干部的相互活动情况，包括来往人的详细登记、跟踪、监听、拍照等等。我说，现在不保还在干这种事，因为许多“文革”时的(中央)当权者照样在掌权。于告诉我，回京后他要到大庆去(当时他提过是纪登奎要他去的)。我建议他不要去，我说这是他们(指打倒“四人帮”后继续当权的原“左派”政治局委员们)嫌你这样的人在京碍他们手脚，故意把你赶下去的，你也可以找个借口不去，难道去一阵大庆就可以写出一本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么，还不是“两论起家”那一套？于对此未作答(近读冯兰瑞同志在《百年潮》今年三月号一文，才知国务院政研室面临取消合并而一致采取到大庆去是拖延战术，于带队，连胡乔木也去了)。

我告诉于，我已写好两件材料，是致中央的，一份认为张闻天是真心拥护毛泽东的，1942年到陕北及晋西北作农村调查时，他对我们谈的很多，对张闻天必须平反；另一份是揭露康生的，就是“61人问题”，我们一齐亲耳听康生面谈的，“文革”中他又装作不知，大抓“叛徒”，康生这人必须完全推倒。那晚在路边我们二人共同回忆了一次关于“61人”案康生对我们面谈的东西。二人回忆几乎百分之百的一样。于光远嘱我回去即修改补充，用于、曾二人联名共写此件。我修改好后，第二天即送到于处去。于说，我回京后相机处理。

1978年我调到北京前，我在5月先去了一次北京。一次，在邓力群同志家中，我也只谈了张闻天、康生二人的事，并说我已写成两件材料，存于光远同志处。邓说，张的问题，王震同志已带头鼓吹平反，骨灰即迎回北京。康的问题比较麻烦，一时还不能提出彻底否定他的事情，你的看法是对的，不过还要等待一下时机。

说起来也好笑，我当时还是一个“摘帽右派”，竟敢写起对一个前党的中央总负责人，一个前党中央副主席，即张闻天、康生二人的评价都要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的材料。不过，我内心是很肯定的：党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老前辈和老同志们内心都是那么想的，不过在当时体制下，阻碍力还很大罢了。

1978年夏天某日上午，我当时已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筹备委员会工作，正在同姜椿芳、刘尊棋、唐守愚、阎明复几个同志一起开会时，于光远的司机老乔同志，来到我们当时所在极偏僻的三间小平房处找到我，说“光远有急事，叫你立刻去。”我打电话一问，于答“耀邦立刻要我们二人写的关于‘61人案件’的材料，你请假快来，这件事更重要。”我当然立刻就到于光远家了。时于正同三四个人在谈话，大概都是关于研究计划和出版书刊之类的事。于对我只简单地说，昨天看见耀邦，谈起我处尚有一份我们写的关于康生谈“61人问题”材料，耀邦认为极重要，说这是一个直接的、尖锐揭露康生的证据，你回去马上给我送来。但光远同志晚上没有找出这件材料。于告诉我，由于当时条件过于不成熟，“他们”还在继续歌颂康生，如果交上，很可能会引起反效果，一放又找不到了。于说，耀邦等着要，反正你起草的，现在就赶快重起草，大约一千余字。写好后，于当场看了，好像没有改什么，就说可以，叫他秘书或助手马上拿去打印即送回。我说，听到这些话的人还很多，年纪大的如徐冰、张琴秋等同志已去世，但高文华和贾连夫妇尚健在，青年人凌云、史敬棠就在北京，不送他们联名送上吗?于说，来不及了，老年人如果记不得，反增加一层麻烦，凌云、史敬棠应还记得，但一个圈子绕回来，非一个礼拜不可，耀邦等着要，我们二人回忆完全一样，就可成为证明材料了。我也再没有说什么。后来并未要我再签名过，可能作为打印件送出了。材料的内容，大要如下：

1947年2月时，中央组织了一个土改工作试点团，前往晋西、冀中、山东渤海区等地作土改试点工作。团长康生(陈伯达开始也作了个把月副团长就带着团员田家英跟随少奇同志率领的中央工委到河北平山县去了)，团员有老同志张琴秋、李立、曹轶欧、廖鲁言、陶××夫妇、高文华、贾连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在山东时加入的)、张越霞等；一个中年人张勃川，几个青年人为于光远、凌云(兼工作团秘书)、史敬棠、曾彦修。毛岸英刚从苏联回来半年多，也随团学习，但他不参加哪个组，始终在康生身边，在群众中则用了化名。

1948年初，工作团绝大部分团员到达山东渤海区惠民地区阳信县某村渤海区党委驻地时，已快过春节了，就先没有立即下农村，而是等农村过完初五之后再下去。区党委于除夕宴请康生及工作团。但区党委组织部长刘格平同志是回族，他可是老得不得了的革命家，据人名词典载，刘在1922年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不能参加一般性宴会，于是在春节那天在他家中邀请康生及工作团按清真习惯吃晚饭。说是晚饭，下午三时即入座了，因为要预留饭后散步时间。晚饭后，照例由康生带领大家在村外散步。散步时，康生问大家知道刘格平这个人不？个别老同志知道，其余同志都不知道。康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刘格平同志的历史，然后对我们说(大意)：这个同志很固执，缺乏灵活性，他是个老党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只要一提到‘可兰经’，他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见了”(上面打引号的两句话关系重大，因此，我们听时印象特别深，我和光远同志当时就特别核对过，这两句话基本上是康生的原话)。康又对大家说(以下大意，不可能全是原句)，“这个同志很特别，他比别人多坐八年牢，党要他出来，他坚决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康生继续说：少奇同志1936年春到平津重组北方局后，眼看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抗日运动风起云涌，学生运动尤其经久不衰。可是，我们党的老干部绝大多数都在北平敌人(指宋哲元政权)狱中。那时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敌人(指日本侵略者)一旦占领平津，这些同志就会全部牺牲。而且，蒋介石只要讲一句把这些犯人送到南京去，宋哲元就会立即欢送，以减少自己的麻烦。所以，情况是很危急的。少奇同志等研究后，觉得不能坐等日、蒋来屠杀这些同志，只能作为例外，履行“假自首”手续后，就能全部出狱。于是，北方局请示中央，经中央研究同意后复示同意。但具体出狱经过仍很复杂，这个指示传到狱中后，当时以薄一波为首的61人都不同意出狱。“后来又催促多次，说再不执行就是违反中央指示了。”康生提及此时期奉北方局命办理此事的有几个人，提的次数较多的，好像是徐冰与孔祥祯二同志。康生又告诉我们，“后来狱中同志有点相信了，但不放心，决定先出来一个人，看看是否敌人的诡计，并约定暗号，放出的这位同志回去探监时，如果是真的就带去什么东西，讲什么暗语；如果是假的，又是如何如何等”。康生说，“结果这位先出来的同志了解确是中央的决定。于是这些人才出来。”康生又说，“可是刘格平决定不出来，把监牢继续坐下去。”至于刘格平同志是在日本投降后出狱的，还是抗战末期日寇败局已成，敌伪监狱当局已十分混乱的情况下，而由狱外同志救援出狱的，康生好像也没有说的很具体，只是说刘格平同志“比别人多坐了八年牢”。康生还特别对我们解释了敌人占领了北平后为什么又没有杀刘格平的问题。康说，“敌人占领了北平后，汉奸们以为共产党员都在1936年夏天一次‘集体自首’全部出狱了，就把刘格平当成普通刑事犯继续坐监下去未予理会了，因此，他活了下来。”康生对刘格平坚持不出狱的态度如何呢？此点，光远同志和我特别核对过：康当时决未表示赞美，意思是说刘格平这个人太迂了，但原话我们记不得了，不能确定是否用过这个“迂”字。上述只是概略，已可看出康生当时对此事叙述之详。

上述经过，党中央自有全部详细资料，那才是合法的材料。我这里之所以记这么一些，只是为了一点，即：此事的源源本本，康生是比谁都清楚的。他长期任中央社会部长，也有责任弄清此事。所以，康生发动当时南开大学的“抓叛徒”造反兵团，首先出来抓“薄一波等61人叛徒集团”，进而在全国几乎把一切地下党员都看成“叛徒”，完全是一个极大的一网打尽地下党员的阴谋。而且，薄一波同志等61人出狱的经过，长期在延安党中央重要机关工作过的一些党员同志也早就大略知道了，我就是如此，不过这次是从康生口中亲自详述就是了。我怎么可能会早有耳闻呢？因为我接触过不少从南京、苏州监狱在抗战后一两个月才出狱的同志们说，我们在蒋介石的直接统治下，蒋不可能像华北地方势力宋哲元那样释放我们，因此南方不可能采取这一方式出狱。

于光远和我二人联名送上的康生谈话材料，得到了上面的重视，因为它太直接有力了，把康生在这件事情上有意制造冤案的狰狞面目彻底揭穿了。所以，这份材料的全文被中央附在了平反决定的后面，我看见过这个红头文件。

再说一遍，此案具体的实际经过，应以中央的翔实档案为准，此处所写，目的只在证明康生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阴谋家而已。

（作者是本刊特邀顾问，原人民出版社社长）

2000年第10期 赵祖康把上海的资产档案移交陈毅　作者：吴跃农

上海不是共产党打下来的吗?怎么还有政府移交这一说?而且是国民党移交给共产党?

确确实实。

上海市政府没有出现真空，国民党在最后时刻也没有撂下管理一个城市的挑子，还是留下了陈良和赵祖康两任代理市长的看守市政府，维护着最后几天的市政运行，在战火之后，战败者向胜利者交出政府印信，举行了政权移交接管仪式，由这个国民党的看守市政府心平气和地将大上海的市政权完整地交接给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旧市政府的全体公务员只要愿意，都平稳地过渡到新的市政府工作，继续为管理大上海出力，赵祖康本人也立即被陈毅市长任命为上海市工务局局长。

国民党终于找到了上海最后一位代理市长，他竟也是共产党喜欢的人，是共产党点名要他留在上海别去台湾的“亲共分子”

可以说，赵祖康是国共两党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选定了的国民党最后的上海代理市长。或者叫“交接市长”。这在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

屈指算来，赵祖康是第九位国民党的上海市长。

民国政府是在1927年7月7日成立上海特别市的，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上海特别市的成立，是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结果。先后有黄郛、张定癋、张群、吴铁城、俞鸿钧、钱大钧、吴国桢七任上海市长。然而，在1949年的4－5月间，就接连出了两位代理市长，即陈良和赵祖康。知道守不住上海，国民党的官员们一个个脚底抹油，谁都跑得比谁快，蒋介石4月底跑到上海，给汤恩伯打气，让上海坚持守住6个月，幻想美国出兵干涉，而这个时候，上海第七任市长吴国桢早跑到台湾去了，他不相信老蒋的痴人说梦，美国人早就对老蒋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在4月14日，就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市长一职由陈良代理。

陈良并不想站这最后一班岗，他的算盘打得鬼精，只想拍老蒋马屁，在这最后关头好好表现一把，把上海的黄金白银装上船往台湾运，自己最后也往台湾一跑，还怕老蒋不给他在台湾混个一官半职?所以，他在4月份一开始被吴国桢选中代理上海市长之职时，就在考虑找下一个代理他这个代理市长的又一个代理市长人选了。

陈良一直在打赵祖康的主意。解放军即将攻破南京城的那天晚上，国民党狼奔豕突，下一站就是上海了。陈良打开中共设立在附近、对准上海城区广播的“陕北人民广播电台”，听见中共正在进行着“策反”，点名要上海老资格的经济专家颜惠庆、工务局长赵祖康以及张元济留下来别去台湾，为建设新上海而贡献自己的专业之长。

说实话，陈良怀疑过老实巴交的赵祖康跟共产党有瓜葛，只是树倒猢狲散，没功夫来管这事，更没力量来“肃奸”了。好!陈良眉头反而舒展开来了，共产党为他找了一个代理市长，妙，就让赵祖康来代理市长，让他把上海市政府移交给共产党，国共两党都体面，何乐不为?

赵祖康，代理国民政府举白旗迎接解放军进城的代理市长，他只当了短短4天的代理市长，却永久地记录在史册上，上海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他是有功之臣

赵祖康是喜剧性人物。他的人生哲学是无党无派干实业，但他还是参加了国民党，他的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硬拉死拽的结果。国民党有个规矩，凡在政府供职，做官至副处长，就必须加入国民党。

赵祖康是中国著名的公路桥梁专家。他30年代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道路工程，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理想，放弃了留在美国工作，毅然回国，可惜，旧中国连年战乱，他这个专家无用武之地，尽管在国民政府的交通部任要职，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当技术官僚，官至上海市工务局长，但英雄无用武之地，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是越来越心灰意冷。

1949年初，像赵祖康这样的人，必须面对何去何从的人生选择。这年2月初，中共地下党派一位“李小姐”与他接洽，要求他能够留下来，共建人民的上海。地下党派来的“李小姐”还给他送来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著作，他把毛泽东的书包上《论美军登陆》的书皮，经常秉烛夜读，兴奋难眠。他心中开始亮堂起来，知道中国的光明前途在哪儿。之后，他以研究建桥情况为名，从工务局中拿出《市郊大桥地址图》交给地下党，好让解放军作战时有个参考。

共产党的电台点名要赵祖康留下来共建上海。“点名”不是随便点的，这是上海地下党市委的建议，经华东局和陈毅报党中央毛主席同意的。

解放军进攻上海市区的那天晚上，陈良派出的人一直在四处找赵祖康，赵祖康躲在同学家迎接解放。到24日凌晨，陈良的秘书通过特务机关调查，还是敲开了他同学的家门，找到了他，秘书一脸的喜色，赵祖康感觉不像是抓人的样子。秘书催他马上去见陈良。赵祖康驱车来到陈良家中，陈良正在指挥佣人收拾金银细软，他告诉赵祖康，找他是请他来代理上海市长的。陈良说，赵老兄，这事关国民政府的最后形象问题，国民政府前面在撤出南京时，只顾跑，撒手不管市政，秩序太坏，市民遭受极大的损失，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行政院长何应钦给我来信，要求上海市政府维持到最后一刻，不能自行作鸟兽散，国军与共军打仗归打仗，国民政府还是政府嘛，不能自我解散嘛，要像个政府坚持到最后一刻嘛。赵祖康没有心理准备，地下党传口信让他坚持下来，为保护好上海多做工作，但他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在最后关头“慧眼识珠”，找他担任代理市长，把大上海交给他来打理，心中一阵突跳，准备答应下来，又不知陈良是否是在试探他，便多了一个心眼，沉默不吭声，像是在考虑什么，半天才脸露“为难之色”，提出不如另找诸如赫赫有名的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老资格的颜惠庆等人来代理。陈良忙摆摆手，很诚恳地说：“这些人都找过了，关键时候都不愿出来挑担子，再说——”陈良有意味地看赵祖康一眼，继续说，“他们看到共产党早吓破胆了，哪还有能耐与共产党办交接?赵老兄，这代理市长就只有你最合适，你在市政府担任局长时间长，资格老，出任此职，大家接受，你也得到了市民的认可，最关键的是，你是技术官员，没有政治派系背景，你形象好，共产党对你印象不错，共产党不会为难你的。”

确实，赵祖康在国民党官员中，他的人品是交口赞誉的，他只求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修身养性，情系天下。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他一直在国民政府的交通管理要害部门担任负责人，官至交通部公路处长、总局副局长，可谓是实权在握，只要略施小技，在工程中玩一点手脚，暴富是绰绰有余，然而，他没有这么做。在他那儿，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是安身立命之本；勤俭为根，静心为上，是人生态度。

红旗下的上海市政权交接进入程序，这是解放战争以来惟一的国共两党市政府交接，赵祖康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认真细致

25日天蒙蒙亮，通宵未眠的赵祖康，急匆匆地来到老资格的国民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主任颜惠庆的家中，请教如何向共产党办理政权移交，颜惠庆表示支持他担任代理市长，鼓励他承担责任，与共产党派来的接收代表圆满地洽谈好接收事宜。到25日早晨太阳升起时，苏州河以南市区已经被解放军解放。一大早，赵祖康赶到外滩市政府大厦，白旗在风中飘着，大门口已经没有哨兵站岗了，大门口的排列架上排放着市政府的所有枪支。

刚进办公室，秘书就敲门报告，说中共将在下午派人来商谈政权交接事宜。赵祖康马上给市政府各部门作了四点指示：一，各局处员工必须坚守岗位；二，各部门必须确保档案和一切财产完整齐全；三，市政府各系统向中共的移交在市政府移交仪式后进行，且必须事先经赵祖康联系中共才能进行；四，从26日起，各部门指派几名高级职员到市政府集中办公，及时沟通情况，迎接移交。

四点指示由秘书分头传达下去了。赵祖康坐下想还有什么要关照的事。他想到财政局和银行是社会运转的动脉，他立即要秘书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办公室来，要求他们采取认真有力的措施，把现有的财产和档案资料保管好，完整无缺地移交给中共。之后，他个别召来市政府秘书长，要求他保护好市政府大楼的财产。他还打电话给工务局，要求他们坚持上班，各工务所的工人要去抢修市政工程，确保交通畅通。

不知不觉已是下午，他匆匆赶到与中共约定的见面地点、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李思浩家中，与中共代表商谈交接事宜。双方想的问题比较一致，商谈很快有了结果，达成了八点共识，具体是：

1，接收机关以军事管制委员会所派人员备有文件者为限，其余人员应予拒绝；2，维持治安；3，水电公用事业必须继续运转，防止破坏；4，原市政府各局处人员应坚守岗位，保管档卷财物，并照常工作；5，户口名册与地产薄籍务须妥为保存，等候移交；6，从速恢复交通，以安定人心；7，商店工厂和银行应立即复业；8，补发原市政府员工和警察五月份未发工资(事先应向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征求意见)。

双方还认同，在中共政权运行前，重要事宜由军管委员会处理，具体事宜则由赵祖康负责执行。

5月26日清晨，赵祖康到公用事业部门现场办公，使上海市内的公用交通基本恢复正常，在他的督查下，上海的水、电、电话都没有中断过，一切正常。在紧张的代理市长工作中，赵祖康还参与了战事。5月26日，苏州河北岸在邮电大楼上不听从起义将军刘昌义指挥的青年军还在踞高死守，负偶顽抗，阻碍解放军攻过四川路桥，进入苏州河北岸，赵祖康应解放军要求，亲自前往劝降，用电话与邮政局长联系，让他与守敌喊话，晓以利害。下午，守敌摇出了白旗。

这一天下午3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市政府，全面接管警卫工作，赵祖康亲自站在大门口迎接解放军进驻，并专门陪同解放军警卫队负责人视察机关各局处，特别是察看了档案室，2245万卷宗的档案在档案架上码放得整整齐齐，解放军警卫队负责人满意地笑了。

5月26日这天下午，中共代表、中共上海市政府总务处长熊中节持陈毅手谕来到上海市政府，手谕是这样写的：“着总务处熊处长前往旧市政府布置有关接受事宜，并通知原负责人作好准备。”熊中节通知赵祖康，中共将于明天下午三时整与国民党上海旧市政府举行交接仪式，熊中节就举行仪式的技术问题与赵祖康商谈了一会儿，很快拿出了方案。

中共代表走后，赵祖康最后一次主持召开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会议，他召集财政局、警察局、工务局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通报了5月25日下午他与中共接管代表联络洽谈的结果，也通报了刚才与中共代表熊中节谈定的28日下午举行交接的情况。赵祖康本是一介书生，但现在他指挥若定，颇有威仪，他心中想的就是，在这最后几天，上海白璧无瑕做不到，但至少是白璧微暇，要把这座大都市交给人民，这是他代理市长的全部意义。因此，他严肃地关照他们要严格执行军管会的要求，落实八项要求，确保财产档案的安全，不得有丝毫差池。

赵祖康考虑问题很细致，会上，他还就维持秩序、搞好移交、保障民生等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各部门紧密配合，协力完成，主要是：继续征收各项税款，银行不得停业，要继续运转，已经停业的要尽快恢复营业，由代理市长与中共接洽交接各项册式，会议决定于5月27日上午交接进入程序，各部门向代理市长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进一步商讨怎么样把交接工作做得更好。

在上海市市长办公室举行了接管仪式。控制接管仪式的人当仁不让是中共的陈毅将军

28日下午2时整，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的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负责人，正气凛然地迈步走上上海市政府的黑色大理石阶梯，脸上露出胜利者的微笑。

二楼145号房间，就是“市长办公室”，约有80平米的宽大办公室，是扇形的，东面是落地窗户，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地上是深红色的地毯，桌上是雕花台灯和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这里，上午还坐着国民党的最后的代理市长赵祖康，此时，已重新打扫得干干净净，办公桌收拾得一尘不染，光可鉴人，虚席以待中共上海市长陈毅的到来。

陈毅在熊中节的引导下进来了，随陈毅进来的中共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副市长韦悫、中国人民解放军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中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周林以及刘晓、沙千里、周而复、刘丹等在陈毅后面成一排坐下。副市长兼财经接管委员会主任曾山坐在陈毅的左首。

陈毅见大家坐定，要赵祖康进来。早将机关职员召集到市长办公室对面会议室的赵祖康，整理西服并拢一下墨黑的头发，微微躬身走进市长办公室，先向坐在市长位上的陈毅一个90度的鞠躬礼，后又注目左右，向其他人行60度的鞠躬礼。

两人年龄相仿，陈毅48岁，赵祖康49岁。陈毅靠着高椅背，双目威严，用低沉的语调发问：“你是国民党上海市代理市长赵祖康?”“是。”“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怎么样?”“条条照办了。”“资产、档案呢?”“完整无损，请一一查点。”

问过话，陈毅脸色和缓了，站起来，伸出手来，赵祖康赶紧趋前，两人握手，赵祖康赶紧把上海市政府的印信交给陈毅，陈毅接过来，指指办公桌对面特意空着的一个椅子说，“赵先生，请坐!”

赵祖康向陈毅概要地汇报了最后几天上海市政府的运转情况。

双方又一次握手，陈毅的四川口音洪亮而亲切，他对赵祖康说：“赵祖康先生率领旧市政府人员悬挂白旗，向人民解放军交出了旧市政府的关防印信，保存了文书档案，这种行动深堪嘉许。期望今后努力配合做好市政府的接管工作……”

简短的交接仪式结束了。陈毅等在赵祖康的引领下，来到市长办公室对面的会议室，参加由赵祖康事先安排的接管欢迎会。陈毅事先特意让熊中节关照赵祖康把政府所有的勤杂工都叫来参加，赵祖康当然是照办了，勤杂工坐在会议室里参加会议，赞叹共产党是亲民爱民的。

新生。国民党最后的代理市长成了人民政府的高级干部，“官复原职”，担任了工务局长，肩负着新上海的市政建设工程。之后，赵祖康以民革党员的身份，先后担任了五届共14年的上海市党外副市长

全部程序结束后，陈毅请赵祖康到市长办公室去聊一聊，陈毅的平易近人，使赵祖康决心将自己今后的工作想法跟他和盘托出，刚落座，赵祖康就说，他准备去干自己的专业，到交通大学去教书。陈毅直截了当而又诚恳地对他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在市政方面很好地合作的，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发挥你的专长，我想请你干老本行，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一职。”“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陈毅在结束讲话时又大声着重强调了这句话。

几十年后，赵祖康还是逢人就提陈毅当年说过的这句话，他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出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0年第10期 “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侯健存教授　作者：杨连元

这里记述的是我国一个老知识分子历经磨难而爱国之志始终不渝的人生历程。

——题记

年已74岁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协和医科大学病理学教授、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侯健存，每每吟诵屈子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诗句，都按捺不住激情的涌动。这位当今中国医学科学界免疫病理学科的带头人，也是建国后老一代医学科学工作者当中传奇式的人物。他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里，曾经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有着“三出三进”祖国大门的曲折经历。

一

1923年，侯健存出生安徽怀远。母亲生了他们兄妹七个，他排行老二。“九一八”事变后，他在山东济南上小学。“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等激昂铿锵的歌声，敲击他幼小的心灵；西安事变至卢沟桥事变发生，他在北平通州潞河中学念初中。为避战乱，免受亡国奴之苦，14岁的侯健存后随母亲、兄弟逃难到四川成都，寻找由山东流亡到成都的父亲侯宝璋。

侯宝璋(1893—1967)是我国近代病理学先驱者之一，在国际病理学界也享有盛誉。他幼年在家乡上过私塾，由于受新思潮的影响，少年时代离家出走，开始在一所教会医院里帮工。这一偶然的境遇却决定了他一生的医学生涯。由于他肯干好学，感动了院方，保送他上北平协和医学校学习。后来，他又在齐鲁大学医学院、美国芝加哥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等地相继沦陷，危及山东，此时已是齐鲁大学教授的侯宝璋抛家离舍，顾不了自己的妻室儿女，却全心全意组织该校学生转移到成都华西大学借读，使诸多学子免受失学之苦。

既有着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又接受了“五四”时代科学救国新思想的侯宝璋教授，结交的朋友大都是当时的进步人士，如老舍、赵望云（黄胄的老师）、关山月等，还有抗日将领冯玉祥。

至今侯健存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一些情景。

在齐鲁大学幽静的花园里，才华横溢的老舍先生常给他们几个满脸稚气的孩子讲故事，孩子们听得入神了，欢喜了，先生回家后便挥就一篇佳作；孩子们若是分了神，不爱听，过几天再讲，人物情节准有改动。

有一次，冯玉祥将军要亲临侯府吃饭，令家里好生为难：国乱当头，教授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贵客临门，侯夫人还是忙不迭地下了厨房。其实，冯将军一直牵挂着教授一家的冷暖安危，将军来时竟随身捎来两袋在当时比金子都贵重的面粉。开饭时，侯健存帮着母亲上菜。冯将军目不转睛地瞅着这位风华正茂的侯家二公子，意味深长地说：“好好学习呀，将来国家得靠你们啦!”

父亲的言传身教，周围环境的影响，小小年纪的侯健存决心继承父业，发誓要为振兴中华做出贡献。他在成都先读完高中，后就读金陵大学化学专业，按照父亲学好医学必先打好化学基础的意见，侯健存计划毕业后转学到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读医学专业。

然而，特殊情况发生了：

父亲得到左派朋友的通知，国民党特工人员正在跟踪他，还有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二儿子侯健存。第二天，金陵大学国民党三青团的负责人、农学院的学生易某人也找到侯健存，“友好”地出示了由上峰签发的一道密切监视侯氏父子的指令。所幸易某人平日很尊敬侯宝璋，待侯健存也不错。易某人说：“我们都知道你的，你也不会的。”有意无意，这种“警告”等于放过了他。

1946年，美国政府邀请中国一批知名学者赴美讲学，包括老舍、曹禺等人，侯宝璋也在其内。他应邀赴美后，第二年又赴英国讲学。1948年，他受聘于英国教育部，成为香港大学二战后第一任华裔病理学教授兼系主任。侯夫人廖文瑛则随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经广州转赴香港。

父母都走了，侯健存留在了内地。1949年成都解放了，而在华西校园内，却掀起一股“反国民党余孽”之风。有人说“侯宝璋曾经在法医病理诊断上帮过国民党军阀的忙”云云。作为儿子的侯健存，面对如此尴尬的境遇，他只好提出申请，拿到军管会的“路条”后取道北京，与正在协和医院进修的恋人刘冬生话别，尔后去了香港，就学于香港大学医学院。

这一年，他刚刚26岁。

二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号召海外的炎黄子孙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这时，侯健存在香港大学刚刚拿到医学博士文凭，并在生理、生化系申请到示教员(助教)的工作，如果干下去，前途大有希望。但1952年底，侯健存毅然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并得到父母的支持，放弃香港大学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只身一人回到北京，进入中央卫生研究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前身)工作。当时，国际上正掀起一股反华的逆流，而朝鲜战场的炮火也危及我国的边陲，侯健存的举动在当时的海外学子中，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1955年的“肃反”运动开始了，他成了卫生系统重点审查对象，因为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响应学校号召“投笔从戎”，在美军战略情报局当过翻译。在一次会上，主持人宣布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特务”，代号为“055”。工作人员连忙上前纠正说：“念错了，不是055，那是战略情报局的英文缩写——OSS”。

一下子，他如入云里雾里，新婚燕尔的妻子和千里迢迢回国探子的老母也爱莫能助。

侯健存第一次回国后，便与大学时的恋人、在上海同济医院工作的刘冬生喜结连理。老舍和夫人胡癈青即作主婚人，又代表远在海外的侯宝璋夫妇，祝愿他俩天长地久，幸福美满。

但新的生活刚刚开始，侯健存就被隔离审查了。

1955年11月间，新华社香港分社报广东省委称：香港大学组成以布兰敦教授为团长的访问团，拟于12月中旬到北京访问两个星期，主要目的是了解新中国的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情况，还要与我科学界、教育界人士接触和进行学术交流(涉及文学、历史、法律、医学、农业、生物、物理等学科)。该团共有30人，其中24位是英国人。6位中国人中包括国际上公认的病理学权威、该校病理系主任侯宝璋教授及夫人、香港著名大律师陈丕士、香港文化界名人陈君葆等。

廖承志获悉，立即报告了周总理，总理委托中央副秘书长刘澜涛负责着手安排接待。

遗憾的是，参与组织这次访问活动的侯宝璋教授，最终“因故”未能成行。不言自明，是他儿子方面的原因。

访问团到京时，单位派刘冬生去接站，接侯健存的母亲。

婆媳见面，侯老夫人亲切地问：“为什么就你一个人，健存呢？”刘冬生解释：“他正忙，今天来不了，明天也许可以。”老人急了：“他是不是给关起来了!”儿媳无言以答，只有流泪。

第二天，侯老夫人由港澳办工作人员诸华陪同，来到单位要见儿子，遭到拒绝。婆婆问儿媳，怎么办，儿媳说，只有找周总理了。

12月15日上午，诸华向熊向晖汇报了侯老夫人的要求。16日凌晨一时，熊向晖给周恩来写了报告，四时许，熊向晖便收到总理特急批件。总理指示：应让侯健存与其母自由见面，不加限制，也不必要老舍等向她作任何解释，只有当侯宝璋夫人向我们询及肃反情况时，才需要派人向她作解释。总理批评道：此类事为何事先不向我报告?他要求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毅敏抓紧这一接待工作，并要求熊向晖遇事电话请示，不得贻误。

12月17日，侯健存告别了隔离室。

12月24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3日下午接见了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邀请来京访问的香港大学英籍教授布兰敦一行。

接见时在座的，有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副会长阳翰笙，文化部长沈雁冰、副部长丁西林、郑振铎，教育部长张奚若，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副校长刘仙洲等。

12月25日傍晚，华灯初上，侯健存与妻子陪同母亲来到北京饭店，出席由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的招待香港大学访问团的茶会。其实，精心安排这个茶会的也是周总理。茶会进行中，总理健步朝他们走来，大声地对侯老夫人说：“真是佳儿佳媳啊!”寥寥数字，侯健存的心中如沐春风，冰消雪融。

老人家后来特别高兴，尽释前嫌，祖孙三代共享了几日天伦之乐。

侯健存认为自己的学问还不够，想再次出国深造病理学。侯健存的请求，首先由于父亲的支持，或者更准的说由于父亲的原因，很快得到了领导的批准。因为此时，我有关方面正争取侯宝璋先生回国。

侯健存没花国家一分钱，由父亲推荐到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学习。

他第二次离开了祖国。

三

侯健存是唯一来自新中国的留学生进入伦敦大学医学院的，他在国际著名病理学家凯美隆爵士的指导下，攻读实验病理学博士学位。

由于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出国之后他仍然有时受到冷遇，一些国家的学生当面辱骂我们的党和国家，还对他采取过非礼的行为。侯健存身处异国他乡，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不卑不亢，据理力争，进行了严正的驳斥。同时，他坚持自强、自重，奋力学习，只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四年的学业，最终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的评语是：侯健存并不比其他任何国家的留学生差，尤以他的品德是优秀的。他立即推荐侯健存享受伦敦大学每两年一度的“葛兰氏研究生奖学金”，并担任“大学示教员”指导学生实习。周围的人也渐渐对他改变了态度。

在伦敦大学就读期间，侯健存发表了六篇论文，每篇论文的通讯地址，他写的都是“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他从来都把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紧紧连在一起。

不久，侯健存接到来自国内的信息：周总理希望他协助父亲返回北京工作。他放弃了应聘英国伦敦皇家癌症研究所研究员的计划，1961年底回到香港，1962年经过辗转曲折，和父母一起回国定居。周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侯宝璋先生为北京中国医科大学(现为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副校长。

全家到京后，周恩来和邓颖超特意在中南海西花厅设家宴为他们洗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当时的国务院办公厅主任童小鹏出席宴会作陪。周总理亲切地尊称侯宝璋先生为“侯老”，幽默地称年近四旬的侯健存为“侯小”。总理举杯说：“侯老，对你们在这个困难时期回来，我十分钦佩!”他接着说：“我们闭关自守多年，对外面的科技发展、进步很少了解，侯老这次回来，可以引进医学新科技，引进人才!”总理谆谆嘱托，要侯健存协助父亲办好中国医科大学(即今协和医科大学)，使中国医学教育和科学走向现代化。

此刻，“二出二进”归来的侯健存踌躇满志，他协助父亲把老人家毕生收集的几十箱病理标本、图片资料无偿献给了国家，还把周总理亲批的10万港币安家费花在了中国医科大学，建立一个病理生化实验室。

漂泊多年的海外赤子对祖国可谓一往情深。

在侯健存的住所，有三张已经略微发黄的证书却分外醒目——

一为1963年5月7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签署：侯宝璋先生以历年在香港收集的晋、唐、宋各时代的瓷器229件捐献给国家；

二为1964年5月18日继续捐献珍贵瓷器后，又将多年苦心收集和珍藏的名贵书画68件捐献国家；

三为1972年8月17日侯夫人廖文瑛女士捐献：书画736件，文物277件，图(古)书2067册。

以上均为侯宝璋教授夫妇用多年收入和心血积攒收集而得，他们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给子女留下的，是自立、自强的人格，是恪守情操，汲取知识的魂灵。

侯宝璋先生不幸于“文革”风暴中心脏病突发而故；侯老夫人长寿106岁无疾而终。

他们把根留在了热土，也把风范留给了后人。

四

如今满头华发的侯健存也曾不无惋惜地说：“当初我们国家正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也有了一展报国之志的机会，真想大干一场啊!”

但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政治原因，使侯健存的美好愿望没能实现，一场祸国殃民的狂风逆浪摧毁了他们父子刚刚建立的教学和研究实验体系，全家不仅受到了冲击伤害，不幸的是，还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失去了亲如手足、在北京医学院任教的弟弟。

“文革”中，有人仍旧顽固地认为：侯健存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回来，肯定是受了派遣当特务的。他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1974年，才被允许参加一点辅助性的工作，大好的年华就这样被无情的政治运动消磨掉了。

侯健存说过，经受挫折而奋发向上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对以往的苦难含泪低吟，也依旧燃烧着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历史翻过新的一页，侯健存的人生也展现新的篇章，他说过：“是小平同志给了我报国的机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负责侨务工作的廖承志关照他陪同母亲出国休假，并利用自己的身份向海外朋友做些宣传解释工作。

当他和母亲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香港和英国时，引起了轰动。当时国外的离奇传说很多，有的说他和父亲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此次出国，一些朋友力劝他移居国外；国内的人们也说，他有此机会绝不可能再回来了，只有傻瓜才往回跑；单位领导对他负责的工作都按照“不会回来”而安排接替了。

在探亲访友之余，他抓紧时间应邀到伦敦大学医学院、剑桥大学医学院讲学，出席了在巴黎召开的第四次国际免疫学会，还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了英国三个科学家代表团到国内访问。1982年，出乎人们的意料，他“三出三进”，又陪同母亲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回国这些年来，他从事着在国内外都尚属首创的免疫病理学课题的研究，也为国家培养了十几名研究生，还一直坚持与香港人士之间的往来沟通，担任了香港大学校友联谊社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七、八两届全国政协委员。

回顾40多年的往事，侯健存说，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隔断与征服的，这是祖国统一、民族强盛的根基。

侯健存最后感慨地说，真正了解我的信念与追求的人，对我“三进三出”不会感到诧异。从我的父辈和许多志士仁人起，为了救亡图存，都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熔铸在一起，这是一种最可贵的传统。我高中毕业时，老舍先生曾在纪念册上以我“健存”的名字写下意味深长的留言：“体健、神健，国存、我存。”我已经77岁了，但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享受着我的科学青春。

人生是无悔的。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10期 考据之学未可废　作者：吴　江

中国是一个有考据学传统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文字最早是刻在骨片上、竹片上(用绳子串起来，叫做“编”)或写在布帛上，极容易散落不全，用纸印刷是后来的事。古籍除散落不全外，有很多还是经后人补漏、增删、修改过的，伪书也很不少。加以中国历史上战乱不断，古籍散失及被大量焚毁，数不在少。秦始皇焚书，项羽进咸阳的一把火，不知道毁掉多少古籍。有的书后来又出现了，其可信程度极低。为此，中国古来考据训诂之学甚盛，是不足怪的。古人治学分为二：一为义理之学，一为考据之学。

考据学最盛是清代，史称“乾嘉考据学”，因为它主要兴在乾隆嘉庆年间(约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代考据学之盛，固然和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有关，文人都钻到古籍中讨平安生活去了，然而这样一来，清汉学家反而能够承袭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之法，并发扬光大之，提倡严谨平实，实事求是，反而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在整理古籍尤其在发展史学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这就说明考据学的兴盛也由于学术自身的需要。据说，乾嘉时期著名的考据学家达170余人之多，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外国也有考据学派，例如德国的语文考据学派，提倡确实可据之文证，一切传闻复加考证，辨其真伪，衡其高低，据以作史，务信而可征。这学派对中国学者也很有影响。

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说：“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论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后人。”这段话最能说明古代考据学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今天是不是还需要考据之学呢?我想，还有此必要。当然，我们今天的考据和古人的考据不同，不仅对象不同、目的不同，而且要避其烦琐、无谓之风。古代考据的主要手段是以文献考证文献，有时只拘于一字的是非，纯属经验型，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因此很难走出为考据而考据、蔽于古而不知世的圈子。我们是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还事物以本来面目，辨明是非真伪，所以需要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证方法，要有批判的理论思维。举几个例子来说吧：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对自来的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著作加以考证审查，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其价值和历史上曾起过的作用。如我们过去反对考茨基，许多人却连考茨基的一本著作也没有读过，现在不妨回头去读一读考茨基的书，特别是他晚年所阐述的唯物史观，重新考证一下他的思想和主张究竟如何。又如过去跟着斯大林反“托派”反得恐怖之极，但究竟托洛茨基的主张是什么，列宁为什么和托洛茨基长期共事，都要重新考证明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在这方面，读一读《托洛茨基自传》是有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有可以考证的。如《资本论》第3卷，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原始手稿整理的，外国学者历来有争议，但过去由于马克思原始手稿一直束之高阁，争论双方的论据都不足。 1922年马克思的原始手稿公布了(收入德国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4卷第2册)，过去的争论就变成了考证，即比较马克思手稿和恩格斯的整理稿来弄清问题，弄清哪些是马克思的原文或原意，哪些是恩格斯补写的，由此对《资本论》第3卷作出总评价。至于当代领导人的《文集》、《文选》等，可考证之处也很多，特别要和原始文稿相对照。现在的领导人编自己的文集往往修改原稿，有的原则性的删改或增加，实属不当，因为这往往改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有的重大问题的创见的“发明权”究竟属于谁，也要考证清楚。中国人是最喜欢抢“发明权”的。

关于历史。近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国史、党史，其中的问题和人物需要考证明白的就更多了，尤其是涉及政治方面。政治，无论是正义的、非正义的，大都被人和阶级的利害关系蒙上了厚厚的灰尘，或多或少被歪曲，常常失去了本来面目。中国人积几千年经验，认为当代人不能写自己的历史，即便写也写不出真实的历史来，不管愿意不愿意，非待后人重写不可，这是有道理的。历史好比是被人的利害关系搞浑了的一池水，必须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淀，或者撒下一些清洁剂，才能清晰起来，使人看清其中事物的真相。考据学好比是清洁剂，起排污除杂的作用，但也须间隔一段时间之后才着手去做。

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现代史，许多问题议论不一，评价各异。这里自然有立场问题、观点问题，但首先(或者起码)要把事实考证清楚，根据事实下论断。对于历史，首先不是要“划清”什么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弄清是不是符合事实的真历史即“信史”。根据主观设定的立场观点来取舍事实，是不足取的。在中国，“中华民国”已成为过去，算是“前朝”了，历史学家已经写出了一部篇幅浩瀚的《中华民国史》。与此同时，台湾学者也写出了一部《中华民国史》。两部史书恰好可以对照，这样或许有利于考证清楚某些历史事实。至于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正处在发展过程当中，难以写出全史或完史，很长时期内只应重在积累资料并考证清楚一些人和事方面多下功夫。“史事难，核实为难也”。特别是核实清楚当代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难度极大，阻力必多，从事这些工作必须有足够的勇气甚至牺牲精神。应赋予从事这项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以必要的独立权和自由度，官方，特别是当事人及有关人员不得任意干涉。也应当允许历史工作者以私人身份从事著述。否则，“历史”本身将禁不起历史的检验。权力在这方面归根到底是无能为力的。

其实，各种形式的考证、考据平日我们也在做，只是由于教条主义、权力意志(说得不好听一点，还有“奴仆思想”)作怪，往往做得不彻底，或者该做的没有做，单凭“上面一句话”或“经典的论断”决定问题。忌讳曲笔，事实失实，或有意隐讳伪造。这是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我说我们需要考据之学，不是说要起“乾嘉考据学”于地下，而是说，我们无论对待“经典”，或写历史，或对待已有的史书，都要有一种考据眼光，下考证的工夫，不要轻信，不可盲从。比如，某经典书中所下的论断其根据究竟如何，所批判的论点恰当与否，是否与事实相符，尤其是被批判的人物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其学说究竟如何，都要用考据的精神将他们弄清楚，不能囫囵吞枣地吞下。特别对当代各种史书(包括党的历史)要依据辩证唯物史观和新的资料，独立地重新加以审视。清考据学家钱大昕写《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写《十七史商榷》，赵翼写《二十二史札记》，就是下的这种功夫。我们自己撰写历史更要有这种精神，要把每一重大事件、关键事件、重要人物都考证清楚方可下笔，作定评更须如此。撰史必须对事实和历史负责，不能对权力意志负责。凡有“奴仆思想”者均无撰史资格，可以改作“私人秘书”去。认为凡经典著作上写的都无可怀疑，任何一本官方批准出版的史书其中每事每人的记述全都合乎事实，那是奇谈怪论，决不可以相信。相反，凡是有这种认识的人大抵可断定是“教条”成性，连“南书房行走”都不够格，马克思是决不会将这种人收入门下的。

（选自作者最新出版的《文史杂论》一书）

2000年第10期 《城南旧事》作者林海音青少年时代的人和事　作者：张光正

自1982年《城南旧事》电影放映以来，台湾老作家林海音的名子在内地几乎家喻户晓。林海音之父林焕文和我父亲张我军，都是七、八十年前定居老北京的第一代台湾人。海音之母黄爱珍与我父是台北板桥乡亲，据说爱珍女士在15岁嫁给焕文先生之前，与我们张家某人有过姻亲之议。此事虽未成，两家却一直以亲戚相称，我和弟弟们从小都叫林母为姑妈；海音姊妹称我父为大舅或清荣舅(我父原名清荣)；我与海音则以表姐弟互称。当年焕文先生的丧事及海音的婚事，我父亲都是主事之人。这大概是林海音写她在“第二故乡”(北京)“金色年代”的一些作品，使我读来倍感亲切的缘故吧!

但是，我们在研讨林海音作品时，万勿只注意到她“比北平人还北平”的一面，而忘记了她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番薯仔”（老一辈台胞自称“番薯人”）。

1987年林海音在台湾出版《家在书坊边》一书，其中刊出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是1926年他父亲在家里召开台湾同乡会时，十二位“番薯人”的合影，其中有几位是最早定居于北京的：

陈顺龙（1867—1937），台南人。16岁从台湾到香港，师从一位美国牙医学习(林海音的文章说他是在德国学牙医，不确)，清光绪十三年(1887)到北京，在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46号(现为64号)开设“陈顺龙牙医馆”，曾应诏进宫为西太后医牙，得到过赏赐。据《鲁迅日记》1917年12月至1923年1月的记载，鲁迅曾在此医牙疾9次。林少英(1879—1956)，台中人，20年代初携眷自台来京定居，抱着“实业救国”的理想，曾开办汽车行和投资公路建设事业。谢廉清(1903—1961)，彰化人，1922年入北京朝阳大学，1926年毕业于该校经济科，曾任记者、教授，据说他在1925年春，曾自北京秘密前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就读4个月。照片上还有林海音的父亲林焕文(1889—1931)和叔叔林炳文(1902—1927)，他们是台湾新竹人，分别于1922年和1925年自台来北京定居，供职于北京市邮政局。

旅居老北京的台湾人，同北京的会馆多有过不解之缘。清康熙年间台湾是福建省下属的五个“道”之一，当时台湾举子进京赶考就下塌于福建省各州、府、县设在北京的会馆。1885年台湾建省后，曾单独建立台湾会馆，但不久日本霸占台湾，台湾会馆也不复存在了。民国建立后，从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到北京求学的青年学生，大都囊中羞涩，不付房租的会馆，便成了他们的安身之所。所以20年代初我父亲张我军和洪炎秋先生等到京后，就住在后孙公园胡同泉郡会馆。父亲在这里住了九个月，与住在湖北会馆一位补习班女生(即我母亲)相识、相恋并相偕赴台成婚；他将全部恋爱经过写成 55首新诗，题名《乱都之恋》出版，成为台湾的第一部白话诗集。

林海音之父林焕文一家，1922年从台湾到北京定居后，在京曾先后设寓7处。但居住时间最长，给林海音留下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的三座会馆。一座是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3号的永春会馆。这座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初年，林焕文一家住在会馆后院3间房，在椿树上二条开了个后门进出。海音在这里开始上小学，三妹燕珠、弟弟燕生都在这里出生，弟弟的奶妈即《城南旧事》中的“宋妈”，也于此时出现在林家。

第二座会馆是宣武门外虎坊桥大街51号的广东蕉岭会馆。会馆共有房17间，占地一亩有余，林焕文先生以大陆祖籍在广东蕉岭为由，租住了会馆的三进院落并油饰一新。此时他的二女儿已从台湾来到北京，又生了四女和五女，加上车夫，“宋妈”和另一奶妈，全家共有11口人，林海音说这里是她“成长中最难忘的地方”；“《城南旧事》和其它短篇怀念文章，都是以此地为背景”。

然而，《城南旧事》里却写道：从宣外骡马市大街，穿过魏染胡同、西草厂就到椿树胡同井窝子，井窝子斜对面就是她家住的胡同。按这么说，林宅应当指的是椿树上二条胡同永春会馆那个家，但文章提到“厢房”和“跨院”，又像是蕉岭会馆那个家，看来《城南旧事》是把两个会馆的家“合二为一”了。文章又说“在我们这条胡同的最前一家”是“惠安馆”。查“惠安馆”原名为“惠安邑馆”，是属于泉郡会馆的附产，地址在宣武门外旧羊肉胡同东头路北。羊肉胡同现已改名为耀武胡同，与椿树上二条并非一条胡同，这或者也是作家出于小说情节需要，而把它挪了个地方吧。

在海音的作品中以会馆为背景的，好像只有《城南旧事》里的“惠安馆”，这一节几乎占了全篇文章的1／3。其中主要人物是住在会馆里的“疯姑娘”和住在会馆附近井窝子的“妞儿”。“疯子”王秀贞的爷爷和爸爸原来在海淀惠安义地看坟，爸爸后来被调到惠安馆当“长班”。“义地”又名“义园”，是埋葬在京逝世的惠安乡人的坟地；“长班”又称“馆役”，是会馆的勤杂人员，负责收发、卫生、传达、接待等工作，大多由本乡人充当，且有世袭的习俗。王秀贞一家是否惠安乡人?书中没有交待。这个姑娘的故事主要是与住馆的惠安人名叫思康的北京大学穷学生发生恋情，未婚先孕后又遭男方遗弃而引发的一场悲剧。王秀贞六年前临产时被送到海淀的义地分娩，女婴生下后被包裹起来弃于齐化门城墙根。巧的是，井窝子的“妞儿”这年6岁，是被她养父母从齐化门城根下拣来的，英子又发现妞儿脖子后正中有块青记，同秀贞私生女的胎记一模一样，于是英子就使秀贞与妞儿相认。母女出走，打算到惠安找那个思康去了。齐化门就是北京内城东边的朝阳门，海淀镇则位于北京城外西北方向，王秀贞的私生儿为什么要丢弃得那么远?是怕她寻迹找回，还是有什么迷信说法，就不得而知了。

林家安居的第三座会馆，是焕文先生逝世后，家道中衰，为节省开支，从梁家园租住的两层楼房搬到位居南柳巷55号晋江会馆的。海音在这里读书、就业和结婚，度过10年之久。这是座建于清初的老会馆，奶奶和父母曾多次带我去过那里，主要是同与我年龄相仿的海音的弟弟燕生玩耍。1985年7月海音的二妹要从上海去香港同海音相聚，我为了拍些北京的现状照片稍去，特意去南柳巷寻访晋江会馆。谁知连会馆的那个门楼也踪影全无，经多方打听，才知那座门楼被一户人家改建为住房了。

清代北京实行“满人居内城，汉人居外城”的政令，于是大大小小的会馆逐渐在外城的前门、崇文门和宣武门外的商业繁华地区兴建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琉璃厂等新旧书肆的出现，民国以后又开办了京师大学和改为师范大学后新建的中小学校，加之原有的厂甸、天桥、城南游艺园等集市和民间娱乐场所，编织成老北京城南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的浓郁氛围，使青少年时代的林海音深受薰陶。她又有机会接触社会底层贫民和弱势人群，观察到他们的苦难和心境，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素材。

当年的“番薯人”背井离乡，从富饶常夏的台湾，来到十丈风尘、寒风凛冽的北京，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习俗不同、语言困难等障碍是免不了的。

但对于绝大多数“番薯人”来说，不用多久便溶入京城生活，表现出台湾同胞勇于漂泊异乡去开创新天地的传统。正如日据时期台湾文化革命先辈黄呈聪先生所说：“我们台湾的文化，从前也是由中国而来，不论风俗人情、社会的制度都是一样，比如我们到中国，不论什么地方，住了两个多月，大概就可以会意没有什么难的。(因为)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当然，这里不能不提到，受雇于台胞家庭的北京佣人，尤其是在主人家庭中身份、作用特殊的奶妈，使台胞溶入京城生活起着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她们常把北方城乡习俗、杂粮面食制作、民间谚语传说、土话方言以至胡同街坊里的趣闻琐事，带到台胞家庭中来。“宋妈”所以成为《城南旧事》里的主要角色之一，是同她在林家这个台胞家庭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分不开的。

台胞家庭中的语言往往是多元化的，在海音家里父亲的客家话和母亲的闽南话相互通用，后来闽南话占了上风，连“宋妈”耳濡目染也听懂几句。海音和妹妹自然是讲得一口地道的京白，但也会唱客家民谣《想心肝》，又听得懂闽南民谣《天乌乌》。旅京台胞看病吃药也是中西兼用，我喉头的扁桃体就是小时候父亲请同仁医院一位日本大夫割除的；而奶奶患高血压症，父亲却请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来家诊脉开方。《城南旧事》里的英子发烧，她父母要么就请日本山本大夫来出诊，要么就到西鹤年堂中药店买“万应锭”服用。这都是“番薯人”家庭中习以为常的。

北京“番薯人”的婚丧大事并没有老北京人那么多的礼数和讲究。我的父母1925年9月1日在台湾结婚时，只在台北市江山楼饭庄摆了两桌酒席，请当时的台湾文化协会主席林献堂先生证婚，由王敏川、洪炎秋做介绍人，并且按中国法律在福建办理了结婚证书。林海音是台湾姑娘嫁入旧京官宦人家，是按当时北京大户人家新旧结合方式举行的婚礼，地点在协和医院大礼堂，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海音披白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我父亲是介绍人，着西装。现在我手头仍保存着海音赠送的当年的婚照。关于北京“番薯人”的丧事，据北京会馆研究学者白鹤群先生告诉我：京城曾有台湾义地一处，位于现在的崇文区幸福大街永生巷4号三露厂内，1956年时尚存坟墓70至80座。也有些台胞驾鹤西去时遗骨仍愿叶落归根，如林焕文先生病逝后，采取了当年还很罕见的火化方式，然后将骨灰运回台湾新竹头份庄祖坟安葬。

“台湾人就是中国人”、“中国是台湾的祖国”，这在老一辈“番薯人”心目中是毫无疑问的。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时，在京参加会试的台湾举人和台籍官员痛心疾首上书光绪，斩钉截铁地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日)人俱生”；“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当时有位70多岁的高山族武举叫胡盛兴，毅然从北京返回台湾，在高山族地区组织民众抗击犯台日军，半年中杀敌过百（据金果《台湾史料》）。日本割台后的30来年间，大批“番薯人”摆脱日本统治，到祖国求学、定居。据当时在台的日本总督府警务局分析：“他们把支那(中国)视为民族的祖国而仰慕思念，对支那5000年的文化传统引以为荣，且对之怀有憧憬之念。”（引自日本《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记》）

从1920年到1930年，在北京13座大专院校读书的四五十名台湾青年中，政治信仰虽各不相同，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等等，但坚持中国人立场，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则完全是一致的。1922年1月成立的北京“台湾青年会”，积极支援、策应台湾岛内反抗日本统治当局的斗争，林焕文先生就是其主要成员之一。该会多次印刷宣传文件向岛内散发，1923年“台湾民选议会请愿团”被日本警察拘捕后，北京立即召开了“华北台湾人大会”进行强烈抗议。当时，最为激进的团体是“台朝（革命）同志会”，该会主张台湾人与朝鲜人携起手来，舍身奉献，不计成败，不择手段地展开反日活动。林海音之叔林炳文参加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团体，在他的床底下藏过炸弹。1926年林炳文奉团体之命，携经费拟经东北潜入朝鲜，不幸在大连与朝鲜抗日志士一同被日人逮捕，并被毒死于狱中，牺牲时年仅25岁。林焕文先生去大连收尸，伤心生气，回京后即病倒，于1931年去世，这是林海音一家人亲身遭遇没齿难忘的国仇家恨。

林海音曾说她“写东西从不政治挂帅，也不高喊革命”，但我们从她作品里看到的是她那一颗堂堂正正的中国心。她一向把北京和台湾看做是自己的“两个故乡”，在台海两岸尖锐对立和严密隔绝的60年代，她毫不顾忌地写出：“当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一十八载，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这就是说，在林海音心目中，台湾和北京一样当然都是中国的地方，而且相信暂时分离的台海两岸是一定会统一起来的。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十分钟情和精心雕琢的作品，1960年出版后印刷过十几版，1983年重排时又配了20多幅图片。在该书的扉页上，她郑重地写下：“谨以此书献给先母林黄爱珍女士——一位中国的女儿、中国的妻子、中国的母亲。”林海音把她最心爱的作品献给冠以三个“中国的”崇高名词的一位纯粹台湾女性，在她看来台湾人当然就是中国人，而“中国的”这三个字，是多么的光荣和骄傲!

