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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 （上）

大国的兴衰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的兴衰（上）/ （英）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SBN 978-7-5086-3779-2

I.①大… II.①肯… ②王… III.①国际政治-研究 ② 世界经济-研究 ③ 国际关系史-研究 IV.①D5②F11③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660号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

Copyright © Paul Kennedy © 198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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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上）

编者：［英］保罗·肯尼迪

译者：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

审校：朱贵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2-623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779-2/F·2806

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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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上）

[英] 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 译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兴衰的秘密

许知远主笔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这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的感慨，时间大约是1931年末。此刻，中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冲突、英镑危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在中日战争结束整整60周年之后，当我们试图全面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全部过程时，会发现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危机，也必须同样考虑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1938年在苏台德区的危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性冲突，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战争，它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地区的战势。

暂时把战争中蕴含的民族情感与个人命运放在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当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个命题感兴趣时，他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5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做出自己的阐述。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奥波德·冯·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诸大国”的文章堪称这一领域的探路者，这位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历史学者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情况。

但是，一个单纯的尝试很快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冒险，肯尼迪很快发现几乎从未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这样混杂在一起，提供一幅翔实的大图景，而且前后贯穿5个世纪。当《大国的兴衰》最终在1988年出版时，它立刻引起了轰动。除去没人如此全面地展现大国的历史外，也因为它正遭遇到美国总统的竞选。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肯尼迪克制不了预测未来的冲动，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这速度可能比苏联还要快。

历史最终证明肯尼迪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因为仅仅一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但这些都没妨碍他扑面而来的声名，他甚至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产业——专门研究、出版、评论各种类型的兴衰的作家、出版家、记者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弱点日益明显，按照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它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单一因素来理解历史的方式，它容易被人记忆、理解和谈论，却像马克斯·韦伯所说，根本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象的产物。

其次，到底什么是技术上与组织上变化的基础？肯尼迪过分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甚至没有表现出试图探索的稍许热情。这使得他的整本书阅读起来尽管行云流水，但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发生了，大国间的格局改变了，因为有的国家可以制造更高吨位的军舰、生产更多的钢铁、更有效地组织它的人民，却对它们为什么可以做到摸不到一点头绪。就这一点而言，哈佛大学的大卫·兰德斯或是马里兰大学的曼库森，做出的尝试显然深入得多，尽管他们的解释方式未必使人信服。

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却的确被证明为一个缺乏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他在1993年出版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干脆是一本报刊深入灾难报道的荟萃；他主编的全球历史系列倒是不错，但那是别人的写作。“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我们从他嘴里没听到任何新鲜的东西。但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象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帮助政治人物缓解了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其中充满了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如果你成长在今日中国，很容易被“大国的兴衰”这样的题目所吸引，因为我们正处于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原因复杂而富有智力刺激。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转变过程充满了屈辱，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却总是发现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克服中国已在世界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形象，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与13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先生可以在中国找到最热心的读者，因为整整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都相信，只要完成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就将重新赢得世界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获得的尊敬甚至都不是民族国家性的，而是回到19世纪前的中央王国式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于中国的担忧、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分自满，是因为中国可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了保罗·肯尼迪所列的大国兴衰的序列，它可能把接力棒从美国手中抢夺过去吗？国际问题作家们大可把中国的石油消耗量、中国的制造业革命、中国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现实、美国对中国一家石油公司的态度，都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无疑它们都已经指向了同一个历史方向。但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只字不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钢铁产量），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

关于国家兴衰的探讨仍将有声有色、漏洞百出地继续，因为它永无答案。这种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将强迫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人们理应清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稍微接近“兴衰的秘密”。

前言

本书论述的主体是近现代（即文艺复兴之后）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了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体系以来，5个世纪中各大国的相互关系与兴亡盛衰。毋庸赘言，这将涉及大量战争，特别是那些对国际秩序有巨大影响的、由大国集团进行的大规模长期战争。但是，这又不完全是一部军事史，它也追述了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它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的重点是描绘国际体系中的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过程中，经济与战略的相互影响。

因此，本书副标题所讲的“军事冲突”，总是与“经济变化”联系起来考查（原书副标题为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在这一时期，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同时，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从历史背景来看，它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有鉴于此，本书认为，研究和平时期大国地位如何持续变化，同研究它在战时如何打仗一样重要。

这里提出的论点将在本书正文中详细分析，在此概述如下：

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在不断变化，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二是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例如，公元1500年以后问世的载炮帆船和大西洋贸易的繁荣，就使欧洲各国受益不同，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比另一些国家快得多。同样，后来开发的蒸汽动力及其依赖的煤炭和金属资源，大大增强了一些国家的力量。这些国家的生产力一旦得到提高，便自然能比较容易地在平时承受大规模扩军备战所带来的负担，能在战时保持和供养庞大的陆军和海军。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但财富通常是支撑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要获取和保卫财富，又总是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把它的大部分资源用于创造财富，而是用于军事目的，从长远来看，这很可能会导致该国国力的减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和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它就要冒一种风险：对外扩张得到的潜在好处，很可能被为它付出的巨大代价所抵消。如果这个国家正处于相对经济衰退时期，这种困境将变得更加严重。自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目前的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从长期看，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

本书论及的“大国的兴衰”情况，可简单概述如下：

第一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奠定了基础，即考察公元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分析明代中国、奥斯曼帝国及穆斯林在印度的支脉——莫卧儿王朝、俄国、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和中西欧诸国这些当时的“权势中心”的长处和弱点。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但是，东方帝国中的一些国家与欧洲各国相比，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但它们都深受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后果之害。这些中央集权制政府都要求其国民统一信仰和实践，不仅要国民信奉一个官方国教，而且在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等领域都有类似要求。在欧洲，由于没有东方式的最高权力机构，各王国和城邦之间争战不已，这就推动人们经常寻求军事变革，而军事变革又有力地推动了在竞争、积极进取的环境中出现的科学技术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欧洲社会碰到的变革阻碍很少，它很顺利地进入了持续向上的螺旋式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军事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因素使欧洲社会走在了世界其他地区之前。

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惯有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在各个相互敌对的国家中，仍可能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国力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大约150年中，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就企图这么做，而欧洲其他强国则竭力阻止哈布斯堡王朝的“争霸”活动——这在第二章中有详细阐述。本书各章在论及一流强国的长处和弱点时，都进行比较分析，即放在影响整个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科技变化这个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多次战争所造成的后果。

第二章的中心思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尽管拥有大量资源，但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中把疆域扩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致使自己日益衰落的经济基础无法维持过于庞大的军队。其他欧洲大国在这些长期战争中也损失巨大，但它们想方设法地（虽很勉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好地保持了物质资源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平衡。

第三章的内容是发生于1660～1815年的大国之争，但这些战争很难轻易地概括为某个大集团与许多对手之间的竞争。在这个纷乱动荡的时期，西班牙、荷兰等以前的一流强国正沦为二流国家；法国、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这5个主要大国脱颖而出，逐渐主宰了18世纪欧洲的外交，并进行了一系列长期的联盟（这些联盟的成员变化很快）战争。在这一时期，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是历史上最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的国家。但是，它的努力总是由于其他强国组成的反对联盟而无法实现，至少是功败垂成。在18世纪初期，供养庞大的常备军和国家舰队耗资巨大，因此能够建立先进的银行借贷系统的国家（如英国）比金融系统落后的对手，享有多方优势。但是，地理位置这一因素，对于决定大国在许多变幻莫测的斗争中的命运，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到1815年时，俄国和英国这两个“侧翼”国家已变得十分重要。两国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影响。此外，进入18世纪后，它们都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开始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张。最后一点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使它更有能力在海外建立殖民地并挫败拿破仑统治欧洲的企图。

在1815年以后的100年中，显著的差别是，长期的联盟战争完全绝迹。在欧洲形成的战略均势，得到了欧洲协调机制下各大国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或试图建立霸主地位。在1815年以后的数十年中，各国政府主要关注的是国内动乱，并在本国所在的大陆不断进行领土扩张（如俄国和美国）。这种相对稳定的国际形势，不仅使英国在海军力量、殖民地和商业贸易等方面发展到顶峰，成为全球强国，而且由于良性的相互影响，还有利于它垄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业生产。然而，19世纪下半叶，其他一些地区和国家也开始实现工业化，这使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传统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在这一时期发生的几场重要战争（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有点牵强，那么美国内战和普法战争等则十分典型）表明，一些国家之所以在战争中失败，是由于它们未能实现军事系统的现代化，没有基础稳固的基本工业设施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并制造正在改变战争性质的造价昂贵、结构复杂的武器装备。

因此，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科技进步和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快慢不同，国际体系与50年前相比变得更加动荡，更为复杂。其主要表现是：第一，1880年后，世界列强为在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展开了疯狂的竞争，它们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掠夺财富，另一方面是对落后的恐惧；第二，各国在陆地和海洋竞相加强军备；第三，各国政府为了寻求盟友，准备战争，在和平时期纷纷建立固定的军事同盟。然而，在1914年之前的一个时期内，除了各国为殖民地问题争吵不休和发生了多次国际危机外，每10年统计一次的经济力量增长指数表明，世界各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变化不利于已持续了3个世纪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法国、奥匈帝国和刚刚统一的意大利等传统欧洲强国尽管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竞赛中却逐渐落伍。相比之下，地大物博、横跨大陆的美国和俄国（这个沙皇专制的国家生产效率较低）则脱颖而出。在西欧各国中，可能只有德国有足够的力量跻身于未来世界强国之列。另一方面，日本不想把手伸得太长，只想称霸东亚。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变化将给大英帝国带来难以克服的巨大困难。此时，英国确实感到比半个世纪之前更难保卫其全球利益了。

虽然1900年以后50年的主要发展过程可视为两极世界的形成时期，但一些“中等”国家（在第五、六章中将谈到）却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与之相对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目不忍睹、血淋淋的大规模战役，却显示出德意志帝国比沙皇俄国具有某些优势，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组织有序，全国上下工作效率很高；而俄国虽然加快了现代化步伐，但仍很落后。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德国尽管在东线取得了胜利，在西线却遭到失败，且其盟国在意大利、巴尔干和近东战区也连连败北。由于后来美国出兵，特别是提供经济援助，西方盟国终于拥有战胜其敌对联盟的资源。但是，对所有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奥匈帝国从地球上消失，俄国发生了革命，德国战败，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为争取胜利遭受惨重的损失。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等强国。

1919年后，美国迅速从国外撤军，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的俄国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使基本的经济现实与国际体系之间变得很不协调，其程度甚于本书论及的5个世纪的任何时候。战后，英国和法国的实力虽已削弱，但仍然是国际外交活动的中心。但是，它们的地位到20世纪30年代遇到了意大利、日本和德国等军国主义化的“修正主义”国家的挑战，德国在欧洲称霸的野心远甚于1914年。从本质上看，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而斯大林的苏联也正迅速发展成为超级工业大国。所以，“修正主义”的“中等”强国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超过，就必须迅速对外扩张。对原有的“中等”强国来说，它们的难处在于应对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挑战，它们自己的力量很可能也会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过程跌宕起伏，却证实了人们对国力衰微的担心。轴心国在战争初期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最终无法克服生产资源比“一战”时更为不足的弱点。它们确实占领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尔后即被同盟国的优势兵力所打败。1943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形成，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相一致。

本书最后两章涉及的时代是两极世界时期。这一时期，在经济上、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世界的确分为两极。两极世界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多次出现冷战危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属于独特类型国家的地位，由于出现了核武器及其远程投射系统而再次得到加强。这说明，当时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格局已完全不同于20世纪初叶，更不用说19世纪初了。

尽管如此，大国兴衰的进程仍未停止。当然，各大国力量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各不相同，不仅使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也逐渐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由于两国领导人都像摩尼教徒那样站在极端的立场解释国际问题，它们之间的对抗必然导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这是令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

然而，在上述30年间，世界各国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的任何时期都快。在1945年后的10年中，第三世界的工业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很小，此后却不断增大。欧洲各国也治愈了战争创伤，成立了欧洲共同体，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集团。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据测算，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苏联。相比之下，美国和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却慢得多，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财富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便急剧下降。因此，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这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本书主要探讨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影响，用最后一章既论述目前各大国军事力量对比与生产能力对比之间的不协调性，又指出中国、日本、欧洲共同体、苏联、美国这当代五大政治经济“力量中心”所面临的问题和机会，看来是适宜的。这五大“力量中心”都想处理好国家拥有的手段与国家目标的关系这一自古有之的难题。大国兴衰的历史绝不会到此完全结束。

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极广，不同的读者将出于不同的目的阅读此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些读者将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内容：既概括又相当详细地评述过去5个世纪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的变化对各大国地位的影响，以及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这一不变的话题。鉴于本书书名所限，笔者既不论及小国，也不谈小规模的双边战争。同样由于书名所限，本书论述欧洲的笔墨颇多，特别是在中间几章。对于这一课题的专著来说，这是很自然的。

对其他读者来说，特别是对目前那些热心总结“世界体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战争发生规律的政治社会学家来说，本书可能不尽如人意。为避免误解，在此必须澄清一点，即本书未述及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发展周期与大规模（或全面）战争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此外，本书也未详细探讨战争起因的一般理论，以及是否由于大国的兴衰才爆发战争。同时，这也不是一部阐述帝国理论、帝国统治的影响（如迈克尔·多伊尔在其出版的《帝国》一书中阐述的那样）或帝国统治是否有助于加强国力的专著。最后，本书也不打算提出任何关于哪种社会形态和政府组成形式在战时能最有效地利用资源的一般性理论。

另一方面，本书汇集的大量资料无疑可供有关学者用来进行上述归纳与概括。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社会学家）在总结一般性理论时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史料浩如烟海，他们无法据此得出“确实”科学的结论。因此，虽然我们可将某些战争（如1939年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归结于决策者害怕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但这一结论无助于解释始于177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92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同样，尽管我们可以指出，1914年的奥匈帝国是一个“衰落”大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良好范例，但“兴起的”大国德国和俄国在导致战争爆发方面也同样起了关键作用。对此，战争理论家们又如何解释呢？所以，各种有关帝国好坏、帝国控制力是否受可测量的权力距离比值制约的一般性理论，由于所依据的史料不同，对同一问题可能做出时而肯定、时而否定这样毫无意义的回答。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管上述理论，只是观察一下过去500年的“大国兴衰史”，便可清楚地看到，在承认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个别例外的前提下，能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例如，我们发现在综合经济力量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与国际系统中各大国的地位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两个最好的例证是：16世纪以后世界贸易集中地由地中海逐渐移向大西洋和西北欧，1890年后的几十年中世界工业品集中产地又由西欧慢慢移向其他地区。这两个例子都说明，经济力量的转移预示着新大国的崛起。这些新大国总有一天会对世界军事力量格局和各国领土状况施加决定性影响。过去几十年发生的全球生产的重要力量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不只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同样，历史事实还表明，从长远看，在每个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世界性帝国）的兴衰之间，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其原因有二：第一，支持庞大的军队离不开经济资源；第二，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总是联系在一起的。300年前，德国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写道：“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

在本书各章中，这种观点将多次被证实。18世纪中叶的荷兰肯定比100年前要富有，但它已不再是一个强国，因为邻国法国和英国比它拥有更多的力量和财富。1914年的法国无疑比1850年的法国强大，但与强大得多的德国比较，法国就显得逊色了，因此，它绝不会因为自己比过去强大而感到慰藉。与鼎盛时期（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相比，英国现在拥有的财富要多得多，其军队拥有的武器的威力也大得多。但这些已毫无意义，因为它的产品产量已由占世界总产量的25%下降到约3%。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强大，它的日子就好过；如果一个国家比邻国弱小，它就会遇到麻烦。

但这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增减将同步进行。从本书提供的大部分历史事例中可以看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影响升降曲线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时间滞差”。同样，这一点也是不难理解的。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90年代的美国和今天的日本）总希望自己越来越富，而不希望将巨资用于军备。半个世纪之后，国家的投资重点就可能发生变化。以前的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海外义务增多（因为要依赖国外市场、原料、军事联盟，可能还有基地和殖民地）。现在，其他国家或敌对国家在经济方面则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并同样希望扩大在国外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市场上股票的价值不断下跌；悲观主义的观察家谈论衰退，爱国的政治家号召“复兴”。

在这种令人担忧的环境中，大国往往会自然地把比两代人之前多的多的费用用于国防，但仍然感到国际环境不够安全，而这仅仅是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正变得更加强大。西班牙帝国在纷乱的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花的军费，要比16世纪80年代卡斯蒂利亚王国经济繁荣时期多的多。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英国在1910年的国防开支，也比1865年巴麦尊勋爵去世时英国经济处于鼎盛时多的多。难道1910年的英国人感到更安全吗？美国和苏联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在后文还要论述。大国走下坡路时的本能反应是，将更多的钱用于“安全”，因而必然减少经济“投资”，从长远看，这使自己的处境更为困难。

从本书论及的500年历史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普遍适用的结论，即为争夺欧洲或世界霸权而进行的大规模联盟战争的最终结局，与双方动用的生产资源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为反对西班牙—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所进行的战争，以及18世纪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等大规模冲突，以及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这一点。一场令人烦恼的长期战争是检验双方力量的试金石。随着战争的进行，交战各方资源的多少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不过，我们应该既做出上述概括，而又不陷入错误的经济决定论的罗网。尽管本书作者对追溯500年世界事务的“主要发展趋势”兴趣颇浓，但并不是说“经济决定一切，各国的成功与失败都出于经济原因。”大量事实证明，还有其他多种原因，譬如地理位置、军事组织、民族士气、联盟体系等许多因素都可以对各国的国力起制约作用。例如，在18世纪，尼德兰联邦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而俄国则最穷。可是，荷兰却衰败了，俄国却兴起了。个人的愚行（如希特勒的）和高超的作战技能（16世纪的西班牙步兵团和20世纪的德国步兵都很善战），都是决定战斗、战役胜负的重要因素。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在一场大国间（通常是联盟间）的长期战争中，胜利往往属于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一方，或属于最后仍有财源的一方——就像西班牙舰长们过去常说的那样。本书述及的许多事实都将证明，这个重要观点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却是正确的。正因为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国力与经济力量相辅相成，弄清目前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对当前力量对比可能产生的影响才有意义。这并不否认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人必须在既可提供机遇又可限制机遇的历史环境中创造历史。

一篇较早论述本书探讨的问题的论文，是普鲁士著名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833年发表的评论“诸大国”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兰克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并试图说明为什么一些国家崛起后又逐渐衰落下去。在文章的结尾，他分析了当时的世界形势，以及法国发动拿破仑战争想称霸欧洲的企图失败后发生的国际事件。在审视各大国的“前途”时，出于历史学家的职业习惯，他也踏入了预测未来这一无法确知的领域。

写一篇论述“诸大国”的文章是一回事，而写一本关于“诸大国”的书则是另一回事。我原来的打算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书，因为我认为，让读者了解（可能只了解一些）有关各大国不断变化的发展速度的背景知识，或各大国面临的地缘战略问题就够了。当我开始寄出本书的前几章征求意见，或与有关学者谈论本书的主题时，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我的推测错了。读者需要更多的、更详细的背景知识，因为他们得不到有关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参考材料。正是由于经济历史学家和军事历史学家都尚未涉足这一领域，这方面的资料才较少。如果说在书中加进详细的背景知识材料是有意义的话，那么这样做就是填补了大国兴衰史中一个重要的空白。

目录

第一篇 前工业社会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1660～1815）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第一章 西方的兴起

16世纪初叶，中西欧诸国能否在世界民族之林脱颖而出，显然未见端倪；东方帝国尽管显得不可一世，组织得法，却深受中央集权之害。

公元1500年被许多学者当作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这个时候欧洲的居民们绝对看不出他们的大陆即将统治地球上其余大部分的地区。当时人们对东方伟大文明的认识是支离破碎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这些认识主要来源于旅行者的故事，他们在重述这些故事时常常添油加醋。尽管如此，许多人对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和庞大军队的广袤的东方帝国的想象，还是相当准确的。当初次接触这些社会时，它们必定显得比西欧的人民和国家得天独厚。的确，若拿其他重要文化和经济活动中心同这些社会比较，欧洲的相对弱势比其实力更加醒目。首先，欧洲既不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地区，也不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印度和中国对它们在这两方面的地位都引以为豪。其次，从地缘政治学方面讲，欧洲“大陆”的形状隐含着困难和危险，它的北部和西部与冰天雪地和大海相连，东面容易招致频繁的陆路入侵，而南面则易受到战略包围。在1500年及以前很长时间和这之后，这些都不是抽象的想象。仅仅8年以前，西班牙最后一个穆斯林地区格拉纳达才向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的军队投降，但这仅表示地区性战役的结束，而不是基督教世界和先知[1]的军队之间更大规模战争的结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所造成的震动，仍然影响着大部分西方世界，这一事件似乎孕育着更多的东西，因为它绝不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向前推进的极限。到该世纪末，他们已夺取了希腊和伊奥尼亚群岛、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巴尔干半岛其他大部分地区。到16世纪20年代，情况变得更糟，当时可怕的土耳其军队迫近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在南部，奥斯曼的战船袭击意大利港口，教皇开始担心罗马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君士坦丁堡的命运。

虽然这些威胁似乎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及其继任者们新领导的一个整体性大战略的一部分，但欧洲人的反应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不像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也不像莫卧儿王朝不久前（1526年）在印度建立的统治，从来没有一个各部分都承认一个世俗领袖或宗教领袖的统一欧洲。不，欧洲是一些小王国和公国、边境贵族领地和城邦的大杂烩。在西方出现了一些比较强大的君主国，主要是西班牙、法国和英国，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摆脱国内的紧张状态，而且每个国家都把其他国家看成竞争对手，而不是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盟国。

同亚洲的伟大文明相较，也不能说欧洲在文化、数学、工程学或者航海和其他技术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总之，欧洲文化和科学遗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从伊斯兰世界“借用”来的，恰如穆斯林社会几百年里通过通商、征伐和殖民从中国“借用”一样。回顾历史，你可以看到，到15世纪末，欧洲在贸易和技术方面的发展加快了。然而，或许最恰当的一般评价应是：在这前后，每个大的世界文明中心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有些文明中心在一个领域先进一些，而在别的领域则要落后一些。奥斯曼帝国、明朝时期的中国，稍后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的北印度和欧洲国家体系及其俄国人旁支，在技术上因而也在军事上，要比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分散的社会先进得多。虽然这意味着1500年的欧洲是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但绝对看不出有一天它将出现在顶峰。因此在研究欧洲兴起的原因以前，有必要考查其他竞争者的实力和弱点。

明代中国

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它有众多的人口（在15世纪有1亿～1.3亿人口，而欧洲当时只有5000万～5500万人口），灿烂的文化，特别肥沃的土壤以及从11世纪起就由一个杰出的运河系统连结起来的、有灌溉之利的平原，并且有受到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治理的、统一的、等级制的行政机构，这些使中国社会富于经验，具有一种凝聚力，使外国来访者羡慕不已。的确，这个文明受到蒙古游牧部落的严重破坏，并且在忽必烈汗入侵以后被蒙古人统治着。但是，中国惯于同化征服者而不是被后者同化，当1368年出现的明朝重新统一帝国并最后打败蒙古人的时候，许多旧的制度和知识都保留了下来。

对于接受教育尊重“西方”科学的读者来说，中国文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必定是其技术上的“早熟”。中国在11世纪就出现了活字印刷，大量书籍随后出现。商业和工业受到运河开凿和人口压力的促进，同样很发达。中国的城市要比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大得多，商路也四通八达。纸币较早地加速了商业的流通和市场的发展。到11世纪末，中国北部已有可观的冶铁业，每年能生产大约12.5万吨铁，主要为军队和政府所用，比如，100万人以上的军队是铁制品的一个巨大市场。值得指出的是，这一生产数字要比700年以后英国工业革命早期的铁产量还多！中国也许是第一个发明真正火药的国家，而且在14世纪末，明人曾用大炮推翻蒙古人的统治。

对中国文化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了解以后，再听到中国人已转向海外开发和贸易也就不足为奇了。指南针是中国人的另一发明，他们有些平底帆船同后来的西班牙大帆船一样大，而与印度和太平洋诸岛的贸易，从潜力上说与往返大漠商路的贸易一样有利可图。许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在长江进行过水战。13世纪60年代，为了征服宋朝的船队，忽必烈汗强制组建他自己的备有抛射器的大规模战船序列。14世纪初叶，沿海谷物贸易兴旺发达。据记载，1420年明朝的海军拥有1350艘战船，其中包括400个大型浮动堡垒和250艘设计用于远洋航行的船舶。这样一支力量还不包括许多私人经营的船舶，但后者同海军比起来显得黯然失色。这些私人经营的船只那时已经在与朝鲜、日本、东南亚甚至东非进行贸易，并为中国带来收入，因为国家试图对这种海上贸易征收捐税。

最有名的官方海上远征，是1405年和1433年间海军将领郑和进行的七次远洋航行。这支船队有时由数百艘船舶和数万人组成，遍访从马六甲和锡兰（斯里兰卡）到红海口和桑给巴尔的各个港口。一方面他们向顺从的地方统治者馈赠礼品，另一方面强迫桀骜不驯的统治者承认明朝政府。曾有一艘船带着长颈鹿从东非返回，以取悦中国皇帝；另一艘船押回了一个锡兰首领，因为他极不明智，竟不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力（但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告诉我们的关于郑和船队的规模、实力和适航性（有些大宝船看来大约有400英尺长和1500吨以上的排水量）来看，他们或许在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探险开始热心地向休达[2]以南推进之前好几十年，就可以绕过非洲并“发现”葡萄牙。

但1433年中国的远征是这条航线的最后一次远航，3年以后皇帝一纸诏书禁止建造海船，再以后一道专门敕令竟禁止保存两桅以上的船舶。此后船队船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郑和的大战船被搁置朽烂。尽管有种种机会向海外召唤，但中国还是决定转过身去背对世界。

诚然，这项决定有一种似合情理的战略原因。大明帝国北部边疆再次遭受蒙古人的威胁，把军事资源集中到这个比较脆弱的地区或许是谨慎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支强大的海军是一种耗资巨大的奢侈，无论如何，中国尝试过的南下向安南（越南）的扩张被证明是徒劳的，而且代价很高。但当后来收缩海军的弊端已经显露出来以后，看来它仍未重新考虑这个似乎颇为有理的论据。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中国沿海甚至长江沿岸的城市，不断遭到日本海盗的袭击，但它没有认真重建帝国海军[3]。甚至葡萄牙船队在中国沿海的反复出没，也未能使当局重新估计局势。达官贵人们推理说，陆上防御就够了，因为不管怎么说，中国臣民所进行的一切海上贸易不是都没有被完全禁止吗？

因此，除去新涉及的耗费和其他起抑制作用的因素外，中国倒退的关键因素纯粹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时期因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不满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军队（和海军）的厌恶伴随着对商人的疑虑、私人资本的积累、贱买贵卖的做法、暴发户商人的铺张阔气，都冒犯了这些权贵士大夫，程度几乎如同他们激起了劳苦大众的不满一样。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们的眼里必定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他们控制。

对商业和私人资本的厌恶与上述大量技术成就并不冲突。明朝重修了万里长城，发展了运河系统、制铁业和御用帝国海军，因为官吏们上奏皇帝说，这些都是必须的。但这些事业才刚刚开始就受到忽视：运河听任淤塞，军队缺乏新的装备，天文仪器（约建于1090年）缺乏管理，铁工场被废弃。这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印刷仅限于学术著作，没有用于广泛传播实际知识，更很少用于社会批评。纸币的使用被中止。中国城市从来也不被容许西方城市所享有的自治，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市民；一旦皇宫迁址，帝都亦随之迁移。因为得不到官方的鼓励，商人和其他企业家无法兴旺起来。即使那些发了财的人，也宁可把钱用于购置土地和兴办教育，而不情愿投资发展基础工业。同样，禁止海外贸易和海洋渔业，消除了刺激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潜在因素。尽管在以后几个世纪里，受官方控制的（虽然无疑会有许多逃避监督的）与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奢侈品贸易之类的对外贸易仍然存在。

结果，中国明朝时期与400年前的宋朝比起来，活力和进取精神都大为逊色。明朝时期农业技术的确有所改进，但即使这种比较集约化的农业和对边沿土地的开发利用，也很难跟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中国的人口增长只受到马尔萨斯所说的瘟疫、洪水、战争等方式的制约，而这些灾害是很难预测的。甚至1644年以后清朝取代明朝也未能停止这种持续的相对衰落。

还有一个细节可以概括这段历史。1736年，即（英国）亚伯拉罕·达比在科尔布鲁克德尔的铁工场开始出名的时候，中国河南和河北的鼓风炉和炼焦炉已被完全废弃了，而鼓风炉的规模在征服者威廉于黑斯廷斯登陆[4]以前就已经很大了。这下子它们要等到20世纪才会重新恢复生产。

伊斯兰世界

16世纪初叶第一批欧洲航海家访问中国的时候，他们虽然对它的面积、人口和财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或许已经看出这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那时对奥斯曼帝国当然还不能这样说，它当时正处在扩张的中间阶段，由于离基督教世界的后院比较近，因此对后者更具有威胁性。从更大的历史和地理背景来看，大概可以这样说，事实上伊斯兰国家在16世纪已形成了世界事务中发展最迅速的力量。不仅奥斯曼土耳其人在向西推进，而且波斯的萨非王朝也正经历着国力和文化的复兴，特别是在伊斯玛仪一世（1501～1524年在位）和阿拔斯一世（1587～1629年在位）时代；一系列强大的伊斯兰化的汗国仍然控制着经喀什噶尔和吐鲁番到中国的古代丝绸之路，这与诸如博尔努、富兰尼和马里帝国等一系列西非伊斯兰国家不同；爪哇的印度教帝国在16世纪早期就被穆斯林势力推翻了；而喀布尔国王巴布尔则从西北部通过征服者的道路侵入印度，于1526年建立莫卧儿帝国。虽然最初对印度的统治并不稳固，但他的孙子阿克巴（1556～1605年在位）顺利地巩固了这个帝国，他开创了西起俾路支东到孟加拉的北印度帝国。在整个17世纪，阿克巴的继任者们继续往南向信印度教的马拉特人推进，这正好是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从海上侵入印度半岛的时候，然而后者的规模要小得多。在穆斯林缔造的这些非宗教的成功之外，还需加上非洲和印度穆斯林信徒的大量增加，与之比较起来，基督教传教团的传教活动就显得黯然失色了。

但对近代早期欧洲来说，最严峻的伊斯兰世界的挑战，当然来自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难以对付的军队和那个时代最好的围城战法。在16世纪初以前，他们的领地已从克里米亚（在那里他们侵占了热那亚人的商业据点）和爱琴海（在那里他们夷平了威尼斯帝国）延伸到黎凡特。至1516年，奥斯曼军队夺取了大马士革，次年入侵埃及，用土耳其火枪摧毁了马穆鲁克军队。这样，他们在封锁了印度通往西方的香料之路以后，溯尼罗河而上，并通过红海推进到印度洋，在那里遇上了葡萄牙人的入侵。如果这也令伊比利亚船员不安的话，那么同土耳其军队给东欧和南欧的王公和人民造成的恐怖比较起来，简直算不了什么。土耳其人已经占有了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并在瓦拉几亚和整个黑海沿岸有决定性影响；但在向南攻击埃及和阿拉伯以后，在苏莱曼时期（1520～1566年）对欧洲的压力重新开始。那些年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东方堡垒——匈牙利再也不能阻止土耳其的优势军队了，它在1526年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之后受到蹂躏，而1526年恰好是巴布尔在帕尼巴特战役获得胜利的那年，通过这一胜利他为建立莫卧儿帝国奠定了基础。是否整个欧洲不久都要走北印度的道路呢？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在1529年土耳其人已包围了维也纳。事实上，那时阵线已在匈牙利北部稳定下来，神圣罗马帝国从而得以保存；但以后土耳其人仍构成持续的威胁并施加了从来不能完全忽视的军事压力。而到1683年，他们再度包围了维也纳。

奥斯曼海军的扩张在很多方面几乎同样令人惊恐。土耳其人像中国的忽必烈汗一样，发展海军只是为了攻下四面环海的敌人要塞，君士坦丁堡就是这种情况，穆罕默德二世曾用战舰序列和几百艘小船对其进行封锁，以协助1453年的攻城。此后强大的战船队曾被用于横穿黑海的战役，用于往南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以及为控制爱琴群岛、罗德岛、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而同威尼斯发生的一系列冲突。在16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威尼斯、热那亚和哈布斯堡的舰队都避免与奥斯曼的海上势力接近；但到该世纪中叶，穆斯林的海军在整个北非沿海都很活跃，他们常常袭击意大利、西班牙和巴利阿里群岛，并且最后于1571年攻占塞浦路斯，直到勒班陀战役败北才受阻止步。

当然，奥斯曼帝国不仅仅是一部军事机器、一个从事征讨的上层人物集团（像中国清朝时的满族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在比罗马帝国还大的一块地区和许多臣属民族中，确立了法定宗教信仰、文化和语言的统一。1500年以前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世界在文化和技术上都领先于欧洲，其城市很大，照明设备好，并有排水系统，而且其中很多城市还有大学、图书馆和极其壮丽的清真寺。在数学、制图学、医学以及科学和工业的许多其他方面（磨坊、铸炮、灯塔、马匹繁殖），穆斯林都享有领先地位。奥斯曼从巴尔干基督教青年中招募未来土耳其士兵的制度，造就了一支虔诚的、统一的军队。对其他种族的宽容使许多天才的希腊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为苏丹效命，穆罕默德二世围攻君士坦丁堡的主要铸炮人就是一名匈牙利人。在像苏莱曼一世这样的成功领袖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管理着l400万居民，而这时西班牙只有500万人，英格兰仅有250万居民。君士坦丁堡在其全盛时期拥有50万以上人口（1600年），比任何欧洲城市都大。

然而奥斯曼土耳其人也开始踉踉跄跄，转向内战，最后失去了支配世界的机会，虽然这种明显的衰落比明王朝极其类似的衰落晚了100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这一过程是早期土耳其胜利的必然结果：奥斯曼军队虽然管理良好，或许可以维持一条很长的国界，但如果不付出大量人力和金钱的代价，则很难继续扩张；而且奥斯曼帝国主义与后来的西班牙、荷兰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同，它没有顺便带来许多经济利益。到16世纪下半叶，已有迹象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战略上战线拉得过长：一支庞大的陆军驻扎在中欧，在地中海有一支耗资巨大的海军在作战，一些部队在北非、爱琴群岛、塞浦路斯和红海作战，而坚守克里米亚以防正在兴起的俄国势力则需要援军。由于先以伊拉克而后以波斯为基地的什叶派，向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逊尼派在行为与教义两方面发起挑战，使伊斯兰世界发生分裂，即使在近东也没有一个平静的侧翼。有时局势像当时德意志的宗教斗争一样严重，苏丹只有靠用武力镇压什叶派异端，才能维持其统治。然而在边界另一边阿拔斯大帝统治下的波斯什叶派王国，已完全准备好与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奥斯曼人，就像法国曾与“异教”的土耳其人联合反对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奥斯曼帝国与这一系列敌人作战，需要杰出的领袖来维持其发展，遗憾的是1566年以后，陆续进行统治的是13个无能的苏丹。

但外部敌人和个人的弱点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制度像中国明朝的制度一样，越来越多地受到专制集权和对创见、异端、商业的极端保守态度的影响。一个愚蠢的苏丹可以使奥斯曼帝国陷于瘫痪，而一个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对全欧洲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由于缺乏来自上面的明确指令，官僚体系的各个分支变得麻木僵化，它们对一切变故持保守态度，从而扼杀了新鲜事物。由于1550年以后没有扩张领土和随之而来的战利品，不满的军队转而进行内部劫掠。商人和企业家（差不多都是外国人）早先曾受到鼓励，现在发现自己遭到了不曾预料到的征税和对财产的非法没收。越来越高的苛捐杂税使商业凋敝，城镇人口减少。也许受害最大的是农民，他们的土地和牲畜被士兵劫掠。随着局势的恶化，文职官员也开始掠夺，他们索取贿赂并没收货物储备。由于战争花费巨大，而且在同波斯的战争期间丧失了亚洲的贸易，因此政府更加拼命地搜罗新的财源，而这必然会给那些营私舞弊的收税人更大的权力。

对于什叶派的宗教挑战的强烈反响，明显地反映和预示着官方将对各种形式的自由思想采取强硬态度。印刷业遭到禁止，因为它或许会传播危险的见解。经济观念仍很原始：进口西方商品是被允许的，但出口被禁止；行会竭力阻止创新，阻止“资本主义”生产者兴起的行为受到支持；宗教对商人的抨击加强了。由于轻视欧洲人的思想和实践，土耳其人拒绝采用抑制瘟疫的新方法，因此他们的人口受恶性传染病的影响较大。在一次令人震惊的蒙昧主义的行动中，一支土耳其军队于1580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他们声称是这个天文台引起了一场瘟疫。军队实际上成了保守主义的堡垒。尽管土耳其士兵注意到欧洲军队的新式武器，而且有时深受其苦，但他们自己现代化的步伐很慢。他们没有用较轻的铸铁炮去取代笨重的大炮。勒班陀战役失败以后，他们没有建造更大的欧洲型舰船。在南部的穆斯林舰队仅仅奉命停泊在红海和波斯湾比较平静的水域，这就排除了建造葡萄牙型远洋船的必要性。也许技术上的原因是一个因素，但文化和技术上的保守性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对比起来，北非伊斯兰化的各国非正规的海盗船却很快采用了装配大炮的快速风帆战船）。

上述对保守主义的评论甚至在更大程度上适用于莫卧儿帝国。尽管这个帝国的绝对版图正处于顶峰，并且几位皇帝具有军事天才；尽管其宫殿富丽堂皇，其奢侈品的生产技术很高；尽管它甚至有一个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网络，但这个帝国在骨子里还是羸弱的。一个东征西讨的上层穆斯林处在主要信奉印度教的广大赤贫农民群众的顶端。在城镇内部有非常多的商人和活跃的市场，印度教实业家对制造业、商业和信贷业的态度，本可以使他们成为韦伯清教伦理的优秀典范。在变成英帝国主义的牺牲品以前，在企业家社会正准备经济“起飞”的图景下，在印度生活中还有一幅较为阴暗的图画，它显现出许多固有的阻滞因素。绝对严格的印度教戒律妨碍了现代化：啮齿动物和昆虫不许杀害，因此大量粮食受到损失；处理垃圾和粪便的社会习俗造成不卫生的环境，成为流行性黑死病的滋生地；种姓制度扼杀了创新精神，逐渐灌输了教义，并限制了市场；而婆罗门祭司对印度地方统治者的影响，说明这种蒙昧主义还起着极大作用。这里存在着对任何激进变革的最根深蒂固的社会障碍。后来，许多英国人最初（在印度）进行抢劫，而后试图根据功利主义原则统治印度，最后却怀着这样一种心情离开：这个国家对他们仍然神秘莫测。这是不足为怪的。

但莫卧儿王朝的统治不能同印度文官行政管理相比。富丽堂皇的王宫是穷奢极欲、挥霍浪费的中心，其挥霍的规模连凡尔赛宫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或许也认为有些过分。数以千计的仆从和食客，奢华的衣服、珠宝、嫔妃和奇珍异兽，大批的卫士，这一切只有建立一整套的掠夺机器才能支付。收税官吏要向他们的主子缴纳固定数目的款项，就得无情地掠夺农民和商人；无论收成和商业状况如何，钱款都必须收进。除了起义以外，没有宪法或其他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劫掠，所以当时税收以“吃人”著称就不奇怪了。因为每年的贡赋如此庞大，人民几乎一无所获。交通很少改善，没有对付饥荒、洪水和瘟疫的救援机构，而这些灾害是经常发生的。相比所有这些来说，明朝中国显得宽厚多了，几乎可算是进步了。看来莫卧儿帝国必定要衰落，因为它在南部要抗击马拉特人，在北部要抗击阿富汗人，最后还要对付东印度公司，它越来越难以支撑下去。实际上导致它衰落的内因大大多于外因。

两个特例：日本和俄国

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属性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反倒是无足轻重的。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斗争所取代，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热衷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有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在日本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野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后，他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两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户住一段时间协助将军处理政务，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领地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扼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领域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佩里[5]著名的“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补给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国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且不仅仅是受东正教的影响。其次，它从西方找到了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因此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相对于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俄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后者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日后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6]了解的更多。

“欧洲的奇迹”

在定居于欧亚大陆西部分散的、相对来说缺乏经验的民族中，发生了一场不可阻挡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这一过程使其在世界事务中稳固地成为商业和军事先驱，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引起学者和其他评论家们的注意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以下段落能做的仅仅是对有关知识作一综述。不管这个综述多么粗略，它还是具有揭示渗透全书论据的主要线索的功能，即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上，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上；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像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与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之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暂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帝国做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北多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的规模同基督教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又局限在个别地方。像西方查理曼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公国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

欧洲政治上的这种多样性主要是它的地理状况造成的。这里没有骑兵帝国可以把它的快速动力强加其上的大平原，也没有像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周围那样广阔而肥沃的流域，可以为勤劳而易于征服的农民人口提供粮食。欧洲的地形更为支离破碎，众多的山脉和大森林把分散在各地的人口中心隔离开来；欧洲的气候从北到南和从西到东有很大变化，这导致很多重要后果。首先，它使统一控制变得很困难，甚至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军阀也难以做到，这就减少了大陆遭受像蒙古游牧部落那样的外部势力蹂躏的可能性。其次，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继续存在，地区王国、边境贵族领地、高地氏族和低地城镇联盟构成了欧洲的政治地图，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

最后，欧洲不同的气候条件造成了适于交换的不同产品，随着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些产品沿着河流或通过林间小道从一个村落运送到另一个村落。这种贸易的最主要特点或许是它主要由大宗货物组成——木材、粮食、酒类、羊毛、鲱鱼等，它们是为了满足欧洲15世纪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要，而不是东方商队贸易所需的奢侈品。在这方面，地理又起了关键作用，因为这些商品用水上运输要经济得多，而欧洲又有许多可通航的河流。周围环海对至关重要的造船工业是又一种刺激，到中世纪末期时，繁荣的海上贸易就在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黑海之间进行。虽然这种贸易部分地被战争中断，并受局部地区的灾害（例如歉收和瘟疫）的影响，但总体说来它还是在继续发展，促进着欧洲的繁荣，丰富了其食物并导致建立了新的财富中心，如汉萨同盟诸城镇或意大利城邦。定期的远距离商品交易必然会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汇票、信贷制度和银行业的发展。商业信贷还有保险单的存在本身就表明经济形势基本上是可预见的，而在这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私商几乎都没有享有过这种条件。

此外，因为许多贸易都是通过北海和比斯开湾波涛汹涌的海面运输来开展，也因为远洋渔业已成为营养和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促使造船工业建造坚固（即使速度更慢，且外观丑陋）的船舶，以便能运载大量货物并能利用风航行。虽然在一个时期船只加大了帆、桅杆和尾舵，因而变得更加灵巧，但北海的“小船”和后来取代它们的船舶，可能没有像定期往返于东地中海和印度洋沿岸的轻型船那样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在下面我们将看到，从长远来看，它们将具有特别的优势。

这种分散的主要是不受压抑的贸易，以及由商人、港口和市场发展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首先是没有办法完全压制这种经济发展。这并不是说市场势力的兴起没有使许多当权人物担心。封建主们怀疑城市是异端的中心和农奴的避难所，经常试图削减其特权。像其他地方一样，商人常遭抢劫，他们的商品被盗，财产被占。罗马教皇对高利贷的看法，对赢利的中间人和放债人的厌恶，在许多方面与儒家学说产生了共鸣。但基本事实是，在欧洲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贸易发展的统一政权；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由于改变了发展的进程而造成某一特定工业的兴起或衰落，曾经严重阻碍莫卧儿王朝经济的税收官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的全面掠夺也没有发生。举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在基督教改革时代欧洲政治分裂的环境下，要使每个人都承认教皇1494年把海外世界划分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是不可想象的，更难想象禁止海外贸易的命令（如中国明朝和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所颁布的法令）会取得什么效果。

事实是，即使别人在掠夺和驱逐商人的时候，欧洲总有一些王公和地方贵族愿意容忍商人及其行为方式，而且如文献所载，受压迫的犹太商人、破了产的佛兰芒纺织工人和受迫害的胡格诺派新教徒，迁移时都随身带着他们的专门技艺。一个莱茵兰的男爵因对商旅过度征税而发现，商路改到了别的地方，他的收益不翼而飞了。一位赖债的君主，在面临下一次战争威胁并急需资金去武装他的陆军和舰队时，很难再借到一笔贷款。银行家、军火商人和手工工匠都是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是敲边鼓的：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甚至也对外国人提供），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亚当·斯密创造出精确定义之前很久，西欧某些社会的统治者就已默认，“为了把一个国家从最低级的野蛮状态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繁盛，除了和平、轻税和宽容公正的政府以外，不再需要什么了……”有时那些缺乏洞察力的领导者，如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君主或法国一个偶尔上台的波旁国王，企图杀掉下金蛋的鹅，结果就是财富减少，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实力的衰退。

可能导致政权中央集权化的唯一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火器技术取得非常重大的突破，以致所有敌人都被压垮或慑服。而在15世纪欧洲经济和技术发展速度加快的同时，大陆的人口从黑死病的打击下刚刚恢复过来，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欣欣向荣，中央集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前所述，正是在从1450年至1600年这一相当长的时期内，“火药帝国”在其他地方建立起来。俄国、江户时期的日本和莫卧儿王朝统治的印度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它们说明大国领袖一旦掌握了火器和大炮，就能迫使所有的对手臣服，这样的一些领袖的确能使大国改变形象。

此外，因为新的作战技术较多地产生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欧洲，而不是在别的地方，一项这样的突破可能帮助某一个国家压倒其竞争对手，这并非难以置信的事。已有迹象说明军事实力在日益集中。在意大利，使用弩手队（必要时由矛兵保护）结束了以骑士和随其出征的训练不良的封建民兵为主要战斗力量的时代；但同样清楚的是，只有像威尼斯和米兰这样比较富裕的国家，才能养得起由有名的雇佣兵队长指挥的新式军队。其次，到大约1500年，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已经在国内获得大炮垄断权，因而如有必要，他们能够粉碎特别强大的臣属，即便后者躲到城堡高墙后面也不在话下。但是这种趋势是否最终会导致更大的、横跨欧洲的超国家的垄断呢？这必定是1550年前后许多人提出的一个问题，因为他们当时看到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统治下发生了领土和军队的广泛集中。

对哈布斯堡称霸欧洲这一特别企图及其失败的详细论述，将在下一章进行。这里将它不可能把统一强加给整个欧洲大陆的较一般性原因，做一简单说明。多个经济和军事实力中心的存在再次成为基本原因。没有一个意大利城邦可以在不受他国为维持均势而进行干预的情况下加强自己，没有一个“新君主政体”可以在不刺激竞争对手寻求补偿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领地。到宗教改革顺利地、确实地进行时，在传统的均势竞争之外又增加了宗教对抗，这就使政治集权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然而，真正的解释要更深一步，毕竟竞争者和交战集团之间存在着恶感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日本、印度和其他地方都能见到，但并没有妨碍最终的统一。欧洲的不同之处在于，每一支竞争力量都可以接触新的军事技术，所以没有一个政权具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瑞士军人和其他雇佣兵都准备为任何能够付款的人效力。没有独一无二的生产弩机的中心或生产炮的中心，不管是早期的铜炮还是晚期较便宜的铸铁炮。这些武器可以在接近森林地带的矿床附近生产，如在中欧、马拉加、米兰、列日，后来在瑞典。同样，造船技术在从波罗的海到黑海各个港口的传播，使一个国家极难完全控制海域，这必然有助于防止征服和消灭坐落在海那边的武器生产竞争中心。

因此，如果说欧洲分散的国家体系是集权化的巨大障碍，那就不是简单的同语反复了。因为存在着许多竞争的政治实体，它们大多具有或能够购买维护自己独立的军事手段，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称霸大陆方面取得突破。虽然欧洲国家间这种相互竞争的作用，似乎可以说明缺乏统一的“火药帝国”的原因，但乍看起来并不能说明欧洲稳步兴起而占全球领先地位的原因。如果把1500年新君主国家掌握的军队，用来同苏丹的庞大军队和明朝中国的众多军队作战，究竟是否会显得太弱了呢？在16世纪早期甚至17世纪，在某些方面是这样的；但在后一时期，军事实力的均势迅速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变化。为解释这种变化，必须再次说明欧洲权力的分散。首先在城邦及随后在较大王国之间进行的原始形式的军备竞赛产生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将要产生什么？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有社会经济根源。既然为意大利作战的军队不再由封建骑士及其侍从组成，而是由商人支付和特定城市的行政长官监督的长矛兵、弩手及（侧翼）骑兵组成，那么该城市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要求雇佣部队实现所付金钱的价值，尽管雇佣兵队长们耍尽花招，以免自己成为冗员；换句话说，城市需要能迅速取胜的武器和战术，以使军费降下来。同样，既然15世纪末期法国的君主有了一支自己直接控制和支付的“全国性”军队，他们就急于看到这支力量产生决定性的结果。

根据同样的理由，这种自由市场制度不仅迫使大量雇佣兵队长为签订合同而进行竞争，也促进手工工匠和发明者改进他们的产品，以争取新的订货。武器技术的这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在15世纪早期的弩机和盔甲片生产中已经可以见到，而在以后50年该原则又扩大到火药武器的实验上。这里回顾一下以下事实是重要的：最初使用大炮时，西方和亚洲在大炮的设计和效力方面没有多大差别。发射石球和产生轰然巨响的巨大炮管显然看起来很了不起，且曾起过作用，即土耳其人曾用于轰击君士坦丁堡城墙的那种炮。然而，似乎只有欧洲才存在不断在技术上进行改进的动力：在火药粒方面，在用铜和锡合金铸造小得多（但火力同样强大）的大炮方面，在炮管和炮弹的形状及结构方面，在炮架和炮车方面。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大炮的火力和机动性，给了这种武器的所有者摧毁最坚固堡垒的手段。用强大铜炮装备起来的法军1494年入侵意大利时，意大利城邦惊恐地领教了它们的威力。所以毫不奇怪，发明家和有学问的人都被怂恿去设计某种能抵消这种大炮威力的东西（同样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达·芬奇的笔记里就有一种机关枪、原始坦克和蒸汽动力炮的草图）。

这并不是说其他文明没有改进他们早期的、构造简单的武器。它们经常通过模仿欧洲样式或说服欧洲来访者（如在中国的耶稣会会士）出让他们的专长，来进行改进。但因为明朝政府享有大炮的垄断权，而且俄国、日本和莫卧儿王朝统治下的印度不久也取得了这种垄断权——既然它们的政权已经确立起来，改进并加强这种垄断权的诱因就要小得多。中国人和日本人转向闭关自守以后，就忽视了发展武器生产。穆斯林士兵因固守传统的作战方式，对大炮的兴趣也比较冷淡，直到后来为时已晚，难以赶上欧洲的领先地位。面对不太发达的民族，俄国和莫卧儿王朝军队的指挥官们没有改进武器的迫切需要，因为他们已经拥有压倒敌人的军队。正像在一般经济领域一样，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的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

这种武器技术螺旋上升发展的两个进一步的后果需要在这里提一下：一个后果是确保了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另一个后果是它最终获得了海上霸权。第一个后果很简单，可以简单叙述。在1494年法国入侵后的1/4世纪内，甚至在此之前，意大利人就已发现，城墙以内突起的土木工事可以大大地减少大炮轰击的效果；当炮弹射进坚实的土堆时，便失去了对外墙的那种破坏作用。如果在各种这类土木工事前面再有一条深壕沟（后来又有一系列构造复杂的设防棱堡，滑膛枪和大炮可以从这里发射交叉火力），它们就会形成围城步兵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恢复了意大利城邦的安全，或者至少是那些未落入外国征服者之手的，以及那些拥有建造和守卫这种综合防御体系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的城邦的安全。这也给了那些参与防御土耳其人的军队一种优越性，正如马耳他和匈牙利北部的基督教守卫部队很快发现的那样。它阻碍了欧洲一个傲慢强国对叛乱者和竞争者的轻易征服，这就像伴随尼德兰起义的持久包围战所证实的。如果敌人有可以退守的坚固防御基地，在开阔战场获得的胜利就不能成为决定性的。德川幕府或印度的阿克巴通过火药所取得的权威，在西方没有被模仿，西方的特点仍旧是政治的多元化及同时发生的、你死我活的军备竞赛。

海上“火药革命”的影响甚至更为广泛。以前，北欧、伊斯兰世界和远东在中世纪末期的造船和海军装备上实力相当。如果郑和的远航和土耳其舰队在黑海、东地中海的迅速发展或许对1400年和1450年前后的观察家有什么暗示的话，那就是海运发展的未来把握在这两个强国手中。人们猜测，在有关制图学、天文学以及罗盘、星象仪等仪器的运用这三方面他们区别很小。关键的区别在于持续不变的组织。或者如琼斯教授所说：“假定其他航海家，例如波利尼西亚人也能航行很远的距离，但整个欧洲在合理地组织航行和在一个航程内开发资源的能力，则能比单独的伊比利亚人的远航伟业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葡萄牙人对地理资料进行系统搜集，热那亚商行多次想为大西洋探险提供资金，这种探险最终可能弥补失去黑海贸易的损失，可以再往北依次发展纽芬兰的鳕鱼渔场，这一切都说明一种向外发展的持续意愿，这在这个时期的其他社会是不易见到的。

但是，最重要的“合理化”措施，也许是船上武器装备的不断改善。在海战极力模仿陆战的时代，在帆船上安装大炮是非常自然的结果。正像中世纪的城堡沿城墙和堡垒配置弓箭手以击退包围的军队一样，热那亚、威尼斯和阿拉贡的大商船也以弩机武装起来，守在船头船尾的“堡垒”中，以保卫自己免受地中海穆斯林海盗的侵犯——尽管仍会造成船员的严重伤亡，而且不一定真能拯救和平的商人——如果进攻者果真下了决心的话。

然而，一旦水手们领略到陆上大炮设计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即新的铜炮要小得多，威力却要大一些，对炮手的危险要比笨重的铸铁炮小），就会很快将这种武器装在船上，尽管中国和西方的军舰上已经装上了石弩、投石机和其他类型的投射器械。即使大炮已变得不那么容易爆炸，对船员已不那么危险，它们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假如使用威力较大的火药，后坐力就会很大，如果大炮未加固定，就会被反作用力弹回甲板，而且这种武器仍然很重，如果船舷上（特别是在炮台上）装的炮很多，足以使船失去平衡。这时，欧洲坚固的、船壳略呈圆形的三桅全天候帆船所固有的优越性便显示出来，它们使在地中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等内海航行的窄条划桨单层平底帆船、阿拉伯人的独桅三角帆船，甚至中国人的平底帆船都相形见绌。它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用更大的舷炮开火，同时使船保持稳定。当然事故还是不时发生；但人们很快认识到，把这种武器安置在船舰中部而不是炮台上，可以提供安全得多的炮基，此时这种轻快帆船和大帆船的潜在威力就变得很强大。相形之下，轻便小船受到双重劣势的不利影响——携带炮火的能力小，更容易受到炮弹的损伤。

有必要强调一下“潜在威力”，因为载炮远洋帆船的演进是一种缓慢而不平衡的发展。历史上建造过许多混合型的舰船，有些装有多根桅杆、多门大炮和多排的桨。16世纪在英吉利海峡仍能见到单层平底大帆船这样的船只，此外，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地中海和黑海这种船也在继续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船航速较快，在近海操作比较灵便，因而比较容易用来与沿海陆地运输相衔接，对土耳其人来说，这些船要优于那些只能作短程航行而不能远海航行的船。

同样，我们不能设想，第一批葡萄牙船一绕过好望角就立即开始了没有争议的西方制海权时代。历史学家提到的“瓦斯科·达·伽马时代”和“哥伦布时代”（即1500年以后300年或400年的欧洲霸权），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葡萄牙探险家在15世纪90年代以前或许已经抵达印度海岸，但他们的船舶仍然很少（经常只有300吨），而且并非所有船都配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当然不能同一个世纪后航行于这些水域的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相比。事实上葡萄牙人不能长期渗入红海，也不能频繁涉足中国，只是偶尔到过那里；而在16世纪末期，他们的一些东非停靠站就在一次阿拉伯的反攻中陷落了。

如果假想非欧洲的强国一见到西方的扩张主义就像一沓纸牌一样倒塌了，那也是错误的。墨西哥、秘鲁和新大陆其他不太发达的社会在西班牙探险家登陆时，的确发生过这种情况。既然中国政府曾主动忽视海上贸易，如果商业落入蛮人之手，它也不会真正关心；甚至葡萄牙人1557年在中国澳门建立半官方商站，似乎也没有搅扰北京的平静，虽然这个商站对地方丝商和纵容它的行政官员们必定有利可图。日本人在这方面要强硬得多。当葡萄牙人1640年派遣一个使团去日本抗议其驱逐外国人时，几乎所有团员都被杀害，而里斯本却无法对其进行惩罚。最后，奥斯曼帝国的海军坚守着东地中海，而其陆军实力仍然对中欧构成重大威胁。在16世纪，“对大多数欧洲政治家来说，丢失匈牙利比在东方建立工厂的重要性要大得多，而对维也纳的威胁要比他们自己在亚丁、果阿和马六甲进行的挑衅重要得多；只有那些背靠大西洋的政府像它们后来的历史学家一样，可以忽视这一事实”。

无疑，远程武装帆船的发展预示了欧洲在世界上地位的重要推进。西方海军强国利用这些舰船使自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控制大西洋商路，慑服所有容易受到海上实力攻击的社会。葡萄牙人同他们的穆斯林敌人在印度洋上的前几次重大冲突，就使这一点清楚无疑。达·伽马和阿布奎基在他们的航海日志和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战舰如何冲杀和摧毁在马拉巴尔海岸附近、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遇到的由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和其他轻型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为自己开辟道路。无疑，他们在回忆中有所夸大，但读这些航海日志和报告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一种天外超人的力量突然袭击了那些不幸的敌人。葡萄牙船员遵循新的战术，即“他们决不能去敌舰的甲板，只能用大炮战斗”，他们在海上实际上是不可战胜的。在陆上，如在亚丁、吉达、果阿和其他地方进行的激烈战斗（并偶尔战败），所表明的情况全然不同。然而，这些西方入侵者的决心如此之大，又如此残忍，到16世纪中叶，他们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从几内亚湾到南中国海的一系列要塞。虽然葡萄牙人从未能垄断印度的香料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继续经传统渠道运到威尼斯），但他们也操纵了这种贸易的相当大一部分，并从他们争夺帝国的早期领先地位中得到了巨大好处。

当然，西班牙征服者在其于西半球迅速建立的广大陆上帝国内获利的证据更多。西班牙远征军从伊斯帕尼奥拉和古巴的早期居留地出发，向大陆推进，于16世纪20年代征服墨西哥，30年代征服秘鲁。在几十年内，这块领地从南部的拉普拉塔河扩展到北部的里奥格兰德。西班牙大帆船沿着大陆西海岸定期往返，与来自菲律宾群岛的船相衔接，后者载来中国丝绸以交换秘鲁的白银。在新大陆，西班牙人建立帝国行政机构、建筑教堂并经营牧场和矿山，明确表示要在那里待下去。征服者通过开发这些领土上的自然资源，更多的是利用土著劳动力，把源源不断的糖、胭脂红、皮革和其他商品运送回国。最重要的是把波多西矿中的白银运送回国，该矿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银矿。这一切导致“跨越大西洋贸易的飞速增长，其贸易额在1510年到1550年增长了7倍，而在1550年到1610年又增长了两倍”。

因此，所有迹象表明，这个帝国主义国家企图永远在那里待下去。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家的行动与郑和的短暂访问不同，他们象征着承担改变该大陆政治和经济平衡的使命。他们用舰载大炮和滑膛枪所作的正是这件事。回顾历史，有时似乎很难理解：一个像葡萄牙这样人口和资源都很有限的国家，怎么能航行如此之远并取得如此之多。而在上述欧洲陆军和海军优势的特殊情况下，这绝非不可能。这一步一经迈出，帝国的丰厚利润以及获取更多利润的愿望，更加快了扩张的过程。

“欧洲扩张”史中有些因素以前被忽略了，或仅简单提到，那就是没有对个人作用方面进行考查，然而（如在一切重要努力中）这方面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亨利王子（航海家）等人的鼓励；造船工匠、武器制造者和学者们的天才；商人的进取精神；最重要的是参与远航，沿途经受浩瀚大海、恶劣气候、荒凉地形和残暴敌人可能造成的种种艰难困苦的绝对勇气。由于个人得失、国家荣誉、宗教狂热，或许还有冒险意识等各种动机的结合，人们甘冒一切风险，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的确冒了风险。对于欧洲征服者强加给非洲、亚洲和美洲的牺牲者的可怕残忍，一般很少叙及。这些特点之所以很少提及，是因为那时的许多社会都把这样一些个人和集团推上前台：他们为把世界变成自己的囊中物而敢冒一切风险并愿做任何事情。欧洲的船长、船员和探险家们最杰出的地方在于，他们拥有可以用来实现其野心的船舶和火力，他们来自笼罩着竞争、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一种政治环境。

欧洲扩张的好处是广泛而持久的，而最重要的是它们有助于促进已经存在的机制。虽然重点在于获取金、银等贵金属和香料，但不管这些贵重物品多么重要，也不能忽视欧洲海员横跨大西洋以后大量涌进欧洲港口的次要商品的价值。纽芬兰渔场带来了用之不竭的食物供应，而且大西洋还提供了照明、润滑和其他领域所迫切需要的鲸鱼油和海豹油。糖、靛蓝、烟草、大米、毛皮、木材和像土豆、玉米那样的新植物，增加了欧洲大陆总的财富和福利，当然，后来还有源源不断的粮食、肉和棉花。但要理解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发现在几十年内对增强大陆西部的繁荣和实力的巨大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人们无须过早谈论后来19世纪的全球性世界经济。像渔业这种大宗贸易在捕鱼和销售方面都需要雇用大量人手，这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这一切对欧洲造船工业造成了最大的刺激，把大量手工工匠、供应厂商、商人和承保人等都吸引到伦敦、布里斯托尔、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及其他许多港口周围。其直接效果是使很大一部分西欧居民而不仅是少数上层代表人物，对海外贸易成果发生了一种持续的物质兴趣。

如果在商品单子上再加上俄国向大陆发展的贸易，即从俄国运到西欧的毛皮、皮革、木材、麻、盐和粮食，那么学者就有理由把这描绘为一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发端。开始时是许多单独的扩张，它们确定不移地汇合为一个连锁体：几内亚沿岸的黄金和秘鲁的白银被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用于交换从东方来的香料和丝绸，俄国的冷杉和木材帮助它从英国采购铁炮，粮食从波罗的海途经阿姆斯特丹运到地中海。这一切造成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欧洲的进一步扩张带来新的发现，因而带来贸易机会，这种额外的收获又刺激了更大的扩张。这不一定就是一帆风顺的，欧洲的大战或内乱会急剧减少海外活动。但殖民强国几乎从不放弃自己的囊中物，而且在短期内新的扩张浪潮和探险又会开始。如果已经确立起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开发它们占有的阵地，就会有别的国家取而代之。

最后也是为什么这个机制如同以前一样继续起作用的最大原因，即欧洲国家已经很尖锐的多重竞争，发展到了大洋彼岸的领域。西班牙和葡萄牙人虽曾极力保住罗马教皇分配给它们的对外部世界的垄断地位，但它们不可能保住，特别是当人们认识到并不存在从欧洲通向中国的东北通道或西北通道以后。还在1560年以前，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船只已冒险穿越大西洋，稍后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英国呢绒业的衰落和尼德兰起义加快了这一过程。在国王和贵族的庇护下，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大商人的资助下，在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造成的一切宗教和民族主义狂热的推动下，新的商业和掠夺性远征从西北欧出发，以获取一份赃物。既然有获得荣耀和财富、打击竞争者和增进本国资源，以及把新的精神变成真诚信仰的前景，还可能有什么相反的论据提出来反对进行这种冒险呢？

这种日益加剧的商业和殖民竞争的相对合理方面，是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平行发展。无疑这一时期的许多进步都是军备竞赛和争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但其最终的好处却超越了它们不光彩的起源。改进了的制图学、航海图、望远镜、气压计、海面高度仪和装有平衡架的罗盘等新仪器，以及更好的造船方法，都有助于使海上旅行成为风险较少的旅行方式。新的庄稼和植物不仅带来了更好的营养，也是对植物学和农业科学的一种促进。冶金技术以及实际上整个炼铁工业取得迅速进展，深层采矿技术也取得了同样的进展。天文、医学、物理和工程学得益于日益加快的经济步伐和科学价值的提高。富于探索精神的理性头脑进行着更多的观察、更多的实验；而印刷业除了印制本国文字版的《圣经》和政治论文外，还传播着这些发现。这种知识爆炸的积累性作用，支撑着欧洲技术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优势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强有力的土耳其人，至少他们前线的战士和海员在16世纪末以前也都感受到了这方面的某种影响。对其他活力更差的社会来说，其影响就更为严重。不管亚洲某些国家是否起飞进入自发的商业和工业革命，它们能完全不受干扰这一点似乎很值得怀疑；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占据了世界强权阶梯的顶上几级以后，其他国家是极难再攀登并超越其上的。

似乎可以这样说，这种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向上攀登阶梯不仅需要获取欧洲的装备及欧洲的技术，而且要全面借鉴使西方社会不同于其他一切社会的那些一般特征。这意味着需要市场经济，即便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那种程度的市场经济，至少是商人和企业家不会经常受到威慑、阻挠和掠夺。这同样意味着要有一种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每个中心都应尽可能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以免出现一种强加的东方式专制制度的集权化，而创造出进步的刺激竞争的一切可能前景，可能会有骚动，偶尔还伴有残忍。推而广之，这种削弱经济和政治的僵化意味着同样削弱文化和思想的正统观念，这是一种探索、争论和实验的自由，是信仰改进的可能性，是关心实际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一种蔑视达官贵人的信条、宗教教条和传统民俗的理性主义。这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牵扯许多积极因素，而是需要减少阻碍经济增长和政治多样化的障碍。欧洲的最大优势是它较少被其他文化所羁绊。

虽然不可能对此加以证明，但人们可以猜想，根据它固有的某种内部逻辑，这种种一般特征是相互关联的，而且都是必然的。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因为这种奇迹在历史上是独特的，似乎可以合理地假定，只要模仿其全部组成部分，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在中国明代、中东和亚洲的伊斯兰帝国或上面考查过的任何其他社会都不存在这种关键成分的融合，于是，当欧洲已发展为世界舞台的中心时，这些东方帝国似乎仍在停滞不前。

[1] 指穆罕默德。——译者注

[2] 休达，在摩洛哥最北端，即直布罗陀海峡东南的一个港口，属西班牙。——审校者注

[3] 在16世纪90年代的一个短暂时期，有所恢复的中国沿海舰队曾协助高丽人抵御了日本人两次入侵的尝试。但即使明朝海军的这部分残余力量随后也衰落了。

[4] 1066年10月14日，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者）在英国黑斯廷斯登陆，后自立为英国国王。

[5] 马修·加尔布雷斯·佩里（1794～1858），美国海军准将，1853年率舰队到达日本。1854年2月又率一支舰队到日本神奈川，强迫日本签订《日美和好条约》。

[6] 普雷斯特·约翰，传说中的一位基督教徒国王和牧师，据说曾统治远东或非洲的某一王国。——审校者注

第二章 哈布斯堡家族争霸（1519～1659）

尽管科技进步和军事竞争推动着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依旧可能有一个国家凭借充足的资源而脱颖而出，控制整个欧洲大陆。

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当时，在相互竞争的欧洲国家之中，谁能积累足够的资源，超过和控制其他国家，尚未形成定局。在1500年后的150多年中，哈布斯堡家族的联合体，几乎成为欧洲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主宰。这一囊括整个欧洲大陆的联合体，是由这一家族的西班牙和奥地利成员所统治的王国、公国及省份组成的。本章的中心内容为：叙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以及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联合打击之下，哈布斯堡欲为欧洲之王的野心最终破灭的历史。到1659年，即西班牙终于在《比利牛斯和约》[1]上认输之时，欧洲已出现了政治多元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个政治多元体，包含五六个主要国家，另有几个小国。在这些主要国家之中，哪个在大国权力体系的变动中得利最多，将在下一章中叙述。到17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或军事集团有能力成为欧洲之王，而在此前几十年，却有几次似乎将要出现欧洲之王。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为争霸欧洲而进行的战争，在程度和性质的错综复杂上均不同于1500年以前的战争。在此前100年内所发生的战争是地方性的，如意大利各国之间的冲突、英国和法国王室的争斗，以及条顿骑士团对立陶宛和波兰的战争，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而在16世纪开始后，这类传统的地区性争斗，已被规模大得多的为争霸欧洲大陆而进行的战争所掩盖和替代。

角逐的目标与纪年

虽然卷入这场大规模斗争的国家都各有其特殊原因，但造成欧洲战争升级和范围扩大的普遍原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导火线是1517年马丁·路德对教皇专权的反抗。这为传统的王朝斗争增加了凶险的新内容。由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原因，宗教改革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天主教对异教运动的反改革），都倾向于将欧洲南半部与北半部分开，把新兴的以城市为基础的中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分开。在这一大分化及归类中，当然会有不少例外情况。但基本的一点是，基督教社会分裂了，欧洲大陆有许多人被拉入了为教义而进行的超国界的斗争。直到17世纪中叶，当宗教战争的过火行为和徒劳无益使人们消极退缩下来时，他们才普遍地或许不无勉强地承认欧洲教派的分裂。

使得1500年以后的战争更为广泛和复杂的第二个原因，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该联合体的领土从直布罗陀到匈牙利，从西西里到阿姆斯特丹，形成一个网络。欧洲自700年前查理曼大帝时代以后，再没有过如此庞大的家族王朝。哈布斯堡家族起源于奥地利，这些统治者不断地想方设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虽然中世纪盛世以来，此一头衔已大失实权，但仍有不少王公孜孜以求，以便在德国乃至整个欧洲发挥更大作用。

实际上，哈布斯堡家族是通过婚姻和继承权来扩大领土的，这种做法举世无双。一个例证是，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93～1519年在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1477年通过这种做法一举获取勃艮第的富饶土地遗产，还取得了尼德兰。另一例证是，在1515年通过一纸婚约，取得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虽然前者不在神圣罗马帝国疆域内，且拥有相当多的自由权，但哈布斯堡王朝因之获得横跨中欧的大片土地。马克西米利安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联姻，是其子菲利普娶西班牙国王之女胡安娜，而胡安娜的父母斐迪南二世和伊莎贝拉一世已通过自己的联姻把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领地（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联为一体，这些婚姻的“遗产继承人”是查理，即菲利普和胡安娜的长子。他生于1500年，15岁时成为勃艮第大公，一年后成为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1519年，他继承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大业，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哈布斯堡家族在奥地利世袭领地的统治者。因此，到1555～1556年退位时止，他一直领有全部四份世袭领地。1526年，无嗣的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在与土耳其人进行的第一次莫哈奇战役中阵亡，查理又戴上了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王冠。

这些领地的多样性及其分散状况将在后面具体讨论。哈布斯堡主权的状况使人联想到它绝不是亚洲式的真正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甚至在16世纪20年代，查理就已把奥地利的世袭地产和刚得到的匈牙利及波希米亚行政管理权——亲王主权交给了他弟弟斐迪南一世。也就是说，早在查理退位之前，他已承认西班牙和奥地利的世袭领地不可能由一个人有效地统治。尽管如此，其他王公和国家并不这样看待哈布斯堡政权的大规模兼并。法兰西瓦罗亚家族的国王们刚刚巩固了在国内的地位，便急欲将其势力侵入富饶的意大利半岛，在他们看来，查理五世的产业包围了法兰西国家。不夸张地讲，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法国在欧洲的目标就是要打破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同样，德意志的王公和帝侯长期以来一直就反对让皇帝在德意志本土有任何实权。他们看到，查理五世由于新添领土而实力大增，他可能会运用这些资源推行自己的主张，因而不能不警觉。许多教皇也如此，尽管他们经常需要利用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去同土耳其人、路德派及其他敌人战斗，但他们仍不愿让其权力扩大。

由于欧洲国家体系所固有的竞争机制，很难想象哈布斯堡王朝不会受到挑战。这种冲突的可能性与宗教改革引起的教派纠纷相结合，就变成了旷日持久的、灾难性的现实冲突。事实是，在一个半世纪里，最为出色、最有权力的哈布斯堡君主，也是保卫天主教的最顽强的斗士。如查理五世及其继承人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都是如此。结果，企图把这个时期折磨欧洲大陆的竞争中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派系分离的想法全部落空。当时所有人都可以体会到，如果查理五世能在16世纪40年代打垮德国新教王公，那将不仅是天主教信仰的胜利，而且是哈布斯堡势力的胜利。同样的情形还有，菲利普二世在1566年以后镇压尼德兰宗教动乱；1588年，西班牙舰队入侵英格兰。简言之，民族和王朝的竞争已与宗教狂热融为一体，使得人们不断寻求战争，而在以往，他们是可以妥协的。

即使如此，使用“哈布斯堡家族争霸”这个标题，概括从1519年查理五世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1659年西班牙在《比利牛斯和约》上认输的整个时期，还是有说服力的。显然，他们的敌人确实认为哈布斯堡家族想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伊丽莎白时代的作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595年就曾伤感地描述了“西班牙的野心与压迫”：

法兰西已被颠覆……葡萄牙也被篡夺……低地国家遭战火……阿拉贡终难放过……自由人沦为奴隶，印第安人悲惨啊！

有些哈布斯堡大臣夸夸其谈，偶尔提到“世界君主”，然而从没有一个人像拿破仑或希特勒那样在有意识、有计划地控制欧洲。有些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姻和继承权属于幸运，最多不过是出于灵感，尚无证据说明它们有一个长期的领土扩张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哈布斯堡统治者是受到挑衅，而不是去挑起事端。例如法国对意大利北部频繁的进攻。16世纪40年代以后，在地中海地区，西班牙及其帝国的部队因不断遭受复兴的伊斯兰国家的进攻而处于守势。

无论如何，事实仍然是，只要哈布斯堡统治者达到了他们有限的、地区性的目标，甚至是防御性的目标，欧洲霸权就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奥斯曼帝国将被挡回去，沿北非海岸退出地中海；德国内部异教派将被压制下去，尼德兰起义将被扑灭；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友好政权会保持下去。只有斯堪的纳维亚、波兰、莫斯科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残余领土不服从哈布斯堡政权。同时还有反宗教改革的胜利。虽然如此，那时的欧洲与明代中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相比，仍是望尘莫及的。然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中心（马德里和维也纳）所主张的政治和宗教原则，将严重侵蚀欧洲大陆的多元性，而长期以来，这种多元性正是欧洲最重要的特点。

在此简要分析上述一个半世纪的战争年表，对现代读者来说，引人注目的不是各个战役的名称和结果（如帕维亚、吕岑等），而是这些冲突所持续的时间。与土耳其的战争拖了几十年；西班牙从16世纪60年代到1648年镇压尼德兰起义，其间只有一小段间歇，史称“八十年战争”；由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哈布斯堡王室为一方、以敌对国家不断组成的联盟为另一方的范围广泛的冲突，从1618年拖到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则被人们称为“三十年战争”。在这种冲突中，每个国家承受一年复一年、十年复十年的战争负担的相对能力十分重要。正是在此时期，发生了一场“军事革命”，改变了战斗的性质，使以后战争耗费猛增，支撑战争的物质与财政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这个变化的原因及其主要特点，后面很快就要讨论到。但在我们对事件进行简略的描述之前，也应该知道，16世纪20年代的军事冲突，比17世纪30年代的军事冲突，无论在投入的人力还是在使用的物力方面，其规模都要小得多。

第一系列的主要战争集中在意大利。早在1494年，意大利富饶而脆弱的城邦国家已遭到法国君主的入侵。同样可以预料的是，它们也促使各种竞争势力（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甚至英格兰）组成联盟，逼迫法国人后退。1519年，当西班牙和法国还在为后者对米兰的权力争执时，传来了消息：查理五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继承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和奥地利的遗产。于是，野心勃勃的法兰西国王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看到自己的劲敌有如此之多的头衔，就极力在意大利本土并沿勃艮第边境、西班牙和南尼德兰挑起一系列反对活动。弗朗索瓦一世进入意大利的结果是，在帕维亚战役中兵败就擒。不到4年，这位法国君主又率军开赴意大利，同样被哈布斯堡军队挫败。尽管弗朗索瓦在1529年的《康布雷条约》上再一次宣布放弃对意大利的权利，但是在16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他仍与查理五世为这些领地进行战争。

由于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领土、实力大不一样，按说查理五世不难挡住法国的扩张。但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也承继了很多其他敌人，因而使这项使命难以完成。其中最为可怕的是土耳其人，他们在16世纪20年代扩张到匈牙利平原（在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并对意大利构成海上威胁；此外，他们与北非海盗勾结，袭击西班牙海岸。更为严重的是，奥斯曼帝国与弗朗索瓦一世达成默契，组建反哈布斯堡的非神圣联盟：1542年，法国和奥斯曼的舰队联合进攻尼斯。

查理五世的另一困境在德意志。这里已被宗教改革所分裂，路德对旧秩序的挑战得到新教公国同盟的支持。考虑到查理五世的其他困难，就不奇怪为什么他到16世纪40年代中期才集中力量对付路德派在德意志的挑战。查理五世的行动，开始十分成功，特别是在米尔贝格战役（1547年）中击败了由新教公国指挥的军队。但只要哈布斯堡和帝国权威一扩大，查理五世的竞争者就立刻紧张起来，于是德意志内部的公国、土耳其人、法兰西的亨利二世（1547～1559年在位）甚至教皇，全都力图削弱他的势力。1552年，法军开进德意志，以支持新教公国，这些新教公国得以抵制皇帝的中央集权倾向。这一点在暂时结束德国宗教战争的《奥格斯堡和约》（1555年）和结束法、西冲突的《卡托-康布雷奇和约》（1559年）上都得到承认。查理五世退位本身也表明了这一点。他在1555年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让给弟弟斐迪南一世（1555～1564年在位）；1556年将西班牙王位让给儿子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在位）。如果说此后奥地利和西班牙的两个支系仍然密切相关，那么，其情形恰如历史学家马玛泰所言：从此，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哈布斯堡拥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

正当东部支系斐迪南一世及其承继人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64～1576年在位）在领地上享受相对和平的时候（不算土耳其人在1566年至1567年的进攻），西部支系西班牙的统治者菲利普却十分不幸。北非海盗进攻葡萄牙和卡斯蒂利亚海岸，土耳其人随后开始重新争夺地中海。结果，西班牙不得不与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进行大规模的新战争，从1560年出征杰尔巴岛，经1565年在马耳他的搏斗，1571年勒班陀战役，以及各有胜负的突尼斯争夺战，直至1581年方实现最后的停战。与此同时，菲利普的宗教褊狭政策和日益增加的赋税，使尼德兰的哈布斯堡属民由愤愤不满变成公开起义。16世纪60年代中期，尼德兰的西班牙政权崩溃，导致阿尔巴公爵率军北上，实行军事专制。这反而引发四面环海、易于防卫的由荷兰和西兰岛所组成的荷兰人省份的全面抵抗，造成英国、法国和北德意志对西班牙人所怀意图的不安。1580年，当菲利普二世兼并邻国葡萄牙连同它的殖民地和舰队时，英国人更加心慌意乱。然而，正像哈布斯堡家族要强化（或扩展）权力的所有企图一样，其结果只能是他们的众多竞争对手觉得有责任进行干预，以防止权力失衡。到16世纪80年代，原本是荷兰新教徒反抗西班牙统治的地方性起义，已经扩展成一场新的国际斗争。在尼德兰本土，攻城和反攻城持续不断，没什么激动人心的结果。海峡彼岸的英格兰，伊丽莎白一世顶住内部对其权威的所有挑战（不论支持来自西班牙还是教皇），坚定地向荷兰起义者提供军事援助。在法国，君主政权的削弱导致一场激烈的宗教内战，由西班牙支持的天主教同盟与其对手——受伊丽莎白和荷兰人支持的胡格诺派拼死相争。在海上，荷兰、英国的私掠船则切断西班牙对尼德兰的补给线，并将战火引到西非和加勒比海。

这场斗争的某些阶段，特别是16世纪80年代后期和16世纪90年代初期，声势浩大的西班牙军队看来就要胜利了。例如1590年9月，西班牙军队在朗格多克和布列塔尼作战；另一支军队在帕尔马公爵出色指挥下由北方进军巴黎。尽管有这样的压力，反西班牙的部队还是顶住了，法兰西王冠的竞争者、颇具魅力的法国胡格诺教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为了争取对他的王位的支持，在教派归属上灵活到可从新教徒转信天主教；然后，又领导越来越多的法兰西民众去反对入侵的西班牙人和声名狼藉的天主教同盟。到1598年，《韦尔芬和约》达成，正值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去世，马德里同意放弃对法兰西的一切干涉。到这个时候，伊丽莎白的英国也保住了。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两次入侵均遭惨败，在爱尔兰挑动天主教起义的企图也破灭了，伊丽莎白的军队稳固地重新征服了爱尔兰。1604年菲利普二世和伊丽莎白都已去世，西班牙同英格兰妥协言和。又经过5年，直到1609年，马德里才与荷兰起义者停战，谈判和平协议。虽然在此之前，局势早已清楚：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经由莫里斯指挥的战斗力极强的荷兰军队坚守的拿骚陆地（和水路），西班牙政权都无法击溃尼德兰。法兰西、英格兰和尼德兰联邦这三个国家继续存在，而每个国家都有潜力干扰哈布斯堡家族未来统治的事实，再一次肯定了1600年的欧洲是由众多国家组成的，而不是只有一个霸主。

这一时期震撼欧洲的第三次大交战发生在1618年以后，德意志遭受重创。仅仅因为鲁道夫二世（1576～1612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力削弱和他个人的才智，以及土耳其对多瑙河流域的再次威胁（1593～1606年），德意志在16世纪后期才幸免于一场全面的教派战争。然而，在德意志团结一致的表象背后，敌对的天主教和新教势力都在想方设法加强自己的实力，削弱敌方的力量。17世纪初，新教联盟（建于1608年）和天主教联盟（建于1609年）的斗争加剧。西班牙的哈布斯堡家族坚决支持他们在奥地利的表兄弟，而新教联盟的首领，即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四世，与英格兰和尼德兰都有关系，于是，欧洲多数国家都加入各自阵线，似乎准备为他们的政治、宗教矛盾决一死战。

1618年波希米亚的新教集团反对新的天主教统治者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1619～1637年在位）的起义，为另一轮残酷的宗教战争，即1618年至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提供了所需的导火索。战争开始，皇帝的军队进展顺利，斯皮诺拉侯爵率领的西班牙哈布斯堡军队有效地支援了他们。然而结果却是，一群成分复杂的宗教和世俗军事力量卷入冲突，于是又一次急切地需要改变力量对比的方向。荷兰人在1621年终止了与西班牙在1609年达成的停战，开进莱茵兰与斯皮诺拉的军队对抗。1626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它的君主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率领下，从北方进攻德意志。在幕后，颇具影响力的法国政治家、红衣主教黎塞留，想尽一切办法给哈布斯堡家族制造麻烦。不过，这些军事和外交的反攻均未奏效。到17世纪20年代末期，斐迪南皇帝有权势的副官华伦斯坦意图把包容一切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强加到德意志身上，其范围甚至远及北部波罗的海沿岸。

帝国政权的迅速强化，激起哈布斯堡家族的众多仇敌更加奋力地与之拼搏。17世纪30年代初期，最坚决果敢的人当属引人注目、有影响力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611～1632年在位），1630年，其训练有素的军队挺进德意志北部，翌年，向南冲入莱茵兰和巴伐利亚。虽然古斯塔夫在1632年的吕岑战役中阵亡，但绝不能就此抵消瑞典对德意志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抵消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反之，到1634年，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在位）和其才华不凡的首相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所率领的西班牙人，决定给他们的奥地利表兄弟以更全面的支援，但他们派往莱茵兰的以红衣主教-亲王费迪南为主将的军队，反而促使黎塞留决定让法国直接卷入，于1635年命令军队在多处跨过边界。多年以来，法兰西一直是反哈布斯堡联盟默契的、间接的领袖，向所有反帝国和西班牙的人送去津贴。现在冲突已公开，每个联盟都开始动员更多的军队、武器、钱财，讲话的语言也相应地变得更加强硬。奥利瓦雷斯在1635年制订下一年三路进攻法国的计划时曾写道：“要么丧失一切，要么使卡斯蒂利亚居世界之首。”

然而，征服法兰西这样一个大国是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力所不能及的。其军队刚刚接近巴黎，就被迫拉长战线，横跨欧洲。瑞典和德意志军队在北方进逼帝国军队。荷兰和法国“钳住”西属尼德兰。更糟的是，1640年葡萄牙起义使一部分西班牙军队和物资不得不源源不断地从北欧转移到本土，尽管这些兵力和资源还不足以重新统一这个半岛。实际上，同时发生的加泰罗尼亚人的起义受到法国人热情的支持，希望它在17世纪40年代初叶造成西班牙腹地的分裂。在海外，荷兰远征舰队袭击巴西、安哥拉和锡兰，将冲突转变成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第一次全球性战争。尼德兰在后几项活动中获得了好处，而其他交战国这时大都因多年的军事活动而损失惨重。17世纪40年代的军队比30年代要少些，各国政府的财政应急措施更加不顾一切，人民已失去耐心，抗议日趋猛烈。然而，正因为这是一场相互牵连的斗争，参加的任何一方都难以退出。很多德意志的新教国家要是知道瑞典也愿停战回家，他们就会退出。奥利瓦雷斯和其他西班牙政治家有可能与法国谈判停火，但后者不肯抛弃荷兰。不同级别的秘密谈判与各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在同时并进，各方都私下安慰自己说，再打一次胜仗就能加强自己在总体和解中的地位。

因而“三十年战争”的结局并不干脆利落。西班牙之所以突然在1648年初与荷兰和解，承认后者的完全独立，不过是为了剥夺法国的一个盟友。法兰西与哈布斯堡的斗争仍在继续。同年，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终于给德意志带来平静时，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退出了冲突。余下的纯粹是法、西冲突。《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使个别国家和统治者有失有得，其精髓是要承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与政治的均势，确认帝国权威的局限性。这就使得西班牙和法兰西接下来进行了一场民族战争，而与宗教毫无关系。黎塞留的继承人、法国总理马萨林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1655年，他与克伦威尔的新教英国结盟，打击西班牙，迫使它同意和谈。《比利牛斯和约》（1659年）的条款并不苛刻，但西班牙被迫与自己的劲敌和解，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家族已在欧洲丧失了优势。菲利普四世政府所剩下的“战争目标”只是保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一，甚至这个目标也不得不在1688年放弃，因为那时葡萄牙的独立已获得正式承认。欧洲大陆的政治分裂仍然保持着查理五世1519年继位时的大致状况，尽管西班牙本身在17世纪末仍需为它最初过分的战略扩张付出代价，遭受更多的起义和领土损失的折磨。

实力与弱点

哈布斯堡家族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问题如此复杂，过程又如此漫长，看来很难用个人因素来解释，比如说鲁道夫二世皇帝的疯狂，或者西班牙菲利普三世的无能。也很难说哈布斯堡王朝和它的官员们特别无能，可以看看同时代法国和英国许多君主的失败，以及某些德意志王公的贪赃愚昧。回想一下哈布斯堡家族所能积聚和掌握的大量物质力量，就更令人困惑费解。

查理五世继承了4个主要王朝的王冠——卡斯蒂利亚、阿拉贡、勃艮第和奥地利，后来他的家族又得到了波希米亚、匈牙利和葡萄牙，有一小段时间里甚至还得到了英格兰的王冠。这些王朝事件的发生，加上同时西班牙在新大陆的征服与掠夺，都给哈布斯堡家族带来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能比拟的财富和资源。

尽管现有统计数字有许多漏洞和不精确之处，那个时期的人口数字又不那么可靠，但假定居住在哈布斯堡统治的领土上的居民占近代早期欧洲人口的1/4，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然而，这些概略的总数[2]比起这些地区的财富并不那么重要，这里的王朝遗产看起来得天独厚、非常富饶。

哈布斯堡家族有5项主要的财政来源，另有一些小项进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遗产。此地由王室直接统治，议会和教会把各种定期的捐税让给王室（营业税、宗教财产“十字军税”）。此外，欧洲的两个贸易区——意大利城邦和低地国家——的商业财富和流动资本，能够提供相当多的资金。随着时间的推移，第四项来源越来越重要，即来自美洲国家的收入。在美洲开采白银和黄金的“1/5王室税”，加上营业税、关税，以及教会的征收，使得新世界为西班牙的国王提供了大笔红利，不仅有直接的，还有间接的，因为流进私人手里的美洲财富，不管是西班牙人、弗兰德斯人还是意大利人，都有助于这些个人或公司交纳越来越重的国税，而且在紧急情况下，君主还可以向银行家大量借款，因为运送白银的船队一到，他就可以付清债务。哈布斯堡家族领土内拥有很多重要的金融和商业大家族，例如住在德意志南部、意大利城市和安特卫普的那些富商巨贾，也应算作一种优势，这是第五项主要财政来源。举例来说，这项来源肯定比来自德意志的赋税更容易到手，因为德意志国会里那些王公和自由城市的代表，只有在土耳其人攻到门口时，才肯投票给皇帝拨款。

封建社会末期，骑士们已不可能再履行个人的军事服务（至少多数国家如此），沿海城镇也不可能提供船舶。对一个交战国家来说，拥有现金和可靠的信贷是绝对必要的。只有直接支付（或者承付），才能在市场经济的限度内购到必要的船只、海军设备、武器和食品，来装备一支随时可以出战的舰队；只有频繁地向自己的军队提供给养和薪饷，才能避免发生哗变，从而把军人的能量指向敌人。再者，此一时期虽是人们称之为西欧“民族国家”的产生时期，但所有的政府都大量依靠外国雇佣军来加强军事力量。这一点哈布斯堡家族又占了便宜，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意大利、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和南德意志招兵。例如著名的弗兰德斯雇佣军就是由6个主要民族构成的，都相当忠实于天主教的事业，但需要按时付薪。说到海军，哈布斯堡的遗产可以组建一群五花八门的舰队，例如在菲利普二世的晚年，地中海式军舰、热那亚和那不勒斯的大型西班牙式帆船、数量庞大的葡萄牙舰队，都可壮大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舰队。

不过，在这140年里，哈布斯堡家族最大的军事优势恐怕是西班牙训练的步兵。卡斯蒂利亚的社会结构和思想氛围造就了一个理想的招兵场地，恰如林奇所指出的，在那儿“当兵是一种合乎时尚而又有利可图的行业，不仅对绅士而言如此，对全体人民亦然”。况且，那位“伟大的统帅”贡萨洛·德·科尔多瓦在16世纪初叶对步兵的编制进行了改组，从那时起直到“三十年战争”中期，西班牙大方阵都是欧洲战场上最具战斗力的作战单位。每阵约3000人，长枪兵、剑士和火绳枪兵编制在一起，训练相互支援配合。西班牙运用这种战法扫荡了无数敌人，大大降低了法国骑兵和瑞士长矛兵方阵的名声和战斗力。一直到讷德林根战役（1634年），红衣主教费迪南的步兵还顶住了瑞士军队的15波强大攻势，然后，就像威灵顿的军队在滑铁卢战场上那样，坚定地向前推进，粉碎敌人。在罗克鲁瓦（1643年），西班牙人虽被法军包围，但仍然战斗至死，这当然是哈布斯堡大厦中最坚固的支柱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军力直到17世纪中叶才明显地出现裂痕，那时的军队主要由德意志、意大利和爱尔兰的雇佣军组成，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勇士已大大减少。

尽管拥有上述优势，但西班牙—奥地利王朝同盟却不可能取胜。这是由于它的财政和军事资源虽然在当时的人看来极其雄厚，却从没有满足过要求。这个致命的缺陷来源于三个始终相互作用的因素（从广义上讲，它为研究军事冲突提供了主要素材）。

第一个因素，前面已简略地提过，即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亦即约16世纪20年代以后的150年里，战争的规模、费用以及组织剧烈膨胀，这种变化本身是由几种交互因素（包括战术的、政治的和人口的）造成的。骑兵控制战场的格局受到打击，这种打击首先来自瑞士长矛兵，然后是操长枪、剑、弩和火绳枪的混合部队，这意味着一个军队最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步兵。“星形要塞”的发展更加强了这个结论，也就是前面一章提到的高级复杂的棱堡城防系统。部署这样一个防卫系统或者围困它，都需要数目庞大的军队。当然，在一场大战役中，一个有组织能力的指挥官能很好地部署相当数量的骑兵和炮兵，但这两种部队毕竟不像步兵团队那样无处不在。因此，并不是国家削弱它们的骑兵力量，而是步兵在军队中的比例显著增加；步兵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便宜，可以大量招募，特别是欧洲的人口在增长。当然，这些因素极大地增强了对政府组织工作的压力，但不会压垮西方“新式君主”的官僚体系，正如军队人员的大量增加并不一定能使一名将领丧失指挥能力一样，只要他的军队有一个出色的指挥机构，且受过良好训练就足够了。

西班牙帝国的军队也许为“军事革命”的实现提供了最好的范例。正如研究它的历史学家所说，1529年以前，法国和西班牙在争夺意大利的斗争中，“没有证据说明任何一方动用了3万以上的兵力”，但是：

1536～1537年，皇帝查理五世仅在伦巴第一地就征集了6万人，保卫新占领的米兰，并入侵法国的普罗旺斯。1552年，为同时从所有战线进攻——在意大利、德意志、尼德兰和西班牙，在大西洋和地中海——查理五世在德意志和尼德兰征兵10.9万人，又从伦巴第征兵2.4万人，此外，还有从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西班牙征来的兵。这样，皇帝指挥下的也是他供养的军队有15万人左右。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1574年，仅西班牙的弗兰德斯军就有8.6万人。而仅仅半个世纪后，菲利普四世也可以高傲地宣称他在1625年指挥的军队不下3万人了。在所有这些军队中，真正增长的部分是步兵，特别是长枪兵。

在陆上所发生的事情，在海上以更大的规模发生了。海上贸易（特别是漂洋过海的贸易）的扩大，贸易国舰队在英吉利海峡、印度洋或西班牙本土沿海的竞争，北非海盗船和奥斯曼大型帆船舰队构成的威胁，都与新的造船技术相互作用，使得舰船造得越来越大，装备越来越先进。那个时代，战舰和商船并无明显界限，一定规格的商船基本上都装配枪炮，以对付海盗和其他掠夺者。但有一股建立皇家海军的潮流，君主可以借此占有一定数量的正规海军，形成一个核心。战时，武装的商船、三桅军舰以及二桅小型舰必须向这个核心集中靠拢。英格兰的亨利八世尤为支持这个方案，而查理五世却不愿自建海军，他更倾向于征用其西班牙和意大利领地上的私人西班牙大帆船和单甲板大帆船。菲利普二世先在地中海、接着在大西洋受到沉重压力，不可能享受这种奢侈，他不得不出钱在巴塞罗那、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实施一个庞大的造船计划。到1574年，他供养了146只大帆船，几乎是十几年前的3倍。以后10年里，大西洋爆发的战争迫使他付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通往西印度群岛（1580年葡萄牙被吞并以后）和东印度群岛的海路，保护西班牙海岸免遭英国的袭击，以及把侵略军送往不列颠，这一切，都急需远洋舰队。1604年英、西签订和约后，西班牙也需要一支庞大的舰队，用以抵御荷兰人的海上进攻，保卫同弗兰德斯的交通。而且，天长日久，这些战舰的装备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昂贵。

正是这种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暴露了哈布斯堡政权的真正弱点。普遍的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从1500年到1630年上涨4倍，工业品价格上涨两倍，这对政府的财政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陆军和海军两倍、三倍地扩充规模，更是火上加油。结果，哈布斯堡家族总是不断地为具有偿付能力而挣扎。16世纪40年代，在对付了与阿尔及尔、法国和德意志新教徒的种种战役之后，查理五世发现他的正常和非常收入，根本不能支付开销，他的赋税早已提前多年抵押给了银行家。只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收西印度群岛的财富，抓住西班牙所有的硬币，才能获得金钱，支撑对付新教王公的战争。1552年，他在梅斯一役中就花掉了250万达克特，约为皇帝当时征自美洲的正常收入的10倍。不足为奇的是，他被迫不断地举借新债，但是条件越来越苛刻；王室的信用在下降，银行家征收的利息则越来越高，于是，正常收入的很大部分只能用来偿付以往债务的利息。查理退位时，留给菲利普二世的国债已约有2000万达克特。

菲利普还承继了同法国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花费如此之大，1557年西班牙王室不得不自行宣布破产，当时，像富格尔家族那样的大银行家族也只好屈服。能够聊以自慰的是，同一年，法国也被迫宣告破产，这是1559年双方同意在卡托-康布雷奇和谈的主要原因。紧接着，菲利普马上要对付强大的土耳其敌军，20年的地中海战争，对格林纳达的摩尔人的战役。在荷兰、法国北部和英吉利海峡的错综复杂的军事行动，逼迫王室寻求一切可能的收入来源。查理五世在位期间赋税增加了两倍，而菲利普二世仅在1556～1573年就增税一倍，到他统治的末年，几乎又翻了一番。

无论如何，菲利普二世的开支更大，在勒班陀战役中，据估计维持基督教舰队和士兵的费用每年超过400万达克特，虽然威尼斯和教皇分担了一大部分。弗兰德斯军的费用到16世纪70年代已十分庞大，而且总是不能按期支付，结果激起军队暴动。1575年，菲利普停止向热那亚银行家偿还利息后，形势更趋恶化。虽然来自美洲的矿产收入猛增，暂时缓解了王室的财政和信用危机（16世纪80年代，每年约有200万达克特，而大约40年前只有l/10的样子），但是，1588年的无敌舰队总组建花费竟达1000万达克特，而它的悲惨命运，不仅仅是一场海军灾难，也是王室财政的灾难。1596年，菲利普以空前额度大借公债之后，再一次拒付。两年后，即他去世的时候，总债务高达1亿达克特。这笔巨债的利息差不多等于全部赋税的2/3。尽管西班牙很快与法、英两国达成和议，但与荷兰的战争仍然继续艰苦地进行着，直到1609年，才实现停火，且停火本身也是1607年西班牙军队哗变并进一步瓦解而紧急促成的。

在以后几年的和平时期，西班牙政府的开支没有实质性减少。先不谈巨额利息问题，仅地中海局势的持续紧张，就需要大笔经费以修筑一个沿海防御工事；绵长的西班牙海岸屡遭私掠船的抢劫，也需要在菲律宾、加勒比以及公海舰队上花费相当大的防御费用。1610年以后，欧洲的停火局面并没有使高傲的西班牙领袖们考虑减少军费开支。161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不过将一场“冷战”变为“热战”，使越来越多的西班牙军队和钱财流入弗兰德斯和德意志。值得注意的是，哈布斯堡家族这一时期在欧洲的最初胜利和在美洲有效的防御，很大程度上与其从新世界运来的金锭、银锭的显著增加相吻合，并受它的支持。但出于同样的原因，1626年以后财政收入减少，翌年宣告破产，1628年荷兰人劫持运银舰队的惊人之举（使西班牙及其居民失去1000万达克特之多），使得战争努力中止了一段时间。尽管德意志与西班牙结盟，但其收入却绝对难以弥补西班牙的亏空（除去华伦斯坦当权的那段时间）。

这就是后来30年西班牙应付战争的情形，把新借到的债款凑到一起，加上新税，并利用所有来自美洲的意外收入，就可支持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如红衣主教费迪南在1634～1635年对德意志的干涉。但是耗竭财力的战争最终总是侵蚀掉这些短期收入，不出几年，西班牙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17世纪40年代在加泰罗尼亚人和葡萄牙人起义之后，来自美洲的财富大大减少，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落已经不可避免。纵使一个国家拥有极好的士兵，一旦由一个支出超出正常收入两三倍的政府来管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吗？

西班牙和奥地利失败的第二个主要原因从以上简述中已不难看出：哈布斯堡要管的事太多了，要对付的敌人太多了，要防卫的阵线太多了。虽说西班牙军队在战场上很坚强，但把他们分散到国内守备，分散到北非、西西里、意大利、新大陆和荷兰，就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了。正像3个世纪以后的英帝国一样，哈布斯堡集团把分布广泛的领土糅合在一起，是一个政治王朝的惊人绝技，需要极大的物质来源和心计维持其运转。这种情况是历史上战略过分扩张的最佳例证之一；占领广大领土，代价就是树立众多的仇敌，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也背着同样的包袱。

与此相关的是哈布斯堡战争年表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欧洲冲突频频爆发，其费用对每个社会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但是，所有其他国家——法国、英国、瑞典甚至奥斯曼帝国，都或多或少享有和平与恢复的时期。只有哈布斯堡，特别是西班牙，总是不停地从对一个敌人的战争转向对另一个敌人的战争。刚刚与法国媾和，接着就是同土耳其人交战；地中海停战，接着就是大西洋上的广泛冲突和西北欧战争。在某些困难时期，西班牙帝国同时三面受敌，而敌人即使没有军事援助，也有意识地在外交和商业上相互支援。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西班牙像一只掉在坑里的大熊，比任何一条进攻它的狗都强大，然而，它终究敌不过所有的对手，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精疲力竭。

那么，哈布斯堡如何才能逃脱这种恶性循环呢？历史学家指出了长期分散力量的状况，提出查理五世和他的继承人应制定一套清楚明确的优先防御计划。这就暗示了某些地区是可以放弃的，但指的是哪些地区呢？

回过头来反思，人们可以说奥地利，特别是斐迪南二世的统治，要是聪明一点的话，就不会随着德意志北部的反改革势力向前推进，因为这样做得不偿失。然而，皇帝硬是要在德意志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防止诸公的派系倾向、法国人的诡计和瑞典人的野心：而且只要土耳其人骄横地站在匈牙利（相距维也纳150英里），哈布斯堡的军队就不能减少。对西班牙政府来说，它不能让奥地利表兄弟落入法国人和路德派手里，也不能让他们落入土耳其人手里，因为这对西班牙自己在欧洲的地位至关重要。不过，奥地利似乎并没有这么想。查理五世在1556年退位后，帝国目睹马德里在西欧和海上作战时，并未感到有义务帮忙；而西班牙意识到了这个更高的利益，总是愿为帝国效忠。此种不同感觉和义务所造成的长远结果很有意思。17世纪中叶，西班牙哈布斯堡在欧洲的失败与它内部的问题和相对的经济衰退有明显的关系；它在各个方面过于疲劳之后，现在“心脏衰弱”了。而奥地利哈布斯堡，虽然没有击退德意志的新教主义，却在王朝土地上（奥地利、波希米亚等）达到一种权力的巩固，在这片广阔的领地上，随着后来建立起一支职业常备军，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有能力再度成为欧洲大国，而此时西班牙的国势却更趋衰微。然而，到了那个阶段，奥地利的元气复苏对马德里的政治家们已谈不上什么安慰了，他们感觉要到别处寻找盟友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新大陆的领地对西班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区。在一个多世纪里，它们补充着西班牙的财富以及军事力量。没有这些补充，哈布斯堡家族的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继续维持。甚至当英国人和荷兰人进攻西班牙与葡萄牙的殖民帝国，致使海外的舰队和防御工事费用越来越膨胀时，西班牙王室从这些领土获取的直接和间接收益仍然相当可观，放弃这种好处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值得考虑的还有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和弗兰德斯的领地。关于这两个地方，从意大利撤军这件事本身就显得不妙。16世纪前半叶，法国已想到要填补这块霸权真空，攫取意大利的财富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这当然要伤害哈布斯堡的利益。在16世纪后半叶，意大利实际上是西班牙抵御奥斯曼帝国向西扩张的屏障。土耳其人对西西里、那不勒斯和罗马的攻击也是对西班牙的威信以及基督教的打击，失去意大利将会是一个战略上的严重倒退，那样一来，西班牙就得把越来越多的金钱用于海岸防御和大帆船舰队的建造上，而这些活动在菲利普二世统治下的早期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预算。因此，利用现存力量保卫地中海的中段在军事上是合理的，可以拒土耳其敌人于一定距离之外；另一个有利点在于，这场战争的费用将由哈布斯堡在意大利的领地和教皇乃至威尼斯分担。而从这条战线撤退则将无利可图，其潜在危险更无须多言。

如此权衡以后，尼德兰就是哈布斯堡可以减少损失的唯一地区了，而且归根到底，弗兰德斯军在对荷兰的“八十年战争”中的费用支出极其惊人，大大超过了其他任何战线。这是由于地形复杂、防御工事先进的缘故。甚至当“三十年战争”进入高峰期，用在弗兰德斯驻军身上的金钱，仍相当于德意志驻军的5到6倍。一位西班牙参议员评论说：“荷兰的战争是毁灭这个王国的祸害。”事实上，1566年到1654年，西班牙至少向荷兰军用财库输送了21800万达克特，这比王室从印度群岛得到的财富总数12100万达克特要多得多。从战略上讲，弗兰德斯的防御也更加困难；海路经常处在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控制之下，1639年荷兰舰队司令特龙普击溃一支装载增援部队的西班牙舰队就是明证。但是，从伦巴第经瑞士山谷或萨伏依和弗朗什-孔泰，北上法国东部边境，到莱茵河下游的这条“西班牙路”，也有几处非常脆弱的咽喉部。难道值得用如此巨大的代价来力图控制处于漫长交通线顶端的200万顽固的尼德兰人吗？为什么不能像卡斯蒂利亚担负着沉重税务的国会代表们狡猾地指出的那样，让那些反叛者在异教中堕落呢？上帝肯定会惩罚他们，西班牙用不着再担这副担子了。

尽管反对从那个战区撤出帝国军队的人所提出的理由不足以说服那些埋怨浪费资源的人，但也不乏某些道理。首先，如果西班牙不占领弗兰德斯，它就会落到法国或尼德兰联邦手里，从而加强哈布斯堡那两个不共戴天的仇敌的力量和威望；这是西班牙决策者所不能接受的。对他们说来，“威望”比其他任何东西都重要。其次，菲利普四世和他的顾问所提出的一个理由是，那个地区的对抗起码能把敌军的力量从敏感地区调开：“虽然我们在尼德兰进行的战争耗尽了我们的国库，迫使我们举债，但也把我们的敌人调到了那些地区，否则，肯定会在西班牙或其他附近地区发生战争。”最后，是“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丢失尼德兰，那么，哈布斯堡在德意志的利益，弗朗什-孔泰这类小领地，甚至于意大利都会相继失去。这当然只是些假设性的理由，有趣的是马德里的政治家和他们在布鲁塞尔的军事指挥官已看到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整体，如果其中任何一部分陷落，整体就会随之动摇。

首要的危险（在1635年危机中人们这样解释）是来自对伦巴第、尼德兰和德意志的威胁。三处中任何一方的失败都是对王国的致命打击。如果在这些地方的失败是一次大失败，王国的其余部分就会土崩瓦解；因为德意志完了，接着就会是意大利和尼德兰，尼德兰之后就是美洲；伦巴第之后就是那不勒斯和西西里，要想保全哪一方都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接受了这个逻辑，把自己拖进了一场广泛持久的消耗战，或拖到胜利的到来，或等到和平妥协的实现，或使整个体系衰竭崩溃。

不断开战的巨额费用以及不愿放弃四大战场中的任何一方，可能足以表明西班牙帝国的野心是肯定实现不了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联系紧密、证据充分的原因，即西班牙政府没有把可利用的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其经济上的愚蠢导致权力的腐败。

外国人通常把查理五世或菲利普二世的帝国视为律令严明的整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不过是一片分散的领土，各自都有自己的特权及其引以为豪的特殊性。没有真正的中央管理机构（立法或司法除外），唯一的实际联系是君主本人。这里缺乏一个使人产生整体感的机构，统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视察过整个国家，国王很难从他的一部分领土筹款到另一部分去作战。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纳税人情愿为抵抗土耳其人建立一支舰队，但一想到要用钱支持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战争就怒气冲天；而葡萄牙人懂得保卫新世界的意义，但对德意志的战争毫无热情。这种强烈的地方主义助长并反映在各地紧抓着自己的财政权上。例如，西西里的领地抵制哈布斯堡家族早期增加赋税的做法，于1516年和1517年起来反抗西班牙总督；西西里既穷又有无政府倾向，并有一个议会，当然不能为哈布斯堡的整体防卫利益做出多大贡献。在那不勒斯王国和新占领的米兰，迫于马德里压力的西班牙行政官筹集新款项所遇到的立法障碍较少，因此两者都能在查理五世时期提供相当的财政援助，但实际上在为保住米兰而进行的战争和反土耳其的战争中，钱是朝相反方向流去的。西班牙为了守住地中海这个“屏障”，不得不向意大利送去数百万达克特，以补充从当地征走的款项。“三十年战争”期间，这种模式被颠倒过来，意大利纳税人资助在尼德兰和德意志的战争。不过，如果把1519年到1659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很难相信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的领地对公共基金所作的贡献，会大大超过他们为自己的防御而从公共基金中支出的部分。

尼德兰当然是帝国总收入更大的耗费之地。查理五世统治初期，国会提供的税款不断增加，尽管总要为数字讨价还价，并坚持要承认他们的特权。到了查理五世的晚年，他们为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进行战争而需要频繁地拿出额外款项而愤怒，这与宗教不满情绪和商业上的困难结合起来，产生了普遍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情绪。到1565年，低地国家的国债达1000万弗罗林，债务加上一般行政费用已超过赋税，于是西班牙就得弥补这个差额。又经过马德里的10年不当指挥，地方性反感演变成公开暴动，尼德兰成为帝国资源的一大漏洞，6.5万人以上的弗兰德斯军在一个又一个十年里消耗着西班牙政府总支出的1/4。

但是，在动员资源方面最惨重的失败发生在西班牙本土。那里，王室的财政权实际上极其有限，阿拉贡的三块领地（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都有自己的法律和税务制度，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结果，国王唯一有保障的收入来自王室的财产，额外的款项既数目微少，又很难征集。例如，菲利普四世这样一个不顾一切的统治者，在1640年想要加泰罗尼亚为派到那里保卫西班牙前线的军队拨款时，结果只是引起了一场历时经久的著名暴动。葡萄牙虽然从1580年到1640年起义时期被接管，但在财政上完全自治，从不为哈布斯堡的整个利益提供定期款项。剩下的卡斯蒂利亚是西班牙税务体系中的真正“奶牛”，尽管这里的巴斯克诸省也都是免税的。乡绅们在卡斯蒂利亚议会中拥有强有力的代表，通常很愿意为他们免交的税款投票。况且，1/10的营业税、关税这类正常赋税，加上服务税（议会特批）、食品税（也是议会特批）以及各种教会摊派等（这些都是主要的额外赋税），很容易伤害商业、物品交换和穷人，因而造成普遍贫困化和不满，致使人口下降（通过向国外移民）。

直到美洲白银的流入给西班牙王室带来大量的额外收入之前（大约为16世纪6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后期），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主要由卡斯蒂利亚的农民和商人承担；即使是白银流入的高峰期，王室从新世界得到的收入，也只有从卡斯蒂利亚及其600万居民中榨取的1/4到1/3。除非将捐税负担较平均地分摊给整个王国，换言之，就是分摊到哈布斯堡的全部领土，否则，仅靠卡斯蒂利亚来维持那个时代压死人的军事开支，确实是杯水车薪。

在剥削卡斯蒂利亚纳税人时所采用的经济倒退手段，使得这种不合比例的情况更趋严重。这个王国的社会思潮从来就不利于商业，但是在16世纪初叶，那里有过相对的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工业。然而，反宗教改革的到来和哈布斯堡的频繁战争，刺激了西班牙社会的许多军事部门，减弱了商业成分。这个社会存在的经济刺激因素，使人感到求一份教会有俸圣职或买一份小贵族的特权是明智的。这里长期缺乏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例如在武器制造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的灵活性受到行会的阻碍。甚至农业的发展也受到有名的牧羊主行会（即麦斯塔的特权）的妨害，这些人的羊群可以在全国到处放牧。由于16世纪前半叶西班牙人口的增长，导致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麦斯塔为这些放牧权付出的钱进入王室金库，而要废除这种做法就会激怒王室一些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没有可能改变这种制度。最后，虽然存在一些显著的例外，如从事羊毛贸易的商人金融家西蒙·鲁伊兹，以及塞维利亚地区，但卡斯蒂利亚的经济整体来说还是大量依靠进口外国工业品，依靠非西班牙人，特别是热那亚、葡萄牙和弗兰德斯企业家提供的服务。它也依靠荷兰人，即使是在敌对期间——“到1640年，西班牙海港3/4的货物都是荷兰船运来的”，让这个国家的最大敌人占了便宜。毫不奇怪，西班牙一直不能维持贸易平衡，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再出口来自美洲的金银。

长达140年的战争造成的可怕巨额费用，就这样强加到一个在经济上无力承担的社会身上。哈布斯堡的君主们没有能力用最有效的方式征集赋税，只得求助于各种权宜之计，这样做短期内方便，对国家的长远利益却极其有害。税额以各种方式不断上升，却很少落到那些有能力担负的人的肩上，而且总是要伤害商业。一个急于得到现款的政府出售各种特权、专利和荣誉，一种形式简陋的赤字财政发展起来——一方面以卡斯蒂利亚将来的赋税和美洲财富作抵押，大量向银行家借款；一方面发放带利息的政府债券，这反过来又抽走了可以投入贸易和工业的资金。而政府的债务政策总是采用过一天算一天的方式，从来没有谨慎的限制，也没有一种由中央银行可能施加的控制来制约。甚至在查理五世统治的后期，政府的赋税就已提前多年抵押了；1543年，普通赋税的65%要用来偿付已经发出的债券利息。王室的“正常”收入被转让出去越多，就越要急切地寻找额外收入和新税。例如，银币就一再用铜币维隆来替代，实行贬值。有的时候，政府干脆扣押运给私人的美洲白银，强迫货主接受债券作为补偿。还有些时候，如前所述，西班牙国王宣布暂时破产，停止偿付利息。如果说这种行为经常毁掉金融家族本身，那么也肯定降低了马德里将来的信用。

虽说这些岁月里打击卡斯蒂利亚经济的某些因素不是人为的，但它们却因人为的愚蠢而更具破坏力。17世纪初期造成农村人口锐减的瘟疫是不可预料的，它们加剧了别的因素——横征暴敛的租税、麦斯塔的所作所为以及军役，这些因素已经侵害了农业。美洲白银的流入肯定会造成经济问题（特别是价格上涨），那时的社会却没有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但西班牙通行的条件意味着这种现象对生产者阶级的危害超过非生产阶级，白银很容易从塞维利亚流出，迅速流入外国银行家和军火商手里，结果，来自大西洋彼岸的新财富在王室手里没有用来造成“稳定的财政”，而是起了反作用。有人说，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贵重金属，对西班牙而言，就像水浇在屋顶上，浇上去就流走了。

因此，西班牙衰落的核心问题是，没有认识到保存一个强大的军事机器的经济支柱的重要性。它一次又一次地采取错误的决策：驱赶犹太人，后来是驱赶摩尔人；中断与外国大学的联系；政府指示比斯开造船厂集中生产大型战船，而几乎完全排斥生产较小的更有用途的商船；出卖专利权、限制了贸易；对羊毛出口课以重税，使其在国外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西班牙各王国之间的内部关卡不利于商业，造成物价上涨。所有这一切只是其中一些不明智的决策，这些决策从长远来看，严重影响了西班牙给自己规定的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事务中扮演重要军事角色的能力。虽然西班牙大国的衰落痕迹直到17世纪40年代才充分暴露出来，但其原因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存在了。

国际较量

强调哈布斯堡的失败是重要的，但这个失败也是相对的。不研究其他欧洲大国的经历而就此停笔，不能算是全面的分析，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论证的，战争“是16世纪国家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军事技术的变化使得军队大规模扩张，而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海军冲突，给西方有组织的社会增加了巨大的新压力。每个参战国都要学会怎样组织一个有能力的行政管理机构来对付这场“军事革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要寻求新办法来支付螺旋式上升的战争费用。哈布斯堡统治者及其臣民承受的压力可能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们的军队作战年头最长；但是，如表1所示，监督和供养大量的武装部队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挑战，它们当中的很多国家看来比西班牙帝国占有的资源要少得多，它们是怎样应付这个考验的呢？

表1 1470～1660年兵力的增长

这个表的概述省略了哈布斯堡家族最顽强、最有威胁性的敌人——奥斯曼帝国，这主要是由于它的长处和弱点已在前一章讨论过了。但值得回味的是，土耳其行政官员不得不对付的许多问题和缺陷，看起来类似于菲利普二世及其继承人所遇到的——战略扩张过度，未能有效地利用资源，为了宗教的正统或军事威望而压制商人的企业家精神。俄国和普鲁士的状况也被省略了，因为它们成为欧洲政治强国的时代尚未到来。还有波兰、立陶宛，虽然领土广大，但由于民族分散和封建主义的桎梏（农奴制、落后的经济、选举君主制，“一种贵族无政府状况，即俗话所说的政治无能”），妨碍了它起步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里要讨论的国家是法国、英国这种“新君主国”，以及瑞典和尼德兰联邦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

因为法国将最终取代西班牙成为最大的军事强国，历史学家们很自然地要强调前者的许多长处。但是，因此而把法国占优势的日期提前就错了。在本章讨论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看起来（实际上也如此）比它南边的邻国弱得多。在百年战争后的几十年中，将英格兰的王室土地——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并入法国，征收直接税（特别是人头税）而不向议会申请的习惯，新国务大臣们稳妥的行政管理工作，以及拥有一支强大的炮兵辎重队的“王家军队”的存在，都使法兰西似乎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统一的、封建后期的王国。然而这个体制的脆弱性很快就显现了。意大利战争不仅一再显示，法国想在那个半岛争取努力的举动是多么短命和可悲（甚至当威尼斯和土耳其联盟都是如此），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昂贵：在致命的1557年，不仅哈布斯堡家族，法国王室也宣告破产。早在那次崩溃之前，尽管人头税和间接税如盐税和关税都提高了，法国王室依然从金融家那里以高利（10%～16%）举借重债，而且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权宜之计，如卖官鬻爵。更糟的是，正是在法国而不是在西班牙或英国，宗教竞争和大贵族的野心相互起作用，造成了一场血腥的、长期的内战。1560年以后的法兰西不仅谈不上是一个国际事务中的强国，而且有可能变为欧洲的新斗鸡场，说不定会像尼德兰和德意志那样，按照宗教边界而被永久地分割了。

在纳瓦拉的亨利继承法国王位，成为亨利四世（1589～1610年在位）以后，他的对内妥协、对外以武力反抗西班牙的政策才使情况得以好转。他在1598年与马德里签订的和约非常有利于法国保持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那是一个被内战、盗匪、昂贵的物价、毫无规律的贸易和农业严重削弱的国家，加上其支离破碎的财务制度。1596年法国国家债务几乎达到3亿里弗尔，那年3100万里弗尔的赋税有4/5已经派了用场，被事先花出去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是一个正在恢复的社会。但是，它的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其人口有l600万，是西班牙的两倍、英格兰的4倍。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尼德兰、北意大利和伦敦地区，但它的农业是多样的、健康的，通常总有剩余食品。法兰西潜在的财富在17世纪初明显地表现出来，那时由亨利四世的得力大臣萨利管理经济和国家财政，萨利除了出卖世袭官爵并向其征税外，没有增加什么新的财务手段。他只是对税收机构进行全面整顿，清除了数千名非法的自称免税的人，恢复了王室土地和收入，重新商定国债的利息。1600年以后的几年里，法国国家预算已达到平衡，先是萨利，后来则有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贝尔想出各种办法支持工业和农业：降低人头税、造桥、修路、开凿运河，以利物资的运输；鼓励纺织工业，建立王室工厂，生产奢侈品替代进口货等。并非所有这些措施都能满足人们的期望，但比起菲利普三世的西班牙却是出色之举。

很难说，要不是亨利四世在1610年遭到暗杀，这些恢复工作是否仍将继续。很明显，这个“新君主国”没有一个能在缺乏适当的领导的情况下正常运行，从亨利四世遇刺到17世纪30年代黎塞留巩固王权的这段时间里，法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胡格诺教徒的不满以及贵族的阴谋倾向，再一次削弱了它作为欧洲大国的能力。而且，当法国终于公开加入“三十年战争”的时候，它并不像某些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统一的、健康的国家，而是一个仍然被老毛病折磨的国家。贵族的阴谋活动仍然很猖狂，在1648～1653年达到高潮；农民、城市失业工人以及胡格诺教徒的起义，加上地方官僚对议事进行的阻碍，全都妨害了政府机构行使正常职能；人口普遍下降，气候恶化，农业减产，以及那个时期似乎扰乱欧洲许多地方的发生率很高的瘟疫，都影响了法国的经济，使它难以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

因此，从1635年之后，法国的税收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增加。官爵出售加快了，早年曾削减的人头税增长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到1643年时，人头税的岁入已经加倍。但即使这样仍不足以弥补反对哈布斯堡的战争费用，直接的军事负担是支持一支15万人的军队，另有给盟国的津贴。1643年是法国在罗克鲁瓦战役对西班牙大胜的年份，政府的开支几乎是收入的两倍，黎塞留的继承人马萨林陷入绝境，只好加紧出售政府官爵，更加严格地控制人头税，而这两项政策都很不得人心。1648年的起义从拒绝纳税开始，反对马萨林的新财政措施并非偶然。这类动乱迅速导致法国政府失去信用并无可奈何地宣布破产。

结果，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的法西11年战争中，两个对手就像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拳击手一样，在几乎耗尽体力的情况下，互相紧紧地抓住对方，而不能将另一方打倒。双方都遭受国内起义、普遍贫困化和厌战情绪的折磨，都处于财政崩溃的边缘。诚然，在大孔代和蒂雷纳这样的将领和勒·泰利埃这样的军事改革家指导下，法国军队逐渐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军队，但是，黎塞留建立的海军由于陆战的需要，很快解体。而这个国家仍需要巩固的经济基础。结果，法国人的好运到来，英国在克伦威尔统治下重振海军和陆军，选择时机加入冲突，终于使天平开始不利于倒霉的西班牙。此后签订的《比利牛斯和约》与其说象征着法兰西的伟大，不如说象征着它那过分扩张的南方邻国的相对衰落，西班牙此时只是在凭借极其顽强的精神而进行战斗了。

换句话说，每个欧洲国家都有其优势和弱点，真正需要的是如何防止弱点压倒优点。这点适用于处在西边和北边的“侧翼”国——英国和瑞典，它们的干涉在几个关键时刻有助于打击哈布斯堡的野心。在这140年里，比方说，英国站在那里保持中立，装备好以待大陆上冲突的情况几乎是没有的。玫瑰战争以后英国元气恢复的关键在于，亨利七世着力于国内稳定和紧缩财政开支，至少是在1492年与法国达成和议后，都铎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削减自己的开销，还清债务，鼓励羊毛贸易和渔业，普遍地鼓励商业，为这个饱受内战和动乱之苦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急需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农业的自然高产，与低地国家进行的繁荣的布匹贸易，扩大利用富饶的沿海渔场，热闹不凡的沿海贸易，都起了作用。在国家财政方面，这位国王收复王室土地，接管原属于反叛者和王位竞争者的财产，与贸易繁荣带来的关税收入，以及星室法庭[3]和其他法院的收益合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健康的入超。

但是政治和财政稳定并不等于拥有权力。比起法国和西班牙的众多人口，英格兰和威尔士的300万～400万居民并不算多。这个国家的财政机构和商业基础设施，比起意大利、德意志南部以及低地国家还很粗糙。尽管在都铎王朝时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在军事水平上，差距就大多了。亨利七世坐稳王位后，解散了自己的军队，并禁止大权贵保有私人军队（除少数例外）；在法国和哈布斯堡家族在意大利改变军事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时期，英国除了“皇家卫队”和某些守备部队以外，没有正规的常备军。结果，都铎王朝初期的武装力量仍沿用传统武器（长弓、长柄矛）装备，用传统方式征集（郡民兵、志愿“联队”等）。然而，这种落后状况并不能阻止他的继承人亨利八世对苏格兰人发动战争，或妨碍他在1513年和1522～1523年对法国进行干涉，因为英国国王可以从德意志雇佣大量“现代”军队——长枪兵、火绳枪兵和重骑兵。

虽说这两次早期在法国的军事行动以及后来在1528年和1544年的英国入侵没有以军事惨剧告终，虽说他们真的经常迫使法国君主收买这些捣乱的英国进攻者，但这些军事行动确实造成了灾难性的财政后果。1513年英国内阁财政部70万英镑的总支出中，有63.2万英镑用来支付士兵薪饷、军需、战船和其他军事费用。[4]亨利七世积累的库存很快就被他那野心勃勃的后代花掉了。亨利八世的红衣主教沃尔西因采取强迫借债、“恩税”以及其他武断方式筹款，而引起普遍不满。到16世纪30年代托马斯·克伦威尔夺取教会地产才使财政情况缓和；实际上，英国宗教改革使王室收入加倍，使大规模军事防卫项目的建设成为可能，如沿英吉利海峡和苏格兰边境的要塞、皇家海军新造的大军舰、对爱尔兰起义的镇压等。但是，16世纪40年代对法国、对苏格兰的灾难性战争用掉了213.5万英镑，约为王室正常收入的10倍，这就迫使国王的大臣们采用最不择手段的权宜之计：低价出售宗教财产，捏造罪名没收贵族产业，一再强行借债，货币大贬值，最后是求助于富格尔家族和其他外国银行家。1550年同法国和解，也成了一个濒于破产的政府的救急良方。

这一切都表明，16世纪前半叶的英国实力非常有限。它是一个相对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虽然在边境地区和爱尔兰的控制力要差得多，并常有可能把王室的资源和注意力吸引去。主要出于亨利八世的兴趣，英国在防御方面很强，拥有一些现代堡垒、炮兵、船坞、相当可观的军火工业，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不过，陆军的质量不高，又受财政限制，不可能进行一场大战。当伊丽莎白一世在1558年登上王位时，她的谨慎足以使她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在不超过这些限度的情形下达到她的目的。在1570年以后的危险年代，当反宗教改革达到高峰，西班牙军队活跃在尼德兰时，她的目的实在是难以实现。因为伊丽莎白的国家不是任何一个真正的欧洲“超级大国”的对手，于是她想办法通过外交保持英国的独立，甚至当英、西关系恶化时，她将对付菲利普二世的“冷战”施行于海上，这样做至少是低成本的，偶尔还可得利。虽然需要为保住苏格兰和爱尔兰两翼提供款项，并在16世纪70年代需要支援荷兰起义者，但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还是在她执政的前25年成功地积累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这笔款项的积累恰逢其时，当1585年决定派遣一支由莱斯特伯爵指挥的远征军去尼德兰时，这位女王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笔“战争基金”。

1585年以后英国与西班牙的冲突，给伊丽莎白政府加上了战略和财政的双重负担。海军领袖如霍金斯、雷利和德雷克等人，在考虑英国应采取的最佳战略时，敦促女王采用拦截西班牙的白银贸易的政策，进攻敌人的沿海和殖民地。总之，就是利用海上优势打一场实惠的战争——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很诱人的建议，虽然在实践中很难实行，但是还需要将部队送到尼德兰和法国北部去，以援助那些同西班牙军队作战的部队。采用这个战略并非出于热爱荷兰反抗者或者法国新教徒，其唯一的原因，正如伊丽莎白所解释的，是“法国末日到来之时，亦正是英国行将灭亡之日”，因而保持欧洲“均势”至关重要，必要的话就进行实际干涉。这种“对大陆的义务”持续到17世纪初，至少是以个人的形式，因为当远征部队在1594年并入尼德兰联邦的军队时，很多英国部队留了下来。

英国一方面在陆地上阻碍菲利普二世的计划，一方面在海上干扰他的帝国，这种双重作用为维持欧洲政治的多元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支持8000人在海外作战是个很大的压力。1586年送往尼德兰的经费总数超过10万英镑，1587年为17.5万英镑，每年相当于当年总支出的一半；西班牙无敌舰队进攻那年，英国政府给英国舰队的拨款超过了15万英镑。结果，伊丽莎白的年度支出在16世纪80年代末期相当于初期的两三倍。在下一个10年里，王室每年耗费35万英镑以上；在女王统治的最后4年里，爱尔兰战争将每年的平均支出提到50万英镑以上。英国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来源筹款，如拍卖王室地产、出卖专利，但还是无济于事，只得一再召集下院开会，请求额外拨款。总共200万英镑左右的款项终于批拨出来，英国政府既没有宣布破产，也没有拒付军队的薪饷，足以证明这位君主和她的大臣们的技巧与谨慎。战争年代考验了这整个制度，给斯图亚特家族的第一位英国国王留下债务，使他和他的继承者处于依赖一个失信的下院和一个提心吊胆的伦敦金融市场的地位。

这里没有篇幅探讨王室和议会之间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个冲突在1603年以后的40年里居英国政治的主要地位，而财政则是冲突中心。英国军队在17世纪20年代对欧洲大战不适当的、偶尔的干涉虽然花钱不少，但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却影响甚微。在此期间，英国的贸易、人口、海外殖民地和一般的财富都增长了，但缺乏国内的和谐，这些并不能为国家权力提供一个坚固的基础；实际上，关于“船款税”这类在理论上可以加强国家武装力量的争吵，很快导致了王室同议会的一场内战，削弱了英国在17世纪40年代大部分时间里对欧洲政治的作用。英国重新出现的时候，是在一场激烈的贸易战中向荷兰人挑战（1652～1654年），不管交战者的目标何在，这对整个欧洲均势的作用不大。

