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第10期　开国大典回顾　作者：钱听涛

50年前我参加了天安门前的开国大典，常引为终身幸事。岁月无情，有些细节也模糊了。近年打开存箧，居然找出了一本1949年的发黄了的日记，详记了开国大典前后的生活，更高兴的是找出了一张在会场上领到的“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口号”，八开油印，30条口号仍很清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同志知悉后竟把这张口号连同建国前夕我保存下来的几张报纸号外等都征集收藏走了。建国50周年大庆临近了，我检阅史籍，追寻旧踪，过去不了解的许多史实呈现在眼前，记忆中模糊的细节又清晰起来,共和国华诞的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毛泽东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毛泽东，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毛泽东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毛泽东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毛泽东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这句话，并不是毛泽东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篇文章已收入《毛泽东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这就是有历史意义一天的实录。

要补叙一句：把10月1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并不是在开国大典之日。10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患病缺席的马叙伦委员托许广平委员提出建议：定每年10月1日为国庆，获得通过。但只作为建议送政府决定。同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四次会议时决定接受此建议。从此“十一”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庆节，至于现在的国徽一直到1950年9月20日才以毛主席命令的形式公布。

1999年第10期　回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作者：杨兆麟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是举国同庆的光辉节日，永远彪炳史册。而“开国大典”的实况广播工作，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重要一页。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的工作，更是难以忘怀。

早在一个多月之前，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也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各有关部门都开始进行准备工作。胡若木、高而公和我分工编写实况广播稿，一次又一次地到郊外去采访阅兵式和分列式的演习，并且到参加游行的各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农村去了解情况，由我执笔起草实况广播稿，在编辑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修改。播音员丁一岚、齐越每次都参加讨论，深入了解情况，领会稿件的精神。

当时的技术装备相当的简陋和落后。为了使整个天安门广场都能清楚地听到天安门城楼上主席台的声音，并且传播到全国，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机是不能适应需要的。1940年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时期负责技术工作的傅英豪设计、制作了一种大型扩音机，把九只喇叭装置在一块板子上，形成强大的音量，我们把它叫做“九头鸟”，在广场上架设了好几个，把问题解决了。技术上还有一个大难题，朱德总司令阅兵的时候，将要乘检阅车从广场中央驶向东长安街，然后再返回广场。在广场以内的音响问题已经解决，可是，检阅车一开出广场，那边的音响就无法传回设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机房了。工程师费云想出一个办法，在检阅车的挡风玻璃板上安装一只话筒，在车的尾部安装一个小喇叭，同时在记者和技术员的采访车上装备一部钢丝录音机，尾随检阅车录音。由于要在检阅车上安装机器，采访车还要尾随其后，因而事关重大，要报请阅兵指挥部批准。我们向指挥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很了解使全国人民听到阅兵的情况非常重要，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在西郊飞机场演习的时候，我和费云乘坐采访车，紧跟着检阅车，朱总司令向受阅部队高呼“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齐声回答：“为人民服务!”这些呼应的声音都录了下来。由于车速和时间都有严格的规定，我们录音的长短同样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准备到10月1日按照程序播放。在演习结束的时候，朱总司令询问我们录音工作的情况。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和广场上进行实况广播，任何人都没有经验，朱总司令担心他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的时候，技术上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为了保证安全播出，他要我们到他的住处去，事前为他录音。虽然我们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播出不会有问题，可是，总司令如此的认真、谨慎，我们还是在他指定的时间，前往中南海为他录了音。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铿锵有力地把命令读了一遍。这个录音虽然当天并没有使用，却成为一件珍贵的史料。

10月1日早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播出预告：“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及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转播今天下午三点钟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实况。”喜讯立即传遍了全国。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一切准备就绪。这天下午两点多钟，全体广播工作者在天安门城楼上下各就各位。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也就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前身，决定由梅益在现场主持城楼上下的全部工作，李伍和李志海负责城楼上的技术设施，特别要照看主席台的话筒和播音话筒的安全，费云和傅英豪负责机房和广场的音响设备。播音的话筒原来树立在城楼走廊的最西端，可是，参加观礼的人很多，一直排到了走廊的东西两端，我们只好把播音话筒移到城楼两侧的平台上。站在话筒前面工作的是胡若木、丁一岚、齐越和我四个人。

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俯瞰广场，受阅部队全体肃立，广场的南部站满了各界群众，都在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

下午两点55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上城楼西侧的台阶。主持庆典筹备工作的周恩来，早已提前来到城楼上，以他一贯的严谨、负责的作风，仔细检查了各项工作，特地询问了实况广播的准备情况。

我们目送毛泽东等走到城楼中央，准时三点钟，庆典开始，他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整个广场，欢声雷动，通过无线电波，传播到全国的城市和乡村，并且远达海外。千千万万的人民聚集在收音机和高音喇叭周围，聆听着首都的声音，热烈庆祝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承担了重任的那个老式话筒，成为一件文物，后来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丁一岚和齐越认真地交替朗读实况广播稿，把眼前的动人情景报告给海内外的亿万听众。胡若木和我由于事前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广播稿，具体了解庆典的程序，用手指或者点头示意，告诉他们应该播出哪一段。我们四个人配合默契，工作很顺利。

阅兵式开始以后，朱总司令和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站在检阅车上，先检阅了排列在广场上的部队，随即驶向东长安街。这时候，机房里开始播放事前制作好的录音。等检阅车和指挥车回到广场，恰好准时放完了录音，又接上现场的音响。据我们事后了解，那一段录音不如现场的音响那么清晰，因为我们事前录音的时候，把检阅车的马达声也录了进来，这在技术上是无法避免的，好在处在兴奋状态中的听众并不苛求和挑剔，也根本不知道那一段是在播放录音。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

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上，宣读了命令，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领土”。然后进行分列式，海军、步兵、炮兵、装甲兵、坦克兵、骑兵队伍，伴着雄壮的军乐，陆续通过广场。人民空军的银色战鹰凌空飞过。天上地下，无比的威武壮观。

在分列式的最后一个方队走出广场以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华灯齐放，光彩夺目。等候在东长安街和东单一线的群众游行队伍，挥舞着各色鲜花和彩妆，浩浩荡荡，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外一阵轰响，五颜六色的礼花飞向夜空。直到晚上九点二十分，庆典快要结束了，毛泽东大声向广场上的群众说：“同志们辛苦了，大会结束了。”按照原定的程序，我们在九点二十五分宣布了实况广播结束，整个广播持续了六个半小时。

也正是在这时，齐集在广场南部的群众，高举着鲜花和彩旗，像潮水一般涌到了金水桥边，向天安门城楼上欢呼、雀跃，场景非常热烈。我们看到，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对热情高涨的群众，似乎不忍马上离去，缓步走向城楼的东端，不断地向群众招手致意。又转身向西走来，从我们面前经过，到了城楼的西端，向这边的群众招手致意，才一同走下城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到来之际，我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栩栩如生，而那天一同工作的李伍、费云、高而公、丁一岚、齐越、傅英豪等已经永远离开我们，怎能不引起深切的怀念和敬意啊。

1999年第10期　“我给大家行个脱帽礼”　作者：林玉华

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三十多年以前，毛泽东同志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至今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延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诤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

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延河畔集合好，王诤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动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立了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但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个参加中央总学委领导的负责人，却背离了整风精神，继续推行王明的一套，搞了个所谓“抢救运动”，把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大批青年干部，都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幸亏毛泽东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一严重错误，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之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终始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

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儿。不一会儿，毛泽东同志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同志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到了“抢救运动”方面。

毛泽东同志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毛主席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他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同志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同志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啊，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一个个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毛泽东同志接着幽默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拿下来了，赔一个不是，敬一个礼。那么受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

听着毛泽东同志这诙谐风趣的话语，场上的情绪立刻活跃起来，许多同志不由得会心地笑了。这时一股寒风吹来，拂起毛主席蓬松的头发，卷起场上的阵阵雪粉。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把帽子戴好吧!”

随着大家轻松的情绪，毛泽东同志戴好帽子，转而语调深沉地说：我们在整风审干工作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在七八年中由九万发展到一百多万，有些坏人混了进来，不纯的分子混了进来。一方面确有特务，应采取严肃态度，从思想、组织上加以纯洁；另一方面，不是特务如麻，要实事求是，采取谨慎态度。不谨慎就要出乱子，就要冤枉自己的同志。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戴错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同志左手反叉着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那洪亮清楚的声音，像洪钟一样扣动着每个人的心弦。此时，一些从中央苏区长征过来的老通信战士，不禁回忆起在苏区肃反期间，王明推行一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路线，致使许多忠实勇敢的共产党员身陷囹圄，倒在自己队伍的旗帜之下，淹入冤屈悲忿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王明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直到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掌握了中国革命的船舵，才使党转危为安，沿着马列主义的航道前进。1943年整风审干阶段，毛泽东同志及时纠正了“抢救运动”扩大化的错误，才避免了重蹈王明路线的覆辙。现在，毛泽东同志又主动承担责任，对错误的本身作了中肯的分析，这是在革命道路上，以多少同志的鲜血和头颅换来的真理啊!

毛泽东同志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亲切地说：许多被错戴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有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拚。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来，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

毛泽东同志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错戴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里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疑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秧歌扭起来了，高跷踩起来了，旱船跑起来了，悠扬的唢呐声划破了天空。当演到秧歌剧《夫妻识字》时，王诤同志告诉毛主席，那个扮演婆姨的女演员，就是从大后方来的知识青年，在运动中也曾成了被‘抢救’的对象，你看她今天表演得多好咧!”毛泽东同志听了，微笑着不住地点头，时而报以热烈的鼓掌。

节目演完了，毛泽东同志站在崖畔上，挥动着那宽厚的大手，豪迈有力地说：同志们，团结起来，共同为了革命的胜利而奋斗!这声音，像初春的雷鸣，震动着皑皑的山岗，回响在平坦的川野，鼓荡着每个人的心。

1999年第10期　打扫家门：新中国封闭妓院　作者：白去涛

娼妓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建国后，人民政府根据各地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坚决取缔了各地妓院。

北京市：千年毒瘤，一夜铲净

北京市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外的“八大胡同”，其中有著名的四大妓院老板，人称四大恶霸。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3月，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北平市政府下发了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5月，解放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官员开会研究改造清理妓院问题。叶剑英指示：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市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北平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全市200多家妓院、妓女的情况。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和组织部长刘仁在市公安局有关负责人陪同下，亲自巡视前门八大胡同妓院区，了解到妓院中连13岁的妓女都染上了性病，更坚定了取缔妓院的决心。

1949年8月9日，北平市召开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们提出了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提案；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指出：“先集中力量处理明娼，暗娼另行处理之。对妓女采取集中统一集训，分别处理的方针，对妓院老板和领家，采取取缔政策，除命令停业外，对于罪恶昭彰、伤害人命者依法惩处，对其敲诈剥削非法致富的财产，予以没收；对茶房、跟妈、伙计则一律遣散。”

《办法》一经颁发，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处理妓女委员会。

10月15日，上述单位又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庄严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

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

8时整，27个行动小组的二千四百多名公安纵队官兵和民警，分乘37辆大卡车，直奔各妓院。

到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已全部封闭，集中拘留了424名老板和领家，收容了1286名妓女。经过审查，被暂时拘留的跟妈、茶房等大多都被释放。

此后，全国各地纷纷效仿北京的作法，开始了消灭娼妓制度的全面战斗。

天津：“寓禁于限，逐步消灭”

天津于1949年2月解放，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天津一解放，市公安局就对全市妓院进行细致的调查工作。当时，天津市共有妓院448家，妓女两千多人，依靠妓院为生的茶房、跟妈等两万多人。

天津市解放后，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及妓女非常恐慌。市政府根据天津市的实际情况，决定采取暂不取缔，严格管理，促其逐步灭亡的方针。同时明令规定废除残暴的领家制度，严禁虐待妓女。

按照市政府的指示精神，市公安局在民政局、妇联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各家妓院均采取了步步紧逼，严格限制，迫其停业的措施。在积极鼓励妓女脱离妓院的同时，对每一个脱离妓院的妓女都做了妥善的转业安排。

天津市政府“寓禁于限，逐步消灭”方针的实施，到1949年11月中旬，全市有114家妓院被迫停业，570名妓女脱离妓院，其中结婚的二百多人，回原籍的一百多人，做工学艺的五十多人，私逃的六十多人。

在北京市1949年11月21日一夜之间封闭全市妓院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市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教育攻势，一面命令公安机关加大对各个妓院的威逼限制，动员妓院老板转营其他行业，一面鼓励妓女跳出火坑重新做人，脱离妓院。

到1950年1月中旬，天津妓院又减少99家，妓女减少329人。其中有11家妓院被迫改为工厂和作坊，10家改营旅馆，4家改为住户。停业妓院的妓女中有148人结婚，140人回原籍，25人从事生产，16人等待安排新的职业。

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 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按照会议的要求，天津市公安局所属分局、派出所，分别召集妓院老板领家开会，指出妓院压榨和虐待妓女是有罪的，新中国是决不会允许妓院长期存在的，是要逐步取缔的，希望他们提高觉悟，不再干这害人的勾当。多数妓院老板领家表示相信政府，及早转业作其他经营。

在这同时，全市各种报纸电台纷纷发表文章和讲话，揭露妓院老板领家对妓女的欺凌和剥削，宣传广大妓女的悲惨境遇和非人生活，阐述人民政府对妓院的政策法令，声明人民政府坚决保护新中国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坚决取缔妓院，把受压迫受剥削迫害的广大妓女解放出来。

在人民政府多方面进攻下，妓院大批停业倒闭。到1950年3月底，全市妓院只剩下51家，截止到1950年底，妓女转业、回原籍、出嫁的已达1706人。

为了加速天津市娼妓业的灭亡，从1951年开始，配合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人民政府对娼妓业展开了毁灭性的打击。

1951年6月，各区相继召开控诉大会，觉悟了的妓女们勇敢地登上台，愤怒控诉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罪恶。6月15日，在九区召开的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控诉大会，把妓女对妓院老板的控诉推向了高潮。妓女们字字血，声声泪，激起与会群众对反动恶霸妓院老板的极大愤慨。最后，受害妓女们宣读了她们用血和泪写的《联名控诉书》，强烈要求讨还血债，枪毙反动恶霸妓院老板，为死去的姐妹报仇，为社会除害。

在全市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天津市公安局在获得充分证据后，依法逮捕了一批恶霸妓院老板，并于1950年12月8日至1951年10月间，先后将恶贯满盈的数十名恶霸妓院老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时将他们压榨妓女所得财产全部没收。

人民政府镇压了恶霸妓院老板，使还在等待观望的妓院老板心寒胆裂，纷纷要求歇业转业，尚未脱离妓院的妓女消除了对老板的恐惧，纷纷要求政府给予安置。抓住这一时机，公安机关同民政、妇联等部门配合，迅速帮助脱离妓院的妓女回原籍，或多方寻找门路，安置就业。到1952年5月底，天津市妓院和妓女完全绝迹，遗患天津六百多年的娼妓制度，终于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上海：全面封闭，收容改造

旧上海曾经是世界大都市中娼妓人数最多的一个城市。日寇占领期间，允许烟赌娼公开营业，并划定当时的老闸、新成、嵩山等区为“风化区”，明文规定娼妓可以在马路上公开搭客，军警不得干涉。据汪伪上海市警察局1942年统计，有妓院三千九百余家，妓女3.9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达官贵人、富豪巨商、流氓大享、美国水兵纷纷涌入上海，又刺激了娼妓业的发展，成为旧上海娼妓史上的全盛期。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上海解放以后，百废待兴，政府的主要任务是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工业生产，对娼妓主要采取有计划有步骤的严格的治安行政管理，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禁绝。所以，陈毅市长指出：“妓女是生活在旧社会最底层的受苦人，新中国决不允许卖淫现象继续存在，我们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解放妓女。但我们刚进上海，恐怕还不能马上解决妓女问题，只好让她们再受几年苦，不过，一定会解决的。”

为了严格管理，1949年6月，市公安局责令全市妓院登记，审核后发证。

7月，市公安局又进一步制定了《管理妓女院暂行规则》。

公安机关据此规则经常派干警突击检查，发现违反规定者，立即惩处，对妓院院主的违规行为惩罚尤其严厉。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海人民政府再次加大对妓院妓女的管理力度，迫使妓院生存越来越艰难。到1950年底妓院由522家缩减到156家，妓女由2227人缩减到559人。

1951年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人民政府应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逮捕一百余名妓院恶霸，又迫使一批妓院破产。到同年11月，全市妓院只剩下72家，妓女只有181人。

严格管理和限制取得显著效果，全面封闭妓院的时机完全成熟，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为妓女治愈性病，帮助妓女转业，保证妓女不转为私娼。

公开的妓院封闭之后，又着力解决数量较大的暗娼问题。11月25日晚9时，全市9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在各游乐场、马路边收容暗娼320名。当晚11时，公安干警分路进入对抗政府法令继续营业的妓院，将妓院主、老鸨、龟奴全部逮捕，对妓院的财产全部封查。

上海市人民政府对收容妓女的教育改造方针是：“政治思想教育和劳动生产相结合，改造和安置工作相结合”。

从1951年11月到1958年，先后教育改造了7513名公开的妓女和街头的暗娼，并使得这七千多名阶级姐妹全部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彻底铲除了旧上海的娼妓制度。

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各地取缔娼妓的方式大同小异，北京、天津、上海是较典型的地区。

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瞩目。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来访者中，有的是政府官员，有的是社会学家，有的是警务人员，有的是记者、作家。这些人中，有的是慕名前来学习改造妓女经验的，有的是半信半疑前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他们参观这里的工厂、医务室、病房、宿舍，召开妓女座谈会。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1999年第10期　“穷过渡”的最后挣扎　作者：陈大斌

1977年秋冬之间，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领导人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这是中国农村改革始发阶段的一个重要事件。在这次会议前后，围绕着我国农业是否要继续开展“学大寨”运动，突击搞“穷过渡”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过去二十多年，直到去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时，在众多的纪念文章中，很少见到有人提及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的一名记者，我深深感到，要了解中国农村改革，这段史实是不能忽略，更不能遗忘的。

1977年中国农村形势十分严峻

粉碎“四人帮”之时，我国农村除了少数办得好的先进社队外，大多数社队温饱难以维持。相当数量的社队生产出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靠借债度日，外出逃荒讨饭的农民到处可见。

在农民们强烈要求实行联产责任制的皖北地区，在淮河两岸那些有名的穷县，如定远、凤阳、嘉山、泗县、五河、灵璧、固镇等县内多数社队已成空壳。农民形容自己的集体像个破草鞋：“烂了底，塌了帮，断了绊”，“提不起，更穿不得”了。我曾同嘉山县领导为这个县的集体经济算过两笔账：一是粮食，从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开始到1978年，25年中农村回销和城镇供应两项，共用去粮食15.4亿万斤，而同期向国家交、售两项共给国家粮食14.2亿斤，堂堂一个农业县，几十万农民干了25年，反而调进粮食1.2亿斤。

二是固定资产，从合作化到1978年底，全县三级所有的总值只有2503万元，而全县社队欠国家贷款1613万元，1969年以来国家无偿支持850万元，两项相抵，全县社队加起来只有40万元的固定资产，全县农民每人不到一元。如果再加上1957年以来发放的各种救济款990万元，全县干了二十年，社队集体资产是个负数。

凤阳等沿淮各县的情况与嘉山县类似，甚至更为严重。从凤阳往西是安徽的六安地区，北渡淮河是安徽的阜阳地区、宿县地区，再向北直到黄河岸边，是河南的商丘地区和山东的菏泽、济宁地区，这是一大片坦坦荡荡的大平原，也是一个很大的贫困地区，三省六个地区，几十个县近五千万人口，绝大多数生产队是“吃粮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再从菏泽北上，山东的聊城、德州、惠民、河北的衡水、沧州，这又是一个几十个县几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情况与上述地区相差不多。

这是处于中国腹心地带的农村现状!

像这样的贫困地区全国还有多处，西北黄土高原(包括宁夏的西海固地区，陕北的延安，榆林两地区多数县，甘肃的定西、平凉，加起来又是几十个县)，贫困程度比中原地区更甚。如宁夏的固原地区人民公社三级固定资产不够抵偿债务。据1979年末统计，三级共有固定资产只有9111.8万元，而30年来国家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无偿投资达二亿零六百余万元，加上各种救济款总计三亿多元，比固定资产高出二倍还多。

甘肃的定西地区的状况也同固原一样。通渭县，是这个地区第一号“困难户”。30年来，有22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1949年人均产粮723斤，1979年仅有327斤。

与西北黄土高原贫困地区状况相似的还有云贵高原上的大片石山地区。据新华社当时的报道，贵州全省粮食总产最高的1977年，比1957年只增长21.4％，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7.1％，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比20年前下降了22.8％，社员口粮水平下降了约1/5，年分配收入不足40元的生产队却高达40％以上。许多生产队无粮无钱，无电无机，有的连种籽也要国家支援或由社员凑集，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有困难。

……

这就是“十年浩劫”结束时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形势十分严峻。

两张不同的药方

如何来医治这已经陷入深刻的危机的中国农村和中国农业呢?

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药方。

一种是安徽、四川等地区的做法。他们坚持实事求是从当时农村实际情况出发，从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入手，纠正多年来的“左”的做法，让农业农民休养生息。

这方面动手最早、行动最为主动坚决、最早收到明显成效的是安徽省。

1977年6月，万里在危难之中出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这个资源丰富的大省，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他跑遍了江淮大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家徒四壁，使他受到很大刺激，他不能不问自己：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这是什么原因?这能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啦?虽然，那时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他不能乱说，不能公然否定，但他认准，必须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他们果断停止学大寨那一套“左”的做法，并于这年11月制订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因为有六个方面的规定，又深得农民拥护，被人们简称农村“六条”。

与安徽情况相类似的还有四川。中共四川省委“抓纲治蜀”，在农村方面最重要的措施是：从1977年秋开始“全面清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经过一个冬天的紧张工作，1978年伊始，中共四川省委发布了一系列关于农村、农业的政策法规，其中有《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共十二 条。与安徽一样，四川省也从抓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入手，发起对农业战线“左”的错误的清算。

给中国农业开出的第二个药方的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一些人。

对中国农村形势和农业问题的看法，从当时的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到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 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于毛泽东主席亲自倡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大型全国性会议，就是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距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只有一年二个月的时间。在这次大会上，陈永贵在报告中给农村揭批“四人帮”定了“调”。他说，“‘四人帮’干扰破坏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罪行累累，铁证如山。他们反对大批修正主义，反对大批资本主义，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妄图砍掉大寨红旗。这个‘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根据这个调门，他提出今后农村工作的总体任务就是：“坚持大批修正主义，坚持大批资本主义，坚持大干社会主义，更高地举起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把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搞得更好。”

这样一来，本应触动的极“左”的错误没有触动，反而大大推动了“学大寨”运动。使“左”的错误变本加厉。据统计，1977年到大寨参观的人超过了“文革”高潮中的人数。

到了1977年秋冬之间，形势更加严峻。

这时的安徽、四川，从实际出发在认真地清理、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以实际行动开始批判、纠正农业战线上“左”的错误；而同时，在北京城里却在召开一次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通过这次座谈会的召开，布置全面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以实际行动继续坚持“左”的错误。

两种截然相反的做法同时出现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是谁的药方开错了呢?

鼓动在全国农村搞“穷过渡”的座谈会

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于1977年10月30日至11月18日在北京召开。称座谈会，其实规格很高，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代表，听取了汇报，陈永贵等几位副总理亲自坐阵。出席的人员是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农业的党委书记，还有一部分学大寨先进地市的代表和有名的“大寨县”的代表。

这个会的主题是继续推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主持者给会议提出的讨论问题共12个：一、加快农业发展速度问题；二、全面坚持大寨县六条标准；三、深入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四、整党整风问题；五、工作队问题；六、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问题；七、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八、所有制问题；九、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十、加强农业科学实验问题；十一、农业机械化问题；十二、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这12个方面的问题里，占最大比重的是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大搞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内容。比如第三项，揭批“四人帮”，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具体要求是把揭批“四人帮”斗争与“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开展“一批两打”：“一批”就是揭批“四人帮”，“两打”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什么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什么是资本主义势力进攻，又都没有明确的界线和标准。“农业学大寨”运动15年，整“五种人”(混进来的阶级敌人，被敌人拉下水的蜕化变质分子，热心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老好人和民主派)，斗“走资派”，还有“七斗八斗”再一次开展更广泛的阶级斗争。

其次是所谓整党整风问题。按照座谈会的思路就是要求学习昔阳把“大寨经验”推广到面上去的经验。这个经验的本质，如会议文件所说，中心是“下硬功夫，放手发动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一个社队一个社队地整顿领导班子”。

十二项内容中最敏感的是竭力推广大寨那些违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左”的做法。过去中央召开的“学大寨”会议，一般是推广大寨基本经验(主要是周总理讲的三条)，反对推广大寨的“一整套具体经验”，而这一次则把那些过去不许向全国推广的东西列为会议重要内容，向全国普遍推行。

人们都还记得，1975年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前，陈永贵让在他身边负责文字工作的宋沙荫执笔代陈向毛泽东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报告说：“公社化到现在，已过了18年。主席发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也11年了。这中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现在又开始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农村的形势是很好的。好就好在了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高了，干劲大了，干部的经验也多了，领导水平也高了。”报告还说“这也给我们出了新题目，可以做点新文章，我觉得有些事情该办了。”

陈永贵的“新文章”共有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条便是鼓吹“穷过渡”，他写道：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早一点向大队核算过渡好，还是晚一点过渡好?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那一段时间，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后来经过几年的生产发展，情况有了变化，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都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现大队核算势在必行。”

1975年秋天，为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做准备的宋沙荫还对新华社一位记者说，“我这次豁出去了，就是要把大寨一整套经验都捅出去。”他要把大寨、昔阳包括“穷过渡”、取消自留地、取消集市贸易、“大寨工”等都写进大寨和昔阳的发言稿，借大会的讲坛向全国推开。只是因为邓小平、华国锋主持审定大会报告和主要发言时，不许他们讲这些内容才作罢。陈永贵壮志未酬，心中一直窝着火。

陈永贵坚持“左”的“一整套”，尤其是对“穷过渡”情有独钟。他说，“不搞穷过渡，等富了还过渡得成吗?”他念念不忘“过渡”，除了有他自己的理由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深知，“一大二公”是毛泽东创办“人民公社”时的崇高理想，他要通过“公社”向共产主义“过渡”。可惜后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出了大问题，全国农村饿死那么多人，“公社”只好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上来。“公社”名存之，而“一大二公”的理想并未实现。

1977年，陈永贵曾设想把昔阳县全县的大队核算再提高一步，“过渡”到公社核算，真正实现毛泽东当年提出的“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然后再向县级统一核算“过渡”，建设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1977年5月23日，他在中共昔阳县委扩大会议上说：“想不想看一看全国第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县呀?”“昔阳就是要冒这个险，冒这个尖。别人不敢不愿干的事，我们愿干这样革命的事!”

如今的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突出强调的便是在全国农村大搞“过渡”。座谈会的文件这样写道：“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农田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农业机械化进程的加快，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将有越来越多的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能适应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文件还明确提出“过渡”的任务、期限：“今后三年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基本上完成向大队核算过渡，以便与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要求相适应。”

1999年第10期　阎锡山从联共抗日到联日反共　作者：陈应谦

“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2月，红军东渡抗日。阎锡山任命第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为总指挥，把晋绥军所有七个师的兵力编为四个纵队，沿黄河一线设防阻击。在第一阶段战斗中，关上村一战，晋军周原健全军覆没。阎锡山大吃一惊，深感红军的强大，绝非山西一省的力量所能抗拒，便急忙电请蒋介石派兵增援。蒋介石早想把他的势力伸向山西，便立即答应阎的请求，迅速派嫡系部队第十三军汤恩伯部、关麟征所属第二十五师孔令恂部、李仙洲部，经陇海路输送到豫西，由通晋的各渡口过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增援。另派三十二军商震部由正太路开到晋中，增强保卫太原的力量，当时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以壮声势，并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陈诚任总指挥，调度一切，负责“剿办”。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扩大，回师陕北，并于5月5日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号召全国各界人士和国民党政府，不分男女老幼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组成对内团结、对外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蒋介石的军队仍赖在山西不走，企图趁机削弱阎锡山的势力，并进而待机把阎挤出山西。这时，对阎锡山最大的、最直接的、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蒋介石在山西的驻军了。

拿阎锡山自己的话来说，他当时“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所谓“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就是说和走钢丝绳一样，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危险。所谓“哪一颗也不能踩破”，就是说他哪一方也惹不起，哪一方也要反对，但又对哪一方也得应付一下，搞点关系。他为了求得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不得不与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进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和采用一些共产党的口号。为了争取得到共产党的支持，阎锡山曾表示说，只要红军能撤回陕北，他就要使蒋介石的中央军离开山西。他答应共产党可以派代表、带电台到太原谈判。阎认为只要他能打出“联共抗日”的招牌，取得共产党对他的支持，就既可以利用共产党的力量与威信，动员群众来对日作战，暂保他的全部财产，又可以逼迫蒋介石不敢对他的“内政”进行干涉。不过，他这时采取的策略，其实质却是：既要联共，又要在暗中防共、反共；既要抗日，又要在暗中和日、亲日；既怕蒋、拒蒋，又要依靠蒋。基于这种态度，阎锡山先于蒋介石提出了“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在太原海子边(今儿童公园)召开万人大会，向公众宣布，“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正式成立，对全国震动很大，博得了各阶层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好评。

牺盟会成立后，虽然在群众中影响很大，号召力很强，报名参加的人也很多，但由于阎锡山的军政上层人物竭力反对，受到的阻力也很大，工作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

为了通过牺盟会发展自己的势力，阎锡山特请薄一波回晋。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0月下旬，薄奉中国共产党中央指示，从北平回到太原，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到牺盟会任常务秘书，主持牺盟会的日常工作。从此，牺盟会得到了大发展，统战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发展起来。

会见周恩来和朱德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制日寇的侵略!”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一致要求对日作战。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交了《国共合作宣言》，希望由国民党方面新闻机关早日发表，并派周恩来等同国民政府谈判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呼吁下，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各党派第二次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布对日抗战，宣称“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并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

9月下旬，国民党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为了联合阎锡山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先后派彭雪枫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徐向前、程子华、南汉宸等来到山西，同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当周恩来等到达风陵渡后，阎派梁化之带专列前去迎接。9月4日到太原后，在火车站举行了欢迎仪式，又奏军乐，又检阅仪仗队，非常隆重。周恩来在太原先和赵戴文、梁化之进行了接触，后到太和岭行营，同阎锡山直接谈判，提出在二战区的范围内，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总动员委员会的建议。阎锡山根据当时紧迫的形势，表示同意在他控制下，在一定程度上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战，支援战争。双方就成立战动总会一事达成协议。9月20日，第二战区战动总会在太原宣告成立。

9月18日(农历八月十四日)上午8点半，八路军总部在侯马举行了抗日动员大会后，由朱德等率领，乘火车北上。经太原、忻州、定襄，于下午4点30分到达河边村。总部首长除朱德外，还有左权、任弼时、黄克诚(保卫部长)、傅钟(民运部长)等。

八路军在河边村火车站下车后，受到河边人民的热烈欢迎，阎府也专门派人到火车站迎接。当时，阎锡山正在村里小住，朱德便前往“东花园”会见阎锡山。阎锡山以上宾接待，双方就抗日事宜进行了商讨。随后，阎锡山设宴为朱德接风。

在晋北抗战前线

朱德和周恩来到五台后，由于大同已于9月13日失陷，日军主力正由冀晋边境的天镇、广灵向平型关扑来，企图抄袭雁门关后方，晋北前线与平汉前线的战局已迅速恶化。为了研究新的战略部署，更好地联合对敌，9月21日，周、朱二人到太和岭口再次会见了阎锡山。经过协商，对平型关的防守，双方约定：晋绥军负责坚守平型关正面，八路军隐蔽集结于两侧，待敌人进攻平型关时，前后夹击。方针决定后，各自进行准备。9月22日，朱德回到五台城，召开了一一五师连以上干部会议，对平型关战斗作了部署。根据部署，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在副师长聂荣臻率领下，从五台县蒋坊村出发，日夜兼程，经龙泉关到了阜平，然后迂回敌后，23日夜里到平型关附近的上寨村待命。彭德怀率电台工作人员驱车直上金阁岭，住在金阁寺，二线指挥作战。25日，八路军和晋绥军在平型关歼灭日军板垣师团1000余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威震中外，有力地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呓，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不敢向平型关正面进攻，被迫改变战略，由进犯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南下浑源，迂回于雁门关与平型关之间的茹越口，发动猛攻，以策应陷于窘境中的第五师团。接着，日军又占领了铁甲岭，29日夜间，占领了繁峙城。

在这关键时刻，阎锡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于30日深夜，在砂河南边的一个村子里，召开了军事会议，阎锡山命令前线各路大军，向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转移，集中主力于忻县、忻口之间，以保卫太原。雁门关方面，由行营参谋长朱绶光代阎下令撤退。

10月1日，阎锡山为了向山西人民“交账”，一方面把牺盟会的几个领导人叫去，说：“现在我要革命了。”给牺盟会发了5000枝枪。另一方面，于10月3日在绥靖公署组织了高级军事法庭，亲自审讯了在天镇作战不力的晋绥军第十一军军长李服膺，随后处以死刑，使晋绥军不敢继续后退。加上中央军开进山西，八路军迂回敌人侧翼，协同作战，于是他又壮大了胆子，和黄绍(字季宽，广西容县人，当时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娘子关前线总指挥)、卫立煌、傅作义、周恩来等在太原绥署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在忻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会战。

忻口战役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日军在飞机的俯冲、扫射和猛烈的炮火、机枪、坦克掩护下，在争夺忻口西侧的南怀化时，整营整连地反复向我军前沿阵地猛扑。等敌人进至几十米时，我军阵地手榴弹齐发，战士们从战壕里冲出来，追击溃退下去的敌人，敌人死伤甚众。敌人无数次的冲击，都被我军打垮。在左翼的大白水村，敌我各占一半，展开了连续的肉搏战，日军虽多次增援反扑，均遭我军痛击，最后仍未攻占全村。

忻口战役中，守军寸土必争。军长郝梦龄在火线指挥，被敌人炮弹击中，光荣殉职。官兵牺牲者不下万余，负伤者也在两万以上。战斗最激烈时，在正面二里宽的战线上，从拂晓至黄昏，一天竟损失了10个团。但我军愈战愈勇，置生死于度外，或坚守阵地，或支援友军，为民族生存，奋力杀敌。经过23天的英勇战斗，日军受到严重打击，死伤万人左右。日军著名的板垣师团一筹莫展，被阻在忻口阵地前，不能前进一步。日军无法取胜，曾被迫作向北撤退的准备。

八路军配合正面作战，一二○师七一六团于10月18日，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歼敌一部。

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指挥一二九师七六九团深入敌人侧后，袭击了代县以南的阳明堡敌人飞机场，烧毁敌军飞机24架。

日军为了策应忻口战役，由石家庄派兵进攻娘子关。我守军坚守半个多月，敌迂回至后方，守军被迫于10月26日撤退。日军沿阳泉、寿阳向榆次进军，威胁太原，阎锡山见状，急忙调傅作义率三十五军防守太原，接着又发电报，要卫立煌率领守忻口的大军火速向太原方向撤退。卫立煌没办法，只好命令忻口全线主动后撤，忻口战役遂告结束。忻口战役从10月11日开始，到11月2日结束，前后共23天，成为华北抗战初期最激烈的战役，也是历时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

在忻口战役期间，阎锡山和杨爱源、孙楚等人，每日下午7时许，乘坐小车，亲临前线坐镇，并调遣一个宪兵大队，随执法总监张培梅在前线督战。

忻口战役后，阎锡山曾作诗说：

忻口布阵得从容，全赖原平拒敌功，

假使娘关不失败，廿三何至任敌攻?

(《忻口战役》)

诗中颇多惋惜，而国内外舆论界则一致称赞，说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数月中仅有的一次光荣战争……予敌人以严重打击，为民族增无限光荣。”(《西安文化报》)“忻口战役是华北抗战高潮的标志，是标志抗战前途的一个很有意义的吉兆”。(英国记者贝特兰《华北前线》)

1999年第10期　毛泽东、吴晗与《朱元璋传》　作者：苏双碧

《朱元璋传》是吴晗的代表作，解放前和解放后的版本毛泽东都看过，并且多次提出意见。平心而论，一部普通的历史著作，引起毛泽东如此关注，在毛泽东的历史上并不多见。但是，大约也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吴晗对《朱元璋传》的修改倾注大量心血，并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以至于1954年的修改本，在听了意见之后，也未敢出版。当然，毛泽东所提的意见，绝不会只是枝节性的具体意见，而吴晗所能虚心接受和理解的也未必是毛泽东的本意。下面想就吴晗写作《朱元璋传》的过程，以及毛泽东对《朱元璋传》的关心，略作论述。

吴晗初写朱元璋

明史专家吴晗对于朱元璋研究的重视，是可想而知的。早在1943年，他就写成了《由僧钵到皇权》一书，并于1944年由重庆在创出版社出版。此书印制期间，又收到潘公展、邸维廉主编的《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的征稿，约他写一部《明太祖》，还要附一个内容相应的年表。吴晗原不肯接受，由于朋友的多方劝说，才决定由夫人袁震写一部四万字的《明太祖》。谁知袁震的稿子寄出后，出版商说已登了广告，作者只能是吴晗。出版商将错就错，废了袁震稿子，重排吴晗《由僧钵到皇权》的稿子，书名改为《明太祖》。

至于为什么吴晗要写《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这本书，1946年吴晗在《<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说明：“在叙永分校来回路费弄得倾家荡产之后，家乡沦陷了。老母弱妹衣物荡然，无以为生。加以物价天天在涨，实在没有办法支持下去了。”刚好，被称为“战国策派”的林同济从重庆来到昆明，约吴晗写《由僧钵到皇权》一书，讲定稿酬一万元，分三期付款，第一期可以预支三千元。吴晗说：“一万元在那时候是一个大数目，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得不欣然同意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吴晗在1964年写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说的：“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皇帝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上面是吴晗对写《由僧钵到皇权》两个动机的说法。

《由僧钵到皇权》全书分为“流浪青年”、“从士兵到元帅”、“开国皇帝”、“恐怖政治”、“家庭生活”五章。这本书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但当时处在战争年代，能参考的书籍太少，连过去读过的《明太祖实录》、《皇明祖训》、《大诰》等书也无法找到，甚至像郎瑛《七修类稿》一类的普通书也找不到，在这种史料紧缺的条件下，要写成一本内容充实的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吴晗毕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凭着不多的普通书籍，以及自己写过的有关明史的论文，平时积累的读书卡片等等，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就写成《由僧钵到皇权》一书。由于他文笔生动、善于取材，这本书读起来还颇能引人入胜，不失为一本好的通俗读物。

毛泽东审读了《朱元璋传》

《由僧钵到皇权》和《明太祖》由于是二名一书，加上缺乏科学性，有些内容不够实事求是。这对于严谨的史学家吴晗来说，总感到心有愧疚。1946年复员北平以后，便决定着手写作《朱元璋传》。他说，“改写的目的，是为和作废了的初稿《明太祖》和《由僧钵到皇权》有所区别。个人感情对前两本书实在太坏，简直在痛恨。”吴晗从1947年开始重写，1948年写成。这时候的吴晗已经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是一名革命战士了，新写成的《朱元璋传》，尽管在史料和理论分析方面都比过去加强，但在当时形势的影响下，影射蒋介石也比过去更为自觉，更为激烈了。在章目上，把“流浪汉”的标题改为“小流氓”；相应的如“诛杀功臣”、“搞特务统治”、“兴文字狱”等写得更为有声有色。总之，突出一个暴君的形象，从流氓到暴君，这当然是借古讽今的表现手法。

1948年《朱元璋传》完稿后，吴晗将稿本带到石家庄解放区，并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精通文史，对朱元璋这个人物的评价尤寄予特别关注。他在百忙中，认真地审读了吴晗的《朱元璋传》，不仅在会见吴晗时，说了一些具体的意见，而且在史学方法论上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意见。

毛泽东当面谈的具体意见中，突出的一例是关于对农民起义领袖彭莹玉(人称彭和尚)的描述。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作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散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吴晗赞扬彭莹玉是“功成不居”，不是为做官而革命的。这反映了吴晗本人的思想，他本人就是想在革命成功之后，回到平静的书斋生活中去。

毛泽东读到上述有关彭莹玉功成不居的文字，大不以为然，他当面向吴晗指出：

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

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稿本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信中未再涉及任何具体意见，而是着重谈到了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全文如下：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这封信对《朱元璋传》是赞扬多些，还是批评多些，多年来不少读者，包括吴晗本人在内都以为是对《朱元璋传》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实未必。细细研读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信中主要谈了两点：一是赞扬作者“用力甚勤，发掘甚广；”二是批评吴晗“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前面的赞扬是指作者的功力，未涉及到观点；而后面的批评是从宏观角度上提出问题的，毛泽东虽然没有举出具体例子，但却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理解，例如，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对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对朱元璋为巩固政权搞特务统治、搞诛杀功臣、搞文字狱的指责等等。

只是因为吴晗当时是毛泽东的客人，座上宾，是被邀请来参加新政协的，有些意见不便提得过于直接、过于尖锐罢了。

可惜吴晗对于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没有理解好，或者说始终有个错觉，以为彭和尚问题和历史观问题是一回事。他回到北平，便发愤重新读书，果然发现了过去所没有注意的史料，彭莹玉是战斗到底，被元军杀害的。发现这条史料，吴晗很高兴。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文章，其中谈到在石家庄毛泽东约他谈了一个晚上，“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到1965年版的《朱元璋传·序言》中还谈到毛泽东批评过的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并说“这个错误观点，在理论上得到启发，我承认了错误”。

其实，彭莹玉功成身退的问题，是个具体问题，即主要是史料问题，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所杀的史料一发现，便迎刃而解了。问题是吴晗自己也有“功成身退”的思想，所以对彭莹玉的“功成身退”大加赞赏。而1948年冬，革命战争形势有了很大发展，新政权的建立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革命正在用人之际，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当然不会赞成吴晗称许“功成身退”的思想。从这点说，毛泽东有关彭莹玉“功成身退”说法的批评，确实是对吴晗的教育，吴晗检查了自己的“超阶级”观点，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

吴晗对于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宏观批评，或则不知所指，或则以为只是指彭莹玉的问题。这可以从他由石家庄回到北平，直到在对《朱元璋传》进行第三稿、第四稿的修改中，他都很少谈到毛泽东关于历史观的批评，得到证明。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毛泽东看了《朱元璋传》的第三次修改稿后，毛泽东明确提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见《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在这里，毛泽东明明关注的是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问题，而不是其他一些什么具体问题。若由此及彼，回想毛泽东在石家庄时提出的意见，所谓唯物史观问题，实则是对朱元璋的评价问题。

如果这个推论是正确的，解读毛泽东在石家庄读《朱元璋传》后的意见，乃至推想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时的心态，就不会太困难了。

显然，毛泽东读《朱元璋传》，更多的只能是从学术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当成政治著作看，对《朱元璋传》激烈地影射攻击蒋介石他未必有兴趣，特别是把朱元璋说成小流氓，看了也未必舒服。况且，毛泽东多次说过，夺取政权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朱元璋是通过农民起义夺取政权的，在历史上开创了“洪武之治”的局面，可称为一代名君。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也是农民军领袖，即将建立的政权，也要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尽管时代不同了，革命的性质也不一样，但对朱元璋这样一个人物，过多的贬斥，从毛泽东的感情上总有点过不去。然而，当时反对蒋家王朝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进行着，反蒋联合战线的队伍越大越好，所以，毛泽东当然不好直接批评拿朱元璋影射蒋介石不妥。只好以曲笔提出自己的意见。

为何吴晗不修改对朱元璋的贬评

吴晗得知毛泽东关于《朱元璋传》第三次修改稿的意见后，又看到其他学术界的朋友提出的关于“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分析不够，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评价也不够全面”。吴晗把这一修改稿压了下来，没有再交付出版。但他也没有按照毛泽东两次提出的意见对书稿大改的意思，特别是对朱元璋的贬评，并没有想过多地改动它。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史学界正在纠正40年代出现的一种风气，即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了打破被禁锢的言论，把历史研究当做对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种需要，本无可非议，但这种指桑骂槐的史学，毕竟是不科学的。这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感到欠妥。于是，在50年代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都检讨了他们在40年代以写历史作为影射、批评蒋介石的做法是不科学的。其中范文澜检讨了他在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把孙权描写成几乎是全部黑暗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吴晗当时也检讨了借写朱元璋影射蒋介石，给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尽管当时那样写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是不可取的；二是吴晗毕竟是个正直的史学家，秉笔直书在他思想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和王宏志合著的《吴晗传》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要说吴晗写《朱元璋传》有什么悲剧，那么，悲剧恰恰是由于它的题材早已被一种超凡的力量扌甘 制着，而吴晗并不知觉，仍然按照一位正直学者的思路来修改《朱元璋传》，他没有真正领会毛泽东的批评，更没有认真贯彻。”

这里不妨举一个例子：关于诛杀功臣，吴晗在写了朱元璋炮制胡惟庸、蓝玉两案，株连杀害达几万人之后，又写了这样一段话：“不但列将依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心怀怨望被鞭死。义子亲甥李文忠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朱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里行间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报以极大不满，而对被杀功臣却寄予极大的同情。吴晗写到杀胡惟庸废弃相位时说：“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皇帝亲自管理庶政，……皇帝变成总揽一切的独裁者了。”吴晗还是忍不住指责朱元璋搞“独裁”。

吴晗是个史学家，最尊重的是史实。新中国建立前，他曾经因为“红军”和“民军”一字之争，宁可放弃一部史著的出版机会。他研究明史多年，对朱元璋早有个基本看法，在30年代，他写过《胡惟庸党案考》，这篇文章当是没有受政治气候左右时写的，文中他指责朱元璋是“一个十足的自私惨刻的怪杰。”说朱元璋“赋性猜嫌，深恐遭知识分子讥刺”。说他礼贤下士是“装”出来，直至大局已定便大兴文字狱。朱元璋“设学兴教”，“进用宋纳一流刻薄寡恩的教师”，“造就出一批听命唯诺的知识分子出来，作皇帝个人的驯仆”。如今，要吴晗完全放弃这些史实和原有的观点，塑造一个光辉形象的朱元璋是不可能的。

吴晗在50年代初期着手修改《朱元璋传》，比较侧重于史料运用的准确性和分析问题的科学性，是可以理解的。况且，毛泽东当时还未进入个人迷信的座舱，他的话还没有“一句顶一万句”。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毛泽东的周秦封建论只作为一种意见，允许讨论。因此，毛泽东对《朱元璋传》1954年稿本的批评，吴晗大约也只当做一种“意见”加以考虑而已，并没有认真贯彻。这一点从1954年到1965年两个版本对照，可以清楚地说明：1954年稿本，全书分七章二十四节；1965年版全书分八章二十三节。内容和基本框架大体上没有变，基调大体相似，看不出是由把朱元璋“写得那么坏”，改变成对朱元璋“写得好点”。至于对农民战争，从解放前的第二个版本到第三、第四个版本都是肯定的，特别是第三、第四个版本，如果说对农民战争评价高了一些，恐怕也只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而已，在这方面，《朱元璋传》绝不是评价不当的典型。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

朱元璋在巩固朱明王朝的过程中，所采取的种种手段，有其建树的一面，也有其残暴的一面。他用了无数的无辜的功臣、文人、官吏、百姓的血来巩固他的政权。吴晗对这段历史作了画龙点睛的描述：“朱元璋用严刑重罚，杀了十几万人，杀的主要是国公、列侯、大将；宰相、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文人、学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总之，都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成员，他心目中的敌人。他用流血的手段进行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王朝的统治。”在1965年版的最后，即“辛勤的一生”之后加上了这样一大段，大约有两千多字，对朱元璋进行总体评价。就文章结构而言，颇有画蛇添足之嫌。但无疑作者是费了心机的，因为把总体评价放在最后，等于为读者作个小结，可以加深人们的记忆。问题是这个总体评价，是否就符合毛泽东提出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呢?最后这个总评或许就是吴晗认真酌定的呢!

吴晗对朱元璋的总体评价是这样写的：朱元璋在我国历史上的封建皇帝中，是一个比较卓越的人物。其功劳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二十多年战乱的局面；在立国之后，能够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作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允许农民尽力开垦荒地，大大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解放了奴隶，改变了元王朝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朱元璋还保护商业，取消书籍和田器征税，繁荣了市场。他还改变了元朝的匠户制度，推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在严惩贪官污吏方面，大大改变了元末恶劣的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利于社会前进的，是为明朝的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对于朱元璋的不足和过失，吴晗归纳了这样四条，即：一，他“以猛治国”的方针，过分地运用特务组织，制造了许多血案，野蛮残酷的刑罚，大量的屠杀，弄到“贤否不分，善恶不辨”的地步。许多勋劳卓著的大将和文人，毫无理由地被野蛮杀害，锦衣卫和廷杖两桩弊政，在明朝整个统治时期发生了极其恶劣的作用，都是他开的头，立的制度。二，政治上的措施是必须随社会、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的。朱元璋却定下皇明祖训，替他一二百年后的子孙统治定下了许多办法，并且不许改变，这就束缚了限制了此后政治上的任何革新，阻碍了时代的前进。三，他所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只许鹦鹉学舌，今人说古人的话，却不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严重地起了压制新思想、摧残科学、文化和进步的有害作用。四，他自己虽然不信神仙、报应，却为了使臣民信服，大肆宣扬许多荒诞的神迹，欺骗毒害人民，这种方法也是很恶劣的。吴晗的结论是：“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

从这个总体评价看，如果不抱偏见，应当说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但是，如果把对朱元璋的评价和1957年后中国的现实联系起来，如诛杀功臣、定下皇明祖训、压制知识分子言论等等，使人读起来，很容易产生某种联想和不快。至于像江青这样的人，读了朱元璋不许后妃干政，后妃不许出宫门，后妃不得和宫外通信，违者处死……等等，她的心态是可想而知的。难怪她一见到此书的稿本，便暴跳如雷，扬言要批判它。而毛泽东本来对吴晗是很关心的，先后两次阅读了《朱元璋传》的稿本，郑重提出了意见；《毛泽东选集》出版后，还亲自签字要吴晗“指正”。但是，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后，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吴晗，说吴晗“是国民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且以他“开刀”，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吴晗在什么地方触怒了毛泽东，仅仅是《海瑞罢官》这一剧本呢，还是包括《朱元璋传》中对朱元璋的贬评呢?人们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传》成为吴晗“文革”中的一大罪证，是史学界的人们都知道的。

1999年第10期　林彪与个人崇拜　作者：冯建辉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一思想立即得到林彪的拥护和响应。林彪一贯自我标榜：“我的职业是搞军事，兴趣是搞政治”。他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即提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这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四个第一”的实质，用林彪自己的话说，即“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代替物质的力量，以至于超过物质的力量”。1964年以后又提出“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抓阶级斗争”，就是“毛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并表示要“处处突出政治，事事突出政治，时时突出政治”，“年年突出，永远突出”。林彪还以“突出政治”为标准，把干部分为两大类，“突出政治的”，“就是头号的大好，不然的话就是头号的大坏”，表示“谁不突出政治，就罢谁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

说来也是巧合，林彪的“突出政治”刚提出，在部队内部又受到一位姓罗的抵制。不过不是罗荣桓(他已于1963年12月去世)，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罗瑞卿1965年1月9日在军委办公会议上表示：“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如果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都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头政治”。同年11月，林彪给毛泽东写信，诬告罗瑞卿“反党”、“反毛主席”、“逼林彪让贤”。12月2日，毛泽东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衷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有所警惕。”12月8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篡军反党”罪行，会后解除了罗瑞卿的总参谋长职务。

然而围绕“突出政治”的争论并未结束，1966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工交会议上明确表示：“政治挂帅要落实到生产上”。4月，《人民日报》发表三篇由周恩来审定的关于突出政治的社论，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之中”。这些主张，当即被作为“资产阶级观点”受到批判。林彪授意某报于1966年2月3日至4月5日，连续发表7篇“突出政治”的社论。其“五论突出政治”集中宣传了林彪关于个人崇拜的观点：“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一定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读毛主席的书，不是一般地读书。一般地读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指示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就尤其要执行。毛主席的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照办就行了”。至此，创造了极为浓厚的个人崇拜气氛，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林彪本人在一片个人崇拜气氛中，也被涂上神圣的光环，成为“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接班人”，并且载入庄严的党章。当时出版的《林副主席语录》、《林副主席指示》，在“编者的话”中对林彪做了20个“最”的评价：

“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最高最高，对毛主席最忠最忠最忠，跟毛主席最紧最紧最紧，对毛主席著作学得最活最活最活，对毛泽东思想用得最好最好最好。林副主席是全党学习、贯彻、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999年第10期　语言学音乐学大师赵元任　作者：邱健

在历史上往往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经岁月的淘洗，渐渐使人淡忘。探寻原因，或因其大名显而不“赫”，或因某些复杂的人文因素而日益销声匿迹。而名似销，迹未匿者也不乏其人，赵元任就是其一。

最近，我在家中清理往日底稿资料和老照片时，发现一张已故美籍华人赵元任夫妇的合影。这张照片把我带回18年前(1981年)对他当时访问的片断回忆，虽时隔18年之久，但昔日留下的见闻却依然历历在目。

1981年5月中旬，赵先生应中国社科院邀请二次访问中国。6月30日上午，他在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北大校长张龙翔代表北京大学授予他“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和一枚北京大学的金色校徽。年已88岁高龄的赵元任教授对此表示感谢，即兴朗诵了他所译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段诗，并用无锡方言唱了《卖布谣》歌曲，表达了他的愉快心情。授奖仪式结束后，在北大临湖轩内，这位华发满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老教授与他当年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进行愉快而热烈的交谈。

罕见的语言天才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汉语言学之父”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他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1999年第10期　汤佩松院士的境遇与抱负　作者：毕列爵

湖北省浠水县近几十年来名气大了一些，这是因为出了一位闻一多。闻是诗人、艺术家和学者，但他名气的主要来源是毛泽东主席说过他“拍案而起”“要写闻一多颂”那几句话，以及他本人疾恶如仇和大无畏的精神。除非是同行、同事、他的学生，一般人对闻的了解，大约也只限于他最后几年的政治斗争方面。社会上的传颂，纪念活动，各种宣传介绍，也多半集中于此。

一个学者，如果不是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表现，单凭他的学术贡献是很难为一般人所了解的，他的“知名度”常偏低。

刚巧，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浠水县还有一位学者，巧得很的是：他不仅与闻一多是同乡，双方都是浠水的望族，即所谓世家；二人还是清华大学的同学、至友，又同在美国留学，后来又同在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同事。在学校里，二人都是极受尊敬的教授，在校外各自的同行中间也是。更有意思的是，浠水县建了一座闻一多纪念馆，在1992年举行的开馆典礼上，为闻的铜像揭幕的，正是这位学者——当时已90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具有国际声誉的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教授。在学术界看来，闻、汤二人同样都是有着超过一般学术贡献的学者，同样都受到人们的尊敬。但事实上，即令是他们的浠水同乡，在那之前，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汤佩松。

汤的生平重要事迹，都可见于他的两篇回忆录中，也早已为许多朋友、学生和同行所熟悉。他的经历，属于一个典型的中国近代学者的类型：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出国留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毕生工作就是教书和做科学研究；极少的人才能获得院士头衔。汤不仅是中国最早（1955）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还是最早（1948）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

汤的经历中还有许多不是任何一位学者都能做到的事。他在国内外就读的都是最好的大学，清华之后还有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opkins）和哈佛（Harvard）；他工作过的地方，有的至今仍是世界第一流的，如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实验站；他的导师大都是当时最好的科学家；他还有一大批介于师友之间，或是曾以师事之的当代科学家，其中有几位后来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Otto Warburg ,Otto Meyerhof ,Archibald Vivion Hill）。这些学者在汤的科学成就上有很重要的意义。中国有两句老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汤在回忆录中曾写过抗战时期的昆明大普集，每月有一次梨园村的茶馆会晤（实际是一种学术活动，曾被用来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拟）。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但后来不少人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几乎全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读者每读到此处，总免不了为之神往！

要准确地总结汤的科学贡献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从国内外许多专著的引证和评论中，可以使人们约略地体会到它的分量。值得每一个做科学工作的人所摹仿的是：汤所研究的问题，在当时是全新的，他深知自己的工作在整个植物生理学中的意义和应居的地位，以及要用哪些方式和方法来解决和解释它。

他的两篇回忆录，第一篇是用英文写成的，题为Aspiration Reality and Circumstances: 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Plant Physiologist,发表在极有权威的《植物生理学年评》（Annual Review of Plant Physiology）（卷34，1983）上。这是这份刊物第一次破例发表一位植物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不是一篇科学论文，并且是刊于篇首（第1－20页）。这条题目，汤自己后来译成：“抱负、现实与境遇”，副题后来只简译为“一个生理学家的回忆录”，而把The devious trail of a roaming 几个字略去。这几个字很难译得恰如其分，也许可以勉强译为“一个漫游的植物生理学家的曲折历程”。但是，若将这个副题与题目（即完整的题目）加在一起，不但符合作者半个多世纪的经历，更能反映他写此文时的感受与心情。

第二篇回忆录，题为《为接朝霞顾夕阳：一个生理科学家的回忆录》，分6次刊在由汤自己创刊的《植物生理学通讯》（1986）上。这份刊物拥有十分广泛的读者，还流传不少到国外。后来（1988）集中起来成为一本小书，题目未加改动，汤只在前面增加了一篇很短的序。1994年，《中国科学报》又将这篇回忆录的前一部分（到1949为止），分15次刊出（稍加剪裁），只将题目改为“一代风骚话沧桑”。这第二篇回忆录，是汤接受许多读过第一篇的人们建议之后写成的。

第一篇的发表虽只比第二篇早两年，内容也基本上一样，但读者对他的感受颇有些不同。1983年正是作者年届80高龄的一年，不仅是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希望对自己大半生作一个回顾，特别对一位既有抱负，又有成就，还遭遇过不少坎坷的广为国内外所熟知和尊敬的科学家，这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历尽崎岖——整个的人生经历，都是如此。这对1949年以前的部分，还比较易于为人们，尤其是外国人所理解，因为那无非是由于国家的落后和不断的外侮造成的。但对于1949－1976年间这一部分，既不为他们所知，更不能为他们所理解。一般而言，国外的科学家，通常不用某些政治观点来对待外国同行，尤其是自然科学家。他们首先是从科学事业出发关心国外同行，特别是一些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对于汤，以及汤所从事的植物生理学，甚至推而广之到中国的植物学和植物学家，大体上正是如此。中国经历了将近30年的自我封闭和外界强加的封锁，一旦改革开放，中外双方都希望了解对方，也愿意对方了解自己，这是非常自然的。

下面所说，正是一例。1981年，汤率领了一个由43人（内有10人来自台湾）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举行的第14届国际植物学会会议。这是1935年以后中国首次参加这个国际会议，又是1949年以来重新参与这个国际学术组织的事务并恢复交往。习惯上，参加这一类会议的代表，都只具有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机构或国家。但是汤此次却是很早即被约定在全体会员大会上发言的特邀代表，这照例也只有少数极有声望的权威学者才有这种机会。汤的发言题目是“中国植物学的某些方面”，这也是预先约定的。汤发言时，会场上座无虚席，结束时掌声经久不息，汤不得不多次“谢幕”。汤还被邀请参加了两个委员会，整个中国代表团很明显地是被当做第一流的国家代表团来接待的。这些情景，十分动人，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后来听过传达的人们，无不深为感动和引以自豪。汤后来多次说：“这主要归功于祖国的国际地位的蒸蒸日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但也不能不认为：汤是当时承担此项任务的最恰当人选，因为他不仅是当时国内健在的少数几位享有最高荣誉的植物学家之一，又是为数不多的极为国外科学界所关注的中国科学家之一。

两年后，即1983年，汤即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回忆录。这一篇可以被看作是上述大会发言的补充和延续。二者主要不同之点是后者只以作者为主体，只涉及植物生理学，谈自己的工作和感受。这篇回忆录比第二篇的篇幅要小得多，省去了许多细节，而重大事件均一一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精湛的英文修养完成的。全文结构谨严，文句朴实简练，用字尤其经过了精选。这和我们的教科书或者期刊上的文字完全不同，读起来更像是人文科学的著作。只要着意读下去，读者很快即为作者那种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追求，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同事、学生的爱护、坦诚和尊重，尤其对待各种逆境的认真严肃，而不是屈服、泄气或敷衍等等所感动。全文给人以一种深邃、沉着和严肃的感受，但并不难以理解，更不缺少风趣。对于那些略略熟悉近几十年中国历史和学术界及教育界情况的读者，常常读着读着，不免要掩卷深思。第二篇回忆录也是如此。

第二篇回忆录超过了10万字。汤用了整4章（5—8）来叙述他的科学研究（其他各章内亦有），除非是同行专家、自己的同事或学生，别人很难懂得十分透澈。但是，“甘苦备尝”四个字，是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得出的。第一篇回忆录的题目就有“抱负、现实与境遇”几个字，这包括科学研究在内。汤的科学贡献早已见于国内外许多著名科学家的著作中，他的工作，不仅在当年是崭新的，到了今天，仍然和当代最新的理论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继续前进。这也是许多科学家希望做到又常常未必能做到的。

从上述两篇回忆录中，读者很容易发现：汤很少谈到自己的家世，尽管他的家世可以说是很显赫的。他的父亲汤化龙（济武）曾经是辛亥革命时武昌革命政府、亦即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共和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民政总长），地位仅次于军事首领都督黎元洪。接着又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众议院议长、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他以立宪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18年，汤化龙在加拿大遇刺逝世。他的夫人早他两年（1916）去世。这时，汤佩松正是13岁和15岁，而他刚好是14岁时进清华学校的。可以想象，汤在青少年时代，与父母相依的家庭生活是很短的。

与此相对，汤与母校清华学校（后来的清华大学）的关系十分密切融洽。他在清华8年，由清华派到美国8年，共16年（1917—1933），即14—30岁。自1938起，或在清华大学任职任教，或编制上虽不属清华，但在工作、精神和感情上总与清华一致，以迄于今。他真正脱离清华只有5年，即1933—1938年在武汉大学。汤在许多场合都经常表达出对清华的眷恋。

回忆录中，与对科学事业的执著同样感人最深的，是他那种诚挚的爱国之情。他对自己和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植物学会上受到逾常的尊敬，理解为这首先是祖国的荣誉，就是一例。多少年来，常见中国学者放弃国外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国的记载。这些学者的情况虽各不同，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相同的，即爱国。汤正是其中之一，但他的想法似乎更为简单朴素。清华是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庚子赔款又是帝国主义通过腐朽的满清政府，从全国人民处搜刮来的。这使他“感到不安和无限感激”，并用“国耻民仇之情鞭挞自己”，以求报答“国恩”（这是他自己选用的两个字）。1925—1933年他在美国留学，仍然是由清华的庚子赔款支持的。这时他的心情，他自己用英文写的一句话，似乎更为简练和朴实感人:To this I have a strong feeling of deep indebtedness to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who nurtured and norished me (在那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负疚之感，正是他们才哺育了我，将我养大成人)。8年之后（1933年），他十分诚挚地婉辞了好友的妥贴安排，径自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多次承认自己当时这样做，“还没有这种社会主义觉悟”，只是实践一个非常简单的的信念：“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回中国去”，并声言要报“国恩”。道理愈是简单，愈朴素，也愈加感人。正如同一个小孩爱自己的母亲，没有很多理论，中国人多年来称这为“天性”。爱国也是一种天性。

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爱国传统。近年来很多中外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有一个特点，即普遍具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充满内忧外患，特别是在近百年中，更为突出。知识分子关心外患是爱国，关心内忧也是爱国。科学家凭借自己的科学实践，他们毕生所求，无非是要解除祖国的部分内忧。闻一多若幸而未遭毒手，也丝毫不减他是一个爱国者。汤佩松在北京面临解放之际，头一个大声疾呼“清华是全中国国民的血汗建成的，现在到了把它还给国民手里的时候了”，是与闻一多的“拍案而起”并无二致的。汤毕生对自然科学的追求，与闻毕生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在解除中国的某些内忧上，也是并无二致，都是爱国的。

不幸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人似乎认为爱国只限于表现在政治态度上。若不是从拍案而起到惨遭枪杀，单凭学术贡献，闻一多也会和汤佩松一样，在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藉藉无名。中国多少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轻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同时也当然轻视科学技术人员。直到如今，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这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几十年中，对许多科学家在教育问题上坚持自己而不同于流行（或上面颁行）的见解，很轻易地被划到政治范畴中去。在汤的回忆录中，他曾说自己是“老运动员”。凡是1976年以前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科学上，尤其是自然科学上存在的问题，同时有几种不同意见，是很正常的。许多人都记得当年是如何“学习苏联”的。汤在回忆录中，多次称道苏联科学的某些方面和某些科学家，但不能接受莫名其妙的李森科主义。这都是科学家的常态，奇怪的是不赞成李森科可以被说成是“反苏”，而反苏必然是“亲美”、“崇美”。除此之外，还有院系调整、编制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特别在贯彻教育方针，教学和科学研究中要理论联系实际等等所谓“教育革命”问题上，“一个接一个的浪涛不断打来，有时是轻波细浪，更多是狂涛骇浪。研究及教学工作只能在浪潮间歇中进行。”这是当年全国的普遍情况。自己热爱的工作不能正常进行，而经常要做的是充当被批判的对象——这就是汤那个漫长岁月中的真实生活！至于“牛棚”待遇，则更不用多说了。然而，以汤这样一位在科学上早年就有异乎寻常的成就，教育上桃李满天下，在国内外享有好几十年荣誉的老科学家，是怎样对待延续了三十年的坎坷呢？“往事已矣！决无私人怨恨！”“没有什么可以自惘、更没有什么怨天尤人的。”这比后来所提倡的“不要耿耿于怀”要高出多少倍！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尤其是对汤多少有些了解的人，每当在他的回忆录中，读到此处，无不深为叹息而感动。

爱国既是一种理智，又是一种感情。两者加在一起，就会成为极大的坚不可摧的力量。请看看汤自己的话吧：“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一个国家历史的自然演变过程。任何个人，包括那些兴风作浪者，都不能主宰它的总趋势。我们只能够，也应当，为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遗产遭到的浩劫，一个伟大古老民族所遭遇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停滞而悲伤。至于个人的遭遇则是渺小的。”假如全中国人中绝大多数都能以这种态度来对待祖国、人民和事业，肯定我们要建成一个富强的现代化的中国，会顺利得多，我们在全世界人面前的形象，比现在更高大得多。

1999年第10期　新乡起义背后的生死情谊　作者：陈泓

同生官宦之家 同成迷途羔羊

同踏光明大道 同尝人海沧桑

凝视书案上庞庆振给我的五封书信，回想“文革”后期徐绪景向我泣诉她的人生沉浮。这两位曾在新乡解放史上立过大功的人已经先后谢世。我要讲述的是他们二人鲜为人知的生死情谊。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庞庆振乃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之子，徐绪景是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堂弟徐世芳之女。徐世芳与庞炳勋是结拜弟兄。庞庆振生于1918年，人称小庞；徐绪景生于1919年，又名谷眠。

孩提时代，他俩曾同住中南海，常在一起玩。一次，小庞和几个男孩儿在院中打滑梯戏耍，从小瘦弱的徐绪景一旁观看，羡慕男孩子玩得快活。小庞说：“你来玩!”绪景说“不敢。”小庞说“上去!不怕，你看”——说着自己噔噔噔地爬上去，一出溜滑下来，高兴得哈哈笑。绪景战战兢兢地爬上去，站在滑梯高口。小庞说：“下来呀，滑!”绪景一低头，眼发黑，竟从滑梯上一头栽下来。头磕破了，满脸是血，被送到医院。小庞慌忙跑回家，庞炳勋随即领着儿子去徐府“请罪”，并赶到医院看望这位“小公主”。绪景额头上缝了几针，缠着绷带，她睁开眼看看周围的人，看看满脸沮丧的小伙伴，说：“是我自己摔的，不怨他。”晚年徐绪景给我讲这一幕时，用手指她眉毛中的一条小疤痕，说：“这就是纪念。”

后来，他们又同在天津觉民小学读书。绪景皮肤白白的，大大的眼睛，聪明好学，热情爽朗，留给庞庆振终生难忘的印象。1989年，70岁高龄的庞庆振在给我的信中不无惆怅地说：“回忆往事，忧思难忘，与谷眠青梅竹马，幼小同窗，直至少年时代，情深意重。最是那一生的转折时代，同生存，共患难，又共同度过那艰难的岁月。”

热血青年　同坠深渊

徐绪景青年时期回到徐世昌河南故里卫辉。名为大家小姐，由于庶出，在家中实际地位不高，但她与下人关系甚好。

著名电影演员张圆曾是她家小丫头，因为长相漂亮，国民党土匪总打她的坏主意，徐绪景斗胆，行侠仗义帮助张圆从徐家逃出，远走高飞。1962年，长影剧团来新乡演出话剧《孔雀胆》，张圆特地看望她这位有救命之恩的“干姐”，并饱餐了徐绪景亲手为她做的“粉浆饭。”

徐绪景救了别人，却没有救了自己。16岁那年，父亲就逼她嫁人，她死也不从，满腔热血要抗日救国，但却上当受骗误入了军统外围学校。1938年，19岁的她开始了自己深恶痛绝又无力自拔的军统生涯。

庞庆振13岁后，由天津回北平读法文，之后，在广西柳州黄埔军校炮科和西安陆军大学就读。

1937年9月，他目睹了四十军在河北沧州抗击日军的悲壮场面，种下了对日寇的切齿仇恨，立下誓死报效国家的宏愿。

1942年，他接到父亲病重电报，由西安赶到河南林县，服侍父病。1943年4月，20万日军对太行山大扫荡，国民党四十军一触即溃，小庞保护老父庞炳勋九死一生迂回来到新乡。从此庞家父子屈身汪伪，投降日寇。尽管庞炳勋已公开事敌，蒋介石仍不希望他死心塌地，一面密令其“曲线救国”，一面想方设法给四十军以适当控制。徐绪景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军统派入庞部，监视庞的“曲线救国”行动，严防其与共产党接触。

庞庆振与徐绪景重逢了，且年华正茂，一个24岁，一个23岁。但是，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二人天各一方后，个人生活均发生了变化。小庞已由父母包办与贾文华成亲，贾的文化不高，人极聪明贤惠，对绪景特别关照，已成小庞的贤内助。徐绪景的境遇则苦不堪言。她逃婚离家，又被军统逼嫁，后来军统疑其夫为共党，又令她亲手杀死丈夫。她虽与丈夫没有感情，但绝不忍心杀丈夫，暗中把丈夫放跑了。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生活背景和政治生活背景下相遇，二人自然感慨万千，但是，各自都表现了难能可贵的克制。尽管双方“政见”有异，“各为其主”，却谁都不说谁的坏话。绪景对军统组织汇报从来是美言庇护小庞；而在绪景受到其他特务干扰遇到麻烦时，小庞则暗中全力予以保护。他们私下坐在一起时，依然坦叙真言。二人最大的共识是：军统是魔窟。小庞一直在寻机把绪景救出去，绪景哭着说：“军统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难办啊!”