1984年她在美国旧金山一次文学集会上，发表《回顾台湾文学的启蒙与成长》的演讲，批评“认为光复前中国新文学界在台湾是一片空白”的观点，说明“台湾虽然在日本窃据下，可是文学界还是一脉相承的跟祖国一样进展”；并指出“台湾的新文学运动，也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谈到台湾光复后直到60年代的台湾文学界时，她认为尽管有流派的不同，社会意识的论争，但“主流只有一个，那就是都是中国的”。

1991年2月林海音在台北《联合报》副刊组织的一次座谈会上，针对一些发言表示：“我觉得海峡两岸还是有前瞻性的希望，我们不必觉得悲哀”。她在1993年秋，第三次回京后写了《我的京味之派》一文，“结语”中充满自信地说：“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的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我是这样地期待着。”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0期 由评价两位皇帝触发的两桩公案　作者：李一蠡

五、六十年代若干以权力干预学术的事件中，由郭沫若对秦始皇和吴晗对明太祖的历史评价问题所触发的两桩公案，是颇有代表性的。

秦始皇嬴政和明太祖朱元璋，立国在位时间相差1500余年，却具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如：都是开辟一个新王朝并独创一套国家体制，给后世的历史走向留下了非常深刻久远影响的开国皇帝；都有过人的文韬武略和显赫的文治武功；都非常专制，大权独揽于一身，置百官于办事役吏的地位；都“钳民之口”，防民甚于防川，是中国历史上特别心狠手辣，杀人过多的暴君；都要求子子孙孙千古坚持他们的训示，想要把万世一系的基业永远传承下去，等等。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因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每每见仁见智，特别是对于像嬴政和朱元璋这样以其一生之惊人作为而深刻影响了历史的大人物，褒贬不一更是不足为奇。当然，这样人物在世时，由于权力的支撑，他们是很少听到或根本听不到不同声音的，是非功过只能留给历史去无情评说。至于评议当政人物，在现代，则已是人民的固有权利，除非涉及诬蔑伤害，法律是予以保护的，而不许评议倒是非法的，更是做不到的。在“偶语者弃市”的皇权专制时代，比较豁达明智的是武则天。她在读骆宾王《讨武癙檄》时，不但丝毫未因文章中那些贬损嘲骂她的言语而震怒，反而抚掌惊叹作者的才华；更难得的是，她遗嘱不许替她镌刻歌功颂德的墓碑，只留下了一块独绝千古的白板无字碑，把平生一切尽付后人评说。看来她深知，为逝者特别是权势人物洋洋洒洒嘉言孔彰的惯例，终归代替不了时人和后世公论。这种大见识，在传统中国，是权势人物乃至绝大部分常人绝难免俗达到的。而评议历史人物，即使在旧时代也属学术范畴。秦始皇虽有“以古非今者族”的峻法，历史却证明这样的法再严峻也行之不远。他死后不过几十年，司马迁不是就在《史记》里无情地褒贬了他一番吗？

因此，历史学作为科学，不但在于它经过沉淀澄清而达到真实，而且在于它经过广泛争鸣而达到厚实。学术自由始终是历史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解放后，尤其是“文革”中，因学术观点特别是历史观点而获罪得咎却司空见惯，企图以权力为历史一言定谳的事也屡见不鲜。

人们知道，毛泽东从特定政治眼光出发，对嬴政、朱元璋这两位皇帝都是颇为欣赏的。为此，他以革命权威的身份和口气，对鼎鼎大名的郭沫若、吴晗，提出了罕见的毫不客气的批评。而由于我们的体制和他的地位威信，这种批评总是具有无上威力，影响既深且大。

毛泽东对郭沫若批判秦始皇的批评

郭沫若在他40年代的名著《十批判书》中，有一篇《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文中除了对《史记》所述秦始皇实为吕不韦的血肉这一艳情秽史加以质疑外，主要是论证吕不韦与秦王政的矛盾在于政治理念的不一致，导致后来秦始皇罢黜吕不韦并坑杀了若干儒士。郭文认为，从吕不韦所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的去取褒贬，可看出“它主张君主无为，并鼓吹儒家的禅让说，和‘传子孙，业万世’的观念根本不相容”，“它的每一篇每一节差不多都是和秦国的政治传统相反对，尤其是和秦始皇后来的政见与作风作正面的冲突”。因而，在政治上，“吕不韦可以说是秦始皇的死对头”。

这篇文章还认为，吕不韦是反对家天下制，尊重民意，赞成哲人政治，主张天下为公的大政治家。而认为秦始皇“真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不仅焚书坑儒，把天下变成“一面大刑狱的网”，并且“沿守着秦人的原始信念”，认定“群神分镇的宇宙……是固定不变的”，“他自己就是至上神的化身，所以他的天下也应该万世不变”；他同时“又是一位纵欲主义者”，其“宫室壮丽惊人”，生活“极端纵欲”。基于此，郭沫若甚至对吕不韦与赢政有这样的扬抑笔墨：“这并不是两个人的对立的问题，而是两个时代的对立”；“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吕氏可以算得是一位有数的政治家不幸遭受迫害，并被埋没了两千多年”。

而毛泽东欣赏秦始皇并非始于“文革”。他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及范文澜写的《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对这一观点予以肯定之余，又指出：“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直提倡厚今薄古的，这里把秦始皇引为同道，可见评价之高。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时，高度概括又高度形象地说了句极具他个人色彩的话：“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706页)这句话后来被简化为“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样一句公式化语言，不但成了毛泽东治党治国理论的凝缩，更空前提升了秦始皇的现实政治评价。

秦始皇究竟是“厚今薄古的专家”和伟大改革者呢，还是“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的旧制度复辟者呢？显然，毛与郭观点是大异其趣了。这就伏下了后笔。

到了“文革”毛提出“批儒评法”时，对于郭沫若的旧作《十批判书》(按：此书陆续写于1943—1944年)中有关秦始皇的问题，就不能不重新提出来作一番清理了，否则会不利于“批儒评法”运动的展开。而“批儒评法”及“批林批孔”，又是“文革”后期一场重头戏，是关乎毛晚年“继续革命”理想的实现，和身后重要人事部署的有深远意义的大事。于是，1973年7月4日，毛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话题转到《十批判书》，指出：“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话语份量之重，超乎寻常。接着，8月4日，毛又向江青念了自己的诗作《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按：此诗传抄不一，如第三句中的“魂”字，有的传抄为“秦”，恐未必是。二字相较，“魂”更深刻。秦“二世而斩”，国脉断了，作为朝代不能说“犹在”，但秦的立国精神即所创立的政法制度，却留给了后世。又第二句“要商量”，有的传抄为“待商量”；第四句的“孔学”，有的传抄为“孔子”，似亦可推敲。)

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什么时候“呈郭老”的，已不详。但念给江青听则有日可考。在那“传达最高指示、最新指示不过夜”的时代，念给江青听，就意味着“不过夜”传遍神州。果然一时争相传抄，甚至纷纷作为“批林批孔”的一个重要“精神武器”正式传达。尽管诗题中有个表示恭敬的“呈”字，但批评的口气，特别是批评一旦由江青其人传出而必然挟来的不寻常的声势效应，就早已离平日的诗词唱合乃至学术讨论十万八千里了。而且，《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不过是郭的十批判之一，十篇中还包括其他，如郭对自己早年作品中一些自以为“未成熟的或甚至错误的判断”，经反思所写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是反映了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的严肃治学精神的，毛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便也一古脑儿否定掉了。

这还不算，接着，在同年9月23日毛与外宾谈话时又提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转引自《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46页)这就直接把秦始皇历史评价问题现实政治化了——反对秦始皇就变成了影射毛泽东。

幸亏郭老的文章是远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如果说是以古讽今，那也是另有讽的对象；若是在“文革”前写的，那会招致什么后果呢？

毛泽东对吴晗批判朱元璋的批评

也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1943年，吴晗先生写了《明太祖》(又名《从僧钵到皇权》)一书。1947—1948年又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加以修改扩充，写成《朱元璋传》。在这两本书中，吴晗对出身于流浪儿，当过托钵讨饭的沙弥，参加过农民起义并最终登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贬多于褒。

总的来说，吴晗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在他的起义军逐渐强大，特别是招引和重用了刘基、宋濂等浙江豪族名士之后，一方面，这些儒生“利用元璋的雄厚军力，拥之建立新朝，以保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的秩序、习惯和文化，保持巨室豪绅的利益”；另一方面，“元璋也利用巨室豪绅之护持，儒术之粉饰，建立他的万年基业”，并“自命为旧秩序之恢复者和旧文化的护法人了”。也就是说，朱元璋是叛变了起义并完全成了起义农民对立面的一个新的封建统治者，“不但是一个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个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给予朱元璋这样一个历史定位，是空前的史笔，是作为一位有创见的历史学家的独立见解。他所根据的事实，择其要端，大体如下：

朱元璋出身贫苦，吴晗在其出身上特意加了若干“小”字：“小沙弥”、“红军的小兵”、“小亲兵”、“小军官”……等等。“小”，无非指出身低微，算不了贬损，但却另有一个很具贬损意义的词语：“小流氓”。吴晗认为，朱元璋从17岁起大约八年时光无所事事，只在皇觉寺做个既不礼佛又不唪经的挂名和尚，凭着一袭僧衣托钵游方混饭吃，应属封建社会的流氓无产者，这就把他和一般贫雇农区别开了。而写到日后朱元璋发迹，又用了几个“大”字：红巾军“大元帅”、“大丞相”，最后是“专制独裁的”“大皇帝”。“小”“大”对照，凸显着作者深刻的讽意。不但是说，由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不可能“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共产党宣言》语)，而只能照单抄收旧的统治方式；而且是说，若是农业社会的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这样的人建立一个新朝代，他就往往会重现其流氓本质，以流氓手段对付一切人，包括一同起义的袍泽和广大农民。其结果，新朝代建立，绝非是农民新的欢乐节日，而是农民新的灾难，甚至是更大的灾难。

在《朱元璋传》后三章里，作者历述朱元璋得势后如何背叛和出卖农民军。除设计溺死已故红巾军领袖“明王”韩山童的幼子“小明王”韩林儿，篡夺“明教”“明王”的“明”字为自家国号外，并赶尽杀绝其他各路农民军领袖，把新国家变成了“新官僚养成所”，用军队和新官僚机构这“两个轮子”，对人民实行恐怖统治。这些，在书中都叙述得相当详尽。例如说朱元璋“政权的维持建立在流血屠杀、酷刑暴行的基础上”，光是宰相胡惟庸、李善长，大将蓝玉等四件大案就株连了几万家，杀人以两位万数计；而出于疑忌防范和刻意报复，大兴文字狱，针对知识分子的警示性大屠杀，则尤其表现了一旦掌有天下后的流氓无产者的本质。

如果说吴晗也有“讽今”之意，在当时，其对象也是十分明确的。

吴晗在解放后曾把《朱元璋传》呈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回函除了表示“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之外，又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劝其“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至1955年，吴把修改过的书再呈毛看，毛说：“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吴因而违心地四易其稿。但是，吴晗却又因写作剧本《海瑞罢官》惹起真正的文祸，特别是因为，毛把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这一现实政治事件联系起来：“我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场祸就绝对无法幸免了。吴晗终于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死得很惨。

两个皇帝两桩公案之总体比较

对秦嬴政、朱元璋的历史功过，向来见仁见智不一。若要把这两个年代相隔如此遥远的开国皇帝试加比较，除了本文开头粗粗列举的两人共同点外，他们的最大不同之点，是否可用如下一语以蔽之：秦始皇是在中国一个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促进作用的关键人物；而朱元璋则是在中国另一历史大转变关头，主要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关键人物。这里，所以在“起了……作用”前头加上“主要”二字，当然是为了充分正视历史的复杂性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避免论其一点而不及其余。

为什么给予两人如此不同的评价？

如果说郭沫若对秦嬴政的评价有所失当，或许就在于没有从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去评价嬴政一些作为。秦灭诸侯，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修驰道，开灵渠，严法令，统一度量衡，这些都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总体要求，适应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历史趋势，适应了巩固统一(其统一规模远超过夏商周三代而使历六百余年的春秋战国纷乱时代得以结束)的新国家的需要，因而大大促进了中国历史的一次飞跃。郭沫若没有指出秦朝这些划时代建树的意义，只着力罗列嬴政的暴政并大加挞伐，甚至把修驰道也说成“动机却完全是为‘游观’”，即为了游玩，“纵欲享乐”。这恐怕失之偏颇。即使不排除“巡幸”包含游玩享乐意图，但“巡幸”也绝不应只等同于“游观”、“纵欲享乐”。六国乍平，统一甫定，修驰道对于传信息(信息之重要，在两千多年前也应不言而喻)、征贡赋、通商旅、调军队、行巡狩等等来说，都是绝对正确的重大举措。

特别是，“百代都行秦政法”，公元前3世纪秦所建立的一套封建政法制度，为后世中国巩固、发展、完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进而为中国在农业文明方面作出世界性贡献，奠定了基础。而欧洲最早建成封建制度的法兰克王国也只是到8世纪才出现，晚于秦十几个世纪。有说法认为，西方称中国“支那”，就是“秦”的音转。秦朝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不仅及于中国和东方。

从这些方面看，毛对郭的批评，是包蕴着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得出的极具深刻内涵的正确认识的。

但是，毛对嬴政过分地情有独钟。也是在1958年，在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甚至说：“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语词之严厉，之强硬，乃至之得意，溢于言表，大有“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论人民民义专政》)那种语调口气。这，当然不仅是为秦始皇的“暴政”辩护，更是为把共产党比作秦始皇进行辩驳。但不能忘记，秦末农民大暴动正是由于不堪忍受暴政而爆发的这一严重历史教训，不能把这位创建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的“千古一帝”以及他的历史作用拔高到连他的暴政都可忽略的程度。“百代都行秦政法”，那是指封建王朝的“百代”，解放了的新中国要不要“行秦政法”？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秦始皇毕竟是创建了最严酷的封建专制制度的“家天下”者。“马克思加秦始皇”这一公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封建帝王专制掺杂糅和，只有生长在东方封建土壤上的某些革命领袖人物才会有这种特殊思维惯性和行事惯性，在西方是不会出现这种思路的。东方有穷苦百姓揭竿而起的优势惯性，却又容易有革命之后走封建专制老路的劣势惯性。这也许正是中国某些领导人在斯大林的错误被揭发以后，仍旧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循着斯大林的错误路数，重犯极左、权力过分集中和个人迷信等系列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至于对朱元璋的评价，除了“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之外，毛还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毛曾说过：“明代只有两个好皇帝，一个明太祖，一个明成祖。”这些看法恐怕大大值得商榷。不以实践检验的结果论人，而只以出身成份和社会集团归类站队论人，只因为“是农民起义领袖”，就“应该肯定”、“应该‘写’得好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朝代同时又是一个历史时代开始之际有影响的关键人物，朱元璋究竟应不应肯定，只能由他对历史所起的长期而不是一时的作用来论证。

明代开始之际的14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和总体文明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是世界公认的。当时中国商业的发展，比之商业发达的地中海沿岸欧洲诸国，至少绝不逊色。除了农业技术之外，中国的建筑、冶炼、纺织、瓷器、造船等技术，也都在西方之上。明初“三宝太监七下西洋”(1405—1433)的壮举，就是一次相当全面的综合国力显示。第一次出洋，光是载重约1200吨的巨舰就有62艘，兵员共约27800人；第二次出动兵员竟达3万余人。而所载武器之先进，宝贵珍物之丰富，在航海史上均首创“世界之最”。仅此一斑，似乎就可以略窥当时的综合国力之全豹。

就在比这稍晚的一个时期，欧洲开始了向海洋的真正征程。先是葡萄牙、继而西班牙成为海上强国。它们向海外发展的原因之一，据说就与《马可波罗游记》所描写的东方大国(元朝)“遍地黄金”的吸引力有关。(见《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为了逐利，1509年，葡萄牙船队到达马六甲，1513年进入屯门(今属香港新界)，1517年进入广州。在帆船时代，能以如此之快的脚步克服沿途障碍，走向远东，速度可谓惊人!其后，西班牙人则企图另辟蹊径，从相反方向寻觅到远东的道路，结果却成就了“发现新大陆”和第一次绕地球航行一周的事业，从而开始了拉丁人的殖民潮。紧跟着，荷兰、英国相继代之而兴，成为新一代海上霸主。西方“征服世界”的又一章历史就此掀开。

然而，作为曾以其繁荣富庶惹得西方倾慕的“天朝”，在葡萄牙船队来到广州要求贸易时，明朝廷先是“允留货物，给予赏赐”，令其走人；后来则是下令驱逐。这是因为，朱元璋在立国后，就定下了禁海的国策。“三宝太监七下西洋”之壮举，原来并非要开展海外贸易，而是扬我国威(或云是明成祖朱棣篡位后，建文帝朱允癉下落不明，有消息说其逃亡海外，朱棣为了剪草除根，务求找到这个流亡皇帝，才派心腹太监郑和频繁带兵出洋)。朱元璋不仅禁止海外贸易，而且在国内严格推行秦汉以来的重本(农)抑末(商)政策。他创制“黄册”，以户口制度限制人口流动，一般不许出外经商，并往往寻找借口籍没富商(最有名的如江南首富、巨商沈万三等)财产，从而大大地压抑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这种为了充实皇家财库，保证皇朝稳定，而压制广大人民发家求富渴望的政策，与西方积极发展贸易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快速增长的路数适成对照。朱元璋的思路说明，他的农村流氓无产者出身是多么严重地限制了他的政治视野和政策取向。

一般认为，在中世纪晚期，中西方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事实上，单以工商业而论，中国当时也是比较领先的。元末明初，中国(特别是江南)商业城市、手工工场、行会、有专业分工的工商户和城市雇工(这两种人形成城市市民阶层)都已大量出现，而封建制度则已暴露出盛极而衰日薄西山之象。这应表明，当时这个东方大国已大体具备了产生新生产关系的条件。但是，朱元璋最后篡夺了其领导权的农民革命胜利后，非但回到了封建主义，反而以更严厉的形式重铸了封建皇权的上层建筑。而遵照祖训恭谨守成的朱家子孙，非但守成无能，反而越来越腐败堕落，终至也为农民起义推翻。这是历史对朱元璋重铸封建帝国梦的嘲弄。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中国，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进入社会新阶段。没有理由认为在相同条件下，东方就绝对不能由发达的自然经济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上层建筑，是有没有出现适应时代要求的伟大历史人物来推动上层建筑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从来没有否认过伟大历史人物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出现什么样的历史人物是一种偶然，而必然总是通过偶然来完成，历史总是通过看似偶然出现的人物来写。不幸的是，朱元璋不是一个“好皇帝”，而是一个历史侏儒。而明末以东林党和复社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集团对腐朽的封建政治的强烈批判，则表现了一种历史的觉醒。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没有自觉地给予自己以这种历史角色，但这种角色的出现却是迟早的必然。吴晗仅仅以朱元璋重建暴虐的封建统治而指斥他背叛农民，这还不够。朱元璋的“革命”没有为中国带来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支持当时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支持当时海外贸易势力的发展。相反，从明朝起，继之以清朝，都曾大力抑商，都曾以禁海的峻法对顽强的出海经商者予以残酷镇压。在同一历史时期，在走向开放，走向世界，亦即走向新发展阶段的态度上，西方主动进，而中国主动退，因而中国也就把氤氲化育中的资本主义胚胎闷死于母腹之中，从而空误了历史给予中国的机遇。这，才是朱元璋及其子孙(包括姓朱和不姓朱的)最最对不起后世中国人的。

因此，不止吴晗先生，台湾的柏杨先生在其《中国人史纲》中也认为：“明朝在血流成河中通过瓶颈”(指历史的“瓶颈”)，从此“东方和西方发展的方向，分道扬镳!”美国历史学家博克塞则说得更引人深思和浩叹：“要感谢中国皇帝孤立的海禁政策所造成刻意的缺席，使得葡萄牙人能在毫无东方海权的抗衡下，以惊人的速度成为印度洋上的主宰者。”(转引自陈尚胜：《“怀夷”与“抑商”——明代海洋力量兴衰研究》)

曾经有文章说，所谓清朝“康乾盛世”是落日的辉煌，其实稍作比照，苍凉的落日景象自明朝中叶以后就早已显露无遗了，“康乾盛世”只不过是最后的回光返照罢了。

“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毛泽东，对秦始皇和朱元璋这样的封建集权制代表人物的欣赏态度，有没有对他的思想行为风格产生影响，是一个值得深刻研究总结教训的话题。但作为拥有很大权力的领导人，如何慎重对待学术自由问题和拥有学术自由权利的学者，如何分清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什么问题上要集中权力，什么问题上不能，则是一个更为严肃的现实问题。

这两桩公案，应为我们提供许多思索空间。

（责任编辑 致中）

2000年第10期 “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与其友魏源　作者：朱天策

史料考证表明，清朝最早向国内宣传西方文明的先驱是林则徐和他的挚友魏源。重温这段非凡的史实，有助于我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林则徐这位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他凛然正气，销毁鸦片，抗击英国侵略的英雄事迹，在我国可谓妇孺皆知。本文着力介绍的则是常被一般读者忽略的林则徐在长期的禁烟斗争中，从细心研究敌情入手，继而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被后人称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一面。

林则徐(1785—1850)，福建闽侯人，生于一个比较贫苦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开始研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经世致用的著作。1811年(清嘉庆十六年)，27岁的林则徐中进士，选庶吉士。从这年起到1819年(清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历任编修和江西、云南的正副考官。1820年(清嘉庆二十五年)起他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湖北、河南等地任职，办理过军政、漕务、盐政、河工、水利等事务，由道台升至巡抚。1838年12月(清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林则徐在第五次进见皇帝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烟毒泛滥最重的广东禁烟。1839年3月(清道光十九年正月)，林则徐在广东采取果断措施，迫使英国鸦片商缴出鸦片近2万箱、2千余袋，6月3日在虎门当众销毁，取得了禁烟运动的重要胜利。

但颇有战略眼光的林则徐冷静分析形势后认为，英国殖民者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然会来报复。为了长期斗争的需要，林则徐非常注意了解和研究“夷情”，特别是英国方面的态度和动向。为此，从1839年2月起到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林则徐在他的钦差行辕，组织人力翻译西方报纸和书籍，藉以了解“夷情”和学习自己迫切需要知道的知识。由于不懂英文，林则徐招募了当时社会上少有的专职翻译人才四名，他们是：早年印度塞兰普尔教会学校学生亚孟，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受过教育、当过北京俄国使馆拉丁语译员的袁德辉，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康华尔基督教会读书的亚林，以及在美国传教士家庭生活了八年的梁进德。他们按照林则徐的要求从英商主办的《广州周报》上翻译《澳门新闻纸》(即报纸)的相关内容，“抄齐，统订数本”，并按类别编辑成《澳门月报》，除供林则徐参阅外，还把其中有重大价值者附奏进呈给道光皇帝。为了直接探访外情，林则徐放下钦差大臣的架子，学习英语词汇，以应接见外国人之需用。林则徐曾直接向英国人喜尔询问英国与土耳其的情况；他请为他诊治眼疾的美国人伯驾参与西方《国际法》的摘译工作；他还向英国人喜尔和孟加拉人沙结了解鸦片的种植、制造、品种和价格状况。这在视外国人为“夷人”的时代，敢于学习“夷语”，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是罕见的。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林则徐又命人从西方报刊上摘译评论中国的资料，编辑成《华事夷言》一书；由袁德辉和伯驾从瑞士人滑达尔1758年出版的欧洲近代国际法权威著作《国际法》摘译有关内容辑成《各国律例》，成了中国最早的国际法中译本，比美国牧师丁韪良1864年(清同治三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中译本还早了25年。林则徐还命人摘译了英国僧侣地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

尤其重要的是，自1839年下半年至1840年，林则徐亲自主持翻译了英国人慕瑞(Hugh Murray)于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在伦敦出版的新书《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其中译本定名为《四洲志》，这部世界最新政治、地理与国情著作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布朗牧师赠送给林则徐的。它的译著问世非同凡响，从此开创了近代中国探索研究西方——西学东渐之风。

由于国力的羸弱和清政府的腐败，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1841年7月13日(清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受投降派的诬陷，林则徐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戍边。次日林则徐离开居地镇海北上新疆，挚友魏源闻讯从扬州赶来相送。8月两人在镇江相会，同宿一室，对榻倾谈。林则徐将《四洲志》等译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赠与魏源，叮嘱他根据这些资料抓紧时间编撰出系统介绍世界各国的著作《海国图志》，以便中国公众及时开阔眼界，尽早了解世界。魏源早有此愿，当即郑重地接受了林则徐的嘱托。

魏源(1794—1857)是湖南邵阳金潭人。他15岁中秀才，29岁中举，后屡试不第，捐资为内阁中书。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52岁时才中进士，官至高邮知州。是清代与龚自珍齐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爱国主义者，一生勤奋好学，著述甚丰。中进士前长期在江苏充任地方督抚的幕友，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时，魏源常至林则徐幕内磋谈兴利除弊事宜，协助林则徐处理公务，两人成为挚友。

1825年(清道光五年)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延龄延聘入幕，帮助贺延龄在漕粮改河运为海运，确保京师粮食供应上大获成功，从此开始了他的“经世”实践。魏源还协助贺延龄主编120卷的《皇朝经世文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改革思想。1829年(清道光九年)，他循例纳资为候补内阁中书舍人，内阁为清政府政令发出之所，典藏书籍极为丰富，魏源置身其中，博览群书，见闻日广，使他不仅更加熟悉和了解清代历史和典章制度，而且也领悟理解了其沿革与发展。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打破了魏源的书斋生活，他坚决支持挚友林则徐的禁烟主张和抵抗政策，并接受了林则徐的推荐，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直接参加了浙东地区的抗英斗争。因投降派昏庸误国，魏源愤而辞职。1840年9月，攻占定海的英军军官安突德在浙江海面上被俘，在两江总督陈銮幕府的魏源应邀到宁波军营审讯他，并就安突德口供，旁采其他资料，写成《英吉利小说》，魏源自此开始对英国有了初步认识，萌发了“师夷”的思想，也形成了他写作《海国图志》的初衷。

鸦片战争开始后，魏源在扬州密切注视着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运动和时局的发展，他理解林则徐的思想和正义果敢的禁烟措施，同时也为林则徐的个人安危和国家的命运担忧。林则徐被投降派陷害、革职谴戍的消息传到魏源耳内，他义愤填膺，怒作《寰海》诗十一首，痛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投降派的血口诬人，指责战和不定和自毁长城的可耻行径。当他得知林则徐即将北上赴戍的消息后，立即从扬州赶赴镇江，看望阔别五年、时运不济的挚友，彻夜长谈，接受了林则徐赠送的《四洲志》和全部翻译外国书报资料后，面对挚友的郑重嘱托和自己师夷思想的即将实现，魏源激动感慨不已，他又赋诗两首，追忆这次难忘的志同道合者的会面。他不曾料到的是，这次会面竟是两人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海国图志》遂成为两人友谊的见证和思想共鸣的结晶。

1842年8月29日(清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魏源得知消息后，受到极大震动。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因腐败而导致软弱，若不进行改革是难以为继的。他想通过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找出盛衰之由，兴替之渐，再提出匡时济世的治安良策，于是写就14卷的《圣武记》，为《海国图志》的问世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半年后的12月，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撰成50卷本《海国图志》，这部中国出版的世界地理历史专著是中国研究世界的开山之作，它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为基本素材，又参考了魏源自己搜集、友人支援的历代史志，以及国外的舆图、书籍和外国传教士的最新著作，补充了很多林则徐无法找到的资料编撰而成书，较之《四洲志》更为全面、系统和完善。

《海国图志》全书57万字，比8万字的 《四洲志》增加许多内容，50卷本刊行以后，普遍受到社会欢迎。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海国图志》由50卷本扩充至60卷本，文字升至60余万，书中增加了对海外各国的概况介绍，新书在扬州刊行。1852年魏源又亲自到澳门、香港实地考察，访求资料，继续将60卷本又补成88万字的100卷本，刊行于高邮。林则徐赠给魏源的有关鸦片战争的档案资料和组织翻译的《澳门月报》等国外书报资料，也都利用起来编入书中，在《海国图志》中分别注明“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和“邵阳魏源重辑”。

魏源在解释自己编著《海国图志》的目的时说：“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揭露了英国殖民者在世界各地的侵略和剥削，特别是它的东扩直接对中国构成了威胁，并探讨了英国“兵贾相资”的海盗式贸易与致富政策，指出其原因是英国政治制度造成的，要对付列强的侵略，像中国这样的弱国只能学习它的长处来与之抗衡。

在魏源的《海国图志》及其思想影响下，自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的洋务派开始出现并形成了后来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人物左宗棠主持重刻了《海国图志》，并亲自作序。另一位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说：“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纸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魏源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全面介绍，也给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要启蒙。康有为早年读过《海国图志》，22岁时“复阅《海国图志》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梁启超则说：“治域外地理者，源实为先驱”。他还说：“魏氏好言经世之术，为《海国图志》，奖励国民对外之观念”。“自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林则徐乃译西报，实为变法之萌芽”。

林则徐和魏源不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不甘落后、倡导新思想的先驱!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10期 楚图南接受“审查批斗”时写的“早年经历”　作者：楚泽涵

父亲楚图南“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河南明港“五七”干校。1969年接受“审查批斗”时，由父亲口述，母亲彭淑端记录，写下了父亲的早年经历。这篇最后经父亲修改过的短文，对于人们了解作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楚图南无疑是有帮助的。特别是此文写于那种特殊的情况下，其中有许多“话外音”，通过父亲事后的回忆和我的理解，介绍出来，一定是有意思的。

父亲说：

我是云南省文山县人(文山县在云南省东南角，与越南、广西交界处，距云南省会昆明较远)。1899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祖父是私塾先生，死得很早。父亲由祖母抚养长大后，与祖父一朋友的女儿结婚。因母亲年龄大于父亲，因此两人感情很不好。母亲生我兄妹两人后，父亲即离家去云南省会昆明。六岁时，我母亲死去，兄妹两人无人抚养。我妹妹即送给一苗族人家作养女，我即由四伯母(称四大妈)抚养。四伯母家也是一贫困的家庭，四伯父早逝，留下二子，加上我，数人生活很难维持。四伯母勤劳朴实，每年为人缝缝补补，织布养猪，并为人舂米维持生活。当时舂米的惯例是领人家一斗谷子，舂成米后，缴还七升，余下的碎米即我们数人的主食，其余糠渣等还可留下饲养一个小猪。所以我小时即帮四伯母浆纱、喂猪，还从城外挑水进城来卖。

文山山多，天气暖和，一年四季有各种各样的野菜，因此我小时，采摘过各种各样的野菜，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

父亲这里专写摘野菜、吃野菜一小段的背景是：

当时军代表组织的吃“忆苦饭”活动，年巳七十并患胃溃疡的父亲被某“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造反派头目勒令吃下两大碗野菜，并被训斥：“让你们这些当官做老爷的尝尝你们一辈子没吃过的东西!”据父亲后来回忆，吃野菜不难，只是两大碗多了一些，好在后来也没有出毛病。只是被斥为“没吃过野菜”，而且是“一辈子没吃过”，颇为不服，因此在其自传中特别写了一句“也吃过各种各样的野菜”。按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这句话的另一重意思是：“我吃野菜时你们(指某些造反派头目)还不知道在哪里呢!”另外父亲认为当时不可一世的军代表，“忘了他们是吃什么长大的”。

父亲说：

我家附近有一私塾，有些小朋友去上学，我因无钱缴学费，只能偶尔跑去听那位老师讲课。那位老师看出我的心愿，也知道我是穷苦勤劳的孩子，被破例免费收取我做学生。因此我断断续续、“半工半读”地读了两年私塾。后来在文山的新式小学也听过几天课，但没有上过正式小学。

我十二三岁时，四伯母的生活更加艰难，已不能再继续抚养我了，于是打发我去昆明找我父亲。我即随着马帮步行经宜良到昆明，寻找我父(由文山到昆明，中隔大山，单人不敢行走，必须与马帮结伴同行)。

当时父亲在昆明教书，已娶后母(原文在此句后有“我饱受后母虐待”一句，后被删去——整理者记)，生活又很痛苦。经多方要求，考取联合中学。当时学校有个规定：即每学期、每学年考取前三名者，免收学费。我则争取每期、每年考在前三名。所以我是在这种情形下读完中学的。中学毕业后，不可能再继续升学，找职业也很困难。有人劝我去学经商，到店铺当学徒，我不愿意。恰在此时(时在1919年春夏之交——整理者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来昆明招公费生。我报名投考，经初试录取。但经初试录取后要到北京复试。由昆明到北京，那时内地不能通行，必须经安南(今越南)的河内、海防，再由海防由海路经香港到上海、天津到北京。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旅途费用很高，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大难题。后经父亲向友人借贷援助凑了六十元，历尽艰苦到了北京。1919年秋经复试后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录取。在高师四年，因经济困难，又因北京与云南相距太远，每年寒暑假，其他同学都可回家，我则整整四年没有离校。我的寒暑假即在高师图书馆度过。我在图书馆读了一些旧书，受旧教育旧书籍影响，也中了一些旧东西的毒害。同时这时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是“五四”运动后，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因此也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和刊物，也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和进步人士，并参加了工学会。

这里谈到阅读进步书刊云云，也是针对“军代表”的。当时，军代表曾“义正词严”地“批判”过父亲：“你们过去念的书，统统是封、资、修的大毒草!”因而父亲在自传中有上述语句。据父亲事后的回忆及我的理解，有一些没有知识或知识不多的人，往往对知识和有知识的人，表现出或为嫉妒、或为敌视的心态，可惜的是这些人往往有权在手。个别握有重权者甚至以整有知识者为业、为乐，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现象。在共产党领导的时代，理应消除的这种现象不仅没有结束，有时反而变本加厉，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结束。应该说这是现代这一辈人不能忘记的教训!父亲在新时期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不仅要有方法和措施，还应理顺干部的思想和情绪，这些提法，实际上早在“十年浩劫”中已在酝酿。另外，还要说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其实有很大成分是属于“还账”性质。而且将知识分子视为异类的种种“理论”，如“翘尾巴”论等，实际上并没有得到清算。

父亲最后回忆了他加入共产党的情况：1920年经许兴凯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传记中记为1922年加入SY，应理解为1920年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整理者记)。1923年前后，在李大钊同志指导下编辑并出版了《劳动文化》期刊(共出版过五期，为4开铅印小报，现已无存——整理者记)，撰稿者有施存统、蔡和森、向警予、许兴凯等人。1923年至1925年经李大钊同志嘱托，先后赴安徽阜阳省立第三师范、云南昆明昆华中学、成德中学、昆华女中等校教书并做青年学生的宣传鼓动工作。1925年底应北方党组织及李大钊同志召唤回到北京，被派往东北，到哈尔滨等地工作，经李大钊同志批准，由杜继曾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即在东北各省，通过组织的安排，做青年学生的教育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中间一度到山东曲阜、泰安、济南等地工作，直到1930年又回到哈尔滨，在第一女中教书。是年12月，因长春学潮，砸毁教育局，我被捕，解送吉林监狱。

父亲是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1930年在东北被捕之后，一度与组织失掉联系（直到1978年中央组织部同意其党龄从1926年算起）。出狱后，他追随党的领导，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66年“文革”前，中共中央批准他公开党员身份后，他同时担任对外文委党组成员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文革”中父亲遭林彪、康生、江青迫害，想将那时最恶毒、也最“时髦”的恶名加在父亲身上，所以父亲才在这里写下他入党的经过，并写了他1930年底被捕的事。

关于在狱中的抗争及活动，父亲另有专门材料说明。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1期 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作者：王永钦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金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1969年6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年10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年6月9日，在贺龙逝世6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年2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1968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1972年1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月8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月10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1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1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2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继病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指示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改进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3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70岁高龄的周恩来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着党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保护着每一个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却在1972年5月，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并没有顾及这些，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继续工作着。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197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年底到第二年2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

排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

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请他提倡一下理论。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

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

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

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

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

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1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1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2，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2000年第11期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作者：纪希晨

这是一步险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1982年11月24日上午9时，四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同志在西山的住宅里，激情地对笔者谈到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问题。他那雪白的长眉下，两只深深的眼睛，在珐琅质眼镜下闪动着熠熠的光亮。这双善于观察风云的眼睛，看去显得特别机敏、刚强，蕴藏着深邃博大的思想、烈火似的力量。

“那时候，李先念同志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哎呀，是哪股风把你刮来了?他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你是奉命来的吧!”叶帅又问。

李先念大声地说：“我是奉命来的呀!”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到了叶帅住地(按《李先念文选》157条注释)。李先念边说边走近叶帅。他紧紧握着叶帅的手，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叶剑英打开收音机，在音乐响声的掩护下，两个人开始了谈心(华国锋同志告笔者说，在华国锋9月21日登门访问李先念的当天晚上，李先念即受华国锋的委托，到西山访问叶剑英)。

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说：“现在情况越来越紧张，得赶快想办法，事情太紧急了，你得下决心啊!”

叶剑英面容骤然焕发亮光，眼前仿佛出现了彩虹。他兴奋地抓住老战友的手，连声地问：

“华下了决心吗?下决心了吗?”

“我看他是下了决心的!”

“那好哇!”

叶帅为了防止窃听，又把收音机声放大了一些。顿时，客厅里响起一阵高昂的音乐声，回荡在敞大的客厅里，掩护着两位战友的谈话声。

李先念贴近到叶帅的耳朵上，大声地说：“江青把华闹腾的无法工作，是逼上梁山啊!”

叶帅微笑地连连点头，陷入深沉的思考。接着他问了几位政治局委员的态度，特别问了陈锡联和吴德的态度。李先念一个个简要作了介绍。至于华国锋，他过去不曾一起工作过，对华国锋了解不深。毛泽东病逝后，他为做好对华国锋的团结工作，曾亲自主动第一次登门看望华国锋。俩人在交谈中，叶帅以试探的口吻，批评了王洪文破坏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企图建立民兵指挥部，搞“第二武装”的错误做法。华国锋赞同叶帅的意见，但是对于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没有表态。因之，当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叶剑英才提出关于华国锋的决心的问题。

9月21日，华国锋来到李先念的住处，商讨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告李先念说，我同他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华国锋请李先念代表他去找叶剑英，请叶剑英考虑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解决为好。李先念详尽地传达了他和华国锋的谈话。李先念说：

“毛主席逝世了，在‘四人帮’看来，现在是他们千载难逢夺权的时机。华国锋说，主席生前曾多次讲过，要解决‘四人帮’问题。”

叶剑英聚精会神的听着，神色严肃地说：

“我们跟‘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一步险棋，要当机立断!”

“是呀，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李先念说：“小平同志被他们打下去了，如果我们再被他们打下去，他们就要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两人倾心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他俩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兵不预谋，不可以致胜”，必须有严密周全的部署不可。

“华有什么想法?”叶剑英问道。

“华要我来听听你的意见。他说，毛主席对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早有交待，但是用什么方法解决?在什么时机解决?他请你拿主意啊!”

李先念向叶帅详细讲了华国锋对他的谈话，研究了形势，分析了力量对比。考虑到“四人帮”控制着上海，以及他们多次妄图插手军队的情况，叶剑英认为，为避免人民的损失，“兵谋为主”，采取“暂取”方法，比较妥当一些。叶剑英说：

“事已至此，那就不能再拖了，要迅速采取行动，以快打慢，最好一两天就行动。!”

李先念完全同意叶帅的意见，他说：

“好主意，你们几个再分别交换一下意见。”

“西山不可久留”

送走李先念以后，叶剑英来到幽静的庭院。北院一片茂密的果林，郁郁葱葱，挂满了红熟的苹果，压得枝头低垂，全院漂浮着果香。沿墙的那排青松，黑黝黝地耸立着，微微发出簌簌声。叶帅在院里转了两圈，又信步沿着石梯，登上院后的山岭，穿过满山交错的枫林，走进一座被他意味深长地称作“放鹤亭”的凉亭。

四周一片寂静。叶帅望着蔚蓝的夜空，银色的月光，黑森森的山峰，思绪如大海汹涌。想到即将来临的一场战斗，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他仿佛重新走上炮火连天的战场，听到隆隆的炮声。望着山前居住多年的庭院，怀着无限深情，情不自禁地吟诵起宋代大诗人苏轼的《放鹤亭记》。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久留。”

同行的秘书小张知道首长有背诵诗的习惯，但为什么这阵子总是反复吟诵这两句呢?她不了解沸腾在首长胸中的伟大战略决策!

“西山为什么不可以久留?”

1982年11月24日上午，笔者访问叶帅时问道。

叶帅说：“那时候，王洪文搬到了西山，他住在离我不远的25号楼房里。这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来监视我的行动来了!”

说到这里，叶帅的脸孔怒得胀红了，炯炯闪光的眼睛湿润了。他靠在椅背上，默默地凝视着，颤动的手，抚摸着胸前的军服。我注视着他那安祥的神态，红润的面容。他那稀疏如雪的银发，宽阔而突出的前额，白眉下炯炯发光的眼睛，无不显示着元帅刚强的性格，果断机智的气质。叶帅稍停了一会儿，接着又说：

“危险的时刻到了，王洪文很注意我啊!”

叶帅决心摆脱“四人帮”的监视。为便于同其他同志共商国家大事，当天他离开西山，转移到玉泉山九号楼了。

窃据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发现叶剑英搬家，气极败坏地质问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叶剑英怎么搬走了?你为什么要让他搬进玉泉山?”

汪东兴理直气壮地回答：

“那是周总理批给他的房子，他为什么不能搬呀?!”

“快打慢，快打慢”

叶剑英听了李先念的话，9月25日乘车进城。他特地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这里原是西哈努克住的地方，唐山地震后，他从史家胡同搬到这里。这一次他俩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叶帅说：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斗争，如果‘四人帮’上台，我们民族就会陷入灾难，国家建设就要倒退二十年。你是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主席逝世了，你应该站出来，把舵掌起来!”

叶剑英还建议华国锋：“你要多到老同志那里去，找他们谈谈。”

华国锋听了这话，心中又喜又惊。喜的是，当此千钧一发之际，有叶帅这样的革命老前辈，旗帜鲜明地站在斗争‘四人帮’的第一线，给予他以最大的支持，成为党中央的坚强后盾和支柱。所惊者，象叶帅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帅，为国家大计，不怕风险，不计高低，竟再次前来探望他，使他深感到惭愧。想到这里，华国锋神情激动地说：

“叶帅，我经验少，资历浅，老同志能看得起我吗?”

“你去，我先帮你打招呼。只要你和‘四人帮’斗，老同志不会不欢迎你的。”叶帅热情鼓励华国锋：“老同志支持你，我们军队支持你，全国人民支持你，你只管干!”

华国锋得到叶剑英的鼓励和支持，深深感到党和人民的力量，坚定了除掉“四人帮”的决心。他神色严肃地说：

“只要有老帅的支持，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支持，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有军队的支持，我一定干!”

华国锋搀扶着叶剑英，送老帅上车。叶帅回到玉泉山的当天，对前来探望他的栗裕、宋时轮同志高兴地说：

“华的态度很坚决。你们要抓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取利乘时，间不容息!”

美丽的玉泉山，独立在燕山脚前。远处望去，像骆驼背似的缓坡山顶上，耸立着两座白塔，巍巍峨峨，屹立在一片青翠中。山脚四周环抱苍松翠柏，茫茫绿波，亭台楼阁，隐约可见。沿山蜿蜒伸展的院墙，把一座座别墅楼房环抱起来。每当夏秋季节，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常常到此小憩。如今叶剑英漫步的在花丛小道上。情不自禁地又吟诵起“西山不可久留”的诗句来。

叶剑英为加快粉碎“四人帮”的步伐，第二天，又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家里。他们共同分析了党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一致认为，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党中央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捍卫党的团结统一，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斗争。这个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一般方式，必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采取特殊的手段。但是为了避免动乱，又要做到合法解决。叶剑英说：

对付他们，只能采取断然措施，先把这四个人抓起来，隔离审查，然后再开政治局会议或中央全会。特殊矛盾，只有用特殊的办法。”

华国锋听了叶帅的分析，十分高兴：“叶帅，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他们几个犯有严重罪行，可以隔离审查!”

“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叶剑英进一步分析形势：“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只要方法妥当，也可以避免。至于北京，一切优势都在党中央方面。”

说到这里，叶剑英尽管早已胸有成竹，但他仍然再次征求华国锋的意见：“你认为有把握吗?”

“有把握!”华国锋坚定地回答。

叶剑英提醒华国锋说：“郊区南口有个坦克团。听说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去过这个团。如果城内有行动，坦克开进城里，该怎么对付啊!”

华国锋对叶剑英的周密考虑，十分敬佩。他说：

“需要再了解一下。”

华国锋随即通过陈锡联、吴德对南口坦克部队的情况作了调查。证明张春桥的弟弟张秋桥虽然曾来过个部队，但坦克部队一直是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直接掌管的。“四人帮”虽曾想插手，但一开头就碰了壁，他们根本调动不了这支坦克部队。而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必需有中央警卫部队八三四一部队参加不可。

叶剑英向华国锋建议说：“你得再和汪东兴同志谈一下!”

汪东兴作为八三四一部队政委、中央警卫局局长，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同江青之间多次发生矛盾。江青曾辱骂过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批评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保护了身边工作人员。江青到处伸手，要往八三四一部队派人，也遭到汪东兴拒绝。江青向他要毛主席的文件，汪东兴也坚决顶住不给。

毛泽东生前曾对汪东兴说过：“江青是个纸老虎，一戳就穿。江青欺软怕硬，你们跟她斗，原则不能让。怕什么，还有我在嘛!”

华国锋向汪东兴谈了他同叶剑英的决策。在此之前，中办副主任李鑫在人民大会堂给毛主席守灵期间，也找过汪东兴，要他及早对“四人帮”采取行动。李鑫并且向华国锋谈过自己的想法。由于事前他们曾秘密作过这些酝酿，所以，当华国锋谈到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时，汪东兴并不感到突然。但考虑到张春桥是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副主任，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他们都是可以下命令调动军队的人，心底确实有些提心吊胆，觉得还不是很有把握。万一走露风声，发生巨大的风险……

华国锋看到汪东兴内心有忧虑，淡然一笑，说：

“汪主任，你有把握吗?”

“有把握，有军队支持就更有把握!”汪东兴斩钉截铁地说：“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我就干。现在只能考虑党和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命运就不考虑了!”

“好!好!就这样办!”华国锋握着汪东兴的手，眼睛里闪着光辉：“我马上告叶帅!”

叶剑英明白了汪东兴的态度，连续两次来到中南海，在汪东兴家里，同他个别交谈。他俩进一步分析形势，分析“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他们近几天的动向。汪东兴焦急地说：

“事情非常紧迫。据我了解，张春桥最近两次到江青家里，每次都是几十分钟。”

叶剑英说：“不能再等待了，再推迟，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

叶剑英以他几十年做最高统帅部工作的才华和经验，立刻意识到解决“四人帮”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熟知：“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的斗争策略。他果断地说：

“我们要快打慢，快打慢!”

小会议室的聚会

华国锋告笔者说，自9月29日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吵架以来，无时不刻在思考一个问题：江青一伙干扰党中央无法正常工作。江青的目的不是很明白吗?她公然在政治局会议上，敢于提出要给她分配工作问题，不断纠缠毛远新回辽宁工作的问题，大吵大闹，泼妇骂街……这不是明明想当太上皇、当党中央主席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主席生前，早就做过警告，说江青有野心，要当党的主席，要王洪文当委员长。江青根本不把第一副主席放在眼里……

华国锋说，毛主席不是早在1975年就作过交待吗?他老人家说，“四人帮”的问题，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毛主席去世了。他没有完成的遗愿，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去完成它。现在是解决“四人帮”的时候了!

但是，“四人帮”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应该采取什么方式解决?用什么方式才最有利呢?……

这些日夜在华国锋脑海里翻腾的问题，1976年10月1日，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建国27周年大会以后，在中南海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的时候，又象火一样的燃烧起来，憋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银幕上的故事、镜头，一个个在他眼前掠过，可是他却全像没看见似的。他睁着迷惘的眼睛，木然地看着银幕上闪过的情景，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思索最近“四人帮”的活动上。

蓦地，他紧皱起眉毛，揉了揉眼睛，腾地从沙发前站了起来。他挺着胸膛，大踏步走出电影厅，向休息室走去了。

同华国锋坐在一排沙发里的李先念，看见华国锋中途退出，立刻意识到，他一定有什么紧急事情。于是，他随即跟着华国锋快步走出影场。他在后边大步紧走了几步，在靠近休息室的走廊里，赶上华国锋，低声问道：

“国锋同志有什么事吗?”

“有!”华国锋回答。接着又说：“到小会议室谈吧!”

同华国锋一起看电影的还有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吴德同志。他看到华国锋、李先念相继退出影场，也随即跟着他俩来到小礼堂小会议室里。

在此以前，华国锋曾分别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汪东兴等人，个别交换过对处理“四人帮”问题的意见。

这天晚上，当李先念、吴德同华国锋面对面坐在一起的时候，华国锋开门见山地说：

“我考虑再三，鉴于现在的舆论工具全部操纵在‘四人帮’手里，如果采取召开会议的形式，用通常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必然会开动手中掌握的宣传工具，大张旗鼓地宣传，会在社会上造成混乱，带来很大损失。为避免引起混乱，我认为用隔离审查的方法，比较稳妥一些。你们认为这样行吗?”李先念、吴德听了华国锋的陈述，两人都表示同意。

李先念说：“国锋同志，你是中央第一副主席，这场斗争是你来领导的。只要你来领头干，人民是会支持你的!”

华国锋对吴德同志说：“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北京的任务是稳定形势，解决问题，保卫首都，保卫党中央!”

吴德坚定地说：“北京市委和全市人民，坚决拥护国锋同志的决策，只要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市委坚决去办!”

李先念同志嘱咐说：“一定要保证北京市不出问题，否则就会影响大局!”

紧张、热烈而又短促的会晤，把三个人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相互握手，悄悄并肩走出晚会会场。

门外一片月色，又清新，又明亮，重重树影倒印在沙石地上。朦胧的夜幕里，中南海涌起忽明忽灭的浪花，发出“砰砰”的声响，镜子似的闪烁着温柔的白光。躲在草丛花木里的蟋蟀的唧唧声，使这广阔、宽大、古老的庭院，显得更加美丽、庄严和幽静。

“必须万无一失!”

“必须万无一失!”

叶剑英元帅的嘱托，时刻响在汪东兴同志的耳边。两天来，他废寝忘食的工作着，仔细考虑着组织这次行动的每一个细节，日夜同参加行动的人员个别谈话，布置下达任务。

汪东兴同志回忆说：“在组织具体行动时，我依靠的是张耀祠、李鑫、武建华三同志。”

10月3日深夜，李鑫突然接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的电话：

“东兴同志要你马上来一下。他现在就站在电话机旁边。”

临走，李鑫对妻子樊宁说：

“我走了。我这是去做件杀头的事!”

妻子是李鑫地下党的战友和同学。解放后，两人又共同经历风浪。今晚，他要走了。此行是福还是祸?她清楚知道，对她个人可能是祸，而对千百万人民一定会是福啊!

樊宁告笔者，面对可能发生的严酷命运，两人都很平静，没有握手，没有拥抱。妻子睁大两只闪光眼睛，镇定地说：

“你去吧!你杀头，我最多是当个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吧!要牵连也只有我和孩子……”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

李鑫登上接他的汽车，来到中南海，走进汪东兴的家里。汪东兴握着李鑫的手，激情地说：

“党中央决定，对‘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要我们尽快做好准备工作，你能不能参加一些工作?”

“我听从中央的安排!”李鑫高兴地回答。

汪东兴立刻将李鑫引进家里的一间小屋里，向他交待说：

“你就住在这里，帮助中央起草文件。我派人给你送水送饭。我从外面把门反锁起来……”

李鑫建议说：

“在抓‘四人帮’的同时，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这样有利于稳定形势。”

李鑫建议中央要起草三个文件：

一、隔离审查‘四人帮’的决定；

二、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的决定；

三、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这个建议，在汪东兴报告华国锋同意后，即由李鑫从10月3日到6日，“关”起来的三天三夜里起草出来。

在李鑫“关”起来的时候，他和汪东兴、武建华三人还具体商议了行动方案的细节。李鑫说：

“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想抓毛选，要毛选五卷材料要得很急。因此，用中央常委讨论毛选五卷的名义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调他们来开会，他们一定会来。过去中央讨论毛选工作的会议，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他们肯定不会怀疑，一定会上钩的。”

华国锋、叶剑英批准了汪东兴、李鑫的行动方案。

事情就这样定了!

扭正历史车轮，结束文化大革命灾难的特别行动，就这样决定了!

“天下之事，虑之贵祥”。10月5日下午，叶剑英、汪东兴应华国锋的邀请再次来到东交民巷15号华国锋的住地，进一步共同商议粉碎“四人帮”的行动方案。他们根据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充分考虑了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一致认为必须采取稳妥可靠的办法，解决这一尖锐复杂的问题。

叶剑英深谋远虑地说：

“这是一步险棋，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战，行动要果断，更要周密，必须万无一失!”

华国锋完全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他说：“我已经同陈锡联、吴德作了部署。我告陈锡联说，北京卫戍区的部队由吴德指挥。陈锡联在我家里，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部队，归吴德统一指挥，负责维护北京的社会秩序，负责解决‘四人帮’在北京的几个死党!”

汪东兴谈了他准备好的具体行动方案。从执行人员的挑选、隔离审查的地点、时间，以及每个细节的详细安排。他神情严肃地说：

“这件事，要绝对保密，行动要越快越好。时间拖得越久，越危险!”

对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决策，需要有果断的决策。这既需要智谋，更需要胆略和魄力。他们原定10号左右动手解决，后来，考虑到拖得越久越危险，越容易走露风声，于是，三人当机立断，一致决定：

“今天动手!”

四只螃蟹

根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李鑫向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的建议，中央办公厅于1976年10月6日3时，发出当天晚上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通知。会议通过的议程是：

一、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

二、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建筑方案；

三、研究毛泽东故居的安排。

按规定，通知除送给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外。还扩大范围送给了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请他来参加会议，在文字上对《毛泽东选集五卷》作某些修改，以便把姚文元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

1976年10月6日——这个铭刻在历史纪念碑上的日子，时间仿佛过得特别快。华国锋为此特地打电话给姚文元说：

“今天晚上，常委开会研究毛选五卷的修改问题，请你来参加一下。”

姚文元说：“好!我一定按时参加!”

提前两天集中到中南海执行任务的人员，在一座古旧的小院里，紧张期待着夜晚的到来。院里静悄悄的，没有笑声，没有人语，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象一锅沸水在翻腾。叶剑英办公室的警卫参谋纪和富同志对笔者回忆当时情景说：

“我们提前到了秘密集合点。临走，我对爱人说，我有任务要到外地出差。我不能给你打电话，也不能给你写信，你也不要告诉孩子们。这是秘密行动!”

他准时到了指定地点。一看在场的都是一些熟悉的同志。汪东兴也在那里，他数了数到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就简短的动员说：

“同志们，江青一伙坏蛋，要搞垮我们党……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汪东兴环顾着每张兴奋的脸孔，胳膊支在桌子上，坚定地说：

“我们都是保卫党中央的战士，我们能允许他们一伙横行霸道吗?能让他们继续作恶吗?”

同志们低声而坚决地回答：

“不能!”

“一切听从指挥，服从命令!”

“下命令吧!”

时间到了。华国锋通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的时间到了。

执行任务的同志，提前3个小时，到达中南海怀仁堂。他们各自坚守在预定的岗位上。

这里的一切都安静如常。

夜晚降临，月亮升了上来，在满地重重的树影上，一辆黑色红旗轿车，穿过柏油路，从玉泉山向城内驶去。一盏盏路灯像飞飘的流星，一闪而过。向远处看去，黑沉沉的市郊乡村里，徐徐闪光的灯火，仿佛夜航的军舰，驶进了繁华的军港。

叶剑英仰靠在后垫上，两目专注着夜暗里的灯光。这位在战争年代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革命家，此刻心情欢快而平静。一想到马上就要到来的战斗，他紧紧握着曾经在“二月逆流”会上拍桌折伤了的那个手指骨，脸上泛起了微笑。

叶剑英准时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他一下车，就见华国锋、汪东兴的车已停在那里。俩人站在大红门前迎接他。

华灯向夜空射出白光。怀仁堂如同往常一样宁静。所不同的是，今天来到怀仁堂的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微微感到一点紧张。集中在大门过厅里的执行人员，机警地听着门外传来的汽车声。经验已使他们能够从汽车声里，辨认出这是谁的车辆。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走进怀仁堂的会议室。

这宽敞明亮的老式会议室，天花板装饰有淡淡的图案花纹，一串串玻璃吊灯射出柔和明亮的光线。四周地面上全铺着地毯。四壁又高又宽的玻璃窗，全都拉上洁白的窗纱。正厅中间摆设着几排沙发、茶几。沙发后面靠门的地方竖立一架雕花屏风。简朴的陈设，使厅堂显得格外古朴、雅静、端庄。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简单交谈了几句，就各就其位了。

华国锋脸上带着平静而严肃的表情，挺立地站在正厅会议室中央的地毯上。

叶剑英庄严威武地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全目不转睛地盯着会议室进门的走廊。意料中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汪东兴走进紧挨沙发的屏风后面，隐蔽了起来。他为保障华国锋、叶剑英的安全，右手提一支手枪。

时钟将近晚八点钟，张春桥第一个到了。他象往常一样，仰着脸，戴着眼镜，慢条斯理地走进怀仁堂。他穿过走廊，刚走几步，四个警卫干部强有力的手，扭住了他。这时是8点零2分。

“干什么?干什么?”张春桥扭头挣扎了两下，手铐“咔”的一声响了，执行人员把他连推带拉，弄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庄严地向他大声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你以为你们胜利了吗?不，无产阶级革命派会和你们算账的!”

叶剑英愤怒地大喝一声：

“对你们的罪行是会清算的。你们干了多少坏事!迫害死多少干部!人民要审判你们!”

接着，王洪文第二个到来了。他象往常一样趾高气扬，穿一身军装，一下车，快步跃上台阶，跨进怀仁堂大门。在他穿过走廊，走进会议室时，四位高大体壮的警卫干部逮捕了他。

“不准动，把手举起来!”

王洪文很快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他大喊一声：

“你们要干什么?”

王洪文接着飞起一脚，向冲来的干部踢过去。他猛力挣扎着，由五米远的地方向华国锋、叶剑英扑了过去。另一干部冲了过来，一只拳头打在他左侧太阳穴上，接着又飞步踢过一脚，将他打倒在地。

王洪文扭着头，象受伤的野兽，恶狠狠地咆哮：“想不到你们动手这么早!”

王洪文被擒拿了。行动组给他戴上手铐，从地上把他拉起来，推到华国锋、叶剑英面前。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他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姚文元第三个到来，他还没有走进正厅，就在东侧的休息室里，几乎毫无抵抗的束手就擒了。他惊恐地瞪着两只金鱼眼睛，吓得后退了两步，瘫倒在地上。同志们把他从地上拖起来，一滴滴汗珠，从他南瓜似的额头上滚下。他低垂着头，连声说：

“我有错误，我愿检查!”

华国锋对姚文元指了一指，他没有亲自宣布，而是委托中央警卫局的一位副局长代他宣布：

“‘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党中央决定对你进行隔离审查!”

江青没有来怀仁堂开会。

江青在干什么呢?

江青继续在做她的“女皇”梦!

这天，10月6日，星期三上午，据摄影记者杜山同志回忆，江青集合毛泽东身边和江青身边的七八个工作人员在学《毛泽东选集》。她自己也很清楚，这只是装装样子，标榜她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正当大家集体吟读的时候，江青突然一声高喊：

“你们知道中央谁反对毛主席?”

大家惊讶地面面相望，谁也不敢接她的话头。江青看见大家很茫然，似乎很开心，拍了一下大腿：“万里!”

江青看见杜山摇头，朝着他说：“你不信，哼，告诉你们，谁反对毛主席我都知道，这种事休想瞒过我!”

这天下午，江青又同工作人员一起，从景山公园后门进入景山的苹果园。她得意地对杜山说：“我们在这里劳动了好几次，特意留了几棵树，今天摘，照些照片。老杜今天看你的啦!”

江青登上事先准备好的架子，让人七手八脚的扶着她，往手边挂的一个小竹篮里放摘下的苹果。摄影记者立刻按动快门，留下她最后自由的瞬间。

6日下午3点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局长汪东兴兼)、中央警卫团少将团长张耀祠打电话：

“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

张耀祠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红色中华首都江西瑞金沙洲坝中央警卫连，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站岗放哨。1953年5月调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即八三四一部队)一直担任中央首脑机关的警卫工作，指挥着8000人的队伍。

张耀祠是汪东兴的老同事老战友。当他来到汪东兴的办公室的时候，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也来到了这里。

汪东兴以缓慢的声调，严肃地说：

“中央研究决定，粉碎‘四人帮’!”

接着，汪东兴指定张耀祠担任隔离江青小组的负责人，并通知张耀祠、武建华说：

“你们准备一下，今晚8点半行动——顺便把毛远新一起解决。”

张耀祠、武建华离开汪东兴以后，把这项高度机密的使命向几位警卫作了交待安排。而他们对于如何逮捕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安排则不清楚。

这天，秋日黄昏，中南海象往日一样，黑黝黝的树影，一缕缕银波的海水，闪动着眼睛似的灯火，将红墙里的世界，装点得格外神秘莫测。

张耀祠、武建华对中南海地形了若指掌。晚上8时半，张耀祠穿着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随身带的几个警卫，虽穿着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他们沿着熟悉的道路，首先来到距江青住地很近的中南海颐年堂后院。毛远新就住在这里。

当张耀祠走进毛远新屋内，向他宣布，根据中央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时，还当场要他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

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三把两下将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和武建华带着三位警卫，来到江青住地中南海万字廊201号。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离开钓鱼台，住在这里。

张耀祠对江青住地警卫十分熟悉。门口警卫见警卫团长来了，点点头就让进去了。这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庄重、严肃地宣布说：

“江青(往日他总称江青同志，这一回没有了‘同志’二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按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

“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保险柜的钥匙，并不交给秘书保管。

江青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当即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押上她平常乘坐的那辆专车。武建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驶往官园的地下室。

10月6日夜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被捕后，也都被关进地下室，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里。而不是象传闻所说的“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江青对于自己的末日，早有准备和预言。据机要秘书张玉凤1976年10月22日揭发，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痛心地对张玉凤说：

“他们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

说着，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叫张玉凤去办。当张玉凤把钱给江青送去时，她一边接钱一边说：

“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也可能不死不活地养着。”

江青的预言，为后来的事完全证实了。

北京卫戍区的执行人员，也在同一时间，在迟群、谢静宜的住地逮捕了他两个人。

中央政治局顺利地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

彻底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很快汇报到怀仁堂正厅。正在焦急等待的叶剑英元帅，听到胜利的喜讯，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说：

“好!没有放一枪，实在太好了!”

这场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的战斗，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玉泉山的黎明

逮捕“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一同到了玉泉山。

1976年10月6日晚上10点钟，党中央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到玉泉山叶剑英住的九号楼，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当时不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李德生、赛福鼎等同志，由汪东兴在电话上向他们通报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他们热烈拥护和支持这一正确的措施，认为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非常手段，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继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又一伟大胜利。

这一没有枪声的战斗，挽救了党，也挽救了革命，是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

这是一个满天繁星的深夜。在通向玉泉山的公路上，一辆辆闪着灯光的小轿车，响着急促的喇叭，从四面八方疾驶而来。从高处望去，市郊像是一个黑色的海面，汹涌着万盏灯火。公路上的车灯，向西山涌进着，消失在茫茫的山影树丛中。

九号楼的会议室里灯火辉煌。激动、兴奋、欢腾的气氛弥漫着全场。

好多年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了。老同志们都象一下变得年轻了一样，又是说，又是笑，又是喧嚷，相互紧紧握手、拥抱、拍肩膀。他们不约而同地问道：

“有什么好消息呀?”

“别急，等等就知道了!”

大家把专注的目光集中在小小的主席台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正在商量着什么。突然，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叶剑英，以宏亮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人语声。

“同志们!今晚召开一个紧急政治局扩大会议，”叶剑英满脸笑容：“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一阵热烈的掌声迸发起来，久久不停。一个个凝神屏息的面孔，立刻又静肃下来。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向政治局扩大会议详述了“四人帮”的罪行。

华国锋说，10月6日，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爆发起欢呼和掌声。

接着，华国锋回顾了党中央与“四人帮”斗争的历程。

毛主席早在1974年10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说：“不要搞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难改呢”。

毛泽东还批评了“上海帮”。毛泽东说：“她(指江青)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泽东一再说，“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1974年11月12日在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江青不听告诫，竟然又托入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1974年12月23日，毛泽东又指出：

“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12月24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他们：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

毛泽东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再次明确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

“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华国锋说，“四人帮”是同林彪一样的反革命两面派。“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的特殊情况，利用他们据有的地位和权力这种特殊条件，使这次斗争更为复杂和艰险。但是，不管“四人帮”伪装得多么巧，隐藏得多么深，我们党终于把他们揭露出来，把他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华国锋激情地说：“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全场又一次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剑英讲话的时候，全场怀着分外激动崇敬的心情，用掌声向他致敬。大家都知道，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他起到了一个重要组织者、指挥者的作用。

叶剑英说，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他说，毛主席一直对江青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政治局全体同志的面，提出江青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了“四人帮”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批评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反复声明，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1975年，毛主席再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这表明毛主席早下了坚定明确的决心。

叶剑英说，毛主席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给了邓小平同志。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就集中力量打击迫害邓小平同志，直到周总理逝世。

叶帅说，邓小平同志被他们推下台以后，他们认为，这应该让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了吧，张春桥应该是总理了吧。但是，毛主席还是不给。最后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叶帅说，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重大战略决策。

叶帅说：毛主席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政治局后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奠定了基础。我们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作出这样的组织安排，要是没有毛主席在两次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党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紧张而热烈的会议，连续开了7小时。最后，一致选举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6年10月7日黎明，当与会者散去分片分口传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一道亮光，从东方升起。淡蓝色的晴空下，朝霞辐射着红艳艳的光芒，照耀着玉泉山的山峰。

这时，九号楼仍然灯火通明，电话铃久响不息。

叶剑英立即将喜讯通知被软禁在西山的邓小平和陈云等其他老同志。

陈云高兴地说，叶剑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

其他老同志都激动地说，叶帅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了不朽的功勋。

叶帅派人看望胡耀邦的时候，胡耀邦激情地讲了“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名言。他说：“第一，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而这三句话，就成为后来他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工作纲领。

邓小平对党和人民的胜利，感到万分喜悦。1976年10月10日，他在写给党中央的祝贺信里写道：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的胜利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四人帮”被抓的消息，迅速在群众中传播开来。人们奔走相告说，现在逮住了四只螃蟹，三只公的，一只母的!

在家庭里，在招待所里，在街道的酒馆饭铺里，人们自发的狂欢集会，庆祝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有位将军因为太激动，犯了心脏病，被抬进医院里。

中央电台的插曲

这里需要写一段控制中央广播电台的插曲。

占领并控制舆论阵地，例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等中央舆论机关，是粉碎“四人帮”这一历史决战的重要部署之一。

控制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由中央指定的专门工作组执行。而控制中央广播电台，则是由耿飙将军执行的。耿飙同志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参谋长、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建国后任驻几个国家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联络部部长。

10月4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华国锋打电话给耿飙，要他到家里来一下。耿飙随即来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刚向他谈起“四人帮”的问题，耿飙就性急地说：

“你分配什么任务，我都干!”

华国锋爽朗地笑了一笑，单刀直入地反问过去：

我还没有跟你说呢，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你怎么知道，我要你干什么呢?”

耿飙心中一动，马上笑着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

“那好吧!”华国锋开门见山，说话不再绕弯：“这几天，你呆在家里，不要离开。要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

稍停片刻，华国锋又具体交待：

“我的秘书或别人来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再讲话，你明白了吗?”

耿飙将军严肃地点点头，心领神会地说：“我完全明白了!”

耿飙呆在家里，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焦急地等待着。往常他都由秘书或家人接电话，可是，这两天却一反常态，只要一听见电话铃响，他就象士兵接受命令那样，心上激动得直打颤，急忙抓起电话机来。

他一听对方口音，不是山西口音，马上把话截断。他自己也感到奇怪，打了几十年仗的人，竟然也会被即将到来的事激动得寝食难安。

突然，那台红色的电话机响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去，脸上显出狂喜的神色，抓起耳机来。

“你听出我的声音了吗?”

浓重的山西口音从对方电话中传来。

“听出来了。现在就去吗?”耿飙又问。

“你直接到怀仁堂来。”

耿飙立刻跳上汽车，直奔中南海。当他到来的时候，华国锋、叶剑英都已等候在会议室里。华国锋兴奋地对耿飙说：

“我们已经采取行动，并且取得了胜利。王、江、张、姚已被隔离审查。现在派你到中央广播电台去，控制广播电台。还有一个卫戍区邱卫高副司令跟你一块去。”

叶帅紧紧握着耿飙的手，慢声嘱托说：

“要注意两条，一、要防止内部混乱；二、要防止向外泄密。你要防止发生异常情况，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

邱卫高副司令员来到了。耿飙将军望着他，径直问他：

“你带武器没有?”

邱巍高坦率地说：“没有!”

“你要带武器。”耿飙威严地望着他：“光你一个人不行。你下边有部队吗?”

邱卫高说：“广播电台有一个警卫营。”

耿飙又问：“这个营是那一团的?要团长跟我们一块去。”

华国锋同志问耿彪：“你要不要带手枪?”

耿彪说：“手枪不必带了，但是须要你的手令。”

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彪、邱卫高同去。你们要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华国锋　十月六日”

耿彪挺直高大的身躯，默默地把信看了一遍。他转身对邱卫高说：“光我们不行。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块去。”

临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又一次向耿彪交待说：“一切交给你去了。总的原则是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

耿彪、邱卫高和一师副师长王甫三个人，马上乘车急驰中央广播电台。这时已经夜10点钟了。警卫营长马上按照首长的指示，挑选了20名战士，耿彪随即带着10名战士直奔局长邓岗的办公室。把华国锋的手令交给邓岗。

邓岗一面看着信，一面竭力抑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把剧烈跳动的心压抑下来，他抬起头，看着耿飙逼人的目光，立刻明白了一切，嘴唇歙动了几次，却又说不出一句话。他动也不动地站在办公桌前，只觉得脊梁上沁出一层冷汗。

“你们要想打电话吗?”

耿飙用威严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他向办公室扫了一眼，用手指指电话机，脸上挂着笑容，嘲笑地说：

“你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电话就在这里打，你打吗?”

邓岗和耿飙两人相对而望。耿飙的目光像一把钢锥望着邓岗，邓岗也以洞察一切的眼睛，注视着耿飙。这两位同是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干部，“文革”中都被当做“走资派”挨过批斗，对“四人帮”的共同仇恨，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了。

“我不打，”邓岗心领神会，果断地说：“我不打电话，我没有什么请示的。”

“那好!那好!”耿飙那张饱经战火风霜的脸，突然浮起了微笑。他兴奋地用手搔着满头白发，用变得温和的口气命令说：

“请你把电台党委的成员全部找来，开紧急会议!”