克伦威尔当政的英国在17世纪50年代有可能比任何前任政府更为成功地扮演了大国角色，从内战中产生的新军，终于消除了英国军队和它的欧洲伙伴之间存在的传统差距。按照拿骚的莫里斯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方式建立的、以现代方法组织和训练出来的英国军队，经过多年战争磨炼，纪律严明，（一般）按期领饷，能够对欧洲的均势发生作用，这已为1658年在沙丘战役中击败西班牙军队所证实。不仅如此，共和国的海军在那个时代更为先进。下院宠爱它，因为它在内战中一般是宣布反对查理一世的。舰队在17世纪40年代后期经历了一场更新，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39艘战舰（1649年）增加到80艘（1651年），工资和条件改善了，船坞和后勤支援改进了，所有这些款项都由一个深信利益和权力是同步的下院按期投票批准。海军在对荷兰的第一战中就碰上了劲旅——指挥官特龙普和德·吕泰尔，是同布莱克和蒙克一样出色的将领。1655年后对西班牙帝国进行作战时，无怪乎战果累累：占领阿卡迪亚（新斯科舍），在伊斯帕尼奥拉岛一场惨败后占领牙买加，1656年夺取西班牙的部分财宝舰队，1657年封锁加的斯并在圣克鲁斯消灭西班牙舰队。

英国军队终于打破平衡，迫使西班牙在1659年结束了同法国的战争，但这个成就并非没有国内的压力。在1655年以后的岁月里，有利可图的西班牙贸易让给了中立的荷兰人，敌人的私掠船沿着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掠夺了不少英国商船。最重要的是，负担一支多达7万人的陆军和庞大的海军是耗资巨大的；有一种估计认为，1657年英国政府支出的287.8万英镑中，有190万镑用于陆军，74.2万镑用于海军。捐税制通过了，在史无前例的水平上有效地征收着，但对于一个花费“相当于查理一世时代4倍”的政府来说还是不够，而在英国革命以前的查理一世在位时的支出“就被认为令人难以容忍了”。债务不断增加，士兵和水手的薪饷推迟发放。西班牙战争这几年无疑增加了公众对克伦威尔统治的不满，使得大多数商人阶级恳求和平。当然，英国并没有被这场冲突完全摧毁，要是它像西班牙那样长期地争夺大国霸权，那肯定就会毁灭了。英国内陆和海外贸易的发展，加上来自殖民地和航运的利润，开始造就一个坚固的经济基础，使伦敦政府在将来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有所依赖。确切地说，因为英国和尼德兰联邦已经建立了有效的市场经济，所以在把提高生活水平和人口增长结合起来的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的军事努力同鼓励国民财富增长这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护国时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平衡变得太脆弱了。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兴起与另一个“侧翼”国瑞典相比较，在国家管理方面的这个严重教训就更清楚了。在整个16世纪，这个北方王国的形势都不太妙。吕贝克和（特别是）丹麦挡住了它自由进入西欧的通道，东侧不断地同俄国发生战争，与波兰的关系也一再分散注意力，瑞典要维持生存已经够忙的了。在1611～1613年的战争中惨败给丹麦，预示着这个国家的命运是衰落而不是扩张，而且还将遭遇内部分裂之苦。这种分裂是立宪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结果是肯定了贵族的广泛特权。但瑞典最大的弱点是它的经济基础。它的广大领土多是北极圈内的荒地和森林；分散的农民大多自给自足，占它90万人口的95%；加上芬兰，大约有125万人，比许多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都要小。城镇和工业太少了，“中产阶级”简直谈不上，以物易物和提供劳务仍是主要的交换形式。因此，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在1611年登上王位时，瑞典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只不过是一个侏儒。

两个因素——个外部的、一个内部的——促使瑞典从这个不景气的基础上迅速成长起来。首要的因素是外国企业家，特别是荷兰人，但也有德意志人和瓦隆人[5]，在他们看来，瑞典是一个有前途的“未发展”国家，有丰富的原料如木材、铁矿和铜矿。这些外国企业家中最有名的是路易·德·吉尔，他不仅卖给瑞典人成品、买走矿石，而且时间长了，还建立了木材厂、铸造厂和工厂，向国王贷款，把瑞典人拉进主要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商业“世界体系”。这个国家很快就变成了欧洲最大的铁和铜的生产地，而这些东西的出口又带来大量外汇，很快有助于建设武装部队。而且瑞典在军备上也变得自给自足，这种少有的特长还得感谢外国的投资和技术。

内部因素就是古斯塔夫及其助手实行的一系列有名的改革。法庭、国库、税收制度、中央管理最高法院以及教育，都在这个时期变成有效率、有成果的领域，而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把贵族从派系斗争中引开，让他们为国家服务。宗教团结巩固了，地方和中央政府看起来都在发挥职能。在这些坚实的基础上，古斯塔夫可以建立一支瑞典海军用来保护海岸线不受丹麦人和波兰敌手的侵犯，保证瑞典军队安全通过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是，这位国王的名声来自他的军事改革；他以征兵制为基础发展了国家常备军，用新式战术训练部队，改进骑兵，引进机动性强的轻炮兵，最后，他的指导给部队带来纪律和高昂的士气。当古斯塔夫在1630年夏天开进德意志北部去支援新教运动时，他指挥的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战斗部队。

这种优势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欧洲战争比起瑞典早期经历过的任何一场对邻国的地区性战争，规模都大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到1630年底，古斯塔夫指挥着一支4.2万人的军队；12个月以后，军队人数翻了一番；在决定他命运的吕岑战役之前，他的军队膨胀到15万人。瑞典军队在主要战斗中构成精锐部队，也用来把守战略要地，但没有足够的人力组成那样庞大的军队。实际上，那15万“瑞典军队”中有4/5是外国雇佣军，包括苏格兰人、英国人、德意志人，他们的花费是极其昂贵的。早在17世纪20年代，对波兰的战争就使瑞典的国家财政感到紧张，而德意志的战争更加费钱。然而瑞典人却出色地想出了办法让别人为战争付钱。外国人的资助，特别是法国人的资助是人人皆知的，但那只能补偿一小部分开销。真正的来源是德意志本身，各个公国和自由城市如果是盟友，就要资助这一事业；如果是敌对的，就得拿出赎金，以免遭劫掠。另外，这支由瑞典人控制的庞大军队从他们驻扎的领土上索取驻地、食品和饲料。其实这个制度已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助手华伦斯坦完善了，他的索取“资助”的政策养活了一支10万人以上的帝国军队。这里的关键是，并非瑞典人出钱在1630年到1648年这一时期用这支大军帮助打击哈布斯堡家族。就在威斯特伐利亚议和谈判的那个月，瑞典军队还在抢掠波希米亚，而它要求一大笔“赔款”才肯撤兵，也是完全正当的。

虽然这是瑞典人的一个惊人成就，但它在很多方面使人对瑞典在欧洲的地位有了一种幻觉。事实上，它强大的战争机器在很大程度上是寄生性的。瑞典军队要在德意志活下去必须抢劫，否则部队就会哗变，那对德意志更有害。当然，瑞典人要自己花钱供养海军，保持国内防御，支持德意志以外的其他地区的军队；像其他国家一样，它消耗了政府的财政，导致不顾一切地向贵族出售王室土地和赋税，因而减少了长期的收入。“三十年战争”也夺走了很多人的生命，极其沉重的税收压在农民身上。加上瑞典的军事胜利给它带来好几块波罗的海对岸的领地——爱沙尼亚、利沃尼亚、不来梅、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虽然应当承认它们带来了商业和金融上的利益，但是在和平时期维持它们，在战时保卫它们免入嫉妒的敌人之手，给瑞典政府造成的费用大大超过17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在德意志进行的大规模战争。

甚至到1648年以后，瑞典仍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但只是属于地区性的。在查理十世（1654～1660年在位）和查理十一世（1660～1697年在位）时，有人争论说它在波罗的海舞台上处于高峰，成功地挡住了丹麦人，顶住了波兰、俄国和兴起的普鲁士政权。查理十一世转向绝对专制的做法，扩大了王室的财权，有可能维持一支和平时期的庞大常备军。不过，这些都是在瑞典逐渐从一流国家下降时用来加强自己的措施。用罗伯特教授的话说：

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瑞典沉湎在胜利之中，被战利品所膨胀；查理十一世把它带回日常生活的灰色光线之下，制定适合其资源和真正利益的政策，给它以实行这些政策的装备，为它准备了符合二等强国身份和尊严的前途。

这些成就并不小，只是在更大的欧洲范围内它们的意义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波罗的海权力平衡的程度，即瑞典和丹麦、波兰以及勃兰登堡所依赖的权力平衡的程度，在17世纪后半叶是受法国、荷兰甚至英国（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影响和“操纵”的，手段是财政补助和外交干涉，在1644年和1659年则是一支荷兰舰队。最后，虽瑞典在这场外交大战中不再能被称为“傀儡”国家，但比起西方兴起的强国，它仍然是一个经济侏儒，总要依靠它们的补贴。在1700年前后，它的外贸不过是尼德兰联邦或英国的很小一部分；它的政府开支大概只有法国的1/50。在这个不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瑞典没有可能获得海外殖民地，它尽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性，却再没有机会保持在古斯塔夫·阿道夫统治下所取得的短期军事优势。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它始终要抓紧防备，想办法阻止普鲁士从南方、俄国从东部的进攻。

最后一个例子是这个时期的荷兰政权，它与瑞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是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中产生的国家，是由7个各不相同的省份组成的集团，这些省份以不规则的边界与哈布斯堡所属尼德兰的其余部分分割开来，只是一个大王朝帝国中的一小部分，人口和领土都很有限，但它迅速变成了欧洲内外的一大强国，并持续几乎一个世纪。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它有一个共和式的、寡头政治形式的政府，虽然这一点和意大利的前身威尼斯是相同的。但它真正的特点是，它的力量牢固地建立在贸易、工业和金融基础上。它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军事强国，至少在防御方面是如此。直到17世纪后期英国的海军兴起，它一直是最有力量的海上强国。但这些武装力量的表现只是荷兰的力量和影响的结果，而不是本质。

当然，在7万余荷兰暴动者暴动的早期，他们在欧洲事务中没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几十年后荷兰才把自己看成一个单独的国家，到17世纪初期边界才形成。所谓尼德兰的起义，一开始只是零星分散的事件，这其中不同的社会集团和地区互相争斗，同时也反对他们的哈布斯堡统治者，有时也与哈布斯堡妥协，在16世纪80年代就有好几次。当帕尔马公爵为西班牙收复领土进行卓越的指挥时，他几乎看到了胜利。要不是来自英国和其他新教国家的补贴和援助，要不是进口了大量的英国枪炮，要不是西班牙军队被频繁地调往法国，暴动在那时可能就被镇压下去了。由于港口和船坞几乎全都在起义者手里，西班牙不可能掌握制海权，帕尔马只能用慢速的、陆上包围的作战法，而一旦他得到命令把军队开往法国，这种作战就失去了力量。

于是到了16世纪90年代，尼德兰联邦留存了下来，而且有可能夺回东部失去的大部分省份和城镇。到这一阶段，它的军队也已训练有素，由拿骚的莫里斯指挥，他的战术发明和利用沼泽地作战的本领，使他成为当时最好的指挥官之一。将这支军队称为荷兰军队是不恰当的：在1600年它有43个英国人联队，32个法国人联队，20个苏格兰人联队，11个瓦隆人联队，9个德意志人联队，只有7个荷兰人联队。尽管民族大混杂（但并非不典型），莫里斯却把它铸成了一个一致的、标准的整体。毫无疑问，荷兰政府的财政能支持帮助他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军队比欧洲大部分军队更能按期得到薪饷，正如政府一贯为支持强大的海军而提供经费一样。

夸大尼德兰联邦的财富和财政稳定，或者说它能轻松地支付这场长期冲突是不明智的，特别是在它的早期阶段。在尼德兰联邦的东部和南部，战争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贸易损失，人口下降，甚至繁荣的荷兰省也感到税收太重；1579年它要为战争拿出96万弗罗林，1595年几乎达550万弗罗林。到17世纪初，反西班牙的年度费用升到1000万弗罗林，很多人担心，这场战争不用坚持多久就会造成财政困难。荷兰的幸运在于西班牙的经济遭受损失更大，加上相应的、供养爱闹事的弗兰德斯军的能力不济，终于迫使马德里同意1609年停火。

战争考验了荷兰的资源，但并没有将之耗尽。实际情况是，从16世纪90年代开始，荷兰经济发展迅速，当政府像所有的参战国那样需要向金融市场借债时，它有一个牢固的基础。经济繁荣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人口增长与摆脱哈布斯堡统治以后的更旺盛的进取精神相互作用。除了自然人口增长外，还有来自南边或欧洲其他地区的好几万（或许几十万）难民。这些移民大都是技术工人、教师、手艺人或资本家，很明显，他们可以做出很多贡献。1576年，西班牙军队攻陷安特卫普，这给了阿姆斯特丹更多的机会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起作用，而荷兰人确实利用了一切可乘之机发展贸易。他们控制有利的鲱鱼贸易，开垦海田，这些增加了荷兰的资源。他们的大型贸易船队，特别是那种简单结实的货船，到1600年包揽了欧洲大部分运输业，木材、粮食、布匹、盐、鲱鱼，由荷兰船只通过每条水路运输。使英国盟友和荷兰加尔文派牧师反感的是，只要利润超过风险，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竟然愿意把这类物资运给他们的死敌西班牙。荷兰会进口大批原材料，由阿姆斯特丹、代夫特和莱顿等地的各行各业进行加工。其主要工业有“糖加工、冶金、蒸馏、酿造、制烟、缫丝、制陶、玻璃、军工、印刷、造纸”，不用惊讶，到1622年，荷兰67万人口中有56%生活在中等城镇里。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与之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荷兰经济的另外两个方面也增强了它的军事实力。其一是海外扩张。虽然这项贸易与欧洲水域低级但大宗的买卖不能相比，但也是共和国的另一项来源。“从1598年到1605年，每年有25只船到西非，20只船到巴西，10只船到东印度群岛，150只船到加勒比海。1605年在安汶、1607年在德那地岛建立有主权的殖民地；印度洋周围，在亚马孙河口和日本（1609年）一带都建立了工厂和贸易站。”尼德兰联邦和英国一样，在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世界逐渐转移的过程中得到了好处，而这个转移是1500年到1700年的主要潮流之一；它一开始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有利，后来给了那些更有能力从全球商业获利的政权以强大的刺激。

其二是阿姆斯特丹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这是这个共和国充当欧洲的船运商、交换人和商品经济人的必然结果。金融家和机构所能提供的（接受有息存款，转移款项，给汇票记账和结算，发行债券），与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地已实行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它反映出联合王国的贸易财富规模更大，可靠性更强，特别是因为主要投资者是政府的一部分，愿意想办法保持货币可靠、有保证的信誉和定期偿还债务的原则。这样的结果是，总是有钱借给政府，这使荷兰共和国相比它的敌人具有无可估量的优势；由于它的信用好，还债及时，因此总能以比任何其他政府优惠的条件借到钱。这在17世纪是个主要优势，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1621年与西班牙再次开战以后，这种能够轻易举债的能力就更重要了，因为武装力量的费用不断上升，从l340万弗罗林（1622年）增至1880万弗罗林（1640年）。即使对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笔巨款，特别是在荷兰的海外贸易因战争而受损失——或者是直接损失，或者是贸易转入中立国手中的情况下。因此，尽可能让公共贷款支持大部分战争费用在政治上容易些。虽然这造成公债猛增——荷兰省在1651年的债务为1.53亿弗罗林，但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以及对偿付利息的谨慎态度，意味着其信用体系从没有过垮台的危险。虽然它显示了即使富国也在军事支出面前退缩，但它也证实了，战争胜利取决于各方钱包的大小，而荷兰总能比其他国家耗得长久。

战争、金钱和民族国家

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本章的结论。1450年后进行的战争与民族国家的诞生密切相关。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后期这段时间，大多数欧洲国家经历了政治和军事权力实现中央集权的过程，通常在君主之下（但在有些地方是在当地王公或一个商业寡头政体之下），伴随着国家税收权力增加和方法增多，收税的官僚机器也复杂多了，不像过去那样，国王是“自己过自己的”，国家的军队则靠封建征募。

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经济变化已经破坏了不少旧的封建秩序，不同的社会集团不得不通过新形式的合同和义务来互相联系。宗教改革把基督教社会按统治者的宗教偏爱划分，把世俗和宗教权威合到一起，因而把世俗制度扩大至整个民族。拉丁语衰落了，政治家、律师、官僚和诗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地方语言，也推动了这股世俗的潮流。交通工具的改善，更为广泛的物资交换，印刷术的发明，超越大洋的地理发现等，使人们不仅知道有其他种族的人民，而且也知道有各种不同的语言、趣味、文化习惯和宗教。在这种环境下，无怪乎当时的许多哲学家和其他作家把民族国家当作公民社会自然的也是最好的形式，认为民族国家的权力应该加强，它的利益应该保卫，不管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享受的是哪种宪法形式，都应该为共同的民族利益而和谐地工作。

而战争以及战争的结果推动“民族建设”的紧迫而持续的压力，远远超过这些哲学思考和缓慢进化的社会潮流，军事实力使得许多欧洲王朝可以镇住他们本国的大亨，保证政治一致性和权威（虽然经常要向贵族妥协）。军事因素，或者确切地说，地理战略因素，有助于形成这些新的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同时频繁的战争诱导民族意识（以消极的形式）滋生，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人，让瑞典人恨丹麦人，让荷兰反抗者恨他们从前的主子哈布斯堡家族。最重要的是，战争，特别是有利于步兵的那些费钱的防御工事和舰队发展的那些新技术，迫使参战国家花费比以前更多的费用，消耗了收入中的大部分。所有关于早期近代欧洲政治花费的普遍增加，关于新的税收组织，关于国王与各集团之间的关系在改变的议论，如果不提到军事冲突的核心作用就只是抽象的空论。在伊丽莎白一世的英格兰或者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的最后几年里，政府全部开销的3/4用于战争，或者用于偿还上次战争欠下的债务。陆军和海军行动并不一定总是新的民族国家存在的原因，但肯定是这些国家最费钱、最紧迫的行动。

不过要是假定在16和17世纪，征收赋税、支持军队、装备舰队、发布命令、指挥军事战役这类行动，能像1944年诺曼底登陆那样进行，那就错了。正如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的，早期近代欧洲的军事机器是笨拙低效的。在此期间征集和控制一支军队是一桩困难之极的事业；衣衫褴褛的部队，运输问题，不标准化的武器，这些都是令大多数指挥官感到绝望的问题。即使有足够的款项用于军事目的，贪污和浪费又要从中分一杯羹。

因而武装力量并不是一个国家可预知的、可靠的工具。大队人马由于后勤供给短缺或更严重的缺乏薪饷而失去控制情况，屡见不鲜。弗兰德斯军在1572年到1607年至少发生了46次哗变，其他劲旅亦然，虽然不是那么频繁。例如，黎塞留曾在他的“政治宣言”中憎恶地评论在德意志的瑞典军队和克伦威尔的新军：

历史上由于供给匮乏和体制混乱而自我毁掉的军队，比毁于敌人之手的多得多；我已亲眼看见了，在我的任期内开始进行的所有行动，都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能完成。

薪饷和供给的问题从所有方面影响军事行动。有位历史学家证明古斯塔夫·阿道夫在德意志的惊人机动性，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军事战略计划的要求，而是反映了他在被迫为他们庞大的军队寻找食品和饲料。早在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之前，指挥官们就已知道，一支军队吃饱了肚子才能前进。

这些物质条件的限制也适用于国家政权，特别是在为战争筹款的问题上。这个时期的国家不管多么繁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为这场漫长冲突的费用立即付款；不管征了什么样的新税，政府的收入和支出之间总有一个差距，只能靠贷款来弥补，或者从私人银行家如富格尔家族那里去借，或者像后来那样，从一个经营政府债券的正式组织的金融市场去借。不过，螺旋式上升的费用迫使君主拒付债务，贬值货币，或者试图采取它不得已的措施，急功近利造成了长期损害，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正如他们的指挥官拼命想办法维持军队秩序，喂饱战马，近代早期的那些政府也过着不安定的入不敷出的日子。纠缠着要议会批准更多的额外赋税、强迫富人和教会“捐赠”、与银行家和军火商讨价还价、劫掠外国财宝货船、回避众多的债权人等等，这就是那些年代里统治者和他们的官僚被迫从事的差不多是经常性的活动。

因此，本章的论点并不是说哈布斯堡家族没有做出其他大国干得很漂亮的事情，这里并没有出现惊人的对照，成功和失败仅仅是由很小的差别来决定的。所有的国家，包括尼德兰联邦，都由于军事和海军战役造成的不断的资源损耗而处于重压之下。所有的国家都经历了财政困难、军队哗变、供给不足、国内反对增税。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年代经受的应该说是耐受力的斗争，把参战国逼得越来越接近财穷力竭。到了“三十年战争”的最后10年，很明显，对立阵营都不能拿出古斯塔夫和华伦斯坦指挥的那样规模的军队，因为各方都确确实实用光了人力和物力。因此，反哈布斯堡的胜利只是模糊的、相对的。他们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干得恰好比对手哈布斯堡强了一点点。至少有些胜利者看到了在一场长期斗争中，国家的财富资源应该小心使用，而不是乱用。他们也可能承认（不管是多么勉强地承认），商人、制造商、农夫与骑兵军官以及长枪兵对他们来说一样重要。但是，他们对此的理解超过哈布斯堡的程度是很小的。借用威灵顿公爵后来的话说，这是一个“要命的势均力敌的事”。大多数大规模竞争都是如此。

[1] 《比利牛斯和约》即结束法国和西班牙战争（1635～1695年）的条约。——译者注

[2] 大约占1600年欧洲10500万人口中的2500万。

[3] 星室法庭（Star Chamber），英国15～17世纪设在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法庭，以滥刑专断著称于世。——审校者注

[4] 我的同事罗伯特·阿史顿教授提醒我说，在这整个时期里所有公布的英国（或许还有其他国家）政府收入和支出都只能看作名义上的；官吏减去的数目，贿赂、贪污、记账混乱等，使公布的给陆军和海军的“分配额”大大降低。同样，国王的“收入”也只有一部分能到达君主手里。因此这里提供的统计数字是示意性的，而非权威性的。

[5] 瓦隆人，居住在比利时南部、东南部及附近的法国境内。——审校者注

第三章 金融·地理·战争（1660～1815）

最初由路易十四，后来又由拿破仑统治的法国，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接近于控制整个欧洲。

《比利牛斯和约》的签订，并没有结束欧洲列强之间的你争我夺，也没有改变它们通过战争消除争端的积习。但在1660年以后一个半世纪里进行的国际纷争，在某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与前一个世纪是不同的，这些变化本身反映了国际政治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1660年以后，列强舞台上最重要的特征是欧洲各国之间名副其实的多极政体的形成，它们不再为跨国利益、宗教信仰而战了，它们对战争或和平的决断，越来越多地受“国家利益”所左右。这一变化当然不是转瞬之间完成的，也不是绝对的。1660年以前，欧洲各国的活动当然也考虑到它们的世俗利益，同时宗教偏见对18世纪的许多国际纠纷来说仍然是火上浇油。1519～1659年，时代的主要特点是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政权轴心国同新教国家及法国作战，不过这一特征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短暂多变的、松散得多的联盟体系。各国在一场战争中曾是对手，而在下场战争中又经常成为盟友。这说明它们在决定政策时首先考虑的是现实政治，而不是虔诚的宗教信仰。

对于这样一个反复无常、多极的体系来说，外交和战争上的风云变幻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一些国家崛起，另一些国家衰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各个时代所共有的现象，这使该体系更加复杂化。从1660～1661年路易十四在法国攫取最高权力，到1815年拿破仑·波拿巴滑铁卢战败，在这一个半世纪的国际对抗中，先前的一些主要国家（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瑞典）沦为二流国家，波兰也跟着黯然失色。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在对其世袭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疆域和结构调整后，勉强保持了一流大国的地位；在北德意志，勃兰登堡—普鲁士迈出看似前途渺茫的第一步后，也跻身一流大国之列。为了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在西部，1660年后法国迅速扩张其军事力量，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其军事力量几乎同半个世纪前哈布斯堡的军事力量不相上下。仅仅由于法国的海上与大陆上的邻国在一系列旷日持久的战争中（1689～1697年，1702～1714年，1739～1748年，1756～1763年）结成同盟，才遏制了法国控制西欧的力量。但在拿破仑时期，法国重整军备，取得了一系列高卢式的军事胜利，只是因为另外四大强国的联盟才功败垂成。即使在1815年战败之际，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国家中的一员。当18世纪开始时，在欧洲的中心地带，西部的法国与东部的两个德意志国家，即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之间，缓慢形成了一个大体三足鼎立的局面。

在这个世纪里，在大国体系中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发生在欧洲的侧翼，甚至更远一些的地方。一些西欧国家一步一步地把它们在热带地区，特别是印度和东印度、南部非洲乃至远及澳大利亚的一小块的、不稳定的领地，扩展成大片领地。在这些殖民国家中，干得最漂亮的要算英国。英国国内局势自从1688年威廉和玛丽取代詹姆斯二世之后已“稳定”下来，于是又开始按部就班地发挥伊丽莎白时期作为欧洲最强大海洋帝国的潜力了。即使是18世纪70年代失去了对富庶的北美殖民地的控制，一个独立的、有强大防卫能力和可观的经济实力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也只是暂时地阻止了英国影响力在全球的增长。可以与之相比的是俄国取得的成就。在整个18世纪，俄国向东、向南扩张，跨过亚细亚大草原。英、俄两国虽然坐落在欧洲东西两个边缘，但都对中欧的命运极感兴趣。英国卷入德意志事务是因为它同汉诺威有王朝间的联系（从1714年乔治一世继位起），而俄国则决心要在其邻国波兰的命运问题上发号施令。从宏观上说，伦敦和圣彼得堡的政府想要在欧洲大陆建立一种均势，并愿为此而一再插手，以便求得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换句话说，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国、奥地利哈布斯堡、普鲁士、英国和俄国——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组成的体系。

为什么这些实力明显不相等的国家，特别是5个大国能够保持（或列入）这样一个国家“大联盟”呢？纯粹从军事上加以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例如，人们很难相信这段时期内大国的兴衰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更新，比如一国比另一国获益更大的技术更新[1]。当然，在武器装备上是有许多小的改进，如燧发步枪（带刺刀）在战场上取代了长矛；炮兵更加机动灵活了，特别是在18世纪60年代由法国的格里博瓦尔发明新式大炮以后；被称作加农炮的一种口径大、炮管短的海军舰炮（最初由苏格兰的加农公司于18世纪70年代末制造）提高了战舰的杀伤力。战术思想也得到了改进，在人口和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的背景下，组建更加庞大的军事单位（师、军）成为可能，到18世纪末，肥沃的农田可以轻而易举地供养师、军这类庞大的军事单位。然而公平地说，1815年威灵顿的大军同1710年莫尔伯勒公爵的大军并无多大差别，而纳尔逊的舰队也不比迎战路易十四战舰的舰队在技术上先进多少。

事实上，由于国家力量的增强，18世纪发生在陆军和海军领域最重大的变化，大概要算组织上的变化了。这一变化的典型毫无疑问非路易十四的法国（1661～1715年）莫属了。他的大臣柯尔贝尔、勒·泰利埃等人都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国内加强王权，在国外为国王增添荣耀。法国建立了陆军部，由其行政长官来检查部队的资金筹措、供给和组织，马提奈作为负责人制定了训练和军纪的新条令，在陆上新建了各式各样的军营、医院、阅兵场和弹药库，以维持太阳王的庞大陆军，并在海上组建了一个集中指挥的庞大舰队。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其他不想黯然失色的国家起而效尤。国家对军队的垄断并使其官僚化，显然是“立国”的中心部分。其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进程，这是由于国家权力的扩大和收入的增加必然使军队有一定程度的常备性（这在一个世纪以前是没有过的），不仅有“职业性”的“常备”军和“皇家”海军，还有更加发达的军事学院、军营、船坞等基础设施以及管理它们的行政长官。权力是国家的权力，无论它表现为东欧开明的专制政体、英国的议会制还是稍后大革命中法国的民众力量。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可以很快地模仿这些组织机构上的改进（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彼得大帝在1698年后短短的几十年中对俄国军队进行的改革），而在没有维持大国地位的保证时，这些国家自己也会对其组织机构再进行改革。

比起用纯粹军事上的发展进步来解释1660～1815年大国的力量对比来说，另外两个因素——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更为重要。这两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把它们合起来看，就可能对这个时期多次战争造成的、乍看起来令人眼花缭乱的成败模式产生清楚一些的认识。

金融革命

如上一章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公们已清楚地认识到为国家创收的生产性经济基础和财政的重要性。18世纪旧君主政体兴起，他们拥有庞大的军队和众多战舰组成的舰队。这些又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不仅如此，1689～1805年英法间的7场大战，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是持久战。因而胜利总是属于更有能力保持信誉、持续获得给养的大国，确切地说，由于英国同法国都有盟国，因此胜利常常属于大国的联盟。事实上，这种联盟之间的战争只增加了战争的持久性，因为交战一方若资源耗尽，还可以向更强大的盟国寻求贷款和支援以维持作战。在这种花费巨大和耗竭资源的战争中，各方迫切需要的，是“钱，钱，更多的钱”。这种需要成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所谓“财政革命”的背景。当时一些西欧国家为支付其战争费用，发展了一套复杂的银行和信贷系统。

的确，这个时期的财政变化还有第二位的、非军事的原因，那就是硬币的长期匮乏，特别是1693年葡属巴西发现金矿之前的那些年。在17和18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越发展，就有越多白银为支付贸易逆差而外流。各地的大小商人都在抱怨缺乏硬币。此外，欧洲贸易的增长，特别是如布匹和航海用品等大宗产品贸易的持续增长，加之永久性贸易中心代替中世纪欧洲的季节性交易市场，使财务结算的规则性和可靠性增强。这就大大增加了汇票和信用票证的使用。特别是在阿姆斯特丹，此外还有伦敦、里昂、法兰克福及其他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放债人、商品经销人、金匠（他们经常放债）、证券经纪人，以及数目日益增加的联合股份公司的经纪人。这些金融业者和钱庄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已经出现的金融业习惯做法，逐步建立起一套支撑着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国家的和国际的信贷体制。

但是，给予欧洲“金融革命”以最大、最持久推动的还是战争。如果说菲利普二世时期和拿破仑时期财政负担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的话，那么这种差别也是相当可观的。在16世纪打一场战争只要几百万英镑，到17世纪末，打一场战争要几千万英镑；而在拿破仑战争末期，主要交战国的开支有时一年就达上亿英镑。如果从经济角度来看，大国间这些旷日持久、此起彼伏的冲突对西方商业和工业的发展是否利大于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满意地加以解答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答案取决于你是否以长期战争前后的相对繁荣和实力作参照，竭力估算出一个国家的绝对增长。有一点很清楚，即使在18世纪称得上最繁荣、最“现代化”的国家，全靠其平时的正常收入也不够支付它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战争。事情远未到此为止，大幅度地提高税收，即使有现成的机构去征收，也很可能触发国内的动乱。这正是所有政权都为之提心吊胆的事情，特别是在同时面临外国挑战者的时候。

其结果是，各国政府为战争筹措足够资金的唯一办法就是借款，即通过出售债券和官爵，或者更好的办法是向那些借钱给国家的人出售偿本付息、可以流通的长期公债券。有了资金来源的保障之后，官员们就有能力支付军火商、供应给养的商人、造船主以及军队的官兵们。从许多方面来说，这种一边大量借钱、一边大量花钱的双向体制就像是一个风箱，给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吹风打气。不论对后世的人来说这是多么自然的事情，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个体制的成功仰仗的两个关键因素：足够有效的筹措贷款的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维持政府的“信誉”。在这两个方面，尼德兰联邦都做得很出色。这倒没什么奇怪的，荷兰的商人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希望像管理一家联合股份公司一样，用同样不打折扣的财政原理来管理国家。因而为政府开支定期地高效率征收赋税的荷兰三级议会，能够将利率定得很低，从而降低偿债额，这是很恰当的。这一体制被阿姆斯特丹城的金融活动极大地加强了，它很快就使尼德兰联邦获得了清算债券、贴现和提供贷款的国际声誉。这就自然而然地造成了一种格局和一种气氛，在这种格局内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国家贷款便被视为家常便饭一类的事情。阿姆斯特丹成功地成为荷兰剩余资本的中心，不久它就可以向外国的公司投资了，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向外国政府认购各式各样的债券，特别是在战争期间。

这里没有必要研究这些活动对尼德兰联邦经济的影响，虽然那是明摆着的。如果没有一个繁荣的商业和生产基础作为支柱，阿姆斯特丹就不会成为大陆的金融中心。此外，应该看到远期的影响也许是不利的，因为源源不断的政府贷款的收益使尼德兰联邦的经济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它的银行家们不大情愿冒风险将资金投入18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项目。轻易即可筹借贷款最终使荷兰政府背上巨大的债务包袱，而靠消费税来偿付又使其工资和物价上涨，结果使荷兰商品失去竞争力。

对我们所讨论的目的更为重要的，倒是荷兰在认购外国政府债券时，对其顾客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满不在乎，更关心的倒是它们财政上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因比，可以把荷兰给俄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和瑞典等欧洲诸国所定的贷款条件视为一种尺度，用它来评定各国经济潜力、它们给银行家们提供的抵押、它们偿付利息和贴水的记录，最后是它们在群雄混战中取胜的前景。这样，波兰政府债券在18世纪末的暴跌，以及与之相反的奥地利几十年来常被忽视的非同一般的资信能力，就反映出这些国家不同的耐久力。

财政实力和强权政治之间这种至关重要的关系的典型例子，要算这一时期两个最大的冤家对头英国和法国。由于它们之间冲突的结局影响着整个欧洲的均势，所以值得对它们的经历进行深入的探讨。有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的大不列颠显示了坚强和势不可当的商业与工业力量的增长，显示出不可动摇的财政信誉以及一个可变的、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与之比较起来，旧制度的法国则是建立在穷兵黩武、经济落后、等级制度森严的一盘散沙之上。这种陈旧的观点看来是站不住脚的。在某些方面，法国赋税制度比起英国来，税率递减不那么严重。另一方面，尽管它在一些重要项目上落后，如煤的蕴藏量十分有限，但18世纪时法国的经济仍呈现出向工业革命“起飞”的现象。它的军火产量是十分可观的，它还拥有许多熟练工匠和一些引人注目的企业家。比起它的海岛邻国来，它有更多的人口和更大规模的农业，因而更富足。法国政府的收入和军队的数量，使任何一个西欧对手都相形见绌。同威斯敏斯特的政党政治相比，其统治经济制度似乎赋予其更大的凝聚力和可预见性。因此，18世纪的英国人在注视海峡对岸时，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相对劣势而不是实力。

尽管如此，英国体制在财政领域还是拥有关键的优势，这在战时增强了它的国力，在平时加强了它政治的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不错，虽然它总的赋税制度比法国来说税率递减得更大，这就是说更加依赖于间接税而不是直接税，但由于这种独一无二的特色，似乎使公众对它的不满不那么强烈。比如，在英国没有法国那样大批的包税人、收税官和其他中间人。英国的许多税是“无形的”（对几种基本产品的消费税），或看上去只损害外国人的利益（关税）；它的国内没有通行税。法国的商人们对国内的通行税深恶痛绝，它阻碍了国内商业的发展。英国的土地税在18世纪是主要的直接税，不允许有特殊的豁免，同时对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也是“无形的”。这些不同形式的捐税由选举出来的议会加以讨论，然后授权征收。尽管议会有种种缺陷，但看起来还是要比法国的旧制度更具有代表性。早在1700年前，英国的人均收入就已高出法国，当注意到这一要点时，这个岛国的居民情愿并且能够相应地多交纳一些捐税也就不足为奇了。最后，虽然很难用统计数字来证明，人们却可以论证英国较轻的直接税负担不仅增加了社会中小康人家的储蓄倾向（这样在平时就积累起投资的资金），而且也为战时积聚了可供征税的大量财富，战时英国就开征了更高额的土地税，并在1799年开征直接税，以应付国家紧急需要。这样，到了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口还不到法国的一半，但英国每年从赋税筹集的收入第一次超过了比它大的邻国。

然而，不论上述成就是多么了不起，其重要性和英法两国在公共信贷制度上意义更重大的差别相比黯然失色。事实上，在18世纪绝大部分战争时期，在为额外的战争开支所筹措的款项中，几乎有3/4来自借款。英国在这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占决定性的优势。首先是英国体制性结构的演进容许其高效率地筹措到长期贷款，而同时负责定期偿付由此产生的债款利息（及本金）。1694年创建的英格兰银行（最初作为战争中的应急措施）和稍后对国债的调整，以及债券交易的兴旺和“乡村银行”的发展，这些方面为政府和商人获得资金开辟了财源。在一个硬币匮乏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纸币的发行在没有引发通货膨胀和导致信誉下降的情况下，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国家的证券没有历届议会及其征收附加税的权力作担保；如果没有从沃波尔到小威廉·皮特的历届政府的殚精竭虑，使银行家们和公众相信他们毫无例外地也是按照金融准则行事，是“节俭”的政府；如果没有商业和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在某些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提供了关税和消费税收入的同步增长的话，那么这场“金融革命”就很难成功。只要皇家海军保护着英国的海外贸易并扼制住敌人，即使战争也未能阻止这种增长。英国的“信誉”就是建立在这种牢固的基础上的，尽管有早期的动荡，政治上遭到激烈的反对，以及近乎金融灾难的1720年“南海泡沫”的破碎。英国的历史学家们曾评论道：“尽管在处理英国公共财政时弊病百出，但是在该世纪后一段时期，英国比起任何其他欧洲国家来说，都更加守信誉，更加有效率。”

其结果不仅令利率稳步下降，[2]而且使英国政府债券对外国投资者特别是对荷兰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在阿姆斯特丹金融市场上进行定期的英国政府债券交易，成为联系英荷两国贸易和金融关系的重要部分，并对两国的经济都带来巨大影响。在“强权政治”的条件下，它的价值在于：尽管反对法国的盟国荷兰已变成左右为难的中立国，尼德兰联邦的资金却能屡次为英国进行战争输血打气。值得注意的是，北美独立战争是英国陆军、海军、外交和贸易的弱点都暴露无遗的一次冲突，因而它的资信能力降到了谷底。只是在这次战争时期，荷兰资金的流入才趋于枯竭，即使伦敦准备提供更高的利率也无济于事。可是到了1780年，当荷兰加入法国一方对英作战时，英国政府发现它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国内可供使用的资金与往昔大不相同，国内投资者几乎可以完全提供它所需要的借款了。

英国举借战债能力的绝对数额及其最终成绩可归纳为表2。

表2 英国战争时期的支出和收入（1688～1815年）

（单位：英镑）

这些数字的战略意义在于英国能够“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财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船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会付诸东流”。尽管许多英国评论家在整个18世纪一提到英国债务的庞大数额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如谈虎色变，但事实上（用伯克利主教的话来说）信贷是“英国对法国的首要优势”。最后，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了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这又使英国增加了一项对法国的优势。

为什么法国未能效法英国的这些习惯做法，现在看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法国没有一个合适的公共财政体系。从中世纪以来，法兰西王国的财政活动就被一小撮人所“把持”，被地方政府、神职人员、地方显贵以及越来越多的包税人把持。他们为国王征收捐税，督办王室专卖，作为回报，他们从中获得一部分收益，并同时以很高的利率贷款给法国政府，从中获得预期的收入。在这种制度下，不仅征收烟草税和盐税的包税商贪污受贿，就是那些征收人头税这类直接税的教区收税员、地方收税官和地区收税官，也都假公济私。他们每个人在将钱交给上一级机关之前，都截留下自己的“回扣”，每个人还获取当初为购买官职所付代价的5%的利息。更有许多高官显贵被控告在将其征收的钱款上交王室财库前，直接将一部分钱付给政府承包商或作为他们的佣金。这些人也向国王放款取利。

这样一个松散、随意的机构从骨子里就是腐败的，纳税人的许多钱财都落入私人的腰包。有时（特别是在战争结束之后）也发起对这些理财的人的一番清查，致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支付“赔偿”或接受低一些的利率，但这样的举动仅仅是姿态而已。一位历史学家争辩道：“真正的病根在于这个制度本身。”这种低效率的第二个后果是，至少到18世纪70年代内克改革之前，法国人都没有一个全国性账目核算的总体意识，没有支出与收入的年度账目，对财政赤字也认为无关紧要。只要能为其军队和宫廷的眼前急需搞到钱，国债的步步上升对国王来说是无足轻重的。

尽管早先的斯图亚特王朝也表现出与此类似的漫不经心，但18世纪前英国就实行了一套由议会控制国家财政的体系，使英国在争霸斗争中占有很大优势。英国政府的开支和国债增长并没有损害（也许实际是促进了）英国在商业和工业领域的投资，而法国在多数情况下似乎是鼓励那些有剩余资金的人去收买官职或年金，而不是鼓励他们将钱投到生产中去，这种情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时也的确有人试图为法国建立一个国家银行，以便有效地管理债务，并提供低息贷款。但这些设想总是遭到那些在现存制度中享有既得利益的人的反对，因而法国的财政政策——如果它真配这个称呼的话——始终是顾头不顾尾。

法国商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受到困扰。例如，比较一下法国港口城市拉罗舍尔是在何种不利情况下同英国的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竞争的，倒是很有意思。所有三个城市都跃跃欲试，要在18世纪“大西洋经济”腾飞里一显身手，而拉罗舍尔地理位置优良，它坐落在通向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三角贸易线上。可悲的是，虽然商人有这样的热望，法国的拉罗舍尔却不时地遭到国王的剥削。国王“对金钱贪得无厌，冷酷无情地搜刮新的更多的收入来源”。大量“沉重的、不平等的、横征暴敛的直接和间接的商业税”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卖官鬻爵使地方资金不能用于商业投资，而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专利公司限制了进取精神。更有甚者，尽管国王强迫拉罗舍尔在18世纪60年代建造了一个耗资巨大的大军火库（否则拿走全城的所有收入），但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国却将其置之不用。由于法国政府通常将其目标放在陆上而不是海上，同处于优势的英国皇家海军频繁作战给拉罗舍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眼睁睁地看着它的商船被掳掠，赚钱的奴隶贸易被中断，它在加拿大和路易斯安娜的海外市场丧失殆尽。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海上保险费暴涨并开征紧急税的时候。法国政府还常常感到不得不允许其海外殖民者在战时用中立船贸易，这好似致命一击，使得这些市场在和约缔结时更难恢复元气。对比之下，大西洋上的英国经济在整个18世纪都在稳步地发展。如果说有什么在战时（尽管有法国私掠船的袭扰）从掌握权力又获得利润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得到了好处的话，那就是贸易与海外领地，它们是不可分割的。

法国财政不健全的最大恶果，是战时其陆军和海军的浴血奋战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徒劳。由于制度的低效率和不可靠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去获得给养（如海军储备）而军火商又往往比他们同英国或荷兰海军部签订合同时开价更高。对法国君主政权来说，在战时筹措大笔资金往往是最头痛的事，尽管到18世纪70～80年代它已经越来越依赖荷兰的资金了。由于法国货币币值长期浮动、部分赖债以及它对短期或长期债券持有人的种种蛮横无理的做法，使金融家们对法国要求收取比英国或许多其他欧洲国家都高得多的利息，而借贷无门的法国也只好同意。[3]然而即使法国情愿接受这些苛刻的条件，波旁王朝还是无法筹措到足够的资金去支持它在持久战中的军事行动。

最能说明法国这种弱点的时期，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年代。对于英国来说，这不是一场光彩的战争，它丧失了最大的一块殖民地，眼看着国债上升到2.2亿英镑。但由于这些钱主要是以3%的低利率借来的，因而每年偿还借款的总额只有733万英镑。这场战争对法国的实际损耗要少得多，不管怎么说，法国只是到战争进行到了一半时才参加进去，而且还是在内克努力平衡国家预算之后。同时，这一次法国不必部署一支庞大的陆军。但是，这场战争花费了法国至少10亿里弗尔。几乎所有这些钱都是以英国政府所借贷款至少两倍的利率借来的短期贷款。两国为偿还债务，都耗费了各自国家年支出的一半；但是在1783年之后，英国立即着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统一收入基金“偿债基金”，改善政府账目）以稳定债务总额，加强其资信能力。这大概是小皮特最辉煌的成就。相反，法国方面每年都发行大量新的债券以筹款。这是因为“正常”收入即使在平时也入不敷出，随着赤字年年增长，法国政府的信誉进一步削弱。

令人吃惊的统计结果显示，到18世纪80年代末期，法国国债数额几乎达到英国的水平，近2.15亿英镑，但它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差不多是英国的两倍，即1400万英镑。更糟的是，法国历任财政大臣试图征收新税的努力都遭到公众顽强的抵制。是卡洛纳提出的导致召开显贵会议的赋税改革议案、反对最高法院的动议、国库停止偿付债务以及随后（1614年以来的第一次）于1789年召集的三级会议，终于触发了法国旧制度的最终崩溃。国家失去偿付能力和革命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在之后的危机年代里，法国政府愈加增发钞票（1789年发行1亿里弗尔，1790年发行2亿里弗尔）。这种手段被制宪会议的应急措施所取代。它没收了教会的地产，按其评估价值发行纸币。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1792年做出打仗的决定更是雪上加霜。虽然以后国库内部进行的行政改革和革命政权了解真相的决心，的确稳固地建立了一个类似于英国及其他国家的、统一的、官僚化的税务机构。但持续到1815年的国内动乱和过度的对外侵略扩张，导致法国经济越来越远地落到它主要对手的后面。

所有的政府和政治家们都被如何增加税收，以支付正在进行的和以前进行的战争费用所困扰。即使在和平时期，维持其军队也要耗费国家财政支出的40%～50%，而在战时，国家支出总额远远超过平时，军费要占总支出的80%甚至90%。不论各国政体如何，不论是君主专制的帝国、君主立宪制政体，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整个欧洲无一例外都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每一轮战争之后（特别是在1714年和1763年以后），大多数国家都极度渴望喘息一下，从精疲力竭的经济中恢复过来，腾出手对付因战争和苛捐杂税导致的国内不满。但是，欧洲各国制度的竞争性和利己主义本性，意味着长期的和平是稀有的。因此，在几年之内，各国又在为新的大战作准备。但是如果连欧洲最富强的三个大国（法国、荷兰和英国）都不堪这样的财政重负，更穷的国家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呢？

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简单的——他们负担不起。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虽然能够从王室领地和专卖公司中取得很大一部分收入，但如果不靠三种“特殊”的收入来源，即掠夺撒克逊和梅克伦堡这样的邻国，以及在1757年后从它富裕的盟邦英国那里得到津贴，也应付不了奥地利王位争夺战和七年战争的巨大开销。对于效率不高、权力分散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来说，支付战争费用更是一个大问题。很难相信在俄国和西班牙情况会好多少。对这两个国家来说，除了进一步压榨农民和贫穷的中产阶级外，开源增收是没什么指望的。由于旧制度下的许多阶层（例如匈牙利的贵族，西班牙的神职人员）都要求免税，即使发明了巧妙的间接税、货币贬值和印刷纸币，也还是难以在和平时期供养分工复杂的军队和宫廷。所以战争的爆发就迫使各国采取特殊的财政措施，以应付国家的紧急需要。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增加对西欧金融市场的依赖，或者是更加依赖伦敦、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直接接济。这些钱便可用于收买雇佣兵和军需品。“没有钱，就没有瑞士雇佣兵”可能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王公们的一个口号，但直到腓特烈和拿破仑时代，这仍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现实。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决定列国在18世纪各场战争中命运的总是财政因素。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但仅此一点并不能阻止尼德兰联邦从一个主要大国的地位跌落下来。相反，俄国虽然经济落后，政府资金相对匮乏，但该国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和实力却与日俱增。要解释这种表面上的矛盾，就有必要对第二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地理对国家战略的影响——给予同样的重视。

地缘政治

由于欧洲列强政治固有的竞争性，以及贯穿整个18世纪各国之间同盟关系的不断变动，敌对国家常常从一场冲突到另一场冲突时遇到截然不同的情况，有时是极为变幻莫测的命运。秘密条约和“外交革命”造成列强之间组合的不断变化。由此引起欧洲均势、陆军和海军两个方面力量对比的动荡变化。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各国极大地依赖其外交家的聪明才智，更不用说武装部队的效能了。同时它还表明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里所说的地理因素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资源、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因素，尽管这些因素对一国的全面繁荣强盛是很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指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这样一个关键问题。某一特定国家能将其全部力量集中投入到一条战线上，还是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它是同弱小国家接壤，还是同强国接壤？它主要是陆上大国，还是海上大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一切又给它带来何种有利因素，何种不利因素？如果它想退出战争的话，能否轻易地从一场中欧大战中脱身？它能否从海外获得额外的资源？

尼德兰联邦在这个时代的国运兴衰是说明地理因素对政治产生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在17世纪初期，它具备了国家发展的许多要素，诸如国内经济繁荣，社会稳定，陆军训练有素，海军实力雄厚等，而它的地理位置当时也看不出对它有何不利之处。同时，纵横交错的河网为它对付西班牙提供了天然屏障（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而濒临北海，又为它利用富饶的鲱鱼资源提供了通路。但一个世纪之后，荷兰却面对几个强敌，在保卫自己的困境中挣扎。自从克伦威尔的英国和柯尔贝尔的法国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后，荷兰的商业和航运就受到了打击。不论特龙普和德·吕泰尔那样的指挥官战术指挥才能多么杰出，在对英国的海战中，荷兰商人或者不得不闯过两翼受敌的英吉利海峡，或者不得不兜个大圈子，绕过波涛汹涌的苏格兰，而这条路线（像他们捕捞鲱鱼一样），在北海仍然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盛行的西风助了英国海军将领们一臂之力，而荷兰沿岸的浅海，限制了荷兰战舰的吃水深度，从而限制了战舰的吨位和火力。同样，它同美洲及印度的贸易也越来越暴露在英国海军的炮口之下。它在波罗的海的转口贸易，曾是它早期崛起的支柱之一，也一样被瑞典人和沿岸的其他对手削弱。尽管荷兰可以暂时派一支庞大的舰队前往受到威胁的某地重振雄风，但它对长久维持远海的广泛而脆弱的利益还是束手无策。

从17世纪60年代起，荷兰在陆上的弱点就暴露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威胁之下，这使荷兰处境更加艰难。由于这一威胁比一个世纪前西班牙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荷兰被迫扩充自己的陆军（到1693年实力为93000人），并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防守南部边界的要塞中去。这从两方面耗尽了荷兰的力量：它使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开支，从而造成战债和利息支出的螺旋式上升；提高消费税和工资，削弱了本国商业的长远竞争力。荷兰在战争时期遭受大量的人员损失，而在整个这一时期，荷兰人口反常地停滞在200万人以上。由于这个缘故，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4年）期间接踵而至的战斗中，当莫尔伯勒公爵执意派遣英荷联军对法国的正面防线发动浴血进攻而造成人员惨重损失时，荷兰人理所当然地感到惊恐。

1689年由威廉三世所缔造的英荷联盟同时起了双重作用，它既挽救了尼德兰联邦，同时又是使它作为一个独立大国衰落的重要因素。这同两百余年后的《租借法案》和英美同盟如出一辙。它们既挽救又削弱了当时在莫尔伯勒公爵的后裔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下为生存而战的大英帝国。在1688年到1748年对法国的数次战争中，荷兰都感到资源不足；这意味着它必须把防务开支的3/4用于陆军，因而忽视了舰队。而英国却在海运和殖民活动中占了越来越多的份额，并从中捞取了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简言之，当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们兴旺发达起来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们却倒了大霉：由于英国不顾荷兰要保持同法国商业联系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经常竭力阻止同法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使荷兰商人损失更大。这也反映出尼德兰联邦在整个这一时期是多么深地卷入（因而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和金融往来。而英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即使到七年战争时期尼德兰联邦宣布保持中立没有帮它多少忙。因为骄横的皇家海军拒绝承认“自由商船，自由货物”的原则，决意要封锁法国，阻止其用中立国船只进行海外贸易。英荷两国在1759年间就这一问题所发生的外交纠纷，在美国独立战争初期又多次发生，并最终导致两国1780年以后的公开冲突；这些冲突丝毫无助于英国或荷兰的海上贸易。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愈加陷进英法两国的夹缝中间。受到普遍赖债的损失，受国内分裂的影响，同时，荷兰在既无法避免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的世界竞争中，丢失了自己的殖民地和海外贸易。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金融上的精明强干以及可依赖的“剩余资本”，也是无力回天的。

与此相类似，法国在更大程度上由于是海陆混合型国家而在18世纪吃尽了苦头。它的力量一方面要用于大陆上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要用于海上和进行殖民的勃勃野心。在路易十四统治初期，战略上这种顾此失彼的情况还不是很明显。法国的力量坚固地建立在固有的物质力量上：广袤又比较单一的领土、自给自足的农业以及约2000万的人口，这允许路易十四把他的大军从1659年的3万人增加到1666年的9.7万人，进而扩充到1710年的35万人。“太阳王”外交政策的目标也是建立在欧洲大陆传统之上的：通过在南部打击西班牙，向北、向东夺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易受攻击的联系地带，以及德意志的领土弗朗什-孔泰、洛林、阿尔萨斯、卢森堡和南尼德兰，从而进一步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地位。

由于当时西班牙已精疲力竭，奥地利忙于应付来自土耳其的威胁，而英国起初保持着中立或友好，路易十四在外交上得以赢得20年的胜利。但是好景不长，法国贪婪的胃口激起了其他大国的不安。

法国战略上的问题在于，尽管它在防守上力量很强大，但它的地理位置不那么有利于进行决定性的对外征服战役：它在各个方向上都受到阻碍，包括一些大国已有的领土要求和既得利益的妨碍。例如，进攻尼德兰南部（由哈布斯堡王朝占有），就要进行艰苦的战斗，通过布满要塞和河流的地区，这不仅招致哈布斯堡王朝本身的反击，而且会招致尼德兰联邦和英国的反应。法国进攻德意志领土的道路也是荆棘丛生：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边界防线，但法军的交通线却要长得多，同时还要面对不可避免的敌国同盟，即奥地利人、荷兰人、英国人（特别是从1714年汉诺威选帝侯继承英国王位后），还有普鲁士人的同盟。即使到了l8世纪中叶，当法国想要挑选出强大的奥地利或是普鲁士作盟国时，这一联盟的必然结果便是另一个德意志大国站到法国的对立面，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后者将竭尽全力争取英国和俄国的支持，以便挫败法国的企图。

不仅如此，法国同海上大国进行的每一场战争，都要把它的力量和注意力从大陆上分散开去，这样就使其在大陆上进行的战争更难取得胜利。一方面要在弗兰德斯、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打仗，另一方面又要在英吉利海峡、西印度群岛、下加拿大和印度洋作战，法国在这两个战略抉择之间摇摆不定，经常导致它“两头落空”。虽然法国历届政府从来也不情愿在财政上做出向英国皇家海军优势挑战所必需的最大努力[4]，但还是要拨出一部分资金给海军。如果法国是一个单一的内陆国家，这笔钱原本可以用来加强其陆军的。只在1778～1783年的战争中，法国支持美国人在西半球的反叛，同时又放弃了对德意志的任何军事行动，法国才得以羞辱它的对手英国。而在其他所有战争中，法国从来没能够在战略上集中于一点，结果饱受损失。

总之，旧制度的法国领土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一直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要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实力又不够充实，管理国家的效率也不够高。它在大陆上受到限制，在海上又被牵制，因而不可能战胜由于自己的野心而必然激起的敌国联盟。法国的所作所为，加强了而不是打乱了欧洲列强的多极体系。只有当大革命改变了它的国力，而后被雄才伟略的拿破仑恰当地运用以后，法国才得以让欧洲大陆在一段时间里对它俯首帖耳。但即使如此，它的成功也只是暂时的。任何军事天才都无法保证法国对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的永久控制，更不用说俄国和英国了。

在几条战线上同时面对几个潜在的劲敌，这个地理战略上的问题并非只困扰着法国。不同的是因为法国自己反复的侵略和长期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罢了。这一时期的两个德意志大国——奥地利哈布斯堡和勃兰登堡—普鲁士也因为其地理位置，注定要处理同样棘手的问题。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并非什么新鲜事。他们管辖的形状极不规则的领土联合体（奥地利、波希米亚、西里西亚、摩拉维亚、匈牙利、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以及1714年以后的尼德兰南部），再加上其他强国同这些领土所处的地理位置，都迫使哈布斯堡王室要想保住帝国的遗产，就不得不在外交上和军事上使尽浑身解数。若要扩大这份遗产，就需要更多的聪明才智或者吉星高照，也许两者都不可缺少。

虽然同土耳其的几次战争（1663～1664年，1683～1699年，1716～1718年，1737～1739年，1788～1791年）显示出哈布斯堡的军队全面加强了在巴尔干的地位，但同日趋没落的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也耗尽了维也纳在这些时期的大部分精力。比如，当1683年土耳其人兵临帝国首都城下时，利奥波德一世不得不对法国保持中立，虽然就在同一年发生了路易十四“重新合并”阿尔萨斯和卢森堡的挑衅事件。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和稍后的西班牙王位争夺战（1702～1713年）时期，由于维也纳在此以前已经成为强大的反法联盟的一员，它此时顾此失彼的矛盾才不那么显著。但即使在这一时期，这个矛盾也并未完全消失。哈布斯堡王室对外既要在欧洲保护其总体利益，在普鲁士崛起之后又要在德意志内部加以防范。18世纪晚期的许多战争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都更加变幻莫测。至少从1740年普鲁士夺走西里西亚之后，维也纳在制定其外交和军事政策时总得用一只眼睛牢牢地盯住柏林。这必然使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变得空前复杂：要在德意志内部阻止普鲁士的崛起，奥地利人需要在西方求得法国的援助，并更频繁地在东方请求俄国的帮助。但是法国本身也是靠不住的，还时常需要英奥联盟加以钳制（例如1744～1748年间）。此外，俄国的步步崛起也是一个新的麻烦，特别是当沙皇的扩张威胁到立足于巴尔干领土的奥斯曼人的时候，要知道维也纳也觊觎着这片土地。最后，当拿破仑帝国的挑衅威胁到欧洲所有其他列强的生存时，奥地利哈布斯堡为了同法国霸权作斗争，除了参加任何可以利用的强大同盟以外，别无其他选择。

奥地利的弱点，在18世纪初反对路易十四的同盟战争和18世纪末反对波拿巴的同盟战争中，也许反而不如在这之间的那些战争冲突中暴露得充分。特别是1740年以后针对普鲁士的长期战争最能说明问题，它向人们表明，虽然这一时期在哈布斯堡领土上进行了军事、财政和行政管理改革，维也纳仍不能战胜另一个比它小的德意志国家，后者在军队、收入筹集和官僚机构管理效率等方面都要有效得多。此外，非日耳曼国家如法国、英国和俄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清楚，它们既不希望奥地利消灭普鲁士，也不希望普鲁士吞并奥地利。从更大的欧洲范围来讲，奥地利哈布斯堡已降为准一流大国，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到1918年。它当然还没有跌落到西班牙和瑞典之类国家的地位，并且避免了落在波兰头上的命运。但是，由于它权力分散，民族众多，经济落后，维也纳历届政府要把它变成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宏伟蓝图一次次地成为泡影。然而，要说奥地利已进入穷途末路还为时过早。正如奥尔温·赫夫顿所说：“奥地利帝国坚持拒绝趁机解散（对一些人来说简直是违反常理）。”这说明它仍然具有潜在力量。每一次灾难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又一轮改革，即所谓“重建”。尽管维也纳在着手进行改革时总是困难重重，但帝国仍然拥有相当可观的潜力。每一个研究哈布斯堡王朝衰落的历史学者，对于1792～1815年近24年间面对法兰西帝国势不可当的大军时奥地利的军事抵抗所显示出的顽强，都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解释。

普鲁士的情形，在地理战略上同奥地利十分类似，尽管他们国内情形大不相同。普鲁士迅速崛起并成为北部德意志最强大王国的原因是尽人皆知的，这里只列举一下：大选帝侯腓特烈·威廉（1640～1688年在位）、腓特烈·威廉一世（1713～1740年在位）和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等三位领袖的组织和军事天才；由容克贵族充当军官、花掉国家赋税收入4/5的一支英勇善战的普鲁士大军；建立在规模广大的王室产业以及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基础上相对的财政稳定；雇佣外籍士兵，任用外国企业家；在军需总监领导下闻名于世的普鲁士官僚机构。而且，普鲁士生逢其时，正赶上瑞典的崩溃和动乱不安，混乱而衰微的波兰被瓜剖豆分，而维也纳在18世纪初的几十年中又被一场场战争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位继承问题搅得狼狈不堪，这些都是的的确确的。因此，如果普鲁士国王能抓住良机的话，实际上有许多绝妙机会在等着他们。不仅如此，在填补1770年后北欧出现的“权力真空”时，普鲁士还从它与其他大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上获益匪浅。俄国本身的崛起，有助于牵制（或削弱）瑞典、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而法国又远在西方，通常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事实上，法国有时还可以作为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同盟。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大举入侵德意志的话，法国就很有可能遭到哈布斯堡、汉诺威（因而还有英国），可能还有荷兰以及普鲁士的反抗。最后，如果这一联盟失败，普鲁士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同法国握手言和。对于柏林来说，反法联盟有时是有用的，但并非必须参加。

普鲁士的早期国王们拥有外交和地理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他们纵横捭阖，得心应手。夺取被一些人称为东部工业区的西里西亚，极大地增强了普鲁士的军事经济实力。但是当外交关系不再那么有利时，当腓特烈大帝强大的邻国决心对他的狡诈进行惩罚时，普鲁士在欧洲事务中实际力量的不足，它有限的版图和人口的弱点，在七年战争中就暴露出来了。仅仅由于普鲁士国王及其训练有素的军队不屈不挠的努力，加上他的敌人之间缺乏合作精神，才使腓特烈面对可怕的“包围”得以侥幸逃脱覆灭的危险。但是这场战争使普鲁士在人力、物力上都损失惨重，加上18世纪70年代以后它的军队故步自封，逐渐僵化，柏林根本无力抵抗之后来自俄国的外交压力，更不用说抵抗1806年拿破仑的大胆攻击了。即使晚些时候由沙恩霍斯特、格奈森瑙和其他军事改革家领导的重建工作，也无法掩盖其1813～1815年仍然虚弱的国力。军事上，它那时已经处在俄国的下风。它在经济上严重依赖来自盟国供款者英国的津贴，而且独自还是对付不了法国。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王国像奥地利一样，在一流大国中排在末席，并且一直到18世纪60年代工业和军事变革以前都是如此。

与上述国家比较起来，两个遥远的大国——俄国和美国——相对说来固若金汤。它们没有18世纪困扰中欧国家的战略上两面临敌的困难。的确，这两个未来的超级大国都有一条“支离破碎的疆界”要防守，但无论美国穿越阿勒格尼山脉和大平原的扩张，还是俄国跨过亚细亚平原的扩张，都没有遇到军事上发达的国家对其后方基地造成威胁。它们各自在同西欧打交道时，都享有相对单一“战线”这样一个优势。它们谁都可以向一些已确立其地位的大国挑战，或者至少造成一种牵制。同时，两国由于远离欧洲战场，可以安享免遭攻击的地位。

当然，谈到1660年到1815年这样漫长的一段时期，应该强调美国和俄国的影响在这一时期末比这一时期初更加明显。实际上，在17世纪60和70年代，欧洲人的“美洲”不过是一些孤立的沿海定居点。而彼得大帝统治（1689～1725年）之前的莫斯科公国，几乎是同样遥远，也更加落后。在贸易上，两者都是“不发达”国家，是木材、大麻和其他原料的生产国，都是从英国和尼德兰联邦采购工业品的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与其说美洲大陆是一个实力因素，毋宁说它自己是列国角逐的对象。英国在七年战争结束时（1763年）压倒一切的胜利改变了这种情况。这次战争的结果使法国被赶出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西班牙被赶出新佛罗里达。一旦消除了以前促使他们效忠于威斯敏斯特的外国威胁，美洲的殖民者们这时就可以坚持认为，他们同英国仅仅是一种名义上的联系，如果哪个帝国政府以某种原因否认这一点，就会招致叛乱。更何况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这以前，它的200万人口每30年翻一番；它向西扩展，经济上欣欣向荣，而且有自给自足的粮食和其他许多商品。正像英国人在以后7年付出大量代价才发现的那样，这意味着叛乱各州仅靠海战实际上是攻不破的，而靠从遥遥3000英里以外的本土岛屿调运陆军，也不可能降服这块大陆。

在一个时期内，一个独立美国的存在，对世界力量变化模式的历史产生了两大主要后果。其一是，从1783年以后，在欧洲以外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生产、财富，最终是军事实力的中心。它对全球的实力对比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其他欧洲以外的国家（经济上正在没落的），如当时的中国和印度是不能发挥这种影响的。早在18世纪中叶以前，美洲殖民地就已在海事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开始蹒跚地步入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根据一些材料，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在1776年已生产出比整个英国产出还要多的生铁和铁锭。这以后“产量增长了近50倍，以致到1830年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发达国家中的第六大工业国”。这样的增长速度毫不奇怪。早在18世纪90年代就有观察家预言，美国在下一个世纪里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个后果被感觉到的时间要快得多，特别是英国，一个潜在的劲敌出现在大西洋的对面，威胁着英国的加拿大和西印度属地。英国在欧洲政治中作为“侧翼”大国的作用受到影响。当然，这个问题并不常常出现。由于距离遥远，加上美国的孤立主义，伦敦并不需要像维也纳看待土耳其人或稍后对待俄国人那样认真地看待美国人。然而，17795[5]～1783年和1812～1814年两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表明，如果有一个敌对的美国在背后，英国是多么难以全力从事欧洲的争夺。

沙皇俄国的崛起对国际力量对比有更直接的影响。俄国在波尔塔瓦（1709年）大败瑞典人，使其他大国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此之前遥远而有点野蛮的莫斯科公国，决心在欧洲事务中占一席之地。第一个野心勃勃的沙皇彼得大帝迅速建立起一支海军，以巩固其在波罗的海的新立足点（卡累利阿、爱沙尼亚、利沃尼亚）。瑞典人为避免被这个东方巨人所蹂躏，急忙向英国皇家海军求援。但实际上，受害最大的是土耳其人和波兰人。1796年叶卡捷琳娜女皇去世前，她又为已经十分庞大的帝国增加了20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俄国军队偶尔向西方的侵略似乎更令人侧目。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暴和可怕的顽强，以及1760年他们对柏林的暂时占领，极大地改变了腓特烈大帝对其邻国的看法。40年之后，俄国军队在苏沃洛夫将军的率领下，在第二次反法同盟期间（1798～1802年）积极参加了意大利战役和阿尔卑斯战役。这次远距离作战是1812年到1814年俄国军队不屈不挠地从莫斯科向巴黎推进的先声。

准确评定俄国在18世纪的地位是很困难的。它的军队人数常常超过法国，而且在重要的工业品生产（纺织、炼铁）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是任何敌国，至少是来自西部的敌国很难征服或根本不可能征服的国家。而俄国作为一个“火药帝国”的地位，使它得以打败东方的游牧部落，从而获取更多的人力、原材料和可耕地资源，这必然会增强它在列强中的地位。在政府的指导下，俄国显然决心全力实现现代化，尽管这一政策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往往被夸大了。落后的现象仍然比比皆是：惊人的贫困和野蛮、极低的人均收入、闭塞的交通、恶劣的气候、落后的技术和教育，更不用说罗曼诺夫王朝许多人反动无能的品格了。即使是令人生畏的叶卡捷琳娜，在处理经济和财政事务时也没有多大作为。

尽管如此，18世纪时欧洲军事组织和技术的相对停滞，使得俄国（通过借鉴外国的长处）赶上并超过资源贫乏的国家。俄国人口众多这一原始优势，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战争的规模和速度时才被削弱。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尽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缺陷，俄国军队有时仍是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国家财政的大部分（也许有3/4）拨给了军队，而士兵又都吃苦耐劳，这样，俄国的军队得以发动远距离作战。而这样的战役是18世纪其他多数国家的军队所无法发动的。不错，俄国的后勤供应经常都跟不上需求（劣等的马匹、低效的供应系统、不称职的军官），不能独自进行大规模作战。而1813～1814年向法国的进军，全靠着通过“友邦”的领土和英国的大笔资助。但这些偶尔的作战行动足以给俄国一个令人生畏的名声，甚至早在七年战争前，它就在一些欧洲会议中占据了一个重要地位。人们看到，在大战略方面，还有一个大国可以引入欧洲均势中来，因而有助于保证挫败这一时期法国主宰欧洲大陆的图谋。

18世纪初的作家们，如德·托克维尔论证说，俄国和美国似乎是“上帝意志选定出来支配半个地球命运的”，但他们这样说的时候，仍然通常是指遥远的未来。在1660年到1815年这一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最终把法国从最强大国家之一的地位上赶下来的，是海上大国大不列颠，而不是这些陆上大国。这里地理因素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的作用。英国所处的有利位置，在近一个世纪前马汉的经典著作《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890年）一书中就得到描述：

……如果一个国家占有这样的地利，使它既不必在陆上保卫自己，也不可能存有从陆上扩张其领土野心，那么，同一个拥有陆上疆界的国家相比，由于它的目标一心一意地指向海洋，它就占有一种优势。

当然，马汉的论点是以下面几点作为假定条件的。第一，英国政府不必为其侧翼分心。在英国征服爱尔兰和颁布《苏格兰合并法》后，侧翼基本上平安无事。有意思的是，伦敦对法国在凯尔特人居住的边缘地区偶尔进行的骚扰活动看得十分严重。爱尔兰人的起义比美洲殖民地的暴动离英国家门口近得多，虽然后者给英国造成了战略上的困难，但值得英国人庆幸的是，它的这一弱点从未被它的敌人很好地加以利用。

马汉这段话的第二个假定条件是，海战和海上实力有超过陆战和陆上实力的地位。这是被称之为“海军至上主义”战略学派坚信不疑的信念。而1500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潮流，似乎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主要商路确定不移地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给在西印度群岛、北美、印度次大陆和远东的殖民地和商业冒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这一切都有利于位于欧洲大陆西翼的国家。的确，还需要有一个认识到海上贸易重要性的政府，这个政府要乐于为一支大规模的作战舰队支付款项。在这种先决条件下，英国的政治精英们似乎早在18世纪以前就已经找到了促进国家财富和实力不断增长的窍门。繁荣的海外贸易促进了英国经济，刺激了航海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国家财政提供了资金，同时它还是通向殖民地的生命线。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制成品提供了出路，还为英国提供了许多原料来源，从宝贵的糖、烟草、白棉布，到越来越重要的北美航海用品。而且皇家海军为了英国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在和平时期确保对本国商人的尊重，在战争时期保护他们的贸易并攫取更多的殖民地领土。这样，贸易、殖民地和海军就组成了一个“良性三角”，它们之间互相作用，保证了英国的长期优势。

虽然对英国崛起所作的这种解释部分是站得住脚的，但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像许多重商主义著作一样，马汉的著作也倾向于过分强调英国的对外贸易而忽视国内生产的作用，特别是夸大了“殖民地”贸易的作用。在整个18世纪，英国的农业始终是它财富的基础，而出口（它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也许还不到10%）则常常遭受外国强有力的竞争和关税障碍，对于这一点，无论多么强大的海军力量都无济于事。海军至上主义所持的观点也喜欢忘记如下事实，那就是英国同波罗的海、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所进行的贸易，虽然比糖、香料和奴隶贸易增长要慢一些，但在经济上仍有很大的重要性[6]。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如果长期统治欧洲的话，就会像1806～1812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可能给英国制造业带来沉重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对欧洲政治不闻不问，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从经济角度上讲是愚蠢的。

那些把眼光盯住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的人忽视了另外一点，那就是英国大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陆”因素。在1652～1654年、1665～1667年，以及1672～1674年英荷战争时期，同荷兰进行纯粹的海战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英荷这两个海上大国敌对的根源就是争夺海上贸易。但是1688年光荣革命后，奥伦治的威廉登上了英国王位。此后，英国的战略形势发生了很大转变。在1689年到1815年发生的7次战争中，向英国利益发起挑战的，是以陆地为基地的法国。确实，法国想把这场战争引向西半球，引向印度洋、埃及和其他地方，这些战斗虽然对伦敦和利物浦的商人至关重要，但绝没有对英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直接威胁。只有当法国战胜荷兰、汉诺威和普鲁士，使法国在中、西欧主宰一切，使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聚能够威胁英国海上霸权地位的造船物资，这种前景出现时，才会产生对英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所以，这些年间英国历届政府对欧洲大陆进行的军事干涉，绝不仅是因为威廉三世同尼德兰联邦之间的个人联系，或后来汉诺威王朝的纽带关系。此外，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这个论据反映了伊丽莎白一世对西班牙的恐惧，那就是，英国为了保护自身的长远利益，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仑）的野心，必须给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以援助。根据这一观点，“海上”和“大陆”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1742年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要旨：

一旦在大陆上消除了后顾之忧，法国就会在海上超过我们。我一贯主张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借以牵制法国的力量，保证我们的海上优势。

英国对于想“牵制法国力量”的国家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或者进行骚扰以牵制法军，或派遣比较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国当时的盟国并肩作战。骚扰战略所付出的代价看来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爱，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时则以失败而告终（如1809年的对瓦尔赫伦的远征）。就人力和经费来说，供应一支大陆远征军的花费要大得多，但是，像莫尔伯勒公爵和威灵顿将军指挥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一支大陆远征军更有助于维持欧洲均势。

英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财政援助。英国出钱组织雇佣军来同法国作战，或是直接资助同盟国。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从英国得到多达675.1万英镑的资助。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财政援助的数额就更大了（例如，仅1813年它就给了各盟国1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它提供了6500万英镑的援助）。英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主要是因为商业和贸易的日益增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的繁荣，容许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借债和征税，而不会使国家财政破产。所以，尽管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牵制干涉“法国力量”是非常花费钱财的，但它往往能保证法国无法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持久的进攻，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这样，它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对英国本岛构成进攻性威胁。这些必然会使伦敦有筹集战费并资助其同盟国的需要。地理上的优越性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得以实行其两面战略：“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只有掌握了上述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列强人口增长和陆军／海军力量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表4、表5）

表3 列强的人口（1700～1800年）

（单位：百万人）

表4 陆军规模（1690～1814年）

（单位：万人）

表5 海军规模（1689～1815年）

（主力舰数量）

熟悉统计的读者都知道，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应当极为谨慎。人口总数，特别是早期人口数，仅仅是推测出来的（拿俄国来说，人口数据的误差可能达几百万）。陆军的规模变动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定的日期是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头、中期还是在高潮。而且总数中还常常包括大量雇佣军（例如拿破仑的军队），甚至有被迫参战的同盟国部队。主力舰数量不能说明其战备状态，也不意味着它们配备有训练有素的水兵。此外，统计数字并没有把指挥才能和航海技术考虑在内，也没有表明船员是称职还是疏于职守，是有爱国热忱还是怯懦胆小。尽管如此，上述数字至少粗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向：在人口总数和陆军规模上，法国和迎头赶上的俄国名列榜首；英国的海上地位坚不可摧；普鲁士赶上了西班牙、瑞典和尼德兰联邦；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法国拥有大量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期间，法国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主宰欧洲。

了解了这150年间列强争霸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必须进一步理解上述三个表格所勾画的图景。例如，在陆军规模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尼德兰联邦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这种衰落并不表现在军事财政方面，相反，在这方面，它在一个较长时期里，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小，这一特点掩盖了它仍可以在战略上极大地牵制对手的事实。上述数字同样低估了英国的军事贡献，因为1813～1814年它在维持自己的陆军和拥有14万人的海军的同时，还资助了同盟国约10万人的军队（1813年是45万人）。在分析陆军规模时，在大部分战争中依靠外国财政资助的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实力则往往被夸大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庞大的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和地理战略的障碍，战斗力较弱。俄国军队则因经济落后和战线太长而被削弱。当我们接下来研究这些战争本身时，应该记住各大国的实力和弱点。

赢得战争（1660～1763）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二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荷兰人正垂涎欲滴英国的贸易商圈。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贝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尼德兰联邦，但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的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尼德兰联邦。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贝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厉兵秣马。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尼德兰联邦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尼德兰联邦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无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腐败，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贝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奥地利哈布斯堡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虽然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尼德兰联邦。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十四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翁得利。实际上，到1678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奈梅亨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人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但这并不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奥地利哈布斯堡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因而难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派震惊了新教徒遍地的欧洲。在以后两年之内，土耳其人被打得落花流水，逃出维也纳。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随着声望的提高和军力的强盛，终于可以把他的部分注意力转到西方。至1688年9月，焦躁不安的法国国王决定进攻德国，终将这场欧洲的“冷战”变为“热战”。法国的举动不仅激起大陆上的对手向它宣战，而且还使奥伦治的威廉趁机溜过英吉利海峡，取代声誉扫地的詹姆斯二世，登上了英国王位。

因此，到1689年度，法国孤军同尼德兰联邦、德意志、英格兰、奥地利哈布斯堡、西班牙、萨伏依以及主要的德意志国家作战。这个联盟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令人不安。大同盟的核心实际是由英荷联军和德意志国家组成的。尽管在某些方面这是一个铤而走险的集团，但它们拥有足够的决心、财源、陆军和战舰同太阳王的法国抗衡。10年之前，路易十四或许能够取胜，但在柯尔贝尔死后，法国的财政和贸易已不尽如人意，而且不论是陆军还是海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有压倒优势，但其装备都不足以进行一场持久和远距离的战争。迅速打败一个主要同盟国家也许会打破僵局，但突破口又该选在哪儿呢？路易十四有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呢？在3年时间里，他都举棋不定。1692年，当他终于聚集一支2.4万人的入侵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海上大国”已经非常强大了，它们在巴夫勒尔—拉豪格一举粉碎了法国战舰和驳船。

自1692年起，海上冲突对双方而言都变成了一场针对贸易的、折磨人的破坏性战争。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种袭扰贸易的战略，鼓励其私掠船掠夺英国和荷兰的商船，同时它自己减少了用于制造战舰的拨款。同盟国海军方面则竭力对法国的贸易进行封锁，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压力，这样就使荷兰人放弃了同敌国贸易的习惯做法。双方的措施都未能使对方屈服，却都增加了战争的经济负担，致使这场战争在商人和已连遭几年歉收的农民中间十分不得人心。陆上战役同样耗费巨大，争夺要塞和渡河的战斗进展缓慢：沃邦设计的要塞使法国实际上固若金汤，同样的障碍也使法国难以轻而易举地挺进荷兰或普法尔茨。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保持着一支超过25万人的大军，即使对富裕国家来说，其开销也是可观的。虽然在欧洲以外也进行了战斗（西印度群岛、纽芬兰、阿卡迪亚、印度的本地治里），但这些战斗的意义都不足以扭转欧洲大陆及海上的基本均势。这样，到1696年，托利党的乡绅们和阿姆斯特丹的市民都对苛捐杂税怨声载道，而法国则受饥荒的困扰。这样，威廉和路易都有充分的理由达成妥协。

结果，《赖斯韦克条约》（1697年）虽然允许路易保留早先夺取的一些边境领土，但总的来说恢复了原状。虽然如此，1689～1697年的“九年战争”的结果并非像当代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无足轻重。法国的野心显然在大陆上受挫，其海上实力也被削弱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成果得到了巩固，英格兰确保了它在爱尔兰的侧翼，强化了它的财政制度，重建了陆军和海军。同时，英国、荷兰和德意志不让法国进入弗兰德斯和莱茵兰的传统形成了。这一切的代价尽管巨大，但欧洲的多极政治体系再次被肯定下来。

在厌战情绪笼罩着欧洲大多数首都的情况下，重新燃起战火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当1700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给了路易十四的孙子时，太阳王把这看成是加强法国实力的理想机会。他不与潜在的敌人妥协，而以他孙子的名义迅速占领了南尼德兰，并在西半球西班牙的广大帝国内为法国商人争得了贸易专卖特许权。路易十四的种种挑衅行为，使英国和荷兰极为震惊，促使它们为扼制路易的野心于1701年同奥地利一起进行了另一场同盟战争，这就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同上次战争一样，在这场战争中两大集团的军事力量和财政资源大致势均力敌，这再一次说明：一方可以重创另一方，但无法制服对方。从某些方面看，与1689～1697年战争相比，路易在这场战争中的地位要稳固一些。西班牙人欣然同意做路易十四的孙子——他们的菲利浦五世的臣民。这样一来，两个“波旁国家”就可以在许多战场上携手合作了。从西班牙进口白银肯定使法国财政受益匪浅。此外，法国还全力加强它的战争机器，有一个时期，它的军队达50万人之多。而减轻了巴尔干侧翼忧患的奥地利人，在这次战争中发挥了比上次战争中大得多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果断的英国政府将大量国民资源投入这场战争。它以大量金钱资助德意志同盟国，保持着一支压倒敌人的舰队，还非同寻常地派遣了一支在天才统帅莫尔伯勒公爵率领下的庞大的陆军远征军。这支远征军由4万到7万英国人和雇佣兵组成，联合超过10万人且英勇善战的荷兰军队及同等规模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大军，以挫败路易十四将其意志强加给欧洲的企图。

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大同盟可以使法国或西班牙俯首帖耳。在这两个王国疆域之外，战局的确有利于盟国。莫尔伯勒公爵在布伦海姆的大捷（1704年）重创了法国—巴伐利亚联军，使奥地利摆脱了法国入侵的威胁。稍后的拉米伊战役（1706年）使英荷联军占领了南尼德兰的大部，而在奥德纳尔德之役（1708年）中，英荷联军则无情地制止了法军收复南尼德兰的努力。

在海上，自从非决定性的马拉加之役（1704年）之后，皇家海军和日趋衰落的荷兰海军已经找不到可与之作战的敌主力舰队了。它们充分显示了优势海军力量的机动性。新的盟国葡萄牙从海上得到了支援。同时，里斯本又为英荷舰队提供了一个海军基地，而巴西则提供了黄金。盟国可以派遣军队远征西半球，进攻法国在西印度群岛和北美的领地，海军的突击分舰队则可以追捕西班牙运送金银的船队。占领直布罗陀，不仅使皇家海军占据了控制地中海到大西洋出海口的基地，还分割了西班牙—法国的舰队和海军基地。英国舰队确保了对梅诺卡岛和撒丁岛的强占，保护了萨伏依和意大利海岸免遭法国的袭击。当盟国转入进攻时，英国舰队则为入侵西班牙的大军提供保护和支援，并为进攻土伦提供支持。

可是，盟国海军的这种总体优势并不能阻止法国重新进行商业袭扰。1708年皇家海军被迫建立护航制度，以减少商船损失。正像英国的护卫舰无法阻止法国私掠船偷偷进出敦刻尔克和吉伦特一样，它们也无法建立有效的贸易封锁，因为那将意味着对整个法国和西班牙海岸线进行巡逻。尽管在1709年那个可怕的冬天，英国海军在法国港口外捕获了大量法国运粮船，但也未能使路易十四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帝国屈服。

反法同盟这支只能伤敌不能毙敌的联合力量的弱点，在同法国和西班牙的陆军作战时，暴露得更加明显。到1709年时，同盟国的入侵大军面对西班牙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已无法守住所占领土，只得在短暂地占领马德里之后撤退。在法国北部，英国和荷兰联军再也无法取得像布伦海姆战役那样的大捷，而且到1701年，英国执政的托利党内阁希望和谈，以确保英国的海上利益，并减少军费开支。最后，反法同盟所支持的西班牙王位候选人——查理大公，突然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而使他的合作者丧失了让他同时控制西班牙的热情。于是英国在1712年初开始单方面消极履行战争义务，后来荷兰效仿英国，乃至渴望进而统治西班牙的查理在这一年毫无所获的战役后，也承认需要和平。

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和约条款载入了《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和《拉施塔特和约》（1714年）。总体来看，和约中的最大受益人毫无疑问是英国。尽管英国取得了直布罗陀、梅诺卡、新斯科舍、纽芬兰、哈得孙湾以及西属新大陆的贸易特许权，但它并未忽视在欧洲的均势。实际上，由11个单独条约体系组成的1713～1714年的和解办法，令人满意而又巧妙地巩固了欧洲的均势。法兰西与西班牙王国永久分裂，而英国新教徒的王位继承权得到正式承认。在西班牙遭受失败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得到南尼德兰和米兰（这样一来便加强了对法国的遏制），外加那不勒斯和撒丁。荷兰保住了独立地位，但尼德兰联邦再也不是一个强大的海军和贸易大国了，它被迫投入大部分力量守卫其南部边境。最重要的是，路易十四扩展其王朝和疆土的野心最终被彻底遏制。法兰西民族也因可怕的战争消耗而受到惩罚，其结果之一是，政府债务总额增长了7倍。在欧洲大陆，和约保证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均势，而在海上，英国获得了主宰权。1714年，乔治登基后，重新掌权的辉格党人便急于维护《乌得勒支和约》，第二年，在不共戴天的敌人路易十四死后，居然愿意同法国结盟，这一切都是毫不奇怪的。

在这场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发生的西欧列国中实力的再分配，没有东部发生的变化那样富有戏剧性。东欧国家的边界比西方更加变化不定。大量的领土不是控制在一个开明君主的正规军手里，而是掌握在边境贵族、克罗地亚的非正规军以及哥萨克军队手中。当东欧的民族国家彼此交战的时候，它们常常是在很远的距离作战，并且为了实行某种重大战略打击的需要，它们还使用非正规军、轻骑兵等。与在低地国家进行的战争不一样，这里战争的胜败会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大规模转移，这一点更加剧了列强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和另一些国家的衰亡。例如，仅在这几十年中，土耳其人曾最后一次给维也纳造成大规模的军事威胁，但随即他们再次遭受失败并衰落下去。奥地利、德意志和波兰军队最新的强有力的反击，不仅于1683年从土耳其围城军队手中拯救了这座帝国城市，而且也导致扩大的神圣同盟进行范围更大的战斗。在莫哈奇附近的大战（1687年）之后，土耳其在匈牙利平原的力量被彻底摧毁了。如果德意志和哈布斯堡的军队因为在1689～1697年多次应召对法国作战而使战线巩固下来了的话，那么以后在斯兰卡曼（1691年）和森塔（1697年）再败土耳其人，更巩固了这种趋势。只要奥地利能够将其全部力量集中于巴尔干战线并有欧根亲王那样能干的将领，奥地利哈布斯堡就可以稳固地抵挡土耳其人。虽然哈布斯堡王室还不能像西欧的君主那样有效地治理其多民族的国家，然而它作为未来欧洲大国之一的地位已经确立。

用这种标准来衡量，瑞典就不那么幸运了。年轻的查理十二世在1697年刚一登上瑞典王位，邻国的掠夺本性便抬起头来。丹麦、波兰和俄国都对它们面前这个波罗的海帝国——瑞典的某些部分垂涎三尺。它们于1699年秋天商定，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瑞典。然而，战争一开始，瑞典的强大军队、国王的军事才能以及英荷海军的支援，弥补了它力量方面的明显不足。这3个因素合起来曾使查理一度给哥本哈根造成威胁，并于1700年8月迫使丹麦人退出战争。随后，他把军队运过波罗的海，在3个月之后取得纳尔瓦大捷，大败俄国人。查理在体验了令人陶醉的战斗与征服的喜悦后，把随后的几年用于征服波兰，并向撒克逊推进。

善于回顾过去的历史学家认定查理十二世将其注意力集中到波兰和撒克逊是不明智的，因为这使他的注意力离开了彼得大帝纳尔瓦战败后在俄国强制推行的改革。在众多的外国顾问辅助下，彼得大帝极力广泛借鉴西方的军事技术，他以其在泥沼中修建圣彼得堡的同样魄力，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当查理于1708年统率一支4万人的大军掉过头来对付彼得的时候，也许已经为时太晚。虽然总的说来瑞典士兵在战斗中打得很出色，但瑞典军队仍旧损失惨重，永远也无法摧毁俄国的陆军主力，而且落后的后勤保障还绊住了它的手脚。当查理挥师南进乌克兰并在那里度过1708～1709年的严冬时，这种困难就更加严重了。1709年7月，当大战役在波尔塔瓦爆发的时候，俄国军队在人员数量和所处的防守阵地上都占了很大优势。这场大战不仅使瑞典军队全军覆没，而且当查理只身逃至土耳其并在那里长期流亡时，瑞典家门口的敌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良机。1715年12月，当查理最后回到瑞典时，他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领土已丧失殆尽，芬兰的一部分已落到俄国手中。

又经过数年征战（查理十二世在1718年同丹麦人的一场战争中阵亡），瑞典筋疲力尽，孤立无援，只好在1721年签订《尼斯塔德条约》承认失去其在波罗的海的大部分省份。这时的瑞典已降为二流国家，而俄国则上升为一流大国。彼得为纪念1721年对瑞典的胜利而自称皇帝，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尽管沙皇的舰队在以后衰落了，而且国家也极端落后，但它明确地显示出，它像法国和英国一样，“有能力在不依靠外援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大国独立地发挥作用”。用德约的话来说，在欧洲的东部和在西部一样，现在出现了一个“同欧洲心脏的集中力量相抗衡的力量”。

1715年后英法之间持续了近20年的缓和关系保证了欧洲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这种总体均势。在一场使其对外贸易大伤元气并使国债大为增长（仅支付债款利息的数额就相当于国家的常年收入）的战争以后，法国特别需要喘息一下。此外，伦敦和巴黎的君主政体在其王位继承问题上忧心忡忡，它们对任何改变现状的企图都极其不悦，并且发现在许多问题上两国携手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例如，1719年两国共同动用武力阻止西班牙在意大利推进扩张政策。然而，到18世纪30年代，国际关系的模式再次发生了变化。在这一阶段，法国人对同英国人的联系已不再那么热情，相反，他们试图恢复其昔日欧洲主要大国的地位。如今，法国的王位继承问题已得到解决，和平岁月促进了法国的繁荣，并使其海外贸易大为发展，从而向海上强国发出挑战。当法国在其首席大臣弗勒里领导下迅速改善同西班牙的关系并将外交活动扩展到东欧的时候，英国却在谨慎的孤立主义者沃波尔的领导下，竭力置身于欧洲大陆的事务之外。甚至当法国1733年进攻奥属洛林和米兰，进入莱茵兰时，英国都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由于得不到奉行孤立政策的沃波尔和惊慌失措的荷兰人的任何援助，维也纳被迫与巴黎谈判，并于1738年同巴黎签订妥协性的和平条约。有了在西欧取得的军事和外交胜利，有法西联盟的支持，加上尼德兰联邦对法国心存畏惧，以及瑞典甚至奥地利对法国言听计从，法国的声望达到了路易十四早期以来的顶点。次年，当法国外交当局通过谈判促成第四次俄土战争（1735～1739年）的结束，从而使这两个东方君主国将夺取的领土归还土耳其的时候，法国的声望更是如日中天。

在沃波尔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无视发生在欧洲的这些事件，但商业利益集团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越来越关心英国在西半球利润丰厚的殖民地贸易和互相冲突的殖民者的扩张，为一场争端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9年10月，沃波尔内阁勉强同意和西班牙开战，作为结果而发生的英西战争，如果没有法国决定给予西班牙各种形式的援助，特别是在加勒比海“界线以外”的援助，可能将仅仅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在18世纪进行的一系列地区性战争之一。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相比，波旁政权同英国在海上竞争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由于英国的陆军和海军装备很不完备，不能像国内许多权威人士期望的那样，去征服西班牙殖民地。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死后，玛丽亚·特蕾莎继承了王位。腓特烈大帝利用这个时机于1740～1741年冬天夺取西里西亚，这一连串的事件使欧洲局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使英国的注意力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法国国内的反奥地利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抑制不住其反奥情绪，全力支持普鲁士和巴伐利亚攫取哈布斯堡王朝的遗产。但这必然导致英奥重新结盟，给四面楚歌的玛丽亚·特蕾莎带来了巨大资助，英国政府通过向奥地利人提供援助，通过调停使普鲁士和撒克逊暂时退出战争，通过1743年在代延根的军事行动，为奥地利解了围，保护了汉诺威，消除了法国在德意志的影响。到1744年，英法的对抗演变为正式的战争，冲突更加激烈。法国大军挥师北上，穿过奥属尼德兰的边境要塞，直奔吓得六神无主的荷兰。在海上，皇家海军由于没有遇到波旁王朝舰队的严重挑战，对法国的贸易实行了越来越严厉的封锁。在海外，在西印度群岛，上溯圣劳伦斯河，在马得拉斯周围，沿着通向黎凡特的商路，进攻和反攻连续不断。1743年，普鲁士重新对奥开战，但两年后，又被英国说服，再次退出了战争。英国的钱财资助可以用于维护奥地利的秩序，用于收买雇佣军来保卫汉诺威，甚至还可用于雇佣一支俄国军队来守卫尼德兰。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样打仗花费太大，许多英国人对日益增长的赋税和增加了两倍的国债抱怨不已。但是逐渐地，战争迫使比英国还要精疲力竭的法国寻求一种妥协性的和平。

上面曾讨论过的两个关键因素——地理因素和财政因素，终于迫使英国和法国政府签订了《亚琛和约》（1748年），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到此时，荷兰已处在法国大军控制之下，但这能补偿法国被英国日益加紧控制的海外贸易吗？能补偿法国主要殖民地的丧失吗？相反，如果法国征服了低地国家，英国占领圣劳伦斯河上的路易斯堡，以及在安松和霍克取得的海战胜利又有什么益处呢？结果，外交谈判使得原状全面恢复，仅以腓特烈征服西里西亚为一个重要的例外。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看，《亚琛和约》实质上仅是一个停战协定，而不是一个持久的和平条约。它使玛丽亚·特蕾莎急于报复普鲁士，使法国考虑如何在陆上取胜的同时也在海上取胜，并使英国处心积虑地要在下一场战争中不仅将它的劲敌在海上和殖民地战争中彻底打败，也要在大陆战争中把它彻底打败。

在北美殖民地，英国和法国的移民（每一方都有印第安人和当地一些驻军的援助）在18世纪50年代初，一再发生冲突。“停战”一词简直是有名无实。这种棘手的军事对抗对两国政府来说几乎是无法控制的，更何况每一个国家本土都有一个“爱国者集团”，他们向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支持本国殖民者，并助长这样一种看法，即一场关系到你死我活的重大斗争正在进行中——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争夺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流域地区，而且是为了加拿大、加勒比海、印度，不，是为了除欧洲以外的整个世界！到了1755年，在双方都派出更多的援军并使各自的海军处于战备状态的情况下，其他国家为适应即将到来的又一场英法战争而开始调整各自的战略。对于当时已沦为二流国家的西班牙和尼德兰联邦来说，它们极为担心自己的国家会葬身在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冲突中。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持中立，虽然这对像荷兰人那样的商人来说是极为困难的。

然而，对于东部君主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来说，在18世纪50年代中期避开一场英法战争是不可能的。第一个原因是，尽管某些法国人鼓吹应该把仗打到海上和殖民地去，但是巴黎自然倾向于通过进攻汉诺威来打击英国，这是岛国人战略上的阿喀琉斯[7]之踵。虽然这样一来，法国不仅会使德意志各国发生惊慌，还会迫使英国人去寻找一个可以用金钱资助的盟国在大陆上扼制法国。第二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奥地利横下一条心，要从普鲁士手中收复西里西亚，而女皇伊丽莎白统治下的俄国也在寻机惩罚桀骜不驯、野心勃勃的腓特烈。这些大国各自都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普鲁士超过15万人，奥地利近20万人，俄国大约33万人），并且都在筹划出击的时机，但是它们都得从西方争取金钱资助以维持其军队的规模。最后，如果这些东部对手的任何一方在巴黎或伦敦找到“搭档”，那么其他各方就会被迫加入对方阵营，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样看来，1756年著名的“外交革命”，从战略上讲似乎仅仅只是重洗一遍牌而已。法国摒弃同哈布斯堡王朝的前嫌，加入到奥地利和俄国阵营对普鲁士作战，而柏林则取代维也纳，成了伦敦在大陆上的盟国。乍看起来，法—奥—俄同盟似乎占了上风。从军事角度上讲，它比对手拥有决定性的优势，而到1757年，腓特烈失去了他早先夺取的所有领土，坎伯兰公爵指挥的英德联军已缴械投降，这使汉诺威以及普鲁士本身都处于前途险恶的境地。梅诺卡岛已落入法军之手，在更遥远的战场上，法国及其当地盟友也取得了节节胜利。撕毁《乌得勒支和约》，对奥地利来说是撕毁《亚琛和约》，看来是唾手可得了。

这种情况没有发生的原因，在于英—普联盟在3个重要方面占了优势：领导才能，财政支撑能力，以及陆军、海军的战略战术。腓特烈的治国才能和军事才能是毋庸置疑的，他成功地把普鲁士举国上下的力量全部集中于夺取军事上的胜利这一目标，他在战场上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然而功劳或许应该主要归于英国的老皮特，他不是独裁君主，仅仅是政治家中的一员，他不得不同那些敏感的、嫉妒他的同僚们，同变化不定的公众和一个新登基的国王巧妙周旋，与此同时，他还要贯彻、实行一种有效的大战略意图。他所取得的成就无法简单地用英国夺取的几个产糖的岛屿或颠覆法国支持的几个印度土邦王来衡量，因为如果英国的敌人占领汉诺威和消灭了普鲁士，所有这些都只能是暂时的。皮特逐渐意识到，通向最后胜利的成功之路，在于用一项“大陆”战略来弥补大家所热心的“海上”战略之不足，其条件是向腓特烈的军队提供大规模的资助，并向在德意志的一支规模可观的“警戒大军”付款，以保护汉诺威并扼制法国。

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必然依赖于国家充足的资金来度过年复一年耗竭人力和资源的战争。腓特烈和他的税收官们使尽浑身解数在普鲁士募集资金，但是如果同英国相比，普鲁士的实力就黯然失色了。英国在大战高潮时，拥有一支超过120艘主力舰的舰队，军需花名册上有一支超过20万人的军队（包括德意志雇佣军），同时还为普鲁士提供资助。实际上，七年战争花费了财政大约1.6亿英镑，其中6000万英镑（37%）是在金融市场上募集的。虽然国债的进一步增长引起了老皮特同僚们的不安并导致他于1761年10月下台，但该国海外贸易却在增长，使得关税收入增加并促进了全国的繁荣。这是利润转化为实力、英国的海军力量被用来（例如在西印度群岛）保障国家利润增长的一个极好例证。正如英国驻普鲁士大使曾被告知的那样，“我们在做士兵之前必须先做商人……贸易和海军力量互相依赖，而且……本国的真正资源财富仰仗于它的贸易”。相反，所有其他交战国的经济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严重损失，即使在法国国内，法国总理舒瓦瑟尔公爵也悲哀地承认：

在目前情况下的欧洲，决定大陆均势的是殖民地贸易及海军力量。像所有其他没有贸易大国津贴就不能打仗的国家一样，奥地利王室、俄国王室和普鲁士国王不过是二流君主而已。

英普联盟所显示的陆军和海军军事艺术，至少是在初期的挫折之后，从几方面体现出来。在海上，安松麾下庞大的皇家海军逐步建立了对法国大西洋各港口的封锁，并且还有余力在土伦港外筑起一道屏障，同时重新夺回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当舰队在拉各斯附近、卡塔赫纳真的进行交锋的时候，霍克率领举世无双的舰队在狂风暴雨中对孔夫朗的舰队穷追不舍，把它直逼进基伯龙海港。在这些战斗中，英国海军一再显示出高超的航海技术。不仅如此，有全面后勤供应系统的英国海军分舰队，对法国进行了全天候的封锁。英国的封锁政策不仅扼制了法国大部分海上贸易，因而保护了英国的商业及其领土的安全，而且还阻止了法国向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印度派遣足够的增援部队。1759年是充满奇迹的一年，法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先后落入英国之手，这极大地鼓舞了英德联军在明登击溃法国两支大军取得大捷。当西班牙在1762年愚蠢地参战时，同样的命运也落到了它在加勒比海和菲律宾的殖民地头上。

与此同时，勃兰登堡王室也已经看到它自己的一个“奇迹”。在罗斯巴赫和洛伊腾两场大战中，腓特烈不仅分别摧毁了一支法国大军和一支奥地利大军，而且还挫败了这两个国家逼近北德意志的企图。1760年腓特烈在利格尼茨和托尔高再次击败奥地利人后，维也纳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然而，单单这些战役的代价，就在慢慢地拖垮普鲁士的大军（仅在1759年就损失6万士兵），而劲敌俄国却已被证明要强大得多，部分是因为伊丽莎白对腓特烈的刻骨仇恨，但主要是因为同俄国大军的每一次遭遇都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不过其他各交战国都有同感，法国急于同现在也准备讲和的英国达成妥协，但这时普鲁士发现它还有足够力量阻止奥地利人和俄国人前进，直到1762年伊丽莎白去世拯救了他们。伊丽莎白死后，新沙皇彼得迅速退出战争，这样一来，不论奥地利还是法国，除了在恢复战前欧洲态势的基础上和解以外，不可能期望任何更好的结果。恢复欧洲战前态势实际上意味着那些要摧毁普鲁士的国家的失败。

在1762～1763年和解中获利的显然又是英国。即使把夺取的各地、领土交还给法国和西班牙以后，英国仍然在西印度群岛和西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基本上肃清了法国在印度的势力影响，最重要的是英国已成为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主宰。这样，英国就占有了比洛林、西里西亚及大陆国家激烈争夺的其他更辽阔、富饶的土地。此外，英国在欧洲范围内扼制了法国外交和军事上的野心，从而确保了总的均势。相比之下，法国不仅在海外损失惨重，而且与1748年不同，它在欧洲本土也失败了。事实上，法国陆军在战争中毫无生机的表现，预示着欧洲的重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1772年第一次瓜分波兰时，法国的意愿受到普遍的忽视就证实了这一点。所有这一切正合英国各界的口味，他们对自己在欧洲以外的霸主地位心满意足，因而不希望被卷进欧洲大陆去承担义务。

赢得战争（1763～1815）

在英法下一阶段的斗争到来之前，有一段十几年的“喘息时期”，这段时期对英国命运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提供了些许暗示。七年战争使列强可征税的财力和社会结构紧张到了极点，以致大多数领导人都不敢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当时各国都在进行反省和改革。腓特烈被这场战争给普鲁士带来的损失（50万人死亡，包括18万士兵）所震惊，他宁肯过一种稍微平静些的生活。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队虽然在战争中损失了30万人，但它本身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太坏，可是，整个政府系统明显需要变革，这些变革无疑会引起地方上的不满（特别是在匈牙利人中间），并要耗费玛丽亚·特蕾莎的大臣的精力。在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处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改革，还要镇压普加乔夫的起义（1773～1775年）。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俄国继续向南扩张，也没有阻止它吞并波兰的种种阴谋活动，但这些仍然可以算做是地区性争端，不可与七年战争中各国疲于应付的全欧大联盟同日而语。东方君主们不再那么重视他们同西方各君主政体之间的联系了。

在英国和法国，国内事务也占据了中心地位。两国国债可怕地增长，使它们都努力寻求开辟新的财源，并进行行政机构改革。这些努力造成的争论为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同反对派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火上加油，使法国国王同最高法院之间的矛盾更加恶化。英国政府忙于这些紧急事务，不可避免地对欧洲的外交政策比老皮特时期更加没有计划性，更注意反省，英国同美国在税收和实施贸易法令及航海法令的问题上日渐尖锐的争执，加强了这一趋势。但在法国一方，外交政策事务并没有完全被对国内事务的关注所压倒，实际上，舒瓦瑟尔公爵及其继任者们对1763年法国的惨败痛定思痛，正在为加强法国未来的地位而采取措施。虽然国家急需开源节流，法国政府仍然逐步建立起一支海军，同西班牙的“家族联系”也进一步加强了。的确，路易十五对舒瓦瑟尔公爵在1770年围绕福克兰群岛的冲突中大力支持西班牙同英国打仗不以为然，因为在该处一场大国之间的战争只会造成财政上的灾难。但是，法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反对英国并竭力从英国在海外所遇到的任何一点麻烦中获取好处。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当伦敦同北美殖民者之间的争吵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时，英国所处的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比1739年或1756年虚弱。造成这种结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结为个人素质。不论诺斯、谢尔本伯爵，还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能提供全国性的领导，也提不出一项首尾一致的大战略。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者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此外，英国实力的两大支柱——经济和海军——这些年也遭削弱。在七年战争中蓬勃发展的对外出口，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停滞了，在整个18世纪80年代，由于殖民地的抵制及同法国、西班牙和尼德兰的冲突日益加剧，英国的对外出口实际上下降了。在15年的和平时期，皇家海军全面削弱，它的某些海军将领同建造军舰的原木一样没有经过什么风雨。当法国于1778年参战时，英国决定放弃对法国的严密封锁战略。这虽然能减少英军战舰的损失，但实际上英国却拱手交出了制海权，向直布罗陀、西印度群岛和北美沿岸派遣援军并不能代替有效地控制法国海岸的“西方出入通道”。控制这些通道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阻止敌人派遣舰队到那些遥远的战场去。等到1782年罗德尼取得桑特大捷以及解除直布罗陀之围以后，皇家海军便重振军威，再次确定了它的制海权。此时北美洲的战争基本上已接近尾声。

但是，即使皇家海军装备精良，英国的政治家们运筹得当，1776～1783年的战争还是包含了英国在18世纪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所未曾遇到过的两个战略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北美的起义一旦蔓延开来，英国军队要进行镇压，就得在离本土基地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进行大规模的“陆上”作战。同伦敦早先的愿望相反，仅靠海上的优势并不能使基本上自给自足的殖民地人民屈膝投降（尽管它可以明显地阻碍殖民地从欧洲输入武装弹药和补充兵员）。征服并防守整个美国的东部疆域对拿破仑的大军来说尚且是一个困难的任务，更不用说18世纪70年代英国人率领的部队了。遥远的距离及其造成的交通上的迟缓，不仅阻碍了从伦敦甚至从纽约进行的战略指挥，也加重了后勤保障的困难：“英国部队在北美所需要的每一块饼干、每一个士兵、每一粒子弹，都要经过3000英里的大洋运来。”虽然英国陆军部作了重大改进，但运输船只的缺乏和物资征购的困难仍然十分严重。此外，殖民地是一个政治、军事分散的社会，因而占领一两座城镇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只有当英国的正规军占领了出事的地区时，英国政权才能胜利。而军队一旦撤出，起义者们就重新压制忠于英国的那些人。如果在20年前征服法属加拿大尚需5万英国士兵和殖民地的大规模支援的话，那么现在要重新恢复帝国的统治又需要多少英国士兵呢？15万？25万？一位历史学家曾断言：“恢复英国在美国的权力，是用军事手段无法解决的问题，无论军事力量运用得多么得当。”

英国大战略中第二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是，这一次英国是孤军作战，没有一个愿意牵制法国的欧洲伙伴帮助它。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这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上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外交上的问题。英国在1762年后同普鲁士断绝关系，对西班牙盛气凌人，对像丹麦和尼德兰联邦这样的中立国的航运业采取高压手段，此外，它还未能取得俄国的支持，因此，英国正为上述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于是，英国发现它自己不仅在欧洲是孤家寡人，而且到了1780年，还要面对一个可疑的武装中立联盟（俄国、丹麦、葡萄牙）以及一个充满敌意的尼德兰联邦。而这时，英国在对付北美的暴动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方面已经是力不从心、疲于奔命了。然而，英国外交上的无能还远不只此。如上所述，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东部各君主国已同西方分道扬镳了。它们全神贯注于波兰的前途、巴伐利亚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同土耳其人的关系。如果法国像在路易十四时代那样，一心要成为“欧洲仲裁者”的话，这种分道扬镳就不可能发生。但是法国的军队在“七年战争”之后已相对衰落，而且它在政治上也没有插手东欧的事务。这就使伦敦对1779年以后法国动向的密切关注在它以前的盟国那里找不到市场。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下的俄国人对英国大概是最同情的了，但是如果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将被彻底消灭，它也不会从中干涉。

最后，还有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法国曾一度采纳舒瓦瑟尔公爵过去的论点，它顶住了进攻汉诺威或恐吓荷兰人的诱惑。同英国的战争只能在海外进行。这样一来，就使英国传统战略的“海军”力量同“大陆”力量脱节了。法国人破天荒地头一次将它全部的力量集中在海战和殖民地战争上。

其结果是重大的，它还有力地驳斥了英国孤立主义分子的论点，他们认为英国最适合于打一场没有大陆盟国和大陆战斗拖累的海上战争。在“七年战争”中，法国海军一年仅得到3000万里弗尔的财政拨款，这是给法国陆军拨款的1/5。从18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海军的军费预算稳步上升，到1780年它的总额达到大约1.5亿里弗尔，到1782年则达到了2亿里弗尔。当法国参战时，它拥有52艘主力舰，其中许多比同级的英国军舰吨位要大。这一数字很快就增加到66艘。此外，还可以加上有58艘主力舰的西班牙舰队。到了1780年，又有一支由不到20艘可以作战的战舰组成的荷兰舰队。虽然英国皇家海军仍然比它任何一个单独的对手都要强大（1778年它有66艘主力舰，1779年有90艘），但它发现自己常常是寡不敌众。1779年，英国皇家海军竟然失去了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一场法国、西班牙的入侵看来完全可能发生。1781年格雷夫斯率领的英国舰队同德·格拉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在切萨皮克外进行了一场遭遇战，法国舰队数量上的优势使英国舰队处于困境，从而导致了康沃利斯侯爵在约克镇兵败投降，有效地结束了美国战役。即使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扩大、敌人舰队的规模缩小的时候（1782年英军拥有95艘主力舰，法国73艘，西班牙54艘，尼德兰联邦19艘），英国海军所占的优势仍然太小，不足以完成以下任务：保护北大西洋上的商船队，定期接济直布罗陀，守卫波罗的海出海口，向印度洋派遣分遣舰队，以及为加勒比海的军事行动提供支援。英国的海军力量不再像以前的战争中那样天下无敌了，它的制海权只是暂时的，局限于某些地区。英国人的不幸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同法国陆军不在欧洲作战这一事实有关。

事实上，到了1782年，为维持如此庞大的一支海军而造成的财政压力，已经损害了法国经济并迫使法国做某些收缩。法国难以弄到船用物资，更严重的是缺乏水手。此外，一些法国大臣担心这场战争使法国过度地将精力和资源分散到欧洲以外，因而使它不能在欧洲大陆发挥任何作用。政治上的这种考虑，加上同时害怕英国人和美国人很快会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促使巴黎希望及早结束战斗。经济上，法国人的荷兰和西班牙盟友也同样情况不妙。但是，虽然英国财政上的忍耐力要强一些，1782年以后出口显著上升，皇家海军的境况在逐渐改善，但这一切都不可能力挽狂澜，转败为胜，也不可能在眼见北美殖民地就要丢失的情况下，说服国内的各个政治派别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在1783年《凡尔赛和约》中英国做出了让步（梅诺卡岛、佛罗里达和多巴哥），但这未必就是1763年英国取得的巨大利益的逆转，法国可以说对一个独立合众国的建立及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遭受的打击应该感到心满意足了，从巴黎的角度来看，虽然代价很大，但是在七年战争中被打破的战略平衡如今已明显恢复。

相比之下，1763年以后，几十年间，三大君主国的策略计谋并未严重改变东欧地区的战略均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之间关系的三足鼎立的性质，不论柏林、维也纳，还是更为踌躇满志的圣彼得堡，都不想挑动另外两个国家组成反对自己的联盟，也不想卷入一场像七年战争那种规模的大战。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1778～1779年）时，普鲁士对企图扩张的奥地利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抵抗。这场战争短暂而极其谨慎的交锋，仅仅证实了它们普遍希望避免为一场大国争斗而付出高昂的代价。因此要进一步获取领土只能是各国进行外交“交易”，这种交易是靠牺牲弱小国家特别是波兰的利益来实现的。波兰在1772～1773年、1793年和1795年相继三次被瓜分。在以后的几个阶段，波兰的命运越来越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受叶卡捷琳娜二世镇压华沙“雅各宾党人”的决心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西方反法战争失败而在东方获得补偿的企图的影响。然而，这三个国家对法国大革命这种新的关注，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三国相互对抗以及这些年间三个东欧国家彼此寻求勉强妥协的政策。

在这种三角关系的地理和外交范围内，俄国的地位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相比，继续得到改善，这是毫不奇怪的。俄国尽管落后，但受到攻击的威胁却比它的两个西方邻国小，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都极力与令人畏惧的叶卡捷琳娜和解。瓜分波兰时，这种情况以及俄国历来加在波兰身上的影响，使圣彼得堡取得了这个倒霉国家的最大一部分领土。此外，俄国在南方有一条开放的、支离破碎的边界，它借此在18世纪70年代初夺得了土耳其的大片领土。1783年，俄国正式吞并了克里米亚；1792年，又夺取了黑海北海岸的一系列领土。所有这一切都证实了奥斯曼帝国战斗力的衰弱，同时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暗地里忧心忡忡。另外一些国家（1788年时的瑞典，1791年小皮特领导下的英国）对俄国也同样不放心。它们想尽办法来挫败俄国的扩张主义。但是，由于维也纳和柏林急于逢迎圣彼得堡，西方大国又心有旁骛，无法在东欧发挥持久有效的作用，使沙皇帝国的国运得以日益兴盛。

在这种局势下，1792年前的约10年中，国际关系的格局几乎没有显示出正在迫近的大变动迹象。这主要是因为大国间偶尔发生的争端仅仅是互无联系的地区性事务，似乎并不存在对总体均势的威胁。如果说东欧大国在忙于确定波兰和奥斯曼帝国的未来，那么历来围绕低地国家的命运和“竞争着的商业帝国”所进行的你争我夺，则占据了西欧列强的注意力。英国和西班牙围绕努特夫海峡的一场冲突（1790年），把两国推向了战争边缘，直到后来西班牙勉强屈服才算了结。英法两国1783年以后各自都精疲力竭，它们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是两国的贸易竞争仍在继续。在1787～1788年尼德兰国内危机时期，武断专横的小皮特鼓动普鲁士趁机率军将尼德兰的亲法“爱国”派赶下台，这时，英法之间的相互疑忌便很快表露无遗。

小皮特内阁十分活跃的外交活动不仅反映了小皮特本人的个性，也体现了自1783年受挫后，英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已得到很大的恢复。美国殖民地的丢失并没有影响英国在大西洋的贸易。实际上，对美国的出口还在日益增长。英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市场比法国拥有的份额更大。在1782～1788年的6年中，英国的商船队在数量上增加了一倍还多。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发展，它受到本国和海外消费需求的刺激并得到大量新发明的推动。而且农业生产率与日益增长的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同步增加。小皮特的财政改革改善了英国的财政状况，恢复了它的信誉。而且海军总是得到大量拨款。此时的皇家海军战舰如云，指挥有方。有了这些坚强的后盾，英国政府深信，一旦国家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在海外发挥更积极的作用。然而，总的来说，白厅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领袖们并未预料到欧洲即将发生一场大国间的战争。

但是，为什么欧洲没有被一场全面冲突所震撼呢？最明显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法国日益恶化的处境。1783年胜利以后的几年中，法国的外交地位似乎空前巩固，国内经济以及它同西印度群岛和黎凡特的海外贸易也正迅速增长。然而，1778～1783年战争的绝对损失总额超过了法国在前三场战争中损失的总和，加之国家财政制度改革的失败，与日益严重的政治不满、经济萧条和社会混乱互相影响，使得法国旧制度信誉扫地。1787年以后，随着国内危机加深，法国愈加无法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法国在尼德兰的外交失败，主要是因为法国政府意识到，在财政上它承担不起对英国和普鲁士的大战，而法国议会对路易十六的宣战权提出异议，则是法国在努特卡海峡争议中撤回对西班牙支持的原因。总之，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法国很快就会图谋推翻欧洲的整个“旧秩序”。

于是，在20多年中耗费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力的冲突，缓慢而又时起时伏地展开了。在巴士底狱陷落后的一段时期里，法国人还只是关注国内斗争。尽管法国政治变得越来越激进，使得某些外国政府非常担心。但是随之发生在巴黎和外省的动乱则表明，法国在欧洲强权政治体系中已变得无足轻重了。基于这个原因，直至1792年2月，小皮特已在谋求削减英国军事开支。而在东欧，三大君主国更热衷于瓜分波兰。仅仅因为关于亡命者阴谋恢复波旁王朝的谣言日益增多，以及法国革命党人在边境地区推行更富侵略性的政策，外部事变和内部事变才逐步升级为战争。反法联军在越过法国边境时行动迟缓，举棋不定。反映出它们对这场战争的准备是多么不充分。这种情况使革命党人在瓦尔米的意外遭遇战中（1792年9月）大获全胜。只是到了第二年，当法军的胜利威胁到莱茵兰、低地国家和意大利，以及处死路易十六充分显示了巴黎新制度的极端共和主义倾向时，战争才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展开。除普鲁士和奥地利哈布斯堡这两个最初的交战国外，现在，以英国和俄国为首的一系列国家，包括法国的所有邻国，都加入到反法战争中来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反法同盟（1793～1795年）惨败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但在当时，这一结果却令人吃惊和沮丧，这场战争中双方力量的悬殊毕竟比以往所有战争都大。在这一事件中，法国革命本身的原动力导致采取孤注一掷的措施——全民皆兵，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来同法国那人数众多的敌人战斗。此外，还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1789年前的20年或30年间，是法国军队进行改革非常重要的时期，诸如组织指挥、参谋计划、炮兵的运用以及作战战术等都进行了改革。战争爆发后，法国大革命所做的，就是扫除贵族对新思想的阻碍，使改革家获得把自己的观念付诸实施的机会（和人员）。在国内采用“总体战”方法和在战场上应用新战术，是法国人新释放出来的能力的反应，正像反法联军军事行动的谨小慎微和犹豫不决是旧体制习惯的表征一样。法国以受热情激励并冒长途跋涉和进攻策略风险的近65万法国大军，很快就占领了邻国领土，这意味着从此以后，维持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的大部分负担将落在法国边境以外人民的身上，这必然会使法国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因此，任何国家要想阻挡法国猛烈的扩张主义，就必须找到一条可行的途径来对付这种打破常规的新作战形式。这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法军在其早期将领杜穆里埃将军指挥下的作战行动，甚至在拿破仑指挥下的规模大得多、更加精心策划的战役，都暴露出在部队组织、训练以及后勤保障和交通联络方面的弱点。一支训练有素的敌军完全可以有效地利用这些弱点，但是这样训练有素的对手又在哪里呢？反法联军年迈的将领们以及行动迟缓、受辎重拖累的部队，在坚不可摧的法军军阵和蜂拥而上的士兵面前，战术上极不得当。然而，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法国的对手们缺少必要的政治协调和明确的战略。很显然，旧制度不能以卓越的政治信念激励它们的士兵和民众。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被令人陶醉的革命思想所吸引。只是在很久以后，当拿破仑的军队由“解放”转为征服和掠夺的时候，他们才得以靠爱国主义来挫败法国的霸权野心。

此外，在开始阶段，同盟中没有几个国家认真对待法国的威胁，同盟各成员之间对其作战目的和战略缺乏总的协调。各成员国在向英国要求日益增多的财政资助时，同盟合作上的不稳固状况便暴露无遗。革命战争的前几年恰逢波兰的灭亡，并被其冲淡了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虽然恶毒地咒骂法国大革命，但她更关心的是消灭波兰的独立，而不是出兵莱茵兰。这使得已从早期西部战役中清醒过来的焦急不安的普鲁士政府，把越来越多的军队从莱茵河调至维斯图拉河。普鲁士的这一举动又迫使奥地利在其北部边境驻扎一支6万人的大军，以防俄国和普鲁士向仅存的波兰领土推进。1795年波兰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被瓜分，可见，波兰作为法国的盟友在灭亡时所起的作用比它作为一个现实而能动的国家更大。此时，普鲁士已向法国求和，并将莱茵河左岸地区拱手交给了法国。这样，就使德国处于左右为难的中立地位，从而让法国能够将其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方。多数弱小的德意志国家都仿效普鲁士的这种做法。尼德兰被打败，变成巴达维亚共和国。西班牙脱离反法同盟，重新回到了以前同法国结成的反对英国的联盟中。

现在就只剩下撒丁王国，它在1796年初被拿破仑打败；时运不济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在被赶出意大利大部以后，被迫签订《坎波福尔米多和约》（1797年10月）；此外就是英国。尽管小皮特有心仿效其父阻止法国的扩张，但是英国政府也未能以必要的决心和明确的战略来进行这场战争。英国在1793～1795年派往弗兰德斯和荷兰的远征军，在约克公爵的指挥下，既缺乏足够的力量，又没有高人一筹的作战经验来对付法国的军队，最终只能是大败而归，其残部经不来梅撤回英国本土。此外就像在这前后经常发生的那样，英国的大臣们（如邓达斯和小皮特）宁愿采取“英国的作战方式”——殖民战争、海上封锁、袭击敌人的海岸线，而不情愿在大陆上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在英国皇家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其对手法国海军兵力分散的情况下，这看来是一种颇有吸引力的简单易行的选择。但英军在1793～1796年西印度群岛的战斗中由于疾病流行而大量减员，这说明伦敦为其兵分多路的战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4万人死亡，4万人丧失战斗力，这一数字超过了英军在西班牙半岛战争中的伤亡总数，这些战役还至少耗费了1600万英镑。英国对欧洲以外战区控制权的逐步加强或它对敦刻尔克和土伦采取的外围作战行动，能否抵消法国势力在欧洲的日益增长，颇值得怀疑。最后，普鲁士和奥地利为维持其战场上的军队，要求英国提供的援助数额惊人地增长，因此英国人不可能如数提供。换句话说，英国的战略既无效果，又颇费钱财。而在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支付现金，英国海军在斯皮特黑德和诺尔两地发生哗变，这两个事件动摇了——至少暂时动摇了英国整个战略体系的根基。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精疲力竭的奥地利人终于向法国求和，并同其他国家一道接受了法国在西欧的主宰地位。

如果说英国无法在陆上打败法国，那么反过来法国的革命政府也不可能削弱英国的海上霸权。由于当地驻军守卫森严以及气候恶劣，法国早先几次入侵爱尔兰、袭击英格兰西海岸的企图都无功而返。尽管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停止支付现金造成了一时的恐慌，但英国的信贷系统仍很坚挺。西班牙和荷兰加入法国一方作战以后，英国在圣文森特角海面摧毁了西班牙舰队（1797年2月），并在坎珀当给予荷兰军队沉重打击（1797年10月）。法国的新盟国还逐渐丧失了它们在东印度和西印度群岛、科伦坡、马六甲和好望角的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又为英国的贸易提供了市场，为海军分遣舰队提供了新的基地。小皮特及其大臣们不愿按照法国提出的苛刻条件议和，他们决心同法国继续打下去。随着法国沿英吉利海峡集结部队，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既是为了帝国的安全，也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支付这场战争，英国政府开征了所得税，并筹借了新的贷款。

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法国和英国在以后20年的战争中，都面临着重大的战略抉择。法国和英国就像一头大象和一头鲸鱼，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里都是庞然大物。但是英国靠扼制海上航路并不能独自打破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而拿破仑虽然在军事上独霸欧洲，却也不能使英国的居民投降。此外，只要英国依旧傲然独立，只要它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供应军火，甚至可能派兵干涉，巴黎政府就没有把握让其他的大陆国家永远接受法国的统治，因为法国抢占邻国领土以及政治上对邻国的欺凌激起后者极大的不满。这显然也是拿破仑的看法，他在1797年说：“让我们集中全力建造一支自己的舰队并摧毁英格兰。一旦我们实现了这一点，整个欧洲就会匍匐在我们的脚下。”由于大陆上取得的军事胜利还不足以制服英国，所以法国就只有通过同英国打一场胜利的海上战争和一场贸易战才能实现其目标。反过来也是这样，既然英国皇家海军的海上霸权也不足以使拿破仑低头，它就需要直接出兵干涉，争取同盟国，向拿破仑在陆上的统治地位发起挑战。只要交战一方控制着大陆，另一方霸占着海洋，双方就都会感到坐立不安。要想打破这个平衡，双方都必须采用新的方法，寻求新的盟国。

拿破仑改变均势的企图非常大胆，也十分冒险。他利用1789年夏季英国在地中海的虚弱地位，统率3.1万人张帆渡海，入侵埃及。这样一来，他就把自己置于可以扼制黎凡特、奥斯曼帝国和通往印度航路的位置。几乎与此同时，另一支远征爱尔兰的法国军队牵制了英国。如果大获全胜的话，法国的每一次行动都会给英国已经摇摇欲坠的地位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入侵爱尔兰的战斗行动规模太小，而且为时已晚，因而在9月初法国的入侵就被击退了。此时，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纳尔逊在阿布基尔击溃法国舰队和拿破仑随后在埃及“被扣”的消息。法国当初的担心一点儿也没错，法国遭受的这一挫折立刻鼓舞了所有憎恨法国统治的国家放弃中立并加入第二次反法同盟（1798～1800年）。现在除了较小的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外，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也站到英国一边。它们一边集结军队，一边为争取更多的援助而讨价还价。法国在丢失了梅诺卡岛和马耳他岛以后，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为俄奥联军所败，拿破仑自己在地中海东部各国又一筹莫展，不能获胜，法国看上去已岌岌可危了。

然而，第二次反法同盟像第一次一样，是建立在不牢固的政治和战略基础之上的。值得注意的是普鲁士没有参加这次同盟，因而反法联军不可能在德意志北部开辟一条战线。那不勒斯国王过早发动的一次战役遭到惨败。准备不足的英俄联军对荷兰的远征因未能唤起当地居民反对法国统治，也不得不撤退。从这些失败中，英国政府非但没有得出在大陆上应扩大军事行动规模的结论，反而又退回到对敌人海岸线实施“袭击”的传统政策上去了。英国政府采取这种做法，是由于它清醒地认识到，征集一支大军到大陆上作战将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引起困难。但是，英国对贝勒岛、费罗尔、加的斯和其他地区的小规模进攻，对实现战略目的都没有多大益处。更糟糕的是，奥地利和俄国在保卫瑞士的时候缺乏精诚合作的精神，因而俄军被法军赶过了东部山区。在这种情况下，沙皇对同盟国不再抱幻想，这种情绪进而转化为对英国政策的怀疑。沙皇甚至情愿同刚刚从埃及溜回法国的拿破仑休战言和。俄军一撤退，法军的雷霆万钧之势就全部冲向奥地利人。法军在马伦戈和赫希施塔特（两个战役都在1800年6月）以及6个月以后在霍恩林登大败奥军，再一次迫使维也纳求和。到1801年，由于普鲁士和荷兰浑水摸鱼，趁机征服了汉诺威，而西班牙则向葡萄牙发起进攻，英国人就像他们在3年前一样，几乎又是孤家寡人了。在北欧，俄国、丹麦、瑞典和普鲁士又聚到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武装中立联盟。

另一方面，在海战和欧洲以外地区的战役中，英国人又打得很不错。英军从法国人手里夺回了马耳他岛，为皇家海军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基地。丹麦舰队是新的武装中立联盟计划将英国人赶出波罗的海的主力舰队，它被皇家海军在哥本哈根外打垮（尽管沙皇保罗在此之前几天遇刺身亡已经意味着武装中立联盟的末日顷刻就会来临）。在1801年3月这一个月里，英军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一支英国远征军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打败法军，这使法军随后全部撤出；在东部，英军在印度消灭了由法国人支持的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并乘胜在印度北部继续扩大战果；法国、荷兰、丹麦和瑞典在西印度群岛的属地也全都落入英国人之手。

但由于到1801年英国在大陆上没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盟国，同时它也看不到同法国的战争即刻会有什么结果，这使英国的许多政治家考虑同法国人握手言和的问题。英国国内厌战言和的情绪，得到了商界的鼎力支持，因为英国商人在地中海损失巨大，在波罗的海也遭到损失——虽然损失的程度轻一些。小皮特因解放天主教徒问题辞职，加速了英国走向和谈的步伐。根据拿破仑的盘算，一段时期的和平对法国不会有什么损失：法国对其卫星国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强；而英国肯定将不再被允许在这些地区享有以前的贸易和外交特权；散布在各个港口的法国海军可以集中起来，进行重建；法国的经济可以在下一轮战争到来之前休养生息。有鉴于此，英国国内舆论对英国政府签订《亚眠和约》（1802年3月）并没有进行过多批评，但当舆论注意到法国仍在用其他方式同英国明争暗斗时，舆论的方向就逐渐转变了。英国商业被拒于欧洲许多地区之外。伦敦受到法国毫不含糊的警告，叫它不要插手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的事务。从马斯喀特到西印度群岛，从土耳其到皮德蒙特，到处都传来法国人大搞阴谋诡计和法军入侵的消息。这些信息，加上法国计划大规模建造军舰的事实，导致阿丁顿领导下的英国政府拒绝将马耳他归还给法国，并终于在1803年5月把一场同法国的冷战变为热战。