“文革”后期，徐绪景让我看她写的化名自传小说《笨帆游闻录》，其中就记录了军统的法西斯暴虐。

弃暗投明　奔向光明

1945年1月，徐绪景在修武五里源被八路军俘获，时年25岁。应该说，这是她一生的幸事，她终于从国民党军统的魔掌中摆脱出来。她被编入漳河训练班学习。

解放区是革命熔炉，她参加了大生产运动，看到八路军官兵一致，军民一家，她看到了真正的民主，体悟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民族正统，才是推翻三座大山、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繁荣昌盛的英明政党。她叛变了反动立场，要求将功补过。

1948年，徐绪景奉命下山，受命潜进卫辉城敌特机关，与敌特周旋智斗了58个日日夜夜，以其徐世芳女儿的特殊身份，再次取得敌人信任，获取了敌特重要机密，从而使我方破获了美制潜伏电台两部，人员、通讯设备一网打尽。在她的人生历程上终于掀开了闪光的一页。

庞庆振这时是四十军三一六团团长，驻在新乡八里营飞机场一带。

1948年卫辉解放，新乡处在解放军包围之中。庞庆振从国民党军队连年败仗想到国家的前途，想到他父子两代戎马生涯，名是为国为民，实为祸国殃民，正当青春年华，却在浑浑噩噩为蒋介石卖命，个人前途一片黯淡。他陷入苦闷彷徨之中。我方从庞庆振在安阳不拆民房，对黄河大桥佯炸不炸毁来分析，认为庞有争取过来的可能，于是派徐绪景作策反工作。

但此时，徐绪景身份已经暴露，被国民党通缉，进不了新乡城。她便通过小庞表弟冯海刚来往于卫辉、新乡传递书信。并及时向中共卫辉市委汇报。徐在信中痛斥蒋介石罪恶，陈词慷慨，雄辩有力，衷言切切，感人肺腑。现节录几段：

吾兄屈身于蒋介石集团统治之下，在其“绝对服从”命令之下，意欲做到“爱国爱民”之行动，岂非幻想?“自我放光”尤为令人嗟叹之沉痛语。两条路线，一个真理，绝无第三条路线。黑暗中也有光明，此种第三条路线想法，政治上根本不可能存在，兄固达者，希试思之。

我亦孽海过来之人，如今彼岸回首，不胜感叹。法西斯思想教育，是毁灭正义青年之个性的。请问吾兄在少年纯洁时代，是否亦作“曲线救国”之和平使臣，是否愿持美国武器进攻自己同胞?

吾兄身为西北军裔，不持人民自己干戈，而作蒋介石四大家族之俘虏，政治痛苦，不问可知。

谁是民族正统，不以政党着眼，应以人民为绳。我与足下，子期伯牙高山流水之谊，义不容辞，寄忠言于悬崖。

你我义友重逢之日，且待足下起义之时，悬崖勒马，弃暗投明，人民将会热诚欢迎，绝不会拒朋友于鸿沟之外也!

新乡已是兵临城下，庞庆振别无选择，他相信徐绪景的忠言，于1949年1月25日率三一六团全部、三一八团一个营、冀保十二团一部、伪国防部炮兵团一部，共两千五百余人，携化学迫击炮2门、八二迫击炮4门，五○、六○小炮22门，轻重机枪132挺，长短枪1300支，在道口烧酒营宣布起义。徐绪景随同解放军十四纵队首长赶到道口迎接。此举震动瓦解了四十军，为解放新乡打开缺口。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批示说：“国民党庞庆振团长，能够毅然脱离旧营垒，是光荣的行动，华北军区表示欢迎，并批准庞部起义自今日起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要认真帮助庞部团结一致，为使革命进行到底而坚决奋斗!”

当地老百姓敲锣打鼓抬着猪、羊前来慰问起义官兵，庞庆振从来没有见过老百姓对他们这么好，感动得不得了，还是身边的徐绪景提醒说：“你称呼他们‘同志’，说几句话。”庞庆振激动地说：“坚决跟着共产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庞庆振、徐绪景双双走上“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光明大道。

庞庆振加入解放军后，任高炮十八团团长，参加了抗美援朝。1955年转业到本溪市，先后任本溪市体委主任、政协副主席、民革主委，1981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绪景则留居新乡，一直在小学教书，难得重用。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岁月，她的军统特务的历史问题被人念念不忘，她策反小庞起义的功劳，竟也被歪曲为庞徐二人的“桃色事件”。直到1982年，远在本溪的庞庆振写了《奔向光明——新乡起义记》的回忆录，将徐绪景当年策反起义的亲笔信公诸于世。她久埋心底的不平才一下子迸发出来，为讨回历史公道，她将庞庆振提供的全部材料复印给市委。不久，为她落实政策，担任了市政协委员。

高山流水　生死情谊

小庞起义时30岁，绪景29岁。当时小庞的妻室已到南京。小庞有意脱离家庭，与绪景结婚，绪景却没有同意。他们分别时，小庞牵着马与她一同步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俩人都哭了。后来的岁月，特别是庞庆振的妻子贾文华过世后，庞曾两次派子女去新乡看过绪景，孩子们称她“姑姑”。

“文革”中，两人都受到极左路线的迫害。年过花甲的徐绪景向我泣诉她的人生经历，她痛苦地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小庞生活在一起。”问她为什么，她说：“尊重贾文华，人不能没良心。”她家住在卫河北岸，从她后窗可以隔河望见新乡市图书馆老楼，她经常凝视该楼，对我说：“小庞在这个楼里驻防过。”

晚年徐绪景在我面前坦露心扉，我一直很感动、很上心。

1983年6月，绪景突发脑血栓住院，我去看她，她不会讲话直落泪，我问她是否需要代她写封信告诉小庞，她马上握住我的手点头同意。庞接到信后于6月20日、21日、22日接连三天来信三封，对绪景关怀备至，寄来药品，寄来他赴朝参战前的照片，嘱咐她静心调养，渡过难关。信中还说：“有生之年，能够会面，以叙别情，十分期待这一天。”我给徐念信时，她激动得老泪纵横，拿着信纸，左看右看……

8月上旬，徐绪景病情恶化，不幸病故。我未署名急拍电报告庞追悼会时间，庞接电即“含泪忍痛令儿子发电报请新乡市党史办于治会、傅维江二同志代送花圈并慰问家属”，又速写信给我：“今生难得见面，死又不能送葬，此人间痛苦事!面对现实无可奈何!今后人世间我失去一知友。她是一个疾恶如仇，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而走过一段十分波折与痛苦的道路的人，我想盖棺可以论定矣!”庞庆振因患肺气肿一步三喘，来不了。让我帮他办三件事，其中一件是让我想办法把绪景的骨灰分装一点邮给他，他要“装入骨灰盒祭悼。”

追悼会那天，我早早儿到了陵园，将贴有“庞庆振敬挽”字样的花圈悄悄地放在徐绪景骨灰盒左边第一的位置。事后，我将《悼词》及她临终时病状告小庞。只是没有给他寄去绪景的骨灰，惟一的原因是怕他见了骨灰伤心过度而发生意外。不过，我对自己没有了却一个痴情老人的心愿而时常内疚。

1989年，我因为想写点什么，致信庞庆振，问询他与绪景之间的感情问题，庞回信说：

我的一生始终不能突破那缠绕窒息的封建壁垒，是悲剧人物，伴随着祖国的灾难，总是事不如意，壮志未酬，多负知己，尤其是每每想到绪景，止不住的热泪，一幕幕，一件件，竭尽全力，日日夜夜以战斗姿态去工作，以此寄托精神，告慰故人。

你们是知己，无话不说，往事必知之甚详，我也无须回避。人世间知情者仅您一人了。秋风初起，雁将南迁，遥望知音，不胜依依……

庞庆振邀我到本溪畅叙，因工作忙一直未能成行。更遗憾的是，庞庆振已于1992年与世长辞。所幸书信还保存完好，今拿出捧读再三，从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幼年、青年、老年三个时期的庞庆振和徐绪景。他们中间有着真诚的、始终不渝的知音之爱、知音之谊。这种爱和谊在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化作奔向光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贡献给了国家和人民。他们高山流水般的生死情谊蕴藏着圣洁而又无私的爱，是高尚的，不朽的。

1999年第10期　香港税务局长未避嫌遭解聘始末　作者：萧徐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人们对这话已不再怀疑。可是，如何才能防止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今年8月29日因在瓜田李下未避嫌而被终止聘用合约的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长黄河生的事例说明：任何一个政府绝不能把廉政的主要希望仅仅寄托于政府公务人员的道德自律上，政府的廉洁最终要靠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监督和以权力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来解决，要靠铁的法律和法规以及铁面无私、高效运作的监督体制来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不分尊卑老少，真正实现法制面前人人平等，谁敢违犯就严惩不贷。

今年6月17日，香港税务局局长黄河生正在北京与有关税务机关商谈公务。这位1996年上任、掌管香港税务并有着良好业绩的人，这天因香港一份畅销报纸在头版全版刊出的一条爆炸性新闻，立刻成了港人眼里没有公信力的人。

这家报纸头版的大标题是“税务局长妻子开报税公司”，副题是“黄河生涉利益冲突”。文章是根据一封匿名来信的投诉进行调查后写成的。文章指出，黄河生的妻子郑丽容在湾仔（香港的金融区）开设一间税务公司，为各大小公司提供各类报税服务。该税务公司的办公地点就设在黄河生夫妇名下的物业里，又聘请前税务局雇员任职。查阅过该间名为“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的商业登记资料（香港所有商业机构的注册资料都可以供市民公开查询），发现该公司实际上由黄河生的妻子郑丽容担任大股东，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股份，而该公司所在的物业业主就是黄河生夫妇合组的“企业代理有限公司”，黄河生个人拥有“企业代理有限公司”的一份股份，间接与“税务公司”存在关系；而据“税务公司”的职员透露：该公司熟悉香港税务，能为客户减轻税务责任及罚款。该文还指出，记者在发稿前就此事询问掌管特区公务员操守问题的公务员事务管理局时，公务员事务局的发言人表示手头上没有相关资料，无可奉告。

这个标题及文章所披露的内容，随即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各大传媒当天迅速跟进，在香港酿成了轰动一时的“黄河生事件”。

对于看惯听惯一些腐败行为的大陆读者来说，对香港这么做或许会有“小题大做”的想法：不就是税务局局长的夫人开税务公司，税务局长间接与“税务公司”有点关系嘛，何至于这样兴师动众。但是，了解香港有关公务员法律法规的读者就不会作如是想。

为防止公务员在工作中出现徇私行为，或影响政府的公信力，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延续了一套严谨的公务员涉及利益申报制度。制度规定：高级公务员必须完整地、不断地申报他们所涉及的利益冲突，以便政府内部的监督部门进行监督。而最高级的司长级公务员，像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律政司司长，向政府所申报的资料必须公开给市民查阅，让市民进行监督。司长以下局长、署长级别的公务员，申报资料由政府掌握，不用公开。

担任税务局长的黄河生，在香港特区政府架构中属于“首长第六级”，英文简称“D6”，税务局长的直接上司是库务局长，黄河生申报的利益冲突内容也掌握在库务局长俞宗怡手中。

在香港，掌管特区政府内部事务的是公务员事务局。该局在公务员的行为操守涉及有关条例时，要介入调查，然后采取行动。根据公务员事务局有关利益申报的规定，作为“D6”级的黄河生，必须向特区政府申报三项资料：1、每两年申报一次在香港以及香港以外地区的投资；2、配偶的职业；3、每次进行二十万港元或以上、或相当于三个月月薪（以较低者为准）的投资交易，不管任何项目，都必须在交易后七天内向政府申报。这些需要申报的投资包括在香港以及香港以外地区所持有的任何股票、直接或间接拥有的任何房地产。但个人银行存款、单位信托人寿保险和政府债券则不属于投资范围，不需要申报。

以传媒所披露的情况与上述特区政府对公务员的管理对照，黄河生其妻开设帮人避税的税务公司，而他本人身为税务局长却又持有该税务公司上级公司的象征性股份，显然涉及利益申报不实。

在北京的黄河生对此或许仍蒙在鼓里，但特区政府面对舆论却无法无动于衷。公务员事务局通过发言人向港人许诺：立即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解，在此之前暂不发表评论。但是，发言人重申：根据公务员事务条例规定，公务员必须避免进行任何表面上或实际上可能与公职发生利益冲突的投资；该局也要求公务员申报任何与公职有冲突的利益及投资。

而传媒界并不甘于等待公务员事务局的调查结果。稍后，各家新闻机构各显神通，纷纷公布调查结果：该税务公司除了黄妻郑丽容是大股东外，另外两名小股东，则分别是郑丽容的父亲和兄弟，也就是黄河生的岳父和妻舅。

6月20日，黄河生从北京返回香港，刚下飞机便被数十名记者包围，要求他对这一事件解释。黄河生显然在北京就已知道香港的事情，因而对此并不惊讶。面对着记者的追问，只表示要先向港府交代，此外无可奉告。但是，记者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依然穷追不舍。黄河生被逼无奈，才言语激动地说：他对此事“问心无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又说向港府交代后“自有公论”。黄河生也许坚信自己是无辜的，但他这种官僚式的回答却引起香港社会的普遍不满。一名立法会议员毫不客气地批评说：黄河生不应以“清者自清”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来搪塞，作为一名高级官员，“清者更要澄清，否则水洗都不清！”

6月21日下午，黄河生以书面形式向公务员事务管理局局长林焕光递交解释函件，但是，面对媒介的追问却依然保持沉默，并拒绝透露何时向其直属上司库务局局长俞宗怡面谈。公务员事务管理局的反应也很谨慎，表示要对黄河生的解释进行研究才能评论，同时拒绝透露黄河生本身有没有依照规定向政府申报有关利益冲突。

6月22日清晨，公务员事务管理局局长林焕光正式召见黄河生，要求黄河生就利益冲突事件进行解释。据披露，在两人见面时，黄河生解释说，早在1988年他尚未担任税务局长时已经就有关利益冲突向政府申报。林焕光对此解释并不满意，他的理由是，事隔太久，当时的记录已经销毁，因而黄的解释并不足以说明问题，况且黄并没有在最近的九八年度申报有关利益冲突。林焕光甚至说：“就算是一股也要报！”黄河生这才改口承认自己是一时疏忽，漏报有关资料。

当天，特区政府传出消息说，一旦有证据证明黄河生在知情下仍刻意隐瞒利益冲突，港府必定会进行处分。

6月23日下午，林焕光与黄的上司库务局局长俞宗怡一起，召开高层紧急会议。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初步认为黄河生极有可能触犯了有关利益申报制度的规定，决定向司法部门征求法律意见，研究事件的处理程序。

当晚，暂代陈方安生履行政务司司长职务的孙明扬公开表示，考虑到事件的严重性，政府将会尽快向公众交代。他强调，无论港府采取什么行动，都必力求公平对待黄河生，以及符合公众利益。

6月24日，林焕光和俞宗怡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黄河生隐瞒利益冲突的表面证据成立，立即通知黄河生马上离开工作岗位，休假一个月。同时，特首董建华授权政府审计署，依法调查黄河生在担任税务局长期间，有无处理过其妻的“税务公司”的个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事务规例》第十二章第三款，公务员不得令本身所处地位，引至职责与私人利益有所冲突，不得令政府声名受损，不得利用公职谋私利，不得令人对其诚信有所怀疑。假如公务员违反规例，政府可按事件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级别的处分。

根据上述规定，如果黄河生有参与处理过其妻的“税务公司”的个案的话，表示黄河生明显违反规定；如果黄河生在处理这些个案时有徇私行为，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8月4日，特区政府审计署完成对黄河生的工作调查，并将报告呈交特首董建华。在社会的普遍关注下，董建华顺应民情，承诺要在适当时机，尽快将报告全文向社会公开。

审计署的部分调查报告指出，黄河生在1996年开始担任税务局长至今，曾经亲自接触和处理过其妻郑丽容的“税务公司”的政府税务档案。这样，黄河生所犯的错误比起已经认定的“隐瞒利益”又严重一层，特区政府马上研究政府的税收是否因黄河生的行为而有所减少。幸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港府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不过，在审计署介入调查前及调查期间，黄河生回答媒介的追问时，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他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是，当局设计的利益申报表格过于简单，而且申报表格没有详细规定填写要求，才导致他在填写“配偶职业”一项时只填了“公司董事”，而没有详加说明，并不是自己成心隐瞒。但是，黄的这种说法显然无法使人置信。因为当局提交给立法会的文件透露，在现行申报制度下，当局已经劝告十一名已经申报利益的官员放弃部分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投资、或将有关投资交由他人全权托管。对此，林焕光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内部早有明确规定申报的尺度，和表格设计无关。

因此，黄河生的解释，也并没有获得媒体的同情，而媒体的多项民意调查却显示，大部分市民认为黄河生隐瞒利益冲突，已经不具备担任税务局长的诚信。

8月6日，特区政府将调查报告副本交给黄河生，并要求他在7天内对报告内容提出书面答辩，给他一个最后解释的机会。黄河生连夜针对报告内容逐条反驳，并在第二天马上把答辩呈交政府。黄河生面对传媒时，仍然一再表示自己做事坦坦荡荡，绝无徇私行为，也绝对不会引咎辞职。

媒体披露了黄河生的答辩书。他在答辩书中说：“我想我做了什么，一件十五年旧事，经传媒报道，再加上公务员事务局初时误导公众说我没有向政府申报，愈描愈黑，如今审计署长证明我能秉公办理我妻子公司的税务档案，我却受到传媒和政府的不断‘公审’。我承认我漏报10元股份的投资于一纯持有物业之公司(相当于1341元净资产值)，就此而已……”

但是，黄河生的书面解释，仍然摆脱不了被解职的命运。

8月19日，特区政府召开记者会，由林焕光和俞宗怡公布对黄河生的最终处理方式：立刻终止合约!

理由是1：黄河生违反内部规定，先后七次直接处理其妻公司代表的税务个案，造成与公职冲突的情况；2：没有向上司申报其妻拥有的“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与其公职存在潜在利益冲突；没有按照公务员利益申报规定，申报他在“企业秘书税务有限公司”所作的一股价值十元的股份。林焕光指出，经政府详细调查后，没有证据显示黄河生工作当中有徇私行为，也没有证据显示政府因他的行为而受损，因此，咨询过律政司刑事检控专员的意见后，决定不会对黄河生作刑事检控。

但由于黄河生是因行为不当而遭解聘，当局决定取消他原有的九十多万元约满酬金作为惩罚(黄河生1998年原本已经从特区政府退休，然后以合约的形式继续受聘于特区政府)。

特区政府采取的这一处理方式，也是经过多方斟酌的。其主要考虑是快刀斩乱麻。

消息灵通人士指出，调查报告证明黄河生有利益冲突，还犯了三项严重错失，根本再无公信力当这个敏感部门首长，因此要他离职已是政府最基本的考虑。可选择要达此目的，方案有三：黄自行辞职；解雇；终止合约。

但是，第一方案主动权在黄的手上，特区政府无法控制；第二方案“解雇”涉及繁复程序，包括容许当事人就解雇作出申诉等，花耗时间太长；而采用第三方案即终止合约，这一在公务员惩处制度中较温和的方案，无疑是比较合适的。

于是，黄河生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名被香港政府即时终止聘用合约并马上公布其中缘由的首长级高官。

在记者招侍会上，林焕光表示，黄河生事件是“一宗不幸的事件”。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黄河生的行为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无论动机是什么，他都不应处理由其亲属处理的公司代表的个案，这个在税务局的内部指引已经很清楚”。一名港府高级官员表示，黄河生作为一个处理敏感资料部门的首长，却“有法不依，有规矩不守”，绝对是“行为不当”。他说：“我们很失望，他(黄河生)应该做到Whiter　Than　White(比白色还白，意味无懈可击)的职责才对。”

对于黄河生在书面表明中，认为政府在处理此事上有欠公平的说法，特区政府官员强调说，当局对此事的处理手法依足规例程序，负责的官员更是“守口如瓶”，完全谈不上任何“抹黑”；审计署长所进行的调查工作是独立运作的，其他人士不能过问。

黄河生表示不服处分，将向法庭申请司法复核，以期推翻政府的决定；立法会议员认为政府对黄河生的处分不够严厉，应该采取更严厉的纪律行为，并计划鞭策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绝大多数市民认为终止对黄河生的聘用合约是合适的，连公务员团体都一致支持政府的决定。

一波三折的黄河生事件最终落下了帷幕。

1999年第10期　遥望神州的太平洋孤岛战俘　作者：张泽石

近半个世纪前，我们上万名炎黄子孙曾被囚禁在一个太平洋孤岛上，日夜思念着中华故国。如今，尽管我们已经历了无数岁月沧桑，当年孤岛上那撕心裂肺的凄风苦雨，囚窗外那震耳轰鸣的大海怒涛，仍常出现在我的梦魂之中。

我们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而身陷囹圄的。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华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曾经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不少战友血洒疆场，而我们自己则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于敌后，又突围不成，在未被冻死、饿死、病死之前不幸被俘。

被俘后，我们为没能“杀身成仁”保全名节而痛感羞耻，更为打了败仗没实现保家卫国的誓言而深感愧疚，我们不少人想过自杀、逃跑、甚至去跟敌人拚命，但都因敌人看管甚严，自己又手无寸铁、伤病缠身而不能如愿。当我们被押进战俘营，面对层层带尖刺的铁丝网和四周岗楼上那闪着寒光的机枪口，我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我们这些囚犯失去了不只是人身自由，更可怕的是失去了祖国的呵护，我们已成了离开母亲的孤儿。那种无依无靠的失落感，比起战俘营里种种生活上的艰辛更使我们痛苦百倍。

更不幸的是，正当我们在日夜思念祖国和父母妻儿时，岛上的战俘营管理当局却开始执行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战俘的罪恶政策：强迫我们背叛祖国，强迫我们在停战后拒绝回国而去“投奔自由世界”。

开始，他们派一些神父、牧师来“传教”，动员我们皈依“天主”、“上帝”，远离“共产主义魔鬼”。后来就派遣一些经过训练的特务混入战俘营，在战俘中物色叛徒和变节者，委以重任，让他们去控制战俘营。同时成立“战俘警备队”，以“维持秩序、防止暴乱”为名，用种种血腥手段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一旦实现了对某个战俘营的白色恐怖统治，便胁迫战俘去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甚至强迫纹身，在肉上刻下永远洗不掉的诸如“反共抗俄”、“杀朱拔毛”等反动字样，正是这种阴险的政治陷害，终于使得许多难友丧失了重返祖国的勇气。

面对如此严峻的考验，我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祖国荣誉，除了奋起抗争，别无选择。我们自发地、分散地秘密成立了不同名称的地下组织，在难友中展开爱国宣传和气节教育，并采取各种策略积极夺取战俘营的基层控制权。在斗争中我们不断联合起来，壮大队伍。于是，在韩国巨济岛上第72号和86号两个各自关押了近万名中国战俘的集中营里，爱国斗争的烈火越烧越旺。

1951年10月9日，第86战俘营的爱国战俘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夺旗斗争”，烧毁了叛徒们为了制造“中国战俘心向蒋介石”的假象，准备在第二天“双十节”升起的那面青天白日旗。随即全副武装的美国兵开进营场，指挥叛徒将我们八十多个斗争骨干抓到警备队毒打，年仅20岁的王绍其被活活打死。我们这八十多人也都被美军关入刑事罪犯监狱。

1951年11月7日，第72战俘营军官大队里的百余名志愿军排以上干部通过艰苦斗争，迫使敌人将他们调到第71战俘集中营，随即我们这八十多名从监狱出来的誓死抗拒进入72战俘营的“红色暴乱分子”，也调入71战俘营，从而成立了岛上第一个“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营”。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岛上的中国、朝鲜战俘强行实施“遣返志愿甄别”。中国战俘营的特务叛徒禀承其主子的指示，采用一切手段阻止战俘们表达回归祖国的意愿。在这决定终身命运的关键时刻，战俘们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从四川大学参军的林学逋，在72战俘营站出来公开号召难友们回国，而遭到叛徒剖腹挖心示众。黄埔军校第22期起义士官生阳文华，因坚持拒绝去台湾被毒打致死。71战俘营为激励“72”战俘营的难友表达回国意愿，升起了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遭到美军开枪镇压，致使三名难友受重伤，而在韩国釜山的志愿军伤病战俘们以绝食、升五星红旗来抗拒美方的非法甄别，竟遭到美方惨无人道的断药、断粮、断水的惩罚，直到用坦克冲进营场开枪屠杀。

在那次血腥甄别中，由各中国战俘营拚死冲出来的六千多名志愿军被俘人员被集中在巨济岛第602号战俘营。我们自己将它取名为“中国战俘回国支队”。我们重新按照部队的建制组建了我们这个“回国支队”。教导员孙振冠被推选为支队长，我被任命为支队总翻译。我们支队还秘密成立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团政委赵佐端担任总书记。从此，我们这些被美方称之为“死硬共产分子”的中华儿女重新形成一支战斗队伍，并有了自己的核心领导。我们在“团结会”的领导下，在朝鲜人民军战友的配合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斗争来揭露敌人血腥甄别罪行，并坚决要求对我们那些所谓不愿回国的一万六千名难友重新在没有任何威胁条件下进行“甄别”。美方对我们的严正要求根本不予理睬，更加激起了我们的义愤。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第76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在我们的配合下，奋勇扣留了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德将军，迫使美方在“76”战俘营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孙振冠和我由“共产主义团结会”委任为中国战俘总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我们和朝鲜战友们一起控诉了美方为胁迫战俘背叛自己的祖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杜德将军在铁的事实前面认了罪，这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老羞成怒的美国当权者对我们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了“76”战俘营并将我们全体代表判为“战犯”投入岛上的最高监狱。

“杜德事件”之后，美方将中国战俘发配到离韩国本土更遥远的济州岛上。孙振冠和我则被关进巨济岛上的“战犯集中营”长期隔离拘留。

我们六千多名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中国战俘到了济州岛后，美方对我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变本加厉地采取各种手段来瓦解、摧毁我们回归祖国的意志。首先是将我们六千人分别关押在十个拘留营里，又不断派一些变节者前来指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人，将其隔离关押进离营地很远的小监狱里，还不断用高音喇叭向战俘喊话：“你们何必跟着那些共产党头头走?你们回国后只会被当成叛徒，挨整、挨斗，一辈子翻不了身。”，更严重的是常在我们外出服劳役时，指使其担任看管的士兵无理挑衅，一旦我们的人有所反抗，便立即给以惩罚，甚至开枪造成伤亡。而最令我们气愤的是美方的停战谈判代表继续在板门店造谣说大多数中国战俘不愿回国。

1952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三周年国庆节来到了。我们六千多名远在异国孤岛上的中华儿女怀着对祖国母亲的无限思念和对敌人的极大义愤，升起了十面五星红旗。那迎着太平洋的狂风，傲然飘扬在铁丝网上空的国旗向世人述说着我们对祖国的向往与忠诚。然而敌人惶恐了，开来了十一辆坦克和两个营的士兵。当荷枪实弹、带着火焰喷射器的士兵强行进入首先升旗的七号营场去夺取我们的国旗时，遇到了我们护旗敢死队员们的顽强抵抗。赤手空拳的难友们和敌兵展开了肉搏，敌人悍然开枪了，敢死队员们肩并肩围着旗杆，以血肉之躯，在六千战友雄壮的国歌声中阻挡着妄图夺旗的敌人，当一批又一批队员倒在血泊里，最后一名敢死队员降下了红旗，在旗帜燃烧的烈焰中，与国旗同归于尽……

这就是1952年国庆节，在韩国济州岛海边一个荒凉的土岗上发生的事情。半个世纪过去了，烈士们的遗骸恐怕早已化为太平洋的苦水。啊，忠魂归来兮!

岁月匆匆，过了几十年再来回顾当年在美军战俘集中营里的那场斗争，我们对于那场斗争的实质，以及为什么我们这些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斗争中会有那样的表现，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们这群炎黄子孙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目睹了甚至亲身参加了打败日本鬼子侵略和打垮由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全力支持的蒋介石反动腐败政权的战争。那个响彻全世界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还回荡在我们耳边，那如旭日东升的新中国的万丈光芒还闪耀在我们眼前。我们曾为新中国的诞生流血流汗，即使我们被囚禁在异国孤岛上受苦受难，也是为了她——我们的人民勤劳、江山壮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祖国啊!对我们中国战俘中所有的爱国者来说，美军战俘集中营无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又一个战场而已。美国当权者竟然想强迫这样的中国战俘放弃做人的尊严、放弃自己的信仰、背叛自己的祖国，谈何容易。

今天，在欢庆建国5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当年我们在那个太平洋孤岛上遥望故国的心情，我们也更深地理解了什么是“祖国”。

祖国!在我们那段异常艰难的战俘岁月中，我们曾多少遍痛苦地思念过你。当我们站在忠贞与背叛的十字路口，必须独自做出将决定终生命运的抉择时，我们曾经深情地呼唤过你。而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归祖国怀抱之时，我们又曾为你洒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

那时，敌人把我们这些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战俘，一律视为“死硬共产分子”。其实我们归国的六千人并不都是共产主义者，相当多的难友当时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们相信是共产党救了中国，他们出于爱国之心而亲近共产党，正是这种爱国之心成为我们全体难友忍受苦难、拚死斗争的最基本最深沉的动力。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怎么会那样地吸引我们去爱她呢?甚至心甘情愿地为她献身呢?难道仅仅是由于那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我们祖先坟墓之所在?这里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我们熟悉的语言文化?

我们是在被迫离开祖国怀抱，在异国受尽迫害，付出了鲜血和青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祖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涵的。那时我们在阴暗的囚牢里，抚着身上被敌人鞭笞的伤痕时所深深怀念着、渴望着的一切之总和，原来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啊。从哺育我们成长的慈母的香甜乳汁，家乡清清的泉水，到给我们以知识与智慧的中华文明、光辉历史；从滋润我们生活的甘露、鲜花、阳光，到温暖我们生命的亲情、友情、爱情；从体现我们生命权利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到体现我们生命价值的学习研究和创造性劳动……这一切正是在战俘集中营里被完全剥夺了的。那时，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如此遥远又如此珍贵。那时，我们曾多么惧怕会永远失去她啊!

50年来，尽管我们的祖国走的是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而我们这些“归俘”更是历尽坎坷，我们却从未后悔过当年我们做出了回归祖国的抉择，也从未动摇过对祖国的爱，这正是由于在我们内心深处总抹不掉当年在战俘集中营所深深铭刻下的对祖国的感情和认识。

现在，我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们那些当年为国壮烈牺牲在战俘营残酷斗争中的难友们，他们的忠骨已长久地留在韩国釜山、巨济岛、济州岛上。当年我们无法带回他们的遗像长留人间，几十年来又未能一一去慰问他们的亲人共寄哀思。烈士们既未能看见20年来改革开放后的祖国的巨大进步，也无法跟我们一起共享节日的欢乐。我们谨在此向他们的英灵呼唤：

啊，安息吧，长眠异国的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当年为之献身的祖国已经春回大地、奋起腾飞了!

1999年第10期　“五四”前后鲁迅的民主、科学思想　作者：汪京

大致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同步的“五四”反封建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鲁迅是这一运动当之无愧的主力。

可是不能不承认，鲁迅“五四”前后的著作中，“科学”一词使用频率不算高，“民主”二字连在一起更少见。但鲁迅当时是主张“人道”，而反对“兽道”和“鬼道”的。他在1918年3月10日致许寿裳信中，把上海《时报》的报道为徐班侯“灵魂照相”一事，称为“人事不修，群趋鬼道。”同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则把当时教育部某人售妻妓院事，称为“极人间之奇观，达兽道之极致。”何谓“兽道”?封建道德也。何谓“鬼道”?封建迷信也。此二者，实为封建制度一母所生之双胞怪胎。封建道德“吃人”，封建迷信“蒙人”。宣扬封建道德，借助封建迷信；宣扬封建迷信，推广封建道德。“兽道”的对立面是“人道”，“鬼道”的对立面也是“人道”。鲁迅反对“兽道”和反对“鬼道”而倡言“人道主义必将胜利”，实际上正是呼唤“民主”和“科学”。

把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归结为“吃人”二字，是五四前夕鲁迅思想的一个突破。他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时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不难看出，鲁迅对自己的这一“发现”，是颇为自豪的。他在《狂人日记》中宣布了这一“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而“吃人”和“蒙人”永远是互为狼狈的。揭露“吃人”现象、“蒙人”现象，抨击“吃人”思想、“蒙人”思想，便成为五四时期鲁迅大量著作中最突出的共同主题。他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中，在《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论文中，在1918、1919年间为《新青年》所写的《随感录》中，对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封建迷信、鬼神思想等形形色色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学说”、“旧见解”、“旧习惯”、“旧本领”、“旧方法”、“旧手段”，“进行了全面批判，大量描绘和论述了封建礼教、等级制度“吃人”的问题，封建迷信、偶像崇拜“蒙人”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国民的落后、愚昧、奴隶性诸问题。而这些，实质上正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带有当时中国特色的有关“民主”、“科学”的重大问题。

鲁迅著作中少见“民主”一词，因此也就少见他对“民主”一事的诠释。但我以为他当时著作中显示“民主”思想，却是极其深刻的。我认为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民主，实具有三个层次：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精神和思想上的。

政治上的民主，就是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人所处的奴隶地位，甚至下于奴隶的地位，争取到“人”的资格。这是鲁迅在《坟·灯下漫笔》中沉痛提出的，所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先儒们所谓的“一治一乱”，不过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因此他号召：“创造这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经济上的民主，在《坟·娜拉走后怎样》那篇著名的演讲里，说得清楚：“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要紧了。”“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至于精神和思想上的民主，我以为是鲁迅民主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这其实也就是作为鲁迅爱国主义核心的“立人”思想。国家的兴衰，和人民的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国民愚弱，国家难以真正富强。正是为此，他在留学日本终于弃医从文时，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他在从事文艺运动的一开始，便在《文化偏至论》中系统阐述了他的“立人”思想。他尖锐指出：“是故交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在他看来，只有“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才能“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至于一切“肤浅凡庸之事物”，都不在话下的。

此后他倡导“个性解放”，强调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直到五四时期从事思想革命，强烈抨击吃人的“兽道”和蒙人的“鬼道”，以他的小说和杂文批判一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礼教，其目的显然都是为了“立人”，为了求得人的解放，“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即使到他后期积极投身文化斗争以至政治斗争的时候，他在致力于打碎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政治、经济枷锁的同时，仍然不忘解开缠在人民身上的精神和思想枷锁，以取得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而且最后在精神和思想上也不被奴役、完全自己当家作主的地位。

鲁迅对科学的重视，也是一以贯之的。他在1906至1909年撰写《人之历史》、《科学史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重要论文时，就不仅倡导了“个性解放”思想，强调了应在精神界进行战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科学救国”思想。鲁迅重视科学，毫不奇怪。他先学海军，继学开矿，复学医术，与此同时又接触和接受了进化论，涉及的都是自然科学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他站在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立场上，尖锐批判了西方科学发展史上的力图阻止生物进化学说发展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以及当时中国的“抱残守阙之辈”和“死抱国粹之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强调了科学和改革社会的关系，他指出：“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现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洪波浩然，精神亦以振，国民风气，因而一新。”他在1919年4月16日致傅斯年信强调：“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这样，鲁迅就把“科学”与“民主”、“爱国”紧密联在了一起。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五四前后一批仁人志士共同致力的倡导民主、科学的反封建启蒙运动。鲁迅曾把旧中国、旧社会比作一间无门无窗的铁屋子，人们在屋里熟睡都快闷死了。有几个先醒过来的人，想把其余的人也都唤醒，一起来毁坏这铁屋子。我以为这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的深意和写照。

而从事启蒙工作呼唤民主、科学的最终目的，则是人的解放，亦即鲁迅一贯主张的“立人”。在鲁迅看来，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不但要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侵略下解放出来，从各种各样的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无所不在的等级制度、家族制度的架构中解放出来，从弥漫人间的求神拜佛、算命打卦、神功异能等种种稀奇古怪的封建迷信中解放出来，还要从一代代积淀而成的历史重担下解放出来，从一切束缚、戕害、虐杀人性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特别是还要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愚昧、奴性中，也即从被扭曲、异化了的自我中解放出来。

欲求中国之进步，之真正现代化，这是必经之路，绕不过去的。

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伟大的启蒙运动，却如电光石火，在发出短暂的一片耀眼光辉后，迅即暗淡下去了。何以故?或以为是由于救亡运动的继起，所谓“启蒙”和“救亡”的矛盾。在二三十年代，日帝亡华的野心昭然若揭，救亡图存自是要务。但令我不解的是“救亡”和“启蒙”怎会发生矛盾呢?“救亡”不是更需要“启蒙”，更需要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吗?不是连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遗嘱中也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吗?爱国、进步与民主、科学的启蒙和实现是分不开的。当然如果是名为“唤醒民众”，“发动群众”，实为利用民众、玩弄群众，那就是另一问题了。前者需要启蒙运动，后者需要愚民政策。

因此我以为导致“五四”启蒙运动式微以至夭折的，决不是什么救亡运动，而是当时当权者以国家机器、专政手段为后盾的愚民政策。无权无勇然而思想先进的一批知识分子不自量力闹起来的启蒙运动，总是和有权有勇的当政者处心积虑执行的愚民政策迎头相撞，胜负之数，不言自明。鲁迅一本《呐喊》，初版仅两千册，而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一声令下，全国的学生就都要埋头读经。鲁迅后来慨叹“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实是痛苦经验凝成。

其实，从古以来一切只关心一己、一家族、一集团私利的封建当权者，大概都是不怎么喜欢真正的民主和科学，因而也就不会希望他或他们治下的民众具有聪明头脑、能够独立思考的。而扼杀民主和科学最方便的办法，就是鲁迅在《坟·春末闲谈》一文中所指出的“麻痹术”，类似细腰蜂的毒针，向小青虫身上一蜇，小青虫就半死不活了。“麻痹术”不就是愚民政策吗?于是所谓知识分子也就容易成为封建当权者的眼中钉了。因为有了知识，有时便难免要独立思考，甚至还想去启蒙别人。对这样有了知识的人，正像鲁迅在《热风·智识即罪恶》一文中描写的，阎王老爷就要把他打入“油豆滑跌小地狱”，非使他跌得发了昏不可。历代的治人者在以武功从马上得了天下之后，转入文治阶段，常常首先就是治那些具有独立思考头脑而又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文字狱，可以说是史不绝书。明乎此，则曾是“五四”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代表人物的李大钊上了绞架，陈独秀几次入狱，鲁迅被通缉，甚至胡适也一度曾因主张人权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警告，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五四”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年来，我们所走过“民主”之路和“科学”之路，是相当艰苦甚至是十分坎坷的。前进一步很不易，后退十步却不难，正像鲁迅说过的，往往“改革一两，反动十斤”。然而社会要进步，国家要富强，民族要兴旺，共产党要领导人民过上舒心的好日子，绝对离不开“民主”和“科学”，这应是毫无疑义的。(

1999年第10期　滴泪是金　作者：杜导正

去年末中央电视台播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会。小品：刘少奇1959年回乡了解人民公社到底成功与失败，先到他嫂嫂家，小侄女回答刘少奇提问的“能不能吃饱饭?”答：“今天能吃饱!”“为什么?”“今天来大干部，一人加了一碗饭!”小品演到此处，荧幕上特写镜头中的刘少奇儿子刘源，禁不住热泪滚滚。笔者熟悉那段国情，不敢忘怀那段国情，自然也流下泪来。现离休的当年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1979年底到金寨县了解民情，一户人家，主人是中年妇女。万里问：“你家几口人?”“夫妻和三个小孩。”“小孩哪去了?”“玩去了。”“能不能找回来我看看?”主人面有难色。在万里再三恳催下，主人掀开灶上的锅盖，只见灶堂里坐着三个赤身的小孩。原来是数九寒冬，孩子无衣，妈妈利用灶堂余热，饭后将锅搬去，放小孩进去避寒。万里看到这儿，禁不住老泪纵横，连连说，我们共产党对不起乡亲们啊!以后，万里不避凶险，那么大刀阔斧搞包产到户，原因许多，很重要的一条，是他了解到实情，落了泪，以致把心横了下来。看来，泪，也是个好东西。

1999年第10期　萧乾与林海音的“京味”之交　作者：何标

在作家萧乾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人们注意到有一个精美的花篮是台北作家林海音及其丈夫何凡敬托他们在北京的亲友安放的。

萧乾与林海音有着长期的交往和友谊。萧乾比林海音年长8岁，是蒙族人；林海音是客家人。这两位出身、经历迥然不同的海峡两岸作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早年都居住在北京，都把北京当做自己的故乡，而且至今仍然在习性、爱好、语言和文字上，保持着未经岁月磨灭的那些“京味”。

1988年8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第52届国际笔会年会上，林海音与萧乾初次相遇。他俩同韩国作家许世旭，进行了关于加强海峡两岸和韩国之间文化交流的对话。会上，林海音表示：“能坐在尊敬的前辈作家萧乾身旁，用同样的京味儿交谈，感到愉快和荣幸。”萧老则说他看过《城南旧事》的小说和电影，“这次能和林海音一见如故，首先就是她的京味儿”。

随后几年，林海音接连三次从台北来到北京。1990年她初次返京，首先到萧老家拜访，萧老夫妇则特意陪她访问中国现代文学馆。两年后，林海音夫妇携同两位女儿第二次来京，参加了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单位联合举办的“萧乾文学生涯60年展览”，林海音在揭幕式上致词。1993年11月，在林海音称之为“京味之旅”的第三次来京，她再次登门拜访萧乾，并同他一起参加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大系》的首发式。这个“大系”第一辑的编辑工作顾问，便是冰心、萧乾和林海音。

此外，林海音主持的台北纯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萧老翻译的《莎士比亚戏曲故事集》；萧老也推荐林海音为悼念沉樱女士而写的《春声已远》一文，在大陆报刊发表。他们之间在文学方面的友谊和合作，成为两岸文化交流中的佳话。

萧乾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曾做为记者访问过台湾。1990年，81岁的萧老虽曾接到访台邀请，但因台湾当局阻挠而未能成行，到台北市逸仙路林海音夫妇家中回访的愿望未能实现；林海音近几年也因年迈多病而不能远行。这两位“京味”之交的两岸作家，从此失却再度相会的机会，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1999年第10期　铁骨将军陈外欧　作者：王宇明

钢铁是从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本文记述的便是一位身经百战，铁骨铮铮，屡遭厄运，痴心不改的老红军、老将军的人生轨迹。

苦难家庭　倔强少年

他与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一样，出生在中国农村的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受着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的生父陈端山是湖南省茶陵县严塘官冲村人，祖辈三代，无田、无林，靠给地主老财当牛作马，养家饣胡 口，后因积劳成疾，贫病交加，于1910年含愤而亡。丢下身怀有孕的妻子和幼女，无依无靠，欲死不忍，欲生不能。后在善心的远房叔叔的帮助下，移居本县马溪滩村，苦度时光。

这年的12月26日，遗腹子诞生了。陈门有后，悲喜交加的母亲图吉利，为儿子起了一个贱名叫“外苟”。外苟先天发育不良，后天营养奇缺，所以，身躯矮小，骨瘦如柴。母亲怕孩子不能长大成人断了陈家烟火，万般无奈中含泪忍痛，将小外苟送给一个道士做了“干儿子”。岂料，这个道士虽小有家业，但为人不善。他把义子视为佣人，让他吃的是残羹剩饭，穿的是破衣烂裳，干的是苦累活儿，成天让他放牛呀，砍柴呀，种菜呀，喂猪呀，与地主对待长工没有两样。外苟人小志大，性格倔强，不甘受人歧视虐待，10岁时即愤然返回母亲身边。母子相抱，放声痛哭。从此，他留在家中，协助继父尹文光和母亲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

善良的母亲和继父，也祈盼他长大成人，支撑门户。为此，全家省吃俭用，凑些学费，让外苟去读私塾。

然而，外苟童年的不幸一个接着一个。家境略有好转时，苦命的继父又病逝了。十七岁的陈外苟独自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重担。一年四季，勤勤苦苦下地劳动。每到丰水季节，为了多挣几个钱，他便去河中放木排，冒风雨，历险滩，出生入死。也正是这种劳动，冶炼了他顽强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性格。

茶陵是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六个中心县之一。陈外苟的姐夫谭家旺和姐姐陈奴婆早年参加了共产党。1928年1月，受党的派遣在茶陵地区领导土地革命斗争，对他走上革命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不久，陈外苟又认识了中共茶陵县委的领导人谭趋新、周邦庸，积极为他们传送文件、站岗放哨。1929年5月，由姐夫谭家旺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国民党军队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攻倒算，屠杀革命群众和红军家属，陈外苟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陈外苟最先在茶陵游击队一大队当战士，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1931年扩大红军主力，陈外苟由茶陵游击队调到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初次见面，王震见他虽个头不高，但身板结实，身着戎装，头戴五星帽，憨厚的脸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着实喜人。王震亲切与他攀谈。当得知出身苦寒的陈外苟名子的由来时，王震关切地说：“你现在已是红军战士了，再叫贱名太不雅。我看改叫陈外欧吧!”

土法治伤，忍痛断指

陈外欧调到红六军团后，由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很快由班长提为排长，又由排长提拔为连长。12月，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陈外欧在红六军团配合中央苏区粉碎蒋介石第一、二、三次“围剿”的历次战斗中，不仅勇敢顽强，而且显示出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因此得到萧克、王震将军的赏识，被选派到永新红军学校第四分校学习。他十分珍视这一宝贵的学习机会，像一头饥饿的黄牛钻进谷仓里一样，如饥似渴地学军事，学政治，成绩优异，受到学校领导的赞扬。毕业后又被选送到瑞金中央红军大学第一期高级参谋班深造。

红军大学期间的学习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学习学校规定的军事、政治、文化课程外，特别难得的是能经常聆听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首长们的讲话、报告，这使陈外欧的政治视野更为开阔，对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前途的认识，都有了飞跃性的提高，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1934年8月，陈外欧红军大学毕业后，回到红六军团，在司令部任作战参谋。不久，红六军团撤出湘赣革命根据地，8月7日从横石出发，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历时78天，行程五千余里，于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胜利会师。萧克在总结这次孤军远征作战时，对陈外欧是这样评价的：“他很精干，机智勇敢，在关键时刻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他不怕艰苦，不怕疲劳，是个好同志。”

红二、六军团会合后，组成红二方面军，在湘鄂川黔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陈外欧调任红六军团四十九团一营营长，后升任四十九团团长。

1935年春，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正转战在湘西大庸、龙山、桑植地区时，蒋介石调动80个团的兵力分几路向我猛扑过来，妄图将我主力部队一举歼灭。3月18日，后坪战斗打响。我军在鸡公垭地区设伏，计划歼灭敌之一路。不料，敌李觉的十九师来势凶猛，在大炮飞机的配合下，迅速攻占了鸡公垭西侧的制高点，并构筑了坚固工事，企图待后续部队上来后对我红六军团主力围而聚歼。当时，敌我互相穿插，犬牙交错，形势紧张复杂。时任红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的陈外欧，机智果断，指挥全团官兵坚决攻击敌主力部队，不时展开白刃格斗，枪炮声，喊杀声震天动地，战斗异常激烈。陈外欧在高举左手手枪，挥动右手指挥部队冲杀时，一颗子弹飞来，将他的左手中指和无名指打伤，陈外欧忍着疼痛坚守岗位，继续指挥战斗。

在陈外欧看来，这不过是一次轻伤。还是在他任茶陵游击队班长的时候，夜袭清水挨户团战斗，他的右腿腓骨被打断，血流如注，在昏迷中被抬到永新县花溪医院。但那时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结果伤口感染，出现化脓糜烂。无奈，只好采用当地民间土法医治。即用剁烂捣碎的熟鸡肉敷在伤口处，有意让苍蝇爬食生蛆，由蛆吞食伤口浓血，然后再除去蛆虫，敷上草药治疗。这样反复几次便可治愈。年仅20岁的陈外欧，以红军战士特有的刚强意志，忍受一次次治疗的痛苦，捱过半年多的时光，骨伤刚刚痊愈，他便重返了前线。

这次手又负伤。在陈外欧意识到自己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功能已无法恢复，留下来只能增加医治上的困难时，他要团卫生队队长谭尚维马上将两个打断的手指割下来。当卫生队长因无麻醉药品为实行断指手术为难时，陈外欧说：“没麻药就不能做手术了吗?关公刮骨疗毒不怕痛，我们共产党人还怕痛吗!”陈外欧见谭尚维还在迟疑，严肃地说：“马上给我做!我这是命令你，不是请求你。”

谭队长为陈团长的大无畏气概所感动，怀着敬重和钦佩的心情，接受了这一任务。他让陈团长身靠一棵大树，由卫生员刘亮生双手端紧团长的左手，他动作麻利地用盐水冲洗伤口后，割皮，切骨，手术刀嚓嚓作响，两个指头切了下来。谭队长已紧张心痛地大汗淋淋。陈团长却一直挺直身躯，右手插腰，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在场的指战员无不为之动容。

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这段往事，当年的卫生队长、现在的老将军谭尚维仍然激动不已：“陈团长是真正的英雄好汉!”当年的卫生员，后来的卫生部长刘亮生说：“这次手术教育了我一辈子!”

随军北上又请缨南下

手术之后，陈外欧带着伤残的左手率领部队继续长征北上。

红六军团是红二方面军北上长征的后卫，陈外欧时任红六军团教导团团长。他们从阿坝出发过草地，仅带着可维持三天的干粮，可是他们在茫茫沼泽草地跋涉了九天。在可食的草也难寻找的情况下，曾多次击退反动土司的骑兵袭击。在爬越高耸入云的大雪山时，空气稀薄，气候恶劣，天寒路滑，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雪坑或掉下山谷。陈外欧为了接应后续部队和保证全团每一个单位、每一个战士都能安全翻越大雪山，他竟往返三次翻越了90里的大雪山。

在抗日战争时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王震任三五九旅旅长。陈外欧先任营长，后任团长，参加了华北抗战，保卫延安，南泥湾屯垦和南下作战。

这里特别要说的，是陈外欧的请缨南下。1944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挺进华南，创立新的抗日根据地，以配合全国对日实行反攻作战。南下支队以一二○师三五九旅为主力组成，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部队组建时，组织上考虑到陈外欧团长身体不好，且新婚不久，爱人怀孕在身，决定让他任留守部队参谋长。

但是，陈外欧却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部队执行重大任务的关键时刻纵有千难万险他也应随军南下，为抗战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外欧的多次请求，终于获得组织批准。他被任命为南下支队第一大队(后改为支队)大队长。部队出发时，他鼓励妻子晨虹留在后方，要努力学习，坚持革命，不要惦念他。在谈到即将出生的孩子时，他意味深长地叮嘱说：“生下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都取名‘亮南’(取意解放南方，迎接胜利)。”表示了他为完成南下任务、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而准备牺牲的坚强决心。

陈外欧跟随王震将军此次南下，直达广东，后又艰苦转战重返陕西，历时两年，行程两万余里。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粉碎了日伪顽数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46年9月，南下支队返回延安，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盛大欢迎。毛主席在欢迎大会上讲话说：“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

王震将军在“文化大革命”中谈到陈外欧参加南下支队的情况时这样说：“南下北返，孤军远征。因为没有根据地作依托，其困难程度不亚于长征。当初，我考虑到陈外欧同志新婚不久，胃病常犯，不想让他参加南下。可他是一个三天不打仗手就发痒的人，不让他参加他不干，三番五次找我谈，最后我只好同意，并让他去带主力，担任一大队大队长。陈外欧身经百战，只多不少，仅仅南下北返作战就不下百次。陈外欧打仗不怕死。因为打起仗来他的指挥位置总是靠前，叫都叫不回来。为此，他没有少挨我的批评。但他习性不改，听到枪响就坐不住。”

屡遭厄运　痴心不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外欧离开野战部队，先后调任西北军官学校教育长、解放军第一通讯学校校长、中央军委测绘局局长兼解放军测绘学院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由周恩来总理点将，调任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成为新中国和我军测绘事业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陈外欧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位八次负伤，身为甲级残废的红军战士，在他跟着党奋斗了三十个春秋之后，一夜之间被打成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起因是1959年4月，陈外欧利用休假探望茶陵老家，住了二十多天，顺便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他由县城步行回到故乡马溪滩。他还白天同社员一起下田劳动，晚上找社员、干部谈话座谈，了解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看到墙上写的“单双两季、全国第一”的巨幅标语，看到稻田里“亩产5000斤”的木牌，联想到当时浮夸成风，他不无怀疑地找到乡党委姓谭的书记，问他亩产到底能有多少?这位书记说：“亩产800斤。”陈外欧仍然怀疑，又紧逼一句：“你讲的可是心里话?”谭这时才惭愧地改口说：“实际只有500斤啊。”

陈外欧本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将他了解的农村中的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等情况，给国务院民政部写了报告，对茶陵县委的同志也进行了批评教育，某书记当面表示虚心接受，但转背就写信告了陈外欧一状。

陈外欧回到北京，在两次会上对农村存在的“左”的现象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从后来对他的批判看，说他主要讲了三点：(1)“虚报浮夸是史无前例的，这完全是干部用秦始皇的办法压出来的。”(2)“所有制搞不清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几乎没有界限了，浪费惊人。”(3)“丰产不丰收，钢铁元帅升帐，什么事都让路，粮食和茶籽都未及时收回，浪费异常严重。”岂料，就是这些对真实情况的反映和尖锐的批评为他招来了政治大祸。

1959年8月，党中央在庐山举行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精神传达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在此背景下，对陈外欧的批判逐步升级，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了国家测绘总局局长和党组书记的职务，并给了留党察看两年的严重处分。

1960年12月，陈外欧被下放到云南，任云南省农垦局副局长兼景洪农场场长。老首长王震特别叮嘱他“不要背思想包袱，要放大胆、放手干”。

从此陈外欧抛开个人得失，蒙受着屈辱，一头钻到农垦工作中。他像当年在延安南泥湾屯垦时一样，团结群众，艰苦奋斗。他有严重的胃病，牙齿又不好，但他坚持吃大食堂，和职工一起啃包谷、吃红薯。

陈外欧当时已年过半百，白发苍苍，身体瘦弱，仍靠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坚持一个人拄着一根木棍，一个个生产队进行考察，找干部职工谈话，发现问题，研究解决。经过短短的两年时间，景洪农场面貌发生很大变化。橡胶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粮食和畜牧业生产有了较大增加。

1962年5月，党内民主生活的春风吹暖了陈外欧同志的身心。他的冤案得到平反，中央军委决定任命他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晋升军衔。陈外欧这位百炼成钢的硬汉子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流下了难以抑制的泪水。

陈外欧没有讲一句埋怨的话，没有对当事人流露任何的不满。他只是心情平静、态度诚恳地提出：若征求个人意见，他不去新疆履新，而回测绘总局重操旧业。他说，他要求回测绘局去，他热爱测绘事业，他对测绘战线职工有感情，特别讲到周恩来总理调他来测绘总局工作时对他的指示与重托还远没有实现，他愿把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党的测绘事业。

正当陈外欧同志雄心勃勃，殚精竭虑，带领测绘战线广大职工为开创中国测绘事业新局面而奋力拚搏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陈外欧在国家测绘总局成为“造反派”攻击和批斗的首要目标。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1959年反右倾中已经作了结论的问题重新拿了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先把陈外欧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又扣上了“贺龙死党”、“王震心腹”、“五一六”分子等罪名。

1968年5月16日，陈伯达批示：“防止杀人灭口，立即逮捕”。从此，陈外欧被捕入狱，家里被洗劫一空，妻子儿女遭株连。

陈外欧身陷囹圄，满腔义愤，奋起抗争。在动乱初期，小会批，大会斗，造反派用“车轮战术”逼陈外欧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陈外欧说：“我在工作生活中缺点错误肯定是有的，但我绝不是“三反分子!”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疯狂施虐，非要他低头承认“三反分子”不可。陈外欧被逼急了，挺胸昂首怒斥道：“要说我是三反分子，那我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反分子!”“造反派”老羞成怒，对他一阵拳打脚踢。

陈外欧是一位居功不骄、从不自夸的人。他身经百战，八处负伤，但平时不讲自己的“过五关、斩六将”。

在十年动乱中，疯狂施虐的“造反派”无视历史，不顾事实，诬蔑陈外欧在战斗中贪生怕死，贪天功为己功，激怒了刚正不阿、性格倔强的陈外欧，他说：“我什么时候打仗怕死过?我贪过谁的功劳?”他猛然高高举起致残的左手吼道：“这难道是狗咬的吗?”

陈外欧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后，整天关在单人牢房里，不放风，也不提审。睡觉不准关灯，不准面朝外。陈外欧大声呼喊：“我究竟犯了什么罪过?为什么把我打入牢房?赶快提审吧，把你们的罪证拿出来，老子不怕!”