中央广播电台党委会的全部成员，准时到来了。待他们都在办公室坐下以后，耿飙以军人特有的作风，立即命令一个卫兵，在门口站起岗，不经批准，其他任何人都不准进办公室来。在紧张的沉默里，党委委员们立刻明白发生的事情了。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和大家在此一块办公。”耿飙用洪亮的声音宣布说。同时，用目光注视着每一个人的脸上的表情。他说：

“各位至少在三天之内，不许离开这间房子。吃饭、喝水，军队会给送来。”

耿飙宣布纪律的目的，是确保秘密，不使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过早泄露出去。他和电台的负责同志一起，挤在办公室里，同吃、同住、同睡，连鞋袜也不脱，在地板上睡了十夜，夜以继日地战斗了十天十夜。

接管中央党报

在决定派人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同时，还决定接管人民日报和新华通讯社。

这时，正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顶着酷暑炎热，冒着余震，夜以继日在废墟上战斗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同志，在1976年10月6日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要他明天赶回北京。

迟浩田一时忧心忡忡，迷惑不解，不知等待他的是凶还是吉。他在写给《人民日报》的一篇回忆里写道：“一个人的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想想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党带来的巨大灾难，自己就是再受点委屈，甚至作出牺牲，又算得了什么!”

10月7日，他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一辆黑色的卧车，接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迟浩田回忆说，一进门，就看到了耿飙、孙轶青、刘西尧同志。耿飙同志一见我，呼地站了起来，迎着问：“你是迟浩田同志吗?”我说：“是。”他一把握紧了我的手，大声地说：“你来了，我真高兴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四人帮’被我们抓起来了!”

迟浩田回忆说，耿彪同志双臂就要拥抱我。我对这位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的耿大使所用的西方礼节虽不习惯，但又毫不迟疑，也张开双臂迎了上去。我们两个紧紧相拥，从桌前坐到沙发上，从沙发滚到了地毯上。我们可等到这一天了!我们终于胜利了!一种解放了的轻松感、胜利了的幸福感，顿时充溢了周身的每一个细胞。我们的双臂久久地相抱，我们的泪眼久久地对视，总觉得有千言万语，一时难以启口。

不一会儿，耿飙同志的脸色严峻起来，猛地一拍桌子，说：“我们要去夺权，我们要把“四人帮”抢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正说着，经登奎同志走了进来，热情地与我握手，他说：“浩田同志，这次叫你来，是想给你个任务。”稍顿了一下又说，“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好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让你到人民日报去，再搞一次‘复辟’，把权夺回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愿不愿意去呀啊?”

人民日报?!一听说又是到报社去，我不由得犹豫了一下，说：“可以。”

这时纪登奎同志说：“时间紧迫，任务很重。中央决定由耿飙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研究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说罢就走了。

耿飙说：“浩田同志，你既然在解放军报干过，咱们就有经验了。我们先分分工吧，我到新华社，刘西尧到光明日报，你和孙轶青到人民日报去。你先拿出个方案来，看怎么办好。”

迟浩田回忆说：鉴于“四人帮”被抓起来还处于保密阶段，我建议：兵贵神速，马上进驻。用句军事术语，就是赶快抢占阵地。

他们都同意我的意见。耿飙同志让我和孙轶青商量个进驻人民日报的办法，给他们作个“示范”。

我和孙轶青同志商定，首先和“四人帮”的亲信、也就是当时人民日报的那个负责人谈话，把我们商量的三条意见公布给他，看他的态度如何。同时请中央给我们写封到人民日报工作的介绍信。

耿飙同志很赞成我们的方案，说：“事不宜迟，马上通知他来。”

他们几位坐到里间屋内，我和孙轶青在外间屋里等那个负责人。

对那个负责人，早闻其名。他在人民日报闹出的许多笑话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现在说起来，不仅可笑，而且可悲。让这样的人来管党报，不是对历史的嘲弄吗?

中央的介绍信很快就拿来了。

不一会儿，那个负责人坐着红旗车来了。他稍高的个儿，长长的面庞，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进门后一声不吭，看了我们一眼，就坐下了，背往椅子上一靠，二郎腿一跷，摆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威风。

迟浩田说：我强压了压火气，极力用缓和的语气说：“你是鲁瑛吗?”他“嗯”了一声。我说：“你认识我吧?”他眼皮也没翻，慢腾腾地说：“你不就是那个曾在解放军报干过的迟浩田吗?听说你到北京军区当副政委去了。”

我没再理他的话茬，该谈正事了。我说：“既然认识，那就不用介绍了。”他仍旧跷着二郎腿，依然一副天是老大他是老二的架式。我说：“我受中央的委托给你谈一谈，先请你看看这封信。”我把中央的那封信放到他的跟前。他满不在乎地展开信纸，看着看着，脸上的肌肉开始收缩了。

信的内容大体是这样的：

兹介绍迟浩田、孙轶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人民日报宣传的问题要请示他们。

落款是华国锋。

看过信后，鲁瑛的二郎腿就放下了，背也不靠在椅子上了，眼神一个劲地打楞。我严肃地对他说：“我告诉你，中央里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已经倒台了。现在我向你宣布三个问题：一、中央决定，过去管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二、我们受中央的委托到人民日报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作主；三、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在关键石刻你要接受考验。等会儿我们坐你的车走，同去马上召开报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呆呆地看着我，我问他：“听明白了没有？”

鲁瑛赶忙站了起来，答非所问，“是，是。”

到了人民日报，立刻通知报社领导小组开会，我对鲁瑛说：“你先给大家念念中央的通知吧。”

鲁瑛说：“是。”他站了起来，一本正经地念道：“中央决定，迟浩田、孙铁青等三同志到人民日报工作，在人民日报宣传工作上参与集体领导。你们要服从领导，具体事项由迟浩田同志当场宣布。”

迟浩田说，我们开门见山：“先告诉大家一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打倒了！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清算的。人民日报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要执行正确路线，不能宣传那些奇谈怪论了。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把人民日报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全党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着考验。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受党中央的委托来的，我们会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办事，照中央的政策办事。”

为了使新生的人民日报更好地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就在这天夜里我们又组织了另一场战斗——突击写社论。当时，大家多么想利用夺回来的阵地，首先把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告诉给全国人民啊！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当时还不能这样做。怎么办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议论了一阵，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命题，确定社论的题目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写的是筹建毛主席纪念堂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事，同时，也把大家对粉碎“四人帮”的喜悦心情溶化进去了。

10月10日凌晨4时，党中央审定的《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以“两报一刊”社论的名义发表了。

10月10日凌晨，党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出两项决定：《关于建立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当天，《人民日报》等中央报刊，以大字标题头版头条刊发了这两项决定。

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通知：

“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了断然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

＊ ＊ ＊ ＊ ＊

从10月21日起，首都军民580万人，连续几天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沈阳、成都等全国各大城市都先后举行了集会游行，欢呼：

“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是的，我们的党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在付出巨大牺牲和代价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取得的。

从血的历史教训，党和人民不能不思索许多问题。怎样才能避免类似十年浩劫的灾难呢？

答案只有一个：必须把权力交给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军中，在中国共党的领导下，坚持进行改革开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2000年第11期 刘志丹的悲壮人生　作者：傅国涌

陕北是中国最贫穷、落后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区之一，在1928年到1933年间，饥荒席卷了中国西北部，土匪蜂起，军阀横行。饿殍遍野，刘志丹这个“乱世的豪杰”就出生在这片动乱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上。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说他“是个现代侠盗罗宾汉”，“惩奸除恶的天鞭。”这位“陕西罗宾汉”的一生是坎坷的，他牺牲后，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他的一生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年，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一生。

官逼民反

刘志丹1903年出生在陕西西北部群山怀抱的保安县(后为纪念刘志丹，改称志丹县)，爷爷是清朝的拔贡，以教书为业，父亲是个秀才，开一家小小的柴草店，因为是八月出生，爷爷为他取学名“景桂”，字“子丹”(后来他自己改名为“志丹”)。

刘志丹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并且是保安县第一家高等小学的第一批十二个毕业生之一，完小毕业后考入榆林中学。

榆林中学是陕北二十三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校长杜斌丞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西北名重一时(四十年代他是民盟在西北的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学校不但从北京请来了一批名牌大学毕业生，还请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遗老、翰林，以示新旧并重，办学风格颇似蔡元培。图书馆内订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新文化运动时的著名刊物，所以榆林中学虽地处黄土高原、西北内陆，却并不闭塞，刘志丹正是在这里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受到了民主和科学的启蒙，特别是从北京来的国文教员魏野畴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正是在魏的指导下榆林中学成立了学生会，刘志丹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又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剧社、画社、篮球队等，还出版油印刊物。刘志丹勤奋好学，思想敏锐，在这里开始接触到《共产党宣言》、《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政治经济学原理》等，并写下了小说《官逼民反》，出于对穷苦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天下为己任的刘志丹萌生了走向社会、唤起民众的思想。

在榆林中学期间，刘志丹先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进步组织“共进社”，并加入了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后，刘志丹和几个同学一切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是黄埔第四期学生。

1926年7月，刘志丹带病参加北伐战争，随东路军出发，在江西吉安前线受命调到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工作，先后担任过国民联军驻陕总部组织科长、宁夏的四路军政治处长(该军司令马鸿逵)。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形势剧变。冯玉祥以“集训”名义，把全军的政治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解除武装，监押在开封宫驿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一个个审查。出名的32个共产党员则另行看管，刘志丹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后，他们被押上一截铁闷子车驱逐出境。在武胜关脱逃到武汉后，才看见陕西、河南的报纸上都登着冯玉祥捉拿32人的通缉令。

“渭华暴动匪首刘景桂”

刘志丹等人到汉口找到中共中央，有的被派往苏联，有的留下做宣传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参加起义，刘志丹在东路军工作过，被派回原部队组织武装起义，配合南昌行动，他辗转到了皖南，刚一动手就被发觉。兵败后逃往上海，又被派回西北。

他回到西安任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这时候刘志丹的思想已经十分明确，——只有抓起枪杆子。1928年5月起义爆发，成立了西北工农国民军，全军近千人，刘志丹被推为军委主席，同时陕西省委也任命他为领导起义的军委书记。

渭华起义东路以华县、渭南、临潼为中心，西路以渭河以北的三原、富平等为中心，南路以兰田、商县为中心。其中，又以东路的渭南、华县为中心，普遍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故称渭华起义。

6月19日，渭南起义在宋哲元三个师的兵力进攻下失败了。陕西到处贴着“缉拿渭华暴动匪首刘景桂”的布告。刘志丹被派往陕北担任特委的军委书记，他一路走回陕北，几次遇险，总算死里逃生。在极为艰难、危险的处境下，刘志丹冷静地总结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如军队太少，又靠着要道，死打硬拼等。他认为西北军阀派系多，广大农村是他们统治最薄弱的地方。陕甘交界的大山中，出了许多山大王，历代统治者都拿他们没办法，就因为他们有枪杆子，有地盘。搞武装，建立自己的军队，创立农村根据地这些思想已在刘志丹的脑子中生了根。从此他就踏上了一条几经曲折、历尽艰难的建立红军和根据地的道路。在一个暴力传统深厚的国家，在西北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上，没有呼吸过现代文明空气的刘志丹不可能想到另外的出路。

“受苦人跟上刘志丹”

刘志丹回到陕北这片熟悉的故土，千方百计地抓武装，拉队伍，几经挫折，屡仆屡起。他又一次拉起游击队。

一系列的失败使刘志丹清醒地认识到，要发展武装斗争，必须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他用了一年时间，走遍陕北的黄土高坡，通过实地考察，他选中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南梁山区。他熟悉陕北的山山水水，只要花心血经营这个地区，就可以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1932年2月，他的南梁游击队和西渡黄河的晋西游击队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刘志丹受命于危难之际，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转战渭北，老百姓编了歌谣到处传唱：“红军马踏十三县，威名震西安，五月打韩城，县官发了懵，西安哇哇叫，调来同州兵。”

创建陕北根据地

1932年12月，红二十六军正式成立，1934年红二十七军成立，并先后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和神府根据地、陕北根据地。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刘志丹把他的游击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陕甘红军的灵魂人物，国民党到处贴告示：活捉刘志丹赏一万大洋。难怪毛泽东对贾拓夫说：古时候陕北出了个李自成，当今又出了个刘志丹，你们陕北果真是出人才的地方啊!

1934年和1935年间，他领导的红军迅速扩大，1935年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五、六万人的围剿，解放六座县城，使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共控制着陕甘边境22个县。蒋介石不得不派张学良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辛万苦，到达陕北。刘志丹此时正遭厄运，被关押在牢房里，毛泽东派出贾拓夫、王首道等快速赶往瓦窑堡救出“绿林式领袖”刘志丹及他的同志们，制止了这场清洗。

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安排他负责组织和指挥新的红二十八军。1936年2月，他奉命率军东征，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去河北和热河前线对日作战。部队在汾河流域遭到蒋介石和阎锡山部队的阻击，刘志丹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毛泽东的题词中说：“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到底是什么“意外”，细节已无从了解。

刘志丹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就攻占了18个以上的县份。

刘志丹遗体被送回陕北，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康生制造“说反党”冤案

在刘志丹牺牲13年以后，他的战友从陕北高原走进了北京城，刘志丹为此献出了生命的人民共和国终于成立了。又是13年后(1962年)，一部以他的生平为内容的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小说。罪状是：

——“剽窃毛泽东思想”。

陕北根据地是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刘志丹通过武装斗争，创立了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和井冈山一样的道路。所以说刘志丹是剽窃毛泽东思想。

——小说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书中某个人就是习仲勋，写得年轻能干，是为习仲勋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1956年以前工人出版社就将此书列入选题计划之中，并约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来写，她早在延安就听说过刘志丹辉煌而短暂的英雄一生，积累了一些资料，接受约稿后，她查阅大量资料，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历经六年，六易其稿，1962年完成，并节选在《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发表。

康生还没有看到书就认定：“完全为高岗翻案。”他通知中宣部要各报刊一律停止转载，同时，康生还通知工人出版社把第五稿印六百本，第三稿印三百本送中央会议审查。书尚未印好，一条“毛主席语录”就出来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又说：“利用小说反党，是康生发现的。”

这一年夏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由康生提出定了个“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习仲勋早年就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14岁就参加革命，“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1949年成为第一任西安市长，也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

自1962年到1966年，西北五省区大批省级干部被调到北京“学习”、审查，称他们是反党集团的人。文革爆发后，陕北的志丹县贴出了大字报，把刘志丹、刘景范诬为“叛徒”，曾被国民党捣毁过的保安(志丹)纪念堂又一次被红卫兵砸烂，刻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的纪念石碑也被毁了，刘志丹的家人再次被赶到了农村。

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在郊外，“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1968年1月，刘景范、马文瑞(曾经接受过李建彤的采访)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关了五年，习仲勋关了八年，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十年牢。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先是被关在一个地下室，1970年开除党籍，劳动改造。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

《刘志丹》小说案株连之广，连古代的文字狱都难望其项背。对这些冤情，刘志丹不可能知道了，我们也不知道如果他泉下有知是否会悔恨交加。

小说几经波折，在成稿十七年后的1979年才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离刘志丹牺牲已经六十三年了。

2000年第11期 为党为公的张浩　作者：王光远

1942年3月9日，有一件事情轰动了延安城。这天上午，只见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人，抬着一口棺木，由中央党校门前缓缓走向青年文化沟。延安全城百姓都伫立在街道两旁，观看这既新颖又隆重的葬礼。死者是何人?为什么毛主席亲自为他抬棺?第二天，人们就从报上得知，死者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张浩。

一

张浩，原名林育英，字祚培，1897年2月25日出生在湖北黄冈县林家染铺湾，是林育南、林育蓉(林彪)的党兄。父亲是一个染织工人，因家庭贫困，张浩自小就参加劳动，13岁才入私塾。1919年五四运动中，在恽代英、林育南等人的影响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在家乡创办了一所浚新小学，并和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组织的“利群书社”，又和林洛浦等人合资在武昌大堤口开办了一家利群毛巾厂，他任厂长。1922年2月，由林育南、恽代英介绍，张浩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最初，他在武汉、大冶等地从事工人运动。1923年，他领导了长沙人力车夫大罢工。不久，调往安源，任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营业部主任，与刘少奇、陈潭秋等人并肩战斗。五一劳动节举行纪念大会，张浩任大会总指挥。是年秋，和李求实、吴化之等人一起，派往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

1925年，张浩由苏联回国，11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首都革命，要求推翻段祺瑞政府。为响应首都革命，12月6日，上海召开了群众大会，反动军警前来镇压，张浩带领群众与军警展开搏斗，头上被刺刀挑开一寸长的口子，血流如注，胸部和手腕也受了伤，他仍领导群众举行了大游行。

大革命失败后，张浩任汉口市委书记，领导地下斗争。“八七”会议后，又领导大冶、阳新、鄂城三县的秋收暴动。1928年5月，担任湖南省委常委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到安源一带活动。为躲避敌人的搜捕，曾一度“出家”，法名明持。1929年来到上海，担任沪西区委书记。5月39日组织群众游行时被捕，4个月后被营救出狱。1930年，派往东北组建满洲临时省委，张浩任书记。9月，张浩出席六届三中全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回东北后，因叛徒出卖，在抚顺再次被捕，受尽各种酷刑，“九一八”事变后，才被营救出狱。担任全国总工会常委、中华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3年，张浩化名李复之，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分子相继上台，世界局势日益恶化，大会决定建立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王明、康生、吴玉章、张浩、孔原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决定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起草了有名的“八一宣言”。

二

自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共产国际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派张浩回国执行这一任务。

张浩在回国前，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把“七大”主要文件的精神和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都默记在心。准备就绪后，他化装成一个劳碌奔波的小商人，身穿光板的羊皮大衣，取道内蒙古回国。

张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历尽艰辛，于1935年11月底到达陕北在瓦窑堡会见了张闻天、邓发、李维汉等人，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直罗镇指挥作战，等他们回来后，立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还决定成立白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负责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

张浩到达陕北之日，正是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宣称：(甲)此间已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称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针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党中央决定张浩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说：“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1935年7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策。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在武汉搞工运时、张国焘就十分敬重张浩，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关于张浩所发的电报，从档案中只发现了12月16日的一封。原电如下：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　16日9时

1月24日，张浩致电张国焘，并要张取消伪中央，“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不敢和共产国际闹对立。1月27日，张国焘致电张浩，表示“原则同意”，并表示“急谋党内统一”。他在《我的回忆》中说：“他们既与共产国际联系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实际上，张国焘南下后，碰了钉子，他剩下的四万红军又损失一半，实在混不下去了，才不得不表示：“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局势”，“粮食的缺乏”使当地“少数民族工作增加困难”。在张浩的多次说服下，张国焘最后终于回到了陕北。

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全面抗战，制定党领导抗日的纲领和政策。8月，在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张浩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发言。会议健全了中央军委，张浩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

8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刘伯承、徐向前任一二九师正、副师长，张浩任政治委员，兼任军政委员会主席。9月，129师开往晋东南，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繁重的工作，使张浩的身体渐渐不支，头痛病时有发作，常常带着健脑器工作。中央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决定调他回延安，一面休养，一面从事职工工作。由邓小平接任129师政委。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张浩在会上作了《持久抗战中的职工运动大纲》的长篇发言。在这次会议上，张浩被增补为中央委员。会后，他遵照中央的指示，与杨永春、章萍等人一起，积极筹备成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不久，中央职委成立，康生任书记，张浩任副书记，刘少奇、陈云、杨尚昆、邓发、朱宝庭等为委员，后又由张浩主持创办了《中国工人》月刊，张浩任主编。

为培养和造就职工运动的骨干，中央决定在延安桥儿沟创办一所工人学校，由张浩任校长。他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全校师生开办了各种工厂，并开垦荒地两千多亩。

1940年4月30日，延安各界2万多人举行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张浩在会上发表演说时，突发脑溢血，从此一病不起。

1942年3月，张浩的病情加重，他对看望他的中央领导同志说：我奋斗了二十年，现在看到了曙光却要走了，他要求死后葬在青年文化沟，与毛泽东所住的杨家岭隔河相望。他无限深情地说：“我要天天看着党中央、毛主席。”毛泽东也意味深长地说：“让张浩同志天天监督我们。”

3月5日深夜，张浩在中央医院逝世，由李富春、邓发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在中央大礼堂设置灵堂，门外高搭蓝白色牌坊，上写“工人先进”、“战士楷模”，灵堂内高挂毛泽东的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每天都有数千人前来悼念。

3月9日上午，在中央党校门前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由任弼时主祭，中央代表报告了张浩的生平事绩，号召大家向张浩学习。

会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亲自为张浩执绋抬棺，入士安葬。《解放日报》上说：“徐特立同志亦脱去棉衣，挥汗上前，置棺于肩，苍白的鬓发上闪动着晶莹的汗珠，脱落了牙齿的口中在吃力地喘气，见者深为感动。”

张浩被安葬在青年文化沟桃花岭山顶，坟前立碑，碑上镌刻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墓和碑都遭到破坏。解放后，已修缮一新，不断有人前来进行瞻仰。

2000年第11期 定陶战役中的刘伯承　作者：丁　曼

在中原地区，仅在开封至徐州480华里的地段上，敌人筑起碉堡，挖封锁沟、砍去沿铁路线南北四百米的庄稼和树木，还不断派遣保安团袭扰解放区。

1946年6月25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时达成的停战协定，调动了193个旅，160万人，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占我城市100余座。解放区2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急骤缩小了三分之一，为了粉碎敌人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攻，我刘邓大军从1946年8月10日至21日进行的陇海铁路自卫反击战，歼灭蒋军16万余人。它打乱了蒋介石集团在南线的围困计划，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原野战军的胜利突围和华东野战军对蒋介石集团进攻的自卫反击。

在陇海战役中获得胜利的刘邓大军，行军、作战20余天，伤亡5000余人，正需要休整和补充的时候，蒋介石调兵遣将，气势汹汹地把徐州绥靖公署和郑州绥靖公署的30万人的兵力，对刘邓大军展开钳形攻势。

蒋介石在8月29日电令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刘伯承部经各部反击，伤亡惨重，开始向北溃退。徐、郑两绥靖公署各部，必须予以彻底消灭。续向3日指定之线推进，以绝匪患，而利今后作战。并限7日之内完成。”蒋介石抓住我军减员多，兵力少的弱点，倾其全力以速战速决来消灭刘邓大军。

在鲁西南战场上，刘邓大军只有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共5万余人，是敌人总兵力的六分之一，且装备远不如他们。刘、邓认为，无论怎样困难，也要坚持连续作战，力争粉碎敌人的猖狂进攻。

根据对敌情的分析，从郑州方向进攻之敌的力量较弱，如果先击败这一路，郑、徐两路的钳形进攻便会随之瓦解。因此，他们决定，首先寻机攻歼郑州之敌，且先打中路的整编第三师，然后再歼其他。

我第六纵队(1949年2月改番号为第十二军)，从8月23日开始，以十八旅和十六旅的小股部队，对进攻的敌人“示弱”，以节节抗击，节节后退，既迟滞敌人，又纵敌骄横。狂妄的整编第三师，真的认为：“刘伯承的队伍已溃不成军了。”因此，更猖狂地向我小股阻击部队进攻。整三师师长(原十军军长)赵锡田吹嘘：不用两个星期，他们就可以占领我鲁西南，把刘伯承赶回太行山。

我军且战且退，打了9天的运动防御战，整编三师前进了50公里。我军争取到了短时间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在运动防御中消耗、疲惫了敌人。整三师伤亡1500余人，其主力二十旅的两名团长被击毙。这是刘伯承司令员常用的“猫盘老鼠”战术。

刘邓原计划诱敌到定陶地区歼灭之，于8月31日向部队颁发了《定陶战役基本命令》，作了具体部署。当狂妄的整编三师，9月3日被我军牵着鼻子冒进到菏泽西南50公里的大杨湖一带我军预设的战场时，在大杨湖前面3华里的大张集，遇到了我第六纵十七旅五十团的顽强的阻击，战斗打得很激烈。敌人向菏泽市进攻的强劲势头被扼止住了，未能再前进一步，被迫退至大杨湖等村庄，而且发现钻进了我军暗设的口袋阵。

占领大杨湖的整编三师五十九团，紧急地抢修工事，构筑碉堡，砍伐树木，设置路障，组成严密的火力网。大杨湖这个村庄有200户人家，它周围除东北角二华里处有一村庄外，地形平坦开阔，难攻易守。英勇善战、足智多媒的王近山司令员率领的第六纵队的任务就是歼灭占领大杨湖的敌人五十九团。

王近山是刘、邓特别喜爱的战将。早在红四方面军当连长时，就因为他能打仗，被战友们昵称为“王疯子”，在定陶战役开始之前，在召开的各纵队领导人会议上，邓小平问大家：“我们是坚决消灭敌人，还是背起背包回太行山?”王近山当场站起来：“一号(刘司令员)二号(邓政委)，我王近山今天立下军令状，如果六纵打得 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义德同志当政委；剩下一个团，我当团长，义德同志当团政委；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义德同志当指导员；如果全纵队打光，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王近山和杜义德早在红军时期就在一个连队、一个营共同战斗过。刘、邓首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当场表扬他们照顾全局、勇担重担的高度责任感。

9月4日和9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连续两次通电给刘、邓，说整编三师左右邻的蒋军正紧急调动，企图增援整三师。如不尽快歼灭整三师，待它同增援部队会合后，就很难打垮敌人的进攻了。严峻的战场形势，引起刘、邓的极大关注。邓小平给王近山打电话指出：“大杨湖战斗是歼灭整三师、粉碎两路敌人进攻的关键。事关全局，必须打胜这一仗!打得好，我们才能在冀鲁豫站得住脚。”王司令员坚定地回答：“报告二号，我保证把大杨湖的敌人消灭!”

9月5日是极为关键的时刻，刘伯承司令员亲自来到了前线六纵作战室，他还特地给前线指战员带来80个肥城桃。同他一起来的有李达参谋长、张廷发作战处长。

刘司令员和大家研究了作战情况，再次强调了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的问题，重新作了全线进攻的部署。第六纵队攻歼大杨湖敌人第二十旅五十九团；第二纵队的一个旅包围周集、大黄集之敌第三旅，并牵制小杨湖之敌，配合六纵作战，以一个旅迂回到敌左侧后，切断敌人交通运输，并阻止敌人向西南突围；第七纵队、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攻陷申倪寨敌第二十旅旅部和守在方车王的一部，再攻敌整编三师师部阵地天爷庙。会议决定在当天(9月5日)夜晚对整编第三师发起总攻击。

王近山回到六纵前沿阵地指挥所，召开了各旅指挥员作战会议。王近山说：这一仗事关全局，我纵队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破釜沉舟，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歼灭大杨湖的敌人!”他决定由十八旅并配以善于突破敌人防御的十七旅四十九团担任主攻，由村东面和村西南角实施主要突击，十六旅主力由村北面相机助攻，十七旅为预备队，四十八团、五十三团准备打击增援之敌。

临战前，担任主攻的五十四团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一营教导员朱辉抢先站起来要求担任刀尖任务。卢彦山团长看着他那坚毅而又恳求的目光说：“好吧，交给你们一营!”

在对大杨湖敌人发起总攻击之前，王近山把自己的指挥岗位移到距前沿阵地300米的地方，他精神焕发，向坐镇在六纵司令部作战室的刘伯承司令员报告说：“一切准备就绪。”

第六纵队司令部作战室设在沙古寺村老百姓的两间草房里，房子中间用秫秸秆编的箔子隔开，靠近屋门的外间墙上挂着作战地图，破旧的抽屉桌上放着两盏棉油灯和两部电话。

第六纵队原来是由太行军区第六分区机关和直属部队，韦杰支队，石志本支队，秦基伟、向守志支队，在1945年11月新组建的一支部队。刘司令员信任这支部队，倒不如说更信任王近山。有人说王是“中国的朱可夫”。

这时，参谋报告，通往各纵队的电话已经架通。刘司令员拿起电话，分别同七纵司令员杨勇第三纵队司令员陈锡联、第二纵队司令员陈再道通了电话，作了指示。

在鲁西南前线的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都已经知道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他们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刘司令员放下电话坐在木凳上，不时抬起左手，看看手表，望着墙上的作战地图。他两鬓斑白，深思时，额上皱纹特别明显。六纵政委杜义德陪伴在刘司令员身边。

12点30分，炮火准备开始，寂静的夜空，像是突然■■雷鸣电闪。土地颤动了。紧接着，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也纷纷传来。

“已经攻上去!”放不下电话的李达参谋长高兴地对刘司令员说。

接着，捷报从电话上又传来：“六纵的4个营突进大杨湖!”

“三纵搞下了申倪寨……正向整三师师部天爷庙进击!”

“七纵的一个团打进方车王……!”

我看到，在作战室的每个同志的脸上，都浮现出了胜利的微笑。

在大杨湖，敌人的阵地，第一道防线是障碍物——鹿砦，接着是在平地上构筑的暗堡。全村各个角落暗堡密布，房屋的墙壁上挖满了枪眼。拥有2000多名官兵的蒋军五十九团全部是日式装备，他们有10门八二迫击炮，每个营有6挺92式重机枪，每个连有9挺歪把轻机枪，步枪一律是三八式。围攻大杨湖的第六纵队，从大杨湖村的东北角、西南角和村东面，分三路，在一片弹雨火海中冲向敌人阵地。

以善于攻坚著名的六纵十八旅五十四团，奉命迂回到村西南角，在敌人的屁股后面实施突击。这个团，从团到班，各级干部都下放一级指挥。团长卢彦山带领一营，政委李少清带领二营，副团长带领三营，参谋长带领团指挥所的电话员、通信员、卫生员，政治处主任带领担架队。他们进攻的村西南角，是敌人五十九团和驻在天爷庙的整三师师部的接合部，距天爷庙只有两华里，是十分敏感和十分险要的地段。

五十四团一营教导员朱辉携带着9颗手榴弹，率领一营三连迅速勇猛地跨过鹿砦，用手榴弹开路，冲过吐着火舌的地堡群，首先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防线，像一把尖刀插进敌人的咽喉。敌人拼命射击，未能阻挡住勇士们甩出的一排排手榴弹。五十四团团指挥所紧跟一营，从突破口进入一处大院。接着二营从右翼突进，三营也跟进。他们占领的三处院子的前面是大杨湖村的街中心，敌人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构筑了许多暗堡，火力密集，几次突击都未成功，这时，五十四团已伤亡一半。

敌人像潮水一样反扑过来。勇士们依靠断壁残垣，用火力组成坚固的堤防，阻挡敌人的冲击。团长卢彦山决定坚决固守已经占领的三处院子，以吸引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援助兄弟部队的进攻。他们把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又扔给敌人。当敌人扑到跟前时，他们用刺刀同敌人拼杀。

一营教导员朱辉身上三处负伤，鲜血浸透了灰色军衣，但他仍然拖着沉重的身子，率领战士们和敌人厮杀。在打退敌人几次反冲锋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一支打光了子弹的手枪交给身旁的排长孙金贵，拉着孙的手，吃力地说：“你们要狠狠地打呀，有刘司令员指挥，一定能全歼敌人……!”朱辉停止了呼吸。孙金贵向身边的战友李三元、张玉顺、刘心恒高喊：“为教导员报仇!”他们投出一排手榴弹，把冲过来的 敌人压制在巷口。李三元一把抓住了敌人手中的一挺机枪同敌人扭打在一起。正在争夺时，三个敌人端着刺刀斜冲过来，孙金贵手疾眼快拉响了，一颗手榴弹把三个敌人炸死。李三元乘机打死了和他扭在一起的敌人，他抱起机枪朝敌人扫射，敌人的反冲锋给打退了。

到后半夜，2500人的五十四团已剩下不足100人。突然，天爷庙的敌人出动了。三辆坦克掩护着步兵，向五十四团背后冲来。固守大杨湖的敌人乘机反扑。五十四团浴血奋战。轻伤员继续战斗，重伤员在枪弹的呼啸声中爬来爬去，在地上搜寻弹药。指挥员们都拿起了武器。卢团长、李政委跃出荫蔽部，端起机枪和敌人干起来。团长边打边喊：“同志们!守住阵地就是胜利，坚决打!”全体指战员都知道，他们所占据的这块地方，对敌人是致命的威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坚守。七连长栗志富打了100多个手榴弹，打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手指被弹弦拉破，终因多次负伤，倒下了。

敌人欺负我军没有反坦克炮，他们的坦克竟然冲到五十四团团指挥所跟前。守在电话机旁的团政治处主任霍宗岳，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提起两个手榴弹，喊着：“跟我来!”他向坦克冲去，警卫员、通信员、电话员等人也都提着手榴弹迎坦克而上。

五十四团处在很危险的时刻。他们一度和旅指挥所失掉电话联系。四十九团团长宗书阁用电话向十八旅旅长肖永银报告了五十四团伤亡惨重、团参谋长负伤、团干部都参加了战斗的情况。肖永银深知，如果五十四团守不住，整个战斗都将失利。因此，他放出了十八旅的预备队，命令五十三团的两个营不顾一切地迅速支援五十四团，另一个营支援四十九团。支援五十四团的两个营十分勇猛，冲垮了敌人的坦克和靠它掩护的步兵，坦克胆怯地退回去了。

此时，六纵副司令员韦杰和十七旅副旅长尤太忠率领四十六团、四十七团和五十团上来了，再次向大杨湖村内的敌人发起了攻击。在冲天的火光中，爆炸声混着厮杀声，响彻云霄。

激烈的村落战在大杨湖展开，敌我双方在仅二百多户的村子里进行逐家逐院的争夺。“你们打得很好啊!要毫不放松地继续扩大战果，要坚决吃掉敌人!”刘伯承司令员鼓励着正在同敌人进行血战的六纵勇士们。

六纵已有十八旅、十七旅、十六旅的六个团打进大杨湖。在这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村庄里，聚集了一万人在撕杀!

王近山司令员坚持要和旅指挥员一起进入硝烟弥漫、横尸街巷的大杨湖村内，经过同志们的一再劝阻，才未进去。

这时，敌整编第三师五十九团已被我六纵的勇士们压缩到大杨湖村的一个角落里。我六纵战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快没有了，垂死的敌人还在进行疯狂的反扑，我军又倒下了一片，再进一步都很困难，天快明了，天一明，敌人飞机援兵可能赶来，战斗就很难解决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看到刘伯承司令员给指挥大杨湖战斗的王近山大声地说：“赵锡田已经没有力量了，他在天爷庙的师部只能派出两个步兵连、三辆坦克增援大杨湖，敌人总崩溃的形势来到了，这是我们最后胜利的时刻。”

刘司令员向王近山强调：“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敌人顽强，我们要更顽强!你们要咬紧牙关，用上最后一把力，就一定能最后消灭敌人!”

在大杨湖的敌人五十九团代理团长吴耀东，用明语求援说，他只能再坚持15分钟，如果15分钟援兵赶不到，他就要自杀。

六纵有的连队只剩下几个人了。在这胜败极为关键的时刻，大家上下一心，他们从敌人尸体上捡来的手榴弹、子弹，端着刺刀勇猛地冲入敌人的阵地。五分钟，仅仅用了五分钟，在9月6日8时的晨光熹微中，蒋介石的嫡系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第五十九团在六纵勇士的扑搏下屈服了，投降了。中校代理团长吴耀东(团长向介江于9月1日在白茅集被我六纵十六旅的阻击时击毙)还未来得及“杀身成仁”，就被一个战士从桌子底下拉了出来，作了俘虏。蒋介石嫡系整编第三师第二十旅主力五十九团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至9月6日晨，我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和第七纵队各歼敌一部。整三师的第二十旅被我军全部歼灭，第三旅亦遭重创。我军逼近整三师师部所在地天爷庙。敌整三师陷于严重混乱之中。刘峙曾几次严令其整四十七师向整三师靠拢，增援整三师。

到中午10点多钟，重要的信息从电话上传来：天爷庙的敌人，企图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其他村庄的敌人，也有要逃走的迹象。

刘司令员立即向部队发出了追击敌人的命令：“全线敌人都要退却，我们要坚决地把进攻发展为追击，把战术的胜利发展为战役的胜利!”

由于劳累和天气炎热，滴滴汗珠从刘司令员坚毅和容光焕发的脸上流下来。在院子里，我站在距刘司令员很近的地方，听得明明白白，看得清清楚楚。

整三师赵锡田，这个年龄45岁、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历任该校教官及蒋军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职的中将，在天爷庙，脸上抹满了黑灰、身着美式军官服，正在顽抗时，我军连党支部书记张景小举枪击中他的颈部，他倒在地上，作了俘虏。

9月8日，定陶战役结束。六天之内，共歼灭敌人4个旅，17万余人，其中毙伤敌整三师二十旅旅长潭乃大以下5000余人，俘敌12万余人。这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处于相当弱势下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巨大胜利。

我作为新华社随军记者，目睹了我国大军事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定陶战役的经过。他们面对不可一世的蒋介石，诱使敌人钻进我军预设的阵地，到集中优势兵力、给以各个歼灭，充分展现了他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势胜优势的非凡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代价也不小，仅我六纵就伤亡3500余人，9月6日下午，我在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看到有位炊食员在痛哭。他是平汉战役中解放过来的，叫庞起祥，为他们连在大杨湖战斗的100多个同志去送饭，但他看到吃饭的只剩下几个人了。他回来后说：“还做啥饭呢，没人吃了!”他痛哭起来。我看到五十二团的第一、四连，确实只剩下四五个人了。

冀鲁豫解放区人民全力支援了定陶战役的胜利。参战民兵8800余人，参战民工142万余人，出动担架17万副、大车5000余辆。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带领干部、民兵和民工奔赴前线。

在定陶战中，我军第六纵队的表现很不平凡，他们立了大功。晋冀鲁豫野战军领导同志刘伯承、邓小平、腾代远、张际春在9月7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说：“9月5日，我六纵以最顽强的战斗，消灭敌二十旅之五十九团，三、七纵队亦各消灭其一部，打开了战局。”刘、邓、滕、张首长向晋冀鲁豫各军区各纵队发出通报说：“在此次陇海战役及消灭第三师作战中……我们特对六纵全体官兵表示敬意。”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发表《蒋军必败》的社论，高度评价定陶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主席对定陶战役的评价很高。1946年9月16日对全军下达《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把定陶战役当作一个范例。

2000年第11期 辛亥忠烈吴禄贞　作者：李孝平

在辛亥革命诞辰89周年前夕，笔者专程采访了辛亥革命先烈吴禄贞的后裔吴忠亚老人。现年90有余的吴老先生，红光满面，说话吐词清晰，记忆力惊人，一谈起他的叔父吴禄贞，显得非常激动，他怀着深厚的感情介绍了吴禄贞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笔者撷取部分以飨读者。

留学日本　志报祖国

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县吴家台人，生于清光绪六年正月二十六日(1880年3月6日)，1911年11月7日殉国，年仅32岁。

1899年，吴禄贞与其湖北武备学堂同学一行20人，由武汉经上海东渡日本，此为当时中国政府选送日本留学的首 批学生。他在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但才气纵横，极为同辈所推重。与之同行的同学刘伯刚曾说：“当时留学之风初开，国人尚多视远适异国为畏途，尤以时距甲午之败，仅只数年，敌意犹存，有些同学对赴日留学，尚心存疑虑与抵触，甚至不欲应选，惟绶卿独认为临阵用兵，必须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常说，欲雪甲午之耻，亦惟有先了解和学习日本人的长处，方能有济”。其时，伟大的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已于一年前来日本物色同志，组织“兴中会”。孙中山先生与吴禄贞一见如故，对吴深为器重，顿成革命知己。此为吴禄贞参加革命之始，亦是当时留日学生中参加革命最早者之一。孙中山先生对吴禄贞信赖备至，旋即委以领导庚子起义(大通起义)的重任。由于保皇派头号首领康有为将招兵买马得的海外捐款，饱入私囊，中断了对起义军的接济，迫使起义军临时推延起义时间。而吴禄贞所统之大通义军位居最前线，未得延期通知，按期一举攻占大通贸金局，威震长江下游。清政府慌了手脚，急调各路大军合力围剿。其他各路，皆因奉命延期，自然按兵不动，致使大通前军，陷于孤军作战之险境，终因寡不敌众，遭到惨败。

大通失败后，吴禄贞只身脱险重渡日本复学，立志学成报国，于190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时人以他与张绍曾、蓝天蔚并称“士官三杰”。吴回国后，被时任湖北总督的张之洞赞为“奇才”，加以“将弁学堂总教习”、“护军全军总教习”、“武备学堂会办”等头衔，一时轰动了武汉三镇。吴禄贞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广交革命志士，尤其提倡“秀才当兵”(即知识分子从军)和“招营战略”(即变敌对力量为革命力量)，为武昌首义播下了革命种子。

南北呼应 铭记重托

1903年，清政府以淮军、湘军全师覆没甲午，极欲重建新军，乃设立练兵处，以亲贵大臣主其事，并搜罗全国第一流的军事人才为之用。吴禄贞为士官杰出者，名噪一时，闻于清廷，乃被指名征调入京。当时吴禄贞正在武昌花园山所建立之秘密革命机关，即为湖北革命的基础，并应革命党人黄兴邀请，与李书诚、耿伯钊偕往长沙，共商两湖革命大计，不愿中途离去，也不想入朝廷。后因黄兴等同志坚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受朝廷器重，指名征调，入京必得重用，实乃千载良机。与其在外难以建树，不如趁机投身其中，虚与周旋，暗为内应，将来良机成熟，共成大事。”黄兴还反复强调北京地位的重要，势在必争，机不可失。并说：“今后湘、鄂之事，我自任之，北方之事，赖兄主之，来个南北呼应，成功可期。”黄兴认为这是革命党人深入敌人心脏的千载良机，也是将来夺取北京的有力伏笔，千万不能放过，即使两湖革命事业的局部利益，暂时受到一些损失，也在所不惜。

吴禄贞肩负革命党的重托，毅然进京。他到京后，被清政府任命为练兵处骑兵监督。他在日本留学时，本是专习骑科，以见其长，此番得任全国骑兵监督，似尚能任其所长。故他在初任监督时，也以为真能就此练得一支骑兵劲旅，为祖国保边疆，为日后革命效力。没想到腐朽的清政府，徒尚练兵之名，不务练兵之实，更不愿给吴禄贞以兵权，只要他整天在办公室里埋首伏案，编审“骑兵操典”之类的东西，而不让他有半点机会接触实际。所谓“全国骑兵监督”，竟是这样高高在上，两手空空，甚至连一兵一骑的影子也不能看到。要是一心只想做官的人，倒也乐得个清闲自在，养尊处优。但他是个满腔热火、志在救国、特别是为了欲得虎子才不惜投身虎穴的人，对此徒居高位，而不能实际有所作为的生活，实不能一日相安。吴禄贞曾寄书其兄感叹道：“盖人皆羡我用心所学，青云独步，我则视同身处囚笼，不可终日。三十功名尘土耳!脾肉已生，奈何奈何!翘首楚天，犹觉神驰，更不知何日始得插翅南飞也!”可见，他时刻不忘“南北呼应”重托的痛苦心境。

1906年，吴禄贞为了冲出此苦闷处境，上书军机大臣铁良，自请赴西北考察边务(时值沙俄图我新疆，西北边防正吃紧)，征得同意，乃携亲信秘书与同志周维桢联袂西行，经河南，入潼关，过华岳，直驱西北边疆。他三年虎穴，一筹莫展，冲天夙愿，尽成泡影，精神深感压抑，思想充满苦闷，尤以每当遥望南方烽火，楚天战友，回想起当日“南北呼应”的庄严嘱托与殷切期待，辄不禁愁绪满怀，难于自遣。他在《西征草》诗篇《潼关望黄河》七律中云：“走马潼关四扇开，黄河万里逼城来；西连太华成天险，东望中原有劫灰。夜烛凄凉数知己，秋风激烈感雄才；伤心独话兴亡事，怕听南飞塞雁哀!”这是抒写当时北望黄河而忆及南方旧日战友并自伤虎穴孤独的心情。诗中的“知己”、“雄才”，自然是指黄兴等人；所谓“中原劫灰”、“秋风激烈”，自然指的是革命斗争的情景。其重申“南北呼应”旧约的深意，跃然纸上。

燕晋联军　共谋北京

吴禄贞入京后，清廷对他一直是阳为笼络，暗怀疑忌。使他不能有所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其左右李书诚、黄恺元等为之出谋献策，并由黄恺元为之筹措白银二万两，贿于庆亲王奕■(清王朝咸丰皇帝之弟，同治、光绪之叔，宣统之叔祖，在当时宗室中，身份最高，权力最大，也贪鄙最著)，才于1910年12月23日得任为陆军第六镇统制。

当时清政府的中央新军，总共只有六镇。可以说，它的王朝宝座主要就是依靠六镇新军，作为六根有力支柱来支持。吴禄贞得任第六镇统制这件事，就意味着革命党人只用了二万两银子，就拆倒了清王朝六分之一的支柱，甚至是买到了清王朝六分之一的天下。清政府的极度腐朽和革命党人的深刻用心，由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吴禄贞满以为凭他的军事才能，一定能在短期内，把这支作为皇权支柱的新军，改造成为一支革命劲旅，但事实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原来这六镇新军，被当年袁世凯安置了许多爪牙。这时袁虽已垮台，但潜势力依然很大，特别是陆军大臣荫昌为其死党，同袁暗中勾结，狼狈为奸，把持着这六镇新军。吴禄贞威望甚高，荫昌对他奈何不得，但却能凭藉陆军大臣的权力地位，予他以限制。如吴禄贞欲任革命党人李书诚为参谋长，荫昌不允；后欲任为标统，荫昌仍不允，使他无法把革命力量引进六镇。六镇所辖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出身马贼，形同匪盗，他力主撤换，荫昌也极力阻止。为了革命，吴禄贞决心硬干，自下令撤了周符麟，这使周符麟恨之入骨。周符麟被撤后，被荫昌收留身边，密谋进行报复，为日后吴禄贞的死埋下了祸根。

正当吴禄贞迫于革命形势的急需，对第六镇进行革命改造时，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了。这个重大时刻的到来，使吴禄贞的心情喜忧交加：喜的是他当年在武昌播下的革命种子，今已开花结果；忧的是第六镇这支军队还没改造好，不能由他如意指挥。如何冲出虎穴包围，响应武昌首义，以践其“南北呼应”之约?为此，吴禄贞召集在京党人，反复商量计议，决定由他以“讨伐叛军”为名，自请率部出征，等到了武汉前线，同首义军队取得连络后，再举行阵前起义，回师北上。他的这个决策遭到荫昌破坏，并被荫昌抽走了六镇的第十一协，编入第一军，南下打武汉义军。这就把他手中的兵力夺走一半，使他更陷于势单力弱，孤掌难鸣之境。

正在此时，“滦州兵谏”又给吴禄贞燃起了希望。因为“滦州兵谏”的主事者张绍曾、蓝天蔚是他留日时并称“士官三杰”的校友，三人交谊甚深。清廷想利用吴禄贞与他们的私人关系，派他去平息这场“兵谏”。而吴禄贞也想借这次机会联合张、蓝共同举兵，呼应武昌，推翻朝廷。怎奈张、蓝“兵谏”的目的只是要保存清室帝位，实行君主立宪，不是要推翻帝制，实行民主革命。可见，吴禄贞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重大时刻，一直是在苦心孤独地筹划奔走，要为举兵响应创造有利条件。虽会师武汉的计划，遭到了荫昌的破坏，第二联兵滦州的设想又未能实现，可他面临这些失败和困难，丝毫都不心灰气馁，最终他选择了燕晋联军这条路。

1911年10月29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初八武昌起义爆发后的第19天，山西新军成功地举行了起义，成立了革命军政府，由阎锡山任军政府都督。当时清政府在惊惶失措之际，发出十万火急的电令，直接调派驻防保定的六镇协统吴鸿昌率部镇压山西义军。正在湾州劝说张绍曾联兵起义的吴禄贞接到消息后，心急如焚。清政府竟乘他远离六镇的时候，直接调令他的部下去攻打山西义军，这对他意味着什么?他是完全明白的。吴禄贞对张绍曾说：“我革半辈子命，现在我的部下竟要去充当清廷镇压革命的凶手，叫我怎能有脸见人，又怎能对得起革命的将士呢?”吴禄贞连夜从滦州奔赴石家庄。这时，吴鸿昌的兵马已开到娘子关前，举枪待发。他急令亲信参谋何遂追上吴鸿昌，用计制止开火。倘若吴鸿昌一开火，他作六镇统制，就会立刻成为山西义军的最大敌人。而吴鸿昌是直接奉了清廷之命，吴禄贞虽为统制，也不能下令停火，只得命何遂用计。也就在此时，清廷发布命令，任吴禄贞为山西巡抚，这是清廷的又一条大毒计：它一面想用巡抚高位利旅吴禄贞为它效忠，使吴禄贞必须拼命攻打山西；一面把吴禄贞进一步摆在同山西义军直接冲突的位置上，使山西义军必须拼命抵抗吴禄贞。这样就自然折断了吴禄贞同山西义军的联系。吴禄贞对斗大的巡抚金印，一笑置之。一些同他素昧平生的山西革命党人，最初不免要用看待一般人的眼光来看他，对他心存疑虑，当何遂人关讲和时，他们要求吴统制亲自进关和阎都督面谈。吴禄贞毫无难色地对何遂说：“你办得很好，我明天就同你一起去!”

第二天，娘子关戒备森严，如临大敌，阎锡山带着卫队由太原来到这里，将信将疑地等待着一位统制的到来。不一会儿吴禄贞果然来了，而且是那样从容平易，跟在身旁的只有几位亲信，没有前呼后拥的卫队，简直不像身统大军的统制，更没有半点巡抚的势头。吴禄贞见到阎锡山拉着他的双手，郑重而亲切地说道：“我是来同你一起革命的，不是来当巡抚的，请你千万放心。”满天疑云，被吴禄贞几句话驱散了，大家谈笑自若，了无拘束。在阎锡山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吴禄贞讲道：“我同张绍曾、蓝天蔚已商约好了，只要山西的军队和我们第六镇的队伍联合起来，从石家庄北上，他们的军队就从滦州西来，这样南北夹攻，北京旦夕可下”。又说：“现在袁世凯陈兵汉口，想要消灭义军，他是个大阴谋家，也是个大毒瘤，非要除掉不可。如果能抢先一步，夺得北京，他的一切阴谋就都完全破产。我们再同湖北义军，对他前后夹击，不难把他全部消灭。”最后还说：“现在清廷派我做山西巡抚，要我带兵打你们，这完全是梦想，是对我的侮辱。我是革命党，绝不是他们用高官厚禄能收买的。今天只有你们公推的阎都督，才真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是来帮你们带兵打仗的。”阎锡山深受感动，不禁振臂高呼：“我们一致拥护吴统制做我们的最高统帅!”全场欢声雷动。欢迎大会后，举行了吴、阎为首的最高军事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把滦州张、蓝两军，山西义军和第六镇合并起来，成立燕晋联军，推举吴禄贞为联军大都督，张绍曾、阎锡山为副都督，温寿泉为参谋长。并决定由山西义军，即日抽派三营开赴石家庄，同第六镇会师起义。近代历史的重大时刻，随着燕晋联军的成立即将到来。

壮志未酬　捐躯殉国

当时，清政府正谋以袁世凯为中心，重组反革命力量，以为苟延残喘和卷土重来之计。袁世凯也正谋乘机窃取清廷政权，以为其操纵南北两方，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凭藉。他们狼狈为奸，眼睛都盯在石家庄方面。特别是此时的袁世凯还留在武汉军中，正要晋京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如果石家庄方面发生变化，清廷巢穴为之倾覆，他就再也进不了北京，一切阴谋计划将完全破产，而且背腹受敌，他的军队也会遭到惨败。“有吴无袁”，情势显然，袁世凯当然比任何人看得更清楚。所以，他想要在晋京之前，先除掉吴禄贞。因为他自知在战场上决打不过吴禄贞，所以决定用阴谋暗杀的手段来达到目的。他找来被吴禄贞撤职的前六镇协统周符麟，面授暗杀毒计，许以事成之后，回任协统。周奉命后携巨款潜至石家庄活动。吴禄贞的参谋何遂发现后，曾把此消息告知吴，但未引起吴禄贞的注意，吴还说：“卫队营长马蕙田亲信可靠，可以放心。”没想到万恶的凶手正是这个马蕙田，周符麟用两万两银元把他收买了。

1911年11月7日(清宣统三年，辛亥九月十六日)那时燕晋联军的组建工作已经完成，根据娘子关会议的决定，山西义军的一营先头部队已于当晚赶到了石家庄，还有两个营将于明天到达，只等他们一到，就同第六镇的主力部队，举行声势浩大的会师起义。从太原、娘子关，石家庄直到保定，有关的人们都在为此彻夜不眠地忙着，大家都以空前紧张和无比兴奋的心情，迎接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明天。时针指向了午夜一点，再过几个小时，就会听到一声炮响，把古老沉寂的北国大地从睡梦中惊醒，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石家庄联军起义的枪声将汇同武昌起义的枪声“南北呼应”，交织成一支光荣、胜利的辛亥革命进行曲。谁能想到，就在这个关系着亿万人生死祸福和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时刻，一支万恶的毒箭射进了联军统帅的心脏!出卖了灵魂的可耻叛徒马蕙田，乘着深夜，悄悄走到了他的长官面前，口称贺喜，手放冷枪，隔壁房间里的何遂听到枪声，赶忙跑了过来，只见这位英雄的统帅倒在血泊之中，且首级也被割走，案上还摆着吴禄贞给滦州张绍曾的复电，墨迹尚未全干，再看张世膺，周维桢两位战友也都横尸一旁，凶手已经逃走。刚刚建立起来的燕晋联军，一时群龙无首，陷于混乱。山西和滦州的两路起义大军，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先后为清军各个击破。这场气壮山河，志吞北国，本可一举推翻清 廷，建立共和的革命起义，义旗尚未举起，便瓦解冰消、宣告结束。

辛亥革命老人孔庚在悼忆吴禄贞时，曾这样写到：“吴禄贞，是个雄才大略，辩才无碍的人；尤其是识见过人，热心爱国。假使他这次(燕晋联军)的事能成功，袁世凯当时决不能存在；北洋派也不至祸国十余年；民国成立，必另有一番气象。”

噩耗传来，举国悲痛。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含泪为他的亲密战友、同志亲撰了祭文：“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

(责任编辑：赵友慈）

2000年第11期 扼杀戊戌变法的慈禧为何也搞新政　作者：王戎笙

清末朝廷有过一场巨大的权力斗争，斗争的焦点是革新与守旧。激烈斗争中的两个阵营，都有大量的汉族高级官员和著名知识分子，且在两个对立阵营中各自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场斗争的结局，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影响深远。权力斗争背后的铁腕太后也起着一言九鼎的作用，历史学家对这位铁腕太后的政治智慧和政治主张，基本上是持批评和谴责的态度的。这位铁腕太后，就是本文的主角慈禧太后。

洋务和维新时期的慈禧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如何应付这场战争，清政府内部存在着两派。一派以慈禧太后为首，史称后党，主张避战求和；另一派以光绪皇帝为首，史称帝党，是主战的一派。光绪皇帝虽已亲政，但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仍在慈禧手里。后党是当时最有实力的一派，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大臣，都仰承慈禧太后的意旨行事。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是对日作战的军事统帅，却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拥有用洋枪洋炮洋军舰武装起来的海军和陆军，单从军事力量来说，与日本不相上下，官兵们为国捐驱的献身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但由于政治腐败、战略错误，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告终。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是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以来，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最贪婪的条约。

《马关条约》，成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新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被一个新近崛起的小国打败，这一严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一批有识之士的思考。

日本向西方学习和中国“师夷之长技”，差不多是在同时和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始的。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用了差不多相同的时间。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以後，短短三四十年之间，由落後的被人欺侮的小国，奇迹般地变成令人刮目相看的强国。而中国呢，经过30年的洋务运动之后，虽然建立了许多近代工矿企业和颇具规模的近代海军，依然还是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师夷之长技”的“洋务运动”，只着眼於技术，不求政治革新。虽然建立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但政治上依然是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洋务派是要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就是说，只允许在工业技术方面进行改革，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洋务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者是官商合办，官场上的种种恶习都带进了企业，使企业衙门化，缺乏生机和活力。企业里养了一批根本不懂得企业经营管理和在科学技术上一无所长的官僚，官僚们的一大批亲朋好友也在企业里挂名分肥。积弊积弱的中国，没有通过30年的求富图强的运动真正富强起来。

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同之点在于，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时推进。1881年10月天皇发布诏书，宣布1890年召开国会并制定宪法。1885年2月11日由天皇颁布日本宪法。1890年召开国会，举行第一次大选。宪法将各项改革成果从法律上肯定下来，标志着君主立宪形式的近代天皇制的最后确立。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洋务派那种只在工业企业上向西方学习无补於大局，非革新政治不足以救亡图存。于是便有了光绪皇帝支持下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领的戊戌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醉心于拥立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其目的是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慈禧太后又何尝不希望大清江山繁荣昌盛呢?她的侍卫女官德龄在回忆慈禧时曾说：“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就拿洋务运动来说，慈禧开始并不反对，如果那时她说半个“不”字，奕欣、文祥、李鸿章、曾国藩，就不敢有任何作为，什么向西方学习、制造洋枪洋炮、开办新式工厂、派人出国留学等等，一件事情也办不成。据《慈禧传言录》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慈禧太后有一条铁的准则是必须严守的，即“师夷之长技”可以，但“祖宗之法不可变”。

《马关条约》剌痛了光绪，“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难道《马关条约》就没有剌痛慈禧太后?她就心甘情愿地把大清江山割让一块给外敌?她就心甘情愿地把白花花的银子作为战争赔款送给外人?据《盛宣怀未刊信稿》载，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慈禧在召见盛宣怀时曾说：“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不要让大清江山被列强蚕食鲸吞，帝党和后党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光绪变法图强之初，慈禧采取了有条件的支持态度。光绪帝在下决心变法之前，曾到颐和园叩见慈禧太后请旨，慈禧对光绪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还曾明确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致国家于富强是共同的要求，变法也是可以的，但还是要坚守那条铁的准则：“祖宗之法不可变”!当然皇太后的绝对权威，满洲的权势，也是不允许有丝毫触动的。慈禧太后尤其不愿看到的，是在光绪皇帝周围聚集了一股新的势力，一批不受慈禧太后喜欢的人；而这些人也不喜欢慈禧太后所宠信的死守着祖宗旧法的老臣。这是帝党和后党之间矛盾的焦点，这两方面的人愈聚愈多，矛盾也就愈来愈激烈。当恭亲王奕欣还活着的时候，由于他的特殊地位，既能约束光绪皇帝，也能向慈禧太后进言，实际上起到了在帝后两党之间进行协调的作用。奕欣关于变法的主张接近于慈禧，他认为“祖宗旧制不可尽更，新进之士不可遽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1898年5月29日)，恭亲王奕欣去世，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标志着戊戌变法的开始。几天以后，光绪不得不遵照慈禧的旨意砍断自己的左臂右膀，下谕将草拟这个《明定国是诏》的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日以荣禄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又命二品以上大臣要到慈禧太后处谢恩。慈禧这几项措施，是对刚刚起步的维新变法的当头一棒。光绪心里明白，他已失去了二品以上大臣的进退黜陟之权，军机大臣及各省督抚只对慈禧效忠，对皇帝的诏谕却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甚至公然抗旨。帝后两党之间的裂隙已经演变成了鸿沟，变法的失败已成定局，只是时间迟早而已。慈禧对待维新变法，就像猫对待利爪下的老鼠一样，随时可以把它一口吞下。但暂时让它在心惊肉跳中活着，当作玩物一擒一纵地捉弄它，向那些敢于向自己的权威挑战的人显示自己的权威。

由于操纵朝廷实权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坚决反对，自6月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诏》起，维新变法只进行了103天。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皇帝，处死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史称“戊戌六君子”。先后罢免或遣戍参与新政的官员数十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维新志士亡命海外。慈禧策动政变的得力亲信荣禄，内调为军机大臣，节制北洋各军，操军政大权。被光绪革罢的官员，一一起用。恢复八股旧制，停止经济特科，除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外，废除了绝大部分新政诏令。

慈禧的宣战与求知

1900年6月10日，英国海军提督西摩率英、德、俄、法、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2000人，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在廊坊一带受义和团抗击。6月17日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以优势兵力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进攻，激战数小时，炮台失守，守将自尽。

这时，清政府面临空前严峻的内忧和外患。内忧是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盲目排外思想的义和团；外患是用精良武器装备起来的八个国家联合起来的侵略军。如何对付义和团，如何对付八国联军，这是当时关系国家命运的艰难选择。慈禧为此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名为御前会议，实际上是慈禧一人说了算。这时，慈禧获得两个完全不准确的信息，一个信息是义和团有刀枪不入的神功，有不怕洋枪洋炮敢于和一切“洋鬼子”血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这个信息使慈禧太后得出了民心可用的结论。另一个信息是各国公使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光绪皇帝。这个信息使慈禧得出了洋鬼子可恨的结论。在6月19日召开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各国宣战。这是一个草率的决定。在没有进行任何战争动员，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均无准备的情况下，便向为数众多的强国宣战，总署随即照会各国公使，令他们在24小时内离京。宣战之后，慈禧所作的唯一重大决策是“招抚”义和团，利用这些未经军事训练手持简陋武器的团民去围攻外国驻华使馆，击杀外国人。由于慈禧的所作所为，一场本应是全国军民高举反侵略的伟大旗帜，坚决抵抗入侵之敌的正义斗争，起码在外观上扭曲成了一场愚昧的盲目的排外活动，而这个活动中还夹杂着帝后两党之间的权力斗争。

慈禧颁布宣战上谕之后，曾令各省督抚将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但东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却提出了与慈禧主政下的北京中央政府完全相反的政治主张，史称“东南互保”。所谓地方实力派，主要是指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还加上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湖南等省的巡抚。他们认为，义和团是“邪教”，是“乱民”，他们戕害无辜洋人，焚烧洋货洋房，杀死外国外交官员，必然造成全局混乱，不可收拾。这些地方实力派公然对抗慈禧太后的决策，要求立即剿灭义和团；要求饬令各国使臣分别向各国道歉；要求“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几个地方督抚大员竟敢串通一气，如此明目张胆地与朝廷对立，这是从清王朝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奇变。公然抗旨，其罪当诛，这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的。可是这时的慈禧太后却顾不得这些，在报告有关东南互保的电文上，无可奈何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她心里当然明白，这些督抚大员的行动，无论怎么辩解，都越出了可以容忍的界限，但她不得不容忍他们的越轨行为。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烧杀抢掠，慈禧惊惶失措，带领光绪和一些王公大臣，向西逃亡，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赋予便宜行事之权，收拾她留下的乱摊子。在仓皇逃命时，还没有忘记下令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

受命为全权大臣的李鸿章，非常清楚与联军议和这副担子的分量。要使联军停止在华的烧杀抢掠，结束战争行动，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一项新的曲辱条约上签字是避不可免的。李鸿章犹豫了，朝廷多次电催他兼程北上，而他于7月21日从广州到达上海，便称病在此暂住，直到9月14日，也就是派他为全权大臣之后一个月零七天，他才自上海起程北上。