1689～1815年进行的7场英法大战的最后一轮战争持续了12年，这是所有英法战争中对双方考验最严峻的一次。如同以往一样，交战双方各有长处与弱点。尽管英国舰队有所裁减，但当战争再度开始时，皇家海军的地位仍很牢固。在英国强大的分遣舰队封锁法国海岸的同时，皇家海军有计划地重新夺占法国海外帝国属地及其卫星国。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以前，英军占领了法属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圣卢西亚、多巴哥以及荷属几内亚，在印度取得了新的进展；1806年夺取了好望角；1807年占领了法属库拉索岛和丹麦的西印度群岛；1808年占领了马鲁古群岛的几个岛屿；1809年占领了法属圭亚那的卡宴、圣多明各、塞内加尔以及马提尼克岛；1810年攻占了法属瓜德罗普岛、毛里求斯、安波那和班达；1811年攻占了爪哇。同以往一样，这些事件对欧洲均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它加强了英国对海外殖民地的统治，为过去一贯被拒绝输入安特卫普和来亨的英国出口产品提供了新的“销路”。在开战初期，它还促使拿破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入侵英格兰南部的问题。当法国陆军在布洛涅集结，果敢坚强的小皮特于1804年重返内阁。此时，英法双方都准备着一场最后的决战。

事实上，1805～1808年的海上战役和陆上战役虽然有几次有名的会战，但双方在这些战争中的战略局限性再一次显露出来。法军数量上至少比英国多两倍，而且作战经验也比英军丰富。但要想稳妥可靠地在英格兰登陆，法军还必须掌握制海权。从数量上讲，法国海军也有相当规模（大约70艘主力舰），这显示了拿破仑可以调动的力量。1804年末西班牙参战时，西班牙海军的加入（超过20艘主力舰）使法国海军得到加强。但是，法西联合舰队分散在多个港口，若要彼此会合起来，就要冒同具有更丰富作战经验的英国皇家海军遭遇的危险。1805年10月，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惨败，这无情地证实了两个海上对手之间的“质量差别”。然而，这场辉煌的胜利虽说保证了英国的安全，但并未动摇拿破仑在欧洲的地位。正由于这个原因，小皮特费尽心思要将俄国和奥地利拉入第三次反法同盟。为此，小皮特答应向俄奥两国可投入对法战斗的人员提供每10万人175万英镑的资助。但是拿破仑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就已经把部队从布洛涅调至多瑙河上游，在乌尔姆全歼了奥地利人，然后继续挥师东进，于12月在奥斯特里茨击败了8.5万人的俄奥联军。在维也纳方面无心恋战，第三次请求讲和的情况下，法国人可以再一次确立他们在意大利半岛的控制权，并迫使俄奥联军从那里仓皇撤退。

是否是这些失败给了小皮特沉重的打击，致使他在1806年初去世另当别论，但这些事实再一次证明，要打败像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是多么困难。在随后的几年中，法国在欧洲的统治的确达到了顶峰。前一次反法同盟由于普鲁士未参加而受到削弱。而这次，普鲁士在1806年10月冒冒失失地向法国宣战，在一个月内就被打败了。俄国顽强的庞大军队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在数场血战后，俄军在弗里德兰（1807年6月）也遭到重创。根据该年签订的《提尔西特和约》的规定，普鲁士实际上沦为法国的卫星国，而侥幸逃脱这一命运的俄国则同意停止与英国通商，并保证最终加入法国联盟。随着德意志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已并入“莱茵联邦”，西部波兰成了华沙公国，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对法国俯首称臣，神圣罗马帝国土崩瓦解，于是，从葡萄牙到瑞典，欧洲大陆上再也没有独立的国家了，也没有英国的盟国了。这必然给拿破仑造成绝妙的机会以最有效的方法来摧毁这个“小店主的国家”：禁止英国向欧洲大陆的出口和打击英国的经济，禁止向英国皇家海军提供原木、桅杆以及其他造船材料，与此同时，法国为了自己的目的则聚集这些原材料。这样，在法国发动下一次直接进攻之前，英国就被间接地削弱了。由于英国的出口工业严重依赖欧洲市场，英国的舰队全都依赖波罗的海生产的桅杆和达尔马提亚的橡树，所以这种威胁是颇为严重的。而且出口收入下降，会使伦敦没有足够的资金向盟国提供援助和为自己的远征军购买物资。

因此，在这场战争中，经济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地与一国的战略联系在一起。自拿破仑在柏林、米兰颁布《大陆封锁令》（1806～1807年），到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溃退，英法对统治权的争夺处于白热化时期。在此期间，这两个对立系统的相对得失很值得进一步分析。在双方都想从经济上摧毁对方的情况下，任何重大弱点迟早都会显露出来，并带来强权政治的可怕后果。

毫无疑问，由于英国在那时极度依赖海外贸易，因而它在拿破仑强制推行贸易禁令的“大陆体系”面前显得非常脆弱。在1808年和1811～1812年，由法国和顺应它的卫星国（如丹麦）发动的贸易战，给英国的出口贸易造成了危机，积压在仓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伦敦码头堆满了来自殖民地的产品。城市中存在的失业大军以及乡村的骚乱，增加了商人们的恐慌，促使许多经济学家大声疾呼和平。国家扶摇直上的债务更是雪上加霜。1811年后，英国同美国关系恶化，对这个重要市场的出口急剧下降。此时，英国看来已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压力了。

然而事实上，英国还是挺住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经济压力没有长期和持久地发挥影响和作用。西班牙反对法国统治的革命缓解了英国1808年的经济危机，而俄国同拿破仑的破裂则使英国货物涌入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减轻了1811～1812年的经济萧条。此外，在整个大陆封锁时期，大量英国制成品和殖民地的转口货物在被收买的当地官员的默许下，走私到大陆。大陆走私给英国商人带来巨额利润。从德国的黑尔戈兰岛至希腊的萨洛尼卡，违禁商品通过曲折途径被运送到急切的买主手中，就像后来在1812年英美战争期间这些货物在加拿大和新西兰之间往返运输一样。最后，英国的出口经济还可以靠英国同那些未受“大陆体系”或美国的“不来往”政策影响的地区大量增长的贸易来维持。这些地区包括亚洲、非洲、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尽管当地的西班牙总督极力禁止）以及近东。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英国贸易在一个时期的某些市场被严重切断了，但总的趋势却很清楚：英国产品出口总额从2170万英镑（1794～1799年），增长至3750万英镑（1804～1806年）及4440万英镑（1814～1816年）。

英国经济在外界压力面前没有崩溃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此时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对拿破仑来说是不幸的。很清楚，以上两个主要历史事件以许多特殊的方式相互作用：政府采购军火刺激了铁、钢、煤和木材行业，国家的巨额开支（估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影响着金融业，而新出口市场的开辟则促进了某些工厂的生产，正像法国的“反封锁”使其发生萧条一样。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增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对此进行研究。其中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以前有关英国工业化在那几十年发展迅猛的概念是夸大其词的。当然，有些事实还是明摆着的，在那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一直都在发展。生铁产量在1788年仅有6.8万吨，到1806年猛增到24.4万吨，而且在1811年进一步增至32.5万吨。战前还几乎是新行业的棉纺织工业，在以后20年中增长很快，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蒸汽动力、煤和工人。至1815年，棉纺织产品成为英国最主要的出口货物。一系列新建的沿海和内陆码头、新开凿的运河、新修的道路和铁路改善了交通条件，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如果不同法国打仗，这种经济的迅速增长是否会更快一些呢？不管怎样，事实仍然是，英国的生产率和财富依然在迅速增长，因而有助于承担小皮特及其后继者为支付战争费用而造成的重负。例如，关税和消费税收入从l350万英镑（1793年）猛增至4480万英镑（1815年），而新征收的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收入，则从1799年的167万英镑[8]增加到战争最后一年的1460万英镑。实际上，英国政府在1793～1815年，从直接和间接税中获得了高达12.17亿英镑的收入，而且它还在保持其良好信誉的情况下，从金融市场继续筹集了4.4亿英镑的贷款。这使财政上非常保守的拿破仑极为惊诧。在战争最后的关键几年里，英国政府每年借款超过2500万英镑，使英国在资金上占有决定性的优势。诚然，英国人被课征的捐税超过了18世纪官僚们可以想象的极限，而且国债几乎增长了一倍，然而，新创造的财富能够承担得起这些负担，尽管英国版图较小，人口较少，但它比拿破仑帝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消耗。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1789～1815年法国的经济状况，及其支撑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更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旧王朝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乱，无疑在一段时期内削弱了法国的经济活力。另一方面，法国人民倾注于大革命的热情以及为迎战国外敌人而对国民资源进行的动员，使大炮、轻武器和其他军事装备的产量惊人地上升。军火工业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钢铁和纺织工业的增长。此外，旧制度下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障碍，如国内的关卡税被完全废止。而拿破仑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为法国经济向现代化迈进又助了一臂之力。人口的增长、国家支出的刺激、关税保护的加强和某些新技术的应用，刺激了法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即使督政府和帝国时期恢复了君主制度的许多特点（例如，对私人银行家的依赖），也没有阻止法国经济的增长势头。

但是，比起英国来，法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要慢得多。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法国经济中最大的一个部门——农业没有多少改进：封建领主被农民所取代这件事本身并不是一场农业革命；而政府大肆宣扬的农业政策，如大力生产甜菜（用以取代英国殖民地的蔗糖），其效果极其有限。落后的交通意味着农民仍被束缚于地方市场，而且缺乏重大革新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上守旧的条条框框还存在于新兴工业部门。在那里，例如在制铁方面，机器的使用和大企业的建立还只是个别例外，而不是普遍现象。法国经济在某些方面固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这些进展是畸形的，是在战争和英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下取得的。例如，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大陆体系”，它使法国免遭占有优势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竞争（更不用说那些被法国的高关税拒之门外的中立国和卫星国的竞争了）。同时，它还得益于国内市场的扩大，这是因为拿破仑对邻国的征服，将“法国人”的数量从1789年的2500万人，增加到1810年的4400万人。但是，这些因素被原棉的匮乏和高昂的价格，以及从英格兰引进新技术的步伐放慢等因素所抵消。总的来说，由于“大陆体系”的保护而避免了同国外竞争的法国工业，在战争结束时明显处于缺乏竞争力的状态。

英国的海上封锁加剧了法国经济向内向型转变。法国经济中的大西洋贸易，是18世纪增长最快的部分（和英国的情况一样），也是法国工业化的关键催化剂，现在却越来越受限于皇家海军的封锁。特别是圣多明各的丢失，对法国大西洋贸易是一个沉重打击。法国的其他海外殖民地和海外投资也相继丧失。1806年后，就连通过中立国船只进行的贸易也被切断了。波尔多港受到沉重打击。南特港一本万利的奴隶贸易几乎完全停止。即使是在内地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替代贸易伙伴的马赛，也眼看着它的工业产量到1813年降到1789年的1/4。相反，法国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如阿尔萨斯的陆上贸易却比较有保证。但是，即使这些地区以及该地区的居民，如种植葡萄的农民和棉纺工人，从受保护的环境中获益匪浅，但对因经济造成的总体影响还是不那么令人满意。大西洋上的贸易被“非工业化”了，同海外的联系大部分被切断，法国经济只好朝内面向农民，面向小城镇的贸易，转向地方化的、没有竞争力的、规模相对说来较小的工业。

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明显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币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无法计算。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在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益。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王室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l/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佩恩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赫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劳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拜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佩恩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皇帝的近卫军团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脉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的，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伊比利亚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800万英镑（1808年是3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够了。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的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然而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脉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英国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这种对经济和地理因素的概略分析，不可避免地要低估历史人物在这段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就拿破仑而言，他日益严重的怠倦心理、自欺欺人的幻觉就起了某种作用。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军事平衡在本质上都是极不稳定的，上述分析可能对这一点强调得不够。因为只要法国坚持不懈，它到最后一年还拥有可以建造一支庞大海军的资源。英国的出口经济也只是到1812年才受到最严峻的考验。而且直到莱比锡战役（1813年10月），还出现过拿破仑粉碎东方敌国之一、从而拆散反对他的联盟的良好前景。

但是，法国人的战线太长，这也反映出拿破仑过于自信，到这时法国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因而任何一次大的挫折都必然会影响到这一体系中的其他各地区——因为要修补崩溃的防线，其他地区的军队就要抽调一空。到1811年，法军在西班牙有大约35.3万人。但是，正如威灵顿所看到的那样，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以外，法军没有权威，无法作为。法军为保卫其交通线耗掉了大部分的精力，使它在英—葡—西联军的进攻面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因而次年当拿破仑决定消灭俄国时，法国只能从西班牙战线抽调2.7万人参加向莫斯科的进军。在入侵俄国的60万以上的大军中，只有27万人是法国人，这一数字等于滞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法军人数。此外，由于“地道的”法国人现在包括已合并领土的比利时人、荷兰人和许多意大利人，因此，在俄国战役期间，从1789年以前的法国疆界内召集的士兵只占绝对少数。这一点在战争初期，即胜利的年代里也许无足轻重，但是在大溃退的时候，当士兵们拼命逃离严酷的气候，从劫掠成性的哥萨克骑兵的马刀下逃生，逃回到他们家乡的时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法国大军在俄国战役中的伤亡是巨大的：大约27万人阵亡，20万人被俘，并损失了约1000门大炮和20万匹战马。与其他所有因素相比较，东方战线更严重地削弱了法军的实力。然而重要的是，还要理解东欧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战役是如何从1813年起互相作用，最终造成了帝国的崩溃。因为到了那时，俄国军队几乎已经没有能力（它的许多将军也毫无热情）跨过德国追击法国人了。而英国人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在美国的战争的牵制。1813年初夏，拿破仑又重新征集了一支14.5万人的军队，这使拿破仑能够守住撒克逊的防线，并可以通过谈判签订一个停战协定。虽然普鲁士已经谨慎地倒向俄国一边，梅特涅又威胁要派一支25万人的奥地利军队进行干涉，但是东欧各国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并犹豫不决。因此，威灵顿在维多利亚打垮了约瑟夫·波拿巴的军队（1813年6月），并将其赶回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消息起了重要作用。它鼓励奥地利人向法国宣战，并且为了将法国人赶出德意志而同俄国、瑞典和普鲁士的军队进行联合。紧接着，10月份在莱比锡爆发了一场英军前所未遇的大规模激战，在持续了4天的战斗中，19.5万人的法国军队被36.5万人的盟军部队击溃。在这场战斗中，反法同盟的军队在经济上得到了英国大量的金钱资助，英国向他们提供了12.5万支燧发枪、218门大炮以及从岛国来的其他大量军事装备。

反过来，法军在莱比锡的失败也促使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的威灵顿向巴约讷和图卢兹挺进。1814年初，当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涌过莱茵河、哥萨克骑兵侵入荷兰的时候，拿破仑运用成功的战略战术，出色地保卫了法国东北部。但是他的军队精疲力竭，而且新兵太多。此外，当战争推进到法国本土时，法国的平民百姓（正如威灵顿预言的那样）对战争已毫无热情可言了。英国极力说服各同盟国政府，一定要让法国回到它原来的疆界，并在3月9日的《肖蒙条约》中向各国政府保证再提供500万英镑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国各国一鼓作气，紧追拿破仑不舍。到1814年3月30日，甚至连拿破仑的元帅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一星期以后，法兰西皇帝宣告退位。

英美1812～1814年的战争，同这些划时代的事件相比，不过是战略上的一种陪衬而已。但是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与法国大陆体系崩溃的时间相吻合，如果不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英美贸易的新英格兰各州在战争中仍然表现冷淡的话（经常持中立态度），这场战争本来会给英国的经济造成更严重的损失。美国军队宣称的“向加拿大进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不论是在海上还是在陆上，虽然有对约克城（多伦多）和华盛顿的袭击，有一些单枪匹马的护卫舰进行过令人瞩目的战斗，但双方都显露出，它们只能给对方造成损失，而不能打败对方。特别是对英国人来说，这场战争证明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是十分重要的。这场战争还暴露出，当欧洲战场急需军队的时候，英国要在海外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是非常困难的。如同印度的情况一样，英国在大洋彼岸的殖民地和贸易既加强了英国的实力和地位，同时又对它造成了一种战略上的牵制。

虽然对这场欧洲大战来说，拿破仑在1815年3月至6月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不能说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插曲，但充其量也不过是战略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拿破仑从流放中突然重返法国，打断了胜利者们围绕波兰、撒克逊及其他领土的前途问题进行的争吵。但是拿破仑并没有能够动摇反法同盟。即使匆忙集结起来的法国军队没有在滑铁卢被威灵顿和布吕歇尔打败，人们也很难看出它如何能抵挡住已经在向比利时推进的其他同盟国军队，更难看出法国的经济如何能够维持这以后的一场长期大战。但拿破仑最后一次潜逃的政治意义却十分重大，它加强了英国在欧洲的地位，并加强了英国人这样一种论点，即法国在未来需要用一系列强大的“缓冲国家”把它四面围困起来。它还显示出，耶拿战役之后，普鲁士军队已经恢复元气，这就使东欧的均势部分地作了重新调整。而且它还迫使所有大国在维也纳把剩下来的所有分歧埋葬掉，以便取得一种奉行大国均势原则的和平。经过了20年烽火连天的战争，和一个多世纪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与冲突，欧洲各国的格局终于按照基本保持均势的原则确定下来。

1815年在维也纳讨论出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撒丁王国，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撒克逊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利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撒克逊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撒克逊，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制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欧洲大陆仍然存在着基本上的均势。另一方面，在海洋上却无均势可言，英国近乎享有海军实力的垄断权。与此同时，英国取得的超越其所有竞争对手的领先地位，又加强并巩固了它的海上霸权。在许多地方（如印度），英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是它逐步进行军事扩张和掠夺的结果。到18世纪末，英国的战争政策和牟取暴利的活动互相推动，终于把印度次大陆纳入了纯英国轨道。与此相似，法国大革命前，圣多明各的贸易量在法国殖民地贸易中占3/4，英国对圣多明各的占领到18世纪90年代为英国的货物提供了一个重要市场，并为英国的转口贸易提供了重要来源。此外，北美、西印度群岛、拉丁美洲、印度和东方的海外市场不仅比欧洲的贸易市场增长迅速，而且同这些地区的长途贸易给航运、商品交易、海事保险、票据结算和银行活动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并刺激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伦敦也因此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成为世界上新的金融中心。虽然有些文章对18世纪英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对外贸易在英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提出了疑问，但事实仍然是，海外扩张的确为英国攫取巨额新财富打开了可靠的通路，这是其他竞争者所享受不到的。到1815年，英国控制了欧洲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控制着海上航路和利润丰厚的转口贸易，在工业化进程中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人均收入方面，英国当时是欧洲最富裕的国家。读者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在下半个世纪里，当英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发展成为“超级优势经济”时，英国人将变得更加富有。虽然小皮特和卡斯尔雷子爵大肆鼓吹均势原则，但他们只在欧洲大陆领土的安排上运用这一原则，而不把这一原则用于殖民地和贸易领域。

这一点并没有使19世纪早期聪明的观察家们吃惊。尽管拿破仑自视甚高，但有时候也被英国搅得心神不宁，被它坚不可摧的地位、海上霸权、银行和信贷系统所困扰，并渴望亲眼看到大英帝国土崩瓦解。毫无疑问，西班牙人、荷兰人和其他目睹英国独霸外部世界的人们，对英国都普遍怀有这种又妒忌又憎恨的感情。法国大军在1812年刚刚被赶出俄国，库图佐夫将军就想让他的大军停止西进。他曾说过，“取拿破仑而代之的不会是俄国或任何一个大陆国家，而将是已经控制了海洋的大国。这个大国的支配地位将令人不能容忍”。库图佐夫的这番话，不仅仅是说给他自己听的，因为他怀疑彻底打垮拿破仑的做法是否明智。但是，战争的结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这一结果：拿破仑的自高自大、拒绝妥协，不仅注定了他的垮台，也注定了他的头号敌人将从中取得最大的胜利。正如另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格奈森瑙在他得出的苦涩结论中所说的：

大不列颠从这个暴徒（拿破仑）那里得到的好处，要比它从其他地方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正是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英国变得更强大，更繁荣，更富有。英国是海洋的主人。不论在这一领域还是在世界贸易领域里，现在都无人能望其项背。

[1] 例如，1860年后蒸汽机驱动战舰的出现，使英国（英国有大量的煤）占了法国（法国只有少许的煤）的上风。

[2] 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9年）时，英国政府能够以3%或4%的利率，也就是莫尔伯勒公爵时期通行利率的一半，借到大批贷款。

[3] 对比之下，在路易十四当政的早期，法国能以比斯图亚特王朝甚至威廉三世时还低的利率借到贷款。

[4] 例如，在1689～1697年和1702～1714年战争期间，法国用于海军的拨款还不足其总支出的10%，而用于陆军的拨款则占57%～65%（英国的相应数字是35%用于海军，40%用于陆军）。1760年，法国海军得到的钱只及陆军经费的1/4。即使有了钱，法国的地理位置也意味着它在战争时期常常难以从波罗的海搞到维持其舰队作战能力的军需品。

[5] 这里原文是“1779”，但北美独立战争应为1776～1783年。——审校者注

[6] 这里且不说皇家海军和商船赖以生存的波罗的海的造船用品的战略重要性。这种依赖性反映在英国舰队经常受命前往波罗的海去维持该地的均势，并保障木材和桅杆的自由输出。

[7] 阿喀琉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传说他除脚踵外，全身刀枪不入。西方人多以“阿喀琉斯之踵”形容一个人或国家的致命弱点。——审校者注

[8] 原文为“1.67镑”，但从前后文看，显然是漏排了“million”（百万）一词。故译为“167万镑”。——审校者注

第四章 工业化与力量对比（1815～1885）

国际力量对比逐渐变得不利于旧有的一流强国，而有利于那些既有资源，又善于组织利用新生产工具和新技术的国家。

拿破仑垮台以后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国际体制，具有一整套不寻常的特点，这些特点有的不过是暂时性的，而另一些则成了近代的长期特征。

第一个特点是，一个整体的全球经济先是稳定地，然后（19世纪40年代）是引人注目地发展，这一发展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区域加入以西欧——特别是以英国——为中心的跨洋、跨大陆的贸易和金融网络。在英国取得经济霸权的几十年中，同时出现了交通运输的大规模改善，工业技术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日益加速转移，产品产量骤然激增（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对农业土地和原料新产地的开发）。关税壁垒的削弱和其他重商主义的措施，再加上关于自由贸易和国际和谐的种种思想的广泛传播，说明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已经出现，这种秩序与18世纪再三出现大国冲突的世界迥然不同。1793～1815年战争——在19世纪以“大战争”著称——的动乱和付出的代价，促使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同样尽可能去选择和平与稳定，这种形势由于有了欧洲协调制或签订自由贸易条约等措施而得到了巩固。这些情况自然鼓励了长期的工商业投资，从而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发展。

第二个特点是，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就此结束。如果还有冲突的话，那就是欧洲和北美对较不发达的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了，这些战争在许多方面是向海外经济渗透和制造业产量份额锐减的军事伴随物。此外，在欧洲大国中仍存在区域的和个别国家间的冲突，特别是民族问题和领土边界问题方面的冲突。但是，后面将要谈到，像1859年的法奥战争或19世纪60年代德意志统一战争那样的公开冲突，不论在持续的时间方面，还是在地区方面，都受到了限制，甚至克里米亚战争也很难说是一场大冲突，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可以说是个例外，应该作为大冲突来加以考察。

第三个特点是，产生于工业革命的技术，开始对军事和海战产生影响。但是，变化要比常人有时所描述的缓慢得多，只是到了那个世纪的下半叶，铁路、电报、速射武器、蒸汽动力、装甲战舰，才真正成为军事力量的决定性的标志。虽然新技术加强了列强在海外享有的火力和机动性方面的领先地位，但经过好几十年陆海军将领才修正了他们如何打一场欧洲战争的思想。可是，技术变化和产业革命的双重力量正在陆地和海上稳步地产生影响，同时还在影响着列强相对的力量。

虽然现在还难以做出概括，但由不平衡的工业和技术变化类型引起的大国均势的转移，可能比财政和信贷更影响着19世纪中期几场战争的结局。这部分地区是因为19世纪国家的和国际的银行业务以及政府官僚和机构（国库、稽查员和税吏）使得大部分政权能够更方便地从货币市场筹措经费，除非它们的信用等级特别低劣，或者它们在国际银行体制中存在暂时的偿付危机。均势转移主要是由于以下的事实：发生的战争相对来说是短暂的，所以各方都注意利用现有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迅速取得胜利，而不是长期地动员国家资源和筹措新的收入。例如，不论有多少新取得的资金，都不能使奥地利逃过1859年和1866年战场上的失败，也不能在法国的军队于1870年的战争中被击溃后把富裕的法国拯救出来。的确，在南北战争中，占优势的财政使北方战胜了南方，英国和法国比濒于破产的俄国更有财力进行克里米亚战争，但这反映的是它们经济上总的优势，而不是在信用和财政这一方面胜过俄国。因此，关于19世纪的战时财政的作用，就不像前一时期那样值得一谈。

这种种因素——国际经济的成长、工业革命激发的生产力、欧洲的相对稳定、在此期间军制和海军战法的现代化、仅仅爆发局部的和短期的战争的事实——对某些大国当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有利。尤其是对英国，它得益于1815年以后经济和地缘政治的总趋势是如此之多，以致它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类型的强国。其他国家在其相对力量方面往往严重地受到影响。可是到了19世纪60年代，工业化的进一步扩大又一次开始改变世界的力量对比。

这一时期的又一个特征值得一提。从19世纪初期起，历史的统计材料（特别是表示经济的数字）有助于探究力量对比的转化和更精确地衡量这个制度的动力。但是，了解以下的事实很重要：许多数据是很不精确的，特别是那些缺乏有效的官僚机构的国家的数据更是如此；某些计算（例如世界产品产量的份额）不过是多年后统计学者做出的估计数；最重要的一点说明是，经济财富并不直接或经常转化为军事力量。统计学者所能做到的，是提供表示一个国家物质潜力的大致的材料，以及它在领先国家的各个方面相对排列的地位。

大部分经济史学者竭力强调，“工业革命”并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与1776年、1789年和1917年的几次政治“革命”相比，它是一个逐步的、缓慢进行的过程；它只影响某些制造业和某些生产资料；它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地发生，而不席卷全国。可是，这一切说明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即人类经济环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转变在1780年前后开始出现。有权威人士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野蛮的旧石器猎人向驯化的务农者的转变（这当然要缓慢得多）。工业化（特别是蒸汽机）所做的是以无生命的动力源代替有生命的动力源；通过利用机器——“迅速、有规律、精确、不知疲劳”的机器——变热为功，人类就能利用大量新能源。引用这种新机器的结果简直是惊人的：到19世纪20年代，操纵动力织机的人，其产量20倍于一个手工工人，而一台动力驱动的“骡”（即纺纱机）具有200台手纺车的能力。一个火车头能运输需要数百匹马才能运输的货物，而且速度要快得多。的确，产业革命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例如工厂制度，或分工。但是，本文讨论的要点是生产力的急剧增长，特别是在纺织业方面，这又转过来促进了对更多的机器、原料（尤其是棉花）、铁、航运和更优质的交通等方面的需求。

此外，正如兰德斯教授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生产力的这种空前的提高是自给的：

在以往，生活条件（进而是生存条件）改善和经济机会增加以后总是紧跟着人口的增长，这样最后就把取得的收益消耗殆尽；现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和知识第一次在历史上迅速成长，其速度足以不断地产生投资和技术更新，这种情况把马尔萨斯明确控制的上限提高到任何可见的限度之上。

上述的最后一句话非常重要。从18世纪起，世界人口的增长开始加快：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亿增加到1.87亿（1800年），又增加到2.66亿（1850年）；亚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4亿多，猛增到一个世纪以后的7亿左右。不论原因——较好的气候条件、生育力的提高、疾病减少——是什么，这样规模的增长是惊人的；虽然18世纪欧洲和亚洲的农业产量也增加了，并且实际上是人口增长的另一个总的原因，但这个新增人口（和需要吃粮的肚子）的纯数字，在此期间有使农业产量增长的一切好处化为乌有的危险。在18世纪后期，贫瘠土地承受的压力、农村的失业、大批家庭向已经拥挤不堪的欧洲城市流动等情况，不过是这种人口猛增浪潮的几个征兆而已。

英国产业革命所做的（用很不成熟的宏观经济术语说）是持续地提高生产力，这样在国家财富和人口购买力方面随之发生的增长，都不断地超过了人口增加数。当这个国家的人口从1801年的l050万增加到1911年的4180万——年增长率为1.26%时，它的国民产值的增长要快得多，在19世纪也许是14倍。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和2.25%之间，这要取决于统计数字所包括的地区。[1]仅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人均产量就增加了1倍半。

与1945年以后许多国家达到的增长率相比，这些并不是了不起的数字。正像社会史学家提醒我们的，产业革命的确使新的无产阶级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他们在厂矿劳动，居住在有碍于健康的、拥挤的、草率建成的城市中。可是基本的事实依然是，机器时代生产力的持续增长，给这个时期带来了广泛的利益：1815至1850年英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增加了15%到25%，在以后半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80%。艾什顿提醒那些认为工业化是一场灾难的批评者：“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怎样给人数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几代儿童提供粮食，给他们衣服穿，和如何去雇用他们。”新机器不但越来越多地雇用了增长的人口中的大部分，而且提高了国民总的人均收入，一场蒸汽推动的交通工具的革命，很快满足了城市工人对食品和必需品日益增长的需求，铁路和轮船运送新大陆的剩余农产品，来满足旧大陆的需要。

通过利用兰德斯教授的各种计算，我们可以以另一种方式来领会这一要点。他指出，在1870年，联合王国使用1亿吨煤，这“相当于800万亿大卡的能，它足以供养8.5亿成年男人达一年之久（当时的实际人口约3100万）”。另一方面，英国在1870年的蒸汽机的能力约为400万马力，这相当于4000万个男人所能产生的力。但“这样多的人一年会吃掉3.2亿蒲式耳的小麦，这是1867～1871年整个联合王国年产量的3倍多”。无生命的动力源的使用，能容许从事工业的人突破生物学的限制，并且惊人地提高生产力和增加财富，而用不着屈服于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对比之下，艾什顿却清醒地注意到（晚至1947年）：

今天，在印度和中国土地上的男女们受着瘟疫和饥馑的折磨，他们的生活在外表上只比白天同劳动、晚上同睡一地的牲畜稍好一些。这种亚细亚的标准，这种无机械装备的恐惧，就是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的命运。

欧洲之外

在讨论产业革命对大国体制的种种影响之前，我们也不妨了解一下它对远方，特别是对中国、印度和其他非欧洲社会的影响。它们蒙受的损失是双重的，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情况并不像人们一度想象的那样，即在西方人的冲击以前，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民族过着一种幸福和理想的生活。“基本的真相必须强调，即在经历产业革命和现代化以前的这些国家的特点就是贫困……低生产力、人均产量低下、处于传统农业状态、农业作为其国民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任何经济，都不能生产超过直接消费需要的很多剩余……”但在另一方面，鉴于农业生产在1800年形成了欧洲社会和非欧洲社会的基础这一事实，还鉴于诸如印度和中国等国家也存在许多商人、纺织品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事实，人均收入的差别并不很大。例如，一个印度手织机织工可能挣到工业化以前欧洲织工收入的一半。这又意味着，由于亚洲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净人数较多，在蒸汽机和动力织机改变世界的均势之前，亚洲比人口少得多的欧洲在世界制造业的产量中[2]占有更为巨大的份额。

在贝罗克的两个有独创性的计算（见表6和表7）中可以看出，由于欧洲的工业化和扩张的缘故，力量对比的转变是多么鲜明。

表6 世界制造业产量的相对份额（1750～1900年）

（续）

表7 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1750～1900年）

（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

很明显，这些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革命迸发出来的生产力的惊人提高。比如说，在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业的机械化，使单位生产力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激增就不足为奇了——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当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时，它们的份额也稳步增长，就像它们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及其国家财富一样。但是中国和印度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它们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在相对减少（这完全是因为西方产量的迅速增长），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们的经济在绝对意义上衰退了，也就是说，由于兰开夏纺织厂的更为价廉物美的产品对它们的传统市场的渗透，它们非工业化了。1813年以后（当时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结束了），印度进口的棉织品激增，从100万码（1814年）增至5100万码（1830年），进而又增加到9.95亿码（1870年），在这一过程中，许多传统的国内生产者受到了挤压。最后一点又回到了艾什顿关于“那些只增加其人数而没有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人”遭受折磨人的贫困这一论点上来。中国、印度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大量增加，很可能一代一代地减少了它们总的按人口计算的收入。由此，贝罗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也令人震惊——的见解：在1750年，欧洲和第三世界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相差还不太远，可是到了1900年，后者只是前者的l/18（2%∶35%），只是英国的1/50（2%∶100%）。

“西方人的冲击”从各方面说，是19世纪世界强国力量所在的最值得注意的表现之一。它不但在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方面——从沿海商人、航运者和领事等“非正规的影响”，直到种植园主、铁路建设者、采矿公司的更直接的控制——表现自己，而且也在探险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在西方疾病的传入、西方信仰的传播等方面表现自己。它既在各个大陆的腹地——从密苏里往西，从咸海往南——出现，也发生在非洲各河流的河口和太平洋群岛沿岸的周围。如果说“西方人的冲击”（譬如说）于英国人在印度建造的道路、铁路网、电报、港口和非军事建筑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那么，它的更可怕的一面，却是与这个时期那么多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的确，从科蒂兹[3]时代起，这种武力和征服的特点已经存在了，但这时其步伐正在加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7%；到1914年，达到84%以上。

先进的蒸汽机技术和机制工具，使欧洲拥有决定性的经济和军事优势。滑膛枪炮（雷管、膛线等）的改进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发射速度的后膛炮的发明甚至是更大的进步；格林机枪、马克沁机枪、轻型野战炮给一场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几笔润色，这场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陈旧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胜的机会。此外，蒸汽推动的炮舰意味着已经称霸公海的欧洲海上强国，能够通过像尼日尔河、印度河和长江等大河道向内地扩张。这样，在1841～1842年鸦片战争的几次战役中，装甲舰“复仇女神号”的机动性和火力对中国的守军来说是一个灾难，他们轻易地被一扫而光。当然，险要的地形（例如阿富汗）的确可以减弱西方军事帝国主义的锐气，在那些采用新武器和新战术的非欧洲军队中——如19世纪40年代的锡克教徒和阿尔及利亚人——抵抗力量也的确强大得多。但是一旦战斗在西方能部署机枪和重武器的开阔地展开时，其结果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也许在19世纪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图曼战役中，基钦纳[4]军队的马克沁机枪和恩菲尔德步枪在半个上午消灭了1.1万名伊斯兰教托钵僧，而自己的部队只损失了48人。结果，火力的差距，像工业生产力上已经出现的差距那样，意味着领先的国家拥有的资源，为最落后的国家的50倍或100倍，从达·伽马时代起尚不明显的西方的全球统治，这时几乎没有限界了。

英国充当霸主？

在19世纪初期的这次扩张中，如果说旁遮普人、安南人、苏族人[5]和班图人是“输家”（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话来说），那么英国人无疑是“赢家”。在前一章已经指出，到1815年他们已经引人注目地取得了全球的突出地位，这是由于他们把制海权、财政信用、商业才能和结盟外交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产业革命所做的，就是加强一个国家在18世纪产业革命前的重商主义斗争中已经取得的十分成功的地位，然后把它转变成另一种强国。如果说（再重复一遍）变化的步伐是渐进的，而不是革命性的，那么其结果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在1760～1830年，英国占“欧洲工业产量增长的2/3”，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从1.9%一跃而为9.5%；在以后的30年中，英国工业的扩大又使这个数字上升到19.9%，尽管新技术扩散到了其他西方国家。在1860年前后，相对地说，英国可能达到了极盛时期，它生产了全世界铁的53%、煤和褐煤的50%，并且差一点儿消费了全球原棉产量的一半。“联合王国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2%，占欧洲人口的10%，却似乎具有相当于全世界潜力40%～60%的现代工业能力。”在1860年，它消费的现代能源（煤、褐煤、石油）是美国或普鲁士/德意志的5倍，法国的6倍，俄国的155倍。它单独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但是却占有制成品贸易的2/5。全世界1/3以上的商船飘扬着英国国旗，而且所占的比率正在日益增加。所以，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人为他们无可匹敌的地位扬扬得意，（按照经济学家杰文斯1865年的说法）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

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东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由于这种自信的表现和成为这种表现基础的工商业统计数字，似乎说明了英国无可匹敌的支配地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论述这个问题，使之更加全面，这样做应该说是公平合理的。首先，虽然这样说有点迂腐，但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不可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于中国（和后来的俄国）的纯人口数字，以及农业的生产和分配构成了世界各地（甚至1850年前的英国）国民财富的基础这一明显的事实，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来没有像它的人均产量和它的工业化程度那样令人瞩目。再说，“国民生产总值的量本身并无重要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厂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很快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的确没有遇到挑战，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其次（这第二点可不是迂腐的），英国日益增长的工业力量，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并没有组织起来以使国家迅速取得军事装备和人力上的升级，比如，像17世纪30年代华伦斯坦[6]做过的或纳粹经济将要做的那样。相反，与这一早期工业化同时盛行的放任主义政治经济思想，却宣扬长期和平、低政府开支（特别是防务）和减少国家对经济和个人的控制等目标。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承认，容许保持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以便保护英国社会“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力扰乱和入侵”，这可能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武装力量本身是“非生产性的”，不能像工厂和农场那样给国民财富增值，它们应该减少到与国家安全相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亚当·斯密的弟子们，尤其是理查德·科布登的弟子们假设（或者至少是希望）战争是最后采取的手段，在将来越发不可能发生，所以对组织国家准备战争的思想会感到吃惊。结果，英国的工业和交通出现了“现代化”，但军队的改进却没有跟上，军队（除了一些例外）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停滞不前。

因此，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突出，它却比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任何时候都更少地为冲突而进行“动员”。强调把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联系起来的各种重商主义措施，被坚定地排除了：保护性关税被取消，先进技术（例如纺织机械）出口的禁令被解除，保持一大批英国商船和海员以备战争的航海法被废除，王室的各种“优惠待遇”到此结束。对比之下，防务费用保持在绝对的最低水平上，19世纪40年代平均一年约为1500万英镑，在较为多事的60年代，也不超过2700万英镑；可是在后一个时期，英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共约10亿英镑。的确，1815年以后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3%，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这些数字对一个具有适度手段和野心的国家来说也是很低的。对一个设法“统治四海”并声称其巨大利益在于保持欧洲均势的国家来说，这些数字真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规模，并不反映这个国家的战斗力，就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一样；它的放任主义的体制，连同一个日益脱离贸易和工业的很不重要的官僚机器，也不可能动员英国的资源去打一场全力以赴的战争而不引起大动乱。下面将会看到，即使是规模更有限的克里米亚战争，也严重地动摇着它的制度，可是，那种暴露出来的现象所引起的担心很快消失了。不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对干涉欧洲的军事行动表现得比以往更不热心，因为这种干涉总是代价高昂的，也是不道德的；而且他们认为，1815年以后的60年，在欧洲大陆大国之间总的来说占上风的平衡，使英国不必去全面地承担义务。虽然它通过外交和调动海军舰队，的确在力求影响欧洲边缘要地（葡萄牙、比利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政治事件，但它倾向于避开对其他地方的干涉。到了19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甚至克里米亚之战也普遍被视为一个错误。由于英国如此缺乏意愿和实力，在危急的1859年，它对皮埃蒙特的命运并不起重要作用，它不同意巴麦尊勋爵和拉塞尔“插手”1864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事件；当普鲁士在1866年打败奥地利，4年以后又打败法国时，它也袖手旁观。所以，看到英国的军事实力反映于这个时期它的陆军比较有节制地控制兵员（见表8）这一事实，就不会感到惊奇了。无论如何，它没有多少军队可以动员到欧洲战场上去。

表8 大国的兵员（1816～1880年）

（续）

甚至在欧洲以外英国优先部署其部队的地方（像印度等地）的军政官员，由于他们控制了广袤的领土，也几乎一直抱怨他们指挥的兵力不足。不管这个帝国在世界地图上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地方的官员却深知它是在惨淡经营。但这一切不过说明，到19世纪初期和中期，英国是另一种大国，它的影响不能用军事霸权的传统标准去衡量。它的强大，表现在其他某些领域，英国人认为这远比一支庞大而又花钱的常备陆军更有价值。

其中第一个是海军领域。当然，在1815年以前的一个多世纪中，一般地说皇家海军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力量。但是那种制海权常常要争夺，特别是要与波旁家族诸强争夺。特拉法尔加之战后的80年，突出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任何国家或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能够严重地对英国的海上控制进行挑战了。不错，偶尔还有“恐法病”，海军部也密切地注意着俄国的造船计划和美国建造大型快速帆船的活动。但每一个这种可以觉察到的挑战都很快就消失了，只留下英国的海上力量发挥“比在以往诸海上帝国史中可以看到的更加广泛的影响”（劳埃德教授之言）。尽管皇家海军的数量在1815年以后稳步减少，但它的实际战斗力有时很可能与仅次于它的3支或4支海军的战斗力之和一样强大。它的主要舰队，至少在欧洲的边缘，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因素。为了保护葡萄牙君主国免遭国内外的危险，舰队停泊在塔古斯河；它决定性地在地中海使用海军（在1816年对付阿尔及尔的海盗，1827年在纳瓦里诺击溃土耳其舰队，1840年在阿克里遏制穆罕默德·阿里）；每当“东方问题尖锐化”时，它就老谋深算地派舰队停泊在达达尼尔海峡前。凡此种种都展示了英国的海上力量，这种力量虽然在地理上受到限制，但在欧洲各国政府的心中仍占有分量。在欧洲以外，较小的皇家海军舰队，甚或个别的战舰进行所有的活动：镇压海盗，拦截贩奴船只，运送陆战队登陆，威慑从广州到桑给巴尔的地方当权者。在那些地方，其影响甚至更是决定性的。

英国势力的第二个重要的领域，表现在它的日益扩大的殖民地帝国上。在这方面，总的形势又远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具有竞争性，那时英国不得不一再为其帝国而同西班牙、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交战。这时，除了对法国在太平洋的移动或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蚕食行动感到惊慌外，并没有需要认真对待的对手。因此，1815～1880年，英国经常存在于一种实力—政治的真空中，这很难说是夸张之词，这也是殖民军队能够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上的原因。不错，英国帝国主义有局限性和一些问题，还有西半球的扩张中的美利坚合众国及东半球的法国和俄国。但是，长期以来在热带的许多地方，除土著民族外，英国的利益集团（商人、种植园主、探险者和传教士）几乎碰不到其他外国人。

这种相对缺乏外界压力的情况，加上国内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兴起，使许多评论家坚决认为没有必要去攫取殖民地，此举不过是挂在负担过重的英国纳税者脖子上的一套“磨石”。可是，不管英国国内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是多么动听，事实是帝国在继续发展，1815～1865年，年平均扩张速度约为10万平方英里。有些地方是为战略和商业而攫取的，像新加坡、亚丁、福克兰群岛、香港和拉各斯；其他地方则是白人殖民者对土地贪得无厌的结果，他们穿越南非的草原、加拿大的草原和澳大利亚人烟稀少的内地。他们的扩张通常激起当地人的反抗，以致英国或英属印度常常不得不派军队去镇压。即使为日益增加的新责任所苦的本国政府反对正式吞并，但从乌拉圭到黎凡特，从刚果到长江，人们仍能感觉到一个扩张中的英国社会的“非正式的影响”。与法国的时断时续的殖民活动及美国人和俄国人更局部性的内部殖民相比，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英国人作为帝国主义者来说，是自成一类的。

显示英国与众不同和国力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财政领域上。诚然，这个因素是不可能脱离国家总的工商业进步的；必须用金钱给产业革命加油，而产业革命则以投资收益的形式转过来又创造更多的金钱。前一章已经谈到，英国政府早就知道怎样利用它的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财政领域的发展，不论在质的方面，还是在量的方面，都与以前的发展不同。乍一看来，量的差别引人注目。长期的和平以及在英国国内容易取得资本的事实，再加上全国金融体制的改进，从来没有如此刺激英国人向国外投资：在滑铁卢之战后的10年中，每年约输出600万英镑；到19世纪中叶已上升到一年3000万英镑以上；在1870～1875年，上升到惊人的7500万英镑。结果，英国从这类利息和红利中取得的收入，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每年能不费劲地达到8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5000万英镑。但大部分收入很快再向海外投资，呈上升的螺旋状，这样不但使英国越来越富，而且不断地推动全球的贸易和交通。

大量输出资本的后果是多方面的，也是重要的。首先，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大地缩小了英国一直承受的可见商品贸易的缺口。在这一方面，投资收入增加了来自航运、保险、银行业务、商品交易等方面已经相当可观的无形收益。这些收益合在一起，不但确保英国绝不会发生收支平衡的危机，而且英国在国内外变得越来越富了。其次，英国的经济起着一个巨大的风箱的作用，吞进大量原料和食品，吐出大量的纺织品、铁制品和其他制成品；与这类有形的贸易相媲美并补充其不足的是航运网络、保险机制和银行联系纽带。在19世纪，这些业务从伦敦（尤为突出）、利物浦、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城市向外扩大。

由于英国国内市场的开放性和伦敦愿意把海外收入向从佐治亚直到昆士兰的新的铁路、港口、公用事业和农业企业进行再投资，在可见的贸易交流和投资类型之间存在着一种总的互补性[7]。除此之外，还有对金本位的日益接受和以向伦敦兑取的票据为基础的国际交换和支付机制的发展，所以以下情况不足为奇：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相信，通过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他们已发现了既保证欣欣向荣又保证称霸世界的秘密。虽然有许多人——托利党的保护主义者、东方的专制君主——似乎仍过于迟钝而不承认这个真理，但经过这段时期，每个人肯定都会认识到放任主义经济学和政府功利主义准则的基本有效性。

虽然这一切从短期来看使英国人比以往更富有，但从长期看，这是否也包含了战略上的危险因素？通过明智的回顾，人们至少能发现这些结构经济变化的两个后果，在以后将影响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对比。第一个是这个国家正在为其他国家的长期扩展做出贡献——既通过不断地投入资金以建立和发展外国的工农业，又通过建造铁路、港口和轮船而使海外生产者能在以后的几十年与自己的产品进行竞争。

在这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蒸汽动力、制造业、铁路及后来的电力的来临，能使英国克服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从而提高生产力，增加了国家的财富和力量，但这些发明也帮助了美国、俄国，尤其是中欧，因为对内陆的发展而言，潜在的自然的和物质的障碍要大得多。用浅显的话来说，工业化所做的，就是使各国利用其本地资源的机会均等，从而扩展了迄今由那些较小的边缘国家所享受的海军兼商业的优势，而把这些优势转给了以陆地为基础的大国。

另一个潜在的战略性弱点在于英国的经济日益依赖国际贸易，尤其是国际金融。到了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各项出口构成了多达1/5的国家总收入，这个比率远比沃波尔时代和小皮特时代高；特别是对庞大的棉纺织业来说，海外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随着英国从主要是农业的社会转向主要是城市—工业的社会，国外的进口，不论是原料还是（日益增加的）食品，都变得极其重要。在发展最快的部门——银行、保险、商品交易和海外投资等“无形”的服务业中，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尤为关键。世界是伦敦城的囊中物，在和平时期一切顺利；但如果发生另一场大国战争，局势又会怎么样呢？英国的出口市场是否会受到甚至比1809年和1811～1812年更为严重的影响？它的整个经济和国内的人口是否会变得过于依赖在冲突时期容易被切断或停止供应的进口商品？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中，由于市场关闭，保险停止，国际资本的转移受阻，信贷业务被破坏，以伦敦为基地的全球银行和金融体制是否会崩溃？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先进的英国经济可能比一个不那么“成熟”但也较少依赖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国家，更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由于自由主义者提出的关于国际和谐和持续地欣欣向荣的主张，以上这些似乎是杞人忧天。他们认为英国最需要的是，政治家们理智行事，避免去干预其他民族争吵的蠢事。主张放任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甚至争辩说，英国的工商业越是被纳入全球经济并依赖它，对采用可能会导致冲突的政策的抑制力就越大。同样，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不但为19世纪中期的“繁荣”添加燃料，而且也显示出英国已变得多么先进和进步；即使其他国家仿效它，并且的确工业化了，它也能把它的力量转到为这种发展进行服务方面，由此甚至能获取更多的利润。用伯纳德·波特的话来说，它是第一个长出腿的青蛙卵，第一个变成青蛙的蝌蚪，第一个跳出池塘的青蛙。它在经济上与众不同，但这只是因为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由于这些繁荣昌盛的形势，对战略性弱点的担心似乎是没有根据的。就像1851年在水晶宫举办万国博览会期间噙着骄傲的泪水高呼的金斯利一样，大部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宁愿相信，一切可以顺应天命：

珍妮纺纱机及铁路、康纳德的轮船和电报对我来说……在某些方面，至少是我们与宇宙和谐相处的迹象；就像有一个威力无比的神……安排一切、创造一切的上帝在我们中间显示着征兆。

因此，与在幸福之舟上的其他文明一样，英国人可以相信，他们的地位既是“天然”的，又命中注定会保持下去。也正像其他一切文明一样，他们准备承受突然的冲击。但这是相当长时期以后的事，在巴麦尊和麦考莱[8]时期，通常英国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是它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弱点。

“中等强国”

在1815年以后约半个世纪里，经济和技术变化对欧洲大陆大国的相对地位的影响，远非那样引人注目。这主要是因为真正发生的工业化是在远低于英国的基础上开始的。人们越往东走，当地经济就越具有封建和农业的性质。1790年以前，西欧在商业和技术发展的许多方面已经接近英国，但即使在那里，20年的战争也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人口的损失、改变了的关税壁垒、提高的税赋、大西洋部分的“田园化”、海外市场和原料的丧失、取得英国最新发明的困难。这些都是全面经济增长的障碍，即使（出于特殊原因）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某些商业和地区已经繁荣起来时也是如此。可以说和平的来临意味着正常贸易的恢复，并且让大陆的企业家看到他们已经比大不列颠落后多么远，并且已经不能产生一次突然迸发的现代化浪潮。简单地说，没有足以产生一次变化的资本、本地的需要或官方的热情；许多欧洲的商人、手工业者和手织机织布者强烈地反对采用英国技术，因为他们（很正确地）看到这些技术是对他们旧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结果，虽然蒸汽机、动力织机和铁路使欧洲大陆取得一定的发展，但在1815～1848年，经济的传统特征依然是突出的：农业生产的地位高于工业生产的地位，缺乏廉价和迅速的运输工具，消费品优先于重工业。

前面的表7显示，在1750年以后的一个世纪，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水平的相对增长给人们的印象并不深刻，只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

“复原的欧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相互结合，把国际现状冻结起来，充其量也只容许现存的秩序做小规模的变动。这恰恰是因为法国大革命对欧洲内部的社会调整和传统的国家制度，都提出了一种令人生畏的挑战，梅特涅及其保守的同僚这时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任何新的发展。一个冒全面战争风险的冒险主义外交活动，就像一个争取民族自决或争取修正宪法的运动那样令人讨厌。总的说来，政治领袖们感到，仅仅对付国内动乱、各部门利益集团的不安（许多利益集团甚至在新机器刚出现时就已感到了威胁）、城市化的成长和对行会、手工业以及前工业社会的保护性规章的初次挑战，手头的事情就已经够多的了。一位历史学家曾经描述的“一场产生1830年起义大爆发的地方性内战以及一批直接引起的叛乱”的情况，意味着政治家们一般既无精力也无愿望去进行可能会削弱自己政权的国外冲突。

与此有关的是，确实发生了许多军事行动，其起因正是为了保护现存的社会政治秩序，使其免遭革命的威胁。例如，1823年奥地利军队在皮埃蒙特粉碎了反抗；同年法国的军事力量进入西班牙，以恢复斐迪南国王原来的权力；最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在1848年使用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的革命。如果这些措施在英国舆论中越来越不受欢迎，那么这个国家的岛国特性意味着它也不会为了解救自由力量使之不受镇压而进行干预。至于欧洲内部的领土变动，它也只有在大国“欧洲协调”一致同意以后才能做出，其中有的可能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补偿。因此，在1815～1865年，大部分微妙的政治问题（比利时、希腊）国际化了，大家也讨厌单方面的行动，这不同于这个时期以前的拿破仑时代，也不同于以后的俾斯麦时代。这一切给当时的国家制度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即使是靠不住的稳定。

在1815年以后的几十年，普鲁士的国际地位显然受了这些总的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影响。虽然因取得了莱茵兰而大大地扩大了领土，但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这时似乎远不如腓特烈大帝时期那样引人注目。只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在普鲁士的国土上终于出现了比欧洲任何地方都要迅猛的经济发展。对比之下，这个国家在19世纪前半叶似乎是一个工业方面的侏儒。它每年5万吨的铁产量，不但被英、法、俄3国超过，而且也少于奥地利哈布斯堡。此外，莱茵兰的取得，不但在地理上分裂了普鲁士，并且在较“自由的”西部诸省与较“封建的”东部诸省之间加剧了政治分裂。在此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的紧张形势在政治中最为突出。虽然反动势力通常占了上风，但它们对1810～1819年的改革趋势感到震惊，也被1848～1849年的革命弄得惊慌失措。甚至当军方重新把一个非常粗俗的政权强加给人民时，对国内不安定的担心使普鲁士的上层不愿去考虑对外政策方面的冒险活动；相反，保守分子感到，他们需要尽量紧密地与欧洲其他地方（特别是俄国，甚至还有奥地利）的稳定势力合为一体。

普鲁士国内的政治争端因关于“德意志问题”的争论（即关于39个德意志邦最终联合的可能性以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争论）而更加复杂化了。因为这个争论的问题，不但可以预料会把普鲁士具有自由和民族主义思想的资产阶级从大部分保守分子中分离出来，而且它还涉及与德意志中部和南部诸邦微妙的谈判，而最重要的是，它又恢复了与奥地利哈布斯堡从1814年就撒克逊问题的激烈争吵以来的敌对行动。虽然普鲁士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发展起来的日益重要的德意志关税同盟无可争辩的领袖（奥地利因受本国工业家的保护主义压力，未参加该同盟），但在这几十年中，政治优势一般掌握在维也纳手中。首先，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和腓特烈·威廉四世（1840～1861年在位）对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冲突后果的担心，更甚于梅特涅及其继任者施瓦岑堡对与其北方邻国冲突的后果的担心。其次，奥地利主持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邦联会议，它获得了许多较小的德意志邦的同情，更不用说普鲁士的旧保守分子的同情了；它看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欧洲大国，而普鲁士不过是一个德意志大国。维也纳具有更大影响的最值得注意的迹象，体现在1850年的《奥尔米茨协定》上，它暂时结束了它们对德意志问题优势的争夺，当时普鲁士同意遣散其军队并放弃它自己的统一计划。腓特烈·威廉四世认为，外交上的屈辱比一场在1848年革命以后不久的冒风险的战争更为可取，甚至一些像俾斯麦那样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对在奥地利的要求面前后退深感刺痛，但也感到在“争霸德意志的斗争”最终解决之前，不妨少有作为。

使腓特烈·威廉在奥尔米茨屈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他知道俄国的沙皇支持奥地利在“德意志问题”上的方案。从1812年直至1871年的整个时期，柏林尽力避免激怒这个东方军事巨人。思想意识和力量上的原因当然有助于为这种奉承的态度进行辩解，但却不能完全掩盖普鲁士继续存在的自卑感。俄国在1814年维也纳会议上获得了大部分波兰，更加深了普鲁士的这种自卑感。圣彼得堡对普鲁士的任何自由化行动表现出不赞成的态度。沙皇尼古拉一世认为，德意志统一是一个愚蠢的空想（特别是像1848年的企图那样，由一个把皇冠送给普鲁士国王的激进的法兰克福议会来统一）。这个著名见解，以及俄国在奥尔米茨前对奥地利的支持，都显示了这种强大的国际影响。因此，在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人们看到普鲁士政府想方设法保持中立的情况就不会惊奇了，因为它害怕与俄国交战的后果，虽然它同时也担心会失去奥地利和西方列强的尊敬。根据普鲁士的处境，它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但是，由于英国人和奥地利人不喜欢柏林“动摇的政策”，普鲁士的外交人员没有获准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参加1856年的巴黎会议，直到进行了一段会议议程后才介入。从象征意义上说，它当时仍被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与会国。

在其他领域中，普鲁士也发现自己受制于别的大国，虽然为时较短。巴麦尊勋爵谴责普鲁士军队进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举是使普鲁士最为担心的事，而使人更为不安的是法国在1830年，又在1840年，最后在19世纪60年代，对莱茵兰的潜在威胁。所有这些紧张时期，不过是证实了与维也纳的争吵和从圣彼得堡偶尔发出的咆哮声给人的联想：在19世纪的上半叶，普鲁士在大国中是最差的，它在地理上处于不利地位，被强邻所超过，被国内的和德意志内部的问题所困扰，根本不可能在国际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鉴于普鲁士在各个方面的力量，看来这个评价也许过于苛刻，因为它的教育制度——从教区学校直到大学——在欧洲是无与伦比的；它的行政制度相当有效率；它的军队和令人生畏的总参谋部，很早就在研究战术和战略的改革，特别是“铁路和来复枪”的军事含意的改革。但事实是，要到自由主义者和保守分子之间的内部政治危机得到克服，上层有一个坚定的领导来代替摇摆不定的腓特烈·威廉四世，以及普鲁士的工业基础得到发展以后，这种潜力才能被利用。因此，只有到1860年以后，这个霍亨索伦王朝的国家才能从近乎二流大国的地位脱颖而出。

与生活中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战略上的弱点是相对的。与南面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相比，普鲁士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令人气馁。如果说在1648～1815年人们看到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兴起”和“把自己树立起来”，但是这种扩张并没有消除维也纳在致力于发挥大国作用时努力要克服的困难。而1815年的解决办法把这些困难做了调和，至少从较长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例如，奥地利人常与拿破仑交战并取得胜利，这个事实意味着1814～1815年谈判期间进行的边界总调整中，他们需要“补偿”；虽然奥地利人明智地同意从荷兰南部、德意志西南部和波兰部分地区撤出，却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扩张和在新建立的德意志邦联树立的领导作用中取得了补偿。

根据欧洲协调的总的理论，特别是根据英国评论家和梅特涅本人偏爱的那些理论形式，奥地利力量的重振是值得称道的。奥地利哈布斯堡横跨欧洲，从意大利北部平原直至加利西亚，它充当着平衡的中心支点，在西欧和意大利抑制了法国的野心，与“大德意志”民主主义者和普鲁士扩张主义者针锋相对而维持了德意志的现状，构成了阻止俄国对巴尔干半岛渗透的屏障。上述每一项任务的确得到了至少一个大国的支持（这要取决于各项任务的背景）；奥地利哈布斯堡在这盘复杂的、5人下的围攻棋王的棋局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它似乎是冻结1815年解决办法的最大获益国，而法国、普鲁士和俄国迟早会要求某些变动，英国人则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越来越感到在战略上和思想意识上没有理由去支持梅特涅，最后就不大愿意援助奥地利维持现存秩序的一切努力了。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1815年以后几十年在欧洲出现的全面和平，的确主要是由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地位和作用的缘故。所以在19世纪60年代，当它不能再从其他大国取得军事支持去维持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现状时，它就被赶出了那两个战场。1900年以后，当它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时，一场继承的大战——对欧洲的平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就不可避免了。

只要保守的欧洲大国在维持原状时联合起来反对法国的复苏，或者总的说来反对“革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的这一弱点就可以得到掩盖。通过呼吁神圣同盟思想上的团结一致，梅特涅通常能得到俄国和普鲁士支持的保证，两国转而容许他放手安排对任何自由主义者骚乱的干涉——不论是通过派奥地利部队去镇压1821年的那不勒斯起义，还是容许法国在西班牙采取支持波旁政权的军事行动，或是通过特意的安排，把反动的卡尔斯巴德法令（1819年）硬塞给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奥地利哈布斯堡与圣彼得堡和柏林的关系还得益于镇压波兰民族主义的共同的利益，对俄国政府来说，波兰民族主义是远比在希腊或海峡问题上的分歧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加利西亚对波兰叛乱的联合镇压，1846年得到俄国和普鲁士的同意，奥地利合并克拉科夫的行动，都说明从君主的团结中取得了利益。

但是从长期看，这个梅特涅式的战略有严重的缺陷。在19世纪的欧洲，一场激进的社会革命能相当容易地被抑制；每当革命发生时（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惊慌失措的中产阶级就背叛它而倒向“法律和秩序”一边。但是，被这个世纪更早期的法国革命和形形色色的解放战争所激励的那些广为传播的赞成民族自决的思想和运动，却不能永远被压制；梅特涅瓦解独立运动的种种企图，不断地消耗着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元气。由于坚决反对任何民族独立的骚乱，奥地利很快就失去了其老盟友——英国的同情。它在意大利再三使用武力的行动，激起了所有阶级对哈布斯堡“狱吏”的反抗，这转而对几十年以后的拿破仑三世有利，当时那个野心勃勃的君主能够帮助加富尔[9]把奥地利人赶出北意大利。同样，奥地利哈布斯堡出于经济原因不愿参加德意志关税同盟，而宪法和地理的限制又使它不可能成为“大德意志”的一部分，这些情况使许多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灰心丧气，于是他们开始谋求普鲁士的领导。甚至连通常支持维也纳镇压革命的沙皇政权，偶尔也发现自己比奥地利更容易对付民族革命：在19世纪20年代，亚历山大一世与英国合作，不顾梅特涅的一切反对去支持希腊独立的政策便是证明。

事实是，在一个民族日益觉醒的时代，奥地利哈布斯堡表现得越发不合时宜了。有人已经指出：

在其他的大国中，大部分公民共操同一语言，共信同一宗教。至少90%的法国人讲法语，同样比率的法国人至少在名义上信仰天主教。10个普鲁士人中有8个以上是德意志人（其余大部分为波兰人），而在德意志人中，70%是新教徒。沙皇的7000万臣民尽管包括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少数民族（500万波兰人，350万芬兰人、埃斯特人、列特人和拉脱维亚人，300万混杂的高加索人），但仍有5000万人既是俄罗斯人，又是东正教徒。英国的居民中90%操英语，70%为新教徒。像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花多大力量去捏合的，它们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对比之下，奥地利皇帝统治的是一个民族大杂烩，每想到这种情况，他就必定会呻吟不安。他与其800万臣民是德意志人，但比这多一倍的人是这种或那种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塞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还有500万匈牙利人、500万意大利人和200万罗马尼亚人。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根本没有答案。

被视为帝国中“即使不是唯一且最重要的建制，也是最重要的建制之一的”哈布斯堡军队，也反映了这种民族的多样性。“在1865年（即为称霸德意志而与普鲁士进行一场决定性冲突的前一年），在其军队的花名册上有128286名德意志人、96300名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52700名意大利人、22700名斯洛文尼亚人、20700名罗马尼亚人、19000名塞尔维亚人、50100名罗塞尼亚人、37700名波兰人、32500名马扎尔人、27600名克罗地亚人和5100名其他民族。”虽然这样组成的军队几乎与印度王公下辖的英国—印度部队一样具有多种肤色和多样化，但它与同源性高得多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相比，无疑具有众多不利之处。

这种潜在的弱点又伴随着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一问题，这部分是由于帝国内征税的困难，但主要是由它微不足道的工商业基础引起的。虽然现在历史学家谈论1760～1914年“奥地利哈布斯堡的经济振兴”，但实际情况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工业化只在某些西部区域——如波希米亚、阿尔卑斯山脉各地、维也纳周围——出现，而帝国的较大部分地区相比之下依然没有触动。因此奥地利本身进步了，但作为整体，帝国在按人口计算的工业化、钢铁生产和蒸汽动力能量等方面，却落后于英国、法国和普鲁士。

更有甚者，法国战争的费用“在财政上耗尽了帝国的元气，使奥地利背上了大量公债和贬值的纸币的包袱”，这实际上迫使政府把军费开支保持在最低水平上。1830年，军队的拨款只相当于总岁入的23%（1817年为50%），到1848年，其份额已下降到20%。当危机出现时（如在1848～1849年、1854～1855年、1859～1860年和1864年），增拨的军费才得到批准，但其数量从来不足以使军队达到满员的程度，而当看到危机行将结束时，增拨款项很快就被削减，例如，1860年的军事预算为1.79亿弗罗林，到1863年下降到1.18亿，在1864年与丹麦冲突时增至1.55亿，但在1865年被大幅度地削减到9600万——这是与普鲁士交战的前一年。以上这些总数都跟不上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军事预算，或者稍后的普鲁士军事预算。奥地利的军事行政即使用19世纪中期的标准来衡量，也是腐败无能的，由于这个缘故，所拨款项的使用不是很得当。总之，奥地利哈布斯堡的武装部队根本不能承担它应召去进行的战争。

这一切并不会使帝国提前衰亡，就如同许多历史学家所说，它的持久力是很不寻常的：在基督教改革运动、土耳其人和法国革命的冲击下生存下来后，它还能度过1848～1849年的事件和1866年的战败，直到其最后阶段，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严峻形势下，才最终垮台。虽然它的弱点是明显的，但不能无视它的实力。这个君主国不但获得了德意志臣民的效忠，而且也得到过非德意志国土的许多贵族和“受庇护的”家族的忠诚。比如说，与俄国及普鲁士政府相比，它在波兰的统治是相当宽厚的。此外，帝国复杂的、多民族的特点，再加上大量的地方争端，使它能够从中央进行一定程度分而治之的统治，这可以从它谨慎地使用军队上看出：匈牙利部队主要驻扎在意大利和奥地利，意大利部队驻扎在匈牙利，一半的轻骑兵团驻扎于国外，等等。

最后，它具有一种其他大国——即使在与奥地利哈布斯堡交战时——不知道用什么来取代的消极优势。沙皇尼古拉一世可能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要求不满，但他十分愿意出兵帮助粉碎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法国可能搞阴谋把哈布斯堡人赶出意大利，但拿破仑三世也知道维也纳可能是未来反对普鲁士或俄国的有用的盟友；而俾斯麦虽然决意在德意志排除奥地利的影响，可是一旦奥地利哈布斯堡在1866年投降，他就又热衷于把它保存下来了。只要某种状态依然存在，帝国就能幸存——当然是经过默许的。

尽管在拿破仑战争中失利，但在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法国的地位在许多方面大大优于普鲁士或奥地利哈布斯堡。它的国民收入要多得多，资本更容易取得；它的人口远远超过普鲁士，比奥地利哈布斯堡更具同质性；它能够不太费劲地供养一支庞大的陆军，还能维持一支相当大的海军。可是，它在这里被视为“中等大国”，完全是因为战略、外交和经济几方面的情况合在一起，使法国不能集中其资源以在任何领域中取得决定性的领导地位。

1814和1815年在强权政治方面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是，其他大国已决心阻止法国在欧洲维持霸权的种种企图。伦敦、维也纳、柏林和圣彼得堡不但愿意平息它们在其他纠纷（例如撒克逊问题）中的争吵，以便击败拿破仑的孤注一掷，而且它们还打算建立一个战后体制，以便在将来封锁法国进行扩张的传统路线。这样，当普鲁士充当莱茵兰的保护人时，奥地利加强了它在北意大利的地位；英国的势力在伊比利亚半岛得到了扩张；在这一切的背后则有一支庞大的俄国陆军。为了保卫1815年协议，俄国随时都会横越欧洲。结果是，各党各派的大部分法国人想力促采取一项“复兴”政策，但效果显然不可能很大。能取得的最佳结果是，一方面，法国作为欧洲协调中一个平起平坐的伙伴的地位得到承认；另一方面，可与现存的列强一起，在邻近区域恢复法国的政治势力。可是，即使法国人能够，比如说，在伊比利亚半岛取得与英国人平等的地位，并且重新在地中海东部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也不得不提防激起另一个反对他们的联盟。在19世纪20和30年代，事情变得相当清楚，法国进入低地国家的任何行动，本能地会触发一种强大得难以抗衡的英普联盟。

巴黎另一张可以打出的牌是与大国之一建立亲密的关系，它可以被利用来达到法国的目的。由于其他国家之间潜在的对立，以及与法国结盟有巨大的利益（金钱、军队和武器），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设想，可是它在三个方面有缺陷。首先，另一个强国完全可以利用法国更甚于法国利用它——如梅特涅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的作为那样，当时他接受法国的建议，只是为了分化伦敦和巴黎。其次，这几十年法国政体的更替，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在一个意识形态起很大作用的时期的对外关系。例如，随着1830年法国革命的来临，长期怀有的与俄国结盟的希望破灭了。最后，还存在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有其他几个强国在一定的时候愿与法国合作，但在这个时期它们谁也不希望改变现状，也就是说，它们只给法国外交友谊，而不给领土要求的承诺。直到克里米亚战争以后，在法国之外才广泛出现了要求重新划定1815年边界的情绪。

如果法国在对抗欧洲其余部分时能像路易十四在其鼎盛时期，或像拿破仑在其鼎盛时期那样强大，这些障碍也许会表现得不那么可怕。但事实是，法国在1815年以后并不是特别有实力的国家。多达150万的法国人死于1792～1815年的几次战争，而更重要的是，在整个19世纪，法国的人口增长比任何大国都要缓慢。不但长期的冲突以前面提到的各种方式使法国的经济失调，而且和平的来临使它遭受到强大的英国对手的商业挑战。“对1815年以后的大部分生产者来说，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着一个作为他们最近的邻国，而且作为在所有国外市场有时甚至在严加保护的国内市场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的工业生产者。”法国缺乏竞争性，国内存在着抑制现代化的因素（例如小规模的农业资产、不发达的交通、基本上是地区性的市场、缺乏廉价和容易取得的煤），它也丧失了来自海外市场的刺激，这些情况意味着在1815～1850年间，它的工业增长率比英国低得多。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制造业产量与法国持平；但1830年，它是法国的182.5%；到1860年，又拉大到251%。此外，甚至在19世纪后半期，当法国的铁路建设和总的工业化速度开始加快时，它吃惊地发现，德意志的发展比它更快。

而这个世纪法国的经济被人轻率地贬低为“落后”和“令人失望”的，这令现在的历史学家也弄不明白了。在许多方面，法国人走向民族繁荣的道路，完全与英国人所采取的另一条迥然不同的路线一样合乎逻辑。产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恐惧在法国不那么普遍；可是通过把力量集中在高质量的而不是大量生产的货物上，每个制造业按人口计算的产值大大地增加了。法国人总的说来没有在国内向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投资，但这常常是计算得失的事，并不是贫困和停滞的迹象。事实上，法国国内有大量剩余资本，其中大部分在欧洲其他地方进行工业投资。法国政府不可能被资金短缺的问题所困扰，它在军火业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冶炼加工业中有投资。法国的发明家在佩克斯昂将军领导下生产了平射炮，他们进行了“拿破仑号”和“光荣号”的“划时代的造船设计”，还生产了米尼埃子弹和有膛线的步枪。

尽管如此，事实依然是，从经济角度以及其他方面看，法国的相对力量正在减弱。再重复一遍，虽然法国大于普鲁士或奥地利哈布斯堡，但它再也不能像一个世纪以前那样，在各领域中担任有决定意义的领导。它的陆军是庞大的，但数量少于俄国。它的不稳定地受法国历届政府支持的海军，一般地说仅次于英国皇家海军——但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从制成品产量和国民产值看，法国落在其有开创精神的邻国后面。“光荣号”的下水，很快因英国皇家军舰“勇士号”而黯然失色，就像它的野战炮落后于克虏伯新设计的大炮一样。它的确在欧洲以外发挥了作用，但它的领地和它的影响，远远没有英国广泛。

这一切说明了另一个难以衡量——也常常难以部署——法国的真正力量的尖锐问题。它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各种因素混杂的大国，常常在其欧洲的和非欧洲的利益之间进退维谷。这种情况转而影响了它已被意识形态和均势考虑弄得十分复杂的外交。阻止俄国向君士坦丁堡推进，比抑制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要求更重要吗？它应该设法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还是在英吉利海峡去向皇家海军挑战？它应该鼓励还是反对统一德意志的早期行动？由于以上的每一项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所以看到以下的现象就不会惊奇了：人们常常发现法国人有矛盾心理，行动举棋不定，甚至在他们被视为欧洲协调不折不扣的成员之一时也是如此。

但在另一方面，不要忘记那些制约法国的总的形势，反过来也使它能起到遏制其他大国的作用。如果说在拿破仑三世时期尤其是这样，那么在19世纪20年代晚期情况就已开始如此。仅仅靠它的面积，法国的复兴在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在低地国家，在更远的地方都有影响。英国人和俄国人试图影响奥斯曼的事态发展时，都需要把法国考虑进去。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法国远比动摇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甚至比英国，更构成了遏制俄国的军事力量。法国破坏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地位。使英帝国不能在非洲和中国沿海拥有完全垄断势力的国家也是法国，虽然在这方面较少引人注目。最后，当奥地利和普鲁士“争霸德意志的斗争”达到最高潮时，斗争双方对拿破仑三世可能做的和可能不做的事情，都表示出深切的关心。总之，随着1815年以后法国的复兴，它在随之而来的几十年中依然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强国，它在外交上很活跃，在军事上相当强，与它为敌不如与它为友——虽然它的领袖意识到，它再也不像前两个世纪那样占有支配地位了。

克里米亚战争和俄国的衰落

俄国的相对力量在1815年以后国际和平和工业化的大部分时期趋向衰落，虽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1854～1856年）才完全地表现出来。在1814年，欧洲曾经慑服于俄军的西进。当沙皇随哥萨克旅进城时，巴黎的群众曾经谨慎地高呼“亚历山大皇帝万岁”。和平解决本身主要基于保守主义的考虑，重点在于反对未来的领土和政治变动。这种解决得到了一支80万人的俄国军队的保证——在陆地上这支军队远远胜过其他任何对手，就像在海上英国皇家海军胜过其他舰队一样。奥地利和普鲁士都被这个东方巨人所压倒，甚至当它们与俄国宣布君主团结时，也害怕它的实力。当专制的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继承了以救世主自居的亚历山大一世时，俄国作为欧洲宪兵的作用——如果有的话——扩大了。尼古拉一世的地位因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而进一步加强，当时只有俄国和英国像巴麦尊勋爵指出的那样是“傲然挺立”的强国。奥地利当局要求援助去镇压匈牙利叛乱的紧急呼吁，得到了俄国派出三个军的回应。相比之下，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对国内改革运动的动摇，再加上要求改变德意志邦联的各种建议，激起了俄国持续的压力，直到柏林宫廷接受在国内实行反动政策和在奥尔米茨做出外交让步时为止。至于1848年以后的“变革势力”本身，所有的人（不论是被打败的波兰和匈牙利民族主义者，还是灰心丧气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是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反对欧洲进步的主要壁垒，长期以来一直是沙皇的帝国。

可是，在1815～1880年，俄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正在惊人地衰弱下去，至少在与其他强国相比时是如此。这并不是说它的经济没有增进，虽然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他的许多官员一直对市场力量或对任何现代化的迹象抱敌对态度。它的人口迅速增加（从1816年的5100万，增至1860年的7600万，又增至1880年的l亿人），而城镇的人口增长得最快。铁产量增加了，纺织业的规模成倍扩大。据称，在1804～1860年，工厂或工业企业从2400个增至15000个。蒸汽机和现代机械从西方输入。从19世纪30年代起，一个铁路网开始形成。历史学家曾就这几十年中俄国是否发生“工业革命”的问题争论不休，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事物在发展之中。

但是，确凿的事实是，欧洲的其余部分发展得更快，俄国正在衰落。由于更为众多的人口，在19世纪初叶，它曾不费劲地拥有最大的国民生产值。两代人以后，情况再也不是这样，这从表9可以看出。

表9 欧洲列强的国民生产总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物价的市场价格为标准；单位：10亿美元）

但是，当研究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这些数字更令人吃惊（见表10）。

表10 欧洲列强国民生产总值的人均产值（1830～1890年）

（以1960年美元和价格为标准；单位：美元）

数字表明，这些年俄国国民生产值总数增加的最大原因，是它人口的增长（不论是通过生育，还是通过在土耳其斯坦和其他地方的征服），而与产量（特别是工业产量）的实际增长无关。俄国的人均收入和国民产值一直落在西欧后面，这时差距甚至越来越大了，例如，1830年是英国人均收入的一半，60年以后只是英国的l/4。

同样，在19世纪初期，俄国铁的产量翻了一番，但这与英国30倍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两代人的时间内，俄国已从最大的铁生产国和出口国，变成日益依赖进口西方制成品的国家。甚至铁路和轮船运输的进步也需加剖析。到1850年，俄国拥有略多于500英里的铁路，而美国则有8500英里。在大河流或黑海和波罗的海进行的轮船贸易的大部分增长，则是为了运输国内大量增加的人口所需要的粮食和向英国运输小麦以偿付进口的制成品。出现的一切新发展往往掌握在外国商人和企业家手中（出口贸易肯定是这样），这使俄国越来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国。经过对材料的周密考察就可以看出，大部分新“工厂”和“工业企业”雇用的人都不足16个，而且它们大概根本没有机械化。资本的普遍缺乏、消费者的低需求、弱小的中产阶级、遥远的距离和严酷的气候、专制和多疑国家的高压手段，使俄国工业“起飞”的前景实际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难以实现。

在很长时期，这些不祥的经济趋势并没有转变为显著的俄国军事弱点。相反，1815年以后大国普遍表现出的对旧制度结构的偏爱，在它们军队的社会成分、武器和战术中看得更为清楚。各国政府仍处于法国革命的阴影之中，关心它们军队的政治和社会的可靠性更甚于军事改革。不再面临大战争考验的将军们自己很注意等级、服从和谨慎——这些特征更因尼古拉一世迷恋讲究形式的检阅和大行军而突出。由于这些总的情况，俄国军队单纯的规模和它大量征兵的稳定性，对国外的观察家来说，比诸如军事后勤和军官团教育水平等不显眼的事务更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更有甚者，俄国的军队过去是有战斗力的，常常在频繁的深入高加索和跨越土耳其的扩张战役中取胜，这些挺进已经开始使印度的英国人不安，并使19世纪的英俄关系比18世纪时的两国关系更加紧张。对外国人来说，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俄国对1848～1849年匈牙利叛乱的镇压和沙皇的主张，即他随时准备派40万大军去平息同时代的巴黎叛乱。但那些观察家们却没有注意到一个较不显眼的事实：俄国的大部分军队总是受制于国内的驻防任务、在波兰和芬兰的“警察”行动，以及诸如边境巡逻和军事殖民等其他活动而不能动弹；所剩下的部队并不是特别有战斗力的，例如，在匈牙利之役遭受的伤亡中，除1000人外，其余人的死亡全是由疾病引起的，因为军队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工作毫无效率可言。

1854～1855年的克里米亚之战，非常惊人地证实了俄国的落后。沙皇的部队不能集结。联军在波罗的海的行动（虽然一直不很严重），再加上瑞典干涉的威胁，把多达20万人的俄军牵制在北方。在多瑙河诸公国的早期征战，以及奥地利将干涉的威胁转为现实这一极为严重的危险，对比萨拉比亚、西乌克兰和俄属波兰构成了威胁。在高加索与土耳其人的交战，就像防卫远东的俄国领土一样，对部队和供应体系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当英法军队对克里米亚的攻击把战争转到俄国领土的高敏感区域时，沙皇的武装部队没有能力把这种入侵拒之门外。

在海上，俄国拥有一支由干练的海军将领指挥的相当规模的海军。1853年11月，它能在锡诺普彻底摧毁较弱的土耳其舰队；但是一旦英法舰队参战，形势立刻逆转。许多俄国船只是用冷杉建造的，经不起风浪；它们的火力不足，船员未经充分的训练。联军拥有更为众多的蒸汽战舰，其中有的配备了榴霰弹和康格里夫火箭。尤其是，俄国的敌人有建造更新的船只（包括几十艘蒸汽炮舰）的工业能力，因此，随着战期的延长，他们的优势就变得更大了。

但是，俄国陆军的处境更糟。一般的步兵打得不错，在纳希莫夫海军上将和工程天才托德尔本上校的鼓舞人心的领导下，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长期防御是一个了不起的业绩。但在其他方面，陆军可悲地不能胜任其任务。骑兵团不敢冒险，他们练兵场上的马匹不能投入艰苦的战斗（在这方面，非正规的哥萨克部队要更好一些）。更糟的是，俄国士兵的武器非常差。他们老式的燧发滑膛枪的射程为200码，而联军的步枪能够有效地射至1000码；这样，俄国的伤亡人数要大得多。

最坏的是，甚至当知道了任务的艰巨时，俄国的体制作为一个整体，仍不能对它做出反应。陆军的领导很差，充满了个人倾轧，始终未能产生一个有凝聚力的宏伟战略——在这方面，完全反映了沙皇政府普遍的无能。受过训练和教育的中级军官很少，而普鲁士军队中却有大批这样的军官；主动性会遭白眼。令人惊讶的是，在全国性的紧急状态下，可以征召的后备军却很少，因为短期服役制的大规模采用，将会导致农奴制的垮台[10]。实行这个制度的一个后果是，俄国长期服役的军队包括许多超龄的士兵；另一个更加致命的后果是，约40万在战争开始时匆忙入伍的新兵完全没有受过训练（因为没有足够的军官担任这项工作），而且从农奴市场抽出那么多人，损害了俄国的经济。

最后，存在着后勤和经济方面的弱点。由于在莫斯科南部没有铁路，马拉的供应车不得不穿过数百英里的干草原，那里在春季解冻和秋季下雨时是一片泥泞的海洋。况且马匹本身也需要许多饲料（饲料又必须由驮马来运送），以致巨大的后勤努力所产生的效果小得不成比率。通过海路，联军在3个星期内可以把增援部队从法国和英格兰调到克里米亚，而来自莫斯科的俄国部队有时则要花3个月时间才能到达前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俄军装备库存的枯竭。“在战争开始时贮存了100万件枪炮；到1855年末，只剩下了9万件。在1656门野战炮中，只有253门可用……火药和子弹的库存情况甚至更糟。”战争的时间拖得越长，联军的优势变得越大，同时英国人的封锁阻止了俄国对新武器的进口。

但是，封锁的效果还不只此，它切断了俄国粮食和其他出口品的流通（除了从陆路把这些物品运往普鲁士），并使俄国政府不借巨额贷款就不能支付战争费用。甚至在和平时期就占这个国家岁入4/5的军费，从1853年的2.2亿卢布，增至1854年和1855年的5亿卢布左右。为了弥补惊人的亏空，俄国财政部在柏林和阿姆斯特丹借债，但那时卢布的国际币值下跌了；为了弥补剩余的不足数，它采用了印钞票的办法，这样就导致价格的猛烈上涨和日益增多的农民动乱。在此以前，财政部建立银本位卢布和取缔一切期票——它已在拿破仑战争和征讨波斯、土耳其和波兰造反者时破坏了“健全的财政”——的大胆的尝试，这时完全被克里米亚战争所破坏。1856年1月15日，国务会议被警告说，如果俄国坚持这场徒劳的斗争，国家将破产。与大国谈判是避免灾难的唯一出路。

这一切并不是说，联军认为克里米亚战争是容易打的；对它们来说，这场战争也产生了紧张和不愉快的冲击。十分有趣的是，法国受到的不利影响最小，因为它在这一次得益于它是多种因素混合的强国——在工业和经济方面不像俄国那样落后，而在“非军事化”程度上则不如英国。在圣-阿尔诺将军率领下东进的武装部队，由于在北非打过仗，所以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且具有相当的海外征战的经验；他们的后勤和医药供应制度，与19世纪中期的政府能够提供的这种制度一样有效率。法国军官有理由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当的经验不足的英国军官带着超重行李的现象感到迷惑不解。法国远征军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并且在战争的重大突破中所做的贡献也最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法国在这次战斗中恢复了拿破仑时代的遗风。

但是，到了战役的后面几个阶段，法国开始表现出一些紧张的迹象。虽然它是一个富国，但它的政府不得不与铁路建筑商等人向信用动产公司和其他银行家争夺现成的资金。黄金正在流向克里米亚和君士坦丁堡，造成了法国国内的物价上涨；歉收的粮食帮不了忙。虽然还不知道战争的全部损失（10万人），但法国人对这场冲突的早期热情很快就烟消云散。通货膨胀引起的民众骚乱，加剧了塞瓦斯托波尔陷落的消息传开后引起的争论，即正在延长的战争不过是迎合自私和有野心的英国的目的。到这个时候，拿破仑三世也急于要结束战斗：俄国已受到惩罚，法国的威信已经提高（在巴黎举行的一次重大的国际和平会议上还会进一步提高），而且重要的是，不能因为把黑海周围的冲突升级而过于分散对德意志和意大利事务的注意力。即使拿破仑三世不能在1856年对欧洲地图作重大的改变，他也肯定感到法国的前途比滑铁卢之战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在旧欧洲协作体中，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分歧使这种幻想又继续了10年。

对比之下，英国人则远远不满足于克里米亚战争。尽管作了某些改革的努力，陆军仍是威灵顿式的，而且它的统帅拉格伦男爵在半岛战争中实际上当过威灵顿的军事秘书。骑兵是胜任的（就骑兵部队而言），但常常被误用（不只是在巴拉克拉瓦战役），而且几乎不能部署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城设施中。虽然英军士兵是作战勇猛的健壮的老兵，但是在克里米亚雨季和冬季时保温掩体却惊人得缺乏，陆军中对付大规模出现的痢疾和霍乱的医疗工作原始而无能，陆路运输的不足，造成了激怒英国全国的不必要的损失和挫折。更加为难的是，由于英国陆军像俄国陆军一样，是主要用于卫戍任务的长期服役的部队，所以它没有在战时可资抽调的受过训练的后备力量；但俄国人至少还能够强制征召数十万新兵，而主张放任主义的英国却不能这么办，这就使政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它必须大肆宣传，广招外国的雇佣军，以弥补在克里米亚部队的缺额。可是，当英国的陆军一直处于法国的小伙伴地位时，它的海军却没有真正的机会去取得纳尔逊式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因为敌人谨慎地将其舰队撤入加固的港口内。

伦敦《泰晤士报》公开揭露了英国军事上的无能和部队伤病员的痛苦，公众对此爆发的不满情绪，这里只能附带一提：它不但导致内阁的改组，而且也激起了一场关于“一个战争中的自由国家”内在困难的认真争论。此外，整个事件表明，英国貌似特别强大之处（低程度的行政管理、少量的帝国陆军、对海上力量的严重依赖、对个人自由和不受约束的新闻界的重视、议会和个别大臣的权力）在全国被号召去对主要敌人进行一场一年到头的广泛的军事行动时，就很容易转化成弱点。

英国对这一考验的反应（很像20世纪美国人对战争的反应）是：为了弥补过去的疏忽，拨给武装部队大量资金。交战国的未经分类的军费数字（见表11），对说明冲突的最后结果是大有帮助的。

表11 克里米亚战争中列强的军费

（单位：百万英镑）

（续）

但甚至当英国自我激励时，它也不能迅速创造出足够的表现实力的物资。军费可能成倍增加，可能会订购数百艘蒸汽轮船，远征军到1855年可能会享受到过剩的帐篷、毛毯和弹药，好战的巴麦尊勋爵可能会强调打垮俄帝国的必要性。可是如果法国走向和平而奥地利保持中立（这正是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后一个月内发生的事），英国的小型陆军是无所作为的。只有英国全国和它的政治经济变得更为“军事化”时，它才能郑重其事地坚持单独与俄国交战。但是，对一个已经因克里米亚之役造成的战略、宪法和经济方面的困难而感到不安的领导集团来说，可能代价实在太高了。因此，当感到受骗而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时，英国人也愿意和解。这一切的结果使许多欧洲人（法国人、奥地利人还有俄国人）怀疑伦敦的目的和可靠性，正像它使英国公众越加讨厌卷入大陆的事务一样。当拿破仑的法国移向1856年的欧洲舞台中央时，英国则不断地靠边站——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英国国内的改革运动，只会加剧这种转移趋势。

如果说克里米亚战争冲击了英国人，那么这种冲击根本不能与俄国的实力和自尊心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不必说48万人死亡所造成的损失了。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直截了当地声称：“我们不能再欺骗自己了……我们比一流强国虚弱和贫穷，另外，我们不但在物质方面，而且在智力资源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比它们贫乏。”这一醒悟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者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变革，最明显的是农奴制的废除。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对铁路和工业化的鼓励远远大于他父亲统治的时期。煤和钢铁的产量、大规模的公用事业和规模大得多的工业企业，从19世纪60年代起更加引人注意了。俄国经济史提供的统计数字乍一看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

可是，像以往一样，现象的变化影响一个人的判断。这个现代化赶得上——且不说超过——贫困和无文化的农民人数每年的大量增长吗？在今后的20年中，它能与西方的英国中部、鲁尔、西里西亚和匹兹堡发生的钢铁和制成品生产的爆炸性增长相比吗？它能否赶上普鲁士即将向世界显示的、重视国家实力中质的因素超过重视量的因素的“军事革命”，甚至能否赶上经过现代化改造的普鲁士陆军？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将使一个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失望，他非常清楚，他的国家在欧洲的地位从1815年和1848年的突出位置大大地下降了。

内战与美国

前面已经提到，从德·托克维尔起的全球政治观察家都感到，俄帝国的崛起可与美国的崛起相比。的确，每个人都会承认两国的政治、文化和体制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但从世界大国的角度观察，它们的面积大小、“敞开的”和不断变动的边界、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几乎没有开发的资源，看上去却很相似。虽然以上大部分情况是事实，但在整个19世纪，美国与俄国依然存在着重要的经济差距，这些差距对两国实力的影响日益增加。第一个经济差距在总人口数方面，虽然在1816年（俄国5120万，美国850万）到1860年（俄国7600万，美国3140万）差距大大地缩小了。更关键的是人口的素质：俄国人口的绝大部分是农奴，收入和生产力都低；而分得土地的，或住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的美国人，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普遍地[11]享受、创造高标准的生活和国民产值。早在1800年，美国工资已高于西欧工资1/3，这种优势在整个19世纪即使没有扩大，也仍保持着。到19世纪50年代，尽管来了大量欧洲移民，但美国西部容易取得土地的情况，再加上持续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劳动力的相对缺乏和高工资，这两者转过来又促使制造商们投资于节省劳力的机器，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国民的生产力。这个年轻的合众国超然于欧洲的权力斗争之外，英国皇家海军（不是门罗主义）布置“防疫线”，以强行把旧世界同新世界分开，这些情况意味着对美国未来繁荣的威胁只能来自英国本身。可是，尽管有1776年和1812年的辛酸回忆及西北边境的争端，英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英国资本和制成品流入美国，美国的原材料（特别是棉花）回流到英国，这种情况把两国的经济更紧密地拴在一起，并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成长。因此，战略上安全的美国不必把财政资源分散地用于国防支出，而可以集中自己的（和英国的）资金去开发其巨大的经济潜力。与印第安人的冲突和1846年与墨西哥的战争，都没有大量消耗这种生产性投资。

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甚至在1861年4月内战爆发前，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巨人，虽然它远离欧洲，注意力集中在国内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和依然保持着自然粗犷风貌的农村，部分地掩盖了这个事实。1860年，它在世界工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在英国后面，但却超过了德国和俄国，快要赶上法国。1860年人口只占俄国40%的美国，其城市人口却比俄国多一倍，生产83万吨铁（俄国只生产35万吨），消耗现代燃料的能源是俄国的15倍，铁路长度是俄国的30倍（甚至是英国的3倍）。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一支2.6万名士兵的正规军，而俄国庞大的兵力则高达86.2万人。两个远隔重洋的国家的经济指数和军事指数的差距，也许再没有比这个时候更为悬殊的了。

当然，在下一年中，内战开始改变美国人专门用于军事目的的国家资源的数量。这场冲突的根源和原因，这里不加论述，但是由于双方的领导已经决定把战斗进行到底，又都能号召数十万人，斗争就会延续下去。由于战斗席卷广大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战线”从弗吉尼亚沿岸直至密西西比，甚至往西更远至密苏里和阿肯色——大部分地区是森林、山脉和沼泽地。同样，北方的海军封锁了敌人的港口，它巡逻的海岸线同汉堡与热那亚之间的距离一样长。换句话说，尤其是对一个已把武装部队保持在最低水平而且没有大规模战争经验的民族来说，打垮南方将是一个困难的后勤和军事任务。

可是，虽然4年的冲突消耗元气且伤亡惨重（北方联邦政府约损失36万人，而南方邦联则损失25.8万人[12]），但它也体现了美国拥有的潜在国力。这场冲突（至少短期地）把美国改造成地球上最大的军事国家（1865年以后到大幅度减员之前）。双方的武装部队从一开始的外行转变成不断进行大量征兵的陆军，它们使用了有膛线的现代大炮和小型武器，在北弗吉尼亚的围城战中展开拉锯，大批兵员乘火车奔赴西部战场，双方的陆军司令部都采用电报通信，并且利用动员起来的战时经济资源；在海战中，出现了首先使用的铁甲舰、旋转炮塔、早期的鱼雷和水雷，以及用于劫掠商船的蒸汽快船。比起克里米亚战争或德意志统一战争，这场冲突更有资格号称第一次真正的工业化“总体战”，所以指出北方取胜的原因是非常有必要的。

假定双方的意志力保持不变，第一和最明显的原因是资源和人口的悬殊。以下的情况可能是事实：南方为自己生存而战，而且（通常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战斗，所以在斗志方面占了优势；它能征召更高比率的擅长骑射的白人男子；它拥有一批坚定和优秀的将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它可以进口军火和其他供应，以弥补物资的亏缺。但这些都不能补偿北方和南方之间数字上的巨大差距。当北方拥有将近2000万的白人人口时，南方邦联只有600万。此外，由于移民（1861～1865年来了80万）和1862年征募黑人部队的决定（完全可以预料，这是南方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回避的事），联邦政府的人口总数不断增长。约200万人曾在联邦政府军中服役，1864～1865年它的实力达到了顶峰，约有100万士兵。只有约90万士兵曾经陆续为南方邦联军作战，它的最大兵力从没有超过464500人——这是1863年晚些时候达到的“最高峰”，从此人数就逐渐地减少了。

但是，与常情一样，对战争来说，除单纯的数字外还有其他因素。南方即使达到了军队的规模，它还要冒从农业、矿业和铸造厂抽调过多的男人的风险，从而削弱了打一场长期战争时必须依靠的能力。事实上从一开始，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已经发现他们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在1860年，北方拥有11万个制造业设施，而南方只有1.8万个（其中许多还依靠北方的技术专业知识和技工）；邦联只生产3.67万吨生铁，而宾夕法尼亚一地的产量就达58万吨；纽约州几乎生产了价值3亿美元的货物——是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产值总和的4倍以上。交战双方经济基础的惊人差距，不断地表现为战斗力的差距。

例如，南方仅能制造少量的步枪（主要是用从哈珀渡口缴获的机器制造的），并且严重地依靠进口；北方则大量在国内制造步枪，生产的步枪近170万支。北方的铁路系统（长度约2.2万英里，并从东部向西南扇形展开）在战时得以维护甚至发展；南方只有0.9万英里的路轨和供应不足的机车和车皮，而且在逐渐磨损。同样，虽然双方在冲突开始时基本上都没有海军，但南方因没有建造船舶发动机的机器车间而处于不利地位，而北方则有几十个这样的设施。虽然要经过一段时期，人们才能感到北方联邦政府的海上优势（在此期间，偷越封锁的船只把欧洲造的军火运给邦联军，使南方用于劫掠商船的武装快船给北方的商船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但封锁网缓慢而无情地在南方港口周围收紧了。到1864年12月，北方联邦政府的海军共有671艘战船，其中包括战争开始以来建造的236艘汽船。北方的海上力量在使其武装部队控制几条大内河——特别是在密西西比至田纳西地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铁路和水路运输成功的结合使用，帮助了联邦政府在西部战场的进攻。

最后，南方邦联的支持者发现不可能负担战争的费用。他们在和平时期的主要收入来自棉花出口，当这项贸易萎缩且欧洲列强没有干涉这场争斗（这使南方感到失望）时，他们就无法弥补损失。南方的银行很少，也没有什么流动资本；当土地和奴隶的生产受到战争的严重打击时，土地税和奴隶税的收入就很少了。向外国借款收效不大，可是没有外国的通货或硬币，就难以支付主要的进口货。也许南方邦联的金库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印刷机，但是“过滥的钞票，加上几种商品的短缺，造成了不可收拾的通货膨胀”，这又转过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继续战斗的意志。对比之下，北方通过税收和借款，始终能筹措足够的资金去支付这场冲突的费用；它印发的“美钞”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刺激了工业和经济的增长。在战争期间，联邦政府的生产力，不但在军火、铁路建设和铁甲舰的建造方面，而且在农业产量方面，都增长迅猛。到战争结束时，北方军队的伙食和供应可能比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强。如果说正在出现一种特殊的进行军事冲突的美国方法（韦格利教授称之为“美国式的战争”），那么它首先在这里，即在联邦政府动员和利用其巨大的工业—技术潜力以打垮其敌人的行动中形成。

如果以上一切因素对解释一场拉锯将近4年的冲突的结果来说听起来过于像物质决定论，那么着重指出南方面临的基本战略问题也许是值得的。由于面积和人口的差距，南方无法赶上北方。充其量它只能做到削弱敌人的锐气和意志力，以致使他们放弃其高压政策和承认南方的权力（维持奴隶制，或者分治，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果处于南北交界的州，如马里兰和肯塔基，有绝大部分人投票要求加入邦联，这个策略将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种事根本没有发生；假如外国（像英国）干预，南方又会得到无法估量的帮助，但作这样的假设，是对19世纪60年代初叶英国政治的权衡与抉择的惊人的误解。排除了以上两种使全面军事优势转向南方的可能性，邦联的支持者只能采用抵抗联邦政府的压力和希望大部分北方佬厌战的战略了。但是，这样必然意味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而战争时间拖得越长，联邦政府就越能动员其更丰富的资源，提高其军火生产，兴建数百艘战舰并无情地压制南方——通过海军封锁、对弗吉尼亚北部施加持久的压力、在西部长期征战和谢尔曼破坏性地深入敌人领土来完成。像南方的经济一样，士气下降，前线的军队也衰弱了，到1865年初，它“应召”部队的总数降至15.5万人，投降是剩下的唯一现实的选择。

德国的统一

虽然美国内战被不少欧洲的军事观察家研究过，但它的特征（范围广大，在原野进行，以及内部冲突等性质），使它不像19世纪60年代欧洲发生的武装斗争那样表现为衡量全面军事发展的指示器。在欧洲，克里米亚战争不但破坏了老式的协作体外交，而且使各“侧翼”强国感到可以更少地去干涉欧洲中部的事务：俄国需要多年才能从其屈辱的战败中恢复过来，而英国则宁愿把精力集中在帝国和国内的问题上。因此，欧洲事务被法国所左右，虽然这种局面被证明是人为的。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普鲁士在腓特烈·威廉四世统治下处在表面上不光彩的地位，这时的它因腓特烈的继承者威廉一世与普鲁士议会之间关于宪法问题的争吵，特别是在陆军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而正在备受折磨。就奥地利哈布斯堡而言，它仍在国家的相互关系问题上玩弄花招，即保持它在意大利的利益以反对皮埃蒙特，保持它在德意志的利益以反对普鲁士，同时又在国内大力遏制匈牙利的不满分子。

对比之下，在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下，法国似乎是强大和有信心的。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银行业务、铁路和工业开发都有进展。它的殖民地帝国在西非、印度支那和太平洋扩大了。它的舰队得到扩充，以致有时（例如1859年）引起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恐慌。在军事上和外交上，不论在解决德意志问题还是意大利问题时，它似乎都是决定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点在1859年已充分表现出来：法国站在皮埃蒙特一边，迅速出面干预而与奥地利进行短期交战。

可是，在迫使奥地利哈布斯堡放弃它对伦巴第的控制中，不管马真塔之战和索尔费里诺之战多么重要，1859年敏锐的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是奥地利人军事上的无能，而不是法国人杰出的军事才能（当然也不是皮埃蒙特人的军事才能），决定了结局。法国陆军的确拥有比奥地利更多数量步枪的优势（这造成了令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深感不安的伤亡），但法国的缺点也是显著的：医药和军火供应非常缺乏，动员的日程表是无计划的，拿破仑三世自己的领导也不出众。奥地利哈布斯堡的陆军比较弱，居莱伊将军的领导更加犹豫不决，这些缺点还没有太大关系。军事效力毕竟是相对的，这可以从后来奥地利哈布斯堡的军队仍能在陆地（1866年在库斯托扎）和海上（在利萨）轻而易举地对付意大利人这一事实中看出，虽然它当时仍不能与法国、普鲁士或俄国较量。但推而广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自己在未来与另一个敌人的冲突中能自动地处于优势。那场战争的结局将取决于各方拥有的不同层次的军事领导、武器体系和生产基础。

由于正是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产业革命引起的技术的迅猛发展开始真正地影响战争方式，所以人们发现，各国诸军种这时正在尽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作战问题就不会惊奇了。在战斗中，是配备新式后膛装弹步枪的步兵重要，还是配备新式钢炮筒机动炮的炮兵重要？铁路和电报对战地指挥有什么作用？新的战争技术是使进攻的军队还是使防守的军队更占优势？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当然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就是说，战争的结局不但受到更新式武器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使用新武器的地形、部队士气和利用战术的能力、供应制度的效能以及其他一切有助于决定战斗命运的众多因素的影响。由于不可能事先知道一切事态的进展情况，因此最关键的是要拥有一个擅长利用各种不同因素的军事—政治领导和完全能对新情况做出灵活反应的军事机构。在这些重要方面，奥地利哈布斯堡甚至法国，都将不能像普鲁士那样成功。

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军事革命”很快产生了迪斯雷利[13]所郑重命名的欧洲事务中的“德意志革命”。“军事革命”建立在许多互相关联的因素之上。第一个因素是一种独特的短期服役制度，它是新王威廉一世及其陆军大臣不顾自由党的反对而推行的，该制度包括的内容有，每个男人先在正规军中服3年义务兵役，再在预备役中服役4年，才能转入后备军。这意味着，充分动员起来的普鲁士陆军（对每个人）有7年的征召[14]。由于不准顶替，且后备军能够承担大部分卫戍和“后方”的任务，这一制度使普鲁士拥有的一线陆军与其人口相对而言，远远多于其他大国。这又反过来要求人民接受至少是较高程度的初等教育，因为根据大部分专家的意见，一个迅速发展的短期兵役制在无文化的农民国家是难以实行的；它还要依靠安排这样大批人员的优秀的组织工作。如果一支50万或100万人员的大军不能充分地得到训练、服装、武器和粮食，并被运往决战地区，那么建设这支军队终究是没有用的；如果军队指挥官不能与有关的大批士兵保持联系并进行控制，那这就更是浪费人力和资源。

对这支军队实施控制的机构是普鲁士总参谋部，它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在老毛奇[15]的天才领导下，从默默无闻的地位一跃而成为“陆军的智囊”。直到那时，大部分和平时期的陆军由战斗部队组成，这些部队得到军需、人事、工程和其他部门的支持；实际的作战参谋部只是在战役开始和指挥部成立时才拼凑而成。但在普鲁士，老毛奇已经招收了陆军学院最优秀的人才，并教导他们为未来可能的冲突制订计划和做好准备。在敌对行动开始以前很久，作战计划必须制订出来，并经常修改。图上作业和演习得到了周密的研究，对其他强国进行的历史性战役和军事行动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个专门机构设立了，它监督普鲁士的铁路系统，以确保军队和供应能被迅速运往目的地。老毛奇的参谋系统试图教导军官团如何去处理大兵团（军或集团军）的作战方法，它们将独立地转移和作战，但又随时准备集结在决战性的战场上。如果不能保持与后方司令部的通信联系，前方的将领可根据几条地面作战的基本准则，去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并采取行动。

当然，上面所谈的是理想化了的模式。普鲁士陆军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改革后，在实际战斗中也遭受了许多暂时性的困难。许多战地将领无视老毛奇的意见，在条件不成熟的进攻或错误的方向中盲目推进——1866年普奥战争中这种差错比比皆是。在战术上，1870年普鲁士禁卫军在格拉夫洛特-圣普里瓦正面突击（因此遭受严重损失），也表现出他们是愚不可及的。铁路供应体系本身不能保证胜利，它往往只是在边界上堆积大批物资，而需要那些物资的军队已经调离附近的铁路线。也不能说普鲁士人科学的计划已经确保他们的军队始终能拥有最佳的武器，1866年时奥地利的大炮显然更好，1870年时法国夏斯波步枪也大大地优于普鲁士步枪。

真正的问题是，普鲁士的制度并不是没有错误，但是总参谋部仔细地研究了它过去的错误，并对训练、组织和武器相应地重新进行调整。当它的大炮的弱点在1866年暴露出来时，普鲁士陆军立即改用新的克虏伯后膛炮，这种武器在1870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铁路供应的安排出现耽误时，一个新部门马上成立了，以便改进工作。最后，老毛奇重点部署了几个集团军，使之能独立作战，同时也能互相支援，这意味着一个集团军即使局部受到严重打击（这在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中的确发生过），整个战局也不会不可收拾。

因此，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普鲁士人能在1866年夏季迅速战胜奥地利人，这只有少数观察家能够预料。虽然汉诺威、撒克逊和北方的其他德意志邦站在奥地利一边，但俾斯麦的外交确保了其他大国不在斗争的初期进行干涉。这又使老毛奇有机会派三个集团军通过不同的山路集中到波希米亚平原，并在萨多瓦（克尼格雷茨）袭击奥地利人。回想起来，战争的结果似乎是完全可以预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1/4的军队需要用在意大利（他们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的征兵制意味着，普鲁士人口尽管还不到它几个敌人人口的一半，老毛奇却能部署几乎同样多的第一线部队。奥地利陆军本来就缺乏经费，没有真正的参谋制度，并且受贝内德克无能的领导；不论个别部队如何英勇作战，他们在广阔原野的交锋中都死于更为精良的普鲁士步枪之下。到1866年10月，哈布斯堡被迫让出威尼斯，并撤销在德意志的一切利益——德意志在俾斯麦的北德意志联邦领导下，正在重新进行组建。

“争霸德意志的斗争”差不多完成了，而决定谁——是普鲁士还是日益不安和猜疑的法国——在西欧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双方都在测算各自的机会。表面上，法国仍表现得更为强大。法国的人口远远多于普鲁士的人口（虽然讲德语的人数在欧洲更多）。法国的陆军已在克里米亚、意大利和海外取得了经验。它拥有世界上射程最佳的夏斯波步枪，比普鲁士的撞针枪射程要远得多；它还有一个新的秘密武器——每分钟射150发子弹的后膛装填机关枪。它的海军更为优良，它还能指望得到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帮助。1870年7月，由于普鲁士人的无耻行为（即俾斯麦对关于卢森堡的前途和一个可能登上西班牙王位的霍亨索伦候选人问题而玩弄的狡诈的外交）而对他们进行惩罚的时机来临时，法国人对于战争的结局预见很少有人怀疑。

法国崩溃之彻底和迅速给了这些乐观的假设一个致命的打击——到9月4日，它溃败的军队已在色当投降，拿破仑三世被俘，帝国政权已在巴黎被推翻。结果是，奥匈帝国和意大利都没有援助法国，而法国的海上力量被证明是完全无用的。因此，一切都取决于敌人的陆军，而在这方面，普鲁士人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更加优秀。虽然双方都使用铁路网把大批军队运往前线，但法国动员的效率却差得多。应征的预备队必须跟上他们的部队，但部队已经开往前线。炮兵连遍布于全法国，不容易集中。对比之下，3个德意志集团军（大大超过30万人）在宣战的15天内，正在开进萨尔和阿尔萨斯。夏斯波步枪的优势，屡屡被普鲁士人推到前沿的机动速射炮的战术弄得失去效力。后膛装填机关枪留在后方，从未有效地发挥作用。巴赞元帅的懒散愚蠢无法言喻，而拿破仑三世本人也不比他强多少。相比之下，虽然个别普鲁士部队在“战雾”中出错，遭受严重损失，但老毛奇对各路大军进行远距离的监督以及他调整计划以利用意外情况的战术，保持了入侵的势头，直到法军土崩瓦解为止。虽然法国的部队又继续抵抗了几个月，但德意志人对巴黎的包围和对法国东北的控制网无情地收紧了。卢瓦尔军无效的反攻和游击队员的袭扰，不能掩盖这一事实：法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国已经被打垮了。

很明显，普鲁士—德意志的胜利是它的军事制度的胜利；但是正如迈克尔·霍华德尖锐地指出的那样，“一个国家的军事制度不是社会制度以外的独立部分，而是其整体的一个方面”。支持德意志各路纵队全面猛进和总参谋部有控制地协调工作的，是它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装备更好，并且更有准备去适应现代战争条件。在1870年，德意志诸邦合在一起的人口已多于法国，只是分裂掩盖了这个事实。德意志有更长的并且更充分地为军事目的做好安排的铁路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钢铁产量就在那时赶上了法国。它的煤产量是法国的2.5倍，它消耗的现代能源也比法国多50%。德意志的产业革命正在建立更多的大企业，例如克虏伯钢铁和兵器联合体。这使普鲁士—德意志国家具有军事和工业力量。陆军的短期服役制遭到国内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这些年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批评是很普遍的），但它为战争的目的动员国家人力，比放任主义的西方或落后和搞农业的东方更有效率。而支持这一切的后盾，则是这样一个民族：它拥有水平高得多的初等教育和技术教育，它的大学和科学设施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化学实验室和研究机构是首屈一指的。

再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在俾斯麦惊人而巧妙的安排下，1870年以后的整整20年中，大国体制将被德意志支配。外交家们注意到，这时条条道路通向柏林。可是许多人都能看到，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最重要强国的因素，不仅仅是帝国宰相的聪明和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以下的因素：德意志的工业和技术，一旦国家统一，它将发展得更快；德意志的科学、教育和地方行政；引人注目的普鲁士陆军。至于第二德意志帝国也有俾斯麦为之烦恼的重大内部缺陷的事实，局外的观察家们则很少注意到。欧洲的每个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秉持孤立主义的英国人，都感到了这个新巨人的影响。俄国在1870～1871年仁慈地保持中立，并且利用西欧的危险来提高自己在黑海的地位，但对这时欧洲的重心移至柏林这一事实愤懑不平，并且暗暗担心德意志下一步可能的行动。1870年，当法国人（教皇的保护人）在洛林溃不成军时，占领罗马的意大利人渐渐倒向柏林。奥匈帝国（1867年维也纳与匈牙利人妥协后的名称）也是如此，它希望在巴尔干半岛找到补偿，以弥补它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丧失的地位，但它也很清楚，这样的野心可能激起俄国的反应。最后，备受打击和怨恨不平的法国人在妄想重新取得与莱茵河彼岸的强邻平等地位的尝试中，终于感到有必要重新考察和改造行政和社会的几个重大领域（教育、科学、铁路、武装部队和经济）。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回顾中，1870年都被视为欧洲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也许是因为许多国家感到在19世纪60年代的种种动乱以后应该喘一口气，还因为政治家们在新秩序下谨慎行事，所以1871年以后约10年的大国外交史是寻求稳定的历史。美国关心内战后的重建，日本关心明治维新的影响，它们都不是“体系”的一部分，“体系”反而比以往更加以欧洲为中心。虽然这时存在一个重新塑造的“欧洲五头政治”的模式，但均势与1815年以后的均势相比有很大的变化。普鲁士—德意志在俾斯麦的指引下，这时是欧洲国家中最强和最有影响的，它代替了以前一直最弱的那个普鲁士。还有另一个新强国，即统一的意大利，但其经济落后得令人失望的条件（特别是缺煤），意味着它永远不会被体面地接纳进列强的主要集团，虽然它在欧洲外交中显然比西班牙或瑞典等国家更为重要。由于它在地中海和北非的要求，它的确做到了成为一个日益与法国为敌、分散法国力量和给德意志提供一个有用的未来盟友的国家；此外，由于在反对维也纳的解放战争中它的收获和它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的野心，意大利还使奥匈帝国恐慌不安（至少在俾斯麦于1882年奥德意“三国同盟”中冻结那些紧张关系之前是如此）。这意味着奥匈帝国和法国（德意志崛起的两个主要“受害者”）都不能集中其精力去对付柏林，因为两者的后方都有一个有生气的（虽然不太强大的）意大利存在。这个事实使奥地利人更有理由去听从德意志，结果成了一个准卫星国，而且它还意味着，在未来与柏林的任何斗争中，甚至法国更强的国力和更大的结盟价值，也因南方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和无法捉摸的意大利而受到损害。

由于法国处境孤立，奥匈帝国受到威胁，处于中间的南德意志“缓冲邦国”和意大利这时都统一成更大的国家单位，因此遏制德意志进一步扩张的举足轻重的力量，看来只能是俄国和英国这两个独立的“侧翼”强国了。英国政府在格莱斯顿重视国内改革的主张（1868～1874年），和迪斯雷利重视国家的“帝国”命运及亚洲命运的主张（1874～1800年）之间来回摇摆，对它来说，欧洲的平衡问题似乎很难说是紧迫的。俄国的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那里，哥恰可夫等人对他们的保护国普鲁士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心怀不满。但这种感情中又掺杂着1871年以后存在于圣彼得堡和波茨坦两个宫廷之间的亲密王朝和思想意识的认同感，掺杂着俄国人企图从克里米亚战争灾难中恢复元气的需要，希望柏林支持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利益和恢复中亚利益的企图。但是总的说来，侧翼强国干预欧洲西部和中部事务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意志自己的行为；如果假定第二德意志帝国这时已是得到充分满足的强国，那么它们肯定没有必要再卷入纠纷之中。

1871年以后，俾斯麦本人非常愿意做出这种保证，因为他没有建立一个吞并几百万奥地利天主教徒、摧毁奥匈帝国和使德意志孤立于有复仇心的法国及有猜疑心的俄国之间的“大德意志国”的意愿。因此，对他来说，赞同建立三皇同盟（1873年）似乎要安全得多。三皇同盟是半结盟性的，它强调东方诸皇思想上的团结（如反对“共和的”法国），同时冻结俄奥在巴尔干的利益冲突。在1875年“战争在望”的危机时期，当出现德意志政府可能在对法国酝酿一场预防性战争的迹象时，来自伦敦、（特别是）圣彼得堡的警告，使俾斯麦相信，任何改变欧洲均势的企图将引起强烈的反对。因此，出于国内政治和对外外交的原因，德意志依然留在1871年建立的边界内，正像有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是一个“半霸权强国”，直到德国军事与工业的发展和俾斯麦之后的领导集团的政治野心再次使它能够对现存的领土秩序提出疑问。

我们将在下一章探究这种转变。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俾斯麦本人的外交是维持现状，因为这时他认为这对德意志利益是非常重要的。在做出这方面的努力时，这位宰相部分地得到了1876年另一件突发事件的帮助，这是由来已久的“东方问题”的另一个尖锐的阶段，当时土耳其屠杀保加利亚基督教徒的行动和俄国对此做出的军事反应，使各方的注意力从莱茵河转向君士坦丁堡和黑海。的确，在多瑙河下游或达达尼尔爆发的敌对行动，如果让这场危机升级为全面的大国战争，甚至会危及德意志。这在1878年初期看来似乎是很可能的。但是，俾斯麦充当“诚实的掮客”以使所有强国在柏林会议上做出妥协的外交技巧，加强了和平解决危机的可能，并再次强调了在欧洲事务中德意志所占的中心的和稳定局势的地位。

1876年至1878年的东方大危机对德意志的相对地位也大有裨益。虽然俄国在黑海的小型舰队在与土耳其人作战时表现得很出色，但是1877年俄国陆军的征讨却暴露出它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的改革没有真正见效。虽然勇敢兵员的绝对数字最后使俄国人在保加利亚和高加索两个战场上战胜土耳其人，但“侦察敌人阵地极不充分、各部队之间缺乏协同行动和高级指挥混乱”的例子实在太多了。英、奥站在土耳其一边进行干预的威胁，使俄国政府又一次意识到隐约出现的崩溃，从而迫使它在1877年晚些时候同意做出妥协。即使后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谴责俾斯麦，说他把持了使那些屈辱的让步合法化的柏林会议，但事实上圣彼得堡精英中的许多人更加意识到需要保持同柏林的良好关系——甚至在修正的形式下重新参加了1881年的另一个三皇谅解。同样，虽然俄国在1879年危机高潮时曾经威胁要挣脱俾斯麦的控制，但次年秘密的奥德同盟又把它捆在了德意志的绳索上，就像1881年的三皇同盟及1882年柏林、维也纳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一样。另外，所有的这些协定都起着使签字国疏远法国和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德意志的作用。

最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事件重新突出了长期以来在近东和亚洲的英俄对抗，这使两国倾向于谋求柏林仁慈的中立，甚至进一步转移公众对阿尔萨斯—洛林和中欧的注意。这一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变得更加强烈了，当时一系列事件——法国取得突尼斯（1881年），英国干涉埃及（1882年），大规模“争夺”赤道非洲（1884年起），就阿富汗问题引起的英俄战争的威胁重新出现——标志着“新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虽然西方殖民主义的这种重新迸发的长期影响将深刻地改变许多大国的地位，但其短期的后果是突出德意志在欧洲内部的外交影响，从而加强了俾斯麦为维持现状所做的努力。即使19世纪80年代他设计了特别居心叵测的条约和反条约体系不可能持久的稳定，但它似乎能确保，至少在不久的将来，和平在欧洲列强中将是主流。

结论

除了美国内战这一重要例外，1815～1885年这段时期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军事斗争。这个时期的小战役，像1859年的法奥冲突或1877年俄国对土耳其的进攻，对大国体制没有什么影响。甚至几次更重要的战争也在几个重要方面有其局限性：克里米亚战争均主要是地区性战争，在英国充分利用其资源前就结束了；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均在一个季度内结束——这与18世纪极为漫长的冲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军事领袖和战争权威所持的关于未来大国斗争，是1870年普鲁士式的迅速打倒敌人取得胜利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铁路和动员日程、总参谋部制订的迅速进攻计划、速射枪炮和大量短期服役的陆军，这一切将被结合使用，以便在几个星期内打垮敌人。速射武器如果使用得当，将对防御战而不是进攻战有利，这个观点当时尚无人赏识；也无人意识到美国内战中的不祥之兆，在那次战争中，民众不可调和的原则和开阔的地形这两者的结合，使冲突比当时的任何短期而尖锐的欧洲冲突更加漫长和残酷。

可是所有这些战争——不论在田纳西河谷发生，还是在波希米亚平原、克里米亚半岛或洛林的原野展开——都说明了一个总的结论：战败国是那些没有进行19世纪中期的“军事革命”，没有取得新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铁路、轮船和电报提供的先进的交通和通信，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在这些冲突中，胜方的将领和军队不时在战场上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不足以抵消那个交战国在受训的人力、供应、组织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优势。

这导致了关于1860年以后时期的一整套较为普遍的定论。本章开头已经指出，滑铁卢之战以后半个世纪的特点是：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发展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和只限于局部的短期战争的形势。此外，虽然陆军和海军武器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武装部队内部的新发展却远不如受产业革命和宪法——政治改革影响的民用事业的发展。这场半个世纪的变革的主要受益者是英国，不论在生产力方面，还是在世界影响方面，它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很可能达到了顶峰（虽然第一个格莱斯顿内阁的政策有掩盖这个事实的倾向）。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它们抵挡不住工业品和西方军事的侵袭。出于这一根本原因，工业化较差的欧洲大国——俄国和奥地利哈布斯堡——开始丧失它们以前的地位，而新统一的意大利则从来没有进入一流国家的行列。

此外，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些趋势还在加剧。世界贸易的数量，更重要的还有工业品产量，都在迅速增长。以前局限于英国、欧洲大陆某些地区和北美的工业化，正在开始改变其他区域。工业化特别提高了德意志和美国的地位，前者在1870年已经拥有世界工业产量的13%，后者那时甚至达到总产量的23%。因此，19世纪末正在出现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特征已经可以察觉，虽然只有很少数观察家能充分认识这些特征。另一方面，1815年以后协作体制相对稳定的五头政治正在解体，这不仅是因为到19世纪60年代它的成员比前几十年更愿意交战，而且因为其中有的国家比另几个国家强两三倍。此外，欧洲本身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垄断正被打破而扩大到大西洋彼岸。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对具有意志和自由去采用它们的任何社会都有利。

1871年以后俾斯麦支配欧洲外交时期没有大冲突的事实可能说明，随着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分裂，新的平衡已经建立。可是，除了陆军、海军和外交领域，广泛的工业和技术发展正在进行，从而比以往更迅速地改变着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变化将对大国的军事能力和对外政策产生影响，这个日子的来临将不会太久。

[1] 也就是说，有的历史统计数字不包括爱尔兰；有的包括爱尔兰；有的只包括北爱尔兰，但不包括南爱尔兰。

[2] 至少是根据贝罗克采用的关于“制造业”的定义。

[3] 科蒂兹（Hernando Cortes，1485～1547年），西班牙军人兼探险家，曾征服墨西哥。——译者注

[4] 基切纳（1850～1916年），英国殖民者，陆军元帅。1898年率军镇压埃及的马赫迪起义。——审校者注

[5] 苏族人，北美印第安人中的一个民族。——审校者注

[6] 华伦斯坦（1583～1634年），神圣罗马帝国统帅，屡建战功。——审校者注

[7] 例如，阿根廷能在英国为它出口牛肉和谷物找到现成的市场，从而不但使它能够偿付进口的英国制成品和各种劳务费用，而且能够偿还在伦敦筹措的长期贷款，这样使它自己有高度可靠的信用，以便再借款。20世纪美国贷款给拉丁美洲——短期贷款，但不容许进口农产品，这种对比是很鲜明的。

[8] 麦考莱（1800～1859年），英国政治家，主张国会改革，历任陆军大臣、军需总监等职。——审校者注

[9] 加富尔（1810～1861年），意大利自由主义贵族和资产阶级政治家，为意大利的统—做出了贡献。——审校者注

[10] 有人正在争辩，任何人在军队中卖命两年或三年，就可以不再是农奴了；又争辩说，每年征募少量男丁为长期服役的士兵比较保险。

[11] 黑奴和相对说依然众多的印第安人除外。

[12] 约1/3在战斗中损失，其余主要因疾病而损失。约62万人的巨大数字超过了美国人在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损失的总数，而且内战遭受这个损失时，美国人口少得多。

[13] 迪斯雷利（1804～1881年），英国首相，任内（1867～1868年，1874～1880年）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审校者注

[14] 在非常的情况下还有第一年的后备军征召。

[15] 赫尔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元帅。1858～1888年先后任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第五章 “中等强国”的危机（1885～1918）

1900年以后的50年，一些“中等”国家多次陷入危机，整个体制的变动也绝非一帆风顺。对所有“一战”参战国来说，这都是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争。仅有的例外是日本和美国，前者进一步加强了在太平洋地区的地位，后者到1918年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头号强国。

1884～1885年冬，在有几个小国参加的情况下，世界各大国在柏林举行会议，以图就西非和刚果的边界、贸易、航海以及在非洲实行有效占领的原则更广泛地达成协议。这次柏林西非会议在许多方面可被看作是旧欧洲在全球事务中居统治地位的巅峰时期的象征。日本不是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然它正在迅速实现近代化，但仍被西方视为一个古怪而落后的国家。相比之下，美国则出现在这次会议上，这是由于会上讨论的贸易和航海问题被华盛顿认为与其国外利益有关；但在其他许多方面，美国仍在国际舞台之外，直到1892年，欧洲诸大国才把其驻华盛顿外交代表的级别从公使升至大使——这是一流国家的标志。俄国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它在亚洲利益颇多，但在非洲的利益却微不足道。事实上，俄国在被邀请与会的二流国家的名单中，除了通常支持法国反对英国外，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因此，事务的中心是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的三角关系，俾斯麦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地球的命运看来仍取决于欧洲总理（首相）们的办事处。可以肯定，如果这次会议决定的是奥斯曼帝国而不是刚果盆地的前途的话，奥匈帝国和俄国等国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不会否认那时人们心中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欧洲是世界的中心。就在同一个时期，俄国将军德拉吉米罗夫宣称“远东事务是在欧洲决定的”。

30年——这在大国体系的进程中的确很短——以后，这块欧洲大陆将被撕开，而且其中的几个成员将濒临崩溃。再过30年，这种崩溃就完成了，欧洲许多地区将是一片废墟，而且其真正的前途将掌握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决策者们手中。

虽然在1885年时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地预测出60年之后废墟和荒凉将遍及欧洲，但当时的事实是，19世纪晚期许多敏锐的观察家已经感觉到推动世界强国的那种动力的发展方向。不单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而且日常的政治家们都用通俗的主张来发表言论和作品，讨论世界斗争和成败兴衰。更有甚者，至少到1895年或1900年时，人们已能看出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具有的某种形式了。

所有的这些预言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德·托克维尔观点的再度流行：美国和俄国将在未来成为两个世界强国。不必惊奇，当俄国在克里米亚遭难，在1877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表现平平时，在美国内战期间以及在进行重建和向西扩张的反省的几十年中，这种观点已经失去了基础。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美国工农业的发展和俄国在亚洲的军事扩张，使许多欧洲的观察家们担心，20世纪的世界秩序像过去所说的那样，将被俄国人的皮鞭和美国人的钱袋所统治。也许是因为新重商主义的贸易思想再度压倒了主张和平的、科布登[1]式的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思想，因此，现在有一种比早些时候强烈得多的倾向，即坚持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实力将导致政治在领土上的改变。甚至连一向很慎重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也在1898年承认，世界被分成了“生机勃勃”和“奄奄一息”两类大国。中国在1894～1895年同日本的战争中失败、西班牙在1898年的短暂冲突中受到美国羞辱的事实，以及法国在尼罗河上游发生的法绍达事件中在英国面前的退却，都可解释为“适者生存”论决定国家和物种命运的证据。大国之间的斗争不再像1830年甚至1860年时那样局限于欧洲问题了，而且还牵涉到遍及全球的市场和领土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和俄国由于其面积和人口看来注定将成为未来的大国的话，谁将与之做伴？“三个世界帝国的理论”——人们普遍认为，只有三个（有的记载说四个）最大和最强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将保持独立——调动了许多帝国的政治家。英国殖民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1897年曾对一群听众说：“我认为当今的趋势，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力操之于更大的帝国手中，那些小的王国——非进步的王国——看来要沦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海军上将蒂尔皮茨敦促威廉皇帝说，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对于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样它将成为“俄国、英国、美国和德国四个世界大国”之一。有位达西先生警告说，法国也必须在世界大国之中，因为“那些不前进的国家就会倒退，而倒退的国家就会灭亡”。对于历史悠久的大国——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来说，问题是它们在面临对国际现状的新挑战时是否能够维持自己的地位。对于新出现的大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来说，问题则是它们能否在不至太晚的时候突破约束，达到柏林所谓的“在世界政治中的自由状态”。

在19世纪快要结束时，很难说没有一个种族未迷上这种思想。许多民族更关心国内的社会问题，许多国家坚持自由的、在和平时期进行合作的放任主义思想。但在领导人物、军界和帝国的组织中，则存在着一种占上风的有关世界秩序的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斗争、变更、竞争、使用武力和组织全国资源以增强国力。全球的不发达地区正在迅速被瓜分，但这仅仅是这段历史的开始。地缘政治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争辩说，由于可吞并的领土所剩无几，提高效率和国内的发展势必取代扩张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主要目标。在“更广的地理概念和更大的历史概念之间”，将出现一种比迄今为止所存在的关系更为紧密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假如资源使用得当的话，其大小和数量将更准确地反映在国际均势上。拥有数亿农民的国家将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如果不以大规模的足够的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话，即使是现代国家也会黯然失色。英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利奥·艾默里警告说，“取得成功的国家将是那些拥有最大工业基础的国家”，“那些拥有工业实力以及创新和科学力量的民族，将能够击败其他所有民族”。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里，国际事务发展的许多事实证明了上述预言。在欧洲内外，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老帝国垮台了，新帝国出现了。1885年的多极世界在1943年时被两极世界所取代。国际斗争加剧，并爆发了完全不同于19世纪欧洲的有限冲突的战争。与科学技术相联系的工业生产力，成为国家力量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世界军事力量中所占比重和外交影响的变化，反映了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变动。个别人物依然是重要的——在列宁、希特勒和斯大林生活的世纪，谁可以说他们不重要呢？但他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能够控制和重新组织一个大国的生产力。而且，像纳粹德国自己的命运所表明的那样，战争对世界大国的考验，对于缺乏工业技术力量因而也缺乏军事武器来实现其领导人野心的国家是无情的。

即使说大国之间60年斗争的大致轮廓已经在19世纪90年代被描绘出来，个别国家的成败也仍待决定。很明显，这在许多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够保持或增加其工业的产量。但在许多方面也始终取决于不可改变的地理环境。一个国家是接近处于国际性危机的中心还是在其边缘？它能不受侵犯吗？它是否不得不同时面临两个或三个方面的入侵？民族的凝聚力、爱国主义和国家对其居民的控制也很重要，一个社会是否经受得住战争的严峻考验，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其内部组成。它可能还依赖于结盟政治和决策。一个国家是作为一个大的联盟集团的一员作战，还是单独作战？这个国家是一开始参战的，还是半途参战的？以前保持中立的其他大国站到敌人一边参战了吗？

这类问题表明，任何一种对“两极世界的出现和‘中等国家’的危机”的适当分析，都需考虑孤立的但又有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是军工生产基地的变化，这致使某些国家在物质上变得更（或不那么）强大了；第二是影响个别国家对世界均势中这些更大的转变做出反应的地缘政治、战略和社会文化的因素；第三，影响在20世纪大联盟战争中成败机会的外交和政治上的变化。