打手们大施淫威。提审时责骂、毒打，然后又给他戴上手铐脚镣，逼陈外欧低头认罪。陈外欧坚如松柏，整整五年的铁窗生活中，他没有违心承认过一条罪状，没有违心地写过一纸陷害革命战友的材料。

1971年9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1972年12月，经党中央批准，陈外欧被无罪释放。他获得了本来就属于他的自由与光明。

1984年9月1日，陈外欧同志因病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74岁。他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祖国。党组织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很多老首长、老战友、老部下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为他送行。看着他成长起来的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将军早早地来到八宝山灵堂。他缓缓地落坐在外欧同志的遗体跟前，抚摸着他那已经僵冷的手，哽咽着对他的妻子晨虹和儿女们深情地说道：“陈外欧同志是硬汉子啊!他的心是红的，他的骨头是硬的，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1999年第10期　“自祭联”不幸成谶语　作者：孟亦奇

1938年11月间，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委派原六安县长盛子瑾任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那时，国共两党形成较好的统一战线局面。安徽省民众动员委员会是地下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省动委会内的地下党负责人是省工委常委张劲夫(对外是省动委会总干事)。他根据中共省工委的决定，抽调江上青、赵敏、吕振球、徐崇富等几位同志，又组织省动委会直属第八工作团，统由江上青率领。其中党员组成中共特别支部，由江上青任支部书记，一起去皖东北协同盛子瑾开展敌后工作，创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江上青才华出众，善与人交，工作很有魄力，很有办法，有胆有识。他深知敌后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临行时作“自祭”联一副：“拚得瘦骨埋锋镝，常使英雄祭血衣”。可见，他已决心誓死不负党和人民的托付。他这副“自祭”联不幸成为谶语。他到皖东北工作仅九个月，就遇难了，时仅28岁。从他在皖东北工作短短时间内所取得的业绩看，他确是我党的栋梁之才。

我是省动委会直属第24工作团团员(后任第12工作团副团长)，团部驻麻埠镇附近，我带一部分团员在麻埠北约20里小马店工作。1938年11月下旬，江上青率领好几位同志，从立煌县城(解放后改为金寨县)出发，正好是一天的行程(约80里)，到小马店我们处驻宿。那时生活条件很差，但青年之间有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我尽其所有进行招待。在群众家里找些竹笆、木板等，放上稻草，成为床铺，烧热水给他们洗脚，让他休息、睡好，多放米，多做饭，添点荤菜让他们吃香，吃好。我们很乐意，他们很高兴。

晚饭后，江上青等和我们几位同志，在一起啦呱、叙谈，气氛十分融洽、活跃。叙谈中自然地插些乐观、诙谐语言，不断发出笑声。我向江上青说：你是我的老大哥，你是我的三个老大哥。他和同志们对我这样的突然提法，都不解其意，江问我：怎么能是三个老大哥呢?我答：你的年龄比我大好几岁，这是一个老大哥；你的文化水平比我高得多，这又是一个老大哥；你的马列主义理论，比我知道的多得多，这也是一个老大哥。这不是三个老大哥吗?惹得全场同志哈哈大笑。

他深知我是皖东北泗县人，集体叙谈后，他约我到村外个别啦呱。他要我跟他一起到皖东北工作，语言恳切，情意诚挚，向我做动员工作。我未同意。我说我们有几个人商议，最近已向上级要求到延安学习去。这时，他就不便多说了。时已半夜，我俩在月光下握手告别，各自回住处休息了。

第二天早饭后，江上青等几位同志又起程了。他们打算由麻埠向东走，经独山、苏家埠到六安城。再具体打听去皖东北的路线。我们几位同志送他们出村南头，亲切地握手话别。

将他们送走之后，我们几个人谈论着他们，都认为江上青的文化、理论水平和言谈风采以及能力，都是名不虚传。

江上青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以后，我常想念到他。可是，1939年冬，我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队，听形势报告中，却得知上青在皖东北牺牲的消息。这样的一名革命骨干，一名不可多得的人才，被可恨的敌人杀害了，我为之悲痛，小马店短暂的相会情景，常常萦绕于怀。

1966年起进行“文化大革命”，1973年2月我被分配到安徽省农学院任院长、党委书记。一天，开院党委会讨论清理积案，会上由人事处负责人汇报情况。汇报说我院林学系有一位女教师叫江泽慧的，“文革”初期，有人说她是叛徒女儿，批斗一番，就搁下了，还未做结论。我似乎有些感觉，问：她的父亲叫什么名字?答：叫江上青。我很诧异，急问：是不是扬州人?答：正是扬州人。我把卷宗调过来看看，正是江上青这三个字。我说：江泽慧不是叛徒女儿，是烈士女儿。我接着说：“江泽慧还不认识他的父亲是什么样子呢!江上青抗日离家时，他的老婆怀着孕还未生下来呢!以江泽慧出生的年、月算算，她正是江上青离家时、她母亲怀孕的那个孩子。江上青由扬州到武汉，到大别山，又到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1939年8月29日行军路上，中敌人埋伏，壮烈牺牲了。牺牲的地点在安徽省泗县北乡刘圩附近。

与会同志们说，说江泽慧是叛徒女儿，这是一个冤案。现在遇到你，你又说得这样详细，这就也是个奇案了。这案要平反，要快平反。

会上又讨论了一番。认为：关于江上青的家事，是孟亦奇听江上青生前讲的；到皖东北以后和牺牲的情况，是孟亦奇听到别人说的，不能写出直接的有效证明。而且天下奇事多，“文革”中调查韩九如，找到六个韩九如。有的是革命的，有的是反革命的，有的是平平老百姓，我提出：江上清牺牲时，我不在皖东北。现在合肥市有些同志曾在皖东北工作，知道的情况会更详细些，更直接些，他们会写出有效的证明的。会议决定派三人小组到合肥市找曾在皖东北工作的人写出证明。

党委会议结束后，调查小组即往合肥，很快取得有效的证明。这时农学院在农村办学，院部和农学、植保、农机几个系，在宿县城南紫芦湖；蚕桑、茶叶和林学三个系在滁县沙河集附近，为沙河分院；畜牧兽医在凤阳城北，为凤阳分院。分院都设分院党委。院党委派人携带为江泽慧平反的决定和证明材料，到沙河分院，由分院党委召集大会，宣布为江泽慧平反。自此，江泽慧过去被诬栽的“叛徒女儿”的帽子被抛到九霄云外了，而成为真实的光荣的烈士女儿了。

几天后，出于对江上青烈士的感情，对其遗属的关怀，我专程到沙河分院看望她们。江泽慧已有个三口之家了。她的母亲王者兰随她过日子。王者兰也是个知识分子，说话通情达理，仪表温文尔雅。可惜，几年后她去世了。

江上青生前，由于他才华横溢，能力超群，坚定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抗日宣传工作，统一战线工作，扩大和掌握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训练、培养干部等，都很快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创建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的光辉形象和革命业绩，永远活在皖东北人民的心中。

今年是江上青殉难60周年，附诗一首，以表怀念之情。

怀念江上青同志

当年笑语送君行，

抗日冲冠壮士情。

大痛斯人含恨去，

心香一瓣慰英灵。

(作者孟亦奇系原安徽省政协常委)

1999年第10期　甲骨文发现一百年　作者：王兆麟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成熟的文字——甲骨文。但是，它直到距今整整100年前，即公元1899年才被确认。

甲骨文的发现，震惊中外，并由此而引起对商都殷墟的发掘，中国近代考古学从此诞生。

“一片甲骨惊世界”

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痕迹被确认为是商代文字，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却是十分偶然而又富于戏剧色彩的。

清末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的达仁堂中药店买回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药品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

他对这批龙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认为，它们并非什么“龙”骨，而是几千年前的龟甲和兽骨。他从甲骨上的刻划痕迹逐渐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肯定这是刻划在兽骨上的古代文字，从此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会各界引起了轰动，文人学士和古董商人竞相搜求。

曾有人对王懿荣从中药中发现带字龙骨之说提出质疑，认为王懿荣在他的有关著述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并认为王懿荣吃的龙骨在药店已加工成细粒，看不出刻痕文字来的。而且当时菜市口一带并没有达仁堂药店。对此，后来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周绍良说，当时龙骨在中药店都是成块、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药店买龙骨还是这样。至于达仁堂药店当时确实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鹤年堂中药店，当时的人很迷信西鹤年堂，买中药都要去西鹤年堂药店，这也有可能是当时传误造成的结果。

至于著书立说方面，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

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

王懿荣殉难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刘又进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于1903年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

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县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

在甲骨文还未确认以前，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农民在耕作时就不断在农田里挖刨出古代甲骨。据说把甲骨当做药材到中药铺去卖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头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脓疮，没钱去求医购药，就把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脓疮上，想不到流出的脓水被骨粉给吸干了，而且发现骨粉还有止血的功效。从此他就把它们收集起来，说成是龙骨，卖到了中药铺。

经过许多学者专家考证研究，所谓龙骨其实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们在占卜之前，先把龟甲和牛肩胛骨锯削整齐，然后在甲骨的背面钻出圆形的深窝和浅槽，占卜时，先把要问的事情向鬼神祷告述说清楚，接着用燃烧着的木枝，对深窝或槽侧烧灼，烧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应部位便显示出裂纹来。于是，占卜者根据裂纹的长短、粗细、曲直、隐显，来判断事情的吉凶、成败。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内容和结果刻在卜兆的近处，这就是卜辞。刻有卜辞的甲骨被当做档案资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传于后世。甲骨文发现的故事，后来被人们称为“一片甲骨惊世界”的奇迹，在中国和世界考古史上写下了带有传奇性的篇章。

殷墟遗址的发现

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

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发现甲骨文的重大意义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

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

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1999年第10期　义和团的悲剧　作者：雷颐

一百年前的此时，义和团运动正在兴起，一年后便轰轰烈烈、如烈火燎原般地突然燃遍整个北中国。但就在高潮之际，却又突被残酷镇压下去，其兴也勃，其亡也速。义和团运动当然是正义的，团民们视死如归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但惟其非常正义、无比英勇，使人更感到这的确是场无与伦比的历史悲剧。而这场悲剧的复杂性与深刻性更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否则，这一段深创巨痛的历史将全部“白费”，那么多的鲜血与生命也将全部“白费”。

义和团兴起的社会背景

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但最根本、直接的原因则是19世纪末叶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剧，中华民族危机的加深，这种侵略带来的文化冲突所引起的“反洋教”。

1895年《马关条约》签定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 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俄国强行租借旅顺、大连及附近水面，英国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水面，法国租借广州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列强已基本上划出各自在华的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可以说，从统治阶级的最上层到被统治阶级的最下层，自觉不自觉地要对这种形势作出自己的反应。

“洋教”是指西方传来的基督教。从康熙晚期到鸦片战争前，清廷一直实行禁教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传教士以船坚炮利为后盾，纷纷来华传教。很明显，这种传教的实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为了传教的策略需要，教会在中国创办了不少以传播现代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医院和报刊杂志，对现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引进和广泛传播，对中国的现代化确实又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传教士深入内地乡村建堂传教，农民与教会的冲突日益激烈，屡屡发生各种“教案”。反洋教既有文化上的冲突，更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从文化上说，教会认为“祭天拜祖”是偶像崇拜，而禁止信教者进行这些活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神圣的祭天地、敬鬼神、祀祖宗、拜孔子几乎水火不容，洋教因此被人（尤其官绅）视为“灭伦伤化”，难以容忍。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传教，往往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由于教会享有种种政治特权，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仗势为非作歹，横行乡里。在教民与乡民的冲突中，教会自然袒护教民，地方官往往也无可奈何。这样，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交织一起，终于兴起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末，全国发生大小教案八百余起，其中较大的有“天津教案”、“长江暴动”及四川余栋臣起义等。其发动与参与者有地方官员、土豪乡绅、普通农民、民团会党、城市贫民、流氓无产者……十分复杂，规模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激烈，但基本诉求仍是“崇正避邪”、“忠君卫道”的封建性。义和团运动于90年代后半期起源于山东和直隶，以“练拳”为名组织起来，攻打教堂，反洋教。1898年10月下旬，山东冠县梨园屯拳民起义，使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从山东发展到直隶，并于1900年夏进入北京天津。义和团的口号虽不统一，但主要是“顺清灭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并明确表示“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爱国性与封建性混为一体。对一切与“洋”有关之人和物，义和团则极端仇视，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谙洋语”、“用洋货”……者依次被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在严厉打击之列。义和团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完全靠迷信、巫术来动员、维持群众，强调练功能刀枪不入，能任意请出中国古代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如关公、赵云、武松、孙悟空、猪八戒、黄天霸、樊梨花、观世音……出来为自己助战。许多团民时时念咒画符，“降神附体”以“大仙”自居，声称具有魔法神力，任何洋枪洋炮都不在话下。对此，越来越多的人信以为真，全社会的迷信氛围达到顶点。

对如此巨大的社会运动，清王朝中央政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竟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策，往往由各级官员自行决定。由于地方各级官员对义和团的态度非常不同，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中央官员的意见也极不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决策也深受影响，时而主剿，时而主抚，但总的倾向是主抚。而最终决定明确支持义和团，则是要利用义和团根绝维新隐患。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使国人深受刺激，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提出“借法自强”，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先进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造中国，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上演了“百日维新”的活剧。变法必然触及守旧者的利益，以慈禧为代表的顽固派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发动戊戌政变，维新六君子被杀，康、梁在外国使馆人员的帮助下逃往海外，支持维新的官员受到严厉处置，光绪皇帝被囚禁瀛台，“维新”失败，中国社会和历史严重倒退。为了根绝隐患，慈禧等守旧派决定废除光绪，另立新君，但这一计划遭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对守旧派来说，光绪的存在确是潜在的巨大威胁。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便想依靠义和团的“民心”“民气”，同时又相信义和团的各种“法术”真能刀枪不入，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洋人，于是决定用义和团来杀灭“洋人”，达到废立的目的。而义和团本身的封建性、落后性，也为这种利用提供了基础。

由于有了政府的明确支持，义和团情绪高涨，迅速向更极端、更非理性的方向发展，对传教士和教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打杀。1900年春夏义和团进入京津后，情形更为恐怖，许多传教士和外国人、中国教民被杀，甚至“夙有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婴儿生来迎月者亦杀之，惨酷无复人理。”他们要消灭一切带“洋”字的东西，铁路、电线、机器、轮船等等都在捣毁之列，因为“机器工艺”为洋人“乖戾之天性所好”。有用洋物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惶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甚至有“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对开明官绅、维新派人士，义和团更是明言打杀，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明令要“康有为回国治罪”，在一些顽固派的指使下，还一度冲入宫禁要捉拿光绪皇帝，外国使馆和外交人员自然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势下，西方列强以“保护使馆”的名义组成“八国联军”发动又一次侵华战争。这时，清政府必须对是和是战作出正式决定。清廷从6月16日到 19日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进行了激烈辩论。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得到光绪皇帝支持，主张镇压义和团，对外缓和；主战的有载漪、刚毅、徐桐等，实际上以慈禧为首，主张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首先攻打使馆区。结果当然是主战派胜利，主和派认为中国大难将至，光绪与许景澄等三人在廷上团聚共泣，却毫无办法。许景澄等五名主和大臣不久被清廷处死。6月19日清廷决定“向各国宣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 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义和团更加斗志昂扬。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方终因武器落后而不敌八国联军，而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破灭，团民纷纷四散，北京城于8月14日被攻破，第二天慈禧太后携光绪等向西仓惶出逃。 就在八国联军血洗北京，残酷屠杀义和团团民之时，西逃途中的慈禧已开始与列强议和。为尽快与列强达成和议，清廷从9月7日起连续发谕，下令剿杀义和团：“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经过清政府地方官的严剿，一些零星小股义和团也被最后扑灭。

义和团的悲剧

义和团反侵略斗争无疑是正义的，但其社会政治诉求却非常落后，它排斥、反对乃至仇视一切现代文明。这种仇视当然事出有因，如中国文化中“华夏中心”、盲目排外的传统，更有近代中国屡受“洋人”侵略的背景。不过唯其如此，使人更感“戊戌维新”的难能可贵。维新运动的直接动因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明治维新的日本打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受刺激，认识到只有像日本那样“维新”才是中国的出路，中国才能强大。他们不因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屠杀国人而反对“维新”，怒斥“维新”的种种不是，反而明确提出要学习敌国日本的“维新”，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维新派提出向敌国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为“汉奸”、“媚敌”、“卖国”，所以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那样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甲午战败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义和团运动则明显是维新运动的反动，因此才能被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者中最愚昧、顽固、落后、守旧者所利用，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维新派的“借法自强”与守旧派的“夷夏之防”二者虽如水火不相容，若仅从“爱国”的角度看，二者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借法自强”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而“借法自强”者则往往被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反对者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末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借法”的中国人的努力结果。

对义和团，清政府最初只想到“民心”、“民气”可用，而狡猾地加以利用，但并未想到当民众的怒火被点燃后，它便很难控制其方向、规模，最终很可能是自己被灼伤。而义和团本来就有满腔怒火正待喷发，一朝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更一发而不可收，而没有想到自己只是官方的一种工具，一旦情况有变或超出官方允许的范围，自己首先会成为牺牲品。从中也可看出历史的复杂性。

对义和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物更多地看到其负面作用。陈独秀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克林德碑》一文甚至认为义和拳的道路是通“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

他们对义和团的观点或许不无简单、片面、苛刻之处。但一场正义、英勇的运动却被最腐朽、最落后的力量所掌握利用，历史悲剧，莫过于此！

1999年第11期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作者：孙代尧

把中国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是邓小平终身追求的理想和毕生奋斗的目标。晚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把它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贯穿在邓小平整个理论之中的重要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

1、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和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和平是发展的条件，没有一个和平国际环境就难以集中心思发展经济；而发展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因此发展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是核心。

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联系起来，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这就是说，中国加快发展起来，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只要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就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个带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命题。

应当看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特别是最近的科索沃事件表明，国际上自恃实力优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猖獗，世界并不太平。但是，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改善，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因为霸权主义的挑衅而对当今时代主题产生不正确的判断，干扰我们的中心工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更加奋发图强，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有力地回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

2、以开放的眼光，从比较中充分认识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差距，清醒意识到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下定决心实施改革开放，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起点。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1975年到1979年五年间，先后出访了法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亲身体验了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我们周边几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在比较中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有了更清醒、更深切的认识，从而更加增强了加快我国发展的紧迫感。

1978年5月，邓小平在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时说：“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197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访问时对金日成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丰田、松下等现代化企业，也走进了普通的日本工人家庭，亲身感受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日本国民的富裕生活，并对之赞叹不已。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一个又一个被派往西欧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层考察团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年底，中央和邓小平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直到1992年初南巡谈话时，邓小平还谆谆告诉：“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只有发展起来了，人民才能从内心里拥护社会主义，才能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

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对外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对内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实现国家统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发展起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及东欧剧变过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不解决好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就坚持不住。中国如果没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的成果，人民没有从发展中得到实惠，“六·四”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发展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3、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与我国学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讲到：“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6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果断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次历史机遇。从70年代末才抓住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果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再次反复强调要利用机遇，把握机遇，不可错过机遇，以实现发展。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国内一些人或者产生了悲观情绪，或者觉得事态严重，想要收缩对外开放的范围的时候，邓小平以其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邓小平一再向中央建议，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等条件较好的地区还要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在强调：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住机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又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世纪”本来纯粹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但世纪转换往往成为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现在，20、21世纪之交正好又面临着历史的重大变革：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滚滚而来。这一变革对每个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以提升自己赋予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果掌握不住“冲浪”的本事，就会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1999年第11期 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　作者：余广人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

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尽管阎锡山是在日本毕业的，并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日本的铁蹄要叩响山西的大门的时候，如果与日本妥协，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还有可能成为遭人唾骂的汉奸。“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蒋介石怎么样？面对着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阎锡山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但此时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但蒋毕竟是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但是“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他把目光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对于共产党，以阎的本性而言，是绝对敌视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主张，在东征过程中的大力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共产党要求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与阎锡山保卫晋绥的目标有共同之处。在蒋介石频频催促他出征陕北之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比较好的计策。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变通”的策略：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是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着山西的旗号——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阎锡山认为，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就是他所谓的“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万全之策。他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后来，薄一波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这种做法作过这样的形容：“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

阎锡山在作出这样的策略的时候，人选也早已考虑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两次被通缉的同乡薄一波。

而此时的薄一波，还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

1936年8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狱中找到薄一波说：“阎先生派我来营救你，带来了活动经费和给宋哲元的信，请宋帮忙。另外，阎先生还有信带给你。”当时，我们党也在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所以，薄一波兴冲冲地告诉郭，不必营救了，自己马上就要出去了。郭将这一情况电告阎锡山后，阎立即发来一份电报，要郭转给薄。电报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势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而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薄一波，对此并不动心。他对郭说：“共策保晋大业云云，你做可以，我不适合。我在外边搞了这么多年，在山西又曾两次被通缉。对阎锡山这个人，我不感兴趣。”

但是，薄一波出狱后，与接头人徐冰谈起这件事后，徐冰报告了北方局的领导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时，刘少奇对此很重视，第二天就让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转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很显然，刘少奇坚决主张薄一波到山西，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而薄一波对此是犹豫的，他请徐冰报告刘少奇不愿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了，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对薄一波的理由并不理会，他让徐冰给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薄一波对毛泽东刚来的电报指示和刘少奇的考虑是完全领会的，况且党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二话可说的。在征得刘的同意后，薄一波到山西实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过程中，薄一波将山西的情况全摸得清楚了，对在山西开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来衡量山西的情况，觉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晋工作。离开北平时，徐冰传达了北方局对开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帽子。(2)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3)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作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

刘少奇还特别交代：“一波同张友清是一块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张做秘密工作，省委名义是公开的，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将薄一波请到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事室进行会谈。曾经做过薄一波的老师的赵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学梁化之陪同。对于这次谈话，薄一波回忆说：

见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开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梁化之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阎对我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我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所以谈得非常之好，无拘无束，而又严肃认真。我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阎和赵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阎家、梁家又是邻村)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谈话后，赵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点不太满意，觉得阎锡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阎锡山对此却不在意：“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

在薄一波到达山西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地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与阎锡山联系的代表，并数次致电阎，阎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建立的统战关系，一方面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进了这种统战关系。因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薄一波在山西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于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会。但是，由于会员成分比较复杂，而成立时所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又采取搪塞的态度，因而牺盟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韩钧等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成为薄一波等在山西开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青年纷纷来山西，参加抗日的准备工作。当时的《上海党声》杂志著文盛赞山西的抗日宣传工作：“不分国与共，共组同盟救祖国”的统一战线歌声，响彻晋阳大地。

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薄一波还把目光放在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上。以薄当时的身份，公开提出组织武装力量，必然会导致阎锡山的猜疑及顽固派的反对。薄一波明白这一点，总在寻找适当的时机，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久，机会就让薄抓住了。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但阎一直不表态。薄一波看出阎锡山想扩军的意图，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薄一波对董说：“阎锡山要征求意见，看样子，他有所图谋。他有个‘雄心壮志’，要训练30万国民军，想扩军，但办不到。你今天到会上可以这样讲：‘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在会上如此这般地讲了。阎锡山听了虽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机会是抓住了。果然，会后，阎锡山就让薄负责主持“招兵”的工作，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刘岱峰负责。薄一波通过牺盟会，首先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如1936年12月，连续举办两期 “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 训练1000名宣传抗日的专职人员，并发展牺盟会会员60万人。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先后训练10个团，2万余人。这为以后组建新军，坚持山西抗战准备了干部。

在实际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在宣传的用语及尺度的把握上，尽可能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薄在制定任务的目标时，所讲的“一方面，加紧守土抗战的工作；另方面，积极准备收复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阎的话。1936年11月绥东百灵庙抗战胜利，阎从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顶战”的口号改为“守土抗战”。他说：“收复失地是利害问题，守土抗战是是非问题。”一方面打起了抗战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据阎的意愿，薄一波本来拟用的“抗敌救亡下乡宣传团”，改成了“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称。1937年2月，在太原召开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牺盟会工作纲领，薄一波与杨献珍也仔细推敲，把政治语言改为“山西话”，“抗敌救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改为“动员民众，守土抗战”；“不分党派”改为“不分派别”。虽然用的是阎锡山的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主张。

组建新军，奔赴抗日前线

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急于扩大部队。一天，他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斩钉截铁地对阎锡山说：“组织新军，改革旧军。”阎锡山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吧！”

薄一波请示了北方局，刘少奇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此后，薄一波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组建新军的工作上。

经过薄一波的发动和各方面多次研究，决定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各300名学员组建新军第一个团，原来准备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了。薄一波担任这个总队的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新军实行政委制，即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没有政委签署，一切军政大事不得实行。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两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是决死队的精华。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军事各级指挥人员则都由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50天紧张训练和准备，于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薄一波回忆说：

我向他（朱德）汇报了决死队建立的经过和到晋东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他向我详细转达了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意图。他说：毛主席最近一再强调指出：在华北大局危急的情况下，山西将在华北形成特殊局面。原因有两条，主要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因为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主席还说：游击战争主要应放在敌人的翼侧及后方，山西可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主席要求八路军把五台山作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同时要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太行、太岳山脉之间的晋东南，与吕梁山脉所在的晋西南，也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毛主席对战局的精辟分析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深深吸引了我。我正在沉思在战争的全局中，我们这颗“棋子”究竟应该下到哪里，这时候，朱德同志又说话了。他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自然不要去了。我建议你设法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到晋东南去。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是一批根据地。这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接着，他又说：“我们得到情报，阎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张要占据那块地方。你去把他撵走，能不能办到?”那时正值山西旧军在雁北打了败仗，是阎锡山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也是我们最能说上话的时候，所以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问题，可以做到。”

我一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一面自己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我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阎锡山不知道我的意图，摇头晃脑地讲了一通历史：“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要求出兵上党，这步棋走对了。阎很高兴，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任命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

1937年10月，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阎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9月25日，平型关一役，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正式向阎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当时，已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团。这些训练团队，由于兵力不足，马上难以组成五个纵队(旅)，便决定先组建四个纵队，每纵辖三个总队(团)。各纵先给两个总队，组成纵队后再自行发展一个团。这四个纵队，陆续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组建完毕。各纵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来提名，分别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李力果担任。对以上方案，阎锡山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个小问题：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

薄一波当然明白阎的用意，立刻表示同意，决定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一、二、三、四纵政治委员，牛佩琮、韩钧、董天知、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分别担任各纵政治主任。各纵队的纵队长，由阎锡山晋绥军中选任。在干部问题上，八路军给了许多帮助。早在抗战前夜，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北方局从延安要来陈玉堂、苏鲁等十位红军团、营干部。现在，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却迅速从一二九师派遣80余名干部到一纵队工作。二、三、四纵队建立以后，又陆续给这些纵队输送过400名以上干部。新军除四个纵队外，还有郭挺一组建的工人武装自卫旅。

新军组建后，先后到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也十分重视决死队的工作。1938年6月初，总部在沁县西林村专门为决死一纵队办了一个班，分批轮训排以上的干部。8月，薄一波又组织了一纵队的200名中高级军官的军事参观团，到八路军连队参观学习。在八路军的影响与带动下，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林会议与晋西事变

1938年2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他在会上肯定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建立新政权方面的工作；同意任命牺盟会推荐的40名县长，批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加发给每个决死纵队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会议期间，他又提出了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意见，想利用这个组织显示他的进步。

但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机警的薄一波已发现，阎锡山已有准备倒退的迹象。薄一波回忆说：温泉会议期间，他曾在会上拿出徐永昌从武汉打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显然，这是放一个准备妥协的试探气球。我当即说：“抗日战争不能中途妥协，妥协就是亡国。牺盟会和决死队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抗战到底!”阎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的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这时，阎锡山的旧军队已溃不成军，他还需要决死队和牺盟会支撑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他除了发出妥协的试探信号以外，还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惴惴不安。于是，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扶旧抑新”成为他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集中表现。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阎锡山虽然没有正面反对新军，却费尽心机，挑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他居心叵测地对旧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用激将法挑动说：“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哪一个够格?”“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吉县会议前后，阎锡山一面积极安排投降、反共、倒退，一面与薄一波领导的新军虚与委蛇。高度警觉的薄一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可能出现的破裂。薄一波回忆说：

1938年5月底，决死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趁我不在部队之机，命令部队打临汾、打王陶(沁源北部的日军据点)，强攻日军坚固工事，打阵地战，牺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阴谋假手日寇消灭新军。我从阎那里开会回来，批评他，他不接受，我就拿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对他说：“这里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我的命令，你要服从。你不听，你就走!我不要你。”又对他说：“你可以带上警卫员和你的左右手，其他一概不能带。”就这样把他赶走了。……和旧军官作斗争，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斗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样，到1938年下半年，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当然，这里说的旧军官，不包括许多进步的、中间的(大部分是非阎嫡系)军官。

吉县会议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一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敌在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后，阴谋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也一直在酝酿。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全国。

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在吉县五龙宫召开部分晋绥高级军官会议，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这次会议刚结束，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随即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秘密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政策的改变与一些人对日妥协动摇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国民党所确立的反共政策，又加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共。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3年来实行的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秋林会议。

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旧派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参加了。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因此，他对军政干部职务和职权作了重新分配，把陈长捷、王靖国等一些旧军官提升为集团总司令。而对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者则予以调职。薄一波回忆说：

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阎宣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实在不能不执行。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内容，也都是围绕着取消新军政委这个中心内容提出的。会议表面上一直是温和的，实际斗争非常紧张激烈。阎锡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他的处境很困难，全国都没有文官兼军职的，现在蒋介石在压他，要我们取消政治委员，帮他过这一关。会上，二纵政委张文昂表现慷慨激昂，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我的表态只是一句话：“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这么些时候，就是搞了些新军，帮助了阎先生抗战。现在这样不行。”阎锡山看到说不服我们，又从重庆调回赵戴文和赵丕廉。他们两人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我和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两任校长。这两位校长找我们两人谈了一上午。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对着我俩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渡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阎还表示，要我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我断然拒绝了。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到了5月底，我们的人陆续都回去了，但阎锡山还把我留下不准回去，戎子和同志等着和我结伴同行，也留下来，阎、梁对决死队早有个估计：一纵百分之百是共产党的；三纵百分之百是他们的；二纵是一半对一半，是斗争的焦点；四纵没有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估计也是一半对一半。当然，这只是阎、梁的估计，实际上我们党在三纵有相当的力量，在二纵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一半对一半”。当时我们已经看出，阎要“摊牌”了，同时估计，斗争的焦点是在二纵队。果然，阎锡山“摊牌”了。他对我说：“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为了摆脱阎的羁绊，及早返回部队，我对阎说：“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犹豫好久，说：“也对。”便让我回来了。我是同戎子和一起回晋东南的，这时已经是1939年6月初了。

秋林会议就成为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已经准备好“雨伞”的阎锡山要动手了。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北方局完全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布置。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薄一波回忆说：

这时我已经从专区搬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6月在沁源活凤村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也叫活凤会议)，对切实掌握武装作了具体布置。11月初，又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我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妥协投降的危险十分严重，山西顽固分子反共、反决死队、反牺盟会、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日趋严重。因此，要切实加强思想上的准备，认清妥协投降的危险形势。特别提醒大家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当时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泊之中。我还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的时候，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作了不同的准备，我和新军各纵队之间都通消息。……一纵队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洗，尚余旧军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梁述哉等。我把他们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处得并不错，或者说很好，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形格势禁，决定你们现在一起到路东(白晋线东)抗大分校(校长罗瑞卿)去学习。”……他们的职务，由政工干部取代。我向这些政工干部提出：“你们虽然过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也受过军事训练，还有一些实战经验。现在你们只要把枪保持住，把部队保存在我们手中，就是胜利。”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一直在准备力量，观察形势，等待解决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时机。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就在二纵队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旧军从背后向二纵队开了枪。二纵队政委韩钧立即给阎锡山发电报： 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学生韩钧敬叩 印

阎锡山收到电报，立即召开高干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报。他说：“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酝酿已久的晋西事变终于爆发了。

阎锡山原以为在“晋绥军中，以我的地位为最高，就作官说，我要舒服，谁也不能阻挡我”，事变前，他与梁化之估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部署，除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共产党力量强大，不易得手外，其余的三个纵队他们都可以控制，只要他一下命令，他的“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行动总方针就可以大功告成。但是，他低估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事变前薄一波的周密部署，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事变中，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一纵队也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前去支援。各部队和牺盟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八路军大力协助新军。因而，事变的结果远不像阎锡山计划的那样美妙。

事变中，新军除了三纵队有4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开阎锡山。阎的部队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在晋西北遭到彻底失败，晋东南也让国民党的中央军乘机插足进来。他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他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1940年1月30日，国民党军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大有在山西取代阎锡山之势。续范亭形象地描绘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既看到了阎锡山在坚持华北抗战中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蒋介石要搞掉阎锡山孤立共产党的企图，等等，因而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阎锡山的部下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日，以免被敌人利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采取措施，敦促阎锡山和平处理事变。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局面。2月11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电报全文是：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拥阎抗日；2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以薄一波名义的电文发出后，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复电中共中央，表示不拒绝谈判：“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萧、王向阎及各方转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之地位的意见，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而且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在融洽气氛中萧、王向阎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1)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阎表示：(1)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阎锡山还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阎锡山答应我党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随后，双方代表又经过谈判，终于在4月初正式达成协议。晋西事变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此后，薄一波有一段时间依然在山西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再得一张通缉令。

1999年第11期 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　作者：王若水

1959年—1962年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表面上好像仅仅是围绕杨献珍的观点，其实背后都有国际背景；前者牵涉到斯大林，后者牵涉到赫鲁晓夫。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写于1937年。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时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但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词赋予一种贬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1951年，毛泽东相继把《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文相继公开发表。

《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

《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后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后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联结”；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1954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译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只提对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是这样怪，他不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概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毛泽东在1937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1988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诘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练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苏联的批评和毛的反批评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1953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方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1954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恩选集》4卷370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1955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选》第五卷第347348页)

接着，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1958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他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对《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8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恩选集》第4卷221页)。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认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Indentitat，就是英文的identity。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identical(同一的)，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同一(他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哲学笔记》第397398页)。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绝对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理念的外化。黑格尔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过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种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维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分歧至今存在，这里反映的只是作者一方的观点。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思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后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后半是矛盾的：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后半却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发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论。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1961年到1962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只是到了1964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转折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1957年11月8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498页。)这是说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或两个方面，避免片面性。这里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

1963年12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0140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一分为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此之前，“一分为二”的“分”是指分析、区分，在这里，“分”却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章杂志曾吹捧说，提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其实，这只不过是对对立统一换了一个表述方式，算得了什么呢?而且，这个毛的这种说法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397页)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没有错，但不如“对立统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泽东把它称为“两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间状态，变成了“两值逻辑”。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1963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杨献珍开始转向辩证法的时候，毛泽东却从辩证法后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为这个“一”里面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我认为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1958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

在我看来，只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讲《实践论》是不对的。列宁的这本书只讲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对认识论的辩证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宁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讲得不够，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讲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这两个缺点，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弥补(自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的观点来自苏联哲学家)。至于第二点，杨献珍当然是正确的，表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6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米丁、费多谢也夫)，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叙述黑格尔的辩证法观点时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马恩选集〉1卷144页)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离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部署。1963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九评”)。在国内农村，从1963年到1964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1963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谓“三和一少”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1964年的16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这些言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杨献珍后来说，这是康生在整他。其实，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当然，毛泽东可能是听了康生的报告。

这篇评述被《人民日报》在1964年8月31日转载。此后，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这场批判甚至扩展到工人和军队之中，成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作者也曾在1964年10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的文章，其中批评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还给杨献珍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我已经不止一次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提一下。

就在转载《红旗》述评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7月30日来信的复信。苏共中央的这封性是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责苏共执行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斥责这封信是“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号令”。复信断然宣称“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并说，召开这种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这封信的语气之强烈和措辞的尖刻令人震惊。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的口吻。

毛泽东准备“一分为二”了。 (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1期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　作者：汤洛 执笔

今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86周岁华诞，他在耄耋之年，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深圳九年的疗养，身体健康状况很好。在庆贺他86周岁之时，将我们了解到的毛泽东评赞习仲勋的真情实感介绍出来，乃是最珍贵的礼物。

纵观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 ‘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渝的信条。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

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经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在1953年3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艺术家异口称赞。

他对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认为作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

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

习仲勋对作家、 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年，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炉火纯青”

近些年，每当习仲勋的亲属去给薄一波拜年祝福时，薄一波就回忆叙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许：“炉火纯青”。

——那是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

“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

“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电毛泽东。

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贪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 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习仲勋曾对秘书田芳说过：当王震于1944年做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南下之前，毛泽东曾找习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没过几天，毛泽东找习谈：我考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年7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

“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2350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 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 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1949年12月始至1952年7月11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1950年9月到1952年4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50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17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年8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

他称誉喜饶嘉措为三爱大师：爱党、爱国、爱佛教。

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活佛、喇嘛、主教、阿訇等礼贤下士，交往甚广。诸如十世班禅大师、外逃前的达赖喇嘛、以及鲍尔汉、马腾霭、达里扎亚等，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责任编辑：致 中)

(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1999年第11期 抗联老战士陈雷、李敏的故事　作者：姜国 谢中天

这是一对饱经沧桑的传奇老人。男主人公陈雷，82岁，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长；女主人公李敏，76岁，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1943年，他们在苏联伯力雅斯克东原始深山北野营抗联基地结成革命伴侣至今，相携相爱，走过了56年共同生活的历程。

59年前，他们还是一对可爱的年轻人……

一句话点燃爱情之火

1941年3月的一天，正在护士排上课的朝鲜族女战士李敏收到一张条子，看到熟悉的字体她面露微笑。傍晚，她按照约定的地点，踏着一脚深一脚浅的积雪向距离大宿舍不远的树丛走来。她一眼看见过去给六军教导队上过课的陈教官在一棵树旁跺着脚，呵气像一缕炊烟，从嘴中吐出。3月的西伯利亚，依然冰封雪裹，出奇的冷。

“我要去出征了，回祖国，到黑河、大兴安岭一带。可能——明天就出发!”陈雷凝视着她，缓缓地说。

“嗯。”她低着头，不知想什么。

突然，他笑着说：“你知道你哥哥对我说的一句话吗?”他停顿一下，看着她变化的脸色，说，“这话，我是往心里去了。”

她哥哥叫李云峰，抗联六军1师6团政治处主任，和陈雷1938年一同西征的战友，是莫逆之交。李敏知道：哥哥的话是把她这个小妹许配给他。她心里一阵狂跳。她认识陈雷是在1938年，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出身的抗联教官，去年9月，陈雷等人来到北野营地，他们常常在一起谈学习、谈战斗、谈人生、谈未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爱慕之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滋长，这次要西征，不知何时能相见，陈雷是仗着胆子约她出来的。

第二天，陈雷随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返回祖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走后李敏会遭到厄运。

抗联野营驻地的女同志极少，一百比一，目标就相对大了。李敏和陈雷傍晚谈话，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受到男战友的抨击。她被撤销党小组长职务，多次作检查。抗联国际教导旅党委成员找她谈话时指出，野营有纪律，不准谈恋爱。陈雷是“赵尚志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已被开除党籍。”“陈是地主子弟，将来靠不住。”但倔强的李敏反而更冷静了。她觉得陈雷有知识有能力，既聪明又朴实，从心里敬重和喜欢他。

一滴泪倾注无言的深情

1942年4月，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冰凌花已顶着寒风开放了。

一个不幸的消息令李敏泪如泉涌，陈雷在执行任务中身负重伤。

这是冯仲云将军告诉她的。详细伤情他也不清楚，但知道他们这次出征干得非常出色，战斗也相当激烈。

原来，三路军三支队缺少政工负责人，李兆麟根据王明贵的请求委派陈雷担此重任，得到王明贵的器重，两个人工作十分协调。三支队在王明贵的率领下，横扫大兴安岭、嫩江、甘河、漠河……连续打了27个大胜仗，同时在林区扩大了队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这支活跃在黑龙江西部的抗联队伍，令敌人胆战心寒。为了消灭这支抗日队伍，1942年2月，日伪调集重兵在大兴安岭库楚河山谷中游将三支队包围。经过一场恶战，百余名抗联壮士血洒疆场，只有11个人突围幸存。陈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右手腕被子弹打中，动脉血管被打断，当时鲜血喷出1米多高，几次用纱布塞都被鲜血浸透，后来用根树枝把纱布硬顶到血管断口，才算止住了血。同时，又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后颈部，险些致命。撤到苏联境内后，陈雷作为重伤员被送入陆军医院治疗。

正当李敏日夜为陈雷的伤势而担忧时，有一天，医务室突然闯进一个吊着右臂的伤员，用凝重的目光盯着她!天啊?这不是陈雷吗!他瘦多了，颧骨突出，圆脸变长，显露大病后的憔悴。

他们相视无言。她急切地小心翼翼地打开纱布，为他的枪伤换药。她揭下最后一层纱布，看见了一块殷红的伤口，这儿曾喷涌出他的鲜血，这儿的动脉管已不复存在。

一大滴苦涩的眼泪，滴落在陈雷手腕的伤口处。陈雷觉得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

几天后，旅部要在男宿舍召开大会。这种宿舍又叫大筒子房，建在山上，坐南朝北。房内中间是过道，两面是几十米的大统铺，一面铺就可睡三四十人。屋里点着马灯，光线很暗。李敏随妇女排进来时，远远看见吊着右臂的陈雷半起身，吃力地离开他的睡铺，李敏心里很高兴。便抢先坐到他的铺位上。坐在对面铺位的陈雷，眼睛虽然近视，但极力注意李敏在他行李前的举动。散会后，陈雷高兴地回到铺位，他行李上的军大衣显然被叠过，急忙寻找，一封厚厚的信出现在眼前。他找个僻静之处仔细阅读，心中好像燃烧起火焰。李敏以真诚、坦率、细腻的感情，向他表达了爱情。她认为他是坚强的革命者，出生入死，屡次为祖国负伤，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她告诉他，你能活着回来，我非常高兴。我会永远爱你，直到终生。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暂不公开，回国后再处理个人的问题。

此后，有一位热心肠的小梁战士，常常为他们传递书信。

1942年12月9日，陈雷奉命带队回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李敏不便出面送行，又恰逢她学习报务员业务正举行发报考试。出发的汽车在轰鸣，李敏心中难过。手指发颤怎么也按不出点来。苏联考官问她怎么回事?她眼泪直流，推说头疼，跑回宿舍。不一会儿，一位送丈夫西征的女战士回来，把陈雷给她的纪念品送来：一个写满诗的笔记本，一封信，一把战利品口琴。她把这些东西紧紧抱在胸前。

一间小屋留下患难与共的温馨

陈雷此次执行任务十分顺利，一个半月后返回野营。不久，旅司令部任命陈雷为六连政治副连长、中尉军衔(此时陈还未恢复党籍)。

陈雷和李敏相处已有三年，都把各自的感情深深埋在心中。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旅领导同意他们结婚，并在大地窨子中分出一间作新房。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陈雷接到命令后匆匆告诉正在学习的李敏，李敏一时被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几天之后，李敏上山滑雪训练后回到宿舍，行李卷不见了!金玉顺、朴景玉两位鲜族女战友把她送到“新房”。李敏走进房门，看见陈雷正穿着衬衫，用破旧报纸糊墙呢。这种墙是由木板皮钉成的，做为与另一家的间隔。而靠外走廊的板墙正呼呼透着风。屋内气温太低，哈气可见，糊上的纸很快冻在墙上，他便用脸盆烧着木炭火，边糊边烤，两手炭黑，满脸像个灶王爷。可是李敏不顾一切的投入到“灶王爷”的怀里。他们就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新婚第一夜。没有结婚仪式、没有喜庆鞭炮、没有亲朋好友举杯祝福、更没有大铺大盖锦衣绸缎。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温馨最幸福的新房，他们心满意足。因为在婚姻的诸多条件中，感情是第一需要。“问世间情为何物，竟叫人生死相许”，只要感情相系，处处充满阳光。没有窗帘，李敏向卫生所要来一些纱布，用针线连接起一个纱帘。陈雷找了一张白纸，用红兰铅笔画了一朵寒梅、一朵牡丹。他说，我们的爱情像寒梅一样，经历寒冬终于怒放了。牡丹花是我们百年合好的象征。

婚后是幸福的，夫妻互敬互爱。陈雷劳累过度，在晚上直打呼噜，害得李敏常常彻夜不眠。后来李敏想出一个高招，用两个棉花球塞满耳朵，“再打雷我也不怕了。”

对于这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生活，陈雷有诗为证：

异国他乡结小家，

心花怒放乐无涯。

纵有困难忧心事，

自能克服自能刹。

风雨相厮相伴到永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3日，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基本结束。不几天，陈雷、张光迪、王钧等率三个小组乘飞机回国。从此，陈雷和李敏双双携手开始了新征途。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一张大字报诬陷陈雷，说他杀了百名抗联战士。1966年8月26日就开始揪斗了。这对恩爱夫妻又被拆离八年之久。

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的陈雷，首当其冲被关进牛棚。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上大刑，造反派极尽各种手段折磨这位抗日英雄。哈尔宾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帮年轻造反派，用军用皮带的钢头轮番抽打陈雷的脑袋，头绽血流，差点儿被打死。

有一次，李敏冒着危险去看他，带去他喜欢吃的东西。看到他被打得血流满面，剃了鬼头，简直无法辨认。在游行时叫他跪在车厢板上四五个小时，膝盖肉皮全脱落、流脓。李敏见状抱着陈雷嚎啕大哭。李敏向造反派们抗议说：“他没有历史问题，他为抗日救国多次受重伤流过很多很多的血。你们不了解历史情况，受了坏人的造谣欺骗!你们不能再打了，你们去调查了解，千万不要再打了。你们会明白打错了……”

但这些话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来说，毫无作用。李敏把陈雷的血衣带回来，洗净夹进字条：“……要实事求是、保重身体、坚强的活下去、千万千万要活下去!”

第二年寒冬的一天，在工厂劳动的李敏趁着休息日，买了棉衣棉帽，经申请去看望陈雷。他的伤虽然愈合了，但头上伤疤累累，变得黑瘦。两人无言相视，用泪水代替内心感情。接见时间是有限的。离开后，有人追过来，说陈雷让把他的手表拿回去修一修，李敏接过一看，表是好好的，准时准点，怎么说修一修呢?一种不祥之兆掠过脑际，她整夜未合眼。天一亮，就给看押的人打电话，问陈雷的情绪怎么样?没几天，李敏也被以“苏修”、“朝修”、“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投入监狱。她寝食不安，连做恶梦。有一天，她眼前出现一片汪洋。突然，汪洋中露出一块草地，草地上有一床被子，是自己家里的，这不是陈雷的被子吗?打开一看陈雷躺在里面，便“哇”地一声哭醒了。这一定是陈雷不在了，或者自杀了。第二天早晨，她正在掉眼泪，忽然大喇叭里传来“打倒反革命分子陈雷”的口号，她欣喜极了：他还活着!活着就行!要挺住，坚持着活下去!

1975年，陈雷被“解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上海，因为李敏出狱后因患肿瘤正在上海住院。这对患难夫妻是在上海一家医院劫后余生见的第一面。他们依然用心灵用行动续写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又是几度春秋。夫妻俩相继离开了省级领导岗位。陈雷书画之余，撰写回忆录。如今已出版《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露营集》两部书；反映建国后工作内容的回忆录也将脱稿。李敏从事社会活动之余，已收集整理出《东北抗日联军(流行)歌曲选》出版。她也正在忙于写回忆录。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99年第11期 张学良引为知已的中共代表刘鼎　作者：王光远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代表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联系。并帮助张学良筹划军事，培养干部，创办刊物，又和张学良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学良寻找中共代表

张学良是1935年9月从武汉行营主任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他把全部东北军调来西北。当时他的态度如何呢?60年后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同时，蒋介石又对他说：共产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只剩下几千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消灭。因而他也想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可以把西北建成一个发动抗日战争的基地。

谁知和红军一接触，却连吃败仗。两个师长和400多名士兵阵亡，团长高福源以下1500多人被俘，损失惨重。对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但没有抚恤补充，反而将两个师的番号取消。这对张学良的刺激很大。他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一文中又说：“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高唱入云，不仅激动着我的心，而且深深地动摇着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尤其是深入了那些青年官兵们的心中。进一步剿共已属无望，我不得不反躬自问，承认这些失败都是我的独断专行所致。我征求众人的意见，他们提出要与共产党联络，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主张。这些意见虽然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所在。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先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以知其真意。”

张学良最早是通过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中共取得联系的。高回来后，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并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听后，决定派高福源再去苏区，请中共代表前来谈判。

3月4日，张学良和李克农在洛川举行了会谈。会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又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和他及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恰逢代表国民党去陕北苏区送信的董健吾，希望他回上海后，帮助寻找一位中共代表来西安。董健吾是地下党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宋庆龄。宋庆龄告诉董健吾，有一个共产党员，自称是“周教授”，现隐蔽在路易·艾黎家中，此人学识渊博，举止不俗，你可以先和他谈谈。

一天，董健吾接到宋庆龄的通知，要他去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与“周教授”见面。董健吾来到咖啡馆，见一人已经坐在里面，他正想上前去接头，那人一回头，他一下楞住了：“原来是你!”所谓的“周教授”，竟是他的老战友，原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刘鼎。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旧友重逢，分外亲热。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1903年生。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从浙江高等丝业学校毕业，随同孙柄文去了德国。在格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就读，经朱德、孙柄文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入东方大学、空军机械学校，边工作边学习。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

董健吾立即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再经李杜通知了张学良，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专程到上海迎接。

推心置腹的交谈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第二天到玄风桥金家巷张公馆，拜会了张学良，刘鼎首先对张学良派专人接他来西安表示感谢，并想听取少帅对团结抗日的意见。

张学良和刘鼎的谈话，首先从红军长征开始。张学良说：“在长征那样苦的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打仗靠的是武器装备好，子弹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好办，打败了就溃散。红军撒得开收得拢。我的部队一撒开就收不拢，这是为什么?”

刘鼎向他介绍说，红军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他们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因而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所以能够虽败而不垮。红军还有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上下一心，从而产生了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

张学良问：“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等级森严，与旧军队没什么区别。红军官兵是怎么区分的，你们党内也有大小党员之分吗?”又说：“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共产党内为什么能团结一致?”

刘鼎谈了苏区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情况，指出共产党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一切都为工农兵谋利益出发，这是团结的基础。所以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十分和谐，团结一致。

张学良还同他谈了婚姻制度问题，国民党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制，苏区一夫一妻制是怎样实现的?由此谈到了欧洲的女权运动等，还向他介绍了东北沦陷、南京政府内部的分歧等情况，并表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

从此，张学良把刘鼎引为知己，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他曾怀疑刘鼎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又对两个“跟车”的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向刘先生多学习。”所谓“跟车”，是张学良创造的一种办法，调两个高级军官随他活动，以便借机培养干部和考察干部。

陪同张学良出席延安会谈

4月9日，刘鼎随同张学良去延安，参加与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面就幽默地说：“我这里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不由一愣。与刘鼎见面后，周恩来哈哈大笑，“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说罢与他热烈握手。

这次会谈取得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说：“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会谈达成了八条协议。

刘鼎到西安不久，就在七贤庄1号建立了中共秘密交通站(后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的牙医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做掩护，由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并以诊所的名义接收由史沫特莱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这里运往苏区。后又调来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在秘密交通站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保安发布的消息转播到全国各地，远至苏联、日本、新加坡都能收到。

同时，还建立起一条由西安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购置了一部大轿车，张学良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苏区购买的各种物品，都由这条交通线运往苏区。叶剑英、潘汉年、邓发、丁玲等党的干部和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都曾经这条地下交通线出入苏区。

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刘鼎还帮助张学良建立了军官训练团。这是张学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并和杨虎城商议后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抗日作准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为黄显声)。地点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每期两个月，主要培训连以上的干部，在筹办期间，张学良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建议以政治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学习中外各国的革命经验。以军事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的组织管理，实现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也学点游击战术。张学良采纳了这些意见。

张学良对训练团十分重视，他亲自住在团部附近的太师洞，不但经常给学员讲课，还参加学员的讨论，和学员同桌吃饭，同唱救亡歌曲。第一期6月15日开学，22日，张学良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第一次公开表明他的抗日决心。

刘鼎又建议张学良开办一个学兵队，吸收一些新的抗日青年到东北军来，张学良担心吸收不来，刘鼎表示可以帮助，刘鼎向中央报告后，中央通知北方局负责招生工作，不久，一些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学生，应招来到西安，其中有“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共产党员，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的谷牧等。北平的孔祥桢教授也和学生们一起来了。第一期有400多人，学兵队设在张学良的警卫二营，由营长孙铭九兼任队长，刘鼎帮他作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转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

在开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张学良还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鼎等人商议，决定在东北军中建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个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由刘鼎负责拟定章程。抗日同志会9月初正式成立，开始只有张学良、刘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等15人，西安事变前发展到70多人。

为了宣传抗日，张学良决定办一个《文化周刊》，委托刘鼎物色编缉，恰好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席儒)刚来西安，刘鼎请示周恩来后，把他留了下来。张学良接见了他。《文化周刊》发行后，很快成为西安、兰州地区的畅销刊物，每期印5000份。吴奚如写了《蒋委员长身上有日本人的血液吗?》一文，张学良十分赞赏，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早在事变之前，上海左翼文化人即已潜入西安，非法发行刊物，诋毁中央，诬蔑领袖。”指的就是这件事。

红军和东北军的初步合作

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之后，就不断地从经济上接济红军。他赠给周恩来2万银元，随后觉得太少，又送去20万元法币。10月，叶剑英、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他得知边区经济困难，即拨款5万元由宋庆龄转交给苏区。11月，叶剑英回苏区，他又赠程仪10万元。叶高兴地说：“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二、四方面军到陇东后，缺乏冬衣，张学良又送来专为红军制的棉衣一万套。

据刘鼎回忆，张学良还曾想与蒋介石决裂，拉出一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那是7月初的一天，张学良请刘鼎到王曲太师洞，见面后就对他说：“我的日子很难过，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去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刘鼎感到突然，问他怎么回事?张学良说：“我的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一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又矛盾重重，有些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不如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将大有可为。”

7月5日，刘鼎飞到延安，又步行80里去安塞，途中还挨了冰雹打。到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已在这里等候，刘鼎做了详细汇报后就开始讨论，会议开了一夜，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它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的力量。要对张学良多作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又说：“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刘鼎回到西安后，得知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去了上海，他按张学良的嘱咐，立即赶到上海，不巧，张学良已回西安，刘鼎在上海采购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和潘汉年一起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张学良听后表示同意，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说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了刘鼎，要他通知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刘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16日派周恩来等人前来，张学良要刘鼎乘他的专机去延安迎接。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在飞机上，刘鼎详细汇报了扣蒋的情况；张、杨两将军对蒋的态度及蒋的反应；南京方面的动向；宋美龄派端纳出面到西安探查与周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全国各地对事变的态度；英美等国的态度；张学良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对周恩来等人了解全面情况，作好与张、杨会谈的准备，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着重要价值。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事变解决后，因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激化，酿成了错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后，刘鼎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历任延安军事技术学校校长、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长、华北企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7月于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责任编辑：刘　文)

1999年第11期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　作者：薛攀皋

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随后，原有学部委员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出283名新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20年前，中国科学界实事求是进行改革取得的成果之一。

一

新中国诞生后一个月即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不但是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她又是组成政务院的政府部门之一。它与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出版总署一起，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195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部门之一，但仍然受国务院领导。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就开始探索适应科学发展规律，按照科研机构的特点，不断改进领导方法，建立相应的学术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制度或模式。1953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院长在政务院204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内容基本相同。1954年1月和3月，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分别批准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批转中央和政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尊重科学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工作条件与环境等方面，作了很长的批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在上述两个报告中都提出了依靠科学家的集体进行学术领导的问题，建议成立学部，邀请院内外优秀科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分工对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领导。

两个报告获准后，着手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并准备将来向建立院士制度过渡。经过一年多筹备，1955年6月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当时设有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四个学部，国内233名优秀科学家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改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与地学部。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划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它后来发展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又增补了21名学部委员。这两批选聘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虽然经过了科学家提名推荐的程序，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

学部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院委会领导下，团结全国科学家，在编制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评定全国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审议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方向任务，协调研究工作，组织全国性或国际的学术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学部的工作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二

好景不长，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反右派斗争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重新界定，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知识分子政策的摇摆，使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活动几起几落。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再也没有增补过；原定的建立院士制度从此也不提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摧残文化，摧残科学，摧残知识分子。特别是1967年1月，上海市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造反派联合夺取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权。他们在夺权后的第一号通告(1967年1月24日)中，即宣布撤销中国科学院学部，诬学部是中国科学院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的产物，学部的一切活动被迫停止。接着，在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都因“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批判斗争，一批学部委员被残酷迫害致死。

带给所有人的共同损失，是时间的损失。至十年动乱结束时，原有190名自然科学方面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三分之一以上已经作古，其余近三分之二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超过73岁，许多人年老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原有的四个学部的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及其主任、副主任、残缺不全，其中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生物学部的正副主任全部谢世。

三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科学院党组不失时机地决定实现战略转移，把全院工作中心转到科学研究上来，加强科研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1979年1月15日，中央同意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活动。1月26日，学部委员春节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王震、方毅、邓颖超出席讲话。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公布了到会的学部委员名单，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学部和学部委员平反和恢复名誉的作用。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决定由副院长钱三强全面负责筹备增补学部委员以及学部的恢复重建工作。

1979年3月29日，中国科学院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其中包括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健全学部机构、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作用、建议由学部委员推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等四个问题。《请示》勾划了重建学部工作的主要框架及其指导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1)更加强调发挥学部委员和科学家的作用，使领导的决策能适应科学发展的形势；(2)民主选举增补新的学部委员。增补工作要注意充分发挥民主，事先要商定学部委员的增补办法；(3)院长、副院长的民主推选，对于发扬民主，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会起到良好的影响。当年5月4日，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请示报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指出：这是一件较大的改进工作。

四

为了使增补学部委员的工作有章可循并有序进行，经原有学部委员充分讨论不断修改完善，最后由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并报请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出台。

《办法》规定增补学部委员工作分为推荐、筛选、评审和选举等四个步骤。

一、推荐：原有学部委员可直接推荐候选人，但必须有两名学部委员推荐，才能成为有效候选人。此外，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科学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直属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中国科协直属的学会，按系统向其推荐本单位、本学会的人选。

二、筛选：各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学会推荐的人进行筛选后，向中国科学院推荐候选人。

三、评审：原有学部委员分学部对学部委员直接推荐的各主管部门筛选的有效候选人一一进行评审、预选，最后商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四、选举：原有学部委员按差额选举原则，实行无记名投票。

当选名单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核实后，报请国务院审批。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推荐”这一步骤之中，为什么《办法》规定既可由原有学部委员直接推荐，又可按组织系统推荐呢?当时作出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相互补充的规定，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文革”十年，全国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学术交流活动无法进行，大多数科学刊物停止出版，科学著作很少问世，科学界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即使对本门学科、本专业领域的动态也缺乏全面了解；二是在国防、部队系统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工作保密关系，长期埋名隐姓，不能与地方交流或公开发表研究论文报告。他们的成就与贡献更难为外人所了解。采取《办法》规定的这两条途径推荐候选人，恰恰可以弥补上述的缺陷。

原以为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的《请示》中，还特别说明了这一条只适用于1979年开始的这一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工作。也许是这两条途径相结合推荐候选人的办法有其可取之处，它竟然一直沿用于后来历届的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增选中。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同意中国科学院呈报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的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并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执行。中国科学院的《报告》，除了扼要阐述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性质与作用，学部委员人选的条件，增选名额等等之外，再次强调了学部委员产生办法的改革。《报告》说：原有学部委员是在协商的基础上报请国务院批准后，由科学院聘任的。这次增补学部委员拟由现有学部委员投票选举，由科学院报国务院批准。

对这次增补学部委员工作，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很重视，由学部委员直接推荐以及各部门、各地按组织系统筛选推荐的人选，超过1100人(不重复统计)。按《办法》有关规定，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经学部主任、部主任、代主任联席会议确认的实际有效的推荐人选共996人。

对被推荐人选的评审工作，分别由各学部组织进行，工作量很大。许多学部委员不顾年老体弱，认真审阅材料，提出意见。评审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通讯评审。每位学部委员在仔细审查被推荐人选的推荐材料及其代表作(研究论文、报告、论著)的基础上，提出可以考虑做为正式候选人的名单；第二阶段，原有学部委员于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集中北京，分学部集体评审，并在民主协商之后，按差额选举的原则，提出了总共367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增补的名额为330人)。

1980年11月26日，学部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投票结果获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有283人(比原定增补330人少47人)，加上原有学部委员117人，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总数刚好达到400人。

五

当选的新的学部委员名单报请审批时，产生了小的周折。

民主选举的结果经各学部主任、副主任、代主任联席会议确认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核查后，中国科学院于1981年1月24日向中央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

1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时认为，在学部委员中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学部委员的名额也可以多一点。当天，方毅同志在退给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上签署：书记处今日已讨论过，请科学院遵照讨论意见研究再报。

对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进行调整；另一种是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向中央说明情况，提出可行的补救措施或办法。中国科学院选择了后者。当时科学院领导考虑到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而且增补名单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抛开了增补办法的程序，由党政部门予以调整是不可取的；同时，按增补办法的程序进行补救，又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此，中国科学院于3月2日上送一份同样标题的报告。报告说，在这次增补工作中，虽然注意并努力解决学部委员的年轻化问题，补选了一批55岁以下的中年科学家，但他们的人数仅占新增补学部委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比例太小。此外，这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比原定增补的名额少四十余人。有些学科领域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已当选的，各学科人数不平衡，也需要陆续补选若干学部委员。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但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增选学部委员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不通过全体学部委员会议协商，意见很难集中。因此，拟在今年4月召开的学部委员大会上，讨论增补一些中年科学家当学部委员的问题，并切实落实，逐步使学部委员年轻化。

中央也充分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没有要求科学院对增补名单进行调整。国务院于3月23日批准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3月29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科学院新增补的283名学部委员名单。

经过增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400人的平均年龄为62.8岁，虽然偏高，但比原有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小了近10.5岁；其中，50岁以下的18人，最小的41岁；女学部委员由原来只有1人增加到15人。学部委员的专业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了过去在国内是空白薄弱的学科和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代表性也较以往广泛，分属于25个部门。

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结束后，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于1981年5月11日至20日举行。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王任重、薄一波、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在会前接见全体学部委员并合影留念。5月19日上午，全体学部委员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随后由主席团推选出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三人为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副院长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和叶笃正。

5月20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与会学部委员到中南海参观并座谈。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这次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值得庆贺。他殷切希望全国科学家奋发图强，深入实际找任务，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

在1979年7月开始的这一学部委员增补工作，原有的学部委员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思考，从对科学事业的全局利益的责任感出发，充分行使学部委员民主权利，投票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件孤立的具体事件。它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改变观念的必然结果。它是我国科学界改革和民主生活中的大事，其影响超过增补工作本身。

(责任编辑：洛　松)

1999年第11期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　作者：辛秋水

民主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主题，而民主化的进程又具体地落实在一些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之上，其中表现人民当家自主的最佳方法及完美程序，莫过于民主选举。因而民主选举是中国乡村民主化的重要起点和突破口。

目前，全国各地乡村选举基本上是仿照或借鉴基层“人大”的选举方法，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的方法同时选举村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它只注重个体素质的选择，却忽视了整体的优化组合，并形成如下的民主悖论：在提名上越是充分发扬民主，越是难以形成协调合作的班子。事实上，由此产生的班子不团结、聚合力差、工作效率低等现象屡见不鲜。据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全国处于“松散、瘫痪”状态的村委会占1／3以上。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选举制度本身深层次的不合理性不无关系。

中国乡村社会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差，农民大都是世代定居在一地。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村民之间遍布血亲网，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是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某些邻里、门户之间往往世代“冤仇”，见面就眼红，说话就顶撞，如果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一些血亲很近的人，如父子、兄弟、郎舅等很可能同时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这样，各种家庭、宗族力量就很容易干扰、操纵选举，滋长反民主、反现代化的分离性权威；而把世代冤家对头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更无法工作。由此可知，这些都是传统选举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为此，我们安徽省社科院对乡村选举制度进行了长达10年的探索、试验，积累和创造了一套“组合竞选”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组合竞选”，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村民推选的副主任和委员人选中进行“组合”，即提名各自的竞选班子，参加竞选角逐。为了争取村民的信任，谁也不敢把自己的“九亲六族”拉进来，更不会把名声不好、明显带有某种集团(如宗族、自然村落)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否则他就会丢失选票。当然，他们也不会把同自己谈不来的人提名到自己的竞选班子中来。这样，无论谁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都能驾驭自己的班子，不至于变成“散”班子、“软”班子、“烂”班子，从而达到优化组合的目标。

十年来，我们采取“组合竞选”的办法，先后在安徽省岳西县腾云村进行了三次村委会选举，在来安县邵集乡全乡8个村同时进行试点，都取得了成功。现已经扩展到阜阳、滁州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贫困山区的腾云村前后三次民选的村委会主任都不是本村大户，这就充分说明了即使如腾云村这般封闭落后的山村，也并不是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宗族、宗派势力会严重干扰民主选举，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没有民主能力。由此看来，社会转型中乡村民主化完全能够健康发展，关键要在某些民主程序、民主制度上进行改革，以适应转型社会的特点。

其实，社会转型问题并不是乡村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主要障碍是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农民文化低，没有民主能力，加之农村家族、宗族力量的回潮，必须加强“国家力量的介入、干预(或曰‘指导’)”。“通过国家权力支撑下的公共权威的作用，抑制家族力量对村民自治的渗透”。可是，为什么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强大的行政干预，未能消灭家族力量?恐怕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因而，仍然采取过去的办法，显然是无用的，只能是重蹈覆辙。在乡村民主化之前，将家族及其营造的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渗入、扩展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重新组织了一个“政社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国家权力无限扩张，非但没有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相反使乡村社会更加凋敝、落后、贫困化。同时，它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自身的危机。

然而，后来的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民主化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它不仅给中国乡村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复兴、繁荣，而且还挽救了处于危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民主的不断演习、不断训练，乡村民主化中的许多问题必将在村民自治中逐渐得到解决。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在自己的社区内当家作主的最好“学校”、“训练班”、“操练场”。

大量的事实说明，现在不是国家“政治输出”的不足，而是“政治输出”过多和不恰当，阻碍了乡村民主化的实际进程。例如在村民选举中，乡镇采取各种形式干扰、破坏，许多地方选举是“新瓶装老酒”，与以前指定、委派村干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委会的候选人大多是由乡镇考察的，也有的是由村党支部提名，上报乡镇党委、政府审查批准确定。选民只能在拟好的候选人名单下划圈圈、打叉叉。选举村委会核心人物的主任一般不搞差额选举，即使实行差额选举，也是找一个与之悬殊明显的弱者陪选。据调查，大多数村委会选举，其候选人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不动。我们在一个县调查时发现，某村的村委会选举一开始就是由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人操纵的，他提名的村委会候选人是在原村委会人员的基础上，找了两个近亲做差额。试问，这种选举与过去指定、委派村干部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在此种选举制度上的村民自治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指定、委派的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无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上级要他们多提留，他们就会加倍地提留，以至于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一旦实行了村民自治，由村民自己来选举自己社区的领导人，这种权力(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不是乡镇，而是人民群众。民选的村干部认识到自己头上小小的“乌纱帽”是人民给的，不是上级封的，他们就必然会对人民群众负责，争取人民群众的信赖。这样就从根本上割断了传统的乡村之间利益上的依附关系。

再从政治上分析，国家权力的过多介入势必造成社会的僵化和对个人的压制。“权威”的东西多了，自治的东西必然减少，民主是以尊重个人价值为基础的。政府应在其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任何组织都不得指定、委派或随意撤换村委会成员。如果我们为了避免家族、宗族等乡村力量的干扰而去求助于另一个“权威”，那么，一个集权怪物便又会卷土重来，而将中国“草根民主”的希望彻底压碎。

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已有十余年了，但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并未很快地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村委会毕竟是从人民公社制度中脱胎出来的，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政社合一”的遗迹和准政权的功能。很显然，这种新旧社会结构交织的情形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作用。因此，最后我们主张：清除乡村民主化的路障，必须适时进行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其突破口就选择在乡镇长的竞选、直选上。只有乡、村同步进行民主改革，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李 诚)

1999年第11期 用现代科学探索中医疗法的辛随成博士　作者：徐玲玲

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我不会相信这位俯身在病床前为一位老大娘做了半个多小时按摩的大夫是一位博士。如今满世界都是按摩小姐，洗浴中心、康乐园、健身场所……哪儿没有按摩的呀。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按摩，实在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能。如今看到一位博士如此认真地为病人做按摩，这就有些挑起我的好奇心了。

老大娘姓王，家住丰台区。据她自述，是因剧烈的头疼而住进武警总医院的。“都14天了”她说，“啥药都吃了，没用，疼得太厉害，晚上服2片舒乐安定都睡不着。昨天下午6点多辛博来给我做了按摩，又扎了针灸，昨晚就睡得很好，头疼轻多了。”

病人都叫他辛博，我原以为是他的名字，问过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辛随成，辛博，那是病人对辛博士的简称。辛博告诉我，老大娘昨天住进的医院，他到病房来治疗，是应内科的要求前来会诊。“每天基本上都要在门诊和病房两边跑。”他说。正说着，他的呼机就响起来了。“门诊有病人等我。”他匆匆忙忙就走。门诊确实有病人在等他，且是两个。他为一个病人在两腿扎上了许多银针，趁这位病人在醒针之际，就开始为另一个病人按摩。

认识辛博纯属偶然。但我却产生了了解他的欲望。

“博士而做按摩这类的‘体力活’，你不觉有些委屈吗?”我问。

“为什么?”他的脸上是真正的诧异，“只要是治疗需要，做医生的有什么委屈可言?”但他又笑了；“也难怪，你不是学医的，对我国的传统医学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辛随成，武警总医院理疗科主任医师。1992年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硕士学位，之后留校攻读博士，1995年获神经内科博士学位。1995年，他的博士研究课题“针灸治疗脑梗塞的研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年与1996年，中国科技出版社与黑龙江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两部学术专著：《内科辩病治疗学》与《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学》。

第二次去采访辛博的时候，他在门诊，这次是同时在给4个人治疗：还是先给一个病人扎上针，然后给另两位病人号脉开药，再给后一位病人按摩。“辛博的按摩手法确实很好。我的右腿原来上下楼都困难，这才来治疗八次，先针灸，再按摩，我现在感觉抬腿很自然了。”正在接受按摩的老太太说。于是我问辛博那位住院治头疼的老太太的情况。“她是神经性偏头疼，按摩加针灸治疗才三次，头疼就基本消失了。住院只三天就出院了。”辛博乐呵呵地说。

他又给我说起他治疗的另一个病例：一位姓穆的60岁女病人，同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肾功能低下等病症。1997年底，因脑梗塞致左侧肢体瘫痪，言语困难、饮水呛咳、小便失禁。入院后，经西医扩容、活血、脱水等治疗一周后，病情得到控制。但仍半身瘫痪，饮水呛咳，小便失禁，说话连家人都听不明白。根据病人的情况，参加会诊治疗的辛随成在维持原治疗方案的同时，及时增加了针灸、按摩、中药及功能训练的治疗内容。第一次针灸按摩后，病人就能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经过一个多月的西医及中医综合治疗，病人基本上恢复健康，得以重返工作岗位，至今未复发。

辛博士对我说，他认为：搞中西医结合的根本出路在于，医生能汲取中医、西医的诊疗优势，使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彻底、最经济的治疗。而要做到这一点，医生必须博采众长。他说，与其他学科相比，实践经验对于一个中医的成长有更重要的意义。

“张晋、与致顺、孙申田三位博士生导师，是全国针灸界著名的临床专家，在理论上造诣精深，在学术上各有所长。六年寒窗，我坚持跟随各位老师出门诊，六年跟师出诊没一次迟到。看到一个个被疾病缠身的病人经他们治疗重获新生，我看到了一个医生的最大欣慰和最高价值，医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你的按摩也是读研时在校学的吗?”