慈禧太后从6月21日下诏向列强宣战，到8月7日派李鸿章向列强求和，这个急转变才用了四十几天的时间。

与帝国主义列强的议和谈判是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最大的难点是惩办肇事大臣和赔款数额。每一个谈判细节都要请示，正如奕■、李鸿章奏报中所说：“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列强屯兵京津，拿到谈判桌上的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还不时以派兵到西安相威胁。逃亡在外的慈禧希望尽快谈成，南方的刘坤一、张之洞则希望尽量减少损失。列强之间由于各自的在华利益不同，相互钩心斗角，还需要时间协调立场缓解冲突。求和谈判进行了一年之久，奕■、李鸿章将最后文本电奏，慈禧太后立即批准：“公约业已定议，即行画押。钦此。”1901年9月7日，庆亲王奕■和李鸿章代表中国与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我十一国代表，签订了最后议定书，共十二条。因为是辛丑年，故称之为《辛丑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要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加上年息4厘和地方赔款，总额超过10亿两白银。因为是为上一年的事件赔款，所以称之为庚子赔款。这是自“马关条约”以来，列强以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又一贪婪无耻的条约。

慈禧罪己、求言和变法

1900年8月20日，慈禧在向西逃亡的途中，以光绪帝名义，下罪己诏。诏中对列祖列宗及慈禧太后作了一番颂扬之后说：“不谓近日衅起，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无论谁读了这段文字都会知道，承认“负罪实甚”的不应被幽禁的光绪，而是专制独裁的慈禧。

8月22日，在向西继续逃亡途中，在宣化府城又下诏求直言。谕曰：“自来图治之原，必以明目达聪为要。此次内讧外侮，仓猝交乘。频年所全力经营者，毁于一旦。是知祸患之伏于隐微，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惩前毖后，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责者，于朕躬之过误，政事之阙失，民生之休戚，务当随时献替，直陈无隐。”谁都看得出来，做出这种虚心纳谏姿态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绪。这道求直言的诏书，没有得到任何反应，因为谁也不敢轻易相信慈禧求直言是真诚的。

又过了100天，12月1日，慈禧已逃到西安，在西安行在发布上谕：“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事，乃可作后事之师。欲求振作，当议更张。着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各直省督抚、驻扎各国使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兵政财政等，有因有革，有省有并，各举所知，限两个月内详悉以闻。”要求大臣们在两个月的限期内，就政治改革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两个月过去了，屠杀维新志士的恐怖记忆，使大臣们仍然噤若寒蝉。

1901年1月30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一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变法诏书。诏书以雄辩的文字说明，只有“变法”，才能使国家渐致富强。祖宗之法也不是不可变的，而且列祖列宗也是在不断地变法。请看诏书的几段原文：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著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伊古以来，代有兴革。当我朝列祖列宗，因时立制，屡有异同。入关以后，已殊沈阳之时。嘉庆、道光以来，渐变雍正、乾隆之旧。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旰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致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祛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服往圣之遗训，即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肥利身家之积习，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邪?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

慈禧当然知道臣民们对于不久前戊戌政变的被血腥镇压会心有余悸，所以在光绪的变法昭书中不得不作某些新的解释。说康有为、梁启超等“妄分新旧”，以致造成“■辩纵横”。给康梁定性为“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为表朝廷变法之心诚，昭书还呼吁：“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慈禧在西安大讲变法图强，尽管娓娓动听，但很难取得大臣们的信任。除了两年前那腥风血雨的可怕记忆外，还有眼前的现实：八国联军驻在北京，和议谈判仍在艰难的进行。此时此地大谈变法图强，总给人以玄机莫测的感觉。疑虑、惶惑、观望，是当时官员的普遍心态。

慈禧用成立领导变法的办事机构，以证明自己倡导变法的真诚。1901年4月21日，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网罗了当时在位的全部军机大臣和全部大学士，还加上当时最有影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遥为参预。成立这样一个强有力的督办政务处，使得慈禧所推行的新政，一亮相就是声势显赫，如上谕所说，“示天下以必信必果”。

慈禧新政种种

慈禧下令成立督办政务处，使得她的变法决心，终于取得大臣们的信任和理解。列名督办政务处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于一个月之内(7月12日、7月19日、8月11日)联衔会奏，连上三折，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同年10月2日，慈禧以发布太后懿旨和皇帝上谕的形式，充分肯定了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懿旨云：

“自经播越，一载于兹。幸赖社稷之灵，还京有日。卧薪尝胆，无时可忘。推积弱所由来，叹振兴之不早。近者特设政务处，集思广益，博采群言，逐渐施行。择西法之善者，不难舍己从人；除中法之弊者，统归实事求是。数月以来，兴革各事，已降旨饬行，惟其中或条自繁重，须待考求，或事属创举，须再参酌。回銮以后，尤宜分别缓急，锐意图成。兹据政务处大臣荣禄等面奏：变法一事，关系甚重，请重申诰诫，示天下以朝廷立意坚定，志在必行，并饬政务处随时督催，务使中外同心合力，期于必成。用是特颁懿旨，严加责成，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尔诸臣受恩深重，务当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昨据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其中可行者，即着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

从这道懿旨不难看出，慈禧的变法是大胆的、真诚的，而且有很强烈的紧迫感。刘坤一、张之洞联衔会奏的变法三折，实际上为慈禧绘制了一幅变法自强的蓝图。

这时的慈禧，还在逃亡途中，此时决心变法图强，自然与被迫逃亡有关。慈禧以往的口头禅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可是坚持祖宗之法的结果是愚昧贫穷软弱，眼看着龙兴之地让俄国人蹂躏，列祖列宗的陵寝无力守护，不得不告别宗庙社稷，来一个噩梦般地大播迁。教训当然是惨痛的。以顽固不化著称的慈禧太后终于明白了： 为了祖宗，为了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祖宗之法是可以变的，不变祖宗之法不足以图富强，到头来连祖宗的江山都保不住了。

慈禧的新政，就其重要者说，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行政制度的改革。裁撤或合并一些有名无实或职能重复的衙门。创设了一些新的官署，最重要的是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改变了沿袭千余年的传统的六部建置，而且品级高于其他各部。此后还设立了前所未有的商部、巡警部和学部(教育部)。

军事制度的改革。裁汰绿营十分之二三，取消武举，命各省创设武备学堂。设立练兵处，控制各省的新军，光绪三十二年并入陆军部。改革的目标是按西方模式，建立一支强大的新式军队。

教育制度的改革。颁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部完备的教育法规。学堂有普通学堂和专业学堂。改书院为学堂，命各省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学堂的管理、课程设置和考试方法完全是从西方引进的。1905年明令废除了沿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法律制度的改革。中国的法律制度起源甚早，直到清代，还没有适应工商业发展需要的民法和商法。为此，制订了《商会简明章程》、《大清商律》、《公司注册章程》和《矿务章程》等等。同时，参照西方的法律修订了《大清律例》。

慈禧新政，无论从深度和广度说，大大超过了被她一手扼杀的，戊戌变法，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但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仅仅是实行这些新政而不改变国体，是不能使国家富强的。于是，便有了变更国体的议论。而这种议论，也来自地方实力派。

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联衔奏请立宪，要求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慈禧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以光绪帝名义颁发上谕，决定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

五大臣先后考察欧美及日本等十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亲眼看到了这些国家工业、交通、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他们回国后，慈禧多次召见，询问考察心得。他们一致赞扬这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出国考察政治的载泽、端方，都先后上折，请慈禧太后准备立宪。

经过王公大臣一番辩论之后，慈禧发布懿旨，宣示预备立宪。懿旨说，“我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睽，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而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划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在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慈禧这次急转变，也是迅猛的。自听取出洋大臣的考察报告之后，短短的一个多月，便下懿旨，宣示仿效西洋，为立宪作准备。

专制暴戾之西太后，晚年承诺采用立宪制，曾遇到来自两种势力的反对。一种势力是一批顽固守旧大臣，他们反对的理由有两条，一条是立宪妨碍君主独揽大权，一条是立宪利于汉人不利于满人。另一种势力是清末的革命党人，他们认为，西太后预备立宪是假的，是为了麻痹革命党人的意志而进行的欺骗宣传。一开始就采取了激烈的态度。当慈禧派五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时候，他们便密谋予以阻挠。在五大臣乘火车出京时，革命党人吴樾勇敢地掷放炸弹，吴樾壮烈牺牲，五大臣只有两人受轻伤，出洋考察政治改期进行。

慈禧晚年实行新政，并准备立宪，其中一些改革举措，不仅超越了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她用铁腕把戊戌变法扼杀在血泊之中，两年之后又用铁腕实施了戊戌年间提出的变法主张，并且还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即使像西太后那样顽固出了名的铁腕人物，也不例外。慈禧的新政无可非议，承诺预备立宪也非一无是处。但慈禧的顽固保守和她的急转变，仍然逃避不了历史的谴责。正是她的顽固保守，丧失了改革政治体制的大好时机。当她实行新政、承诺预备立宪时候，一个新的政治气候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推翻清政府不足以刷新政治，不足以使中国走向富强。这个新的政治观念，代替过去那个在君主专制体制内进行政治改革以使中国走向富强的政治观念。民主共和与君主专制的较量，取代了君主立宪和君主专制的较量。即使慈禧的立宪是真诚的，也只是君主立宪，而且只是一个承诺。挽救覆亡的努力，尽管由铁腕人物挂帅，但为时已晚。她的预备立宪的承诺，遇到的是革命党人举起的民主共和的大旗，一面推翻君主专制的大旗。

历史是无情的。几年之后，清王朝就被革命党人推翻了。铁腕太后的种种努力，都不能挽救清室的覆亡。

2000年第11期 康熙粉碎“台独”　作者：艺　兵

康熙二十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东南沿海近海的大小岛屿均为清政府所控制，中国大陆已完全统一。此时康熙皇帝决心出兵收回台湾。

出兵前，清政府主张用和平方式收回。条件相当宽松，清军不上台湾岛，台湾居民不剃发，也不必穿清服；甚至还放宽到“不称臣、不入贡也可。”实际上，允许台湾实行和清政府不同的社会制度，让它们高度地方自治。但台湾情况复杂。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刚接位，他还正在读“人之初”，一切大权已被侍卫长冯锡范等人把持。上层又腐败，还千方百计阻挠统一，康熙“招抚”政策长期没有结果。这时，朝廷有人主张认为台湾“孤悬海外，易薮贼，欲弃之。”水师提督施琅，长期在海上作战，深知台湾的重要性。他说“台湾虽一岛，实腥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藩（指日本）不归贼（指郑氏），必归荷兰，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塍膏沃为巢穴，是借冠兵而资盗……。”他的意见深得康熙皇帝的赏识，坚定了收回台湾的决心，并继续派大员和台湾方面谈判。但郑氏集团提出台湾应“仿硫球、朝鲜例，列台湾为藩属。”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求清政府把台湾当一个“国家”对待。这种台独言论遭到康熙的强烈反对。他说：“郑氏艉中国之人”，“台湾人皆闽人，不得与硫球、高丽比。”坚定表明台湾不能从祖国分裂出去。

康熙经过充分准备，1683年6月，他命施琅率战船三百，水兵两万，扬幅度从福建前线打到澎湖列岛，并迅速攻上台湾本土。不到一个月，郑氏招架不住，只好投降，献出了台湾的土地、户口、军资及明王朝所授的王、公、侯、伯和所有将军、都督印授。从此以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以后，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后来，施琅被任为台湾的靖海侯。

台湾回归祖国38年之后，又爆发了朱一贵动乱。这个原为鸭贩子的人，借口清政府苛捐杂税太重，煽动三十万群众，自称“中兴王”，七天就占领了台湾全岛，扬言要脱离清政府统治。康熙不能容忍这种叛国行为，又派战船600多只军队12000多人，镇压了朱一贵的叛军，重新夺回对台湾各方面的控制权，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 （责任编辑 老赵）

2000年第11期 中国载人航天飞船总设计师王永志　作者：马京生

王永志曾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博士生导师。

干这一行，他感触最深的是一辈子提心吊胆。然而，让他感到最幸运的是，走上工作岗位就开始研制火箭，他参与主持的6种新型火箭首发无一败绩；他最受累的要算当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院长；风险最大的是研制中国的第一发大推力捆绑火箭；现在他最大的压力和愿望是用中国的飞船把宇航员送上天。

自古以来，神州大地就流传着嫦娥奔月的故事。飞上太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梦想。在敦煌，我们的老祖宗头顶着昏暗的油灯，在漆黑的石窟中，一笔一笔地把自己遥远的梦幻描绘在洞壁上。于是，我们看到了隋唐时代色彩艳丽的飞天。今天炎黄子孙的美好愿望终于要实现了!

担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的是火箭技术专家王永志。1932年11月17日，他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只有五六户人家的偏僻农村里，祖祖辈辈没有文化，一家人勒紧裤带省吃俭用供他上学读书。小学毕业，正好抗战胜利，八路军在他的家乡创办了昌北中学，寒门子弟免费入学读书。他连年考试成绩名列第一，初中毕业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免试保送到沈阳的东北实验学校就读高中。

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他听说在朝鲜战场我们的空中英雄使敌人闻风丧胆，他特佩服，同时也深深地迷上了天上的喷气式飞机。

高中毕业时，他最想学的是设计飞机。班主任钱老师对全班同学说：咱们班里有三个同学成绩突出，可以报考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王永志在填写大学报考志愿书时，郑重地写上了老师推荐的专业，还特意加上一句“喷气式军用飞机设计”。1952年，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考入了清华大学航空系飞机设计专业。

在清华大学学习了一年，航空系要选送10名学生到苏联留学，王永志是其中之一。

1955年，王永志来到莫斯科航空学院飞行器设计系飞机设计专业学习。

后来根据1957年10月25日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王永志等中国留学生改学火箭导弹设计专业。

苏联火箭专家对王永志说：“中国人不仅是火箭的发明者，而且也是首先企图利用固体燃料火箭将人载到空中去的幻想者。”

王永志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北宋时，中国发明了火箭，元朝时传入西方。明朝的万虎是试图利用火箭作为载人飞行运载工具的第一人。他将47支火箭绑在一把椅子上，万虎坐在椅子上，手持两支大风筝，火箭点燃后发出巨大的轰鸣，万虎消失在一片火红的烟雾中。

王永志决心实现祖先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学习。在航空学院5年，他的学习成绩都是优秀，深受米申院士的重视。米申院士是苏联火箭总设计师科罗廖夫的第一副手和接班人，他协助科罗廖夫做了大量工作，在火箭领域很有成就。米申认为王永志具有成就一番事业的潜质和秉赋，他将来一定有所作为。于是米申主动向院方提出，由他亲自指导王永志的毕业设计。米申对王永志说：“中苏两国关系紧张了，那是政治家的事，咱们的毕业设计该怎么搞就怎么搞。”

在米申的指导下，王永志的毕业设计选择了《洲际导弹设计》这一题目，毕业时获得优秀生文凭和工程师称号。

王永志回国时，他在校的学习笔记和毕业论文，按校方的保密规定统统被扣下，因此，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凭着记忆把所学的知识整理成笔记，这些笔记为指导后来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尔后，王永志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开始了我国第一种自行设计的中近程火箭的研制工作，他任总体设计组组长。

1964年6月29日，王永志第一次走进戈壁滩，执行发射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种中近程火箭任务。试验发射时，火箭射程不够，失败了。专家们都在考虑，怎样再给火箭肚子里多添加点推进剂，可火箭的燃料贮箱有限，再也喂不进去了。正当大家绞尽脑汁想办法时，王永志这位高个子的年轻中尉站起来说：“火箭发射时推进剂温度高，密度就要变小，发动机的节流特性也要随之变化。经过计算，要是从火箭体内泄出600公斤燃料，这枚火箭就有足够的射程。”

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这位中尉的身上。他是在座的人中军衔最低的。有人不客气地说：“本来火箭射程就不够，你还要往外泄燃料?”于是再也没有人理睬他的建议了。

王永志并不就此甘心，他找到坐阵酒泉发射场的技术总指挥钱学森。当钱学森听完这个“小字辈”意见后，眼睛一亮，高兴地喊道：“马上把火箭的总设计师请来。”钱学森指着王永志对总设计师说：“这个年轻人的意见对，就按他的办!”

果然，火箭泄出一些推进剂后射程变远了，连打三发，都命中目标。

从此，钱学森记住了王永志的逆向思维，也记住了王永志。三十多年后，总装备部领导去看望钱学森，钱老还提到了王永志，并兴致勃勃地说：“我推荐王永志任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年轻时，大胆的逆向思维，就和别人不一样。”

60年代末，中国集中精兵强将加快研制远程火箭，王永志被选调到这支研制队伍中，并晋升为远程火箭的副总设计师，协助总设计师屠守锷工作。

1971年，王永志担任火箭首飞试验发射阵地的技术负责人，首飞试验获得成功后，他主持把这种火箭改型为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技术设计和研制工作，为我国以后发射返回式卫星准备好运载火箭。

1978年，王永志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这一年，中国的航天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开始研制中国的第二代战略火箭。一天，钱学森和国防科委、航天部的领导来到火箭技术研究院视察，听完王永志的汇报，钱学森的脸上露出笑容，幽默地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让第二代人挂帅，让王永志担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当了多年的总师，他的目光始终盯着世界最高水平。他首先从设计质量抓起，特地撰写了《设计守则》。

为选择优质元器件，他请来了四十多个厂家的代表。当面协商，当面敲定，择优录用。并编制了《电子元器件选用目录》，规范了选用范围。在质量控制，标准化要求等方面，实行了一整套的组织管理办法。同时把经济观念引入型号研制之中，最先实践了型号研制经费包干制。把一切型号的研制都纳入预算、概算，按项目规定经费。在型号发展上，他力主并率先实践了“基本形、系列化”的研制思想。

总之，他挂帅第二代战略火箭时，在各级领导和老专家们的支持下，在技术、管理、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做出了新的突破。

王永志担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期间，适逢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由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和阿里安火箭频频失利，出现了运载能力危机，特别是大型卫星的运载能力在商业发射服务方面几乎是空白。王永志等人以此为契机，向航天部提出，以“长征二号”火箭为基础，研制大推力捆绑火箭，使火箭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由原来的25吨提高到88吨，可以承揽用航天飞机发射的大型卫星，由此，将中国的运载火箭推向国际市场。

1988年，他们与美国卫星公司签订的协议规定：1990年6月30日前，捆绑火箭必须竖立在发射平台上。否则，取消合同，罚款100万美金。

这是一副空前沉重、风险最大的担子：一头是研制火箭需要的几亿元贷款，一头是全新的技术加紧迫的研制周期。王永志作为一院之“长”和研制这种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总的指挥，他和总设计师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技术方案和研制方法，带领全体研制人员闯过了重重难关，相继突破了“捆绑”、推进剂和大型整流罩等新技术。

18个月后，捆绑火箭巍然竖立在西昌航天城的发射平台上。

1990年7月16日，中国火箭从“一根棍”的老面孔变为大推力捆绑火箭的新形象，不负众望地飞上了云霄，运载能力达到92吨，比长征二号火箭的运载能力几乎翻了两翻。不仅以后发射澳大利亚通信卫星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的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航天人这一辉煌成就终于使美国人信服了。

王永志由于成功地研制了捆绑火箭，而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并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运载火箭系列总设计师。

王永志在航天领域走了三大步：导弹——火箭——飞船。1987年4月，他成为“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7名成员之一。时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朱光亚找他谈话，请他参与拟制我国发展载人航天的蓝图。

1992年1月，王永志被中央专委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

这一年他正好60岁，进入花甲之年也是他生命中辉煌的一年，他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宇航科学院外籍院士，一顶顶耀眼的桂冠戴到他的头顶上，是光荣也是责任。

王永志是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在工作上他力求稳妥可靠。飞船的着陆场，最初经空勘选在了河南驻马店地区的黄泛区。为了万无一失，1993年2月初，王永志等率队开始对该地区进行地面详勘。他发现那片黄泛区仍然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平均600人。接着他勘查了内蒙古的大草原，发现有一片退化了的草原，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2至3人。于是他提出改变轨道倾角，将这里选为飞船的着陆场，受到中央的赞扬。

王永志作为整个工程的技术总负责人，逐个审定了航天员、飞船应用、火箭、载人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七大系统的技术方案。为了使“神舟”飞船首飞成功，1998年他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主持完成了火箭——飞船——发射场合练，以及零高度状态下的逃逸救生飞行试验，并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1999年11月20日6时30分，我目睹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号从酒泉发射场起飞，绕地球转了15圈，飞行21小时11分，于11月21日凌晨3时41分在内蒙古中部着陆场成功返回。在中国航天史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在飞船发射前的三天，恰逢王总的生日。三天后飞船发射成功，同事们又为他过了一次大喜的生日。王永志说：这是航天事业赠给我的最有意义的一次“生日蛋糕”。

王永志现在已经瞄准了要用中国的载人飞船，把中国的宇航员送上太空。

2000年第11期 一代学人丁文江　作者：尹　骐

丁文江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很有些名气的。他不但被誉为“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和翁文灏、李四光等共同开拓了中国现代地矿事业，而且广泛涉猎人文学科领域，对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多问题，进行过积极探索，发表过大量论文，并因此成为颇有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之一。只是在解放后，他才被人们所淡忘，乃至完全被遗忘。其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他曾经和胡适、傅斯年等人长期交往，过从甚密，因而在解放后被打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另册；他还一度从政，被军阀孙传芳拉去做过半年多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即淞沪督办公署总办。有这一大历史污点，自然更为革命左派所不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就使这位著名的学人和社会活动家长期地被冷落，被淹没于历史的尘封之中，然而这毕竟有失于历史的公正。

从“神童”到“通才”的求学之路

丁文江，字在君，1887年出生于江苏泰兴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当他还在“襁褓”中就由其父丁吉庵先生教其识字，5岁即正式入学读书。除正常课业外，又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到六、七岁后，即阅读《纲鉴易知录》以及《四史》、《政治通鉴》等。数年之内，便将《四书》、《五经》通读完毕，还阅读了大量古典诗词、古文名家名作。少年丁文江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勤于思考，学以致用，十一岁就能写议论文章。

所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驹。少年丁文江有幸获得当时在泰兴做知县的湖南人龙研仙的赏识和支持。龙先生是一位饱学之士。他在泰兴做地方官时正是“戊戌维新”提倡“新学”之际。他听说丁文江少年好学，便有意给予提携。1901年丁文江想投考上海南洋公学，按当时习惯须由地方官保送，龙研仙便将丁文江找来进行面试，以《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命丁作文，丁文江洋洋洒洒论古及今，使龙大为惊异，当即决定收丁为弟子，并悉心给予指导，后又力劝丁家让文江出国留学，还委托一位熟悉国外情况的胡子靖先生直接将丁文江带往日本。

1902年，丁文江到日本后名为留学，但却并没有进什么正规学校。当时中国留日的学生参与革命政治活动的较多。他们热衷于办杂志，宣传排满。丁文江同他们交往，也深受影响，渐渐地也就热衷于谈政治，写文章。当时留学生办有好几种以中国地域命名的杂志，如《浙江潮》、《江苏》等，丁文江积极为杂志撰稿，并做了一任《江苏》杂志的总编辑。这时他还不满18岁，但他的文章却写得很流畅，也很有见地了。

1904年初日军袭击旅顺口，随即爆发了日俄战争，中国留学生更无心念书了，丁文江对此感到不满。这时，正在英国的吴稚晖给日本留学生写信，劝说他们到英国去留学。丁文江就同另两位学生相约结伴前往英国。

到了英国之后，丁文江以他的聪明天赋加上勤奋的努力，用两年时间读完了全部中学课程，并顺利考取了著名的剑桥大学。但在剑桥，他也只读了半年书，后因负担不起剑桥的高昂费用。他又到苏格兰进入当地的葛拉斯哥大学，1911年初获得了该大学的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科毕业文凭。

从1902年到1911年，丁文江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九年。这正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高潮时期。他在日本两年虽然没有进入正规学校系统学习，但通过自学和社会实践活动，在人文科学领域内却取得了很大收获，经受了良好锻练，这为他后来作为一个人文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奠定了基础。而在英国的七年，则使他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和生物、地质、地理等学科的专业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的积累以及后来的不断实践和研究，使他最终成为一位出色的科学技术专家，并使他从一个独具潜质的“神童”成长为一个十分难得的接近于“通才”的大家。

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1911年的奏，丁文江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决定回国发展，他选择了乘船从越南登陆，由陆路进入中国云南境内。他先到昆明，然后从昆明由西向东，徒步前行，经云南的马龙、沾益、平彝，又经贵州的安顺、贵阳、龙里、贵定、清平、黄平、历时整整一个月才到达黔东南名城镇远。此次施行，他主要是以地理学者的身份进行实地考察。考察的结果，纠正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以及英、法、德、日文版百万分之一的中国地图没有标明他所旅行的这条贯通云贵两省的重要驿道的错误。原来所谓的“最新中国地图”还是以康熙年间一位天主教士所测的地图为蓝本的。

1912年，丁文江回国后，利用北京大学已经停办的地质专业的图书资料和标本，开办一个地质研究班，以培养地质人才。这个研究班后改称地质研究所，由丁文江主持，并由他担任“古生物学”的授课任务，后来又把刚刚留学回国的翁文灏请来做主持教授。这个地质研究所虽只开办了两年，却培养了一批出色的地质学人才，其中的一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人物。

1916年，北京大学决定将地质研究所收回重办地质学系。丁文江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商定，北大地质学系专门培养地质人才，丁自已主持由政府管辖的地质调查所，则专门做地质调查研究工作，并且随时吸收北大地质系的毕业生参加调查所的工作，使这些毕业生得到锻炼和提高。

由于有以上的商定，丁文江对北大地质系的建设就特别关注。地质系最初的几位毕业生到调查所去找工作时，丁文江亲自对他们进行考试，以判定他们的学业水平，考试的结果使他很不满意。他同胡适商量的整顿改进的办法，结果是：聘请更好的师资以加强地质学系的建设。很快就请来了在地质学方面卓有成就的李四光到北大地质学系任教授，又从美国请来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来担任古生物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这位古生物学家后来就一直留在中国，直到1946年去世，整整为中国地质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了26年。他死后，被安葬在北大地质馆的门前。这是对他的贡献的最好证明。

丁文江不仅在中国地质事业的开创时期，为建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管理机构、为地质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而且他在地质科学的实践方面也做出了重大成绩。1913年到1915年间，他曾先后到山西、云南、四川做长时间的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并获得重要成果。他跑了山西很多地方，对当地的地矿资源进行考察，重点是测量铁的储藏情况，他以确凿的数据否定了此前德国一位地质学者对山西铁矿藏量的过高估计。在云南、四川，他长途跋涉，考察了许多府、县，着重研究了东川的铜矿，个旧的锡矿，宣威的煤矿情况。又将其经历的路线作成地质图，标明地层地质构造，并采集了大量化石。后来此项成果的一部分曾正式出版，为后人的进一步调查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921年起，丁文江由于经济和其他一些原因暂时离开了地质科学工作网位，先后担任过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和上海督办公署总办。经历过1927年的历史巨变后，1928年他又回到了地质战线继续其调查研究工作，并于1928、1929、1930三年内两次到广西、贵州、四川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工作，获得了大量成果。在此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从1931年起，他应聘担任北大教授，为地质战线又培养了大批英才。直到1934年应邀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才离开北大。但在中央研究院，他仍以组织领导科学研究工作为己任。1935年为了查明粤汉铁路沿线的矿藏，他亲自带队做实地勘查。直到1936年1月病逝于湖南长沙。他是死在地质科学工作第一线岗位上的，真可谓是鞠躬尽瘁。

热心议政参政不失书生本色

前面提到，丁文江这位大师级的一代学人之所以长期被人们淡忘乃至遗忘，一是因为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人交往甚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与胡、傅等的观点相同或相近，因而被列入了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而划入另册；二是因为他曾一度做过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地方行政主管。这就成为他的一大历史污点而为人们所“不齿”。

但我们必须承认，在上述两个问题上，我们过去的了解和认识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讲述过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包括日本)学习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毛泽东对此是充分肯定的，称他们是“先进的人们”，“求进步的中国人”。丁文江就正是属于这一批“先进的人们”。他从1902年到1911年在日本和英国留学期间，不仅学习了近代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在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也吸取了不少近代西方的新观念和新思维。他和当时大多数的先进知识份子一样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意识。

问题是，毛泽东在讲述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时，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被传入中国之后就宣告终结了。似乎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任务已经最终完成，从此就不再有所寻求，也无需有所寻求了。但事实上，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也只是被一部分激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潮在十月革命后的中国仍继续传播并被一些另类的知识分子接受。这正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思想文化多元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这些另类知识分子所接受和传播的其他思潮固然有其种种局限和不足，但也不能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统统斥之为反动思潮，其接受和宣传者也不应一律视之为反动学者。这样简单地和片面地观察事物和评价一个人物，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足取的。

丁文江就正是属于那些另类的知识分子。他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一激进的革命思潮，而是继续信奉他久已形成的维新和改良的政治思想，并且不遗余力地宣扬自己的主张。正是基于这一原因，他在20年代初，面对着军阀派系势力的纷争及其政治统治的腐败与黑暗，积极提倡组织小团体，筹办小刊物，对现实政治进行研究和讨论。他联络当时北京大学的几位学界朋友，热切地动员他们说：“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他的倡议得到了胡适等几位朋友的支持，不久他们就办起了一份名为《努力》的周报，并在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周报的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字：“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的共有16位，领衔的是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三位，而在最后签名的丁文江、胡适实际上则是这些主张的首倡人物。他们这些主张自然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政治纲领，而是把改革现行政治结构及其运作方式作为首要的和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所谓建立一个“好政府”。这个被称为“好政府主义”的主张，过去曾经被我们嘲笑和批判过无数次，但其具体的内容，如“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官吏”，“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要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要建立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的用人”等等，我们过去都是不屑一顾或是完全彻底否定的。然而这样的批判与否定不能不说是过于简单化的。因为他们至少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部分政治诉求。“好政府”总比“坏政府”更符合人们的愿望。这正如“清官”总比“贪官”好一些。如果认为“好政府”比“坏政府”更糟，那就和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还要坏的荒谬逻辑如出一辙了。当然，丁文江和胡适等提倡的“好政府”主张在历史的实践中并没有行得通，而是完全失败了的。因为专制的军阀们根本就听不进这些学者们的强烈呼声，但也不能够因此而完全否定这些学者们的良苦用心和努力，把他们统统斥之为反动学者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30年代初，中国社会仍处于矛盾重重、动乱不已的局面。内战烽烟不息，外患日益猖獗。“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思想文化界又一度活跃起来，对国事表现了严重的关切。这时，丁文江再一次与胡适等朋友联手创办了《独立评论》这份比十年前的《努力》周报影响更大的刊物。这是一份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同人刊物，经费同《努力》周报一样，完全由大家捐助，所发表的文章是一律没有稿酬的。刊物第一期上发表的《引言》明确表示了编者的态度与用心：“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丁文江无疑是《独立评论》最热心的编者和撰稿者之一。据胡适说，丁文江不仅是经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另外三人是胡适、蒋廷黻、傅斯年)，而且是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在《独立评论》创刊后的三年多时间内，他就发表了各类文章64篇，其中论文21篇。这些文章的观点当然都未必正确；有一些还是错误的。但其关心国事的爱国主义出发点和忧国忧民的意识也是不能否定的。他在1933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所写的《苏俄旅行记》中，对苏联政府积极发展地质科学事业及其有效的组织管理工作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这正表明了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实事求是的不抱成见的政治态度，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如果把丁文江的积极创办《独立评论》以及他所发表的那些文章统统看作是“资产阶级反动学者”的标志显然是不恰当的。

顺便说一下，丁文江所积极参与创办并在其中发表了大量文章的两种刊物《努力》周刊和《独立评论》现在都已由岳麓书社重新影印出版。学术界认为这是“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做的大好事”。因为20世纪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了“马列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它们的文化成果也都值得重视。

关于丁文江从政的那一段经历，过去人们只简单地把他出任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看作是追随军阀孙传芳的不光彩的劣迹，而没有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丁文江对军阀的本质缺乏认识，对个别军阀人物曾抱有一些幻想，这是事实。但对此应作客观的具体分析：第一，孙传芳原是福建、浙江的军务督理，1925年江苏的一些绅士因不满奉系在江苏(包括上海)的统治而求助于孙传芳出兵驱除奉系势力。当时一般人认为出生身于北洋陆军学堂，又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过的直系孙传芳要比大多是土匪　出身的奉系要好一些。丁文江对奉系一直表示憎恶，因而也支持孙传芳出兵江苏，并对孙治理江苏寄予希望，这正是丁文江“好政府主义”的一种愿望。第二，孙传芳打败奉系势力入主江苏后，也确实表示了某种礼贤下士的姿态。他在出任淞沪商埠督办时，接受了丁文江参与拟定的关于建立“大上海”的计划，并请丁担任督办的全权总办，也就是把上海的行政治理大权完全交由丁来行使。丁也正是为了实现建立“大上海”的计划而接受了孙的委任。他要运用自己的权力来实践自己的“好政府主义”。第三，丁文江上任之后，果然按计划实施，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原来分散的零乱的所有租界以外地区的各种权力机构统一集中到督办公署的管辖之下，从而形成了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的大上海的行政权力中心。这就为整个城市的市政统一建设以及为解决许多外交悬案，如越界筑路、越界收捐、收回会审公堂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还通过艰难的交涉从外国人手中争回了许多重要权利，“连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佩服他”(傅斯年语)。外国人办的《字林西报》后来也称赞他是“一个真实的爱国者”。

当然，丁文江的权力毕竟有限。他也只能在自己主管的行政事务范围内行使若干权力，而在军事、警务、司法等方面则基本上无权过问，自然也无能为力。因此当时的军阀统治在镇压群众运动、对付共产党和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方面则完全体现了残酷的反动本质。不过即使如此，丁文江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例如由郭沫若领衔的“创造社”的门市部当时曾一度被查封，并被淞沪警备司令部抓走了几员干将。创造社的骨干人物潘汉年便通过郑振铎和高梦旦的关系恳请丁文江出面干预，终于使创造社门市部得以迅速恢复业务(被捕人员则通过互济会营救而被释放。)

总之，丁文江在从政七个月(1926年5月至当年12月)期间，虽然丝毫改变不了孙传芳统治上海的反动本质，但在他个人权力范围内还是做了不少好事的。虽然他的从政对孙传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粉饰作用，但也可说是功大于过吧。后来丁文江坚决辞去总办一职，也正是因为孙传芳拒绝了丁文江和另外一位朋友劝说他同国民党的北伐军合作共同推动北伐事业，反而采取了与奉系军阀合作共同阻止北伐军前进的反动立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丁文江的从政与弃政并不是不讲任何原则的。从另一种角度看，他始终努力坚持着一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代学人的书生本色所在。

(责任编辑　程　度)

2000年第11期 冯玉祥节约用水　作者：刘　豹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省五原县，举行辰惊中外的五原誓师，正式脱离北洋军阀体系，参加以推翻军阀统治为目的国民革命。

共产国际派刘伯坚到冯玉祥部队担任政治领导工作，随刘伯坚去的还有邓小平等共产党人。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冯玉祥、刘伯坚和总词令部的将官们亲自动手解决吃饭问题。邓小平曾回忆说：“记得我们和焕章先生在红域广场一起用餐，啃馒头吃咸菜，那时西北军的生活艰苦得很。”特别是大西北黄土高原，自然条件恶劣，水源极缺。一年有十分之九遇干旱，老百姓打井找水很难很难，往往井打好了，却没有水，有的打出的井是苦水，很难打出一口甜水井。官兵们很少洗澡洗衣服，这时，如能喝上一杯净水，那是最大的满足。

面对严重缺水，冯玉祥要求全军上下节约用水，并带头执行，以度难关。

每天早晨天未明，冯玉祥起床后，端上半缸子冷水，放大了喉咙大喊：“同志们快来洗脸啦。”于是石敬亭、刘伯坚、何其巩等西北军的高级干部，争先恐后地从屋里跑出来，一个挨一个排着队，冯玉祥吸上半口水，把缸子送给旁边一个人。自己把嘴里的水喷在两个窝着的巴掌上，赶紧往脸上一浇，三下两下搓着，再用毛巾擦干，就算洗漱完了。刘伯坚接过缸子照此办理，其他人也如此，等人人都洗了脸，那半缸子水还没有用完呢。 （责任编辑 舒元璋）

2000年第11期 新兴工业国（地区）转型期腐败的启示　作者：俞新天

对于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的总体描述，已经在不少文章著述中论及。本文将注意力集中于那些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起飞”的国家，或者为新兴工业国，或者与中国类似的人口大国如印度等。根据考察一些发展水平很低的国家，既有严重腐败的，也有腐败程度较低的；发展水平已接近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腐败都得到了相当的治理，如新加坡和香港。而正处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国家，腐败都处于高发期，恰恰出于历史发展的观点，必须把腐败与现代化转型联系起来，甚至也可以将它作为衡量现代化转型的标尺之一。当现代化转型实现得比较顺利时，市场经济得到发展和规范，民主与法治会有长足进步，遏制腐败便有了根本保证。如果腐败仍很猖獗，哪怕经济发展程度相当高，在民主法治建设上必然仍有缺陷，现代化转型还不能算完成。

新兴工业国(地区)在现代化转型期腐败的特点，与西方国家同一时期的腐败特点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它们现代化的时代条件截然不同，现代化所承受的内外压力不同，以及作为政治经济运行基础的社会文化有巨大差异。

第一，政府干预经济多，“寻租活动”正兴旺。

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之后，主要的任务是如何较快地改变经济上的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赶超”。由于发展的起点很低，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一般比较软弱，只有政府的作用能够弥补此弱点。为了发动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只有政府才能形成覆盖整个社会的权威，规划和规范空前规模的行为。政府从一开始就不仅作为经济活动的一般管理者，而且还作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和从事者，深入经济活动的内部，推动工业化的前进。政府对于经济生活实行如此广泛的干预，寻租活动便兴旺发达起来。所谓租金，是指由于政府的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寻租活动又称寻找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活动，是指利用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理权直接为个人或小团体攫取物质财富或收入的活动。这种租金或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是政府干预的产物。寻租活动在本质上是非生产性的，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浪费。

寻租活动是发展中国家极普遍而富有特色的腐败现象，既可以采取合法的形式，也可以采取半合法或非法的形式。所谓合法的寻租活动是在不违反法律政策规定情况下进行的。它往往是由寻租者利用自身职权合法从被管理者那里收取的。例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以总统府的文件形式，规定进口商每进口一箱鱼罐头必须付出15比索的回扣，从而将收贿合法化。凡是他经手办事，都要索取10％的回扣，因此被戏称为“10％先生”。商人巨贾投其所好，事先通过各种门路塞进贿赂，然后偷税漏税，非法牟利，无人敢问。按照菲律宾法律，总统年薪为57000美元，即使20年没有任何消费，总计不过120万美元，而马科斯夫妇敛财的总数超过此数的一万倍!他们生活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远远超过了历代君主，在世界各国也极为罕见。

所谓半合法的寻租活动是钻现行法律或政策的空隙的寻租行为。在半统制半市场的条件下，政府所控制的各种资源、商品的服务，与市场所流通的资源、商品和服务之间存在着双重价格，前者远远低于后者，两种价格的差额往往成为寻租者的目标。而在政府垄断或严格控制某种资源、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由于供求之间差额过大，往往驱使寻租者不惜违法而去追逐差价收入。例如，在促进经济高速发展时，政府对要扶植的产业给予信用贷款和外汇分配的支持，给某些企业发放许可证，产生了大量的半合法甚至非法的寻租活动。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最典型的，以至于人们将其称为“韩国总公司”。韩国不仅实行了多个五年计划，而且国有企业在80年代之前在肥料工业、钢铁工业和石油工业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了获得财政补贴、低息贷款、进口配额等等，企业便大量使用贿赂手段。1961年朴正熙上台时，带领了一批少壮派军人进入政界，大多数军人出身寒微，不仅有建国雄心，而且以清廉为号召。然而当1979年朴正熙遇刺身亡时，民众“打倒腐败贪官污吏”的呼声不绝于耳，继位的全斗焕不得不发起“社会净化运动”，撤换了一批涉嫌贪污的官吏，被国外戏称为“全都换”。1988年全斗焕刚宣布“自动退位”，其胞弟全敬焕侵吞国家对“新村运动”的拨款和财界捐款约100亿韩元案爆发，紧接着其堂弟、内弟、外甥、妻子连同其本人的巨额贪污也被揭发。全斗焕夫妇被迫到百潭寺修行忏悔。虽然卢泰愚总统对全斗焕处理得留有余地，但卢泰愚于1990年收受韩宝集团1300万美金，为其颁发建造公寓许可证，1995年东窗事发。卢泰愚与全斗焕于1996年双双被判死刑，后二审定为17年监禁和无期徒刑。韩国接连不断地发生高层腐败，固然与当权者个人品德有关，但更是经济体制的弊病所致。印度长期实行“混合经济”，政府对各种紧缺生产资源进行补贴，因此负责发放许可证、关税、税收的官员贪污腐化最为严重。由于企业的产品价格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企业家不是用降低成本的方法去提高效益，而是靠获得政府补贴获利，于是就转向行贿。这种现象只有在政府逐渐退出具体经济活动时才能抑止。在一些市场经济获得更自由发展的国家，寻租的腐败形式会大大减少。

第二，“强人”政治约束少，高层犯罪难监督。

目前进入新兴工业经济的国家(地区)，几乎都有相当长时间的主张现代化的政治或军事强人上台执政。

政治或军事强人的出现，扭转了一般发展中国家政府软弱、混乱的颓势，经常采取激烈的措施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因为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通过突出的经济成就加以证明和巩固。然而，这也往往使强人大权独揽、不受监督，极易走上贪污腐败的邪路。印尼总统苏哈托靠枪杆子夺得政权，也依靠军人巩固政权。他在位三十年，不可否认对印尼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他越来越变得滥用职权，贪污腐败，引得天怨人怒。苏哈托共有三子三女，组成了庞大的家庭经济王国。据媒体报道，苏哈托家族在国内3200家公司的持有股份，拥有的财产至少在200亿美元，还不包括其在国外的财产。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非自今日始，问题出在没有可以监督纠正这种腐败现象的机制体制。

由强大政党推出的政治强人的情况略有不同，其中有举世闻名的廉洁之国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也有严重腐败的高官。印度一般并不算作“新权威主义”国家，但是其政府集权程度比西方民主制度要严重得多，而印度国大党四十余年执政，几乎由尼赫鲁家族一脉相承(尼赫鲁、英·甘地夫人和拉·甘地)，又非常符合强大政党支持政治强人的模式。早在本世纪60年代，印度成立的预防贪污机构——桑特哈兰姆委员会的报告透露，按照保守的估计，由于腐败行为的侵蚀，国库损失了两个五年计划建设资金的5％。1991年担任总理的国大党主席拉奥，实行经济改革政策取得一定的成绩，但腐败丑闻缠身，据说在哈什迪·迈赫塔股市丑闻中收受1000万卢比“政治捐款”，与10万美元诈骗案有牵连，以及以金钱收买反对党议员等等，成为第一个在任期间接受法庭传唤的总理，终于在1996年被迫下台。腐败也成为使执政近50年的国大党一蹶不振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政治强人还是军事强人统治，政治设计的基本宗旨有二，一是维护政治安定，二是保证经济发展。对于新兴国家，首先是建立国家权威，然后才能谈到限制权力；首先要积累政治资源，然后才能谈到分配权力。必须看到，在发展初期，百废待兴，反腐败排不上议事日程，甚至也未进入政治设计。随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进展，这些国家也开始注意政治体制和反腐机制的建立。然而，政治制度化的发展和完善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权力制约的机器也许已经存在，但运转不灵，只能针对中下层官员，还不足以惩罚高官。民众的参与和监督需要不断地与限制作斗争，才能缓慢地扩大。大众传媒或被权势集团控制，或受到严厉审查，还不能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人治的痕迹还很深刻。这是腐败严重的政治原因。

第三，传统观念根蒂深，惩治腐败阻力大。

在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先产生了比较发达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领导其他阶级阶层的人民奋起斗争，通过立法促进了现代国家的成长。发展中国家正相反，赢得民族独立在先，改造传统社会在后。传统观念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与现代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格格不入，成为纵容姑息腐败滋生的思想温床。虽然国家从法律上确定了平等的权力，然而过去等级制的封建性的人际关系准则影响仍很深远，保护人——被保护人的结构或庇护型关系仍然很兴盛。

在新兴国家中，庇护关系有各种形式，大约有三种类型，即亲缘关系(家族关系、宗族关系、教亲关系)，人情关系(同乡、同学、同事、战友、上下级、朋友等)，以及交易关系(互惠利用)。家族关系几乎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组织关系，但在东亚尤为突出。韩国全斗焕的腐败涉及家族中至少7人，苏哈托家族腐败人人有份，连倡导廉政的金泳三也因包庇儿子的腐败而下台。

不论哪种庇护关系，都并不证明某种文化特别具有腐败性，而是证明这些国家的文化还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之中，人民的心理还处于从“臣民”向公民的转变之中。这使得腐败容易滋生，老百姓虽然从内心深处痛恨腐败，但对待反腐败却态度冷漠，孰视无睹，客观上纵容姑息。虽然国家颁布了法律，但建立法治社会极其艰难，司法腐败相当严重。人们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强，转型期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期望又大大提高了，腐败便在社会上蔓延。在许多新兴工业国，不仅高层腐败的比例高，而且基层腐败形成风气。高层腐败为害巨大，但一般民众不易察觉，基层腐败却因为量广面大，直接天天与群众见面，最使百姓痛恨。官僚、工程技术人员、警察、教师、医生，一面向官员行贿，一面向老百姓索贿。基层腐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低级公职人员的待遇太差，难以维护体面的生活。在印尼，高级将领的工资不过40万盾，仅为香港菲佣收入的十分之一。因此军队到处经商。大多数军人不善经营，所以都与华人富商合资，出现了大量的腐败。在印尼、菲律宾、泰国，腐败都被民意测验列于问题的前茅，可见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和严重性。

新兴国家的腐败为害极大，从根本上损害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首先，新兴国家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发展，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迅速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是，腐败分子化公为私，将公共财富流入私人腰包，使国家损失惊人，无法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和扩大再生产。1982年在继任的就职演说中，墨西哥总统乔斯·洛佩斯·波蒂罗大力抨击腐败，揭露了一个令人痛心的事实，墨西哥人依靠不法行为所攫取的国家财产数量，要比帝国主义在其整个历史上剥夺的总和还要多!在菲律宾，据有关专家估计，40％的国民生产总值被政府各级官员贪污掉。各级官员由于接受回扣，在政府工程中或采购物资中坑害国家，大大增加了政府开支，往往还购进劣质设备。对泰国、印尼、印度等国的情况研究表明，采购中的腐败使政府要多支付20—100％的费用。同时，企业的注意力集中在行贿官员，买得许可证等各种优惠，而非提高生产效率，而且降低了整个社会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韩国政府扶植的特大企业集团，印尼和马来西亚政府对于马来人企业的“扶强”战略，背后都有大量的腐败交易，促成了官商勾结、金权政治的现象，使腐败的规模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恶劣。尤其当发展中国家处于起飞阶段，资金显得格外宝贵时，人民的血汗积累却被贪污腐败的黑洞吸走，造成资金的短缺。外国投资援助也是官员贪污的对象。贪得无厌的官员对外国投资也使用寻租、设租、索租的恶劣手段，影响了外资的投入。

其次，腐败危及政治稳定，造成政局动荡，延误现代化转型，甚至造成现代化的断裂，教训多多。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民众的支持。如果公职人员以权谋私，就使政府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如果腐败成为政府的特征，那么政府被人民抛弃也就为期不远了。新兴工业经济的建成意味着相当多的人提高了生活水平，例如韩国的城乡差别大大缩小，印尼和马亚西亚的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印度从经常灾荒饿死千百万人到解决九亿人口的吃饭问题，都是不容抹煞的成就。但是，应当承认，在社会转型期收入差距一般要拉大。社会不公平在某些新兴国家还相当严重，人们的心理不平衡程度加强，改善生活的期望值与现实可能性之间有相当距离，承受差距的能力还比较脆弱。在这种情况下，腐化的官员却搜刮民脂民膏，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必然激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对情绪，成为政治动荡的导火索。1980年韩国学生和民众示威游行，反对腐败，要求民主是主要口号，暴动蔓延几个省，结果发生了光州事件，死伤几千人，其后遗症至今犹存。

腐败的急剧增生是民主与法治薄弱的结果，而严重的腐败又会阻碍民主与法治的推进。为了压制人民对腐败泛滥的不满，政治家往往采用限制公民自由甚至镇压的手段，它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腐败的官员形成了既得利益者和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满足日益膨胀的私欲，决不肯去发动真正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改革。如果阻挡不住改革，他们也会歪曲改革的内容，从中钻出寻租设租的通道，攫取改革所带来的利益果实。腐败的政治家和官员维护的只是一己或狐群狗党的私利，怎么能指望他们把公众利益置于私人利益之上，为了国家的繁荣而损害自己的私利?苏哈托、全斗焕既是盗窃国库者又是集权主义者，便是鲜明的实例。而在一个容忍腐败的环境中，洁身自好极其困难，好人也会在天长日久的耳濡目染中最终同流合污。

最后，腐败将助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从根本上瓦解民众对于现代化的信心，造成普遍的沮丧和消沉情绪，使国家丧失最宝贵的人心资源。现代化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必须动员千百万人参与。假如现代化没有提供机会的平等，没有让民众看到勤劳致富的前途，他们就没有积极性。腐败盛行使得个人发展的余地被堵塞，只有占据权位者，只有有能力搞歪门邪道，才能上升，普通百姓则毫无希望。腐败者窃取、浪费和挥霍人民的血汗钱，并没有创造出社会财富。经济增长也许是明显的，但社会的发展却极其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在腐败盛行的地方，必定会发现大多数平民百姓的冷漠和意气沮丧。如果现代化不能提供公平与效率的更好结合，人们会从根本上质疑社会改革与现代化的转型，现代化就难以获胜。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新兴工业国(地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而自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也暴露了其发展模式的深层阴暗面，腐败即为其中之一。各国政治家和人民都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现代化的转型，在经济升级的同时加快民主与法治的建设，遏制腐败的恶性增长。人们不仅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也将眼光转向反腐倡廉成绩优秀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更加切近实用。新加坡堪称世界反腐模范，但这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新加坡也曾经有过腐败成为生活方式的年代，但是政府作出了庄严的承诺，一定要把国家建成繁荣“清洁”之地。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整治腐败。一，高薪养廉，注重效率。行政机构官员的薪金待遇，跟上私人企业最优越的条件。与此同时，政府以效率为中心，奖勤罚懒，奖廉罚贪。二，严刑峻法，执法如山。政府通过法律建立公平的环境，不容任何人超然法外。前教育部长周瑞麒70万新元的贪污案、前环境发展部长黄循文四 项贪污罪以及前驻日大使黄望青的逃税案，不但受到查处，而且在大众媒介广泛宣传。反腐机构不仅查官，也查私人企业，行贿受贿一起罚，毫不手软。三、专设机构，直属总理。新加坡设立了反贪调查局，直属总理公署，免受其他方面的干扰，具有反腐调查实权。老百姓相信政府的承诺，给予反贪机构以极大支持。四、清理社会，提倡道德。新加坡对于社会腐败也决不留情，报纸广告部门给广告公司回扣，记者给消防局几十元钱好获得独家新闻，家庭主妇过年时塞给垃圾工人或邮差的赏钱，都违反政府的规定而要受罚。这些限制使全社会对腐败现象防微杜渐。政府提倡的道德观、价值观已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在1998年国际透明组织颁布的贪污印象指数排名中，新加坡排入10名最廉洁国家。新加坡的例子说明，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遏制腐败，只要政府紧抓不舍，持之以恒。其他发展中国家尽管反贪成绩不如新加坡，但在某一时期，某一部门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值得进一步总结推广，同时也须研究为何这些成果不能巩固下来的教训，以便再接再厉地向腐败作斗争。

新兴工业国(地区)要通过现代化转型，走近发达的门槛。它们的实践并未结束，而是处于进行之中，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可以断定，哪个国家能够在繁荣清廉方面成绩越佳，便越能尽快地跨过这道门槛，走向现代化的更高阶段。

(原载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所编《激浊杨清》，致中节编)

2000年第11期 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作者：马岂之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上《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同上《述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战，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有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件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 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守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喜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等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尼庙堂之高，则忧其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伪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条》卷/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如果说时当17世纪的明末清初是“天崩地解”的时代(黄宗羲语)，19世纪的中国“外患频仍”，那么其间还有18世纪；这个时候是世界资本主义在西方迅速发展的百年，也是中国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其时，中国思想文化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具有开拓精神的学人们对以往的人文学术进行总结(当时只能在这个范围内探索)，另一方面他们试着为学术的发展踩出一条新路。他们一般不直接抒发“忧患”意识，只是全神贯注地在学术领域内爬梳。到19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有了很大变化。由于外国侵略的猖獗，中国具有良知的人们关注国家兴衰存亡的“忧患”意识又重新成为历史的强音。生活于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家龚自珍，他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便成为对于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

20世纪初，古代“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结束语

以上我对历史上(主要是古代历史)的忧患意识作了一些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有时甚至带有警世危言的形式，不同于一般世俗的看法，具有振聋发聘的作用。

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头脑的清醒，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或称之为警世危言)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2000年8月20日

2000年第11期 中国反贪史的启迪　作者：白　钢

自从私有制产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贪污就与人类形影相随。即如前辈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所揭示的：一部廿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贪污，是公共权力的运用越过了制度、法律、乃至行政伦理规范的边界，而成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手段的一种表现。贪污，关系着国家的治乱兴衰。因此，反贪也就成为人们的永恒话题。

“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贪污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恶魔，不受时空、国别的限制，主要取决于有没有遏制它的制度及其机制。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春瑜研究员主编的 《中国反贪史》，以历代反贪的实践与经验，雄辩地说明了这条真理。

无数经验事实表明，贪污与“权力”是一对孪生子，二者伴随着整个政治过程。当“权力”的供给与人们对“权力”的需求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学上的“设租”与“寻租”的理论便支配着整个政治过程。掌权者用手中的权力设租，甚至直接出卖手中的权力，造成“官以财进，政以贿成”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贪贿只是政治腐败的必然反映。所以，反贪不能只查经济账，更重要的是要查贪贿赖以形成及愈演愈烈的原因。否则，就会按下了葫芦浮起瓢，越反越多，越反个头越大。乾隆皇帝反贪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惩治贪污的法令不可谓之不严，然而，实际效果如何?正如薛福成所说：“乾隆朝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庸庵笔记》卷3《入相奇缘》)。他虽然处治了像甘省折监冒账案(此案陆续正法者56犯，其中总督、巡抚、布政使各1人，知府、道员5人，同知、知州8人，通判2人，知县35人，县丞3人。免死发遣者46人，以知县居多)、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案等等大案要案，但却放过了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贪官和坤、直到乾隆帝病逝，嘉庆帝继续进行反贪事业，才把这个“贪鄙成性，怙势营私，僭妄专擅”的“群臣之首”和坤拉下马。清朝的反贪不是越反越大吗?!

《中国反贪史》还系统地描述了历代反贪斗争与王朝兴衰隆替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揭示了在君主专制时代，反贪斗争不可能走出轮回怪圈的尴尬。这实质上是一条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或由行政长官统摄赋役财政，这就赋予官吏以政治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方便条件。历代开国之初，反贪斗争往往卓有成效；中期以后，贪贿之风就愈演愈烈；到了王朝末年，“蠹盛则木空”，贪污贿赂便成为王朝覆亡的掘墓者。其所以如此，归根到底，是制度问题。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根本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君主专制政体，皇位是世袭的，恩荫制度代代相传，官吏任用则是任人唯亲，这就决定了历代王朝只能是“家天下”。专制制度的这种劣根性，必然导致有限的监察机构及其职能属于自己监督自己的性质，只能形同虚设。这样，贪污腐败就成为不可避免和无法克服的了。这就使历史上的反贪斗争犹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关注着反贪斗争。古今中外的贪污腐败有许多共同点，按照寻租理论或“公共选择理论”，贪污贿赂是租金在政治市场中的一种存在形式。只要有租金，就必然有寻租行为。改革的任务，就是要设计出用来遏止那些志在获取和保留现存租金竞争的各种制度，关键在于避免建立会引起寻租行为的规制和规制机构。在权力配置上，应当走出“自己监督自己”的误区；为了杜绝寻租行为，就需要认真进行宪政改革。从权力配置，到制度安排；从规则的制定，到机制的建立，都要符合宪政理论的规范。——这是《中国反贪史》所提供给我们的最有益的启迪!