世界均势的变动

19世纪末的那些世界事务观察家们同意这种看法：经济和政治变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因而可能使国际秩序比以前更加不稳定。力量对比的改变总会导致动荡，而且还经常导致战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写道：“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和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不安。”但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影响大国体系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而且通常更加迅速了。全球贸易和交通网络——电报、轮船、铁路、现代化的印刷厂——意味着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或者说制造业生产新取得的进展可以在数年之内从一个大陆传播和转移到另一个大陆。在吉尔克里斯特和托马斯于1879年发明了把廉价的磷矿石转化成碱性钢的方法之后，5年的时间里，西欧和中欧出现了84座生产这种碱性钢的炼钢炉，而且这一炼钢法还跨过了大西洋。结果，不仅是各国在钢产量中所占的份额发生了变化，这还意味着军事潜力的重大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军事潜力和军事实力并不是一回事。出于政治文化或地理上的安全等原因，一个经济巨人可能宁愿当一个军事侏儒，而一个没有重要经济资源的国家，却可以把它的社会组织成一个令人生畏的军事强国。和在其他时期一样，“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等式在这个时期也有例外，下面需要讨论这个问题。但在一个现代的工业化战争的时代，经济和战略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了。为了弄清楚从19世纪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国际间力量对比的长期转变的因素，我们有必要看一看经济数字。这些数字是为了估价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而选列的，因此不包括某些广为人知但在这一方面没有多大帮助的经济指数[2]。

人口数量本身从来都不是一种反映实力的可靠依据，但表12的确说明俄国和美国至少在人口数字方面可以被视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另一类大国，而德国和（后来的）日本则开始稍稍超出了其他国家。

表12 1890～1938年各大国的总人口

（单位：百万人）

但是，有两种“调控”表12中粗略数据的方法。第一种是把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同生活在城市地区的人口（表13）进行比较，因为那部分人口通常很能反映工业和商业的现代化；第二种方法是把那些人口数字与人均工业化水平相互联系，在衡量这种工业化水平时以英国为“基准”国（表14）。两种做法都有很强的指导性，而且还可互相印证。

表13 1890～1938年各大国的城市人口（以百万计）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

（续）

表14 1880～1938年人均工业化水平

（以1900年的英国为100）

用不着对这一阶段中表13和表14中的数字进行太仔细的分析，也可以做出几个概括性的判断。一旦引入了城市人口规模和工业化程度这类衡量“现代化”的标准，大部分国家的地位同表12中的地位相比就有了很大的变动：俄国从第一位跌至最后一位，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大发展时期以前是如此；英国和德国占了应有的位置；美国在那种独一无二的众多人口和高度工业化社会的结合下脱颖而出。甚至在这一时期开始时，最强和最弱的大国之间的差距也是很大的，不管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是如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现代化进程可能会把所有正在经历同样“阶段”的国家卷入，就实力而言，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国家收获是相同的。

当仔细观察有关工业生产力的数据时，大国之间的差距就显得更加清楚了。由于钢铁产量经常被看作是反映这一时期潜在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本身的标志，现将有关数字重新列在表15中。

表15 1890～1938年各大国的钢铁产量

（单位：百万吨；1890年是生铁产量，以后是钢产量）

但是，也许对—个国家工业化最好的衡量方法是看它对现代能源（即煤、石油、天然气和水力、电力而不是木材）的消耗，因为这既表示一个国家利用各种无生命能源的技术能力，也表示了其经济发展速度。表16列出的就是这些数字。

表15和表16都证实了在特定时期某些大国——1914年以前的德国、20世纪30年代的俄国和日本——在绝对数量方面所发生的工业上的迅速变化，同样可以看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增长速度比较低。这还可以相对地被用来表示在这整个时期一个国家相对的工业地位（表17）。

表16 1890～1933年各大国的能源消耗

（相当于百万吨煤）

表17 1880～1938年各大国相对的总的工业潜力

（以1900年时的英国为100）

最后，表18再转过来考察贝罗克关于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的数字是很有用的，这些数字将显示前一章对19世纪均势进行了较早的分析之后所发生的变化。

表18 1880～1938年各大国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大国的地位（1885～1914）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具体数字面前，即在1913年时某个大国只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7%，或者另一个大国在1928年其工业潜力只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45%，以下事实就值得再加强调：只有把这些统计数字放在特定的历史或地缘政治的背景下考察，它们才有实际意义。但是，由于诸如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大国为国家采取行动而动员资源的能力、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及其外交能力等因素，工业生产实际相同的国家在大国实力方面的分类仍有很大的不同。因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像科雷里·巴尼特几年前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研究时所做的那样，对各大国也进行那样规模的研究。但下面的论述将力图尽量地接近巴尼特的更大的框架，他对这种框架的描述是：

一个民族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存在于其武装部队，而且存在于其经济和技术资源，存在于用以指导其外交政策的灵活性、预见能力和果敢性，存在于其社会和政治机构的工作效率。最重要的是，国家力量存在于其国家本身，即存在于民族中；存在于他们的技术、能力、雄心、纪律、创造性中；存在于他们的信念、神话及其幻想中。进一步讲，还存在于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中。此外，在考虑国家力量时，不能只考虑它本身和它的绝对范围，还得顾及其国外的或帝国的义务，还得与其他国家的力量联系起来考虑。

要说明重大战略影响的多样性，最好的方法也许是看一看意大利、德国、日本这三个国际体系的较新成员的例子。前两个国家直到1870～1871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日本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后，才开始从自我封闭的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在这三个社会中，都有与原有的大国进行竞争的动力。到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每个国家都在获取海外领土，也已开始建立一支现代化的舰队补充自己的常备军。它们都是这一时期外交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到1902年时，每个国家都已变成某个老牌大国的联盟伙伴。然而，所有这些相似之处都不能抵消每个国家拥有的实力上的真正差别。

意大利

乍一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的出现使欧洲的均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已不再是部分主权操在外国人手里、经常受外来干涉威胁的相互敌对的一群小城邦，而是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稳固的整体，其人口增加很快，到1914年时已接近法国的人口。这个时期它的陆海军规模不是特别大，但正如表19和表20表明的那样，他们还是不容忽视的。

表19 1880～1914年各大国的陆海军人数

（单位：万人）

（续）

表20 1880～1914年各大国的战舰吨位

（单位：万吨）

如上所示，从外交上看，意大利的兴起必然冲击着它的两大邻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它在1882年加入三国同盟，这表面上“解决了”意奥两国的对抗，也进一步确立了孤立的法国两面受敌的局势。所以，就在它统一后10年的时间里，意大利似乎已完全成为欧洲大国体系中的一员，罗马也同其他首都（伦敦、巴黎、柏林、圣彼得堡、维也纳、君士坦丁堡）一样，成为外国派遣全权大使驻节的地方。

但是，意大利以大国地位出现却掩盖了它的一些致命弱点。首先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停滞，特别是南部乡村地区。它的文盲率在全国为37.6%，而其南部更为严重，远远高于西欧和北欧的任何国家。这反映了意大利大部分农业地区的落后性——小农经济、贫瘠的土壤、少量的投资、实物地租、不能满足需要的运输条件。意大利的生产和人均国民财富只能与西班牙和东欧的农业社会相比，而不能与荷兰或威斯特伐利亚相比。其次，意大利无煤，而且，尽管已转向水力发电，但它88%的能源仍来自英国的煤，这就成了维持收支平衡的沉重负担，相应地也就成了可怕的战略弱点。在工业没有获得重大进展的前提下，意大利的人口增加就成了一个祸福参半的事情。因为它与其他西方大国相比，减缓了人均工业增长率；假如每年没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往往是很有活力和才干的人）横渡大西洋向彼岸移民，这种对比对意大利就更为不利，用肯普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使意大利成为“不利的后来者”。

但这并不是说，意大利就没有现代化了。的确，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历史学家提到了“乔利蒂[3]时代的工业革命”和“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至少在北方，已发生了向重工业方面的重大转移。在格申克龙看来，1896～1908年，意大利经历了朝工业化方向的“大奋进”。的确，这时意大利的工业发展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快，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转移加快了，银行体系为提供工业信用贷款重新进行了自我调整，国际的实际收入在迅速上升，皮埃蒙特地区的农业也表现出相似的前进步伐。

然而，一旦把有关意大利的统计数字进行比较性的剖析，其光泽就显得暗淡了。它确实创建了钢铁工业，但它在1913年的产量只是英国的1/8，德国的l/7，比利时的2/5。其工业增长率确实很快，但起点很低，以致其成果并不怎么显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的工业能力尚未达到英国1900年的1/4。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实际上下降了，从1900年仅有的2.5%，下降到1913年的2.4%。尽管意大利勉强够格进入大国行列，但需要指出的是，除日本外，其他每个大国的工业潜力都是其两倍、三倍，有的国家（德国、英国）是它的6倍，还有一个国家（美国）是它的13倍以上。

假如意大利有较强的民族内聚力和其民族所表现出来的决心，这些弱点也许能多少得到弥补，但这些因素都不存在。意大利国家中存在的忠诚是家族性的、地方性的，也许是地区性的，但绝不是全国性的。这样，早就开始发展的北方工业化只能加剧北方同南方的差距；这个半岛许多地方的村社团体缺乏与外界的重要联系。由于意大利政府同天主教会的对立没有改善，天主教会禁止其教徒为这个国家服务。受本国人欢迎和外国自由主义者羡慕的复兴思想并没有渗透到意大利社会中去。军队征兵很困难，而且按战略需要而不按地区政治的考虑分驻军队是不可能的。高层文官和军队的关系的特点是相互不理解和不信任。普遍的反军国主义情绪、军官素质的低劣以及缺乏制造现代武器所需要的资金等，增强了人们对其军事力量的怀疑。这种怀疑早在灾难性的1917年卡波雷托战役或1940年的埃及战役中就产生了。它的统一战争靠的是法国的干涉和后来普鲁士对奥匈帝国的威胁。1896年在阿杜瓦（在阿比西尼亚）的大惨败使意大利信誉扫地，意大利军队是唯一被一个没有有效反击手段的非洲国家打败了的欧洲军队。意大利政府做出的使其总参谋部感到意外的1911～1912年在利比亚进行战争的决定，是最严重的财政上的灾难。意大利的海军在1890年时看起来很强大，但其相对的规模却越来越小，并且战斗力通常令人怀疑。地中海地区的英国皇家海军的几任总司令总是希望意大利舰队保持中立而不是结盟，如果英国和法国在这个时期交战的话。

所有这些对意大利战略和外交地位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沮丧的。意大利总参谋部非常清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上，无论是与法国相比还是与奥匈帝国相比，意大利都处于劣势，而且它还知道，铁路运输的不足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使得意大利不能像普鲁士那样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灵活调动。不仅意大利海军明白它的低效率，而且意大利易受攻击，加上漫长的海岸线，都使其结盟政治处于很矛盾的境地。因此使战略计划的制订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混乱。意大利同柏林在1882年签订的盟约起初是令人鼓舞的，特别是当俾斯麦看来要使法国陷于瘫痪时；甚至在此时，意大利政府也努力同英国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仅仅英国一个国家就能抵消法国舰队的力量。1900年以后的几年中，当英、法关系趋于密切，而英国和德国由合作走向对立时，意大利人感到，除了见风使舵、转向新的英法联盟外，几乎别无选择。讨厌奥匈帝国的残余情绪，加速了这种行动，正如尊重德意志的心理及德意志在意大利的工业金融中的重要性妨碍了意大利与其公开决裂一样。因此，到1914年时，意大利又处于像1871年那样的境地。它是“大国中最小的一个”，在其邻国心目中，它令人失望地使人捉摸不透，并且寡廉鲜耻；它对阿尔卑斯地区、巴尔干地区、北非和更远的地区怀有商业上的和扩张主义的野心，这样就与敌友的利益都发生了冲突。经济和社会状况继续削弱着它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它仍然是钩心斗角的角逐中的一方。简言之，在其他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看来，与意大利为敌，不如与其结成伙伴；但二者之间的利害差距并不大。

日本

1890年时意大利是大国体系中一位刚够格的成员，而日本甚至还未进入这个俱乐部。几个世纪以来，日本一直被由各霸一方的大领主和武士贵族集团组成的分散的封建寡头集团所统治。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并受多山地区的限制，日本只有20%的土地宜于耕种，它缺乏经济发展通常应具备的所有先决条件。日本人民因具有一种没有相近语种的复杂的语言和强烈的独特文化的意识，而孤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之外，所以直到19世纪下半期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他们仍保持内向的特性，对外部影响持抵制态度。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日本似乎注定在政治上不成熟，在经济上落后，用大国标准来衡量，它在军事上也软弱。但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它已成为远东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从1868年起，日本实行明治维新。这次改革的原因是，日本的上层统治者决心避免日本像在亚洲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那样被西方控制和殖民化，即使要采取的改革措施会引起封建秩序的衰落并遭到武士集团的激烈反对，日本也不得不实行现代化。这并不是因为个别的企业家希望这样，而是因为“国家”的需要。早期的反对势力被粉碎后，现代化以一种使柯尔贝尔或腓特烈大帝的努力相形见绌的统治经济和信念在进行着。日本制定了一部以普鲁士德国的宪法为蓝本的宪法，对法制进行了改革。教育制度也有很大发展，使这个国家的人民达到了罕见的高识字率。历法和穿着也都改变了。一种现代银行体制逐渐形成。从英国皇家海军请来的专家为日本建立一支现代海军出谋划策，从普鲁士总参谋部请来的专家帮助它实现陆军的现代化。日本军官被派往西方国家的陆军和海军学院学习，尽管本国已建立起军火工业，但仍从国外购买现代化武器。政府鼓励建立铁路网、电报和航运线；它还与日本新出现的企业家们一起发展重工业和钢铁、造船业，并使纺织业生产现代化。政府的补贴使出口商受益，补贴还用于鼓励航运和建立一个新的工业。日本的出口产品，特别是丝绸和纺织品猛增。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有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义务，即实现国家“富国强兵”的号召。对于日本人来说，经济实力和陆海军实力是同步发展的。

但所有这些发展是需要时间的，不利条件仍然很严重。尽管1890年至1913年城市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但种地的人数几乎仍与原来一样多。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仍有3/5以上的日本人在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而且尽管农耕技术有了许多改进，但多山的农村和大多数是小块土地的经营，阻碍了说像英国那样的“农业革命”的发生。由于这种“极落后的”农业基础，日本的工业潜力或人均工业化水平与其他国家一经比较，都必然使它处于或接近于末流大国的地位（见前面的表14和表17）。虽然1914年以前其工业的突然兴起可以从其现代燃料能源消耗的大幅度增长和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份额的增加中清楚地看到，但它在其他方面仍很欠缺。它的钢铁产量很低，严重依赖进口。同样，虽然它的造船业有了很大发展，但它仍从其他国家定购军舰。它还很缺乏资本，需要越来越多地举借外债，但从来不足以向工业、基础工业和军事部门投资。在经济上，它完成了一个奇迹，在帝国主义鼎盛时期成为经历工业革命的唯一的非西方国家；但与英国、美国和德国相比，它在工业和金融方面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

还有两个因素帮助了日本上升到大国地位，并有助于说明它为什么会超过意大利。第一个因素是地理上的隔绝状态。其附近的大陆海岸由当时腐朽的中华帝国所有，不足为患。当中国东北和（甚至更使它恐慌的）朝鲜可能落入另一个大国手中时，地理环境使日本比其他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更为接近这些地区。俄国在1904～1905年试图沿着6000英里的铁路运送军队时就感到了不便，几十年之后英美海军救援菲律宾、中国香港和马来亚时，就发现需要尽力克服后勤的困难。假如日本的势力在东亚稳步发展的话，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只有尽最大努力才能防止日本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地区变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国家。

第二个因素是士气。毋庸置疑的是，日本人对文化的独特性的强烈意识，对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的传统，军人的光荣感和勇猛的武士道精神，对纪律和刚毅的强调，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不畏牺牲的政治文化，加强了日本为战略上的安全和获取市场及原材料而扩张为“大东亚”圈这一目标的动力。这反映在1894年同中国进行的成功的陆战和海战中，那次战争是由于两国在朝鲜的权利的争执引起的。在陆上和海上，装备较好的日本军队似乎是被获胜愿望所驱使。在战争结束时，俄国、法国和德国“三方干涉”的威胁，迫使愤怒的日本政府撤回了它对中国大连和辽东半岛的要求，但这只不过增强了东京日后再干的决心。在政府中，不同意林权助男爵得出的严厉结论的人即使有，为数也不多：

如果我们认为必须有新的战舰，就要不惜任何代价去建造；如果我们军队的组织不合适，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整顿；如果需要，我们的整个军事体制就必须进行变革……

现在日本必须保持冷静和坚持自己的主张，以便使对它的猜疑自然平息；在此期间，必须巩固国家力量的基础；我们必须在东方静观和等待机会，这个机会总有一天会到来。当这一天到来时，日本将决定它自己的命运……

10年之后，当它对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野心与沙皇俄国的野心发生冲突时，报复的时机到来了。如果说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的舰队在对马海峡的决战中摧毁俄国舰队使海军战史专家们对日本舰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日本社会总的态度则使其他观察家们感到震惊。日本对大连进行了出其不意的打击（这种做法始于1894年同中国的战争，后在1941年再度使用），日本民族主义者为获得彻底胜利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热情在西方受到了欢迎。更引人注目的似乎还是日本军队在大连和沈阳周围的陆战中的表现，在这次战斗中，有数万名士兵冲过布雷区，越过铁丝网，冒着俄国人重机枪的扫射，在攻占俄军战壕之前丧生。即使在大规模工业化的年代，武士道精神加上刺刀似乎也能保证战场上的胜利。就如所有同时代的军事专家们断言的，如果士气和纪律仍然是国家实力极为重要的先决条件的话，日本在这些资源方面是非常富有的。

但是即使那时，日本也不是一个羽毛丰满的大国。日本很幸运地战胜了更为落后的中国和军界上层臃肿、因圣彼得堡和远东之间相距遥远而处境不利的俄国。此外，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也使它得以在不受第三国干涉的情况下，在自己熟悉的区域里作战。其海军依靠的是英国制造的战舰，其陆军依靠的是克虏伯制造的枪炮。最重要的是，它发现自己的资源不可能在财政上负担战争的巨额费用，只能够依赖在英美筹措的贷款。结果是，1905年底在与俄国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东京的公众对此可能感觉不太明显，他们对使俄国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得以摆脱困境的较为宽容的条件感到愤怒。但结果是，由于胜利已经肯定，日本军队感到自豪并受到了赞扬，其经济得以恢复，而且其大国地位（尽管是地区性的）得到了所有大国的承认，日本成熟了。在远东，如不考虑它的反应就做不成任何重要事情；但它是否能够进一步扩张而不引起资格更老的大国的反应，彼时还一点儿也不清楚。

德国

有两个因素确保了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将比其“新来的”伙伴对大国之间的均势产生更直接和更大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德国远不像日本那样是一个从孤立状态中出现的国家，而是在旧的欧洲国家体系的中心崛起的，它的建立直接冲击着奥匈帝国和法国的利益，而它的存在改变了当时欧洲各大国之间的相对地位。第二个因素是德国在工业、商业和陆海军方面进一步发展的绝对速度和程度。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国力不仅是意大利和日本的3倍或4倍，而且还超过了法国或俄国，很可能还赶上了英国。1914年6月，80多岁的韦尔比勋爵回忆说：“他们记得在19世纪50年代时，德意志是一群由无足轻重的王室成员统治下的无足轻重的邦”；现在，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中，它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仍在发展。单是这一点就使得“德国问题”成为1890年以后半个多世纪里这么多世界政治事务的中心。

这里只能提供一点点有关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细节。它的人口从1890年的4900万猛增到1913年的6600万，在欧洲仅次于俄国，但由于德国比俄国的教育水平、社会供应和人均收入都高得多，所以这个国家的人口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是强大的。据一份意大利的资料反映，意大利军队招募的每千名新兵中，有330名是文盲；而奥匈帝国是每千人中有220名，法国是每千人中有68名，令人吃惊的是，德国每千人中只有一个文盲。获益的不仅是普鲁士军队，而且还有需要熟练工人的工厂，需要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的企业，寻求化学家的实验室，期望得到管理人员和推销员的公司——德国的学校体制、多种科技的学院和大学，能够大量培养上述的人才。通过把这些知识的成果运用到农业上去，德国的农民使用化肥和大规模实行现代化来提高粮食产量，它每公顷的产量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都高得多。为了安抚容克豪族和农民组成的团体，德国的农业实行了许多关税保护措施以对付粮食生产成本更低的美国和俄国；而由于它的高效率，巨大的农业部门并没有使人均国民收入和产量降低到像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因农业而降低的水平。

但就是在它的工业发展中，德国才真正地在这些年里显示出特色。它的煤产量从1890年的8900万吨上升到1914年的2.77亿吨，只落后于英国的2.92亿吨，远远领先于奥匈帝国的4700万吨、法国的4000万吨和俄国的3600万吨。德国钢产量的增长更加惊人，1914年，德国1760万吨的产量高于英、法、俄三国的产量总和。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德国在电力、光学和化学等20世纪新兴工业中所取得的进展。像西门子和AEG公司这样的大公司，雇用着14.2万名工人，它们控制着欧洲的电力工业。德国以拜尔和霍奇斯特为首的化学公司生产了世界工业染料的90%。这段成功的历史自然反映在德国的外贸数字中，从1890年到1913年，德国的出口增加了两倍，使它接近世界头号出口国英国。以下事实并不使人感到惊讶：它的商船大大增加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成为世界第二大商船拥有国。那时，它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14.8%）高于英国（13.6%），约是法国的2.5倍（6.1%）。它已成为欧洲的经济动力源泉，甚至它广为宣传的资本短缺似乎也没有降低它的发展速度。民族主义者弗雷德里希·瑙曼为这些发展以及这些发展对德国的世界地位所具有的含义感到欢欣鼓舞，几乎没有什么人对这种情景感到不解。瑙曼写道：“德意志种族带来了发展，发展又带来了陆军、海军、钱和权力……只有当一个活跃的民族在它的喉管里感觉到春天的甘汁时，现代的、庞大的权力工具才可能产生。”

像瑙曼这样的宣传家们，甚至还有像泛德意志联盟和德意志海上联盟这样狂热的扩张主义集团，竟欢迎和敦促德国增强在欧洲和海外的影响，这不怎么令人吃惊。在这一“新帝国主义时期”，在其他任何一个大国里，都能听到相类似的呼吁。就如吉尔伯特·默里在1900年所作的令人厌恶的评论，每一个国家似乎都会宣称，“我们是所有民族中的精华……最有资格统治其他民族”。也许更重要的是，1895年以后，德国的统治者上层似乎也相信需要在时机成熟时大规模地扩张领土。海军上将蒂尔皮茨坚持认为，德国的工业化和海外征服“像自然法则一样不可抗拒”；首相比洛宣称，“问题不是我们是否要殖民，而是我们必须殖民，不管我们是否想殖民”；威廉皇帝自己也轻率地宣布，德国“要在旧欧洲狭窄的边界之外完成重要任务”，虽然他也想到过德国在和平的意义上在欧洲大陆行使“拿破仑式的霸权”。所有这些，与俾斯麦一再坚持的德国是一个“饱和的”、渴望维持欧洲现状而对海外领土没有热情的（尽管1884～1885年有过殖民企图）国家的腔调相比，是一种彻底的转变。在这里夸大德国“意识形态上一致”要求扩张的特殊的侵略性是不明智的；法国和俄国、英国和日本、美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家们也宣布了它们国家的天定命运，尽管他们也许是以一种不那么带决定论的、狂热的语调宣布的。

有关德国扩张主义的重点是，要么这个国家已拥有改变现状的实力手段，要么它已拥有创造这种手段的物资资源。关于这种能力的最明显的说明，是1898年之后德国迅速建设海军，其海军的规模在蒂尔皮茨的领导下从世界的第六位变为仅次于英国的帝国海军。到大战前夕，由13艘无畏级战列舰、16艘旧式战列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组成的这支公海舰队，成为一支迫使英国海军部逐渐把驻扎在海外的主力舰队撤往北海的强大力量；那时有迹象（较好的内部结构、炮弹、光学设备、舰炮控制、夜间训练等）表明，德国舰船从整体上来说比较优良。虽然蒂尔皮茨一直未能得到大量资金以实现其最终创建一支“同英国一样强大”的舰队的目标，但他确实建立了一支足以威慑敌对的法国和俄国舰队的力量。

对某些观察家来说，德国成功地在陆上作战的能力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的确，乍一看，在1914年前的10年里，普鲁士军队与规模大得多的沙俄军队相比就相形见绌了，而法国的军队也和它差不多。但这种表象容易使人误解。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德国政府选择了把它的军队维持在一定的规模上，并允许蒂尔皮茨的舰队大量增加其在整个国防预算中的份额。当1911年和1912年的国际紧张局势导致柏林决定大规模发展其陆军时，装备上的迅速变化是很明显的。从1910年到1914年，其陆军的预算从2.04亿美元增至4.42亿美元，而法国只从1.88亿美元增至1.97亿美元——但法国把89%的适龄青年征召入伍，而德国只招募了53%的适龄青年就实现了这种军事动员。到1914年，俄国已为其陆军花费了3.24亿美元，但却甚感紧张：国防开支占俄国国民收入的6.3%，而德国的只占4.6%。除英国之外，德国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更容易承受“武装的重负”。此外，当普鲁士军队能够动员和装备数百万后备役军人，而且——由于其更好的教育和训练——实际上能把它们部署在前线采取行动时，法国和俄国却不能。法国总参谋部坚持认为，其后备役军人只能在后方使用；而俄国既没有武器、靴子和军服来装备其数百万理论上存在的后备军，也无军官来管理他们。但即使如此，也仍未弄清德国军事能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它还反映在诸如良好的国内交通线、快速的动员体制、优良的参谋训练、先进的技术等不能用数量来表达的因素上。

但德意志帝国被它的地理环境和外交削弱了。因为它位于欧洲大陆的中心，它的发展似乎要同时威胁到许多其他大国。其军事机器的效能，再加上泛德意志重组欧洲边界的号召，使法国和俄国感到恐慌，迫使它们彼此之间更为接近。德国海军的迅速发展使英国感到极度不安，就像德国对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潜在威胁一样。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说，德国“天生就被包围住了”。即使德国的扩张是指向海外的，但如不侵入其他大国的势力范围，又能到哪里去呢？向拉丁美洲冒险只能以与美国进行战争为代价。19世纪90年代，它在中国的扩张一直遭到俄国和英国的反对，而且当1905年日本人取得对俄战争的胜利后就成为不可能的了。建造巴格达铁路的企图使伦敦和圣彼得堡都感到惊恐不安。想把葡萄牙殖民地搞到手的努力受到了英国人的阻拦。当美国可以明目张胆地在西半球扩大自己的势力，日本侵入中国，俄国和英国向中东渗透，法国“完善”其在非洲西北部的据点时，德国却两手空空。当比洛在其1899年著名的《锤子或铁砧》的演说中愤怒地宣称“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朱庇特神来告诉我们‘能做什么呢？世界已经被瓜分完毕’”时，他表达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没有什么人对德国的宣传家们重新分割世界的呼吁感到疑惑不解。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正在崛起的大国都呼吁改变已经固定下来的对旧的、老资格的大国有利的国际秩序。从强权政治的观点来看，问题是这种特殊的挑战是否能在不招致太多反对的情况下改变旧的国际秩序。地理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外交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因为德国没有日本那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它治国的本领就需要有非常高的水平。由于已认识到第二帝国的突然出现引起了不安和妒忌，俾斯麦在1871年之后一直努力使其他大国（特别是侧翼国家俄国和英国）相信德国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野心。但是急于表明其气概的威廉及其顾问们太不谨慎了，他们不仅公开表示对现存秩序不满，而且——这是最大的失败——柏林的决策过程表明，隐藏在帝国重要目的表象后面的是混乱和不稳定，这使所有目睹在机密行动中这一过程的人感到吃惊。这种情况有许多应归咎于威廉二世个人的性格弱点，但它被俾斯麦宪法制度上的缺陷加剧了。由于没有任何人（像一个内阁一样）对政府的全面政策集体负责，不同的部门和利益集团都去追求它们自己的目标，上边对此不作任何检查，也不规定哪是重点。海军只考虑将来同英国的战争；陆军的计划是消灭法国；金融家和商人们则希望进入巴尔干、土耳其和近东，并在此过程中消除俄国的势力。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在1914年7月悲叹道，结果将是“向每一方挑战，又妨碍了每一方，而且在所有这些进程中实际上削弱不了任何一方”。在一个充满自私自利并疑虑重重的国家里，这不是一个成功的窍门。

最后，仍存在一种危险：如不能在外交上和领土上获得成功，将影响威廉德国微妙的国内政治，威廉的容克上层担忧其农业利益会（相对）减少，担心有组织的工人的兴起和工业繁荣时期社会民主党影响的发展。1897年以后，对强权政治的追求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些考虑的推动，这将在政治上受到欢迎并转移对德国国内的政治分歧的注意力。但柏林的政权通常要冒双重危险：如果它在与“外国朱庇特”的对峙中退却，德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可能会谩骂和谴责这位皇帝及其助手们；而如果国家全力参加一场战争，却又不清楚广大工人群众、士兵和水兵们自发的爱国主义是否将超过他们对非常保守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厌恶。当一些观察家认为一场战争将使全国团结起来支持皇帝时，其他人则担心它将进一步加剧德国社会政治结构的紧张状况。还有，这需要在各方面联系起来看，例如，德国国内的弱点不像俄国或奥匈帝国的弱点那么明显，但确实存在，而且它们肯定会影响这个国家参加一场长期的“总体战争”的能力。

许多历史学家争辩说，德意志帝国“情况特殊”，它遵循的是有朝一日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暴行中达到顶点的“特殊道路”。只从1900年前后的政治文化和花言巧语来看，这是一个很难检验的主张：俄国和奥地利的反犹主义至少与德国一样强烈，法国的沙文主义与德国的一样明显，日本对文化的独特性和天定命运的观念与德国持有的一样广泛。这些被观察的每一个大国都是“特殊的”，它们在帝国主义时代都太急于宣称其特殊性了。但从强权政治的标准来看，德国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特性。它是一个把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的力量，与东方君主国专断的（也有人可能说是不负责任的）决策结合在一起的大国。它是除美国之外“新出现的”大国，它的确有能力向现存秩序挑战。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果它进一步向东或向西扩大它的边界，只能损害其强大的邻国的利益：用卡利奥的话来说，这个国家将来的发展会“直接”而不是“间接”地动摇欧洲的均势。按照蒂尔皮茨的说法，德国认为“弥补其失去的地盘……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结合。

对于一个要进行突破的正在崛起的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在目前的压力之下要努力据守自己地盘的老资格的大国来说，这个问题更为迫切。这里有必要再次指出三个正在被谈论的大国——奥匈帝国、法国和英国之间的重要差别，特别是奥匈帝国和最后一个英国之间的差别。但是，有关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各自力量的图表将表明，它们在19世纪末与它们在50或60年前相比，都明显变弱了，虽然它们的防务预算更多，殖民帝国的版图更大，而且它们（就法国和奥匈帝国来说）在欧洲还有领土野心。不仅如此，指出下面这一点似乎是公平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知道，与他们的前任相比，国际形势变得更加复杂，险象丛生，而这种认识正迫使他们考虑彻底改变政策，以努力适应新的形势。

奥匈帝国

虽然奥匈帝国是已经确立的强国中最弱的一个（用泰勒的话来说，它正在从强国的行列中悄悄消失），但是这一点从宏观的经济统计数字来看并不明显。尽管大量地向外移民，它的人口仍然从1890年的4100万上升到1914年的5200万，远远超过了法国和意大利，在某种程度上也超过了英国。在这几十年里，帝国实现了高度工业化，其经济发展速度，在1900年以前可能比以后更快。到1914年，它的煤产量已相当可观，达到4700万吨，既高于法国，也高于俄国。甚至在钢产量和能源消耗方面，它也绝不比这两个协约国中的任何一国差。它的纺织工业产量经历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酿酒和甜菜的产量也有所提高。加利西亚的油田已被开采，庄园实现了机械化。斯科达兵工厂的规模成倍扩大，主要城市正实现电气化，铁路建设在国家的促进下蓬勃发展。根据贝洛克的一项统计，奥匈帝国1913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与法国相同，这看起来有些值得怀疑——就像法勒公布的材料一样可疑，该材料说，1890年它在“欧洲强国”中所占的比例为4%，到1910年上升到7.2%。然而，很明显，奥匈帝国从1870年到1913年的增长率在欧洲属于最高之列，它的“工业潜力”的增长速度甚至比俄国更快。

但是，一旦更加细致地考察奥匈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发现它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其中最基本的缺陷可能是人均收入和产量存在着巨大的地区性差异，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从瑞士阿尔卑斯山到布科维纳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种族差异，还反映了下述的鲜明差距：1910年，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73%的人口从事农业，而整个帝国55%的人口从事农业；更主要、更令人惊异的是财富的巨大的不均，下奥地利（850克朗）和波希米亚（761克朗）的人均收入，远远超过加利西亚（316克朗）、布科维纳（310克朗）和达尔马提亚（264克朗）。还有，在奥地利行省和捷克土地上工业正在起飞、匈牙利农业改良正在进行的同时，被贫穷困扰的斯拉夫地区，人口正以最快的速度增长着。结果使奥匈帝国工业化的人均水平远低于其他主要强国。在这几十年中，尽管它所有产品产量都有了绝对增长，但它在世界制造业生产的总产量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徘徊在4.5%左右。对肩负着战略任务的奥匈帝国来说，它所依靠的经济基础并不是强大的。

存在于日本和法国的那种民族文化高度的内聚力，对于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的奥匈帝国来说反而成了不良因素。维也纳控制着欧洲最众多的民族——当1914年大战来临时，动员令要以15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下达。在波希米亚地区说德语和说捷克语的人之间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并不是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及其顾问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虽然“青年捷克”运动给这种紧张关系蒙上了最严重的阴影，虽然匈牙利在1867年以后获得了与之同等的伙伴地位，它还是免不了就诸如关税、少数民族的待遇、军队的“匈牙利化”等问题不断地与维也纳发生冲突，双方的关系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紧张程度，以至于到1899年西方的观察家们曾经担心整个帝国就要崩溃。法国外长德尔卡塞为此曾秘密地与俄国重新商谈结成两国联盟的条件，目的在于防止德国接管奥地利领地和占有亚得里亚海岸。到1905年，维也纳的总参谋部确实在悄悄地准备着应急计划，以便在危机恶化时对匈牙利实行军事占领。维也纳所遇到的民族问题，不仅仅是捷克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而且南部的意大利人也反对在他们的土地上强行德意志化，并寄望于边界那边，企求罗马的援助——就像被控制的罗马尼亚人在较小的程度上求助于东部的布加勒斯特一样。相比之下，波兰人比较平静，其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奥匈帝国统治之下比在德国和俄国统治的区域享有比较优越的权利。但是，迄今对帝国联合体的最大威胁来自南部的斯拉夫人，因为帝国内部持不同政见的集团似乎寄希望于塞尔维亚，甚至更远处的俄国。在维也纳，自由主义人士时常敦促政府向南部的斯拉夫人的要求进行妥协，但匈牙利贵族强烈反对这些妥协。他们既反对匈牙利特殊的地位受到任何削弱，同时又在匈牙利境内对少数民族大加歧视。由于温和主义者要求对这一问题实行政治解决的办法遭到了政府的拒绝，这就为总参谋长康拉德将军之流的奥地利—德意志民族主义者打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坚持以武力对付塞尔维亚人及其同情者。这一主张虽然遭到了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本人的阻止，但是如果帝国的生存真正受到了威胁，它仍不失为一项最后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所有这些无疑在很多方面影响了奥匈帝国的实力，这并不是说众多的民族一定意味着军事上的脆弱。帝国军队保持了统一的组织，善于使用多种语言的指挥系统，以及在驻防和部署兵力时惯用的分而治之的手法。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依靠捷克或匈牙利部队的合作日益困难，甚至克罗地亚人（几个世纪以来用于“军事边界”地带）传统的忠诚也被匈牙利人的迫害所腐蚀。而且维也纳对付这些地区利益主义者的不满的一贯反应是，用设立专门问题委员会、提供新的工作、减免税收、增加铁路支线等办法来加以遏制。“在1914年，文职公务员的人数超过300万，他们管理学校、医院、社会福利、税收、铁路、邮电等各种各样的事务……于是……没有充足的钱留给军队。”根据赖特的统计，奥匈帝国的国防拨款在“国家（即中央政府）拨款”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强国都少得多。结果它的舰队从来也没有充足的资金以赶上意大利，更不用说在地中海的法国海军了。军队的给养也只有俄国和普鲁士军队所享有的1/3到一半左右。军队的武器，特别是火炮已经过时，而且数量有限。由于缺乏资金，只有可征用人力的30%应征入伍，他们之中的大部分被放了长假，或只受到8周的训练。这种制度难以造就战时大量合格的后备军。

1900年以后约10年时间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奥匈帝国的战略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内部分裂使国家面临分崩离析的威胁，同时使它与大多数邻国的关系复杂起来。经济的增长虽然显著，但它却无法赶上英、德这些主要强国。它用在国防上的人均费用比许多其他强国要少，应征入伍的青年在适龄青年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任何大陆国家都少得多。最后再加上它似乎有很多的潜在的敌人，结果帝国总参谋部不得不为众多的战役制订计划——这是其他国家很少在上面分散精力的麻烦事。

奥匈帝国有如此之多的潜在敌人，是由于它本身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的国情造成的。虽然有三国联盟，但同意大利的关系在1900年以后变得更加紧张。康拉德在某些场合鼓吹向这个南方邻国发动军事进攻，尽管他的意见遭到了外交大臣和皇帝的强烈反对，但是沿着意大利边境的驻军和要塞仍然在不断加强。再扯远一点，罗马尼亚也在使维也纳感到不安，因为在1912年，罗马尼亚已经加入了敌对阵营，这对它构成了明显的威胁。但是最有敌意的地区是塞尔维亚，它与门的内哥罗一道似乎是帝国内吸引南部斯拉夫人的一块磁铁，因此帝国必须除掉这一病患。恰当的解决办法所带来的唯一问题是，对塞尔维亚的进攻很可能会引起奥匈帝国最可怕的敌人——沙皇俄国的军事反应，它很可能会在奥匈帝国的大批军队经过贝尔格莱德向南挺进时，入侵东北边境。因此，最好战的康拉德声称，“将通过外交家”使帝国避免同时向所有的敌人开战。他1914年制订的战争计划中，暴露了军队不得不准备进行军事玩火行动。当由几个军组成的主力部队（A梯队）做好了战斗部署，准备去对付意大利或俄国时，一个由3个军组成的较小的集团军（巴尔干小分队）将被动员去进攻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此外，一个由4个军（B梯队）组成的战略预备部队，将随时准备增援A梯队，使之变成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如果没有来自意大利或俄国的危险，就加入巴尔干小分队进攻塞尔维亚。

有人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奥匈帝国企图以二流国家的物力扮演一流强国的角色”，企图在各条战线上都强大起来。这种不顾一切的努力，使帝国出现了到处衰落的严重风险。至少，这些努力给帝国的铁路系统及控制它的官员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不仅如此，这种军事上的进退维谷证实了维也纳大多数观察家自1870年以来不愿接受的事实：一旦大国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就需要德国的援助。如果只是纯粹的奥意战争（虽然它是最不可能的危急事件，尽管康拉德时常担心），情况可能还不致如此。但是奥匈帝国卷入塞尔维亚的战争，塞尔维亚人因此得到俄国的援助，那么德国的军事援助肯定是必需的。因此在1914年以前，康拉德为使柏林保证在这一问题上的许诺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最后，这种军事计划的荒诞性又一次反映了很多当代人能观察到但后来的某些历史学家又不愿承认的事实：如果在巴尔干和帝国本土内部爆发的民族主义不满情绪继续激化，那么维护约瑟夫皇帝所独有的但又不合时代潮流的继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欧洲的均势注定要被打破。

法国

1914年，法国具有比奥地利远为有利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它只有一个敌人——德国。它可以集中国家的全部力量对付德国。可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情况并非如此，那时法国在埃及和西非向英国挑战，并与英国皇家海军展开军备竞赛。同意大利的纠纷也几乎达到了大动干戈的程度。与此同时，它还准备向德国进行报复。甚至当较为谨慎的政治家们把国家从战争边缘上拉回来，然后进入与俄国结盟的早期阶段时，法国面临的战略困境仍然很严重。它的最可怕的敌人德意志帝国，现在显然比以往更强大了。但是，意大利的海军和在殖民扩张方面的挑战（如法国人所见）也是令人不安的。这不仅是由于意大利自身的缘故，而且同意大利进行战争几乎肯定会使它的盟国德国卷进来。对于法国陆军来说，这意味着它将不得不把大量的师驻守在其东南边境。对海军来说，一个老的战略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它是把舰队集中在地中海港口还是大西洋的港口，还是冒险将舰队分成两支较小的兵力？

所有这些都因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以后，英法关系的迅速恶化而复杂起来。从1884年起，两国暗地里进行着逐渐升级的海军军备竞赛，对英国来说，军备竞赛与以下的前景有关：它有丧失地中海交通线的可能，（偶尔）还担心法国会越过英吉利海峡入侵英国。更持久更具威胁的是英法之间关于殖民地的不断冲突。在1884年至1885年，英法为争夺刚果发生争吵；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国为争夺西非闹得不可开交；1893年为争夺泰国，它们几乎处于战争边缘。最大的危机出现于1898年，当时双方为争夺尼罗河流域的控制权进行了长达16年之久的对抗，基切纳的军队与马尔尚的小分队在法绍达的冲突使对抗达到顶点。虽然当时法国人退让了，但他们仍是精力旺盛、胆大妄为的帝国主义者。廷巴克图[4]和东京[5]的居民无人认为作为强国的法国正在衰落。1871～1900年，法国殖民地领土又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它无可争辩地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国。虽然那些地区的商业不很发达，法国仍在从达喀尔到西贡之间的广大范围内建立起了庞大的殖民地军队和一些优良的海军基地。即使在没有进行殖民化的地区，如地中海东部沿岸以及中国南部，它的影响也很大。

有人争辩说，法国能够贯彻这样一个有活力的殖民政策，是因为政府机构允许一小撮官僚、殖民地总督和半殖民地热心拥护者推行“前进”战略，这种战略是第三共和国变换迅速的内阁几乎没有机会加以控制的。但是，虽然法国议会政治多变的状况无意识地加强和坚定了它的帝国政策——通过把帝国政策交由常务官员及他们在殖民地问题上的“院外集团”的朋友们来掌握，但它对海军和陆军事务的影响却远不是令人愉快的。例如，政府的经常更迭使海军部长不断变换，他们之中有的人只会做官，有的人对海军战略有自己的看法，但又经常变化。在这几十年里，政府给法国海军的大量拨款没有发挥作用，这从建设计划中可以看出来。有的负责官员偏爱海上劫掠（商业掠夺）战略，有的则坚决主张建造战舰。结果留给海军的是各类舰船的大杂烩，使之无法与英国或后来的德国海军相抗衡。然而帝国政策对海军的影响与对陆军的影响相比较，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在陆军中，军官团对共和国政治家们表现出强烈的反感，加上文官与军人之间的许多冲突（包括臭名昭著的德雷福斯事件），削弱了法国的实力，这就使人们对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产生了怀疑。只是由于1911年以后出现了明显的民族振兴，文官和军人的争端才被搁置一边，以便共同对抗德国。但是仍有很多人怀疑，这种政策是否已经给法国武装部队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在国内，另一个明显束缚法国军事力量的因素，是它的经济状况。这里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经济历史学家对许多不同指数的偏爱，也使它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其中有利的因素有：

在这一时期，参加工业投资和对外信贷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了巨大的发展，并建立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特别是在洛林矿区，新的工厂纷纷建成。在法国北部的产煤区，出现了工业社会通常具有的、破烂不堪的情景。在工程技术和新兴工业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法国有著名的企业家和革新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在钢铁、工程技术、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方面享有领先地位。施奈德、标致汽车、米其林和雷诺等公司走在时代的前列。

的确，在亨利·福特大规模生产法发明之前，法国一直是世界上重要的汽车生产国。19世纪80年代，铁路建设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它同改进电报业、邮政和内河航运一道推动着国内市场的形成。农业受到1892年《梅里纳关税法案》的保护，同时它继续集中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人均产值大增。由于在这几十年里绝对经济增长的指数和法国人口的少量增加，产量与法国人口的对比统计是令人难忘的，例如人均增长率和出口产品的人均值等，都是如此。

最后，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法国的流动资本极其丰富，它可以被用来（系统地用来）为国家的外交和战略服务。最令人难忘的标志是它很快便偿清了1871年对德国的赔款，这项赔款按照俾斯麦的错误估计是想使法国的力量在以后瘫痪多年。在随后的时期里，法国资本仍旧大量地涌向欧洲内外的许多国家。到1914年，法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为90亿美元，仅次于英国。包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部分地区，都受到投资的帮助，实现了工业化，同时也给法国带来了大量政治和外交的利益。在进入20世纪之际，如果说意大利资金短缺并不是造成它逐渐脱离三国同盟的全部原因，那么至少它是与这些同时发生的。法国和俄国给中国贷款，在巴黎进行筹措，并通过圣彼得堡集中起来，目的在于换取筑路权和其他特权。法国在土耳其和巴尔干的投资——是受挫的德国人在19世纪以前绝对无法相比的——不仅在政治文化方面，而且在取得购买法国武器而不是德国武器的合同方面，都占了优势。最重要的是，法国人投资帮助他们的俄国同盟实现了现代化。从1888年10月在巴黎市场上第一次筹款，直到1913年提供5亿法郎的紧急贷款，条件是俄国要在波兰诸行省大大延伸其铁路网，以便把“俄国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迅速调过来击溃德国。这是到那时为止有效地利用它的财力支持自己战略力量的最有力的证明（虽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国的军事机器效率越高，德国人越要加紧准备攻击法国）。

然而，我们一旦引入比较经济数据，法国经济发展的真实形象便失去了光彩。虽然它无疑是一个海外投资大国，但几乎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资本给国家带来了理想的报偿：无论是就所得利润而言，还是在增加外国对法国产品的订货方面都是如此。甚至在俄国，德国商人经常得到进口贸易中最大的份额。德国在欧洲出口制造商中所占的比例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已经超过法国，到1911年几乎是法国的两倍。但是，这反过来又反映了这样一个使人难堪的事实，早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前，法国的经济就遭受着英国工业的有力竞争，而这时又受到德国工业巨人崛起的冲击。除了像汽车工业这样极少数的例外，统计数字一再表明法国经济黯然失色。到大战前夕，它的工业总潜力只相当于德国的40%左右，钢产量则刚超过德国的1/6，煤产量几乎不足德国的1/7。由于是在较小的工厂和贫穷的矿区生产，因此煤、钢和铁的成本通常比较高。同样，尽管法国化学工业已有发展，但它仍依赖从德国进口。由于工厂小，生产方法陈旧，再加上严重依赖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19世纪法国工业的发展，被冷酷地描写成步履蹒跚、踌躇不前、时起时落、进展缓慢的过程，这是不足为奇的。

它田园生活的魅力也不能令人得到安慰，至少就相对实力和财富而言是这样。自然灾害对丝绸和酿酒业的打击从来就没有恢复过来；极力保护农业收入，维护社会稳定的《梅里纳关税法案》的实施结果，延缓了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从而扶植了低效的生产者。1910年前后，法国有活动能力的人口中有41%从事农业，而他们绝大多数是经营小块土地，这对法国的生产力和整个国家财富显然是个累赘。贝罗克的统计资料表明，1913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德国的55%，它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只相当于德国的40%左右；赖特的统计证明，1914年法国国民收入为60亿美元，而德国为120亿。如果法国同其东部邻国单独进行一次战争，只能重现1870～1871年战争的结局。

从这些比较数据便可看出，法国像落后于德国那样，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落后于美国、英国和俄国，所以到20世纪初，法国在强国中只能位居第五位。可是，法国实力的削弱对与德国对抗来说是事关重大的，而这完全是因为两国关系恶化。在这方面，趋势不妙。德国在1890～1914年人口增加了将近l800万，而法国只增加了100万多一点。这个事实，再加上德国拥有雄厚的财力，意味着无论法国怎样加紧维持军事力量，它都落后于德国。通过征召80%的适龄青年入伍，法国造就了一支规模非常庞大的军队，至少根据某些统计数据是这样。例如，法国能从4000万人口中动员80个师，这与奥地利从5200万中只能动员48个师相比，是很可观的，但用来反对德意志帝国则是无济于事的。使用训练有素的后备役的普鲁士总参谋部，不仅能动员大约100多个师，而且还拥有可征召的庞大的潜在人力——几乎有l000万人是适龄青年，相比之下，法国只有500万；它拥有为数惊人的11.2万名受过良好训练的军士，这是扩大军队的关键因素，相比之下，法国只有4.8万名军士。虽然德国把国民收入的较小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它所投入的绝对金额要多得多。法国最高统帅部为反对“无法接受的劣势状态”而进行的徒劳斗争贯穿着整个19世纪70至8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关于德国物质条件占优势的秘密备忘录同样令人惊慌：它拥有“4500挺机枪，而法国只有2500挺；它拥有6000门77毫米的火炮，而法国只有3800门75毫米火炮；并且它几乎完全垄断了重炮”。这最后一点尤其表明了法国人最糟糕的弱点。

然而，法国军队却带着必胜的信念投入了1914年的战斗。他们放弃了防御战略，竭尽全力地进攻，这反映了他们更加强调格兰梅森和其他人企图提高军队士气的愿望——人们猜想这是想在心理上弥补那些物质弱点。梅辛将军鼓吹：“决定战争胜利的不是军队人数和精良的武器，而是士兵的勇猛和素质——这里我指的是超群的体质和心理承受能力、进攻的力量。”这一论断与发生在1911年摩洛哥危机之后的“爱国主义复兴”是紧密相关的。虽然在德雷福斯事件过程中，阶级和政治的分化使国家显得如此脆弱，但这种复兴的爱国情绪仍然认为，国家能比1870年战争打得漂亮得多。大多数军事专家认为，行将到来的战争是短暂的，因此，重要的是有多少个师能投入战斗，而不是德国拥有大规模的钢铁和化学工业，也不是德国拥有几百万潜在的兵源。

这种民族自信心的复兴可能受法国国际地位改善的影响最大，这样的国际地位是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的外交家们争得的。他们不仅建立并保护了与圣彼得堡的重要关系（尽管德皇政府做出种种外交手段来削弱它），而且还稳固地改善了同实际上已从三国同盟分裂出来的意大利的关系，因而缓解了在萨瓦和洛林两地同时作战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法国能够在1904年协约中调和与英国关于殖民问题的纠纷，从而使伦敦自由党政府确信法国的安全就是英国的国家利益。虽然英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排除了两国成立同盟的可能性，但随着德国加强公海舰队以及有迹象表明德国将穿过中立的比利时向西进攻，法国得到英国援助的机会便增加了。如果英国介入，德国不仅担心俄国介入的问题，而且要为英国皇家舰队对公海舰队的影响、德国海外贸易的毁灭和人数少但意义重大的英国远征军部署在法北部而发愁。与俄、英两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联盟向德国开战，这是法国自1871年以来的梦想，看来它将成为确切的现实。

法国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德国单独作战，这也是法国历届政府决心避免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的标志就是愿意并有能力同任何一个强国作战，那么法国和奥匈帝国一样，会降到更低的地位。但是，这个定义在1914年对下述这样一个国家来说未免太抽象了：这个国家在心理上感觉在积极备战，军事上比以往强大，很富裕，更重要的是拥有强大的盟国。即使这些因素结合到一起，是否能使法国顶住德国仍是一个未知数。但大多数法国人似乎认为能够做到这一点。

英国

英国给人的第一印象就令人难忘。1900年它是亘古未有的最大帝国，拥有l2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占世界1/4的人口。仅仅在过去30年间，帝国的土地就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不仅后来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而且法国人、德国人、阿散蒂[6]人和缅甸人，以及当时其他民族的人，都有如下感觉：

在1914年大战爆发前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英国的力量得到了惊人的膨胀，同时它对任何抱有同样野心的其他国家显然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如果确实有某个国家企图称霸世界，那就是英国。事实上，它不仅是企图称霸世界，而且是已经称霸于世界。德国人只是谈论着要修建通往巴格达的铁路，而英国女王实际上已经是印度女皇。如果说某个国家打破了世界力量的均势，那么这个国家就是英国。

英国实力的标志反映在许多方面：皇家海军力量的激增，其实力相当于其他任何两个最大的舰队之和，全球各地都有无与伦比的海军基地网和海底电缆通信站，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船队，运载着世界最大贸易国的货物；伦敦金融区的金融服务业，使英国成为全球经济最大的投资者、银行家、保险商以及商品交易者。1897年，在维多利亚女王[7]即位60周年庆典期间，忘乎所以、脱帽欢呼的英国人完全有理由感到自豪。每当人们谈论20世纪世界上3个或4个帝国时，英国——而不是法国，也不是奥匈帝国或其他后起的国家——总是处于为数不多的成员之列。

但是，如果从其他观点看来，从英国“官方思想”的角度来冷静考虑，或从研究英国实力受挫的历史学家的统计来看，19世纪晚期肯定不是英帝国正“企图称霸世界”的时代，相反，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英国已经做出了这种“企图”，并在1815年的胜利中达到顶峰。这使英国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繁荣起来，这是英国在海上和帝国争霸中几乎所向无敌的时代。然而，1870年以后，世界力量对比正以两种可怕的、相互影响的方式削弱着英国的霸权。首先是其他国家随之进行的工业及陆、海军实力的改革，使大英帝国的地位相对受到削弱，因为正是这个大国在现状的变化中所失大于所得。英国也受到德国这个强大而又统一的国家出现的影响，但不如法国和奥匈帝国那么直接（只在1904～1905年英国才不得不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英国受到的最厉害的冲击是美国的崛起，因为英国在西半球的利益（加拿大、加勒比海军事基地及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远比任何欧洲国家都更加突出；英国受俄国边界扩张和土耳其斯坦战略铁路的影响很大，因为它对英国在近东及波斯湾的势力，甚至最终对在印度次大陆的统治都构成了威胁。英国占有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它的商业利益可能因为天朝帝国的被分割，或有新势力出现于中国，而受到最严重的损害。同样，英国在太平洋地区和非洲的相对地位，都因1880年以后列强争夺殖民地而受到影响，因为它（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用遍及大多数不发达国家的非正式帝国，去换取一个相当于非正式帝国1/4的正式帝国”，是一笔不合算的交易，尽管维多利亚女王的新领地还在不断扩大。

这些问题中，一些（在非洲或中国）是新出现的，另一些（与俄国在亚洲、与美国在西半球的竞争）则是英国以前历届政府都感到担忧的。现在不同的是，许多挑战国的实力相对强大得多，而各种威胁几乎同时出现。如同奥匈帝国因不得不应付欧洲内部的许多敌人而分散精力一样，英国的政治家们也不得不在确实具有世界规模的外交和战略活动中玩弄花招。例如，在危急的1895年，英国内阁被众多问题搞得焦头烂额：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可能崩溃；亚美尼亚危机造成的奥斯曼帝国的垮台；在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进行争吵的同时，与德国在南非洲发生了正在逼近的冲突；法国在赤道非洲的军事远征；俄国向兴都库什的推进等。海军方面也不得不在活动中玩花招，因为无论皇家海军的预算怎样有规律地增长，在19世纪90年代正在建造的五六支外国舰队面前，它再也不能像19世纪中叶那样“称霸海上”了。正如英国海军部反复指出的那样，它有能力在西半球接受美国的挑战，但只有把战舰从欧洲海域调去才能做到；同样它有能力扩大皇家海军在远东的规模，但这必须削弱在地中海的舰队。它不可能处处强大。最后，陆军也不得不玩弄花招，把几个营从奥尔德肖特调往开罗，或者从印度调到中国香港，以解燃眉之急——而所有这些都是小规模的志愿部队去执行的，他们根本比不上普鲁士式的强大的部队。

英国互相影响着的两个弱点中的第二个弱点，不太直接，也不大引人注目，但或许更为严重。它是工业和商业优势的削弱，这种优势是英国海军、陆军和帝国实力最终依赖的基础。在这几十年中，已建立起来的英国工业，诸如煤炭、纺织和铁器制造业的绝对产量有所提高，但它们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相对份额却逐渐下降；在钢铁、化学、机床和电器等新兴的越来越重要的工业中，英国很快失去了早期那种具有领先能力的地位。工业产量在1820年至1840年、1840年至1870年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4%和3%左右，以后增长更加缓慢，1875年至1894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多一点，远远低于它的主要对手。工业霸权的丧失很快反映在争夺买主这一方面。首先英国的出口商品漫天要价，使它们丧失了在经常受到高关税保护的工业化的欧洲和北美市场的优越地位，尔后，又丧失了某些殖民地市场，在那里其他列强不仅在商业上与其竞争，而且还在它们新获得的领土上设立关卡。最后，由于进口的外国工业品涨潮般地涌向国内未受保护的市场，英国工业又受到削弱——这是最明显的标志，说明英国越来越缺乏竞争力。

19世纪晚期，英国生产力的衰退和竞争力的下降，是经济史中研究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涉及到民族特征、时代差异、社会精神气质和教育制度等许多复杂的问题，以及像投资少、工厂陈旧、劳资关系恶化、推销无术等具体的经济原因。对于从事比较研究、具有高度战略眼光的研究者们来说，这些解释不比英国从总体上正稳步地丧失其地位这一事实更重要。虽然1880年英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仍然占有22.9%的比例，但到1913年已减到13.6%；

1880年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为23.2%，而在1911～1913年却只占14.1%。就工业实力而言，美国和德国已走到了前面。昔日的“世界工厂”现在只能名列第三位，这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展，而是因为其他列强发展得更快。

再也没有比相对经济衰退更能使好思考的英帝国主义者感到恐惧的了。这正是因为它对英国的实力有重大影响。“假如受到（外国竞争）威胁的工业恰好是你国防体系的根基，那么你会处于什么地位？”1904年W·A·S·休因斯教授问道，“如果没有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强大的工程技术行业，你就无法发展，因为在现代战争中你将缺乏建设你的舰队和军队并维持其战斗力的手段。”与钢铁工业和工程技术的发展相比较，为西非的殖民地边界问题，或为萨摩亚岛未来的归属问题而发生的争吵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英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在于关税改革（放弃自由贸易方案以便保护英国工业），在于密切与白人领地的关系，以便获取对国防的贡献和保护帝国的独立市场。按照约瑟夫·张伯伦令人毛骨悚然的名言，英国变成了“疲倦的泰坦，在它巨大的命运轨道上（摇晃）”。海军大臣警告说，在行将到来的岁月里，“联合王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占有与美国和俄国并驾齐驱的应有地位，甚至有可能赶不上德国。我们将被真正的实力抛到一边”。

但是，如果说从长远观点来看英帝国主义者无疑是正确的话，那么“正在庆祝特拉法尔加海战一百周年纪念日的帝国能否在下一个100年里继续生存下去呢”？一位有影响的新闻记者（加文）在1905年这样悲伤地问道。他们都有夸大当时危险的倾向。英国的钢铁贸易和机床制造业在许多市场上被超过，但是肯定没有被彻底击败。纺织业在1914年以前的许多年里享有出口繁荣，回顾起来反能被视为回春期。英国的造船业——对皇家海军和繁荣的商船航运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几十年中仍然保持原有的地位，下水商船的吨位占世界商船总吨位的60%，战舰占33%，这使那些唯恐英国在战时过分依赖进口食品和原材料的人感到一些安慰。的确，如果英国卷入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冲突中，它将发现许多军事工业（例如，弹药、大炮、飞机、滚珠轴承、光学仪器、永磁发电机和染料等）是不够的，这便印证了传统的看法，即认为英国军队只能从事小规模的殖民战争，而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陆战。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所进行的正是这类陆军参与的战争。如果令人精疲力竭的、漫长的、战壕加机关枪的“现代”战争真的爆发了，像有些有识之士在1898年就已预测的那样，缺乏必要的物资和武器的将不仅仅是英国。

因此，在这一时期英国仍然拥有经济实力这个事实，应该是对英国存在的问题所作的悲观和笼统的描写的一个警告。回顾往事，人们可以得出结论：“1870年到1970年的英国史，就是一部在经济、军事和政治上与其他国家相比几乎不断衰退的历史。它从19世纪中期产业革命给它带来的繁荣和实力的巅峰逐渐衰落下来。”但是，仍然有一种夸大衰退和预测衰退提前来临，以及忽视英国甚至在非工业界的巨大财力的危险。首先是英国在国内和国外拥有巨大的财富。虽然英国财政部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里由于新技术使单艘战舰的价格提高一倍多而感到压力沉重，而且选民数目的增加第一次导致了可观的“社会”开销，但是如果说“大炮加黄油”增加的开支在绝对数目上看起来令人吃惊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守夜国”收取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很少，而用于政府开支的国民收入也同样少。甚至在1913年，英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全部支出仅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2.3%。因此，虽然在1914年以前英国是国防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它需拨出的款项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欧洲任何大国都少；虽然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倾向于在反对英国工业力量的同时，贬低其财政实力，但当时英国在海外拥有约195亿美元的相当可观的投资，此数大约占世界对外投资的43%，这无疑是国家财富的源泉。如果战争需要，它确实有能力担负一场大规模和高消费的战争。值得怀疑的是，如果它被迫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和现代的工业化战争，它能否继续保持它的自由政治文化——自由贸易，低廉的政府开支，免征兵役，主要依靠海军？但是英国有足够雄厚的资财是毋庸置疑的。

其他一些因素也提高了英国在列强中的地位，虽然在战略铁路和大量陆军正在破坏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地缘政治的安全时代，保卫帝国陆地边界变得越来越困难，但英国仍然同以往一样保持着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它的人民不必担心邻国部队的突然入侵，它能够重点发展海军而不是陆军，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它的政治家们具有比大陆国家更大的行动自由。此外，虽然它取得的庞大的、难以防卫的殖民帝国蕴藏着巨大的战略难题，但也给英国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战略优势。很容易从海上得到增援的大批帝国驻军，加煤港和舰队基地使它在欧洲大陆以外与欧洲列强进行的任何冲突中，处于极其强有力的地位。如同英国能帮助它的海外殖民地一样，海外殖民地（特别是印度和自治领）也能为帝国提供军队、船舰、原材料和筹措资金——这时正是白厅的政治家们为建立更有组织的“帝国防卫”而谨慎地在海外培养亲属关系的时代。最后有一种讽刺意义的说法是，由于英国的实力和影响在早年扩展得如此之大，英国现在拥有许多缓冲地带、许多无关痛痒的地区，因此，特别是在其所谓的“非正式帝国”范围内，拥有诸多妥协余地。

英帝国主义的许多公开的动听的论调并不能表明妥协与退让是那个时代的法则。但是对英国战略优势的仔细评估——在各部之间协商和内阁决策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它考察英国在全球义务中的每一个问题，确定妥协或强硬的政策。因此，由于英美战争在经济上将是灾难性的，在政治上是不受欢迎的，以及在战略上是举步维艰的，英国似乎宁愿在委内瑞拉争端以及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等问题上做出让步。相比之下，19世纪90年代，英国愿意在西非、东南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纠纷问题上同法国达成协议，却为捍卫它对尼罗河流域的控制而不惜诉诸武力。10年以后，它愿意为缓和英德的对立做出努力（通过对海军比例、葡萄牙的殖民地以及巴格达铁路等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双方是否能就大陆战争爆发时保持中立问题做出承诺就值得怀疑了。外交大臣格雷在1914年以前试图接近德国的努力，大致同较早时索尔兹伯里勋爵试图在亚洲问题上与圣彼得堡达成协议的活动一样成功，两者揭示了一个共同的假设，通过外交途径能够解决世界事务中的大部分问题。一方面主张1900年前后英国的世界地位被削弱到20世纪30年代晚期的水平，而另一方面却认为1914年以前英国的实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以致打破了世界均势。这两种意见对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形势来说，同样是片面的。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大不列颠发现自己在工业上已被美国和德国超过，并且在商业、殖民地和海上领域受到了激烈的竞争。然而，它的财源、生产力、帝国殖民地以及海军力量等诸因素的综合力量，意味着它可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虽然它的领先地位已远不如1850年那样显著，但保持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仍然是英国的基本问题。英国现在已是个成熟的国家，它对保护现存秩序，或至少保证事态以缓慢和平的方式发展具有内在的兴趣。为了某些明显的目的，它不惜使用武力——保卫印度，特别是在自己的海域内保持英国海军的优势。可能的话要保持欧洲的均势。但每一个问题都必须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加以考虑，对照英国其他的利益加以权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1889年和1898～1901年，索尔兹伯里勋爵反对与德国一道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而格雷则竭力避免在1906年至1914年承担反对德国的明确的军事义务。这使巴黎和柏林的决策人沮丧地感到英国未来的对外政策是模糊不清的，同时也反映了巴麦尊勋爵那个依然被人们广为接受的主张：英国拥有永久的利益，但无永久的盟国。随着19世纪的结束，即使行动自由的余地越来越少，存在于英国内部众多利益集团之间的传统的欺诈行为——帝国与大陆对立，战略与财政对立——仍会以旧的方式继续下去。

俄国

大多数人估计，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沙皇俄国也会自动成为严格选择会员的“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俄国从芬兰延至海参崴的总面积确保了这个地位——就像它的数目庞大、增长迅速的人口一样，它的人口约相当于德国的3倍、英国的4倍。4个世纪以来，俄国一直向西部、南部和东部扩张，尽管受到挫败，也没有任何要停止的迹象。在整个19世纪，俄国的常备军一直是欧洲规模最大的；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它也仍然比其他国家的军队大得多，拥有130万前线部队和号称500万的后备军。俄国的军费开支也是非常大的，除了快速增长的“正常”军费外，还有“特别拨款”，所以数量可能等于德国（军费）的总和。铁路建设在1914年以前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在短时期内，威胁并暗中破坏了德国首先向西部袭击的计划（例如所谓施利芬计划）。日俄战争后，大量的金钱被投资于建设一支新型的俄国舰队。俄国势力的扩张甚至使普鲁士总参谋部都感到惊恐不安，小毛奇[8]断言，到1916和1917年，普鲁士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将会强大到使普鲁士不知如何去对付的地步。与此相反，一些法国观察家们怀着愉快的心情，期待着俄国人用“高压手段”席卷西部、挫败柏林的那一天的到来。一部分英国人，特别是那些与圣彼得堡大使馆有联系的人，极力劝说他们的政界首脑，“俄国很快将成为强国，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与它保持友好关系”。从加里西亚到波斯湾到中国，都在关注着俄国势力的发展。

俄国真的会如这些言论所暗示的那样，再次成为欧洲宪兵吗？对从18世纪至今的西方观察家来说，估算它的实力一直是个难题。由于缺乏可靠的、可用于比较的资料，由于俄国人对内和对外说法各异，加上有完全用主观说法代替客观事实的危险，这就使得这种估算更为困难了。“1914年以前欧洲评估俄国”的工作不论多么深入透彻，毕竟不同于对“俄国力量”本身的确切分析。

从确实存在着的、似乎站得住脚的证据中可以看出，俄国似乎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中，既是强大的，也是软弱的。这要取决于用望远镜的哪一头来观察。首先，同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相比，在工业上俄国已经强大得多。从1860年到1913年——一个很长的时期——俄国的工业产量以年平均5%的惊人速度增长着。19世纪80年代，这一增长率接近8%。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钢产量就已经赶上了法国和奥匈帝国，并远远超过了意大利和日本。俄国的煤产量甚至提高得更快，1890年为600万吨，到1914年已达3600万吨。它还是世界第二大产油国。在建立已久的纺织业——它又比法国和奥匈帝国拥有更多的纱锭——发展的同时，俄国还有新发展起来的化学和电力工业，更不用说它的军事工业了。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出现了通常雇有成千上万工人的众多的工厂。俄国的铁路网在1900年约长达3.1万英里，1914年已接近4.6万英里。由于俄国在1892年采用的金本位制稳定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在1890年至1914年增长了近两倍，使俄国在当时成为世界第六大贸易国。不仅俄国政府和铁路债券，而且俄国商业的潜力都吸引着国外的投资，给经济的现代化提供了巨额资金。这笔流入的巨额资金，加上源源不断的大量金钱（从增长的关税及伏特加酒等其他消费品中得到的税收），都被该国投入经济基础建设。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到1914年，俄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如果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难道俄国不会最终具有与其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优势相称的工业力量吗？

但从望远镜的另一头望去，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1914年俄国的工厂即使大约有300万工人，也只占人口的1.75%，这个水平是很低的。而在一所雇用1万名工人的纺纱厂，纸面数字给人印象颇深，但大多数专家现在认为那些数字也许是骗人的，因为在那个劳动力充足、技术落后的国家，纺织厂的那些纱锭通宵地被新来替班的男女工人轮流使用。也许更值得注意的是俄国的工业化程度，尽管有一些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但工业化是由外国人来实行的——例如由像辛格这样成功的国际商号，或是由大批的英国工程师来实行——或至少有些企业由外国投资者创办。“到1914年，90%的采矿业、近100%的炼油业、40%的冶金业、50%的化学工业，甚至28%的纺织业的所有权都归外国。”就事情本身来看并不奇怪——意大利就有某些相似之处，但这确实表明俄国极其严重地依赖外国企业和资本，而不是利用本国资源发展工业，而过分依赖外国资本不一定能（像1899年和1905年那样）维持它的利润。20世纪初，俄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了。为了不断吸收外资，俄国需要为投资者提供高于国际市场的平均利率，因而对外支付的利息日益大于“有形”贸易的余额。简言之，这是一种不稳定的状况。

也许这正是“不成熟”经济的另一个标志。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那样，俄国工业的最大部门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而不是像机械工程和化工那样的工业）。为了保护其既不成熟效率又低的工业，它的关税是欧洲最高的，而随着每次国防预算和铁路建筑的增加，进口产品也在增加。但最能说明这种发展落后状况的，也许是直到1913年，俄国的出口货物中63%还是农产品，11%是木材。这两种产品的收入都极需用来支付美国农业机械设备、德国机床及其自身大量的外债利息——这些，农产品和木材是无法满足的。

如果再看相对的产量，对它的力量的估计就更糟了。虽然俄国在1914年以前是第四大工业国，但要赶上美国、英国、德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钢产量、能源消耗、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份额和全部工业潜力指数，与英国和德国相比黯然失色，当把这些数字与人口规模联系起来，并按人口平均计算时，这一差距的确很大。1913年，俄国人均工业化水平不到德国的1/4，不及英国的l/6。

在1914年使小毛奇和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感到恐慌的俄国，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大约8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其余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束缚在农庄和村社中。这一不大光彩的事实需要同另外两个事实联系起来。第一，俄国增加的大部分人口——仅1890年到1914年就有6100万新生儿——是在农村和最落后（非俄罗斯族）的地区出生的，这些地区土壤贫瘠，很少使用肥料，普遍用木犁耕地。第二，这一时期所有可比较的国际资料表明俄国农业的低效率是全面的——小麦产量不足英国和德国的1/3，土豆产量大约是英国和德国的一半。虽然在波罗的海地区有现代种植园和农场，但在其他许多地区，土地的村社所有及中世纪式的条带耕作制，消除了个人经营的积极性。土地定期重新分配也产生了这种影响，增加一户土地份额的最好办法就是在下次土地重新分配前，多多养出几个儿子。落后的交通工具、变幻无常的恶劣气候对农作物产生的影响，南部有“盈余”的省份和不太肥沃的、需要“进口”的原来的俄国本土省份之间的差距，是无助于解决这个结构性问题的。结果是，农业产量这几十年确实在持续增长（每年大约增长2%），但收获的粮食却被增多的人口（每年增长1.5%）大量消耗掉了。由于其农业的很大部分，每年的人均产量仅增长0.5%，俄国的实际国民生产的增长人均数就仅有约1%——比德国、美国、日本、加拿大、瑞典少得多。当然，这与大量引用的年增长率5%或8%的工业方面的数字大不相同。

所有这些社会状况都是估价俄国实力的因素。格罗斯曼教授观察到，“工业方面异乎寻常的迅速发展，可能多与其他方面，特别是农业和个人消费方面的大停滞甚至重大的倒退有关。它还可能超过社会的现代化。如果人们允许这样表达的话”。事实上，这似乎是最真实的措辞。一个经济上极端落后的国家被迷恋于“得到并保持欧洲大国地位”的政治当权者们硬是推入了现代化的时代，因此，尽管有人肯定会发现相当多的、自发的企业活动，但实现现代化的巨大推动力是受到国家鼓励的，而且与军需——铁路、钢铁、武器装备等有关。但是，为了支付大批进口的外国产品和巨额的外债利息，俄国政府不得不确保农产品（特别是小麦）的出口量稳步增加，即使在像1891年那样的大饥馑时期也是如此；多年来，农业产量的缓慢增长并不意味着被剥夺了生活必需品的、营养不良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出于同样的原因，国家为了支付工业化中负担极为沉重的基本建设投资和国防费用，不得不一再征收很高的税额（主要是间接税）和压缩个人消费。按照经济史学家们的看法，沙皇政府硬是从无依无靠的平民手中“强行索取”他们的积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到1913年，平均每一个俄国人的收入用于防务的部分高于英国人平均负担的50%，虽然俄国人的收入仅相当于英国人当时的27%。”

这种落后的农业、工业化和最为沉重的军费开支的不健康的结合，给社会造成了更大的牺牲是不难想象的。1913年，俄国政府把9.7亿卢布拨给了武装部队，而花在卫生教育上的经费只有1.54亿卢布；而且由于中央政府机构没有给予地方当局像美国各州或英国地方政府所拥有的那种财政权，经费的不足无法从其他方面得到弥补。在发展迅速的城市中，工人们不得不同排水系统缺乏、公害和差得惊人的住房条件及高税率等现象作斗争。出现了疯狂酗酒的现象——这是一种暂时摆脱残酷现实的手段。俄国的死亡率在欧洲最高。工厂里强制性的纪律，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真正提高等状况，导致了对制度的不满，这反过来为民粹派分子、布尔什维克分子、工团主义者、激进派分子——的确，为任何（尽管有检查制度）极力主张大变革的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温床。1905年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动乱之后，局势平息了一段时期。但在1912～1914年的3年当中，罢工事件、群众抗议活动、警察逮捕及屠杀不断加剧，达到令人惊恐的程度。但这类动乱如果与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当今统治者都感到惊恐的问题——“农民问题”比较，就相形见绌了。当农业歉收和价格上涨同时发生时，它们同对高税率和恶劣的工作条件的强烈不满相互影响，就导致了多次农民骚乱。历史学家诺曼·斯通写道：

1900年以后，波尔塔瓦省和坦波夫省的大部分田地都荒芜了；庄园的房屋被烧毁了，牲畜被肢解。1901年军队的干涉达155起（1898年只有36起），1903年达322起，动用了295个骑兵中队和300个步兵营，有些还配备有火炮。1902年是整个事件的最高潮，部队被用于镇压农民达365次。1903年，为了维护国内秩序，聚集了一支比1812年强大得多的军队……在黑土中部的75个地区中，有68个地区出现了“动乱”——54个种植园被毁坏。最严重的地区是萨拉托夫。

1908年后，俄国内政部长斯托雷平企图通过解散农民的村社来压服这种不满，但他无疑在煽起新的动乱——动乱不是发自那些决心保留公社制度的村庄，就是来自新自主的很快破产的农民。因此，“1901年1月，需出动部队13507次，那一年全年达114108次。到1913年，因‘攻击国家政权’而被捕的达10万人”。自然，这一切使这支还要忙于镇压那些怀有不满情绪的少数民族的军队不得不疲于作战——这些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亚美尼亚人，寻求保留其在1905～1906年中央政权软弱时在“俄罗斯化”问题上获得的不满意的让步。任何一次军事失败后都会再次出现这些少数民族为摆脱莫斯科的统治所进行的努力。虽然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1914年8月，200万结婚的俄国人中，少数民族无疑占了很大比例，目的是为了逃避征兵。

简言之，人们不是仅仅根据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剖析而看出1914年以前的俄国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的火药库，假如出现更严重的歉收，或者工人生活水平的下降，或者发生一场大战，就很可能引起一场大爆炸。此处一定要用“很可能”一词。因为在很多地区（与这些不满分子一起）还存在着对沙皇和国家的深深的忠诚，还有一个民族主义日甚的议会，还广泛存在着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同情，以及相应的对外国人的仇视。的确，和1904年一样，1914年还有许多无能的宣传家和奉承者，他们坚持认为，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这个政权决不能保持沉默。他们极力主张，如果参战，这个国家就一定要坚定地支持争取胜利的行动。

但在1914年，俄国在面临可能的对手的情况下，它能肯定赢得胜利吗？在对日战争中，俄国士兵作战非常勇敢沉着——如同在克里米亚和1877年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一样——但参谋工作的软弱无力、后勤支援的严重不足，以及死板的战术都起了作用。同奥匈帝国较量，特别是同有强大军事和工业力量的德意志帝国较量，会有更好的结果吗？尽管这一时期俄国的工业产量有了绝对的增长，但可怕的事实是，同德国相比，俄国的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不断下降。例如，1900～1913年，它的钢产量从220万吨增加到480万吨，但德国的钢产量却从630万吨跃至l760万吨。同样，俄国的能源消耗和工业潜力在绝对数量或相对比重上都不如德国。最后，我们还注意到，1900～1913年，由于德国和（特别是）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所占比重迅速增加，俄国所占比重从8.8%下降到8.2%。这中间看不到有任何令人鼓舞的趋势。

但是，有人争辩说，“用1914年时衡量军队的标准来衡量”，俄国是强大的，因为“一场像考验军队那样考验一个国家经济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战争”，不是军事专家们所能预料到的。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就会疑惑，为什么同一时代有关德国军事力量的资料注意了前线的军队，又注意了克虏伯的钢铁、造船厂、染料工业和德国铁路系统的效率。而且，如果仅仅军事方面的数字是重要的，那么，俄国正在创建有史以来最多的师、炮兵连、战略铁路和军舰这一事实，应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假设战争是短暂的，这类一般性的统计数字应可表明俄国正在发展的力量。

但当撇开这些肤浅水平的统计数字不管时，甚至军事问题也会变得更成问题。决定性的因素仍是俄国在社会经济和技术上的落后。农村规模巨大的人口量意味着，每年的征召实际上只有1/5的人入伍；吸收所有体格健壮的青年入伍会造成制度在一片混乱中崩溃。而那些入伍的农民是难以作为现代工业化战争的理想兵员的。由于把注意力拙劣地过于集中在军械方面，而不去注意国家力量中更广泛、更敏感的问题（例如教育总体水平、科技知识、官僚机构的效能），俄国在人员素质方面的落后是令人吃惊的。至1913年，其识字率只有30%。一位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比率“要比18世纪中叶的英国低得多”。在很顺利地投票通过拨出一大笔征募新兵的经费时，拥有极少经过培训的军士的军队能有多少用呢？在这一方面，带着“自卑而嫉妒”的感情去看待德国力量的俄国总参谋部的专家们认为没有用。他们也意识到了本国（如外国观察家意识到的那样）极其缺乏优秀军官。的确，从目前可得到的资料来看，几乎在各个方面——重炮兵、机枪、对众多步兵的指挥、技术训练水平、通信联络甚至庞大的飞机群——俄国军界都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弱点。

当仔细检查俄国有计划的动员和战略铁路系统时，出现了同样令人沮丧的结论。虽然到1914年，铁路网的总英里数看上去颇为可观，但一旦把它和沙皇帝国广袤的领土相比——或者与西欧稠密得多的铁路网相比——就显得很不相称了。总之，由于许多铁路线的造价很低，所以铁轨通常都太轻，铁道的路基太脆弱，储水箱和叉道口太少。一些机车烧煤，一些机车燃油，另一些用木料，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但这同下面这些棘手事实相比不过是个小问题——部队在和平时期驻扎的位置与战时部署的地区相距甚远，并受到俄国有意识的分散政策的影响（波兰人在亚洲服役，高加索人在波罗的海各省服役等）。一旦大战爆发，大批部队不得不迅速地以某种方式通过兵员不足的铁路部队有效地进行转移。但这些兵员中“有1/3以上的人是文盲或半文盲，3/4的军官没有受到技术培训”。

由于俄国对法国和塞尔维亚承担了义务而引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动员和部署问题日益恶化。鉴于这个国家铁路系统效率较低，和部署在波兰突出地带的兵力易受到来自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的“钳形”攻势，所以对于俄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俄军似乎在1900年以前战争爆发时应该谨慎地处于守势，并逐渐建立起它的军事力量。的确，一些战略家在1912年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但还有许多将军们渴望击溃奥匈帝国（他们有信心取胜），而且当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一旦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就帮助后者。但对俄国来说，由于担心德国可能会采取行动，在南部战线集结军队就变得不可能了。在1871年之后的几十年里，计划的制订者们一直认为，一场俄德战争将会以德国向东大规模地突然袭击开始。但当施利芬计划的大纲昭然若揭时，圣彼得堡受到法国的巨大压力，被要求开始尽快地向德国发起进攻，以缓和其西方盟国受到的压力。由于担心法国被消灭，加之巴黎强硬地坚持将进一步提供贷款与俄国提高进攻能力之事相联系，这就迫使俄国的计划制订者们同意尽快向西发起进攻。所有这一切，在1914年以前的几年里，在总参谋部内部引起了种种争论，各派意见就多个军部署在北线还是南线，就拆毁波兰旧的防御工事（荒唐的是，在这些工事中，部署了那么多新大炮），就下令部分动员而不是全部动员的可行性等问题，意见不一。鉴于俄国所承担的外交义务，这一矛盾心理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无助于达到使军事机构顺利运转的目的，而只有这样才会保证对敌斗争迅速取得胜利。

这一系列问题推而广之，达到几乎令人厌烦的程度。在现代化道路不多的俄国非常重要的50个骑兵师，需要那么多的饲料——约有100万匹马——仅这一项也许就可以导致铁路系统的瘫痪。供应干草自然会放慢持久性的进攻行动，甚至后备军的调动。由于其运输系统的落后和部队在国内所负的治安任务，它号称的数百万士兵根本不能被认为是战时可以作战的士兵。虽然在1914年以前给军队的拨款数目似乎很多，但绝大部分被食品、服装、饲料等基本需求用掉了。类似的情况是，尽管大规模地扩充了舰队，而且确有许多新的设计被描述为“极好的”，但海军仍需要水平高得多的技术培训和在其人员中更经常地进行战术实践训练，以便使他们真正具有战斗力。由于俄国海军均不具备上述的要求（水兵们依然以岸上基地为主），而且它不得不把其舰队分驻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所以俄国海上力量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除非它只对土耳其人作战。

最后，对俄国这一时期的全部能力进行的评估，不可避免地要对它的政权本身作一些评论。虽然某些外国保守主义者十分赞赏俄国的专制和中央集权体制，认为这一制度使国家的政策比西方民主国家所能办到的更具连贯性、更为有力，但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有无数的缺陷。沙皇尼古拉二世看起来像一个波将金村的人，他头脑简单，深居简出，不喜欢处理难题，盲目自信他与俄国人民（当然，他对他们的真正幸福并没表现出丝毫兴趣）的神圣关系。政府更高阶层的决策方法是以给“拜占庭主义”一个坏的名字：不负责任的大公、情绪易于激动的女皇、反动的将军、腐败的投机商，其影响远远超过了沙皇政府可以吸取其偶尔进言的众多勤勉和聪慧的大臣们的影响。各部之间，比如说外交部和国防部之间，缺乏磋商和理解的状况，有时令人感到吃惊。宫廷对议会（杜马）采取的是一种公然蔑视的态度。贵族们只关心他们的特权，沙皇只求心境的安宁，在这种气氛中，要实现激进的改革是不可能的。其统治阶层常常惧怕工人和农民骚动，虽然政府开支的绝对数字为世界之最，但它对富人征收的直接税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占国家岁入的6%），而且把大量税收负担放在粮食和伏特加酒上（约占40%）。这是一个收支平衡基础很脆弱的国家，但却无法防止（或谴责）因俄国贵族在国外花销而出现的大量资金外流。部分是因为暴虐的专制统治的传统，部分是因为缺陷太多的阶级制度，还因为教育和薪金水平较低，俄国缺乏使德国、英国、日本的行政系统运转的那种干练的文职骨干官员。实际上，俄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由于领导阶层的放任，它在没有作准备的情况下卷入外部纠纷而犯错误，却不接受1904年的教训。

那么我们该怎么估价俄国在这几年里的实力呢？其工业与军事方面年年在发展是无疑的。它拥有其他多方面的力量——部队的规模、某些社会阶层所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使命感、一定程度上不易遭受攻击的莫斯科中心地带——这些都是事实。在对奥匈帝国和土耳其，也许还有对日本的战争中，俄国获胜的前景都是乐观的。但对俄国来说，可怕的是与德国若隐若现的冲突来得太早了，早得使俄国不能应付。1909年斯托雷平夸口说：“如果给这个国家20年国内外的和平时间，你们就会认不出俄国了。”这也许是真的，即使在同一时期德国的力量也可能增加，但根据多兰和帕森斯教授提供的资料（见图1），俄国这几十年里的“相对力量”正在从1894年后的低起点上升，而德国的力量则接近巅峰了。

注：L=低点年度H=高点年度I=年度曲线点

图1 俄国与德国实力对比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这样的描述可能太程式化了，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俄国的力量和影响确实是（像前面所提到的）与其日益落后的经济成比例地衰落了。每一次重大战役的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都暴露了新、旧两方面军事力量上的弱点，这就迫使该政权努力缩短俄国与西方已经拉开的距离。1914年前的几年里，对某些观察家来说，差距似乎又一次接近了，尽管另一些人认为，许多方面的薄弱环节依然存在。由于俄国不可能得到斯托雷平要求的20年和平时间，它将再度不得不通过战争的考验，看一看它是否恢复了它在1815年和1848年欧洲强权政治中所拥有的那种地位。

美国

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随着内战的结束，美国可以利用其多方面的有利条件——肥沃的农田、丰富的原材料以及开发这些资源的现代工艺技术的发展（铁路、蒸汽机、采矿设备等）。由于没有社会、地理上的限制，没有明显的外来危险，所以外来的和国内的投资额日益增加，并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其自身面貌。譬如，在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了222%，精糖增加了460%，煤炭增加了800%，钢轨增加了523%，投入运行的铁路线的长度增加了567%以上。“几乎从零开始的新型工业发展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致用百分比计算显得毫无意义了。原油产量从1865年的300万桶一跃而为1898年的5500万桶，钢锭和铸件由不足2万吨猛增到900万吨。”这种发展并未因对西班牙开战而停滞不前；正相反，在整个20世纪初期，它仍以同样惊人的速度上升着。上述这些优势贯穿着发展的全过程。换句话说，只有因循守旧及连绵不断的内战或自然灾害，才可能对这种必然发展的趋势产生某种阻碍，或者对数百万横渡大西洋寻求栖身之所并加入这里的劳动大军的移民流入造成阻碍。

美国似乎拥有其他国家部分拥有的一切经济优势，而无它们的劣势。到1914年，横贯全国的25万英里铁路线沟通了幅员辽阔的美国（俄国当时有4.6万英里铁路，但延伸面积却是美国的2.5倍）。美国农业每英亩的产量始终高于俄国。假如美国的农产品产量从来都不比西欧集约化的农业地区的产量高的话，在其纯耕地面积、农机的效用以及降低运输费用等方面（因为铁路和航运业发达），也会使美国的小麦、谷物、猪肉、牛肉及其他农产品的价格比欧洲任何一国便宜。从工艺技术上来看，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的国际联合收割机公司、辛格、杜邦、贝尔、科尔特和标准石油公司，都赶上或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这是德国、英国和瑞士等竞争对手无法相比的。在俄国，采用大集团形式并不是提高工业效益的好方法，但美国则相反。例如，1901年，安德鲁·卡内基将美国钢铁公司出售给J·P·摩根财团时，其钢产量比整个英格兰的钢产量还要高。著名的英国战舰设计师威廉·怀特1904年周游美国时，惊奇地发现美国厂家在同时建造14艘战列舰和13艘铁甲巡洋舰（虽然如此，奇怪的是，美国商船队仍然还很小）。美国在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方面，规模和效率都是很高的。因此到1914年，美国国民收入按绝对指数和平均值计算，都远远超过上述各国，这是毫不奇怪的。

表21及其他有关的比较统计数字反映了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1914年美国煤产量为4.55亿吨，大大超过英国（2.92亿吨）和德国（2.77亿吨）。美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同时又是铜的最大消费国。它的生铁产量比其他三国（德国、英国、法国）的总和还要多，钢产量几乎与其他4国（德国、英国、俄国、法国）持平。1913年，美国现代燃料的能源消费等于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总消费量。它生产、拥有的汽车比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实际上，美国才是整个欧洲大陆真正的竞争对手，它发展得如此之快，已接近或赶上整个欧洲的水平。根据这种推算，假如增长率继续上升并能够避免一场世界战争的话，到1925年，它很可能成为最强的经济大国而压倒欧洲。然而，由于老牌大国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和经济失调，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一推算的时间提前了6年，到1919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就已压倒了欧洲。甚至在1914年的大灾难到来之前，“瓦斯科·达·伽马时代”——欧洲统治世界的400年历史就已宣告结束。

表21 1914年各大国国民收入、人口以及人均收入对比表

当时外贸在美国经济发展中所占的比重的确很小（1913年外贸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相比之下，英国则占26%），但美国的经济对其他国家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美国传统上是出口原材料（特别是棉花），进口成品，以出口黄金来弥补贸易亏空。但内战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改变了这种模式。美国开始将农机、钢铁制品、机床、电气设备和其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与此同时，北部工业家们的院外活动集团势力强大，保证了通过越来越高的关税抵制外国货进入国内市场。相比之下，原材料或特需物资（如德国的染料）却大量进口，以供应美国工业。工业品源源不断地出口是最重大的变化，同时“运输革命”也促进了农产品的出口。美国农产品，以被销往大西洋彼岸的小麦为例，在1900年以前的半个世纪里，从芝加哥运往伦敦所需的运费，由原来的1蒲式耳40美分降低为10美分。谷物出口在1897年达到高峰，为2.12亿蒲式耳。1901年小麦出口达到2.39亿蒲式耳，这一出口浪潮还包括谷物、面粉、肉类以及肉制品。

这种商业转变的后果虽然主要是经济方面的，但也开始影响国际关系。美国工厂、农场的产品过剩引起了广泛的担忧，即担心庞大的国内市场不久将无力吸收这些产品。这就促使大财团（中西部农场主、匹兹堡钢铁公司等生产厂家）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提供多种援助以开发海外市场，或至少保证海外市场的开放，并鼓动政府维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使美国成为支配拉丁美洲经济的巨大力量，这是美国扩张其在世界贸易份额中所关心的两个方面。1860年至1914年，美国出口额增加了6倍以上（由3.34亿美元增至23.65亿美元），然而为了有效地保护其国内市场，进口量只增加了4倍（由3.56亿美元增至18.96亿美元）。面对美国低廉物品的大量涌入，欧洲大陆的农场主们鼓动提高关税——他们通常也只能做到这一点。英国的自由贸易牺牲了谷物农场主们的利益。美国的机器和钢铁的大量涌入也引起了英国的恐慌。新闻记者W·T·斯特德以辛辣的笔触提到了“世界的美国化”，1902年他出版的一本著作就是以此命名的。与此同时，威廉皇帝和其他欧洲领导人暗示有必要联合对付“不公平”的美国贸易巨人。

但是，更能造成不稳定的因素是美国对世界金融体系和货币流通的冲击，虽然这一点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由于美国在同欧洲的贸易中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欧洲必须以资本转移来弥补逆差，从而与美国工业、公共事业和服务行业的直接投资的洪流（到1914年总投资额达70亿美元）融合在一起。尽管西流的一些金条，可以通过欧洲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和由美国支付的航运业、保险业一类的服务行业回收一些，但外流仍然是严重的，而且在继续加剧。这种状况又因美国财政部储存世界黄金储备近1/3的政策（当时正在讨论）而更加严重。美国到这时已成为完整的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同原材料供应国的贸易中出现赤字，在同欧洲的贸易往来中又有大量盈余，但它的金融体制并不完备。例如，美国大部分对外贸易用的是英镑，伦敦则充当了黄金的最后债权人。由于没有控制金融市场的中央银行，由于纽约和伊利诺伊周围各州之间巨额黄金的季节性流入流出仅仅取决于谷物的收成，还由于投机商们不仅扰乱了国内货币体系，而且扰乱了伦敦黄金市场，在1914年前的几年里，美国已变成了一个巨大而无法测定的风箱，它不仅可以随时兴风作浪，而且偶尔还能戏剧性地将世界贸易体系的动荡平息下来。后来波及到伦敦、阿姆斯特丹和汉堡的1907年美国银行业危机（是投机商企图垄断铜的市场引起的），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冲击其他大国经济生活的一例。

美国工业的实力和海外贸易的崛起，必然伴随着更加专横的外交和具有美国风格的强权政治。美国人声称，在世界各民族中，他们具有一种使美国外交政策优于旧世界各国的特殊的道义才能，这些主张不仅掺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论据，而且也掺杂着工业和农业压力集团要求获取海外市场的心理。传统的也时常被夸大的那种关于门罗主义受到威胁的警报，伴随着号召美国跨越太平洋去完成“天定命运”的要求。尽管美国不得不回避那种陷入困境的联盟，但在国内各类集团的敦促下需要开展更积极的外交。在麦金莱——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1895年与英国就委内瑞拉边界争端发生争吵（用门罗主义的条件来解释是正确的），3年后又发生了由于古巴问题而引起的更加戏剧性的美西战争。华盛顿要求单独控制地峡运河（以代替过去那种与英国对半控制的安排）。美国不顾加拿大抗议，坚持重新划定阿拉斯加边界，随着德国对委内瑞拉采取的行动，1902～1903年将舰队停泊在加勒比海，这一切都表明美国决心在西半球不受任何一个大国的挑战。其必然结果是，美国政府表现出了以外交压力和军事手段干涉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多米尼加共和国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意愿，如果它们的行为不符合美国的行为准则的话。

美国在这个时期扩张政策的新特点是干涉、参与西半球以外所发生的事件。1884～1885年，美国列席在柏林召开的西非会议，这个行动是反常的、令人费解的：美国代表团发表了关于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的夸夸其谈的演说，但后来签订的条约并未被批准。到1892年，《纽约先驱论坛报》还建议废除国务院，因为它在海外可做的事情寥寥无几。1898年的战争改变了这一切，这不仅给了美国在西太平洋（菲律宾）一席之地，还使它成为又一种类型的亚洲殖民主义大国，也使那些赞成专横政策的人时来运转。国务卿海约翰在次年“门户开放”的照会中较早地暗示，美国希望在中国有发言权。同样，1900年美国派遣2500人的军队参加八国联军，以“恢复”中国的秩序。[9]罗斯福甚至更显示出开展大国政治的兴趣，他在结束日俄战争的会谈中充当了调停者，坚持要美国参加1906年关于摩洛哥问题的会议，与日本及其他大国举行谈判，企图维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后来的学者认为，这大部分事实与其说反映出他在认真盘算其在世界上的真正利益，倒不如说反映了他在对外政策方面的不成熟，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幼稚性，和他想给国内外群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愿望。这些特征将使美国未来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变得错综复杂。即使如此，在帝国主义猖獗和民族主义尊严盛行的时期，很难说只有美国是这样的。但无论如何，除中国事务外，罗斯福的追随者们并未坚持这种积极的外交，他们宁愿不参与西半球以外所发生的国际事件。

随着外交活动的开展，军费也增加了，在两个军种中，海军军费增加最多，因为它是国家防御外来进攻（或对门罗主义的挑战）的前沿，也是支撑美国在拉丁美洲、太平洋地区以及其他地方开展外交、经商最有用的工具。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建舰队的工作已经开始，而在美西战争时达到了最高潮。由于在那次冲突中，海战轻而易举地取胜似乎证明了马汉海军上将以及主张建立“庞大海军”的院外集团的观点是正确的，还由于战略家们对与英国作战的可能性和从1898年起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的担心，建造战舰的速度加快了。对夏威夷、萨摩亚群岛、菲律宾和加勒比海的基地的取得，使用海军舰只在拉丁美洲充当“国际警察”的行动，以及1907年罗斯福派遣其“大白舰队”环行世界的戏剧性举动，似乎都强调了海上力量的重要性。

1890年，美国2200万美元的海军费用只占整个联邦开支的6.9%，而后来在1914年拨给海军1.39亿美元，占联邦支出的19%。这些费用的使用并不都是合理的。国内舰队基地太多（这是地方上政治压力的结果），护卫舰船太少，但还是给世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虽然美国海军远比英国皇家海军规模小，而且无畏级战列舰也比德国少，但1914年美国海军居世界第三位。然而即使美国控制的巴拿马运河的开凿，也没有解除美国计划者对这样一个战略难题的苦恼：把舰队分散在两大洋，或是让美国一侧的海岸线暴露于敌人。近年来一些官员的记录暴露出美国对别的大国抱有一些类似偏执狂的怀疑。事实上，随着20世纪初与英国的和解，美国是非常安全的，即使担心德国海上实力的崛起，也远没有必要像其他大国那样发愁。

美国小规模的军事力量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它的安全状况。陆军也是在对西班牙开战时兴起的。它至少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公民认识到它实际上规模是多么小，国民警卫队是何等混乱，早年的古巴战役可以说是一场灾难。1900年后，美国正规军的规模扩大了两倍，在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又担负了驻防任务，但与塞尔维亚或保加利亚那样的欧洲中等国家相比，陆军仍显得微不足道。与英国相比，美国甚至对维持大量常备军有一种放任主义的厌恶情绪，并且避免对盟国负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只有近1%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尽管它在1898年至1914年这一时期有帝国主义行为，但社会学家赫伯特·斯潘塞主张，宁肯称它为“工业”社会，而不称它为像俄国那样的“军事”社会。由于很多历史学家假设超级大国的兴起就起源于这一时期，值得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俄、美两国之间有惊人的差别，前者拥有的前线部队是后者的10倍左右，但是美国的钢产量却是俄国的6倍，消耗的能源是俄国的10倍，工业总出口量是俄国的4倍（以人均值计，生产力是俄国的6倍）。毫无疑问，对所有考虑投入大批现役部队进行速决战的欧洲总参谋部来说，俄国似乎更强，但用其他一切标准来衡量，则是美国强，俄国弱。

美国肯定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并非大国体系的成员国。这不仅是由于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分权使积极的结盟政策实际上不可能实施，而且很清楚，无人赞同放弃非常舒服的孤立现状。美国与其他强国中间有数千英里的海洋相隔，拥有一支微不足道的军队，只满足于对西半球的统治权。至少在罗斯福离职之后，美国对从事世界范围的外交不怎么感兴趣，所以它在1913年仍处在大国体系的边缘。由于1906年以后大部分国家把注意力从亚洲、非洲转移到对巴尔干和北海的开发，所以人们对以下的事实或许并不感到惊奇：与刚进入20世纪前后的时期相比，它们更不愿把美国看成是一个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的因素。这又是一个1914年以前普遍持有的假设，它被第一次世界大战证明是错误的。

联盟与战争趋势（1890～1914）

在理解大国体系这几十年间正在变化的方式时，第三个即最后一个因素，就是考察自俾斯麦去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多变的结盟外交。尽管在19世纪90年代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冲突（中日甲午战争、美西战争和布尔战争），稍后又有规模较大但仍是局部性冲突的日俄战争，从此以后，总的趋势——按费利克斯·吉尔伯特的说法——是联盟集团的“固定化”。同时，就大多数政府而言，它们期待如果下一次大战爆发，它们将是某一同盟的成员。这样就增加了对相对国力估量的重要性，并使这种估量复杂化，因为盟国既会带来好处，也会带来不利。

当然，结盟外交的趋势在那时尚未影响到遥远的美国。对于日本来说，英日两国1902年和1905年结盟的影响，也仅是局部的。但在这些年中，由于彼此间的恐惧和敌视，结盟外交对欧洲所有列强的影响日益加深，即使居住在英国的英国人也不例外。和平时期固定的军事同盟——在以往即使有也很少见——是1879年由俾斯麦开始建立的，当时他通过缔结奥德同盟，谋求“控制”维也纳的外交政策并吓退彼得堡。依照德国的私下盘算，此举还旨在使俄国放弃其“反复无常”的政策，重新参加三皇同盟——俄国人一度参加过。但是俾斯麦遗留下来的长期存在的影响是，奥匈帝国一旦受到俄国的进攻，德国保证予以援助。1882年，柏林和罗马签订了一个类似对付法国进攻的互助条约。1883年，德国和奥匈帝国又提出了一个秘密盟约，内容是帮助罗马尼亚抵抗俄国的进攻。研究这种外交政策的学者们坚持，俾斯麦考虑的目标主要是短期的、防御性的，其目的是：安抚其紧张的维也纳、罗马、布加勒斯特盟友；使法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的地位；为防俄国侵犯巴尔干准备可以“固守”的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事实是俾斯麦已经做出保证，即使这些秘密条约的确切性不为世人所知，它们也足以使法国和俄国为其各自的孤立状态担忧，使它们猜想柏林强大的幕后操纵者已经建立起一个难以对付的同盟，以便在战时击溃它们。

尽管俾斯麦通往圣彼得堡的“秘密线路”（史称1887年《再保险条约》）防止了德俄关系的正式破裂，但首相在其防止19世纪80年代末法俄稳步走向同盟的这些复杂阴谋中，仍有许多主观武断和冒险的因素。对于法国收回阿尔萨斯-洛林的愿望和俄国向东扩张的图谋，德国是主要的威慑力量。法国和俄国在欧洲大陆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同盟伙伴。于是，通过法国向俄国提供贷款和武器，俄国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的方式，两国的互利关系形成了。尽管资产阶级的法国和反动的沙皇俄国之间存在的思想意识分歧使结盟一度发展缓慢，但是1890年俾斯麦的下台和威廉二世政府更具威胁的行动，确定了法俄同盟。到1894年，形成了德奥意三国同盟和法俄同盟的对峙局面，双方势均力敌。只要三国同盟存在，法俄间承担的政治和军事义务就将继续下去。

从多方面看，事态的这一新发展似乎稳定了欧洲局势，因为两个同盟集团之间势均力敌，使列强冲突的结果比以前更难预测，因而冲突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小。摆脱了孤立状态后，法国和俄国转而关心非洲和亚洲的事务。阿尔萨斯和保加利亚危机的和缓也有助于法国和俄国的行动。到1897年，维也纳和圣彼得堡实际上已经同意将巴尔干问题搁置起来。此外，德国也转向世界政治，而意大利则以其独特的方式卷入了阿比西尼亚的纠纷。南非、远东、尼罗河流域和波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吸引了世人的注意力。当时是一个新的“海军至上主义”时期，因为人们相信海军和殖民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所有国家都努力建立自己的舰队。因此，在这10年中，尽管大英帝国一般超然于欧洲纠纷之外，但仍感到承受着最沉重的压力是不足为奇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像法国和俄国这样的传统竞争对手，后来又来自像德国、日本和美国这样的新挑战者。在这样的形势下，欧洲各同盟集团的军事条款的重要性，看来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了，因为像英法1898年的法绍达冲突、布尔战争和在中国抢夺租借地等事件，不会在欧洲引起一场全面战争。

然而，以较长的眼光来看，帝国主义的竞争必将影响列强的关系，甚至影响它们在欧洲的关系。进入20世纪之际，大英帝国承受着要求妥协的压力，以张伯伦为代表的一些人主张结束“光荣孤立”政策，并与柏林结盟；同时，贝尔福和兰斯多恩等大臣也开始认为需要外交上的妥协。在英美建立友好关系的掩盖下，英国在诸如巴拿马运河、阿拉斯加边界和捕猎海豹等问题上，对美国做出了一系列让步。这样，英国就摆脱了在西半球战略上的不稳固状态，更重要的是它迅速改变了19世纪政治家们视为当然的情况，即英美关系永远是冷淡的、猜疑的，偶尔还是敌对的。在签订1902年《英日同盟协定》时，英国的政治家们也是出于减轻它在中国战略负担的考虑，尽管这在某种情况下要以支持日本为代价。到了1902～1903年，一些有影响的英国人士认为，与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妥协也是有可能的。早在法绍达危机时，它已显示出不愿为尼罗河问题进行战争的这种妥协情绪。

虽然这些努力乍看起来好像首先关心的只是欧洲以外的事务，但它们却对欧洲列强的地位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英国在西半球战略困境的解决和在远东得到日本海军的支持，减轻了英国皇家海军在战时部署兵力的压力，加强了它在战时巩固其地位的可能。英法对抗的解决，意味着英国海军的安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所有这些势必影响到意大利，由于意大利的海岸线极易受到攻击，它不允许自己参加与英法联盟为敌的阵营。总之，在20世纪初期，法国和意大利有充分的理由（经济上和北非事务上）改善它们的关系。然而，如果意大利脱离三国同盟，就必然会影响它和奥匈帝国尚未公开化的争吵。最后，即使遥远的英日同盟也会对欧洲国家体系产生影响，因为当日本就朝鲜和中国东北前途问题向俄国挑战时，英日同盟使任何第三国的介入都成为不可能的。此外，当日俄战争爆发时，由于有英日条约和法俄同盟的特殊条约，英法两国共同努力以避免公开卷入这场冲突。因此，远东战争的爆发促成两国迅速结束对殖民地的争夺，并且签订1904年4月的协定也就不足为奇了。由英国1882年占领埃及而挑起的英法多年对抗结束了。[10]

但是，如果没有另外两个因素，即使这样也不可能引起1904～1905年著名的“外交革命”。首先是英法两国对德国的疑惧不断加深。当比洛首相与德皇威廉二世宣称“德国世纪”正在到来时，尽管其目标尚未明确，但也足以看出其野心和危险。1902～1903年，德国“公海舰队”的航程和结构显示出它的建造主要是针对英国的，这使得英国海军部筹划对抗措施。其次，德国争取奥匈帝国的行动引起了法国的不安，而对美索不达米亚的野心又令英帝国主义者不满。英法两国以日益焦灼的心情注视着比洛的外交努力——极力促成1904年远东战争的爆发并使英法卷入，从而使德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对欧洲的均势和国家间的关系产生更大影响的是，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军事上的辉煌胜利和1905年俄国的普遍骚乱。随着俄国出人意料地在以后的若干年降为二流国家，欧洲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决定性地向德国一方倾斜，在这种形势下的前景比1870年时更糟。如果说德国有向西进攻的良机，那大概就是1905年夏天了。但是德皇对国内社会动荡的关心和改善与俄国关系的愿望，以及它对英国的疑虑（此时英国正在从中国到其领海的广大海域重新部署海军舰队，并且考虑当德国真的进攻法国时对法国的援助问题），都影响着德国的政策。与进行战争相比，柏林更愿在外交上取得胜利——迫使其最主要的对手、法国外长德尔卡塞辞职，并且坚持召开国际会议以阻止法国对摩洛哥的要求。然而，阿尔赫西拉斯[11]会议的结果是，与会国大多数支持法国在摩洛哥拥有特殊地位的要求，这明显地反映了自俾斯麦时代以来，尽管德国的工业、海军和陆军实力不断上升，但其外交影响却已经下降得多么厉害。

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使国际竞争从非洲又回到欧洲大陆，这一趋势很快因三个更重要的事件而加强。首先是1907年英俄签订了关于波斯、中国西藏和阿富汗问题的协议。签订协议是区域性的事件，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它不仅解决了英俄在亚洲的纠纷——在19世纪，所有国家都认为英俄在亚洲的纠纷是理所当然的——从而缓解了英国在印度的防务压力，而且也促成紧张的德国人去讨论自己在欧洲“被包围”的问题。尽管仍有许多英国人，特别是在自由党政府中的人，尚未把自己看作反德同盟的成员，但他们的目标却被第二个事件所削弱，这就是1908～1909年英德两国激烈的海军竞赛，其结果是，德国蒂尔皮茨的海军建设计划进一步得到加强，英国则害怕自己将失去在北海的海军优势，当英国试图在今后3年内限制这种竞赛时，德国却要求，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英国应保持中立，于是多疑的英国人逐渐退却了。他们和法国人一起紧张地注视着1908～1909年的巴尔干危机。在这次危机中，俄国人对奥匈帝国正式吞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之举非常愤怒，这又使德国对俄国提出要求，要它接受既成事实，否则后果自负。在日俄战争中被削弱的俄国人最终还是屈从了。然而，这一外交恫吓，激起了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反应，使俄国增加防务费用，并且决定更紧密地依靠自己的盟国。

因此，尽管在1909年以后一国与另一国之间试图缓和，但“固有矛盾”的趋势却在加强。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时，英国坚决地进行干涉，站在法国一边对抗德国，这次危机使法国和德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激情高涨，当民族主义者们公开谈论即将到来的冲突时，两国都大量扩军；而在英国，这次危机促使英国政府正视陆军同海军关于一旦参加欧战在作战计划上的分歧。一年后，英国外交大臣霍尔丹勋爵访德外交使命的失败，以及德国海军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使英国和法国于1911年11月签署了妥协性的海军协议。这时意大利则趁机向土耳其发动了机会主义的进攻。巴尔干同盟的国家纷纷效尤，这个同盟在其成员国为战利品争吵之前，实际上把奥斯曼帝国赶出了欧洲。旧的“东方问题”的再现，是所有事件中最严重的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列强不能真正控制对抗中的巴尔干国家狂热追求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也由于事态的发展威胁着某些强国的重要权益。例如，塞尔维亚的兴起引发了维也纳的恐慌；德国对土耳其军事影响的不断扩大，使圣彼得堡深为不安。当斐迪南大公于1914年7月遇刺激起奥匈帝国反对塞尔维亚的行动时，俄国采取了对抗措施。通常认为，大公之死只不过是引爆火药桶的导火索，这是很有道理的。

1914年7月的暗杀，是历史上引起全面危机进而爆发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中最突出的例子。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苛求，对塞尔维亚和解性答复的拒绝以及对贝尔格莱德的进攻，导致了俄国援助盟友塞尔维亚的全国总动员。但这又转过来促使德国参谋总部强烈要求实施“施利芬计划”，即向西通过比利时对法国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德国此举又引起了英国人的卷入。

尽管在危机中，列强的行动是按照它们各自理解的民族利益进行的，但它们卷入战争的决定也肯定受到各自作战计划的影响。1909年以来，德国向奥匈帝国做出的外交和军事上的保证，已达到了俾斯麦从未想到过的程度。此外，不论战争的具体起因是什么，德国的作战计划包括通过比利时立即向法国发动大规模进攻。相比之下，维也纳制订军事计划的人，尚在几条战线的抉择中犹豫，但首先打击塞尔维亚的决心逐步加强。在法国贷款的支持下，俄国保证如果战争爆发，它将比以往更加迅速地进行动员向西进攻；同时，法国于1911年制订了著名的17号计划，其中包括快速进入阿尔萨斯-洛林，即使理由不甚充分。意大利与三国同盟的盟国一同作战的可能性大为减小，而德国进攻比利时和法国时，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军事介入则愈加可能。不用说，在各国的参谋总部中，无疑都认为“速度”是最重要的。这就是说，只要冲突有可能发生，最重要的就是动员并武装自己的战斗力量，抢在对手之前到达和越过边界。在柏林尤其如此。在那里，陆军的任务是对西方实施毁灭性打击，然后回到东方，攻击行动较慢的俄国人，而且这一类想法在其他地方也颇流行。如果一场真正的大危机到来，在战略计划的策划者们接管权力之前，外交家们是没有太多时间进行活动的。

追溯一下，所有这些战争计划的要点是，不仅它们像一排多米诺骨牌，第一张牌倒下，其余的随之倒下，而且下面一点也很重要：由于同盟间的战争，比如与1859年或1870年相比，持久战的可能也就大得多，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关于1914年7～8月开始的战争将在“圣诞节结束”这一有名的错误计划，现在通常用以下理由来解释：速射大炮和机枪使军队不可能打运动战，并且使部队进入堑壕，这样他们很难被赶走；依靠远程火炮和大批步兵进攻也无法解决问题，因为炮轰仅能猛烈冲击战场，但却使敌人注意到进攻在何处发生。同样，有人争辩说，欧洲各国的海军部对即将爆发的战争的认识有误，它们只准备进行海上的舰队决战，但没有正确认识北海和地中海的地理环境，而水雷、鱼雷和潜艇等新式武器，也使舰队实在难以再用传统的作战方式。因此，不论是海上还是陆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速战是不可能的。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它需要置于同盟体系的背景中加以考察。总之，如果允许俄国单独进攻奥匈帝国，如果允许德国再次发动像1870年那样的反法战争而其他国家保持中立，那么俄国和德国的胜利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即使时间稍长一些）。但是，这些同盟意味着，即使一个交战国在一次战役中遭受重创，或者其资源已不足以再维持冲突，但是从盟国得到援助的希望和诺言可激励它继续战斗。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得到盟国及时的支持，法国在尼韦勒的灾难性进攻和1917年兵变之后，是难以继续作战的；意大利1917年在卡波雷托失败后是无法避免其崩溃的；奥匈帝国1916年惊人的损失（甚至1914年后在加里西亚和塞尔维亚的失败）之后是很难继续进行战争的。因此，实际上同盟体系本身肯定使战争不会很快有结果，这也意味着在这场持久的决战中，就如同在18世纪大规模同盟战争中一样，胜利将属于海陆军和金融、工业以及技术资源最丰富的一方。

总体战（1914～1918）

在根据两个联盟的大战略及其可以利用的经济和军事资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考查之前，有必要回顾一下各大国在1914年国际体系内的地位。美国处于局外人的位置——纵然它与英国和法国之间所存在的超乎寻常的商业和金融联系，使威尔逊对于美国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保持中立”的保证成为不可能。日本为了占领德国在中国和中太平洋的属地，对英日同盟的条款做出了任意的解释；对于协约国来说，这一点及其更远方地区的海上护航任务都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很明显，一个友好的日本总要比一个敌对的日本好得多。相比之下，意大利在1914年选择了中立。考虑到它的军事和社会经济的脆弱性，实行这一政策应该说是明智的。即使说意大利在1915年决定参加反对同盟国的战争对奥匈帝国是一个打击，也很难说意大利的参战能像协约国的外交家们先前所希望的那样，给英国、法国和俄国带来很大好处。同样，也很难说土耳其在1914年11月决定参战，加入柏林一方到底对谁最有利。确实，土耳其封锁了海峡，从而也封锁了俄国的谷物出口和武器进口；到1915年，俄国的小麦就根本难以出口，而西方也不再有“多余的”军火可以向俄国出售。另一方面，土耳其的这一决定使近东向法国和（特别是）英国的帝国扩张敞开了大门——尽管这一决定也使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者和白厅不能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西方战线。

因此，真正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国家是欧洲的“五大国”。到这个时候，要把奥匈帝国和德国完全区别开来对待是不可能的，因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维也纳的目标与柏林的目标常常存在着分歧，但是维也纳只有在其强大盟国的命令之下才能够决定战争或和平问题，因此或许可以说奥匈帝国是作为一个半独立的大国存在的。奥德联盟是令人生畏的。虽然它们的前线部队要比法国和俄国的少许多，但是这些军队依靠有效的国内交通线作战，能够得到大量新兵补充。正如我们在表22中可以看到的，它们在工业和技术力量方面比起“双重联盟”来，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表22 1914年两大联盟工业和技术对比表

（摘自本书表15～表18）

毫无疑问，法国和俄国的地位却恰恰相反。由于彼此被大半个欧洲隔开了，法国和俄国要协调它们的军事战略是困难的。尽管战争初期在军队实力方面它们看起来占了很大优势，但是这一优势由于德国人在前线作战中巧妙地使用训练有素的预备役部队而受到削弱；在1914年秋季法俄发动不计后果的攻势之后，它们的这一优势受到了进一步的削弱。胜利不再取决于速度，而是越来越可能取决于强大的实力；工业指数也并不令人鼓舞。如果由法俄两国单独与同盟国进行这场持久的“总体战”，真是很难想象它们怎么会赢得胜利。

然而，毫无疑问，事实是德国决定取道比利时对法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就使英国干涉主义者在这场竞争中取得了优势。不论是出于传统的“均势”理由，还是为了保护“可怜的小比利时”，英国决定对德宣战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尽管英国这支小规模的实行长期兵役制的陆军只能对整个军事格局产生不大的影响——至少这支部队在欧洲大陆战线上使自己转变为一支人数众多的由征来的士兵组成的军队之前是如此。但是，由于这场战争将会持续超过几个月，英国的实力还是值得重视的。它的海军可以使德国的海军舰队瘫痪，并对同盟国实施封锁。这虽然不能迫使后者屈服，但却可阻止它们从大陆欧洲以外的地区取得资源供应。反过来说，英国海军可以保证协约国自由地取得资源供应（后来因德国发动潜艇战而中断）。而且这一优势还由于下述事实得到加强：英国是一个极为富裕的贸易国，它与全世界有着广泛的联系，它在海外拥有庞大的投资，部分海外投资至少可以用来支付用美元购买实物的开支。在外交上，这些海外联系意味着英国参战的决定还影响着日本在远东的行动，意大利宣布保持中立地位以及后来转而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的行为，以及一般说来美国乐善好施的姿态；自然还意味着各自治领和印度向英国提供更为直接的海外支援，它们的军队迅速进占了德国的殖民地，后来又用于同土耳其作战。

此外，英国仍然庞大的工业和财政金融资源还可以在欧洲发挥作用，既可用来筹措贷款，也可用来向法国、比利时、俄国和意大利运送军火，还可用来供应和支付黑格在西线使用的大军的开支。表22所列的经济指数，可以说明用实力标准来衡量英国参战的重要性。

诚然，这一切使协约国在物质力量上占有重大的优势，但不是绝对优势，并且1915年意大利的参战也没有使天平进一步向有利于协约国的方向倾斜。可是，如果说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国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大的生产基地的联盟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提出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例如：为什么协约国甚至在战争进行了二三年以后仍然未能占上风（在1917年它们还面临过某种失败的危险）？为什么它们那时发现，促使美国参战是至关重要的？

部分答案必定会是这样的：协约国占有优势的那些领域，不可能提供迅速或决定性战胜同盟国的条件。从经济方面来说，在1914年，德国的殖民地是无足轻重的，因此它的丧失（瑙鲁的磷酸盐除外）对德国影响很小。德国海外贸易的丧失无疑带来更大的损害，但是却不像英国的“海上力量影响”的信徒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因为德国根据战时生产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它的出口贸易，在其运输体系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同盟国集团的粮食供应事实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军事征服（如卢森堡的矿石、罗马尼亚的小麦和石油的取得）抵消了许多原料的短缺，而其他物质的供应还可以通过中立的邻国取得。海上封锁具有某种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只有当海上封锁与所有战线上的军事压力结合起来时才可以实现，但即使在这时，它的效果也是极为缓慢地表现出来的。最后，英国武器库中的其他传统武器，像1808～1814年伊比利亚半岛战争中在各条战线上所采取的那类边缘作战行动，在这次战争中都不能用来攻击德国的海岸线，因为德国以海上和陆上为基地的防御设施太坚固。当采取这类行动对付较弱国家的军队时（如在加里波利战役或是萨洛尼卡战役中），协约国方面的作战失败和防御一方的新式武器（布雷区、速射海岸炮兵连），使它们原先希望获得的效果大打折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样，所有寻找和打击敌方联盟“柔软的下腹部”的企图，都只能使协约国军队在远离法国的地方作战。

关于协约国绝对的海上优势，人们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看法。北海和地中海的地理位置意味着协约国的主要交通线是安全的，而不必去搜寻它们的敌人停泊于港口中的舰只，或者对敌国的海岸进行冒险的近距离封锁。相反，德国和奥匈帝国如果想要取得“制海权”的话，其海军舰队不得不主动出击，向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军挑战，因为舰队停留在港口内是毫无用处的。然而，同盟国的海军部不希望把它的舰队派出去对付占有巨大优势的敌国海军，执行实质上是自杀性的使命。因此，确实发生过的几次水面海战都属于偶然的遭遇战（如多格滩海战和日德兰海战），而且，这些海战除了进一步加强协约国对海上通路的控制以外，从战略上讲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发生进一步的海上交战的可能性由于战舰受到水雷、潜艇和齐柏林式侦察飞艇的威胁而减少，这些威胁使得双方的指挥官们越来越不想让他们的舰队出海作战，除非（这也是极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获知敌方的军舰正在接近己方的海岸线。由于海上水面交战出现这样一种软弱无力的状况，同盟国逐渐转向利用德国潜艇攻击协约国的商船，从而构成了严重得多的威胁。然而，从本质上看，打击敌方贸易的潜艇战是一种缓慢的颇费周折的事情，它的真正成功，只有通过把商船损失吨位同协约国造船厂新船下水吨位对比，以及把商船损失吨位同潜艇损失吨位进行对比之后，才能看出来。潜艇战不是一种可以保证迅速取胜的战争方式。

协约国在军队数量和工业方面的优势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军事斗争本身的性质。当各方所拥有的数百万军队散乱地部署在数百英里宽的战线上时，要取得像耶拿战役或萨多瓦战役那样决定性的胜利是很困难的（在西欧，可以说是不可能的）；甚至一次提前几个月有条理地计划和准备的“巨大攻势”，通常也是分成几百次小规模的战场行动，而且通常是在通信联络几乎全部中断的情形下实施的。尽管某些地段的战线可能互有进退，但由于取得一次真正突破的手段不足，使得每一方都能够及时动员和调来预备队，运来大批炮弹、有刺铁丝网和火炮等，以便进行下一次对峙战。直至战争后期，也没有哪一支军队能够找到一种方法，使己方部队突破敌方据守的纵深通常仅为4英里的防线，并且做到既不使部队暴露在敌方毁灭性的反击炮火之下，又不会为由于先前的轰击而变得难以通行的地带所阻。即使当偶尔的一次突袭攻占了敌人的前几道战壕时，部队也没有特殊的装备来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扩大战果。铁路线仅在后方几英里的地方，骑兵过于易受攻击（而且还受饲料供应的限制），负载过重的步兵不能作远距离运动，而至关重要的炮兵部队却为它的由马拉补给车辆组成的长长的辎重队所限制。

除了取得一次迅速的战场胜利所存在的上述基本困难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德国方面拥有两个特定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德国军队1914年8月和9月间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快速推进，使它夺取了高地的山脊线，因而能从那里俯瞰整个西方战线。从那时起，除了像凡尔登战役这样极少数例外场合，德国军队在西线一直处于守势，迫使英法联军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动进攻，其进攻部队尽管在人数上占优势，但仍不足以克服这一基本的不利条件。第二个有利条件是德国优越的地理位置，其东西方之间有着良好的国内交通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协约国对它的“包围”，也使得法金汉[12]和鲁登道夫[13]等将军们能够把军队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而且有一次竟在一周之内指挥整整一个集团军横跨中欧机动作战。

因此，在1914年，甚至当陆军主力正在西线发动进攻时，普鲁士总参谋部就神经质地抽调两个军增援其暴露的东线。这一行动并没有对西方战线的攻势产生重大影响（从后勤支援方面说，这一攻势是绝对不恰当的），但确实有助于德军反击俄军过早发动的入侵东普鲁士的攻势（俄军是在马祖里湖附近开始其进攻的）。1914年11月，在伊普雷进行的残酷战斗使法金汉相信，在西方取得迅速的胜利已毫无希望，于是他又将8个德国师调往东战场。由于奥匈帝国的军队在塞尔维亚战局中遭到了屈辱性的打击，又由于法军于1914年实施不切实际的第17号作战计划时，损失了60万人之后受阻于洛林，看起来只有在俄属波兰和加利西亚的开阔地带进行一次突破才可能收到效果，尽管对于俄军是否会重演它在伦贝格作战中对奥匈帝国军队的胜利，或者德军是否会重演它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作战中的胜利，还一点也没有把握。当1915年全年英法联军在西方战线发动了连续不断的强大攻势（法军又损失了150万人，英军损失了30万人）时，德国人则准备沿东线发动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突击，实施这些突击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营救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被围困的奥匈帝国军队，但主要还是为了歼灭战场上的俄国军队。事实上，俄国军队仍然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兵力），要歼灭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1915年底，俄军遭到了在战术上和后勤供应上都占优势的德军的一系列毁灭性打击，并被赶出了立陶宛、波兰和加利西亚。在南方，德军的援军和奥地利军队以及机会主义的保加利亚军协同作战，最后终于征服了塞尔维亚。在1915年，西方协约国的所有努力，无论是指挥无方的加利波利战役和毫无结果的萨洛尼卡登陆战役，还是劝意大利参战，都没能对俄国人真正有所帮助，或者是在表面上对同盟国牢固的集团构成严重挑战。

1916年，法金汉为了彻底制服法国而移师西线，向凡尔登发动了连续的攻击。德国在战略上的这一不明智的改变，只是进一步证明了它先前政策的正确性。当大量的德国师在凡尔登战役中正在覆灭时，俄国人却能够在东线于1916年6月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发动最后的大规模攻势，把已瓦解的奥匈帝国军队一路赶回到喀尔巴阡山地区，从而使它面临崩溃的危险。差不多与此同时，在黑格的指挥下，英国军队在索姆河一线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一连几个月对德军有效防守的山脊线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协约国军队的这两次同时进行的作战行动，导致了凡尔登战役中的拉锯战（法金汉在1916年8月底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取代），德国的战略地位从而改善了。德军在索姆河战役中的损失是很大的，但比黑格的损失还是轻些；西线转入防御态势又一次使德国人能够移师东线，促使奥匈帝国军队坚挺起来，然后占领罗马尼亚，并援助了南方的保加利亚军。

德军方面除了拥有处于内线、有着有效的铁路网和良好的防御阵地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还在与之有关的时间选择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协约国拥有较多的资源，但在1914年未能迅速动员起来以争取胜利。俄军后方机构总是能征募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来补充连续不断的战场损失，但是既没有武器也没有参谋机构来进一步加强这支军队使其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在西线，黑格的军队直到1916年总人数才达到100余万人，而在那时英国人还是想把他们的军队转到欧洲以外的战场上，而这样做自然会减轻对德军的潜在压力。这意味着在战争的头两年里，俄国和法国担负着扼制德国军事机器的主要任务。每一方都进行了极为壮观的交战，但是到1917年初，双方兵力的衰竭就已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凡尔登战役使法国的军队实力接近于它的极限，1917年尼韦勒发动的孤注一掷的进攻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勃鲁西洛夫的进攻实际上已经摧毁了奥匈帝国军队，使其不再成为一支战斗部队，但却没有对德军本身造成任何损害，反而使俄国铁路运输线、粮食贮备和国家财政更加极度紧张，并使现有的训练有素的俄军兵力遭受了大量损失。虽然黑格新增加的部队弥补了法军的日益衰弱，但是并不预示着协约国会在西线取得胜利，而且如果这些部队也被滥用于正面进攻中，德军可能仍能在弗兰德斯固守自己的阵地，与此同时，在东线进一步采取大规模攻势行动。最后，不能指望从阿尔卑斯山脉南面得到什么帮助，在那里，意大利人正在绝望地乞求支援。

这种双方都在不断付出大规模军事牺牲的情况，在财政与工业领域里也不可避免地同时存在，而且（至少在1917年以前）产生了同样的相持不下的结果。在最近的研究中，人们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刺激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那时的经济发展方式第一次把现代工业扩大到了许多领域，并导致军工生产的大幅度增加。然而，只要认真反思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毫不令人惊奇。自由主义者和其他人曾对1914年以前军备竞赛的开支发出过一片惋惜声，可是用于军备的开支只占国家收入很小一部分（平均为4%多一点）。当“总体战”的到来使这一数字增加到25%或33%时，也就是说，当战时政府决定性地控制了国家的工业、劳动力和财政时，军工产品的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由于1914年末和1915年初各方军队的将军们都在苦苦地抱怨经常发生的“炮弹短缺”，害怕这种短缺被发现而产生不良后果的政治家们，也必然要与实业界和劳工联合起来，去生产所需要的军用物资。由于现代官僚国家具有发行公债和提高税收的权力，曾使18世纪国家在维持一场长期战争中遇到的那些使其步履艰难的财政障碍已不复存在。因此，所有国家在早期就为适应这些新情况而作了调整之后，其军工生产都迅速猛增。

所以，研究一下各参战国的战时经济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弱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要是得不到来自情况良好的盟国的支援，这些弱点最有可能导致它们崩溃。在这方面，我们不打算对大国中最软弱的两个国家——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进行详细的分析，因为很清楚，前者尽管很出色地守住了它漫长的战线（特别是意大利战线），但如果没有德国不断的军事增援（这一增援使奥匈帝国更进一步成为柏林的卫星国），它早就在与俄国的战争中崩溃了。至于意大利（在卡波雷托惨败之前，它是不需要那种程度的直接军事援助的），则日益严重地依赖其更为富裕和强大的盟国向它提供必不可少的粮食、煤、原料、海运工具，及29.6亿美元的贷款以购买军火和其他军用品。同奥匈帝国的最后失败和解体一样，意大利1918年的最后“胜利”主要取决于其他地区采取的行动和决策。

人们争论说，到了1917年，意大利、奥匈帝国和俄国彼此都在竞相走向崩溃。事实上，俄国应该首先走向崩溃，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罗马和维也纳都不存在的两个问题：其一，它的几百英里长的国境线暴露在战斗力强大得多的德国军队的猛烈打击之下；其二，甚至在1914年8月，当然也包括土耳其参战以后，俄国在战略上一直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它从未能从其盟国那里得到必要的军事或经济援助，以维持其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与其他参战国一样，当俄国很快意识到它的弹药贮备消耗速度要比战前估计的快10倍时，俄国便大规模增加其国内军工生产，结果证明，这样做要比等待已被大大推迟的海外军事订货可靠得多，即使这样做意味着它的资源要转移到自私自利的莫斯科工业家手中也在所不惜。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半时间里，俄国的武器生产，甚至是全部工业和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增长，然而这一增长却受到了不良的交通系统的严重限制；它的运输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应付调动军队、为骑兵运送饲料以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因此，它的炮弹常常大量堆积在距离前线几英里以外的地方，粮食也无法及时运送到缺粮地区，特别是城市地区；协约国送来的补给物资在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港口一放就是几个月。俄国的这种缺少活力和工作效率不高的官僚机构，是无法克服这些组织上的缺陷的，而来自上层那些好争吵、处于瘫痪状态的政治领导的帮助则微乎其微。相反，由于采取不计后果的和失去平衡的财政政策，沙皇政权实际上是在自掘坟墓。沙皇政府的财政政策实质上禁止了贸易活动（贸易可为其提供l/3的收入），铁路运输收入损失严重（和平时期另一重要收入来源）；而且，与劳埃德·乔治[14]相反，沙皇拒绝提高较富裕阶层的收入所得税，国家求助于发行更多的公债和印制更多的纸币，来支付战争费用。俄国的价格指数螺旋式地上升，如1914年6月为100，而到1916年12月初就增至398，1917年6月又进一步增至702；到1917年6月，粮食供应的不足和极度的通货膨胀可怕地相结合，激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罢工浪潮。