“是读研时学的，但不是在校学的。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哈尔滨很有名的按摩专家王选章。我看到他给我主治的一位脑出血恢复期的病人作了半小时按摩后，病人十几天来一直不能抬起的腿，抬得离床足有一尺多高，这让我十分惊讶。后来又观察了几次他的治疗，发现按摩确实对恢复期的神经系统疾病有着中西药无法比拟的效果。于是我决定拜王老先生为师，学习按摩。但王先生开始并不答应。他说：你已经是博士啦，学这些是大材小用，我不能让你受这委屈。后经我多次上门拜师，他才对我说了心里话。他说：“现在搞按摩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这门技术的人很少。原因是人们的急功近利和不肯吃苦，学到点皮毛就招摇过市。按摩作为治疗病人的技术之一，以大量消耗体力为特点，所以没有吃苦的精神绝对学不好按摩。你一个文弱书生，学这个恐怕不太合适。”

在辛随成的执意要求下，王老先生答应了辛在他出诊时跟着看一看。得到这个允诺，辛随成马上买来了讲授按摩手法按摩基本功的书籍，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按摩手法练起。每周一、三、五三个晚上，他则随老先生四处出诊。这样，三个多月后，王老先生收下了辛随成这个弟子，而后来，他更成为了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

“祖国医学实在是博大精深，若想窥其精华，必须终身苦学。”辛随成沉思着说。

“但是，”他话峰一转，“针灸中药的独特疗效虽有很好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却是以古代科技水平为基础，在解释针灸、中药的治疗机理上缺乏现代科学研究依据，这严重影响了其本身的发展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正是基于对祖国医学的热爱，辛随成在三年的博士生生涯中，除了刻苦积累实践经验外，更着眼于在继承前辈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机理作深入的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对194例脑血管病人进行了临床研究，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此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他的研究课题“针灸治疗脑梗塞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获得了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和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两个奖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大量定量的数据使他得以从理论上明了针灸、中药、按摩这三种中医治疗方法的相辅相成，其综合运用治疗神经内科疾病，有着单一治疗无法比拟的良好的综合治疗效果。

辛随成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他博士生毕业正式行医以后的第一个病例：一位患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入院时四肢重度瘫痪，呼吸微弱，双侧等神经麻痹，严重丧失吞咽功能。几家大医院会诊的结论是：能保住生命就不错，站立行走至少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在用西药治疗的同时，辛随成每天给病人鼻饲一剂中药，从第六天开始针灸、按摩。第一次针灸后，病人便能咽一些稀软的食物，一个多月后，病人开始下地练习蹲下起立，60多天后开始下楼散步，不久就病愈出院了。

“这个病人叫崔燕然，当时是武警唐山支队的中队长。从这个病例，我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和行医生涯充满了信心。”

“请问你学中医有家学渊源吗?”感觉到他对中医的热爱，我突然冒昧地问。

“家学?渊源?”他楞了一下，“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我出生在晋北一个贫困山村。因为读书的人少，在我高中毕业成为回村知青以前，村里一直是雇用别的大队的人当会计。1977年恢复高考，我原是想报考一所农业大学。但那时我家突然遇上了一个不幸：我的哥哥，一个29岁的煤矿工人，在一次塌方事故中胸椎被砸断，造成了下半身的完全瘫痪。全家人尝尽了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求医的艰辛。就在那时，我决定报考医学院。”

“如果说，决定学医是因为这个事故，因为痛感到一个好医生对生命的价值。那么，在后来的学习中，我确实真正喜欢上了中医学，深为它的博大精深而肃然起敬。”

“这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1期 《唱歌祖国》作者王莘风雨五十年　作者：陈哲源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祖国》以其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把中华大地56个民族的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1951年9月15日，《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被文化部向全国人民推荐并定为国庆期间传唱的歌曲之一。从此，《歌唱祖国》唱遍了祖国各地，历久不衰。

但占这首歌和它的词曲作者，几十年来却几经风雨沉浮。

“文革”中的风雨

1968年9月22日，驻扎在天津支左的六十六军军长和当时天津市负责人王曼恬对王莘说，首长要见你。王莘知道，他们说的首长，就是指江青。王莘一到钓鱼台国宾馆，只见江青正在排现代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休息时，江青对王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聂耳、田汉创作的，田汉是叛徒、坏人，我想改国歌，你有意见没有?”

王莘心直口快：“国歌是人大通过的，要改先得有词，才能配曲。”

江青闻言不悦，说：“你的《歌唱祖国》有缺点。”

“有什么缺点?”

“第一，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第二，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950年我确实没有想到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脑子比较简单。”

“我想把这支歌曲改一改。”

“流传已经18年了，恐怕不好改。”

尽管王莘不愿意，但是江青的一声令下，他也奈何不得。原词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其中的“胜利歌声 ”改成“革命歌声”，把原词中的第三段“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不久，红卫兵小将们把王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揪出来批斗，毒打，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莘迅速逃到乡下藏了起来。这时，妻子王惠芬正患宫颈癌在医院接受手术，照顾不了他。他在乡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三年。

1975年，江青来天津看戏，一见王莘，就质问：“《歌唱祖国》谁叫你改的?”

“不是你叫我们改的吗?”

“改得乱七八糟，我呀，现在考虑把《歌唱祖国》的词原本改回来。”

“很好，我赞成。”

1977年5月访日演出归国后不久的王莘，又一场劫难又向他袭来，天津市把他揪出来，说他是“四人帮”余党。这样，王莘坐了三年班房。直到1980年，胡耀邦说《歌唱祖国》应该唱，便问天津有关负责人这支歌的作者现在怎么样?问题澄清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年5月将这支歌曲作为本台的晨播曲，直到现在。

坐着轮椅，18年来为儿童写了100多首新歌

1982年12月，王莘患了脑血栓。妻子王惠芬推着他上飞机坐轮船，参加20世纪经典歌曲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还深入革命老区看望贫困的群众。他拿不了笔，王惠芬就替他执笔写词谱曲，18年来就这样坐在轮椅上，为了孩子们谱写了100余首新歌。

是什么原因支撑着老人还要为孩子们写歌呢?

1993年，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组织了“20世纪经典歌曲演唱会”，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王莘夫妇走了一圈后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少年儿童成人化。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天地，上学回到家一打开电视，除了亲呀爱呀，哥呀妹呀，大多唱那种港台的流行歌曲，那些不适合儿童唱的歌曲；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他们老俩口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长大，并走向革命斗争的。

王莘说，一支好歌可以奠定一个人一辈子，为什么我们一辈子这么坚定，我觉得这些革命歌曲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追星族”追到什么程度?有的孩子为了要看一场演出，家里没有钱只好去卖血，卖血得到的200元钱还只能买一张站票。这事老俩口一听都起鸡皮疙瘩。

王莘他们到成都来演出会怎么样?组织者提心吊胆的。结果出乎意料，很多观众是流着眼泪看的。《歌唱祖国》由12人合唱，唱时台上台下拍着掌打拍子……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还是过去的歌曲鼓舞人心，你们这些作者应该为我们的孩子多做点贡献，多写点好歌。”

这句话打动了王莘的心，回家途中船过三峡，在船上老俩口商量着打算回去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推动爱国主义歌曲创作干点实事。

节衣缩食设立基金会

1994年除夕，王莘夫妇和子女一起吃团圆饭，老俩口和孩子们商量，想用几十年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6万元钱，成立一个“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专门奖励那些对爱国主义歌曲创作有贡献的词曲作者。

孩子们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儿子王斌拿出了两万元!小女儿王玉惠从美国归来捐了2万元，这样凑够了10万元，10月26日，基金会正式成立。

1998年8月，突然来了个通知，基金会活动资金达不到200万的将被取缔。王莘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拿钱为国家办事，竟落得如此遭遇。某负责人出点子说：“200万是活动资金。您找个企业家，款打进来后走一下账就出去了。你们不是为天安门广场铺石写歌填曲吗?人家那是几千万的工程，你们拿来走一下账不就行了吗?”王莘一听愤怒了：“我们作假去呀?取消就取消，我们绝对不作假。”

后来，民政部门又同意基金会不取消了。基金会得到大家支持，办了很多事。

今年3月25日，基金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第一石”首唱式，这支歌是由王莘谱曲的，为建国50周年，天安门广场地面换了河北易县的花岗岩。5年来，基金会先后将3万盘磁带赠给国旗班和全国56个民族少先队的代表，举办全国少儿卡拉OK电视赛，捐资兴建易县希望小学等等。王蕙芬说，9月18日，“王莘歌唱祖国纪念音乐会”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届时，台上台下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为建国50周年献上一份心意。

(责任编辑：刘 文)

1999年第11期 为中美友谊奔波终身的罗森夫妇　作者：高梁

这里，我愿向大家介绍两位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真挚友好而且终生不渝的美国夫妇。他们不是演唱家，然而，当1937年，白求恩大夫来中国途经纽约，在一次集会上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时，他们当场高唱起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带头在群众中开展了支援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随后他们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款项，通过在香港的宋庆龄转送给中国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他们夫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悦，同著名的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一起，臂挽着臂地走上纽约街头，高唱已定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行人听到歌声纷纷参加进来，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他们是世界著名的美国耳科专家赛缪尔·罗森，他的夫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海伦·罗森女士。

一

赛缪尔·罗森于189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穷苦移民的家庭，靠勤工俭学进了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妻子海伦·罗森的帮助下，在纽约开了一所耳科诊所。他们夫妇是白人，却对黑人十分同情。他们经常议论，人类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公正、和平、相互尊重、充满爱心的人类社会。1936年当德、意法西斯侵略和颠覆西班牙人民共和国时，罗森大夫积极支持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久，他们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从书中了解到中国劳动大众的苦难，和中国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及其举世闻名的长征，他们无比兴奋激动，开始关心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

1937年他们在纽约“中国城”一次集会上结识了白求恩大夫，听他谈到中国抗日前线十分艰苦和缺医少药，他们立即组织起一个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呼吁，并为中国抗战四处奔走，募集药品。开始时，由于政治缘故，他们不便把募集的药品从美国寄到延安，罗森夫人就专程赶到加拿大，从那里寄出。后来，了解到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他们就同她建立起联系，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等，包括他们用自己收入买来的物品，寄给她，通过她转送给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他们热情欢呼和支持，并联系各界积极要求承认新中国和美中关系正常化。他们的行动，激怒了当时仍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美国当局和反华势力。凡支持过中国人民，尤其是在物资方面公开支持过中国人民革命的人，都遭到了非难。罗森夫妇的诊所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连病人都不敢再到诊所治病。从此，他们的生活遭遇到连续多年的艰难困苦，连孩子们上学的费用都成了问题。

在这困难的岁月，罗森夫妇在政治信念上毫不动摇，在医务上更加兢兢业业，刻苦钻研，1952年，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位耳聋了19年的病人，经罗森大夫创新地施行了镫骨手术后，竟然恢复了听觉。这一成功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美国医学界的保守，罗森大夫的创新手术并未被医学权威承认，反而受到抵制。他不得不到国外许多国家行医，医治好大批病人，受到世界的好评，美国医学会才承认了他的成功并给予他应得的表扬与奖励。

他们由于在国内处境困难，曾去到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行医或教学，传授耳科手术技法。这使他们在视野上更加宽阔，更加了解了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他们为新中国日益发展壮大而高兴。几次路过香港时，都眼巴巴地渴望访问中国大陆，但由于美国当局发的护照有严格限制，不能实现他们梦萦魂牵、情系中国的愿望。

二

在国外期间，罗森大夫曾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一次关于耳科的国际讨论会，中国的一批耳科医生也参加了，他不仅向他们示范，同他们一起探讨，而且把自己随身所带的一套器械请他们带回中国。他庆幸自己终于满意地把自己的手术技术传给了中国的同行。

后来，在他们夫妇访问印度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了他们，并谈到他的一位堂弟、印度驻中国大使拉丹·库·尼赫鲁犯有传导性耳聋病，希望罗森大夫能给他治疗。但这位大使正在中国任职，当时美国当局不允许任何美国公民访华，他们只得把这位大使请到香港来，精心地给他进行了手术，使他很快恢复了听力。后来，在北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发现这位印度大使的听觉完全恢复，非常惊异。这位大使不仅原原本本向周总理叙述了治愈的经过，而且还介绍了罗森大夫如何著名，他们夫妇如何热爱中国和多么渴望访华。

不久，周总理指示中华医学会邀请罗森夫妇访华。这对夫妇意外地接到邀请后，无比激动，立刻整好行装，准备出发。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务院插手，这次访问终于未能成行。

1971年4月，随着“乒乓外交”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周总理立即考虑到这时应该正式邀请罗森夫妇访华了。他指示中华医学会发出邀请，罗森夫妇多年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实现。这次邀请访华的还有其他三位著名的美国医生。他们是中美关系史上应邀访华的第一批美国医生。

1971年国庆前夕，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罗森夫妇应邀参加。为了表达他们兴奋和感激的心情，这对老夫妇决定在同周总理交谈时，用一句中国话作节日的祝贺，于是，罗森夫人就学了一句中国话“热烈祝贺你们的国庆”。他把这句话的英语拼音写在左手掌，以便忘记时备用。谁知当她面对周总理时，由于太激动，她竟念不成句，发音也不准确了。周总理一边听，一边亲切地帮助她纠正发音，宾主心里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周总理又专门会见了他们夫妇，同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总理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赞扬他们对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他们继续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

在这次访华中，他们不仅怀着极大的热情了解了新中国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医学方面的成就，而且走到那里，就把耳科手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到那里。他们同北京、上海、广州的医学界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共同酝酿发起了一项美中医学交流合作的计划。

三

当他们1971年11月结束访华回到纽约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她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作为我国代表团的先遣小组人员，先期到达纽约。罗森夫妇估计到我人生地不熟，会遇到困难，就主动协助我，并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给我介绍美国各界人士认识。在我们相识中，曾有一段这样的佳话：因为我是从新中国先期到达的第一个人，《纽约时报》把我穿中国制服的大张全身照片，登在显著版面上，并把我的穿着称为“毛式服装”；几天后，这家报纸又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服装，其中一张大的照片就是罗森夫人，她穿着一套从中国带回的竹花锦锻衣裤，双手伸在口袋里，姿态优美而大方。当时中美朋友都在为此议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和有意义的事，而罗森夫人却对我说：“不，我们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美国人既不了解又十分渴望了解新中国，我们要用各种机会介绍中国美好的形象”。

在此期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夫妇四处奔波。他们在大学、医院、教堂做报告，开讨论会，他们还到美国各地介绍他们的访华见闻。他们认为，美国人民虽对新中国缺少了解，但却存在着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兴趣和“友谊的水库”，需要人们努力去开发。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天，纽约爱国华侨兴高采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集会。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气候异常寒冷，高龄的罗森夫妇既冒雨参加了游行，又出席了庆祝会，罗森夫人还在会上讲了话；接着，他们又风尘仆仆地乘飞机到华盛顿去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和招待会。他们把多年盼望的这一天，欢悦地称为“冬天的解冻”。

四

1976年1月，罗森夫妇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他们夫妇同中国人民一起，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当时，宋庆龄副委员长为了安慰他们，把一张周总理生前的照片送给他们，照片背后写着：“送给我们最好的朋友罗森夫妇。”回国后，他们把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们的写字台上，以示永远的思念。

1981年11月是他们第9次访华，访问中非常紧张而劳累。在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华任务的前夕，北京朋友们正为他们送行，罗森大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的好友吴蔚然大夫立刻用车护送他到首都医院检查。当夜，在病房由罗森夫人陪伴，他们还情意绵绵地回忆着中美两国建交时两人冒雨参加游行，以及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情景。罗森大夫表示，今后他们要多募集一些基金，专用来资助更多的中国青年医生到美国去参观深造。

就在第二天清晨，罗森大夫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医院医生、护士急来抢救，但他已昏迷不醒，直到下午4时半，这位84高龄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终于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出血，于1981年11月5日猝然与世长辞了。

他的不幸逝世，中华医学会、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单位于11月10日在北京沉痛而隆重地举行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知交、当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黄华同志出席了纪念会并讲了话，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他们生前的好友马海德、吴蔚然、韩素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等200多人参加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儿女也通过黄华安排，免办签证，从美国赶来向父亲遗体告别。

按照罗森大夫生前遗嘱，他的一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中国土地上。

罗森大夫逝世后，失去爱侣的海伦·罗森并未被悲痛压倒，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更加热情地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献身。她每年都到中国一次或两次，每次都率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访问团到中国参观，从内蒙古到海南岛遍布着她的足迹。后来，她虽患眼疾而双目近于失明，但仍在美国建立了“罗森大夫基金”，四处奔波去寻求支持，募集资金，以完成他们每年从中国选派几名年轻医生到美深造一年的计划。

五

1990年8月，我到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去参加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学术讨论会。当时，听说罗森夫人眼疾恶化，已双目失明，我专程来到纽约，同“新世界出版社”主编陈休征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确，她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已苍老削瘦，她已看不清我们的面孔，而只能以声音来辨别；我给她带去的一件礼物，她也只能用手抚摸去鉴赏。然而，她那善良美丽的面庞、娴静文雅的神态和爽朗乐观的语音，依然如故；她的一片深情与爱心仍然如一团热火那样，给人以无限的温暖。她已从十几年前的宽大住宅，搬迁到一套一般的公寓里，家中只雇用一个临时仆人照顾她的生活。她这样做，是为了把节省下的钱，用来资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看到她在双目失明的状况下，仍然毫不歇息，拄着拐杖，四处奔走去募集资金，以资助中国医生在美深造，实在使我们感动。

交谈中，针对当时美国反华势力借“人权”为由掀起的“制裁”中国的那股逆流，她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人权’?这不过是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让他们看看自己国内黑人的状况吧，哪里有他们所说的‘人权’呢?!”

1993年，她在双目失明后又一次访华，我前去北京饭店看望她，并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聘请她为研究会名誉理事，她欣然接受了。我告诉她，这一年是她和我们中国人民所敬仰的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诞辰125周年，研究会计划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以表纪念。她听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在纪念会上播放些黑人歌曲。回国后不久，她就托人给我们带来一套黑人歌王罗伯逊的独唱录音带。我们在纪念会上播放了，其中有这位歌王演唱的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民歌。

一年后，她又给我寄来一篇托人代写的文章，这是她为英文版《罗森大夫自传》补写的后记。文中回述了她同罗森大夫对中国的热爱，并说：“全世界人民有着他们的共同点多于其不同点，而我们必须永远尊重这些不同点；全世界的男女都需要尊严，需要平等和教育，需要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也需要某种的稳定性……”，“我深感我在中国有许多最亲爱的朋友，我真正地在中国有了第二个家”。

1998年，海伦·罗森夫人91岁了，她因年老而患了重病。她好像预感到不久人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挣扎着用颤抖的手给她的知交黄华写了一封短信，字体很大而模糊，信中谈到她对北京的朋友们的思念之情和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的6月12日，中国人民的真挚友人海伦·罗森夫人在纽约溘然长逝了。逝前，她完成了对新中国的第27次访问，她无悔地实现了丈夫的遗愿，一共资助了88名年轻的中国医生到美国深造后回国。

按照她的遗嘱，她的儿女和孙儿携带着她的一半骨灰，来到北京。1998年10月1日，中华医学会、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她举行了葬礼，把她的骨灰撒在位于长城附近的“国际友谊林”里。她在北京的好友们在撒骨灰处栽种了两棵青松，并准备在明年的10月1日，在里为他们夫妇树立一座永恒纪念碑。

(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1期 莲花区旗即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升起　作者：宁军

1999年12月20日，当世纪之交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在澳门主权回归的盛大庆典上，这面区旗也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冉冉升起。

标志着澳门特别行政区形象的区旗区徽，有历经了3年的一轮轮评选过程，既要表现祖国与澳门的关联，又要表达澳门自身特征，难度可谓大矣。征稿启事发出，海内外人士寄来的应征作品数以千计，但要选出其中最满意者，经各方领导、专家和各界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多次反复最后才达成共识。

这个设计方案简洁明了：5颗星星闪烁，象征国家的统一；一朵莲花盛开，表示澳门的兴旺发达；三个花瓣代表澳门由三岛组成；大桥海水点明澳门的自然环境；区旗区徽的底色选用绿色，衬托着星星的黄色、大桥海水的白色，升华着和平繁荣发展的主题。其中莲花作为图案主体处理，深得澳门同胞喜爱。

设计者肖红是黄河岸边的青年画家，他是古城开封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一个大学艺术系的美术教师。尽管他高中没毕业就考进大学艺术系，尽管他的作品入选全国美展，尽管他的徽章设计在省市多次采用，可他还属于默默耕耘者，他磨练着画笔期待一个展示的机遇。这机遇在港澳回归前降临了。

在征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告示公布后，肖红设计的紫荆花图案在7千件来稿中一举夺冠。1990年4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第26号主席令，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方案即采用了肖红的设计构想。

1997年7月1日零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香港会展中心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托举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起来。

肖红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大获成功，因为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简洁而出色地刻画了紫荆花这个香港的市花。当肖红设计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时，选定莲花来形容澳门无疑也极为恰当。在澳门区旗区徽征集评比大赛上，肖红方案荣获区旗一等奖，区徽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1年2月，肖红在河南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知，进京参与钱伟长主任亲自主持的修改定稿，然后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

莲花，位居“中国十大名花”之列。澳门同胞对她情有独钟。每到莲花绽开的时节，扶老携幼去卢廉若公园赏莲，是澳门民间的一大盛事。那碧绿的莲叶，那粉红的莲花，那阵阵的莲香，如都市之中的天籁，托起一片清新的意境。

澳门同胞喜欢莲花，并引申出“莲艺文化”的概念。他们成立“莲艺文化协会”，发掘史迹、文献和艺术珍品，提出了诗词、歌曲、舞蹈、书画、雕刻、工艺、织锦、 建筑、宗教、联谊等方面的影响，唤起人们对莲花区旗的亲切感情。

莲花无言，却震撼全球。正如香港《中报》载文所言：收回澳门这一声音，若发自80年前的清王朝之口，说不定又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抗议，再演一场“八国联军”血洗津、京的惨剧；这一声音，若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国也完全可能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

20世纪末的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告，在本世纪内收复香港和澳门，主权不容谈判。这是出自中国领导人之口的承诺，是中国扬眉吐气的时刻。

中国的贫弱一去不返，莲花区旗将一洗百年民族之耻。

中原画家肖红期待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期待着。这期待因为莲花区旗的诞生变得更加具体更加迫近。一朵莲花图案牵动澳门和内地，永远是一段佳话。因为澳门区旗区徽，溶汇祖国对澳门的深情，也凝聚澳门对祖国的挚爱。

澳门占人口的97％是中国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脉管里的血液。祖国的昌盛，民族的兴盛，使他们和内地同胞一起分享自豪和喜悦。祖国和他们扯着筋连着脉，他们比谁都更能深刻地体会到祖国母亲的深刻含义。

是啊，祖国往昔遭遇坎坷曲折，他们和内地同胞一样迷惘、困惑和忧心忡忡。澳门的朋友谈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哭笑不得，伤害的何止是祖国内地同胞，澳门也和香港、台湾一块儿列入“海外关系”，株连了内地的亲属成份不好，残酷的内耗居然连常识也不顾忌了，澳门什么时候变成了“海外”?

人们都不曾忘怀，卢沟桥枪声骤响，一直寓居澳门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毅然返回内地，出任新四军军长。由于澳葡当局不敢得罪日本，禁止澳门公开的抗日活动，各界民众便在“抗灾”的旗号下汇入了中国的抗日大潮。

澳门上层工商界人士组成“澳门各界救灾会”，青年爱国社团组成统一的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连沦落风尘的女子也不忘国耻，组成了“花界救灾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站起来与侵略者抗争的中华民族之中，就有千千万万的澳门同胞!

澳门为祖国而含悲。澳门为民族而激奋。从富裕大亨到小商小贩，从穷苦劳工到家庭妇女，包括背着书包的少年儿童，争先恐后慷慨解囊，资助国内购买战机和大炮，声援抗日前线将士。当时十余家舞厅“义舞筹募”是一大新闻，舞女们分文不取，当晚舞票收入全部购买国内发行的“救国公债”。

“七·七”事变一周年，饮食行业店铺“素食筹募”，此日停售荤食，出售印有“毋忘七·七”字样的素食品，所得货款捐献抗日事业。事后，全澳“义卖”活动持续40天，茶楼、酒家、饭店、冰室、咖啡馆、理发店、报摊等各行各业全部参加。澳门同胞岂止是“献金”，分明是献出了对祖国的一片真情!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几百名澳门热血青年投身于内地的战地服务，他们告别澳门亲人奔赴抗日疆场，有的参加运送弹药和粮食，有的参加救护伤病员，还有的穿上军装拿起武器，面对面地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厮杀……

为祖国神圣抗战的胜利而流血而捐躯的中华儿女成千成万，不乏出自澳门的一代英雄。1939年10月的一次抗击日寇的激战中，抱着炸药包爆破桥梁时中弹牺牲的梁捷烈士，就是其中杰出代表。梁捷烈士倒下了，但他的年轻生命不死，他热盼的灵魂不死，他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崛起中获得了永生。在他的身后，是与祖国生死与共的全体澳门同胞。

莲花区旗区徽的诞生，足以使澳门为国为民奋斗的先驱们欣慰。(责任编辑：刘文)

1999年第11期 鼓励记者讲真话　作者：杜导正

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1948年10月2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的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新闻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作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竞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现在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我也是很卖力的一个，广东省北部山区连县星子公社亩产水稻3.6万斤的新闻是我批准发往北京的，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名口号名新闻，是我撰写的。回头看，1958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海水般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年、1961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成万人饿死了饿肿了，而新闻机关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机关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了太深刻了。

我是1977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1982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的。当时，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好。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就是直接领导《光明日报》的邓力群同志，那时也是很保护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下情的。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作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这烟厂成十条成百条的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人为讨好上级，成十条成百条的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以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三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都引起小平同志注意，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跟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礼拜不行，两礼拜。我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历中，包括《光明日报》那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完全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干部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样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胡耀邦、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还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原载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报刊管理》)

1999年第11期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作者：钱理群

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这正是反思的时机。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

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已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然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更多地体现这场风波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的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对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

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完全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些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责任编辑：洛 松)

1999年第11期 谈韬晦　作者：官伟勋

“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辞海》对韬晦的解释。

“切当韬晦，勿露圭角。”——《宋稗类钞》载杜正贤告戒门生的话。

《淮南子·缪称训》提醒人们：“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猱之捷来猎，故子路以勇死，苌宏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显赫的名声、聪明、漂亮、敏捷，都会招来灾难；勇敢、智慧也不妙，勇敢会导致死亡，智慧能引来杀身之祸。

谚云：“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高名名丧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亦即人们长说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者也。

不求锐利，求圆滑；不求名声，求无闻；不求以智知，求以智表现为不知；不求有用，求无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韬晦。

因韬晦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韬晦。有的以韬晦为手段，用以追求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有的以韬晦迷惑麻痹敌人，克敌制胜终成大业；有的则以韬晦为全身养命之道——概叹那“千古是非心”，不过是“一夕渔樵话”；沉心于“一生几见月当头”、“万事不如杯在手”；欣赏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追求那“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清静高雅——安于“无咎无誉”地了其一生。

《周易》“坤”卦是个专讲以韬晦求仕进固权位的卦

《周易》之八卦，相传是伏羲画的，并传说是文王作的卦辞，周公作的爻辞。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些传说都缺乏根据，不可信。但《春秋左传》中的人物对话，的确已屡屡引用《周易》中的卦辞作为格言警句了，这至少可以说明，《周易》早在《春秋左传》成书之前，就已存在并已被人们奉为经典了。由此可见《周易》对我华夏民族意识形态影响之深之远。

《周易》“坤”卦，是个专门告诉人们怎么做官，怎样才能保住官位的卦。该卦卦辞开宗明义就说：“元享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周易全解》等专著，对这些天书般佶屈聱牙的卦辞作过通俗注解。

“元享利贞”四个字，本来是用来提纲挈领概括“乾”卦的，是天行健、永恒不息的意思。现在用来作“坤”的卦辞，中间却增加了“牝马”这个字眼，而这正是“坤”卦的“灵魂”之所在。这就是说，“坤”的地位，就是牝马的地位，牝马必须受牡马(乾)的约束，顺从牡马的管辖。牡马，也就是公马，而公马注定是刚健自强的；牝马，也就是母马，则注定应是柔弱顺从的。“先迷后得主”，就是当“坤”与“乾”相处时，绝对不可以抢先，抢先越位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主子的信赖，就危险!一定要时时注意跟在“乾”的后面，顺从“乾”的意志，就会得到主子的信任，就吉祥；《易》认为，“西南”为阴，“东北”为阳。阴即“坤”，阳即“乾”。交朋友的时候，要跟那些像自己一样顺从“乾”的人(“西南”方面的人)交往，不要跟那些与“乾”争统治地位的人(“东北”方面的人)交朋友。这样，就会吉祥。反之，与反对“乾”的人接触交往，就要大难临头了!

按“坤”卦原则行事，正是历代若干著名宰相的共同特点。他们之所以能久居高位而不败，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严格地实践了“坤”卦的各项行为准则与处世原则，有很大关系。这种宰相，遇上所谓明君，他可以风助火势，把事业经营得更加红红火火。遇上昏君，这种人一般不会干那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勾当，并可能力求把灾难减小到最低限度，但他却不可能采取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谏之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反映着民本思想的认识与主张，断然改变“乾”的主宰地位。因为这种人在“乾”与“坤”、君与臣的关系上，是绝对不敢、也不肯越雷池一步，突破以“乾”为先为尊这一原则的。对于这种严格按“坤”卦行为准则行事的人，与其说他完全是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不如说他更多的是出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

“坤”卦有关韬晦的阐述，熏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他们对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在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时代，这种人所忠于的，主要是君主个人，而不是国家人民，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人们追求革新追求体制变革的意愿，有意无意地起了遏制或削弱的作用。

“坤”卦所概括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专制时代的做官学。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以致在后专制时代，我们仍能感到它的顽强生命力。稍稍留心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学历相同、能力差不多、又同时参加工作的人，大凡自觉不自觉能像“坤”卦说的那样行事的人，一般“发展”都比较顺利，甚至能青云直上；反之就不那么容易“进步”了。如果再有些“恃才傲上”，动不动跟“乾”对着干的“毛病”，不要说“进步”，碰上五十年代那种政治气候，十有八九还会“弄个右派当当”!

例外也是有的。若能有幸遇上一位真正能事事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好领导的话。但这种机会不多，正如人们常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狐之图雉，必先卑身弥耳——韬晦的另一特殊功能

还有一种韬晦。

石勒(274－333)，“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赵国的建立者，上党武乡人，羯族，是当时众多少数部族英雄人物中一个十分杰出的领袖人物。

石勒早期的势力范围，已经活动到如今的晋、陕、豫、鲁等部分地区。但当时在整个河北地区还有一个庞然大物，这就是被西晋王朝正式封为博陵公、侍中、大司马、并早已在处心积虑篡晋之位，朝思暮想当皇帝的王浚。王浚见石勒的实力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一直有降伏或消灭石勒之心。石勒自然也把王浚视为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想搬掉他。

石勒要下手之前，需先了解王浚的实力。便决定派一个心腹带上信，以问候为名，去实地观察一下。这封信怎么写?石勒的谋士们展开了一番议论。有的强调高屋建瓴给以威慑；有的强调应以对等地位，不能比他矮了。谋士张宾却说：“王浚名义上是晋国的大臣，实际上早就想篡位自立，但怕四海英雄不跟着他干，所以还没敢动手。他现在之急于想得到将军您的归顺，就像当年项羽之急于想得到韩信一样。将军如今威振天下，您卑辞厚礼折节奉戴他，还怕他信不过呢!若再跟他分庭抗礼怎么行吗?大凡要谋取一个人，而又让人家发觉，是很难成功的!”

石勒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立即领会了张宾的意思，说：“好!”当即按张宾的思路写了封信，信中说：“勒本小胡，遭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他劝王浚赶快“应天顺人”，宣布当皇帝，说他把王浚看作“天地父母”，请王浚把他看作亲儿子。同时还送去大量的珍宝，重赂收买王浚身边的重臣。

王浚相信了，派人下书表扬了石勒，并送给石勒一把麈尾。石勒表示不敢用，恭恭敬敬地把这一麈尾用香案供起来，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着麈尾顶礼膜拜以表忠心。自称看见麈尾就像看见王公一样。当王浚那边来人时，石勒还故意选些老弱残疾站岗放哨，用以表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多么不堪一击。王浚听了石勒对自己种种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表现，以及其军力薄弱情况，完全信以为真了，丝毫不再警惕了。后来，有人报告石勒在加紧练兵，他不信；有人报告石勒要出兵了，他不信；石勒的大兵过了河，杀了王浚派去的人，他还不信；兵临城下了，他还不信，硬说是来拥戴他做皇帝的。直到石勒俘虏了他和他太太，抱着他太太审问他侮辱他，要杀他了，他才信了。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甘当吴王的奴隶，回国后，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卑躬屈膝侍奉吴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称霸，用的自然也是“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的韬晦策略。

最典型的韬晦——庄子不求有用求无用的消极避世哲学

如果说，《周易》“坤”卦中所讲的韬晦，是教给人们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消极的形式隐藏着积极内涵的话，庄子所教给人们的韬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庄子·山木》篇有这样一段话：庄子在大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走到这棵大树旁，却没伐它。有人问，为什么不伐这棵大树呢?回答说，这棵树的木料没有用处。庄子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啊!有用的被杀了，没用的反而活了下来。他通过一棵树，对人生概括出一个“无用”才能终其天年的结论!

在《庄子·人间世》里，庄子对这一思想，有着更具体地描绘：

匠石来到齐国，抵达曲辕，见到一棵栎社树，树冠大到可以遮蔽几千头牛，树干有一百多尺粗，树梢跟山一般高，光溜溜的树干好几丈以上才长树枝，能挖做独木舟的树枝就有十几根。来观赏的人群像赶集一样，可是，匠石走到树下，看都不看一眼就走过去了。他的徒弟却站在树下看了个够。然后追上师父说：“自从我拿上斧头跟夫子学手艺，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呢，夫子您怎么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匠石说：“算了，别提了。那是没用的散木。用它做船会沉，用它做棺材会烂，用它做器具很快会裂，用它做门户不久就会流污浆，用它做房柱易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它为什么能有这么长久的寿命?就因为它没有一点用处!”

庄子此文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借梦中栎社树反驳匠石的话所说的：“你想拿我跟那些所谓的有用之木相比吗?瞧那些楂梨橘柚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遭剥落、扭打，大枝断，小枝落。这岂不是它们自己要显露才华才招来的灾难吗?它们一个个正是因为想显示他们的能力，才不能享尽天年而夭折，他们怎能跟我比呢?”

千百年来这种以韬晦为目的，避世绝俗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它不仅不被看作一种腐蚀剂，反而被认为是一种超脱于名缰利锁的高雅情操。它使历朝历代不知多少本可以大有作为才智之士，虽说也避开了倾轧刑杀甚或牵连九族的灭顶之灾，但同时也使自己像深山老林中的草木一样默默无闻，自生自灭地了其一生!

这是众多士子的悲剧，更是我整个民族的悲剧。

这门最具中国特色的韬晦学，将伴随我们多久?

《周易》“坤”卦所提供的做官学，不是什么人主观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是当时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的产物。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既脆弱又顽强的经济。为了保证这一小小的生产单位，春播夏长秋收冬藏能得以正常运转，以及维持男耕女织、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就是保证适应这种一家一户生产生活的道德观念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延续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远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就得不到保障。农业生产方式几千年不变，谁年龄大，谁的经验就多，就是权威。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不存在知识更新与知识爆炸的客观需要与压力。这是形成家长制以及重老不重幼、重旧不重新等保守观念的最根本的原因。“坤”卦所说的行为准则，为保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专制等级原则所必需。也就是说，只有君像个君的样子，臣像个臣的样子——所有处在“坤”位的人，心甘情愿地遵守为臣、为子、为妾的本分，封建专制政体才能巩固，才能顺利运转，天下才能太平。

封建专制政体早已灭亡了。但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习惯势力，还将影响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只有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才会逐步消亡。

只要不可调和的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还存在，“卑身弥耳”“鸷鸟匿形”之类的韬晦，就总会被作为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手段加以运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韬晦，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也需要韬晦。然而也应看到，韬晦是一把双刃剑，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它也很容易被某些心术不正的人，用来对付自己人。韩愈所谓：“由来骨鲠材，喜(容易)被软弱吞”，指的就是这种事。这是不能不加以警惕的。但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又往往是防不胜防的事。要完全避免韬晦的滥用，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彻底贯彻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庄子消极避世的处世哲学，是当时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反映。古人有“仕途乃蛇蝎汇聚之地”的说法。金字塔式的封建政体结构，越往上权力越大，越往上位子越少，你不下来，我上不去。做官是这种时代光宗耀祖和获取富贵荣华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惹火烧身惨遭杀身之祸的高效诱因。“避世”哲学不仅庄子有，许多思想家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孔子虽然是主张治国平天下的人，但也有“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天下有道则见(出来工作)，无道则隐”，以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把本领收藏起来)”等说法。曹聚仁说：“这些人，有知识，有学问，但见了世乱难以挽救，便采取消极态度，不过问世事。”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多山水画山水诗，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留传下来的这些作品，是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但对于那些为避世而完全沉浸于山水的作者来说，那代价也太大了!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代一代拥有多少才智之士，他们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创造发明、发展经济、治理国家，却为“避乱世”，躲倾轧，免遭杀身之祸，而不得不将宝贵年华轻抛却!

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我们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的某些民族性格特征也左右了我们几千年。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变时期，新时期需要反映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的民族性格，新的民族性格的形成，既需要继承发扬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健康部分，批判扬弃不健康的部分，也需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一切先进的部分。

当人们不再以“切当韬晦，无露圭角”为戒，而是以敢想敢说敢于竞争敢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之时；当人们的前途命运，不再由“乾纲独断”，而是由能力强弱、知识多寡、品德好坏、贡献大小等科学的民主的人事制度决定之时，必将是我堂堂中华，以最繁荣最富强最富有活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之时!

(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1期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　作者：邱远献

为行使中国政府主权，林钦差巡阅“天朝疆土”澳门

林则徐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60年前(即1839年)9月3日亲自巡阅澳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澳门历史以及中葡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1557年间，葡萄牙入据澳门，此后又通过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和税饷，把澳门变成他们的居留地。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以后，允许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以我们时间到澳门暂住，澳门又逐渐成为葡、亚、荷、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澳门又是广东沿海仅次于虎门海防要地，也是在中国封建闭关政策下了解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窗口。在1849年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以前，中国对澳门享有完全的主权。明清一直在澳门设置官吏、推行政令、征收关税、驻扎军队，有效地行使统治权。同时，明清政府允许葡人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意他们自设官吏，管理内部事务，驻扎少量军队，以资自卫；并在贸易上给予优待。当时中国高级官员，为了代表中国行使对澳门的主权，也通过澳门这个窗口。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不断巡阅澳门，并成为一种惯例。

1839年时期的澳门，不仅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走私鸦片的据点，外国鸦片贩子藏身抵抗禁烟的基地，也是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立足点。

林则徐有鉴于澳门的特殊地位，所以1839年3月10日他一到广州上任，便把澳门当作“重灾区”。3月18日林则徐在谕令英国领事义律缴烟之时，就饬令澳门同知密查中外烟贩行踪，并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遵守中国禁烟法令，自行查治。当澳门同知提获烟犯纪亚九，查出澳门山水园晏多尼夷楼公然售卖鸦片后，4月25日，林则徐当即谕令委黎多呈缴夷楼所贮烟土，并拟由省中委员密带纪亚九赴澳指认，还表示：“本大臣、本部臣(西广总督邓廷桢)一俟虎门收缴完竣，即当日赴澳门，一体查办。”6月3日至25日虎门销烟之后，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并不甘心，一方面利用澳门抵抗禁烟，另一方面于1839年7月7日在九龙尖沙咀制造林维喜血案，并蓄意破坏中国法制，拒交凶手。为了对强横的英国侵略者稍示惩儆，8月16日，林则徐等命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运入，撤退买办、工人，进而驱逐义律和英人出澳。并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率员进驻香山县城，8月21日林则徐在致广东巡抚恬良的信中说：“澳门情况日来颇称严肃。”“日来急欲赴澳门一行。”

1839年9月3日上午，林则徐以清朝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巡视了澳门。其目的是：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中立；清查华夷户口，搜查囤贮鸦片，以清敝薮；察看民情，抚慰华夷居民。

中国居民“夹道欢呼”，澳门炮台鸣礼炮19响隆重欢迎

林则徐在来前正式通知了澳门葡萄牙当局将赴澳门巡阅。澳门葡萄牙当局十分重视，回禀表示要预设公馆，准备隆重接待。林则徐批示澳门知呈文，嘱转告葡澳当局：“本大臣奉命前来，专为查办公事，凡所驻扎之处，于地方州县，尚不许供应丝毫，况肯令夷人预备乎?该夷等总以恪遵训谕，谨守法度，即为良夷，毋得妄拟趋承，习为华糜。该署丞等务即传谕，严切禁止。”这表现了林则徐勤于国事，刚正廉明的一贯作风。

1839年9月2日，林则徐暨邓廷桢率众离开香山县前往澳门巡阅。

他们在陆上行走108里，在前山寨宿了一夜，澳门同知新驻守在那里。第二天即9月3日，“喜值天时晴雾”，又是林则徐55岁生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他怀着既严肃又喜悦的心情，在日样早的时间里，偕邓廷桢率众从前山乘轿南行10里，到莲花茎，8时经关闸入澳门。关闸前，葡澳官兵百名列队欢迎，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鸟枪，排列道左，队内箫乐齐作，导引入澳。

当地的中国居民在好几个地方搭起了牌楼，用绸花和写满颂词的对联装饰得堂皇雅致，在钦差大臣必经的道路上，人们在家门口和店铺门口摆上香案，上面堆满鲜花等物。这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林则徐的感恩戴德之心。是他来戒除了他们的恶习，又销毁和禁绝了鸦片，从而将他们从一场死劫中拯救出来。

林则徐经过与实地考察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的时候，均受到鸣礼炮19响的隆重欢迎。

驻节莲峰庙，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中中葡官员进行会谈

9月3日上午8时，林则徐一行到达望厦村后的莲峰庙，在那里驻节，会见澳葡官员。莲峰庙原是一座禅院梵刹，是澳门三大古刹之一。该庙入门正堂门楣上挂着1602年题刻的“中外流恩”的牌匾。在昔日，这里通常是华人商贾议事和中国官员驻节的处所。

本来城中的议事亭，是当时澳葡市政机构，在历史上曾作为中葡官员会谈的场所。在事前澳门当局打算在这里“预设公馆，虔洁铺陈，恭迎大宪驾临”。但林则徐对这次巡阅的要求是严禁华奢，不允澳葡当局隆重接待，因而澳葡当局放弃了在议事亭的接待计划，而以莲峰庙作为驻节和中葡官员会谈的场所。这可谓林则徐下车伊始便申明禁令和高洁廉明雷历风行的作风。

莲峰庙祀关圣，林则徐先在诸神前行香。之后用一张木神台作临时办公桌，接见澳葡理事官和葡官员。澳葡理事官和葡官员进见时，“免冠曲身，意甚恭谨”。林钦差申明为维护中葡友好关系：(一)澳门不准囤藏鸦片等违禁品；(二)澳门不得收容通缉犯；(三)澳门要驱逐卖买鸦片烟犯和走私贩。葡方官员“点头领会”，表示遵守，并通过翻译声称：我们“仰沐天朝恩德二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心中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于法纪。现在随日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会内当为之事。”

林则徐结束同葡方官员谈话时，当即赠送葡官员以绫绸、折扇、茶叶和冰糖等礼物，对葡兵则赏以牛、羊、酒、面、腊肉等物，洋银400元。并与澳门订立贸易章程，每年运入澳门茶叶连箱给50万斤，以3年为约。葡方官员“再辞乃委”，“以手柱额者三，敬谨退出”。

会谈进行了半个小时，自始至终，气氛热烈。体现了澳葡当局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中葡关系史上写下了友好合作的一页。

澳门历史上中葡合作的首次正式人口普查

林则徐为了“一体查办”澳门鸦片，切实维护澳门主权，十分重视加强对澳门的户口管理，行使行政主权。

澳门究竟当时有多少户口?根据关天培在1835年1月(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的统计，住在澳门的我国人共五百余家，男丁一千余人，黑夷奴二百余人，英国人十九人，美国一、二人，法国七、八人。

4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林则徐在巡阅澳门之前，委派佛山同知刘开域、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香山县县丞彭邦晦等，在澳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请同该夷目(指葡澳当局)搜查夷楼有无囤贮鸦片。”全澳进行户口登记得到了葡澳当局的积极配合，经过认真仔细普查，当时全澳共有华人1772户，7033人；葡萄牙人727户、5612人。此外还有英国人57户，因流动性大，没有统计出人口实数。合起来，澳门人口总数为12000余人至13000人之间。这是澳门历史上的首次正式人口普查。

林则徐在掌握基本情况后，于1839年6月5日关于《杜绝鸦片章程》中议定：“照得本大臣，部党昨将澳门华夷一体编查保甲，业经派委该丞等会同妥办在案。”

林则徐亲临澳门巡视，抽查户口，责禁鸦片，自然是个重点。9月3日上午9时再次从莲峰庙出发后，入三巴门，经关前街、妈阁庙到夷商聚居的南湾一带，林则徐“督率随关抽查夷楼民屋”，看户口是否与登记的相符。林则徐这种点面结合，重点抽查的结果，其实际情况，均与册造相符。后又复加访察，该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

这是一系列精确的数字，不但在当年禁烟运动中有实用价值，时至今日，也是中、外研究澳门历史者不能忽视的数据。是中葡合法的一次具有历史价值的人口普查。

为了进一步搞好对澳门的行政管理，林则徐根据澳门人口普查的经验，还计划今后“于每年秋间，照查现在编查之法，激饬澳门同知，督同香山驻澳县丞，编查一次，造册通详，再由督抚两司(总督、巡抚、按察使、布政布)分年轮替，前往抽查”。

林则徐强化中国对澳门的户籍管理，是行使国家主权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他给道光帝的《巡阅澳门情形折》中，把自己的上述想法报告给了道光帝。可惜的是，道光帝认为“该处华夷杂丛，保甲之法难以施之，夷人且由日知县丞每岁编查，恐有名无实，易滋流弊。至督抚两司分年轮往抽查之外，亦涉烦锁。”未予批准。

视察澳门的城市风貌，体会澳门的风土人情

林则徐巡视澳门所经过的地方，除了当年外国人居住的集中地区，也是鸦片走私贩卖的中心地域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是澳门当年主要的商业和文化中心。譬如花王堂、三巴门教堂、风顺堂。大炮台是当年澳葡最有名的宗教建筑，军事设施。三巴门教堂即圣保禄教堂，曾被誉为“东方的梵蒂冈”，1835年大火之后留下的牌坊仍是那么气势雄伟。澳门是天主教东方传布的中心，这些宗教及军事建筑是澳葡和外国人举行重大活动和仪式的场所。又如英前街等澳门的商业枢纽，昔日名行府店云集，四方行旅出入，车水马龙，熙来攘往。

林则徐要了解澳门，就得视察澳门最主要的、最具表象的城市风貌，体会澳门的风土人情。9月3日通过巡阅，他对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

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纟肃 闼绿牌，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妇，皆倚填衢而观，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虽暑月亦多用毛绒之类为之，帽里每藏汗巾数条，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鬓，乃或其中，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鬓。衣则上面露胸，下面重裙。婚配皆由男女同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可见，林则徐充分利用亲自巡阅澳门的机会，对西方人的屋寓、服色、发式装饰、礼仪、婚配等情况，无不一一认真观察，可谓细致而周详。

林则徐在巡视澳门过程中及其在此前后，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窗口，开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这也是他“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的一次重要的实践。他自己说过：“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因此出。”当年，澳门出版的《广州周报》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至今仍旧不知西边”，“骄傲自足，推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考上相反”。

林则徐巡阅澳门，从上午8时至11时，前后共3个小时，整个视查中，葡方的一一合作，3小时之巡视极一时之盛，林则徐等由南湾返前山，澳葡首领恭送玉关闸。林则徐等回到前山寨用午饭。饭后他们沿着同样的路线往北走，但不久就被暴风雨所阻。他们在离前山寨40里远的郑氏祠避雨。由于大雨使山路难以通行，林则徐、邓廷桢便在雍陌林中留宿了一夜，次日返回香山县。

林公丰功伟绩，永远值得人们纪念和崇敬

林则徐巡阅澳门后，及时于9月18日写了《巡阅澳门情形折》，向道光帝汇报了“巡视澳之实在情形”，“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綦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10月11日，奏折送到了北京，道光帝看过之后，批“知道了”3个字。

林则徐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以钦差大臣身份巡阅澳门的官员。前后时间虽仅有3小时，但他以清朝皇帝代表的身份，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澳门主权管理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起到了争取澳葡当局中立服从中国法律、孤立打击英国侵略者、增强中国在外交上是一次成功的突破。在巡阅澳门期间，他拒绝一切礼品，在澳门葡人和其他外国人中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澳门炮台鸣礼炮19响，表达了极为尊重的“大礼”。当地中国居民，更是“感恩戴德”，“夹道欢呼”，大大增强了向心力和热爱祖国之情。

为了缅怀林则徐的丰功伟绩，1989年，在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的日子里，经澳门新闻文化界人士倡仪，莲峰庙值理会主席龚树根在众值理的支持下，在当年林则徐驻节，会见澳葡当局官员的莲峰庙前，建立了林则徐像，以供后人瞻仰。

1999年第11期 包拯千年诞辰纪念存疑　作者：李屯

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名臣。今年是他诞生一千周年。包拯来到世上一千年，却被人们颂扬了九百六十年，而且今后还会被人们永远颂扬下去。今天我们纪念包拯，不论史学界法学界还是文学、社会科学界，都不能无视或者小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中国人需要他喜欢他歌颂他，海外也有不少人研究他歌颂他。他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少有的清官，对于贪官污吏他是可怕的形象。而对于小民百姓，他则是黑暗中的一轮太阳。在包公身上，既体现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体恤民情等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理想与愿望。包拯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凝聚着普通民众对官场腐败的憎恶，对清廉政治和向往，虽然这种向往还是比较幼稚的，但是，他的优秀品格和法治精神，是值得今人认真效法、继承和发扬。

然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完全顺从人意，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亦会得出不同结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你看，当包拯千年诞辰之际，国人正准备隆重纪念这位历史伟人的时候，却有人大声说“不”，并且摆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吓人，于是准备了多时的纪念活动统统被取消；当学术界的上百位专家、教授、学者齐集一堂，从不同侧面论述包公精神以及清官文化的正负面影响的时候，又有人下令不要宣传，并说即使宣传“也要低调处理”，结果使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竟然在当地的党报上占不了一席之地。与会者奇怪，不知什么样的“新闻”才是新闻!笔者孤陋而又愚钝，于是便将胸中的诸多存疑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大师。

存疑之一：包拯是普通的封建官吏，还是对国家、社会进步有重大贡献的好官?

按有些人阶级论观点，包拯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巩固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而且他的精神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麻醉(人民的)作用”。而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观点则认为，包拯在那个时代能够厉志改革，并身体力行，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励史功绩。例如，他力主改革旧政，反对北宋王朝的腐败与“三冗”，主张裁减冗吏、冗兵，历行节约；他忠心辅国，体恤民情，在制定政策时，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主张“薄赋税，宽力役，救荒饥”，他要求皇帝“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在皇权专制和人治社会环境中，他力倡法制，“臣闻法令在，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系焉，不可不慎”。又说“法存划一，国有常格”，“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并且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官场腐败他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再加上他的廉洁奉公的品格和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精神，终于使他成为一位彪炳千秋、光照日月的历史名臣。

当然，包拯生活于那个时代，也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多次直面批评仁宗皇帝，仁宗不仅容忍还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这说明仁宗还是比较开明而且支持改革的，不然也就不会涌现像王安石、范仲淹等一大批改革家，也就不会有包拯。包拯极其卓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人们不应超时代地苛求他去做不能做的事。那就太幼稚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包青天为什么一个人包打天下、不去唤起民众的自我意识，不去砸烂那个黑暗的皇权制度?那不是太可笑了吗?遗憾的是，就是有人这样想这样说，而且为数不少。

存疑之二：包拯主张人治，还是倡导法治?

先让我们看看包拯是怎么说，又是怎样做的，然后再下结论。

关于封建时代的法治思想，包拯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法治乃“治道之要，无大于此”。“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的立法主张是：德主刑辅、法简刑轻，利国便民、经久可行，适时更法、不可数易，博采众议、不要独尊；在执法实践中，他也有不少令人钦佩的成就。其一曰观察入微。他担任天长知县时，有农民报告他的牛舌被人盗割，没留下任何线索；他不动声色令其回家杀牛卖肉，不久有人来告那人私杀耕牛。包拯当即审问告发者：你为什么割人牛舌又告人杀牛?来人惊以为神，于是承认与牛主有隙，欲以此陷害。一桩无头公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利用私杀耕牛犯法和心理学推理侦破了。其二曰铁面无私。据史料记载：包拯性格峭直刚毅，“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当时，官场的风气很坏，案例经常不通过正常渠道，不按正规程序处理，而是拉关系托人情走后门，谓之“通关节”。包拯厌恶那一套，老百姓中流行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他秉公执法，不循私情。他知庐州时，“新朋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就是舅舅也不能免，因而胡作非为的达官贵人都很怕他。其三曰开门办案。当时，封建的等级观念森严，官民不仅不能平等对话，而且连状纸也无法直接送到审判官的手里。“凡诉讼不得经造庭下”，老百姓呈递状纸要先通过府吏，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到庭下，跪在离官员很远的地下申诉。包拯认为这种规定，既容易造成府吏敲诈作弊的机会，又不利于审判官直接了解案情，于是下命撤销，让衙门大开，告状人可以直接到庭前陈述曲直。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申诉，明辩是非，有利于对案情判断处理，而且缩小了官民间的距离，解决了老百姓见官难的问题。在维护特权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个了不起的司法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司法程序上的，也是思想观念上的，而他这一改革的动力，正是他爱民恤民的民本思想。

试比较一下，包拯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思想，他的执法实践与近现代的审判做法，有没有某种联系或相近相似之处呢?应当承认是有的。例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拯敢于惩办那些违法的权贵显要，就说明他在努力实践着法治，一生都在依法办事。虽然他和以他为代表的改革者不能从根本上改革封建特权人治的社会本质(真正动摇了皇权，皇帝也不会同意)，但包拯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也不失为历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有些尝试还很不成熟，但也无损包拯法治思想以及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关心民疾的高尚品德的光辉。

包公是位十分难得的清官。千百年来，当人们遭遇悲惨又无处伸冤时，往往把自己命运托付给包公以及像包公那样的清官，这些清官就是民众心上的“青天”、“救世主”。而民众的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政治理想，是残暴统治长期压迫的结果，并不是包拯的错。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也是没错的。

存疑之三：有人说，宣传包公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对比，会说我们共产党干部不如包公。

这是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酸”的阴暗心态。被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拒绝人类的任何优秀遗产(包括思想文化遗产)，也不拒绝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只有落后者才怕先进，黑暗才怕阳光，腐败分子才怕包公。

老百性喜爱包公，他们从他身上能看到爱和恨，理想和愿望，从而实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

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也喜爱包公，他们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优秀的思想品德和敬业精神，这些品德和精神正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呀!

例如包公的清正廉洁。他在端州任知州，那里生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前任很多知州都借进贡之名，加倍勒索，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公则不然，除定额一块也不多取，一块也不多送，离任时，一砚也不带，留下了“岁满不持一砚归”的美誉。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腐败，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

例如他的不循私情、执法如山。从舅犯法，包拯照样依法打他鞭子；他还提倡开门办案。这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去”的封建社会里，又是何等不易!