2000年第11期 敦煌学研究在中国　作者：孟宪实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在洞窟中清理积沙，发现墙上还有沙子在向下掉，原来墙壁上是有缝隙的。他满心狐疑地敲了一下那面墙，竟然有空洞的声音传出。沿着墙的缝隙，他挖开那道墙壁。原来是别有洞天。

王道士面对的就是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纸写经卷堆积如山而且排列整齐。王道士惊呆了。

所谓“藏经洞”，当然是因为这里珍藏着众多的经卷。所谓经卷，主要是指佛教经典。实际上，除了大量的佛经以外，还有很多种其他类型的文书。这里保存了印刷术发明以前的很多手写文书，也有部分印刷品。这些文书的时间跨度从五世纪到十一世纪，用汉文、藏文、回鹘文、于阗文、吐火罗文、波斯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的经卷、典籍、方志、信札、契约、户籍、帐簿、变文、曲子词等。可是后来，藏经洞的主要藏品却没有留在中国。所以在“敦煌学”在世界引起重视的时候，外国人有一种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

海外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那年，敦煌县令是严泽。一年后即由湖南沅江人氏邬绪棣接任。1902年3月，汪宗瀚出任敦煌县县令。即使是这位谙熟历史文化的县令以及同年任甘肃学政叶昌炽，他们对藏经洞里的经卷都很有兴趣，特别是叶昌炽对于这些经卷的意义看得很清楚，但他们都没有亲身到过藏经洞，所以在外国人到达敦煌之前，中国有七年的时间可以妥善保护藏经洞中的珍品，但是中国与自己的国宝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失之交臂。

在中国昏睡不醒的时节，西方学者们却睁大眼睛在中国各地搜寻文化财宝。藏经洞首先成全了英国的斯坦因。1907年5月21日，斯坦因怀着一颗渴望已久的心来到了莫高窟，采用预先想好的各种词语，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带走了大批的经卷。

1908年2月26日，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了这里。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伯希和凭借着昏暗的烛光，以每天一千卷的速度，翻检着每一件写本。不仅将所有写本看了一遍，甚至连难以数计的写本残片也未曾放过。伯希和在翻检过程中，顺手将它们分成两堆，一堆是最有价值、必须想方设法据为己有的，另一堆是需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伯希和的学力现在得到了充分施展。即使是一万年以后，人们也得承认，在当时那样兴奋的情况下，伯希和没有一点丧失理智的倾向，他的挑选准则，实在是精明透顶的。随行的摄影师努埃特为伯希和翻检写本时拍了照，记下了伯希和在藏经洞里的情景。在我们看到了伯希和的专心致志用功的同时，全世界的人们也得到了第一现场的证据。

伯希和也像斯坦因一样想“买”走全部藏品，然而政府指令在先，且香客不断，王道士拒绝，因为他不敢。最后，伯希和送500两银子给王道士作功德，便将他从藏经洞挑选的写本精华和斯坦因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全部带走。

1914年5月20日，俄国的奥登堡开始了规模浩大的远征，这次的目标正是敦煌莫高窟。他批评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的考古工作，认为他们只是盗宝而不是科学考古。后来的结果证明，奥登堡的确比较彻底，就藏经洞而言，他将藏经洞彻底挖了一遍，真的做到了掘地三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登堡听到中国参战的消息，结束考察，于1915年1月26日启程，赶着满载文物的驼队回返。

奥登堡此次考察所得劫掠品，回到彼得堡之后被分放多处。写卷部分，移交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保藏，也即该所的“敦煌特藏”；艺术品、地形测绘资料和民族学资料、野外考察记录和日记存放在俄罗斯艺术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地理学会等各博物馆。后来几经搬迁，最后全部集中到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即冬宫博物馆。多年以来，既没有出版过任何完整的藏品原件，连完整的目录汇编都不曾有过，对艺术品而言，尤其如此。今天，我们知道文献部分有：写卷18000余号，其中包括完整的经卷365件以及一些尺寸不大的写卷残片；文物部分有：雕塑(含附件)43号，壁画16号，绢画9号，麻布画、幡画78号，工艺品36号，纸画24号，残片49号。因为缀合、或者总号下包括多个残片，总数约300件。

1923年初冬，美国福格考察队出现在寒风凛冽的河西走廊上。为首的华尔纳是个长着一头红发的彪形大汉，到达敦煌时，王道士外出。华尔纳直接就进入了石窟，精美绝伦的壁画，立刻使他呆若木鸡。一连10天，他沉醉在这些艺术极品之中。现在华尔纳最关心的是如何把壁画剥离并带回美国。事实上华尔纳是有备而来的，他已经带着分离壁画的化学溶液，作好了进行实验性剥离壁画的准备。最后，华尔纳剥下了12幅壁画。不过幸运的是，带到美国的12幅壁画，挽救出了11幅。直到这时，华尔纳才喜形如色地说道：“(这些壁画)是极可宝贵的珍品。在美国我们还从未见过能与之相比的东西。同时它们与德国人从新疆的墙壁上锯下来的成了方形的壁画相比，也可能会引起他们的忌妒。”

外国学者对敦煌宝藏的掠夺，使这些宝藏现今分布在10多个国家的地区。

在世界各国学者对此进行研究的时候，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研究历程。

敦煌宝藏在中国的命运

中国人知道这些宝藏的价值，是因为端方。端方，是第一个见到了伯希和所劫遗书的一部分的人，他任过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和直隶总督等地方要职。作为满族要员的端方，属于晚清的立宪派。政治上既干练而又不无开明倾向。善诗文，好金石书画，是著名的古董收藏家。

在他富丽的豪门深院之中，端方不得不在伯希和这位外国人面前和颜悦色，一再退让。这位平时说惯了“不”的封疆大吏，在伯希和说“不”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这与“官怕洋人”的说法没有一点关系，是伯希和手中的中国文物，让他敬畏异常、战战兢兢。后来，伯希和在回到巴黎后的演说中提到端方“颇殷勤，屡次接见余，礼有加焉。”敦煌出土的文献，端方认为关系到考据学的生死。考据学，在当时就是中国学问的另一个名字。端方深深懂得，多少代学人的辛勤工作，关于中国历史的很多证明，现在由于藏经洞的发现，有可能完全丧失意义。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正面临着严重的考验，也许会被彻底推翻，也许被冲击得凌乱不堪。而这样的证据，如今就握在眼前这个洋人手中。事关中国学问的生死，端方的官僚身份烟消云散，学者的性质显露无遗。他对伯希和十分礼貌，不断地招待这个法国人，动机也许是极其简单的，无非是想从伯希和那里多得到一些关于中国文物的消息。但是，除了拍摄了《沙州志》残卷以外，端方从伯希和那里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资料。

伯希和到达北京是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学术界正在以一种复杂而平静的心情等待他的到来。知道伯希和敦煌得宝，是由端方告诉北京学术界的。伯希和住的北京胡同，一时间那里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几乎每天穿梭往来这条胡同。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黼(斧)、叶恭绰等，或抄录或观看，忙个不停。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实际上就是从这几天开始的。

罗振玉曾用可悲、可恨、可喜、可愁表达当时的心情，是十分典型的。

面对中国宝物的流失，中国学者百感交集。而志得意满的伯希和，也是感慨良多。伯希和说“诸君有端制军(端方)之风，以德报怨”。伯希和的内心深处，对中国是有愧疚感的，他当然知道这些文物是属于中国的，但是当中国学者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以后，没有人对伯希和加以指责，甚至没人对他提出质疑，即使背后有许多怨言，但都是对中国的当地官员的。他们努力的是对发现的文物进行抄写和研究。当时的中国学者实际上还没有文物所属概念，不懂得保护文物所有权的意义。但是，这在伯希和的眼里，成了中国学者的良好教养的表现，伯希和称赞这是以德报怨，他确实是被感动了。应该承认，这事实上成了以后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保持几十年友谊的一个重要基础。

当罗振玉又痛又恨地在伯希和寓所抄着敦煌写经时，伯希和告诉罗氏，敦煌石室尚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八千轴写卷，如不早日购运北京，将会被人攫取散尽无疑。罗振玉听后却是又惊又喜，立即报告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发电给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购买回学部。并拟好电文，先购买再说。

发出电文一个月后，京师大学堂和学部同时收到了同样内容的回电，说已经购得八千卷，总价三千元。开始时，学部以为必定花费昂贵，没想到竟只要三千元。于是留在学部的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也就不再惊动了。

藏经洞在它发现以后的第九年，中国终于完全接管了。这些藏品虽然是斯坦因、伯希和剩下的，但毕竟还有八千多件，数量还是可观的。把这些珍贵文物运到北京也是合适的，不但有利于保管，也有利于研究。这些文书有情，也应该是满意的。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从敦煌到北京，竟是怎样的一个苦难旅程。

在王道士管理藏经洞的时候，藏品的流出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下发生的，只有极少数人了解一些情况。现在，北京的命令和兰州的执行，使得藏经洞有宝藏成了公众新闻，无人不知敦煌卷子价值连城。于是，一场以获得藏经洞藏品为目标的游击战广泛展开。从敦煌到北京，变成了一条掠夺敦煌藏经的战场。

根据后来的调查，先后有696件敦煌藏品从这些地方的名士、官宦、乡绅手中获得，这当然不包括已经到手但没有透露风声的部分。对敦煌卷子有兴趣有盗窃机会的人都是当地的上层人士。因为敦煌卷子一时成为抢手货物，所以敦煌为官者乃至甘肃的为官者，甚而至于行伍出身的军人，也无不以得到敦煌写经为快慰。实际上，多少人参与这一路的盗窃，有多少经卷流失，如今已经成了永远不能揭开之谜，只是后来露出的冰山一角，令人推测那一路的惊人盗窃。

文物的命运即国家的命运。

到达北京的敦煌经卷实际上又开始了新一轮劫难。

是学部侍郎宝熙发现了学部的敦煌经卷有问题，于是他写了上告奏折，负责押送经卷的押解员傅丰韦被扣留，不许返回甘肃。现在所知情况仍然有限，但后来有人出面替傅丰韦说情，使我们有了一些线索。也许是说情起了作用，也许是辛亥革命爆发的缘故，这件案件最后不了了之。这是一种通行的说法。

一些年过去之后，这个案件的真相才渐渐露出水面。

当甘肃解送入京的敦煌残卷抵达北京后，载经大车不是押进学部大院，而是进了何彦升之子何震彝的宅第。何震彝叫来其岳父藏书大家李盛铎以及李的亲家刘廷琛、方尔谦等，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挑选，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当初陕甘总督在接到北京的指示以后，曾经把一箱藏经送往北京，作为样品，同时附上了一个大致的清单，这个清单中没有详细的目录，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北京学部只掌握经卷的总数量，而没有经卷的具体名称及行款字数，因而这些人在取走一些精品后，将一卷撕成二份、三份，以符合上报清册的数量。

敦煌国宝流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指责外国的所谓探险家，他们实际上使用的各种办法获取中国的这笔精神财富，不合法的手段显然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在中国内部的严重盗窃行径中，看到了中国之所以饱受欺凌的原因。如果说甘肃的地方士绅国家观念单薄，自私心太重的话，那么如何评价如何彦升、何震彝、李盛铎、刘廷琛、方尔谦等人呢?他们不是一般民众，他们是政府要人，学界名流，属于中国当时的统治阶层。鲁迅先生在讨论中国图书的灾难时指出，中国人对于图书的态度，内行就是偷，外行就是烧。国人如此，在我们理直气壮指责外国探险家的时候，声音不得不有所降低。

中国学者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作家刘半农法国埋首抄经卷

一首情动国人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几乎家喻户晓，而作者刘半农与敦煌学的关系则鲜为人知。

1920年初，刘半农在上海登上了赴欧留学的远洋海轮。第一年在伦敦，1921年夏，刘半农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语音学院，兼在法兰西学院听课。苦读数年，终于撰成《汉语字声实验录》。然而，即使再忙，刘半农也没有忘记敦煌宝藏。抄录敦煌文献，是刘半农的主要副业，多少个日夜就是在埋头抄写中度过的。

1925年夏，返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同年，他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刊行。北大校长蔡元培特为之作序。三册分别是民间文学、社会资料和语言文学。此书开辟了敦煌研究的新领域，社会世俗文书的研究从此受到重视。

胡适

紧接在刘半农之后来到伦敦和巴黎，不远万里前去查阅敦煌经卷的，是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胡适。

1926年，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在英国召开。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胡适来到了欧洲。同时为了调查敦煌经卷，他准备好专门资料，前去查阅敦煌经卷。比起刘半农来，胡适的调查更具有专门性，因为当时他正在研究中国禅学史，而关于神会，他不能相信传世资料，因为宋以后人改造的痕迹太明显，所以必须到唐朝的原始资料中去寻找，敦煌文书成了唯一的希望。

在伦敦，胡适两度在大英博物馆看阅了近100卷敦煌写本，收获很是满意。确确实实地证据被他找到了。根据从伦敦和巴黎藏敦煌写卷中找到的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荷泽大师神会遗集》，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很大。

从1926年深秋第一次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神会的著作，到1962年早春去世，胡适与禅宗史交往了几十年，因而也与敦煌遗书交往了几十年。

陈垣与陈寅恪

在学者前往西方寻找敦煌文献的同时，对于保存在国内的敦煌文献的整理研究也积极开展起来。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以《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为基础，将馆藏敦煌遗书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考订。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推动下，陈垣又将以前的初稿加以修订，删其复出，补其漏载，正其误考，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命名为《敦煌劫余录》，列为史语所的专刊第四种。

在《敦煌劫余录》一书前，有陈垣和陈寅恪的序各一篇。“劫余”二字，取其历劫仅存之意。陈垣在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陈垣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

与陈垣序言的激情相比，陈寅恪的序言则更多理性。“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陈寅恪强调的重点是国人应该在研究上预流，“庶几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相对于激情呐喊式的爱国主义，学术研究毕竟更艰苦，但也更具永久的影响力。而陈寅恪的序言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敦煌学发展的方向。

陈垣的敦煌学研究以目录学和宗教史最具代表性。解放后长期担任北师大校长。陈寅恪的研究领域涉及太广，不能一言概括。解放后一直在中山大学工作，长期接受统战待遇，1969年在文革迫害狂潮中去世。

巴黎的王重民

1934年9月27日，王重民到达巴黎。壮丽的凯旋门、雄伟的艾菲尔铁塔、还有那塞纳河的柔美，都丧失了吸引力，他的心中只有敦煌遗书和其它流失的古籍上了。此后，王重民在巴黎工作了整整5年。他偶尔也曾暂时离开巴黎，前往伦敦、柏林和罗马，都是为了查阅敦煌文献。敦煌遗书之外，他还察访并抄摄了明清之际天主教士的汉文著作、太平天国史料和古刻旧抄罕见的中国传世书籍。

王重民在巴黎，主要是编写伯希和目录，其他时间是抄录、著录敦煌卷子。5年中他拍摄了三万多张敦煌遗书和其它古籍的微缩照片，而经他所拍之书，都是先行翻阅，摘录题跋，叙其梗概以为叙录。他的代表作《敦煌古籍叙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中国人而言，别说这些经卷不能收为国有，就是连看的机会也并不多，看时一次只能看几卷，拍照要交钱等等。王重民知道机会难得，使命重大。一边抄录，王重民一边把有关敦煌遗书的新材料和自己的研究心得寄回国内，迅速地在《大公报》、《北平图书馆馆刊》、《图书季刊》、《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以推动国内的敦煌学研究。作为一名学者，王重民知道整个中国文化的压力正集中在他一人的肩上，他知道他此行巴黎的意义。中国已经错过太多的机会，他不愿意因为自己的不努力导致中国文化再蒙损害。

王重民回国的时候，没有受到英雄凯旋的欢迎，但他确实是凯旋而归的。建国以后，与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王重民兴高采烈。当然，他也还是没有逃过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作为右派，他甚至奇迹般地熬过了五六十年代。1975年4月16日，这位中国敦煌学的代表人物，北大图书馆系主任，在他批判会的第二天夜里，来到颐和园，在王国维投水的地方自缢而死。

姜亮夫与敦煌学的不解之缘

1934年夏，刚过33岁生日不久的姜亮夫，辞去中山大学教授职务，卖掉三四部文稿，登上海轮，从上海出发自费去法国学习考古学。姜亮夫，名寅清，1902年出生于云南昭通。师从章太炎、王国维等大家，在楚辞学、敦煌学和古文献等领域均卓有贡献。他与王重民分工合作，专门收集和摄制韵书、字书、儒家经典、老子卷子以及有关文学史地卷子。当时每照一张片子要付14个法郎，姜亮夫能够做到的就是节衣缩食。他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饭(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图书馆内啃面包干。

“七七事变”的前两天，姜亮夫经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经过东北到北京。在东北，所有的东西都被日本人拿走了。幸而敦煌学资料和许多考古学的材料是由一个公司寄回的，还没有丢失。在上海，他取出三百来张敦煌卷子，把余下的东西放在上海闸北的朋友家里。万万没有料到，这一箱资料不久便全部毁于日本鬼子的轰炸中。不幸中之大幸，敦煌卷子幸亏带在身边，完好无损。从此，这些卷子就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带着这些在国内唯一的文献资料，随着东北大学一路逃难。到达四川，空袭依旧频繁。于是开始了他的抢救性整理研究。因为他对日本人的炸弹太不放心。三年之后，24卷的《赢涯敦煌韵辑》完成。此后，他继续躲藏空袭，抱着的是书稿而不是卷子了。1955年，《瀛涯敦煌韵辑》由在上海出版公司的郑振铎正式出版，为祖国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1956年出版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也是抗战时期撰就的一部分底稿而改成。解放后，姜亮夫一直在浙江大学任教，引导浙江大学成为敦煌学研究的一个重镇。

幸运的王庆菽

1948年8月，王庆菽因爱人在英国留校任教而前往。对于王庆菽而言，除了与爱人团聚以外，能够查阅敦煌经卷也是值得兴奋的事。此前，王庆菽开始做唐代小说的总目提要。但由于伦敦所藏的敦煌文献一直没有公开，她的编目也无法真正完成，对于唐代小说而言，敦煌遗书是个宝库。1949年初，王庆菽独自来到伦敦，通过王重民的介绍信，她开始每天到大英博物馆阅读敦煌卷子。开始，她每次只准借阅卷子5卷，在没有目录可参考的情况下，七千多卷卷子，要想找到自己需要的资料谈何容易!后来她终于获得了“一个偶然的幸运而又难得的机会”。经过室长福尔敦同意，王庆菽获准可以自己得从头阅读，一番苦尽甘来之后，终于将该室所藏七千汉文卷子大致翻阅一遍。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抄录了一些外，还影印了一些诗词、医药方和一部分古籍及其它资料，共计262卷，1182张显微照片。

1950年，又前往巴黎查阅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经卷。王庆菽得以随杜女士进入书库，阅读了所能看到的经卷。同样，除了将俗讲、变文和通俗文学资料作了一些抄录外，影印了45卷，553张显微照片。1951年，王庆菽夫妇回到国内。又用了一年时间，将有关资料全部加以整理，得有关俗讲、变文资料196篇。1954年由沈阳借调来北京，与王重民、向达、周一良、启功、周绍良、曾毅公等名家一道，编辑出版了敦煌学的名著——《敦煌变文集》，为中国的敦煌学达到与世界同步的水平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文革中，王庆菽被戴上多种政治帽子，受尽侮辱和折磨。

我们无法全部记录下所有到过欧洲写敦煌卷子的中国学者，早期出版家张元济、董康、研究汉晋木简的张凤，藏学家的于道泉，历史学家傅斯年等，但是敦煌学的历史上，确实有他们不可磨灭的一页。

张大千在敦煌

1941年春天，敦煌莫高窟迎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著名画家张大千。张大千携带家眷、学生和助手，浩荡来到敦煌，甘肃和敦煌都显出受宠若惊的样子。华尔纳走了之后，敦煌已经十几年没有这样热闹了。张大千一行到达莫高窟时，已经近半夜十二点钟。稍事休息后，张大千即带着电筒、蜡烛首先来到了“藏经洞”。张大千的电筒照射处，只见菩提树下一位侍女，亭亭玉立，眉目清秀，线条柔和而有力。张大千不由得一声惊叹。原计划3个月的敦煌之行，马上改为半年，又改为一年，最后竟变成了三年。

张大千先是为莫高窟编号，接着进行临摹。不仅临摹莫高窟还有西千佛洞和榆林窟等处的北朝、隋、唐、五代等历代壁画精品，将近300幅，大者达40米之巨。三年激情临摹，张大千的“乌发丝丝，黑髯飘飘”换来了“华发如许，鬓须霜染”(徐悲鸿语)。但他连续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的《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无处不轰动。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去处!敦煌在一般中国人心目有了印记，与这一系列展出是有关系的，有的艺术家从此决心献身敦煌。张大千也同时迎来了自己的一个艺术高峰。

向达在敦煌

王重民在巴黎抄写敦煌卷子的时候，同时北平图书馆的向达也在伦敦从事着同样的工作。1938年，向达带着手抄、拍照和晒图所得的几百万字资料和照片从英伦回到了烽火连天的祖国。应北京大学之约，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同时兼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

1942年春，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国地理研究所，合作组建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为历史组负责人。向达到达敦煌的时候，正是张大千干劲正浓的时候。但是，向达看到了最不希望看到的一幕，为了看到下边一层壁画，张大千毫不犹豫地把上层壁画剥落，里层的壁画露出来了，但表层的壁画却永久地失去了。

向达用了三天时间写出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到重庆，由傅斯年在文前编加按语，自12月27日开始，在重庆《大公报》连载三天。呼吁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并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对张大千的行为直接进行了批评。向达写道：“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一个星期之后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贺昌群的《敦煌千佛洞应归国有赞议》，作为响应。当时正逢第三届全国美展的前夕，向达文章立刻引起美术界人士的关注，一场轩然大波轰然而起。张大千1943年春离开敦煌，实际上他是被甘肃方面赶走的。他对向达的憎恨是可想而知的，有一段时间，向达甚至担心张大千人多势众自己会吃皮肉之苦。

向达在敦煌坚持了九个月。没有经费没有物资，在零下20多度的房间里写报告、写论文，甚至生不起火。但他依然乐观，向达“午夜风来，铃铎交响；朝阳始上，万窟争辉”。他甚至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一种锻炼，“如经济充裕，则养尊处优，何从有机会受室内摄氏零下廿二度之训练，自亦无从有今日这幅顽躯。来日大难，此刻能有机会，锻炼身体，即他日可多受一份艰苦。”

然而，向达一语成谶。解放初，向达迎来了暂短的一个兴奋期，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风暴。五十年代，他敢说实话，替陈寅恪抱不平，右派当然非他莫属。但他没有绝望，他仍有一系列研究计划，他甚至住进寺院，准备大干一场。红卫兵再次拦住了他的去路。他被剃光了头，在六月的中午当众爆晒。向达此时是否绝望，是否想到当年零下20多度的莫高窟。1966年11月，向达在文革的第一个冲击波中就倒下了，时年仅仅66岁。

常书鸿：敦煌的艺术囚徒

由于向达等学者的呼吁，再加上1941年冬天访问过敦煌的检察院长于右任的积极推动，“寓保管于研究之中”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终于在1943年正式在敦煌工作，首任所长即艺术家常书鸿先生。自1935年在塞纳河边一个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以后，常书鸿的敦煌艺术情结终于有了舒发的方向。

常书鸿在敦煌的岁月是一言难尽的。事业的成功，理想的追求，令人欣慰的场面如同临摹的壁画。莫高窟终于开始新的历程。修筑了围墙，清理了流沙，测绘地形，临摹壁画，摄影、调查和题记抄录等等，都开始上路了。虽然简单，但筚路蓝缕之功是后人永难忘怀的。1944年8月底，为了建立职工宿舍而发现了60多卷的土地庙文书，无疑是对他们最好的报酬。原来经卷所出的残塑像系王道士所造，这就意味着土地庙藏经就是藏经洞旧物。但艰苦的环境也给常书鸿带来重大创伤。1945年春天，他的妻子终于留下孩子离他而去。祸不单行，夏天教育部又有了撤消研究所的命令。经常书鸿、傅斯年、向达、夏鼐等学者的奔走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中央研究院。1946年5月新器材，新的资料和新招收的美术人员同乘一辆十轮美制军用大卡车驶向敦煌。常书鸿重返敦煌。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美术人员。千佛洞内外又充满了生机。权威的编号编出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出来了。

1948年8月22日，常书鸿携带600多幅壁画临本在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举行了“敦煌艺术展览”。一个星期后，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冒雨前往参观。随后在上海展出一周，更是轰动了整个社会。同年，与痴心于敦煌艺术的李承仙共结良缘，这为苦难深重的莫高窟增添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1951年元旦，“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4月13日，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央历史博物馆主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在午门城楼上的历史博物馆内开展。这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会，周恩来总理亲临展厅的情景成了常书鸿永难忘记的幸福镜头。

1994年，常书鸿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埋放在他的莫高窟。

1949年以后，曾经有过一个暂短的敦煌学高潮期，但可惜好景不长，不正常的中国政治给中国的文化建设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大陆的敦煌学完全停顿，学术带头人有的含冤去世，如陈寅恪、王重民、向达、贺昌群等，有的如季羡林等连正常的生活也不敢祈望。当时，只有以潘重规、饶宗颐为代表的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在敦煌学研究上可以继续代表中国在世界上发言。

中国大陆地区的敦煌学，是在文革以后的近20年才真正开始了新的研究时代。1980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进行了整顿，由段文杰任所长。1983年创办了季刊《敦煌研究》。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设立敦煌研究院。仍由段文杰任院长，并在兰州建立院本部和生活基地。扩编以后的敦煌研究院下设石窟保护、石窟考古、石窟美术、敦煌遗书等四个研究所和音乐舞蹈研究室、资料中心、编辑部等机构，目前有研究及各类人员近200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敦煌石窟艺术为中心的研究实体，并与国内许多科研机构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在保护石窟、科研活动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革结束以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南京大学、湖北大学等单位相继成立了敦煌研究的所、室或组。兰州大学还创办了《敦煌学辑刊》。武汉大学、杭州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等单位也都集中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分别有重点地开展敦煌学课题研究。有十几所高校，相继开设了有关敦煌学的课程，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对敦煌学进行专门研究的人才。

为了协调、组织国内的敦煌学研究力量，加强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在一批著名学者的倡议下，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1983年，在兰州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任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开展国内、国际性学术交流上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国际上，除了日、法、英、俄等国学者以外，匈牙利、荷兰、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马来西亚等国，都有多少不等的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的研究。1988年，在韩国的汉城成立了“敦煌学会”。新的世纪，由于资讯条件和研究环境越来越好，一个真正的敦煌学的时代正在到来。

（责任编辑　木　易）

2000年第11期 “包公戏”的出现与流传　作者：张全明

自宋以来，人们把包拯尊称为“包公”。一提起包公，人们就会自然想到戏曲舞台上那个铁面无私、刚正不阿、为民除害的清官形象。在宋元明清以来的戏曲舞台上，不但关于包公的剧很多，而且还专门为他设计了独特的舞台形象：蟒袍、玉带、纱帽、朝靴，同时勾画着日月阴阳脸谱的“包黑头”。因此，包公成为我国宋末元明以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清官代表。这些艺术作品，流传到国外，又使包公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像元曲中的部分包公戏就曾先后被译为法、德、日等国文字。这类小说、戏曲和民间传说中的艺术形象，脱胎于历史人物包拯，而且极为生动形象地反映了包拯清廉正直、无私无畏的可贵品格。这类包公戏或包公小说，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广、民间最为流行的传统反贪文化或清官文化的一部分，反映了广大百姓盼望沐浴清官政治氛围的良好愿望。

包公戏的出现

据研究，“包公戏”来源于包公类小说又多来源于宋代的话本。史载，宋、元间人罗烨新编的《醉翁谈录》目录公案类中就有《三现身》。有人认为，这应是《警世通言》里《三现身龙图断冤》出现的源头。甚至有人认为，包拯生前就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他的“神话”的流传。譬如，他“知开封府，为人刚严，不可干以私。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吏民畏服，远近称之”(《涑水纪闻》卷十)。所以有人指出，这些说话人所说的故事，可能在包拯生前、至少是在南宋时代就已流传，又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因而流传很广，所起的作用也很大。以后演成戏剧或改成小说，因而其宣传的力量更大，包拯的故事也就完全夸张到神化的程度(钱剑夫：《谈“清官”和“青天”包拯》，《学术月刊》1979年第7期)。据考证，元代无名氏创作的优秀杂剧《陈州粜米》，是最早出现的包公戏，它与《铡包勉》等剧一样，也是最能反映包公清正廉明、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传统清官戏。

《陈州粜米》的内容是陈州大旱、民不聊生，朝廷低价粜米，降恩于民，但赈粮官小衙内和杨金吾贪赃枉法，自恃皇亲国戚，无法无天。他们私自将钦定的赈灾米价五两银一石加倍出售，还掺泥砂糠秕于其中，收银肥私。灾民张古为人耿直，买米时与之理论，直陈其贪赃勒索之罪，竟被小衙内用御赐紫金锤当场打死，引起灾民公愤。不久，包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带着御赐金牌赴陈州查赈，用计依法审判，督斩了小衙内和杨金吾，从而惩除了贪官，为民除了害。此剧经过多年传演，不断丰富变化，故有同类剧《包公下陈州》等名，有剧种京剧、豫剧、川剧、汉剧、湘剧、滇剧、秦腔、同州梆子、河北梆子等十余种，至今上演不衰。此剧以“正末”扮包公，塑造了一个比较丰满的包公形象。剧中的包公，不仅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智慧超群的审判官，而且从一开始就以权贵政要的死对头自任，“和那权豪们结下了山海似冤仇”。作者在剧中提示了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的包公勇于同贪官污吏作斗争的真实性格，同时又在一些具体情节上赋予了主人公以浓厚的民众幻想的清官色彩，其包公形象充分地反映了普通百姓的理想和愿望。自宋元以来，淮阳等地一直流传着包公放粮的故事，虽与戏剧不完全一致，但主要人物、情节却大同小异。

可以认为，包公戏与包公形象的塑造，虽高于生活，实际上也源于生活。史载，包拯曾多次给朝廷上奏请求赈济陈州(治今河南淮阳)、河北、江淮等地的饥民。但当时京西转运使等官非常贪酷，千方百计贪赃，想方设法害民，恰遇其辖地陈州受灾，以致引起许多百姓被盘剥勒索而死的惨状。包拯下陈州访闻到这帮家伙是“阎王爷不嫌小鬼瘦”的实情后，气愤填膺，立即上书仁宗，揭露其贪赃枉法之罪，弹劾他们“于灾伤年份二倍诛剥贫民”，折变时花样翻新，变本加厉，是“非常暴敛”，要求依法惩贪，重置典刑。(《包教肃公奏议》卷七《请免陈州添折见钱》)。结果“陈州公(指包公)监粜之处，除奸革弊，民受其惠”，“民赖其活”。因此，这些奏折及其所记载的内容即成了《陈州粜米》剧的最原始的根据，反映了包公惩贪肃贪、陈暴安良、为民排忧解难的基本史实。

《铡包勉》一剧，是写包公对于犯有贪污受贿罪的侄儿，面对其情深义重的嫂嫂说情，也毫不通融，依法处死的故事。这一戏剧情节虽正史无考，但包拯倡廉戒贪的史实与其所立的《家训》中是包含有其历史的影子的。《宋史·包拯传》载，包拯多次“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数论斥权幸大臣”，“又上言天子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朝廷多施行之”。他在执法过程中对亲朋故旧、宗族同乡也一视同仁。包拯不仅敢于对权贵严格执法，而且对其亲友犯法者亦依法予以严惩，不殉私情。至和二年(1005年)，包拯任庐州知府。庐州是他的家乡，有他的许多亲戚朋友。有的亲友以为有包拯作靠山，便有恃无恐，胡作非为。包拯非常憎恨这种恶劣习气。他的从舅横行霸道，触犯了法律，包拯依法断罪，当堂打了他的从舅一顿。这一来，原来扰乱官府或其它违法的亲友，也都收敛、老实了。这种铁面无私的行为在当时产生了较好的重大影响。据《涑水纪闻》记载：“包希仁知庐州，庐州即乡里也。亲旧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自是亲旧皆屏息。”他还自立一则《家训》，以表示与贪官赃吏水火不容的决绝态度。《家训》说：“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从这则《家训》可以看出，他将子孙做官不得贪赃枉法作为一条铁的家法，令其务必遵守；若违反此训，永远不能再回包家，也就是开除了族籍；即使死亡之后也不能入包家的祖坟。并指出，不自奉廉洁而贪赃者，他就不承认他是自己的子孙。后来《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中依法斩杀犯有贪污罪的侄儿包勉或许即渊源于上述史实。此剧情节并不复杂，但却深刻、丰富地反映了包拯痛恨贪污、铁面无私的性格。自然，此剧从出现以来，一直受到了希望公平、公正执法，喜爱清官戏与包公形象的广大百姓的欢迎。后来，京剧甚至干脆易名为《铁面无私清官谱》。汉剧、豫剧、徽剧、秦腔、吉剧、川剧、粤剧、河北梆子等剧种中至今都有此剧上演，只是有的戏名不尽相同。如粤剧名《包公截侄》，川剧名《铡侄》，吉剧名《包公赔情》等。

包公戏的流传

包公戏的产生和流传，是自宋末元代以来各种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而言，主要是当时贪官污吏多如牛毛，贪赃枉法之事不可胜计，处于死亡线上挣扎的广大民众，满腹含冤，无法申诉，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能同贪官污吏进行斗争、为民请命的清官身上。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条件下，加上由于包公戏的作者也是身处在社会底层受歧视和压迫的普通读书人，在元朝“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元史》卷一百四《刑法志》)的严酷刑律规定下，为避免触犯严密的法网，便采取借古喻今的手法，利用历史题材来反映老百姓的痛苦和愿望，并抒发心中的抑郁愤懑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之情，于是，包公戏便应运而生，继而广泛流传。元曲著名的戏剧作家如关汉卿等，所采取的正是这种艺术手法。其所写的包公戏《鲁斋郎》与《蝴蝶梦》等，可谓包公戏的代表作。剧中同样反映了包公不畏权贵、严惩贪赃枉法之徒的清官艺术形象。

据载，元杂剧中有大量以包公刚正不阿、依法惩贪、为民除害、平反冤狱为故事的戏。明代臧晋叔编的《元曲选》中就选了十种：《包待制陈州粜米》，《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勘灰阑记》，《王月英元月留鞋记》，《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神奴儿大闹开封府》，《叮叮当当盆儿鬼》。另外，元末钟嗣成编著的《录鬼簿》中还载有《包待制判断烟花鬼》、《包待制双勘丁》、《风雪包待制》等多种包公戏。这些包公戏由于大都反映了元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造成的冤狱重重的社会现实，因而受到了群众的喜爱而流传甚广。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戏剧的传播，清官戏日益深入人心，故包公戏在当时流传更广。不仅如此，自从明代《龙图公案》、即《包公案》等小说出现以后，人们往往把许多离奇古怪案件的故事和传说，统统加在包公身上，使包拯被逐步夸大乃至神化。因此，石玉昆述之《三侠五义》、俞樾之《七侠五义》，以致《警世通言》中《三现身龙图断冤》，《初刻拍案惊奇》中《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断合同文》等小说及其衍生出的更多的剧目，都是以包公为中心。近代《小说丛考》指出：“包公一生，不独能破前朝之案，且能破清代之案，其‘平反’之功，宜累牍书之不尽矣。”《曲海总目提要》认为：“其事有载于它书者，有传于案谳者，亦有凭空杜撰、全无根据者。”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历史上和民间有很多这种事情：一个为人们所喜爱的好人，凡是好事总归属于他的名下；一个为人们所痛恨的恶人，凡是坏事也都归属于他的名下。不是人们没有分清甲乙丙丁的能力，而是好恶之情大致如此。故庄子说：“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庄子·人间世》)。大量戏曲中之所以有被神化的包公，甚至在一些穷苦百姓的眼中，包公故事越夸张越好，包公越神化越好，大体皆源于此。而且事实上多有史为凭，并非无端妄说。正如《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所说：“在旧社会，就人民方面来说，他们喜爱‘包公’这个不避权贵、执法不阿的形象，是寄托一种幻想，希望有人出来为他们申冤。这种幻想，往往曲折地反映了一定的客观实际。”所以，清官包拯的经历与行为等，就附会流传成了许多包公类的小说和戏剧。而且，“在封建社会里，在民间存在期望清官和喜爱清官的心理同时，封建地主阶级从巩固他们的统治出发，也常常提倡官吏的清正”(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3日)。因此，包公既有被夸大和神化的社会基础，又有其一定的阶级根源。

包公戏广为流传的原因，除上述之外，更主要的是：包公戏的主人公有许多值得肯定之处，这是包公戏能够出现并广为流传的最根本的原因。有人认为，在封建统治阶级中，确曾有过这样一种人，他们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执法不阿，铁面无私。从包拯一生来看，这是其最大特点，也是最值得充分肯定的一个方面。如史载，包拯曾六弹国丈张尧佐，七劾贪官王逵，甚至为此“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朱弁：《曲洧旧闻》卷一)。

包公戏的不衰

同时，包拯还经常注意普通民众的疾苦，多次上书“为民请命”，赈灾济民，并以“私访”的形式了解老百姓的冤情，为民申冤除害，从而使一些群众的疾苦得以解除，冤案得以上诉甚至化解，这也是包拯为官的一大特色，反映出了其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一贯作风。史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宋史》卷三百一十六《包拯传》)。或许正因为如此，时人欧阳修就曾赞扬他“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谠言正论，闻于朝廷”。吴奎为他作的《墓志铭》也道：“峻节高志，凌乎青云。人或曲随，我直其为。人或善容，我抗其辞，自始至终，言行必一。”明朝的胡俨在为包拯奏议新版作的《序》中也说：“公在当时，为人峭直，其忠孝大节，议论风采，著于庙堂，闻于天下，传之后世，载诸史册者，章章矣。”“观其敷奏详明，谏诤剀切，举刺不避乎权势，犯颜不畏乎逆鳞；明当世之务，务引其君于当道，词气森严，确乎不拔，百世之下，使人读之，奋迅其精神，发扬其志节，炳炳琅琅，光前振后，焕乎其不可掩也。”所有这些，都可谓明证。

此外，包拯虽生性刚直，然处事尚平和；虽嫉恶如仇，然存心崇宽厚；虽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然待人推以忠恕。但面对掠财残民以逞的贪官酷吏，则力主依法严惩，不讲情面。这也是包拯为官、为人的一大特点。包拯曾在奏折中就批评当时的官吏对“孤弱无援者，则按以深文；权势豪猾者，则纵而不顾。内则徇一身之利以植其私，外则窃振职之名以图其进。效尤无耻，唯恐不及。至有公清守节之人，或不曲事左右、为众所嫉者，即被加诬，构成其罪。遂使守己之士，或负终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因而，他反对“专用刻薄好进之吏”，以免“民不聊生”，要求转运、提刑等职，“精选廉干中正之人，以充其职；苛细矫激之辈，屏而不用”(《包孝肃公奏议》卷四《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不仅如此，包拯还力主对民“慎刑”，对贪官污吏严格“正刑”。慎刑，是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正刑，是为了不放过一个坏人。他在《乞不用赃吏》等文中，即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至广，官吏至众。而赃污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昔两汉以赃私致罪者，皆禁锢子孙，矧自犯之乎!太宗朝尝有臣僚数人犯罪，并配少府监隶役，及该赦宥，谓近臣曰：‘此辈既犯赃滥，只可放令逐便，不可复以官爵。’其责贪残，慎名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后应臣僚犯赃抵罪，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或所犯若轻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则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矣。”包拯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这样全面而辩证地看待和处理问题，的确是难能可贵而应该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包公的清官戏兴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2000年第11期 论资排辈的由来　作者：吴　思

一

孙丕扬62岁时，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5年)出任吏部尚书。他的职责是协助皇帝，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将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岗位上。明朝在名义上没有宰相，孙丕扬的职务当时位居中央六部尚书之首。除了皇帝，他简直就是天下最大的官了。

孙丕扬是个廉洁清正的人。《明史》卷224上说，“丕扬挺劲不挠，百僚无敢以私干者”。意味深长的是，这位陕西籍的倔老头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创建了“掣签法”，明朝的干部安排方式从此一变，官员们无论贤愚清浊，一概要凭手气抽签上岗了。一个聪明正派的重臣，竟把皇上托付给自己的选贤任能的重大职责，转交给了一堆竹签。

按照现代管理学的原则，不同的职位对人员素质有不同的要求，选择人才时要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个道理当时的人完全明白。于慎行比孙丕扬年轻十来岁，当过礼部尚书，他在《谷山笔尘》卷五中批评孙丕扬道：人的才能有长有短，各有所宜；资格有高有下，各有所便；地方事务有繁有简，各有所合；上任的路途有远有近，各有所准。而这一切差别都付之竹签，难道遮上了镜子还能照见面貌，折断了秤杆还可以称出分量么?于慎行的这些批评很精当，简直就像是比照着管理学原理说出来的，而且他还考虑到了上任路途远近这个时代特点很强的问题。顺便提一句，那时候交通不便，千里赴任，通常要借一大笔债。在工资不高的条件下，还债的压力很容易转化为贪污的动力。因此，这个距离因素便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德”。赴任的官员到了千里之外，情况不熟，语言不通，办事便要依靠名声很坏的吏胥，领导和监督作用也就无从谈起。这又关系到“德才兼备”中的“才”。可见这个不起眼的距离因素也不容小看。

明朝大学者顾炎武对竹签当政的指责更加尖锐。他说：孔夫子对仲弓说“举尔所知。”如今科举取士，礼部要把名字糊上再取，这是“举其所不知”；吏部靠掣签安排干部，这是“用其所不知”。用这套办法的大臣在知人善任方面很笨拙，在躲避是非方面倒很巧妙。如此选出来的官员赴任之后，人与地不相宜，于是吏治就要变坏，吏治变坏则百姓造反，百姓造反则大动刀兵。(注1)

总之，孙丕扬创建的抽签法很危险——甄别使用人才的重任怎么能转交给没头没脑的竹签呢?这位正人君子既违反圣人的教导，又违背职责的规定，他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二

据《明史》记载，孙丕扬谁都不怕，惟独怕太监。千千万万的文官都不敢找孙丕扬走后门，但是宦官敢。宦官没完没了地托他给亲信安排肥缺，孙丕扬安排又不是，拒绝又不敢，于是就发明了抽签的办法，让那些宦官不要再来走后门，其用心可谓良苦。

宦官在名义上当然没有孙丕扬的官大。孙丕扬是正二品的高官，而宦官的头子，也就是担任太监的宦官，不过是个四品官，与孙丕扬差着四档。而且宦官是不许干预政事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宦官干预政事者斩。同样，明朝也是没有宰相的，开国初期的三个官居一品的宰相似乎都不可靠，朱元璋杀掉他们，然后就废除了宰相制度，并且在《皇明祖训》中写下一句严厉之极的话：后代有敢建议立宰相者，灭九族。如此说来，孙丕扬只需直接向皇上负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不必再怕什么人，但是实际情形不然。

朱元璋废除宰相，就等于迫使他的子孙后代亲自出面管理国家。必须由所有者亲自出面管理一个大企业的制度，尚且不能叫好制度，更何况管理一个大国。这是个体户的思路。这个思路容不下专业分工的出现，不承认臣民之中有更善于管理而且乐于管理的专家人才。

这种制度禁止外人插手代理，它自己所提供的皇帝又如何呢?显然，生长在深宫内院的皇太子，对民间实际情况的了解必定是肤浅的，中国的儒家教育又是春秋笔法的隐恶扬善教育，告诉学生的都是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说这是理想的，等等。教的那一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一个满脑子教条和理想的书生，就是这种制度所能提供的最好的领导者。这不过是一个有德无能的最高管理者，而更大的可能是碰上一个无德又无能的管理者，一个既缺乏理想又没有头脑的败家子。这两种皇上都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很需要一些助手协助他处理六部首脑提出的复杂问题。

在实际情形中，皇上批阅的奏章，譬如孙丕扬的什么奏疏，首先要由内阁大学士——皇上的秘书——看一遍，替皇上草拟一个处理意见，用小纸条贴在奏疏的前面，这叫拟票。现在的官场用语譬如“拟同意”之类，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拟票过的奏章呈到皇上手里，皇上便参考大学士的意见口授旨意，秉笔太监持红笔记录，这叫批红。无论名义上如何规定，呈送奏章的人，总不如阅读奏章并提出处理建议的人权力大；提建议的拟票人，总不如拿着红笔写指示的人权力大——特别是在皇上又懒又好糊弄的条件下。譬如正德皇帝贪玩，太监刘谨便把奏章拿回家与亲戚和哥们商量着批，首辅李东阳也难以辨别真假。于是，就在这个并不违背常识和情理的过程中，行政权力的重心悄然转移。

《明史·职官志》总结明朝的行政权归属，说：洪武十三年废除宰相制度之后，天下事就由各部尚书负责处理。大学士当顾问，皇帝自己做决定。这时候的大学士很少能参与决策。到了第五代的宣德年间，大学士因为有太子的老师的资格，威望隆盛，地位和作用已经在六部尚书的地位之上了，内阁权力也从此超过了六部。到了第十二代的嘉靖中期，夏言、严高用事，其地位已经赫然为真宰相。不过，内阁的拟票权，不得不决于内监的批红权，于是，宰相权实际就到了宦官手里。

不知不觉中，朝廷决策，官员进退，都把持在宦官之手了。不许干政云云，早就成了一纸空文。

(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卷八讲了一个宦官对这种权势变化的亲身体会。嘉靖年间接一位宦官说：“我辈在顺门上久，见时事几复矣。昔日张先生(引者注：内阁大学士中的首辅张璁)进朝，我们多要打个躬。后至夏先生(首辅夏言)，我们只平着眼看望。今严先生(首辅严嵩)与我们拱拱手，方始进去。”

这套体现在鞠躬拱手上的礼节变迁，实际上标出了明朝行政权力的变迁。名义上权力在皇帝手里，但是皇帝不能干、不肯干，这时候，在没有合法代理制度如宰相制度的条件下，行政大权就悄悄落在皇帝的私人顾问和随从手里了。这是潜在的规矩，却是真正管用的规矩，不懂得这个规矩的人将在官场上碰得头破血流。究竟是公开代理的宰相制度好，还是明朝的悄悄代理好呢?公开代理好歹还有个公开推选宰相的过程，悄悄代理则全凭个人的私下手段，譬如刘谨那种引导皇上玩鹰玩狗讨皇上欢心的手段。

话扯远了。简单地说，就是明朝必定出现一个灰色的权势集团，一个在典章制度中找不到的权势集团。这个集团有能力让正式制度的维护者给他们让路。孙丕扬不愿意让路，又不敢得罪宦官，不能不让路。双方较量的结果，就是孙丕扬带头放弃自己手里的安排干部的权力，放弃肥缺的分配权，同时也就取消了灰色权势集团的肥缺索取权，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标准安排干部，一切由竹签和当事人的手气决定。这个抽签制度建立后，吏部的后门果然堵住不少，当时的人们便盛赞孙丕扬公正无私。在这种盛赞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人事安排或者叫肥缺分配方面徇私舞弊的严重程度。

三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考察了论资排辈的由来。论资排辈制度和抽签制度一样，都是舍弃了选贤任能功能的官员选择制度，都是蒙上眼睛碰运气的肥缺分配制度。这两种制度还可以配合使用：首先要够资格，够年头，然后才轮得上你抽签。有意思的是：在论资排辈制度的源头，顾炎武看到了我们在抽签制度的源头看到的景象。

顾炎武说，如今谈到论资排辈制度，都说起源于北魏的崔亮。读读崔亮的本传，才知道他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注2)。

据《魏书》卷六十六崔亮传记载，崔亮当吏部尚书的时候，正赶上武官得势，太后下令要选拔武官在中央和地方的政府中作官。但是官位少，应选人太多，前任吏部尚书李韶按照老办法提拔人，众人都心怀怨恨。于是崔亮上奏，建议采用新办法，不问贤愚，完全根据年头任用官员。年头不对，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也不能任命他。庸才下品，年头够长就先提拔任用。于是久滞官场的人都称赞崔亮能干。

崔亮的外甥，司空谘议刘景安，对舅舅的做法很不满，就写了封信规劝崔亮，大意是说：古往今来，选用官员一直由各级政府推荐，虽然不能尽善尽美，十分人才也收了六七分。而现在朝廷选择官员的方式有很多问题，选择标准片面，途径狭窄，淘汰不精，舅舅现在负责此事，应该改弦更张，怎么反而搞起了论资排辈呢?这样一来，天下之士谁还去修厉名行呢!

崔亮写信回答说：你讲的道理很深，我侥幸当了吏部尚书，经常考虑选贤任能，报答明主的恩情，这是我的本意。而论资排辈，实在有其缘故。今天已经被你责备了，千载之后，谁还知道我的苦心呢?

崔亮说，过去天下众多的贤人共同选择人才，你还说十收六七。今日所有选拔的任务专归吏部尚书，以一人的镜子照察天下，了解天下人物，这与以管窥天有什么区别呢?如今在战争中立下功勋的人甚多，又有羽林军人选，武夫得势，却不识字，更不会计算，只懂得举着弓弩冲锋，追随踪迹抓人。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天下?再说武人太多，而官员的名额太少，即使让十人共一官，官职也不够用，更何况每个人都希望得一个官职了，这怎么能不引起怨恨呢!我与上边当面争执，说不宜使武人入选，请求赐给他们爵位，多发他们俸禄。但是上边不接受。所以用了这个权宜之策，用年头限制一下。这就是我的本意，但愿将来的君子能够明白我的心。

顾炎武评论说，北魏失去人才就是从崔亮开始的。不过看他回信的意思，考察当时的形势，羽林之变并不是他姑息的，武人封官也不是他滥给的，崔亮用这个规矩也是不得已。奇怪的是，现在上边没有那些立下功勋的人压着，下边没有鼓噪的叛党逼着，究竟怕的是什么，还用这论资排辈的办法呢?

顾炎武说得很清楚，崔亮的办法是用来安抚上上下下的压力集团的，是被迫的让步。我们也从孙丕扬的故事中看到，顾炎武所说的“现在”——明朝末年，也同样面对着权势集团的压力。抽签等等也是不得已的。孙丕扬和崔亮这两位吏部尚书相隔一千余年，但是选官规则的形成法则相同，形成的情势相近，形成的结果自然也差不多。一个很明白的问题竟然用一千年也解决不了，真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四

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层次的选任官员的方式。表层是理论上冠冕堂皇的“选贤任能”，中层是论资排辈和抽签，底层是权势集团的私下请托，或者叫走后门。

明朝小说《醒世恒言》卷三十六介绍了一种在吏部走后门当官的规矩，名字叫“飞过海”。明朝沿袭元朝制度，吏员每三年一考，三考合格，即为考满，考满的吏就可以去吏部候选当官。但是有了资格并不一定能当上官，人多位置少，什么时候能上岗是很难说的。于是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抢先的办法，这便是“飞过海”。

《醒世恒言》中说：“原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做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挖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赃。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

当然这也不能怨绍兴人。绍兴地少人多，生活不下去，总要谋一条出路。(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山阴、会稽、余姚，人口繁多，本地的房屋耕地连一半的人口也供养不起，于是聪明敏捷的人，就进京当了都办，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到处都是这一带的人。——全中国的大小衙门里充满了绍兴人，原来是生存环境逼的。而从绍兴人的角度看，“飞过海”不过是激烈的生存竞争的一种手段。民间的生存压力，就是这样转化为官场内部的“请托制”的运行动力。

绍兴人在北京托人走后门花的钱，只是推动请托方式运行的一小部分费用，因为它只涉及到吏员“工转干”这一条途径，不过是明朝选官的数条途径之一，并且还是很小很不重要的途径。至于推动整个“请托制”运行的费用总额有多大，当时没有正式统计，我现在也很难估计。但我们知道，在孙丕扬上任前的嘉靖年间，也就是《醒世恒言》中写到的“飞过海”流行年代，吏部的一个吏员的肥缺就价值上千两银子，相当于当时一个县太爷二十年的名义工资。权贵们收了人家的厚礼，经常点着名安排某个人到某个位置。另外，在孙丕扬生活的万历年间，如果某人从官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你想让他推荐你接任，即使你的学历资格年头全够，这笔推荐费也要五六百两银子(注3)，大概相当于一户自耕农二十年的收入。上边这两个例子不过是群豹身上的两块班点，明朝文职官员的“岗”在两万个以上，吏员超过五万五，武职更超过十万，这两块斑点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管窥和推测请托费用的整体规模。

这笔官场上的巨额投资，最终自然要从老百姓身上一钱一两地捞本取利，《醒世恒言》已经介绍得很清楚了。

请托盛行，意味着谁有路子谁当官。这又大体相当于谁有银子谁当官，谁会巴结谁当官。谁有银子谁当官的道理还可以再推进一步，因为明朝的官员工资甚低，不应该有很多银子，银子多恐怕也就是灰色收入多，贪赃枉法的嫌疑大。这就意味着溜须拍马高手和贪赃枉法的嫌疑犯最有可能当官。当然也可以像《醒世恒言》中说的那样，大家先凑钱买个官当，按入股的比例分赃——这就意味着贪污准备最充分、贪污压力最大的人最可能当官。这显然是一幅很糟糕的前景：衙门里充满了贪官污吏和结伙打劫强盗，动辄敲诈一二两银子，如此用不了多久，天下就只能看见穷山恶水贪官刁民了。

在上述情景之下，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替孙丕扬想一想，就会发现他胆识过人。

掣签法一出，请托无处容身了，那些权贵，包括孙丕扬的那些花大钱钻营进来的部下，都断了一条财路。没有过人的胆量，或者头上有许多小辫子被人家攥在手里，谁还敢做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自己先断了自己的财路，谁又肯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此外，论资排辈和抽签本身堪称极其高明的流线型设计。如果要发明一种在官场中的阻力最小、压力最轻、各方面都能接受的肥缺分配办法，恐怕那就是论资排辈加抽签。资格和辈分是硬指标，不容易产生争议，这就能够持久。人人都会老的，谁都不会觉得这个办法对自己格外不公平，这就容易接受。已经老的人关系多，经验丰富，常常还是年轻人的师长师兄，年轻人很难公开反对他们，这就让反对者难以成势。至于在相同资格和辈分的条件下抽签抓阄，这是把前程交给天意和命运安排，而天意和命运也是人人尊重，根本就无法反对的。最后还有一条好处，一旦开始了论资排辈，再要废除就不太容易，代价会很高，因为耐心等待多年的编织了坚实的关系网的人们会群起围攻，说他的坏话，造他的谣言，保护自己即将到手的利益。

事实上权贵们也犯不上去招惹众怒，因为请托的道路并没有被孙丕扬彻底堵死，他只是在自己领导的吏部堵住了这条路，而吏部的考选只是官员升迁的途径之一。另外还有一条途径叫做保举。为了弥补吏部考选的不足，京官五品以上和州县正官以上，都有权保举官员。被保举者的升迁调用不论年头和资格，也不用抽签。崇祯年间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在《三垣笔记》中记载，曾有一个人求他保举，开口就要送他三千两银子，由此可以想见保举的行情。在保举的道路上，权贵们的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络绎不绝，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条溢洪道虽然不那么干净，但也起到了稳固大堤的作用——权贵们可以绕开抽签制度，无须推翻它。

到了明朝的最后几年，崇祯皇上觉得抽签选上来的官员实在不好用，又提倡保举。第一批保举出来的人果然不错，但接下来便一塌糊涂了。经皇上的倡导，保举的口子越开越大，请托方式也逐渐取代了抽签方式，溢洪道豁成了主渠道。作为主渠道的吏部也同流合污，挤入捞一把的行列，于是形势大坏。忧国忧民的人又呼吁恢复抽签制度，却发现这东西也成了可望不可及的梦想。李自成破陕西，京都大震，明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这时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崇祯听到了报告，就把祖宗牌位摆在朝廷上，让官员们在神圣的气氛中抽签定岗。当时许多地方已经成了一片废墟，有的地方危机四伏，险地和肥缺全在一个箱子里装着。崇祯规定，不管是什么地方，一旦抽签抽中了，立刻就要上路，限期到任。有的官员规避不出，就令排在他前边的人替他抽签，不能让他溜了。(注4)这就是说，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抽签制度再获新生，而主持恢复这个制度的竟是励精图治、与朝廷共命运的崇祯皇帝。皇帝本人也和孙丕扬一样让步了。皇上有权，但是找不准打击或提拔的对象，分不清敌我友，贪官污吏用信息战打败了他。

抽签当然不好，但考虑到这许多复杂情况，《明史》的作者最后还是说了许多体谅孙丕扬的话。这位史官前辈说得十分到位，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转述如下：孙丕扬创建掣签法，虽然不能辨才任官，关键是制止了放任营私的弊病。如果不是他，说不定情况更糟。这也是因地制宜，不可援引古代圣贤的话去责难他。(注5)

五

说了半天，官场上的各种关系都摆平了，大家都没牢骚了，老百姓又如何呢?老百姓缴了皇粮国税，养了千千万万的文武官员，自然期望上边派来一个贤能的领导，否则很应该大发牢骚。不过发牢骚也白发，他们的嗓门不够大，掌权者听不见。这个比喻是嘉靖和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说的，原话是：“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注6)海瑞这句话说得异常简洁精确，后人很难超越。但是这话的背后隐藏了一个可疑的前提：上边知道了老百姓的不满一定会替他们作主么?事实上，大量的官办企业经营不善，面临破产，再明白不过地表明了官员的服务对象对他们的工作不满意。这条信息通道并没有堵塞，但是那些工部和户部的官吏很少因此丢官，除非他们在官场上瞎了眼。海瑞的假定显然不能得到历史经验的证实。老百姓的嗓门确实有问题，但是加害于人或者造福于人的实际能力更成问题。

这就是说，在进行官场谋划，努力摆平各种利害关系的时候，无须考虑老百姓的压力，他们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压力集团，甚至连一个舆论集团也不是，不过是一盘散沙。那时候又没有“海选”的手段，难道某粒沙子还能跑到吏部去为你争肥缺或者砸饭碗?”如果不能，考虑他们岂不是多余?

作为整个政权的根基，老百姓在理论和原则上非常重要，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因此才有了“选贤任能”、“为民父母”、“爱民如子”之类的大原则和正式规则，以免洪水泛滥，大家遭殃。如果真能做到这一套，老百姓也会感到十分幸福，当牛作马虽然免不了，皇亲贵族的三宫六院和伺候他们的万千宦官也要好好养活着伺候着，但身边毕竟有了一个好牧人。只要他早出晚归，兢兢业业地替天子放牧，屠宰的季节和数量掌握得比较有分寸，老百姓也就像鲁迅说的那样暂时作稳了奴隶。

但是在现实的制度运作中，老百姓什么也不是，无论是压力还是牢骚，什么也传不上去，这就难免“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因此就培养出了敲诈勒索，勾引出了官场请托，豺狼饿虎们一个个地混进了牧人的队伍，吃得牛羊们纷纷断子绝孙，这便是最黑的潜规则。按照鲁迅的比喻，这就进入了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论资排辈和抽签法可以算作灰色规则，位于白色的正式规则和黑色的潜规则之间。沿着这条灰色道路上来的放牧者则是个大杂烩，勤狗懒狗好人坏人豺狼虎豹都有，老百姓赶上谁是谁。这条灰色规则能够大体通行，已经很不容易了。在老百姓什么也不是的情况下，孙丕扬等有觉悟勇气的好干部，运筹帷幄，建立各种同盟，巧妙地动员官场上的各种力量，经过努力才给牛羊们争取到这个政治成果。这个成果的取得，既可以称之为成功，也可以称之为失败，这大概也是各朝代总能够维持二百多年，最后却终于难免灭亡的道理之一。

2000年第12期 我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经历　作者：柯　华

1935年12月9日晨,天未亮,严寒,燕京大学的学生队伍在向北平城里进发的路上,大家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也许现在人们很难想像我们当时激奋的心情,这不是一般的呼喊口号,这是全北平学生的怒吼,是全国人民的怒吼。这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的北平学生都热泪盈眶,把积压在心头多时的激情像火山爆发一样放声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即像烈火燎原,在全国声势浩大地蔓延开来,写下了中国近代史上一页重要的篇章。

毛泽东主席对“一二·九”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作了很高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一二·九”运动发生在国家危亡的严峻时刻。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又攻占了山海关,接着又占领热河,突破长城上各个口子,华北门户大开,日本侵略者随时可以攻占平津。

1935年6月,日寇以武力威胁我国华北地区,当时何应钦秉承蒋介石、汪精卫的旨意,与日军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定了“何梅协定”,使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沦丧。

1935年8月,日寇促使国民党和汉奸又策动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积极筹组“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为统治华北的傀儡政权,企图把华北建成第二个伪“满洲国”。同年11月汉奸殷汝耕於通县成立冀东22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直逼北平城郊。

在华北五省人民即将像东北一样沦为亡国奴的时刻,蒋介石仍然顽固坚持其自“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主义”的对外投降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的对内政策,并对“一二·九”学生运动实行坚决镇压。

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了与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方针。1935年8月1日,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亡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抗日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此同时,红军长征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党的“八一宣言”是对“一二·九”运动的政治领导,红军北上胜利大大鼓舞了进步青年。后来党中央又派刘少奇坐镇北平,北平的地下党在少奇同志的领导下,正确地对“一二·九”运动实现党的组织领导。

1936年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在一定程度上与“一二·九”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完全赞同“一二·九”的政治口号,并从北平调了一批东北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的学生运动领袖到西安张学良的部队工作。西安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学生在推动张、杨将军发动“双十二”事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双十二”事变的结果使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以失败告终,而全民的抗日统一战线得以实现。“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史证明毛泽东主席下面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一二·九’运动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准备……‘一二·九’准备了‘七七’抗战”。这里,毛主席所讲的“准备”当然是指全面的准备,也就是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群众运动上……等等的全面准备,我想也包括干部队伍的准备。“一二·九”运动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很多人都成了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以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燕大“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黄华同志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一二·九”运动对当时的许多青年学生的人生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之后,北平进步学生很快就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到平汉铁路沿线的农村,向农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这对培养我们这些青年学生的群众观点是个极重要的开端。宣传团被反动军警押解回北平后立即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从此,党通过“民先”和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了大量的活动,使我们在这些活动中受到深刻的锻炼。当傅作义将军在绥远抗战时,我和几个同学参加陈波儿、崔嵬的剧团到归绥(今称呼和浩特)、百灵庙慰劳抗日战士;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时,我和两位男同学和三位女同学装扮成三对情人去通县“侦察”敌情;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我参加燕大慰问团到前线慰问二十九军吉星文团长(吉鸿昌将军的侄子)率领的抗日战士;7月28日,日军进占北平,是日清晨,我奉命在日军进占南苑机场之前先去拍南苑的照片。我从南苑这边大门进去,拍完照,看到日军已从另一大门进机场,我急速骑自行车从原来的大门飞奔回校。

在这之前,民先队还组织了话剧团在郊区演出,并组织歌咏队、社会调查、集体早操、野外宿营、打雪球战等适合团结更广大青年的活动,锻炼了大家的集体意识、团结意识。少部分人还在党的领导下深夜秘密在校内散发和张贴传单。在1936年“三·三一”抬棺游行后,学生运动进入暂时低潮时,社联积极组织领导读书小组,大家都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我个人还专心钻在图书馆里硬“啃”完英文版的《资本论》,读了两遍。正是在这些锻炼和学习中,大家的革命意识逐渐增强。后来又受了美国记者斯诺的影响,看了他的《西行漫记》,听了他介绍红军的讲话,看了他从延安拍回来的纪录片,还得知了许多红军胜利的消息,所有这些都增强了我们的革命意识。到1937年4月燕大地下党提出组织参观团去延安时,立即有多人报名参加,但考虑到人数太多,容易引起反动军警的觉察,因此参观团共只十人,我是其中的一个成员。为了混过国民党的耳目,我们都打扮成公子、小姐的模样,打的旗帜是“燕京大学学生旅行团”,到了延安,引起极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全国第一个从白区来的学生参观团,又是在“一二·九”运动以后来访问的,因此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除周恩来同志当时去西安和国民党谈判外,几乎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接见了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实际上是给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对我们的教育很大。许多红军将领也接见了我们,或专程到我们的住地来看望,同我们进行亲切无间的谈话,讲故事,讲打仗,讲长征等等,对我们的教育很大。他们也热切想知道“一二·九”运动和白区的更多的情况,我们也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要求。

这里要特别讲到毛主席两次接见我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参观团到达延安的第二天下午四点钟左右,毛主席就在他的窑洞里接见我们,一直谈到晚上八、九点。毛主席一开口就说,苏区一直还没有从白区来过学生访问团,他热烈欢迎我们,希望以后有更多的学生访问团来参观。大家都觉得毛主席的话不是一般的客套话,而是真诚恳切的欢迎和嘱咐。在这次接见中,毛主席谈了他对“一二·九”运动的重要评价,使我们受到很大鼓舞。他并问了一些北平新学联和旧学联的对立情况,但他没有多问华北政治、军事的情况,看来他对这些情况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也了解得很透彻。他对日本在华北的军力和摆布都讲得很清楚,就像给我们讲故事或者像老师讲课一样,连讲不停。

我们向毛主席提出几个问题:抗日战争能打得起来吗?怎样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能否实现?那么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我们怎样能和它联合起来呢?关于对日作战问题,毛主席详细讲了游击战、持久战,使我们茅塞顿开。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这一天没有谈,他说过几天,将在一个延安活动分子大会上作报告,让我们参加这个大会。过了几天,给参观团发来去参加活动分子会议的十张票。毛主席在会议上作了统一战线和抗日战争问题的报告。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和前三天接见时的讲话,我们的一切问题都得到圆满的解答,大家对形势的认识大大提高,对抗日战争必胜的信念大大增强。我们对延安几天的访问收获很大,而毛主席的谈话和报告是我们这次参观访问延安最大的收获。

在离开延安的前夕,毛主席又一次接见我们。毛主席亲切嘱咐我们:“现在国共合作大致没有问题了。你们可以高兴地回去,我们对于北平的学生抱着极大希望,北平是国家的前线,你们的一举一动对全国影响很大。从最近的国际形势看来,日本不久就要进攻中国,希望你们能做全国人民的表率。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立场是坚定的,共产党是你们忠实的朋友。”毛主席的话多么亲切,真是诲人不倦啊。

遗憾的是,当我们要求和毛主席合影留念时,他没有同意。他解释说,你们还要回到北平,和我合影,万一被国民党查出了,对你们很不利,甚至是很危险的啊。

燕大学生参观团回到北平后,我们就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特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林老的谈话以及延安各界真情待人,上下平等,官兵一致,民主活跃,生动活泼,歌声四起的充满活力的气氛在进步同学中,甚至有时在公开场合广为宣传。不久后,燕大又组织第二个参观团去延安,其中也有我介绍的两个外校的同乡学生。

“一二·九”运动就是这样锻炼了我们。参加救亡运动的许多青年学生都在后来到解放区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大家都抱着民族仇、报国志的激情弃笔从戎,投身到抗日救亡的前线。

现在“一二·九”奋斗的目标已经胜利达成。日本帝国主义已经被打倒。其他帝国主义在我国的势力也已被肃清。全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为建设一个强大富裕的祖国而阔步前进,我国已经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家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人民生活还不够富裕,我国前进的道路还任重道远。

(1)“和平与发展”虽是世界形势发展的主流,但是美国的顽固派仍疯狂反华。霸权主义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仍在跃跃欲起,他们的影响和力量也不可小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对现在年轻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就显得较薄弱。像我们这一代人在学生时代,每逢“国耻”日,都举行专题报告、演讲会、演出、出壁报、甚至游行……等热烈纪念的活动。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些老人对每件国耻大事都还能清楚记得,烙印在心。而现在的青年学生对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血斑史究竟知道多少,值得大家深思,采取切实可行办法,选定几个主要的国耻日有声有色、扎扎实实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现在人才外流问题虽已引起领导方面的注意,但基础工作还是必须从加强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着手。现在通过考试招聘一些相当高级的干部,其条件有些地方只是强调文化程度和职业才能,这两条无疑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没有相当的文化水平和职业学识是不可能担负起复杂的经济领导工作的。但是光有上述两个条件,我们选择干部的标准,就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差别了。选择干部的标准在注重“才”时,仍应强调“德”字。讲“德”,主要内容起码应该是“爱国主义”,这个“国”,就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才能”是靠不住的。我们要求的只是“爱国主义”,“爱社会主义的中国”,而不要求其一定要信仰共产主义,这是信仰自由问题,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但作为国家干部爱国与否是不能选择的。当然,爱国与否是不能光靠一次考试的答卷就能了解,而是要通过平时并在招聘工作后进行经常的考察和教育的。

(2)群众观点问题:有史以来,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虽然统治阶级有时也出现一些为群众谋利益或保护群众利益的令人尊敬、名扬千古的伟人,但就其整个阶级而言,他们总是与人民群众对立,剥削和镇压人民群众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代表,我们的革命是靠群众的支持取得胜利的。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是为了群众的利益。忘记群众,就是忘本。

我们选拔干部,还必须考察其群众观点,没有群众观点,不管其文化多高,才能多大,都不可能是好干部,甚至会做出坏事的。

群众观点的核心是为群众服务。这就首先要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领导和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要经常深入群众,踏踏实实地做好调查工作。而现在不少干部与群众的联系很少,很少。即使有时一些人似乎是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到群众中去了,实际上也只是表面文章,心不在焉,什么问题也没了解,更谈不上解决,更糟糕的是甚至借机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影响极坏。

现在群众意见最大的当然是腐败问题。贪污腐化问题,中央已经讲了很多,只要坚决认真大力贯彻就是了。讲了十几年的干部子弟问题,最近中央又有重要指示,朱总司令已经给我们树立了很好榜样,各级领导干部只要真正按此去做,是会得到人民的拥护的。群众对浪费的愤怒丝毫不亚于对贪污受贿的愤怒,浪费是犯罪,这是我们党早就严正提出的问题。但是大吃大喝全国一年浪费吃掉上千亿,迄今还是屡禁不止。而比起吃喝更大的浪费有的是,一任官职,必要修建一座什么豪华阔气的办公大楼、宾馆、纪念性的雄伟建筑物……以显示自己在任的政绩,名存千古。总统套间几乎成了一些中等城市政府迎宾馆必有的建设。但实际上几乎完全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总统到这些总统套间住宿,即使外来的富豪,也很少对此问津,结果多是国内一些领导干部住了,反正房子空着,不住也是浪费,但你住了,就脱离了群众,就引起群众的严重不满。在城市建设中这类不必要的或者可以缓建的“超前”建筑似乎越来越多,现在城市人民的住房问题还很严重,很多家庭仍然拥挤不堪,我们应该多考虑考虑这个问题。有些庆祝活动,花钱太多,外国人都笑话我们,说我们是傻瓜,才这样花钱,对此大家意见很多,不应不引起重视。

我们的财政收入是哪里来的,不就是税收来的吗?税收就是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浪费人民群众的血汗钱,就是对人民的犯罪,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富裕,还有几千万的下岗职工,有几千万的人民未解决温饱问题。我们国家还不够强大,急需的建设项目还很多,我们在花钱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多多考虑这些问题吗?