和工业生产一样，在战争开始后头两三年的时间里，俄国的军事成就也是值得赞扬的，尽管这时俄国的形象一点也不像战前想象的“俄国蒸汽压路机”碾过整个欧洲的那种笨拙形象。俄国军队以它固有的执着而顽强的方式进行着战斗，忍受着西方人所想象不到的艰苦和纪律约束。俄国同奥匈帝国军队作战的战绩——从1914年9月在伦贝格的胜利，到出色的勃鲁西洛夫攻势作战——只是一系列胜利中的几次，在同土耳其人进行的高加索战局中也取得了类似的战绩。然而，俄国同装备精良、机动性强的德军作战时，其战绩则完全相反。但是，对其同德军作战的表现也要全面地看待，因为一次战役（如1914年的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或1915年的喀尔巴阡战役）的损失，可以通过每一年度征集的新兵得到弥补，这样就为下一季节的战役行动做好了准备。当然，在一段时间内，军队的素质和士气肯定会受到下述惨重损失的影响：俄军在坦能堡和马祖里湖战役中损失了25万人，在1915年初期的喀尔巴阡战役中损失了100万人，在抗击马肯森对波兰中央突出部发动的进攻中损失了40万人，从勃鲁西洛夫发动攻势起到罗马尼亚崩溃为止的1916年交战中又损失了100万人；这样，到1916年年底为止，俄国军队共死伤360万人，另外还有210万人被同盟国军队俘虏。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俄国决定征召第二类新兵（即家庭中唯一养家糊口的男性）入伍，这不仅引起了乡村中农民的巨大不安，而且还使成千上万怀有严重不满情绪的新兵进入了军队。几乎同样重要的还有：训练有素的士官人数日益减少，前线武器、弹药和粮食供给不足，以及面对德国战争机器日益增强的自卑感——德国战争机器似乎事先知道俄国人的所有意图[15]，它拥有占压倒优势的炮火，比任何人的行动都要迅速。到1917年初，战场上连续不断的失败、城市中的骚动以及分配土地的谣言等事件的综合影响，便引起了军队的普遍瓦解。克伦斯基于1917年7月发动的攻势是最后的一次打击。和先前的攻势作战一样，这次攻势在初期对奥地利军队实施了成功的打击，后来却被马肯森的反击打得七零八落。对于这支军队，俄军最高统帅部作了这样的概括：它“简直就是由共同的渴望和平和共同的失望联合起来的愤怒的人们组成的一群庞大的、疲惫不堪的、衣衫褴褛和营养不良的乌合之众”。现在，俄国所期待的只能是失败和一次比1905年革命更为严重的国内革命。

我们不再赘述1917年年中的法国也多么近似于这种命运，在尼韦勒发动毫无意义的攻势之后，成千上万的士兵哗变。事实上，尽管法国所处的条件与俄国的条件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法国却拥有使它在战争中得以维持下去的关键性的有利条件。第一个有利条件是，程度高得多的国家团结一致性和把德国侵略者赶回莱茵河的义务感，当然，如果这场战争是法国主动挑起的，它的这些情感可能会消失。第二个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是，法国能够从一场联盟战争中获益，而俄国却不能。自1871年以来，法国人就已经懂得他们不能单独地同德国对抗，1914～1918年的战争只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这并不是从军事上或经济上贬低法国对这场战争的贡献，而仅仅是为了把法国放在具体背景下来作分析。考虑到法国64%的生铁生产能力、24%的钢生产能力和40%的煤炭生产能力迅速地落入德国手中，可以说法国1914年以后的工业复兴还是很显著的（顺便说一下，这也说明如果具有政治义务感的话，法国在19世纪能够干出多么辉煌的业绩来）。大大小小的工厂在法国各地建立起来，雇用了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甚至还包括那些被从战壕调回来的应征入伍的熟练工人从事生产。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设计者、实业家和工会联合起来，举国一致地努力生产尽可能多的炮弹、重型火炮、飞机、卡车和坦克。法国最终取得的军工生产量的剧增竟使一位学者断言道：“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而是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然而，如果法国没有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它也不可能把大量的投资集中于武器生产——机枪产量增加到170倍，步枪产量增加到290倍。这些援助包括：不断地向法国输送新军火工业必需的煤、焦炭、生铁、钢和机床；英美向法国提供了总数超过36亿美元的贷款，从而使法国能够支付购买海外原料的费用；英国的运输能力分配给法国使用的那部分日益增加，没有这一援助，法国的大多数商品便无法流通；法国还可以得到盟国的粮食供应。最后提到的这项援助对于法国来说似乎是难以令人理解的，因为平时法国的农业生产一直是自给有余。然而事实是，和欧洲其他参战国（英国除外）一样，法国由于把过多的人力从土地上抽走，把马匹转交给骑兵使用或者用来执行军队运输任务，以及因投资制造炸药和生产大炮而减少肥料和农业机械生产，致使整个农业生产受到了损害。1917年是一个歉收年，粮食短缺，价格不断地螺旋式上涨，法军本身的粮食贮备减少到只够两天的供应——从而引起了一种潜在的革命危机（特别是在刚刚发生过士兵哗变之后），这种形势通过紧急调拨英国商船把美国的粮食运来才防止了。

同样，在整个西方战线，法国需要日益依赖英国和后来的美国军事援助。在战争的头两三年里，法国在战场上首当其冲，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伤亡，甚至在尼韦勒发动1917年攻势之前，伤亡人数就已超过了300万。而且由于法国没有德国、俄国和大英帝国所拥有的未经训练的庞大人力后备，法国要想补充这些损失也困难得多。然而，到1916～1917年，西方战线上黑格的军队便已增加到相当于法军总兵力的2/3，并据守着80多英里长的战线。英国最高统帅部热衷于不顾一切地发动攻势。毫无疑问，索姆河战役确实有助于减轻德军对凡尔登的压力——这正像1917年帕森达勒战役中发生的情况一样，那次战役吸引了德军对法军防守战线的注意力，而当时贝当在士兵哗变事件发生后正在竭力试图重振他的军队的士气，等待新的卡车、飞机和重型火炮来完成靠密集的步兵显然不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在1918年3月到9月沿西线进行的大规模拉锯战中，法军不仅可以依靠英国及其帝国的师，还能够依靠日益增多的美国师进行作战。而且，当福煦[16]在1918年9月组织最后的反攻时，可供他使用的兵力有102个法国师、60个英帝国师、42个美国师（其规模要比其他国家的师大一倍）和12个比利时师，而与之相对抗的德军仅有197个不满员的师。只有这些国家的军队联合行动，才能够最后把令人生畏的德军赶出法国领土，使这个国家再次获得自由。

当1914年8月英国参战时，英国没有意识到，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它也要依赖另一个大国。这可以从它的战前计划和准备方面推断出来。英国的战略家们设想：在皇家海军从海上扫荡德国的商船队（可能还有公海舰队）、自治领和英印军队夺取德国的殖民地的同时，有必要派出一支小规模的、必不可少的远征军跨过海峡去“堵塞”法比军队之间的缺口，顶住德国的攻势，直到俄国的“蒸汽压路机”和法国按照第17号作战计划指挥的大军长驱直入德国本土。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英国也没有做好进行长期战争的准备，尽管它曾采取过一些措施来防止其脆弱的国际信贷和商业网突然陷入危机。但是，与其他国家不同，英国也没有为在欧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因此，人们对下面的情况就不感到奇怪了：英国进行一两年紧张的准备工作之后，才使100万军队开进法国；政府为大量生产步枪、火炮、机枪、飞机、卡车和弹药而使开支剧增，暴露出生产方面存在着许多缺点，这些问题只能由劳埃德·乔治的军需部慢慢地解决。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军工生产难以置信的大规模增长，参看表23。

表23 英国军火产量一览表（1914～1918年）

但是，当人们想到英国的防务开支从1913年的9100万英镑，增加到1918年的19.56亿英镑时，就丝毫不会对其军火产量的猛增感到惊讶了。到1918年，英国的防务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80%，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2%。

因此，指出英国整个战略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来的弱点，似乎要比详细阐述英国和它的帝国师团、飞机中队和重炮连数量上的大规模增加重要得多。第一个弱点是，尽管英国的地理位置及其大舰队在数量上的优势意味着协约国保持着水面作战的制海权，但是皇家海军远没有做好准备以对付德国于1917年初开始实施的无限制潜艇战。第二个弱点是，虽然英国拥有的一系列相对廉价的战略武器（封锁、军事占领对方的殖民地以及两栖登陆作战等）对于同德国这样一个拥有同盟国的丰富资源的敌人作战似乎不起作用，但采取与德国军队进行直接军事对抗的战略似乎也无法收到效果，并且在人力上要付出更可怕的损失。到1916年11月索姆河战役接近尾声时，英军在那场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已增加到40余万人。尽管这一损失使英国最精良的志愿兵人员丧失殆尽，并使政治家们感到震惊，但却没有使黑格丧失最后胜利的信心。到1917年年中，他又准备从伊普雷向东北方的帕森代尔发动一次攻势，这次攻势成了一场泥沼中的噩梦，英军又伤亡30万人，也使英军在整个法国的许多部队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挫伤。因此，完全可以预料得到，不管黑格将军和罗伯逊将军怎样抗议，劳埃德·乔治和他满是帝国主义思想的战时内阁却想把更多的英国师调往近东，那里实际的领土利益在召唤，而且可能遭受的损失也要比强攻德军顽强固守的战壕少得多。

然而，甚至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前，英国就担负起了对德战争的领导角色（尽管它还进行着帝国殖民地战役）。法国和俄国可能在战场上仍拥有更多的军队，但是它们已经被尼韦勒代价巨大的攻势和德军对勃鲁西洛夫攻势发动的反击，搞得精疲力竭。英国的这一领导角色在经济领域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世界信贷市场上，英国发挥着银行家和债权人的职能，不仅是为自己发挥着这一职能，同时还为俄国、意大利甚至法国的借款作担保，因为这几个协约国成员，都无力用它们自己的黄金储备或国外投资债券来支付从海外进口的数额巨大的军火和原料所需要的款项。确实，到1917年4月1日，协约国的战争信贷已经增加到了43亿美元，其中88%都是由英国政府负担的，虽然这看起来像是英国在18世纪充当“联盟的银行家”角色的又一次重演，但这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一种关键性的差异，即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巨额贸易赤字，因为美国向协约国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军火和粮食（由于海上封锁，没有向同盟国提供），但却很少要求它们用商品来补偿。不论是黄金的转让还是英国持有的巨额美元债券的出售，都不足以弥补这一差额，只有从纽约和芝加哥货币市场上借款，用美元现钞支付美国军火供应商，买卖才能做成。反过来，这又意味着协约国更加依赖美国的财政援助来支持本国的战争努力。1916年10月，英国财政大臣发出警告说：“到下一年6月，或者更早些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就会处于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的地位。”对于“独立的”大国来说，这样一种地位简直是令人吃惊的。

德国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它在战争中的表现是令人吃惊的。正如诺塞奇教授所指出的：“在缺乏来自己方盟国大力援助的情况下，（德国）牵制了整个世界的其余地区，击败了俄国，攻入了法国，这个横行两个多世纪的欧洲军事巨人使尽了浑身解数，在1917年只差一点儿就几乎迫使饥饿中的英国投降了。”它之所以达到这一步，部分是由于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些有利条件：良好的国内交通线，西线容易固守的阵地，以及东线有利于以机动战打击低能的敌人的开阔地带。此外，还要归功于德国军队优良的战斗素质以及德军所拥有的一大批有智慧而又勇于求新的参谋军官，他们能比其他任何国家军队的参谋军官更快地适应新的作战条件，而且到1916年，他们已对防御战和进攻战的性质作了认真的研究。

最后，德国还可以凭借众多的人口和庞大的工业基础来实施“总体战”。确实，德国实际动员起来的人员比俄国的还要多，1325万人对1300万人；在战场上拥有的师团数量始终比俄国多。考虑到各有关国家的整个人口情况，这可以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在最高统帅部和像瓦尔特·拉特瑙这样聪明的官僚实业家的严密监督下，德国本国的军火生产迅速猛增。拉特瑙等人建立了卡特尔组织，负责分配极其重要的物资供应和防止出现生产梗塞现象。熟练的化学家们发明了因英国海军封锁而断绝供应的那些原料（如智利的硝酸盐）的代用品。德国还开采了卢森堡和法国北部占领区的矿石和煤炭，并把比利时工人征集到德国工厂中工作，罗马尼亚在1916年遭到德军的入侵以后，其小麦和石油遭到了有计划的掠夺。同拿破仑和希特勒一样，当时的德国军事领导人采取了以战养战的方针。到1917年上半年，随着俄国的崩溃、法国的衰弱和英国处于德国潜艇的“反封锁”打击之下，德国似乎已到达了胜利的边缘。尽管“战斗到底”的华丽辞藻到处喧嚣，伦敦和巴黎的政治家们却一直在焦急地考虑此后12个月里实现某种妥协的和平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形势发生了根本转变为止。

然而，在条顿人的军事与工业力量的这种外表后面，却潜伏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1916年夏季之前，即德军在西线保持防御态势、在东线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时候，还不太明显。但是，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改变了这一切，无论是从所使用的火力来看，还是从所遭受的损失来看，都是如此。德国在西线的伤亡，1915年为85万人左右，到1916年便猛增到近120万人。特别是索姆河攻势给德国人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次战役表明，英国人最后把国家资源毫无保留地投入了战场，以争取胜利。反过来说，索姆河战役还导致了1916年8月所谓兴登堡[17]计划的出笼，这项计划宣布要大幅度地增加军火生产，并对德国的经济和社会进行更严密的控制，以满足总体战的需要。一方面是独裁政权对全体国民行使着种种权力，另一方面是政府大量举债和滥发纸币而不是提高收入所得税和股息税。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严重地打击了民众士气，而民众士气却是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一点，劳埃德·乔治或克里孟梭[18]这样的政治家要比鲁登道夫明白得多。

即使作为一项经济措施，兴登堡计划本身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完全异想天开的生产总量——使炸药产量增加1倍，使机枪产量增加2倍——的宣布，使德国的工业在挣扎着去满足这些要求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梗塞现象。要满足这些要求不仅需要增加许多工人，而且还需要拿出大量投资去扩充基本设施，从新的冶炼高炉到横跨莱茵河的桥梁都需要投资，这些方面的建设进一步耗尽了德国的劳动力和资源。因此，经过不长时间以后，情况就变得很明朗：只有把熟练工人从军队里抽回来，这一计划才能完成。因此，德国在1916年9月复员了120万人，在1917年7月又复员了190万人。考虑到德军在西线的严重损失以及在东线持续不断的大量伤亡，德国这种从军队里大量复员工人的做法表明，甚至在德国，大量强壮的男性人口也正在达到其使用极限。从这方面来看，尽管帕森达勒战役对于英国军队来说是一次大灾难，但鲁登道夫也把这次战役看成是一次灾难，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又损失了40万战斗力。到1917年12月，德军人员总数一直没有达到它6个月前所拥有的538万人的最高额。

兴登堡计划的最后一个缺陷，就是长期忽视农业。在德国，这一点甚至比在法国或俄国还要严重，人员、马匹和燃料被从土地上拿走去满足军队或军火工业的需要。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片面的做法，因为德国不能（像法国那样）通过从海外取得粮食供应来弥补这一不足。当德国农业生产猛烈下降的时候，食品价格便螺旋式上涨，人们到处都在抱怨食品供应短缺。一位学者做出严厉判断说：“由于片面地集中力量发展军火生产，德国经济的管理者们就这样在1918年底把国家带到了饥饿的边缘。”

但是，1917年初离那个时刻的到来还有一段距离，当时正在承受战争正面冲击的是协约国；确实，俄国正在混乱中走向崩溃，而法国和意大利似乎离那种噩运也都不太远了。各个集团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但德国在总体上却仍拥有军事优势——人们必须在这种大战略背景下，来看待最高统帅部在1917年的头几个月对美国采取的愚蠢政策。美国的政策倾向于协约国一方，这一点甚至在那以前就不是什么大的秘密。尽管在海军封锁问题上偶尔存在着争执，但是一般说来在意识形态上美国还是同情协约国民主国家的。美国的出口商日益依赖西欧市场，这就使得华盛顿不能完全对德国保持中立。但是，德国宣布对商船运输实施无限制潜艇战和德国秘密地建议与墨西哥结盟事件的披露，最后把威尔逊[19]和美国国会卷入了战争。

美国参战的重要性绝不完全表现在军事方面，至少在1917年4月以后的12到15个月里是这样，因为美国军队为现代战争进行的准备，甚至还不如1914年的各欧洲国家军队。但是，它的生产能力——为协约国战争订货所刺激起来的生产能力，却是无可匹敌的。它的总体工业潜力和它在世界制造业产量中所占的份额，是德国当时过度紧张的经济的2.5倍。它可以使成百艘的商船下水，这在德国潜艇平均每日击沉50万吨英国和其他协约国商船的那一年里，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需要。它能够在3个月这样惊人的短时间里建造出多艘驱逐舰来。世界粮食出口量的一半是由美国生产的，现在它可以把这些粮食运往法国和意大利，也可以送往其传统的英国市场。

因此，从经济力量方面来说，美国的参战完全改变了当时的力量对比，而不仅仅是弥补了与此同时发生的俄国崩溃后的局面。正如表24所表明的（应该与表22对比来看），用来打击同盟国的生产资源是巨大的。

表24 减去俄国加上美国之后两大集团的工业和技术力量比较表

由于把表24中的经济潜力转变成有效的军事力量要有一段“间隔时间”，人们有时对美国参战的直接后果搞不清楚。在可以利用的短时间内，美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那么多坦克、野战火炮和飞机来（事实上，它还不得不从英国和法国那里借用这类重型武器），但是它可以源源不断地输送伦敦、巴黎和罗马急需的轻武器弹药以及其他补给物资。而且，它还可以从银行家那里接受私人信贷安排以支付所有这些物品的开支，并把它们转换成政府间的债务。此外，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以后，美国军队还可以扩充成一支数百万人的、充满自信心的、供应充足的庞大生力军，投入到欧洲的抗衡斗争之中。与此同时，英国人不得不苦苦地寻求走出帕森达勒泥沼的途径，俄国的军队瓦解了，德国的援军使其同盟国能够在卡波雷托对意大利军实施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而鲁登道夫则正在把他东线的部分军队调到西线，以便对已遭到削弱的英法战线实施最后一次打击。确实，在欧洲以外，英国人在近东与土耳其的作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但是，占领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远不足以补偿法国的丧失，如果德国人最后在西线想方设法取得他们在欧洲其他地区曾经取得的那种战绩，法国很可能会沦陷。

正因为如此，所有主要交战国的领导人都认为，1918年即将来临的战局，对整个战争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意义。虽然德国不得不留下100多万军队在东线以占领其新征服的庞大帝国，这一帝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3月）中最后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承认，但是自1917年11月初以来，鲁登道夫平均每月以10个师的速度从东线向西线抽调兵力。到1918年3月末，德国战争机器做好发动进攻的准备时，德军在兵力上占有比英法联军几乎多30个师的优势，其中许多部队都在布鲁赫米勒和其他参谋军官的指导下接受了“暴风突击队”式的突然袭击的战术训练。德军要是能够成功地突破协约国防线，并向巴黎或海峡挺进，它本来会取得这场战争中最大的军事成就。但是，其风险也是可怕的，因为鲁登道夫正在把德国剩余的全部资源动员起来用于这场交战——一场特大规模的“要么全赢、要么输光”的赌博。在幕后，德国经济正在不祥地走向衰落。它的工业产量降到只占1913年水平的57%。农业生产更加受到忽视，恶劣的气候又使其产量进一步下降；而食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更加引起了国内的不满。负担过重的铁路运输车辆到现在已经无法按预定计划从东部占领地西运原料。鲁登道夫部署在西线的192个师中，有56个师被指定为“攻击师”，其中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部队将获得正在日益减少的装备和弹药储备的最大份额。这是一次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只许成功的赌博。但是，如果这次进攻失败了，德国的资源将消耗殆尽——正是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最后终于能够以每月近30万人的速度向法国输送部队，而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战也完全被协约国的护航队制止了。

鲁登道夫在这次攻势的开始阶段取得了成功，他打垮了在人数上占优势的英国第5集团军，在法军和英军防线之间楔入对方纵深，并在1918年6月初的另一次猛烈突破中前进到距巴黎37英里的地方。德军的这些胜利使协约国感到惊恐，迫使它们不得不授予福煦西线部队的最高协调权，从英国、意大利和近东增调援兵，并再一次（私下）考虑实现妥协的可能性。然而，事实是德军的战线延伸过长，因而不得不接受从防御转入进攻通常所产生的后果。例如，对英国防区的最初两次沉重打击，使英军和法军分别遭受了24万人和9.2万人的伤亡，但德军自己的损失也高达34.8万人。到7月份，“德军损失了大约97.3万人，并有100多万人列入了病号名单。到10月份，西线德军只剩下了250万人，而新兵征募情况却令人绝望”。从7月中旬起，协约国一方开始占据优势，这不仅表现在新增加的战斗人员方面，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火炮、坦克和飞机方面。这就使得福煦能够周密地组织实施由英帝国军队、美军和法军共同参加的一系列攻势，使日益削弱的德军无喘息之机。与此同时，协约国的军事优势和更大的持久作战能力，还表现在它们的军队在叙利亚、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取得的给人深刻印象的胜利上。所有这一切突然导致1918年9～10月间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于惊慌失措的鲁登道夫来说，整个德国的领导集团似乎正在走向崩溃。现在，德国国内的不满和革命与前线的失败相互作用，导致了投降、混乱和政治动荡。因此，不仅德国的军事企图已成泡影，整个欧洲的旧秩序也被破坏了。

考虑到在“战场上”和在国内战线上人们所遭受的可怕的损失、痛苦和蹂躏，考虑到人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文明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是一次自己施加的致命打击这一观点，在这方面列出另一份统计表（表25）看起来似乎是太唯物主义了，但事实上表中的这些数字可以说明上面论述的全部内容：同盟国所拥有的有利条件——良好的国内交通线、德军的素质、对许多土地的占领和开发利用，以及俄国的孤立和失败——从长远看终究不能抵消德国在纯经济力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劣势，也不能抵消动员起来的总兵力上所存在的相当严重的劣势。如果说鲁登道夫对于到1918年7月德军精锐部队正在耗尽一事感到绝望，是对力量对比失去平衡这种情况的一种反映，那么，那一年春季饱尝饥饿之苦的普通德国前线士兵，对他们曾经打击过的协约国部队有那么好的物资供应感到惊奇，也正是对生产上失去平衡的一种反映。

表25 战争开支和动员起来的总兵力一览表（1914～1919年）

*包括比利时、罗马尼亚、葡萄牙、希腊、塞尔维亚

然而，如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预先注定的，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所提出的证据表明，这场战争的全部进程——早期阶段双方的僵持、意大利参战的微小作用、俄国实力的缓慢枯竭、美国参战在保持协约国压力方面的决定性意义，以及同盟国的最后崩溃——与每个联盟在这场斗争的各个时期的经济和工业生产以及有效动员起来可供使用的兵力，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可以肯定地说，将军们仍须指挥（或错误地指挥）他们的战役，部队仍须唤起每个人的道义勇气以便向敌人的阵地发起冲击，水兵们仍须忍受海战的艰苦，但是历史记录表明，这些素质和才能是战争双方所共有的，而不为哪一个联盟以不相称的比例所独享。为一方所独享的是生产力上的显著优势，1917年以后尤其如此。和早些时候一样，在长期的联盟战争中，这一因素最终会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 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下院议员，以鼓吹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而著称。——审校者注

[2] 例如，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会不相称地提高海上贸易国的地位，低估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国家的经济实力。

[3] 乔利蒂（1842～1928年），意大利政治家，从1892年到1921年曾先后5次出任总理，在国内进行了一些改革，对外进行殖民扩张。——审校者注

[4] 廷巴克图，在非洲马里共和国。——审校者注

[5] 东京，这里是指越南。——审校者注

[6] 阿散蒂是非洲加纳的一个地区。——审校者注

[7] 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年），1837年即位。——审校者注

[8] 小毛奇（1848～1916年），名约翰内斯·路德维希，是卡尔·毛奇之侄。1906～1914年任德军总参谋长。——审校者注

[9] 这里是指美国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审校者注

[10] 如果日本只同一国发生战争，英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果日本同一个以上的国家发生战争，英国则提供军事援助。法国援助俄国协定也有类似的条款。因此除非英法两国共同置身于日俄战争之外，否则刚刚建立的友好关系就会丧失。

[11] 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南部港口城市，在直布罗陀附近。——审校者注

[12] 法金汉（1861～1922年），德国将军。1900年曾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任德军总参谋长。凡尔登战役失败后被撤职。——审校者注

[13] 鲁登道夫（1865～1937年），德国将军。第一次大战初期任集团军参谋长等职。1916年8月升任德军总监督，实际上与兴登堡共掌军权。——审校者注

[14] 劳埃德·乔治（1863～1945年），旧译劳合·乔治。英国自由党领袖，1916～1922年任首相，后任贸易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审校者注

[15] 这毫不奇怪，俄国人对于他们的无线电通信的粗心大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16] 福煦（1851～1929年），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任军长、集团军司令等职。1917年5月任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负责协调协约国在西线的军事行动，5月正式就任协约国军总司令。——译者注

[17] 兴登堡（1847～1934年），德国元帅，1916年8月任德军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1925～1934年任德国总统。——译者注

[18] 克里孟梭（1841～1929年），法国总理（1906～1909年、1917～1920年在任）。1917年11月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提出“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后被誉为“胜利之父”。——审校者注

[19]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美国总统（1913～1921年在任）。民主党人。1917年4月对德宣战，次年1月倡议建立国际联盟，并提出结束战争的“十四点”纲领。——审校者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的兴衰（下）/ （英）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2

书名原文：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ISBN 978-7-5086-3780-8

I. ①大… II. ①肯… ②王… III. ①国际政治-研究 ② 世界经济-研究 ③ 国际关系史-研究 IV. ①D5②F11③D8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8649号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By Paul Kennedy

Copyright © Paul Kennedy 198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by China CITIC Press ©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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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下）

著者：［英］保罗·肯尼迪

译者：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

审校：朱贵生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数：300千字

版次：2013年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2-623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3780-8 / F·2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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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的兴衰（下）

[英]保罗·肯尼迪 著

王保存　王章辉　余昌楷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第二篇 工业时代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第三篇 当代和未来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第六章 两极世界的来临（1919～1942）

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力量对比再次变得与全球经济资源布局一致。

战后国际秩序

1919年初，大大小小的国家的政治家们云集巴黎，磋商和平解决办法。他们面临的一系列难题，要比他们的前辈在1856年、1814～1815年和1763年所遇到的问题更为广泛、更为棘手。虽然议事日程上的许多问题都可以列入《凡尔赛和约》（1919年6月28日签订）加以解决，但是，敌对的种族集团竞相建立“继承人国家”而在东欧造成一片混乱，俄国的内战和外来干涉，以及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对于西方企图瓜分小亚细亚所做出的反应都表明，直到1920年，许多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有些问题到1923年仍为悬案。为了简单明了起见，我们将把这一系列协议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按照它们实际付诸实施的年代顺序来考查。

如果按照领土—法律标准来衡量，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可以说是在先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霍亨索伦帝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民族国家，这些国家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种族上凝聚在一起的德国，在东欧丧失的领土比苏维埃俄国和完全瓦解的奥匈帝国都要小得多。但它的力量在其他方面遭到了削弱，其中包括将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同比利时和丹麦进行了边界调整，盟军占领了莱茵兰，法国对于萨尔的经济剥削，史无前例的“非军事化”条款（即只得保有规模极小的陆军和近岸防卫的海军，不得保有空军、坦克或潜艇，撤销普鲁士总参谋部等），以及巨额赔款。此外，德国还将其广大的殖民帝国丢给了英国、自治领和法国，正像土耳其发现自己的近东领土变成了英国和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在形式上受到新建国际联盟的监督一样。在远东，日本虽然在1922年将山东归还了中国，但却接管了先前属于德国的位于赤道以北的岛屿群。在1921～1922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各国承认了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领土现状，并同意根据相对标准来限制各自的作战舰队的规模，从而阻止了英、美、日三国的海军军备竞赛。因此，到20世纪20年代初，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国际体系已趋于稳定。所遗留的难题（或者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国际联盟来处理；尽管美国没有加入，国际联盟仍定期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1920年后，美国突然退回到至少是相对的外交孤立主义之中，这似乎与上述的、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世界强国的发展趋势是矛盾的。对那个时期之前的世界政治预言家来说，国际舞台将日益受到正在兴起的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影响（如果说不是统治的话），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事实是，这三个国家中的第一个国家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第二个国家在革命中崩溃了，后来又退回到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孤立状态中；而第三个国家，尽管在1919年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也宁愿退出外交舞台的中心。结果是，20世纪20年代和以后时期的国际事务似乎仍是以英国和法国的行动为中心，尽管两个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或者是以国际联盟的审议为中心，而在国际联盟中又是英、法的政治家们扮演着主要角色。奥匈帝国现已消亡。在意大利，1922年以后，墨索里尼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正处在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时期，因而显得比较沉默。日本也是一样，似乎是在平静地遵循着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决定。

因此，从一个难以理解的和（我们将会看到）人为的观点来看，世界似乎仍是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这一时期的外交史更多地是以法国“寻找安全”以对抗德国未来的复兴为中心的。在美国参议院否决《凡尔赛和约》的同时，法国也失去了英美特殊的军事保证，只好设法寻求各种补救措施，例如，鼓励在东欧形成一个“反修正主义”的国家集团（即1921年所谓的小协约国）；与比利时（1920年）、波兰（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1924年）、罗马尼亚（1926年）和南斯拉夫（1927年）等国单独结盟；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和空军以威慑德国，并在德国不支付赔款时进行干预，就像1923年的鲁尔危机那样；努力说服历届英国政府对法国的边界提供新的军事保证，这一努力仅仅在1925年签订的多国《洛迦诺公约》中间接地取得了一些结果。这一时期还是一个财政外交的紧张时期。由于德国赔款和协约国的战争债务之间相互影响，不仅搅乱了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搅乱了美国和它的前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道威斯计划”（1924年）的财政妥协在很大程度上平息了这场动乱，同时也为第二年《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打下了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和作为修正了的财政解决方案的“杨格计划”（1929年）的出笼。确实，到20世纪20年代末，由于繁荣又回到了欧洲，国际联盟明显地被当作国际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新因素，相当多的国家（根据1928年的《巴黎公约》的规定）庄严地同意在解决未来的争端中不诉诸武力，外交舞台似乎已恢复了常态。像施特莱斯曼、白里安和张伯伦这样的政治家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充当着现代的梅特涅和俾斯麦，在欧洲这个或那个游览胜地聚会以解决世界的事务。

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表面现象，1919年以后的国际体系的基础结构毕竟不同于半个世纪以前影响外交的那些基础结构，而且前者要比后者脆弱得多。首先，4年半的“总体战”所造成的人口损失和经济破坏是巨大的。在实际战斗中死亡人数大约为800万，另外有700万人永远成了残疾人，还有1500万人“伤得或重或轻”，在这些伤亡者之中，绝大多数人都处在具有生产能力的一生当中的最佳年华。此外，由于那些所谓的“战争诱发的原因”——“战争所引起的和军事冲突所造成的疾病、饥荒和匮乏”，除俄国外，欧洲伤亡平民可能超过500万人；而俄国人的伤亡总数（要是把内战的惨重损失也加在一起的话）要比这大得多。战时“生育赤字”（由于那么多的男人被调往前线，因此人口不能以战前的正常比率更新）也是极高的。最后，虽然大的战役停止了，但在战后边界冲突中，如在东欧、亚美尼亚和波兰的边界冲突中，战斗和屠杀仍没有停止。这些受到战争削弱的地区哪一个也没有逃脱掉1918～1919年那场可怕的流行性感冒的传播，这一灾祸又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因此，在这段持久的时期里，受害人数（伤亡人数）总计高达6000万人，其中将近一半的损失发生在俄国，而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目前还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衡量这场人类浩劫给个人带来的极度痛苦和心理冲击，但是这场浩劫的参与者——从政治家到农民——都受到了深重影响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场战争的物质损失也是空前的，对于那些看到法国北部、波兰和塞尔维亚惨遭蹂躏的景象的人们来说，物质损失更加骇人听闻：无数幢房屋被摧毁，田野一片荒芜，公路、铁路和电报线路都被炸断，牲畜横遭屠杀，森林被彻底摧毁，由于遍布着大量未爆炸的炸弹和地雷，大片田园无法耕种。如果再加上船舶损失、用于动员的直接和间接费用以及各参战国所筹集的款项，这场战争的总消耗实际上高得叫人无法想象。事实上，大约有2600亿美元左右。据估算，这个数字“相当于从18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债务总和的6.5倍”。在持续几十年的增长以后，世界制造业产量突然下跌。1920年世界制造业产量仍不及1913年的7%，农业产量低于常年的1/3，出口额只及战前时期的一半左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在长达近8年的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1]，个别国家所受到的影响更为严重。可以预料，处于混乱中的俄国在1920年创下了工业产量的最低纪录，只占1913年产量的13%；而德国、法国、比利时和大半个东欧的工业产量至少要比战前低30%。

如果说一些国家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更为深重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其他国家所受到的影响就较轻，而且许多国家经过这场战争反而改善了它们的地位。因为事实是，现代战争和被现代战争所刺激起来的工业生产力也有积极作用。严格地从经济和技术角度来说，这些年取得了很多进步，具体表现在汽车和卡车生产、飞机制造业、炼油和化学制品、电力工业、染料工业和合金钢工业、冷藏法和罐头食品的制造以及其他许多工业部门。很自然，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远离前线的破坏，那么事实证明，它是很容易利用这些进步并从这些进步中获得商业利益的。这就是饱受消耗战之苦的欧洲对于工业品、原材料和粮食的需求，刺激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印度和南美部分国家经济发展的原因所在。和从前重商主义的冲突一样，一个国家的损失通常使另一个国家受益，如果后者能够避免战争消耗，或者至少能够防止发生大规模的交战的话（见表26）。

表26 世界制造业生产指数（1913～1925年）

*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瑞士、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西班牙。

关于世界制造业生产的这些数字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们记录了在其他地区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欧洲（特别是苏联）在这场战争中遭受损害的程度。毫无疑问，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工业化从欧洲向美洲、日本、印度和澳大拉西亚[2]扩展，使得这些地区在世界贸易额的比重日益增长，仅仅是19世纪末期以来就显露出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持续上升。因此，根据上文已提到的那种计算方法来计算，美国在1914年以前经济的增长量可能已经超过了欧洲1925年的总产量。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只是用仅仅6年的时间（即到1919年）加速了那一事变。另一方面，和1880～1913年的变化不同，全球经济力量对比中的这些特殊变化并不是发生在几十年的和平时期，也不是以市场力量的大小为转移的。相反，战争和封锁的作用就在于形成了它们自己独特的需求，因而大大改变了世界生产和贸易的自然模式。例如，在战争中期，为了弥补被潜艇所击沉的船只，造船能力（特别是美国的造船能力）得到了巨大的增强，但是1919～1920年以后，在全球航行的船只就出现了过剩现象。又如，在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钢产量下降了，而美国和英国的钢产量却迅速增加，但是当欧洲的钢的生产者恢复元气以后，这种过剩的生产力是极其可怕的。这一问题也影响到了一个更大的经济部门—农业。在战争期间，欧洲大陆的农业产量减少了，俄国的战前谷物出口贸易也消失了，然而，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农业产量却有了巨大的增加，它们的农民成了奥匈帝国皇太子之死当然的（如果不是预谋的）受益人。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欧洲农业得到恢复以后，整个世界的农业生产者则面临着对农作物需求量减少、价格日益下跌的困境。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对所有地区都产生了影响，但在东欧和中欧地区，这种影响尤为强烈，因为在那里，脆弱的“继承者国家”正在为解决新的国界、混乱的市场和交通而疲于奔命。凡尔赛创造的和平和按照（大致地按照）种族界线重新划定的欧洲版图本身，并没有为恢复经济稳定提供保证。

最后，战争的财政支出引起了空前复杂的经济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问题。很少有几个交战国（英国和美国例外）曾试图通过增加税收来偿付这场战争的部分费用；相反，大多数国家都几乎完全依赖于借款，并设想由战败国来偿还这些债务——像1871年法国所做的那样。没有黄金保险的公债在直线上升，国家财政部源源不断抛出的纸币使物价飞涨。由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和领土变更，1919年欧洲各国都不准备跟随美国恢复金本位。松散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这在中欧和东欧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各国孤注一掷地试图增加出口而执行国家通货贬值政策，只能产生更严重的财政不稳定性和政治上的敌对状态。这一问题又与协约国内部的贷款和战胜国（特别是法国）要求德国巨额赔款这些相互关联的难题交织在一起。所有的欧洲协约国都欠英国的债，也都少量地欠法国的债；然而这两个国家都大量地欠美国的债。由于布尔什维克拒绝偿还俄国的36亿美元巨额借款，由于美国要求收回贷款，由于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在得到德国的赔款之前拒绝还债，还由于德国人宣称他们不可能按要求支付那么多赔款，因而一连几年国际舞台一直陷入激烈争吵的状态。这就使西欧和怀有不满情绪的美国之间在政治上存在的鸿沟更加扩大了。

如果说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似乎使这些争吵得到平息这一点是正确的话，那么这场混乱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却是极为严重的，特别是在前一年[3]德国陷于极度通货膨胀期间更是如此。同样使人惊恐的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表面上的财政和商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存在的那种基础还要不稳定得多，尽管这一点在当时还不大为人知晓。虽然到这时金本位在大多数国家里得到了恢复，但是，以英国伦敦金融区为基础的、1914年以前的那种灵敏的（几乎是自我平衡的）国际贸易和金融流通机制已不复存在。事实上，伦敦为恢复这个角色曾做过不顾一切的努力，其中包括1925年把英镑的汇率固定在战前1英镑兑换4.86美元的水平上，这一行动使英国出口商遭受严重打击；英国还恢复了向海外大规模提供贷款的做法。然而事实是，在1914～1919年，当欧洲的国际债务日益增加而美国则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之时，世界财政中心已经自然而然地跨过了大西洋。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独特结构——较少依赖于对外贸易，很少与世界经济联为一体，倾向于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而不是自由贸易，缺少一个与英格兰银行相同职能的对应机构，在繁荣与萧条之间大幅度地波动和政治家们更直接地受到本国的院外集团的影响等——意味着国际财政和商业体系在围绕着一个易变的和有缺陷的中心点运转。现在不再有真正的“最后可以求助的贷方”，来为发展世界经济基础设施和稳定国际账目结算中的暂时脱节现象提供长期贷款。

这种结构上的不健全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掩盖起来了，那时巨额的美元以短期贷款的形式从美国流向欧洲各国政府和城市，所有人都愿意付出高额利息以利用这些资金——虽然并不总是明智的——来求得发展和弥补支付账款中的差额。短期贷款被用于长期计划，相当数目的投资（特别是在中欧和东欧）仍然被用于农业，因而日益增加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压力，支付这些债务利息的费用在令人惊恐地增加着，由于这些费用不能通过出口来偿付，所以只好用进一步的借款来维持，因此，到1928年夏天，这一体系已经崩溃了，那时美国的国内繁荣（和联邦储备局做出反应，提高了利率），导致了资本外流的大量缩减。

1929年10月的那场繁荣在“华尔街崩溃”中结束，加之美国贷款的进一步减少，造成了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缺少足够的贷款既减少了投资，也减少了消费，使工业化国家降低了需求，打击了粮食和原材料的生产者，而它们的反应就是拼命地增加供应，然后目睹价格体系几乎全部崩溃，这反过来又使它们不能购买工业制品。紧缩通货、出卖黄金和贬值货币、对商业和资本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及拖欠国际债务，都成了那个时代各种各样的权宜之计；而每一个权宜之计，又都使全球的贸易和信用体系遭到进一步的打击。典型的保护主义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为了帮助美国农民）在一个唯一拥有巨额贸易盈余的国家里被通过，使其他国家赚取美元变得愈加困难，这就遭到别国不可避免的报复，从而破坏了美国的商品出口。到1932年夏天，许多国家的工业产量只及1928年产量的一半，世界贸易减少了1/3。欧洲贸易额（1928年为580亿美元）到1935年下降到208亿美元，这一下降反过来又打击了海运、造船和保险等行业。

鉴于这场世界性危机及其引起的大规模失业现象极其严重，国际政治是无法逃脱这场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的。制造业、原材料和农产品等方面的激烈竞争，增加了国家间的怨恨，迫使许多政治家们意识到选民们的不满，从而力图叫外国人多掏腰包。一些比较极端的集团，特别是右翼集团，利用经济混乱之机攻击整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并要求实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如果需要的话）专断的“国家”政策。一些比较脆弱的民主国家，特别是魏玛德国，当然还有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在这些政治一经济压力下屈服了。统治日本的谨小慎微的保守主义者被民族主义者和军阀主义者挤掉了。西方民主国家如要平安地度过这些暴风雨，其政治家们就不得不集中力量加强对国内经济的管理，并抱着使四邻日益贫困这样一种态度。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主要的黄金剩余国都不愿意帮助债务国摆脱困境。确实，法国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它的财政力量来控制德国的行为（这只能加剧莱茵河彼岸的怨恨）和加强它自己的欧洲外交。与此相类似的是，关于德国赔款的“胡佛延期付款法”与减少战争赔款（最终是不还债）问题的提出，是密不可分的，前者大大地激怒了法国，而后者则使美国大受其苦。货币的竞相贬值和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上关于美元和英镑汇率的分歧，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一幅暗淡的图景。

那时候，整个世界秩序已经瓦解成各种相互竞争的小单位：以英国贸易模式为基础，并为1932年渥太华会议确定的“帝国特惠制”所加强的英镑区；以法国为首的金本位区；以日本为依靠的远东日元区；以美国为首的美元区（罗斯福以后也出售黄金）；以及远离这些动荡不安地区，并在“一国之内稳定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甚至在阿道夫·希特勒宣布要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千年帝国计划之前，德国的自给自足政策就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他要建立的千年帝国中，对外贸易变成特殊交易和“物品交换”协定。由于法国不断地反对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处理德国赔款问题上的权力，由于罗斯福宣称美国在同英国人打交道时总是失败，又由于张伯伦在他前不久的讲话中已经确信美国的政策都是“空话”，所以民主国家在混乱的1919年世界秩序中无心合作去处理领土诉讼所造成的压力。

旧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部门总是认为理解和处理经济问题是很困难的。而对那些乐于回顾19世纪密室外交的人们来说，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民众舆论对于国际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加也许更具有破坏性。从某些方面来说，这种情况无疑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欧洲的各政治集团就在不断地批评“旧式外交”的神秘性、秘密方法以及头面人物的先入之见，并要求用一种革新的体制取而代之。在这种新体制中，国家事务接受人民及其代表的监督。这些要求由于1914～1918年的冲突而变得更加强烈，其部分原因是，要求社会总动员的领导者们认识到，社会反过来也会要求对它做出的牺牲给予补偿，并在和平时期拥有发言权；另一部分原因是，被协约国宣传机构称之为为民主和民族自决权而战的这场战争，确实摧毁了中欧东部的专制帝国；还有部分原因是，甚至当克里孟梭和劳埃德·乔治正在叫嚣需要彻底的胜利之时，伍德罗·威尔逊这位有权势有感染力的人物仍不断施加压力，坚持要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世界秩序。

但是1919年以后，“民众舆论”存在的问题是，它在许多方面确实与格莱斯顿和威尔逊天真的幻想不相符。他们的幻想认为，民众是宽宏大度的，有教养的，公正的，富有国际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设想，并尊重法治。正如阿尔诺·迈耶所指出的，导致世界大战的“旧式外交”（这一点已得到普遍承认）在1917年以后不仅受到威尔逊改良主义的挑战，而且也受到布尔什维克对现存秩序更为有系统的批评的挑战，这种批评对于两大参战国阵营中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都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像劳埃德·乔治这样聪明的政治家们要设法把他们自己进步的对内对外政策加以装潢打扮，以抵消威尔逊的号召力，并制止劳工向往社会主义的倾向。但这种情况对于协约国阵营中那些更为保守的和民族主义的人物的影响却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为了国家的“安全”，必须坚定地反对威尔逊原则，而国家的“安全”只能通过边界的调整、殖民地的取得和赔款这些硬通货来衡量。同时对于更为令人惊恐的苏联威胁，则必须无情地予以摧毁，这种威胁既存在于布尔什维克的心脏地带，（尤其是）又存在于在西方崛起的仿效的苏维埃中。换句话说，调停争端的政治和外交受到历史背景、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其程度是1856年和1878年的国际会议所想象不到的。

不仅如此，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西方民主国家里，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普遍看法是死亡、破坏、恐怖、浪费和毫无意义。1919年“迦太基式的和平”到来后，战时政治家们对人民付出的牺牲要给予报偿的诺言没有兑现，数百万残废退伍军人和数百万战争寡妇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经济困难，信仰的丧失以及维多利亚式的社会关系和私人情感的崩溃等，所有这些都要归罪于1914年7月那些愚蠢的决定。民众中战斗精神和尚武精神的普遍减退，在许多方面是与认为国际联盟会使那种灾难不再重现的良好愿望结合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战斗精神的减退，并不是所有战争参加者人人都有的——尽管英美文学曾给人们造成了这种印象。对于那些曾横跨过欧洲大陆赴前线作战的成千上万的士兵来说（失业、通货膨胀和对于战后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厌倦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那场战争虽然冷酷无情，但也有某些积极的东西，例如军人的价值、战友情谊和暴力行动的刺激性等。对于战败国德国和匈牙利以及最令人不满的战胜国意大利等国的某些集团和法国的右翼派别来说，新法西斯运动的思想——即要求建立秩序、纪律和国家荣誉的思想，消灭犹太人、布尔什维克、颓废派知识分子和自满的自由中产阶级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的眼中（和在日本他们的同类人眼中），只有斗争、力量和英雄主义才是生活的永久特征，威尔逊国际主义的原则是虚假的和过时的。

这意味着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的国际关系，仍继续被意识形态和国际社会这两大因素困扰着，并牢固地分裂成若干政治集团，其中部分政治集团的划分与上述的经济区的划分是一致的。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特别是英语世界，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所吓退，正集中力量处理国内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问题，并大规模地削减它们的国防建设投资；然而，法国领导者由于害怕德国的复活而继续保持着一支庞大的陆军和空军。很明显，许多法国公众也痛恨战争并渴望社会重建。在另一方面，苏联虽然在许多方面孤立于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之外，但是对于西方的崇拜者来说仍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新文明”，尽管这种“新文明”是令人怀疑的。只有苏联避免了大萧条，尽管它也受到普遍的憎恨。最后，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已有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成了法西斯的“修正主义”国家，它们不仅恶毒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也谴责1919年重建起来的自由资本主义现状。所有这一切，使得民主国家的政治家们履行外交政策极端困难，他们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或是布尔什维克的意图都掌握不住，因而只有渴望回到那种已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常规”状态。

如与上述这些问题相比，1919年以后在热带地区开始发生的一些问题，对于以欧洲为中心的这个世界的威胁性要小一些，但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里，人们也能发现1914年以前发生的一些事件，如埃及的阿拉比·帕夏起义，1908年以后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暴动，印度的提拉克企图使国大党更为激进的运动，以及中国孙中山反对西方统治的行动。由于同样原因，历史学家们注意到像日本在1905年打败俄国和同一年俄国发生的流产革命这样的事件，对于亚洲和中东其他地区典型的民族主义势力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并使其从中受到了鼓舞。具有讽刺意味然而又是可以预见的是，殖民主义越是渗透进不发达社会，把它们拉进全球商业和金融网络并使它们接触西方思想，就越容易激起本地人的反抗，来反对对他们传统的生活和贸易方式进行限制。不论这种反抗是以部落暴乱的形式出现，还是以受过西方教育的律师和知识分子寻求创立民众党派和发起民族自决运动这种更有意义的形式出现，其结果都是对欧洲殖民统治的一种日益增强的挑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各方面都加速了这些倾向的发展。首先，对于热带地区原材料经济剥削的加剧，和使殖民地为宗主国的战争努力做出人力和税收的贡献的企图，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殖民地人民提出“补偿”的问题，就像欧洲的工人阶级正在做的那样。其次，西非、西南非和东非、近东以及太平洋地区的反对殖民地运动，从总体上对殖民帝国的生存能力和永久性提出了疑问。这种倾向由于协约国关于“民族自决”和“民主”的宣传以及德国对于马格里布、爱尔兰、埃及和印度进行的反宣传活动而发展得更快。到1919年，正当欧洲列强建立它们的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权时——如A·J·P·泰勒所描述的，这是用精心制作的遮羞布来掩藏它们的帝国主义利益——泛非大会在巴黎召开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华夫脱党在埃及建立起来，中国的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作为现代土耳其的创立者正在崛起，突尼斯宪政党正在重新制定它的策略，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联盟成员已发展到250万人，而甘地则正在推动各种力量反对英国人统治印度。

更加重要的是，这次“反叛西方”的运动发现，那种大国之间不论有着怎样的分歧仍能团结起来进行讨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那时在这些大国和世界上不发达民族之间有着一道巨大的鸿沟。这一点与在柏林召开西非会议时的情况也大不相同。那种团结已经由于日本加入大国俱乐部而变得多余。早在1919年，日本的一些思想家就开始明确阐述“东亚共荣圈”的见解。而且这种团结被列宁和威尔逊提出的“新外交”的两种说法所摧毁，不管这两位得到群众狂热拥护的领袖之间在政治上有着怎样的差异，他们都不喜欢旧的欧洲殖民秩序并想要用别的东西取而代之。由于种种原因，在国际联盟委任统治权存在的情况下，他们俩都不能阻止那种旧殖民秩序的进一步扩展；但是他们的雄辩言辞和影响已在帝国的统治区内广泛传播，并与本地民族主义者的动员相互影响。这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那里，条约特权、商业渗透和偶尔的炮舰行动这一类旧式欧洲秩序，在与苏联、美国和日本提供的可以选择的“秩序”的竞争中开始退却，并在复活的中华民族主义面前畏缩不前。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殖民主义就要走向崩溃。1919年，英国在阿姆利则的强烈反应，20世纪20年代后期荷兰监禁苏加诺和其他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领导人解散工会的行为，以及法国对由于水稻和橡胶的迅猛发展而导致的东京（越南）骚动所采取的强硬立场，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欧洲军队和武器的残余力量仍很强大。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帝国对于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的入侵也同样可以这样讲。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震荡才能够真正地使这些帝国放松控制。然而，殖民地的这种骚动对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关系还是有些重要性的。首先，它分散了某些大国的一些注意力（和资源），使它们不能全力关注欧洲的均势。英国就是很明显的例子，英国领导人更加担心的是巴勒斯坦、印度和新加坡，而不是苏台德或但泽（今格但斯克），这些优先考虑反映在他们1919年以后的“帝国”防御政策中；而对非洲的干预也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分散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其次，在某些情况下，欧洲以外的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再度出现正在分解着1914～1918年的联盟结构。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使美国人对英法的政策更加不信任，而且20世纪30年代像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和日本侵略中国这样的事件，也使罗马和东京同伦敦和巴黎分道扬镳，从而为德国修正主义者提供了可能的伙伴。在这里，根据“旧式外交”的惯例，国际事务又一次变得更加难以处理了。

战后不稳定的最后一个主要原因是存在着这样一个棘手的事实，即“德国问题”不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变得更加难以处理和更加紧张了。1918年10月，当德军仍控制着从比利时到乌克兰的大半个欧洲的时候，德国却迅速地崩溃了。这对民族主义者和右翼势力是一次巨大的打击，他们为了可耻的投降而一直在谴责“内部叛徒”。当巴黎和约条款带来了更多的耻辱时，大多数德国人都纷纷对这一“奴役性条约”和同意这些条款的魏玛民主政治家们进行谴责。赔款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1923年的极其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使德国人的不满达到了极点。在德国，像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徒这样的极端分子还是少数，他们在2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以一种疯狂的、蛊惑人心的、偏激的运动形式出现在社会上。而绝大多数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赔款、波兰走廊、对武装部队的限制以及把讲德语的地区从祖国划分出去等做法，是不会被永远忍受下去的。问题只是这些限制多久才能被废除，以及为了改变现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宁愿用武力而不用外交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可以说1933年希特勒上台仅仅是加速了德国走向修正主义的进度。

安排德国在欧洲的“恰当”地位的问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权力分配奇特的不平衡交织在一起。尽管德国存在着领土丧失、军事上受限制和经济上不稳定等因素，但是，1919年以后的德国，从潜力上来说，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大国。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将会对它的强势和弱点进行更详尽的分析，而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德国仍然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它的钢铁生产能力大约是法国的3倍。德国的化工厂和电气工厂以及大学和技术学院都同国内交通网络一样，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在1919年那个时刻，德国是被打垮了。直接的问题是德国的软弱。但是经过几年的‘正常’生活以后，它将再一次提出德国的强大问题。”此外，正如泰勒所指出的，有助于限制德国扩张主义的旧的欧洲均势已不复存在。“俄国退却了，奥匈帝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国家在人力上处于劣势，在经济资源上更处于劣势，并且都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是美国，然后是英国，对于在欧洲进行干预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厌恶感，并且越来越不赞成法国控制德国的努力。然而确切地说，正是法国的这种不安全感促使巴黎想尽一切办法来防止德国力量的复活；这些办法包括：坚持全部偿还赔款，维持它自己的规模庞大而又代价高昂的武装部队，力图使国际联盟变成一个专门维持现状的组织，反对允许德国按照法国的水平“武装起来”的一切建议。可以预料，所有这些都进一步激起了德国的不满情绪并有助于右翼极端分子进行煽动。

在法国一整套外交和政治武器中的另一个策略就是，它与东欧“继承人国家”的联系。从表面上看，支持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那个地区1919～1921年各项和约的受益者，既是一种花言巧语的战略，同时又是一种有希望的战略：这样做就可以在各个侧翼抑制德国扩张主义。实际上，这个计划充满了困难，因为这个地区在以前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下，在地理上是各种民族散居的区域，而且1919年时各民族间不可能团结一致地来解决领土问题，因此，在每一个国家的边界之外都居住有大群的少数民族，这不仅是产生国内弱点的根源，也是产生外国人不满的根源。换句话说，在希望对巴黎和约进行修正方面，德国并不是孤立的。即使法国迫切要求维持现状，但无论英国或美国，都不认为自己对这一地区仓促安排的、不规则的边界负有多大义务。正如伦敦在1925年所澄清的，在东欧并不存在洛迦诺式的保证。

由于这些新建国家建立了海关和关税壁垒，从而增加了地区竞争并阻碍了全面发展，因而东欧和中欧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在欧洲，战前独立的货币共有14种，现在却增加到27种；新增加的边境线有1.25万英里；许多边界都使工厂同原材料、钢铁厂同煤田以及农场同市场分离开了。更有甚者，尽管在1919年以后英国和法国的银行家和企业进入了这些继承人国家，但是一旦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恢复自己的经济稳定，那么，德国才是这些国家的更加“天然”的贸易伙伴。德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更靠近这些国家，有公路和铁路与东欧市场密切联系，而且它还能够很容易地吸收这一地区的剩余农产品，用这些国家所急需的机械和（后来）军事装备同匈牙利的小麦和罗马尼亚的石油进行交换，而农产品剩余的法国和实行帝国特惠制的英国却做不到这一点。另外，这些国家也和德国一样，都存在着通货问题，于是它们发现进行“换货”贸易更简便易行。因此，从经济角度来看，中欧可以再次稳固地成为德国控制区。

1919年巴黎会议的许多参加者已经意识到了上述问题中的某些问题（显然不是全部）。但是，他们像劳埃德·乔治一样，认为可以指望新建的国际联盟“去医治、修补和纠正……（它）将会作为一个上诉法庭去对残暴的、不道德的和不公正的行为进行重新调节”。国家间任何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争端，现在都可以由通情达理的人们在日内瓦聚在一张桌子周围加以解决。上述设想在1919年来说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它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遭到失败。美国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苏联被作为国际社会的弃儿来对待，并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战败国的遭遇也是如此，至少在开始几年是这样。当20世纪30年代修正主义国家开始侵略行动时，它们很快就退出了国际联盟。

另外，由于英国和法国早期对于国际联盟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一个警察，还是一个调停者——有分歧，这就使得这一组织缺乏强制执行的权力，也没有真正的集体安全机制。因此，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的实际贡献不是遏制侵略者，而是使民主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在西方，厌战舆论极为盛行，但是这一舆论的发源地这时却允许许多这样的论调存在，即国防力量的存在已无必要，因为国际联盟将会以某种方式防止未来的战争。因此，国际联盟的存在使得内阁和外交大臣们在“旧式”外交和“新式”外交之间摇来摆去，结果通常是哪一种外交的好处也没得到，九一八事变和阿比西尼亚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考虑到上述的所有困难和欧洲在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仅仅20年就又卷入了另一次大战，人们对历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作是“20年的休战”，并把它描述为一个令人沮丧的和破裂的时期，就丝毫不会感到奇怪了。因为这一时期充满着危机、欺诈、暴行和耻辱。但是，由于一些标有“一个破裂的世界”、“失去的和平”和“二十年的危机”这类题目的书籍描述的是整个这20年的历史，所以就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即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之间的重大差异可能被忽视了。这里有必要重复一下本书前面所作的一个评论，即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洛迦诺公约》和《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的签订、法德之间许多分歧的解决、国际联盟的多次会议以及繁荣的全面恢复似乎表明，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说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过去了。然而，仅仅只过了一两年，毁灭性的金融和工业崩溃就动摇了那种和谐的环境，并开始与日本和德国（及后来的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对现存秩序提出的挑战相互影响。弹指之间，战争的乌云又重新布满了天空。当民主国家在心理上和军事上都缺乏应付战争的准备时，在它们处于1919年和解以来最不协调的状态之时，整个国际体系又从根本上受到了威胁。因此，在那个不幸的20世纪30年代里，不论哪一个特定的“绥靖主义者”的行为是多么错误和愚蠢，我们也应该记住，在那个10年里政治家们必须处理的问题是空前复杂的。

在观察国际危机怎样转移成战争之前，对每一大国的强势和弱点再一次进行考查仍是十分重要的。所有这些大国不仅受到1914～1918年战争冲突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两次大战期间经济和军事发展的影响。关于后一方面，前面的表12到表18指明了各大国的生产力量对比的变化情况，这些表内的数字将会被多次引用。在这方面应该就重新武装的经济学写两段序言。首先涉及的是不同的增长率，它在20世纪30年代比从前，比如说，比1914年以前的10年，有更明显的增长。世界经济分裂成各个集团和各自采用不同的方式（四年计划、“新政”和古典的紧缩通货预算）来执行的国家经济政策，意味着产量和财富在一个国家里增加的同时，在另一个国家里却可能戏剧性地衰退。其次，军事技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发展使得武装部队更加依赖于其国家的生产力。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工业基础，尤其更为重要的是，没有一支大规模的、先进的国家可以动员起来以便与新武器发展保持同步的科技队伍，要在另一场大战中取得胜利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未来掌握在大部队手中（斯大林语）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它们反过来也日益依赖于现代技术和大生产。

战争策源地

20世纪30年代的意大利足以说明一个大国经济上的脆弱性，而不论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是多么积极主动和野心勃勃。乍看起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把国家从外交世界中的偏僻之地带到了世人瞩目的中心。同英国一起，意大利是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外部保证者之一；同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起，意大利也是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签字国。通过进攻科孚（1923年）、大力“平定”利比亚和大举（出动5万意大利军队）干涉西班牙内战，意大利保证了它称霸地中海的要求。1935年到1937年间，墨索里尼敢于蔑视国际联盟的制裁和西方的敌视态度，对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进行了血腥的征服，从而雪洗了阿杜瓦惨败之辱。而在早些时候，墨索里尼却主张维持现状：1934年他出师布伦纳山口，以遏制希特勒接管奥地利；1935年，在斯特雷扎他又欣然同意签署反德协议。在20世纪20年代，墨索里尼滔滔不绝地抨击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使他赢得了许多外国人（包括丘吉尔在内）的钦佩，而在下一个10年（即30年代）他又成了各方讨好的对象。以致到了1939年1月，张伯伦的罗马之行还力图阻止意大利完全滑入德国阵营。

但是外交上的声望并不是衡量意大利重新崛起的唯一尺度。由于废除了闹派性的政党政治，在经济方面用“社团主义”计划取代了劳资争端以及关于政府行动所作的承诺，这个法西斯国家似乎为失望的战后欧洲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这一模式对于那些惧怕布尔什维克所提供的另一种“模式”的人来说，是具有吸引力的。由于协约国的投资，1915～1918年，意大利的工业化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至少在与武器生产有关的重工业领域里如此。在墨索里尼统治下，这个国家致力于一项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计划：排除庞廷沼泽的积水，大力发展水力发电，改善铁路系统。同时电气工业、人造丝及其他人造纤维也有发展。汽车产量增加了，航空工业也似乎进入了世界上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国家之列，它的飞机在速度和高度上创造了一系列新纪录。

军事力量似乎也是意大利崛起的很好标志。虽然20世纪20年代它在武装部队上的花费并不多，但是墨索里尼对于实力和征服的迷信，以及扩张意大利领土的日益强烈的愿望，使他在30年代大幅度地增加国防开支。确实，在30年代中期，国民收入的10%以上和政府收入的1/3都被用于发展武装部队，按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说，比英国或法国的开支还要多，而比美国的总支出更多得多。时髦的新型战舰正在建造，为的是与法国海军和英国的地中海舰队相抗衡，并使地中海确实成为墨索里尼所宣称的“我们的海”。当意大利参战时，它拥有113艘潜水艇，“这或许是除了苏联以外世界上最庞大的潜水艇部队”。1940年以前，它甚至把更多的钱分配给空军，即皇家空军。这也许是为了与早期法西斯主义强调现代性、科学、速度和刺激性的论调保持一致。无论是在阿比西尼亚还是在西班牙（特别是在后者），意大利人都动用了空军，并使自己以及许多外国观察者确信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空军。海军和空军的加强使意大利用于陆军的基金所剩无几，但是在30年代后期，陆军的30个师经过了实质上的改编，新式的坦克和火炮列入了计划。此外，墨索里尼认为，由于大量的法西斯行动队和训练有素的小分队的存在，因而在下一次总体战中，这个国家很可能拥有曾经要求的“800万士兵”。所有这些都是第二罗马帝国诞生的吉兆。

然而，这些不过都是梦想，从强权政治的角度来看，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软弱得惊人。关键问题在于，“从经济上说，甚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意大利仍只能算是一个半发达的国家”。按人均收入，意大利1920年的水平或许只相当于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初期及法国在19世纪中期所达到的水平。意大利国民收入数据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北部的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20%，而南部的人均收入则低于平均水平30%。这一差距，要是说有什么变动，那就是还在不断地拉大。由于人口源源不断地外流，因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1%左右。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2%，而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1%。这虽不能说是一种灾难，但也很难说是一种经济奇迹。从根本上说，意大利的软弱就在于它一直依赖于小规模的农业。1920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为40%，并吸收了劳动人口总数的50%。甚至直到1938年，意大利一个家庭的过半支出仍用于购买食物，这是经济落后的又一标志。由于过分强调农村生活的优点，法西斯主义不是减少农业的比重，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尽力支持农业，其中包括保护关税、大面积地开垦土地和完全控制小麦市场。在法西斯政权的各种考虑中，重要的是尽量减少对外国粮食生产者的依赖，防止农民进一步流入城镇，因为这会导致失业总人数的上升和社会问题的增多。其结果造成了农村极为严重的失业，并产生与此相应的所有特征：低生产率、文盲和地区间的严重不平衡。

既然意大利经济相对落后，国家又宁愿把钱花在军备和维护乡村农业上，那么剩下来用于企业投资的金额就很少，这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减少了国内资本的积累，那么经济萧条和转向保护主义对于国内资本的积累则是进一步的打击。可以肯定，因有政府的飞机或卡车订货而生意兴隆的公司可以大获盈利，但是总的说来，意大利经济发展不大可能从自给自足的努力中获益。关税仅仅为无效率的生产者提供了保护，而以前曾给意大利工业化以极大推动的国外投资，在这种全面的新重商主义时代却减少了。到1938年，意大利仍然只拥有世界制造业产量的2.8%，钢、生铁、铁矿石和煤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1%、1.0%、0.7%和0.1%，它的现代资源的能源消耗率比任何其他大国都低得多。最后，鉴于墨索里尼明显地热衷于同法国打仗，有时还想与英法两国同时作战，指出下面这一点是有意义的：意大利仍然不得不依赖于肥料、煤、石油、废钢铁、橡胶、铜和其他必需原料的进口——其中80%要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和苏伊士运河，而且不少是由英国船只运载的。意大利政权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即没有制订应付进口物资一旦停止的应急计划。这类战略原料的储存也是谈不上的，因为到30年代后期，意大利甚至没有外汇去支付眼前的需求。这种经常性的通货短缺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意大利人无力购买德国机床。这对于生产1935年以后研制出来的更新式的飞机、坦克、大炮和舰艇是至关重要的。

尽管墨索里尼政权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于武装部队的建设，但它们的实际表现和状况却很糟糕，而且每况愈下，这一点也可以从经济落后中找到解释。海军或许可以算作是意大利3个军种中装备最精良的，但是也可能过于软弱而无力把英国皇家海军逐出地中海。意大利海军没有航空母舰（因为墨索里尼禁止建造），因此它被迫转而依赖意大利皇家空军。军种之间缺乏协调，这可以说是一种极为不当的安排。它的巡洋舰只适宜于好天气，而事实证明它的大批潜水艇是一种对过时装备的巨额投资：“艇上缺少攻击计算仪器；在遭到深水炸弹攻击时一旦管道破裂，空调系统会放出有毒气体；下潜速度相当缓慢，这在敌机飞临时是很令人头疼的。”类似的落后现象在意大利空军中也可以看到。意大利空军在对阿比西尼亚部落的轰炸（虽然并不总是击中目标）中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它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表现也给许多观察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到30年代后期，更新式的英国和德国的单翼机完全使菲亚特CR42型双翼机黯然失色，甚至轰炸机部队也苦于只拥有轻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些飞机的发动机马力很小，炸弹也非常不灵。然而，意大利上述的这两个军种在国防预算中所享有的份额还是日益增加。相比之下，陆军在国防预算中的份额却从1935～1936年度的58.2%，下降到1938～1939年度的44.5%，而这个时期正是陆军迫切需要新式坦克、大炮、卡车和通信系统的时候。当意大利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陆军的“主战坦克”是重量为3.5吨的菲亚特L-3型坦克，没有无线电设备，视野狭窄，只配备有两挺机枪；而这时最新式的德国和法国坦克设计重量都接近20吨，并装有威力大得多的火器。

鉴于法西斯统治下困扰意大利经济的几乎不可救药的软弱性，那种认为它能在同另一个相当的大国的战争中取胜的看法未免太轻率了。下面这一事实使意大利的前景更加暗淡，即它的武装部队是早期重新武装的牺牲品，因而很快就过时了。由于这在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普遍问题，也几乎在同等程度上影响了法国和俄国，因此，我们在回头具体分析意大利的软弱性之前，稍微详细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

至关重要的因素是，这一时期的科学和技术广泛用于军事发展，它改变着所有兵种的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就正在从便于操纵（但武器装备单薄）的双翼机，迅速转变为“装备多挺重机枪和火炮、座舱防弹钢板和自封式燃料箱”的铝合金单翼机，前者飞行时速约为200英里，后者飞行时速可达400英里，并需要更大功率的引擎。轰炸机也在发生变化——在那些有能力实现这一变化的国家里——从双引擎的短程中型轰炸机向代价高昂、四引擎、载弹量很大、活动半径达2000英里的轰炸机转变。《华盛顿条约》以后的战列舰（如乔治五世号、俾斯麦号和北卡罗来纳号等）比它们的前代航速加快了，防护能力增强了，并装备强大得多的防空火力系统。新式航空母舰是庞然大物，设计也很完善，比20世纪20年代最新式的水上飞机母舰和改装过的战列巡洋舰都有更大的攻击力。坦克设计师正在赶制更重型的、武器装备更好、防护钢板更强的坦克样品，这种坦克需装载比1935年以前的轻型实验原型所拥有的马力大得多的发动机。此外，所有这些武器系统正受到电力通信的变革、导航设备和潜探测设备的改善的影响，也受到早期雷达和改进了的无线电装备的影响。所有这些技术改进，不仅使新式武器变得更加昂贵，而且也使新式武器的采购程序复杂化了。试问，人们有足够的新式机床、计量仪器和焊接平台去适应这些改进型装备的生产吗？武器工厂和电力供应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吗？他们有足够的备用工厂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吗？人们有胆量停止生产经过考验的但可能是过时的旧式型号，而去等待新型号经过试验然后再投入生产吗？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不顾一切重新武装的努力，怎样与国家经济状况、海内外资源的获得以及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保持一致？毫无疑问，这一切并不是新出现的难题，但是这一切给30年代的决策者们的压力，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沉重得多。

正是在这种技术—经济背景（和外交背景）中，才能够最透彻地理解30年代大国重新武装的不同模式。在这10年中，各国国防开支实际年度总数的统计方式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表27还是可以看作此时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合理指南。

表27 大国国防开支（1930～1938年）

（以当时百万美元为单位）

（续）

通过这种对比，意大利的问题就更清楚了。尽管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意大利需要把相当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武装部队（其比重可能超过除苏联以外的任何国家），但是从绝对数字来说，30年代前半期意大利在军备方面并不是一个高消费者。但是，旷日持久的阿比西尼亚战争，加上其间对西班牙的干涉，导致国防开支在1935～1937年大幅度增加。因此，在那几年里，意大利的部分国防开支是用于当时的军事行动，而不是用于三军或军事工业的发展。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的冒险严重地削弱了意大利，这不仅仅是因为战场上的损失，而且还因为战斗持续得越久，意大利就越需要进口必不可少的战略原料，而这是需要付钱的，从而导致1939年意大利银行储备减少到几乎等于零。由于无力购买使空军和陆军现代化所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早在1940年之前的两三年，这个国家或许已经变得更弱了，陆军自身的整编也无济于事，因为它把每一个师从3个团减少为两个团，用这个办法把师的数目又增加一倍，其结果是许多军官得到了晋升，但部队的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空军依靠生产力还不及1915～1918年的工业来支撑（假定这个词是恰当的），它号称拥有8500多架飞机，进一步的核实将这一数字减少到总共只有454架轰炸机和129架战斗机，其中没有多少在他国空军中堪称第一流的飞机。没有合适的坦克、高射炮、快速战斗机；像样的炸弹、航空母舰、雷达、外汇以及充足的后勤保障，墨索里尼就这样在1940年把它的国家投入了另一场大国战争，其根据就是这场战争已经打赢了这一设想。事实上，只有奇迹，或者说是德国人，才使意大利避免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

诚然，以上的分析强调的是武器和数字，没有考虑领导能力、人员素质和国民对于战争的态度等因素，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这些因素不但远没有补偿意大利的物质缺陷，反而增加了它的相对软弱。尽管进行了肤浅的法西斯主义灌输，但在1900～1930年，意大利社会和政治文化中没有任何变化能使陆军对于有才能的、雄心勃勃的男性变得更有吸引力。恰恰相反，它集体性的低能、主动性的缺乏和对于个人前途的关心，使它显得丢人——这一切使德国武官和其他军事观察家感到惊愕。陆军并不是墨索里尼的已驯服的工具，它能够并且也确实是经常违反他的意愿，为完不成任务找出各种理由。它的命运就是，通常不经事先商量就被投入冲突，在那里总有些任务必须完成。在谨小慎微、未经充分培训的高级军官的指挥下，加之缺乏有经验的士官作为骨干，这支陆军一旦卷入大国战争，其境况是无望的。意大利海军（除了有魄力的袖珍潜艇之外）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虽说皇家空军的军官团和飞行员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也无法施展才能，因为他们仍然驾驶着过时的飞机，这种飞机的发动机易受沙漠地区沙粒的损伤，炸弹不灵，而火力更是可怜。至于缺乏一个参谋长委员会来协调各军种的计划或者讨论（更不用说安排）防务上的轻重缓急，这一点就更无须赘述了。

最后一点就是墨索里尼本人，他在战略上是头号的不利因素。有人论证说，墨索里尼并不是像希特勒那样无所不能的领袖，可他却使自己显得像那样的领袖。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埃尔三世努力维护他的君主特权，并成功地使官僚和军官团中的许多人对他保持忠诚。对于许多意大利人来说，罗马教廷也是一个独立的、颇有竞争力的权力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大工业家和不驯顺的农民都对墨索里尼政权缺乏热情。而民族法西斯党本身，至少是它那些地区首领们，似乎更关心工作的分配，而不是追求民族的光荣。但是考虑到“领袖”的自我欺骗嗜好，喜欢言过其实和大吵大嚷，出于天性的撒谎，缺乏有效的行动和思考的能力，以及政府的无能等因素，即使墨索里尼的统治是绝对的，意大利的地位也不会更好一些。

1939～1940年，西方盟国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的利弊得失：让意大利参加德国一边作战，而不要让它保持中立。总的看来，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宁愿让意大利置身于战争之外，以便维持地中海和近东的和平，但是也存在着强有力的反对论调，它事后看来似乎是正确的。在人类冲突的历史上，论证出另一个敌人的参战给敌方造成的损害甚于己方，这种情况还是极为罕见的，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至少在这方面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对现状提出的挑战也是一个极为个别的类型，但是却需要公认的大国非常认真地去对待。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世界强烈地带有种族和文化偏见的色彩。在西方，许多人往往把日本人作为“小黄种人”而不予以重视。只有在对珍珠港、马来亚和菲律宾的毁灭性进攻期间，人们才看清，那种把日本人看成是一个缺乏远见、发育不全和不懂机械的民族的陈腐观点完全是一派胡言。为了既能适应白天作战又能适应夜间作战，日本海军训练刻苦，并且收效甚丰；它的驻外武官源源不断地向东京的计划人员和舰船设计师提供情报。陆军航空队和海军航空兵也都训练有素，并储备了大批有能力的飞行员和具有献身精神的空勤人员。至于陆军本身，站在这支富于武士道精神的部队前面的，是意志坚强和极度爱国的军官团。无论是进攻作战还是防御作战，它们都是令人生畏的部队。那种导致行刺被指控为软弱的大臣的狂热情绪，很容易转变成战场上的效率。当其他军队仅仅是谈论战斗到最后一人时，日本士兵不仅是从字面上理解这句话，而且身体力行。

这一时期的日本人如与非洲祖鲁武士相比，其区别在于前者不仅极为勇敢，而且还拥有军事—技术优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1914年以前的工业化进程，部分是因为协约国的军需品订货和对于日本船舶的迫切需求，部分是因为日本的出口商可以打进亚洲市场，而西方已不再能为亚洲市场提供商品了。在战争期间，日本进出口增加了两倍，钢和水泥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化学工业和电气工业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和美国一样，战争期间日本也还清了外债，并转而成为债权国。日本也变成了一个主要造船国，1919年下水吨位为65万吨，而1914年还只有8.5万吨。正如国际联盟的《世界经济概览》所表明的，战争对日本制造业产生的刺激比对美国的还大，而在1919～1938年生产的持续发展，意味着在总体发展速度方面日本仅次于苏联而居于第二位（参见表28）。

表28 制造业生产的年度指数（1913～1938年）

（以1913年～100为比较）

（续）

事实上，到1938年，日本在经济上不仅变得比意大利强大，而且在所有制造业和工业生产指数方面也都超过了法国（见表14～表18）。如果日本军事领导人在1937年不发动对中国的战争，如果他们在1941年不发动更具灾难性的太平洋战争，那么，人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日本也许提前许多年就实现了它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实现的超过英国产量这一目标。

这并不是说日本轻而易举地克服了它所有的经济困难，而只是说它引人注目地日益强大起来。由于其原始的银行体系，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现要适应一个债权国的地位也并非易事，而对于货币供应量的处理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更不用说1919年的“米骚动”了。当欧洲恢复了和平时期的纺织品、商船和其他商品的生产时，日本重又感到了竞争的压力；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业产品成本从总体上说仍然比西方高。另外，日本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小规模农业经营上，这些农民不仅受到因从中国台湾和朝鲜进口的谷物日益增加的损害，而且也受到极其重要的丝织品出口贸易崩溃的损害，因为1930年以后美国对这方面的需求消失了。对于忧心忡忡的或是野心勃勃的日本政治家来说，寻求通过帝国主义扩张以减轻这些苦难一直具有诱惑力，例如，对中国东北的征服不仅意味着军事上的得手，而且也意味着经济上的获益。另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的工业和商业部分通过重新武装，部分通过对被控制的东亚市场进行剥削而得到恢复以后，它对于进口原料的依赖也加深了（至少在这方面，日本与意大利有相似之处）。随着钢铁工业的发展，日本对中国和马来亚生铁和矿石的需求量也增加了。煤和铜的国内供应也不能满足工业的需要，但是与全国几乎完全依赖于各种石油燃料的进口相比，这些问题还不算是至关紧要的。日本对于“经济安全”的要求（在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统治者的眼中，这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利益）驱使它永远向前，但是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尽管有这些经济问题，而且在某些方面无疑正是由于这些经济问题的存在，使20世纪30年代早期高桥是清领导下的大藏省想不顾一切地借债，以便给军队分配更多的资金，导致军费在政府支出中的份额由1931～1932年度的31%，增加到1936～1937年度的47%。最后当高桥是清对经济后果感到惊恐并力图限制军费的进一步增加时，军国主义者立刻刺杀了他，而军费支出则螺旋式上升。第二年，武装部队支出在政府开支中的比重高达70%，就绝对数来说，日本的军费开支超过了所有比它远为富裕的民主国家。这样，到30年代末，日本军队的处境相比意大利军队要好得多，相比法英两国军队，也可能好得多。根据《华盛顿条约》，日本帝国海军规模在法律上被限制在英国或美国海军的一半稍多一点儿，但事实上它比两国海军要强大得多。在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这一段时间里，当英美两个主要的海军国家节约它们的海军开支时，日本的海军建设就达到了条约限制的规模，进而不声不响地远远突破了那些限制。例如，它的重巡洋舰的排水量接近1.4万吨，比条约规定的多0.8万吨。日本的所有主要战列舰的航速都很快．而且配有威力强大的武器。它的旧式战列舰实现了现代化。到30年代后期，日本正在建造“大和”级巨型战列舰，其吨位之大为世界之最。在所有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尽管日本的战列舰将领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而有效的海军航空力量，它拥有3000架飞机和3500名飞行员，主要集中于海军的10艘航空母舰上，但也包括陆地上效率极高的轰炸机和鱼雷机中队。日本的鱼雷在威力和质量上都是无敌的。最后，这个国家还拥有居世界第三位的庞大商船队，但海军本身却令人难以理解地忽视了反潜战。

由于实行征兵制，日本陆军随时可以获得人力补充，并能使新兵完全遵循绝对服从和群体竭尽全力的传统。它原先保持着早些年所规定的陆军规模，后来执行扩军计划，从1937年的24个师、54个飞行中队，扩大到1941年的51个现役师、133个飞行中队。另外，还有10个兵站师（用于培训）及大批的独立旅和卫戍部队，大约相当于30个师。因此，到战争前夕，日本陆军已超过100万人，并得到将近200万训练有素的预备队的支持。坦克部队不够强大，因为东亚许多地区的地形和木桥不适于使用坦克，但是它装备着优良的机动火炮，经受过丛林作业、强渡江河和两栖登陆的良好训练。陆军有2000架可供作战的飞机（和海军的一样），包括令人生畏的零式战斗机，在速度和机动性能方面，它可以同当时欧洲生产的任何飞机相媲美。

因此，日本的军事效力是非常高的，但是并非没有弱点。由于各派之间的倾轧而不团结，文武不和以及动辄就实行暗杀，使得30年代日本政府的决策缺乏稳定性，有时没有章法。此外，陆军和海军之间也缺乏适当的协调。当然这绝不是日本特有的现象，但是由于日本陆海军心目中各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敌人和作战区域，因而这个问题对于日本就变得更加危险了。当海军预期在未来的战争中与英国或是美国交战时，陆军的眼睛却死盯着亚洲大陆和苏联对日本利益构成的威胁。由于陆军在日本政治中更有势力，而且还控制着帝国最高统帅部，因此一般来说它的观点是占上风的。在1937年日本蓄意制造卢沟桥事变以后，陆军坚持要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这一决定并没有遭到海军和外务省的有效反对，虽然两者对这一决定的支持显得勉强。尽管日本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在中国沿海采取了登陆行动，但日本陆军仍发现它不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政府虽然丧失了大批军队，但仍在坚持斗争，并且在日本突击纵队和飞机的追击下，向更纵深的内地转移。对于日本帝国最高统帅部来说，问题不是这次战争所遭受的损失（陆军伤亡大概只有7万人），而是这种没完没了、旷日持久战争的巨额开支。到1937年底，在中国的日本军队已超过70万人，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威尔莫特说到1938年有150万，这一数字似乎是太高了），但仍无法迫使中国人投降。“支那事变”——东京是这样称呼这场战争的——每天的费用是500万美元，从而导致军费更大幅度增长。1938年日本实行了配给制，连同一整套其他政令，实际上把日本推上了“总体战”动员的道路。随着日本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借款来支付巨额军费，国债以惊人的速度螺旋上升。

使这一战略变得更加难以维持的是日本外汇和原料贮存的日益减少，以及它对于持非难态度的美国、英国和荷兰进口的依赖性日益增长。当它的空军在中国战场上中耗尽了大量燃料以后，日本就“命令工厂、船只和机动车辆各减少它们燃料的37%、15%和65%”。日本人认为，蒋介石的军队之所以能够连续抵抗，是因为通过缅甸公路、法属印度支那和其他路线得到了西方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这种情况更令日本人不能忍受。日本必须南进以孤立中国并牢固控制东南亚、荷属东印度和婆罗洲的石油及其他原料，这一信念合乎逻辑地、不可抗拒地增强着。当然，这是日本海军历来赞成的方针，然而即使是优先考虑苏联和在中国进一步作战的陆军，也被迫逐渐承认南进对于保障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这就导致了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武装部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法国人赶出印度支那，把荷兰人赶出东印度。正如白厅的战略计划人员在30年代末秘密承认的那样，甚至英帝国也会发现，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是极为困难的；而且战争既已在欧洲爆发，英国要在远东全力以赴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同苏联或是同美国交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例如，1939年5月到7月间在诺门罕周围与苏联红军的持续而血腥的冲突中，苏联在大炮、飞机、重型坦克的火力等方面的明显优势震惊了日本最高统帅部。日本关东军所拥有的师，不及苏联人部署在蒙古和西伯利亚的师的一半，大批军队在中国日益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甚至那些更为极端主义的陆军军官们也承认，必须避免同苏联作战，至少是在国际形势变得对日本更加有利之前应当如此。

但是，如果说战争北进将会暴露日本的局限性，那么战争南进如果冒着把美国卷入的危险，不是也会暴露日本的局限性吗？面对东京擅自夺取荷属东印度和马来亚，难道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强烈不满的罗斯福政府会袖手旁观，从而使日本摆脱美国的经济压力吗？1938年6月实施的航空物资出口的“道义禁运”，第二年《美日商务条约》的废除，以及最重要的，即1941年7月日本夺取印度支那以后，英、荷、美三国联合实施的石油和铁矿禁运，所有这些都表明，日本只有不惜与美国开战，才能换取日本的“经济安全”。但是美国人口近乎日本人口的两倍，每年的国民收入是日本的17倍，钢产量是日本的5倍，煤产量是日本的7倍，机动车产量是日本的80倍。即使在像1938年这样不景气的年份里，美国工业潜力也比日本大7倍，而在其他年份则可能大9倍或10倍。即使考虑到日本人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远为庞大之敌的两次辉煌胜利（1895年对中国、1905年对俄国）的记忆，其当时筹划的战争也是不可思议的，甚至是荒谬的。事实上，对于像山本五十六将军这样清醒的战略家来说，进攻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似乎是愚蠢的，特别是当大多数日本军队将留在中国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之时更是如此。然而1941年7月以后，日本如果不与美国决一雌雄，就会让日本暴露在西方经济胁迫之下，而这也是令其不能容忍的想法。欲罢不能，日本的军事领导者们准备铤而走险了。

20世纪20年代，德国显得异常虚弱。由于几个大国不满足于战后的领土和经济安排，德国因此而饱尝苦果：由于受到《凡尔赛和约》中军事条款的束缚，德国背着必须赔偿战争损失的沉重包袱；在战略上，由于把边界地区移交给法国和波兰而受到钳制；在国内，面临着通货膨胀、尖锐的阶级矛盾、选民和各党派的相应不稳定以及混乱的冲击；在外交事务上，德国一点儿享受不到意大利和日本所享有的行动自由。20年代后期，由于普遍繁荣的出现，同时由于施特雷泽曼在外交上成功地提高了德国的地位，各方面的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尽管如此，德国仍然是一个政治上处于困境的“半自由”大国，而此时，1929～1933年的金融和商业危机，沉重打击了它那不稳定的经济和令人厌恶的魏玛民主。

如果说希特勒在上台后的几年里改变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那么在此回顾一下前面曾提到的几点是很重要的。实际上，每个德国人都是“修正主义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许多早期纳粹外交政策计划，体现了过去德国民族主义者的野心和受到压制的武装部队要一展雄心的延续性；1919～1922年中欧东部边界协定在许多民族和种族群体看来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早在纳粹分子掌权之前，他们就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并且愿意同柏林结盟以期修订那些协定；尽管德国领土缩小，人口和原材料减少，但德国仍然保持着成为欧洲第一强国的工业潜能；抑制德国扩张的复苏是维持国际间平衡的需要，但这种平衡同1914年以前相比显得更加不伦不类且极不协调；毫无疑问，希特勒不久后就在他改善德国外交和军事地位的计划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但同样明显的是，许多条件对他无情地利用这些机会也是有利的。

就本书所要论述的主题而言，希特勒的“独特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希特勒矢志要创建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极端强烈和狂热的本质：这是一个通过灭绝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被怀疑为非条顿族的人种，来达到种族“纯洁化”的社会；一个将全心全意、毫无疑义地支持这个政权的民族，这个政权将取代阶级、教会、地区和家庭等古老的忠诚观念；一种不论何时何地，只要领袖认为需要，就能以推广德意志精神为目标而动员组织起来的、能与多数大国相抗衡的经济；一种充满了暴力、斗争和仇恨，以粉碎敌人为快乐和蔑视妥协的意识形态。设想一下20世纪德国社会的规模和复杂性，可以说几乎无须评论这是一种不现实的幻想了：希特勒在全国的“权力是有限的”。的确，1932～1933年，甚至1938～1939年以前曾支持他的个人与利益集团的热情在不断下降；毫无疑问，除了所有那些公开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外，还有许多思想深处发生变化、产生了反抗情绪的人。尽管有这些例外的情况存在，但毋庸置疑的是，民族社会主义受到了广泛欢迎，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对自然资源的支配绝不会受到挑战。由于德国政治文化的重心集中在战争和征服上，以至于其政治经济扭曲到这样一种程度：1938年政府开支的52%和国民生产总值的17%都倾注在扩充军备上，因此，德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其他西欧国家的道路。《慕尼黑协定》签订的那一年，德国的军费开支实际比英国、法国和美国三国加在一起的总数还多。在国家机器所能影响的范围内，整个德国所有的力量都被动员起来准备参加新的战争。

第二个方面是，德国在扩充军备过程中，国民经济由于受到激发而处于惊恐的不稳定状态。正如前面所指出的，30年代后期，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也出现了相类似的问题，当法国和英国寻求对付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军备扩充步伐时，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增长的速度能像德国那样快。1933年1月，按合法规定，德国陆军人数大约不超过10万。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军方即已在秘密筹划把7个师的部队扩充到21个师，与此同时，还暗中准备重建空军部队、坦克部队以及《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其他兵种。1933年2月，希特勒给冯·弗里奇的总指示是“创建一支力量可能最强大的军队”。这一指示立即被扩军计划的制订者当作前进的号令，从而把以前制订的计划付诸实施，并最终摆脱了财政和人力上的限制。1935年，德国宣布征兵，军队的最大数量上升到36个师。1938年，德国接收了奥地利部队，接管了莱茵兰的宪兵部队，建立了一些装甲师，并改组了战时后备军，使军队总数又上升到新的高度。1938年末的危机时期里，现役部队达到42个师，预备役部队8个师，战时后备军21个师；次年夏季，战争开始时，德国野战部队战斗序列已达103个师，一年内猛增了32个师。德国空军的扩充更是迅猛异常。1932年，德国年产飞机仅为36架，1934年和1936年分别上升到1938架和5112架；据1933年7月的指令称，全军种共有飞行中队26个，但到战争爆发时，已上升到302个中队，并在前线配有可供作战的飞机4000架。如果海军在规模上给人的印象不那么深刻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提尔皮茨早已注意到这一事实）：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至少要花一二十年的时间。不过，到1939年，海军上将雷德尔指挥一群快速的现代化战舰时，海军人员数量已比1932年增加了4倍，比希特勒上台前扩大了11倍。德国在海、陆、空方面的重整军备计划旨在尽快改变力量对比。

表面上，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但德国内部却发生了严重动摇。《凡尔赛和约》的领土划分对德国经济的打击，1923年严重的通货膨胀，战争赔偿以及难以重新进入1914年以前的国际市场等，这一切都意味着到1927～1928年，德国的总产量才达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但是，这次复苏很快又为随后几年的严重经济危机所破坏，那次危机使德国遭到了比其他国家更为沉重的打击。到1932年，其工业产量只占1928年的58%，进出口额只有1928年的一半多，国民生产总值从890亿帝国马克下降到570亿帝国马克，失业人数从140万增加到560万。希特勒早期所享有的声望主要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在征兵解决一部分失业人口之前，大规模修路、电气化和工业投资计划极大地降低了失业人口的总数。然而，到1936年，经济复苏不断受到庞大的军备开支的影响。在短期里，这样的开支类似凯恩斯的由政府来促进资本投资和工业增长的办法；而在中期（暂且先不提长期），其经济上的各种后果是令人惊恐的。或许只有美国经济才不会有很大困难来承受这种军备开支水平所产生的压力，而德国经济当然是承受不住的。

那时，外国观察家并未察觉到的首要的严重问题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决策机构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其中某些事情似乎得到了希特勒的鼓励，以便保持最高权威。四年计划虽然公布了，但缺乏一个全国协调一致的方案，把扩充军备同德国经济的容量和三军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密切联系起来。戈林名义上负责这项计划，但实际做事只是个无能为力的行政官员。相反，每一个分支部门都在追求极端危险的自我扩展，制定新的（常常是荒谬的）目标，争夺资本投资尤其是原材料的必要分配。可以肯定，如果政府对劳动力不实行严格控制，不强迫私营工业将其利润再投资到国家批准的制造业中，不征收高税和赤字举债，不控制工资和个人消费，不把适当数量的国民生产品作为军事工业的资本投资的话，那么，形势就会变得更加混乱。1938年，甚至当政府开支上升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3%时（在国家的要求下，而且大部分的“私人”投资当时确实尽了力），也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军事部门重叠的有时是狂妄自大的要求。有关重建德国海军的“Z计划”需要600万吨燃油（等于1938年德国的总消耗量），空军计划到1942年要拥有1.9万架前线战斗机和备用飞机，此计划需要“当时世界原油产量的85%”！同时，每个军种都争先恐后地争夺大批训练有素的人员、钢材、滚珠轴承、石油和其他重要战略物资。

最后，大规模扩充军备与德国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情况大相径庭。这个帝国煤矿还算丰富，但却大量需要铁矿石、铜、铝、镍、石油、橡胶和其他物资，这些物资是现代工业——和现代武器系统——赖以生存的基础。相反，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这些资源则十分丰富。1914年前，德国通过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来支付上述物资的进口，但在30年代，这样做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德国工业都已转向为德国军队生产坦克、枪炮和飞机了。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支、后来的战争赔偿以及传统出口行业的崩溃，实际已把德国所有的外汇储备消耗殆尽。1938年，德国仅占世界黄金和金融储备的1%，而美国却占了54%，法国和英国各占11%。因此，帝国各机构实行严格控制国家外汇的制度，进行以货易货以及其他特殊“交易”，以此来支付重要物资的进口，而不用黄金和外汇。在四年计划里，德国明确决定要通过生产合成代用品（石油、化肥等）来摆脱对那些急需物资的依赖。当然，每一种手段都是有效的，但没有一个手段，或即使所有的手段都加在一起，也不能满足扩充军备的需要。由于国家储备的原材料已经枯竭，为了支付新鲜的补给品，资金也使用殆尽，这就是德国军事工业反复发生危机的原因。1937年，雷德尔警告说，除非能够获得更多的原料，否则整个海军建设将不得不停止。1939年1月，希特勒亲自下命令，大量削减配给德国国防军的钢、铜、橡胶和其他物资，因为经济上正在打一场“出口仗”，以提高外汇储备。

上述情况对德国的国力和政策产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德国在军事上并不像希特勒在1938～1939年吹嘘的、使西方民主国家感到恐惧的那样强大。在战争开始时，野战陆军部队声称有275万人，但只有少量装备精良的机动师，为数众多的是装备低劣的预备役师，而且急需大批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来训练众多的新兵。军需品的储备少得可怜，甚至在与英国和法国发生敌对行动时，著名的德国坦克部队拥有的坦克数也比英法两国的坦克总数少。计划于40年代中期参战的海军自述说，“要同英国打大仗，装备根本不够格”——即使把潜水艇加进来弥补这一差距。就水面舰只来说，这也是一个公正的结论。至于空军，其力量是强大的，主要是因为它的敌人长期衰弱，但它也受尽了后备力量和后勤保障部队不足的折磨。在30年代末的国际危机中，德国绝没有其对手想象的那么强大——其航空工业和空勤人员要适应“第二代”飞机非常困难，例如，“能够熟练操作的”空勤人员人数远远不能满足慕尼黑危机时“前线”所规定的人数——把伦敦炸成一片灰烬的想法是荒唐的。

完全赞同最近修正主义者的著作中关于1939年德国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说法是不明智的。归根到底，军事效力只是相对的。在武装部队中，很少有（即使有的话）部队会声称他们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衡量德国的弱点必须同其敌人的弱点进行比较。经过比较之后，情况对柏林似乎非常有利，特别是由于其武装部队的效率一直处于这样一种作战思想指导之下——陆军准备集中坦克部队，并让其在战场上作为先导，通过无线电保持联系；空军尽管偏重于执行“战略”任务，但也接受了援助陆军突击的训练；潜艇部队尽管规模较小，但在战术上却是灵活多变的。所有这些，都是对橡胶储备不足（比如说）的重要补充。

这给我们带来了第二个后果：德国武装部队重新装备的速度太快，因而严重损伤了经济。对于希特勒来说，向他国诉诸武力以解决经济困境有极大的吸引力。他很清楚地知道，夺取奥地利不仅能给德国增加5个师的兵力，一些铁矿和油田，相当规模的金属工业，而且还能得到价值两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苏台德地区并无多大经济价值（尽管那里煤矿丰富），到1939年初，第三帝国的外汇形势岌岌可危，希特勒把贪婪的目光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1939年3月，德军冲向布拉格，一旦占领，马上开始清点战利品，所有这一切丝毫不会令人奇怪。德国人除了夺得捷克国家银行存有的黄金和外汇资产外，还夺得了大量的矿石和金属，这些东西很快就被用来帮助德国工业。同时，规模庞大和利润丰盈的捷克军事工业的产品，可以卖给巴尔干半岛的顾客来为德国赚取外汇（或交换其他物品）。捷克军队的飞机、坦克和武器也为德国人接收，一部分用来装备新建的德国师，另一部分被变卖以赚取外汇。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生产，都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在欧洲的力量，使希特勒狂热的（虽然多少有些勉强维持的）扩军计划得以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再次出现危机时为止。正如蒂姆·梅森所指出的：“公开解决这个由于独裁和重整军备而造成体制上紧张和危机的政权所面临的困难，其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独裁和重整军备……一场为夺取劳动力和原材料的战争，深深扎根于国家社会主义领导下的德国经济发展的恐怖逻辑中。”

第三个后果和问题是：德国如不进行过分的扩张，它的征服和掠夺政策能维持多久？一旦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开始实行，其武装部队装备了现代化武器，那么攻克弱小邻国，攫取新的土地、原材料和外汇等似乎都会顺理成章地实现。1939年4至5月，波兰显然成为德国占领的下一个目标。但是，即使波兰能够很快被征服，德国能够对付得了法国和英国吗？就是说，同英法作战，对于仍然严重依赖进口原材料的德国的经济来说将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它能承担得了吗？有证据表明，希特勒在1939年甘冒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的风险时，他希望这些国家能够再次让步，允许他再发动一次有限的掠夺战争，只对付波兰一国，这将有助于德国经济做好准备，以便德国于40年代中期在某一地区进行第一次大国战争。假定法国和英国的经济和战略力量虚弱，在1939年时这两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还在踌躇不定，那么德国冒险同这两国提前交战似乎是值得一试的——即使军事行动僵持在1914～1918年战争的战线上，但德国在现代军备上原有的领先地位可能会衰弱得慢一些。然而，如果美国给予盟国以援助，那么，元首及其政权的胜利将很难有望；或者，如果把军事行动扩展到苏联，那么，苏联广袤的国土意味着要打一场漫长的、胜负难分的并给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的战争。

另一方面，由于纳粹政权靠征服为主，希特勒得陇望蜀，被一个接一个的虏获物驱使着，怎么可能会止步，何地是止境？他狂妄自大的逻辑意味着，在欧洲——可能的话，在整个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该向德国挑战。只有靠这些手段，他的敌人才会被粉碎，“犹太人问题”解决了，千年帝国才会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尽管传统有延续性，但这位德国元首在他那荒唐怪诞的夺取世界霸权的计划以及极端无视实现这一计划所遇到的障碍等方面，同他的腓特烈式和俾斯麦式的祖先非常不同。在这种长期而疯狂的野心以及需要避免短期危机的愿望推动下，希特勒就像日本人一样，专心致志于尽可能及早地改变国际秩序。

法国与英国

法国和英国面临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两国处境变得日趋险恶和艰难。尽管两国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两国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饱受创伤，它们都未能（尽管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持续不断地恢复它们记忆中美好的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两国都感到国内工人运动的沉重和日益增长的压力，公众舆论迫切要求避免另一次冲突，它们全力关心的是内政、“社会”问题，而不是外交事务。这绝不是说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战略位置不同，双方政府所受的压力是不同的，这两个民主国家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常常出现分歧。不过，尽管它们在处理手段上争论不休，但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在1919年后的动乱年代中，法国和英国无疑是两个维持现状的强国。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似乎更强、更有影响一些，至少在非常重要的欧洲舞台上如此。在那些岁月里，在大国中，法国拥有一支第二大的陆军（仅次于苏联），空军也占第二位（同样，苏联的飞机总数多一些）。从外交上看，法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在日内瓦和东欧。在1919年以后的几年里，法国经受了严重的经济动荡，被迫重新调整法郎以适应下述严峻的现实：法国不能再依赖英美的援助，德国的战争赔款远远少于所期望的数量。但是，1926年普恩加莱[4]所实行的稳定货币的政策，使法国工业走上了腾飞的道路：生铁产量从1920年的340万吨猛增到1929年的1030万吨，钢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970万吨，汽车从4万辆上升到25.4万辆；化工、染料和电器产品都打破了战前德国的垄断局面。法郎的有效稳定帮助了法国的贸易，法兰西银行中大量的黄金储备使法国的影响遍及整个中欧和东欧。甚至当“大萧条”发生时，法国受到的影响似乎最小——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手里握有大量的黄金，同时有效地调整了货币；另一方面是法国经济不像其他国家（如英国）那样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然而，1933年后，法国经济开始发生逐步的、系统的、可怕的崩溃。当其他主要贸易国“抛售”黄金时，法国试图避免法郎的贬值是徒劳无益的。这就意味着法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没有竞争能力，外贸崩溃了：“进口额下降了60%，出口额下降了70%。”经过几年的瘫痪之后，1935年紧缩通货的决定又给奄奄一息的法国工业部门以沉重的一击；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强迫执行一周40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决定，又进一步打击了工业部门。这一情况连同1936年10月法郎的严重贬值，加速了已开始的黄金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信贷。在农业部门，法国还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产量在西欧仍然是最低的。过剩的生产使价格下跌，因而又进一步恶化了已经较低的人均收入，失业的工业人口流回农村也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回乡种地的唯一好处（非常令人怀疑的好处），就是掩盖了失业的真实人数，像在意大利发生的一样；建筑业急剧衰落；新兴工业，如汽车制造业，在别的国家正在复苏，而在法国却处于停滞状态。1938年，法郎的价值只是1928年的36%，法国工业生产只是10年前的83%，钢产量和建筑面积仅为10年前的64%和61%。考虑到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含义，也许最令人生畏的数字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那一年，法国国民收入比1929年下降了18%，而这种情况是在德国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时刻发生的，大规模扩充军备是生命攸关的。

所以，单从经济上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法国军事力量崩溃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的。20年代末，法国得益于相对的繁荣，并由于担心德国暗中重整军备，因而在1929～1930年和1930～1931年两个财政年度里，急剧地增加了国防开支（特别是增加了陆军的开支）。可悲的是，法国对日内瓦裁军谈判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后又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都使法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4年，法国国防开支仍占国民收入的4.3%，与1930～1931年相同，但因为经济衰落迅猛异常，绝对数减少了400多万法郎。尽管莱昂·勃鲁姆[5]的人民阵线政府试图扭转军费开支下降的局面，但直到1937年才突破了1930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的军费大部分用来弥补陆军野战部队的明显缺额以及进一步构筑工事。而在这些危机的年月里，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其钢产量在1932～1937年只可怜地增加了30%，而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增长了300%；法国煤的生产在这5年内更是严重下降，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却是持续增长的，大多数人认为其原因是由于1935年初萨尔煤田还给了德国。

由于经济迅速衰落，债务负担和1914～1918年战争抚恤金又占了公共开支总额的一半，因此，当1937年和1938年法国把预算的30%用于国防上时，它已经不可能令人满意地重新装备三军部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太大贡献的海军的装备大概是最好的，到1939年，它已拥有一支均衡发展的现代化的舰队。但它在对付德国的陆上打击时却无济于事。在各军种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法国空军，其资金一直匮乏，靠一个规模小而分散的航空工业勉强维持，在1933～1937年每月只能生产50到70架飞机，这大约是德国每月飞机总产量的l/10。例如，1937年德国生产了5606架飞机，而法国却只生产了370架（资料来源不同，也有说是743架）。只是在1938年，法国政府才开始把资金倾注到航空工业上，由于突如其来的膨胀，故不可避免地引起各个环节上的堵塞，更不用说由于要换装新型、高性能的飞机而引起的设计和试飞的困难。例如，1940年1～4月，法国空军只收到原先定购的520架“德瓦蒂纳”式战斗机中的首批80架飞机，而当法国飞行员刚刚开始练习试飞时，德军的“闪电战”就开始了。

许多历史学家承认，在这些经济和生产困难后面，还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令人震惊的惨重损失，又为不断的经济打击而感到沮丧，政治家未能成功地战胜货币贬值、通货紧缩、每周40小时工作制、高税收和扩充军备等问题，这使得各个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张，到了3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在公共道义和团结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崩溃。结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至少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非但在法国远未产生神圣的联合，而且还造成了法国舆论进一步的分裂：极右派宁愿要希特勒，而不要勃鲁姆（如他们在街上高喊的那样），而左派中的许多人既不支持军费开支的增长，也不支持取消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提议。这些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党派变化无常，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政府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中（1930～1940年政府更换了24次），因此所造成的印象是，法国社会有时已濒临内战的边缘。无论如何，法国已没有能力承受希特勒的鲁莽行动和墨索里尼的精神错乱。

同以前法国政治中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除了法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那种怀疑和沮丧的普遍气氛之外，还存在着以下一些具体弱点：没有一个像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或参谋长小组委员会那样有效的机构，来把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联系在一起，以便系统地制订战略计划，或者协调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军队领导人物，如甘末林、乔治、魏刚和（在幕后的）贝当，年龄大都在六七十岁，都主张防御，个个谨小慎微，对战术革新毫无兴趣。他们不但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建立一支小规模现代化坦克部队的建议，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肯尽力去抓在战争中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等问题。合成兵种政策未付诸实施，作战控制和通信（例如无线电通信）中存在的问题被忽略了，飞机的作用下降了。尽管法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很多关于“德国人正在考虑什么”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被忽视了；人们对运用大规模装甲部队（如德国人在军事演习中所做的那样）的有效性表示公开怀疑；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著的《小心，坦克》的多种译本都送到了法国各驻军的图书馆里，但却无人阅读。这说明，当法国工业受到刺激而生产出数目可观的坦克（很多坦克质量都是上乘的，如索米亚-35型坦克）时，却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理论来指导坦克的使用。一旦再发生一场大战，那么，法国军队想弥补社会政治的弊端和经济的衰退将是极其困难的。

同1914年以前的情形一样，法国在外交上的成功和一个有利的联盟战略都不能克服这些弱点。相反，随着30年代序幕的拉开，法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公开化。当然，第一个矛盾是，《洛迦诺条约》签订后，法国在马其诺防线后采取的战略防御，同按照条约要求法国阻止德国向东欧扩张，必要时出国援助其大陆盟国这样一种愿望，形成尖锐对立。1935年德国收复了萨尔区，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使法国向国外进攻的可能性更小了，即使法军领导者愿意采取进攻作战的话。但是，这些同1936年法国在外交和战略地位上遭到的接连不断的打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这些打击包括：同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危机问题上发生的争吵，这使意大利从反对德国的潜在盟国变成了潜在的敌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预示着在法国后方又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比利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退居中立。在这不幸的一年年底，法国再也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东北边界上了，闯入莱茵兰去帮助一个东方盟国的想法已变得脱离实际了。因此，在慕尼黑危机时期，许多法国领导人对于他们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履行义务的前景感到惊恐万分。最后，一旦《慕尼黑协定》签订了，巴黎发现，苏联对于同西方合作怀有更深的敌意，不再愿意认真履行1935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了。

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法国的战略实际上是希望在未来同德国的战争中全面依赖英国的支持，这不足为奇，其中显然有很多经济上的原因。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煤（30%）、铜（100%）、石油（99%）、橡胶（100%）和其他重要原材料，其中大部分原料来自大英帝国，并且靠英国商船队运输。如果“总体战”发生，疲软的法郎又将需要英格兰银行的资助才能在世界上勉强维持。的确，到1936～1937年，法国已经严重依赖于英国和美国的财政支持了。反过来说，法国只有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援助下，才能再次切断德国来自海外的供应。到30年代末，法国也要求英国皇家空军提供援助，而援助法国也成了英国新远征军的任务。从各个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法国的战略被动主义政策有其长期的逻辑性，假设德国对西方的任何攻击能像1914年那样被阻止，那么，英法帝国拥有的优势资源最终将占上风，而且毫无疑问，会使捷克和波兰在东部暂时失去的领土得到恢复。

法国“等待英国”的战略很难说是一件好事。显然，这是把主动权拱手让给希特勒。1934年后，希特勒不断显示出他懂得如何争取主动。此外，这一战略也束缚了法国的手脚（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像博内和甘末林这样的人宁愿被这样束缚住）。自1919年以来，英国一直敦促法国对德国采取一种较温和的调和的政策；希特勒上台后的几年里，英国政府及其民众对法国安全上出现的困境不以为然，英国人尤其强烈反对法国对东欧“继承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当英法合作不可避免时，英国人向巴黎施加压力，让法国放弃它所承担的义务。甚至在捷克危机之前，英国就已经搅乱并暗中破坏法国对柏林一直推行的旧的强硬路线政策——然而，英国却没有为法国提供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政策来加以代替。只是到了1939年春天，两国才真正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即使在那时，双方之间的政治怀疑也没有消除。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英国虽然目光短浅，心里打着如意算盘，为一连串内政和殖民地问题所困扰，但“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没有那么严重，这种看法似乎较为公正。但这仅仅肯定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德国的扩张主义得到遏制，英国也不过是法国政策所依靠的一根细弱的摇摆不定的墙头草。

对法国来说，也许最大的失算是他们以为在30年代末期，英国还能够像1914年那样来帮助法国制止德国的挑战。当然，英国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享有许多战略优势，在制造业的产量和工业潜力上是法国的两倍。但英国本身的地位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大稳固了，而且有点自身难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国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他们对随后而来的、毫无成果的“迦太基式”和平（就平民大众所能看到的）不再抱有幻想。英国公众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英国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不再关心大国间的力量对比问题，这些倾向同议会民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通过1918～1928年公民权的扩大）以及工党的崛起完全合拍。也许，英国这几十年的政治同法国相比似乎更多的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其中一个事实是用于武装部队的开支在1933年只占公共开支的很小一部分（10.5%），而社会服务却占了46.6%。鲍尔温[6]和张伯伦[7]经常向他们的内阁同僚提醒说，通过干涉中欧东部国家的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来获得选票，这不是一种好风气（在白厅看来），这些国家的边界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对那些关心外交事务甚于关心社会问题或选举活动的政治集团和战略计划制订者来说，1919年以后的国际舞台也意味着小心翼翼和不负责任。战争一结束，那些自治领就迫切要求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当这一要求根据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得到实施时，这些自治领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国家，（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享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自治领热衷于为欧洲的争端而战，某些自治领，如爱尔兰、南非甚至加拿大，不情愿为任何问题而战。如果英国希望维持帝国大一统的形象，那么它只能在可以获得自治领支持的争端上参战；即使在由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英国的这种孤立主义有所缓和时，伦敦仍然意识到这一重要的欧洲附属部分在其所有外交决策中的分量。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陆军以及皇家空军在印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帝国警察”行动。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头里，英国陆军又回复到维多利亚时代所起的作用：视苏联对印度的威胁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比较抽象），日常的军事活动是使当地居民保持安定。最后，英国大战略中的这一思想，由于皇家海军力主派遣一支“主力舰队到新加坡”和白厅对保护它距离遥远且容易受到日本攻击的殖民地表示合乎情理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的确，英国在战略上的这种两面性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但总的说来，让人更为惶恐的是，它现在不得不在极其虚弱的工业基础上来推行这种战略。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已陷于萧条，原因之一是英镑恢复金本位的比率太高。尽管1929年后世界范围的大萧条使英国所遭受的灾难不如德国和美国的那样巨大，但毕竟动摇了英国衰弱的经济根基。仍占英国出口40%的纺织品生产削减了2/3；占出口10%的煤下降了1/5；造船业遭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到1933年时，其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钢铁生产在1929～1932年的3年里下降了45%，生铁产量下降了53%。由于国际贸易停滞并为货币集团所取代，因此，英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继续呈下降趋势，从1913年的14.15%，下降到1929年的10.75%，继而下降到1937年的9.8%。此外，过去一个世纪中靠从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所获得的无形利润来弥补相当可观的明显贸易逆差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能靠其资本来维持局面。1931年危机的创伤导致了英国工党政府垮台，并使政府做出抛售黄金的决定，这使政治家们意识到国家经济的脆弱性。

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的忧虑也许被夸大了。1934年时，经济开始慢慢回升。当北方原有工业失去活力时，新兴工业——飞机、汽车、石油化工和电器产品正在兴起。“英镑集团”内的贸易给予英国出口商以一定的支持。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帮助了英国消费者。但是这些表面现象对财政部来说是不够的，它担心英国在海外脆弱的信誉以及挤兑英镑的情况进一步发生。在他们看来，使国家在世界上不负任何债务应是头等大事，这意味着平衡政府收支，把税收降低到最低限度，并控制国家开支。甚至当中国东北危机在1932年打破了著名的“十年规定”[8]时，英国财政部仍迫不及待地声言：“决不能将此举理解为可以不顾当前严峻的财政和经济形势而增加国防开支。”

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促使英国同法国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削减了国防开支，而就在这时，独裁国家则开始增加它们的国防开支。随后，英国用了好几年时间痛苦地研究自己的“防务不足”，同时又受到希特勒公开重整军备以及阿比西尼亚危机的震动，才在1936年对军费开支首次作了实质性的增加，但那一年的军费开支还是少于意大利，仅是德国的1/3或1/4。甚至在这个阶段，由于财政部的控制和政治家们对国内舆论的担心，全面扩充军备仍然受到阻挠，直到1938年那个危机年才真正开始实施。不过，在这之前，军方早就发出警告说，他们已不可能保卫“我们的贸易、领土和重要利益，使之同时免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犯”，并敦促政府减少“潜在的敌人，争取潜在盟国的支持”。换句话说，需要外交——绥靖外交来保卫这个经济上虚弱、战略上铺得太宽的帝国免遭来自远东、地中海以及欧洲本身的威胁。三军参谋长们认为，无论在哪个海外战区，英国都不够强大。即使这样一个阴暗的事实，也被德国空军惊人的飞速发展所掩盖了，后者使这个岛国的居民破天荒第一次直接暴露于敌人的军事打击之下。

还有迹象表明，如同其他所有国家的职业军人一样，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对自己国家的前景也是忧心忡忡。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悲观失望。毫无疑问，1936～1937年，在空中力量方面英国已经落后于德国；它那支微不足道的长期服役的陆军部队在欧洲大陆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时，它的海军将不可能控制欧洲海域并把一支主力舰队派往新加坡。使英国决策者们更为不安的，也许是要找到参谋长们所企求的“潜在盟国”是极其困难的。英国为对付拿破仑而细心组成的多次联盟，1900年以后多年内达成的卓有成效的协约国和建立的友好关系，已不复存在。日本已从盟国变成了敌人，意大利也是这样。苏联，这个传统上一直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大陆霸权的“侧翼”大国（用德希奥的话说），如今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并且深深怀疑西方民主国家。美国，至少对受到挫折的白厅来说，其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变得简直不可思议、难以预料：它避免承担一切外交和军事义务，至今仍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强烈反对英国为收买修正主义国家而做的各种努力（如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向德国提供特别付款和互相交换的安排）。它通过1937年的中立法，使英国曾在1914～1917年为支持战争而采取的向美国市场借贷的方式不再适用。这样，美国固执地干扰着英国的大战略，也许是无意的，其方式如同英国干扰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于是，潜在的盟国只剩下法国一家和英帝国的其他自治领。然而，法国在外交上需要英国在中欧承担义务，而这是自治领所强烈反对的，也是整个“帝国防御”体系所不能承担的。另一方面，英帝国在欧洲之外的利害关系也分散了用来遏制德国威胁的注意力和资源。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陷入了全球外交和战略上的困境，找不到任何满意的对策。

这并不是否认鲍尔温、张伯伦及其同僚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建树，也不是说英国执行绥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使丘吉尔和其他批评家所建议的别的政策方案都行不通。尽管有许多反证，但在英国政府中确实长期存在着一种对纳粹政权采取“合理的”亲近方式的意愿。对共产主义如此厌恶，使得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潜在成员的苏联总是被忽视或贬低。脆弱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常常被视为讨厌的东西。对法国缺乏同情心则显示出灵魂非常卑鄙。根据不充足的证据，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而英国所有防御上的弱点都被用来作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白厅关于欧洲大国均势的看法是利己的，只顾及眼前利益的。绥靖政策的批评家，如丘吉尔，受到有计划的审查和压制，而此时政府却宣称它只能顺应公众舆论（不是去引导公众舆论）。所以，在英国政府竭力避免同独裁国家发生冲突的背后，所有那些貌似有理、客观、正确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看起来暧昧的狭隘心胸和短浅目光。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和战略现实的调查研究，也应当承认，到20世纪30年代末，影响英国大战略的主要问题仅仅靠改变态度甚至更换首相是不能解决的。张伯伦越是被迫放弃绥靖政策——由于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得寸进尺，加上英国舆论的愤慨——根本矛盾也就显得越清楚。尽管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坚持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但财政部认为这样的开支将导致经济崩溃。早在1937年，英国同法国一样，用于防务上的开支超过它们在1914年前危机时期的防务开支，但安全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原因很简单：利令智昏、头脑狂热的德国所花的军费还要比这高得多。但随着英国防务开支扶摇直上——从193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上升到1938年的8.5%，到1939年的12.5%，其脆弱的经济也开始蒙受损失。甚至当政府花钱增加武器生产时，由于工厂不足和严重缺乏熟练工程师，而使期待已久的飞机、坦克和军舰的生产速度被迫放慢。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军方向中立国家，如瑞典和美国订购越来越多的武器、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物资，而这些订货又进一步耗费了外汇储备，使收支平衡受到威胁。由于国家黄金和美元储备减少，因此国际信誉变得更为不可靠。英国财政部对1939年4月新的军备扩充议案冷静地指出：“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像1914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那么我们无异于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它的战略制定者设想他们没有可能赢得一场速决战，而只期望在一场持久战中取胜），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预言。

战争前夕，军事方面也暴露出同样严重的矛盾。1939年英国决定再次对法国正式承担“大陆义务”，同时还决定海军部署的重点在地中海，而不是新加坡，从而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问题。但这样一来，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完全暴露在日本下一个侵略行动的威胁之下。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939年春，英国迅速对波兰做出保证，接着又先后对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做出保证，表明白厅在大国的大陆均势中再次发现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一旦这些地区遭到德国人坚决的进攻，英国武装部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无论是1939年3月后张伯伦对德国所执行的较为强硬的政策，还是1940年5月丘吉尔取而代之，都没有“解决”英国在战略和经济上的困境，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新确定问题。对于一个处于其历史最后阶段的、摊子铺得过大的全球性帝国来说（这个帝国仍然控制着地球表面的l/4，但制造能力和“战争潜能”却只占世界的9%到10%），绥靖政策和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的后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1939年所做的决定，即抵抗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到那时，为反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在远东的利益而结盟的力量对英国如此不利，以致没有中立大国的干预，就很难预料怎样才能确保战胜法西斯。而争取中立大国的干预，也有不少问题。

幕后超级大国

如前所述，当英国和法国的决策者们全力对付20世纪30年代外交和战略上的挑战时，他们所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拿不准那两个像巨人一般但有些孤立的大国——苏联和美国所持的立场。是否值得做进一步的努力去说服这两个大国加入到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中来，甚至不惜对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要求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并在国内遭到批评？应该更热情地从哪些方面拉拢哪一个大国？比如说，对苏联采取一些公开行动，会不会反而挑起而不是遏制德国或日本的回击？以柏林和东京的观点（先不提罗马）来看，苏联和美国所持的态度同等重要。当希特勒重新安排中欧的边界时，这两个大国将会漠然视之吗？对于日本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以及对老牌欧洲帝国在东南亚属地采取的军事行动，它们会做出何种反应呢？美国会像1914年至1917年时那样，至少为西方民主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吗？可以用经济和领土交易收买苏联吗？最后，这两个诡秘多变、讳莫如深的大国确实那么至关重要吗？它们到底有多强大呢？在这个变化着的国际秩序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呢？

就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来说，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然而，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大致轮廓还是清楚的。最为明显的一点是，苏联的力量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革命和内战而严重削弱，其程度超过其他任何大国。苏联人口从1914年的1.71亿骤然下降至1921年的1.32亿。由于丧失波兰、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丢掉了许多工厂、铁路和农场，余下的部分也大都遭到长期战争的破坏。制造业下降惊人，1920年下降到1913年的13%——掩盖了某些主要商品甚至更为严重的崩溃：“铁矿石产量仅为战前的1.6%，生铁为2.4%，钢为4%，棉花为5%。”外贸全部中止，粮食总产量还不及战前的一半，人均国民收入下降了60%，达到一种着实令人震惊的地步。然而，由于这些极端严重的下降主要是由1917～1921年的社会和政治动荡造成的，因此可以说，苏维埃政权（实际上无论何种统治）的建立肯定有助于各种生产的恢复。战前和战时发展起来的沙俄工业给布尔什维克留下了一大批工厂、铁路和钢厂。铁路、公路和电报线路已初具规模。内战一结束，产业工人就可以返回工厂；农业生产已有固定模式和向城市出售粮食的传统，一旦列宁决定（根据1921年新经济政策）放弃农民“共产化”的徒劳无益的努力，转而允许建立私人农场，农业就可以恢复。因此，到1926午时，农业产量回升到战前的水平；两年后，工业产量也达到了战前水平。战争和革命使俄国的经济发展延误了长达30年的时间，但其经济已做好了恢复上涨的准备。

但当苏联在虚弱的传统经济下迈着沉重的脚步时，“上涨”不可能立竿见影——当然，不是因为斯大林专制的加强。由于没有外国投资，所以不得不靠国内筹集资金，以支持庞大工业的发展，同时在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既然消灭了资产阶级，既然78%的俄国人口（1926年）仍然从事占国民经济大头的农业生产，而农业的绝大部分又掌握在私人手里，那么在斯大林看来，为国家集资以及加速实现农业向工业转化，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农业集体化，强迫农民加入公社，消灭富农，控制农产品产量，规定农场工人的工资和转卖粮食的价格（后者比前者高得多）。国家置身于农村生产者和城市消费者之间，采取令人惊愕的严酷方法从两方面拼命积累资金。人为的价格飞涨，各类的捐税，人们迫于各种压力通过购买国债券来表现自己的忠诚，这一切促使国内局势更为紧张。宏观经济的粗略统计表明，总的结果是，苏联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1%或52%（这一水平低得令人难以置信），而其他国家除去进行工业化所需份额外，剩下用于个人消费的份额大约是80%。

苏联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所做的极端性努力产生了两个相反的但可以预见的经济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由于富农反对强制的集体化，随后遭到灭顶之灾，因而苏联的农业生产出现灾难性的崩溃。农场牲口过早地遭到惊人的屠宰——马匹从1928年的3350万匹减少到1935年的1660万匹；牛从7050万头减少到3840万头，因而造成了肉和粮食产量的锐减，使本来极端贫困的生活水平急速下降，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得到恢复。有人曾试图对国民收入中后来以拖拉机或电气化形式偿还给农业的那一部分，与通过集体化以及价格控制所刮取的那一部分进行秘密计算，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只是一种神秘的运用，因为（比如说）拖拉机工厂建立以后，可以用来生产轻型坦克。当然，农民在阻止德军进攻方面是不起多大作用的。毋庸置疑的是，苏联的农业生产这时土崩瓦解了。特别是1933年的饥荒，夺走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世纪30年代末，农业生产得以恢复，这是投入几十万台拖拉机、大批农业科学家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民大军迅速努力的结果。但是，就人力来说，代价是无法估量的。

第二个后果更清楚一些，至少从苏联的经济军事力量来看是这样。由于个人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被压低到也许是现代史上最低的水平——肯定比纳粹分子曾期望在德国达到的低得多，苏联得以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5%用于工业投资，同时还拥有一大笔资金用于教育、科学和军队。大批俄国人的工作岗位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转化，在1928～1940年的12年间，农业人口从71%急剧下降到51%，这部分人口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接受着教育。这点在两个层次上都非常重要，因为同德国或美国相比，苏联的工业劳动力缺乏训练，文化不高，同时仅有很少一批为制造部门进行高级指导和稳步经营所必需的工程师、科学家和管理人员，这就使俄国经常大吃苦头。现在，几百万工人在工厂的学校或技术学校里接受培训，稍后，大学数量又猛增，因而国家最终获得了维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受过培训的骨干。例如，在“国民经济”部门中，毕业的工程师数量从1928年的4.7万名上升到1941年的28.99万名。这一时期，苏联宣传人员所吹嘘的数字无疑是被夸大了，并且掩盖了各种薄弱环节，但在资源分配上有意识地保证经济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同样，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建立大规模的新发电厂、钢厂和其他工厂（这些工厂不会受到西方和日本的打击），也是毋庸置疑的。

由此导致的苏联制造业产量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即使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在工业化的历史上也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在最初几年里（如1913年，更不要说1920年），由于产量的实际数和价值都相当低，因此百分比的变化几乎毫无意义，尽管表28有助于说明大萧条时期苏联制造业生产是如何扩大的。不过，如果考察一下两个五年计划（1928～1937）就会发现，俄国的国民收入从244亿卢布提高到963亿卢布，煤产量从3540万吨提高到1.28亿吨，钢产量从400万吨增至1770万吨，电力增长7倍，机床增产20倍以上，拖拉机产量几乎增加40倍。事实上，到30年代末，俄国的工业总产量不仅超过了法国、日本和意大利，而且可能超过了英国。

然而，在这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数字背后，仍然潜伏着许多不足之处。尽管农业总产量在30年代中期已开始缓慢增长，但俄国的农业比起以前来更没有能力供养整个国家，也谈不上生产剩余粮食用来出口，每英亩的产量仍然少得可怜。尽管对铁路增加了投资，但交通系统仍然很落后，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很多工业严重依赖外国公司和技术，特别是美国的公司和技术。由于工厂和整个生产程序规模“巨型化”，因此很难迅速调整产品结构和引进新设计。某些工业有计划的扩充与原材料或技术力量的储备脱节，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卡壳现象。1937年以后，苏联经济转向大规模备战，这使工业的连续性受到影响，并且打乱了原先的计划。最重要的是大清洗运动——斯大林向如此众多的自己人发动了疯狂进攻，无论他有什么理由，给经济带来的后果都是严重的。“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技术员、统计员甚至一般的工长”都被清扫进集中营，这使俄国严重缺乏技术人员的形势变得更为严峻。恐怖无疑驱使许多人对现制度表示斯达汉诺夫式的忠诚，但同时也严重压抑了创新、实验、公开讨论和建设性的批评。“最省事的做法就是逃避责任，事无大小都寻求上司的批准，不顾实际情况而机械地服从上级命令。”这样做倒是可以苟且偷生，但对发展综合经济却无任何帮助。

由于受过战争的洗礼，苏联对来自波兰、日本和英国这些潜在敌人的威胁特别敏感。因此，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里把国家预算的大部分（12%～16%）用于国防开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初几年里，国防开支所占的份额缩小了，当时苏联的正规军下降到60万人左右，以两倍于正规军的庞大但效率低的民兵力量作为后盾。中国东北危机的爆发和希特勒的上台，促使苏联部队数量飞速增长，到1934年时达到94万人，1935年达到了130万人。随着几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工业总产量和国民收入增加，大批坦克和飞机制造出来。在图哈切夫斯基周围有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军官，他们愿意研究（如果说不是完全接受的话）杜黑、富勒、利德尔·哈特、古德里安以及其他西方军事理论家的思想。到30年代初，苏联不仅拥有一支坦克部队，还有一支庞大的伞兵部队。20年代末，虽然苏联海军力量仍然弱小，缺乏战斗力，但创建了规模巨大的航空工业，它每年所生产的飞机一度超过其他大国生产的总和（见表29）。

表29 1932～1939年各大国飞机产量

但是，这些数字也掩盖了许多令人吃惊的弱点。苏联“巨型化”的必然后果是过分强调数量。由于计划经济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初期苏联生产了大批飞机和坦克。例如，1932年，苏联生产了3000多辆坦克和2500多架飞机——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多。然而由于1934年后正规部队的急剧膨胀，要获得足够的受过高级训练的军官和士官来管理坦克营和航空兵中队，是极其困难的。在这个农民过剩、熟练工人严重缺乏的国家里，要装备一支现代化部队和空军就更困难了。尽管有宏大的教育计划，但30年代这个国家的主要弱点仍然在于大批工人和士兵训练不足。尤其是，苏联跟法国一样，它是对30年代初期的各种飞机和坦克型号进行巨大投资的牺牲者。当西班牙内战暴露出第一代此类武器在速度、机动性、航程和耐强度方面的局限性时，各国加快了制造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的飞机和坦克的竞赛。但苏联的军事工业就像大海中的一艘巨轮，不能立即改变自己的航向；而且在试制新型飞机、坦克的同时，停止生产已有的各种型号似乎是愚蠢的（关于这点，非常有趣的是，1941年6月，在2.4万辆服役的坦克中，同德国坦克具有同等水平或超过德国水平的新式坦克只有967辆）。此外，还有大清洗运动。苏联红军军官被大批革职——90%的将军和80%的校级军官遭到斯大林所发动的疯狂运动的迫害——这不仅关系到杀害许多受过训练的军官所造成的普遍影响，而且对军队造成了严重的特殊后果。通过清除图哈切夫斯基和“现代战争”的热心者，消灭那些研究德国作战方法和英国军事理论的人，一些政治上可靠但智力迟钝的人，如伏罗希洛夫和库鲁克掌握了军队。早期的一个结果是解散了7个机械化军。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是西班牙内战显示出坦克编队在战场上不能发挥独立的进攻作用，这种武器应该分配给步兵营，以加强步兵的战斗力。出于同样的推理方式，他们认为TB-3重型轰炸机对苏联来说没有什么用处。