再如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他任台谏官时，恪尽职守，弹劾了一大批权臣显要，其中包括转运使王逵，当朝宰相宋痒，仁宗宠妃的叔父张尧佐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仁宗皇帝他也能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犯颜直谏，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包拯简直就是指骂皇帝：“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仍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他甚至“音吐愤慨，唾溅帝面而帝卒为罢之”。包拯的这种精神真可称得上震古铄今了!

包拯精神，经过后世的不断加工塑造，“已升华为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公理正义的象征，美好社会人格的寄托。”也可以说，包拯精神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宣传包拯精神既是对各级干部提供学习的道德参照，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思想鞭笞。试问，这有什么不妥呢?

(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1期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作者：马龄国

1980年初秋，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的中国比较法专家、名律师裘劭恒接到“火速进京”的通知。第二天上午，裘劭恒飞往北京，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翻阅由公安部调查取证、预审后送来的一迭迭有关林、江集团案的材料。每天上午8时前由公安部派专车 、专人，将有关档案放在裘的办公桌上，下午5时准时来收回，如在翻阅的档案材料里发觉有疑点，可另夹纸条附上，说明自己的意见，供特别法庭在审查时参考。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告诉裘劭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任命他担任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裘劭恒耳朵重听，他告诉江华，对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感到力不从心。江华安慰他说，你参与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又在东京美国第8军的军事法庭上陪审过轰动世界的涩谷案，与美国、日本等法律界名人打过交道，是见过大世面的比较法专家。这次公开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举世瞩目，我们的司法制度应逐步向国际接轨，所有的审判程序，都要以惯例进行，既要体现出讲社会主义民主，又要讲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法庭在审理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地方，要随时来向你咨询。

江华交代任务后，精神铄的裘劭恒说：“我遵照法庭的布置。我建议：审判台后面用紫红色的金丝绒帷幕，上悬挂国徽。审判席在国徽左侧，检察席在国徽右侧，让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任命的35位审判人员，24位检察人员全部到庭出席参加审理。特别法庭要成立律师辩护组，据说，彭真委员长已邀请一些刑法学家、名律师来参与特别法庭的工作。他们的席位应设在检察人员的左侧。在审判台的正下方，放一排高椅，用铁栏栅围住被告席。开庭前要在法庭内响两次铃声：第一次铃声，是武装法警进入庭内；第二次铃响，书记官入席，特别检察厅的正副厅长以及全体检察人员就座，同时特别法庭的正副庭长与全体审判人员鱼贯进庭，辩护律师也紧随着出来。”

裘劭恒还举出了几个其他国家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庭审布置与程序的记载情况。

江华十分赞赏他的建议。

特别法庭在审理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江青不认罪，张春桥一言不发，对他们能否定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只要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之，江青不认罪，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都无关紧要，法庭在充分确凿的证据面前同样可以认定他们罪行。可是，特别法庭考虑到这次审判在我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审判的场面不仅国人会关注，而且世界各国也会踮足相视，就得使每一措施，都得找到国际上相关的判例。比如，起诉书指控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诬陷迫害，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害致死。对此，江青在特别法庭上，不仅抵赖不认罪，而且咆哮公堂。庭上如果命令法警将江青押出去，是否有法律依据?庭长在判决时能否认定她的这一罪行?裘劭恒对上述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

为了避免国际上一些站在我们敌对地位的国家，从审判江青上借题发挥，破坏我国声誉，攻击我国剥夺人权。特别法庭以特事特办的速度，把这些问题的材料放到裘劭恒的桌面上来了。裘劭恒早就得知江青关在狱中还十分嚣张的情况，预料到江青会不认罪的。裘劭恒想，倘若江青对一切所犯的罪行，往毛泽东身上一推了之，这怎么办?于是他在浩如烟海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觅寻到一个类似的判例：1977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逮捕了一个江洋大盗。法庭尽管人赃俱获，他却拒不认罪，还对证人威迫利诱，对法官辱骂不止。法庭命令将此猖獗一时的江洋大盗拉出去了，继续开庭，根据指控的罪行，依法判了他18年有期徒刑。裘劭恒将此英文版原件的判例，翻译成中文，第二天清晨就送到了特别法庭正副庭长手里。

同样，张春桥对证明他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主要策动者，依旧是一言不发，由于王洪文、徐景贤、王玉珍等原上海造反派头头都作了供词，国内证据充分确实，尽管张春桥拒不供认，法庭还是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认定了他的这一罪行。

韩学章与张中，是被告人姚文元的辩护律师。起初，他们为姚文元辩护是从反革命犯罪中主犯或是从犯的角度去思考的，后来读到了起诉书上指控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准备这一条。两个律师查阅了有关证据，证明姚文元在天安门事件后虽然曾说过有关暴力的问题，但这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两律师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为姚文元作无罪辩护。但此举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这一棘手的难题，很快地又用书面传递到了裘劭恒的手里。裘劭恒认为，既然公诉人对姚文元指控的材料，不能证明其犯罪的事实，那末应该予以否定。

1974年，王洪文去长沙毛泽东那里，告周总理的状，裘劭恒认为这是工作范围的事，他向中共中央主席反映领导人的问题，不管是否正确均不构成犯罪。

另外，还有罪行被否定的是，特别检察厅指控江青同康生串通，由康生写出一份中共北方局“61个叛徒集团材料”的绝密件，由江青转送毛泽东主席，陷害中央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的事。江青否定后，裘劭恒看到了有关部门核实后的材料，认为这一罪行的证据不足，终于在特别法庭对江青的判决书上不再列为罪行了。

众所周知，吴法宪是紧跟林彪的。但他确实并不知道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进行颠覆活动。他也未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事件，也没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裘劭恒支持辩护律师的主张，吴法宪对以上这些罪行，是不该负刑事责任的。这种法理上的分析，得到了特别法庭的认可。

(责任编辑：仲　文)

1999年第11期 一个革命家庭与反革命家庭的恩恩怨怨　作者：浩望

一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长沙市梧桐里湖南省监狱在押犯洪宗扬被判处死刑。

处决之前，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女儿谭木兰声泪俱下地要求父亲免洪宗扬一死。谭余保知道洪宗扬对自己女儿有救命之恩，而且抗战期间曾做过一些好事。但自己无权改变洪的死刑。此事报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传下话来：“洪宗扬是黄埔二期生。他的情况我知道。可以不杀，另行处理。”

洪宗扬被改判终身监禁，在湖南省耒阳煤矿新生劳改场服刑。

谭木兰为什么要营救洪宗扬?

二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舟令 舫乡洮水村人，生于1899年12月，世代务农。家境困难，仅读3年书即辍学。在家耕田种地，砍柴挑脚。闲时，与穷苦人家子弟一道学耍狮子，练习武功。因不畏权势，成为洮水狮子班的领头人。

1926年10月，中共地下人员来到洮水，以狮子班成员为骨干，开展农民运动。谭余保被推举为洮水乡农民协会主任。农会第一个打击对象，是他的姑母周谭氏。周谭氏是财主周大德的老婆，为人极为刻薄，当农民拥进她家杀猪出谷时，她自恃侄儿是农会的头头，破口大骂农民是“痞子”、“强盗”，被扭送到农会。谭余保的祖父跟着赶来，要求放人。不少人估计谭余保会袒护她。谭余保坚决按农会会员的要求，将周谭氏处决。1927年2月，谭余保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沙“马日事变”后，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暴徒”，12月底，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上了井冈山。1928年回乡担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率团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8月，工农红军从湘赣边界突围西征，由谭余保等组成新的湘赣省委，继续领导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这时“围剿”湘赣边区的敌人共6万多人，10倍于红军和游击队的数量。敌人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原来连成一片的苏区分割成10多块。还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推行“自新自首条例”。红军和游击队的钱粮、医药、弹药、被服及伤病员安置极感困难。几个月时间，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大批指战员牺牲，省委书记陈洪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荣等相继叛变，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湘赣边界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危急关头，谭余保于1935年7月果断地通知四散的同志，到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的棋盘山集中，召开有40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分析形势，指明革命的前途，在与上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会议根据他的倡仪，撤销原有机构，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司令部。他被推举为临时省委书记和游击队支队政委。他主持制定“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起草《告群众书》。这次会议结束了当时湘赣边界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界革命从失败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

三

1932年，蒋介石对井冈山苏区发起了围剿，同时，派飞机助战。一天下午，谭余保家的房子被炸成一片瓦砾，母亲、妻子都被炸死；父亲被白军用枪捅死。谭余保8岁的女儿谭木兰躲进一个三合土筑成的水缸才幸免于难。她从瓦砾中爬出来，望着鲜血淋淋的亲人尸体，大哭不止。

太阳下山了，暮色起了，逃上山的村民下山回村了。一位老爷爷告诉木兰：“别哭了，到永新县去。你父亲在那里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哩。告诉他，早早打回来，解放受苦受难的穷人们。”

她在爷爷、奶奶、母亲的尸体旁哭着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老人催她启程：“你亲人的尸体我们会掩埋的。”

木兰光着脚，步行五百余里，来到永新县城。她四处打听父亲的住址。

一天，她在街上走，忽见一个穿军装带手枪的高个子，挑着担从身边走过。仔细一看，不正是父亲吗?她飞跑上前，双手抱着父亲的腿：“爸爸，爸爸!”一边大叫，一边哭。

谭余保很快认出了木兰：“娇仔，娇仔(木兰的乳名)你受苦了。”放下担子，紧紧抱住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女儿不放。

女儿向他哭诉着：“爷爷、奶奶、母亲都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了。”

谭余保听了，跺着脚，大骂：“蒋介石狗娘养的!我和你势不两立!”

从此，木兰随父在永新城里生活。

一天，谭余保对女儿说：“娇仔，我带你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去。”

谭余保牵着木兰的手，朝坐落在城中心的列宁小学走去。来到列宁小学，只见大厅里坐满了“兵”；讲台上坐着几个“官”。有个会议即将召开。

谭余保牵着女儿走上讲台，来到毛主席身边：“娇仔，叫一声毛主席。”

“毛主席。”声音充满孩子气又十分亲热；娇仔对毛主席鞠躬。毛主席爱抚地摸着娇仔的头。

“叫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木兰鞠一躬。朱老总很高兴。

接着，娇仔又对方维夏、任弼时、甘泗淇、陈毅各位中央领导叫“伯伯、叔叔”，鞠躬。方维夏抱着谭木兰，用胡子扎她的脸，亲她。

娇仔的伶俐引起首长的兴趣。毛主席发话了：“谭余保，你的女儿千里寻父，难得，难得。我的几个孩子都失散了，你的女儿却寻到了你身边。娇仔，娇仔，共产党的骄子，天之骄子!”

四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谭余保奉命留在苏区打游击。

冬天，谭余保领导的游击队与白军在棋盘山遭遇。白军以数倍的兵力围困了游击队。

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谭余保领头杀出一条血路。队伍终于冲出了棋盘山。他正要殿后出山，只听得女儿在后面哭叫：“爸爸，爸爸。”谭余保心疼了，停住了脚步。女儿从柴草丛中奔过来，衣裤被荆刺扯得稀烂，腿上是一道一道的伤痕，鲜血直流。谭余保一手握枪，一手紧紧抱住女儿，进退两难。

“抓活的，抓活的!”白军围了上来。

警卫员谭冬仔急了：“首长!革命利益为重!快跑!”

父女情深，谭余保岿然不动。

“抓活的，抓活的。”白军就在身边不远搜山，情势万分危急。

谭冬仔当机立断，箭步上前，从谭余保怀中抢过木兰，朝身边一丛冬茅窝扔去。

“首长，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娇仔!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母亲、爷爷、奶奶!”谭余保痛哭失声，和谭冬仔一道冲出棋盘山……

娇仔被扔进冬茅窝，昏了过去。一个打柴人路过，发现了娇仔。打柴人把她背回了家。打柴人安慰她，问她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聪明的木兰说：“我是个‘土豪仔’，‘掉羊’(绑票)过来的。”

打柴人是善良的山里人，决定将她送到白军里去。他想：白军一定会把她送回财主家。

打柴人将谭木兰送到国民党攸县凤岭乡(今柏市镇)乡公所。乡长朱贯群将木兰收留下来，安排在自己的情妇家。

半个月后，湘东铲共义勇队总队长的洪宗扬和太太何文秀来到朱贯群情妇家打牌——洪宗扬黄埔二期毕业后，在北伐军中加入共产党。后来参加红军，是红军著名将领方维夏的部下。大革命时，回攸县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当时，何健任湖南省省长，疯狂镇压农民运动。洪宗扬被捕，何健知道洪宗扬是黄埔生，很有军事才能，任命他为湘东铲共义勇队总队长——洪宗扬听说朱贯群收留了一个‘土豪仔’，吩咐领来看看。

朱贯群将谭木兰从里屋领出来。

“你家在哪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家在茶陵县乡下，我被‘掉羊’，没有钱交给土匪，父亲母亲都被土匪杀了。”谭木兰显出伤心的样子。

洪宗扬对谭木兰产生了恻隐之心，眼睛有点发红了。这时，站在一旁的洪宗扬的太太何文秀一把将娇仔搂在怀里：“这孩子给我做干女儿吧!”

原来洪宗扬和何文秀结婚七八年未曾生育，很想过继一个孩子。

谭木兰望了望朱贯群，似是征求意见。

朱贯群点了点头。

谭木兰对洪宗扬叫了一声“爸”，对何文秀叫了一声“妈”。夫妇俩非常激动。

从此谭木兰成了洪宗扬的义女，洪家给她穿好的、吃好的，爱抚十分周到。

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洪宗扬和谭木兰闲谈，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谭木兰不慎说出了红军将领方维夏的姓名。

听到方维夏这个名子，洪宗扬大吃一惊：“哪个方维夏?你见过?”

谭木兰自知失言，但经不起义父的反复盘问，终于说破自己是谭余保的亲生女儿的真实情况。

洪宗扬不无紧张。过了一会，他坦然地对义女说：“这些情况今后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对任何外人讲，讲出来了，你便有生命危险，连我这个当官的义父都很难搭救你了。”

谭木兰连连点头。

洪宗扬将娇仔取名洪木兰(解放后改为谭木兰)并带她回老家攸县漕泊乡拜见族人，扫坟祭祖。夫妇俩都很钟爱这个义女。有一回，木兰重病，夫妇延医治疗，悉心照料，终于转危为安。以后，洪宗扬又设法送木兰进入省立攸县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五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0月下旬，陈毅奉命到湘赣边界开展改编工作，几经曲折，在九陇山找到谭余保。陈毅出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信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谭余保一听国共两党要合作，游击队要改编，火冒三丈，大骂陈毅是个叛徒，将其捆绑、禁闭起来，还用烟管敲他，口口声声要杀掉他。陈毅循循善诱地解释，谭余保半信半疑，当即派人按照陈毅提供的路线，找到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证实，才深信不疑。他亲自给陈毅松绑，又用绳子将自己绑起来，向陈毅请罪。陈毅安慰他说：“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粗中有细”。

遵照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散驻在各地的湘赣游击队于当年11月集中到莲花县陇上，进行整训。整训毕，谭余保先后赴攸县等地和国民党当权者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攸县文史》载：

谭余保等同志来攸县首先去洪宗扬家，是因为在此以前，茶、攸、莲三县铲共义勇队在“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谭余保的女儿谭娇仔与省苏机关部队失去了联系，由洪宗扬收留抚养……洪宗扬夫妇对娇仔的感情是好的，先到洪家和洪宗扬先谈谈，可增加会谈成功的可能性。翌日，洪宗扬陪同谭余保、谭汤池等同志去攸县县政府赴宴会谈。谭余保向对方讲述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他们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双方今后在言论上、行动上必须符合捐弃前嫌，合作抗战的原则；二、国民党攸县县政府应全部释放在押政治犯；三、应保障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出版的自由，充分发动群众一致抗战。洪宗扬发言赞同谭余保的意见。其他各人也表示赞成。

会议后，洪宗扬亲自动手打开牢门，释放了二十多名共产党人。这是木兰亲眼目睹的。1939年春，经张治中推荐，蒋介石委任洪宗扬为杭嘉沪抗日别动队中将司令。赴杭州前，洪宗扬秘密将12支步枪，200多个手榴弹，一门山炮，留给了苏区抗日游击队。

在攸县期间，洪宗扬曾陪同谭余保去攸县师范附小看望娇仔。这是棋盘山失散后父女的第一次相见。身着学生服的娇仔快步走上前，一声“爸爸”刚出口就大哭起来。谭余保紧紧抱住娇仔，又一次流下了英雄泪。洪宗扬站在一边也唏嘘不止。

谭余保要带女儿到根据地去，女儿想起可怕的游击队生活，摇头。谭理解女儿的心情，对洪宗扬说：“洪先生，女儿就继续由你扶养吧。”“你放心，我一定带好娇仔。”洪宗扬深情地回答。

1938年9月，谭余保奉命去延安，再一次来到攸县。他想带女儿到延安去。饯别小宴上，洪宗扬却依依不舍，抱着义女抽抽噎噎哭了起来。女儿也动了情，竟改变主意，不肯去延安。谭余保再一次放还女儿。(已75岁的谭木兰告诉笔者，当初由于一时激动，使自己失去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机会，还背上了与反革命分子洪宗扬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几十次申请入党，都未获批准；直到1976年才解决组织问题。她不无遗憾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六

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又挑起内战。谭余保、洪宗扬二人再次成为敌对人物。但对待女儿的态度，都很关心爱护。两个父亲一样情!

1949的8月，谭余保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回到长沙，就派人到攸县接娇仔，安排她在“革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湖南公安厅四处工作。这时的洪宗扬却因蒋家王朝的崩溃，回到老家漕泊乡务农；时局的剧变，使他感到前程渺茫，但一想到义女木兰的新生活，就感到高兴……

洪宗扬在耒阳煤矿服刑期间，他与后妻(与前妻何文秀离异)刘淑珍所生的女儿洪湘君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找不到工作。她只身一人从攸县前往长沙，请谭木兰帮忙。谭木兰带她去见父亲谭余保，经谭余保亲自介绍、推荐，洪湘君被安排在湖南省制药厂工作。后来谭木兰介绍洪湘君与在长沙工作的高级农艺师龙望云先生结婚，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

谭木兰在湖南省公安厅工作期间，她和洪湘君都忘不了在狱中服刑的父亲洪宗扬，每年总要千里迢迢，去耒阳看望洪宗扬一两回，给他送点吃的、穿的。她俩曾一起照了个半身像，一张送给谭余保，一张送给洪宗扬。照片背后的题词是：

送给爸爸们留念

女儿　谭木兰　洪湘君　　　1963年5月15日

文革期间，谭余保(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受到批判。挨批的主要原因是他与洪宗扬的关系。造反派在大字报中指责谭余保和洪宗扬“合伙”演出了“一出双保险的丑剧”。谭木兰此时也已陷入受批斗的困境，但她勇敢地写了《为“丑剧”说几句话》的答辩词寄给父亲，再转交造反派。王震听人说到该文的内容，赞扬“写得好，做得对。”

1980年3月，谭余保在京逝世。木兰和湘君以及弟妹们将父亲骨灰迎放在湖南省革命公墓。

1975年，洪宗扬被大赦出狱，担任了攸县政协委员。笔者其时也是攸县政协委员，曾聆听洪宗扬在小组讨论会上激情洋溢的宣读《致台湾旧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后，效果很好。同年，洪宗扬在长沙参加了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被选为理事，为统一战线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93年91岁的洪宗扬在长沙去世，谭木兰将洪宗扬的骨灰送往湖南省革命公墓安葬。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每年清明节，谭木兰和洪湘君都要到湖南省革命公墓祭奠两位父亲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刘 文)

1999年第11期 台湾探亲　作者：戈金

难去的台湾

去台湾探亲，可以说难上加难，为办理入台的手续，前后耗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虽为中国的领土，比去欧洲、美国的申请时间还长，手续还复杂。台湾当局为了限制大陆同胞去台湾，蓄意设置了种种审核手续，还要大陆司法部门的公证处出具公证。为协助台湾的庶母为我办理入境手续，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大妹妹，专程到了台湾，好不容易才办好入境。

从北京去台湾要绕道香港，我事先与在香港教书的小妹妹打了电话，请她趁星期休息陪同我一同去台湾。

从香港到台湾，只要一个多小时，正当我思绪翻腾之际，空中小姐告诉旅客，飞机在下降。我从窗口眺望，郁郁苍苍的群山，在海岸线上，呵：到了，我一直在梦想的祖国宝岛台湾到了。

台湾的桃园机场又叫中正机场。在这儿办入境花费了二十多分钟，他把你的旅行证扣下，发给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明。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是防止你长期居留下来。

半个世纪后的会面

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进庶母的家门。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才来到台湾给我父亲上坟，与我庶母相见。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情报处派我到北平作军事情报工作，我找到父亲，住到家里。那时庶母在北平四中教高中的历史，她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老教师，妹妹、弟弟都年幼，我与她们相处的很好。1948年11月，我在北平解放前夕，奉召回石家庄华北社会部汇报工作，与家人不辞而别，这一别就是五十年。

一进屋，见到庶母，感慨万端，她变化太大了，当年她体态端庄、丰腴，如今，怎么成了脊背佝偻、枯小的老太婆。我望着她，怎么也与她过去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她可能觉察出我的心思，一坐下来，就向我讲述来台湾后这几十年的生活，她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得了风湿病，后来脊椎骨作了大手术，腰挺不起来。这些年来，又添了膝盖疼的毛病，不能走路，弄得自己失掉生活的信心。我劝慰她，安心养病，身体会逐渐好起来的。为了转移她悲观的情绪，我向她讲述北京这几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讲她任教的北京四中，已成为北京尖子中学，毕业学生升大学的数字最高。她过去在北京上师大，然后教书，对北京有很深的怀念，她询问了北师大的情况，东单、西单、王府井的变化。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深夜。

观音山祭父

到台湾头一件事，就是去观音山祭祀父亲，这也是庶母关心的大事。

父亲是1978年逝世 。就在这一年，我与于树德商量争取父亲脱离台湾回归大陆。于树德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他与周恩来总理从年轻时就一起干革命。由他找到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征得中央统战部的同意，我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在美国的大妹妹，由她转给父亲。信发出后，很长时间不见回音，于树德大爷为此非常生气，后来才知道，这封信转到台湾时，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清早，台北天空弥漫了一层薄雾，我在大妹妹和小妹妹陪同下乘车去观音山祭祀父亲。观音山在台北郊区五股乡，是一个不高的小山。大妹妹告诉我，给父亲买这座墓地花了30多万台币，拥有这个小山的农民都发了财。汽车从山脚下顺蜿蜒的上山路爬行，两边是松柏长青树。在汽车爬行到一个转弯处，我蓦地看见一个墓碑上“吴国祯”三个醒目的字，呵!吴国桢，这不就是周恩来提的那个吴国桢吗?!北平刚解放，电车厂着火，周恩来率公安、情报部门的领导去现场回来，向同志们说起了国民党重庆市长吴国祯，每当日本轰炸重庆引起大火他都亲自赶到现场。哦!吴国桢也长眠在这里。

汽车爬行到半山腰时，大妹妹说：“到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来到父亲的墓地。墓地由于有人定期清扫，显得整洁。墓座北向南，南眺豁然开朗。墓座是灰色大方砖砌成，四周是浅褐色瓷砖铺地。墓前为白条石的供案，上放一香炉。碑立墓后，碑后为三米多高石墙，墙上镶嵌着蒋经国题写的“谠论流徽”四个大字。

我环顾了父亲安息的地方之后，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香和烧纸，在妹妹们协助下点上香，点燃了烧纸，霎时，两眼涌出热泪，无限感慨，无限悲伤，我哀父亲从孙中山先生北伐，最后竟跟随蒋家王朝飘零到台湾，成为不能落叶归根的孤魂。……

戏谑李登辉

一次庶母谈起台湾的前途时，忧心忡忡地说：“令人担心，明的台独，暗的台独，相互勾结，不时的兴风作浪，一些老国民党员无能为力，新党还好，可他们目前还势单力薄。”老人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这都怪蒋国经选错了接班人!这是最不能原谅的失误。当初他没有认清李登辉这个人，他叫李登辉假象蒙蔽了，李登辉熟谙官场的权术，善于迎合，听说初次晋见蒋经国时，只把屁股坐在椅子边上，以示诚惶诚恐地尊敬。关于蒋经国选定他作接班人，在国民党流传着一个笑话。就在蒋经国病入膏盲时，国民党几个核心成员讨论将来由谁来接班的机密问题。与会者提出几个人，讨论到了紧要关头，每个人都表了态，就等蒋经国一锤定音，这时，蒋经国急忙站起，他憋着一泡尿，急着要走厕所，一位没有眼力见的人追问：“你说是谁?”蒋经国一边走一边说“你等会，你等会。”他那带着宁波口音的话，与会人们都听成：“李登辉，李登辉。”

参观故宫博物院

对台北市的参观访问，大妹妹向我建议首先去故宫博物院。小妹妹一听要去故宫博物院，非常高兴，因为她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头一次工作就是去的故宫博物院。她向我说：“由我来给你当讲解员。”

故宫博物院坐落在台北外双溪，是依山建起宫廷式的建筑，外观甚为雄伟。院内收藏多为宋、元、明、清宫廷的旧藏珍品，数量近七十万件，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此外有玉器、漆器、珐琅器、文具、雕刻、织绣、善本图书及满蒙档案文献。品类之多，品质之精，世无匹比。

这里收藏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其由来是1924年冯玉祥将军强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迁出故宫，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将历代帝王继承之私有文物，回归到人民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把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先迁南京，后迁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到南京。1948年，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又把故宫文物迁到台湾。

两位妹妹领着我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了一整天，中午在博物院对外餐厅吃的午餐。在参观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陶器和瓷器。在这里看到完整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从五千年前的彩陶，三千年前的青釉陶片，秦汉的绿釉陶器到六朝的青瓷，直到驰名世界的宋代单色釉高温瓷和元代以后的青花、彩瓷。

琳琅满目的陶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恐怕世界独此一院。我在往返浏览，突发遐想：等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些稀世珍宝，就应该名正言顺地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他的老家了。

炎热的台北

台北市坐落在小盆地，气候异常闷热，尤其在七八月，高温经常在三十八、九度，令人喘不出气来。怪不得我来台北之前，在台北居住的朋友劝我，最好不要在七八月去台北，人受不了。到台北之后，躲在有空调的家里，只在推不了应酬时，才外出。一次，庶母执意要请我到台北有名的圆山大饭店去吃午饭，那天出奇的炎热，当妹妹们邀我在圆山大饭店的牌楼前摄影留念时，我感到地上像火烤，人站在烈日下难受极了。

台北市的各区分散几个小山脚下，集中地区街道狭窄，几乎没有人行道，因为在窄小的人行道上放满摩托车。在台北骑摩托车的人就像北京骑自行的人一样，到处都是。

由于街道窄，商店的牌匾，宣传标语，都悬挂在人行道的上端，这一点像美国纽约的华人区商店。

街道一般还清洁，就是行人走不到的窄街小巷垃圾随处可见。台北的公共交通设施，比北京好，各种车辆质量高，清洁程度、服务态度都比较好。

一天下午，小妹妹建议全家去一个北京饭馆去吃“北京抓饼”。这个饭馆的侍者都说闽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悄悄问庶母，怎么台湾不说国语?庶母面露愠色：“这都是李登辉搞的，我们来到台湾后，大力提倡说国语，李登辉上台后，为搞台独，倡导人们说台湾的闽南话，我也听不懂。”

台湾物品价格高过美国，北京饭馆，一盘炒面，就要你95元台币，折合人民币近30块。听说他们个人的收入高，至于高到什么程度，没有调查，不好发言。

忘根之徒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与一位国民党的退役少将相见，他一听我是从北京来的，像见了亲人似的，抓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这位原籍山东的将军，具有侠肝义胆的燕赵风骨，说起话来大嗓门透着豪爽。谈起台独来，他义愤填膺，他说：“一伙忘根之徒!他们不想想他们从哪儿来的，从他往上倒三代，看看他们的根在哪儿?……”

“没有中国传统道德，还搞政治，一开会大打出手，不是打得鼻青，就是打得脸肿，哪有一点政治家的风度，‘君子动口不动手嘛!’纯粹一伙政治流氓!”

谈到国民党的现状，他非常伤心，他是国民党老党员，他伤心现在国民党屈服于李登辉。

谈到台湾经济发展有今天，他有感慨地说：“一些人说到台湾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于大陆就觉得不能和大陆统一，统一台湾就吃亏。他们哪里知道老蒋从大陆逃来台湾时，把大陆老百姓的黄金成吨成吨运来台湾，这笔债台湾还欠着大陆的呢?!

环游台北

一位知我来台北的阎先生登门来访，执意邀我环游台北。盛情难却，就乘他的车开始环游。先到阳明山公园，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型天然公园，汽车直接开到园内，每到有景色的地区就停下来观赏一会，然后登车游玩。转完了阳明山公园又驱车去于右任陵。于老先生是我景仰的人，他的人品、书法为世人称道。他的陵紧挨公路，非常雄伟，我一边攀登，一边赞叹。阎先生寓意深长地说：“如果老先生现在逝世，就不能修这么好了。”

从于右任陵又驱车去金山。在路上谈起来，阎先生原是我河北省的同乡，当年随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老兵，后升为军官，退役后在台北经商。对老兵的情况，他非常了解，他说：“有一部分人退役后享受优厚养老待遇，忘了家也忘了国，这是可悲的。对国民党，对李登辉，不敢说个不字，我是老国民党员，我敢骂李登辉，我骂他不是中国人!”

车到金山，阎先生介绍到一家小吃店去吃烧鹅。这家小吃店像座小庙，一进门正面供奉着几位不知名的神仙，大厅里热气腾腾，排队买鹅肉的人群像赶庙会。阎先生说：“这里远近闻名，生意兴旺。”

我们坐下来，阎先生排队买来鹅肉，在品尝中我觉不出有什么特色，只好客气地说：“还好，还好。”

从金山又到淡水，阎先生忽然想叫我去看看李登辉的老家三芝，又绕到三芝，在返回的路上他说：“三芝西瓜好，咱买两个带回去，客随主便，我没说话，他在一个西瓜摊上买了两个西瓜。

新竹大龙虾

大妹妹安排我新竹一行。我有一位表妹在新竹，当年我来北平作地下工作时，她正在北平上中学，就住在家里，我庶母是她亲姨。她留给我的印象，不爱与人交谈。这次她听说我来台湾，打了几次电话，邀请大妹妹带我去新竹游玩。

我们带了点小礼品，上午九点从台北动身，近两个小时就到了新竹。

进到表妹家，一见表妹，我非常惊讶，她给我直观的印象判若两人，这种感觉不仅是容颜、体态，主要体现在风度、气质上，她变得那样豪爽大方。一交谈，才知道，她如今是新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且还是业余歌唱明星，五十年之别，更当刮目相看了。

表妹夫是国民党退役的老兵，在新竹经商发了财，他有了嗜好，收藏各国的货币。他兴致所至，就领我们观看他货币收藏室。

午餐，表妹早在一个酒楼订了包间，十二点，大家边谈边去酒楼吃午餐。看来这位表妹夫在新竹是个活跃人物，酒楼老板亲自出来照应。就座后，没有点菜，看来事先都安排好了。上的菜非常丰富，鸡鸭鱼都上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龙虾，一个大龙虾足够一个人吃的。这是见过的最大的龙虾。

饭后，大家又回到表妹家，在喝茶的时候，拍照留念。大家相聚到下午四点，大妹妹提出该回台北了，这时，表妹拿出她的一张照片，在后面写下如下的诗句：

离别五十年，相聚匆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恍如梦境，梦也匆匆

花莲的观音

来到台北之后，应办的事，应访问的人，应参观的地方，基本上都完了，大妹妹最后动员我去台湾风景优美的花莲游览一天，怕我一个人寂寞，她找了一个表弟陪同我前往。找旅行社、订机票，都是大妹妹一手操办的。

那天早晨，我和表弟动身去机场，机场在市区，名之曰：“国内机场”。在机场办登机手续时，一位年轻的小姐说：“你们老人可以买半价票，你们在旅行社买的整票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退。”表弟一算时间来不及了，就持整票办了登机。

飞机起飞后，沿着海岸飞行。这时空中小姐送来一杯热咖啡，我和表弟边喝边谈，一杯咖啡还未喝完飞机开始下降，时间不到半小时。到了花莲，一出机场就看到美仑大饭店来接我们的汽车，登上汽车不到一刻钟就来到美仑。时间还早，我们安顿之后，就去花莲市区游览。花莲是台湾有名的风景旅游区，台内、外来旅游的人很多，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不断。商店的货物堪称丰富。这里出产的大理石闻名，人行道上铺设的是各色各样的大理石，这是花莲的一大特色。

表弟是河北省保定人，来到花莲他非要请我吃北方菜。为了找理想的北方菜馆，他一连三次叫了计程汽车到处去找，直到天色黑下来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北方菜馆。最后只好在一家名为鲁菜的饭馆吃了一顿台湾味的鲁菜。

翌日清晨，吃过早餐，从美仑乘旅游大巴士去风景区游览，先到太鲁阁国家公园，去太鲁阁游览后，大巴士沿着在陡峭山崖开凿出来的汽车通道到神密谷，在一条宽阔的大铁桥上停下来，旅游的人们纷纷下车到桥下沙滩上去寻求各式各样的石块。据说这吉祥的石块，给人带来好运。然后，人们又徒步沿着山崖上开凿的小路去长春祠。长春祠上面的山里有一急湍泉水，流到长春祠形成水花飞溅的瀑布，非常壮观。人们在山泉流淌的清澈见底的水渠里洗洗手，洗洗脸，非常惬意。

游览完了风景区，大巴士又开到圣大法师在北投的农禅寺。在这个寺里收容了一些虔诚的佛教徒进行各种生产劳动。这里的工作环境清静，人们的精神状态良好，给人一种安祥的印象。

在临公路处，有一商品展厅，里面有很多各种各色玉石雕琢的艺术品。我去浏览时发现一尊白玉雕琢的观音像，形态自然优美，神采栩栩为生，我越看越爱。大妹妹是研究观音的专家，我想把这尊白玉观音送给大妹妹。我向女售货员询问价钱，她说2600元，在一旁的表弟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客人，你就2000元卖给他吧。”女售货员笑了，她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就爽爽地说：“好吧!对北京来的贵客，我们让利。”我付了2000元，为大妹妹买了这尊白玉的观音像。

告别了台湾

离开台北的前一天夜里我失眠了，想了好多，我想到，父亲远葬海岛，能否魂归故里?九十高龄的庶母体弱多病，无亲人侍奉怎么办?妹妹、弟弟各人为了事业天各一方，何时再能团聚?台湾政治形势如此险恶复杂，何时才能实现统一，完成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心愿?一个又一个问题，想来想去寻求不到答案，隔室望着天空的星斗，觉得台湾的夜好长好长。

黎明，庶母很早很早就起来了，在这离别之际，她的心情是悲伤的，从她翻来覆去询问大陆上的亲人上可以看出来。早饭后，到外地讲学的大妹妹打来给我送行的电话。我从电话里听出她激动的心情，她几次叫我保重。告别的时刻来了，当我对庶母说：“我会再来看望您!”我看到她眼里噙住泪水，我忍受不住了，我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

小妹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可是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她竟沉默无言。当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送我登机时说：“祝您一路顺风，到北京后给家里来个电话。”我握着她的手，泪眼对泪眼，默默地相互祝福。

飞机腾空升起，瞬时钻入云端，我临窗下眺，隐隐望见台湾岛，我默默地自语：“告别了台湾，我希望我再来时，只有欢笑，没有眼泪。……”

(责任编辑：吴　恩)

1999年第11期 庐山上看唐伯虎的《庐山图》　作者：田萍

此次游庐山，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庐山博物馆珍藏着唐伯虎的传世之作《庐山图》。唐伯虎，明代江苏吴县人。少时聪颖过人，29岁乡试第一，会试时因牵连科场舞弊案被革黜。后游历名山大川，性格放荡不羁，才华横溢，钟情丹青，卖画为生，留下不少诗和画，是当时文坛上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

据史证，唐伯虎的这幅《庐山图》，绘的是庐山三峡桥的山水景物。三峡桥，即今日观音桥，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七年。鬼斧神工，宛如天半飞虹，横跨于含鄱岭南的三峡涧上，长24米、宽4.5米、高10.7米，全部是由石头砌成。然而，就是这么一座气势宏伟的大石桥，在唐伯虎的笔下却变成了：朔风怒号、云雾弥漫、古木摇曳中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木朽桥。如此反差，在丹青界，实乃少见。特别是桥下涧水湍急，桥上一童子正在挥鞭驱赶着不堪负重的瘦驴，更让人浮想联翩。画面左上方唐伯虎亲题了一首七绝：“匡庐山前三峡桥，悬流溅扑鱼龙跳。羸骖强策不肯渡，古木惨淡风萧萧。”看画品诗，无论是诗还是画，都给人一种寒气逼人、气氛压抑之感。因此，这幅《庐山图》放在风景秀丽的庐山是独一无二的。

被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为什么会构思绘出这样一幅凄楚悲凉、一片冷岭萧瑟的画面境况呢?说来这主要与他当时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唐伯虎所处的时代，朝廷早已没有了洪武年间那种励精图治的锐气，宦官专权，一场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正在当时的江西南昌宁王府酝酿。为了网罗人才，宁王朱宸濠曾派人专程到苏州礼聘唐伯虎。唐伯虎来到南昌，住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发现朱宸濠要他来南昌的真实意图。他孤云野鹤闲散惯了，且对明王朝的统治早已失去了信心，哪里还愿意卷进这场如临深渊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去?他既已成为笼中之鸟，怎样才能脱身呢?思来想去，只有装疯卖傻，唐伯虎一直闹到大庭广众之下赤身露体，朱宸濠看到他如此丑态，哭笑不得，以为他真疯真傻了，只好差人包点银两，打发他回老家。在回老家江苏的途中，他顺便游览了庐山栖贤谷，触景生情，绘下了这幅《庐山图》。在画中，他以飘摇于朔风中的三峡桥象征明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用涧中鱼龙来比喻王室和朝廷的夺权斗争，而把自己则比喻成那只瘦驴，任宸濠鞭打、驱赶也“不肯渡”，不愿走向那“古木惨淡风萧萧”的去处，不愿做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殉葬品。

诗言志，画寓情，唐伯虎的《庐山图》，正表达了他不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一幅《庐山图》正是他正直心胸的写照，也是那个封建时代的见证，更是他借景抒情为明王朝送葬的一曲挽歌。

(责任编辑：刘家驹)

1999年第11期 豫剧名旦赵晓梅　作者：鲁煤

今年6月1—3日，河南省文化厅和洛阳市政府在京庆祝豫剧大师马金凤舞台生活70周年期间，马金凤率洛阳市豫剧团演出三场戏。第一场，马本人主演她的代表作《穆桂英挂帅》。马金凤今年77岁，身心矫健如壮年，每年带剧团下乡演出200多场。而这一场演出，果然风采依旧，青春常在，给观众和同行巨大惊喜。众口一词，称赞为中华戏曲史上空前奇迹，可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云云。人们渴望看她另两部代表作《花打朝》和《花枪缘》的演出。但她却把另外两场黄金时机完全让给了中年表演艺术家赵晓梅。这是为什么?

3日上午，在前门饭店，马派艺术研究会结束前，马金凤向到会的专家，学者致诚挚的谢意，最后谦逊地说：“我能有今天，是多年来许多专家、编辑、记者把我‘捧’出来的 。我恳求大家，也像爱护、帮助我一样，爱护、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我的徒弟、学生。这次主演《情系小浪底》的年轻演员赵晓梅，不是我的徒弟，是我师姐阎立品的徒弟，我师姐‘走’了，我有责任把她的徒弟带起来，让我师姐的在天之灵安息，所以我多给她向首都专家、观众演出的机会……”她说这番话时，一直激动得流着眼泪的。

赵晓梅，“文革”前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洛阳戏曲学校，“文革”后在马金凤领导的洛阳豫剧团当演员。她攻刀马旦、花旦、闺门旦等各行当，青春年少，扮相、嗓音好，基本功扎实，很受观众喜爱。1993年，她看了豫剧五大名旦之一阎立品演出的青衣、闺门旦剧目《秦雪梅》《藏舟》等，被阎派艺术唱腔婉转甜润、表演含蓄端庄的艺术魅力倾倒了，迷住了。早在解放初期1954年，戏曲大师梅兰芳就曾赞扬阎立品“音色美，唱腔纯，扮相秀丽，表演深刻含蓄”，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并在天津把她和新凤霞同时收为徒弟，给予精心点拨，以致后来阎立品荣获“豫剧里的梅兰芳”美誉。赵晓梅觉得自己身材比较瘦小，脸型清秀，嗓子音质又和阎立品接近，认定自己适合学阎派戏，于是决心拜阎立品为师，全面学习“高精尖”的阎派艺术，以便自己得到系统的深造和提高。

马金凤幼年曾同阎立品同拜老艺人马双枝为师学艺，两位师姐妹关系亲密。马的合作伙伴何凌云(改编《花打朝》剧本的作家)也是阎的好友，她二人帮助实现晓梅的愿望，马金凤亲笔写了介绍信让晓梅去找阎。但阎对收徒弟要求非常严格，不仅看艺术才能，更看重人格和艺德，绝不随便收自己了不解、不满意的人。晓梅千方百计争取。当时，阎立品所在的河南省豫剧团先后在徐州、安阳、封邱等地流动演出，晓梅就自费追赶着剧团到各地去看阎立品的戏。后来，阎立品就吸收晓梅一起来演出。经过将近两年的认真、多方考察，阎立品终于在1985年6月正式收晓梅为徒弟。

阎立品在1958年曾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又横遭摧残，整整二十年脱离舞台，因此对自己的劫后余生抓得很紧，不仅自己多演出，而且要把自己的艺术完全传授给徒弟。为此，在1988—1989年一年多时间里，她约集包括赵晓梅在内的三位徒弟，组成河南立品剧社，赴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各地流动营业演出，一边给学生排练自己的代表性剧目。阎立品大师，这位身材矮小，年近七十的老太太，每天带领徒弟过着最紧张的教学生活，早晨7点开始练功，上午、下午排戏，晚上公演后还排两个钟头戏。她在台上演出时，让学生在台下看，学生在台上演出时，她在台下看。针对学生的不是，一字一句地讲，一板一眼地教，一招一式地示范。讲如何从生活出发运用戏曲程式，如何把内心体验和外部体现统一起来。从老师的言传身教，赵晓梅不仅学会了阎派全部代表作《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姐妹告状》《西厢记》等，还悟出了戏曲表演的基本规律，能自主创造了。一年后，剧社结束，晓梅又回到洛阳豫剧团，把同事们惊呆了：一是她在剧社的艰苦生活，使她体重由原来110多斤，降到90多斤，人都瘦得变型了；二是她的艺术实现了质的飞跃，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阎立品因劳致疾，患了胰腺癌，1990年住进医院，从此永远停止了舞台演出。1992年河南省领导为她在郑州举办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阎派弟子们举行折子戏专场演出，赵晓梅唱压轴戏《秦雪梅吊孝》。当时，戏剧界同行都在为阎派绝艺是否有人继承下来而担忧。但当看到晓梅的演唱不仅完全能传达阎派神韵，有的细节还有新发展时，爆发了一阵阵狂热的掌声与喝彩，在28分钟的演唱中，竟达七次之多。演出结束，省委宣传部长于友先同志上台告慰阎立品：“阎派艺术后继有人，青出于蓝啊，我们放心了。”前于1985年拜师时，阎立品曾题词勉励晓梅：“艺术上能超师，方为继承人!”此刻，她病苦的脸上流着热泪，欣慰地笑了。她于1996年与世长辞。

这些年，晓梅置身在马派艺术的宝库之中，早已学会了与阎派风格迥异的马派帅旦、泼辣旦、老旦行当的代表作“一挂二花”，成为与阎派剧目轮换上演的保留剧目。她和许青枝等马派弟子、学生一起，被社会公认为最有实力的后继人之一。马金凤以代师姐阎立品“托孤”的心情培养晓梅。每逢出席演唱会，马金凤总是这样向听众介绍晓梅：“我的学生比我年轻，嗓子好，比我唱得好。”器重和寄予厚望之情，溢于言表。

晓梅在继承前辈的基础上，创建自己的独特风格，已演出过大批其他剧目。她这次主演的现代戏《情系小浪底》饰演一位农村女支书，带动村民迎向新生活，完成移民任务，在表演和唱腔上，融合阎派、马派两家并加以发展，呈现出细腻深刻与雍容大方、泼辣奔放相结合的、成功创造的大家风度，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近十年来，她于1994年成为中国剧协会员，曾先后五次获奖，《河南日报》发表评论，把她这位后起之秀和自解放初期就享有“洛阳牡丹”美誉的马金凤大师联系起来，称为“洛阳牡丹又一枝”。台湾《中州剧艺》连续三期发表赞扬她的文章及多幅照片。中国唱片社及上海分社灌制了她主演、主唱的盒带和唱片向国内外发行。去年华东五省声乐教学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特邀晓梅讲授豫剧音乐。她的“金嗓子”在演唱中把真假声结合、由低音到高音转换不露痕迹、浑然天成的技巧，引起音乐大师周小燕及从美国回来的专家啧啧称奇，说这是他们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赵晓梅集两派艺术于一身同时肩负双重的重任。如今她是阎派艺术硕果仅存的唯一传人!阎立品生前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据说录相艺术片也很少。这就需要趁赵晓梅正当壮年，把学到的阎派杰作原封原样、原汁原味地拍成电影和录相。这是抢救国宝，当务之急。梅兰芳先生生前曾由吴祖光先生指导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片，当年人们对影片褒贬不一，但今天已成为最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另外，马派代表作于80年代曾拍成电影，但限于当年条件，有的摄制有嫌简陋，今天进行录相是完全必要的。赵晓梅如何把马派进一步学到家，甚至像学阎派那样青出于蓝，使这些经典代代相传，也是豫剧剧种发展的要求。当然，晓梅更要取百家之长，排演新戏，发展个性，独创新声。晓梅正肩负重任，奋战在继承与发展的前沿上!

(责任编辑：致 中)

1999年第12期 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　作者：杨明伟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凯歌行进而荆棘丛生的十年，尤其是1955至1959的五年，新中国经历了坎坷，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都呈现出众多莫测的风云。在这个风云舞台上，毛泽东、周恩来等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疑是唱主角的人物。正因如此，我们从这些主角的侧面，可以摸到5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历史的脉搏。

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些耐人寻味的话：

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于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很成功。……大会坚持了1956年5月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决议》中的这段话，还隐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在1956年前后，由于冒进与反冒进的不同做法，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出现了两种思路。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头脑开始发热。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在高指标上来以后，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

自1953年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使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55年，人们在正常而健康地发展着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人民群众中延伸到中共领导层。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届六中全会。会议根据毛泽东7月31日所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会议讨论的主题虽然是农业合作化问题，但它所折射的矛盾，却不仅仅是农业问题。

这份《决议》的一些提法，让人闻到了一点火药味：

“面临着农村合作化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党的任务就是要大胆地和有计划地领导运动前进，而不应该缩手缩脚。……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决议》严厉地批评了在农业合作化发展问题上“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的做法，批判了以“坚决收缩”观点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在对待群众积极性方面的悲观主义。

这种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的做法，无疑将助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

对那种盲目乐观、急躁冒进倾向的逐渐滋长，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忧的。

11月31日，周恩来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进一步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在大好的形势面前，毛泽东和党的某些领导人头脑开始热了起来。就在这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表示：我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毛泽东想通过批判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主张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意见，来达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目的。他设想，到1956年，即可“达到80％到90％的农户入社”；农业合作化后，又“可以迅速发展农业”，“在其初建的一二年内，一般可以增产20％至30％，往后还可以保持一定的增产比例，比互助组高，比小农经济的增产率更高出很多”。农业生产“估计七八年后可以增产一倍”。

从农业合作化入手促使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这是当时毛泽东思考建设问题的主要战略意图。

在他的讲话中，表露了对建设速度的一种着急，他说：

在我们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实际。这种落后情况是相当严重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制定全面规划，接近人民群众，可以使我们打破这个思想落后于实际的状况。

12月27日，毛泽东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时，也充分表达了这种想法。毛泽东认定：

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与我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展起来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联系的，也是与国际形势的发展相关联的。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并不是他个人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党中央的共同认识。最初，周恩来也是同意这种认识的。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要求继续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他还提出，党的八大的准备工作应以这一内容为中心。

毛泽东的提法，周恩来最初也没有不同意见，他表示：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业十七条》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如钢由1800万吨修改为2400万吨，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中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确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

人们是在一片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声浪中进入1956年的，从这年1月开始，中国人民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进一步高涨。

1956年1月1日，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指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在1953年所规定的过渡时期总任务都将被提早完成。社论预言：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只要到1956年秋天，我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并且在那时以后的不多几年，基本上实现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化。

社论用“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类豪迈的语言，来赞扬全国人民急于想建成社会主义的心情。

当月，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农业四十条》)。《农业四十条》要求，到1967年，粮食、棉花产量分别要由1955年的预计数3652亿斤、3007万担增加到10000亿斤、10000万担。这就是说，每年要分别以88％、105％的速度递增。

应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12年内是无法实现这些高指标的。

农业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迅速波及到工业、交通、文教等部门，催逼着它们必须相应地修改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所确定的比较接近实际的各项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这股风一吹，1955年9月22日中央各部委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一下子被突破了，正在编制的各项指标被不断加码。

到这个时候，主持政府经济工作的周恩来和陈云等人，开始感觉到局势发展的严峻性。为慎重起见，他们进一步冷静思考、周密计算，结果却是严重的不尽人意。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的各项指标都过高，这将给经济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周恩来和陈云是党内较早地察觉到急躁冒进倾向的领导人，他们预感到，一个盲目冒进的局面正在形成。

作为亲密的战友，周恩来等人对毛泽东有着最大的尊敬；作为党的领导集体的成员，周恩来对党中央的决议历来是坚决执行的。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面前，一种本能的危机感和高度的责任心，促使周恩来等人站出来，提醒党内尤其是领导层保持清醒的头脑，力图避免犯急躁冒进的错误。

在这种情形下，防止冒进，成为周恩来工作的当务之急。

计划指标总是压不下来，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在建设思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没有过的分歧

右倾保守，固然是周恩来所反对的；但盲目冒进，却是这一时期周恩来着重担心的问题。他在许多场合的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担心，甚至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中这样说：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周恩来的风格，是既反右倾保守，又反盲目冒进。这种风格在国务院工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月8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 ，他给与会者一个强烈的感觉——经济工作必须实事求是。

会上，他告诫大家：

“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他还强调了社会主义建设中“条件”的重要性：

“条件不成熟的等一下不要紧，因为政权在我们手中，这是很大的保证。我们要使条件成熟，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冷静地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晚一点宣布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什么不好，这还能鞭策我们更好地努力”。

苦口婆心地劝说之后，他针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狠狠地说了几句话：

“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12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周恩来这种用冷水给头脑发热的领导人洗头的做法，毛泽东未必能够接受，毛泽东是反对泼冷水的。

从2月份起，周恩来开始动手压缩一些经济指标。

2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李富春提出的对在工业高潮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意见，会议决定对1956年度计划指标进行压缩，其中：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额削减6％，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削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削减到350万部。

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的决定开始修订《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把高指标压下来是艰难的事情，但周恩来对于压缩指标态度是坚决的。他后来称这次会议为“2月促‘退’会议”。

另一边，毛泽东仍在促“进”。

3月5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手工业工作的情况，并作了一系列指示，第一条便说：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委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了一点。第一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毛泽东的心气很高，以致对109％的发展速度，他仍嫌“慢了一点”。虽然他只是要国务院的人“在工作中掌握”，没有要求马上就往高处更改，但毛泽东的求快心理，立即造成了实际工作中急、冒的惯性。

由于急于求成思想的惯性作用，国家计委当时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第三稿中的各项指标仍居高不下。其中规定，到1967年，工农业总产每年递增134％；粮食产量每年递增74％(由于1953年到1955年粮食产量每年只增长39％，因此，在1956年到1967年的12年中每年必须递增82％)。

3月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积极领导先进生产者运动的通知》，对工人们高定额的生产运动大加赞赏：

“大批工人打破了陈旧的定额，创造了新的更高的定额。中共中央认为我国工人阶级这种以革命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表现是十分宝贵的。”

在这种形势下，国务院3月25日下达了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尽管压缩了，但仍未能真正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物资的供需矛盾。

到4月上旬，经济建设上严重的紧张局面开始显现出来：财政紧张，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因过多地动用国家物资储备，造成国民经济紧张……

鉴于4月上旬以来国民经济紧张的局面，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仍然是一个冒进的计划，据此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自然也是冒进的。周恩来为此忧心忡忡。

周恩来忧虑的，还不仅在于计划本身，他更担心的是党内某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求快思想，以及所带来的全党的急躁冒进情绪。

4月份，周恩来多次召开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研究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他认为，盲目追加建设投资，必然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为了掌握生产第一线的实情，他还亲自到鞍山、抚顺、天津等地视察钢铁工业的情况。

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听取李富春汇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设想时，多次就正确处理重工业与轻工业、沿海与内地、国防建设和行政开支与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中央与地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等问题发表讲话。

周恩来预感，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系统总结，它将有利于对下一步的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借机阐释了毛泽东所说的要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他解释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对农业的忽视不能不影响到工业。”“重工业搞多了，轻工业就要少搞”……

4月25日至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问题讲了话，进一步阐述了十种关系(即后来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毛泽东的讲话，引起周恩来极大的重视，他迅速在国务院系统作了传达，并深有体会地说：

这十种关系也就是十种矛盾。关系到政府工作的地方很多。因此，政府部门要结合实际工作，准备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讨论。我们要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这些关系和矛盾，很好地处理这些关系，克服这些矛盾而前进。

不可思议的是，毛泽东在精辟地阐述十大关系的同时，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再追加一笔大数额的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这一点再次引起周恩来的不安。与会者除个别人外都表示不同意这样做。

周恩来站出来直言相劝。他说：

我召开国务院会议研究过，如果还要追加建设投资，经济秩序就要搞乱了，将会继续加重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增加城市人口，还会带来其他的一些困难。

毛泽东有他自己的想法，仍坚持己见。

会后，周恩来继续利用机会向毛泽东耐心说明不能再追加基本建设投资的理由。遗憾的是，毛泽东没有怎么听进去。

当时列席会议的胡乔木是这样回忆的：

4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20个亿，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周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基建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主席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在建设速度和思路上出现这样大的分歧，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是没有过的。对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感到思想上跟不上，似乎也产生了一点陌生感；对周恩来，毛泽东也很难理解：人民群众已经产生了热火朝天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恩来同志何以不去促使这种热情进一步高涨，反而给予降温?