(责任编辑 师 文)

2000年第12期 悼胡绳　作者：李　普

十月五日上午,新华日报老友李慎之来电话,说胡绳去世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差一点哭出声来。我一时语无伦次,在电话里说我十分悲痛,说我在新华日报写的那个专栏,几乎每一篇都曾得到他的指导。然后我才问老胡去世和治丧的情形,慎之也不知其详,要我问社科院办公厅,告诉了我电话号码,说那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班。我这才知道他是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的,先在他家里设个灵堂,已经派人去布置了。第二天我去到他家里,向他的遗像鞠躬的时候又不禁热泪盈眶。

我是先熟识他的夫人吴全衡才同他熟起来的。1940年我到新华日报当记者,她已经先在了,记者就我们两个人,我叫她小吴,他叫我小李,从此逐渐成了好朋友。1980年前后有一次在人大会堂碰到了,两个老人依然小李小吴地叫,惹得旁边的几位老人大笑起来。

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总督投降。他们是皖南事变以后去香港的,在那里结了婚,这次脱险回到重庆。胡绳也进了新华日报,主编副刊同时当研究室主任。他在学术界进步人士中很有声望。1944年我身体垮了,不能再熬夜,从夜班编辑部转到研究室,成了胡绳的部下。“部下”这个词是事实,但是在当日的新华日报,这个词似乎不大很贴切,因为大家觉得彼此都是共产党员,是平等的,只是各有各的分工,很亲密,不强调什么上下级。我的任务是两项:写一个向大后方的读者介绍解放区的专栏,每月三四篇;编一个介绍解放区的专刊,每周一期。

解放区原先叫做抗日民主根据地,主要是进军日寇后方开辟起来的。抗日推动了民主,实行民主才能有效地抗日,在万般困难中取得胜利。抗日与民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我写的那个专栏《解放区漫谈》,就是用具体的事实从各个角度来证明这个道理。后来我进一步论证,在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环境中生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民主的,是逐步清除自己身上的封建专制流毒而成长壮大起来的。

写这个专栏,后来我屡屡回想,对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训练,这就要感谢老胡了。他与我同年,确实比我高明,我很钦佩他。那时我没有到过解放区,只能靠阅读解放区的报纸和极少量的书刊。当我从阅读中逐渐接近了一个主题,再进一步搜集材料又再三思索之后,似乎明确了又似乎还没抓住,我就去找老胡。办公室狭小而又拥挤,不可能详细谈,我就在下班以后往他家里跑。所谓家,也不过是小小的一间房罢了,那时候他们的长子伊朗已经出生,也挤在那间小房里。好在我同小吴是好朋友,他们夫妇俩都不会讨厌我。我首先简单说明来意,然后详细讲故事,就是详细讲我已经掌握的材料,最后讲我的打算,打算拿这些材料说明什么观点,也就是怎样立意或者说从什么角度写。我提出两个或者三个想法来,请他帮我考虑。

现在回想起来,十分清楚的是他每次都很认真地听我讲,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他也没有到过解放区,多次说我讲的这些是他闻所未闻的,有些问题是他不曾想到过的。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有时候从我的两三个想法中肯定一个,有时候另外提出他的意见。不论哪一种情况,哪怕是肯定我的想法并且完全顺着我的思路,我觉得他也往往比我站得更高、想得更深。这种谈话或者讨论无拘无束、兴味盎然,使我很受启发和鼓舞,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于是写这些文章成了我的一件乐事。这种讨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当我得知他去世的噩耗,我这种心情就冲口而出,成为我的第一个反应。我这样悲伤,慎之在电话里也感觉到了,他说,啊?原来是这样。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胡绳比我先去上海。他10月份接到通知,我赶紧把那些文章挑选了一番,编成一本小书,命名为《光荣归于民主》,请他带去出版。这本小书年底以前就在上海出版了,据说大受欢迎,在上海和京津等地很走俏。东北解放得比较早,东北书店把它翻印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中外出版社”秘密出售,卖出了上千本。由于出售包括我这本小书在内的进步书籍,这个出版社有五位地下勇士坐了国民党半年牢。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专制独裁,害怕民主,不允许人民起来实行全民抗战,只能由他的军队片面抗战,从而屡战屡败、丧师失地,很快便变为消极抗战,因此更加引起人民的愤恨。他便更加害怕人民,更加害怕民主,更加加紧专制独裁。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把这一套带到刚刚收复的地区,立即暴露了自己的面目。解放区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新世界,她民主抗日的实践对国统区的读者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也就不言而喻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把这本小书改名为《我们的民主传统》重新出版,重新编排了次序。后来老友王若水对这本书表示赞许,说它对研究民主问题有用处。我说书名改坏了,依然叫《光荣归于民主》就好了;他说那倒也不要紧。前年我看到他夫人冯媛的一篇文章,其中有的材料好像引自我那本小书,不论是不是,她那篇文章又一次把我引入了那一段美好的回忆。

胡绳同乔冠华是好朋友。有一个傍晚在我们研究室门口的走廊上谈天,乔冠华说他不能离开老胡。在朋友们闲谈中发生争论的时候,若没有老胡在场同他站在一起,他往往吃憋,被人家抓住小辫子。如果有老胡在,周密论述,化解他的小辫子,他们一定赢。我认为这两句话是一幅逼真的速写,寥寥几笔把这两位大才子的特点勾画出来了。一个人的长处往往也是他的短处,两者同时存在,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乔冠华才华横溢、豪气干云,有时候暴露出那硬币的另一面来就是失之于疏狂。胡绳呢,他思虑周详、逻辑严密,另一面就是失之于拘谨了。这是我个人的印象,不知道对不对,也许可以说“虽不中,不远矣”了吧。

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我同他夫妇俩常有接触。后来我去了广东,十三年中很少相见。文革以后重逢,他给我看他的两首绝句,是临时用铅笔在一小块破纸片上写给我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他会写格律诗,而且精于此道。以后几年中我看了他一些文章,感到他在作文处事中那拘谨的一面大大发展了,这使我渐渐产生了一种惋惜的心情。我没有资格在学术上对他作出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十分钦佩他和感谢他的朋友,这种惋惜的心情越来越深。八十年代有一次参加一个什么会,碰到了,我对他说:

“你是个学者,还是回书斋去做学问的好。”

他说:“我自己也这样想。又拉上我了,推不掉。”他说的又拉上他的是件什么事,现在记不起来了。

近几年我发现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是经过认真反思的重大变化。我读了他1998年《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这篇大文章,非常高兴。我由于写作“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及其前后”而回顾了毛泽东这一名著,读胡绳这篇文章就好像当年到他家里向他请教,又如坐春风,又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感觉,好像我又看到了当年的胡绳,那个求实的学者和坚强的民主斗士。

《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里有一段话,加深了我这种感觉:

“从1957年以后,我越来越感到在我的写作生活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矛盾。似乎我的写作在不是很小的程度内是为了适应某种潮流,而不是写出了我内心深处的东西。……为顺应当时潮流,我写过若干与实际不符合、在理论上站不住脚的文章。”

胡绳觉醒了,重新站起来了,我感到十分庆幸。史学家蔡仲德教授研究冯友兰,提出了“冯友兰现象”一说,认为冯氏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回归自我。胡绳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呢?主要是,可不可以说他最后这几年是回归了自我呢?我认为事实是这样的。至于中间那一段他曾经失去自我,大概也没有疑问。

我打电话向几位朋友请教。有一位说,这几年胡绳确实解放了,在这几年之前,他明显地束缚太深。另一位说,他早年尊重实际、倡导民主,是一位勇敢的民主斗士,最近这几年又表现出这种气概来了。再一位说,我举个例子吧:这几年他说现代史中许多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他曾经批评黎澍,说黎澍常常在文章里说些不负责任的话;这几年大改变,说黎澍在当年那种环境中,敢于挺身而出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不起!

他那篇再评价《新民主主义论》的文章受到某些人批评,我想早在他意料之中,为了追求真理,虽九死而不悔,他无所顾忌。他经过长期的曲折,晚年重新显出这种精神来,我要说,这多么不容易,了不起!

我感到他既已回归自我,必将作出更大的贡献。正当我同许多朋友一起这样期待的时候,他突然离去了,这使我更加深深悲痛!

2000年11月10日写完初稿,17日改定。

2000年第12期 家庭出身与我的个人遭遇　作者：李小安

我出身于一个富农家庭,父亲又是反革命分子,有这双料背景,在那出身定“终生”的年代,就为我留下了难以抹掉的“烙印”。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今天看起来有些荒唐可笑,但在当时我却笑不起来。

有教无类乎

“镇反”时,父亲于1952年冬“落网”。那时我们全家都在湖北应城,父亲是一个石膏矿上的工程师。母亲后来说:父亲是CC分子。

迫于生计,1953年春,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四人千里迢迢回到老家投奔三伯。三伯是父亲的亲哥,那时父亲的父亲——我的爷还在。

土改时老家定为富农。前来求生的我们,却投到了“黑窝”里。

到老家那天,爷和三伯一家都拉长了脸。我和哥是一对双生儿,少不更事,傻呵呵地东看西瞧,忽见昏暗的屋里一个老太婆在一块木板上用手轻轻地揉着面团,一根两头尖尖的小木棒飞快地旋转着,像变戏法似的小小面团忽地成了一大片。我哥俩正看得入神,母亲过来说:“去,给你们的亲娘磕个头。”我感到万分奇怪,半路上怎么又多出个亲娘来?以前从来就没有听说老家还有个亲娘呀!就在我跪下磕头时竟意外地发现娘有一双小脚。

娘是父亲的“糟糠”。我喊了声娘又磕了个头,母亲算是有了“交待”。吃上了娘做的酸汤面叶,我们就多了个娘,也就多了个依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有了“双向认同”。日后,娘果真极专注地“拉把”起来了,就像母鸡呵护雏鸡那样,只是光讲奉献不计回报。

回到老家之后的热劲还未降温,三伯就给了根鞭子,冷冷地说:放牛吧。我从此成了小牛倌。我个子矮,比牛屁股高不了多少。但我知道了要想吃饭就必须去放牛。

从此,童性泯灭了。我不愿意与牛为伍,有时便望着这两头“哑巴”发恨,火气一上来就抽它两鞭子。

好在我和哥是对孪生,有了这优势,可以一天放牛一天上学,轮流“值班”。上学只需要一套课本,一个座位。娘喂了五只鸡,卖鸡蛋的钱要买煤油、盐、针头线脑。每逢新学期发书的时候,娘就拿出一分一角攒起来的钱,去买书买本。为了省钱,舍不得买作业本,一次娘拿七个鸡蛋卖了四角七分钱,向姨姨要了三分钱,买了一刀毛边纸,使我们哥俩如获至宝,用了正面用反面,惜纸惜字,整整用了一学期,只是老师直埋怨我们写的字太小。

这个黑窝里名副其实的“窝主”是我的爷。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头稀疏枯蒿般的衰发,两只手抖抖索索,是个干瘪老头。当年如何剥削农民,他当然不肯讲,我也没有听人讲过。至于他当年还有什么反动表现,我挖空心思只想起一件事:

一日,爷去地里干活,刚走出大门,天上飞机嗡嗡飞过,他头也不抬,也毫不回避地骂了一句:“妈×,俺的飞机。”他说这话时听到的人很多,其中包括贫下中农。爷说“俺的”可能就是指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地方1947年就解放了,哪能飞到这里来?只能说明爷贼心不死,大白天说了一句梦话。大家并不以为忤,反而哄笑起来,留下了一个“笑话”。至于我是否为此受到影响,坦诚地说根本没有。只是因其可笑,我才记住了。在我回到老家的第二年,爷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

真正使我受到教育的,还是共产党。初小四年,我虽只上了两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我奇迹般地考上了高小,又上了一个“台阶”。

高小在六里之外,叫李庄完小。宽敞的教室,明亮的玻璃,深咖啡色的桌椅,比起趴了两年的木板课桌,土孩们挤在一起的情景,这里是到了“天堂”。在第一堂音乐课上,伴着脚踏风琴的旋律,我学的第一首歌是:

小鸟在前边带路,

风啊吹向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自花园里,

来自草地上。

他们都说世界上,

有我们就更幸福,

他们都说世界上有我们就更幸福。

唱呀!唱呀!唱呀!

跳呀!跳呀!跳呀!

亲爱的领袖毛主席,

和我们一起,

过呀过那快乐的节日。

那是学英雄唱英雄的年代,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一串串珍珠般闪光发亮的名字激励着每一个同学。校园里生机勃勃,校风正,学风浓。老师尽心尽力,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迪。

1956年,合作化运动如火如荼,我们都入合作社了。我再也不给三伯放牛。母亲已在原阳县一个乡村教小学,月薪不高,生活倒能维持。苦的还是我们的娘,五更起来做饭,为了我们哥俩要早早吃了饭到六里外去上学。

我家是队里的缺粮户,放假就拚命挣工分弥补亏空。但苦和累并不妨碍我求知欲望和积极向上的进取心。我全身心地扑在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上。课余时间,我浏览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那段关于生命的名言是我的座右铭。我很想学业有成,报效祖国。

高小二年,飞逝一般。毕业考试后发下了毕业证书,我一看成绩表上竟全部是五分,来了个满堂红,我成了同届毕业生中的姣姣者。

时值1958年“大跃进”,教育也跃进,提出了要普及中学教育。考中学的试题很简单,20分钟我已把试题做完。时间之短,竟使监考老师告诫我说:“还是拿回去,再检查一遍!”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20天后我却收到了不被录取的通知:

李小安同学:

经校务会研究决定不予录取。

焦作九中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哥也收到同样内容的一份,我永远地记住了这个“黑色”的日子。

我哥俩抱头痛哭。娘为我们做了荷包蛋酸汤面叶,娘放下只有我们病了才得以吃到的饭,叹口气悄然退到一边,因病正休息在家的母亲,拉起妹妹找学校去讨“说法”。

在母亲得知我们的成绩均在95分以上时,母亲准确判断到我们落榜的原因后,反倒冷静下来,孩子们已经努力了,出身不好是孩子们不能改变的。

当了“下窑黑”

1970年春,公社开了个小煤窑,把下窑的指标一杆子就插到了生产队。我已在“广阔天地”干了多年,磨了一手老茧,在生产队能独挡一面,生产队长立刻就“号”上了我。

这一带煤矿多,都把去国营煤矿当工人叫下大井。下大井的煤矿工人工资高,吃商品粮,非“根正苗红”者莫属,连大姑娘择婿,煤矿工人都在选择之内。

同样是挖煤,小煤窑就差多了。旧社会把小煤窑的工人叫“下窑黑”。因安全设备差,常出事故,所以广为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有女不嫁窑黑郎,一年两头守空房,初一十五见一面,染个乌嘴黑胸膛。”

解放后的小煤窑,情况到底有所改善。生产队长正式通知我时,还点到一个“优厚”条件:那就是除了上一班由生产队记一个劳动日外,小煤窑每天补助入井费七角。

我去“赴任”了。这里条件果然差,没有高高的井架和机器的轰鸣声,只有碗口粗的钢管支起的三角架,顶端有个滑轮穿着拇指粗的钢丝绳。因为正在往上吊煤,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几个灰头黑脸的人在井口忙碌着。

我在更衣室找到了班长。下井前,工人们都在更衣。

班长是个中年人,见了我很和善地点了点头,递给我一双短筒胶靴和一顶柳条安全帽,说了一句戏剧术语:你的行头。在这里我很快结识了一个叫“狗妞”的小伙伴。在我们乡下,男孩多叫女孩名,冠以狗呀牛呀。据说名字起得“贱”了,反倒成人。因为连阎王爷都男尊女卑,因嫌弃便不派小鬼来勾了。

终于到了下井那一刻。班长分配我去拉“拖”。“拖”是拉煤工具,一米长的木架上拴一个长筐。木架下边安着四个烧饼大小的木轮。拉拖人身佩襻带拉拖把煤拉到井底,然后重新装筐上井。

拉拖并不好干,劲用小了丝纹不动,劲用大了就翻车,越急越手忙脚乱,几番折腾就大汗淋淋了。

狗妞悄然而至,见我这狼狈相,嘿嘿地笑起来。他也是个拉拖的,钩住拖,两只手扒住两边的断梁折柱,拖很听话地跟在屁股后。我埋怨班长第一天上班就分我干这个勾当,狗妞说这是班长照顾我,没有硬任务,拉多少算多少。这一班我拉了九拖。

半月后,班长提升我当了“老掘”,交给我一把掘斧,任务是负责更换那些断梁折柱。无疑这责任重大,危险也增加了,但我获得了某种信任感。

我当老掘的第三天,已完成了搁茬任务。快下班时,不由的弓腰跑到同班赵孩那里。他长我几岁,人很忠厚,常给我以指点。他正在回采,巷道西边已经采空,稀稀拉拉几根木柱顶住棚底,赵孩靠着一根木柱歇息,我望着顶棚已经呲牙咧嘴,说了一些注意安全之类的话。赵孩咧嘴还笑了一下。

我返回原来的地方刚坐定,忽见一个拉拖的像兔一样从我身边蹿过,结结巴巴:“快……赵孩,灯……倒了。”我心里一惊,掂起掘斧就往外跑,这时所有的窑黑已经聚集在大巷里了,个个像霜打一样。

这是一次重大塌方事故,赵孩是大意失荆州,一盏灯真的倒了。

我亲眼目睹了几幕惨祸,回到家里就“罢工”歇了几天。哥哥见我没有上班的意思,只好冒名顶替。俩人一商议,干脆按月轮换,像小时放牛那样。

几个月过去了,倒也风平浪静,相安无事。

在哥值班的一个月,一次他睡过了头,等我干完活回来时还是个凉水锅,肚子饿得哇哇叫,拌了两句嘴,哥一睹气不上班了,也就是这一班发生了瓦斯爆炸!

自从听说瓦斯爆炸那一刻起,哥也开始罢工了。

我前边说过,因为我和哥是双胞胎,可以“鱼目混珠”,我下煤窑干累了,干泥瓦工的哥哥就能替换我几天,我也有了学泥瓦匠的机会,这正中了爷爷当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会跟,跟个木匠泥水匠;不会跟,跟个道士和尚。”爷是泥水匠出身,我也学起泥水匠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里大模大样去小煤窑上班,暗地里拜师学艺,不显山不露水。

哥学了三个月正式出道,开始了走百家门吃百家饭,吃在外边省在家,挣了钱自己花。我将步其后尘。

一次荒唐相亲

联姻历来讲究门当户对,俗话说:官找官,宦找宦,庄稼人找个背扁担。我兄妹四人,在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婚姻也受到影响。大哥只好入赘,当了上门女婿,小妹远嫁高攀去了。我哥俩则留在老家困守愁城,亲戚也爱莫能助,婚姻大事被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

记得妹妹出嫁时,村上的“老见识”背地就曾点化我,给她换亲。妹妹有个小姑,年纪相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还有换亲这一说,感到很奇怪,亲怎么能换呢?大概是这个“老见识”已预感到我要打一辈子光棍了,才出如此下策吧。之后所发生的一切,真还被他言中了。

后来哥当了泥水匠,掂起瓦刀云游四方,在这一带已小有点名气。一次去盖房,盖房子的主人家有一女尚未出嫁,哥从开始盖房之日便与其女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情意绵绵,相见恨晚。谁知房子盖成之日即为分手之时,这一家就是拿女儿去换亲了,给她哥换回个媳妇传宗接代!

换亲也是无奈之举,谁有头发会去装秃呢?这里是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有人给我说过宽心话:有苗不愁长,有这灰滩不愁驴打滚。机会终于来了。

1972年腊月的一天,妹妹打发她的小叔来通知我:有紧要事相商。我赶到妹妹家才知道是婚姻大事。从妹妹嘴里得知:她婆家有一老亲戚是个右派分子,膝下一子老大不小也是尚未婚配,最近一个时期经常往长垣县那边跑,那边很穷,有女愿意嫁过来,不讲成分,何不跟上去摸一摸?

我一听这个“摸”字心里就凉了半截,说个媳妇是有的放矢,去摸媳妇就是望空扑影!况且长垣县距此地少说也有二百里,人地两生,哪有现成的媳妇叫你摸?

经不住妹妹再三督促,我才不情愿地到她老亲戚家里见到了“船”(船可以把我送到爱情的彼岸,故戏称之)。

长垣是个穷地方,人穷志短,有的人家就把女儿当摇钱树,吸引心急火燎的光棍上钩。大米白面源源不绝送上门,到最后人财两空,大有人在。也有的人家为女儿计,只要能跳出穷坑,衣食无虞就行。

“船”把问题说得明明白白:失败和成功相伴,何去何从自己决断。

我回到家里一五一十向哥作了汇报,哥一听就摇头。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今日不办,更待何时?商量到最后,决定由我代兄相亲。

我与“船”商定了日期,1972年腊月二十一动身,这天我把过年的新衣穿上了,背上大米装好钱,与“船”一道踏上征程。其间跨五县二市,还要坐小火车。到了长垣县城,只觉得一个县城其实就是一个大村庄,出了县城,所到之处不见麦垅,只是白茫茫一片盐碱地,像下了一层小雪。

“船”路熟门熟,傍晚把我带到一个小村的一户人家。“船”告诉我:这是赵队长的家,“船”与赵队长稔熟,一见面就到一边嘀咕去了。我进屋后没人让坐,四下环顾,家徒四壁,竟无一桌一椅。门的一侧用高粱秆围个圈,里边装着大半圈白花花的红薯干。那边灶房里风箱呼打呼打地响着。没有煤火,屋里像冰窖一样。一家老小都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补着花花绿绿的补丁,还露出了棉絮。我们已经够穷了,这里更穷!生产队长尚且如此,一般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船”进屋告诉我:“茬”不现成。好在我早有精神准备。有意思的是这地方也把说媳妇说成“茬”,这叫法与我家乡一样。

“船”向我使了个眼色,我心领神会地从包里拿出两瓶焦作大曲放到桌上,“船”说:“赵队长,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条路还要常来常往,喝酒喝酒。”赵队长一听说喝酒,精神为之一振,赶忙吩咐炒了白菜,席地坐砖,一人一黑瓷粗碗喝起来。

我早有所闻,此地酒风甚盛,越穷越喝,背上二升红高粱也要换五分钱一两的红薯干酒。这里无酒不成事,喜酒之人喷起酒话,要个星星都敢应允。

果然,赵队长酒过三巡,拍胸打肚:明天就给“摸”个“茬”!我知道这是一句酒话,不敢全信,但也不可不信,人总是往好的方面想。

第二天,赵队长果真借酒力余劲“摸”茬去了。下午,赵队长乐颠颠地回来,他说有个“茬”是老俩口的“晚瓜女”,刚从县里学裁缝回来就叫我给摸住了,算你七字不好八字好。

我急忙问:“会不会做饭?”也许我的标准也太低了,赵队长竟不屑一顾,还颇不耐烦地说:“那是手到擒拿的事。”

这首要一条没有问题,我也就放心大半。对方还学过裁缝,我超额完成了任务,哥一定满意。

赵队长又说:“我把你的事摊开了,是一对双生儿,大的在家忙,弟代哥来,俩人的长相差不多,见到弟就见到了哥了。停一会‘茬’要来相一下。”

说是停一会,一直等到天全黑。黑灯瞎火连个灯也没有,“茬”真地来了。赵队长赶紧划了一根火柴吸着了烟,在那一刹间,我见“茬”瞟了一眼。还没有等我看清,火柴熄灭了。“茬”低低与赵队长嘀咕了几句,倏地走了。

赵队长说:“这事八九不离十了。‘茬’刚才说,如果就是这模样,定了”。

成了,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形势发展之快出乎我意料之外,以至于真成事了,我还恍惚如在梦中一样。

当晚我随赵队长回访了“茬”家。没有再见到“茬”,只见到了二老。悉数将三十元钱、二十斤大米奉上权作见面礼。我还与哥的未来泰山说了些礼物菲薄不成敬意之类的客套话,彼此客客气气。没有“钩鱼”之嫌,坦诚相待,明明白白。殊不知就在这明明白白中,不知不觉地就叫套住了。

赵队长作了最后陈述:过年“破五”我带辆卡车要一车煤。“茬”她娘也去,没啥问题赶快办,防止夜长梦多。

赵队长是要煤,哥是要人,两家两便。我慷慨应允后还追加了一句:到时候喝焦作大曲。赵队长眼都眯成了一道缝:那酒好喝。

赵队长没有食言,破五这一天带着解放大卡车来拉煤,顺便把“茬”娘也捎带上了。“茬”娘一见到我哥俩就笑了:“噫,俩人长得一样,过了十五十六去领人吧。”

正月十九,哥赴长垣领人已经三天。这天下午我正在床上迷糊,忽被人推醒,睁眼一看是哥!他黑丧着脸,用手在脸上比划了一下:“你咋相的?”声音虽低却疾言厉色。我一骨碌爬起来,只见“茬”已款款进屋,我一看那模样顿时傻了眼,坏事了,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是一张貌似黑猩猩的脸,脸上满是松驰的皱折,还有墨啄上的黑点!怎么……怎么会是这等模样!

捆绑不成夫妻。之后,哥一直怏怏不悦,新婚之喜即成了新婚之气。心里有块疙疸梗着,终于由小打小闹演变成反目为仇。

“茬”一气之下扬长而去,一段短暂的婚姻,不,应该说是一场闹剧遂告终结。哥巴不得如此结局,如释重负,直想跪下磕头!虽“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在所不惜了。

一切又复归平常之后,心静下来了。我哥俩眼对眼,相视良久,扑哧一声都笑了。笑中带着苦涩,也有一丝的无奈。

一点余波

“文革”前,我曾看过一本小人书,书名叫《鸳鸯剑》,讲的是一堕民的遭遇。因其先辈曾在前朝为官入相,其后代被贬称堕民,只能作一些抬花轿,吹鼓手,掩埋死人之类的贱活。有一堕民不甘心於此,隐瞒出身,应举入仕,后因事情败露,夫妻双双自刎於鸳鸯剑下。故事写得颇悲壮,看后觉得与本人的命运极相似,但何谓堕民?不知其详。直到十几年之后查阅辞海,才在“堕民”条目下找到了答案。

原来,元朝时江浙境内受岐视的一部分平民,即称堕民。元灭宋后,将俘虏和罪犯集中于绍兴等地,称之谓“怯邻户”。后人称之谓“堕民”。明编户典,统列为丐户,长期视之为“贱民”,世充贱役,不许与平民通婚,应科举。清雍正时改变其户口,称其良民。

这与我的遭遇何其相似!

故事写到这里,还有点余波,并不轻松。

1979年1月28日这一天是大年初一,我在村上拜完年回到家里,忽然听到高音喇叭里播放中共中央文件《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

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了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员,他们个人的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一样的待遇。今后他们在升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方面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的家庭出身一律为社员,不再作为地主、富农出身。”

党中央说的何等好啊!我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我哥俩喜极而泣!这不是要取消成分吗?看来娶媳妇是有望了。

哥后来当了一个建筑队的工头,手下当小工的“美女如云”。他给我谈起这些事来如数家珍。其中提到一个山东籍姑娘,征求我的看法,我也觉得此女的条件与哥般配,对哥说:“重点进攻山东”!后来他果然“进攻山东”成功!我呢,也是后来进城后才解决了婚姻大事,这是后话。

正月末,中央文件来了,公社派员先开了个打招呼会,征求一下贫下中农的意见,走一下过场。

我亲历打招呼会。当公社干部征求意见,谁同意取消成分谁举手时,竟无一人举手,有位贫下中农甚至说:“那咋能取消成分”!中央都定了,他还坚持己见,着实让我的心凉了一下。

第二天在同样的地点,公社干部正式宣读了中央文件。也就是这一天正式取消了成分,血统论也随之成了历史垃圾。我如释重负,长长地出了口气。这是进步!

我从会场走出来,第一次直起了腰杆,沐浴在阳光下,忽然觉得阳光是那样的灿烂!还有蓝天、白云……昔日已逝,来日可追!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2期 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抗争　作者：闻　集

编者按:

今年8月30日是张闻天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隆重地召开了极高规格的纪念座谈会,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本刊特地从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写的《张闻天年谱》中摘编了这篇文章,以寄托我们对张闻天同志的崇敬之情。

这篇文章记叙的历史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其中的是是非非早有定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严正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一点其实正是张闻天在四十年前明确指出过的。张闻天同志的远见卓识和磊落襟怀,至今仍光彩照人,令后人仰慕。

1959年6月30日 离京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乘坐同一节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7月1日下午到达武汉,改乘“江新”号轮顺流东下,从九江转往庐山。

7月2日 抵达庐山,住东谷河东路177号。

7月2日—8月16日 在庐山参加先后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2日—8月1日)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16日)。

7月2日—16日 被编入华北组,参加小组讨论。根据会议初期总结经验、继续纠正“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运动的“左”的错误的议题,曾在小组会发言说:大跃进也给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动,尤其是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有的兄弟国家还跟我们学跃进,搞得也很被动。会议初期,还响应毛泽东的号召,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一书。其间曾结合“大跃进”实际,向身边秘书发表过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容破坏等见解。还说,现在就是骄傲了,这几年搞得不错,就不知自己有多少力量了。就像当年斯大林所说,胜利冲昏头脑,不过不说罢了。现在有些意见不好提,集体领导搞不起来。这次虽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但是我们这种人也不知道怎样开法。

7月3日 将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报送毛泽东。毛泽东7月5日批:“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

7月10日 在华北组小组会上作国际形势系统发言。

7月10日前后 让秘书起草致毛泽东的信,并拟出提纲,交代要写的内容,大体包括对缺点的估计,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三种所有制的结合,经济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党的民主作风等等,要求写得具体一些,以便使问题形象化,使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信稿写成后因认为太空洞而未发出。

7月12日 同住在邻近的(河东路176号)彭德怀交谈说:会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西北组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 与彭德怀在饭前饭后还有过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是做个大报告,实际等于是空的。

7月14日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送出。此前张闻天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有听完便走了。

7月16日 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批:“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向政治局几位常委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并通知林彪、彭真、黄克诚、宋任穷、安子文等人上山,提出会议小组进行调整,将地区打乱,重新编组。在此前后,一面找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要他们“硬着头皮顶住”。还对王任重说,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现在不表示态度。一面于17日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谈话,称现在是反冒进,自己是反冒进的头子。会议中则围绕对彭信的评论出现不同的反响与紧张气氛。相当一部分人同意彭信的观点,肯定彭的精神,不少人对彭信提出质疑。少数人认为信是“针对主席”的,信中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是说的“路线错误”,也就是要“更换领导”。

7月17日—8月1日 被编入第二组,通称华东组,参加小组会议。组长柯庆施。

7月18日前后 决心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 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住处小坐,同时相遇的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均感到会议有压力,认为应该是在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谈。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7月中、下旬,同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李锐一起(有时同其中的几位)还有若干次接触或共同散步。

同日 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除认为会议应该总结经验教训以及党内应该造成使人敢说敢讲的气氛的相同看法外,还表示不同意小组会中那种认为造成“大跃进”缺点的原因只是缺乏经验,根本不说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的一类发言。还明确主张取消人民公社的供给制,周小舟对最后一点表示不同意。

7月下旬某日 约戎子和来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四十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四十亿元,而在于九千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 在准备发言提纲过程中接到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就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对秘书说:“不去管它!”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在此前后,胡乔木也来电话告张,毛主席将要对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议中对彭德怀的批评逐步升温的气氛不合,表示担心会挨批评,但张闻天仍表示决心要讲。

7月21日下午 在庐山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讲了三个小时,分十三个问题:(一)大跃进的成绩;(二)缺点;(三)缺点的后果;(四)对缺点的估计;(五)产生缺点的原因;(六)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七)政治和经济;(八)三种所有制的关系;(九)民主和集中;(十)缺点讲透很必要;(十一)光明前途问题;(十二)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十三)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对产生缺点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指出主观能动性强调到荒谬的程度就成了主观主义,领导经济“光政治挂帅还不行,还要根据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言指出,胜利容易使人头脑发热,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所以发展党内民主作风很重要。“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我们不怕没有人歌功颂德,讲共产党光明、伟大,讲我们的成绩,因为这些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们提不同的意见。”“几句话讲得不对,就被扣上帽子,当成怀疑派、观潮派,还被拔白旗,有些虚夸的反而受奖励,被树为红旗。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不能听听反面意见呢?刀把子、枪杆子,都在我们手里,怕什么呢?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的人,一定能够听,也一定会听的。听反面意见,是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条件。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讲话,我认为是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正要培养这种风气不容易。”发言最后肯定彭德怀的信是好的,为信中受到指摘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浮夸风吹遍各部门”等提法作了辩护。发言不时被插话所打断,会场气氛紧张。除华东组的记录外,张闻天还让自己的秘书作了记录。记录稿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张闻天选集》(四)。

同日 发言结束后对秘书表示,希望这次发言能够导致会议讨论些问题。晚饭后见到彭德怀说,今天我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将张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7月23日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逐一批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意见,声称他们把自己抛到离右派只差三十公里了。由此开始反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张闻天从会场回来后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

同日 庐山会议简报(二十)刊出张闻天7月21日在华东组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7月24日 在讨论毛泽东的讲话的华东组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没有经验,从旁边看的,与整个群众运动联系得不够。同时觉得你们不大愿意听,我们要讲缺点,你们要讲成绩,这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经常讲出来,经过争论,认识一致了,问题就解决了。”“现在有顾虑的人还是不少的。彭总写了一封信,引起大家争论,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争论,有话就讲,大家认识一致了,没有负担了,这就是心情舒畅。有什么讲什么,就没有什么紧张了。我有时也想,不关我的事,我讲不讲,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讲了以后还有些后悔,我何必讲呢?紧张状态的确是存在的,养成民主风气很重要。这里都是负责同志,下面更严重些。”这篇发言以《在庐山会议上的补充发言》为题收入《张闻天文集》(四)。

7月24日或25日 遇到彭德怀。交谈中说,不能讨论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7月24日前后 会议秘书机构送来张闻天发言记录全文,要求核对。张闻天知道在当时情况下,发言记录印发出来只能成为恶意批判的靶子,因而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拒绝见面。又求见刘少奇,当面向刘表示希望不要印发记录。刘少奇表示可以考虑。但是最终还是在27日作为“庐山会议文件74”印发。

7月26日 在小组会发言说:参加庐山会议前,对成绩没有怀疑,但认为问题和缺点也不少,希望这次会议把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程度弄清楚。参加会议后,对有些同志怕讲缺点,心中有些不满,觉得既然要总结经验,那就要讲缺点。因此在小组会上,在肯定了大跃进和总路线以后就大讲了一通缺点,还批评了一些不愿意讲缺点的论点。我当时自以为这样做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并不怀疑自己立场有什么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开始时对主席所说的立场问题、动摇问题体会不是那么深刻。当时以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在上次发言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都讲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我强调缺点和反面的经验?“实际上”确是“立场问题动摇问题”。

同日 毛泽东写《对于一封信①的评论》,指出:现在党内外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涨,大有猖狂进攻之势。同时,各分组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可以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随即骤然升级。

7月31日、8月1日 毛泽东在庐山住处“美庐”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怀“谈话”。张闻天未被允许参加,但毛泽东的谈话中说:洛甫是理论家,这次犯有错误。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8月2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讲话号召反右,说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还指责张闻天说,王明没有改,洛甫也没有改,又旧病复发,他还在发疟疾,一有机会就出来了。

同日 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印发②。信中指责张闻天陷入所谓军事俱乐部,与彭德怀“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讥讽张闻天从四面八方,勤劳艰苦,找出那些漆黑一团的材料“尽是假的”,认定张闻天是“旧病复发”,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对此张闻天自我解嘲说:“哪里有什么‘军事俱乐部’,要说‘文化俱乐部’③倒还差不多。”又反问:“怎么说‘尽是假的’?”

同日 写出书面检讨,被迫承认“右倾”,犯了“政治性的严重错误”。由于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无法下笔,这份检讨只得由秘书代劳写成。

8月3日 交出书面检讨。同时给毛泽东写信,除违心地表示接受批评外,也表达了希望得到谅解的心情,期待“满天云雾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

8月3日—10日 参加华东组和第二联组(约于7月7日编成)的会议,接受批判斗争和追问,被迫交代与彭德怀等人的联系。承认自己“实际上”反对总路线,反对毛主席,但在回答什么是“反党集团”的目的、计划时总是说“我脑子里不清楚”,“脑子里模模糊糊的”。同彭德怀来往较多,一方面是因为住在隔壁,更主要的是思想上有共同点,感到为什么不能讲缺点,感到总结缺点经验谈得少,希望把缺点的经验谈得深刻一点,以后可以不犯。这个思想有共同点。对“里通外国”问题严正声明:“是完全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对于会上批判的关键问题即所谓“反党集团”的目标是反对毛主席,进而推翻毛主席,则回到住所后对秘书说:“谁想推翻毛主席?就是真要推翻也推翻不了!”又说:“大跃进的问题纠正也只能靠他。”

8月9日 在小组会上受到猛烈斗争和追查。会后心情沉重,驱车前往牯岭镇外山中,眺望远方良久,回头对身边秘书说:他们在追“秘密反党计划”,好像谁先发言,谁后发言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这种做法危险,没有什么材料,想这样逼出一个“有计划、有组织”来。

8月11日 毛泽东在全会大会上讲话,认定彭德怀是经验主义,张闻天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都没有精神准备,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

8月12日 准备在全会大会上作检讨。当写到在民主问题上的“错误”时,边写边对秘书说:所以问题还是党内民主,这样以后还有谁敢讲话?!

8月13日 被迫在全会大会上检讨,承认犯了“反党的右倾路线错误”,自己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和彭德怀的信是“这条错误路线的纲领性的文件”,表示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就是损害党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必须保护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检讨发言后,受到追问“斯大林晚年错误”这句话,坦率承认这句话是在同彭德怀谈话中讲的,是从说毛泽东同志说了算,毛泽东同志不民主,集体领导等问题扯起来的。

8月16日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后者指责“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他们“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宣布把他们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岗位,但保留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8月17日 读到毛泽东所写《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其中说:“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是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

8月18日 离开庐山返回北京。行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还说:“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8月20日 回到北京。夫人刘英说,你做外交工作,对经济问题何必多去讲呢!何方也为庐山发言惹祸惋惜。张闻天说:“后悔就不对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说:“事实上我非讲不可老百姓都快没有饭吃啦!经济这样搞下去,人民生活怎么得了。”不上山也可能不发这个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见要讲,则是必然。“‘物不得其平则鸣’。脑袋里装了那么多东西,心里有那么多话,能够不讲吗?我是共产党员,应该讲真话。”他问刘英:“你看我讲的哪点不是实情?”并说:庐山那篇讲话,谈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风的一些话可能尖锐一些,但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不然难免犯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封建社会都提倡犯颜直谏,共产党员还能怕这怕那吗?如果大家都不讲,万马齐喑,会出现什么局面呢?在党的会议上,有什么想法,都允许讲嘛。”

8月24日 周恩来在公安部礼堂向外交部党委委员和归国大使传达庐山会议情况。同日陈毅主持召开的外事系统批斗张闻天大会(通称外事会议)开始。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内容根据统一布置集中在所谓“反党集团”和“里通外国”两个问题上面。

8月25日、9月15日 国务院第九十一次会议及第九十二次会议通过国务院任命的各项人员名单中均无张闻天。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职务被解除。

8月28日 写出《我的检讨》(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其中说,在庐山同彭德怀交谈中曾说过:“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问题时不易提不同意见,不民主。”两人都说过毛泽东“个人说了算,集体领导不够,要防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

8月29日 在参加批斗会回到家中对刘英谈了自己早年的历史,并说:“我的历史并不是多么不光荣,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写的文章都是公开的,可以查。”刘英劝他写材料时要写明谁可以证明。他说,让他们去审查吧。

9月5日 写出《我的第二次检讨》(在全国外事会议上的第二次书面发言)。其中回答所谓“里通外国”罪名说:如果说,在“思想观点上”苏共领导者和我之间“在反对我党总路线”这一点上有“共同点”,因而认为从政治思想上说我有里通外国的表现,那我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说,在组织上,即情报关系上,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那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类事情。”④

注:

① 指当时担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云仲1959年6月9日写给毛泽东直接提意见的信。大致内容为:最近一年来,我们党的工作犯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民大搞土法炼铁是失败的;公社化运动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跑得太快了;党内迎合情绪严重,因而主观主义得以畅行无阻。

② 此信没有给张闻天本人,而是直接印成会议文件。

③ 张闻天指同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等人的接触。

④ 刘英回忆说:张闻天当时对会上追逼所谓“里通外国”问题非常伤心。他回来跟我说:“说别的什么,那是观点不同,说‘里通外国’真是冤枉!”这时他止不住淌下了眼泪。

(责任编辑 杜 晋)

2000年第12期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　作者：余广人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问题决议》)是一篇重要的文献,标志着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篇重要文献公布后,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研究党的历史,尤其是建国后32年的历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对于“文化大革命”,《历史问题决议》予以彻底否定,并深刻总结和分析了产生“文革”错误的根源,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危害。在《历史问题决议》公布近20年之际,重读《历史问题决议》,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感触良多……

重温《历史问题决议》对“文革”的论述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这场全民族的浩劫是这样论述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发动的原因,《历史问题决议》也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解释:

“这个期间(指1957——1966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历史问题决议》是集中了全党的智慧作出的,因而其中对“文革”的论述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文革”的指导思想。

一个民族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痛定思痛,理应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此,邓小平曾多次论述过。他说:“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

然而,近年来,在对“文革”的看法上,却出现了一些与《历史问题决议》和邓小平理论相悖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也有的人认为“文革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如揪斗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有的人把发动“文革”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已被《历史问题决议》否定了的左的东西视为法宝,露骨地说,现在需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重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在起草《历史问题决议》前后,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到1987年,邓小平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洞察秋毫的。上述有的人对“文革”的看法,自然是遇到机会就“翻腾”,这种“翻腾”,表面看来是“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但实质上是从“左”的方面对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干扰。

因此,为了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在《历史问题决议》的指导下,将那些已沉入记忆深处的惨痛的历史图像进行回放。

“文革”中毛泽东的悲剧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的这番话是在他谢世三个月前说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当时他对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实践,已经出现了一些自省和忧虑。

曾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的胡乔木,还谈到了这样一件事:晚年的毛泽东曾引用过四川新都宝光寺的一副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不了了之”。人家问他,他就说不了了之。最后他也确实这样去了。(胡乔木在1980年12月22日同《历史问题决议》起草小组的谈话,转引自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这位世纪的伟人在晚年之所以如此地悲观,是因为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已经与自己的主观愿望相悖了。从他的主观愿望来说,他的确认为“文革”是为他自己的党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当然,他在临终的自省中也不认为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问题决议》)

在这里,毛泽东确实有对清除官僚主义等多年积弊的真诚愿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世界的憧憬,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历史问题决议》)再加上林彪、江青等人利用,因此,他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所抱有真诚的愿望,就走向了反面,结果酿成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种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对于毛泽东本人来说,也从辉煌的顶峰无可挽回地跌落到悲壮的谷底,其自身所涂抹的悲剧性色彩就更加浓重。

“文革”中的个人崇拜和“顶峰论”,是毛泽东能够将这场浩劫持续10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早就注意到防止可能产生个人崇拜现象,并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诫党,要从李自成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由他提议党中央通过决议,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名字,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正确决定。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郑重地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报告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防止个人崇拜这种现象的发生,已成为党内的共识。

但是,在“文革”中的1970年,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却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过去的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

毛泽东何以要公然提倡个人崇拜呢?“文革”问题研究专家席宣对此有正确的论述:“这个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一个领袖提出了推行了错误方针,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也遭到一些负责人和干部的抵制和反对。但是,领袖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要力排众议,要‘反潮流’。当他要继续推行错误方针时,就不能不更加需要依靠个人的绝对权威。因此,在他看来,个人崇拜确实是需要的,而且能够多一点才好。”(席宣:《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毛泽东思想,本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但是,“文革”中如火如荼的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了“万物生长靠太阳”、“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到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到了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肉体上的时候,则使这种即使正确的思想,也只能成为空洞的教条。至今仍令人记忆犹新的“文革”期间的“语录战”,即是这方面的最具体的表现。“文革”中各类组织的造反派,造反夺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造反派这些非法、犯罪行为所援引的某些“理论”根据,大多是出自《毛泽东选集》和“最高指示”。

另一方面,这种个人崇拜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群众政治学习运动”。在伴随着“反修”运动展开的空前规模的“雷打不动”的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运动中,为了“理解、领会”伟大领袖的那些思想,中国人民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计算的了。

这种全民学习的结局固然令人叹惜,但给毛泽东涂抹上悲剧色彩的还是在中央高层。1976年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文革”如此没有信心,以他的雄才大略,自然是看出了这种个人崇拜并不能永远真正统一人们的思想。事实上,在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后,毛的情绪一直是沮丧的。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被当做接班人精心培养,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条件可说是天下第一。可结果呢,却学成了一个两面派、阴谋家。毛泽东对其后政局发出了无奈的“天知道”的感慨,自然是他晚期造成的一种历史悲剧。

“一个人的悲剧,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在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的“文革”,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二月逆流”;批林批孔(实为批周),无一不是毛泽东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之上,独断专行的结果。毛泽东身上的悲剧,也给整个国家和民族抹上了悲剧色彩:党章、宪法遭践踏;党的正常生活遭破坏;政治局、国务院名存实亡;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反思毛泽东身上的悲剧,在感受历史的无情和残酷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历史的警示意义:党如果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的后果就必然是全党、全局性的错误。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很值得后人三思,当然更值得那些至今仍对“文革”持某种肯定态度的人三思了。

“以阶级斗争为纲”只能破坏社会主义事业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写道:

军队应该是一所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一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只要有条件,也要这样做。

这是“文革”中有名的“五七”指示。

毛泽东的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并于当月15日全文转发全党。在转发通知中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同年的8月1日,亦即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这个被毛泽东认可的社论表明,他决心以政治强力即变本加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模式。

在《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也响彻全国。伴随着这一口号,农场、学校、干校等都贴上了“五·七”的标签,走“五七”道路成了时髦。

“反修防修”,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而提出这一指导思想的依据,则是认为党内已经形成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之所以得出这样的错误的看法,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与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的分歧。这个家喻户晓的“五七指示”,就是毛泽东提出的与刘少奇、邓小平不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

新中国建立后,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尽快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怎样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一直是毛泽东所执著追求的目标。应当说,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自1958年以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富于鼓动性的构想,盲目地希望以提高劳动强度、追求高速度来发展生产力,同时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以期达到这一目标,这就不对了,而更加严重的是对彭德怀、张闻天等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一律斥为“右倾”,并冒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就造成了更大的错误。随后而来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宣告了这一构想的失败。此后,党中央不得不在实践中寻找新的道路。毛泽东虽然同意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但对“大跃进”这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并没有放弃,这就造成了他与中央领导集体之间的深刻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首先表现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

在大跃进刚刚开始时,刘少奇等人对此也是持赞同态度的,但是在1961年刘少奇接触了农村的实际情况后,认识便有了改变。所以,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三年灾害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提出彭德怀信中所言的一些具体事实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他认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可能好些。刘少奇的这些看法,自然有与毛唱反调的意思。所以,毛泽东不但不会接受刘少奇的看法,反而认为他犯了右倾错误。

另外,当时处在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也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被认为是搞了资本主义。1970年,斯诺与毛泽东交谈后了解到了这种分歧,并作了这样的概括:“他们注重经济而不注重人,他们大搞物质刺激,他们不强调阶级斗争而只搞生产,他们只靠‘专家’来提高技术水平,搞政治为经济权力和技术权力服务。他们主张扩大国家信贷(以及国家债务),而不是‘大跃进’,不是以积极的劳动的思想热情来作资本。”这显然真实地反映了毛与刘等人分歧的心态。在毛看来,刘等一线领导人的主张,已不止是“三面红旗”还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连他领导的那种社会主义,也将要毁于一旦。而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也使毛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更使他把与刘、邓的分歧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于是,毛在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阶级斗争后,逐步形成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和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看法,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概念。于是,他认为,只有发动一场自下而上、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才能彻底解决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才能贯彻自己思考的那套社会主义的方针。

但是,启动一场大革命,在“砸烂旧世界”的同时,必然要“建设新世界”。而“五七指示”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理想蓝图。

“五·七指示”提出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同时也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阶级斗争”,这就表明,毛泽东不但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可是,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人民觉悟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这实质上仍是一种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是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小生产社会去。于是,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从此中断,社会主义建设又一次受到极大破坏。”(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在阶级斗争思想的支配下,发展经济的方针,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来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胡乔木:《中国为什么会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而到后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用阶级斗争取代一切、冲击一切了。这样,“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人为的阻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胡乔木文集》)同时,“学生们学工、学农、学兵的结果,荒废了学业,造就了新一代文盲。军队搞军工、军农、军民的结果,使部队素质严重下降。科技人员进‘五七’干校的结果,使专业荒废,我国科技同世界的距离拉大。而且,在兼营各业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干了大量违反科学,违反自然规律的蠢事。像围海造田、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等,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和资财,而且破坏了自然资源和生态平衡,贻害无穷。这方面的破坏不亚于武斗和‘打砸抢’。”(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

还应该说到的是,“五·七指示”所倡导的是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经营思想,摒弃商品经济,也给社会政治体制带来弊端。即使在今天,人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一个企业或行政事业单位,其“自给自足”式的组织,便类似于一个小社会。这样的一个个小社会,在政治上的管理模式必然是垂直行政命令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则要求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否则社会就存在着失控的潜在危险。从这个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政治体制的弊端达到顶点,“五·七指示”自然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能否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历史问题决议》已经进行了论述,邓小平从宏观上也多次论述过。邓小平指出:“在这二十年(指1957-1978年——引者)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局面而言,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同捷克斯洛伐克胡萨克谈话时,邓小平说:“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1991年8月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人们都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去。”(《邓小平文选》第3卷)邓小平的这些论述,虽然并不是在专讲历史,但是,痛惜中国失去二十年宝贵的发展时间的心态已跃然纸上。

另外,李锐算了一笔账,大致勾勒出二十年来中国经济的损失程度,使人们可以直观地了解:

1955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份量的4.7%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相当日本的1/4,1985年更下降到1/5;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亿美元。这是从经济实力来说,还不讲科学与技术的实力。论后两方面,我们同日本、西方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越来越大。这是过去二十年“左”的思想和实践造成的极其痛心的严重后果。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三十年,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4000-5000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6200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关于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激增等,即是如此。(前引文)

仅从这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来看,“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悲剧确实是划时代的。

现今,重新剖析“以阶级斗争为纲”,落笔不在于分析其荒谬性,而在于从其荒谬性中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邓小平文选》第3卷)

同样的论述,多次出现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中。“这些论述,归结为一句话:没有由‘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错误和实际灾难引起的全党反思和觉醒,就没有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龚育之:《<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巨大胜利表明,只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中心任务,才能使社会主义中国的地位获得强大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始终不渝地、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是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的。近年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向着纵深处开拓前进,经济繁荣,国家稳定。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也表明,“前进的征途并不是一帆风顺。在某些人中间也有过动摇和干扰,而这种动摇和干扰,往往又与‘文革’的‘流风余韵’的影响有关。”(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事实的确如此。近年来某些持“左”的论点的同志,就认为改革开放引来了资本主义,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有的人甚至重弹“反修防修”的老调,等等。这些都是把《历史问题决议》已经否定了的“文革”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继续当作真理。对此,人们必须给予应有的警惕。

红卫兵对民族文化的摧残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六、七月间,他们先后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张大字报,中心意思是“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消息传出后,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组织纷纷统一名称为“红卫兵”。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后,红卫兵组织迅速从北京发展到全国,成为“文革”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文革”“左”的错误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这个组织最大的破坏作用,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对民族文化进行大扫荡。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布全国。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此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成为“文革”初期的重要口号。

作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便以“革命”的名义开始了对文化遗产的摧残。

由大学生、中学生组成起来的狂热的红卫兵,对历史的一星半点知识,不外乎“革命”和“反革命”,“进步”和“反动”,“工农兵”和“帝王将相”。他们摧残文化遗产的根据仅是一本《毛主席语录》。1966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女头头谭厚兰等在山东曲阜砸孔子坟之前,就孔府、孔庙、孔林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事,给国务院的“抗议信”中说:“毛主席说:‘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因此,所谓文物,也只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的口号激励下,他们把与历史人物有关的文物全都当成了“文化革命”的目标,也就是从此以后,红卫兵的形象变得更加狰狞起来。运动之初就十分激昂的政治激情经过一次次煽动,渐渐变成了歇斯底里般的大发泄。

在北京,8月23日,在“滚,滚,滚,滚它妈的蛋”的《造反歌》鼓舞下,一队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的红卫兵少男少女,闯进北京市文联、文化局大院。先冲进编辑部,把刊物、稿件撕碎;又冲进会议室,用剪刀将一张张沙发戳了大窟窿;然后翻箱倒柜,将库室中的刀枪剑戟、蟒袍罗衫等京剧戏装和道具堆积到国子监(孔庙)大院中央,遍洒汽油,纵火焚烧。同一天,北京体育学院“八·一八”红卫兵200多人到颐和园砸碎了释迦牟尼的塑像。

在我国北方城市哈尔滨的名寺——极乐寺,被一群红卫兵捣毁,寺庙墙上贴满了标语,并焚烧经书,捣毁佛陀塑像。我国最南端的海南岛,捣毁了海瑞墓。西藏高原,安放在觉拉寺的藏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也毁于一旦。在山东曲阜已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墓,也被扫荡。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在河南,砸掉了价值连城的洛阳龙门石窟无数小佛像的头颅;在湖南,被中国人一向尊为始祖的炎帝陵遭全部破坏;在浙江,四千年前带领人民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的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在安徽,一千年来人们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在内蒙古,曾被称为“中华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的陵墓,也被砸了个稀烂。……

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再罗列下去。当年上海复旦大学名教授周予同目睹狂热的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曾痛心疾首地惊呼:“五千年祖国的优秀文化从此将被湮没了!”

现今,对那个狂热时代所造成的文化损失,已无法估量,在“文革”后这些被毁坏的文化遗产的重建工作所耗费的经济损失,我们也同样无法估量。因此,我们应该深刻地记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永远不要在我国再出现这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指导下的政治运动了。

(责任编辑 洛 城)

2000年第12期 党对地主富农及其子女政策的变迁　作者：冯建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消灭地主富农剥削阶级,以及这一剥削阶级被消灭后如何对待这一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不仅是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宝贵的经验,也有一些值得记取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调整社会关系方面作出重大努力,果断地为地主、富农分子摘掉政治帽子,其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上,与工农子女一视同仁。这一举措,不仅成为我国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毛泽东主席说:地主阶级的人,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主、富农,占乡村人口不到10%,却占有70—80%的土地,他们借以残酷地剥削农民,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这一阶级的人们的命运不仅和封建的土地制度紧紧连在一起,还和国民党与共产党政治斗争的潮起潮落密切相关。据经济学家陈翰笙30年代对无锡6个区235名乡镇长的调查,78.3%为地主,13.6%为富农;104个村长中,91.3%为地主,7.7%为富农。据国民党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河南两省的调查,66个区长中,拥有土地百亩以上的地主占70%左右。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调查全省514个占土地千亩至6万亩的大地主,其中374人为各级军政官吏,即占44.39%。地主富农们不仅与官府密切勾结,不少还拥有自己的武装,用来直接统治和压迫农民。

矛盾的另一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方针、政策,也随着农民与地主两种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共产党与国民党政治斗争及军事斗争的消长,而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一度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再度合作,抗日根据地停止实行土地革命,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爱国者即开明士绅,参加“三三制”的抗日政权,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在炮火中实行的土地改革,一些地区出现滥打滥杀、扫地出门等过火行为。直到建国前夕,大局已定,中国共产党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政策,逐渐转变为:经济上消灭地主所有制,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生活上对地主“给出路”,富农则允许其继续“发家致富”。

194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文件指出:“在全国数以千万计(在全国三亿六千万乡村人口中占有约三千六百万之多)的地主富农,看作是国家的劳动力,而加以保存和改造。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内部讲话中甚至乐观地说:要知三千六百万还是财富,应当利用,地主阶级的人还有作用,现在是生产力,将来是朋友(五年),是候补无产阶级,现在要强迫改造,将来会改好(1948年2月21日由陈毅同志传达)。

建国前后对地主的政策改变,主要表现在:

经济上放宽了政策,缩小了没收范围。由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改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和在农村的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如货币、金银首饰、地主经营的工商业等,不予没收。刘少奇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讲:“把这些财产保留给地主,一方面,地主可以用这些财产维持生活,同时,也可以把这些财产投入生产,这对于社会也是有好处的”。

政治上改革单纯打、压的办法,发动农民进行说理斗争。土地改革中有些地主散布:“我给你们地种,你们交租子,这怎么是剥削?”从而引发了“谁养活谁”的辩论。当时流行的一首歌《谁养活谁呀》,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辩论情况:

谁养活谁呀,

大家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

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

一粒粮食一滴汗,

地主不劳动,

粮食堆成山。

经过土地改革的政治斗争,“剥削”、“不劳而获”成为最不光彩的词汇。地主家庭的主要成员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剥夺公民权,强制劳动改造。同时规定:“凡地主成分,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完全服从政府法令,努力从事劳动生产,或作其他经营,没有任何反动行为,连续五年以上者”,可“改变其地主成分为劳动者的成分或其他成分”。1951年5月,《中央关于注意解决土地改革后地主劳动问题的指示》要求:“领导上应说服农民主动地向那些表示服从的地主缓和一下”,“对于确实没有农业劳动力而能做生意者,可以允许他们做生意”,“在他们从事农业劳动时,如有实际困难,亦应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底财可以允许他们挖出来投资生产,不再没收”。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上是坚决的,不如此就不能消灭剥削,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为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然而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较为缓和与灵活的形式,特别是在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不斗不分,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发展畜牧业生产”的政策,采取自上而下与民族上层和平协商和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对封建领主开展背对背斗争的方法,解决土地问题。在处理地主阶级与地主个人的关系上,把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剥削阶级要消灭,作为阶级的成员则可以由敌人转变为朋友。预计经过5年左右的劳动改造,可以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正确的做法,使我们在急剧变革的时期,尽量减少了社会动荡,减少了生产力的破坏,基本上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保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从理论意义上说,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正确处理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及时调节社会各种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作了很有意义的探索。

在对待富农问题上,我们和苏联的做法也有明显的不同。苏联对富农剥夺财产,放逐到西伯利亚等边远地区,实行武装看管,强制劳动,边疆的许多“富农村”,实际上就是劳动集中营。我们在建国以后,则由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改为保存富农经济。《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财产,不得侵犯”。对划定富农的标准也比过去严格了许多,“凡雇请一个长工”的家庭,“不必去计算其剥削收入是否超过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即便超过了也不算富农”。这一时期,富农并没有被视为敌人,1950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公布“中立富农”口号,认为“允许富农加入农会对农村生产是有利的。”

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中也确实杀了一部分恶霸地主和地主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但镇反运动并没有造成对地主、富农政策的明显改变,到1956年,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都被批准加入农业合作社。据有关资料统计,老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50%左右;候补社员占4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10%左右。新解放区原来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等,被评为正式社员的一般占20%左右;候补社员占60%左右;管制生产的占20%左右。入社的社员成分改为农民(相当于中农),候补社员成分暂时不变。

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富农子女规定了正确的政策,直到50年代中期,执行情况也还是比较好的。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座谈会的谈话中,讲到当时的学校情况时说:“现在大学生70%是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子弟,我们要团结教育他们。他们入学、入团,助学金问题,戴红领巾问题,青年团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一视同仁,要看表现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

“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为渊驱鱼”的政策

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逐渐改善,一部分开始富起来,农村出现买卖土地、租赁、雇工、借贷现象。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出现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导致了两极分化。于是开始强调阶级斗争,批判“发家致富”、“四大自由”等口号,认为:“所谓‘四大自由’,即土地租种自由,雇工自由,贸易自由,借贷自由,这是一种明显的资产阶级的纲领,这是一条明显的富农路线”。随后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一步把农村划分为两大势力,一部分是共产党领导的贫下中农,拥护农业合作化,一部分是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认为“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

进入60年代,面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特殊化和腐败现象,把其根源归于地主、富农的腐蚀拉拢,进一步把农村中两种势力、两条道路的斗争提高到保卫和重新夺取政权的高度。1963年5月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则批语中说:“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于是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重新划分阶级,组织阶级队伍,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阶级斗争的运动愈演愈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首先对富农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土地改革以后不久,保存富农经济、政治上中立富农的政策即遭到否定。刘少奇认为,保存富农经济不是一项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毛泽东则更多的着眼于策略的需要:“土改中不动富农可以避免弄乱”,“可以缩小打击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土地改革以后,毛泽东的注意力转移到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以及逐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上来。再加上这一时期,有一部分建国前进行土改的地区发生了富农和地主一起向贫雇农夺地夺房,索租讨债事件。有资料说,仅天津专区五个县统计,就发生要求退地还财的事件117起。1953年12月,中央在《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正式宣布,党的政策改变为:“逐步限制富农剥削直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

此后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政策和做法上也逐渐出现“左”的苗头。有些地区把批判富农这个反面教员,作为推动农业合作化的重要手段。如浙江省有的地委提出搞合作化要“抓两头,带中间”,即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有的县专门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领导干部在会上宣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办社。不入社,就跟他们(被斗富农)一样!”有些不愿意入社的农民,怕富了冒尖,重划成分,与地主富农一起日子不好过,只好要求入社。这些做法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认为虽然这种做法有点强迫,但也未尝不可以。毛泽东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表示:“有些地方清算富农,是杀鸡给猴子看,他对富农砍一刀,叫中农看,你说这不叫强迫!”