由于大批空军已经落后，装甲部队被解散，各军种出于对清洗的恐惧而对上级盲目服从，因此，苏联在30年代末期比5年前甚至10年前虚弱得多，而在同时，德国和日本却已大大地提高了武器生产量，变得更富有挑衅性。1937年后，苏联的五年计划明显涉及到大量的军备建设，其数量与德国相等，而在很多领域里，如飞机生产，其数量则超过德国。因为斯大林感到苏联正在通过“一个危险的区域”，至少同1919～1922年期间所受到的威胁一样，到这时，苏联的投资才转到建立一支规模庞大、装备优良的部队上来。这些外在的情况有助于说明20世纪30年代苏联外交政策的各种变化。斯大林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入感到忧虑，但更担心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因为他面临着在两个相距几千英里的战场上同时作战的前景（确切地说，这也是英国决策者感到束手无策的战略困境）。斯大林仍然把其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欧洲，这包括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1935年分别与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斯大林所期望的共同安全得到加强。实际上没有波兰的同意，苏联很难援助法国或捷克斯洛伐克；反过来，法国或捷克要是没有波兰的同意，同样也不能援助苏联。英国人对这些为建立一个反对德国的外交“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表示不满，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为何斯大林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表现得小心谨慎。莫斯科害怕，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西班牙诞生，就有可能迫使英国和法国“向右转”，同时，苏联也将卷入同佛朗哥的支持者——意大利和德国的公开冲突中。

1938年至1939年，在斯大林眼里，外部局势变得更加危险（这使他的清洗也变得更加愚蠢，更加不可思议）。《慕尼黑协定》不仅证实了希特勒对中欧东部所怀有的野心，而且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还表明了西方不准备反对这样的野心，并且确实愿意把德国的力量转移到东面更远的地方去。由于1938～1939年苏联和日本在远东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苏联有必要大力增强西伯利亚部队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也决定对柏林实行绥靖政策，即使这意味着同他的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坐下来谈判，也是不足为怪的。如果苏联对东欧存有政治野心，如果它认为自己在那里能获得丰盈的份额，那么莫斯科对瓜分这一地区的独立国家不会有很多保留意见。当西方正由于希特勒进攻波兰而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时，1939年8月，苏联与德国签订了举世震惊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条约至少为苏联在西部边界上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并为苏联扩军备战赢得了更多时间。用丘吉尔的话说，以美食喂鳄鱼比葬身鳄鱼之腹好得多。

这一切都使得要衡量30年代末期苏联的力量极其困难，特别是“相对的战争潜能”的统计既没有反映出内部的士气，也没有反映出武装部队的质量以及地理位置。显然，苏联红军不再是“武器装备精良，战斗人员顽强，令人望而生畏，而且具有强大打击力的现代化部队”（“战斗人员顽强”这方面还没有变）。这是麦金托什在描述1936年部队的情况时说的。但苏军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削弱这一点仍不太清楚。1939～1940年苏联同芬兰发生的“冬战”证实，苏军的力量是急剧下降了，然而，1939年苏联在同日本于诺门罕发生的多次不太引人注目的冲突中，却展现了苏军是一支在战斗中指挥机智的现代化部队。斯大林为1940年德国以毁灭性的“闪电战”取得的胜利感到惊骇，因而更加迫切希望避免激怒希特勒发动战争，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斯大林深为不安的另一个忧虑是，东京决定在远东的什么地方发动攻击——尽管日本并不是个不共戴天的敌人，但按照逻辑推理，西伯利亚虚弱的防务会进一步削弱苏联抵御德国威胁的能力。与日本签订了东部边界的停战协定后，朱可夫的装甲部队立即被召回，以参加1939年9月入侵波兰的行动，这是一个危险的战略性欺骗的例证。另一方面，到这时，苏联红军所遭受的损失已得到迅速弥补，部队人数增加了（1941年时已达到432万人）。苏联的整个经济正在为战争的到来进行调整，苏联中部正在建造大批新工厂，经过改装的飞机和坦克（包括难以对付的T-34型坦克）正在试验之中。1937年，苏联国防开支占财政预算的16.5%，1940年猛增到32.6%。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苏联此时正在与时间赛跑。斯大林比1931年时更迫切地敦促他的人民缩小与西方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放慢速度即意味着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沙皇时期的俄国“一直处于挨打的局面”，原因就在于其生产和军事力量落后于西方。苏联政权在更为独裁和无情的领导人的领导下决定迎头赶上。希特勒是否会让苏联如愿以偿还是很难说的。

令人奇怪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相对力量与苏联和德国成反比。也就是说，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力量异常强大，但在30年代的萧条时期里，美国也比其他任何大国衰弱得更快，直到30年代末期才开始复苏（而且是部分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处于突出地位的原因前面已做了清晰的论述。除日本外，美国是唯一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捞到好处的大国。美国除了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粮食生产国外，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和债权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储备，有着超级公司以及销售者可以进行各种经济活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特别是在新兴的汽车工业中。美国的高生活水平和迅速有效的资本投资都以互惠的方式进一步刺激了对制造业的大量投资，因为消费者实际上能够接受所有的产品，这使现有生产力得到提高。例如，1929年，美国生产了450万辆汽车，而法国生产了21.1万辆，英国生产了18.2万辆，德国生产了11.7万辆。毫不奇怪，美国为了满足蒸蒸日上的制造业对橡胶、锡、石油和其他原料的需要而大幅度提高了进口额。但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出口商品，特别是汽车、农业机械、办公设备这一类走俏商品的出口也扩大了。美国向海外投资的迅速增长帮了整个出口贸易的大忙。尽管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但注意到如下事实仍会令人惊讶不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生产量比其他六大国加在一起还要多”；“美国制造业的人均生产总值几乎比英国或德国的高一倍，是苏联或意大利的10～11倍。这就更进一步显示出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强大生产力”。

但正如以上引语的作者立即指出的那样，美国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与它强大的工业能力不相称，这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并不十分重要。首先，美国人坚决拒绝在世界政治中扮演领袖角色，这种态度不可避免地也体现在一切外交和军事事务中。如果美国商业利益并未受到其他国家行为的有害影响，那么就不会有任何理由卷入到外交事务中去——特别是发生在东欧或非洲之角的事件中。其次，美国进出口的绝对增长额，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原因很简单，美国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量，与制造业的总产量之间的比，从1914年的近10%下降到1929年的近8%”，国外直接投资的账面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保持不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在原则上普遍接受了国际市场这一观念，却在其经济政策的制定中仍主要针对国内需求。除了某些原材料外，外部世界对美国的繁荣并不重要。最后，1919年后的10年里，国际事务中不存在对美国利益的直接威胁：欧洲仍争吵不休，但同20世纪20年代初期相比，争吵则少多了；苏联处于孤立地位；日本处于静止状态；海军竞赛由于《华盛顿条约》的签订而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美国允许建立一支规模适中的现代化空军，也允许海军发展自己的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计划，但美国把其部队减少到很小的数目（正规军约14万人）。当陆海军将领们对国会拨给的军费不足，以及对某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措施（如1929年的史汀生决定停止破译密码，理由是君子不看他人信）发出有预见性的抱怨时，美国在这10年中仍然是经济巨人，但军事力量却处于中等水平。美国仍然没有一个考虑战略问题的高级文武官员联合机构，如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以及美国自己后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许这正说明了那一段时间的平静。当美国人坚决地拒绝战争观念时，这样的机构有什么必要呢？

在1929年的金融崩溃中，美国首当其冲，这在前面已经作了描述。从国家力量的衡量和比较来看，更为重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萧条和关税战使美国遭受的损害比其他任何一个经济先进的国家都更为严重。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相对失控和变化无常的本质，另一方面，美国也因采用了1930年通过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这一贸易保护主义的毁灭性政策而深受其害。尽管美国农场主和某些工业院外活动集团对不公平的国外竞争怨声载道，但美国的工业和农业生产力（贸易顺差的情况很明显）表明，打破公开的国际贸易秩序将使出口商受到更大的损害。“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1929年为984亿美元，3年后骤然下降，仅为1929年的一半，1933年，制造业产品的价值不到1929年的l/4。近1500万工人失业并且无任何生活来源……同期，美国出口品的价值从52.4亿美元下降到16.1亿美元，下降了69%。”由于其他国家迅即加入贸易保护集团，因此那些严重依赖于出口的行业遭到了严重打击。“10年前，小麦出口的价值为2亿美元，而1932年猛降到500万美元，汽车出口从1929年的5.41亿美元下跌为1932年的0.76亿美元。”世界贸易发生了全面崩溃，但美国的外贸额却缩减得更快，从1929年的13.8%，缩减到1932年的不足10%。而当其他主要大国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末期逐渐稳步地开始恢复时，美国却在1937年又一次遭到了更为严重的经济震动，这大大削弱了前5年所打下的经济根基。但由于“世界经济大脱节”（即向贸易集团靠拢）这一情况与20年代相比更加突出，因此，美国的第二次萧条对其他国家危害并不严重。总的结果是，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见表30）。

表30 1929～1938年各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份额

（百分比）

由于萧条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以及外贸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下降，在胡佛特别是罗斯福领导下，美国的政策是对过去进行反思。从孤立主义的力量和罗斯福所面临的一系列迫切的内政问题来看，几乎很难指望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国际事务上，而科德尔·赫尔和国务院却希望罗斯福这么做。然而，由于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继续占据着关键性地位，人们对下列现象仍然提出一些实质性批评：“只忙于国内经济复苏，急于求成，希望行动与结果能即刻出现；美国制定政策的习惯是，对于美国计划可能对别国产生的影响不作连续性的考虑。”1934年，美国发出对不履行战争债务的所有外国政府停止贷款的禁令，1935年决定在战争状态下实行武器禁运，以及稍后发布的禁止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贷款的法令，都使英法两国对抵抗法西斯国家的行为更加小心谨慎。1935年，随着对意大利的谴责，美国政府却向墨索里尼政权提供更多的石油，这使英国海军部感到惊恐万分。对德国和日本实行的贸易限制，一方面是对它们的侵略行径所做出的反应，另一方面“也起到了反作用，它没有向侵略国家的对手提供有意义的援助，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外交政策树立了很多敌人，却没有赢得朋友或支持未来的盟国”。也许最严重的后果是，尽管这一责任需共同承担，但在独裁国家向白厅和华盛顿进行挑战这一关键时刻，白厅和华盛顿之间却在互相猜疑。

不过，到1937和1938年，罗斯福对法西斯的威胁似乎更为担忧了。尽管美国舆论和经济困境制止了他发挥主导作用，但他给柏林和东京发出的信息已变得较为强硬了，他对英国和法国的鼓励已变得有几分热情了（尽管在短期内对这两个民主国家几乎没什么帮助）。1938年，英美两国海军就对付日本和德国的双重挑战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谈。美国总统的“隔离演说”是一个最初的信号，表明他将对独裁国家采取经济制裁。此外，罗斯福迫切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如表26所显示的数字，1938年，美国用于军备的费用不及英国或日本，仅是德国和苏联的很少一部分，不过飞机生产在1937年到1938年实际上翻了一番。193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军优先法案，允许舰队大规模扩充。此时，B-17轰炸机样机正在试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完善两栖作战的理论，陆军（尽管还没有像样的坦克）正在解决装甲部队作战所带来的困难，并计划组建一支庞大的部队。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美国各军种都未做好准备，但它们就现代战争的要求来说，则比1914年时所处的状态相对要好些。

这些扩军备战措施对美国的经济实力几乎没有影响。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其经济潜力未得到充分利用。1939年时，虽然失业人数大约为1000万，但由于对传送带、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进行了广泛投资，对管理技术进行了改善，因而使个人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尽管由于工人的工作时间大大减少，而使生产率的提高在绝对生产量的数字中没有显示出来）。由于需求下降，而1937～1938年的衰退也未能促使需求回升，因此各种新政计划想要刺激经济和利用未充分挖掘的生产力，但这方面做得也是不够的。比如，1938年，美国生产了2640万吨钢，大大领先于德国的2070万吨、苏联的1650万吨和日本的600万吨，但后3个国家的钢铁工业是在满负荷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而美国则有2/3的钢厂闲置未用。只是后来大规模的扩军计划才迅速改变了这种设备利用不足的局面。1940年美国海军战舰增加l倍，陆军航空兵计划建立84个大队并拥有7800架可供作战的飞机，通过选征兵役制和训练法，建立一支有近百万人的陆军。这些计划都得到当局批准，所有这一切都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美国经济由于大萧条而未得到充分利用，不像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经济那样，由于体制问题而遭到严重损害。严格地说，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已紧张过度，而美国经济却仍有着巨大的剩余能力，所以，也许用来理解未来战争结局的最重要的数据不是1938年的钢或工业总产量的统计数字，而是那些能衡量国民收入（见表31）以及不太精确的“相对战争潜力”的数字（见表32），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数字提醒我们，虽说美国在大萧条时期受到了比例失调的打击，但是，用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话说，它仍然是个沉睡的巨人。

表31 1937年各大国国民收入与国防开支的比例

表32 1937年各大国的相对战争潜力

1938年后，特别是1940年后，这个巨人苏醒了，并最后证实了当时军备竞赛的时间选择这一关键问题，以及那一时期的战略预测。像不久前的英国和苏联一样，美国现在试图弥合与法西斯国家在军备上的差距，它是由这些法西斯国家优先的、巨大的国防开支所造成的。如果国内有这种政治意愿，美国的国防开支可以超过任何国家，下面的统计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甚至直到1939年，美国防务开支仅为预算总支出的11.7%，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6%，这个百分比远远低于其他任何大国。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国防开支比例增加后，同法西斯国家用于军备的开支比例基本接近，这自然而然就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国家。另外，有许多迹象表明，柏林和东京认识到，美国的这种发展速度将使它们进一步扩张的机会受到限制。就希特勒来说，他鄙视美国是一个堕落和种族混杂的国家，认为这会使问题复杂化，但他也意识到，不能等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再进行征服，因为到那时，军事优势肯定会转向英法美阵营。就日本来说，它对待美国的态度更为认真，因此考虑问题也就更为精细。日本海军的战舰力量在1941年末为美国的70%，“1942年将下降为65%，1943年下降为50%，而到1944年就会下降到灾难性的30%。”日本作为一个中等力量的国家，它想摆脱超级大国与日俱增的威胁，因此跟德国一样，它也有一种在战略上立即采取行动的强大动力。

无法避免的危机（1931～1942）

在全面考察每一个大国的相对实力和薄弱环节，并同当时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动力结合起来看之后，就更容易理解20世纪30年代世界外交的进程了。这并不是说各种危机的地区性根源——无论是沈阳、埃塞俄比亚，还是苏台德区——毫不相关，也不是说如果大国都协调一致的话，就不会出现国际问题了。很清楚，当地区性危机发生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不得不根据更广阔的外交舞台，特别是根据迫切的内政问题来考虑这些危机。1931年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与英镑危机和第二届工党政府倒台产生相互影响后，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就此对他的幕僚鲍尔温作了精辟评论：

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不得不经受着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

这是对政治家的一个很好的提示，他们关心问题的方式常常是从迫切而实际的方面出发，而不是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出发。当英国政府喘过气来后，没有迹象表明它想过要改变它对日本征服中国东北行动的小心翼翼的政策。除了需要不断对付经济问题外，还要考虑到公众极其厌恶卷入远东事务之中，英国领导人还认识到自治领要求和平的压力，也意识到在日本享有战略优势的地区里，帝国防务所处的劣势地位。总之，有许多英国人赞成东京对付令人不愉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这一决定，并且有更多的人希望同日本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在这种情绪有所减弱时，在日本发动进一步侵略行动后，白厅仍可能被迫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唯一办法，是与国际联盟或其他大国站在一起。

尽管国际联盟所倡导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赏，但是除了动用它的几个主要成员国的军队外，它没有任何能够有效地制止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手段。因而，它求助于调查委员会（李顿调查团）来制止日本侵略，但这只是让大国在日本继续征服中国时找到延缓行动的借口。在几个大国中，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真正的利益。德国尽管一直在华享有贸易和军事利益，但还是愿意袖手旁观，想看看日本对《凡尔赛和约》的“修正主义”能否为欧洲提供一个有用的先例。苏联对日本的侵略感到担忧，但其他大国不可能邀请它一同合作，它也不想被单独推上第一线，与日本大拼一场。可以预言的是，法国人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不希望看到别人开一个先例，改变现行边界和藐视国际联盟的决议；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越来越担忧德国秘密重整军备和维持欧洲现状所出现的困境，因此他们一想到在远东出现的混乱就十分吃惊，害怕这会转移对德国问题的注意力和可能的军事行动。巴黎一方面在公开场合坚决地维护国际联盟的原则，另一方面它私下让东京知道，它理解日本在中国碰到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至少是由国务卿史汀生所代表的——一点儿也不宽恕日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美国直截了当地认为，日本的行动从理论上讲是对美国生活方式所依赖的门户开放世界的威胁。但是史汀生的有高度道义原则的谴责，既没有引起胡佛的重视，因为他害怕这会连累美国，也没有吸引住英国政府，因为它宁愿见风使舵。最后的结果是，史汀生和胡佛在他们各自的回忆录中互相指责。更为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伦敦之间留下了互不信任的后遗症。所有这一切，都为一位学者提出的“对外政策的局限性”观点提供了令人沮丧而又令人信服的例证。

日本军队在1931年是否没有让日本政府知道就侵入了中国东北，这点相对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西方国家没有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情况下，日军的侵略接连不断，并进一步扩大。更严重的后果是，事实证明，国际联盟不能有效制止侵略，西方3个民主大国不能采取联合行动。这点在日内瓦同时进行的有关削减陆军和空军的讨论中[9]，也显得很突出。美国没有参加这个讨论，但英法在如何对待德国提出的“平等”要求问题上的分歧，以及英国仍继续避免做出保证以减轻法国的恐惧，意味着希特勒新政权可以退出会谈，并废除当时存在的条约而不必害怕受到任何惩罚。

本来在1933年时，在世界经济会议破产之后，英、法、美3个主要民主国家便动手建立自己的货币和贸易集团。这时，德国威胁的重新抬头，为英—法—美外交合作设置了更大障碍。尽管法国更直接地受到德国的威胁，但是英国感到它的行动自由已受到实质性的侵犯。到1934年时，英国内阁和防务需求委员会都认为，日本的危险较直接，但从长远来看，德国是更大的威胁。由于英国不能同时强硬地对抗两国，因此，在欧亚这两个地区中，在一个地区达成妥协是很重要的。有些英国人士主张与日本改善关系；以便更好地抗衡德国。但外交部争辩说，英日在远东达成谅解，会损害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另一方面，对那些要求优先加强英国在东方防务的英帝国和海军部门的人应当指出，对于法国对德国修正主义的忧虑，不加理睬是不可能的，而且（在1935年后）忽视来自德国空军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也将是致命的错误。在20世纪30年代余下的岁月里，白厅的决策者们一直想逃脱这个要同时抗衡地球两端潜在敌人的战略上的两难困境。

在1934年和1935年，这个困境令人困扰，但并不尖锐。虽然希特勒政权明显令人不悦，但他出人意料地表示愿意与波兰谈判，签订条约，不管怎么说，在军事上德国仍然比法国和苏联弱得多。而且，在1934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暗杀后，德国试图出兵奥地利，使得墨索里尼陈兵于布伦纳山口，以示警告。意大利有可能与维持现状的国家站在一起，这特别令法国感到宽慰。法国在1935年的“斯特雷扎阵线”中，力图组成一个反德联盟。几乎同时，斯大林暗示，他也愿意与“爱好和平”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到1935年，苏联不仅加入了国际联盟，而且还与巴黎和布拉格订立了安全条约。尽管希特勒公开地大力反对“东方洛迦诺公约”，但看起来，德国在各方面都被严密遏制住了。在远东，日本显得很平静。

然而，到了1935年下半年，不需希特勒动一个指头，这一令人鼓舞的局面便迅速四分五裂了。英法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在两件事上反映出来。一是英国对法国与苏联恢复关系感到不安，二是法国对1935年6月的《英德海军协定》感到震惊。两国单方面采取这两个措施，以取得更多的安全。法国想把苏联拉入欧洲均势，英国急于满足它在欧洲海域和远东方面对海军的需要。但是，对英法这两个邻国的每一方来说，对方的行动都像是给了柏林一个错误的信号。尽管如此，如果不是在阿比西尼亚出现一系列地区性冲突后，墨索里尼决定入侵该地，并开始他建立新罗马帝国的徒劳无功的努力的话，上述矛盾虽具有破坏性的影响，但还不是灾难性的。这又是一个地区冲突带来极大影响的绝妙例子。法国害怕把一个新的、潜在的反德盟国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因此对于法国人来说，整个阿比西尼亚事件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听任国际联盟的原则遭受公然的践踏，只能带来混乱，任凭墨索里尼舒展筋骨也只能带来不幸（他下一步会在哪儿下手呢？）；另一方面，法国人也觉得，从严格的现实政治意义上说，把意大利赶到德国一边，也是极不可取的，这样做简直是愚蠢——但后一个考虑不太可能左右富于理想主义的英国人的立场。然而，由于白厅不仅要对付意大利断然破坏国际联盟原则所引起的国内公众的更大不满，而且要考虑，如果西方介入地中海的纠葛，日本将会在远东如何动作，因此，白厅所处的两难困境，至少与以前一样严重。法国害怕与意大利争吵会诱使希特勒出兵莱茵区，而英国则担忧，特别是在日本宣布海军条约无效，并着手无限制地制造军舰时，与意大利吵闹会鼓动日本进一步向亚洲扩张。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英法两家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像以往一样，它们面临的困难是，如何在眼前的问题与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之间取得协调。

法国的担心首先被证明是正确的。1935年，英法应允在东北非作对意大利有利的领土调整（《霍尔-赖伐尔协定》），引起了尤其是英国公众的义愤爆发。伦敦和巴黎政府在两件事上疲于奔命。一方面，它们要忙于应付公众愤怒的情绪；另一方面，它们在私下又得面对他们之所以不同意大利交战的听起来似乎有理的战略和经济原因。而就在此时，希特勒做出了选择，命令德军重新占领非军事化的莱茵区（1936年3月）。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讲，这对英法并不是什么打击。在这时，法国不大可能对德国发动反攻。但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凡尔赛和约》并意味着《洛迦诺公约》的完全废弃。这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哪种方式是国际社会能接受的改变现状的方式，哪种不是？由于国际联盟的主要会员国未能制止1935～1936年墨索里尼的侵略行为，此时的国际联盟几乎是威信扫地。例如，不管是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还是在1937年日本对华的公开进犯期间，国际联盟所起的作用甚微，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只有当主要的“维持现状”国家采取果断行动，反对“修改现状”国家的时候，才能制止或至少是控制住对当时边界秩序的进一步更改。

然而，没有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认为，以武力相威胁是切实可行的。实际上，正当法西斯国家走到一起时（在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不久，1937年11月，德国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它们潜在的对手变得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及不和。尽管美国对日本侵华和轰炸美国船“佩奈”号表示不满，尽管罗斯福想采取行动，但1937年却不是罗斯福在海外事务上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好年份：新的经济萧条打击了经济，国会通过了更为严格的中立法案。由于罗斯福所能提供的只有谴责的词句而不是行动，他的政策只能“增加英法对美国可靠性的怀疑”。斯大林也专注于国内事务，只是方式大不相同而已。在这时，他的清洗活动和公开审判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他谨慎地向内战中的西班牙共和国提供帮助，但他明白，西方许多人厌恶“红衫队”[10]甚于厌恶“黑衫队”[11]，而且，苏联被推上第一线与轴心国公开作战是十分危险的。日本在远东的行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也使苏联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1936～1937年，在各大国中，受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法国。不但它的经济萎缩了，它政治上的分裂也到了如此程度，以致有些观察家认为它已接近内战边缘，而且，在一连串粉碎性打击中，它自己在欧洲精心缔造的安全体系，几乎被完全摧毁。德国对莱茵兰的重新占领，消除了以前存在的法军可采取进攻来对柏林施加压力的所有可能性；正因为法国空军变得越来越落后，法国此时极易受到德国空军的攻击；阿比西尼亚事件和罗马—轴心的形成，使意大利从一个潜在的盟友，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料并且具有威胁性的敌手；比利时返回孤立状态，打乱了法国当时北部边界的防御计划，马其诺防线无法扩展（由于费用问题）来填补这段防线上的缺口；西班牙内战造成了一种可怕前景，即在法国后方，一个法西斯的亲轴心国的国家正在形成；在东欧，南斯拉夫调过头来向意大利靠拢，小协约国看来行将就木。

在这种暗淡无光、接近瘫痪的情况下，在张伯伦取代鲍尔温成为首相（1937年5月）后，英国充当了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角色。张伯伦关心英国经济和战略上的脆弱性，他本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惊恐，因而决心通过做出“积极的”奉献，来平息独裁主义者的委屈情绪，从而防止欧洲将来发生任何危机。由于他对苏联持有戒心，对罗斯福的“冗词”抱蔑视态度，他感到法国外交充满着不妥协性和被动、混乱，因而表示不耐烦。他把国际联盟看成完全无效的机构，因此，这位首相便着手实施他自己的以绥靖求得持久和平的个人战略。然而，即便在他之前，伦敦就对柏林大声鼓噪，要在贸易和殖民地问题上做出让步。张伯伦的“贡献”是，愿意考虑欧洲本身的领土变更，以加速对德让步的步伐。与此同时，正因为他从德国身上看到了最大的危险，这位首相才急于与意大利改善关系，以图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所有这一切注定是要引起争论的——特别是它导致张伯伦的外交大臣（艾登）于1938年初辞职，引起了国内虽为数尚少但不断增多的反绥靖者的批评，还增加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猜疑。但另一方面，人们可以有力地争辩说，在以往的外交史上，许许多多的大胆举动也都是有争议的。一些欧洲人（但不是大多数）认识到，张伯伦战略的真正缺陷是，希特勒根本不是绥靖主义可以对付得了的，他决意要建立一个新的领土秩序，小范围的领土调整永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

虽然，到1939年这个结论开始变得清楚了，而到1940～1941年，这一结论变得更清楚，但在1938年的危机时期，不管是对英国政府还是对法国政府来说，这个结论都还显得不清楚。1938年春天德国对奥地利的占领，令人不快地证明了，希特勒喜欢不加宣布便采取行动。但是，人们会真正反对把德国人与德国人统一起来的原则吗？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它只会加深张伯伦的信念，即在危机把大国逼到战争边缘和进行战争之前，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大家承认，苏台德区问题是要引起争论的——同样，捷克斯洛伐克有权维护已得到国际保证的主权，西方大国想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在这时看来，更多的是为消极、自私的恐惧所驱使，而不是为积极的理想而驱动——但事实是，此时“元首”才是唯一准备打仗的领袖。当武装摧毁捷克的前景已为他在慕尼黑会议上所赢得的英法的让步而一扫而空时，他的确十分烦恼。当时的形势是，要打一场大国战争，必须有两个大国参战；但在1938年，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反对希特勒。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欧洲的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形形色色的绥靖政策辩护者所声称的那样对德国有利，但是，由于西方的政治家和公众都不愿打仗，因此，我们在这里加入旷日持久的辩论，争论假如英法与捷克一道对德作战的话情况将会怎样，这样的争论意义并不大。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慕尼黑会议后，力量对比变得对希特勒更有利。虽然对伦敦和巴黎有利的因素正在增长，如英国的武器产量明显增长，英法军事合作更加密切，英国和英帝国自治领的舆论转向支持抗击希特勒，但是，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作为一个重要的欧洲中等国家的消亡，德国获得捷克的军备、工厂和原料，连同斯大林对西方国家猜疑的加剧，这一切不利因素超过了上述对英法两国有利的因素。与此同时，纵然墨索里尼出于自己的迫切需要，不会立即与他的独裁伙伴一道介入反西方国家的大国战争中去，但张伯伦想把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防止它侵略巴尔干国家的努力却失败了（1939年1月）。

因而，当1939年暮春希特勒开始向波兰施加压力时，与过去几年相比，避免冲突的可能性更小了，而且，一旦战争爆发，英法取胜的希望大大减少。1939年3月，德国并吞捷克斯洛伐克“余下”的国土，以及一个月后意大利出兵阿尔巴尼亚这些举动，激起了民主国家要求“制止希特勒”的强烈的舆论。在这种形势与压力之下，民主国家政府不得不向波兰、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提供安全保证。这样就把东欧与西欧的命运系在一起，二者密切联系的程度至少是英国从未料到的。但在此时，法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英国人则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改进国内的空中防御，因此，波兰不可能得到西方国家的直接援助，而且任何间接援助也都将是小规模的。波兰可以得到的唯一援助只能来自东方，而且，如果张伯伦政府对与莫斯科订立协议不热心的话，那么，对于波兰人来说，他们就会坚决反对苏联红军进入他们的国家。由于斯大林最关心的是争取时间和避免战争，而希特勒所需要的则是迫使西方国家放弃波兰，这样一来，不管二人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如何之大，两个独裁者都对牺牲华沙、达成“交易”抱有长远的兴趣。轰动一时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的公布（1939年8月23日），不仅加强了德国的战略地位，而且还使对波兰的战争不可避免。纵然从当时经济和军事情况看（或许比前几年更明显）应防止大国冲突，但这一回伦敦和巴黎却不再选择“绥靖”政策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使英法两国联合一致，反对德国。而且，与1914年的情形相似，一方面英法两国海军对德国实行海上封锁，另一方面，英国派遣一支远征军，渡过英吉利海峡与法军并肩战斗。然而，在其他许多方面，这场战争的战略轮廓与上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而且对同盟国不利。在这场世界大战中，不仅没有东方战线，而且，柏林和莫斯科达成的瓜分波兰的协议还带来了两国间的贸易协议。结果，按照两国间的贸易安排，苏联对德国输出的原料不断增加，这就逐渐消除了对德封锁本来可以给德国经济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的确，在大战的第一年里，德国的石油相比其他原料的贮存仍少得可怜，但代用品生产、瑞典的铁矿石和来自俄国的不断增加的原料供应，帮了德国的大忙。此外，同盟国在西线消极应战，意味着它们对德国石油和军火的控制施加不了多大压力。最后一点是，在1914～1918年的世界大战中，德国要支持奥匈帝国这个累赘，而这一回，德国却无须支持一个碍手碍脚的盟国。如果意大利在1939年9月也加入战争的话，由于意大利经济有严重问题，这会给第三帝国极有限的资源贮存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可以大胆地说明，如果那样，还将破坏1940年德国向西进攻的机会。诚然，如果意大利真的参战，则可能使英法在地中海的处境变得复杂起来，但也许不会变得特别复杂。假如意大利保持中立，则可为德国的对外贸易提供有用的渠道，这就是柏林许多决策者认为墨索里尼应在局外旁观，而不应加入战争的原因。

“模拟战争”并不能考验出德国经济的脆弱性，但它使德国能完善其军队那高出一筹的国家战略中的一些要素——作战原则、兵种协同、战术空军力量和多线进攻战。特别是波兰战役，它证明了“闪电战”的有效性，也暴露了一些缺陷（当时即可以克服），并加强了德国人通过快速及出其不意的攻击和空中、装甲部队的适当集中，便可打败敌人的信心。挪威的地理环境不利于德国的装甲师进攻，也使挪威易受英国海军的控制。因此，在德国空军占有绝对优势前，在一段时间内，挪威战役还只是处在一触即发状态，尽管如此，在丹麦和荷兰的溃败中，德国人的信念又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验证。在1940年5～6月的法国战役中，德国军事学和战役战术能力方面的优势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在这场战役中，盟国出动了数量更大但组织欠佳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盟国军队被德国古德里安的坦克群和摩托化步兵撕成两半。在所有这些遭遇战中，进攻者占有很大的空中优势。在1914～1916年的多次战役中，双方在对付新的战争时，都拿不出多少本领。但是1940年的这些战役，却显示出德国的种种优势。它们似乎可以消除德国在长期对抗中经济上的脆弱性。

而且，德国的战争机器在1939～1940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大大扩展了它的石油和原材料来源。德国不仅可以（而且确实）对战败的敌国大肆掠夺，而且，一旦法国灭亡，英国将明显无力发动一场重大的战役，这些也意味着盟国不能通过大规模的战役来严重消耗德军的物资贮备。这时，到西班牙运原料的陆路交通线已经建成，瑞典的矿石来源也不再受盟国远征的威胁，而且，苏联由于对希特勒顷刻取得的胜利暗中感到震惊，也增加了对德的原料供应。前面提到，假如意大利在1939年9月参战，它的经济将给轴心国带来困难。在目前这种情形下，意大利在法国崩溃时参战却不会带来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尽管意大利在战斗中无能透顶，反映出它在20世纪30年代太自吹自擂了，但它的确迫使英国放弃了在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地，到近东去寻找原材料。

如果战争只是在英、德、意这3个交战国之间进行，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那就很难说了。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帝国决心继续斗争，并动员大批人员，调动大批库存军火。例如，在1940年，英国的飞机和坦克产量都超过了德国。当英国自己拥有的黄金和美元不够支付美国的供应物资时，罗斯福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带破坏性的中立法案，并劝国会说，维护英国的生存是为了美国本身的安全利益，具体办法是通过租借法案、“驱逐舰换基地”的交易、护航等。这样做总的结果是，两个主要交战国谁也不能给对方以决定性的打击。如果说，不列颠战役使德国横渡海峡的入侵流产的话，两国陆军兵力对比的不平衡，则使英国出兵欧洲大陆成为不可能。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对德国的多次空袭，有利于提高英国人的士气，但在这个阶段对德国造成的实际破坏是不大的。尽管德国水面舰艇不时进犯北大西洋，但却不能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另一方面，由于德军的邓尼茨采取了更新的战术、增加了潜艇编制，潜艇战像以往一样具有威胁性。在北非索马里和阿比西尼亚，英帝国军队发现，要夺取意大利人控制的阵地并不困难，但要应付德国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和在希腊的德国侵略军惯用的爆炸型打法，却异常困难。因此，在被称为“最后一次欧洲战争”的第二个年头，其特征是防御战的胜利和小规模的成功，而不是大规模的遭遇战和征服。

然而，希特勒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的重大决定，不可避免地从各方面改变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从战略上说，这意味着德国此时要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这就使它又回复到1914～1917年的困境中——这对把飞行中队稀疏地配置在西面、东面和地中海的德国空军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负担。可以肯定，英帝国在中东的地位仍会像本土岛屿一样存在下去，作为未来反攻的跳板——尽管希特勒只派遣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1/4的陆军和空军就会横行于中东。然而，最为重要的是，要深入苏联几百英里这样广袤的地理范围里进行作战，其后勤供给削弱了德军的最大优势，即在有限区域内发动突然袭击，在自己供给短缺及战争机器放慢速度之前就战胜敌人。1941年6月，德国及其盟军在前线集中了强大兵力，相反，后备部队和补充物资却相当不足，尤其是交通条件极差；由于原计划3个月内便结束战斗，因此对冬季作战没有丝毫准备；1941年德国的飞机产量远不如英国和苏联，更不用说美国了；德军拥有的坦克比苏联少得多；燃料和弹药在大范围的作战中也消耗得很快。甚至当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辉煌胜利时——斯大林在迎面压来的敌人面前错误地部署红军战斗序列，使德军在头4个月中打死和俘虏300万俄国人——这本身也并没有解决问题。苏联可以承受惊人的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可以让出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但它仍没有被打败。即使占领莫斯科，甚至俘获斯大林本人，也不一定能迫使苏联投降，因为苏联有异常大量的后备军。总之，这是一场无限的战争，第三帝国纵然有辉煌的成功和指挥天才，但却打不赢这场战争。

苏联假如面对莫斯科城下的德军以及同时（1941年12月）进攻西伯利亚的日军的双重攻击，它能否生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问题很有趣，却无法回答。日本继在1940年9月与德、意签订了三国条约，其后又在1941年4月与苏联签署了中立协定。日本希望在集中进行南下扩张时稳住苏联。但东京许多人听到德国逼近莫斯科的消息又禁不住想对苏联宣战。如果日军真的去进攻它在亚洲的宿敌，而不是执行其南下方案的话，那么罗斯福要劝说美国人民完全参与这场战争将很困难。英国在远东能够给苏联提供的援助（如果丘吉尔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话）将会很少。幸运的是斯大林并没有陷入两线作战的可怕境地，而是能在1941年下半年把西伯利亚训练有素、不怕严寒的部队抽调过来抵抗德军进攻，并进行反击。从东京的角度来看，南下扩张的决定是合乎情理的。1941年7月（在日本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以后），西方对日本的贸易封锁和资产冻结，使日本陆军、海军都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他们不屈从于美国的政治要求，就得夺取东南亚的石油和原材料，否则他们在几个月之内就会发生经济崩溃。因此，从1941年7月起，北上与苏联交战已不可能，而南下行动是势在必行了。但因为日军占领婆罗洲、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时，美军不会袖手旁观，所以日本必须摧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设施以及其在珍珠港的舰队基地。仅仅为了保持他们的“支那事件”的势头，日本将军们发现日本必须支撑起一个几千英里之外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去对付他们很少听说过的目标。

1941年12月是这场已变为全球性大战的战争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苏联人在莫斯科周围的反攻证明，至少在这里“闪击战”是失败了。而且，虽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头6个月的胜利对同盟国是很大的打击，但是从大的战略观点来看，沦陷的领土（甚至新加坡和菲律宾）都不是致命的，重要的是日本的行动和希特勒无故对美宣战，使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最终参加了这场战争。当然，仅仅有工业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军事效力——德国的指挥才能意味着单纯的人力财力的较量是愚蠢的——但伟大的同盟国，正像丘吉尔喜欢称呼的那样，在物质方面远远胜过轴心国，它的生产基地远离德军和日军，使德日军队鞭长莫及，它有资源和机会迅速建立起具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是法西斯侵略者任何一个早期对手所不可能拥有的。两年之内，德·托克维尔在1835年关于形成两极世界的预见，终于到了实现的时候。

[1] 这就是说，如果不发生战争，如果1913年以前的生产速度能够保持下去，那么欧洲的经济早在1921年就可能达到1929年的水平。

[2] 澳大拉西亚，西方国家在16、17世纪开始使用的地理名称，原指亚洲以南可能存在的全部陆地，其后专指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及邻近岛屿。广义说法与大洋洲范围一致。——审校者注

[3] 指1923年。——译者注

[4] 普恩加莱（1860～1934年），亦译彭加勒，法国著名政治家，曾任总统（1913～1920年），两度任总理（1922～1924年，1926～1929年）。——审校者注

[5] 勃鲁姆（1872～1950年），法国政治家、社会党人。曾几次出任总理（1936～1937年，1938年，1946～1947年）。

[6] 鲍尔温（1867～1947年），英国保守党领袖，三次任首相（1923～1924年，1924～1929年，1935～1937年）。——审校者注

[7] 张伯伦（1869～1940年），从1922年起历任英国邮政大臣、卫生大臣、财政大臣。1937～1940年任首相，以对德国奉行绥靖政策著称。——审校者注

[8] 这是1919年颁布的一条指令，即要求军队按照在下一个10年里不参加大的战争这一设想做出自己的预算。

[9] 指1932年初开幕的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审校者注

[10] 指共产党军队。——译者注

[11] 指意大利法西斯军队。——译者注

第七章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943～1980）

从军事上看，美国和苏联从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始终是一流强国，然而世界生产能力对比的变化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快。撇开所有的小国不算，只从经济指数上看，多极世界已经再次变为现实。

温斯顿·丘吉尔得知美国参战的消息后，毫不掩饰地表示欣慰（他有充足的理由这样做）。这是因为正如他后来所说的：“希特勒注定完了。墨索里尼注定完了。至于日本人，他们将被碾为齑粉。剩下要做的仅是正确使用占压倒优势的力量而已。”然而，在1942～1943年上半年，在同盟国方面更为谨慎的人们来看，如此坚定的信念似乎是无稽之谈。珍珠港事件以后的6个月内，日本军队横扫太平洋和东南亚，征服了欧洲列强在那里的殖民地，从南面包围了中国，并威胁着印度、澳大利亚和夏威夷。在苏德战场上，1941～1942年冬季一过，德军便重新发起残酷无情的攻势，向高加索挺进。几乎与此同时，在北非兵力少得多的德军在隆美尔的指挥下，推进到距亚历山大港不到55英里的地方。德军潜艇对同盟国护航舰队的袭击比任何时候都凶猛，使同盟国商船在1943年春季蒙受了极为惨重的损失；而英美通过战略轰炸对德国经济进行的“反封锁”，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并使空勤人员遭受了巨大伤亡。如果说1941年12月后轴心国注定要失败的话，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时它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

“超级力量的正确使用”

尽管如此，丘吉尔的这一重要推测却是正确的。这场冲突从一场欧洲战争变成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这一情况使英国必须采取更为复杂的战略欺诈行动。许多历史学家指出，新加坡之所以沦陷，是因为英国把飞机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师集中到地中海战区去了。然而，新的交战国进行的适当动员，彻底改变了总体力量的对比。在一段时间内，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战争机器还可以继续征服新地区，但他们的手伸得越长，对付同盟国军队反攻的能力就越差，而盟军正在稳步地进行反攻准备。

这种反攻首先发生在太平洋。在那里，尼米兹的舰载航空飞机挫败了日军向珊瑚海（1942年5月）和中途岛（1942年6月）的进攻，并显示了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作战，海军航空力量是何等重要。在1942年年底[1]，日军已经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岛，美澳联军推进到新几内亚。1943年年底在中太平洋海域实施反攻时，两支掩护进攻吉尔伯特群岛的强大的美国作战舰队本身还有4支快速航母特混编队（12艘航母）掩护。这些航母使美军掌握了绝对制空权。在兵力对比上占更大优势的英军于1942年10月突破了德军在阿拉曼的防线，把隆美尔的部队赶回突尼斯。当蒙哥马利下达进攻命令时，他拥有6倍于敌的坦克，3倍于敌的部队，以及绝对制空权。在以后的几个月里，艾森豪威尔指挥的10万英美联军在法属北非登陆，从西面向德意联军发动“钳形攻势”，于1943年5月最终使大批敌军投降。这时，邓尼茨也不得不从北大西洋撤回他的潜艇部队。由于此时的盟国船队受到了B-24超远程轰炸机、护航航母，以及装有最新式雷达和深水炸弹的反潜护卫舰群的保护，并从破译出的“超级”密码电报中掌握了德军潜艇的活动规律，致使德军潜艇损失惨重。盟军取得制海权之后，要夺取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则需要更长时间，但这一问题由于有了P-51远程战斗机而迅速得到解决。该机于1943年12月首次为美国空军的轰炸机群护航，没过几个月就把德国空军保护下的第三帝国士兵、工厂及居民的能力削弱到无法恢复的地步。

对德军最高统帅部来说，东线优势的丧失更加使之担忧。早在1941年8月，许多观察家就认为，苏联作为一个大国将不复存在。但此时，哈尔德将军却忧心忡忡地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我们曾估计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已经查明仅有番号的就有360个师……它们的武器和装备不如我们，战术指挥也很差。但是……如果我们消灭十几个师，苏联人就会又投入十几个师……时间……对他们有利，他们靠近自己的资源，而我们却一步步远离自己的资源。

在这场大规模、疯狂、残酷的苏德战争中，伤亡数字之大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总数都相形见绌。在战争的头5个月里，德国人宣称打死、打伤及俘获的苏军超过了300万人。然而，就在那时，斯大林和最高统帅部却计划在莫斯科附近实施首次反攻，苏联红军仍有420万作战部队，并在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胜敌一筹。当然不管是在地面还是空中战场，苏军都无法同训练有素的德军抗衡。甚至到1944年，苏军还要以牺牲5～6个人为代价消灭1个敌兵。因此，当1941～1942年可怕的冬季过去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仍能再次发动进攻，这次进攻的目标是斯大林格勒，但却遭到惨败。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德军于1943年夏天重整旗鼓，集结了17个装甲师，用于包围库尔斯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次是规模最大的坦克大会战，苏联红军投入了34个装甲师，以4000辆坦克对付德军的2700辆坦克。虽然苏军的坦克在一周内损失过半，但他们也歼灭了希特勒装甲部队的大部，并开始准备向柏林方向实施坚定不移的大反攻。就在这时，盟军在意大利登陆的消息给了希特勒一个借口，以便使他的装甲部队从这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中脱身，用于加强对正在被第三帝国的敌人收紧的包围圈的防守。

难道所有这一切仅仅是“正确地使用占压倒优势兵力”的结果吗？显而易见，经济力量从来不是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唯一因素，即使在1939～1945年完全机械化的战争中也是如此。经济力量与战争的关系，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就像铸剑师的手艺与击剑技巧的关系一样。德国和日本领导人在1941年以后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和战略错误，并为这些错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就德国来说，它既做过一些错误不大的决定，如1943年初把增援部队投入北非，结果都当了俘虏，也犯过一些蠢得惊人的错误，如对乌克兰人和其他非俄罗斯少数民族滥施暴力，他们原来很乐于摆脱斯大林的统治，但纳粹的残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这些错误还包括坚信恩尼格玛密码绝不会被破译，以及不肯雇用德国妇女进军工厂干活这种思想偏见，而所有同德国作战的国家都乐于利用这一尚未利用的劳动大军。德军高层领导的明争暗斗，使得他们无法有效地抵制希特勒发动力不从心的攻势，如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进攻战役。此外，学者们所说的相互倾轧的部门及小独立王国（陆军、党卫队、地方长官、经济部门）所造成的“大混乱”，也使德国无法统一估算资源需求和进行统一的资源分配，更不用说像其他国家一样制定出“大战略”了。这根本不是认真严肃的打仗。

日本的战略错误虽然不是那么骇人听闻和后果严重，却也够引人注目了。因为日本奉行的是由陆军左右的“大陆战略”，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投入的作战部队很少，仅仅11个师。相比之下，它在中国东北则有13个师，在中国内地驻有22个师。即使美国在中太平洋开始反攻之后，日军向该地区增派去的部队和飞机也很晚才到达，且数量少得可怜。相比之下，日本1943～1944年在中国实施大规模进攻时却投入了大量资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45年初，就在尼米兹挥师逼近日本，日本城市遭到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时，仍有100万日军滞留在中国内地，还有约78万日军驻在中国东北。因美国潜艇的有效封锁，这些日军已无法撤退。

日本帝国海军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中途岛海战等重大战役中，日军的作战指挥错误百出。在航母已被证明在太平洋海战中极其重要之后，许多日本海军将领在山本五十六死后竟偏爱起战列舰来，仍想寻找机会打第二次对马海战。1944年莱特湾海战和更具象征性的大和号战列舰的自杀性出航，都暴露出这种弱点。日本潜艇配有威力强大的鱼雷，却被十分错误地用于为作战舰队担任警戒或向被围困的岛屿运送补给，而不是用于切断敌方的海上交通线。虽然日本比英国更加依赖原料进口，其海军却不去保护本国的商船队。在护航技术、反潜技术、护航航母和反潜舰群的发展方面也相当落后。在1941～1943年，由于过分迷恋战列舰，日本海军把资源用于建造“大和”级巨型战列舰，却没有建造一艘护航驱逐舰。在此期间，美国则建造了331艘。日本在情报搜集、密码技术及破译技术等方面也不如敌国。所有这一切对维持“大东亚共荣圈”所起的作用，就像德国人所犯的错误对维持“千年帝国”所起的作用一样。

显而易见，人们还无法找出这些失误的原因，因此也就无法分析如轴心国不犯那些错误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除非同盟国也犯下同样严重的战略与政治错误，否则，从长远看它们靠生产能力上的优势就能取胜。毫无疑问，假如1941年12月德军成功地占领莫斯科，这对苏军的作战能力（和斯大林政权）肯定会造成严重损害。但是，当苏联人民得知他们唯一的前途是被处死时，在东方数千英里的地方仍有强大的生产与军事后备力量的情况下，他们还会投降吗？巴巴罗萨行动使苏联经济损失巨大（煤产量下降57%，生铁产量下降68%）。但是还应看到，苏联1941年生产的飞机比德国多4000架，1942年多1万架。并且苏联是在一条战线作战，而德国是三线作战。凭借兵力、坦克、火炮、飞机日益增大的数量优势，从战争的第二年起，苏联红军事实上就能承受5∶1～6∶1的损失（尽管己方部队伤亡很大），并击退兵力日衰的德军。到1945年初，仅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战线，“苏军的力量就已占压倒优势，在兵力上5倍于敌，装甲车辆5倍于敌，火炮和飞机方面分别是7倍多和17倍”。

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法国的英美联军几个月前就占“很大优势（坦克为20∶1，飞机为25∶1）的情况下”，德军竟打了很多漂亮仗，并坚持了很长时间。甚至到1944年底（就像在1918年9月一样），德军仍然占领着比本国疆土在战争爆发时大得多的地区。对于这一问题，军事史学家的回答几乎如出一辙：德军的作战理论强调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和分散决策，这比英军谨小慎微、墨守成规的战术，苏军不计伤亡、全线出击的进攻，以及美军热情有余而谋略不足的推进，要高明得多；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比任何敌手都丰富；德军参谋人员和军士的技能与训练素质非常高，即使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如此。

但是，对德军作战表现的赞扬（关于这种赞扬的书似乎比比皆是），不应掩盖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柏林和东京一样，将自己的手伸得过长。1943年11月，约德尔将军估计，在东线有390万德军（和少得可怜的28.3万轴心国友军）在同550万苏军作战，另有17.7万德军驻在芬兰，48.6万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占领军有137万。“还有61.2万被牵制在巴尔干，41.2万在意大利……希特勒的军队遍布整个欧洲，但每一条战线在人员和装备数量方面都处于劣势。”这些话也可用来描述日军，它稀疏地分布在从缅甸到阿留申群岛的广大远东地区。

即使在那些看上去“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役中是轴心国而不是同盟国获胜，人们也很难看到这些胜利除了推迟大战最终结局的到来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假如尼米兹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中损失1艘以上的航空母舰，他在同一年即可得到3艘新型的大型航母、3艘轻型舰队航母和15艘护航航母；1943年可得到5艘大型航母、6艘轻型的大型航母、25艘护航航母；1944年还可得到9艘大型航母和35艘护航航母。同样，在几年紧张的大西洋之战中，同盟国在1942年和1943年分别损失了总计为830万吨和400万吨的船只，但这一巨大损失却分别得到了同盟国新下水的700万吨和900万吨新商船的补偿。这主要归功于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的美国造船能力。到1942年中期，美国新下水的船只吨位已经超过德军潜艇击沉的船只吨位。据此，一位著名权威人士的结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只能推迟但不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在地面作战中，情况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主要是敌对双方炮手与坦克乘员之间的战争，但德国的牵引火炮、自行火炮和坦克的产量大大少于苏联，更不用说与所有同盟国加在一起的数量相比了（见表33）。

表33 1944年各大国坦克产量

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数字是飞机产量（见表34）。这是因为人人皆知，没有制空权，陆、海军就无法有效地作战；有了制空权，不仅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还可给敌方的战时经济以严重破坏。

表34 各大国飞机产量（1939～1945年）

而且，这些统计数字无法说明这一事实，即英美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四引擎重型轰炸机。所以，就引擎量及飞机重量来看，同盟国比轴心国的优势更大。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尽管德军为保持制空权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的城市、工厂和铁路线还是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狂轰滥炸。在日本情况更严重，整个日本本土几乎没有空中保护。另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邓尼茨的潜艇不敢露出水面，为什么斯利姆将军在缅甸的部队得以增援英帕尔平原，为什么美军航母能在整个西太平洋对日军基地发起频繁攻击，以及为什么当盟军士兵遭到德军顽强抵抗时总能召来飞机消灭敌军，继续向前推进。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D日（1944年6月6日），德军在西线只能纠集319架飞机，去对付盟军的12837架飞机。借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击剑（就像战争）固然需要技巧与经验，但如果一名剑手没剑了，那么技巧与经验将于事无补。在“铸剑”之战中，同盟国显然取得了胜利。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即使在德、日帝国扩张之后，交战双方的经济和生产能力的不平衡，也远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双方的力量对比。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粗略估计，1938年“大德意志”在世界工业产量和“相对战争潜力”方面所占的比重，大致等于英法的总和。在资源总量和战争潜力方面，德国也许低于英法两个帝国的总和。但战争爆发时，英法两国的动员和战备水平不如德国。而且，如前所述，在关键性的作战专业技能方面，同盟国不如敌手。德国在1939年和（特别是）1940年征服的土地，使它在实力上大大超过了丘吉尔领导的被封锁且受到一定打击的英国。法国的垮台和意大利的参战，使大英帝国面前出现了一支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它的战争潜力可能比英国大1倍。从军事上看，柏林—罗马轴心有所向披靡的地面部队，海上力量仍然不足，空中力量与英国大体持平。所以，英国选择在北非而不是欧洲作战。如果只看到红军遭受的严重伤亡，以及苏联的领土和工厂被占领、那么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初期似乎并没有改变这种力量对比。

然而，1941年12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力量对比——苏军在莫斯科的反攻说明它不会败在德军的闪电战下。日本和美国卷入这场战火已遍燃全球的战争，使一个具有巨大工业生产能力的“大同盟”得以形成。它还不足以立即影响战争的进程，因为这时德军仍然十分强大，能在1942年夏天对苏军发动新攻势；日本也正陶醉于战争头6个月对准备不足的美国、荷兰和大英帝国作战时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中。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纵然把法国算在德国一边，同盟国也具有两倍于轴心国的生产能力（根据1938年不十分确切的数字，但这些数字肯定低估了美国的生产能力），3倍的“战争潜力”，3倍的国民收入。到1942年和1943年，同盟国的战争潜力就已转化为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等武器装备。事实上，到1943～1944年，仅美国一国就已能每天建好1艘军舰，每5分钟生产1架飞机！此外，同盟国还生产了许多新式武器（如B-29轰炸机、P-51式战斗机、轻型舰队航母等），而轴心国只能生产少量先进武器（如喷气式战斗机、德国U-23型潜艇）。

瓦根菲尔统计的主要参战国军火产量数字，很好地说明了双方武器产量对比的巨大变化（见表35）。

表35 各大国军火生产1940～1943年

［单位：10亿美元（1944年币值）］

由此可见，1940年英国的军火生产虽然大大落后于德国，但增长速度很快，到下一年——德国经济自由发展的最后一年——竟已略占优势。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北非战役中两次失利的震撼，以及施佩尔执掌经济部，使1943年的德国军火生产急剧增长；日本的军火生产也翻了一番多。尽管如此，英苏在这两年中增加的武器生产费用仍与轴心国基本相等（1941～1943财政年度英苏增长100亿美元，轴心国增长98亿美元），并在军火总产量方面遥遥领先。但是，美国的变化最惊人。1941～1943年，美国的军火产量增长了8倍以上。这就是说，1943年同盟国的军火总产量已是敌方的3倍。于是，人们终于认识到，从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争潜力”和国民收入就很不平衡。不管德军在东线和西线的反攻中运用了多么巧妙的战术，一直坚持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最终都将被占绝对优势的盟军的火力所压倒。到1945年，数千架英美轰炸机每天都去轰炸德国，苏联红军的几百个师已做好进攻柏林和维也纳的准备。这一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这样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联盟战争中，财力最雄厚的国家将获得最后胜利。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也是如此。现在人们都很清楚，1945年原子弹的使用标志着世界军事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意味着大国间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一旦爆发，人类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将成为问题。但在1945年的作战中，这只是美国用于迫使日本投降的一系列军事手段之一。美国成功的潜艇战使日本受到了饥饿的威胁，蜂拥而至的B-29轰炸机将无数日本城镇夷为平地（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火攻”大约造成了18.5万人的伤亡，摧毁了26.7万座建筑物），美国及其盟国还计划大规模入侵日本本土。尽管有某些不同意见，美国政府最终还是做出了投放原子弹的决定。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希望减少盟军士兵的伤亡，向斯大林发出警告，以及证明实施耗资巨大的原子弹工程是正确的。这些理由是否成立，直到今天仍有争议。不过，这里要说明的问题是，当时只有美国拥有如此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手段，能在打两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还投入大量科学家、原料和资金（约20亿美元），去发展一种效能未卜的新武器。广岛遭受劫难与柏林落于苏联红军之手，不仅象征着又一场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标志着世界事务中一种新秩序的开始。

新的战略态势

早在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就已经勾画出了新秩序的轮廓。一份政策性的文件这样写道：

与我们目前敌人的战争胜利结束后，我们会发现，各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的消长将发生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其意义之深远，在罗马陷落后的1500年中，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比。击败日本后，只有美国和苏联堪称第一军事强国；其原因均归结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辽阔的幅员和巨大的军火生产潜力。

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吹毛求疵地对“在过去1500年中没有任何事件具有可与之相比较的性质”一说提出异议，但情况已日趋明朗：战后的世界力量对比将完全不同于战前。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日本称霸欧洲和远东太平洋的企图正在烟消云散；英国尽管有丘吉尔，但也正在衰落。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人经常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到来了。至于国际秩序，用德·波特的话说，现在已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只有美国和苏联与其外表一致，可谓世界的两极；而在这两个“超级大国”中，美国则享有巨大的优势。

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搞得精疲力竭，或仍为“不发达的民地”，而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犹如1815年的英国，只能用“非同一般”来形容。此外，其实力从绝对意义上说，也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战争开支的巨大刺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若以1938年的美元不变价格计算，从1939年的886亿美元增至1945年的1350亿美元；若以目前的美元价格计算，则增至2200亿美元。“新政”也未能消灭的“经济萧条”，在战争中被彻底根除；未能充分使用的资源和人力都得到了适当的利用。“在战争期间，美国工厂的规模扩大了近50%；产品产量增长了50%以上。”1940～1944年，美国工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每年增长率超过了15%。这是空前绝后的。虽然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战时军用物资生产所引起的（军用物资在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从1939年的2%，剧增至1943年的40%），但非军用品的生产也增加了。因此，美国并未像其他交战国那样压缩国民经济中的民用部门的生产。美国的生活水平、人均产值都高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大国中，美国是唯一因战争而大发其财，而不是因战争变得穷困潦倒的国家。在战争结束时，华盛顿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330亿美元的2/3。此外，“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生产量是由美国承担的，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1/3”。这使得美国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就是在数年后，美国产品仍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由于美国造船业的急剧膨胀，其船舶总吨位占世界的一半。从经济上说，美国可不受限制地在世界上为所欲为。

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表现在其军事实力上。在战争结束时，美国有1250万名现役军人，其中750万人驻在海外。虽然其兵力总数在平时自然要减少（到1948年，美国陆军的人数只有4年前的1/9），但这仅是政治抉择的反映，并不反映美国真实的军事潜力。由于美国在战后初期设想自己在海外的作用将是有限的，它认为用其现代化武器来显示自己的力量是更好的选择。当时美国海军雄踞全球，“独一无二”。其舰队拥有l200艘大型军舰（以数十艘航空母舰而不是战列舰为核心组成作战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国皇家海军，没有任何国家的海军可与之匹敌。美国航空母舰特混编队和海军陆战队，已充分显示了美国通过海洋向世界各地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的“制空权”则更为壮观：它的2000多架重型轰炸机曾把希特勒的欧洲炸得稀烂；它的1000架超远程B-29型轰炸机曾使许多日本城市化为灰烬。现在它又有了像B-36型轰炸机那样更为强大的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最重要的是，美国垄断着原子弹，可对任何未来的敌人实施像广岛和长崎那样可怕的毁灭性打击。然而，正像后来的分析所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军事力量其实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美国只储备有几枚原子弹，而且要顾及使用原子弹会引起很大的政治后果），美国也难以运用其军事力量来影响像苏联这样相距遥远、充满怀疑、像谜一样的国家的行为。但是，在朝鲜战争前，美国的这种飘飘然的自我优势感并没有被触动；由于那么多的国家请求美国提供贷款、武器和军事援助，它的这种感觉还有所加强。

鉴于美国所处的非常有利的经济和战略地位，美国的势力在1945年后便向外迅猛发展。这对于熟悉国家政治史的人来说，是不足为奇的。随着传统大国的衰败，美国稳步地填补了它们撤走后所留下的真空。在变成了头号强国后，美国就不会再把自己局限在自己的疆界内，或者自己所处的半球内。毋庸赘述，战争本身是美国势力和影响向外扩张的主要根源。例如，1945年，美国在欧洲驻有69个师，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驻有26个师，而在美国本土却一个师也没有。美国因负有重建日本、德国（以及奥地利）的政治义务，所以它就“待在那里”；美国军队在太平洋上是越岛作战，并进入北非、意大利和西欧战斗过，因此便在这些地区留驻军队。但是，许多美国人（特别是军人），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能很快回国，将美国武装力量的部署恢复到1941年以前的状况。这种想法虽使丘吉尔大吃一惊，并引起了奉行孤立主义的共和党人的注意，但要使时钟倒转是不可能的。犹如1815年后的英国人那样，这次轮到美国人发现他们在各地的非正式影响已发展成为无法摆脱的更加正式的影响了。像英国人一样，每当美国人想画一条安全界线时，他们就会发现“不安全的新边疆”。“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种新秩序的经济情况至少是人们可以预料到的。在大战中，国际法学家们（如科德尔·赫尔）就曾正确地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经济机能失调引起的。具体地说，是保护主义关税、不公平经济竞争、获得原材料的途径有限、政府闭关自守的政策引起的。这种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受阻碍的贸易意味着和平”的信念，受到了出口型工业的有力冲击。出口工业界担心，如果不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来吸收产量激增的美国产品，随着战后美国政府开支的减少，出口工业就会衰退。此外，美国军方坚决（甚至过分地）主张，美国应控制（或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关键性的战略原材料，如石油、橡胶、金属矿藏等。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便使美国致力于建立某种有利于满足西方资本主义需要（尤其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大限度繁荣起来）的国际新秩序。这一新秩序从长远看，符合亚当·斯密的保证：“不受阻碍的贸易越能提高资源分配的效率，全面提高生产率，进而增强所有人的购买力就越有可能。”这样，在1942～1946年，世界上便出现了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来还缔结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在这一新的经济制度下，希望能保证获得复兴与开发资金的国家，发现自己不得不屈从美国的要求，同意自由兑换货币和开展自由竞争（就像英国人那样，尽管他们还努力保持帝国特惠制）；否则就须像苏联人所做的那样，发现这一制度与其社会主义控制制度水火不容时，完全避开这一制度。

这些安排在实践中是有缺陷的。第一个缺陷是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医治6年总体战造成的巨大创伤。第二个缺陷是，放任自流的体制必定只对竞争能力最强的国家有利，也就是说，只对未受战争破坏、生产力膨胀的美国有利；而对那些因受战争破坏、设备差、竞争力弱的国家，如边界已变动、难民成群、房屋被炸、机器破旧、债务深重、失去市场的国家，则非常有害。直到美国察觉欧洲普遍不满与苏联的影响日益扩大的危险同时出现时，它才被迫制订了“马歇尔计划”，答应为大规模恢复“自由世界”的工业提供巨额资金。但是，到这时已出现了美国的经济扩张与美国在世界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订立安全条约齐头并进的局面。这与英国在1815年后四处建立基地、订立条约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可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总的来说，英国能避免与其他主权国家过多地建立固定的和含混的联盟关系，而美国现在则承担这种义务。确实，随着“冷战”的展开，美国的这些义务几乎都是“对事件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无论承担这些义务是否有正当的理由，其结果都是使美国一反自己早期的历史，而过多地卷入了国际纠纷。

1945年时的美国决策人看来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安；相反，许多人还认为，这不仅是“显示天意”，而且还认为他们现在已有了宝贵良机，由美国来理顺被原先的大国搞得乱七八糟的关系。亨利·卢斯在《生活》杂志上狂喜地写道：“美国的经验是通向未来的关键……美国在全人类的国际大家庭中必须是老大哥。”美国还鼓励后来被称为“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效法美国人的自助、企业家精神、自由贸易和民主等原则，对中国尤其寄予厚望。赫尔写道：“这些原则和政策对增强各地自由人民的正义感、权利意识和福利意识大有裨益，整个国际机制在几年之内就能运转得令人相当满意。”美国人人乐观，既然方向正确，根本不考虑用“胡萝卜加大棒”是否能说服英、荷老牌帝国主义者，欧洲左倾政党和冷面孔的莫洛托夫。一位美国官员甚至说：“现在轮到我们在亚洲击球了。”其实他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几乎在世界各地击球了。

美国势力最难渗透进去的地区是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自1945年以来，一直自称是打败法西斯的主要国家。根据苏联红军的统计，苏联共歼灭了德军506个师；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和被俘的1360万人中，有1000万人是在东线损失的。甚至在第三帝国崩溃之前，斯大林还向远东调去了几十个师，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向在中国东北的已大大削弱的日本关东军开战。因此，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三天后苏联的对日宣战，就不令人惊奇了。西线的长期战事不仅完全改变了苏联在欧洲的地位，扭转了其1917年后地位暴跌的局面，而且还使苏联几乎恢复了它在1814～1848年间在欧洲的地位（当时它庞大的军队充当着东欧、中欧的宪兵角色）。苏联扩展了它的疆域：在北方割取了芬兰的部分领土；在中部掠取了波兰的一些领土；在南方则吞并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被重新并入苏联；它还深谋远虑地将东普鲁士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一小片地区划归己有（路塞尼亚或次喀尔巴阡乌克兰），从而获得了直接进入匈牙利的通道。在其西面和西南面，势力壮大的苏联建立了由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及（挣脱约束前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组成的新卫星国“防疫线”。在它们与西方之间就是众所周知的“铁幕”。在“铁幕”后面，苏联共产党的官员和秘密警察决心使这一整个地区以完全不同于科德尔·赫尔所希望奉行的原则行事。远东的情况也同样如此。苏联对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和萨哈林岛（库页岛）的迅速占领，不仅报了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一箭之仇，而且还与中国共产党人联结在一起，而后者也是不可能接受奉行自由放任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苏联势力影响的增长虽使人难以忘怀、不容忽视，但其经济基础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美国受惠于战争的繁荣经济相比，大为逊色。苏联人口损失骇人听闻：军队损失750万人，600万～800万平民被德国人杀害；再加上因粮食减少、强制劳动和大量增加工作时间而造成的“间接”战争损失，“在1941～1945年共有2000万～2500万苏联人过早地死去”。由于伤亡者主要是男子，两性的不平衡使国家的人口结构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在德国占领的俄罗斯欧洲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物质损失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被占领地区的1160万匹马中，被宰杀和掠走的达700万匹，2300万头猪中被抢走2000万头，13.7万台拖拉机、4.9万台谷物联合收割机和大量的牛棚、农场等其他建筑物被毁。运输网遭到的破坏是：6.5万公里长的铁路线被毁，损失了15800台机车、42.8万节车皮、4280艘内河船舶和被占领区内一半的铁路桥。这一地区近50%的城市居住面积、120万幢房屋被毁，农村地区房屋被毁达350万幢。

许多城镇变为废墟。成千上万个村庄被夷平。人们都居住在地下的洞穴中。

因此，苏联人一进入其德国占领区便大肆搜刮，把工厂设备、铁轨等一切可搬走的东西都弄走，并要求其他东欧国家赔偿（罗马尼亚用石油、芬兰用木材、波兰用煤）。对此，人们没有必要感到奇怪。

确实，苏联在军工生产和前线作战方面都战胜了德国。但是，苏联的胜利靠的是大幅度减少其他部门——消费品、零售贸易和农产品供应（虽然粮食产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德国人掠夺造成的）的生产和活动，集中力量进行军工生产获得的。总之，1945年的苏联在军事上是一个巨人，但在经济上已沦为一个丧失了生活必需品、穷困潦倒的穷汉。随着租借物资供应的中断和苏联因美国附加的政治条件而拒绝接受美国的金钱，苏联又恢复使用它在1928年后利用本国资源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老办法：继续强调生产资料（重工业、煤炭、电力、水泥）的生产和发展运输业，从而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生产带来损害，并且自然地将军事开支从战时水平削减下来。结果，苏联在克服了最初遇到的困难后，在重工业方面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经济奇迹”，其重工业产量在1945～1950年增长了近1倍。为了重建国家实力源泉，达到这一冷酷的目标，斯大林政权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把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标准降低到革命前的水平上。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苏联工业的发展犹如其1922年以后的情况，工业生产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战前的产量。例如，乌克兰冶金业和电力工业的产量在1950年前后才达到或刚刚超过1940年的水平。由于战争的影响，俄国的经济发展再次停滞了大约10年的时间；更为严重的是，从长远看，至关重要的农业部门继续受到忽视。由于停止执行战时强制性应急措施和投资不足，（和瞎指挥）农业生产进一步萎缩，产量暴跌。斯大林到死也不同意农民拥有自留地。这样，苏联农业长期存在的生产水平低、效率低的问题便继续存在着。

与此相对照的是，斯大林显然决心在战后保持一支高水平的军事力量。由于恢复经济的需要，规模庞大的苏联红军在1945年以后减少了2/3，但它仍很庞大，拥有175个师、2.5万辆一线坦克和1.9万架飞机，因而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在苏联人眼里，要遏制未来的侵略者，更加自如地保持对东欧卫星国及对远东征服地区的控制，拥有这样一支军队是必要的。虽然苏联红军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但它的许多师仅仅是“架子师”或主要担任守备的部队。此外，苏联红军还遇到了可能被军事技术进步甩在后面的危险。1815年的俄国庞大的军队在数十年后也曾遇到过这一危险。要克服这一危险不仅要对其军队的师团进行大规模的改编和现代化，而且还需投入国家的经济和科学力量来研制新武器系统。1947～1948年，令人望而生畏的米格-15型喷气战斗机开始服役；苏联还效法美国人和英国人，建立起一支远程战略空军。苏联还使用虏获的德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研制各种导弹。甚至还在战争时期，苏联就抽调力量研制原子弹。在对德战争中仅充当助手的苏联海军也发生了变化，添置了新式重型巡洋舰和远洋潜艇。它的许多武器是仿制的，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也不算先进。但不容置疑的是，苏联决心不甘落后。

维系苏联实力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重新强调内部纪律和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那种绝对一致。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他日趋严重的偏执狂症，还是出于他想通过一系列计划周密的行动来加强自己的专权地位，或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还难以断定。但是，发生的事件本身说明了其原因。任何与外国有联系的人都被怀疑；遣返的战俘被枪毙了；以色列国家诞生后，犹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效忠对象，结果导致苏联国内重新采取反犹措施；军队将领的地位被削弱，德高望重的朱可夫元帅于1946年被解除苏联地面部队总司令的职务；苏联共产党的内部纪律和入党条件更加严格；1948年，列宁格勒全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总是不喜欢他们）被清洗。苏联加强了检查制度，检查范围不仅涉及到文学和艺术领域，而且还扩大到自然科学、生物学和语言学领域。苏联制度内部的紧张化当然是与重新实行农业集体化和“冷战”紧张局势的出现相呼应的。自然，苏联统治下的东欧诸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想僵化和极权统治，在那里，消灭反对党、举行公开审判、否定个人权利和私人财产成了家常便饭。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波兰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制度的颠覆，导致西方对苏联制度所持有的热情态度大为减弱。西方搞不清楚的是苏联的这些措施是周密策划的（完全合乎逻辑的是苏联领导集团热切希望，使其卫星国和卫星国的人民脱离西方的思想和富庶的影响），还是斯大林末日来临前偏执狂病加重的反映。无论其原因何在，世界上还是出现了一大片丝毫不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影响的地区，在人们前面形成了另一种发展局面。

苏联的壮大似乎证实了麦金德等地缘政治学家们的预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的资源将被一个庞大的军事强国控制；海洋强国若想保持全球力量均势，须抗击该国向大陆边缘地带的进一步扩张。几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政府大为震动，完全放弃了原先“一个世界”的想法，而代之以超级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开殊死搏斗的格局。可是，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格局在1945年的局势中就隐约出现了，像德·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美国和苏联正在成为能决定半个地球命运的两个国家，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国家具有这种能力；但与此同时，两国也自然沦为“全球性思维”的牺牲品。1946年莫洛托夫宣称：“苏联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没有苏联参加，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两人可能就东欧问题私下达成协议）所发表的声明的翻版。美国的声明这样说：“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利益的严重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

昔日的大国现已成为中等国家，它们的崩溃是超级大国崛起的另一种衬托。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情况，不同于1945年后的英国和法国。战火刚刚平息，盟国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德、日不再成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而且还把德国分为4个占领区（后来合并成两个德国）。日本像1943年的意大利那样，被剥夺了海外领地；德国丧失了它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和东部古老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战略轰炸、运输系统使用过度、住房条件的下降、许多原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的缩小，已经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盟国对其工业的控制、（在德国的）拆迁工厂，又如雪上加霜。194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竟不到1938年的1/3，真是可怕的倒退。日本经济也出现了类似的倒退情况。它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34～1936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也只相当于这一时期的30%；对外贸易量微乎其微，甚至两年后的出口量才只有1934～1936年的8%，进口量则为18%。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纱锭数量从1220万支减少到200万支；煤的产量减少了一半，如此等等。德、日作为强国的日子，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似乎都结束了。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盟国，但其经济情况也一样暗淡。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所造成的破坏。“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被饿死了。”到1945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13年的26.7%。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骇人听闻，犹如美国的经济卫星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与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法国被德国洗劫了4年后，其国土又遭受了1944年几个月大规模战斗的蹂躏，结果“绝大部分水道和港口被堵塞，绝大部分桥梁被摧毁，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暂时不能使用”。福仑的法国进出口贸易指数表明，到1944～1945年，法国的进出口实际上等于零，法国的国民收入那时只相当于1938年（法国最灰暗的年月）时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被使用。法郎与美元的汇率在1944年被定为50∶1，但这个汇率完全是凭空制定的，1年内就降到119∶1。到1949年，当情况比较稳定时，法郎与美元的汇率仍高达420∶1。这些诸如重建、国有化和通货膨胀一类的纯经济问题，明显地影响了法国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曾是反法西斯“伟大联盟”的一员，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西非、地中海东部和阿尔及利亚反对亲维希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的忠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严重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但是，戴高乐即使在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时，对后者也不满。由于英国迫切希望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以接替正在垮台的德国去同苏联相抗衡，所以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的待遇和地位，如在德国有占领区，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等。法国虽未能恢复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但它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印度支那、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随着政府海外部的建立和海外领地的获得，法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保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虚弱不堪并严重依靠美国财政援助过活时，还想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之列，纯属“伟大的疯狂”。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环境，但法国却仍想趾高气扬，结果它至少还需多年才能从旧梦中清醒过来。

虽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国人理应对这种实力对比感到不平，但他们的国家和英帝国在表面上继续充当着世界的一个大国。这种做法掩盖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使伦敦的决策人难以在心理上做出调整，以适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局面。英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它毫无疑问是“三巨头”的一员。英军在海上、天空甚至陆地上的战绩，显著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属地（包括中国香港）都回到英国手中，英国部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损失惨重，但仍拥有1000余艘战舰、近3000艘小型舰艇和5500艘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统帅着世界上的第二大战略空军部队。但是，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

“胜利”并不是英国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词。在英国保持其力量方面，击败德国（及其盟国）是一个因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德国虽被击败，但英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应过多地考虑“胜利”本身，而应想想胜利的环境，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国人严重地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英国虽然对其资源和人口进行了超限度动员，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国的武器弹药、航运、食品和其他物资来维持战争。英国的这种进口需求一年高于一年，但其出口却不断萎缩，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当工党政府在1945年7月上台执政时，在它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关于国家正在面临的“财政上的敦刻尔克”的备忘录。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它指出：英国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2]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这样，英国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不得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苏联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摆脱了巴勒斯坦动乱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44.7%）。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36 1950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

（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程投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接连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撒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苏联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苏联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投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苏联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领地），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萨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苏联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联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苏联和西方之间一两年后就出现了“冷战”，而“冷战”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质暴露无遗。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苏联人不会允许东欧出现议会式的民主；苏联还保持着庞大的军队；在希腊、中国及其他地区，共产党同其敌手正进行着内战；还有最后一点，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即人们对“红色威胁”恐惧的日益增加，苏联的间谍网以及国内颠覆活动，这一切促使美国公众的情绪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对此也断然做出了反应。由于担心苏联会进入英国撤销其对希腊、土耳其的保证后留下的力量真空，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3月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描绘了当前世界必须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原则：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大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的。它突出地表现为自由的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和没有政治迫害。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为基础。它所依靠的是恐怖和迫害、对报纸的控制、指名选举和压制个人自由。

杜鲁门继续说：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自由的人民保持自己的制度及统一，反对企图将极权政权强加于他们的侵略行径”。此后，国际事务，用更加生动的话来说，犹如摩尼教徒正在进行的一场争斗；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正义力量和邪恶力量在历史上很少像现在这样聚集一堂、全副武装、相互抗争。以自由反对奴役，以光明反对黑暗”。

毫无疑问，这类语言好多都有其对国内目的，不仅美国如此，英国、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各国也都一样。保守势力可以使用这类语言使对手威信扫地，或者攻击自己的政府对“共产主义软弱无力”。但这样一来又肯定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的怀疑。苏联报刊很快就说西方正在觊觎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在苏联四周树立新的敌人，建立前进基地，以包围苏联；西方还支持反动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力量，有意在联合国“结帮拉派”。莫斯科声称：“美国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是过去反苏政策的翻版，其目的是发动战争，以武力建立一个由英国和美国统治的世界。”苏维埃政权便以此为借口，清除国内异己分子，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实施强制性的工业化，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因此，双方都在加剧“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世界性的思想体系，互相“排斥”，水火不相容。因此，双方都把世界视为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意识形态的争吵不可能与权力—政治利益相分离。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这就是新的战略现实，不仅被分裂的欧洲各国人民要适应它，而且亚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及其他地区的人民也必须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它。

“冷战”与第三世界

正如以后所证实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苏美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苏美对抗。起初，“冷战”主要围绕重新划分欧洲国界进行。归根结底，“冷战”仍系于“德国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将决定1945年的战胜国对欧洲影响的大小。毫无疑问，20世纪上半叶德国侵略对苏联造成的损失，比对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苏联人决心不再让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事件在下半叶重演，且这一观念由于斯大林坚决要求得到安全保障而有所强化。苏联人考虑的第二个问题是，使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形势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是因为，如果要求莫斯科指导的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国家得以建立，苏联的政治和战略地位很可能得到提高。这些比从前要求得到不冻港的更高层次上的考虑，可能是1945年后苏联制定政策的依据，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它彻底解决。因此，苏联首先决心废除1918～1922年签订的各项领土协定，战略目的是“解围”。如前所述，这等于让苏联人重新获得对波罗的海各国的控制权，使波苏边界西移，使东普鲁士从此消亡，苏联从芬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得到部分领土。这些并没使西方担心，其中许多的确是在战时西方就已同意的。使人不安的是，苏联想在中、东欧的独立国家中建立“亲莫斯科”政权。

在这一方面，波兰的命运预示着其他国家的命运，虽然这对西方的刺激较大，因为1939年英国就决心为保卫波兰的领土完整而战，且波兰军队（及流亡政府）战时也在为西方作战。在卡滕发现埋葬波兰军官的大坟场，苏联人对华沙起义的非难，斯大林坚持要改变波兰边界，以及亲莫斯科的波兰人派别在卢布林的出现，这一切使丘吉尔对苏联人的企图怀疑至深。几年之后，苏联人便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在各级权力机构中清除了所有亲西方的波兰人。这使西方人的担心得到了证实。

莫斯科在处理波兰问题时在许多方面都涉及到“德国问题”。从领土上看，波兰边界的西移不仅缩小了德国的疆域（东普鲁士已被吞并），还使波兰人在阻止德国将来改变奥得-尼斯一线的边界方面处于有利地位。从战略上看，苏联坚持使波兰成为一个安全“缓冲地带”的目的是，确保自己不再遭受德国“1941年式”的进攻。因此，莫斯科坚持要同时决定德国人民的命运也是合乎逻辑的。从政治上看，苏联在支持“卢布林”波兰人的同时，还对流亡他乡的德国共产党人进行了培训，以便让他们回到祖国后起同样的作用。从经济上看，苏联对波兰及其他东欧邻国进行剥削后，还想掠夺德国的财富。但当莫斯科清楚地看到，如果使德国人变成穷汉就无法赢得他们的友谊时，便停止了掠夺活动，莫洛托夫讲话的语调也变得比较中听了。不过，这些战术上的变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决定德国未来的问题上，苏联要求有重要发言权，如果不是最后决定权的话。

在波兰和德国问题上，苏联的政策肯定要与西方的政策发生冲突。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要求整个欧洲执行自由市场政策，都进行民主选举（虽然英国人和法国人比自由放任的美国人更主张国家有较大的权力）。从战略上看，西方和苏联一样，也决心防止德国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特别是法国人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但是，他们都不希望看到苏联红军取代德国国防军统治欧洲。虽然1945年后法国和意大利政府仍能包容共产党人，但对掌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西方人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情绪。这种情绪因东欧各国逐步取缔了非共产主义政党而变得更加强烈。尽管仍有人呼吁苏联和西方和解，但事实是，它们各自的目标在各个方面都不一致。假如一方的一项计划获得成功，另一方就感觉受到了威胁。至少从这个意义上讲，“冷战”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一直会持续到双方都同意在所有问题上进行和解。

有鉴于此，在这里详述东西方紧张关系的逐步升级实无必要，就像在前面的一章中在分析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再详述梅特涅的外交活动一样。然而，1945年后“冷战”的主要特点则值得审视，因为至今它们仍然影响着各国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方式。

“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这种“分裂”在1945年没有马上发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同盟国占领军和“接班”政党（它是由在德国人离开后从秘密转为公开的党员和流亡回国的党员组成的）的主要任务是，处理迫在眉睫的行政事务，如恢复交通、通信等公用事业，往城市运送食品，为难民提供住房，以及追捕战争罪犯等。在进行上述工作时，意识形态的界线是模糊的：在德国占领区，美国人发现，他们与法国人的争吵同与苏联人的一样多；在欧洲各国新成立的国民议会和内阁中，社会党人与共产党员坐在一起（在东欧），或共产党员与基督教民主党人坐在一起（在西欧）。但是，到1946年底和1947年初，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鸿沟便开始扩大，并且日益公开化：在德国各地进行的公民投票和地方选举表明，“联邦德国的政局……与民主德国的政局之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在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非共产党人被迫逐渐离开领导岗位。这导致1947年4月法国国内的政治危机，即共产党人被迫退出政府。一个月后，意大利发生了类似事件。在南斯拉夫，铁托实行的政治统治（战时各同盟国达成的协议规定实行分权统治），在西方人看来，是莫斯科预谋扩张的又一步骤。这些分歧，再加上苏联不愿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使那些希望在战后与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的美国人大为不安。

因此，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飞跃，即怀疑斯大林也打算在条件成熟时控制西欧和南欧，并且的确在加速创造这些条件。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会是直接动用武力的结果（尽管苏联对土耳其施加日益增大的压力不仅令人担忧，而且还致使华盛顿1946年在东地中海部署了一支海军特混编队），而很可能由莫斯科的代理人利用战争造成的经济混乱和政治纷争而促成。这种迹象之一是希腊共产党的革命；迹象之二是法国共产党支持的大罢工。苏联企图取悦德国公众舆论的做法受到怀疑，意大利北部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也令人担忧（如果人们自寻烦恼．对任何事情都会忧心忡忡）。研究上述情况的历史学家们现在更不相信，它们与莫斯科制订的“总计划”有直接联系。希腊共产党、铁托最关心的是本地区的敌情，而不是建立世界马克思主义体系。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会领导人，首先要考虑他们的追随者的情绪。另一方面，如果在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共产党在西方任何国家上台，苏联人当然高兴。所以，当乔治·凯南等苏联问题专家呼吁“遏制”苏联时，在思想上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就不难理解了。

在迅速制定出来的“遏制战略”的众多要素中，有两个要素最为引人注目。第一个是，向莫斯科表明，地球上哪些地区美国“不允许……落入敌手”（这样做凯南认为有消极作用，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军事领导人的赞成，因为他们认为这可确保国际战略格局更加稳定）。因此，位于这些地区的国家将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苏联对这些国家发动进攻，美国就与苏联开战。第二个比较有积极意义的要素是，美国看到，抵御苏联颠覆的力量已经受到削弱，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损耗了西方的物质资源和精神元气。所以，各项长远遏制政策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大规模执行经济援助计划，以帮助西欧各国和日本重建受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农业和城市。这样做，不仅可削弱共产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对西欧和日本的影响，还有助于使世界力量对比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凯南似乎很有道理的地缘政治论认为，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看，世界有五大工业和军事力量中心对我们至关重要，即美国本身、其对手苏联、英国、德国与中欧、日本。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只要使后三者留在西方阵营，并使其实力得到增强，就会建立可使苏联永远处于劣势的综合“力量对比”。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斯大林的苏联将对这一战略深感疑虑，因为它包括复活苏联的两个最近的敌人——德国和日本。

因此，我们可以再一次说，逐个评述双方于1947年这一“分水岭年”及其以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如论述一下最后的总结果更有意义。美国取代英国对希腊和土耳其承担义务（这表示前世界警察将其职责交给了新兴的世界警察，伦敦的逻辑和华盛顿的逻辑基本相同），从而使适用于世界任何地区的“杜鲁门主义”的出笼有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欧洲，美国热心“帮助自由民族维护它们的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与西欧人认真地探讨如何解决困扰欧洲大陆的经济萧条、食品短缺、煤炭不足等问题。美国政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大量提供援助，帮助欧洲各国实现经济自主。美国审慎地宣布，它的援助将提供给欧洲所有国家，既包括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不管美国的援助对莫斯科是否有吸引力，苏联与西欧的确进行过合作。正当东西方进行经济合作时，苏联采用了国有化和集体化这种没有一点儿弹性的经济体制。任何人都知道，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使所有欧洲人确信，私有企业比共产主义企业更能给他们带来经济繁荣。在巴黎商谈“马歇尔计划”时，莫洛托夫的退席，以及苏联不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申请援助的结果是，欧洲的裂痕变得比以前更大。在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援助下（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等大国得到的援助最多），在北大西洋贸易体系内的西欧经济蒸蒸日上。在东欧，共产主义的控制则越来越严。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这是一个重新组建的、半公开的共产党国际组织。1948年，布拉格的多党政府被共产党发动的政变推翻。虽然铁托的南斯拉夫最终脱离了斯大林的严格控制，其他东欧国家却遭到清洗，并于1949年被迫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该委员会不是苏联的“马歇尔计划”，而是“剥削其卫星国的一个新机构”。1946年丘吉尔就谈论“铁幕”也许有点为时过早，但两年之后，他的话便得到应验。

随着东西方经济对抗的加剧，其军事关系也变得日益紧张。在军事方面，德国又是争端的焦点。1947年3月，英国和法国签订了《敦刻尔克条约》。该条约规定，一旦遭到德国攻击，签约一方将向另一方全力提供军事援助（尽管当时英国外交部认为，发生那种突然情况的“可能性很小”，英国更关注西欧内部的弱点）。1948年3月，敦刻尔克条约被布鲁塞尔条约所取代，签约国除了英国、法国外，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虽然这后一个条约没有提到德国的名字，但可以说，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法国）的许多政治家们在感情上无法摆脱的是“德国问题”，而不是“苏联问题”。随着1948年的到来，他们这种传统的考虑问题的方法便受到冲击。在布鲁塞尔条约签订的那一个月，苏联人从四国德国管制委员会的会议上退席了，声称他们与西方人在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前途问题上有无法调和的分歧。3个月之后，西方三国为了取缔德国的货币黑市交易和结束货币混乱状态，宣布发行新的德国马克。对此，苏联人做出的反应是，不仅禁止联邦德国货币在他们的管辖区内流通，还不许在柏林这个仅离西方势力范围100英里的“孤岛”上使用。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两个英国师、两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虑不安，联邦德国的武装部队到20世纪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民主德国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苏联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苏联人得到解放”。而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民主德国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苏联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苏联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因此，苏联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动乱。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动乱。这种动乱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苏联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苏联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苏联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有效性。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苏联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苏联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即“北部”）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财政投资较少）。而且，这些“投资”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右翼才开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动乱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更大。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反共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第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人迅速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订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10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是中国。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将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美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影响很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军事支援的逐步升级。南朝鲜政府声名狼藉，镇压人民，对朝鲜战争的发端必须分担责任，当时却被华盛顿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美国首先派出海、空军进行支援，接着又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师增援。这使麦克阿瑟得以实施大规模的仁川反攻战役，并使联合国军队不断向北推进，反过来激起中国于1950年10～11月出兵援朝。由于不能使用原子弹，美国人只得实施1914～1918年堑壕战的作战方式。到1953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时，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500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200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5.4万。虽然北朝鲜的进攻被制止了，但美国又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义务，使它很难摆脱，如果不是不能摆脱的话。

这场战争还致使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由于讨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支持蒋介石，蔑视逃到中国台湾的“残余政府”，并考虑效法英国，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中国台湾却又得到支持及美国海军舰队的保护，中国被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制止中国“侵略”甚至可考虑使用核武器（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美国对其新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让其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者作斗争。对马来亚，美国则要求英国提供援助。在印度支那，美国在敦促法国人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同时，还准备送去大量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人同越盟作战。事实证明，只凭美国文明中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已不足以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因此，美国便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军事条约，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更是如此。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这不仅再次肯定了美国使用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的权利，还使美国承担了保卫菲律宾群岛的义务。几天之后，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三国安全协定。一周过后，美国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最后缔结，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将国家主权交还日本。与此同时，美日之间还签订了安全条约，使美军得到了常驻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的权利。华盛顿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对中国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多，甚至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等前沿据点。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许多军事联盟组织。如表37所示，各国的军费开支是不平衡的。

表37 1948～1970年各大国国防开支

（单位：10亿美元）

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花费，以及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必须重整军备的观点。1953年后，国防开支的减少，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制约“军事工业系统”，以防止它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危害。1961～1962年军费的增长，是由于发生了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后军费又有大幅度增加，则说明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愈陷愈深。苏联历年军费数额是估算出来的，因为莫斯科的政策神秘莫测。尽管如此，我们的下述推论可能是正确的：苏联1950～1955年增加军费，是由于担心与西方发生战争后，苏联本土将遭到可造成巨大破坏的空中攻击，因而必须大量生产飞机和导弹；1955～1957年军费逐渐减少，说明赫鲁晓夫在执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企图将更多的费用用于生产消费品；1959～1960年后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是由于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古巴危机事件中受辱，以及莫斯科决心加强各军兵种的力量。社会主义中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较小，这既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但是，20世纪60年代军费的增加表明，中国决心为同莫斯科决裂付出代价。如表37所示，在朝鲜战争期间，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都有很大增加，而法国由于陷入印度支那战争，其军费到1954年一直在增加。但自此以后，上述两国，以及联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在军费的增加幅度上便减小了，有时还有所下降。除了中国的国防开支（这些数字很不准确）逐年增加外，20世纪50和60年代其他大国的军费变化情况，反映了两极世界的特征。

比军费数字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多层次和多边的军备竞赛。1949年，苏联已能生产原子弹，这使美国大为震惊。尽管如此，美国仍认为，在核交战中美国对苏联造成的破坏要比苏联对它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性很强的NSC-68（即1950年1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备忘录）则要求，美国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普遍加强自己和盟国的空军、陆军和海军力量，以减少在军事上对原子武器的依赖”。从1950年至1953年，美军地面部队的兵力实际上增加了三倍，虽然这主要是由于美国动员了预备役部队到朝鲜打仗。此外，美国还决心要把北约从一个承担一般军事义务的伙伴改变成一个地面作战部队的联盟，以便阻止当时英美战略计划制订者担心很可能发生的苏军占领西欧。根据1952年缔结的《里斯本条约》，北约各国应部署90个师。虽然达到这个数字不切实际，但各国对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显著增多。例如，到1953年，驻欧美军已由1个师增至5个师；英国也同意在德国部署4个师。鉴于英法两国撤走了部分军队，联邦德国军队进行了扩编。因此，至1950年代中期，北约与华约的军力对比已大体平衡。另外，北约各国还为加强空军而大幅度增加了军费开支；到1953年．北约已有飞机5200架。在这几年中，苏联陆军和空军的发展情况鲜为人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斯大林死后，朱可夫在军事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遣散了大量非正规部队，使正规部队的结构变得更合理、战斗力更强、机动力更快，以导弹取代了炮兵，等等。总而言之，与西方最担心遭到进攻的1950～1951年相比，苏军的进攻作战能力有了很大加强。还有一点人们也很清楚，在此期间苏联将其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军事预算用于加强进攻性和防御性空中力量。

东西方军备竞赛的第二个领域是海军。这一新领域的竞赛情况比较混乱。刚刚结束太平洋战争的美国海军，因其快速航母特混编队和潜艇部队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仍然沉浸在胜利的荣耀之中。英国皇家海军也感到，它打了一场“真正的战争”。与1914～1918年那场双方相持不下的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打得痛快得多。但是，由于远程战略轰炸机或导弹携载的原子弹的问世（尤其是在比基尼岛进行了攻击战舰的试验之后），使人们对进行海战的传统手段甚至航空母舰的前途产生了怀疑。1945年后，美英海军都陷入困境。因为两国军费拮据，并将各独立军种置于一个统一的国防部之内。然而，这两支海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救。在朝鲜战争中，人们又看到了两栖登陆作战、舰载航空兵空中突击和西方国家机敏地使用海上力量。不久，美国海军也加入了“核俱乐部”。这是因为，载有携带原子武器的突击轰炸机的巨大的新式航母建造成功，以及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计划建造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动力潜艇。没钱建造现代化航空母舰的英国人，却保留了经过改装的“突击”航母，用于对付小规模局部战争，并像法国人一样，也在为建立一支以潜艇为基础的威慑力量而努力。虽然西方各国海军20世纪65年拥有的舰艇和人员少于1945年，但它们的作战能力却已今非昔比。

然而，促使西方各国海军开支不断增加的最大动力，是苏联海军的日益强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海军建树甚微（尽管它有一支规模可观的潜艇部队），海军军人也大部分在陆上作战，或帮助陆军部队强渡江河。1945年以后，斯大林下令根据德国性能优良的潜艇设计图纸，建造更多的潜艇，用于保卫广大的沿海水域。同时，他还主张建设一支包括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在内的庞大的水面舰艇舰队。这一宏大的计划的实施，由于赫鲁晓夫的上台而很快停止了。这位苏联新领导人认为，在导弹核武器时代建造耗费巨资的大型军舰毫无意义。在这一方面，他的观点与西方许多政治家和空军元帅的观点并无二致。使苏联领导人对自己的看法产生怀疑的原因可能是，他们的敌国多次使用了水面舰艇部队，如1956年英法联军依托海军舰艇攻击了苏伊士地区，1958年美军在黎巴嫩登陆（从而阻止了苏联支持的叙利亚军队的扩张），在1962年的导弹危机中，美国军舰在古巴周围水域建立了警戒线。克里姆林宫（在有影响的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敦促下）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结论是，苏联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在世界大国的争夺中将永远处于不利地位。由于美国海军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装备“北极星”导弹潜艇，苏联人更深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结果是，苏联海军中的各类舰艇（如巡洋舰、驱逐舰、各式潜艇、航空母舰等）数量大增，苏联在远洋海域部署的舰船迅速增加。这以斯大林未曾想过的方式向西方各国在地中海、印度洋等水域的海军优势提出了挑战。

各国观察家把戈尔什科夫时期苏联海军力量的增长，与40年前蒂尔皮茨时期德国海军力量的增长做过多次比较。这些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挑战的性质。即使苏联决心与西方进行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它的海军舰队在实力上要赶上美国海军耗费巨资建立起来的航母舰队，也要数十年的时间。1945年后，军备竞赛中真正起到革命性影响的方面发生在其他领域，如原子武器及远程导弹的设计领域。尽管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了极其可怕的伤亡，但仍有人认为原子弹只是“另一种炸弹”，而不把它看成是人类杀伤能力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而且，1946年巴鲁克倡导原子武器研制国际化失败之后，西方出现了一种可使人高枕无忧的思潮，认为美国垄断了核武器，“战略空军司令部”的轰炸机可抵消苏军在地面部队方面的巨大优势。西欧各国还认为，对苏联军事入侵的回答将是，美国（以后还有英国）的载有核武器的飞机的轰炸。

技术革命，特别是苏联的技术进步，改变了一切。1949年苏联原子装置爆炸成功（这比大多数西方人预计的要早得多），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更令人惊异的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就生产出远程轰炸机（如“野牛”式轰炸机）。美国人不仅认为这些飞机能飞抵美国，还揣测（这是错误的）这些飞机的数量已超过美国。关于苏联轰炸机数量的争论表明，得到苏军作战能力的确切情报相当困难，美国空军经常夸大苏联空军的力量。尽管如此，又过了几年，美国可免受攻击的时代就结束了。1949年，美国政府决定生产一种新的“超级”炸弹（即氢弹）。这种炸弹的杀伤能力大得令人吃惊。氢弹的问世似乎再次使美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点在杜勒斯气势汹汹的报告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中都有体现。在这一时期，美国计划一旦下一次战争爆发，就对苏联或中国实施“大规模报复”。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中，很多人私下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可能导致的后果表示不安。因此，他们要求加强常规兵力和研制战术（即“战场”）核武器，以避免进行无限制地使用战略核武器的“大决战”。但是，对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主要打击则来自苏联。1953年，即在美国之后9个月，苏联也进行了氢弹试验。而且，苏联政府还将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发展德国战时开发的火箭技术。到1955年，苏联已批量生产中程弹道导弹（SS-3）。1957年，苏联又发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达5000英里，所用的火箭发动机在同年10月又将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轨道。

苏联人在军事上取得的这些进步使美国人受到很大震动。这就是说，美国的城市和轰炸机部队都可能遭到苏联的突然袭击。于是，华盛顿投入大量资源，发展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缩短与苏联的所谓“导弹差距”。但是，核军备竞赛并不仅限于这些方面。1960年以后，美苏不仅大力发展从潜艇发射弹道导弹的技术，还生产了多种战术核武器和近程火箭弹。与此同时，美国“思想库”的战略制定者和文职分析家们，还在绞尽脑汁地制订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的要求，对战争升级过程中每一阶段进行控制的计划。不管制订出的计划多么周密，它们都必须涉及如何将核武器纳入打常规战争的传统战法这个极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战略家意识到，战场核武器会很快将大半个德国化为焦土）。如果美苏双方都向对方的国土投掷大当量氢弹，那么相互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将是空前的。由于陷入丘吉尔所说的“相互的恐怖平衡”之中，由于无法再回到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没发明之前的世界，华盛顿和莫斯科便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发展核技术，准备核战争。虽然英法两国20世纪50年代也在大力发展原子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但从拥有的飞机、导弹和核武器本身来看，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可称得上核国家。

这场争斗中的最后一项重要内容是，苏联和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竞相成立军事联盟，竞相寻求新伙伴，或至少阻止第三世界国家站到对方一边。在二次大战后的最初几年里，处于有利地位的美国进行了大量结盟活动。当时的情况是：美国在西半球之外已有许多空军基地，并在许多国家驻有军队；许多国家希望华盛顿向它们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相比之下，苏联则处于不利地位，它的当务之急是重建家园，它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使边界的确定对自己有利，它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把战场拉远。尽管在波罗的海地区、芬兰北部和远东苏联领土有所扩张，但它基本上仍是一个大陆性超级大国。另外，现在看来有一点很清楚，斯大林对外部世界、对西方疑虑甚深，且奉行谨慎的政策。他担心，西方不允许苏联公开进行共产主义扩张（如1947年的希腊）。同时，斯大林对不愿当“苏联傀儡”的铁托、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也很不放心。1947年，苏联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而且，苏联仿效20世纪30年代（甚至1918～1921年）的做法，大肆宣传支持世界革命。但实际上，苏联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政策是尽量避免卷入国外纠纷。

然而，如上所述，华盛顿却认为，苏联在一步一步地推行一项以共产主义统治世界的总体计划，必须加以“遏制”。1947年，美国对希腊和土耳其做出承诺，是华盛顿的政策发生变化的第一个征兆；1949年北约的成立，则是美国政策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北约成员国增多。这表明美国决心保卫欧洲大部和中东一部，即从斯瓦尔巴群岛到柏林墙到土耳其在亚洲的边界。不过，这只是美国承担过多国际义务的开始。《里约热内卢条约》[3]和与加拿大的特别协定的签订，意味着美国要负责保卫整个西半球。美、澳、新条约的缔结，则使美国又对西南太平洋的安全承担了义务。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东亚发生的军事对抗，导致美国签订了许多双边协定，使华盛顿做出了援助日本、南朝鲜、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保证。1954年，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从而使美国将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巴基斯坦、泰国聚集在一起，相互支援，共同对付在这一广大地区发生的侵略战争。在中东，美国倡议成立了另一个地区性集团——巴格达条约组织（后来称为中央条约组织），这使英国、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共同对付颠覆侵略有了组织保证。在中东的其他地区，美国与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约旦则缔结了特别协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人与犹太人关系密切，也是1957年出笼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要求美国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援助的结果。1970年初，一位观察家写道：

美国在30个国家驻军100万，是4个地区性防务联盟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另一个联盟的活动。此外，它与42个国家有双边防务条约，参加了53个国际组织，对全世界近100个国家提供军事或经济援助。

对如此繁重的国际义务，就是路易十四和巴麦尊也会感到不堪重负。可是，在一个迅速变小、各部分紧密相连的世界里，美国逐步负起这些责任也是合乎逻辑的。开始，美国人宣称朝鲜不很重要，但这却导致了共产党人的进攻。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在一个两极世界里，华盛顿应在何处建立自己的防线呢？1965年，迪安·腊斯克指出：“地球已变成一个很小的行星。我们应该关心它的一切，即关心它的陆地、水域、大气层和外层空间。”

斯大林时期，苏联向国外输出军事力量的能力较弱，在世界各地的影响也较小；斯大林死后，苏联在各方面获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显而易见，赫鲁晓夫想使苏联受到尊重，甚至热爱，而不想让人们害怕苏联。他还想减少军费，增加农业投资，多生产消费品。他的外交总政策反映了他有结束“冷战”的愿望。他不顾莫洛托夫的反对，从奥地利撤军，将波卡拉和中国旅顺两个海军基地分别归还芬兰和中国，并与南斯拉夫改善了关系，认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只一条”（这一观点遭到了他的许多同事和毛泽东的反对）。尽管由于联邦德国加入北约，1955年华约正式成立，但赫鲁晓夫愿意与波恩建立外交关系。他还渴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尽管他反复无常的行为和华盛顿长期以来形成的对苏联的不信任感，使真正的缓和无法实现。同一年，赫鲁晓夫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从此以后，即亚非国家纷纷获得独立之际，苏联开始重视第三世界。

然而，事物的变化并不像热情充沛的赫鲁晓夫希望的那样顺利或尽如人意。1956年4月，斯大林分子控制他国的机构——“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令苏联人难堪的是，两个月后发生了匈牙利暴乱（匈牙利要走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的道路”）。对此，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分子必须坚决予以镇压。而且苏联与中国的争吵愈演愈烈。下面将要讨论，这将导致共产党世界的深刻分裂。苏联想与西方缓和的航船也触礁沉没，因为相继发生了U-2飞机事件（1960年）、柏林墙危机（1961年）和因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而引起的与美国的对抗（1962年）。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改变苏联走向世界的趋势。只是与新独立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及在联合国与其代表接触，就可以使苏联与外部世界不可避免地加强联系。此外，赫鲁晓夫还热切希望向世界显示苏维埃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这使他必然要寻求新的外国朋友。1964年后，比较务实的赫鲁晓夫的继任者们，热心于打破美国在苏联周围布设的封锁线并遏制中国的影响。另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急于摆脱它们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统治，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经济（这样做往往导致西方国家停止援助）。这一切的综合作用是，使苏联“向外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

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贸易协定（这与尼克松副总统访问新德里不谋而合）；1955年帮助建设比莱钢厂，并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向外扩张”伊始，苏联就与第三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印度）建立了联系，这不仅使中国人和美国人感到不快，对参加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也是一种惩罚。几乎与此同时（1955～1956年），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埃及提供援助，取代美国为建设“阿斯旺水坝”提供资金。伊拉克、阿富汗和北也门得到了苏联的贷款。加纳、马里、几内亚等非洲坚决反帝的国家也得到了莫斯科的帮助。1960年，苏联与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这虽然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拉丁美洲获得了重大突破，但也与被激怒的美国人结下了不解之怨，赫鲁晓夫下台并没有改变苏联的一套做法：首先大张旗鼓地进行反帝宣传，然后便与新独立的国家签订“友好条约”，向它们提供贸易贷款和军事顾问等。在中东，苏联还可从美国支持以色列中得到好处（例如，莫斯科于20世纪60年代增加了对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的援助）。另外，对北越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扩大了苏联的影响。就是对遥远的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莫斯科也声称有义务进行帮助。在争取扩大世界影响方面，现在的苏联同过分谨慎的斯大林相比已经走得很远。

华盛顿和莫斯科为了把世界各国争取到自己一边展开了激烈竞争，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竞相向国外提供援助、贷款和武器维修专家。这就说明在国际事务中，任何大事离开了美苏这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就无法解决的两极世界的确已经来临了吗？在杜勒斯和莫洛托夫看来，当时的世界的确如此。但是，即使在美苏两大集团争夺世界霸权之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1941年[4]美苏都未关注的地区有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此时，第三世界刚刚出现。它的许多成员，在终于摆脱了传统欧洲帝国的统治之后，不愿再沦为与自己相距甚远的那个超级大国的卫星国，虽然它可提供有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

事实上，人们看到的是，20世纪强权政治中出现的重要动向之一——超级大国的崛起，开始与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发生联系。在1900年前后达尔文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中，人们想到和看到的是，世界权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然而，西方帝国主义的骄横和狂妄却种下了导致自身毁灭的种子。塞西尔·罗德斯、泛斯拉夫主义者和奥匈帝国军界大肆宣扬民族主义，在布尔人、波兰人、塞尔维亚人和芬兰人中造成了深刻影响。作为德国、意大利统一和1914年协约国决定援助比利时的理论依据的民族自决论，很快向东向南传播到埃及、印度和印度支那。由于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18年打败了德、奥、匈三国，并于1919年挫败了威尔逊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计划，民族主义行动只在部分地区得到鼓励。有些人认为，对东欧各国可赋予民族自治权，因为它们是欧洲“文明”国家；而不能把这种原则扩大到中东、非洲和亚洲各国。在非洲和亚洲等地区，帝国主义列强拥有大量殖民地，经常镇压民族独立运动。1941年后西方强国在远东利益的丧失，附属国随着战争的发展进行经济动员和征召新兵，大西洋宪章所造成的思想影响，以及欧洲各国的衰落，所有这些因素释放出来的能量都推动了第三世界（20世纪50年代才有这一术语）的发展变化。

第三世界国家是指坚持留在美苏控制的两个集团以外的国家。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都没有任何联系，对它们都不承担任何义务。例如，土耳其、中国、日本和菲律宾都参加了万隆会议，但把它们称作“不结盟”国家就不合适。另一方面，它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的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100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这并没使大国的行动受到制约，因为它们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一权力是在谨慎的斯大林的坚持下确定的）。但是，这却意味着，如果任何一个超级大国希望得到“世界舆论”的支持（如美国1950年要求联合国支援南朝鲜），它就必须得到其他本来不赞成华盛顿和莫斯科观点的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由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非殖民化在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由于苏联巧妙支持的结束“经济落后”的呼声越来越高，第三世界的舆论具有浓厚的反西方色彩。这从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及之后的越南问题、拉美问题、南非问题和中东战争中都可看出。即使在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上，反殖民主义问题也被日益重视。这些会议的召开地点（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1964年在开罗，1970年在卢萨卡）也说明，人们关注的许多问题已不在欧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最大军事、经济力量的国家的手中。

不结盟运动最著名的创始人是铁托、纳赛尔和尼赫鲁。令人吃惊的是，南斯拉夫与斯大林决裂（早在1948年，南斯拉夫即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未导致苏联入侵，并保持了国家的独立。斯大林死后，铁托更坚定地执行不结盟政策，第一次最高级不结盟会议在贝尔格莱德的召开就说明了这一点。纳赛尔是1956年与英国、法国、以色列发生冲突后才闻名于阿拉伯世界的。他经常尖锐地批评西方帝国主义，愿意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并不是莫斯科的傀儡，因为他对本国共产党的态度很不好，并于1959～1961年利用电台、报纸掀起了一场强大的反苏运动。泛阿拉伯主义，特别是穆斯林宗教激进主义，与无神论的唯物主义没有天然的联系，尽管当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试图使两者融为一体。印度是“温和的”不结盟国家的象征性代表，它经常得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中印战争和印巴战争后得到的更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尼赫鲁在其他许多问题上批评苏联，对印度共产党采取不信任态度。尼赫鲁对英国苏伊士运河政策的谴责，出于他不喜欢任何大国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态度。

这些年来，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进入了国际社会。苏联急于使它们背离西方站到自己一边，却又不很了解它们的具体情况。这就意味着，它在外交上有所“得”的同时，必有所“失”。这一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国（这在后文将有详述），但也有许多其他事例。1958年，苏联在伊拉克政权更迭之后，当上了这个阿拉伯国家的友邦，并对其提供贷款。4年之后，伊拉克复兴党领导的政变却导致了对伊拉克共产党的残酷镇压。苏联不断向印度提供援助，不可避免地会触怒巴基斯坦。苏联没办法既使印度高兴，又不失去巴基斯坦。在缅甸，苏联人一开始很受欢迎，但后来该国驱逐所有外国人时，也把他们赶了出去。在印度尼西亚，情况更糟。苏加诺得到大量苏联和东欧的援助后，于1963年背叛苏联投向中国的怀抱。两年以后，印度尼西亚军队又极其残忍地屠杀了大量共产党人。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961年将苏联大使遣送回国，因为他与当地的一次罢工有牵连。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杜尔拒不让苏联飞机在苏联帮助扩建的科纳克里机场加油。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中，苏联对卢蒙巴的支持使这位刚果人民领袖的前途蒙上了阴影。后来，卢蒙巴的继任者蒙博托关闭了苏联使馆。1972年，萨达特将2.1万名苏联顾问赶出埃及，这是苏联遭受的一次最引人注目的挫折，也是对苏联的一次重大打击。

因此，第三世界与“前两个世界”的关系是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毫无疑问，必定会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亲美（如以色列、中国台湾），另一些国家长期亲苏（如古巴、安哥拉），因为它们感到有邻国的威胁；一些国家以铁托的南斯拉夫为榜样，真正奉行不结盟政策，而还有一些国家在比较多地依靠一个集团的同时（因为这一集团向它们提供援助），坚定地保持适度的独立。最后一点是，第三世界不断发生的革命、内战、政权更迭和边界冲突，经常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不知所措。在塞浦路斯、欧加登、印巴边界和柬埔寨等地发生的地区性争端，也使超级大国左右为难，因为争端双方向不同的集团寻求援助。苏联和美国像从前的大国一样，也必须面临这样一个铁的事实——它们“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与文化所接受。

两极世界的解体

在从20世纪60年代转入70年代时，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军事上，苏联已经十分接近美国，并且它们依然不同于其他国家。例如，1974年，美国和苏联的防务开支分别达850亿美元和1090亿美元，分别相当于中国（260亿美元）的3～4倍，相当于欧洲主要国家（英国97亿美元，法国99亿美元，联邦德国137亿美元）的8～10倍；美苏两国的武装部队分别达200多万人和300多万人，比欧洲国家的规模大得多，比中国300万人的军队的装备精良得多。两个超级大国都有5000多架战斗机，比上述大国多10倍以上。1974年，两个超级大国的作战舰艇的总吨位分别达280万吨（美国）和210万吨（苏联），大大超过英国（37万吨）、法国（16万吨）、日本（18万吨）和中国（15万吨）。但是，最大的差距表现在核武器投射载具的数量方面，参看表38。

表38 大国核投射工具一览表（1974年）

每个超级大国都拥有如此巨大的抹掉对方（以及其他任何国家）的能力——因此而出现了很快被称之为“相互确保摧毁”（MAD）的事态——以致它们开始考虑做出安排，采取各种方式来控制这种核军备竞赛。在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之后，它们建立了一条“热线”，以便使双方在发生另一次危机时能够进行通信；还搞了1963年核禁试条约（英国也在条约上签了字），禁止在大气层、水下和外层空间试验核装置；1972年搞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通过这一条约限制各方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数量，使苏联停止建设反弹道导弹系统；1975年，双方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又进一步扩大了这项条约的内容；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双方又举行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的会谈（1979年6月签署，但始终未获得美国参议院的批准）。可是，所有这些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措施，和推动双方同意采取这些措施的特定的经济、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动机，并没有制止这场军备竞赛。即使说有什么效果，也只是禁止或限制一种武器，这不过导致各方把有关资源转用到另一领域而已。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起，苏联稳步地、毫不手软地增加了对武装部队的拨款。虽然美国的防务开支方式因受越南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和随后公众反对那场冒险的影响，而发生了特殊变化，但其长期的趋势也是不断向高开支方向发展。每隔几年双方就会增加一批新武器系统，每一方的火箭都配备一批多弹头装置，海军增加一批导弹潜艇。而战略导弹方面出现的核僵持局面（这引起了欧洲人这样一种恐惧：美国不会用它的远程导弹回击苏联指向西方的进攻，因为那会招致苏联对美国城市的原子打击），导致美国发展“潘兴Ⅱ”和巡航导弹一类的新型中程或“战区”核武器，来对付苏联的SS-20式导弹。这场军备竞赛和各种军备控制讨论，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现而已，但每一种表现都使华盛顿和莫斯科站在舞台的中心。

在其他领域，这两个对手也以中心角色的面目出现。如前所述，苏联自1960年以来扩充军备的更加令人瞩目的方面之一，是大规模扩充其水面舰队——从其实体上看，建造威力更加强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然后是建造中型直升机母舰和固定翼飞机航空母舰；从地理上看，苏联海军开始向地中海和更远的印度洋、西非、印度支那和古巴（在这些地方可供苏联海军部队使用的基地越来越多）派出越来越多的海军舰艇。后面这种事态的发展，反映出美苏竞争已向第三世界显著扩展，这主要是因为苏联进一步成功地打入了那些过去只有西方才拥有势力的地区。中东局势的继续紧张化，尤其是1967年和1973年爆发的阿以战争（在这些战争中，美国对以色列的武器供应具有决定性意义），意味着一些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利比亚、伊拉克）一直指望莫斯科提供援助。也门和索马里的马克思主义政权向苏联海军提供了海军基地设施，使它在红海获得了新的海上势力范围。但是，像往常一样，新的突破也伴之以新的挫折：莫斯科对埃塞俄比亚的明显的偏爱导致苏联人及其舰船在1977年被赶出了索马里；几年以后，在埃及又发生了同样的事态；苏联在这一地区的进展，受到了美国的抵抗，后者在阿曼和迪戈加西亚增加了兵力，在肯尼亚和索马里取得了海军基地权，并且向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增运武器。然而，在更远的南方地区，苏联—古巴对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部队的军事援助，受到苏联支持的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不时企图向其他国家输出革命，马克思主义政府在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几内亚、刚果和其他西非国家的出现，都表明苏联在这场争夺全球势力范围的斗争中正在步步获胜。苏联1979年在军事上介入阿富汗——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首次（在东欧以外地区）进行这种扩张——以及古巴对尼加拉瓜和格林纳达左倾政权的鼓励和支持，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印象：美苏之间的竞争是无止境的。这引起了美国方面新的对抗行动以及防务开支的增加。到1980年，新上台的共和党政府谴责苏联，说它是一个“邪恶的帝国”，只有用庞大的防御部队和不屈不挠的政策来对付它，但似乎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任国务卿的岁月以来，几乎一切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可是，在美苏关系面临所有这一切重大事态和1960～1980年发生许多曲折变化的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些有影响的趋势，使得国际力量体系比起较早时期的两极化，在程度上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苏联和美国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苏联同中国之间的分裂，其影响即使在现在也难以做出充分的估计。回顾起来，事情似乎不言自明：马克思主义科学和普遍性原理要以现实的具体场合、固有的文化力量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依据。列宁也曾对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做过许多重大完善，以适应1917年革命的需要。一些研究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外国观察家清楚地了解，毛泽东没有恪守斯大林关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同重要地位的教条主义立场。他们还清楚地知道，莫斯科方面并非那么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甚至到1946年和1948年，还试图缓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从苏联的观点来看，这样就可以防止“在没有红军的援助下，在一个人口几乎相当于苏联3倍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有生气的新共产党政权，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个新政权就会不可避免地变成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联相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角色”。

尽管如此，苏中之间完全分裂的程度使大多数观察家感到十分奇怪，并且为多年来因害怕出现全球共产主义阴谋而深感不安的美国所迷惑不解。应当承认，朝鲜战争及之后发生的中美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转移了人们对莫斯科—北京轴心的冷淡状态的注意力，在这个轴心中，斯大林给中国的为数不多的援助总是以某种代价——强调苏联在蒙古和中国东北的特权——来补偿。虽然毛泽东能够在1954年同苏联人举行的会谈中重新恢复平衡，但他在沿海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对美国表现的敌意，以及他认为（至少在那时是这样）将不可避免与资本主义进行决斗的信仰，使他非常怀疑赫鲁晓夫早期的缓和政策。但是，从苏联的观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似乎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后者拥有明显的核优势时；在中国1959年同印度发生的边界冲突中支持中国，也会给苏联在外交上带来挫折，而这一点对苏联的第三世界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外，苏联认为支援中国的核计划而不对其计划施加某些控制，也是非常不明智的。毛泽东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对中国）的接二连三的背叛。到1959年，赫鲁晓夫取消了同中国的原子能协议，向印度提供的贷款，远比曾向中国提供的多得多。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这场“分裂”终于公开化了。到1962～1963年，事态进一步恶化：毛泽东谴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然后谴责他们同美英两国一起签署部分核禁试条约；那时，苏联人中断了对中国及其盟友阿尔巴尼亚的一切援助，增加了对印度的物资供应；首次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尽管没有像1969年那几次那么严重）。更加重要的是这样的消息：1964年，中国人爆炸了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正在努力地研制运载系统。

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1945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1964年9月，苏联《真理报》的读者们十分震惊地看到这样一则报道：毛泽东不但要求收回中国在19世纪落到俄国人手中的亚洲领土，而且还谴责苏联对千岛群岛、波兰一部分领土、东普鲁士和罗马尼亚一部分领土的占有。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加之边界冲突和中国原子武器的发展——都是向克里姆林宫发出的不折不扣的警报信号。的确，20世纪60年代苏联武装部队的扩充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是针对这种可见的来自东方的新危险的，也是为了对肯尼迪政府加强防务的行动做出必要的反应。“苏联沿中国边境部署的作战师数量由1967年的15个增加到1969年的21个、1970年的30个”，1970年战斗师数量的激增是由于1969年3月珍宝岛发生的那场严重的冲突而引起的。“到1972年，苏联在同中国长达4500英里的边界线上共部署了44个师（相比之下，在东欧才有31个师），同时苏联空军的1/4也由西方向东方部署。”随着中国已拥有氢弹的现实，有迹象表明苏联在考虑对中国设在罗布泊的核设施实施一次预防性的打击——而这又促使美国制订自己的应急计划，因为美国感到不能容许苏联消灭中国。自美国在1964年考虑过同苏联一道用“预防性的军事行动”制止中国发展成为一个核大国以来，华盛顿的看法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这并不能说当时的中国已经成长为羽翼丰满的第三个超级大国。从经济上说，中国还有许多问题——而中国的领导人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起来，随之使经济发展中断并处于不稳定之中。尽管中国可以夸耀它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陆军，但它的民兵可能不是苏军摩托化步兵师的对手。同苏联正在扩充的舰队比较起来，中国的海军微不足道；中国的空军虽然规模很大，但主要是由较旧的飞机组成的；中国的核发射系统正处于初创阶段。尽管如此，除非苏联准备不惜冒险刺激美国人和不顾世界舆论，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核进攻，否则，任何较小规模的作战行动都可能迅速造成巨大的伤亡——中国人能够接受这一点，但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政治家们却并不太愿意这样做。所以，毫不奇怪，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要不仅表示出同西方举行限制核军备会谈的兴趣，而且还加快了同联邦德国一类的国家改善关系的步伐（同阿登纳时期相比，维利·勃兰特领导下的联邦德国似乎更加乐于搞缓和）。

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中苏的分裂甚至使克里姆林宫更加进退两难。虽然赫鲁晓夫本人一直愿意容忍“沿各自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要让苏联被人们谴责为已放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让苏联的卫星国和仆从国受到鼓舞来脱离它的“束缚”，让它在第三世界的外交努力因中国的敌对性援助和宣传而变得复杂起来（尤其是自毛泽东的以农民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比苏联对工业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往往更加赢得人心以来，情况更是如此），却是十分不同的另一码事。这并不意味着东欧部分的苏联卫星国已真的处于追随中国的危险之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偏离轨道的政权这么干了。但是，中国针对苏联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性改革运动采取的镇压行动和苏联1979年反对阿富汗的行动的谴责，却一直使苏联难堪。而且，在第三世界，中国在阻止苏联扩大自己的影响方面还处于较有利的地位：中国在北也门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在坦桑尼亚完成了很大一部分铁路建设工程计划；批评苏联未能在越盟和越共对美国的斗争中向它们提供充分的支援；随着中日关系的恢复，中国警告日本不要在西伯利亚同苏联进行过分的经济合作。情况再一次表明，这很难说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苏联通常能够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多得多的贷款和先进的武器，还能够利用古巴和利比亚的代理人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是，被迫同一个马克思主义伙伴国和美国进行竞争，毕竟要比20年前那种可以预测的两极斗争更加令人烦恼。

这样，中国强硬的独立路线在各个方面使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化和难捉摸，尤其是在亚洲。苏联向印度“求爱”大大刺痛了中国人；它在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向新德里赶运军用补给物资的行动更进一步刺痛了中国人。所以，中国在巴基斯坦同印度发生冲突时向巴基斯坦提供支援，并对俄国人入侵阿富汗表示强烈愤慨，便毫不奇怪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支持北越扩张，北越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以及苏联海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越南的港口，使它进一步疏远了中国。当越南在1978年12月入侵柬埔寨时，中国同它的南部邻国进行了边界战争，这场战争反而使越南得到了苏联的大量武器援助。到这个时候，苏联甚至更加讨好中国台湾，中国则催促美国增加其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军部队，以对付苏联的海军分舰队。

相比之下，西方阵营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而引起的不和，从长远看却没有那么严重——尽管这些不和肯定增加了这样的印象：两个集团的关系正在破裂。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很强烈，戴高乐对下面这一事实十分愤慨：美国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他对美国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政策表示愤恨，更不要提杜勒斯在类似金门事件这类问题上动不动就以核战火相威胁了。虽然1958年后戴高乐在寻求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出这件事情上足以忙碌好几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批评西欧屈从（他自己的看法）美国的利益。像英国10年前一样，他看到核武器能够提供一种保持大国地位的机会。当法国1960年首次试验原子武器的消息传到这位将军耳里时，他高呼：“法国万岁！从今天早上起，它更加强大了，更加骄傲了。”他决心使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保持完全的独立，愤怒地拒绝了华盛顿向法国提供类似给英国的那种“北极星”导弹系统的建议，因为肯尼迪政府附加了不能接受的条件。虽然这意味着法国自己的核武器计划要耗费整个防务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可能多达30%），但戴高乐及其后继者却感到这一代价是值得的。与此同时，他着手使法国脱离北约组织的军事结构，在1966年把该组织的总部从巴黎赶走，关闭了所有在法国领土上的美国基地。与此相配合，他设法改善了法国同苏联的关系；在莫斯科，他的行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孜孜不倦地宣传欧洲自立的必要性。

戴高乐令人惊奇的行动并不只是靠高卢人的花言巧语和文化骄傲搞起来的。法国的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其他美国馈赠支持下获得了发展，并受益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之后欧洲的一般经济恢复，因而在近20年间有了迅速的增长。虽然在印度支那（1950～1954年）和阿尔及利亚（1956～1962年）的殖民战争一时转移了法国资源的使用方向，但这并非不可纠正的。在1957年组织欧共体时，法国通过谈判争得了符合国家利益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得以受益于这一规模较大的市场，与此同时着手改组本国的农业和进行工业现代化。戴高乐对美国非常苛刻，坚决阻止英国加入欧共体，但在1963年同阿登纳领导下的联邦德国进行了戏剧性的和解。他经常鼓吹欧洲有必要自立，脱离超级大国的控制，记住自己过去的光荣和合作（自然由法国带头），追求平等的光荣命运。这些都是很有分量的语言，这些语言在“铁幕”两边都引起了反响，为许多厌恶苏美政治文化的人所欢迎，更不用说厌恶苏美对外政策的人了。

然而，到1968年，戴高乐本人的政治生涯因学生和工人的革命而受到了影响。现代化所引起的紧张情况和法国经济仍处于相对的中等规模（1963年占世界制造业产量的3.5%），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来扮演此位将军已设想好的发挥影响的角色；尽管他向联邦德国人提出了特别协议，但后者不敢放弃它同美国的紧密联系，波恩的政治家们也知道，作为最后的一着，美国始终是他们所着重依赖的。而且，1968年苏联无情地粉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表明，这个东方的超级大国不打算让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政策行事，更不要说让它们成为以法国为首的、全欧洲范围的联合组织的成员了。

纵然如此，戴高乐过分自信的行为已经象征和加速了事态势不可当的发展。同美苏比较起来，西欧国家在军事上是软弱的，但它们的武装力量同1945年以后的那几年相比仍然强大得多，其中两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正在发展投射系统。从经济上说，正如后面将详细讨论的，“欧洲的复兴”已经获得了光辉的成就。事情还不只此，尽管苏联在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冷战”时代把欧洲分裂为不透气的封闭集团的格局正在受到削弱。维利·勃兰特奉行的令人注目的同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尤其是1969年和1973年同民主德国政权（起初是很不情愿的）的和解政策（主要在承认1945年的国界为永久性国界的基础上进行和解），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西方的投资和技术穿过“铁幕”渗入进去，并且这种“经济上的缓和”还扩展到文化交流、“赫尔辛基人权公约”（1975年）、防止发生未来军事误解方面的交流活动，以及实现共同裁军等领域。超级大国对所有这一切都给予了支持，这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一些适当的理由，并且也不可避免地作了某些保留，尤其是苏联方面。但是，可能最重要的事实是欧洲本身在推行友好睦邻关系方面所施加的持久的压力。因此，甚至当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淡的时候，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在将来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

就两个超级大国来说，在使自己适应这种新的、多元性的国际环境方面，美国人所处的地位比苏联人有利得多。不管戴高乐采取何种反美姿态，都比不上下述事件的严重性：中苏边界冲突、取消双边贸易、意识形态方面的争吵，以及全球性的外交上的斗争（到1969年，这一点促使某些观察家认为中苏之间发生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政府多么憎恨法国的行为，但它几乎不需要因为这种争吵重新部署自己的武装部队。不管怎样，北约组织仍被允许保留穿过法国的飞行过境权和输油管系统；巴黎保持着同联邦德国的特殊防务安排。所以，一旦发生华约军队向西方进攻的情况，法国的部队也可供使用。最后，当然要提到1945年后美国一直遵循的一条基本格言：一个强大的和独立的欧洲（即不受苏联控制的欧洲）是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并且会有助于减轻美国的防务负担——即使承认这样一个欧洲也可能成为它经济上和可能的外交上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美国一直鼓励欧洲一体化的举措，并敦促英国加入欧共体。相比之下，苏联可能不仅开始感到如果西方出现一个强大的欧洲联合体，它在军事上将不安全，而且开始对这一实体可能对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其他卫星国人民所产生的吸引力感到不安。事实上，苏联推行了同西欧进行有选择的缓和和经济合作的政策，其部分原因首先是这项政策能给它带来技术和贸易方面的实惠；其次是这样做可能使欧洲人远离美国人；最后是中国在苏联的亚洲战线上向它提出了挑战。然而，从长远来看，一个繁荣的、复苏的、在各方面（军事方面除外，但也可能在这方面变得很强大）可能使苏联黯然失色的欧洲，很难说会符合苏联的最佳利益。

可是，如果回过头来看，美国在使自己适应世界力量的变化方面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虽然这一点在1960年以后的许多年里并不明显。首先，随着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已取代赫鲁晓夫的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煽动者，出现了一种对“亚洲共产主义”的经久的厌恶感。1962年中印的边界战争（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希望向印度“求爱”），加深了先前中国金门和马祖诸岛的冲突给中国造成的战争形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当中国谴责苏联人在古巴问题上的屈服行动和同西方一起签署有限核禁试条约的时候，美国和中国之间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其次，在1965年到1968年期间，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场运动使这个国家长时间地不稳定，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更加仇恨美国政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不会出现一种中国“有可能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形势”。

当然，在这些年月里，美国本身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趋向于动荡不安的状态。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北越人和南方越共的表现只是亚洲共产主义的新迹象，在它进一步发展之前必须有力地加以扼制。的确，随着约翰逊政府增兵越南使战争规模升级，令华盛顿的决策者时常焦虑不安的是：在不致引起曾在朝鲜战争中发生过的那种中国干预的情况下，他们能走多远。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国必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下述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北方同苏联人的冲突的加剧，是否会像在南方美国的军事行动和空中作战行动不断升级那样？这两者都对中国不利。尽管中国与不同种族的越南人的关系在传统上一直是敌对的，并且它对苏联提供给河内的军事装备的数量深表疑虑，但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大多数西方人士却没有看到这些紧张迹象。