《人民日报》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完稿后，毛泽东认为，这是“尖锐地针对”他的。他干脆批了三个字：“不看了。”

还没等周恩来说服毛泽东，毛泽东便离京到外地去了。毛泽东走后，周恩来开始按照自己的思路，从实际出发反冒进。

1956年5月11日，周恩来主持有各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第28次全体会议。在会上，他提醒大家要注意反冒进的策略：“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并表明了自己对反右倾一事的态度：

“反保守、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周恩来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再次同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就解决订高了的1956年国家预算问题交换意见。在他的指导下，由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

这份报告指出，经济建设中“存在着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它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报告所表明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务院反对急躁冒进的态度，是再明朗和坚决不过了。国务院的意见，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上述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在会上介绍了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他再次明确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经费。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会议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这次会议的结果，周恩来是满意的，他的心情轻松了许多。

第二天，周恩来趁热打铁，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如何压缩1956年那些不切实际的国家预算。他在发言中坚定地说：“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上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会上，李先念也指出：“今年财政预算看来是订高了。”“我看现在下马比年底下马好。”

根据大家的意见，周恩来最后确定，按5％的比例削减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建设经费由147亿元削减到140亿元。

把“冒进”作为两条战线斗争的一方，把“反冒进”提到如此重要的高度，这反映了这时的周恩来高出常人的胆识。反冒进，才是周恩来的主要目标。

周恩来等人的做法，得到刘少奇的同意。

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初稿)》，并批准了4日根据国务院意见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

报告虽然在党内被原则通过了，但在党的领导层中，思想上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同意反冒进而要求进一步反对右倾保守的呼声依然存在。有人不同意上述报告中有关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提法，认为这是与去年夏季以来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精神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

6月12日，周恩来和陈云联合主持国务院第30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通过《1955年国家决算(草案)和1956年国家预算(草案)》时，进一步统一国务院系统的思想。周恩来指出，我们提请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批准这一报告的目的在于，“我们可以以此检查和推动政府的工作”。

周恩来的发言，讲到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问题，但他的针对性，他的矛头所向，明眼人一听便知。他说：

从去年反保守到现在，注意了发掘群众的积极性，所以各方面都出现了高潮。……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要求，带来了急躁冒进。

去年12月以后冒进就冒了头，因此，现在的情况和去年不同了，已经不是预防而是需要反对冒进了!如果冒进继续下去，又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不能向群众泼冷水，但也不能把少数积极分子的要求当成群众的要求。

三天以后，李先念代表国务院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作了《关于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在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正式通过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为支持国务院的工作，刘少奇指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该文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于6月20日发表。社论强调：

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能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所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直言不讳地批评党内许多同志在去年开展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其头脑中产生的片面性和盲目冒进的思想。批评这些人“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就把一切事情办好”。

社论还有所指地说：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这种坦诚地承担责任和反冒进的态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周恩来、陈云等人的正确主张。

社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观点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和急躁冒进的问题上，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

但是，反冒进的矛头，直指“上面”，直指“领导干部”，直接对着毛泽东有关加快建设步伐、反对保守主义的要求，这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这一点毛泽东早就看出来了。社论初稿送给他看时，他只批了三个字：“不看了。”这三字中所隐含的不悦，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来，毛泽东曾专门让人向中央工作会议印发这份社论的摘要，为表明他对这篇社论的强烈不满，他在摘要上指示：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是尖锐地针对我的。”

毛泽东真是“一针见血”。只因为反冒进的要求终究是基于实事求是的考虑，来自于实际工作的切实需求，所以得到了党、政府、人民代表大会和党员干部的支持。对此，毛泽东也只好暂时忍耐。

周恩来在修改“二五”计划建议草案时，删去了“多、快、好、省”一语，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的言行有着内心极大的不快。毛泽东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刘少奇同意周恩来、陈云等人“促退”的想法。“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但毛泽东提醒：“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

在反冒进的经济工作方针指导下，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经济建设又开始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下一步的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借助反冒进的成果，1956年7月以后，周恩来等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开始着手修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指标。9月份，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被安排在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时间紧迫，必须尽早定下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二五”计划各项指标。

周恩来和陈云排除重重困难，不断找各部委负责人做工作，以期把原先冒进方案中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形成新的“二五”计划方案。

7月3日至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二五”计划的第二方案。

在3日的发言中，周恩来指出：

第一方案冒进了。对今天讨论的第二方案要精打细算，要搞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作为向八大的建议。这就需要打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4日，在国务院会议讨论以后，周恩来等人又到毛泽东处详细研究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数字和方针。数字如何定，与计划方针有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在会上对数字的压缩做了耐心的说明。

5日，周恩来继续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压缩冒进数字等问题发言。他不断地强调：农业生产指标算高了，其它一系列数字都受影响。搞假象是不好的，是危险的。在财政收支指标上，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是有困难的，应该压下来。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工作，到7月下旬，国家计委又拿出了“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8月3日至16日期间，周恩来和陈云在北戴河多次主持召开有关会议，讨论修改“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并进一步调整和核实各项指标。

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修正稿)》已具备雏形。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在修改建议草案时，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是周恩来在反冒进中最为勇敢和极具挑战精神的行动之一。

然而，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动引起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快。毛泽东欣赏的就是“多、快、好、省”，他的基本思路是要“促进”；而这一时期周恩来等人是在“促退”。“促退”的人多了，毛泽东不便马上表明自己的不满。

几乎与编制“二五”计划同时，为了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抓紧编制。因为在中共八大后，他还将向八届二中全会作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周恩来在北京出席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于16日向大会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在报告中，周恩来从在执行“一五”计划中的经验教训又一次谈到了盲目冒进所带来的危害。他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

在周恩来的报告中，的确看不到“多、快、好、省”的提法。在谈到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时，他更多地提到的原则是：“使计划既积极而又稳妥可靠”。

报告最后的要求是：全党同志要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

这次大会的成果是可喜的，大会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做出了党和国家的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八大以后，周恩来进一步抓紧领导制定1957年年度计划。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最初也是一个冒进的坯子。

为从理论上解决人们的冒进思想，他让秘书范若愚替他查找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范若愚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找到了这句话。周恩来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了理论上的根据。

为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通过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从1956年10月20日到11月9日，周恩来先后10次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检查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

在24日的会上，个别人对急躁冒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仍然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认为：“1956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即使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

周恩来不同意这种说法，当即指出：

冒、松、紧、分这四个字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

周恩来认为，主要的经验教训应该是头脑发热，建设速度盲目加快。

八届二中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三个星期来的讨论作总结发言。他提醒人们：中国的建设要汲取苏联的经验，“斯大林的经济理论有值得怀疑之处。中心就是一条，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言下之意，中国必须走自己的建设道路。周恩来接着将反冒进的思想与从中国实际出发结合起来论述，他说：

我们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

对于高指标应该勇于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

他还以自己的理论胆识，特意告诫国务院领导成员们：

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指标可能要回到北戴河会议的方案上，目的是要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

经过统一思想，为开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准备了条件。

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周恩来作了《关于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这份报告，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1956年的急躁冒进倾向。

他在报告中明确地提出：

发展速度可以放慢一点。这样，我们的计划就好安排了。

计划不合实际就得修改。

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

实际上，这个报告是一个从实际出发的“促退”报告，为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一次继续反冒进的会定了主调。

同一天，刘少奇在《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中，也明确表示赞同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看法，他说：

昨天陈云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一年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上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

刘少奇的说法，与周恩来如出一辙。周恩来说过在经济建设方面“左”和“右”的问题，与政治方面是不同的，“左”不等于盲动，“右”也不等于投降。这是从理论上对建设速度的一种表述。而刘少奇在这次讲话中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赞同“‘右’倾一点”、“‘右’一点”的提法。

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八届二中全会开成了一次全面地贯彻八大经济建设方针的会议，从理论和实践上基本上实现了反冒进的目的。它保证了会后积极稳妥地贯彻执行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扎扎实实地开展建设工作。在八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促动下，1957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取得最大成效的一个年头，稳稳当当地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收了一个好尾。

艰难的反冒进，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可喜的成果。最令周恩来欣慰的是，八届二中全会——这样一个重大的中央全会，被引入了积极稳妥、实事求是的轨道。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周恩来和与他观点相近的反冒进的人们没太在意的是——毛泽东对反冒进一事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地酝酿、升级。毛泽东同意他们在某些计划数字上进行压缩，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在方针上反冒进。

在八届二中全会的一次小组长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

言下之意，总体上来说人民高兴的事，不要去泼冷水。

面对1957年的计划数字，毛泽东又比较冷静地说：

“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地反复地解释。”

言下之意，不向人民解释清楚，交代清楚，人民是不同意的。

会议15日闭幕，毛泽东在这天的大会上作总结发言。他的态度，越来越明朗了：

“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了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18年，一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1958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增产……”

毛泽东对反冒进，对“促退委员会”，显然是不满的。但毛泽东的这种不满，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干部群众。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的新闻稿中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同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全会所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

新闻稿作这样的表态，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毛泽东对反冒进和主张“促退”的人的不满，搁置在了心中。

(责任编辑　洛　松)

1999年第12期 晋西事变前夕剑拔弩张的秋林　作者：凌云

晋西事变，也称十二月事变，发生于1939年12月，距今60年了。在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抗战期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时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绥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几乎动用了他全部晋绥军(旧军)进攻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援下奋起反抗。中共中央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妥善处理了这次事变，打击了山西反共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阴谋，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巩固了山西的抗战局面，并争取到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阵营，维护了中共与晋阎的统一战线关系。

这一年的6月，我从晋西北来到绥靖公署政治部和牺盟总会所在的上下葫芦(在陕西宜川县境)，组织上决定我和吕调元同志(牺盟总会负责人之一)，去秋林镇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工作，吕任第三处副处长，我是这个处的科长。秋林在宜川县县城之东距黄河不远的一条山沟里，当时是阎锡山的驻地，镇上和附近的许多村镇都是阎氏统辖下的五花八门的机关。秋林已是阎锡山统治集团的一个政治中心。我到秋林不久，便感到暗流涌动，各派力量角逐，政治空气非常紧张。不过半年时间，眼看着山西的政局一步步走向武装冲突和血腥屠杀的险恶境地。我所经历的所见所闻，至今犹不能忘怀。

阎锡山主持秋林会议。他说抗战前途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不能背上棺材抗战

阎锡山是个封建军阀，长期统治山西，俨然是土皇帝。按他的哲学，一切为了“在存在中求生存”。当日寇的侵略危及他的生存时，他不得不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中共的帮助下，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日群众运动有了大的发展，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山西新军青年抗敌决死队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时，有着很大妥协性的阎锡山，又感到进步力量动摇着他在山西的统治。

早在太原沦陷前，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就指出：“他(阎)的进步是有限度的，是暂时的。”“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随时戒备他来反对我们与群众。”

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临汾沦陷，日寇打通了同蒲路，占领了风陵渡，日阎之间就没有重大的战事发生，阎锡山有了喘息的时间。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发表“抗战到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的谈话；会后连续颁发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止共党活动办法》，实行“防共”、“溶共”的反共政策。在这种形势下，阎锡山的政治态度显著起了变化，走向阴谋反共、对敌妥协的道路。1939年3月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通称“秋林会议”)正是阎氏转向的重要标志。

阎锡山于1939年1月27日从山西吉县地区西渡黄河，到达陕西宜川县的秋林镇。从3月25日到4月下旬，阎锡山在这里主持召开了秋林会议。与会代表一百五六十人，包括山西军政民各界的主要领导。薄一波、续范亭、牛荫冠、雷任民等许多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人也齐集秋林参加了会议。

会议中，阎锡山鼓吹妥协论。他一再说，抗战削弱了“二战区”，壮大了共产党八路军，“要自谋生存之道”。认为中国抗战前途将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抗战与和平是个政治问题。不能说主张抗战就对，主张和平就不对”；“不能说汪精卫是汉奸”；“蒋(介石)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讲到统一战线，阎说：“今天光讲抗战不讲复兴是不对的。共抗战是朋友，共复兴是同志。今天要团结同志，打击朋友。我不能背上棺材抗战。”阎锡山鼓吹对日妥协投降的言论，遭到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代表的抵制和反对。牺盟会方面要求阎向全国发出声讨汪精卫的电文，遭到他的拒绝，他说：他“从来没有用个人的名义去反对另一个人”。

在会上，反共顽固派(也即妥协投降派)的头面人物王靖国、薄右丞等攻击牺盟会和决死队；在会外又组织一些地主、豪绅的“代表团”到秋林来向阎锡山跪求、哭诉，要求取消牺盟会，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取消新军，取消一切有利于动员群众、有利于抗战的进步措施。以牺盟会和新军的与会领导人为一方，坚持原则，同反共顽固派唇枪舌剑展开了较量。阎锡山与薄一波等新军主要领导人谈话，并让梁化之、赵戴文等做“说服”工作，中心意思是：新军取消政委制，并按统一建制进行整编，薄一波(决死一纵队政委)可以回秋林当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雷任民(决死四纵队政委)可为少将参事。新军取消政委制和统一整编，其目的是要化新军为旧军；封官许愿则是调虎入笼之计。新军领导人坚不允承，阎锡山也铁了心。你不接受就不让走。会议已在4月22日宣布结束，拖了近三个月，牺盟会和新军的主要负责人都被阎羁绊在秋林走不脱。为了打破僵局，争取时间回部队准备迎接不测事变的到来，经党同意，雷任民采取表面接受、实际抵制的办法，答应了阎氏的要求，与会的牺盟和新军领导人才得以脱身。薄一波离开秋林已是这一年的6月了。随后，新军的番号取消了，政委制取消了，并按照统一规定分别改编为旅，阎委派的一些旧军官担任各旅的军事主管。但是，新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和成长起来的，有一批党的骨干掌握着部队，所以名义变了，形式变了，实质没有变。政治委员制度虽然取消了，党对新军各部队的实际领导并没有削弱。阎锡山也看清了这一点。新军依旧是他反共降日的一大障碍。

阎锡山向蒋介石靠拢，与敌伪勾联，他在秋林会议上说过一段梦话，梦话中暗藏杀机

秋林会议后，通称为山西新旧两派的斗争逐渐公开化了。

早在秋林会议召开的同时，已停止活动达八年(1931至1939年)之久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重新开张。国民党中央选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的教师)为省党部主任委员，中统特务黄树芬为书记长，委员是蒋选6人、阎选4人；一直以新派领袖自居的梁化之也出任国民党省党部委员。11月，阎又下令秋林地区各机关人员一律参加国民党。这一切都是为了向蒋介石靠拢。

阎锡山与日伪的暗中勾搭，在秋林地区早有传闻，他与汉奸、伪山西省长苏体仁之间的联系，也非秘密。11月间，阎氏派十九军副军长梁培璜、六十一军副军长吕瑞英到临汾与日军清水师团参谋长山下秘密会谈，人称“临汾会谈”。据说日方愿归还山西西北实业公司(阎氏垄断的集团)等百分之四十九的财产为诱饵，以对应阎氏提出的“共同执掌山西政权”、“共同恢复山西产业”的要求。11月22日，日军从晋西的乡宁、蒲县、大宁、县等地突然撤退，阎的嫡系部队十九军等部随即开进，把新军决死第二纵队、政卫二○九旅和八路军晋西支队处于日、阎夹击包围之中。阎、日之间显有默契。

阎锡山在秋林会议上说过一段梦话。他说，梦中有人对他说，不要看不起你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新车走的快，但可以把你翻倒在地。“新车”就是牺盟会和新军，是他要取消的、消灭的。他推出并强化“民族革命同志会”，作为集结山西的反共顽固旧势力的组织，同牺盟会对抗。为此，决定建立“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执行部”，由梁化之任总干事，大小事务向阎锡山请示汇报。“同志会”在各地区、部队、机关设有分支机构；还把“精神建设委员会”(简称“精建会”)的地方组织归属于它，由临时执行部直接领导。揭发检举进步势力的活动成为“精建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精建会”也就特务化了。

10月底到11月初，“同志会”在秋林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我不是“同志会”会员，由“训委会”三处处长胡西安和吕调元把我推报作为三处“同志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胡、吕是牺盟会领导人，是当然代表)。10月29日阎锡山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大讲抗战与复兴的关系，实际是讲的战后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问题。“革命”这个词也一直挂在嘴上，要他的“革命同志”，“努力渐变，掌握突变”。他的话隐晦难懂，但头脑清楚的人都明白，这个会是反共、反牺盟、反新军的动员大会，局势已难扭转，突然事变一触即发。

阎锡山建立和强化了他的特务组织，最主要的是“第二战区敌区工作团”(简称“敌工团”)。特务头子杨贞吉为总书记(也称团长)。他们不去敌区而是到各根据地去破坏牺盟会、新军，从事反共活动，按照阎锡山的口谕：“不惜作蛇蝎蚰蜒。”

阎锡山为了掌握他的晋绥军，1939年春开始分批训练旧军军官。他的口号是“建立三十万铁军”。他在旧军官中秘密建立一个“山山铁血团”(山山，意为阎锡山的山西)，最初吸收入团的为数不多，十九军军长王靖国是其中的老大。阎与他们是称兄道弟的封建帮会式关系。不忠于他的，一经发现立即制裁。这些人在晋西事变中都充当阎氏反共的急先锋，后来成为高级军官。

“训委会”与“集训团”成了两张皮，两派势力斗争犬牙交错

“集训团”全名“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团”。阎锡山自任团长，王靖国任副团长兼教育长，政治部掌握在特务头子杨贞吉手里。“集训团”分批轮训干部，其目的是对忠于他的人灌输反共、反牺盟、反新军的思想，能够死心踏地的效忠于他；对牺盟会和新军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是为了考察甄别，如果有隙可乘，就用特务手段收买利用。阎锡山为操办“集训团”，事必躬亲，付出了极大精力。每天黎明，我们还在睡觉就从“集训团”的大喇叭里听到阎在给全体受训人员讲话，讲毕要赶回去主持“集体办公”，还要从集训人员中选择他要拢络的人，或白天或黑夜一个个谈话。新军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新军干部，中共秘密党员，在回部队前被找去谈话，发路费，给电台，示以一番“好意”。临行前郝毫无顾忌，以为可以逃出牢笼了，还来“训委会三处”向我们辞行。没有料到就在他回归部队的路上遇害了。显然，没有阎锡山的授意，下面是不敢下手的。

“晋绥军政民干部训练委员会”(简称“训委会”)是秋林会议后成立的，是主管干部训练事务的行政机关。主任委员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当时算是一个中间派。下设一个办公厅和四个处(分管军事、政工与民运、行政干部训练和总务工作)。办公厅中将主任杜任之，以中间派面目出现。我对他处事、作风有很好的印象，建国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二处主管行政干部训练事务，三处主管政工与民运干部的训练事务。二、三两个处的处、科长大多是秘密共产党员，虽然组织上不沟通关系，但相互默契、配合很好。我所在的三处在秋林人看来更是代表牺盟的，是新派。这种情形决定了“训委会”和“集训团”是两张皮。

最令人担心的是一大批在“集训团”受训的牺盟和新军干部(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的安全问题。七月间，牺盟总会组织部长、党的核心组负责人纪雨秀和核心组成员、“训委会”三处副处长吕调元商议，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经由杨爱源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在吕调元主持下，由我带一个工作组到“集训团”检查政治工作的情况。工作组是专门为抓辫子去的。事后把政工人员的各种无知无能表现，包括他们对阎的“按劳分配”学说的无知，编写一个报告，送给了阎锡山。大概是恨他的爪牙们不成才吧，阎锡山把“集训团”的工作人员召集到礼堂，要我上台宣读这份报告，然后对他们训骂了一顿，嘴里连“臭虫”、“蹩虱”都骂出来了。这当然是做给人看的，但也弄得杨贞吉十分尴尬，对我说：“老弟，今后请多照顾。”这一步为第二步作了铺垫。纪和吕利用杨爱源与王靖国、杨贞吉的矛盾，请杨爱源出面向阎锡山建议，在“集训团”内增设行政和民运两个政治部，获得成功。并决定由吕调元兼任民运政治部主任。狄景襄(“训委会”二处副处长，共产党员)兼任行政政治部主任，在纪雨秀主持下，从牺盟总会等处调派了一批干部，很快就把两个政治部组建起来了。使民运、行政两个集训队摆脱了杨贞吉的特务控制。“晋西事变”前夕组织和掩护受训干部撤离秋林时，这两个政治部起了关键性作用。

九月间，阎锡山在他的住处召集一个会，到会的有“训委会”杜任之、胡西安(三处处长，共产党员，与阎锡山有点亲戚关系)、吕调元、狄景襄、张干丞(二处副处长、共产党员)，我是列席的；还有王靖国参加。这种会个把月有一次，谈的是干部训练方面的事。这次，阎锡山提出一个问题：“如何把握青年?”讲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共产党会把握青年，把青年都吸引去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把青年吸引过来。我们有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族革命大学，民族革命这块招牌决不可以丢掉，有了这块招牌，还要想办法造起一股推墙倒壁的风……。把“民族革命”当招牌，他是很认真说出来的，这正是阎老西这类统治者善于玩弄的两面手法。他要“训委会”研究办法，就这个题目写出一篇东西来交给他。这是出的考题。会后经胡、吕、狄、张和我讨论，由我执笔写了三千来字的一篇东西，主旨是贯彻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方针，用的是山西语言，如实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拥护、执行阎司令长官抗日进步主张等。不几日阎锡山召开会议讨论这篇东西。到会的各方人物比较齐全，而且泾渭分明，一边是王靖国、薄右丞、邱仰浚、李冠洋(国民党省党部阎派委员)等十来人；一边是牛荫冠(牺盟会主要领导人，不久前从晋东南回来)、刘岱峰(绥靖公署政治部副主任)、杜任之以及训委会胡、吕、狄、张和我。阎要我宣读“如何把握青年”这篇文章。没有读完他把话打断了，说，你们说要进步是什么样的进步，譬如有个人要从秋林这里到黄河边去，本来应当向东走，他却向西向宜川方向走去了，看他是在前进，但方向反了，永远也走不到目的地。这篇东西不要再讨论了。接着他说：重庆来的消息，蒋先生是要(对日)妥协了，你们看，妥协可不可以?话音一落，一边以王靖国为首纷纷表示：妥协是可以的，作好准备还可以再战嘛!另一边，牛荫冠、刘岱峰等起来申述必须坚持抗战到底，不能中途妥协的理由。阎锡山把妥协空气掀起来了，不再说什么就宣布散会。会后，“敌工团”、“同志会先锋队”的人就毫无顾忌地在秋林街头散布妥协言论。一个月后，上面说过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就召开了。再过一个来月(12月7日)进攻新军的枪炮声，首先在韩钧领导的决死二纵队防区打响了，晋西事变(十二月事变)发生了。

在党的领导下，秋林地区以牺盟总会为中心，与反共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在党的领导下，秋林地区以牺盟总会为中心展开了反对妥协投降、反对分裂倒退的宣传运动。9月18日，在《政治周刊》上发表由牺盟会和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刘岱峰、戎子和、韩钧、张力之等17人署名的《为巩固团结加强进步抗战到底的宣言》，揭露和驳斥了顽固派对牺盟和新军的无端攻击，提出争取“抗战复兴”胜利的奋斗纲领。同日，牺盟总会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庆祝牺盟会成立三周年大会，发表《牺盟会三年来工作总结报告》。薄一波等人陆续在《牺牲救国》半月刊(牺盟总会会刊)、《黄河战旗》半月刊和《政治周刊》上发表了一批文章。设在秋林的黄河出版社和黄河书店面向群众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10月10日，牺盟总会以“第二战区各界28周年国庆日纪念大会”名义向全国发出声讨叛国汉奸汪精卫的通电。夜间在秋林镇上举行火炬游行。游行队伍的主力是牺盟总会和二战区政治部、绥署政治部的人员，其中绝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他们从驻地在北山的上、下葫芦村下来，由秋林参与单位的人起而响应，与之汇合。火炬都用粗而长的木棒(有防卫作用)裹以浸透煤油的棉花。数百人的队伍，情绪激昂，高呼“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打倒顽固头子王靖国”、“拥护阎司令长官抗战到底”等口号，行进在小小的秋林街上。这次游行，对广大群众起了教育作用，更鼓舞了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的斗争意志。不久，在“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闭幕之日，顽固派也组织了一次提灯游行，不成气候，成了一场闹剧。

时局的发展愈来愈坏，为了有准备地迎接突然事变的到来，在晋西南区党委的领导下，牺盟总会发出两个重要文件：《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提纲》和《反对顽固分子提纲》，用以教育干部，巩固组织，准备斗争。鉴于秋林地区的特殊政治环境，党组织从10月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干部的撤离。11月达到高潮，到事变发生时，需要事先撤离的党员干部和一些进步群众都已撤离了。撤离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一大批干部转移到了新的地区、新的岗位。

继“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民族革命青年团”(简称“民青”)在11月也召开扩大干部会议。“民青”成立于1938年1月，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大多为共产党员，牺盟干部。这次会议是在下葫芦村牺盟总会内举行的。参加的是在秋林地区的民青常委和干部，约共三十来人；分散各地和新军中的常委和负责干部只有还滞留秋林的韩钧和廖鲁言与会，其他人都无法到会。韩、廖与牛荫冠、刘岱峰、吕调元、李涛都是民青常委，在会中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11月12日会议通过《国际问题》、《中国抗战问题》、《民青牺盟的任务和斗争的策略路线》、《关于反顽固分子斗争的决定》、《关于巩固发扬革命力量的决定》等文件。在这一系列决议、文件中，明确指出：“抗战新阶段的本质是有条件的相持状态。”“整个抗战的中心，决定胜败的关键，就成为政治问题，而抗战国策的坚持，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进步，积极扫除一切障碍抗战力量的腐恶势力。”“民青、牺盟会领导下的军政民化合武力的巩固和壮大，是完满实现总方针和当前任务的枢纽。”会议强调掌握好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每个政权民运工作同志，都要知道今天斗争的中心课题是武装，而每个军事工作的同志都要知道，武装是保护革命发展革命权益的工具。”“必须肃清机会主义，展开与顽固分子的斗争，保卫与扩大革命的利益。”这些决议结合山西的特殊情况很好贯彻了党的方针和政策。会中还对叛徒张亦山(绥署政治部的一个组长)的分裂活动作出决定：开除张的“民青”团籍(晋西事变后张成为梁化之手下特务头子之一，太原解放时死于围城中)。这次会后不到一个月“晋西事变”就发生了。会议为“民青”的历史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参加了民青扩大干部会议。会后组织上决定我不再返回秋林“训委会”，就留在牺盟总会待机。12月7日旧军围攻新军决死二纵队，晋西事变发生了。八日，秋林地区党的总支书记李逸之(李质)通知我撤离。秋林地下党由晋西南区党委领导，和我一起撤离的几位同志要我向牛荫冠、吕调元、刘岱峰辞行，九日悄悄地离开下葫芦村，经陕甘宁边区的延长等地到达延水关，准备东渡黄河，前往山西。但因对岸阎军进攻新军的战事已经打响，渡口已被封锁，无法过河，我们只好转去延安，向中央组织部报到。从此结束了抗战我在山西这一段地下党的战斗生活。

不久，在延安传来了吕调元在秋林被捕的消息，我非常震惊。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他于1946年被阎锡山、梁化之毒杀于太原狱中的确息。吕调元同志(1908－1946)山西静乐人，中学时代受共产党人高君宇等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了共产党员。1932年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求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在草岚子监狱。1936年，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吕一直是牺盟总会领导人之一。他是在秋林坚持到最后的一个牺盟领导人。吕被捕后，从秋林到太原，坐牢长达七年，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为国为民的耿耿忠心和崇高品格，令人钦敬!

(作者附记：本文史实，除本人亲历亲闻的，还参考了近年出版的有关山西牺盟会和新军的多种历史资料)

(责任编辑　方　实)

1999年第12期 建国后制宪与修宪的曲折历程　作者：鲁烟 范正宇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在我国近代史上，曾有过各种形式的“宪法”，但是由于宪法本身的局限性或者制宪者的违宪行动，而导致宪法的短命。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宪法的观念，也深深地灌注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上。在毛泽东领导的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红色政权建设中，对法制建设还是十分重视的。在苏区，他主持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其中就提出了“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在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制定过一些保障人权的条例。在抗日战争后期，在同专制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斗争中，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新民主义宪政”的口号。他曾给宪政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政治。”他还强调“没有人民的自由，没有人民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统一。

1949年9月，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至今仍被学者们誉之为“海纳百川、协商国是”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上，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当时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最高准则，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1953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

1953年12月24日，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抛开一切国事，带着田家英、胡乔木和陈伯达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专门进行宪法的起草。同时，中央组成了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等人的宪法研究小组，并聘请周鲠生、钱端升为法律顾问，叶圣陶、吕叔湘为语文顾问，配合毛泽东的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宪法第一稿于1954年2月中旬完成。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开会讨论宪法草案初稿。在起草委员会多次讨论的同时，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各界代表八千多人进行了讨论。以这个初稿为基础经过修改后的宪法草案，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6月14日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经过历时两个多月、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的大讨论，提出了很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根据这些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对原来的草案再度作了修改，并且经过9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作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身体力行，不仅提出制定宪法的指导思想和许多重要内容，而且反复进行文字修改。当时曾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被他断然拒绝。他还删掉了一些对他本人歌功颂德的词句。毛泽东在6月14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了他的理由：“最后，解释一个问题。有人说，宪法草案中删掉个别条文是由于有些人特别谦虚。不能这样解释。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不是本来应当写而因为谦虚才不写。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搞宪法是搞科学。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

1954年9月15日到2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刘少奇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这部宪法明确指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确认了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并规定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具体方法和步骤。宪法规定了我国国家机构和公民享有的权利自由，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原则。

第一部宪法横遭践踏，第二部、第三部宪法相继出台

由于历史曲折的发展，这部体现人民意志的比较成熟的宪法，并没有得到应有维护和执行。

宪法的某些内容被弃置，发生在宪法公布后的仅仅8个月。这就是1955年5月轰动全国、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作为左翼作家和文艺理论家的胡风，其文艺思想虽然并不为一些人所喜欢，其本人在文艺界也确有种种宗派思想的表现，但是，作为一个学术流派“争鸣”一下也未尝不可，其宗派思想也够不上违法治罪。但是，胡风却被错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同胡风有联系或仅仅同情胡风的一大批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受到株连，蒙冤入狱。

众所周知，给胡风定罪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报上公布的其私人信件(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件有的是被断章取义了的)，而宪法第90条规定，公民“通讯秘密受法律的保护”。未经胡风本人同意，更未经调查取证核实和法院审判有罪前，就将他及其他人的私人信件在报上公布，是对公民通讯自由与秘密的侵犯，也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而毛泽东以此定罪，将胡风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毛的这一个人专断，显然超越了宪法。

胡风案件是个典型的违宪事件，至于其他的违宪事件还有。所以，当1957年反右前夕短暂的“百家争鸣”中，见诸报纸的对于党和政府有关违宪的批评并不鲜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女中央常委谭惕吾在鸣放会上发言，批评共产党带头违反宪法，指出上海对房产商的“改造”(实为没收)违法。她说：“共产党今天是想使国家长治久安呢?还是自己捣自己的乱?”“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不应在法律、法令之外，再发内部指示。”“指示代替法律、法令，是不可以的。”

而顾执中教授的意见则更为尖锐：“宪法自1954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89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87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

当然，谭惕吾、顾执中等人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绝不会想到，接下来的“反右”运动，又是一桩违宪事件。

当时划右派和处罚的依据仅仅是党中央1957年10月15日下达的一个《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规定划分右派为六类，其中划一般右派分子有六条标准，划极右分子有四条标准。由谁来划呢?则是各级党组织。这既非依据宪法和法律，又不经司法审判，在大批判中更不容许被划者有任何自我辩护的权利(更谈不上律师辩护了)。

宪法的规定被置之不顾，也可以从“反右”中法学界学者及法官的遭遇得以体现。

法学界受批判的所谓“右派言论”，大都是近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常识或通用的法学名词，有的还是三年前刚为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基本原则，如“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为此，一大批法学学者成为右派，连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小组成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也未能幸免。

对于宪法及法律的粗暴践踏，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至。宪法连依据它而选出的共和国主席的基本公民权利也无法保障，遑论其他。但是，奇怪的是，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却又想起要制定宪法。于是，10年没有开会的全国人大又在这年的一月开会了。

“十年生死两茫茫”。10年前的人大代表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已为数不多了。1968年8月，由康生指使和审定的《关于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中，115名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中，竟有60人被列为特务、叛徒、走资派和“有严重问题”。于是，更加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这次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其代表的产生是秘密指定的，其开会时间与地点及会议过程也是绝对保密，成为世界宪政史上绝无仅有的“创举”，它同宪政的民主性、公开性是背道而驰了。

关于这次大会修改宪法的主要指导思想，张春桥在《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中是这样讲的：“1954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一句话，就是要巩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将以前的历次违背第一部宪法的行为在这部宪法中合法化。

经过这次修订而颁布的第二部宪法，其指导思想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前历次运动中所形成的被毛称之为“大民主”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写进了宪法；自1957年以后已名存实亡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被从宪法中抹掉了；第一部宪法中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删除了。因为公民在法律上不再享受一律平等的权利，所以与之相关的公民的权利——迁徙自由，通讯秘密权利，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等等，也都在取消之列。这部宪法是对公民权利的一次大剥夺。

这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宪法，是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修改制定的，使其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这样的宪法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折腾全国10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75年制定的第二部宪法已明显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三部宪法。

这部宪法恢复了第一部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宣布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规定了国家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在总纲中还特别规定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管理各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原则和具体措施，恢复了检察机关的设置。这部宪法比第二部宪法自然有重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它是在“文革”结束仅一年多后制定的，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当时“左”的烙印。

修改宪法指导思想中的“抓纲治国”和“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表明给中国人民造成灾难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依然被承继下来，因而，宪法中再次确认了第二部宪法中对公民人身权利构成侵犯的“四大”。

这部存在许多缺陷的宪法，在公布后不久，就与形势的发展需要相抵触，因而先后对它作了两次修改。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决定在县和县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将上级人民检察院同下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关系改为领导关系。用通过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宪法中的个别条款，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1980年9月10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又通过了宪法修改决议，决定删除公民基本权利中“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权利”的规定。

两次对宪法的修改，无疑是适应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的需要。但是，在当时拨乱反正鼓声急的大变动时代，这两次修改还远远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在第二次修改宪法的同时，中央即在酝酿对宪法作一次大的修改，以制定一部新的宪法。

1999年第12期 “鸡鸣”：与“鸡鸣效应”　作者：魏久明

鸡鸣报晓，夜即将过去，东方显出晨曦，太阳升出地平线，人们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对于“鸡鸣”，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评议，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春秋末期的孟子讲：“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晋国有位爱国将军祖逖，年轻时听到鸡啼起身习武，发愤练就本领，以报效国家，从而留下了激励人们努力奋进的“闻鸡起舞”的成语。唐朝年轻诗人李贺，在《致酒行》诗中写下“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名句；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和柳亚子的《浣溪沙》词中，仿李贺诗句写下“一唱雄鸡天下白”，以比喻旧中国百年长夜已经过去，新中国的成立象征着黎明的到来。这说明，历来人们都褒扬“鸡鸣”，把它看成是新事物出现的征候，看成新思想新观念萌发的先兆，看成对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激励，看成新问题显露的预示或告诫。人们更企盼着“鸡鸣效应”，“鸡鸣”后能“起舞”，“鸡鸣”一声“天下白”，新事物破土而出，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新的思想萌芽能被社会接受 ， 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

在我国历史上，有很多顺应历史潮流，支持新生事物，善待“鸡鸣”，重视“鸡鸣效应”，择善而从的成功的范例。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学说异彩纷呈，成为中国思想史乃至世界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敢于直言谏诤的唐朝宰相魏征，先写下《谏太宗十思疏》，要唐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后又写了《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十个方面不能善始善终。唐太宗不讳疾忌医，能兼听广纳，择善从之，这样才有了他执政时的“海内升平”景象，出现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科学技术在我国多数封建统治者眼中，是“奇技奇器以惑众”，“百工之人，君子不齿”。北宋搞变法运动，为在科学技术上“鸡鸣不已”的沈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有利条件。他主持研制的“十二气历”(即现在所说的阴历)，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比英国制定类似的“肖伯纳历”，要早八百多年。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指南针，也是经过沈括实验研制而完善的。他发现的指南针的“磁偏角”，比哥伦布远渡大西洋时发现磁偏角早400年。沈括晚年巨著《梦溪笔谈》，被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然而，勿庸讳言，尽管是适应历史潮流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鸡鸣”，不被重视、接纳，甚至遭到遏制、扼杀者，在中外史上也屡见不鲜。楚国大诗人屈原，为强国兴邦，多次向楚王提出举贤任能，彰明法度，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楚王不仅不采纳，反而听信谗言，几次将屈原削职流放，最后使屈原满怀悲愤跳江而死。近代谭嗣同等，戊戍变法，推行新政，竟遭慈禧等顽固派杀害。

当然，扼杀报晓的雄鸡是挡不住天亮的。新生的事物必定取代旧的事物，真理必定战胜谬误，这是历史的必然。典型的事例，莫过于16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日心说可谓天文学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打破了把地心说作为理论支柱的宗教神学，把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但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触犯了宗教，天主教把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宣布为禁书。但是，科学毕竟是科学，后来许多科学家经过自己研究实验，证明哥白尼学说是正确的，为他学术的科学性所折服，他们都为坚持真理而不计后果。意大利科学家布鲁诺，继承并发展哥白尼的日心说，被迫在国外流亡15年，最后被天主教教会活活烧死在罗马广场。德国科学家开普勒，论证哥白尼日心说的正确，并动用他高超的数学才能，提出了行星按椭圆轨道运行的看法，创立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行星运动的三大规律。他也因这一科学发现遭到教会的忌恨和迫害，最后在饥寒中病死。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支持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受到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被判处8年监禁。这一冤案，直到350年后的1983年，罗马教廷才为伽利略“平反”。

“一唱雄鸡天下白”的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新思想、新观念、新人新事层出不穷，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了发生、发展并实现其价值的广阔天地。建国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在除旧布新中前进的。1979年安徽凤阳县农村冒着极大的风险搞生产“大包干”，以后推广、完善，形成农村普遍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开创了我国农村发展的新局面，推动了整个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我国创造性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卓炯，50年代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他在我国较早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他的观点虽长期不被重视，甚至被诬为“离经叛道”，遭到打击迫害，但他仍然坚持真理，不改初衷。直到9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实践，终于证明了卓炯在经济理论探索上的成功。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有一个艰巨的探索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如何对待“鸡鸣”，支持新的思想，新的事物，讲“鸡鸣效应”，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的一些严重的挫折中，都不难找到怎样正确对待“鸡鸣”的问题。假如50年代听了马寅初关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意见，1958年不开展批判马寅初所谓“资产阶级人口观”，就不会出现“错批一个人，误增三个亿(人口)”的问题了；假如1956年不搞反反冒进、经济建设按照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下去，就可能不会出现大跃进所造成的那样严重的损失；假如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听了彭德怀的意见，不出现从纠“左”到反右的逆转，使“左”的错误得不到积累和发展，也可能不会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等。值得庆幸的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总结和吸收了历史经验教训，我们党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20世纪的中国，从一个衰败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发展到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百年间中国人民的历史大跨跃，也是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大跃进。谁也不会否认、也不可能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这一百年间，中国人民由被压迫到奋起斗争，由解放到建设，由改革到振兴，阶级斗争、新与旧的斗争和正确与错误的斗争连续不断，这也是历史的必然。鸡鸣报晓之后，迎来的是崭新的一天。闻鸡起舞，自强不息，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主流；而不愿听鸡鸣，卡住鸡脖子不准鸡鸣，甚至扼杀鸡鸣，总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不由让我们想起人们很熟悉的毛泽东的那句话：“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鸡鸣”，注意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使一切代表社会前进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得到支持，使“鸡鸣”产生“一唱天下白”的正面效应，推动社会前进。

我建议，《炎黄春秋》开辟一个“鸡鸣录”的专栏，赞誉那些“敢为天下先”而“鸡鸣”不已的人们。(责任编辑　洛　松)

1999年第12期 最早说“商品经济万古长青”的卓炯　作者：黄家合

卓炯是我国最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学者，他为这一探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卓炯(1908－1987)，湖南省慈利县人，曾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从50年代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在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中，作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那超前探索的勇气、严谨的治学态度、谦虚谨慎的美德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社会科学界公认的楷模。

早在1961年，他就提出了“商品经 济必将万古长青”的论点

卓炯一生述著颇丰，他在经济学方面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全国经济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早在1961年，卓炯就提出：“在公有制度下，不论是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也好，集体所有制的产品也好，只要有社会分工存在，产品就要进入交换过程，就要成为商品”。他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卓炯认为：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亡，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由于社会分工是属于生产力范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将愈来愈发达，商品经济必然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不会因所有制形式的变化而废除的。他甚至认为，现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将来也必然存在共产主义商品经济。他得出了“商品经济必将万古长青”的结论。然而，这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中，他的这些理论观点，是难以有生存空间的。

卓炯提出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60年代，正是我国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不正常的时期。经过1957－1958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扩大化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如履薄冰了，但他竟然还敢向权威和传统理论挑战，该有多大的胆量?因为那时，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商品在社会主义的存在，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创造条件加速消灭，这在当时几乎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定论；而卓炯竟然认为不但社会主义需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共产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强调价值规律仍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卓炯的这些经济理论观点，在1957年反右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异端邪说”，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且连答辩的权利也没有。反右之后，他受到不公正处理，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他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著，也被出版社停止出版。“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又被当作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卓炯被列为专政对象，关进牛棚，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难能可贵的是，卓炯不为任何政治压力所屈服。他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就不能抱着传统的、实践证明已经过时的理论不放，就应该从事物发展反映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新的探索，经过研究和思考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正因此，有追求真理不屈的风骨，他在1957年和“文革”受到批判时，虽然吃了许多苦头，仍在理论的海洋中求索，坚持真理不动摇。

守得云开见明月，1984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性文件，确认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卓炯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事实上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面对理论界同仁的祝贺，卓炯谦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终于跟上了党的步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著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卓炯对商品经济理论的探索表现了他惊人的胆识的话，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卓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超前研究，则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探索勇气。改革开放之初，经济界普遍认为，改革就是解决中央管得过多过死的问题，卓炯却在1979年春撰写了《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著名论文，把改革的矛头对准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快的症结就在于“以产品经济核心而建立起来的经济管理体制”，产品经济的特点，要求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产生政府管得过多过死问题是必然的。因此，不从改革传统产品经济体制这一根本问题入手，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所以必须破除产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建立一个完善的商品经济体制。这个完善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卓炯委婉地说：“当前一个最突出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当时提法是市场调节为辅)，实质上还是把计划经济和市场对立起来，好像计划经济是排斥市场的，而市场是没有计划的，这种看法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其实“计划就是市场计划，市场就是计划市场”。卓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确实有点振聋发聩的味道。但是，与当时的主流观点相比，其声音还是很微弱的，直到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多年后的90年代初，中央终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把传统的计划体制改革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卓炯的理论探索是成功的。翻开卓炯的宏文巨著，这种充满理论探索勇气的例子，几乎俯拾皆是。例如，早在1980年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存在剩余价值的观点，使理论界同仁为之愕然。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使卓炯不但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最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过人胆识和勇气，来自实践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是什么原因使卓炯有敢于突破禁区的胆识和勇气，并不屈不挠地始终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而实践证明卓炯的超前探索往往是成功的呢?从卓炯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笔名可见端倪。60年代初，卓炯常在报刊中用“于凤村”的笔名发表一些杂感和论文，卓炯后来向人诉说笔名的来由：1960－1961年，卓炯随省委工作团到肇庆地区德庆县参加人民公社的“整风整社”运动，当时蹲点的地方叫凤村，这段经历使他亲身体会到“大跃进”运动包括关闭农贸市场、否定商品经济的“左”的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一旦党的经济调整政策得到贯彻(其理论核心是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农村经济凋弊的状况马上得到改善，城乡市场重新出现生机和活力。卓炯对凤村的实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就用“于凤村”这个笔名发表一些杂感。卓炯在凤村产生了要写关于商品经济文章的念头，后在不断地深入实践和调查研究中，他发现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济现象如农贸市场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与既有的理论格格不入。由此他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质疑，主张通过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扬弃，创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可见是实践赋予了他的理论的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他过人胆识和勇气的源泉。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卓炯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早在三四十年代，卓炯就在我国翻译《资本论》的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的熏陶和启迪下，开始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写下了相当数量的研究劳动价值学说的笔记。建国后，卓炯曾担任广东《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在此后三十多年里，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即使在生病住院期间仍手不释卷，在他逝世后留下了几十万字研究《资本论》的遗著——《〈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正是他对《资本论》的研究达到了融会贯通的高度，领会了其精神实质，做到深知其意而不望文生义，才避免了照搬照套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卓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开拓创新，就是在这种深厚的理论功底的基础上，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不怕挫折，在结合实践中不断探索而取得的。

1985年6月，广东经济理论界曾召开卓炯商品经济研讨会，对卓炯的商品经济理论，给予很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撰文说，卓炯的理论可称之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卓炯革命”。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董辅同志在为卓炯的遗著《〈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书作的《序》中说，早在1961年他(指卓炯)就提出社会主义是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而且对此作了相当充分的论证，这在国内外都是绝无仅有的。在我国，人们较普遍地接受这个论点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而在国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则至今还没有达到这样的认识。

卓炯在学术研究中坚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求实精神，他常说：“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既然是探索，就不能认为自己说的都对，重要的是要在学术自由的思想指导下进一步造成一种学术争鸣的气氛，各抒己见，取长补短。”因此他欢迎争鸣、讨论，经常鼓励青年学者发表自己的见解，他尊重学术探讨中不同的意见，并做到有学术之争而无门户之见。

他认为“人生是有限的”，培养青年学子，自己的“人生价值可以增值”

卓炯有句名言：“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人生的价值可以增值”。卓炯不仅勤于钻研，而且热心培养青年学子，使自己的学术生命在年轻一代中延长，实现人生价值的增值。卓炯热心培养青年学子的感人事迹，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据暨南大学的周治平同志回忆：60年代初，暨大经济系政治经济学理论专业创办之初，没有人能从头到尾讲授《资本论》三大卷，便想邀请卓炯来讲授。由于当时讲课是没有报酬的，纯粹是义务劳动，担心卓炯推辞，谁知卓炯二话没说欣然应邀，风雨无阻地讲了一个学期。当时卓炯已届高龄，工作繁忙，上课路途又远，如果没有对理论教育工作和青年学子的热爱，没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是不容易做到的。

卓炯鼎力扶持、奖掖青年学人的事迹，在广东经济理论界有口皆碑。卓炯的理论观点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许多素不相识的青年自学者，慕名给卓炯写信，请教问题，请求修改、指点文稿，这些自学者中有青年教师、学生和机关干部，甚至有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基层供销社下属购销站的营业员。卓炯不因为求教者的学历、文稿水平较低而敷衍了事，总是在百忙中抽时间尽可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每篇习作都认真审阅，或提出修改意见 ，或精心修改后向报刊杂志推荐。据有心人统计，仅1986年第一季度，年近八十高龄的卓炯就阅改全国各地青年学人的习作达五、六十万字。因此，人们赞扬他为广东义务地办了所“业余财经学院”。

在卓炯逝世之前，鉴于他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探索中所作的独特的理论贡献，和他在培育年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所付出的毕生精力，1985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卓炯“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6年中共广东省委授予卓炯“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一代宗师，风范永存，卓炯留存于世的不仅是他富有创见的商品经济理论，和他不为任何压力所屈服的勇气和风骨，还有他谦虚谨慎的坦荡胸怀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奉献精神。

(责任编辑　洛　松)

1999年第12期 蒋介石逼杀潘东周　作者：陈国泳

1934至1935年，在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总部副总司令期间，出了一件当时轰动武昌的泄露军情通红军案，案犯系张学良器重的中校机要秘书潘东周。张学良为蒋介石所迫，最后无奈地将其处决了。潘东周(在机要组的名字为潘文郁)何许人也?在“剿总”里一时无人能说清楚。其实，他是一个被捕自首过，后又重新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一说他是中央特科的成员，直属周恩来领导的。

遭受王明打击报复，落难北平

潘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与王明同届，与博古关系很好。在1928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六大的时候，潘东周曾担任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翻译。回国后，曾是李立三的得力助手，任中宣部秘书，主编《红旗》。王明上台后，他被派到北平，担任顺直省委宣传部长。潘东周的调动，有人说是由于他与“立三路线”有关。其实，这与王明有很大的关系。

1932年3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当时的组织部长是罗章龙，负责安排从苏联回国学生的工作。王明被分配到上海西区为中央秘密传递报纸。他大有怀才不遇的感觉，时时流露出不满情绪，工作也逐渐消极起来。几个月后，罗章龙把他提升为沪东区宣传干事。但王明还是不满意，于是只好又一次给他调动工作，调他到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当编辑，在潘东周手下工作。这一切都是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然而，久在苏联的王明，不了解中国的白色恐怖是个什么样子，他经常身穿棉袍，围着长围巾，在上海的热闹地方逛来逛去，不久就被租界巡捕盯上了。一天上午，王明被英租界巡捕抓获，他非常害怕和紧张，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学生没事逛街。一个巡捕告诉他，只要弄到一笔钱，就可以从巡捕房内保出来。王明喜出望外，想都没想，立即写了封信让巡捕送给中宣部秘书潘东周，要他见信后给钱营救他出来。这件事完全违反了地下斗争的纪律，潘东周前门接信，后门立即溜走，向中共中央报警。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地址的人迅速转移、搬家，以防中敌圈套，遭到破坏。

巡捕没有得到钱，自然不会放王明出来，还好没有把他引渡到上海国民党当局。此事被共产国际知道了，米夫委托“赤色救难协会”驻沪代表、瑞士人兼法官牛兰夫妇出面营救，交了很多保释金，总算把王明从巡捕房里领了出来。为此，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被调到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对这件事，他不但不从自己的身上找缺点，反而迁怒于潘东周，认为潘是在和自己过不去，故意小题大做，因此怀恨在心。

王明上台后，以“立三路线”为名打击原中央各部门工作人员，重新分配一些人的工作。因为当时顺直省委遭到大规模破坏，出了大批叛徒，北方的环境十分险恶。王明派潘东周来到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中的北平，无异于置之死地。在一次省委大破坏中，潘东周被捕入狱，自首后获释，并一度十分消沉。

潘东周与张学良以前毫无渊源。他来到张学良身边，是黎天才介绍的。黎天才早年是共产党员，曾长期在李大钊处工作，后被捕自首。黎当时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负责情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人劝说黎天才为革命做些事情。黎同意了，而后确实不背诺言。潘东周与黎天才交情很好，在黎的支持下，翻译过《资本论》的一部分，还代黎主持过《北方周刊》，宣传抗日。中共北方局特科派吴成方找到潘东周，希望他为党重新工作，他因此再次成为秘密党员，并由黎天才推荐，作了张学良的秘书，主要做情报工作。后来，在张学良任鄂豫皖“剿总”副总司令时，潘来到武汉，在“剿总”机要组当秘书。他对共产党的任务是争取张学良抗日及搜集情报。

受张学良重用，展露才华

潘东周很有才华，受到张学良的相当器重。

潘主编《“匪情”辞通》这件事就是一例。当时，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却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的沉重打击。在损兵折将的沉思中，张学良觉得有必要对共产党何以如此强大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也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能不能和共产党和平谈判，联共抗日?他责成“剿总”总部的机要组长黎天才，组织人力搜集有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一些理论、历史、人名、时间、名词、用语等等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按笔画顺序，分部分类地编写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印发各部队，作为分析了解红军情况的工具书。黎天才把任务交给了潘东周。潘每天上班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一面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纸烟，一面用铅笔在便条上起草，大约用一周的时间，编写完毕，送交张学良审阅。张学良十分赞赏潘东周的渊博知识，亲笔写了一篇序言。以后，这本《匪情”辞通》就成了张学良经常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获得张学良的信任和重用后，利用有利身份，积极为共产党方面争取政治权利。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前，胡适曾领了一批美国法学家参观国民党反省院。一些政治犯用英语揭露监狱的黑暗，请求他们主持正义。胡适等在接受张学良的招待时，提出了这个问题。张学良趁机下令释放政治犯。当时，中共北方局正在设法营救被关在反省院中的中共党员，遂让潘东周找到黎天才。在二人的办理下，韩麟符、刘尊棋等6名共产党员得到顺利出狱。

张学良回国在武昌上任后，即召黎天才、潘东周，命黎天才组织机要处。黎荐潘任中校机要秘书，跟在张学良身边。1934年武汉“剿总”参谋处为加强各“围剿”部队之间的联络，将所属部队的番号、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印制成册，作为机密文件，照例发给团以上的带兵长官及“剿总”直属的各厅、处、组。潘东周所在的机要组也按规定领到一册，由他负责保管。他由此得以获知豫鄂皖“剿总”全部机要。潘东周及时地另抄一份，通过秘密交通传到苏区，使苏区确切地了解围剿敌人部队的兵力、分布情况，为打破敌人的军事进剿立了一大功。

泄密事败，从容就义

1934年底或1935年初的一天早晨，张学良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火急手启电报，要他将“剿总”秘书潘东周立即逮捕监禁。电文大意是：据驻北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鄂豫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东周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张学良按蒋电旨意从机要组办公室带走了正在工作的潘东周，拘留在武汉徐家棚的官邸里，食宿给予方便，人身也还自由。随后蒋介石又发急电催办此案，张学良感到很难办，“剿总”内部人心惶惶。

一月后，案情逐渐查清。原来，1934年10月，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渐渐进占中央苏区，在江西缴获了部分红军的文件，意外地发现有鄂豫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主要领导的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这样绝密的军事情报出现在苏区，显然是武汉“剿总”内部的人泄露的。1935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了潘东周提供军事情报的事。潘东周的身份于是暴露。

“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军队驻地表，是军事机密文件，只发给团以上的带兵主官，机要组按规定也领一册，由潘东周负责保管。因此潘东周窃取军秘里通苏区，是无可置辩的事实。但张学良认为他是个有用的人才，试图尽量保住他。因此张去南京开中央全会时，以“软禁”的方式将潘东周、黎天才带在身边，试探南京方面的反应。张住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的十来天，还让潘东周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蒋介石把潘东周送出的军事情报给了张学良，说：“不相信，还有他们的自己人名杨青林者，可以当面指证他。”并把潘东周案交给张，看他如何处理。张学良则拖了一段时间。武昌行营成立后，潘仍在张公馆住着。潘东周向张学良表示不作声辩，任凭处理。不久，蒋介石又来电报，说明理由，限令立即处潘死刑。接到蒋的电报，张学良并未立即执行，反而电复蒋介石请求宽恕减轻潘的罪行。此举遭到蒋的严厉斥责，一连打来几份电报，责备张学良疏于防范和执法不严，并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监刑。

张学良也知潘东周难以幸免。他考虑，如果送往南京，潘还要受刑，万一熬不住刑讯，势将牵连其他人，更不稳妥。无奈之下，只好按蒋介石的意志在武汉执行死刑。张学良亲自通知潘东周说：“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问他有什么话说。潘听了面不改色，态度从容。他连夜写了3万多字的自述，说明其脱党以后的精神痛苦，并再次取得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的经过。其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等作了详细的叙述：对累及黎天才表示遗憾，最后要求送他妻儿回原籍谋生。张学良看了这份自述，对潘的经历和临危不惧的态度十分感动，但终究未敢保存，将它销毁了。潘东周伏刑后几天，蒋介石派人前往武汉暗访，证实潘被处决，这才放心。

张学良按潘东周的遗愿，赠了一笔川资，送潘的妻子儿女回湖南。张学良对处决潘东周一事深为惋惜和不安，曾说：“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受的。”潘案发生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中断了。

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99年第12期 阿根廷华侨的公仆朱治华先生　作者：应男

“这是我第九次回国，祖国的变化每次都使我兴奋不已，而这次国庆回国观礼，我却无法用言语来向你表达我的心情。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叫我终生难忘……”在北京新世纪饭店门口，朱治华先生握着我的手滔滔不绝。

“伟大壮观的阅兵游行队伍，这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见不到的，当然，某些国家可能有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但难有这种组织能力，把这些动人的画面展示在世人面前。最打动我心的是十多万小孩子的游行、拚图队伍，从小就这样有组织、有纪律、有热爱祖国的感情，这是一种惊人的潜在力量，势不可挡。这是我们的未来，这是我们的希望。”

“我是含着热泪目不转睛地捕捉了每个珍贵的镜头，我有责任回阿根廷后立即向侨民播放，让他们分享我的荣耀、幸福和欢乐。”他停顿一下又说：“只可惜我没有在群众画面中，因为我在摄影，否则我该有多么骄傲，因为这不是随便的人能有此福分身历其境的。”

朱治华先生是阿根廷籍华人。连任三届阿根廷商会会长。他出生于上海近郊南汇县，1948年随家去香港。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桥梁专业，取得学士学位。1952年移居乌拉圭，不久又举家住阿根廷安居立业。他经营珠宝、首饰、房地产和进出口贸易。他为人正直忠厚，乐于助人，在阿根廷商界颇有影响，并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几任市长交往甚笃。

近年来，他以较多的精力和时间用于关爱阿根廷侨民的发展事业。

组织起来，团结就是力量

由于阿根廷在南美洲离祖国很远，疏为国人所了解，所以来阿根廷居住的华人很少。五六十年代，来的多为上海人，个人谋生，也很少往来。改革开放后，华人开始逐渐迁入，有四五百华人集中布市。社会关系复杂了，各种矛盾多起来，根据朱先生多年与上层社交和接触群众的经验，他认为首先要把华侨组织起来。

1992年11月，他和友人发起成立华侨商会，以联合侨商，团结互助，拒恶助善，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当即得到从事超市、餐馆、贸易等各行各业首领的拥护，三次筹备会后，1995年3月华侨商会正式成立，公众一致推选朱治华先生为会长。

商会设俱乐部、体育馆、小卖部等场所，还办理各种咨询业务，请了法律顾问和医疗顾问等，由热心华侨工作的老华侨办了西班牙语学习班；有著名医学教授为华侨义诊；根据具体情况介绍工作；协助办了餐馆。商会很快就成为当地一个很有影响的华人团体。

1992—1995年，到阿根廷的华人猛增，初步统计上万人，究其原因有三：一、传闻在阿根廷的华侨生活得好；二、改革开放后，国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要换个方式谋生；三、1992年阿国经济稍有抬头。但其中也出现了问题，如1994年，福建侨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举南迁。其中许多属于上当受骗，甚至连护照和合法的证件都没有，花了许多钱，由“蛇头”给带过来了，当地政府不予接受。不少人流落街头，有的人还被当地警察机关抓进了拘留所，饥寒难熬。朱先生便组织商会老华侨送饮料、食物、毛毯等生活必需品，又多方交涉才把人放出来。朱先生又把他们组织起来互帮互助渡难关。其后，阿根廷的华侨又先后组织了七个侨团，其中三个侨团仍请朱先生当名誉会长。

保障侨民权益，维护侨民尊严

阿根廷华侨商会成立后，几乎每个侨民落脚到阿根廷国土，朱先生就向他们交代三条，也算是约法三章吧：一、努力学习西班牙语，否则寸步难行；二、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制度；三、刻苦学习自立求生的本领。此外，朱先生还利用报刊定期撰文分析形势，提出侨民需要注意的问题。朱先生说，只要大家走正道，如有人受气、受辱，我一定为他竭尽全力讨回公道。

1994年，当地个别人对华人办餐馆生意欣欣向荣的景象眼红，兴风作浪，在报上丑化我侨胞，还到餐馆出言不逊，捣乱正常营业。朱先生当即向官方交涉，制止了一些不轨行为，并在报上发表文章，文中说明华侨开设餐馆是符合当地社会环境的需要，是华侨以我勤劳美德为社会繁荣进步、方便群众生活做贡献。文章并严正声明：如有人故意中伤，华侨商会一定追究责任，采取必要措施，决不会袖手不管。由于华侨团结力量大，这场风波就很快平息了。

也是1994年，福建侨胞林某被当地汽车撞伤，不治身亡。他家属赶到当地奔丧，人地生疏，言语不通，走投无路。李先生闻讯赶到，挺身而出，放下自己的业务，用自己的车载着死者家属到处奔跑，买棺木，找墓地，到殡仪馆联系安排丧葬事宜。同时请律师向当地法院申诉，明辨是非，要求抚恤等等。有关当局强词夺理，推出假证，说死者属于“一级自杀”，针对这种情况，李先生以华侨商会名义印发呼吁书，求救于社会力量，并同其他侨领一起去法院作证，说明是司机快速行驶造成的车祸。在众人主持公道的情况下，当局不得不判死者家属胜诉，家属除领取大笔抚恤金外，还得到当地合理安排。朱先生最后说，维护华侨合法权益的斗争是大家长期的任务，要斗争就需要大家紧密的团结。

对祖国情深意重，时时注意维护祖国利益

他经常说祖国是华侨的根，祖国强大才是华侨有力的靠山，华侨地位是跟着祖国威望水涨船高的。

朱先生相信百闻不如一见，除他本人经常回国看看以外，还资助他人组团回国观光旅游、投资。他很重视中阿民间的贸易往来，每次回国都带回许多国外产品样品到江西、南京、上海、四川各地介绍；又把国内的产品如医疗器械、小型农机等向阿根廷、墨西哥、乌拉圭等南美国家推销。他不辞辛劳地穿针引线，还出面解决买卖双方的一些矛盾。

1994年12月，阿根廷一医疗单位在我国某公司买的碎石机发生故障。买方数次到我驻阿使馆找麻烦，朱先生自报奋勇，不惜花时间、花精力、花路费亲自到北京，找到卖方公司说明情况，又带回了合适的零部件。随着机器运转的合格，纠纷也解决了。此举提高了我国商品在国际上的声誉。

朱先生家人不乐意朱先生此次远行，因为圣诞节、元旦临近，而且12月20日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将取得学士学位的日子，12月27日朱先生60大寿。朱先生却说：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不要紧；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很要紧，1994年的事不能留到1995年去办。

他时时关心当地和南美各国的经济、政治动向，不失时机地向国内提出建议。1997年底，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冲击了南美各国，他们为了本国利益对我国实行反倾销措施，对我国出口商品调高进口关税，限制配额。对此，朱先生多方考察、研究，向国内有关单位提出可行性建议。要改变传统的对阿根廷及南美各国部分商品直接出口的办法，改为依靠华侨商会及华人的资金，在本地直接设厂、投资项目或合作经营，在本地及南美因地制宜地选择最佳投资项目，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向本地及南美诸国销售。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进口关税及避免配额限制，减少诸多费用，减少两国贸易矛盾，同时保护和提高华侨的政治地位和增加经济利益。

国庆期间，朱先生将这份建议递交国内有关单位，希望能对国家决策有参考价值。

为侨民与祖国搭桥

朱先生利用一切机会让华侨心系祖国，报效祖国。除重大节日，侨团组织庆祝活动大家团聚外，国内访阿根廷的国家领导人，各省市代表团、文艺表演团，朱先生都出资举行盛大招待会，让华侨与祖国亲人见面，请祖国亲人向他们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情况、祖国的建设成就，同时也希望祖国亲人听听华侨的声音。

1997年，阿根廷华侨商会侨团组织盛大焰火晚会庆祝香港回归，布宜诺斯艾利斯市长冒着寒风出席并讲话，很多地方的头面人物也到场祝贺。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我国没受重大影响，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人民币不贬值，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一些企业家夸奖中国政府是很负责任的政府，为稳定世界金融市场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华侨听了无不欢欣鼓舞，觉得脸上有光。

也正是这一年国内发生百年不遇的洪灾，朱先生利用侨团力量积极投入救灾活动，在很短时间内向国内捐了10万美金。祖国的大事时时牵动着侨民的心。

当地华侨说：是朱先生为我们和祖国搭起了桥，我们和祖国人民心连心，共同努力，使祖国日新月异更加繁荣昌盛，以更加坚实的步伐同步迈向21世纪。

(责任编辑　舒元璋)

1999年第12期 我的故国情缘　作者：（新加坡）周颖南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为了生计，我买舟南渡，到我父亲早年谋生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泗水一个小镇的一家工厂当管理员及登记员，从此踏进生活的新历程。

解放初期，我感到侨胞对中国的情况不大了解，我原是文化人，有责任为祖国作些宣传工作。于是，我在泗水《大公商报》发表一些叙述时事的文章，如《西藏军区成立的伟大意义》、《新中国妇女的伟大成就》等。

新中国进步，一日千里，我心情非常激动，要赶上时代，必须坚持自修。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一些理论文章。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纪念，雅加达《新报半月刊》征文，我投稿应征，获得首选，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感到：我的写作水平可以跟上印尼华侨社会的时代，我更勤奋了。我在《新报半月刊》发表了《读诗人艾青的〈藏枪记〉》、《从田间的〈拍碗图〉中认识些什么》、《反对战争与歌唱和平的声音》等文章。

1953年，我到雅加达，盼望在印尼首都闯出一片新天地。我应聘在一家汽车零件商当会计，业余时间，仍然读书写作，开始撰写短篇小说，如发表在《南洋画报》的《内讧》、《欢欢喜喜过新年》，《新报半月刊》的《祖国的感召》、《在前进的道路上》和《生活报》的《把孩子交给祖国》。也撰写一些散文和诗歌。

为支持教育工作，我一度在夜校当义务教师，也参与侨团工作。《跨进夜校的门槛——夜校生活散记》，就是当时生活的写照。

1956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同丰贸易公司，专营汽车零件，奠定了事业基础。1959年一场币制改革，把所有的钞票、银行存款、信用票“剪掉”百分之九十，元气大伤，乃改弦易辙，与友人合作接办独立保险有限公司。

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的日子里，我撰写了《百花齐放中的中国画》、《丰富多彩的版画艺术》、《中国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系列文章，分别发表在《生活报》、《新报》和《印华经济》上。

不久，我与朋友合作接办梭罗银行、创办慧星收音机装配厂，事业进行颇为顺利。随着银行在泗水、玛琅开设分行，我经常要与各分行探讨业务。

1963年，华文《火炬报》创刊，挚友梁披云先生出任总编辑，我自告奋勇担任特约记者，不受薪，不拿稿费，自备交通工具，把它作为社会事业来办。这段日子，我写了不少特写和报告文学，发《潮音花雨满人间——访中国佛教代表团团长赵朴初》、《亚非作家的战斗任务——访中国作家杜宣》、《李宗仁先生毅然回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沐浴在战斗友谊的海洋里——写在周恩来总理的告别宴会上》等。

1964年，中国爆炸原子弹，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回响，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更掀起轰动。我撰写的《中国核试炸成功与苏联赫鲁晓夫的下台》在《火炬报》头版通栏刊出，强调指出是为“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武器”提出强有力的依据，在印尼华侨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苏哈托总统上台后，华文报刊停刊、华校封闭、社团停止活动。为了孩子们的教育，1970年我定居新加坡，出任国际纱厂副董事经理和联洲植物油提炼厂董事兼总经理。

每逢星期六，我和潘受、郑光汉联袂到李西浪家里，喝酒聊天，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久，郑光汉逝世，我们约会依旧，时李先生双目已失明，总是盼望星期六的到来。为了解除李先生的寂寞，我们的聚会几乎风雨不改。李先生诗情蓬勃，往往有惬意之作。李先生逝世后，周末诗酒之约，已成绝响。为了纪念他们，我撰写了《悼郑光汉先生》、《纪念南园诗人李西浪》，发表在《南洋商报》。

此后，我和潘受，每逢周末，联袂到“中华书局”，潘先生应请写字，有求必应，一发不可收拾，文友闻风而至，传为美谈。

其间，我与中国文学艺术大师叶圣陶、俞平伯、刘海粟等有了交往，通信频繁，这些都成为我与潘先生谈话的内容，潘先生为此写了不少动人的诗篇。

国际纱厂、联洲炼油厂结束前，我与友人合作创办海洋针织厂、染整厂及制衣厂，又向餐饮业进军，开设湘园酒楼。到现在止，海洋针织厂充实现代化设备，发展为海洋纺织有限公司，制造高级布料。酒楼发展为同乐饮食业集团，拥有16家连锁店，出品包括中国主要菜系，旁及素食、日本菜。

十多年来，我们以弘扬中华饮食文化为己任，先后聘请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名厨在新加坡主办中国名宴，受到广大宾客的欢迎，为新、中饮食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世界中国烹饪联合会在北京成立，我是发起人之一，当选第一届理事会副会长，现任顾问。

中国改革开放 后，我每年多次访问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寻找投资对象，与亮阁投资集团合作，把武汉原民众乐园改建成新民众乐园，出任董事主席，也投资上海华侨商务总汇有限公司，出任董事。

近二十年来，我把作品结集出版，如《迎春夜话》、《南国声华——周颖南海外创作40年》、《周颖南文集》、《映华楼随笔》，《叶圣陶、周颖南通信集》、《俞平伯、周颖南通信集》，即将出版的有《六十年风雨历程——周颖南文坛商海履痕》、《刘海粟、周颖南通信集》等。这些作品，既记述了一位海外游子的创业史，也记述了这位海外游子的友情、亲情、祖国情。

近三十年来，我在海外为友人出版十多部文学、艺术著作，如《紫山老人草书诗稿》、《海粟大师山水小景》、《丰子恺书画集》、《玄隐庐诗》、《秋明遗墨》、《冯霖章、孟欲晓画集》、《百猫图卷》、新诗《窗外嘹亮的声音》等，为弘扬中华文化略尽绵力。

1994年4月，我应邀到河北涿鹿黄帝城旧址考察。4700年前，黄帝和蚩尤在这里会战后，黄帝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华民族的始祖。200年前，一场地震把这座古城摧毁了。中央政权转移中原，从此，涿鹿在中国历史上默默无闻。近代，经考古学家及学者们的考证，确定这里是古代黄帝城所在地，建议在原址重建“黄帝祠”，为两岸统一、为炎黄子孙寻根问祖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创造条件。当时我即席认捐人民币100万元，成为海外华人第一发起人。

经过几年的努力，重建黄帝城已具规模，“黄帝祠”正式定名为“三祖堂”，开中国有史以来把黄帝、炎帝、蚩尤三位始祖共祀一堂的先例。此举引起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同胞的极大回响，“三祖堂”为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近几年来，前往寻根问祖的海内外炎黄子孙越来越多。我参与其事，深感荣幸。

1997年最值得纪念的是，7月1日我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举行的香港政府交接仪式。在那历史性的一刻，我心情的激动，无以复加。从此，香港人民永远摆脱英殖民主义的束缚，迈向新时代，我和千千万万的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见证了这个光辉的历史事件。

今年8月4日，1999济南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舜耕山庄隆重开幕，中国诗经学会在会上颁发首届学术研究成果奖，由我和济南市谢玉堂市长主持，特别荣誉奖7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专著7项、论文11项、三等奖14项，每位获“颖南杯”一座及证书一份。

谢玉堂市长填了《卜算子——鸿儒会》祝贺：

“鸿儒飞泉城，铸文论诗经。

恰似百凤会瑶池，竞相来争鸣。

鸣声震华夏，文坛垂史青。

今日雄文论商周，他日超孔孟。”

近50年来，尽管我居住的地方有更动，工作的性质也有变化，但我热爱中华文化的执着心情没有变化。我的文学作品，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我默默耕耘，化为二百多万言的文字，可以作证。

9月22日，我束装飞往上海，出席25日的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28日应邀到北京，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各种活动。接着，出席纪念孙子诞辰2550周年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会员大会。

我身逢盛世，感到自豪!

我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大昌盛，祝愿两岸早日统一，世界和平!

让我们满怀信心迈向21世纪。

(1999年9月16日于新加坡映华楼)

(作者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诗经学会顾问、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理事)

(责任编辑　洛　松)

1999年第12期 绝对权力在中国的百年流变　作者：李一蠡

在公元2000年到来之际，回首20世纪，用思绪万千四字来形容现代人的感受，已显得过于“陈旧”、“老套”。然而，当世界变化如此迅急的今天，我们这个以历史悠久而自豪的民族，受历史因袭之累，“陈旧”、“老套”的东西，又怎样一再地拖着我们过去一百年追赶世界的脚步?