地主阶级分子作为封建土地制度的体现者,广大农民的直接剥削者和压迫者,其政治势力和社会影响,在土地改革之后不可能马上消失;就地主分子本人讲,由好逸恶劳的剥削者到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中央规定暂时剥夺地主分子的公民权,进行强制性劳动,就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说,是需要的;同时也规定了守法者五年可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问题在于从历史的实践看,这一过程却延续了整整30年。其间,“帽子”戴了摘,摘了戴,反反复复,且“帽子”分量有愈来愈重之势,造成了涉及上千万人命运的社会问题迟迟不能解决。

特别是如何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中央虽然有“有成分而不唯成分”、“重在表现”等政策,但在实践中“左”的东西却越来越突出。60年代以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在许多方面遭受歧视的贱民阶层。1963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中,就曾列举了当时的种种表现:“把地主、富农子女和地主、富农分子同等看待;不加区别地一律不准他们作社员,不准他们担任任何社会工作,对于从城市工厂、学校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团员,团组织不接受他们的组织关系或者不准他们参加团的会议;有的地方甚至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团员清洗出团,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少先队员开除出队”;“有些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后,对于党员、团员和贫下中农青年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不准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已经结了婚的,则被认为是丧失立场,甚至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

该文件一方面指出:“这些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对待地主、富农子女问题上”,也要防止“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警惕”的“偏向”。到1964年9月10日,中央正式公布上述文件的《修正草案》时,也增加了对地主、富农子女歧视性条文。如“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面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

我们党在对待地主、富农问题上,特别是在地主、富农子女政策上,为什么会从50年代初的正确的政策一步一步走向歧视性的甚多不恰的政策呢?50年代即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革命家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总结教训说:

“经验证明:土地改革之后,离开剥削关系,单纯按照对合作化的态度和富裕程度的差别,在农民中划分三六九等,谁最穷就把谁当成依靠力量,弊端很大,也不符合我们党曾明确宣布过的农村阶级政策。早在1949年10月11日,党中央即以《新华社信箱》的名义答复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问题时宣布过:在彻底完成土地改革的农村中,不要强调阶级划分,特别是不要强调中贫农的界限;否则,对于发展生产是不利的。1950年8月4日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有过土改完成后,在一定条件下,地主五年、富农三年改变成分的规定。1953年12月16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提出了‘依靠贫农和中农的巩固联盟’的口号,这是淡化中农和贫农界限的一个步骤,从7月31日报告到《高潮》一书强调的依靠贫下中农、树立贫下中农优势的思想,后来在‘四清’运动中变成了‘千万不要忘记贫下中农’的口号,在十年动乱中又变成在农村由工人阶级的可靠同盟者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口号。这除了在农村容易造成一种越穷越光荣的错觉外,对党政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选拔干部方面产生唯成分论的偏向也有重要影响”(该书第399页)。

这种“阶级政策”在理论观点上,明显存在着形而上学的毛病。它把中国的贫、下中农看得比欧洲的工人阶级还先进,是社会主义的天然拥护者。把土地改革以后出现的“分化现象”,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退社”、“单干”现象,三年困难时期出现的“分田到户”,以至农村干部在“四清”运动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统统归于外部影响的结果,即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煸动、腐蚀、拉拢的结果。这种“和平演变”的说法,在哲学上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外因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内因决定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和方向”的观点,正是在“外因论”的思想影响下,为了巩固政权和顺利开展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运动,只好不断加强对地主、富农的批判与斗争。

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论断,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10条”)中规定:“依靠贫农、下中农,是党要长期实行的阶级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直到进入共产主义之前”。当时,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就曾对此提出疑问:“难道阶级成分也能遗传吗?”果然不出田家英所料,60年代“血统论”日益盛行起来。“文革”初期,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等口号鼓动下,在堂堂的首都北京郊区的大兴县,竟然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杀人事件,再加上”文革“期间一大批当权者被打倒,子女立刻变成“狗崽子”遭受株连,备受歧视的残酷事实,使许多人对“血统论”的荒谬与危害,逐渐有了切肤的认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主 富农统统摘帽,上千万人获得精神解放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讲话,列举三中全会以后的三年中,在拨乱反正方面做的七件大事,其中第四件是:“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的确,仅就地主、富农摘帽而言,它不仅使几百万政治上没有公民权,行动上没有自由的罪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也使上千万备受歧视的地主、富农子女们,改变了贱民的社会地位,获得精神解放。

三中全会以后,把地主、富农摘帽问题当成一件大事来抓,是因为已经深感“以阶级斗争为纲”严重脱离我国1957年以后的实际情况,并且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80年代初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郑重宣布:“在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和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党的著名理论家胡乔木,1981年9月14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办的“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对此做了具体阐述。他说:“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没有想象的那么多,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一些,除了一些地主保留了一些变天账啦,或者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时有些地主说了一些什么话啦,其它的事情,实在也很少。因此,阶级斗争到哪儿去找呢?后来就越来越到党内来找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修订本)进一步补充了如下历史事实:“在‘文化大革命’前已有很多地主、富农分子被陆续改变了成分。没有办理改变成分手续的,绝大多数也已成为守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即使在十年内乱期间,原来的地主、富农分子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破坏活动的,也只占极少数”。经济学家许涤新在1978年一次讨论会上,进一步讲到“文革”以后的有关情况:“仅工商行政部门1975年—1977年的三年间,查获的投机倒把大案有65000余起,……这些大案的作案人竟达30多万人,其中,老的剥削阶级分子不过占6—7%”。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并于1月29日由《人民日报》公布。“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二十多年以致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宣布:“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议,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1979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公安部长赵苍璧答记者问,根据“决定”精神做了若干具体补充:“对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人,不是摘帽的问题,而是必须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认真负责地给以纠正。即使是已经死亡了的,如果确实是错定为四类分子的,也应给以纠正”;“四类分子摘掉帽子以后”,“至于有人犯了罪,那就应当根据他们的犯罪事实,依照法律犯了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而不应当再给戴上原来的帽子”;“出身于四类分子家庭的子女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享有同工农家庭出身的人同样的待遇”。

1979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适应情况变化的一项重大决策》的社论,总结“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的历史教训,进一步批判了极左路线,指责“搞反动的血统论,把地、富、反、坏的子女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同样看待,甚至连地主、富农的第三代、第四代也当作地主、富农分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蓄意在人民内部制造分裂,摧残青年一代的身心”。社论科学地分析了广大地、富子女的状况,指出他们“大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新社会,长期接受党的培养和社会主义教育,他们不是靠剥削而是依靠劳动收入生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思想意识,他们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

中央文件下达以后,全国各地立即严肃认真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评审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改变成分工作。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至1980年底,全国只剩有地主分子4万余人,富农分子2万余人。1983年7月到1984年10月,对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79260人,进行评审摘帽。其中78327人摘帽;982人属于错划予以纠正,恢复名誉;195人有现行犯罪行为,依法办理;对有轻微违法犯罪的人,给予摘帽,然后进行帮助教育;对已经出国、出境者,也全都摘掉帽子,并通知了他们的家属。1984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全国给最后一批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建国以来对两千多万四类分子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所采取的这些政策和做法,进一步消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为我们国家走上以民主和法制治国道路打下了基础。

20世纪80年代,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们,从“惟成分论”、“血统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生产建设和经济改革的大潮中,焕发出很大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初期,大邱庄的农村基层干部禹作敏说:“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看人,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都是敌人;用‘文革’观点看人,历史上有功的人成了罪人;用派性观点看人,逆我者是仇人;用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看人,到处都是能人”。禹作敏本人后来出了问题,但他的这一感受,应当说还是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的变化。《人民日报》1987年7月14日发表一篇报道更从事实方面,提供了生动的例证。该报道名为《准备起飞的两个翅膀——重访滁县地区的思考之三》(吴象):

“嘉山县石坎乡农民何玉秀,是1962年初中毕业回乡的知识青年。因为他出身于地主家庭,父亲和岳父又在港台,一直受到歧视。但他身处逆境并不消沉,潜心钻研农业技术,先后成功地引进和培育了西红柿、大白菜、水稻等良种。结果未受到鼓励,反屡遭训斥。后来乡党委书记力排众议,选拔他为农科队长。他大胆改革,改变了农科队的面貌,当年人均收入2400元。一些人眼红了,有的写信偷偷诬告,有的公开恐吓,最后发生了哄抢农科队的事件。乡党委对此作了果断处理,顶住了歪风。这位书记经过一段教育和考察,决心冒风险,介绍何玉秀入党。几年来石坎乡杂交稻制种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全区杂交稻良种基地之一。1983年何玉秀当选为全国六届人大代表,被任命为县种子公司副经理。”

这篇报道所讲的事例也表明,多年来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惟成分论”的思想影响,在一些人中还有很深的印记,贯彻落实中央决定,也还遇到不少阻力。事情还有另外的一面,据1992年3月31日《报刊文摘》报道,近几年辽宁省有些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土改、镇反中被镇压或没收财产的反革命、地主、富农分子及他们的亲属,明目张胆的反攻倒算事件。如抚顺市顺城区原地主子弟柳某某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公开向政府索要土改时被没收的2650亩土地。凌源市四个乡镇有六户强行抢占并扒毁集体房产,占为己有。

以上两方面的情况表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经过去,但阶级斗争留下的历史影响,却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消除的。好在我们党和全国大多数人,对此有着较为准确的理解,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重新大搞阶级斗争,而是从实际出发,一方面对个别犯法者依法严肃处理;一方面对于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人进行实事求是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以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明天。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2期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战火中诞生　作者：杨兆麟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XNCR,现在开始播音……”

1940年12月30日的傍晚,这庄严、自豪的声音,从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的一个偏远山村的窑洞里,飞向辽阔的天空,响遍神州大地,为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送去了真理和希望。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诞生日。

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后,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虽得以在武汉和重庆出版,但因国民党当局的百般阻挠,发行范围和数量受到很大限制。为广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打算在延安建立一座广播电台,以突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可是,延安既没有发电设备,也没有广播技术人才,关键是没有一部广播发射机。

1939年9月,周恩来因右臂受伤到莫斯科治疗,12月间出院后,他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在同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秘书长哥特瓦尔德的会谈中,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问题,共产国际决定,援助一部苏联制造的广播发射机。1940年3月上旬,周恩来、任弼时等启程回国,把广播发射机拆卸成散件,装进木箱,先后乘火车、飞机、汽车,长途跋涉,于3月25日到达延安。

为了领导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主任为周恩来,成员包括负责通讯工作的军委三局局长王诤、新华通讯社社长向仲华等。1940年5月,周恩来前往重庆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广播委员会由朱德领导。1940年7月,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总政组织部长胡耀邦商定,从抗日军政大学抽调正在学习的红军指挥员、有打窑洞经验的阙明,负责广播电台的土建工程。朱德找王诤和阙明说:“电台是我们党的喉舌,通过电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这项工作很重要,你们要赶快行动,时间不等人啊。”他们则表示:“请总司令放心,一定把我们人民自己的广播电台建立起来。”

为防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袭击,王诤和阙明反复勘察,选定延安以西19公里的王皮湾作为台址。这个小山村只有9户人家、40多口人,延河支流西川从村前蜿蜒而过,河南岸的墩儿山上有一块大岩石,正好打出两孔石窑洞,作为动力间和发射机房,地形隐蔽,十分安全。延安一乡乡长袁德万调集了一批壮劳力,配合阙明带来的工人,开始了土建工程。日夜奋战,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打出两孔石窑洞,几孔土窑洞,盖起了作为播音、发报、办公和住宿的土坯房。

在重庆的繁忙工作中,周恩来仍然关注着延安电台的筹建工作,决定把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曾经在清华大学学习电机工程的傅英豪、唐旦夫妇派往延安,解决技术问题。王皮湾的窑洞打好以后,军委三局决定抽调30多人,成立九分队,承担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的任务,队长是傅英豪,政委是周浣白,支部书记是毛动之。发射机的组装,损伤件的修复,补缺器材的制造,都由三局的材料厂和九分队的同志们负责。由于延安汽油奇缺,为了解决动力问题,他们找来一台已经报损的汽车引擎,大修后用皮带连接到发电机上。又找来两个大汽油桶,上下焊接起来,做成烧炭的土造的煤气发生炉,再用管子接到汽车引擎上,他们点燃木炭产生煤气,煤气使引擎旋转,带动发电机发出电力,创造了世界广播史上的一个奇迹。

11月试播前的一天下午,朱德来到王皮湾视察,鼓励电台的同志们狠狠地揭露敌人的阴谋诡计,团结全国人民,一心抗战到底,夺取最后的胜利。

延安电台的广播稿由新华社编辑科提供,向仲华兼编辑科长,先后担任编辑工作的有刘志刚和李伍。1939年4月到1941年5月,新华社在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办公,后来迁到清凉山上,成立广播科,李伍任科长,先后调来陈笑雨、王唯真做编辑工作,秘书陆果木也参加编稿。他们每天要编出一套文字广播稿和一套口语广播稿,各约8000字,由通信员送往王皮湾。

延安电台最早的播音员,是从女子大学调来的徐瑞璋和姚雯,后来接替她们的是肖岩。1941年1月22日下午,通信员按时把稿件送到王皮湾,那是中共中央军委为国民党当局制造的“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都是毛泽东撰写的。小徐和小姚立即反复阅读,连晚饭都顾不上吃,就点亮油灯,每人播出一遍,揭露了事变的真相,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了我们坚定的立场、严正的态度、鲜明的观点和战斗的风格。

延安电台的广播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恐慌,下令各有关单位进行侦测、监听和干扰,并且阴谋加以破坏。他们把这称为“海陆空三条战线之外的第四战线”。然而,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延安的声音每天飞向万里长空,不仅在各根据地,而且在大后方和沦陷区,都有很多人收听,不少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收听和记录下来,印成传单和小报,秘密散发。有些听众把延安广播誉为“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党中央十分关怀和支持处于幼年时期的人民广播事业。1941年3月至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连续向各地党委发出文件,要求他们加强对宣传工作的领导,强调指出,广播是“近代宣传鼓动的有力工具”,发展广播事业是“非常重要的”。这年夏天,毛泽东听说延安电台有一部手摇留声机,就派人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张唱片送去,嘱咐延安电台的同志努力把广播办好。周恩来派人把自己乘坐的汽车上的引擎拆下来,送到九分队,以便轮换使用,保证文字广播和口语广播的电力供应。

为了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教育日本士兵反对非正义的战争,延安电台在1941年12月3日开办日语节目(每星期五广播半小时),这一天成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诞生日。先后担任编译工作的有刘愚、王文庶、张纪明,播音员是已经加入中共的日本女青年原清志。

延安电台早期的文艺节目只是由播音员和机务员吹口琴、唱歌和放唱片。为了丰富节目内容,他们约请材料厂的同志们来演播过郭沫若的《屈原》和《棠棣之花》的片断。还约请总政文工团来演播,由于合唱队和乐队的人数很多,窑洞里挤不下,只好排列在山坡上,把话筒移到外面,向着山峦和溪流、夜空和星光,使那嘹亮的歌声和雄壮的乐曲,飞上云天。

由于发射机上的大型电子管损坏,一时无法补充,延安电台不得不在1943年春暂时停止播音。3月8日,朱德再次来到王皮湾,安慰和鼓励大家不要气馁,争取早日恢复广播。

二

1944年春,八路军在晋西北的一次战斗中,缴获了日军的一台锅炉和一台发电机,党中央决定把它们运到盐店子村,交给三局使用。九分队的同志们把它加工、改装成一部25匹马力的蒸汽机,安装在路边的“关帝行宫”大院里。同时,在村口的小山包寨子岭上,盖了两间土坯房,把重新设计、安装的发射机安放在这里。在半山腰打出三排土窑洞,作为发报房、播音室和宿舍,从这里发出新华社的文字广播。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无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伪收缴枪支,同时依靠美国军队的海陆空运输,向解放区大规模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在这紧急时刻,党中央要求三局尽快恢复口语广播。九分队的同志们抓紧时间,检修机器,很快开始试播。当时还没有调来播音员,就由机务员临时上阵,广播了朱德总司令给解放区各武装部队的命令,要他们向敌伪发出通牒,限期缴械投降,还广播了朱总司令给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让他下令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8月13日和16日,又广播了朱总司令答复蒋介石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正当行动的电报和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揭露蒋介石正在挑动内战。不久,李慕琳、孟启予来到盐店子,担任播音员。9月11日,延安电台正式恢复广播。10月8日,新华社成立了专门的语言广播组,组长杨述,编辑是张纪明、韦君宜。

为了改善播音条件,三局在延安以西11公里的裴庄修建了砖木结构的大播音室。三局也迁到裴庄办公。11月间,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来到裴庄视察,毛泽东对通讯工作和广播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后来,朱德、彭德怀和主持新华社、《解放日报》工作的博古等,也到裴庄来看望三局和延安电台的同志们。

1946年1月,刚从延安中学毕业的王恂被调到裴庄,成为延安电台的第一位男播音员。时间不长,他报名参军,到前线去了。这个时期,陆续调来了女播音员钱家楣、于一、杨慧琳、吴作贤。1946年5月,新华社语言广播组扩大为语言广播部(简称口播部),即延安电台编辑部,部主任温济泽,编辑有韦君宜、苗力沉、刘志云、刘衡、高虹。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和延安电台的机务工作从三局划归新华社电务处统一管理,处长耿锡祥,副处长李伍。从此,延安电台的编辑、播音、机务部门初具规模了。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侵占张家口,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在11月12日召开伪“国大”。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斗争的周恩来和代表团的部分同志,在11月19日撤回延安。由于形势紧迫,周恩来刚刚回到延安,即召集王诤和新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等开会,研究战备问题,决定在延安以北90多公里的瓦窑堡(现子长县)建立战备台。1947年元旦,延安电台广播了毛泽东撰写的《新年祝词》。同一天,朱德到延安电台发表广播讲演,分析1947年“将是中国人民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明确指出:“只要全解放区军民和全体爱国同胞坚定胜利的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就一定能实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三

抗日时期,我在四川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的地下工作。1946年2月到1947年3月,先后在新华社重庆分社和南京分社(即中共代表团新闻组)做编辑工作;1947年3月初,随董必武率领的中共代表团留守人员撤回延安,被分配到新华社语言广播部工作,在清凉山上开始了我的广播工作生涯。

在国民党军队迫近延安的时候,新华社除留下少数同志坚持工作以外,大部分同志撤往瓦窑堡。语言广播部和其他几个部门在史家畔村工作,我们借用老乡的窑洞,白天盘腿坐在炕上编稿,晚上挤在一起睡觉。机房和播音室设在相距10公里的好坪沟村,村口有一座砖砌的门楼,机务员李志海和刘振中把门洞的一面堵死,成为机房和宿舍。上面是一座小观音庙,只有一张三条半腿的供桌,垫上土坯,摆一个话筒,就成为播音室兼宿舍了。3月13日,延安电台播出了最后一次节目,第二天就在这座小庙里接替了播音。国民党军队侵占了延安以后,改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3月25日下午,戎马倥偬中的周恩来到好坪沟视察,鼓励大家努力工作,保证不要中断广播,因为这期间陕北台是对外宣传的惟一的工具。傍晚,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也来到好坪沟,登上小庙,静静地站在钱家楣背后,听她播完音,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军今天上午在青化砭打了陕北战场的第一个大胜仗,正在清理战果,查清了以后要广播。3月28日,陕北台广播了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以后,我们连夜从史家畔和好坪沟撤退,远处传来了敌我交战的枪炮声。这半个月,是延安(陕北)电台环境最险恶、设备最简陋、条件最困难的时期,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广播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党中央及时分析了战局的变化,早在3月初就通知了晋冀鲁豫中央局,在老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组建新华社临时总社,并且准备接替陕北的广播。军区三处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的同志们通力合作,改装和制造各种设备,抽调编辑和播音员,做好了准备。3月29日,从涉县沙河村发出了陕北台的呼号,再次报道了青化砭大捷的消息,保证了广播一天也没有中断。国民党当局气急败坏,莫名其妙。延安(陕北)电台竟如此巍然不动,稳如泰山,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奇异的方法、在什么地方坚持了播音。

新华社人员,包括延安(陕北)电台的同志们,跋山涉水,千里转移,到达涉县,和临时总社会合,编辑部设在西戍村,机房和播音室设在相距两公里多的沙河村。

坚持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密切关注着新华社和陕北电台的工作。1947年5月间,他们在安塞县王家湾村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陕北电台的广播,播音员正在报道蟠龙大捷和祝捷大会的消息、评论,毛泽东称赞:“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义正词严,讲到我们的胜利很能鼓舞人心,真是憎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第二天,远在涉县的陕北电台收到党中央从陕北发来的嘉奖电报,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努力做好广播工作。不久,陕北电台每天的节目增加到三个小时。原在编辑部工作的齐越被调到播音组,成为延安(陕北)电台的第二位男播音员,他从此终生从事播音工作。

1947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在率军南下之前,到沙河村看望陕北电台和邯郸电台的同志们,强调广播工作的重要性,希望他们给远离后方作战的广大指战员及时提供更多的消息。11月间,陈毅在前往陕北出席中央会议的途中,到西戍和沙河看望新华社和陕北电台、邯郸电台的同志们。他在西戍村的一个大四合院里,对站满、坐满院子的同志们讲话,纵论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光明前途。他满怀豪情地说:“我们当兵打仗,是在战场上慷慨激昂地流血牺牲的,你们在后方做新闻工作,是一点一滴地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既深刻又生动的、诗一般的语句,成为我终生从事新闻、广播事业的座右铭。

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等离开陕北,东渡黄河,于1948年5月间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同先期到达的刘少奇、朱德会合。新华社和陕北电台接到通知,第三次转移,从涉县迁到西柏坡附近的陈家峪、韩家峪等几个村子,接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5月28日,陕北电台在20公里以外的张胡庄开始播音。7月间,原来设在张家口的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撤消编播人员黎伟、柳荫、郑佳、胡旭、丁一岚、陈晨等到达平山,参加陕北电台的工作。10月间,为了保证安全,并且获得充足的电力供应,机房和播音室又迁到40公里以外、井径煤矿附近的窟窿峰村。

解放战争发展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新华社的不少重要稿件都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的审阅、修改。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在半个多月中,陕北电台先后广播了毛泽东审阅、修改和撰写的五篇广播稿,在瓦解敌军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8年12月18日,范长江率领由通讯社、报社、广播电台人员组成的统一编辑部,从西柏坡出发,前进到北平郊区待命。准备接管电台的人员有徐迈进、李伍、胡若木、杨兆麟、胡旭、齐越等。1949年1月31日,我们随人民解放军进入古都北平,接管了各个新闻机构。2月2日,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开始对本市播音。3月25日,陕北电台随党中央进入北平,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对全国广播,原北平新华台改用北平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

6月15日晚,全国亿万人民第一次从收音机和扩音喇叭中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那是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录音。9月21日,全国人民又听到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9月27日,政协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北平为首都,改名为北京。于是,北平新华台改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呼号。10月1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在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全国各地电台都联播,毛泽东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2月5日,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改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对全国广播的电台,开始了历史的新时期。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2期 日伪统治下南京学生的反毒品运动　作者：严纪青

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巧妙利用日伪矛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清毒运动,运动的浪潮波及敌占区诸多城市,也震撼了日本朝野……

1998年9月16日南京报纸以显要位置发表了江泽民同志的署名文章:《忆厉恩虞同志》。文中诉说了他们二人几十年交往的革命友谊,提及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由学生领袖厉恩虞等发动和组织的清毒运动。

厉恩虞同志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利用敌伪内部矛盾,采取巧妙的“合法”手段,成功地发动了这场规模巨大的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厉恩虞同志是清毒运动的总指挥,我是清毒运动队伍的纠察队员之一;到1945年后半年,苏皖区党委派李涤非同志来南京,找到厉恩虞、王嘉谟同志,组织了“南京市各界抗战内援会”,工作重点随之转移为策反伪军和内应工作上,我又成为“内援会”的成员之一。回忆当年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生命有限,岁月无情,亲历者濒老,知情者日稀。我与昌必学弟深感有责任把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实事求是有根有据地记录下来,以便世人了解。

毒雾弥漫下的南京城

1943年的南京城,沦陷已近6年,日本侵华军总部和汪伪政府“首都”都设在这里。日寇手段最毒辣,处心最阴险的莫过于施行麻醉中国人民的毒化政策。对于日本这一动摇我国国本的政策,历届汉奸政府不仅不设法抵制,反而与其狼狈为奸,助纣为虐,肆无忌惮地大量运售鸦片、公卖毒品,又允许在统治区内开设吸毒烟馆,从中抽税。几年间,沦陷区的毒品危害如瘟疫一般蔓延。据当年上海《新闻报》报道,鸦片种植面积共有1500余万亩之多,吸毒者猛增到3200万人左右,占沦陷区总人口的8.8%,其中以南京尤甚。当时南京大小烟馆达数千家之多,真可以说:“五步一灯,十步一枪,横床吸毒,到处皆是”。

诸多敌伪档案材料证明,日本政府在武装征服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个毒化中国国民的政策。这一政策,早在战前就已实施,七七事变后更加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推行。尽管日本政府不允许任何日本人吸毒,但它怂恿其占领的内蒙边疆地区,大量种植鸦片,又特设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负责毒品的产、供、销,致使毒品迅速地扩大到所有的沦陷区。日本特货公司每年赚取的巨额利润,对外保密,由日本在华所设的最高经济机关——“兴亚院”直接掌握。抗战胜利后,从“兴亚院”档案中查出“宏济善堂”仅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中,仅销售鸦片烟土即高达1800万两(这是账面数字,实际大得多),每年从中获利约5亿多美元。

“火山”爆发的前夜

不愿作亡国奴的南京广大青年学生,对日伪一手制造的甚于洪水猛兽之烟祸,尤感切肤之痛,他们压在心头上的悲愤之情,好像火山底下的岩浆,一触即发。厉恩虞、王嘉谟同学就是这样一大批进步学生中的杰出代表。虽然他们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直到1945年秋王嘉谟在江宁县委由鲁平介绍入党;然后厉恩虞由王嘉谟介绍入党),但他们品学兼优,博览进步书籍,对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心向往之。他们广泛联系志同道合的同学,秘密宣传抗日救国,公开宣讲毒品的危害和清毒的意义。并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当时南京地下党组织较之抗战初期已有较大发展,并时刻关注着学校青年学生的动态。地下党派党员潘田于1941年11月组织的秘密团体“青年救国社”,积极对青年学生开展工作。厉恩虞、王嘉谟等进步同学参加“青救社”并成为主要成员后,“青救社”迅速发展壮大。由于“青救社”和厉恩虞、王嘉谟等骨干分子在学生中影响大,威望高,当他们吹响清毒的号角时,立即得到各校学生的响应,迅速形成一股斗争的洪流。党组织从中具体指导,教育学生骨干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利用敌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厉恩虞同志利用汪伪《民国日报》的记者身份,搜集了不少敌伪内部矛盾的情况,从中发现了日本、汪伪之间在毒品利润分配上的“狗咬狗”。原来,日本在贩售鸦片毒品上赚取的巨额利润,都通过其特设的毒化机构全部汇往东京,不准汪伪染指,汪伪政府虽很不满,奴才又惹不起主子,从而又引发了烟馆税收上汪伪内部的争夺。

汪伪政权内有两大主要集团,一是以陈璧君(汪精卫妻)、林柏生为首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梅思平为首的“CC派”(周、梅都曾是蒋记国民党CC派的骨干)。伪政府批准开设烟馆的税收,归周佛海兼任部长的财政部管理,其中相当数额,落入“CC派”集团腰包之中。“公馆派”在毒品利润和烟馆税收上,均无利可得,自然恨上加恨。“公馆派”曾要求“CC派”和“宏济善堂”让出部分利润(每月四千万元左右),但又被周佛海以国税收入不能动用为由拒绝。为此,两大集团交恶,矛盾日益加剧。林柏生气愤不过,就想利用他兼任的汪伪政府“新国民运动促进会”秘书长和“中国青年团”总监的名义,以倡导戒烟为名,利用青年学生打砸几个烟馆,造点舆论,打击一下“CC派”,出出心中恶气。同时,也想争取青年,培植个人势力,在汪逆面前捞取更大的政治好处。

林柏生这一阴谋早被厉恩虞同志侦悉,并曾向党组织汇报,提出可否借此机会开展一个清毒运动。当时党组织考虑到南京在日军严格控制下,老百姓说一句抗日的话,便有被捕、被杀的危险,搞硬碰硬的群众游行示威,肯定要吃亏,主张不能盲动。提出了自始至终要利用林柏生,而又不能为林所利用的原则,只有在林柏生(时任汪伪宣传部长)公开提出保证后,才可行动,而且在行动中还必须讲究策略,喊口号时主要喊“打倒烟、赌、舞”,集中重点打击日伪毒化政策,不涉及其他问题,使敌人的反击无从下手。

不久,林柏生果然按捺不住,派他的爪牙李绍忠,找中央大学厉恩虞、王嘉谟等七八位同学,联系开始行动,并表示保护游行人员安全。厉把这一情况及时向潘田同志作了汇报,认为开展清毒运动的时机成熟,最后又得到上级党的批准。正如鲁平同志为厉恩虞同志写的纪念文章《无尽的追思,真挚的怀念》中所说:“厉将这一情况向领导‘青救社’的潘田同志汇报后,并共同研究出开展这一运动的具体方案,经过地下党南京工委(属苏皖区党委)书记舒诚同志批准,同意利用日伪之间的矛盾,开展清毒运动,激励群众,团结广大学生,发展进步势力……”

惊天动地的吼声

1943年冬,沉闷无声的南京城怒吼了,南京的广大青年学生怒吼了。

12月17日,青年学生揭开了清毒运动的序幕。南京中央大学的200多名学生,在厉恩虞、王嘉谟带领下,游行到烟馆集中的夫子庙地区,砸了“逍遥阁”、“云裳阁”、“广寒宫”等几家大的烟馆,向广大群众宣传烟祸的危害性、严重性,指出这样下去,比当年林则徐所说的“国家将无可用之兵,无可筹之饷”更为严重,那就是国家危殆,种族灭绝。围观群众热烈鼓掌支持。但是砸烟馆时,王嘉谟在与宪警说理斗争中,头上竟挨了日本宪兵一刀,鲜血直流。消息传开,激起全市大中学生的公愤。“青救社”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邀请各校学生代表参加,决定翌日举行全市青年学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在集合地点、游行路线、口号内容决定后,又组成纠察队以防敌人破坏。总指挥厉恩虞要求我们纠察队员随队伍行进,保持高度警惕,随时查看有没有混入可疑之人;万一遇到敌人破坏,要忠于职守,维持秩序,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或在混乱中引起伤亡。

12月18日下午,以中央大学为首的各大、中学校三千多名学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民大会堂”广场,总指挥厉恩虞宣布示威游行开始,浩浩荡荡的清毒队伍,沿着国府路往西,转向中山路,经过新街口,向南直奔夫子庙。一路之上,队伍严肃有序,悲壮激昂,不断高呼口号,唱进步歌曲。一阵又一阵的“反毒化政策”、“我们不要毒品”、“彻底清除烟、赌、舞”、“为民除害”、“为社会除恶”、“打倒丧心病狂的毒贩子”、“同胞们觉醒起来,向毒品进行斗争”等口号,此起彼伏。沿途同胞高举双手,向游行队伍挥手致意。队伍行进到当时最热闹的夫子庙,冲砸了所有的烟馆和赌场、舞厅(变相卖淫场所,不同于今日舞厅),驱散了醉生梦死的国民渣滓,当场收缴了烟土、烟枪、烟灯等大量烟具和赌具,装上人力车随队向群众公开展览。再经白下路,转入太平路,回到“国民大会堂”,将缴获的逾万两的烟土,大量的烟具及赌具,堆放在大会堂广场中央,由厉恩虞、王嘉谟点火焚烧。一时火光冲天,大量毒品化为灰烬,大家欢呼雀跃,庆祝胜利。这时,大批日宪、伪警持枪站在队伍的后面和周围,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我们毫不畏惧,怒目相对,满腔悲愤地高唱《毕业歌》、《满江红》。“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歌声响彻云霄。外强中干的敌人,在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青年学生面前,终于未敢下毒手,灰溜溜地撤走了。

当晚我们又在大会堂召开大会,由王嘉谟主持,厉恩虞在大会上作了慷慨激昂,催人泪下的演说。他高声疾呼:“中国人不要醉生梦死!青年们要团结起来!勇敢地向黑暗势力作斗争!”厉还号召把这场清毒斗争深入开展下去,彻底清除毒患。最后大会宣布成立“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并推选厉恩虞为会长,王嘉谟为副会长。

清毒巨浪滚滚向前

12月18日,清毒斗争席卷南京城,并波及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广大青年学生。华东地区的镇江、扬州、徐州、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芜湖、南通,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三镇,华北的北平、天津,青年学生相继而起,横扫满天弥漫的毒雾。南京各校的青年学生更是再接再厉,在“首都学生清毒委员会”的领导下,乘风破浪,发动一击再击的多次战斗。其中成绩卓著的是搜查“白面大王”曹玉成的住宅和查抄大毒窟中央饭店。

贩毒巨犯曹玉成人称“白面大王”,是南京市的一霸,他既是帮会里的大流氓,又是日寇宪特豢养的密探。他依仗日寇势力,与日本“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勾结,大量贩卖烟土、“海洛因”、“白面”等毒品,进行批量销售,大发横财。对敢于违抗他的人,就凭借敌特势力,加上“共产党”和“通新四军”等罪名,逮捕拷打,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但谁也不敢惹这个丰富路上出名的大毒枭。1944年一二月的寒假期间,“青救会”在中央大学宿舍组织了清毒运动“寒假工作团”,得悉曹的罪恶后,作出了查抄打击的行动计划,并联系模范女中办的“寒假生活营”,配合一致行动。查抄前,“寒假工作团”的厉恩虞派出王嘉猷等人前往侦察;“寒假生活营”则派出黄圭彬同学着鲜艳旗袍,化装成“摩登女郎”潜往曹宅。在摸清底细后,立即集合二百余名同学包围了曹家。开始曹以为有日本特务撑腰,谁也奈何他不得,装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从他家夹墙的暗室中搜出了大量的海洛因时,青年学生便一拥而上,把这个大毒枭捆绑起来,连同查获的毒品押到新街口,勒令他跪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进行公审,国人皆喊该杀,当众焚烧了“海洛因”等毒品后,人山人海的学生和市民欢声雷动,将曹玉成押送交伪首都警察厅处理。汪伪政府慑于人民的压力与舆论,对曹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法包庇;日本也因曹暴露了“宏济善堂”特货公司的丑事,正想把他当作替罪羊。1944年3月,曹玉成被判处死刑,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这一事件,轰动了南京城的各个阶层,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真是人人叫好,个个称快。

突击大毒窟中央饭店。中央饭店是当时南京最豪华的饭店,是敌伪上层人员荒淫无耻的享乐场所,每天有无数敌伪官员出入其间吞云吐雾。“清毒会”得悉后,于1944年5月6日率领数百名青年学生前往突击搜查。学生队伍尚未赶到饭店,便惊散了吸毒的敌伪官员,狡猾的饭店经理江政卿见势不妙,也逃之夭夭。学生仍然冲入饭店,分层把守,逐层检查,终于查出私藏的鸦片烟土3000多两。在一家饭店中,竟收缴这样大量的毒品,也是清毒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

据有关史料介绍,学生清毒运动起来以后,汉奸内部发生剧烈争吵,在一次伪行政院会议上,周佛海集团中主管烟馆税收工作的内政部长梅思平,对林柏生大加指责说:“烟馆、烟行都是经过批准缴过国税的,政府有责任给予保障,你怎么鼓动学生去冲砸烟馆……下次再乱搅,我就下命令让警察来干涉。”林也知道把事情闹大了,他的本意只是想让学生上上街,游游行,喊喊戒烟口号,最多装样子砸几家烟馆,对“CC集团”施加一点压力,分得一点好处,谁知竟闹成了轰轰烈烈的清毒运动,不但南京大闹,沦陷区各个城市也纷纷响应,闹到难以收拾的地步。但是,善于耍嘴皮子的林柏生,还是硬着头皮说:“这是青少年们自发地为社会除害,我不便阻止,你们说我在组织青年,惭愧得很,是青年组织我,不是我组织青年;是青年训练我,不是我训练青年;是青年领导我,不是我领导青年。青年们起来为社会扫除腐恶现象,那是他们的热血、热情和热力团结在一起,为了救国,为了救民,甘把热血洒在受了创伤的国土上。”(据周佛海集团核心人物罗君强的交待材料和汪伪行政院副秘书长巫兰溪的回忆)

林柏生这一番话倒是说出了南京青年学生清毒运动的实情。他永远不会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广大青年中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所以,抗战胜利后,审判汉奸林柏生时,林恬不知耻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在学生清毒运动中他“功不可没”,是“林则徐第二”,这当然也只能成为历史的笑柄。

彪炳史册的功绩

40年代南京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清毒运动,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青年学生的斗争矛头,直指施行毒化政策的罪魁祸首——日本东条内阁和军部。种植、贩卖鸦片,是国际上公认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干这种坏事,为了逃避罪责,一直是偷偷摸摸秘密地进行。他们暗地指派一日本浪人化名“李见夫”,拉拢中国败类盛文颐共同开设以经营毒品为主的“宏济善堂”特货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一家民间公司,实际上是日本军部的毒化机构。青年学生开展清毒运动,揭开了“宏济善堂”的内幕,也把东条内阁从中攫取巨额经费揭露出来。一时舆论大哗,日本政府内部也骚动起来,东条内阁受到了国内外的反对与指斥。清毒运动开展后不久,日本国内就发生了“政潮风波”,即借以对东条大肆攻击,一些反对派国会议员列举种种事实,指责驻华日军贩卖毒品。此时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惨败的东条担心再引起中国占领区的大动乱,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和减缓占领区中国人民的愤怒,东条叫大本营指导部部长荻发表一篇公开声明:“在华皇军绝不干预鸦片问题”,“宏济善堂”是中国人盛文颐主持的,“与皇军并无关系”。这一“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欲盖弥彰,反而使人民进一步看清了事情的真相。1944年3月,东条又派他的亲信政信大佐,付予他很大权力,作为军部大员来华,对日军进行所谓“整肃军纪”,并着手结束“宏济善堂”一切活动和同意汪伪政府按学生要求禁毒。

青年学生的清毒运动,迫使汪伪政府假戏真演,不得不禁毒;日本在停办“宏济善堂”特货公司后,向汪伪政府表示放弃鸦片毒品经营,不再种植制造和输入毒品。这也是表面文章,暗里仍在干着偷运贩卖毒品的勾当,但终归不能像以前那样公开地干了,数量从此大幅度减少。汪伪档案史料证实,1944年3月以后,日本鸦片输入量减少60%以上。汪伪政权也迫于形势,接受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于1944年3月正式颁布了禁烟条例,条例提出,禁止鸦片及一切毒品的种植、制造和贩卖;关闭所有制毒厂、所;各大、小城市开设之烟馆,一律闭歇;烟民办理登记,每月拨款一千万元作为南京、上海开设戒烟医院之经费,勒令烟民投戒,其余中小城市委托公、私医院兼办,从当年4月开始,限期三年禁绝,每年递减三分之一等。尽管这个条例由于汪伪政府的腐败,军警风纪水平的低下,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青年学生提出的“根绝鸦片毒品”的要求是难以实现的,但历史证明,即使在敌占区,从此毒焰猖獗之势已大为收敛,社会上吸毒现象也明显减少,不再出现公卖毒品、公开吸毒的情况。

清毒运动教育了群众,激励了群众,树立了“中国不可侮”的信念,发展了进步力量。特别是青年学生中的骨干分子,提高了政治觉悟,开拓了视野,纷纷投入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不少同志在这次运动中加入了共产党。

(注:亲历者严纪青,知情者巫昌必,审稿者潘田)

(责任编辑 洛 松)

2000年第12期 慰安妇幸存者的血泪控诉　作者：秦维宪

2000年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和主持正义的学者,向日本法西斯的兽行发起猛烈攻击的一年。

9月17日,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陈丽菲女士,作为中国大陆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举行的慰安妇幸存者听证会,向日本法西斯发出血泪控诉。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朝鲜、东南亚各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及律师、学者参加了会议。18日,15位亚洲慰安妇幸存者,将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

9月下旬,上海慰安妇幸存者朱巧妹等三人,作为原告在美国法庭起诉日本法西斯的暴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赔款、致歉。

12月8日至13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将在日本东京开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幸存者万爱花等八位受害者准备出庭(这是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集体出国),将在现场控诉日军兽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赔款、致歉要求。大陆方面的学者、律师、翻译、记者20多人,将随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著名法学家周红钧律师出庭。

学者发出伸张正义的吼声

在即将逝去的20世纪,战争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它不仅延缓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且给千百万战争受害者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以旷世罕见的二战为例,虽然战争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两个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政府,不仅至今没有向战争受害国,尤其是中国谢罪,向战争受害者赔偿损失,更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右翼势力一次次猖狂否定那段残忍的历史。这,既反映了历史的不公平,又警示今人:战争的潜流依然在悄悄地涌动。

正是基于如此复杂的背景,二战期间,日军在上海首创的慰安妇制度,更值得学者作深入的研究。

据上海师大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统计:二战期间,超过40万的亚洲妇女先后沦为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也即“慰安妇”。慰安妇制度产生于上海。为解决日军官兵的性欲问题及避免因性病而带来的非战斗减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在日军头目冈村宁次的策动下,在上海建立了一批较为正规的慰安所。冈村宁次后来坦白说:“我是无耻之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最初慰安妇来自日本,也有部分来自朝鲜。随着战事的扩大,慰安妇已远不能满足日军需求,其铁蹄所至之处,纷纷设立规模不等、名目繁多的慰安所,大部分慰安妇均就地征集,这一过程充满了侵略者的兽性和血腥味。其中,中国慰安妇超过20万。

当年慰安妇许多遭日军蹂躏而死。又经过半个多世纪,如今幸存的慰安妇已寥若晨星。她们的悲惨遭遇,她们的灵与肉的损失,现在再不向日本当局控诉、要求赔偿,更待何时?

今年3月30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韩国挺身队研究所代表尹贞玉教授激愤地说,高度军事化组织化,以性虐待为目的的慰安妇制度骇人听闻,这种以金钱和暴力来实施的性奴隶制,有什么人权可言?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做到三点:一是向被害者和被害国谢罪;二是惩罚罪犯;三是向被害者作经济赔偿。我们认为,这不仅是日本政府的责任,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责任。

朝鲜“慰安妇”及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对策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明玉义正词严地指出,由于日本的武力侵犯,使朝鲜及亚洲的几十万妇女遭受惨无人道的性摧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慰安妇的贞操和生命受到极大的伤害,但战争过去已55年了,日本政府仍不谢罪和赔偿,我们一定要以民主、独立、自尊的意识去争取最后的胜利,从而杜绝目前世界上仍存在的性暴力、性奴隶问题。

日本女性·战争·人权协会代表志水纪代子教授真诚地发言:我们作为加害国的妇女,对于日军实行的残酷的慰安妇制度,深感痛心和愤慨。我们有责任一方面敦促日本政府对被害国及被害者谢罪、赔偿;另一方面,还要研究产生这种性虐待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后,我们作为日本国民,将坚持不懈地与右翼的反动势力作斗争。

日本华侨促进交流会秘书长林伯耀以沉重的心情,先介绍了今年1月大阪右翼势力一个主要人物的发言,那个家伙居然说:“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没有一个中国女人怀孕,因此也没有什么日军强奸之事。”林先生怒吼道:“这是对中国人民极大的侮辱啊!”然后,他大声说,今天来参加会议的三位受害者是勇士,但现在敢于站出来的受害者实在太少了,我希望新闻报道要少点大男子主义,鼓励她们勇敢地站出来。中国应该公开全部有关慰安妇的资料,作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以倾听受害者的心声,让女同胞得到尊严。因此,政府、民间和学者都要进一步努力,共同去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

会上庄严地宣读了将于今年12月在日本东京开庭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宪章:日本军队在亚洲太平洋战争(1931—1945年)期间实施的性奴隶制度(即慰安妇制度),是本世纪最大规模的战争性暴力。然而,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及在亚洲各地所进行的军事审判,几乎没有对日军性奴隶制度等对女性暴力的战争犯罪进行裁决。此后,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现行的裁判制度也对此没有予以追究。依照普遍的国际人权及女性的人权观念,恢复性奴隶制等战争状态下的性暴力受害女性的正义与尊严,是构成国际市民社会的我们每个人的道德的责任,也是国际女性运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体现这一责任,特设置“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并由实施了日军性奴隶制的加害国的日本来组织。由被害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朝鲜、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还有国际咨询委员会(关于女性人权的专家和活动家)这样三方面构成的国际实行委员会。

苏智良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设立这一法庭尚属民间性质,不能起到真正的法律效力,但以此可以促进日本政府的谢罪和赔偿。更重要的是,通过“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希望把这苦难的历史让全世界了解,迎接一个没有战争及对女性暴力的21世纪的到来。

慰安妇高呼打倒日本鬼子

3月30日下午,会议进入慰安妇幸存者现场控诉日军暴行程序。来自海南的陈亚扁、山西的万爱花和上海的陆秀珍,由她们的亲属搀扶着走上主席台,她们的血泪控诉,一瞬间仿佛把人们带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黑暗岁月。

海南的陈亚扁(嫁到卓家后改姓卓),是海南岛祖关镇祖孝村人。1942年17岁时,被驻在小黎寨的日本军队抓进兵营,同日被抓的七个姑娘,她们被抓进兵营后,白天为日本兵烧饭、洗衣,晚上为他们唱歌、跳舞。半年后,又被运到三亚,关在一幢两层楼房内,窗被钉死,门被反锁。她被关的第二天晚上,便被一个日本军官强暴。从此,天天有日本兵来强暴她。稍有反抗,便是一顿痛打。直到抗战胜利,她才脱离苦海。

因她在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之前,已有一个叫卓开春的恋人,她从三亚回来后,得到卓的同情,婚后二人虽然感情很好,却因她当慰安妇时备受蹂躏,多病缠身,前后怀孕六次,全部流产。第七次怀孕后,丈夫及早送她到医院保胎,总算在1964年生下了唯一的女儿。最使她伤心的是那段非人生活带给她的长期不能挥去的心灵的创伤。她遭到同胞的白眼、讽刺,甚至有“文革”中的辱骂、批斗……

山西的万爱花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勇敢的妇女,曾四次去日本声讨日军暴行。她于1929年12月12日出生在内蒙古河林格尔县韭菜沟村,4岁那年,吸食鸦片的父亲将她卖给了人贩子,最后被辗转卖到了山西孟县羊泉村,成了李五小家的童养媳。到了羊泉村,她改名叫灵玉,1938年日军侵入孟县时,她加入了儿童团,14岁时与李五小解除婚约,嫁给了长她29岁的村干部李季贵。

1943年6月,驻扎在进圭的日军扫荡羊泉村,她没来得及逃走而被捕。由于叛徒的告密,她的抗日身分暴露。白天,日军将她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拷打,逼问村里其他共产党员的名单;晚上,将她关在窑洞里野蛮地轮奸她,她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脚踢,用香烟头烫。她在被关押、蹂躏21天后逃回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她再次被日军抓入进圭据点,在暗无天日的炮楼里,被糟蹋了29天。9月16日,她趁据点日军外出扫荡的机会,再次逃回羊泉村。12月8日,她第三次落入虎口后,日军为严惩她的连续逃跑,轮番审问拷打她,疯狂地轮流对她施暴,多次将她折磨得昏死过去。

当一位年轻记者问万爱花“时隔50多年,起诉日军暴行还有无充分的证据”时,万爱花激动地说:“有!我的耳垂为什么被撕裂,肋骨、胯骨是怎样伤残的?只要我不死,这就是永远的证据!”万爱花控诉到伤心之处,禁不住高喊:“打倒日本鬼子!”

上海的陆秀珍因年届83岁高龄,且身体极其虚弱,由其养子代为控诉。

陆秀珍是上海崇明人,1937年“八·一三”抗战失败后,日军打进了崇明。大约10月初,河东徐其狗的妻子叫陆秀珍到庙镇去,说是替她作媒。到了庙镇,却被汉奸关了起来。先是被一个日本军官独占,后被许多日本兵强暴,成了日军的性奴隶,致使陆秀珍终身不能生育。其养子代言控诉说:“我之所以积极支持母亲出来讲话,是因为她受了日军的凌辱,是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毁了她终身的幸福!”他代母亲强烈要求:日本政府政治上要道歉;经济上要赔偿。如果日本政府不肯,那么,我们要通过国际法庭索赔,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血债,是必须偿还的。

研讨会期间,笔者采访了中国唯一健在的“八一三”抗战的战地记者、著名杂文家冯英子先生,这位86岁高龄的老人本身就是日军侵华战争的受害者,他的前妻就是被日军强暴致疯的。为此他曾向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交过起诉书。冯英子认为,慰安妇问题作为性奴隶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战争本身更残酷,我们必须只争朝夕,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和赔偿,这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

在中国首倡慰安妇问题研究的苏智良先生穷八年之功,足迹遍布海内外日军铁蹄所至之处,在上海、海南、山西、山东、香港等地调查、寻访慰安所遗址和当年的慰安妇,在对部分慰安妇的采访和史料的挖掘中,血迹斑斑的慰安妇制度逐步展现在世人面前。苏先生在对此作出卓有成效的奉献的同时,还怀着深深的遗憾。在慰安妇的血腥史中,中国妇女受害最烈,反抗亦最烈;然而,由于中国妇女传统的贞节观,至今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只是少数。苏先生痛楚地说:“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母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研究日军实施随军慰安妇的罪恶历史时,没有一件新的发现和取证能使我感到兴奋和激动,每前进一步,离完成研究越近,心中便增加一分郁闷,一分痛楚,一分苦涩。”

(责任编辑 文 贤)

2000年第12期 古往今来名利观　作者：官伟勋

对名与利,历来就有着决然对立的看法。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是一种看法。然而,“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义而已,何必曰利?”又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古训。

它有点像性爱──人人需要,却又一直为正人君子或道学之士所羞于启齿。

到了我们的革命年代,“名利思想”几乎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同义语。与此同时,我们又一直在开展立功授奖运动。

一个时代的名利观,是一个时代物质基础的反映,又反作用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回顾一下它的过去,看看它的现状,应该说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名利之心人皆有之

许多人以为孔孟是反名利的,这是误解。

《孟子》里有句话叫做:“食、色,性也”。

食与色是人的本性,名与利呢?即使不说它是人之本性,也是人之本性的自然或必然延伸。前者是来自人的动物性,后者是来自人的社会性;前者是为生存与延续,后者是为了更“理想”更“惬意”地生存与延续。

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就十分看重名。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也”。孔子认为,人活一辈子,没有可称道的名声是最可悲的!“不患莫知己,求为知可也”。他又说,不要怕人家不知你的大名,能努力在可以扬名的本事上下功夫就可以了。他还说:“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意思是说,年轻人是可畏的,因为不知道他将来会发展成多么重要的人物。但若到了四五十岁还没出名,也就不值得敬畏了。显然,孔子还认为成名不能太晚,晚了,过了成名的最佳年龄段,成名的希望就不大了。

孔子还说:“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论语·泰伯篇》)意思是说,在他那里学习三年,还不能做官吃俸禄的话,是很少见的。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孔子不仅看重名,也同样是看重利禄的。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载:有人问孟子,古代君子也想做官吗?孟子说,当然。接着,他就举了孔子的例子,说“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说孔子三个月没有官做,就惶惶不安,就要带上礼品出国活动官做)孟子这样说,不是糟蹋孔子,是从君有志于治国安邦这一角度说的。孔子自己也一再说过:“学而优则仕”;“诺,吾将仕矣(我要做官了)”;“学也,禄在其中矣”,努力学习,就有官做了;“吾其匏瓜也哉?”我难道只是个中看不中吃的匏瓜吗?有了合适的官,我当然是要做的!

名与利,特别是名,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十年寒窗为什么?不就为了“一举成名天下闻”吗?读书人太看重名了!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里说:“立名者,行之极也。”名是一个人“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的必要条件。对于利,司马迁更是最早承认求利是普遍人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千古名言,就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的。“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王、侯尚且怕穷,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看起来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大白话,然而,班固正是因为这些观点,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指责司马迁的这些论点是背叛圣训,说他只是个只知崇拜势力与金钱的人。其实,这正说明司马迁能见人所未见,敢言人所不敢言。

司马相如因无名而且穷,被老丈人瞧不起,决心去长安闯出名堂来。他路过成都成仙桥题字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表示不坐上四匹马拉的红色车子,就不回来了!在当时,坐这种车子就像如今坐“大红旗”、“大奔驰”一样,是高级官员、大富豪才可以坐的。他当年的这些大话,不仅没人嘲笑,反而被看作胸有大志的表现。

陆游在《夜游宫》里说的:“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心未死。”既表现了求名的急迫,又表现了求名的执著。《长相词》云:“名也成,利也成,利也成时不似名,名成天下惊。”反映了读书人既重名又重利,相较而言,更看重名的心态。明代有个“金榜题名”后的顺口溜:“起它一个号,刻它一部稿,坐它一乘轿,讨它一个小”,号和稿是名,轿和小老婆是利,生动地表达了士子们的追求。

荀子说:“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非相》)

自然也有不同的调子。李白在《行路难》里云:“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少年行》云:“看取富贵眼前者,何用悠悠身后名?”只不过是在屡经坎坷、迭遭挫折后的消极情绪罢了,这并不能否认他一生对名的强烈追求。

名利不相等,然而相通

在旧社会流传很广的《神童诗》中有这样一段:“名题仙桂籍,天府快先登。萤窗新脱迹,雁塔早题名。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个快字,一个早字,一个双亲未老时,活脱脱表现出士子们急于早成名的迫切心情。

宋朝制度当上学士,就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吏给牵马,腰带可以绣金但没有“鱼”。再升一级入二府(汉为丞相与御史官署;宋为中书与枢密院),就有两个红衣小吏给牵马,腰带上可挂一个金鱼为饰,谓之重金。当时人们形容馆阁官员(相当今之县团级)急于晋升学士为:“眼前何日赤?腰下几时黄?”形容学士切盼入二府为:“眼赤何日两?腰黄几日重?”

名与利,两者不同却相通。名可以是利的阶梯,利可以为名开路。司马光说的:“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就是这个意思。

有了钱,就容易扩大知名度。《史记·货殖列传》载:在孔子的七十个学生中,最有钱的就是子贡。子贡“结驷连骑”(坐着四匹马并辔齐头拉的车子),每到一个国家,“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讲,“夫使孔子名布扬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说孔子当时之所以能名扬天下,是有钱的子贡在人前人后大力活动的结果。

古人有“士重名轻利,吏重利轻名”(《资治通鉴》7285页);“众人重利,廉士重名”;“小人以身殉利,士以身殉名”(《庄子》)等等说法。道光皇帝在会见地方官员时也说:“捐班(指靠捐钱捐粮买官者)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指靠科举做官者)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仪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一经批评指点,就会改过从善)”。这些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也难免把读书人太理想化了。“利之所在,皆为贲诸(古代两个勇士),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总是人之常态。一般的读书人也不例外。

《杨朱篇》里讲:“丰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还有什么别的需要呢?“今有名则尊荣,亡(无)名则卑辱;尊荣则逸乐,卑辱则忧苦。”“名胡可去,名胡可宾?”有名才有尊严,才能享受,名怎么可以去掉,怎么可以抛弃呢?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怕有名

没有名想出名,出了名而又悔有名怕有名者,在史书上屡见不鲜。辛弃疾在《偶题》里说:“人生忧患始于名”。白居易在给朋友的信中自称:“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声出去了,官做大了,出门结交的是名流,上朝则侍奉于皇帝身边,结果,“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程颐说:“入朝见嫉,世俗之常态。名高毁甚,史册之名言。”李萧远在《运命论》里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更为人所熟知。屈原的《离骚》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显然与它把由于优秀的品质与美好的名声所带来的痛苦,表达得淋漓尽致有关。

用俗话说,这叫做:“人怕出名,猪怕壮”;“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

因为出名反而遭灾,甚至惹来杀身之祸者,不绝于史。于是许多人就对名利产生了“看破红尘”的消极情绪。苏东坡在《满江红》里说:“无利无名,无荣无辱,无烦无恼。夜灯前独歌酌,独吟独笑。”“知富贵,谁能保?知功业,何时了?算箪瓢金玉,所争多少?一瞬光阴何足道?但思行乐常不早。待春来携酒滞东风,眠芳草。”

晚清醇亲王写过一幅治家格言:“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够了。”(《文史资料》26期)这可以说是许多栽过大跟头、饱经世态炎凉的人所共有的心态。

《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一书,在谈到朝廷时说:“在他们的统治下,盛大声名比声名狼藉是更危险的。”可见,“入宫见嫉”,“功高震主”,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

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取决于国别,而取决于制度。在封建专制时代,“功高震主”总是一条铁的规律。《史记》里刘邦与萧何的故事就非常典型。刘邦要“御驾亲征”时,不得不让萧何留守并保证后勤支援。出发前,他特意给萧何加封并增派500卫兵。萧何自以为这是刘邦对他的信任与重用,很得意。一谋士却提醒他,这恰好说明刘邦对他不放心,说萧何已经离灭族不远了。萧何惊问原因与对策?谋士告诉他,“君初入关,得百姓心,十余年矣!”你现在还在勤勤恳恳地争取民心,皇帝会怎么看呢?当今之计,你应赶快“自污”名声。萧何立即再三辞掉加封与增派的卫兵,同时大肆低价强购民田民宅,惹得民怨沸腾,纷纷告状。刘邦高兴了,萧何的地位也保住了。

绝对无视功利的思想家是不存在的

一般史家都称孔孟为反功利主义者,称墨家是功利主义者。说墨家讲功利是没有疑问的,说孔孟根本无视功利就值得商榷了。

所谓“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确是众多学者称儒家为反功利的典型论据。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就是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梁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孟子回答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其实,何必曰利,与反对利,是两回事。

《论语》说过:“子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也被认为孔子是反利的。其实“子罕言利”的原话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这能理解为孔子也反对仁吗?当然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应是,孔子不轻易谈利、谈命、谈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对于所谓“小人”,给他讲大道理,他不容易懂,用利害关系开导他,他反而容易接受。

《孟子·梁惠王上》篇与《滕文公上》篇,都一再讲到“有恒产”才能“有恒心”的问题。在《梁惠王章句上》里,孟子更明确地说道:“大王如要实行仁政,为什么不从根本着手呢?每家给他五亩土地的住宅,四周植桑,那么,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有丝棉袄穿了。若都有力量饲养鸡、狗、猪这类家畜,那么,七十岁以上的人,就都可以有肉吃了。一家人给他一百亩地,而且不去妨碍他生产,八口人的家庭就可以吃得饱饱的了……这样做了之后,还不能使天下归附的,那是从来没有的事。”这不是讲功利,又是讲什么呢?至于他说的:“仁则荣,不仁则辱”以及“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乱”等等,都足以说明孟子既看重名,又看重利。

儒家告诫人们不要计较功利,其实是为了更大的功利。也就是说,只有不去斤斤计较眼前功利,而是从某些更根本的问题上下工夫,比如说,让人民都懂得仁与义,都按仁与义的原则行事,整个社会才能获得真正的大功利。

《淮南子·道应训》举过的一个例子:公仪休爱吃鱼,当宰相时,有人给他送鱼,他没收。他说:“我因为接受了你的鱼,而蒙受受贿之名,被免了相位,虽想吃鱼也就吃不起了。我不接受你的鱼,我就可以继续当宰相,靠自己的收入,经常吃到鱼。”公仪休不受鱼,不是不重利,而是不肯“沾小便宜”丢了更大的利。即所谓“廉吏久则富”理论。所谓儒家的反功利,其实也就是公仪休不受鱼的长功利久功利。

所有那些主张无为、兼爱、乐贫、无誉的思想家,都不能说是无视功利的人,应该说他们各有自己的功利观。他们是在说,只有按他们的主张行事,人类才能过上理想的幸福生活。

春秋战国以来,凡是法家都是倡导名利的,都是善于运用名利以治理国家的。《商君书·算地》:“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审也。”人在活着的时候,都在算计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对于死后,都担心自己死后的名声。如果种地能得利,老百姓就会用力种地。如果作战能出名,战士就会不顾死活地作战。这样做,对内能使民努力种地不荒地,对外能使民拼死与敌人作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凡是能重用并切实落实法家主张的,基本上都收到了富国强兵之效。

健康的名利观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封建时代不讳言名利,但其名利观是有局限性的。

封建时代获取名利的途径很窄。一条路是做官,再一条就是做文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曹丕:《典论》)

其实,着力于文章,也就是着力于做官。科举是离不开文章的。

封建时代的许多人,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一辈子都在摇头晃脑地吟哦,想在诗人名单上挤个一席之地以便名传千古的,的确有;但更多的还是希望借此引起朝廷赏识与重用。

封建时代通向名利只有仕途这条独木桥。

“学好文武艺,货于(卖给)帝王家”。成名的路子窄,成功的目的更窄。做官的目的与“任务”就是效忠于帝王,为巩固帝王家天下的统治服务。而对发展农工业生产,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人,在封建时代的“正史”上,是很难占到一席之地的。小农经济靠的是经验,没有科技创造发明的需要与空间。“天不变。道亦不变。”帝王心目中的道,就是封建帝王专制制度。封建帝王只关心与其统治稳定有关的事物。

由于成名的出路只此一条,因此一个人的名声,就是对他人的威胁,尤其是对顶头上司的威胁。名声再大,像岳飞那样,大到天下到处欢呼“岳家军”的程度,皇帝也就深感不安了。这是专制时代压制人们的个性,使人们的聪明才智难得发挥的根本原因。

封建统治者,用封建道德作规范,用利禄作诱饵,用赏罚作手段,给天下英才画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圈子,只允许他们在这个小小的圈子里活动。它桎梏了名利观,也桎梏了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资本主义时代为人们获取名利创造了空前的机会与空间。

首先,它把个人获取名利看成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立志成名和富有,不再是难以启齿的事,反而是值得骄傲的事。从而在个人成名与得利这个问题上,收到了个人与社会相一致的效果。其次,它为获取名利开辟了比封建小农经济时期无可比拟的广阔途径。除了公职外,各行各业都可以成名成家,都可以发财致富。它为名与利的同一,创造了比较合理的机制。尤其在一些发达国家,凡是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的人,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大得惊人的报酬,如像美国的比尔·盖茨那样。这名与利同一的机制,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极其巨大的。

尽管如此,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却是严重的。这是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资本主义制度难以解决的根深蒂固的弊病。

社会主义是在继承与发展人类全部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理应有更健康更明智的名利观。遗憾的是,旧的,或者说新瓶装旧酒的名利观,一直还在困扰着我们。名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扭曲,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整整缺着一个历史阶段——缺着一个把“名”(品牌意识)与“利”(经济效益)奉为圭臬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有幸跨越了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却无法回避因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跃入社会主义阶段而产生的种种矛盾。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没有一个漫长的近代史阶段,这是中国国情中的最大的国情。承不承认这一现实,会有决然不同的理念与决策。

中国自春秋战国贵族政治崩塌后,秦汉大一统,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秩序。以后绵绵延续两千余年,虽有改朝换代,基本制度却始终没有根本变化。

本世纪初,我们推翻了帝制,成立了民国。然而,临时政府于1912年到1915年改革的十五件事,也不过是限期剪辫子,劝说放脚,改变“大人”、“老爷”称呼,废除跪拜,禁赌,禁吸鸦片,以及一句保护人权和作风民主的空洞口号而已。对于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更深层次的毒素,基本上没有触动。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是对封建制度一次非常伟大的革命。但,对于封建专制的意识形态,我们却缺乏有力的清算,且不说彻底的清算了。

封建专制流毒给我们带来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够承认它,正视它,实事求是地对待它,我们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享用历史跨越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名与利,今日在我们社会,仍然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意无意地提倡“做了好事不留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觉得能做好事是应该的,不值得宣扬的人,是有的。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受习惯势力影响的结果。以至于做了好事不留名,舆论媒体到处找,成了我们社会的常见现象。

一个人们根本不在乎名声好坏的社会,将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社会。范仲淹说过:“举世不好名,则圣人无所用其权。”真是至理名言!再有本事的“圣人”,也没办法治理一个人人不好名的社会!