人们很难从多方面（不管是从表面上，还是从实际上）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美国在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漫长的军事行动对国际力量体系，或对美国的国民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尽管方式不同，大部分美国人对国家在世界上所起作用的看法，仍受这场战争的强烈影响。事实上，这是由一个“开放性的社会”进行的一场战争，而由于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电视台和报刊每天对战场情况和琐事的报道，致使这场战争变得更加公开化；这是美国真正意义上被打败了的第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否定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宝贵经验，毁坏了一系列人士——从四星上将到“最聪明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声誉；这场战争同时推动并且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社会在国家目的和利益权衡等方面的一致性的分裂，带来了通货膨胀、史无前例的学生抗议、城市内的骚乱，并随之导致水门事件危机，一段时间内使总统本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场战争似乎使很多人在对待开国先驱们的教导上处于痛苦的和具有讽刺意味的矛盾之中，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受欢迎；最后，从越南回国的美国大兵感到羞惭的面孔和无人关心的境遇在10年后引起了反应，从而使有关这场战争的回忆持续不断地通过战争回忆录、书籍、电视文献片以及个人发生的悲剧等形式冲击着公众的良知。所有这一切事实意味着，越南战争虽然从伤亡数字看小得多，但对美国人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人的影响一样严重。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人民个人和心理方面所受到的巨大影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人们把这些影响说成是美国文明及其法制体系所发生的一场危机。正因如此，这些影响还会继续发生作用，而根本不管这场冲突的战略格局和大国的作用如何。

后面提到的这两个方面是我们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先从下面一点谈起：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服有益的、使人清醒的清凉剂。它提醒我们，军事装备和经济生产力的巨大优势，并不经常自动地转化为军事效能。这一点并不损害本书的主线，这条主线强调的是，在大规模的、持久的大国（并且通常是联盟）间的战争中，在交战各方都平等地投入全力争取胜利的情况下，经济和技术起着重要作用。从经济上看，美国在生产力方面拥有的优势可能是北越的50～100倍；从军事上看，美国方面拥有的火力（就像某些鹰派分子所说的）能够把敌人炸回到石器时代——的确，它可以使用核武器把东南亚整个抹掉。但是，这不是一场让这些方面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效能的战争。美国由于害怕国内舆论和世界反应，而不敢对从来就不可能对美国本身造成重大威胁的敌人使用原子武器。美国担心在一场合法性和效力都越来越成问题的战争中遭受严重伤亡，从而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这种担心同样对美国政府的常规作战方法的运用起到了制约作用，使美国对空中轰炸活动做出了限制；不能占领通过中立的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不能夺取载运武器开往海防港的苏联船只。重要的是，不能促使那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这场战争。这一切实质上把这场战争降低为一系列的小规模丛林和稻田战，而在这类地形上，美军的火力和直升机空降机动力优势发挥不出来；相反，美军不得不强调丛林战技术和部队凝聚力，这两点对于精锐部队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但对匆忙征兵组建的部队来说，却不尽然了。虽然约翰逊追随肯尼迪向越南一再增兵（1969年最高峰时曾达54.2万人），但从未满足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需要；美国政府坚持认为这只是一场有限冲突，拒绝征召预备役部队参战，也从未使经济转入战时轨道。

在对美国实际的军事实力不利的条件下打仗的困难，反映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适应。北越人和越共为他们强烈信仰的事业而战，没有这种信仰的人无疑也受到极权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政权的纪律约束。相比之下，南越的政府体系则充满腐败现象，不受人们欢迎，处于明显的少数，遭到佛教僧侣们的反对，得不到惊恐不安的、被剥削的、厌倦战争的农民的支持；忠于政府的本地部队和能征善战的部队不足以抵消这种内部的衰败。随着战争的升级，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为西贡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的价值提出了怀疑，并对腐蚀美国武装部队本身的一切表现——士气低落、不信任感的增长、无纪律现象、吸毒、纵淫现象、对土著人的种族歧视、战地的暴行（更不用说美国本身的整个形势或其更大范围内的战略态势的恶化）——表示忧虑不安。胡志明曾经宣布，他的军队甘愿以10比1的比例牺牲。当他的部队十分轻率地由丛林中走出来进攻城市时（像1968年的春季攻势那样），他们常常会有这么大的牺牲。但是，胡志明说，纵然遭到这么大的损失，他们仍会继续战斗下去。这种意志力在南越方面是看不到的。美国社会本身也没有这种意志力；它日益被战争的矛盾所困扰，不愿意付出一切牺牲去争取胜利。尽管后者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假定这一点对双方都至关重要，那么事实是（并且现实已经证明），开放的民主国家不可能成功地进行一场半心半意的战争。这就是这场战争的基本矛盾，不论是麦克纳马拉的系统分析，还是驻在关岛的B-52轰炸机，都不可能改变这一点。

在1975年4月西贡陷落后的10多年里，出版社仍在大量出版论述那场战争的各个方面的书籍，人们仍然难以明确地估计出那场战争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到底有怎样的影响。在未来——例如从2000年或2020年回头看，人们可能发现，这场冲突对美国全球性的过分骄傲（或如参议员富布赖特所谓的“力量上的傲慢”）产生了一种有益的震撼，从而迫使这个国家更加深入地思考自己政治和战略上的利弊得失，更加明智地重新做出调整，使自己适应1945年以来早已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形势。换言之，这一震撼很像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或英国人在布尔战争中受到的震撼，它们因此进行了有益的改革并做出重新估计。

然而，现时也不能对这场战争的近期影响视而不见。正当拨给约翰逊建设“伟大社会”用的国内开支直线上升的时候，战争开支的大量增加对美国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具体情况后面还将讨论。而且，在美国把大量金钱投入越南战争的时候，苏联却在稳步地拿出更多的钱来扩充它的核部队（这样，它就取得了大体上的战略均势）和海军。在这些年里，它的海军已成为一支执行全球性炮舰外交的主要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选民转而反对增加军费开支，使这种日趋严重的不平衡进一步恶化了。在1978年，美国“国家安全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低于30年来一直保持的数字。由于战争本身和此次战争后的削减所产生的后果，武装部队的士气一落千丈。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机构的大改组，尽管是消除弊端所必要的，但无疑降低了它们的效能。美国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越南，甚至使同情美国的盟国也感到忧虑；美国为了支持一个腐败政权的作战方式，疏远了西欧以及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公众舆论，并因此“疏远”了这个星球上其余的大多数人，就像某些作者所说的那样。这导致美国忽视拉丁美洲并产生一种倾向：以对不民主的政权的军事支援和反对革命的行动（如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干涉），来代替肯尼迪所希望的“进步联盟”。越南战争之后所发生的那场不可避免的、公开化的、关于美国是否在将来应为全球一些地区而战的大辩论，引起了现有盟国的不安，无疑也鼓励了美国的敌人，并促使动摇不定的中立国与另一方联合起来，以重新确保自己的安全。在联合国的大会辩论中，美国代表越来越受到围攻并变得孤立。自从亨利·鲁斯断言在人类兄弟般的友谊中美国将是各国的老大哥以来，事情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越南战争导致的另一个强权政治后果是，它使美国可能在长达10年的时间内搞不清中苏分裂的程度，从而失去了采取应对政策的机会。而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忽视在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后竟能迅速地改正过来。可是，用加迪斯教授的话说，尼克松具有一种“独特的思想上的僵硬与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相结合的品质”，而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他同其他大国打交道时表现得尤其突出。尽管尼克松厌恶国内的激进主张，对（例如）智利所采取的社会主义政策持敌对态度，但据说尼克松在处理全球外交问题时却并不受意识形态的支配。对他来说，1972年下令大规模增加对北越的轰炸，以迫使北越更接近美国为撤出南越而采取的讨价还价的立场，和同年到中国走一趟，同毛泽东一起填平鸿沟，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更具重要意义的是，他选用亨利·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又任国务卿）。基辛格采取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处理世界事务：强调从更大范围观察事物，把一切事物互相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判断大国应根据其所作所为，而不应根据其国内的意识形态；用绝对主义观点观察安全问题是乌托邦式的幻想，因为那种做法不会使任何人感到绝对安全——人们能够指望获得的只是建立在世界事务中合理的力量对比基础上的相对安全；老老实实地承认整个世界永远不会达到完全的和谐一致，并且要有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愿望。同他所描述过的政治家（梅特涅、卡斯尔雷子爵，俾斯麦）[5]一样，基辛格认识到了“知道何时适可而止，乃是运用智慧处理人类和国家事务的开端”这一真谛。他的格言是巴麦尊[6]式的（“我们没有永久的敌人”）和俾斯麦式的（“如果我们与中苏双方保持比它们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则中苏之间的敌对最有利于我们的目的”），并且与凯南[7]以来美国外交中实行的信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但是，基辛格比他19世纪欧洲政治家中受尊敬的同人们拥有大得多的机会去指导政策的实践。

此外，基辛格承认美国力量的局限性，这不仅表现在美国无力在东南亚的丛林地中打一场持久战争和保卫它的其他更加重要的利益上，而且还表现在他和尼克松都能洞察世界力量对比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力量正在破坏两个超级大国还未遇到挑战的霸权。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看，后面这种情况还远远未成气候，但在其他方面，世界已变得更加多极化。他在1973年指出：“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5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经出现……”由于附和凯南的观点（加上他自己的修正补充），基辛格指出了5个重要的地区：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不像华盛顿的许多人士和（可能）莫斯科的那些人士，他欢迎这种变化。大国实现和谐，互有节制，任何一国都不想控制他国，可以创造“一个比在两极情况下更安全、更美好的世界”，而在两极并存的情况下，“一方所得必然是另一方的绝对所失”。基辛格怀着对他个人在这样一个多极世界中保卫美国利益的能力的信心，在最大意义上彻底重塑了美国的外交。

1971年后中美友好关系的稳步恢复所引起的这场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虽然对华盛顿的这一步棋感到意外，但它感到终于能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了，而这种关系又进一步推动了它那欣欣向荣的亚洲贸易。当时的情况是，亚洲的“冷战”表面上结束了，但更确切地说，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曾经充当中国和美国之间秘密交流信息的外交渠道的巴基斯坦，在1971年同印度发生冲突期间同时接受这两个国家的援助；据估计，苏联也向印度提供了强大的支援。在欧洲，力量对比格局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对中国的敌对和对基辛格外交感到震惊，克里姆林宫认为，缔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一阶段条约和鼓励采取其他各种方式改善同“铁幕”以外国家的关系，是明智的。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美苏进行了紧张的对抗之后，由基辛格开始进行“穿梭外交”来缓和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有效地冻结苏联可能起到的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苏联人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如果水门事件没有在1974年8月把尼克松赶出白宫，使许多美国人更加怀疑自己的政府，很难说基辛格“俾斯麦式”的外交戏法能够持续多久。尽管如此，这位国务卿在福特总统任期内一直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机动处事的自由却越来越少了。美国国会经常削减所申请的国防预算。在南越、柬埔寨和老挝被倾覆的前几个月，即在1975年2月，美国国会削减了对这些国家全部的新援助。《战争权力法案》急剧削减了总统在海外用兵的权力。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以下决议：对于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的干涉行动，美国只能以通过中央情报局向那里的亲西方派别提供资金和武器的方式来对付。随着共和党右翼对美国在海外实力的下降日益不安，对基辛格放弃美国的国家利益（巴拿马运河）和老朋友（中国台湾）的不满情绪的增长，使这位国务卿的地位在1976年大选中福特失去其权力之前，就开始下降了。

由于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不同的政治集团试图使自己适应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下述情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们的对外政策比起平静时代来更加反复无常。就是这样，在之后几年里还将发生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令人注目的政策上的“摇摆”。受格莱斯顿和威尔逊[8]的最可信赖的关于必须建立“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这一信仰的影响，卡特轻松地进入了一种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他许多角色（尤其是在世界的“麻烦地点”）都无意按照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原则推行他们的政策。鉴于第三世界对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这个差距又因1973年石油危机而进一步扩大——深表不满，他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慷慨的态度来推动南北合作；同样，他在重启《巴拿马运河条约》谈判的条件方面，以及拒绝平等对待拉丁美洲每个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方面，都表现出他的常识。卡特还光荣地受委托充当了1978年埃以《戴维营协议》的“经纪人”——尽管他不应当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反应感到奇怪，但反过来这种情况却使苏联得到了一个机会来加强其同中东更激进的国家的联系。然而，纵然卡特政府怀有一切有价值的打算，这个政府却是建立在一个复杂的世界（越来越不愿听任美国摆布的世界）及其本身政策前后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往往是由政府内部的争吵造成）的基础之上的。全世界都谴责践踏人权的独裁的右翼政权，并对它们施加压力，可是华盛顿却继续支持扎伊尔总统蒙博托、摩洛哥国王哈桑和伊朗的国王——对后者的支持至少到其1979年任满为止，这样又导致了人质危机以及徒劳无功的解救人质的行动。在世界其他地区，从尼加拉瓜到安哥拉，美国政府难以找到值得它支持的民主自由力量，可是对于使自己投身到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行动之中，又踌躇不决。卡特希望保持防务开支的低水平，却表现出迷惑混乱，他认为同苏联缓和关系既不能停止那个国家的军备开支，也不能制止它在第三世界所采取的行动。当苏军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时，正在大规模扩充防务的华盛顿退出了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第二阶段条约，取消了向苏联出售粮食的计划，并开始推行（尤其是在布热津斯基对中国和阿富汗进行值得庆贺的访问之际）“均势”政策，而仅4年前这位总统还在谴责这一政策！

如果说卡特上台时已有一套应付一个复杂世界的简单“处方”，那么可以说1980年他的继任者的“处方”也同样简单，只不过大不相同罢了。里根政府满怀着人们对美国在前20年中所犯一切“过失”的强烈反应，在大选中获得的压倒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在伊朗蒙受耻辱的影响，并在此推动之下，带着一种从意识形态角度观察世界的态度（这种观察不时地表现为积极的摩尼教性质的），打算操纵国家航船驶往一个完全不同的新方向。它不再提“缓和”了，因为这只能为苏联人的扩张主义提供一个假面具。它将全方位加强军备建设。议事日程上不再提人权，“独裁政府”受到了它的青睐。令人惊异的是，甚至“中国牌”也因共和党右翼支持“中国台湾”而不可信了。正如人们可以预料的那样，这种头脑简单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外部世界复杂现实的基础上的，更不用说国会和公众的反抗了。国会和公众喜欢总统在国内的爱国主义，但怀疑他的“冷战”政策。对拉丁美洲的干涉，或者到任何地方从事丛林战（使人们回忆起越南）都经常受到禁止。核军备竞赛的升级引起了普遍的不安，因而要求重开裁军会谈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在政府的支持者认为美国能在同苏联的核对抗中“取胜”的时候，这种压力就更大。热带地区垮台的独裁政权常常因同美国政府有牵连而更加不受欢迎。欧洲人对这样一种逻辑迷惑不解：一方面禁止他们向苏联购买天然气，另一方面又允许美国的农场主向苏联出售农产品。在中东，里根政府无力向贝京领导的以色列施加压力，这同它把阿拉伯世界团结起来建成一条反苏阵线的战略发生了矛盾。在联合国，美国似乎比以往更加孤立。到1984年，它已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退出，这一做法必然会使富兰克林·罗斯福感到吃惊。由于在5年内使国防预算增加了一倍以上，美国肯定要比1980年拥有更多的军事装备。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五角大楼是否因为自己的努力而受到好评，它是否能够控制各军种间的竞争。对格林纳达的入侵被自吹自擂地说成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从作战的各方面来衡量，几乎像一出吉尔伯特与沙利文喜剧一样令人不安。最后（当然远不只此），甚至具有同情感的观察家们也怀疑，本届政府是否能够在下述情况下搞出一项协调一致的大战略来：在政府成员中，有好多人互相争吵不休，甚至在国务卿黑格从这一岗位上退休之后也是如此；政府首脑表现得很少关心紧迫的问题；政府往往戴着民族优越感的眼镜来观察外部世界（例外的情况很少）。

在上述问题中，有许多问题还要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谈到。我们在这里把卡特和里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归纳在一起，目的在于指出：从整体来看，它们已经转移了对正在形成全球强权政治格局的更大力量的注意力；最为重要的是，两极世界已转化为多极世界，这一点基辛格很早就发现了，并着手进行了调整。（下面还将看到，三个新的政治兼经济力量中心——西欧、中国和日本——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自己的问题，但与这里所讨论的无关。）更加重要的是，美国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尼加拉瓜、伊朗、安哥拉、利比亚等国突然出现的问题上，倾向于使人们看不清以下事实：受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格局变化影响最大的国家，可能是苏联本身。在本节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一点进一步做些简要的分析。

在这些年里，苏联已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正如乌拉姆教授所指出的，由于其他事态的发展，这一点仅意味着：

苏联的统治者现在能够理解很多美国人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痛苦发现：力量的增强并不会自动地（尤其是在核时代）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的安全。从几乎各种观点——不管是从经济上、军事上，还是从绝对意义、相对意义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比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要强大得多。可是，随着它的实力大大加强，也出现了新的国际事态，提出了新的对外义务，这使苏联比以往，比方说比1952年，更容易受外部危险和世界政治的动荡不安的影响。

而且，甚至在卡特政府任期行将结束的那几年，美国就恢复了扩充防务的工作。这项工作在继任的里根政府的领导下，继续以很高的速度进行着，大有恢复美国在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军事优势、加强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比以往更加强调先进技术之势。陷入苦恼的苏联人的回答——他们在军费开支和置办武器方面绝不能落在后面——并不能掩饰这一难堪事实：这样做会对他们的经济造成更大的压力（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已大大减慢），并会使他们在高技术竞赛中处于不利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苏联便处于需要进口大量外国粮食的窘迫处境，更不用说技术了。它的东欧卫星国，除了经过挑选的共产党干部以外，越来越对它不满；波兰人的不满尤其可怕，而重搞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种行动，似乎也无济于事。在南方，由于担心它的缓冲国阿富汗落入外国势力（可能是中国势力）之手，苏联在1979年搞了武装政变。结果，它不仅变成了苏联军事上的一个泥潭，而且对苏联在国外的处境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苏联在捷、波、阿的行动，大大减弱了苏联作为其他国家（不管是西欧的，还是非洲的国家）的“模式”的吸引力。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是一种不安定的因素，像在伊朗一样，它既反对当地共产党人，也反对亲美集团。不仅如此，还有中国的无情的敌对态度，这种敌对态度由于阿富汗和越南的纠纷，在20世纪70年代末似乎变得比70年代初期还显著。如果说两个超级大国中哪一个已“失去了中国”，那便是苏联。最后，苏联年事已高的统治者所具有的那种民族优越感和狭隘的怀疑心，以及国内的精英——权力集团——对涉及一切领域的改革所起的障碍作用，同美国的情况比较起来，有可能使苏联更加难以成功地做出调整，以使自己适应新的世界力量对比格局。

上述这一切应当能使美国获得某种安慰，并成为引导美国对外交政策采取更松动和更缜密的看法的指南，甚至当外交政策遇到意料不到的、令人不愉快的问题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某些问题上，如改变以前对中国台湾的支持，里根政府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和和解的立场出发的。可是，他很难摆脱自己在1979～1980年大选期间所说的话，这可能是因为这些话并不只是浮夸之词，而是对世界秩序和对美国注定在其中的地位的一种基本看法。就像过去经常发生的一样，任何国家要是充满这类情绪，它们就总是难以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处理外部事务；相反，它们必定会按照自己的主观想法去干。

变化中的经济格局（1950～1980）

1971年7月，理查德·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对一群新闻媒体人发表讲话时再次指出：当今世界上存在着5支经济力量——西欧、日本、中国以及苏联和美国。“这5支经济力量将决定世界经济的前途和本世纪最后1/3时间中世界其他方面的未来，因为经济力量是决定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假如经济力量果真如总统所说的那么重要，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冷战”早期以来世界经济变化的情况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因为，尽管国际间的贸易与繁荣难免受到偶然动乱的影响（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可能构成可以预见到的未来世界政治格局基本的长期发展趋势还是可以探测的。

正如本书前面所有的部分一样，此处用以进行比较的经济统计数字并不精确。更何况自从马尔霍尔所著的统计学字典问世以来，各国政府和各个国际组织所聘用的专业统计学家人数不断增加，统计技术日趋复杂，要进行确切的比较又谈何容易！“封闭”社会不愿公布统计数字，各国对收入和生产的统计方法不同，汇率动荡不定（尤其是在1971年决定放弃黄金-美元本位，实行浮动汇率制后），这一切给任何一个系列经济统计数字的正确性都投下了怀疑的阴影。但另一方面，具有相当可信度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蛛丝马迹，又可以用来发掘其内在联系，进而推导出今后发展的大趋势。

贝尔罗克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特点，正确地描述为“一个绝对空前的世界工业生产增长率”。1953～1975年，年均总增长率达到令人瞩目的6%（人均产值为4%），即使在1973～1980年，年平均增长率也达到了2.4%。按照历史上的标准，这一水平是相当了不起的。贝尔罗克本人计算的“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与罗斯托的“世界工业生产”数字基本吻合，前者提供了下面一组令人目眩的增长数字（见表39）。

表39 世界制造业生产统计数字（1830～1980年）

（1900年为100）

（续）

贝尔罗克还指出：“1953～1973年世界累计工业产量可与1800～1953年的一个半世纪的总产量相媲美。”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的恢复、新技术的发展、持续不断的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化、在“计划经济”的范围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将工业化扩展到第三世界等，这一切都有助于这个戏剧性的变化。

更进一步说，由于同样的原因，与两次世界大战扭曲了的时代相比较，1945年之后世界贸易的增长也足以令人惊讶（见表40）。

表40 世界贸易额（1850～1971年）

（1913年为100）

更加令人鼓舞的是——正如阿什沃思所指出的——到了1957年，世界制造业产品的贸易额有史以来首次超过了初级产品。这是几十年来制造业总产量的增长大大超过农产品和矿产品的增长（也相当可观）的结果（见表41）。

表41 世界生产增长百分比（1948～1968年）

上述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从制造业以及发达的工业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之间贸易的巨大增长中得到说明。但是，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日益旺盛的需求，与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行工业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几十年来要比20世纪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尽管西方帝国主义曾给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带来损害，但当工业化国家进入扩张时期时，这些社会的出口和整个经济的增长受益最大。福尔曼·佩克认为，19世纪，当发达国家的“开发型”经济（如英国那样）迅速向外扩张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蒸蒸日上——反之亦然，当20世纪30年代工业化国家陷入大萧条阶段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所遭受的打击也最大。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再度繁荣，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长，发展中国家因而又出现了较大的增长率，工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贝尔罗克的统计表明，第三世界国家的制造业生产在世界同行业中所占的比重稳步增长，以1953年为起点（6.5%），1963年上升为8.5%，1973年为9.9%，1980年达12%。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也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从1960年的11.1%增至1970年的12.3%，再增至1980年的14.8%。

然而，如果按照第三世界绝对人口数进行平均，其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不成比例，其贫穷程度实在令人惊讶。1980年，发达工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0660美元，像巴西这样中等收入的国家为l580美元，而像扎伊尔这样的第三世界穷国却只有250美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虽然制造业总增长比例日益上升，但各个国家的受益却并不均等。早在帝国主义到来之前、殖民主义者撤走之后（许多国家的确撤走了），一些热带地区国家之间就存在着相当悬殊的贫富差别。由于这些国家产品的需求量不均衡，由于它们所能够得到的援助多寡不一，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对环境带来不利的影响，以及国家难以控制的经济力量的作用等，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了。旱灾可以使一个国家连年田园荒芜；内战、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对农民的强行迁移，可造成农业减产和贸易萎缩。花生和锡等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单一产品的经济停滞不前。频频上升的利率或美元的增值，更使这些国家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西方医学在防治疾病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许多国家人口数目扶摇直上，它增加了粮食紧张的压力并使新增的国民收入消耗殆尽。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国家进行了“绿色革命”，它们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改良作物与植物品种，增加了农产品的产量。另外，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吉星高照、收入颇丰的产油国，经济上变成了另一种类型——所谓不发达的欧佩克国家（石油输出国），尽管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油价下跌而吃了苦头。在所有的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罗斯克兰称之为“贸易国”的几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南朝鲜、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它们模仿日本、联邦德国和瑞士的企业家精神，为世界市场生产工业产品。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表明，过去几十年宏观经济变化的第二个特点是：世界上不同国家的经济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无论是工业大国还是落后小国，都是如此。这一趋势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内，曾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它在最近几十年里对主要国家的影响如何，值得仔细考察。

毫无疑问，1945年之后的日本经济，几十年来在持续进行现代化方面树立了蔚为壮观的榜样。日本在商业和竞争方面成绩突出，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独执牛耳，而且也为亚洲其他贸易国提供了可资仿效的模式。事实上，日本在一个世纪以前，就是亚洲第一个模仿西方经济，效仿西方的军事和帝国主义（这对它来说是致命的）的国家，并因此而令人刮目相看。尽管日本在1937～1945年的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并丧失了传统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国，但日本仍具有可以进行修复的工业基础，拥有聪明能干、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社会凝聚力的人民，他们要求改善自我的决心可以被引导到从事和平的商业追求上来。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的几年里，日本作为一个被占领国，服服帖帖，依赖于美国的援助。1950年，形势开始逆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庞大的开支，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许多出口型公司的生产。例如，丰田公司当时已面临危机，但美国国防部的首批卡车订单使它得救了。其他一些公司也有类似的经历。

除了美国在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的军事开支对日本经济起了刺激作用外，造就“日本奇迹”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因素。通过对日本发展道路及成功经验的探讨，可以看出工业自身发展的一个缩影。日本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对获得高水平的质量控制具有坚定的信念。它从西方移植了（并不断加以改进）复杂的管理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在全国大力推行高水平的普及教育，因而拥有大批电子、机械工程师和汽车迷，以及大量规模虽小但属于企业型的小工厂以及财团。日本社会崇尚勤奋工作的精神，人们忠于自己服务的公司，主张通过相互妥协和彼此尊重来调解劳资纠纷。要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资金，日本获得了这种资金。其方法是，一方面借助于美国的战略保护伞，实行国家“非军事化”，在防务上花费极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行鼓励个人储蓄的金融税务政策，使个人储蓄额高得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钱可用来投资。日本的成功还得益于通商产业省“对新兴企业和技术发展的扶持，以及对陈旧和衰败企业进行的有条不紊的淘汰”。所有这些与美国自由放任的做法大不相同。

对日本的奇迹无论如何解释（某些日本问题专家更加强调其文化、社会因素，至于国民的自信心和意志力这种“附加因素”就更不用说了），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1950～1973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难以置信的10.5%，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所有的工业国。即使在1973～1974年世界经济受到石油危机沉重打击之时，日本经济的发展也没有受到阻碍。此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几乎一直高出竞争对手一倍。作为世界制造业稳定的主要生产者，日本生产的产品很多，有照相机、厨房用品、电子产品、乐器和摩托车等，并且不断有新的产品问世。日本的产品已经向瑞士的手表工业提出了挑战，也使德国的光学工业黯然失色，并使得英、美摩托车工业蒙受损失。日本的造船厂10年之内所生产的吨位数，占世界下水船舶吨位的一半以上。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现代化的钢厂的产量已与美国钢铁工业持平。日本汽车业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1960～1984年，日本汽车在国际市场上所占的比例从1%上升到23%——结果日本向全世界出口的小汽车和卡车都数以百万计。日本锲而不舍、咄咄逼人，产品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迈进：计算机、电信、航天、机器人以及生物工程等。也正是这种锲而不舍、咄咄逼人的努力，使日本的贸易顺差增加，成为金融和工业的巨人，它在世界生产和市场中所占的比重也随之扩大。1952年，当盟军结束军事占领时“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比英国或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l/3略高一点。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相当于英、法两国的总和以及美国的一半以上”。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日本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和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大约2%～3%上升到约10%，并且从未止步。世界上只有苏联在192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曾达到过类似的增长速度，但日本却来得更加轻松自如，既有更广泛的基础，也更加令人瞩目。

与日本相比，其他各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显得缓慢。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诞生之后，开始显示了它的威力，当时只有极少数观察家没有认真看待它。这部分地反映了传统上对于所谓“黄祸”的忧虑，因为这个东方巨人一旦组织起全国的8亿人口，在国际事务中显然是一支巨大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在同列强的交往中所起的突出的（更不用说敢作敢为的）作用，尽管也许这是由于它感到自己被包围而做出的一种反应。它同美国在朝鲜和中国金门、马祖的冲突；解放西藏；它同印度进行的边境冲突；它愤然同苏联决裂，并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进行军事交锋；它同越南进行流血的反击作战；它在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方面，在促进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方面，通常使用一种积极的宣传调子（特别是在毛泽东时期），所有这些使它在世界事务中树立了一个比言行谨慎、精明敏捷的日本更为重要、更难以预测的形象。仅仅从中国拥有世界1/4的人口这一点说，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都必须予以认真的对待。

但是，如果用严格的经济学标准衡量，中国似乎又是典型的经济落后国家。比如说，1953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例仅有2.3%，其工业潜力仅相当于英国1900年的71%。中国的人口每年以数以千万计的高速度增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的农民，其人均产值低得可怕，上缴国家的“附加值”很少。20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受到过许多干扰：军阀混战、日本入侵、40年代末的内战等，直到1949年才告结束，农民才从地主的手中夺回了土地。然而，中国经济的前途并非没有希望。中国过去就拥有公路、轻型铁路等基础设施，它的纺织业很有潜力，其城市和港口已成为企业活动的中心，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日本开发过。中国的工业要想腾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长期的安定和巨额的投资。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有共产党领导和苏联的援助，上述两个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具备了。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斯大林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增加钢、铁、煤产量的做法，到了1957年，其工业生产翻了一番。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从国内筹集到的还是从苏联借来的资金，都远远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后来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突然终止了对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此外，鼓励开办乡村钢铁厂以求取“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使大批技术专家、专业管理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受到冲击）等，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的发展。还有，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实行敌对性的外交政策，与几乎所有的邻国发生过军事冲突，这意味着其有限的财力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军事开支。

当然，就经济而论，这一时期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强调乡村地区的重要性，促进了小型工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技术，给乡村带来了基本的医疗和社会保障。但是，中国只有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和实行工业现代化，并进行长期的投资——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休养生息，同美、日等发达国家增加贸易——才能使国民生产获得重大提高。中国的煤炭、石油同其他贵重金属矿产一样，正在被迅速开发。到1980年，中国的钢产量达3700万吨，大大超过英国或法国，其现代能源消耗相当于欧洲任何一个主要国家能耗的两倍。同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比重也上升（从1973年的3.9%）到5%，接近于联邦德国所占的比例。但是，近年来在这种喜人的增长形势中并非没有问题，共产党领导人已不得不调低了国家的“四化”目标。而且值得重提的是，如果财富和产值按人口平均数统计，中国又会重新显现出它经济相对落后的面貌。当然，尽管有种种不足，中国这个亚洲巨人已经苏醒了，它决心建立起与大国地位相称的经济基础。

尼克松在1971年7月的一次公开讲话中认为，第五个经济实力强大的地区是“西欧”。相比中、美、苏这些国家来说，西欧显然更多地具有地理上的概念，而且，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就因人而异——西欧可以是指在苏联控制势力范围以外的所有国家（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希腊和土耳其），也可以是指最初的（或者扩大以后的）欧洲共同体国家（它们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的经济机构），它还常用来代指那些老牌的强国（英、法、德、意）。如果美国国务院要实行一项新的对苏政策或中东政策，它就不能不同这些国家协商。由于近代以来，英国人一般认为“欧洲”起始于英吉利海峡的彼岸，所以，不能完全排除这一概念在语义上含糊不清的可能性；更何况还有许多主张欧洲一体化的欧洲人（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就更不必说了），他们把1945年以后欧洲大陆的分裂看作是一种暂时状态，主张将来把两边的国家组织成一个大联邦。因此，从政治和法规上说，使用“欧洲”或“西欧”一词来表达超出词义和含混的人文地理概念本身的含义，是有困难的。

从经济角度上看，欧洲各国最近几十年的情况基本相似，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高速持续增长。到1949～1950年，大多数欧洲国家恢复到了它们战前的生产水平，其中一些国家（主要是战时的中立国）的生产还明显超过了战前水平。紧接着，欧洲的工业产量逐年增加，出口额空前增长，就业相当充分，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与投资金额创历史的高水平，其结果是使欧洲成为除日本以外的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1950～1970年，欧洲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5.5%，人均产值增长4.4%，而相应的世界平均增长率则分别为5%与3%。工业的增长率还要高些，达7.1%，相比之下，世界增长率仅为5.9%。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欧洲的人均产值几乎相当于1950年的2.5倍。极其有趣的是，这种增长的趋势遍及整个欧洲，包括西北欧这个工业中心、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东欧国家，连一向发展缓慢的英国经济，此时也以几十年前从未有过的速度快步向前发展。20世纪初以来，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下降了的地位很快得到了回升。“1950～1970年，欧洲在世界商品和服务业产值中所占的比例，从37%增加到41%；而工业产值增长更大，从39%增至48%。”美国中央情报局1960年和197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他们承认这些数字是有争议的），欧洲共同体在世界总产值中的比重比美国还大，为苏联的两倍。

促使欧洲经济复兴的原因，探究起来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饱受侵略、长期战争与外国占领之痛苦，城市、工厂、公路、铁路遭到轰炸；封锁导致食品与原材料匮乏；千百万人民应征入伍，千百万生灵惨遭涂炭。即使在战前，欧洲经济的“自然”发展也受到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军国主义的阻碍。所谓“自然”经济的发展，就是随着新的能源和新的生产资料的出现，随着新的市场的产生和新技术的推广，生产发展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扩展。不断增高的关税壁垒曾使产品供应国与市场相隔绝。政府的补贴使低效的公司和农场主在同外国的竞争中得到保护。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收入被用于军事开支，而不是用于商业企业。因此，在这种“相互封锁、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和损人利己的社会风气中，欧洲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1945年以后，不仅莫内、斯佩克和哈尔斯坦等“新一代欧洲人”决心创造能免蹈覆辙的新的经济结构，而且还有心肠不错、乐于助人的美国，它愿意以合作的方式（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为欧洲的经济复兴提供财政援助。

因此，过去因战争和政治等原因而不能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经济潜力的欧洲，现在终于有机会弥补过去的不足了。欧洲大陆（无论东欧和西欧）普遍存在着重建新欧洲的决心和从20世纪30年代的愚蠢行径中吸取教训的心愿。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制订国家计划时，其重点都在于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旧的结构解体或被怀疑和否定，使革新变得更加容易。美国不仅按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援助——被恰当地比喻为“雪中送炭”——而且在军事上还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使欧洲各国得到庇护。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非殖民化前的时期里，英、法两国确曾把巨额资金用于国防。假如没有美国的保护，它们和所有的邻国就要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用于军备。因为贸易壁垒少了，公司和个人便能够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获得发展。在发达国家之间所进行的贸易（欧洲国家本身即是如此），因为它们相互间的需求更大，所以总是比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更加有利可图。假如说欧洲国家的“对外”贸易额比其他事业的增长要快，那么，主要原因是欧洲各国的买卖主要是在邻国之间进行的。1950年后的大约30年里，欧洲人均收入的增长额相当于以前一个半世纪增长额的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确令人吃惊，比如，联邦德国从事农业、林业和渔业的人口比例，从1950年的24.6%下降为1973年的7.5%；同期，法国则从28.2%降为12.2%（1980年进而降为8.8%）。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急剧增加；联邦德国的人均收入从1949年的320美元，猛增至1978年的9131美元；意大利从1960年的638美元，增为1979年的5142美元。联邦德国每千人的汽车拥有数量从1948年的6.3辆增至1970年的227辆；法国则从37辆增为252辆。无论你对此作何评价，尽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但实实在在的增长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考察一下每个老牌强国所发生的变化，便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的总增长伴随着各种不同的发展速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出现了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记者们夸张地称之为“意大利奇迹”。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48年之后以3倍于战争期间的速度飞速增长，这一势头一直持续到1963年才减慢下来。在此期间，除日本和联邦德国以外，意大利的经济发展速度比任何国家都快。然而，回想起来，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意大利一直属于“欧洲四强”之末，换言之，它以前从未充分发挥出自己的经济潜力。意大利摆脱了法西斯主义荒唐的经济政策，加之美国的有力援助，企业家们利用国家规定的低工资带来的低成本和设计方面的声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了出口业，特别是对共同市场的出口。意大利利用水力发电和廉价进口的石油，补偿了本国煤炭供给的不足。汽车制造业的成就则给意大利的经济发展增添了催化剂。由于意大利汽车需求与消费量增大，菲亚特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在国内市场的地位经久不衰，这为它向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国家出口汽车奠定了有力基础。与此同时，制鞋业和优质服装业等传统制造业，不断向市场推出新的产品。至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冰箱畅销欧洲所有国家。但是上述成功绝非毫无缺陷。意大利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依然长期存在；而且，无论城市或者乡村，各方面的社会条件都远不如北欧国家；政府稳定；有大规模的“黑市经济”，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高于各国平均值的通货膨胀率等。这些都影响了里拉的价值，并且表明意大利的经济复兴是脆弱的。每当同欧洲各国的收入或工业化程度做比较，意大利总是比不上其发达的邻国，但若拿增长率做比较，情况就好得多，这又说明意大利经济的起点较低。

相比之下，1945年的英国经济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至少在欧洲大国中是如此，也许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在往后40年中英国经济相对衰退的缘由。也就是说，由于英国（同美国一样）没有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其增长率不可能像那些从军事铁蹄下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的国家一样高。至于心理方面的因素，正如前面所述，英国并未被打败，它依然是“波茨坦三强”之一，并重新获得了其世界帝国的一切，这种事实使英国国民很难产生彻底改革其自身经济制度的愿望。英国战后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机构，而是保留了传统的工会、行政机构和古老的大学。虽然工党政府1945～1951年推出国有化和建立“福利国家”的计划，但并非更加深入地对经济机构和工作态度进行重新调整。因为英国依然自信在世界上居于特殊的地位，它继续依靠所猎取的殖民地市场，竭力维持英镑价值，但结果却是徒劳的。英国保留了大量的海外驻军（耗费了大量金钱），并拒绝加入欧洲统一进程。在北约国家中，其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

1945年后初期的英国，因为其他国家更为明显的缺陷，以及它深谋远虑地从印度和巴勒斯坦撤出，一时的出口增长和在中东与非洲的帝国地位得以维持，这一切都使得它在国际和经济上的真实地位被部分地掩盖起来了。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给了英国当头一棒，这不仅暴露了英镑的疲软无力，同时也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如果没有得到美国的许可，英国就休想在第三世界国家动用武力。有人可能会说，英国的衰落更是被以下做法和事实进一步掩盖了。在防务方面，1957年以后，它开始执行倚重于核威慑的政策，这要比庞大的常规力量省钱，但却仍可表明其大国地位依旧。在经济方面，英国同样分享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繁荣。虽然说英国经济的增长率在欧洲几乎是最低的，但它比以前几十年的情况总算好一些。难怪麦克米伦对英国的选民说：“你们从未有过这样好的境况！”如果从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洗衣机和小汽车的数量来衡量，麦克米伦的说法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与其他一些发展速度更快的国家相比，正如德国人所讥讽的那样，“英国得了‘英国病’”，即好战的工会制度、低劣的管理、政府的“原地踏步”政策、在文化上对刻苦工作和企业家进取精神持否定态度等混合在一起的综合征。在新的经济繁荣形势下，英国大量进口设计更为精美的欧洲产品和亚洲的廉价商品，随之导致收支失去平衡、英镑危机和贬值，加剧了通货膨胀，人们要求增加工资的呼声更加强烈。在不同的时期，英国政府采取了控制市场价格、制定提薪法规和收紧银根等一些措施来制止通货膨胀，为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但这些措施很少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英国的汽车工业逐步受到外国竞争者的削弱；曾经盛极一时的造船工业，变得越发依赖于海军一家的订货。电子产品与摩托车的生产厂家失去了市场竞争能力。在这一趋势下，也有一些公司（如帝国化学公司）例外。伦敦商业区的金融业运作良好，零售业也依然十分发达。但是，受到侵蚀的英国工业基础却已无法挽回。1971年，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但并未从那里得到它所希望的灵丹妙药。英国一方面把自己拴在欧洲共同体实行的农产品高价政策上，同时把国内市场敞开，引来了制造业更为激烈的竞争。北海油田也并非天赐宝物，它虽然为英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但又使得英镑升值，损害了英国工业品的出口。

经济统计数字向人们表明，的确出现了贝尔罗克所说的“大不列颠工业衰退的加速度”。英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从1953年的8.6%，降为1980年的4%。英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也急转直下，从1955年的19.8%降为1976年的8.7%。1945年，英国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但后来联邦德国、日本、法国一一超过了它，欧洲许多富裕的小国人均收入也纷纷超过了它。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可自由支配的人均收入被联邦德国、法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抛在后面，降为更加接近于地中海国家的水平。当然，英国在世界贸易或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下降，还应归咎于这样的事实：由于特殊的技术与历史条件，英国在早些年曾拥有与其本身不相称的过多的财富与贸易额，既然那些特殊条件已不复存在，其他国家已经有能力发挥自己的潜力，那么，英国的地位相应下降乃理所必然。至于英国的地位下降得如此之快是否正常，如此之大，则又当别论。与其欧洲邻国相比，英国的地位今后是否还会进一步下降，目前也还难以预料。20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经济衰退趋势呈现出一种平稳的状态。它仍然是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而且拥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与劳埃德·乔治时代甚至1945年的克莱门特·艾德礼时代相比，英国无论知何也算不上一个泱泱大国，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等大国罢了。

正当英国的经济在相对衰落中失去活力的时候，联邦德国则在创造“经济奇迹”。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这种发展相对来讲是十分“正常”的。即使在分裂状态下，联邦德国仍拥有欧洲最发达的基础设施，拥有丰富的国内资源（从煤一直到机床厂），同时还拥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这一点在管理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有不少人才是从民主德国逃过来的。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力量都因国家军事机器的需要而走上了邪道。现在其国家的力量可以（像在日本一样）投入商业成就之中，唯一的问题只是恢复的程度。德国的大企业曾轻易地适应了第二帝国、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的需要，现在不得不适应新的环境，学习美国的管理思想。它的大银行再一次得以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发挥重大作用。它的化学和电气工业不久也东山再起，成为欧洲工业中的巨人。大量卓有成效的汽车公司，比如大众和梅赛德斯（奔驰），对数以千计的供应厂商具有必然的“增效作用”。随着出口的兴旺，德国已成为世界出口贸易中仅次于美国的出口大国。越来越多的公司和经济社区要求吸收“外来务工人员”以满足其对非技术工人的迫切需要。德国经济再一次——这是100年中的第三次——成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发电厂”。

从统计方面来看，联邦德国的历史好像是一系列不断成功的记录。即使在1948年和1952年间，德国的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67%。随着它的总投资额达到欧洲最高水平，德国厂商能获取现成的资本，从中得到巨大好处。它的钢产量在1946年实际上还等于零，不久就居欧洲之首（到1960年超过了3400万吨），其他的工业也都取得了大致相同的成就。在国内总产值方面，它每一年都取得最高的增长率。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只有320亿美元，而10年之后却跃居欧洲第一（约890亿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又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960年不过1186美元（当时美国为2491美元），到1979年已猛增至10837美元，超过了美国的9595美元的人均数。年复一年，德国的出口盈余日渐积聚，随之而来的是德国马克的比价经常向上调整，实际上已成了一种储备货币。面对来自效率更高的日本的竞争，尽管联邦德国自然会有所担心，但它已毋庸置疑地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中第二个最成功的国家。由于这个国家有40%的领土和超过35%的人口被分裂开了，联邦德国的这一成就更显得突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主德国也很快表明，在所有东欧国家（包括苏联）中，尽管自己有数百万优秀劳动力流入联邦德国，但按人口计算，它的劳动生产率最高，工业化程度也最高。假设有可能恢复到1937年的疆界，那么一个统一的德国将会再次把欧洲所有的经济对手远远地甩在后面，比起较自己庞大得多的苏联，也不会逊色多少。

正是由于德国的战败和分裂，也由于它的国际地位（还有柏林的地位）继续受到共管德国的“四强”的控制，它的经济实力才未能转化成政治力量。由于深感对东部的德国人负有天然的责任，所以联邦德国对北约-华约关系的冷暖格外敏感。联邦德国是西欧国家中同东欧和苏联贸易量最大的国家，然而一旦战争爆发，它又明显地处于最前线。苏联和（稍次于它的）法国对“德国军国主义”的任何些微复活的警觉，决定了联邦德国永远也不能成为核国家。它对像波兰人和捷克人这样的邻国有一种负疚感，对苏联则感到易受攻击，对美国则是严重地依赖，它满怀感激之情欢迎戴高乐倡导的法德特殊关系，但却很少感到自己能运用经济力量来控制法国执拗自信的政策。由于在理智上同自己的过去进行深刻对抗，联邦德国对于自己在国际事务中被视为一个很好的团体行动成员而不是一个决定性领袖，感到十分高兴。

这同法国在战后世界，更准确地说是在1958年戴高乐任总统以后的世界中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上所述，以莫内为首的计划者们在1945年以后所希望取得的经济成就，一直受到它所进行的殖民战争、国内政党政治的动荡以及法郎疲软的冲击。然而，正是在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法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几十年来，法国的人口第一次有了增长，从而刺激了国内的需求。法国虽然富足、多样化，但却属于半发达国家，自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它的经济一直停滞不前。只是由于和平的降临、美国援助的输入、公用事业国有化和广阔市场的推动，才使得它的增长成为可能。进一步讲，法国（像意大利一样）的工业化水平按人口计算相对低下，因为它的经济以城镇小工业和农业为主，而这意味着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相当引人注目：从1953年的指数95增长到1963年的167和1973年的259（同英国1900年的指数为100相对比）。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4.6%，60年代由于有共同市场的推动又上升到5.8%。欧洲共同市场的特殊措施不仅保护了法国农业免受世界市场价格波动的冲击，而且也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欧洲市场。西方世界的普遍繁荣也促进了法国传统的高附加值商品（服装、鞋子、葡萄酒和珠宝）的出口，飞机和汽车也成了它的主要出口货物。在1949～1969年，法国的汽车生产增加到10倍，铝产量增加到6倍，拖拉机和水泥产量增加到4倍，钢铁产量增加到2.5倍。即使工业化水平不高，相对说来法国也一直是富裕的；到70年代，它就更加富裕了，而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了。

不过，法国的增长并不像它的莱茵河邻国那样广泛地依靠工业，蓬皮杜总统要很快超过联邦德国的理想也毫无实现的迹象。除了电气、汽车和航天工业这几个明显的例外，法国的大多数工厂规模小、投资少，而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德国高。尽管它推行了农业“合理化”改革，大量的小农经济仍然存在，而且实际上还受到了共同市场补贴政策的庇护。然而，对法国农业的压力，加上工业现代化（包括关闭旧的钢铁厂等）所带来的社会紧张，引发了工人阶级的不满，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由于本国燃料供应的短缺，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石油，并且（尽管它有雄心勃勃的核能计划）其国际收支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严重影响。它同联邦德国的贸易赤字直线上升，而且又需要经常使法郎对马克贬值；但这同美元、法郎比价的经常上下波动比较起来，也许是保持法国经济地位的较可靠的办法。甚至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法国的经济也面临某种危险，一旦经济动荡不安，许多稳健的资本家便携带着全家的积蓄逃到瑞士。

但是，法国对世界事务的影响，总是远远超过人们对这么一个仅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4%的国家的期望值，而且不仅在戴高乐任总统时期是如此。也许这应归因于法国那种国民文化中十足的自信精神，而且这同英美影响的下降、苏联对世界吸引力的日渐微弱以及德国谨慎从事的时代相巧合。如果西欧真要有一个领袖和代言人，那么法国将胜过孤立主义的英国和被征服的德国而成为当然的候选人。进而言之，法国历届政府很快就认识到，通过说服共同市场遵循一条特殊的路线——在农业关税、高技术、海外援助、联合国内的合作、对阿以冲突的政策等方面——以有效地利用巴黎倡导的、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贸易集团的欧洲共同市场这一有利地位，就能大大加强自己本不甚强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影响。而一旦时机成熟，以上任何一点又都难以阻止它采取单边的行动。

上述4个较大的欧洲国家的财富和生产在这几十年的增长，加上邻国弱小这一事实，并不能保证在它们之间实现永久的和睦。早期对日益紧密的政治和制度一体化的期望损害了共同市场成员国中仍然强烈的民族主义，这首先在戴高乐的法国身上，尔后是那些姗姗来迟的、怀着戒备之心参加欧洲共同体的国家（英国、丹麦、希腊）身上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经济分歧，尤其是在高额农业补贴计划上的矛盾，常常使共同体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会议日程陷入瘫痪。由于中立的爱尔兰参加了共同体，因而也就不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防御政策；这一使命不得不留给北约（法国现已退出北约的指挥机构）去完成。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欧洲的打击特别沉重，似乎一下子打消了人们早期的乐观主义。尽管惊恐四起，共同体官员们也做了大量的计划工作，但是要制定出一套发展高技术的政策以对付日本和美国的挑战，仍然步履艰难。然而，不论有多少困难曲折，欧洲经济共同体经济发展的现实规模已意味着，国际形势已完全不同于1945年或1948年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进出口地区（尽管相当一部分属于欧洲内部贸易），到1983年，它已拥有世界最多的货币和黄金储备；它生产的汽车（占世界产量的34%），比日本（占24%）和美国（占23%）都多，它生产的水泥也多于美日，它的粗钢产量仅次于苏联。1983年，10国共同体的人口总数远远超过美国，而与苏联基本相同——各有2.72亿，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也大于苏联，甚至比整个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的总额都多。即使欧洲共同体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尚不成熟，但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与1956年相比却强大得多。

几乎与此完全相反的，可说是苏联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演变。如上所述，在这几十年中，苏联不仅保持了它的强大陆军，而且实现了对美国的战略核均势，建立起一支远洋海军，并将其影响扩张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然而，想在全球范围内同美国分庭抗礼的持久的竞赛努力，与其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很不相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强调生产基础在决定社会进程中的作用），将自己标榜为世界上正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遭受经济困难的折磨。

这并没否定苏联及其所支配的东欧盟国自斯大林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经济成就。从许多方面来看，苏联和东欧在这几十年里所发生的变化，比起西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这可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的起点很低：贫穷且落后。不论怎样，根据大致的统计数字来看，苏联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十分显著的。它的钢产量在1945年只有l230万吨，1960年则达到6530万吨，1980年又跃至14800万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发电量在同期内也从每小时4320万瓦，上升到每小时29200万瓦和每小时129400万瓦；汽车产量也从7.4万辆跃至52.4万辆和220万辆；而且这个成就单子还可以无限地开列下去。它的整个工业产量在1950年代平均每年增长10%以上。假定1953年的增长指数为100，那么到1964年这个数字就达到了421，这是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同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太空探索和军事装备上的惊人成就一样，都显示了苏联人的卓越才能。到赫鲁晓夫下台时，苏联的经济比斯大林统治时期要繁荣得多、基础雄厚得多，而且其绝对量一直稳步增长。

然而有两个严重缺陷使这些成就黯然失色。第一点就是苏联经济增长率长期稳步下降。从1959年以来，它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从每年的两位数向下滑落，越降越低，以至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每年只有3%～4%，而且仍在下降。回顾历史即可看到，这是一种十分自然的发展，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早期的、突出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力和资本的大量消耗实现的。随着现有劳动力供应的完全使用（而且还要同武装部队、农业进行争夺），增长的速度也就只有下降了。就资本投资来讲，苏联主要是将大量资本倾注在与重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生产上，而且又往往过分强调数量的增长，忽视了质量的提高，从而使其他众多的经济部门投资不足。虽然苏联的人均生活水平在赫鲁晓夫及其继任者统治下有了提高，但是，在个人消费被人为地控制得很低，以保证将其资源用于重工业和军事方面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消费者的需求（正像在西方一样）无法刺激经济的增长。也许首要的问题仍然是以下两点：长期影响苏联农业僵化的体制和恶劣的气候。因此，不论苦恼的计划人员和部长们为此倾注了多少心血，对农业的投资多么慷慨大方，苏联农业净产量的增长率还是从20世纪50年代的平均4.8%降到60年代的3%和70年代的1.8%。考虑到农业在苏联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它的人口在1950年以后的30年中增加了8400万，它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的总的增长要远远低于其工业生产的增长，而后者本身又有点像“强制性”的成就。

第二个严重缺陷是可以充分估计到的、苏联经济的相对停滞。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鉴于苏联在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增长中所占的比重，赫鲁晓夫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模式是优越的，并将有朝一日“埋葬资本主义”，看起来还有些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形势变得越来越使克里姆林宫感到担心。欧洲共同体在工业上的“半个巨人”联邦德国的带动下突飞猛进，其富裕程度和生产力水平已远远超过苏联。小小的岛国日本也发展得如此迅速，在国民生产总值上超过苏联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美国尽管其工业相对衰落，但在总产量和财富方面仍遥遥领先。苏联及其东欧兄弟国家在人均生活水平上并没有消除同西欧的差距。对此，其人民未免有些羡慕。由于不利的竞争地位，苏联和它的卫星国面对日益更新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电信技术，只能望洋兴叹。而苏联的农业从生产率上来看也仍然同以往一样衰弱不堪：1980年，一个美国农业工人生产出的粮食足够满足65个人的需要，而他的苏联同行生产出的粮食却只能养活8口人。这反过来又使苏联处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进口大量粮食的困境之中。

苏联本身的许多经济困难都能从它的卫星国的问题中反映出来——它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也都取得了较高的增长率，尽管同西方的水平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也能从其卫星国强调中央计划、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这一相似的发展方针中反映出来。虽然东欧国家之间在繁荣和发展的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而且仍在出现），但它们总的趋势都是早期突飞猛进，尔后日渐衰退，这使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者们面临艰难的选择。苏联可以通过开垦荒地来增加农田，尽管北方冬季的生态环境和南方的荒漠限制了这种努力的可能性（这很容易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当年满怀信心开垦的“处女地”很快变成沙尘暴发源地）。同样，广泛地开采自然资源来解决比如石油储量与使用量不相称这类问题，也冒有效率低下的风险，因为只要矿井进入冻土区，提炼成本马上就会上升。它也可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工业和技术，但这只能以下列两种危险作代价：要么从国防中抽出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不论领导怎么更换，国防一直是苏联第一重点；要么从消费品生产中放血——但是在通信条件的改善使西方的繁荣在东方人的眼中更加明显的情况下，这种调整的微小变化都是很不受欢迎的（特别是在东欧国家）。最后，苏联及其兄弟国家可能推行一系列改革，不仅要经常地铲除贪污、打击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改革其体制，提供个人刺激，引入现实的价格机制，允许个体农业的发展，鼓励公开讨论和开发新技术方面的企业家精神等，就像匈牙利在20世纪70年代所巧妙实践的那样。但实施这种改革战略的困难，正如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经验表明的那样，“自由化”措施将把控制森严的共产党政权本身置于被怀疑的危险境地，因而在十分谨慎的勃列日涅夫时代引起了党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军界的不满。由此可见，要扭转经济的相对衰落必须谨慎从事，而这反过来又使得显著的成功不大可能。

也许唯一能使克里姆林宫感到安慰的是，它的主要对手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面临着经济困难，并且正在很快地失去它在1945年以来在世界财富、生产和贸易中所占有的相对比重。当然，提及这个年头对于理解美国的相对衰落具有重要意义。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美国有利的经济地位既是空前未有的，又是不自然的。它之所以占据世界的顶峰，部分是由于它本身生产的膨胀，但也因为其他国家暂时的虚弱。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特殊的形势将会变得对美国不利；而且随着世界工业生产的普遍高涨（1953年到1973年增长了两倍多），形势还将进一步转化，因为新的工厂、车间在全世界普遍兴起的时候，要保持其1945年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一半这个水平是不可能的。据贝尔罗克统计，到1953年，美国在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比已降到44.7%，到1980年降至31.5%，而且仍在下降。几乎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经济指南也证明，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60年的25.9%降到了1980年的21.5%（尽管美元在世界货币市场上短期的升值可能预示着这一比例在以后几年中会有所提高）。但这并不是说，美国的生产大大倒退了（除了那些西方世界中普遍衰落的工业部门），而是说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汽车生产也许是说明这一问题中两种趋势的最简单明了的例子：1960年，美国生产了665万辆汽车，占当年世界汽车产量1280万辆的52%；到了1980年，由于世界汽车总产量达到了3000万辆，尽管美国的产量增至690万辆，但它在世界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只有23%。

虽然有这么点儿安慰——这同70年前英国面对其在世界生产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但仍习惯以此来安慰自己的情形颇为相似——但是这种变化却有令人担忧的一面。真正的问题不是“美国必然要相对衰落吗”，而是“它必然会衰落得如此之快吗”。因为即使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它的竞争地位也由于每年的人均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尤其是同前几十年相比，见表42）而受到削弱。

表42 1948～1962年人均产量每年平均增长率

我们还可以说这是历史的“正常”发展。正像迈克尔·鲍尔弗所指出的，在1950年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美国一直是标准化手段和大规模生产工艺的革新者，因此它的产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增长得快。结果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它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走得快，而且已经在高效率水平（按每小时的人均产量）上从事生产；反过来这就使美国通过采用更好的方法或更好的机械来提高产量这种司空见惯的可能性，同其他国家相比大大减少了”。然而，不管这一点多么正确，美国经济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一些长期趋势仍然没有什么益处：财政和税收政策刺激了高消费，但个人储蓄率却很低；除了为军事目的进行的投资以外，对研究和开发的投资与其他国家相比正慢慢减少；而占据国民生产总值一部分的国防开支却比西方集团中的任何国家都多。另外，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口正从产业部门流向服务业，即进入低产领域。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这多种经济趋势都被下列可喜的景象所掩盖：美国高技术（特别是在空间领域）的惊人发展，刺激消费者对日新月异的汽车和彩电的消费欲望的高度繁荣，美元作为外援、军事开支或者作为银行和公司的投资从美国向世界贫困地区的转移。在这一方面，想起20世纪60年代中期谢尔温-施赖伯提出的“美国的挑战”所引起的普遍恐慌，是有启发意义的。当年所谓“美国的挑战”来自以下事实：美国大量地向欧洲（广而言之是世界各地）投资，据说要把这些国家变成自己的经济卫星国；像埃克森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跨国公司引起的普遍畏惧或者憎恨；与这些趋势相联系的，还有同美国商业院校所普遍传授的先进管理技术相一致的各个方面。从某种经济观点来看，美国投资和生产的转移，的确是经济力量和现代性的证明，因为它们利用了劳动成本低廉的优势，保证其产品在海外市场畅销的广阔渠道。但是，一段时间过后，资本外流的势头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开始超过美国通过工业制品、粮食的出口和“无形”的服务业带来的贸易盈余。尽管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这种日益上升的国际收支逆差已经导致美国黄金的外流，但是大多数外国政府仍然乐意持有更多的美元（成为主要的储蓄货币），而不是要求支付黄金。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到来，这一有利的环境即告消失。尽管越南战争使美国大量的美元付诸东流，但是肯尼迪总统和（比之更甚的）约翰逊总统都想增加美国在海外的军事开支（不仅仅限于越南）。肯尼迪和约翰逊也都致力于扩大国内开支，虽然这种倾向在1960年以前就可以觉察到。然而任何一届政府又都不愿付出政治代价，以增加税收来支付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结果就是联邦赤字的逐年上升、无法抑制的价格上涨，以及美国工业的竞争力日渐削弱。这又反过来导致了更大的国际收支逆差，约翰逊政府抑制了美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从而使之变成了新的欧洲美元。正是在这一时期内，美国在世界黄金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从1950年的68%降到1973年的27%。整个国际支付和货币流通体系由于这些问题的相互作用而日渐动摇，而后又由于戴高乐对他所说的美国“转嫁通货膨胀”进行的愤然反击而进一步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发现，除了终止私人市场上美元同黄金的挂钩关系，尔后使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汇率自由浮动外，别无选择。从此，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在美国财政金融处于鼎盛时期所构筑的大厦，现在又由于它的主要支柱再也承受不住其紧张压力而崩溃了。

20世纪70年代美元自由浮动的详细情况这里不做论述，美国几届政府努力在不带来更多的政治麻烦的情况下控制通货膨胀、刺激增长的曲折过程这里也不作详述。70年代，美国高于平均数的通货膨胀率常常导致美元兑德国马克和日元的疲软；而在80年代早期，对严重依赖欧佩克石油供应的发达国家（如日本、法国）造成沉重打击的石油危机，世界不同地区的政治动荡，以及美国的高利率，又使美元趋向坚挺。尽管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并且可能会增加全球经济的不稳，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它们的意义可能比生产增长率的下降——在私营部门这一增长率从（1965～1972年的）2.4%降到（1972～1977年的）1.6%，直至（1977～1982年的）0.2%——这一不可阻止的长远趋势要小一些。它们的意义也许还不如以下几种正在发生的巨变：日益上升的联邦赤字可以被看成凯恩斯主义式的对经济的“推动”，但却付出了昂贵代价——从国外吸收大量资本（美国高利率的诱惑）使得美元价格上升到不正常的水平，以至于使美国从纯债权国变成了纯债务国；美国制造商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同进口的汽车、机电产品、厨房用品以及其他商品进行竞争。因此，毫不奇怪，人均生产总值曾是世界上最高的美国，现在开始在这一名单上向下滑去。

对于那些能从更广泛的角度——不是仅仅同瑞士的收入和日本的生产进行有选择的比较——认识美国经济及其需要的人来讲，仍然有某些值得欣慰之处。正如卡里奥所指出的，1945年以后的美国政策确实实现了一些基本的、意义深远的目标：同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相比，美国国内实现了繁荣；没有发动战争就遏制了苏联的扩张；西欧经济和民主传统的复兴，尔后日本的崛起创建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集团”，以及“建立一整套处理共同的经济和军事问题的多边机构”；最后，“旧殖民地国家独立后也日益紧密地加入了世界经济”。总之，美国仍然维持着自由世界的秩序，而且它自己也日益依赖于此。尽管它在世界财富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甚至比估计的速度还要快些，但是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重新分配所带来的环境，对它本身的开放市场和资本主义传统并没有什么抵触。最后，即使美国在生产上的领导地位因某些国家经济的更快发展而受到削弱，但在真正的国家实力的几乎各个方面，它仍然对苏联保持了非常可观的优势，而且通过坚持企业家的信条，美国仍然为管理上的首创精神的发挥和技术革新的涌现开辟了广阔前景；相反，苏联在接受这些东西时所面临的困难却大得多。

对上述这些经济变动的意义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必须等到最后一章。不过一些统计数字（见表43）对揭示上面讨论过的一些趋势的实质可能有些帮助，因为它们关系到全球经济平衡，也就是指世界生产在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复兴：日本甚至还有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经济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

表43 1960～1980年不同国家与地区所占世界生产总值百分比

到1980年（即表43中最后一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如表44所示）。

表44 1980年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

最后，在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起来才意义深远。正如列宁在1917～1918年所指出的那样，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

半个世纪以前，就资本主义力量而言，德国同当时的英国相比还是一个可怜的、无足轻重的国家。日本同苏联相比也同样微不足道。但是，10年或20年后，还能肯定帝国主义国家的相对实力保持不变吗？绝对不可能。

虽然列宁的话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但是这一规律看来适用于所有国家；不管它们赞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迟早将引起世界政治和军事平衡的变动。这正是20世纪以前的4个世纪内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紧接着而来的便是过去20～30年中世界生产中心的不寻常的迅速变动，必然会对今日主要大国未来的大战略产生影响，因而当然值得另辟最后一章予以探讨。

[1] 日军于1943年2月被迫全部撤出瓜岛。——审校者注

[2] 指英国。——译者注

[3] 《里约热内卢条约》，美洲国家组织诸国1947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特别会议，签订了称为“西半球防务基石”的《泛美联防公约》，亦称《里约热内卢条约》。——审校者注

[4] 原文如此。但“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而“第三世界”的出现，则可以追溯到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的召开。——译者注

[5] 梅特涅（1773～1859年），1808～1848年任奥地利外交大臣和首相。卡斯尔雷（1769～1822年），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俾斯麦（1815～1898年），1862～1890年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德意志帝国首相。——审校者注

[6] 巴麦尊（1784～1865年），1855～1858年、1859～1865年任英国首相。——审校者注

[7] 乔治·凯南，美国当代职业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1950年代曾任美驻苏联、南斯拉夫大使。他提出的著名理论是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遏制政策。——审校者注

[8] 格莱斯顿（1809～1998年），英国政治家，在1868～1894年曾四次出任首相。威尔逊（1856～1924年），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民主党人。——审校者注

第八章 面对21世纪

迈向21世纪时，世界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满足国民的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如果只实现前两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国家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

历史回顾与思考

这一章的节标题，不仅包含着年代的变化，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的不同。即使是最近的过去都已成了历史，尽管偏见和资料的问题曾使前10年的历史学家很难把事物的暂时现象和本质区分开来，时至今日，历史学家却依旧根据同样的学术原则行事。然而，论述当前如何向未来演变的著作，即使是讨论业已出现的趋势，也不能自以为它就是历史的真理。从以档案材料为依据的专著到经济预报和政治预测，不仅原始材料发生变化，而且所写的东西是否正确也不能肯定。在处理“历史事实”时，尽管经常遇到许多方法论方面的困难，但过去的事件，如皇太子被刺杀和军事失败等，事情毕竟确已发生。而关于未来，我们能说的连这样的确实性也没有。预料不到的事情，纯粹的偶发事件，发展趋势的突然中止，都可以使本来最合理的预测归于破灭。如果不是这样，那也只不过是预言家走运罢了。

那么，我们只能根据当前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向做出合理的推测，而这些也只能是暂时性的和猜测性的，不能保证所有的（或任何一项）推测都成为现实。过去几年业已发生的美元国际价格的起落和1984年后石油价格下跌（对苏联、日本、石油输出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给我们提出很好的警告，说明不能根据经济动向来做结论；而且，政治和外交世界是从来没有直路的。许多著作中论述当代事务的最后章节，仅仅在几年之后就要根据后来的认识加以修改。要是本书这一章能经久不改，完美无瑕，岂不怪哉！

对过去5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衰作一简要回顾，也许是预测未来的最好方法。本书的一个论点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然后对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与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都产生影响。世界经济变化的速度之所以快慢不一，就是因为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参差不齐的，它们受着各个发明家、企业家，以及气候、灾害、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情况的制约。同样，由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以及对增加生产和财富的新方式的接受能力不同，世界不同地区和社会都有过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世界一些地区崛起了，另一些地区则相对或者（有时则是）绝对地落后了。所有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具有改善自身条件的本能，世界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人类智慧从文艺复兴时起取得突破，后来在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中受到“精密科学”的推动而飞速发展，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变革的动力将日益具有比以往更加强大的威力和自身持续发展的能力。

本书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这也是不奇怪的，而且，人们以前就多次这样说过，尽管强调的方面和表述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世界不必等到恩格斯时代才知道，“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的了”。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对今天的五角大楼一样，事情非常清楚，军事力量要靠足够的社会财富来支持，而财富来自生机勃勃的生产基础，来自健康的金融财政和先进的技术。如上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而且不会直接转化为军事实力，因为这要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民族志气到军事领导和战术才能。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所有重大变化，都是随着生产力对比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国际体系中各帝国和国家的兴衰，同主要大国之间战争的结局是一致的。在这些战争中，胜利通常属于拥有最雄厚的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是预测，而不是历史。因此，这里的讨论是以过去500年的主要趋向仍在继续这样一个似乎合理的假设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不管一个时期内受6个大国还是仅仅受两个大国所主宰，它仍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没有什么比主权，即利己的民族国家具有更大的权威。在每一个特定时期里，都有一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所拥有的分量或者在扩大或者在萎缩。世界到了1987年或2000年，不会再停留在1870年或1660年的状态中。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际生产与贸易的结构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变化着：农产品和原料产品在相对贬值，工业“生产”同工业“雇工”在相互脱钩，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的社会里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的流动与贸易方式在日渐分离。所有这些，加上科学上的许多新发展，必然影响国际事务。总而言之，如果没有上帝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由于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世界力量将继续处于动态发展之中。如果关于计算机、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的预测是正确的；此外，如果关于“第三世界的”绿色革命（其结果，印度甚至中国将成为粮食的纯出口国）将会成功的预测最后证明是对的，那么，到21世纪初，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将富裕得多。即使技术进步不那么快，经济增长还是可能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如同资源被更充分利用一样，对于实现这一点将起保证作用。

同样清楚的是，由于变革的条件不同，这种增长将是此快彼慢，不平衡的。正是这一点，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使预测具有暂时性。例如，不能保证40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的日本经济在今后20年一定能继续发展；而苏联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增长率不断下降，但如果苏联国内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变革，那么，在90年代其增长速度再度回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目前的发展趋势证明，上述两种结果都不大可能。换言之，从现在到21世纪初期，如果真的出现日本停滞不前，而苏联经济欣欣向荣，那么，这也只有在条件和政策发生的变革比目前根据现有证据所做的合理假设要急剧得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对今后15至25年内世界变化的估计确实可能有误，但这并不是说，人们宁可接受难以置信的结局，而不相信以当前广泛的发展为依据所得出的合理的预测。

例如，当今众所周知的一个“全球性发展趋向”——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对这个趋向将会继续发展做出肯定的预测是合理的，因为其发展的基础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日本强大的经济，而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急速变化着的巨人；不仅包括为人们所公认的繁荣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包括像中国台湾、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在工业化方面新近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广而言之，它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于各种因素的巧妙结合而得到了促进，即一些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生产迅速上升，反过来它又导致外贸、航运、金融各业的巨大增长，新技术以及更加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长足进步；由于巨大而富有成果的努力，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和副食品）增产的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增长。每一项成就都产生良好的相互作用，从而创造出远远超过传统的西方强国的经济增长率，同时近年来也超过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以生产总值为例，1960年亚太地区各国（美国除外）国内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7.8%；到1982年其所占比例翻了一番以上，达16.4%；此后，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以更大的幅度超出欧洲、美国和苏联。到2000年，这个比例很可能突破20%，相当于欧洲或美国的产值。即使其增长率低于过去25年已经取得的速度，也会达到这个比例。在这同一时期里，环太平洋的这种势头在美国本身的经济对比中也得到了体现。1960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仅占它同欧洲（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额的48%，但到了1983年，上升到美欧贸易的122%。与这一变化并行不悖的是，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收入的分配也向泛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有个别国家的发展速度减缓，或一些问题影响某一工业的发展，但总的趋势在继续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一位经济学家满怀信心地预言，目前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数43%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2000年其所占比例将高达50%，他还得出结论：“亚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力量的主要中心之一，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向该地区迅速转移。”这丝毫也不奇怪。当然，这种说法自19世纪以来就多次听到过。但是，只有自1960年以来该地区的商业和生产取得了大规模发展之后，这种预测才成了现实。

同样，设想今后几十年将会出现一个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更加广泛的趋向，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一趋向是：由于昂贵的新武器系统和国际上的抗争，军备竞赛的耗费呈螺旋式上升。人们评论说：“历史上少有的经久不变的事情之一，是军费的投入总是上升的。”如果这一论断对于军事技术发展缓慢的18世纪的战争与军备竞赛（即便有短期的起伏）是正确的，那么，它对于每一代新的飞机、战舰、坦克都昂贵空前，甚至薪金也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的20世纪来说，就更是千真万确的了。爱德华七世[1]时代的政治家们现在惊讶地发现，1914年以前的一艘价值250万英镑的战列舰，如今要用一艘价值1.2亿英镑以上的护卫舰来替换。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乐意为生产数以千计的B-17型轰炸机拨款的美国国会议员们，在今天当五角大楼估计生产100架新型的B-l轰炸机就要耗资2000亿美元时，也显得缩手缩脚了。在所有军事领域，费用都在攀升：

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相比，目前轰炸机的价格是过去的200倍，战斗机是100倍，航空母舰是20倍，主战坦克是“二战”时的15倍。“二战”时期一般G级潜艇的造价，每吨仅5500美元，而今三叉戟潜艇则每吨需160万美元。

综合考察一下这些问题就会发现，今天的军火工业正日益脱离商业和自由贸易市场的生产轨道。军火工业通常集中在少数与本国国防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大公司（无论美国、英国、法国都是如此，在苏联的计划经济中更是如此）。国家在市场管理中经常通过转让专有合同和对产品提供超成本保障等方式，给军火工业以保护，因为这种产品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是买主。这些公司，即使是像IBM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仅仅为了在瞬息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都必须在残酷无情的竞争中奋斗。在这样的市场里，质量要求、消费者的胃口和价格都捉摸不定。为了满足军人获得当前最先进的武器、使军队能在所有可能的（有时也许是十分难以令人置信的）战场上作战的愿望，国家要生产愈加昂贵的复杂的但数量更少的产品。在对家庭用品或办公室电脑产品的最初原型进行大量投资后，因为要进行市场竞争和争取大批量生产，各公司都把产品的平均成本费用压低。与此同时，19世纪后期以来，新科技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军火制造商与政府的联系。这种与“自由市场”准则背道而驰的联系，目前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玩世不恭的人们预言，到2020年，一架飞机就可以一口吞掉整个五角大楼的预算。美国关于“军事改革”的各种建议也许能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但即使采纳这些建议，更少的武器需要更多的费用这一趋势是不可能逆转的。

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武器装备不可避免地日趋复杂。比如，一架现代战斗机的部件可多达10万件。同时，也因为地上、海面、海底、空中和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在继续进行。如果说最大的竞赛是在北约组织与华约组织国家之间（这两个集团，由于有两个超级大国，其军备投资占世界总数的80%，拥有世界60%～70%的飞机和舰艇）进行的话，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到朝鲜的亚洲地区，也存在着虽然规模较小但却值得注意的军备竞赛，至于战争就更不用说了。其结果是，第三世界军事费用急剧膨胀，即便最穷的国家也是如此，而且，军火交易大幅增加，并转向这些国家。1984年，世界武器交易额高达350亿美元，超过同年世界粮食贸易额（330亿美元）。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后的1985年，世界军费开支总额达9400亿美元，大大超过全球比较贫穷的一半人口的总收入。更有甚者，武器装备费的增长，比全球经济和大部分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还快。在这方面，占据首位的是美国和苏联。美苏两国每年各自的国防费用都大大超过2500亿美元，在最近的将来，很可能突破3000亿美元。大多数国家花在武装部队上的费用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还在上升，只有在经济困难和缺少硬通货等情况下，而不是出于真正的裁减军备费用的承诺（只有少数例外，如日本、卢森堡等），这种趋向才会中止。正如“世界动向研究所”所说的，“世界经济军事化”正以比30年前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着。

一个是不均衡的发展方式伴随着全球生产力对比倾向太平洋地区，一个是武器和军事费用螺旋式上升，这两个趋势当然是独立发展的。但与此同时，非常明显的是，二者很可能越来越互相影响，并且事实上现在就已在互相影响了。二者都由技术和工业变革的动力所推动（即便是单个的军备竞赛项目也都有其政治和思想动机）。二者都严重冲击着国民经济：一是促进财富和生产的不同速度增长，并促使某些社会比另一些社会更加繁荣；二是消耗国家的资源——不单纯从投资和原材料方面来衡量，而且（这也许是更重要的方面）要看与国防有关的生产部门同商业和以出口为导向的生产部门相比，占有多少科学家、工程师、研究与开发人员。虽说防务开支能产生某些经济副产品，但过多的军备支出将妨害经济发展。要反对这一观点看来是越来越困难了。军费负担沉重的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重蹈菲利普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德国的覆辙。庞大的军事建设，就像一块巨大的纪念碑，对于敏感的观察家来说，它看起来很具诱惑力，但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一个生机盎然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从广义上说，这两个趋势都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滞缓，可能引起民众情绪低沉和不满，并激化公众对政府财政分配的议论；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仍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其如此。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其本身对国民经济中的某些工业是有利的，但它也会导致社会其他集团的资源发生转移，从而削弱国民经济应对其他国家商业挑战的能力。除非大敌压境，否则一个国家实行高额国防开支几乎总是要激起关于“大炮与黄油”的争吵。对我们来说，更有意义的是，这将引起关于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的适当关系问题的争论，尽管这种争论不那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因此，今天一个国家会在下述关系上出现紧张问题，这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些关系是：国家既要在尽可能宽松的军事-政治世界中存在，又要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世界中存在。一方面国家要寻求其战略安全，表现为向最新式的武器系统投入资金，向武装部队投入大量的国家资源；另一方面，国家要获得经济安全，表现为促进社会的兴旺，而这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来自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方式的革新），取决于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外旺盛的需求——过大的军费开支对所有这些都会造成损害。正因为过于沉重的军费负担会减缓经济的增长速度，导致国家在世界工业产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以及在世界财富和力量中所占的分量下降，所以，整个问题是一个如何权衡供养庞大的武装部队以获取近期安全，与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以取得长远安全的问题。

这种存在于相互矛盾的目的之间的紧张关系，到20世纪后期可能会特别尖锐，因为在公众面前有各种“模式”可供仿效。一方面，有极其成功的“贸易型”国家和地区——主要在亚洲，诸如日本和中国香港，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得益于世界生产大发展和1945年以来相互依存的贸易，以及它们所强调的同其他国家实现和平贸易关系的对外政策。因此，它们在不危及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把防务费用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从而解放了国内高消费和投资所需要的资源。另一方面，有各种类型的“军事化”经济——战争旷日持久的越南、伊拉克和伊朗，以色列和它满怀猜疑与嫉妒的中东邻国，以及苏联本身——所有这些国家每年都拨出超过（某些情况下则大大超过）其国民生产总值10%的财力用于防务，它们坚信这样高的防务开支对于保证其军事安全是必要的。显然，这些国家因把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的资源转做他用而吃了苦头。介于商业型和尚武型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国家，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它们既不相信世界太平到了可以把军费降到日本那样的低水平，也对大规模的军备给经济和社会造成的高额消耗感到不安，而且意识到，在短期的军事安全与长期的经济安全之间是可以作某种变通的。对于那些在海外承担广泛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这同日本再次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问题更需作综合考虑。而且，许多大国的领导者强烈意识到，他们必须把武器费用的螺旋式上升同生产投资和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特别是整个人口中不同年龄的人群的需求）加以平衡，这又使得对财政开支轻重缓急的确定比以往更加困难。

因此，当世界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世界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强国所追求的伟业具有三重性，即同时要实现三项目的：为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可供选择的可行的安全），满足老百姓的社会经济需求，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其中最后一项，无论对于提供当前所需的大炮和黄油这个积极的目的，还是对于防止相对的经济下降以免损害人民未来的军事与经济安全这个消极目的，都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技术和商业发展速度不平衡，国际政治出现难以预料的动荡，要在一个长时期内实现上述三点将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只实现头两项或两项中的一项，而没有第三项，必然导致在更长的时期里出现相对黯淡无光的前景，而这一直是那些未能适应世界力量变动、发展缓慢的社会的命运。正如一位经济学家严肃指出的：“真难以想象，一个国家如果在一个世纪之内生产力的增长以1%的速度落后于其他国家，其地位就会改变，如同英国从无可争辩的世界工业国领袖地位降到了今天的中等经济国家的地位一样。”

世界主要国家将如何实现这个任务，是本章其余各节要探讨的焦点。无须强调，防务费用与军事安全、社会与消费的需要，以及为发展经济而进行投资，这三者都要争夺资源，要解决这个紧张关系，没有绝对的万全之策。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使这三者保持大体的协调。但如何达到这种协调，总要受到国家的各种条件（而不是均衡论的定义）的巨大影响。一个处于敌对邻国包围的国家与一个相对没有感受到威胁的国家相比，它就会认为在军事安全方面最好多花点钱；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支付大炮和黄油的费用都会感到容易些；一个将发展生产以赶上其他国家作为主导思想的社会，同一个濒临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对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会有不同的财政支出安排。由于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原因，一个国家的“方略”永远不会跟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尽管如此，一个基本的论点仍是存在的：如果在防务、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中没有大致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久地保持它的地位。

平衡发展的中国

在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满足人民的社会需求和将现有的资源用于非军事生产等方面，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那样急迫。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最差的。纵然中国遭受着某种长期的困难，但看来它正在推行一种大战略。这个大战略在连续性和向前看方面，比莫斯科、华盛顿或东京的战略都强，更不用说西欧的了。物质上的困难严重地束缚着中国，但是经济的发展正使这种情况不断改善。如果经济发展能持续下去，那么这个国家将在几十年之内发生巨变。

中国的弱点是众所周知的，这里不必赘述。在外交和战略上，中国认为自己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环境之中（有一些正当理由）。如果说这部分是由于毛泽东对邻国的政策，那么它也是过去几十年其他大国在亚洲的竞争和野心所造成的。日本早年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使中国领导人对日本近年来的爆炸性发展更持审慎态度。尽管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解冻了，但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过分热心于建立反苏联盟的共和党政府，对中国台湾表现出的恋恋不舍之情以及对中国所喜欢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的过多干预，使中国对美国仍抱有一定的疑虑。中国台湾以及一些近海岛屿的前途仍然是棘手的问题，只是半掩盖着。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仍然是冷淡的，并且由于它们各自与巴基斯坦以及苏联的关系而变得复杂起来。尽管近来莫斯科多次“求爱”，但中国觉得应把苏联看作它的主要外部危险，这不仅仅因为许多苏联的步兵师和大量飞机部署在中苏边界，而且还由于苏联入侵了阿富汗，而更使中国担忧的是，南边邻国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大搞军事扩张。因此，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就像20世纪初的德国人一样，他们在努力加强自己在世界大国体系中的地位的同时，还深深感到自己处在包围之中。

不仅如此，这个国家同它的主要对手相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不是很强的，但它不得不去处理许多棘手的、多边的外交问题。尽管从数量上讲中国军队规模不小，但能打现代化战争的武器装备仍然少得可怜。它的大部分坦克、火炮、飞机和舰艇，都是多年以前苏联的仿制品或西方产品，当然不可与苏联或西方新近生产的先进得多的武器相匹敌。由于缺少硬通货和不愿意变得过分依赖其他国家，其外国武器的采购量一直保持在最低限度。也许更使中国领导人忧虑的是作战效能低下的问题。这是由于国家对军队专业化轻视和倚重农村民兵所造成的。在经济上，中国显得更为落后。即使按西方的概念和经济计算方法对官方公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修改之后，其数字也很难超过500美元，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大大超过13000美元，苏联也已达到相当可观的5000美元以上。由于到200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从10亿增加到12亿或13亿，个人收入大幅度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就是到了21世纪，同现在公认的大国居民相对而言，普通中国人还是穷的。此外，无须赘言，要管理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要调和各种集群（党、军队、官僚、农民）的矛盾，要取得发展而又不发生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动乱，将会是困难重重的，即使对最灵活最明智的领导者而言，都将是一个考验。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国内历史，未能向人们提供令人鼓舞的长期发展战略的先例。

然而，中国在过去6～8年的改革和自我完善是举世瞩目的。它预示着总有一天，人们会像历史学家评价柯尔贝尔[2]的法国、腓特烈大帝[3]执政的早期普鲁士或明治维新后几十年复兴时期的日本那样，把邓小平领导下这一时期的中国看作是一个正使用各种有效手段努力增强本国国力（所有意义上的国力）的国家，它正在平衡人们的欲望，激励进取心、开创精神和变革勇气，以国家干预主义的决心去指点江山，以便尽快地顺利实现国家目标。实行这样的战略，需要有洞察政府政策各个不同方面的相互关系的能力，需要进行复杂的协调工作，并要对下列几个方面做出周密的判断：顺利实行变革的速度，依据近期与长远需要分配资源，协调国内和国外需求，意识形态和实践之间相互适应——这是最后一个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有一个“改进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虽然已经遇到了不少困难，而且将来还会出现新的困难，但是到目前为止，成就是显而易见的。

例如，众所周知，中国军队在60年代的社会动荡之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海军和空军）有计划地将其员额从420万裁减到300万，实际上是增强了实力，因为裁减的员额中，许多人都是支援部队，用于修建铁路和民用工程。保留下来的可能是各方面素质比较好的武装部队，换发新的军服和恢复军衔制，是它的外部象征。这支部队还由于采取下列措施而得到增强：用义务兵代替大量的志愿兵，使国家能得到高质量的人员；改组大军区和精简机构；改进军事院校的教育。随之到来的将是大规模的武器装备现代化。中国的武器装备虽然数量很多，但相当一部分是过时的。它的海军已经（正在）装备包括从驱逐舰、护卫舰到快艇的一系列舰艇，甚至还有气垫船。这支海军还建立了一支很大的常规潜艇部队（1985年有107艘潜艇），这是世界上第三大的潜艇部队。中国军队的坦克现在装备了激光测距仪，飞机正改装为配有现代化雷达的全天候型。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适应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大规模机动作战（1981年曾进行过一次有6或7个军参加的、有飞机支援的演习——但在1979年同越南的冲突中飞机没有出现），和重新考虑在中苏边界实行“前沿防御”的战略，以利于在漫长的暴露的边界之后实施反突击。海军也进行了规模比以往大得多的演习：为配合中国最新的一次洲际弹道导弹试验，1980年由18艘舰艇组成的特混编队远航8000海里到南太平洋执行任务。（人们惊叹，这不是15世纪初郑和远航以后中国海上力量第一次有意义的远航吗？）

中国作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军事大国，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它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的核技术。中国的第一次核试验是在毛泽东时代，但毛泽东本人在赞扬“人民战争”的作用时曾经公开藐视核武器。而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层则坚决要使中国尽快跻身于现代化的军事国家之林。早在1980年，中国就试验了射程7000海里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射程不但可以覆盖苏联全境，而且可以攻击到美国的一部分地区）。一年之后，中国的一枚火箭发射了3颗卫星，这表明中国掌握了多弹头火箭技术。中国的大部分核武器是陆基的，而且是中程而非远程的，但是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正在加入这一行列。也许意义最为重大的是一支携带导弹的潜艇部队（从核威慑的意义上讲）。自1982年以来，中国一直在试验潜射弹道导弹，并不断提高其射程和命中精度。也有报道说中国正在试验战术核武器。所有这些都得益于中国大规模的原子研究和拒绝接受国际核禁试条约、对原子武器开发实行“冻结”的立场，因为这种约束只对现有的核大国有利。

虽然中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也不难指出它仍然存在着的弱点。从研制出一种原型武器到大量生产、试验和测试，最后装备部队，这中间的时间拖得太长。在一个资金和资源都不富裕的国家，情况更是如此。一些严重的问题，包括在试验潜射导弹时可能发生的爆炸，撤销或推迟武器研制计划，缺乏合金冶炼以及先进的喷气发动机、雷达、导航和通信设备制造等方面的专门技术等，继续妨碍着中国在军事上真正取得同美苏并驾齐驱的地位。它的海军，虽然进行过太平洋演习，但还远不是一支远洋海军，它的导弹潜艇部队在今后很长的时期内仍将落后于“两强”。它们正把大量资金投入发展比现有潜艇下潜更深、航行得更快的巨型潜艇（“俄亥俄”级和“阿尔法”级）。最后是财政问题。中国向人们预示：只要中国的国防费用只相当于或大约相当于超级大国国防开支的1/8，它就不可能完全达到势均力敌，因此也就不可能得到各种武器或做好对付各种可能的威胁的准备。

然而，就是目前的军事能力，也使中国具有比几年前大得多的影响。训练、编制和装备的改善，使中国在对付地区性对手（如越南、中国台湾以及印度）方面处于比过去20年好得多的地位。就是同苏联相比，军事优势也不再是那么不合比例地偏到苏联一方。在将来，如果亚洲的冲突导致中苏战争，莫斯科的领导者们将发现，他们在政治上很难做出对中国实施沉重核打击的决定，这不仅仅因为世界人民的反对以及美国的反应无法预测，还因为如果它真的“使用核武器”，它的军队确保彻底摧毁中国日益强大的陆基尤其是海基导弹、使中国丧失报复能力的前景也越来越暗淡。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只是打常规战争，苏联同样处于极其窘迫的境地。从苏联把约50个师（包括六七个坦克师）的部队部署于乌拉尔以东的两个军区这一事实可以看出，莫斯科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认真对待的。尽管可以设想，苏联的这些部队能够对付人民解放军相应部署在边境地区的70个或更多的师，但是它们的军事优势还远远不足以保证进攻的胜利，尤其在中国人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打法来削弱苏军的快速打击效果时更是如此。许多观察家认为，中亚存在“大致相等”的态势或者“力量均势”，如果情形真是这样，那么它在战略上产生的影响会大大超越邻近的蒙古地区。

但是，中国更长远的作战能力中最有意义的方面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引人注目地飞速发展的经济。这样的发展速度已有多年了，看来将来还会保持下去。就像前面一章所说的，在共产党建立牢固的政权之前，中国已是一个重要的制造业国家；但这一点被广袤的国土、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以及战争和内战的破坏掩盖起来了。马克思主义政权的建立和国内和平的到来，以及国家积极采取促进工农业发展的措施（尽管在毛泽东时代有时采取的措施是奇怪的和违反生产力的），使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一位观察家在1983～1984年写道：“自1952年以来，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年增长率分别为10%和3%左右，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虽然那些数字不能与新加坡或中国台湾这类出口导向的亚洲“贸易地区”的成绩相比拟，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这个增长速度是令人难忘的，而且会使它很快转变为一个相当规模的经济大国。据估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工业经济的规模已相当于（如果不是超过的话）苏联和日本1961年的规模。此外，值得再提一下的是，上述平均增长率的计算包括了下列时期的数字：1958～1959年的所谓“大跃进”时期；与苏联关系破裂，苏联撤回资金、科技人员和工程图纸的60年代初期；以及不但工业生产计划受冲击，而且几乎一代人的教育和科研体制遭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如果不发生那些事态，中国经济的综合增长速度会快得多——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在邓小平领导下进行改革的过去5年中，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工业为惊人的12%。

在很大程度上，农业部门仍然既是中国的机遇所在，也是它的薄弱环节。东亚的水稻种植方法使每公顷的产量很高，但劳动强度也很高，很难转变为实行美国平原地区的那种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然而，由于农业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的衰退（或仅是发展缓慢），就会像人们从苏联清楚看到的那样，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这种挑战和人口这颗定时炸弹结合到一起了。中国已在设法依靠它那只有2.5亿英亩的可耕地来养活10亿人口（而美国则是4亿英亩农田，2.3亿人口）。到2000年，中国人口将再增加2亿，它能不增加对进口粮食的依赖而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吗（进口粮食有一个收支平衡问题和战略消耗问题）？对于这个关键性的问题，要做出明确的回答是很难的，其中部分原因是专家们的看法不同。在过去30年中，中国的食品出口逐步下降，到1980年成了一个地道的纯进口国。而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仿效印度的做法，投入大量的科技力量去搞“绿色革命”，加之邓小平提倡进行发展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不把提价造成的负担转嫁给城市），已使过去5年的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1979～1983年，就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出现经济衰退之时，8亿中国农民的收入却增加了70%，他们的热量日摄入量和巴西人或马来西亚人几乎一样。“1985年，中国人生产的粮食比10年前增加了1亿多吨，创造了历史最高产量。”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肉类消费的增加，粮食生产也要不断提高以满足需要（谷物需求量更大）。保持农业消费品急剧增长的压力将变得越来越大，而可耕地面积仍然有限，靠使用化肥来提高的产量肯定会逐渐下降。然而，事实表明，中国正在设法继续精心地做好这方面的协调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中国为实现工业化而奋斗的前景更具重要性，但在国内，这也是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它不但受阻于消费者购买力低，也受阻于多少年来采用的苏联-东欧模式这样僵化的计划经济。过去几年采取的市场化措施——让国营企业依据质量、价格和市场需求等商业行情组织生产，鼓励建立私营和小型企业，允许扩大对外贸易等，已使工业产品的产量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成千上万个个体商贩的出现，使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遇到了许多难题。物价上涨（可能是经常受到谴责的投机商造成的，也可能是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必要的调整造成的），使城市工人很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收入既不如农民也不如企业家增长得快。另外，外贸的急剧发展，也导致进口过多，造成贸易逆差。1986年的决策层曾表示，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有必要“整顿”一下，包括落实曾经宣布过的降低由于头脑过热而制定的增长指标。这些话表明，内部和思想上还存在问题。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了的增长率，在这之后几年中，还是非常可观的7.5%（1981年后曾是10%）。这本身就将使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翻一番（如果是10%，只要7年就可以做到）。由于以下一些原因，经济学家们认为，这个目标是可以达到的。首先，自1970年以来，中国的积累和投资一直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30%。而这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它使消费资金减少了，这虽然从物价稳定、收入平均得到补偿，但给企业家设置了障碍。它也意味着，还有大量资金可用于生产投资。其次，在降低成本方面还大有潜力可挖。在能源消耗方面，中国是浪费惊人的国家之一，这导致它相当丰富的石油储量下降。但1978年之后实行的能源制度改革，极大地降低了其工业主要“投入”的成本，从而省下资金，用于其他项目或消费方面的投资。最后，当时中国才刚刚开始消除“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曾经被关闭（或被迫完全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行事）。可以预料，在这之后，需要时间来赶上世界科技的进步。几年前帕金斯在其《国际影响》一书中这样写道：

只有知道这个背景，人们才能认识到70年代后期数以千计的科技人员到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待上一两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重要性……最早到1985年——当然到1990年就更是如此——中国就将有一支数千人的熟悉本行尖端技术的科技干部队伍。成千上万名在国内外受过培训的科技人员将被分配到各科研机构或企业。这些机构和企业将具体落实旨在把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至少是战略领域的技术水平，提高到国际最高水平的计划。

同样，也只有在1978年之后鼓励（当然是有选择地）发展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时期，中国的经理和企业家们才有适当的机会从西方政府和公司热情提供的仪器、专利和生产设备中选取最合适的东西。而西方政府和公司夸大了他们的产品在中国的市场。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中国政府要控制对外贸易的数额和项目，对进口可能要作精心选择，使之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

最后一个措施，也许是中国为迅速发展经济而采取的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即严格控制国防开支，使军队不能消耗可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国防必须排在中国大力宣传的“四个现代化”的第四位，即排在农业、工业和科技之后。虽然要得到中国国防开支的准确数字是很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计算方法的不同），但看来，这种费用已从15年前（1971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4%，骤降到1985年的7.5%。这可能会在军队中引起抱怨，并使国内关于经济发展先后顺序和经济政策的争论更加激烈。如果北方或南方发生严重的边界冲突，可能不得不改变这种方针。然而，把国防开支放在次要的地位，是中国全力发展经济的决心的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它与苏联拼命追求“军事安全”的思想以及里根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武装部队建设的许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如许多专家指出的，依据中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包括国家积蓄和投资），中国在国防上的花费比目前的大约300亿美元更多一些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没有这样做。这反映了中国这样的信念：只有在目前的产量和财富翻了好几番之后，长期的安全才有保障。

总而言之，只有爆发中苏战争或发生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期的政治动乱，才可能阻止中国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中国在管理、能源和农业方面的问题是严重的，但这些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遇到过和解决过的问题。如果说，这显然是一种乐观的说法，那么它和《经济学人》杂志所做的估计相比，就算不上什么了。据《经济学人》杂志估算，如果中国经济保持被称为“可以做得到的”8%的年增长率，那么不用到2000年，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可以大大超过英国和意大利，到2020年可以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参见图2）。

图2 中国、印度和某些西欧国家1980～202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预测

①假定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7%，此后为8%。②假定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为5.5%，此后为7%。其他国家的年增长率，假定保持1970～1982年间的水平。资料来源：《经济学人》/国际货币资金组织

由于这类预测包括许多可变因素，因此设想据此做出的预测将十分准确，那将是极其错误的。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如不发生大的灾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很大的数字。虽然那时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很少，但它肯定要比现在富有得多。

未来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有三点值得一提。第一点，也是对于我们来讲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会增加它的对外贸易。但在这方面，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联邦德国或日本。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它的国内市场广大，人口众多，原材料丰富，它不会变得像国土较小的海上“贸易国家”那样依赖于海外商业。它那劳动密集型农业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的不愿变得过于依赖粮食进口的决心，也将阻碍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但中国很可能成为重要的低成本产品（例如纺织品）生产国，这将使中国有能力支付引进西方甚至是苏联技术的费用。但中国的决心很清楚，它要使中国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外国工业品和外国市场，也不依赖于某一国家尤是某一供应国。引进外国技术、设备和生产方法，都必须服从中国收支平衡这一大局的要求。这与中国成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并不矛盾，并且它还可能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亚洲发展银行的成员。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加入“自由世界”，而这恰恰是中国的精明所在：这样它就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外国市场，通过国际组织而不是通过某一大国或私人银行的双边“交易”，取得长期贷款。换句话说，这样的做法维护了中国的尊严和独立。第二点与第一点不同但有关联，那就是中国更愿意与它的邻国——哪怕是它怀有疑虑的邻国保持和平关系。如上所述，和平是邓小平的经济战略的核心；战争，哪怕是局部战争，也会导致把资源转移到满足军队需要方面，从而打乱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先后顺序。情况也可能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中国对中苏关系感到更放心了，因为它的军队状况有了改善，造成了中亚地区的大致均势。由于有军事力量作保障，或者说由于有了像样的防御能力，中国可以更加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了。

虽然中国有和平的诚意，但它也强调决心维护自己的完全独立，不赞成两个超级大国对外国的干涉。即便是对日本，中国也一直怀有戒心，限制对日进出口贸易的比例，并警告日本不要太多地参与开发西伯利亚。对美国和苏联，中国的态度更为谨慎，并且是批判性的。苏联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所有建议，甚至是1986年初苏联提出的苏联工程技术人员重返中国的建议，都不能动摇中国的基本立场：如果苏联在消除三大障碍——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支持越南和长期以来的中亚边境安全问题——方面不做出让步（尽管不是彻底的），中苏关系就不可能改善。另一方面，美国对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政策遭到中国的反复抨击（就像苏联在热带地区的冒险遭到抨击一样）。尽管它今天的抨击比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的怒斥温和一些，但在经济上是“发展中国家”之一及其对白色人种控制全球的固有戒心，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干涉行为的天然批评者。尽管中国早就对苏联在亚洲的意图抱敌对态度，中国对同美国真诚地讨论如何及何时打“中国牌”仍持怀疑态度。在中国看来，可能有必要倾向苏联，或（因为中苏不和，更经常的是）倾向美国，这正通过共同监视苏联的核试验、交换有关阿富汗和越南的情报等措施表现出来；但最好是与美苏保持等距离，使它们都向中国“求爱”。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当前（和将来）的国际体系中作为真正独立的角色的重要性，由于它在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时所表现出的“风格”（由于没有更好的词，姑且用“风格”吧）而大大增强了。对于这一点，乔纳森·波拉克描述得再好不过了，因此，有必要把他的话大段地摘录于下：

只用武器、经济实力以及潜在力量等方面的数据，不可能说明中国对世界力量对比所产生的影响。如果只对它的战略地位做出不过分的估计，对它的经济活动作了充分的综合考虑，也还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华盛顿和莫斯科所制定的战略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且不能说明为什么世界其他国家对它那么密切注视。问题的答案在于，尽管中国把自己塑造成受威胁、受委屈的样子，但它却机敏地利用了它可以利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于超级大国，中国的战略是在不同时期使用包含有对峙和武装冲突、部分和解、非正式的结盟或者建立脱离、接触等手段，而有时又夹杂着刺耳的、愤怒的言辞。结果，中国变成了对所有国家来说是一个什么都是的国家，而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确切情况没有把握，因而热切希望了解它的长远意图和方向。

可以肯定地说，这种不明确的战略有时招致很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然而，这样的战略也给中国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主要大国的地位增添了可信性。中国经常蔑视两个超级大国的要求和爱好，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的行为又出乎他人的意料。尽管它的弱点显而易见，但它从未对莫斯科或华盛顿表现出妥协或屈从……由于所有这一切，中国在国际上享有独特的地位。它不但是战后许多重要的政治和军事冲突的参加者，而且是一个不为随便形成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组织所动的国家……其实，凭中国的分量，它在一定意义上应被看作是候补超级大国——并非仿效苏联或美国的那种超级大国，而是反映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独特地位的那种超级大国。从长远来看，中国代表着一种政治和战略势力，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既不能把它看作是莫斯科或者华盛顿的附属物，也不能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中间力量。

最后一点，需要再强调一下，虽然中国目前对军费实施严格的限制，但它并不是要使自己在将来成为一个战略上无足轻重的国家。相反，中国越是按照柯尔贝尔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方式促使经济迅速发展，它的发展就越有强权政治的含义。当你回顾一下中国是怎样重视加强它的科技基础建设，以及它在其科技基础还是如此薄弱之时就在火箭和核武器技术方面取得了那样惊人的成就时，你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出这种含义。这种以牺牲对武器研制的直接投资为代价去加强国家的经济基础结构，将很难使中国的将军们满意（他们像任何地方的军人一样，都更喜欢得到近期的而不是长远的安全手段）。《经济学人》杂志对此有很好的评论：

对于（中国的）军人来说，他们以极大的忍耐来度过经济改革的全过程，是会得到报偿的。这就是，如果邓小平先生的经济总体发展计划能够顺利完成，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够按计划于1980到2000年间增长4倍（这是公认的宏大假设），那么在10到15年的时间内，民用经济将能够积蓄足够的力量，全力推动军事部门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到那时，中国的邻国和大国就真的要好好考虑中国的军队了。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进退维谷的日本

中国对待中亚地区可能发生的情况表现出如此成竹在胸，单是这一事实现在就增加了对日本（自身宣布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或可能更多地被人们戏称为“跟所有人打交道”——的压力。对日本的困境，也许最好可以作如下概括：

由于1945年以来在国家发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和强权政治格局中享有一种独特的、非常有利的地位。但是，日本感到这种地位也是一种极其微妙的、极其脆弱的地位，一旦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就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从东京的观点来看，可能发生的最好情况，首先是造成“日本奇迹”的那些因素继续存在。但是，正是因为当今的世界是一个“不满意”的国家同“满意”的国家展开激烈竞争的混乱世界，正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变革势头如此迅猛有力，可能使这些有利因素逐步消失，甚或完全消失。鉴于日本已认识到自己地位的微妙性和脆弱性，它发现自己很难坦然地抗拒变革的压力；相反，它必须采取外交妥协手段来减缓或疏导这一压力。因而，当日本发现自己处于国家间政治交火的中间地带时，它就经常鼓吹和平解决国际问题，以消除自己的担心和窘迫局面；在它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就公开主张与每个国家建立睦邻关系。

关于日本获得表面上的经济成就的原因，本书已在前面做过讨论。40多年来，日本国土一直受到美国核力量与常规部队的保护，其海上交通线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这就使日本得以从军国主义式的扩充军备中腾出国家力量，从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中腾出财力来不断地大力发展经济，尤其是不断扩大出口市场。这一成就的取得如果没有本国人民精诚的创业思想、质量控制和勤奋工作，当然是做不到的，但某些特殊因素显然也起着促进作用。这些因素是：为了扩大出口力量，几十年来一直人为地把日元币值保持在低水平；对购买进口的外国货（当然不包括工业部门需要的重要原料）实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限制；现有的自由进行国际贸易的格局，对日本商品的外销几乎不存在什么障碍——尽管自身的负担不断加重，美国仍保持日货进入美国市场的道路“畅通”。因此，在过去1/4世纪里，日本才得以享有使自己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巨人的一切有利条件，而且不负任何政治责任，在领土方面也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从历史上看，在出现这一增长之后，必然会产生这些不利之处）。毫不奇怪，日本喜欢事情继续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

鉴于日本目前获得成功的基础完全表现在经济领域，毫不奇怪，这也是东京最忧虑的领域。一方面（下面将加以讨论），技术和经济增长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好处，使其政治经济处于最佳的地位来迎接21世纪的来临，只有少数人不同意日本处于那种有利地位。另一方面，正是它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已在对它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扩张产生一种“剪刀效应”反应。“剪刀”的一“股”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泰国等亚洲其他雄心勃勃的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更不用说处在产品系列较低一端（如纺织品）的中国本身，力图赶超日本。同日本相比，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都便宜得多[4]；它们在日本不再享有决定性优势的那些领域——纺织品、玩具、日用百货、造船，甚至较小程度上的钢铁和汽车——向日本发起猛烈的挑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的船舶、小汽车、卡车和钢铁生产已日落西山，而是意味着日本越来越需要使这些产品“高级市场化”（如生产高级钢或更先进的大型汽车），从它先前未遇到挑战的产品生产系列的底端摆脱出来；其通商产业省的更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制订淘汰那些不再有竞争力的产业的计划；在淘汰这些产业时不仅要少受损害，而且要做出安排，向其他有更大竞争力的国际经济部门转移资源和人力。

“剪刀”更令人忧虑的第二“股”，是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日本产品近乎无情地打入其国内市场持越来越强烈的敌视态度。这些国家的人民年复一年地从国内繁荣的市场上购买日本的钢、机床、摩托车、汽车、电视机和其他电器。日本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的贸易出超也在年复一年地扩大。欧洲国家的反应一直更为强烈，包括从限制进口额，到官方采取禁止进口的措施（如法国要求，只有经过设在普瓦捷的工作人员不多的海关允许，日本的电器才能进口）。美国政府由于本身信奉开放性的世界贸易制度，一直在禁止或采取措施限制日货进口（令人半信半疑的“自愿”限制除外）方面犹疑不决。但是，即使那些最强烈主张自由贸易主义的美国人，也对下述局面表示不安：实际上美国是在向日本供应食品和原料，而美国接收的却是日本的工业制品——这实际上是美国一个半世纪以来闻所未闻的一种“殖民地”或“不发达的”贸易地位。而且，美国对日本日益增长的贸易逆差——在1986年3月31日结束的财政年度内，达到620亿美元——以及面对横跨太平洋的竞争锋芒而处于困境的美国工业部门的压力，使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华盛顿采取措施来减少这种不平衡，如鼓励提高日元的兑换值，大量增加美国向日本的出口等。随着西方世界倾向于实行准保护主义政策，美国也倾向于对进口的纺织品或电视机的总量实行限制。这就意味着日本将同亚洲贸易竞争者来瓜分那个已经缩小的市场。

因此，人们对下面这件事不必感到奇怪：日本的某些发言人否认万事大吉，并指出他们目前的市场份额和繁荣所受到的威胁已达到警戒点，即在很多产业中，亚洲新兴工业国已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西方国家政府对日本的出口实行限制；要求改变日本税收法，把储蓄资金转为消费资金以及保证大量增加进口的压力等状况都已出现；最后则是日元的迅速升值。人们认为，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繁荣的结束、支付盈余的下降和增长速度的减慢（随着日本经济更加“成熟化”和大规模发展潜力的消失，其增长速度早已慢了下来）。在这方面，日本担心的不仅仅是它的正在成熟化的经济；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到2010年，日本“处于工作年龄（即15～64岁）的人口所占比例，将是一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这种情况将要求日本实行高水平的社会保险开支，因而可能导致国家丧失发展潜力。而且，所有使日本消费者购买外国制造的商品（除享有一定声誉的像奔驰轿车一类的商品以外）的打算，都会引起国内的政治争吵。而政治争吵，反过来可能瓦解日本政治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曾是以往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可是，尽管随着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其增长速度确实在缓慢下降，尽管其他国家也确实不愿让日本继续保持以前曾帮助其出口产生爆炸性扩大的经济优势，仍然有相当多的重要因素表明，将来日本仍可能比其他主要大国发展得更快。首先，作为一个如此不可思议地依赖进口原料的国家（日本99%的石油、92%的铁、100%的铜靠进口），日本从贸易条件发生的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这些变化已使如此多的矿石、燃料和食品的价格降低；1980～1981年后世界石油价格的下降（这一下降使日本每年节省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外汇），仅是原料和食品价格下降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而且，虽然日元的迅速升值有可能减少日本的一部分出口（始终取决于需求的伸缩性），但也可能大大减少进口的支出，从而有助于工业部门保持其竞争力，使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上。此外，1973年发生的石油危机促使日本人寻求各种节约能源的办法，这也有助于日本工业保持较高的效率。单就近10年来说，日本对石油的依赖程度已减少了25%。另外，那场危机还迫使日本不断寻求开辟新的原料来源，并对这些新原料来源地区进行了大量投资（在某种程度上颇似19世纪英国向海外的投资）。这一切当然不能绝对地肯定让日本获得源源不断的低价原料的供应，但其预兆却是吉利的。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工业正在不断地向21世纪初期最有希望（而且，归根结底也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部门，即高技术部门迅猛发展。换言之，随着日本逐步从纺织品、造船和原钢生产脱身而出，把它们让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去生产，它明显地打算使自己成为（如果现在还不是，将来也是）生产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的领导力量，从而获得高得多的附加值。它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成就早已作为一种传奇广为人知。日本公司由于首先从美国大量输入技术，后来已能够充分发挥本国的优势（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通商产业省的支援、较好的质量控制、日元对美元比价的有利地位），并且能够（也是最可能的）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日货，把大多数美国公司赶出半导体生产领域，不管是在16K、64K随机存取存储器方面，还是在后来的256K随机存取存储器的生产方面，都是如此。

更使美国电子计算机工业忧虑的是，有迹象表明，日本决心打入两个新的（更加有利可图的）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本身，尤其是极其精密和贵重的“第五代”超大规模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这类电子计算机的工作速度比现有的最大的电子计算机快几百倍，有可能使这类电子计算机的用户在各类工作——从破译密码到设计飞机——中获益匪浅。对于日本向这一领域渗入的速度，和日本通商产业省以及日立和富士通等大公司对这一领域研究工作的投资规模，美国的专家们早已感到十分吃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电子计算机软件方面，而在这一方面，80年代初期以前美国公司（以及欧洲国家的一些公司）从未遇到过挑战。肯定地说，同制造半导体相比，成功地生产超大规模电子计算机和软件要困难得多，对日本的设计师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公司（后者的公司得到政府的有力支持）正在准备应付商业方面的挑战，而美国国防部则将给予巨大的支持，以确保本国公司在发展超级电子计算机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尽管如此，这些公司和部门对于是否能在这些领域永远遏制日本，仍然没有很强的自信心。

《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受人尊敬的报刊，以及其他许多刊物，经常载文谈论日本向高技术领域的深层渗入的情况，本书已无须赘述了。三菱公司同美国西屋电气公司的联合，已被看作是日本对核动力工业越来越感兴趣的证明。生物技术也是日本非常关心的一个领域，它尤其重视生物技术在提高谷物产量方面的意义。有报道说，日本飞机开发株式会社已同美国波音公司联合制造供90年代使用的新一代节油飞机。一位美国专家把这种做法斥为“浮士德的交易”：日本将用廉价的资金来换取美国的技术和专业技能。这件事甚至可能对未来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但是，也许最为重要的（从纯粹产量方面来看），将是日本在下述方面早已获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先地位：工业机器人及由电子计算机、激光器和机器人控制和管理的整个（试验性）工厂的开发——一种最终解决国家日益减少的劳动力问题的办法。最新数字表明，“日本继续向工业部门引进大量工业机器人，其数量相当于世界其余国家使用的工业机器人的总和，比美国引进的多好几倍”。另一项调查表明，日本在使用机器人方面的效率比美国高得多。

在所有这些高技术冒险的后面，还存在着一系列更加广泛的体制上的因素，这些因素继续使日本拥有超过其主要对手的显著优势。日本通商产业省——从经济方面看，相当于著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作用可能被外国人夸大了，但是人们对于这一机构所起的广泛的指导作用，却似乎没有什么怀疑。这一机构通过下达广泛的指示来指导日本经济的发展：安排科研工作，为正在发展的工业部门提供资金，使正在衰落的工业部门安然停工转产。到目前为止，它那广泛的指导一直比美国那种不协调的自由放任主义做法更好些。第二种力量，即一种能说明特定企业和工业部门兴亡的最重要的力量，是日本国内分配给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大量（且日益增加的）资金。“这10年内，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资源，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将增加1倍，估计要从1980年的2%增加到90年代初的3.5%。美国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7%左右。但是，如不把军事科研计算在内，日本用于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人力和时间已赶上了美国，所花的钱不久也会与美国花的一样多。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将在非军事研究与开发支出方面跃居领先地位。”可能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下述事实：在日本，由工业部门本身花钱进行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占有很高的比重，远远超过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工业部门所承担的份额。在欧美诸国，许多研究与开发工作是由政府或大学完成的。换句话说，日本的研究与开发工作直接瞄准市场，并期望能迅速开辟自己的道路。“纯”科学研究工作让其他人去做，只有当这种科学研究的商业价值变得明显时，它才被开发起来。

第三个优势是日本拥有极高水平的国民储蓄，同美国相比，它在这方面尤其突出。这种情况的存在可以部分地用税收制度的差别来解释：在美国，政府在传统上鼓励个人借贷和消费支出；在日本，政府鼓励私人储蓄。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国民也必须为自己的老年积蓄更多的钱，因为政府提供的养老金通常不那么大方。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拥有大量的资金，能够向工业部门提供大量低息资本。在日本，通过收入所得税和社会保险金集中起来的资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低于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并且日本显然打算那样一直干下去，以便腾出钱来进行资本投资。那些可能愿意效法“日本方式”的欧洲人大概首先得大规模削减其社会福利开支；爱上了日本制度的美国人首先得大砍其防务开支和社会开支，并采取比先前更断然的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其税收法。

第四种力量是日本的公司拥有一个几乎有保证的国内市场（除了那些有声誉的和专门化的制造业之外），而大多数美国公司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司（尽管它们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却不再享有这种优势。尽管造成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在的官僚做法和实行有利于日本制造商在他们国内市场上活动的法规，但即使取消这类重商主义的手段，也不可能说服日本的消费者“购买外国货”，除非是原料和基本食品；日本产品的高质量和使用日本产品的习惯、强烈的文化自豪感，以及国内分配和销售体制的复杂性，也将保证这种局面继续存在。

最后一点是日本劳动大军的高质量——至少用各种数学和科学才能测验来衡量是如此。这支劳动大军不仅是通过具有强烈竞争机制的公共教育系统培养起来的，而且各个公司本身也对他们进行有系统的训练。在日本，甚至15岁的少年也在一些学科（如数学）的考试中，比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同龄少年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在高等学术领域，差距有所不同：日本缺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但它培养出的工程师比任何西方国家都多得多（大约比美国培养的多50%）。它还拥有近70万名研发人员，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加在一起还多。

我们无法对上述5个因素的综合效果用统计的方法做出数量上的估计，并同其他一流国家的情况作比较。但是，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明显给日本工业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在这方面，日本劳动大军的听话和勤奋，在产业关系系统中流行的和睦，只有公司工会，努力寻求达到一致，几乎没有罢工现象等，也起了作用。显然，这里也存在着没有吸引力的现象：工作时间较长，对公司风气的普遍盲从（从早上做体操开始一直如此），没有真正独立的工会，居住条件不宽裕，强调等级和差别等。日本在工厂大门以外还拥有一支激进的学生军。对于这些事实以及日本社会中的其他不安定因素，西方的许多观察家已做过评论，其中一些观察家用同样惊恐的眼光来看这个国家，就像欧洲大陆人对待19世纪初期英国出现的“工厂制度”一样。换句话说，从产量（即创造财富）的角度看，对工人和社会实现一种显然更加有效的安排，包含着对传统常规和个人行为方式的令人困扰的挑战。正是因为效法日本工业奇迹不仅要照搬这种或那种技术或管理方式，而且要大量仿效日本的社会制度，所以像戴维·哈伯斯塔姆这样的一些观察家才争辩说：“这是美国在20世纪其余时间里面临的最新和……最困难的挑战……一场比同苏联进行的政治-军事竞争还艰难和激烈得多的竞争……”

好像工业方面的这些力量还不够劲一样，它们还得到了日本惊人迅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一流债权国这一事实的补充。日本每年对外输出数百亿美元。这一变革自日本通商产业省于1969年解除对日本贷款出口的控制和建立了对海外投资的财政鼓励制度以来，一直在进行着。发生这一变革的基本根源有两个。其一是日本国内个人储蓄的超高水平——日本人的工资有20%以上储蓄在银行里。这样，到1985年，日本家庭的平均总储蓄额便第一次超过了平均年收入额，使日本的金融机构手中握有大量的资金，并日益扩大对海外的投资，以获得更高的回报。其二是由于日本从其出口中获得的收入猛增，近些年来使日本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大量贸易盈余。日本大藏省担心这一盈余会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如把这一盈余转用于国内），因而一直鼓励各大银行向海外大量投资。1983年，日本资本的净外流额达177亿美元，1984年猛增至497亿美元，而在1985年又进一步增至645亿美元，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预测，到1990年，世界其余国家欠日本的债将达5000亿美元；据野村综合研究所估计，到1995年，日本在海外的总资产将超过10000亿美元。毫不奇怪，日本银行和保险公司正在迅速变为世界上最大和最成功的金融机构。

日本资本输出的这种大规模膨胀的后果，对世界经济，可能还对日本本身，既包含着危险，也包含着好处。把大量资金投向全球的基本建设工程（如英吉利海峡隧道），或用来开辟新的铁矿石开采场（如在巴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东京带来好处。日本公司还正在使用其他资金和盈余来兴建海外子公司（尤其是直接从事生产的子公司），采取在劳动力价值低廉的国家生产日本商品的方式，以保持竞争力，或者把这些工厂建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美国的土地上，以逃避那些国家保护主义的关税。然而，这一资本外流的更大部分已经变成短期债券（尤其是美国财政部的债券），一旦这些债券大量返回日本，则有可能打乱国际金融体系（正像1929年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对美元和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压力，因为这笔钱的很大一部分正在用来弥补里根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但是，总的来讲，日本更愿意将它的剩余资本进行新的海外投资，以保持反复循环，而不愿把剩余资本转回国内。

日本在几年内迅速崛起，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净债权国，以及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竟是如此迅速，以致我们仍然难以搞清其全部意义。由于“历史上债权国曾经在全球经济的每一个大发展时期领导着发展的潮流，而日本的时代才刚刚到来”，很可能将出现以下局面：日本以世界第一流银行家的面目出现，将会仿效荷兰、英国和美国先前提供的榜样，给国际商业和金融进一步带来中期到长期的繁荣。在现阶段，似乎不同寻常的是，在日本“有形的”强大工业领先地位发生任何重大衰变之前，日本“无形的”财政金融作用正在获得极大的提高。正如英国那样，如果日元升值过高，日本工业经历长期的“成熟化”，生产基地的生产活动慢下来，生产增长率降低，则日本的那种地位可能发生变化，并且这种变化可能是很迅速的。可是，即使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有理由（上面已谈到）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商品生产国，其任何可能的衰退都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一个事实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到2000年它将拥有人们所预测的那批海外资产，日本目前账面上的盈余必然会得到巨额海外投资收入的大量补充。因此，从各方面看，日本似乎注定要变得更为富有。

那么，到21世纪初日本在经济上将强盛到何等程度呢？如将大规模战争或社会生态方面的灾难，或再出现某种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不景气，以及保护主义诸因素排除在外，一致的答案似乎是：日本在经济上将强盛得多。日本在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电信通信、小汽车、卡车、船舶，可能还在生物技术，甚至在航空和航天诸方面，将居世界第一位或第二位。在金融方面，那时日本可能处于它应有的地位。早已有报道说，日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美国和西欧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致它的生活水平几乎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我们很难说出日本在世界总产值或世界总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多大份额。值得回味的是，日本195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英国的1/3，美国的1/20，可是经过30年，它就使国民生产总值比英国高一倍，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可以肯定地说，这几十年内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因受特殊条件的影响，是特别高的。而根据许多人的估计，日本的经济在今后几十年内仍然有可能以每年高于其他大国（中国当然除外）1.5%～2%的经济发展速度向前发展[5]。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如赫尔曼·卡恩和埃兹拉·沃格尔等才断定，日本将在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而且毫不奇怪，许多日本人也受到这种前景的鼓舞。对于仅拥有世界3%的人口和0.3%的可居住土地的一个国家来说，这似乎是一项几乎不可思议的成就。但是，从新技术内在的可能性来看，人们却会做出这样的设想：日本已接近其人民和土地的最大潜力；像其他较小的边缘国家或岛国（葡萄牙、威尼斯、荷兰，甚至英国）一样，日本有可能在某一天被拥有丰富得多的资源、只需抄袭日本成功的习惯做法的国家所超过。但是，就可预见的将来而言，在日本的抛物线式的弧形行程中，其发展势头还是继续向上的。

不管人们如何估计日本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实力，有两个事实是很突出的。第一，日本的经济有巨大的创造性，十分繁荣，并且越来越具有创造性，越来越繁荣。第二，日本的军事实力和国防开支与日本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没有多大关系。它拥有一支规模合理的海军（包括31艘驱逐舰和18艘护卫舰），一支用于国土防卫的空军和一支中等规模的陆军。但是，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它的军事实力明显小于20世纪30年代，甚至小于1910～1920年。对于“负担均摊”这场争论更为切题的事实是，日本分配给防务的资源，相对地说是小的。根据1983年版《军事力量对比》提供的数字，日本用于防务的开支达116亿美元，而相比之下，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的防务开支达210亿～240亿美元，美国则高达2390亿美元。因此，按人均计算，那一年每个日本人平均担负的防务开支才98美元，而相比之下，英国平均每人分担439美元，美国平均每人分担1023美元。尽管日本目前很繁荣，它似乎还是在悄悄地减少自己的防务开支，并采取了两种互相有关的方式：一是它在其他国家即美国的保护之下求得安全；二是它低水平的防务开支有助于保持低水平公共开支，从而为日本的制造业提供更多的资源，使美国和欧洲的竞争对手受到严重损害。

如果日本真的屈从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批评者的压力，把自己的防务开支增加到欧洲北约成员国所担负的水平，即平均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4%，那就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将会使日本（同中国一起）成为世界上第三军事大国，一年的防务开支就会超过500亿美元。毫无疑问，日本以现有的技术和生产资源，就可以——举例来说——为其海军建设航空母舰特遣舰队，或者生产远程导弹，作为威慑力量使用。这样做肯定会使三菱一类的国内公司获利，并提供一支武装部队去针对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从而有助于减轻美国过重的防务负担。

然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日本将千方百计地避开那些外部压力，或在不与华盛顿产生裂痕的情况下，尽可能使其防务开支保持低水平。其主要理由并不是纯粹象征性地希望日本的防务开支保持在占国民生产总值1%这个限度之内。按照北约的定义（即包括军人养老金在内），日本早已打破了这一限制；不管怎么说，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用在防务上的开支就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相当大的比重。它这样做同1951年《美日安全条约》的条件也没有多大关系。那项条约成了美国在日本驻军的合法依据，并进一步推动东京考虑贸易，而不是考虑战略力量问题，因为80年代的条件十分不同于朝鲜战争时的条件。在日本政府看来，真正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和各个地区反对日本大规模增加防务开支，反对它修改宪法，因为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得向国外派遣军队（甚至出售军火）。对30年代过分的军国主义化、战时的损失，尤其是对原子弹造成的恐怖的记忆，已经在日本人的良知中种下了一种对战争和战争工具的厌恶和疑虑感，这两种感觉至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和平主义一样强烈。那种记忆可能会时过境迁，随着更年轻、更加自信的一代的出现，不久的将来流行的舆论很可能促使日本政府把用于巧妙地称为“自卫队”的开支增加到适当的水平。

除了上述道义和意识形态上的理由外，还可以加上经济方面的一些理由。在日本工商界和政界人士中间，有许多人反对增加公共开支（如前所述，日本的公共开支大大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任何其他成员国）。对他们来说，如防务开支增加1～2倍，这些钱必须采取增加公共开支方面的大量赤字或增加税收的方法来支付，而这两点都是他们极端厌恶的。此外，人们还指出，建设一支庞大的陆军和海军，并不会给日本带来“安全”，不管是军事方面的安全，还是经济方面的安全，就像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而且，目前人们也很难看到增加防务开支能否防止阿拉伯石油供应的可能中断，而后者从战略上对日本来说，要比假想的核冬天所带来的危险大得多。这一点进而说明，为什么每当中东发生危机时，东京就竭力“躲起来和保持缄默”。那么，对日本来说，像一个世界性的“贸易国家”那样，放弃使用武力和用和平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不是更好吗？由于现代战争代价如此巨大，一般是破坏生产的，所以日本人感到他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具有很多优点。

日本很了解，它的许多邻国对它的大规模扩充军备会惊讶地做出反应。日本的这种认识无疑也加深了上述感觉。显然，苏联人会对此做出反应——毕竟美国要求日本在防务方面“分担自己的那一份”，而且苏联人仍然在同日本人争论北方四岛问题；苏联人还可能感到，他们在远东应付中国实力的扩张已经够麻烦的了。但是，先前曾被日本占领过的那些地区，如朝鲜、中国台湾、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会做出反应——所有这些国家都对日本恢复民族主义和武士道精神的任何迹象，做出了神经质般的反应，这些反应已经促使日本“致力于采取创造性的非军事方式来加强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可能尤其重要的一点是，日本正面临着一个棘手问题：消除易怒的中国的疑虑——中国对1937～1945年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仍记忆犹新，并且已经警告日本不要过分参与西伯利亚的开发工作（这一点反过来使日本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或支持中国台湾。

甚至日本的经济扩张（与此同时带动了大量必需的投资以及某些开发援助和旅游业），也给邻国带来了许多疑虑——它们感到自己正被再一次吸进更新的、更诡谲的“大东亚共荣圈”中。尤其是因为日本从这些国家进口的东西不多（原料除外），但却向它们大量倾销日货，它们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这里，中国一直是直言不讳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起初对扩大日本的（对华）贸易和投资表示欢迎，以后便急剧地削减了同日本的贸易和日本的投资，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中国的收支逆差，部分是为了避免在经济上依赖某个外国，防止为其所利用。邓小平在1979年敦促美国同中国的贸易“必须保持在同日本相等的水平上”，以此来防止产生任何一种日本变种的“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

现时所有这一切仅仅是预示未来动向的一些小事情，但却使东京的政治家们对于日本向21世纪迈进期间怎样才能制定一项最佳的、协调一致的对外战略焦虑不安。毫无疑问，随着经济实力的扩大，日本有可能变成第二个威尼斯——不仅表现在扩大的贸易上，而且表现在保护自己的海上交通线以及对海外的半依赖地位上。但是，内部和外部对一个强大的日本的抵触，将不仅能防止日本沿着老式的帝国主义路线攫取领土的任何打算，而且也会使它不可能大规模扩充军备。然而，后面这一结论将大大刺激美国人士，他们正在要求日本“分担”西太平洋的防务。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日本不大量增加军备开支，它就要受到批评；而大量增加军备开支，它又要受到谴责。不管日本怎样行事，都会给日本那名字漂亮的“最大收获和最低风险的对外政策”带来麻烦。这再一次说明，即使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它也主张尽可能少地改变东亚军政事务的格局。但这样做同样又会使日本的困境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即使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也难以设想，亚洲深刻的经济变革怎么能避免给其他领域带来深远的变化。

因此，日本最感忧虑的可能是那些很少公开讨论的问题——其部分原因是由于外交上的谨慎，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事态——关于东亚本身未来的均势。“全方位和平外交”对于目前来说，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负担过重的美国真的从它的亚洲义务中脱身，或发现日本不可能保护石油从阿拉伯源源不断流向横滨，这种外交还会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中国开始主宰这个地区，它还有什么用呢？如果发生另一次朝鲜战争，它会起什么作用呢？如果正在衰落的、神经质的苏联采取侵略行动，它还会有什么用处？当然我们不可能回答这类假想的、怪诞的问题。但是，甚至仅仅一个拥有小型“自卫队”的“贸易国”有朝一日也可能发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问题做出某种回答。像其他国家以往已发现的那样，商业才能和金融财富，在国际强权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有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得失并存的西欧

就当前世界五大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来说，唯一不具备主权国家性质的实体是欧洲——这清楚地表明这一地区在走向21世纪初期的新兴大国体系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使我们在考虑本大陆的未来前景时把东方社会主义政权排除在外（从实际可行的理由上看，必须排除在外），我们仍然不准备谈论某些国家——这些国家有的属于某个经济政治组织（欧共体），但不属于主要军事联盟（北约）的成员国；有的属于北约，但不是欧共体成员国；有的是与两类组织都无关的重要的中立国。由于这些不同情况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集中讨论欧共体（以及某些主要成员国的政策），而不是重点讨论整个非共产主义的欧洲，因为形成世界第五力量的组织和结构是欧共体（至少潜在地存在着）。

但是，正是因为我们要讨论的是欧共体的潜在发展而不是它的现实，才使得我们对它在2000～2020年可能是个什么样子的推测变得复杂起来。从某些方面看，欧共体的形势，类似德意志邦联成员在19世纪中期在较小规模上所面临的形势。当时，它建立了一个关税同盟。关税同盟证明在刺激贸易和工业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致它迅速吸引了一些新成员参加该同盟，并且事情非常清楚，如果这个扩大的经济共同体能够使自己变成一个大国，它就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的新角色——已有的大国将被迫做出相应的调整。但是，只要那种变革没有发生，只要关税同盟各成员在进一步经济一体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在政治和军事一体化上存在着分歧，只要在应由哪个国家担任领袖问题上有争吵，各派和实力集团在得或失的问题上有争端，它就会永远处于分裂状态，无法实现它的潜在发展可能，无力与其他大国分庭抗礼。尽管时代和环境有种种不同，但上一世纪的“德意志问题”仍是当今“欧洲问题”的缩影。

从潜力上看，欧共体显然拥有一个大国所具有的规模、财富和生产能力。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后，其12个成员国的总人口已达3.2亿，要比苏联的人口多5000万人，几乎比美国多一倍。不仅如此，成员国的人口具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欧洲还有数百所大学和学院，有数百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尽管各国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联邦德国与葡萄牙两国的人均收入就相差甚远），但从整体上看，欧共体要比苏联富庶得多；若按人均计算，其某些成员国比美国还富。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尽管其贸易的很大一部分是欧洲地区性贸易，但欧共体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也许测定其经济实力的更佳尺度是其产量，如汽车、钢、水泥等，欧洲这些产品的产量（钢除外）都超过了美国、日本和苏联。根据每年的统计数字和近6年来美元对欧洲货币比值巨大的变化，欧共体的国民生产总值大约相当于美国（1980年、1986年），或大约相当于美国的2/3（1983～1984年的数字）。就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或工业品中所占的比重来说，欧共体无疑远远大于苏联、日本和中国。