这是一个令现代中国人感到特别沉重的话题——既感到历史负担的沉重，更感到历史责任的沉重。

欢庆新中国光辉的50华诞之后，回顾百年来先人们走过怎样艰难蹒跚的脚步，或许也有助于思往追来，悟往知来。

内忧外患百年前　秋风落叶下长安

整整一百年前的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中国正值一个大动乱时代。首先是，已“亲政”13年的光绪皇帝由于在两年前(1898年)采纳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政治设计，颁诏变法，准备仿照西方体制，废科举、建学校、改官制、兴实业、立宪法、设议会，最后达到伸民权、抑君权的改革目的。这样的变法，是几千年来中国所未有，一时举国震动，世界瞩目。变法之所以得到包括皇帝在内的一部分当权的封建上层的支持，是国内外诸多条件交互作用下，社会各种力量开始急剧分化改组的结果。鸦片战争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外侮内患连绵不绝，特别是甲午之战，竟意外地败给了一向以中国为师、几十年前曾同样被西方国家欺凌的日本，进而被迫接受日方提出的割让台、澎、辽东，承认朝鲜“独立”，赔款白银二亿两，允日货一律免税等条件苛刻至极的《马关和约》。这个奇耻大辱对中国震动之大，简直超过了鸦片战争的败绩。一片哗然之余，又不能不引起追根溯本的反思。朝野上下，包括封建营垒中相当多的人，在追寻中日强弱易位的原因时也不能不承认，日本之强，强在它的明治维新，维新不过二十多年，竟使它通过中日、日俄两场战争的胜利，迅速升位于列强之林，而形成与中国的巨大反差。于是变法之声沸沸扬扬，成为多数知识分子的共识，变法与否，已成为民心得失国家存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恰恰在甲午之战(1894年)后四年，出现了戊戌变法。

但是，这一改革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反对。前此曾垂帘听政26年的慈禧，到光绪十三年让皇帝“亲政”，又由她“训政”二年，然后名义上退居深宫，却仍以爱新觉罗家族老家长身份，做着皇帝监护人和帝国实际掌权人。眼见光绪的变法越来越“违背祖宗家法”，她把光绪召进颐和园，严厉申斥一顿之后幽禁起来，实际废掉了在位皇帝。继而仍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再三吁恳慈恩训政”，就是说恳请她再次“训导”皇帝，代掌国家大权。同时，密旨搜捕维新派大臣，“准就地正法”。康有为、梁启超逃走，谭嗣同等六人被杀。戊戌变法仅仅实行103天便在刀光血影中夭折。

转过年来(1899年)的春天，以“拜神坛练神功”聚会的义和团起义，烧教堂，杀洋人，拆铁路，扒电杆，毁掉洋务派、维新派建立的“念洋书”的学校，举凡带“洋”字的都在横扫之列，到年末，已屡败清军，人数迅速膨胀到百万。而逃到海外的康有为则成立“保皇会”，以策动保光绪反慈禧的新政变，并抵制孙中山的革命，已在国内外建立了103个支会，连清朝在职官僚也有人参与。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则于这年联合哥老会、三合会首领聚会于香港，总结三年前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准备壮大势力，再次发动武装起义。

又次年(1900年)夏初，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领馆和传教士为名，由大沽口登陆，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武装干涉。慈禧对义和团始用终弃，她曾企图利用团民抵抗洋兵，及至天津、北京相继被八国联军攻陷，出逃中的慈禧又下令剿杀义和团，向洋人谢罪求和。清廷以赔款四亿五千万两(合当时每一中国人一两)白银等条件，签订《庚子和约》，换得洋人退兵。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一度攻占北京以来，这是北京第二次失守。历辽、金、元、明、清五朝传下来的神京帝阙，被洋人肆意糟蹋，而除被劫掠的无法计值的文物珍宝以外，此次赔款数量之巨，也为世界史上所仅见。如此败绩，使“天朝”颜面扫地以尽。特别是在它的子民心目中，这样腐败无能的朝廷已经成了中华民族身上一个赘疣乃至癌瘤。革命的地火，已日甚一日地躁动运行，将要喷突而出。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下的大清帝国，至此已是“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一片摇摇欲坠朝不虑夕之势。

这一切说明，中国的旧文明旧制度，已经落后于世界的发展，主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必须在新制度下开始其新的文明时代。

而20世纪的中国，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开始她这一百年的首页历史的。

古老国门轰开易　传统思想开化难

但是，帝国兴替，朝代存亡，在中国史上已演出多次，而传统思想，即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亦即慈禧念念不忘的“祖宗家法”，却大体一以贯之，总是在新的国号下，继续作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牢固保存下来。

20世纪的中国，难道还要一再地重复这样的历史?

不幸的是，回顾这一百年，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个一以贯之的“道”或“家法”，却“万变不离其宗”，不断以不同的外在形式重复着它的实质。鸦片战争以后，国门屡被轰开，这扇国门的不中用甚至大大出乎洋人意料；而适成对照的是，中国宗法思想的森严大门，却远比国门难以轰开!这背后，存在着悠久而特殊的渊源和背景，我们通常笼统称之“国情”。

中国处于20世纪初的危殆局面，概括原因，不外两个：一是西方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严重挑战；一是中国的固有传统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严重不适应。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了普遍忧虑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就很自然地归结为如何适应潮流，追赶时代，引发了一场中学西学之争，最后落到体制之争——是坚持已由西太后等表演得淋漓尽致的封建家长式人治体制呢，还是建立已由西方列强充分显示其优势的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而且，又很自然地由思想认识之争演变为政治斗争乃至武装斗争。

中国人特别是汉人，自古以来就被灌输以大华夏主义观念。孔子就有句名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指四周边远之地；夷指华夏以外的国家或民族；意即不可以用周边国家那一套东西来淆乱华夏文明。孟子说的就更明白：“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就是说，在文明的传播上，只能是华夏为中心，化育四方，泽被天下，而绝对不能颠倒。在“圣人遗训”的影响下，两千余年来，“华夷之辨”、“华夷大防”观念，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根深蒂固。而正是由于以曾经拥有高度文明而顽固自矜，使得自身的文明反而成了自身的沉重包袱，成了吸收新鲜的异质文明的顽固障碍。这一历史现象所蕴含的辩证法，十分值得我们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深深回味反思。

以希腊、罗马为文明源头的欧洲，受着古代城邦经济商业比较发达的影响，其为数众多的城邦国家之间不能不互通有无，而很少有经济封闭而能长期自给自足的。与这样的经济相适应，希腊、罗马所奠基的贵族民主共和政体也自成源流，影响着日后欧洲政体的发展。这是欧洲文明后来居上的历史原因。

其间，为资产阶级登上舞台中心创造条件的欧洲文艺复兴，发挥了极大的历史促进作用。那是一场人文主义启蒙亦即思想解放运动，一次为期四百多年的思想、理论和文化的务虚，一次大破大立的过程。破的是对君权神权二位一体的封建“人治”的迷信，立的是高扬人性和人的价值、人的创造性和创造力、人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权利等人文精神。这一破一立，使西方得以领先确立和发展近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从而推动了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导致世界强势的迅速西移。正如《共产党宣言》(1848年)所说：西方“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资产阶级……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西方资产阶级就这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一个严酷的挑战：要么像俄国、日本那样效法西方，变法自强，加入列强之林；要么被征服吞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一段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史就是这样发生的。晚清所面临的就是这一世界性挑战。

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已进入书同文、车同轨、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之际，西欧的相当多地区仍处于穿着兽皮居无定所的新石器时代(见《高卢战记》)。直到明清接替时，中国的总体国力仍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统一多于分治，曾是中国具有骄人文明的重要原因。然而这一骄人的优势同时又孕育着向劣势转化的条件。因为，对于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而言，维持统治的最好方式，就是维持其众多人民长期处于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把被统治者牢牢束缚在三亩地一条牛的狭小利益圈中，从而尽管国土广大，每一个子民的思想天地却十分窄小而封闭，便于实行“将欲治之，必先愚之”的政策。从先秦到晚清，一直严厉实行所谓“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政策。而“重本”与“抑末”是中国帝王术中的一项“两手策略”。打击、压制和分化商人，使之存在以便货畅其流，却又不能叫他们“富可敌国”从而威胁封建国家。于是往往中小商业难成气候，巨商大贾则或被加罪查抄，或被收买成为官商，甘为封建阶级服膺并成为利益共享者。著名的晋商徽商，都是这样随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衰落的。这就是为什么很早就出现了一定工商业文明的中国，却一直诞生不出近现代资产阶级的原因。

这样，到近代，中国就不能不是以老大的农业国对抗年轻的西方工业国，以衰落期的封建主义对抗上升期的资本主义，以大刀长矛加“神机营”对抗船坚炮利的侵略者。如此情势，战事未启，胜负已分，虽上有老谋深算者如慈禧、李鸿章、袁世凯，下有英雄无畏的大清炮队和袒身肉搏西洋武器的义和团壮士，失败受辱也是绝对无可避免的了。

然而，在中西对比的严酷事实教训之下，难道慈禧之类顽固派就真的那么不明事理，连某些有利国家的经济变革也一概拒绝?不是的。

晚清一幕小喜剧　慈禧居然行“新政”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就几乎同时形成了几种主张效法西方、救国图强的政治势力，大体分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三个不同派别，并已各自公开和秘密运作了。在多种势力并存互比下，清朝统治者的策略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利用有打击，区别对待。只不过在选择利用何者和利用的方式、程度上，慈禧与光绪意见不一，而共同点则是以让步，即改良，躲避革命。

洋务派是一些较开明的官僚和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松散联合体，其代表人物是魏源、林则徐、冯桂芬、文祥(满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两三代人，主张“中体西用”。他们认为中国只是弱在技术上，而不承认弱在制度上。如李鸿章就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张之洞则是“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变法不变道”这一洋务派纲领最详尽的阐释者。他为政勤劳，大力提倡新学，为建立西式学校、兴办实业、改革政风作出不少贡献。但他又坚决维护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他提倡的爱国主义是与封建主义紧密结合的，他提倡的“新学”是为巩固“人治”的旧传统服务的，因而他堪称洋务派的典型代表。所有洋务派，大抵都是封建营垒中的实用主义者，着眼点首先是从壮大清王朝实力出发。他们所推介的西学，也仅限于应用性的科学技术和兴办实业的知识。对于洋务派的主张，不仅光绪，甚至慈禧也并不反对。他们曾一致“深为嘉许”张之洞那本集洋务派主张之大成的《劝学篇》，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下令刊印200万册，转发各省督抚学政等官员人手一册。事实上，在慈禧垂帘听政期间，洋务派的大臣们都是受到重用的。

由此可见，在风起云涌的变革的大形势下，擅于帝王术者也懂得要顺时应势。而这种顺时应势者与真正改革者、革命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他们总是以尽可能保障一己政治特权(有了这个特权就有一切特权)为前提。

康有为、梁启超们的变法维新之所以遭忌讳被镇压，在于超过了慈禧的容忍底线。其实，在仅仅103天的变法改革中，康、梁等通过光绪所做的事，不过刚刚裁掉几个旧衙门，撤销一些办事不力却黑暗重重的地方机构，取消旗人某些世袭俸禄，而“允其习四民之业”，实行满汉平等，以及废止八股取士，改旧书院为兼学西学的学校，允许民间办报，鼓励开放言路上书言事等几件事。应该说，这些对旧权力架构尚未伤筋动骨。但让慈禧们枕席难安的，是康、梁筹划中要搞的西方宪政民主那一套政治设计。根据“祖宗家法”传下来的“绝对权力”，是绝对不能动摇、损害更不能让出的。更何况，“后党”“帝党”之争，已不仅是改革方式改革深度之争，而成了爱新觉罗家门内到底何人掌权之争；而慈禧又权欲极重，她一生的争权斗争曾极尽心狠手辣之能事。

这里插入一段耐人寻味的小故事或不为多余：当慈禧一度以光绪“多病”为由，打算废掉他另立皇储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曾想联络张之洞共同上书反对。张之洞答说：“此一家私事，非臣下所当与争。”在家天下时代，国家顶层权力斗争就是“一家私事”，臣僚们不过问是非说长道短，这既是本分，又能保身。张之洞深明此道，因此不仅得以保身，而且后来还得到了慈禧进一步重用。

“人治”政治就有这样一个特点：权力的绝对个人垄断，即使血亲骨肉在争夺这一大权时也绝无情分可言。光绪并非慈禧所生，慈禧却不愿让光绪称她母后，而要叫她“亲爸爸”，以示亲昵。然而双方却在对方身边互派密探，谍报活动一如敌国。而权力垄断的终身制，则是“人治”政治另一特点。慈禧直到弥留之际仍弄权病榻：她死的前一天，光绪突“崩”，由她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留下稗史上一桩千古疑案。“人治”之下，这种血腥事件绝非个别。

不过，慈禧虽然一手扼杀了戊戌变法，但在中外舆论压力下，从稳定大局出发，她也导演了一出“变法”喜剧。八国联军撤走后，她在流亡返京途中，就颁布了“变法”上谕，极力说明她与光绪“母子同心”，支持改革。除不实行君主立宪制之外，大体沿用了维新派的改革纲领，并专门设立了一个以洋务派大臣为主的督办政务处，负责推行光绪亲政时的“新政”。

这彻底暴露了晚清所有改革的区别，要害只在于触动无上的皇权与否。只要保持慈禧们的无上之权，慈禧们也可以成为“改革派”!

晚清末世启蒙者　中华首批播火人

然而，百年来，对“人治”传统的最大挑战，是中国人民的日益觉醒。它来自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解放运动。

事实上，中华大地的思想解放浪潮，就是一批找到了开启中国富强之门钥匙的人，用欧洲出现的人文主义思潮(包括社会主义思潮)，对国人进行启蒙的直接结果。这一启蒙，早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已开始了，五四运动是启蒙向新质的延伸。现在有些人贬低五四运动，是过于偏颇的；但更普遍的倾向却是低估甚或忽视五四运动前人文主义启蒙的意义，恐怕同样有失偏颇。

甚至应承认，中国的早期启蒙，也有洋务派一份功劳。洋务派虽然远未涉及人文启蒙，但他们毕竟开阔了一部分中国人的视野——知道在文明与智识方面天外有天。不管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洋务派至少让人开始思索一个悖理：为什么一向被我们鄙夷的“蛮夷”，其生产力反而比“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中国先进?这一质疑，就伏下了要求根本变革的动因和动力。

而洋务派把“体”、“用”分开，仅仅在“用”上才是洋务派，在“体”上则是绝对的国粹派。他们极力要保留中式的“人治”政体，而接受西式的生产技术和经济体制，即把资本主义经济架构拼装到封建主义政治架构之下。这一生硬移植所结的怪胎，就是皇家及其官僚卵翼下的封建性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怪胎在本世纪的“第三世界”所在多有，从中国解放前的北洋军阀和四大家族，到国外的马科斯、苏哈托、蒙博托等，都属这类货色。而这种以办洋务起家的官僚资本，常常又兼为买办资本，内倚封建势力，外倚洋人，形成本国的财富垄断者，窒息着民间资本的发展，使国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洋务派好梦难圆还有个重要原因，即经济、政治两架构无法熔为一炉。在资本主义那里政治总是服从服务于经济，而在这里经济却必须服从服务于政治。太后老佛爷要把建设海军的费用拿来重建颐和园，洋务派大臣只能在无奈之余俯首听命。至于在这种畸形政治经济组合之下，势必制造出一个搞权钱交易的官僚阶层，导致贪污横行，就更是不合法度而合乎逻辑的了。

十分清楚，旧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阻滞，改革上层建筑势在必行。因此，变法维新派的主张就历史地获得了人心优势。

但维新派又分两支：一支是容闳、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立即实行变法，强烈呼吁“变则能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只要及时变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这是些较激进的实干家。另一支则是严复所代表的着重于启蒙，而不忙于立即进入立宪改制操作的渐进派。虽然两者目的一致，却“和而不同”。他们曾相互协调关系，但始终没有进入同一战壕。

当康、梁终于通过光绪把变法付诸实施时，他们也就成了飞黄腾达甚至炙手可热的当权者，一时成了海内外舆论界眼中的叱咤风云人物。及至维新突告废止，康、梁等更成为失势英雄，各方(包括国际上)为之呼号声援的人成千上万。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内，短短百日维新影响之大之深，几乎无与伦比。正是在同一时期，严复却只在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总办(相当于校长)这个文职小官的同时，默默笔耕，埋首翻译和著述。他是清朝向西方派遣的最初几批留学生之一，对西方人文科学和政治经济制度的了解，比不懂外文、没到过西方亲自考察、只通过间接渠道了解西方的康、梁，要深刻全面得多。从一定意义上说，严复是学养深厚的学者，尽管他的学术涉近现实政治；康、梁则是深陷权力旋涡的政坛角逐者，尽管他们也有很可观的学术成就。

严复的所有译著几乎都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如他译介赫胥黎的《天演论》，除科学的意义而外，更深的意义，在于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道理警示国人：在列强环伺危机重重的国际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如不自强图存，就会在无情的竞争中遭淘汰。所以《天演论》译本面世后，政治性反响远超过其知识性效益。鲁迅就描写过自己青年时怎样跑很远的路买到《天演论》，一口气看完后又反复细读，深感思想受益非浅的经历。而严复译介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则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怎么回事，在“自由资本主义”下那只“看不见的手”怎样引导人们的行为，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他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原名《论法的精神》)，在于批判封建专制的人治的任意性和不公正，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精神，着重说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的合理性。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主要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地位，是社会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社会而存在，即人与人的关系要建筑在所谓“文明的个人主义”基础上。翻译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论自由》)和《穆勒名学》(即《逻辑体系》)，前者在于介绍西方近代民主自由观，后者在于介绍逻辑思维方法。严复很注重介绍西方逻辑学，除《穆勒名学》外，还翻译了耶芳斯的逻辑学通俗读物《名学浅说》。这是他独具见地之处。因为中国之所以由古代文明大国沦为近代落后国家，除政治经济的原因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近三、四百年科学技术乃至理论学术的落后。而这又与中国学术偏重政治伦理而很少讲求思维科学有关。严复显然看到了方法问题在思想学术基本建设上的重要性。

除了翻译一批西学名著，原封地介绍欧洲文艺复兴后期思想界泰斗们的经典理论外，严复还讲学办报，发表文章，普及西学的基本知识，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及其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在康有为著名的公车上书之前，严复就已在《直报》发表了鼓吹变法维新的重要论文《原强》。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要救亡图强，首先要学习西方“经国利民”的经典理论，强调“今日之政，非西洋莫为师。”必须实行“以公治众”的政体，把中国建设成“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步骤上，他认为应该首先做好三件事：“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就是说，他主张在变法实施之前，应该先从这三方面提高人民的素质。而“民智者富强之原”，所以“三者中以愈愚为最急”，即把提高人民知识水平，治疗愚昧放在一切之首。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今天，重温严复一百年前的这些话，不能不说有一定见地。

严复所以坚持这一套观点，恐怕跟他主要在英国留学，受英国的影响较深有关。英国人引为骄傲的，是1688年英国国会以最小流血代价，通过了君主立宪法案。这一限制君权、确立国会无上地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西方史上被称为“光荣革命”。而“光荣革命”的成功又归因于人民素质，所以严复把“开民智”视为第一。据说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曾有过一次辩论，严不同意孙的革命主张，认为中国“当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而孙中山则风趣地回答：“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严复的先启蒙(务虚)、后变革(务实)的总体思路，决定了他后来对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始终抱着冷漠消极态度，并一度卷入杨度的保皇复辟组织，最终成为反对革命的政治保守派。他终其一生，只是个英国模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宣传者。不过，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几乎百分之百的中国人还未接触过原汁原味的、当时最新的西学经典时，是严复通过“信、达、雅”(这是严对翻译工作的要求，并以此自期自许)的译笔，让渴望“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部分国人得以破天荒地、真正地一窥西学堂奥，从而理性地悟出西方之所以在近代倏然兴起，而文明悠久又一贯自视甚高的中国之所以在近代面临被瓜分危机的底里原由，并终于使之有了自我批判意识，有了开放意识，有了变革的内动力。单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同时，今天我们对整个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评价，也不应仅仅视为一次“改良主义的失败”而已，它也为后来中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垫石铺路作用。其作用概而言之有三点：拓言路、树新学、破党禁。

所谓拓言路，是指从变法之声高涨的一段时间起，中国先后出现了许多报刊，如《申报》、《时报》、《中外纪闻》、《直报》、《时务报》、《苏报》、《国闻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等。史量才、严复、梁启超、章炳麟、秋瑾、蔡元培等都是中国早期报人。通过从未有过的公众媒体，及时传播了国内外大量新信息，扩大了国人的知识和眼界，打破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樊篱，引起了对国是的普遍关心，又为国人提供了发表国是意见的园地。人民空前地争得了一定知情权、发言权，滋生了主人意识。

所谓树新学，是指废止科举和各级官学，仿照西方学校建各级学堂，兼学或主学某些西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名的北洋大学(原天津西艺学堂又名中西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原南洋公学)、浙江大学(原求是学院)、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等，都是在上世纪末建立的。同时，更扩大了向欧美日派遣留学生的规模。这为培育一代新人才，从而为维新、革命和各种建设储备了力量，许多革命组织就是在这些学校和留学生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所谓开党禁，是指通过上述的舆论准备和知识准备，很快形成了或严密或松散的许多政党性组织。像维新派的强学会，保国会(后称保皇会)是受到光绪和某些清廷大臣支持的；光复会，日知会，是以反满为主的秘密革命团体；兴中会(即后来的同盟会、国民党)，华兴会(后并入同盟会)，则是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的激进的革命政党。此外，还有大量带政治色彩的文人社团。一时党社之多如雨后春笋，蔚为中国政治制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和大事。从来皇权之下，结党立社是绝对犯禁违法的。党禁的被冲开，是西风东渐的结果，更是维新派特别是大量革命志士拼死奋斗的结果。它标志着封建一元统治已近末日，近现代政党政治破天荒地跳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因此，低估从晚清开始直到“五四”前夕的早期人文主义启蒙的影响，是不实事求是的。

伟大民主主义者　中国革命先行者

不过，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虽然比洋务派那些士大夫思想先进得多，但不论哪一派，都仅只代表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短过程，反映着那一历史片断中一代先锋的相对进步和相对局限，不能不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把他们推向“过去式”的，是本世纪前半叶一批新人物：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鲁迅、毛泽东……这是一批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新三民主义)革命运动中，为一个崭新中国开辟道路的领袖人物。作为历史的传承接力者，后来的这批人向封建主义发起了更猛烈的冲锋，所用的却是全新的思想武器。而事实上直到今天，由于种种内因和外因，以孙中山为先行者的这批人物所开创的事业并未彻底完成。因而完成这一事业的历史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当代人的肩上。正如毛泽东所明确总括的：“现在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中山事业的继承者。”

“孙中山事业”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既统一富强、又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简略词语就代表了所有“现在中国人”迄今尚在为之奋斗，并且是今后几代人仍须为之奋斗的理想。

孙中山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比前人更彻底的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路线。他少年时在香港上学，又曾在国外侨居，最初接受的是以美国模式为主的西学熏陶。但孙中山最可贵的品质，一是能不断超越自我，接受新鲜事物，一旦有了新的认知，便能坚决实行，不遗余力，这就是他所主张的“知行合一”。二是坚决摈弃封建专制主义，提倡民主共和，他在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就与党内同志及国民相约：建立民国后，“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革命所创造的“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共弃之!”这就是他所坚持的“主权在民”。三是彻底大公无私，光明磊落，以身作则。辛亥革命后他从海外归来，中外记者问他带回多少钱资助革命，他说：“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他一生不谋私产，死后留给宋庆龄的唯一遗产就是华侨捐赠给他的一座房子(即今上海香山路中山故居)。这就是他所追求的“天下为公”。

他曾四次环游全球，不断借鉴先进的国际经验，吸收先进的旁家思想，充实他的革命理论体系。从兴中会时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最初纲领，到主要根据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理念所建构起来的旧三民主义纲领，再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增添“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纲领，他跨越了三大步，从而以不断的思想开放，丰富和完善了他的革命纲领。

尤其重要的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在前半阶段的革命活动中，更多地是联络海外华侨和内地的民族资本家，甚至利用天地会等反清组织，以及能够争取的清朝遗老和军阀共谋大业。在民族资产阶级还比较软弱的情况下，这种统一战线固然也是可取的，但他却忽视了中国的最大多数——工农群众。是共产党人帮助他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这个至关重要的革命根本问题，这才有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质变，有了国民党的“三大政策”，从而也就有了国共最初合作的前提和基础。从此孙中山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他真正的“一个战壕的战友”，坚信列宁所领导的苏联才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朋友。这标志着他完成了从单纯的民主主义思想到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里程碑式转变。这样，当国民党右派质疑他的三大政策时，他才能斩钉截铁地说出：“如果你们排斥共产党，你们可以退出我们党；否则我退出国民党，参加共产党!”

孙中山不但是坚定的革命实行家，也是最热心的革命宣传家，不懈的民主启蒙者。建立民国前，他历经十次起义失败，但锐气不减，仍在国内外到处演讲，宣传革命。虽然起初“听者藐藐，应者寥寥，”仍从不灰心，认为“风气未开，人心锢塞”，恰恰需要启蒙。他还亲自撰写了《同盟会宣言》、《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三民主义讲话》(通俗本)、《实业计划》、《孙文学说》等大量著作，亲手创办了《民报》和《建设》等报刊。他扶病北上就医途中，仍发表演说，大讲特讲新三民主义。他英年早逝，纯是积劳成疾所致。

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孙中山在坚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所表现的不偏不倚、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民国诞生后的十多年间，国内军阀林立，孙中山的革命很少得到列强支持，曾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他不顾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反对，毅然在国际上“以俄为师”，在国内与共产党合作。不过他坚持实事求是，苏俄驻华代表越飞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在与孙中山谈判时，曾劝孙中山与苏俄结成反帝同盟并接受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支持他的条件；孙中山尽管十分需要这种国际支持，也十分景仰俄国，但仍坚持现时中国只能实行新三民主义而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只能在与苏俄友好的同时仍争取与美英等国建立正常关系。谈判一度陷于困境。后来苏联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实行新经济政策，消息传来，使孙中山十分振奋，更坚定了在中国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决心。谈判双方也终于达成一致认识，签署了著名的《孙中山越飞联合宣言》。在国民党一大上，有三大政策内容的新三民主义，得以确立为国民党正式纲领，并改组了国民党，吸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国共的第一次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曾使形势有了跳跃式发展。

今天，历史发展已完全证明了当年孙中山具有何等超凡的远见卓识。他不愧“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和“中国革命先行者”的称号。

“民国”政府无民主　五四运动再启蒙

中国宗法文化积淀之深厚，宗法统治经验之丰富，使宗法制的幽灵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它不断变换着形式，附着在代有其人的新躯体上。

中华民国建立后，为顾全大局，孙中山作出妥协，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以一场不流血的逼宫政变结束了清朝帝祚的原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之后，以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先后执掌民国政府大权。同时，又各有一些派系复杂的中、小军阀做着地方土皇帝。中华民国成了由几个大军阀走马灯般换位执政、由一大群中、小军阀割据统治的分裂国家。

军阀们大抵都是一些前清臣僚，而又以清末所建的新军将领居多数。武昌起义时，各地新军将领或反正或独立，一小部分加入革命军，多数拥兵自重，摇身一变而为民国的地方官长，不仅独霸一方，而且时常火并，争夺地盘。这种统一王朝崩溃后裂变为封建割据局面、大王朝变成若干小王朝的情形，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过多次。割据者们往往以宗支、乡土等旧关系结成派系，如民初与南方军阀对立的北洋军阀内部，就又有皖系、直系、奉系等等，往往交互混战，亲仇无常。这是宗法社会尊卑上下的等级再分配时的典型现象，不同的是这一次发生在20世纪，并且是在民国的名义下。

民国时的军阀又有个新特点，即它们本质上是封建势力、官僚资本与帝国主义结合的产物，其背后大抵有至少一个帝国主义的支持，因而又扮演着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如袁世凯就主要是亲日派，为了达到称帝的野心，他竟与日本秘密签订著名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换取对他称帝的国际支持。这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激起全国上下的反对，仅当了83天皇帝，他就在一片讨袁声中倒了台。段祺瑞也是个亲日派，在他担任北京政府总理期间，签订了让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有权修筑胶济铁路延长线的密约。这当然更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纷纷要求必须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以“公理战胜强权”。但在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竟支持日本，仍是“强权战胜公理”。面对如此欺人的列强和如此腐朽的政府，反帝反封的五四运动终于爆发。

北洋军阀们的封建统治之所以脆弱不稳，除了难以得到各地方势力的统一支持(特别是孙中山越来越坚决的反对)之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继清末的启蒙势头之后，民初有了更难以管束压制的大量民间媒体，和难以数清的大小党社。尽管仍是有限的自由和缺少公开公正性的民主，议员中掺有很多官僚政客和遗老遗少，但毕竟因利益不同而声音不同。这就使得军阀政府种种腐败劣行，如袁世凯称帝前所作诸般帷幄内的运筹，曹锟、段祺瑞等的国会贿选，以及“二十一条”之类卖国密约等不少丑闻内幕，不免暴露，而在相当程度上教育、动员和引导了群众，积蓄了社会底层的怒火。本来“人治”政治的一大特点和护符，就是政治的少数人性质和不公开性质，自由舆论恰恰是针对这一性质的有力冲击。特别是，在“五四”前夕的诸多社团中，出现了北京大学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生救国会，和上海科学社、湖南新民学会这样一些先进的团体；在诸多媒体中，出现了由陈独秀李大钊等所创办的《新青年》、《每周评论》，邵飘萍所创办的《京报》，以及《北京大学月刊》、《国民》杂志等先进报刊，在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中，发生了巨大而崭新的思想影响。“五四”前夕，陈独秀不仅提出中国迫切需要“德、赛二先生”，指出民主与科学这样两个治愚救国的根本途径，而且第一次把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新启蒙的两项并列内容，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他猛烈抨击中华民国已变成了中华“官”国，施行的是寡头的“官治”的事实，提出了“民治主义”思想，包括“政治的民治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社会主义)。李大钊则以《俄国革命之影响》和《庶民的胜利》等大量文章和演讲，热情介绍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并抨击当时盛行的“开明专制”论和“贤人政治”论：痛斥一切变相散播“专制之余烬”者为“国家之叛逆，国民之公敌”，应“殄灭其丑类，摧拉其根株，无所姑息，不稍优容，永绝其萌，勿使滋蔓!”这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要把顽固的专制制度在共产党人手里结束的庄严誓言。(而今天，这就成了他们的伟大遗志!)

挂民国之羊头卖专制之狗肉的军阀执政，是历史的新反复。五四运动则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的民主启蒙。正是在这场革命运动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精神直接的继承光大者，她历史地承担起了进行彻底的民主主义革命，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大任。

中国共产党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转折，标志着振兴中国的新道路的出现。

历史进入新时期　民主还需再建设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就基本上确定了中国既不能仿照欧美的资本主义，也不能仿照苏联的社会主义，而要根据国情，走一条特殊的革命振兴之路，即首先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分两步走的道路。而这一抉择，是与同孙中山合作的决定同时做出的。以孙中山和第一代共产党人那种十分契合的革命理念，和坚贞的革命友谊，国共合作的前景以及与此相关联的整个革命前景，本可以令人生出美好的期盼。但孙中山的逝世，使国共合作的设想骤然落空，中国再一次出现了历史脚步的蹉跎。

蒋介石本质迅即暴露，表明他仍不过是集封建、买办双重特点于一身的军阀。他重又扮演了袁世凯的角色，并同样重蹈了袁世凯的覆辙。袁世凯以下令解散国民党，建御用资政会取代国会，立“中华民国约法”(俗称袁记约法)取代辛亥革命后所订立的具有鲜明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逐步实现其窃国梦。蒋介石则是以下令灭共剿共，发动内战，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以拼凑进大量封建伦理内容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和大讲“四维八德”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篡改孙文学说，不仅背叛新三民主义，尤其背叛了孙中山一以贯之的“主权在民”思想，实现其更狡猾也更血腥的独夫统治。进入新的纪年的中国，再一次由不同人物，以不同表现形式，作着本质相同的旧日政治游戏。东方专制主义再次表现了它何等惊人的根深蒂固!

蒋家王朝被逐出大陆，政权更迭了，是不是等于封建主义在中国根除了呢?对此曾有过不同看法。一种一度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新中国的建立，就宣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始，当然也就意味着反帝反封建任务的结束。而且在一个时期似乎有一种状况：谁再絮絮叨叨地讲什么反封建，谁就似乎有点不知今日何世，有点不识时务乃至别有用心。这很可怕，但很不能说服人。因为积几千年之厚的封建土壤，怎么可能随着一声庄严宣告便无影无踪了呢?深深潜入人们心底的封建意识形态，在小生产仍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在宗法传统仍然盘踞在这个农业大国的千村万落的条件下，怎么可能就湔洗干净了呢?历史唯物主义者能制造、宣传神话吗?

正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过于期盼早日让“共产主义的曙光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却大大疏忽了对埋根特深的封建意识的警惕和防范，我们才出现了本不应在共产党身上出现的事情。特别是“文革”中封建主义的绝对权力借“体”(体制)还魂的诸多表现，能不令人回想起来就心悸汗出?!

邓小平总结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早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批评了“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个人包办”现象。党章规定反对突出个人和对个人歌功颂德，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加强对党的监督。可惜的是，仍是由于最高领导人实际上的反对，八大的精神行之不远，便遭搁浅。“文革”后，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认为我们应“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尖锐地指出“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同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他说，过去的革命在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还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邓小平这里所指的“制度上切实的改革”，“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中外历史证明，与封建专制主义作斗争最锐利的武器就是民主，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而不是由什么人代替人民做主。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

一个时期中有人不爱听民主二字，或许是由于有人以为，共产党就代表人民，共产党执政了为什么还要求民主?这要么是天真，以为五星红旗升起那一刻，几千年封建主义就已涤荡无遗，民主阳光就已普照大地；要么是认为自己就是民主的化身，我意即民意，不容怀疑和反对。

邓小平的深刻论述，为在新时期是否还有反封建任务，是否还需要警惕和防范封建主义特权的新表现形式，是否需要强调民主改革和建设，作了明确结论。

而积极进行民主启蒙，是有步骤地进行民主建设的必需。中国人民受封建思想熏陶太久，至今仍非常需要民主启蒙。不进行深入的启蒙教育，民主施行起来就容易出偏失序。“文化大革命”那种“大民主”正是对民主的无情践踏。百年来中国的无数民主志士，从严复的“启民智”到孙中山的“唤起民众”，都是着眼于启蒙。我们注意了普法教育，是不是还应同时进行普 及民主权利和民主程序的教育?而普及民主知识，也正是普法教育不可或缺的内容。

在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是具有创造性和创造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只具有服从、听话之类“好品质”的顺民。这是关乎民族竞争力的重大问题，而这种民族竞争力，只有在人民充分得到民主自由的环境里才会孕育生发。

西方的民主自由确实暴露出不少弊端(例如由财产、种族、性别关系而造成的实际的权利不平等)，但几百年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今天生产力最发达的恰恰就是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我们相信，“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旦完善之后，也必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发挥“更高更切实”的推动作用!

(责任编辑　致　中)

1999年第12期 腐败导致太平天国早衰早亡　作者：魏文华

太平天国是中国最后也是最大的一场农民革命运动。可是这场曾经咤叱风云的运动从洪秀全率众起事开始，到占领南京建立“天朝”政权，仅仅只维持了十一年的时间就覆灭了，空引起后人无尽的深思。其中的教训实在太多，而最根本的教训，只有两个字：腐败。

“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

太平天国从建都天京之日起，以天王洪秀全为首的领袖人物就丧失了进取心，实行无为而治。他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自杀(一说饥饿病死)，11年中从未迈出过天京城门一步，只一次坐64人抬的大轿出宫，去看视生病的东王杨秀清。其余时间都在他的太阳城金龙殿坐享荣华，其帝王生活的威仪和气派，是相当排场的。

据一位对太平天国并无敌意的英国翻译兼代理宁波领事富礼赐在其所著的《天京游记》中记录着天王府的情景，提到有一次他在王宫前调查时，忽然间声音杂起，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原来是天王进膳的时间，直至膳毕，这些声音才停止。此时：“圣门半开，好些软弱可怜的女子或进或出，各提盘碗筷子及其它用品，以侍候御膳用。各种物品大都是金制的。”天王有王冠，以纯金制成，重八斤；又有金制项练一串，亦重八斤。他的绣金龙袍亦有金钮。他由内宫升大殿临朝，亦乘金车，名为圣龙车，用美女手牵而走。

天王的后宫　妇女的牢笼

太平天国实行一夫多妻制。在杨秀清答复美国人的一份外事文书中公开承认：“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天王洪秀全拥有的妻妾则有准确的数字：金田起义后不久15人，一年后至永安，据突围时被俘的天德王洪大泉口供：“洪秀全耽于女色，有36个女人。”后来有所减少，到1864年天京沦陷幼天王洪福被俘后的口供中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88个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我九岁时就给我四个妻子。”这里天王的88个后妃已超过了历代封建帝王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后妃的人数了。

洪秀全还为他的后妃规定了许多奇怪的清规戒律，都要严格遵行。如禁止女子抬头看他，“起眼看主是逆天，不止半点罪万千。”“看主单准看到肩，最好道理看胸前，一个大胆看眼上，怠慢尔王怠慢天!”(均引自《天父诗》)

在《天父诗》里看不到洪秀全在初创拜上帝教时所倡导的“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只有对妇女的绝对权威和压制。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太平军进入天京后，就广为宣扬两句话：“正是万国来朝之候，大兴土木之时。”其实当时根本没有一国来朝，而大兴土木则立即就开始了。

天王府的建设从进城后第二个月就开始。王府是在原两江总督署的基础上向周围扩建十里，四周有三丈高的黄墙环绕的宫殿群，宫墙外面一道深宽各二丈的御沟，沟上有三孔石桥称五龙桥供行人进出往来。过桥迎面第一道大门为天朝门，门外悬挂着十余丈的黄绸，上有天王御笔手书5尺大的朱字诏令：“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云中雪(太平军形容“杀头”的隐语)”。

进了天朝门到第二道门即圣天门，门旁置两面大鼓和两座琉璃瓦的吹鼓亭，每天24小时鼓声不断，琴音袅袅，乐曲悠扬。过圣天门即进入宫殿区，迎面有一座牌坊，东西两排数十间朝房，正面是天王坐朝的金龙殿。在大殿后面，是一条长长的穿堂，又有七八进，到末层第九进是一座三层大楼，顶层四面绕栏，栏内长窗，登楼可以眺望到数十里远。这种重殿叠宇的建设，是按照洪秀全自己设计的九重天庭。王府内还建有东花园、西花园、后林苑，园中水池内有石舫，池畔又建有五层高楼，也可以登高远眺。

据史料记载，这座宫殿的装饰为“雕镂工丽，饰以黄金，绘以五彩。庭柱用朱漆蟠龙，鸱吻用鎏金，门窗用绸缎裱糊，墙壁用泥金彩画，取大理石铺地。”(《盾鼻随闻录》卷五)

天王府的第一期工程，半年即建成，可惜被突起的大火烧毁了一部分，于次年正月又开始了第二期工程。两期工程所用的砖石木料都是从明故宫、庙宇、民房拆取搬来的，建筑工人主要是征用没有随军的妇女、老人，工匠则是奉天王的诏命从安徽、湖北召募来的且都是无偿劳动。

第三期的天王府工程，计划扩建到周围的20里。

在大兴土木的同时，天京诸王豪贵也上下争奢赛富，竟相大搞华丽排场。如舆马定制，从基层管辖25人的“两司马”乘4人抬黑轿开始，层层加大。东王杨秀清每次出行要乘48人抬的大黄轿，夏日轿下设玻璃注水养金鱼的水轿，每次出行时前后仪仗数里，像赛会一般。而天王洪秀全从不出宫门，宫内有美女牵的金车，宫外常备64人抬龙凤黄舆。为了适应豪华的铺张，宫内专设典天舆一千人、典天马一百人，还有典天锣、典天乐……等等。奢侈已极。

太平军从武汉到南京，缴获战利品及没收天京工商业财物，驱赶居民男女分居后接收居民家中钱财不计其数，为了管理使用这些金银财宝，天朝设立专管铸印和制造金银器皿的典金官；专管雕琢玉器的典玉局；管制造冠帽的典角帽；制造靴鞋的典金靴等。如为天王制造24只金碗，金筷子，“筋长近尺，浴盆亦以金。”(《金陵省难纪略》)连净桶夜壶都俱以金造。

天朝各官在穿戴装饰上更是追求华丽奢侈之风，互相争奇斗艳，奢侈已极，—冠袍可抵中人之产。而天王洪秀全的金钮扣和八斤重的金冠，更是无价之宝。除了供天王如此挥霍之外，还有参加争吃争穿争排场的朝里朝外文武各级官员31万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王亲国戚和洪秀全起事时的功勋兄弟，此时都是些冗员闲差，坐享荣华，很快就把库中掠夺来的金山银海挖空吸干了。

据潜伏在天京北王府典舆衙内当书手的著名间谍张继庚，1853年9月向清军统帅向荣投送的第一封情报中讲到太平天国的库存金银情况时说：“伪圣库初破城时运存一千八百余万两，此时只有八百余万两。”两个月后投送的第六封情报又说：“伪圣库前九月禀报时尚存八百余万两，现只存百余万两不足，不知其用何以如是浪费?”(《太平天国》Ⅳ761，774页)

王爷遍地走　国戚乱朝纲

1856年9月2日(太平天国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突然发生的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以下官员2万余人死在韦昌辉、秦日纲等人的刀下。原来传说有天王密诏杀杨的说法，但洪秀全始终否认，所传杨秀清逼封万岁和天王密诏迄今没有确切的证据，因而近人一般认为是韦昌辉矫诏。无论如何，这均是腐败引致政治上的争权夺利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天京事变使太平天国受到致命的打击。

太平天国前期共封了五个对起义和建朝有过贡献的外姓王。这五王为从广西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战死了的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肖朝贵；在天京事变中被北王韦昌辉杀了的东王杨秀清；随后又被天王洪秀全捕杀的北王韦昌辉；天京事变后五个外姓王就只剩下翼王石达开一个人了。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回朝辅政，受到满朝文武臣民的拥护。可是此时洪家兄弟在东王死后急于封王，先由天王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又封其出狱不久的次兄洪仁达为福王，用以牵制石达开。石达开忿然领兵出走，发誓不再回来。

石达开出走后，在满朝文武臣民的抗议声中，洪秀全不得不把两个王兄的爵位革掉以谢天下，但还是未能把石达开及其率领的几十万精兵召回天京，从而丧失了一次振兴天国的机会。

太平军经过天京事变损失了几万名精华骨干，加上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带走了几十万精兵，使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大为削弱，形势岌岌可危。此时，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四路围攻安庆，扬言年内攻破天京活捉洪秀全。幸由新起的青年猛将陈玉成在安徽重振军势，与李秀成及捻军合力向敌人反攻，于1858年11月15日在三河大战中，一举歼灭了湘军主力李续宾部6千余人。后又乘胜追击，不战而解了安庆之围，保卫了天京上游的门户。陈玉成又回师皖北，大破清军于庐州，活捉了清朝安徽巡抚李孟群，这才把天京事变后两年来十分危急的局势扭转并稳定下来。

洪秀全鉴于封王兄引起的风波，宣布天朝永远不再封王，在原来的侯爵之上，增设豫、燕、福、安、义，共6等爵位，记功封陈玉成为成天豫，封李秀成为合天侯。同时恢复前期的五军主将制，以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而以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副掌率，统率全军。这新的爵位的制订及封号，大体上反映了天京事变后，各路太平军的隶属关系和按照军事才能而形成的指挥系统，上下悦服，太平天国又一次出现了乱后重建的中兴景象。

可是三河大捷后仅5个月和庐州大捷后仅一个月，洪秀全又看中了刚从香港回来的族弟洪仁，见面的当天就把比陈玉成高二级的“福”的爵位封给洪仁，半个月中又由“福”封“安”直封到顶点“义”，比战功赫赫的陈玉成高出四级。这种对家庭无功而节节高封的做法，受到全军上下的指斥，人们尤其为陈玉成所受到的压制抱不平。这一用人唯亲无功受封的事件，大大挫伤了将士们的心，不但把皖北大捷以后天国又一次兴旺复兴的良机丧失，而且直接摇撼了本来就不牢固的太平天国军事基础。

毫无功劳的王弟洪仁接连受到高封以后，在天朝引起轩然大波，群臣反对，洪仁虽也再三恳辞，不料洪秀全在失掉了杨秀清的制约以后，一意孤行地维护其家天下的权威，自食其不再封王的誓言，居然把洪仁再封为“开朝精忠正军师顶天扶朝纲千王福千岁。”他对天朝上下文武群臣的抗议置之不理，用“风浪暂腾久自息”的话安慰洪仁，满以为人们叫嚷一阵就会自行平息。及至听到下面军心不稳，有人要叛变投敌的情报时，他才慌了。但洪秀全并没有从撤销对洪仁的任意加封来改正错误，而以加封陈玉成为英王来搞平衡、来企图以此堵住外姓功臣之口。

可是封了陈玉成却又引起新的连锁反应。陈玉成由于功劳巨大，原来以封爵中的第二等豫爵提任又正掌率是得人心的，现在突然越阶四级封了王，自然又有其他有功的战将攀比。首先是驻在浦口防守天京北大门的后军主将李秀成，与他原来的部将已经叛变投敌的李昭寿秘密通信，被人发现后报到天朝。天王洪秀全骇得不知所措，一面下令封江防变，一面亲书“万古忠义”的手诏把李秀成封为忠王。接着封中军主将杨辅清为辅王、左军主将李世贤为侍王，剩下右军主将韦俊因系韦昌辉之弟受封晚，在安徽池州率部数万人叛变投敌。

在洪仁到天京封王四个多月内，引起了一系列的攀比封王之风。二年前被人轰下台的王长兄洪仁发此时又被封为信王、次兄洪仁达封为勇王；天王的5个儿子，除长子在金田起义二岁时已封为幼主外，现在4个幼子全部封了王，两个女儿的驸马也封为王爷，洪秀全的几个封王兄弟的儿子，不管成年与否一律都封王。

这些被封的大大小小洪家王成为京城一霸。尤其是当了“京内又正总鉴”的信王洪仁发、“御林兵马哥”勇王洪仁达为首的洪氏家族王党，总揽朝政，横行天京。如他们借出售“洪氏票”掌管城门进出，连忠王李秀成有一次出城调兵也得拿出10万两银子的买路钱才得出城。又如在天京尚未陷入最后一次重围前，朝中有人建议提前购运粮食回京储备，以备战时之需。但由于进出城门的“洪氏票”价格昂贵，运粮回来后须交纳重税，运粮无利可图，贩运粮食的人不肯再去购粮，以至后来天京被围后果然出现粮荒。洪秀全号召军民吃草，美其名曰“甜露”。他本人就是因吃草生病，无药医治而死的(有的记载是服毒自尽)。

至于最先封王当了军师的王弟洪仁，虽然不像两个王兄那样贪婪，并在军事战略上与陈玉成、李秀成等合谋组织天京会战，于1860年5月6日第二次打破了曾国藩的江南大营，为天京解了围。但对下一步战略进取方向上，他破坏既定的“东守西进”国策，使第二次打破江南大营出现的胜利形势迅速逆转，由主动变为更大的被动，其后果直接导致了天京的灭亡。以致后来遵王赖文光说：“败国亡家皆由此举。”

本来太平军1853年春攻克南京、镇江、扬州以后；东南沿海有小刀会到处起义响应，可以挥师席卷苏、浙、上海等地。但当时的全军统帅东王杨秀清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先推翻清朝统一华夏的大业，决定避免与占据上海商埠的外国军队发生冲突，命令太平军东线以镇江为界，从而争取到以上海为中心的列强的中立，得以派主力北伐、西征、而未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这一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在打破江南大营以后，由于洪仁主张东进而遭到破坏。洪仁与李秀成反对陈玉成回师迎击曾国藩湘军以救援安庆的正确主张，提出向苏、杭、上海东进。他还认为一俟得胜，可花百万钱买火轮二十个，再沿长江上取安庆。洪仁在他的自述中说：“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不料上海没有攻克，火轮船没有买到，反而引起列强的干涉。李秀成的百万大军陷在苏浙一带无法自拔，上游陈玉成则孤军奋战不胜。洪仁后来虽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要求李秀成领兵赶上相助。但又遭到李秀成的拒绝，他也无可奈何了。

由于洪秀全对无功的王兄王弟滥封王，一时间封王之风迅速蔓延开来，几个王兄更是仗势卖官鬻爵，随便滥封。后来，实在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头上加一“小”字，造成新字“”，为六等王，总共封了2700多个王。

所有受封为王的，不论等级，不分有职无职，一朝受封，立即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时前呼后拥，盈街塞巷。按太平天国礼制规定，低至最底层管辖25个人的十六级小官“两司马”出门时可乘四人抬的黑轿，上面领兵的将王等人其威风更不用说了。至今浙江还流传侍王李世贤出门坐54人抬的龙凤黄轿，轿上可以召集部下开会。王爷轿舆所到之处，小官和军民百姓都要回避，回避不及的要就地低首下跪迎送，如果不小心撞了仪仗，轻则杖责，重则斩首。因为当时王爷太多，百姓们迎不胜迎，遂流传出民谣：“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这么多的王爷需要大量的杂役服侍，于是就抓兵拉夫，招降纳叛。反过来为了养兵，为了营造安乐窝，他们又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诸如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等等二三十种。田赋则由天朝初时制定的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即增加到每亩七斗。因而在当时的苏南太平军辖区出现过一副揭帖对联，指责太平军拜上帝教的横征暴敛，上联是“说什么天帝教，灭天理，绝天伦，好好青天白日，闹得天昏，看将来天诛天讨，天终有报”；下联是“这一班地方官，当地蛇，坐地税，明明福地天宫，变成地狱，征多少地丁地税，地也无皮”。

地皮刮下来，都进了大小王爷和地方官的腰包，于是盛行在天京的大兴土木、讲排场的奢侈风气又刮到了苏、浙新占区，许多王府官舍纷纷兴建起来。现在仍保留下来壮丽宏大的浙江金华侍王府、江苏苏州忠王府，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三年时间兴建起来的。尤其是苏州忠王府宫殿、住宅、园林三部分，连后来的新主人李鸿章也为之惊叹：“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卷38)这座建筑从1860年6月太平军攻占苏州开始，到1863年12月苏州失守，“匠作数百人，终年不辍，工且未竣，城已破矣。”(《劫余灰录》)

李秀成自称他拥有百万雄兵，所以财大气粗，除了苏州的这座“园亭花木，无一不精”的王府以外，在天京另建有一所更恢宏巍峨的王府，有意无意地与大权旁落有气无力的天王比富争荣。他毫不隐讳地向1861年访问天京的英国翻译富礼赐自夸他的新王府的壮丽。富礼赐在他的《天京游记》中说：“忠王又自夸彼之新邸，除天王宫外，为太平天国中之最佳最美的建筑物。”

富礼赐在忠王的旧王府住过，由忠王的兄弟亲自接待，他在书中写着在忠王府的见闻：“筷子、叉、匙羹均用银制，刀子为英国制品，酒杯为银质镶金的。”“他(指王弟)把忠王所藏的许多珍奇的东西给我看。除了天王之外，只有忠王有一顶真金的王冠，以余观之，此真极美精品也。冠身为极薄金片，镂成虎形，虎身及虎尾长大可绕冠前冠后；两旁各有一小禽，当中则有凤凰屹立冠顶。冠之上下前后复镶以珠宝，余曾戴之头上，其重约三磅。忠王又有一金如意，上面嵌有许多宝玉及珍珠，……凡各器物可用银质者皆用银制，刀鞘及带均是银的，伞柄是银的，扇子、鞭子、蚊拍其柄全是银的，而王弟之手上则金镯银镯累累也。”由此可知，有人说拥有百万雄兵的后期统帅李秀成同时也拥有百万家财是可能的。

为了财致富，新封诸王一个个拥兵自重。当陈玉成为保卫天京上游门户安庆而浴血奋战的危急关头，拥有百万大军的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一心经营其苏浙领地，始终未发一兵一卒前往皖北助战，坐视安庆和庐州相继失守、陈玉成牺牲而不顾。直到庐州失守后17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重围的时候，李秀成才为时已晚地看到大局动摇的危险性，组织起13王60万大军，救援天京。但因诸王各怀私念而消极畏战，对阵46天，竟未把饥病交加的2万湘军打退，借口缺寒衣而各自散去，直到天京沦陷为止，再也没有哪个王来解围了。

这些王爷们各回自己的安乐窝，享受荣华富贵，小王不听中王，中王不听大王，最后纷纷叛变。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州，也被其叛变投敌的心腹部属四王将它完整地奉送给李鸿章了。李秀成从占领苏州到苏州失守，仅三年半时间，他拥有的百万大军就这样冰消瓦解了。腐败毒菌吞噬了李秀成的百万大军。李秀成在苏州失守以后只率数百亲随狼狈逃回天京，但天京也在半年后失守，天京失守时，李秀成保护幼天王突围出城以后，与大队离散，孤身逃到方山，解下缠在腰上的百宝囊休息时被人发现，宝囊被人哄抢，他也被捉住送到清营成了阶下囚。他在天京的两座新旧王府被抢后也被大火夷为平地，与天王府一样只落得一片废墟，任凭野鸽飞来飞去了。太平天国的早衰早亡，撇开政策上和军事战略上失误这些原因不说，单从农村进入城市之后，挡不住贪图享受、腐败之风的诱惑，而且上行下效，愈演愈烈，终导致百万大军转瞬间冰消瓦解，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深思。

由此也可以理解早在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看了《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以后，写信给郭沫若，请郭沫若再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从中也可以领悟到伟大革命领袖，对预防腐败的东西绸缪的苦心了。

(责任编辑　方　徨)

1999年第12期 我们的妈妈董边　作者：曾立 曾自

与给毛主席当了18年秘书的爸爸田家英(原名曾正昌)相比，妈妈董边没有显耀的名气和可宣扬的业绩。她只是千万个从延安出来的女干部中的一员，普普通通，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奉献，以至默默地忍受着苦难和对她的不公。直到她走完了82年的生命历程，身盖党旗，又默默地躺在鲜花丛中时，作为女儿，我们才从那层层叠叠排放的花圈和为她送行的泪眼中，看到了她平凡一生中的不平凡。

封建家庭的叛逆儿

1916年秋，山西忻县泡池村一个只有30亩地的小地主家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盼儿心切的父亲看到又是一个女孩时，气得欲将刚生的婴儿溺死。接生婆一把抢过孩子，怜惜地说：“这也是一条命呀!”就这样，这个小名“三毛”的女婴活了下来。她就是我们的妈妈。

妈妈一出生，就被视为家中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妈妈之后，她的母亲再没有生孩子，这更成了家里人往妈妈身上撒气的理由，说她命太硬。妈妈不知道什么叫父母疼爱。穿衣穿最破烂的，吃饭从来坐在炕角里。妈妈稍大就下地劳动，拾柴捡粪什么都干，歧视和谩骂伴随着她的童年，她像石缝里钻出的小草，顽强地长大。

妈妈读完初小，重男轻女的父亲就不让她再读书了，性格倔强的妈妈抱定了读书学本事的志向，一定要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养活自己，养活同样受封建思想歧视和压迫的母亲。小小年纪的妈妈居然以绝食的方法抗争，向父亲喊出“我要读书”的呼喊。三天以后，父亲妥协了，妈妈终于赢得了继续读书的权利。就这样，妈妈在忻县读完高小和初中。初中毕业后，只身闯到太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太原女中。她憧憬着读完高中，到北京去，考北京大学……

人生路口的抉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争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也给20岁的妈妈带来了人生的巨大转折，

因战事，太原女中要转到祁县去办，妈妈不顾家人劝阻，冒着一路敌机轰炸，一人辗转到了祁县，却没有等来多少同学。

很快，学校就地解散了。何去何从，摆在每个青年学生的面前；国民党的部队打着抗日的旗子，在招兵买马；阎锡山办的一所民族大学，也在招收流亡学生；但是，妈妈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共产党八路军的队伍。

她的这一选择直接得益于高中两年所受的进步思想影响。沈兹九的《妇女生活》杂志妈妈每期必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使妈妈眼界大开。一二·九运动，妈妈参加了太原的游行；她在班里的黑板上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大字，表露了一个女性的爱国之心。

妈妈是到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的，同行的还有太原女中的两位同学。脱下布旗袍，穿上灰军装，姐妹们互相看看，当女兵了，真神气，真激动啊!杨尚昆的夫人李伯钊同志是女学兵队的队长，李伯钊大姐成了妈妈走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位引路人。

三个月学兵队的训练结束，队伍准备拉到前方打仗。还没走到目的地，国民党军溃退，日寇大军压境，李伯钊队长果断决定转道过黄河，而后奔赴延安。

从1938年到1945年，妈妈在延安整整生活了八年。晚年她回顾自己的一生，常常跟我们讲延安的八年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八年。她说：“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人生要有奋斗目标，才能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延安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人们的精神世界非常充实饱满。”妈妈从陕公、党校到女大、马列学院，以后又到中央政治研究室，每天都生活在进步、积极向上的气氛中，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信念鼓舞着每一个人。那真是妈妈终生难忘的一段时光。

女大是妈妈在延安学习时间最长的地方，从1939年参加筹办女大，到1941年女大和延安大学合并，共呆了两年多时间。

在女大，妈妈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曾被评为学习模范。女大的学习生活给妈妈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我们聊天谈笑时常常提起一些有趣的话题。女大的生产运动搞得十分活跃，挖窑盖房，种粮种菜。衣服都是自己做，女同学穿的是套头列宁装，既别致又漂亮。住的窑洞是洞套洞，洞里三面墙都挖进去，成为三个“床”，使住室显得又宽敞又整齐。那时几乎顿顿吃小米饭，大柴锅做小米饭，每次都可以起出一大块锅巴，大家抢着吃，脆脆的，大家叫它“列宁饼干”。女大的三八节过得最热闹，500人一起跳大型舞蹈。1940年的三八节，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都来了，和大家一起唱啊跳啊，高兴极了。

妈妈是个要强的女性，学习劳动样样带头，女大两年一直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女大解散时，校方推荐她和夏鸣、文菲、叶群等七八个人去考马列学院(那时已改名中央研究院)。妈妈在研究院学习了三个月，便被抽调到新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在政治组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是毛泽东，副主任是陈伯达，政治组组长是邓力群。妈妈是政治组唯一的女同志。

“一线风筝比翼飞”

妈妈在政研室工作，与同在政治组的爸爸田家英相识了。那时正值延安整风。爸爸在检查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时，陷入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中，躲在窑洞里，饭也不吃。作为支部委员的妈妈，给他端去热饭，与他促膝谈心，了解了爸爸。

爸爸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城市贫民的家中。3岁那年，经营小药店的父亲就去世了，9岁又死了母亲，他成为孤儿，靠继承了药店的兄嫂抚养。然而嫂嫂心地狭隘，不愿花钱供他上学，13岁的爸爸只好在药店当学徒，饱受了旧社会的世态炎凉。但爸爸不甘屈服命运的摆布，发奋自学。一年后，他靠卖文为生，自己养活自己，重新考取了学业最好的成都县立中学。在校期间，爸爸接触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七七事变后，他和赵石英、黄怀清等青年同伴，千里迢迢奔赴延安。

共同的苦难经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将爸爸和妈妈紧紧地连在一起。1942年“双十二”纪念日那天，他们结婚了。

婚后，他们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工作上互相帮助，学习上相互促进。每天早上天麻麻亮，他们就带上报纸和地图，到山上读报。逐日逐周分析苏德战争的发展趋势，研究国内抗日形势动态。爸爸是研究室年龄最轻，但发表文章最多的同志。他在文章中，对国民党蒋介石推行的独裁、分裂、倒退政策，给以无情的抨击。而爸爸写文章用的许多资料卡片，都是妈妈帮他摘编的。那段记忆，在妈妈心中永远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1990年，妈妈怀念爸爸时曾作过一首小诗，诗中写道：“桃林散步谈心事，延河洗衣细语归。清晨山头读书报，整风学习苦苦思。自传总结相互传，思想入党互相帮。约法三章结伴侣，一线风筝比翼飞。”这首诗形象地道出了他们相识相爱的经历。

1944年秋，妈妈在延安中央医院生下了一个胖胖的男孩。初做母亲的妈妈此时想到的是抗战还没有胜利，工作岗位需要她。她连一次奶也没有给孩子喂，就毅然忍痛将孩子送给枣园村的妇救会长。爸爸尊重妈妈的意见，信守婚前讲好的“家庭中的大事由女方作主”的约定。他在张闻天陪同下，去看了孩子，之后，只对妈妈说了一句话：“孩子长得像我。”为了革命事业，他们默默地承受了个人的牺牲。多少年后，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问过妈妈：“您想不想那个孩子?后悔不后悔?”妈妈总是说：“不想，不后悔。想也没用。战争条件下不允许我们带孩子，否则就别想工作。”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了，妈妈被批准到敌后工作。出发那天，爸爸给妈妈带上亲手做的牛肉干，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过十几里外的桥儿沟。妈妈被派往冀东地区做土改工作，她担任了遵化县二区区委书记、冀东区妇委委员，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经受了锻炼。

离别三年，战火如荼，书信难通。直到1948年，爸爸已随党中央到了西柏坡，才收到妈妈的一封辗转来信。他不顾正在给党校的学生上课，一边口喊“下课!下课!”一边泪流满面地拆读妈妈的信。随后，爸爸托来西柏坡开土地工作会的冀东干部给妈妈带去几本书和一首诗。可惜诗稿在“文革”中遗失了，妈妈只记得其中有“一线风筝比翼飞，盼望胜利早日来”的词句。

毕生献身妇女工作

1948年底，妈妈从冀东回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爸爸团聚。组织上安排她到党校学习。当时正值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夕，妈妈实在坐不下来学习，很想到基层参加实际工作。主持中央妇委工作的邓大姐听说后，把妈妈约到自己的办公地。邓大姐和蔼地说：“你想做基层工作，愿意做个妇女干部吗?你知道，中国的妇女姐妹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为妇女谋解放是妇女干部神圣的使命。”大姐的话使妈妈感到内心一股激情在涌动，从小饱受的封建压迫，妈妈怎能忘记呢?邓大姐就像看到了妈妈的内心世界，接着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女干部，你就到中央妇委来吧。”从此，妈妈走上了妇女工作岗位，一干就是50个春秋。

1949年7月20日，《新中国妇女》杂志在北平诞生了，这是当时中国大地上唯一的全国性妇女刊物。妈妈从创刊起干到1966年，从杂志编辑到担任副社长、社长。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才华，奉献给了妇女宣传战线。

小的时候，妈妈在我们眼里，总是工作，工作。还常常外出采访啊，调查啊，时间很长很长。作为母亲，她很少带我们去公园、商店。倒是性情活泼的爸爸，工作之余总爱带我们沿故宫筒子河散步，逛旧书店。妈妈的敬业进取精神赢得了爸爸的尊重，他时常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妈妈是咱家的‘女皇’，大家都要听她的。”话语里透着他对妈妈的敬重和理解。

她牢记邓大姐的教诲：“要想做好妇女工作，首先要热爱妇女姐妹。”妈妈在主持《中国妇女》杂志的十几年中，坚持以为妇女服务为准绳，想广大妇女所想。急广大妇女之所急。

60年代，党内存在的说假话、说套话的不良风气，也影响到妇女杂志的文章，读者不爱读。妈妈组织全社同志进行讨论，解放思想，打破框框，针对妇女群众普遍关心的婚姻、家庭、工作之间的关系，在刊物上展开了“女人活着为什么”的大讨论，吸引了广大读者。刊物内容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发行量从40万份直线升到90万份，《中国妇女》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四大刊物之一。

尽管“女人活着为什么”的讨论后来被陈伯达说成是“离开了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错误现象”，尽管办刊的全部辛劳与功绩在“文革”中都成为“修正主义路线下的罪孽”，但在妈妈心中始终没有改变的是热爱妇女事业、为广大妇女服务的初衷。1998年妈妈去世前两个月，在医院她还为迎接《中国妇女》创刊60周年题写了“了解妇女的思想，做妇女的知心朋友；提高妇女素质，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的题词。

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而来。5月23日，对于妈妈来说无异是天塌地陷的一天。我们的爸爸田家英不堪忍受江青、陈伯达之流的迫害，在这一天含冤弃世了。

下午，中央三人小组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爸爸的住处，突然向爸爸宣布停职反省，交出全部文件，立即搬出中南海。从下午到晚上，妈妈都在帮助爸爸清点文件，直到午夜12点，戚本禹打来电话，盛气凌人地要爸爸到西楼去签字。爸爸摔掉电话筒，气愤地对妈妈说：“戚本禹好神气，他算什么东西?我就是不去签字!”这一夜，爸爸彻夜未眠，他给妈妈留下最后的话：“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

由于爸爸是“文革”中最早定性的“彭、陆、罗、杨反党集团”骨干成员，妈妈很快受到株连，成为妇联机关领导成员中第一个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妈妈被推上批斗台，大帽子一顶一顶朝她头上扣过来，黑白完全颠倒了，根本容不得她分辩。