一种健康良好的社会风气,应是人们勇于做好事,勇于承认自己做了好事的风气。

希望成名成家,是好事。只要不是通过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取名利,都应当受到赞赏鼓励。“名与善相维(把好的名声与对社会有益的行为联系起来),去名是去善也。”反对成名就是反对人们做好事。“名不足以尽善,而足以策善。”名不能使人尽善尽美,但可以鼓励人们向好的方面努力。古人尚且知道利用名以治国的道理,我们唯物主义者更应充分发挥名的积极作用,为人民造福。

名与利应是同一的。目前在我国,似乎只有歌星、影星或“主持星”,可以说名大利也大,而其他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包括一些在尖端科技领域对国家安全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就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了。这对我们国力的发展与提高是很不利的。

社会主义的个人名利观,总是直接间接与集体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人人具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名利观,不仅会使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也会使整个国家更加充满活力,获得更加全面更加迅猛的发展。

一切有识之士,尤其手里执掌媒体实权的朋友们,应为改善我们的名利观,为力求名与利的同一,作些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我们正有幸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我们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

(责任编辑 致 中)

2000年第12期 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作者：徐澄清

汉末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在我国古代政治家中确实是一位佼佼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为追求天下统一大业而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以及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确实使人敬佩。可他也不是完人,也有他的短处。对于诸葛亮其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都曾有过不少评述,可惜由于历史的局限,或者由于“为贤者讳”之类的思想所囿,抑或由于敬仰之情,不愿言其瑕者甚多,尤其是在他对待和使用蜀国大将魏延问题上更是讳莫如深。《三国演义》中“魏延脑后有反骨”这一说,为好多人所熟悉和接受。这就须从历史本来面貌来辨其真伪。这里我只就诸葛亮用人之得失和魏延之悲剧发点议论。

在汉末军阀割剧、群雄争霸的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刘备是很有抱负和胆识的,他深知人才之难得,怀着求贤若渴的心情礼贤下士,不惜“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来做自己的得力助手。当时刘备已是47岁的皇室将军,而诸葛亮则是27岁的书生,而就是这位“乡下知青”在见面时竟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在短短三百字的《隆中对》里分析和预测到魏、蜀、吴三分天下的历史趋势,并从政治、军事、内政、外交诸方面作了精辟的分析,可以说它是蜀汉开国的奠基石,无愧于千古奇策的赞誉。这个战略决策的执行开创了刘备事业的新局面,问题是诸葛亮没能根据后来的形势变幻发展及时修正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计划和设想。

《隆中对》提出:据有荆、益之后再逐鹿中原,“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指刘备勇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就是说,在占有荆州之后,应一路兵向宛、洛,一路兵出秦川,以钳形之势向曹操军事集团进攻。看来,这个方案在孔明出山之前提出似乎无可厚非,问题是后来秦川与宛、洛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荆州的战略地位越来越显得重要了。如果只凭益州兵马出秦川进击曹魏,走当年刘邦“暗渡陈仓”的老路,是很难取胜的。再则,在“赤壁之战”12年后吴蜀联盟已经严重破裂,镇守荆州的关羽刚愎自用,违背联吴抗曹的外交国策;对荆州极为敏感和重视的孙吴联合曹操以“讨关羽自效”,派吕蒙、陆逊抄关羽后路,“白衣渡江”袭取江陵、公安;曹操由洛阳进驻宛城,并令徐晃率大军增援被困襄阳的曹仁,同孙权南北呼应夹击关羽,致使关羽兵败临沮,身陨麦城。刘备为给关羽报仇,感情用事,军事指挥不当,结果蜀军又遭“火烧连营”之败,损兵三分之一,元气大伤,逐鹿中原的雄图已经难以实现。

探究起来,原因固然很多,主要还是当时政治、军事、经济重心已不在关中,而在宛、洛、许昌地区。占据秦川关中固然重要,但荆州的战略地位已比汉中、秦川重要得多。荆州失,蜀军必会被封闭在秦岭、大巴山和巫山一线以内的崇山峻岭中,在战略上处于极不利地位。然而,据守荆州的蜀汉大将关羽居功自傲,辱骂东吴为加强吴蜀联盟而“结亲”的来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批评关羽是破坏吴蜀联盟,导致蜀之颓亡的始作俑者,这可能言之过重,但关羽对损害吴蜀联盟应负很大的责任。然而以刘备之雄、诸葛之智,对荆州战略地位对蜀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使关羽孤军远悬,未给增添一兵一卒,也未令近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之军向关羽靠拢,更没有令其阆中(嘉陵江中游)的张飞、江州(重庆、涪陵一带)的赵云两支战斗力较强的精兵去增援关羽,应当说是最重要的失误。难怪陈寿在评诸葛亮时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公元223年,刘备病危,白帝托孤,诸葛亮受命于危难之中,以他的卓越才能稳定了局势,并在“科教严明,赏罚必信”、“奖励农桑,与民生息”等正确政策下逐渐恢复了元气。其后两年“六月渡泸”、“七擒孟获”,安定了后方;渐渐又开创了一个“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有所作为的局面。

公元227年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拉开了“六出祁山”北伐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前后经历了六、七年,最后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一开始就失人失策。当时蜀军虽锐,但在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在战略地位上为险峻的秦岭山脉所阻,利守而不利攻。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出奇兵制胜,速战速决。在这一点上似乎料事如神的诸葛亮谨慎到了近乎迂腐的地步。那么,当时是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卓越而可行的战略方案呢?不是。在初出祁山之前,“起于卒伍”的名将魏延就曾对北伐的路线提出过异议。他根据敌我地形、战术原则等因素提出:“闻夏侯懋少,主婿也,怯而无谋。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懋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长安中惟有御吏、京兆太守耳,横门邸阁与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东方相合聚,尚二十许日,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这应该说是个比较周全的战略方案。如果采纳这个方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精兵奇袭,直捣长安,再在斜谷大军配合下,胜利是很有希望的。就是诸葛亮的主要对手司马懿在事后也说:“诸葛亮平生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借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可见魏延的主张是可取的。可惜孔明把这斥责为“轻躁冒进”,既不用魏延其人,也不用其策,结果大好时机被丧失了。

诸葛亮对魏延似乎有点偏见,偏反其道而行之,要用他的那个“万全之计”,竟将“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马谡任为先锋主将,硬是强调什么“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兜大圈子自汉中向西绕道阳平关,再武都、天水、祁山,使十万大军在崇山峻岭中缓慢笨拙地前进,使广大将士的体力和粮秣无益地消耗在长途跋涉之中。这样的进军使魏方得以喘息,从容地作好迎战准备,深沟高垒,以逸待劳,致使蜀军失去时机。马谡终为张所败,街亭失守,孔明唱了“空城计”之后只好南归了。其实,街亭之失亦不能全怪马谡,诸葛亮要负主要责任。从地理位置看,街亭既是当时的战略重地,街亭之战也是关键性战役。街亭失,“进无所据”,退无所守,只得被迫放弃已取得的陇西三郡,退守汉中,导致整个北伐的失败。照理说诸葛亮应亲临前线督战,但他并没有“亲届街亭”;他的指挥部应设在街亭附近,但却设在大老远的祁山,在当时通讯落后的情况下,指挥不灵是必然的。《尉缭子》说:“立坐之阵,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孙子兵法》云:“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以千里而应战。不知战地,不知战日,则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六韬》云:“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服礼,无以知士卒寒暑”。这说明,将帅要与士兵同甘共苦,方能鼓舞士气。毛泽东在读《三国志》时批曰:“观人观大节,略小节,略小故,亭初战,宜亲届街亭,致败,后战亮必在军中。”这个看法是公正和深刻的。事后诸葛亮虽作了“自我批评”,请将自己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严惩了马谡,但只承认自己“用人不当,有乖先帝之明”,并未能总结自己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就是对“用人不当”似乎也认识不深,好像并未想起魏延和魏延的建议。在其后的北伐中仍然因循原来老一套的进军路线,不敢取“循秦岭而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结果只能是在司马懿坚守不战的对策下使蜀军呆望于坚城之下。

看来,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战略战术上的谨小慎微必然导致用人标准上的“知偏颇”、“求全责备”。尽管他在用人上比较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如拔庞统、蒋琬于小县,起杨洪、何祗于郡吏,但他的“一生惟谨慎”的作风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而对于那些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魏延有“不肯下人”“又性矜高”的缺点,是人才而不是奴才,他始终只是用其人而不信其人,仅作为借用力量。这种存在戒心的用人态度必然使自己失去“股肱”之助。不仅对魏延,对其他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如对待刘封的“刚猛难制”,诸葛亮即劝刘备因其上庸之败而趁机剪除。其实刘封倒是一员可信用的战将,后来刘备为此也很后悔。对有点自高自大,自诩“宜为诸葛亮之贰”的廖立,他虽也曾赞誉过他是可以与庞统相比的良才,可是长沙一失之后便不复重用。后来又因他发了点牢骚,如说孔明“不任贤达而作俗吏”,就被放逐汶山,老死蛮荒。对马谡先是欣赏他在“南战”中提出的“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他是有为的人才,而对刘备托孤时所说的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意见似乎没有认真考虑,对其失守街亭亦处置过严。

东汉末年是争城夺地,群雄竞起的年代,诸葛亮在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上还算得上古代政治家中的高明者,然而比起同时代的曹操、孙权、刘备就差了一筹。诸葛亮在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固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就他在选拔人才上的求全责备、矩偏颇是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得西蜀的大小官员中谨小慎微的“老实头”居多,就是蒋琬、费等人也是循规有余而才气不足,缺少进取精神。特别耐人寻味的是,刘备一生最突出地选拔了两个人,一是诸葛亮,一是魏延,而诸葛亮对于魏延并不怎么信任,似乎有点压制他。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魏延仍然忍辱负重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出生入死,羌中败郭淮,入川夺取西蜀,南战七擒孟获,北伐任先锋,天水收姜维、射曹操、斩王双、死张,大战司马懿,惊退夏侯霸,街亭失守后力挽狂澜,等等。治军严明,“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几乎无恶仗不与,且每战必克。特别是他提出的奇袭长安的战略建议实属善远之谋,可惜没被诸葛亮采纳。假如按魏延“循秦岭而东”的战略放手去干,其前景是难以估量的。难怪魏延常叹息:“亮为怯,叹己才用之不尽。”

曹操之用人高于诸葛亮就在于他主张“任天下之智力,争天下之归心”,“大用者不务细行”,“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深知“失晨之鸡,思补再鸣”,“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他以大局为重,能做到“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张绣降后哗变,后又再次投降,曹操对他优待并封为列侯,毕谌、魏种等人都曾欺骗过曹操,被擒后还是被重用。因此,曹魏阵营中文臣、武将辈出,从而开创了较大的局面。孙权知人善任,深知“周公不求备于一人”之理,既能观其短,亦会用其长,大胆起用年轻将领,委重任予周瑜、吕蒙、陆逊;他说鲁肃有两长(建议立帝王之业和联刘抗曹)一短(借荆州给刘备),不能因其一短而损其二长。刘备的知人善任也高于诸葛亮,他提拔魏延就大胆信任和使用他,虽然麾下良将甚多,却始终把魏延视为卓异将才委独当一面之任。公元219年(建安24年)刘备夺取汉中,称汉中王。其时拟迁治成都,行时要拔一将领守汉中,他深知汉中乃益州屏障,又是未来逐鹿中原之基地,地位至关重要,当时麾下第一员大将关羽已留守荆州,“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然而慧眼识人,“乃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皆惊。”看来,刘备既知魏延,也信任和大胆使用魏延。魏延亦未负刘备所望,坐治汉中,独当一面,界连强魏,敌不敢犯,大去刘备北方之忧。而诸葛亮不仅“矩偏颇”,而且管得太细太死,“事必躬亲”,“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使人才难得,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王夫之在评诸葛亮时就说:“人皆局于循吏之矩”,“虽有英才之士,然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奚可恃矣!”西蜀到后期弄得“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恐怕与诸葛亮用人的缺陷有很大关系。再则,诸葛亮也不很了解培养本地人才的重要性。纵观西蜀后期的重臣中,本地人并不多,后继的蒋琬、费和姜维均无大的作为,反而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看来,在培养使用本地人才上不能不是诸葛亮的又一缺陷。

魏延虽有“不肯下人”的缺点,但他对诸葛亮还是衷心服从的。在他与诸葛亮北伐的战略上有重大分歧的情况下仍然能顾全大局,没有作出损害蜀国的事,即使在孔明死于军中、情况十分紧急复杂时也没有能证明魏延叛蜀归曹魏的证据。杨仪同魏延不和已经很深,诸葛亮一死,他们的冲突更趋表面化。“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命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到褒口,乃发丧。亮长史杨仪宿与魏延不和,见延摄行军事,惧为所害,乃张言延欲举众北附,遂率其众攻延。延本无此心,不战军走。追而杀之。”裴松之认为:“此盖敌国传闻之言,不得与本传争审”,但就算是一面之词,也可以看到杨仪造谣陷害以消灭自己政敌的恶劣行径。就是据本传记载,也不能说明魏延反叛降北,而只云诸葛亮病笃时“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令延断后,姜维次之,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孔明只是估计到魏延可能不从杨仪之命,做了一点不信任魏延的安排,当然也可能是杨仪假“丞相遗令”。果然魏延不甘为杨仪所制,反而赶在撤退前破坏栈道绝杨仪归路。断后一仗是姜维指挥的,也不能说明魏延就是降北叛蜀。看来,诸葛亮在处理杨仪与魏延的严重不和的问题上也是很不周全的。尽管他在主观上“不忍有所偏察”,但魏延在前线征战迎敌,而杨仪一直在诸葛亮身边干事,对二者的倚重和感情实有所不同。假如诸葛亮在临终前把他们二人召来榻前肝胆相照,晓之大义,托之重任,至少魏、杨之间的矛盾可以得到暂时缓和,然而他把魏延排除在外,只留给他一个断后的命令,这完全是不信任之举。

从许多史籍的关键文字看,都没有提到魏延反叛降敌。最可据的是,他没有乘断后之机北去,却仍是抢先南归,即使在无心自己人残杀而被何平(何平即王平)所败后仍未北附,反而令少数人扶丧回蜀,要和费联名宣布北伐部署,可惜为费所出卖战败而死。再从众多史料看,魏延的意向是很明白的,魏延认为丞相虽死,但北伐之伟业不能中断,应由我魏延继续“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假如魏延真的要叛汉投曹,他可能有三种选择:其一是率军在前线倒戈,这易如反掌;其二是按兵不动,待杨仪率军撤退后再拔军驻汉中,静观形势,效当年之张鲁,凭借曾镇守汉中之威望独树一帜,这也不难办到;其三是学刘备当年夺取刘璋地盘之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回成都夺取蜀汉政权,而后剪除杨仪之军,这也不是极难之事。然而,魏延并未选择其中任何一条,相反地倒是明白地声明,不要“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要率军继承丞相之遗志继续北伐,这与叛蜀而降曹是无论如何扯不在一块的。

大凡历史的悲剧,就会有悲剧人物。当马岱提着魏延的头去报功时,“狷狭”阴狠的杨仪竟“起自踏之,曰‘庸奴!复能作恶不?’遂夷延三族”。魏延为蜀国的存在和发展舍生忘死,铁马金戈,没有死于对敌之战场,而丧于自己营垒的暗箭,有大功反而遭诛,殃及三族,半世威名,毁于一旦。事实上,那个造谣陷害魏延的杨仪倒是想叛蜀降北的。杨仪本性“狷狭”,反复无常,是个利欲熏心的权奸;他心胸狭窄,一向和文臣武将不和。但就是这么一个佞臣却为诸葛亮素所器重,临终时授以总督军权。杨仪除掉魏延“得胜”回成都后,自诩功高,不可一世;在未能取得“尚书令”高位后心怀怨恨,对费说:“往者丞相亡殁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这个自白又为费密报了朝廷,于是“废仪为民,徙汉嘉郡”,但杨仪恶性难改,至徙所复上书诽谤,朝廷后来要查办他,他才自杀了。蒋琬、费先是纵容杨仪去除掉魏延,后又除掉杨仪,诸葛亮尸骨未寒,而内部自相残杀。诸葛亮之死,而有魏延之死,其后有杨仪之死。此番折腾之后,蜀汉元气大伤,给蜀国造成每况愈下之势,诸葛亮对此也负有责任。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一千多年前当事者的是非应给以明确的判断,研究与回味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借鉴。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2期 文化奇人张伯驹　作者：王晓飞

在中国现代老一辈的文化名人中,张伯驹先生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贵胄子弟 钟情文化

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据有关资料介绍,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等职。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曾任河南都督,但因镇压白朗起义不利而被免职。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作为筹划者之一,组织更变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任该会副会长和登基大典筹备处副处长。1917年张勋复辟,他又参与其中,任内阁议政大臣,为此获罪下狱。出狱后便离开政界,全力投身于金融事业,担任盐业银行经理和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捐资创办香山慈幼院等社会福利事业,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生于1897年,字丛碧。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其后在军阀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部任职,曾任过提调参议。由于他的身份特殊,与当时的达官贵人多有往来,但他从不趋炎附势。正是在同高层人物的接触和交往中,知道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官场内情,使他更进一步看清了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从内心厌倦军队生活,认为当军人是一种耻辱,便不顾双亲和众人的反对,毅然退出军界。

退出军界后,张伯驹把自己的兴趣转移到读书、陶冶性情的文化艺术活动之中,他利用自家的优越条件,在家藏的古典文史书中找到一方驰骋的天地,各种古书典籍陪伴他送走了无数个日日夜夜。他乐于和文人雅士们交往,经常和他们一起聚会,一起歌吟畅咏,填词作画。他学唱京剧并登台演出,鉴赏并收藏古董墨宝,开展各种文化艺术活动。

张伯驹的“不务正业”,使其父张镇芳放心不下,他临终前握着儿子张伯驹的手,断断续续地对他说:“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张伯驹含泪应允,但当父亲故去后,仍然痴迷于自己热衷的文化艺术活动。

父亲生前曾参与创办中国盐业银行,并为银行投资20万元,任董事长一职。死后留下偌大一份家业,张伯驹对此却毫无兴趣。后来在母亲的百般相劝和苦求下,才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母亲实指望他继承父业和财产来振兴家业,可实际上,他只是挂了个董事长名,很少过问银行之事,而专爱书画、戏曲等艺术,他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天赋。他的诗词著述颇丰,京剧艺术造诣很深,经常同当时的名家登台演出,不仅轰动京城,而且影响涉及全中国。

情系国宝 抛金藏珍

张伯驹不愿经营父业,却对中华民族的瑰宝收集事业视如生命,他向前人请教鉴赏古迹真品的真谛,同时又不惜重金购入古代珍品字画,有时竟痴迷到不惜倾家荡产的地步。

张伯驹从30岁(1927年)起开始收藏名画墨迹,至60岁(1957年),前后整整30年。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其中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最为珍贵。

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西晋陆机手书的《平复帖》,这是中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此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至少早60多年。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他托人找到藏有此帖的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需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6万元,以便待机购买《平复帖》。1936年,他听人说溥心所藏唐韩干《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深恐转徙国外,就急忙写信给在北京主政的宋哲元不让该画出境,但为时已晚,叶某转手就卖给了英国商贩。

张伯驹惟恐《平复帖》也遭此厄运,立即请中间人韩君往商于溥心,恳请勿再使此帖流于国外,并请张大千先生致意溥氏,愿以6万元大洋成交,但溥心未允。

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春节前夕,听得溥心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4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张伯驹欣喜若狂,庆幸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即使在最需要钱的时候也不肯转手他人。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说,愿出30万大洋高价收买《平复帖》,被张伯驹厉声拒绝。

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他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届时,张君棺木将放置在你家门前。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便奋不顾身,走街串户,求亲告友,四处筹措,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

北京从金代定都到清末溥仪退位,历时近800年,皇宫内苑荟萃历代奇宝异珍。溥仪被赶出北京城时,带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宫中嫔妃及权臣也趁机偷走大量古玩字画。抗战胜利后,这些珍贵文物和古玩字画陆续出现在市面的古玩书画店中。张伯驹根据《故宫藏画目录》考定,在所失散的1198件书画中,有精品400余件,如按当时价格收购,不需要太多经费即可大部分收回。张伯驹据此一再向有关方面呼吁,建议国家拨专款将这些国宝收回。但是南京政府此时正忙着打内战,根本不肯拨款,使这些国宝大多进入古董商人之手。他们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准备将一些稀世珍品运往上海,出口到国外去谋取暴利。消息一经传出,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

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谋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便狡黠地点头说:“张爷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

马霁川特别晓得张伯驹的脾气,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爷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800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爷您了。”

张伯驹深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赶紧找到当时的博物馆馆长,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国民党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少得可怜,故宫也不可能出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

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说:“有一幅《游春图》,此画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

消息传出后,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能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220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防止奸商变卦。

拿出这么多黄金,对这位出名的贵公子来说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圈里人都知道张伯驹因屡收宋元墨宝,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但为了及时把《游春图》买到手,只好忍痛割爱,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一处占地13亩的房院出售,凑够220两黄金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张伯驹又气又急,夫人见他愁眉不展,坐卧不安,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了却自己心中的夙愿。

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

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连正常的维修经费都不能拨给。他把怒气压在心头,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旧中国,张伯驹为了不使真迹国宝流失国外,不惜倾家荡产,收藏珍品字画,他先后收集数百件文物珍品,终于以文物收藏鉴赏家而闻名于世,饮誉海内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担任了北京市政协委员、燕京大学艺术史导师、北京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等职务。

1956年,国家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决定发行公债券,文化部开专门会议动员文化界人士为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购买公债。先是部长茅盾带头,自报了5000元公债,夏衍副部长报了4000元,郑振铎副部长经济基础好一些,又是党外人士,报了8000元。散会后,大家三三两两往回走,张伯驹思潮起伏,心情难定,他想了许多许多,最后同妻子商议决定为了支持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自己珍藏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这八件珍宝是晋陆机《平复帖》、唐杜牧《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卷、宋蔡襄《自书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卷、宋吴琚《诗帖》卷、元赵孟颍《草书千字文》以及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不久将珍品全部送到文化部办公室。文化部沈雁冰部长亲笔签发了褒奖状。写道:

张伯驹先生、潘素女士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书法共8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文化部长　沈雁冰

1956年7月

当时,国家作价20万元人民币用于奖励金,但张伯驹分文不要,其高尚的爱国精神震动整个中国,赞誉声鹊起。

1957年在康生等人的迫害下,张伯驹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停职、检查、各种罪名接踵而来,使他无法从事自己所酷爱的文化事业。不久,陈毅元帅知道了他的磨难,经元帅介绍,他被吉林省文化厅邀请去参加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远离了“反右”斗争的漩涡之地,又得到当时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的大力支持。张伯驹如鱼得水,充分施展出自己的艺术才华,将自己对文物的收藏、整理、鉴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全部地毫不保留地贡献出来,使当时吉林省的文化和博物馆事业出现了非常可喜的景象。他一方面对馆藏文物书画作品重新进行整理鉴定,教授年轻同志文物知识,培养业务骨干;另一方面,为丰富博物馆藏品数量,组织人力,抽调人员对历代书画、文物进行寻找和挖掘。

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期间,张伯驹还把自己多年来收藏的三十余件书画及文物作品捐献出来,其中许多作品极为珍贵,有一些属海内外孤本。70年代张伯驹还曾把自己收藏的脂砚斋藏砚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这是首次在国内发现的有关批阅《红楼梦》的脂砚斋的文物。一些稀世罕见的书画作品如宋代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宋赵伯《仙峤白云图》卷等也都捐献出来。

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物搜集和整理工作停止了。吉林省“文化界黑司令”宋振庭被揪了出来,由此,张伯驹又一次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他的罪名是“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子贤孙”、“反对革命样板戏的黑手”、“右派分子的头子”、“资产阶级安放在吉林省文化界的定时炸弹”和“走资派的马前卒”等等,可称得上是洋洋大观了。多得数不清的造反派组织的无数次批斗,更加强了他的钢筋铁骨,他小心珍藏着陈毅元帅书写给他的“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条幅,坚定自己活下去的决心。出于对古代字画的酷爱,即使在被关押监管期间,他也不忘保护名贵字画。有一次张伯驹去造反派那里请示工作,见屋地上丢了许多烂纸,墙角边有几幅揉皱了的轴画。有一幅已经打开二尺长,是个横幅,上面是茶缸子口那么大的行书,张伯驹一下子愣住了,认出那是宋朝米芾的作品。他的真迹,明清时已不可多得,称得上是奇珍。如今却像烂纸一般扔在那里,地上那些撕碎的纸片,有些也是字画的残片。张伯驹心疼这些无价之宝被毁坏,他怕那乾隆皇帝亲笔写的“南宫墨宝”的米芾作品又被红卫兵小将当作引火之物,趁屋内人不注意,卷好后放入烂纸筐内,由劳动改造打扫卫生的宋振庭当作废纸带了出来,使这幅稀世珍宝免遭厄运。

“文革”期间是张伯驹内心极度苦闷的时期,他在此期间写作的诗词中说“机心常懔人言畏,世路如登鬼见愁”。发出“只解风流不解禅,行云流水送余年,忍将泪眼对江山”的喟叹!

痴迷京剧 造诣超群

张伯驹自幼便喜爱京剧,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那时,余叔岩在全面继承谭(鑫培)派艺术的基础上,以丰富的演唱技巧进行了较大的发展和创造,成为“新谭派”的代表人物,世称“余派”。醇厚的韵味和典雅的风格是余派艺术的主要特色。

张伯驹结识余叔岩是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的引荐,当时张伯驹继承父业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平素的业余爱好就是醉心余叔岩的京剧。结识余后,便经常请余到自己的书房来作客,余叔岩的所有收入全部存入盐业银行。偶尔遇有急需,存款不足付出时,张伯驹便为之垫付,等余有收入时再存上归垫。余叔岩对张伯驹在财务上的支持是十分感激的。又由于张伯驹学演余叔岩的戏,是一个十足的余派票友,二人频繁往还,除京剧外,在文物、书画、金石、收藏等方面张余二人也有共同爱好,因此促膝谈心,关系非同一般。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有时来到余家,一言不发,不论余叔岩是在吊嗓子,或与打鼓佬、琴师说戏,或是与友人谈戏,他都在旁静听。凑够了时间,他招呼也不打就走,不但余叔岩本人,连一般去余家的朋友,对他这种对人不寒暄不讲话的态度,日子久了也就不以为怪了。等到他觉得需要直接问艺的时候,才请余叔岩指点。余叔岩教戏也是很保守的,就是对他的徒弟杨宝忠、孟小冬、李少春等人,说戏也是很少的。但他对张伯驹却另眼相看,从张伯驹31岁学戏开始,十年光景,张伯驹竟学有40多出戏。张伯驹曾自豪地说:“叔岩戏文武昆乱,传予者独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1937年春,正值张伯驹40岁生日,余叔岩倡议以演戏形式庆贺,又因头年河南发生旱灾,张伯驹表叔李鸣钟将军也倡议以演戏募捐赈灾,于是决定在当时京城最大的隆福寺之福全馆演出。

张伯驹平常演戏,观看的人就很多。这次饰演《失空斩》之主角诸葛亮的消息传出后,不仅轰动了北京城,而且轰动了全国。除了北方的张氏友好纷纷送礼拜寿,主要为听戏以外,不认识的人也都想法去拜寿听戏,甚至远在上海的张氏戏迷也远道专程来听这出戏。福全馆中人山人海,盛况空前,当时报纸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大轴《失空斩》一开戏,便掌声雷动,叫好声接连不断。张伯驹饰诸葛亮,其他配角也都是显赫一时的名伶,王凤卿饰赵云,程继仙饰马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陈香雪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个个身怀绝艺,赞誉一时。张伯驹一出场便赢来个满堂彩,念引子有彩,“两国交锋”那一段原板有彩,“此一番领兵”那一句,张伯驹在“兵”字这里用了余派传统的巧腔,照例赢来喝彩声。以后几场戏更是彩声不断,直至场终。这场《失空斩》张伯驹确实是铆上了,不但一句不苟,而且每字不苟,搏狮搏兔俱用全力,用心用力,腔、调、字、韵无不考究,真个是造诣高深,技艺超群。

张伯驹以演过这一出空前绝后大场面的《失空斩》而驰名全国,他曾为此写下诗句:“羽扇纶巾饰卧龙,帐前四将镇威风。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尽五峰”。更有趣的是,当年谭鑫培曾陪余叔岩演过王平,而如今余叔岩又陪张伯驹演王平,堪称梨园一佳话。

张伯驹不仅向余叔岩学习余派京剧,还博采众长,向钱金福、王长林学习武生戏,以补自己演艺之不足。为了演技迅速大增,后来干脆长年把他们二人养在家里,以备随时练功、随时咨询,像这样对艺术刻意追求的人,不是一般人所能办得到的。

为了弘扬京剧事业,1931年张伯驹还同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成立了中华国剧学会。募得各方捐款5万元作基金,张伯驹任学会审查组主任。举行开学典礼之日,晚间演剧招待来宾,大轴合演反串《蜡庙》。梅兰芳饰褚彪,张伯驹饰黄天霸,其余角色也都是反串,这是梅兰芳演戏以来惟一一次带髯口的演戏。国剧学会成立后,因常有演剧和教习任务,张伯驹又多次同梅兰芳等名角同时登台演戏。

诗词超逸 书法见工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7岁入私塾,开蒙的便是中国古典传统经书,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著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著作。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如《如梦令》“寂寞黄昏庭院,软语花荫立遍。湿透凤头鞋,玉露寒侵苔藓。休管、休管,明日天涯人远。”这种凄感情词,贯穿他的词作始终,是他有感于人生的巨大变化而发自心肺的真音。这正如他在《雾中词》自序中写的那样,“杜工部诗云‘老年花似雾中看’。余则以为人生万事无不在雾中,故不止花也。余之一生所见山川壮丽,人物风流,骏马名花,法书宝绘,如烟云过眼,回头视之果何在哉。”

张伯驹又说:“情来兴至,更复为词”,因而他对人间的真情是非常珍重和爱惜的。特别是对自己钟情和景仰的人,更是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他惊闻陈毅元帅病逝,万分悲痛,撰写诗词以志悼念,诗云:

痛我长城坏,寒天落大星。

遗言犹感激,老泪忽纵横。

日暗旌旗色,江沉鼓角声。

东南余壁垒,忍过亚夫营。

还撰写了一副挽联追忆陈毅元帅。联云:“仗剑以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在,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挽联用张伯驹特有的鸟羽体书法书写,写得飘逸、洒脱、袅娜多姿、饶有画意,这副从内容到书写都有特色的挽联挂在陈毅元帅的灵堂前,引来众多人的驻足观看,当时抱病参加追悼会的毛泽东主席在挽联前停了好长一段时间,仔细吟咏,观摩着飘逸的书法艺术,然后,悄声地对身边的张茜说:“挽联写得好,书法也很好。”备加赞叹后,他又询问张伯驹同陈毅的关系,张茜回答毛主席说,他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并告诉毛主席说:张伯驹晚年遭遇凄凉惨苦,现在刚刚从东北长春回来,还没有工作和户口。毛主席听到情况后,立即嘱托周恩来总理安排一下。不久,张伯驹就被正式调回北京,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做研究员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张伯驹虽已年迈,但他仍精神矍铄,以忘我的精神工作着,他著书立说,筹划并组建韵文学会,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全力从事台湾回归祖国等公益事业,直到去世前夕,仍不忘祖国的统一,高尚的爱国热情,感人至深,催人奋进,使人铭记在胸,永不忘却。

1982年2月的一天,张伯驹病重住院,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孙子张晓鹰赴美之前,受爷爷嘱托专程来医院看望张伯驹,张伯驹挺着病躯,口述一首七律《寄怀张大千》和一首《鹧鸪天》词,托张晓鹰转赠给挚友张大千,七律诗云:

别后瞬经四十年,沧波急注填桑田。

画图常看江山好,风物空过岁月圆。

一病方知思万事,余情未可了前缘。

还期早息阋墙梦,莫负人生大自然。

诗中以赤子之情,表达了对祖国的一片忠情,盼望祖国和平统一的愿望溢满诗表。

张伯驹这次住院不久,终因年事已高,于1982年2月2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责任编辑 吴 思)

2000年第12期 中共党史人物丛书的来历　作者：李传根

二十年前,陈志凌等一批中青年教师发起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从那时起,他们克服无专门机构,无专职人员,无专门经验的困难,遵照司马迁《史记》体例规范,撰写出《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1—70卷,1800万字。该书计划出100卷,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

应运而生

1979年3月25日,湖南省师院、华中师院、华南师院、重庆师范学院等18所院校的党史教师,在郑州大学讨论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问题。事情缘由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学要普遍开设中共党史课,但是许多老同志被打倒还未平反,陈志凌在备课时碰到讲什么的问题。他考虑能不能从研究党史人物入手,突破禁区?他建议和全国高校同行们联合起来,研究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的建议得到了校领导和同行们的支持。陈志凌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市高等院校联系,倡议全国高校联合起来,讨论党史人物,写他们的传,为讲党史、军史、革命史课提供统一、可靠的材料。郑州这次18所院校代表的聚会,就是党史人物研究会的筹备会。

这次会议主要办了起草《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章程》(草案)、委托郑大派人到北京向有关部门汇报、确定当年年底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五件事。陈志凌、周文顺到北京高教部、社科院等单位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让办公厅两次写信称:“你们成立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写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记,这个积极性是好的。希望你们扎扎实实地做好编纂党史人物传记工作。”

陈志凌前往采访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时,何老连声称赞说:“好好。这项工作很重要,但已经晚了些,搞迟了!我支持你们,希望你们抓紧时间搞。”

1979年12月4日至18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成立大会在广州矿泉宾馆隆重举行,201人参加会议。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宣传部长等8名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研究会的领导机构,推选出何长工为会长,李新、胡华为副会长,陈志凌为秘书长。会议闭幕的当天晚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接见了部分代表。他说: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后拿出更多的成果来。杨尚昆还接见四川的代表。他介绍了中共在四川早期发展斗争的情况,回答了代表们问杨公(尚昆异母兄弟)的入党时间等问题。李鹏母亲赵君陶在寓所热情接待为哥哥赵世炎、丈夫李硕勋写传的作者彭承福、何锦州、李荣等同志,讲了李硕勋28岁就壮烈牺牲的情景。李硕勋牺牲时李鹏才3岁。后来李鹏读过父亲《李硕勋》传后,接见作者表示感谢。

蜚声世界

1980年7月《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和读者见面了。秋收起义总指挥是谁?我们从中看到是卢德铭。

书中为中共早期政治活动家、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无产阶级理论家肖楚女、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张子清等10位革命烈士立传。首卷第一次印刷33200册,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3、4、5卷相继出版,被海内外誉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部大型人物传记丛书。”应读者的要求,第1卷重印了三次,累计印数达139000册,创该丛书的最高记录。

1981年4月在重庆举行中共党史人物第二次学术讨论会,交流经验,落实人物传编写规划。何会长提出用8至10年时间,编写出版500名党史人物的号召,得到了与会者赞同。

1985年4月5日,《信息汇报》报道说,《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后引起国际注目,美国、苏联、法国、联邦德国、日本、朝鲜等三十个国家先后翻译出版了这套丛书。

为什么这套丛书如此受欢迎?因为资料翔实可信。如杨明斋在1920年以译员身份随维经斯基到北京、上海参与中共组建工作。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他在1929年以后的活动,国内却无人知道。传记作者、山东石油学院教师余世诚,为了把杨明斋坎坷的一生弄个水落石出,多次与苏联联系,终于在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关照和苏联学者的帮助下,查清疑难问题。原来早在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了”。苏方还告知:“1989年1月,苏共中央提出建议,对(这些)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该恢复名誉。”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都很关注《中共党史人物传》的编写出版工作。陈云为《中共党史人物传》题写书名,并为《任作民传》题词。邓小平给《李子洲传》题写书名,为《阎红彦传》题词。李先念、徐向前分别为《皮定钧传》题词。胡耀邦向党史人物研究会推荐《黄定荃传》初稿。

壮志未酬

正当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健康顺利地发展时,88岁的何长工会长去世了,66岁的胡华副会长也去世了。胡华从1982年到1987年主持了在镇江、长春、北京、杭州等地召开的共14次审稿会,每次会上经过复审筛选给他终审的书稿达50万至70万字。他在审稿会的半个月内,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仍不能全部完成,只好把大量复审稿带回家中终审。他患病住院1个多月,审阅文稿百万字。1987年12月14日,胡华被肝癌夺去了生命。

呕心沥血不幸早逝的何止胡华一人。有位甘愿清贫,花费多年业余时间,撰写出中共党史人物《施洋传》、《吴焕先传》的编审者,1982年8月,病死在吉林审稿会上。他那晚挑灯夜战,第二天早晨,同行不忍心叫他早起,早饭后,却发现他已停止了呼吸,枕边还放着未改完的传稿。他就是年仅46岁的湖北财经学院教师廖鑫初。

西北农学院张守宪,用业余时间和齐心、胡新民等同志先后分别合作撰写了中共党史人物《何挺颖》、《刘志丹》等22篇传记。他积劳成疾,不幸于1996年早逝。

1991年6月28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中共党史人物传》50卷出版座谈会和首发式。何长工等成千上万名同志共同奋斗的成果终于问世了。《中共党史人物传》荣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和吴玉章奖金史学一等奖。

1991年9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第二届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在西安召开。大会选出名誉会长邓力群,会长李力安,副会长王淇、陈志凌(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同意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挂靠在党史研究室,并批准《<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1—100卷编纂规划》。

1994年6月9日,李力安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座谈会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1—55卷首发式。顾问们就编写出版党史人物传的经费问题争相献计:一是呈报国家财政拨款;二是申请中组部拨一笔党费支持;三是争取爱国企业家赞助;四是分散捐助,争取传主单位提供经费。

会后,理事会决定在前三种筹措办法暂难实现时,采取后一种办法,即建议各传主单位提供经费。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首先响应,筹划了部分经费支持写传。航天工业总公司、地矿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湖北、安徽、江西、海南、辽宁大连、大庆石油总厂等地区和单位也积极支持党史人物研究会召开研讨会和审稿会。两个公司还赞助了400万元。研究会决定以400万元为基金,1993年7月16日成立了中国现代名人研究基金会,基金会对为编写人物传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

(责任编辑 吴 思)

作 者 补 正

《炎黄春秋》今年第6期发表的我写的《杨成武眼中的“杨余傅事件”》,经进一步查证资料,文中“林彪派张云生……”(该期12页右栏19行)是对的,我在贵刊第10期39页关于此点的更正有误。谨此补正。

陈 虹

2000年第12期 冯玉祥扫贪碑的曲折经历　作者：翟智高

河南省伊川县平等乡平等村董光涛家中珍藏着一块石碑,碑文全文如下: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 我们誓为人民建立极为清廉的政府 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 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 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冯玉祥

中华民国十六年

平等县县长 路尔宏 立

董锡乐 书

这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碑文,在经历了七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仍然完整如新。围绕这块碑的建立、拆除、失落、保存,有着曲折的经历。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八月,河南省政府迁往洛阳,洛阳成了河南省省会。白沙和大莘店是洛阳南部具有战略意义的两个地方,是扼守东南颖、淮、宛、荆,北达洛阳,西去秦、晋、甘、青古道上的咽喉要冲。民国十六年五月,冯玉祥任河南省主席,决定在白沙、大莘店新建两个县,将白沙命名为“自由县”,大莘店命名为“平等县”。

平等县首任县长路尔宏请冯玉祥为新建的平等县题词,冯玉祥挥笔书写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针对当时官匪勾结,土匪横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无法无天,百姓处于水火之中的情况,冯玉祥发出要把它们“扫除净尽”的誓言。

平等县政府请大莘店书法最好的董锡乐先生将冯玉祥写的碑文书刻于石碑上,立在平等县府。

是年,反封建、反迷信、妇女放足、禁烟禁毒、惩治贪官污吏、打击恶霸土匪等全面开展起来,冯玉祥的碑文鼓励了民众,同时像利剑一样直插土豪劣坤反动恶势力的心脏。他们不甘心灭亡的命运,不惜勾结宜阳花山寨的土匪来攻打新成立的平等县,民国十七年(1928年)八月,平等县县长路尔宏率部与土匪作战,由于土匪势大,路尔宏被俘,被关押在花山寨。

平等县县长被俘,地方恶霸乘机煽风点火,散布流言,说土匪来打大莘店是因为冯玉祥设了平等县,冯玉祥不让我们过,他的平等县也弄不成。还说,只要平等县政府在,土匪还会攻大莘店。于是平等县人人恐慌,士绅富户怨恨平等县府设在这里。恶霸流氓多次胁迫平等县职员拆除冯玉祥石碑,并肆意到县府闹事,使县府工作瘫痪。

国民政府在不知路尔宏死活的情况下,又任命周斌为第二任平等县县长。当这位县长带着委任状到大莘店平等县府任职时,地方恶霸许金寿找到周县长说,路县长的下场你还没看到?你要是想要命,就赶快离开这里。新任县长吓得跑回省府,坚决辞职不当平等县长。

于是,省政府又派尧何年接任第三任平等县县长,尧到大莘店后,了解到周斌辞职的原因,还有点不太相信。中午他去吃饭,饭后回到县府的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个小纸包,打开一看,内包一粒手枪子弹,纸上有一行字:“你想扫除我,我先铲除你。”吓得尧何年不敢接任,就携带平等县的县印跑回了洛阳,自此平等县全面瘫痪。

民国十九年(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在河南进行中原大战,白沙、平等县成了战场,当地老百姓为了保护这块碑,就悄悄地把该碑埋于地下。

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和宋美龄来到洛阳,相中洛阳为历代王都,决定把南京国民政府迁来洛阳。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文告,以洛阳为行都,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洛阳改为国民政府行都,但洛阳南龙门外的平等县却因土匪恶霸横行而陷于瘫痪,对行都安全不利。时在洛阳的国民党二十路军军长张钫多次召开军事会议,并派该军王凌云部三个营到平等县剿匪,但仍无法制止地方恶势力与土匪勾结横行,匪首郭世法率众匪洗劫平等县鸣皋镇,烧杀抢掠,强奸妇女,还抓走150人作肉票。土匪放出话来,只要政府不侵占他们的地盘,他们就不会与政府过不去,言外之意是要国民政府撤销平等县,退出他们的势力范围。

按历史惯例,一个地方县府治所位于该地区中心地区,平等县府在大莘店,而大莘店正是土匪的势力范围。

然而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府,对距洛阳仅30公里的平等县所发生的事竟采取退让的政策,有一种意见甚至认为冯玉祥在平等县所立碑的碑文太富于刺激性,过于革命化,不然怎会出现三任县长干不成的事。

但洛阳南大门没有县府,也太不成体统,民国二十一年(1932后)八月,国民政府撤销平等、自由两县,合而成立一个新县,以古籍文献所记商代“昔有莘氏女采桑于伊川”,定名为“伊川县”。所辖区为原平等、自由两县的范围。县政府所在地向北移7公里,设于窑湾“嵩洛桥”以北的府店街,这里属洛阳辖区,距洛阳龙门仅有十多公里。花山寨上的土匪一般不会“越界”行事,大莘店的土豪恶霸也不敢贸然到府店滋事,就这样,新成立的平等县仅有五年就夭折了。蒋介石的退让政策使冯玉祥“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的誓言变成了一碑空文。

又过了26年,解放后的1958年大炼钢铁,大莘店建了一个炼铁厂,因需石灰石作原料,就把各种石碑搜寻来砸碎入炼铁炉,一场大雨后,埋入地下的冯玉祥碑露了出来,有人把碑挖出送到炼铁厂,大铁锤砸下碑边,人们发现碑文是革命词句,就停下来。这时,有人说,这是国民党立的碑,毁了算了,工人们说,不管谁立的碑,上面的话说得好。碑幸免于被砸,又被掩埋于地下。

1974年,平等村董光涛挖土挖到了冯玉祥碑,就请人帮忙把该碑拉回自己家中,一直保存到现在,在国家文物局开展征集百年文物的活动中,冯玉祥碑才得以重见天日。

(责任编辑 吴 思

作者来信摘登

感谢贵刊今年第10期发表《被邓小平称为“革命元老”的杨尚昆》一稿,刊物第9页倒数第17行,罗瑞卿同志被撤职的叙述,请更正为:

“……罗瑞卿被撤掉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军内一切职务。”

章学新 谢景星

2000年第12期 五十年后重访志愿军战俘营　作者：张泽石

今年6月,我们在京的几位原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应北京电视台《当祖国召唤的时候》剧组的邀请,前往韩国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等关押过志愿军战俘的地方去拍片。《当祖国召唤的时候》是北京电视台为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拍制的六集专题片,主题是弘扬我志愿军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一集专门反映我们六千坚持回国的难友当年在战俘营的爱国斗争。

我们正好是在朝鲜战争爆发50周年、即2000年6月25日的次日启程前往韩国的。坐在飞往釜山的飞机上,我真是思绪万千。当年入朝作战、失利被俘、奋起斗争、长期监禁等等经历又一幕幕在脑海里呈现出来。巨济岛上的腥风咆哮、海涛怒吼又在耳边响起。岛上那座“最高监狱”还有么?济州岛上的烈士墓地还在吗?当年我们是带着伤病被押进釜山的,那时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半个世纪后竟会坐飞机重访这块伤心地……

据事先了解,原坐落在釜山的战俘营已荡然无存,而巨济岛却在原战俘营营地上建立了一个“战争博物馆”。到达釜山后,我们便首先去了巨济岛,我们是坐汽车通过跨海大桥登上巨济岛的。沿途到处是漂亮的旅游景点,高大的工厂厂房,豪华的花园别墅,比起当年那荒凉而又阴森的景象,巨济岛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到了当年关押中国战俘的第71号、72号、86号等营场所在的那个山沟里,果然见到了那个“战争博物馆”。馆内有展出实物的展览大厅和播映当年战俘营资料片的放映室;展厅大楼外有当年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留下的营房、弹药库、“最高监狱”等石砌建筑物的断垣残壁;更有一座相当逼真的战俘营营场模型。整个展览和解说词还是比较客观的。在剧组的摄像机伴随下,我们一面参观展览一面述说当年大家在战俘营的遭遇和抗争。我们着重回忆了1952年4月8日美方强行对志愿军战俘进行所谓“遣返志愿甄别”的情况,讲了当时“71号营场”为鼓励难友坚决回国升起巨济岛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镇压的流血斗争经过和敌人在“72”号集中营里怎样制造白色恐怖胁迫难友拒绝回国,以及林学逋、阳文华怎样站出来号召难友回国而壮烈牺牲的事迹。站在那座“最高监狱”门口,我还介绍了“四八甄别”后扣押敌酋杜德将军的斗争。“杜德事件”后,我和孙振冠曾与“战俘代表团”其他朝鲜人民军战俘代表一起,在“最高监狱”坐了三个月牢。我深感遗憾的是孙振冠已不幸于两个月前去世,不能由他来述说了。

第二天我们去了济州岛,当年荒凉贫穷的济州市已变成了一座美丽的花园城,而我们的座机降落的那个规模不小的现代化飞机场正好是当年关押我们的“第八战俘营”营场所在,真是沧海桑田啊!站在那里,看着周围富丽堂皇的建筑群,我们有感于和平之可贵,有感于韩国人民半个世纪来的勤奋建国热情。但在我们眼前也呈现出1952年10月1日敌人血腥镇压我们升国旗时的火光硝烟和护旗勇士们赤手空拳与敌人英勇搏斗、56位难友当场壮烈牺牲的情景。我们急忙租车去寻找当时埋葬烈士们的墓地。幸好姜瑞溥战友还记得当年他作为一个营场的战俘代表去墓地参加悼念烈士的经过。在他的指引下,我们在济州岛西南角的“摹瑟浦”海边,找到了那片背靠陡崖面向大海的烈士墓的遗址。我们流着泪向烈士英灵献了鲜花,我在悼词中说:“亲爱的战友们,原谅我们吧!我们不该过了半个世纪才来看望你们。但是,我们不是不想来而是来不了啊!几十年来大家都没有忘记也不敢忘记你们!忘了你们就是忘了我们共同战斗的青春岁月,就是忘了我们对祖国的忠诚!在我们面前的这济州岛的青山、济州岛的大海都可作证:你们当年正是为了祖国的尊严,才将自己的鲜血洒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你们的忠骨才被埋在这座太平洋的孤岛上……”最后我们含泪将百余朵鲜花投进了怒涛澎湃的大海,了结了我们六千难友一桩几十年的心愿。我们听着那汹涌海潮的阵阵轰鸣,感到那就是烈士们的英灵在呼应,使我们久久不忍离去……

第三天我们从汉城去参观了板门店。我们站在停战谈判那张谈判桌前,回顾了当年双方代表为战俘遣返问题进行的激烈交锋,回忆了我们为支持我方代表所开展的顽强斗争。站在军事分界线南侧的山坡上,我们还望见了山洼里当年曾经竖过那座“祖国怀抱”牌楼的遗址,想起47年前我们带着满身伤痛通过那座牌楼扑向祖国怀抱时的情景,真是百感交集!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感受到:在我们心中,“祖国”的光辉是如此强烈,即使经过了几十年狂风暴雨,也未能减弱她的光芒!啊,祖国!我们虽然已经老了,如果再有人胆敢侵犯您,我们这些老战士还愿为您献身!

从板门店返回汉城时,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十分整洁、安定、繁荣的城市已是华灯初上,整个汉城成了一片灯的海洋,架在汉江上那十几座大桥如同十几条悬空的长虹光彩夺目。从大桥向汉江两岸延伸出规划整齐的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街心则流动着由小轿车的彩灯形成的辉煌长龙。啊,昔日那硝烟弥漫、残破不堪的汉城哪里去了?在我们下榻的宾馆里还可感受到前不久南北方高峰会谈带来的喜庆气氛。我不禁怀念起当年在战俘营与我们生死与共的朝鲜战友:你们现在在哪里?你们还好么?我们多么希望你们的祖国早日统一、早日骨肉团圆,我们衷心祝愿兄弟般的朝鲜民族从此生活在和平、友爱与共同富裕之中。

翌日清晨,韩国航空公司用波音747客机将我们送回北京,在飞机上,我总觉得像是在做梦,难道我多年来一直做着的重访韩国为烈士扫墓的这个梦真地实现了?听到广播里说北京已经到达,我才清醒过来。一看表原来从汉城飞到北京还用不了两个钟头。但半个世纪前我们被关在战俘营时,总觉得被云天大海隔开的祖国是那么那么遥远……

啊,祖国,您的儿子出去圆了一个梦又回来了!

(责任编辑:文 贤)

2000年第12期 忆访李大钊故居　作者：林　田

前时阅报,知坐落于河北乐亭县新城区的李大钊纪念馆建成两年多来,已接待前来瞻仰、参观的中外人士数十万人次,每逢“4·28”李大钊殉难日及一些节假日,都有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来此进行悼念,说明我国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者始终活在人们的心里。由此回想起了我第一次访问李大钊故居时的情景。现在借助当日的笔记,我把能忆起的访问中的见闻和感想写在下面。

那是1988年4月23日,北方春天中一个明丽的日子,我们乘车从乐亭县城出发,东行十多公里,见田野中出现了一片片正开花的果树幼苗和有水泥柱的葡萄园。陪同我们的县委宣传部的老刘同志说:“大钊故乡——胡家坨乡大黑坨村马上就到了!”他还讲到,这一带的农民接受新事物快,改革一开始就改变了单纯种粮食的老规矩,发展起果树来了。

我的老家在城北,离大黑坨40里。我最早知道李大钊,还是少年时听我的大哥讲到关于李大钊的一个小故事:李大钊在北京当了大学教授,开始妻子儿女仍住在乡下老家,冬天他的孩子们到村外树林里拾枯枝当烧柴,小手冻得红肿裂口。当同乡去京向他说起他的孩子们在老家生活很苦时,他说:“小小年纪受点苦的好!”这句简单的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年轻时一直认为多吃点苦是好事。当时,家乡群众还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知道他很有学问,是为救国救民被反动派杀害的。大家都很同情他,尊敬他。提起他,都不称姓,而亲切地直呼为“大钊”。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回故乡瞻仰大钊故居,这次始得如愿以偿。大黑坨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一条村街横贯东西,两旁是错落不齐的砖墙、土墙或秫秸篱笆的农家院落。大钊故居在长街的中间路北,青砖墙黑漆大门的院子和砖瓦房舍,据说是按故居原样重修的。院子有二进,大门内二门外有东厢房,是大钊幼年在私塾读过书的地方。二门内有东西厢房,东厢房是大钊的父母住过的房子。正房六间,靠东面三间是大钊大祖父的住室。大祖父无子,大钊父亲自幼就过继给了大祖父。大钊一岁时父母双亡,就是这位大祖父抚养了他,小时随大祖父住在东正房。现在这房子靠东面一间的炕上放着一对樟木箱,是大钊在1924年去广州参加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买了两箱书带回来的,这是故居中惟一的大钊遗物了。墙上镜框里有大钊及夫人赵纫兰的照片。早年当地有男孩早婚风俗,大钊11岁、赵纫兰17岁时结婚。夫人极贤慧,初时如姊姊关爱小弟一样照顾他,大钊懂事后欲外出求学,夫人全力支持。大钊在永平府(府治在今卢龙县)和天津读书时,就全凭夫人在家辛苦经营数十亩土地与典当挪借供给。1927年大钊牺牲后,她又含悲茹苦抚养教育子女,至1933年参加大钊葬礼后,饮恨谢世。家乡人至今对她也备加称赞。从照片上看,夫人端庄秀丽,一个老式橱柜上摆着她留下的穿衣镜和掸瓶,亦古朴典雅,联想她和大钊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令人不禁潸然泪下。

故居后院一分为二,东院原属大钊家。院内有一小杏树,杏花刚谢。杏树下葬有大钊女儿李星华的骨灰,这是按她生前遗愿由她的丈夫贾芝送回葬于此处的。一小石碑上记载:星华16岁时与父同时被捕入狱。父殉难后,葆华当时不在,星华协母负起生活重担。1932年她加入中国反帝大同盟,并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次年在党的领导下,与全家及父亲生前好友、社会知名人士发起,将父亲灵柩葬于万安公墓。1940年她赴延安,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从事教育及民间文学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横遭迫害,忧郁成疾,但从未向恶势力低头,1979年逝世。贾芝葬妻时写了深情的献词镌于碑上。词曰:

杏花报春枝头开

党的女儿今归来

傲骨铮铮凌霜雪

血泪成篇有余哀

浩劫十年君何苦

丹心百折终不改

独立苍茫朝复暮

身依碣石望蓬莱

读之使人心楚。

走出故居,隔街对面,有一幢建筑简朴的平房,这是故居纪念室。室内陈有大钊《狱中自述》真迹影印件,笔力遒劲,文词凛然。临危之际,他仍以一国民党人之身分(大钊为保守党的机密和掩护同志,始终未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而只承认是国民党员),慷慨陈述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压迫扼制之历史和争取民族解放之方略,其忧国爱民与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之情,令人感慨不已。

纪念室中还有一幅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时与教员、同学合影的照片。中间一高个儿青年为英语教员美国人饶宾森(亦译鲁宾逊),大钊用英文写的《我的自传》,就是他保留下来的。他回美国多年后还曾告诉女儿:中国的李大钊是一位伟人,你将来去中国一定要代我到他的故居看看。女儿玛利雅·饶本森1985年来中国时专程到此访问。进入纪念室一见到父亲和大钊在一起的照片,就激动得站不稳脚了,接待的同志赶紧扶住了她,参观后她眼含热泪谈起父亲生前的嘱托。

在一间接待室里,纪念室负责人刘荆山和本村的徐荆璞等几位老人谈起了大钊在故乡的一些轶事。他们说:大钊青少年时代就刻苦好学,为人耿直热诚,外出读书做事后,假期回乡时,反对迷信、赌博,提倡男人剪辫、女人放足和兴办学校。本村的华严庙里办起了一所学校,大钊给题写了一副对联:“学校造人才,改造社会;读书为做事,不为做官。”这学校开始只有男生,后来大钊又帮助成立了女班,取名“华严女校”。

徐荆璞还谈到,目前尚健在的老太太罗国维,常讲她还能记起大钊的样子。说他从外地回来,穿个烟灰色的长袍,黑色马褂。罗国维的父亲是村里的会头,因受大钊的教育影响,热心支持新事物,不让国维缠足,还敲锣宣传放足。

谈到大钊精神现在对家乡的影响,刘荆山说,大钊精神需要深入研究发扬,现在附近胡家坨、麦港、于家寨三乡共同成立了一个李大钊研究会,由三乡文化站站长负责,一季活动一次。中共乐亭县委提出了“学习大钊献身精神,树立大钊故乡意识”的口号。

当时我想,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国家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党内和社会中,奢糜和腐败之风也日益滋长,我们多么需要从大钊精神中吸取民族脊梁之魂魄和共产主义先驱者的正气啊!

这是十多年前的想法,现在我觉得更是这样。

大钊是学者,又是战士。他是一个诚实的为真理而斗争、为理想而献身的人。那次访问回来以后,我曾写了一首小诗,献给我故乡的这位伟人。今天也抄在这里:

自信人生有真谛,

摩顶放踵求索之;

深研主义得先觉,

殚精竭虑实行之;

为酬壮志无所惧,

断头洒血以赴之;

道义浩然文章在,

江河不废永吾师。

林 田 新华社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刘家驹)

2000年第12期 新“酒令”　作者：杜导正

读过《红楼梦》的人，知道“酒令”是怎么回事。宴会上，公推一酒令主，酒令主出几个词，按席位轮流将几个词编入自己说的几句话中。刘姥姥与薛蟠的酒令词，更有名的，令人喷饭的。近日一友从某省来，说当地某县官吏，宴会后，县长发话：今日不谈政治，行个酒令，怎样？众人唯唯。县长作主说，每人五句话，每句话依次镶入“圆圆”、“尖尖”、“千千万”、“万万千”、“没有”五个词儿。县长先带头说：“桌子圆圆，筷子尖尖，吃过酒席千千万，没吃的酒席万万千，没有掏过一文钱！”众人拍手叫好。轮到县委组织部长了，他说：“图章圆圆，笔头尖尖，审过的干部千千万，没审的干部万万千，没有一个合格的！”众人点头称是。轮到随从司机了，说：“方向盘圆圆，烟头尖尖，拉过干部千千万，没拉的干部万万千，没有一个办正事的！”县长不高兴，说不能这么看！众人说，这是酒令，玩儿，往下说往下说。女秘书说了：“脸蛋圆圆，嫩手尖尖，陪过的干部千千万，没陪的干部万万千，没有一个正经的。”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听到此处，脸都红了，又不好发作。友人说，这只是传说，据我所知，我们那个省的地方官员，还不能说都这么吃吃喝喝，都这么不办正事，都不正经，都不合格。但人们编出这新酒令，又把这酒令四处传播，却也事出有因，上述故事绝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2000年第12期 《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　作者：佚名

编辑同志:

最近我常常想到,人生一世总要多一些良师益友才好。

童年有童年时的小朋友,坦诚率真;青年有青年时的朋友,生气勃勃;中年有中年时的朋友,奋发有为;老年当然也有老年时的老朋友,坚定稳重。各个时期又会有各个时期的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以至读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但有多少能称得起终生难忘的“良师益友”呢?恐怕不会太多。

即使是有不少良师益友吧,他们终究不能和你天天聚首,得以时时求益。我以为,各类刊物这时就是需要的了。刊物,不管是高标准考虑还是低标准要求,对读者来说至少应该能起一些良师益友的作用。遗憾的是,这样的刊物,也不多。倒是有一些刊物,和良师益友完全搭不上界,有的甚至起着狐朋狗友教唆犯的恶劣作用。

不过,自从《炎黄春秋》创刊以来,我却一直是把她当做我的良师益友的。

首先,我感到她是我的良师。韩愈在《师说》一文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么《炎黄春秋》传了什么道、授了什么业、解了什么惑呢?

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她始终坚持了传“实事求是”之道。长期以来,存在着不敢和不愿直面现实、用假话大话空话自欺欺人,以至制造假象歪曲历史的问题,我们在这些方面吃的亏,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多了,太严重了。《炎黄春秋》在坚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方面,我认为是一贯坚定不移的。这不但表现在她发表了不少出自亲历者、目睹者、认真的研究者之手的拂去历史迷雾揭示事实真相的文章,而且一旦发现其中又有不实之处的时候,也不惮于修正、更正以至支持争鸣。对现实要讲实事求是,对历史更要讲实事求是;对别人讲实事求是,对自己也要讲实事求是。《炎黄春秋》“传”的就是这个实事求是的“道”!当然这也要有点顶住某些压力和干扰的魄力。

其次,我认为她“授”的是关系中华民族的历史之“业”。历史是不能割断也绝对不应忘记的。一切企图伪造历史、曲解历史、抹杀历史、千方百计使人们忘记历史者,对今天,对将来,对子孙后代,都将为害无穷。因此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一无例外地强调历史的极端重要性和学习历史的极端必要性。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大家都懂。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就不大为人们所注意了。明明前车覆了,后车不以为戒,继续上演接着覆车的悲剧。至于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则不但不为一般老百姓所关注,一些领导者有时竟然也把这一千古名言抛到九霄云外了,实在太不应该。

我们山东老乡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见历史的作用绝对不可小觑。唐代杜牧在其名作《阿房宫赋》中谈到秦朝覆灭咎由自取的历史教训时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真是悬诸日月的不刊之论。《炎黄春秋》正是通过她发表的大量文章,给我们上历史课,授这个“历史”之业。

至于“解惑”,《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力求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也就为我们“解”了不少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非难分、皂白莫辨、含混不清、疑窦丛生的“惑”,这正是为众多读者所称道的。

我以《炎黄春秋》为师,然而她却不是板起面孔说教,道貌岸然、望之俨然,使你感到“师道尊严”的威压和拘束。她只是你的一个朋友,和你平等相处,交换意见。她只是以平直坦率的话语和你讲古论今,如有教益,也在“润物细无声”中。

而且,尽管“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炎黄春秋》也自有她的不足之处,但我总觉得她的内容是老少咸宜的,她的风格是雅俗共赏的。一卷在手,真如面对童年朋友的坦诚率真,青年朋友的生气勃勃,中年朋友的奋发有为,老年朋友的坚定稳重。我和《炎黄春秋》可以说是老朋友。腊鼓咚咚,岁云暮矣。新的一年即将开始,我祝她健康长寿,同时的确又希望像这样的良师益友,在我们的身边能够更多一些,更多一些。

专此 谨颂

编安

汪 京

200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