此外，从军事方面看，这些欧洲国家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们发现，欧洲4个最大的国家（联邦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陆军总兵力超过100万人，还有170万预备役人员。两者合起来虽仍小于苏联陆军和中国陆军，但大于美国陆军。此外，这4个国家还拥有几百艘大型水面舰只和潜艇，数千坦克、火炮和飞机。最后，法国和英国还都拥有核武器和陆基、海基发射系统。对于这些军事力量的意义和效力，本书下面还将述及，但这里可简单地指出一点：如果联合起来，其总数和总效力非常可观。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军事力量的开支平均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如果这些国家——或更有意义的是如果整个欧共体的防务开支像今天美国那样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左右，那么，分配给防务的经费总数就会有数千亿美元，大体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费开支相同。

但是，欧洲在世界上的实际力量和效力大大低于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本应达到的水平，其原因就在于欧洲不统一。以武装部队为例，欧洲军队不仅受损于语言不同（过去德意志邦联从未遇到过这个问题），而且还受损于五花八门的武器装备和相差悬殊的军事素质、训练水平。例如联邦德国陆军与希腊陆军、英国皇家海军与西班牙海军就无法相提并论。尽管北约组织做了许多标准化的尝试，但人们仍在埋怨12支陆、海、空军参差不齐。然而，在涉及到欧洲的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孰重孰轻时，这些问题与政治方面的障碍相比，就显得黯然失色了。爱尔兰传统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中立立场，妨碍了欧洲经济共同体讨论防务问题；纵然进行这方面的讨论，这些讨论也许会在希腊的反对下很快收场。土耳其拥有一支庞大的陆军，但它不是欧共体的成员国。土耳其和希腊的武装部队对对方的忧虑常常甚于对华约军队的担心。法国的独立立场（下面将看到）在军事上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而它的这种立场使防务和外交政策问题的协商更加复杂。英国和法国都对“在本地区之外”搞军事行动持放任态度，并且确实仍然在海外保持一系列的军事基地和驻军。对联邦德国来说，凌驾于一切的防务问题——它的全部军队所注意的问题——是东部边界的安全问题。对于欧洲来说，制定一项统一的欧洲对（例如）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或者对美国本身的政策，由于各成员国的利益和传统不同而显得格外复杂（并且常常失败）。

从经济一体化和为了实现经济领域的决策而制定的宪章和法规制度上看，欧共体显然大大走在了前头，但即使如此，作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来说，其分裂状态也远远超过了一个主权国家所可能发生的。政治意识形态总是影响经济政策和经济决策轻重缓急的顺序。当社会党政权在某些成员国执政而保守党在另一些成员国当权时，协调工作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困难重重。虽然现在货币的协调比以往更加成功，但是有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安排（通常包括重新调整德国马克的币值）这一事实，却提醒我们注意到成员国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的财政制度和各异的银行存款制度。尽管欧洲委员会提出了有关建议，但对于制定一项欧洲共同的政策来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全部解除对航班的限制到金融服务，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在很多的共同边界上，仍然关卡林立，烦琐的检查手续激起卡车司机们的愤慨。农业是欧共体的主要支柱，是有着“共同市场”的几个经济部门之一，但农业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而且，如果世界粮食生产真能继续扩大，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不断进入出口市场，那么要求改革欧共体的价格补贴制度的压力将会增大，直到问题再次爆发为激烈的争论为止。

最后，人们还一直担心下面这种情况：经过战后几十年经济的发展和获得成功之后，欧洲开始进入不景气，甚至可能进入衰落状态。1979年石油危机引起的问题——燃料价格猛涨，收支平衡所受的压力，全世界在需求、产量和贸易方面的普遍萧条——给欧洲人的打击似乎比对其他许多主要经济大国的打击更重，参见表45。

表45 1979～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情况表（%）

欧洲国家所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一直是这一衰退对就业水平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欧失业人数一直大大高于1945年以来的任何时期（1978～1982年，欧共体内的失业人数由590万人猛增到1020万人），并且没有下降的迹象。这种现象反过来又使本来已经增至极高水平的社会开支膨胀起来，从而减少了投资。而且，也没有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那种情况——美国已经大规模创造新职业，主要表现在低工资的服务性行业方面。日本也发展了新职业，主要表现在高技术领域和服务性行业方面。不管人们把这一切归咎于缺乏职业刺激、高开支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活跃以及官僚们的过分节制（右翼人士倾向于这样做），或国家在制订有效的计划与投资方面的失误（左翼人士通常这样认为），还是归咎于这两方面的致命结合，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更使许多评论家惊奇的是下面这种迹象：在未来的高科技赌注上，欧洲正落在美国以及（尤其是）日本竞争对手的后面。因而，欧洲委员会的《1984～1985年度经济报告》发出了如下警告：

现在，欧共体与美国和日本相较，在新的和快速发展的技术方面的工业生产能力，面对着正在出现的劣势的挑战，必须做出反应……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欧共体在电子计算机、微电子技术和设备等领域的世界贸易活动中面临着日益恶化的局面。

十分可能的是，这种“欧洲硬化症”和“欧洲悲观主义”画面的色彩被涂得过于暗淡，因为还有其他许多迹象表明，欧洲是有竞争力的，如高质量的小轿车、民用和战斗机、卫星、化工产品、电信系统、财政金融服务等。尽管如此，有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仍然是未知数。欧共体（由于其成员国的社会政治体制十分复杂）能够像它的海外竞争对手那样对就业方式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做出反应吗？或者说，它打算做出更大努力来减少经济变革对非竞争性生产部门（农业、纺织业、造船业、煤炭和钢铁工业）的影响，并在短期内做得十分人道，而长期看来却使本身处于不利地位吗？另一个问题是，欧共体的公司规模不如美国和日本的大公司，它的任何“工业战略”都不是由日本通商产业省一类的机构来制定的，而是由各有不同打算的12个成员国政府（以及欧洲委员会）来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它能够动员自己的科学和财政力量来保持其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吗？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从整个欧共体移开，短暂审视一下欧洲的三个居主导地位的军事—政治强国面临的形势，那我们就会进一步看到欧共体的“潜力”正在受到“问题”的严重威胁。没有任何国家像联邦德国那样对未来怀有一种矛盾心理。它之所以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与过去的欧洲仍然藕断丝连以及当前的欧洲结构仍然带有“临时”性质。

尽管许多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到21世纪初期的经济前景表示不安，但这种不安情绪并不十分严重（尤其是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比较起来看）。虽然它的劳动力总额稍多于英国和法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却高得多，这反映出它的劳动生产率长期以来一直很高。在欧共体中，联邦德国一直是钢、化工产品、电子产品、汽车、拖拉机以及（由于英国经济活动衰落）船舶和煤炭的最大生产国。由于它的通货膨胀率极低，劳资纠纷很少，尽管德国马克不断升值，它却保持着出口商品价格的竞争性（它终于使其他国家认识到它的经济效益很高）。联邦德国有十分重视工程与设计的管理传统（美国却重视财政金融），这使联邦德国的高质量产品在国际享有盛誉。多年来，联邦德国在收支方面一直有盈余，盈余额仅次于日本。它的国际外汇储备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外汇储备（日本由于最近几年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可能除外），其他国家常常把德国马克留作储备货币。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人们便不难看到当今德国人不安的因素了。欧共体的农产品价格补贴制度加重了德国纳税人的负担，使资源从最具有竞争性的产业部门转移到竞争性最差的部门。这种情况不仅在联邦德国（令人不解的是，联邦德国有大量的小农场）有，在南欧的农业区也有。这虽然有明显的社会价值，但同美国以及日本为其农业提供的保护相比，负担却大得多。长期的大量失业（这说明联邦德国在它的老式产业中有一支过分庞大的劳动力大军），也是一个于国家经济不利的重要因素，因为这会使社会保险金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很大比重。虽然通过实施大规模培训和招收徒工计划（加上联邦德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可使青年当中的失业问题得到缓解，但人口老龄化趋势可能引起德国人的严重不安。认为日耳曼民族将“消失”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将对联邦德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在联邦德国人口中将有更多的人是养老金领取者时，情况更是如此。除了这种人口方面的担心外，还有一种很不易感觉的担心，即“下一代”将不像使联邦德国从战争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人那样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随着高工资和较之日本短得多的工作时间等制度的实行，联邦德国的生产增长率将逐渐变得低于太平洋地区各国。

即使如此，如果联邦德国人能够保持低通货膨胀率、产品优质、对开发新技术进行大量投资、在产品设计上高出一筹、有良好的经商作风以及劳资和平相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至少人们可以说，如果上面所提到的那些问题给联邦德国经济带来了影响，那么这些问题将对经济竞争能力低的邻国造成更大的伤害。）更加难以预测的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非常复杂的“德国问题”，是否将继续存在到21世纪。这也就是说：由两个敌对的联盟分开的两个“德国”是否将长期存在，尽管它们之间的关系日益亲密？如果东西方关系恶化，且爆发战争，北约（联邦德国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能否在不使联邦德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保卫它的土地？一旦美国的力量减弱、削减驻欧兵力，联邦德国及其他欧共体和北约成员国能否提供充分的力量，代替过去40年来一直发挥良好作用的美国战略保护伞？这些互相关联的问题都不可能立即得到解决，但又都是有思想的观察家必须关心的。

目前，两个德国的关系是所有这些问题中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如前几章所阐明的那样，确定德意志民族在欧洲国家体系中的适当位置至少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一直是政治家们感到头痛的问题。如果把所有说德语的人放在一起，组成一个民族国家（就像近两个世纪中许多欧洲人要求做的那样），这种最终人口和工业力量都集中起来的德国很可能成为中西欧的经济力量中心。这种情况未必一定会导致德国成为欧洲的一流军事强国，就像德皇威廉二世和（更为甚者）纳粹时代企图称霸世界的德国那样。在一个两极世界中（从军事上看，这个两极世界依然由华盛顿和莫斯科控制，并处于大国侵略行动有可能导致核战争的时代，且波恩和东柏林已由1945年后“非纳粹化”的一代德国政治家处理国事），德国未来任何企图“称霸欧洲”的观念，都是不合乎时代要求的。即使它打算这样做，其他欧洲国家（更不要说世界各国）也会制止它。因此，从理论上说，让6200万联邦德国人和1700万民主德国人重新统一起来，尤其是当双方因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相同点多于与保护它们的超级大国的相同点，而统一起来，这肯定不是一种错误，而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可悲的是，不管上述解决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多么合乎情理，也不管两个德国的人民多么充分表示他们有共同的传统和文化（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存在分歧），政治现实却对他们说不，即使仿照19世纪的模式建立松散的德意志邦联（对此，人们曾巧妙地提出建议）也不行。这里有一个无情的现实，即民主德国是苏联控制东欧缓冲国家的战略屏障（更不必说也是向西方进军的一个跳板了）。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掌权者仍然从帝国主义现实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他们认为，民主德国向联邦德国靠拢（并与之合并）是对他们的一个重大打击。一位权威人士根据目前两个德国的兵力情况指出，一个统一的德国可以部署66万多人的正规军、150万人的准军事和预备役部队。苏联不能对在其西翼拥有一支200万人军队的一个统一的德国泰然处之。另一方面，人们不认为一个和平统一的德国应保持如此规模的军队（即一支反映“冷战”紧张局势的军队）。同样，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德国人的经验教训如此深重，苏联领导人却还是接受了自己所作的宣传——联邦德国执行复仇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政策（自维利·勃兰特执政时期以来，这种政策实际上已无法在联邦德国执行）。但是，人们明显看到的另一点是，苏联根本不愿从任何地方撤走，并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政治后果深感担忧。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仅将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大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将非常接近苏联，至少从官方美元换算值来看是如此），而且在贸易上将对苏联的所有东欧邻国起吸引作用。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苏联从民主德国撤军肯定会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也要求苏联撤军。从这些国家撤军将使苏联的西部边界变为一条难以划定的波兰-乌克兰国境线，这条国境线的附近有5000万立场微妙的乌克兰人。

所以，目前看来两德的统一可望而不可即。两个德国之间的贸易可能增加（仅偶尔受超级大国之间紧张关系的影响），两个德国可能比邻国都具有较强的生产力和较富裕的财政；它们都将宣誓忠于各自的超国家军事组织（北约和华约）和经济组织（欧共体和经互会），同时又跟自己的姐妹国签署一些特别协定。人们无法预测，假如苏联因内部发生动乱而政局不稳，同时民主德国也发生动乱，波恩会做出何种反应。人们也无法预测，如果华约向西方发动进攻，民主德国人会做出何种反应。毋庸置疑，苏联为“控制”民主德国军队所做出的特别安排，以及用苏联摩托化步兵师来监视民主德国每个师的做法表明，甚至克里姆林宫内那些冷酷无情的掌权者也对让德国人打德国的情况表示忧虑（实际上他们也应当忧虑）。

而联邦德国面临的——实际上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一直面临的——一个更加具体和更加直接的问题是，制定一项在欧洲发生战争时执行的切实可行的防务政策。以一开始，联邦德国人及其欧洲盟国就对在兵力上占巨大优势的苏联红军能够不受多大阻碍地向西方实施突击感到忧虑，因而便以美国的核威慑力量作为保卫本国安全的主要手段。然而，自从苏联拥有用自己的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以来，上述战略的有效性便成问题了（尽管从未正式宣布放弃这项战略）：华盛顿真会发动一场核交锋来回击苏联对联邦德国北部平原的常规进攻吗？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苏联人只使用短程或中程导弹（SS-20）打击欧洲目标，美国是否会向苏联发动战略核袭击（同样会招致对美国城市的回击）？无疑，人们提出了许多建议，要求建立“可靠的威慑力量”来应付紧急情况。例如，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各种各样的巡航导弹系统，以对付苏联的SS-20导弹；生产一种既可消灭入侵的华约部队，又不给己方的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造成破坏的强辐射弹（或“中子弹”）。法国则主张建立一支由巴黎控制的威慑部队，以作为不可靠的美国防御系统的备用手段。但是，所有这些建议本身都有问题。除了可能引起政治反响外，所提出的每种办法都带有核武器系统所特有的自相矛盾的性质——使用核武器很可能使人们希望保卫的东西遭到破坏。

所以，人们对下面这种情况并不感到奇怪：尽管联邦德国各届政府在口头上大讲北约核威慑的战略价值，并发誓自己要置办核武器，但它们却一直站在创建一支强大的常规防御部队的前列。事实也是这样，联邦德国国防军不仅拥有北约组织欧洲成员国中最大的陆军（33.5万人，另有64.5万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而且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如果这支陆军部队再拥有制空权，它本身会发挥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人口出生率的急剧下降又使联邦德国国防军越来越难以保持满员；而政府打算使防务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3.5%～4%，又意味着武装部队将难以采购许多新式装备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些弱点最终是能够克服的，正像只要政治意志坚决，驻联邦德国的装备不太好的盟国军队的不足也能得到克服一样。但是，这仍然无法使联邦德国人摆脱下述令人不安的（对某些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困境：在中欧爆发任何大规模战争，都会在他们的领土上造成无法估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损失。

因此，毫不奇怪，至少自维利·勃兰特担任政府总理时期开始，联邦德国一直在积极地寻求欧洲局势的缓和——不仅主张同民主德国缓和关系，还主张同东欧各国以及苏联缓和关系，以便消除它们那种传统的对太强大的德国的恐惧。同所有北约成员国相比，联邦德国更多地参与和资助了东西方贸易，因为它坚信科布登[6]的信条：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使战争更加难以发生（毫无疑问，还因为联邦德国的银行和工业处于非常有利的便于进行贸易的地位）。这并不意味着两个德国要实行“中立化”（就像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和绿党有时所建议的那样），因为那样做还要使苏联也同意民主德国中立化，而这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这的确意味着，联邦德国在安全问题上几乎完全把注意力放在了欧洲，不想获得任何“到国外”作战的能力，更不用说偶尔在欧洲以外地区采取作战行动了（法国和英国却仍然这样做）。所以，再进一步看，联邦德国还不愿意别人强迫它介入中东和更远地区那些与它无关并分散它的力量的争端。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使它不同意美国政府的下述观点：美国政府认为，保卫西方安全不能只限于中欧地区。联邦德国政府感到，在处理同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关系以及在处理欧洲以外地区发生的问题时，仅仅搞双边外交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它必须考虑华盛顿（而且常常还有巴黎）的反应。它在国际力量体系中处于困难而独特的境地，因而不得不付出一定的代价。

似乎联邦德国感到应付经济挑战要比处理对外政策和防务政策问题容易些，而英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英国也有很长的历史，它的地理位置也有历史渊源，这一切都强烈地影响着它的对外政策。但是，正如我们在前几章所看到的，在以前的大国中，英国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很难适应1945年以后几十年（在许多方面，也包括1945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在技术和生产制造业方面不断发生变化的格局。全球性变革对它的生产制造业影响最大，而其生产制造业曾使英国赢得过“世界工厂”的美称。确实，在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的国家中，生产制造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吸收就业人数方面所占的比例一直在逐步缩小，而其他行业（如服务行业）的比例则在逐步增长。但就英国的情况来看，其生产制造业产值的下降速度却比其他国家快得多。它在世界制造业产值方面所占的比重不仅继续相对地无情地下降，而且在绝对地下降。更令人震惊的是，英国制成品在英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发生了突变。我们可能难以证实《经济学人》的下述说法：“1983年以后，英国在外贸收支方面一直处于赤字逆差状态，这是自罗马人入侵英国以来首次发生的情况。”尽管如此，事实却是，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制成品的出口也相当于进口的3倍，而现在，那种出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且，失业率的上升不仅发生在较老的产业部门，也发生在“新兴”的高科技企业中。

如果说英国生产制造业竞争力的下降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那么在发现了北海石油之后，其下降速度显然又加快了。北海的石油虽然可以使英国增加收入来弥补可见的贸易逆差，但也具有以下作用：使英国货币转换为“石油货币”，暂时使英镑值升至异乎寻常的高水平，结果使其许多出口商品失去了竞争力。甚至在北海石油开采完，英国货币币值不断下降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断定下述事实能否导致生产制造业出现某种复兴：工厂已被拆除，外国市场已经丧失（可能是永久丧失），高于平均水平的单位劳动力费用上升，致使其商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英国大力发展服务性行业可能有某种较好的前景，但充其量也只能像美国那样。在美国，许多服务性行业（从擦窗户到提供快餐）既不能赚取外汇，更不能生产产品。甚至在国际金融、投资、商品交易等不断发展的高收入领域，也似乎可以明显地看出竞争更加激烈。在过去30年，英国在世界服务性行业的贸易中所占比重，已由18%降至7%。由于银行业和金融业已变成全球性行业，且这类行业越来越严格地受到纽约、伦敦和东京拥有巨资的企业（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的企业）的控制，英国所占的份额可能越来越小。最后，由于电信系统和办公设备的进一步现代化，白领职员的工作可能像美国蓝领工人的工作那样，变得机会越来越少。

人们希望，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社会巨变的先兆。世界生产量和贸易额的普遍增长，有助于英国经济保持活力，即使它在整个世界生产量中所占的比重缓慢下降，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正在逐步被许多国家（从意大利到新加坡）超过。如果政府的更迭导致社会开支大增（而不是增加生产性投资）、税收加重、商界信心不足和货币发行量猛增，则这种下降的速度有可能加快。反之，如果政府实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制定出系统的“工业战略”，在市场交易活动中同欧洲伙伴合作，这种下降的速度便有可能放慢。正如一位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的，情况还可能是这样的：现在英国的生产制造业整个来看更有活力、更有竞争性和适应性，已进入了一个“工业复兴”阶段。但是，预示英国经济将有巨大转变的征兆都是不利的。劳动力短缺及缺少训练、产品成本高、最大生产企业也比其他国家的小等因素，都严重阻碍了英国工业的发展。英国培养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仍然很少。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它在研究与开发方面投资很少。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每在研究与开发方面花1美元，联邦德国就花1.5美元，日本花3美元，美国花8美元。而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费用50%用于非生产性的国防事业。相比之下，联邦德国才占9%，日本则更微不足道。同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除外）相比，英国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既与工业部门的需要严重脱节，又没有得到工业部门的大力资助。

英国把很大一部分资源用于与防务有关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这使我们看到了英国处于困境的另一个原因。如果英国是一个没有雄心壮志、茫然若失、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安于现状的国家，那么它的工业复兴患了慢性贫血症只能说是一件憾事，而与国际力量体系无关。但事实却是，尽管英国自维多利亚全盛时期以来国力大减，但它仍然是（或者自称是）一个世界第一流的“中等”强国。它的国防预算在世界上居第三或第四位（这要看怎样计算中国的国防预算总额），海军和空军都在世界上居第四位。人们可以认为，所有这一切与它的国土面积（仅有24.5万平方公里）、人口（5600万）和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1983年为3.38%）不断下降的国民生产总值很不相称。而且，尽管大英帝国已如西山落日，它在国外仍然承担着大量战略义务：不仅为保卫北约中央战线在联邦德国驻有陆、空军部队6.5万人，而且在全球各地（如伯利兹、塞浦路斯、直布罗陀、中国香港、福克兰群岛、文莱、印度洋）驻扎部队，拥有海军基地。尽管英国早就多次发表过撤军声明，但迄今仍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尼尼微和泰尔[7]。

英国衰落的经济和过大的战略企图之间存在的不协调性，比其他任何大国（苏联除外）都更加严重。因此，它感到下述情况使自己深受其害：武器的价格正在以比通货膨胀还高6%～10%的速度上升，每种新式武器都比它打算替换的武器贵3～5倍。由于国内政治力量对国防开支的制约，英国变得更加脆弱。虽然保守党政府认为必须限制军备开支，以减少赤字，而任何接替它的政府都可能倾向于大砍国防费用。但是，除了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外，英国不久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下述重大基本抉择：或者削减分配给军队各部门的资源，使它们处于无法发挥作用的状态；或者部分削减国家的防务义务。

可是，只要上述建议一提出，障碍马上就会出现。掌握制空权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事（因此皇家空军的预算多于其他军种），甚至在新式欧洲战斗机的成本螺旋式飞速上升的时候，也是如此。显然，英国承担的最大海外义务是在联邦德国和柏林驻军（每年几乎耗资40亿美元）。但是，甚至到1987年驻在那里5.5万人的陆军部队、600辆坦克、3000辆其他装甲车辆，却仍然感到供应不足，尽管部队士气很高。然而，对英国莱茵陆军的规模作任何削减，或采取巧妙的策略把一半部队部署在英国而不是全驻在联邦德国，都势必要引起这样一些政治反响：联邦德国忧虑，比利时效法，美国不高兴。总之，这对北约不会产生一点儿好作用。第二种办法是削减水面舰队的规模。这是1981年英国国防部计划执行的方案，但因后来发生了福克兰群岛危机而夭折了。尽管对这项方案在白厅的权力机构中有最积极的支持者，但出台的时机不好——恰恰在苏联海军的挑战日益严重和美国进一步强调北约各国军队应有“在本区以外”推进的能力之际（主张加强北约欧洲常规部队的人士肯定不同意削减北约在大西洋上的第二支最大舰队的实力）。在削减兵力方面，另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是，英国减少在福克兰群岛承担的过多耗资（虽然从感情上说可以理解）、不堪重负的义务。但是，甚至这种“削减”的决定，也可能要推迟好几年才能做出。最后一点是，对耗资巨大的“三叉戟”潜射弹道导弹系统的投资，似乎仍在逐月增加。鉴于保守党政府热衷于建设一支先进的、“独立的”威慑力量（而且认为“三叉戟”潜艇还可能改变整个核力量对比格局），要做出削减核潜艇投资的决定，恐怕只有在英国出现根本的政府更迭时才有可能，而那样做反过来又可能使未来的防务政策产生更多的问题。

然而，当走到这一步时，采取任何办法都很难解决问题。正如《星期日泰晤士报》指出的：“除非马上采取措施，这个国家的防务政策将越来越倾向于用更少的钱办同样的事情，而这样做只能给英国和北约带来害处。”这就使英国（任何政党的）政治家们只能在下面两种方案中做出抉择：要么削减海外义务，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后果，要么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英国的国防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5%）比任何北约欧洲成员国（希腊除外）都多]，从而减少生产性投资，使实现经济复兴的远期前景更加暗淡。如同衰落中的大多数强国一样，英国做出任何抉择都是困难的。

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另一边的邻国——法国——也同样处于困境之中，尽管它的困境因为国内对法国防务政策没有连续不断的批评和其经济情况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甚佳（并不是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而被掩盖了起来。归根结底，同英国一样，法国也不得不妥善处理这样一个问题：它仅仅是一个“中等”强国，但拥有广泛的国家利益和海外义务，而武器造价越来越高使保卫国家利益和承担海外义务变得日益困难。尽管它的人口总数同英国一样，但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高于英国。法国生产的汽车和钢比英国多，并拥有规模很大的航空航天工业。与英国不同，法国仍必须大量进口石油。另外，它的农产品自给有余，欧共体为其提供了大量补贴。在许多重要的高技术领域，如电子通信、空间卫星、飞机、核动力等，法国决心使自己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保持竞争能力。20世纪80年代初（正当法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的时候），法国的经济因社会党政府一味追求发展而受到严重损害。此后，它执行得更严格的政策似乎已使通货膨胀率下降，贸易赤字缩小，法郎币值稳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应当使法国经济的发展趋势得到恢复。

但是，每当把法国的经济结构和前景同莱茵河彼岸强大的邻国，或同日本进行比较时，它的问题就暴露无遗了。虽然法国仍然大量出口战斗机、葡萄酒和谷物，但它“在向国外销售普通制成品方面却一直有问题”。它的许多主顾都是形势不稳定的第三世界国家，同这些主顾签订的合同都是耗资巨大的项目，如修建水坝，或定购“幻影”式飞机等。但合同签订后，它们又没有支付能力。相比之下，许多外国工业品、小轿车和家用电器产品“打入”法国表明，在一些重要领域，法国产品没有竞争力。它同联邦德国的贸易逆差在逐年扩大。而且，由于法国的物价总是比联邦德国增长得快，这很可能导致法郎进一步贬值。法国北部的情况仍然令人担忧，煤炭、钢铁和造船等工业很不景气；它的很大一部分汽车工业也感到压力很大。虽然新技术似乎给法国人带来了希望，但它们不能吸收大量失业者，也不能吸收大量的投资，以便与联邦德国、日本和美国技术的发展保持同步。在一个经济上离不开农业的国家看来，更令人忧虑的是全球谷物、奶制品、水果、酒等农产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如果继续执行对农产品实行补贴的价格政策，法国和欧共体受到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如果削减价格补贴，则可能会引起社会动乱。直到几年前，巴黎还能够依赖欧共体提供的资金来帮助它改善农业结构。现在，这笔资金的大部分很可能要跑到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农民的腰包中去。所有这一切可能使法国在今后20年内没有必要的资金来大规模开展研究与开发工作，并使以高技术为基础的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增长。

正是在法国未来必须确定发展的轻重缓急这一范围更大的背景下，人们需要研究一下有关法国国防政策的不同意见。近几年来，法国的战略及其军事行动在许多方面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由于认识到（以及口头上断言）美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越来越令人怀疑，法国已单独建立起自己“三位一体”的发射系统，以备在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使用。由于自己生产核武器并掌握核威慑力量的使用权，坚持一旦威慑失灵就动用自己的整个导弹部队打击苏联，巴黎感到自己更有把握遏制克里姆林宫的侵略。与此同时，它拥有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在联邦德国西南部有一支最强大的驻军，并承担了一旦联邦德国要求就提供援助的义务。尽管它不在北约指挥系统之内，因而对战略问题能发表“欧洲人”的独立见解，但它并没有拒绝一旦苏联发动进攻即增援中央战线的军事需要。法国在欧洲以外地区还可发挥应有的作用。通过偶尔在海外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在第三世界国家保持驻军和派出顾问，以及成功地推行军火销售政策，它还能（作为供应国）对苏联或美国施加一定影响。虽然这一切有时使华盛顿不快，虽然法国在南太平洋的核试验使该地区的国家深感不安，但苏联对于高卢人闹独立性的种种（有时是无法预料的）表现也不会感到满意。而且，由于法国右翼和左翼人士都支持本国在国外发挥突出作用，因而法国政府为此目的所造的舆论和采取的实际行动也不会引起国内的批评，而在其他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则不然。所有这一切促使外国观察家（当然也包括法国人自己）把法国的政策说成是符合逻辑的、不感情用事的、切实可行的，等等。

但是，正如某些法国评论家开始公开承认的那样，法国的政策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它的政策使了解历史情况的人自然而然地回想到了1914年和1939年以前法国防务政策在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首先，通过冷静的观察就会发现，法国的所有独立姿态都是在美国向西欧做出保护与保证（包括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方面的保证）的前提下做出的。雷蒙·阿隆指出，高卢人的强硬政策之所以有可能得到执行，只是因为法国在20世纪第一次没有处于最前线。但是，如果美国提供的安全保证不复存在，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情景呢？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认为美国的核威慑力量靠不住，如果美国逐步从欧洲撤回自己的部队、坦克和飞机，那又会怎样呢？在某些场合下，出现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受到欢迎。可是，正如法国人自己所承认的，他们对出现上述情况决不会感到高兴，因为苏联实行的政策是：逐步把自己的核力量与驻欧洲的常规部队加强到无比强大的水平，对其东欧卫星国实行严密的控制，发动旨在使联邦德国公众要求脱离北约组织联盟和实行中立主义的“和平攻势”。那些表明法国实行所谓“新大西洋主义”的许多迹象，皆为法国对未来表示担心的明证。“新大西洋主义”强调：对苏联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批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的中立主义倾向；法德达成协议，在联邦德国前沿部署法国快速行动部队（还可能包括战术核武器）；同北约联系更紧密。在苏联改弦更张之前，法国必然要对美国从欧洲撤军后（甚至在撤军前）苏联可能向西欧进军深感忧虑。

如果出现上述威胁的可能性加大，法国在实际上能够采取什么行动呢？当然，它可以进一步扩充常规部队，采取步骤建立一支强大的、在美军减少甚至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也足以制止苏军进攻的法德联军。在联邦德国政治家赫尔穆特·施密特等人看来，这不仅是巴黎-波恩协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国际形势（例如美国兵力削弱）不断发展的结果。要执行这样一种计划，肯定会遇到种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困难，如今后中间偏左的联邦德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态度、指挥、语言和部署问题，以及非常棘手的法国战术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但不管怎样，这项计划肯定会撞在无法规避的资金缺乏这个暗礁上。在20世纪80年代，法国用在防务上的开支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2%（相比之下，美国占7.4%，英国占5.5%）。但是，鉴于法国经济的脆弱性，这一比重不可能再增加很多。而且，法国独立发展原子武器还意味着，它的战略核部队的开支在国防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达30%，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剩下来的资源便不够用来置办AMX作战坦克、先进的飞机、新型核动力航空母舰，以及各种“超级”战斗武器等。法国武装部队虽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扩充，但这满足不了所有需要。所以，正像英国所面临的情况，法国也面临着下述困难的抉择：要么完全停止研制某些武器系统，要么使国民经济军事化。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在技术和战略方面人们对法国核威慑力量作用的怀疑。法国的部分“三位一体”核武器系统（陆基导弹，尤其是飞机）已经过时，甚至进行耗资巨大的改装和现代化改进也可能赶不上更新的武器技术的发展。如果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在技术上获得重大突破，如果苏联也建立起庞大的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这个问题将变得更为严重。在法国人看来，没有什么比两个超级大国不断加强自身潜在的军事力量而让欧洲继续处于易受攻击的状态更令人不安的了。针对这种情况，法国已大大加强了它的潜射弹道导弹系统。可是，有一条法则仍在起作用：先进的技术不仅可以使现有武器系统变得毫无用处，而且肯定会使任何更新武器系统造价更加昂贵。毫无疑问，德国也像所有其他核大国一样对核威慑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如果巴黎认为，美国越来越不可能因为联邦德国边境受到侵犯而甘愿冒险同苏联进行一场战略核交锋，法国怎么可能为了联邦德国的利益而履行自己的“诉诸核武器”的允诺呢？（就连联邦德国人也很难相信这一点。）即使通过向苏联发射全部导弹来保卫法国“圣殿”的高卢传统也是以这样一种未经证实的假设为前提的：法国人宁愿接受被常规手段击败的灭亡。“砍掉苏联熊一条臂膀”这句话说起来中听，但在人们想到他们肯定要被苏联熊吞食和苏联因其反导防御体系可能使损害减少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显然，法国官方的核战略不会很快改变，更不用说完全改变。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东西方力量对比进一步恶化，美国的力量减弱，法国的核战略还切实可行吗？

因此，法国的问题是：各方面的需求很多，而国家资源有限，负担不起。鉴于人口和经济发展趋势前景不佳，法国防务消耗的国民收入将继续占很大比重，并且还可能进一步增加。法国可能很快不得不为农业部门拨出大量资金。同时，武装部队的现代化也需要大量金钱。但是，在考虑所有这些需求时，不应忘记还要向研究与开发领域和先进的工业部门大量投资的迫切需求。如果不为后者分配足够的资金，经过一段时间，法国的国防建设、社会安全和所有其他领域的前景就会变得暗淡起来。尽管不只是法国面临这一困难，但法国人主张在国际经济交往和防务方面欧洲人应该有“欧洲人”的立场，而且显然只有法国人能诉说欧洲人的苦衷。正是由于这一点，巴黎才常常率先提出新政策（如加强法德军事联系，生产欧洲“空中客车”和卫星等）。搞这些项目造成的后果是：法国的邻国对高卢人喜欢独断专行地制订计划和争权夺利的做法产生了顾虑，对法国公司有可能在欧洲提供资金的项目中获得最大份额深表疑虑。但是，其他项目都已证明是值得做的，而且大有前途。

诚然，欧洲的“问题”远不只这里讲到的这些，还有人口老化，工业设备陈旧，内地城市存在的种族矛盾，繁荣的北方和贫穷的南方之间的差别，比利时、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北部因政治和语言问题而引起的紧张局势。持悲观态度的观察家们还偶尔提及某些欧洲国家（丹麦、联邦德国）可能“芬兰化”，并认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会倒向苏联。由于上述情况只有在有关国家的左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才能出现，我们现在还难以估计其可能性。即使发生了这种情况，如果人们把欧洲（其代表主要是欧共体）作为全球系统的一个政治力量单位来考虑，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显然是我们上面提及的那些：如何为下一个世纪制定一项共同的防务政策，这项政策甚至在国际力量对比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也具有活力；如何在面临新技术和新商业竞争对手的严重挑战的情况下保持竞争力。从本章所论及的其他4个国家的情况看，我们可推断出今后可能发生下述变化：日本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可能得到加强，苏联甚至美国的地位将可能受到削弱。然而，欧洲却仍然是一个谜。如果欧共体能够真正团结一致地行动，它很可能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管是军事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反之，如果人的不团结本性导致出现一种不利的结局，则欧洲衰落的趋势就一定会继续下去。

矛盾重重的苏联

“矛盾”一词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有其特定含义，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因此，用这一术语描述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处境，似乎是我们在故意进行冷嘲热讽。尽管如此，在许多至关重要的方面，苏联所要达到的目标与其手段之间的矛盾却在日益增大。它公开声称要增加工农业产值，但却又以集体化和僵化的国家计划来阻碍工农业的发展。它承认世界和平极其重要，但其庞大的军事力量与“革命”国家的联系及其本身的革命传统，又往往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它要求绝对保证其漫长边界线的安全，但却采取不尊重邻国安全的顽固政策。这不仅恶化了它与西欧、东欧、中东国家、中国以及日本的关系，还使苏联人产生了“被包围”感和不安全感。苏联的学说承认科学技术和新的生产手段是推动事物辩证发展的动力，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但是，苏联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以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为主体的特权阶层、对自由交流知识的限制和缺乏激励个人发挥主动性的制度，这一切都使它在迎接未来的高技术革命方面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而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高科技已被大量采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说，苏联决不能在军事上处于劣势地位，要求人民增加生产的呼吁则更多。但是，他们已清楚地认识到要调节这两个目标的关系是很困难的，要改变把过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军队这一传统则更加不容易。结果，苏联削弱了自己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竞争的能力。也许可以把所有这些问题贴上别的标签，但称它们为“矛盾”似乎更为确切。

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物质是存在的基础，但具有双重讽刺意味的是，苏联的主要困难正在于其经济结构。西方专家搜集的证据（且不说苏联领导人越来越多的公开承认）表明，情况的确如此。赫鲁晓夫在20世纪50年代曾信心十足地预言：苏联在经济上将超过美国，将“埋葬”资本主义。但他如果活到今天，听到戈尔巴乔夫先生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上的讲话会有何感想呢？戈尔巴乔夫说：

20世纪70年代，经济困难开始出现，经济增长率明显降低。结果不仅党纲中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未能实现，甚至第九个五年计划和第十个五年计划规定的较低的目标也未能实现。这一时期，我们的社会发展计划未得到贯彻执行。科学、教育、卫生、文化和社会服务也发展缓慢。

我们后来虽然进行过努力，但未能完全扭转形势。工艺技术、石油煤炭业、电机工程业、黑色金属业和化学工业的基本建设严重停滞不前。主要经济效率指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也未能达到。

因此，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是解决一切近期和长远、经济和社会、政治和思想、国内和国外问题的关键。

对此，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发表这种声明，但仅仅承认在经济上有问题并不一定能确保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从苏联的整个历史看，农业在其经济中一直是最薄弱的环节。令人不解的是，在100年前俄国却是世界两大谷物出口国之一。而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苏联每年需进口数千万吨小麦和玉米。如果世界粮食生产保持目前的势头，苏联（和某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近年内将步一些非洲和中东国家之后尘，从粮食纯出口国沦为粮食纯进口国。苏联农业生产陷入这种困境并不是对农业漠不关心或努力不够造成的。斯大林去世后，每一位苏联领导人都重视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并兑现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许诺。认为苏联人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是不对的，苏联人的平均生活水平要比（令人绝望的）1953年高得多。但令人沮丧的是，虽然国家对农业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农业投资占国家全部投资的30%（美国只占5%），农村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20%（美国仅占3%），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逐渐与西方国家接近的苏联人的生活水平又走下坡路了。仅仅要保持当时的生活水平，苏联就必须每年向农业投资约780亿美元，另加500亿美元的食品价格补贴。这将使苏联离粮食出口国的距离越来越远，将使其不得不拿出更多的硬通货来进口谷物和肉类，以弥补农业产量的不足。

苏联农业产量不稳定，且其农业产量只有美国的l/7，确实有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虽然美苏两国在地理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北半球幅员广阔的国家，但苏联的纬度要高得多（乌克兰地区同加拿大南部处于同一纬度）。这种地理位置不仅不利于玉米生长，而且使小麦种植区冬季的气温比美国的堪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冷得多，并更容易遭受旱灾的侵袭。1978～1982年的4年间，苏联的气候特别糟，以致苏联政府不得不停止宣布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虽然苏联平均每年进口3500万吨粮食已为人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就是在“丰收”的1983年，苏联也未能达到粮食自给，而下一年又是一个寒冷、干旱的灾年。而且，由于北方无霜期短，南方土地贫瘠，通过开垦“处女地”、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小麦产量的企图也很难实现。

但是，各国观察家却一致认为，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不是气候条件，其最大的问题是农业的“社会化”引起的。为了取悦百姓，苏联政府用补贴的办法把食品价格人为地压低了，把每磅成本为4美元的肉以80美分的价格出售。其结果是，农民以购买来的面包和土豆饲养牲畜要比用自产的谷物饲养更合算。国家的农业投资主要用于大型项目（如水坝、排灌工程），而不是普通农民需要的厩棚和现代化小型拖拉机。对播种、投资等问题，在农田劳作的人无权决定，而是由管理者和官僚们决定。农民没有责任心、没有积极性，可能是农业产量低、效益低、浪费大最重要的原因。另外，由于贮存设施不足、运输设备陈旧落后和分配不及时，20%的谷物、水果和蔬菜及50%的土豆都烂掉了。如果对这一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把农业集体化变为个体化，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苏联的自留地占全国耕地的4%，但其产量却占苏联农产品总量的25%，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无论苏联最高领导层在“改革”方面唱的调子多高，他们也不想按照邓小平的做法，进行大规模的农业改革，达到中国式的市场化程度，虽然事实很明显：苏联的农业产量大大低于它的勇于开拓的邻邦（见图3）。

图3 1950～1984年苏联、中国粮食产量的比较

克里姆林宫虽然不会公开解释为什么要继续坚持效益极低的集体农庄体制，但有两个原因是非常明显的。第一，如果大幅度增加自留地面积，开辟更多的自由市场，提高农产品价格，农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大大提高。这将损害城市居民的利益，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可能有损于工业投资。从另一方面看，这还意味着布哈林政策（即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政策）的最终胜利和斯大林路线的破产。第二，如果放弃集体农庄制，控制苏联农业的官僚和管理者们的权力就会被削弱，这将使其他行业和部门的决策者们的权力受到影响。毫无疑问，“个体农户”可根据市场信息、不断变化的气候情况及农作物生长状况灵活地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央官僚机构无论组织得多么合理，配备多么称职的人员，在灵活有效地组织农事活动方面，远远不及“个体农户”。但是，搞个体农业对“中央官僚机构”的前途不利。苏共政治局不会注意不到“社会主义”与“国家食品长期不足”之间这种令人难堪的联系。但在苏共政治局看来，哪怕是进口更多的粮食，坚持“社会主义的（即集体化的）农业”仍比放弃对农民这一社会阶层的控制更安全、稳妥。

同样，苏联若进行工业改革，也将困难重重。由于苏联工业在1945年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许多产品（如机床、钢、水泥、化肥、石油等）的产量已超过美国，一些观察家认为，苏联工业不必进行改革。但是，苏联工业的发展已出现停滞现象。制定雄心勃勃的产量指标，然后再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来实现这些指标，便可轻而易举地增加产量的时代行将过去；其部分原因是，苏联的劳动力和能源日益匮乏（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讨论）。另一同样重要的原因则是官僚主义的计划不切实际，过于重视重工业，不根据消费者的喜好和市场需要调整产品结构。如果水泥工业占用了其他部门迫切需要的资金，如果水泥生产耗能过多，如果其最终产品须长途运输而给负担过重的铁路系统又增加了负担，如果把水泥运到数以千计的根据计划者的指令开工但又永不竣工的建设工程工地，那么，生产大量水泥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苏联庞大的钢铁工业处于同样的状况。大量钢材被浪费，出现了“钢铁产量很高却又供不应求”的奇怪现象，使一些学者惊讶万分。毋庸置疑，苏联也有一些效率高的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均同国防有关，因为需同西方竞争，可使用大量资源），但苏联的多数工业部门因只重视产量，不关心市场价格和消费者需要而受阻。苏联工厂因不像西方工厂那样搞不好就会破产，因而缺乏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如果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体制，无论采取多少提高工业增长率的措施，苏联工业也难以迅速发展。

如果说苏联工业效率低得令人难以忍受（或者以政府更加严肃的语调来判断这种效率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了），还有3个因素可能使这一效率变得更低。第一个因素涉及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已日益清楚地看到，20世纪40年代后苏联工业产量的急剧增长，是靠不计成本地消耗大量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换来的。结果，与西欧各国相比，苏联及其主要卫星国的能源与钢的浪费极大（见表46）。

表46 1979～1980年创造1000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煤和钢

（单位：千克）

对于苏联来说，在它能源供应充足、使用方便时，采取这种滥用能源的做法情有可原，但这种情况已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了。1977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进行过一次人所共知的预测，认为苏联的石油产量不久将到达顶点，然后便会迅速减少。这一结论虽然下得过早，但1984年和1985年苏联的石油产量确实有所减少，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还是第一次。更令人震惊的是，剩余的石油（储量仍很大）不是在很深的地层，就是在像西伯利亚西部那样的终年冻土带。1985年，戈尔巴乔夫曾说，在过去的10年中，苏联每多开采一吨石油，就要增加70%的成本费，这种情况将日益严重。有鉴于此，苏联已投入大量资源，以尽快增加核发电量，准备到1990年将核发电量在发电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1倍，即从占10%提高到占20%。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这一计划到底会有多大影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台机组的发电量占苏联核发电总量的1/7。它的关闭意味着要增加其他核电站的发电量。显而易见，这肯定会提高成本（因为要采取更多的安全措施），放慢计划中的核工业的发展速度。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苏联对能源工业的投资已占其全部工业投资的30%，这个比例肯定还会急剧增加。一份报告指出：“要保持近来在石油、煤炭、电力生产方面的投资趋势，坚持在天然气方面既定的投资增加指标，就须耗费苏联在1981～1985年在工业方面增加的全部投资。”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样做将给其他部门造成严重的影响。尽管如此，总的模式是清楚的，即仅仅保持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苏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要增加能源产值的比例。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另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如何迎接高科技（人工智能、超级电子计算机、激光器、光学器材、电信器材等）的挑战。在这一方面，苏联面临日益落后于西方的危险。仅从狭隘的军事角度看，苏联面临的威胁就很严重：“超级”武器和先进的探测系统可抵消苏联在军事装备方面的数量优势；超级计算机可破译苏联人的密码，测定水下潜艇的位置，控制瞬息万变的战场，保卫美国的核基地（如里根总统在“星球大战计划”中所说的那样）；先进的雷达技术、激光技术、制导技术，可使西方的飞机和火炮（或火箭）部队在自己不受伤亡的情况下，摧毁敌方的飞机和坦克。以色列军队就经常对叙利亚的苏制武器系统这样做。仅仅要在这些先进技术领域赶上西方，苏联就必须为其与国防有关的部门分配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

在民用工业方面，问题更加严重。由于传统的“投入”（如劳动力和资本投资）有限，采用高科技遂成为提高苏联工业产量的关键。例如在能源勘探、生产和分配中大量使用计算机，就可极大地减少浪费。但是，采用这一技术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资金来自何处？），还意味着苏联高度保密的官僚集权式制度将受到挑战。计算机、文字处理机、传真机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只能在这样的社会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即它的国民受过良好的技术训练，提倡试验创新，能自由交换信息，可大胆提出假想。高科技在加利福尼亚和日本可起重要作用，但在苏联则会危害国家对信息的垄断。如果苏联的高级科学家和学者也不得单独使用复印机（管理复印机的部门都由克格勃的人员控制），如果不让警察机构放松控制和审查，我们很难想象苏联社会会大量使用文字处理机、计算机网络系统和电子邮件等。因此，苏联的工业像在农业方面一样，由于经济结构和政治思想是改革的主要障碍，苏联政府所做的“现代化”许诺与投入的资金和人力，效果肯定受损。

目前，苏联对从西方通过合法贸易换来的或非法“偷来”的技术和机器设备的依赖日益严重。相比之下，这虽不十分重要，但也是苏联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苏联进行的工业和科技间谍活动（不论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经济目的）的规模，显然无法确定数量，但它却表明苏联人担心自己落后于西方。通过正当贸易以原料换取西方技术（及东欧产品），是苏联试图缩小“技术差距”的传统方法。在1890～1914年和20世纪20年代，它都这样做过。从这个意义上说，苏联只是进口更加现代化的产品，如石油钻探设备、钢材、输送管、计算机、机床、化学—塑料工业设备等。使苏联计划工作者更为头疼的是，进口技术设备的安装时间不断加长，使用效率也远远低于西方。第二个问题是购买这些技术设备需要的硬通货。过去，苏联可进口经互会兄弟国家的技术设备（可不用硬通货），但这些设备的技术现已日益落后于西方。即使如此，苏联仍不得不购买东欧的产品，以防东欧经济崩溃。苏联一直通过以货易货或直接出售多余石油的方法，来购买大部分西方产品。但是，由于石油价格不稳，本国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加，生产工艺日益复杂所造成的制成品在换取原材料条件方面的变化，导致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外贸前途暗淡。同时，由于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天然气可能除外）换取的外汇越来越少，而支付各种进口产品的费用仍然很高，苏联用于投资的款项肯定会减少。

苏联担心影响今后经济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是人口问题。苏联在这方面的前景如此不佳，以致一位学者在其新著《人口与劳动力》一书中直言不讳地写道：

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长期看，到20世纪末，苏联人口与劳动力的增长前景都相当暗淡。苏联人口出生率的降低速度和死亡率的急剧上升速度都出乎人们的预料。由于新的劳动力的供应减少，加上劳动力分布不均，人口不断老化，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这些问题都很严重，而且相互影响，但最令人震惊的发展趋势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或更早）以后，苏联人的寿命越来越短，婴儿死亡率越来越高。由于医院医疗条件和社会保健条件逐渐恶化，再加上卫生设备不足、公共卫生水平低下和酗酒成风，苏联（特别是男性劳动力）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今天，苏联男子的平均寿命仅为60岁，比20世纪60年代中期减少了6岁。”另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是，苏联的婴儿死亡率不断上升，这在工业化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尽管苏联有大量医生，但其婴儿死亡率却是美国的3倍。苏联人的寿命比以前短了，而人口出生率又在急剧下降。由于城市化，参加工作的妇女人数逐渐增多，住房条件差及其他不利因素，苏联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俄罗斯族中尤为严重。这些趋势所造成的后果是，俄罗斯族男性人口几乎一直没有增加。

苏联领导人对这些情况造成的后果长期以来一直忧心忡忡，因而鼓励生育，反对酗酒，动员年迈的工人继续留厂工作。首先，随着老年人比例的增加，苏联显然必须把大量财力、物力用于社会保险和医疗卫生。在这一方面，苏联同西方工业化国家别无二致（只是苏联人口死亡率高），但这样又会使苏联领导人考虑将资金首先用于哪些方面的问题。其次，劳动力增长率急剧降低将严重影响苏联的工业和武装部队。据估计，在1980～1990年，苏联劳动力的净增人数只有599万人，而前10年则为2421.7万人。暂不谈对军队的影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苏联工业产量的增长。在这一时期，苏联工业产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不是效率的提高。从此以后，苏联再也不能靠在制造业中迅速增加劳动力来实现经济增长了。当然，如果更多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男性劳动力进入城市，可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些困难。但现在的问题是，斯拉夫族地区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青年已经过多；而非斯拉夫族的各加盟共和国虽有剩余劳力，但这些人所受到的教育太少，不懂俄语，进入工厂前需要用大量资金进行培训。这种情况使我们想到了另一个使莫斯科非常不安的发展趋势：中亚各加盟共和国（如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口出生率是斯拉夫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居民的3倍，因此苏联人口的民族构成从长远看，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到2000年，俄罗斯族人在全苏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从1980年的52%，降至48%。在苏联历史上，俄罗斯族人口将首次不再居于多数地位。

一些人可能会说，这一大串困难被夸大了。与军事有关的苏制产品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且这些产品因军备竞赛的推动而不断得到改进。1981年，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如果回顾一下苏联在50年内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人们就会发现，苏联的情况并非一团漆黑。这位历史学家还说，西方观察家有个习惯，时而夸大苏联的强项，时而夸大苏联的弱点。尽管如此，无论苏联自列宁时代以来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事实是：苏联始终未赶上西方，实际生活水平与西方的差距自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以来一直在加大，在人均产值和工业效率方面，被日本等亚洲国家超过，经济增长率低，人口老化及气候、能源和农业方面的困难，给苏联领导人实现自己目标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鉴于此，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加快社会经济发展是解决我们所有问题的关键”，就不难理解了。但是，苏联即使没有自然条件方面的不利因素（如纬度高），要像中国那样改革，还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政治障碍。第一个障碍是党务官员、政府官员和领导阶层以及其他精英成员根深蒂固的特权地位。这些人权势大，依据职位高低享受各种特殊待遇，不必经受苏联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受的艰辛。采用分散制订计划和决定商品价格的体制、解除集体农庄对农民的控制、给工厂经理以更大的自主权、奖励能干事业而不是只对党忠诚的人、关闭过时的工厂、拒绝接受次品、允许自由交流信息，所有这些都会被掌权者视为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威胁。苏共领导一方面要求加强教育、更为灵活地制订计划、在各行各业增加投资、加强纪律、反对酗酒、反对腐化，另一方面又强调说，一切改革都必须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决不能“搞任何市场经济和私人企业”。一位访问过苏联的人说，“苏联维持苏维埃制度需要低效率”。如果真的如此，戈尔巴乔夫先生关于苏维埃制度需要“深刻改革”的急切呼吁，就不会对苏联的经济增长率产生长期影响。

第二个政治障碍是，苏联国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太大。用什么方法能准确地计算出苏联军费开支总额并折合成西方的防务开支，一直是许多西方分析家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中央情报局1975年曾宣布，苏联武器的价格按卢布计算是原先估计的两倍，因而苏联的国防开支不是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6%～8%，而是11%～13%。这导致了对苏联军费的各种错误的解释。然而，确切的数字（苏联的计划工作者可能也不知道具体的数字）不如下面的事实更有意义：虽然1976年后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在逐步下降，但克里姆林宫用于国防的费用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仍是美国的两倍，甚至在里根重整军备时期仍然如此。这就是说，苏联武装力量占用了苏联本来可用于发展民用经济的大量训练有素的工人、科学家、机器设备和资金。这也不会像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只要苏联削减国防开支，其经济增长率就会像脱缰之马，奔腾向前。原因很简单，实现经济起飞需要很长时间。例如，一座T-72型坦克装配厂需要改建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产其他产品。另一方面，如果到2000年因与北约进行军备竞赛而导致苏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14%增至17%，苏联军方使用的设备（如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设备）将越来越多，对其他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将越来越少。经济学家们认为，这是苏联决策者面临的一大难题。但是，有迹象表明，今后苏联军费开支的增长率将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将给苏联的经济繁荣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苏联如同历史上的所有大国一样，在分配国家资源时，不得不在下述方面进行选择：（1）满足军事方面的要求，即满足苏联的安全需要；（2）满足苏联公众对更多的消费品、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工作条件的日益强烈的要求，改善社会服务，降低死亡率和患病率；（3）增加对农业、工业的投资，使苏联经济实现现代化，增加产量，赶上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满足国防和社会需要，对苏联的决策者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人们的印象是：尽管人民增加消费的要求非常强烈，苏联的经济现代化改造也十分迫切，莫斯科却无法摆脱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念的束缚，因此，已经做出基本抉择。除非戈尔巴乔夫政权确实决心进行改革，否则大炮总比黄油重要，（如果需要）也比发展经济重要。这些再加上其他因素，使得苏联完全不同于日本、西欧，甚至不同于中国和美国。

从历史的观点看，克里姆林宫继承了罗曼诺夫王朝和斯大林的衣钵，要求有一支可与任何大国军队相匹敌（或更庞大）的武装部队。毫无疑问，苏联当前的军事力量极其强大。要想提供准确的苏联年军费开支总额，看来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莫斯科官方公布的数字低得使人无法相信，用其他项目（如“科学”、太空计划、公安、民防、建筑等）掩盖了大量与国防有关的开支；另一方面，由于美元与卢布汇率经常人为地变动，对苏联预算程序了解有限，因此将苏制武器和苏联劳务费换算成美元相当困难（如美国中央情报局所做的）。由于对苏联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对苏联国防开支的“猜算”，可谓五花八门，人们完全可以各取所需。然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是，苏联武装部队中的各军兵种、核部队和常规部队（在陆地、在海上、在空中）都在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装。人们只要看看苏联迅速增加的陆基和海基战略导弹系统、数千架飞机和数万辆主战坦克、飞速发展的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专业兵种（空降兵、两栖作战部队、化学战部队、情报与反情报部队）的作战能力迅速加强，一切就都明白了。苏联取得这些成就所花的费用也许不像五角大楼那样多，但毫无疑问，苏联获得了只有美国才可与之匹敌的军事力量。这不是20世纪的军事波将金村，在第一次严重考验中就崩溃。

不过，苏联的军事机器也有弱点和问题。苏军并不是一支能征善战、能高效率地完成克里姆林宫所赋予的任何任务的军队。本章已经说明了其他大国战略家们所面临的困难。因此，我们现在应对苏联军事和政治领导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予以注意，但也不能因此认为，苏联的“寿命”不会太长。

从中期和远期看，苏联军事决策人所面临的困难是经济和人口问题。现在，首先谈谈技术问题。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再重复一下本书前面几章里提出的一个论点），只要其他大国军事技术的发展速度放慢，使武器装备、部队编制（不管是18世纪的步兵纵队，还是20世纪中期的装甲师）以及作战战术实现标准化，俄国就对西方国家享有最大的军事优势。但是，只要武器技术的发展螺旋式上升，质量的重要性大于数量时，俄国的军事优势就消失了。诚然，苏联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在沙皇时代存在的与西方的技术差距，其军方在利用国营经济的科技与生产力方面享有优先权。尽管如此，在许多技术领域，苏联还远远落后于西方。显而易见，有两种情况使苏联人忧心忡忡。一是近几十年来在中东和其他地区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中，苏制武器往往显得比美制装备略逊一筹。应当承认，朝鲜、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的飞行员与坦克手绝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也有充分理由怀疑，他们是否能用苏制武器打败使用在航空电子设备、雷达、微型制导系统等方面享有极大优势的美制武器的敌人。西方的苏联军事问题专家报告说，苏联在提高武器质量方面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在几年内就可生产出酷似美国武器系统的装备。这可能是苏联人采取的一种对策。然而，这样做会把苏联人也拖入正威胁着西方防务计划的旋涡：越是尖端的武器，制造的时间就越长，维修保养的时间就越多，装备的重量就越大，造价也就越高，而生产的数量则会减少。这对于一个习惯于依靠大量武器完成各项战略任务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趋势。

第二个使苏联对技术落后感到不安的情况与里根政府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有关。在现阶段，我们还难以相信这一计划真会使美国免受敌方的核袭击（例如，该计划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就无能为力），但它却可保护美国的导弹发射场、空军基地，能加重苏联国防开支的负担，使之生产更多的火箭和弹头，以便纯粹以数量来搞垮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系统。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不过，更令克里姆林宫不安的，是高技术常规战争带来的问题。一位评论家指出：

一个能摧毁99%的苏联来袭核弹头的防御系统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剩下的导弹仍具有巨大杀伤力……但是，如果美国能取得技术优势，能保证大量摧毁苏联的飞机、坦克、军舰等常规武器，苏联的数量优势就无足轻重了。在“星球大战”计划中不很理想的技术，可能在非核的战争中大显身手。

而且，这将迫使苏联人投入更多的资金，研制激光器、光学器材、超级计算机、制导系统和导航系统等先进技术装备。这也正如一位苏联发言人所说的：“将在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进行一场全新的军备竞赛。”前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元帅在1984年曾提醒人们注意苏联技术落后于西方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由此看来，红军对于它能否赢得这场竞赛的胜利信心不足。

另一方面，苏联潜在的人口问题可能威胁它一直享有的数量优势，即兵力优势。如上所述，这是由苏联总人口出生率下降和非俄罗斯地区人口出生率上升这两种趋势造成的。如果说这一情况会给苏联工农业劳动力配置造成不良后果的话，从长远看则会给征兵工作造成更大困难。按理说，每年从210万（原文如此——译者注）适龄男性中征召130万～150万新兵没有问题，但来自土耳其斯坦的亚洲青年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这些人中的许多人不精通俄语，操纵机械设备（且不说电子设备）的能力太差，有时还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所有关于苏联军队民族构成的研究报告都认为，军官、士官及火箭部队、空军、海军和技术部队的人员均主要为斯拉夫人，红军的一类师也主要是斯拉夫人，但苏军二类师、三类师和运输勤务部队的人员则主要是非斯拉夫人。这就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在与北约的常规战争中，如果一类师需要大量增援部队，这些“后续”师的作战效能如何将十分令人怀疑，把这种怀疑是否归于“种族偏见”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许多西方评论家也这样认为），从严格的军事角度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苏军总参谋部认为，苏联很大一部分适龄青年不可靠、智力低。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因为有报告说苏联南部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势力很大，且入侵阿富汗的苏军中少数民族部队表现不佳。

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人所面临的“民族问题”，并未因灌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有所减弱，其处境犹如80年前的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毋庸置疑，现在的控制措施要比1914年前严格得多，人们也可能对一些说法（如乌克兰是不满的“温床”）有保留意见。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1941年乌克兰人曾热烈欢迎德国入侵者，读过关于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不满的报道，听说过1978年格鲁吉亚人为抗议把俄语变为该共和国第一语言而举行的（成功的）暴力示威。或许，我们尤其应注意在中苏边界居住的、持骑墙态度的数百万哈萨克人和维吾尔族人，以及在不安定的苏土（耳其）、苏伊（朗）、苏阿（富汗）边境地区居住的4800万穆斯林。这些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惴惴不安，加重了他们的不安全感，使他们越来越为把比较“可靠”但数量不断减少的斯拉夫青年放于何处而操心费力。是应不顾工农业战线斯拉夫青年越来越少（这两条战线都迫切需要增加训练有素、思想忠诚的新成员），仍把他们送入军队，编入一类师或其他名声好的军队，还是应冒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风险，提高红军中非斯拉夫人的比例，从而把俄罗斯人及其斯拉夫同伴解脱出来，从事地方建设？苏联由于有“安全第一”的传统，很可能选择前一种做法。但是这远不能使之摆脱困境，因为这只是一种两害取其一的选择。

如果苏联战略家们所说的“力量对比”的经济因素颇使苏共政治局担心，那么迅速变化的全球力量对比中的军事形势，也不会使这些苏联领导人感到欣慰。无论苏联的军事机器在外国观察家看来有多么强大，多么令人望而生畏，将苏联军队与其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做一番对比是会有益的。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应分别考虑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在军事力量对比中人们最关心、最注意的是大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所掌握的战略核武器。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能毁灭人类的核力量。我们不妨先看看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1986年公布的美苏战略核弹头数（见表47）。

表47 美苏战略核弹头数（估计）

不同的人对这些数字有不同看法。对于只关心数量、担心数字有诈的人来说，他们将认真检查各类弹头的数量，并提醒人们注意美苏还拥有大量的战术核武器。在许多业余评论家和一般公众来看，美苏建成具有如此规模及杀伤能力的核武库，是一种政治无能或精神失常的表现。它们对这个星球上人类的一切日常生活都造成了威胁，应尽快全部销毁或大量削减。而大学和国防部门的研究者们则认为，核武器作为国家战略的手段之一，确实有可能被使用。因此，他们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深入研究双方的武器系统、升级战略和作战演习、军备控制的利弊与核查协定、“投掷重量”、“百万吨级当量”、“航天器预定着陆地带”、攻击目标方案和“第二次打击”等。

显而易见，在涉及500历史年的一本书内阐明“核问题”是相当困难的。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尤其是核武器的大规模部署，人们以传统观念来考虑战争、战略和经济问题是否已变得多余？一旦爆发全面核战争，北半球的每个人（可能也包括南半球的每个人）再估计核武器对世界事务中不断变化的力量对比的影响，是否已毫无意义？大国间的竞争不时演变成公开战争的传统模式是否在1945年已经彻底结束？

显然，我们无法对这些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尽管有核武器存在，仍有迹象表明今日的大国也可能重新采纳运用武力的传统观点。首先，两个超级大国现在处于核均势，或多年来已处于核均势。尽管人们对于是否存在“机会之窗”和任何一方是否具有“首次打击”能力争论不休，但非常清楚的一点是，美国和苏联都不能保证既消灭对手，自己又免遭毁灭，即使部署的“星球大战”系统也不能使这一局面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双方都在难以探测的潜艇上部署了大量潜射弹道导弹，美苏都无法确保自己能一举全歼敌方的所有武器。除非出现偶然诱发的核升级，这一情况及对“核冬天”的恐惧足以使决策者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双方就陷入了谁都无法摆脱的核僵局：既不可能消除核技术，超级大国也不可能丢弃所拥有的核武器，而它们又无法取得真正的优势（因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新武器系统可以仿制或对抗的反措施，而实际使用这些武器又风险太大）。

换言之，两个超级大国的庞大核武器将继续存在，但都无法使用（偶然事故除外），因为使用核武器违反在战争中（在其他大多数事物中也一样）“手段必须与目的相一致”这个自古有之的定理。在核战争中，人类遭受毁灭的危险太大，以致根本无法以战争手段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的目的。虽然许多智囊人物在潜心研究“进行核战争的战略”，但要驳倒杰维斯的观点是困难的。杰维斯认为：“理智地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语义不通。”一旦发射了第一枚导弹，美国丧失核垄断后双方一直“互为人质”的局面就会结束。由于核战争所造成的灾难极其巨大，任何有理智的政治领导人都不会首先跨越核门槛。除非由于人为的错误或技术故障（这都是可能的）引发核战争，否则美苏双方都不敢动用核武器。如果确实发生了冲突，双方政治、军事领导人会努力把冲突限制在常规范围内。

今后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两个相互对立的超级大国可能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核武器将扩散到世界上动荡不安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印度次大陆、南非和拉美）。由于这些国家不属于大国之列，本文不讨论它们在地区性冲突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鉴于核扩散会使全球政治更为复杂，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制止核扩散方面，美苏两国之间存在着共同点。核扩散趋势的发展可能使两个超级大国更加重视共同利益。

对迅速发展的中国、英国和法国的核力量，苏联则另有看法。在几年前，人们一致的看法是，三国的所有核武器在核力量对比中只是无足轻重的因素。由于这三国在核交锋中只能给苏联造成有限的损失，它们的核战略根本没有威慑作用。但情况表明，这种看法也许很快就要予以纠正。在苏联看来，最令人惊恐的事态莫过于中国核力量的增长。对于这一事态，苏联已经焦虑了25年。如果中国不仅能研制出更加先进的陆基洲际弹道导弹系统，还能按其意愿研制出潜射远程弹道导弹系统，如果双方无法圆满地解决中苏争端，那么中苏未来的边界武装冲突就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如果冲突真的升级，就目前情况看，中国会遭到严重破坏，但莫斯科也无法排除一定数量的中国导弹（到20世纪90年代数量会更多）击中苏联的可能性。

英法两国核发射系统的增多和弹头威力的增大在政治上虽不令人吃惊，在技术上却使莫斯科感到不安。直到最近，英法两国战略核武器系统是否能起到“威慑作用”仍令人怀疑。这两个国家用自己的那一点发射系统只能给苏联造成轻微的损失。因此，在美国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这恰是两国为自己拥有核武器系统进行辩护的理由），两国不会冒举国自杀的危险与苏联进行核战。但是，由于在今后几年英法的潜射弹道导弹会大量增加，这两个中等强国对苏联的杀伤能力将提高数倍。例如，采购携带“三叉戟-Ⅱ”型导弹系统的潜艇（因其价格昂贵、攻击力强而被《经济学人》杂志称为“核导弹的劳斯莱斯”）后，英国将拥有一支几乎战无不胜的威慑力量，可摧毁的苏联目标将从16个，增加到350余个。同样，法国携带M-4型多弹头远程导弹的“灵敏”号新式潜艇，可摧毁96个苏联目标。这个数字比法国5艘老式核潜艇（法国只有5艘核潜艇）所能摧毁的目标总数还要多。当其他几艘核潜艇也装上M-4型导弹后，法国的战略核弹头将增加5倍，并在理论上获得从数千英里的距离外攻击数百个苏联目标的能力。

当然，英法核力量的增强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无法预测的。在英国，许多知名人士指出，那种认为英国可以独立地使用核武器抗击苏联的想法实际上是不足取的。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却反驳说，英国的“自杀”至少能给苏联造成巨大的损失。法国公众和一些战略评论家感到法国政府所宣称的威慑政策作用也不大。但另一方面，人们有理由相信，非常认真地对待核战争可能性的苏联军事计划人员，肯定会对最近的事态发展感到头疼。他们不仅面临4个可给苏联心脏地区造成巨大破坏的国家（已不仅是美国一国），而且还必须考虑，如果苏联与4国中的一国（如中国）进行核交战，其余三国保持中立，坐视它们相互残杀，战后的世界军事力量对比会有何变化。正因为如此，苏联人才反复强调说，苏联在与美国签订《全面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时，不仅要考虑英法两国的核系统，还要考虑留出一定的力量对付中国。在克里姆林宫看来，所有这些情况已使核武器变为在执行合理的军事打击政策时无法使用的手段。

即使常规武器是衡量苏联军事力量的主要标准，是苏联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主要手段，我们也很难相信苏联人对目前国际军事力量对比会感到心中有数。这似乎是一个非常大胆的看法，因为人们经常听到的是，在美苏“军事力量对比”中，苏联的飞机、坦克、火炮、步兵师的总数远远多于美国。人们还经常宣称，北约部队在欧洲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将无力坚守阵地，在几天后就不得不使用核武器。但是，近来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报告认为，目前的真实情况是“双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保证自己取得胜利”。这一结论是进行了详尽的比较分析（例如对美国装甲师与苏联坦克师的编成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了某些影响更大但难以预测的因素（例如中国的作用、华沙条约的可靠性）后得出的。在此，我们只能加以简要说明。这一结论的根据即使大致属实，也会令苏联的参谋人员极不舒服。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是，任何关于常规力量的对比分析，都应将两个敌对联盟视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在欧洲尤其如此。只要这样观察问题，我们就会发现，北约不包括美国的部分要比华约不包括俄国的部分重要得多。的确，正像《1985年度英国国防白皮书》所指出的：“驻在欧洲的北约一线部队大部分来自欧洲国家，即欧洲国家提供90%的兵力、85%的坦克、95%的火炮、80%的战斗机以及在大西洋和欧洲海域70%以上的主力舰只……欧洲可动员兵力近700万人，而美国只有350万人。”当然，美国也在德国部署了25万人，一旦欧洲燃起战火就准备跨过大西洋的美国陆军师、空军中队也是必不可少的增援部队，且总的来看北约还要依赖美国的核威慑和美国的海上力量。但重要的是，北约这座大厦的基础较为牢固，不像华约那样头重脚轻、需要靠苏联。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北约盟国的防务开支比苏联的华约盟国高6倍；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每个国家的国防开支，比苏联以外华约各国军费的总和还要多。

如果全面衡量两大集团的力量，而不像西方人那样为了使自己的评估结果耸人听闻进行毫无道理的删节，我们就会发现，两个集团在多数方面处于战略均势。华约在某些方面虽有数量优势，但并不举足轻重。例如，双方在欧洲的地面部队数量大体相当，地面部队总数及后备役地面部队总数也大体相同。根据最准确的估计，华约的兵力为1390万人（其中640万为主力部队，750人为预备役），没有大大超过北约1190万人的总兵力（其中500万人为主力部队，680万人为预备役）。况且，华约军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三类师和红军的预备役部队。在极其重要的中欧战场，北约军队与大量的苏联装甲师和摩托步兵师相比，数量上的差距最为严重。但即使如此，如果想想在城镇林立、人口稠密的德国北部实施“快速机动进攻战”是多么困难，看看苏联5.2万辆主战坦克中有那么多是只能堵塞道路的老式T-54型坦克，我们就会感到华约的优势并非很令人不安。只要在弹药、燃料和武器等方面有充足的储备，北约就会比20世纪50年代更容易挫败苏联的常规进攻。

此外，在比较两大军事集团时，还要考虑团结、凝聚力等无法用数量表达的因素。北约的弱点是不容否认的。大西洋两岸经常为“军费负担”问题争论不休；出现危机时，各国政府为发射核导弹而必须进行反复协商也是个棘手的问题。联邦德国、英国、西班牙、希腊等国的“中左”政党内，有许多人主张中立并有反北约情绪，这些都不时引起焦虑。如果有朝一日，某个与华约西部边界接壤的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实行“芬兰化”，这不仅可使苏联在战略上得到重大利益，还可减轻苏联的经济负担。但是，即使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它也无法与苏联对东欧各国可靠性的担心相比。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民主德国希望与波恩改善关系的迹象，“蹑手蹑脚地走向资本主义”的匈牙利，波及波兰、罗马尼亚以及整个东欧的经济困难，都是苏联领导人必须正视而又很难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动用苏联红军就能解决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解释看来也不能使东欧人满意。尽管苏联领导人最近发表了一些关于现代化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政策进行重新审视的言论，但是人们还难以看到苏联要取消对东欧的控制。然而，这种种政治不满和经济困难的情况必然使人们更加怀疑华约非苏联军队的可靠性。例如，人们几乎都认为，波兰军队不会增强华约的力量，因为在战时苏联红军须对波兰军队及波兰境内至关重要的公路和铁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同样，人们也难以想象，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和匈牙利军队会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去积极主动地进攻北约阵地。甚至苏联盟军中战斗力最强、最现代化的民主德国军队的态度，在得到向西进攻的命令时也可能发生变化。的确，华约军队中大部分是苏联人（占4/5），苏军师在与西方的常规战争中将是真正的先头突击部队。不过，如果苏联红军指挥官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的同时，又要监视100多万战斗力不强而又不太可靠的东欧士兵，这任务可能不会轻松。北约以反攻（譬如攻入捷克斯洛伐克）来回敬华约进攻的可能性无论多么小，也能使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更加心神不安。

此外，苏联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起，就面临一个十分可怕的问题：可能与北约和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如果东西线战争同时发生，从一条战线向另一条战线调兵即使不是不可能，也会受到严格制约。即使战争只在一条战线爆发，克里姆林宫也不敢从潜在敌国沿边界部署有重兵的地区抽调兵力。事实也是如此。苏联不得不分出约50个师和1.3万辆坦克准备对付中苏冲突。苏联军队虽然比中国军队现代化程度高，机动能力强，但要彻底打败兵力是它4倍的对手，实在令人难以想象，更不用说长期占领了。这是假设战争保持在常规战争范围内的情况（由于苏联人曾暗示要毁灭中国，这种假设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如果中苏间进行核交锋，苏联计划制订者就得想想，核冲突后与仍坚守中立的西方相比，自己是否会居于劣势地位。同样，苏联人也得考虑在与北约打完核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后，在大伤元气、实力锐减的情况下，如何对付中国的压力。

虽然中国因其幅员辽阔成为苏联除北约以外最大的心病，但人们也不难想象苏联对其整个亚洲“侧翼”都不放心。从地缘政治上看，莫斯科大公国（俄国）在亚洲逐步扩张领土的传统政策已无法继续执行。且不说许多较小的亚洲国家，仅中国的重新崛起、印度的独立与发展、日本的经济复苏，就足以消除19世纪人们关于俄国会逐渐控制整个亚洲大陆的担心。（今天这种想法会使苏联总参谋部大惊失色！）的确，这还不能阻止苏联人像在阿富汗那样在周边地区得手。但是，阿富汗冲突的持续时间和在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反苏情绪证明，苏联人要进一步扩张领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付出无法估量的代价。一个世纪前，俄国沙皇曾信心十足地宣布他的“亚洲使命”，而当今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则不得不担心从中东向其南部边界渗透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中国的威胁，以及在阿富汗、朝鲜和越南出现的复杂局势。苏联无论在亚洲部署了多少个师，都无法确保其漫长的边界线的“安全”，尤其是西伯利亚大铁路极易因遭敌火箭袭击而中断。西伯利亚铁路中断后，远东地区的苏联军队将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

由于有关心本土安全的传统，所以苏联的海上力量和海外力量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并不奇怪。这不是说，我们无视苏联海军在过去25年中令人瞩目的发展，对苏联各种性能大大改善的新型潜艇、水面舰艇和正在建造的试验性航空母舰视而不见；也不是否认苏联商船队、渔船队的迅速壮大，以及它们可能起到的重要战略作用。但是，苏联海军在攻击能力方面，与拥有15个航空母舰特混编队的美国海军相比，还相差甚远。而且，我们如果比较两大军事集团的海军，而不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海军，就会发现美国-北约盟国的海军实力相当强大。

如表48所示，西方盟国的主要水面作战舰只为华约的两倍，海军飞机为华约的3倍，潜艇几乎与华约旗鼓相当。况且，华约许多大型水面舰只已服役20多年，探测敌潜艇的能力有限，75%的海军人员是应征士兵（西方则是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因此，人们很难看出苏联在近期内会拥有夺取“制海权”的能力。

表48 北约与华约海军实力对比

最后一点是，如果苏联海军新式大型水面舰只的真正任务是在巴伦支海等海域充当“海上堡垒”，保护本国的核导弹潜艇不受北约的攻击（也就是说，苏联舰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本国的战略威慑力量），那么苏联海军显然没有多余的部队（老式潜艇除外）可用于切断北约的海上交通线。由此我们还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与西方进行大规模冲突时，苏联无法向其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基地和部队提供支援。尽管人们对苏联向第三世界的渗透大肆渲染，但苏联的海外（指东欧和阿富汗以外）驻军很少，其海外主要基地在越南、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和古巴。这些国家要求苏联提供大量财政援助，苏联对此似乎日益不满。苏联可能已经意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在有中国卷入的战争中极易遭到破坏。因此，它正有计划地开辟一条经印度洋到其远东领土的海上交通线。但是，按照现在的形势看，这条航线也并不可靠。苏联的势力范围无法与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部队和舰队的美国（还有英国和法国）相比，苏联那几个无遮无掩的基地在战争中无法逃避西方的打击。如果把日本、中国和某些亲西方国家的小国再算进去，形势就对苏联更加不利。当然，以武力把苏联人赶出第三世界在经济上对苏联并不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它在第三世界的贸易、投资和贷款，与西方相比微不足道。不过，这再次表明苏联还不完全是一个全球性大国。

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在夸大苏联与西方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苏联计划制订者的确在考虑“最坏的情况”。苏联军备控制谈判人员总是反驳苏联军事力量应与美国相等的观点，说苏联要有“分外”的力量对付中国，保证自己8000英里边界线的安全。任何一位明白事理的观察家都会认为，苏联确保自己安全的力量已绰绰有余，它继续制造更新式的武器系统，只会使别国感到不安全。但是，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继承了军国主义和时常类似偏执狂的治国传统，在他们看来，苏联与东欧、中东“北部”的边界和与中国漫长的共同边界都可能顷刻崩溃。但是，部署了那么多的苏军师和空军中队来保卫这些边界，苏联人并未获得所希望的安全感。苏联也不敢从东欧撤军或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因为它担心这样做会在当地引起一系列反应，还害怕被视为是莫斯科丧失意志的表现。克里姆林宫在为解决确保其漫长的陆地边界安全这一传统难题而努力的时候，还必须竭尽全力在火箭技术、卫星运载武器、探索太空等方面赶超美国。因此，苏联，或更加确切地说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制度，在世界力量竞争中，在整体素质上都在经受考验。苏联不喜欢处于不利的地位。

如果苏联经济发展比较健康，它的处境（或力量对比）肯定比现在好（这使我们又回到了俄国的老问题上）。经济对苏联军事之所以至关重要，不仅因为苏联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武器和薪金均来源于经济，还因为他们知道经济在持久的、有大国参加的联盟战争中十分重要。1979年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认为，全球性联盟战争也许是短暂的，使用核武器时尤其如此；“但是，考虑到联盟中参战国巨大的军事、经济潜力，也不能排除打持久战的可能性”。如果这样的战争成为持久战，经济支持力将像过去历次联盟战争中一样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前景不会使苏联领导人感到欣慰，因为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苏联仅占12%～13%（加上华约卫星国也只有17%）。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仅远远低于美国和西欧，而且正在被日本超越。如果中苏两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目前水平，30年后中国将赶上苏联。如果有人觉得这一结论夸大其词，不妨重读一下《经济学人》杂志的评论：1913年“沙皇俄国每人每小时的实际产值是日本的3.5倍，然而经过近70年的岁月后，苏联的人均产值却只及日本的1/4”。因此，无论人们如何估价苏联目前的军事力量，到21世纪初它在世界各经济大国中很可能退居到第四位或第五位。这将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因为这对苏联国力有深远影响。

这并不是说苏联已接近崩溃的边缘，也不能把它看成一个几乎具有超强力量的国家。但这的确表明，苏联正面临着左右为难的选择。正如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所说：“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基本政策——大炮、黄油、增长率，已不可能再执行下去了……即使在很乐观的情况下，苏联将面临的经济困难，也要比它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所遇到的严重得多。”预计，俄国人将为发展经济做出更大努力。但是，即使莫斯科有一个积极进取的政府，它也不可能为发展经济而放弃“科学社会主义”，更不可能为减轻负担而大量削减国防开支从而影响苏联国家的军事核心。因此，苏联摆脱其目前困境的希望不容乐观。如果没有庞大的军事力量，苏联在世界上就无足轻重；而有了庞大的军事力量，苏联既让他人感到不安全，也妨碍了自己的经济发展。这真使苏联进退维谷。

但是，西方不能对此喜出望外，因为苏联没有听任自己建立起来的国家衰败的传统和习惯。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扩张过度、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本书所述及的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拿破仑帝国和大英帝国），都是在大国战争中被打败，或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而不得不进行政治收缩时（如1945年以后的英国），才退回本国境内的。对苏联的困难喜形于色、期待这个帝国崩溃的人不应该忘记，这种转变不总是以人们预想的方式进行，而且，通常要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

相对衰落的美国

当你致力于分析美国的现实境况并探索它的未来时，由于两个重要的区别，有必要牢记苏联所面临的困难。这两个区别是：第一，尽管有人会说，在已往的几十年里，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比苏联衰落得相对快些，但它的问题远不如它的对手苏联严重。况且，美国的绝对实力（特别是在工业和技术领域）远比苏联雄厚。第二，同一个僵化且控制甚严的大国相比，美国社会那种结构松散和自由放任的特性（尽管不无缺点），有可能在适应变化的环境方面赋予它更好的机会。但是，反过来，这又要求美国领导人能理解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的更大的变动进程，要求他们在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意识到美国自身的优势和弱点。

尽管就目前来讲美国在经济上甚至军事上仍是天下无双，但它迟早逃脱不了两种重大考验，这两种考验对任何在世界事务中占据“第一”的大国的寿命都曾构成严峻挑战。这两种考验是：在军事或战略领域，该大国能否在其预期的国防需求和它所拥有的履行所承担义务的手段之间，保持适度的平衡；同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全球生产格局，该大国能否在相对的衰落中保持其实力的科技和经济基础。这种对美国能力的挑战将会更加严峻，因为正像1600年前后的西班牙帝国或者1900年前后的大英帝国一样，美国是大量战略义务的继承者，而这些义务都是在几十年前国家影响世界事务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能力如此毋庸置疑的时候所承担下来的。结果是，同以往大国的兴衰史十分相像，美国也正面临着“帝国战线过长”的危险，也就是说，华盛顿的决策者不得不正视这样一种棘手而持久的现实，即美国全球利益和它所承担的义务总和，已远远超过它能同时保卫的能力。

同以往被战略上的过度扩展所困扰的大国不同的是，美国还面临着核毁灭的危险。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一点完全改变了国际强权政治的性质。如果一场大规模的核战争真的发生，那么有关美国“前途”的任何考虑都将值得怀疑，以至于使这种考虑本身毫无意义；即使美国在这样一场冲突中（因其防御系统和地理优势）处于比法国或日本更有利的地位，情况也完全一样。另一方面，1945年以后军备竞赛的历史已经表明，尽管核武器对东方和西方都构成巨大威胁，但它们对谁都显得难以使用，这正是大国之所以增加常规力量方面的开支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如果存在大国之间有朝一日卷入一场非核战争（不论是纯地区性的还是较大规模的）的可能性，那么今日美国同昔日的西班牙帝国或爱德华七世时的大英帝国在战略环境上的相似之处，就变得十分明显而且恰如其分。在每一种情况下，衰落中的头号强国都面临着众多威胁，而且这些威胁对其本土安全（就美国来讲，被一支入侵军队征服的前景十分遥远）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对国家的海外利益来说却是十分严峻，因为它们的海外利益如此广泛，以致很难同时保卫；并且要想放弃其中任何一种利益而又不冒更大的风险，几乎同样困难。应当指出，美国的每一种海外利益都是因它在当时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常常又颇为紧迫）的理由承担起来的，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美国出面的这些理由尚未消失。对华盛顿的决策者来讲，美国在世界某些地方的利益比几十年前甚至更为重大了。

就美国在中东所承担的义务而言，这一点非常正确。这是一个西自摩洛哥、东到阿富汗的广阔地带；正是在这里，美国面临着一系列的冲突和难题，仅这些问题本身（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就足以使人“喘不过气来”，望而却步。中东既控制着世界石油供应量的绝大部分，又很容易受到苏联的渗透；美国国内有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院外集团，在坚定不移地为孤立但在军事上却卓有成效的以色列奔走呼号；这里的那些有亲西方倾向的阿拉伯国家（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海湾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既受到来自内部的伊斯兰宗教激进主义者的压力，又面临来自外部如利比亚之类的威胁；这里的所有阿拉伯国家，不管它们之间如何争斗，都一致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策。所有这些都使该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然而，与此同时，任何简单的政策选择都难以适用于该地区，这又使人手足无措。另外，该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可能经常发生战事的地区（至少一些地方是如此）。最后，该地区还有一个苏联试图以武力征服的阿富汗。因此，毫不奇怪，中东一直被美国视为需要持久关注——不论通过外交方式，还是通过军事行动——的重点地区。然而，1979年在伊朗解救人质行动的失败和1983年在黎巴嫩冒险的厄运，仍然记忆犹新，加之该地区矛盾的外交复杂性（如何既支持沙特阿拉伯又不使以色列担惊受怕）和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不得人心，都使美国政府要想推行一项连贯的、长期的中东政策非常困难。

在拉丁美洲，也可看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日益增长的挑战。如果世界上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债务危机，并给全球的信贷体系，特别是给美国的银行以沉重打击，那么这场危机最有可能从拉美开始。事实上，拉美的经济问题不仅降低了美国许多著名银行对客户信贷分类的等级，而且还导致了美国制品对该地区出口的持续下降。在这里也正如在东亚一样，世界上先进的富裕国家提高对进口的低劳动成本制品的关税，并对海外援助计划表示冷淡。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小的威胁，足以引起人们的担心。所有这些问题又同拉美地区几十年来在经济上和社会上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掺杂在一起；同时，拉美地区的人口爆炸正日益压迫着它所能获得的资源，也对大多数拉美国家陈旧的、保守的统治体系产生了强大压力。这导致了种种基础广泛的社会和宪法改革运动，甚至还有彻底的“革命”运动，而后者又受到了来自古巴和尼加拉瓜激进政权的影响。由于反对革命的政府宣称要铲除国内所有的共产主义苗头，并请求美国帮助实现这一目的，这些运动反而又导致了保守主义的回潮。拉美地区所存在的这些社会和政治裂痕，常常迫使美国在两种愿望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拉美各国提携民主权利，还是战胜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拉美地区的问题也使得美国在以下两种策略之间进行权衡——能否仅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能否诉诸武力行动（像格林纳达事件那样），它为此而煞费苦心。

然而，最令人忧虑的问题还在美国的南边，这一问题使得苏联面临的波兰“危机”都显得黯然失色。美墨关系的现状简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墨西哥已处于经济崩溃和违约赖账的边缘，它国内的经济危机使得每年都有10多万墨西哥人非法流入美国，它同美国之间最有利可图的贸易突然成了残忍、野蛮地经营毒品走私，而美墨边界对于这类贩运活动仍然非常容易渗透。

如果说对美国远东利益的挑战还很遥远的话，那么这并不能削弱东亚这一广大地区在今天的重大意义。远东居住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美国对外贸易中最重要的并且日益增长的部分，正是同“太平洋周边”国家进行的；世界上未来的两大国——中国和日本就位于此地；苏联也直接和间接（通过越南）地属于远东地区。该地区还有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它们脆弱的准民主制度彻底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另一方面，它们又都削低价格与美国的工业制品进行竞争，从纺织到电子无不如此。正是在远东地区，美国一直承担着大量的军事义务，这作为早期“冷战”的产物一直存在着。

即使仅仅把这些义务列一个清单，也能揭示出美国远东利益的那种非同寻常和范围广泛的特点。几年以前，美国国防部试图就其在远东的利益问题准备一份概要文件，而它那十分简洁的文字却披露出那些战略义务的无限范围：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已通过以下诸条约正式申明：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双边条约，使泰国成为我条约成员的《马尼拉条约》，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澳新美安全条约》。我们还通过在朝鲜和日本驻守陆空部队，将我第七舰队部署于西太平洋前沿而进一步扩大了它的意义。我们在该地区的最高目标是与友国和盟国协力做到：

——维护我重要海上航线和我在该地区利益之安全，保持我履行在太平洋和东亚所承担的义务之能力；阻止苏联、朝鲜和越南干涉他国事务；与中国建立持久的战略关系；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和独立。

进一步讲，这一段精心挑选的文字难免会掩盖很多十分微妙的政治和战略问题，比如如何同中国建立良好关系而又不放弃中国台湾；如何在尽力控制友好国家的产品流入美国市场的同时，“支持友好国家的稳定和独立”；如何使日本为保卫西太平洋的安全承担更多责任，而又不致引起日本邻国的不安；如何维持美国的海外基地（比如在菲律宾的基地），而又不激起当地人民的反美情绪；如何减少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而又不至于向朝鲜传递错误“信号”……

更为重要的——至少按军事部署来衡量如此——还是美国在西欧的利害关系。保卫西欧是美国陆军和大部分海空力量高于一切的战略原则。根据一些秘密的统计数字，美国实际上将其一般常规部队的50%或60%派驻在北约国家，而（批评家们反复指出）北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仅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用于国防开支，尽管欧洲的全部人口和总收入现已超过美国。在这里，笔者不打算重复“分摊负担”讨论中欧洲所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诸如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国家为维持征兵制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之类），也不想讨论这样一种观点，即假如西欧“芬兰化”，那么美国可能会为保卫西欧拿出比现在更多的军费。从美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西欧比日本似乎永远都较易受到苏联的压力，部分原因是西欧不是一个岛国，部分原因是苏联在欧洲的东部前线集中了它陆空力量的最大部分，而且明显地超过了其内部安全的合理需要。尽管如此，这仍不可能使苏联拥有横扫西欧的军事能力，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单方面陆续撤走美国的地面和空军部队，则要谨慎从事。即使西欧这一世界上工业生产最为集中的基地可能落入苏联手中的微小可能，也足以使五角大楼相信，“西欧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特别重要”。

但是，不管美国对欧洲所承担的义务在战略上多么合乎逻辑，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保证某种军事和政治纠纷不会导致大西洋两岸的不和。虽然北约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把美国和西欧紧密联在一起，但是从经济上讲，尤其是在农产品市场日益缩小的情况下，欧共体本身也像日本一样，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尽管欧洲官方政策一直强调躲在美国“核保护伞”下的重要性，但是欧洲公众对于在自己的土地上部署美国武器（巡航导弹、潘兴Ⅱ式导弹、载有三叉戟导弹的潜艇，更不消说中子弹）的后果，仍然深感不安。但是，（又回到前面谈过的问题）假如两个超级大国在一场大规模的冲突中避免“跨越核门槛”，那么这对于使用常规手段保卫西欧仍然存在许多难题。首先，使用常规手段费用十分昂贵。其次，即使有根据表明华约的地面和空中部队事实上可以被牵制住，这种观点也意味着北约现有兵力必须得到加强。依照这种观点，没有任何事情能比减少或撤走美国驻欧军队更令人担心的了，不管这么做的经济理由和加强美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的要求多么迫切。但是，在美国如此众多的武装部队投入西欧这一特定地区的情况下，要想推行一种既是全球性又具灵活性的大战略，确实极其困难。

考虑到上述情况，最关心美国力量与其所承担的义务之间脱节现象的，竟是武装部队本身，这就毫不奇怪了。因为，如果美国的战略弱点在一场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暴露无遗，那么他们将是第一个受害者。有鉴于此，五角大楼不时发出这样的警告，即它正被迫从事一场全球范围的“后勤供应大搬家”的游戏，一有新的麻烦，它就将部队从一个“热点”转移到另一个“热点”。1983年，美国在中美、格林纳达、乍得和黎巴嫩进行的重新部署，致使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疾呼美国兵力与战略之间的“搭配不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果真如此，那么问题也是在多年以前就已存在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有趣的是，给美国武装部队“伸展过度”的警告配上“美国全球主要军事部署图”，酷似以前的世界大国——大英帝国在其战略扩张达到顶峰时期所拥有的遍布全球的海军基地和驻军分布。

从另一方面来讲，要求美国同时保卫其所有海外利益而又没有一些盟友的帮助——比如说西欧的北约成员国，中东的以色列，太平洋的日本、澳大利亚，可能的话还有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所有的地区性倾向在防卫方面也不可能都对美国不利，比如说，尽管捉摸不定的朝鲜对南方进攻的可能性一直存在，但这种行为将不会受到中国的欢迎；另外，韩国本身已经拥有了两倍于朝鲜的人口和4倍于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样雄厚的实力。同样，虽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总是引起华盛顿的大惊小怪，但是中国对苏联通往远东的海陆交通线已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苏联扩张的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已清醒地承认：“我们永远也不能以百分之百的信心有效地满足我们承担的所有义务。”这一认识是十分正确的，但是，假如我们能够考虑到世界上潜在的反苏力量（美、西欧、日、中、澳）的总和远远大于站在苏联一边的力量总和，那么问题就可能不像初看起来那样令人担忧了。

尽管有此安慰，美国大战略的基本困境仍然存在：今日美国几乎承担着同它在1/4世纪以前同样多的义务，而当时它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量、军费开支和武装部队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都比现在要大得多。即使在它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40年后和它从越南脱身10多年后的1985年，美国在国外驻守的武装部队仍达52万人（包括6.5万名海军人员）。顺便指出，这个总数实质上已大大超过了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在平时的海外陆海军驻军总数。然而，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和许多文职专家所强烈陈述的意见，这点儿人根本不够。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国防预算已增加了两倍，但是它的“现役武装部队的人数只增加了5%”。正如英国和法国在其帝国时期所发现的那样，一个承担有广泛海外义务的国家，比起一个只是为了本土防御而保持武装部队的国家来说，始终都面临一个更为难办的“人力问题”；而且，在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放任的社会里，由于征兵不得人心，这一问题也就格外严重。

如果没有对美国制度本身的效率提出——至少是从越战以来——如此众多的怀疑，那么这种对它在世界范围内利益和能力之间存在的差距的担心，也许还不太强烈。由于这些问题在其他的研究中都被反复讨论过，这里只对它们进行简要的概括，也不对“国防改革”这一热门话题作进一步讨论。例如，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主要领域一直是军种之间的竞争程度，尽管这一问题在许多国家的军队中普遍存在，但在美国体制中似乎根深蒂固。原因可能在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权力相对微弱，还可能在于同战略和作战领域相比，要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武器采购。在和平时期，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官僚政治”的一个极端典型而不予重视，但在实际的战争时期，比如说，在紧急情况下派遣包括4个军种的快速部署联合特混编队，如没有适当的协调，就可能造成致命后果。

就军事采购这一领域来讲，所谓“浪费、弄虚作假和滥用职权”的批评也是司空见惯的。近年来造价昂贵但性能不合要求的武器引起公众关注，出现了种种丑闻，其原因有诸多合理的解释，例如在“军工部门”中缺乏适当的投标竞争和市场力量，武器系统本身“日益昂贵”的倾向，何况还有军火商对高额利润的追求等。但是，把采购过程中的缺陷同正在发生的明显而根本的变革——新的技术进步对战争艺术带来的广泛影响——割裂开来是很困难的。尽管在高科技领域苏联通常是最脆弱的——这表明美国武器的质量可以抵消苏联武器如坦克和飞机数量的优势——但是，卡斯帕·温伯格就采购新的武器装备而提出的“竞争战略”，仍具有明显的诱人之处。不过，里根政府在其第一任期内比卡特政府在飞机上多支出75%的军费而最终只多得了9%的飞机这一事实，揭示了20世纪末期美国军事采购中存在的这一令人震惊的问题：假使技术进步的逻辑迫使人们花费越来越多的金钱，却只能得到越来越少的武器系统。那么在一场激烈的常规战争初期过后，美国及其盟国是否还真能准备起充足的、先进而造价昂贵的飞机和坦克呢？如果美国海军在一场第三次大西洋海战中的初期阶段就遭受惨重损失，它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潜艇或护卫舰呢？如果没有，结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因为十分明显，当今武器的复杂性使得武器本身难以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在短期内就得到更换。

这一困境又因制定美国国防政策这一复杂过程中的两个因素而更显严重。首先是预算的限制，除非外部环境对自身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否则要想争取国防开支有比以往较大的提高，比如增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7.5%，那将是一场异乎寻常的政治游说；特别是由于联邦赤字的规模迫使美国将平衡政府开支作为首要问题之后，增加军费开支更为困难。但是，假如国防开支增长速度的下降或者干脆停止，恰好同武器费用的攀升碰到一起，那么五角大楼面临的困难将会雪上加霜。

其次，像美国这样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所必须应付的军事突发事件错综复杂、多种多样；每一种不同的事件对所需的武装部队和武器都有不同的要求。这一点在大国的历史上不是没有先例。当年的英国陆军由于不得不在印度东北边境或在比利时作战，曾经常处于捉襟见肘的困境之中。但是这种挑战比起今日“头号”强国所面临的艰难任务，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如果美国的关键问题是在各种水平上保持对苏联的核威慑，那么它就必然会把大量金钱投在诸如MX导弹、B-I和“隐形”轰炸机、潘兴Ⅱ式导弹、巡航导弹、载三叉戟导弹的潜艇之类的武器上。如果同华沙条约集团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是最有可能的方案，那么资金大概就要流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战术飞机、主战坦克、大型航母、护卫舰、攻击潜艇以及后勤保障建设。假如美苏避免直接相撞但有可能在第三世界激烈角逐，则所需武器就会混合搭配：小型武器、直升机、轻型航母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得到加强并成为中坚力量。由此可见，有关“国防改革”的大量争论来自对美国可能应付的战争类型的不同估计。但是，如果政府决策人士估计错误，后果又将如何呢？

进一步讲，对美国这种体制效率的主要担心——甚至“重振”国威的坚决支持者们都如此表示——在于现行的决策体系能否保证推行一个适当的大战略。这不仅意味着要实现军事政策上更大的连贯性，以减少“海洋战略”和“联盟作战”之间的争吵，而且还要求实现美国长远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之间的协调一致，以取代已成为华盛顿决策重要特点的官僚内斗。关于这一点，一个常被引用的例子就是，决策部门之间对于美国在海外怎样和在何地使用其武装部队，以加强或是保卫其国家利益的频繁的公开争执——国务院要求对威胁到这些利益的行为做出明确而坚决的反应，而国防部则不情愿（特别是在黎巴嫩的冒险失败以后）卷入海外麻烦，除非有特殊情况。但是，五角大楼也有过与此相反的例子，即它偏爱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事先不同主要盟国协商就单方面做出决定（比如战略防御计划SDI和主动违反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这却给国务院留下不少难题。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尤其是国家安全顾问个人的地位，也有不少使人难以捉摸的问题。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也常常是零打碎敲、前后不一，这部分是由于存在十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部分是由于美国在支持保守的、亲西方的阿拉伯国家以抵制苏联对该地区的渗透方面的战略利益，常常受到其国内亲以色列院外集团有组织的激烈反对和冲击。在如何运用经济手段（从贸易制裁、禁止转让技术到外援许可证、武器销售和粮食出口）支持美国的外交利益方面（这些利益影响到对第三世界、南非、苏联、波兰、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各部门、机构之间经常争执不下，致使各项政策之间有时互不协调、相互矛盾。一方面，任何明智的人都不会坚持认为，每一个困扰世界的对外政策问题都有一个明显而现成的“解决办法”；另一方面，决策体制内部经常发生分歧，对保护美国的长远利益肯定没有帮助。

所有这些问题使得那些悲观的批评家对华盛顿决策者活动于其中的整个政治体制提出怀疑。这是一个过于庞大而复杂的问题，难以在这里深入探讨。但它日益表明，对于一个需要依据世界事务中难以驾驭的巨大变化来修订其大战略的国家来说，每隔两年都可能造成外交决策停顿的这种选举制度，可能没有多大好处；由院外集团、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利益集团这些对不同的政策变化明显抱有偏见的团体所施加的强大压力，也可能于事无补。大众传播媒介对重要而复杂的国际和战略问题所固有的“简单化”倾向——它们关注这些问题的时间和空间有限；其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赚钱和招徕读者和听众，报道本身的客观性并不重要——恐怕也无助于国家。在美国社会文化中势力仍然强大的“逃避现实责任”的心理倾向，对当今美国更不会有什么裨益，尽管就美国昔日的“边疆”眼光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于适应今日日益复杂和一体化的世界以及同其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交往，却是一个障碍。最后，美国也不可能永远受其分权体制，即立法权与决策权分立这种体制的帮助，因为分权原则是200多年前美国在地理和战略上尚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谨慎确立的；而且当时有充裕的时间，能对寥寥无几的真正算得上“对外”政策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它已成为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又常常不得不迅速调整对那些几乎不受什么束缚的独立国家的政策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已是日益困难。在这些难题中，对实施一项前后一致的、长远的美国大战略构成难以克服的障碍的已不止一个；而它们的不断积累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则使得在选举年对那些看来有损于某些特殊利益的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比不作调整更加困难。因此，也许正是在文化和国内政治领域里，为迎接21世纪而发展和完善一项有效的美国总体政策，将受到最大的考验。

有关保卫美国全球利益的“手段与目的”之间适当关系的最后一个问题，同逼近美国的经济挑战密切相关，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复杂多样，已对制定国家政策构成无比的压力和威胁。美国经济的广泛性和复杂性使我们很难对各个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做一概括，特别是在它不断发出矛盾信号的时期里，尤为困难。尽管如此，在上一篇中所描述的一切特征仍然适用。

第一个特征是，与世界生产相比，美国工业相对衰落。不仅在旧的制造业（如纺织、钢铁、造船）和基础化学领域是这样，而且在世界的人工智能、航天、汽车、机床和计算机领域所占的比重中也是如此，尽管现在很难判断经济技术领域里竞争的最后结果。在以上两个领域里，美国都存在大量问题：在传统的基础工业方面，美国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之间在工资水准上的差别很大，任何“提高效率的措施”恐怕都难以奏效；如果美国在未来技术的竞争中真的输掉（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那么情况就会更加糟糕。例如，1986年末，美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指出，美国在高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盈余已从1980年的270亿美元减少到1985年的40亿美元，而且正在迅速走向亏损。

衰落的第二个部门（一般也是人们很少料到的）就是农业。仅10年前，农业专家们还在预言，在粮食需求和农业产量之间将会出现全球性的不平衡。但是，他们所预测的这种饥荒和灾难的前景，反而招致两种强烈的反应。其一是在海外食物销售无限广阔的前景刺激下，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其二就是，在西方世界的资助下，进行大量研究，以便用科学方法提高第三世界的谷物产量。这项工作十分成功，以至于使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了粮食出口国，因而也自然成了美国的竞争者。这两种趋势同欧共体因其价格补贴体制而成为过剩农产品生产者的过程殊途同归。结果专家们现在转而提出了“世界充满着食物”之说，这又反过来导致了农产品价格和美国粮食出口的急剧下跌，也迫使许多农场主停产歇业。

因此毫不奇怪，正是这些经济问题导致了遍及美国经济各部门和弥漫于商人、工会、农场主及其各自的国会议员之间的保护主义浪潮。正如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关税改革”之争一样，加强保护措施的辩护者抱怨外国所进行的不公正行为和低成本制品在美国的倾销，谴责国外对农场主的大量补贴；而且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政府放弃对贸易的不干涉政策并实行强硬的反倾销措施，才能应对这些国外竞争的压力。他们的许多怨言（比如日本廉价硅片充斥美国市场）都是有道理的。广义上说，这种保护主义情绪恰恰反映了曾是天下无敌的美国制造业优势地位的衰落。犹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一样，1945年后的美国支持自由贸易和公开竞争，不仅是由于他们垄断了全球商业以及由此带来了繁荣，而且因为他们懂得，如果消除保护主义，那么最有可能受惠的是他们自己。但是40年后，随着这种自信心的下降，美国的观点将转向保护国内市场和国内生产者。总之，正像英帝国早期的情况一样，现存制度的保护者总会提出，提高关税不仅可能削弱国内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而且还可能导致种种外来的不利反应，比如全球关税战、抵制美国货、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货币贬值，以及再次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

伴随着这些影响美国制造业和农业的问题而来的，还有国家金融领域里前所未有的动荡。美国工业制品在国外竞争力的削弱和农产品出口的下降，共同造成了美国在有形贸易方面的巨额逆差——到1986年5月为止的12个月里，逆差额为l600亿美元；更使人担心的是，这一贸易赤字再也不能用美国在“无形”贸易方面的收益来抵偿，而后者通常是成熟经济的依靠（比如1914年前的大英帝国）。恰恰相反，要维持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吸收外资，在短短几年之内，将自己从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最大的债务国。

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按照某些批评家的看法，这一问题的根源是——长期以来美国政府本身的预算政策。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华盛顿已有这样的倾向，即依靠赤字财政而不是依靠增加税收，来支付日益庞大的国防和社会计划的开支。但是，里根政府在80年代早期的政策——如大规模地增加国防开支，大量降低税收，而在联邦开支的其他方面没有相应减少——导致了赤字的超常上升，从而也使国家债台高筑（如表49所表明的那样）。

表49 1980～1985年联邦赤字、债务和利息

（单位：10亿美元）

很多警告指出，这种趋势的继续发展，将使美国债务在2000年以前跃至13万亿美元（为1980年债务的14倍），为此所付的利息将上升到1.5万亿美元（为1980年的29倍）。事实上，降低利率虽可能减少这些估计数字，但整个趋势仍然十分不利。即使联邦赤字能够降到“只有”1000亿美元，到21世纪早期，国债加上利息付款仍将使美国数额空前的金钱流向同一方向。从历史上讲，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增加其负债程度的仅有的另一例子，就是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而当时的财政危机加速了其国内政治危机的爆发。

美国的贸易和联邦赤字现时已同世界经济中的一种新现象相互影响、相互推动，这种现象可以表述为国际资本运动同商品贸易和劳务的“脱臼”。由于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制成品和金融服务业的贸易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其贸易金额每年可达3万亿美元。但是，这同今日世界货币市场上资本流动的惊人规模——比如，仅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的流通量就“至少相当于世界贸易额的25倍”——比较起来，就大为逊色了。这一趋势曾受到70年代一些事态（比如固定汇率转变为浮动汇率，欧佩克成员国大量过剩的石油美元等）的刺激，也受到美国赤字的推动，因为联邦政府消除支出和收入悬殊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欧洲和（特别是）日本吸收大量的流动资金，像上面讲过的那样，把美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事实上，没有80年代早期的外资流入，很难想象美国经济能维持下去，尽管这会引起美元汇率上升这一难以对付的后果，并进而损害美国农业和制造业产品的出口。但是，外资流入又提出了这么一个使人担心的问题：一旦数额如此巨大而又十分活跃的外资撤出美国，致使美元汇率急剧下跌，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这种种趋势反而说明，那种危言耸听之说夸大了美国经济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没能指明这些发展变化的“正常性”。比如，倘若在70年代末没有这么多人以飞涨的价格和很高的利率购买土地，美国中西部农业区的经济情况可能不会太糟。另外，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移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发生在所有发达国家里的共同现象；同时还应想到，即使制造业中的雇佣劳动力（尤其是蓝领工人）的数量一直在下降，美国制造业的绝对产量还是一直上升的。就制造业中的雇佣劳动力的减少而言，也是—种“正常”的趋势，因为世界生产正日益从材料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与此相似，美国的金融机构日益转变成世界性的金融机构——世界上共有3个国际金融中心（东京、伦敦和纽约）——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它操纵着（也得益于）大量的流动资本，这只会提高美国服务业的收入。只要通货膨胀为一国特定时期所需要且允许，即使每年有大量的联邦赤字和巨额国债，问题也不会过于严重；甚至有些人还持这样的看法，认为经济自会“按自己的方式摆脱”赤字，或者政治家们会采取适当措施来减少赤字，要么提高税收，要么压缩开支，或者二者兼施。他们指出，过于草率地削减赤字的努力很可能引起大规模的衰退。

更使人宽心的，据说是美国经济中积极的增长信号。由于服务行业的繁荣，美国在过去10年中比其在和平时期的任何时候都更迅速地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当然也比欧洲要快。与此相联系，更大规模的劳工流动也有利于就业市场的这种变化。进一步讲，美国不仅在加利福尼亚，也在新英格兰、弗吉尼亚、亚利桑那以及许多其他地方对高技术大量投资，保证了更高的产量，同时也创造了更多的国家财富（也确保了美国对苏联的某种战略优势）。事实上，正是美国经济中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继续吸引着数百万的移民，激励着成千上万的企业家；而汇入美国的资本洪流也要求进一步投资，特别是在研究和开发领域。最后，如果全球贸易中的这种变化确实导致了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下跌，那么这也应该有利于仍进口大量石油、金属矿石及其他原料的美国经济（尽管会损害像农场主和石油大王这样一些生产者）。

以上许多观点可能都有道理。因为美国经济的规模如此宏大而且多样化，因此，在一些经济部门和地区衰落的同时，其他部门和地区则可能欣欣向荣。这就使得对美国经济进行“危机”或“繁荣”的笼统概括很不恰当。因此，即使在原材料价格下降、美元难以长久支撑的高比值在1985年早期下跌和利率降低——这三种趋势都会对通货膨胀和企业界的信心产生很大影响——的情况下，你仍会发现一些经济学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一点并不奇怪。

不过，从美国大战略和一种有效的、长远战略必须依靠的经济基础的角度来看，前景并不那么美好。首先，美国1945年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了大量的军事义务，但是现在它肩负这些包袱的能力明显地不如几十年前，当时它在世界工业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远远大于今天；它的农业也未陷入危机，它的国际收支也比今日健康得多，政府预算尚保持平衡，对世界其他国家所欠债务也远不如今日沉重。从这一较广的意义上来讲，一些政治科学家把今日美国的地位同往昔“衰落的霸权”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

在此着重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即今日美国知识界日益强烈的不安心情，同英国爱德华七世时期遍及各政党的忧虑心情，以及由此引起的所谓“国家效率”运动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就是国家的决策、企业和教育界之间，就如何扭转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已日渐削弱的竞争力这一问题，展开的基础广泛的论争。就商业技能、训练和教育水平、生产效率、收入（不甚富裕的家庭）和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住房以及1900年的实力“第一”几个方面来看，它正在丧失其原来的优势地位，伴随而来的还有国家长远战略地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要求“重振”和“重组”的呼声在左派中至少同在右派中一样强烈。这种运动通常都会在社会各处导致改革；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运动本身就是衰落的证明；而这种改革的鼓动在几十年前美国的领导地位毋庸置疑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非常有影响的作家G·K·切斯特顿具有讽刺意味地评论说，一个强壮的人是不担心自己身体的，只有到了衰弱不堪时，他才开始谈论自己的健康。同样，一个世界大国在其强大而又不受任何挑战之时，比其相对衰落之时，更不可能对自己履行义务的能力展开辩论。

更严格地讲，如果美国的工业基础继续受到削弱，它的大战略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假如一场未来的大规模战争仍是常规性质的（由于交战双方都惧怕发生核毁灭），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美国某些重要工业衰退、蓝领工作减少等情况持续若干年后，美国的生产能力将会受到什么影响？与此相联系，使人不禁想起海因斯在1904年对英国工业衰退给这个国家的实力造成的影响所发出的警告：

假若作为一国国防基石的工业受到（外国竞争的）威胁，那么国家处境将会怎样？没有钢铁工业，没有庞大的工程技术行业，国家就无法生存。因为在现代战争中，缺乏这些就等于丧失了生产的手段，也无法保持一支有战斗力的舰队和陆军。

很难想象美国工业能力的衰退会如此严重，因为它的工业基础比爱德华七世时期的英国要雄厚得多；而且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与国防有关的工业”不仅受到五角大楼订货单的支撑，而且也同整个工业从材料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即高科技）的转变并行不悖；从长远来讲，这也会减少西方对重要原料的依赖。尽管如此，大量的半导体（或者从半导体想到其他产品）在国外装配而后运回美国市场，美国的海运和造船工业衰退，许多矿井和油田关闭。一旦发生一场持久的大国之间的联盟战争，所有这些肯定会产生破坏作用。进一步讲，如果历史的先例还可供借鉴的话，那么对战时生产的“高涨”造成最严重束缚的通常是技术工人短缺问题——这又使人对美国蓝领（往往是有技术的工人）工作的大规模减少不禁疑虑重重。

另一个与支持适当的大战略同样重要的问题，涉及到经济增长缓慢对美国社会和政治一致性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多数欧洲人十分惊奇的是，美国在20世纪竟然避免了公开的“阶级”政治的出现。任何人都能想到，这应归功于下列事实：大量的移民都是从世界各地严酷的社会环境中逃离出来的；美国庞大的版图容许那些对其经济地位全然绝望的人们“逃避”到美国西部，同时也使得劳工组织比在法国或英国都困难得多；同样的地理因素以及这片沃土提供给企业家的机会，鼓励了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决定了美国的政治体制（除了偶尔出现的来自左派的攻击以外）。结果是，美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比任何其他发达的工业社会都大；由于同样的原因，美国用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开支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比其他类似的国家都低（日本除外，它好像有一个很强大的以家庭为基础的、资助穷人和老人的计划）。

尽管存在着社会经济上的明显差异，但并不存在“阶级”政治，这一点显然得益于以下事实：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的全面发展为大多数公民的个人生活改善提供了广阔的前景；美国社会中最穷的1/3人口没有被“动员”起来成为正式的选民。但是，假定白人同黑人和西班牙人在出生率上存在差异——何况还有流入美国的大量移民的变动，假定经济变化导致制造业中数百万高收入工作者的岗位丧失，以及服务业中低收入工作者大量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再得出以下结论就显得不明智了，即使美国进入一个由美元贬值和低增长造成的持续的经济困难时期，它仍能保持其主要的政治经济模式（政府低开支和富人低赋税）。这还意味着，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迎接外来挑战，通过削减现有的社会开支来对付预算危机的这种美国政体，可能要冒最终引起政治动乱的风险。考虑到本篇中所考察的其他所有大国的情况，在确定国家的优先次序过程中，如何对付国防、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三重经常的紧张关系，尚没有简单易行的答案。

这种情况势必使我们面对低经济增长和高国防开支之间的微妙关系。对“国防开支经济学”的争论确实众说纷纭；而且——考虑到美国经济的规模和多样性，来自政府大量合同的刺激以及武器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论据都不是简单地指向一个方向。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最重要的是进行比较。即使美国的国防开支（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那样）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肯尼迪政府时期占9%，当时美国在世界生产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也大约是今天的2倍；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美国的经济无论是传统制造业还是高科技制造业，都未遇到任何挑战。进而言之，假如美国现在继续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7%或更多一些用于国防，而它主要的经济竞争对手，特别是日本用于国防的开支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微小部分，那么依据这一事实，后者就可能拥有更多的“自由”资金用于民用投资；假如美国继续把大量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投入与军事有关的生产，而日本和联邦德国将同样的力量集中于商业的研究和开发，而且五角大楼从商品的设计到生产过程占用了大部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其他国家则使同类的专业人员致力于为民用消费者研制更好的产品，那么美国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必定会继续下降，而且它的经济增长率将低于那些致力于市场活动且不急于将人力和财力投入国防的国家。

从长远来看，这些趋势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不过这个说法几乎是多余的。道理很简单，因为美国是一个全球超级大国，比日本或联邦德国这样地区性的大国承担着大得多的军事义务，需要更为强大的国防力量，正像西班牙帝国深感要有一支比同时代其他国家更为强大的陆军一样；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坚持要有一支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的海军，也说明了同一道理。不仅如此，由于苏联被美国视为其全球利益的主要威胁，而且众所周知，它正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当大一部分投入国防，因此美国决策者势必会担心“输掉”同苏联进行的这场军备竞赛。然而，更为明智的决策者也认识到，军备的负担正把苏联的经济拖向衰败；而且认为，倘若这两个超级大国继续把更多的国家财富虚掷于军备这一非生产性领域，那么关键的问题不久将成为：“同诸如日本、中国这样迅速发展的国家相比，美苏哪个国家的经济衰退得更快？”对于像美国这样全球战线过长的大国来讲，在军备上的低投资可能使其感到危机四伏，处处易受攻击；而在军备上的大量开支尽管可能带来短期的安全，但却可能损害其经济的商业竞争能力，从而将长期地削弱美国的安全。

在这里，历史的先例也不怎么鼓舞人心，因为昔日的“头号”强国都面临着共同的困境，这就是：尽管它们的相对经济实力都在下降，但对其地位日益增多的挑战却又迫使它们拿出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军事领域，从而挤掉了生产性投资；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将导致低增长和重赋税的徘徊不去，加深国内对重点开支项目的分歧，削弱其承担防卫负担的能力。如果这确实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禁不住要用萧伯纳的警言妙语对上述论点作如下诠释：“罗马衰落了，巴比伦衰落了，现在轮到斯卡斯代尔了。”[8]

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对美国能否保持其现有的地位这一引起公众日益广泛争论的问题的唯一回答，只能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从来不曾赋予任何国家永久地超越其他社会的权利，那样将意味着冻结自远古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增长率、技术进步和军事发展这种种不同模式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历史先例的参照并不意味着美国注定要步诸如西班牙或者荷兰这些昔日主要大国的后尘而湮没无闻，或者像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那样土崩瓦解。美国社会太庞大了，使之不可能效法前者；美国社会内在的共生凝聚性，也使之难以重蹈后者覆辙。即使许多当代政治科学著述都将美国同英国进行类比，但是，假如它们忽视了二者在规模上的不同，那么这种类比也不会有太多的说服力。这一点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加以说明：不列颠诸岛的地理面积、人口和自然资源可能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它应该大致拥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3%或4%；然而恰恰由于其他条件不会相同，历史和技术环境的特殊安排才使英国在其鼎盛时期占有了世界财富和力量的25%；而自从那些有利条件一去不返之后，它的一切作为又都回到较为“正常”的规模。同样道理，人们会说美国的地理版图、人口和资源，使它本应拥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16%或18%，但是由于有利的历史和技术环境，使它在世界财富和力量中所占的比重在1945年高达40%或许更多。而我们现在所目睹的一切，也不过是它从那一非常高的地位降到一个较为“正常”位置的早期阶段而已。美国的衰落被其目前拥有的强大军事能力及其资本主义和文化在“国际化”方面的成功所掩盖。然而，即使美国衰落到占有世界财富和力量的“正常”比重，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仅仅由于它的规模，美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仍将是个十分重要的大国。

因此，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领导者所面临的任务是清醒地认识到正在发展的广泛趋势，意识到必须很好地“处理”所有事态，以便使美国的相对衰落进行得缓慢、平稳，不致仅仅为了近利却招致远损的政策的冲击而加速。这就需要美国从上到下一致认识到，世界上正在发生的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经济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迅速，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以前更加多样化；这对于不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对各自问题所提出的简单解决办法都是一种挑战；认识到世界经济和生产力的天平不会再像1945年那样倒向美国；即使在军事领域，也有迹象表明，世界的力量正在重新组合，国际格局正从两极向多极体制发展，而在这一多极化进程中，美国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实力可能仍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强大，但这种差距不会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那样悬殊。如果想到基辛格对实施以两极世界为基础所制定的政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作的评论，那么这种变化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认识到苏联可能受到世界力量变化影响的程度，那么这更不是一件坏事。在对美国领导地位的衰落进行讨论时，有必要反复强调，这里所说的衰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而也是完全正常的；对美国实际利益的唯一严重威胁，反倒可能来自不能明智地适应新的世界秩序。

考虑到美国仍有相当雄厚的国家实力，要处理好这一重新调整时期的外交和战略以实现沃尔特·李普曼所讲的“国家义务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平衡”，从理论上讲不应该是美国今后历届政府中精英人才力所不及的。虽然还没有一个明显的“继承国”能接过美国的全球担子，就像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承担英国的角色那样，但是，同四面受敌的西班牙帝国相比，或者同遭受法、英夹击的荷兰相比，或是与面临一群挑战者的大英帝国相比，美国所遇到的问题确实要少得多。美国迈向2l世纪所面临的考验肯定严峻异常，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但是，如果美国的资源能组织使用得当，对美国这个大国的局限性和机会有明智的认识，那么美国的国家力量仍是相当强大的。

从某一方面来看，美国面临的困境很难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禁要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在制定一项可行的军事政策，或者在大炮、黄油和投资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不曾遇到一系列难题？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美国所处的地位又是十分特殊的。尽管它的经济或许还有军事都在衰落，但是，用皮埃尔·哈斯纳的话说，“在每一种平衡和重大问题上”，它仍然是“决定性的角色”。因为无论如何，美国毕竟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它是西方联盟体系的柱石和目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它有所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比任何其他大国决定干什么都重要得多。

[1] 爱德华七世（1841～1910年），英国国王，维多利亚女王之子，在位期间为1901～1910年。——审校者注

[2] 柯尔贝尔（1619～1683年），法王路易十四即位后，柯尔贝尔任财政总监，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建树颇多。——审校者注

[3] 腓特烈大帝（1712～1786年），普鲁士国王（1740～1786年），史称腓特烈大帝，因其整顿财政和司法，推行一系列改革，加强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审校者注

[4] 这是日本公司在那里兴建工厂的原因之一。

[5] 假设情况果真如此，人们仍难以从技术上断定准确的数字意味着什么。许多通常用来进行国际比较的统计方法（如中央情报局用的），是以美元汇率为依据的。因而，1985～1986年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曾猛跌近40%。这一情况要是应用于上述计算，同美国相比较，就会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激增（同苏联比较也是如此，因为人们也常常以“几何式的平均美元换算数”来计算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仅把日元从其目前兑美元的汇率提高到120日元（或100日元）比1美元——某些经济学家就把这一汇率看成是它的“真正的”汇率——就会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接近美国的，大大超过苏联的。正是因为汇率的急剧变动，某些经济学家才更愿意使用“购买力平价比率”来进行计算，尽管这种计算方法也存在着问题。

[6] 理查德·科布登（1804～1865年），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7] 尼尼微为古代亚述帝国之首都，其废墟在伊拉克境内。泰尔为古代腓尼基南部的一个海港，在今黎巴嫩境内。作者在此引述这两个地方喻空无一人，已被弃置之意。——译者注

[8] 斯卡斯代尔，美国地名，此处寓意指美国。——译者注

后记

对国际体系中500年的大国兴衰史进行考察后，在本书结束之前，笔者写了最后一节。在这相当重要的一节中，笔者阐发了许多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如“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全球性战争、公债与长周期”，“帝国的大小与持续时间”，以及许多政治学家曾经探讨过的其他各种理论，以便读者对本书所述主题有一个总体概念，并对某些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但是，这不是一部政治学专著，尽管它向正在研究战争和国际秩序变化规律的政治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笔者在本节中不打算对目前国际形势做出结论性概括，因为这违背本书的主要宗旨。本书认为，国际体系是不断变化的。这不仅由于政治家们的日常活动和政治、军事事件的不断发生所致，还由于世界力量的形成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力量在一定时候就会脱颖而出。

然而，在结束本书之前，谈几点一般性意见是适宜的。在全书中都谈到，在国际体系中财富与力量或经济力量与军事力量总是相互依存的，而且也应该这样看。既然这两者关系密切，既然各国的发展变化是不可抗拒的规律，那么，国际力量对比就不会一成不变，任何政治家不这样假定就是愚蠢的。由于各国间的对抗具有无序性和竞争性，过去5个世纪的国际事务史基本上是一部战争史，或至少是一部备战史。无论作战或备战都会消耗本可用于做其他（公共的或私人的）“好事”的资源。因此，不管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种阶段，在每个世纪都会有一场关于应将多少国家财富用于军事目的的辩论。与此同时，还有一场关于如何更好地繁荣国民经济的辩论。这不仅因为财富的增多可使国民受益，还由于人们认为，经济力量的增长、生产力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加，将影响到大国的胜负——如果再次发生国际性战争的话。的确，本书论及的所有大国间长期大规模战争都说明，在战争期间和两次大战之间的和平时期，经济力量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经济增长率可使不同国家变得相对强大或弱小。1500～1945年发生的多次大规模联盟战争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的经济力量的变化。因此，每次战争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各国版图”新秩序，都是已经形成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再分配的结果。然而，和平的到来并不能使这一不断变化的过程结束，各大国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使它们继续处于相对兴旺和衰微之中。

在混乱的世界秩序中，兴旺和衰微的大国的存在是否必然导致战争，尚无法确定。大部分历史著作认为，“战争”与“大国体系”是形影不离的。新商业理论和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麦金德指出，“历史上的大规模战争，都是由诸国的不平衡发展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是不是1945年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呢？的确，此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核武器（它的使用有将相互交火变为相互毁灭的内在危险）的问世，最终制止了只从武装冲突对付大国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习惯做法，使间接的小规模“代理人”战争成为唯一尚存于世的战争样式。第二，双方对核武器的恐惧将使大国间的未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的话）仍保持常规形态。但是，鉴于现代化常规武器的巨大威力，即便是常规战争也是极其残酷的流血事件。

显然，对这些重大问题，任何人都无法做出回答。有些人认为，人类不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再去进行另一场代价极高的大国战争。我们必须提醒这些人的一点是，在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看法也很普遍。诺尔曼·安吉尔的《大幻想》一书（该书是一部国际畅销书，其主要观点是，战争对战胜国和战败国在经济上都会造成巨大损失）于1910年出版，而欧洲各国的总参谋部正无声无息地制订最后的作战计划。

不管大国间发生核战争或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如何，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世界力量对比正处在重大变化时期，而且这种变化很可能以比以往更快的速度进行。此外，这种变化主要发生在经济生产和战略力量这两个既分开又相互影响的方面。假如过去20年的发展趋势今后仍然如故，世界政治格局可能出现如下情况：

第一，在世界经济总产量和世界军事开支总额方面，“五个力量中心”所占的比例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将会减少。但是，这种减少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没有任何国家可加入由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组成的“五头政治联盟”。

第二，这“五个力量中心”各自在世界经济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开始沿着一定方向变化，即苏联、美国、欧共体所占比重逐渐减小，日本和中国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经济方面，这五个中心并非处于均势。美国的生产能力和贸易能力与欧共体大体相同（虽然前者在军事力量方面占有巨大优势），苏联与日本也基本相同（虽然日本的经济发展较快），并且后两者的生产能力分别大约只占前两者的2/3。中国的生产能力仍远远落在后面，但它的经济发展最快。

第三，在军事方面，当前仍是一个两极世界，只有美国和苏联有能力毁灭对方和其他任何国家。尽管如此，世界的两极性可能逐渐减弱。在核力量方面逐渐减弱的原因有二：一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核武器不能使用；二是中国、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扩大各自的核武库。在常规力量方面减弱的原因则是：中国的常规作战能力在稳步增强；联邦德国和法国（可能还有英国和意大利）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如果它们能真正有效地合作，它们的陆、海、空军合并后将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联合军事力量。由于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这种情况在不远的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存在这种可能性本身，就足以使世界“两极”体制究竟能持续多久更加令人怀疑，至少在常规力量方面是这样。相比之下，目前任何人都不会想到，日本将把自己建成一个军事大国。不过，如果今后有一天新上台的东京政治领导人决定将其更多的经济力量用于发展一支更强大的军事力量，则任何熟悉“战争与世界政治变化”方式的人都不会感到惊奇。

如果日本的确想用更多的军事手段积极参与世界事务，那么很可能是由于它感到只作为一个“贸易大国”进行活动，已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希望通过加强自己的武装部队，把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提高到只使用非军事手段无法达到的程度。然而，过去500年的国际竞争史表明，只有军事“安全”是绝对不够的。从近期来看，军事强国可遏制或打败敌对国家（只要做到这一点，多数政治领导人及其民众就非常满意了）。但是，如果它们因为取得了胜利就无限制地进行领土和战略扩张，如果它们像帝国那样将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防务”，而“生产性投资”越来越少，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放慢。从长远看，这将对满足本国公民的消费要求和保持本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不良影响。在苏联、美国和英国，这种情况已在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联邦德国都在竭力防止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军事。它们都认为，军事投入过大会影响国家长期发展前景。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回到这个从古至今都使战略家、经济学家和政治领导人困惑不解的难题上。要成为一个大国（根据定义，大国就是一个能保卫自己并可对付任何国家的强国），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利斯特说：“对于一个一流强国来说，要进行战争或非常可能进行战争，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然而，进行战争，或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就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对于那些为得到长期发展而将绝大部分国民收入用于发展生产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更是如此。

对于上述所有观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作家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追随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家主张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而赞同利斯特的国防经济观点的人，则要求国家拥有强大的暴力手段。他们都承认（如果他们诚实的话），这实际上只是一个做出何种选择的问题，并且是一个困难的选择。当然，最理想的是，“利润”和“军力”齐头并进。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发现自己面临如下困境：在现实的或想象的危险时期，必须“花钱购买”军事安全，而过后这种安全又会变成国民经济的负担；而保持低水平的国防开支，有时又会感到本国的利益受到了其他国家行动的威胁。

因此，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应付以前所有大国都遇到过的两种挑战：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可致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第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没有什么普遍适用的准则可使当今各国决策者制定出适用于所有情况的行动方案。他们如果不重视国防建设，当敌国乘虚而入时，就无法做出有效的反应。他们如果在军备上花钱过多，或不顾费用的不断增加仍然继续承担过去接受的各项军事义务，就会感到力不从心，像一个老人那样本已经精疲力竭但仍在拼命地工作。由于“战争费用日益增加的规律”，上述两种挑战都难以应付。人们经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今天美国空军一年的预算到2020年只够研制一种飞机。尽管人们或许能够避免这一点，但对于各国政府及其纳税人来说，现代武器费用的增长速度仍然是一个惊人的事实。

因此，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欧共体各国——都必须认真分析从古至今的大国兴衰和各国生产力发展速度时快时慢的原因，都面临技术革命、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不断变化、武器费用螺旋上升、力量对比的变化等问题。任何国家和个人都无法左右这些情况的发展变化。用俾斯麦的名言说，所有国家都在“时间的长河”中航行，它们“不能创造或控制时间”，但却“能以不同的技能和经验驾驶航船前进”。它们的航行顺利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华盛顿、莫斯科、东京、北京和西欧各国首都的政府领导人的智慧。上述分析试图表明，五大政治实体中每个实体的前景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而也要表明整个大国体系的前景如何。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它们在“时间长河”中驾驶航船的“技能和经验”。