1966年8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点了妈妈的名。从此，批斗接踵而至，妈妈几次被拉到北京市和中直系统万人批斗大会上挨批。接着便是劳改和体罚，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对妈妈凌辱和谩骂。一次，在寒冷的冬天，机关专案组组长看见妈妈正在用铁筒往三楼办公室提煤，突然对她大吼：“劳改还戴什么手套?真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摘掉!”一边骂，一边夺过妈妈的手套丢进垃圾箱。冰冷的铁提把在妈妈的手上勒出深深的印痕，可妈妈一声不吭，咬紧牙关。

“文革”最初的几年，我们很难理解家里发生的一切，当我们得知父母犯的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错误时，惊骇、怨恨、困惑时刻笼罩着我们。妈妈在我们的眼里失去了往日的威严，我们经常用异样的神情和口气对待她，甚至不再唤她“妈妈”。

然而，妈妈把一切波澜都压在心底，“文革”中，她从来没有向我们吐露过半句苦衷，反而悄然地尽其所能地呵护着我们。她把挨斗时挂的大牌子藏在褥子最底下，生怕我们看到受刺激。吃饭时，她一天三顿吃窝头，却把那个年代有限的白面留给我们。

1968年，我们姐妹先后下放农村。沉到社会最底层的人生磨练，使我们从“革命”的狂热中渐渐冷静下来。1972年的春节，与妈妈分别三年的我们带着对母亲的思念和在那个年代总也去不掉的惶惑，来到河北干校。车到衡水，我们一下子就望见站台上有个身着干校特有的灰棉背心、头戴蓝格头巾的老人，她那苍老黑瘦的脸告诉我们，她就是饱经苦难的妈妈。自“文革”以来深埋在心底的结怨，涌动成交集的百感，我们紧紧盯着妈妈，不知如何开口。“小英，二英，你们来啦。”是妈妈先招呼了我们。“妈妈!”我们扑了上去，瞬间，隔在母女间的冰层一下子溶化了……

多少年后，我们才理解了“文革”中的妈妈，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灵上承受了双重于男同志的沉重压力。“文革”后，妈妈和我们讲述往事时说过：“‘文革’中有时折磨得人真是死去活来，但我从未想到过死。你们已经没有父亲了，我不能让你们再没有妈妈。何况你们的爸爸留下了遗言，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日暮赶路不停留”

1983年，妈妈率先响应落实党的干部退休制度，从全国妇联党组副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离休后的妈妈虽然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但她因多年严重的哮喘病和“文革”中劳改体罚造成的腰骨损伤，不能过多地参加政界的各种活动，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

妈妈生活非常规律，早起晨练，习字泼墨，看书写东西，按时收听广播……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她身患多种疾病，但始终没有雇人照顾，坚持自己做饭洗衣。她说，干点家务是一种体力锻炼。

妈妈曾长期做妇女工作，进城后一直住在中南海，特有的经历和条件，使她和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妇女界的老大姐都有过较多的接触和交往，尤其和帅孟奇大姐、康克清大姐关系亲密，感情融洽。大姐们献身于民族和妇女解放事业的崇高精神感染、激励和陶冶着妈妈的心灵。将老大姐们的生平思想留下来，使她们的精神风范永远成为妇女干部和青年一代学习的楷模，成了妈妈晚年的心愿。

在妈妈离休后的15年间，她与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罗琼等同志协作，编辑出版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邓颖超革命活动70年大事记》、《我们的好大姐蔡畅》、《模范共产党员帅孟奇》、《女界文化战士沈兹九》等书；审阅修改了《邓颖超传》、《党的好女儿章蕴》、《中国妇运史》等书。丰硕的果实，成为她晚年对中国妇女运动极有价值的新贡献。

为爸爸编书写传，也是妈妈晚年的一大心愿。爸爸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工作了18年，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敢于坚持真理，和恶势力做斗争，他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妈妈的主持下出版了《田家英文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这些书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也使妈妈感到极大的慰藉。

1988年元旦，离休5年的妈妈在日记本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首小诗：“已是离休未敢休，日暮赶路不停留。愿将精神留后代，代代相传永不丢。”诗言志，这正是妈妈晚年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

奔向大海

妈妈一生淡泊名利，到了晚年更是生死超然。

1992年7月12日，邓颖超大姐去世后，报上公布了大姐的遗嘱“五不要”。妈妈感慨地说：“邓大姐身后都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像我这样的普通干部就更是什么都不要了。”在这天的日记里她写道：“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将来连悼词也不用写，我什么都不要。我这个老共产党员只有为党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其他别无所求。”

1998年12月15日妈妈与世长辞。妈妈对于身后事，生前唯有一个心愿，是把骨灰洒到广西大地，融入江河，流向大海。妈妈曾多次到广西考察、养病，同那里的妇女姐妹结下深深的友情。妈妈曾对我们讲过：“那条美丽的邕江通向蔚蓝的大海。我害了一辈子哮喘病，每年冬季来到海边，我感到心胸舒畅。我喜爱大海，也喜爱广西的姐妹们，我愿将来永远和大海在一起，和广西的妇女姐妹们在一起。”

1998年12月26日，我们手捧着妈妈的骨灰，最后一次伴妈妈南行，来到美丽的邕江。“星岛”号旅游船——这艘南宁会议期间毛主席乘过的游艇，载着我们向清秀山驶去。广西的同志都说：“有缘啊!当年毛主席坐的船，肯定你们的爸爸也在船上。他们来接大姐了!”是啊，天上人间，爸爸已等了妈妈32年，他们有多少话要倾心述说。

天蒙蒙，水天一色；船缓缓，别情依依。妈妈去了，她奔向了大海。大海的涛声仿佛永远在歌唱，赞美着妈妈奋斗不息的人生。

(责任编辑　文　贤)

1999年第12期 为北平和平解放城内城外奔波的李炳泉　作者：刘可兴

今年是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50周年，在这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我的心情兴奋激动，但又不禁黯然神伤，因为我的爱人李炳泉——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曾于1948年冬，受党委派代表北平地下党，参加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做出了贡献，然而在“文革”中，竟被横加“叛、特”罪名，遭“四人帮”迫害。“四人帮”诬陷他“是傅作义派出的谈判代表，在北平和谈中为国民党效命”，致使他含冤自戕身亡。今年是炳泉不幸逝世的29周年，是他诞生的80周年。他的冤案虽然早已平反昭雪，但在许多报刊文章中，对炳泉在和谈中的身份和作用，仍有混淆不清之处。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作为他的妻子，认为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作以下的陈述：

潜入华北“剿总”《平明日报》 通过堂兄探查傅部内情

李炳泉原籍河北任邱，1919年生于济南一个旧知识分子的家庭，1940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奉党的指示随家人回到北平。他的党内职务为南系地下党平津学委职业青年支部书记。

1946年国统区的北平，政治形势险恶，地下党员需要谋得公开职业作掩护。这年秋天，国民党华北“剿总”机关报《平明日报》创刊。李炳泉的堂兄李腾九，是傅作义“华北总部”少将联络处长，他推荐炳泉去《平明日报》担任采访部主任。炳泉向党组织报告后，党组织经研究，认为这正好借此机会到傅作义内部去打开关系。炳泉任职于《平明日报》后，他借职务之便，同时把地下党员李孟北、王纪刚也安排到报社任记者。次年夏，又借公开招考编辑的机会，掩护王汉斌(前些年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徐明江进报社工作，从而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48年9月，解放战争出现了战略决战局面，继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后，解放军又发动了平津战役。这给驻守华北的国民党军以极大震撼，他们为挽救行将灭亡的命运，加紧迫害民主力量，大肆逮捕进步学生。

10月间，南方局平津学委书记闻黎智通知炳泉撤回解放区，炳泉随即交代了职青支部的工作，支部书记由仓孝和继任。就在行前两小时，炳泉接到李光诒从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让他留在北平，不要走。

过了几天，闻黎智来了，说他刚从解放区华北局城工部汇报工作回来，组织上决定让炳泉留在北平，通过李腾九做傅作义的工作。因为9月间闻黎智来职青支部听取汇报时，炳泉向他谈起过关于堂兄李腾九的情况，说李对时局很悲观，有很多牢骚。炳泉对闻建议说：“似可以从这里突破来做些事情。”

淮海战役开始后，职青支委会的同志，根据傅作义周围的人透露出来的情况，得知傅处于极大的苦闷之中，认为同傅商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党派代表见傅作义。

城工部领导采纳了炳泉和职青支委会的先后建议，并决定派炳泉代表北平地下党通过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接洽有关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

早在1948年初，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就曾指示北平地下党，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去接近和影响傅作义周围的人，做傅作义的工作。据一些文献的记述，当时中央军委、平津前线领导人和北平地下党，对傅作义的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傅作义曾是抗日的爱国将领，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蒋政权即将覆灭时，有可能把他争取过来；但傅长期追随蒋介石反共，不到万不得已，难以转向人民。中央军委决定，对傅作义集团在立足于打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争取，力求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古都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

此后，北平地下党即通过多种途径对傅作义施加影响。如通过地下党员王的关系辗转请出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劝说傅放下武器。当时我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崔月犁亲自与刘厚同面谈，共同研究对策。

1948年11月初，刘仁指示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佘涤清，负责寻找途径，与傅作义谈判。后南系学委的领导人王汉斌作了如下安排：把炳泉自职青支部调出，把傅冬(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党员)自天津《大公报》调来北平，让他们专门做争取傅作义起义的工作。炳泉的任务是打通李腾九的思想，通过李腾九动员傅作义放下武器。傅冬以女儿的身份劝说她的父亲，又把她的爱人周毅之(中共党员)调来做联络工作。11月下旬，北平地下党南系、北系学委合并后，领导炳泉进行和谈工作的是佘涤清和闻黎智、王汉斌。

傅冬调来北平后，佘涤清要她住到傅作义公馆去，以便随时了解他们的动态，做她父亲的工作。当时北平城内军统特务活动猖獗，正四处打探消息，唯恐傅作义谈和。傅冬向他父亲，传达了我党希望和平解放北平的意向，傅作义听了还十分疑虑地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答不上来，经请示上级后，告诉他是毛泽东派来的。但是傅作义把傅冬看做是一个孩子，不太相信她。后来傅冬注意及时向组织反映傅作义的思想动态，对我党掌握敌情做出决策，起了良好的作用。

自从炳泉接到党交给他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任务后，他心情振奋，反复思考着如何展开对李腾九的工作。有一天，他悄声对我说，估计近日李腾九会来的，如果碰上他来，希望我仍如往常一样，见面寒暄，倒茶送烟，然后退出；要提高警惕，注意放哨；不该知道的不要问，务必严格保密。炳泉也曾和二哥李炳璜说过，希望他在做李腾九的思想工作方面起些配合作用。

炳泉与李腾九由于年龄差距大，抗战期间又天各一方，实际上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要说接触较多，还是从1946年秋炳泉到《平明日报》工作以后，由于需要了解傅方动态，炳泉才常访李腾九的。开始炳泉试图以进步思想影响他，希望他不要背离人民太远，直到1948年初，刘仁的指示下达后，炳泉再与李腾九接触时，就有意识地谈论时事政治，而且也不回避交锋了。李腾九后来回忆说：“他有时到我家去，谈些国民党倒行逆施、不得入心、必然灭亡，共产党顺乎民心，迟早会取得胜利这类有关时局的话。”“事实上，炳泉这些言论，都是在潜移默化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见李腾九《北平解放与北平和谈》《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二辑)

炳泉和李腾九的谈话逐渐升级接近和谈内容，大约是在11月中旬，那时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鏖战正酣，蒋介石为挽救残局，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加强长江防线，提出傅作义率兵南撤，并委以重任。傅没有接受，他已看清蒋政权大厦将倾，准备另作他图。李腾九听说东北解放军有可能入关，华北难保，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个人前途告吹，心情烦乱不堪。一天傍晚，他驱车来大草厂甲16号我们的住处，炳泉和二哥都在家，就在二哥北屋里接待了他。

北屋外间宽敞豁亮，一套大沙发成品字摆开。李腾九神情沮丧，走进门来，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二哥炳璜和炳泉过来招呼着，扯了些家常话。李腾九说：“现在时局严重，大势已去，你们把四婶(指炳泉母亲)他们赶快送到南方去。”这话的意思炳泉兄弟已经明白，二哥问道：“抗战八年，颠沛流离，现在刚安稳了几天，又到南方去干什么?”李腾九说国民党败局已定，华北将要弃守，一些党政要人的家属已开始往南方疏散。当问到他“到了南方又怎么样”时，他瞠目结舌说不出所以然。炳泉接过话题，安慰他说：“局势虽然严重，但是会有办法的。”他十分迷惘地问：“办法?办法在哪儿?”炳泉说：“事在人为。傅先生如能看清形势，以大局为重，还是有希望的。”李腾九摇了摇头，没说什么。

11月29日，平津战役揭开序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首先指挥华北野战军突然包围张家口，将前来增援的傅系“王牌”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同时又指挥东北先遣兵团在康庄、怀来三天歼敌两个军。傅部上下惶惶不可终日。

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炳泉二哥的北屋里灯光通明，炉火融融。李腾九这晚又来了，他坐在正面沙发上，头枕着靠背，两臂无力地下垂着。二哥抽着烟斗，炳泉说：“东北、华北两兵团会师后，已经发起平津张战役，北平行将被围，北平的解放是指日可待的。如果傅先生不自量力，幻想支持危局，负隅顽抗，孤注一掷，文化古都将毁于炮火，人民生命涂炭，傅先生就成了千古罪人……”炳泉看到李腾九凝神聆听，就接着说：“您问办法在哪儿?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于是他谈到了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顺应时代潮流的才是俊杰；也谈到了共产党对和平起义人员的优待政策，以及将来在政治协商基础上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光明前景。李腾九说：“你说的虽然很有道理，就不知道共产党方面真如你所说的那样?”炳泉见他态度诚恳，感到时机已经成熟，就按照党的指示，向他说明自己就是共产党员，而且肩负着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任务。现在就要求他设法去做傅作义的工作，争取和平解放北平。一旦事成，他就是为人民立功，可以得到宽大待遇。炳泉说到这里，李腾九忽地站起来，激动地说：“果真如此，那就一言为定!”炳泉连连点头说：“一言为定。”这时李腾九精神振奋，当即表示要坚决协助共产党工作。他后来回忆说：“此后我才知道，炳泉就是策动傅先生起义的北平地下党的一个代表。我当时也兴奋异常，一扫不安的情绪，增加了向傅先生进言的勇气。”(见李腾九：《北平解放与北平和谈》)

面晤傅作义坦陈我方意见穿针引线带傅方代表出城

自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开始，傅作义集团失去东北的屏障和华北的依托，正面临严重威胁。但傅作义估计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至少休整三个月才能进关，他可以趁机取得美援，扩军100万人，给自己创造有利的局面，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但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的部署方案尚未就绪，东北野战军已神速进关，并与华北野战军会师，发起了平津战役。傅日益焦虑不安。

李腾九在向傅作义进谏之前，思想顾虑很多。傅一向是常胜将军，谁敢以谈和去冒犯虎威?倘话不投机，当时就枪毙在那里也是可能的。但他想起炳泉的话，为保全文化古都、拯救200万危难中的人民，也为个人寻求新的出路，他横下一条心，决定去找傅作义。

约在12月8日，李腾九趁傅作义独自思量之时悄然入见。他从当前形势谈起，一面察颜观色，一面慢慢涉及正题。他问道：“今后的方针大计究竟怎样?”傅反问道：“你说该怎么样?”李腾九说：“事已如此，只有和、战了，能战则战，不能战还可以和。”他随即谈起共产党对和平起义的政策，对起义人员的优待等。傅问：“是听谁说的?”李回答说：“一个北平地下党的代表。”傅又问：“对方究竟是谁?”李腾九心情紧张，怕傅翻脸给炳泉招来大祸，他认为应该严守秘密，不肯说出炳泉的名字，这使傅作义很是不满。

此前党组织已决定派炳泉见傅作义，当面了解傅对和平解放北平的态度。这天李腾九从傅那里回来，炳泉就按党的指示回答了他的询问。次日，李腾九去见傅作义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出炳泉的姓名和身份，告诉他炳泉是代表北平地下党奉命面晤傅先生，洽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炳泉在1948年初已辞去《平明日报》的职务，此时已不是该报记者)。

自11月底至12月初，东北野战军已源源入关，我军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起草的“围而不打”、“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使傅作义指挥慌乱。在他欲战不胜，欲守不能，欲逃无路的情况下，才决定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12月10日，炳泉应傅作义约晤，由李腾九陪同，来到傅的办公室。炳泉开门见山地说：“我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代表中共北平地下党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谈判。”当炳泉问及傅作义对和谈的条件时，傅答复如下：一，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二，在一定时间内起义，要我方为他保密。三，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后于14日晚傅又修改条件为：一。军队不要了。二，两军后撤，谈判缴械。三，由傅发通电缴械。(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1948年12月15日东北野战军电报)。傅作义提出，可否派崔载之为傅方代表，并要求炳泉带领，一同到解放军前线司令部与中共方面的领导面谈?炳泉表示同意，双方当即决定于13日出发。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长，深得傅信任。傅即通知其政工处长王克俊，挑选可靠人员做好秘密出城的安排。

炳泉把会见傅作义的情况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后，佘涤清、王汉斌立即通过地下党的电台，把李、崔出城的事报告了华北局城工部。

炳泉出城前夕，李腾九又到家里来，向炳泉转达了傅作义的几点要求，一是在和谈期间，希望双方军队都不要进攻；再者炳泉即将出城，希望地下党派一个城内的联系人；三是允许崔载之携带自己的电台。党组织表示同意。此后我城内联系人是刘时平。为了严格保密、确保安全，李腾九奉命称病住院，与各方隔绝，专管以后与崔载之所携电台联络的事项。

1948年12月13日，炳泉由李腾九陪同与崔载之见了面。炳泉于1946年秋至1948年初在《平明日报》作采访部主任时，与社长崔载之是一般的同事关系，崔本不知李的真实身份。今日见面却代表着国共双方(崔受傅作义派遣，代表傅方；炳泉受中共北平地下党派遣，代表共方)，为了同一个目的(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而前往我前线司令部。同乘一辆吉普车的，除司机外，还有姓侯的报务员和姓王的译电员，向广安门方向疾驰。谁知出城不远，遇到拦路检查的傅方部队，看到车上有电台，查问很严，不准通行，崔等又不能直说，只好原路返回。

12月15日，炳泉与崔载之再次秘密出城。崔放弃了电台，只带了报务员、译电员侯、王二人，他们一同乘汽车出西直门，换乘三轮车到颐和园，然后步行到黑山扈。通过一段两军相峙的无人区之后，遇到我军前线部队。由于电报信息联系不便，炳泉他们出城后未遇上城工部前来接头的人，只好要求部队把他们送到司令部去，但开始都被拒绝。炳泉心里着急，就说：“我们确实有要紧的事，请求把我们当俘虏送到司令部去。”那些战士不好推辞，就把他们送到自己的单位，炳泉要求“再往上送”，经多次转送，总算到达了东北野战军十一纵队的司令部。

当时中共中央任命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林为书记，统一指挥平津前线的军事行动。

部队首长不了解北平地下党派出炳泉、并由他带傅方代表崔载之到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和谈的事。后经与刘仁联系，才证明了炳泉的身份。12月15日20时，十一纵队贺晋年、陈仁麒等首长，即电告东北野战军司令部，谓：“由北平地下党关系人李炳泉来接头……”

16日10时，东野领导人复电十一纵指示说：“派兵将傅作义之代表经北平以北到达三河与我们谈判。”17日炳泉与崔载之到达三河县境内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由四野参谋处长苏静和科长王朝纲负责接待。苏静特为崔载之设了一部电台，便于他和城内联系。这期间炳泉的组织关系暂转入东野领导同志的支部。

12月19日，第一次谈判开始。在三河的谈判是由东野参谋长刘亚楼出面主持。崔载之首先转达了傅作义对谈判的诚意，表示愿商谈自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之方案；然后重申诸如要求我方让出对机场控制，停止攻击，将新保安的两个师放回北平，不使中央系军队进北平，何时发出通电等。当时军事形势已是我军对攻下平、津，全歼守敌有绝对把握，因而我方的谈判内容是争取敌人放下武器。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包括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在内，都要放下武器。

崔载之把与我方谈判的情况电告李腾九转傅作义，但未获复电。

12月20日，北平地下党来电说：傅与其师长等谈话时唉声叹气，说林彪44岁，聂荣臻48岁，自己54岁，作战经验比他们多，却被打败了，很丢人，想离开北平。

就在12月20日，我军已完成了对北平的包围，22日，军委命令开始歼敌阶段，采取打两头孤立中间的方针，次序是塘、新、张、津、平。22日首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25日，中共宣布战犯名单43人，其中有傅作义。

崔载之这时焦急万分，连发几个电报给傅，催促他务要先放下武器，并告诉他守城是绝无出路的，但仍没有回答。直到26日2时，李腾九发来急电，要崔载之回平。崔即于26日独自赶回北平。

由于崔载之已被召回北平，我党与傅作义代表的第一次和谈就告一段落。炳泉当时仍在三河，与党组织一起等待事态的发展。

受命进城再次面见傅作义旋又归队接待傅派新代表

自崔载之回城后，傅作义思想斗争激烈。他派专机接邓宝珊来北平商量对策。

1948年12月31日，崔载之自北平给留在前线司令部的李炳泉来电称：“炳泉兄：如此迅速解决，最好请兄携带能替双方着想，彻底而行得通的整个具体方案，来平详商。如能来一位细节问题能直接负责的更好……”炳泉将此电当即报告司令部并转军委。

1949年1月1日晚，林彪、聂荣臻找炳泉谈话，要炳泉回北平见傅作义，当面传达军委1日2时指示的关于同傅作义谈判问题的六点意见(见1949年1月3日林彪致军委电报)。当时由林口授，炳泉记录，默诵之后，背一遍给林、聂听，他们点头称是，炳泉当即把稿纸一火焚之，他把六点意见牢记心头，决定次日(2日)回北平去。这六点意见主要是：

甲、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及他的部属都可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我们亦不能接受傅所想的一套做法……

乙、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之外再无出路……

丙、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经收到……

丁、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

戊、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

己、……

1949年1月2日，炳泉奉命回北平去，由王朝纲送他到清河镇，然后自己从德胜门进城。到家的当晚，先找到李腾九，李腾九与崔载之一同去找傅作义。傅很犹豫，说在自己报社里就有共产党，觉得没有脸面相见。由于炳泉坚持面谈，也只好同意，次日当炳泉向他口述军委的六点意见时，他细心听着，没有表示态度，随后踱出门去。

第二天，傅派李、崔接炳泉住到史家胡同傅的一处寓所，说是怕蒋介石特务发现炳泉的行踪，住在那里安全。为了便于了解情况，炳泉表示同意，李腾九、崔载之也常在此陪同。炳泉问起傅对六点意见态度如何，崔回答说：“傅先生要做件大事，你放心好了!”并说傅即派代表再次出城谈判，傅可以放弃军权，但要求给以政治地位与名誉，愿意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身份，以作将来政治舞台上的资本。关于六点意见，仍没有回答，炳泉决定不再耽搁，出城向前线司令部汇报。

1月5日，炳泉离开史家胡同。按照军委指示，应把此行情况告诉地下党。但他不知道佘涤清、王汉斌的地址(此时佘已被捕)，就直接来到李忠家，请他帮忙找上级。过了一会，崔月犁来了，炳泉向他简要说明了进城来的情况，并请他注意傅作义随后派出谈判代表的事。炳泉迅速离开李忠家，仍出德胜门，到清河镇找到在此等待的王朝纲，于当日回到司令部，并立即作了汇报。

这一阶段，炳泉除负责与城内的电报联系外，还兼管接待傅方代表的工作，有时也听会、做记录等。

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同进并举的情况下，傅作义又秘密派出第二次代表出城谈判。1949年1月7日，国民党华北“剿总”的周北峰少将与民盟的张东荪，于下午4时到达蓟县城南八里庄。炳泉在《平明日报》工作时，曾和周北峰打过交道。这次见面，炳泉笑着说：“现在由我招待您和张先生，我已用电话报告首长了，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呢!”晚饭时，聂司令员来了，炳泉为双方作了介绍。聂讲述了当时的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形势，谈了半小时，就告辞了。

随后炳泉小声告诉周北峰说：“聂司令员就在东边那个院子里，请你过去谈一谈。”周见到聂司令员，聂问道：“你看这次傅作义有诚意吗?”周说：“他已看清了形势，要求对平津、塘、绥一揽子和谈，希望知道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聂说：“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其后，聂又与张东荪单独晤谈，张说，傅要求军队不用投降或缴械的方式，采取有步骤地调出城外分驻各地整编的方式解决。现在他主力被歼，美援无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是想体面地下台，或称为光荣的移交。

林、罗、聂即把周、张所谈内容电告中央军委，9日2时，毛主席复电指示，平、津、绥、塘均应解决，但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时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绥、塘问题。1949年1月9日，林、罗、聂收到复电后，立即来到周、张的住处，开始了正式会谈。周北峰陈述了傅的意见说，应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统辖区一起解决，军队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要求释放在新、张、怀被俘人员，对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给予安排，对傅所属军政人员以往的罪过不予追究，以及继续发行《平明日报》等。林、罗、聂答复说，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即傅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同意和平接管平、津，允许傅部编一个军，对傅不作战犯看待，政治上给他一定地位，并允许保有私人财产。对张、新、怀战俘一律释放，对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愿工作的安排工作，愿还乡的可以资遣。接着又谈到对傅作义将军的安排。时近中午，大家共进午餐。

午饭后，炳泉告诉周、张说：“明天上午，各位首长早饭后就来，请不要出去。”休会期间，炳泉给周、张送来很多书报杂志，他们或阅读书报，或村外散步，显得心情都很舒畅。

1月10日，双方继续会谈，会谈内容主要是有关傅部数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问题，双方都表示没有其他意见后，就由作记录的刘亚楼，将会谈的具体内容，整理成《会谈纪要》，我方林、罗、聂和傅方周北峰在文件上分别签字。

当日下午周北峰、张东荪由解放军护送回城，张回到燕京大学，周经清河镇向德胜门方向走去，突然枪响，子弹呼啸而过，周扑倒，匍匐前进。到了一座指挥所，被国民党的青年军搜身。幸好临行前炳泉帮助周北峰把《会谈纪要》缝在贴身的内衣里，未被搜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周北峰被接到傅作义的办公室居仁堂，他把《纪要》交给傅，并作了汇报，特别是告诉他，对《纪要》所谈各项，要在1月14日午夜前答复。

一连好几天，傅作义仍犹豫不决，只好电告城外说：“因为部队相当复杂，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需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即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毛泽东为此允许天津守敌推迟一天出城，至迟要在13日开出城外，否则将于14日攻天津。

1月11日14时，崔载之自北平给炳泉来电说：“为迅速彻底实施达成平、津、塘、绥和平解决关于整个技术等问题，此间由邓宝珊先生带必要人员前往，亲与林、聂二先生商谈决定。为决定后实施便利，最好请林、聂二先生移近北平，以免往返费时。邓去时间地点请即复电。”炳泉即报告林、聂，由林、聂转军委。复电说欢迎前往，在清河由王科长接头。这次谈判地点移近于北平的通县。

1月13日，傅作义第三次派代表出城和谈。这次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副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及随行人员二人(王焕文、刁可成)一同前往。他们四人越过战壕后步行前进，遇到王科长，乘车驰往谈判地点通县，往西进了一所大院，林、罗、聂到门口迎接。稍事休息，邓宝珊说：“傅先生派我出城，是下了决心了，希望天津的战役就不要再打了!”聂笑了笑说：“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我们已下达了攻击天津的命令，战役打响了就停不下来了。傅先生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对北平就照原改编方案提出实施办法，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邓宝珊又提出过渡时期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等，聂表示不能同意。

14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国民党政府八项和谈条件，批驳了蒋介石元旦求和的声明。

14日上午开始在通县的谈判，参加者林、罗、聂和邓、周，苏静记录。会谈内容主要是关于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华北总部”和部队团级以上的人员安排，对北平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等，共有十几项条文。会议直开到深夜。

14日上午10时，天津战役发起，我军5个纵队23个师共34万人，在强大的炮兵、坦克等协助下，天津城防被迅速攻破，进入激烈的巷战。15日凌晨4时许，炳泉轻轻走到周北峰床前说：“天津就要解放了。午夜时，我们截获了陈长捷给傅作义的电话，说天津起火了，傅的参谋长回答‘灭火’，以后就再没有声音。”过了一会，苏静也来告诉周说：“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

被称为“固若金汤”的天津，经我军29小时激战，全歼守敌23万人，15日天津解放。

下午林、罗、聂与邓、周继续会谈，终于达成了北平解放的初步协议。16日谈判结束。

当谈判结束后，林、罗、聂按照军委指示，接见了邓宝珊和周北峰，为防止签约而不践约，向他们发表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是由炳泉记录，后经整理，作为以林、罗的名义给傅作义的公函。1月31日，新华社将此公函全文发表。

1月17日，苏静随邓宝珊进入北平，周北峰仍留通县以便联系。苏静受到傅作义的欢迎。苏同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具体协商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协议》规定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过渡时期设联合办事处，城内部队自22日起移驻城外，一个月后实行整编等。联合办事处7人组成，我方4人为叶剑英(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

17日夜半，从北平方向传来密集枪声，透过窗户能看到火光映红的天空。炳泉来到周北峰的床前叫醒了他说：“听枪声好像北平城里的部队发生了兵变，首长说，请你急电告诉傅先生，需要的话，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以进入一个纵队，完全由傅先生指挥。”这时枪声越来越紧，周立即发电给傅，傅回电说：“谢谢!请放心，我们能控制城内的治安。”后来知道是石觉部队的一部分兵变，已被全歼。

1月20日《协议》经中央军委审批后，26日陶铸、徐冰、戎子和与周北峰一同进入北平。当晚傅作义设宴欢迎，并具体商谈交接工作。22日傅已公布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办法条文，招待中外记者。26日起国民党军向城外指定地点开出，31日完毕。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从此，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基本确定。

炳泉在1月13日跟随人民解放军一起回到北平。他带回一部东北书店发行的《毛泽东选集》，在扉页上以工整的字迹写着“1949年1月得于冀东蓟县八里庄四野总司令部”(此书现藏于平津战役纪念馆)。过了不久，苏静来到大草厂甲16号看望炳泉，带来了首长的关怀。春暖花开的时候，炳泉和我邀苏静和夫人同游北海公园。

(责任编辑　方　徨)

1999年第12期 无曲学以阿世的史学家邓广铭　作者：穆欣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原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对宋史研究尤有卓越成就。1998年1月10日，91岁的邓广铭先生度过了他将近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离开我们而去。凡是知道邓先生的为人和业绩的，无不感到深沉的哀悼和痛惜。

1957年秋天，我调到《光明日报》工作以后，很快就同邓广铭教授相识。当时他在北京大学授课，又兼任这个报纸专刊之一《史学》双周刊的主编。此后十年间，曾经在业务上有过不少接触。邓广铭先生的博学明辨，论必据迹，无曲学以阿世的史识与史胆，给笔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光明日报》作为一张为知识分子服务的报纸，根据知识分子的兴趣和我国近代报纸的传统，创办了几个学术性专刊。这些深受知识界欢迎的专刊，构成《光明日报》的一大特色。那时，经常出版的专刊就有《文学遗产》、《史学》、《哲学》、《经济学》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这些专刊分别邀请社外学术界知名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负责专刊的编辑工作。

《史学》专刊始创于1953年4月4日，是《光明日报》版面上出现较早、出版最久、订户数目最多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出入组成，范文澜、翦伯赞先后曾任编委、主编，编委会委员先后有陈垣、荣孟源、邓广铭、向达、邵循正、杨人、白寿彝、谢琏造、田余庆、汪、陈振飞等。编委会的工作，经常得到郭沫若、吴晗的关注。《史学》专刊初时由三单位各出一个编委为执行编辑：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到1964年前后，谢琏造接替荣孟源，陈振飞接替白寿彝。三家执行编辑，一家负责一个月的主要审稿和版面工作。报社收到的史学稿件，集中后送交当月执行编辑，他们三位每周三集体研究一次。当时报社还住在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接管原《世界日报》旧址，物质条件极其困难，印报用的是从上海旧《时事新报》接管的已经用过30年的一部“老掉牙”的轮转印报机；办公房屋更是简陋，拥挤不堪。偌大一个报馆，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开会、审稿用的办公室。后来轮到由北大执行编辑负责审稿的月份，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不料他们二人都不肯来。经过范文澜与翦伯赞商洽，《史学》的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最后即由翦伯赞选定北大古代史教研室的汪和近代史教研室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的编辑工作。前后十多年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的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戚本禹以“改组”《史学》专刊的名义，派了五个人进驻报社，夺了邓先生《史学》主编的权，很快就把这个专利搞垮了。

邓广铭主编的《史学》专刊，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鸣。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如何正确评价曹操的讨论。“双百”方针是为促进艺术繁荣、科学发展而提出来的，是党领导科学和艺术的正确方针。但在执行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经历了许多坎坷、曲折和磨难，未能保持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时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知识界许多人心有余悸，整个学术界空气沉闷，万马齐喑。1959年2月间，报社编辑部和《史学》专刊编委一起研究，首先选择关于曹操评价问题作为突破口组织讨论，作一次开展百家争鸣的尝试。这次讨论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在学术界反应强烈。就像邓广铭先生说的那样：“曹操是个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参加讨论的写稿者不仅有历史学者，而且有各个行业的人。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讨论曹操的文章投寄到《光明日报》，有的稿件在正版发表，大部分在《史学》刊出，可谓极‘一时之盛’。”(本文所引邓广铭的话，均见其《回忆“文革”前的〈史学〉专刊》一文，载《光明日报四十年》)。这次讨论冲破了学术界的沉闷空气，并且引发了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评价等一些历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报社编辑部的《史学》专刊同史学界的联系，在读者中有比较强烈的反响。《史学》专刊持续办了14年，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发表了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文章，对于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不断改进、持续出版这个专刊的过程中，邓广铭先生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劳的。

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在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史学》专刊起到了培养一批史学专家的作用。邓广铭先生曾经深感欣慰地谈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我在光明日报社工作的十年间，国内外风云变幻，烟雨莽苍，党内风波迭起，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自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后，舆论导向经常偏离正常轨道。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完，全国报刊开始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过火的批判。这个时候，学术批判搞成了政治运动，声势压人代替了分析说理，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极左思潮进一步发展，不但严重地影响报社编辑工作，也给专刊的编辑工作造成很大困难。本来，像《史学》、《文学遗产》这样的专刊，文章内容多与现实距离遥远，在一些政治运动中可以超脱一些，应该允许和正版有所区别，也不应该与其他专刊强求一致。可是，政治运动一来，总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当强劲的极左思潮凶猛袭来，势若狂风暴雨，铺天盖地，整个知识界“在劫难逃”，所有专刊也都陷入困境。

由于形势发展迅速，瞬息万变，舆论导向往往朝令夕改，难以捉摸。加以当时清规戒律甚多、报社编辑部与专刊编委会难以及时通气。遇事即要求专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对上边来的指示，常受“纪律”限制不能告诉专刊编委。致使专刊编委蒙在鼓里，难辨动向，造成编辑工作上的严重困难。邓广铭先生说：“尽管我们要坚决贯彻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但我们同时也很同意翦老的一个意见。翦伯赞老说：史学研究要为政治服务，但不能为政策服务；如果跟政策跟得很紧，我们的编辑工作有时将会陷于被动。事实也正是如此，《史学》是《光明日报》的专刊，是要由光明日报社最后把关的，而《光明日报》却是不能不为政策服务的。我们经常发现，我们安排的《史学》版面，到印在报上时，有些文章位置却有了改变。”以后在“让步政策”的讨论和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也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我读到邓先生这段话的时候，深感歉疚。

邓先生为他最后出版的著作《邓广铭治史丛稿》所作的自序中，曾引章学诚所说的“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察之功”这两句话，用以概括他毕生的学术追求。他在生前所作撰述，力求“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绝不“奄然媚世为乡愿”。半个世纪以来，邓先生正是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在宋史研究中披荆斩棘，一往无前。对于宋、辽、金对峙时期的一系列存在争议的重大问题，力排众议，经过精细的“考察之功”，提出具有远见卓识的“独断”。例如40年代后期写的《释“拐子马”》、50年代写的《论赵匡胤》，以及他的专著《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王安石——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岳飞传》等等，都是厚积薄发、穷形尽相之作，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把这种富有创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毫不含糊的治学精神，也运用到专刊的编辑工作中。遇到认为不合情理的事情，不苟且，不暧昧，不肯违心相从、随波逐流。如在全国报刊上普遍开展的“清官”问题的讨论，他对当时流行的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的论调是不赞成的。尽管他“所听到的‘小道消息’，仿佛有一个未见诸明文的高级指示在那里起指导作用”，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这场讨论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按照他的说法：“对于这种论调，我们一直是跟不上的，因而在《史学》上便没有刊出批清官的文章。”他在当时那样严峻气氛中这样做，是需要拿出很大勇气的。其后如像“让步政策”问题等一些学术讨论，他对那种片面、武断、无原则的一边倒现象，总是十分反感，嗤之以鼻的。

及至批判《海瑞罢官》事件，邓广铭和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于姚文元无限上纲，罗织诬陷的卑劣手段深恶痛绝。这时极左思潮已居全面统治地位，任何报刊已经难以抗拒这场来势汹涌的风暴。再要坚持原则，独立思考，已无可能。邓先生说：“有一次，我们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整理后交翦(伯赞)老去看，他认为会上的发言都是批判吴晗的，一面倒，过左了，最好不要刊出。当我们把整理稿送交报社之后，报社却又认为发言的都在维护吴晗，太右了，也不肯采用。这次的座谈会记录终于未能见报。”对这一点，他在以后无限感慨地说：“在缺乏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环境下，不但办报困难，即使办一个学术专刊，也是同样会遭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艰难险阻的。”这也是笔者和我们编辑部许多同志都有同感的。

《光明日报》的多数专刊是受读者欢迎的。美中不足的是，多数专刊学院气氛较浓，有些读者不满意，报社编辑部未能及时协同各编委会研究改进。到了1958年，“大跃进”一来，全国上下，热气腾腾，报社来稿增多，版面紧张，报社内外都有停办专刊的意见。当时，我到报社不久，对有关情况不甚了了，对此问题也未认真研究，加以受到当时“左”倾思潮影响，是年10月，报社编委会未作慎重考虑，未与各专刊编委会协商，曾单方面决定停办全部专刊，并于10月25日在报纸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宣布自11月起全部停刊。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在郑州开会，看到了这个启事就说：“《光明日报》的副刊如《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还说，他看《光明日报》就是看这些副刊。他让吴冷西同志写信把这些意见转告给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进行了讨论，认为原来匆忙作出这个决定是不慎重、不严肃的，因而是错误的。当即决定：由报社编辑部一面向各专刊编委会传达毛主席的意见并作自我批评，同时商谈专刊继续出版的有关问题；一面指定专人草拟一份纠正上述错误决定的新启事，公告读者。邓广铭先生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脾气耿直，他对报社诸如此类的不当作法本来窝一肚子火。但他顾全大局，体谅报社的困难，继续按期编发稿件，使《史学》专刊得以不间断地继续出刊。对邓先生的热心支持，我和报社同仁深受感动。

邓广铭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是治学精深严谨、领域宽广的宋史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撰述的一系列宋、辽、金对峙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论文与专著，都是有鲜明特色，极富创见的传世之作。早在40年代，陈寅恪先生为邓先生撰著《〈宋史·职官志〉考正》所写的序中，就称赞“其用力之勤，持论之慎，并世治宋史者，未能或之先也。”又说“其神思之缜密，志愿之果毅，逾越等伦。他日新宋学之建立，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可以无疑也。”《〈宋史·职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及先生所写其他一系列开创性的论著，还曾被人称作“《宋史》成书六百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回顾邓广铭教授半个多世纪宋史研究的累累硕果，令人愈益叹服陈寅恪先生独具慧眼。

在精进不休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拨冗热心于传播学术知识的学术专刊的编辑工作，这是邓广铭先生一生中不同于一般学者的地方。早在3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他就参与为天津《益世报》主编《读书周刊》；40年代在重庆又主编过《读书通讯》；抗战胜利后又做过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的执行编辑；50年代起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一个学富五车、享誉海内外的宋史权威，却能在研究与教学之余躬身于报刊的编辑事务，这是他奉行“文以益世”古训的最好说明；也是他坚持学术研究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教材，以报纸为阵地，向读者传播科学的历史知识的具体实践。在他为《光明日报》主编《史学》专刊的十余载中，能与他合作共事，作为一个老报人，笔者是永远不能忘怀的。感谢他为《史学》专刊所做的一切。(责任编辑　方　实)

1999年第12期 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号的由来　作者：柳百琪

笔者在整理先父柳溥庆(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遗物时，发现先父1972年4月28日写给周恩来总理并转中央有关负责同志的一封信。该信是关于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的。这个问题涉及1925～1930年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内国共合作、国共分裂、共产国际领导与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见分歧和中共内部的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就是这场斗争的产物。先父在信中说：“近见《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即中央三办学习班上某某同志发言录音稿，“文革”期间的一种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笔者注)中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怎样战胜王明叛徒集团的’这一段有关介绍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内容，是根本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今为揭露王明的罪行，批判王明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错误，我认为有必要把我所知道当时的情况，向中央作一报告。”

在介绍先父批驳有关那段不符合当时历史事实之前，我不得不先简单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政治情况。先父是1930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遭到王明宗派集团的直接迫害者之一。他生于1900年，14岁便进厂当童工。1921年他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由董亦湘、杨贤江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他由董亦湘、邵力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组织了第一个国民党区分部，担任执委。1924年他赴法勤工俭学。1926年在巴黎由沙可夫(陈微明)、徐孝祥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7年由党组织派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了年级党支部宣传委员兼该校墙报委员会委员。1929年他在该校召开的十天党总支大会上参加了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后，于1930年被王明宗派集团污蔑为：“冒充工人，是反党的组织者，国民党”，开除了党籍。

从1930年到1949年建国前，柳溥庆虽在组织上已不再是共产党员，但他仍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并在白色恐怖下，力所能及地继续为党工作：1934年他利用在上海三一印刷公司工作之便，不顾危险，偷偷复制了国民党军部编绘的供反共围剿使用的江西省、湖北省、安徽省三省军用地图交给董维健(时任中共中央上海中央局三人委员会委员之一)，抗战时期，他同八路军在上海采购的代表胡世沐、新四军在上海的采购代表朱沐、张惠清、林天阁等建立关系，经常为他们采购物资提供帮助，1939年他为东进到苏州、常州、太仓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上海印制了四种无行名的流通券。1941年他又为新四军印制江淮银行钞票等(详见《上海滩》杂志1999年4月号)。由于先父柳溥庆1927年～1930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亲身参加了1929年那场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所以他在读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这一小册子后，便毅然写信给中央，对这段史实，主要谈了三点看法：

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不是“反对派”提出来的，而是王明派的自诩

1925年—1929年王明一伙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由于他们观点相同，又都能说会道，受到该校校长兼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器重，窃取了该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领导权。当时党总支委员会的书记是苏联同志培尔门，副书记就是王明，宣传委员是博古和杨尚昆，组织委员是王云程、毛子芳。

1929年秋，该校开学不久，约在10月—11月之间，党总支委员会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拟总结该年工作和改选总支委员。参加这次大会的同志约有四五百人。党总支委员会原计划召开两天后就结束，后因在讨论党总支工作报告时，报名发言的人不断，以致大会接连开了十天。大会发言的大多数同志都是批评王明一伙人的。主要是批评他们在该校实际工作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也批评了王明的后台米夫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看法有错误。

先父柳溥庆在十天大会的发言中，以米夫在共产国际会上的发言作为根据，批评了米夫的右倾错误，还批评了王明等人贪生怕死，不愿回国工作的思想。当时大家的批评声势浩大，气势激烈，王明一伙人非常孤立。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王明一伙人就没有再继续当选总支领导的希望。这时，王明等玩弄阴谋诡计，在大会的第九天，利用发现一个托派分子床上搜出一张参加托派的名单，谎报军情，说校内有很多托派分子，于是在第十天会上，由党总支书记培尔门宣布：“停开大会，先行清党”。

清党委员会在米夫、王明等控制下，对每一个反对过他们的人，逐个、分别地开会进行审查，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予以迫害。被开除党籍的有一百多人，受其他处分的有二三百人，被定为托派分子和反党分子的有些人被送进监狱；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由于这场斗争王明等人最后取得了“胜利”。他们在互相庆贺“胜利”时，曾高傲地说：“这场斗争开始，全校大多数人都反对我们，但结果屈指计算，只有我们二十九个人就取得了胜利。”当时他们中间有人说：“徐以新是团员，不是党员，不能算一个，只能算半个”。因此，他们常常自傲地说：“我们二十八个半是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这便是我先父所述的“二十八个半”称号的由来。至于这个“二十八个半”都有谁，据说有不同的“版本”，而先父柳溥庆根据回忆写在他一个黑色笔记本上的是以下这29人，1博古(秦邦宪)、2殷鉴、3杨尚昆、4张琴秋、5卜业奇、6汪盛荻、7傅继英、8徐孝祥、9杜卓强、10王云程、11陈昌浩、12孟庆树(王明的妻子)、13刘杰(刘英)、14肖特夫、15谢建民、16李竹声、17盛忠亮(盛岳)、18孙济明、19毛子芳(毛齐华)、20潘方、21徐以新(团员)、22章汉夫、23夏曦、24谭国辅(夏曦妻子)、25洛甫(张闻天)、26沈泽民、27陈铁铮(孔原)、28陈达邦、29朱自纯。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名字旁边的序号有后加的痕迹，可能是先父柳溥庆在回忆时为便于统计所加的。

二、当时辩论的问题不是党总支解散所属团支部，而是讨论党总支工作总结

有一种说法，说当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十天辩论，起因于党总支要解散所属团支部，而柳溥庆认为是为了讨论党总支的工作总结。他的根据有二：第一，为了解散党总支所属的一个团支部，根据那时的党章，党总支有权决定，没有必要召开全体党团员大会来进行表决。第二，如果在党总支全体党团员大会上对解散团支部付诸表决，按照当时党章规定团员是没有表决权的。徐以新是一个团员，他参加表决是不可能的。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次党总支开了十天会，第十天由党总支书记培尔门宣布“停开大会，先行清党”，并没有对党总支委员会的工作总结进行表决，应该说总结大会是不了了之。

三、王明宗派集团当时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看法不完全是“左倾”，而有时是右倾，有时又是“左倾”

“文革”中，中央三办学习班编印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小册子中说：“王明等这伙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完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先父柳溥庆认为：王明等这伙人当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有时是“左倾”，有时又是右倾，而且主要是右倾。他的根据有三：

第一，先父柳溥庆记得，那时王明对布哈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报告很欣赏，特别对于布哈林批评中国游击战的一句话更为欣赏。布哈林说：“游击队不应常驻在一处，因为驻守一地时间久了，一定会把农民的鸡吃光了，以致引起农民对游击队产生不满情绪。”所以布哈林主张中国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应该围绕城市游击来，游击去)不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王明常拿这句话介绍给同志们听。由此可见，王明在回国之前，就具有“城市中心论”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思想。

第二，王明对米夫在共产国际大会上讲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蒋 介石的反动政权巩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地位稳定了”，很为欣赏。王明曾把这篇讲话译成汉文发给中山大学全体学生学习。根据米夫这个观点，中国的革命运动那时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落阶段，党不必忙于派同志回国工作。米夫不主张派王明等回国；王明等也不愿意回国，而愿留在苏联当翻译，甘心领高薪过安逸生活。这种观点很明显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

第三，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的“十天大会”是1929年4月在苏共中央全会后召开的。斯大林在这次全会上指出党内目前主要的危险是右倾。王明及其后台米夫深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十天大会”批评他们的右倾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同斯大林的号召的反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结合起来，所以他们玩弄阴谋，决定先清党，让中大十天大会中途夭折。这就是王明一伙人为什为要采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来对待校内大多数同志的原因。

四、今天怎么样来看“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问题

我不是党史研究工作者，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我愿意把手头有的材料提供给大家。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在中央党校曾召开一个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关的座谈会。先母周砥(1927年的苏联中山大学第三期学生，1999年2月去世)接到通知并出席了会议。这个会，同1980年5月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给乔木同志的一封信有关。他在信中建议中央找现在还活着的留苏同学开一次座谈会，以回忆王明宗派集团形成的经过和留苏学生中反王明的情况。因为现在谁也记不清当时的详细经过了。孙在信中还说道：“除了为了搜集党史资料外，还必须为‘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些同志如秦邦宪、沈泽民、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李伯钊等同志申辩。他们虽然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但都是党的好同志……”。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通知说：根据乔木同志的批示，订于8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召开“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调查会。该会由冯文彬同志主持。熟悉当时情况的老同志：杨尚昆、伍修权、孔原、吴亮平、王观澜、孙冶方、徐以新、冯定、张崇文、陈一诚、陈修良、夏之栩、李沐英、李文宜、周砥(柳溥庆的夫人)等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宜把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叫法，改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教条宗派”。

这是因为首先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叫法是王明宗派集团自己提出表彰自己的一种叫法。我们不能跟随他们后面叫喊。其次，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回国以后，陆续分化。有些人如：王明、李竹声、盛忠亮(盛岳)、王云程、汪盛荻等变成可耻的叛徒，永远被钉在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历史的耻辱柱上；有些人如：沈泽民、秦邦宪(博古)等后来光荣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有些人如：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陈昌浩、徐以新、张琴秋、李伯钊等人后来改正了错误，继续在党政各级领导部门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我们如果还要具体追根究底，分辩谁是谁非，已无实际意义。

与会同志还一致建议中央组织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收集和整理1930年被王明教条宗派打击迫害者的材料，并作出结论，为他们平反昭雪等。今有的同志已得到平反，如192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介绍先父柳溥庆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董亦湘，由于1930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参加了反王明的斗争，也遭到王明的迫害，并于1939年5月19日在苏联伯力被杀害。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为董亦湘平反，恢复名誉(详见《江苏革命史料选辑》8辑)等。

(本文笔者注：1989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以干审字[1989]216号文件对柳溥庆同志1930年被王明宗派集团错误开除的党籍问题作了批复，同意承认柳溥庆同志1930年至1950年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算起。)

(责任编辑　文　贤)

1999年第12期 龙年学者话龙　作者：魏亦胄

2000年恰是中国龙年，公元千年与龙年相逢，三千年一次，对于以“龙的传人”自谓的炎黄子孙说来，自然视之为喜上加喜。在这个当口，笔者有幸于不久前出席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上海主办的“龙文化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聆听数十位学者谈龙，颇受教益。今不避鹦鹉学舌之嫌，摘其要者，奉献给未能与会之读者。

由来已久的龙崇拜

龙的形象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但是，近代生物科学告诉我们，当今人们心目中的那种形象的龙，自地球有人类以来就不曾有过。它与地质年代中生代曾经繁盛并灭绝的恐龙是两码事。

学者们认为，龙的起源与发展，是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大致同步的。而且龙和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样，是多源的又是归于一统的。

近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距今8000年黄土堆塑的北方（阜新）查海龙、距今6000年蚌壳摆塑的中原濮阳龙、距今6000年卵石摆塑的南方（黄梅）焦墩龙，以及许多带有龙图像陶器的出土，都证明了中国在史前时代的若干文化区系，已有了对龙的崇拜。

殷商时代是中国古文明的最重要的成熟期，龙字在甲骨文中的反复出现，可以证明龙的概念已在这个时期形成；出土的青铜礼器、玉礼器、漆器上的龙纹装饰，又证明了龙的形象这时已趋于定型。

龙是多民族结合的标志

龙崇拜源自图腾崇拜。

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指出：“原始人认为，自己的民族都源于某一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物，并以之为图腾。图腾是神化了的祖先，是民族的保护者。”美洲和澳洲大陆的先住民族大多数都以动植物作为氏族的图腾。我国上古的先民也不例外。他们从渔猎生活过渡到农耕放牧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微乎其微，在人的生存主要是依靠自然界恩赐的情况下，极易对某种动物、植物或自然现象产生精神崇拜，相信它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给本氏族消灾降福。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图腾。《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记，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记，故为火神而火名；共工氏以水记，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记，故为龙师而龙名……”这里所说的云、火、水、龙，就是不同氏族的崇拜物。

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华夏形成之前，各部族的图腾形形色色，或为蛇，或为鸟，或为牛，或为马，或为犬，或为鱼，而以炎帝部族的“人身牛首”，黄帝部族的“龙首人身”的影响最大，而神话传说中，早于炎帝和黄帝的最伟大的两位英雄──女娲是“人头蛇身”，伏羲是“蛇身人首”。这说明龙、蛇在原始先民的观念中，具有相当崇高的地位。

闻一多先生说：“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族团兼并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族团，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于是便成为我们现在知道的龙了。”

直至今日，神州广袤的大地上，各族人民中都保留着几乎相同的龙崇拜：彝族传说中造人的女神赛依列是龙的女儿；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喜欢舞龙，苗族、土家族、傣族举行龙舟赛，白族、纳西族有龙王庙会，哈尼族、基诺族等祭龙树和祭大龙，独龙族则以龙区分12个节令……

龙的社会角色的演变

最初的龙主要是“自然崇拜”的产物，至夏商周三代，龙还只是被视为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灵物。人们或把麟、凤、龟、龙合称为“四灵”，或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视为四方之神。

随着秦帝国的建立，人民自己塑造的龙，竟变成了封建帝王权力的象征，神圣不可侵犯。秦始皇宣布自己是龙的化身，被称为“祖龙”。接着汉高祖刘邦也自称是龙所感生，于是，皇帝自命为“真龙天子”，“龙”字逐渐为皇室所垄断。

南宋元明清帝王对龙的垄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竟下令规定“龙”的使用范围，禁忌重重，把龙抬到吓人的地步，借以愚弄人民，巩固其封建统治。

封建社会造龙运动达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最好证明，是北京的故宫。据有人统计，仅故宫太和殿内外的龙纹、龙雕塑等各种形式的龙，即有13844条之多。这里成了龙的海洋，龙的世界。

这就是龙被封建统治者霸占、龙文化被封建统治者玷污的一段历史。

但是，有的学者指出，尽管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各种措施，限制民间使用龙纹特别是黄龙，民间的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在皇宫之外的社会生活中，尤其在平民的心目中，多种形象的龙仍在活动着，形成了宫廷龙与民间龙并存的局面。在民间信仰中，把龙视为祥瑞的传统看法，一直被保留下来；以龙命名的山川、河流、城阜、村庄，不计其数；农历十二生肖中的龙、蛇（小龙）不被更换，谁也就无法剥夺平民百姓占有的资格；至于赛龙舟、舞龙等普天同乐的活动，更是由古至今连绵不绝了。

帝王垄断终于随着帝制的消亡而消亡，龙却留了下来，还龙于民。留给今人的任务是：剔除龙文化中的糟粕，发扬阳刚威武、腾飞图强的龙的精神。

龙文化研究的意义

龙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它具有极强的生命力。龙文化融化在民族的意识中，融化在大众的民俗中，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民族意识的认同，是一种潜在的凝聚力。即便是漂泊海外的游子，仍愿意以龙作为自己的标志，想到龙，团结自强；想到龙，心向祖国。

有的学者则从龙文化的形成，阐发研究龙文化的意义。说中国龙的复合形态，是中国人运用综合思维对多种动物进行兼容并蓄的成果。中国人的文化兼容心理和综合思维创造了中国龙的独特形态，所以可以说兼容与综合是龙文化的主体精神，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优良传统。研究它，发扬它，对中华文化在新的世纪的继续发展，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责任编辑　程　度)

1999年第12期 荷花夫妻澳门情　作者：徐士杰

在我国花卉界，有一对“荷花夫妻”颇具传奇色彩。他们就是我国花卉界著名的专家王其超和张行言。这对佳偶双双出生于得荷独厚的“千湖之省”湖北；新中国建国之初，二人同校同班毕业于湖北农学院园艺系；喜结连理后双双步入花卉世界，此后，夫妻携手育荷，潜心花海，日耘荷苑，夜著荷艺。而今，两老均已迈入古稀之年，他们苦心经营的荷苑早已成为誉满神州的中国荷花研究中心，双双受聘为研究中心的高级工程师，王其超被选为中国花卉协会荷花分会常务副会长。

近年来两老协助澳门植荷情结深深，辛劳多多，但从不张扬，遇而言及亦似有深讳。笔者和两老相识多年，深感其平生侍荷之苦、爱荷之痴，特别是近年间著述荷艺之精深、助澳植荷之赤诚，实属难能可贵。值此澳门回归前夕，愿掬摘两老澳门情结数事奉献读者。

跨新步　荷花研究结硕果

到王其超夫妇家中作客，常有置身荷苑之感。壁灯是莲花玻璃装饰的“宝莲灯”，茶壶是精雕着莲叶和莲子的紫砂壶，书架书册多属花卉，中外荷花专著特多。壁上挂着一幅水墨《并蒂莲》，清雅典庄。八旬画家武石题赠二老七律一首：“夫妻辛苦育盆花，高雅无尘胜吾画。品种七八传中外，欲使香飘亿万家。”这里所说的“品种七八传中外”，指的是王其超夫妇研究培育的新品种十之七八已为中外引种。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荷花品种三百多个，是世界上荷花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近200个新品种都是他俩培育的。

说起澳门回归，两老对荷花图案上了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特别感到自豪和欣慰。王其超坦言，他过去从未想过自己的荷花事业和澳门回归有什么关联。当看到国家公布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图案后心情无比激动。说来也巧，近二十年间，每当澳门回归跨出新的步伐时，这对“荷花夫妻”以花相迎都有所表示。1979年2月，中葡建交，公报中重申澳门为中国领土，两国政府将在适当时间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澳门问题。就在这一年，王其超、张行言立志编写花卉专著，此后不久，第一部(学术专著)《荷花》付梓出版。1987年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回归的联合声明正式签定；同年，他俩的第二部专著《盆荷拾趣》问世。1988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成立，8月，他俩证实中国荷花原产于中国的力作《中国荷花种资源研究》一书脱稿。长期以来，世界花卉界流传一种说法，即中国荷花源在印度，王其超夫妇根据我国出土的一千万年前的荷叶化石和大量文献资料，作了周密的考证，得出中国荷花原产于中国，而非从印度引入的结论， 这一研究成果，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园艺资源学术研讨会上赢得中外专家一致认同。紧接着他们出版了《中国荷花品种图志》。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同年11月，在一套通俗地介绍“中国名花”的丛书中，他俩编著的《荷花》、《梅花》两部专著同时出版。1999年，喜迎澳门回归，他俩决意以积十年之功编著的《中国荷花品种图志》续志出版为贺。据专家评介，这两部图志的出版在中外花卉界都堪称盛事。以花卉研究成果庆贺回归盛典，十年辛劳非寻常，这中间，有谁能数得清凝聚着两老爱国爱澳爱荷的几多痴情呢?!

三下澳门助植荷荷花世界迎回归

除了潜心研究荷花的历史，努力培育新品种外，王其超夫妇根据澳门同胞普遍喜爱荷花的特点，产生了直接帮助澳门同胞植荷的愿望，并且想帮助澳门具建一处国内一流的高档荷苑。1997年冬，机缘来了。澳门基本法协进会属下的莲艺文化协会请邀王其超夫妇赴澳考察。当时虽有多事缠身，但他俩感到机不可失，当即答应参加湖北省政协访澳代表团出访。这次短短5天的访问收获甚丰，澳门同胞爱国爱澳爱荷的情结使代表团每位成员都深受感动。对王其超夫妇来说，他俩的最大收获是自己与澳门莲艺文化协会的同仁达成了共识：他们要共同努力，力争澳胞在澳门回归之后能在漫天飘扬嵌有荷花图案的区旗下，乐享家家植荷，荷香遍地的温馨。

为了实践诺言，1998年春夏，王其超伉俪三下澳门，与澳门同仁切蹉规划植荷，传授植荷技术，协助引进种莲种藕。两位古稀老人不避寒暑风雨耕耘传艺，一遍遍地向澳门同胞讲授如何种盆荷碗莲、如何在湖塘植莲的技术并亲自作出示范。其情其景，使在场的澳门同胞无不为之感动。时隔经年，今年初，湖北省政协港澳委员梁少培先生来武汉参加湖北省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时，谈起此事还赞不绝口。他说，经湖北亲人们的帮助，现在澳门植荷成风，连难以培育的碗莲也已落户寻常人家。他在会上还一再向湖北的亲人们致谢。

王其超原先打算的帮助澳门兴建一处国内一流的高档荷苑的愿望却没有能实现。原因是经过再三考察，认为澳门受地域限制，眼下尚无此条件。怎么办?能不能在珠海另寻出路呢?但珠海人地两生，困难也很大。

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其超和广东三水市的同志谈起观赏旅游兴建荷苑的事，三水人当时正规划旅游兴市苦于难寻特色项目，这荷花旅游不就是一个很好的项目吗?荷花旅游对港澳游客乃至广大中外游客都有着不小的吸引力。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论证，很快达成了由三水市西南镇政府与王其超、张行言合作兴办《三水荷花世界》的协议。“荷花世界”位于三水市旅游经济区东南部，面积808亩，其中水面550亩。目前，“荷花世界”已动工兴建并已开发种植上百亩荷塘。王其超告诉笔者，“荷花世界”建成后有希望成为国内规模最大、品种资源最多、园艺技术最好的荷花生产基地，它不仅将成为面向港澳和海外的荷花旅游佳境，而且其缸栽、盆栽、碗栽和荷花的出口，也将引人瞩目。

澳胞爱荷历史久莲花寄托爱国情

王其超夫妇在三访澳门中发现澳门同胞爱荷的情意之深绝非一般人想像所及。澳门的地形貌似荷花，清《澳门纪略》(1751年)称：“出南门不数里为莲花茎，——茎尽处有山拔起，附萼连蜷，曰‘莲花山’，茎从山而名也”。填海造陆使澳门半岛与凼仔、路环二岛连结。从飞机上俯视，地形恰如藕节相连。所以，澳门历来被人们称为“莲花宝地”、“莲花福地”，一些地名、街名、村名、庙名都与荷花有关。在澳胞眼里，澳门莲茎的根是深扎于祖国大陆的热土之中的。莲花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祖国母亲的象征，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人想要澳胞忘掉这个象征，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王其超还讲了他听人介绍的澳门童谣游戏歌《荷花开》表演“人自荷心来”的情景：游戏时，一童居中为“花心”，众童环拱边歌边舞为“花瓣”，歌词反复咏唱“荷花荷花几月开?几月唔开几月开”，从一月唱起，逐月反复赞荷，唱至“花心”童子的生月，则原来蹲坐的童子站起，游戏结束。“人自荷心来”这就更深刻地说明了澳胞何以特爱荷花的缘由。

王其超伉俪在澳门还拜访了澳门八景之一的“卢园探胜”，到了卢园扑面是一塘荷花。所谓“探胜”，即是“观荷”，每至荷花飘香季节，满园游人如织。据澳门作者陈树荣所著《澳门莲花的不解之缘》一文介绍：“1949年夏季，中国知名大画家张大千，应邀来澳门访问，常到卢园赏荷。不久张大千赠给毛泽东一张画作，据说画中的莲花取材自卢园的莲花”。王其超对这件事也印象极深，他在从澳门归来写的一篇介绍澳门为何选荷花作为区旗区徽图案的专文中就提到了张大师这个情节。

从澳门归来的这些时日，王其超伉俪的心似乎时时刻刻都在萦系着澳门回归这件大事。他们虽然已为回归做了一些事，但总感到不足。例如他们本来打算培植千盆反季节荷花，让夏天的荷花在冬季盛开，作为祝贺澳门回归的一种特殊礼物。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美好的计划落实起来尚有不少困难。古人评诗有句称：“善藏者未始不露，善露者未始不藏，景愈藏境界愈大。”笔者想：这对古稀荷花伉俪的深藏的“澳门情结”，是否也可以说是“愈藏境界愈大”了呢?!(责任编辑　林　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